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一八五四年,一个二十五岁的美国长老会牧师带着新婚的妻子上船去中国,此后大半辈子都住在那里,先在宁波、杭州,后来长住山东的登州和烟台。他在教会史上留下名字,是因为一套办法:别拿外国的钱养本地的教会,让本地人自己管自己的事,自己养自己的传道人。这套办法后来被朝鲜的教会整套搬去用,效果出人意料。写这本书的人就是他。
书是写给本国读者的中国通论,二十八章铺得很开。前两章讲疆域、物产、人口、城邑,是一幅鸟瞰图。接着三章写孔子、儒教、科举与学堂——他对科举的描写很细,从县试一路写到贡院里的号舍。然后是宗教:儒释道各占篇幅,又专写国家祀典、民间信鬼神、风水、各种占卜之法。再往后转到世俗生活:语言文字、善堂与赈济、劝善的小册子、婚丧嫁娶的礼数、一年里的节令与游戏。
第十九章是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明的总评,态度相当复杂:既承认这是一个勤苦、节俭、重教化的民族,又认定它停在那里不动了。第二十章起转到西人与中国的交往、他自己的传教生涯、各种传教的办法和成效、中国教徒的面貌、天主教在华的旧局面,以及太平天国。最后两章谈中国的现状与前途,写于一八六〇年代,他觉得变局已经开始了。
书末的附录是蒲安臣一八六八年六月在纽约的那篇演说。蒲安臣本是美国驻华公使,后来受清廷之聘,领着中国的使团出访西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那篇演说在当时震动一时,倪维思把它全文收进书里,当作自己论断的印证,所以这里也整篇译了出来。
库里另有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上下卷,比这本早二十年,也厚得多;两本对着听,能看出同一代传教士学者眼里的中国。
全书二十八章另加附录一篇,共二十九章,底本是互联网档案馆的原版扫描本。
第一章
中国帝国总览
提要: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这个西文名称、他们称自己国家所用的名号、中国与美国的大体相似——位置、形状、气候、物产、天然与人为的区划以及面积、中国有城墙之城的描述、帝国的人口、气候的特点及其与季风的关系、河流与自然风景。
我们称为中国的那个帝国,如今并不知道「中国」这个词。它无疑是自中亚各族那里传入西方的;那些人说到中国人时所用的几个称呼,读来近于「津」「秦」「辛」「西奈」与「西尼斯泰」。这些名字大约出自那个强盛的秦家——早在公元前七百七十年,秦家便已统辖中国西北一带;到公元前二百五十年,又取得了全帝国的治权。这个名字早早便在那片最先被西方商旅之路所达到的地方显出来,这件事有力地印证了注家如今普遍采用的看法:《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所指的正是中国人——「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西尼之地来。」
中国人说到自己时所用的名号是多样的。最常用的一个是「中国」;「中」字不但表示他们是世界地理上的中心,也表示他们是光明与开化的中心。另一个名字是「中华国」,「华」字含有美丽、文饰、雅驯之意。「天华国」与「天朝」二名有时也用;「天」字表出中国人的这个念头:这个帝国是奉天之命而立,皇帝是凭神授之权而治。这个名号引出了欧洲人加在这一族身上的那个轻蔑的称呼——「天朝之人」。他们又称自己为「天下」,即「这个世界」。在位王朝的专名也常被使用,如今便是「大清国」,意即「大清王朝之国」。
要把中国的大概情形正确地讲给西方各国,我想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它与美国作一比较;它与美国有显著的相似。它在东半球所占的位置,正如美国在西半球所占的一样。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岸线与美国在大西洋上的海岸线相似,不但长度相似,轮廓也相似。两者几乎处在同样的纬度之内,因而气候与物产的种类也相同。一条与密西西比河一样雄伟的大河东流而去,把这个帝国分成几乎相等的两半,人们常称之为「江北」与「江南」。它穿过一片广大而肥沃的河谷,由两岸山脉、以及西面喜马拉雅诸山所发源的众多支流汇注而成。
中国本部的面积与美国联邦已建州的面积大致相同。这份相似在人为的区划上也成立。我国分为三十余州,中国则分为十八省;这个区划又给这个帝国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名字——「十八省」。这些省平均约有我国的州两倍大。正如我国的州分为县,中国每省也有约十个区划,称作「府」;每个府又再分为数目大致相同的「县」。省的这些区划与再划,在英文里一般译作「部」或「辖区」与「区」。本书中我将把中国的称法与它们在英文里的对应说法互换着用。上面所说的区划与再划,比我国相应的县与乡镇大得多。这个帝国的都城在北京,而每一省、每一府与每一县也各有其都城或政权所在之地,管辖它的官员便住在那里。正如我国的国名「合众国」不但涵盖各州、还涵盖人口相对稀少的各领地,中国帝国除了十八省、即中国本部之外,也包括满洲、蒙古、准噶尔、东土耳其斯坦、青海与西藏。这些领地大多原属今日统治中国的鞑靼人;他们征服十八省之后,便把它们与十八省合为同一个帝国。这个帝国的全部周界约一万二千英里,全部面积约五百万平方英里——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不算近来所得的俄属之地。我们不加限定地说「中国」时,专指十八省;那里包含了这个帝国人口、财富与才智的绝大部分。
美国与中国的类比到此为止;此后几乎在每一个比较之点上,我们所得的都是鲜明的对照。这个帝国各级区划的都城都是有城墙的城。这是这个国家一个显著的特色。第三等的城之间有要紧的分别:其中大多数以「县」字为称,少数以「州」字为称,还有少数以「厅」字为称,这里不必细说。这些不同的城虽大小颇有出入,外貌却几乎一律。它们四周有二十至三十五英尺高的墙,经由高大的拱门进城;那些门通向几条主街,夜里关闭上闩。这些墙基部厚二十至二十五英尺,顶上略窄些。外面是二至四英尺厚的实砌之工,以凿好的石块、或以背后填土与碎瓦等物的砖砌成。里面一般有一层较薄的石面。外侧之上筑有带射孔的矮墙,一般用砖。省城的周长自八英里到十五英里不等,府城自四英里到十英里,县城自两三英里到五英里。有些较大、较要紧的城里头还套着一座小城,有自己的墙,围在外面那道大墙之内。这便是鞑靼城、或曰兵城。它专由鞑靼人连其家眷居住,成为一处屯驻或驻防之地,连各级武官在内一般有几万人。遇有起事与叛乱之时,皇帝主要倚仗这些鞑靼屯驻之众去保住他们驻扎之城。在这样的危急里,这些被围起来的鞑靼城的居民知道自己与家人的性命都在押上,有时会极为拼死地自守。
省城平均约有一百万居民,府城自十万或更少到六十万或八十万,而数目多得多的第三等城一般有数万人。这些不同等级的城镇多半已长出墙外,有时你会看到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居民住在城郊;那些城郊有的朝各个方向伸到墙外三四英里。这些城郊的地产价值较低,不但因为它离城里做生意的地段远,也因为在无政府与叛乱之时它更容易被毁。
凡在我们最大的中国地图上所能找到的地名,都是有城墙之城的名字;而第三等城里有许多因篇幅不够而未列入。全部合计在一千七百座以上。假定它们每座平均周长四英里,那么如上所述的墙,总长便有六千八百英里,几近地球周长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北面把中国与中国鞑靼地隔开的一千五百英里连绵之墙,这个估数便会涨到八千英里以上。
上面那幅北京城墙一部分的版画,很能使人想见中国各城在远处望去的样子——有望楼与守卫之房,墙外还有护城的壕。画中所绘的骆驼在中国南方极少见到。读者在想象中不妨把它们换成驮骡与驴,那便合中国北方大多数城的情形;至于南方的城,则可换成负担的人与轿子。
自中国城的数目与大小,人们可能推想帝国的居民大部分都住在城里。可事实绝非如此。中国人主要是一个农耕之民,大半住在那些几乎数不清、处处点布在肥沃平原上的村子里。你极少看到一所孤立独处的农舍。乡间之人为了有伴与互相保护而聚居在村落之中。大多数城——连较小的城也是——治下都有成千这样的村子。在中国人口较密的地方,你一般会在半径三四英里的范围之内找到一百五十至两百个这样的村子,其中较大的几个在人口与财富上可与较小的有城墙之城相比。
关于中国人口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兴趣,这并不奇怪。这个题目上我们所有最可靠的消息,是一八一二年中国的户口调查;并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可以不信它。那次调查估十八省的人口为三亿六千万。我们若采这个数目为可靠,便须把今日中国实际的居民之数看作与四亿相去不远。
单说出这个数目,并不能使人心里对它所表述的实情有清楚的体会。要对这人口有更好的概念,可以用比较来求得。中国这一个国便几乎占了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它的居民在数目上大致等于欧洲一切王国、连南北美洲合起来的居民。十八省中人口较多的任何一省,其人口都几乎等于欧洲最大的国家、或等于美国。这些话乍听似乎不可信,可略加斟酌便可知其中并无内在的不合理之处;而亲身的观察与询问也印证它们为真。
上面所说的中国户口调查,只给出每平方英里约三百人的平均人口,而英国与比利时还要更高。如今世上大约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肥沃、更能养住稠密的人口。每一寸可用的地都被开垦,而几乎所有的地都被用来为人产食,牧场几乎闻所未闻。中国的众人极少吃肉食。他们所吃的多是猪与家禽,养它们几乎不费什么地。国内马、牛、羊相对不多,都养在厩里、或在山顶上放牧、或系在河渠之旁。把这些事实算进来——即一个广大而极为肥沃的国家在最高度的耕作之下,竭其全力以供一个俭朴而勤勉之民的所需——那么说它有每平方英里三百人这样稠密的人口,便不必引起什么惊讶或不信了。
对中国人口另作一个大略的独立估算,可以自它的城为基础。几年前,宁波的两位传教士访过十九座相连的城。其中一座有三十万居民;十座自五万到十万;八座自一万到两万。平均人口约为每座六万。这次行程若再往北走几天路程,便会把绍兴与杭州两城包括进去——前者约有八十万,后者约有一百万居民——那便会把平均数提高不少。不过姑且取六万为浙江一省各城的平均数,再把全帝国的平均数自六万减到四万,那么单中国的城便有六千八百万人。可我们发现每座城治下都有若干大村,人口可与城相比。我们若假定那些较大的无墙之镇——以全数的十分之一计——有城的两倍人口,那么城与无墙之镇的一小部分合起来便有两亿人。再把那些几乎数不清的村子看作只有与城相同的人口,加上少数较大的村子,我们便得到全部人口四亿这个结果。这个估算并不自称准确,而是要显出中国的户口调查与事实多么相合、以及要定出任何更低的数目会多么困难。
在中国你所见的每一样东西,都给人同样的印象:这个国家为人口所累,你无论走到哪里,人都在你四周涌动。田里处处是做活的人;在多山的地方,你会看到几十级梯田一级高过一级,升到五百或一千英尺之高,许多处的山一直耕到顶上。路上与小径上处处有行人,江河与无数的渠里满是船,而城里与村里喧闹的街上又有各色各样忙碌的匠人操着他们的手艺。
中国沿海气候的特点,大半出于南北两股季风——前者在冬季或多或少地匀定地吹,后者在夏季吹。这些风使夏天比美国同纬度之处更热、冬天更冷。宁波位在北纬三十一度——约与新奥尔良相当——冬天却能存下大量的冰以备夏用。不过那冰很少厚过一英寸。中国这一带下雪常达六英寸或八英寸深,山上有时接连几星期盖着雪。北方各省冬天极为严酷。在北京一带,不但河渠冬天封冻,一切海上的商运也要停两三个月;而那一带中国的夏天却极热,盛产甘薯、桃与葡萄。季风转换、两股相反的气流彼此相争之时,以大量的雨、以及中国海上船人极为害怕的旋风为其标志。南季风北行时渐渐失其力,到北纬三十度或三十二度以上便不很显著,不过它的影响在七八月仍明白可感。除夏季几个月以外,中国北部海岸的气候异常干燥;南部海岸则一年大半是潮的,五、六、七三个月尤其如此。
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几乎每一种气候都可以找到:或热或冷、或湿或干、或宜人或多瘴。直到近来仅供欧洲人居住的那几处口岸,不幸都属这个帝国里最不卫生之地;那倒不太是因其偏南的纬度使人困乏,而是因当地瘴气的影响——它们都位在产稻之区,夏天几个月里四周多少都有死水。依一八六〇年的条约,北方与内地新开了口岸,我们便能到那些气候上与我国大多数地方可以相比的地方去了。
十八省呈出能想到的每一种景色——有山谷与冲积的平原、有高原、还有以荒野奇秀的山景著名的地方。它得众多河流之润,水源极好。较不出名的河流不必说,扬子江自西向东流过它的全部长度,又受南北各省许多支流的汇注,在它的怀里载着一亿五千万人的商运。它穿过一片极为富饶而人多之区,呈给行人以种种不同的秀美风景、以及许多稀奇而入画的生疏之物。
(原注:这条河上如今有好几处口岸对外国通商开放;吃水二十英尺以上、长二百五十至三百英尺的船,正自内地六百英里处的汉口驶往伦敦、利物浦与纽约。)
所附版画的前景、与那座大城武昌隔「大江」相对——武昌在远处可见对岸——便是汉口外国人租居之地的所在。汉口算是武昌的一处城郊,四周没有墙,所以中国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它;可它的人口大约不下三十万。本书所附之图上,把这座城的名字拼错了。
第二章
国土与居民总览(续)
提要:行旅、道路、街道、河渠、船、橹、泥滑道、轿子、负担之人、驮畜、骡驮轿、土地的物产、茶的种类、蔬菜、果品、器具、《圣经》里所说的打谷场、肥料的使用、建筑的样式与所用的材料、城里的火墙、北方屋里没有火炉、匠人、生意人、秩序与大体的兴旺。
行旅的方式在这个帝国不同的地方差别极大。许多省里——沿海与南方尤其如此——河渠大半代替了道路。那条自中国中部的杭州一直伸到北京、长六百英里的大运河,常被写中国的人举为任何国家最伟大的公共工程之一,并举为这个政府之明智与这个帝国资力之广大的显著凭据。可它只是水道交通的主干之一,它的长度与这个帝国其余河渠合起来的长度相比便不足道了。我毫不怀疑:某些单独的府城辖内河渠的长度,便足以与它相当、若不是超过它。宁波一带,这个国家有一整套密如网罗的河渠,常在相距一两英里、或更近之处彼此交叉。农人往往有短的支渠通到自己家里,农船便代替了农车。满载的客船与货船在各个方向往来。客船的寻常价钱,照最高的估算,每英里也不到半分钱。一只由两人操驾、大小足以让十个中国人以为可以舒服地睡在里头的船,一天一元便可包下,而且在二十四个钟头之内能走四十至七十英里或更多。
在河渠这样众多的地方,道路只是些步行小径,有时窄到两人相遇必有一人要从石板上让下去——那些路几乎一律是以石板铺的。这些路或小径沿着河渠之岸而行,或在没有篱垣的田间曲折而过。在中国中部与南部,城里的街道并不比乡间的小径宽多少,宽窄自五英尺到十英尺或十五英尺不等。
河渠一般宽二十至四十英尺或五十英尺。里头的船宽四至八英尺,长二十至三十英尺或更长。它们大半靠一支构造特别的橹推进;凭着它,船夫之力用得最为有效而省力。
这种橹极少是直的,一般有宽的叶片,在船尾一个枢上转动。它的上端以一根绳系在船底,船夫以右手执那绳,左手按在橹柄上。这些船在这个帝国不同的地方几乎变化无尽。一个行人渡过一条河、在对岸的渠里另雇一只船时,常会惊讶地看到不但船的构造与样式、连它一切的用具都显著地变了。
在中国大多数地方,人们理当更喜用橹;可长桨或划桨也偶尔可见。
各地众多的船种之中,有一种专属绍兴城、而有时在离家几百英里之外也能见到,值得特别一提。本地人称它「脚划船」。它像一只独木舟,只载一名客人与少许行李。船身一般绘有山水。顶上盖着一层弯的厚竹席;它虽为行人遮了日与雨,却使他除了揭去一片席子之外只能躺着。船夫坐在船尾——那里只有约一英尺半宽——把背抵在一块板上,以一支脚桨用极特别的方式推他这只小船,再以一支划桨掌向。
这船极易翻侧,客人动身子时须小心,怕把它弄翻了。这可以称作中国的快船。一个船夫有时能摇桨十六个钟头以上而几乎不歇,只是不断地换脚。我知道有一个船夫在一家饭铺前停了一下,取了一碗饭与一碗菜,回到座位上,把两只碗放在一只手里、两根筷子拿在另一只手里,一只脚踏在桨上,划桨夹在腋下用来掌向,便这样一面赶路、一面享他的饭。河里有较大的船,而那些帆船在载量上则可与我们的海船相比。
在浙江省,船要自一个水位经河渠到另一个水位时,便用「泥滑道」,它在我国相当于船闸。这道滑坡、即斜面的两侧各有一座绞盘,上面绕着竹绞成的大缆。缆端的套环分别套在船尾两侧,由二十至四十人转那绞盘。船被渐渐拖上斜面,在顶上停住一瞬,随后船头一低,便自另一侧滑下水去,有时速度快到会出严重的事故。
跨河渠的桥极多。一般是两侧的石墩自对面彼此靠近,中间留出约十二英尺的空当,上面铺以厚重的石板。不过拱桥也常见跨在河渠与较小的河上,其中有些极为秀美。船常由船夫在岸上牵拉,风顺时便扯起帆来。
在中国中部与南部的沿海各省,河渠那样众多,车辆与驮运、挽曳的畜便几乎闻所未闻。多山的地方,客与货都由人运:客坐轿由两人抬,行李与货物则由一个个苦力担——把担子分开挂在一根有弹性的粗扁担两端,扁担正中搭在肩上。两个轿夫能抬一个寻常身量的人、连二三十磅行李,一天走二十英里;一个苦力负一百五十磅以上,也能走同样的路程,只是要多花些时候。那些山里的壮汉肌肉经多年这类劳作而发达,一天能负三百磅以上走五英里或十英里。
上面那几幅版画画出了中国极常见的三种负担的方式。最后一幅画的是轿与随从,正要起行、或是轿夫正要把轿放下的时候。第三个轿夫是多出来替换的,他走在轿旁,轮到他时也抬轿,又帮着把轿抬上另两人的肩、或把它放下。那个穿长衫的随从是这位老爷的贴身仆人,替他带着并递送名片,并随他所需听他使唤。轿夫走动时步子又长又快,一个钟头约走四英里半。只有两个人时,他们一般每一两英里便歇一次。他们用这片刻的歇息吸烟、闲谈,也许还喝一杯酒。行人若赶路,往往添些「酒钱」,这便大为加快他的行程。
要抬的担子若极重,如大石、大木之类,便以大小不同的杠分开分配,使十人、十五人、二十人或更多的人一同抬。
在这个帝国那些行不了河渠的地方——山东省一大部分便是如此——驮畜便很多,主要是骡与驴,成大群自满洲运来。平地上用一种粗糙的车;在较多山的地方,货物由驮骡与驴运,客人则坐骡驮轿。用于后一种的骡极好,在夏天的长日里能走五十至六十英里,赶脚的人与它们并步而行。中国北方城里的街道宽得足以容车辆通行。
中国的物产如前所述,与美国的相似。南方各省大量种甘蔗;稻、烟与棉在南部与中部;冬小麦、小米与高粱在中部与北部;玉米则各省都有。高粱在我国被称作中国甘蔗,不过据我所能查到的,这个帝国无论哪一处都不取它的糖质来用。
稻是南方主要的食粮,小米则是北方的。南方所产的棉供绝大部分人口穿用;而它全由妇人纺织,中国人对近世任何一种机器都全然不知。茶产在中部与南部各省。各种之不同,一部分出于各地土壤与气候之异、一部分出于采叶时候之异,可主要出于焙制、即为外国市场加工的方法之异。
中国的蔬菜极多,包括许多我们不熟的种类。甘薯各省都有。马铃薯直到近来还无人知,如今本地人也不甚看重它。胡萝卜、芜菁、葱与蒜极为常见,黄瓜、西瓜与香瓜也是。豌豆有一定的种植,豆类则品种极多、产量极大。中国北方以豆代我国的燕麦,作马、骡、驴主要的精饲。豆总是煮过的,牲口爱吃,吃了长得出奇地好。
果品与美国的相似,不过多数品种明显要差些。北方的葡萄、桃与杏,南方的橘与香蕉,与我国同样的果品相比并不逊色。
农具与其余各样器具一样,极为粗陋原始。南方犁田用一头黄牛或水牛,北方用黄牛、骡与驴;在北方常可见到这三样牲口三头并排套在一起,偶尔还添一匹马以凑数。
在北方你会看到打谷场,与《旧约》所说的相似。临收获之前,把房屋附近一小块地夯硬压实,看去不像不是一层水泥地面。谷束用骡与驴驮到这里来。谷束的穗头以大草刀割下,谷粒由驴踏出、或用连枷打出,糠秕以木铲扬起,被风吹走。中国无论哪一处,我都没有见过谷仓。秸稈堆成垛、或存在某个空阁楼里,不久便作饲料与柴火用掉了。
这个帝国各处都极用心地留存一切可以肥田之物。每一座城、每一个村都出它那一份肥料,乡人上门索取,一般是买去。这个成例虽于增地力有无从计量之用,于外国居民却是难耐的烦恼。
农人无别事可做时,便把河渠的淤泥掏出摊在地上;河渠便由此免于淤满。一小块地上要花去极多的人力。各省都大量行灌溉。
中国建筑的样式与其说秀美,不如说厚实坚固,在我们看来显得沉重而阴暗。屋有时两层,不过通常只一层。它们按各地这些材料之贱、与造屋者之所好,以石、木或砖建成。地面一般是水泥或泥土。窗是格子的,上面糊白纸,须时常更换。富人的住宅与庙宇极为费钱,有时以木石的雕刻与彩画精心装饰。这些屋大多由几幢房子组成,中间以露天的院子隔开。一道外墙常把街整个遮住,同时也把外面的世界挡在住在里头的人之外。城里常把几幢房子之间的墙延伸到屋顶以上数英尺,以防火。各城常靠这些火墙而免于全城的大火。城里缺少洁净的空气,这一点部分由屋里畅通的通风来补。那里的人并不计较门窗要关得严,而除临街那一道门之外,门一般是开着的——至少白天如此。
就是在冬天严酷的中国北方,也没有火炉或壁炉。为使手足温暖,人们用铜与陶的脚炉,还有一种精巧的小手炉,男女都揣在袖子里。在较冷的纬度,屋里砌一座高起的台,用砖石砌成,下面烧火,以一道烟道把烟引出去。这台的全部实体都热起来,并能保温几个钟头。这便是中国北方几乎通用的床。不过它向屋里散出的热极少。那里的人靠多穿衣服保暖。
冬天,较富的人家多穿皮毛,那是大量自满洲运来的。
一个行人到中国,大约会被那里之民勤勉的性情与他们职业之多所触动。户外做活的人之中,除了占人口一大部分的农人之外,渔人也极多。他们有的沿海作业,有的在内地的湖、河与渠里。几乎能想到的一切取鱼之法都被用上——钩、叉、拖网或围网、抄网、撒网、抬网、刺网,还有别样。
在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捕鱼靠鱼鹰;那鸟在水下极快地追逐它的猎物。它们的颈上套着绳或环,所以吞不下大鱼。它们被训得把那些鱼交给主人;主人总在一只小船上、或在一只筏上跟着它们,一般用一根长竹竿,以较重的一端撑他的筏,另一端则指挥并管束那些鸟的动作。
他们的匠人之中有木匠、泥水匠、裁缝、鞋匠、铁匠与铜匠、以及银匠金匠——那些人几乎能仿造任何一样外国制品;还有竹工、雕工、造偶像的、造针的、剃头的、梳头的,等等等等。
生意人批售零售几乎每一种货物与商品。绸铺、皮货铺与珠宝铺摆出一派炫目而贵重的货色。钱庄会按分量把铜钱换成银子给你、或反过来,或是以相当之数给你他们的钱票,随时可兑成银或铜钱。
药铺的招牌上满是金字,一家比一家要更耀眼;它们招揽说:凡十八省与外国所能出的中国药材,这里样样都有。这些招牌上的名目与称号,是人所能想得出的最为自夸而夸张的。
大体而言,那里显出的是安静与知足,人们看来勤勉而快乐。
城里与村里的街上,你会看到衣着华美、举止文雅的人。大笔的财富之积聚,其法与其途大体与我国相同。富人的财富投在田地或房产上、或作资本用于贸易与钱庄、或以可靠的担保借贷出去,且常收高息。
就算只是前面几页里所试作的这样一个大略而浮面的概观,也足以显出:这是一个开化与文饰都不在小处的国家,法度与秩序通行其间,而一个编制良好的政府至少在相当好的程度上给了它百姓的人身与财产以保护。
第三章
孔子与儒教
提要:儒教与中国开化的关系、孔子之名、他的品性与生活之道、中国人看他的方式、他对自己的评断、他不是一套新学说的创始者、而是一套古学说的阐发者与承续者、儒家的经书、其内容的大略叙述、人生的五伦、五德、儒教中政治或治国的一面、修身与自治之要、对孔子与他那套学说的总评。
我在前几章里若已把中国帝国广大的疆土、庞大的人口、无尽的资力与财富,以及它居民大体的兴旺、安乐与文饰,呈出了一幅公正而如实的图景,那么我相信读者心里已生出一个愿望:要更亲近地认识这个可注目之民,并探究他们兴旺之源、他们教养与开化的特点、以及他们的政府与制度如此长久所立于其上的那个稳固的基础。
无疑,中国人的品性与兴旺,比起任何别的缘故、乃至一切别的缘故合起来,更要归于那套被称作儒教的教说。
把自己的名字给了这套学说的那个人,是他这一族中唯一取得了全世界声名的人;而且他取得这声名,在比任何别的未受天启的师者都更真、更切的意义上——他的名声传遍了更广大的疆土与更众多的人口。他生在山东省兖州府,时为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他的姓是孔,最常用的名是仲尼。他的门徒一般称他「孔夫子」,即「孔这位先生」。这个称号被耶稣会传教士拉丁化了,于是给了我们那个如今在西方各国通行的名字。
他的父母虽贫,却是体面人家。他极年幼时便显出好学之性,二十二岁便为人师。他学者的声名不久便吸引了一大批钦慕而笃信的门徒到他身边。那时中国分为许多小国,那些统治小国的小诸侯一再请他出仕、辅助治政;关于他所行的那些有益之举、与随之而来的良好之果,有不少可注目的记载。可他太不是个谄媚之人,他的道德与他的治国、理财之论又是那样严峻的一种,所以他一般在一处只留很短时候——或是他之在此渐不合雇用他的人之意、或是他的公义与合宜之感因不断看到他既不能赞同、也不能革除之事而受震。
他漫长的一生有许多年花在自一省到另一省的行旅上,徒然地力图革除当时的弊端,一面教他的从者、一面治他自己的学。他生前大受忽视、所得的体会也极不充分;可自他死后,他的族人却走到了相反的极端,夸大他的长处,把他抬举到「超乎一切称为神的和受人敬拜的之上」,几乎把德之完全与无所不知归在他身上——而这正与他明白而一再承认自己有所不足、有所不知相反。
他对自己的评断大约极近于真,或许在谦抑与自贬那一面略有偏差。他说:「圣人与仁人——我怎敢把自己与他们并列?关于我只能说:我力求成为这样的人而不知足,教别人而不倦。在文字上我或许与别人相当;可那种君子之品、即行其所言,我还未能达到。德之不修;所学之不切究;知其为义而不能向之而行;不善而不能改——这几件便是使我忧虑之事。我不是生而有知之人;我是一个好古、并切切然求之于古之人。我是一个传述者,不是一个创作者,信古而爱古。」
照他自己坦然所言,他并不是任何新学说、或新的一套学说的创始者,而只是在他之前那些圣人之教的阐发者与承续者。在那样早的时期,他便已在回看古代,力求使古代的著作免于湮没。
我们可以自他的例推知:缺少独创、以及对旧的形式与习惯的奴从,在两千多年前便已是他这一族的一个特性;而他的教说与他的例,又使这个特点变得更为极端、更为固着。
孔子在他前人的知识上并未有显著的推进,而总是回头看那过去的黄金时代:这件事势必使人对三千多年前奠下中国开化之基的那些人的德行与才智之教养,生出极深的印象。所以孔子与其说是中国教养的创始者,不如说是它的阐发者与化身。
儒家那套学说所在的中国经书,包括所谓「五经」与「四书」。前者除一部之外,都在孔子之前便已存在,他的教说中也常引到。它们是:《书经》,中国最古的史书;《诗经》,即「歌诗之书」;《易经》,即「变化之书」(一套深奥难解的哲理与本体之学等等);《礼记》,即「礼仪之书」;以及《春秋》——最后这一部是孔子自己所著的史书,所记为他之前几百年的事。它之称《春秋》,是因为书里所举以供人效法的褒扬与范例被认为如春之生发,而其中的批评与贬斥则如秋之肃杀。
四书之中,第一部也是最要紧的一部,是载孔子本人言行之教、由他门徒在他身后所记的那一部。第二部载孟子之教——那是孔子之后约两百年的一位著名哲人。另外两部,称作「大学」与「中庸」,比前两部小得多,与前两部并列为四书的一部分;不过它们其实出在孔子之前,见于《礼记》之中。这几部书在中国一切学塾里确切地、也几乎是独一地作课本之用,被看作知识与文才之美的至善。它们塑造了中国这一族的心志与品性,又是一切道德、治政、历史与宗教问题最终所归的准绳。
这几部书的内容,大体可说是由伦理、历史、理财、传记与诗歌组成。宗教的成分则几乎全然缺少。孔子的门徒明白说过:他不谈论神。这个题目上的沉默,大约并非出于对它有什么轻视或不顾,而是出于不知。孔子自称所教的是确实之理,与那些渺茫、不定、推测之说相对;而他若不能清楚而有据地说,便宁可全然不说。他的一个门徒问他死之事,他的答话很是凄然——「我对生还认识不全,怎能知死?」
要对他那套学说得一个正确的大略之念,可自作其基础的五伦、与作他最常谈论之题的五德上求得。五伦便是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兄与弟、以及朋友之间所存的那些伦常。
第一伦所系的原则与本分,在被阐发与解说出来时,便呈出中国那套治国与理财之法;那在孔子的教说里占去一大部分。这一伦底下的原则常被提及,又以古史、以及古时那些著名统治者的事迹与范例来加以说明与申明。
接下来三伦属于家;而家理当被看作国真正的根基。在这里要灌注的是敬、顺与守法之念。在这里养成服从合法权柄的习惯,使一个人宜于作好百姓。这个念头在《论语》里说得很清楚:「孝悌之人而好犯上者,少有。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孝在人之本分里居首位,又是中国人的宗教极要紧的一部分。对父母不敬或不顺,有时以死相罚。凡可加在一个中国人品性上的污名,没有比「不孝」更令人畏惧的。子女在年幼时须恭敬、尽本分而退让;父母年长之后,便当敬之养之、预先体察他们一切所需、并事事设法使他们欢喜;而父母既死,则当祭祀之。人又被劝戒要避无节与恶行,恐怕伤损或贬辱了得自父母的身体。避免使已逝的祖先受辱、受犯,并以能给他们增光的方式度日,被看作趋于德行与可敬之生的最强动机之一。敬父母也被看作自然与敬皇帝相连、并导向敬皇帝——皇帝既是天之子,也是他百姓的大父。
夫妻一伦并没有多少申说。女子被分在一个低下的位置上,是她丈夫的仆役,而不是他的伴侣。兄弟的本分见于那句一再被说的格言——「兄爱弟敬」。
此外还有朋友之间那一伦较宽的关系,不必多说。这五伦涵盖了人之本分的全部范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则被忽略、也无人知晓;而几乎神明一般的尊崇却被献给皇帝与祖先。
儒家那套学说的五德是仁、义、礼、知、信——即「仁爱」「公义」「合宜」「知识」与「信实」。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套学说里,正如在基督教里一样,仁、即仁爱居首要之位。对这一德与这一美,孔子所怀的念头或理想看来高到这个地步:他不以为同时之人、也只以为古之贤者中极少数曾完全达到它。下面便是他对它的定义。他的一个门徒问他:「有一个字可以作人终身行事之则吗?」他答道:「你不愿人加于你的,便不要加于人。」这一个字可以统管一生,便是儒家那套学说的「全部律法」,而且说得最轻也是古时任何圣者所曾达到的、最接近我们救主那条金律的说法。它只是那条金律的否定形式,其目的与其说在激人行善、不如说在止人作恶。在孔子教说的另一段里,他看来几乎已把握到这条训诫正面的那一半。「人若把自己天性之理修到极处,又以相待之理施之于人,便离道不远了。你所不愿人加于你的,便不要加于人。君子之道有四,我一件也还未能达到。以我要我儿子事我之道去事我父亲;这我未能达到。以我要我臣下事我之道去事我君;这我未能达到。以我要我弟弟事我之道去事我兄长;这我未能达到。在待朋友上立下我要他如何待我的榜样;这我未能达到。」
第二德是公义,其所定义是:当做之事。这里所诉的并不是任何写成的律条,而是人的良心、即写在心上的律。一眼便可看出这个原则何等宏阔:凡良心说它是对的、当做的行为或事,都在其中。
第三德是合宜——外在的形式与礼节——它带出这套学说一个特有的面貌。每一种内在的情态都被认为应有一种合宜的外在表露。内在之情自然生出它外在的显现,同样,习常地修习合宜的外在形式,也有助于养成并发展内在之德。
还有某些合宜与举止的形式或规矩,用以范正社会中不同位分与地位之人之间的往来;它们又自然而必然地属于某些时候、情形与场合。
这些合宜之规被看作使社会有和谐与合一的那个大的平衡之轮,或被看作社会与政府所立的几块主要基石之一;若没有它们,彼此的谅解与敬重便会让位给混乱、无法与无政府。
孔子以许多心力研究各国各邦的礼节仪式;而他对这件事所看之重,与那些处处可见于社会与公众生活的不可通变的礼数与琐细的俗套之发展与定型,大有关系。
知指的是普遍的学问与才智,而尤其是知人、知己、以及与人相处的实用之智。对那些居高位、须去影响并治理别人的人,孔子力主要有一种严苛的治学、细密耐心的观察与成熟的思索之生。
除了用心修养情感、良心、外在举止与才智之外,心之诚与言之实也被特别力主为不可缺。「信」字既用以表信、也用以表信之所据的信实。说到修身与自制时,管束「那不驯之舌」之难也未被忘掉。可惜的是:有少数几回,孔子以他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这一难处,这便弱了他教说之力,并证实了那句话——他未能达到他自己的标准。
孔子虽把古时的圣者举为他这套学说的作者,却把它的权威立在良心的裁断上;而他所不断诉求的也正是良心。他力求正确地解释、并谨慎地遵从人道德天性的提示与示意。孔子这个特有的面貌在中国人心上印得那样深,以致就是在众人家常的言语里,也没有什么比诉诸良心所证的那个确定的是非之理与真正道理更为常见的了。
孔子教说最终的目的是促成良好的治理;而他教他门徒之事,主要关系到他们如何预备自己,以成功地影响并管束别人。他求此目的,并不是去拟一套最好的律条以约束、强制这个帝国的居民,而是指出修身与自治的规矩与原则。他所倚仗的是德之力而不是形之力,是榜样与教导而不是律法与刑罚。他相信:统治者若修德,百姓便会敬他、顺他、效他。他对一个完美政府那个秀美、或许也是乌托邦式的念头是这样的:统治者以在自己身上体现出德之完全来左右他百姓之心,于是便安坐而四顾一个太平安乐之国。
除了上面所说孔子未能活到他自己诚之标准以外,还有一点可惜:他采了前人的看法、又循了前人的例,因而许可并助长了祭神祭祖、他那一国的自大与自满、以及复仇之说——在一个父亲被杀的儿子这一件事上,复仇被认为是可许而当为的。
不过,若因这些缺处、又因他那套学说虽在许多方面极好却明显并不完全,便责备孔子,那便是因他是个人而责怪他了。要指望他比他已达到的更接近基督教真理与敬拜的标准,不是不合理么?他既不是、也不想做一个伟大的玄学家或名理家,他倒是一个务实的哲人,对他那个时代的学问极为通达;他是一个细察人情的人,恳切、诚实而退让,愿益于他的族人、愿教人以真理。对他大约不妨这样说:他所教的那套伦理道德之学,是世界历史上凡不凭《圣经》里神的启示而出的学说中最为纯粹的;而他对我们这一族所施的善的影响,也比古时任何别的未受天启的圣者都大。
第四章
科举与学塾
提要:中国人对为官之资的看法、科举之起、被排除在外的几等人、两次预试、取第一级功名之试、取第二级功名之试、第三级功名、与之相应的武试、文试所保得的各种好处、读书人的地位与影响、中国学塾的性情、学生整本整本地背书而不解其义。
孔子施教时那份恳切与热忱,自然出于他一个强固的信念:百姓普遍的安乐与兴旺、以及政府的稳固,只能出自真理与公义之则——须被百姓、尤其被当权的各等人所领会,并在他们心里起作用。他一切的教说都多少有政治或治国之旨。
得有明智而有德的治者至为要紧,这一点中国人自很早的时期便已承认;而才智与德行教养之源,又被认为几乎全在古时的经书之中。要把这些著作的影响施于文官的教育、使他们更好地备办去行其职事,这个愿望越来越显著,约在一千年前便促成了文科举的设立。它历代屡经修改与改进,已成为世上曾有的最可注目、最有力的建置之一。
经由这科举之试,几乎每一种境地的人都可能升到这个帝国最高的尊位与影响之位上。
不过有四等人,连同他们三代的子孙,被排除在外;即娼妓、公演的戏子、刽子手、衙役或官吏随从中较低的几等、以及狱卒的子女。人们以为这些人直系的后裔,不论才智上的资格如何,都会缺少好的治者所应有的德行之质。又凡人在父或母去世后三年之内,一概不许应试;因为争名求进、与成功所必需的专心致志,被认为与服父母之丧期间心上所应有的孝思不合。
把这套科举之制的细节与它的运作详述出来,于少数人或许有趣,于一般读者却必嫌冗。本章只试作一个大略的勾勒。
照中国政府的通则,一切文官都须是第二级或第三级的功名之士。第一级功名在府城授,第二级在省城授,第三级在国都北京授。
未得功名之人在被许可竞第一级功名之前,须经两次预试。第一次是本县的知县考本县的生员。其次是府城的知府考该府辖内一切生员。这两次预试不必特别叙述,因为它们与紧接着的下一次差别极小。这两次不授功名,可凡在这两次里名列最前的,极有可能在下一次里入中试之列。
第一级功名并不由本地之官、即知府所授,而由学政、即为此自京里派来的钦命之员所授。此时拥塞府城街头的人群中,全府每一座城、每一个村、几乎每一个小落,都有人在内。这些求取文名之人,每一个都已向他所属县城知县衙里的书吏呈过一纸,上面写着他父亲、祖父与主要业师的名字,还有他左右邻舍的名字,连他自己的姓名、年岁、身量、面色等等。这一纸须由众所熟知的保人签署,而保人须是有功名之士。这份文书的存在,给人一个强有力的动机——若还需要什么动机的话——去守规矩;而一旦有犯规或别样罪行,它对查出犯者并把他交付究治也极有用。因为各城应这些试的生员总数自三千到六千或更多,考场不能一时容下全数,便把不同县的生员分批一同放入。凡作保的有功名之士若不亲身在场、以便点名时为他应声,便无人得入。入场之后,各人被指定座位。应试者不得携任何书或任何有助作文之物入场,只许带笔墨纸砚与少许食物。
一切安排齐备之后,便出题:两篇散体文、一首诗;各个生员便即刻动笔。题取自四书,一般是孔子或孟子的某句话。每位应试者都被认为熟知这些题目的意思、脉络与范围,并熟知那些在他即席作文时所须遵循的规矩条例。
所要的文章须在天黑前作完,场内清空。每位应试者的名字写在他文章的一角上,纸折过来糊住以把它遮上;直到那文章被评阅、优劣已定,才揭开来看。
这样的考试至少要重复一次。若有人未在规定的时辰内作完、或犯了任何规矩,便不许他下一次入场;应试之数便由此减少。
那些文章与诗被评为最好的人,还须再经一试:凭记忆默写中国一部众所熟知、名为《圣谕》的书。这须写得分毫不错。此后便张榜公布中试之人的名字。
与总数相比,这数目极小。他们得第一级功名,称作「秀才」——即「美才」。
第二级功名之试每三年在各省城举行一次。主考的是两位位高而有文名之人,自北京奉命而来。自省内各处聚来的第一级功名之士,一般有五千至八千人。较富的带着仆从,另有许多人带着亲友——那些人趁此机会来省城游玩。
省城里那些大考场可容近一万名应试者。每人得一间小号舍。生员须把被褥与食物带进去,因为他们须在场内留两天。仆人与朋友在门口便与他们分开。安排齐备之后便关门,在所给的作文时限届满之前,不许进出。考场墙内连官员、考官、助手、仆役等等算在内,全数一般有一万至一万二千人。
自四书出题:三篇散体文、一首诗。文章作完后,先交到一班考官手里,那些人的事是看它们有无显然的毛病、是否合于这场试的通则。若过了这一关,便由一班书手以红墨抄录一遍。这样做是为了使考官认不出任何应试者的笔迹。另有一班助手把原稿与抄本一字一字细加核对,看抄写有无错处。
抄本此时由另一班文士评阅;凡文品好的便得一个圆的红记,没有这个记便不能再往下送。经此筛汰而存下的卷子到了主考官手里,再自其中选出文才最高的。第三天早上开门,那些作完出来最早的人,一走出禁闭之地便受到鸣炮与中国所能有的最好的音乐之迎。只歇一天,应试者便又入场再考一场,与前次相同,只是这一回散体文与诗的题目取自五经而不是四书。再歇一天,又举行第三场。这一次所出的题目是杂类。
钦命之员依这三场之果决定中式之人;他们事先已在场内一座庙里对天立誓,要秉公正直而行。中式之人与总数之比约为百分之一。他们得第二级功名,称作「举人」——即「举进之人」。
尽管采了一切防备以防串通与偏私,据说仍有法子——这里不必细说——使考官有时被贿而受污。不过这套考试之制也很难被弄得更为周密、更有章法了;而经过这一番试炼的人,极少有不具过人之才的。
这些考试对参与之人体力的耗费极大。许多人回家时疲竭而意气低沉。有的在场内病倒而死。遇这种情形,尸身便自后墙抬出去;因为公然自前门抬出会被看作凶兆,又是对这场试仪式化而一成不变的程序的不必要的干扰。
举人进而取第三级功名的那些更高的考试,不必细述。这试在国都举行,也是每三年一次。各省第二级功名之士自国库得一定的款以充旅费。每试授第三级功名者两三百人。他们此后便可被任用,或留在京里、或被派往各省任官职。
另外还有一套武试,照上面所述那套的样式而立。在武试里,各应试者的高下以举重、挽不同强度的弓、向靶射箭、骑射、以及偶尔用火器射靶来定。在这一国如今的习俗里,再没有什么比这些武艺更鲜明地显出他们那种明显已废、已无用的旧日定型形式与惯例也要固守的性情。
武试主要的一部分是骑在马上以弓箭射靶。马在一道约两英尺深的沟里跑,使它不能走出一条完全的直线而危及骑者;箭射入、或射向一捆直径约两英尺的草——那草捆离沟约四英尺。马由一名马夫牵入沟的一端,若需要便鞭一下使它起步,到了另一端又常由另一名马夫接住。中国南方那少数的马,几乎专为这项武艺而置、而用。
文科举如何对整个帝国施其有力的影响,并不难懂。备办并选出那些熟知本国历史、治政、理财、文学与伦理的受过教养之人,绝非自其中所得的唯一好处,虽然那是首要而主要的一项。它给文事以一种有力的激励,而那便是学塾设立的主要缘由。若文事只因人爱它、为它自身之故而被修习,情形便不同了。几乎每一等人、几乎每一种境地的人,都设法送自己的男孩入学,盼他们能显名、被进到国家的高位上,并给自家增光。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在三年、四年或五年之内便发觉多读书使身体困倦,于是放弃了求取文名的指望;其中许多人既已学得一笔好字、认得些字、略通文墨,便去铺子里作伙计,此后便做生意。
在那些竞取文名之人中间,能取得第一级功名的只占极小一部分,虽然有人为此奋力了一生。这些未中之人、与第一、第二级功名之士,构成散布全帝国的读书人这一要紧的阶层。他们多半全心治学。他们是这个国家读书作文的人,是有影响的人,也是舆情的塑造者。其中许多人与他们那些较为幸运的同辈一样有学问——那些人或许在即席作文上才思更快、或钱囊更厚、或朝中有人。
他们读过同样的课本,又在一套通行的制度之下受过训练,因而有一种同质的教养;而他们又匀布在各省之间,天天与那些教养较浅的朋友邻舍相处,便把自己印在众人身上、塑造众人,使整个人口成为同质的。
这一等人大部分相对贫穷,极少的酬劳便可请到他们的服务。他们被雇去教村塾。各处的富家常为村里的体面而助这学塾维持下去;受中国式教育的机会便由此及于人人。
第一、第二级功名之士一般教较进的学生,所得的馆金也较高;许多人被请到私家作家教。他们又被雇作书手或抄手,并代写书信、家史与族谱、诉讼的状子等等。
较大的城里有官家设立的学塾,许多地方又有富人出资支撑的义塾;可这些学堂看来并不得人望,也不兴盛。
中国学塾的办法很特别,值得特别一提。课本便是中国的经书,或为初学者预备的、引向经书的入门之书。我国常听到的那种抱怨——说先生要换一本新书——在那里便无从发生,因为他们的书几乎都是两千年前的,而且极少有人想到它们在今后两千年里会被换掉。这些书都以书面之语写成,与口头之语之异正如拉丁文之异于英文。这种文字里每一个字都有它独立而约定的表记或符号,所以有多少字便有多少个不同的字形。那么初学者不像我国那样先学一套字母,而是开头便一个一个地学这些字,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音或名。头一桩事是学它的名,全不涉其义。起初一天大约学十个上下。渐渐地,学生熟了那些最常见的字,于是被引入中国的经书——比如孔子之言。他一课学几行,先生把他从前未遇过的字的名告给他。
到这时为止,意思仍不被理会。其目的只是熟悉各个字的名、并把句子背下来,正如一个男孩可能被要求背下维吉尔的一段,每一个词都念得准确,却对其义、对那文字的构造毫无概念。千千万万个这样约定的符号便这样学下来,一本又一本书被背下来,然后才第一次试着讲解。
另一个更为奇特的面貌是:学生出声读书,而且各读各的,并不编成班。每个男孩在他那一课里不熟的字的名被人帮着学会之后——那一课或短或长,小孩子几句、大孩子一页——便在自己桌上拼着嗓子把它喊出来,一遍又一遍,直到他能不看书把它背出。我想这个奇特的成例,其目的或用意是要声与耳并用,以在记忆上留下更强的印记。
这个办法还有别的好处:它比默默用心更能使孩子一直在用功;又使先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松了劲(那时他便敲桌子,他们便又齐声大作起来);它还练了、长了肺与发声之器,并养成一种使心神专注于内的习惯。
过了几年,先生便开始讲解那些已背下来的书。不过在此期间,学生自那文字与他口语相合之处、以及自先生与较进的学生谈话中所拾得的提示,几乎不觉地已对那文字有了相当的了解。
从一开始,每天都有写字之课;先是在影格上照着透写,此后便临摹,起初写大字,再渐渐缩小。一笔好字极受人钦慕;而因字数极多、其中有些又极为繁复,人们常把一生之中的一部分时间用在精进自己的书法上。
男孩到了十二或十四岁,便开始作文。这些文章的体裁与性情,由科举考试里通行的体裁与性情来决定。其目的并不是要发出什么新的见解,而是循正统注家的辙迹、并严守所定的规矩。那些文章算是一种文辞的镶嵌之作,由他们记忆里所存的伦理格言、史事征引、幽隐的典故与提示——诗的、传记的与史的——凑成;而他们在那番背诵之学的过程里心上既已熟了某种体裁与表达的形式,便几乎不觉地落入其中。
容易看出:中国这套教育之法虽把记忆发达并充实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却使思想的一切自由与独创受阻、乃至无从发生。
中国各种语言的性情与彼此的关系,因与学塾相连而不得不提及;它们在第十四章里有更充分的论述。
第五章
中国政府的体制
提要:中国政府是家长式的、皇帝的称号、帝位并不严格世袭、皇帝与他官员的关系、内阁、军机处、六部、各院寺与都察院、翰林院、各省之政、律例、中国政府实际的运作、加在皇帝、官员与百姓身上的约束、百姓有时也申明并索求他们的权利、起事与叛乱、中国的民权之意、乡里的耆老、私下的报复、族间的仇斗。
中国政府是历史上的大奇观之一。它今日呈给我们的,正是它三千多年前至少在萌芽里便已具有、而自那时一直保有的那种性格;而那段时间已涵盖了世界有确证的全部历史。
一位著名的英国著者〔注一〕说到中国的行政之制时,称它「既是世上曾见的最为庞大的、又是组织得最为细密的」。
这个政府的性格是家长式的。它在极早的时期便已成为今日的形式,那时中国这一族还分成许多小国与小邦。随着这个帝国在疆土与人口上长大,那个根本之念被保留下来,而治国之制则被扩充并修改,以合于这个日长之国的情形。
皇帝最常用的称号是「皇上」——即「尊崇而高上者」,与「天子」——即「天之子」。他对全帝国行最高的管束之权,因为上天授权并要他如此。他家长式的身份既给了他绝对的君权,也加给他以宽厚、体恤与仁爱待他百姓的义务。他住在高不可攀的尊荣之中,除了他自家的人与大臣之外,从不为人所见。「凡能增他本人或他身份之尊严与神圣的,一样也不少。他所用、或为他所用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禁与庶民,并以某种特别的记号或颜色标出,以维持人们看他时那种敬畏之感——而那正是他宝座极有力的辅助。宫的外门必须步行通过,而通向它的那条铺石的御道只有他能用。空着的宝座、乃至只是搭在一把椅子上的一幅黄绸,所受的敬拜与他本人在场相同;而一道谕旨在各省也以焚香与跪拜之礼接受。」〔注二〕
帝位并不严格而必然地世袭,虽然继位的一般是皇帝之子。皇帝指定他的继者;可人们以为他这样做时会极为顾念他属民最大之好,并会遵上天之意而行——上天之意由授与王者之赋、以及由指出上天所选之人的天命之事来显示。
治这样大的一个国,皇帝便发觉必须把他的权柄授予众多的官员;那些人被看作他的代理与代表,以行皇帝之意。他们所做的事便是皇帝经他们所做的事。这个政府被公认的家长式身份,可自百姓常说的话里见出——尤其在他们自以为被他们的官员所害、所屈的时候,那时他们每每会说:「父母这样待儿女,真是奇了。」
中国的政府构成如下:
一、「内阁〔注三〕由四位大学士与两位协办大学士组成,一半是满洲人,一半是中国人。照帝国的典章,他们的职事是议帝国之政、宣布皇帝之意、定国家的典则,连同权衡轻重的全部治事之法,以此助皇帝裁断国事。」这六位大学士之下有六等官员,总计两百余人。名单上第一位大学士行首相之职。
二、「军机处由宗室亲王、内阁大学士、六部的尚书与侍郎、以及京里其余各院寺的主官组成。它的职事是草拟谕旨与裁决,并决定于军国要紧之事,以助君主调理事机。」皇帝与他近身的谋臣主要便是靠这个处,去知悉并管束那些在京里与各省担当政府各部门之事的人。
「在这两处之下,京里主要的行事之衙便是『六部』;那是政府里年代久远的几个部门,历代以来大体照同样的规制而立。每部之首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鞑靼人与中国人轮任;而其中三部——户部、兵部、刑部——之上又设管部大臣,那些人常是内阁之员。有时一部的尚书兼管另一部。每部之内有三等属官,可称为郎中、员外郎与主事,另有极多的小吏,并各有适当的科房以办该部所管的通常与特别事务之细节;全体安排有序、层级分明,极有办事之章法。中央与各省政府各部门的细节,都以同样的方式规定到最细微之处。例如每部发文所用的封套样式各不相同,各衙署里的文书便装在其中归档。」
下面这一句出自密迪乐的书《中国人及其叛乱》,可使读者知道他对中国人的心志与制度那种办事之章法的看法:「不过,既然中国一切公事按通例都比英国办得更有章法、更有条理,于是我们便见……」等等。
三、「六部之首是吏部,它掌全帝国官员的分派。它的事分四类,由四个司分别办理。
四、「户部掌户口、征收赋税以及官仓等事。它分十四司。
五、「礼部的职事是定国家大典与各省官员往来的礼节仪式。其下属有乐部。」
其余三部是兵部、刑部与工部。
九、「理藩院掌藩属与属地之事,以及与外国的往来。
十、「都察院受托揭出政府各部门的差错与罪行,而御史有时也不避那危险的差事,去批评或揭露皇帝本人的举动。每部之上另设专职御史,各省官员之上也是如此。
十一、「通政使司受理各省的奏本与申诉,并呈到内阁之前。
十二、「大理寺的职事是调理帝国一切不同的法司,是最接近最高法院的一个,不过呈到它面前的案件多是刑案。罪涉人命时,这个寺与通政使司、都察院合为一庭;若审官的裁断不能一致,便须把各自的理由奏明皇帝,由皇帝断之。
十三、「翰林院受托撰拟政府的文书、史书与别样著作。它的主官领各班之首,激励他们在学问上奋进,以备他们任用、并使他们宜于侍奉君主。……它的主官是两位掌院学士、即资深之员,一般在长久的治学之后被任为终身之职。……两位资深之员之下有四等官员,每等五人,另有不限其数的资深功名之士,各成一种学馆,其职事是撰办一切奉官准刊行的著作。这些人须随时再受考试;若被查出有失或不足,便可能失其功名、或竟被革职。」在中国人看来,能为这个院之员是「极高的荣宠」;而它的用意、它的编制与它高尚的文品,也给中国政府增了大光。
说到各省之政,要细述下去已不可能;就是把那些奉命自京里派往各省各地的多等不同品级的官员一一提到也不可能。政府全部的事务都被彻底而有效地条理化了,它的影响在每一座僻远的城、每一个小落、每一个家里都能感到。一切要紧之事都有档记。《京报》每日刊出,载军机处的办事与别的要紧国事。
正如这个政府的体制早已立在几千年前所奠之基上,中国的律法——它们是今日律例的根基——也起于约两千年前的著者李悝。自那时至今,不断有增补、改动与改良。这些律法如今分为通例、民、财赋、礼、军与刑诸类。它们于一八三〇年重刊,共二十八卷,全书分为四百三十六条。《爱丁堡评论》上一篇论「斯当东所译中国律例」的文章对它有这样的评断:「当我们自《波斯古经》或《往世书》的狂言转到这部中国汇典里那种通达而切实的口气,便如自暗入明、自昏聩的呆语转到一种高明的见识之运用;而这些律法虽在许多细目上繁冗琐碎,我们却几乎不知欧洲有哪一部律典能像它这样免于纠结、偏执与虚构。」
中国人常被指为在立法与行法上野蛮残酷。卫三畏博士在这一点上的见证——我们再找不到比他更称职、更可靠的见证人了——是这样的:「除了对皇帝的叛逆之罪以外,就这部律例整体而言,不能指它为纯然的残酷;虽然许多律法看来主要是为『以威慄人』而设,所定的罚比实际打算施行的刑更重,使皇帝有施恩的余地——或照他自己所说,有『法外之仁』的余地。有些官员宽,有些官员严;有些省的百姓勤勉而安静,有些省的百姓躁动而不喜安业之事。所以要对这个帝国的治理形成较公道的看法,最好是看社会总貌所显出的结果、即观其树而察其果,而不要像行人与著者常做的那样,自某些压迫与不服的个例推出适用于整部国家机器的断语。」
对这个帝国的体制与律法有了这个大略之观,再加上前一章所述的教育与科举之法,我们如今便可看一看这整套制度实际的运作了。
皇帝受这个帝国的体制与律法所约;又受他自己的责任之感、他大臣们不断的看视、影响与进言、以及这样一种自觉所约——他也须对舆情负责,而重大地背负所托会弱他对百姓的影响,并可能使他丢掉宝座。中国有些皇帝是品性高尚、行事极有才干之人,当得起他们所居之位;有些则软弱无能,只担着王者之名与王者之徽,而政务由别人的手去办;还有些把一个强有力的意志与一种恶的天性合在一身,给自己与自己的百姓招来了毁灭。
官员不致大为过分、不致苛索与不公,是因怕百姓——百姓知道自己的权利,有时也申明它;又因上司与御史对他们看视监察;也因下属之官正巴望着他们被革,以便自己进而据其位。那些得人望而有野心的官员可能对百姓取得过大的影响、或与同僚结党以对抗国家,这一险大半靠不断把他们自帝国的一处调往另一处来防止,而这件事由北京的吏部用心办理。各省官员极少被许在一地留过三四年。他们从不被派到自己的本乡去行职事,也不许在自己辖境之内婚娶。
读书人——不论是未得功名之人、还是第一、第二级功名之士——居于官与民之间,是这个政府一个要紧而有力的辅助。他们因盼着在它之下做官而被系于它。他们大半也与它十分同心,因为他们浸透了儒教的精神,又把这个政府看作他们古代圣者之智的化身。他们对那些无知少教的邻人的影响,有助于促成对治者的敬重与对律法的服从。
加在百姓身上的约束,除了他们自己的是非之感、以及他们对自己名声与自己利益的顾惜之外,便是他们律法之严、他们治者绝对的权柄、以及他们易受苛索——一旦百姓以小罪、小过与不服给了由头,官员与差役便常常施行苛索。他们因真实或想象的缘故而不满时,要结党起事也大半被阻住;那不但因他们官员的细心看视,也因帝国各处彼此隔绝,又因各省居民所说的语言不同而无从便捷地通消息、相合作。
可在不公与压迫到了极处的时候,百姓也并非没有伸冤之法,而且他们知道何时、如何用它。他们虽温顺退让到成了一病,可有时也有整乡整区的人一齐起来公然叛抗地方官府,申明并保住他们的权利。一位官员若贪索、苛求、不公到众所皆知,百姓便有理由推定他的行事与他君主的愿望与训令相反。他们受了某一桩新的压迫之痛,有时便一齐起来,列队到那位可恶的官员衙前,不是作呈请之人,而是作告诉之人与指控之人。遇这样的场合,那位官员往往放下他官身的尊严,亲自出来与这场举动的首领或代言之人交涉,耐心听他们的诉说,并给出令人满意的改正与伸冤之诺;此后百姓便安静地回家去。那官员若果真大有过失,几乎一定是这个结果。否则这桩治理失当之事大约会被报到京里,那官员便会被召到皇帝面前,有丢官、乃至丢命之险。
有时那官员——不论有无足够的理由——不肯受理百姓的诉说,执意要他们服他的权柄,而他的上司也支持他。遇这样的事,若有必要便派一队兵来平乱,也许会牺牲一两个首领的性命以申律法之威,百姓便屈服于优势之力与势之所迫。
当不公与贪污普遍起来——如今便是这样——地方上的起事便频繁起来。不同的不满之众联起来结成严重的叛乱;百姓自以为已解于其归顺之责,不肯再承认皇帝是上天所遣的治者与安民之人,一切便趋于无政府与解体。所以中国政府最终是立在民意之上的。一旦背离这个政府被公认的原则,便失了他们的同情与扶持;而谁要重得他们的安心、要安这个帝国,便须显出他的才干与诚意,回去在那旧有的根基上重建。
虽然中国政府向来被说成是无限的君主之治、是绝对的专断之政,可自上面所述可见:其中确实有些民权的念头通行,而百姓也有相当程度的人身自由。中国的文士常以最高的钦慕之辞说美国的政府。华盛顿的品性也极受他们钦慕,他们一位著名人物还为他写过一篇颇为可取的颂词。
与此相连,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中国人被许在自己之中选出他们自己的「耆老」。那些人成为一种「国中之国」,替皇帝的官员照料并分去极多的事务。许多细小的分歧、误会与争吵都交给耆老去调处,于是打官司的花费、败德、丑闻与结怨便往往得以避免。官员有时经耆老间接而静静地影响百姓;而另一面,出于民意的举措也由耆老荐请官员留意。
有时耆老不能使相争的两方满意而和好,两派便宁愿自己了结他们的难处——换句话说,「打个明白」——而官府也容他们这样做。这个自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给与的:那争端是私人的或地方性的,不致危及全体之民的利益或弱官员之权,而所涉的问题又纠缠难明。地方官常自两方都取「封口钱」,同时又省了此事此后的麻烦。一家人有时会聚起他们的亲属、朋友与同情之人,再加上为此雇来的人,合成一支颇为可畏之众,持着矛与棍突然出现在与他们相争之人的家门前,索求伸冤。被攻的那一方——尤其若他本是不对的、又没有亲友邻舍的同情与扶持——极容易让步而接受所加的条件。这类示威一般不过做出一副动武的样子,并不更往下去。
在通商口岸附近,有时会雇些喧闹、无顾忌而无品行的外国人来参与这类胁人的举动;而有些传教士也被自称为友人或问道之人以「去作和事佬」这个似有道理的说法诱入同样的事里。有时那外国人被请去作一次友好的拜访,却不疑他东道真正的用意——那东道对邻舍自会把这次拜访说成另一样。
几年前,离宁波约五十英里处有一位大地主,被一队持兵器的佃农上门。他们向他索要地里出产中更高的成数。这位富人家里仆役众多,便以力抗力。那些做活的人不久带着更大一伙回来,被告的一方又添雇了人手。这事很快变得严重起来。这位地主的宅子成了一座被围的堡垒,这场举动也成了一场小小的叛乱。官府不知何故决定不去干涉。这场较量持续了几个星期、若不是几个月。这一件的结果是:那些做活的人只好屈服;而得胜的地主则收到自北京来的一封褒奖之书与一个荣衔。
那里的人聚居成大族,又极重宗族,所以族间的仇斗有时结得极深,并世代相传。在中国南部尤其如此,那里的居民更为性急躁动。
举出上面这些事实,是为了显出中国政府实际的运作,并说明它的不足与它的长处。
(原注一:密迪乐,女王陛下文职中的中文通译,《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作者,该书由伦敦史密斯与埃尔德公司出版。)
(原注二:卫三畏《中国总论》。)
(原注三:紧接下来这几页的内容大半节录自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所引之文也出自同一位著者。凡愿得到关于中国细密而可靠的消息的人,都该置备这部实在无价的著作。)
第六章
中国的宗教
提要:研究中国宗教之要、中国人把他们的宗教分为三者、「宗教」与「宗派」二词是在变通的意义上使用的、理解并运用中国这个分法的不同方式、本书所采的办法。
要正确理解中国人的品性与开化,对这个帝国通行的几套偶像崇拜之制、以及对那里之民的宗教信念有些认识,是绝对必要的。要把这几套宗教之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分类与表述,并非易事。各样信念之说那样纷杂、那样繁多、那样混乱,以致任何人要把自己或别人所信之条说得明白都不容易。最好的分类大约便是中国人所采的那一种;他们说到自己的宗教之制时总说有三,即儒教、释教与道教。
「教」字一般作动词用,意为「教导」。作名词时,意为「一套教说」。它是中国语言所能提供的、最接近我们那个「宗教」一词的说法,不过它的意思要宽泛得多,也可以用在一套全无宗教成分的教说上。
须记住的是:我们把「宗教」与「宗派」这两个词用在中国人身上时,是在一种新的、变通的意义上用它们。我们那个「宗教」一词总使人想到神与敬拜神,也使人想到来世的福乐——那是宗教信仰的目标、也是宗教之生的归宿;而它所连带的念头是属灵的、属天的。可「教」字并不必然在中国人心上唤起我们那个「宗教」一词在我们心上所唤起的任何联想与连带之念。再者,虽然有三套教说,中国人严格说来并没有分成不同的宗派。这三套并不被看作彼此敌对相争,而是并列互补的;那里之民把它们合在一起用,并依自己的偏好或兴致给每一套或多或少的分量与显位。
释教与道教可以直译为佛教与道教,它们呈出两套分别的体系,其由来、其创者、其历史与其特点都能充分而清楚地表述出来。
第一个名目、即儒教,其意思与用法则较为含混不定,不同的人理解得也不同。
「儒」字直译是「学者」「文士」等等;儒教有时被称作「学者之教」。可儒教所定的那些敬拜之式中最为显著、最为要紧的几种,庶民所行与文士所行一样多,实在说是为那里之民所普遍采行的。那么显然,以「学者之教」译儒教是不能成立的。
儒教有时被说成「国教」。对这个名目主要的异议是:它势必给人错误的印象,因为它须在一种新的、未经认可的意义上使用——中国并没有哪一种宗教是被国家专门认可并扶持的。确实有些特别的礼仪与敬拜之式专由官员行之,因为它们被看作特别合于他们作为官员的身份。除了这些官面的礼仪之外,他们连他们的家属,大体所采的信念与敬拜之式与庶民相同。
儒教最常被本国与外国的著者看作、我想也最有理由被看作与孔子之教、即儒学同义。有人用这个词时取较窄之义,有人取较宽之义——前者严格限它于孔子之教,后者则给它一个新的、更宽的意义,把那些并不天然属于佛教或道教的全国偶像崇拜之习与礼仪也归在其中。用这个词所受的异议是:在前一义上它不够宏阔,在后一义上它又宏阔到不合宜,竟把那些远在他身后才出现、而又与他的教说显著不合的学说与做法归在这位中国圣者身上。
我料想:中国人对他们三套教说的分法,在从前比如今更为合宜、更为准确;因为偶像崇拜之式已大为繁多,而这三套又在彼此的作用与反作用里变得交混相缠了。
上面对中国「儒教」一词的每一种译法,都表出了它某一个显著的面貌或特点,可都只给出一个片面而不完全的看法,因而多少都易于误人。
本书中我已定了主意——我想这条路最少受人异议——把儒教看作与儒学同义;而这个词取其严格而有限之义,指孔子与他的前人所教的那一套伦理、理财与古代宗教礼仪。这第一套既已在第三章及以下几章里略加论述,我便要在紧接着的几章里论另外两套——佛教与道教;此后再在另外几章里呈出那些与这几套宗教之制各自天然相连、或自其中生出、或由它们合起来所致的各样信念与敬拜之式。
照年代论,接下来该是道教;可佛教因其在这个帝国的地位与影响而居其先,所以在中国人的排列里也占第二位。
别的较小的教门,因为对中国这一族整体并未施过明确而长久的影响,不必特别提及。
不过回教在这个帝国某些地方那样显著,须特别一提。据说它是在穆罕默德死后不久传入中国的。这一教门如今在帝国每一处都有少数信从之人。东部各省偶尔可见清真寺。宁波有一座小的;几年前我在杭州见过一座颇为可观的,并见到与它相关的一班颇有意味的人。帝国西北部有大的回教聚落,有些地方据说他们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卫三畏博士说:「上世纪初,全国的总数被估为五十万。」
他们行割礼;名义上守七日中的一日为安息之日;禁食猪肉;明白地见证反对偶像崇拜;又像犹太人一样,大体与其余的人口保持分别。
他们把穆罕默德看作上天伟大而无与匹敌的先知,而把耶稣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一同列在较低的位分上。
他们在宗教的持守上已松懈了许多,并顺从别的教门某些偶像崇拜之礼。
我在杭州与他们相遇时,他们待我极为亲切,请我察看他们的清真寺、参与他们的礼拜,又带着显然的喜悦提到这件事: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神、万有的创造者,与那里通行的中国偶像崇拜相反。在那片满是偶像与异教庙宇的远方之地,我不能不觉得:尽管我们之间有广大而不可调和的分歧,这确实是一条有力的同情之纽。
中国的犹太人与罗马天主教徒,将在本书后面一部分特别提到。
第七章
佛教
提要:佛教传入中国、它所传的创者、佛教神祇的不同等级、佛教在不同国家的特点、关于佛的民间传说、佛教的教义与宗教之礼、佛寺的描述、佛像的制作、杭州寺院与偶像崇拜的详述、僧人、寺院的编制、住在草屋或洞中的隐修者、关在封闭之室或号舍里的僧人、代人积功德、佛教的尼庵。
佛教确切地说便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宗教。它约在耶教纪元六十年传入中国。那时明帝遣使西行,以求宗教之师。有人以为这次遣使是因一梦而起,也有人以为是因孔子一句话——「西方有大圣人」。那位「生来作犹太人之王的」的传闻传到东亚之极、并与此举有些关系,并非不可能。无论如何,这支奉此要紧之使自中国出发的人马远行到了印度,在那里遇见佛教的僧人,自他们那里得知他们的神佛、他们的圣书、以及来世之说与一条脱罪及罪之果的路。他们以为自己已达到所求的目的,便带着印度人这位新神与这套新教回国。这便是佛教传入东方之始。
这一教门所传的创者名叫释迦牟尼,据说生在公元前七世纪、或更早。他以静观之生、以功德之行与自加的苦行,达到了「佛」的境地,即「全知」之境。这个名目在中文里便是「佛」。在此之上、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发展或成就之级,称作「涅槃」;那是凡人所能达到、其天性所能及的最高之境。在那里,知觉、人格、以及一切愿欲都消没在一种理想的存在之中,与物质世界的一切关系与往来都止息。佛舍弃这个更高的无知觉之境的乐,停在它的边界上,以施其仁慈去教导并抬举世人。
还有一等较低的神祇,尚未达到佛的境地,称作「菩萨」。他们在知与德上仍不完全,虽远胜常人。因为他们在存在的阶梯上离人更近,便被认为与人更为同情、更亲切地熟知人的境况、也更易于亲近。因此他们最受那里之民的敬拜。
佛教在不同的国家取了不同的形式。人们把锡兰、缅甸与暹罗所见的南传佛教与西藏、中国所见的北传佛教加以分别。北传佛教的宗教之书是梵文的、或是自梵文译出的。南传佛教的则是巴利文——那是一种起源较晚的语言。北传的佛徒还添了别处所不知的书、传说与神祇。
在西藏,这套制度与一个行政治之权的宗教教阶相连,其首便是大喇嘛——他被看作佛的化身。大喇嘛一死,僧人们便择定某个婴儿,认为已故喇嘛的灵已入了他的身,那婴儿便成为下一位大喇嘛。
在中国,这样的宗教教阶不被容许,所以那里的佛教没有喇嘛。蒙古的佛教带有西藏佛教的性情。朝鲜、日本与交趾支那的佛教,显然是自中国抄来的。
有了这些大略之说,我便要严格限在中国的佛教上,说它实际的样貌——即它今日如何被那里之民所信所行、又如何融入他们宗教与社会的生活。
中国人关于佛的民间传说,都是那种奇幻之类,足以作用于一个无知之民的想象与盲信。他说成是生在王宫里,是奢华与权势的继承人,而那些于他并无吸引之力。人们相信:他现身于世时,有一轮荣光环绕着他,四周整片地方都看得见,而他周围的地也自生出繁密的莲花。他最早所行之事,是朝南北东西各走十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高声宣告——「天上地下,无有大于我者。」关于他非凡的体力与天赋的记载极多,夸张到了那样的地步,料想连最轻信的人也要生疑。他年幼时便离家去过隐修之生;经年自加苦行之后,达到了德之完全,升天为神,留下许多他超乎常人之力的可注目的凭据。
佛教这套制度明确的特点是:信有一位仁慈的神,另有若干较低的神与之相连,其特别的用心与看顾是要救人脱罪与罪之果;此外还有灵魂转生之说、与善功有效之说。依这些教义,佛教的宗教之礼、即偶像崇拜之礼,便在于向这些神祈祷、行功德与苦行之事、以及为灵在阴间所预料的需要、也为已故的亲友预作供给。
为敬拜这位神所建的寺院,这个帝国每一处都有,而且数目多、费钱多、又极为可观。我们在中国见到过去别的国家所显出的同样性情:要在「高处」行偶像崇拜之礼。佛教的道理要它的寺院建在山间僻静之处,以得那种地方所有的清静与幽隔。所以这一教门的建筑,凡不是为居民之便而建在城镇里的,大多都在这个国家所能有的最秀美、最有野趣的位置上。其中最大的那些,在一定程度上都照一个共同固定的规制而建,大约可述如下:
它们由几座各别的房子组成,一座直接在前一座之后成一线。若地势许可,后面每一座都比它前面那一座高出数英尺,并由一段石阶登上去。通到这些寺院的路常布置得极有雅趣与巧思,穿过秀美的松竹之林、过秀美的拱桥、沿着丰茂的篱垣与鱼池,又常给人以自然风景的美景。
进了第一座房子宽阔的前门,你便看见面前有一尊坐姿的大像,面上带着一种轻慢的笑。这尊偶像称作弥勒佛;他的职事是守寺门,而他之笑,是笑世人之愚——那些人把一生耗在徒然追逐世间之乐上。紧在这尊像之后、面朝后面的开口或门,有一尊立像,自头到脚披着甲,手里持一根大战棍。这尊像称作韦陀菩萨,被看作这寺的护法之神,护它免受恶鬼、盗贼等等之害。这一座、以及别几座房子,其宽敞的内部都不以间壁或楼板隔开;屋顶由许多大柱支撑。除了上面所说中间那两尊像之外,还有另外四尊,称作「四金刚」。它们极大,是立姿,房子两边各两尊。一尊手里持一把大伞,称作「多闻天王」;据说他把伞一张便天地皆暗。持一把大琵琶的那一尊称作「增长天王」,大约是指他能赐长寿之力。他被认为能以抚动他那器上之弦来慄服恶鬼与妖魔。一尊手持一剑、面相可怖,称作「持国天王」。剩下那一尊被塑成手持一龙、脚踏蛇虫,称作「广目天王」。这四位神被看作众人、尤其是信佛之人的护佑者。
第二座房子比第一座大,一般深约七十英尺、宽九十英尺、高四十或五十英尺,有时还更大。它称作「大雄宝殿」。其中主要的神是三尊大的佛像,称作过去佛、未来佛与现在佛,也称「三宝」。它们位在房子正中,成一线面朝前门,被塑成坐在高大的台座上,四围是莲花。这些巨像一般约高二十英尺;在它们之前立着一块敬献皇帝的牌位,无疑是为给这一教门博得他的眷顾。这座房子的两侧可见或是十八罗汉——那是被认为已融入佛中的人——或是二十八星宿,代表不同的星。这些都是与真人大小相仿的人形。紧在那三尊大佛像之前,一般可见一尊覆着纱的立像,是观世音菩萨——佛教主要的神祇之一;她被塑成一位少女,是以中国艺术最好的手法做成的。这位女神被认为曾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形貌与身份显现于世。人们敬拜她为「送子娘娘」、为「千手观音」、为「七面观音」,也敬拜一位同名的男神。「送子娘娘」一般被塑成怀抱一个孩子。正是这位女神,罗马天主教徒在她身上看出与童贞马利亚那样强的相似,以致把她的存在归于撒但的作为。显然本地人多少知道罗马派这份厌恶,因为民间有话传说:他们「恨观世音,因为她杀了耶稣」。在那三尊大佛像之后,你有时会看到上面所说的千手观音、或送子娘娘,有时则是别样偶像中的一尊。在这座正殿的后部,常可见另立一龛以奉武神、以及别的受人喜爱的敬拜之物。
较大的寺院里一般还有第三座房子,大小约与第二座相同。这座用作僧人的「礼拜之堂」。像所占的地方较少,留给礼拜之人的地方较多。
除上面所说的几座房子以外,许多寺院还添建别的。它们所容的偶像极多,而其安置并不守什么定序。它们多半是那些被认为已融入佛中之人,这一类总共有五百多位。有些取自民间的神,有些甚至取自道教的神。这一切神都有他们荒诞的传说;那些传说虽于好奇之人或有意味,在这里要尽述却既不可能、也无用处。有时又建较低的侧屋,分成若干间,里头摆着各式各样的小像,高自一英尺到两英尺、三英尺或更高。同一座屋里可以有几百尊这样的像。这些侧屋里常可见到几间屋子,摆出地狱不同的层次与刑罚。地藏王这位神被认为掌管这些境域。据说他不愿成佛,要等把地狱里一切的灵都救出来才肯。
又有侧屋建来供僧人起居,一般有上层。饭堂往往大到可坐数百人,厨房里备着锅,有的能容两三桶。
有些寺院还连着塔。那是以石或砖结实筑成的楼或碑,高自八十英尺到两百英尺或更高。它们是中国风景里极有特色而秀美的一笔。其中许多显出极古的凭据。它们起初大约是建来存放某些受敬的遗物、或纪念某个著名之人的。偶尔——不过并不普遍——其中也有偶像。
在小镇与那些无力建大寺之处,便把佛教主要的偶像做得小些,聚在一座房子里,以应那些没有时间或钱远离家门去大寺敬拜之人的所需。
偶像以各种金属、或以石、木、泥制成。最大的以木骨架加灰泥做成,外面一般以金叶贴金,不过有时也以不同的颜色绘饰。人们认为不论大小,每一尊都必须备有人造的脏腑,自背上一个孔放进身体里去。那些代表活的灵,没有它那神便被看作无用。它们一般是以银做的心与身体别的内部之物。有时还以珍珠宝石、或活的蛇虫代之或添之。除了太平军自称憎恶轻蔑偶像崇拜之外,这件事又给了他们毁像之举一个有分量的理由。这些像就形貌与姿态而论,一般做得颇好。有一点值得注意,它既显出那里之民的性情、也显出撒但使偶像崇拜的形貌去合他所欺之人的心的那份手段:中国的偶像,没有一尊的样貌是可怖或不雅的,也没有一尊被塑成受卑下情欲所驱;一概被认为是有德之人、或是古时的英雄。它们的样貌也不像人所可料的那样千篇一律,因为它们以不同的程度与配合呈出爱、悯、喜、沉思、狠厉与怒的神情。
一座大佛寺或丛林的总貌是宏伟可观的,足以在粗俗之人心里生出敬畏之感。那些房子的构造也显出不小的建筑之雅趣与技艺。它们比例匀称,而每一座的内部格局都合于它所要容的偶像的大小与数目。那大屋顶一般以最好的瓦料做成,五十年以上不修也能支撑。它上面覆着透雕之工、以及象、狮、马、人等等怪奇之形。内部以木石精细的雕刻装饰;墙上、柱上与偶像头上又有各样题字,以大的金字写成,既作装饰之用,又标出各位神祇的名号、品性与神力。
把杭州——中国佛教影响的一大中心——的佛寺与敬拜略述一番,或可对佛教的性情与它实际的运作给出一个更生动、更令人满意的看法。那是一座省城;在被叛军攻占之前,约有一百万居民。它以极美的天然风景而在中国人之间享有当得起的盛名,那常被那句对语提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城与它的城郊满是佛寺,可其中最著名的在城南与城西环抱的丘山之间。它们或在山谷最有野趣的角落里、或半倚在山腰上、或冠在几百英尺乃至一千英尺高的山顶上。
自城的西南门出去朝山的方向走,离城墙不远便遇到一座著名的寺,称作净寺。本章前面所述那几座房子在这里格外大。不过这座丛林主要出名之处,在于一座侧屋里供着整整五百位佛的弟子。这些像都有成人大小,做得极精,外面贴着金叶。每一尊占一个约六英尺或八英尺见方的台。整座房子要给每一尊像这么大的地方、又要在它们之间留出通道或廊道,其大小可以想见;而这还只是那寺里较次要、附属的一部分。我在广州城里也见过一座类似的寺,一殿之内供着这五百尊像。
离城约三英里,在一处山谷里,是天竺寺——即「印度之寺」。它的建筑与位置都极为秀美;不过它主要的引人之处是一条奇特的地下通道,构成通往那寺之路的一段。据说、人也相信:盖着这条通道的那座山,是夜里自印度运来、安放在此的。因此才有「印度之寺」这个名字。
离城约十英里有一座寺,我访它时里面约有五百名僧人。到那里要经一条近两英里长的秀美林道,沿着一道清澈的山溪在深谷中曲折而行,上面有松竹之林如拱相覆。那寺由许多不同的房子组成,彼此以那样多样而曲折的通道相连,一个没有向导的生客在其中有迷路之险。这里算是一处时髦的消夏之地,是富家夏天爱去的所在。有几座房子里设了房间以款待这些来客。富家在这里一住几个星期,享那乡间清静的安息与山景之悦,又租一座礼拜之堂、雇一班僧人诵经,为已故父母的灵魂安息、或为在世父母的延寿、或为别的所求之福。这样的人家离寺时,在别的花费上出手既重、或许还颇为张扬之后,往往还要出钱以许多灯笼把通往那寺的林道全段或一段点亮。
单这一处地方便有二十余座寺院,其中有些不比我所述的那几座逊色。一八五九年我在此地所度的六个月里,有机会亲见春天来此敬拜的香客之众。通往那城的河渠,有几个方向连着数英里都塞满了敬拜之人的船,其中许多人远道而来,到这些圣地献他们的虔敬。那些在谷中向四面曲折而去的许多石铺之路或小径上,几乎是一股不断的人流:富的坐轿,贫的步行。空气里满是春天杜鹃、花木与各种常绿之木的香气——那些树荫覆着那座大城从前居民的坟,他们中数百万人已在这些可爱的山坡上得了最后的安息之所。老妇人以她们的小脚颤巍巍地走着、靠拐杖撑着,正作她们对这些名寺最后的一次拜访,作她们为来世预备的最后一番努力,随后便回家去死——可惜!她们既不知那境况的性质,也不知该怎样预备。
我们走近其中几座寺时,发觉路旁排着一种特别的乞人。他们都有病,看来是自这个国家各处聚来的,要趁这一大群存着宗教之心的人在此而求他们的同情。年老之人颤抖干枯的手伸出来,口中求道——「做好事罢。」失明的眼珠向上抬起,求人施舍,而嘴里说着祝福的话——「愿你活一百岁。」肿胀的肢体、各样可怖的疮、以及真正烂掉了的腿桩,都硬摆在行人眼前,搅得人心里难受、使人作恶。
进了寺里,所见之景也几乎同样令人痛心。那里之民为他们的偶像而发狂;僧人们则迅速收他们不义之财;老的少的,带着恳切而焦虑的面容,在偶像之神前倾吐心里的重担,俯身以额撞那石铺的地,撞出声来,离开一些距离也听得见。那次访寺在我心上所生的印象、与所激起的种种相冲的情绪,我永不会忘。那些僻静之境,活人拥塞其间、死人聚居其中;明亮的天、温和的空气、丰茂的自然与秀美的风景;而这幅秀美的景象上又罩着一层几可触摸的德行上的黑暗之幕;罪、忧、病、死;人——神最高贵的作品——却瞎了眼、被贬抑、被扭曲,没有一线光,不知那独一永生的真神、也不知耶稣基督——那是「天下人间,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唯一的名。
佛教的僧人一般在年幼时便入了僧门:或因他们失了父母、或因父母无力养他们、或因他们生在不吉之星下,而算命的人预言他们体弱短命。那些成年之后出家的人里,有的是因丧父母、或丧妻儿而走这一步;有的因家里的难处;有的因懒惰;也有的借僧门的幽隐与遮掩以逃其罪之罚。那些真懂、真信佛教教义,而出家并非为求一碗饭吃以外任何好处的人,极少。所以他们对自己这一门显不出什么依恋,一般为自己出家辩解说是家里有兄弟能养父母;为自己仍留在门中辩解说如今别无生计之路。一个孩子作僧人入了丛林,便被交在一位年长僧人之下作他的师父,师父的职事是教他的徒弟识字。僧人亲自尽这职事的极少;有时他们把徒弟送去与本地学塾里别的孩子一同读一阵。不过大多数僧人长大时不识字,而且极为无知。我们说什么他们一般都应是;而他们为自己的宗教所作的唯一辩护,便是说它毕竟与我们的是一样的。他们立不娶之誓,自称吃素,又不穿羊毛或兽皮所制的衣,因为他们以取走畜命为罪。他们又剃光头,穿本门特有的衣服。其中许多人头上或臂上有烧出的记号,作为功德之法与功德之证。还有不少人为同一缘故把自己一个手指烧掉。僧人不同的流派之间有些无关要紧的分别,衣着与敬拜之式略有不同,不值得在这里细说。
每座大丛林都有住持与监院,这些位置由在影响与才智上出众的僧人充任。他们由僧门之外的人选出,那些人充作一个管事之会。有些年轻僧人在一定程度上做丛林里的杂役、或耕田;可这些事大半由雇来的工人做,僧人则过着安逸懒散的日子。有些人一生大半在同一座丛林里度过,可也有不少人有游走之性,已走遍十八省的大部分或全部。他们一路很容易化到饭吃,又在本门的丛林里找到便当的住处。他们一般带着一位相识的住持所给的凭照或荐书。不过就是没有这个,本门的规矩也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歇息取食的权利。他们若愿在哪座丛林留住一阵,若有空处、而他们的荐书又够好能得到它,便可以留。
最好的荐书便是能挣钱的本事。每座丛林都被看作一个大家。众人的所需由住持供给;僧人挣了钱,一部分归这院里,一部分自己留着。因这些僧人的游走之性,大丛林便呈出语言混乱的显著实例,而僧人们往往不靠第三人作通译便彼此听不懂。这些院里僧人的数目自一人到几百人不等,由各座丛林的大小与资力而定。
丛林的进项来自那里之民自愿的捐输、因僧人在丧事等场合效劳而付给他们的钱、丛林里公众礼拜的所得、以及许多丛林所受施的田产之所出。僧门明定的职事是在寺里诵经并行各样仪式、在民间行偶像崇拜的仪式、以及化缘。
照常例的诵经早晚各行一次,一部分用本国之语、一部分用梵语,是自书上并照样学来的。行时连着烧香点烛、俯伏、敲鼓、击钟与木鱼等等,又在偶像之前来回踱步。整套功课约持续一个钟头。遇丛林失修、或别的用途需钱,常派僧人挨门募化。富人、有时还有官员,出大笔钱修寺,一部分是出于要为人所见、受人称许之愿,一部分是出于指望得来世之福。
大多数大的佛教院落都有几个僧人,与他们那一等人不同,住在山间粗陋的草屋或洞里,极为幽隐而刻苦。他们的时间用在给他们的神守着长明的灯、念他们的经、煮他们简单的饭食、以及闲着。他们自称求这幽隐是为了静思,可他们看来几乎失了思想之力,把时间花在对周围一切漠不经心之中。他们靠亲友与香客的捐输、以及所属丛林的接济为生。人们普遍传说、也相信:这样生活的人能得大寿,而维持性命所需的饮食极少。
还有别的僧人把时间花在封闭的屋子或号舍里。这些主要见于较大的丛林。他们开始这种幽隔之生时颇有一番仪式。到了定下的日子,他们进入此后要作他们住处的那一间或几间屋子,一切门都以许多纸条封起,纸条上写着大字,说明幽闭自何日起、要持续多久。墙上只留一个小孔,物件自那里递进递出。
这位瞎了眼的虔信之人便在这里自囚数年、也许一生。僧人有时因犯罪破了誓而躲进这些幽闭的号舍以逃罰。富人相信积一份功德之储要紧,同时又忙于积别样的财宝而无暇自己去做,有时便与一个僧人作这样的安排:这位富人应许给他一定数目的钱,让他在幽闭之中住一段议定的时日,同时供他的食;僧人一面则许下行无数的祈祷与俯伏,到了所定之期满时,一部分功德转给他的雇主,一部分他自己留下。这一等僧人常受好奇之人许多次来访——那些人游寺时,便经他们囚室的孔与他们说上不少闲话。
还有一等人以下面这个折中之法免了僧门的誓与苦行。有许多人被算命的人定了隐修之生,他们的父母又太迷信而不敢不理那判语,可父母之爱又太深而舍不得放弃自己的孩子。遇这样的情形,父母便择一位愿与这孩子结师徒之分的僧人:那孩子作徒弟向他所择的师父致敬、行拜;双方互赠礼物;此后这男孩便算名义上是那僧人的弟子。不过他被许留在家里,各方面都像常人一样过日子,只是常被人半开玩笑、半取笑地称作「小和尚」,又不时与他师父互赠礼物。
与佛教相连的还有许多尼与尼庵。就这些院里所行的敬拜、它们受供养的方式与它们事务的办法而论,它们与丛林差别极小。至于住在其中之人的品性与行事,则须说:除极少的例外,她们的名声远不能说是无可疑的。
第八章
佛教(续)
提要:佛寺里敬拜之人主要是妇人,以及其缘由、敬拜所求之事、求神回应的方式、许愿、求取阴间的汇票、敬拜的形式、蜡烛、香、念珠、寺里的交际与闲谈、拜经之习、阴间的路引、常去寺院之人那种自以为义的性情、佛教与罗马教之间显著的相似。
佛寺里敬拜之人多半是妇人,而这些妇人一般年事已高。年轻的妇人因家务繁多、又因这个国家的习俗不许她们在人前出现,便被拘在家里。年老的妇人相对无事可做,又因年岁而被提醒须为来世作预备,便把许多时间花在寺里,于是给她们原本无所事事而单调的时辰添了一点变化。
除了各时代、各国家都公认妇人在宗教上更易感受之外,女敬拜者数目之极多也便由此而得解。依佛教那套制度里极为显著的灵魂转生之说,拜佛最大的目的是在来世谋一个有利的位分;人们以为各人将依其今生功过之多寡,在存在的阶梯上升或降。因中国妇人地位低下、又有她们特别的苦难,所以作女人被看作一桩大的不幸;而在她们今生所伴的「苦」里,她们以这个指望自慰:她们在佛前恳切的虔敬会为她们在来世换得「境况宽裕的男子」这个位分。她们以为若疏忽拜佛,其结果便是再生为较低等的畜类之一。有时也可见男子在佛教偶像前俯伏,可一般是为求眼下的某种福佑,与来世无关。
行偶像崇拜时,那里之民并不像办别的事那样普遍择吉日。每月初一与十五、以及各位神的生日,佛寺与别的寺庙里可见格外多的人。为特别的目的而作的特别拜访,则随时都有。有的去求子;有的在急难或为难之时去求一个兆、求一个指示;有的为病人去求药;有的去许愿。
急难之时求指示,其法如下:敬拜之人手里取一个圆筒之盒,顶上开着,里头装着若干贴了标的小木签,在偶像前摇那盒子,直到有一支掉出来。这支签上所写的号指出相应的纸条、或书中的一段,所求的兆或回应便在那里。那是以极不确定的笔调写成的,指出所问之事会吉还是不吉、所议之计该行还是不该行。求药也用同样的法子,不过所问的神不同,纸条上只有药方。按通例中国人是请医生的;可上面这个权宜之法,在小事与险事上都有人用——或是医生之助既无必要、又无济于事,或是那病性情隐秘难明。求兆与求药虽在佛寺里也行,可在别的一些庙里更为常见。
许愿是在困苦与不定之时。许愿之人为求某位神的相助与护佑,便许下为那神备一场戏给他看、或许下施食给饿鬼、或许下为寺里某尊偶像置新衣——因为其中有些既未彩绘、也未贴金,便穿各样衣服,随季候更换。还有别种的愿,不必提了。
人在上面所说那种格外紧急的情形下去寺里时,常一路敬拜,走半英里或更远,每几步便停下俯伏一次。
寻常场合的敬拜,只是点蜡烛、烧香、在神前俯伏,并给僧人几个钱。
下面是宁波及其附近敬拜的若干特点:寺院一般在僧人所定的特定日子里有人来访,而这些来访最大的目的是求取在阴间付钱的票据,那称作「帖」。妇人向僧人求指教与相助时,所得的答话大致如下:——「你死后,你的灵要到幽灵之地去,在那里或许要留上许多代、几百年,才被许回到地上另入一身。你在那里行走时,过桥须付过桥钱;过渡须赏船夫;你若要在客店里得好的招待与照应,便须出得起好价钱。你又极宜赏阴间的小吏,好使你的案子早早呈到堂上判断,并使你得释、得升迁更为便当。总之,钱能办一切事,在幽灵之地与在今世一样。」妇人又被告知:僧人已与幽灵之地通了消息,他们的汇票在那里是兑得的。寺里一角上有一名僧人卖这些汇票,便称作「帖」。纸买下之后,便在上面盖那寺的大印;又在上面念过三千到一万遍「南无阿弥陀佛」之名,它便被看作真实的钱,收起来放进专备的柜里以备将来之用。人们以为每一张所值的钱数,等于在它上面念那「南无阿弥陀佛」之名的遍数。僧人想出法子,自卖这种纸钱上得了丰足的收成。一天只能发一张帖,而求帖的日子则尽量多定——以那些无知妇人的轻信所能容许的为限。那些日子这样分布安排:「十王会」是敬拜地狱各司「十王」的聚会,要十天;每位王的生日各一天——第一天在正月,末一天到七月三十日为止。
「血湖会」也要十天;每月一天,到十月为止。人们以为妇人因生产之污,死后都要被浸在这血湖里,除非求得这些帖以免此罚。
「大七会」在二月头七天里进行。这个会上妇人要给僧人送礼。
「八福会」即八月之会,在那个月头十天里举行。
「闰福会」占闰月——在有闰月的年份——的头十天。
凡遇建一座寺、成一座桥、修一座寺、或铸一口钟,便另定日子求帖,说那些帖比上面所说的更值钱。它们分别称作「圆寺帖」「圆桥帖」「开光帖」等等;求它们的日子以贴在各个街角的告白告人。
「开光帖」之所以这样称,是因为一座寺在修的时候,偶像的眼上要糊一张纸。那是客气地请那些神暂且退开,以免被工人的吵嚷与污秽所犯;他们被认为一直不在,直到工完、遮眼之纸揭去,即「开光」为止。
因为一年里有五六十天可求这些帖,妇人一般每年得这么多;可僧人并不以此为足,因为有许多妇人因病或别的缘故不能在定下的日子到寺里来。于是只要出几百钱,僧人便许她们入会、或与一个会相连,把名字登录上;这样纵有人在所定的日子不在场,也为各人留一张帖,许她们随时来取或遣人来取,并在家里念。
可僧人连这样也不满足。为增他们的所得,他们宣称:上面所说的「王会帖」,不足一百六十张便不够用;而要得这么多,须十六年。谁死时这个数目未满,便注定要在地狱某一间里被锁上长久的时日。那些可怜的妇人既多有恐惧,怕自己活不到凑满这帖的全数,僧人便欣然替她们解此难处,许下行一场仪式以消去这份短缺的恶果,而要一定的酬劳。关于帖便述到这里,如今让我们把注意转向寺院。
敬拜之日,可见极多妇人慢慢地往她们所择的敬拜之所走去。她们一般结成小伙而行,带着一只小篮,里头装着蜡烛与香。她们总穿自己最好的衣服、或为此雇来的衣服,因为穿平日的衣服到神前会被认为是对神不敬;而且她们也盼着借衣着与举止给神一个印象:她们比实际境况要好些。
到了寺里,敬拜照下面的方式进行:点几支蜡烛放在神前,或由敬拜之人自己、或由寺里的仆役或值事的僧人代点。又点上香,插在每尊偶像前那只大的灰钵里——至少插在她打算致敬的那几尊之前。敬拜之人这样做的用意,是让神知道她在此、也知道她的来意。这些香约一英尺长、八分之一英寸粗,以香木做成,一端滚上一层锯末调成的料,点着后能燃相当久,发出许多烟。
香既已安置妥当,敬拜之人便回到起初之处,依次在每尊偶像前俯伏。其法是先俯身,同时两掌相合上下一动,随后跪在一块软垫或蒲团上,以头撞它。这些动作在每一处连做若干次。
刚才所说的仪式被看作是为随后那更要紧的、也是此行主要目的的一桩事作预备,那便是求帖。这帖是在一个极像票房的地方买的,如今可以细说一番。每一张是一张印好的纸,装在一个封套里,上面有空处待买下之后填写。封套一面写着寺名与这帖的类别,另一面写着买主的法名。里面有一幅佛的刻像与买主的名字,连她生的年、月、日、时,以及她所属的本地寺院;此后接着几句许她来世之福的话。那些可怜的妇人买了这纸,便在寺里择一处便当的地方,把一天的大半花在徒然地反复念「南无阿弥陀佛」上,手里有一串念珠帮着记数。念珠以各种材料做成,一般有一百零八颗。有钱之人的念珠上饰着金银的坠子,如佛的小像;一小块牌子,上面刻着持有者的法名;寺里敬拜所用的鼓与别样器具的小模型,以标出用它们之人的宗教身份;还有一只小灯笼,表他们所盼在幽灵之地照亮她们道路的那道光。这些纸渐渐积多,到敬拜之人死后,便与别样的纸钱一同被烧,人们以为这样便转到死人的境域去了。
自上面所述,人们或会推想这些到寺里的拜访是沉闷单调的;可情形恰恰相反。那场面充满活泼的趣味,又为此后许多天的闲谈备足了材料。富人在场,为看人也为被人看,穿着贵重的衣饰,既是钦慕的对象、也是妒忌的对象。几个少女打扮得鲜亮,大约是第一次出门来看这热闹的世界,得了她们对寺院与寺中敬拜的最初印象。旧相识彼此相遇,互讲邻舍的新闻、家里的难处、自家儿女的好处与媳妇的过失、以及各样迷信的故事。在那些能说会道的舌头的嘈杂之中,又夹着一声声不断被打断的「南无阿弥陀佛」;而当她们轮到听别人讲故事时,她们的舌头看来几乎是自己念着。
上面所说这类寺中的敬拜,一切妇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可另有一等人被看作格外虔敬,她们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偶像崇拜上最为勤勉不懈。这一等妇人绝非少数,其中有些真有为来世作预备之愿,有些爱这种生活所给的变化与兴头,还有些呆呆地效别人之例而不知其故。这些人以一种称作「拜经」的仪式来求来世的便宜。
为此她们一般宁择尼庵而不择僧寺,因为那里有只与自己同性之人相遇的便宜。这桩功课在于把某几部书的每一个字依次敬拜,像前面在偶像前那样俯伏。照这个法子下去,一个人一天能拜完一部书一页多一点。最先所用的书是《水忏》,拜它被认为能去德行上的不洁。她们对这个仪式所抱的念头,与犹太人对洁净之礼所抱的相去不远。接下来的一部是《寿生经》,拜它之所以必要,出于下面这个迷信。
据所教说的:每一个人在前生、即将入今生之前都或多或少有过花费,为此在阴间留下一笔未偿之债;这债若不在今世了结,来世便要向欠债之人索偿。人们以为拜这部书便可偿此债。各人依债之多寡把它拜十遍到九十六遍,而债之多寡由各人的星命而定。此外还须另拜几遍,以偿已积的利息。
这几部书拜完之后,还可添上别的不那么要紧、也不那么不可缺的书。有些人行这类敬拜超出真正所必需,为的是以这些有余之功使自己来世之福更为稳妥。那些已以拜《水忏》自洁的人,极小心不使自己再受污,一丝不苟地避免接触那些被看作不洁之物。她们尤其小心不进产妇所住之屋。她们若因对自己亲属所负的本分而不得不进这样的屋子、或是无意中进了,便再把《水忏》拜一遍。
这一等妇人吃素,以避取走畜命之罪。
某一部书拜完时,便在尼庵或僧寺里行一场仪式,称作「完经」。这场仪式于敬拜之人是一段喜庆之期,于那些爱钱的僧人则是一段格外有所得之期。
与拜经相连还可一提的另一场仪式,是求取一张「路引」。那是一大张纸,中间有一幅观音菩萨的刻像,另有几行字与别样饰纹。各人买了这一张,便到僧寺去拜那刻像,不断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这名念到一定的遍数(一般是一千遍),便在那纸上以一个圆印盖一记。等这一张的边上盖满了这些印记,仪式便算完了;那纸便收起来,等到持有者死时把它烧掉,于是便被认为转到了已故之灵那里,保她无阻地进入死人境域的任何一司。
上面所述佛寺里各种敬拜,都可由人代行;许多人便以这样把自己的服务卖给病人而得生计。
在中国所能遇到的各等人之中,再没有比这些自以为义、拜纸成癖之人更显得无望、更难向真理敞开的了。不过须为他们说一句:他们一般过着相对诚实而无可指责的生活,极受本国之人敬重。他们所业的性情使他们时常存着戒心,因为别人以他们为榜样;他们便习于小心避开公然的罪与失当之举。
佛教敬拜的细节不必再多说;不如提一提佛教与罗马教之间大体的相似。那相似显著到为罗马教徒自己所认、所承;而他们对这件事的解释是:撒但造了真宗教的假冒之物,以使那里之民的心先被这假冒之物占去并得满足,以致把那真实纯正的排除在外。这份相合在细微之处也成立。两者都有一个至高而无误的首领;都有僧侣之不娶;都有僧寺与尼庵;都有以不解之语所作的祈祷;都向圣徒与中保祈祷,而尤其、而主要是向一位怀抱婴孩的童贞女祈祷;也都为死人祈祷;都用念珠反复念祷;都有功德与有余之功;都有自加的苦行与加于身体的折磨;都有一套定式的日课,由诵念、点烛、洒圣水、鞠躬、俯伏、来回行走所组成。两者又都有斋日与节日;都有宗教的行列;都有像与画与荒诞的传说;又都敬重并敬拜遗物——真的与假托的。这两套制度奇异地适应了种族、开化与宗教见识上的不同情形,把近五分之四的人类拘在属灵的束缚之中;它们同时既满足了我们天性里宗教的渴望、也满足了它罪性的扭曲,备下了敬拜的对象,可其实是把人的灵魂引离神。
第九章
道教
提要:道教一门的创者老子、「道」字之由来、老子与孔子同时、道教的变迁与衰败、它的性情是重物质的、它关于宇宙的说法、五行、星的人格化、以及它们与若干神的同一、炼金之术、长生之药、星命之学、关于老子与道教起源的民间信念、吕祖的传说、雷电之神、斗母女神、「三官」、龙王、他的画像如何得来、较低的龙与「龙的考试」、拜龙、土地菩萨即「土地之神」的叙述、道教与国家祭祀的关系、道教的庙、偶像与道士、道教信徒的目的、所用的办法与身体的功课、禽兽也可达到神仙之境、妇人在道观里的敬拜、向幽灵世界发文书、符咒与法术、与道教相连的劝善之书、道教为何不如佛教得人望。
道教一门起于老子,那是一位中国哲人,生于公元前六百零四年。他一般被称作「太上老君」——即「至大至上的可尊之主」。他那部可注目的著作《道德经》——即「论道与德之书」——在中国文献里占着显著的位置。「道教」这个名字出自这部书书名里的第一个字「道」,它意为真理或学说,也是书中主要论说的题目。老子的弟子庄子的著作比他师父的更为警策动人,也更为文士所读。不过这些著作从未得人望,因为它们对寻常的读者太过深奥玄远。老子与孔子同时;照我们自《论语》所知,孔子访过他,并与他论他那套学说。不过孔子看来并未领会他,受他的触动与影响也极小。另一面,早期道家的著者则轻视孔子那种质朴、不务玄理而重实际的学说。可中国人所采的儒学保着它原来的形式,而道教却不得不改其形以求流传。它自哲理转成迷信,自求真转成迎合我们天性对奇异之事的渴求。它忙于寻长生之药与炼金之石,终于堕落成一种粗陋的偶像崇拜。有凭据显示它大受佛教的作用与影响。
这套制度特别的性情是重物质;而在它的发展里,又包括一套关于宇宙的说法,以及一门自称的炼金与星命之学。物质被看作永恒的。各种物质较粗的形体趋于下,构成大地坚实的材料;较精的精气趋于上,游行于空间,各有其个体与生命;它们取可见之形时,便成为自其天域俯视下界的星。既然大地由物质较粗的形体、而天由其较精的形体组成,那么人的身与魂也照同样的样式而成。
组成宇宙的五种特别的物质或元素是金、木、水、火、土。这些元素升华的精气成为五颗行星,分别称作金星、木星等等。这些星与世界及其居民有玄秘而要紧的关系,又对宇宙的和谐与人的命数施以有力的影响。它们可以、也常常降到地上为神,以与人结更近的关系,并为人行某种特别的仁慈之事。道教许多神便这样与某些星同一,或便是星的人格化。
与这套制度相连的炼金之术,力图探究物质的精气,尤其力图寻出某种改变物质外形的办法。多少代的功夫被花在求取长生之药上,以保永久的青春与精力;也花在求某种能把别的物质变成金的秘诀或法术上。星命之学则力图查出不同星的特性,并定出它们与各人之生、以及与个人与国家历史上的事变的关系。
关于道教起源的民间信念,体现在《搜神记》里所述的那一段里。老子被说成是一个活的本原,在创世之前便遍布于空虚之中,那时天还无光、地还无形。经过几千年的演化与变迁,这个本原被人格化为一位神,称作「妙无圣君」——即「奇妙的非有之圣主」。这位神在无数的世代与劫难之后,又作「妙有圣君」——即「奇妙的有之圣主」——而出现。据说这位神、或这个本原随后所取的形是「混沌圣君」——即「混沌不分之圣主」。这里以这种泛神之形呈给我们的,与《圣经》所说自无中造出现有之物的看法有一种奇特的相似;也呈出神有三一的念头——那个念头在婆罗门教与佛教里、也在道教里,都能找到或明或暗的示意。
人既造成之后,老子被认为曾几次在地上出现,取各朝君王之形、又作君王之师或谏臣,而世人并不知他之在此。他作哲人老子出现时,被说成是乘一道日光自天而降,形如一团彩色的圆球,落进一位睡着的童女口中。她因此受孕,怀胎八十一年之后,老子以奇异的方式出生。他生下来头发便已因年老而白,所以如他名字「老子」所含之意,便被称作「老小儿」。他的信徒为这位人物所求的那些自大的尊权,可自下面这篇狂歌见出——那是宋朝一位君王在近一千年前献给他的:
「至大至美之道,
不受造而自存;
自永恒至永恒,
先于天地而有。
如遍照之光,
贯彻万世不绝:
东方教孔子,
西方召出佛。
万王之导师;
众圣之父母;
诸教之原起;
玄之又玄者。」
这位神并不是人们爱敬拜的对象,在道观里一般占着一个小而不要紧、却是高处的位置。偶像崇拜主要献给那些较低的神祇——他们在品格与尊位上还没有高到不理人间之事。玉皇上帝是众神之首,一般占最显著的位置;不过大殿里他的位子也常由真武大帝或别的偶像所占,并不守什么定序。
道教最要紧的偶像之中有吕祖,其品性与佛教的慈悲女神观音略为相当;而像她一样,他虽是较低的神,却极得民心,因为人们认为他最怜人之困苦,又常自天而降以救人。他便是中国那位大的药神,人们向他求药方。他不但在道观里占着显著的位置,还有专为他所建的庙,而且在佛教的众神之列里也占一位。这尊偶像的来历可以举作全体之例。
吕祖从前是一位第二级功名之士,生在近一千年前的宋朝。他赴京应试,一心热切求中求进;在快到京的一家客店里,他遇到一位仙人,名叫钟离权,那仙人现作店里仆役之形。这位疲倦的士子在饭食备办之际,自这位改装的仙人那里得了一个枕头靠着歇息,不久便睡着了;梦中他想自己中了试,自一个尊贵有权的官位升到另一个,直到在想象中的华胥之国作了首相。他以为自己已有了心所能愿的一切,正梦见在他生日的喜庆之辰被朋友与第二代的儿孙环绕,这时他醒来,看见那位所谓的仆役正在他旁边煮饭;那仆役对他说道:——「黄粱未熟,你已在梦中游过华胥之国了。」这位惊讶的士子喊道——「我看出你是一位仙人。」钟离权答道——「不要因发觉你所见的只是一梦而失望;那真实的也不过如此。假定你真有了你所想象的一切,到头来那不也只是一梦么?」这位士子承认世间一切营求之虚,当即决意弃世以修德。钟离权愿助他得仙人之境与仙人之福,说道——「为使你早得所需的三千功,我要教你一个秘诀,凭它你可以把所指的一切变成金;而在行善事、济困苦之需时,这功德便又快又易地积起来了。」这位士子问道——「那金将来会不会复其本性?」他的师者答道——「会,过了若干年便会。」吕祖便答道——「那么我谢却这番赐与,因为我不愿给人一时之利,而随后却是失望与悲伤。」这位仙人答道——「你这一番大度之举已等于三千功;以此为赏,你可以当下便成仙人。」
道教别的偶像之中,可举下面这几位为最显著:
雷公与雷婆,人称雷神与他的妻。前者一般被塑成有喙有爪,有时还有翅,合于那个迷信:电以鸟形存在于山间。他手里持着一把锤与一面鼓,被认为以此造雷。雷婆则被塑成手脚上附着镜子,那些镜子朝不同的方向转动时,其反光被认为造出闪电。
斗母女神被塑成有八只手,又与北天的一座星宿同一。她被认为有缩短与延长人命之力。
道观里所见的偶像中显著的有「三清」之像,其中一位一般被看作老子的人格化。他们特别的职事被认为是把教导传给人类。
「三官」,一般称作天官、地官与水官,即「天、地、水之官」,是道教不可缺的神。他们被说成是三兄弟,因生前有可注目的天赋,死后被进到这些尊要之位上。道家的著者也把他们说成是三位而一体。
龙在中国人之间是普遍而显著的敬拜之物,正可归在道教的神里。龙那广大的领域包括一切海、湖、江、河与池塘,他在其上至高无上地统治。水中一切活物都是他的属民,而云、天象与水龙卷等特别的现象,都被归于他之在此与他的作为。
中国人对龙所怀那崇高的念头,使这个字成为象征并表出中国皇帝之尊与至上的一个爱用之词。人们说他坐在龙座上;见他便是见龙颜;他的徽记便是一条龙。
这怪物并不被中国人看作荒诞之物,而被看作一个真实的存在,许多人自称常常见过。虽然关于他的形貌与性情的念头含混,龙的画与像却常可见到,而且样貌千篇一律。在神的历史里,关于正确的画像如何得来,有这样的解释:秦朝有一位君王想在海面上造一座桥,以享在这样的桥上游行所给的消遣与清气;龙出于对那位君王的敬重、又因那工程要在他自己的领域之内进行,便愿担那督工之任。他办这工时,那位君王请他显出他本来的形貌。龙答应了,条件是那位君王不得使人为他画像。这条件既已依从,龙便现出他特有的形貌;而那位君王违背他的许诺,命一位高手把他的像画了下来。龙恨这番侮慢,当即退去;那位君王为补他的过失,便为他建了一座庙。
除了海龙王之外,还被认为有几乎数不清的较低的龙。依那个普遍的对应之说——不但天与地相对应,而且地与水世界也相对应——人们以为较小的龙的位分与尊卑之级,由一连串与第四章所述相似的科举之试来定。顺便一说,这件事正说明科举之制在那里之民心上扎得何等之深。他们几乎想不出有哪个政府能没有它而算完备、甚或能存在。龙的大试在时日上与百姓相应的文试相合,每三年一次,在龙王的水晶宫里举行——那宫被认为位在海中某处僻远之境。这场试的应试者有鱼、蟹、龟、虾、蛇与各样水中的爬物,它们都已在各自所属之地的几场考试里中式而取得了龙的较低之级。到了这场试的时候,依大龙的一道通令,小河小渠里的水便被抬高,以便那些求取龙位之辈出行入海。有人举出一件据称的事实——旱季里河渠之水有时明显上涨——作为这场考试存在的凭据。人们又相信:有一种畜生住在山中的地下洞里,它往海去时得一股自其藏身之处涌向最近河流的水之助,而那水一路上又常冲走并毁坏房屋与庄稼。常听说某处某处发生过这样的水;而要使任何一等人信这些水并非由此而起,几乎是徒劳的。这个迷信并不限于一地,而是普遍的;而它并不只限于无知粗俗之人,这一点已颇为明显,因为各处官员有时还发出告示,号召百姓去猎杀这些畜生,以免它们所致的性命财产之损。
应试者到了龙王之宫,考试便在于试着跃过一道高墙、即所谓龙门。跃成的便被进到龙的更高之级,而跃不过墙的一般是撞在墙上因而死去。蟹、龟之类并不以跳跃之力著名,便被认为要请一种灵活的鱼相助,攀着它的尾巴跃过那墙。这个迷信被用来表出——而且用得不算不当——许多士子靠别人之助而取得功名的样子。
较低的龙像龙王一样,被认为并无物质之形(除了他们自取其形之时)。人们信他们大量存在于江、池、河较深之处。各地许多这样的地方被指为龙的住处。旱时人们到这些地方去祈雨,有时文官还亲自前往。凡在龙潭边所能找到的爬物——无论是蛙、是虫、还是蛇——都被看作龙所取之身,被以极大的仪仗与敬意抬到地方官的衙里,而那官须拜它并祈雨。旱时曾有人为之舍命,自投龙潭而死,以自己的恳切强龙降雨,又指望因这功德而被奉为神。这个帝国各处都建有拜龙的庙;而说来也怪,他在这些庙里被塑成人形。
另一种在那里之民眼里极为要紧的敬拜之物,是土地菩萨、即「土地之神」。在一个路过的行人看来,没有哪一种偶像崇拜之物比这一类的偶像更显眼,因为它们处处可见于路旁。它们在中国的神里尊位最低;而正因如此,拜它们被看作最为要紧、最不可缺——其理与一个百姓实际上与他村里的小吏打的交道比与他君主打的交道多是一样的。
这些像的大小与这位神的卑下相称。它们一般以石做成,在人迹稀少之处与人多之处都有。它们见于旷野里几英尺高的小龛中、或路旁的歇脚之屋与亭子里。在神的名册上,它们相当于管一小片邻里的乡间差役。不但各处邻里,连山与桥也各有其土地菩萨。像别的神一样,这一类也被认为是从前的好人;可它们数目太多、太不要紧,所以并不以专名相称,只以「土地」这个通名、再连上他们所管之地的名字。
可土地那不起眼的像并不足以使那里之民在向大地致敬时得到满足,所以他们又敬拜大地的神性而不设像。关于这种敬拜,中国人的看法极为混乱而彼此相冲。他们说这位神性是自大地而出的一股神气、或是一种遍布而生生之力,与地上的物质相连并处处存在于其中。他们极怕触犯这位神,几乎不敢动一块土,怕招他不悦。所以凡要为什么事动土,便行一场仪式,称作「告土」,即告知大地。这场仪式在于照通常的方式行偶像崇拜之拜、并献食物为祭,用意是让这位神知道献祭之人的打算,并求得他的眷顾与相助。这些仪式总在立屋基或墙基、或造灶、修坟等等之前行。人们普遍传说、也相信:若有人疏忽这些仪式而动这些工,便要以剧痛受罚、若不是以久病或死。
别的较不出名的神不必再提,那样的叙述可以无尽地添下去。中国许多全国性的神、即被奉为神的英雄,正可被看作属于道教;而那里之民许多迷信的做法——将在后面几章里叙述——看来也是由这套制度所启、并天然属于它的。
道教因它出于本国、或因它更为自夸的性情、或因这两个缘故合起来,为中国的统治者所取而不取佛教;而国家的祭祀里也常用道士与道教的形式——那将在下一章里叙述。
道观里的偶像一般比佛教的小些,而且与后者不同,许多摆在第二层或上层。就佛教与道教偶像的总貌而言,并无可资分别之处;而属这两套制度的庙宇,无论外貌还是内部,也呈出几乎相同的样子。
道士相对不多。他们这一门的人来路与佛教僧门相同,他们在庙里的事也大致一样。他们有一种衣着,既与庶民、也与佛僧有别;又并不绝对被要求吃素。他们不像佛僧那样剃光整个头,而是让头发像庶民那样长着,只是不编成辫,而在头顶上束成一个结。
佛教信徒的目的是融入他所喜的偶像那无知觉的存在之中,道教信徒的目的则是成为「仙人」,即神仙之一。要把中国人对仙人的念头讲清楚不容易。他们是这样的存在:凭某些防护之法免了死,带着轻灵之身、能取不同的形貌,享着不断的、如梦的安乐之生,或与凡人之族相离、或随意与之相混。他们主要而爱住之处是四座仙山,位在远处未知的大海之中,与人的居处之间隔着一片海,海里充着一种稀薄之液,称作「弱水」——那水连一根羽毛也浮不住。
要达到这福乐之境,须有三件事:修心、一套特别的身体之功、以及长生之药——即一种内具保人不死之效的汤药。修心在于过幽隐、刻苦与静思之生。身体所受的那套特别之法,用意是蓄存并保住身体天然的精力,并增进它的生机。它由这些无意义的动作组成:盘腿而坐、咽唾、揉搓身体(尤其是耳、手与头顶)、转眼、以及叩齿。预备长生之药之事称作「炼丹」,须由每个信徒自己为自己做。把合宜的料收齐之后,放进一只大锅里,以不太热也不太冷的火煮八十一天。据说那信徒若在此前对心与身的预备上辛勤而尽心,这番尝试便会成功;若不然,他一切努力都无用。如今极少有人想成仙人,也极少有人把道门看作别的什么,只看作得生计之法。
《神仙通鉴》——即「神与仙的全镜」,是一部四大卷的著作——载了三百多位仙人的来历与品性,另有关于世界与人类起源的奇异之说。
上面那种成仙之法被看作正当而有认可的;可人们以为同样的目的也可以用更短更易的办法达到——即用法术、召恶鬼、以及以不同的办法自别人的身上取得生机之本。这一等仙人虽与别的仙人有同等之力,却被看作未经认可的擅入者,注定要暴死而不得其寿。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种禽兽也被认为有达到同样的灵或鬼之境的能力,而它们在这上头也有认可与未经认可的两种办法。据说狐依那认可的办法,一千年可达此境。不过禽兽一般被认为会用别的不正之法以速其进。猫尤其易被疑为想在存在的阶梯上改善自己的处境;据说它们以两种办法达此目的。第一种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是自人的身上吸取生机之本;人们以为正是这个愿望使它们爱亲近人类。另一种办法是自满月之光里吸取一种返生之本。人们说、也相信:常见猫在有月之夜张口吸饮这些月光之德,有时还照人的样子敬拜那明亮的星体。人们普遍相信:那些扰人、使人受苦的众多妖魔恶鬼都是这样来的;又相信它们躲过神的报复一时之后,迟早要被雷电所毁——因为不那么精微的东西是作用不到它们的。
那里之民自幼便惯听鬼、灵与仙的故事;而那种对奇异之事的天然渴求,既无启示的引导与约束,便越喂越长,使人心预备好去接受荒诞之极的东西,并被无根的恐惧所左右。
相对而言,道观里少有能吸引妇人去敬拜的东西。不过有一套斋日之制,给道士带来些小的所得。因为守斋被看作有功德,所以几位偶像的敬拜都连着斋日,而守这些日子被认为能得这几位偶像的眷顾与护佑。有的妇人守某一位偶像的斋日,有的守另一位的,有的同时守几位的;所定的日子满了,她们便到庙里去以谢恩庆此事,而且照例要给道士留下多少钱。遇人生病时,常有家里不同的人各许一愿,各守一种不同的斋以利病人。儿女有时也为父母守斋,以表孝心。各位神的生日,也有相当多的妇人来访这些庙。自这类寻常的敬拜、自丧事等等偶尔的效劳、以及自各院所连田产之所出而来的钱,便够修理房屋并养住所连的那少数道士。
道教的宗教之行或仪式,显著的有下面几种:
「发表」——即「发出文书」,是遇病时所行的。把已行过的偶像崇拜写在一张纸上,另加一份向某位神求助的呈请。这纸由主事的道士烧掉,他自称能凭观察烧的过程来断定那神所回的答是吉还是不吉。
「上天表」——即「向天递信」,也在于烧一张写着那信的纸。这一回行仪式的人在烧纸时假作睡去,人们相信他的魂离了身,把信带到天上,又带回一个答复。
另一种仪式称作「画符」——即「写一道符」,在于在一小片纸上写几个不可解的字、或画一个神的粗略之形,那便被看作表出、或保住某位神性之在此。这样的纸片有时被挂在病人床头作为法咒。
少数较为高明的道士被认为通晓禁咒与念咒之法,他们一般自称是自某几位仙人那里得来的。人们信他们借念这些咒能有加害于人之力,又能召鬼相助、并使之听其号令。有一部六卷的书,称作《万法归宗》——即「千种法术的汇集」,详述各种法术、巫术与戏法。
与道教相连还有一类书,用意在劝人修德,由那些愿借此积功德的人白白散发。其中一部是《玉历钞传》,它列出犯不同之罪在地狱所受的不同刑罚,以此阻人去犯这些罪。
《功过格》——即「功德的分级表」,列出不同行为所含功过之多寡的比较。别的同类著作、以及劝修各种德行的道德小册,常由富人散发;可那样做与其说是出于真想益人之望,不如说是出于求功德与求人称赞之愿。
与佛教相比,道观的数目、其中敬拜之人的数目、以及这种敬拜上所花的钱数,都不足道。道观之所以相对那样少、又那样被冷落,是因为这个宗教不讲罪、也不讲脱罪之果,而它的目的在延此生,而不在为来生作预备。
第十章
全国性的宗教礼仪与信念
提要:这些礼仪起于不同的时期、也出于不同的来源、它们被看作具有更高而正统的性情、祖先崇拜、灶神的崇拜、国家祭祀、即京里与各省官员所行的祭祀、拜孔子、拜武神与文神、祭无人祭的孤魂、迎春、拜被奉为神的英雄。
本章我打算讲各样宗教信念与偶像崇拜之式,它们起于不同的时候、出于不同的来源,而且不但得了那里之民、也得了政府或多或少正式的承认与许可。其中有几种敬拜之式呈出儒教偶像崇拜的那一面,与第三章所述它那训诲或道德的一面相对。另一些偶像崇拜之礼看来是出自佛教与道教的教说。这全体是中国人的心志在它所受的各样影响之下自然长出之物,在他们看来呈出一套较高、较精、经认可而正统的敬拜之制。
中国全国性的偶像崇拜之礼,第一而居首的是祖先崇拜;它本属儒教,因为远在孔子之前便已行之,又为他的教说与他的榜样所许。它是中国如今所知最古的偶像崇拜之式之一;它在那里之民心上扎得最深,又是基督教传入路上主要的障碍之一。守它被看作孝道所属本分必需的一部分,而人们行它时极为一丝不苟而又张扬。除了出自对往日恩惠的感念之外,儿女之所以被促着向父母行这些宗教之敬,还因指望受他们护佑、并因怕招他们不悦。
敬拜看得见的对象是祖先的牌位与已故者的画像。父母二人若都已故,他们的牌位或画像总是一同受拜。祖先的牌位以木制成,约一英尺高。上面所写的字记着已故者的名与号,连他们生与死确切的时辰,以及他们儿子的名字。人们以为人有三个魂,其中一个死后住在这牌位里,另一个住在坟里,而第三个则到阴间去,到时候又在一个新的存在之境里出现。
那些也作敬拜之物的画像或遗容,是死后所画的。它们虽然多少像所画的那个人,却与活人的画像极不相同。它们也有特别的名目,更进一步标出它们与活人画像的分别。这些遗容一般只在新年之始、在已故者的生日、以及在以演戏敬他们的时候才取出来受拜。
祖先的敬拜在性情上与偶像崇拜差别极小,由俯伏、献熟食、烧香烛与纸钱、有时还演戏所组成。它在住宅里、在宗祠里、或在坟上行。
宗祠是宏大而费钱的建筑,外貌与拜偶像的庙宇相似。像那些庙一样,外面的高墙围起一个大的露天院子,院子一端有一座戏台。在院子对着戏台那一边的房子里,你所见的不是奉偶像之庙里的偶像,而是摆在架子上的一大批祖先牌位;那些架子约四五英寸宽,横贯整座祠堂,自前面起一层高过一层,像看台的座位。这些牌位有时上溯一千年,数目极多。宗祠里常可见到族谱;可许多进项少的祠堂因那所需的麻烦与花费而置不起。这些祠堂由富人为敬他们近世的祖先而建,起初只有几代的牌位。随着这一族世代增多,其中虽可能有许多贫穷之人,一般总有足够的财力把祠堂修好并支应它的开销。有产之人临死时留下一块地给宗祠用,这是极常见的事;那地每年的所出便归入一笔公款,以作修缮与备办祭品、戏文之用。
已故女子的牌位极少见于祠堂里,不过有时占着另设的侧屋。未婚男子的牌位一般不得入。遇到特别有望而出众的未婚青年死去,便用下面这个权宜之法以救他的名字免于湮没。与另一家失了一个年岁相仿的异性之人的人家作一个安排,为这两位已故之人行表示订婚与成婚的仪式。此后便可把族里别人的一个孩子算在他们名下作儿子,于是这位已故者的世系得以相传,他的牌位连他名义上的妻与后裔的牌位便得入宗祠。品行败坏之人也被剥夺这项特权:活着不得参与宗祠的仪式,死后牌位不得入祠。这样的人被称作「出族」。
宗祠大约比中国任何别的庙宇都多。几乎每一个小村至少有一座,因为这些村子多半主要由同姓或同族之人组成。
宗祠于一个中国人是地上最神圣之处。他祖先的灵在这里安息;这里是祭日全族聚会之所;他盼着自己的灵在这里得最后的安息之所,并分享后世的敬与献。关于祖先崇拜的这些事实,便说明了那些到我们西海岸的中国人为何那样焦虑,要在死后把自己的尸身运回家乡。他们愿自己的骨灰与祖先的骨灰相混,愿自己的灵归回宗祠;不然他们便无屋可住、无食可得、无人看顾——成为在异邦游荡、饥饿、无家的孤魂,而再没有什么能想到的境况比这更可怕了。
至于宗祠里的祭品,我们有时对献祭的人说:「什么也没有被吃掉;你们拿去自己吃时,它的实体、重量与味道都一样。」他们每每会答:「不错,灵不吃物质的食物;他们所取的是属灵的、不可触的精气或气味,等他们自己满足了,我们便把剩下的用掉。」另一些较为通达而深思的人则答道:「我们知道什么也没有被吃掉;可我们若不把自己感念之情给一点外在的表露,心里便不能安;我们愿表出自己何等深切地怀念祖先、若能有他们与我们同席而坐、若能有奉养他们的福分,我们会何等欢喜。」
灶神的崇拜在全国性的宗教礼仪里也占着要紧的位置。这一式偶像崇拜与刚才所述的那一式约略同古,也同样普遍,家家都行。灶神没有庙,也没有像。人们以一幅纸刻之像代表他而拜,那像一般约一英尺见方,糊在灶上。这可算是中国的家神。人们以为他留意家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到年底便在众神之首玉皇大帝面前呈报。他被认为启行的那一夜,被看作极要紧的场合。全家的人都在场,为他、也为敬他而设一席,意在使他示好、并引他在上头尽量说好话。席罢,便把那纸神自灶上揭下烧掉;于是在想象中他乘火焰之翼被送到幽灵之地,而灶上几天无神。到新年初一,另求一张新纸,并请灶神回到家里他的位上。几乎无可疑的是:信这位神常在,有阻人作恶之势,并使一家的言行更近于他们所认为对的、合宜的。
国家祭祀是中国全国性的宗教之守里显著的一部分。这里所用「国家祭祀」一词,并不指国家向百姓所劝的敬拜之式,而是指那些专由治者所行、百姓并无份的敬拜。它由偶像崇拜之礼与仪式组成,这个帝国的体制使它们对一切官员——连京里的皇帝与宗室在内——都有拘束之力。这些典礼既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强制,便是中国各样敬拜里最为形式化、最无心意的。它们主要是古代惯例的延续,大体照古经书、尤其照《礼记》所定的规矩来行、来理。
在京里,皇帝与宗室之员、以及礼部所属的大臣们所敬所祭之物分为三等。第一等、也是最高的,是〔注一〕「天、地、本朝已故君主之灵、社稷之神、以及本朝特别的护佑者」。第二等有八项,即「日、月、前朝帝王之灵、孔子、古时农桑的开创者、天神与地神、以及当年之神」。较低的几项是「古时医术的开创者、以及无数已故的仁人、名臣、为德而死者等等之灵,还有云、雨、风、雷、五岳、四海、四渎、名山、大川等等」。这些对象的祭祀在不同的庙里、以不同的仪式行,无从细述。
各省官员所行的国家祭祀之礼中,最为显著的是与那些称作城隍庙的庙宇相连的仪式。这个帝国每一座城里都有一座这样的建筑。按字面译,这几个字表的是「城墙与护城河之庙」。这些建筑里供着各城的守护神,他们的职与责被认为与实际在任的官员相当。这两等治者,属灵的与属肉身的,便这样相连,共同治理那城的事。这个迷信合于中国极为流行的一个普遍念头: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的世界之间存在着确切的对应。
这些城隍庙是中国建筑最大、最好的样本之一,在那里之民眼里也是每一座城主要的胜处之一。人们看它们大致与看衙门、即城里官员的官邸相同。所以除了城隍、即那城之主以外,庙里还满是属官与差役之像。后部有内室,里头有城隍夫人们之像,又有一间屋子陈设齐备,有床(每天铺整)、有衣架、衣柜等等。常有人把鞋与各样衣物献给城隍与他的夫人们,而他们的衣服随季候不断更换。每月初一与十五,官员清早带着大队随从与极大的仪仗来访这庙致敬,仪式便是俯伏与烧香。遇急难与疑惑之时,官员也向城隍求助,因为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治者都被看作共同为那城的兴旺与律法的施行负责。遇旱或遇疫,官员便到城隍那里,求他代他们向众神之首玉皇上帝陈情。遇百姓之间起了难处、或无从把犯者治罪时,有时也用同样的法子。
因为城隍的公事被认为有时要召他离庙,便另做一尊约与人同大的较小之像,像官员出行那样被抬着穿街而过,而那尊较大的则总留在庙里它的位上。
中国的惯例是官员依皇帝之意不断自一地调往另一地;所以人们以为各城的神也不断更换。因此这庙里的神不像别的神那样有永久的名字。同样的像年年可用,可其中各别的灵则被认为在变。人们相信江西省有一个人,称作张天师,他的职位在他家里世代相传,他有与灵相通之法;人们不断向他请问:如今是古人中哪一位在管着某几座城。
不过百姓对城隍庙也有兴趣;这里不妨提一提他们在庙里所行的若干仪式,虽然那些并不属国家祭祀,而全然出于自愿。他们仰望庙里的偶像为他们的保护者,在被同城之人所屈、或在治者那里讨不到公道时常向他们申诉。把一座府城庙里十尊大偶像的名字举出来,便可见它们的性情与它们的用处。第一位是下地司,他被认为掌管死人下葬所穿之衣。一个人死后,把他的衣服列一张确切的单子,那单子一烧便被认为转到这位神那里,他的事便是看着那持有者在往阴间的路上不被劫去这些衣服。这尊偶像之后依次可见:福禄司,掌福与禄;谗诅司,掌咒骂与詈言,把所犯这一类的罪一一确记;里域司,掌界址;生产司,掌生育;宰牲司,掌屠宰牲畜;解厄司,掌处在困苦中的人;瘟疫司,掌疫病;速报司,即迅速的报复者;以及佑寿司,他添人寿数。
速报司、即那位迅速的报复者,所受的敬拜比别的神合起来还多。
讲他的警觉与神力的奇异故事极多。被人诬告的人、财物被盗的人、本来有理而在官司上被有钱有势之人压倒的人、算账有难处的人、以及别的处在类似境况中的人,都向他求报复。求他相助一般是照下面的方式:求告之人与一名僧道、或一名主持仪式之人同到庙里,那人写一道「符」,连一只鸡头一同钉在那神前。这样做的用意是惊动他,并把这件事之要紧明白地呈到他面前。又烧一张纸,说明那过犯的性质;这场仪式一行完,这件事便交在那神手里了。
彼此恨得极深的人有时在这位神前相会,求他作他们难处的裁断者,又从他面前满意而去,以为这件事必得妥善处置,而有过的那一方迟早要遭应得之惩。有些人暗暗把自己的冤情呈在这位神前,怕对方知道了自己所走之路而被激怒;有些人则因被威胁要把他的事告到速报司那里而惧而尽其本分。人们普遍传说:在这位神前被告的有罪之人,往往突然身心受极大的苦,死时口中不成句地说着自己的罪、以及他们因此在这位报复者手下所受之罚。
中国每一座城里又有一座为敬孔子所建的庙,官员须在春分与秋分之际在其中行祭与献。这些庙一般宏大而费钱,里头并无像,因为中国人太敬孔子,不愿以像拜他。那会把他降到寻常之神的地位。他在这建筑里最显著的位置上以一块牌位为代表,上面以大的金字刻着「大成至圣」。代表他主要弟子的牌位有几百块,占着次要的位置。这庙里的典礼由官员与他们的随从在五更、即天亮之前行。献品中有整牛、整猪与整羊。所用的盘碟与乐器都是古式,而与这祭祀相连的每一样东西都显出它格外要紧而神圣。
官员还须按时在武神与文神的庙里行祭,这两种庙每一座中国的城里各有一座。这些神,与城隍庙的神、以及别的民间神祇一样,都是前代被奉为神的人。政府定下在这些庙里行祭,其用意看来不太在使这些神祇示好,而在以不断把古时最著名的伟人与善人作榜样摆在敬拜之人眼前,来保他们效力与忠顺;或许还向他们举出一个指望:日后他们自己也可能成神,作为他们的报偿。
官员还须为那些无人祭的孤魂行一场偶像崇拜之礼;要懂它,最好先说它的由来。明朝第一位皇帝幼时是个牧童。他极年幼便失了父母,也不知他们葬在何处。他登位之后,既无法在祖先的坟上致祭,便命全帝国的官员每年三次祭那些坟无人照管者之魂。这场仪式至今仍守,称作「施孤」——即「悯恤无依者」。到了所定的日子,官员连城隍一同被抬在轿里出城墙之外,在那里献所定的祭品、行仪式。
另有一场仪式称作「迎春」——即「迎接春天」,每年在立春之日守。官员自城的东门出去,去找为此事先做好的一个泥塑的农夫与他的牛。在先农之神的庙里看过一场戏——那戏的用意是劝百姓勤于农事——之后,便把这两个泥像抬回城里,向它们行偶像崇拜之拜。第二天,在道观里那座奉当年之神的堂上,把它们打碎。这些像的碎片极被看重,百姓争着去取,带回家里作本季好运之凭。这场仪式的用意看来是要灌注对牛的敬意与对农事的尊重。
向被奉为神的英雄致敬,正可被看作属于中国全国性的偶像崇拜,因为这些神祇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又都是奉皇帝明令而被奉为神的。这些神大多起源相对较晚。其出生能上溯到宋朝以前的极少,而宋朝是在公元九百七十年取得这个帝国的治权的。一位神的称号或职位由在位的君主授与。这些称号之授,有时起于皇帝之愿——他要把某个以忠顺或以文武之功出众的人举为榜样;有时则起于百姓的感念——他们把那些以恩惠赢得他们之心的人荐给皇帝,并出钱为他们买一个神的称号。一处之民若出不起足够的钱以求他们所喜的偶像得到朝廷的封授与承认,有时便不要这个承认而自建其庙、自供其神。皇帝所授神尊之职或之级不下七等,此外还不算活人的官衔——那些衔有时在被奉为神者死后仍作神衔保留。最低的两等称号如今已不再用,因为把一位神放在名单之末会被认为不敬。有时人还活着便被皇帝奉为神。死者的尊荣也常因某种想象中的插手或护佑而加增,被进到被奉为神者的更高一级上。凡由皇帝自行奉为神的人,大多是在他役中丧命之人,因而被举为可效之榜样。有一件事颇为显著:一切神之中,只有最高一等的神祇能得「帝」这个称号——那是皇帝之号;皇帝看来以与他们共此号为一种俯就之举,又在自己的号上加一个「皇」字,意为最大。
载神的名字与来历之书只举其中最著名的,而其中远为大多数并未提及。约两百年前编成的《神仙通鉴》——即「神与仙的全镜」——在中国帝国许多神的来历之外,还载了我们的救主耶稣作为西方一位神的事。它对他的降生、生平、受苦与死给了一段简要而真实的叙述,随后又有关于童贞马利亚被奉为神并受敬拜之说;这便清楚地显出它出自罗马天主教之源。我们看到我们救主的名字被放在这样的关联里,心中的愤慨只因想到那是出于无知而稍减;实在说,多数中国人倒会认为一个外邦的名字能这样被列入,是一种奇特的荣幸与尊荣。
那些全帝国都知道并敬拜的神,相对极少。最高的位分与尊荣归于孔子。他从前被列入这个帝国的神祇之中,带「皇」、即王的称号;可明朝一位皇帝以为孔子在神尊上只与别的神、也只与他自己同列是一种轻慢,便定下不以任何寻常的称号加于他,而要全国以称他「大成至圣先师」来表他们对他特别的敬与感。
玉皇大帝是众神之首,有专为他所建的庙,他的像在道观里也占着显著的位置。不过那里之民极少向他致敬;而他们致敬时,也与其说是祈求、不如说是崇仰,因为他被看作尊位离凡人太远,不会直接留意个人的所需。
武神各处都受敬拜,全帝国都有为他所建的庙。中国眼下这场内战期间,皇帝又把新的尊荣堆在他身上,所自称的缘由是他曾几次施救,可无疑主要是为使人对他这一朝的运数生出信心。
财神虽在位分上不如许多别的神,无疑却是最被看重的一位。他不但有专为他而建的大庙,而且每一家铺子里都有一尊他的小像供在一个小龛中,前面不断烧香。别的众所闻名的神还可以举,不过上面这几位可算是最著名、受敬拜最广的。大小诸神的来历由琐屑而往往难信之说凑成,要写便能写成许多卷。把其中一则来历简述一番,或许有意味,可作全体之例。
关于财神菩萨——即「财之神」——的民间故事是这样的:他原是一个收税之人,有一次到一家去,那家自称无力缴税,他便决意留在他们家里直到收着税为止。临睡之前,他意外地听见窗下一只老母鸡对她那一窝小鸡这样说:「我主人家里有客,已定了明天杀我以供他的席面。你们这些可爱的小东西,身子弱、又不懂世路,可怎么办呢?我一定得把临别的话嘱给你们,因为你们不久便要没有人看顾了。上头,你们须小心不要被鹰扑住;下头,不要被人踩着。你们不可吃得太多——这样便能免病;既生在同一个窝里,就不可相争。」
那收税之人被这番话所动,自己这样思量道:「一只短命而微末的禽都显出这么多见识、又为将来作这样的打算,那么人之尊贵何在?他又该怎样为自己将来的所需作预备呢?」他受这些念头所动,当即决意弃世,立刻出发去找一个幽隐之处,以过隐修之生、修其德。他带着这个决心上路,遇到一只虎;可他远不惊慌,反而冲上去,把手按在它的鬃上,跃上它的背,骑着它到他隐居之所去了。他达到德之完全之后,便成了神。关于中国最受敬拜的这位神,民间通行的传说便是如此。
那些较不著名、只有一地之名的神,几乎数不清。他们是那些以公正审断与仁慈之举赢得百姓之心的官员,或是那些因其德行而受敬的平民。有些只在一处为人所知、只在一座庙里受拜;有些则在同一带的几座庙里为人所知、受人敬拜。有些虽名声只限于一处,可在那里所受的尊荣几乎不亚于任何别的神。每一片地方、每一个乡里都有它本地的神与本地的庙,各处之民都以之为自己所属,并对它怀着一种特别的关切。这些庙又给各处邻里之人提供聚会之所,以商议公众关切之事。
城里各等人、各业人又各有他们特有的神祇;除了与那里之民一同敬拜的神之外,他们还向这些神特别致敬。文士拜文字之神;生意人拜财神;药商拜发现药的那位神;木匠拜发明量尺的那位神;船人拜他们所行经的海、湖、河之女神,如此类推不尽。各艺各业的护佑之神的庙,也被各自所属的匠人用作公议之所。
有时那里之民急于向他们的恩人表感念,便在恩人活着时为他们建庙。宁波有两座这一类的大建筑,是为那几位把城里不卫生之处成功排干的官员所建。
(原注一:卫三畏《中国总论》。)
第十一章
中国各宗教之制彼此的关系与影响
提要:自自然宗教所得的认识是片面而不完全的、道德之理比宗教或属灵之理被领会得更清楚、佛教与道教力图补儒教之不足、这几套制度特别的性情与彼此的关系、那里之民的宗教看法含混而杂乱、这三套一般被看作彼此互补、中国偶像之庙数目的大略估算、各种祭品与供献的叙述、偶像崇拜的教义与做法是对大的真理的歪曲、答「中国人有无一位至上之神的念头」之问、中国偶像崇拜与别国的相比其大体的性情、对偶像崇拜不满的凭据、可鼓舞人的事实与教会的本分。
中国宗教见解的历史,同时显出我们堕落的天性之荣与之耻。我们见到:在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便已有凭据显出一种愿望——要探究那绝对而永恒之理的原则;也显出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的能力。儒家伦理主要的教义,与那些起于别的国家、而我们在基督教的启示里所见的教义相同。这些教义被那里之民公认并领受为必然、自明而有至高权威的真理。它们便是神的旨意、以及他在我们共有的天性里的品性的启示。
不过不知何故,被自然之光照亮的真理之域是片面而不完全的。只有人对人在今生各伦常中的本分被清楚地显出来。神的品性、我们与他的关系、魂的性质、以及我们将来的命运,都是中国人看来领会得极不完全、或全然不知的题目。
这或许是因为这些题目就其本性而言更为玄秘;或是因为人出于对神的疏远而对真理闭了眼,明明可以看见却不肯看;或是因为一种因不顺与偶像崇拜而加于人的、审判式的瞎眼。也可能是:那场堕落在德行上的毁坏本会更大,若不是神出于怜悯、以一次特别的插手把它的自然之果减轻到这个地步——留下足够的真理、足够的德行之则与推动之力,以构成社会与政府的根基,使人在世上的境况相对还可过而安乐。
无论如何,事实是:三千多年前,中国人已有极多道德之理,而宗教之理极少;而自那时至今,他们并没有进,倒不如说是在退。
可儒教虽不给中国人以宗教,又把关于神与玄秘之事的探问贬为不必要、无用而加以阻抑,然而宗教的本能是那样强、要有宗教敬拜之物的愿望是那样迫切,所以那里之民总要有一种宗教——或真或假。佛教便进来满足了儒教所未能补的那份宗教之需。
可佛教虽大讲来世与为来世作预备,它关于今世的教说却极为单薄。佛教的神居于一个理想的世界、或掌管阴间的境域,而它的信徒被引着去求与世人与社会相隔。道教之所以在那里之民身上保住了它的影响,是因为它所诉求的正是那些被佛教所忽略或不理的本能与需要。它以神祇充满了地、海与天空;力图解开自然的玄秘;又提供了顾念人今生所需的神。
这两套制度各有其吸引与排拒之质。它们因补了一些宗教之需而使中国人有所取;可又因其过分的自夸与缺少凭据、又因其与儒教的精神与教说相抵,而令人厌恶、不能满意。它们时受迫害、时受扶植,为中国不同的皇帝时而禁绝、时而庇护。渐渐地它们把自己印在中国人的心志上,它们的念头也融进了这个国家的语言、文献与社会习俗之中。它们如今既不受迫害、也不受扶植,而是作为这个国家制度不可分的、必要的一部分被容许着。
与此同时,不但那里之民、连中国的政府也渐渐受了这几套制度的影响,许可了它们许多念头与仪式,并把它们采入国家的典礼。那些自佛教与道教生出、而又或直接、或默然为政府所许的宗教敬拜之式,我把它们与孔子之前便已行的古代敬拜之式合在一起,总称为「全国性的敬拜」;那里头包括种种起于不同时期、性情全然不同的宗教之守。就起源而论,它们并不比道教更「全国」;就普遍流行而论,也几乎不比佛教或道教更「全国」。我称它们为全国性的,是因为通达的本国之人认为它们与中国政府的性情更相和谐,而且它们得了政府公开而明确的许可与承认,那是佛教与道教所没有的。
就其本来与根本的性情而言,儒教是道德的、佛教是玄理的、道教是重物质的〔注一〕。这几套中第一套保住了它本来的性情,另两套则被通俗化了,不过仍以变通之形保着它们本来的念头。它们迎合了那里之民的口味与所求;或者不如说,是被僧道所改,以更能悦那里之民并把他们吸引到庙里去。眼下儒教仍可称为一套道德之学,全国性的敬拜可称为形式主义,佛教可称为宗教的狂热,而道教可称为迷信。全国性的敬拜与道教极为相近,因为两者主要都关于今生而不关于来生。
这些不同的宗教或敬拜之式虽合于不同的等人、也合于不同之人的口味与宗教上的倾向,却并没有把中国人分成宗派,而那里之民也极少有谁专奉某一套。众人的宗教念头是含混而杂乱的。因心志上一种奇特的乖违,他们对这几套——虽彼此相异而不相容——都有一种信;而他们又几乎不能说真信其中任何一套。他们的敬拜多半是习俗之事,而不是出于认真的信念。他们觉得自己总得敬拜点什么;为安自己的良心、又为免显得与人不同,他们便向自己所知的唯一的宗教敬拜之物致敬。他们被众多的神弄糊涂了,有些人便试着拜遍一切神,怕把那位真的、或者不如说最要紧的那位漏掉。
少数僧道与少数民间之人在偶像之前的虔敬是诚恳而恳切的,看来把宗教作了他们一生的大目的与大志向。朝廷虽按那定型的惯例,在形式上与表面上斥责民间的偶像崇拜,可皇帝与各级官员却捐出极大的款项去建庙、修庙、饰庙。官员行完国家宗教那些形式而无心的礼仪之后,又与庶民一同在佛寺或道观、或两处都去敬拜。
读书人一般是无神论者或泛神论者。可他们还是会说:对庶民、以及对那些道德上的感知迟钝、不能思索的妇人,立些偶像在他们面前以慄服并约束他们,是极可取的;而出于顾惜通行的习俗、或出于习惯之力,他们大约也会与那些人一同敬拜。
不过也有少数读书人对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恳切而直言地反对。我曾见过这一等人中一位所写的一篇极好的论册,斥偶像崇拜在本质上是败坏而卑下的,与理性、与孔子之教都不相合,又是历代道德、社会与政治之恶的多产之源。我们不能不同情这样的革弊之人;可可惜的是,他们只能把他们的读者交给儒教的道德,并把那道德说成是全然足用的;那是他们所能给的一切。这些陈说与呼吁无论多么有力,效果却极小。
人们常把这三套制度说成彼此互补,合起来成一个完整的宗教。如今政府对它们全然容许。
唯一被普遍采行的敬拜之式是祖先崇拜、灶神的崇拜、以及年初拜天地。
至于偶像崇拜的全部范围与这个帝国庙宇的数目,并无实据可作准确的估算。虽然各省、各府、各县的志书里分别给出各类庙宇之数,这些估数却远不及人所知实有的庙宇之数,因为这些志书只载其中较著名的,而且许多庙是在它们编成之后才建的。要大略近于实数,可以取某一处的庙宇为比较的标准。我在宁波时,曾在一位通达的本地人之助下试作这样的估算。单在那城墙内为拜被奉为神的英雄所建的庙便有八十多座。该县东部同类的庙已知超过一百座。北、南、西三部只按再加一百座算,那么全县这一类庙便约有三百座;熟悉那里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低的估数。我们若给这一府的六个县各算同样之数,全府便有一千八百座。照同样的比例推算,这一省十一个府便有一万九千八百座;而全帝国若只按十八省中的十五省算,便有整数三十万座。这些拜英雄之庙里的偶像总数,每座按十尊算,便有三百万尊。不同而各别的偶像之数,若按十座庙一尊算,便约有三万尊。
这个估算只包括「庙」,即与佛教、道教无关、专作我上面所指那种敬拜之用的庙。「寺院」与「道观」,即佛教与道教的庙宇,两者合起来约与「庙」一样多。「祠堂」、即宗祠,则比「庙」多得多。所以把「庙」的数目乘三,大约便离中国各种庙宇的总数不远了;取其整数,可算作一百万座。这些庙宇每座的造价自五百元到十万元。只按平均一千元算,我们便得十亿元,作为中国偶像之庙价值的大略之数;而我想这个估数实在太低了。要对偶像崇拜全部的花费有个概念,还须在建这些房子的钱之外,加上修缮所需的钱,以及在庙里与在那里之民私宅里行偶像崇拜仪式所耗的更大的数目。
这样巨大的财货之耗所自然导致的匮乏与困苦,可算是偶像崇拜之罚的一部分。可我们知道:这桩罪——它那样显著地被画在《十诫》之首并在那里被斥责——神对它所施的刑罚不但是今世的,也是属灵而永远的审判;而若神照这一国偶像之数来临罚它,它的结局实在要可怕得很。
冒着令人厌烦之险,这里不妨把与各种敬拜相连的祭品与供献大略说一说。眼下这些祭品都不是赎罪性的;它们被看作神与灵的食物,献上的用意是求善神的照顾、并买得免受恶神之害。它们不是烧掉,而是作食物献上。佛寺里的供献是煮好的素菜,因为取畜命与佛教的教条相违。献给别的神的供品则几乎全是肉,一般有三样或五样不同的肉。这肉盛在大盘里,有整只的禽或整条的鱼、或大块的猪肉。一般是煮过的;可有些场合大半生献,另有几样煮过的菜,这一种祭被看作更高、更为恭敬的一种。另以小杯添上盐与酒。
献供的场合有定亲与成婚之日、生子、或父母的生日。有时是因从前困苦之时所许的愿而献,有时是为求一个放荡的儿子或亲属改过而献。
每一回都要在卖这类物品的铺子里买一幅所要敬拜的主神的纸刻之像,摆在供桌之上。那灵被认为在这纸里。有些场合、尤其在过新年的仪式里,便在一幅代表众神的纸前献祭。供桌上的蜡烛与香不断燃着;仪式结束时,把代表所拜之神的纸连纸钱一同烧掉。
一般以放一串爆竹作为灵在饭罢之后散去的信号;又把几屑肉与菜扔到屋顶上,不过除了「这是一成不变的习俗」之外,谁也不知为什么。有人猜那是给某位无庙可住、而大半时间在屋顶上度过的神的;有人猜是给所拜之灵的随从的;也有人猜那只是给鸟的供献。
最常行的祭是献给祖先之灵与恶鬼的。那称作「羹饭」,以别于献给神的供品——后者称作「福礼」。它们不是大块的肉,而是切碎的肉与菜,另有几碗饭,整套的备办与呈献都与给人的席面一样。献给神的「福礼」常被切开重煮以作这样的席;可把已献给灵的东西反过来呈到神前,则是从不做的。
最常见、或许也是一切祭中最恳切的,是因亲属生病而献给恶鬼的祭。卜者告诉那受苦之家:是哪一个鬼被犯了,并给出所需供品的细单。这些供品在夜里献在宅门外的地上。它们不但有多少不等的食物,连蜡烛、香与纸钱;还要把一个纸轿或一只纸船连钱一同烧掉,以为那鬼离去时备一个客气的乘具。
纸钱是以纸做的,一面覆着极像锡箔之物。它为偶像崇拜之用而大量制造,全帝国都用。较好的一种做成两三英寸长的空心方块,以线串起,到处挂在铺子里卖。这一种纸称作「元宝」,即第一等、最值钱的。它代表大的银锭,主要用于祭神。较次的一种纸与箔以约八英寸见方的张子买来,由妇人粗略地折成形,她们的嘴不断念着「阿弥陀佛」,手指则忙着弄那纸。这一种称作「锡箔」,代表小块的银子。它用于七月与八月献给祖先与灵。献给饿鬼时,有时可见一座庙里一次烧掉极大的一堆这种纸钱。自西方的银元传入以来,纸做的银元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使用。有些地方还在麦秸上念过经之后献上并烧掉,以代金条。人们相信:那些为之烧这些东西的神或灵,在灵界里得的是真的金银。
遇丧事时,除了给已故之灵用的钱之外,还烧纸做的男女随从,以及纸轿、纸马、纸车等等。遇吸鸦片之人死去,便烧一支纸的鸦片枪与纸灯等等,怕疏忽了这些预备会加增已故者的苦、或增他的不悦。
这些偶像崇拜之祭的花费本会几乎令人难耐,若不是所献的食物同时也供了一家的所需。实在说,无论什么场合献给神的东西,大致够那场合的庆宴里款待宾客之用。另一个有助于撑住这套迷信之制的缘故,是佛教关于取畜命为罪的那个念头——而那罪以「把所杀之畜献给神」这个名义上的用意被开解了。
显然那里之民心里暗自确信这些做法是空的,而他们同时又那样执着地守着它们。宁波人有时以这样一句对语自嘲这些仪式:「摆开了等它冷,再自己塞个饱。」尽管这些卑下的做法明显荒唐,各等各样的人却一样都行;而对本地的归信者而言,如何断定吃献过偶像之肉这件事上的本分,常是一桩严重的难处。
前面几章所述各式偶像崇拜之所以被领受、被倚靠,是因为它们底下的念头或教义是对大的真理的歪曲。各种各样掌管各处之地的神祇之繁多——尤其是土地菩萨——便是神无处不在、普施眷顾这个大教义的败坏之形。拜那位家神、即一般所称的灶神,是人普遍确信神无所不知的一种外在表露。不同的神被赋以不同的品性,如爱、怜、公义与报复,又各行不同的职事,如护佑、教导、以及自今世与来世之恶中拯救。罪、该受的刑罚、存在之延续、死后的赏与罚、以及悔改、改过与赎罪之必要,这些教义都极为显著。拜祖先则是对我们天性里最高的本分与最高贵的本能的歪曲。这些偶像崇拜之式一面见证神在人魂里对自己的启示,一面又以最为精到的手段被设计成这样:把人的魂越来越远地引离神,并把神的真实变作虚谎。
中国这一族漫长的历史,最鲜明地说明了那句话——「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也说明了人的天性必然而普遍地趋向偶像崇拜。这个趋向被那启示之言鲜明地描述出来——「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自称为智慧,反成了愚拙,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会朽坏的人、与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在这十九世纪里,眼前竟有整整一国的拜偶像之人,这固然奇怪;可我们自己竟不是拜偶像之人,其实几乎是更大的奇事;我们该感谢那使我们有所不同的神。
中国是否还留有一位至上而统御万有之神的认识或念头的痕迹,这是一个有意味的探问。我们若察这一民的语言与文献,又问本国的文士与字典,便找不出一个按今日用法能表那个念头的词;而在那里之民中任何人的心里,也几乎不可能找到它被好好地界定。不过这个念头虽被上面那一层偶像崇拜与迷信之物压住、几乎遮没,还是或多或少清楚地能被察出来——尤其在庶民的心里。它一般与「天」字相连。这个字在中国经书里显然有一个极近于「神」的意思,如孔子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文士们以他们的智慧给这些以及类似的句子加上泛神的意思,把天解作一个遍布之理。不过我确信那真的念头仍被保存着,虽然难以找到它清楚的表述。下面这几句常被使用:「天眼近」;又如「头上三尺有神」——那个「神」字或为单数、或为复数。
虽然拜天专留给中国皇帝——他作「天子」,被看作唯一有足够尊位行此典礼之人——可那里之民对天的崇仰却绝非少见。惯于行此之人有时在门外装一只小香炉。他们在里头插一支点着的香,然后举目举手站着敬拜。这似被看作比在庙里向偶像所献的更高、更属灵的敬;而行时有时还颇为张扬,令人想起法利赛人在街角上的祷告。你若问那敬拜之人在做什么,他会说「我在拜天」。若再细问他所拜的究竟是什么,他大约会以几乎同样的话重复道:「哦,便是我头上那伟大的天。」若再逼问下去,问他所指的是上面那片广袤、还是云、还是天上的星体,他会答「不是」;而被逼着给一点解释时,他大约便落入世间的智慧为他备下的那些误人的套语,说道:「天是我们的父,地是我们的母;天地生养万物;所以我拜天地。」再往下,那些受欺的拜偶像之徒便说不出什么了。我们若向他们讲天上的神、他的品性与他的作为、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他们会深受触动;可那位非受造之神的荣耀,于久已习惯异教之暗的眼睛似太明太炫,他们便又把眼闭上,退回他们偶像崇拜之思惯常的流里去。
那里之民在上述敬拜之中对真神的念头还有些微弱的闪光,另一个凭据见于这件事:他们听过传教士所讲的福音、并对它有了一点认识之后,每每表示赞同与称许,宣称它与拜天地是一样的。
这个被半压住而沉睡的本能,在特别危急与试炼之时被激得更为活跃,也得到更清楚的表露。偶像崇拜之不足用,从未有比魂被苦难压倒之时感得更为深切的。常有这样的人:失了财产的、或为不孝而恶劣的儿女所苦的、或在受压迫之时自官员那里、自各种神的敬拜那里都讨不到公道与伸冤的,便在心里的苦涩中离了偶像的敬拜——或许甚至咒骂他们的神——而恳切地向天呼求救助。因此便有那句常言:「急则呼天。」这些生而有之的、为神作证的内心催促,竟被通行的谬误压制束缚到这个地步,以致从未得到清楚的表述、也从未被构成一套一贯的宗教之制:这既奇怪、也可悲。
上面所给中国偶像崇拜的图景虽然黑暗,却也不是没有光与指望的闪现。单就这偶像崇拜本身的性情而论,与历史上几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便显得好些。中国并没有像希腊与罗马的偶像崇拜之制那样把恶奉为神;也没有像今日印度所行的那样淫邪之礼;而那些在多数异教之国所遇见的可怖可厌之像,在中国也极少。还有一件颇值得注意的事:中国的庙宇里并没有裸露的像或形,只有慈悲女神怀抱的那个婴孩是例外。
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不缺凭据显出那里之民并不以偶像崇拜为足。帝国各处兴起过新的教门,其中有些正式弃绝偶像崇拜。可他们如瞎子领瞎子。他们想不出比佛教与道教更好的东西,便又回到他们旧日的念头、并以更粗陋之形采行之,由此承认了这两套制度的势力与影响。这些教门或已绝灭、或被通行的宗教吸去、或因被视为败坏败德、危及国家而被朝廷明令禁绝剿除。可怜的人性要把自己从它自愿投入的毁灭里救出来,是这样无力。除了基督的福音,没有什么能成就这桩事。
(原注一:见艾约瑟《中国人的宗教状况》。)
第十二章
关于鬼神的迷信念头,与风水之学
提要:关于鬼神的迷信之由来、称作妖怪的那类灵的性情与作为、关于人离体之灵的念头、附身之灵、以及经一个「灵媒」与幽灵世界相通、灵所写的文字、灵的敲击声等等、那门玄秘之学「风水」的性情、要紧与用处、它有自己的著述、也有它的先生或讲说之人、这个迷信普遍的流行与影响、由它而生的难处与家族之争、一桩可说明风水之存在与要紧的轶事、风水用于建屋、有时须把房屋重新安排、因外国人不顾风水而生的控告、以及一个例子、招好运的办法、挡恶气的办法、风水与开渠造桥的关系。
关于鬼神的念头在中国的迷信里占着显著的位置,而且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上有要紧的实际关系。这个题目上种种彼此相异而相冲的看法被人毫不怀疑地轻信、又被执守得那样牢固,这只能以撒但的作为、以一个有罪而未受启蒙的良心之惧、以及以那些为成私己之目而助长这些迷信的有心之人的作为来解释。其中有些可追到佛教,有些可追到道教,有些则起于那些起初被当作主要或全然出于虚构、而后来竟被看作确实之论的著作。
各类灵之中最为显著的是妖怪、即神仙,那在前面论道教的一章里提过。他们被认为是那样的存在:以不同的办法免了死,把属肉身的本性换成了轻灵的本性。他们存在于不同的发展之级或所成之级上,而他们不断的目的与努力便是在这阶梯上升得更高、取得更大之力。他们被认为能取不同的形貌——有生的与无生的——或随境况而以不见之灵行其所图。
那一类扰人的妖怪,其力并非由那正当的办法——使身与心服某些修习之规——而得,而是由暗暗自人身上窃取生机之本而得。梦魇与睡中惊动被归于这类的下手。某些身体不适与虚弱之态所伴的梦,也被归于这些灵。这样受扰之人以各种办法设法摆脱他们夜里的来客。最先所用的权宜之法,是那人自睡中自己惊起,对那犯人的灵咒骂斥责。这法若不成,便请一两个身体强健之人与那病人同住一屋,因为人们以为自强壮健硕之人的身上发出一种灵所不能抵的气,而灵主要攻那些弱而娇的人。那灵若不肯因这样的法子而退,便在受苦者床上挥一把沾过人血的刀、或请一位自称会射灵的人来效劳。又在屋中各处悬镜,以惊那灵,并以反照察出他之在此与所在之处——哪怕他设法避着不被正面看见。一切别的办法都失效之后,最后的一招便是到张天师的衙里正式告状;那是住在江西的一个人,被认为对全帝国的灵有权柄,不但灵、连神也听他呼召。这权柄他以符咒、以及以一枚自他祖上传下、在灵中间公认有权威的印来行使。
一张盖了这印、又载着那受苦之人的姓名、住处与情形的纸,一烧便被认为转到某位神那里,而那神便受命去看着那犯人的灵被捉住、受罚、并被约束着不再犯。据说这些步骤不但一定会成,而且在那送状的使者到达之前,他的将到、连他此行一切情形,都已细细张榜公布在那位灵王宫门之外。又据说这一类的灵有许多被这位人物封在瓶里囚着,来访之人常听见它们哀怨的细声。
与此相连可记一桩奇特的事:宁波有一位传教士的夫人惯用嗅盐,便被人疑为用那瓶子囚着她已取得管束之权的灵。因为人们见她在某几处邻里常常取出那嗅瓶来,那些地方各样的病与灾便被直接追到她的作为上。
最大的一类灵被认为是死人之灵,称作「鬼」。因为人们一般相信魂在死后须被囚在阴间以赎其罪,直到被许在另一境里重现,所以中国人在解释地上何以有这么多鬼时便有些为难。最说得通的说法是:这些灵之罪不足以把他们留在地狱里,而他们重现之时又还未到。几乎每一种病都被归于这些灵的作为。他们加这些苦的目的是求食、或者不如说求食物的气味。所以一个人病了,便请一位卜者来断定这病是否出于灵的作为;若是,便说出那是哪一种鬼、它所要的食物是什么。丧事上一般为那些被认为是已故者之同伴的灵备一席,以保他与他的新相识之间彼此谅解。
八九月间病特别多的时候,那里之民以为地狱之门开了,灵被放出来过一种节假。这时全国各处为他们行仪式以敬之,称作「放焰口」、或「施食」。这些仪式的用意是以使那些灵满足并示好,来保备办它们的那一家或那一处邻里的健康与平安。备下大量的食物摆在一处空地或院子里的桌上;桌旁悬着纸做的各种大小、样式与颜色的衣服;又雇一班僧人与歌者来给这场款待添些变化与声响。天黑之后,在高竿上悬起灯笼以自远处招那些灵来,并指给它们何处有食。这食物极为粗劣,仪式完了常给乞人;可人们以为僧人的咒语有力把那食物与那纸都变成正好能满足它们所为之人的所需之物。花在这些稚气的仪式上的钱数极巨。
在浙江省,人们普遍相信有一处地方称作桑州,那里的居民大半是鬼,午后出来与人相混。据说可凭他们用纸而不用铜钱、又凭他们在月光下不投影来辨出他们。人们又相信:四川省丰都县城里有一条街称作「阴阳街」,一边住人,一边住鬼。关于鬼、灵与仙的流行故事,写满许多卷也写不完,而一章的狭窄篇幅容不下它们。中国人有大量这个题目上的书,其中最著名的是《聊斋志异》,一部十六卷的大书。
人们相信还有另一类鬼,称作「僵尸」,它们与上面所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身体死后不腐,而魂与身合在一起,夜里被许随意游走。有些身体改了形貌,像猛兽;可有些仍保其本来的形貌。人们相信后一类若吃了任何物质的食物,便立刻变成活人,与别的凡人唯一的不同是不能见白日之光。据说它们若容日光照在身上,便当即死去。
关于鬼神的一切迷信之中,关于一类称作「肚仙」的灵的迷信,在那里之民心上影响大约最大。「肚仙」意为在身体里的灵,指的是一种附身之灵,人们相信凭它之助便能算命、并与死人交谈。它们被认为是那些因前境所欠之责尚未被解免、而不被许重取一身的灵。它们以服事自己的恩人——即那些先它们重入世间的人——来偿它们所欠的钱债或恩债,使他们能以算命而致富。它们这样做,便是住在那些人身体里作附身之灵,并作他们与那不见之世界相通的媒介。被认为有这些灵附身的人为许多人所访,尤其是那些近来有亲属亡故、愿经一个「灵媒」与他们交谈的人。那算命之人与求问者谈过之后,便召他或她的灵相助(这些算命之人有许多是妇人);那灵的留意与出力相助,以身体种种扭动与颈项一阵抽动为其标记。随后便指派那灵或去取得所求的关于将来的消息、或去寻某位已故的友人并带回他的消息——而那人的名字、年岁、葬处等等都已给出。正如别的地方的情形一样,那灵依境况而肯答或不肯答。
有些算命之人并无欠债之灵可供其役,便不得不设法弄一个来相助。为此他们先弄一个柳木做的小像,再以下面办法之一为它取得一个灵:有些人到坟地去,以筵席款待死人之魂,再与其中一个说定住在那像里。随后把那像连着敬拜几个星期,夜里放在户外,使它被天上的露水所濡、吸饮月光之德;此后它便被看作一个神签,那灵自其中说话,无有不准。
另一个取灵之法,是在那小像上写下某个有才的活人——即所想要其灵之人——的星命之字,然后敬拜那像,把它放在户外,直到这人死去、他的灵入了那像里;据说那必在极短的时日内发生。因这个迷信之故,那些被发觉有这类小像的人有时被疑为弄死了邻里某个近来身故之人并取了他的灵,于是可能被告、被审、被判死,因为他们被看作犯了杀人之罪。
灵所写的文字也常以下面的方式求取:先请某位灵之在此与所求之助,随后由两人或多人以手扶着一件物,上面竖着附一支笔,笔伸到下面一张铺着沙的桌子上。据说那笔的动作——就扶它的人而论是不由自主的,而受灵所影响——画出某些字,那些字容易解读,而且往往揭出可注目的透露与启示。许多自以为才智过人的人,是这种问灵之法的坚信者。
还有另一种灵,称作「五通」,主要以它爱偷、又爱吓人而著名。据说它在肉身之人中有它所喜的、也有它所厌的;它暗暗把钱与贵重之物自后者那里移给前者。它又被认为能在屋里屋外弄出灵的敲击之声、并使人见着燃起的火焰;于是惊吓那些并未犯它的住户,使他们往往弃家而逃,到别处求安求静。像寻常的鬼一样,这些敌人也可以一场偶像崇拜的筵席买退。这个迷信大约起于鬼火的出现;而它所据的那份表面之实,便说明了它在那里之民心上扎得何等之深。
这些种种迷信所致的惧、忧与骇,是难以想见的。它们该使我们更能体会那福音——它教我们在每一件事、每一桩境遇里认出一位不可见的全能之父的手,他管束一切存在与一切事变,并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敬畏他的人得益处;由此便把我们从惧之束缚里解出来。
因没有更好的词,便用「运」字来表那在中国人心里极为要紧、而又极难解说之物。本地人所用的词是「风水」,由意为风与水的两个字组成。不过这两个字对定那合成之词的意思帮助极小。这个词指的是一种轻灵之本或气,被认为遍布于地与空气之中,而在不同的地方存在的多少不等。那些被认为有格外多的此物之处,被看重到无价;而这个帝国最著名之处,便是风水最好之处。依那应用极广的普遍的对应之说,大地被认为其构造与活物相似,有它的脉与络,又有一种生机之本遍布全体,而那个本便是风水。正如身体有些部分比别的部分更关生机,人们也相信风水在有些地方极为集中而加强。
自这样地方的生机之气所期望的好处是:住在它们近旁的人可得身体的强健、家族的兴旺与事业的顺遂;可最被看重、最被求取的福,则是因父母的尸身葬在这些吉地而及于儿女的那些福。
为父母的坟取得一块吉地,被看作定其家运数的头等大事。风水之气被认为传到已故者的身上,又经由它传到他的后裔身上,不论他们散在何处。
本地人为显他们在这个题目上的念头不只是空想而给出的理由,是这样一类:据说在未来入葬者死前便择好备好的坟,打开时所呈的样子大不相同,显出那地的性质、以及其中所含生机之本的多少。有些发出一种气或汽,它之在此被看作极吉之象。有些里头发现新鲜的树叶与花,有些里头发现活物,如蛇与爬虫,被认为是那生养之地自生出来的。又据说有些坟优胜之处,可由这件事证明:造时在里头点了灯,若干年后发现还燃着。这些所谓的事实,所据一般不过是「人家这么说」。而有些地方发现尸身未腐,这件事便给这个普遍的迷信添了一点表面的道理。
这门空想之学几乎人人都信;而除了少数例外,它在有学之等人心上扎得若说不是更牢、也一样牢。它有大量的著述,包括各种不同的体系与说法,又有一等人称作「风水先生」,他们专门的事便是探究并运用它的原则。这些人或属、或不属佛道之门。他们一般在学术与博识上极为自夸,谈话里用许多别人不被期望懂得的术语,又极受人敬重与推让。其中有些人名声大到被自远处请去,并要高价以求其效劳。人们把要造坟的大概地方指给他们,并催他们把这门术的学问用尽以找那块吉地。他们记下已故者与家中别人的生卒之日,大约花一两天细察那地方的轮廓、山、河渠与水道、以及龙脉与塔,它们彼此的远近与方向,然后回家去查他们的书与图,推出那大的结果来。所择之地可能在邻人的田里,可只要可能,便几乎不论什么价都要买下。下葬之后,若已故者的儿子在生意上或在科举上顺遂、或家里添了一个继嗣的儿子,这些好运的凭据便一定被归于「请对了风水先生、取对了那块地」。
运会自一处移到另一处,这个说法于风水之论是必要的,以解释风水先生预言之失、以及同一家在不同世代运数之不同。若家里某一人格外运坏,便极容易以这样一句简单的解释来说通:那地固然是好地,可他必是犯了前境里未赎之罪。
这些迷信渗透社会自上至下每一等人,这一点可自这件事见出:在战争与两朝相争之时,各方的目的都是毁对方的祖坟,以此为阻他走上运途最有效的办法。在设法平太平天国时便用过这个法子。广西巡抚一八五五年的一道奏报说:那时叛者中为首之人杨秀清的祖坟已被毁,而坟中发现一只长绿毛的龟,已被杀。这件奇物之在此、又被毁,便轻易地说通了那位有野心的东王从前之得手、以及随后迅速而可怕的败亡。
一家要向与它为仇的另一家求个满意或求报复,也常以破坏或损伤它的风水为法。那便是毁坏一座著名的坟、或砍与它相连的树。到官府控人破坏风水的案子,被官府当作最重的罪行受理,并严加处治。
那位大骗者不但成功地使整整一国都作了这个幼稚无据的迷信的奴隶,还给它连上这样一些名目,以在家族之间引起无尽的难处与不和。坟左边的位置是尊位,属长子;右边最近之处属次子;一家各人对那坟的相对位置便这样定下。如今一人的位置若正朝着一座山或一道水,可能是吉的;而另一人的位置若正朝着一座山或另一座坟,便可能是不吉的。于是所谓的利害便相冲起来:一人极力要得某处,另一人便极力反对;因父母葬处而起的争吵与讼事便接着来,而且可能缠一辈子。别的关于风水的念头又更添下葬之难,有时把它推迟几年,而已故者的尸身便一直停在家里一具密封的棺中。可能有一人坚持要把下葬推迟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日,因为中国六十甲子里那一年与他本人的星命相冲。有时一家人同意延期下葬,因为本该下葬那一年恰是不宜造朝那个方向的坟的年份——而那方向是由所择之地的性质定下的。
宁波有一个众所熟知、又常被举为风水之存在与要紧的确证的故事,可更进一步说明那里之民在这个题目上的念头。前朝有一个姓杜的穷人死于疫中,没有亲友料理他的丧事。官府给了一具棺木,又雇了几个乞人把它抬过河去,随便丢在对岸。尸身被抬着穿过田地时,吊它的绳断了,便定了就把它丢在落下之处。随后起了一个问题:头该朝哪个方向?这便由抬棺所用的那根竹竿的位置来定——那竿是随手扔下的。有一位寻风水的僧人早已注意到这一带为吉气所聚之处,正徒然地寻那风水确切的极点,这些事便在此时发生。他到了那处,测了几个要紧之点的方位,便喊道:「怎么,这正是我一直在找的那块地;如今它被偶然发现、又被偶然占了,只缺一件事:那棺的方向偏了正线,只差一点点!」那僧人正这样自语、并思量上天把福气赐给这样一个穷人的玄秘之意,这时一个抬棺之人跑回来取落在棺下的一根绳;他把绳一抽,那棺恰恰转到了那吉利的位置上。其结果是:那僧人厌而弃了他这一业,而那位送葬只有乞人的穷人的幸运的儿子,升到了帝国第三等的尊位与权位。这个故事大约起于这件事实:杜家有许多人在明朝做过官。
把风水之则运用于建屋的办法,与定坟的位置与构造的办法不同,一般也由另一等人经理。六颗星被认为分管中国房屋的不同部分——那些房屋由多少各别、以院子彼此隔开的几幢组成。左边那一幢在青龙星的庇佑之下,右边那一幢在白虎星的庇佑之下,如此类推。龙厌污秽,虎怕热;所以不可把垃圾倒在左边之前,即倒在龙的鼻子底下;厨房也不可建在虎的头或尾附近。右边的后部不可建高,因为虎尾高起表示它要扑向猎物了。可以料到:不顾这样明显的失当之举,其报便是家里常有人死。这些是建屋大的、要紧的原则,是那里之民所能懂的;这门学问更细的末节则留给专业的画样之人,而那些人大体是由他们各自的癖好来定。正门若开在某一颗星之下,一家便要受盗贼之害;若开在另一颗之下,便要遭别的某种不幸。一道门在六十甲子的某一年可以朝某个方向开,而在次年这样做便不审慎了。若必须把前门朝一个不吉的方向开在街上,便把自门进来的通道做得曲折不直,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由此而来的坏运的恶果。一家人若为病所苦、或生意不顺、或为那被看作最大的不幸之事——没有儿子以传其名、以祭先祖之灵——而悲,便会发现:他们必是请错了风水先生;于是另请一个。那人细察了房屋之后,便老成地说道:那一位在推算时漏了某个要紧的因子、或是出了某个错;而他很高兴告诉他们:他明白这全部的道理,并且能不费多少事便把一切弄妥。他的建议大约是这一类:你们须把这道门封起,在那里另开一道。厨房与灶须重新安排;你们该把睡的屋与吃饭的屋换一换;或者若非住同样的屋子作卧室,至少该把床的位置换一换。这些吩咐一照办,一家人心里便安了;而若下一年果然顺遂,日后再需这样一个人效劳时,一定还请这同一位风水先生。
那些求取文名的士子被告知:他们若在某一扇窗边读书,便会在考试里中式;而若那窗所朝的方向不很合意,这难处可以用外面加一道屏、或夜里挂一只灯笼使那运略转个方向来补救。
一个人的屋子若高过邻人的,便被认为大占便宜。因这个迷信,外国人在中国的城里建屋、尤其建教堂,便极为艰难。本地人到他们领事馆去控外国人的案子里,有不少正是关于他们全然不顾风水之则、以及由此加于本地人利益之害。中国人在这一点上的忌心、以及他们归于外国人屋宇的各样灾祸,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
几年前,宁波的居民因城里建一座罗马天主教堂而大为惊惶。它越建越高,盖过了一切别的建筑,那惊惶便增加了;而等那尖顶上冠了一只风信鸡时,更到了极处。城里有一处称作蜈蚣街的,尤其危险。它得名于两边分出去的小街小巷,像蜈蚣的腿;而近它一端便是城里的钟楼——那是墙内最高的建筑,被看作蜈蚣高举的头。那尖顶于全城、尤其于那钟楼是凶兆,因为它把那高度之首夺去了;而那风信鸡于蜈蚣街更是特别的凶兆,因为鸡吃各种虫,自然也包括蜈蚣!风水先生发了警报,可外国人毫不理会。于那城不幸、而于风水先生的名声却幸运的是:蜈蚣街起了火,一部分连那座中国钟楼都化为灰烬。到外国领事馆的控告此时更急了;可那些中国人无疑被人笑了一场,大约还回家去抱怨说「那些愚蠢的外国人不肯懂、也不能懂这里头的道理」。他们不得不又去求风水先生;据说其中一位极妙地提出:「鸡固然可说吃蜈蚣,可野猫一定吃鸡。」于是一位名家在一面对着那可怕的外国建筑的高墙上画了一只狰狞的野猫。说来也怪,不久那座教堂便崩塌了。那座中国钟楼则仿佛示威一般,比从前又高建了两三层;而那城里又重归太平安宁。有人把那教堂之塌解释为所用之砖烧得不足;可本地人说这正是那些无知的外国人典型的解释——他们对风水的原理与效验一无所知。无论对本地人说多少反对这套东西的话,他们总要举出上面这件有确证之事、以及他们书里满是的类似之事;而事实是顽固的东西——在中国与在别处一样。
中国许多地方有一个不变的习俗:每造一所新屋,在架子立起之后,接连几夜在高竿上悬起灯笼,以把运气招到这所新建筑上。夜里又不断敲锣,闹得极响。邻舍为自保,不得不用同样的法子,以免自己的运被引走;各家都力求自己的灯笼最高。遇这样的场合,一处邻里连声响带灯火的样子,便像在过节。
一所屋子不但在被较高的屋子围住时被认为不吉,在别的屋子的屋角指向它时也不吉。处在这样境况之地所受的逆气,以持着出鞘之剑的武士之形、以张口的狮虎之形、以及别的类似之物来相克;那些东西被摆在屋瓦上,正对着那被疑为有险之物。有时也用镜子把恶气反照回去。这些情形里的念头,并不只是一种消极之恶——即把这屋本该有的运抽去——而是一种积极之气,与风水正相反。一所屋子若立在一条街或巷的尽头、而路在两边分出去,便被认为受同样的恶气,因为坏运之流沿街而下,撞在它身上。这样的地方一般可见立着一块石板,上刻「泰山石敢当」——即「我是、或我代表泰山之石,不怕与你相抗」。泰山是这个帝国最大、最著名的山之一;既然一座坚实的山不但能抗一切恶气、而且是吉气之源,这个名字便被用作一道符,以把那逆来的恶潮吓回去。谁也不以为这些石头真是自泰山来的;而有时看到这几个字刻在一块砖上,也颇为可笑。
开河渠与造桥时,首先要斟酌的事情之一便是:这于风水有什么影响?有些本来很容易以一条渠相连之处,不得不没有这个交通之便,因为某位著名的占运之人说过这样一条渠会毁那一带的风水。在某一处造桥时,可能有人以为那运于一家有利、于另一家不利;于是难处与讼事便起,而一般以被认为占便宜的那一方付一笔钱给他那不那么幸运的邻人来了结。
有些地方桥极低,水涨时须把船篷拆去才能过桥。那里之民之所以受这极大的不便,并不是因把桥造高一点所必需的花费——那相比起来是小事——而是因为那一带某一家、或几家富户的影响;那些人有幸致了富,怕自己的运被这地方面貌上任何要紧的改变所破。
那些与外国人不甚相熟的本地人,自然以为我们顾惜风水并不比他们少,又以为我们既对「天地」之理所知胜人,便能取得最吉之地。我们爱去访山访水、爱采集矿石与植物等等,便被归于要寻贵重的金属与贵重的气。我们停下来欣赏一处秀美的景致或风景时,旁观的中国人几乎一定要说:「他在看风水哩。」我有一次去访一处山坡上秀美之地,遇见一个青年正在为他父亲备坟;他对自己所办之事的关切与焦虑,大大胜过了他在这样人迹稀少之处见到一个生人、又是一个外国人的惊讶与好奇,以致他第一句问话便是:「我这块地真择得好么?」
那些较为通达、又与我们久有往来、知道我们全然不顾这些稚气的迷信的人中,有少数有时会斥其中最为显然荒唐的几条;可他们一面自称轻视同国之人在某些点上的轻信,一面又一定会在别的点上露出自己的弱处。
第十三章
占卜的各种方式
提要:八卦之要紧、中国著作《卜筮正宗》序文一部分的翻译、以卦占卜之法、以「八字」占卜之法、一个个别的例子、以星命占卜、一份可作例证的官方文书、以鸟、蛇与龟算命、算前世与来世、失验之事如何被说通、相面与看手、择「吉日」、生在某些星下的影响、以梦占卜。
在中国这样一个未受福音、而又有古老浩繁之文献的迷信之国,有许多要开启将来之秘的说法与术数,是可以料到的。这些玄秘之术中有几种性情深奥,连行它们的人也不懂,而它们的影响又大半来自古老之名;这样的术可以多少描述一下,却无从令人满意地解说。
占卜之行里大量用到「八卦」,那是伏羲皇帝所创的,大约在基督前将近三千年。约在基督前十一世纪,文王与他的儿子周公把这八卦衍为六十四卦,又附上更多的意思与解说。约在基督前五百年,孔子把这些古时的遗存收起并传下,成《易经》、即「变化之书」,至今仍是中国最受尊崇的古经书之一。这些卦只是约定的符号,其本来的意思无从令人满意地断定。它们被认为含着宇宙自混沌之质演出所凭的原则,而那些原则又以必然不变之律定了自然界一切所生的变化。那些自称能揭示将来之事的人,一般把他们在众人轻信之上所立的名分,建在对这部玄秘之书所得的某些新见上、或建在他们熟悉别人为解它所写的书上。他们以为这些卦里所藏的智慧之矿从未被探尽,又以为凡有眼力找到其中内容之钥的人,必得大的便宜。中国人常有这样一句话:「外国人若凭他们一切的本事与巧思把《易经》弄到手,全世界都要归他们了。」又据说上天不许《易经》被带出这个帝国;而当有人试着把它运出去时,载它过海的船便遇风暴,直到把它扔下海去为止。
周朝后期——那一朝延到公元前二百四十九年——鬼谷先生把《易经》用于占卜之事,被看作占者之祖,不过他并无著作传到今日。本朝与前朝有许多这个题目上的书写成,其中最著名的是《卜筮正宗》——即「真占卜之源」,写于康熙四十八年。这部书共六卷,里面有一套细密详备、精心铺排的胡话,要在任何一种语言里找到与它相当的大约都难。它的序文或许比别的办法更能给出它内容清楚的概念,而且使人强烈地想起别国的庸医如何贬别人的药方、同时又夸自己的。它里头又有一幅真实生动的图景,画出它所倡的这套东西给那里之民带来的祸害。下面便是它大部分的译文:
「占卜之秘在于与神相通。它的目的在定吉凶、决疑虑、辨卦象各形中的阴阳。变化之解,深而玄秘。这门学问之理最为繁复,其行最为要紧。圣经上说:『至诚者能前知』;所以求答之人若不诚,便不能动神;解答之人若在占卜上疏忽不审,便不会应验。这两句话确切地真而要紧。常见人遇事便去求答,而诚意却全被忘了。他们自醉饱之中、或自淫乐之中,便去求神相助;要以为他们的祷告能动神,是何等的痴妄!此外,那些富贵之人装作轻视占卜之术,或托一位朋友、或遣一个仆人代他们求答,并不以亲身前来显其热心与恳切。于是一旦无答、或所解不验,他们便把责任推到占者门上,忘了那失验是由于他们自己不诚。这是求答之人的过失。至于占者,其大过在于因贪利而把占卜之术用作陷人之阱。例如遇病之时(而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要紧了),有些人不顾正道之则,暗与僧尼道士有约,要分他们的所得,于是在贪钱之中把占卜忘了〔注一〕。他们看那求者之富或之贫,来定向他索多索少;又乱定要在某座佛寺或道观里念若干卷经、或要在某座尼庵里念若干日的圣书。那求者被焦虑所压,什么都一口应下。若那人富,所损还小;若他贫,便可能被引得典衣、负债、荡尽家产,由此落到最苦的窘境,而他还抱着病人会好起来的指望。可事实上,经还没念完,病人便死了;圣书还在念着,受苦之人已没了。这些害处便是与僧道结伙所致。再者,那些不熟其业的生手医生来求相助以揽生意,占者在他的祈祷与咒语里便清楚地指出到哪里能找到这位医生——于是给他送了活计。他们不想:占者一年里得了一点小利,而那病人却在毫无防备的一刻死在他看护之人手下。这便是与医生结伙之罪。这两种祸害处处都有,是每一座城的疫病。我已把我的招牌挂在武官衙署之前。若上面这几等人来诱我,我立誓拒绝他们一切的请托,并且每一回都必按卦细占;我的预断无疑会应验。」
凡稍有规模的地方,这一类算命之人都很多。他们往往是瞎的;是瞎的时候便有一个帮手。他们占卜的办法如下:有要求答之人上门,便递给他一只装着三枚铜钱的小盒;他极恭敬地双手接过,又以它绕着在占卜之术的护佑者的画像前所燃的香画一个圈。他在这些画像前俯伏之后,便以同样恭敬的样子走到门口,向天求助,其辞大致如下:「今日,我某某,住在某庙近旁,因家中有病(或因别的什么事,视情形而定),前来求此事真实之答。请让我知道结果,是吉还是不吉。」这番仪式行完,求者便把那只装钱的盒放在占者手里;占者也问了几句话之后,以更大的庄重把它在香案上摇动。随后他念一段祷辞,一般是向那门玄术的护佑者所念。前面所提那部书里所定的辞是这样的:「天虽无言,叩之则应;神灵在上,召之即近。今有一人为忧虑所苦,不能解其疑惑。我们只能仰望神明指示我们:何事将有、何事将无。」此事既行,便摇那盒子,把钱连掷三次在桌上。每一次看钱的上面,便依占者所用之法指出八卦之一。又念一段祷辞之后,再掷三次;各种配合连前次之果,便指出六十四卦之一。这样定出一卦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怎样解它。有三项各别的考虑合起来定这解法,并使每一卦的意思变化无尽。那便是:此次占卜所求的具体之事;表当月那两个字的意思或力;以及表当日那两个字的意思。上面所提那部书大部分篇幅,都用在细密的指示上,以助人在一切可设想的情形与境况下正确地解卦。占者既是细察人情之人,他所解便大半受他借精明而间接的问话所能探知的求者的品性与境况所影响。那一卦连它的解说被写出来递给求问之人,而那人有时还到另一处再解一次。给这些算命之人的钱或多或少,依求者的境况与手上之事的要紧而定。如前面所示,凡从事这一业之人的所得里有不小的一部分,是靠给僧道与医生揽生意而来的,而他们为此从那些人那里得一份酬谢。
上面所述这种占卜称作「起课」,其目的在定眼下某桩难处或急事的结局。在不那么紧急的情形下,若一人对自己的生意之事有疑、或好奇想知道他将来一生大体的运数,便用另一种预知将来之法,称作「算命」,即「推算一生」。在起课里,占得准确被认为不但由于正确地解了那些玄秘不变的卦理,还由于神的示意——神之助被看作最为要紧。在算命里,对将来的认识则被认为只凭隐秘之术而得,并不求神特别的相助。算命最常见的方式是「看八字」,或照有时的说法「批命字」,即「批那张命纸」。要说明这种占卜之法,须先说一说中国人计时的办法。那是用一个六十甲子,以之给年、月、日、时命名。它由六十个双音之词组成,而那些词由两组字——分别为十个与十二个——配合而成;前者被看作与天、即阳相连,后者与地、即阴相连。那十二个字各用五次,那十个字各用六次。这些两字一组的配合被用来标六十个相续之年、六十个相续之月、六十个相续之日、六十个相续之时;这六十个名目在时间大小的划分里循环不绝。这两组字里的每一个,又被认为与那被看作「五行」之一者——即金、木、水、火、土——有某种玄秘的关联。
有了这些先行的说明,我们便可对「批命字」如何行有些概念了。有人到占者面前问一个大略的问题:他眼下这段人生是吉还是不吉,而特别着眼于做生意、迁居、应试等等。求者先须说出他生的年、月、日、时。表这四段时间的四对字合起来便是「八字」,那便是推算的根基。
本章许多消息所自的那位中国人的八字可以举作一例。最要紧、即为主的那个字,总是表生日那两个字中的前一个。这一例里那个字恰好与木、即树这一行相连,所以这人的命便与一棵树有玄秘的关联。他的生日在一个秋月里,那是于草木生长繁茂不利的时候;所以若无特别相反的缘故,便得出这个大略的事实:此人将体弱而娇。此外,表月的那两个字之一、与表时的那两个字之一都与金相连;金克木,所以此人的情形更为可危!另外两个字与土相连,而土生金;这便使此人的情形更可悲了!可另一面,又有一个字与水相连,而水助木长。这一桩可喜的情形,连别的几桩较难解说的,便在一定程度上抵了那些逆气。每一回占卜都在于在吉气与凶气之间权衡出一个平衡,而在这上头,各人的想头大有驰骋之地。行这门术的人都是极敏的察人之士;求者的境况与相貌、连以巧问所得的消息,在每一例里对定那答话的性质大有关系。八字不但是断一人在求占之时的运数的根基,也是断此后若干年运数的根基。此后任何一年的运数,被认为由这个问题来定:表那一年的字与一人命中为主的那个字相连是吉还是不吉。所以常听人说某年某年难过。这类占卜细密的末节,载在一部四卷的书里,题为《子平渊海》。
占卜又以星命之术来行,其法更为繁复。人一生的事被认为受二十八宿的影响,而每一宿都是一个敬拜之物。以这个办法算命时,为每一位求者备一份他星命的纸上图式。它先有一个圆的图或盘,周边上排着二十八宿,各占或长或短的一段。上面所说的八字定出一人之命始于哪一宿的影响之下。自这一点起,那命便被认为在这个固定之圈里旋转,依次经过不同而变换的星之影响。一人之命处在某一宿影响之下的时日长短,则以一种根据中国节令的推算求得。要细述这种占卜,既无用也难。它所得那里之民的信赖,大约比任何别的占卜都多——或因它更为玄秘、或因人类天生爱把自己的命数与天体的影响相连。有人以为——而且不无道理——星命与炼金之学起于中国,后来由阿拉伯人自中国传入西方。不过还是回到我们的题目。经查各样表格、作长篇推算,那个圆盘便做成了,再附上多少含混而冗赘的解说。那占卜可以是一年的、也可以是若干年的。它可以给一年运数的大略之说、也可以给每月、乃至每日的详说。年限若长、所占又细,那写出来的文书便成了巨册,有时须花好几元才买得到。
那里之民关于星之影响的迷信,还可以宁波知县一八五〇年四月十一日给英国领事的一份文书来进一步说明;那文书关于外国人在城里买一处屋基之事。那块地上是一堆废墟,据说是约四百年前连住户一同被烧的房屋的遗迹;自那时起无人敢在上面造屋,怕那些被认为藏在瓦砾堆里的鬼。这位中国官员以可怕的笔调描画了住在一处为鬼所扰、又因夜静时常闻可怖的尖叫与呻吟而阴森之地所致的不便之后,接着说道:「另一面,查星象之表可知:那颗把恶气射向地与物的凶星,今年所指的是『戊』『己』两个星象之字,意为中央;由此表明:凡居中之处今年都不吉。此地几乎在城之正中,所以恐怕在本年内对它作任何要紧的改动、或自其上移走泥土,都会引起百姓种种的反对。」
宁波街上常可见一等瞎眼的算命之人,由一个随从引着,以一种三弦之琴奏出活泼的调子来告人他们将到。他们自口传之教得了上面所述那些通则浮面的认识,又行算命之书里所定的几种最简单的办法。他们极爱闲谈,以彼此请问而与他们行业所在的邻里熟络起来,尤其善于以间接的问话套出实情、又以含糊的言辞给出他们的答话。他们以吟唱之调作其透露,并以他们的琴相伴。他们发觉妇人是他们最易得手的受骗之人。要请他们效劳,十八或二十钱便可——不到两分钱。
与上面所说的算命之法密切相连的,还有那普遍的「合六字」之习,那是关于婚约的。这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上面所述任何一等算命之人都可办。那六字便是表一人生的年、月、日的字。在立婚约之前,所议那女子的这几个字须交到男方的亲友手里。他们细加察看,看它们本身是否吉、而尤其看它们与对方的字是相合还是相冲。这些事上常有欺骗,而送去的字是假的、或是换过的,大约比真的还多。
除了上面所提的几种算命之法——那是被看作最体面、最灵验的——还可以举出别的多种;它们虽然常见,却被看作不足道。有一法是以鸟来行,那些鸟被训得会选出写着几个吉言或凶言的纸条。蛇与龟也大致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以它们头所朝的方向指出该选哪一片纸。
有一等人以满足那些想知道自己前世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来世又将如何之人的好奇而得生计。这是以「三世」之图或盘来做的。求者须说出自己的姓名与生时;而他今生主要之事既已知,便被告知他前世的姓名、职业与住处,以及来世将如何。被告知自己前世曾是富贵高位之人、或来世将是如此,看来给今生困苦之人一种满足。这种揭示前世与来世之法有一个便宜:它所说的无从被证伪。不过关于上面所提的别几种占卜,倒可以这样说:当事情与预言不合时,人们仍执意说:所预言的乃是依事情自然之序「本会」发生之事;而那表面的失验,一面是因有异常多的罪孽带来了它必有的恶报、另一面则是因有一份功德生出了意外的好运。那罪孽或功德,可能是今生、也可能是前世行事所致。
自神那里取答、以及以通鬼之术得知那不见之世界的办法,已在前一章里述过。
相面是另一种各别的求知一人品性与将来经历之法,而中国人为这个题目写过几部大的论著。这门术如今在中国所行的样子,与西方的颅相学颇为相似。人们注意头的大体轮廓、各处的隆起或发育、以及面色。各种图版极为细密地画出头的各区,连其固有的性质。与这门术相连的还有那同类的看手之术。男看左手,女看右手。头的不同部分又被认为与「八卦」有某种关联;而一个部分、即一卦,被认为在一人一生的某一段里有管束之力,另一卦在另一段里有。与相面之行密切相连的是摸身上的骨,人们以为这样便可断出一人的品性与将来的命数。不但人外在的相貌被信为可表其将来的命数,偶像与雕像的形貌也是如此。它们还没有自匠人的铺子里取出来,便有自称通此术的人预言:哪一尊会得最大的声名、会把最多的敬拜之人引到它龛前。
另一种为保顺遂与好运的做法是择吉日。这有时是查历书来做,历书里每一日的性情都标着。不过遇较要紧之事,便须更细地察看;想要在吉兆之下动一桩工或一桩举事的人,便到一家专门择日之人的铺子里去。这样的铺子很多;你走过街上,总可见那位庄重的择日先生手持着笔,四围是他众多的城乡顾客。日子的性情由被认为掌管它们的星来定。有时一日处在不同的星——顺的与逆的——合起来的影响之下。遇这样的情形,便须断出何种影响占上头,并察某些星与某些事、某些举事的关系。开业、开塾、建屋、定婚期、或办任何极要紧之事时,择一个吉日被看作绝不可忽略之事。一所学塾若在不吉之星下开,人们便信那里要常有病,危及学生与先生的性命。一人若在某一颗星下出行,便有不得再回家之险。吉日里最引一个观者注意的,莫过于那许多的花轿连它们随行的仪从与音乐,那些日子里向各个方向在街上、在乡间行过。
一人生在不吉之日这件事,被看作于他一生都有不利的影响,在各种占卜里也都算进去。一个女孩若生在俗称「扫帚星」的那颗星下,便受人疑忌;人们一般以为纳她为媳的人家,家里的运会被扫得干净。一个妇人若生在「咸池」星下,便被认为特别有死于产中之险。免此险的办法很奇特。人们把那头一个字当作同音的另一字,即「盐」,于是把它解作「盐池」,并对它怀着一种含混的恶兆之疑。在那位不幸之人临产前一段时候,她的一位亲友暗暗把一些盐扔进那家所用的水缸里;若有人不知此事,尝了那水,说它咸,那「盐池」之咒便破了。这可作一例,代表那许多在不同境况下为避所预料之祸而用的巧计或符咒。
一人生在哪一年,对他此后一生的行止也大有关系。计时所用的那十二个字各与某种牲畜相连。所以一人依他生年所值之字,便被说成生在鼠、牛、虎、兔等等之下。生在某一字、即某一牲畜之下的人,不可在名目里含有与他生年之字相冲之字的日子里办任何要紧之工或公众之礼。不过也有例外,许人去送亲属的丧,否则依此规他们便被排除在外。遇公众聚会之日,官员常在显眼之处张贴告白,指明哪一等人的星命使他们在场为不吉,并请他们留在家里。
别的同类的迷信且不说,求梦中的指示与启示这一桩值得特别一提。有少数几座庙里的神祇,因在夜间的异象里给敬拜之人以要紧的示意而得了大名。在某些日子——一般是一年里最后那个大节——这些庙有大群人来访,其中有些自极远之处而来。他们的目的多半是求指示,以在来年之初换一个行业来改善自己的境况。他们天黑前到那庙,烧香、俯伏、在神前献祷,然后在庙里某处躺下——一般躺在冰冷的地上——等一个梦。那些有幸得梦的人,便照自己的想头与心愿去解它;有些人把自己想象里的浮念当作梦收下——那想象一定正忙于那件占着他们心思的要紧之事;而有些不那么轻信、想象也不那么活的人,便只好无梦而失望地回家。为免去远庙之不便,有人有时在厨房里铺床,以向灶神求一个梦。
上面这些迷信就其本身而论,似太过琐屑而无理,不值得我们认真留意。它们之所以有其意味与要紧,是因为它们并非离奇的古物,而是眼下的实在;它们并非限于少数人的理论之思,而是普遍流行的实际信念,左右着千百万人的心志,又给真理的领受摆下极严重的障碍。这些信念极妙地合于人性里的指望与恐惧,而那些理性已被它们塑造并奴役的人又执守得极牢。命运与千百位较低的神祇取了那位无限而无处不在之神的位置,使人心连设想他普世的主权与统御万有的眷顾都成了难事。
(原注一:占者因指点求者到某一座庙里去敬拜,便被许分那座庙的僧道所得之钱。)
第十四章
中国的语言
提要:中文与别的语言之间缺少类比、每一个词以一个各别的字代表、这文字并非象形、字的总数、这语言是单音的、书面之语耳听不懂、也不能用作口语、这件事的一个解说、声调与送气、表面上不相合之处的解说、中国的口语及其与书面之语的关系、口语或方言的数目、以及它们相差到什么程度、这些差别在于什么、南方比北方多、官话的叙述、中国的印书之法、「学中文要多少时候?」、「百姓中能读书的占多少?」、这语言的长处与短处。
我着手写中国的语言这桩事时,颇为踌躇而窘迫,因为要把这个题目向那些未曾专门研究过它的人讲明白,极为困难。这困难起于这种语言与我们所熟悉的别的语言之间全然缺少对应或类比——而这件事正有力地证明中国这一族与世上别的国家极为隔绝。
书面之语没有字母,而是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独立的表记或字,所以有多少词便有多少字。书面之语最初成形之时——那必在极早的时期——这些字看来是表意的,而且其数必极少:例如一个圆圈代表日,一个弯月之形代表月。这两个字如今的形体便是「日」与「月」。
要造出能自然使人想到自然界每一物、心中每一念的形体是不可能的,这便不得不用上多少约定的字:例如「人」,意为人;「不」,意为不;「大」,意为大;「女」,意为女子。有些字像前面这几个一样是单体的,可远为大多数则由单体之字合成:如「洗」,意为洗;「指」,意为指。「洗」由左边的「水」与右边的「先」合成;「指」由左边的「手」与右边的「旨」——即意思或意向——合成。这两个字里容易看出:左边提示意思,右边提示读音;而许多合成之字都是这样造的。例如单体的「心」字,便是许多代表心之官能与情感之字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字又与许多代表人的性情与伦常之字相连,如此类推不尽;那些不同的组成部分给出一点提示或线索,以寻出其意思、或许还有其读音。不过情形并不总是、也不普遍是这样;因为许多合成之字看来全然是约定的,如「答」,意为答或应,由「竹」与「合」合成;又如「义」字,意为义或正直,它左边是「人」,右边上头是「羊」、下头是「我」。
我这样特别地说到字的构成,是为了纠正两个极常见的错误,那两个错误都使人以为这书面之语比它实际上要容易学得多。第一个是:以为如今所写的这种文字可以正当地称作表意文字。而事实恰恰相反:就是那少数起初看来是表意的字,以它们如今的形体也并不确切地指出所代表之物。多数单体之字是、或看来是全然约定的;而那些合成之字虽给出一点它们意思的示意,却给得极为含混不定。另一个错误是:以为这文字虽无字母,可那些基本的字却依一套有定规的法子彼此相合,并给出与字母相当、或至少相似的便宜——而情形绝非如此。不过这个错误在事实上略有一点根据,所差只在程度上。
康熙皇帝那部《御制字典》——完本共六大卷——里字的总数约四万;不过其中大多数,正如我们自己大字典里大部分词的情形一样,都是废而不用之形、或极少用到的字。五千到七千便涵盖了一切寻常用到的字。这些字的形体不变,也绝不容任何一种屈折变化。数、时等等的分别,以添用别的字来表。
中国的语言,无论书面还是口头,都严格地是单音的;也就是说,每一个音节都自成一个各别的词。偶尔有两个或更多的字合用作一个合成之词;可它们仍可见是各别的单音——正如我们语言里「农舍」「脚凳」之类。
书面之语、即文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作为口语听不懂。这并不是说它作口语已废而不用,而是说它不能作口头交通的媒介——就是熟悉它的学者也不能。它对眼说话,不对耳说话。把《圣经》、或任何别的书、或一封信准确地读给一个不知其内容的人听——哪怕他对它所用的文字极为熟悉——他也会几乎、若不是全然听不懂。这件事最好以这种语言的单音性来解说。以发声之器所能造出、或以字母所能拼出的单音,其数必然有限。在中国,任何一地所用的单音约五百个,而寻常用到的字之数却不下五千。那么我们的单音之声只有字数的十分之一;平均说来,约十个不同的字须叫同一个名、同一个音。于是同名之字那样多,以致听见一个被念出来,并不确切地指出所指的是哪一个字。假定有人听人读《约翰福音》第一章,那第一句是「元始有道」;听者心里便生出问题:这是许多个同音之「元」里的哪一个?别的字也是如此;而它们一个接一个被迅速念出,人心便迷在一片不定的迷阵里。我们自己的语言里也有同音而属全然不同之词的类比之例:例如英语里意为「书写」、意为「礼仪」、意为「右」与意为「造车之匠」的那四个词,读音完全相同;又如那个意为「声响」的词,与意为「海峡」的词、以及意为「测水深」的词,读音相同。前一个例子里,那几个不同的词虽读音相同,写法却不同,而这在中文里向来如此;后一个例子里,那几个词则读法写法都相同。在我们的语言里,这类同音之词极少,所以句中别的词把意思定得清楚;可在我们这里属例外的,在中国人那里却是普遍的。
单音之词分辨不清这件事,因有声调与送气而大为减轻,不过绝未全然消除。于是有四个拼法完全相同的字,若各依其应有的声调念出,在中国人耳中便如写法读法各异一般分明可辨。举送气之例:有一个音送气时意为「天」,不送气时意为「点」;又有一个音送气时意为「听」,不送气时意为「钉」。这些要紧的分别,书面与口头之语都有;可如前所说,它们不足以使书面之语耳听得懂。
出于一种奇特的相反(中国人看来在几乎每一件事上都与我们正相对),我们自己默读时极少出声,他们却几乎总是出声——虽然那些音并不给耳传什么意思。这个习俗之被遵行,一部分或许是出于习惯之力,因为他们在学塾里便是这样读书的;或是为用上声音以使心思更为专注;可我想主要是出于一个愿望:在意思由眼传入的同时,以耳接住句子的节奏,以增读书之乐。
可读者或会驳道:「儒家的经书不是以中国的书面之语写成的么?」「当然是。」「而我们不是听说中国人在谈话里口头引这些经书么?」「是的。」「这样引时听得懂么?」「当然听得懂。」「那么这不是与刚才所说的——这语言耳听不懂——相矛盾么?」这在英文里似是自相矛盾,可在中文里并不。一篇新的或不熟的文章初次听来是听不懂的;可一篇熟的、尤其一篇已背下来的,便当即被认出,每一个词或音都变得确定,并把它所代表的字带到心眼之前。那些音若各别地听、或以新的配合听,便认不出;可在旧的、熟的关联与联想里便认得出。上面所引《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句,凡读自己《圣经》的中国基督徒一耳便认得出,因为他已在这个关联里熟了它们;而他大约从未在任何别的文章里听过它们以这同样的次序被念在一起。不识字、全然不能读的中国人也能把经书引得听得懂,正如一个从未学过法文的人也可以偶尔用上一个法文词或一句法文一样。
又或有人驳道:「若照人们常说的,这语言是对眼说话,那它怎么又不是表意的呢?」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或许能使对前一个问题的答复更为清楚。因没有更好的,我便用下面这个粗浅的比方:「我愿你效法史密斯、琼斯与布朗的榜样。」如今听见这一句,并不会把那几个大姓里所指的那几个人带到心前,因而也不会把该效法的品性带到心前——正如三个中国的单音之声并不指出它们所代表的是哪几个字。假定把这几个人带到你面前;他们若是全然的生人,你单看他们并不能确切说出他们各自的名字或特点。他们的面孔大约与中国的字一样「表意」。你或许会因某种想象中的家族相似而以为自己能猜出其中一两个的姓;又或许自另一个的大体相貌上看出一点他可能的品性与特点;可你极容易弄错。然而你若与这几个人熟识,一见他们便会因联想而把你所知关于他们的一切带到心前。中国的字也是如此:对一个研究过、并一个一个熟悉了它们的人,它们向眼传递极多;对没有这样做过的人,则传递极少、乃至全无。
中国的口语是多样的,而它们都与书面之语大不相同——这自上面所说便可必然推知。它们与书面之语相似之处在于:大部分的词、以及许多成语或句法,两者是相同的。它们主要的不同在于:口语不那么紧凑,常以两个词代书面之语里的一个。书面之语里那些不确定的词,便大半靠这个办法在口语里变得清楚明确。「民」字意为民,耳听便不可解;可口语里表民的词,即「百姓」,便几乎不会被误听。耳听无从断定一个单音所代表的是意为公平或公道的那个「公」、意为做活之人的那个「工」、意为攻打的那个「攻」、意为功绩的那个「功」、意为恭敬的那个「恭」、意为供给的那个「供」、还是别的几个同音同调之字中的某一个。可口语里的「公道」「工匠」「攻击」「功劳」「恭敬」「供应」等等,耳听便当即认得。前一个例子是以口语里一个不同的合成之词代书面之语里那单一之词,即以「百姓」代「民」;后一个例子则是同一个词的两种不同之形:在书面之语里是一个单纯的单音,在口语里则是它与另一个字相合。
书面与口头之语别的不同之点,是代词与虚字不同(那些字数目相对不多,可用得极勤),以及句法、成语与读音上的差异。
书面与口头之语之间所存的关系,在许多方面与几百年前拉丁文与欧洲各国口语之间的关系相似。拉丁文与那些口语有许多相似之处,又被用来丰富它们全体。拉丁文只有学者懂。它是那些说不同口语的有学之人共同的交通媒介,而不识字的人则没有共同的交通媒介。上面所说的类比在这一切点上都成立。
中国的书面之语不但为全中国帝国的有学之人所懂,也为日本、琉球、朝鲜、满洲与交趾支那的有学之人所懂;经由它所能达到并影响的人类,其比例远大于世上任何别的语言。不识字的人要写信与别省的亲友通消息时,便去找一位识字的相识、或村塾的先生,以自己的口语把要说的话告给他。那位文士把那些意思重铸成新的形式,以书面之语作成那封信。信到了目的地,收信之人若不是文士,便请某个能做的人把那信译成他的口语。全然不能写字、而若在一处又不能彼此谈得明白的人,便这样彼此通消息。
关于口语的差异及它们彼此的关系,人们所作的陈说颇有不同。它们常被说成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或变体。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可若不加解说与限定,便易使多数读者受误,因为把它们说成不同的语言也一样正当。在山东省,有一位那一带的好学者专注地听了我与一个宁波人以宁波话谈了一阵之后,问我我们是不是在说英语——他连一个熟悉的音节或音都认不出。南北各省的本地人以各自的口语彼此交通,正如一个英国人与一个德国人或西班牙人交通一样不可能。我到中国南部去时,对宁波话与官话都熟悉,可听了长谈与讲道的厦门话,起初连一个意思、一个词都辨不出。在广州,我能抓住讲道大体的意思,不过只能分辨出极少的词。
中国不同的口语或方言之数的估算,当然要看把多大程度的分歧或不可解视为足以构成一种不同的语言。多数情形下,这些口语以几乎不可觉的层次彼此渐变。在中国南部走二三十英里,你便可注意到庶民言语上细微的变化。走八十或一百英里,那变化更为显著,口头交通便难了。在许多方向上,走一百五十或两百英里便会把你带到一带地方,在那里你的口语几乎无用——除非你恰好找到一个在你所说口语的地方住过的人,肯替你作通译。
这些方言的差异在于用不同的代词与虚字、以及词与说法、读音与声调之不同。一种新的方言被快速说出时虽似全然不同,可稍加留意与研习便能看出熟悉的词与说法只是换了新形;而自一种方言转到另一种,与最初习得其中任何一种相比便容易了。人们常注意到:人所说的第一种方言,总比此后所习得的任何一种都更为准确纯正,因为人每每把第一种的特点带进一切以它为本而习得的别种里去。
方言的变异在这个国家有些地方比别处更快更广。南北各省在这一点上有一个显著的分别:与北方相比,南方变异的程度极大。扬子江以南所说的方言极多;江以北则只有一种大体通行的语言或方言,变异相对不甚要紧。那些有共同亲缘的方言可以归成类或族。其中说得较广的已被写成文字,并各有自己的著述。这些之中,广州话、福州话与北方话、即官话,尤可一提。多数方言并未被写成文字,没有著述;而要以书面之语所用的字把它们纯粹地写出来也难,因为口语里有许多词是书面之语里所无的,因而其中也没有字代表它们。
官话值得特别一提;因为如前所说,它连同其变体几乎通行于整个中国北方。它被政府定为共同的口语,要一切官员学习,并在全帝国的衙门里使用。因此才有「官话」这个名目。外国人又常称它为「曼达林」;我相信那是一个葡萄牙词,出自拉丁文那个意为「命令」的字。中国的词是「官话」,即「官员之语」。中国许多小说都以这种话写成。因为它作为一种书面语言颇为显著而要紧,又或许因为官话之书与文言之书形貌全然一样,有些人便以为官话与书面之语是一样的;这完全是个错。官话只是中国众多口语之一,它与文言、即书本之语的关系,与别的口语方言和文言的关系相同。它之所以显著,是出于上面所说那三件事,即:它通行于较广的地域、它是全帝国官员之间共同的交通媒介、而且它已被写成文字并有大量的著述。
美国与英国许多人还得了这样一个印象:官话是一种较高、较为雅驯的口语,为上等人与文士所用,与庶民之语相对。这也是个错。这个帝国各处的文士与上等人,与众人一样说他们本地的口语,而且一般不会别的。他们到都城去应试时,因不断听人说官话而自然多少熟悉了它;而等他们中式、得了官职,便不得不学它,因为那是办理公事唯一通用的媒介。这个帝国许多官员说得极不完全,因为被他们本来的方言、即母语所混杂败坏了。文士、闲居之人、以及生意人与行旅之人,又常把这种话学来作一种本事或一种便利。熟悉它的人在这个帝国几乎每一处都能找到几个与他交通的人;别处若没有,衙门里一定有。
近三十年来,中国沿海兴起了一种极为奇特的口语,称作「鸽子英语」,值得特别一提——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性情或它流行之广,而是因为它几乎是通商口岸上本地人与外国人之间唯一的交通媒介。这种语言生自这两族人所处境况之必需;而除了极端的必需之外,当然没有别的能为使用这样粗鄙可笑的杂话辩解。双方——本地人与外国人——都没有时间或机会去学对方的语言,可他们又须当即传达意思。于是折中出一种语言,主要由英语的词以变形或讹形组成,掺着葡萄牙语与中文,又被铸进中文的句法里。许多英语词被改变或弄讹的样子,可以「鸽子英语」里那个「鸽子」为例说明。这种新的奇特语言主要用于做生意,而「生意」在它里头是一个极要紧的词。若请中国人念英语那个意为生意的词,便发觉他全然念不出,只发出一个难以听准、也难以准确拼出的音,而那音略近于英语那个意为鸽子的词。于是通融的外国人发觉中国人能把「鸽子」一词念得相当轻易准确,便索性把那个意为生意的词改成「鸽子」之形;所以「鸽子英语」便只是「生意英语」。我们这套约定而人造的语言还被进一步简化(我相信如此,因为这个题目上我不能作权威之言):以英语那个意为「我的」一词代第一人称各格各数,以那个意为「你」的词代第二人称,以那个意为「他」的词代第三人称。外国人对自己母语所取的别样自由,便不必提了。这整套语言、或方言极为单薄,大约只有几百个词。外国人几个星期便学会把它说得听得懂(?),几个月便说得流利,并使它应付一切实际的用途。本地人要在外国人那里谋事,有时跟一位本地的先生学几天课;那位先生登广告说教「红毛话」,而他们中许多人以为那便是纯正的英语。另有些人在外国人的行里得一个位置,在那里只与自己同国之人打交道,便随机会渐渐把这话学来。我离开中国之前,曾见一个英国人把那段多数学童都熟悉的朗诵之辞译成这种方言——即「我名叫诺尔瓦尔;在格兰庇诸山上,我父亲牧他的羊群」等等;开头那几句不妨举来作例,大意是:「我名叫诺尔瓦尔。格兰庇山上头,我爹喂他的羊。」下一句「一个俭省的牧人,常念着增他的积蓄」,在这贫乏的语言里几乎一个词都没有相当之物,于是便作了一个意译:「我爹心眼极小——太爱那一块块洋钱。」
关于中国的印书之术说几句,或于有些读者有意味。每一本书的每一页、每一个字都为那一本书专门刻在木板上。换句话说,中国人不用活的金属字模。要印之文被秀美地写在一张寻常的中国透明之纸上,大小与所要刊行之书的一页相同。这张纸以写字的一面朝下,糊在要刻的板上。刻者把写出的字之中与四围一切空白之处都挖去,使那些字在板上凸起。自那板上取下的一印,自然便与所写那一张完全相符。每一页刻一板,而印时以手取印,并无印机或机器。看来把我们的印书之术引入中国会省极多的时间与花费。可难处在于:我们在中文里不得不备四五千个字模,而我们自己的语言里不到三十个。几副极好的字模与印机已被引入;不过到如今,总的说来我们还很难说在价廉或美观上比中国的印书之术有多少进步。
中国的书自书或页的右边读向左边,又自一页之上读到其下,是竖行而不是横行。
所附那幅以并列各栏画出写与印中国字所用不同体式的图,取自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每一栏里逐字所表的那句话是:「书有六体:曰篆、曰隶、曰楷、曰行、曰草、曰宋。」关于这几种体式的解说或描述,我也取自同一部书。
「中国人有六种不同的写字体式,与英文里的哥特体、手写体、斜体、罗马体等等相当,可彼此之不同远过于这些。第一种称作篆书,得名于创它之人;可外国人通常称它为『印章字』,因为它最常用于印章与装饰的题刻。它是除了图画象形之外最古的写法,历代以来屡经变化。刻印章与题刻之人研习它,可从来没有书以它排印。
「第二种是隶书,即官府从吏之体,约在耶教纪元之初被引入,作为一种秀美的体式以书写正式文书。它如今见于序文与正式的题刻,不过用得不多,而且读它几乎不需什么专门的研习,因为它与下面那一种差别极小。
「第三种是楷书,即样式之体,是随着书法之美的改进而渐渐形成的。它是中国字寻常的形体;谁若不能以这种体式写得整洁正确,便不能在同国之人中间称有文名。书有时以它排印。
「第四种行书,即行走之手,是一个写得整洁之人常用的手笔。它常用于序文与题刻、卷轴与匾额;又有以并列两栏备成之书,把它与楷体并排,供学童同时学写两种。这两种相差颇大,所以行书不经专门研习便读不出来;而这番功夫在书本之语已熟之时虽不算很重,可要把两者都弄得熟,仍要夺去学生许多天与许多月——本该用于求知上进的时日,却用在学同一个词的两种写法上。铺子里的人用行书,而他们对它简省之形的熟悉,有时胜过他们对书本上那较全之形的熟悉。
「第五种体式称作草字,即草木之字,比前一种是更为放任的行书,满是简省;而笔自一字连到一字,几乎随写者的意兴而不离纸。它比前一种更难读;可因那些简省多少是任意的,草字变化颇大,与行书相似的程度随写者之意而定。中国人爱『笔势流走』、爱一种其书法之雅与之放可以与所写的体式或意思一样、乃至更受人赏的写法,又愿把他们那些多角之字尽量缩简:这些都促成了这两种写法的兴起与流传。这一切形体之多样又给学那仅仅作为求知之具的东西添了多少难处,几乎不必说了。
「第六种体式称作宋体,是宋朝、即十世纪时所引入的,就在木板印书之法发明后不久;它至今在印得好的书里用得比任何别种都多。它与楷书、即样式之体所不同者,只在形体有一种方正、笔画有一种棱角;而只有为付印而抄写之人才不得不学它。这六种写法之中,样式之体与行走之手是那里之民学得较多的两种;不过也有许多人认得印章字里的一些字。而每一个人、尤其做生意之人的行书,又都多少近于草字。」
写字时中国人用一支细软的毛笔,竖着持它,拇指几乎直立,手指也几乎竖着,笔的下部穿过中间两指之间。他们的墨便是寻常的墨,在砚石上磨出。
有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学中国的语言要多少时候?」一个才力寻常之人,若专心不懈,约一年便能学得一种口语,说得准确而听得懂,不过词汇不多。两三年之内,他该有一个好的词汇与运用的流利。而要熟悉中国的书面之语,则几乎是一生之工。
另一个要紧的问题也常被问到:「中国百姓中能读书的占多少?」有些英国著者估得极大,有些估得极小。我们所要采为真的那个答复,要看我们把什么算作中国的「读书」。许多上过几年学塾、学了相当多最常见的字的名而并未学其意思的人,或许能读一页书、或能读出其中大部分的字,正如一个人可以读一页拉丁文而对那种语言全然不知、或所知极少。我们若把这些人算在中国能读书的人里,其数便大;可显然这在任何正当的意义上都不是读书。再者,一个药铺里的人或许能熟悉铺里每一样货的名目之字,又熟悉记账与写商业书信所用的词语。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可说他读写得明白而准确,而他对这语言整体或许所知极少、乃至全然不知。别的行业也是如此。我们若把这一等人与前一等人都自那些能通晓一般文籍的人中排除出去,那么能读书之人的比例便极小了。
学读中文与学读英文极为不同。我们有一套字母之法,凭它我们读的是「我们自己的口语」;中国人则须学一种新的、难的语言,还须把每一个词一个一个地学会去读。中国几乎没有妇人被教识字;农人与匠人——他们占男子的大部分——能读得明白的极少;而铺主里能通晓这语言整体的也少。事实是:除了专门的读书人或文士之外,像我国众人那样通晓一般文籍的人并不多。依我之见,在这个意义上能读书之人的总数不超过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三。可我们须记住:这百分之三合起来便有一千二百万人,而他们又匀布于全国各处,影响着其余一切人。
中国书面之语主要的长处或便宜,是它可注目的紧凑与它表达之力。它的字之美与多样、它的丰富、以及它所表出的意思的细微分别,都当得起人的钦慕。要显出它在某些点上的丰足,可举下面的例子:我们只有一个词说「拿」,中国人却用「提」,即以手拿;「抱」,即以臂拿;「夹」,即在腋下拿;「捧」,即以双手张开拿;「顶」,即在头上拿;「背」,即在背上拿;「挑」,即以一根担在肩上的棍的两端悬着拿;「抬」,即悬在一根或几根担在两人肩上的杠的中段拿。
中国的语言因其单音之形、又因它没有变化或屈折,被近世有些著者说成是一切语言中最为原始、最为简单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真的,可它如今之形确实是最为人工、最为精巧的语言之一,若不是最。以它作文之难,可与以高雅的古典希腊文作文之难相比。许多传教士两三年之内便能以口语流利准确地作文,又能几乎不靠本地文士相助或校订便为付印备办口语之书;可那些研习书面之语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人里,极少有谁觉得自己能不靠一位本地的文士而以它写成一部书。
要彻底习得书面之语所伴的大难处,必使中国人在引入西方的技艺与学术时对它作些改变或变通。当更要紧之事要他们留意时,他们单对语言之学的专注便须减退。其最初的效果之一,大约便是把书面之语的体式降低或简化,使它与口语更为相近。
第十五章
中国的善堂
提要:这些善举之起、以及它们与基督教国家的善举之别、育婴堂、养老院、放生所、恤嫠之会、义塾、中国的施药局、收旧字纸等等之会、禁淫书之会、乞人、一个兼办多项事的善会、各样的施舍与积功德之法。
在一个异教之国里竟有善会,于西方读者或许显得奇怪;可事实是:它们在中国无论数目还是种类,都几乎不逊于基督教国家。把这些善举与西方的相比,还使人为它们在性情与目的上的相似而惊讶。这里有育婴堂、恤嫠之会,也有养老与养残之所、公立的医院与义塾,还有别的同类而性情上更具中国特色的善举。劝善的小册也被大量散发。
罗马天主教徒曾自称有把这些善会引入中国之功;可有凭据显示它们在基督教传入之前便已存在;而且也不必为它们去寻一个外来之源,因为它们是自那里之民的习俗与制度里自然长出来的。这些会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基督教国家,其共同之源都在于人类各处对不幸困苦之人所生的那种本能的怜恤之情、以及心里给予必需之救助的自然催促。可要筹画并施行广大的善举之计,便须有比一时的情绪或冲动更强的动机。基督教国家与异教国家的善举之别,正在这个长久的动机的性情上。在基督徒中间,这个动机之强主要出于高尚的道德之则、以及本分与责任之感。在中国,这动机里主要的成分是自私——虽然无疑也被我们天性里那些更高更贵的催促所加强。中国假的宗教的特有面貌,便是为达自私之目的而行功德之事。在做一件良心断为善而正的事时,一个中国人以为自己正当地有名分得某种与所行之事的性情相当的个人之利或报偿。每一位施与之人在施其惠时,心中都有一个或多个或明或略的目的。最常求的目的是生意顺遂、一家的兴旺与安乐、名声与升官、以及赎罪并由此得来世之福。有了这些开头的话,我便要把如今中国几个主要的善会的性情与办事情形简要地述一述。
育婴堂几乎每一座城里都有,乡村里也常有。它们由一位富人、或几个人合起来设立,有时以一笔长存的款、或以为此所捐之田的所出来支撑。送到这些院里的孩子多半是父母穷得养不起的婴孩。其中绝大多数是女孩。她们被交给乳母看养,那些乳母一般住在自己家里,每半个月须把孩子抱到堂里查看,那时便领她们按例的工钱。孩子约两岁时被带回堂里,几个一同交在一个保姆手下。到了合宜的年岁,男孩被送出去学手艺作徒弟、或被送入义塾;女孩则照这个国家的习俗卖给较穷的人家作妻。不过两种性别的孩子也常被人收养,被他们的恩人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这些善举起初的善意一般是彻底办到的,孩子也得了好的照看;可此后它们的经理往往落到那些只图自己便宜、把所托之款用于自己用途的人手里。这些堂里孩子死的比例之大,便足以证明他们并未得到应有的照看。
在浙江省城杭州,我在各样善举之中见到一所养老院,对它格外有兴趣,又常去访它。一八五九年它里头约有五百人。那房子极大,受养之人被安置得极为舒适,而与这院相关的每一样事,办得都与我国同类之所一样有秩序、有章法。除了一间极大的饭堂、厨房与寝室之外,另有几座房子里备下了做各样手艺的方便;院里之人可以随意用多少时间去做某种手艺,并随意处置他们由此所挣之物。
离同一座城不远,又是那座广大著名的佛寺云栖寺的一部分,有——或者不如说曾有——一所我在别处未曾遇见也未曾听过的院,它同时说明了中国人求功德之愿、与灵魂转生之说实际的影响。所说的那一所便是放生所。那是离寺不远一座大房子,禽兽之界几乎每一门类都有代表在里头,有些还为数甚多。人们以为这些牲畜既被置于这座著名寺院养护之气之下,几乎一定会在存在的阶梯上升;而它们在下一境里大约会成为人。有些是人家的宠物,得了这最大的爱之凭据——即被弄成这所院里终身的住客。许多是来寺敬拜之人在市上买来、自屠夫的刀下救出的,那些人便由此得了双重的功德:既救了命、又助它们在来生得一个更高的存在。
给寡妇以银钱之助的会极为常见,或是独立而设、或与那些兼办几项各别之事的会相连。丈夫一死,寡妇所得的例钱比此后任何时候都多,以助她抚养幼小的儿女。这份津贴渐渐减少;而随着年老将至,这一等妇人若无儿女能养她们,有时便被转到另一所院里,那里供养年老与残弱之人。遇一个体面而贤良的寡妇穷困,而公立各院里有限的受养之数已满,私人便常常捐输以在这些个别的情形里施以救助。对这一等妇人所怀的那份特别的关切,出于中国人视寡妇再嫁为不体面的看法。在贫家、以及遇寡妇无儿女可在此后一生倚靠的情形下,再嫁是可许的,不过相反的一途被人以最高的称许之辞说成可敬而有功德。这份情绪之所据,看来是对已故丈夫的追念之敬。寡妇不但如上所说被助着守节,还被另一种指望进一步鼓励着这样做:即有石坊奉皇帝特旨、并一部分由皇帝出资为她们而立以表其名。这些石坊形如一座大的门楼,各处可见,是中国风景里主要之物之一。它们一般立在路旁显眼之处,靠近所表之人所属那一家的住处。它们约二十英尺高,以最好的凿石砌成,上有种种装饰与精心雕成的题字。偶尔有女儿终身奉养父母、立意不嫁;遇这样的情形,她便受更大的敬重,并以一座更精美的牌坊受表。把这些事呈到皇帝注意之前、并为那些自己无力办此事之人取得人们以为他们所应得的公众看重与敬意,这番麻烦与花费也是这些会所办之事的一部分。在这个帝国眼下的情形里,要自国库取钱办这类事已难;于是旧日的成例被变通了,便是把几个名字刻在同一座坊上。
免费的日塾处处可遇,有些较大的城里有几所。每一所通常由一位富人或一家人捐资设立并支撑。上这些义塾被认为不很体面,其中的学生多半是穷人的子弟。大体说来,它们教得也不如别的学塾好。几乎不必说:上一所本地的义塾既已被认为不很体面,上一所外国的便更不体面了。这不但因为靠外国人受教育招人侧目,也因为那里既教外国的书、也教本国的书。要给外国的日塾招到学生,办法是请一位高明的先生、或给男孩礼物、或把学塾设在没有本地学塾与它相争之处。几年前在镇海城里要开一所基督教日塾的努力,引得本地人添设自己的学塾,以致城里再招不到一个学生。
中国有些地方有女塾,由女先生教。不过多数地方女子极少受教识字,为她们而设的学塾也无人知。外国人设这样的学塾时,一律按每日到塾给一点钱或一些米;而人们以为若非如此,这些学塾便维持不下去。
白白施药在中国颇为常见。尤其在夏天,那里之民极看重的某些药可自那些兼办此事的会里白白得到。又有一种极常见的行医之法,自称出于仁慈之心,可其中自私的目的也太过明显。公众之处常可见张贴的告白,请众人留意某位岐黄之门的高明人物——他的医术或学自京里、或学自某个外国人、或学自某位著名的本地医家、或由与仙人相通而得——他愿救那些在苦难困苦中的人,并要给他们一个机会,使他们能白白得他的学问与技艺之益,只收药钱。
中国一切积功德之法中最得人望的,大约便是收集印过字的旧纸屑。这由个人、各家、以及各会大量地行着。有人被雇着到街上、到铺子与人家里去,把所能见的这类东西一样样收起来。这个做法之功德,被认为在于使那被人那样过分地敬重的中国文字免于被践踏、被与别样废物一同扔掉、或别样不敬之待。写的与印的不加分别;一页古经书的旧叶与一页俚俗歌本的旧叶不加分别;一位官员的告示与一个学童的字帖不加分别。学塾里、铺子里、私宅里、有时还在路旁,都在显眼之处放着为收这些可敬的纸屑而备的篮或箱,上面写着「敬惜字纸」。这种纸收得多了,便烧掉,灰一般由帆船载到海上抛下。
中国人这个习俗,便是我们散给他们的基督教书籍何以被恭敬地使用、小心地保存的主要缘故之一。还值得一提的是:极少有什么比我们惯于对待无用印纸的方式更能激起中国人的情绪与成见、或更使他们对外国人生出不利的印象。那常被举作我们缺少正当看法与原则的凭据。中国的基督徒受这些情绪的影响几乎不比他们别的同国之人少;而在中国各处,他们一再恳切地就这一点向他们外国的教师规劝过。有些传教士故意不顾这些成见,理由是它们起于对文神的崇敬、起于怕犯他。另一些人则以为这个迷信性情较为无害,而且主要是出于——就是在异教的中国人心里也是出于——对这些字本身的过度看重,因其古老、因其秀美、因与它们相连的联想、也因使用它们所得的好处。本地的基督徒已彻底脱了偶像崇拜的迷信,而在这一点上仍与同国之人同感,这件事使后一种看法更为可能。顾念我们本地弟兄软弱的良心、又谨防福音被人诟病,是否该使我们对这或许只是一种无害成见的东西多加宽容与体恤,这是值得一问的。
关于文字的这些奇特念头,近几年来被推到了更远的极端,招来不小的麻烦与烦扰。人们注意到一件不相合之事:他们一面收集印过字的纸屑,一面却不理那些带字的破瓷器。于是这些会——它们要施行自己的筹画时,极容易得到官府的赞同、许可与协力——已在很大程度上成功禁了在瓷器上以他们普遍钦慕的书法作饰的做法。有些地方还作了安排,按本价把铺子里一切这类器皿买下。因这些会的影响,官府又禁了把中国的字绣在绣品上。不但如今寻常所用的常见之形,就是别的与任何字都不相似的图形与花样,也被宣布为古字的变体,一并在禁之内。
几年前苏州城里兴起了一桩新的举事,此后又被引入别处,不能不以特别的意味看它。它明定的目的是「禁淫书」。这桩举事也得了官府的许可与赞同,而且已在抑制这个败德之源的影响上做了不少。那里之民不但被请、而且被令把那些被禁之书送到这个会的总所去,在那里得到近于其值的钱。不但书、连印它们的刻板也被这样以极大的花费收来,并在定下的时候一同付之火。中国有几部著名的标准小说——就道德的角度看,它们与我国眼下流行的某些文籍相比并不逊色——也落在这个会的禁令之下,如今不费大的麻烦与钱便买不到。曾有书商不顾这些章程而继续卖淫书,于是触犯了官府,名声与财产都受了极大的损失。
中国人的施舍里有不小的一部分给了乞人——那是一等极多之人。给他们不但被看作有功德,而且让他们空手而去被看作极为不吉。所以那里之民极怕乞人,温顺地忍受他们各样的无礼与蛮横。他们几乎从不至于自一家铺子空手被赶走,至少能得一个磨损的钱(其值不到一分钱的十分之一),不过有时要等很久才拿到。那些最吵闹、最给铺主添麻烦的人最快得到他们那一份,然后便离去另缠别人。他们若还穿着衣服,便穿得尽可能地令人作恶,以使那里之民急于早早摆脱他们。有些人以一支吵闹刺耳之歌自荐;有些以一个招人厌的响器引人注意;有些带着一条被训得会吐舌的蛇,以慄那些不那么容易被打动恻隐之心的人。有时可见一伙吵嚷的妇人带着孩子一同缠住一个铺主。那不幸之人若不肯依她们所求、或要把她们自门前赶走,她们便向他泼出一片咒骂,而且往往悍然敲他的柜台。这可怜的受害者无从求助;他虽被激到极处,看去却正是一副绝望之相,不敢发他的怒气,怕招来更多这些鹰隼之辈,反添混乱。乞人在许多方面是这个帝国最为独立之人;而看那里之民怎样被动地忍受他们的加扰,也颇令人惊讶。不过所说的这一等是最坏的一种,可称为职业乞人。他们索他们的钱如索自己的权利,拿了也不谢。他们一般有一个头目,以其格外的蛮横大胆别于常众;而谁若得罪了这位乞人之王,被他与他那一群杂色之众上门来报复,便是倒霉了。这些一伙伙人最可怕的是在婚事与类似的场合。遇这样的时候,可以给这些头目之一一笔钱以免生乱;那人随后便为那一天守着门,把一切别的来者或买退、或打走。
有时在这些人之外还可分出较为可取的一等乞讨之人,他们是真正该受施舍的。他们通常在路旁乞讨,声调恳求,又以「愿你活一百岁」的祝愿回报施与他们的人。乞讨时所用的话是「做好事」,意思是:施恩之人不但救了受恩之人,自己也得了功德。有些城镇里作了安排把这些乞人买退。每一家铺子或人家每年缴一份乞人钱;这样得来的款交给乞人之众,而他们便被期望不再求什么,使那里之民不受扰——至少那些已交了份钱的街不受扰。
中国的城里有官家出资维持的公所,收容有限之数的病残贫人;他们每日得一份津贴,不足以养他们,其余的生计便靠乞讨补上。他们比别人更易得手,因为他们把自己不幸的凭据带在身体的残疾上;而其中有些人还积了相当的财产。这些人也有他们的头目,其中有些是经纪与折价收票之人。他们有时折价买下难收的票据,再带一队乞人去攻那欠债之人的家,直到那人情愿付了钱把他们打发走为止。
宁波最得人望、进项也远为最大的善举,兼办多项之事。它有一笔款为穷人备棺;一笔款把那些被随意弃置的棺木抬到合宜之处安葬;一笔款收埋那些露在外面的人骨;又有一笔款夏天施药、冬天施棉衣;一笔款恤寡;一笔款收旧字纸;还有宁波唯一的一笔款用于禁淫书。这个会有一座大房子,又有足够的书办与管事,以使它广大的事务有秩序而有效力地办下去。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多数的路与秀美的拱桥、以及公众的房屋,都是以自愿的捐输建成的。与这些公众之工相连,极常见立着石碑,上载捐输之人的名字与他们所捐之数。
许多地方为行人备茶,在路旁的歇脚之屋里白白供给。穷的士子应科举时,有人供他们路费。
宁波有一家人颇为著名,因为他们一年里有一段时候雇一班泥水匠到乡间去修那些老得不知属谁的坟。那些坟里虽连一片棺木或一块骨头都找不到,还是砌上新砖围起从前放棺之处,上面覆以石板,石板上堆土作成一座新坟之形。里头虽什么也看不见,人们却说「骨灰仍安息在那里」。这家一个年轻之人近来在省试里中式,而他的好运被认为出于这桩举事所生的功德。人们普遍传说:他的文章起初被一位考官弃了,可此后接连几夜在梦中被一群群关切而恳切之人硬逼到他注意之前;那些人被信为所修各坟里感恩之灵。
要把中国一切积功德之法一一列出,既冗赘也无用。上面所举的那些善举是作为主要而最要紧的举出的,而散发劝善小册之习则留在另一章里。这些会的名目与所办之事,在这个帝国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
在中国常听到那些被劝去求来世之福的人说:他们穷,做不了功德之事。我们这些已有福音的人,对那向穷人所传、并使那些单在信心上富足之人成为属天而不衰的产业的嗣子的福音之福,体会得何等之少!
第十六章
中国的劝善书
提要:中国的文籍繁多而广大、劝善书与中国各宗教之制的关系、劝善书的种类、《暗室灯》的目次、散发劝善书所出的动机、这桩事由个人而非由会社来做、这些著作证明自然宗教的教导、也证明须有一个更高的启示、「空歌」的翻译、「不足歌」、《感应篇》、以劝善书献给神、它们对那里之民的影响、我们散发基督教小册时的鼓舞与沮丧。
中国的文籍极为广大,包括种类极多的著作:经的、史的、玄理的、辩论的、诗的、小说的、医的、传记的与戏剧的;又有与佛教、道教相连的,以及关于各样技艺、学术、行业等等的。
这些门类的文籍只略一提而过;本章我打算讲那些讲实用道德的书,它们特别而明定的目的是劝人为善、革正世风、抬高道德的标准。
白白散发劝善书这件事在中国早已行之,其可注目几乎不亚于那些劝善书本身的道德气象与性情。这类书与那些明确属于三教的书不同;后者各详论自家的一套,而因其冗长深奥,于一般读者少有可取之味。劝善书多半由儒者所写,而那些人心上又深染佛道的看法。文士在孔门所受的训练使他们的书辞采丰润、文品极高;而另两套——尤其是佛教——又供给那些关于高低神祇、已故之灵与来世的念头,而那些念头极自然、极有力地印在人心上。
这些劝善书虽大小形式不同,共同的目的却都是劝人行一种或几种所重之德。有的大,涵盖中国人所持德行的全圈;有的小,只讲一种。有的因其内容或体式之优,被看作标准之作,十八省都知道;有的则只有一时一地之名。前者一般以据称出自各位神祇的启示为其根基,那些启示关于各样本分之行、关于神对人之行事的严密督看、以及来世的赏与罚。
这一类著作中显著的可举:《圣谕》《正俗传》《钦信录》《人人必读》《福寿指南》《报应录》《日省录》与《暗室灯》。这些著作的作者多半是位高而有影响之人,而第一部是本朝一位最有盛名的皇帝所写。
要把这些书的性情与它们所含的内容讲给一个不通中文的人,大约没有比把上列最后一部的目次译出来更好的办法。第一卷主要是神祇最要紧的那些启示,而其中多数之后附有解说与可注目之事,以显它们之真、以及它们已成为给那里之民之善的凭借。这些自称的启示是以第十二章所述的办法得来的。第一卷里又有「得福歌」「知足歌」「不足歌」「万事皆空歌」「戒溺女文」,最后还有「解读者读前几篇时心中可能生出的疑惑」。第二卷先有「论鉴总说」(即史事,照出过去之教训),随后是「敬天鉴」「孝鉴」「劝孝歌」「八反歌」「兄弟鉴」「夫妇鉴」「忠鉴」「友鉴」「慈鉴」等等。此后另有几章论淫、论风水、论讼、论欺、论私、论隐事之被揭、论德、论卑己、论容忍、论恶言、论师徒之分、以及论当戒取畜命之本分。这些之后又附一章格言,供人常存心中;又有一章以八条理由劝人戒鸦片。
这些书里的训诫几乎全关于五伦之本分,又是自神使之成为人道德天性直觉的一部分的是非之知里推出来的,所以多半正当而可钦;而它们申明这些训诫所用的许多论据又清楚而动人。其中有些书几乎全是道德本分的陈说与极好的训言格言的汇集,只掺着极少的迷信与偶像崇拜。可在其中绝大多数里,所用以劝人尽这些本分的动机多半迷信而琐屑到极处;成了光与暗、真与谬一种奇异可悯的混杂,而那里之民看来全然看不出其中的不相合与不相称。为催人尽其本分,有些劝善书大部分篇幅用在述说神如何奇异地为那些行了功德之事的人出手干预、人如何因前生之罪而变作畜类的凭据、以及神与灵关于那不见之世界的种种启示。照中国的道德,这种欺骗与虚谎若是为了慄人——不论小儿还是成人——去尽其本分,便被看作可恕。所以这些书里满是那许多难信的故事;它们连着确切的日期、人名与地名,如今被看作确实之事,而其最初之起大约出于(在中国人看来)那番可嘉的努力:为人之好而骗他、哄他、吓他。
导致散发这些书的动机,若有例外也极少,总是一个自私的动机。这桩事被看作有功德之事,因此从事其中之人必得大的好处。所求的目的是在特别危急之时得神的眷顾与出手、或避开某种所预料的灾祸、或得到别的某样所切求之物。最常散发劝善书的情形是这样:自己、父母或近亲重病而危、无子嗣、体弱而忧早死、以及想得财富或在科举上中式——这些目的多半关于今生。
自上面所说可以推知:中国并没有与西方各国的刊书会社相当的东西。个人印一部书的头一版时,一般在书名页上示明刻板存在何处,使此后别人只出纸与印的花费便可另印任意多份。这些书或白白散出、或只收仅足抵刊印之费的价。散发有时是雇一个人挨门送去、有时是放在书铺里由愿要的人自取、有时是在公众的科场上散。最后这一法有两大好处:既借那些自各处聚来之人使书流传得更广,又把书送到那些最能读、也最愿读之人手里。各口岸的传教士已利用这种散书之法,颇得鼓舞。
中国的劝善书有一种特别的意味与要紧,不但因它呈出那里之民宗教与迷信看法的一幅正确图景,也因它实际地说明了凭自然之光所能得的知识有多少、以及须有一个更高的启示。
中国的劝善书所揭出最为显著的事实之一,是一种罪之感与个人责任之感;那正是他们一切偶像崇拜之制的根基与起因。与这罪之感、与对来世之罚的惧相连的,是一种不安、以及对某条脱罪与罪之果的路的渴求。所设想出的各种办法,都承认那个根本的念头:以功德赎其所该受。赏与罚的念头不但以其大略之形被人持守,而且被普遍地教、也一般被信:人一切的行事都有确切的账被记下,以备将来严正而公道的察审与报偿。人们被这信念印得那样深,以致临生之末有时彻底改过,并恳切不懈地用他们那套制度所定的办法去赎往日之过。镇海城里有一位著名的中国文士,一生大半用在写并印那些倾向不正的诗句上,后来因悔与惧而力图消去他往日行事的恶影响,并把他余生的才力专用在写性情全然相反的书上。
这些书中多数一个显著的念头、也是其中有些书的主调,便是一切世间之物之虚与不足以使人满足。把一篇中国的「万事皆空歌」逐字译出来——那是取自上面已给其目次的那部劝善书——或许有意味,可显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意思之普遍。这一篇与下面那一篇都未试着押韵;而且该公道地加一句:这些译文只是近于原作的简练与有力。
「空歌
「看那浮世众生,自南来而往北去,东走西行:都是虚空。
「天是空,地是空;居于其间的渺小之人也是空。
「日是空,月是空;它们自东而升、自西而落,有什么益处呢?
「田是空,地是空;它们不断换着多少个不同的主人!
「妻是虚空,儿是虚空;在九曲黄泉的路上,他们极少被许相见。
「金是空,银是空;死后我们怎能把它们攥在手里?
「屋是空,宅是空;转眼之间,便换成了城墙外那座孤坟。
「位是虚空,官是虚空;运数之潮一退,公道的报偿便起,而悔恨无穷。
「车是虚空,马是虚空;物还在,人已去;影子不留痕迹。
「凡地上能给人安乐之物,都可以这样说:过一点时候那份快意便逝去,而它毕竟只是空。
「归结起来:只有一件事是实的,那便是德行之事在我们各人身上所留的长久印记。」
同一部书里一篇不足之歌如下:
「不足歌
「一人终日忙碌,便觉饥;
饥既得饱,便想到衣。
食与衣都丰足了,
又叹家中无明眸之妻。
既有娇妻美妾,
又觉自己无合宜的车马以见人。
车马成群、骡马成队了,
又觉田地不足供他之需。
买下千顷万顷的沃田,
可无官位,人便待他不敬。
他看七品、五品而不满,
四品、三品于他也太低。
进到朝中首相之位,
便生出要作一时皇帝之愿。
愿既得偿,作了天子,
又愿万寿而免于死。
他那许多愚妄的渴求不知止处;
最后一具棺木把他永远藏起,
而他去了,怀里仍抱着他的不足。」
我们自这些书里得知:须有一个自天而来的启示,这个念头是自然的,而且是人心的倾向必然导向的结论。人觉得除了天上之光,没有别的能驱散那包着他的黑暗与疑惑;而他不肯没有它便满足,便轻易接受那些呈给他的伪启示。那些只是流行迷信的转写,由有心之人编来以满足一种已感之需;久而久之竟被看作确实的文书;于是把含混的揣测抬到启示之理的尊位上,又加上神之权这更高的许可。较大较著名的劝善书,一般以这些伪称的启示中的一种或几种为根基。其中有几种因其体式之美与所陈之理之要紧,已得了普遍的盛名,几乎可列入中国的经书。其中大约最常遇到的一种,是据称出自道教的创者与主神的启示。全篇都值得一读;可一章的篇幅只容自其各处摘引几段,那也足以代表全篇之貌。
「感应篇
「太上曰:祸与福本无门径入人,而是人自招之;德与恶各连其应有之报,如影随形。天地有神祇掌人之罪,依其轻重自各人功数中减去。功既减,祸便随之;犯者遇无数的烦难与困苦;同人恨他;刑罚与忧愁随他;吉气离他;凶星追他;命数之分既尽,他便死。人头之上又有北斗三位神祇,记下人一切的过犯,并夺去他们本来的命数。……
「你见真理之道,便入之。不是真理的,便避之。不要守在假道上。不要以暗中犯罪自欺。增你德行之积,以此增你的功。使你的怜恤及于每一物。要忠、要尽本分、要慈爱。先正自己,才能正人。恤那孤单的,悯那困苦的。敬年老的,厚待年少的。小心不要害虫与草木。同情不幸之人,为有德之人而喜。助在难中的,救在苦中的。看别人的得与失如自己的一样。不要张扬别人的过失、也不要张扬自己的长处。抑那恶的,行那善的。让出较大的便宜,以较小的为足。受人辱骂而不怀恨;受人之惠,须如战栗而受。施惠于人而不求报。给人而不事后懊悔。
「至于有德之人,众人敬他;天护他;福与运随他;恶气远离他;神灵伴他;他所做的必成;而他可望成为天上的神仙之一。你若愿成为天上的神仙,须行一千三百件功德之事;若愿成为地上的,须行三百件。……
「要避这些事:跨过井或灶;跃过食物或人;在生前或生后毁掉子女;暗中以不正之法行事;每月十二日或三十日歌或舞;每月初一发怒;面朝北辰流泪、吐唾等等;在灶神之前吟诗唱曲或号哭;以厨房的火点香;以污秽之柴煮食;夜里不穿衣起身出外;在八节中的任何一节处罚罪犯;向流星吐唾;指虹、或指日月星辰;久望日月;春天打猎;面朝北辰咒骂;无故杀龟打蛇;像这样的罪,掌命的神便依其轻重自命数中减去较少或较多的年岁。若罚仍有余,便加在一人的子孙身上。再者,若财富以不法之法得来,报便落在一人的妻、儿与家人身上,直到他们死;或者他们的命若得保,报应之工便由水、火与盗贼来做,毁其财产,并引入匮乏、疾病、不和与家中之祸,直到不义之财的全价被索尽。因报复而杀人,便只是为自己的毁灭备一把刀。把不义之得归入己有,便如以毒食止饥、以毒酒解渴;并不是它不给一时之解,可死很快便随之而来。若心中生出行正之愿,那愿虽还未付诸行事,吉利的神祇便已在旁相助并赐福。另一面,心中若怀恶念,那念虽还未施行,神祇也已在旁加恶。一人若曾行恶事,而后来悔改、弃绝一切恶的、追求一切善的,到时候他必得赏。这便是『祸变为福』之意。」
这一篇所受的看重、以及人们以为用它所生的益处,可自下面这一段看出;那是中国一部著名的劝善书附在它后面的:「一日念它一遍,可灭罪消愆。若严守它的训诫一个月,你的福与运便得保。若遵它的训诫两年,就是你远祖也立刻升天。若立意恒久不改地顺从它,你的寿数便无限延长;天上的神会敬重你,而你将被列在众仙之首。」
与这个题目相连有一件奇事:这一类书不但被献给人、也被献给神;而更奇的是:人们以为把它们烧掉便送到了所要献给的那位神那里!这显出神被看得何等之低,因为他们竟被认为要受人之作的教导,而又要靠人才能得到这些作品。又有许多例子说:因把这些书献给某几位神,重病当即得愈、异常的好处也随之而来。
关于中国劝善书的影响,无可疑的是:在没有更好的东西的情形下,它们因把来世赏罚之说显著地陈出来,便有抑制并约束那里之民之恶的效果。书中劝人尽多数本分的话,在受劝之人心里得到诚心的回应;而那些既受敬又受怕的神祇所加的许可,又给它们添了力。同时,其中许多实在空虚琐屑的说法,又格外合于作用在中国人迷信的念头上。
把这个题目想一想,我们便更能明白基督教的书在那里之民眼中是怎样被看、怎样被领受的。
散发道德与宗教的小册,是他们已经熟悉的一种做法;而这做法当即使他们对从事其中之人生出极高的敬意与信任。不过在我们的道理与我们的目的能被体会之前,还有极多的谬误与成见要胜过。我们被看作好人,可也许是被误引之人,正设法引入一位新的神,即耶稣。他们察看我们的书、并把它们与自己的书相比时,发觉「五伦」被摆在那样不显之处而失望。所陈的念头是外来的,其中许多在他们身上所生之力不如他们自己著作里所陈的看法。多数基督教小册的文体又相对较差——而那在他们的评价里是极要紧之事。讲到独一至上之神、他属灵的本性、他的主权与他的眷顾时,这些念头是生疏而难懂的。基督教多数的凭据他们都会轻易承认;可在他们心里,再没有什么奇迹比他们已熟悉的那些伪的更奇、也没有什么预言的应验比那些更异。关于来世安乐或苦难的念头,再没有比人心自己编来悦己的那些更动人、更易被领受的;而脱来世之罚之路,再没有比那立在自以为义上的更被甘心接受的。
写基督教小册还有另一个难处,在于中文本身。它本来既被用作传异教与偶像崇拜之念的车具,要用它而不带起处处与它相连的那些旧日联想,便难。这语言在宗教之辞上极为丰富,几乎我们所要陈的每一个念头它都有某个近似之词——不过几乎每一个都带着不同的意思、不同的用法与不同的联想。问题是:我们该造新词、还是用旧词;该在一面遇晦涩、还是在另一面遇误解。于是我们发觉:就是在这里——在我们本自然指望容易接近那里之民之心、又指望借一件已备在我们手边的极有效之具而得大便宜之处——这道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闩住了,而这件行善之具也被弄得无用。
第十七章
社会风俗等
提要:中国家族之系牢固、亲属名分的细密分别、中国妇女的地位、中国人的礼貌、待客、服饰、辫子、妇女的小脚、中国的房屋、饮食与进食之法、饮茶、中国的酒、吸烟、普遍不讲洁净、订婚与婚嫁、多妻、溺婴、奴婢、丧葬、棺木、坟与坟地、中国婚丧之费的奢侈与累人。
中国家族之系是牢固的,百姓又重宗族。他们很少迁居,多半住在自己祖先住过许多代的地方。你常会发现一个小村子里大半的人同一个姓;这种情形下,村子便往往以那家族得名,譬如「张家」即张氏之家,「谢家」即谢氏之家。
讲孝道与家庭之伦的书劝人:儿子娶妻之后不要离开父母,要相亲相和地同作一家。这个道理在许多情形下、也许在多数情形下多少是实行着的;不过那里同别处一样,常常还是每一对夫妇各有自己的家更为合宜。
分家产时,对长子之权略有照顾;可各个儿子所分几乎相等。长子只多得一点,另得某些传家之物与贵重之件。
亲族远近的分别定得极细,各种亲属的名目几乎无穷。他们不但称妻的父母与称自己父母所用的名目不同,而且称兄弟之子所用的名目,所表的亲属关系同对姊妹之子的大不相同、近得多,其余类推。
妇女的地位介于她在基督教之国与在回教及别的异教之国所居之间。她们怎样看自己的命,从前一章所记的一件事可以推知:她们在佛寺里礼拜时最切的愿与祷,一般是愿来世生为男子。许多人家里,女儿没有自己的名字,只叫二、三、四等等。嫁了便是某某人之妻;有了儿子,便是某某孩子之母。她们大半幽居,不与一般的交际,家外异性的生人或熟人进门时,便须回避。穷人家房子小,又不得不靠家中女子做活,这些幽居之规便无从十足照办,男女之隔也不那么分明。有些地方比别处在这上头更严。我在山东听说有一个外乡人因擅自在街上向一个妇人问去邻镇的路,被一群人赶出村去。
人之父母兄弟对他情爱之权,被认为重于他妻子之权。一部有名的、讲家庭之伦与本分的中国书里为这道理所举的理由是:失一兄弟不可复得,失一妻却不然!妇女年岁渐长,便受更多的尊重与体恤;人对母亲怀着极深的爱与柔情,对祖母有时几乎奉若神明。
还须公道地说一句:夫妻之间常生出很深的依恋,虽然他们在彼此的择定上并没有份,婚前也从没见过面。更须说明的是:中国人发觉「妇人卑下」这道理极难实行。他们不让「弱」的那一性受教育,或许有一层缘故是:他们觉得就是不让她受教育,要把她按在她「应处的地位」上也已经够难了。风俗与道理虽各处不同,人性与妇人之性却天下一样。中国的妇女也有她们自己的「女权」之见。许多人家里,她的意志与权柄之高是够分明的,虽然并不被人痛快地承认;我们最多只能说:「怕老婆的丈夫」在那里大概不如在美国和欧洲那样多。
节制社交的规矩与成例极为细密而拘礼。礼貌是一门学问,举止的优雅是一门功课、一种操练。中国人许多礼貌上的特别之处,看着几乎过了分。一个告退的客人要从客厅穿过也许两三重院子而始终不以背对主人:他一面退、一面躬,一面又侧着身走,那番执意、优雅而成功的功夫;还有他一再恳切地愿主人不必劳步送到外门,而主人又一再申说自己感戴敬重之情不容不送——这些初看是叫人想笑的。两位官员相见所须的鞠躬、客套与道贺,多而难得办得妥帖;所以这样的人在街上偶然碰上,有时便像不相识一般走过——因为在那套应有的礼数与彼此全然不理之间,并没有适中或折衷之法。若有若干人同行,你一般可以从他们自然地、几乎不自觉地排定的次序,推知他们的年岁、品级或地位。文士与绅者在街上行走,是要端着庄重、从容而高一等的气派的。
中国人礼貌之过,在言语上同在举止上一样见得出。你问一位朋友住处,虽明知他穷、所住大概是陋屋,也须说「府上在何处」或「尊府在何处」;他则答说「寒舍」或「蓬舍」在某处。住在华屋大宅里的富人,也一样用后一个说法。下面这些、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说法,是时时听得见的:「贵庚几何?」「虚度四十有五。」「尊夫人康健?」「内人尚在。」「令郎在塾读书可好?」「小犬识得几个字。」「实在太客气、太谦了。」「不敢当。」文士往来书信所用的语言,满是雅致而细腻的恭维之词、满是对所致之人的敬语,以及相应的自谦之语。这些说法被使用时,于它们字面的意思之看重,大约同我们自己语言里的「您最恭顺的仆人」等语差不多。
百姓好客而慷慨,以至成了毛病——他们想在这上头显得体面,常使他们的花费同自己的财力全不相称。
家里或街上因不公或受辱而动了气、起了争时,妇人便骂、便咒,其激烈与过分,同所以激她的那份情绪被压了多久成正比。男人则吓人地虚张声势、恫吓,叫不习惯的人很觉可怕,可极少动手。怨恨极深时,受害的一方往往采一种极有特色的报复之法:他不去杀他所恨的人,倒宁可杀自己。这样他便把杀人的污名钉在对头身上——一般百姓都把那人看作这场惨事的起因、看作要为它负责的人。这样情形下的人有时在自家屋里上吊自尽;可最常见的办法是吞鸦片,再雇苦力把自己抬到仇家门口去死。促人自毁的另一层动机,大概是指望做一个脱了肉身的魂,比活在肉身里更有便利去加害、去复仇。至少这自尽的人还能预先享一享他要给对头的那场可怕的惊吓。
中国男女的服饰都宽松飘垂,样式之变比我们的缓、也小。大多数百姓穿家织的棉布。较富的人家穿绸、缎、纱、皮毛,以及别的更贵的料子。夏衣极薄极轻;而冬天所穿的件数与分量之多颇为可观,以至于用不着壁炉与火炉。
中国人的官品与地位,以顶子、翎子、帽子和衣上绣的徽记的颜色与式样来表明。这些官场的分别极被看重。他们遇见一群外国人时,很爱仔细打量我们,想看出我们的品级是由什么外在的徽识来表明的;他们往往断定那是看我们所戴帽子的样式不同,或者看我们用不用手杖、用哪一种手杖。
男子把头的前部剃光,只留顶上与后部一小块任它长,编成辫子。这原不是中国的风俗,本属满洲,是作为臣服本朝的表记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如今它已成了衣着中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被极用心地料理。好打扮的、讲究的人还接上假发使它更长更粗,又在末端编上黑丝线,把它加长到几乎扫地。妇女把头发从额前与两侧平直往后梳,盘成极为繁巧而工致的样式,往往再加上许多金银首饰、以及真花假花。各处大体相似,可妇女梳头的样式在帝国各地、其实在同一省里,也相差颇多。
缠女子的脚,几乎是通行的。广州、还有福州有一类妇女是天足;可那是罕见的例外。凡我到过的别处,各等人家的妇女都一概随着这桩可非之俗,大脚妇人几乎不见,除了从广州来的前面所说那一类,以及满城里的妇女——她们不采中国这个做法。不过缠得紧到什么程度,分别是分明的。乡下妇人与较穷之家的脚约是天然大小的一半,而体面或时兴之家的只有约三寸长。
缠的工夫是在女孩已经学稳了走路、走路的筋肉已经长成之后才动手,一般在五岁上。拿一条两三寸宽的棉布带往脚上各个方向紧紧地缠;若是上等人家,脚从这时起便几乎可说不再长了。它成了一个锐角三角的形状:大趾作那锐角,其余的脚趾弯在脚底下,几乎没了、或者被吸进去了。想仿一仿这些妇人走路的样子,只要试着用脚跟走、不许脚趾着地就行。说来也怪,脚小得不及常人之半的妇女,一天竟走十英里、十五英里、还要多,去佛寺里礼拜。这桩风俗的后果固然是造成真正的残损、造成可怜的蹒跚之步,可就是外国人也自然而然把它同斯文与良好的教养联起来,又几乎同中国人一样,以脚的大小去估量妇女的品格与身分。
这风俗已有很久的历史,中国人自己也说不清它的来历。它大概起于妇女们争以脚最小为高,慈爱的母亲在女儿还没长成时就给她缠脚,而动手的时候又渐渐提早。中国人坚持说:缠女人的脚,论趣味之坏、论于健康之害,都不如外国太太们束腰。那里同这里一样,不随当令的式样,几乎就是把自己弄成社交之外的人。
中国的房屋通常备有椅、桌、几或茶几,以及床。桌子大小几乎一律,每一边坐一个人。宴大客时便不定地添桌,所以一场筵席所请之客的多少,是以所需的桌数来说的。男女分室而食。每一桌上谁坐首座、以及给别的客人安排合宜的座位,都要经一番再三的推让。平常的饭顿,一家男女各人同坐,拘礼就少得多。
无论富家穷家的桌上,早、午、晚所见的,除极少的例外,总是那一桶不变的白煮米饭,北方诸省则是小米——它在那里代了米的位置。富人与穷人饮食在品质与花费上的分别,主要在于就着饭或小米吃的「下饭」之物的种类。穷人只有一碟咸菜、或者鲜鱼咸鱼,或者两三样这类、或别的类似的菜合起来,花费都不多,加在他们所赖以为生的主食之外。富人有猪肉、鸡、蛋、鱼和野味,做法各样。每张椅前摆一只空碗和两根筷子,而装肉、菜、鱼等的盘子摆在桌子中间,里头的食物切成小块。筷子约八寸长,有点像寻常的笔杆,用竹、木或象牙做。各人在桌边坐下,便由仆人、或家中一个女人把热饭盛进碗里。各人随着首座之人,以右手取筷,把筷子夹在拇指与各指之间,使下端彼此相就如一把钳子,从桌子中间的盘里挑出一口或几口来。随后左手把饭碗举到唇边,右手的筷子把饭推进嘴里。吃一顿中国饭,就是在从桌心的盘里挑出一口口菜、又照前面所说从碗里取饭之间不断地交替。设筵时,各色菜肴分许多道上,饭要到近末了才端上来。
中国人用刀叉所觉的难、所做出的笨拙,同我们用筷子一样。他们认为筷子合宜便当得多;用它可以夹起并夹牢小得会从叉齿间滑下去的东西。在他们看来,用筷子是文化较高的凭据;而用刀叉这样野的器具、在桌上把肉从骨头上割下来或撕下来、而不是在厨房里把食物弄得合宜,则见出一种较低等的文明。
「老鼠、猫与小狗」是中国人常吃之物这个印象流传得这样广、几乎无人不信,正是一桩显例:一处例外的土俗被当作全国通行之俗,便在整个民族心里造出对另一民族的错误观念。我在中国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人吃老鼠、猫或小狗,不过我料想贫无所依的人偶尔也许吃。有人告我说广州有时吃狗。那传闻无疑正起于此。某个早年到中国的客人为找耸动的新闻,把这一条消息寄回了国。我们那时既不了解那地方,这件有趣的事实便被人热切地用上,还在地理书讲中国那一部分里专刻一幅图作例证。二三十年前那些地理书这幅图所生的念头,就构成我们许多人关于中国所知、或自以为所知的一大部分。
中国的市上从不摆出牛肉卖。那少数用来犁田的牛被杀时,肉是私下、几乎是暗里处置的。吃牛肉有一种强烈而几乎通行的忌讳,有些劝善书里还斥责这桩事。这忌讳一般所举的理由是:我们欠牛耐劳犁田之恩甚多。十八省里奶几乎全不用;许多地方把我们饮奶、用奶做菜的做法看得极为可厌。一切通商口岸都备有牛肉与牛奶供外国人用。
茶在南方是人人所饮,在北方也极受看重;不过不产茶的省份因此价贵,较穷的人便几乎吃不起。茶一般泡得较淡。惯常是在茶壶里泡;可待客最有礼的办法——而凡登门造访之人,无不以茶相请——是叫仆人在每只杯里放几片茶叶,再从茶壶里注满滚水,盖上杯子向来所配的盖。
中国有一种极常见的饮料,他们叫「老酒」,外国人叫「中国酒」,虽然它同西方叫这个名字的东西很不相像。它是用某几种米与小米酿的,什么工序我说不上。它总是温着喝;它刺激或醉人之力,大约等于、若不是过于淡的葡萄酒。许多人惯于就饭饮这种酒。婚礼上、以及别的喜庆之时,总是尽量地用。老人尤其被劝用它作刺激之物以助消化。又从这酒里蒸出一种叫「烧酒」或「三烧」的酒,极烈而醉人。同西方各国比起来,中国醉酒的事是少的。
男子几乎都吸烟,妇女吸的也多,不过一般有节。他们还没到嚼烟的地步,于此也不见有效法外国人之意。吸鸦片的人占全人口的比例并不大。
不讲洁净的习惯,是中国生活与性情里最叫人不快的一点。房屋——连富人的也在内——一般显得尘积而不整。里衣不常换。干净的床单是没有的。寄生之虫太常见,不算什么丢脸的事;而刺目刺鼻之物,百姓自幼就熟,似乎并不像我们那样为之所动。
中国的婚礼极为拘礼而费钱。订婚一般在极小的年纪就定下。同姓之人绝不互订婚姻,无论亲属关系多远。开端几乎总由一类叫「媒婆」的妇人去做。她们是在婚丧时被雇来料理装饰、并一般地当仆役帮忙的一类人。她们既不断地在各家间走动,便同左近人人都熟,又向做父母的指点哪里有合他们儿子的好对象。她们成了两家往来通话的媒介。两家中无论哪一方的父母要求见对方、或者父母自己不经这些成例的「媒婆」或别的办同样差事的人去料理这桩事,都会被看作失当而不体面。至于那些男孩或青年,照规矩是对这整件事全然漠不关心的;而求爱、情书一类念头,照中国人的礼法之见,会叫一切正派人大为骇异。订婚以互换礼物、并把一纸正式的文书或婚约交给男家的父母而定。夫妇之名分于此便立了,这桩婚约被看得几乎同婚礼已行一样神圣而有约束力。中国有的妇人终身守寡,而她们的丈夫是在极小的男孩时就死了的。许多这样从没成过婚的寡妇,一生同她们亡夫的父母同住,专心服侍奉养他们。
婚姻所连带的前期事宜、礼数、仪节与迷信,若详写出来几乎可成一卷书。婚日之前,新妇要被拔去眉毛,此后人便认得出她是已嫁之妇。在为婚事所择的「吉日」之晨,她被从自己家里用一顶华美而装饰极繁的花轿抬到未来丈夫的家。礼中属宗教的那一部分,是新妇与新郎同拜男家祖先的神位。两人第一次见彼此的面,是坐在婚床边、新妇的盖头被揭开、两人共一杯而饮的时候。这一天在筵饮、道贺、恭维新妇和一片欢腾中度过。
在中国北方的山东省,婚礼在夜里举行,很使人想起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童女的比喻里所说的犹太婚俗。我曾赴过一次这样的婚礼。屋里满是客,新房陈设装饰得极美,样样都已备齐,等新郎带着新妇来时迎接。我们等了许久,人人都不耐烦,有的已经发困;不时有人提着灯笼出去看他来了没有。直到近半夜,才听见那一声喊:「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多妻并不常见,只在特别的情形下才被认为可行、或者毋宁说体面。哲人孟子书里有一句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每一家都有一个儿子,被看作极要紧的事;不只为传续姓氏,更为祭祀、即奉养已故祖先之灵。因此一个人若到四十岁还没有孩子,人便指望他另娶一妻。元配在家中仍居原位;若次妻生了孩子,他们也以元配为母,由她主要地抚看他们。
溺婴在帝国某些地方多少流行着,而且几乎只限于女婴。有劝善书斥责这桩事、警人勿为,这就足以证明这风俗之流行,也足以证明人公认它是不义、是不道德的。有些地方——譬如福州一带——溺婴是常事;帝国别的地方,则极少找得到证据确凿的例子。穷人家孩子多,婴儿常因照看与乳养不足而死,而做父母的大概也并不很悔惜;可这类情形很难妥当地算在一般所称的溺婴之内。
中国许多地方所见那许多被抛弃的死婴之尸,常被看作这桩罪流行的凭据,其实并不公道。他们的尸首用席裹了抛进河里、或抛在城墙根下、或挂在树枝上以免被狗吃掉;还有极常见的,是抛进一种叫「婴儿房」的构造里——那是行善之人专为此而建的小屋,一侧开一个小洞。
不给婴儿下葬这桩事,至少在许多地方是出于下面这桩迷信:婴儿死时,人以为他的身子里原住着前世一个讨债之人的魂。孩子生病时也许受过极温柔的照看,请医买药不惜费用;可他若死了,父母的爱便转成恨与怨,人叫他「短命鬼」。他被看作家中的仇敌与闯入者,是来索那笔旧的未清之债的;他既惹出许多忧虑、麻烦与花费,到头来除了失望什么也没留下。那无人料理、也无棺木的小小尸首被随处抛掉;抬出门时,屋里要扫地、要放爆竹、要敲锣,好把那魂吓走,叫它再不敢进这屋。异教的迷信就这样把天性情爱的泉源弄干了。
在溺婴成风的地方,男子多到这样的程度,做父母的替儿子娶妻都难;他们便常同有女婴可匀的人家讲定:留她一命,许给自家的儿子。这种情形下,女孩极小就成了她所许之夫家里的人。中下人家的女儿若住在自己家里直到出嫁,父母便觉得理当从夫家父母处得些补偿,以偿自己养她的一切花费与辛劳。因此一个女孩若在订婚时约定仍留在本家,她父母便指望一笔不小的钱;于是这桩事看着很有几分像买卖。许多男子被判定终身不娶,只因太穷、买不起也养不起一个妻子。
中国有一种和缓的奴婢之制,可无论哪里,奴婢在劳力之人中所占的都不过极小的一分。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所有的绝对之权与管束,大到他们愿意时可以把他们卖掉。我知道有一个吸鸦片的人,把妻子卖了去满足自己那难填之欲的煎逼,又把独子卖了,好得些路费到宁波来戒这可怕的瘾。
成人、尤其父母的丧事,其礼数之累人、哀戚之铺张、花费之奢侈,同小儿之丧的冷落与草草,一样地可注目。人一死,屋里往往满是哭泣号啼,又恳切地呼那魂回来。尸前摆着烛、香和食物的供献。要请一班僧人来为那去了的魂诵经。棺中与尸同放许多衣服。死后紧接的几日要行各样法事与仪节,此后每隔七日一次,到「七七」而止。这个用「七」之数,几乎是我所知中国习俗同犹太或西方习俗之间唯一显著的类似之处。
棺木抬出下葬时,男子、有时妇人也穿着粗白衣服随行——白是用作丧色的。男子在辫梢编进白色,此后还要戴几个月,作为服丧的表记。凡我到过的地方,送葬行列里的举哀与哭泣多半留给妇人。不过我在山东省黄县城里见过一支只由男子组成的送葬行列;他们肃然走过街道,每踏一步便深叹或深哼一声,造出一种奇特而颇动人的效果。
棺木备得极为用心。它们一般在棺材铺里买,那里时时存着现成的;可也常在家里、就在那预备给他用棺的人亲自监看之下做成。要选极好而干透的木料,板锯得极厚,用大钉与一种胶灰钉合,通体再涂许多道极硬而耐久的漆。棺木重得一个壮汉要费劲才抬起一头。连尸抬出下葬时,要用十二到二十个人来抬。中国人对我们把亲爱的朋友葬在板子不过一寸多厚的轻棺里,是颇为骇异的。
他们对棺木以及由它而生的联想,并不像我们那样厌避。这身子最后的安息之所,往往被张扬地摆在近门之处、或别的地方,供客人来宾察看议论。有时一具装着尸首的棺木在屋里存放相当久,这期间料理坟地与别的前期事宜。棺盖用胶灰钉死,做得好的棺木是密不透气的。我同妻子在中国旅行、受土人款待时,所住的卧房里曾放着好几具棺木;里头空不空,我们没有问。
中国人一般葬得浅,在坟上堆起一个锥形的土堆。棺木往往放在一层胶灰的底上,再在上头砌一道砖的拱覆住。有时葬后几十年把它们掘出来,还几乎完好无损。
据我所知,中国人从没置备并划出一块地作公共的坟地;可有些地方久而久之成了大的坟场。那些比较不出产、因而便宜的地方,尤其素有吉名的山坡,便满是较穷人家的坟。城池附近有些这样的坟地极为广大。我注意到汉阳——或者照外国人租界所称的汉口——附近有一处,据说约十英里长,平均一英里宽。那一片看着占得那么满、那么密,几乎找不出一块空地。在这片死者的大聚会里,大概有不下两千万人找到了他们最后的安息之所。而这只是中国一座城池所连带的坟地之一。何等肃然的一念:这许多万万人都下到了偶像崇拜之坟里,既不知造他们的上帝,也不知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地方的风俗使婚丧之礼、以及为死者备棺备坟所不可免的花费,几乎大到难以承受。这些往往无用的花费自然而然的结果,是极多的人家一代一代地背着债。为了在几天里替死者摆一场张扬而空洞的排场,活下来的子孙便一生受窘受苦。
第十八章
国中的节庆、风俗与游艺
提要:中国人划分时令之法、节庆与纪念之日的多与杂、迎春、与过年相连的风俗与庆事、「灯节」、「扫墓之节」、放风筝的时节、偶像的出巡、中国的戏园、戏与偶像崇拜之关联、戏如何办、戏文与伶人的品格、傀儡戏、赌博、官府明令所行的公斋、秽语之风。
中国人极重时令的划分,又谨慎地使这些划分合于自然内在的定则。一年由太阴月构成,每月以新月始;新月的样子在各月相应之日都一样,所以日之数便指出月的相,反之亦然。汉语里「月」字兼指月亮与月份。新年始于太阳入宝瓶宫之后的第一个新月,那在一月二十一日与二月十九日之间〔注一〕。定在这一段,似是因为它标着春气初回之时。一年四季同我们的相应。月既是太阴的,十二个月不足成一年,于是必要时加一个闰月,使次年比前一年约晚二十天开始。这个加的月放在六月之后,叫闰六月。月有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便据此分称小月或大月。一日分十二时,每时是我们的两倍长。
四季之外,一年又分为八分,叫「节」,即「关节」或「段落」;这些又再分出十六个,叫「气」,即「气息」或「生机之源」。这二十四分多半或多或少是虚设的,各与自然的变化、与五谷草木的萌、长、熟相连。它们可以看作节庆,各有相应的礼数与行事。
除了这些可称为「自然之纪念日」的——它们在太阴月的编排里,年年并不落在同一月的同一日——另有许多别的纪念日,是纪念名人的生日、重大史事等等。
几年前我雇过一个南京的文士写一篇中国节庆的记述;他把其中最要紧、也一般都守的那些,就其性质与行事作了交代,共计四十个。它们并不按定期而至,也没有一个周期回还、略同我们安息日的休息与娱乐之日。这些节庆里有许多的来历与礼数是说得清、解得明的;另一些则沿袭古俗,谁也说不出它们起于何地何时、原是为纪念什么。
有意多知道中国国中与社会风俗的人,可以在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与卫三畏《中国总论》里找到许多这方面有趣的材料。本章我只说几个最显著的节庆。
迎春之礼已在讲中国的国家祭典时说过。它行于历上所称「开春」之日,即立春,在新年前后不久。
过年的庆事,论其显著与久长、论人人所守之普遍与热烈,都超过一切别的节庆。这些礼数全年都被人兴味盎然地盼着,又为它们大作预备。它们惯用的叫法是「过年」,即「过了一年」或「从一年过到另一年」,又叫「谢年」「辞年」「拜年」等等。它们关乎旧年与新年,而这两者几乎都被拟作了人、被当作偶像崇拜的对象。
日子一近,便买下许多食物,备那将行的祭与宴;较穷人家在门前养的几只鸡——他们平日极少尝荤——此时也杀了。照一桩通行而不容违的风俗,一切账目此时都须清结。年的最后一日,中国城镇的街上现出极忙碌而活泛的景象。短时间里有大量的钱易手。食物、衣服与礼品被大批地买进,不只因为开年用得着,也因为正月头几天一切铺子都关。有些人家别无办法满足债主,便把传家旧物、或者稀奇贵重的饰物出手;这些货以贱价上市,有本钱又想要这类东西的人便留神等着。
常有人说此时一切债都清了,这是误解;因为大部分中国人是年年都在债里的。不过总须作一个令债主满意的安排。铺家的债尤须料理,因为来年还得向他们买东西。为丧事婚事、或患病时向亲友借钱所欠的债,很容易过年不清,而且往往永不偿还。这是典当之家的丰收时节;那一行的人极多,其中许多积下大财。有时欠债的人设法躲开并赖掉债主,这种情形下,债主便觉得自己有理,而这地方的风俗也容许他采断然的手段:径到那赖债之人家里,抓住凡手所能及之物,也许把东西砸了毁了,又把屋里人、尤其女眷吓住、慑住。再没有比这一番举动更叫人怕的了:一是债户为之丢脸,二是迷信里怕新年开头这样不吉。有时元旦早上还看得见人在找债主——这是容许的,只要他提着一盏灯笼,以此表明他还在办昨夜的事、照实而论于他还是夜间。当他所寻之人正在款待宴请拜年的客人时,这样一位来客的现身,所要激起的那份羞惭与窘迫,是想象比描述更能及的。
子夜将近,一家人聚在一处行一场正式的祭。献祭于灶神、于已故的祖先、于家中所奉的别的神,也献于将死的旧年。作为末一项礼的一部分,家长代表全家人跪下礼拜,谢那将去之年。此后有时饮酒,叫「分岁酒」。旧年便这样在谢祝与欢庆、在满室烛光与不绝的爆竹声里过去,新年接了它的位。
元旦清早行偶像的崇拜,同前面所述相仿,只是所向在后而不在前:祈求灶神、已故祖先、以及天地继续赐恩赐福。向这些崇拜之对象行了敬礼、献了供物,活着的尊长便就座,儿孙拜他们——所用的言辞、几乎所用的礼式,都同拜神时一样。这时一家人彼此道贺。仆人们来向主人请安,领取所盼的年赏。
许多人拜过家中的神,便去几座庙里。第十章所述的城隍庙,此时是人爱去的所在。上午早些时候,庙里几乎挤满了礼拜的人,差不多都是男子。他们在主像前一找到空处,便跪下以头触地;起身时把香插进神像前一只大炉里,炉中烟气不断升起,弥满全庙。
拜过神,人们便去向近亲好友请安道贺。走在街上,同前一天所见恰成鲜明的对照。每一家铺子都关着。除了孩子们的喊和爆竹的响,一切都静。街上来往的人很多,可个个在衣着与举止上都像位绅者。人人穿着绸、缎或皮毛,戴着礼帽。自己没有好衣服的便按日或按时租来,一年里好歹也得一次以绅者之貌出现。街道现出一派新而改过的气象。夜里贴在门上那些画着「门神」、即「守门之神」的大幅纸画已经换过,旧纸换了鲜亮的新纸。门上还见新写的大红字,是些喜庆或吉利的句子。许多人家只用一个「福」字,那正表着人处处所盼所求的大归宿、大目的——可叹在这罪恶的世间,它是那样难得。
客人一家一家地过去,行过正式的礼之后,总被以茶与点心相待,也许还被劝留下吃午饭或晚饭,而这类邀请一般是辞谢的。这些拜年要行到正月十五,不过一天比一天少。铺子从第三天或第四天起陆续开门,各色人等也渐渐复了平日的生业。
过年的庆事里,极常见的是一群孩子高举一条用剖竹作架、蒙上布做成的大龙。他们拿它一家一家地去,求屋里的人准他们把龙带进屋去驱邪、保来年的好运。孩子们既大得其乐,口袋也被所到各家给的钱装满了。
正月十五是「灯节」。前几天便有极多各样的灯笼在铺子里摆出来卖。它们用轻竹作架、蒙透明的纸,做成鸟兽和别的有趣之物的形状。有些装了轮子能走。另一些做得巧,烛火所生的气动使轮子与机件转起来,叫那物看着像活的一样。这些玩意儿见出许多巧思,老少都喜欢。卖出的数量极大。每一家都为这场普照出一份;街上人比平日多,而且很晚才回家。
中国节庆里最有意思的一个是清明——意为「清而明」。它在春天,是人们扫墓之时,因此常被叫作「扫墓之节」。在这可爱的时节,万物都发了生机,空气里满是春花的香;山上满是来人,一群一群地找寻自家熟识的坟。向那去了的魂献上食物与纸钱的供;行礼;把那地方扫一扫;也许在坟堆顶上添几块土;再在上头插一根小棍,棍上系一小片纸,叫过路的人看出:这一处没有被活着的亲人忘掉。这些上山之行并不总在同一天,而是在这个时候前后。
九月初九是放风筝的大日子。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里讲到福州附近一座山时说:「那一天天若好,去那山上放风筝的人大概有三四万。」他这样写那些风筝:「空中满是风筝。有的作眼镜形,有的像一种鱼,有的像鳝或别的样子相似的动物,从十尺到三十尺长,粗细相称;有的像各样的鸟、或虫、或蝴蝶、或四足之兽。有的像人在空中航行。」「这个时候住在那里的、或路过的外国人沿街走时,常看见远处空中有一物,看着像一只极大的鸟;他满心惊喜,以为这样近地见着了这稀罕的现象,直到它那几乎不动的位置和机械的动作提醒他:那不过是一只纸风筝。」
偶像的出巡在中国国中的风俗里极为显著,是百姓娱乐游逸的一大法门。它们为各样神祇而举,一年里举行甚频,伴着极大的排场与华饰,花钱极多。队首总抬着一尊或几尊神像,后头跟着成群的男子与孩子,高举凡能夺人眼目、能给这场面添兴味与新奇的任何东西。各家或各商号也出一样物件,好叫自己在众人面前显眼,并显出自己的慷慨与公心。
船或别的构造得奇巧怪异之物,被人扛在肩上,饰以贵重的帷幔与装饰,或者里头坐满乐人。这里那里有时看得见极逼真的象、骆驼或长颈鹿走在队里。那是用轻的剖竹作架、蒙纸,纸上画得像所拟的那种兽;两个人把上半身藏在那空腹里,一个作前腿、一个作后腿,都受过训练,能合步并仿那兽应有的步态。
在宁波一带,这些出巡里还添一桩更奇的陈设,增了变化与兴味。一座由人肩扛的台上,站着一个美貌而装饰极好的女子(几乎不必说,这些并不是什么体面人家的),另有一个用脚尖立在前一个举起的手上,被高高托在空中,极为显眼,极受人赞叹议论。这些人形怎样被撑住,在不知其故的外人看来极为神秘。那谜底是:有坚固的铁架子,安得极妥,撑住身子,而藏在衣服底下。装饰得极美的孩子骑在由马夫牵着的马上,随在队后。
旗、幡与飘带间杂其中,有些是表明并标出队中某一部分的人与物出自哪一坊。
偶尔看得见一个人装作罪犯,戴着手铐或铁链、或者戴着枷——那是有时锁在罪犯颈上的木架,上头有字说明他们所犯何罪。这些人一眼就认得出:是在患难或危险之时向那位此番公众之举所为的神许过愿的人,许下只要求得他的恩眷与庇佑,便整日穿这身装、充这个角色。
这些出巡有的从四分之一英里到半英里长。它们照预先排定的章程一街一街地过去,居民预知它们将到,便穿着节日的衣服准备迎接、赞叹,挤满街道、填满一切空地,又占住门口与二层的窗户。
促人按期办这些排场的动机,是想守旧俗,是好热闹好游乐,又是指望取悦讨好诸神、从他们那里得好处。
戏园在中国极常见,可戏台的性质与所连带之事,同西方各国大不相同。戏园主要而明言的目的,是尊奉或讨好某位神或灵;那神被认为就在一尊像、一面牌位、或一幅纸画里,而那像那牌所占的是最显眼最尊的位置。在所拜之物前,总看得见一张桌子摆着祭品或供物,为的是既悦那不可见之灵的耳目、也悦它的口。
并没有专为演戏而建的大的永久屋宇。戏在庙里、在私宅里、在街上、在路旁演。各样的庙在神像前都有一座台,特为演戏而设。富有之家在大的内院里搭一座临时的台。有时一家、或几家合起来,在近宅的一块空地上搭台。商业的街上,常在一家铺子门前演戏以利其生意;这种情形下便横街搭台,台面架得够高,让人从底下过。
这些陈设的花费由承办的庙、铺、一家或几家承担。朋友受专请,有指定的座位,还备有筵席。凡愿意在人群里站着作寻常看客的,谁都可以在场;而这些外围的看客越多,做东的人越欢喜。
演这些戏的时候或由头极多。某位神的生日,与那庙相连的坊或村便在庙里给那神演一台戏。许多节庆上,在祠堂里演戏。父母——无论在世或已故——的生日也可以用这些陈设来庆。常因许愿而演戏。失火之时,人往往伏地许愿:若自家房子得保,便为火神演一台,这一类叫「谢火戏」。平安无事之时,一人或一坊为避将来的灾殃,常办所谓「保安戏」。前一章所述那喧闹的施食饿鬼之礼,一般以一台叫「安神戏」的戏作结,意在向当地诸神道个歉——因为在他们所辖之处闹出了这么大的扰动。当今皇帝的生日,在衙门、即官署里以连演几日的戏来庆。别的演戏的由头还可以举,不过上面这些已够给人一个大概。
所演的戏里有许多在外国人看来是任意而可笑的。不过把各国趣味与文墨造就之不同打个折扣,它们同西方相应的演出之别,比人所预料的要小。有的是史事,演前朝的事与人;有的纯是虚构。有的是前代之作,有的是当世之作。百姓把它们看作助人行善之事,因为所演的人物一般都得了赏罚的公道。所用各样装束同今日所穿大不相同,往往极为奇诡可笑。伶人以又高又拖长的假声念自己的词;那声调虽不自然、平常说话绝不用,可中国的趣味在戏台上是要它的。这些演出以动作过多见称:伶人不断地进退、躬身、作势、扭转。他们常大声争吵、猛烈作势、假打;这些我们本会以为只能引人发笑,可似乎在中国看客心里激起敬畏。不只每一折每一场之终,有时连每一句每一段之终,都以锣与别的乐器——在我们耳里毋宁说是不成乐的器具——一阵花点作记。戏文大半是用中国简练的书面语、或者官话写成并念出的,就是文士也极不能全懂。其意味所得,不在所闻而在所见。看客也靠偶尔用土话说的几句、以及场中爱看戏的人额外的解说而得助。就中国戏园的风化而论,公道地说:它最可非之处在它同偶像崇拜相连。粗鄙不道的戏虽不是没有,却比较少见,而且为法所禁,一般只在乡间僻村里有。戏园同中国几乎别的一切事一样,显然是退了,而土人谈起它们,也像谈别的事一样常说:「不如从前了。」
伶人既是被雇来娱人、供人役使的,便被看作下等之人。在宁波,这一行只归一个被贬禁的等类——他们是从前触怒皇帝的一家的后裔。女子一般不登台,可男子演女角,于声音与举止的仿效准确得出奇。从小被定了要走这条路的孩子,被仔细地教着守一切声口与身段上的细处——那在他们这一行里被看作极要紧的——又被要求把极大量的词句一字不差地记住。演戏之艺精熟的人便作教师、作班主。孩子被立契约交给这些教师,契上明定:孩子若被打死,不得向教师索他的命。立这一条,是因为人以为这一门学问若没有不断而严厉的鞭笞,是不能精的。被判定过这奴役生涯的穷孩子很少得人同情,因为他们的苦被看作他们这身分所必有,而且人指望他们习惯了。他们还有一份宽慰:所受的待遇同他们师父从前所受的一样。一个戏班一般把自己一年的服役卖给某个富人,那人供他们行头,又雇一名总管,职司是叫他们有活可做、并替他们演出收钱。这些班子由十人到六十人组成;请他们演一台戏,价从三元到二十元。同一个班子一天可以演几台戏,又常在同一处连演几日。有时一个富人雇一个戏班一段定期,专供自己、家人朋友、以及他的神娱乐。这些伶人既被同国之人所贱,自己也少有自重,在道德之阶上处在中等以下。
这些戏园就风化而论竟不至于更坏,固然可以叫人既惊讶又欣慰;可我们不能不注意撒但那高明的手段:他把偶像崇拜那细微的毒,渗进了这一桩、其实几乎渗进了一切民间游逸娱乐的法门里。
这些演戏既这样普遍而频繁,又这样合国人的趣味,百姓便少有工夫、也少有兴致常为别的聚会而聚。为听公开的演说与讲论而聚,几乎是没有的。
中国的傀儡戏因演得极为巧妙、又在百姓中极受欢迎,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一般是两人同行:一个演,另一个作帮手,敲锣、收钱等等。有时一个人独自去,把全部行头背在身上。他沿街敲锣,告人他已备好,谁要雇他取乐都可;于是被请到一家门前去演,或者自己择一处便当的地方、好从街上招来一群人。他站在一张椅子上,椅上还立着那根支着装他那戏、那小小戏台的箱子的杆或柱。他把上半身探进箱里,箱上垂下的帘子遮住他大半个人。箱的正面是开的,里头有一座小台,傀儡就在台上出现。所演的人物一般是一个男人和他妻子在家中争吵。他们骂、作势、威吓;这些法子用尽了,便动拳头与扫帚把。幕后的演者用铁丝与线极巧地操着傀儡的动作,又把男女两声与两种话仿得极为逼真。那丈夫摆够了威严与权势,一般是狼狈地被赶下台去。看客的赏识常以大声的喝彩为证。这戏我在中国和英国都看过,使我注目的是:这桩事在这两国几乎一样,而中国人演它似乎还要略胜一筹。
赌博在中国极常见,花样不一。它的不道德与害处是被公认的,也有禁它的法;可那些法都是具文。
有一桩极有意思的风俗,是在相应的时候行公斋。一城的首官在旱时、或为避某种可怕的公灾,常禁几日屠宰、禁市上卖荤食,为的是动诸神的恻隐之心、求他们施恩降下所望的解救。
说到中国人全国的习惯与特点,我几乎无从不提中下等人里极常见的秽语之习。这个习惯似乎占了西方各国骂誓的位置,行之者是同一等人,程度也差不多,所出的动机看来也差不多。这些秽语似乎原是为詈骂、辱骂所恨所怒之人而设,可往往被随口、几乎不自觉地用着,全不顾它们本来的意思。
别的全国性的性情与特点还可以举出许多,不过上面这些,是在我看来这个民族最显著、最有特征的。
〔注一〕(原注:卫三畏《中国总论》。)
第十九章
中国人的品格与文明之总评
提要:人们对中国人通常所持的看法、我们给他们所留的印象、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侨居之地难以得到可靠的消息、中国人气质与品格上全国性的特点、中国人智力的凭据、东方别的民族怎样看他们、他们在许多实用之艺上开过先、他们许多特点出于所受的教育而不出于种族之别、中国人的道德、我们彼此在这方面所持的看法及其缘由、从中国人的眼镜里看一看我们自己、可见中国人品格较好一面的事实、有人恐怕说异教之民的好话会生害。
我知道本章所要陈述的许多看法,必不得不同一般所受的论断相左。「中国佬」几乎成了愚蠢的同义词,他的习惯与特点又给人提供了无尽的笑柄与讥嘲之资。这个印象已经定得这样牢、传得这样广,以至报馆的记者与编者若要自己论中国与中国人的文章好读而有趣,便欣然抓住凡能弄得怪异可笑的东西加以夸张。说到这个民族,他们的辫子、剃光的头顶、厚底的鞋、自居尊大的架子、以及对我们所熟知的许多事之极度无知,就构成报人惯常取用的那套不竭之材。连有些宗教的报纸也随着这个调子。几个星期前其中一家一篇比较温和的文章,把中国人说成「当今地上现存的社会组织中最大、最奇、最荒谬的一个」。
若说这些看法同中国人对我们所持的看法惊人地相合,那对它们算不得什么回答。他们也拿我们大取其乐:以他们的联想与思路,几乎无法不把我们这些看作可笑——我们剪短的头发,紧裹身子、既不雅观又看着难受的衣服,男子薄底的皮靴,又高又硬的帽子,夏天还戴手套,西方太太们腰细裙大的「蜂腰」之貌,我们举止的不雅,我们对礼法通则的惊人无知,还有夫妇二人在众人之前臂挽着臂同行这桩怪俗!这些看法我们尽可一笑置之,因为所关的是比较琐细的事;可他们以为自己有凭据说:我们在智力、在文雅、在文明、尤其在道德上,也都不及他们。
显然两方之中必有一方大错了;而一个自然而合理的推想是:两方或许都因太受我们天性里那「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通病所左右而失了正。
我们对这件事既不该站在中国人的立脚点、也不该站在西方的立脚点去看;所当究问的不只是那些比较无关而例外的事实,而是那些根本的、影响广远的事实;而对这些事实又当公道而宽厚地解说。
这里不妨先说几层道理,说明为什么凡不通中国语言的人在中国的外国侨居之地所形成的、关于中国人品格与文明的通论,须以极大的审慎去接受。
在外国通商极盛的各口岸,有极多中国人从内地聚来。他们许多、或者说多半是冒险求利之人,脱离了家庭与乡里社会的约束,到这些地方来参与那场争财的乱攫。而外国人对待本地仆役与雇工时傲慢、严刻、专横,又实在太常见;于是有骨气、知自重的中国人一般宁愿受本国人之雇,因此在通商口岸并不多。何况这些外国侨居之地里外国的观念与风俗盛行;本地人无论原来是什么样子,渐渐都多少失了本国之性,现出他们这一族被改了样的一型。外国人同本地人几乎一概说第十四章所述那种贫薄可鄙的「洋泾浜英语」;那种话表达不了有分量的思想,一用它,两方都显出一副不文而可笑的气象。中国人天天同西方来的醉水手、骂人的船主与不择手段的商贩相接,便不断在诡诈与不道德的学堂里学到新的功课。他们断定:既然外国人到他们国里来是为同他们做买卖而发财,那么他们从外国人身上尽量多赚些,也就公道。于是外国侨居之地的交往与影响,趋于使人变坏、使人失德。这一等中国人决不是他们这一族合宜的样本;而只同他们交往、而且只凭「洋泾浜英语」来交往的外国人,要凭自己亲历亲见去评一般百姓的品格、道德与观念,是极不够格的。我在这一点上说得这样长,是因为国内所得关于中国人的许多印象,来自回国的商人与船主、以及过境的旅人——他们观察的范围极为有限,所得的消息又多半是照方才所述那不完全的办法、或直接或转手得来的。
中国人这一族,比起欧洲各民族来,气质是沉滞而不易动的,体力上也较少活动与精力。孩子不爱剧烈的体育游戏,宁愿玩弹子、放风筝、玩些安静的球戏、抽陀螺等等。男子为消遣而缓步,可从不为锻炼而疾走,也极少匆忙或激动。他们又以胆怯与柔顺见称。人常说一支一两万人的欧洲军队可以从帝国一端走到另一端而不遇有力的抵抗,这话大概是真的。不过这个悬殊主要是因为我们晓得近世的军学、又有较好的兵器。中国人若受过好的操练、对自己的将领与彼此有信心、又配上近世的火器,便会成一支军队:拿人数远少的兵力去对它,是不智的;虽然我并不怀疑,就是有同样的训练与条件,他们作兵仍不及欧洲人。
可中国人虽缺主动的勇与敢,于被动的抵抗却不缺。他们于痛与死比较淡然,又极能耐苦,也极有韧性与固执。平均而论,一个中国裁缝伏在案上、一个文士伏在书本或笔上,一天所做的钟点比我们这一族的人要多。
体格、体力与寿数在帝国各地不同。广州一带——我们关于中国的印象多半由那里得来——以至南方多数地方,人身量都小;可在北方的山东省,身高从五尺八寸到六尺的男子极常见,其中有些还要高得多,真可说是身量的巨人。在中国这一带,我见过七十多岁的工人每天还做着自己的手艺;听说有人到九十以上,也不稀奇。别的地方性的体质与心性之特点,不必专论。
中国人的智力,有那样多明显而有分量的事实可证,叫人奇怪:常识与见闻平常的人竟会怀疑它。在这一点上,陈事实胜于陈个人之见。我们眼前有一套政制与一部法典,同欧洲各国的相比也不逊色,而且赢得我们最有识见、最可倚信的作者慷慨的敬佩与称赞。创立这套制度的人其实用的智慧与远见,由下面这件事可见:它经得住时间之验,比人在世界史上所设的任何别的制度都长久;它把一个世上无与比拟的人口束在一个共同的统治之下,又给了可以叫我们惊异的一种兴盛与富足。这个民族的历史上固然有过叛乱与政治的动荡,可凭他们的品格、凭他们所受教化那些观念里的生机与复元之力,这些灾难在帝国不断的生长与开展里只成了暂时的阻碍。正是有智的思想,使中国在东方、也在基督教世界的眼里占得这样显要的地位。她很可以自豪地指出:她那可信的历史上溯三千余年;她的文籍广博,其中许多著作有扎实而长久的价值;她的语言经了彻底的琢磨,有极强的表达之力;她有一长列的学者,又精于词章。这些若不算智力的凭据,那便很难说这样的凭据该到哪里去找、我们自己又凭什么根基去主张智力上的优越。
中国自居首尊之傲与过,也许正因如此,使我们不愿承认她本应得的地位。须记住:她直到近时还不知西方各国,正如西方各国不知她;她只拿自己同周围各邦相比;而她那过甚的自大,有一层缘由或借口可寻:她只不过是照她所认识的各邦看她的样子来看自己。多少世代以来,她一直是东亚文明与教化的大中心。她把文籍与宗教给了日本的三四千万人,也给了朝鲜与满洲的居民;这些、以及别的较小的邦,都把她看作公认的师。我们国里许多人以为日本人胜过中国人,可日本人自己并不这样看。日本人没有出过什么大师大贤,是他们敢同中国的相比的;而他们在学校里把中国的经籍当课本——很像我们用希腊与罗马的经籍——这就是他们承认中国文墨为高的最明白的凭据。日本人文墨上自许甚高的著作,作者若用得了,也宁用中国的语言与文字,而不用日本的。日本人在某些机械之艺上胜过中国人,可在智力或道德上断然不是。这两族之间主要的分别,大概在此:日本人多少世代以来惯于向中国人和荷兰人学,便自然而然地居于学徒的地位,因此在向西方各国学近世的艺与学上超过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则太骄傲,不肯学,把「中国」之外还有什么值得学这个说法看作对自己祖宗与往昔圣贤之智的讥讽与诋毁,宁愿留在无知里,也不愿受人之教。
可或许有人要问:「中国人究竟做过什么?他们知道什么?他们于科学有过什么贡献?他们对一切近世的艺与学岂不是全然无知?」中国人对近世的艺与学几乎一无所知,连他们语言里也没有指称其中某些的词,这是真的;可我们的祖宗两百年前对化学、地质、哲学、解剖以及别的同类之学知道多少?我们自己五十年前又知道什么轮船、铁路与电报?难道我们几年前的相对无知、以及我们祖宗的无知,要被取作种族与智力低劣的凭据么?有些人这样急着要用的这个标准,若我们往回推几百年,或许倒要立起中国人是较优之族的主张。印刷之术在文明诸艺中要紧得不让任何一门,而它起于中国人;他们用它,比西方知道它早了好几百年。他们在用磁针、在造并用火药、在造丝织物、在造瓷器与白瓷上,也都开过先。
智力之能显于多端,而显著的缺处常同惊人的才能并存于同一个人身上——因为心与身的某些官能,常以别的为代价而被培养、被开发。中国的教育极少顾到推理之力的增进,中国的学者缺于论理的明锐,这方面远不如印度人;可在开发并储蓄记忆上,他们是无敌的。再者,他们那套训练之法有效地抑住并排除了思想的自由与独创,可也有补偿的好处:造出一种爱章法与秩序之心、一种惯于服从权威之性,以及品格与观念上惊人的齐一。或许他们把这样庞大的一群生灵熔成一个同质之体所得的结果,是别无办法可达的。我相信中国人于巧思与独创并非天生有缺;这些品质一受鼓励,这一族便会显出一种人所几乎不曾疑到的脑力之丰。
中国人还吃着另一个大亏:几乎同别的种族全然隔绝,因而不知他们、也不知他们的观念。我们几百年来兼有欧洲与西亚各个不同民族的一切知识之积;若没有从别国、尤其从基督教所得的那份激发与教导,我们今日会是什么光景,是无从想象的。
把中国人的智能同我们自己的相比,机会一向极少。到过我们这片海岸的人,除少数例外,连中国中等做工之人的合宜样本也算不上。受过我们学校教育的蒙古人种为数极少;可他们一概不但交待得过去,而且很有光彩。几年前有一个中国人在耶鲁学院里以英文作文得了全班头奖;他几个同学告我说,这个奖并非出于偏爱,而是硬凭真才。凡他们有机会同我们在同一地上、以同等条件相竞之处,他们都显出:他们同我们在智力上的差别——若还有差别的话——小到不配我们多说什么。
中国人的道德是另一个看法相去极远的题目。人们这样普遍地称他们为「一国的贼与骗子」,以至一个不愿采用、不愿赞许这些以至类似的成说的人,就要有被看作不是无知便是偏见的危险。不久前有一位极可敬而明达的先生——他在非洲一族身上找到许多可爱可敬之处——问我:我在中国人身上可曾找到什么品格上的特点,足以在某种程度上生出敬重与爱慕之情?持这样看法的人倒值得想一想:他们要用什么道理去解释——一个伟大、兴盛而稳固的政府,竟是由这样全无价值的材料构成的。
把中国人一般对我们道德所持的看法、以及他们所持的缘由,转过来看一看,或许也有趣而有益。他们都熟知这些事实:外国人不顾中国政府恳切而再三的劝阻,把鸦片输入中国;第一次对华之战便由鸦片之贸易而起;而当基督教的英国的代表们催中国政府把这项贸易弛禁、以之为税源时,中国皇帝答说:他不愿拿给他百姓带来苦难与悲惨的东西当作税源。
我们这一族在中国的代表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水手,其中许多人上了岸便处在醉中,又溺于各样的恶与暴;他们的舌头则不断地妄称上帝之名,发出最可怖、最伤人、最犯天的誓骂。多年来这一等外国人统过中国沿海许多海盗的船队,而外国的贼与强盗也曾出没于内地某些河渠之上。在同西方来客的买卖往来里,土人发现诡诈与不实并不只限于他们自己的人。此外他们看见外国侨居之地有一等为数不少的本地妇人,是人所知属外国人的;她们在街上现身时那份大胆与无耻,在中国多数城池里都要被看作全然不堪、不可容忍。又有从西方大批运来的立体照片,内容之鄙污淫秽为想象所及之极,在人眼前画出我们这一族的恶与罪,而那些是我们羞于提名的。几年前,我在内地六百英里的一座城的街上发现这些立体照片被展览着——一个中国人投了一点本钱买下它们,每天给成百土人看,赚着一大笔进项——我那时的愤慨真是无以为限。既有这样的事实硬摆在他们眼前,中国人断定我们这一族是贪慕、不择手段、暴戾、贪财而放荡的,这还奇怪么?
我极不愿被人看作在笼统地指控在华外国人这一等人不道德。那样的做法断然离我的本意最远。几乎不必说明:那里有不少人——在文官与海军中、也在商人、船主与水手中——是道德与基督徒品格极高的人,他们的生平无可指摘。可也可叹地真有许多人是另一副品格;而仅仅少数无操守、作恶之人,便有本事把羞辱带给自己整个国家与种族。我所提到的这些事实、以及同类同性的别的事实,凡在中国住过几个月的人无不熟知。
不过或许有人说:这些关于我们的观念,是从认识极少数离家而失了约束之人得来的;而我们关于中国人的看法,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中国社会所得的。那么就设想有一个中国人到我们国里来,并不先存着对我们有利的成见,只想从当地的事实上去知道我们中间所行的道德。
他一上岸,便被要求付给马车夫一笔在他看来极为过分的车钱。被领进我们一等旅馆的房间,他发现一纸告白,告他说:「贵重之物欲保稳妥,须锁入铁箱;客人把外衣留在房中,须自负其险;门外所留之靴,店主不负其责。」拿起日报来,他见其中很大一部分登的是抢劫、入室行窃、凶杀、下毒、自尽、伪造、亏空、离婚、私奔等等的案子。从这些每日的新闻转到广告栏,他在许多被视为体面、又被各家自由接纳的报上,见有人以措辞谨慎而人人皆懂的语言,把公众的注意引向某种新而「可取」的、毁掉自己骨肉初萌之命的办法。在政论的报上,他见着笼统的指控:腐败、不忠,以及自私的、一己的、党派的图谋。头一天就在当地从够格的见证人那里搜集到何等现成的材料,可以说明美国的道德!
这位东方的旅人为求他所要的消息,再去几乎每条街巷里都有的酒馆、以及我们大城里那样多的赌场——别的放荡之窟且不必说——他先前对我们百姓的道德、或者毋宁说不道德所存的看法,大概不会往好处改多少。
或者我们可以设想他在我们西岸登陆,先从移居那里的本国人那里得消息。他们对他陈说这些事实:自他们初到加利福尼亚起,就受着敲诈与掠夺;在付了在我们矿上做工的照费之后,还被以种种虚托之名另索别的费用,索者或是官吏、或是假充官吏之人。他们中若有谁运气好,在矿上得了一处出产丰厚的地方,便被人立刻赶走。若有人知道一个中国人积了金子,他便极有被人夺去之险;若连命不被一同夺去,就算幸运——因为这一类人所共知的凶杀并不少见。受着这一切压迫的委屈,这些不犯人、勤勉而被虐的人却无从自卫。他们不许在我们的法庭上作证,又极少找得到一个肯替他们作证的美国人。这位究问的来客不久便得到一个无可否认的结论:在这个自夸为自由与法治之邦的地方,于他们并没有公道、也没有申诉之途。
这位中国旅人会发现他同国人在加利福尼亚所陈之事,为我们自己人独立的见证所证实,譬如布鲁克林一位有名的牧师这样说:「我们自称是受压迫者的庇所、是地上无知者的学堂,然而除了手工的劳作之外,我们不给这勤勉而懵然的中国人任何上进之途,连法律的保护也不给他足够的。这幅画太真了。几乎无可疑的是:新到的中国使团首先要留意的事情之一,便是加利福尼亚那些忍耐的蒙古人种所受的法权上的剥夺与骇人的待遇。那也是应当的:他们在这里的处境,对一个基督教之国是可耻的,对一个自称抱持自治与法律之前彼此平等这些格外属基督教的原则的国家,更是可耻。
「去年冬天加利福尼亚议会上有一议案,准中国人在民事与刑事法庭的某些案件中作证;可下院否决了这议案,实际上就等于给一切凶徒与强盗开了放任之照——只要他们是白人——任他们把所愿的任何暴行加在可怜的蒙古人身上,而不必怕法律的惩罚。
「加利福尼亚那五万中国人,通盘而论,若不是最明达、最受教育、最富有的,至少是加利福尼亚所能举出最能忍耐、最安静、最守法、最勤勉、最和平而最诚实的一群。他们中罪犯与违法者所占的比例,同所有别的等类相比小得惊人;他们既显然具备好公民的质素,这一州就该在各方面保护他们、鼓励他们的勤勉、培养他们的善性,并使他们预备着将来成为这社会完全的一员。」
那么,一个中国人所能搜集来证明欧美人不道德、不公道的这一切凭据,究竟说明什么?它们说明:拿一堆片面的事实去印证先存的论断是何等容易;也说明:我们在自己所指责别人的事上,远不是无瑕的。
另有许多事实,趋于使人对中国人持比一般所持更有利的看法。外国人一般的见证是:做工之人作仆役极好。这话也有例外,有些人把他们说成极无能、极靠不住;可这些情形下大概可以推想:雇主在择人或驭人上失了当。我们在中国住的那十年里,几乎从没有过辞退仆人之事;几乎每一个都同我们生出很深的情分;而且不止一次,我为他们所出的力、所尽的心而私心感激——那些本不是我可以合理要求的,又因是出于自发与真心而格外可感。我记得所被偷的唯一一样东西是一只旧钟,是一个吸鸦片的人拿走的,几天后找回来了。我们对偷窃怕得那样少,门与抽屉常不上锁,仆人与无数来客都可以自由进我们屋里任何一处。我知道别人——传教士与商人都有——经历不同;尤其在外国侨居之地,把外衣与伞放在不上锁的厅门附近,同在纽约或费城一样危险。我曾在内地各处、在不同的时候走过几百英里路,有时完全独行,又完全落在全然陌生之人的手里——他们知道我身上带着钱和别的值钱之物;可我所觉的安稳几乎同在家一样,而且几乎从没受过粗鲁或暴力的对待,虽然常被过分的索价与无用的耽延烦扰得无以复加。我听过同中国人有大宗买卖往来的著名商人——在中国与在加利福尼亚都有——所作的见证:他们把中国的生意人说成履约极为迅速而可靠。人常对中国代办所寄的信任,从这件事上看得出:他们被派到内地去,带着大笔银钱买丝买茶,而雇他们的人除了他们个人的诚实之外,并无别的保证或凭依。我在中国见过真正「一价不二」的铺子,在那里你必能以公道的价钱买到好货。也有假的「一价不二」之铺;只看招牌就去信它,是不稳当的。
我还可以说:我在中国遇见过我生平所知最美的一些情爱、依恋与感恩之例;又有幸同不少中国人相识——因他们天性的和善、他们扎实的诚信、以及他们彻底的基督徒原则与虔敬,我对他们怀着非常的爱与敬。
关于中国道德、尤其中国道德之教的大题目,我很高兴能引两位有名的英国作者之见。他们久居中国、任英国政府的文职,又熟悉其民与其文籍,自然可算够格的见证。下面这一段是密迪乐从德庇时爵士的著作里引来、并加赞许的:「他们——中国人——这套制度最可称的一点,是基本的道德教育在下层中的普及。恰在重道德之教而不重体魄之训这一点上,我们或许也该聪明些,从中国人的书里取一页来,为改革我们这个最机械的时代做点什么。」密迪乐先生自己在这题目上的意见是这样表述的:「无论古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其神圣的文籍这般彻底地免于淫秽的描写、免于一切伤人的字句。他们的圣经与注疏里,没有一句话是逐字译出之后不能在英国任何一家人家里朗声读出的。」
须承认:中国人不只在文籍里、在绘画与雕塑里也给出许多凭据,可见他们谨慎地避免一切不洁不道的联想与暗示。我在前一章已说过:在中国帝国无数的偶像与神像中,几乎找不到一具赤裸的人形。我很能想见中国使团的人访美时,看见我们画廊里某些绘画与雕塑所陈,会大为骇异。我们在公众场所陈列裸像这桩风俗,是从希腊与罗马那些崇拜偶像的民族借来的;而那些民族与其神祇的道德,还在中国人之下。自称赞叹「神圣人体」之美,对这桩风俗只是个蹩脚的借口;而我们在时式与衣着上所取的样子,却偏偏是极不自然的——若有画家照着它画,必遭众口一致而应得的斥责与羞辱。
我说到中国人这一点看法与风俗上的特别,自然不是在说这个民族私下的生平与行事,而是说他们礼法的标准、以及公众的趣味对那些公开陈列、供男女老少观看赞叹之物所要求的。关于中国人,也同关于别人一样真可以说:「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那么,这整件事的结论是什么?只是这个:在中国、在我们国内,各样的恶与不道德都不难找到;而另一方面,我们若肯去寻,在两国里也都找得到我们天性里较好的原则之显现。德行的标准与实行,在中国几乎必然地、也正如人所预料地低于基督教之国;可在我看来可奇的是:我们既有这样优越的条件,这差别竟不更大。那差别断然没有显著到可以构成一种极鲜明的对照、或者使我们指某一种恶、某一类恶为中国人所独有、所特有而仍算谦抑或审慎。我相信:把我们在宗教与属灵上的优遇与教养算进去,我们没有达到比中国人更高的道德标准,作为个人、作为国家,都更该受责。
我也确信:同中国、或任何别国的人亲近而熟识的结果,是生出并加深这样一个印象:人同出一源、同有一性。起初我们注目的是面色、衣着与举止上外在的特别,那些是表面的、偶然的、无关紧要的;可我们渐渐几乎不觉得这些外在之异了,因为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凭据:同样的本能与渴慕,同样的疑与惧,同样的喜与忧,同样的德与恶。我们看见同样的迹象:一个高贵而似神的本性在一场可怕的大祸或堕落之下受苦,被相反的倾向与冲动所摇荡,而全然寻不着那安息与平安的方舟。在东半球或西半球,「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
我所陈的这些看法,很可能被有些人看作于宗教与传教之事有害。确实有几位可敬虔诚的人同我争执过,对我说:我若把中国人说成大体上「过得这样好」、又在许多方面是「很不错的一种人」,基督徒便不会愿意为他们做什么了。智识、社会、甚至道德上很高的教养,竟能同属灵上极大的无知与贫乏并存,这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不可能;可这桩事实在世界史上每一个时期都显过。像中国人这样一个会思想而明达的民族,竟这样不知上帝、竟是这样深的偶像崇拜者,这固然奇而难解;可名义上基督教之国里的多数人既有公认出自上帝的启示,却几乎全然不顾地过日子,也并不比这更不奇。一套道德之制,同一套偶像崇拜之制一样,都能有效地把灵魂挡在上帝之外,有时还更有效。智识上的骄傲与虚妄的哲学之制,也有同样的倾向。在中国,撒但把这一切器具合起来用了。
有些人太习惯于把不知上帝同最低的道德沦落与无法无天联在一处,便指望从异教世界任何地方回来的传教士所陈述的,只是蛮野之景与可怖之事。我知道许多年前一位从东方回国的传教士有一次演说造成了极深的印象:他说中国社会的性情、以及妇女——尤其媳妇在夫家——的处境是这样的,他所知道有「五姊妹在出嫁几年之后,第一次在自己父亲家里相会。她们各诉自己受婆母与丈夫专横与苛待的经历,便深感她们这样的性命全无价值、她们这难以忍受的命何等悲惨,于是立意自尽,手牵着手一同到近旁一条河渠,把自己葬在水下。」这桩事被人记了三十多年,大概在许多人心里把那「可悯的中国人」的品格与处境定死了。要搜集够多这样的事例去填满一场晚间的演讲,造出惊心动魄的兴味、或许生出极深的印象,是容易的;可所生的印象之片面与不全,会到绝对失实的地步。人生多数的境遇既有阴面,也有阳面;我力求把两面都呈出来,把中国人的处境与品格照其本来呈出,并确信陈述事实无论于宗教还是于学问,都不会生出什么害。基督纪元之初,罗马与雅典的居民是极明达而体面的人,他们就此生而论的处境也并不至于叫人怜恤;可这些事实似乎并没有浇灭使徒保罗传教之热,也没有使他放松向他们传基督福音的努力。只有软弱、病态而开悟不全的基督教,才非得靠肉身苦难的故事才被激起活力,而对那无知于上帝、无知于得救之道的亿万人属灵的处境毫无所感;才会比较漠然地对待耶稣使万民归主那庄严的命令,才会在推广救主属灵之胜、在促成他普世之国与荣耀立于地上这桩工作里找不到有力的动机。
第二十章
西方各国与中国的交往
提要:孤立、古远与纪年、希腊罗马史中关于中国的早期记述、开封府的犹太侨居之民、景教徒及其劳作、马可·波罗、天主教早期的传教、第一次对英之战与一八四二年五口的开放、导致最后一次对英法之战以及现行各约的诸事、我们如今的关系。
同中国相连最可注目的事实之一,是它三十个世纪以来相对隔绝于地上别的民族——那隔绝有时完全到这个地步:「中国」于世上其余之人几乎无所知,仿佛它属于另一个星球。西方各国同中亚各族之间,在历史、语言、传说与宗教上可以寻出许多明显的联系,中国却不然。它似乎是自成一个世界,不受别国观念的影响、不被别国的动乱所扰,有一套独具的文明与政制,同别的种族相似之处只在一点:它的百姓同有那共通的人性。
中国帝国之孤立,是因它位在东亚的极边;又因多少世代以来,由海路到它那里有极大的难处,而取陆路越喜马拉雅山脉至今仍行不通。
我不打算进入中国古远这个纠缠而难的问题,也不打算设法划定它神话的时代与可信的历史之间的界,更不去记它一长串的朝代与所连带的事。不过古远这个题目既极有兴味,我便只把我们几位最可倚信的近世作者关于它的看法与论断举一举。
把中国可信之记载的年代定得离我们最近的人里有德庇时爵士,他的看法是这样说的:「可信的历史可以算自周一代起,孔子自己就生在那时;因为把那以前的一切记载断为全属虚诞固然过了分,可它同虚诞掺得那样厉害,几乎称不得历史之名。」周一代之治始于基督纪元前约一千年。这位作者为疑那以前的记载所举的主要凭据,在于那些说法:「禹被说成身长九尺;又说天下金三日。」卫三畏对这个异议公道地说:「这个身长比巴珊王噩的也高不了多少;而这里被译作『金』的那个字若译作『金属』——它本来也完全可以这样译——那或许是记一场异常久长的流星之雨。」
卫三畏的意见是这样的:「中国神话的历史以伏羲的出现而止;他们的纪年不该被加上那以前自四万五千年至五十万年不等的长期,因为这个民族自己也不信那样的久长。不过这些年期同印度人的『劫』相比,只是一瞬:他们最高的一个纪元叫作『不可说不可说』,要写出它须在一后头跟四百四十五万六千四百四十八个零。
「伏羲之立,中国的史册定在公元前二千八百五十二年。」照乌雪尔的纪年,这要早于洪水五百零八年;照黑尔斯的纪年,则晚于洪水三百零三年。
人们为寻中国史同别国史的接点,曾试着把挪亚洪水同中国史册里同禹相连所记的一场大水比作一事;若信中国的史书,那场水在公元前二千二百九十三年。这场水照乌雪尔的纪年,同圣经所记的洪水只差五十五年。不过一般的意见是:中国这一记所指的是黄河一次异常的泛涨,而圣经同中国早期历史之间这个所谓的唯一相合,并没有足够的凭据可立。
密迪乐在他《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可信——虽不完备——而载有伦理与政治之义的记载,上溯至公元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即约在孔子以前一千八百年;而中国的哲理起于伏羲,照传说,他生在那确切的纪年之元以前约二十三代,而那纪年之元起于公元前二千六百三十七年,以六十年一周的国定之甲子为始。一代算三十年,这就把伏羲定在约公元前三千三百二十七年。」
可见:虽然究问这个题目的作者们所得的论断相去甚远,他们没有一个把中国可信历史的年代定得离我们近于约三千年。
希腊与罗马史家的著作里有些含糊而无细节的记述,所指的地方如今一般都信是中国,主要见于二世纪时托勒密与阿里安的著作。托勒密说他的消息得自马其顿商人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大概属中亚某些鞑靼部落,他们对他讲了一程七个月的路程:从东突厥斯坦的主城往东、略偏南而行。他们把亚洲最东的那个民族称作「赛里加」,又说在这个国的边境上,他们同它的居民「赛里斯人」相遇并通商。
希罗多德说到「伊塞多涅斯人」,说他们是亚洲极东北的一族。托勒密也提到这些部落,说他们是赛里加的一部分、在它治下。
四世纪的罗马史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克利努斯,说赛里斯之地被一道又高又连绵的墙围着。那时去中国北方的长城筑成已约六百年。
维吉尔、普林尼、塔西佗与尤维纳利斯提到赛里斯人时,都连带说到「赛里斯之衣」;那似是用细丝或纱做的。这一样衣料在罗马极为富豪奢华之人所求,而直到二世纪,据说它还值同重的金子。
那么,从方才所说那些商人路程的长短与方向、从他们对所过山河的描述、从他们所与通商之民的性情、以及从所贩之货看来,凭据似乎几乎是定论了:希腊与罗马人以「赛里加」之名所指的那个民族,正是我们如今所知的中国。
把丝运到欧洲的那些商队所到的究竟是哪些地方,大概是中国西边的属地或领土,或者可能是中国本部极西北境内的几座城。这些商人大概不通汉语,所传的消息必然不完全而有限;经他们而行的交通,于中国或于西方几乎都没有影响。关于赛里斯人,人所知的除了有这样一个民族存在、以及他们的一样出产即丝织物在其富丽与华美上胜过已知世界里任何衣料之外,便几乎一无所知。这些织物被罗马人说成蛮夷奢侈之产;而从马其顿与罗马来的商人,在中国无疑也被说成西方的蛮夷——是被「中华」优越文明的和煦之化所吸引、又想把它奢华与文雅的凭证带回自己境内去的。
犹太教传入中国,有开封府——河南省的一座城——直到近时还存在的一座犹太会堂为证。同这座会堂相连的有一些希伯来文的写本和少数敬拜之人;他们还守着自己宗教的一些形式,可对它真正的性质与精神所知极少。他们在中国被称作「挑筋教」,即「挑掉筋的那一教」。犹太人何时来中国,极不确定,不过他们无疑已在那里住了许多世纪。这座会堂余下的屋宇与木料近来已被卖掉;这一小点残余保存得够久,足以证明犹太人与犹太教曾到过极东之境,可它大概不久就要绝了。
景教的传教士在七世纪以前某时进了中国。他们所留下关于传教之成的主要记载,是西安府那块著名的景教碑。这块碑上有这一派自公元六百三十年到七百八十一年的一段简史,又有基督教的一个纲要。这一派的传教士关于自己的劳作、或者关于自己作为旅人的观察,留下的记载极少。他们所立的教会似乎直到比较近的时代还存在着。十四世纪之初进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现他们不只在百姓中、也在朝中有相当的势力;而自己初次设法传入本教教义时,还受了他们不小的阻挠。景教的基督教在中国立足将近八百年,这期间那帝国里有大批人真实地认识了在耶稣里的真道,这是自然而合理的指望。不过也有凭据可见:久而久之,景教诸教会同福音的真道与朴素相去甚远了。蒙古帝国倾覆之后,他们同西方断了联络;既没有足够的生机去抵住异教的逆势,他们的人便渐渐或者重陷偶像崇拜、或者改奉天主之教。
著作至今尚存、而对中国给出称得上完备明确之消息的第一个西方作者,是马可·波罗。他于一二七四年同他父亲与叔父——都是威尼斯的贵人——同去中国。那时中亚独立的游牧部落已在成吉思汗诸继者之下合于一个政府,于是穿过蒙古帝国到东亚去便行得通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度了二十四年,似乎受到亲切好客的待遇。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对西方各国所显的疑与不信,与其说出于他们天生的性情、或出于他们圣贤之教,不如说出于他们同外国人往来中那些不幸而生偏见的经历。
马可·波罗回国之后,在同热那亚人的战事里被俘;囚中他写下自己旅行的记述。他所写中国广大的疆土、它稠密的人口与兴盛的城池、它百姓的文雅与文明、以及他们奇特的风俗,在他同国之人看来更像仙境的虚构,而不像平实可信的记述。据说他临终时被人劝着撤回这些说法、承认自己说了谎,他拒绝了。后世更多的发现与消息,正用来证实他所说之真,又立定了他作为历代最可注目的旅行家之一的名声。
蒙古帝国——它治下兼有亚洲大部分地方,东自中国、西至地中海——那一段时期里,天主教会里燃起一股极强的愿望,要把这个强大的民族归入自己的信仰。那时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里,最早而最著名的一位是孟高维诺,他于一二九三年到北京,后来被立为总主教。此后不时有主教与神父被派出去增援这个教区,可他们所得之成平平;蒙古人被逐出中国时,这桩事业便作为彻底的失败而被弃。蒙古帝国倾覆之后,经陆路同东亚的直接交通断了;约两百年间,中国又几乎完全同西方世界隔绝。
磁针之用与航海之进开了同东方交往的一个新纪元。据信从欧洲到中国的第一次航行是一五一六年一只葡萄牙船所作。从这时起,同那帝国的通商往来日见频繁,欧洲各国也先后遣使到中国朝廷。不幸的是:中国人同西方各国日见熟悉,并没有增加他们对西方的敬重与信任。这一部分是因赴北京的使团多半卑屈,可主要无疑是因西方来的商人大半不诚实、又一般地无法无天。其结果便是:中国人想要限制同外国的往来,并尽量对这些麻烦的来客严加看管。
欧洲同远东由海路一经联通,天主教会便又作了一番更为成功的努力,要在中国帝国里传播自己的信仰。方济各·沙勿略在设法入境时,于一五五二年死在沿海一个岛上。利玛窦——他很可以被看作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使徒——于一五八一年以佛僧的装束在广州立住了脚。他兼有各样的智识天赋与广博的学问,又有不屈的精力、热心与坚忍,加上极大的审慎。一六〇一年他以文士的装束到了北京。他极受人赞赏,在文士与当权之等人中得了很大的势力。他与同人的劳作使许多人归信,又在帝国各地立起教会。他到中国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间,他的后继者成功地设了几个主教区,所化之人以十万计。这期间耶稣会与多明我会之间起了争执与不和;这些、加上别的缘由,在中国治者心里生出疑心,于一七二三年颁下一道旨,禁这教在帝国内再行传播。从这时起,天主教徒屡受、有时还是暴烈的迫害,中间也有相对宽容的时期。他们在极大的艰难与试炼之前守住了自己的地位;而自近来同中国立约以来,他们所化之人增得极快。
西方各国同中国近世交往中最要紧的事,是它同英法之战、以及由此而起的各约。第一次对英之战有时被称作鸦片战争——因它与鸦片贸易的关系及对它的影响——其结果是一八四二年之约:开中国五口与外国人往来,又把香港这个小岛让给英国。几年之内,美国与别国政府也都援英国在这约中所得之利。评这第一次对华之战之是非,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无论它可不可以为之辩,上帝的安排把它用来开了我们同这个大帝国关系的一个新纪元。此前通商是靠人家容忍而行的,商人要受许多限制与烦扰。外国人不许在岸上常住,被看作低等的蛮夷与藩属。
已有少数新教的传教士在沿海几处中国的属地上开了工,可那伟大的中国仍旧对他们封着。马礼逊曾以东印度公司雇员的身分进了广州,所做的是同传教之工间接相关的事,可他以为公开宣讲福音是不智的。
立约之后,中国人不得不多少以平等之礼看待外国人、同他们打交道;通商得了新的推动;而新教与天主教的传教士在这约的庇护之下进了五口,建屋建堂、设学,并公开讲道。
一大步是迈出了,可开中国这桩工还没有完。中国人同欧洲人往来时,仍旧尽其所能持着那套高人一等、以我为主的口气,又显出要把约里被迫让出的权利压到最小的意思。外国人被严限在约口之内,若被发现越出所定之界,便被拘回送交他们的领事。在广州,敌意与偏见之气那样强,百姓坚持要把外国人关在城墙之外,又果然逼得他们在关厢里住下、并把自己限在关厢里。
这样的局面不可能久而不再生一次爆发。一八五七年广州的中国与英国当局之间起了一桩严重的难处。丁韪良牧师一八五八年五月从中国北方——他在那里给美国使团作译员——写道:「这场争端起于一桩极琐屑之事,而由一连串人力无从安排、人智无从预见的事变长到今日这样的大。它是史上所常见之事的一个显例——上帝任人去追求他自己琐屑、私己、甚至不可为之的目的,以成他伟大而智慧的旨意。这一回,神的旨意似乎是要开中国,好自由地传扬他有福的福音。他用来在这至今不屈之块上劈开第一道缝的楔子,是那不义的鸦片之贩;而以英国旗庇护中国船这桩不可为的做法,则给了拆去余下的障壁之机。」
一只本地的船用了英国旗——照中国人所称,并无用它之权——被中国当局追究,并断然处置。英国人觉得自己的旗受了无礼,便要求某些让步与认错,而中国人不肯给。因这拒绝,英国人开了战,取了广州河上几座炮台,又于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轰击并占了广州城。
此后又提出要求:须从京师派全权的钦差来,调处中英之间的分歧,并立新约。法国政府作英国之盟,也加入这个要求;他们所指定会商之地是上海。中国人照他们素来的方略,要把外国人尽量远隔于京师,便坚持说:钦差同各国代表的会商须照旧在广州举行。
各国公使决意不受这专断而无理的要索,便前往北京的海口白河,坚持在那里会商。这里又生新难。两方各自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又各自决意要向对方开条件,事情要进行得和谐,本是难望的。英法声言不满钦差的权柄,拒绝同他们议事,又传话给皇帝说:若不从京师派权位更高的官来,他们便要轰击并夺取白河口的炮台。皇帝不理这话,炮台便于五月二十日被攻而取,两方都伤亡不小,激战两个钟头。得了这些炮台,联军迅速向天津进发,美国与俄国的全权公使同行;「他们几乎已把各约的修订办完,英法的决裂却把他们的议事打断了。」各国使臣带着武力到天津,在京师造成极大的震动与惶惧。两位品级高、权柄大的钦差被遣去会外国人,若办得到,便把所起的难处调处了。额尔金勋爵的私人秘书奥利芬特先生这样写这两个人:
「首席钦差桂良是一位德高的老人,神情安和慈蔼,面上满是智识之气,不过眼已有些昏、手因极老而颤。他举止文雅庄重,通身是一位十足的绅者之风。他是鞑靼人,历任多年而升到如今的高位。他在约上所签的全衔是这样的:『桂良,内阁东阁大学士,满洲八旗正白旗都统,刑部管理大臣。』他的同僚花沙纳是同一品级的官,年纪轻得多,方正结实的脸,大鼻子。就总体的相貌而论,他极使我想起克伦威尔的画像;而他面庞下半的线条里,显出许多刚毅与果决的性情。他自称是皇上的经筵讲官、吏部满洲尚书、汉军镶蓝旗都统,兼理译署。」
中国钦差为避英国所要的让步,几番耽延、几番白费心力之后,约终于议定了。额尔金勋爵在整个议事中持着极为决绝而威严的态度,凡他所坚持的无不得手。人说:「只要一提要上北京,最成疑问的条款也足以过外交之险。」
和局此时恢复了,中国同西方各国之间立起较好的了解,商人与传教士也得了新而要紧的便利。了结这番议事所余的,只是把各约送到欧美去,由西方各国政府核准批准;此后再由皇帝在北京正式批准。
一八五九年初夏,「四约国」——英、法、美、俄——的代表带着各约到了白河口,去取最后的批准。外国人与土人一般都笃信这桩事会迅速办成,虽然几个月来早有传言说白河口已被填塞障碍,以阻外国炮船进入;又说已作了大举的战备,要抗拒并排斥各国使臣。我相信中国人并没有要对各国背约之意;可他们觉得自己所处的地位极难接受,也极难心平气和地受那一纸在他们看来如此屈辱、而又在前一年以那样专断的口气与傲然自尊被强索的条约。他们觉得自己不能把自古以来所主张、所行使的那份独尊让给「蛮夷」。中国钦差一面恳切地表示亲睦、一面勉力作出庄严与权威之态,告知各国全权公使说:京中正候他们;可白河的水道已被切实堵死,他们须另取一路进京。他们向公使保证说:中国政府有意以一切应有的体恤与敬重对待各国使臣,不过把他们看作客人,因此指望他们把炮船留在河口,只带有限的护从,把自己交给皇帝仆臣的照看与引导,而那些人会给他们备合宜的车马与必需的供给。这个提议在中国人看来无疑是自然而合理的;可英国人从中看出一种执意要以下等相待、要以琐细之扰相加的用心;有人还以为中国人想把各国使臣引到一个地步:把他们同船与兵分开,便完全落在他们手里。在这样的情形下,英法声明自己铁定了心,要照惯常的直路、经白河往北京去,而且要带上他们所愿带的那么多外国兵。这里又有一场同前一年一样界限分明的对立。两方都不肯从自己的立场上退一步,于是又诉诸兵戎。
中国人对这个万一的局面已作了一切可能的预备,而且果然作出了人所不曾预料于他们的那样决绝有效的抵抗。几只炮船被炮台的火打坏、一支强攻之队全然未达其目的之后,联军人员与船只损失惨重,不得不退,这场攻击作为彻底的失败而罢。英法静静退去时,没有参与这一战的美俄两国公使便照中国政府所愿往北京去,换了约。
平静又恢复了,至少一时如此。「大中国」得了一场确凿的胜,中国人欢腾起来——有些地方几乎傲慢。可人人都觉得这平静是假的。政治的天空并没有晴,另一场更可怖的风暴在人所虑之中。帝国一时免了外敌的在境,可远处听得见英国狮子的吼、看得见法国刺刀的光。
一八六〇年初夏,所预料的联军出现在白河口外。此时已定意把战火推到北京城门之下,叫中国人承认西方各国之上。入侵之军由英法所能出的最好军队——骑兵与步兵都有——组成,共约两万人。费用是不惜的;这番远征太要紧,不能冒失败之险。中国政府以一支极大的军队抗这入侵之军,由他们的名将僧格林沁率领。他们出乎意料地显出决心与勇气;可他们既太骄傲、不肯向外国人学兵法,一切要护「天子」之都不受蛮夷亵渎的努力都成了徒劳。征服者逼近北京时,皇帝急急逃往鞑靼之地。西方各国全权公使以外国的炮口对着中国京城的城墙,索得各约的批准,又添了条款与条件,于中国人更为难堪——他们每有一次新的抵抗,便成了索取新权利新便利的由头。
这些约为外国人的居住与通商开了台湾岛上两口、中国南岸的汕头、北方的烟台与天津、满洲一城、以及大江扬子江上三城。它让与持护照游历十八省之权,又有专条给予外国人与土人传播与接受基督教之保护。此外还加一条:中国须付战费。
这一战在道义上的效验极大。西方各国之优越,至少在这一门艺上,再无可疑;而征服者的持重、宽大与仁慈,比他们的兵力所留的印象还要好得多。
入侵之军从沿海往内地进时,百姓以为所待于他们的只有大屠与大掠,便惊惶地在他们之前逃走,许多人自尽。可不久便发觉:英国人待不持兵器的人是亲切的,凡所要之物都照公道价钱付。乡间之人把各样食物送来;一位英国军官告我说:他从沿海到北京一路所随之市,是他生平所见最好的。他们连驮骡与马也以极低之价买得到。法国人取了不那么亲善的方略,自然而应得的结果是:不得不到英国人的市上去买自己的食物,并受他们所定规条的约束。公道地说还须添一句:法军的声名又因一桩不可为之举而更受污损——他们烧了皇帝夏宫所连带的一座珍贵的书库。
自一八六〇年最后各约批准以来,时日虽短,这些新开各口都兴起了要紧的贸易。有二十余只大轮船往来于沿海与内地六百英里的汉口城之间——那地方有近两百万居民——内地各省千百万人便不断地被教以进步与变化的观念。
五口之一的上海,已从一个小小的聚落长成一处有五千外国侨民的地方;泊在这里的船只,一时常载着近五千商人与水手。新教的传教士几乎已进了一切新开之口,而其中多数已可见到一群本地的基督徒与所立的本地教会。
第二十一章
中国的传教生涯
提要:航海是传教生涯的一番好预备、初上岸的印象、新奇之后便是单调、思乡、传教士的房屋、生活之法、薪给、仆役等、女劳者之要紧、已婚与未婚的传教士、随本地教师学语言、传教士从头一天起就可以有用、持家,以及传教士的家作为一个要紧的影响中心、讲堂与堂中讲道、到内地巡行、以异教的语言传基督之真道之大难、散发小册以及它们被人接受的情形、正确领会福音真性情所自然生的效验。
航海在许多方面是传教士终身之工的一番好预备。他既离了自己的故国、又还没到他所望以为家的那一国,是茫茫大水上的一个漂泊者;这正是一段作庄重之思的时候:察自己的动机,端正地估量人生及其所求的性质与价值,又为日后的本分积蓄力量与勇气。他同外面忙碌的世界断了一切往来,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那世界自有它独具的性情;在那里他同同伴接得极近,从新的方面去看人性,又得了无穷的机会去操练、去培养忍耐、宽容、同情与自制。在这里结成最牢的情分,也生出最分明的对立:不只在船主与客人之间,也在客人彼此之间。这一程航行,有人回想起来是一生最可喜的一段插曲,也有人以为是最恼人、最难忍的一场囚禁。
这些经历所指的是帆船上的长程航行,客人必然彼此接得极近。远洋轮船的短程航行载客极多、舱位又宽,客人便可照性情之所近自择伴侣。
船上生活的单调与匮乏,于许多人几乎被在异国上岸之乐所补。在不宁的海上颠了几个月,无论在哪里踏上实地都是一乐,尤其在样样都新奇、或古怪、或入画的地方。于传教士,初到他所选之地还另有几分可喜:他上岸并不只为享这新奇之景、满自己的好奇、或搜集有趣有用的消息。这将是他此后的家。他的情爱早已飞到这里、早已凭着期望依在这里。他此刻以一种独特而摄人的兴味初次所望见的这个新的族,他早已学会去爱。他是来同他们、为他们、也为基督而劳作的。
他所往之地若是一处已设的传教站,便另有一乐:被同工迎接款待;而这番相见之乐,因彼此全然相通而更增。新人之到,被当地的传教士看作国内不曾忘记、国内同情的凭据,也看作对那常常祷求「上帝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的直接应许。新人脸上那层康健的光、眼里那团热心的火,给那些担着日间的担子与炎热的人添了新的力与望。新来的人也许全然陌生,带不来各家各户炉边的消息;可他们能说到共同的故国、说到可敬的师长与学堂之堂、说到自己所择而所爱的教会、说到他们顺从主的召唤而以性命相许的这桩工。
可传教士处境之新奇不久就过去了,他便安下心来,过日常本分的单调、劳苦与试炼。他觉得缺了家乡的交际与消遣,缺了那天天同活跃忙碌的世界相接所生的激发与兴奋。他也许发觉自己的同人并没有那些性情相投之处——那是热切而相托的亲密与情分之所本。语言或许极难,同土人往来又恼人、又烦心。在这样的情形下,除了强有力的动机,没有什么能叫人把心定在所立的目的上。商人为求财这个有力的动机,或许愿意离国几年;一时间他们以自己那份活跃生业的兴奋、以同处境相似之人的交往、以不久便可回本国享安逸富足之望来自慰。能使传教士知足而有用的唯一动机,是对自己这桩工的恳切之爱、以及对他所为之劳作的那些人的同情。有人可能、我也相信确有人离家来做这桩工,而对它真正的性质并无端正的领会、也没有先算一算代价——他们多少是被好冒险之心、浪漫的兴味、或一时的热劲所动,虽然自己并不自觉。这样的人很容易很快就失望、丧气,只凭本分之感去做事。有人甚至在出国的航程还没完时就发觉自己错了。一到这样的地步——一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当苦役去做,为自己做了传教士而懊悔,做事半心半意,在通语言与得民心上都极少进步,又思家成病——那么他越早回去越好,倒是更可惜他当初出来。
我很高兴地说:就我的经历与所见而论,这样的情形在中国极少。传教士一般对这桩工越做越觉其乐,就是在最难、最叫人沮丧、最不卫生的地方也如此;他们倒常有留得太久之弊,损了自己的健康与长久的用处,须人去催、有时几乎须弟兄们硬把他送走。
传教士一般起初住在本地的房子里,照我们舒适便当的观念多少改过装过——换上几扇玻璃窗代替纸窗,又在几间屋里铺上木板代替灰泥或砖。一到办得到时,便照我们自己的样式建常住的房子。
我们的生活之法同国内相仿。中国几乎出产我们国内所有的一切食物。不过本地预备与烹煮之法同我们大不相同,许多方面不合我们的口味与习惯。多数传教士家里有一只美国的灶,又教仆人照我们的办法预备食物,所以我们的桌与饭同我们在家所惯的差不多。
有些地方很有人说传教士在东方生活何等奢侈:住着「宫殿一般的宅子,雇着一大群仆人,又骑在他们所来传福音之人的肩上」。
这样的话既这样常听见,提到它便无须致歉了。
在中国,我们建屋惯常的额度是一所房子一千二百到两千元。这只够我们得一所朴素的住处,论式样与方便还不及国内多数乡间的牧师住宅。
至于仆役,这里并不像印度那样有种姓之分、几乎非得在一家里雇六到十个不同的人;可我们一般以为雇三个左右为宜,虽然有人只用两个、也有人勉力只用一个将就。须明白:我们的情形同国内极不相同。我们没有自来水管把水送进厨房、也没有井与泵安在便当之处,我们的仆人常须把洗用与烹用的水从几丈、到四分之一英里或更远的地方挑来。我们没有菜车天天到门口的便利,厨子常须走一两英里去买肉、买菜、买杂货。在中国的城里,我们没有街角寄信、又把信送到我们所要之处的安排;我们若有信要送到城里或乡间别处,便只能自己费时间去送、或者另打发一个人去。从一处到一处,我们若有街车,是乐意用的,可只能舍了这份享用。就是有路有车,我们也不觉得自己雇得起车。我们一般宁愿步行,除非累得或病得走不动;可太太先生们若不得不用车马、而又没有船时,便采土人——无论贫富——一样的行法,雇一乘轿,价约每钟头二角、或者一天一元;而抬轿的人极愿得这份雇。我因惯于、也须大量在外步行,用轿比较少;可若一切传教士都效我的样,我以为那是极不智而有害的。
美国各会传教士的薪给,一般在一年八百到一千二百元之间。这个数目并不是作为工钱、也不是作为他们所出之力的等价而定的,只是在他们把劳力与自身交给所承之工时,给他们一份能维持生活的资用。传教士连他妻子这份薪给,比许多、若不是多数未婚的年轻书记初到中国第一年所得还低得多。
可有人问:传教士难道不能再省些、靠低得多的薪给过活么?那无疑是办得到的;可问题是:那可取么?那能促成我们到中国来的目的么?也有传教士主张以减了的薪给过活,而我们就是比他们所取的还少些,至少一时也勉强活得下去。国内许多匠人与日工靠一年两三百元过活、兴旺着、养着家;中国的生活又略便宜些,我们或许靠更少的也活得下去。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便几乎代表不了打发我们出来的那些人;我恐怕结果会证明:我们所行的是极坏的节省。
国内的基督徒若真的出不起眼下这份薪资,我信如今在中国为基督劳作的男女,宁可留在自己岗位上只领仅够糊口的最低之数,也不会弃主之事。可事实上并没有这个必要。很少有人会否认:教会所献的只是它本可轻易献出、本当献出、而献出于它实有益处的一小部分。
再者,若以更严的节省、以更少的薪给过活能增我们在民间的影响、能促我们终极的用处,我们自然就该这样做。可我相信这样的做法不会生出好结果,倒会生害。中国人惯于把贫同无能联在一处;惯于看见不受穷迫之人过得宽裕;而他们凭直觉去判一个人的品格与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看他的衣着、举止与生活之式。明达恳切的本地基督徒——连他们自己极穷的人也在内——远不是愿我们采他们那样的生活之式;我知道他们曾因某些外国教师寒碜的样子、不斯文的举止与生活而极为不安,坚持说他们须穿得好些、各方面活得体面些,好增自己的影响与用处。
传教士可以自己去买菜,他妻子可以把大半时间花在厨房里,这样省下一个、也许两个仆人的费用;可他们既为自己这桩大工作过多年费钱的预备,却把精力和每天相当一部分的工夫花在一个中国人每月五元就雇得来做的事上,而撂下基督所召他们去做的那份特别的工,这似乎是极可叹的节省;更不必说还要引起仆人的不满与怨言、邻人不快的议论,又得了一个一点也不可羡、一点也不可取的名声:吝啬而气量小。在中国人工便宜,而且分在各类仆役身上。要改中国这样众多而明达的民族的风俗与看法,是极难的事;凡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事上,最好的办法是顺着这些风俗。
不久前我得知:同我们有关的一处教会,因一位在印度传教的人所说的话而大为骇异——那人在那里恳切而有效地劳作了二十八年,为教会之事字字可说是把自己耗尽了;他说起他们在那里所雇仆役之数,那教会便几乎决意此后再不为传教之事捐一文。我几乎不怀疑:这位传教士若设法少用些仆役,所生的不便、烦扰与打断,会大大抵掉他的影响、毁掉他的用处。我注意到一桩事实——各人尽可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它——这些反对与讥刺,一般出自那些自己为海外传教之事做得极少、给得极少或全不给的人。
有些自称基督徒的人对传教士回国调养身体一事所持的看法与情绪,也显出同样的敏感:说那是「白费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钱」。我也听人以「这于国内的教会有不好的影响」为由而非议传教士之归国。我知道有人写信给一位在外的传教士朋友——那人健康极为危殆——说:他若真把自己献给了传教之工,就该宁死而不回国。这些个人的意见本不值一提,若没有理由相信持这些意见的人是一等人的代表。我信传教士们若有必要,是愿为基督之事、为异教之民而死的;可他们并不情愿为了这些不切实际、无理而浪漫的、自称基督徒之人的看法与说法,去舍了性命与日后有用之望。那些对传教之工的性质、对献身于基督的标准持这样高之见的人,倒不妨想一想:既然使万民归主的命令是给整个教会的、也一样地落在它每一个人身上,他们岂不该自己去做传教士、把自己的原则施行出来?或者他们若因什么缘由愿留在国内,就是在这里,他们也有十足的机会去实行他们所要劝传教士的那种自我克己中至少一种,就是节省;他们尽可以当下就取那仅能维系身心的最低之数——因为在这里,强健的身体与做事的力气并不像在外的传教士那样绝对不可少。
关于薪给与生活之式这整件事,我不迟疑地陈述我的意见:在中国,至少美国的传教士是错在一种虚假而有害的节省上了;那节省有些情形下大大妨碍了他们的健康、影响与用处。我们无可抱怨,因为我们自己的薪给一般是我们自己定的。我所指的是:传教士自然而普遍的倾向,是克扣自己,好把更多的款项用到别的事上去。
就这一层,不妨略说一说基督徒女子作传教之劳的机会。有一个流行的看法:传教士的妻子必然被家务占去那么多工夫,不可能在直接使异教之民归主上——连在她们自己同性之人身上——做成多少事。我相信:人既对她们所期望的这样少,许多情形下便使她们不去尝试、不去做成她们本可做、也本会乐意去做的许多事。在教导中国的妇女上,有一片要紧的劳作之地,是特别属于基督徒女子的;而经历已经证明:就是有一大家人要照料,她们也能够——借着仆役必要的帮助——在不废任何家务之本分的情形下,在走访本地妇女之家、督看学校与女助手、把妇女集成手工班与读经班、以及为学校、问道者、会友或别人写书上,做成许多事。传教士的妻子或许该被全然任其自便:去做直接的传教之工或不去做,并随自己的趣味与所愿;可至少该诚心鼓励她:凡有力有意时,便分享传教之劳的权分。有一份个人的兴味与事业、把蒙昧的拜偶像之人引到基督面前,既是治思乡之病最好的药,也是最纯的快乐之源。
基督徒女子在东方既有一桩要紧的工可做,有一桩有趣而可喜的事实是:有极多未婚的女子把自己的服役献给我们的差会。我们岂不可以在这桩事实里认出上帝特别的安排、以及把我们办事的章程排布调整得能用上上帝为教会所兴起的这一要紧之力的必要么?
已婚与未婚的传教士各有多少利处,这个实际的问题常被提出。依我看,一个差会若全由未婚男子组成,会是极大的不幸;可以为未婚之人不能做极有用的传教士,我以为也是几乎同样严重的错。这两等劳者都是需要的。没有家室之累的人在巡行与迁徙上有他们处境所特有的便利;同时基督徒女子对传教之众本身的影响太要紧,不可舍去;更不必说基督徒家庭对异教之民的影响、以及女子在同性中所能做的劳作。那些劝青年人未婚而出的人有时说:妻子容易失了健康,又把丈夫一同带回国去。可同样真实的是:她们也常使他们在工场上留得更久,又大大增了他们在那里的效能〔注一〕。
且回到新到的传教士的事业上来。无论他日后为自己择何等特别的工,一切工的预备都是把语言彻底学到手。这桩事须下决心、有章法、肯苦干、能持久地去做。这样去做,才具平常的人极少有不能至少把口语掌握到可以同百姓畅通往来、并「用他们自己的话」向他们讲「上帝的大作为」的。一到便雇一个中国文士作私人教师,一般叫作「先生」。他成了传教士常随的伴侣;从这天天亲密的往来里,常生出一种牢固长久的彼此情分。口语的知识一部分或全部到手之后,先生往往还被留下作书手,又作此后文墨之学与著述的助手。
有时人问:传教士到了工场之后多久才真正可以有用?我答:多少总从头一天起就可以。他可以替弟兄们分去许多俗务,也可以帮着为全会的公益筹划。几个月之内,他就能同自己的教师交谈;那教师在别人听不懂他之前,便已学会捉住他的意思,而且可能被引到基督面前、成为可爱的弟兄、成为引别人归基督这桩工上真正的同轭之友。
传教士初到中国,一般同别的人家搭伙几个月,直到于语言略有所得。六个月或一年之内,他们通常自己开始持家。从这时起,他们不但天天把一位教师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还有仆役、以及中国的来客与宾朋——若他们被诚心鼓励着到传教士家里来的话。我把自己的一家——自然包括凡以任何方式同我们相连的本地人——看作传教之劳最有趣、最有望的一片地,也是我们极易忽略的一片。极真而可作箴言的一句话是:在中国,传教之工正是从传教士自己的家里开始的。人或许自然而然地只把自己的仆人看作仆人,而把主要的兴味放在书房里的工作、或为我们门外那一大群异教之众所作的劳作上。人往往愿意做大规模的工,而不愿以小小的方式去待那些地位卑微、影响比较小的人。这些由上帝的安排从各处送到我们这里来的仆人,是一支有力的器具,可以藉他们去影响别人。他们被带进我们家庭生活的内圈,看得见我们,又对我们真实的品格形成一种估量,是别人所不能的。他们极仔细地观察我们,本是自然的;他们熟知我们每一个钟头的事业,又据以判我们真正的目的、志向与动机。邻人、他们采买时在街上所遇之人、以及他们所居之处的家人与相识,都就我们的事细细问他们。我们理当认定、或至少盼望:基督把他们送到我们这里,是要他们为他受教、预备着在他的园里有用。
仔细择选仆役、把他们编成一个有章法的家庭,是一桩极要紧的事,可决不像人初想时那样简单容易。我们若要他们同我们久处、又要于他们有益,便须对他们与他们的家显出亲切的关注与同情;一面要求他们严谨尽职,一面也须对他们的忠实显出宽厚的赏识。在求他们属灵的益处上,我们有一个大便利:每天在家庭礼拜里同他们相聚,照常以上帝之道的真理亲切地教导他们。我们自己家里,早上总把相当一部分时间给这桩事。能读的要他们读,不能读的便教他。我们不只读一小段圣经,还就它亲切地交谈,仆人们若能同唱便唱一首诗,又每天就前一天的功课考问一遍。回想我的传教生涯,这些早上的功课是我最可喜的记忆之一。它们于我那一小群听众一般同于我一样有趣。我记得有一个人,是极好的仆人,一直同我们到我们离中国;他虽固执地声言自己永不愿作基督徒,却似乎特别乐于在家庭礼拜里答那些难的问题、又乐于把前一天的功课提出最好的纲要。我也偶尔见他做活时把圣经摊在面前,虽然他宁愿我不要看见他于它的那份兴味。这样所撒的种,加上亲爱的劝勉与祈祷,几乎不会不生出相应的果。多数传教站最初的信徒、最初的传道员与讲道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传教士家中的雇工。我把我们在中国自始至终的家仆名单过一遍,发现其中约有一半是在同我们相连的时候入了教会的。可我遗憾地要说:这些人里有些没有应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后来或弃了基督教、或过着与之不符的生涯。
有了一个有章法的家、有了同情而有情分的仆人——其中有些是爱为基督作见证的基督徒——传教士在接待并引起中国来客的兴味上便占了大便利,又不至于忘了圣经那一句嘱咐:要以接待客旅为务。依我看,每一处传教士的住处都该有接待款待中国客人、并叫他们在那里觉得自在的地方。很少有别的地方能把福音之信带得这样有的、这样有力。不过把这一特别的接民之法看重到什么程度,要很大程度上看各传教士的趣味、性情与习惯。它伴着许多实际的难处;可我相信:极少有别的劳作之法会比它更叫人振奋、更有效。
在自己家以外初次试讲,一般是在路旁或在讲堂里;这些尝试往往不到一年就开得令人满意而讲得明白。各通商口岸的每一处差会都有一所或几所这样的讲堂。它们只是同百姓相聚、交谈、讲道的便当之处,一般设在通衢上或近处,备有座位或长凳,又有一座台与讲桌给讲的人用。有时门上有一块招牌或告白表明这屋子的性质,并请过路人进来。街上的人常被那外国人的样子吸引——从敞开的门望进去,看得见他坐在或站在台上。一所讲堂初开时,邻近的住户与店家成群地进来;可他们的好奇不久就过去了,我们所遇的一般是邻村或远处来的生人。多数情形下使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的动机,只是空洞的好奇。他们想亲眼看一看外国人,端详他的面貌、衣着与举止。我们的听众从一两人到一百多人不等,视地方与别的情形而定。一个苦力或挑夫往门里一看,见有便当的座位可以歇脚,便把担子放在角落里,也许点上烟坐下来抽一抽、看一看是怎么回事。一位衣着齐整的绅者进来,勉勉强强地坐下,几乎不知道自己停在这样的地方、同这样的人在一处,是不是失了自己的体面。
我们讲堂里行事的办法大相径庭,要看听众的性情、以及传教士的看法与习惯。有人宁取一种正式的礼拜:读经、讲道、祈祷。在传教士为人所熟识、听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于基督教礼拜之规已受过些教导、又以他们的影响与榜样帮着使其余的人安静的地方,这是行得通的。不过多数地方,听众杂、未受教、又时时换人,要想作一篇连贯的讲论或行一场正式的礼拜,几乎是无用的。百姓从来不惯于在任何公众的聚集里安静。婚丧之时、看戏之时,他们走来走去、同朋友交谈、或就眼前所演议论几句,全无一点拘束。正式的讲论、演讲或长篇的训话,在中国几乎是没听说过的,我们在他们书里也极少读到。他们的圣贤与公众的师,是藉个人去影响大众的,所传的教导采谈话或问答之法。孔子所记的教言全是这个体式。如今土人若要教人或影响人,一般是同单个的人长谈。若有若干人聚在一处会商,他们办事是不拘形式的;礼貌与彼此的敬让,是他们所知议事之会唯一的章程。
我知道有这样的事例:传教士试着行一场正式的礼拜,而他们祈祷时眼睛一闭,百姓便交谈起来,议论外国人那些奇特的做法等等。有的情形下,讲的人作了一段短祷之后睁开眼,发现自己的听众已经退了,只剩他一个人。
有些传教士采一种中国人颇熟的办法,叫作「讲书」。这给他的教导添了几分权威与庄重,而讲的人又可以极自由地变换方式:随情形引入例证、容自己旁涉开去。
我向来愿意把为未受教之众所行的、同为那些认识并爱上帝、聚来敬拜他并受他道之教的人所行的,分得清清楚楚;而对那些进讲堂来的杂而流动的听众,我一般采同在自己家里一样自由的谈话之法去相待、去对付,让这番功课的样子很大程度上随情形而定。这样我才能同听众挨得更近、使他们更有兴味、也留得他们更久。听众的兴味一经激起、注意一经把住,便有许多极好的机会,可以把福音的真理与教义引入并稍详地解说。我们同本地基督徒所行的宗教礼拜,同国内教会里的几乎一样。
中国各城里文士聚集应科考之时,常给讲道以不平常的便利。街上挤满了明达的生人,是从一大片地方来的;其中许多人从前没见过外国人,愿意求见。那时候讲堂的门尽可能长地开着。这些听众同较少受教之等的听众一样,一般是恭敬的,很少愿意提出异议与争辩。我们在这一点上的经历同在印度的传教士极不相同。中国人一般对你所说的话表示赞同,而且常以多于诚意的客气答说:「这合于道理」「是真的」「正是如此」等等。这种天生不愿争辩,出于几种不同的缘由:有的太骄傲,不愿同外国人议这类事;有的太客气;而他们多半是怕——他们这一族性情胆怯,比较未受教育,又不惯于以论理去运用自己的推理之能,而且凭直觉觉得真理在那一边。他们若愿意议基督教的题目,一般是出于真的兴味与求知之愿,而他们的问与驳提得极为坦率而客气。
我在山东头一年劳作时,有极多文士来访我们,我同他们有过许多有趣的讨论;他们那份明达的兴味与坦率,我尤其欣喜。他们所提的有些题目极有中国的特色,譬如为偶像崇拜某些形式作辩、为儒教作辩——说它是一套完备自足的真理之制、或者说它是一套同基督教全然相合之制。也有些异议被提出来,要显基督教比儒教为劣,譬如下面这个:「基督教何以总求助于那些以来世赏罚之说为本的动机,而不取更高的立场——劝人行德只因那是对的、是当行的?」又有些异议同西方各国久已提出的一样,譬如:「把无罪者定罪、把有罪者开释——像上帝把死之罚加在救主身上、而放罪人自由——这同上帝之公义相合么?」「上帝独一之说,怎能同神体中有三位分明之位并存相合?」「基督何以能由童女所生?人性与神性何以能合于一人之身?」
我们同口语、同中国人的思路熟了,又在向百姓陈述基督之真道上得了些经验之后,若天气与事务容许,便到乡间作讲道之行。这是传教之工极要紧而极难的一部分。我们所过之区若从未有外国人到过,便到处被极大的人群跟着。这类行程我们一般两人同行,若能得到,便带一名或几名本地助手,好彼此替换相助。不难想象:在我们美国内地某个安静的城镇村落里,若宣布说有两个中国人——显然是文士,又穿着本国的衣服——将在公众的广场上向众人讲话,会生出什么效验。在中国,当镇外一个孩子远远看见我们来、又把自己的眼睛确信过之后,便沿街跑着拼命喊:「红毛来了!」或者「白鬼来了!」——这就生出同样的效验(这些是他们一般叫我们的名字)。
全镇都激动起来。妇女忘了社交之礼,挤进拥挤的人群里去看这个奇异的景象。学堂里学生与先生一下走空,铺子里的生意也停了一时。少数较稳重体面的居民在一旁看着,对那激动的人众微笑。我们在某处空地上、或在庙院里的戏台上站定,不多时就被极大的人群围住;孩子们喊着,大人为白费力气要他们安静,闹得比孩子还响。同我们相连的样样东西都成了好奇之物:我们眼睛与头发的颜色、我们衣服的料子;凑得够近的人便用眼睛与手指去查看靴、外衣、钮子、衬衣的前胸等等。过一会,举一举手、说几句他们熟的话,听众便多少安静下来,人人都专心要听这不期而至之客有什么话说。
可这里我们遇上一些难处,是国内的人不容易十足领会的。要在一种语言里说上帝、说救恩之事,而那语言里每一个宗教的字眼所带的只有异教与偶像崇拜的观念与联想,这怎么说得了呢?语言是用它之民的思想与观念的表达,自然而然只把他们素来同它相连的观念传给他们。我们若要说上帝,就只能或者用某一个异教神祇的名字、或者用一个泛指他们一切崇拜对象的词;而他们心里便起了疑问:他所说的是坐在我们偶像庙里那几百个神里的这一个、那一个、还是另一个?或者他是要从外国的岸上引进某个陌生之神来?我们所用许多宗教的名词,因没有更好的,是从佛教那套偶像崇拜之制里借来的,譬如「天」这个字,在他们心里现出的是佛教的天;「地狱」「罪」「功德」等等也是如此。我们若能以绕说、以解释、以例证把一条大的真理陈得明白有力——而那条真理在基督教之国里,一个字或一句话就可以传到一个孩子心里——我们便已感激了。我们若能留下上帝独一、或上帝无所不在、或上帝之爱、或由一位救赎者而得救这样的念头,便觉得已做成许多;因为这些观念一经落在人心里,便是有生机的种子,必要发、必要长,到时候必结出相应的果。
一镇一镇地过去,同样的场面不断重演;我们的嗓子变弱变哑,通身疲乏。在中国南方,我们多半在河渠里行,可以躲进自己的船里吃饭歇息。可就在那里,我们把船泊在渠心时,有人还会蹚水过来;我们会看见二十来只眼睛从席篷的缝与洞里窥我们,而十来条舌头忙着评说我们吃什么、怎么吃;偶尔一阵哄笑,表明他们何等惊奇而开心。这自然极叫人恼,可忍着才是上策。在中国北方,没有河渠,我们骑马而行,几乎从早到晚都得面对人群。想要主张躲进客店之权,比无用更坏。中国人不惯于对任何人关门,也不惯于容别人这样做;而他们主张说:他们若亲切地接了你、又客客气气地待你,便有权望你以相应的待遇相报——至少有看你一看的权分;而看是必要看的。用强、闩门不让人进来,极可能闹出乱子、把门撞倒、使店主大受损伤,又使人对外国人生出极坏的印象。
一八五六年从宁波出去的一趟行程里,在内地约两百英里的一座城里,我同一位英国传教士被极大而激动的人群跟着;他们几乎要以神明之礼待我们,而且真对我们说:「您二位之来,就像神降到我们这小小的城里。」一位官员客客气气地请我们去他衙门。他在门口迎我们,接待极为亲切。我们谢他客气的邀请,可对他说:我们恐怕跟着我们的人群会给他添许多烦扰麻烦,为他着想,我们宁可自己舍了这番拜访之乐、立刻离去。他向我们保证说并无危险,又催我们进去,我们便进了。他于他的百姓许多方面无疑比我们知道得多,可这却是他一桩新的经历。他在外头留了一会,要散那人群,又吩咐他的仆人不许他们进来。可不过几刻,百姓已冲破两道门;我们听见隔院里他们同那仆人高声争执。见这位大人颇为惊惶,我便愿意出去同那些闯入者说话。几句好话、几句温和的责备、再加一个好好看我一看的机会,便使他们满意了,多半都和和气气地散了。
对付一个中国人,最好而正当的办法总是从亲切与礼貌这一面入手。在这里,别的路都不行。至少起初,告他们说你没工夫同他们谈、或者说你累了,是无用的。在中国北方,我有过这样的事:白天在二十来个村子里骑在马上讲过道,傍晚还要花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去满足百姓的好奇,才散得了人群、进客店去吃饭歇息。
这些有兴味的听众之在场,给传教士一个难得的机会——此后在同一地方极少再有——可以向百姓说明自己真实的身分与来意,可以在他们心里定下几条大的基督教真理,又可以尽量留下好的印象,这样便为后来者较为安静的劳作预备了路。
在这些巡行里,我们能散出我们所能带的那么多书。百姓激动得几乎发狂,我们常有被他们挤倒、书被从手里夺去之险。他们——至少多数人——并不知道书里是什么,而求书的人里有许多并读不通;可既是在白送书,便非得一本。那将是外国人与他此行的一个纪念;那里头或许有什么极稀奇或极贵重的东西;至少还可以当废纸卖掉。这些书里许多终于落到读者手里,由它们而传出的基督教的知识,无疑是不少的。
上面所述这些经历,初看会叫人起一番乐观之望,盼着大的、也许速成的结果。可要把这幅画画完、使它成为传教生涯真实的写照,还须有较暗的色。我所写的是传教士初到从未有人到过之区所受的接待。同样的场面在此后的来访中极少、甚至从不重演。传教士离镇之后,群情的骚动平下去,他的身分与事业便被人静静地议论。某个精明的文士——他于我们略有所知,或许还读过基督教的书——向众人这样陈述他的见解:「可惜你们竟被一时的兴奋所夺,那样敬重这个外国人,又那样恭维地说他那套新而危险的道理。他所要引进的那教是排他的、不容他的、要翻天的。它打在我们一切所珍重的政与俗之制的根上。它要毁掉帝国里每一座庙——无论多有名、多贵重——连对皇帝、对孔子、对已故祖先所行之敬也要废掉。」
这些论断字字是真的,而明达的中国人要得出它们并不难。基督教确是排他之教,它必要取别教而代之。真与伪之间必有一场相争,而后真者得胜。凡福音被传入并被领会之处,基督那句话都应验了:他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们第二次到一个地方时,发现先前的激动与兴味已被疑虑、惊惧、以及百姓几乎有意为之的冷淡所代。街上没有人群跟着我们,留意我们的也极少。有些被真道所感、愿意多知道些的人,也许私下、趁着夜色来见我们,像古时的尼哥底母。这些人那份恳切而明达的相契,多少补了失去众人相契之憾。可惜!他们多半也像尼哥底母,不肯公然承认基督,怕自己同国之人的责难与反对。
传教士既于语言、于自己这一片地的情形与所需熟了,又明了自己个人的适宜之处,便可以就自己特别的劳作范围定本分之所在了。
读者从上面所述,可以得一个大概:传教士的时间是怎样度过的。他的职司不是坐领干薪的闲差;可他在工作里受着鼓舞,因为他自知是为基督劳作,又确信自己所认同的这桩事业终必得胜。在这天所命的服役里,教会一些最高贵、最受尊的子弟已经献出了性命;在中国倒在自己岗位上的也不少。在宁波那人烟稠密的平原上;在鼓浪屿岛上;在广州、香港、福州与上海的坟地里;在从中国北界隔海望满洲的那片岩石的岬角上;在杭州湾与直隶湾的水底下;以及在别的为爱他们的生者、为更爱他们的救主所知的地方,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
〔注一〕(原注:要更完备地看中国女子之工、并更详地知道传教生涯的一般情形,读者可参看倪维思夫人新近所著、纽约卡特兄弟书局印行的《我们在中国的生活》一书。)
第二十二章
传教之工所用的种种方法与器具
提要:基督教会的大使命、这桩工今日的性质同使徒时代一样、各个时代各有的利与不利、辅助与预备性的器具、医药传教士之工、圣经里所谓传道之意、采本地服色这个问题、教会学堂之要紧、把从一处工场所得的原则施于另一处不同的工场之误、以英文学堂作传教器具的几层异议、印刷之用、小册的性质与用处、圣经在传教之工中的本分、牧养羊群之要紧、须训练本地基督徒养成勤作与自立之习、兴起并训练本地教牧之要紧,以及这桩工在中国所伴的难处。
基督教会所受于她那得了荣耀的元首明命的大使命,是把救恩的「好消息」传给普天下一切受造之人。这使命不是去教机械与土木之学、不是去教外国语言或科学;也不是像有人明明主张的那样,以使异教诸族开化来使他们归基督;而是使他们归基督,再任他们自己去开展自己那一式的文明。要明白这大使命所加的本分是什么性质,我们断然没有比使徒的行事更好的指南。他们无论到哪里,都不知别的,只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人斥责不该把他们所乐于称作难解不可解的基督教教义引到未受教的异教之民中去,又主张先从别些较简而较实用的事上开始、再把他们渐渐教到这些事上来;这些人显然是领受了「另一个福音」,同圣经所陈的大相径庭。
异教世界属灵的情形、因而传教之工的性质,同基督的亲炙门徒开工时根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共有之人性在道德上的情形与属灵上的所需并没有变。所求的归宿与目的,即灵魂的归正与属灵的重生,正是一样;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仍旧是所当用的器具;人是软弱的工具,上帝的灵是全能的作为者。
把真理施于异教之民心上所用的章程与方法是各样的,而且可以、也该照不同的境况与情形而变、而调。使徒的历史虽给我们真正而唯一的指南与模范,我们却不可以为自己样样都得照使徒所行的做——那是不可能的;也不可以为使徒在另样的情形下不会取略有不同的路。
他们在推行这桩工上有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便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我们的便利与补偿。他们不但有说方言之能、有行异能之力,而且是在离家比较近、气候几乎相同的地方劳作;所在之民属同一个帝国、奉同一套法、大半说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体相同。此外,散在罗马帝国各处的犹太人与归犹太教之人,已使他们所居之民多少熟了真神与属灵敬拜之念,而犹太的会堂是福音最初的传教士总找得到明达而知赏的听者的地方。这些情形使他们在立刻开工、并以最高的效能开工上、也在不断变换劳作之地上,都极为便利。
当今传教士的便利则在于这些:基督教如今不是一个小小的、不被承认而被人轻贱的派的宗教,而是世上最开明最有影响的几个民族的宗教;它的教义比从前阐发得更清、界定得更明;它的凭据是历代思想之心、历代经历与安排之积。基督教诸族握着世上主导的影响;他们打开了同世界各处新的交通;又几乎在各处为基督教取得了罗马帝国里所没有的容许与保护;而印刷之术又使消息普及而易得。
基督教最初的传播者所劳之事里,再没有比这一点更显著的了:福音的宣讲总伴着慈爱与仁道之举——治病、使死人复活、安慰忧苦之人。圣经里一句动人的话道尽了我们救主的一生:「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异能之力被赐给使徒,又被他们在服役中不断使用。赐这力的缘由之一无疑是要给这新的宗教以神的权柄与印证;可另一极要紧的缘由,是要引起人的注意、除去偏见、得百姓的信托与爱慕,并把耶稣之教印定为一个仁爱的、通乎人情的、「喜悦归于人」的宗教。
基督与使徒一生所显的这条大原则与行事之规,如今同从前一样要紧、一样适用。一个传教士若极少顾到他所接之人今世的所需与忧苦,又以为自己已教了拜偶像之罪、已向犯者宣了律法之责、已把他指向基督这唯一的避难所,便算尽了本分,那么他于基督福音的精神所显的是极不完全,而他的服役大概要比较无果。我们固然不能解去我们所不得不目睹的苦难的百分之一,可我们能、也该尽力去做。我们若真有同情与善意,便有千百种办法可以活活地显出来。要折服并开导人的理解,须先触着并感动人的心。
为达这个目的,外国基督徒医士的协力极为要紧。我们在得百姓信托上有多少是靠这一器具,是无从说清的。我记得我在内地杭州城设站时,百姓以相当的偏见与疑虑看我;有一天我正在街上向一群人说话,一个兵挤到我跟前,极亲切而恭敬地同我说话,又指他脸上一道深疤。他说他从前在阵上受过重伤,在上海的医馆里雒魏林医生替他敷治了伤、救了他的命。同一群里另一个人说他在宁波从麦嘉缔医生那里受过同样的亲切;两人都作证说:他们在医馆里所受之教,同我此时所讲的是一样的。像这样的人,沿海一带、以及内地若干省里成百成千,在不断地为我们作见证。
除解人之苦、除使百姓对我们生亲近之意,行医之术还给出极明白确凿的凭据:我们至少在医学某几门的知识上是优越的。本地的医者于生理、解剖与外科是那样无知,以至西方医士所行的某些外科之术在他们看来几乎近于神迹。中国极需要医药传教士,而他们也有一桩高贵要紧之工可做:不只行自己的专业,还要编一套医学的文籍、把医学引到百姓中去。这里顺便再添一句:中国人虽赏识并承认我们在外科上的优越,可他们多半、连许多本地的基督徒,遇着热病与别的本地常见之病时,还是宁用自家的医者。
以上所说的,是那些辅助并引向传教士首要而终极之工——即传福音——的器具。
一个极要紧的问题从一开头就摆在我们面前:所谓传福音,我们该怎样理解?人似有一种倾向,把这本分照我们近世那特定的「讲道」之念去解,即正式向公众之会讲话。我相信圣经之意要宽泛得多,涵盖陈述基督真道一切可能的方式。那大的传教之命在马太福音里给得最完备、界定得最分明:「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字面是『使之成为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么我们这桩工有三个分明的部分:招得或聚得门徒;给他们施洗、并把他们组成教会;再教导他们、在信上把他们建立起来。门徒是藉把在耶稣里的真道摆在他们面前而聚得的。这件事使徒是以各样的方式做的——以随时的交谈、以挨家挨户的访问、以在百姓的筵席与公众聚集里同他们往来、以教导、以书信往来,以及以正式的公开讲话。向大群听众讲说或讲道在中国几乎是没有的,而以交际与个人的方式陈述真道极为要紧——这两层前一章已说过。
为便于同百姓自由而亲切地往来,有人主张采本地的服色。初到一处地方时用它,传教士很大程度上可以不惹人注目,不被那样大的人群跟着。这使他的巡行较为安静、较不费力;可正因如此,大概也较不见效。土人不久就学会认出传教士是外国人,无论他采什么服色;因此他的衣着便成了比较不甚要紧的事。那大而要紧的一点,是去培养并显出一份热切的同情与关注、一种亲切的态度。没有这些,采本地服色只会使传教士的缺处更显;有了这些,我以为用我们本国的服色,于人所以看重我们、亲近我们、敬重我们的那份心丝毫无损。
中国的教会学堂行不行得通、可不可取,这个问题极为要紧。许多传教会把它们弃了,说那是一种费钱的器具,占去传教士许多时间与精力,而所得之果比较空;又催他们所派出的人主要、若不是专一地去讲道。就中国帝国而论,我断然以为这条原则是错的、是不幸的。它似乎主要是因在印度办英文学堂叫人沮丧的经历而采的。可学堂在印度未曾成功,并不就此可推在中国也不会成功;更不能说:因为某一种学堂在一处没有应我们所期,一切别种学堂在各处所立都要落到同样的结果。
把从一处传教工场有限的经历里所得的规则与原则施于一般的传教事业,在国内的基督徒里是一个严重的错,可我信那是极常见的。有些人似乎把异教之民都看作同属一类、同合一型;而其实他们相去极远,每一族都有自己分明的个性。非洲那些未受教化的部落同中国帝国的居民相去何等之远!而这两族同景教徒与亚美尼亚人之间又何等之远——后二者严格说来几乎不好称为异教之民。再看回教徒、印度与日本与暹罗的居民、太平洋诸岛之民、以及我们西部的印第安人,便见每一族每一邦各有其特别之处,在引入福音的方式上须有特别的调整与适应——而那只有在当地的传教士才最能设想、最能施行。
且从这番旁涉回来:我们在宁波的男童寄宿学堂与女童寄宿学堂二十余年的经历所示,是这一类学堂乃中国所能用的最省而最有效的传教器具之一。它们所占去我们传教之力的时间与劳作不到四分之一;而在我们那处教会早年的历史里,它们供出了它成员中很大一部分——我信在一半以上;而近四五年我们各支站所增的人数大为增加,则多半归功于本地劳者的努力——那些人正是藉这些教育并训练少年的机构被引进教会的。一言以蔽之:宁波差会在引人归基督、在各支站立起教会上日见其成,很大程度上可以追到上面所说的那两所学堂。
英文寄宿学堂之设,却没有随来同样的结果。其实须承认:它们于本地教会之成员、于所连属各差会有效的工作之力,所添极少。宁波差会预见了别处后来所生的结果,很早就把英文从自己的学堂里排除,务求学生彻底通晓本国的语言文墨、并熟悉圣经与基督教的教义。
关乎教英文这题目的事实与情形是这样的:中国极需要兼通英汉两语的译人。第十四章所述的「洋泾浜英语」尚足充寻常贸易往来之具;可能把英语说好的中国人至今极为人所求,所得的薪给比同一个人只通本国语言时要高五到十倍。这便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诱惑,把通我们语言的童生从教会学堂里拉走,甚至在他们所立的契约之期未满之前。那些教过英文的学堂里的学生多半屈于这些诱惑,到外国侨居之地去谋事,于差会便失掉了;其中有些还养成那样的习惯、成了那样的品格,以至给自己、也给他们多少相连的传教之事带来羞辱。若有少数人有望地归信、又同教会与差会保着联络,他们所通的英文于他们在同国人中的影响也几乎毫无增益;而他们得它所付的代价,是失了彻底的中文教养,作为文士或教师几乎得不到自己百姓的敬重。更有一层: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指望得外国侨居之地所能给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薪给,已是极为谦抑而合理的;于是通英文既不增他们作差会之员的效能,倒大增了他们的所费。
自然,在中国设英文学堂并无可反对之处,而且那确是极需要的;可照这些情形,这桩事该由外国侨居之地去办,不该由国内的基督徒去办;而这样的学堂也不该被看作传教的器具。它们若由外国侨居之地那些仁厚而有胆识的商人所设,明定以供应英汉译人、并供西方学术文墨之知为其目的,又交给有能力的基督徒教师掌管,那便能在便利中国同西方各国的往来上大有益处,同时也成为传教之工一个要紧的辅助。
在我看来,新约的教训与榜样并不许可、也不授权以任何间接的方法去传福音,除非那是附带的、从属的、辅助于那大的归宿的。人间的学术里并没有重生与成圣之力。通晓西方语言,不只把学生引到宗教与科学知识之藏,也把他引到那些教理性主义、教不信、教「似是而非的学问」的著作。把我们的语言引入印度的结果,是英文的不信之作如今在那里翻印,又被在教会学堂与官立学堂里受过教的青年热切地求索;而人有理由担心:传教士会发现自己帮着造出的那些受过教育的才智,被人武装着从我们信仰最致死的敌人那里取来的兵器,列阵来反对他们、反对基督教。争论的时期固然必要到来,真理也无须怕任何反对与攻击;可只要以本地的语言去讲那朴素的福音,它来得就够快了;而这样来时,它所取的形式更可望使真理大获全胜。基督教传入异教之国时,一般并不是先影响那国有学问之心、再藉他们影响大众,而是在中下等人里得到最初的信徒;它那酵在大众中默默地、几乎不被觉察地起作用;它渐渐广布;把根深深牢牢地扎进本地的土里,又有力地感动并左右本地人的心。这个过程自然的结果,是一场争论要起来——不是在外国传教士同少数半基督化、或者被学术所「基督化」的土人之间,而那是百姓一般毫不关心的;却是在本地的基督徒同旧有偶像崇拜诸式的代表与护卫者之间。这场争论不会是别的时代、别的国度里那些全然外于本地思想与情形的争论之重演——那只会把基督教这整个题目以虚假而有害的样子摆在百姓面前;它会是自然从当下生出、属于当下的。那将是一场不以外国话、而以百姓自己的话进行的争论,由本地的思想所塑、所导,取一种合本地人心的形式;成为一个新的纪元,标着偶像崇拜倾覆、耶稣之教立定的时候。
我固然相信:各处传教士的经历都趋于显出使徒那以口陈真道之例——其法随情形之变、随各人智识见闻之高下而变——何等要紧;可在这个时代,印刷这件有力的器具也不可忽视。基督教的小册当被看作尽其所能代了口传之师的位置;它有一样便利:所历之地更广,所及之人或许比活的讲者更多。它们同口传的教导一样,该特特地合本地之心:从本地的立脚点去看真理,又同流行的宗教之制、教义与思路在理路上相接。因此,把我们标准而最可贵的小册翻印过来几乎是无用的;就我所知,为普遍散发而译的几乎没有一本。我们有《天路历程》《亨利与他的轿夫》《来归耶稣》,以及这一类少数几种;可它们并不合中国异教之民,所赏所用的主要是那些在我们已立的差会处多少受过教导、而于基督教所处的地位大略同我们国内未归信之人相同的人。传教士们特特地为那些从未听过基督之人编了成百的小册,有些是中等篇幅的书,有些只有几张纸。它们被用得极多,几百万页散遍帝国,尤其沿海一带。它们所生的结果,下一章再说。
就这一层而论,提一提圣经在中国的散发、以及它在使异教诸国归主的种种器具中正当的位置与用处,是合宜的、几乎也是必要的。我发现国内许多人把传教士的工看作很大程度上、若不是主要地由向异教之民散发圣经的努力所构成。极大的款项被人捐出——尤其英国的基督徒——专指定用于这一桩事。照我所见,这一类看法与章程所本的,是对圣经的性质与旨意的一个错念;那错念我们若细想一想,我以为便看得出:圣经既不适于、也不是为教导异教之民而设的。有人对这样的话这样答:「圣经之教岂不是普世之教、岂不合各处人之所需?上帝岂不比我们无限地更知道怎样把他自己的真理陈给人?」对这些问题,一切基督徒不能不是全然同心同情的。可事实是:圣经没有一部分原是向一个异教之民说的——若把保罗在路司得与在亚略巴古的讲话这样少数几段除外。相反,它每一部分都是向多少受过教导、有所见闻的人说的,并预设了许许多多知识——那些知识于正确领会它是必要的,而异教诸族大半是无知的。
异教之民正确领会圣经的难处有两类:一类生于他们语言无力表达基督教的观念;另一类则关乎书中所涉的史事与人物、各国的习俗与宗教的仪节,而那些是他们全然不知的。
前一类难处前一章已说过,那里说到:汉语里几乎一切名词只带偶像崇拜与异教的联想,在新的基督教观念藉口传之教与解说同它们连起来之前,并不能把基督的真道清楚地传给本地人之心。后一类难处从上面总的所述已够明白,无须再细举。
或许有人说:圣经自会解它自己的语言,也自会解它所涉的事实、习俗、惯例等等。明达的读者若肯细细研读,这话是真的;可在任何异教之地,无人相助而能寻出它真意的人极少。就是那些有兴味、愿意明白它的人,它所出的难处也极大。腓利既有理由向那从耶路撒冷回来的埃提阿伯太监发那一问:「你所念的,你明白么?」那太监答「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又既有理;那么对那些连上帝之存在与性情都几乎毫无所知的人,圣经出几乎不可逾越的难处,还奇怪么?
不过我所说的这些难处,或许以几个实际的例子说得最明白。旧约与新约里有些史的部分,就其首要之意与范围而论自然是全然可解的。譬如约瑟的事,我们的印书房曾把它单印出来、广为散发;那书大体照圣经叙事的本文,不加解说与评注。头一页提亚伯拉罕与雅各以引入这段历史,说雅各有「两个妻」、后来又有「两个妾」,由她们生了十二位族长,约瑟即其中之一。圣经这一段极美的文字被准确而忠实地陈出来了;可谁能指望中国的读者明白它同圣经全史与基督教之启示的关系?把这一段以至类似的部分不加注不加评地散出去,怎能被看作在遵行我们救主使万民归主之命?在全无解说的情形下,中国读者极自然地会以为书中所陈的例子与习俗,至少是散书之人所认可的;而若无特别的天意干预,很难设想他怎能不得出这个结论:多妻与纳妾是我们的宗教所认可的、若不是所推许的。
再从新约较简的部分里举一例,就取马可福音的开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在我们看来全然简单;有人会觉得奇怪:这里头怎么会有什么难处?可这一句里几乎每一个字于异教的中国人都是一个谜。照汉语的语序,那译文读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起头」。「神」这个字使人想到天上地下千百位神祇,可断然不是圣经的上帝——因为可叹!他们并不认识他。「神的儿子」断然不会把圣三位中第二位之念传给读者,也无助于对所指的那位上帝的性情形成端正的领会。我们救主的名字「耶稣基督」是用汉字尽量照原音译的,所代的只是没有意思、没有联想的外国名字。「福音」用两个字译,分别是「福」与「音」;可这个合成是新而特别的,未受教导的读者很难确定它的意思。接下来、也是最后一个字「起头」,显然同它前头那两个字相连,成了「福音起头」,可它于使这句话可解并无助益。此后每一节从中国的立脚点看去,都出同样的难处,又都容易生出别种误解。
于是我们便回到圣经里明明启示的那条训与例:上帝救那失丧的人,主要是藉活的传教之人为器具。异教之民一被引到基督面前,便「像才生的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又转向圣经如转向自己天然的食物。那时他们入门所受的教导、以及那默示圣卷的圣灵之感,便给了开它奥秘的钥匙。各样真理与史事被看出它们真正的关联与位分;全卷显出它匀称的体势,成为上帝向人所启之旨完全的启示;而在其中可见神性无限的圣洁与完全、也可见有罪堕落之人真实的写照——那人并没有一个完全的榜样,只在那些合于基督完全之范的地方才可效法。
我已力求把这些看法说得完备明白;我可以说,我所认识的多数有经历的传教士、以及一般明达的本地基督徒,我信都是这样看的。不过我要谨慎地防人误会它们。圣经当伴随并随在传教士的劳作之后,而不当走在它们之前。我们若只限于口传之教、而没有圣经的译本,便会觉得自己于这桩工装备得极不完全。一切传教士都向异教之民散发上帝之道,而且散得不少;可不是漫然遍撒、不加解释、不加注评。几句口头的解说、或者一篇短短的圣经导言,便除去了人所提那许多对普散圣经的异议。若没有这样的解说或导言,中国人收到一部以自己语言写成之书时,自然而合理的推想是:这书是为像他这样受过教育的人编的、是为他们的情形设的,里头所用的字、所说的话、所涉的事,都是可以自然指望他懂得的。他发现它满是难处,便得出结论:我们于这些难处与他们的语言是无知的,不配写书;于是一个念头在他们中间极为通行:我们基督教的书是看不懂的;而这桩事有时还被举作他们不肯从我们这里收小册的理由。可我们若有机会告他们说:圣经并不起于我们,而起于同我们不同的国度、起于远古的年代;说它是我们宗教的圣书,内含天上独一的上帝向全世界所启之示;说我们是尽可能照原文的语言直译,不敢有所改动;同时又说明他们在明白它上会遇难处,并催他们细心研读、又在别的书里、向传教士们求它的解说——那么它的性质立刻便被人赏识,而且所受的敬重,或许比它一读就懂时还要深。我们常连同小册把圣经、或它的一部分送人,尤其是连同那些讲它的来历、性质与旨意的小册;或者把它交到那些出于好奇与兴味来访我们、而我们又有机会口传宗教之教于他的明达文士手里。
我就在中国普散圣经所陈的这些看法,于天主教与回教诸国的传教工场、以及叙利亚与土耳其帝国里各样走了样的基督教派,是全然不适用的。这些国里多数居民对圣三位的性情与职分多少有正确的观念,熟得如家常之语;而圣经也被他们接受承认为上帝的启示、为一切宗教真理所须归依的权威与终极标准。圣经在中国影响的范围,随基督教一般知识之推广而几乎日日在扩;我们信那日子已不远:说到这「万书之书」的名字,便能在中国人心里唤起同如今在我们心里一样的联想与情怀。
我在这题目上说得这样长,主要的缘由是要立定这条通则、也是要紧的一条:圣经不能用来代替传教士;基督教会也不能以捐钱寄去无论多少部圣经,而解去自己把福音给异教之民的本分。教会活的使者必须去,必须首先而主要地以他们母语的口传之教、以慈爱与同情之举、以体现并显明他们所传之福音的生平,把基督之真道引到土人中去。
除了引异教之民认识基督这桩工之外,传教士本分里有极要紧的一部分在那大使命里被显著地提出,就是作副牧而牧养羊群,把凡基督所吩咐的教导那些被引进他教会的人遵守。一个传教士若聚起一所小而弱的教会,又因以为自己主要之工是向异教之民传福音而把它比较撂下不管,便有这样的危险:发现自己所得的信徒于他是试炼多于安慰或帮助。他们信心软弱、受教不全、未全脱异教与偶像崇拜的习惯与联想,又四面是诱惑;他们需要一条加一条、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需要仔细的看顾、温柔的同情,需要人「如同乳母抚养自己的孩子」那样珍惜他们。传教士若要为基督建起有生气、恳切而勤作的教会,便须知道怎样以极大的忍耐与教训去责备、去警戒、去劝勉。他的影响就是于一般百姓,藉本地基督徒间接施出来时也远大于他把全部时间精力用在直接向异教之民讲道上。他要向他们讲得最广最有效,莫如预备并激发每一个称基督之名的人到处去传道、去作众人所认识所诵读的活书信。
传教士在中国这桩工的第一段,同此后各段极不相同。自然,在有土人被引进教会来帮他之前,一切讲道都得他自己做。这段等头一批果子的时期,在有些地方是长而磨人的。一所小小的教会聚起来之后,他还得暂作它的牧者,直到本地教会里自己能找出合宜的人来担这职。这样的本地基督徒该尽早被提起来;传教士须时时记着:担一所本地教会的牧养之责,若非绝对必要,便不是他分内之工;而他这样做,还可能实在害了它。他特别的事业,是栽立自立自养的基督教制度、并兴起本地的教牧。他最要紧的本分之一,是教导并训练本地的基督徒倚靠自己与基督,而不倚靠外国的传教士;又把工作与责任照他们所能担的程度尽快交付他们。相反的做法会束住他们智识与属灵的开展、使他们的人格萎小、使他们永远倚赖而无能。凡替他们做他们自己能做之事——虽然也许很难、起初也不完全——或者替他们把基督所放在他们身上的十字架减轻,那样的好心是错的。
本地教会之数一增、传教士的工一多,他便发觉自己全然应付不了,非得有帮手;而这帮手主要须出自本地的基督徒。他们不但人人从一开头就该为基督作见证,而且须尽快从他们中间出长老与牧师、教师与宣道人,既看顾他们自己属灵的益处,又把福音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兴起本地教牧这件要紧的事,占了使徒极大的注意;它也构成近世传教士之工最必要而最难的一部分。有两个同样危险的极端须尽量避免:一是把那些在智识、圣经与属灵上不具必要资格的人引入圣职;一是因怯懦或失当的审慎而不用现成的材料。在传教之工的早期,极高的文墨与神学造就并非不可少。根本的先决条件是真诚恳切的虔敬。本地基督徒的知识一增,各教会便须有预备与训练更彻底的牧者;而所能把他们带到的标准越高越好。
给中国备下合宜的教师与宣道人,眼下是一桩迫在眉前的要事。在我们最兴旺的站上,教会增得几乎比所能为它们找到的牧者还快。有一桩事实我们该当感激:我们并不缺作本地劳者的材料;可难处在于给他们必要的预备。中国至今还没有神学的学堂,教导圣职候补者之工是各站的传教士在别的劳作之外兼办的。有人以为神学的教导在一所神学院或学堂里所得之利,就是在我们本国也几乎抵不上它的不利——比起在一位牧师督导之下、同日常牧养之工相连所受的教导来;这些人自然会断定:在传教之地上,这类机构即便无害,也断然是多余的。不过中国的传教工场有些特别的情形,构成设神学学堂的特别理由,这些理由可以略提一提。
国内的牧师能兼顾候补者的教导,是因为我们的语言里备有极多的课本,学生的时间多半用在研读它们上。在中国,我们所有的研读之助还不及国内的百分之一,因此主要得靠口授;而口授极费工夫,传教士在别的本分之外,便觉得极难、若不是不可能把这桩工照它所须的分量去照应。还须记住:国内一切牧师都被认为足以督导圣职候补者的功课,而在传教士里便决非人人如此——因为在中国担这桩事须有额外的预备,而那预备须在当地作成,至少包括彻底通晓口语,而熟悉中国的文籍与宗教诸制也极为可取。这样的造就是多年苦学的结果,不能指望于一个到当地只有几年的人。就是在一处大的差会里,有时也因于书面语、或口语、或两者所知不全、或因别的本分之迫,能照应候补者功课——至少照他们所愿地照应——的人极少、甚至没有;而学生便不得不在大部分时间里纯因不得已而无人教导;在花了一般被认为足够一套神学课程的年数的两三倍之后,他们只好绝望而罢、或者预备不全地入了圣职。
再者,国内的候补者较能舍得神学院一套课程之利,因为他们通常已在大学与预备学校里花了多年工夫受彻底的智识与文墨之训,而我们在中国的神学学生多半几乎全然没有这一类相应的便利。要给他们所须的照应,便须有一位或几位传教士主要、或专一地献身于这一门劳作。以我们如今每站极小的传教之力而论,各站分头去办这桩工,似是不必要的虚费。若把它交给少数特别有此造就的人、又把各处的候补者聚到一所公共的学堂里——至少把那些处境上能离家、能承受一套彻底课程的人聚起来——别的传教士便大得减省,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做别的劳作。神学的教师几乎必然要编课本,而那于全帝国都有用;而那些有望的青年既享了一所较高训练之堂之利,也便具备了帮着教别人的资格。
这题目在这里无从细论。我的本意只是指出它极要紧、以及它所伴的实际难处。
中国传教士之工正迅速变成对本地劳者与教会的总督导、基督教与神学文籍的编撰、以及本地教牧的训练。这桩工既在开展、又在换一副性情,要随境况之变而变章程,便极需要实际的智慧。
第二十三章
传教之工的结果
提要:关乎传教士之工不利的传闻及其害、这些传闻不足信及其所由起、传教之工真正的性质与所伴的难处、不列各站详细的统计、为直接传福音所作的必要预备已成就不少、基督真道普及于大众所生的果效、成熟的果子、最初的信徒多出于哪几等人、以及他们是藉什么被引进教会的、几家几人经历的实例、男女本地信徒在建立本地教会上的影响、本地传道人在支站之工、中国传教结果的总计、特别说到宁波与新开各口教会的增长、乐陵一处奇特的工作。
论到本章的题目,人所持的看法极不相同。那些在中国住过多年、又自称说话有识有据的人,常断言说:那里的传教之工是失败的。这些传闻散布得那样广、那样执着,又对许多我们本可指望得他们信托、同情与协力的人生了那样确凿而有害的影响,以至几乎非得特特地加以考量不可。公道地说:它们多半是坦然公开地被人传说的,而许多人诚实地信自己所陈的就是实情。不过另有些人贬损之词所带的那股意气,连最不留心的人也当起疑;因为它所显的,是无知与恶意二者之一最确凿的凭据。
几年前有一个普鲁士科学考察团访过中国、日本与暹罗,一位随团的马龙博士所刊的议论里,连着许多同一调子的话,有这样几句:「再没有比这些传教士更无用的机构了——我在外国所听见的只有这一个看法。」又说:「我不承认中国人里有一个基督徒,即有一个领会了基督教教义、而其基督教的社会见解已成为他一切行事之总机的人。」云云。
我离中国之前,从《香港每日新闻》上抄下一位「临时通讯员」所写的下面一段:「随便问哪一个在中国有见识有阅历的人,他都会告你说:指望以至今所试过的任何办法把他们(中国人)归到我们在英格兰、爱尔兰与苏格兰所称的基督教上,是幼稚的。这便带我到另一个题目:我越走得远,越确信从埃克塞特会堂起、经设得兰与康诺特、直到北京,实际的慈善事业必须作真正基督教的先驱。你教阿拉伯人造并住比你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沿铁路所见的那种低矮泥屋更开化些的房子。你以训诲与榜样给中国人看:诚实是上好的策略,洁净便是康健。我说:可能的话,试着派出工程师一流善良而通达的人,把这些事教给无知的人,那么你五十年里为基督教所作的,要胜过那些昏昏的传教士口里念出的老太婆一串教条在五千年里所能成就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持什么宗教见解、是什么品格,不难推想;他对中国信徒基督品格的估断该有多少分量,也不难判定。他回英国之后有没有找着、并派出合他心中那模范新式传教士之念的人,我还没有听说。
这些摘引我本不会引得这么长,若不是因为我信它们是许多、若不是多数在华外国侨民真实情怀与看法的好标尺。上海一家著名洋行里一位极可敬而明达的美国人告我说:上面所引那段香港报上的话,正代表他与他几乎所有相识之人的看法。
就是有些基督徒旅行者,也帮着传这些他们在外国侨居之地听到的流行之说;而因他们的品格、因人以为他们同情基督的事业,这些话便得了它们本来不会有的权威与似真之色。我在中国遇见一位英国教堂牧师,正在搜集材料以开导本国的基督徒公众。他才从厦门来;那时厦门有一个差会(美国归正荷兰教会的差会)名下至少有两所自养的本地教会,信徒增得极快,传教之工满有兴味与鼓励。他却告我说:他特特地打听过传教士的事,所得的是他们几乎一无所成;他们想使中国人归基督的尝试是失败的。他的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无须说明;那断然不是从传教士那里得的,也不是从任何于这题目略有所知的人那里得的。
在华的外国侨民与旅行者里这样多的人持这些看法,要说它们不在本国生确凿的影响,是不能指望的。回国的传教士到处遇着它们。
几个月前,我在布鲁克林一所教会讲了中国传教的事,会后有人引一位女士来见我。她说她极欢喜听了我所说的;因为她一个相识屡次告她说:中国的传教之工一无所成,传教士一般过着懒散无用、且往往不道德的生活。我答说:我欢喜能使她对我们这桩工有较好的看法;我也极愿见一见她所说的那位先生,可能的话,以我自己的经历与所见去更正或调整他的印象。于是我被邀第二天晚上在一位共同朋友家里同他一道吃茶。可我在那里没有见到他,颇觉失望——他辞了那邀约,同时又说他的看法是听来的,又说他只听过传教士中间有一桩不道德的事,那还是二十来年前的事,而那人的名字他已忘了!这些传闻大抵不过如此;那些听见它们、又常为它们所扰的人,只要把传话之人就其消息的来源与所作见证的可信略加盘问,便会发觉他们「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
不久前,有一位从我们东部某城来的人,在纽约州西部各处作了一套通俗而带科学气的讲演。这位讲者的目的,似乎是颂扬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种。他备有人的颅骨与画像、史的事实与科学的推论,向他那些欣然自得的听众确凿地证明:他们所属之种远胜于一切别种。别的民族与部落是另行创造的结果,永不能同我们共有我们这一式的文明或宗教。为明白显出他所陈所述用在中国身上也是真的,他说:在中华帝国里引入基督教的努力是那样无果、那样叫人沮丧,以至人几乎已当它无用而罢;而基督教的各会实已在把传教士从那国召回!这些话、以及由它们所得的结论虽相当骇人,可听见的人里绝大多数似乎都接受并信了;因为这位讲者岂不是一位受欢迎的讲演家、一家纽约市报纸的编辑、而且(至少照他自己的估断)是一位细心、有学问、讲科学的人么?
商人与别些去过中国之人的见证在本国某些基督徒身上所生的果效,于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纽约观察报》上一小段里可以看出。我毫不怀疑那份极好的报纸的编辑对传教的事业有真而深的关切,也极愿信传教士于所托之责是忠心的;可他于这题目似乎相当动摇不定。他的话是这样:「在中国,西方各国通商的利益同宗教的利益之间缺乏同情,可叹之至。我们极少遇见一个在东方那一带经商的英国人或美国人,对传教士的劳作抱着嘉许之意。我们此时无意为这局面说出缘由,只是对它的存在表示真切的惋惜,并愿新的关系与利害能使基督教诸国的人同样殷勤恳切地去推广基督教的文明与福音的信仰。」
就这一切传闻而论,我不迟疑地说:它们所本的是对基督教、对中国人、对传教之工真正性质的误解;它们于事实上毫无根据,正如它们于精神上不够宽厚、于效果上有害。传教士们会坦然承认:他们并不免于别的行业所有的软弱与不全;他们中有些人或许认错了自己的职分;而全体传教士的劳作并没有随来人所可指望、也是一份更高的献身所可取得的那样成功。可我们远不承认:传教士作为一等人,在智识、效能与对自己职分的献身上经不起同国内或国外教牧及别些有学之业的人相比;也远不承认传教之工在任何正当的意义上是「失败的」。
若有人问:「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看法怎么会这样通行?」这缘由是容易说明的。传教士之工多半是那样一种性质,并不触动浮浅观察者的注意。它是在书房里、在礼拜堂里、在内地的村镇与城邑里作成的。信徒中很大一部分在乡下的支站上,外国侨居之地的人从不去访、也不知道;商人几乎从不见他们、也不听见他们的事,并不奇怪。他们若偶然遇着一群本地的基督徒,也分辨不出他们同别的中国人有何不同;又因不通语言,同他们也无从交谈。商人的消息通常得自自己的仆役或「小厮」——那种人一般机敏伶俐,于洋泾浜英语之用同主人一样熟练,可多半不属受过教育或见闻广博的那一等,同传教士与本地基督徒也全不相识。有少数在教会学堂里受过训、会说英语的青年,在外国侨居之地得了一个决不可羡的名声;那些乐于拾起恶评的人便指他们作一般本地基督徒的代表典型,其实他们或许从未作过任何宗教的表白。
我们极愿把我们这桩工在当地的实情告给外国侨民与旅行者,可可惜我们极少有机会这样做。商人全心在自己的生意上,极少有时间或有兴致来访我们。旅行者与我们海军的军官我们总是极欢喜见、极欢喜款待的,可他们一般更有兴味去看一座异教的庙、或在铺子里搜罗奇物、或到乡间游历,而不愿去访一个本地的基督徒之家或一处支站、也不愿细听我们这桩工的详情。这些人来见我们时,往往已对我们的工作先有定见、心里先存偏见。要除去这些偏见,同要定出款待他们的章程一样难。我们若决意不离开每日的本业、不特特费力使他们这一访愉快,便违了自己的情怀,而且理当被人责为失于待客与寻常的礼貌。另一方面,我们若暂把自己交给交际与消遣,又设法在席上备些略合客人素常所用的食物,便有使人生出这个印象之险:以为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与职业的样本。而我们想「乐意接待人」的尝试,事实上一再落到这个结果。
我若不提一句,便是极忘恩的了:在外国各等人里都有少数人,一有机会便来访我们,同我们一道去做工,细细察看它的详情;他们关乎我们、关乎传教的见证,几乎比我们所配得、所愿要的还要好。可这些见证若刊出来,所登的报是持相反看法与情怀的人极少读的;若在谈话里说出,所得的是偏见与疑忌。还该添一句:外国人聚得最多的那几个口岸,正是传教士所成就最少的地方;因此那里可指的结果比别处还少。
传教之工这些叫人沮丧的陈说,固然有许多人信为真而无心地传着,可大体上起于那些巴不得信中国没有一个言行相符的本地基督徒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于他们是一个常在的责备,叫他们想起自己的言行不一与疏忽,或许还想起破了的誓、覆了舟的信仰,以及一种使神的名在异教之民中被亵慢的生活。
要端正地估断我们所可合理指望的结果是什么样、到什么程度,便须把这桩工的性质、以及它所在的境况计入。第一也是主要的:我们在各地、在自己心里所觉的那最大的难处,在中国是不受拘束而加倍厉害的。这难处圣经里说得明白:「属肉体的心思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又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在我们共有之人性的敌意与瞎眼之上,中国还另加了许多基督教诸国所没有、而多数人难以全然领会的阻碍。百姓心里先被种种错谬之制占住了,那些制度正合于满足他们宗教的渴慕、安抚他们的惧怕;它们有数千年祖宗惯行的认可与印证,又同他们一切社会与国家的制度交织在一起。偶像崇拜与迷信已侵入并败坏了他们的语言、乃至他们心的构成,以至乍看之下,真道可藉以达到他们的每一条路都像是关闭了的。
还须记住:担起这桩工的人极少。如今在中国的欧美新教传教士总数约一百人。英国与合众国若照人口比例以同样的比率备有宗教的教师,便各只有约十位传福音的教牧。
鉴于这些以及别些可提的难处——其中有些还起于外国人,譬如那对基督教常在的妨碍即鸦片贸易,以及许多属于名义上的基督教诸国之人臭名在外的不道德与不法——那么以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使中国归基督,若照通常的因果之理去判、而不计神特别的干预与帮助,大可被看作空想而不可能的事。我们所凭的信心在这个事实:基督教同样地适于、也同样地是为各个时代各个民族而设的,而神已宣告它必遍胜全世界。
在两个相反而同样极端、同样不合理的看法之间——一说使异教诸族归基督是不可能的;一说若他们不在真道初次陈于他们面前时就成群归信,我们便有权惊讶失望——我们有圣经的看法:福音所传之处必定成功,而它一般是从微小到几乎不可觉的开端渐达其果的。天国被那作这国之首的主比作「百种里最小的」、比作「藏起来的面酵」。它的进行与运作是无声的、渐渐的、不被人觉的;可照着生命与发育固定之律,它是确定的、不住的、不可拦阻的。
战争与通商迅速改变国与国的关系与情形,整批地左右并勉强广大人口之心,造出国家外在境况上那些显著的变动,被史家拾作一国的大纪元。然而这些变动的结果,往往同它们显露得迅速而骇人一样地浮浅、易逝而叫人失望。基督的福音并不整批地在国族身上作它的工。它崇高的使命,是藉制伏一国的各个成员来征服并制伏那一国,把人一切的心意夺回,使它顺服基督。它不是一时地压住并勉强人的意志,而是开导人的心、折服人的理解、重生人的心肠。它直下到个人生命、社会与政治的根基;而它最大的凯旋,是在它外在的果效被人觉出之前就已成就的。那面酵虽藏着,却不住地起作用,透遍全团。那芥菜种虽不被觉、不可寻见,却时时在发它的芽,发动那些生命的力,终要藉它们出到光中、广展枝子。不等春雨秋雨而指望收割,或从才栽下、根才开始扎进土里的树上去采成熟繁多的果子,是不合理也无用的。自然与恩典的次序是:「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
这些开首的话与解说,拉得远过我起初的本意;我信读者在这情形之下不会以为它不合宜、不必要。现在我进到本章的正题。
我为自己所定的篇幅,不容我特特细说某个传教士或某个差会,甚至不容我细说我自己所连属各站的历史与经营。我的目的倒是陈出适于一般传教事业的事实与原则。不过在总述我们这桩工与它的结果时,自由取用传教生活里可作例证的事实,似乎极为可取、几乎也是必要的。这样做时,我主要取自我自己的经历;一面因为从别处搜集同样的材料须费许多劳作与时间,一面因为说我所熟悉的事实与经过,我更能确定地避开失实与误陈。我愿这番解说能使我免于自我夸张、或不关心不赏识他人劳作之责。
传教劳作实际的结果,可方便地归在三个总的题目之下。
第一,在散布基督真道所必要的预备上之进展。——凡通达而肯思想的人都明白:在中国,要有效地进到直接传福音之工,须有多年的预备。一种极难的语言必须学得,中国的文籍与宗教诸制、以及本地的思路也须有若干熟悉。起初要定出达到百姓的最好章程、以及所当用的合宜器具并不容易。这一类劳作在中国所作的分量,是难以估计的;没有亲身经历而熟于其事的人,也难以全然赏识。须时时记住:这样的事业虽起初只带文墨的性质,却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是传教之工;成功地推行时,所得的是于这事业极要紧的便利。在中国的传教士多数说本地语言不但可懂,而且准确流利。有些在工场上久的,如今是熟成的汉学者,自这国开放以来大半时期里,他们可用之资都在不断增加。字典、文法与词汇已经编出;圣经已有细心的译本,不但有通行文言的,还有许多地方方言的。学堂已经设立,为这些学堂所用的课本已经编成;合中国人之心的小册已经写出;房屋与礼拜堂已经造起;推广我们这桩工所用的材与具已经备下;日后劳作的章程已经议定。这些预备在我们这桩工里是不可少的,正如一支军队在开战之前必须备下粮秣器械、必须熟悉兵法操练、熟悉敌人的位置、品性与资力。这预备一成,便到了一个进展的阶段、取得了一个确实的结果,向所存的大目标实在地近了一步。
第二,基督真道的初步在大众中普遍散布,是另一个极要紧的结果。
一个传教士学得语言之后,可以把注意放在大众之中的一般劳作上,也可以把力专注在比较少数每日在他影响之内的人身上。多数人是这两样劳作一同进行的。前一样自然的果效,是在大范围上生出一个局部而不完全的结果;而专注之力的果效,是在小范围上、在比较短的时期里生出一个完全而终极的结果。以散小册广撒种子、或向一时的听者随处讲道,基督真道作为一个完全的全体并不被人清楚领会。可仍有一些简单的教义被收进许多人心里,又渐渐由这人传给那人。有一个极可鼓励的事实:许多尚未脱出偶像崇拜之役的人,心里已积下不少基督教的知识,虽零碎而不全;这些不能坏的真道之种虽暂被错谬更盛的滋长所荫蔽、被偶像崇拜与迷信那冷而伤物的气候所寒,又暂且潜伏着,可在神美善的安排里遇着合宜的境况,便要发起来,结出丰盛的收成。这些真道在千万家人家里被谈论着;它们在消减偏见、在挖松旧有的制度,又日日散布得更广、被领会得更清。那些起初似乎无果的努力,到末了很可能证明是最得福的;而那些一生悲声叹问「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的人,到他们看见自己信心与忍耐之工那广远的果效时,便有理由为神所派给他们那特别的劳作而谢他。中国各个传教士的经历里,可举出许多这样的事:有人受过宗教的教导,后来失了踪影、几乎被忘,过了若干年又出现,来求更多的教导,成了恳切而有用的基督徒。
常有这样的事:在大众中还没有一个人被收进教会之前,大众身上已生了极确凿的果效;那果效一时似乎把百姓推开、而不是吸引他们,可它标着我们这桩工一个正当而要紧的进展。一八六一年,合众国的浸信会与长老会传教士在山东省登州城开工。百姓以极大的亲切与敬意接待我们,有许多有势力与有学问的人、也有官员来访。我们只被当作外国的学者与教师来接待、来看待,是许多兴味与好奇所注之物。福音那些简单的教义——神的独一、他作天上独一之父的性情、藉基督从罪里得救、灵魂的不死与天上永远的福乐——头一次被陈出来时,这些崇高的真道大体上是被人有兴味、有喜乐地接受的。可这一年之中,这桩工的全局与百姓的情怀都变了。他们更多知道了基督教,发觉它要人过一种克己的生活、同一切假的宗教之制不能相容、除真神以外不容别的敬拜之物,于是他们的偏见与敌意被激起来。约在这时候,我们有几个仆役与教师入了教会,这事更使公众的注意转到我们与我们这桩工上来。对绝大多数百姓,一个中国人弃自己的神与同国人拜偶像之习、而去拜外国人的神,这件事是不可解的。显然有某种异常的影响加在本地信徒的心上;可百姓于基督真道之力毫无所知,更不知圣灵之力。他们觉得最合理、最能解惑的,是把我们的影响归于用了法术与神秘之技。人普遍相信:我们给客人上茶时,在茶里加了什么外国药,以此得了控制喝茶之人的影响力,使他们甘作我们的奴仆。又有谣言说全城都在危险中,说我们藉受雇之人把我们的外国药掺进城里所用的面里;饼铺的面饼有好几个礼拜卖不动。那时我们正想租一所房子,寻房时在城里看过好几处。我们所到之处都被人仔细盯着;人见我们每处都到井边去、又在井旁待些时候,便有人说我们在毒城里的水;于是淘井成了当日的要务。许多井里找出一小袋红粉,被当作那可怕的药。这无疑起于淘井的人——他们正大得其利,于证实并延续居民的疑心是有所图的。骚动渐增;我们在街上同人相遇时,人怒目看我们。城中各处贴出煽动的招帖,诋毁我们的品格,警告百姓不要被我们诱陷欺骗。有人以暴力相威,城里的官长觉得必须出一张告示去约束并安抚百姓。市民大为惊惧;最敌我们的人还怕自己也会染上那毒、不由自主地成了基督徒。若有比众人更明达更有见识的人说这些传闻是愚妄无据的,他们便被疑为同我们一党、或不自觉地受了我们的影响。这场公众的扰动既由明明可见的归信基督、又由对我们真实品格与目的渐增的知识所引起,便大大地把传教士与他们这桩工更显地摆在百姓面前。我们的品格与所行成了人人谈论的题目;许多他们从前存疑的事得了解说;而骚动平息之后,人普遍明白了:我们所用的唯一手段只是朴素地传福音,而本地人被引着接受它的唯一勉强,只是信了它为真。自所说的那个时候起,百姓一般同我们往来不像从前那样亲切自在,可有望的信徒之数却不断增加。
第三,我们现在来看传教劳作成熟的果子,即真实地从异教归主、并本地基督教会的建立。
中国最初的本地基督徒绝大多数,我前面已略提过,是那些每日在传教士影响之下的人;他们受过一条加一条、一例加一例的教导;因此熟悉了圣经真道的全系;又不但从口传之教里学了它,还见它在生活里被活活地显出来。他们是被我们雇作书记、教我们语言的文士,是我们家里的仆役,是我们学堂里的学生。同他们多数人我们每日有机会读圣经、讲圣经,把各人自身宗教之事切切地压在他们心上与良心上,又一同祷告赞美。他们同圣经熟到了我们本国多数人那样的程度;藉神的灵之感,那真道成了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以致他们得救;他们便被催着负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
要说明中国人是怎样被引进教会、又怎样被基督用来推行他的工,我想不出比从上面所举各等人里各取一例更好的办法;这些例子取自我们宁波差会所属的信徒,可以看作沿海各个差会里许多本地基督徒的代表典型。
约二十年前,有一位姓陆的中国文士被我们一位传教士雇作教师。过了一时,他想离家去给一位中国官员作书记或随员,到内地去住几年。他把自己的儿子陆介成引荐给他的雇主——那时是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举他为合宜接替自己作教师的人。这儿子被接纳了,父亲便离了家,临行私下嘱咐妻子说:「介成日后若想入外国人的教,你不可拦他;因为他们的教是真的。」过了几年,果如他父亲所料,介成因所信的真道与本分,被带到要决断那大问题的地步:他要接受还是弃绝基督与他的救恩。他立意作基督徒,又把这决意告知母亲。这一说引起了她激烈的反对与辱骂。她说儿子弃祖宗的宗教与风俗、「跟了外国人」,这羞辱她不能也不肯活着受;他若坚意受洗,她便投河自尽——那是中国极常见的一种自尽之法。在一个以孝顺为诸德之首的国度里,介成那为难的处境是容易想见的。在决断本分这问题时,他深觉我们救主那句动人之言的力量——那话似乎正是为这样的情形而设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这场试炼伤他心身到那样程度,以至他重病昏迷,一时几乎绝望。可他复了原,又公开表白了基督教。他在家里所遇的反对、烦扰与种种小的迫害,所受那些拦他尽宗教本分与私下敬拜、要把他拉回异教的手段,一时说不尽。他在家人亲友的愿望之外坚守自己宗教的信念,这事在他身上、也在我可举的许多别的事上,证明成了他所爱之人最大的福分,又以新而温柔的爱与感戴之带把他们系在他身上。那是多年之工,可全家一个接一个:他的妻、他的母亲、他的祖母、他的妹妹与一个表亲,都藉他的手被带到基督面前;他们成了主里和睦的一家,是我在本国外国所认识过最有兴味的基督徒家庭之一。介成是宁波教会最早几位本地长老之一,而这一家几乎人人都在传教劳作里担了某一份有用之职。这样,二十年前外国传教士加在一个中国人身上的影响,不但成了他归信的器具,还把一整家带进了教会,如今又藉他们作用在几十个进到他们影响之内的人身上。
近二十年前,有一个名叫郑士尧的青年被丁韪良牧师在宁波雇作仆役兼印工。同他相处之间,他成了基督徒,后来又作传道助手。藉他忠心的努力,他一个相识被带到基督面前;那人后来成了宁波长老区会第一位本地牧师。他如今牧着一所近百名会友的教会,其中许多是藉他而归信的。郑士尧现在内地一百余英里外的一处支站劳作,那里正聚起一所本地的教会。
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名叫金灵佑的小孩被送进宁波的男童寄宿学堂。他在相当早的年纪成了基督徒,又把心思转到传福音的职事上。他是个恳切的学生,得了对圣经与基督教教义纲要熟悉的知识;经过多年的研读与作传道助手的任职,于一八六四年正式被按立为宣道师。一年多前他被召去安息了;可一所八十名会友的教会、以及人对他热心、智慧、爱与忠信那感戴而珍存的记念,至今还作见证说:他是神所选的器具、是「无愧的工人」。
在一个差会历史的头一段,信徒多半是男子。这可以这样解说:中国的女子深居不出,女传教士的人数又比较少,而所雇的仆役与教师主要是男子。到进展的第二段,传福音之工落到本地人手里,情形便反过来。各个时代各个国度里,女子的天性里似乎都有一种对宗教之感特别的易受,以及对救主之爱的呼召一种乐于回应之心。在中国,归信的丈夫常成了把妻子带进教会的器具,儿子带了母亲;而一个本地传道人带着基督徒的妻子在一处支站开工时,女信徒一般大为居多。
在本地人所办的支站上,建立教会最有效的办法,仍是为个人、同个人一道劳作,而不是向人群漫然讲道。一个本地传道人初在一处新站安顿下来时,通常被人以许多疑忌与嫌恶看待。他这桩事业引起一些注意,外人出于好奇来访他,却带着疏远的拘谨。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仔细地看、仔细地衡。他独自站出来作一个外国而被人轻贱之教的解说者,这份胆气加上一种和悦的精神与对人的恭敬,便赢得敬重;他在反对与责斥之下的温柔与自制引起同情;他所说的真道钉住了某个听者的注意,深深沉进他心里,或许还唤起恳切的兴味。渐渐地,经他屡屡相请到礼拜堂来,他便有欢喜接着几位来访的人——几乎总是出于较贫较卑的那几等。他们被当作客人接待款待,谈话既涉一般的题目,也涉宗教的题目。这些来客极爱在晚间安静闲暇的时候来。他们一面喝茶吃烟,许多关乎外国人与外国风俗、以及这位本地教师同外国人关系的事便被自由地谈论;许多有兴味、新奇而要紧的消息被传告;从这些交际的往来里生出彼此的信托与亲近。客人临走之前,人告他们说基督徒有以感谢祷告收束一日的习惯,又请他们一同参与这些功课。他们怀着好奇与敬畏交织的情怀听着,看那位中国的基督徒恭敬地打开神之道的书卷,说到那位在天上作我们之父、又送这书来作他旨意宝贵之启示给他所爱却走迷的儿女的主。他或许从我们救主的比喻里选一个——那些比喻奇妙地合于把简单的真道传到未受教之人心里——又展开那位「说话从来没有像他这样的」主宝贵的教训之意。于是全座的人,基督徒与异教之人一同俯伏,敬拜那位不可见的大者。这位本地传道人的家便成了这个人那个人爱来度晚上的地方,而在这些晚间的功课里,许多宗教的真道渐渐被传授。这些来客里有些过些时候便见于安息日来敬拜的人之中。渐渐地,他们的眼开了见光,心开了接主耶稣作他们的救主与君王。他们带了自己所关切、所能影响的人来。这桩工便这样长起来。一所教会立起来。活的男女在神灵的能力里刚强,站起来为基督争战。一道活而治病的水泉开了,它的影响必永远存续、永远增长。
中国新教的本地基督徒总数如今约四千人。他们散在沿海各站——从南边的广州到北边的北京——而主要在那已开辟约二十五年的「五口」。一八六〇年条约所开的各城,多半也有了本地的教会。中华帝国里凡作传教站已有数年之地,我不知有一处至今没有基督的教会。实在说来,西方的教会与基督徒团体里,要找出一处同中国这些教会增长率相同的,是难的。长老会海外差会部一八六八年的年报显示:过去一年里,表白信仰而加入它在中国十一所教会的有一百四十人,多于这些教会会友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几年来他们增长的率几乎一直如此。我们本国有多少教会显出同样康健的生长与基督徒的勤作呢?
略说我亲身所连属的几处差会。我一八五四年到宁波时,那里有一所教会,约二十名会友。他们多半是宁波城里的人;个个在财用上倚赖我们;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本地助手,也没有一处支站。那所又小又弱的教会,已长成六所正式组成的教会,会友共近四百人。其中有几所在内地三十、五十、乃至一百二十英里之处。这几年加进去的人里,同差会有财用上牵连的只占极小一部分;相反,绝大多数因作了基督徒而在世上的事上大受亏损。单在那一个差会名下,我们有六位本地准牧、四位受按立的牧师,以及一队得力的传道助手、基督徒教师与圣职候补者。如今讲道与牧养之工多半由本地人作,而我们人手减少的一班外国传教士,单是督导本地人之工、教导圣职候补者,便几乎忙不过来。中国人已证明自己是得力的劳者与教会职员,一般也乐意多出资财去维持自己基督教的制度。我到合众国以后,接到余姚教会本地牧师的一封信,他说:「本会每一个会友,男的女的小孩,都为基督的事业有所捐输。多数已定下把一切工价或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的规矩,有些不满于这个分量,捐出五分之一。」这教会的会友没有一个是富的,多数极贫。本国的基督徒若采同样的捐输标准,推行教会仁爱的事业便不会缺款。我可不可以再添一句:我们采任何更低的标准,怎能以旧约或新约的教训为自己辩护呢?
一八六一年,我同盖利先生、丹福思先生一道在山东半岛设立一处差会;盖利先生第二年死于霍乱,丹福思先生约在同时因病不得不回国。在这里,我们虽是从根基上重新开工,头一年便蒙许收了信徒入教会;如今作为三个传教士家庭头七年劳作的结果,我们有两所有望的本地教会,一所在登州,一所在烟台;每所会友都在三十名以上,其中有几人颇有望成为极有用的本地助手。在登州,美南浸信会差会的传教士也得了同样的成功;其中一位海雅西牧师比我们早几个月在那里住下。
多数地方这桩工是安静、渐渐而均匀地进行的;可神也向我们显明:他能够也愿意促成更普遍更迅速的运动,又在责我们信心不足,不为更大的福分祷告、不指望它。中国南北各处已有几次恳切的宗教觉醒。近来在山东省北境附近乐陵各村所起的一次,值得特特一提。这地方离最近的传教站约二百英里,从没有一个外国传教士去过。约两年前,那里一位老人在重病之中被一个奇异的梦深深打动——那梦或许是由对死与永远的严肃思想所引起;还是我们该说,是圣灵藉着他对来生自然的忧虑所引起呢?他觉得自己被带到一个极美之处,他称之为「天上的宫殿」,又见其中有福的居民。他想自己进去,却被一位引者或侍者拦住;那人叫他注意自己污秽的衣服、以及他不配进这样洁净圣善之地。他醒来极为愁苦,极想得着指点,好知道自己怎样才能预备好进这「天上的宫殿」——他那时已当它是实有的。一位朋友劝他一能动身就往天津去一趟,向人所知住在那里的天主教传教士求教。经过一趟劳乏的路程,他到了那城,在街上打听有没有哪位教师能告他「天上的宫殿」的事。人把他指到一所新教的礼拜堂,他在那里听见讲道的人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句话。他立刻觉得神的面前就是那荣耀的天上宫殿,而心里的不洁正是他不配进去的缘由。他被英国循道会的传教士亲切地接待,从他们听了那在耶稣里的真道。过了一时他回了家,欢喜于所得福音的知识与基督徒的生活,又带了圣经与基督教的小册回去。他的见证与教导在他所住之地唤起普遍的宗教兴味,他不久又第二次去天津,求一位本地的传道人同他回去,把神的道更详尽地教给他乡里的人。一位本地传道人在那里劳作了几个月之后,有两位外国传教士去访那地;他们细细考察了求入教会之人,给约四十人施了洗。这离那老人初到天津约有一年。此后这桩工一直稳稳进行;受进教会的已有一百余人。这兴味正扩到邻近各村,那里的居民在求宗教的教师、又在备敬拜的地方。内地这些基督徒已遇着反对与迫害,可他们站立得稳,没有背弃信仰。这桩工似乎深而彻底。安息日被严守,信徒在恩典与知识上长进。
这样的事实多么鼓励我们,为神的灵普浇在万民身上祷告!就我所知,乐陵那些村子的情形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好的理由说同样的景象不能在中国任何一处见到。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更多的热心、更多的爱、更多舍己的劳作,去收那丰盛的庄稼。所已成就的不少,我们当感戴地承认;可这桩工才只开了头。
第二十四章
本地基督徒与求道者的品格与经历
提要:中国信徒比较少有切心的罪责之感及其一个缘由、中国人对死的漠然因认识基督教而除去、杜教师的经历、中国基督徒处境上的不利与补偿、他们信心的朴素、他们对祷告的看法、上山祷告、图利的求道者、「石地上」的听者、所望落空、栖霞的佛门苦修者、一个几乎被劝服作基督徒之人的事、会友所受的诱惑与背道、基督徒之间的龃龉与疏离、诱惑被转为益处、两位本地传道人的经历、关乎收求道者作正式会友的见解之异、惩戒之例及其多寡、本地基督徒的试炼与诱惑、吃祭过偶像之物、别样牵连于偶像崇拜之事、严守安息日所伴的难处、豆腐阿三的经历、我们支站上守安息日的标准、润高其人其事。
神的灵在他的道里、藉他的道而运行,所生的总的结果固然总是一样的;可中国基督徒宗教的生活与经历,却带着几分从他们特别的境遇与情形里自然长出来的特色。
这些特点中有一样,在我七年督导牧养、屡屡考察受洗候选人之间常摆在我心上,一时还使我有些忧虑与疑惑。那便是普遍没有我们本国归信时常有、虽非必有的那种切心的罪责之感。这个事实我照下面的办法想明白了,自己心里也安了。中国人被神的灵开导、认识了自己真实的道德品格与同神的关系之后,并不觉得自己是罪人到我们所觉的那样广、那样深,缘由只是他们确实不到那个程度。他们犯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知;我们犯罪却是逆着光与知识。在基督教诸国,一个成年之人被折服「为罪、为义、为审判」,回看也许二三十年白费的岁月时,记忆便极可怕地清清楚楚地一次又一次摆出:他曾怎样压住良心的警告;怎样硬着心拒绝本分的责问;怎样亵慢施恩的圣灵;怎样对所传福音的邀请塞耳不听,或许还对母亲的祷告、恳求与眼泪塞耳不听;又怎样把神儿子的血践在脚下。这些事实一被实在地领会、实在地感到,便摆出一列罪愆,被唤醒的良心大可在它面前惊骇而退。异教的中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惊讶自己何等愚蠢,竟把自己手所作的当神来拜,又对自己的官觉与心所供的那位不可见之神存在并普施天意的凭据瞎了眼;可他们说——而且说得真——在宗教的敬拜这件事上:「我是照从小所受的教去做的,并不认识真神,也不知道那更好的路。」不过他们不久便学到自己本性有罪、自己软弱不全这一课;而他们谦卑地认罪、认本分上的疏懈与自己不配,便显出:他们一旦作了基督徒,宗教的经历便同别人的平行一致了。
上面所说的那个特点是出于境遇与教养,而不是出于种族或心的构成有何不同,这从宗教的知识与训练在百姓心的运作与宗教的情怀上所生的果效可以看出。在基督教的学堂里受过训、后来作了基督徒的青年,所现的宗教经历与我们中间一般所知的一样。基督教在智识上的知识,就是在那些不愿接受它的人身上,也使他们宗教的情怀生出彻底的改变。这个事实我知道好几个例证,这里说一个。我在宁波最初所雇来教我和我妻子当地土话的人,是一位姓杜的、令人可亲而有兴味的人;我们彼此生了很深的情谊。他表白自己信基督教的真道;说到基督教时总极为恭敬,读我们救主受难与死的事时几乎不能不显出深情。可他觉得以他的境遇、以他生活上的交往,作基督徒是行不得、也不可能的。他跟我们一年有余时,有一天我巡行回来,听说他病得很重。我到他家去,在门口遇见他的儿子——一个约十九岁、聪明伶俐的少年,恳切好学,有意于科名。他见我似乎惊讶多于欢喜;告我说他父亲病得叫人害怕,而且人已不是他自己了;心神恍惚,说话颠倒。我进了他的房,不久便看出(在他儿子心里)那些神志错乱的凭据,正如我从他所说推想的那样,是该当欢喜、不该当忧伤的。那双教我那几乎同母语一样可亲的语言的唇,头一次说起「迦南的话语」来。他对我说:「这病一般是要人命的,我觉得我这一次也是如此。我是个大罪人。我早就该当听基督的命、负他的十字架。这三天我家里的人违我的意,念着佛经、烧着香、拜着偶像与邪神,我却一直在向耶稣祷告;昨夜耶稣听了我的祷告,赐我平安作回答。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他的谈话全然有理,可他的情怀于他异教的家人亲友是全然不可解的。中国人一般以漠然与木然的无所谓看死。老人自称愿死、盼死是常有的事;说人生没有可恋之处,自己该死了。他们指望到阴间去,过些时候再回来住在另一个身子里;他们只是任命运摆布、听天由命。他们若满心惊惧,那是因为确信自己正受着鬼魔邪祟的加害。正是对神的认识——他的性情里既有无限的慈爱,也有不可挠的公义——以及对得救之人与丧亡之人那定而无尽之境的认识,才在杜的心里生出那些新而奇的运作与忧虑,生出那向着「天下人间所赐下的、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惟有这名」的苦苦呼求。我不能不愿那些呼求与祷告蒙了应允,愿从那满是偶像与迷信之物的房里,有一个灵魂上去加入了神宝座周围得赎之人的行列。我提出:他家若肯让杜照基督教的礼下葬,丧葬的一切费用我都承担;可这话被拒了。我还能说出好几个被外国人雇作教师的人,他们临死之榻上也带着同样的忧虑与不安,却没有同样的指望。
中国本地基督徒所处的境况,伴着特别的试炼与缺乏,也伴着它们的补偿。他们很大程度上没有基督教的文籍,可正因这个缘故,便更多用心去研读纯一的神之道。他们散在异教的人口之中,便在基督徒的同情与相爱里彼此靠得更紧。他们所受的试炼、反对与迫害,有这样的果效:把假的表白者挡在教会之外,又把真信者的品格发出来、坚固起来。
他们的生活常带着一种美好而不疑的信心。少有疑惑的基督徒;他们还没有到怀疑与狐疑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可疑之处极少。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鲜明的对照:一边是基督教那合理的、一贯的、能使灵魂满足的教义;一边是偶像崇拜那混乱的、无据的、彼此不能相容的教说。他们觉得、也知道自己已从黑暗进入光明:「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他们的祷告常有一种切于实用而孩子般的朴素。我屡屡听他们述说种种奇特的事:直接应着祷告而得的拯救、天意的干预、以及从重病重疾里复原。我几乎不曾见过一个中国基督徒在共同的祷告会里显出不愿或不能开口的。这些特点,我们愿它主要是出于真的虔敬与朴素的信心,可也可能一部分出于他们旧有的习惯与联想。他们个个都习于在人前拜偶像而不羞不疑;那么他们既知道敬拜真神是自己的特权,岂当羞愧退缩呢?他们习于在向假神的祈求里把日常生活的许许多多事都包进去,其中有些还是比较琐细的;那么他们既被勉励、被吩咐这样做,岂不该把自己一切的挂虑忧愁都带到那位无所不知、慈爱的天父面前呢?
不久前在山东省有一桩祷告上信心与恳切的美事。有一回大旱成灾,百姓到处挤满庙宇,向各样的神祇求解救;有几个新近才被收入教会、住在乡下离他们外国教师颇远的本地基督徒聚在一处,商议该当怎么办。他们见异教的同国人拜那些并非神的神,而自己却疏懈了,没有向那位掌管天地之气、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之人的主献上恳切而同心的祷告,便不但觉得痛心,也觉得受了责备。他们没有受别人的指点、暗示或提议,便决意上山去,整夜向神祷告;或许是受了我们救主所记之例的感动,也可能是受了以利亚在同他们相似的情形下那个榜样的感动。第二天,离那山最远的人还没有到家,便被一场大雨赶上了。
我想到自己也许使读者对中国信徒的基督品格看得太好、把我们传教的经历着色得太亮。在异教的荒地里见「公义的树」长起来,发出生命与美丽,结果子荣耀神,怀着喜乐与惊奇在这上头多说,是自然的、也是正当的。可这里同别处一样,仇敌也撒稗子,神的仆人也常受苦苦的试炼。
本地人里有不少无以为生、又没有社会地位可失、于基督教的性质与要求全然无知的,纯出于图利之念来求受洗。这样的人若始终只把福音当作得世上好处的器具、此外不加看重,他们从我们这里退去,于我们是比较不足惜的。
另有许多人是诚实地、深深地被真道所感,又一时切愿并立意作基督徒的。这些人便是比喻里石地上的听者,欢欢喜喜地领受那道,暂时忍得住,可遭了迫害便跌倒了。传教士主要的试炼之一,便是看着这些人的热心渐冷,终于一个接一个不再同我们同行。
还有些人似乎出于爱基督而甘受试炼,历尽许多难处,到了教会的门口,那仇敌却像猛力一击似地把他们拖回世界去,他们便成了我们的敌人。这样的事所生的失望,像农夫见自己茂盛的田正熟待收,却被冰雹与暴风打倒荒废时所觉的那样。这样的例子在多数传教士的生涯里,都痛切分明地立在那里。
我清清楚楚记得山东省栖霞县一位有名的佛门苦修者的事;四周乡里的人极为敬仰他。他多半时候坐着,人以为他是在作宗教的默想与祷告。他纯吃素,而人相信他几乎什么都不吃。他于百姓有极大的影响,被他们几乎当作佛的化身、圣洁的化身。我们本地的传道助手去访过他几次;他似乎真有求宗教知识与来生福乐之意,又承认自己的宗教与生活之法并不全然使他满足。谈过几回之后,他答应读宗教的书,读得极有兴味。渐渐地他被折服,信了基督教的真,又表白愿作基督徒。我们的传道助手有一次去访时,他竟把神龛上的偶像取下来,把内室墙上神佛的画像揭去,又同客人一道吃肉;就这样正式弃了自己的信仰,否了人所以为他苦修一生所积之功。我们开始盼望他不久就会自认为基督徒,又成为「所选的器皿」,把福音传给那成千被他「用邪术迷惑」、仰他如宗教之谕的人。我们还约定了日子,请他到登州来作我的客,以便在受基督教洗礼之前再受教导。叫我们吃惊的是:他忽然改了计划——我们不知是受什么念头的影响——回到旧日的生涯里去,说我们是欺人诱人的,说自己几乎被我们引坏引毁了。这里仇敌又得胜了,我们的指望落了空。
我在日记里颇详地记着另一桩我极关切之事的经过;这一章里它的篇幅虽不相称,我还是要把它大半写出来,因为它说明了中国人品格与社会生活、以及传教经历的许多方面,而那些我以别的办法都不能这样清楚地陈出来。
「登州,一八六二年一月十四日。——我的教师孙心里的情形极有兴味;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是那样一种性质,我愿把它记下来。
「我极想雇一位造就有成的中国文士,能帮我编书付印;到这里来时,我便特特以此为祷告之事,求得这样一个人。我头一次见孙,约在九月一日,在盖利先生那处礼拜堂里。他同一群衣着整洁的青年一道进来,个个显得极有家教、极明达。孙的敏捷、以及他有礼而从容的举止,特别使我注目。他离礼拜堂时,我几乎没想到还会再见他。一个多月后,曹告我说有一位极可敬而有士人风度的文士愿来充官话教师。他露面时,我认出正是我在礼拜堂里见过的那位孙先生。他同家人从泰安府来——在那里他曾在一个亲戚的衙门里任事——为避捻乱而到这地方来。我告他说:我们素常给教师的工价不够养他一家;可他在没有别的事做之间,我很欢喜请他,而他一能得着较优厚的位置,我便望他离我去就那位置。起初他看基督教同佛教差不多,显然于它与它的信从者并不怎么敬重。我们修订一部待印之书(《本地助手指南》)时,我见他颇被其中几层思想所触动,他的好奇与兴味相当明显。从这时起,他总似乎乐于泛泛地谈基督教的题目,而且很快得了对它正确的观念。
「约三个礼拜前,我把他自身于福音有何切实关系这题目摆在他面前,切切地把这件事要紧之处压在他心上,劝他极恳切地加以思量,为自己取得福音所给的益处。他坦然告我说:他心里满是疑惑,甚至疑基督教所启之示是否真实。可我看出他兴味之深过于他所肯承认的。谈了很久之后他走了。显然,对真道清楚的领会既唤起了他的责任之感,也唤起了他心里天然的敌意。
「他第二天来时告我说:他为我们所谈的题目想了一整夜,而越想疑难越多。我请他把那些疑难写出来给我看。他答应了。他一天一天把所写的纸拿来时,我一句不答,因为我愿他先把所要说的都自由说出。可他还没写完,其中一张写得那样亵慢,我便告他说:我固然愿他极坦然、毫无保留地把什么都陈出来,可他至少须恭敬地说到基督的名,记着他自己有一天也许会发觉:自己一直在得罪天地的至尊。他这样列举的异议共有二十条,显出一个会思想的心、以及切实的用功与研读。我用了三天答它们。显然,就其中多数而论,他的智识是满足了。这时他的兴味极为浓厚;可他还不以自己为求道者,我也不这样称他。他许多疑难归结起来都是疑圣经出于神、疑它真实,我便催他细读《天道溯原》〔注一〕里论这题目的几章。第二天他说他读了那几章,而经我们那几次谈话之后,其中所陈的真道显出一种新的光来。这书他从前已细读过一遍,却不能懂;如今它仿佛是一部新书了。不过他说他又遇着另一个难处:他不能信死人复活;说圣经不会教这样的教条,必是我们解错了。我告他说这是圣经里启示得最清楚的教义之一,又同他细读了我们主同撒都该人的论辩、以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一天多半时候都用在谈这些基督教根本而奥秘的教义上。他定定地听着,深受感动,虽说得极少。这时他的心被开了,见了圣经的美与力,显然已「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此后好几天我们按时读圣经。这时他于宗教以外的事几乎毫无兴味,研读圣经也不是苦事了。罗马书前一部分所陈那因信而得的神的义,极有力地触动了他。从他的谈话看得出:他在家里一切闲暇都用在读圣经与别的宗教之书上,于属神之事的知识进得极快。
「我还没有多同他说基督教切实的本分,因为他不肯承认自己信圣灵之存在、不承认信撒但、不承认祷告合理有效、不承认圣经论罪的看法、不承认神救罪人之法为公义。可我确信他的心已被开导得够了,足以为直接向他本分与责任之感呼吁立下根基,便催他立刻把自己交给神,恳切顾念那关乎他永远平安之事。四天前我提醒他说:这大概是他一生的转折,要定他今世与永世的福与祸,所关的不只他自己,还有他一家。我告他说神正藉他的灵召他,他此时必须自己决断这问题:是事奉神还是事奉撒但。我又告他说:我极为他焦虑,因为他不能久留在现今的地位上,他必是进便是退。我催他立刻起首私下祷告,把自己交给神,同他立一个庄严之约,永远作他的人。
「孙昨天来时,似乎比从前更沉重。他不愿多说,可似乎乐于听我讲宗教的题目。他随口说的几句话给了凭据:他于真道不但有兴味,而且有爱;这使我大得鼓励。他有一次恳切地说:『唉,我这一国若整个接受了基督教,那真是有福了!』那一天我们谈宗教的题目比平常多得多。他离我时,我怕自己说得太多,怕把他的思路引偏了,或以某种方式搅扰了神的灵显然正在他心里推行的工。我便定意今日把素常谈话的时间用来读圣经,把真道怎样施用留给圣灵照他自己的办法去作。
「今早我打开圣经要读时,看出他有话要说。他深吸一口气,这样开了口:『这几天撒但与圣灵在我心里争斗。有一个声音说:「福音是假的,不要沾它;」又有一个声音说:「它是真的,你不可弃绝它。」有时我对神有刻薄的念头,觉得他待我不公;可又想到我许多福分都是欠他的。』我问他:他有时觉得神在哪一点上待他不公。他答说:『我祖上几代都作官;我早年的同学里,才学全不胜于我的,如今许多据高位、享厚禄,而我样样筹划都受了挫,样样指望都落了空。』我答说:『神待你比你所想的好,为你所作的过于你所求的。他把一切路都堵住了,只留一条;那条路如今开在你面前,神的灵正招手叫你进去;所要得的不是这一生短暂的荣耀与欢乐,而是永生与福乐的恩赐。』他答说:『我作基督徒有许多拦阻。』我请他一一说出。他从怀里抽出一张纸来,上头已写好了,是这样:
「『一、我老母亲反对我作基督徒。二、我不忍舍去本国风俗所要我对祖宗尽的敬礼。三、我怕从前同辈的讥笑,他们会说我从前的筹划落了空,走不出别的路才作了基督徒。四、我作基督徒便断了同旧日相识的情分,正如雅各所说:「与世俗为友,便是与神为敌。」五、我若作了基督徒,便不知有什么路可以照圣经的教训诚实而一贯地养家。』
「我答说:『神在你身上的要求高过你母亲的要求;况且你对母亲的孝道正要你站得稳,靠神的祝福尽力在她死前救她的灵魂。至于世俗的情分,在它同神的爱与恩之间,我们怎能迟疑不定呢?』我怕他于基督教关乎祖宗的要求有不正确的看法,便说:『基督教并不违我们本性里任何端正的情怀与性向。记念、敬爱、尊重已故父母之德,是我们的特权与本分;去扫墓修墓、把心里的情怀以任何合宜的外形表出来,也是我们的特权。』他说:『是的,可我的情形同你的不同。你作基督徒,是进了你祖上的宗教,还盼望在天上同他们再聚。』这是最柔软的一点。我答说:『关乎你的祖先,你须把他们交在神手里。他们死时如你决不会死的那样,是「没有律法」的。神是有无限慈爱、无限公义的神,必行他所当行的。他们若能同你说话,大概会说:「快逃到基督那里保你的命,持定他作你唯一的救主。」』我又添说:『你想想,你若不肯作基督徒,日后你儿子心里会是什么情怀。你所难的是你的祖先不知道基督、不能信他;你儿子所难的却是:「我父亲知道基督,又被人催着信他、靠他得救,却不肯。」』我承认他的疑难是实在的、严重的,可我说:我虽深深同情他,所能为他作的却极少。我把他指向基督,那里有最全的同情与帮助。他走时似乎担子比先前更重,而我被同情、焦虑与责任之重压着。
「十五日,礼拜三。——今日孙来时问:祷告果真有效么?我答说断然有效。他答说:『我试着把自己交给神,祷告了三天,却没有得着回答。』我告他说我恐怕他祷告得不合法,便设法教他何为蒙悦纳的祷告。我发觉他没有照所当的那样倚靠基督的中保与赎祭,而太多奉自己的名献上祷告。我又告他说:他的祷告虽可能合圣经、蒙悦纳,神却要照他自己的时候与办法答应它、赐他平安;他须恳切、迫切、有信心地祷告,确信神必守他的应许。我劝他永不要疑神,倒要仔细看自己那诡诈的心,防撒但暗中的攻击。他情怀上的改变是显著的。他又同母亲谈过了,显然他一家人在他们所能懂得、所能领会的范围里,已知道他心里的情形。几天前他写反对基督教的话时,他妻子还反对他,说他不该这样写,因为基督教是真的。他说他妻子如今还是这个看法,可她显然并不同情他,也不能懂他。今日我们谈了许多关乎圣灵之工与重生的事。
「十六日,礼拜四。——孙今早来时,我见他脸上愁容轻了些。我问他近来怎样。他答说:『我的信托渐强,疑惑渐弱。我觉得我在进。』我问他对罪的性质怎么看,欢喜地发觉他的看法合圣经。他所述自己怎样把身心献与神的那番话,也极有兴味、极可鼓励。我同他读了《天路历程》里盼望述说自己归信的那一段,又读了罗马书第七、八章。他如今似乎爱圣经了。读完之后,我同他长谈了圣礼与基督徒的本分。说到神看顾他百姓的天意时,他说:『我昨日读了圣经几段话,很大程度上解了我的焦虑。』我问是哪几段。他显然欢喜地把那说到乌鸦与百合花的几节背了出来。他临走前,我对他说:我以前没有提议我们一同祷告,因为我觉得这是他须自己无助地起首的本分;我想如今我们一同求神的祝福是好的;又问他:我祷告之后,他肯不肯接着自己祷告一回。他答应了。他的祷告断续不连,可朴素、不矫饰,合圣经。他说自己从前什么都不知道,如今所知也极少,却愿知道更多。他为圣灵开导之感、为靠耶稣基督得赦他数不尽的罪、为他一家祷告;又求神帮他无罪地过这个年。
「二十五日,礼拜六。——离我上次所记已一个多礼拜。这期间孙学到不少那窄路上的难处,也学到不少自己心里的事。上个礼拜日他头一次来同我们一道守安息日。这同他素常的习惯不同,便加增了他家人的反对。他有几次因家人反对他时自己不能存温柔与爱的心,而责自己。他惊讶自己竟这样少力量,也惊讶过基督徒的生活竟这样难。上个礼拜四,他答我的问,告我说他遇着许多难处;说他被引入了罪,心里极为难过。前一晚是拜「灶神」的时候,人望他行那敬拜之礼。他母亲为这事同他说了几次,他都推开,说:『等一等。』最后她又问他,他便说:『我已经拜了;』这样欺了她,这事就搁下了。他觉得自己作错了,在祷告里求赦免,可心里还极不安。他夜里歇下之后,更详细地告他妻子说自己决意作基督徒,她便大怒,威胁说要离开他、回济南去。我告他说我很难过,可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不顾一切地听神的命,把结果交给他。我又说:他若不把「灶神」那件事向家人说明、认自己的过,便不可指望神的祝福。我又催他把自己关乎一切拜偶像之事的决意更明确地宣告出来,免得日后再有同样的难处。他神气似乎极为沉重,我怕他没有力量经得这场试炼。昨日他没有来,我颇为焦虑。今日他告我说:前一晚他已向家人明明说了自己决意从此同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无涉,又认了前一晚欺人之罪。他们痛苦之极,都哭起来、哀叹起来,他也同他们一道哭了。他母亲对他说的话比从前更严厉,又说了些使他极难过的话。他妻子是最厉害的,他觉得自己的处境极难。他说他家里人全没有放下把他「拉回来」(照他们看)的念头。他们看他是失了心,又以为我给了他什么神秘的汤药,藉此得了控制他的大能力。我欢喜地见到凭据:圣灵正在教他怎样祷告。今晚我接到一张字条,说他家里设了法要拦他不来赴明日的礼拜,他能不能脱身还难定。愿神赐他恩,叫他尽自己全部的本分,又把这些试炼转为他的益处。
「二十八日,礼拜二。——前天孙没有来赴礼拜日的礼拜。他家人留他在家的办法,是夜里把他的衣服藏起来,使他早上没有衣服可穿。我怕他实在太软、太无决断。曹告我说孙昨日在他那里,给他的印象也是一样。我只能把他交在基督手里,惟有他能保他不失脚。他请了假过年。愿神赐他力量抵挡诱惑。
「二月一日,礼拜六。——昨日孙来拜年。我欢喜地写下:我为他所存的焦虑略得宽解。第一,他见我时那份亲切的热情,是我从前在他身上没有留意过的。他许多话也显出他的兴味并未减退。他从我的劝勉里推知我对他心里的情形有些担忧,便说:『你为我这样焦虑费心,我很难过。我向你保证:我没有放下我的决意;神没有弃我,我的心志还是定的。』我警戒他不要倚靠自己,又说他自以为作得好时,也许只是随了撒但的提议。他如今实在发觉:同他相敌的正是他自己家里的人。他老母亲极为痛苦,觉得儿子被一个假的宗教引走了。他妹妹起初还有同情他之意,如今也随了家里普遍的反对。他妻子极为激烈。年夜里他同她谈话、宣告自己决意作基督徒时,她起了誓愿:他若如此,她便自尽;为作凭证,她还要去切自己的手指,伤得极重。他的小儿子全在母亲的影响之下。孙几乎不知怎么办。我把严守安息日的本分压在他身上。他怕自己若去赴这个礼拜日的礼拜,妻子或许会作出什么拼命的事来,可他确确实实应许:下一个礼拜日他必出来。」
我的日记在这里把这题目断下了。过年的假期带着种种诱惑,于可怜的孙成了一段遭难的时节。假过了,他回到素常的职事上,还自称于自身的宗教兴味不减,可如今已少有谈这题目之意,神气也拘束。他在负十字架上退缩了,从那时起他的路便一直向后向下。他从前同我一道做、又那样欢喜的工作,如今成了可厌之事,做得也不用心。过了几个礼拜,他同我的关系于他已成烦累,于我也不足意,他便辞了我的雇。不必再添一句:在这样的情形下同他分手,我是深觉惋惜与失望的。
可还有比我上面所述更大的试炼。那是从那些曾正式担起主耶稣之誓的人背道而来的;他们曾被人当弟兄一样爱、一样信托;他们曾跑得好,曾有月有年地为福音作确凿的见证;后来却屈在诱惑之下,使基督的事业受羞辱。在中国,撒但许多世纪以来在人心上掌着无人争的权;那么那几个开始向他的霸权发动攻势的本地基督徒与教会,成了他最毒的恶意与最猛的攻击之标,是只能指望的事。羊圈有时意外地被人进去,羊、或我们曾以为是基督的羊的几只被毁,或许我们不该惊讶。本地基督徒的诱惑是各样而繁多的。在中国,世界、肉体与魔鬼似乎各多了一分力量,而基督的百姓作「争战的教会」之境况,在这里显得极为分明。年轻的信徒不识自己、也不识撒但的诡计,几乎不自觉地被引入诱惑,又常常灰心丧气。更常有的是:他们看别人的过失比看自己的清楚,又采了一个高的基督徒本分之标准,便成了好责人的,于是教会里起了争竞与纷争。可那仇敌的诡计常被转过来,败了他自己的意图。再没有比这件事更能安慰人、更能激人的了:看一个年轻、无阅历而自恃的基督徒,在屈于诱惑之后,以更真的谦卑与更恳切的信心紧靠救主,又带着新的决意与确信起来重战。
我知道好几回这样的事:基督徒弟兄之间的误会与疏离,到末了反坚固了、也凝固了他们的友谊,并增了他们的影响。约十年前,我们宁波的差会正在余姚与三北两处设支站,这两处如今都有强健而增长的教会。管这两处支站的两个本地人之间起了误会;他们的妻子——都是极可敬的基督徒妇人——在这场龃龉的起头与延续上都出力不少。两边各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又觉得错全在对方。那裂口越裂越大,以至两家几乎不相往来,虽然他们是在相邻的地方劳作。这样的情怀严重妨碍了他们的喜乐与用处,又开始被他们所聚的那几个信徒谈说。我巡访支站时,为这件事同他们谈过几次,可他们的疑难在他们看来是不可逾越的,两边都不肯让。过了几个月,我极严肃地告他们说:我以为这场疏离没有正当的缘由,他们是在彼此相得罪、也在得罪基督;又说这些龃龉不调停,他们便不可指望自己与自己的工作蒙福;并催他们两人都为这事思想、祷告。我告余姚那位助手说:我下次巡来时,他须同我到三北去,同他的弟兄面对面相见,可能的话,当时当地把这些龃龉了结。他没有答话,可他的沉默与神气显出他觉得这一步要紧,而且愿意、也切望去作那实在是他本分的事。约一个月后,我们坐一只本地的船,慢慢穿过三北那人烟稠密的平原,往小桥头那个小村去。到了那里本地助手的家,照例寒暄、又略问了他的工作之后,我对他说:「今日你不必费心款待我了,因为近来我在你家作客,比我带来的你这位老朋友还要勤。」说完我就留他们两人在一处,自己退了出来。过了几个钟头,他们闭门密谈的那间屋里出来一个,我问他:「怎么样?」他答说:「我们先一同祷告,然后我开口对他说:我们这么久彼此隔绝是我的不是。他打断我,坚说错在他。他不让我认什么,我也不让他认;我告你说,我们有了一段『好时光』。」在恩典的能力之下,两人都被带到看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弟兄眼中只有一根刺;他们的疑难消了,旧日的友谊以新的力量复了起来,我想此后从没有再断过。
关乎收求道者作正式会友当守什么原则,传教士的见解略有不同;有的收得较早,有的让他们较长时候留在察看之中。遇着一桩就要实际地定出最好的办法来,是难的;而似乎有偏到这一头或那一头的险。自然,各站本地基督徒的人数与品格,很大程度上要看在这件事上、以及在同样要紧的教会惩戒一事上采了什么看法。总的说来,背道的人数比在这样的情形下所可指望的要少。在我们自己教会所属的差会里,照我所能估的,约为所收总数的百分之七;别的差会所报的结果也大致相同。有些情形里,施行惩戒立刻随来极可喜的果效;另些情形里,被停职或被除名的人过了几月几年又被带回来;还有些似乎被交给撒但了,他们背道最后的结果掩在将来的深处。
本地基督徒主要的难处,有些是从这国社会上拜偶像的风俗里长出来的。吃祭过偶像之物这问题,所出的形式同使徒时代摆在使徒面前的一模一样。一个本地基督徒的亲属死了,而家中其余成员都拜偶像,这时很难确定这位基督徒究竟当取什么办法。他一面须设法不牵连于偶像崇拜,一面须避免显得不顾已故的亲属。还有,我们有时进一个本地基督徒的家,见灶神的像还在素常的位置上,前头烧着香,或许还有别的敬拜之物摆着。这事必然要引人起疑。可那位本地基督徒也许恰有一个心强的妻子,像被取下几次她便放回几次,又坚说自己有权守本族的风俗、拜自己所择之物。这里也难确定:一个基督徒的男子在自己家里当作主到什么分寸,为求和睦与出于不得已又可让到什么分寸。
中国基督徒所遇最大的难处,或许是关乎守安息日。一个作工的人若不肯在雇主要他作时就作,便有失业之险。一个开铺子的人若不是时时开着门,便可能失了客人。我到中国时,传教士之间还不时议论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有没有权把严守安息日定作入会必要的条件。可这件事上我们似乎并无斟酌的余地。这本分若是神所命的,我们便须不顾一切地要求它。我信严守它总归行得通;而它不但可取,且是任何国度里纯正的基督教存在所绝对必要的。
我们宁波一位会友的经历可以说明这题目,也可说明中国生活与品格几个要紧的方面,是我前面没有说到的。我最初在宁波所谓平桥头礼拜堂里试着讲道。我几乎每天都注意到一个穿工作衣的人,他进来时一副极熟的样子,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一面吃烟一面静静地听。我打听得他是隔邻豆腐铺的东家,人都叫他「豆腐阿三」。礼拜堂一造起他就熟悉我们的事,他进来是要看这位年轻的传教士讲得怎样。有时我同来客谈话,谈到宁波方言里我还没有彻底摸过的地方——那时我到中国还不满一年——他便来帮我,极合时地助我一把。有一天散了会之后,我请他留一会儿,说我想同他谈谈。我告他说:我极欢喜见他于基督教有这样的知识、又有护它之意,便问他为什么不作基督徒。他照自己素常那爽快坦白的样子答说:「基督教我是信的,我也愿作基督徒;可我告你难处在哪里。我卖豆腐为生;给客人称豆腐时(说着他把长烟杆在指头上端端地平过来),我总有一个心,想叫放豆腐那头的秤盘轻些,我知道那同基督教是不合的。我还没有预备好改我的做法;圣经所要的我是知道的;我若有一天表白了我的信仰,我就要照着活。还有,又有安息日的问题。我早上做的豆腐必须当日卖完,或者第二天清早卖完,不然就坏了,白赔本;整天关铺子要叫我倾家。」过了一年光景,我作了本地教会的牧师,阿三不久便来求受洗。他对真道的爱长了,又立意要试着听从自己本分之感。从他求洗到他被收入教会,有好几个月之久,那铺子每第七日都关着。他公开表白基督教后几个月,本地的会友留意到他的门在礼拜日半开着,不时见有客人进去。人同他说起这事,他说:邻居会来问他有没有剩下的豆腐;若有,他便通融着让他们拿去,免得坏掉。可礼拜日来要豆腐的人越多,阿三在礼拜六也越不留心不多做,不久便索性礼拜日开起铺子来。本地的长老劝他不听,我便请他来见我。他告我说他把这事从容而严肃地想过了,他不信神要他礼拜日关铺子。我们讲道理是容易的;可他得养家,客人正在流失,因为他们愿在随时都买得着的地方买,而他有陷于穷乏之险。他还说:「叫你这样费心,我很难过,可我没有办法。你若觉得自己本分当停我的圣餐之权、或把我除名,我不抱怨;我要作我以为对的,你也必须作你以为对的。我要作基督徒活、作基督徒死。我决不否认我的救主,可我已定了礼拜日开铺子。我愿住在我邻近的弟兄们每晚还照旧到我铺子里来,同我们一道作晚间读经祷告的功课;我来读(因为我比他们读得好些),略讲一讲,然后请他们祷告。」
这是阿三定了的决意;而如他所料,他被停了教会的圣餐。他照自己的意思行时,在家里遇着一个难处。他妻子是同他一道入教会的。她的性情同他一样有决断,守自己的路也一样坚。我记得有一次他以我作他牧师,向我诉她的一件事。他说:「我信我妻子是真基督徒,可她有些旧日异教的习惯不肯丢。她私下敬拜到热切恳切时,便跪下用头撞地,正同她从前拜偶像一样。我在这铺子里,常听见她在楼上咚——咚——咚;我愿你同她说一说。」这妇人声言她决不沾礼拜日做豆腐卖豆腐的事。一个在工作上略帮父母的女儿站在母亲一边,可怜的阿三只好礼拜日独自尽力做些。
又起了一个他与别人都没有料到的难处。被停圣餐之后的那一个礼拜,照他后来告我的,他颈后有一种不舒服的刺痛之感,还有些微肿。过了几天,那成了一个极痛的疖子,下个礼拜日他不得不关了铺子。有几位本地的基督徒去看他,说这里头或许有神的安排。他答说:「唉,我从前也生过疖子;一两天就好了。」可那疖子越发疼,原来是个毒疮;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几乎叫他一刻不得睡;可他还撑着胆气,望着每一个礼拜便是最后一个。他花了一大笔钱请医,都没有用。他变得极弱极瘦,我们开始怕他这场病要致命。最后他的情怀改了;他承认自己觉得神的手在他所受的苦里,又宣告决意:神若留他的命、使他复了康健,他的铺子礼拜日决不再开。此后不久他的疼就止了,身子也复了原。我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时,他还在平桥头礼拜堂旁边自己的豆腐铺里;他的铺子礼拜日严严地关着,而他并没有陷于穷乏。
离中国之前,我亲身得了凭据,见我们支站上守安息日是何等严。在三北愉快地访过之后,我同陶德先生礼拜五晚上到了余姚,要在那站上住些时候。礼拜五晚上大半时候、礼拜六一天、以及礼拜六晚上到很晚,都用在考察受洗候选人上。礼拜日有十五人被收入教会——十个妇人、五个男子,头一次同我们一道坐在主的席上。那是我们久久要记念的时候。我们当时所见的景象,几乎足以叫一个传教士一生的劳作与试炼都得了安慰,也是天使可以欢喜看的。到了夜里十点,本地的基督徒才都离礼拜堂回家去。我因忙着预备回这国来,极想礼拜一尽早回宁波,便向陶德先生提议:我们可以把行李搬到离礼拜堂约四分之一英里停着的船上,在那里睡,趁退潮之便,船家夜里十二点就能开往宁波。本地传道人金灵佑听了我们这个打算,请我们不要这样做,缘由是这样。他说:「我们这里的人于安息日的事极硬。前些时宁波蓝金先生来了一封信,要赶紧转到三北去。信是礼拜六到的。第二天有一只载客带邮的船要开,可礼拜一没有船,我怕信留到礼拜二会有大的不便。我便把信交给润高,请他回家时交给船家,一有机会就带去。他说:『怎么,那船是礼拜日开的。我决不作这样的事!』那封信直到礼拜二才送出去。我知道你们所要做的全然不错,可我怕它会引起议论与误会,或许要生些害处。」我们谢他的坦直;为免丝毫降低这所幼小的教会里已立的守安息日之标准,我们等到礼拜一下午才走。
现在,关乎上面所说那位润高略说几句,我便结束这长长的一章与这个题目。我们的本地助手初到余姚时,润高在那里是人所知最有恶名的人之一。我们绝想不到他会在那里最早的信徒之中;可神已选了他。他成了一个恳切而直言的基督徒,人人都看得出他是真改过了的人,虽然他还以为自己可以吃酒,有时吃得也过了些。(此后他已全然戒了。)为能守安息日,他舍了一个比较轻省而厚利的职业,操起自己少年时学过的木匠手艺。我上面所说那次巡访之时,他已成了把约十五人带进教会的器具,其中有他家里的人、亲戚与朋友。他的品格远不是完全的,大概因他的古怪、冲动与执拗,给他牧师添的麻烦比教会里几乎任何别的会友都多;可同样真的是:没有一个会友比他更是得力的助手。他不止一次失脚跌倒过,可他从未全然被摔下去,而总的说来,他的路是极为一贯的。
这几章论传教的文字,远超出了我起初所定的范围。我愿它们能有这个果效:使读者确信中国有真的、恳切的、舍己的本地基督徒,有满有希望的本地教会。我所作的见证是——而我所说的是自己亲身经历与观察所知的,因为我同这些本地基督徒中许多人相熟相亲,一如本国的牧师同自己羊群的会友相熟相亲——中国传教之工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失败的」。基督的福音在那里同在别处一样,已证明自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以致人得救」。
〔注一〕(原注:丁韪良牧师所著论基督教凭据之书。)
第二十五章
中国的天主教传教事业
提要:罗马早期的传教士怎样取得进入中华帝国之路、他们对真道的迁就、以及各修会之间的争论与纷争、世俗的职事、他们推行传教之工的方式、传教士的品格、传教结果的统计、他们对近年各约所给便利的利用、本地信徒的品格、略说罗马教会在中国的宗教文籍、这一制度的长处与缺处、它对这帝国将来可能有的影响。
罗马教会对中华帝国如今与日后的影响,使考量这教会的传教事业成为极有兴味、极为要紧的事。关乎这信仰最初传入东方,第二十章所述的话无须重说。
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早期创立者的劳作伴着许多实际的难处。利玛窦取得进入这国之路、又使他那新的宗教得人的青睐,是藉教天文与西方的科学,这样赢得皇帝的欢心。他为保住在朝中的地位、为从本地人中得信徒,迁就了基督教的真道,又对偶像崇拜让步到那样的程度,以至引起他自己教会最确凿的抗议与反对;这教会里一位作者给他下了这样的评语:「利玛窦勤敏、机巧、满腹筹划,又具备一切使他见悦于权贵、取宠于君王所必需的才能;可他于信仰之事又那样不通,以至正如柯农主教所说:只要读一读他论真宗教那部书,便足以确信他于神学最初的原理是无知的。他是政客多于神学家,便找着了在中国安然住下的秘诀。君王在他身上见到一个极肯迁就的人;异教之民见到一个顺就他们迷信的祭司;官员见到一个知尽朝廷一切机巧的恭顺之臣;而魔鬼则见到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远不是毁它的国,而是在异教之民中为它立了国,甚至把它扩到基督徒身上。他在中国照自己的意思传基督的宗教;也就是说,他以忠实地掺入异教的迷信把它弄得变了形:采了献给孔子与祖宗的祭,又教基督徒帮着、陪着去拜偶像,只要他们把自己的敬拜指向一个盖着花、或暗藏在假神庙里所点的某一支蜡烛上的十字架就行。」〔注一〕
利玛窦容许拜孔与拜祖,他为自己这条路辩说:这些仪节的性质是民俗的而非宗教的,是对贤人之德表敬意,而不是对神祇所献的敬拜。这题目上利玛窦与他所属的耶稣会一边、多明我会另一边起了激烈的争论时,中国皇帝站在耶稣会一边,只照他们所教的样式容许罗马的宗教。
教皇自称对一切君王与他们的臣民有至上之权,各修会又彼此争竞,这便引起了朝廷的猜疑与严密的监视;于此,罗马的教师要在这帝国里保住地位,只能靠行两面之事,又加倍地出力在世俗的事上使自己对皇帝有用。这时他们的职事变得多样起来:教并督造炮,为皇帝的宫苑设计建造水钟与喷泉。据传教士自己所说:一六三六年汤若望为顺治皇帝铸了若干尊炮,而南怀仁一次为康熙铸了一百三十尊,成得出奇之好;后来他又铸了三百二十尊,还隆重地为它们祝了圣,给每一尊起了一位圣徒的名字。〔注二〕
康熙的继位者雍正于一七二四年下旨,禁止传布天主教,又命一切在北京不为科学之事所需的传教士离境。其中有些设法藏匿起来;另些被遣走的,又偷偷找路回到自己的羊群那里。此后一百余年的迫害之中,许多本地的基督徒与若干外国教师因献身于自己的宗教而受死。在近年容教各约之前,传教士素常推行劳作的方式,于卫三畏《中国总论》与艾约瑟《中国人的宗教状况》下面两段摘引里可以见到:
「新的传教士到时,先同弟兄们同住,等乡下来一个可靠的引路人把他带到所派之处。他换上中国的衣服;于语言全无或几无所知,便把自己交在那引路人手里。『他有时步行,有时乘船,有时像个富人坐轿,有时又扮作官员坐车,这样赶他的路。他若被人起疑——这是常有的事——或因眼睛发蓝、或因鼻子长而弯、或因皮色太白,他便把脸转向墙壁;若有人以无礼的话问他,他便或装聋,或声称听不懂问话人的方言。若事到了极处,而他的引路人既不能把盘问的人唬住、又不能躲开,便说他是个痴人,自己正要把他送到帝国另一处他亲友那里去;或者一行人以忽然逃走求安,趁夜色再聚在一处。』到了劳作之地,新来的传教士受同伴的指派,一部分时间用来学语言,一部分用来藉一本专备此用的手册听告解。他们在语言与所任之事的知识上渐进,便从一个「教民区」(人这样称各处分开的信徒圈子)到另一个去,听告解、行弥撒、施洗与终傅,并尽牧者之职的种种本分。他们不断更换住处,这既减少了被人察出的机会,也有益于保他们的康健。」
「中国本地天主教团体的人数,如今主要是靠在这团体之内施教来维持。比较说来,从周围异教之民中得的信徒极少。朝廷一次又一次兴起的迫害,拦住了这些差会向外的努力,也寒了那些本有意采天主教信仰之人的热心。传教士从欧洲到时,由信徒照料着秘密送进内地,此后他们的时间完全在这团体成员之中度过。外人不许知道他们在此。把他们从一处送到一处的船家或轿夫都是本地的基督徒;为他们所备住处里的仆役也是。他们一到某站行自己职分上的本分,消息便迅速传给一切奉他们为属灵引者的居民,他们就聚来受祝福。他们进那位欧洲神父所坐之屋时,必须在他面前行跪拜之礼。这团体之外的人,须先在本地传道员与神父之下受过一套教导,才许见那位外国神父。一个异教之人预备好受洗时,便可以同那位「西洋的神父」见面,可通常不能更早。这份谨慎是中国法度的情形所迫:那法度至今不许外国人进入这国的内地。外国神父所受的拘束极为烦人,因为除可信的朋友之眼以外,被任何人看见于他们都算不安全。有时城里传出他们在此的风声,便把他们坐轿送出城门,再从城另一边的门抬进来;这样做是要人相信他们已经走了。不过他们通常全然避开城邑,住在乡下,由信徒照管着为他们备下居处。一旦有人起疑、有人来查问,他们随时可能被从暂住之处赶出去。古伯察在《鞑靼西藏旅行记》里说到:他同同伴出了长城进入鞑靼之地时,因有了自在之感而生的欢喜——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让人看见,不怕被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招得新的信徒便留给本地信徒的热心与能力去作了。」
中国早期罗马教会的传教士里,许多是才学确凿、热心献身而恳切的人。如今这一辈虽不缺后面那几样品质,可就我所遇见的人、就近年比较缺少高品的文墨之作、就本地信徒的品格来判,他们在才干与造就上不及前辈。
下面这些统计取自卫三畏《中国总论》,可使人略知开「五口」那个条约之后不久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情形:「一八四六年的总计是十二位主教、七八位副主教、约八十位外国传教士、九十位本地神父。全体信徒之数如今离四十万不远。学堂之数未给;单四川一省便有男童学堂五十四所、女童学堂一百十四所。教养本地神父的学院有六所,包括那不勒斯那一所,可学生总数无从得知。一八四六年从欧洲所收为这一切之用的款项,约为五万九千元。」
在近年各约的保护之下,罗马教会的传教事业正公开推行,而且有了新的勤作与极确凿的结果。外国神父之数大为增加;新的学堂与育婴堂已设立;又有许多女助手进了这工场,忙于育婴堂的事:挨家挨户地访问、施药、赢取百姓的好意,并给小孩施洗。照近年各约的条款,从前迫害之年从天主教徒手里夺去的田地与要紧的屋基已归还,这便使他们在百姓中有了声势,又给了他们推广经营的另一些凭借。
罗马教会名下信徒之数比较多,其缘由是容易说明的:它传教的年月久长;它的教义与仪节同佛教之间有第八章所述那种显著的相似;入会所须的知识、以及心与行有所改变的凭据都被看作极少;而它又给本地信徒以自由,许他们礼拜日作工、许他们在许多方面顺从同国人迷信的行事。他们的宗教就在于受洗、按时赴弥撒与告解,又信自己的灵魂在教会与神父的保守之中是安全的。为得着教会所赐的益处,他们被教导说:必须弃绝一切同中国神祇崇拜的牵连,又决不可否认自己所采的宗教,否则要受永刑。其结果是:他们一般远离佛教与道教拜偶像的敬拜,为敬拜独一真神、信独一救主是人人的本分作见证,而且一般会至死守住自己宗教的表白。可他们弃了佛教所教的偶像崇拜,却仍以另一种形式行它:敬拜圣徒与代求者、敬拜画像、塑像与苦像;信功德与格外之功;对自己宗教的教师存着盲目的信;又随身带着救主的某种刻像、或十字架、或别的记号,以迷信之心敬之,有时还当它有符咒之力。
罗马之教在中国是什么品格,可从他们为教导劝勉信徒而写的文籍里略知。那些文籍里固然有许多满有基督真道、文墨上实在有价值的著作,可也有另一些同佛教的著作一样满是迷信、神话与敬虔的作伪,这便又同它有一重强的相似。离中国之前,我搜集了他们许多书,花了些时候去读。其中有几部在我心上留下我永不能忘的印象,可见它们何等善于拘住人的注意、印住人的记忆。我特别记得一部,共有好几卷,专以解说、例证并劝行罗马信仰种种教条与行事为目的,如独身、行弥撒、往圣地朝拜等等。这书名义上以十诫为本,而每一条教义或行事,为给它一个神的认可,总以某种办法同十诫中的一条连起来。这部书特别之处,在于它所举那些据称是史实的事与经历,用来证明教会的礼与惯例为真、为要紧。这些事显然是为无知未受教的人而设的,又极善于触动他们宗教的或迷信的惧怕。其中几则我凭记忆写在下面。
一整群信徒将被一位不信的君王屠戮,他的兵已在旁等着;这时他给他们一个活命之条件,就是叫他们以祷告使面前的一座山移开,以此证实他们圣书上的话。一位神父安了他的跟从者的惧怕与战兢,到君王面前,求神移山,那山就移了!惊讶的君王便成了真信者,又成了这信仰的传布者!
一个少女立志终身独身,有一位富贵人家的儿子来求婚,又以种种办法催她、诱她破了誓愿。在这些要摇动她坚心的事里,有一次有人在她面前被击死,随后因她的祷告立刻活了。于是人因她行了神秘而异能之力,告她是女巫,照此定了火刑;可那火不肯作它的工,火堆烧成了灰,而她安安静静、泰然自若地坐着,衣服上连火焰的气味都没有。后来她自愿而死,又作一位身穿白衣的美丽童女再现,安慰她哀伤的父母。要知道这书举十诫中的哪一条来命人独身,或许颇有兴味。上面这个少女的故事,是同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连起来的。那连法大略如此:「向神起誓愿是庄严之事。破这样的誓愿便是『妄称神的名』;所以独身的誓愿决不可破。」
有一人在迫害之时被人催着否认救主,他却不肯,坚说耶稣的名深刻在他心上。他立刻被杀,心被取出,那名果真清清楚楚现在上面!
有一行德国人去过圣地,正要登船回程。这时近旁一所堂里将要行弥撒,一行里有一人声言自己决不能疏忽或走开这庄严的礼,便决意去赴,哪怕误了船。那船没有等他就开了,他便起身步行去朝圣还乡。不久有一个骑马的人赶上他,请他骑;几个钟头之间,时光在欢悦的宗教谈话里消磨过去,他便发觉自己已在德国自家的门口了;而那位引他的人原来是某位天上之灵所现,此时不见了。那一行里较不虔敬、较不谨守的人,照寻常行路之法,约两个月才到家。
有一个恳切的信者决意按时去赴弥撒,可他的雇主坚要他在犁上不住地作;一位化作农工的天使来解了他的难:那作工的人去赴礼拜时,天使替他扶犁。
这书对讥笑者与不信者处治得极为简捷骇人。从前有一个「好教徒」要往某处朝拜,去求圣灰,路上歇宿之处有人告他说:他不必再往前走,在自家厨下的灰就够了;于是厨下那一堆灰被一阵狂风掀起,吹进他的眼、耳与鼻里,折磨他、惊骇他到那样程度,以至他发了狂,跳进河渠自溺了。又有一次,一个于这圣教不友的人在席间同一群朋友取笑举扬圣体之礼,拿那一套仪式当玩乐做了一遍。他两手举起作祝圣圣体之状时,在座的人都骇极了:他的手立刻定在那个姿势上,终身如此;以至他下葬时,人做了一副形状特别的棺,好容他身子这不自然的姿势!
这书里满是这一类的东西,上举只是样本。读者从上面这些取自中国天主教文籍的话与陈说里,可以自己推断那教会传教士与本地基督徒的品格。不过我并不愿人以为我举这书作他们文籍一般的公平样本,虽然另有许多书同它很相似。在这开明的时代,无论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哪一个宗教的信从者,竟认可并容忍这样一部书,大可叫我们惊讶。中国罗马教会的传教士与信徒里有许多人于自己宗教的信念是诚实诚恳的,这我并不疑。我也欢喜地愿望并相信:神的真道虽被他们以败坏的形式、又掺了许多人的命令而持守着,却靠神的祝福成了许多人属灵重生与得救的器具。我屡屡有机会引他那部论中国的佳作,用卫三畏博士的话说:「有些传教士写给自己朋友的信,透出一种敬虔的热忱与真基督徒的原则,值得人人效法。……他们的信徒里也有许多在表白上显出极大的坚贞,宁受迫害、拷问、监禁、流放与死,也不否认自己的信仰,虽然官长为免不得不行极刑,曾把一切含糊其辞、心存保留的办法摆在他们面前。若丧失一切是敬虔的凭据,他们许多人已以许多方式证明自己配得这个凭据。可直到同偶像崇拜与迷信完全分开;直到告解被废,敬拜童贞女、佩十字架与念珠、倚赖仪节与苦行都被止住;直到全部圣经与十诫都交给信徒;一言以蔽之,直到以因信称义这大教义代了因行称义的种种形式,中国罗马之教的信徒大体上便几乎不能算比受了洗的异教之民好多少。他们的行事与他们对异教同国人的影响,显出这一团里敬虔之酵何等之少;而神父与百姓都难以不受自己所供之凭据的判断。」
这样一种宗教虽不完全,却持着神独一、藉一位救赎者得救这些大的真道,因此比中国偶像崇拜那些粗陋的形式见得好;而它同时又顺就百姓的风俗与偏见;那么它在中国人这样的民族中迅速流行,并不奇怪。它无疑会有力地同别的缘由一道,把现有拜偶像的诸制颠覆推倒;可我们不可指望它给中国人一个纯正的、有生命的、能向外推进的基督教。它起初也许传得快,可它经不起自由论辩的试炼,而那试炼不久必要遇着。眼下在这样广的工场上,罗马与新教两会的代表是各自分头劳作的。可等到两边的影响都扩了、佛教与道教之治过去了,那最后的争战在东方要如在西方一样,是在基督教的两种形式——新教与罗马教——之间。所要诉的是圣经,即我们信仰共有的根基。我们对结果的信心,在于神真道的能力,并他的灵所加的祝福。
〔注一〕(原注:《中国轶事》第一卷序言第六、七页。)
〔注二〕(原注:卫三畏《中国总论》。)
第二十六章
太平之乱
提要:西方各国对太平之乱所存的兴味、洪秀全早年的生涯、他从传教士那里得了圣经与小册、他的病与自以为所受的启示、他的注意重新被引到那几部基督教的书上、他从那些书里构成一套新的宗教之制,起首传布,又得了许多信从者、这一支败坏了的基督教的信从者怎样一步一步成了造反的军旅、为争天下而起的长久争战、以及太平之乱终于败亡。
近二十年来,关乎中国的事里,再没有几件像那正使这国各处荒废的变乱与内战那样在西方各国引起这么大的兴味、在我们的报章上被这么多次提到;而它们在一些不熟悉这国政体品格与历史的人心里,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以为纷争与无政之态是它常有的情形。那场大的太平之乱因它宗教的、或者不如说基督教的性质,于我们有特别的兴味;为这个缘故,也为它对中国现今的情形与日后的前景有极大的影响,它值得特特地加以考量。
这场奇特的运动起于一个名叫洪秀全的人,他一八一三年生在广州附近的一个小镇。他家虽贫,可他早年便显出聪敏之资与读书之才,父母亲友便给了他受中国教养之便;约二十岁时,可见他在广州应文试。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三六年之间,他赴这些考试时,从本地传道人梁发那里得了几种基督教的小册,以及旧约与新约圣经的若干部分。这些书他似乎是随便读的,当时于他心上也没有生多少果效。一八三七年他从文试回家,这一次又没有中,身上病得很重,心里也颓丧。他这场病延了一个多月,病中神志恍惚,自以为蒙了超乎常理的显现与启示之眷。他觉得自己被洗去了本性的污秽,得了一个新的心;又被引到一位威严者面前,那位劝他过有德的生活、剪除妖魔。病中他又「屡屡见到一个中年人,他称之为长兄;那人教他怎样行事,陪他漫游到极远之地去寻邪魔,又帮他斩除它们」。这些自以为所受的启示似乎在他心上留了极深的印象,改了他的品性与外表的举止;不过病好之后,他还是回到塾师兼学子那安静的职业上去。
一八四三年,正在同英国的战事之后、同西方各国立了新的关系之时,本地人的心自然要转向外国人;洪有一位姓李的朋友,被引着去读洪书架上那几部外国的书——那些书看来已被搁了多年。他读得极有兴味,又藉他把那些书重新带到洪的注意之前,成了使洪一生改观、在他面前开出一段新而奇特的生涯的器具。「他极为惊讶:在这些书里找着了解他六年前那些异象之钥。他如今明白:那位坐在至高之位、人人所当敬拜的可敬老者,就是神,就是天父;而那位教导他、帮他剪除妖魔的中年人,就是耶稣,就是救世者;那些妖魔就是偶像。」
这时他心里定了一个确信:他曾实实在在与天上的神相通,又受了他特派的使命。他同他的朋友李细细研读这些书里所论的题目,又深深思想。渐渐地,他们发展出一套宗教之制,内含些微基督真道,又掺着许多奇怪的误解与他们想头的狂想。他们彼此施了洗,又在亲友邻人中起首传布这新而奇特的一支基督教。最初的信从者是在他们自己家乡一带得的,其中有几个文士或塾师,还有洪的父母、兄弟与亲戚。塾师里有一个叫冯云山,后来在这场新运动的历史里成了一个显要的角色。他同洪因在塾中撤去孔子的牌位、废了对他所行的礼而失了学生,便于一八四四年初离家往别处去传道,想靠卖墨与笔自养。他们游历了广西省许多地方之后,同洪一个住在该省南部的亲戚住了几个月,在那里得了一百余名信从者。冯云山怕累了洪的亲戚,便起身要回家。路上他遇见几个相识的做工人,就留在他们那里,帮着他们挑土,同时在他们中间传自己的宗教。「其中十人不久成了他的信从者;他们又把他引荐给雇主,那雇主便雇他作教师,不久自己也受了洗。冯云山由此得以在那一带住了几年,传得极为热心,又那样有成,以至各姓各族整家整家地受洗,自己彼此组成会众,以『拜上帝会』之名广为人知。」
冯离他之后不久,洪秀全也回了家,把时间用在研读、写宗教的文字与教导别人上。一八四七年夏天他到广州,在那里同浸信会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先生相识,受了他两个月的教导。随后他求受洗,又求在罗孝全先生那里得一个本地传道人或助手的位置。这两项请求罗先生都辞了,大概因他求一个位置而怕他是出于图利之念。外国传教士常遇着这一类的请求;罗先生似乎以为这一桩同别的并无特别不同,万没想到这位又贫又微的乡塾师就要起首作一桩何等大胆的事业。
他离广州,往广西去访亲戚,从他们那里听得冯云山的行事、以及他传这新信仰的成功。他立刻去访那里的信从者,发觉他们已增到约两千人,而人数还不断从四周各处添进来。这些同道奉他为本派的创立者,迎他前来;他的到场、他更高的知识与才干,给这场运动添了新的势头。拜上帝会不久引起百姓的注意,而他们人所共知、又自己明言要毁偶像崇拜的意图,引起了猜疑与惊惧。不久便有人告他们是败坏的、危险的、谋反的教派;冯云山与另一个素来毁偶像出名的人被下在狱里。后者死在狱中,地方官便决意派两个差役把前者押回原籍。「路上,冯云山照自己素常的样子,极有口才、极能劝服地讲说这道;他们走了不多几英里,那两个差役便被他劝服,成了信从者。他们不但答应立刻放他自由,还声言甘愿舍自己的差使,跟冯到紫荆山的会众那里去;不久他便把他们引荐为受洗的候选人。」
立这新宗教的几位主要人物各为不同的使命往来奔走之间,广西拜上帝会中又生出新的事来。他们聚会敬拜之时,有人有时倒地发作或入了迷境,说出据称是启示、预言等等的话。这些话许多被记了下来,其性质似乎相差极大,以至有些被当作出于神,有些被当作出于魔鬼。有几个人因所得的启示而出名,被看作传达神旨公认的器具。
这样一个团体不同官府公然冲突而能久存,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事便在一八五〇年秋天发生了。拜上帝会的处境此时极为危险。他们有被搜出、被当作国体中败坏危险之物而剪除之险。他们既不得不舍命、便得为自卫而战;而他们人数增得迅速、又自以为所拜之神眷佑保护,便被激着去作向外进攻之举,所存的意图不只是传自己的信仰,还要立一个独立的朝廷。
这宗教会社的众人把产业变成现银,投入公共的库里。洪秀全把他们编成军旅,立下极严的纪律。他们先攻那些因宗教之故反对迫害过他们的人与镇邑,一切所需的衣食都不难取得。百姓中心怀不满的投到他们的旗下,许多伙的盗贼匪徒也归附了,受了几分新宗教的教义与礼式之教,被编成军中的一部分。朝廷派去平这场乱的兵,像风前的糠一样被吹散;一城又一城在这些拜上帝会之人得胜的进军之前陷落,全帝国都为之惊骇恐慌。
洪秀全因成功而得意,又更确信自己所受是神的使命,便想取更高的名分、谋更大胆的筹划。他自称是一个新国之首,号「太平天国」,又自居天子之号。基督被他随口说作自己的兄弟,他又自称屡屡得天父的传示。他对自己品位与使命的许多看法,似乎取自摩西五经。摩西既被神召作他与以色列人相通的中介,又去立一个新的宗教与国度,剪除迦南人、毁灭偶像崇拜一切的痕迹;他便照样以自己为神所选的器具,来宣告他的旨意、立一个新的中国朝代,赶出满洲人,又以对活而真的神的敬拜,代儒、佛、道诸假神的敬拜。
营中有宗教的敬拜。安息日被守着,他们所择之日是我们的礼拜六,即犹太人的安息日。圣经照他们所懂的读了讲了;有人献上祷告;有赞美与颂荣之歌,歌颂三一的神;又有能言的传道人劝勉众人,催他们尊神听神、忠于他的代治者即这位新皇帝、又为立这「天朝」勇敢争战;并许他们在新国里得尊荣与权势之位、在天上得永远的福乐。据说临阵之前,他们常在露天跪下,求天父的保护与帮助,然后确信必胜地冲向敌人。共历的危难、彼此的倚赖、共有的宗教同情与共有的目的所生那牢固的联结之带,加上对自己命数的信、以及他们强烈的宗教之热或狂热之热,给了他们一种朝廷的军旅所不能抵挡的力量。镇邑或城池不加反抗而归附他们之权时,待之以宽;若否认抗拒他们的名分,便被看作逆天之意、因此已自绝其命,而遭不分彼此的屠戮。
这个在帝国内地各省散布恐怖与荒凉的奇特组织,大体就是这样的品性。他们从广西起的路线是向北。他们穿过广西省北部、河南全省与湖北一部分,约六百英里之路,到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之市、位于大江之上的武昌。他们取了这地方与它的城外,加以劫掠,又毁了相当一部分,随后坐船顺江而下,又取了别些不甚要紧的城邑之后,占了南京;洪秀全决意以它为自己新国的都城。这座大而坚固之城的满洲驻防兵惊惧之极,弃了一切抵抗之望,只求怜恤。可他们属于那造反之人所看为篡夺者、而且在征服中国时屠戮了千百万居民的那一族,便被全数处死,男女小孩共约两万人。
太平军在南京立定之后,便着手去作征服帝国之工。一支极要紧的队伍北上,意在取北京。这桩事业全然失败,给这场乱事一个严重的挫折,也激励了在位的朝代去平它。在别省的几支队伍则较为得手,许多州县与省的一部分不得不较长或较短地受那可怕的「长毛」〔注一〕所制。
有几年,人似乎很有理由惧怕:在位的朝代要被耗尽压倒,而造反之人要在十八省立起他们的治权。有些外国人还盼望造反之人占了这帝国,立一个仁厚的政府,同西方各国结更亲睦的关系,又采近世的观念与基督教的文明。
然而这些盼望注定要落空。军营的生活于培养宗教与道德并不相宜。造反之人里许多较好的死在阵上或营中,补他们之位的是品性极低的人。他们那一式的宗教越来越败坏,而本是他们力量主源的宗教之素也越来越弱。
洪一面还自称对基督教诸国极为敬重亲善,称外国人为弟兄,又似切望同他们结亲厚的关系;一面却自居一种独尊与骄矜,几乎过于在位朝代的皇帝。他说自己从天上所得的启示同圣经里的有同样的权柄,而且更为要紧,有些地方还因为更近,便代了圣经的。他宗教的见解越来越离奇狂热,自然使人想到心神有几分失常。我们几位最明达的传教士在他定都南京数年之后得以到了他的京城,受了亲切的接待,可对他丝毫不能生影响。罗孝全先生被请在这新政府里任职,他接了;可发觉自己一无所成,而所处的地位也远不可取、远不安适,便厌然离了南京。
各军将领的品性与行事,败得比他们的首领还快。他们开始自行其是,不听元首,又彼此争斗。败坏与不满在属下的将官与兵卒中蔓延。太平军还能把各省劫得荒凉,可他们于重整与绥靖显出极少的才力。较富有、较有势力的各等人不肯信托他们,也不肯承认他们是这帝国日后的治者与安定者。
其间,造反之人盼挽回日衰之运,便设法占沿海各省,取用那些口岸通商之利。可他们在上海被英国军队借中国人之助击退了。他们在宁波几乎未遇抵抗、也几乎未流血便得了手,又似切愿同我们续存亲睦之谊、并作对外的贸易。可他们不久便被英国军队从那城逐出;而苏州、杭州两省城与别些不甚出名的城邑,也主要靠英国人之助从他们手里夺回。公道地说:他们同外国各邦的往来、以及所受的待遇,本足以使他们心里生苦、生怨、生报复之念;可宁波的外国侨民、以及到内地访他们的外国旅行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亲切而恭敬的接待,待之以厚。
他们被逐出江苏与浙江两省的据点之后,退到南京。在这里他们陷入极大的窘境;可从前在相似的情形下曾得解救与援手,他们还顽强地守着,盼运势再转向他们一边。中国的官府确信自己必能取这城、必能把这场乱平净,便坚要独力完成此事,英国军队于是撤了。
一八六四年夏天,从那些不断行驶大江的外国轮船甲板上,可以望见一支极大的围城之军,把注定要亡的南京城团团围住。它多年以来已空了它那众多而有教养的居民;成千上万生长在富贵中的人曾四处漂流作难民,死于风霜、哀伤与饥饿。它如今是一座军营,是一片荒凉之景。造反之人里许多预见了这场围城的结果,已经逃走,投到别处造反与劫掠的伙里。留下的人里,有些可见在江岸上打鱼,不怕敌人偶然的枪弹——那些敌人在江对岸安全的远处守着。围城之军的意图显然是要把那些他们知道决不会得宽恕、必要尽量以重价卖命的人困到饿死。
一八六四年七月,为争天下争了十四年的太平造反之人最后的据点南京被取了;它一陷落,太平朝最后的指望也灭了。洪秀全自尽,可他许多将官与兵卒被俘被杀。
这样一场规模浩大、延续这么多年的运动,虽在它特定的目的上失败了,却不能不生出极大的变动与结果。
它波及外国各邦,一定程度上断了供应、闭了通商之途。它把中华帝国几处最富庶最秀美的地方荒废了,身后留下连绵数百英里的荒凉之境,以焦黑的城墙、成堆的瓦砾、荒芜的田地、人烟断绝的镇邑为标记。在位的朝代受了一击,不是一时所能复元的。它的库藏耗尽,财源枯竭;它的百姓已习于造反之念,帝国各处已有、而且还在兴起种种独立的乱事。
〔注一〕(原注:「长毛」是中国人几乎普遍给造反之人起的名。剃去前额之发是满洲的风俗,中国被征服之后作为归顺之凭被加在中国人身上。造反之人既弃了归顺,便任发长起来,所以被称为「长毛」,这名便成了造反之人的同义词。)
第二十七章
中华帝国现今的情形与前景
提要:中国的现今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她不喜变动、种种缘由同时在把一个新的局面带进来、发展与衰败的通则、中国的历史是一代一代朝代的相继、地方的乱事与叛乱、从外国加在中国身上的影响、同英法两国的战事、知道近世的工艺与科学、以及知道基督教所必生的果效、从加利福尼亚回乡的中国人对中国的影响、朝廷采了西方万国公法的规则、中国的青年为充译员而学外国语言、这帝国的国策主要受她现今处境的迫切、以及在北京的外国公使与受雇者的建言所影响、一所教近世科学的大学堂已经设立、中国使团的由来、品格与结果、主张进取的一党、以及他们所争取的目的、传教士如今的地位、中国已不可挽回地走上革新与进取之路。
中国的现今确确实实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在浮浅的观察者看来,她如今同多少世代以来一样。孔子的学说仍左右着她居民的心。科举之制同从前一样被严守着。偶像的庙没有一座被毁,古礼没有一样被废,国中的惯例与社会的风俗没有一样改变。然而有些缘由正在起作用,有些变动正在水面之下作成,终必导致观念上一场彻底的革变,影响这一国的全局。中国现今的情形,可比初春时节一条盖着冰的河。和煦的日头照着它,温暖的风吹着它,可它抗住一切能化它的影响,仍保着冬日那严峻不变的面目。在少数得天独厚之处,日头已化开它冻结的面,清澄的水映着天与山川之美,又在风过时跳跃闪烁。然而那条大河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从外表看还是原来的样子。可上面与下面在起作用的力量是抗不住的;那铺在这么辽阔之上、看不透的盖子,或被洪水冲去,或无声地化去不见。
要在中国促成一个新的局面,有不同的缘由在内在外一同起着作用。须记住:内战与叛乱在那里已作了十五年有余的工。这些拖得长久、耗人气力的争斗,一般标着一个个朝代的衰亡,而中国整部历史就是由这些朝代构成的。百姓笃信:国的生命同草木禽兽的生命一样,有生长发育之期,继之以衰败腐朽之期。不过死的不是国,而是朝代,国却在一代一代朝代之中活下去;正如一棵树每年都经同样的生发与凋落之序,而它的形体与强健仍不断增长。这个可称为举国共有的念头,在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里有一句对偶的话说得极为鲜明,连许多不能读书的人也随口引它——「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现今这个鞑靼人的朝代治这帝国已约二百年。它出过几位有名的皇帝,立下可骄的功业。在位的这一家至今还有高贵爱国之士相连属,可京城与各省的败坏正在侵蚀它所立的根基。百姓与他们的治者很大程度上彼此失了信托;而正如中国那位大贤所说得真切的:「国可以无兵无食,不可以无信。」战事耗尽了库藏;官吏为养自己几乎不得不苛敛受贿,于这些行事便习惯得毫不羞愧,而不少人借此聚起巨万之财。于此,那被人当作苛索与压迫之借口的穷乏与败德便不断加增。为填公库而卖官,而失意的文士既因此断了进身之望,便帮着在百姓中散布不满。心存不善的、好乱的、有野心的人纠集盗伙,而那些被穷乏所迫、被压迫所激的人、以及被强掳去而宁愿同掳他们的人同命、不愿回到荒废的家与穷乏的生活里去的人,便入了他们的伙。这些劫掠之伙里有一伙,几个月前竟逼近京城,威胁要断它与沿海的交通。帝国各处兴起的许多独立的乱事,既是朝廷衰弱的凭据,也使它更加衰弱,而局面一直在由坏变得更坏。
百姓显然并不指望太平、秩序与善治立刻回来。在中部各省,被太平军荡平的许多村镇与城邑正在重建,建得粗略,所顾的不是久远,而是眼下迫切的所需。北方几省被劫掠之伙蹂躏过的地方,百姓趁两次来犯之间暂得的宁息,为日后备下自卫之计。在山东省,我曾在一日三十英里的路上,望见近二十个村子四围筑着高高的土墙或土堤。这些防御之工是一夏劳作的结果。它们是由四周若干村子的居民所筑,他们合力这样把一个居中的大镇筑成堡垒,到有人来犯时好逃进去彼此护卫。偶尔见这样一座避难之城立在高岗或山顶上,便使过路的旅人想到邻近村民所经的劫掠与恐怖之景、以及他们因怕这些事再来而常在的惧怕。
这样的局面,在别的时候、别的情形之下,极可能导致换一个朝代,而政体仍旧。可如今有从外国来的、新而强有力的影响,是从前所未曾感到的——至少没有感到这样的程度——而它们必大大影响结局。如今要由中国现在的治者去定:他们是无视、抗拒这些影响,使自己政权的倾覆更加确定、更加迅速;还是在这些影响里找到力量与复元的新源。我们有理由盼望:他们有意走后一条路;藉着取用从外国可得的帮助,革新自己的政体,使它合于同世界新的关系与当今之世的所需,从而挽回气运、安定百姓、使自己的朝代得以久存。
中国人多少世纪以来安于这个结论:他们的政体与文明是人所能设的至好;他们先贤的教训是完备的;从别国没有什么可学的。这个包罗一切的结论——疑它在他们看来几乎便算愚蠢或疯狂的凭据——一直是发展与进取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是极难除去的一个。同外国的往来一直在渐渐地、又以种种方式更正这个错谬。
同中国的几次外战,尤其最近同英法那一次——它的影响直被中华帝国的朝廷所在之地感到——显出这一国在人数远少于己的外国兵力面前何等无能自救。可他们仍可以说、也确实在说:能打并不是种族与文明优越的凭据,倒不如说相反。那是蛮力与勇悍所生的品质,自然属于未受教化的蛮夷野人。
他们素常以太平之业为中国伟大与优越的凭据而自豪地指点:她的内治之兴、宏富的资力、公共的工程、通商与制造。我们说起自己国中所行近世的工艺、说起我们更高的建筑与造船之术,说起我们的铁路、汽船、电报、报纸、邮政与公学,在他们身上并不生我们所可指望的印象。这些工艺里有许多,他们并不全然领会它的便利;他们又以为我们说自己国家的好话是自然的;而且仍可能设想:他们中间若有一个明达的目击者,能作公平的比较,所带回的报告便会大不相同。他们见过一些外国制造之物,如表与钟、缝衣机与蒸汽机,又肯承认我们在某些方面有出奇的机巧之能,显出许多灵敏与伶俐。他们坦然承认我们是明达而好奇的一族,在几门机械之艺上以精熟著称;可他们自豪的是自己通晓那些奥妙的学问——星命之学、占卜、风水、万物之本、招魂之术等等——那些都载在他们浩繁的文籍里,被他们看作要紧上几乎不在任何别种学问之下的门类。
这道护着举国之骄与偏见的内墙,已开始被挖松。只要略知近世的科学,便足以摇动百姓对那些虚假而出于想象的学问的信托——那些学问多少世代以来在他们心上有过那样的影响。举例说,电的生成与效用被他们归于一位名叫雷公的神。如今我们用一具小小的起电机,便能给他们看这种流体怎样生成、雷电怎样产生;又能说明电可以怎样用来迅速传递消息。他们相信自然里有五种单纯之元——金、木、水、火、土——而他们全无这样的念头:这些物质中的哪一种还能用分析之法化成更单纯之物。这五元是星命、风水、占卜与医学种种学说的根基;而这些自然中的大力之显要与奥妙的作用,常被举为科学确立而要紧的结论。
为说明这题目,我且说一说这些根本观念在医术上的运用。人以为这「五元」同身体不同的部分,如心、肺、胃、肝等等,有某种奥妙的牵连与关系。若查出病在同金这一元相连的身体部位或脏器,那么药便须取自矿物之属;若在同木这一元相连的部位,便须取自草木之属,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便可使人略知中国人这些「第一原理」应用之广,也可知略知化学便必然引起观念上的一场革变——因为化学明明显出:这些种种学说所立的根基是极不合科学、极为愚妄的。从上面所举的例可以看出:这些迷信的念头与出于想象的学问之说,是同中国偶像崇拜与哲理的诸制、又同他们的社会生活连在一起的;而他们这一制度里一条显要的教义被抹去,便易使人对全体生疑,又使人心脱出束缚,出去另寻真理。
可中国人信自己优越,主要的根据在儒教伦理与政治的教训上。这是他们自信与自豪的坚城。然而就是在这里,他们的心也开始严重而痛苦地被动摇。他们惊讶地听那些传一个新宗教的人:那些人一面极为恭敬地说到孔子与以他为名的那套学说,又印证并重申他所教的许多真理,一面却敢指出他那一制度的缺处,又举出另一个品格与名分都更高的来。他们发觉:这个从西方来的宗教,不像他们素来所熟那些宗教那样带着无据的假定与渺茫的揣测,它不求人盲信,不诉诸流俗的偏见或迷信,而是举出它那不可驳的凭据与证明。它来不是要败坏欺弄百姓,而是要教导他们、提升他们,又把社会秩序与长久的太平兴旺的根基立得更广更深。它探入他们先贤不曾涉足的真理之域;它使人看见一种更纯的道德、一种更无私的爱、一种更属灵更专切的虔敬,以及一种新而更高的生命。细心而诚实的中国学子睁眼看见一个智识与属灵之光的新世界,不得不勉强地承认:有一位大过孔子的在这里。
上面所说那些新的观念与影响,还没有在大众中普遍起作用,可它们已牢牢地抓住了一些人,又在不断扩大的范围里、以不断增长的力量伸展开去。
就这一层而论,该当说一说我们从西岸藉成千上万来到我们海岸、又成批回乡的中国移民,对中国所施的影响。这些移民的影响比人乍想所可设的要小。他们的人数于我们似多,可同他们所由来的人口相比,几乎算不上什么。他们主要出自广东省;而单那一省的一座城即广州,便足以供出一切从中国到我们国来的移民,而它的居民不见有可觉的损减。况且这些移民绝大多数在中国是地位与影响极小的人。他们回到城里或乡下自己的家,向亲友邻人讲自己历险的故事,热闹一时;随后那新奇之趣便过去了,他们安下来,过每日那安静的常例生活。中国风俗之固、惰势之强,太大了,不易被这样轻微的影响所动。再者,我们有理由担心:中国人带回去对我们国家的印象,并不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好。他们许多人受过极严苛而不公的待遇,所遇见我们这族的代表,也全不是那种能使他们变好、能使他们回去后在自己百姓身上施好影响的人。我决不愿人以为我说这加利福尼亚的移民没有生出好处,只是说人有把它的要紧看得过重之势。它确凿地留了一个印象,在某些方面还是好的。中国移民里极少有人在这国作了基督徒,这是可叹的;可同时也确实:极少有人带着来时那些迷信与拜偶像的念头回去。船长们常说:他们往加利福尼亚去的路上不住地拜偶像,回去的路上对这些事却比较极不在意。
有六万或更多的中国拜偶像者住在我们中间,完全可以受我们的影响,而美国的基督徒为开导他们、为向他们传福音所作的努力竟这样少,岂不奇怪?在这里为他们劳作,同在中国为他们劳作相比,固然有些不利之处,是从他们漂泊无定的生活、从离了家乡的影响与交往、从他们败德的情形、从他们一心挣钱生出来的;可这决不能为我们的疏忽辩解。他们离我们这样近、这样多在我们影响之下,也有特别的便利。据我所知,长老会差会部是唯一在这些移民中设了常设差会的;而它那些在那里劳作了十余年的恳切献身的传教士,所得的经历满有鼓励。
中国人日后在我们西岸的影响,大概注定要极大。他们安静的习性与勤劳正渐渐赢得我们百姓的敬重与信托;而我们愿他们从我们的朝廷与百姓那里所受的待遇,能招来我们海岸一大批较明达、较有势力之人。我们国中对劳力日增的需索、中国人口的过重、以及这帝国现今不安之态,这些事实同时在刺激并增加向我们海岸的移民。这个趋势若普遍起来,一股人潮便要涌过我们太平洋沿岸各州、下到落基山的东坡,为列国历史所未有;而这样一场移民、或者我们几乎可说是一场漫灌,其果效如何,人的远见此时无从断定。
还有别些缘由在促成中国人见解、关系与国策上的变动,性质还要更迫切、更不容已。他们因不知我们的惯例、又因欧洲各国定意把行于别国的同一套法与例施于中国而且施得更严,便易生误解、因而起冲突与战事;这便使她有意去了解、去采用我们那套约定的万国公法。北京的丁韪良博士已把一部论这题目的书译出,由中国朝廷出资刊印;这书无疑已被帝国里位高有势之人极细心、极有益地研读过。
英国上一个条约有一项专条规定:它有权威的本子以英文而非中文为准;于此,至少有些中国人熟悉我们的语言便成了可取、几乎也是必要的事。因此近年各约批准之后不久,北京与中国别些地方便设了班,由明达而有望的中国与鞑靼青年组成——他们本国的文墨训练根基良好——去学英国的语言文学,以备充朝廷的译员。
这帝国现今的迫切,也使它的治者注意到:若不愿治国之权柄从手中滑落,通晓西方的兵学是可取、若不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不能不看出:若有谋大位者抢先取得外国的炮船、又习得驾使之能,再练起一支照外国操法受训、以外国兵器装备的军旅,那便水陆都不可抵挡。
上面所举采一条更开明通达的国策的种种缘由,中国人无须别人特为解说、告知或建言,也已相当明白。可西方各国公使的在场、以及受雇于朝廷而住在北京、同帝国中最有势力的大员时时亲近往来的明达外国人,使这些缘由更加明白。藉这番往来,关乎别国许多可靠的消息被传告,渐使人有开明的见解、彼此的了解与彼此的信托。中国人正学着明白自己的地位、自己同别国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利害;也学着分辨各国的品性、特点与国策。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朝廷近来兴了两桩事,既是人所愿的,也是人所不曾料到的;它们显出它的国策变得何等之快,又使人有理由指望日后更快的变动。
几个月前,我们被一个消息所惊:北京将要设一所大学堂,明定以教外国的科学为目的,由美国与欧洲来的教习掌教。一如所可料的,这桩新事遇着中国旧派守成之士坚决的反对。这一派里有一位极显要极有势力的人力言:若必要有这样一所学堂,他们自然能从本国的文士中供出比从外国所能得的更好的教习。人便请他把人供出来,这就把他驳得干净;他供不出,那学堂便未再遇阻碍地立起来了。
在北京设这样一所学堂这件事,到时候要在全帝国生极大的风气之效。各省的文士会被激起好奇,想知道这从西方来的新学是什么,于是自由的思想与探求便大得激励。在这里受彻底训练的青年,将成为国内有势力的官员、派往别国的使臣,以及论近世科学的中文著作的作者。
刚才所说另一桩意味深长的事,是中国朝廷派了那个新近离我们海岸的使团。这个使团可以正当地看作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它出来要访「西洋各国」,所走的路却是向东,先到了合众国这个最近的邻邦。东极与西极相遇了。地上最古的一国来向最年轻的一国致意。她来是为睦谊与善意,为结更亲密的关系,为求彼此的益处。她来时放下了久所珍重的骄傲与自居优越之心,带着真的谦卑(而又不失一种人所认可的端严与自重),以求学者的身分前来;她要发觉自己是住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又要把十九世纪的观念与文明接到一株古老而仍强健的本干上——那本干经过二十余个世纪的盛衰,挡过它的风暴。
这个使团的由来是特别而极有兴味的。我们的公使蒲安臣先生,在北京作合众国公使约六年之间,异常地得了中国现在治者的信托与敬重。他对他们百姓与朝廷品性公正的体认;他在他们的试炼中对他们的同情;而最要紧的是,他显然愿把他们的国权完全给他们;这都在他们心里唤起了诚挚亲切的回应。他将要回国时,他们表示对他的离去深觉惋惜、深觉有所失。他们已开始觉得同别国结更密的关系是必要的,而且早做为宜;可因久在孤立之中,又不知西方的语言风俗、不知外国的行旅与朝廷,他们眼下几乎难以从本国人中找出一个合宜的人来领这样一桩事。他们心里想到:蒲安臣先生或许可以被劝来作他们正式的代表,为他们担起这桩使命。人告他们说这样的筹划并无不可行之处,他们便一能照正规而正式的办法去做,就把这个高位与重托许给他;而他接了。
他们把他放在使团之首,又配了两位高品的中国官员同他一道,即志刚与孙家谷;前者是鞑靼人,后者是中国人。使团里还有两位外国的译员或参赞,一位英国人,一位法国人;又有六名中国学生译员——都是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年,其中两人说法文,两人说英文,两人说俄文。此外另有二十人,是属员、中文书记、侍从、医士与仆役。
这些中国代表所受接待的热诚与亲切,同他们身后所留的好印象一样可观。人人都看得出他们是极为明达而有造就的人。无论在公众的集会、时髦的晚会,还是家庭的席间,他们到处从容自在。他们举止的优雅、他们不自矜而诚挚的礼貌、他们细心而有分辨的观察与询问、以及他们敏捷的机智与诙谐,都是人人谈论的话题。人又留意到:那几名学生译员的英文出奇地没有外国口音。
我们朝廷同中国在华盛顿所订的条约颇为偏于一边,它几乎所有的条款都于中国有利。正因这个缘故,它于蒲安臣先生、于我们朝廷更为荣耀。它不是出于自私而口授、靠威吓而取得的;它所显的是难得的卓美:一个强大之国出于公允与宽厚之念,把权利给一个较弱之国。这样所给真实友谊确凿的凭据,于两边都要比这条约的条款本身更有益。中国人似乎离我们时不止于满意;他们回乡去,要把同向来所持不同的见解传给同国人,又要给他们那位大师那句人人熟知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注一〕——一个更广的意思。
这个使团的成员代表主张进取的那一党,这一党如今得势,而且已得势多年。为首的是恭亲王;同治皇帝如今约十三岁,在他年幼之间,恭亲王实际执摄政之权。这一党充分体认中国在当今这场危局里真实的地位与利害,又在国人舆情与人心所容许的限度内尽快引入外国的观念与新的措施。他们所成就的变动在我们看来或许慢,可比从前任何先例都要快、都要彻底。除了许外国各邦的公使到京、设一所外国学问的大学堂、向西方各国派出第一个使团之外,它还在造炮船,把外国的操法纪律与兵器引入军中,又雇了许多外国人来帮他们作所要作的变动。使团里的中国成员不断把此行记下来,回国后大概会得朝廷正式认可而刊行,于进取的事业要添一股新的势头。我们无疑要听到中国向外国派出公使与领事,又听到这些措施一能行,她境内便造起电报与铁路。
其间,推行传教之工的便利正被给出,比我们能够取用的还快。照一八五八年的各约,传教士不但住在已开的各口、又在全帝国随意游历与施教,还被许在条约未列之地租屋长住。新教的传教士正迅速得着自己的品格,同罗马教会的代表分别开来,又不断更多地得百姓与他们治者的信托。
关乎百姓所行拜偶像的礼,有变了情怀的凭据。下面这则消息出自传教之人,正在我们宗教的期刊上被广为转载传布:「中国皇帝已下旨,禁止重建被毁的庙、禁止修缮颓败的庙,惟孔庙不在其内。苏州的主审之官已禁止那座大城的百姓在庙里敬拜,又禁止在偶像前烧香、点烛、烧银纸。」我们几乎不能从这些事实推出中国官员中有确凿偏向基督教之意。他们大概会这样解说这些旨令的由来:那是出于要节省帝国的财力、要在当今这迫切的时节避免一切不必要的耗费。可事实仍在:造庙与拜偶像至少被看作次要而不甚要紧之事;而不管出于什么缘由,异教的庙宇大概要颓败下去。这些变动的兆头确实意味深长,不可错认地指向那个「偶像必全然废弃」的时候。
所说的已足以印证并说明这个总的论断:中国的现今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在她的历史上标着一个新而极要紧的纪元。她已从古老的系泊处解缆,在从前所未感到的影响之下,慢慢而确实地行在一条路上——科学之星在前面引着,所迫的必需在后面催着。她会遇什么风暴与试炼,无人能说。在她这新而未试的途程里,我们岂不该给她诚挚的同情与协力,愿她的将来满有福分,归于她广大的人口、也归于这世界呢?
〔注一〕(原注:关乎这个使团的由来、目的与结果,更多的消息可见于蒲安臣先生在纽约的演说、以及在华盛顿所订的条约,二者俱见附录。)
第二十八章
结语
提要:基督在万民中的在场与作为、他为教会的益处治理这世界、种种影响同时在为他属灵之国的建立预备道路、教会在当今这关头的责任、对传教所持低而不合圣经的看法之凭据、基督徒本分真正的标准。
中国现今的情形,在不同的人眼里要以不同的光来看。商人在它里头看见一个机会:供应百姓新感到的所需,又趁有人需索,把西方的制造品、机器与机械引进去。各国的政治家要留心为本国取得政治与通商之利。学者要盼望更自由地入中国的公家藏书与一般文籍,又盼在历史、年代、民族诸学与别的学门上得更多的光。这些一般会被人看作我们同那大国往来所要取得的首要而最要紧的归宿。有不少人似乎以为东方各国之存在,其大的归宿就是服事西方、使西方富足;他们要以为这是合理而正当的:那些为开中国而劳作最多、耗费最多、受苦最多的国家,理当以通商与政治之利得补偿;因为取得这些目的,从一开头便是促使它们耗费的首要而明言的动机。
可明达的基督徒若正确地读启示之书、历史之书与天意之书,便要对这整件事取另一个大不相同的看法。在这些第二等的缘由背后,他要认出那位在天上地下有一切权柄、又为他教会的益处治理万民者大能的作为。拿撒勒人耶稣对那位罗马巡抚所说那庄严崇高而又奥秘的话——「我是王」——摆出一个切实的实在,而有些基督徒同别人一样太容易忽略它。是的,耶稣高过地上一切有权者,坐着作普世的王。他从前曾用亚述的刀作他怒气的杖,又「为我仆人雅各的缘故」连居鲁士也提名召他,又论他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他如今也照样用英国、法国与别些他为自己的意旨所兴起的国,作不自知的器具去行他的旨意。它们追自己的目的,那些目的往往不足取、且是有罪的;可他驾驭它们的行事,从恶中生出善来。他的意旨起初掩在人眼之外,渐渐在展开;而等到人与国那些借以展开它的小筹划都被忘了,他天意与恩典那包罗一切的计划必定成就。
在神关乎将来的启示里,最明白的事实有这几条:以基督为首的那国必是普世的;它要在偶像崇拜与迷信的废墟上兴起,而在它最后的凯旋里,于我们这世上立下一个太平与荣耀的千年。「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事奉他。」
「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可谁能看不出:现今这些主要的事变正指向神的意旨之成全呢?我们这一族在言语变乱与分散之后,趋势是说不同语言的许多国不断增多、不断分开。这个趋势已经转过来,相反的趋势如今极为显著。向来隔绝、比较不为人知的部落与种族,如今正加入万国的兄弟之列。印度、中国与日本带着他们千百万的人,正从多少世代的睡梦中醒来,去应新观念的推动,去加入近世文明的行列。人来往奔走,知识正在加增。雅弗的子孙住在闪的帐棚里、传播西方的观念之时,东方各国也正来到我们这里,不只藉使团与移民,还藉那些明以求知为目的的旅行者。日本统治阶层里的青年满有明达、热心与精力,正放下官的品级与尊荣,来到我们的海岸,入我们的小学与学院,在知识上进得出奇之快;他们心里烧着一个愿望:要回去开导并提升自己的同国人。其中有些人深深确信这是本分,又带着真殉道者的精神,担起了基督的誓愿,虽然他们知道照本国的法度,这样一条路是有死罪之威的。
另有一件极意味深长的事实:基督教诸国的影响在全世界到处占着上风。英国与合众国这两大新教之邦共有的语言——那把成圣的学问与基督徒思想最富之藏积存其中的语言——正取得在一切语言之上的地位,如今在普天之下几乎每一国都有人或多或少地说它。错谬与迷信的旧制正在崩坏倾倒;而那治了这么久、又几乎遍于普世的偶像崇拜,似乎正从地上过去。传递观念与行路的便利既增,各国实际上便被带得更近。再过几年,几乎一切国家都要藉那磁线彼此在可通话的距离之内,而旅行者绕行世界一周不到三个月。
基督实在在地上作一桩大工。在他手里,一切作为之具,无论属国的还是属人的、通商的、外交的还是科学的,都趋向同一个结果。我们不当轻看这些助成他国度建立的有力辅佐,更不当把它们看作相敌的。它们在各自的范围里是要紧的,各成其所当成的归宿。它们在挖松偶像崇拜的旧制上或许能作许多事,虽然它们不能以更好之物代其位;而没有福音,它们也可能成祸不成福。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今之世教会的使命何等崇高、责任何等之大!关乎这责任,我愿在结束之际明白而恳切地说几句。我知道:传教士只要能讲一段有兴味的故事、或传说关乎他们所从来之国要紧的消息,人一般是有兴味、有注意地听的;可他们一旦擅自「就传教讲道」,便常受人抱怨。我承认这似乎不是最宜于他们做的事;可若本国的牧师们一般顾到了这件事,这样做的必要与这样做之意便都要少些。
多数基督徒同意传教之工是要紧的;可这一句承认在许多人身上,与其说是一条切实的真理,不如说是一种不起作用的情绪之表。他们钦佩使徒保罗传教的热心,可若今日有人显出同样的热心——虽然所据之理相等或更强——他们大概要当他是个空想的狂热者。有能言的传道人把一千八百年前雅典满城偶像的情形描在他们想象之前,他们的同情或许会被激起;可如今整整几国满是偶像、又被带到同我们最密的关系里,这眼前的景象却极少动他们。那些在使徒时代极为相宜的宗教见解、情怀、劳作与舍己,在他们看来于今世倒有些不合时宜了。
信圣经的人怎能持这样的看法,于我是一个不解之谜!可以照从前论犹太人对旧约所说的,来论他们对新约:直到今日,念基督与他使徒之言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传教的本分是新约的重负所在。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它几乎写在每一页上;而古先知书里几篇最热烈最崇高的话,也屡屡提到这荣耀的题旨。新约的教牧既被派定要如神的谕言一样说话,竟向一个基督徒的会众讲了多年的道,还把他们留在疑惑里,不知圣经在这根本而关乎存亡之事上有何权威的教训——这何等之怪!就传教讲道实在是必要的:不是把它当作在特别非常的场合才论、同圣所素常的事工分开的一个题目,而是当作传福音必有的一部分;直到每一个自称门徒的人都觉得:这桩工同圣经所命任何别一桩一样,同是基督徒本分的一部分;而不同情于它,便是在这一分上不同情于基督。
有一个可叹的事实:甘愿从事传教之工的神学生,有很大一部分遇着基督徒父母或亲友的反对。在某些情形里,确有正当而充足的缘由,明明使那些切愿出洋之人以留在本国为本分。在另些情形里,那阻碍只是父母不愿放他们去。不久前一个神学生对我说:「我很愿作传教士,可我们一家从来没有分散过;父母喜欢儿女在身边,不愿我走。」这样的人不去,并不足惜;可基督的教会里、尤其教牧之中,竟通行着这样低的本分与献身的标准,才是可叹的。这同异教之地求道者常摆在我们面前的难处是一样的:「我很愿作基督徒,可我父母反对。我们一家的安静和睦从来没有被搅过,我不愿违他们的意。」对这样的异议与推托,无论在异教之民中还是在教会里,唯一正当的回答都是基督的话:「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基督徒为传教事业所作的捐输,也显出他们的努力何等不足以应这件事的所需;而那捐输正是人心里真有多少关切的最好外在标尺。新教的教会有合圣经的信仰、有爱基督的表白、而基督的事业在国内国外对她又有许多要求;可她所献给基督事业的,占自己财力的比例却远小于天主教徒与异教之民为维持他们那一式的宗教与偶像崇拜所献的。长老会会友捐输的平均数——连那少数捐得多而宽厚的人也算在内——每人每年约七角;还不及许多穷苦做工之人单花在烟草这一项不必要之物上的二十分之一!教会需要另一场宗教改革,去立定「善行」为必需这条教义,正如路德时代那场改革立定了因信称义。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而这死的信心与那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正威胁着要毁了教会的生命与元气。关乎这桩要紧的基督徒本分——圣经把它摆得这样显要,又这样屡屡催促基督徒——我们教会里也极需要明白而切心地讲解圣经。我发觉有些牧师怕讲这个题目,虽然他们觉得再没有比它更迫切所需的了。实情是:他们的百姓因在这一点上缺了合圣经的教训,在贪心上已固执到「不能忍受纯正的道理」。令人鼓励的是:也有一些基督徒——我欢喜地相信他们的人数年年在增——照这个原则行事为人:自己是管家,又把收入中那样一个比例庄严地献与神,是他们在自己账本上看了并不羞愧的。
可愿我们永远记住:神固然用他的教会与她的献礼,可就是人与财供得最足,没有他的灵在场与相助,我们也全然无力作什么善事、无力使一个灵魂归信。
同道的基督徒啊,那位使你们白白地领受了这许多属灵与属世福分的主,正向你们求你们最好的献礼来归他的事业: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女儿、你们的金银、你们最热的同情与恳切的祷告。他岂当白白地呼求呢?
第二十九章
附录 蒲安臣在纽约的演说
中国派往西洋各国使团之首蒲安臣先生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纽约的演说。
主席先生,纽约的市民们:我们第一桩本分是为这番诚挚的致意谢你们;是告你们说:这不但为我们所感,也必为我们所代表那远方的百姓所感;是为纽约这座大城上下一致所表的善意谢你们;是为你们超乎一切地方与党派的计较之上、对一桩为全人类利益而起的举动给了宽厚大度的欢迎谢你们。我们只是这桩举动卑微的先声。它起于我们自己想头的界外,所成的规模也过于我们最热的盼望所能及。自亚历山大之世以来人所寻求的那个东方,如今自己来寻西方了。中国从时间的烟雾中显出身来,昨日忽然进了你们西方的门,今夜在此藉她的代表同你们相对。你们对她有什么话说呢?
她来,口中没有威吓之语。她带着孔子两千三百年前所说那条大教训而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岂不以基督教那条更肯定的教训回应她么——「我们愿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她带着你们的万国公法而来。她告你们说:她愿照着它与人结交;她愿守它的条款;她愿为取它的权利而担它的义务。她请你们忘掉素来的偏见,放下自居优越之心,把你们同她之间的问题交付理智的裁断,正如她愿把她同你们之间的问题这样交付。她不要战争;她请你们不要干涉她内部的事;她请你们不要派不胜其任的人去作讲教之师;她请你们尊重她水域的中立与她疆土的完整;总之一句,她请人完全放手,让她按着她自己最有资格判断的那一式文明去舒展自己。她请你们对那些在战事压力之下所订的条约作宽厚而合基督教精神的解释。正因你们已这样做了,正因西方各国已把他们旧日以力为凭的主张翻过来,她便回应;而你们做到几分、你们表出善意到几分,她便出来迎你们到几分。
我断言:这地上没有一处在过去几年里比中华帝国有更大的进步。她扩了自己的事务,整了自己的税制。她正在改军制与水师,又正在设一所大学堂,要在那里教近世的科学与外国的语言。这些事她是在极不顺的情形下做的。她是在一场延了十三年的大战之后做的——而她从那场战事里出来,并没有国债。你们须记住她的人口何等稠密,在那样一个国度里引入根本的变动何等之难。你们自己轮船的引入,使十万船户失了业;几百个外国人被引进她的文职,自然使素常的本地职员心里生怨。设学堂一事,曾被帝国一位极有声望之人所领的一派坚决抵拒。然而尽管如此,中国现在的政府还是在进取之路上稳稳前行;固然,这是得了如今在北京的开明的欧洲与西方各国的扶助,又很大程度上得了一位谦和而能干之人的指引——那便是中国洋员之长、总税务司赫德先生。
然而尽管有这样明显的进步,却有人要告你们说中国毫无进步;说她的见解是倒退的;他们又告你们说:西方缔约各国有本分联合起来,强迫中国去行他们所要、而她或许并不要的革新;他们竟敢说这些人没有我们必须尊重的任何权利。他们用粗鲁的话说:「掐住她的喉咙」,用的是暴君的说词。他们说他们比中国自己更知道中国要什么。他们不但要引入从他们自己的利害与自己的任意里生出的新革新,还告你们说现在的朝代必须倾覆,中国文明的整个结构必须推倒。我知道这些见解为他们所由来的政府与国家所厌恶;可他们离本国远着。他们精悍、胆大、不择手段;而他们若恰是官员,便有力量把事情搅复杂,终而把他们远方的国家卷入战争。
如今正是为抵这股暴虐之素恶毒的气性,这个使团才被派到基督教的世界来。它被派出,是为使中国的难处得以陈说。我恰在它的首位,这或许是偶然多于有意。或许因为我在那里比我的同僚都久。因为我正要离开那里。也因为——而这大概胜过一切——因为我这卑微的名字同那协同之策的立定相连,而那条策略是我同比我有能力的人一道,在不多几年前立下的。我们被派出,正是为维持那条策略——它已得缔约各大国热诚的赞许,又为中国所珍重;而正是为那条立在永久公义之原则上的宽厚之策,我愿召集这地上最强之物——世界开明的公论。使团与人都会过去,可永久公义的原则必存。我愿中国的自主得保;愿她的独立得维;愿她得平等,又愿她把平等的权利施于万国。
若相反的那一派要得势,若你们要对那个伟大的民族用强,那么谁来用强呢?你们要用谁的兵力?你们要立谁的主张?你们看得出:单是要行这样一条暴虐之策的尝试,便不只要把中国卷进去,也要把你们彼此卷进血战。那暴虐一派里有人说中国不配坐在万国的议席上,称他们为蛮夷,一有机会便带着刻毒不饶的气性攻击他们。这些话我全然否认。我倒要说:那是一个伟大高贵的民族。它具备一个辉煌的民族国家一切的要素。它有地球面上人数最多的百姓;它是世上最同质的民族;它的语言为世上比任何别种语言更多的人所说,而且是刻在石上的;它是一个思想之统一胜于世上任何别国的国度;它是一个国度,在那里先圣的格言世代口耳相传,已透遍全体百姓,以至他们的知识与其说是学来的,不如说是天性里的。那是一个生时忠顺的民族,而他们临死最后的祈愿,是睡在祖宗神圣的土里。那是一个文士与学塾之邦——一个书籍之邦,从最小的小册直到浩繁的类书。先生,正如你所说过的,那是一个权利共有的国度;那是一个没有世袭等级的国度,因为他们在二千一百年前便毁了自己的封建之制,又把他们文明的宏大结构建在这个大的观念上:百姓是权力之源。这个观念是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说出的,而他说它时它已是古的了。权力从那百姓里流出,藉协同之制成为实际的政治,而他们以学问为取才之验。我说:那是一个伟大的、有礼的、能忍的、持重的、勤劳的民族;而那刻毒的粗人竟要把这样一个民族排出万国的议堂。那暴虐之素竟要把这样一个国家置于它的禁令之下。他们说这一切人——人类的三分之一——都须成为西方软弱的被监护者;成为人口还不及他们许多省份的那些国家的被监护者;成为比他们在满洲最新的村落还年轻的民族的被监护者。
我并不是说中国人是完全的;远不是。他们同别的民族一样有自己的过失、自己的骄傲与偏见。这些是深的,必须克去。他们同别的民族一样有自己的自是之见,这些也必须除去;可要除它们,不是靠拿炮同他们说话,不是靠告他们说他们孱弱无力、说他们是蛮夷。不是的。中国因她所处之位,一向与世上其余之地隔断。无边的大漠与宽阔的大洋把她同它隔开。可如今人的眼界开阔了,我们看见这地球本身在缩小;如今科学已把大漠化去、把大洋收窄,我们便发觉中国眼看四面都是另一种文明,对自己的处境已睁大了眼。她见北有俄国,西有欧洲,东有美洲;她见自己沿海帆影如云;她见巨轮从四方驶来;她觉出电报的火星落在自己身上尚热,于是她振起来,不是为动怒,而是为讲理。
她发觉:因为久久不处在同别国竞争的地位上,她已落了后;她极明白自己必须同那些四面逼来的文明相往来;觉出这一层,她便不等待,而是出来见你们,向你们伸出手。她告你们说:她愿把你们的文明接在她古老的文明上;愿把自己的发明连同它们一切的发展取回来;愿同你们贸易,向你们买,向你们卖,帮你们打掉通商的脚镣。她请你们的商人来,请你们的传教士来,又对他们说:在每一座山上、每一条谷里竖起那光辉的十字架,因为她乐于接待公平的讲论。她今日给你们的几乎是自由的贸易。她握着地上最大的两宗货——茶与丝——而你们运出去同它们交换的东西,她几乎不收关税。她愿商议如今所起关乎内地通过税的问题;只要你们对她有耐心、又在自己这一边持正当的道理,她必把这些事办到你们满意。那国是开着的;你们随意游历、随意贸易。你们对她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说:待她以公道;把这个显给她,你们便要福及世上千百万劳苦之人。
中国的贸易在我亲历之年已从八千二百万增至三亿,可这只是日后同中国所能作的庞大贸易的十分之一。放手让她去,给她独立;让她照自己的时候、自己的办法舒展自己。她对你们并无敌意。让她这样做,她便要启动一桩举动,而文明世界每一间工场都要感到。她如今说:「把你们的麦、木材、金、银,以及各处的货物运来。我们要尽量多买;我们要以我们的茶、丝,以及我们已大量送到世界上去的自由劳力回报你们」——那劳力正溢流到暹罗、英国属地、新加坡、马尼拉、秘鲁、古巴、澳洲与加利福尼亚。她所求的,是你们待她的百姓同她待你们的百姓一样亲厚。她只愿你们行公道。她不但愿同你们交换货物,也愿交换思想;她愿以她智识的文明换你们物质的文明。放手让她去,往北往俄国的商队便要比如今更稠密。放手让她去,半岛东方轮船公司与法国帝国邮船公司的巨轮便可以加班驶来;放手让她去,那条纽约所自豪的大航线——太平洋邮船公司——便可以扩充,或者你们愿组多少条别的航线,都可以把吨位增到十倍,而他们还是要像如今一样,把货留在香港与横滨的码头上,运不完、挣不尽。你们若对中国公平正直,那可能有、也必要有的将来,足以点燃人的想象。
近订中美条约(一八五八年条约之续约)
第一条 大清国大皇帝认为:允准外国人民或臣民在该帝国某些地段居住、或为贸易之故前往该帝国某些水域之权利,决不等于放弃其对上述土地与水域的主权或治权;兹议定:此等允准或授与,概不得解作给予任何与合众国交战或敌对的国家或一方,在上述土地或水域之内攻击合众国人民或其财产之权;合众国亦就其本身议定:不在该帝国任何此等地段或水域之内,攻击与其交战的任何国家、任何一方之人民或臣民或其财产;惟本条所载,概不得解作阻止合众国抵御任何敌对国家或一方对其人民或财产之攻击。再议定:中国政府如已、或此后将中国境内任何地段之任何权利或利益为贸易通商之故授与合众国或其人民,该项授与概不得解作剥夺中国官府对该地段之内人与物的管辖之权,惟经条约明文放弃者除外。
第二条 美利坚合众国与大清国大皇帝,信通商之安全与兴旺由此最得促进,议定:凡在中国境内关乎贸易或行船之权利或豁免,而未经条约议定者,均听中国政府斟酌,并得由其照此订章,惟其方式与精神不得与两国条约所定者相违。
第三条 大清国大皇帝有权在合众国各口岸派设领事,所享权利与豁免,与英国、俄国之领事、或其中一国之领事依公法与条约在合众国所享者相同。
第四条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八日条约第二十九条既已议定:合众国信基督教之人民与中国归信之人,在中国不因其信仰而受迫害;兹再议定:合众国人民在中国,无论所奉何教,以及中国臣民在合众国,均享完全的良心自由,在两国内均不因其宗教信仰或敬拜而受任何限制或迫害。凡安葬死者之坟地,不论其出生地或国籍,均应受尊重,不得扰乱或亵污。
第五条 美利坚合众国与大清国大皇帝诚心承认:人有更易其居处与所属之国这一固有而不可让与的权利,并承认两国人民臣民为游观、为贸易、或为长久居住而自由往来移居于彼此之国,于两国互有益处。因此,缔约两国同声斥责为此等目的而非全然出于自愿的移居。两国因而议定:制定法律,使合众国人民或中国臣民将中国臣民带往合众国或任何外国,或使中国臣民或合众国人民将合众国人民带往中国或任何外国,而未得其各自自由自愿之同意者,均为应罚之罪。
第六条 合众国人民游历或居住中国者,在游历与居住上所享权利、豁免与免除,与最优待之国人民臣民在该处所享者相同;中国臣民游历或居住合众国者,亦照此在游历与居住上享与最优待之国人民臣民所享相同之权利、豁免与免除;惟本条所载,概不得视为给予合众国人民在中国、或中国臣民在合众国入籍之权。
第七条 合众国人民得享中国政府所辖公家学堂一切之利;中国臣民亦照此得享合众国政府所辖公家学堂一切之利,即两国境内最优待之国人民臣民所享者。合众国人民得在中华帝国内凡条约许外国人居住之处,自由设立并维持学堂;中国臣民在合众国亦得享同样之权利与豁免。
第八条 合众国素来不认可、并不赞成一国对另一国之事务或内政作不必要的指授与干预,兹自愿声明:于中国修造铁路、电报或别项有形的内部兴作,并无干预其内政之意图或权利。另一方面,大清国大皇帝自保其权,自定在其境内引入此等兴作的时候、方式与情形。本此彼此的谅解,缔约两国议定:此后无论何时,大皇帝如决意在帝国境内修造或令人修造上述性质之工程,而向合众国或任何别一西方国家请求便利以行此策,合众国即于其时指派并授权合宜的工程师,受中国政府雇用,并予荐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