一个女子在中国海盗中的被俘记

第一章自勒阿弗尔启程

自勒阿弗尔启程、别离之情、一道暗礁、里约热内卢、离开里约、海上六周、合恩角、风暴、一名水手之死、捕获鲨鱼、陆地！陆地！、黄金之国

一八五二年，一个晴好的春晨，我随长姊来到勒阿弗尔；她此行是为商务往加利福尼亚去的。我们在勒阿弗尔盘桓了几日。五月三十日，正逢圣灵降临节，我们登上一艘法国小纵帆船，船名「独立号」，船长答应中途在里约停靠，补给食水。除船长、船副与水手之外，船上另载客十八人，个个都是要到加利福尼亚去博一份家业的。天气极好，船长趁着顺风起了锚。码头上挤满看热闹的人，我们无意中听见他们议论我们这条纵帆船的大小，心里不免发怵。他们说：「这么一条船，无论如何过不了合恩角。这样一个核桃壳，一点风就得把它掀翻！」这一类议论落在两个初次出门的巴黎女子耳中——我和姊姊正是——会生出什么样的印象，是不难想见的。我们迟疑地彼此看了一眼；然而已经太晚了。迟疑的时辰过去了。

转眼间便听见船长喊：「解缆！」一切就此定局，那桩大牺牲算是成了。别了，亲爱的朋友们——别了，法兰西——别了，巴黎，你是祖国之中的又一重祖国！——别了，一切安逸——别了，时装、消遣、安稳的睡眠、家中的种种舒适——总之，别了，凡使人生可乐的一切！至少有五个月，我得睡在吊床里，不是床上；天是我的屋顶，海是我的地板。我唯一的音乐将是碎浪之声，和水手们没有师承的歌。我们是去寻家业的——去寻，可寻着的又是什么呢？我凄然俯在船舷上，心里塞满了千百种指望与悔意，挥着手帕向留在身后的朋友们作别。先是防波堤退去了；接着是安古维尔，它那一片阶梯似的屋舍；接着是圣阿德雷斯，这地方因阿尔封斯·卡尔而出名；接着是拉埃夫角；再往后，便只剩天与海。

我们在海峡里走了七天——七天的雨和雾，头上是铅色的天，脚下是发怒的浪。这一段航程里我病得很重。直到第七天，也就是启程后的那个礼拜日，我才有力气上一趟甲板。利泽德角外的灯标刚看得见，我便站在那里守着它，直守到那点灯火终于隐去。

过比斯开湾时，我们这条脆弱的小船不是没有危险的。总算在海上走了十五天之后，我们进了巴西的气候里。那样明净的天，那样壮丽的落日，其美是任何画艺也传不出的，我看不厌。

我们正迅速驶近热内卢，有一天忽被一种声音惊动，像远处滚雷。海是平的，头上无云，四望也不见别的船。甲板上一刹那就站满了人。那声音越来越响，我们哆嗦着彼此看着脸。在前头望风的船副喊道：「前面有暗礁！」「转舵！」船长应声下令。这道令来得正是时候。幸而我们这条小纵帆船只擦破了一点皮。

事情虽短，女客们却已昏过去的昏过去，尖叫的尖叫。至于我，是僵住了。我其实并没有真懂得那危险有多迫近；不过我素来把船长的脸当作一种海上的气压表看，而这一回，这气压表落得很低。我可怜的姊姊吓得魂不附体。「宽心些，」我说，「打从上船你就巴望着有点奇遇，这不是个有出息的开头么！」

此后八天，我们到了里约热内卢的锚地，望见那座高踞湾上的糖面包山。我几乎不信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精妙的景致。它刻在我记忆里，磨不掉了。我至今还看得见那些林木蓊然的山、那些寂无人迹的小湾、那些甘美的谷地、那些从不知秋色的树、那一望无际的海，以及那整片神奇的风景——你正看着它，它却已不像真的，倒像个梦。

港口的入口有好几座炮台守着，其中有圣克鲁斯、维拉加尼翁和蛇岛几处。后两处气势最盛，筑在湾内的岛上。在里约热内卢，我们高兴地又过起欧洲的起居来。

里约是人人知道的一座纯粹的商业城。港口、交易所和市场，到处是商人和水手。服色之杂，黑人脚夫的歌唱，教堂的钟声，语言与面貌的纷然不一——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凑在一起，使这座城显出一种异样的、活泼的气象。

在里约热内卢逗留的十五天里，城内城外凡值得一看的，我们都看了。东北一带的山上，屋宇颇密。耶稣会学院、本笃会修院、主教府和孔塞桑炮台都在那里。这几处建筑的式样，在我看来既笨重又乏秀气；我却极佩服那道引水渠（一八四〇年完工），它把科尔科瓦多山涧的水一路引下来，注进城里的喷泉。圣克里斯托旺的皇宫离里约有些路，进去要先过一道门廊和两重柱列。宫前的散步道上种着芒果与月桂。到了那里，我是个地道的巴黎女子，自然不会不细看巴西美人们的装束。这些太太们虽自称是我们法国时装的忠实信徒，骨子里仍好葡萄牙式的那份繁饰。她们每人身上的珠宝，尽够开一个铺面的橱窗；而她们最爱的是叫人远远地就看花了眼。总的说来，她们是俏的；只是脸色略嫌苍白发黄。对生人她们很随便，或者还带点卖俏，那份慢慢腾腾尤其有趣。她们几乎整天懒卧在铺着席子的沙发上，家务是不屑管的。至于教养，她们是从来不受的；谈话之无味，无以复加。她们最爱的话题是自家的奴婢和仆人。常见这些懈怠的女人从惯有的昏睡里振作一下，只为把长针扎进侍立身边的黑人女仆的臂上或胸上。里约热内卢的社交界分作一个个小圈子。年轻的巴西皇帝奖掖艺术、科学与文学；他的百姓却只管做买卖、挣钱。前不久我向一个巴黎书商打听里约最行时的读物，他回说在巴西最好卖的书，是红皮装的！至于里约的商务，近来涨得极盛。糖、咖啡、棉花、甘蔗酒、烟叶以及别的土产，每年运出去的值好几百万比阿斯特。

里约近郊我游过的那份喜悦，以及我们到蒂茹卡一带去的那次畅游，我永远忘不了。到那里要走两天；夜里我们歇在一处种植园上，主人待我们极其殷勤。次日天一亮动身，穿过一片曲折宜人的小径，不多久便与那座著名的瀑布打了照面——这瀑布从一圈阶梯似的岩壁中间倾泻下来。面对这般景象，我得公平地替自己说一句：巴黎和意大利人大街的阔别，我算是开始得着些安慰了。路易十四的幽魂啊！凡尔赛的大喷泉我看过多少次，如今却觉得它们被压下去了。不那么受用的是知道这一带广大的荒僻里住着美洲豹和别的猛兽。到底还是隔着植物园的栏子看野兽合我的意。

船长备足了新鲜食物，趁着好天气，我们离了里约热内卢。姊姊和我也置办了些好东西，其中有一大批鲜美的小橘子，皮细、有香气、又甜，在里约贱得几乎不要钱。

七月七日，我们再度扬帆往加利福尼亚。巴西人见我们这条小纵帆船要走这么远的路，那份扫兴的话竟和勒阿弗尔那班坏预言家一般无二。他们说：「『独立号』过合恩角，顶不住那里的风暴。」姊姊求我不要再走下去；我虽和她一样害怕，却执意不改。除了想挣一份家业，我心里还有一股推着我越走越远、偏要去撞自己所怕的东西的劲头。我以已经过了赤道为得意，若在半路上停住，是断受不了的。我对我们这条船并没有多少信心；可若要改搭别的船走，船钱就得出两遍，而我们所费已经到了力量的尽头。

瞧，我们又在海上了，这一回至少是两三个月。我们固然说过要在利马停一停，可这件事并不确定。船上的伙食坏得不堪；厨子受尽了责骂，甚至挨过打，也从不见长进。我看他做菜全凭运气。罐头肉、白菜汤、半生的鳕鱼，我们厌烦得要死。这些琐屑不入诗，可句句是苦得真的。在轮船上（那种船常进港，又载着活牲口）菜单一般是极好的；但在「独立号」这样的小商船上，吃的东西往往既少又不卫生。

整一个礼拜，天气好得不能再好。船上有五个女人；我们缝衣、刺绣、玩摸彩戏，安闲得同在自己家里一样。每到晚上，大家都聚在甲板上。在那里谈天、唱歌；唱得诚然不总是好听，可海上的听众是不挑的。况且听几支法兰西的曲子和合唱，是快意的事；人在远方，凡能唤起故国的一切都受欢迎。说起来，我忘了交代一句：我们的水手全是法国人。

此后天渐渐冷了，海也渐渐凶起来，不再像个和气的乳母摇着我们，而是把我们粗粗地摔来摔去。刺绣、摸彩、唱歌，一下子都断了，一路海行的种种苦处都落到我们身上。人人面孔瘦削发黄、一脸不乐，四面听见的只有呻吟和抱怨。我们并不是真有什么危险；只是做了病与烦闷的俘虏。这样过了好几个长星期，天一日冷似一日。终于望见了合恩角，一身是冰。我不由想起自出发以来一路跟着我们的那些恶预言；可使我大为诧异的是，越近这角，海反倒越平。接着是死一般的静。四十八个钟头，我们一步没动。到第二天傍晚，天变了，海起来了，这一回我们真的受着这一带特有的那种骤起的风暴的威胁。船长立刻把帆尽数收了。正在这时，一个年轻水手被一阵横风从桅横杆上刮了去，等到发觉，已来不及救。我至今还听得见船长的声音，一个个点着他的水手：「雅克、皮埃尔、安德烈、雷米、克里斯蒂安、罗贝尔，你们在哪里？」「在这里，长官！」「让·玛丽呢？让·玛丽？」可让·玛丽没有应声。他永远不见了。八个水手，我们少了一个。可怜的让·玛丽是船上的木匠。这是他第一次出海，本打算回去就成亲的。那一夜，船上没有一个人睡着。「他们说得对，」我想，「这合恩角真是个要命的险地！」哀鸣的海和长叹的风，给这些阴沉的念头配着一片凄凉的伴奏。有十二天我们只在原处颠来颠去，一点进程也没有。第十三天，我们绕过了这个角。不久便驶进暖些的纬度，第二次越过赤道。

这时食物越来越少，我们都狠狠地怨那船主。到旧金山还得再走八天或十天；万一遇上逆风耽延，饿死在半路上也不是不可能的。我这才悔起自己的固执，但愿当初听了姊姊的苦劝。正在这个窘境里，水手们捉到一条鲨鱼。它大得那样，即使已被鱼叉扎住、吊上了船，我还是不敢近前。水手们拿着刀子，很快把它料理了。于是它一块一块交到我们那可恶的厨子手里，他配上各样酱汁，说来可怕，一连三天都端的是它！然而我们受过的匮乏太多，人人都说它鲜美，只有船长和两个水手不肯吃。就是这两三个，也不是嫌它，而是迷信，怕自己哪一天倒要给鲨鱼吃了。

假如有一种快乐，是那些在书斋清闲中度日的人所不知的；假如有一种欢喜，是那些大城里锦衣玉食、要把人世的享受不担风险不费气力地享尽的人所未曾试过的，那便是长途海行将尽时涌满心头的那种浩大而说不出的狂喜。不曾有六个月的性命悬在海与天之间，做风暴的玩物，随时可遭沉船与火灾，是无从体会听见桅上水手喊出那个有魔力的字时——「陆地！陆地！」——那一种如醉的心情的。人人奔上甲板——女人们放声哭起来，因为无论喜与悲她们都这样翻译——男人们又急又得意，彼此道贺那终于过去了的路程与险难。一望见旧金山，我们的旅客把一路的苦全忘了，又做起等在前头的那份好运气的梦。姊姊和我也照着大家的样子，眼前的一切于我们都染上了将来的悦目颜色。可怜的法兰西！你这么快就被忘了，我们已经张开两臂，去迎这片以黄金为唯一真神的不好客的土地。

第二章旧金山湾

旧金山湾、被弃的船、多洛雷斯堂、中国移民的习俗、黑人、杰克逊街上的闲人、赌馆、黑帮、治安委员会、说绞刑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们望见了那几个叫作法拉隆的小岛——它们横在旧金山湾口——又望见了博内塔角，那角朝左伸出，深深探进海里。就在这地方，一位引水员上了船，领我们的纵帆船穿过那道窄峡；这一带的水面宽不过半英里光景。随后，两岸那些陡峭的岩石和长满荆棘的沙丘也进了眼；紧接着，一片壮丽的景象展在我们面前。我们一下子闯进了一支万国云集的船队里，仿佛这些船是特意来给这座新兴之城的分量作证的。我从这一片稠密的桅樯与杂色的旗帜上收回眼来，吃惊地看见湾那一边的沙岸上是怎样一副荒凉光景。那里，密密地挤着、一径烂下去的，是另一支船队的残骸，数目比头一支也不少多少。褪了色的旗子成了破布，挂在断桅上；甲板塌了；板缝里已经长出苔来。它们早被水手们撇下了，那些人一上岸就一齐奔往金矿，任好船烂掉——这真是贪财的可悲样本！金矿未发现之前，旧金山是捕鲸船常来的一个港口，它们进来修船、添置食物。那时候印第安人和欧洲水手之间的往来，只限于皮货的交换。约莫半个世纪前，一伙西班牙传教士在离岸不远处落了脚，建起一座小教堂，名叫多洛雷斯堂，这堂至今还在。后来这一片加利福尼亚的荒僻被寻金的美洲人和欧洲人涌满了，那个从前只有信仰到得了的孤僻角落，也就成了旧金山最热闹的去处之一。一条好路开通了，各色房屋在那间简朴的礼拜堂四周冒出来，如今多洛雷斯堂那条路已是全城最热闹的散步道之一。

我到的时候（一八五二年十一月），旧金山的样子颇够奇特：街道是沙的，人行道是铺板的，房屋用木、铁和砖砌成。全城处处一片惊人的忙碌；尤其使我触目的，是这一群语言各异的人的来去——男男女女，什么种族、什么颜色、什么民族的衣冠都有。我时时被人挤着，那是美洲东岸西岸的人、塔希提的人、三明治群岛的人，以及欧洲大陆各处的人。在我到达之前的三四年里，移民来得极盛，旧金山的人口因此涨到了六万上下。

然而这座城的面目是一天一变的。那时石砌的房子已经在各处冒起来。蒙哥马利街是城里最漂亮的大街之一，已经铺了路面，两旁是极华美的楼房。铺子、货栈、咖啡馆和富丽的旅馆，一到傍晚便用千百盏灯把这条街点活了；再看夜里从大都会戏院涌出来的人群，谁能信得过：仅仅六年以前，印第安人还提着套索在这块地方追野马和野牛。

这时候的旧金山，比从前稍稍便宜了些。一间带家具的房，一个月四十比阿斯特租得到，一比阿斯特约值四先令二便士。这比前几年的房租便宜得多了——那时候一间铺子月租一百、二百、有时竟到六百比阿斯特。肉和野味也公道多了。羊肉一磅卖一比阿斯特，小牛肉半个比阿斯特。牛奶起初一瓶要一比阿斯特，后来落到二先令、一先令，最后落到六便士。蔬菜因为少，卖得贵得骇人。一磅马铃薯一先令以下买不着，鸡蛋一打要三到六比阿斯特。洗十二件衣物要五比阿斯特；一瓶香槟五比阿斯特；擦一双靴子二先令。反过来，鲑鱼极多，各处市上都卖一比阿斯特一磅。旧金山开埠之初，一比阿斯特连一顿最简单的、不带酒的饭都勉强不够。

这里的人口有很大一部分原是从中国来的；我先说这一批移民，是因为他们这个殖民地立在外人中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他们不合群的习性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虽然营生的念头把他们引到这片年轻肥沃的地方来，他们却把本族那一份郁郁独处的性情整个带了来。所以，为着不和欧洲人混杂，他们聚在城里一个专门的区里。萨克拉门托街是他们这个聚落的中心，其种种情形与广州或别的中国城市的一条街全无二致。他们的买卖只限于本国的土产；在杜邦街上，他们摆着赌桌，随时引诱那些愿意拿血汗挣来的金子去冒险的同乡。

旧金山另有一处地方，人口也一样耐人寻味，我说的是黑人。他们和中国人一样，整个聚成一大家子住着。基尔尼街整整一边都归他们；不过把他们聚在一起的缘由，出于另一个源头。美洲人憎恶黑人，这份厌恶既不隐瞒，也不是什么秘密。既然处处受轻贱，这些人自然要联到一块儿，寻一个区，在那里既不扰着压迫他们的人，也不受他们的扰。

这两个种族的互憎——一个那样怯，一个那样傲——弄得彼此之间一切往来都停了。凡他们的主子们常去的公共场所，黑人都不得进。咖啡馆、饭馆、戏院，他们不敢露面；除了衣着再没有别的出路，于是招摇过市，系着颜色耀眼的领巾，手指上堆着戒指，衣料之娇嫩淡雅与穿者的乌黑之色滑稽地对照着。偶尔也遇见一个黑人，竭力学着绅士的样子；可他一定全神贯注在自己靴子与手套的齐整上，浑身透着一种对自己这份时髦的不安。比彻·斯托夫人的一切努力，至今还没能把黑人在合众国的地位抬起来。这位太太对有色人种所表的那份慷慨同情，在她本国人眼里简直可笑；即使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这里至少已承认了他们做人的社会权利——他们地位之低下仍那样刺目，说到底，他们所得的恐怕不过是挣钱和自己做主人的一点便利罢了。

其余的人口主要是美洲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墨西哥人、智利人等等。

杰克逊街是旧金山最奇的街之一。两边还立着最初那批移民的粗陋木屋，几乎家家都是饭铺，或者照这里的通称，叫「酒馆」。天一黑，煤气灯点起来，这些铺子便现出一派极不寻常的景象。淘金的人做完一天有收成的活，就到这里来散心；这一群从世界各处凑来的人，合成一幅想得出的最古怪的图画。言语之杂、衣裳之异，无从形容。黑人女子、墨西哥女子、秘鲁女子、智利女子和打扮得满身绉边花褶的中国女子，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同那些喝酒、跳舞、跺脚、随着鬼一般的乐声高声叫欢的男人们在一处。你若在这一类去处的门前站一会儿，准能看见一场可怕的口角，起头看去像是玩闹。这口角只是雷前的闪。混战不久就要普及开来，你还走得脱的时候最好赶紧走；因为这一区往后整整一晚都要闹翻天。血是一定要流的，随后往往就是一场大殴斗，搭上好几条性命。

更奇的是看这些人在赌馆里的样子。那里，在烁烁的吊灯下，白的、黑的、赭色的脸挤在堆满金银和金条的桌子四周，那份对照比什么时候都惊人。这些赌馆刚开的时候，金子热正盛，屋里出过多少场大乱，赢家不止一回是拿一颗手枪子弹作彩的。当时有人主张索性把赌馆一概取缔；可是官府要从这些铺面上收极重的租，于是终究让它们留下了。赌法各样。墨西哥人多玩「蒙特」；法国人玩轮盘、二十一点、三十与四十，还有「朗斯克内」；美洲人玩法罗。那些以赌为业的人的神气，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可算是这些馆子里少不得的一部分。他们既替自己赌，也替别人赌，桌上少有不带着三四个这样帮手的。他们不动声色，像办公事一般，一局接一局赌下去，四周无论出什么事都不理。替自己赌，平均每日赢四五元；替别人赌，能捞到八元到十二元。捡落彩的人也值得一提。这些人多半是美洲人，专以扑取赢家一时没来得及要回的散钱为业。他们盯着每一注，随着每一张牌的翻动，一块钱若在桌上被忘了一刹那，就有一只急手把它抓走，捧走得比那没防备的赌客认出贼来还快。赌馆的主人偏护这些掠食之徒，甚至帮着分散他们挑中的那个生手的注意。这一套偷法是生手的大苦，后果常常严重。被诈的赌客要开枪打贼，如打一条狗，是全不犹疑的。这些馆子都备着好乐队，乐声与金子的叮当声相和，听来正好。

这些地方还有一类更可怕的人，名叫黑帮，是一伙美洲骗子。他们衣冠楚楚，手段又精，胆子又大，干着这营生竟全然无人能问，是全城百姓的心病。他们进赌馆，可不是想把工夫花在牌运上。他们觉得更有利、更省事的办法，是索索利利把桌上的金子一扫而空，然后从容走出去，没人敢拦。这些诈术仿佛已被岁月与旧例奉作天经地义。警局和地方官府至今拿它没有办法；黑帮中人所干的丑事，写下来够成一卷书，却仍任由他们横行于全体百姓之上。我住在那里的日子，每天总有哪一家商号被抢；吃了亏的人若敢告他们一状，他们不但再来一遍，还要把眼前凡值钱的东西尽数砸掉。这还不算。他们照着惯有的胆大，在一切公共场所吃酒用饭、自取自用；虽说他们的放纵比殖民地初有人烟时已收敛许多，到一八五二年，还没有立起一支足以对付他们的合法力量。

到了旧金山，我们在蒙哥马利街安顿下来，租了一小套带家具的房间，月租三百法郎。想到那墙从来没干过，一下雨我们的床就浸透，这房钱可算出得不轻。我们却拿窗前那一幅全景自解，都说这样壮丽的眼福，无论什么价都算便宜；因为那景里不但有大半座城和四围的山，还俯瞰得见治安委员会设审的那间屋子。那屋子就在我们窗下一家面包铺的楼上，二层挑出一根系在滑轮上的绳子，正是那种简便而干脆的办法的记号——那办法人称林奇法。我们到后不多几天，便行了一次刑。那天早上我偶然醒得极早，推开窗子，看见两个人正忙着往前面说的那个滑轮上系一根新的、格外长的绳子。远处已有喊声和许多脚步的杂响，报着不寻常的事；再一转眼，街上便挤满了又急又怒的人。我预见到就要演的那可怕一幕，一阵铺天的恐惧上来，便把姊姊从屋里拖走，从后门出了房子。一刻钟后我们已到了乡下，在几个朋友家里待了一整天。后来我打听出，那犯人是个西班牙杀人犯。他上刑台时嘴里衔着一支雪茄，从容地对众人说了几句话，一直吸到那要命的绳套系上的一刻。我所听见的这段话，和我亲眼见的那一幕，在我心上留的印象太苦，我不久便厌了蒙哥马利街的住处，赶紧另寻了一所。

这可怕的林奇法，得名于一个姓这个姓的不幸人，他是这法的第一个牺牲者。这一套不合法的办法必然要招来的那些要命而又频频发生的错判，是不难想见的。

第三章矿区纪行

萨克拉门托、萨特堡、游徙的印第安人、玛丽斯维尔、沙斯塔城、遇熊、威弗维尔、矿工、落基山、尤里卡、重返旧金山

我在旧金山住了一年，那一年里到萨克拉门托去过一趟，那是加利福尼亚第二座大城。轮船一天就把我送到，路上让我饱看了一番河景。萨克拉门托城坐落在一片平坦肥沃的地方，略像法国耕作的平原。那里的房屋和旧金山的一样，一部分是木的或砖的，一部分是石的。

这里的买卖不及我刚离开的那座城兴旺，暑气却更闷人。四围的沼泽把瘴气散进空气里；河水一涨出岸，四方便成了一片汪洋。淘金的人一度成千成千地涌进这片不卫生的地方；可他们死得那么快，头一季薄收之后，便都乐得走了。

想从陆路直接去玛丽斯维尔的，有舒服的驿车可坐；只是路坏得很，颠得厉害。走了约莫二十英里，我们到了萨特堡，那里住着一支印第安人。从驿车窗里望出去，看这些野性的人马纵驰过平原，野蛮生活与文明生活的对照，给人很深的触动。他们肤色黄褐，眼睛又大又黑，神情若不是显着不满，便像孩子一样天真而好奇。头发又直又密，黑得像漆，长下来离眉毛只差半英寸。衣服是皮子和绣着奇巧花样的织物；颈上臂上堆着许多项圈手镯，用贝壳、玻璃珠和纽扣做成。虽有这一身装饰，他们的习惯却远说不上干净。他们住在小小的圆顶棚屋里，用泥和树枝搭起，从近地面的一个小口出入。男人、女人、孩子和狗都挤在里头，吃打来的猎物和河里的东西。他们捕的鱼里有很多上好的鲑鱼，晒干了留作冬粮。

这些印第安人从不吃鲜肉；要等它腐了，才或煮或烤。他们种一种谷子，脱壳装进木碗里，和成糊，烤作饼吃。同这饼一道，他们还吃蚂蚱和别的各种虫。

走玛丽斯维尔这条路的旅客，大致总能碰上不止一队土人。他们是在文明的脚步一步步逼来时被赶进这些荒野的；其中固有不少人出于好奇，又出于人类共有的那份好利之心，被引了来，终于学起新来者的习惯和行业，另有许多却始终公然为敌，美洲人为对付他们，已经出过几次兵。

走了八个钟头，途中涉过几条河，遇着我记忆里最坏的路，我们到了玛丽斯维尔。

除了几所砖房，玛丽斯维尔全是木造的。这城坐落在尤巴河那令人心醉的岸上，像一个极大的集场，实际上它也正供给四围一切村落和矿场。不过这里的暑气比萨克拉门托还要压人，热病也更要命。

正是在这座城里，正是在我和同车的人一同下车的那家客店里，我遇上一场险，几乎搭上性命。我们同一位太太和她丈夫在一处吃饭。刚吃完，将要出门，就听见楼上屋里一片非常的喧闹。我们问店主，他答说只是一伙先生在楼上聚餐。这时我们对美洲的做派已经颇为习惯，一点不觉稀奇，只把预备赶紧做完，好在这些人闹得更凶之前走开。那是个好夜，我们正想趁月色赶路。已经有摔碎盘碟杯子的声音，预报这场闹要闹出大事来。我们为等着付账，吃了老实的亏。正当店主把余钱数给我们的时候，楼上的门砰地开了，楼梯上一下子挤满了醉后叫嚷的人。我们想脱身出去；可殴斗已经起来了。打的人个个带着连发手枪，转眼间我便同同伴们分散了。忽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我耳边啸过；第二枪打中了一个不相识的人，他倒在我脚边，受了伤。我吓得魂飞，也不知往哪儿跑，正撞上我的朋友们——他们以为我受了伤，正赶来救我。原来那凶手是盯上了一位先生，那人逃进我站着的那条过道里躲。他被追着、被打着，究竟还是逃脱了；可头一枪离我的头不过一英寸，第二枪嵌进了一个并未犯谁的旁人的左肩。

过道里光暗，加上我素常穿的是男装，两样都帮着把那要杀人的引错了。到底是险险地过去了。

说到这里，把我的装束交代一下，并说明我为什么这样穿，或许不算多余。我戴一顶灰毛呢帽，穿一件旅行外套和当时加利福尼亚时行的那种黑森式长靴。靴上装着一副墨西哥马刺，骑骡时用得着——这一带出门常要骑骡。除此以外，我戴鹿皮手套，系一条装金子的皮带，带一把短剑。这身装束不但入画，而且必要；因为这地方蛮荒未定，遇险的时候，这样打扮的女子比穿着本性别那些累人衣裳的，逃也逃得开，护也护得住自己。到这一刻之前，我一直为自己这套妙极的假装暗自庆幸；可这一场险，我得承认，把我对自己那份胆大的信心折损了几分。

从上面那件事可以想见，美洲人一醉起来，是人类中最狂、最危险的。他们不大喝葡萄酒；可放浪起来，白兰地、威士忌、金酒、苦艾酒和别的烈酒是要灌的。血一上来，连其中最和平的人也变得好斗嗜血，做出些他们清醒时想起来自己也发怵的凶杀。

沙斯塔城是加利福尼亚北边的一个小聚落，只有一条街的木房，离内华达山不远。这镇从前是给附近几处富矿场供货的集场，那些矿早已挖空了。然而它并不因此荒废，沙斯塔城凭着位置仍旧兴旺。这里是驿车歇脚的地方，又是买骡赁骡的站头；没有骡子，落基山那些险恶的马道是走不通的。过这座城时，我们看见了加利福尼亚常有的一场社会大灾。就在我们到的那一刻，起了一场大火，不到一个钟头，大半座城烧光了。更凄惨的是到傍晚时看那些不幸的居民在还冒烟的废墟里游荡，寻他们失去的亲友和财物。

离了沙斯塔城往北走，仿佛是要往俄勒冈去，旅客要穿过一片山地，那里有大得可怕的黄褐色熊出没；其中一头把我吓着了，那一吓我再也不想领第二回。我骑着落在同伴们后头一些。我的骡子慢慢地颠着走，我又因连日赶路的累和这一天的酷热，半睡过去了。忽然，在前面约二十英尺的地方，我看见一头大熊从岩缝里探出头来盯着我，脑袋左右摇着，神气安闲自在到无以复加。缰绳从我手里落了；血涌上脸；我吓得动不了，连喊救的声音也没有。那熊却似乎满足于它造成的印象，自顾在路中间翻来滚去取乐，对我和我的骡子全不理会。幸而路一转弯，我望见了同伴。有他们在，我便有了胆，也不愿把这场叫人心跳的对峙再拖下去，就用马刺一夹，快步驰过去，转眼间已在那里眉飞色舞地讲我刚经过的险了。

离我们打算歇脚的威弗维尔不远，我们到了特里尼蒂河，印第安人和美洲人在这河岸上打过多少场血仗。我们跪在骡背上涉过河去，上了岸，那是城四围台地上一片肥美的牧场。威弗维尔是加利福尼亚最北的城，四面围着山，山顶终年积雪。那些漂亮的木屋簇在这些长满松树的山脚下，有一种宁静的、田园的意味，很像阿尔卑斯的村子。这里空气清净，不知热病为何物，同旧金山、萨克拉门托那种不卫生的忙碌比起来，处处叫人舒服。信件和金子由一家专营的快递代送；这一带产金的富庶，招来的客人也不少。

我们在这处安静地方住了些日子，这里仿佛从来没有过厄运和忧愁。有一天我在城外闲走，走到一处荒凉的所在，那中间立着两个黑十字架，像法国坟地里所见的那样。它们正立在一所房子的地基还看得出的地方。我素来好奇，便赶忙去问这两件丧物的来历，听得下面这段故事：

加利福尼亚发现金子后的头一二年，还没有什么正规的官府。所以最早进到威弗维尔一带的矿工，多少只好自己执法，自己护着身家。他们在这里过着完全自主的日子，不纳一文税，只靠自己的胆量和枪自保。不久，美洲政府看出必得设一套政令，方能保得住那日日涌向这新州金田的人群。于是加利福尼亚各城一概开征赋税，其中一条是定下凡淘金者须先买得干这一行的权。这些新法自然大受抵拒，从旧金山派到威弗维尔的那位执法官，觉得自己这差事既不稳当，也不痛快。

最早进到这些山地的寻金人中，有一个爱尔兰人，在这里造了房子，安下自己一家。人家叫他开门，好让执法官清点他的财物，他声明宁以性命护自家门户之自由，若不见着更足信的凭据，任是什么执法的官都不许进。执法官被这一抗恼了；此人性情凶暴，气力又倔，打印第安人的仗也出过不少趟，他只用手枪答了一声。那不幸的淘金人横倒在自家门槛上死了，他妻子想护他，也同他一个下场。从此新税再无人抗，照收照纳。那爱尔兰人的房子呢，被平到地面，那两个黑十字架便是留着记那两个死者埋骨的地方。

加利福尼亚淘金人的大部分是爱尔兰人；离威弗维尔约三英里，有个小镇叫悉尼，住的清一色是这些人。

我在这一带住着的时候，趁一个机会去看了几个印第安俘虏，他们是不久前被擒的，关在离城不远的一片荒地上。他们在那里给自己搭了棚屋，住得同在本乡林子里一样。他们是在近来一次为报复一个美洲商人被杀而出的兵中被擒的，在这里替别人赎罪。其中有一个人老而衰残，看去仿佛一天也活不到第二天。他慢慢转过身来向着我，露出胸膛，给我看一处又大又深的伤，弹子还没取出来。再过去几步躺着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女子。厚毯子裹住她上半身，她穿一条细席编的裙，裙外只露出一双可爱的小脚。她的手腕被一颗手枪子弹打断了。她直挺挺地躺着不动，像个死物。只有脸上烧着一种蛮野的英气，那双又大又黑又亮的眼睛沉沉冷冷地迎着我的眼，仿佛她不知痛。

有两条野狗，是叫作郊狼的那一种，跟着俘虏们一同进了囚所。这种狗和印第安人一样，成群野居游徙。它们腿短，皮毛光滑，作黄褐色，嘴上像狐狸那样围着一圈毛。俄勒冈四围的荒漠里极多，若不是饿得急了，很少敢走近城镇。它们天性怯，见人就跑。俘虏中我看见几个妇人，照文明各国的样子照看孩子、做饭。这些游徙部落的男人把一切家务都交给女人。

孩子们在愁苦的长辈中间快活地一处玩。其中两个的头新剃过，那是服丧的表记。他们的脸也照印第安人的规矩涂黑了；我听说他们的父母在近来那次袭击里被杀了。加利福尼亚这一带只有女人刺身，男人除非死了近亲，是从不剃头的。

我们给这些印第安俘虏送了些猎物：两只灰松鼠和三只鸽子，在加利福尼亚都算是美味。我们的东西他们领得很高兴，妇人们回赠了我们几串贝壳项圈。

威弗维尔是一大片矿区的中心，它的买卖主要是粮食、家用器具和淘金的工具。这一带的土作微红色，含金格外多。极少有哪一块地不给矿工的镐头和摇床出点利的。他有了这两样，便把金块挖出来、淘出来。头一镐下去、头一摇床淘出来的东西，就够他估出这一天的收成；因为他只要照自己下手的快慢去算所得便是了。曾有人耗了极大的钱和工夫，想把特里尼蒂河改道，穿过矿区腹心开一道渠；可这工程太大，终因资本不足停了。

南边的矿比北边的瘠薄得多，因此受人看重的程度也小。宜于开工的季候有两个：一个从十一月起，正是雨季；另一个在四五月冬雪融尽之后。加利福尼亚若水多些，金子出得会更多，淘金人在旱时也少受些苦。

淘金人的赚头随他动手的土色而不同。有的每日得五比阿斯特，有的得十、得十二，还有更多的。也有人碰巧撞上一处格外含金的地方，很快发了家；可我们听不见一声的，是那成千上万倒运的人，他们撇下家和亲人来图利，到得太晚，只剩下人家挖空了的地。这些人所余的，只有绝望和饥饿。

一个赶路的淘金人，样子颇为古怪。他穿一双高过膝的大皮靴，一件粗毛衬衫，一顶打得没了形的毛呢帽。腰带左边挂一把宽刃猎刀，右边挂一支连发手枪。肩上扛着镐，背上驮着铺盖，颈上挂着锅和淘金摇床。

从威弗维尔往尤里卡去，那地方在加利福尼亚更北，我们翻过一道长长的山脉，那里只有骡子过得。常有临着深不敢看的绝壑走的时候，也走过遍布蛇迹的沙径。在这大片荒僻之中，我们不时遇上一队赶骡的人。骡铃叮咚的乐音、脚下干叶的碎响，还有四围那些神秘的雾气，都替这幅奇异而肃穆的景象添了诗意。在教堂里我常常想祷告而祷告不出；可在这样的自然之中，祷告是不待招呼自己就来的。

因为新落了雪，我们这一程比平常更沉滞难行。灰熊的足迹我们看见过好几回。有时经过被吃剩的牲畜尸骸，也不止一次遇上雪上新鲜的血迹。

再走几英里，我们实在累得不行，便在一间小屋歇下，那屋是几个美洲人在终年积雪的地方搭的。我们起初当他们是强盗；其实他们只是开店的，卖给我们熊腿肉排，价钱是照分量兑金子。这道菜我在旧金山已尝过，两回都觉得极好。

在俄勒冈这些山的腹心有些台地，夏天长满极丰美的草木。种它们的多半是从合众国内地来的移民。这些移民和别的做工的人聚在一处，使尤里卡在生意上比威弗维尔或沙斯塔城更要紧。这里是个歇脚的地方，旅客在此置办粮食，买办开矿或务农所需的一切。然而随着欧洲人和美洲人一天多起来，尤里卡人也就越发不得不自己留心身家的安全。印第安人被逐出猎场，只得躲进山里，对这些新来的人怀着极深的恨，尤里卡因此成了夜夜受扰的战场。我到尤里卡时，近来出的那些暴行是人人口上的话题。就在紧邻城边的地方，有整座的农庄被烧，整家的人被杀。

尤里卡离俄勒冈只有十五英里，我们到那里是一八五三年十一月。

这里的房子，连头一家客店，都是木造的。照例，凡近处有金矿的，城里必有赌馆。「拉法耶特」饭馆是这类铺子里办得最好的一家，在那里吃得到极好的法国饭菜。虽有这些，虽然人人都朝着物质的舒适去，一八五三年要给自己置办人生的许多享受仍然不易。譬如，人人睡的都是草褥，褥垫是没听说过的东西。

这年冬天霜寒得厉害，几乎每天都见有三四具冻僵的尸首被抬进城来。至于我们的面包和肉，是得用斧子和锤子劈开的。

尤里卡的矿产也很丰；可这里和别处一样，缺水常常苦得人难受。

在这城里住了十二个星期，到那时货已经卖出，赚头不薄，我和姊姊便回旧金山去了。这一趟劳顿的路把我们两个都熬苦了，我们此时认真动了念头：索性做起买卖来，就把家安在那座城里。

第四章东渡中国

火灾、启程赴中国、「大角号」、船上的病人、中国的术士、死亡、中国海、一段水上的路程、抵达香港、拜访领事、往广州去、中国的变乱

在加利福尼亚过了一年半，出了一件事，不但改了我的境况，连我的前程也改了。我结识了一位纳尔逊太太，是个法国女子，和我一样在做买卖上打算盘。她当时有意离开加利福尼亚，往爪哇岛的巴达维亚去；那边已经来过许多信邀她，她自信一定能成事。她愿意我同她走这一趟，便提议我们一同前往，赚头同分，劳苦也同担。这件事关系太重，不能草草定下；可我还在犹疑的时候，出了一桩事，替我干脆定了。旧金山常有的那种毁人的火灾，在一个可爱的夏夜的死静里，在我们隔壁烧起来，烧得那么快，我们脱身都费了力。从睡梦里被惊起，我们只来得及收几件值钱的东西，塞进一只提箱，从窗口扔出去。离屋才走了二十步，楼梯和楼板便轰然塌下。三个钟头后，五十二所房子全毁了。这场火害我们损失了四千比阿斯特有余，因为存货一件也没救出。

姊姊心全凉了，决意回尤里卡去，据说那里买卖格外兴旺。至于我，决定跟纳尔逊太太走；因为除了指望从这趟路上得的钱财之外，我那份好新奇的心一点也没减。

于是我们拟了下面这条路程：取道中国海，打算在广州、澳门、香港和巴达维亚停靠，在巴达维亚大约住两个月。这些商定之后，只剩预备起行了。

一八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我们登上开往中国的「大角号」。同船的客人是四位法国艺人，要往加尔各答去做一趟音乐生意。除他们之外，我们下舱里还载着三十五名中国人。

航行到第十五天，我们望见了三明治群岛。我的同伴到这时一直很经得住海，此刻却忽然萎顿愁郁起来。我们那些中国客人里有两个是专替人算命的。我发觉他们两个都会说几句英语，想借此给纳尔逊太太解个闷，便叫他们来施展一番本事。我的朋友半笑着、半不信地伸出手去让他们看。他们沉默而哀愁地看着那手，迟疑了一下，又彼此商议。纳尔逊太太不耐这般拖延，逼他们说个明白。「我们停住，」他们说，「是怕叫您难过。」「你们错了，」她说，「我并不信你们这门道。」这话或许恼了他们，他们便说出一句凶的预言。「您从前是有钱的，」他们说（这是真的），「可您想再积新财，是白费的了。您的日子有数了。」说这话时，他们诚恳地凝视她，仿佛在她额上的纹里读将来。

我的朋友被这话刺得难受，便沉进一片颓丧里，我怎么劝也劝不开。我这才悔起自己做的事，为掩住心里的不安，索性也叫那两个术士替我看看。第二个预言多少补了第一个的凄冷。他们说我手上的纹格外好，我命中要发达，有一天会富起来。其中一个又指着我额上一道纹。「有一场大不幸等着您，」他说，「不过它不至于损了您日后的发达。」这些预言我只当笑话，还尽我一切力气去宽我那可怜的朋友。

第二天她比哪一天都更没精神。不过她还是替我们那两位中国卜者画了像，他们高兴得很。

自此不到八天，纳尔逊太太的身子已经坏到真叫人心惊。船上没有医生，我的焦虑一天比一天更难忍。终于有一个中国人愿意开方。他在本国是医家，说要给几粒丸药，他说这药他从没见过不灵的。那丸药是红的，约有针头那么大。法国客人们都和我一样想：与其撂着纳尔逊太太求救无门地死去，不如信这个中国人。我们拿六粒给她。她问这药哪里来的，我们不慎实说了，她立刻对它有了成见。她的抗拒几乎叫我们绝望；到她终于依了，也不是被说服，只是顺着我的苦求。然而六粒之外她再不肯多吃。是粒数太少，还是吃得太晚，我不知道；只知从此她坏得极快。一阵剧烈的昏语上来，昏语里她絮絮说着那两个中国人和他们的预言。昏语过后是一阵一阵的抽痉。我悲伤地俯在她身上，把她的头搂到胸前；看死已近在眼前，便在她唇上印了一个告别的吻。她抬眼望我，无力地笑了一笑，仿佛谢我这一点情，随后轻轻地断了气。

当夜水手们把她的遗体抬上甲板，船长朗读了丧礼的祷文。读完，他们用一幅被单裹了她，在她脚上系一颗炮弹，把她付与深海里的坟墓。那一声沉沉的落水，在场的人心里都有回响。

纳尔逊太太的死几乎把我的心碎了。远离朋友与故国，我比任何时候都觉得孤零，痛悔那把我载离故土的不祥之日。如今我这没有一个亲友的人，孤身在一个陌生蛮荒的地方，可怎么办呢？唉！这时要我出什么代价换一个回头，我都肯；可我改不了船的航向，也拨不转风的去处。只有往前走，只有认命。

中国海的航行因暗礁极多，比寻常更为险恶。我们安然穿过这些礁石，有一个大好的日子到了巴士群岛。船长说，再有三天，大约就到这趟路的尽头了。可我们正为这好消息自庆的时候，遇上一场可怕的风雨。大片黑云横过天空，远处我们看见不止一道水龙卷。这场暴风终于歇了，接上来的是一片沉闷的死静，静了九天。偶尔起一丝微风，又立刻死去，只把我们弄得更加焦躁。到最后，在中国沿海兜了二十多天，船长告我们海上的存粮几乎尽了。于是水手们不肯再做活，除非许他们中几个人驾一只小船，冒险去寻香港；我们算着，香港离此当不出三十英里。船长派了八个人去。我们便在一群岛子中间下了锚，在那里等这几个为我们的安全拿性命去赌的好汉回来。二十四个钟头后，他们带了一艘汽船回来，把我们拖进香港的锚地，那是八月二十九日，海上已经走了七十六天。我被传到法国领事馆去为我那不幸的朋友的死作证，因而结识了我们的副领事哈斯克尔先生，把我眼下境况的种种为难都对他说了。他劝我撂下这桩开头就这么倒运的事业。我答说我唯一的愿望是回加利福尼亚去。「请让我，」副领事说，「把您回去的事一概安排；我想我这点面子，总够保您在路上事事受到照应。」我谢了他的好意，从这时起，对我这趟中国之行也就看得开些了。

香港岛上有华人二万，欧洲居民一千。它坐在一座极大的山脚下，屋宇筑成阶梯环抱之势。一走进大街，旅客会诧异地发觉自己身在一片雅致的欧洲楼房之中。房子很大，四围有廊，装着百叶窗——在一切热带地方，这是一件很必要的奢侈。港口左边的高处立着市政厅，再过去一些是一长排极大的营房，给英国兵住。操场是一种带防御的平台，场中安着几尊炮，位置正好对着城里的大街——这个布置用来保住华人百姓的恭顺与安分，实在巧妙得很。这里还有一座英国新教教堂。香港的气候不卫生。夏天的暑气闷人，热病也盛行。

香港的日子单调到无以复加。公众的游娱是没有的；社交界也说不上有什么；除了自家门里那点来往，别无可倚的消遣。女人是从不出门步行的。第一，这不合时尚；第二，为着暑热，几乎也走不成。就是去隔壁一家，也总是坐轿抬去的。香港的英国先生们穿白衣，和在印度一样。

香港为着英国居民的便利，欧洲的各种行业都有。中国女人极少做什么手上的活；除了最寒苦的小铺，连柜台后头也看不见她们。菜贩、粮贩，挑担走卖糕饼、水果、糖食的，还有卖烤鱼、烧鸡和别的热腾腾美味的能干生意人，这里到处都是。乞丐无论老少，也不缺；瞎子沿街摇一只小铃，招人注意。除这些之外，还有许多游走的歌者和乐人，只要给钱，就唱些古怪而单调的故事。

这地方的人里，最有趣的要算剃头匠和整发匠，他们一天要在城里巡二十趟，背上驮着剃头的家伙。店家或路人要剃头、要整辫子、要修眉毛，只须向头一个过路的匠人招一招手，那活立刻就在门洞底下或街边阴凉的角落里做起来。

香港只有两家客店，无论住宿还是吃食，都和加利福尼亚一样贵。可以想见，供应远不及那边；就是最干净、办得最齐整的房子里，也满是可怕的虫。到处——家具上、柜子里、藏在你鞋中、攀在你帐子上、躲在你提箱里——都有蜘蛛、甲虫和蚊子。你取一件衣裳出来穿，衣褶里总躺着两三只这种可厌的东西。其中最恼人的是甲虫；夜里烛一点上，简直教人受不住。一只落在你头上，一只停在你鼻子上；早上醒来，你的面盆里准有五六只淹死在那里，或者挣扎着被端进你的茶里。桌上吃饭，肉汁里、菜里，动不动就遇见它们；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避也避不了。

香港的草木之盛，天下无双，花的香比欧洲的更甜、更透。有一回我被许去看一位官员的园子，我竟不知是我的欢喜大，还是我的惊讶大。那是一个人工做出来的小天地，中间点着洞窟、山石、小溪和小小的山。园里没有一条直路，每转一个弯就撞见一处新景。这里有奇形的亭子，窗子上嵌着彩色玻璃；有村野味的吊桥；有静静的花木丛，鸟声琅琅。也只有在这样温软的僻静地方，中国的太太们才能凭着她们那缠过而残了的脚，得点户外的散心。

趁着还剩的一点工夫，我答应同旅伴们一道去广州看看。恰在这时，一八五四年的叛乱正闹到极处，城里虽还算平静，四围一带却都动了刀兵。在这种情形下，久住是难指望的了。

在这座极大的城里（当时只有两条街许欧洲人走），作坊、英国的账房和很大的货栈都不少。城里没有一家客店。你要去哪一家谈生意，先递进名片。零卖的商人另成一帮。城里有一区全归卖瓷器的，一区归卖茶的，一区归卖丝的。这些堂皇的货栈我看不厌，那里摆着想象得出的最精美的手工。漆器家具、象牙扇、雕花的首饰匣、丝织的壁挂、光彩夺目的绸缎，一步一步地把生客的眼都夺了去。那条叫靖远街的街道两旁尽是这类华美的铺子，家家平屋顶上装点着杂色的彩球，门前竖一块招牌，朱底金字，写明商人的名号和行业。街上挤着又忙又闹的人：游走的小贩，喉音古怪地叫卖；神气庄重的市民，长袍曳地，手里的伞从不离身；间或有一两个贫家妇人，抱着孩子匆匆走过。

旅客若想看看中国人家的内里，凡素与英国人做买卖的商人家，是不会不许他进的。我请到了必要的邀约，有一天便到一所以豪奢著名的宅子里去，那是城中最富的官员之一的产业。我几乎不知怎样描画我在那里所见的。有花，有乐器，有鸦片烟枪，有纸烟。天花板上垂着各种形状、颜色、材料的灯——玻璃的、纱的、纸的——有带流苏的、带绒球的、挂铃的，装点的法子无奇不有。墙上挂着些画，那画法还在艺术的襁褓之中，又有些上过漆的匾额，写着讲道理和作诗的句子。我最好奇的是想看看女眷住的屋子；可这是不许的。

在广州住的三天里，我看见皇帝的兵闹了一场。中国的军队是想得出的最可笑的东西。这些荒唐的武士，有「虎勇」「劈山」一类尊号，我该怎么描画他们呢？我站在一处高台上，离得很近，他们一举一动都分得清。他们拿着长矛和笨重的火绳枪，乱糟糟地挤着走，几乎每个兵都带着一把伞、一把扇、一只灯笼；这一切叫我很鲜明地想起在旧金山戏院里看过的那些拿中国人作耍的滑稽戏。

炮声不断地轰，乱兵在城外吵嚷厮杀，城墙外头常有接仗，还有那接连不断折腾我们的虚惊，这一切合起来催我早早回香港去。

我在中国住了约一个月，副领事告我有一条船要开往加利福尼亚。他极其好意地替我在船长面前说了情，那位船长姓鲁尼，答应尽他的力照应我。我谢过哈斯克尔先生为我的事所费的一切心，便心上一轻地赶回客店，立刻为这趟路预备起来。

第五章台风与海盗

鲁尼船长、谭盛、一场风暴、台风、后桅折断、暴风之后、「卡尔德拉号」的厄运、中国海盗、舱间一幕、上了镣的水手、盘问、我被以死相胁、劫掠

一八五四年十月四日下午四点钟光景，我上了双桅船「卡尔德拉号」；这船挂智利旗，当晚就要开往加利福尼亚。船长的面相那样老实坦荡，我一见便对他有了好意。鲁尼先生年约三十五岁，个子不高不矮，一看便知是个地道的水手。他的神气显着一个有魄力的性子，我敢拿性命打赌他有胆量、有好心地。我头一件事是去看我的舱房，收拾行李。不多久我们起了锚，出海了。一上了路，我忽被一种无所措手的愁闷抓住，说不出个缘由。这愁闷也许是一种预感，想来更觉奇怪，因为我正是回美洲去，回到姊姊和朋友们那里去的。我立意无论如何要把它抖开，便出了舱房，把这条船上下走了一遍。这是一条漂亮的三桅双桅船，载重八百吨，索具齐整，船身造得秀气。我看了大舱、各间舱房、船长的客厅，还有一间归一位押货人所有——他是旧金山一家商号的代表，那商号有一批贵重的货装在船上。大舱从顶上采光，装修雅致，壁板是白底描金的。这船每一个角落都那么干净齐整，仿佛不会有什么逆事来打断我们的航程；我几乎设想，到加利福尼亚之前那三个长月，我们尽可一路睡过去。

同船的人里有一个，我此后要常常说到他。那是个中国人，约五十岁，广州人。他在旧金山开着一家商号，这回带着大批鸦片、糖和咖啡。他名叫谭盛。他的相貌是他本族常见的那一型，被天花留下很深的疤。虽然不好看，却并不令人不喜；因为他脸上每一道纹里都写着好心，他的笑就是和善本身。

我们四个人同桌吃饭，凑巧没有两个是一国的。船长是英国人，押货人是美洲人，谭盛是中国人，我是法国人。我这样细说我们几个的国籍，是为了证明：一旦遇险，言语的不通会把我们的为难加重到什么地步。谭盛说英语和我一样，就是说，都说不好；可这一伙里没有一个会说法语。后文可以看到，只有谭盛一个人会说中国话，他因此有力量救我们、帮我们。我们的水手共十七人，也是各国的。

第二天早上我被水手们来回奔走的声音惊醒，心里不安，匆匆穿了衣服上甲板。有一个水手落了水，船正停着。他的头刚能在浪上看见，我们早已把他远远地抛在后头。他拼命游着跟上来，约二十分钟后到了船边，被吊上甲板。同伴们欢呼着迎他；他却答得很粗，仿佛为自己这场倒运害羞。

这事虽小，却在我心上留了不快的印子；因为我们这趟路像是开头就不好。水手们的歌更添了我的愁。那是一支古怪而单调的调子，和我们法国水手唱的那些欢快的曲子很不一样。我怏怏地回到舱房，拿从香港带来的两只可爱的小鸟喂着解闷。我温柔地亲它们；因为我所能爱的只剩了它们。

风是和的；这一天一直看得见陆地，走得不多。傍晚时气压表落得快得可怕，起了大风，海也凶起来。船长料着风暴要来，赶紧预备，把帆尽数收了。他做得对；因为我们不久便落在台风手里。台风是一种险恶的风，在印度海和中国海都极受畏惧。它在海上如在陆上，所到之处带着死与毁坏。它不是北风，也不是南风；从东来的和从西来的一样多。它其实是四面风的一场混战，而大洋便是它们厮杀的战场。遇上这场可怕的斗，船就有难了！它被掀被磨，后面推着它走，前面又把它顶回来，水手和舵工都无从驾它。

有好几个钟头，「卡尔德拉号」只是这可怕的风的玩物。我们时时刻刻受着毁灭的威胁。暴风还不到两个钟头，后桅和主桅都从半中折了，上桅连着撕断的索具横倒在甲板上。我们的两只小艇被浪卷走了。下面的东西无一不坏，舱房里积了两英尺水。此外，浪雷一般地打在船上，我们的船材呻呻作响，像是这船就要碎了。

船长不时下来宽解我。他头发和衣服都湿透了；可在这般危险里，他的爽气一刻也没丢。「你怕了，」他用他那粗而好心的口气说。我不承认；然而我苍白的脸出了我的卖，他临走时怜惜地摇了摇头。

我得承认，我受着极度的恐惧之苦。什么东西都在滚动，我可怜的两只小鸟在天花板上吊着的柳条笼里挤成一团，抖着，呆了。我呢，躲进了自己的卧铺；因为船摇得那样，我已站不住脚。忽然头上一声可怕的巨响，我被摔到了地板上。我用双手蒙住脸——我以为这船要碎了，我们的最后一刻到了。那一声原来是后桅和上桅倒下来。我如今还诧异「卡尔德拉号」竟活过了那场风暴。它究竟活了过来；苦了十四个钟头之后，暴风渐渐歇下。到午前后，风全死了；海虽还有些不宁，可经过刚才那一场，这点不宁在我们看来已如可喜的平静。

下午四点钟光景，我出了舱房，进到大舱里。舱里积满了水，摔碎的家具和瓷器乱堆着。

我随后上了甲板。那里，暴风的功夫真是做足了。我从这一头挪到那一头都费劲。缆索、铁链、断桅四处横着。海是浊的，天是低的，远处压着一层浓霭。水手们都显着累，其中一个被落下的桅重重砸伤。在别的倒运之外，夜里还死了五十二只家禽和六头猪。我们仍看得见陆地；船长一心要尽快回香港去，费了大力在前桅上扯起一张帆。回去是非回不可的了，因为我们受的损伤，至少要六个星期才修得好。此刻四围一片死静，我们才头一回想起大家都饿得很。我们那顿饭是想得出的最凄凉的一餐。人人都极沉默。船长的脸上露着焦虑；我后来才知道，他那时正想着两年前他身上的一场厄运。鲁尼船长曾落在印度海盗手里，眼看自己的水手一个个在面前被杀，他自己被绑在船桅上，受了残酷的刑。他们把他囚了三个月，末了他才逃脱。

押货人的脸色，我从没见过那么难看的。他整夜怕死怕得要命，自己也承认，他为货发的抖几乎和为命发的抖一样多。

至于谭盛，他的脸是一个公然为自己得生而庆的人的脸，那份安详的笑与举船的不安成着奇怪的对照。

我自己呢，过去这十八个钟头的苦，不是那么容易忘的。「海的可怕，我还能再知道些什么呢，」我自问，「除非是拿它做我的坟？」

船长叫我们早些歇息。我累到那步，睡在地板上也能和睡在鹅绒褥上一样安适，我那卧铺在我眼里成了天下最可喜的地方。我盼着至少睡上十个或十二个足钟头，一躺下便沉沉入了梦。

大约是半夜，或者稍晚些，我醒了，以为自己正做一个可怕的噩梦。我仿佛听见一片可怕的叫喊合成的声浪；茫然坐起在床上，发觉舱房里满是一种奇异的红光。我以为船着了火，跳下床冲到门边。船长和押货人各自站在自己舱房的门槛上。我们无言地彼此看着，因为那野兽一般的喊声一刻响过一刻，四周还落着一阵阵掷来的东西。石块和铁块砸破天窗落下来，重重地在甲板上滚，外面反进来一道道古怪的火光。

我抓住船长——我说不出话——我没有声音，话到唇边就死了。「船长！」我结结巴巴地说，「船长！火！——船着火了——你听见么？——这是什么声音？」他却像个石化了的人立着。「我不知道，」他说；随即冲进自己舱房，拿了一支连发手枪出来。那手枪是船上唯一可用来防身的兵器。这时船副跑了下来。他说的话我听不清；我怕是出了什么可怕的大祸，便退回自己舱房，爬上那扇临海的窗子。凭着外面那片惨红的光，我看见一大群中国帆船。我吓得失了自己，飞奔回船长那里，叫道：「啊，是海盗！是海盗！」他们真是海盗——就是那些横行中国海、以残忍著名的可怕海盗。我们完全落在他们手里了。三条帆船，每条上有三四十个凶徒，围住了「卡尔德拉号」。这些东西像是风暴生出来的魔鬼，专为把我们毁到底而来。他们用抓钩攀上「卡尔德拉号」，此刻正在甲板上跳一种鬼一般的舞，嘴里发出不像人声的喊叫。玻璃的碎响把我们全船水手都惊醒了；我们当作海上失火的那片光，原是他们掷到甲板上吓我们的火球炸开来的。他们算准了这个惊人的法子，专在夜里攻船，很少遇到什么抵抗。船长、押货人和船副想上甲板去。我本能地跟着他们。火球把我们逼了回来，我们只得退下，差点被烧着。奇怪的是他们明明是来抢东西的，却肯冒把船点着的险。船长手里只这一支手枪可作防身之用，便劝我们尽量躲着不露。这是白费的小心！他们干的是掳掠的行当，惯熟得很，我们躲在哪里，他们一样容易寻着。可恐惧也不容我们有想的工夫。我们仓皇奔到舱下，各自尽力躲起来。有五个水手先我们在那里，其余的人下场如何，谁也不知道——也许已经被擒了。至于谭盛，从前一天晚上起就没人见过他。

那些野兽一般的喊声，那场比喊声更野的舞，在头上不住地闹着。我们藏身处的隔板上有一道缝，从缝里我们把他们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在那红火光底下看去，他们丑恶得说不出。他们的穿着和别的中国人一样，只是头上缠着红头巾，腰上系一条宽皮带，带上插着刀和手枪。除此以外，人人手里提着一把出了鞘的刀。见了这光景，我的心直往下沉，只道自己的末刻到了。我手脚并用地爬过去，蹲在船长身后，我们藏在货物之间，离进口约二十英尺。再往里去不得了，因为那边的货一直堆到上层甲板的高处。我们几乎不敢呼吸，听见他们下到舱房里来，凡手所能及的东西都翻倒了。不久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我们耳中。那是谭盛的声音，他刚被他们寻见。接着他和海盗们大声争执起来。他们无疑是在问其余的人藏在哪里；因为他用英语向我们喊了好几遍：「船长，船长！你在哪里？你在下面么？答一声！到这里来！快来！」可没有一个人动。

船长握紧手枪，发誓要把头一个走近我们的海盗打死；我却苦求他千万别这样，因为死一个人于我们全无用处，反倒可能招得仇人起大屠的心。他似乎看出我这份怕不无道理，便把兵器藏进怀里。

我们没过多久就被寻着了。如今想起那渐近的脚步声，我还打寒战。他们把甲板上的舱盖掀开，放下一盏点着的灯笼。我们挤在一处，白费气力地想藏住；可那灯越放越低，我们终究被看见了。转眼间五六个武装到牙齿的海盗跳进舱里，朝我们逼来。船长于是站起身，迎上去。他笑着，把手枪递给他们。他们退了一步，像要防身；随后看见他是把枪柄朝着他们递的，我们也不作抵抗的样子，便急急上前，带着野性的快意瞪着我们。其中两个上了甲板，做手势叫我们跟去。我半死不活地仍蹲在几捆货后头。我看着同伴一个一个地走。我本想跟去，却没有力气动。等最后一个不见了，我发觉自己独个儿同这些怪物留在一处，便使尽最后一点气力站起来，倒在他们脚边。他们看出我是女人，惊喜地嚷了起来。我时时刻刻怕他们上手来抓我，便冲到门口，一转眼已在甲板上了。

我被一群提刀带枪的海盗围着，只见人人的眼都热切地盯在我身上那几件首饰上。我一霎时就把戒指和耳环褪下来抛在他们脚前，因为我怕做了他们性急之下的牺牲。离得最近的几个贪心地抢在手里。随即起了一场恶争，若不是他们的头目出来拦，大概要闹出一场流血的口角。他们接着把我推向通上层甲板的梯子，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同伴，一个个都上了铁链。海面仍不宁，暴风留下的最后一些大块黑云在天上四处飞驰。可怜的「卡尔德拉号」无依地系在锚上，像一根木头在水上荡来荡去。浓雾冻得我们发僵，四周一片死寂，只有前一夜受伤的那个水手的呻吟不时打破它。千百种恐惧与悔恨撕着我，我极想哭，却一滴泪也流不出。

这时海盗们——大约有一百人——正在四处搜掠。有两三个走上来，做手势叫我看我同伴身上的锁链。我以为他们要照样待我，便顺从地伸出双手；他们却摇头。其中一个随即把刀凉凉的刃贴着我的脖子一划，别的人也做出要砍我头的样子。我手脚都不动，不过我脸上想必露出了我绝望之深。我又一次伸出手去让他们绑。他们恼恼地抓住我的手，用手指在我腕子上绕来绕去，不知是为着什么。他们要什么？难道要斩我的手么？这一刻我把自己处境的可怕看得透了。我闭了眼，把头靠在舷墙上。单是看这些怪物，就够叫人情愿死，我全然认命地等着死。我正在这半昏迷的状态里，谭盛走上来，在我肩上碰了一下。「不要怕，」他说，「他们不打算伤您。他们只是要吓您，怕您去把您同伴的绑解开。」

这时海盗的头目叫他去。那头目是个瘦小精干的人，相貌比别人聪明，也不那么凶。谭盛虽没上镣，却和我们一样是俘虏；船上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便充了我们的通话人。

其次被叫去的是鲁尼船长。他安详而不屑，仿佛既看轻擒住他的人这场得手，也看轻自己身上的危险。「他是英国人么？」头目问。谭盛幸而记起当时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嫌隙，答说船长是西班牙人，水手是各国欧洲人凑成的。这一下急智果然是我们的运气；因为那海盗立刻说，我们若是英国人，当场就要个个割喉。他接着问船上有多少人、带着多少钱，末了问我是不是鲁尼先生的妻子。前两桩答明之后，谭盛说我是个法国女子，要往加利福尼亚去，在中国是个生客，在这一带既无亲又无友。这位可敬的中国人特意把我这份孤零说得重，指望借此减低他们对我赎金所抱的指望。

鲁尼船长的手随后被解开，他还得受一番屈辱：陪着头目把这船各处走一遍。他甚至被迫把货物开出一张确实的清单。我们的性命已经欠了谭盛那些仗义的假话；可海盗仍可能变主意，他们虽答应留我们的命，我们也不大敢靠得住。除此以外，还可能来别的海盗争这份赃，我们便要在争斗里做牺牲。船长不在的时候，我想的就是这些。此刻眼前正演着一场劫掠。先是舱房被拆个精光；我看见自己的行李被搬上了海盗的帆船。什么都被拿走了——连我那两只心爱的小鸟连着柳条笼也拿走了。「它们活过了那场风暴，」我说，「却只是为着冻死、饿死！」说到这里，那憋了许久不肯流的泪，热辣辣地淌下我的脸。

船长回来，把我从这一串愁思里唤了出来。我们的水手此时被解了链去开船，海盗头目下令起锚，驶进邻近一个湾里。同时他叫我们的人都明白：稍有反抗的形迹，我们便都要被毫不留情地屠掉。至于谭盛、押货人和我，因为在驾船上都用不着，便和那受伤的水手一同留在上层甲板上。

这时有一个贼走上来，手里是一包刚寻着的首饰和钱。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把银叉子，那东西的性质与用处似乎大大地难住了他。他停住，看看我，把叉子举到自己头上，像是问我这是不是女人梳头的梳子。换了别的情形，他这份无知或许还能逗我一笑；此刻我却连用一个手势答他的力气都没有。谭盛于是来替我解围，那海盗得了他要的说明，便走了。我以为算把他脱开了；可他几乎立刻又回来，把一把银子举到我眼前，指着我们拖在后头的一条帆船，又用眼色和手势竭力想把我从那份木然里唤起来。这些手势不难解，我打着寒战看明白了：他要我同他逃走。谭盛一直默默看着这一幕，此时怜我的窘急，用中国话对那人说了几句。他无疑是威胁要把这背主的事告给头目；因为那海盗低下头，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天此刻起了雾，也冷得多；我们衣衫单薄，苦得厉害。不过说句公道话：擒我们的人对我们的苦并非全然无感，他们至少还有那点善心，拿几条毯子和几块帆布把我们盖上。

不久之后，我们听见铁链落下的声音，锚又抛了。唉！那锚还有再起的一天么，还是注定要在它此刻埋着的地方，年年岁岁地锈烂下去？只有天知道！

第六章卸货与逃计

卸货、好心的中国人、一线希望、第二批船队、改装、饥饿、一个做父亲的人、议定逃走、水手拒从、鲁尼船长发怒、希望与失望

天亮了，夜的最后一点影子淡去、散了。海盗把我们聚在甲板上，点了一遍人数，看有没有短少，随后掀开主桅脚下的舱盖，把我们一个一个放进舱里。有几个跟着下来，凶狠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这最后一着使我们生出一种要命的恐惧。我们以为自己的命运就要定了，便凄然坐在货捆之间，像等着行刑的囚犯一样等着。我们的看守此刻似乎比什么时候都存着更狠的心。他们时时刻刻、毫无缘故地拿刀柄和刀面打我们可怜的水手，又拿这些兵器在我和鲁尼船长头上挥来挥去取乐。过一会儿他们又验起我们的手腕来，看见铁链在腕上留的伤，便笑。听见甲板上有响动，他们过了一阵便走了；走之前先小心把我们头上的舱盖钉严。我们陷在一片漆黑里，又几乎因缺空气而窒住，这样被囚了一个多钟头。随后舱盖掀开，一片耀眼的日光涌进来，谭盛那友善的声音从上头招呼我们。

如前面已经说明的，到这时为止，这位中国商人一直有力量帮我们的大忙。这些事他从不嫌烦。他是我们的善神。单是有他在，就给我们胆量和忍耐；每逢他一开口，站在我们的软弱和他同胞的凶暴之间，我们的危险便似轻了一分。他的镇定一刻也没失过。他不在我们跟前做那些鼓励和安慰的事时，便是在为我们说合。凭那一副安详从容的神气，他那平常的相貌有时几乎显出长者的气度；我很诧异，一个中国人竟有这样合乎基督之爱的品性。

刚过去的那一个钟头里，大概正议着我们的生死。然而上天看顾了我们，我们又一次得免。海盗头目此时定下：叫我们的水手动手把船上的货卸出。

我们船上那批贵重的鸦片是谭盛的，因此他和鲁尼船长被打发到舱下去，帮海盗把这些货搬清。水手们于是把货包一手一手地传出来；海盗从一条帆船到另一条帆船排成一条链；一包一包的糖、米、咖啡和别的货很快就转运过去了。

在这一片忙乱中我被忘在一边，独自坐着，看这场掠夺的活计。

做了约一个钟头，我们的水手被许歇一歇，领到少许饼干和水。几个可怜的汉子要分我一点吃的；我虽把他们省给我的水急急喝了，一口东西却怎么也吃不下。我的喉咙和胸口已经烧了许多个钟头，渴得苦不堪言。

不久谭盛和船长来寻我。见着他们我实在感激；因为海盗们近来老围着我，手势叫我十分不安。我的朋友们于是把我领到船那一头的一间舱房里，我盼着在那里能不受骚扰。穿过甲板时，我看见我们已在近岸处下了锚，四面围着一大圈层叠的林木山峦。换个时候，这般秀绝的景致一定要迷住我；可「卡尔德拉号」如今只剩一副残骸，这光景把我的心神全占了去。它折断的桅横在甲板上——门窗的碎片撒得满处都是——罗盘被搬走了，舵也坏了。再加上擒我们的这些蛮人的凶叫，这幅画便全了。我乐得赶紧躲开这景象；可我们那几间漂亮的舱房也已认不出了。我躺在一张大绿丝绒沙发上——那是剩下的唯一一件完整的家具——任自己沉进一阵最深的愁苦里。海盗时时刻刻来回走过，或者进来为他们之间还没分完的赃抽签。想起他们不肯绑我的手，又想我实在没有理由以为他们是被什么怜惜或敬意所动，我便记起从前读过的一些可怕的故事，怕自己要做他们兽行的牺牲。若到那一步，我决意先投海。我如今还活着写下这些行，还能述说我受苦的长篇经过，倘容我这样说，倒像是那按受苦者的力量来定其磨难的神恩，特特地显了一回。

我们的存粮，除了一些米和几块饼干，都被搬上那三条帆船去了。我们的水手一刻不得歇。他们在刀逼之下受着劳役，呻呻地做到天黑；就是到了天黑，若不是谭盛去说合，连睡也是不许的。

我的同伴睡在我隔壁的舱房里，夜里许我们把门关上。我一整天什么没吃，又被海盗的喧嚷闹得睡不着——他们的人数近来又因新到的帆船而添了——这一夜过得很苦。在这些醒着的长时辰里，我好几次推开我那小窗子探身出去；可每一次都因看见这些魔鬼为赃物争吵而更添恐惧。天亮了，船上忽然一下子传开一个消息。我们的水手从睡里跳起来奔上甲板，有两三个下来喊：「海盗走了！海盗走了！」一阵狂喜的指望攫住了我们。我们以为救援到了，以为我们脱身的一刻来了。是不是有汽船开来，才吓走了擒我们的人？可一眼便够了。唉！我们当作解救的，原来只是又添一重危险。我们的海盗确是在走，可一支新的船队正张满了帆朝我们压过来！我们独自在这残船上待了一刻多钟，谭盛给我们讲明：那些小帆船是带着赃物溜走，怕被新来的人夺去。那么这第二批仇人比头一批更凶、更多了！他们要拿我们怎样？我们要落个什么下场？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我们一分一分地数着过去的时刻，那些帆船飞快地近了。我觉得心直往下沉，我可能要遭的种种可怕的事一齐涌上脑子。「啊，船长，」我说，「我要吓死了！你能不能帮我改装？让我穿得和你一样！我怎么办呢？我是个女人，这些怪物就要来了！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是，你说得对，」鲁尼船长和善而怜惜地说。他身上穿着两条裤子，便给了我一条。我们又找着一件衬衫和一件中国褂子，一个水手把他的帽子给了我，我把头发都拢到帽子底下。我只剩一支发针，光脚上穿一双拖鞋。我赶进舱房，匆匆换了，这一改装才刚完，外面一片高喊便报了新仇人的到来。那些小帆船像被惊起的水鸟一样在大船前逃了，此刻已经远去。我们藏在后舱一间里，船长把他的人排成一种最能把我遮住的样子。他和谭盛站在我前面，转眼间海盗已上了船。此时围住「卡尔德拉号」的帆船约有四十条，每条上载二十到四十人，大的多半架着十尊或十二尊炮。

中国海的海盗以帆船为家，每出一趟都带着妻子儿女。女人也帮着驾船，主要是做装卸货物的活。至于孩子，就装在一种口袋里背在背上，直到能自己跑了为止。每条帆船有一个头目管着；「海盗」这名字叫人怕到这般地步，以致在一个人口三亿六千万的国家里，他们横行海上而无人能问。他们有时自己内部结怨，海上的海盗互斗也打过不少场，胜的总归是强的一方。

我们藏在下舱里，听见这些蛮人涌上我们的甲板，那势头像决了闸的洪水。头一批帆船只运走了我们货物的一小部分，这批新海盗便还有一大宗可得。所以他们一心去劫船，连寻我们的工夫也不费了。过一阵，凡装得够满的帆船便脱开缆，扬帆往沿岸那些村落去——他们素常就在那里藏身。这时候，他们虽对我们不理不问，我们却又生出新的怕来。我们怕他们把我们的存粮吃尽，不久便发觉这份担心实在太有根据。随后只剩一袋米和一小袋饼干，就连这些他们也要拿走，幸而我们苦苦相求才留下。我们此时是一无所有了。两天多来，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什么也没吃，人虚脱得发昏，索索地自暴自弃于绝望。这些海盗像是被毁坏的精灵附了身，凡到手边的东西一概砸烂。大舱的壁板、镜子、窗、门，以及还没毁掉的那些家具，都被他们砸成千百块。他们连门上的铰链和插销都拆走，连那张先前因为太大而留下的绿丝绒卧榻也搬走了。甲板上撒了一层茶、咖啡、糖、饼干、玻璃碎片和杂货。我们不断被迫翻出口袋，以证明没有私藏什么；这些怪物时时挤到我们身边来，人多得我们几乎动不了、喘不上气。我那件衣裙，我已尽力藏过，还是被找出来，同别的东西一样拿走了；谭盛偶然把拖鞋脱下一刻，眼睛一眨就被人抓去据为己有。这一失比他先前所有的厄运都更叫这可怜人难受；因为那鞋是照他本国的式样做的。后来我们有一个水手对这类活计略通一二，用甲板上捡的几块皮头设法给他做了一双新的。

我们的处境全凭这些野人的意思，其可怕是说不出的。我这身装束并没有骗过他们；他们带着热切的好奇围住我，问谭盛我是不是船长的妻子。这些话问得我心惊，我便求鲁尼先生让我冒充他的妻子。他们粗野地哄着围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去香港；见我们不说话，便冲着我们的脸笑。其中几个显得比别人更野更狠，抓住我们水手的头发，把刀在他们眼前威吓地挥着；我则心里发沉发恶，缩在一个角落里，只盼被人忘掉。我们此刻握着自己的性命，那根线真是细得可怜！倘若真流了一滴血，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就在这一天，有一个这样的人趁旁人都不在，来同谭盛谈了好一会儿。我看着这位商人的脸随着话头亮起来，看他答话时那种屏着气的急切。我后来才知道，那海盗是提议把我们放走；鲁尼船长借谭盛之口，同他议定了我们的赎金数目。我们要被送上香港的岸，在这以前，得随时预备着趁头一个机会脱身。不久又有两个人为同样的事来找；然而不知是我们许的酬劳不够抵他们所冒的险，还是他们怕自己的背主被人察觉，我说不清——总之三个人里没有一个守约，我们此后再没见过他们。

这一天傍晚，我们的水手苦苦叫饿。我们怕要被撂在这里受尽饿死的苦；可就在我们这般窘急中，救助偏从最想不到的地方来了。这些贼里有一个，似乎是被怜恤之情所动的。他不时来看我们，像是同情我们的苦，过一会儿又指给我们看邻近一条帆船上他的妻儿。这海盗见我们看他一家看得有兴致，便很高兴；正当我们叹着饿的时候，他回来带了一盘米饭和一只大碗，碗里盛着一种中国式的杂烩，照中国的做法，浇着姜黄色的浓汁。我们那几个不曾享过什么美味的汉子，急急地吃了个干净。我却只能用嘴唇碰一碰，因为那味道叫我恶心。不过我总算用几勺米饭把饿压下去些。近夜时，那些帆船解了抓钩，出海去了。他们再照这样成群回来，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了；因为我们被劫一空的情形，不久必要传遍那一带海岸上的海盗村落。

他们一走，至少留给我们一个安静夜的指望；可另一方面，我们的船已被拆得精光，一点可动手的凭借都没有。我们的仇人难道真把我们撂在这里，让我们在热带烈日的炙烤下，在离家乡亲人千万里的大洋上无依地摆荡，慢慢地饿死么？谭盛探明我们离澳门约二十英里。他说，远远地，在天边刚刚看得见的两座山之间，就是那座城。知道这个只叫我们更苦。活命在那里，安全在那里，我们却毫无自救之力！就算我们把锚起了，凭这条没了桅的船，又有什么指望漂进一个避身之处？为着把心里的焦虑忘掉，哪怕只忘几个钟头，我们都躺下睡了。

那是怎样一幅画！我们凑了一盏粗陋的油灯，在舱里投下一片摇闪的昏光。这间屋子从前那样爽朗漂亮，如今更像一座丑恶的地牢。看这些粗糙的水手横七竖八躺在地板上，看这些受苦到疲极的仰着的脸，看这四壁的破败和满室的荒凉，我几乎要为自己的神志发抖了。既已这样不堪，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对一个受苦已到人所能忍的边界上的人，死又算什么？我的同伴一个一个睡去了，只剩我醒着、愁着，独自揣度我们的命数。我审问自己过去的生涯；我把记忆的各个角落都搜过；我问自己做了什么，该受这样大的磨难？我倒愿意寻出一件足以招此报应的过错来，因为我受不了去疑天理的公道。

这时约莫是夜里十点钟。我怎么也睡不着，眼睛合不上连五分钟。千百种不同的情绪撕着我，我躺着听那片寂静，末了被一股按不住的激动带着起了身，摸上甲板，疲乏地往那里一躺，望着天和星。月亮明得像一面银镜；看这夜的静和空，我不由设想：为救我们自己，或许还有点事可做。我回到舱里，把鲁尼船长唤醒，求他同我上甲板去。他对这请求有些诧异，还是起来跟我去了。我们刚上去，就听见下风处近旁有说话的声音，原来还有一条小帆船贴在我们船边。船长急急俯身前去，像是要数仇人的数目。他们不会多过八个或十个。他仔细看过之后，便深深地沉默了。我诧异他这份木然，把他拖到那只还挂在船腰的小艇旁边，说：「怎么，船长，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人叫起来？」他带着一种疲乏的诧异看我，仿佛几乎听不懂我的意思。「那么你什么都不做么？」我说。「你甘心耐着性子等着往后那一切可怕的事么？我虽是女人，宁愿千百次为自己的安全去冒一冒险，也不愿在这里耗着，等着被杀或饿死！我们离澳门只二十英里。这只艇装得下我们所有人。一到海上，海盗正忙着，发觉我们逃走是不大可能的。就是看见了，他们也许已不屑来追。船长，凭你所珍重的一切，我们至少试一试吧！」

鲁尼船长停住，凝神想了一会儿，随即快步回到舱里。「起来！」他说，「都起来！我们还在这么大的险里，你们怎么睡得着？」他把素日那套发令的做派放下，同他们商议我们共同的危险，提出一条脱身的计。这提议刚说出头一句，水手们便不服地转过身去。「你们不配称为男子，」船长怒道。「一想到一个女人比你们勇，我替你们脸红！她有胆量宁死也不肯耽延；逃走还给我们留着一点得生的机会，你们却犹疑、发抖，做出一副胆小鬼的样子！我在每一双眼睛里都看见怕！不，我再说一遍——不，你们连一个女人的胆量都没有！」

鲁尼船长的计是这样的：他要他的水手悄悄摸上甲板，出其不意夺下那条帆船，把驾船的八个中国人杀掉。然后我们不耽工夫，扬帆往澳门去，大概天亮之前就能到。

这场商议进行的时候，我一言不发。我最明智的办法是不动声色，免得这些人日后有口说这场杀人是我提的。他们确曾这样归罪于我，这是很明白的；然而我声明，这条主意我全无一分。船长并没有把他的打算告诉我；他只是倚仗我的胆量和帮手，又把我举作榜样，纯为着羞一羞那些人。

「船长，」押货人怒冲冲地朝我看一眼，说，「那女人是疯了；若您所行是照她的主意，我们不从您，正是听理智的吩咐。这一试只能落个全灭。就算我们夺得了那条帆船，夜里也一定会被别的海盗追上；他们一猜出我们是怎么得着他们那条该死的船的，就要把我们全杀了，一个不留。」

他这话不无道理；船长于是退回我最初提的那条计。大家议定：把那只小艇里此刻装了半船的煤倒出来，放下水去。他们忙着做这活的时候，我在甲板上来回踱着，在残破的东西里翻寻，找着几片我心爱的家信的残页。它们都撕破了、污了，我叹着气把它们收拢起来。就在这时，仿佛专为帮我们逃走，最后一条帆船解缆开了，出海去了，自我们被擒以来，第一次只剩我们自己。此时可以少些顾忌地动手，人们便加倍用力，那小艇不久便卸空了。我们又急又盼地围上去，把它验看一遍。唉，我们的失望多大！艇底有好几块板已经裂开，它不能再下海了。我们的水手虽极泄气，仍不肯罢手，硬要一试。随后是沉沉的一声落水。我们俯在船舷上，屏着气祷求上天的帮助与庇护。

这样过了十分钟。「不成了，」船长吞吞吐吐地说，「它已经进了半船水。」我们彼此看着脸，默默散了。大悲是无言的。到明天为止再没有什么可做了，而那明天又要带来什么，谁说得上呢？

第七章舱底囚笼

谋逃、逃走未成、回到「卡尔德拉号」、被擒、海盗的残酷、一位海盗头目的画像、中国人的祷告、一名海盗之死、劫一条商船、又一场掠夺、败者的下场

第二天我们的水手勇气十足地动起手来。修那只小艇，至少要八个或十个钟头的苦工，我们唯一的指望是仇人一直不来。这一天大半就这样过去了，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天边不见一片帆。「卡尔德拉号」又归我们自己了；可它此刻只是一个空壳，拆得精光，凄凉而不动——一堆浮在水上的彻底的废物！我们把脱身的时刻定在夜里十点钟，整天不吃不歇地做。若不是有一股绷紧的神气撑着我，我不知道这场长饿我怎么受得住；就这样，我的气力也在飞快地衰下去。

给小艇装一根桅，又用甲板上散着的破布凑一张粗陋的帆，占了这些人一直到入夜很晚的工夫。我们的索具都被搬走或剁碎了，他们竟设法拿几根竹竿顶了绳索的用。这些做完，我们预备离船，正要把艇放下去，忽然两条帆船进了眼，直朝我们压来。我们把预备的东西凡藏得住的都藏起，赶忙躲回舱房，在那里等着不论什么事来。

不多久他们就贴到船边，一跳上船便下来寻我们。有两个海盗提着灯笼，借着灯光把我们一个一个地验看，像要确定没有短少。到了我藏在几个同伴身后的地方，他们笑起来，彼此招呼着，一副十分满意的样子。一个做手势叫我站起来，我只能哀求地抬眼望他，一点动的力气也没有。另一个或许被我这份萎顿恼了，用刀威胁我，这只添了我的怕，使我比先前更无着落。幸而这时有一声惨叫把他们的注意从我身上引向他们中的一个——那人失了脚，掉进舱里去了——我真不知这一幕会怎样收场。那中国人从甲板一直栽到船底，是我们一个水手把他抬上来的。他半死不活地躺着，可怜地呻吟；海盗们顾着他的伤，看去又对我们的人肯出手相助感到高兴，便不再折磨我、威胁我了。

然而我们的惊恐还没有完。这些蛮人似乎以我们的害怕为乐；已做的种种还不够，此刻又想出个主意，把点着的火把拿进舱里、拿到各房里去，弄得火星四溅，不止一次把堆在四处的木屑碎物点着。若不是我们的水手跟着把落下的火星踩灭，这只残船早成了一片火。他们玩够了这凶残的把戏，终于回到自己船上，出了海，又把我们留在清静里。

得脱了他们在跟前的这份苦，我们那几个好汉又飞奔去做活，重新把小艇装好。它还有些漏；可我们已经立定主意：宁在海上沉了、饿了，也不肯到头来死在海盗手里。在这肃穆的一刻，我们的胆量和指望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人不宁愿沉进深海的怀里，而不肯去碰那饿死或被屠的机会。没有一个人不把自己的命数交给上天，甘心一试，无论结局如何！可这时天气——先前一直是我们所能求的最好的——却对我们的打算不利了。昨夜那样澄净的天，变得低沉多云；风先前一直朝岸吹，此刻整个转了向，像是要拦住我们的去路。看了这些坏天气的兆头，船长疑惑地摇头；可我们的心已定了。我们决意要走，不肯再耽延。

此刻要下到艇里，已成一桩难事；因为货被掏空了，「卡尔德拉号」吃水必然很浅，浮得离水面极高，船的甲板与小艇之间隔着极大一段距离。于是那受伤的水手和我用绳子放下去，别人手脚利些，都安然攀了下来。船长随后坐到舵上；押货人、那位中国商人、那病人和我坐在他近旁；水手们握起他们自己做的粗桨；我们共二十二人，出海了。从动身的第一刻起，就有两个水手不停地把从艇底渗进来的水舀出去；又如鲁尼船长早料到的，我们那张帆不久便证明比没有还糟，只得落下来。

我们迎着逆风挣，每遇一浪就被推回来，走得极少。回头望「卡尔德拉号」，我觉得越把它抛在后头，它那阴沉的影子在雾里反而显得越大。那凄凉的空壳高踞浪上，像一具巨大的柩车。唉！我们要逃开它，是白挣的。在这样的海上摇桨，就是在最平常的情形下也难；我们的人又弱又累，怎么也顶不住浪。他们的桨是白天里粗粗削的，重得使不动。艇时时刻刻被浪泼过，很快就灌满了水，四个人舀水也几乎赶不上保我们平安的速度。除此以外，北面刮来一股冰冷的风，摇桨人的手冻得麻了，没了劲。我们这样走了三英里。随后，苦挣了四个钟头之后，我们的水手彻底垮了，自认再也做不动。这是天意。「卡尔德拉号」像是注定要做我们的坟。

「回去吧，」船长哑着嗓子说；他说这话时的神气，像一个自认落在命运手里、对神对人都不再指望的人。

「好，我们回去吧，」我答道。「受过这样的苦，死只有叫人欢迎。」

那道先前是我们最大仇敌的水流，几乎不用我们出一点力，便把我们送回了动身的那个地方。我们下来时用的那根绳，还照我们撇下时那样荡着。别人抓住它，攀得很容易，可那病人和我被吊上船去，是费了极大的力的。

我一站在这条不祥的甲板上，眼前的一切便都旋起来，我重重地倒在地上。痛与饿在我身上做工，做得很快，那点生机正从我心里退去。我过了很久才醒回来；张眼时，发觉自己被放在一条长凳上，四周是一圈好心的脸。每个人都从自己身上脱了件衣裳来暖我、盖我。他们只有水可给，便把水给我。凡他们力所能及的照料都倾在我身上；就这样，在死本来最甜的一刻，把我叫回了生。有几个人哭了。也许他们看着我，想起了留在家里的妻子、母亲、姊妹。

见我此刻好了些，我的同伴便都躺在地板上，睡到天明。我也睡了；可我梦的是那再也不望重见的亲爱的法兰西，而且不止一次被自己滚热的泪惊醒。

第二天是十月十一日。我睡了几个钟头，这短短的一歇把我受苦的记忆一时抹掉了。可清早我一跳起来，眼一张开，那可怕的现实就整个摆在我面前。就在我旁边，站着一群带兵器的中国人，他们中间是谭盛，正急急地说话。看去像是他们的头的那个人，用手指着我。我呆呆地看着，说不出话。鲁尼船长随后走过来，谭盛仍充着我们的通话人，把这场议事的意思讲明。「船长，」他说，「头目要把您和我、还有这位法国太太带到澳门去，他指望从我们身上得一大笔赎金。」鲁尼船长凄然低头应了，预备听命。我立刻被两三个海盗抬起，抬上甲板；可我几乎没听懂刚才说的话，也不知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谭盛先走；我被人扶着下了一道破梯，跟在他后头。我随后抬头，等着看鲁尼船长跟下来；却惊骇地发觉海盗已把梯子撤了，撂下他，开船了！这最后一着背信，我看在眼里那一惊，是无从描画的。我离广州时，是被托给他照看的；在我们一切苦难里，他都以最温和的关切看顾我。他是我的护持人，是我的朋友；同他分开，我便觉得自己万无可救了。我伸出两臂作别，看见他脸上那石化了的惊诧。

「带我一同去！」他激动地喊，「啊，带我一同去！」

随后他看出是白喊，便用双手蒙住脸，痛哭起来。

几分钟后，我们被叫到头目的舱里。他告谭盛，鲁尼船长即刻要被送往香港或澳门，去张罗我们两人和他自己的赎金。「七八天里，」他说，「一切都能办定。在这以前，你们得留在我们这里做押头。」

我们不许留在头目的舱里，得穿过甲板，到船的后部去。我急急四顾，指望再看「卡尔德拉号」最后一眼；可我们已经走远，它再看不见了。

管我们的海盗随后掀起一块约两英尺见方的活板，把我们推进甲板下一个又窄又黑的洞里；那里站不直身，直挺挺躺下也费劲。我们坐着时，头顶着上面的板。活板开着的时候，我们至少还能呼一口新鲜空气，看得见天；一旦关上，我们唯一的光便来自一个约八英寸见方的小舷孔，那孔开在动着的舵旁边，做出来本就不能开。我们在这凄惨的地方躺了不到半个钟头，头上忽然响起重重的一击，接着又是许多下，又快又密。我们目光一碰，各自从对方脸上读出同一个阴沉的疑虑。难道他们正把我们头上的活板钉死？难道这个洞注定要做我们的棺和我们的坟？难道把我们同同伴分开，只为了让我们慢慢地饿死、渴死、闷死？一股寒气走遍我全身——我挣着跪起来——我虽弱，还是拿一双无力的手去顶那盖子。啊，那是说不出的绝望与苦痛！

「被活埋的人，」我想，「受的就是这个了！」

这个念头我的理智担不住。我脑子烧起来——我完全失了自持——我要拿头去撞墙，把这些苦了结。在我这场昏乱当中，我觉得有两只手按住我的手，看见谭盛俯在我身上，泪顺着他两颊直流。他苦劝我镇静；过一会儿我也哭了，勉力认命地等着我的命数。这样过了两个可怕的钟头；随后，像有法术一般，那活板忽然掀开，可福的日光又流进来。原来只是一场残酷的玩笑，他们钉我们在里头，到头来只是装个样子！

他们挤在洞口，笑着，指着我们；等好奇心满足了，本要把它重新封上，幸而我的同伴又求又说，他们才答应留两英寸的缝。我们趁这机会起身换了姿势，便直挺挺躺在板上，至少呼上了不那么秽浊的空气。

到傍晚，他们给我们提来一小桶水，我们用它洗了手脸；又送来些干鱼、些米饭和一点茶。我弱到那步，头像是身子驮不动，见着食物简直生厌。谭盛却吃得很急，苦劝我多少吃一点。他尤其劝我，切不要显出不信我们的仇人、不信他们给的食物。被他这样一劝，我勉强吃了半碟米饭，喝了一点茶；就这样也费了我很痛苦的一番力，还引起一阵我自己也难说清的激动。晚上八点钟光景天黑了，正在夜合上来的时候，我们听见甲板上一片鬼一般的嚎叫。谭盛赶忙安我的心。「这是祷告的时辰，」他说。「祷告！」我跟着说。「这些怪物也祷告么？」

他们那些拜神的仪节，过一会儿我还要多说几句。

天全黑了，海盗把谭盛叫上甲板。几分钟后他们回来，说我也可以上去透透气。我们此刻在离陆地不远处下了锚，四近还有好几条帆船，船上的人都在祷告。在这平静的海和银色的星光下，听着锣鼓那沉沉的回响和拜神者的粗叫，觉得很异样。这片刻的自由甜美得说不出，若不是不得不回我的牢里去，单看这周济万物的自然，那时也许就足以慰我了。随后那些长时辰里，我只能想着自己的不幸；又想，能同一个论年纪、论仁厚都近乎父辈的人在一处，我总算还算有福的。

我信得过谭盛；看他那份不摇的沉稳，我把他当作我的护持人。他安慰我；他把我当女儿看。「只要有他在我身边，」我想，「无论仇人存什么心，他也许都会站在我和他们之间。将来若他也被带走，我至少还能投海。」

这时一个海盗给我们送来一盏灯，是油碟里一根小灯芯。灯虽弱，却够照亮我们这窄牢的四壁。我刚一环顾，便惊叫出声。天花板、四壁、地板上，住满了一大群毛绒绒的大蜘蛛、极大的甲虫，还有生角发亮的巨木虱。转眼之间，又有三四只大老鼠从角落里窜出来，从我脚间跑过。谭盛见我作恶，愿把灯灭了；可我宁愿看着这些爬虫，也不愿在夜的黑里受那听着它们、觉着它们的折磨。幸而我还剩一块手帕。我用它把头脸蒙住，双手藏在衣裳底下，整夜一动不动地蹲在板中间。近早晨时，这些虫豸退去了。

天亮后不久，又送来我们的食物和一桶水，我们用水洗了手脸。谭盛随后告我：中国人不做完早上的洗漱是从不进食的。和先前一样，我们的食物是米饭、鱼和茶。同这些一起送来两双小小的筷子，每根约一英尺长，粗如常用的铅笔。中国人拿它像我们拿笔，使得极其灵便。谭盛极有耐心又极有手段地教我用这两根小棍，可我怎么也使不来，末了只好罢了，用手指吃。

这一天海盗又来看我们、取笑我们。其中一个比别人更无礼，先指我，又指那位中国商人，做出两人相拥的样子。这一下怯懦的侮辱，比他们先前一切狠毒都更伤我。我觉得自己羞得、气得满脸通红，一发不可收地哭了。我正伤心的时候，海盗船长恰好走过，像是被我的悲苦所动，吩咐把我们头上的活板关上。

这位头目和他手下不同，他的相貌里有点不全然叫人不喜的东西。只有他一个人既不使我作恶，也不使我畏怕。他的丑，可以说是自成一格的。他的脸又长又瘦；颧骨高，嘴阔，鼻子短而扁，鼻孔张着，眉毛黑，一双眼睛又大又黑。他的头剃得光，只留头顶一撮，从那里长出一条又长又粗的辫子：他有时把它盘在颈后，有时编起来箍在头上像一顶冠，有时任它垂在背上，长过一码。他被这几种样式改得变了形，那张脸却始终保着一种叫人不厌的气味。他这一回的体谅，此刻使我对将来生出几分指望。

谭盛一半为了逗我，一半为了叫我安心，把海盗对他说的那些问话和议论说给我听。他们问他有几个妻子——在中国，这是量人家资的一个准则；随后又说，我们的赎金若不够重，他们就要把他弄成个海盗，把我配给他们中的一个做妻。见我这时比先前更愁苦，这位好商人便解释说，他本国的男人是不许同外族人通婚的，这些威胁只是虚张声势，为着套他说话。「不过要当心，」他说，「千万别在他们跟前把手放到我身上。这不合我们的规矩，他们会拿去讲，于我不利。」他们别的问话，他一概答说自己只是个穷人，要往加利福尼亚去谋生，还让他们以为他是在「卡尔德拉号」上搭的便宜船位。所以凡可能引他们猜出他家资多厚的话头，他都小心避开。他们若当他是富人，不但要把他的赎金翻四倍，甚或要上刑逼他。他随后对我说起他一家。他说他只有一个妻子，家在广州。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五岁，最大的已经嫁了。他似乎极爱她们，说起来就哭。他几乎不指望再见她们，对我们终能脱身也不大信。这时候我常向他问起海盗的习俗；他每次都打着寒战答说：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又极爱砍俘虏的头，危险得很。

第二天平平过去，没有什么值得记的事。我只记得海盗向谭盛问起我的名字和国籍；他们把这两样记熟了，便以不停地喊「法妮！法妮！」取乐，常常吓我一跳。

到傍晚我蜷得苦不可言；谭盛便替我求准，让我在甲板上多留一会儿。他们答应了，我因此得机会看了他们晚祷的仪节。

每条帆船，和每所中国人家一样，都设着神案。案上点小小的蜡烛，供上酒肉。他们每夜在同一个时辰祷告，起头先用锣、钹和蒙蛇皮的鼓奏一段难听的前奏。

我先看见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走上来，手里两把刀，把刀直直插在甲板正中。他随后在刀旁摆下几只碟子、一只盛着液体的瓶，和一束黄纸捻，那纸捻是预备烧的。接着一盏点着的灯笼被挂到一根桅上，头目便在神案前跪下。他唱诵了一阵，拿起瓶来喝；随后打着许多手势，把一把钱币和牌子在手里叮叮地摇。那些纸捻于是点着，绕着两把刀转了一圈又一圈，像是要把刀祝圣。这些仪节做完，船长从跪着的姿势起来，走到帆船后部，把烧着的纸挥来挥去，然后郑重地投进海里。锣鼓此刻敲得更响，头目祷得像是比先前更诚；可最后一张纸一落、最后一点火星一灭，乐声就停了，祷告就完了，这一场就算过了。通共费了足二十分钟，我便在露天里多得了这一段工夫。

那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我们牢里那些虫不停地折磨我，我两只脚被咬得起满了泡。那些老鼠起初还怕我们的说话声，此刻却亲热得太过，我们躺在板上，它们青天白日也在我们身上跑。

这是本月十三日了。那帆船仍沿着近岸走，我们的处境一点没变。晚上我们听见甲板上大乱，原来是一个海盗落了水。这事到发觉时已经太晚，等他们把人捞上来，那人已经死透。他们把尸首放得离我们牢口极近，水从尸上一直流到我们头上。乱了一刻钟，他们把救活的指望全撂下了，带着郁郁的咒骂把尸首又扔回海里。

十五日早上，我们同好几条别的海盗船会齐，一同去追一条商船；那船是往来香港与广州之间，载着货和客的。船上此刻一片兴奋。歇息的时辰过了，谭盛听见那些贼在商议攻打的计策，又估算所得赃物的多少。到晚上，我们被关在牢里，比什么时候都关得死。

大约是夜里十点钟，我们又听见那可怕的战叫——就是那不祥的一夜在「卡尔德拉号」上把我们从睡里惊起的那种叫。这些叫声之后是零落的炮声。我们自己这条船也放了两炮，那震动像要把我们周围每一根船材都撕裂。我半死不活地想按住自己的心跳，怎么也按不住，时时刻刻怕有一颗弹子炸进我们这里来。随后四条帆船围住了那商船；商船措手不及，只作了微弱的抵抗。

接下来是一片寂静，谭盛费了很大的力把活板掀开一点；因为我们关得太久，热已经难忍。可他刚掀开、刚向外一看，就急急退回来，把口子封上。他的惊骇和慌乱使我害怕；可他不肯说他看见了什么。然而几个钟头后，我把出过的事都知道了。

海盗上了那条商船，劫掠一空之后，便着手盘问船客。这些不幸的人里有几个不慎说出自己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单这一句就够招来种种虐待。为了从他们口里榨出家资的全数，海盗对这些人上了刑。他们把这些可怜的俘虏只用一个拇指和一个脚趾绑住，吊在桅上，猛力地荡来荡去。仿佛这还不够苦，还时时加上重重的殴打，他们的惨叫叫人难受到无从想象。这些事虽不是在我们这条船上做的，谭盛却把那些蛮人选用的是哪一种刑猜得太清楚了。

天亮了，接在夜里那些可怕之事后头的沉闷的寂静，只被浪的缓缓拍打和摇桨人的桨声打破——他们正用小船把赃物从一条帆船运到另一条帆船上去。

第八章得救

绝望、我写下被囚的日子、海盗的善意、一顿快活的饭、望见汽船、海盗逃走、感激、好呀！好呀！我得救了！

我们本盼这一天照常给我们一点自由和新鲜空气；可海盗忙得顾不上我们。他们一心在利上，整天忙着张罗卖赃，为此把那些专收贼货的贩子接上船来。我浑身是汗，被剧烈的抽筋折着，又被这久闭的空气熏得半窒，苦得可怕。我的皮上还起了一层疼痛的疹子，人虚到那步，我的同伴虽尽力逗我、宽我，我也答不上话了。过一会儿，我们听见海盗数金子的声音，随后是把买主载走的桨声。这些做完，我们的看守终于想起了我们这两个囚人，把活板打开。也是时候了；我们在那里已经躺了二十四个钟头有余！能再呼一口那夜里的新鲜空气，那份快乐我要记到死的一天。

第二天是十七日，早上天气极好。出我们意外，海盗一到日出就来，把活板整个搬开了。他们神气几乎是和善的；到了早饭的时辰，不但给我们送来充足的食物，甚至还有酒。这种酒是米里出来的，清得像水，味道并不难下口。它的味其实有点像新的波尔多。

那帆船此刻沿着一段无人的岸走，海盗料定这里不会有人看见，便整天把我们的牢口开着。他们甚至许谭盛在甲板上待了好一阵，待我们的态度好得叫人惊异。天气那么好，我几乎妒起我的同伴，很想跟着他去走走。可我不敢不经许可就出去，只放胆在自己的地方站起来，向陆地和海望了望。啊，那景象多么甜美！在一个又黑又脏的洞里过了七个长日之后，我此刻看见了开阔明亮的大洋、金子一般的日光、蓝的天、绿的岸！在树木和牧场之间，这里那里有一个个白色的小村，一路点着远去的岸线，像草里的白花。看着这片景，我醉了。我设想自己又望见了亲爱的法兰西，哭得是我前后都少有的。

正在这时，海盗头目走过。我指着陆地，谭盛一直在看我这份激动，赶忙替我说明：我是在求活命、求自由。头目做手势叫我镇静，随后答说他早已派一条帆船把鲁尼船长送往澳门，鲁尼船长得了权在那里张罗我们的赎金；他本盼昨天就能遇上那条船回来。他说，倘再过五天还没有消息，他就打算把我们转到另一条船上去。这个含糊的答话比先前更叫我们不安。转到另一条帆船上，我们会落个什么下场？说到底，这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他们多少还不打算把我们处死；可若发觉榨不出我们的赎金，就要把我们卸给那些也许并不这样有所顾忌的人。就算我们路上撞上一条汽船，又有什么可指望的？我们的擒主难道不宁愿把我们抛进海里，也不肯在公海上被人当场抓住做海盗、掠人么？

船长此刻准我在甲板上走一走，我感激地领了这份许可。我在光里和自由里那么快活，把从前一切折磨都忘了，看这些不法之徒的眼光竟几乎带着友善。他们这天早上很忙，来来去去，彼此熟络地说笑，分着前一晚的赃。我羞愧地承认：他们是用什么手段从那些可怜的受害者身上榨出这些赃的，我几乎不记得了，心里只有眼下的自由。海盗不常理会我；可说也奇怪，凡他们看我的时候，眼里总有一种好心，那是我原先几乎不信他们会有的。

「他们喜欢您，」和他们谈过话的谭盛说。「他们喜欢您，因为您的脸和眼睛温和；他们说不再愿有什么祸事落到您身上了。」

这些人竟为我而收起本性的凶残，看来是不可信的；可也许是我的忍耐和虚弱动了他们的心。另一面，我无疑也大大地欠着他们那份贪心。每当我回想自己被囚之长、看守的脾性，以及我被擒的种种情形，我至今也几乎不敢信自己记忆所证的事。

在甲板上待了约两个钟头，我自己回到牢里去。长久的关闭已使我做不动任何事，我倒在板上，累极了，也乏透了。可同时我觉得比前许多天都好，心上那块重东西轻了些。

我懒懒地环顾这四面凄凉的壁——我在这里度过了那么多可怕的时辰——看见一个角落里躺着一本旧书，满是灰土污渍。我先前见过它，到此刻才有心把它拿起来。那是一部德文书，用德文字体印的。我虽不懂那种文字，却欢喜地把书页一页页翻过去，因为它们叫我想起欧洲、想起家。书末有三四张空白页，还算干净。「啊，」我想，「我若有一支笔，把我的经过记下一点就好了！」我随即想起自己还剩一支发针，或许能用针尖写。结果出我所望，这样在纸上划出的下面几句话，还认得清：

「我被中国海盗掳去，现被他们囚着。我是法国人，原是『卡尔德拉号』上的搭客。这是我在这条帆船上的第七天。——一八五四年十月十七日——法妮·洛维奥。」

我随后在另一页上把同样的话用法文写了一遍；这还不够，又拿起近旁一枚锈钉，把我的姓名和「卡尔德拉号」的船名刻在那块嵌活板的框子底面上。每个字至少有一英寸长，凡来搜这条船的人都不会看不见。唉！会有什么友善的眼睛看到它，实在是很难指望的；可凡能帮我把眼下处境的可怕遮上一层的幻想，我都爱把它抱在怀里。这或许是个梦；然而那是一个关于法兰西、关于自由的梦！

海盗呢，他们不断来来去去，不时往下看一眼，看我在做什么。可他们从没猜到：我写的这些话，将来有一天或许要把他们中每一个人送上绞架！

记下这三段话之后，我便躺下歇着。千百种飘忽的念头掠过我心里，久已逃去的指望又开始透出光来。趁着眼下这点特许，我不久便起身又上了甲板。海盗仍旧和善，还招我到他们做活的地方去走，我便去了，不过心里不无疑惧。有几个正忙着把一只小船放下水，谭盛给我说明，他们是要出去捞牡蛎；他们随即去了。他们头一网似乎很顺，不久便回来，船上装了半船极大的牡蛎，比我记得见过的任何牡蛎都大。

这一天厨子把他的锅和炉都用上了，架子摆得不小。显然是在预备一席酒；他很明白，这一场的成败全靠他的手艺。他先把牡蛎开了壳，装进一只大锅，架在火上。随后炸了一批鲜美的小鱼，还不时照看近旁火前正烤得焦黄的一块猪肉。看着这些好东西，我们的胃口开了，彼此问有没有分这一席的份。到了开饭的时辰，谭盛和我回到我们的牢里，几乎不敢指望在好菜吃完之前被人想起。那么，我们发现海盗聚了来，团团围着我们的牢口坐下，厨子提着勺子一圈圈地走，把一碟碟热腾腾的牡蛎分给众人时，我们何等诧异。这牡蛎，谭盛和我分到的同别人一样多；起初我对那泡着它们的汁有些疑心，不久便认定：这样鲜美的东西我很少吃到。牡蛎之后是猪肉，猪肉之后是酒、茶和用米粉炸的鱼。这些菜我们都分得很足。看去竟像是海盗要让我们看看他们能怎样合群；至少这一天，我们受的待遇不像囚人，倒像客人。他们自己这顿饭吃得极其畅快，还不止一次问谭盛，我觉得他们的烹调如何。

这席将散的时候，正当我预想着有几个钟头可歇的舒服，下风处出现了一条大商船。人人一霎时都站起来，残席匆匆撤去，旗子升上桅顶，海盗急急地四处奔跑，预备接仗。掠夺又成了这一天的正事，而我们默默蹲在自己的小洞里，等着不论什么事发生。可那商船走得比我们快得多，追了一阵便撂下了。这一天算是比较快活的一天，不至于以流血和劫掠收场，我说不出多么感激。

那商船不久就看不见了，随后有一支海盗船队追上我们，各船的头目开始交换货物和食粮。我们的头目买下的东西里有一批活鸭。天黑下来，那些帆船都散了，我们又独自走我们的路。

到了祷告的时辰，我们又放胆出去，在甲板上走到夜里将近十点钟。天平静而蓝，星光亮着。经过这几天，我觉得自己从未领过这样无穷的享受。这一夜我留意到：我们不像先前每回那样抛锚停上几个钟头，而是张满了帆飞快地走。

回到牢里，我照常躺在板上，想着这一整天所得的那份可喜的自由，睡着了。我时时醒来，听见风从索具间呼啸而过，听见我们的龙骨向前犁开时水那飞快的滑响。

第二天是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三——一个天赐的日子，凡提起它，总该带着祷告和感谢！大约是早上四点钟，我们被急促的脚步和热切的说话声从睡里唤醒。整夜疾行之后，这条帆船此刻停锚着，我们头上的活板关得很紧。我猜不出我们的擒主在做什么，也猜不出为什么这样早就这般忙。我越听越觉得怪。等了、疑了一阵，我勉力想让自己睡去；可睡再也不来，不知怎的，一种奇异的躁动占住了我。我转向谭盛，他也醒着，也在听，我问他想头上是在做什么。他把手指放到唇上，屏息前倾，好一会儿才答。

「别声响！」他终于说。「他们在走。」

我想不出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我正要再问下去，他又做手势叫我别声，重说了一遍：「他们在走。」

我比先前更纳闷，躺着看我的同伴；他脸上是又喜又怕，声音怪异地打着抖。

「我告诉您，他们在走，」他说。「是有一条汽船在追。」

「汽船！」我呆呆地、不信地跟着说。「汽船！」那一刻我以为我同伴的脑子出了岔，几乎要气他做梦一般地重新撩起我早已撂下的指望。可这些念头刚过我心里，他便在我肩上碰了一下，又说：「是汽船！海盗看见了一条汽船，他们正往山里逃。」

我发狂地瞪着他的脸。我的心念全乱了。我不敢让自己去领他这话的意思。

「您弄错了，」我说。「若真有人追，他们还会停着锚么？」

可他只把脸紧贴在那小舷孔上，答道：「是，是汽船！我看见了！是汽船！」

听了这话，我的心跳得像要炸开；往外一看，果然看见约两英里外有一条船。我说「一条船」，因为看不见烟。唉！万一它只是一条往香港、广州或澳门去的船呢？这样的船是断不会来救我们的；而我们在一条同这一带海上所有帆船一模一样的帆船上，又有什么被人发现的机会？然而我虽这样讲理，却按不住自己的激动，也离不开那舷孔。

「是啊，是啊，」谭盛又说，「他们在走。他们是躲那条汽船！」

「可那不是汽船，」我说。「没有烟。到底只是一条路过的船。」

「我告诉您我没看错。是不是汽船，海盗反正是逃了！您听他们的声音怎样远去。」

我听了。四围一片深深的寂静，我只听见一片嘁嘁的人声，一刻比一刻更远。我要去掀那活板，谭盛把我拉住。正在这时，头上响起一阵重重的脚步，活板从外面被掀开了。是这船上的厨子，他一脸吃惊，手势急促，探头看着我们。

「什么也不要怕，」他说。「是汽船！你们得救了！是汽船！」

说完这话，他也逃了，我们便独自留在船上。我念头一转就跳起来，冲上甲板。一股发烧一般的气力占住了我，我发出狂喜的叫声。这是真的。我们是独自在这条帆船上了，全然独自；这船停锚时靠岸太近，潮一退便半搁在滩上，推也推不开。他们本是冒险到这里取淡水的，直到天亮才发觉自己同那条汽船贴得这样近。那汽船看去也正停着锚，先前被一条伸出的陆嘴挡住了一半。海盗被这近在眼前的危险吓住，又发觉出不了海，便宁逃不战，此刻正撇下自己的船。他们蹚过船舷与陆地之间的浅水，此时正在攀那些仿佛从海边就直立起来的陡崖。我们看得分明，连他们身上驮着的赃物都看得见。

看着仇人逃走、看着那些无疑要成为我们朋友的人近在左近，我那时的心情，是任何言语都描不出的。我嘴里迸出前后不接的话，双手交握、两颊发烧地来回踱着，急着要脱身。这时汽船上的人还没看见我们，也没放小船来救。我看那船那样近，很想像海盗一样蹚水过去，沿岸走去；可谭盛比我冷静、比我明白，绝不肯听这样的打算。「那是白费的，」他说。「他们一定会来。忍着，他们一定会来。」

他的镇静把我急坏了。我想不通我们何必白丢这些宝贵的时刻，一心要去迎那上天送来的救助。

「您听我说，」我说。「我们把那只小船放下去，划过去迎他们。一个钟头里我们就能划到那船边。您想想，啊您想想！万一海盗回来，又把我们捉了去，我们怎么办？啊来吧，求您来吧！」

可谭盛不为所动。「不，不，」他带着他本族特有的那份不动声色的郑重说。「我告诉您他们会到我们这里来。那是汽船。他们会到我们这里来。」

我急得发狂。这是我们之间第一回不合，我以为他是明知故犯地把我们两条命都送掉。我若会凫水，我信自己会去试那段距离。事到这步，我只绕着那只小船一圈圈地走，心里巴望着，问自己一个人能不能弄得动它。我有没有力气划或摇两英里？我放不放得下水去？海盗此刻会不会回来？那汽船会不会一次也没看见我们就开走？我正这样思量的时候，觉得有人抓住我的胳膊，原来谭盛跟到了后甲板上。

「看！看！」他说。「您看见那边三只小船么？」我一看，果然有三只小船绕过一处陆角，正朝我们直来。我把水手服里面那件衬衣扯下来，系在甲板上一根竹竿上。我奔到帆船离他们视线最近的那一边，把这面旗插进船板的一道缝里！此刻没有怕，没有疑，没有险了！眼里只有我们这一条帆船，那些小船也已近得我能辨出摇桨人身上的蓝布短褂。谭盛站在我旁边，双手交叠在胸前，低头祷告。我怕他这身中国衣裳会叫我们的朋友认错，便求他躲着不露；他很愿意地躲了。

忽然摇桨的人停了桨，举着桨坐在船里。难道他们到头来要撂手回汽船上去么？我屏息前倾，用手遮着眼睛，不知该怎么想。正在这时，三只小船一齐放了一排枪，一层浓烟隔在我们之间。我措手不及，又惊又慌，倒退下来，以为他们是要来攻这条帆船。

「啊，我的天！」我跪下来喊，「我们要被杀了——被救我们的人杀了！」

想到他们可能当海盗还在船上而接着开枪，我心里忽然生出一股绝望的气力。「让他们迎面打我吧，」我想。「不论怎样，我要再试一次！」于是我冲到船头，又露出身来。我把帽子摘下——狂乱地挥来挥去——我想大声喊；立刻，一声长长的「好呀！」从每张嘴里迸出来，告诉我救我们的是一船英国水手！他们挥着帽子答我的信号；随后又俯身到桨上，把水劈开，像箭劈开空气。

他们此刻认出我了，我们终于得救了！

第九章重返香港

鲁尼船长的经过、沿岸的征剿、海盗的母亲、一个中国人之死、「玛丽·伍德夫人号」、重返香港、领事的庇护、谭盛来访、别过鲁尼船长

我被喜悦压倒，退了几步，半昏地倒在甲板上。等我回过神来，那几只小船已离这条帆船不过一两码。我此刻气力全尽，泪如泉涌。我说不出话——连想也想不动；等我们的朋友攀上船舷、跳上甲板，我一句招呼也道不出。他们多半是英国海军的兵和军官，同来的还有几个水兵和一两位航海官。鲁尼船长也在里头。他重见我时喜得几乎按不住；他们都围着我，处处露着关切和好意。至于可怜的谭盛，起初被当作海盗，有五六只拳头在他脸前挥着；我跑过去站在他身边，鲁尼船长又告他们他怎样救了我们全体，怎样自始至终行得高义。

他们见我还不至弱到不能移动，水手便把我抬下一只小船，我从此永远离了那条帆船。路上军官们给我讲明：他们把汽船的烟囱卸了下来，为的是骗过仇人、出其不意。至于那阵把我吓着的排枪，他们放的只是空药，指望借此把海盗引上甲板。我若没有再走到前头去、没有那样挥帽子，他们下一次开枪必是要取命的了。事实上，我一摘帽子，我那浅色的头发就露了出来，鲁尼船长便认出了我。我头一次露面时，他们当我是留着看船的中国人，又把我那面白旗当成召岸上人回船的警号。我还得知：香港城里人人都以为我或已被杀，或已被带进内地卖掉。他们自己也说，救我的指望早已撂下了。

我们走到那条帆船与汽船之间约一半路时，那帆船已经着了火。我们再近些，便有一片高声的欢呼来迎我们，我们的摇桨人也热心地答了。我们登上甲板的梯口立着船长，等着接我们。他见了我，下来几级，用臂扶住我。他看我的神气，惊讶与怜惜各占一半；我虽感激这满船的同情，却几乎为自己来到救命人中间时这副可怜的样子害羞。甲板上挤着许多先生，多半是香港和附近的居民，他们是出于好奇和关切，随这趟征剿出来的。我乐得躲开一切眼睛，欣然退到已为我预备好的舱房里。那里衣物和一切必需的东西都候着我，我便赶忙就着自己的虚弱与疲乏尽力梳洗了一番。我照镜子，几乎认不出自己的面目，那样憔悴，那样变了。我眼睛周围围着青黑的圈，皮肤被灼人的海风晒黑了。至于头发，那是乱结得没救，一时解不开的；只好暂且任它那样乱着。我正忙这些的时候，那几只小船又已出发，去攻打近旁那几处藏在海岸的港汊与小湾里的海盗村落。

我平静了些、歇了一会儿，鲁尼船长便把我们分开以后他和他水手的经过都讲给我。他说，离我们走后还不到三个钟头，就有另一条帆船来把他带往澳门去，水手们仍留在那条残船上。当时议定的赎金是二百比阿斯特；海盗自信万无一失——因为谭盛和我还在他们同伴手里做押头——便一直驶进港去，公然上了岸。他们中有两个随鲁尼船长进城，以为他会立刻去朋友中间筹款。可鲁尼船长并不如此，他一径去见总督，把那两个随他的人交了官，又请即刻派人派械，好把他的水手、他的搭客和他的船从海盗手里救出来。澳门是葡萄牙的属地，总督不能担起派兵一事；不过他给了鲁尼船长一队护兵，又在把两个俘虏解往香港上给了别的帮助。到了香港，他一径去见哈斯克尔先生，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我们的法国副领事。鲁尼船长到领事馆、讲出他那段凄惨经过时，已是半夜。哈斯克尔先生的焦急与惊骇，是不难想见的。夜虽已深，他带着鲁尼船长上了当时停在港里的「斯巴达号」，那船由威廉·霍斯特爵士将军统带。这位英勇的军官立刻拨出二十四名海军陆战兵听他们调用，那份爽快与慷慨无以复加；半岛东方轮船公司又客气地借出「玛丽·伍德夫人号」供他们乘用。到早上六点钟一切齐备，他们开出港去，带着那两个俘虏、一个通晓中国各处方言的通译，以及几位为着好奇和热闹同去的先生。这一天的大半他们连一片帆也没看见。竟像是海盗早料到有人追来，故意撇了素常出没的地方。然而他们遇上一些浮着的烧焦的木片，便寻着了「卡尔德拉号」的踪迹，只找见它船身剩下的几块焦木。他们骇然，几乎不敢问自己那些水手落了什么下场，便立刻朝沿岸远处的几间棚屋驶去。那些棚屋里住着几家渔人；可他们或是同海盗通着气，或是真不知出过什么事，反正从他们口里问不出什么。汽船于是沿着近岸继续走，每到一个村落便上岸一次，指望打听出点确实的消息。正当他们在这样一处小聚落登岸时，出他们意外，迎面来的是一阵枪弹，原来居民已预备拒他们上岸。可英国人要找的是消息，不是打仗；于是他们挂起一面白旗，派那两个中国俘虏中的一个去同他的同乡交涉。为了保这人不叛，鲁尼船长指给他一处地界，无论借什么名目都不许越过。他要站在那里同村人说话，若敢跨出那限定的界，就要像狗一样被打死。对这些告诫他答得还算老实；可一上了岸、一得了自由，便撒腿飞跑起来。「站住！」通译在那人将近所划的界时喊。他站住了，犹疑着，回头望了望，像在量那段距离；随后被那份按不住的对自由的爱一占，又拼命跑起来。可他跑了不到三码，开枪的令便下了，二十颗弹子同时进了他的身子。「他晃着，」鲁尼船长说，「像个醉汉，跪了下去，倒下便再没起来。」

村人这一回以为自己受了攻，便回了一排枪，于是打起一场正式的仗来。英国人得了一场又快又容易的胜；多数中国人在第二或第三排枪之后就逃了，到底也只死了两三个。海军陆战兵和水手随后把那村子劫了、烧了，又找见相当一批属于「卡尔德拉号」的货物，得意地运走了。他们既还没听到我们的一点消息，又看去一时也不大可能撞上什么海盗船，「玛丽·伍德夫人号」的船长便预备回香港去。舵刚转过来，他们就遇上一条商船，「卡尔德拉号」全班水手都在船上。原来这些可怜的汉子见船长和搭客都被带走了，便绝望地作了最后一试，就用我们先前白试着驾的那只大艇逃走。这一回海和风虽比先前顺些，若不是在离那条残船只几英里的地方被这条商船捞起，他们也必要凄惨地死掉。「玛丽·伍德夫人号」随后把他们接上船，并当即付给那商船的船主四百比阿斯特的酬赏，以谢他的仁心。汽船于是回了香港，那时还没发现谭盛和我的一点踪迹。

第一趟出去的船刚回来，第二趟便组织起来了，这多半是哈斯克尔先生出力和关照的结果。另一条汽船，名叫「安号」，于一八五四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二出发寻我们。船长是偶然才朝着那座山的方向驶去的，而擒我们的人恰好就停锚在那山的荫庇下。我们后来得知：那汽船和那帆船必是差不多同时到了同一个地方，趁着黑夜在相距不过两英里的地方各自下了锚。直到早上他们才照我前面已经讲过的次序发现并救了我们；我得救的日子是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三。

听着这一番为救我所做的事，我又整个垮了，感激得没有话说。更难按住我的激动的，是我读到下面这封信；这信曾交托鲁尼船长，以备必要时用：

「小姐：此信若到您手中，正如我所深切盼望的，我求您得些安慰。倘若救您所需的只是钱，凡您觉得必要的赎金，尽可向我开单支取。

哈斯克尔

法国驻香港副领事」

差不多过了一整天，早上出去的那三只小船还没回来。天一擦黑，「安号」的船长有些不安了，说起要起锚去寻他的人。可他还没来得及动，我们便被一片极大的火光惊住，那火在沿岸约三四英里处。一层烟华高高地升在火焰之上，一片红光远远地铺在如镜的海面上。我们正看着，三个黑影从最远的幽暗里慢慢现出来，慢慢地渡过那映着光的水面。随后月亮升起来，我们认出那是几只小船和船上那些好汉。人都极累，可精神很高，满口是这一天的经历。他们在一处海盗村落登了岸，同村人打了一场硬仗，有的赶散了，有的杀了；又寻出并运走了「卡尔德拉号」另一大批货物；末了在四处同时把那村子点了火。这一回他们带回两个俘虏。水手和陆战兵争着讲自己的功劳，讲这一天种种血淋淋的细节，讲得像很得意。我听见一个夸他杀了几个，又夸他多恨这些异教的海盗。「你要恨男人，尽你恨去，」他的一个同伴说，「可为什么狠到连女人也杀？我今天亲眼看见你冷冰冰地把一个可怜的中国女人打倒！」「你这个傻子！」那夸嘴的不耐烦地答道。「她难道不是哪个海盗的母亲？」

第二天早上，三只小船每只二十人，又出去了——这一回是打算绕这岛划一圈，去袭那一边湾里的海盗。汽船隔着些距离跟着，以备万一。我们望了好久，看他们绕过岬角，朝那湾里去。可正当再划一桨就要出我们视线的时候，我们听见突然一阵炮响，看见他们飞快地划回来。原来那湾里满是帆船，多到四五十条，都带着兵械，预备好接仗；岸上又筑着一带炮垒。幸而那些炮弹只从摇桨人头上啸过，没有伤人。船长觉得去攻这么多的兵是白费，便谨慎地起了锚，返回香港。有七十英里海路要走，我们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才到。汽船上挂满从仇人那里缴来的旗；我们刚进香港的锚地，我们的船长便升起一面专用的旗，上写「一切安好」，为我得救的表记。

我们上岸之前很久，消息已传遍全城，码头上挤满了人。许多小船开出来迎我们，人人的眼都在客人里找我。可我仍穿着男装，不容易从众人里分辨出来。我发觉自己被待客的好意围住了。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经理沃克先生力请我住到他夫人和家里去；我虽感激，心里已定：见过副领事、谢过他之前，我哪儿也不去。正当我要去寻他，他来了。他把我两只手握在手里，看我的那副神容里，怜惜、喜悦与仁厚三样争着占上风。

「跟我来，」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以法兰西的名义给您庇身与护持。」

单这一个名字就直抵我心，我一发不可收地哭了。我谢那看顾了我的天意，又谢那亲爱的祖国——它连在这么远的地方也张开两臂来接我！

哈斯克尔先生随后把我领上他自己的小船。上岸的石阶口有一乘轿子候着我，再过几分钟，我便跨进了一个法国人家的门槛。

我在香港住了二十天，这期间受到举城的看重。城里凡有身份的人都来看过我，那里的欧洲太太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愿为帮我、慰我做点什么的。虽有这么多照应，我却不得不很安静地养着，有很长一段时候病得不能见人。这一场极大的喜紧接在绝望之后，我的气力担不住，随后发了一场脑热病。有好几个日夜我昏语着海盗、短剑和火。天性到底占了上风；借着上天的帮助，我好得很快。恰在这时，从法国和加利福尼亚来了一包信；我相信家里的消息最能治我的病。我此刻唯一的指望在我的亲友和我的国，唯一的志愿是尽早回去。

置办一批合用的衣服，成了我病后头几件要紧的事；重见自己穿上本性别的装束，那份满意我说不出来。这里顺带说一句：在中国，男人不但做裁缝，也做女装。我在香港买的一切衣裙、内衣、鞋、帽等等，都是男工做的。

我离开前不多几天，谭盛来看我，我很欣慰。这位好心的中国老人正要回广州同妻子家人团聚，特来向我告别。他穿得那样华贵，起初我几乎认不出他；可他说这些衣服都是朋友借他的，因为他和我一样，所有的衣物都被抢光了。我们谈了很久我们一同受过的那些苦，分别时两人都流了泪。他临走时硬要我收下一方绣工精美的手帕，作他这份交情的纪念。

我的行期此时定在十一月十一日，法国政府为我付了乘印度邮船到马赛的船费。十日晚上，鲁尼船长和「安号」的一位副官来看我。这位军官恭贺我气色好转之后，送我一本书；我一眼就认出，正是我用发针刻下囚中记事的那部德文书。他是在搜那条帆船时找着的，偶然拿起来一翻，翻开的正是我写字的那一页。他说他想留着这本书，作我和我这段奇异经历的纪念，请我许他带回英国去。这样一点小事，对一个帮着救了我的人，我自然是极愿答应的。

至于鲁尼船长，他显得十分郁郁不振。他说他觉得仿佛有一种劫数压在他身上；他厌了航海的生涯，此刻只盼回家、回国。他向我道了永别。

「若我的祷告得蒙垂听，」他说，「您这一回必能平安到达。不要怕——上天看顾着您。」

第十章归程

离开中国、「马耳他号」、新加坡、槟榔屿、锡兰岛、「本廷克号」、亚丁、红海上、苏伊士地峡、开罗、尼罗河、金字塔、布拉克、亚历山大、「瓦莱塔号」、马耳他、马赛、环游世界的终点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我被接上政府邮船「马耳他号」。副领事送我上船，仿佛要向我保证：直到我留在那里的最后一刻，他那慷慨的庇护都在；我同他分别时的那份怅然，我不打算用言语去写。倘这篇叙述有一天落到他眼里，愿他在这里读到我诚挚的谢意。

印度邮船所走的这条航路，于搭客实在是最可取的。从香港到新加坡只走七天，汽船在港里停二十四个钟头，够旅客看一看这座城。新加坡住的多半是中国人和马来人，欧洲人家不多。

从新加坡到槟榔屿再走三天，汽船在这里为取邮件停八个钟头。可这八个钟头已够一个过客判定此地无尽的秀美。它绿而丰茂，像天国的一角，各处都有极甘美的果子。

此后八天，我们在锡兰岛的加勒角停靠，全船搭客都被送上了岸。行李随后转到另一条汽船上，「马耳他号」继续它往孟买的航程。走这条路的旅客很少有多的时候。我们只三十二人，有英国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我们一同在肉桂园里一家村舍式的饭馆吃了早饭；肉桂园是此地公众的散步场。

傍晚时我们登上「本廷克号」——同一家公司的另一条汽船——往苏伊士去，走了十天，为添煤在亚丁停了一停。那是个可怜的地方，干旱荒凉，住着一族又丑又苦的人。在红海上走了七天，我们到了苏伊士，我在那里上岸，真是欢喜。我们乘大车过了地峡，行李由一队骆驼驮着。赶骆驼的人有一半是瞎的，或近于瞎的；因为他们的眼睛在过沙漠时不断被成千成万的苍蝇袭着。

这条路上设了两处供旅客休息进食的站，是为往来开罗与苏伊士之间的人方便的。

开罗，正如前人许多许多次说得很中肯的那样，是一座从《一千零一夜》书页里取出来的城。我不打算在这里描画它，因为它已被描画得又好又多，而我并无新的可说。我在那里过了三天，梦也似地惊叹着，闲步在市集和市场之间，又把城里和近郊凡最奇最出人意料的都看了。至于金字塔，我顺尼罗河而下时虽从远处望见过，却不能说我看了有什么特别的欣喜或激动。开罗，只有开罗，把我的钦佩全占了去；我走过这许多地方、见过这许多东西，可以确实地说：论新奇与壮丽，我所见的没有一处比得上它。

从开罗我们乘汽船顺尼罗河下到布拉克，在布拉克搭铁路到亚历山大。除了远远一瞥金字塔，和那些散布在这条大河两岸的古怪的小小泥色埃及村落，这一路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在亚历山大我住了三天，等我的行李到。这座城和开罗不同，既不入画，也不堂皇。市集是脏的，人口是稀的；因为住的多半是欧洲人，东方的服色很少见着。我看了总督的宫、庞培柱和克娄巴特拉方尖碑；可我心里满是法兰西和家，无论近世的宫室还是远古的遗迹，都不大顾得上。等我终于登上「瓦莱塔号」，知道再过六天就要踏上法兰西的土地时，我何等快活！第四天我们在马耳他停靠，可没有人上岸；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瓦莱塔号」在马赛抛了锚。

三十日我到了巴黎，在《新闻报》的栏里读到下面这条消息：

「日前在中国海被海盗掳去的法妮·洛维奥小姐，已乘『瓦莱塔号』经马赛回到法国。」

啊，重又住在那些为我流过多少泪、以为我永远失了的亲人中间，这是何等的福！啊，在环游世界的种种苦与险之后，家的甘美又是何等的福！我是去寻家业的，寻着的只是厄运。可我这一场疲累的漂泊，虽带着一切苦恼，也并非全无所得。我见过自然——丰饶而美的自然——在她最多变的面貌之下；我固然受了劳顿、匮乏，甚至疾病，却至少过了那种冒险的生涯——那生涯对好幻想的人和年轻人，自有它特别的魅力。

我至今从未悔过我这趟路，也未悔过这一路的遭遇。愿随我读到此处的宽厚的读者，也一样不悔这一番披阅之劳！

※　　　※　　　※

【法国报刊的旁证】

《新闻报》，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舰队通报》刊出下面一段，是从一封十月二十七日发自香港的信里摘出来的，其中有几处关于一幕小小的『海上的一幕』的有趣细节：

『智利船「卡尔德拉号」十月四日离香港往旧金山，船上有两位搭客，一位是名叫洛维奥小姐的年轻巴黎女子，一位是中国人。两天后遇上一场可怕的暴风，船长在中国海一群小岛之间的一个湾里抛了锚——他的船是被风暴驱到那里的。他本想回香港修船，夜里却被三条中国帆船袭击，被毫不留情地劫掠一空。这些贼占着这条船两天；到第三天，因为又来了一支帆船队要争这份赃，他们便逃了。十月十一日，新到的一条帆船上的海盗提议把船长、那中国人和那位女搭客送往香港，在那里商议赎金；可等那位女客和那中国人上了要把他们送往近旁一条帆船的小船，摇桨的人便撑开去，把船长撂在后头。然而他不久设法弄到一只小船，回了香港。这时海盗把那位年轻女客和那中国人掳走，关在一条帆船上一个小洞里。「我们不得不，」这位年轻女子在她的记述里写道，「因为没有地方，把身子弯得几乎折成两半，还被严密看着。晚上许我们离牢一刻钟；可海盗一看见别的船靠近，便立刻叫我们回去。他们自己吃饭时也给我们食物，又对我们说，倘我们的船长不赶快把赎金送来，就要把我们转到别的海盗手里。我们这样过到十八日早上，那时与我同难的中国人听见海盗彼此喊着说望见了一条汽船，得从陆上逃命。他们果然逃了，把我们留在帆船上，自由而无损。我们被囚在这条船上的时候，海盗有一夜袭了一条中国商船，第二天把赃物卖给收贼货的贩子。我们在舱底的牢里听得分明：货物从一条船传到另一条船，钱在我们头上一枚一枚地数着。」

『救了这位年轻女子和那中国人的汽船，随后沿岸巡剿，毁了三处海盗村落。据信不久会出一支队伍，去对付这些凶徒和他们的巢穴。』」

《新闻报》，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日前在中国海被海盗掳去的法妮·洛维奥小姐，已乘『瓦莱塔号』经马赛回到法国。」

《通报》，一八五五年一月二十日。

「考利勋爵阁下刚向帝国政府转来几件文书，事关英国驻印度与中国海舰队司令詹姆斯·斯特林爵士中将呈海军部的一份公文；另有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日的一份报告，其中「斯巴达号」舰长威廉·霍斯特爵士叙述了近来对澳门附近西茅岛海盗所行的一次征剿。

「海盗劫了葡萄牙船『卡尔德拉号』并使之搁浅，掳去搭客中的一位法国女子。英舰『玛丽·伍德夫人号』追之无果，法国驻香港副领事便请『斯巴达号』舰长派一支队伍上『安号』汽船——那是船保人提议再试一次时所派的船。

「去年十月十七日，帕利泽中尉照威廉·霍斯特爵士的命令，带八十五人乘三只长艇出发。他在『卡尔德拉号』残船附近抛锚。次日早上，他看见几条形迹可疑的帆船，因水浅不容汽船靠岸，便率三只小艇追去。这几条帆船一径朝陆地驶去，船上的人把兵器抛进海里，逃上岸躲了。在头一条帆船上寻到了那位年轻的法国女子和那位中国商人。

「他们把两人都送上『安号』，又把那条帆船连另两只船一同烧了。随后驶往古潮米村；两天前海盗曾在那里向英国船开炮，他们又知道被劫的货藏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寻出一百五十三袋糖和四十箱茶，都运走了。接着烧了两个村子。此后又发现第三个村子，有四尊炮和八尊野炮的炮垒守着，中尉便从一片密林里硬闯过去，攻打此村。他放了一排枪，没有伤人，随即夺下炮垒，把炮手打散、打死，烧了那村子和搁在滩上的船，把大半的炮钉塞了炮门，另有六尊作战利品运走。

「威廉·霍斯特爵士在公文中称赞此次派出的水手们英勇得体；他们一直在烈日之下，每日操作十二个钟头。他又极力称许帕利泽中尉：此人在五个月之内已办成五次这一类的征剿，缴获炮十七尊。」

《祖国报》，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二日。

「澳门，十二月六日。

「去年十月四日，一条名叫『卡尔德拉号』的智利船驶出香港口，因风浪所迫在澳门西南一群小岛之间搁了浅。船上恰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子，名叫法妮·洛维奥小姐。海盗把她和同船的一位中国商人一起掳作俘虏，又把船长打发去香港，商议两人的赎金。

「法国副领事由『卡尔德拉号』船长处得知此事，因当时法国的兵船都不在，便向当时的英国舰队司令霍斯特爵士求助，请他帮着派一支队伍去救洛维奥小姐。霍斯特爵士立刻应了，派出自己船上的八十人，由帕利泽中尉统带。他们乘的是那条叫『玛丽·伍德夫人号』的汽船，同去的还有几位『卡尔德拉号』的收货人，他们急着想把那船的货凡还寻得着的救回来。

「不久，一支乘『安号』汽船的英国海军陆战队遇上了海盗，烧掉了他们素常退守的一个大村子，杀了二十人，缴了几尊炮。他们寻着了囚着俘虏的那条帆船，又把那一带海岸上所有海盗村落都劫了、攻了，于本月十九日早上回到香港。这位年轻的法国女子在这些怪物手里过了十二天；不过多亏他们指望着赎金，她得免于被侮辱和虐待。」

全书终

伦敦舰队街索尔兹伯里广场十一号，托马斯·哈里尔德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