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一山川、族类与家法

要给中国勾一个轮廓，哪怕只是粗粗的一笔——无论写它的山川形势，还是写我们笼统称作中国人的那各色人等的风俗习惯——著者首先撞上的难处，便是它太大了。中国在亚洲所直辖或所宗主的疆土连成一片，逾四百二十万平方英里；而所谓中国本部，除去满洲、蒙古、西藏与突厥斯坦，尚有十八省，面积一百五十三万平方英里，人口约四亿一千万，合英伦三岛面积的十二倍半、人口的十倍。

这片疆土西面的界限，是东藏那一带巨大山系伸出来的南支：它们以平行的长臂穿过缅甸与滇西，雪盖的峰顶向南送出怒江与湄公河两条大川，向东送出长江与黄河，去润泽地球表面出产最丰的几片土地。

正是这样的地势，使得从缅甸境内的八莫修一条铁路上云南高原的打算，至今仍碰着一道翻不过去的墙；而由那高原再往前，便可通到四川——十八省中农产与矿藏最富的一省。四川的煤、铁、金、油与盐，总有一天要开采出来；后世的人或许会看到四川出一批华人富商，其精明与远见不下于今日实际左右着西方千百万人命运的那些金融巨子。

长江以南是丘陵而非高山；大江以北的东部，则是一片土脉肥厚的大平原，黄河在其中流了五百多英里——因为年年泛滥，人称它「中国之忧患」。

国土这样大，境内的交通便是头一等的大事；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得天独厚，同样大小的地面再没有哪一处比得上。三条大川东流南注：北有黄河，中有长江，南有珠江——西江是珠江最大的一支。单是长江连同它的支流，据算就有不下三万六千英里的水道可以行船。中国的水上人家数以百万计，他们各色各样的营生，是中国生活里最耐看的一些景象。

中国的人口由不同的部族与宗姓合成，其谱系可上溯到公元前二千八百年的伏羲之世。其间时而裂为数国，时而因征伐的浪头而合为一统；北方是公元一二三四年由成吉思汗铸成一个帝国的，七十年后他的儿子忽必烈灭了宋朝，又把南方并了进去。马可·波罗来华，正在忽必烈一朝；从他游记的记载里可以看到，那时远东的财政制度已经很进步，中国人用的是纸币；而在汗八里城——即今日的北京——基督教的、撒拉森的与中国的星命家们，一同拿星盘推算天气，竟是开了今日气象台的先声。

不过在中国南部，至今还有一些地方，土著居民从不肯承认自己已与四邻的汉人合为一体。广东与湖南之间的山区里住着一族人，称为瑶人，其境内不许中国官员驻扎，也不容外人进他们的寨子——寨子筑在险峻的崖石上，易守难攻。他们主要以林木为业，冬日伐木，待山溪涨水时放下山去。他们的风俗很特别。其中一桩是复仇的世仇，远东诸族之中独他们有这个。然而妇女从不受伤害；即便打得最凶的时候，妇女仍可安安稳稳在田里做活。他们原先住在云南和广西西部，宋朝时被汉人赶了出来。瑶、倮倮、苗子、西番之类（都是汉人带着轻蔑意味起的名目，犹如我们说「蛮夷」），据马端临等中国史家说，六千年前中国人的祖先自西北迁来占据此地时，他们已经住在这里了。这些蛮野的住民渐渐被赶进山中，其后裔至今还在那里。照他们自己的传说，祖上是吃人的。他们与汉人通婚极少：汉人看这样的结合是辱没门楣，土著则看作是怯懦地投了敌。他们的妇女所绣的花样与汉人不同，据我所闻，倒更像今日伯利恒一带的绣工：在深色布上绣红线，有时是红黄两色。

忽必烈之后的几百年，中国各部又复分裂，一如中国一句很老的、今天还常听见的谚语所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最后的合并成于顺治之手——他于一六四四年立清朝，并令全国人民剃去前额的头发、将脑后的发编成辫子，一如鞑靼之俗，作为臣服的永久而显眼的记号。此令起初被恨之入骨，后来却也就当作旧例受了下来。直到今日，剪去辫子、听任前额头发长起来，仍被视为背弃本朝。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七年间席卷南方各省的太平之乱，到戈登与李鸿章将它剿平为止，估计耗去二千二百五十万人的性命；而剪辫蓄发，正是乱党用作标识的记号。

为防日后再起事端，满洲征服者在每一座大城驻下鞑靼兵，另辟营房区给他们住；二百六十年来，这些所谓鞑靼兵丁连同家口，一直靠发给的口粮米过活。不许他们经商，也不许与汉人通婚。结果是必然的：他们成了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老满洲那股强悍的气质已经退化，而扰攘与凶暴之事，倒有很大一部分出在他们中间。近来，不准经商与不准通婚的禁令已经解除，他们终究会融进一般的人口里去。

以受过训练的军人的眼光看，这些鞑靼「兵」不过是拿了武器的乌合之众，于行军布阵只有最粗浅的念头；但在北方，形势所迫，已不得不采用西法操练，战力大为提高，军容的好看却大为减色——中国并没有一支编成一体的国军，各省自养各省的兵，好坏全看总督一人的精力与才干。

中国兵的饷，名义上每月约六元，本来足够养活他自己；无奈经手发放的军官与士目层层克扣，到手的只剩一半上下。此外还给米一百磅，可这米不见得可口：漕米一路经手，每一手都要揩油，短少的分量便掺进沙土去补足。

当值的时候，他穿一件中国式的短褂，或朱红，或蓝，或黑，前胸后背写着营号与标记。袖子宽大，两臂活动自如。帽子的样式各营不同：有时戴中国的小圆帽，有时戴没有檐的便帽；有些营戴极大的草笠，不是日头太毒的时候，就挂在背上。裤子是深蓝的中国式样，脚踝处扎起。这身装束并不难看，成队列时颇为壮观；不过不可由此就断定，大阅时场上的人都是操练过的兵。上头一道令下来，叫管带把全营带出来点阅，往往要把当天的劳力弄得七零八落。他天天支领的是，比方说两千人的饷，实际能凑出的不过三百。这一类与命运赌博的勾当，中国是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只当它是揩油——那贯穿了中国公私一切雇工的经纬——扯得稍长了一点的一根线。但决不可被人当场拿住；于是想尽千方百计凑齐一千七百个苦力，一一换上号衣，或许还要教他们怎样举枪行礼。点阅一过，苦力们回去做工，兵器号衣缴回库房，等下一回再取。

军官取自较好的人家；只有捉到格外凶悍的盗匪时，有时会看中他那份传说中的勇武，给他一个带兵的差使。年轻军官要受一点粗浅的训练。广州从前每年考较他们骑射的本事。城外的一片场地上掘一道弯曲的壕，宽约五英尺、深约二英尺，长二百五十码。每隔五十码，靠壕立起三根软料做的柱子，各高六英尺、径二英尺。应试的人骑一匹小马，坐在那种要掉下来还得费些力气的鞍子上，须在纵马驰过时把箭射进柱中。弓已上弦，腰间插两支备用的箭，他便放马沿壕驰去——那壕显然是为防马匹闪躲而掘的，因为缰绳这时是撂在马颈上的。应试的人离柱靶不过两三英尺，这件事看来算不得难。三箭若都射中，到终点时便有一片喝采，坐在近旁敞篷里排着仪仗的官员们，也把他的名字记上一笔好的。不过这一段如今已不适用于北方各省了：那里有些军队，操练、器械与仪容看去竟与欧洲的军队无异。中国兵不缺勇气，这是有凭据的；若统带得法，今日一支操练过的中国军队，未必不像十三世纪横扫西亚、一直打到布达佩斯的成吉思汗的大军那样可畏。

前面说这个帝国是由征服者铸成一体的，但更确切的说法也许是：它之所以粘连不散，靠的是孔子那一套伦理几乎无人不受。孔子的睿语出在基督降生前五百年，把各样根本的德行都教了进去：爱敬父母，敬重君上，敬重并服从尊长，敬重年高之人，待人接物一律有礼。他以为人生下来本性都是好的，然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两千多年来中国得以安稳的那块底石，是家庭生活，是那个自农人的茅屋一圈圈放大、直到君王的宫殿的宗法体制。家由父母管，村由父老管，再往上便是官府插手：各处地方由大小官员治理，其职名——知县、知府、道台、巡抚、总督——标出他所辖地面的轻重。人人都照古来定下的道理办事，至于细节怎样施行，回旋的余地却很大。中国体面人家里最可喜的，莫过于子女对父母那份敬畏；而这敬畏，又以对子女的深爱作回报。看一个小孩子走进屋来，一本正经地向父母叩头，是很美的一景。做儿子的，不经父母让，断不敢在父母面前吃喝。王公之家礼数更严：儿子在席上若被父亲问到话，必先站起来才回答。

人有时以为，殷实的中国人娶两个、三个乃至更多「妻」，承继之事必致纠缠不清；其实并没有什么难处。风俗虽许一人同时有名分的数妻，真正认作一家之主的法定妻子却只有一个。她称为嫡室，即元配；纵然她自己无出，别的「妻」所生的孩子也都算是她的，儿女只向她一人尽为人子女之礼，生身之母则只当是姨母。这在西方人看来虽怪，同室的诸妻倒似乎都安之若素。这风俗的由来，大概是因为人人都承认必得有儿子，好在家祠里接续香火——祠中供着已故各人的牌位。有时一个人不去多娶，而是过继一个儿子；此后他便居长子之位，即使日后有妻生了儿子，也不能把他挪开。女儿则是另一回事。她被认为担不起家祭，也不能延续家姓；况且女儿意味着将来一笔妆奁，所以有的父亲若已有一女，便决定不再让女儿活下来。这个主意总是在女婴出世之前拿定的，那孩子一落地便按进一桶水里，照中国人的说法，她等于从未存在过；至于已经实实在在开始了独立生命的女孩，则决不会被弄死。这样的人家里，父亲疼女儿与疼儿子并无两样；请得起塾师的人家，女孩子也同兄弟一起读书。

父母的权柄几乎没有限度，甚至及于子女的生死。母亲杀死儿子，可以不怕国法的惩治；儿子若在自卫中杀了父母，则要处以凌迟——千刀万剐，那是留给叛逆、弑亲与杀夫之人的酷刑。其实，妇人在中国虽在道理上被看作卑下，嫡室却是实际管着一家的人，连儿媳也归她管。她治家极严，家中大事纵不能由她一言而决，她的分量也很重，甚至举足轻重。命官之妻可以戴她丈夫品级的冠饰与徽记；而在大内，当朝的皇太后大约是全国仅次于皇帝的第一号人物。

不久前香港一家报纸上登过一段话，说一个殷实的中国青年——他母亲在广州掌着一份大买卖——把号里的银钱花得太不像话，汽车之类挥霍的玩意儿对他诱惑太大。母亲几番管束不住，终于备下锁链脚镣，把他关了起来。他却逃了，气极的母亲于是声言，等他回来要行使做母亲的权利，挑断他的脚筋，叫他成个残废。那段话接着说，动了怒的父母对败家的儿子，常用这个法子。

中国有身分人家的妇女中，最叫人想不明白的风俗是缠足。缠足多从三四岁上开头，过程极慢：除大趾外，众趾渐渐被压到脚掌底下去，到缠成时，女孩子只能靠大趾一颠一颠地走。中国太太出门若不坐轿，或者由女仆背着，或者由两个女仆一边一个扶着走。话虽如此，下层人家的中国妇女，有时也可以看到缠着脚在田里做活的。她们的母亲何苦要给她们受这份罪？她们自己懂事以后，又何以不试着把脚慢慢放开？这似乎都难以索解。解释是这样的：一来放脚之苦不亚于缠脚，二来奴婢及其后人是不许缠足的，所以这副畸形乃是清白良家的凭证；缠了足的女孩子，比她那双脚舒服、做活也能干的姊妹，更有指望嫁得好。这风俗起于何时，早湮没在渺茫的古昔里了。照理说皇家的榜样该能把它改过来，因为满洲的太太们是不缠足的；然而严禁缠足的上谕下过好几道，这风俗依旧。在西方人眼里，缠足是极大的畸形，正如束腰在中国人眼里一样；但就身体而论，前者的害处远比后者为轻——后者不单使骨骼变形，五脏六腑几乎无一不被挤得移了位。

二婚嫁、科场与刑名

中国人议婚的办法，与爱尔兰农家颇有几分相像。说合照例由媒人开口，媒人受男家之托，整个过程的礼数丝毫不肯马虎。自由择配有一道无论如何也越不过去的坎——新郎与新娘不得同姓，只有河南一省不理会这条禁忌。这条限制有多大，想一想便明白：四亿中国人的姓，总共不过一百来个。姓黄的也许有四百万人，可是姓黄的男子，这四百万人里一个也不能娶。

婚嫁是中国女子一生中头一件大事，所以她把父母的家境所能许可的一切煊赫仪节，都堆到这一天上来。离开娘家的前一日，妆奁与礼物先送到新家去。几年前广州一位殷实绅士嫁女，光是把这些东西成队搬运，就雇了七百个苦力，礼物中有些极精美贵重。第二天新郎带着他的仪仗来了，二百来人，有的骑马，有的执械列队而行，抬着盛满蜜饯的盘子，还有许多扮作吉神的孩子。少不了的红灯笼同鼓乐走在最前头，殿后的是一条三十英尺长的龙，龙腿由一群男孩子充当，各人用木棍撑起自己那一段，上下跳动，便把这庞然大物舞得活灵活现。

抬新娘的花轿雕饰精工，通体是红的，上面细细胶粘着翠鸟的蓝羽，望去像一层珐琅。到了新家，照例的仪节迎她进门，门槛上搁一只燃着火的盆，她是被人抱过去的——只怕万一有什么邪祟跟了她来。

把新娘抱过门槛这件事，苏格兰高地有时也行；阿盖尔公爵夫人路易丝公主殿下当年以新妇的身分初进因弗雷里堡时，行的就是这个礼。

婚后第二天，照例由新娘给丈夫煮饭，烧的柴也是妆奁的一部分——凡是煮饭所需，都该由她从娘家带来。不久前澳门有一场婚事，到了要行这个礼的时候，新娘惊惶地发现柴竟没有送来。婆婆很和气，说柴由她给；可这位新娘心气高，断然不肯。她唤过阿妈来，叫她取两匹绸子——每匹值四十元上下——就用这个把饭煮熟了。后来她父亲来看她，她把这件事说了。父亲道：「女儿，你做得对；你替你父亲挣住了脸面。」回去便立刻打发一百个苦力挑了柴送来，多得男家的屋子都装不下。

「闹新娘」这个礼节，对新娘有时是难挨的，不过体面人家很少闹得出格。下面是我们一位朋友家里的情形，就在她过门的第二天。我们到时，女客的席已经散了，男客还没有从馆子里吃完上来。这一晚轮到新娘挨桌斟烧酒，头一晚这个礼是婆婆行的。新娘走进房来，一身红的盛装极其繁丽：裙外垂着长长的飘带，大幅的红金镂空领子，头上戴着凤冠。珠帘已经挽到一边，露出脸来，她神情俏皮，含着笑意——比起前一晚那个畏缩低头的姑娘，教人看了着实松一口气。男客们上来，「闹」便开场了。先给她各样的难题去解，两三样她都解得很利落。有人拿出一件精巧的日本连环，婆婆不许递给新娘，说是太难了。新郎进来，在座的男客要他和新娘一同绕屋走一圈，走了；又教他们再走一遍。有人嚷着要把已经放下的珠帘重新挂起，好让大家都看见她的脸，也照办了。接着有人拿一串诗对样的话问她，家里一位男眷站在旁边充裁判，看她答得对不对。有人教新娘去请丈夫拉她的手，又教她问丈夫娶了她得着什么好处，如此之类。新娘还得绕屋一周，向各位男客见礼奉茶。对一两位亲长她叩了头，也有一两位向她叩头——这自然是论辈分的。那些问话和拿新娘打趣的话，有几句想必是任哪位年轻太太听了都要难堪的，只是说的是中国话，我们听不懂。这个风俗的用意，是要试一试新娘的脾气、品性与机敏。

到了下层人家，这个礼节就不止是难堪了：有时颇为粗野，可怜的新娘受着侮弄，间或还被狠狠拧上一把。可她不许露出一点怒容或不平，否则便被看作她没有对丈夫百依百顺的那份本事。

每一家都有一座祠堂，供着本家已故各人的牌位，每日在牌位前烧香；一年一两回，凡是走得到的族人都来，恭恭敬敬在牌位前献上祭品。倘若一个人辱没了门户，常常要被逐出族籍，死后祠中不给他立牌位。其后果是：他的子孙不能去应科举——而一切官职都出在科举上。

族田每年分派一次，其中有一份的出息，必须充作本地庙宇的开销，包括所费不赀的演戏。这一份族田由族中各人轮流耕种。倘若轮到的人是个基督徒，他便不肯出这笔钱，说那是他良心上反对的用途。于是多出来的开销落到别人头上，族人便觉得他这一叛出，是给大家添了负担。由此生出一种与基督教为难的心思；若非如此，宗教上的不容忍原不是中国人的脾性。

中国的官场，构造很特别。中国同一切民治的地方一样，骨子里极其专断；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每个官员自己就是法度。所以做官是每一个聪明孩子的志向。各省省城三年一次的大考，赴考的有十五万到二十万人，都是先在各处每年一次的初试里考取过的。要应这个试，考生须出具凭据，证明自己是有来历的人家的子弟。不中，便可以在此后一生的每一次大比里接着考。祠堂里的牌位为什么要紧，于此可见。剃头的、唱戏的、水上人家的，都不许应考。

在广州，在南京，以及别的大城里，都可以看到贡院和一排排的号舍：考生先被严严搜过身，确保没有留下一纸一字可以帮他撑过那场惊人的记诵苦功，然后便在整个考期里被牢牢关在号舍中。广州的号舍有一万一千多间，南京还要多得多。号舍是一排排搭出来的披屋，宽三英尺八英寸，长五英尺九英寸，前檐高六英尺，后墙高九英尺。考生不得离开这间号舍，除非他认输出场；考中死在里头的很不少。南京一场考试下来，每日平均要死二十五人。

得了高第的立刻授官，回到家乡受着极大的荣耀。名次靠后的，有些分发各省，在那里候补，由总督养着，等哪个缺出来。一经补上，便有升到知府、道台、巡抚乃至总督的指望。这一层层的升迁里，银钱所起的作用可着实不小；有钱的人不必受考试之苦，便能捐一个官衔——这在那些自诩文明更进的国度里，也不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有时一个孩子显得格外聪敏、于读书有天分，族里便凑一笔股本给他，在他的学业上不惜工本。他若考得上、做到要紧的位子，全族的财势便跟着他水涨船高，这笔股本就成了一桩生利的投机。整个考试的法子全是硬记死背；而考试取士这件事，英国正是从中国学来的。

中国人考过了试、得了我们俗称学士的功名——也就是秀才——即使补不上官缺，也自居在一切力气活之上；再穷，他从此也属于那个被称作绅士的读书人一流，凡是本地的事，人都要向他们讨主意。他们靠什么过活并不容易弄清楚，不过中国人同一切东方人一样，很敬重读书人，还没有文明到把高一层的理想丢开、去做那种下作的拜金勾当。这样的人在本地想必自有合宜的事做，织进那一方的人情生计里去。他们当中自然也有懒散的，没有正经事做，便去以抽鸦片自遣；但这一流人在芸芸众生里，究竟是很有用的一味酵母。

一省总督，实在是半独立的。在一个或许有六千万人口的省份里，他名义上的俸禄不过一年一千镑或二千镑，而一支军队、也许还有一支水师、内地的关卡与全省的吏治，都要从这里头出。

赋税大半由他斟酌，只有种田人按谷种交的那一定之数是例外——地丁便是这样征的。这一项交过，小农实际上便不再受官府的搅扰；在中国，一个安分诚实的这样的人，与别处同等身分的人一样自在。

这种征地税的法子极其巧妙，自古就有。田不按面积课税，而按出产的能力课税。同样大小的两块地，一块下两蒲式耳的种便有收成，另一块土瘦，须撒得开些，只下得一蒲式耳的种。凡谷种一律须经官府领取，官府照种课一样的率。算路程也是这个道理：上山的一条路，可以算作十里、按十里付脚钱，下山回来却只算五六里——因为两头出的力气与费的工夫，是按同一个价钱算的。

谷种税之外，还有厘金，即内地的关卡，凡货物过境都要抽；此外杂七杂八加在商人头上的捐派也不少。一个人一旦攒下些家私，就要被放不少血。有人来向他挪借，他若回绝，那风险是他不愿去冒的；至于还钱，根本谈不上。不过索取若越出了常例的界限，也自有制他的法子。各色人等都很清楚，那根绳子绷到哪里就要断。索取过了分，百姓便上了铺板，一概不做生意，并且具呈上达朝廷。这样的局面若拖得久些，纵是总督也要被调走。几年前广州就有过这样的事，起因是要开征一项新税。百姓不从，总督终于让了步。

总督行事所本的道理，一切官员也都照着用，不过分寸小些罢了；百姓似乎懂得这个成例，也就受了，而日常生计里的曲直，大体上断得还算公道。

自然也有例外。广东有个住在乡下的殷实人家，被一伙人数众多的持械强盗打上门来。屋主拼死守住，打死了三个，强盗便退了。事情却没有完：那伙强盗气不过，反到官里去告，县官传屋主上堂，他战战兢兢去了。先得交上一百五十元，才准到县官跟前；县官非但不夸他勇敢，倒把他痛斥一顿，判他出那三个死强盗的殡葬费。上自堂官、下至衙门里沾边的人，人人都要使钱，这个法子看来是把公道的一切道理都毁尽了；可是有一位学问很好的中国官员——他有苏格兰一所大学的学位，又在香港殖民地上见过世面——谈到这件事时却说，他宁可到中国的衙门里去打官司，不愿到英国的法庭上去：因为在前一处他知道自己要花多少，到了殖民地的法庭上，只要他袋里还剩一块钱，讼师是不肯放他走的。

九龙新界一带的地面自中国租来、并入香港殖民地时（当地居民先曾持械抵抗了一阵，因为有人使他们相信，换了一面旗，可怕的事情就要临头），在当地设了公堂，由本地头人会同英国裁判司审理，可以当堂了断；但附了一条：这些公堂上不许讼师律师出庭。结果是争端都平平和和了结了，多半是由争讼双方一同请英国裁判司居间评断的。

中国衙门里的刑罚很重，有时极为可怕。寻常小过失的常刑是枷与打板子。枷是一块厚三英寸、约三英尺见方的木板，正中开一个洞套脖子。锁在犯人颈上以后，便把他放在衙门口，所犯的事写在枷上；有时也准他戴着枷在城里走。这样一来，他自己不能吃东西，手够不着头，也不能躺下或舒舒服服歇着。有时还把两手一并锁在枷上。这刑罚比我们旧日教区里的足枷要重，用意却是一样的。倘若一只讨厌的苍蝇有本事惹恼一个中国人——其实它没有这本事——那么虫豸活跃的时节，他怕是要吃大苦头的。

打板子是另一回事。行刑时把犯人按倒面朝下，一人按脚，一人按头。或用一根大竹，或用两根小竹。大竹看去更吓人，打下去虽重，却打不断骨头，伤也有限。小竹的用法不同：行刑的人两手各执一根，坐下来左右开弓飞快地打，看去不过是轻轻叩两下。头五六十下几乎不觉得疼，皮也不破；过了这一阵，皮下的肉便一块块烂开，那痛楚是极大的。这样的重刑好得很慢，因为肌理一时全毁了。

然而这些还算轻刑；为取供而用刑，至今仍行。从前有一条成例，到不久之前差不多已具法律的效力：非犯人自己招认，不得处决。这条看去仁厚的规矩，其中明摆着的难处，就靠用刑去克服——把人折磨到肢体残破、万念俱灰，只求速死以脱苦海，什么话他都肯说了。平心而论，用刑的压力，也确曾从不肯开口的证人嘴里逼出过有用的口供，其中有些或许另有独立的凭据可证；但照例说，这样得来的供词是全然靠不住的。

下面这件事，是一位中国先生讲给我听的，其中几个人他是认识的。

两家殷实人家的儿女结亲。头一晚的礼节完了，新郎新娘退到他们的屋里去——那屋子与正房是隔开的。歇下不多时，听见头顶上有响动，新郎起身披上大红的吉服，点了蜡烛上阁楼去。上面果然有个强盗，是从屋顶的破洞钻进来的；那贼见行藏败露，略一挣扎，便一刀捅死了新郎。随后他换上新郎的吉服，手里擎着蜡烛，大模大样下楼进了新娘等候丈夫的那间屋子。中国的新娘成亲前是见不着丈夫的，她心里又有些慌乱，竟没有看出这人不是自己刚过门的夫婿。他告诉她，方才发觉有贼进屋，一见他来就逃了；又说既是有贼，新娘不如把首饰交给他，他好拿到父亲屋里锁进箱子去。她便交了，值好几千两的首饰。贼走出门，人和首饰一齐不见了。

第二天一早，新郎的父亲来看儿子，进屋时新娘告诉他，自从丈夫拿了首饰去收好，就再没有见过他。父亲听了这话上阁楼去，看见儿子的尸首。他四下搜寻，在外面一处院子里拾到一只不认得的鞋。

为着这场喜事，本家聚了好些亲友，照例都安置在家里住。其中有个年轻人，是个有功名的秀才，家世也很体面。父亲拿着那只鞋，挨个去看刚起身的客人。一比之下，那只鞋是这位年轻秀才的，而他脚上穿着的另一只，正是被害的儿子的。父亲是个谨慎人，没有立刻发作，先回到年轻的寡妇那里细细盘问。他问她认不认得出那个被她错当作丈夫的人。她说认不出。他求她想一想有没有什么记号可以辨认，她想了一会儿，答说：「有——我这会儿想起来，他少了一个大拇指。」父亲回到客房，问那秀才何以穿着他儿子的鞋；秀才说，夜里有事出去，过院子时绊了一跤，黑地里把鞋跌丢了，摸索着捡起一只，当是自己的便穿上了。再看他的手，果然少一个大拇指。父亲再无疑心，立刻把他拿住，解到知府衙门。那年轻人一口咬定全不知情，说自己有妻有子，家道不薄，又是被害新郎的朋友。他被用了刑，捱不住，招认是他行的凶。尸首已经验过，伤口的宽窄量得清清楚楚、记了下来。问他行凶的刀怎么处置了、首饰哪里去了，他说不出，用刑到了极处也说不出。于是把他斩了。他的叔父和妻子却不信他有罪，把状子一层一层递到各上宪那里，告知府不该在没有取得刀与首饰这些旁证去印证口供之前就下令行刑；各衙门都不肯理。最后他们告到总督那里。总督见他们这样死缠不放，想到敢冒最重的罪名去告一个知府的信念，其中必有缘故。他把被害人的父亲与寡妇传来，那故事重述了一遍，听去几乎就是那年轻人有罪的铁证。他问那寡妇，还记不记得收她首饰的贼少的是哪只手的大拇指。她答：「记得，清清楚楚，是右手。」他又把递状的那位寡妇传来，问她丈夫少的是哪只手的大拇指。她答：「左手。」于是再把被害人的父亲叫回来，教他仔细想想，还认得别的少一个大拇指的人没有。他说有这么一个人，是他家的仆人，两年前因行事不端被他辞退了。问他喜事期间有没有见过这个被辞的人，答说见过，此后再没有见着。

总督于是派人查访，追到另一省，那人正在那里过着阔绰日子，开着一爿好铺子。把他拿住，用刑之下他招了，并说出刀藏在何处、首饰如何出脱。那刀刃面宽，与伤口的宽窄正合；首饰也追回了一部分，有的已经当了，有的卖了。知府因未取得刀与首饰、未获确证便将人处决，以失察之罪革职治罪。

这件案子很可玩味：一来见得凡靠情节推断的案子里都潜伏着多大的危险，二来单从有用没用上看，也见出刑讯这个法子的败与成。我在香港任内，有两名凶犯由该殖民地交出，经过公平的审讯、凭可靠的证据定了罪；我劝动当时的总督破了那条自古相沿的成例，虽然他们到最后也不肯招，仍旧把人正法。这件事永远是我深以为慰的。此例一开，凡是从英国旗下交出去的犯人，这一桩野蛮年代遗下来的做法便不再施行了；我但愿正在醒来的中国，在这一类刑名的做法上，不久也能与世上别的文明之邦并肩而行，好教残酷的冤抑与许多人的苦楚从此得脱。

三四民之序、水上生涯与西江之行

中国人一向认可的社会次第是这样的：

第一是士，因为心高于物。

第二是农，因为他从土里生出东西来。

第三是工，因为他把原料变成器物。

第四是商，因为他只是把东西散布开去。

第五是兵，因为他不过是个毁坏的人。

这样的分法表面上虽有几分道理，中国人却没有想到：军队是一道保险、一重护卫，没有它，别的几等人都可能被毁掉。这个错见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很不幸：直到几年前，各色所谓军队还只是一群群没有纪律的人，带兵的，如我前面说过的，有时竟是因传说中的勇武而获赦、被授以兵权的强盗。如今这局面已经变了，像袁世凯与张之洞（汉口的总督）所统的军队，纪律与将佐都很好。这位总督想出一个有效的法子，去对付士人看不起行伍的风气：他设了水师学堂与农学堂，又设了教地理、史学与算学的学堂，把全体学生编成一支武备队。我在汉口时，总督请我去看他那八千人的军队——当时正在附近演习；我到的时候，由一百名这样的武备学生排成仪仗队迎接，他们装束利落、气概像个军人，给我的印象很好。他们衣装齐整、器械精良，其实演习中我所看到的全军都是如此——陪我看的是总督所用的一位德国上尉，那是特为派来跟着我的。我毫不怀疑，那些武备学生如今许多已经做了军官，这将使这支军队的品格提高起来。

农事之重，每年都要由皇帝在先农坛亲耕三犁来昭示，北京的王公大臣一概在场观礼；随后由王公与朝廷大员各自扶犁。务农的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九；论保住地力之周到，世上没有哪一国比得上中国。我所到过的中国地方，看不见一块闲田，处处是笑盈盈的大片谷田、油菜或菜蔬，出丝的地方则间以截了顶的桑树；此外还有一大片一大片好看的粉红或雪白的莲，莲子与藕都可以吃，大荷叶用来包裹东西。凡是可以做肥料的，城里、镇上、村中一点也不糟蹋，统统立刻送回田里去；中国没有哪一条河，是被城市沟渠里白白流掉的这份财富弄脏的。运河岸上的农人，甚至把河泥捞起来，用种种巧妙的法子撒到自家田里。

乡下的人口按村落聚居，每村有自己的头人与父老，众人待他们极敬重。有时两村因田界或更小的事结下仇怨，父老若调停不下，争执便可能演成械斗，死伤不少。没有人来过问，事情就以武力决之。

然而地方上没有官府管束，也自有它的短处：糖能招蚁，无人守护的财富自然招贼，成伙的抢劫很常见，多半是持械的人干的，他们劫财之外并不忌讳杀人。这种事也不限于僻远的乡间。就在几个月前，广州一位最殷实的丝商在乡下的一所屋子被人攻打——那屋子是他特为抵御攻打而设计建造的，坚固而有防守，家丁配的是连发枪。二十五条船载着约三百人沿江而上，下午六时动手，打了七个钟头。最后那道坚固的门被炸药轰开，屋子被攻破。值八万元的财物被劫走，主人和他两个儿子被掳去勒赎。家丁死了好几个，强盗死了十三个。

乡下人极信忌讳，最不喜欢有什么房屋工事俯临他们的村子，说那对他们的风水不利。风水二字直解是风与水，不妨活译作天地间的元气。这份忌讳有时给勘测铁路或别的工程的工程师添不少麻烦。把这份心思一直撑着的是堪舆先生，他们那门神秘的行当，便是替人寻出坟地的吉位、指点给人看；有身分的人的灵柩，有时要停上几年不葬，只等堪舆先生把坟地的最好位置定准——坟总是做在山坡上的。婚嫁一类的吉日也由他们择定。当年香港到广州架设电报，有一处的村民大声反对在某个位置立杆，说有人告诉他们那会碍着全村的风水。主事的工程师幸而懂得中国人的脾气，并不同他们争辩；他取出望远镜来对着地面细看，说道：「你们说得对；亏得风水先生指点出来。这地方不吉利。」随后他又像是用着望远镜，把几处他本来就没打算立杆的地方，一处处看了很久。最后他走到离原处约二十码的一点上——那地方于他一样合用——细看良久，才长长地、让人听得见地舒一口气，说：「好在这一处没有妨碍。」杆子于是立了起来，再没有人出声。

成伙的抢劫虽多，小偷小摸却不常有，因为小镇上的人自己雇一个地保，雇他时讲明：若有东西被偷，由他赔偿。就小事而论，这法子很灵。

村落须有防备寻常攻打的本事，这是明摆着的；乡间许多村子四围筑着高墙，这样的攻打便近不得身。有些村子还在墙上架着老式的炮。

一个市镇兴旺不兴旺，看当铺的多少就知道。当铺总是高塔样的楼，造得极结实，守得也极严。中国的当铺与西方的不同：它不单是拿东西押钱的地方，还是存放一切闲置贵重物事的所在。中国人很少把冬衣留在家里过夏，反过来也一样。时令一换，该用的衣裳赎出来，该收的当进去。这样存放稳妥；若赎放之间还余着款子，当铺便在生意上转它一手，等下一季到了，再用它来赎那些当进去的衣裳。有时极贵重的首饰或瓷器就留在了当铺手里，因此不时可以从他的库里买到有意思的东西。

论紧要，仅次于农事的是渔业，靠它过活的人也数以百万计；江河上的水上人家自成一流，家就安在船上，此外别无居处。中国水上各色各样的船，要一一写出来得写一整本书。往来沿海与大江上贩运的帆船数以万计，载重自五吨到五百吨不等；而沿海、沿江、沿运河的每一个市镇，都有它的住家船、花艇（也就是水上的酒楼与戏馆）、客船、渔船、货船等等。人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都在这些船上过。母亲做活的时候，可以看见婴孩在船上爬来爬去，身上系一根结实的绳子拴在船上，背上还绑一只葫芦，万一掉下水去，可以浮着不沉，直到那根拴住他的绳子把他拉回来。香港港内的水上人据算约有三万，那里的做母亲的摇橹时把孩子缚在背上，孩子的头在毒日头下无遮无盖地左右摇晃，看得人只怕它要甩掉下来。

大帆船高高的船艄与大胆的曲线，加上落日照在黄澄澄的篾帆上闪着光，那景象足以动画家的心。这些船许多是带炮的，因为岸上成伙的抢劫有多险，海上江上的劫掠就有多险，而西江在这上头名声最坏。帆船夜里不肯点灯，怕露了自己的位置招来劫掠，这就更添了相撞的危险，所以日落以后在中国南边沿海行船，非格外小心不可。沿海与沿江市镇的货物，全靠这些帆船运到通商口岸去——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易，都是从那里往来的。高高的方艄给水手住，可是船头没有人敢去亵渎，坐都不敢坐。有一回我们从运河去杭州，在海宁停下来看那春分时节自海湾直扑江中的大潮——那是世上最动人的景象之一。当时想把一根刻了记号的竿子缚在旁边一条搁浅的帆船的船头上，好量一量浪头的高低，船主很客气地答应了；一位同行的先生在船头坐了下来，船主勃然大怒，一把把他扯开，又拼命打手势叫他下船。我们的通事恰好走来，听那怒气冲冲的船主说了原委。他指出船头是供着护船神的，天天在那里烧香的地方竟被人坐了，这样的冒犯就算不招来船毁人亡，也一定要带来晦气。我们解释道歉，说是不知者不罪，再给一块钱，事情就算和解了。我们船上向后甲板脱帽致意的规矩，来历也正是这个念头——从前勇武的年代里，十字架就供在船首。

我刚才说的那道大潮，是在湾里约六英里外起来的；它到来之前十分钟，我们就听见那片轰响、看见那堵推过来的水墙。前头卷着的浪约十英尺高，以每小时十四英里的势头扫过去；而那堵水墙后面涌起的、打着旋的汪洋一片，比尼亚加拉上游的急滩更为壮观。我把它的速度与高度量得很准。自海宁向北绵延一百英里的那道海塘上，潮水一分钟之内涨了九英尺九英寸。海塘高十七英尺，用凿好的石头砌得极精，顶上的大石（长四英尺、宽一英尺）彼此用铁锔子扣成燕尾相衔——同我后来在长城尽头、它抵到海边的山海关所见的一样。

地既耕得透，水也一样：海里、江里、湖里、塘里，凡有水停着或流着的地方，凡是人的巧思想得出来的捕鱼法子，无一不用；鱼在百姓的食物里占着很大的分量。而世上没有比养鱼更精细的耕作了——一口鱼塘的价值，抵得上十倍面积的熟田。有时鱼塘归一村公有，凡能喂鱼的东西一概不弃，从塘边的草，到出丝地方蚕的粪，都往里倒。这样的塘上，村里的茅厕多半就搭在水面上；由此可知，欧洲人大都不吃这种塘里的粗鱼，宁可吃江海里的鲜鱼咸鱼。这些塘鱼长得极快，用各种形状大小的网捞取。有时把一张四十英尺见方的网悬在竹架上，用绳索滑车起落：网沉下去，过一会儿——这中间可以把鱼赶向它——再慢慢提起，网边先出水，鱼便留在网里。大塘上可以看到四五十个人，各人把一张十二到十五英尺见方的网悬在竹竿上，同时下网。整口塘都这样过一遍，鱼被搅得不停地游，捞上来的就很多。近江的地方，把鱼放进舱里通水的船中，活着送到市上去。夏天几个月里，沿海各湾上盖满了成千上万这样的方网。有时一张八十英尺见方的网，四角缚在竿上，竿的长短按水的深浅定，另一头用重物沉在水底。张网的人住在同样以重物沉住的长竿上搭起的窝棚里，四面用缆绳向东西南北四方下锚稳住。人在棚台上用绞车牵动一根总绳来操纵网。网提起来时，鱼都落进当中的一个兜里；另有人把船摇到悬空的网下面，让鱼从兜里落进船中。这种网有时下在九到十英寻深的水里。除了中国沿海的湾子，我在别处从没见人用过；顺便可以一提，中国沿海几乎看不见海藻生长，也闻不到海的气味、尝不到嘴唇上那股咸味，不像我们的海边。

我说过捕鱼的花样是数不清的，从刚才说的大网，一直到每一道流水的沟口都设着的小鱼笼。然而还不止于此：在长江上的宜昌一带，人驯养水獭把鱼赶进网里；在湖上与运河上，常可以看见一条船或一张筏子上载着八只鸬鹚，一声令下便下水去追鱼。有时那鸟不肯听话，只要用长竹在它身边水面上利落地拍几下，它立刻就扎下去了。捉住鱼吞下以后，把鸬鹚提上船来，按在一只篮子上，把下喙往下一扯，鱼便囫囵吐出来，一点没伤——原来鸬鹚颈子下部系着一根绳，叫它吞不下去。

不过捕鱼最奇的法子行在珠江与西江上：那里可以看见穷苦的麻风人坐在一条狭长独木舟的艄上，舟侧装着一块可以翻动的白板。夜里把这板斜翻到水面上，鱼跳上去，他便手法利落地把鱼抖进船里。挪威的峡湾里，有时也把篮子挂着、或把网缚在崖壁上那些刷了白灰的记号底下——那些白记号标着岩上嵌的铁环，风向不顺时游艇可以在那里系缆。鱼向着白记号跳（大约是把它错看成了瀑布），便落进底下悬着的网或篮里。

内河的水上人家，同岸上的弟兄一样要担持械抢劫的风险，江上的水贼是没完没了的祸患。就连在西江上行驶、由欧洲人当船长的那种美国式的大江轮，也未必总是稳妥，虽然防范已经很严：贼人有时打听到船上载着现银或贵重货物，就买票上船，到了某一处便掏出手枪，把船长与水手一齐制住，把劫得的东西搬到接应的船上去。为这个缘故，小火轮不许拖带载客的驳船并在旁边，免得贼人跨过船来；一切大轮船上，中国人所用的下舱与上层之间隔着一道扶梯，装铁栏、上锁，或者派一名带枪的哨兵守在旁边。约摸六年前，有两条尾轮客船一天傍晚离香港往西江去；进西江照例要从珠江口的伶仃岛北面走。走在前头的一号船不知为什么从伶仃岛南面绕了过去，二号船的船长便断定它是被劫了，于是转舵、拉响汽笛，开足汽力追上去，用枪向一号船打。一号船也还击，只当是二号船被劫、正来攻打自己。它掉头驶回香港，一路且走且打，枪火一直没停，直打到两船实实在在驶进港内，遇上巡缉的汽艇，才发觉弄错了。前后放了三百多枪，所幸没有人中弹。不到一年前，大运河上往来于杭州与苏州之间的一列住家船——七八条，满载客人，由一只小火轮拖着——被江上的水贼截住，把整列船洗劫一空，正如美国西部各州时不时有火车被劫一样。这些无法无天的事，不过是官府把首要的本分丢开的自然结果：它没有把巡缉的事办好，以致人的性命与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中国人只要管束得法，天性是安分守法、与人无争的。中国的成法里，除了几座大城，根本没有想到要设巡缉。小村落自己料理自己的治安，可是遇到大些的案子，官府除了派兵征剿便没有别的办法。防患于未然这条有益的道理被置之不顾，官府断断续续的力气全用在惩办上。若惩办跟在犯案之后来得够勤，使为非作歹的人切切实实觉得多半逃不掉，这法子自然也有吓阻的用处。所以说，总督强，一省便太平。我曾向李鸿章说起，某处市镇是人所共知的水贼巢穴，该管一管；大人平静地答道：「我们会把他们剿灭干净。」他治两广极严，后来离开广州时，凡是有财产可虞的人，无不深以为憾。

李鸿章是中国许多能干官员中最能干的一个。人都说他偏向俄国；不过义和团的乱子酝酿的时候，他若是在天津或北京而不在广州，那场危险的阴谋大概永远闹不起来。南京与汉口的总督保住了本省的太平，虽说「大刀会」的起头就在他们的辖境；而李鸿章与他们哪一个比，都一样强，甚或更强。等他离广州北上想赶到北京时，已经晚了，中国朝廷与各国之间已经动了手。他若留在他治得那样严厉有效的、不大安分的南方省份，倒还好些。义和团之乱虽险，却清清楚楚显出中国各部之间缺少粘合。北方出事的时候，天津的学堂里有许多广东学生，他们的性命同外国人一样不保。几位中国先生为这事来见我。他们急得不得了，因为无法把儿子弄出来。他们求我设法请英国领事把这些青年送下来，并且答应租船的费用不论多少，一万元以内他们都出。我打电报给英国领事，替他们作保，领事很好意，租了一条船把这些青年运了出来。九千多元的账单，那几位托我斡旋的中国先生立刻就付了。

实情是：各省说各省的方言，彼此之间往往有一种从前朝前代的仇杀与战事传下来的、固结不解的嫌恶。直到今日，汕头来的帆船在香港卸货，总要卸在用汕头苦力的码头上；若卸在广州人做工的码头，货还没卸完，就一定要闹起来，甚至打起来。

到中国来的人，印象最深的是它地面之大、各处物产之丰、江河之壮、桥梁之美而险、城墙之厚、城中富丽与污秽之相形、百姓之勤苦不倦。知道得再细些，便不能不佩服他们在百工技艺上的精熟。

沿西江上行，要穿过几道峡，这会叫人领略中国水上世界那份蓬勃的生意。西江是仅次于长江、最常入外国人眼目的一条江，因为劫掠的事主要就出在这条江上。的确，几年前，凡被人知道载着贵重货物的本地船，若不上供、不挂一面表明已经上过供的小旗，便没有不被打劫的。江上最奇的船，大约要算那种用人力驱动的尾轮船：十六个苦力像踏水车那样踩那只轮子，另有四个在旁边替换。这活极苦，干这一行的苦力都不长寿；不过在中国，这一层无论做工的还是雇主都不放在心上。宽阔的江面上黄汤滚滚，木筏慢慢顺流而下——长三四百码的筏子，「掌筏的」在上面安安稳稳地搭棚住着；还有大帆船，张着那极好看的扇形的帆；每到一个市镇，便是一群「拖鞋船」——广东人管舢板叫这个名字——船前半截有个可以移动的篷，客人坐在篷下。到了三水，也就是这条江上大清海关最要紧的一处关卡，有一条龙舟载着十二个人蹿出来，舟上撑一柄大红伞、插一面绿旗：伞是体面的标记，两舷上写着船主或所奉之人的封号。德庆出的席子就从这里运出去，零售价是每卷四十码十元。

过了广利洲，峡就开始了，西江穿过这几道峡，便出到平地上向海里去。从洲上可以数出一百五十座笋尖似的峰头；曲折的峡道绕过一串陡峭的山谷——那些谷必是在山脉隆起、大雨倾注的年代里冲刷出来的。

峡上是肇庆老城，城本身没有什么特色，却是上那几座佛寺的登岸之处。那些寺院建在平地上拔起的七座白色大理石山峰的陡壁上，高低不一，这七峰名叫七星岩。这里和别处的这些古寺都美得出奇，所在之处大抵非攀陡路不能到。山脚下的庙里有很好的观音铜像，两旁各立一尊铜的护法。像高约十英尺，据说已有一千多年。另有一口铜钟，据说年代还要早。

穿过一个大岩洞、上了大理石台阶，便到那座大理石的殿；殿里供着天后的坐像。像同殿一样，都是就整块山石凿出来的；天后像所在的神龛靠着一个洞口，光从那里射进来，照在雕得很好的白石像与衣褶上，极有意致。七星岩四围的地面平坦如砥，种的是稻、养的是鱼、栽的是莲。庙下一口大塘里，一头水牛正吃着浮在水面的荷叶，牛犊在母牛身边从从容容地凫着，不时把头搁在母亲的后胯上歇一歇。人到这里才明白水牛在中国的生计里占着多大分量：没有它，稻作要大打折扣。水牛在淹着水的田里犁地，泥直没到它的肚子；换了别的牲口，那样深的泥里是拖不动那张原始的犁的。肇庆城里出很好的锡器，还用七星岩的白石雕出各样物件，手工极精。

肇庆以西是梧州城，府江在那里注入西江。府江上从前有过一座吊桥，如今还立着两根铸铁的柱子，高约九英尺，径十二英寸，已经立了好几百年。两根柱子离地约四英尺处都是锻接起来的。我不知道铸铁今日能不能锻接；若是不能，那便是一门失传的手艺，而中国人从前确是会的。

梧州以下，江的右岸有一片地方，将来总有一天要招来打大兽的猎人。那里老虎多而且凶，居民过了下午四五点钟便不敢出门。再往下，左岸有中国最要紧的佛寺之一，可容二百来个僧人，另外还能留宿同样多的香客——逢到一定的时节，便有人到寺里来静养默想。寺在离江约二英里、高一千五百英尺的地方。上山是一条陡路，路口有两个穿灰袍的僧人，或立或坐，手执长矛，好把歹人挡回去；路近寺处便化作一长段一长段的石级。寺建在一片修成层台的高地上，四围是从未砍伐过的老林，紧挨着一道极好看的峡谷。来此的香客很多，庙里天天做佛事；这庙不像中国大多数庙宇，收拾得干干净净，陈设也齐整。我去看时，正一唱一和地诵着经，诵经的人每到一段的末了便跪下去，以额触地。伴奏只有鼓与锣，节拍用一只佛门样式的木鱼敲出来，一切都很低柔。有一个僧人敲两三面大小不同的锣，其中一面直径只有六英寸上下。两张长桌上摊着诵经人的经本，桌上满堆着糕饼果子，桌围挂着华美的绣帐。这样的佛事由香客出钱，桌上的食物便归他们领去分送亲友。

后来我同方丈谈了很久，他极和气好客。他说本寺自有一套仪轨；就我所能看出的，这座寺是一个独立的丛林。寺中有许多神龛，每一处都在卖香、卖念珠之类，僧人们这门生意做得很兴旺。底下的客堂里有一群妇人，站着等僧人把祷词写好了买去，每一篇付六角到一元。

西江在窄处，丰水与枯水的水位差约四十英尺。水退下去，岸上便空出不少可耕之地，而且被挟沙带泥的洪水淤得很肥。这些江边的地一点不让它闲着：水一退，人就细细耕种，赶在下一次涨水之前收一茬菜蔬与桑叶。那时江岸上极其热闹。甘竹一带养蚕是一宗大生意，江岸上全栽着桑，桑年年从根上发新条，一年可以采三回叶，每回采时顶上留六七片。蚕初起时喂切得极细的叶，一天至少要换两次，细小的幼蚕用羽毛尖挑到新叶上去。蚕到三十七天上开始吐丝，一连吐七天。沿江有许多看去很富的市镇，有些镇上竖着一片桅杆似的木杆，杆近顶处有个倒立的方斗，那就表明镇上有不少人考中了科名，按例可以在自家门前竖这样的杆子，作为光荣的标记。凡是有品级的官员，衙门前都竖着两根这样的杆。

如今上云南去，主要还是走西江；云南与广西西部有大宗的牛只由水路运往广州与香港。这些货色时不时要被江上的水贼截去，而贼人有时也得着他们的报应。有一回某镇上的人为自己一个乡人被杀而激怒，倾镇而出，顺流追那条贼船，一路开枪，直打到那一伙强盗一个不剩。

四长江、鸦片与城池

西江同长江一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中国的商务，大半是由长江这条大川载着走的。从上海的口岸吴淞到汉口——深入内地六百英里——兵舰都开得上去；沿岸的城市也有一些直接的洋商往来，不过整个长江流域的洋商总汇仍在上海。长江一年的经历，都写在那份最完备、最有意思的统计提要里，也就是大清海关各口税务司所出的贸易册与贸易报告。凡与全国大局相关的事，那里头都要谈到；供、求与物价涨落的缘故，一眼就看得出来。有一份报告里说，某处因旱灾之后起了乱子，出产受了妨碍。乱民有一万人，拿掏空的树干当炮，另有抬枪以及刀矛。头几仗，乱民占了官「兵」的上风——那多半是旧式的兵；等两千名按西法操练过的兵一到，他们就溃散了。拿掏空的树干充炮，这在旧日的中国并不稀奇。菲律宾人起来反抗西班牙时，也试过用这个来代铸铁，不过他们知道添上几道铁箍。他们还造了许多木头的斯奈德式步枪，做得极精致，只要不装着要放，看去一定很唬人。抬枪在中国僻远的地方至今还常用；当年我们依照与大清政府的约定去接收九龙租借地时，那几场小小的接仗里，对面用的就是它。抬枪是火绳枪，管长十英尺，口径一英寸。那颗圆弹若真打中了人，伤决不轻；不过胜算多半在挨打的一方：一杆抬枪要三个人伺候，两个用肩膀替枪管当架子，第三个装药、弄那火绳。枪一放，三个人从那一震里缓过神来，便把枪抬到后面去装弹——这道手续是急不得的。若要快退，抬枪便只好留下，给人家做战利品。近距离上对着人堆放，几十杆抬枪大约还是有用的，摆开来也很吓人；只是短兵相接、旌旗招展、人声雷动、刀光闪烁的壮烈年代已经过去了，今日受过训练的兵，眼里只有准星和掩蔽。

我们的商货怎样从沿海各口、沿着江河汊港伸展到中国内地——棉布与丝绒、呢绒、铜、铁、马口铁、洋灰、颜料、机器、油、筑路材料、胡椒、糖、茶末，还有一大堆别的东西——这条线若能一路跟下去，能长多少有用而有趣的见识！由海船到帆船，由帆船到小艇，由小艇到独轮车或骡子，最后到那吃力的苦力身上——僻远村落里令人目眩的山径，山区里急流上那几样脆弱的渡具，都只有他才对付得了。我说过中国沿海几乎见不到海藻，说来也怪，海藻倒是大宗大宗运进来的，同爱尔兰一样拿来当食物用，所用的是岩生的红皮藻与角叉菜。换这些进口货的出口货可以开一长串：鸡蛋、皮张（牛皮与水牛皮）、各样兽皮（从驴到黄鼠狼）、丝、茶、烟叶、木材、芝麻，还有鸦片——鸦片主要出在陕西、四川与云南，是出口货中最要紧的几宗之一。我翻一九〇六年长江各口的年度贸易册，见这一年鸦片进口六万二千一百六十一担，出口却是六十四万三千三百七十七担。英国政府已经议定，自印度出口的鸦片每年减去十分之一，直到绝迹；人很想知道这件事是不是两面都做：中国自己出口的这味药是否也照同样的成数减下去，罂粟的种植面积是否也照样管束起来。倘若并没有这样的约定，那么中国又一次显出她的精明——对付欧洲人一阵不加细想的义愤，她自有办法。反对鸦片的热心人不时发表的那些说法，都是出于至诚，而且大抵也力求接近事实；可它们终归只是笼统之谈，背后并没有可靠的统计作凭据，而且往往不知不觉地染上一层颜色——他们一心要把一桩自以为怎样说都不算过分的坏事说得更重些。中国随便哪一处地方，要把吸食鸦片的实况，以及它在道德败坏与体质衰退上对民众的影响，有条理地查一查，那是极难的；但在香港与新加坡，这样的查考已经做过，也得了可靠的统计，又有内行人依照中国已知的鸦片消耗量作过推算，结果显示：关于有节制地吸食鸦片如何害人的那些随口之谈，经不起细看。我自己在香港看中国人——那实在是一座中国城，人人只要买得起，爱抽多少鸦片就抽多少——所见与后来奉本国政府之命所作的详尽查考，结论正相吻合。中国人大多极穷，全靠不歇手地做活才养得住自己与一家人。一天的工完了，抽鸦片的苦力——在全体里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便上烟馆去，买一点烟膏，找一条板凳或一张榻歪下来，有时独自，有时同一个朋友：那就一人一边躺在一盏小灯两旁，一面抽一面闲谈。烟枪的样子很特别，像一只苹果上挖了个小孔，插在一支笛子的吹口上。抽的人用一根像织针似的长签，从卖烟的盒子里挑一点（约莫一粒豌豆大）熬好的稠膏，在小灯的火苗上烤，烤到火候合适，好放进烟斗里——烤的时候那颗烟泡是在斗的外缘上捏揉成形的。然后把斗凑到火苗上，深深吸上两三口咽下去，一颗烟泡就尽了；再把斗里清出来，如此一次次来，直到进入一种迷离的昏睡或全然的木然，醒过来便离开那里。

想一想海口城里苦力的活有多熬人，便可明白：鸦片若抽得过了量，结果一定摆在眼前——满街是烟气浸透的闲汉与乞丐；而实情恰恰相反，世上没有哪一座城的人比那里更能干、更勤苦。

最近有一份很有分量的报告，是总督所派的调查委员会出的，交付他们查考的问题如下。

其一，海峡殖民地吸食鸦片过度的情形到了什么地步。

其二，在该殖民地，吸食鸦片——有节制的与过度的——是否增加了。

其三，为根除该殖民地吸食鸦片所生的弊害，应当采取什么办法。

委员会中有一位主教、三位立法局议员（内含华人议员），还有三位无党无偏的绅士。他们讯问了七十五名证人，各色人等都有，其中二十一名是由反鸦片各团体举荐的；报告共三百四十三条，我从中摘出下面几段。

第七十六条　我们深信，染上吸食鸦片这个习惯的主要缘由，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要找一种耽溺的倾向，在中国人身上的表现。

第七十七条　马来亚做工的人家里没有可安慰的地方，劳作又极苦，与家族相隔离，也全无一种有益身心的消遣；这就使他们容易倾向于这样一种耽溺——它既能镇静人，又须在安闲的姿势里进行，因而最投合中国人的性情。

第九十一条　查考之中查出：几家在承保华人性命上经验很多的保寿公司，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肯把每日吸二钱（一百一十六格令）熟膏的中国人当作头等的保险去承保——这个分量断然不算轻吸；而据告知，这些公司这样承保是有道理的。由此可见，在那些格外有资格判断的人看来，鸦片之习于寿命长短几乎毫无影响；我们面前也没有任何证据，足以使我们接受相反的看法。

第九十六条　我们以为，各项证词的大势支持我们查考所得的意见：鸦片之害，通常是被夸大了的。证词中曾有人向我们指出，有节制的吸食者，连医生也难以辨认；而有节制的吸食者也不大会撞到慈善家眼前去——撞到他们眼前的，都是那些极坏的例子。慈善家动辄把这些极坏的例子看得过重，并据此以偏概全，这无疑是把远比实情为广的种种祸害加到鸦片头上的一个大缘故。

第一百零六条　有人说吸食鸦片会使意志瘫痪，我们认为此说并未得到证实；许多吸量不小的人在生意上很有成就，也没有凭据可以说吸食者担不起重任、做不得体面可靠的事。

至于有人说烟量必定越吸越大，报告里这样说：

第一百一十二条　我们另有许多实例的证词，说明烟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加大；而且此地竟异乎寻常地没有因吸食而致赤贫的人——若上述那些说法在此地的吸食上大致说得通，这样的赤贫本该触目皆是。

关于以法律严禁一事，报告里说：

第一百三十三条　罂粟如今种在印度、中国、土耳其与波斯；我们以为可以断定：除非各处一体禁种并且切实做到，否则一处禁了，别处便会扩种。

报告接着谈到以吗啡代鸦片一事，说这件事须极郑重地对待，因为吗啡之害比吸食鸦片要大得不可以道里计。

不久前在上海开过的万国禁烟会如何处置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看一看的。大清政府已经颁下极严的章程，并有上谕，令种罂粟与吸鸦片一概停止；不过中国百姓对付那些与自己习惯相抵触的上谕，向来有个办法，只把它当作一番虔诚的愿望看待。此举若成，那将是自满洲征服者下令剃发结辫以来，中国所起的最彻底的一次变更。

近年来各国旗下贸易额的比重，显出我们这一份大为减少，而德国船所载的大为增加；不过就货物本身而论，这一进一出与其说是实情，不如说是表象。半个世纪以来，经英国商号订购的大批棉货与别的货物，其实是在德国办的，只从英国口岸装船。《货物标记条例》一通过，情形很快就变了。精明的中国商人看见自己的棉布上印着「德国制造」的字样，便去问德国领事，随即断定不如径向厂家直接订购，于是就这样办了。同样精明的德国人也想到：既然这笔直接生意已经做大，不如自造船只、挂自家的旗来载运，省了在英国转手的那一道运费与周折。结果是德国到东方的船大增；德国商船队一多，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主张——要建一支德国海军来护卫它们。于是那条当初人人叫好的条例，成了一国替另一国所做的最大、最有价值的一次广告，而德国人的技艺、周密与经商的本事，把这个局面利用得淋漓尽致。十年前，香港港内很少见德国的旗；今天在那座大港里，德国轮船常常比我们的还多。

在中国，城里与乡下的生活分得比欧洲更清楚，因为地方上没有护卫，凡有钱的人都往有城墙的市镇里躲。长江以南各大城的样子大抵相同，城中人的生活也没有多少分别。城四围的墙高约二十五英尺，顶上宽十五到二十英尺，每隔一段有一座方楼，东西南北四方各开大城门。大运河尽头的杭州北门，是我在中国所见最美的一座。八根整石的柱子撑起一座精工的建筑，共三层，越上越窄，顶上收成一个船形的东西，两端有花饰，覆着一道弯曲的屋顶。这座大石建筑没有一处不是雕得极好的，上半截还镂空了。那雕工精妙：人物高高地凸出来，花叶都掏空了底，背后能穿过一根棍子。南京与苏州的城墙，周长各有三十六英里，可城里有大片地方多半从来没有盖过房子。这些空地大约一向是种庄稼用的，有了收成，城里人才守得住围城。这些古城里许多壮丽的建筑已经不见了，或者只剩废址；然而这里那里，那些屋瓦——曲线优美、绿的黄的釉色鲜亮——还留着，可以证明中国人天生的那份艺术性情。南京的明陵，一英里长的神道两旁列着两行石象、骆驼、獬豸、马之类，每一尊高十英尺半，都是整块石头雕成的；这样的纪念物，不像从前装点北京城墙的那些大铜天文仪器，任哪一支征服的军队也搬不走。每头石象的背上都堆着石子：凡中国人走过，都觉得许一个愿是应尽的本分，所许的多半不是求财便是求子，许完便往上抛一块石子。石子若留在背上，便是应允了；若掉下来，他就怅怅地往前走，可也并非全无指望。南京的琉璃塔已经不在了，只剩那个径十五英尺的铜顶还留在原处。

城墙里面，街道狭窄，有时污秽不堪。气味扑鼻，可中国人对我们所谓难闻的气味好像全不理会；而且单从卫生上说，臭气总强过阴沟里的秽气——秽气虽不能叫作脏东西，却实实在在是搁错了地方的物质。

北京与南边的城都不一样。它街道宽阔，北方各族人杂处，把街头的景象衬得多姿多彩。这里可以遇见一长串驮货的骆驼，把货物从蒙古驮来，跟着头驼的铃声走，一路咕咕哝哝地抱怨。北京的骡车轮子装饰华丽，却没有弹簧，在宽阔而污秽的街道中间那道高起的路面上来往；冬天的泥与夏天的土，倒把这些好看而并不舒服的车子的颠簸缓和了些。车里有时坐着衣饰华丽的太太，跟着骑马的仆从。时不时还可以看见极大的灵柩，朱漆描金，光彩耀目，搁在一副竹架上，架子大得容得下二十人到五六十人去抬。若是大官的丧事，有时要用到一百人。这样的排场，在南边狭窄的街道上是办不到的。北京其实是极大的外城墙里套着的四座城；外城墙高五十英尺，顶上宽大约三四十英尺。当年围攻使馆时，最险恶的几场战斗就发生在俯瞰使馆的那一段城墙上。天坛与先农坛分列外城南门的左右。两坛各在一座园林之中：正月初一，皇帝在天坛那座白石大台上行祭，为天下百姓祈福；立春之日，皇帝则率大小官员到先农坛，照古礼行事。这个迎春的典礼，是一年中最要紧的几桩大事之一。皇帝偕全朝仪仗到先农坛亲耕一垄。拉犁的水牛身上饰着蔷薇与别的花，犁上覆着明黄的绸。地已经细细耙松，另铺出一条硬路，皇帝扶犁时就走在那上头；下田之前他脱去绣褂，把长长的绸袍掖到腰间——像木匠要把围裙撩开、好让两腿利落时那样。皇帝耕过一垄，三位亲王各用一头水牛、一张饰红绸的犁，各耕三垄，随后是九位大臣，他们的犁与牛也照亲王的样子装饰。接着播下一种叫红莲的稻；收割之后用作祭品，一半供在先农坛的祭台上，一半供在太庙皇家祖宗牌位之前。

这个典礼年代极古，可见中国人心目中务农之人的地位有多高。约作于公元前一千年的《周书》里，有戒人贪图安逸的话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北京是中国官场的中枢，各处高官不时都要往那里去：总督也好，巡抚、道台也好，再低些的官也好，任满了都要去交代一番治绩，并且求个新的委任。假如一位总督三年任内攒下，比方说，三百万元，那么他至少得散出一百万去打点宫里各色人等，然后才有指望蒙召见、得新差。许多官员把积蓄买了瓷器，而不去投机，也不存进钱庄。其中有些埋起来，或藏在稳妥的地方，主人要用钱时便出脱一件。英国人以为在中国随便哪座城里都能拣到珍贵瓷器的大便宜，这是想错了。自然，天底下哪里都可能拣到大便宜，可好瓷器在中国同在欧洲一样是极受看重的。北京最大的古玩商拿一只极精的瓶子给我看，开价一万七千元。中国人把买瓷器当存钱、要用时再卖出去，这个习惯的结果，是好瓷器不断地在市面上流转，一般总买得到，只是得照足价钱。

五农家、戏台、饥荒与通商口岸

中国种地的农人，一生是忙一阵闲一阵的。北方一年只收一季，南方却收两季。所种的既以稻为主，他便不得不同人合着来做：田里没有篱界，一大片平地上的稻——有时分得极细碎——必须同时收割，好让收完之后牛与水牛能在这片平地上随意走动，在放水耙田、预备下一季之前，捡些草吃。

万一哪一家下种晚了，他就得另寻长得快些的种子；稻有好几样，从下种到收割，前后能差上一个月还不止。便是稻已经下地长着了，田埂与河沟边上的草也不许白白糟蹋。那时可以看见小孩子侧坐在水牛宽宽的背上，牛在边上吃草，孩子看着它，不让它糟蹋长着的庄稼。

头一季约在四月下种，七月初收；第二季七月下旬下种，九月底收。稻先在秧田里撒得极密，移到淹了水的田里扎下根以后，还要过一遍，用脚把每一棵周围的泥壅起来。稻长到一英尺上下时上肥，用猪粪拌石灰和土，趁水浅的时候用手撒。若看着长势不好，便把肥仔细施在每一棵的根旁；有时还极不见长，而水又围着它，就把肥化成水浇上去。稻田里的水一直留着，到快要收割前不多时才放掉；等稻穗饱满了，中国人还盼着下三天雨，说那样收成能好得多。

稻长到高出水面六七寸、水深约三英寸的时候，可以看见成群的鸭鹅在田里啄食青蛙之类——稻谷未去壳时叫作「谷」——跟着一个大人或孩子，手里执一根长竹竿，竿头缚一把竹叶。到了傍晚，他把竿子一抖，整群鸭鹅——有时几百只——便从田里出来；它们上了田埂，走在最末的那一只准挨那把竹叶一下。看这群禽鸟怎样领会这件事，很有趣：个个摇摇摆摆地拼命赶，生怕落在最后。上了路，放鸭的人走在前头，把竿子往一道土坎脚下一横，全群便一只只跳过去，跳时顺手数着数。华南养鸭多得惊人，鸭蛋是用发热的谷壳孵的。乡下每一家铺子都挂着好些腊鸭，整只从中剖开压扁了摊着。不过论到吃食，什么都不忌：老鼠也照样晒干了卖，只是家里的老鼠一般不吃，上市的是稻田里的那一种。除了稻，农人还种油菜、果木和大量的菜蔬。出丝的地方以桑为主，沿长江各省出茶，往西去种罂粟的面积很大。在中国农家的生计里，猪的地位同在爱尔兰一样要紧，因为猪是个不让一点东西糟蹋的活物，什么零碎都吃。中国的猪多半是黑的，背特别地塌，肚子几乎拖到地上，容易长膘。烤乳猪总是席上的主菜。

中国农人很省俭，可他也有他的消遣：打纸牌，还有种种只有中国人的巧思才想得出来的赌法。他爱看斗鹌鹑、斗蟋蟀，后者有时能招来成千上万的人。搭起一座大席棚，棚里设蟋蟀的斗场。真正交战的地方是一只平底的圆盆，径约七英寸。把两只蟋蟀放进去，用一根小棒（像笔杆那样）头上插的老鼠须去撩它们的背，撩得它们性起。两只对头厮杀得极凶，直到有一只掉头就走，便算输了。这样的赌斗，押下的钱有时成千上万，场上兴奋到了极处。谁有幸捉到一只善斗的蟋蟀，便拿特制的饲料喂它。一只有名的蟋蟀，有时能卖不小的一笔。说到底，蟋蟀的身价同赛马一样，全看它能赢多少。而弄一只蟋蟀，本钱不过是捉它的那点工夫，所以这是再穷的人也玩得起的一种痛快；乡下人赌一文钱（一分的十分之一），那份兴头，与城里赌元宝的阔人并无两样。

农家屋里的陈设算不上讲究，可够他用了。除了桌子，差不多样样都是竹子做的——竹子用火与水一烘一泡，要什么形状就弯成什么形状。灯却花样繁多，有瓦的、锡的、铜的，铜的那一种形状与古罗马的灯有几分相像。床不过是一块平板，上面铺一领草席或棕席。枕头是半圆的瓦枕，长约十英寸，高四英寸。常见的一种做成一个人手足着地的形状，背就是枕面。会持家的妇人把针线活放在枕子里头，倒是一只很好用的针线箩。冬天把瓦枕换成漆皮的，不那么冰人。他门上头挂着一只蜂桶，用一段长二英尺、径十二英寸的竹筒糊上干泥做成；他的农具——一张木犁，形状与古埃及碑刻上所见的一样，连同套具由他扛在肩上下田去，一把锄头，再有一块平板做的木「耙」，用来把要撒稻种的泥抹平——都可以搁在屋角里。他不很干净，对虫虱极其不屑；不过有时也肯享受一下，弄一只捉蚤的竹筒，那是一节径三英寸的竹子，四壁剜去，只留下勉强撑住形状的一点竹片。这个他笼在袖子里，至于里头放什么作饵，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赌钱之外，他的消遣就是农忙前后上庙里去一趟，或是婚事、丧事、迎神赛会，或是到中国七大名山之一去进一次香。他多半只有一个妻子；这妻子的死活全在他手里，却把他管得极严，一家宗教上动情的那一面，照例也由她去料理。孩子的种种操心事都落在她身上，而她心里怕得厉害，只怕邪祟会缠上她哪个儿子——她那一套迷信里所有的机巧，都是用来对付这些邪祟的。为此她把男孩打扮成女孩，还要做出种种假装的把戏；那些把戏，就算是折磨中国母亲的最蠢的一个鬼，也未必瞒得过。她也不误了礼佛的本分：常可以看见她在庙里虔虔诚诚地祷告，随后拿起神前供桌上那两片腰子形的木块——一面平、一面圆——把两个平面合在掌心里，往上一掷，看它们落下来的样子。两面都朝上是吉；都是圆面朝上是凶；一平一圆便是没有答话。这样掷三回。或者走到一只竹筒前，筒里插着许多签，每一支都有号数；她把筒摇着，像涅斯托耳摇阿伽门农的头盔那样，直到摇出一支来，再照那号数，到墙上挂着的许多黄纸里去找，读她祷告的那个玄妙的回答。

中国人的信仰，不是偶然打听一下就弄得明白的。这个民族在许多方面极重实利，却有一种活的信心，至少是信轮回、信生死相续；他们心里对神明的态度，与其说是信一位仁慈的神，不如说是怕恶鬼，然而他们中间也自有一份敬畏，一份受了恩惠要报答的心意。有一天我在珠江上的赤湾庙——那是一座极精美、装饰很富丽的庙——看见一个渔人带着一家人进来，提着一篮鱼和一些果子，放在供桌上。随后他先敲鼓，好让神留意，一家人便虔诚祷告，做父亲的往供桌上奠酒七次。我问庙祝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人前一夜打着了好鱼，是来还愿的。有时家里有人病了，他们便到庙里请人写一道祷词，把纸烧了，带灰回去，当药给病人吃下。还有，广州一座庙里有根柱子上贴满了纸人，都是头朝下缚在柱上的。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人说这是中国青年的相好女子缚上去的：那些青年娶了亲，就把那一种临时的关系结束了——这种事在中国城里与西方文明的中心一样常见。被弃的女子痴心指望，以为及时做几场法事、缚上这些纸人，护着她们的人便会回心转意。

不过太平年月里，庄稼人一年中最大的一桩热闹，是各处都要演的戏。戏班子把戏台一并带来：那是一座极大的席棚，容得下一千人看戏。几天就搭起来，一连演一个礼拜或更久，演的是历史戏或世情戏。角色就在台上扮装更衣，台上有时还坐着看客里头有身分的人。演戏的全是男人，不许女子登台；可扮女角的男人扮起来与女子毫无分别，有些戏价极高。行头极其富丽。历史戏里，人人都戴长须，连嘴也遮住了。戏里的坏人总是把脸涂黑，鼻子上抹一块白。戏是唱的，唱的人依着一个简单反复的板眼把词句吟出来，由两件形状奇特的弦乐器齐奏相随；到了要紧的人物出场、或是那时时要来的一场厮杀，大钹便震耳欲聋地敲将起来。唱白进行时是决不敲的。切末都放在台上一只大箱里。角色若要过桥，来回走动的检场人便搬一张桌子、两边各放一把椅子，上头蒙一块布，桥就成了。角色走过去，桌子便撤掉。若要上马、坐轿，就用一定的身段做给看客看。厮杀里总要死一个人。于是检场人走上前，把一卷白纸或白布丢在他面前，被杀的人便起身走下去。日本的做法略有不同：台上总有两个穿黑衣、袖子宽大的人，按规矩看客是看不见他们的；一个角色被杀，其中一个便站到前面张开两臂，死者走下场去，那看不见的人跟在后面，始终挡在他与看客之间。

世情戏里，角色不再穿华丽的古装，而是穿时下的衣裳。一个极穷的人上场，就用指甲在衣上掐虱子的动作来表明他的穷。

奇怪的是，没有布景竟一点不觉得缺什么；看客看得入神之至，演到悲处有时还掉眼泪。

伶人在中国的等次里极低，凡伶人及伶人的子弟都不许应科举；而梨园行是个很大的行当。

戏散的时候，座中若有阔人，仆人便抬着一串串铜钱进来，堆在台上。

以上说的是太平年月里乡间的光景。等到雨水不足、江河见底、稻子收不上来，饥荒便在焦干的土地上踱来踱去，怨气与苦难就容易闹出地方上的大乱子——百姓把这样的灾殃看作一个明白的示意：皇帝（由本地的官员代表着）得罪了上天，失了神明的信任。这份心思最容易酿成造反；而在中国，造反一经官府对付，其狠毒是叫人不寒而栗的。

一九〇三年，广西闹饥荒，照例伴着种种惨事，凄惨的情形传到香港，那里立刻组了一个赈济会。赈济会派一位官员上去查看报告，他回来讲了所见的事。当地闹起一场难对付的乱子，剿办之中拿了许多俘虏。这些可怜人连同大批囚犯一起被处决，牢里就此腾空了——县官的道理是：老实人尚且不够吃，哪里还匀得出粮给罪犯。饿到极处的百姓竟至于吃死人的肉。与此同时，官府与地方绅士也在尽一切力量救百姓的苦；可人人都穷得不堪，赋税一文也收不上来。香港赈济会的代表头一批运了米去，县官给他一切方便，不但派兵护送，还派一只小火轮把运米的帆船拖到上游去，并派了卫兵随行。这一方的人已经野蛮到什么地步，从下面这件事就看得出来——那是护送他的一个卫兵讲给他听的，讲的时候那人显然觉得这件事为「安分的一边」增光。不久前，本地官府得了信，知道一户「贼人家」藏在哪里，便去了一队人，讲这话的也在内；他们到了那个村子，把一家人全捉住。男的被剖开肚子，掏出脏腑，就在那将死的人眼前煮了吃掉。女的被割去双乳，也照样煮了吃掉。他说那女人在受刑时一直在哭。随后把两人杀了。那些「兵」自己不愿动手杀孩子，就把刀分给围着的一群小孩，由这些孩子把那几个小的乱刀砍死。

这故事骇人听闻；可后来的事却表明：哪怕在中国，专断之权用得过于凶狠，其中也埋着祸根，纵然用心是好的。那位县官对付饥荒一刻不曾松劲，又添上一场乱事要弹压，而他的兵打起来也不见得总占上风。香港与广州的赈济会把米源源送进灾区，县官给了他们一切能给的帮助；他是个有学问的绅士，看去对挨饿的百姓很是怜悯。香港赈济会里办放赈的人受他一贯的礼遇，事毕之后照例致谢，谢得很诚恳；可赈济会那封热忱的谢函始终没有到他手里。广州新任了一位总督，他到灾区亲自查访，发现这位县官办事并不公正，把无辜的人当作罪犯处决了，其中还有总督先期派去查看实情的一名密探。查明之后便把他革了职，他随即自尽。看他杀人那样悍然不顾，倒叫人奇怪：何以不等总督过问，早就有人用毒药结果了他——下毒的事在中国不算稀奇，用的是一种叫木通的草。它无臭无味，若煮在泡茶的水里，几乎必死无疑。

东西相接的沿海各城，生活极有意思。每一个通商口岸都有洋人的租界，领事在那里独掌大权，巡捕与市政都照西法办理。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连同长江各口，边上都有大片地面，中国政府已放弃了那上头的领土之权，凡有过犯或争讼，都在欧洲人的裁判司衙门或领事法庭上审理；只有上海例外，某些案子要在会审公廨里、由一位中国官与一位欧洲官共同审断。从上海的租界一步跨进中国城，那反差之大极其惊人：这一边是沿江一道壮丽的外滩，收拾得很好的公园，极精干的巡捕（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宽阔的街道上开着好铺子，陈列着欧洲最新的样式；讲定价钱的马车按站排着候雇，车价不贵；给穷些的中国人预备的，则是那到处都有的中国独轮车——弥尔顿提到过它——明摆着就是爱尔兰侧坐马车的独轮祖宗。独轮车的轴在正中，大轮子在一个高起的槽里转，槽两边各有一个座位。两条腿的架子抬起来时，把手上并不压重，所以推车的苦力只要掌住平衡往前推就是了。长江一带处处用这种车，内地的小路太窄，两个轮子走不得，重载全靠它。在上海，它不单运重货，也是做工的中国人日常代步的东西——他们宁可坐着走，不愿用脚走。早晚上工下工的时候，可以看见一辆车上坐六个人，每边三个，由一个苦力推着，看去还很轻松；有时这一边坐一两个人，那一边就绑一头大猪来配重。

沿江一带，外滩延伸到中国地界的地方，西法的影响见于巡捕的设置：中国的巡捕，人称「路警」，装束与租界里他们的同胞一样。可一进城墙，景象就变了，那是一座中国城，朴素却并不洁净——上海城是全中国最脏的城之一。不过靠近几座大庙的地方，倒也有几处入画而略见庄严。城外照例是坟地，就在环绕上海的那片平原的边上。这里的规矩是把棺材摆在地面上，有的砌砖为墓，有的在棺上覆些茅草，也有的干脆就那么露天放着。须说明一句：中国的棺材是格外结实的一具，用极厚的木板按特别的法子做成。四下里都是桃林，开花时那份美，不下于日本有名的樱花。这片平原四处纵横着深沟，上海猎骑会的健儿们时不时要同沟底的烂泥来一次身不由己的亲近。上海的位置正在长江口附近，注定要成为将来华中商务的总汇：这个中国十八省里有九个省的、日增月盛的贸易，都要在这里涨落往来。洋人与华人两个社会之间的往还极有限，这份隔阂不能全怪哪一边；但这道界线若不变得淡些、模糊些，就谈不上有什么把握，能生出一种融洽的情谊，使通商的往来称心如意——等到那位沉睡的巨人如今还惺忪的眼睛完全睁开，明白了自己的力量，懂得要把自己在世界各大国之间对等权利的要求说得让人不能不听的时候。

在外国人看来，中国最叫人难忘的城是广州，人烟稠密，生气勃勃。洋人的租界沙面沿珠江而卧，靠岸的一面绕着一道河涌，进出租界只有两座守得很严的桥。这里一切纯是西式的：西式的房子、西式的草坪、西式的游戏；各国的旗子飘在各自的领事馆上；若不是这里那里看见几个中国仆役，人只要把目光从江面上——那里满是帆船与各色小艇——移开，简直会忘了自己不是走在欧洲城市里有钱人住的郊区。可一过了桥，走过那一排排结实的货栈——从前是欧洲洋行的仓库——欧洲的影子便一点不剩，我们穿过城墙，进到一片几百年来中国城市里一向如此的景象中去。街宽窄不等，自六英尺到十英尺，一律铺着花岗石板；这些窄街上挤着一片穿蓝布衫的中国人，个个一心做自己的生意，只有外国人进铺子买东西时是例外——那总要招来一群好奇观看的人。街本来就窄，各家铺子外头挑出的招牌又把它挤得更窄：招牌漆得色彩鲜明，有时还用金字，长的有十到十二英尺，每一行生意各有各的颜色与式样。招牌、敞着的铺面的色彩，再加上几乎家家门口挂的花灯，合起来极好看，让人觉出一种富庶与艺术的意趣。每家铺子早上都把门板卸下来，铺面上又一般没有窗子，于是走在街上，仿佛穿行在一座极大的集市里，天下各行手艺都在里头做着，做好的货就在旁边的柜台上卖。一家铺子里是极贵的绸缎衣料——其实该说一溜铺子，因为每一行生意都聚在街上一定的地段。这一头是一连串卖最精细最好看的东西的铺子，接下去却是肉案或鱼摊，这陡然的一转，各样知觉一齐都领受到了，很拂逆我们那点「什么该同什么放在一处」的感觉。铺子里有人在做广州出名的那种精美扇子；另一家则是鞋匠或帽匠在做他们平常些的行当。裁缝、织袜的、木匠、铁匠，都勤勤恳恳地做活；这里那里，还能看见点翠的工匠伏在一件首饰或铜器银器上细看——他把翠鸟那鲜亮羽毛做成的细巧花样贴上去，活计细到只有少年与孩子做得来，又极伤眼，眼力至多撑得住两年。街口有茶楼，整个门面自地至顶都是精工的雕花，贴金耀眼。象牙匠也在做活，玉器与瓷器陈列着。许多街上一大景致是鸟铺，里头满是鸣禽和羽毛鲜艳的鸟——中国人极爱鸟，有钱的中国绅士有时肯花大价钱给心爱的鸟买象牙笼子。有些街道有一小段是加了顶的。这些鲜亮的铺子多半不在横街上；横街上占多数的是粗些的行当——肉铺、鱼摊、菜摊。这几条街上的气味，在欧洲人的鼻子里简直不堪忍受；不过闻着香不香，大约既因人而异，也因种族而异。就在我们自己人里头，麝香也是有人爱煞、有人怕煞的。

街虽窄得走不得车，声响却不小：苦力挑着大筐的货或菜蔬，一面喘一面吆喝着叫人让路，众人都得给挑担的让道。不时有官员骑马经过，仆从跟着，或是坐着官轿；这时人人让路之快，实在出人意料。可以看出，百姓心里很明白官员手中那份近乎专断的权柄——在一个实际上颇为平民化的社会里，官总是这样惹眼的。生人头一回走过这些挤满了人的窄街，心里生出的大抵是一种敬畏：仿佛陷在一座人的蚁巢的迷宫里，人群若稍有敌意的动作，便再无脱身的指望。然而广州可看的不止是她拥挤的街道——街上奇在从没有人挤撞，抬轿的苦力占了半条街宽，轿子也从不碰着谁。此外还有那些被人说得令人生厌的各处庙宇；有那座走了六百多年的铜壶滴漏；有钱局，官府不时在那里铸出成色未必说得清的钱；还有那座停柩的所在，人称死人城——出一笔不多的钱，就能租下一间屋子，把家里去世的人安顿在里头，等堪舆先生择定坟地的吉位。这些屋子都收拾得极干净，有些屋里放着桌子，桌上摆着屋主生前用的烟袋，还立着纸人，必要时好把他生前爱吃的东西的香气递给他。

广州的会馆都造得好，装饰很富丽。这些会馆是各省同乡的公所，或是各行同业的行馆。连乞丐在广州也有自己的行会：外来的、干这古老而体面的行当的人，可以在那里落脚，交一笔份钱便许他在城里行乞。凡领了这个准的乞丐都带一面腰牌，凭它有权进铺子里去讨钱。一九〇〇年南京总督刘坤一自北京回任，众官员带着鲜亮的随从列队迎接，其中就有乞丐头儿这位「官」。他穿着合乎品级的华服，在行列里的位置与别的官员一样；别的官员各自被属员与兵丁前呼后拥，这位丐帮的「官」则坐着他的官轿，四围与身后跟着一群再古怪杂沓不过的乞丐，个个穿着做活时的破衣烂衫。他们若再有点什么兵器，福斯塔夫那一队褴褛兵怕是要甘拜下风的。每一家铺子每天至少要被这一行的人光顾一次，不知是按律还是照例，总之非给一点不可。这个法子大约是一种散在外头的救济；若把它里头的关窍弄明白了，多半会发现：它对那个正让英国许多忧心的社会考察家绞尽脑汁的难题，给出了一个相当说得过去的解法。

铺主若不肯依这惯例给钱，可能会发现一个害着某种恶心疾病的乞丐坐在他铺子门口，一直坐到行会的体面得了合适的一笔馈赠为止——那里可没有板着脸的巡捕来喝令这死缠的乞丐走开。我生平所见最惨的一幕，是一群麻风病人：他们被容许占住九龙新界一片深沼当中一小块干地。进出只有一条勉强垫高在沼面上的窄路。他们在那里用箱板搭了棚子，雨水尽管漏进去。每天早上，这些苦命人挣扎着挪到附近村子里去，村民好心把米放在自家门前给他们。我从没见过比这更凄惨的一群人。我给他们在附近高地上盖了像样的棚屋，至少不致被水淹掉，又能遮风挡雨。广州城里另有一所正式的麻风病院。

不要以为广州全是零售的铺子，那里有许多很大的作坊，有些商号占地极广，几百个工人在里头做各样制造。城里做生意的地段这样拥挤，真叫人奇怪它何以不被大火烧个精光；原来每家铺子屋顶上都存着水缸，随时可以取用。地价极贵，平均每平方英尺十四元，约合每英亩六万镑。不过广州的窄街，遇上外国的大官照礼节去拜会总督时，也能摆得很有气象。街的一边站着一长列不断的兵——街太窄，站不下两列——每一哨打着自己的旗；另一边是密匝匝的人群，挤满了各家铺面，静静地站着看那一行官轿过去。街道不但扫过，还细细洗过，干干净净。每一座坊门底下站着半打吹长号的人，那号就像安杰利科笔下天使所吹的那种；号里送出两个长音，一高一低。总督衙门的院子里另驻着一支约一百五十人的亲随，衣饰华丽，执的兵器是中国极古的画上才见得着的——长柄的大弯刀、三股叉之类；另有三四十人执着紫的、黄的、蓝的、红的绸旗，每面约十二英尺见方，旗杆至少二十英尺长。那景象奇丽非常。总督衙门离江有一英里多，所以要用很多兵才排得满沿街。衙门四围是一座大园子，园里有些好树木。另一座好园子围着从前英国领事住的房子，如今那里给海峡殖民地与香港的见习官用——他们一经委任，就先送到广州来学两年中国话。

中国的大官无论怎样忙，日子过得总是静的，纵然算不上安宁。他那里没有街上车马扰人的声响，没有汽车的喇叭，没有公共汽车的轰隆，没有重车碾过时那种地震似的颤动。街太窄，容不下这些；而衙门与签押房又隔开了，街上的声音扰不着公事。不过衙门里办事很少是清清静静的：那一群衙役差人——人称衙门里的「跑腿」——满处乱窜，最要紧的谈话也是当着捧烟袋的和别的贴身仆从说的，更不必说还有好奇的外人，这就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密不透风的机密。若事情不牵扯外国人，竖着耳朵的人也许不至于这么多；不过一座衙门里的事，凡是有心要知道的人，没有几样是不知道的。

官员办事，都照着积习磨得极深的辙走；他纵然精力过人，也小心不作激烈的更张，更不肯轻易离开那条走熟的路。照例说，官府或官员不作为，无论多么招人非议，也不至于闹得民情汹汹。在中国，这种情形唯一可怕的是御史的弹劾。各处都派有御史，他们连最高的大员也敢参——参他不该做的，也参他该做而不做的；由此可见，中国的官员里也有人胆识与风骨不让别族，那些别族的可敬名字是在诗歌故事里传到我们手上的。

中国森严的礼数，使一切公事的往来都保着一份庄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最忌用粗厉的字眼，那是要被看作鄙俗的。中国的文字最能生出不同的解法，所以与中国订约——约文通常写三种文字：中文、法文或英文，再加上缔约国的文字——总要约定：解释约中条款时，以那两种非中文的文字之一为准，据以定其真意。这并不一定是说中国人存心不诚；实情是，几万个汉字里，每一个都可以有不止一个意思，真意有时得从上下文去推，因此把一件条约或一份公文解得又紧又准，其难处是格外的。外间都说，能把中文写到分毫不差地表出本意的外国人，只有赫德爵士与柏卓安爵士两位。一位大员的衙门连着住宅，占地很广，因为房子都不许起过一层。这样的屋子若高得压住四邻，就可能把一座城的风水都坏了，那是一定要招来切齿之恨的。教堂的尖顶在这上头是有些账要算的：中国人天天诅咒它，那份敌意就这样一直养着——他们对一种压在头上的外来势力，是隐忍而非心服；若他们在这件事上还有一点活着的忌讳，那尖顶在他们心里必定是不祥之物。衙门通常是一进一进的院子，院旁盖着众多属员的房间和家眷的内室；一天公事完了，官员就在其中一间里会朋友，吸那管太平烟，或是下一盘中国的象棋——那棋的规矩与着法之繁复，使我们的棋相形之下简直算不得什么。有时办完公事，他也享用一筒鸦片，正如上一个世纪我们那些能喝三瓶的酒客一样。已故的南京总督刘坤一是个能员，义和团之乱中，他与邻省的总督张之洞一道保住了长江各省的安靖，而他正是个烟瘾极深的人。但有一件事他是决不做的——他从不着急。在他看来，匆忙有失体统，所以他不为。他办公事所用的法子，在我们的法庭上是通不过的；可上自皇帝下至苦力，人人懂得并且接受那些法子。关于我们所谓官场贪污的伦理，可写的话很多；不过事实无论如何，百姓懂得这一套，官府也懂得这一套，并没有人起来闹。我们也不要忘了，官场上的「不合规矩」，并非中国以外就没有。

中国官员交际的一面，并不限于自己的衙门。他爱去看朋友，一面喝着朋友待客的茶，一面作些有见识的清谈——那样的茶！中国主人亲手沏的上等好茶，其细致清妙，在欧洲是想象不到的。茶由他自己沏，茶叶在刚滚的水里只许泡四五分钟，随即倒进薄瓷的小杯里——杯子只有酒盅大小——不加牛奶不加糖，一口一口地啜。茶喝完了，还要闻一闻杯底留的香。那香气真是好极了。

六深宅、花艇与中国女子

殷富人家的住宅在城东，与街道之间隔着高墙。进了门，客人要穿过好几进院子与厅堂，厅堂由雕得极精的花岗石柱撑着——有钱的中国绅士装点自家宅第，铺张而有品味，一向是不惜工本的。从院子里走出去便是园子，园里必有一口池，种着莲荷之类的水花，池中成群的金鱼。大抵还要堆一座假山，山径与洞壑都造得别致；池上架一道桥，有时通到一个小洲上，洲上盖着一座装饰讲究的茶亭。桥总是折来折去的，像旧日青花瓷盘上画的那样。有一所大宅，主人不在家，里头存着几件铁画，那手艺精到了极处。所画的是草叶、芦苇与花，每一件都嵌在窗上两层玻璃之间。这些铁画是四百五十年前一位艺人所作，他的名字至今为人所重。有人出过大价钱来买，这位有福的主人却看它们比金子还贵重。

广州一大景致是花艇，好几百条泊在一处，排得像一条条街。这些船都是酒楼，有钱的中国青年就在这里摆下盛筵彼此宴请。做东的总要替每位客人约四五个年轻女子，坐在客人背后侑酒。筵席是很长的一桩事，菜有许多道，客人不必从头坐到尾；有时一位客人只到场吃一两道菜。席上奏乐唱曲，此外或许还有些枝节，人是不便细究的；不过话说回来，中国另有些公然承认的成例，倒不如那桩被人不闻不问、却一样存在着的、早已蛀进西方文明心里的毒疮为害之烈。

官员的妻女在小地方是有些委屈的，因为礼数上她们只能同身分相当的人家往来，而这样的人家并不多。在大城里，她们有殷商的太太们可以走动，谈起话来绝不愁没有话题。她们对公事很留心，在时论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小。中国太太里有学问的很多，凡与自身福祉相关的事，她们并不避讳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就在不久之前，广州还有过一场妇女的公众集会，为的是反对一项不得人心的举措。传教在中国的一个结果，是使各色人家的许多中国女子学了英文，中国太太里说得很流利的不少。中国的维新人物康有为自北京出走、避地香港时，他的女儿还是个只会说本国话的中国姑娘。两年之后——这两年他们家住在海峡殖民地——这位姑娘路过香港，英文已经说得很流利了。她那时正要到美国去求学。

在中国鼓荡起来的维新之风，决不只限于男子。一九〇〇年，上海开过一次妇女大会，由卜力夫人任主席，讨论中国妇女的家庭生活。会开了四天，欧洲与中国的太太们各自宣读论文，所论的是与中国各阶层妇女有关的种种社会问题与风俗。会上所涉的题目很广：待儿女之道；婆媳之间；幼女与婴儿的订婚；中国的婢女；缠足；婚俗；丧俗；社交的习惯。会议的记录里，有从中国各地得来的关于妇女处境与风俗的第一手记述，很有价值。下面是主席在闭会时所说的话。

「我们对本次『中国妇女的家庭生活』大会所选定的各个题目，讨论到此结束。我相信我们都被那些出色的论文与演说深深吸引；它们带来这个广大帝国各处的许多情形，对我们许多人想必都是新鲜的。我很难过地发现：中国妇女——尤其是下层妇女——的境遇，走近了看，比我先前所想的还要不如意。譬如那许多婢女的苦命，凡不是自私到对自己免受的人间苦楚全无感觉的男男女女，都不能不动怜悯与同情。不过，我们既然看了不少中国妇女与女孩生活中较暗的一面，也不要忘记：没有光便没有影，所以许多中国妇女的生活里必定也有明亮的一面；有几篇论文让我们看到，为数不少的中国太太并没有受欧洲的影响，却对身边境况较差、需要帮助的人施以高尚而切实的善举。我们中间或许有人太容易拿下层人的尺度去衡量中国的上等人家——欧洲人照例接触得最多的，正是下层人。我们国内那些古老教堂院落里的居民、那些庄园宅第里的主人，若被外国人拿我们社会底层的人以及那些流落在外、往往给本国丢脸的浪人作尺度来衡量，他们心里会怎样想呢？我也不能不这样指望：习惯既能成为第二天性——凡我们习以为常的，纵然本身一样坏，看去总没有那么可怕——那么有些在我们看来足以使人生变成炼狱的事情，在中国妇女那里，或许并不像在我们眼中那样难当。便是缠足这样的事，我也很愿意指望：行这事的人所受的苦，多少能被那句『心高则不知痛』的话消解一些。这个习俗于身于心的害处是毫无疑问的；而极可喜的是，反抗缠足这个风气的火星，已经在中国许多地方燃起来了。随着新的见解渗进这个帝国，我毫不怀疑：中国妇女之受制于不好的时尚与风俗，不会比别国的妇女更深。中国妇女的种种苦楚与不便，我总觉得大半要靠中国人自己去革除；外人所能做的，不过是把革除的门径送到他们手边。年复一年，受过教养、通达开明、习得西方学术与思路而又保住自身特色的中国太太越来越多，她们每一个都会成为一个更有力的中心，把良善的光照到本国的姊妹身上。有一回人送给我一朵花，来历颇为不凡。据说希腊某处发现了一座矿，据信是古希腊人开过的，矿址上堆着大堆的石头与废渣。古时的希腊人天资极高，有些地方还胜过今人，可我们今日靠科学知道的许多事，他们并不知道；人们查看那些古时从矿里抛出来的石头废渣，发现其中大半含着矿，这是从前谁也没有想到的，而分量之多，足以把这些废渣拿去提炼，取出那份潜藏的财富。于是那几大堆石头被运走去熔炼或作别的处置；石堆一搬开，底下的地上便长出草木来，到时候开满了美丽的黄色小罂粟，是园艺家从前不曾见过的一种。据推想，那些花种想必已经在土里藏了好几百年。中国的情形，岂不也可能是这样？在她的怀里，我们所谓进步的种子久已蛰伏，被压在上头的那些成见的重量阻住了发芽；那些成见本身或许也含着值得提炼的矿，然而必得提炼过才留得住，必得把它搬开，真、洁与福乐的花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开起来。压住进步之花的两堆最沉的废渣，是无知与偏见。我相信刚刚开过的这次大会，于搬开它们会有些用处。」

自己择配好，还是照东方的成例由家中长辈斡旋着把姑娘配给你好，两者孰为稳妥，人尽可以各有看法；但中国女子做起妻子与母亲来是极多情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澳门有个孤苦的妇人，天天在岸边对着那夺去她打鱼丈夫的无情的海哭号，举着他的衣裳向海里挥，点着香，不住声地唤他回来——那是一幕凄凉的景象。我也见过发了急的妇人，在一道流水旁把生病孩子的衣裳在旺火上来回地过，一面呼求她们所敬的神明去挫败那些恶鬼——一切疾病都被归到恶鬼的作祟上。的确，照中国人一般的看法，死了丈夫于这一家还比死了独子好些：没有男嗣，祖宗的祭祀便不能照规矩举行，而先人在那边过得安不安适，全系在这上头。迷信的恐怖大量地进到中国人心里，这是看得很清楚的；不过其中也有一点救人的恩惠，就是相信身后那些被看作不适意的境况是可以设法安顿的，所以中国人于供养亡者的需用很是着意。我在香港见过两个妇人郑重地抬着一所小房子，还有桌椅与一匹马，都是薄纸与细竹扎的，抬到一块空地上恭恭敬敬烧掉——想必是给一位亡故的丈夫用的。这与当年替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们堆起坟丘的，原是同一种信念：那些英雄连同他们的船或战马与兵器，一起葬在丘下。

家里生了孩子，便照样用薄纸扎一只船，缚在一小捆稻草上，放到潮水里去。船若漂走，万事大吉；若被浪打回岸上，一家便愁云惨雾，因为命运在皱眉头。又或者家里有人葬身海上，也放这样的船，船上坐着小小的纸人，脚边放着一方方金银纸代表钱财，任它漂去。香港港内常可以看见这样的船漂着，每一只都是锥心之痛的凄凉记号，里头藏着丧亲之人那份不顾一切、想探到幕后去的焦渴——那幕后，本是人人心底都有的。

这是中国人生活里凄苦的一面，穷人家尤其如此。不过中国的太太们虽然取乐的方式不同，交际往还上的热闹，一点不比西方的姊妹少。剧烈的运动她们是不喜欢的——我们那股非动筋骨不可的劲头，在一切东方人看来都是个不解之谜；然而彼此串门是常有的事，而为一次拜客所作的预备——敷粉、匀脸、梳头，细细挑选绣花的衣裳——其专心一意，与当年太阳王朝廷上那些美人的梳妆不相上下。在欧洲男人看来，中国太太的衣式像是一成不变的：一件绣得极美的宽袄，配长褶裙与宽脚裤，或是浓浓的绛色、黄色，或是各色的浅淡颜色；可西方的女人大约看得出分别来，中国的丈夫与父亲想必也看得出——他们对家里的女眷照例极其大方。大样式是不变的，因为在中国，女子显露身段被认为不庄重；可中国的成衣匠隔不多时就把绣花的花样换一回，其用心不亚于法国的女装师去变裙子的式样。所以在大城里，随时都能买到极美的绣衣，成色很好，只因时尚这位暴君一声令下就被主人弃置了——正如西方被时尚驱着走的太太们弃置她们的衣裳一样。

拜客之前那一套礼数，同中国一切交际的礼数一样森严：先递进大红的拜帖，帖宽三四英寸，有时长到一英尺——尺寸按来客的身分而定——帖子退回来时附着请进的话；女主人换上最好的衣裳，按来客的身分，到第一道、第二道或第三道门前相迎，进屋时又有一整套繁复的仪节。这些行过之后，谈话便照着天下女客与女主人相聚时谈话的路数走下去。友好的一袋烟并不排除在外；所谈的大约是书、孩子、厨子、交际场上的新闻，或许还有本地的时局。中国的交际成例不大给人说闲话的机会；不过谁说得准呢？丘比特就是在中国，也一样又机巧又淘气。还要玩牌：中国的纸牌，同他们的象棋一样奥妙难测。

客人若带着孩子来，孩子们个个有礼物，这一类细致的周到是从不疏忽的；实在说，过年与别的年节送礼，在中国是定下来的规矩。

七香港的市声

香港于一八四一年交给英国时，还是一座几乎无人居住的岛；如今岛上有三十七万七千人，其中三十六万是中国人。维多利亚城沿着港口南岸铺开，是世上仅次于伦敦的第一大航运港。城的背后，陡峭的山拔起一千八百多英尺，嶙峋的山坡上划着修得很好的道路，点缀着漂亮的房子；一条缆车直通山顶（高一千二百英尺），那里的好房子与台地，夏天供欧洲侨民居住，在凉爽的高处躲开海平面上那份逼人的暑气。香港究竟是从港里看更美，还是从山顶看更美，实在难说。从港里看，是那座挤在岸边、退在宽阔的海旁后面的城，一路漫上陡峭的山坡——由街而台，由台而别墅，一直漫到山顶——台与别墅都掩在热带那永不凋谢的浓绿里，其间又被树、灌木与藤蔓的一片片颜色点破：山顶上成堆的蓝绣球，与低处成堆鲜艳的紫簕杜鹃、黄蝉竞胜；这一切都浸在温带罕见的那种阳光里，头上的蓝天缀着轻软的云絮。向东望去是跑马地，一片平坦的椭圆谷地，四围山坡上是一连串世上收拾得最美的坟场。基督徒与回教徒、东方人与西方人，都在这里歇下了他们的劳碌；而在他们脚下那片椭圆的谷地里，英国的各样运动与游戏正热热闹闹地进行着。

从山顶望下去，是城与港，目光再往前扫过平坦的九龙半岛，落到那一带自东向西横陈的荒秃嶙峋的山上。然而最牵人的还是那座壮丽的海港：蔚蓝的怀里泊着各国与远东通商的大轮船，船身周围穿梭着港内引以为豪的三百五十只小火轮——它们在挤满了船的港里全速往来，可以见出那些中国舵工何等的好胆识。港外朝昂船洲那边，可以看见美国纵帆船整齐的高桅；船主（多半自己也占着一份股）有时带着妻子在船上，船尾的舱房讲究得连我们最大的邮轮船长也要眼红。而成千上万各色各样的中国小船，望去就像一群群苍蝇在笑吟吟的湾水上移动。城里的嗡嗡声这里听不见，连那些给轮船装货卸货的吊杆的咯吱声，传上来也柔和了，只诉说着商务的忙碌。

到了夜里，这景象更加醉人：脚下铺展着水上与岸上千万盏灯，闪着、跳着。海湾的轮廓由一道道弧形的灯火勾出来；那仿佛比别处更亮的万点繁星，映在暗沉的水里，同船上与港中的千万灯火搅在一处。

这是寻常的香港，说的是暖和的时节；冬天这里冷得很够，要生火、要穿皮衣才舒服。然而这座美丽的港口被可怕的台风抽打得狂怒起来时，又是另一番光景。外行人看去也许一切照常，只诧异怎么一只只小火轮拖着成群的舢板与驳船——有时二十条以上——往铜锣湾那个避风的船坞里去；可东南方聚起的云、一阵紧似一阵的阵风、气压表带着那特有的急跳一路往下掉，都在警告留心的观象人员：该挂风球了。此外，海面上东南向涌来的长浪也在提醒小心的船长：除非两锚都抛下、汽力也足足备着，最好别被困在窄水里。

天色发黑、风势加紧、海面翻腾，到这地步便再没有可疑的了，岸上水上都忙着预备。海上放长锚链、把上层的索具收拾停当、把汽升足；岸上则把窗子一扇扇用防风杠闩牢——台风正紧时若有一扇窗被吹进来，那毁坏就不知会到什么地步：有时墙都被吹塌，满屋的东西撒了一山坡。我见过这样一场台风，是在清早最猛的。整个港口翻着白沫，像一场群魔乱舞的狂水，被厚厚一层水沫盖住；水沫中间，不时隐约看见大浪扑上九龙那些高高的码头货仓。海与雾的残破里，报警的号炮一声声打出来，在台风的怒号里只听得见沉闷的一记记，求着谁也给不出的救援。到十点钟，台风往北去了，港里沉了几十条轮船与帆船，九龙码头一带绵延一英里的舢板被砸得粉碎，几百条性命埋在如今渐渐平下来的水底；港面上漂满了货包。

这件事倒让人看出中国人办事的本领。海面一平到小火轮出得去，我就请来一位中国绅士，说该想办法救济难民、把还等着救的人救出来；一问才知道，行会早已派出两只有力的火轮，一只载着给淹死者的棺木，一只船上带着医生，备齐了救伤的用具，还有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的食物。一个钟头之后，我坐船沿九龙岸边开过去，那里沿着海堤，砸烂的船板漂成二三十英尺宽的一片，随浪起伏；可那里并没有人们也许会料到的那种呆住了的绝望，逃出命来的水上人家，男男女女都卖力地干着，忙得像一群蜂，各人都想从自家那个已经砸烂的「家」里抢出点什么来：男人从一堆浮木跳到另一堆，时不时扎下水去，同厄运的逆击搏斗着，那股劲头，并不因为他们对不可挽回的事泰然领受而减去一分。

香港虽是英国的属地，骨子里却是一座中国城。英国人管着，街道修得宽，房屋造得结实，只有洁净局设立以前留下的少数几所例外；屋里屋外的清洁，靠着仔细而不间断的查察来保证。铺面是欧洲的房子架子配中国的装饰，那装饰便是富丽繁复的雕花与贴金。门外挑出同样的招牌，把街道点染得同广州一样鲜亮。中国人穿的以蓝为主，只有在大港码头上汗流浃背的苦力例外；满街蓝色的人流，与四围的颜色调得很合。几条所谓大街上是壮丽的楼房，银行、旅馆与欧洲大商行的写字间都在那里，铺子则专做外国侨民与游客的生意；那里的建筑与欧洲城市没有多少分别，铺子里备着买主所需的一切欧洲货色，还有中国与日本的出产，好招惹那些爱看新鲜的游客。然而全城最富的一片却在华人区；这里的房地产转手时价钱惊人，有时合到每英亩十六万镑。这里的铺子纯是中国式的，各行手艺都看得见有人在做；医生挂出招牌说能接断腿，牙医支一块小板，板上垂着五六串奇大的臼齿，蛀坏的各样程度都齐备了。处处是稠密的人烟，透着一股不歇的活气。人力车飞跑而过——这种极便利的小车出赁时一个苦力驾辕，私家的车后面还要添一两个人推；再不就是稳重些的轿子晃过来，两人抬或四人抬，前后的人起步时故意用不同的脚，免得轿子左右摇。这一区的铺子不用玻璃门面，都是敞着的，只有夜里才用一块块门板堵上，最后两块的背后横一根杠闩住。这样铺子便不怕外头撬门；不过有案可稽的是，曾有持械的强盗趁最后一刻溜进去，把那块遮住外人耳目的门板一合，掏出手枪，把柜里的钱席卷而去，临走还把吓坏了的东家与伙计捆住堵了嘴。

这座城清早的生活很值得看一看。五点钟人就动起来了。做工的人似乎都在街上吃早饭：街边支起桌子，桌上摆着大桶的饭与滚烫的粥（米粉和水熬的），成堆切得极细的各样菜蔬，一盘盘碎肉——连生的鸡杂也在内——鱼块，还有酱油之类的佐料。饿着的客人接过一只盛着半碗饭的碗，饭上放一点各样菜蔬和一块肉，或是几片肠肚，然后浇上一勺滚粥，这顿饭就成了。他把碗凑到大张的嘴边，用筷子把饭尽碗所能容地扒进去，再从碗里挑起那些点缀着的美味搁在还没动的饭上，这才合上嘴嚼咽起来。每一口就是一道菜，如此这般，一顿早饭便吃完了。近旁还能看见卖海螺的：海螺是很受欢迎的吃食，孩子们尤其爱，他们填肚子还能填出赌钱的兴头来。海螺盛在一只篮子里，篮柄上用长绳系着十来根一头弯钩的铁丝。一个小孩走来，把一文钱放在摊上，同时从一个深竹筒里抽出一支竹签——筒里插着许多支。签的一头或有号数，或是空白；这位饿着的好赌之徒头一回下注，可能抽个空，也可能走运抽到有号数的，那号数就是他该得的海螺数目。他便用一根弯铁丝极利落地把海螺挑出来。这些自然得「就地」吃掉，因为谨慎的摊主决不肯让铁丝离了绳子去冒险——小孩子手脚快又不讲规矩，弯铁丝是要花钱的。米粉团子下猪油炸，也是街上受欢迎的吃食；华人区里随时买得到黏得吓人、做法可疑的糖食。早上的人群总是高高兴兴的，说笑打趣，那份爽朗把欧洲人以为中国人木讷无表情的成见一下就打破了。

中国做工的人一天只吃两顿。早饭在六点到八点之间，下午那顿在四点钟。

这时候，从九龙运菜的船已经到了，小贩忙着挨家挨户送去，供中国人家里吃用；城外的菜铺也在进当天的货，摆得极讲究——中国的菜贩于铺排是有眼光的。小铺子里生意最兴旺的，莫过于药铺与草药铺：中国人笃信草药，而虎牙煅灰、蛇骨之类的药，其安慰人心的效力也不可小看；至于一粒直径四分之三英寸的药丸里到底有什么奥妙，至今还没人弄明白。过年时，家家门上都捆着一小把菜草，共五样：菖蒲，取其像一把剑；大戟，取其像一件兵器，用来挡邪祟；葱，用来防瘴气；还有艾，和一种叫骨碎补的蕨。这道符的灵验，同从前国民学校还没有设立、人的想头还多的年月里，爱尔兰茅屋顶上郑重种下的那一丛长生草一样——那是防火的万全之策。

不过清早最忙的还是剃头匠，因为中国做工的人不自己剃头，每家剃头铺里都聚着一小群人，舌头动得很欢，有人一面等一面看早报。人再多，那位不慌不忙的剃头匠手上也不见一点急相。他不单剃前额，还要修眉毛睫毛；然后掏耳朵，掏得极细致；最后让客人俯身坐着，给他推拿捶背——捶得可一点不轻，末了用窝起的掌心啪的一声收住。老掏耳朵据说不好，容易弄聋；可不掏，客人便觉得这三十文钱（约合一分的三分之一，是通常的价钱）花得不值。最后一道是编那条长辫：真发假发掺着用，编下来几乎垂到脚跟，末梢再编进一络丝穗。有时可以看见有人自己编辫：他把辫子搭在梯子的横档上，一面编一面往后退，好让辫子一直绷着。

在手艺人里头，寻常的来客最容易注意到的是锯匠与石匠。看见一个人独自去锯一根径二英尺的方木，来客总要吃一惊。木头架好之后，一个人拿一张框锯就把整件事做完，他站在木头上头，这活极累；然而大量的木材就是这样锯出来的。石匠的活轻些。中国人采石极在行，用铁楔或木楔劈出大块的花岗石，楔口先用凿头的铁钎打好。打进木楔以后浇上水，楔子一胀，石块就被撑下来；因为劈得极准，几乎不用再修方。

东西两方人身体上有一处根本的不同，就是东方人蹲坐在自己脚跟上有多自在。一个亚洲人蹲下去坐在脚跟上，其从容与舒服，同欧洲人坐进椅子一样；打石的时候，可以看见工匠就坐在他正在打的那块石头上，有时坐在石边，去凿身下那垂直的一面。这样蹲着的一排工匠，远看就像一排兀鹫蹲在岩架上。

香港最下等的活，是苦力把煤与建筑材料挑上山顶那一带。这里可以极清楚地看出，计件的工人怎样以耐劳与非凡的巧思，从一天的工里榨出最多的结果来。山顶一带的房舍与营房，每一块砖、每一筐沙与灰，都是由做工的苦力用竹扁担挑着两只筐，沿着陡坡一步步挑上去的，按挑数付钱。一担重货有时重到一英担，沿极陡的路要挑二英里左右，走得自然慢，还得歇好多回。苦力却有办法把歇脚的工夫减到最少。他把两担放在一处，先挑一担走五十码放下，回头去挑第二担，挑到一百码处；放下这一担，他——或者她，因为山上挑担的苦力有时是女人，还往往是又老又弱的女人——再回去挑头一担，挑到第二担前面五十码处，然后照样再去挑那一担。这样就没有闲站着或坐下歇着的时候，唯一的松口气，是放下担子空手下坡去取落在后面的那一担。这个一前一后倒换着来的法子，把本来非歇不可的工夫全省下来了——谁也不可能一口气把一担挑上山顶而不歇上好几回。

一天的活做完，做工的人并不上酒馆去。他极爱来一局——说准确些，是极爱赌一把。赌场一概被严厉取缔；可一个民族赌兴所寄的器具并不限于纸牌骰子，那就任凭官府怎样想得周到也堵不住。一只瓜里有几粒子，或是拿别的什么天然物事的特点打赌，一样赌得起兴，而且万一来个多事的巡捕，也拿不出什么要命的凭据。猜枚这个玩法并不限于做工的人，各色人等都爱玩；伴着它的那份叫嚷与大笑，时不时要招来四邻被吵得睡不着的怨言。玩法很简单，两个人对着来：一个人猛地把手伸出来，伸出一根、两根或几根手指，另一个必须同时猜出数目。冰壶被称作「喧闹的游戏」，可打冰壶的人再吵，也吵不过两个玩猜枚玩红了眼的人。人多半以为猜手指的数目纯属碰运气；可一位中国先生对我说，手往前一甩的时候，要伸一根、两根、三根还是更多，那筋肉的形势是有分别的，老手能电光石火之间看出这分别来。

成年的中国人纵然安于这些坐着玩的消遣，中国的学童身上却是少年人那股劲十足的。他很快就学会喜欢欧洲的游戏，像板球与足球；不过他一向就玩跳房子，玩法同英国乡下的差不多。只要围得成一个圈，他还玩毽子：所用的不过是一个软木或轻木的底，上面插两三根羽毛，好定住它飞落的势子。这全用脚来玩，一个踢给一个，其灵巧非常；毽子常常能连着踢上五分钟甚至十分钟不落地，脚与眼配合得准极了。

八龙舟、年节与醒来的中国

有一样较力的玩意儿，成年的中国人是出色的。每年六月，船户与渔人要过一个节，节里头一等的大事便是赛龙舟。龙舟长约九十英尺，宽只够两个划桨的人并肩坐在一条横板上。一条船上坐六十到八十人，当中站着一个人，面前是一面鼓或一面锣，他在上头敲板眼。船艄站一个人执长桨掌舵，船头坐一个孩子，两手各执一根线，线连着船首装饰的一个大龙头，线一拉，龙头便左右摆动。两条对赛的船划到起点的浮标那里，一声令下就出发了。打板眼的人那股发了狂的催促，两条飞驰的船上近二百支桨那种猛烈而合拍的拍水声，加上五彩的龙头自然而然的左右摆动，合起来是人所能想见的最壮、最提神的景象之一。人人都使出浑身的筋力；这一阵里，天下没有哪一种角力比它更见肌肉的拼劲。有时赛得性起，两船撞在一起，那就得重赛，因为桨都搅在一处，不完完全全停下来是分不开的。不过这样的岔子并不闹出什么事端来，也不争吵。大家都笑嘻嘻地对付过去，无非是再赛一场罢了。广州的江面上，实实在在有成千条船排成一线看赛龙舟。既没有巡捕，也没有维持赛场的人，却从没有哪一条船想挤出线外、碍着别人。

中国人极爱过节，极爱铺排场面，在这上头很见得出他们办事的本领。有一个节极其可观，是在澳门为武神的一位儿子所办的，每十年一次，在闰月里举行。那是各行会的赛会——钟表匠、裁缝、鞋匠等等。每一行前头擎着一面绣得极华丽的大三角旗，还有一柄表示体面的伞。许多行还有一长条绣品横着挑在杆上。有寻常样式的花轿，有的抬着供神的祭品，有的抬着木鼓。每一行各有自己的乐队：有的是弦乐，有的是笙管与锣，有的是胡琴与琵琶；那琵琶常常是举过头顶或者搁在脖颈后面弹的。每一行的人两人一排跟在乐队后面，穿藕色的绸褂，腰间束宽宽的红带或黄带，带的两端绣得极华丽，各自垂在一条腿前。钟表匠那一行人人右胸上挂着一只表。装束华丽、作中古打扮的孩子骑在披着彩鞍的小马上；有几行还有彩车，车上是孩子们扮的寓意故事。有的用一副铁架巧妙地支着，一个孩子平举着一把剑，那剑看去从另一个孩子的背后直穿到胸前。这样的扮相花样极多。队伍不时停下来，就把孩子抱下来歇一歇，铁架从那些很容易脱卸的座子上拆下来。停下的时候，每一组都有人给孩子打着伞遮日头。

每一行都带着抬凳子的苦力，队伍一停，众人立刻坐下；锣声一响——起与停都由锣声管着——又立刻站起来，凳子由苦力收走。

队伍的末尾是一条由二十六个人擎着的龙，长一百四十英尺，背上是青银两色的鳞，两侧是红、绿、粉、黄的绸条。龙前面有一个人舞着一个大球，那球是月亮。龙便朝着它从街这边扑到街那边，却被另一个擎着一个四周放金光的球的人挡回去。那大约是说日头救月亮，免得它被龙吞掉——日月之食，人以为正是这么回事。龙一路沿街左右蜿蜒地扑；地方宽绰处便盘成一圈又一圈，等那个放金光的球一碰它的尾巴，就又舒展开来。整个队伍从一处走过，要走一个半钟头。秩序极其齐整，看的人自觉让出空地。到了末了，各行各自回本区去，那些装饰细细收起来，留着下回再用。

这样的节自然只是一方的热闹；中国按律放假的日子只有过年，那时百业停歇。总督把印收起来，巡抚与知县也跟着收印；商人关了店门、结清账目，伙计们便趁这个机会回乡下的家去看看。铺主照例要请全铺的人吃一顿，吃完了说几句话，祝各位「新年好」；有时还添上一句：「也盼你，还有你，」——点着名字——「能找着好差事。」这是很委婉地告诉被点到的人：不再用他们了。中国寻常做生意，一切账目都在过年时结清轧平，欠债也都在过年还清。

在香港，歇业要歇十天。这时候华人区有几条街两边搭起棚摊，凡是能投合那日夜挤满街道的人群的东西，无不陈列出来。有一种白色钟形的花卖得极多，有点像大朵的石南，人称年花，就是吊钟；玻璃缸里的金鱼也是很受欢迎的年货；有篷的摊子上架着成千上万件东西，各色人等的心思都照顾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货底，显然是四处游走的小贩与收买人攒起来的，他们一年的收成就在过年这几天。这里什么都买得到：从一件铜器或瓷器，到两三分钱能买一打的小泥人。有时爱捡旧货便宜的人真能拣到一件有价值的东西，而性急的孩子把他们的几分钱花在小些的买卖上。不过这个一年一度的市集有一样特别的地方，很替中国的百姓争气：成千上万陈列出卖的物件与画片里，看不出一丝一毫会让人疑心是不庄重的东西。

这时候家家门上都挂着一小簇孔雀翎作装饰，那是吉利的记号。社交上的礼节又多又繁。要去拜年道贺；要上坟祭扫，向先人尽应尽的敬意；还要送礼与受礼。过节这几天放的爆竹多得惊人，有时从楼上的阳台垂下一挂值好几元的鞭炮，中间还夹着响声极大的双响，噼噼啪啪要放好几分钟，满街听去像排枪的脆响与重炮的轰鸣。节过完了，街上铺满了包爆竹用的朱红纸屑。

在香港，除了年集，最值得看的是一年一度赛马时从广州与广东各处下来的人群。赛马是欧洲的玩意儿，如今在中国每一个沿海口岸都很兴旺，所用的是吃得起苦的蒙古矮马，赛起来很精彩。三天赛马期间，照例几乎百无禁忌，巡捕对犯赌禁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碰上做了手脚的番摊盒、灌了铅的骰子，或别的作弊的赌具，才扑上去拿人。这些赌徒就在赛马的空档里在马场上做他们的生意，让人有机会见识种种再奇特不过的赌博与斗巧的玩法。有一种我不记得在别处见过。在一块平石头四围画一个直径约五英尺的圆圈，圈里从中心向外辐射着分成若干格。石头上由庄家堆一堆铜钱。下注的人把钱押在自己拣定的哪一格里；然后庄家把一块砣搁在自己头上，站在约十二英尺外把它一甩掷出去。砣若打中那堆铜钱，赌注归他；若落在某一格里，押那一格的人就把石头上那堆铜钱拿去。

又有一种，在一块板上写着许多汉字，下注的人把钱押在其中任一个字上。庄家随后把一只口袋递给一位玩的人，他从里头抓出一把像棋子那样的圆片，每一片上有一个字。把这一把放在桌上分清楚，每个字放到板上相同的字上去。抓出的字里，与他押钱的那个字相同的有几个，他就得几倍的彩；若一个相同的也没抓出来，就输了。

后来为了下决心遏住鼠疫的蔓延，那种对明明不合规矩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成例便废止了，好挡住赛马时成千上万「来赌一把」的蠹虫涌进香港；这例一停，就再不能让它重新立起来。

不要以为把香港的街道与户外的玩乐粗粗看一遍、甚至细细看一遍，这地方可看的就完了。香港有很好的学堂，最大的是皇仁书院与圣约瑟书院。另有一所极好的寄宿学校，收中国绅士人家的子女，对学生的照管极其周到；还有一所医学堂，全套医科的课程都能在那里修完；如今又打算设一所大学，将来或许能成为中国学生高等教育的中心。

中国的善举，外人知道得还不够；虽然不像欧洲各国那样有普遍的慈善团体的组织，个人的施济却处处都有。穷人冬天得人送衣；荒年或米贵的时节，常有人施米，或照本钱以下的价钱卖米，或是施棺给穷人。在香港，华人自己建了一所设备很好的医院收治一般病人，又建了一所疫症医院，收容鼠疫的病人——这场灾殃十五年来年年光顾这座城。

东华医院还附设一所叫作保良局的机构，收养孤儿，也收容巡捕不时从拐子手里救下的孩子——那些拐子正把孩子经香港贩去卖作婢仆。这些孩子在这里长大，男孩被安置到能自食其力的地方去做事，女孩到了可以出嫁的年纪，便替她们张罗婚事。中国人常从这所机构里娶女子为妻。它同时还是个收容所，收留失足而无依无靠的女子，也常替她们找到丈夫。

以上不过是几笔速写，写的是中国生活的几个侧面，出自一个不曾有机会去推究因果的人之手——那样的推究要许多年细心的观察才办得到。我们对真正的中国所知甚少。寻常的欧洲人若果真想到过中国，便把她断为一个刚刚从野蛮里冒出头来的民族，不老实、爱骗人、原罪比别人多分了一份。另一方面，与列强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则把他们看作恃强凌弱的人：凭着破坏的本事硬闯进中国来，把通商口岸各处租界的主权从皇帝与他的政府手里夺了去。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什么明确的抗议；可不要以为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心里对此毫无芥蒂。日本在战事上那惊人的成功，以及她迫使各国以平等相待之速，已经叫中国人动起心思来了；那种要求重议对外关系的呼声，多快会紧迫到叫人难堪的地步，我们说不准。

已故的皇太后与年轻的皇帝相继去世——后者死得突然而蹊跷，是多年忧苦与压抑之上最后的一出惨剧——如今登上御座的是一个婴儿，他的父亲（摄政王）是一位见识开明、主张进取的亲王。大的更张已经做了不少，更大的还在筹画之中。几百年的孤立正在松动，中国近三千所学堂里正在教英文，西法的教学也在引进。许多内政上的革新都在斟酌，而令全国青年一体受军事训练的主张已经定下来了。就算只把十分之一的人口算作应受军训的，那也要生出四千万的新兵！这样一份力量的凭据究竟会不会把尚武的心性发动起来，还是另一套教育反而会引出要把整个政体与国制彻底更张的呼声，且看将来。南方各省有一股很有分量的舆论，是由在美国各学院受过教育的学生形成的，他们的志向大抵走的是共和的路子；不过我看北方各省的人并不以这个解法为然。

设立地方议会一事已经定了，其必然的结果是削弱各省官员的专断之权。这一变究竟会使政事更有效率，还是使贪墨减少，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但我们尽可以放心：无论维新的人把更张制度与风俗的话喊得多响，这一代人总是动得极慢的。中国人一旦动起来，那进程多半会是稳的，而且一定会保持下去。倘若尚武的心性当真养成，将来同日本结盟，可能成为世上最强的一个组合；到那时候，如今这套于外国人十分便利的租界治外法权，就要一笔勾销了。

不过眼下，中国以她的市场，成了世界各工业国家激烈争夺的一个对象；在这场争夺里，英国的厂家看来是要输的，尤其要输给我们德国的朋友——他们在商务上，同在别的一切事情上一样，奉行的口号是「彻底」二字。

中国的醒来，意味着她要强有力地加入竞争，去争世界贸易中属于她的那一份。凭她做生意的大本领与极大的出产能力，她将能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而且一定会伸手到远方的外国市场去。勘察已经查明：在过去的年代里，中国的影响曾经到过地球最远的角落。纽芬兰如今已经绝迹的贝奥图克人的饰物上有它，秘鲁印加人埋在地下的陶器上有它；而在爱尔兰，先后在不同地方掘出过若干中国的瓷印，有些埋得极深，照印上所刻的字看，年代约在公元九世纪。也许随着商务日渐活跃，工价会涨到使中国的生产成本与别国相齐；若不然，将来这场竞争所生的结果，可能叫利物浦、伯明翰与曼彻斯特的工人痛悔不已——痛悔当初又哄、又缠、又吓、又打，硬把这位远东的巨人推上商业勤奋之路的那套做法，竟做得这样成功。有了机器，有了低廉的工价，有了举世无双的矿藏，再有受过教育的、要把这些用起来的决心，中国将成为一个除了最强者之外谁也不敢正视的对手。

唯有一样竞争她永远不会参加，那就是比懒。这里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本事用到极处，这个民族那股雄健的元气丝毫未损。

将来她的学制一变，把靠死记硬背去争高下的镣铐打掉，换上讲道理的思索，中国必定会成为世界事务中一股有力的因素。但愿到那时候，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往来，是彼此信任与善意所结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