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写这本书的人没有活到它出英文本的那一天。
拉斐尔·佩特鲁奇,一九一七年初去世,四十五岁。他出自锡耶纳的世家,母亲是法国人,早年在巴黎,后来定居布鲁塞尔,娶了画家费尔韦的女儿,家里堆满中国和日本的美术品。他是索尔维研究所的人,本行是科学——社会学和生物学都写过,还是个工程师,另外写过一部哲理小说和一本论米开朗基罗诗作的书。战争爆发后他在比利时海边的拉潘内照料伤兵,把自己累垮了。大英博物馆的劳伦斯·比尼恩给他写的小传里说:他不是死在前线,可他一样是这场战争的牺牲者。
他的本业是远东美术史。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欧洲,懂中国画的人屈指可数,他是其中最好的一个。
法文原作《中国画家》一九一二年出版。英译本一九二〇年在纽约印出,是他身后的事。
全书分两部。第一部讲技法:画家的工具、形的表现、题材的分类、灵感——也就是中国画凭什么成立。他在这里下的工夫最深:笔、墨、绢、纸这些东西不是材料问题,而是决定了中国画能画什么、不能画什么。第二部按朝代往下走:源头、佛教进来之前、佛教的介入、唐、宋、元、明、清,八节。最后是结论。
他的立场很清楚:中国画不是西洋画的某种不成熟形态,而是另一套自足的体系,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完美。这句话今天听来平常,一九一二年说出来并不平常。
书里的名字是一长串:顾恺之、吴道子、王维、荆浩、董源、巨然、李成、范宽、郭熙、米芾、李公麟、宋徽宗、马远、夏圭、梁楷、牧溪、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王蒙、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董其昌。他谈画论也谈得细:谢赫六法、气韵生动、写意与工笔、皴法、留白、题跋。
原书配了二十五幅图版。图版的说明文字没有译——中文本里看不见那些画,只留一行说明是很奇怪的事。正文里凭画立论的段落都在。
十四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引言
人的思想,无论外表如何表现,骨子里始终未变;在它一切的显现之中,根本上总是同一个东西。千变万化的面目不过是偶然的外缘;在历史时期或不同文明的层层包裹之下,人的心与人的智,所感动于其间的是同样的愿望。
艺术有一种与自然相似的统一。它之所以深沉而动人,正因为它借着外在的表现,把情感与智慧熔在一起并使之长存。在人的一切成就里,艺术是最有生气的一种,是独得永恒青春之赐的一种;因为它在灵魂里唤起的那些情绪,是时间与文明都不曾从根本上改动过的。所以,着手研究一种外貌陌生的艺术时,我们首先要寻的,是作为它根基的那一团观念与情感究竟是何种性质。摆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桩事;而我们这里所要接近的问题既是对中国绘画的总体研究,那就得先准备好去掌握它外貌与技法上的特异之处,以便日后懂得那启发了它的种种动机。
这项研究的前一部分将把我们带得远离素常的思路,后一部分却要把我们带回一个领域——那是我们自己的哲学、科学与艺术早已使我们熟悉了的。不可否认,中国绘画受着一些独特观念的支配。它生于一个与我们迥异的文明,有时现出的面目像是无从索解的。然而,倘若西方的智力竟不能把握一套大到不容忽视的美学法则,那倒是奇事了。
史学与批评的进展,使我们有机会去领会那些最奇特的法式。我们的教养已经宽阔到这样的地步:无论是一幅埃及的壁画、一块亚述的浮雕,还是一幅拜占庭的镶嵌画或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我们都能看出其中的美。那么,我们再没有理由对远东的艺术闭门不纳;而要使自己习惯于它表现方式上的异国性情,我们所需的心力也确乎是具备的。在绘画这一门里,这种异国的成分最为触目。这一半由于它特别的技法,一半由于给它以灵感的那些教义的性质。
那么,我们理应去认识人类心灵这些新的面相。这就是这本小书的理由。它只是一篇引论,其中的缺漏并不曾设法遮掩,谨以十分谦逊的态度呈于读者之前。
第一部 技法 一 画家的用具
我们的画家选木板或画布作底子,中国人用的却是绢与纸。我们的艺术承认素描自身——完全撇开设色不论——就是一个足够的目的;而在远东,画与写从来是密不可分地交织着的。欧洲用来设色的几种材料,胶彩、蛋彩与油彩,引出了对形体的精确研究;东方人所用的颜色——有时鲜明,有时收敛得近乎刻意——却保存着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宜于那种捉摸不定的消融,由此生出令人惊异的妩媚。
早期的画一般作在棉布、粗绢或纸上。到了唐朝,八世纪时,才开始用细绢。先用滚水去掉绢上的浆,再上胶矾,用木片捶平。用织得极细、上过厚胶矾的绢,到宋朝就通行了。纸是用植物纤维做的,主要是竹。纸同绢一样要用明矾上胶,于是几乎成了不坏之物。画家就在这些绢与纸上,用笔和墨来作画〔注一〕,设色则或放或敛,各随其宜。
笔有种种不同。执笔的每一个姿势都对应着线条的某一种品格:或尖劲精确,或宽博颤动;墨或作浓重的点染,或化为淡到极处的层次。
颜色是简单的,出于矿物或植物。中国画家向来尽可能避免调和颜色。他们从孔雀石里取得几种深浅不同的石绿,从朱砂——也就是硫化汞——里取得若干种红。他们也懂得把水银、硫磺与碱合制成银朱。从红色的汞的氧化物里,他们得出一些色粉,可以配出从砖红到橙黄的各色。唐朝时把珊瑚研碎,取一种特别的红;白则取自烧过的蛤壳。后来铅粉代替了这种蛤粉。胭脂取自茜草,黄取自藤的汁液,蓝取自靛。此外还须加上墨的种种浓淡,最后还有金箔与金粉。
(原注:中国的墨同西洋各国的墨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它是固体,用烧某些植物所得的烟煤,和入胶或油,模成锭子阴干而成。另可掺入别的料,使它有光泽或呈哑光。收藏得法,年久而愈佳。用时把墨锭蘸水在砚上磨,所得的墨要用特别的方法、特别的用心,才能发出它全部的效果。——英译者)
远东绘画里,用笔是头等要紧的事。只消想到中国文字是表意的字,不是真正「写」出来的,倒不如说是「画」出来的,就知道事情非如此不可。一笔并不是一个徒具形式、没有生命的记号。它是一种表现,其中映出那启发它的思想之美,也映出赋形者灵魂的品格。无论在书里还是在画里,它都把作者的性情与胸襟显给我们看。这种技法一旦供某些哲学观念——那些观念后文再说——之用,就必然要导向一套特别的美学法则。画家力求以不断的一笔,把一个形体根本的性情点出来。他在这上头所致力的,是把世间的物象简到极处,代之以理想的意象——那意象须经长久的静观,剥尽一切非本质的东西。由此就不难懂得,为什么一笔会成为这样个人的东西,单凭它本身就足以认出某位大家的手。凡中国讲画的书,没有一部不讨论、不着重这套美学法则的价值。
第一部 技法 二 形体的表现
人常说,中国画同日本画一样,是不讲透视的。再没有比这更不合事实的话了。这个错误的由来,是我们把一种透视法同透视本身混为一谈。表现空间的成法有多少种,透视法就有多少种。
画画这件事,给学画的人出了这样一道画法几何的题目:以一个两度的平面,表现空间的三度。埃及人与亚述人解决这题目的办法,是把直立的物体一概放倒在同一个平面上,这就要看的人费很大的抽象之力。欧洲的透视法是十五世纪在希腊人遗留的几何知识上建立起来的,根据的是希腊人所用的单眼之说。在这个法子里,假定看画时眼睛定在一点上。于是所谓缩短——即按所视的角度把实有的尺寸加以变形——的种种条件,就取决于把三样东西调谐起来:眼睛离画面的距离,眼睛相对于所画之物的高低,以及这些物体相对于所用画面的位置。
可是,假定看画时眼睛定在一点上,我们就把自己放进了并非自然的境况里。所以欧洲的画家不得不向双眼视觉的要求让步,把形体过于陡急的消隐加以缓和,总之是回避那过于精确的原则。这样他就到了一种「情感的透视」,那正是我们诸大家所用的。
中国的透视法比欧洲的成立得早得多,它的来源因此也不同。它形成的时代,浮雕上还在用层层叠置的横列来表示不同的平面。平面一层高过一层的这种排法,一经定为成法,就引出一套同我们的单眼透视全然不同的法子。其结果是一种自高处俯视的透视。眼睛相对于画面的惯常高度全不在考虑之内。地平线安得极高,平行的线并不在地平线上会合,仍旧平行,而各个平面一层高过一层地排列,使人的一瞥能包举极大的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下,画幅不是又高又窄——成为挂起来看的画——以见层层递进的平面,就是横阔如卷,展开来现出望不到头的全景。这两种式样,以它们的日本名字「挂物」与「卷物」最为人所知〔注二〕。
然而中国画家也得把平行处的形体略加减杀,使它们处在不同高低上的位置显得自然,并且斟酌各个平面所要求的缩减之度。他同样不得不向双眼视觉让步,而到达一种「情感的透视」——那透视同我们的一样,在科学上是假的,在艺术上却是真的。在这线的透视之外,还加上一种空气的透视。
中国画家既在极早的时候就择定了水墨,这种材料的性情便引他们不用颜色,而用墨色的浓淡与层次的调谐来表现空气的透视。所以他们懂得明暗之法,比欧洲画家还早。王维在八世纪里立下了空气透视的法则。他讲明色调怎样分等,一层层空气愈积愈厚,怎样把远处的东西本来的颜色夺去而代以一片青苍,以及形体怎样随着离观者愈远而愈不分明。他在这上头所说的,同达·芬奇在《画论》里所说的相仿。
(原注:中文里,直幅的画叫立轴,横幅的画叫横披。——英译者)
第一部 技法 三 题材的分类
中国人把绘画的题材分作四大类,如下:
山水。
人物。
花鸟。
草虫。
我们在哪一处都看不到人物的描画被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标出中国绘画同欧洲绘画的绝大差异。
山水的正名,直译出来就是「山与水之画」。这名目使人想起东方人的宇宙观所依据的那个古老的创化之说。山体现大地蓬勃的生机。山里贯着脉络,水在其中不断流行。瀑布、溪涧与急流,便是这内里运化的外证。山因自身生机的充溢而生出云来,又把烟霭披在身上,于是成了主宰宇宙生命的那两种原理的显现。
第二类人物,主要应当理解为:人,人的作为,人的器用,以及泛指一切出于人手的东西,与山水合在一起。早期便是这样的成法——那时最初几位艺术宗旨可以确指的画家,画的是道教里那些传说人物的故事,就是住在一派想象的自然之中的神仙。记载固然告诉我们,早期的大家也画过肖像;但人物成为一类而与山水分开,却是后来的事——正是那个时代留下了那些死后追写的祖容,而这类东西几乎总是出于寻常匠人之手。在更早的时候,他们是想把为「自然之思占主位的那种整体」所立的方法、技法与法则,拿来用在人物画上。专讲这一门的规矩,有时也见于极早的年代,但并无迹象表明它们被集成一个确定的体系,直到十七世纪之末。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其内容所知的,也只凭十九世纪初年刊行的一部小册子。
第三类花鸟,所指的是这样一些画:中国人在其中纵情于把禽鸟同它所栖息、所亲近的草木画在一处。画鸟时对它的生态了然于胸;画花时对其根本的构造体会之深,使得一个植物学家尽管面对艺术家照例要加在繁复形体上的简省,仍能一眼认出某一物种的特征。
这一大类之下又有细分。兰、鸢尾、蕙与菊各成专门之学,各有各的名家——无论就画本身而论,还是就支配这门艺术的那些美学规矩的运用而论。竹与梅也归在这一类里。在哲学与象征观念的影响之下,它们给画家的想象提供了一类特别的题目,自成一门,有它自己的法则与方法,中国讲美学的著作在这上头说得极详。
最后,第四类草虫,所据的观念同花鸟一样。虫或是同它作毛虫、作幼虫时所栖的草木画在一起,或是在它成了蝴蝶与飞虫之后,飞在赖以为生的花草之上。有些书在这第四类之下还添一个子目,包括鱼。
最后还须说明:在远东,同在欧洲一样,另有一类是须单独计较的,就是宗教画。在中国,这差不多专指佛画。
第一部 技法 四 灵感
远东的美学观念,深受一种特别的自然哲学的影响。中国人以为宇宙的本源,在于阴阳二气的相互关系。二气自那最初的浑一中分出,以千变万化的配合程度生出这世间的种种形体。天应乎阳,地应乎阴。地上的一切,有生之物、草木、禽兽以至于人,都由阴阳的交感而成。山被烟霭裹着,使人想起这两种原理的交会;而由此显出的那些力量,其寓言却远不止于此。中国画里常见的禽兽草木,无论是神话中的还是实有的,所表达的也是同样的观念。
龙是一切有羽有鳞之物的祖先。它代表水这一元素——地上的水,空中的霭,天的原理。人见它破云而出,像一个巨大的幻象,霎时间把一桩勉强窥见的大秘密揭开一角。虎是地的原理的象征,是四足之兽有别于飞禽与爬虫的化身。它凶猛的形影潜伏在风雨之中。狂飙压弯了竹、拔起了树,它却迎风而立,向自然界那些与宇宙之灵的表现为敌的暴怒挑战。竹是智慧的象征,松是意志与生命的标志。开花的梅是两种原理和谐的结合,它象征着处子的纯洁。
这样就建起一整套的寄托,同我们古典文学里的譬喻相仿,而高过它们的一点是:这些寄托从不堕为僵死的符号,相反,它们同自然紧紧相连,赋自然以一种颤动的生命,而人的意识在其中隐去,让位给那正要破晓的、对无限的意识。
佛教走得更远。它根本不信这世界是真有的。照这个信仰,形体不过是暂起暂灭,宇宙是一场幻象,永远向着无尽的将来流去。在那至高的寂静之外,在欲界六道之中〔注三〕,凡能受苦、能死的东西都在流转。众魂以千差万别的形体行走在这闭合的轮回里,自地狱以至于天,或进或退,全看前生所积的善业与所犯的过失。一块石、一株草、一只虫、一个魔、一位神,都不过是幻化的形相,各自裹着同一个正在求解脱的灵魂——那灵魂在它漫长苦路的不同阶段上被截住,为原罪与那求生的本能所囚。于是我们看见一种新的慈悲之情生出来,它把一切众生都包在里面。众生的德性被认为同人无异,众生的归宿同人一样;在这辽阔的幻象之世里,各各都在求完成同一个命运。
(原注:这六道是:畜生道、人道、天道、阿修罗道、饿鬼道与地狱道。唯有灭尽贪欲,才能脱出在这六道里无休止的流转。)
在宇宙的万变之后,佛教徒看出那贯彻万有的本体。由此生出一种与万物亲近之感,这是别的信仰里所没有的。自无知觉的物质以至于组织最高的生灵,一切受造之物因此都有了同气连枝之感;而这种感觉,注定要在艺术家对自然的解说里发出温柔而动人的呼声。
第二部 中国绘画的演变 一 起源
中国绘画的起源同文字的起源混在一处。文字实在是从象形而来的,今日通行的字不过是原始图画经过演化与程式化的形体。早期的书籍与字书,把这番演化的情形明白地告诉了我们。然而,历史虽为这种古老的关联作证,我们要接触到实在的凭据,却须等到公元三世纪汉朝的浮雕,以及四世纪顾恺之的画。而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绝不是一段演化的开端,恰恰相反,是一个正在消亡的传统所留下的最后痕迹。
第二部 中国绘画的演变 二 佛教传入以前
汉朝的浮雕,几乎全在装饰墓室的石刻画像上,而这些石刻的艺术高下极不齐一〔注四〕。它们的技法是原始的:把石头沿着人物的轮廓剔去,刻成棱角柔和的凹槽,使形体以剪影留存;再以阴刻的线条把画完成。
题材有时是神话的,有时是传说的。有神祇的图像,有神异的禽兽,有战争与田猎的场面,有执贡来朝的行列。有时那些大幅的构图展开堂皇的场面,排场豪奢而精致。偶尔还有想画出透视的尝试,却接在一段并不相干的场面上。
这一切都同浮雕的技法径相抵触,使人推想那些粉本原是画家画的,再由造墓的匠人以或高或低的手艺摹刻下来。
(原注:这些浮雕,沙畹先生在《两汉时代中国的石刻》〔巴黎,一八九三年〕与《中国考古记》〔巴黎,一九一〇年〕两书里研究过。石刻画像的拓片在本书中全数复制。)
把某些石刻同顾恺之的一幅画相比,这个印象就更得印证了——那幅画我们可凭一件宋人的摹本来判断〔注五〕。这长卷里有一个场面,使汉代浮雕出于绘画的来历再无可疑:它的题材是河神乘龙车,构图同三世纪工匠所用的粉本相仿。
不过我们另有比后世摹本更好的证据。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幅题为顾恺之的画。使我们相信它是真迹的理由很有分量,几乎无可争辩〔注六〕〔注七〕。所以我们在这里把它认作真迹,并且要凭它来界定这位四世纪至五世纪初年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的面目。
(原注:这幅画原在前总督端方的收藏里,端方于一九一一年革命中被杀。此画一九一一年由日本考古家泷氏刊布。)
(原注:这些理由,宾雍先生正在写的一部书里有所陈说;那部书是为配合大英博物馆请日本艺人镌版复制的图而作的。)
(原注:上一条注所指的书,已于一九一三年由大英博物馆董事会刊行,书中有此画的全幅复制,并附详细的说明。——英译者)
画上的场面,取材于三世纪一部对宫中女子的箴诫之作。这些构图最触目的特色,是笔致的轻灵与细腻、姿态的诗意,以及形体那种极高的典雅。浓黑的鬟发衬着象牙色的脸庞,妩媚得精致而微妙。衣裳的长褶飘拂,任情而舒卷;人物完美到极处,举止又那样有风韵——凡此种种,使这幅画成了独一无二的美的事物。这样深入性灵的会心,非经几百年的涵养不能到。
倘说端方旧藏的那件摹本使人想起汉代的浮雕,那么大英博物馆这幅画便同龙门的浮雕相通——龙门的浮雕出于七世纪,沙畹先生已刊布过照片。所以我们可以说:顾恺之的风格,正体现了自三世纪至七世纪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绘画的特色〔注八〕。
(原注:有一〇九五年的一件石刻摹本,画的是「孔子坐于弟子之间」;另有一一一八年的一件,画的是「孔子行而一弟子从之」,都由沙畹先生刊布〔见《中国考古记》第八百六十九号与第八百七十一号〕。后一件被认为确是依顾恺之的画刻成的。)
还该指出:到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画家兼评论家谢赫立下了六法〔注九〕,远东的美学法则即奠基于此。这六法里含着哲学的观念与技法的知识,而这同样要以长久的涵养为前提;因为规矩总是先在作品里成为事实,而后才被归纳成法则的。所以佛教传入中国时,它在那里遇见的是一门本土的艺术,其价值已由一长串杰作证明得无可置疑。这门艺术在把雄强刚健的各种表现都用尽之后,已走到了极其精致、而又深沉动人的境地,离那令人不安的颓废之梦只差一步了。
(原注:六法的五家解说,宾雍先生《龙之飞翔》第十二页里有极便于对照的排列。——英译者)
第二部 中国绘画的演变 三 佛教的传入
中国的书上说,四世纪至八世纪之间,「人物之画大变」。他们所指的,是佛教艺术的传入。佛教艺术约在五世纪进入中国,所取的是犍陀罗的希腊印度式样,而这式样在经过东突厥斯坦时已有所变。这绝不是说它不能再上溯到纯粹印度的源头。在桑奇、在印度中部、在阿旃陀,这类特征都还保存着。不过,追随亚历山大而在印度西北定居下来的那几个希腊王朝,把希腊化艺术的法度也带了去。这门艺术的技法与路数被用来为新的宗教服务,于是给了那正在犍陀罗诸州萌生的佛教艺术以外形、以人物的样式、以它那一套人物的范围,以及它大部分的纹饰〔注十〕。
(原注:参看福歇《犍陀罗的希腊佛教艺术》,巴黎,勒鲁书局。)
佛教正在收拾行装,要踏上那趟横贯整个远东、终于把它带到太平洋岸边的惊人旅程;而恰在此时,它在手边遇见了那被逐出故土、气息奄奄的希腊化程式。一出印度,它就同萨珊波斯与大夏接触。希腊化的影响里又混进了种种杂乱的成分,那是从曾经统治近东的几种业已离散的文明里来的。由此它又散入东突厥斯坦的僻路。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要归功于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两支德国考察队、斯坦因爵士的两支英国考察队,以及伯希和先生的法国考察队的发掘——在那一长串满是繁忙城镇的绿洲上,佛教艺术渐渐成形,而它日后在远东现身时的完成面目即由此而来。它在这里发达得极壮丽。木头沟那些巨大的壁画,展开了佛与菩萨的庄严行列,而这些形象后来在中国与日本的造型法式里一直未变。与此同时,各种相冲的影响仍在起作用。有时印度的样式占上风,如在和阗;有时则是闪族的样式与出自小亚细亚的成分,如在米兰所见;到后来,如在敦煌,便出现了几乎全然中国化的样式。
斯坦因与伯希和两支考察队从敦煌带回的画,使我们能够明白:同中国接触之后,佛教艺术被加上了什么样的特征。它只有同顾恺之的画里所显出的那些趋向结合一途。在希腊化技法里受过训练的画家是用笔作画的。他喜爱线的律动,喜爱显出一种超绝的和谐与比例的典雅,正如东突厥斯坦的壁画上所见。也许是因为同中国——她自己也正在寻求新的表现——接触,不过多半是两种影响合力的结果:到唐朝开国之初,佛教绘画给了我们较为厚重的样式,其中紧实而雄强的形体带上了一种新的性格。
从此我们看得出早期书里所说的那场大变是怎么一回事了。中国绘画原已认得道教的神仙,认得那些住在深山里的仙人,认得住在海外远岛上的长生者。如今它又认得了那些裹在涅槃的入定之乐里的神——口含微笑,目垂半闭,以宽广而布道般的手势显出种种玄妙的象征。它有了更近真的形象:胁侍,或慈或恶,还有可怖的鬼神。在这些无动于衷的神之前,它以虔诚的热忱画下供养人的身影,有男有女,有时竟是真正的写照。它更以恢宏的气魄画释迦牟尼的弟子,就是那些以「罗汉」之名进入中国佛教传说的苦行者与隐修者〔注十一〕。面容粗硬、轮廓分明、满脸皱纹的印度僧人,异族的传法者,被苦行折磨得变了形;或者是入定者那张安详丰满的脸——出现的就是这些样式。中国画家接过这些新题材,处理得那样自由、那样从容、那样有生气,一下子就给艺术史添上了可钦佩的一章。
(原注:即印度所谓阿罗汉;日本称为罗汉。——英译者)
第二部 中国绘画的演变 四 唐(七至十世纪)
唐朝是中国佛教真正有生气的时期。在把它表现得最高的画家里,吴道子居首。他的名字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大师之一留在史册上,而传说又把他天才的威力渲染得更盛。他的作品多半已荡然无存,但凭着摹本、刻石和十二世纪的木刻,我们仍能对这位画家的胸襟得一个概念。观音是佛门慈悲的化身,而中国式的观音像,似乎正是他所创。高髻上覆着巾帔,身着一件素朴宽博的衣,衣褶和谐;她所表现的是至高的威仪,是神圣之爱的崇高。
倘在这些从浩如烟海的创作里残存的断片之外,再加上文字记载所提供的剖析,我们就能相当确定地指出吴道子在中国绘画史上所居的位置。书上说,他笔下的线简直是颤动的;众口一词地惊叹于这样界定出来的形体所发出的那种神气。他几乎专用遒劲的墨线,不肯用任何颜色——无论是点染的还是显眼的——因为那会夺去他画中的清峻,而那清峻正是他那超绝情致的来源。不过,要领会吴道子给中国绘画带来的新意究竟有多大价值,就得先弄清七、八世纪之交、也就是唐朝开国时通行的技法究竟是怎样的。
那时流行的是一种分析的、一丝不苟的、细密而极费推敲的画法,凡在伟大的综合之作出现以前的时代,都是如此。这种技法容许两种根本的方法:一种叫「双钩」,一种叫「钩」或「单钩」。双钩之法主要用于山水中的草木:用两条相对的墨线把叶或枝钩出轮廓,所围的空处再填以色;至于形体上的种种特征,木上的节、叶上的脉,都是随后再加的。所谓单钩,是指用一条墨线把物象钩出,所围的空处再填以色。
这些分析的方法用起来有时精细到极处,却从不显得吃力。唐代的艺术在它整个演进之中,始终以一种恢宏之感为特色。等到对形体的研究穷尽了,这一路的作法就非被取代不可。吴道子得了前人之功。他把遒劲与兼收并蓄的线、连同墨的层次与流动,合于一笔之中,于是把那两条使万物在其根本结构的全部神妙中显现出来的大原理,归到了至高的统一。但要明白:这番对形体耐心的探究,并不只是为一位大师开路。它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一场独立的运动,而近世中国绘画的源头正可上溯于此。
书上说:「画有二宗,北宗与南宗,分于唐。」所谓「北宗」「南宗」不可照字面看。这两个名目不过是用来标别两种风格——它们在八世纪里挣脱了那种要求对形体作细密研究与精确界定的方法。北宗的风格强健、激越而大胆;南宗的风格则凄迷而多梦。浸染着胡人成分的中国北方的理想,同中国南方的理想恰成对照——南方承的是一个早已古老的文明,又受着道家传说与它那些哲人恍惚之梦的蛊惑〔注十二〕。
(原注:南北二宗之分,并不像人们可能设想的那样对应于地域的界限。南方的画家用北宗的风格,北方的画家也一样用南宗的风格。而且同一位大师能随一时的兴会而用此或用彼。这些作品是作给一个领会得了两种风格的、有鉴赏力的民族看的。)
李思训和他的儿子李昭道(八世纪)被认为是北宗的开创者。题为他们所作的画,显出北宗风格直到明朝一直保持的那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到元朝某些大师手里,竟被强调到粗暴的地步。起初,北宗在它的明丽与精确之中还守着线条的某种雅致;后来线是用沉着有力的笔画出来的,浓重的颜色也几乎是原色就敷上去。
与此恰成对照的南宗,是由半调子的色、一种含蓄而有意的节制构成的;这使它在同样有力之余,有时反而更动人。它的线柔韧,浸在墨色的层次里;颜色的暗示极其微妙;比起北方那种近乎粗暴的强调,它是在明暗与潜藏的和谐里找到表现的。
南宗的开创,人们归于八世纪一位伟大的山水画家王维。要断定他的趋向,再没有比用墨的水墨画更好的凭据了〔注十三〕。据记载,水墨正是他最先用的。这就构成了在中国、也在日本被称为「文人画」的东西,而它实在同书法极相近。景物深浅的变化与彼此相对的颜色,全凭墨色的浓淡。王维处理水墨,似乎主要着眼于明暗,为的是求一种既流动又空灵的空气透视。后世所见那种按法则加重线条、把形体归纳——有时归纳得过了头——的作法,看来不过是王维一路的流衍,是书法的炫技侵入了绘画的领域所致。
(原注:「水墨」这个词干瘪而无生气,不足以表明那种名为墨的黑色烟煤所能发出的浓淡之妙与层次之富。」——宾雍《龙之飞翔》语。——英译者)
到了王维,山水才作为一个专门的题材、以它自身的手段来处理。正是他发现了远处颜色与形体渐隐所遵循的法则,并把空气透视的规律立了下来。他这一路的画都以一种为主的颜色画成,中国人叫作「螺青」,那是一种矿物色,深浅不一,自石绿一直到青金石的蓝。由此可知「螺青」何以成了王维这一派风格的名字。
他用泛青的色调画山水辽远的一片。作屏障的远山、隐入远处的树丛,一概用那层层空气加于远物的青苍之色来点出。可是愈近前景,本来的颜色就愈占上风,青苍之色微妙地分出层次,在林木的坡陀间化为一片鲜明的翠绿,到树叶上便成了它本来的颜色。常有浓重的烟霭铺在高山脚下,把轮廓笼住,把那无际的空间之感衬得更深〔注十四〕。
(原注:王维的画,我不曾见过、也不知有哪一幅可以确定出自他手。不过凭着记载,以及直接受他启发的作品,还是可以对他的风格与技法得一个概念。螺青的古画,日本与中国都有。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卷赵孟頫仿王维笔意的画,纪年一三〇九年。)
可是,一位大师既把颜色的渐隐及其相对的分量研究到这个地步,他所想到的就不止是颜色这一样东西,还有颜色所能表现的那一整片色调。从这里到用墨的水墨画只有一步之遥;史料表明,王维迈出了这一步。他只凭黑与白的相对,凭墨色的层次与浓淡的递变,就要造出他用螺青所能表现的那同一种空气与空间之感。没有原作留下来告诉我们他做到了什么地步,不过凭着宋人受他启发的水墨画,这番改革的分量、以及那些亡佚之作里所显的趋向,还是可以想见的。
另一位作品可以说得相当确切、足以用来说明唐代绘画史另一面相的大师是韩幹,他生在八世纪中叶,以画马著称。
汉朝的石刻,尤其是昭陵那些可钦佩的浮雕——刻的是唐太宗心爱的骏马——表明自三世纪至七世纪的艺人,对马的姿态能研究、能描画到什么地步。所以八世纪出一位大畜兽画家并不足奇。他断然不是第一个。文字记载保存了他几位前辈的名字;虽则开宗立派的荣名归了他,这也可能只是指一场以他为名的艺术运动,而他并非其中唯一的代表。
然而韩幹以及环绕着他的那些无名艺人的作品,昭示出一个有力的传统、一个根基深厚而登峰造极的畜兽画派。它注定要对元代画马的人发生强烈影响;甚至到后来,当这个伟大传统在明人的习气里日渐消亡、变得腻甜而无味时,它仍保有足够的力量,把那几个伟大时代所达到的雄健与生气的一点余影,一直带到那时。
花鸟与草虫之画,在这时似乎已经立定。花与草木依双钩、单钩之法画出,再加工、加以前面说过的那种深入的分析而显出;鸟被捉住的是它最微妙的一动,虫则就其根本的构造加以研究。
由此可见,中国绘画已把它的探求推向四面八方,并且把沿途遇到的问题一一解决了。它吸收了外来的影响,改变了它对神圣的观念,找到了新的人物样式。它把空气透视的全部手段赋予山水画,又立定了南北两种根本的风格。画家成了可见之物的主人;他的思想驾驭了形体,并且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
第二部 中国绘画的演变 五 宋(十至十三世纪)
唐朝是中国诗的黄金时代。它见过宗教热忱非常的迸发,见过佛教压倒一切的盛行。而且它光荣地重建了帝国的统一,在智力活动的骄傲之外,还能添上威力与治权的骄傲。宋朝却不能这样说。从政治上看,它的历史是一连串堆叠起来的祸患。古老的中国在胡人的冲击之下节节后退,直到成吉思汗征服的那一声巨雷响彻全亚洲,以一个新纪元血红的黎明,预告了文化行将倾覆。
然而宋朝的文化——同唐朝的全然不同——却被推到了它的极顶。那情形仿佛是:在胡人的威胁之下,人的心智把发展前人作品里尚在萌芽的那些观念定为目标,匆匆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最后定格在完美而哀伤的意象里,而那已臻的高处,始终被行将毁灭的阴影笼罩着。
这个朝代一开头就是一场反对新说的古典复兴,回到儒家的哲学及其国家观念上去。然而几百年的历史不会毫无痕迹地过去。到十、十一世纪,古书上的话已不再照它本来的意思去理解了。一连串哲学家——最后一位是十三世纪的朱熹——定出一套杂糅的学说,终于成了可以称为官学的东西,一直支配到今天。不过也有些胆大的人反对这种守旧的定于一尊,徒劳地想给这个注定要亡的帝国立一个确实而坚固的间架。他们的影响看来是不小的。正当那古老的异端哲学要被保守派枯燥无色的玄学闷死的时候,画家们把它唤醒了,在作品里给了它动人的解说。
讲求技法的时期已经过去。起初,形体是靠着画线、小心而耐烦地定下来的。颜色一直是另一回事,被看作一种敷彩的工夫,同画线截然两分。后来研究又推进了一步。颜色从浓淡与色调的角度被看待,成了表现形体的手段之一;它竟成了画本身——那显出根本结构的东西。
王维代表着这样一个时刻:艺术已从业已解决的问题里解放出来,征服了一切表现的手段。这就是他留给宋人的传统,而宋人注定要在这上头添上那样至高的杰作。
宋朝的画家心里萦绕着关于宇宙生成的那些古老的哲学信念。在眼前的景物之外,他们隐约看见一个由完美的形体构成的神妙世界。表象不过是那两种大原理的可见外衣,而生命正由二者的结合而生。他们相信自己作画时所做的,不止是把事物的外形摹写下来。他们劳作时深信:自己是在把事物的魂夺过来,移到画绢上去。于是他们造出了新的东西,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美的想象之境,其中万物与众生的亲密关系被揭示出来——那是一个为纯粹的精神所贯注的世界,而它只向那些思想足够澄明、同情足够宽广、因而能领会能感动的人显现。
宋朝王维一脉的画家,主要致力于水墨的发展。他们把色调关系与墨色层次的研究推到极精微的地步;倘若在那些微妙的召唤里掺进一点颜色,那节制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大半与自然亲狎而居。逃开朝堂与城市的烦扰,退入深山,往往要静观很久才提笔。于是他们画出那些被烟霭裹着的山——那里显出主宰宇宙的两种原理的和谐。谷底升起迷濛的岚气,桧与巨松挺起它们庄严的身影;而在某处石台上一所茅屋的门前,一个入定的隐者正观览着一派雄伟壮阔的山水。
有时他们转向草木,用黑白画竹。一笔纵横,就足以把竹竿从这一节画到那一节,或是画出那些尖尖的叶子——叶子颤动得那样有生气,我们仿佛听见风的哀声,照中国书上的说法,正被「苇所梳理」。又或者以花为题,他们以一种简到极处的笔法把它点出,而这种简,是以对形体极精确的研究为前提的。他们所要捉住的绝不是那华美的形象,而是魂本身:有时是刚绽开、鲜嫩可人的花,有时是花瓣柔软低垂、慵倦地显出一种犹在而将逝的明艳;有时是露水润着叶子,是雪以它的洁白覆着叶子,或是在缓慢单调的雨下,叶子一动不动地滴着水。这些画里总是贯注着深沉的诗情。
在宋人手里,山水一派与水墨的技法达到了一个此后再不能超越的高度。这一时期的大师极多,而且常有几乎可以断定为真迹的作品传世。在这里罗列一串对欧洲读者毫无意义的名字,似乎是没有用的。举几位大家来说明中国山水画登峰造极的这三百年历史,也就够了。
董源与巨然,评家认为是在王维的大传统里另开一派的人。他们的画设色沉静,以阔笔写出,近乎印象的一路。这类作品须远看,才见得出那表面的猛烈融为极度的雅致。它们把空气透视的法则完完全全地演示出来——那种悠远之感、那无尽的空间,形体即浸没其中。我们在这里看到凭据:按法则安排线条、终于导向文人画的那条路,正是这两位画家最先尝试的。
中国书上所举的各派宗主之中,宋朝的马远与夏圭须另列一等。这两位大师都生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他们的风格可以说得确切,因为他们本人与弟子的真迹都有留存,其中他们的特色显露无遗。
马远因用色的节制、立意的宏大与处理形体的技法而被归入南宗。但他给自己的作品带来一种雄强,其中北宗的影响是一望可知的。他笔阔而气度沉雄,这使他的作品在全部中国绘画里居于前列。他作背景的群山以凶猛的气力矗起。他的老松,枝上缠着藤蔓,单凭这一样就足以界定他的风格——它们把草木生命的力、把老树那种傲岸的挑战表现得那样酣畅。他爱深山的孤寂,并且给了它一种新的意象,那意象如此确凿、如此完美,竟足以开出一派。
马远的影响及于他的兄弟和他的儿子马麟。马麟虽死在蒙古人的朝代里,却是宋代艺术的传人。老一辈那种凶猛的气力,到了儿子手里化为略带凄迷的柔和。用笔同样有节制,设色同样含蓄,可是山水铺展成幽深而多梦的远景,诗意难以言说。秋的凄凉,暮色里盘旋的归鸟的哀愁,幽寂与静默之感——这位诗心所乐的正是这些;他不愧为那位在自然的野性面目里寄托天才的大师的真传。
马氏一派笼罩了其后的整个时期,影响远及高丽,到十五世纪那里还看得见它的痕迹。等到高丽绘画史为人所熟知,我们当能更确切地说出它受了别的哪些中国大师之惠;不过就上面所说的这几位而论,他们的影响看来强到足以在近来为我们所知的高丽残卷上,打下一种确定的印记。
关于夏圭,我们所知远不及此;可是我们有比文字记载更可宝贵的东西,就是日本收藏里保存的几幅画,把它们毫无保留地归在他名下,似乎是说得过去的。他的名字何以总同马远连在一起,是一看就明白的。他的作品有同样的气力与雄强,所显的理想也同他这位同道相似。在大胆简省这条路上,他似乎比马远走得更远,有时已近于文人画的笔法。他山水人物兼能,又善于以水墨造出种种奇异的效果,仿佛是设了色一般。
另一位名字笼罩着这一时代、其作品足以标出一个特殊面相的画家是李公麟。要证明凡归在他名下的作品都是真迹,自然是难的。然而日本寺院与私家的收藏里,有些画极早就被当作他的手笔,其中至少可以认出他的风格。回顾这几百年的历史,有一点很有意思:李公麟的作品在某些成分上同顾恺之的画不无相似。他的线细腻而柔韧,他钩勒轮廓时有同样的微妙、同样的风韵,同样懂得和谐的弧线与一种非常的律动。
可见那个起于唐以前的传统,到宋朝仍未中断;而且我可以断定,随着我们所知日益确切,这方面的凭据还会增多。敦煌发现的画与木头沟的某些壁画新近提供的证据表明:那种入定独处的罗汉——这种佛门隐修者的样式,在这些发现以前一直被认为是李公麟所创——其实远有来历,源出东突厥斯坦的佛教艺术,也许竟源出印度。李公麟用来表现「观想」的那些壮丽题材,正是从那些地方来的。有时是形容枯槁的脸、干瘪的身躯,暴起的筋络勾出深深的凹陷;有时又是圆满安详的身影,在静谧的幽居里入定。无论从文字记载还是从他的作品看,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是使佛教绘画复兴的人物之一。不管他取法于什么样的粉本,他总给它们一种着重与特别的品格;而从纯艺术的角度说,他有本事把它们画得典雅无瑕、庄严有度。
李公麟并不以画佛像为满足。他也画山水,年轻时还画过马。宋朝一位大评家说他「其心与万物相通,其神入于造化之奥秘」。这位评家还说,有一天他看见李公麟画一尊佛。那神的话简直是从线条里跃出来的,仿佛大师的笔把它们一句一句召唤出来似的。像他那个时代所有的大师一样,李公麟要把精神从外形里解放出来。在物质之外,他看出那鼓动世界的非物质之力。作为山水画家,他对自然的领会是宏阔而庄严的。他那优美和谐的线,使人想起造型艺术史上最幸运的时刻;他足以同拉斐尔这样挥洒自如的天才相较。不过他把整个自然的领域都收进题材里;在他的作品里,我们还能看出一门古老高贵的艺术的痕迹——那门艺术在顾恺之手里已近乎绝响,而他以更恢宏的气魄、却同样敏锐的体察把它表现了出来。
谈宋朝的画家,不能不留意米芾父子。这两位米氏确实在中国的技法上完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他们以一种新的意象丰富了绘画,并且开出一派——那一派同马氏一派一样,对后世发生影响,在高丽也感觉得到。
米芾不但是大画家,也是大书家。凡稍稍见过他这一路作品的人,都看得出这一点。他极得中国人所谓「泼墨」之妙。他几乎专用水墨,又把墨色的分量同线——或者不如说同笔触——联得那样紧,以至于很难断定他究竟是在画而非在写,还是在写而非在画。严格说来,他根本不用线,而是以块面、以阔大而浓重的点染来作画,并不停下来着意经营墨所能给出的那种深沉温厚的黑。他的手法使人想起伦勃朗某些同样以浓墨画成的素描,那些画唤起一种奇异而神妙的光的效果。米芾就是以这样的精神处理山水的。这种技法标出了他的风格,给了它无可争辩的独特。他攻取形体时的激越,他下笔的迅疾,万物从这样的气力里涌现的样子,都教人想起欧洲大师们那些满敷颜色的画;而米芾的画,若他所用材料的性质容许这样说的话,竟可说是被那磅礴的生气「设了色」的。所以米芾父子带来了一种新的技法、一份个性极强的作品,并创出一种风格,标志着水墨的最高成就。不过推动他们的那股趋向是普遍的。推到极处,就成了那种一再提到的、叫作文人画的画法。
文人画,或者说「文人之笔」,其源出于王维的探求——他摒弃颜色之助,要凭墨色的和谐与分量去再现那辽阔的空间,以及空气透视一切流转的微妙。专用墨就非有特别的讲求不可,因为这样一来便直接挨近了书法。各体的书法差不多本身就是画。每一体书都有它拆解字形、落笔运笔的规矩。而众所周知,中国画家把线与笔触看得至高无上。这一半出于他们的用具,一半是因为赏鉴者由于读经的训练,能够撇开所画的形体、单就线本身去领会它的遒劲或细腻。我们还须记住:中国画家全是读书人,属于文人这一阶层〔注十五〕。文士、诗人、政治家、武人、释道中人与哲学家,都曾贡献出艺术上最伟大的名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画家的线同书家的线在技法上的亲缘就格外近,因为画家与书家往往是同一个人。由此便生出那种早就有的趋向:用水墨,把形体表现得抽象,愈来愈只当作一个母题来写,于是把题材归结为寥寥几笔。
(原注:文人,即读书的阶层,是这个一切专制君主国中最民主的国家里的贵族。无论出身何等微贱,凡男子都可以应试,而考的是文墨的学问与对经书的记诵。书法好自然也是随之而来的。中试的人可以指望帝国里任何一个位置,因为官职是凭文才授予的。考试时三天两夜,应试的人不许离开那间小盒子似的号舍,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考试期间死人的事并不少见。北京的贡院如今已经拆毁,南京那座有两万间号舍的贡院也在坍圮之中。——英译者)
欧洲人要跟上中国画家这些大胆简省的思路是困难的。有时简省到那样的极处,使我们只觉得困惑。然而它们也常常生出雄伟的立意、生出那种其根本性格使我们觉得是天才独有产物的画。文人画在宋元两朝达到它的最高点。它同绘画如此亲近,以至于一一〇〇年登极的徽宗在即位第一年就创设了翰林书画院。徽宗自己也是画家。书上说他尤其擅长画猛禽,鹰、隼、鹞之类;这似乎就成了把每一幅画猛禽的画一概硬派在他名下的充分理由,哪怕有证据表明那画比他的时代晚了两三百年。也许不久我们会找到徽宗的真迹。吉美博物馆所藏的一幅画——出自端方的收藏——以它的题识而论,是最有真迹保证的一件;可是那画所摹的是唐人的人物画,于徽宗怎样画鹰一无所告。不过他旧藏里的若干画是流传下来了。无论是否出自御笔,它们所昭示的是一种雄健的艺术,一种对宏伟的本能,一种庄严的品格——而这些正是鹰所象征的品质。
书画院的创设,所得的结果同创设者所指望的颇不相同。它染上了形式主义的弊病。它设在京城、设在宫廷的氛围里,换句话说,设在真正的艺术家唯恐走得不够快的那种空气里。它不可避免地受了一种趣味的影响——那趣味固然精致,却已倾向于习气与纤巧。成法立了起来,题材定了型,对艳丽颜色的偏好滋长起来;甚至在宋朝终了以前,院体与民间的艺术之间已有了明显的分界。迂腐与矫饰开始取代大胆与雄强。
这种趋向本来多半还要发展下去,幸而——或者说不幸——接连的祸患和一个新朝在中亚地平线上的威胁打断了它,而那地平线上早已响彻蒙古人的兵刃之声。
第二部 中国绘画的演变 六 元(十三与十四世纪)
就文明而论,蒙古人的元朝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恰恰相反,外来的成分被那古老的文化吸收了去;因为归根结底,心智总要强过兵刃。然而就绘画而论,这一时期自有其显明的个性。
宋代显然是由中国南方的理想所支配的。哲学上的启迪太强了,不容北宗的格调取得绝对的支配。在这一点上我们须把佛画除外:除了少数偶一为之的宗教题材画家之外,佛画一直承着唐代的传统,保着它设色上本来的性格。北宗固然有杰作可称,但它早已不守它初起时那种鲜明敷彩的格调了〔注十六〕。它屈服于南宗格调的影响,因这番接触而趋于简净,并且染上了南方的峻洁与法度。看去就仿佛:画家们赶着要在古圣先贤的哲学行将消亡之前,把自己的见证添上去。他们力求给这世界留下一些完美的意象,使人能在其中感到宇宙那些大原理的颤动。唯一适宜于这种表现的手段,便是南宗的技法;他们或多或少忠实地遵循着它。
〔注十六〕(英译者原注:须记着,作者所用的「敷彩」一语,是指在一条清楚的、起界限作用的轮廓之内着色而言。单钩与双钩的界说即其例证。)
那时的中国南方,是百端才思觉醒之地。儒家的学说被唐代那场道、佛兼具的玄秘运动从根基上撼动了,已经失势,却还没有凝成朱熹那样僵硬的官学条例。异端的信念既仍旧盛行,人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中借取它那预言式的与诗的意蕴。
蒙古人掌权之后,所做的不过是把宋代皇帝已经起头的那番保守之业做完罢了。他们同中国接触时,与其说像征服者,不如说更像胆怯的学生。忽必烈一做了中国的皇帝,就不能不记起自己所受的那一套纯然中国式的教育。何况把征服所得推广到行政的组织上去、建立一套官吏的等级,本是鞑靼人的习惯。一个至高而专断的国家的构想——专断之中带着父母官的意味,为着保证百姓的安乐,连私人生活的细节也要插手——这个为宋代儒家一派的文人保守者所珍视的念头,同鞑靼人的理想也太相近了,不能不被立刻采纳。异端的学说被明令逐出学堂。它们被轻蔑地斥为败坏而危险的东西,所余下的,只剩那些较难管束的艺人在其独立思想里所存的一点残滓。宋代那场壮丽的运动开始减退;它产出了最后几件杰作,然后渐渐衰微,到了明朝治下便完全绝了。
所以元代呈现出一个过渡时期的面目,把明朝的十五世纪同宋朝的十三世纪连起来。就我们所关心的角度而言,它不过是把十二、十三世纪由信从者精力充沛而成功地推行的一桩事业做完罢了。它力求把中国归并为一个管束严密的国家,使一切大的运动与冲动都在严格的控制之下。它成功了。而且成功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十七世纪开始认识中国、又在十九世纪多此一举地重新发现中国的欧洲人,竟以为它两千年来一动未动。这个流行的见解何等荒唐,这里不必多说。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世,都看得出那内里的生育之功、那演变与那多样,决没有停顿过。中国同欧洲各国一样有它的演变;缘由相类,命数相同。这在它绘画的历史上感受得尤其分明。当南宗那股强有力的启迪开始衰退,北宗的格调便因显而易见的缘故占了上风。
一些半开化的胡人占据了国家的最高位置。他们是宫廷里当权的一党,篡夺了旧日那个社会的位置——那个精致、微妙而或许过于讲究的社会,正是末代宋帝身边的环境。这些胡人虽有天真的努力与善意,却参不透这样一种峻洁、开明而均衡的艺术。中国画里所唤起的那种驾驭自如的自然构想,他们全然不懂。单色在他们看来是沉闷的。他们能跟着别人赞叹,却不能领会。反过来,北宗的格调大胆笃定,设色浓重,描画确凿到近乎雕塑的地步,倒同他们心性的格局更相近。他们在那里至少找得到一点东西,令人想起他们那些地毯——他们的艺术才力,看来是在地毯上耗尽的。一句话,他们本来就更惯于北宗的格调,而且从北方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艺人,汉人与胡人都有。
北方那种沉着、强健而确凿的性情,如今开始驾驭南方天性里那些迷离的梦想。事情看得出在变。便是那些接续宋代传统的大家,也在作品里注入了几分更为强健的气质;可是这样一来,他们便失掉了某种动人的深致,而那正是使他们前辈的作品有那样非凡品格的东西。夹在这两种趋向之间,元代绘画带上了新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因为较为简单直截,对欧洲人的心性来说也许更易亲近。以上所说,是就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末中国绘画的大体演变而言。现在我们要更详细地来看一看,举几位表达了这个时代精神的画家为例。
元朝初起时承接了宋末的几位大家,其中有两位被公认为第一流。赵孟頫——又以「子昂」之号行世——生于一二五四年。他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世袭一职,元朝得国时便辞了去。他退居不仕,直到一二八六年;后来被召回朝中作了大员,便成了新朝的拥护者。赵孟頫山水、人物、花卉与竹并作,而最以画马著称。归在这位大家名下的马画多得不可胜数;不必说,其中绝大多数并非出自他的手笔。
作为山水画家,他似乎是依南宗的格调作画的,线条清秀而简净,其中还看得出那上溯到顾恺之的古老传统的痕迹。凡可辨认出赵孟頫手笔的人马之画里,都有这种特征鲜明的线。他把它传给了他所开的那一大宗,又经他的门人,成为明代那些仿效者的遗产。极有可能的是:他门人所作、署着「子昂」款的画,几乎全被归到这位大家名下;而他自己的画,倒被归到唐代画马的韩干名下去了。然而在归于赵孟頫的众多作品里,确有少数几幅,我们能从中认出他山水中所见的那种颤动而柔韧的线。这些画上署着「子昂」的款,十有八九是伪款;可是在判定真伪上,作品本身永远比最堂皇的题识更有分量。倘若技法与线条的品质相似到足以把大英博物馆的那幅山水同某一幅马画判为同一只手所作,那么这就可以看作充分的凭据,供我们对他的格调自作判断。
赵孟頫在他的马夫与骑卒中间,画出了蒙古入侵的浪潮卷进中国来的各色人种:中原各省的汉人,鞑靼人,戴皮帽的蒙古人,来自突厥斯坦的闪族面貌的回教徒,裹着白头巾、戴着沉甸甸的耳环。无论他所画的是蒙古草原上的矮小鞑靼马,还是向来经由于阗作为贡物送到中国朝廷来的河中之地的骏马,他都赋予马的生命一种奇特的美;无论画它奔驰之态还是休憩之姿,都同样得心应手。他心里仍旧住着宋人理想的景象——那理想宣告万物潜藏之魂,看重一幅画里的灵气与生命。他作品里虽有南宗格调的显著凭据,设色却比那一宗浓重。元代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它把有色颜料的分量发挥出来,强调它的猛烈,为一个新的传统开了路。
中国的评论家把赵孟頫同他伟大的前辈韩干相比。然而书上众口一词地说:他虽有无可否认的造诣,却总缺了早先那位大家的几分遒劲。我们若借唐代的画来比较这两种格调——唐画里可以寻那位伟大的画兽名家的一点余影——那么书上所说韩干及其周围那一群无名画家的作品更为确凿有力,看来是坐实了的。不过赵孟頫似乎在更高的程度上具有动势与生气之感,在姿态的取择上也较少拘束。在唐代那位伟大的画兽名家同他后世这位可敬的对手之间,隔着几百年的钻研与观察。
同赵孟頫一样,钱选——字舜举——也在宋朝覆亡时退出仕途。他是赵孟頫所主持的一群守节者之一;但他反对新朝比赵孟頫坚决,对这位同道的变节极为愤慨,不肯效法。他隐居不出,以画与诗自遣,以终其身。他在元朝也接续着宋代的传统;其实他属于元朝的,不过是他后半生而已。他人物、山水、花鸟并作。他细腻的线并不乏力量,而且他似乎格外有一种形体之感,简净之中近于伟大。无论所画的是一位少年公子,还是一只栖在石顶、石下抽出菊花的鸽子,那同一种端重安详的高贵,都从容地显露出来。他仍用宋代那种沉静克制的设色,把一百五十年也不能全然磨灭的那个伟大传统延续下去,而无所损伤。
关于颜辉,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书上只简略地说他画佛门人物、翎毛与花卉,又说他画鬼神尤为当行出色。他的生年无人知道,也不知道以他的年辈与师承能否归入宋代;但他有几幅可赞叹的画传世,足以说明在元代,宋人的艺术还怎样被几位卓异的大家诠解着。他的线遒劲、更阔、更饱满,也比赵孟頫或钱舜举更为峻急。他画里散发出的那股颤动的生气是动人心魄的。无论所画的是一朵沾满露水、垂下的花瓣预示着将谢的牡丹,还是一位缝补衲衣的僧人,那转瞬即逝的一刻都被一种直觉的力量捉住了,以至于对着画久看,会觉得它忽然就要活过来。这些接续宋代艺术传统的大画家身上,有一种更坚实、更惊人、不那么耽于梦境的东西;单凭他们的作品就证明了:传统是能够复兴的,古老的中国在蒙古一朝之下仍旧保着它创造的精神,并且坚定地向肥沃的田野推进。
到了黄公望与倪瓒,我们便接触到另一番局面。线开始带上古典的性格,被分为一系列不同的类型,画家按各自的性情与需要去取用;最后便成了没有个性的院体。然而这两位画家都受着上溯唐人的早期影响的感召。他们由钻研这些古代大家而回到足色、有时是鲜明的设色上去,却仍怀着对自然的深爱与一种新鲜独到的眼光,凭此仍以一种新的形式延续着宋画的启迪。不过在这两位画家身上,新的特征出现了。红与紫成了主调,在浓绿的衬托之中益显其明丽。对山水本身的看法也略趋写实,不那么微妙了。在这一切紧要之处,卒于一三七四年的倪瓒都把我们带得离明代更近了。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性质不同的显著趋向在别处显现出来。唐代的古大家重新受到推重。那些坚实遒劲的作品里鲜明的敷彩与同线描判然有别的设色,正中未受陶冶的胡人之意。另一方面,宋人的钻研并非毫无结果;所以当设色在这些影响之下重新被采用时,画家们得益于单色的实践在这期间所教给他们的东西。元代出现了这样一种画:不打底稿,径以饱蘸的笔直接下手,形体就在颜色本身之中塑出。中国人管这叫「没骨」之画,换句话说,就是不借线的助力。这一法门最早是宋代一位画家用过的,但它真正扎下根来,要到以墨为媒介来表现色调的实践教会了画家如何在颜色本身之中塑出形体、使结构全赖颜色而立的时候。
总的看来,元代所见的,是把前一宗各位大家那些热烈而零散的启迪聚拢起来、可以说是浓缩起来。它产出了华美的构图,中国绘画的黄金时代在其中继续显现。大家辈出;他们纵然终究标志着向北宗格调的一次回潮,追求丰厚鲜明的设色,却仍给了我们一种不逊于前人的美的景象。
然而其间已有衰落的严重征兆。构图变得繁重而繁复,开始失掉古代大家那种高贵的简净、宏大与至高的韵致。显而易见,元代的画家是在胡人的眼皮底下作画的。他们迁就了后者对逸闻、对克服难处、对多愁善感的细节的嗜好。到此为止,还不过是些几乎看不出的阴影与一时的弱处,是衰落的先兆;可是这样的先兆一旦显明,衰落就近在眼前了。胡人的雄强之气所保住的东西,终将丧失于一个院体化的中国那种拘于教条的尊严——那中国已被囚在一套僵硬的法度之中。
第二部 中国绘画的演变 七 明(十四至十七世纪)
明朝是乘着民族情感的翅膀掌权的。中国把她的力量重新集结起来,赶走了外来的暴君。这个民族无疑怀着一个幻想,以为可以照着往昔的样子重建自身;本朝最初几位皇帝也相信,帝国能够立在一个不可动摇的根基之上。可是明朝其实不过是元朝的继承者与追随者罢了。而元朝本身也只是一个环节。它什么也没有改变,倒不如说是促成了把北方的胡人——他们在那以前一直是外人——吸收进中国这个体系里来。它无意之中为中国成就了统一,虽非它所愿,甚至有违它的本心。在帝国的治理上,它把宋朝因无力而未能做完的那一套保守的方略做完了。
明朝承接了蒙古人的事业,并且把它巩固起来。这一套在明朝治下、在清朝治下一直存续,直到最后的崩解——那结果我们不久之前才亲眼见到。明朝那种偃武修文的理想,儒学作为伦常法典的显著独尊(其中又有朱熹的若干改易),合起来构成一个表面上完美的整体,使人得以笃信君主所立下的那些原则何等尽善。于是形成了一派,有它自己的哲学、风习与理想,而这一切都是冷的、僵的、毫无天机的。那是一架过于完美的机器,走起来像钟表一样。人以一种狭隘而略带愚钝的自信去评断这世界。理想寄托在儒书的字句里,而那些字句已同它们本来的意思割裂,被解得那样坏,以至于再没有人解得对了。鞑靼人那种琐细、官僚而刻板如祭仪的治理,是一套完美的政制。机器还新,走得还好,于是生出一种长治久安的错觉,使那保守的心性愈发志得意满。这样一个中国需要一种艺术。她有了。那就是院体画。
与此并行而又各处一方的,还有别的力量在起作用。虽然学堂里禁了异端哲学的书,虽然佛教普遍衰颓,道教因民间方术的鄙陋做法而彻底沦落,虽然官场对此一概轻蔑,中国另有一股力量仍旧保着往昔的精神,那不安分的、渴望新意的精神。它暗中的运作,十有八九并不立刻浮到面上,而是被官方中国那道规定得严严的屏障遮着。然而它强得足以催生出一种同院体画本质不同的艺术,其中的大家可与前代相比。尽管境遇不利,尽管这些潮流被压在重重之下,它们仍以猛烈的翻腾使人感受到它们的存在。我们先来描一幅一种艺术衰落的图景,然后再回到生气与生命上来。
明代的官家绘画迅速僵化为成法。要明白它是怎样成形的,我们须回到徽宗的时代,看一看他所创设的画院是怎样取士的。
绘画同哲学与诗的思想相通,这是已经知道的了。诗人与画家相聚而共求美之所在,向来是一种高雅的消遣。诗人作诗,画家便画一幅画,把诗中所藏的意思暗示出来,有时暗示得极远。徽宗所设的考试就是依着这样的条件;考中的人,画院的门便向他敞开。譬如他出过一句诗作题:「竹锁桥边卖酒家」。这就暗示一幅山水:有流水,有一道野桥跨溪而过,岸上一丛竹,一家酒店半掩在绿荫里。记载说,应试的人都动手去细细描那酒家,把它当作画中的主体。只有一个人,在一丛密竹之上露出一面小小的酒帘——在中国,酒帘就是有酒家的标记——以此暗示它的存在。另一首诗里说到春日的红花,那两句是「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得中者所画的是一位穿红衣的美人凭栏而立;因为照中国人的想头,少年在春天的心事,同别处一样,是转到情上去的。
这里我们见到一个例子,可见中国画里充满了怎样微妙、有时深具诗意的隐喻。可是这些东西唯有系于心智的自由运用、系于个人活生生的情怀时,才保得住它的价值与韵致。一旦成了画院考试里规定的成法,被人毫无热忱地勉力重复,那刻板的单调便令人难以忍受了。宋代画家极为看重的那种以半截意思来表达、不直说而暗示的本事,最终的命运正是如此。自从人们懂得了竹上飘着一面小旗就表示林间有家酒店、一位穿红衣的少女就象征春日园中一点红花的绽放,画里的旗子与红衣少女便多得令人生腻了。
就这样,那种略带愚钝的学究式的干枯成法立起来了,在明、清两代的院体画里极为风行;它的大行其道压住了一个民族在艺术上的向往。在这些影响之下,一整套比兴、隐喻与象征的武库迅速凑齐,由此产生了一种也许极有学问、却不艺术到极点的艺术。一位明代的院士倘不能以繁复的构图证明自己在这类事情上学识之博,便要自觉丢脸。艺术成了一种猜谜。而且继心智之后,眼与手也衰落了;随后便出现了对明艳颜色、繁重构图与纤细琐碎的线条的嗜好,终至于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精巧。画院的作为,一言以蔽之,尽于此矣。
让我们把这种死气沉沉的艺术撇开。它把鼓动万物的那股创造之气夺走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那些循着古代大家的足迹走的人成就了什么。
中国的十五世纪见到宋元两代盛行的格调仍在延续。譬如周之冕,就守着那种深沉的形体之感、那种设色的细腻与构图的节奏——那都是最伟大的大家们的禀赋。沈周完全属于元人一派;而要证明旧日的理想并未死去,我们在十五世纪还有那一群出色的画梅名家,陆复与王元章为其首领。
前面已说过,梅树与梅花向来系着一种特别的哲学。遒劲的枝上散着白瓣,久已被视为一种内在心魂的典型,其洁白正是德与温柔的写照。仲仁在十一世纪写过一部论画梅的书,他在讲「取象之由」的一章里说明:梅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凝聚的形体,是宇宙的写照。那些根本的大原理在它里头和谐相合;它们在它的形体中表达自身,又凭它的美把自身显露出来。与此相仿的,是系于竹的那套哲学,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陆复那些微妙的单色之作,画的是梅花的枝条在风中摇曳。王元章的大幅作品里,老树的干上仍开着耐寒的花,在月色神奇的光辉中傲然挺立。颤动与力量,宏大与庄严——在黑白二色所强加的严苛条件之中,人所求的仍是这些品质。我们在这里觉得那股创造之力还未耗尽。十六世纪文徵明的墨竹里,我们看到它同样的新鲜与遒劲。
可是在山水上,却出现了标志着衰落的新成分。我已经着重说过元代滋长起来的那种繁重的构图。这在明代更为显著。一门绘画的艺术若有过一长串大家,就必然会生出某种兼采众长之风。这便导致舍弃对自然的直接研求,而只隔着古代大家的眼睛去看自然。这种现象在中国同在欧洲一样出现过。明代的山水画家钻研唐宋的技法,把它们的用线归纳成条例,按类型与宗派排成系列;总之,他们从中取出一套现成的技法,而自己反被它管住了。他们背过身去不看自然,一任想象。他们乐于画幻想的山水,所趋向的意象比起前代更外在、更少灵感。然而他们的作品自有极大的韵致,那些攒聚的峰峦与奇裂的怪石之不可能的布置,也不能不动人遐想。
在这些繁重的构图里,画面的统一失掉了。我们眼前不再是一个单纯而有力的意思,而是千百个情节、千百样细处——细处本身固然精妙,却要去搜寻才见。这是一种新的山水观。我们也许仍更喜欢宋元艺术那种摄人心魄的格局,可是不得不承认,后来这些作品自有极大的韵致与极度的精致。
在这个大趋势之上,又添了一种设色上的新趣味:设色变得同构图一样明艳而繁复,在大家笔下是和谐而优雅的,在二流画家手里也总是有韵致的;可是这已是一种喧嚷而鄙俗的作风的先声,这种作风渐渐得势,到清代便为匠人所普遍采用了。
明代画家笔下的山水正换着面目、忘掉旧日的法度而以韵致与细腻媚人之时,一种新的人物形制也在生长。这里我们须停一停。
我们已经看到,唐以前的画家处理人物在处理山水之先。这个早期的传统曾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其中某些成分虽在少数几位大家的作品里复活过,但人物画自七、八世纪以后被彻底革新,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必然的结果,便是十六世纪出现的一种新形制。画家们就线本身加以钻研,定出它的比例,剖析面目与衣褶。就我们目前所知,他们的心得直到十九世纪末才被汇集成例;但所汇集的文字证明,他们钻研的结果自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起便循着上述的路数表达出来了。他们的理想同古代大家全然不同。人物本身被单独处理,只配极少的衬景,成了画家唯一的目标。他力求显出一个女子面容的韵致、那娇美风雅的举止、那柔婉而撩人的步态;他又以加强了的描画去捉住一个男子形体的特征与独异之处。有时这种剖析的影响如此客观,竟作出一种与欧洲的准则十分相近的画来。山水上所显的趣味,在人物上同样显露。设色明艳而和谐;那些妩媚灵动的女子的面庞——象牙色的肌肤,明亮的眼睛,优雅的身姿,纤长细腻的手——有一种精妙到极处的韵致,是古代传说里的仙女或记忆犹存的历史美人的化身。
一句话,宋朝赖以得其光荣的那种哲学的启迪被撇下了,让位给日常生活的绘画,给这世界及其营为的一种写实的表现;这在日本催生了浮世绘一派,在中国则在院体传统之外招聚起一批第一流的画家。
研究明代中国这场运动对日本浮世绘开创者的影响,是会很有意思的。可以断定,大陆上的这场运动比那岛国上相似的表现早了一百年;也可以断定,日本是直接受了明代中国影响的。早在十四、十五世纪,就有中国画家在日本安身。其中有一位,我们不知道他的姓氏,只知他以「如拙」之号行世。他离开中国,因为官家艺术的支配挡住了独立的前程;他把宋元艺术的传统带到日本,在那里收徒,并且有开创那一光辉宗派的荣耀,而雪舟便是那一宗的首要代表。能确凿归于如拙名下的画,只有一幅小品,藏于日本一座寺院。可惜那是一件分量不大的作品;它本身的价值固然不低,却决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凭据,使我们能对另外几件据说出自他手笔的作品断定真伪。在那几件作品里,我们看到一种个性极强的艺术,合于早期的传统,却又添了一点奇想与出人意外的东西,使这位画家格外卓异。不过他既在中国之外作画,他的影响便没有在中国绘画的演变里被感受到。
到十七世纪,明代的艺术同欧洲人的艺术接触了。文艺复兴末期意大利画室的方法与法度,由一些才具属于二流的传教士画家带到中国来。单眼透视的体系,以及以明暗对照强烈加重的塑形之法,给中国人的心性留下了有力的印象。中国论艺的书里有这方面的迹象。可是两边技法上的门径相去太远,体系上的分歧太大,无从找到共同的立足之地。欧洲绘画虽对某些画家有所影响,总的说来却是微不足道的。利玛窦神父在明末以中国名字行事,郎世宁神父在清初也用中国名字;然而前者始终沿用欧洲的方法,后者则采了中国的路数,这不过是两桩孤立的努力,淹没在亚洲演变的大潮里罢了。
第二部 中国绘画的演变 八 清(十七至二十世纪)
清朝,即满洲一朝——它的覆亡我们不久前才亲眼见到——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生气。胡人又一次侵入这个衰老而孱弱的帝国,把前几代的办法、历史与组织一概袭用过来。十七世纪末中国所变的,只是朝代而已。明代种种趋向的演变仍旧继续;尽管康熙着手重整、他的两位继承者又加维持,那套在宋代已经成形、到元明两代彻底定立的旧制度要求过苛,苛到无可救药的衰落势所难免。从此在绘画的领域里,不必再指望有什么大的变化。它只是顺着自身的逻辑继续演变罢了。
然而仍有必要着重说明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国绘画的价值;因为外间流行一种看法,以为明代或许还有些可取的东西,清代却一无佳作。无可否认,清代确有显著的衰落之兆;可是在一些低劣的作品旁边,也另有一些作品维系着往昔的生气与复兴的指望。
要驳倒这种草率而浅陋的见解,只须举出若干十八、十九世纪的画来就够了——那些画有款有年,古董商或收藏家却泰然把它们归到十一、十二世纪去。
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中国绘画仍旧充满生气。对明艳颜色的嗜好渐渐消退,在某些画家手里,构图变得更阔大、更高贵;在他们身上可以看见昔日那遒劲血脉的复苏。正是在这个时候,恽寿平——世人多以「南田」之号称之——以旧格调的克制与力量画山水与花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沈南苹东渡日本,开创了一个近世的中国宗派,其分量与活力足与浮世绘相抗。他们周围聚着一大批追随者,预示着新的开展。
这场运动并没有得到新政府的扶助:新政府醉心于前几朝的院体格调,而且愈近十九世纪的末年愈见蒙昧。十八世纪有相当多的中国画家在日本定居,在那里接续明代艺术的传统。像南田、像沈南苹那样的观察是敏锐而一丝不苟的;可是如今抬头的那种客观与写实,在他们的作品里也十分触目。人所求的不再是纯粹本体与抽象原理的世界,而是真实的、日常的世界,是就其自身加以研求、过着自己生命的客观形体的世界;心灵在这世界的门槛上止步了,再没有旧日那些哲学为它引路。
这种性格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它既见于花卉与山水之画,也见于人物之画。南田的一幅鸢尾与黄应彪的一个人物,都同样显出这些特征。黄应彪活动于十八世纪中叶,以巧妙的笔召唤出佛道传说中的人物;但他那些大胆的简化,与其说出于早期大家引以为荣的那种深沉的省思与对非本质之物的摆脱,不如说更近于技巧的卖弄。衰落的成分正可于此辨出,而衰落惯常所取的,恰恰就是这副「能克服难处」的面目。为着这样的目的,真正的探求与对形体的真正把握便被一步步丢开了。
书法与文人一路并未被忽视,只是被推到了一种超出艺术范围之外的抽象地步。一个人物以若干线条表现出来,那些线条本身组成书法的字,于是在画人的同时又写成了一句话。这无疑是技艺惊人的凭据。我同意把这样的杰作归入书法的领域,却不肯承认它们属于绘画。
对清代颇负盛名的所谓「指头画」,也可以这样说。作此种画时把笔丢开,以手指蘸墨或蘸色画出线来。画是作在一种特别的新纸上的,那纸像吸墨纸一样把颜色吸去一部分;于是线便软弱,墨与色的布置也缺少挺拔之气;总之是缺少雄强之力,使这类作品纵有技巧,也只能归入匠作一类。这类作品在近世极多,而许多人心目中的中国画正是这些。要把它们剔除,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
在历朝历代,中国的装饰画、宗教画以及死后追写的祖先像,都是由匠人画的;那是些寻常的工人,谁雇他们就替谁做活。研究各大时代的格调、研究一门艺术的高层表现,不该拿这些作品作依据。这些画是最早流出中国、传到欧洲去的。这里没有理由去分析它们。
总而言之,最近这两百年的中国绘画里仍有第一流的大家。单凭这一点就表明,那神圣的火种决没有熄灭。在今日这一番深刻的变动之中,谁能说它将有怎样的前程?经过二十五年的犹疑之后,日本重新找回了自己,正设法使她艺术上的传统复兴。但愿中国无论如何避开同样的错误,但愿她不要像她的邻邦那样,把古代大家的历史置于脑后。
结论
这一番简略的巡览,已显出中国艺术活动的种种特征是怎样分布的。这一演变虽受过种种不同的影响,却有一种统一,其完整之处不亚于我们西方的艺术。最初是一些摸索,而我们只能凭文字记载去知道它们。不过文字与绘画自有史之初便存在着亲缘,这使我们得以把对原始时期的研究推得极远,甚至推到雕刻作品的时代之前。我们因而见到那个哲学理想逐步长成——正是它支配了中国绘画的整部历史,迫使它去寻求抽象的形体,并且把庸俗与衰落的来临挡开了那样久。
中国思想所寻求的目标,在三、四世纪我们得以窥见它的时候,在绘画里早已达到了。那是一种高格的境界,其中微妙的智性对应着一个精致的社会,而那社会的欲求已臻于极端。正如承接希腊化艺术的拜占庭一样,汉代与顾恺之的中国也已在向大胆的成法与柔和的谐调推进;在那里既感得到一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的智力的自负,也感得到这番持久用力之后的倦怠。
这种精致出于一个世界的耗竭,而那世界即便如此也还保着几分原始的粗犷;继之而来的,是随着佛教的传布而起的一场惊人的运动。随着新的神,我们看到确切而长久持续的外来影响头一次出现。文明被改变了,获得了新的生命。于是,正如佛罗伦萨文艺复兴那些伟大先驱的时代一样,出现了一整批艺人,他们是由一个更早的民族那种既粗朴又精致的艺术所预备出来的。这一批人毅然着手对形体作精密的研求,考定其结构的法则与产生它们的环境条件。李思训、李昭道与王维作画的那个时期,不妨比作有皮萨内洛、韦罗基奥、吉兰达约与马萨乔的佛罗伦萨的十五世纪。相似的条件催生出一场可以同意大利那场运动直接相比的运动;因为无论由于种族与文明的差异而使外貌如何不同,艺术的根本处处是一样的,都系于同样的心性。
唐以前那些伟大的领袖为宋代的极盛开了路;于是这一番长久活动的果实,在十至十三世纪之间成熟了。经过原始时期的摸索、经过异端的诸般哲学与佛教那番玄秘的激荡,东方的思想达到了一种对存在的无可置疑的高贵领会。宇宙那非关个人的奥秘,它那雄浑的原理,它那纷纭的显现,以及在万物最深处的魂里自行揭露的那个秘密——这些便是构成中国绘画之启迪的种种构想。正是这些高远的思想,成了画中那样高贵地宣示出来的灵气的源头。这些思想所由来的那种宗教,在某些人看来或许比我们自己的更宽阔、更少拘束。整个远东都被它的宏大所慑服,这是毫无疑问的。
到此为止,艺术已探遍了一切深处,登上了人类成就的至高之巅。从此它所关心的,只是种种不同的表现,而那不过是一套仍有弹性的格局的不同样式罢了;直到后来,往昔那些伟大的启迪被忘却,才显出一种从古老传统里脱出、追求写实的精神的征兆。这就是最后两朝中国绘画演变的特异之处。看去就仿佛:即便以这样的面目出现,所满足的也是人心一种普遍的需要;这需要我们自己也曾领教过——在经历了一场冷冰冰的学院主义之后,在近世的文化把古老的偶像推倒之后。中国画家这样走完了一圈,同我们自己的艺人所走的路相仿。
无论对远东还是对欧洲,如今摆在面前的都是复兴的问题。近世的艺术被往昔声望的重量压得弯了腰,在文化的最后一句话上又懂得太多,正摸索着要找到自己,满是有指望却未完成的作品。如今举世都现出一种迹象:人愿意经由调和古来的分歧而建成一个普世的文明。欧洲与远东使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两个传统相互映照。从今以后,去研究、去领会一种异己的理想,于这两个文明都是有益的。这些篇页虽不完备,或许能帮着说明:这样的彼此领会并非不可能;而一旦克服了自私的成见,表面上的相异便会化解为一种深处的同一。新的文化的种种成分将由此生出。欧洲的心智在领会一种如此充分地映着一个陌生世界的心境时,会发现一些使它超越自身的原理。但愿这种对人类思想的宽广领会,能引着欧洲以更大的公道去估量一个以千年计岁的文明,不去阻挠它命数的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