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本库已有庄士敦的《从北京到曼德勒》。这是第二种。
写这本书的时候,庄士敦是威海卫英租借地的行政官兼地方法官,三十六七岁,还没有人知道他后来会做末代皇帝的英文师傅。书的扉页上他列的头衔是:威海卫行政官与法官,曾任香港总督私人秘书。
一八九八年英国租下威海卫,一九三〇年交还。三十二年里,那片地方由几个英国官员管着几百个中国村庄。庄士敦管的是其中最大的一片。他要断案、收税、修路、治水、派差、调解宗族的争端——也就是说,他每天都在和中国乡村的真实运作打交道,而不是隔着一道门看。
这本书就是从那个位置上写出来的。十八章。
他写村、写庄、写社、写保甲和团练、写乡约、写公产、写义学、写水会和青苗会;写会首和族长怎样选出来、权柄有多大;写祠堂、庙会、社戏;写盐场和灶户;写人们怎样打官司、又怎样宁愿不打官司;写他们拜龙王、天后、关帝、城隍、碧霞元君和狐仙。他常常直接引地方的档册和碑文,译文把这些引文按旧公文的样子写。
他的论点很鲜明:中国的乡村本来是自己管自己的,而且管得不坏。一村的事由一村的人议定,比外来的衙门和外来的洋官都灵。他因此对两样东西有话说——传教士,和那些以为给中国换一套西式制度就能办好事的改革者。他认为这两类人都看不见眼前这套东西有多结实。
这个立场在一九一〇年并不常见,在今天也值得听。他是英国殖民地官员,他替英国的租借地说好话;但他为之辩护的那个东西,是中国人自己的乡治。
书末原有大量作者脚注与附录,没有译。
十八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第一章引言
英国军舰的礼炮在中国的威海卫港第一次向本国国旗致敬,至今还不到十二年;然而白船旗头一回出现在那里,却已将近一百年了。一八一六年夏天,英王陛下的三桅战舰阿尔赛斯特号偕同单桅炮舰天琴号,开往当时尚属神秘、未经测绘的朝鲜与琉球沿海,自白河口沿山东省北岸东行,于是年八月二十七日在一处他们拼作「威海威」的港湾里抛锚。阿尔赛斯特号与天琴号上那几位英武的军官,倘若当时得了什么灵感,预知日后政局的演变,必定会给我们留下一篇关于此地及其居民的有趣记载。可是从霍尔船长那部记述这两条船航程的妙书里,我们所得的只是几桩细节——按最切实的意思说,都是转瞬即逝的——无非是风向天气如何,外加一句话:大陆上的岩石是由「淡黄的长石、白的石英与黑的云母」构成的。此外便是一片沉默。
自那时起,直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英国公众对威海卫几乎一无所闻。那场战争中旅顺陷落之后,它是中国仅存的海军基地。一八九五年一月随之而来的那场苦战——日本人以远为优势的兵力水陆并攻——是那场战争中少数几桩中国人回想起来不至于羞愧难当的事情之一。然而胜利终归于兵最强、心最硬的一方。三个星期的围攻,以中国那位勇敢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自尽告终;中国从此失去了她最后一座海防要塞和她的整支舰队。末了,由于俄国攫取旅顺,继而日本、中国与英国三方达成协议,威海卫便依照一八九八年七月在北京签订的专条租与了大不列颠。
大英帝国这件袍子,是一件极华丽、花色又出奇繁多的衣裳。它带着印度群岛那种灿烂的朱红与紫色,闪着非洲的钻石,映着我们那位雪国夫人的洁白光泽,熏着锡兰的香料,缀着澳洲的珍珠与柔软的羊毛。可是在这件堂皇袍子的边角上,还别着一条灰不溜秋的小带子,时时有被拖进泥里或踩在脚下之虞,又常常招来无礼的讥笑。那便是威海卫。
这件帝国的袍子去掉这个不伦不类的附缀是否会更显气派,这个问题尽可以留给研究政治时装图样的人去想:在本书的篇页里,这几乎与我们无干。在中国出版的一家英文报纸把威海卫称作大英帝国的灰姑娘,又含含糊糊地猜想她那位白马王子要从哪里来。唉,须得先有仙姑尽到她的本分,把可怜的灰姑娘打扮得漂亮体面,然后才谈得上指望哪位王子从她身上看出梦中人来;而那位仙姑至今还没有露面——除非英国的殖民部竟敢自命为她(那是全然说不过去的)。王子既不在,我也决不打算像个骑士似的,带着威海卫这样一位走投无路的落难小姐的信物,驰入政争的比武场。让我撇开比喻说明白:下面这些篇页对于本港战略价值如何、将来作为商埠潜力如何这些聚讼纷纭的问题,所能贡献的极为微薄。这类事情不是都已经写在那些官家录事的书里了么?这些篇页也不会充当一本指南,帮客居的欧洲人判断威海卫宜不宜做上海、香港那些白脸孩子的消暑之地,或者宜不宜用来堆放铜管乐队与海滨更衣车。在这些事情上,资料也并不缺。至于威海卫在国际政治这个游戏场上的位置,各国外交大臣多半至今仍把它看作一件有趣的玩具,等没有更带劲的消遣时拿来玩一玩。然而本书的宗旨,是尽可能不踏进政治的领域:因为它所要讲的,并不是作为外交羽毛球的威海卫,而是作为千万中国农民祖居之地的威海卫——这些人对政争与战乱的一切风暴起伏,始终板着一副几乎不变的面孔。
近几年来,论中国的书出得极多,再添一部,似乎非有点辩解不可。然而就民族学者、史学家、比较宗教与民俗的研究者、社会学者或道德哲学家而论,却不能说中国这块田地已经耕尽了。那种泛泛地、笼统地讲中国与中国人全局的书,需求多半确已饱和;可是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任何一位作者或一群作者都不足以把它描摹周全;而且我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知道得愈多,就愈会觉得后来的人必须把自己限定在比「整个帝国」小得多的题目上。那位带着棱镜罗盘飞快走过半个大陆的先驱,差不多已经把人们所能指望于他的事做完了;他很快就得让位给另一个人——那人带着平板仪与经纬仪,情愿只测绘一个省里的一小片地方。
若以为旅居远东或到远东游历的欧洲人中有哪一类具备取得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可靠知识的条件,那是错的。政府的官员——无论是殖民地的还是领事馆的——有时颇以为凡他们所不知道的中国事情都不值得知道;传教士也有类似的倾向,以为只有他们才能充分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与「心魂」;而新闻记者与旅行家则认定官员与传教士必定偏执或抱有成见,自称是以一种爽朗的开明与公允所赋予的权威在说话。今后的趋势,将是每位作者把自己限于他本人熟悉的那一面中国生活,或限于他亲身阅历所及的那一小块帝国疆土。他若是个敏锐的观察者,就会发现现成的材料取之不尽。较肥沃丰茂的探究之地,也许已被别的热心人占去了:那么就让他悄悄溜进他们所忽略的某个多刺而多石的角落,溜进无人理会的某片荒地,拿起铲子锄头,替自己整治一小方园子。他若勤勉,结果或许不至于全然令人失望;那隔着篱笆探头嘲笑他在荒原上耕作之痴傻的过路人,也许会惊讶地发现:这块石头地到底结出了好果子,开出了好花。我试着描述威海卫的百姓、他们的风俗礼节、他们的宗教与迷信、他们的民间传说、他们的个人禀性、他们的乡居村舍,为的就是替自己选定这样一块迄今为严肃的中国研究者所忽略的田地作一辩护。指望这一小片荒地会变成那种能开花如玫瑰的地方,也许是痴想;可是至少我不至于被人指责说:我圈了一条山谷、一座山头,就在上面贴上「中国」的标签。
迄今为止,威海卫一直安安稳稳地享着它田园的清闲。商界的巨子瞧不起它,旅行家一笔带过,汉学家不知有此地,民族学者置之不理,史学家在一八九五年那个决定命运的年头以前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而当地的英国官员则满足于印发些无人翻阅的小小蓝皮书报告,又巧妙地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这里行政上的难题分量够重,足以证明他这个人和他这份薪水并非多余。然而在这块未经娇养的小小地面上住上几年——那几年大半没有欧洲人作伴,使人要么多少懂得些居民和他们的习俗,要么就像鼹鼠一样活着——这已使一位观察者确信,无疑也会使许多人确信:对威海卫的百姓来说,人生同样重大而鲜明,同样充满欢愉与悲怆的意味,正如对西方那些自负的民族一样;这里的人类,并不比别处的人类更不值得费力研究。
人只要一探到威海卫乡民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立刻就会有一桩有趣的发现;对于我们这块探究之地表面上的狭小,这或许是充分的补偿与慰藉。尽管他们处在帝国的一个边角上,照说这样的位置会使他们格外容易接纳外邦的异说,威海卫的百姓大体上仍旧坚定地守着那些被公认为——或直到不久前仍被公认为——典型中国式的人生观与行事之道。诚然,我们在这里不但见得到帝国腹地至今仍有生命力的那些宗教观念、迷信想头与社会习惯,还能发现一些奇特的例子:某些亘古的仪节与半属宗教的习俗,人所共知曾在遥远的古代通行于全中国,而在不及威海卫保守的地方早已渐次革除、遗忘,这里却还存留着。其中一例,便是替死者配婚这个古怪的做法。这个奇风的由来须留待后文再说〔注一〕;这里只要提一句就够了:在中国别的许多地方,它看来早已绝迹。中国宗教制度方面最大的权威高延博士——凡认真研究中国礼仪的人都该备有他那几卷渊博的著作——在华居留期间不曾遇见过一桩「冥婚」,并且表示拿不准这一风俗是否还在施行〔注二〕。另一桩在别处许多地方已经绝迹、而在威海卫仍存留的宗教仪节,是把一个死者的魂(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把他的魂之一)不连同尸身而单独埋葬〔注三〕。这类埋葬后文也要谈到;高延博士搜罗尽致,看来也不曾遇见过一例,虽然他笃定地表示过一个正确的看法:这种事在某处仍旧有人在做〔注四〕。
威海卫的百姓既这样固守旧俗旧例,读者也许要问:他们对这十来年住在他们中间的那个小小外国侨团怀着什么情感?英国的管辖是不是只被看作一桩躲不开的祸事,有如旱灾或歉收?英国的影响对本地人的性情与思路的演变,难道全然没有作用?本书的最后一章会谈到这些事;不过笼统说来,不妨这样讲:威海卫的中国居民绝大多数所受外来影响极轻微,而且多半是过眼即逝的。英国侨民极少,不过几个官员、商人与传教士。除两三家之外,欧洲人全住在刘公岛和爱德华港那个英国小居留地;那里的华人居民(尤其是岛上的)大半来自中国东南各省和日本。欧洲的侨民——官员与传教士除外——同本地百姓几乎没有往来,有也只经由他们的华人文案与仆役。至于传教士,不消说,他们不干涉、也断不会在任何情形下被准许干涉百姓所珍视的风俗,便是那些被斥为「异教」偶像崇拜的礼仪也不例外。
除传教士外,官员是唯一同百姓直接接触的欧洲人;而当地政府一向的既定方针是:不但听任百姓按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日子,而且在本地人彼此争讼时,严格依照他们祖传的惯例去裁断。在这一点上,当地政府不过是遵奉那道开启英国在威海卫治权的枢密院令行事罢了。该令说:「本地人之间的民事案件,法庭应以中国的或其他本地的法律与习惯为准,只要此种法律或习惯不悖于公道与道义。」在这方面给予威海卫百姓的待遇,其实同帝国治下其他臣属民族所得的并无二致;不过在别的殖民地与保护地,商务上或经济上的利害、政治上的顾虑,一般使得非引进一套英国制定的法律不可,而那套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取消或改造了本地的传统与习惯法;威海卫的情形却至今还不需要引进多少法令条例,其中几乎没有一条是同中国的道理或本地的做法相抵触、或加以更改的。
从一个研究中国生活与礼俗的欧洲人的角度看,威海卫这样的条件是极为有利的。要研究「老中国」,再没有比这里更惬意、更合宜的环境了。「少年中国」的那些主张——它们注定要把这个帝国政治与社会制度中许多不好的东西改良掉,也要把许多好的东西糟蹋掉——对这一群勤勉而心地单纯的农民,还不曾留下深刻的印记。威海卫的政府官员,职务上既同本地人直接接触,又以行政兼司法之身,不得不熟悉他们日常生活的千头万绪,于是就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去洞察这架社会机器究竟是怎样运转的,以及中国人性情的种种繁复之处。
这种令人满意的局面不能看作长久的,便是那外国人自己不至于很快变成一段回忆,也是如此。威海卫倘若发展为一个商业或工业的中心,眼下的情形就要大变。不但百姓自身的风气与性情会经历一场惊人的改变——变得快慢与深浅,要看新局面怎样影响乡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外国治理者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他们如今所享的、直接认识百姓及其祖传风俗的机会。为应付必然增多的例行公事,政府的部门与官员会多起来,行政与司法的职能会被仔细分开,而文官个人将只成为某一个部门的一名成员或一个传声筒,不像如今这样一身兼着六七种行政职能,并且在一般治理上握有宽泛的斟酌之权。他既因此失掉大半个人的影响与威望,便会愈来愈被看作公众出钱雇的仆人,愈来愈不像中国那套由来已久的行政制度里「父母官」的一位看得见的代表。威海卫的经济地位若有大的变动,必然会招来这些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同样的原因,在英国王室几乎所有海外属地、尤其是亚洲属地上,都已产生过这样的结果。
然而除了外国工商实业可能带来的那些力量之外,另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足以使威海卫作为研究中国社会机体的学堂变得远不如今日理想。迄今为止,威海卫相当成功地躲在守旧与遵循传统的墙后,抵住了「摩登主义」的攻击——倘若真有「儒教大主教」这样一位尊长,他大概会这样斥责它。可是那些墙,在随便看看的眼里虽显得颇为结实,却已露出朽坏的迹象。今日的中国,其实没有哪一处地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没有哪一部分中国人——是全然不受这股趋新改革之风影响的。受影响最快、最易被激起行动的,自然是百姓中最有学问的人;而威海卫的百姓,除少数例外,几乎都不识字。但求变之气「弥漫在空中」,它既显露于书籍、报章与大城市的市集,也显露于农家的茅舍。为中国着想,但愿威海卫以及别处那些坚固的守旧之墙,不要被打垮得太早、太猛。
今日中国最严重的危险之一,是空洞的理论眼看就要压倒积累起来的经验。今日众多热切的少年改革家——颇类乎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某些梦想家——所要摧毁的,是三千年来指导他们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切教义;他们指望在一堆抽象原理的地基上,建起一个强盛而进步的中国。他们怀着少年人头脑发热的激情,轻飘飘地谈论着那即将到来的倾覆:不但要倾覆已在衰朽的佛教与道教,连儒家那座宏大的政治社会建筑也要倾覆;全不顾一种可能——这些东西倒下去时,也许会把中国人生活与思想中一切美好健全的部分一并拖垮。佛教(就它今日在中国的形态而论)即便灭绝,百姓所失也不多;道教(就它如今的样子而论)即便彻底永远地消失,所留下的失落之感,大概也不会比我们自己中间巫术与炼金术的信仰衰亡时更大;可是儒家——或者毋宁说儒家这个名目所含的那些原则与教义,因为这套制度起于远在孔子之前的时代——若被消灭,中国的社会之体与政治之体所受的损伤,恐怕无可弥补。儒家的崩塌,必然会带来——譬如说——中国家族制度与祖先祭祀的部分或全部毁灭。
除了天主教徒,以及老一辈的新教传教士和他们后继者中的好些人——这些人把中国的一切宗教一概斥为虚妄或「偶像崇拜」——在研究中国的欧洲人里头,几乎听不到有谁从伦理上或宗教上非难中国社会这座大厦的拱心石,就是欧洲人所谓的祖先崇拜。对极端改革派那些革命的主张,威海卫以及中国别的「落后」而守旧的地方,正半自觉地筑起一道有益的壁垒。他们不能指望把变革与改良完全挡在门外,也全然不该指望如此;而且如前所见,他们那守旧之墙已经开始剥落。不过他们只要能把那面旧旗撑到攻方被时日与阅历磨得冷静些、不再那样急于把一切由来已久的道德与社会治理的根基一扫而空,这些守旧的老据点就不愧为他们国家的功臣。再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呢——儒家这套制度,竟在这位民族圣人生前讲学授徒、身后尸骨已埋了二十五个世纪的那一省里,得到它最有力的支持,或许还要作它最后一搏。
〔注一〕(原注:见第二三〇页以下、第二三三页以下。)
〔注二〕(原注:《中国宗教制度》第二卷,第八〇六页。)
〔注三〕(原注:见第二八一页以下。)
〔注四〕(原注:前引书,第三卷,第八五四页。)
第二章威海卫与山东半岛
就中国租与大不列颠的这片地面而论,「威海卫」这个称呼在某些方面是名不副实的。欧洲的读者应当明白:这名目由三个各自独立的汉字组成,每个字都有它自己的意思〔注五〕。三字之中的头一个同第三个并不是同一个字:读音相同而声调不同,两字的汉字写法也截然有别。头一个「威」,依上下文与组合而定,是可畏、威严或气派的意思。「海」字就是海。「威海城」这两个字合起来,才是刘公岛对面陆上那座小城的本名,大致可解作「威严之海之城」;不过中国的地名同人名一样,译出来总是多余,而且往往毫无意义。第三个字「卫」,是守卫、保护的意思;但作为地名的专门用法,它指的是一种驻兵设防的所在,部分不受民政管辖,设立的用意或是护海岸免遭海盗劫掠,或是守住漕粮公帑经由各省运往京城的通道。
一个「卫」不只是一座炮台,甚至不只是一座设防的城。它往往意味着有军屯,有按军役占有的田土,辖地可达数十平方英里。这个词最妥帖的译法,大约是「军事区」。威海的卫,不过是山东沿海所设数卫之一;同别的卫一样,它的设立主要是因为日本海盗的侵扰。这一层下一章还要细说;这里只须说明:威海这个军事区设于一三九八年,废于一七三五年。自那时起,直到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领为止,它属于文登的民政县治;不过这并不是说炮台被拆了,或者此地没有驻军。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该说威海而不说威海卫,这还有简短之便;只是这个老名字中国人用得同我们一样多,也就没有非改不可的急迫。然而在另一层意义上这名目也是错的:因为租与大不列颠的地面虽比古时那个卫的辖境大得多,却并不包括那座把名字给了全境的城。不过这片租界所含的,除了那座城以外,涵盖了旧卫的全部,此外还有文登与荣成两县相当大的一块。所以应当明白:本书所说的威海卫,并不只是旧日中国的那个卫所包的一小块地方,而是自一八九八年起由大不列颠治理的那将近三百平方英里的地面。我们偶尔也有缘涉及一片大得多的区域(大约有一千平方英里),大不列颠在那里享有某些含糊的军事权利,却没有民政管辖之权。
看一眼山东东部的地图,就可以看出威海卫租界(这是英国治下的正式名称)同文登(在南)、荣成(在东)、宁海(在西)几座城的位置关系。从本省最东端的成山头起,向西往威海卫走,可见荣成县辖有租界以东的全部地方;在中国治下,它还辖有如今英国地面上的这样一块:自盛子村附近的海边起、到桥头村以南英国边界为止,这条线以东的部分。租界其余的地方,都属于以文登为县城的那个中国县。荣成城距英国东界五英里,文登城距南界约六英里。宁海这个县治的治所,则在英国西界以西三十多英里。中国官方所记威海卫城到附近各要地的里程是:至宁海一百二十里,至文登一百里,至荣成一百一十里。一里的长短不大一定,一般算作约合英里的三分之一。至山东省城济南,计一千三百五十里;至北京(走陆路),二千三百里〔注六〕。
既说到县治,就有必要向对中国所知有限的读者说明:每一个省(如今中国有十八省,不算中国的突厥斯坦与东三省)为治理之便,又分为「府」与「县」,这两个词一般译作「知府辖区」与「知县辖区」。知府与知县就是「父母官」;也就是说,他们是百姓的直接治理者,理应知道百姓的疾苦,随时准备听他们的申诉、解他们的急难,并且要像真是父母子女一般地爱他们。中国的知县表达这种父母之爱的方式往往极为古怪,这一层这里不必多管。在百姓眼里,父母官是皇权与宗法之权活生生的化身;在本省上官眼里,他是他所管辖的千百户人家的官方代表。总之,父母官被百姓仰视为皇帝——那位一切家长之上的尊严家长、那位天下的宗主——的代表;又被上司俯视为他所代行父母之责的全体人家的代表〔注七〕。知县隶属于知府,因为每一府里有好几个县;但两者都被称作「大老爷」。这个称呼于一位体现宗法观念的官员极为相称,照字面可译作「伟大的老亲长」或「祖父」;至于省里那些更尊贵的官员,人看他们与其说是百姓的父母,不如说是皇帝的臣仆,便称之为「大人」:这个词照字面是「伟大的人」,常常(但不总是)被恰当地当作「阁下」的对等称呼。
上面提到的同威海卫有关的各县,都隶属于同一个府。这位知府所辖的地面有好几千平方英里,治所在登州城,位于山东北岸,由陆路计在威海卫以西三百三十里,约合一百一十英里。山东全省共有十府、一百零七个县。山东全境估计有五万六千平方英里〔注八〕,那么山东每府平均约五千六百平方英里,每县约五百二十平方英里。英国的威海卫租界略不足三百平方英里,面积相当于一个小县。中国知县的职务,有些欧洲人形容为略似英国的市长,但这个比方极易误人。知县不但权责大于寻常的市长,所辖的地面也广得多。他不只是县城城墙以内的首席民政长官,还管着一大片常常富庶稠密、城镇村落星罗棋布的乡土。
山东半岛的东部,即威海卫同荣成、文登、宁海诸县所在之地,同本省西南部相比,既不富庶也不稠密。土地并非不肥,只是耕地略少,因为此地多山。同华北大部分地方一样,山东易遭水旱,局部的饥荒并不罕见。雨量分布不均,无疑有一部分是林木几乎全无之故。造林在中国是一门向来全被荒废的学问;木材被肆意糟蹋毁坏,而从不认真设法补种,这既是中国行政上最严重的污点之一,也是百姓贫穷的主因之一〔注九〕。华北若要免于变成沙漠(某些县里的可耕地无疑在逐年减少),政府势必急需大规模造林,并且慷慨拨款,保护幼林不受愚昧农民的贪心侵害。德国政府在胶州正做着极可贵的工作,把辖境内的山重新植起林来;威海卫也在极小的规模上照样做。最可喜的迹象,也许是中国人开始对这些试验真正感起兴趣来了;只是要叫他们明白大规模造林会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何等巨大的经济与气候之利,仍是难的。
几年前一份官方报告说威海卫是「一个较冷的亚丁」,促成这句话的,想必是从港内与海岸上望去那种童山濯濯、山无滴水的景象;的确,我们若从轮船甲板上看这条海岸线,这个形容似乎颇为贴切。可是只要到租界内四处走走,走进那些向各个方向深入内地的山谷幽壑,最初那种凄凉的印象必定会大为改观。诚然,树木只在村庄附近与那许多家族坟地里才茂密;可是溪流两旁常有秀美的柳树,山坡上大片地面覆着绿色的灌木栎。一年里某些时节,林木之缺从观瞻上说,部分被庄稼交错的颜色补偿了;在一般英国人眼里,起伏的麦田与手执镰刀在黄澄澄的穗子间走动的收割人,比起南方各省那些泥泞的稻田来,的确是更美、更有家乡气息的景象。总的说来,威海卫的风景是入画的,有些地方且是美的〔注十〕。除林木之缺以外,最大的短处是没有长流的水。那些河不过是可以踩着石头过去的小溪。七八月雨水最多时,它们会暴涨几天,可是河道短,洪水很快泄入海里。到冬春两季,有些溪流全然干涸,其中最大的一条也只剩涓涓细流。
从东面或南面航海来威海卫的旅人,初次与山东海岸相接,是在威海卫港以东约三十英里(海程)的一点上。这就是成山头,中国名字叫成山嘴,或叫成山头。成山是构成这个岬角的那座山的名字,而「嘴」与「头」(照字面是口与头)就是海角的意思。在荣成县治设立(一七三五年)以前,这最东的一带同威海卫一样是个军事区。它由岬角得名,叫作成山卫。
成山,连同如今荣成县的其余部分,都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以内;就是说,大不列颠有权在那里修筑工事、驻扎军队:不过不妨提一句,这些权利从未行使过。
成山头是无数船难的所在,因为那里海面常常险恶,雾气不少,又多危礁。第一座灯塔——极简陋的东西——据说是一八二一年由一位名叫徐福昌的善人所建;但远在那以前,就有一个商帮每夜在山上显眼之处燃起一堆大烽火。档册上说,遇到雾天还要敲一口大钟。如今这座灯塔是新式建筑,归中国海关衙门管辖。岬角背后——就是西面向陆的一侧——有一大片比较平坦的地,横贯半岛。有一件事或许值得一记:明朝有位官员名叫田世隆,曾在一道奏章里实实在在地建议,在这条地峡上开一条运河,使帆船可以避开那乱礁丛生的岬角之险。他指出此地平坦多沙,而且已有几处池塘可以利用来开河。他说,这样便可避开那两处叫作始皇桥与卧龙石的礁石的大险。这位业余工程师的建议并未施行,但他那道奏章(或许是因为文笔好)被仔细保存下来,并且刻印在荣成县的县志里。
这部县志里有一段有趣的话,说到上面所说两处礁石中的一处。卧龙石的意思是「睡着的龙的石头」,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传说附在它身上,虽然要编一个出来并不难。可是始皇桥,百姓把它看作那位了不起的君主的长久纪念;此人在公元前三世纪夺了摇摇欲坠的古典周朝的王位,自立为一统中国的「始皇帝」(这是他给自己上的尊号)。欧洲人对这位非凡人物,除知道他修了中国的长城、又以焚书坑儒使他的治世声名狼藉之外,别无所知。他做后一件事的主要用意,究竟是要把前朝的事迹从人的记忆里一笔勾销,好叫后世真以为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皇帝;还是不如说那只是一桩野蛮的行径,出于一个并非「生于紫闱」、其文明观念得自半开化的西陲秦国的人,原也不足为奇——这个问题大概是无从断定的;而且中国文人痛恨这样一位轻蔑文章艺术的君主,这份痛恨也可能使他们在记述他那些毁灭与杀戮之举时流于夸张。
秦始皇(卒于公元前二一〇年)在位虽短,据说走遍帝国各地之多,只有活在公元前三千纪的那位渺茫的禹帝才超得过他。照传说,禹是工程师中的王者。正是他「排尽了天下的水」,把江河导入它们该走的河道。始皇帝若不是对前人一概佯作轻蔑,简直可以说是以大禹为榜样的;因为他也留下了一个虽未必尽成功、却不乏雄心的工程家的名声。故事说他一路走到山东最东端,到了岬角,便决意从那里造一道桥,通到朝鲜去,或是通到长着不死之草的神秘的蓬莱岛去,或是通到同样奇妙的扶桑之地去。
始皇帝这桩事,极好地说明了荒诞的神话能在何等单薄的事实之上堆砌起来。他若早生几百年、不是生在有史的时代,他的名字传到后世,无疑会成为一位半神;便是如今这样,华北各地围绕着他生出的那些传说,也尽可以安在某位史前英雄身上。山东东部的中国人说起他来,与其说把他当君主,不如说把他当一位大法师。据说为了造长城能有不断的白昼,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妙法:拿一根针把太阳钉住,叫它不能移动。他造桥的主意更有一种天才式的简单:就是把近处的山抓起来扔到海里去。他还得过一些法力比他更惊人的人物的宝贵相助。有一位神帮他召来若干座山贡出石头。故事说,神一召唤,十三座山便顺从地把石头向东往海边滚去。那些巨石大大小小,一块接一块地来,活像一个个活物在走路。它们走得太慢或是露出偷懒的样子时,那位神便拿鞭子抽它们,直抽到出血。
在百姓看来,这故事的真实有两件事足以证明:其中一座山至今仍叫召石山,而且山坡与山脚的许多石头都带红色〔注十一〕。始皇帝还得过几位海神的帮助,他们在深水里替他立桥墩,出力不小〔注十二〕。故事说,始皇帝对这几位海神的相助深为感激,恳求同他们当面一见,好照礼数道谢。「我们丑得吓人,」这几位谦逊的神答道,「你若不答应不画我们的像,就不可来见。」皇帝应允了,便沿桥骑马前去拜会。走了四十里,海神出来相迎,以应有的礼节接待他。会见之际,这位像奥德修斯一样诡计多端的皇帝,却偷偷用脚在地上画起主人的像来。也是合该有事,海神发觉了他在做什么,自然大为愤慨。「陛下失信于我们,」他们说,「去吧!」皇帝上马,想循原路回去,不料那马僵立不动——海神已把它施法变成了一块石头;陛下只得一路步行回岸上去〔注十三〕。
这桩憾事并没有使造桥之工停下来,不过皇帝想必再得不到海神的帮助了。可是有一天不巧,皇帝的妻子未经召唤,擅自来探望她勤勉的丈夫,还带了她以为能合圣上口味的几样美味菜肴。中国人说,有女人在场,一切法术便全然失灵。譬如炼丹家在有女人、鸡或猫的地方,就炼不成长生的丹药。这位夫人才在成山一露面,那座眼看就要完工的桥便顷刻间碎成一片。她那位皇帝丈夫因工程毁于一旦而大怒,当即把这倒霉的妇人撕成碎块,抛散在海滩上;至今还看得见那些化成石头的肢体。自岬角向海中延伸成一列的那些险礁,就是那座著名的桥的残迹,至今仍以那位皇家法师的名字相称。
传说又道,始皇帝的一位后继者汉武帝(公元前一四〇年至前八七年)也曾东巡山东,不智地想把这座神话里的桥接着造下去;但他只造了两根大柱子就罢了。退潮时这两根柱子至今还看得见,只是外行人会把它们当作两块不成形状的礁石。汉武帝的作为,不过是始皇帝事迹的一个淡影罢了。成山嘴几百年来一直供奉着那位君主的记忆,山坡上他的庙至今还可以去看。据说原来那座庙是用大桥的一部分残石造的。一五一二年毁于火,重建时规模缩小了。此后又重修过不止一次,现在这座是比较新的。
关于如今由大不列颠直接治理的这片地面,似乎没有同始皇帝相连的传说;但另有一个无稽的故事把他同文登山扯在一起,文登县就是由这座山得名的。故事说,皇帝到了这座山,便召他的文官「登」上此山,在那里向惊叹的世人宣告他自己的丰功大德;可是这故事分明是后人为解释「文登」这个名字而造的。同这位皇帝有关的别的地方,还可以举出一座他为看海景而登临的台,以及荣成城附近一处圣上饮过马的池塘,因此得名「饮马池」。不过中国人总是随时能编出故事来迁就地名;而且既然每一个汉字(无论是不是名字的一部分)都有好几个意思,想象力上的负担也就不算重。
始皇帝在近代通商口岸芝罘附近——离威海卫不过两个钟头的汽船航程——所显的身手,也许比文登那个传说略值得一记。据说他头一回登芝罘山(指的是近海的一座岛)是在公元前二一八年,当时在石上刻字留念;那刻石——倘若当真有过——无疑早已不存。到前二一〇年,也就是他忙碌一生的最后一年,他派了一个叫徐福的人到芝罘山去采药草(或者说去采炼不死之药的那种草)。徐福往来渡海之际,屡受一条大鱼侵扰,便向他的皇帝主上备述自己因这怪物纠缠不休而时时遭遇的危险。皇帝一向好冒险,当即动身往芝罘去,登上山顶,望见那大鱼在水里翻腾,便一箭把它射死了。
成山头以及整个东部半岛会成为传说神话的中心,是很自然的。我们从古典的传说里知道,在欧洲人心目中,西方的海洋——大西洋——是一片奇境。在那里,在寻常凡人所造、所驾的船所不能及之处,有着福岛,有着极乐之岛。中国人也有类似的传说,不过他们的仙岛——蓬莱与扶桑——自然是在那未经发现的东方,在日出那片闪烁之地的附近。多少中国的梦想者与诗人曾向往那些岛屿,渴望摘到那三千年才熟一次、一经尝过便能使人周身生出金光的奇异果实。成山头之所以成为一片奇境,正因为它是已知与未知之间的边地,是从平淡的事实之境跨往想象与传奇之境的垫脚石。
自岬角到威海卫的这一段海岸,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之处。它是一长条一长条的沙滩,间或被礁石与断崖隔断。村子都小,从海上看几乎看不见。起伏的丘陵——很少高过一千英尺,轮廓有时却峻峭嶙峋——构成一道悦目的背景。有几座小岛,其中最显眼的一座是鸡鸣岛,在威海卫港最东一点以外十英里。自此以西的大陆,都在大不列颠直接治理的地面以内。轮船进港时,左舷可见一列低崖,崖上有一座灯塔;右舷便是刘公岛。
同香港的情形一样,是岛造成了这个港;同样,岛的位置也使得这里有两处随时可容最大船只出入的口门。岛长二又四分之一英里,最宽处八分之七英里,周围五英里半。东口宽二英里,西口只有四分之三英里。港的总面积估计为十一平方英里。这座可以称作小香港的岛的背风处,是军舰的深水锚地;英国的中国舰队每年夏天北上,就泊在这里。岛上有常设海军机构的本部,有海军俱乐部(从前是一座颇可入画的中国官衙),有一所联合服务俱乐部,几幢供避暑客住的平房,一家旅馆,几家轮船行的办事处,还有几条店铺街,开店的多半是华南人与日本人。此外还有英国殖民地没它就活不下去的那些游乐场、网球场与高尔夫球场。整座岛差不多就是一座山,最高处(信号台)海拔四百九十八英尺。向海的一面以一圈破碎的断崖陡然收束,向陆的一面则是缓坡,上面满是街道、房屋与空地。
「刘公岛」的意思是刘先生之岛;档册上又作刘家岛、刘岛、刘公岛。刘先生是什么人、什么时候的人,无从确知,本地的中国志书也说不出多少。「相传,」修志者写道,「刘公其人在极古的时候,不知何代。」据说这一家的正宅不在岛上,而在大陆上一个叫石落村的村子。这村子在那座城南边的某处。这家人必定富有,因为看来他们拥有此岛,把它当作避暑的别业或「退居之所」。正是住在石落村的时候,刘家有人作了一桩极奇的发现。他在海滩上遇见一条腐烂的巨鱼,有一根骨头长达一百丈。照英国的尺度算,这怪物必定不下三百九十码长。刘某把这根巨大的鱼骨抬到邻近那座城里的一所庙中,恭恭敬敬献给庙里的神。要把骨头弄进庙去,只有把它截短一法。于是照办了,截下的各段被用作庙顶几处的辅梁。它们至今还在;凡要查考的人,到威海卫城里的关帝庙一看便知。欧洲人若一定要夺去中国发明罗盘的荣誉,或许还肯把「最早发现海蛇」这份殊荣留给她〔注十四〕。
自古以来,岛上就有一座庙,庙中有两尊像,塑的是一位老先生和他的妻子。这就是刘公与刘母。他们极好地说明了:全无显赫之处的男女,在合适的情形下也能登上本地神祇或圣者的位子;因为这两尊像所代表的人,几百年来一直受人香火,尤以船家为甚。奇怪的是,这对老夫妇被奉为神,在传说或神话里竟显然找不出一点由来。也许他们本是一对善心人,素常周济遇难的船员;可是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凭据。英国政府取得此岛、着手筹建后来并未完工的海军工程与炮台时,中国人决意把刘公刘母这两尊受敬的神像迁到大陆上去。如今他们被妥善供在一座新庙里,庙在那座城同欧洲人的爱德华港居留地之间;本地许多帆船上的人至今仍照例到这里来虔诚地献上香火银钱,相信刘公夫妇得了这些供奉,会恩赐他们海上顺遂,免于风浪沉舟之厄。
英国侨民大多住在岛上,不过刘公岛之于大陆,并不像香港之于九龙半岛与新界那样占着举足轻重、居高临下的地位(或者说,直到不久前还占着那样的地位)。英国在威海卫的治所设在大陆上;那一小群民政官员的忙碌,远在租界大陆部分及其十五万乡民的治理上,而不在这座小岛与岛上寥寥几个英国居民和华人店主身上。那么,英国的行政中心便是码头村;英国人未到以前,它是威海卫城的港口,如今面貌却日益欧化,并且恰如其分地改称爱德华港。它安稳地坐落在港的西南侧,很能避风;不过爱德华港附近的水太浅,大于海船式帆船与小型沿海汽船的船只进不来。渡船每日往返岛与大陆之间数次,两处码头相距二英里半。行政长官的官邸建在一处微微隆起的高地上,俯瞰村落;离此不远便是各政府衙署,以及第一华人步兵团的官兵驻到一九〇六年为止所用的房屋。村北头有一家大旅馆,位置极好,踞在一处俯海的高崖上:外观远谈不上好看,却舒适而管理得宜。再远些便是威海卫的欧洲男童学堂。在亚洲任何地方都难找到比这更宜于办学的卫生之地;至于在中国海岸上,这个地点更是无双的。
爱德华港附近别处,还有位置极好的平房供欧洲人避暑,有日本人经营得法的天然硫磺浴场,和一处小小的高尔夫球场。供欧洲人消遣的别的去处也不缺;不过这些篇页既不是为颂扬英国人的经营、也不是为招徕英国游客而写的,详述便无必要。
不过不妨一提:从欧洲人的眼光看,爱德华港及其邻近最可喜的一点,是没有一处人烟稠密的大中国市镇。威海卫城固然近在咫尺——离爱德华港的大街只有半英里。可是那只是名义上的城:它虽有雉堞的城墙与气派的城门,里面却只有几条安静的街、三四座庙、一座官衙、几片沙锥鸟最爱光顾的空地,和约两千人口。
读者或许记得,一八九八年新界并入香港殖民地时,条约里有一条规定:九龙寨城虽四面都被英国地面围住,仍留归中国管辖。这个安排不过是因为中国人在感情上极不愿交出一座有城墙的城。九龙的情形是,不久之后形势便迫使条约这一部分非废止不可;新界归英国之手后没多久,英国国旗也在九龙城头升起来了。威海卫在同一个多事之年(一八九八年)被「租」与大不列颠时,也订了一个略相仿佛的约定:「威海卫城墙以内,中国官员仍可行使管辖之权,惟不得与防守租借地所需之水陆军事相抵触。」自威海卫专条签订以来,中国官员的态度一向极为得体,以至于从没有必要就这座小城的地位生出什么问题来。
名义上这座城由文登知县管辖,他派驻此地的属员是一位巡检,即分县的副职〔注十五〕;可是巡检的权力出了城墙一寸也没有,而且在清道卫生一类事情上(他为此从英国政府得一笔小小的津贴)实际上十分乐于承认英国的权威,所以不难明白,这个「国中之国」何以至今不曾引起龃龉与不快。
绕威海卫城保存完好的城墙走一圈,可以饱览爱德华港四周的景物与沿港海岸的轮廓。城墙最高处有一座小楼,叫环翠楼;从那里望出去的景致,几百年来一直为本地诗人所称道。它是明朝一位姓王的武官所建,以便从那里观日出、赏海景。遇着好天气,从这里可以望见一种本地著名的蜃景(中国人叫作「海市」),就在刘公岛与大陆之间那座小小的日岛之外。楼上的景致极悦目,虽说也不必照单附和文登营里一位多情的武官那番忘形之辞——他在自己一首小诗的结尾写道:「此等佳景,何其醉人,此真仙境也!」
租界北部许多最显眼的山,从环翠楼上看最为真切。紧贴城墙与此楼背后那座小山,便是奶姑山〔注十六〕。
同附近与沿海许多山一样,它上面还留着一座石砌的烽墩,从前打仗时在上面举烽火。北边是姑摩山、窑窑山与钓窝山,都属于英国地图上题为菲茨杰拉德海军上将的那一列山。
这列山的最高处,本地志书形容为「孤峰峭拔,人迹罕至」,不过如今它是欧洲步行者、乃至活泼的中国孩子常去的地方。那高处海拔不足一千英尺。明朝末年(一六四三年)的动乱里,盗匪与溃兵劫掠百姓的屋舍田亩,威海卫数以百计的居民曾到钓窝山和近旁一座叫松顶山的山上避难。环翠楼以北,可见一座小山——离水仙湾那几幢欧洲人的平房不远——山顶立着一座小小的石质方尖碑,这种东西在中国常见,外国人叫它「儒家之笔」。那是本朝一位名叫夏士彦的秀才同别人一起立的,用意是替地方招福,或许也兼作他们自己文才与功名的纪念。碑上没有字。
更高的一座山是老鸦山,本地官民祈雨时向来以此为主要的去处。它的名字(意思是乌鸦之山)得自那些黑云:黑云聚在峰顶上,被认为像乌鸦成群。它还有个别名叫喜雨顶。租界这一片里的最高处,在威海卫城以南那列气派的山岭之中,中国人叫它佛耳顶,高约一千三百五十英尺。这列山被英国人以爱德华·西摩尔海军上将的名字命名。
威海卫租界山这样多,把所有的山一一列举既无用处,也没有多少趣味。其中有几座因建有供山神与道教至尊之神的小庙而特别有名,后文还要说到〔注十七〕。租界内最高的山——约一千七百英尺——在爱德华港以南十四英里,欧洲人叫它麦克唐纳山,中国人叫它正棋山或着棋山〔注十八〕。这个中国名字出自一副石棋盘,据说是古时住在那里的一位仙人——一种法师或山中隐者——在岩石上凿成的。中国较奇特或较显眼的山,百姓多半相信曾是那些古怪老人的住处;这些老人不像寻常人那样会有终了,而是一直活下去,长着长得可笑的胡子,深通造化的秘密。关于这些神秘人物的传说没有穷尽,其中许多其实是隐士,他们厌弃寻常的人生乐事,酷爱山林的景色〔注十九〕。
在里口山(在以佛耳顶为最高峰的那列山里)多石的峰顶上,有一块大石,形状匀整,样子同四周的石头不同。传说有一位修炼方术的隐士在山顶上替自己熬炼长生的丹药。山脚下有一头磨麦子的牛闻见了那股香气,挣脱缰绳,发狂似的往山上冲,把那扇大磨盘一路拖了上去。到了山顶,它撞翻了隐士熬长生汤的那口锅,贪馋地把顺着锅边流下来的汤舔尽了。隐士效法古时那位乘鹤而去的高人苟山之,纵身跳上牛背;于是这两个不死之身把磨盘留下作个纪念,升天而去,从此不见。这不过是威海卫老辈人讲的许多奇谈之一,用来解释一块岩石的奇形、一道崖上何以有洞,或某座无名山祠何以灵验。可见威海卫的山虽童秃无林、看去似乎毫无神秘可言,却仍有它们那一点人间的意趣、那一点传奇的积蓄、那一点同人的创造之心相连的血脉。
〔注五〕(原注:所说的三个字,印在本书的封面上。)
〔注六〕(原注:下列至邻近主要口岸的海程或许有些意思。各程均自威海卫港起算。成山头三十英里;芝罘四十二英里;旅顺八十九英里;大连九十一英里;仁川二百三十二英里;大沽二百三十四英里;上海四百五十二英里;胶州一百九十四英里;长崎五百一十英里。)
〔注七〕(原注:「知县是治理的基本单位;他是整个官制的脊梁;对百姓中的十分之九来说,他就是『政府』。」见布伦南《中国的县官》。)
〔注八〕(原注:英格兰与威尔士共五万八千平方英里,人口或许略少于山东。)
〔注九〕(原注: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滥伐林木在齐国——即今山东的一部分——已被公认为一桩祸患,主要是因为棺椁墓室耗木过奢。参看高延《中国宗教制度》第二卷,第六六〇至六六一页。)
〔注十〕(原注:尤以几处海滩、于家圹与上庄之间的峡道,以及戚圹、王家圹、北口、张家山、前里口诸村所在的山谷为最。)
〔注十一〕(原注:此说见《太平寰宇记》卷二十。)
〔注十二〕(原注:关于神灵相助一事,可与犹太人的传说相比:所罗门王凭一枚法戒指住群魔,迫使它们出力建造大殿。)
〔注十三〕(原注:见《太平寰宇记》同卷。)
〔注十四〕(原注:关于「海蛇」在中国海面别的几次出现,见丹尼斯《中国的民俗》第一〇九页、第一一三至一一四页。)
〔注十五〕(原注:见第五十三页与第三十六页。)
〔注十六〕(原注:「山」即中文里「山岭」之称。)
〔注十七〕(原注:见第三九一页以下。)
〔注十八〕(原注:见第三九七至三九八页。)
〔注十九〕(原注:见第三九三页以下。)
第三章史与传说
中国的史家从不曾着手去解决欧洲近世那个问题——历史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可是他们一向——至少自孔子以来一向——深知历史在哲理上的分量与垂训之用。在同孔子的名字相连的著作里,那部叫作《春秋》的,是他自己认为平生最大的功业;孟子还告诉我们,夫子写成这部史书之后,「乱臣贼子惧」。今日的读者看《春秋》那些生硬而不相连属的记事,也许要纳闷:里头究竟有什么能叫人害怕,纵然那人问心有愧?但孟子这句话说明:历史在当时已被看作一桩严肃的事业,很配得上占去哲人与百姓之师的心思。
诚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的做法远远落在理论后头。有些理由使人猜想,孔子本人也未必不曾把事实迁就自己的政见,可见历史那时还没有替自己挣得一个十分尊严的地位。汉语里最古的史书是《书经》,相传经孔子删定。这位圣人研读此书,看来并没有使他在「史该怎样写」上生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为他自己那部书比旧的那部枯瘦得多,也乏味得多。写那部叫作《左传》的史传的儒者,把他老师的路数大大改进了,他的书至今读来仍有乐趣;不过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史家要到公元前二世纪才出现,那就是司马迁。出于几重理由,把他称作中国的希罗多德是不妥的;但他至少可以被看作那个国家近世史学之祖〔注二十〕。
然而他的榜样并没有使那些只会排枯骨的编年家的老办法废掉;因为历代正史的作者固然小心效法他那进步的笔法与体例,并且尽可能加以改进,从而写出了一些在信实、周备与文章工夫上往往足与欧洲同类著作相比的史书,而那数不清的地方志的纂修者,却几乎一概满足于传说、神怪故事,以及按年份排列的大事的简略记录。这类地方志数量之巨,从下面一点可以想见:每一省、每一府、每一县,以及每一座名湖、每一座名山,都各有一部。
这些书往往卷帙浩繁:记一座名山及其寺观的,有时达十来册;而记四川一省的,篇幅不下两百卷。这些著作其实并不只是史与传说而已:它们还包括详尽的舆地资料,对城池、庙宇与山川形胜的详细描述,另有专门的章节记地方风俗、物产与名人贤媛,还有描写当地名胜或由当地风景触发的诗文选。
遇到传说、民间故事以及任何看来奇异灵怪的事,纂修者总要流连良久、津津乐道;可是一到叙述确切的史实,他显然就急于把这枯燥而又不得不做的一段功夫尽快了结,于是只按发生的次序把事情干巴巴地列举一遍,而且写得尽可能简短直截。
照例说,他那些简洁陈述的事实可以视为十分可靠。中国的编年家若说九九〇年威海卫有大饥荒,读者尽可认定那场饥荒确曾发生——纵然在将近一千年后的人看来,这个事实并无多少教益。叫人觉得费解的,是在一串大体可信的平实记事里,偶尔会冒出一句话来,使人疑心纂修者忽然丧失了神智。譬如《文登志》——威海卫大半地面所在的那个县的志书——里就说,相当于一五三九年的那一年大水为灾,而那年秋天有一条大龙忽然出现在一户民宅里。「它撞破了屋墙,」修志者说,「就此逃去;随后便下了一场极猛的雹。」这样骇人的荒唐话何以会被塞进一篇通篇毫无一点想象之光的记述里?只要记得龙、凤、麟以及许多别的异物,直到相当晚近还为有学问的中国人所信(至少其存在未被怀疑过),便不难明白;而《文登志》的作者在把人家报来的异事一一记下时,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怀疑龙的出现,正如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怀疑那场大水或那场冰雹。「龙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因为根本没有龙」——这个念头之于那位诚实的中国修志者,正如「真有一个有位格的魔鬼和一座火烧的地狱」这件事之于十八世纪一位虔诚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友,或者「世界是在公元前四〇〇四年用六天造成的」这件事之于厄谢尔大主教的门生,一样不大会生出疑问来。
我们据以知道威海卫及其邻近往昔史事的中国志书,是《文登志》四卷、《荣成志》四卷、《宁海志》六卷,以及《威海卫志》(即威海之卫的志)二卷。前三部是照中国旧式以木板刷印的,这就是说,新近刷的本子远不及初印本清晰可读,而初印本又可惜难得;最后那部(威海卫的)似乎只有抄本,因此极为罕见。本章以下的资料,同本书别处许多地方一样,主要(虽不全然)采自这四部书;我一面尽力只收那些可能使欧洲读者略感兴味的细节,一面也希望所收的分量足以使他对威海卫的历史,以及这四部书所代表的那一支浩大的中国文献,都得到一个确切的概念。
威海卫及其邻近的传说,把我们带回神话的时代。这一带地处半岛的尽头,而那半岛在中国所知的范围内就是文明世界的东界;如前所述,这就使它成了传说与奇谈适宜的发祥之地。那些传说不但把我们带回山东东部可供人居的最初年月,还向我们担保:曾有一个时候,这里全被海水淹没。据说几千年前,有一位中国的公主溺死在那里〔注二十一〕。她随即神异地化为一只叫作精卫的鸟,在这新的生命形态里一心向那夺去她人身性命的残忍大海复仇。她复仇的办法,是衔着石子在陆地与海之间来回飞,把石子一粒一粒投到水里,直到它们渐渐露出水面,成了干地。她为溺死一事报的仇就此周全:她以消灭大海来惩罚大海。
几百年间——在这一点上史与传说是相合的——包括威海卫在内的山东半岛一带,住着一个并非汉族的蛮夷之族。他们多半属于中国中部平原的原住民;在入侵的汉人稳步推进之前,他们被赶往西、南、东三方——或者说,倘若我们宁愿相信汉人本是土著,那便是被汉人扩张那股不可抗拒的压力赶走的。原住民中被赶往东方的一支,被挤到了遥远的山东,也许发觉自己若不在那里站住脚,就要被赶下海去、落得灭族;于是他们守住阵地,像威尔士与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凯尔特人那样让自己适应新的局面;而汉人见这地方多山、多林而不甚肥沃,便一径奔西南那些更富庶、更诱人的平原去了。
这究竟是不是实情的确切陈述,不得而知;我们能确知的只是:在有史时代之初,山东东部仍住着一个被汉人视为粗野外族的民族。《书经》给他们的名目是「嵎夷」,这两个字若非译不可,可以解作「山地的蛮夷」。《书经》把他们放在尧、舜、禹这几位多少带神话色彩的帝王的时代,这几位的在位之年被定在公元前二十三与二十四世纪,即中国的黄金时代。关于嵎夷还有另一种看法,以为他们并非山东东部之人,而是日本某一岛上的居民。理雅各博士又以为,禹帝分天下为九州,其中的青州包括今日的朝鲜王国。既然嵎夷总是被说成住在帝国的最东端,理雅各博士便不得不把他们安在朝鲜半岛的某处〔注二十二〕;而且他还依从某些中国著作家,把「嵎夷」当作地名,不过这想必只能是把一个民族的名号或绰号移到他们的居地上去罢了。这整个问题实在不值得多辩,因为那个邈远时代所谓的种种事迹,要把事实从神话里剥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总的说来,禹的天下——假定禹是历史人物——大概从未像某些爱国的中国注家所愿意说的那样远,也从未包括朝鲜或日本的任何一部分。《康熙字典》明确地说,嵎夷之地「即今登州」,而登州包括山东东北一带,一直到成山头。这部字典还把它形容为「日所出处」。关于嵎夷还有一点有趣:据说尧帝(公元前二三五七年)正是把一位皇家天文官派到他们的地方去「观天象」的。那时的天确实很值得一观,因为中国的传说说,那时有十个太阳〔注二十三〕,都从一处滚烫的大渊里升上来。据说有一个时候,九个太阳每天坐在扶桑之地那棵大树的低枝上,一个坐在最高的枝上;可是到尧的时候,所有的太阳一齐爬到树顶,把万物烤得热不可耐,于是尧帝向它们射箭,射落了九个。从此这世界只好将就着用一个太阳了〔注二十四〕。
倘若《书经》通行的解法不错,那么在尧的黄金时代,照我们的说法,「钦天监正」这个职位是羲、和两姓的专利。这两个特权之家的四位成员被派往天下东西南北四方设立观象之所,以便「敬授民时」。《书经》里说到这件事的那一段〔注二十五〕,因其中的天文细节而在科学上极有意味,又因它坐实了中国早期记载的可靠而极为重要。这里同我们相关的只有一点:那几位天文官之一——即和氏三兄弟中的第二位——被派往嵎夷境内一处叫作旸谷(「日光之谷」)的地方。他的专责是「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垄断与无竞争似乎有它必然的结果:羲、和这两个特权之家彻底失了体面,被控「废时乱日」——而这一切只因为他们耽于酒色,不肯悉心守望天体的运行。羲、和显然已成了不小的权贵,因为非出兵征讨他们不可。据《书经》所载〔注二十六〕,他们的主要罪过是在一次日食上出了可悲的差错,而这种罪过按律当死。这一切里同我们题目相关的,只有一点:那座由和氏一人主持的东方观象台,多半就设在山东半岛极东的某处;虽说怀疑者尽可断言那位天文官、那座观象台乃至那位帝王都是中国人想象的虚构,别人也同样尽可以主张——虽然断断无从证明——那旸谷、那日光之谷,不是别处,正是横在成山头那些幽暗的礁石与威海卫最东诸山之间、被日头晒得发白的那一条沙地〔注二十七〕。
这一带的人在中国历史之初究竟叫不叫「山地的蛮夷」,他们的地面上究竟有没有一处叫日光之谷的地方,都无碍于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直到有史的时代,山东半岛上住的是一个并非汉族的民族,或者说是那个民族的遗民。从我们所知的孔子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各中国列国的疆界与彼此关系,可以断定:孔子倘若从他的母邦鲁国出发,经过齐国,再往东北走到海边,那么要同我们今日称为威海卫的这一带的居民通话,他非雇一个通译不可。
我们不必冒失便可推断:日子一久,这些东方蛮夷便渐渐同化于、或被同化于他们那些开化的汉人邻居。这一过程多半是漫长的,因为直到汉朝、约公元前二〇〇年,我们才听说这里设了寻常的中国民政。也许秦始皇那几次传说中的东巡——如前所见,据说是在此前几年——其实代表着某一桩大的武功,东方远边的蛮夷由此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的轭下。地方志里提到:在秦始皇之前、自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前二五五年据有中国王位的周朝,今日的文登(包括威海卫)属于牟子之国;可是那必定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邦,因为并没有提到有中国的官吏。后来又有世袭的牟平侯国,辖境涵盖我们所论的这一带的大部分。
「始皇帝」所创的那一朝,把当时的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文登属于齐郡。到汉高祖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东部半岛上才第一次设了中国的县;不过选作治所的城并非文登,而是一处叫作不夜城的地方,那个县因此叫作不夜县。此城据说〔注二十八〕是二十五个世纪前春秋时代一位叫莱子的人所建,如今是荣成县里的一个小村,离中国一侧的英国边界不远,昔日纵有过什么荣光,如今已荡然无存。「不夜」这名字的来历无从知道,虽然人自然愿意把它同那位和氏天文官的日光之谷扯上点关系。这座新县城被划归东莱郡,那是当时省内最东的一个郡。
自此以后,山东东北部——包括我们特别关心的这几个县——便一直在中国的民政治理之下。县治所在与府界时有更动,这里不必一一细述。天统四年(即我们的五六八年),文登城成了知县的治所,该县被划入长广郡,改名文登山县。开皇年间(五八一至六〇〇年)之初,长广郡废,代以牟州,文登则被划入东莱郡,不夜从前就是属于东莱的。此后许多类似的、无甚特别意义的行政更动略去不提,我们便来到一三六八年开国的明朝。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年)设立了今日的登州府。文登与宁海两县都划归这个新府,此后一直归它管辖。
在荣成(成山头一带)单独设县——那要到一七三五年——以前,文登的地位责任最重,而且往往险恶,因为它三面临海:北、东、南。威胁这几片海岸的长年之患,来自不安分的日本人。自北魏(我们的四〇一年)以后,中国政府便觉得非特别设法保护山东沿海免遭日本海盗之害不可。志书上说,七四二年——在强盛的唐朝——曾有周密的军事戒备,一〇四〇年(宋朝)与一三四一年(元朝)又有过。善战的蒙古人(他们创立了元朝)一旦从事海外远征便告失败,这同他们陆上的惊人成功一样引人注目。一二七四与一二八一两年,伟大的忽必烈派出舰队,意在使桀骜的日本人归顺;有人说那是对一个自由而英勇的民族的自由的无端进攻,其失败是罪有应得。可是我们一旦知道日本的海盗曾怎样一再骚扰中国海岸,尤其是怎样对山东东岸那些手无寸铁的农夫渔户发动过无数次残杀的侵袭,忽必烈的对日之策便全然换了一种面目。
一二八一年驶向日本的那支雄壮的蒙古舰队,倘若不曾被逆风恶浪冲散、不曾被英勇的敌手击败,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也许就改观了(也许会更坏,不过未必)。这是中国唯一一次认真征服日本的尝试;那一朝的中国虽曾把得胜之师推进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却全然未能使东方那个岛国称臣。然而代表开明与文明的并不总是日本,代表停滞与野蛮的也并不总是中国。忽必烈在一二七五年与一二七九年两次遣使日本,那些使者所受的待遇,可不是近年来世人从日本人那里所习见的礼貌:他们干脆被砍了头。
舰队的覆没,看来使中国人再不敢到海上去碰运气了;而日本人向来是无畏的水手与战士,便兴致勃勃地重操那桩有利可图的旧业:劫掠中国海岸,抢夺她海运的货物。「伟大的伊丽莎白那段开阔的年月」,因骑士式的私掠者与绅士海盗而为英格兰增光;而在我们纪元的十二世纪及其后的几百年里,西北太平洋上多少已先有了那般光景。日本为忽必烈所加的屈辱,报复得绰绰有余。中国整条海岸线都向她的侵袭敞开着,她把这局面利用到了极处;而受害最深的正是山东东北。很长一段时间里,文登与邻县的百姓——不过是些人口稀少的穷渔夫与农人——徒然向政府哀求,求它救他们出苦海、保他们不受海上游寇之害。此前时断时续用来保卫海岸的办法,一再被证明不中用。明朝开国(一三六八年)后不久,朝廷才终于着手认真设法保全帝国的海疆,救那些「往者深受其害」的百姓——中国一份关于此事的记载这样写道——「深受那些无赖倭奴为祸之害」。
不妨提一句:《文登志》与《威海卫志》里提到日本人,无一例外称之为「倭」或「倭人」,照字面就是「矮人」。这个词不单在不识字的人中间通行:呈送山东省当局察核的公文与奏章里也照例使用〔注二十九〕。我们纪元十世纪刊行的一部中国地理巨著措辞更不客气,它说〔注三十〕「自后汉〔在位自公元二五年至二二〇年〕以来,其国〔日本〕称倭奴国」,并详载日本几百年间向中国入贡之事。
政府新采的防御办法,是在山东沿海各要冲设立军事区(卫)〔注三十一〕。这些卫中,威海卫是一个,成山是另一个。这两个卫设于一三九八年,在明朝立国三十年后。此事委任两位大员办理,其中一位曾暂住刘公岛。几年之后(一四〇三年),威海村——即今日的威海卫「城」——四周筑起城墙;成山卫的治所,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荣成镇,同样被升格为有城墙的城。各卫都在不同将领统率之下迁入军屯——就是准许占田务农、安家立户的兵丁;这些将领中为首的叫「指挥」。这个官衔一般用于某些非汉族部落的首领,在许多情形下是世袭的。便是在威海、宁海与成山,指挥与其说是正规的武官,不如说是小小的军事酋长。此外还有叫作里司、千户与百户的头目〔注三十二〕;这些名号一般都用于部落的小首领,之所以选用它们,多半是要强调两件事:卫这套制度在中国文武治理的通盘格局之外,而卫的官员不单是军人,还对卫及其屯丁的事务行使一般的、既民且军的管辖之权。
中国政府为着太平、和睦与大局的安稳,向来竭力在臣民心里培植对文治之权的敬重。所以除了委派若干武官——这些人对本行的热心可能使他们把武事的尊严看得过高——政府还委派一位「儒学」,即主管儒家学问的官员,这同每一个民政县里所设的一样。为使最终的文治管束更见效力,各卫起初在名义上归相应的县治管辖:威海卫因此仍是文登县不可分的一部分。后来有了更动,看来是文登知县自己提议的;他指出县、卫合治行不通,说「今以县辖卫,远不若各卫自理之便」——自然仍受上级文官的最终节制。于是自一六五九年起,也就是卫制初设六十一年之后,县与卫被当作两个全然分开的辖区,彼此互不统属。这套办法自那时起一直行用,直到一七三五年卫被最终裁撤为止。
设立这些卫的主要用意,如前所见,是要有一套有效的法子击退日本劫掠者不断的侵袭。在这一点上,当局看来只算得差强人意。「海寇闻之,」一位得意的作者写道,「远遁而去,不敢再觊觎我海疆;于是千百人得以安生。威海之民,自此再无断续的警报与骚乱,再无惊慌奔逃之事!」这个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因为到明永乐四年(一四〇六年)——各卫设立才八年——日本人(倭寇,「矮人海盗」)便在刘公岛登陆,不得不从远处调来援兵才把他们逐走。两年后,他们像是要把一个个卫轮流轻蔑一遍,竟大举在成山登陆;虽未能攻下成山卫那座新筑的城,却把邻近两座堡的守军压垮了。这几次大胆的劫掠,招来了各卫驻军的增加与改编,又添设了一名官衔颇为别致的武官,叫作「备倭把总」。此后各卫辖下的堡便称作「捕倭所」,兵丁便是「捕倭军」。「倭」被捕之后下场如何,书上没有交代,不过没有理由以为他们受过什么过分的宽待。一八九五年威海被日本人攻占之前,卫的建制早已裁撤,这对中国人的体面或许倒是好事;不然「捕者」就要落到「被捕者」那种不体面的地位上去了。
前面说过,威海卫的城墙初筑于一四〇三年。兵丁驻在城内,也驻在沿东西海岸各烽堠与堡垒所设的营房里;不过太平时节有相当多的人住在附近自己的田庄上,只在特别调集时才执起兵器。卫的主将——即为首的指挥——的官廨,就在如今中国副县官所住的那座衙门里。他属下的兵额似乎随时势之需而多寡不同,不过志书上记着:威海卫起初(十四世纪末)驻军两千,后来逐渐增加。卫的辖地——包括直供军用的土地与屯丁所耕的土地——大概远不足一百平方英里,包有今日大不列颠所治地面最北(半岛)部分的一部。
文登的居民所惧的侵袭,并不只来自外邦的「蛮夷」。他们本国无法无天的同胞,有时凶狠大胆并不逊于日本人。那些由海上来的,在山东百姓眼里其实也是外路人,因为他们多半来自长江以南各省,所说的方言在北方全然听不懂。嘉靖年间(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有个中国海盗名叫王显武,就在卫中兵丁的眼皮底下占了刘公岛,在那里过得又安稳又舒服,竟替他的盗伙盖起五十三间房子,还向出入港口的一切帆船抽税。最后是一位好战的巡按御史把他赶走的;这位御史办完正事之后,又仔细勘丈了岛上的耕地,叫屯丁耕种起来。这桩有用的事业,半个多世纪后又被有力地接续下去:一六一九年,知府陶朗先招了几名移民上岛,把他们登入纳粮的册籍。为使他们更能防备海盗再来突袭,他又在岛上设了一套烽火传信之法。
明朝最后一两年(一六四二至一六四三年),对一切爱好太平的中国人都是不安而多难的时候。导致明朝被逐、当今(满洲)一朝登上中国王位的那些事,太为人所熟知,不必细说。帝国大部分地方成了流窜的叛军与盗匪的猎物,其中一个了不得的枭雄名叫李自成,屡败官军,终于据有北京城。明朝末帝羞愤交加,在宫苑中自缢。李自成的得意为时甚短,因为满洲的善战诸部欣然接受中国官军统帅的邀请越过边界,驱逐那些僭妄的叛众,不久便在京城与全国称尊。在这段政局翻腾的时日里,中国大多数百姓的境况惨不可言。带兵的人筹不出饷银,既不能也不肯阻止部下劫掠杀人。成群的武装匪徒——其中许多是溃兵——在境内横行无忌,所过之处尽是火与血。
单说我们特别关心的这几个县,可知有一股匪徒攻下了成山那座有城墙的城;而在威海卫,本地驻军之无纪律,竟使百姓不得不携妻带子弃了田舍,逃到山顶上避难〔注三十三〕。在这紧要关头统领本地卫务的那位指挥,断定这一朝已摇摇欲坠、明帝所颁的官印不久就要给持印的人招祸,竟弃职而去,不光彩地回家躲了起来。又过了好几年,威海卫那些受尽惊扰的百姓——或者说那些熬过了那段惨日子而活下来的人——才重新得回祖传的田庄,略可免于劫掠与凌暴。
大清开国几位皇帝(满洲一朝)的强有力的治理,在全国自有它当然的效验。守法的人安享自己劳作的果实而无人侵扰;盗匪与海寇则发觉这一行比政局纷乱那段「好日子」里既更危险,也更无利可图。然而也不能以为,便是康熙与他两位了不起的继承者的盛世,像山东东北这样偏远而暴露的一隅,就全然没有偶尔的祸患。地方志说,一七〇三年是灾年:春天大水,夏天大旱,到秋天又有成船的中国海盗来到威海卫。不得不从邻近的宁海、福山(芝罘)与文登各营调兵,协助本地守军把他们打退。九年之后的十月十七日,海盗来到鸡鸣岛〔注三十四〕,于是发生一场恶战,一位英勇而有名的中国将领阵亡。
对我们所论的这几个县来说,一七三五年是重要的一年。在此前几年里,裁撤各卫、将其并入相应各县的问题,在文武两界被热烈争论过。争的其实并不是要不要拆毁工事、撤走驻军:这两样被不情愿地承认为长久的必需。争执之点只在管辖与建制。如前所见,卫在中国的治理体系里是极为例外的东西;设立由武官直辖、文官不得干预的区域,在中国人眼里是对历代相传的治理成法的一次危险背离,除非作为权宜之计,否则无可辩解;而权宜之计既在道理上说不通,就只该在非常之时迫不得已才用。主张保留与主张裁撤各卫的奏疏公牍,有几份保存在各该县刊行的志书里。此事被看得极重,中央政府分别派了一位巡抚与一位总督到东北半岛来察看地方情形,就治理与防务诸端详加具奏。结果是:一七三五年,各卫一概裁撤;威海卫重归文登县治,而成山这个岬角之卫则改设为一个新县,名荣成县。山东东部别的卫,如靖海、大嵩与宁海,也同此命运。荣成的界限西至盛子村与桥头村〔注三十五〕;所以如前所见,大不列颠暂行治理的这片地面,兼含文登、荣成两县的一部分。
凡辖境内有海口或大集镇的县,多半设有一种叫「巡检」的小官,驻在这些地方,代知县并受其节制,办理民政与缉捕上的日常细务。巡检其实主持的是可称为「分县」的一片地方,充当知县的副手。在威海还是卫的时候,这一类官员驻在当时文登知县辖境的北界附近,即一处叫温泉寨的地方。一七三五年卫并入文登县、该县的界限因而把北面所有的地都包了进去之后,温泉寨这个分县便被裁撤,另在威海设一新的分县,治所在威海城。温泉寨最后一任巡检成了威海的第一任巡检,而前者随即降为一个寻常的乡村。温泉寨不可同温泉汤相混,后者是英国治下南区的治所〔注三十六〕;两地相距好几英里,不过如今都在英国区官的管辖之下。有一点值得一提:温泉汤本身在很久以前——多半在明朝以前——也曾是一位武官的驻地,当地百姓至今还能指出他衙门的旧址。那位调到威海城去的温泉寨末任巡检,官声极好,至今仍为人敬念。附近的百姓至今还会念他从前爱叮嘱他们祖辈的一句老话: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时辰未到。」
这人姓杨,据说清廉正直到这个地步:卸任之时,他竟凑不出盘缠回那远在他乡的本籍。不过他同艾山前的李家有姻亲之谊〔注三十七〕,便寄居在李家,终老于彼。他葬在李家的坟地里,坟至今还在。
卫的裁撤带来了一些不小的军事变动,可是旧日屯丁的子孙仍留在原处,保有他们的土地。于他们而言,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作为田主的名字如今登在寻常的民册上,不再登在另立的军册上。军地变成了民地,纳粮代替了当兵。
此地似乎一直未受外敌侵扰,直到一七九八年,一支海盗帆船队出现,照例带来了种种不快的后果。一八一〇至一八一一两年于百姓也是坏年景,因为省东部流窜着成伙的匪徒——多半是些被水旱逼得家破人亡、卖尽家产的穷农,正在行使他们最后那项不可夺的权利,就是活下去的权利。不论他们是受了怎样的逼迫,从地方档册看,在上述两年里他们大胆的劫掠使一些乡集一度关闭。这些强人成伙而行,各伙七八十人;人们公开抱怨官府不肯认真设法弹压这些乱事,因为衙役——那些薪给微薄或根本无薪、充斥中国衙门的下流胥吏——同强盗串通一气,按成分赃,以为「封口钱」。这些歹人惯用的下手法子,是埋伏在坟地里——这一带的坟地向来有极好的遮蔽——守候没有护卫的行人。他们不像英格兰的罗宾汉与迪克·特平,连穷人也照抢不误,老妇幼童一概不饶。
威海卫饱受折磨的农人所要抵挡的,并不只有人世的敌人。饥荒、旱灾、地震、瘟疫,都各自给他的愁苦添上一份。有时他的庄稼被蝗虫吃光,有时他的牲畜成了野兽的口食。我们从志书上看到:英国军舰第一次来威海卫是在一八一六年〔注三十八〕,恰值一段极苦的时期:一八一一与一八一二年的饥荒与疫病之后,接连几年农事艰难;而自一八一三至一八一八年,又有一桩新的灾殃降临,就是成群的饿狼。阿尔赛斯特号与天琴号上的官兵倘若知道,本可以有幸参加本地官府所办的猎狼之举。
已刊的志书只记到十九世纪中叶为止,不过文登与荣成的衙门里,一俟省里上司下令,便有足够的资料修出新的、续到今日的地方志来。山东全省的通志,即全省的编年与舆地之书,眼下正在省城纂修;各县都要向这部书贡献自己那一份资料。倘若这部书续到近时,读它记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对日之战与威海卫的陷落,必定有趣。那场战争爆发之前,威海卫的防御工事已由欧洲工程师主持彻底重建。不过它仍不及旅顺坚固——政府在旅顺花了六百万英镑,中国人视之为不可攻破。然而旅顺只打了一天便落入得胜的日本人之手,而威海卫被水陆猛攻,却直到日本军队(于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日)在成山头登陆三个星期后才投降。
〔注二十〕(原注:《泰晤士报》刊行的《史家世界史》里有一位作者论中国人说:「直到公元十六世纪欧洲人东来以前,他们的记载是不可信的。」见该书第二十四卷第六八三页。这是一句错误而极为离奇的话。远在欧洲近世任何一国开始为历史提供材料、更不用说写出自己可信的史书之前几百年,中国人就已有了可贵而大体可靠的记载。)
〔注二十一〕(原注:此事载于那部古老的志怪之书《山海经》。书中说这位公主是神话里神农帝(公元前二十八世纪)的女儿。化为精卫之后,据说她白喙赤足,模样有点像乌鸦。)
〔注二十二〕(原注: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三卷第一部,第十八页与第一〇二至一〇三页。)
〔注二十三〕(原注:十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是个带神秘意味的数目。譬如那位「老哲人」老子,相传两手各有十道纹,两足各有十趾。)
〔注二十四〕(原注:这些迷信在《山海经》里是被当真讲的,公元一世纪的著作家王充在《论衡》里也曾说到。王充断定那十个太阳不可能是真太阳:它们若在热水之渊里,早该熄灭了,因为水能灭火;它们若爬上树,那股热早该把枝条烤焦了。见佛尔克所译《论衡》,伦敦卢扎克书局,一九〇七年,第二七一页以下。)
〔注二十五〕(原注: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三卷第一部,第十八至二十三页。)
〔注二十六〕(原注:同书,第三卷第一部,第一六二页以下。)
〔注二十七〕(原注:《山海经》提到文登县东南海外有一岛名苏门岛,至今仍用此名;书中形容它为「日月所出」之处。文中所说的那条沙地上,望得见这一片海面,虽望不见那岛本身。)
〔注二十八〕(原注:见《太平寰宇记》卷二十。)
〔注二十九〕(原注:这个带侮辱意味的称呼至今还留在一座小岛的名字里,该岛在成山头西南一百二十里,叫作倭岛。这个词百姓至今常用,从前递到我自己公堂上的正式呈状里也时时出现,直到我明令禁止、违者有罚,才不再用。)
〔注三十〕(原注:《太平寰宇记》第一七四卷,第三页以下。)
〔注三十一〕(原注:见第十二页以下。)
〔注三十二〕(原注:关于今日中国极西部各部落的千户与百户,见著者《从北京到曼德勒》,伦敦约翰·默里书局,一九〇八年,第一七二、一七六、一九〇、四二五至四二七、四二九页。)
〔注三十三〕(原注:见第三十一页。)
〔注三十四〕(原注:见第二十五页。)
〔注三十五〕(原注:见第十四页、第九十八页。)
〔注三十六〕(原注:见第九十八页。)
〔注三十七〕(原注:这是英国地面上的一个村子,在艾山庙附近;该庙见第三八五至三八六页。)
〔注三十八〕(原注:见第一页。)
第四章中国的志书与地方人物
自一八九五年二月以来,威海卫从未脱离过某一个外国的掌握。战事结束时,此地留在日本人手里,作为和约条款如期履行的担保。随后便是德、俄、法三国联手,要夺去日本胜利的一部分果实。这个联盟的主动者是俄国;她把日本挤出旅顺,自己占了去。这一番手段的结果,是大不列颠要求把威海卫「租」与她,「以俄国占据旅顺之期为期」。不妨一提:中国最初「租」旅顺与俄国,为期二十五年,这个期限要到一九二三年才满。几乎同时,中国的完整又受到德国的一次侵夺;她久已寻觅在中国海岸立足的机会,而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恰把这机会送到她面前。(中国人有时把欧洲的传教士看作外国军队与军舰的前驱,纵然传教士自称是普世之爱的使徒、是来宣讲金律的,这还值得奇怪么?)
山东的中国人说起那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有一段离奇的说法。他们说这桩惨案的起因,是某座中国衙门里一名差役拐了一个妇人。那妇人娘家有势力,当即索要她归还。拐她的人同知县相熟;知县对苦主的呈诉充耳不闻,或者佯称一无所知,总之不加过问。那妇人的亲族于是一心要把这位知县弄垮;几番商议之后,断定最稳妥、最快捷的法子,莫过于把本地那两名传教士杀掉。他们知道,这样一来,有关的外国政府必定会来索要革职严办这位知县。他们对那两名传教士毫无宿怨,不过把杀他们看作达到心愿的一个简便手段罢了。他们的计策完全得逞,知县当即身败名裂;可是凶手所未曾料到的另一重后果,是「大清国大皇帝因欲推广德国在远东之权势与影响」,把胶州地面租与了德国皇帝陛下。不消说,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东半球权势与影响的扩张,本是中国皇帝与他的臣民最不愿见的事。近世的文明之邦至今未能想出法子,来终止外交辞令对质朴真话所发动的那场不体面的、绵延不绝的战争,这似乎是可惜的。
读者或许有兴趣看几个例子,看中国官修志书的人怎样按年月次序排列他所记的地方大事。下面这几串事目与年份(不过是从现成材料里拣出来的),是径自《威海卫志》《文登志》《荣成志》《宁海志》译出的。其中有些关于气象与天象的细节颇有意味,虽然它们的含义未必总是明白。至于那些彗星,我不曾试着一一核实,不过一六八二年那一颗显然就是哈雷彗星——眼下它正很受公众与科学界的注意。一七四一年的那颗或许是奥伯斯彗星,或许是蓬斯彗星;一八〇一年的那颗也许是斯特凡彗星。不过这些还是留给科学家去说为好。中国的年份一概折成基督纪元的相当年份。
汉
公元前四〇年。牟平山的蚕出丝极多,野蚕丝之业格外兴旺。
晋
三五三年(约在正月)。金星越火星之轨(?)而西行。〔此语似不可解。〕
三八六年(约在七月)。木星昼见于西方。
唐
八四一年。秋,雹毁庐舍,伤禾稼。
宋
九九〇年。大饥。
元
一二九五至一二九六年。大水。
一二九七年。七月。大饥。〔中国的年份比欧洲的年份晚一个月以上。此处用「月」字,是表明所指为阴历之月,中国只行阴历。〕
一三三〇年。大饥。
一三五五年。蝗食禾稼。
明
一四〇八年。地震,声如雷。
一五〇六年。七月六日。天雨海溢并作,大水。禾稼尽毁,土地卤咸。
一五一一年。流寇入境。闻炮声而遁。
一五一二年。三月十三日。成山秦始皇庙中钟鼓自鸣〔注三十九〕。随即庙毁于火,而神像无恙。同日有流寇一股入文登城。
一五一三年。蝗飞蔽日。
一五一六年。旱涝交作。颗粒无收。
一五一八年。饥馑,饿殍。
一五四六年。大水。九月二日:雹,并地震,声如雷。
一五四八年。大地震。民房倾圮无数。
一五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一五五六年年初)晨五六时之间,日生四珥,极为明亮,北边的一个尤其耀眼。〔四个日珥同现,被认为罕见得值得特记;不过威海卫的老辈人说,日出时现两个「日耳」是比较常见的。照本地的说法,日左独现一「耳」主大风,日右独现一「耳」主雨;若左右都现「耳」,农家就可指望极好的天气。〕
一五七〇年。大水。禾稼尽毁,庐舍被淹。
一五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风雨,禾苗尽毁。
一五八〇年。山崩。
一五八五年。大饥。
一五九七年。地震有声。自此年至一六〇九年,无一岁丰收。
一六一三年。七月七日。正午有黑气起于东北。大风,大雨。秋旱。
一六一五年。蝗灾,禾稼尽毁。
一六一六年。春,大饥。人相食。文登知县张九经与威海卫指挥陶继祖设粥厂赈济,活人千数。
一六二〇年。七月八日。大风,拔木毁屋。压死者众。沿岸沉没帆船九十六艘,溺死百余人。
一六二一年。四月十八日。讹传海寇登岸。民大恐,奔走八百里,自相践踏。实属讹传。秋,地震。
一六二二年。蝗。
一六二三至一六二五年。连岁大熟。
一六二六年。五月:暴雨,雹大如鸡卵。闰六月:大水,禾稼尽毁。七月:大风拔木。
一六三九年。蝗蔽天。饥。
一六四〇年。旱。饥。
一六四一年。大饥。民死者过半。人相食。宁海官府发银六百两赈本县之民。
一六四二至一六四三年。无收。境内遭盗匪劫掠。
清
一六五〇年。春夏旱。秋,大水,禾稼被淹。
一六五六年。大熟。
一六五九年。彗星见于北斗〔即大熊座的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星〕。
一六六二年。威海卫潮涌,推上一条巨鱼,高五丈〔合五十八英尺有余〕,长数十丈〔至少三百六十英尺〕,黑身白肉。合邑之人都去割这头大东西,割了两个来月也没有割完。民间好事者剔出它的骨头堆成一座丘;大骨围约十二英尺,小骨围约六英尺。小的是尾骨。〔山东沿海关于巨鱼的故事并不少见,若把尺寸上的夸大折去,它们总有一点事实的底子。前面说过(见第二十七页),曾有一条巨鱼的骨头被献到威海卫城的关帝庙,至今还看得见;同一座城里一处戏台的顶棚上,也装着另一副鱼骨。关于巨鱼的别的记载,见第二十四页与第二十六页。〕
一六六四年。旱。七月:彗星见,尾长十二英尺。
一六六五年。地震。大旱。免田赋。有彗星。
一六六八年。正月。日生四珥。二十五日有白气自西南来。六月十七日大地震,有三声如雷。成山卫与文登城墙各崩数处,民房倾圮甚多。大风三日,坏禾稼。
一六七〇年。大雪。积雪十二英尺。奇寒。有冻死于道上者,亦有冻死于自家屋内者。
一六七一年。山崩甚多。六月大雨三日,继以大水,禾稼尽毁,田赋部分蠲免。
一六七九年。正月:日生四晕。六月一日、七月二十八日:地震。
一六八二年。五月六日:地震,毁文登知县衙门二处。八月一日:彗星昼见〔哈雷彗星?〕,至十一日方没。同月某地大风,坏禾稼。
一六八五年。三月十二日。大风。
一六八六年。地震。六月二十八日,有彗星自东南来,大如斗,明如日。贯南斗,入天河,遂不见。闻「天鼓」声四五次。
一六八八年。十二月七日。地震。
一六八九年。春:饥。六月一日:地震。
一六九一年。七月十日。蝗。
一六九六年。水灾兼饥荒。冬,知县设粥厂。
一六九七年。发官粮以救饥民。然仍有饿死者。
一七〇三年。是年水旱并至,大饥;次年一七〇四年继以大疫。民死者过半。生者境况可怜,以屋上茅草为食,亦有人相食者。免田赋三年。
一七〇六年。大熟。
一七〇九年。雨伤禾稼。饥。
一七一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威海卫大雪。有冻死者。八月,雨雹。
一七一九年。七月。大水。庐舍倾毁,禾稼尽伤;知县设粥厂,并发种粮。
一七二三年。大熟。
一七二四年。免田赋十分之三,为期三年。冬,大雪。
一七二五年。二月(约当三月)有「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之象〔注四十〕。〔此与日食无关。此象被认为主大福大祥、年岁丰稔。据说它是日月仿佛同时升起,并伴有特别的天气;据说有几颗行星也有类似的情形。〕
一七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约当一七三〇年一二月间)戌时,北方现五色祥云,光彩交织,数时方散。众口皆言此象主空前的昌盛。
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免田赋十分之三。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地震。
一七三九年。旱涝并作。
一七四〇年。免田赋,开官仓。
一七四一年。七月。有彗星自西来,至十二月方没。大熟。
一七四三年。重阳节,威海卫附近有怪鱼登岸。其头如犬,其腹如海龟。尾长六尺〔约合七英尺〕,末端有三枝尖叉。背上伏一小鱼,长约十英寸,通体似乎只有刺与骨。两鱼之名皆无人知。有人推测,或是小鱼附在大鱼身上,大鱼受不住它的刺痛,才向岸上冲来。
一七四七年。七月十五日。大风雨:禾稼尽伤。
一七四八年。蝗蔽日,尽毁禾稼。
一七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大风,溺死者众。
一七五一至一七五二年。大水。禾稼被水及雹所伤。饿死者众。政府自满洲运粮来赈。
一七五三年。年岁丰稔。
一七六一年。大雪。鹅鸭冻死甚多。
一七六五年。二月十一日:地震。六月:大水,田地被淹,庐舍倾毁,人有伤者。
一七六六年。大旱。
一七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大风,拔木毁屋。六月二十日:地震。
一七六九年。秋,有彗星。
一七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入夜北方天色赤如火。
一七七一年。六月。自二日至九日连雨不止。禾稼尽毁;饥。
一七七四年。二月二日:大风,飞沙走石,破屋拔树。天地晦黑。八月:蝗。
一七七五年。夏,大旱。八月十七日:地震。
一七八三年。自正月至六月不雨;食价腾贵。
一七八五年。八月十日。地震。
一七九〇年。十月六日。地震。
一七九一年。十月九日。地震。
一七九六年。正月二日。有声如雷,自东北滚向西南。
一七九七年。十一月二日。闻「天鼓」之声。
一八〇一年。四月。北方见一星,色赤如火,西行,其形如龙。夏秋大旱,草木尽枯。冬,饥。
一八〇二年。十月。麦为蝗所食。
一八〇三年。大雪。
一八〇七年。七月。西方见彗星,至十月乃没。年岁丰稔。
一八一〇年。大水。春,狼为害。
一八一一年。八月。见彗星,长四十余英尺。大饥。是年地震十七次,首次在四月九日,末次在九月十六日〔注四十一〕。
一八一二年。春,饥。民以柳叶、树皮为食。病死者无数。知县开官仓。饥荒延至麦熟方止。
一八一三年。自此年至一八一八年,狼为害。以一八一六年为最甚,官府曾组织人手携犬猎狼。
一八一五年。西方见彗星。
一八一七年。四月八日。地震有大声。
一八一八年。六月,大水。有溺死者。官府曾临时办起一种救生船。
一八二一年。饥。蝗。秋,大疫。四月,再见一七二五年条下所记的天象。
一八二三年。地震。
一八三五年。六七月间。雨四十余日。政府赈济百姓。
一八三六年。饥。官府给食并发种粮。是年潮水异常之高。
一八三八年。四月。蝗灾。知县集合乡民,亲自带头出去捕杀蝗虫。数日之后,蝗尽绝。此后年岁大熟。
一八三九年。自四月至七月,雨多伤稼。十月十二日,地震有声。同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雨不停。
一八四〇年。日食。
一八四二年。六月一日,日食,食时星可见。
一八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夜半,大地震。
一八四六年。六月十三日夜,大地震。
一八四七年。七月。金星昼见。
一八四八年。旱,蝗。
一八五〇年。元旦,日食。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一日,日食。
一八五六年。七月,蝗。大疫。九月一日,日食。
一八六一年。八月一日,复见一七二五年与一八二一年所见之天象。
一八六二年。七八月间,大疫。
从地方志里摘出的这些条目,大概足以证明威海卫的农民并不是一向睡在玫瑰花床上的。等我们在他本乡的村子里认识了他,学会了赏识他的耐力、他的忍性、他的胆气、他的筋骨之强与他那份有丈夫气的自立,同时又记起他的祖辈是在何等辛劳、何等凶险之中打过这场生存之仗,我们多半会倾向于两条路之一:或者当即同那条否认后天品性可以遗传的生物学说分道扬镳,或者承认自然选择的原理在这里起过作用,而且成效卓著。
包括威海卫在内的这片岬角之地,最可夸的——或者说本该最可夸的——是它那些强健的农夫;不过它也自有一小份贤者与英雄的名录。威海卫同别处一样,有它本地的祠宇,用来虔敬地纪念那些以贤、节、孝著称的男女;而官修志书里关于这些人的生平与懿行的记载,也颇有意味,因为可以由此看出中国人以为什么样的行事才值得特别的褒扬与官方的旌表〔注四十二〕。
文登山北坡、文登城附近,有「先贤申子」之墓。他是周朝(公元前一一二二至前二九三年)的名儒。唐朝(在他死后一千年或更久)追赠他「鲁伯」的谥号。宋朝约在公元一〇一二年封这位已故的哲人为「文登侯」。他的后人——早已不再有爵位——据说至今还住在他的本籍申家庄(申氏之村)。一七二三年,当时的知县在他墓前新立了碑,并且定下成规:本地官员每年清明前三日到这位侯爷墓上致祭〔注四十三〕。
温泉汤(英国治下威海卫南区的治所)附近,可见一座于鹏伦之墓。此人在一六三九至一六四三年那段惨痛的年月里沿路设粥厂施赈,因而美名远播。他还捐出一片义地,收埋那些饿死的无名穷人与贫户的骸骨。此外,这位开明的善士还创办过义学与村仓。他死后,礼部于一六八一年准许他入祀乡贤祠。
一四四六年,一位曾抗倭立功的魏姓大将的遗骸葬在威海卫附近,人称「魏将军」。
威海卫人戚崇进,志书上说他天性诚笃孝悌,又是一位好朋友,而且笃志于学。一六四八年他出仕,在云南及别的远省历任多职。他以德治民;某次水灾中筑堤御水,于百姓有大功。他因积劳而卒于任上。
毕高是威海卫的指挥,初任官在一五四三年。后来升迁到福建任更高的武职,一五四七年在抗击登陆该省海岸的「倭人」时阵亡。他被旌表为帝国的忠臣。
谷胜彦自幼便对兵法有异常的热心,又惯于骑射。一七五七年中武进士,被选往四川任职。
其后他在云南参与了对缅甸的十四次战事。在蛮化围攻之际,他头部受伤,又重重摔下,几乎丧命。他参与过对松潘一部(在四川)的用兵;一七七三年,统领官军征四川西部金川叛众的主将命他为前锋。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攻下无数寨堡、桥梁与哨卡,歼敌极众。皇帝赏他花翎与巴图鲁的勇号〔注四十四〕。后来他又负了伤,因伤而死。出殡之日,皇帝还另有恩典加于他身上。
明朝的王悦考试成绩极优,被授为知县。九年不得升迁,他便弃官不做,一路吹着口哨、唱着歌回家去,为自己重获自由而欢喜。他的著作里有《南游记》和一篇写威海卫的文章。后一篇写成一位河南来客同一位威海卫土著的问答〔注四十五〕。全文太长,无法尽译,开头是这样的:「有客自远西来,憩于威海。望山海之无涯,情之所发,时而长叹,时而欣然而笑。乃招一威海土人至其侧,自道曰:『仆河南人也。家非富厚,而好四方之游,凡有奇境胜景处,无不欲一至焉。恒、嵩、华、泰诸岳〔注四十六〕,仆皆已见;天下名川大泽,若长江、汉水、洞庭之湖、湘水之流,仆亦皆已历之,其胜迹无不详察,其佳处无不尽揽。独念大海在东,尚未得见。』」接着他说自己走的是哪条路、一路有多少艰难,又哀叹道:「不知行了几千里也;马疲蹄秃,仆从足踝肿痛,君且看我这筋骨受苦的模样,何其可怜!然而到底是到了,我所要的,不过是增些新的阅历、看些新的景致,好把日后『未曾见过』的遗憾一概除去罢了。」
那位威海人便把本地各处胜迹一一指给来客看,又约略讲了它的历史;这段叙述的结尾,是他忠心祝祷国祚永固、皇上万寿。
袁树芳于一六四八年中式,被派到扬州任职〔注四十七〕,在任上办事明达而专一。他喜欢在东南各省游历,身边聚集了不少有艺术气质的人。他的传记接着说,多年之后,他辞去官职,回威海卫家中,在那里极热心地沉溺于作诗之乐。他的诗里有《南歌》。他还编注过《感应篇》〔即道教的《太上感应篇》〕以及同类的著作。他有一首从城墙上望刘公岛的小诗,被收入《威海卫志》。
像王悦、袁树芳这样乐于卸下官职的操劳与荣耀的中国官员,数目之多是惊人的。仕途失意;生来厌恶按部就班的差事、官场的俗套与「红头绳」似的公文程式;酷爱读书人那种恬静的日子;爱艺术或自然之美:这些缘故——或其中几样——驱使无数中国官员辞官,往往在仕途之初便辞,到自家宅中、或到某处孤寂的庵庐、某处山间的退居,去过清静的学问生涯。便是今日,退职的知县也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一九〇八年我在陕西华山那万丈绝壁边上、海拔八千英尺处的一座小庙里就遇见过一位。他爱诗,也崇拜自然。
丁白云曾在威海卫住过一时,却不是威海卫人。他的名字与籍贯都无人知道。据说他在明末中了进士。他的第一个官职在山东潍县。后来他过起漂泊的日子,游历极广。到了威海卫附近的里山,他欣然遇见一位知己,名叫董作昌,同他唱和诗文。他极执着地钻研方术,竟能预言自己的死期。他在崂山修习他的法术〔注四十八〕,人称他为白云先生。
王静、丁士举、郭恒、毕清以及另外几位,因在历次饥荒中对穷人仁厚施济,在威海卫的乡贤里得了褒扬。有些作者惯于认定,怜悯与慈善只见于奉耶教的民族。这个错误是严重的,不过或许也不算不近情理,因为我们在东方国家里见不到任何可与西方相比的东西:那些庞大的慈善团体,那些向贫民与恶人所办的「布道会」,那些免费的医院、养病院与济贫院。作为部分的解释,我们应当记得:在个人主义至上的国度里,「倒在路旁」的孤苦无助之人,总要比家族之系牢不可破的国度里多些。威海卫的百姓都是务农的农民,从西方的眼光看是极穷的;可是租界里连一个乞丐也没有,而且明天就算在那里办起一所济贫院或养病院来,大概也会空无一人。
戚彦云是个秀才,笃志于诗。他把书本打成一捆,徒步出去寻访名师。他走了极远的路,并且朝拜过五岳。四方来的弟子投到他门下,同他一道游历。不妨一提:朝拜五岳〔注四十九〕被视为一件功德不浅的事,朝拜的人必能由此生出神妙灵验的玄异之能。不过有一位来自遥远欧洲的外国人,在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间也办成了这桩小小的壮举,那些可贵的能力至今还没有在他身上显现出来。
王其瑞以操行堪为表率而闻名于全县的读书人中间。他只有十三岁时,连同全家被某位官员买去做家仆。王其瑞在读书上极用心;他的主人见了,惊得伸出舌头说:「这孩子太好了,不该这样糟蹋。」于是销了卖身契,放他自由。后来他以扶助受欺凌者而知名;明末清初那段动乱的年月里,他极力为穷人仗义。有一次他路过一个守在路边劫行人的恶棍。那人是方圆一带最凶悍的亡命之徒;可是他一见王其瑞、认出是他,便把刀放下了。后来这个强盗竟因王其瑞的求情而得了宽赦。
明朝的志士黄承宗,名列乡贤与忠臣两祠。志书上说,他虽出身威海卫的寒家,自幼便显出热忱而有抱负的性情。中式之后,他被派到青都任职,以能员著称。一六三八年叛军逼城,他亲率本地兵丁,极英勇地苦战十日。不幸有一名武举暗通敌人,把他们放进城来。黄承宗听到这个坏消息,断定败亡虽已注定,在道义上他仍须战到最后。他有一个勇敢的儿子名叫黄肇萱,年方十八,听说了这件事,便对父亲说:「为人臣者死君,所以明其忠;为人子者死父,所以明其孝。」父子二人一同出去迎敌。黄承宗在街巷中力战时中箭而死,儿子也死在父亲身旁。
这场惨剧还没有完。黄承宗的妻子刘氏,故事说她一听到丈夫的死讯,立刻面北向着皇帝的方向叩拜。然后她把小女儿勒死,随即自尽〔注五十〕。她临终的遗愿,是把小女儿同她一起放进棺中。最后,黄家一个忠仆名叫黄禄的,操起一把短刀自尽了。地方志说,就这样,一位忠臣、一位孝子、一位节妇、一位义仆,都可怜地死了〔注五十一〕。听见这故事的人没有不落泪的。遗骸被运回威海卫,葬在威海城北的奶姑山。
〔注三十九〕(原注:见第二十三页。)
〔注四十〕(原注:原文为「日月合璧,五星连珠」。)
〔注四十一〕(原注:这一带志书所记地震次数之多是可注意的。自英国占领以来,只觉察到轻微的地动;不过往日的经历该使我们对将来不要过于乐观。近来有位作者指出:在「不列颠群岛所由升起的那种坡度平缓的洋底」上,固然不必指望有剧烈的地震,而在「太平洋那些陡峭下倾的边缘」上,却是可以预料的。见戴维森载《评论季刊》一九〇九年四月号,第四九六页。)
〔注四十二〕(原注:另有一章会说到中国人乐于旌表的节妇与别的懿行女子。)
〔注四十三〕(原注:见第一八六至一八七页。)
〔注四十四〕(原注:巴图鲁是一种满洲的勇号,略近于我们的卓越服务勋章。)
〔注四十五〕(原注:引自《威海卫志》第九卷,第六十九页。)
〔注四十六〕(原注:见第七十四页、第三九一页以下、第三九六页。)
〔注四十七〕(原注:江苏大运河上的一座城,因与马可·波罗之名相连而著称。)
〔注四十八〕(原注:离如今德国的胶州租界甚近。)
〔注四十九〕(原注:见第七十一页与第三九一页以下。)
〔注五十〕(原注:她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无疑是知道叛军不久就要在已下的城中纵兵肆虐。)
〔注五十一〕(原注:那个可怜的女儿看来是不算在内的,或因为她不过是个尚无心魂的幼儿,或因为她在这桩事里只是被动的。)
第五章英国的治理
七十年前商议把香港割与英国王室时,真正被顾到的只有商务上的利害。水陆军务上的需要被忽略到这个地步:海港的一侧连同那道居高临下的山脉仍留在中国手里,归入大不列颠的只有香港那座小岛。这个位置在战守上的弱点不久便被看出来:显然中国,或是任何与中国结盟的敌国,只消在九龙的山上架起炮来,便能把那座岛、那座港以及港内庞大的船舶全捏在手心里。英国政府一有合适的机会,便取得了九龙半岛上几平方英里之地的割让;可是从战守上说,这一步几乎无济于事。直到一八九八年,香港的「新界」——连同山脉与几座不小的岛屿,面积有好几百平方英里的一片地方——才被「租」与大不列颠,「为期九十九年」。
同年筹议「租」威海卫时,此地究竟要像香港一样筑成要塞,还是仅仅留作舰队的临时基地或商业的货栈,尚无定议;可是为确保将来一切可能或大概用得着的用途都有足够的地面,英国政府要求并取得了租借,所租的不只是刘公岛,还有环绕整个海湾十英里宽的一条陆地。这海湾连同它的各处汊港极为辽阔,所以这条陆地的面积近三百平方英里,海岸线长七十余英里;而自极东的大栏头村到极西的海庄村,直线的边界约长四十英里。
这条陆上的边界纯粹是人为的:有一两处地方,它把一个村子的一部分划了进来,而把其余部分留在中国境内。这一大片地面直归英国治理,界内中国官员毫无管辖之权,只有一处例外,就是如前所见〔注五十二〕那座把名字给了全境的小城的城墙以内。英国边界之外,另有一片地方,英国政府若认为合宜,可以「在格林威治东经一百二十一度四十分以东一带沿海或近海的任何地点修筑工事、驻扎军队,或采取防御所需的任何其他措施」。这样说来,英国的「势力范围」西起威海卫到芝罘的中途一带,东至成山头;不过大不列颠至今没有必要在那片广大地面上实际行使她的权利。
关于租界及其邻近的大概景象,第二章里已说过一些。山极多,却都不高,最高的也不过一千七百英尺左右。出了边界不远,有一两座山更有气派,尤其是西南那座顶上有庙的姑余山,高逾三千英尺〔注五十三〕。直归英国治理的租界里约有三百一十五个村子;这些村子在英格兰没有一个称得上大村,许多不过是小小的聚落,不过据估计合计有十五万人口。想到除一小部分人之外,百姓都以农为业,而租界里又有大片地面全然不宜耕种,这个人口就该算是很多的了;其所以如此,只能解释为百姓极其俭苦,而且几乎全然没有一个有闲的、靠人养活的阶层。
威海卫专条签订于一八九八年七月。最初几年,此地由水陆军各方当局管辖,其中一位是多华德少将爵士;不过那几年很难说是有过什么治理,因为刘公岛与大陆上码头那个小居留地(即今日的爱德华港)之外的整片地面,差不多全听其自然。外交部与殖民部借调民政官员来暂行任事,才使民政渐渐推广、巩固于全境。这些官员里有一位是海峡殖民地政府已故的黑尔先生,另一位是英国驻华领事界的巴顿先生——他出色的政绩至今还为百姓所怀念。沃尔特先生〔注五十四〕被任为政府秘书长,稍后香港辅政司骆克哈特先生(今已封爵)出任第一任民政长官。
到这一年(一九〇二年),威海卫已划归殖民部直辖;此后它的地位实际上同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无异,只是(出于名义上的顾虑)正式名称不叫殖民地而叫租界。行政长官是本地政府之首,因而只受英王经由殖民大臣所行使的节制。他的官阶相当于副总督:就是说,他(在威海卫任内)受十五响礼炮,而一等直辖殖民地总督(如香港、海峡殖民地、锡兰与牙买加的总督)受十七响,在任的英国领事则受九响。他实际的权力虽行于较小的范围,却大于多数直辖殖民地总督,因为他不受一个议事局的节制。
同直布罗陀与圣赫勒拿一样,威海卫的法律由行政之首一人制定,而不像别处惯常的说法那样「经立法局议定并同意」。枢密院令自然指明了立法可循的路数,而一切法律(称作法令)都须得到御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殖民大臣奏请陛下「不行使其否决之权」。这合于殖民地通行的程序。就实际而论,如第一章所见,威海卫并不需要制定多少法令。百姓是照他们自己亘古相传的习惯来治理的;只有在英国占领带来了本地习惯所未曾预备的新局面时,立法才成为必要。本地政府的法律顾问由上海的皇室律师兼任;必要时,便由他草拟那些将以行政长官名义颁布的法律条文。这类条文一般抄自、或极近于仿照英格兰或香港殖民地已经行用的法律。
英国舰队的中国分舰队每年夏天来此。威海卫既在英国治下,海军总司令便可完全自由地在极好的条件下于岸上与海上举行打靶及别的操演。不过威海卫最大的长处——无论从海军还是从平民的眼光看——是它的好气候。它也许不像某些作者(官家的与非官家的)所说的那样好得出奇;可是没有人会否认这气候是「白人能过的」,而且多数人会同意,它大体上是中国海岸上最好的。
雨量就平均而论,比英格兰多不了多少,也少不了多少,不过分布远不及我们本国匀净。这也许倒是长处:威海卫寻常年份里的「好天」——就是出太阳不下雨的日子——无疑比英格兰寻常年份要多。盾的另一面便是水旱;这类灾殃有多频繁、多厉害,读者从上一章所述大约已可领会。冬天比英格兰寻常冷得多,夏天比英格兰寻常热得多;而且冷与热都更稳定、更持久。不过这里没有北京及别的内地所见的那种极端。冬天的气温曾降到华氏零度,不过平均的最低可算作华氏六度上下。雪量不大,道路难得被堵。因为缺少河湖,滑冰只能稍稍一试而已。
冬天的北风极冷:连中国人也裹着皮衣,一直捂到耳朵。秋天这几个月——九月到十一月——是一年里最惬意的。夏天的暑气与雨水过去了,这时的天气抵得上英格兰极好的夏天与初秋。春天这几个月常常也很惬意;可是这正是那几乎不断的大风的时节,而大风是威海卫气候的一大短处。不过比起直隶平原上那种可怕的沙尘暴——那种风叫旅居北京的欧洲人恨不得身在别处——它便算不得什么了。七月与八月是多雨、潮湿而炎热的月份;可是气温难得高过华氏九十四度,夏天的气候比香港或上海要好受得多。威海卫从南方各口岸来的欧洲避暑客,多半也正是在这两个月里来的。
英国舰队与欧洲游客大约在九月间离开威海卫之后,此地便只能自寻消遣,一直到次年五六月。从交际上说,威海卫因那支著名的华勇营被裁撤而大受损失,因为营里的英国军官在冬季的单调里着实添过不少生气。营里养着一群猎兔犬,那段日子里每周出猎两日。自十一月田里收完最后的庄稼、可以越野驰骋起,到三月底新的庄稼长出来、骑马的人只能走大路为止,猎兔是英国侨民最爱的消遣。这支营历经许多波折,于一九〇六年被裁撤。它存在的七年左右时间里证明了——倘若在戈登将军的功业之后还需要证明的话——中国人只要待之得法、训练有素、统率有方,是能够做第一流的兵的。
华勇营兵士操演时的仪容极好,从没有不叫欧洲来客称赏的;不过他们的军人品质并不只在太平无事的时节受过检验。租界里有人谋乱,他们曾迅即弹压,很有功劳;一九〇〇年被派往前敌参与对义和团的战事时,无论在攻天津还是在进军北京途中,他们的表现都极好。那几次率领他们的军官里有鲍尔上校、布鲁斯少校、沃森上尉与巴恩斯上尉〔注五十五〕。
这支营最盛时有官兵一千三百人,不过裁撤之令下达以前已减到六百人左右。华勇营一去,威海卫便没有了驻军。有几名挑选出来的人被留作常设的巡捕,另有三名欧洲士官被安插在民政编制里做巡官。这些人连同原有的刘公岛八名华人、爱德华港欧洲居留地十二名华人,构成租界今日(一九一〇年)的警力,如今共有华人巡捕五十五名、巡官三名。
这样说来,威海卫全无一兵一垒;在漫长的冬月里——那时港内连一条鱼雷艇也没有——此地实际上听凭任何一伙起了贪念的盗匪处置。这种情形不能说是再好不过的;不过——说一件从前也许算得上政治、如今却纯属往事的事——不妨承认:从帝国的眼光看,裁撤华勇营是明智的一步。在华的英国人多数并不这样看;至于那些把生命中几年最好的光阴用在训练这支营上、并且已经学会为它感到一种极有道理的自豪的英国军官,我们不难体会,他们听见陆军部的决定时那份沮丧与失望何等苦涩。当年「始皇帝」眼看自己耗了无数时日与气力的那座通往仙境的美桥在眼前崩塌时,心里激荡的大约也是类似的情绪。华勇营的地位同印度及我们别的大属地上的土著军队并不相类。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常的。它的兵绝大多数不是在英国地面、而是在中国地面招募的〔注五十六〕;而要他们去打大不列颠的某个欧洲敌国,是几乎想象不出的事,那么他们唯一的用处就只能是去打自己的同胞或别的东方人。
随着中华帝国在改革与开明的路上推进,要说服他们去打中国必然愈来愈难。诚然,义和团在名义上被看作中国的叛众,所以拿英国饷的中国兵打他们可以问心无愧,相信、或假装相信自己既是为自家皇帝效力,也(附带地)为大不列颠效力。可是这支营在义和团之乱以后又存在了好几年;而为着将来某个不定之日可能再有一次类似的起事,便维持一支相当可观的队伍(每年要花英国纳税人三万英镑上下),这同英国人的常识不大相合。再说,万一英、中两国正式开战,它的处境将极为特别,因为按募兵的章程,这些兵从来没有被要求放弃对中国皇帝的臣属之分。他们事实上是中国的臣民,不是英国的。便是威海卫的居民——营中有一小部分人取自其中——中国皇帝在名义上仍保有对他们的主权。这一点英国政府已明白承认:它宣布威海卫既只是一片「租借地」,其居民虽直受英国治理,按严格的法律意义却并非「英国臣民」〔注五十七〕。
营里的军官无疑会否认这些兵对英国长官的忠诚有可疑之虞;可是事实仍在:万一中、英两国正式开战,中国当局可能、而且多半会竭尽全力诱使营中的兵临阵脱逃,去替自己的同胞当兵。可用的手段除了行贿这一样明摆着的之外还有许多。只要举出一样就够了,而那一样是厉害得可怕的——把那些不肯脱离英国服役的兵的父亲或别的尊长下狱,并抄没他们祖传的田产。在这样的情形下逃走的人,大概不会觉得自己有多少可责备的。他们是在英国旗下当的兵;可是这就该使他们成为自己国家的叛徒、违背孝道那神圣的纽带么?便是替英国当兵的中国人已被正式免除了对自家君主的臣属之分,要指望他对一位他连其存在都只有最模糊概念、又与他毫无感情之系的欧洲君主生出忠诚来,也是不近情理的。
不过也许有人要说,本可以另定服役的条件,使华勇营的兵免于同自己同胞作战的义务。那么他们还能去打谁呢?也许可以带他们去打日本人;可是从没有人设想过训练他们是为了对付一个大不列颠多半最不会与之失和的国家;何况他们人数太少,到战场上也起不了实在的作用,而且因为难以在别的部队中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反倒可能成为累赘。至于万一有欧洲强国进攻威海卫、他们能帮上什么忙,只消指出一点便够了:一支步兵营全然无力阻止海军炮轰威海卫;而英国舰队若失了制海之权,那么不但整个华勇营(或者说逃亡之后所剩的部分),连威海卫本身及其中的一切,都会立刻成为头一艘驶进港来的敌舰的战利品。
关于这个题目,末了不妨说一句:英国政府若抱着那种玩世的看法,认定中国注定要长久地陷在行政废弛、国力无助的状态里,那么以它自己的立场而论,维持这支营无疑是完全有理的。它既决意裁撤,这就不妨看作一个可喜的凭据:大不列颠在一九〇六年并不对中国的前途一味悲观。
全部军队撤尽之后,百姓中并没有出现一丝乱象,犯案也没有增加;这就有力地驳倒了有时被人提出的那个说法——说这支营存在的真正理由,是非倚仗一支本地的武力来维持英国的治权与威望不可,否则威望便要受辱、受公然的轻蔑。无疑在一九〇〇年那多事之年,这支营在弹压或防止乱事、在帮着巩固英国治权上,尽过极有用的职分;而租界的百姓那时大约也懂得了抗拒英国占领是徒劳的。可是不妨着重地说一句:自这支营裁撤以来,百姓——或许是因为知道英国的军队与军舰虽不驻在威海卫,却从来离得不远——丝毫没有露出不服或不安的迹象〔注五十八〕。
自那时以来,犯案与无法无天的事非但没有增多,反而显出分明减少的趋势;同边界那边的中国人也全然不曾生出什么麻烦。凡知道中国官场能够何等轻易地以隐秘而有力的手段煽起或挑动一种普遍的仇外情绪的人,自会体会这一点的分量。
这里或许不妨一提:威海卫的英国官员同邻近的中国官员,关系向来亲密友好;其亲密的程度,实在远过于香港政府同广东邻近各地的知府知县之间通常的关系。其结果是:凭着非正式或半官方的往来文书,以及个人的走访,许多事情得以顺顺当当地办成,既不「张皇」也不费时;而那些本可能酿成棘手的国际交涉、非经外交出面不可的边界事务,也能就地迅速而轻易地了结。
不过须记着:这种友好的关系随时可能被中国官员中断,只要他们从省城或北京得到一点暗示,说要使大不列颠的处境变得艰难而不愉快。威海卫的百姓之所以能心平气和地顺从英国的治理,一个要紧的缘故是他们隐约相信:我们之在威海卫,是中国政府请来的、是它十分愿意的,而且我们多少是在奉行皇帝尊严的意旨。他们至今仍称我们为外国人或「洋人」,称中国为「大国」。他们按中国熟知的成规替节妇与别的懿行女子立石时,碑额上至今仍刻「圣旨」二字。对英国君主的忠诚之感,便在那些舍不得我们走的人中间也丝毫不存。多数人对英格兰在哪里只有最模糊的概念;有人以为它「在上海」,或者「在香港附近什么地方」;另一些人——也许是因为对一九〇〇年参与战事的那些黑皮肤英国兵还有点混乱的印象——以为大不列颠同印度是可以换用的两个名字。
我们一位村董曾(十分认真地)问我:英格兰是由一位「总督」治理,还是由一位「国王」治理——无论哪一样,言下之意都是英格兰的地位远在中国之下。百姓中因此生出这样一个念头:他们自家的皇帝出于某种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的神秘缘故,把威海卫的治理暂时交给了几位英国官员;到他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自会决定何时取消这个安排。这个念头其实并没有这样明确;多数百姓凭亲身的经验也很清楚,如今无论多高的中国官在威海卫都没有一丝直接的权柄。可是倘若有人要劝他们相信:皇帝即便想要,也不能立刻叫这些外国人走——那大概会落得惨败。一句话:威海卫的中国人之所以顺从英国的治理,是因为他们的君主——以山东巡抚为代表——给他们做出了顺从的榜样;可是倘若中、英之间生出外交上的纠葛,而巡抚直接或间接地传下话来,说对威海卫的英国人不必再以礼相待,那么只消几天或几星期,租界居民中的仇外情绪就会起一场惊人的变化。
那时边界上也会忽然而莫名其妙地麻烦不断;邻近各县的知县,纵有往日的种种友好,也会变得疏远而不近人情;内外的难处会严重而绵延到这个地步,以至于没有一支武力在场便无法治理这片地面。本地既无驻军,政府便不得不去调英国那些随时待命的海军陆战队与水兵;而海军中将阁下不得不从自己的分舰队里拨出几条船到威海卫专差,大概也要悻悻地想一想:威海卫到底值不值得费这番事去维持。
这是一幅阴郁的可能的图景;但愿只要英国还占着威海卫,它就永不会成为事实。可惜外交上的难处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祸根。倘若山东东部遭逢久旱不雨以致饥荒——这并非罕见的事——或是来了中国境内为数太多的那种无法无天的匪帮,他们一面抢劫杀人,一面兼做鼓吹革命的勾当,那么威海卫的处境便不足羡了。而且须记着,中国有些地方眼下的情形是:几乎哪一天都可能爆发激烈的乱事。一小伙又饿又狠的武装之徒,有一个大胆的头目、一个周密的计划与一套灵便的耳目,大可以——若不是威海卫学堂那些童子军幸而还在的话!——扑向爱德华港,饱掠一场,赶在次日中午以前便躲进英国边界以外的安全之处。至于把哪一个村子或哪一群村子洗劫一空、杀散其中的居民,那更容易得多;而本地政府在眼下的条件下,除了搬请外援,是无力采取任何有力举动的。
这一类乱子,与其说可能出自租界本身的百姓,不如说更可能来自远处的中国人。在极要紧的一点上,英国人是极受幸运眷顾的。恰好这几年威海卫年成大体很好,百姓也相应地宽裕。自英国治理以来,还不曾有过真正的坏年景;此外,农事上的某些开展(尤其是大规模种植供出口的花生)于土地本身有益,而且正成为农家日增的一宗财源。多数农家对因果的观念同别处的乡下人一样含混,许多村民相信,好年成与普遍的宽裕总是沾了他们这些异族治理者的「运气」的光。他们心里想,土地的神祇想必是对英国人的到来感到满意的:不然的话,他们岂不是显然会叫田里害病、或是降下虫灾,以示不满么?
百姓的议论便是如此——与其说明确地说出来,不如说隐约地感觉到;而这无疑多少使他们对英国的治理生出一种满足之情。我也听百姓说过:自英国人来后,村里再没有被从前那种夺命的时疫一减再减。有一位老成的农人,我问他近来农田价值何以涨得这样厉害,他的解释是:英国政府给所有的孩子种了牛痘。这样一来,各家就不像从前那样有一半人死于天花,于是自然要多种地来养活多添的嘴!政府所办的医务无疑极有价值;不过百姓死亡之减少,多半主要还是因为连年丰收、通商日便,以及生计状况随之改善。只怕接连几年歉收,不但会使百姓穷到极处——因为照例说来,土地是他们唯一的本钱——还会引出饥荒之后必然随来的时疫。这类灾殃照事情的常理是要不时出现的,读者从上一章所列的地方大事里大约已可领会。到那时候,百姓对外国人能左右气运的那份信心或许要受一次痛苦的打击,而其结果未必不带几分对异族治理者的离心。
英国在威海卫治理之初,百姓中某些人里流传过许多荒诞的谣言,说到外国人的用意与行径。有一种谣言说:英国人要把土地全留给他们本族的移民,打算用一个简便的法子把现有的居民除掉,就是在各村的井里下毒。有几处地方,人们相信政府当真雇成了本地人去干这桩有计划的谋杀;于是受影响最深的村民惊恐万状,把他们疑心收了英国人的钱干这勾当的倒霉人抓起来拷打。至少有一人被活埋,另一人被淹死。这些案子过了好几年英国当局才知道,那时连最无知的人也早已不信井里下毒的说法了。其中一桩,我迟至一九〇九年夏天才偶然发现,而事情是九年前出的。有个倒霉人不知何故被认作外国人的密探,被激怒的村民捉住,淹死在据说被他下了毒的那口井里。那口井随后被土石填实,废弃不用。这可怜人的妻子被那几个带头的卖给了一个想讨妾的人,得价约合十镑。
那许多关于外国人的可怕故事,无疑是有人蓄意造出来的;这些人或出于一种近乎爱国的情绪,或出于更自私的动机,极想煽起民情来反对他们的异族治理者。他们的计策落了空,因为民众的怒火与其说指向英国人,不如说指向他们自己那些被认为受了英国人贿赂的同胞。
大体说来,英国治理之初百姓最怕的,并不是自己或家人会被屠戮、被夺去产业、或者身受虐待,而是怕被横征暴敛;而一八九九与一九〇〇年勘界时所生的骚动,一部分也可以追到那些关于外国人要用什么法子征税的荒诞谣言上去。譬如有人以为,连农家的鸡也要抽税。赋税在英国治下其实是加重了。田赋(岁入的主要来源)加了一倍,而各色牌照费与捐项自然而然地抬高了某些货物的价钱。不过在多数百姓看来,英国治理这些不讨喜的地方,大体上被这样几件事抵过了:比起中国来,相对地(虽决非绝对地)免于胥吏的零星勒索;本地商务渐渐兴旺;英国水兵在港内花钱,银钱流入;英国商船为本地物产的出口提供了便宜而稳妥的便利;还有政府兴办的那些直接有益于公众的工程。
花在公共建设上的钱,同香港、新加坡与胶州为此投下的巨款相比固然微不足道,可是就本地那点岁入而言,已占了相当可观的一份。尤其是修筑碎石路,全境都衷心欢迎,这有三件有意味的事可以为证:第一,新路所经的耕地的主人几乎从不索要银钱的补偿,除非他们恰好穷得走投无路;第二,几年前在租界任何地方都荒唐得不可能的车行,如今正迅速成为常事;第三,百姓自己出钱,主动在各处把路网延展出去。有一处地方的事几乎叫人难以置信:某条新修的村路上有几所房子碍着通行,房主竟自愿把房子拆了往后挪;他们非但没有从政府得到补偿,连把这件事报上来的麻烦也懒得费。最近还接到一份呈文,恳请威海卫政府促请山东省政府把威海卫的路网延入中国地面,尤其是要延到能使威海卫港同邻近的荣成、文登、宁海三座县城之间通行大车的地步。威海卫行政长官已就此致书山东省政府,巡抚对这个计划也颇为嘉许;不过他此后已调往别省,眼下此事能否办成尚难逆料。只要威海卫还在英国手里,省政府自然不愿扩展该港的通商之便,以致可能有损于中国的芝罘港。
大体说来,威海卫土著中较明白事理的人,对英国治理所直接间接给予他们的种种好处是十分清楚的;不过这远不等于说他们愿意这种治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其中有些人甚至晓得,他们许多好处要归功于一位他们从未见过的善士——那位默默忍受(或并不默默忍受)的英国纳税人。这片租界实在远谈不上自给,每年本地预算上的亏空,须由英国国库补贴几千镑才能弥补〔注五十九〕。政府办事极为撙节,开支实已削到近乎吝啬的地步;可是不妨记着,就本地的财力而论,这套治理是贵到极点的。商务若大增,本地政府无疑不久便能不靠英格兰的接济而收支相抵;不过眼下并无迹象表明会有这样的扩展。
英国经营殖民地的办法,照例不容许在薪俸上或在无谓地增设官职上铺张。在这些方面威海卫也不例外。民政编制里各级欧洲人不足十二名,其中只有四人握有行政或司法之权。自一九〇六年起,全境为治理之便分为二十六区;每区平均辖十来个村子,由一位本地的总董主持,其主要职分是督收田赋,把政府颁发的一切告示文告分送各村董,向买卖产业的人分发契纸,并且总的说来以自己的分量维持地方的安靖,劝阻争讼。为这些差事,政府每月只给他五元(墨西哥银元);不过他还可从官契纸的发售上抽一点成(官契纸是收费的),并以不那么固定的方式得些馈赠,多半是吃食之物。这些政府都不过问,除非看出他在拿这个位置当生计、或者借以勒索。
田赋是按文登与荣成的中国知县移交的旧田册征收的;而那些田册此前几十年都没有好好续修、或者不如说根本没有续修,所以如今实耕之田与应税之田的关系极为含混。一个人极难拿自己的田赋收据来证明某块争执之地归他所有、或已由他耕种多年。唯有对全境作一次地籍丈量,田赋这套办法才可能立在一个妥当的基础上。眼下这税(除若干例外)实际上是按村整体征收,而不是按各家征收的。多年以来,每个村子都由村董或村董会经手缴纳一笔银钱,客气地称之为田赋。这笔数目在各家之间怎样摊派,由百姓自行决定,通行的谅解是:除非家产大有增益,谁也不该被要求比他祖上缴得更多。
中国政府从前不曾、英国政府如今也不去细究:各个耕户是否缴了他应缴的那一份,某人是否缴得过多、或是分文未缴。无可否认,自中国的田赋册最后一次续修以来,开垦出来的新田极多,而耕户不把这些田报官、不照章丈量估值以定田赋,在律法上是有过犯的;可是这类过犯,中国官府在这一带多年来一向宽纵,而英国政府在此等事情上若比边界那边的中国人更严厉,便是不公道的,至少也是不智的。英国政府其实只一笔之下就把田赋加了一倍,就是说,如今向每个村子所取的比六年前多一倍;所以它至少可以自诩:从这一宗所得的岁入,比从前落进中国官府网里的要多。这加倍之后的税额合计不过每年二万四千元(墨西哥银元)上下,折合英镑也不过二千镑多一点。这笔钱全数进了政府的库房,不用一个收税的人,也不花一文钱。每年秋天出告示,公布本地通货同墨西哥银元的时价,并宣布田赋将按该价折算,于指定的某几日收缴。银钱由村董送到爱德华港的政府衙署,发给收据,此事便告了结,直到下一年。因田赋缴纳而起的争讼极为罕见,整套办法行来毫无窒碍。
为治理与司法之便,全境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只含二十六个区中的九个,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比南区小得多,不过刘公岛与爱德华港居留地都在其内。它的南界〔注六十〕西起双岛村以南一点,东至长峰村以南不远。看一眼地图便知,它所含的是租界较窄的、半岛的那一部分。本区的治所在爱德华港,行政长官的衙署也在那里。北区由北区正堂主管,他同时兼任政府秘书长,并持有一纸备用的委任状,于行政长官不在时代行全境的治权。南区包括租界其余的全部,含二十六区中的十七区,由南区正堂主管,他同时又是区官。他的治所在温泉汤〔注六十一〕,即热泉之地,那是一处风景如画的所在,靠近荣成、文登两县的旧界,就租界南部而言位置居中。南北两区正堂在各自的治所开庭,两庭彼此独立,权限相当。
区官手下管着一支小小的警力,一名班长、七名巡捕,全是中国人。他的文案、侦缉以及别的属员也都是中国人。除区官本人之外,南区没有一个欧洲人在政府里任职而居住于此;而南区含全境三百一十五个村子中的二百三十一个,人口估计有十万。整条陆界将近四十英里,全在这一区内。
行政长官之下,是政府秘书长兼北区正堂,以及区官兼南区正堂;他们是政府的行政与司法官员。另有一位副正堂,曾暂代过区官;他除了不时办理审断之事,还在北区承担各项部门事务。南北两区正堂的职分之繁杂,一点不下于中国那些知府与知县——那些「父母官」。在香港与新加坡这两处姊妹殖民地的文官里,没有一个职位在各方面与他们所任的相类;不过大体上,一位威海卫的正堂不妨看作集华民政务司(华人保护官)、高等法院陪席法官、巡理府与警察总监于一身。可惜两位正堂的时间大半消磨在公堂上。威海卫的重案其实是少的。全境七年以上不曾有过一桩命案,而多数劫掠与盗窃案都是边界那边不速而来的中国人所为。不过威海卫的正堂所办的并不只是刑事与治安案件。他们还行使不受限制的民事审断之权;而威海卫的争讼在英国治理之下逐年稳增,所以他们这方面的事务决不轻松。
正堂的公堂之外,再没有别的常开的法庭。枢密院令里固然列有一个名目含糊的机关,叫作「英王陛下威海卫高等法院」,可是这个法院极少开庭。它由行政长官与一位法官组成,或由行政长官、法官之一单独开庭。上海英国最高法院的副法官依职兼任威海卫高等法院的法官;不过近五六年来——即自他受任以来——民刑两类案件里需要他出力的次数合计不到十次。行政长官以高等法院的身份单独开庭,曾在若干「可处七年或七年以上苦役」〔注六十二〕的案子里判过刑;而那位法官到威海卫来审过三四次过失杀人的案子。由高等法院——无论以行政长官还是以法官的身份——审理的民事案件只有两桩,而威海卫每年由(以司法身份行事的)正堂判决的民事案件却在一千桩以上。
这种奇特的局面,首先是因为威海卫财力单薄,养不起一位常驻的法官,因此只好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求助于几百英里外一座法院的法官;不过眼下由正堂代行法官之职,在法律上是有枢密院令中一条为据的,那一条规定:「高等法院对于任何区域所有之管辖权与职权,得全部或一部,依本令及据本令所订之任何法令之规定,由受任办理该区事务并在该区之正堂(如有)行使之。」〔注六十三〕高等法院的权限则以这样的声明加以保全:它「对于每一此种区域有并行之管辖权,并得命将正堂案下未结之任何民事或刑事案件移送高等法院」〔注六十四〕。就实际而论,不妨说:除最重大的刑案之外的一切刑案,以及一切种类的民事案件,在威海卫都由南北两区正堂审理;他们或仅以正堂的身份行事,或以受高等法院委授之权的法官的身份行事。
威海卫高等法院(因而也包括以高等法院身份行事的正堂)的上诉法院是香港最高法院。这个安排自一九〇一年七月《威海卫枢密院令》颁布以来一直行用;可是此后九年里,一件上诉也不曾有过。这有三个主要缘故:第一,威海卫既没有讼师也没有律师,无人劝当事人上诉。每一个涉讼的人都亲自到堂,或口头陈述,或以称作呈状的书面诉辞陈述。他若败诉,事情便就此了结,除非他能说出正当的理由请求重审。第二,到香港法院上诉的讼费,对威海卫百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负担不起的。刘公岛与爱德华港之外,恐怕没有十来户人家若被责令缴纳这样一笔上诉费用而不至于彻底破产。第三,全境知道可以上诉的中国人,大概还不到二十个。
两位正堂之外,威海卫政府所用的欧洲人极少。有一位财务副官,他还(多少有些不相称地)兼管筑路与别的公共工程以及植树;另外如前所述,有三名巡官。这些官员(除一名驻刘公岛的巡官外)都住在爱德华港。最后还有两位医官,一位住岛上,一位住大陆上。威海卫文官中的欧洲一部分便是如此——小小的一群持重勤勉的人,同别处同类的职事人员一样,是常发牢骚的,总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功劳被看轻了;不过若逼着他们说,他们一般也会承认:英国旗所飘扬的地球上的许多角落,比威海卫还要不可爱、还要不可取。
〔注五十二〕(原注:见第二十九页。)
〔注五十三〕(原注:姑余山是大昆嵛山的北峰,在宁海城东南四十里。最高峰是大悲顶,又名大白顶。山中寺庙庵庐极多,有些古老得不知年代,有些建于公元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另有汉代(止于公元二二〇年)的碑碣题刻。)
〔注五十四〕(原注:原属马来联邦文官。)
〔注五十五〕(原注:巴恩斯上尉(今已为中校)著有《随华勇营从军记》一书,有意于此事的人应当一读。)
〔注五十六〕(原注:裁撤前夕,全营约六百人,其中只有四十人是租界土著。)
〔注五十七〕(原注:由此可知,他们出洋时无权请英国领事庇护;不过他们时常这样要求,有时也蒙有关领事优容而得到庇护。)
〔注五十八〕(原注:其中一个缘故应当指出:百姓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一八九五年日本人穿过他们村庄田野的那次进军。他们对近世的战争已有过切身的体验,并不想再来一次。)
〔注五十九〕(原注:岁入岁出的细目,以及贸易统计与别的数字,读者可参看每年奉命刊行的《殖民部名录》,以及本地政府每年印行、呈送议会两院的报告。)
〔注六十〕(原注:见地图上的蓝线。)
〔注六十一〕(原注:见第五十三、五十四、七十、四〇〇页。)
〔注六十二〕(原注:见《威海卫枢密院令》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注六十三〕(原注:见《威海卫枢密院令》第十八条。)
〔注六十四〕(原注:同上,第十八条第一款。)
第六章争讼
法律这一行的两支——讼师与律师——在此地全然不见,这(说来并非不敬法律的尊严)于威海卫的百姓或许是件可喜的事,因为这使他们能以最少的花费享受他们最爱的消遣,就是打官司。威海卫打官司之便宜,在许多百姓眼里实在是英国治理最可取的一点;不过倘若他们能明白过来,这也是最危险的一点,因为它有损村中长老与族中尊长的威信,从而动摇了中国乡村生活所依的整个社会结构。百姓已经发现:便是最琐屑的争执,上公堂去了结也比照中国传统的办法去请「说和人」更省事、更快、更便宜;因为那些说和人通常是上年纪的亲戚、村董或和气的邻人,他们议上老半天,至少总得拿猪肉青菜与几壶酒好生款待,而英国的正堂据说并不馋这些东西。所以百姓固然或多或少感念英国公堂之清、官员之肯听一切申诉,其中较明白的几位却也不无忧虑地看着这样一套办法——它几乎必然要催生过多的争讼与旷日持久的家族仇怨。大英帝国境内打官司花费比这里更少的地方是没有的;实在说,花费这样少的地方大概也没有第二处。这里不收堂费;正堂本人不但替原告被告两造兼充讼师,替两造省下一切讼费,还把搜集查证的麻烦担子揽在自己身上。
直到不久以前,还有一等领照的代书,替涉讼的人写呈堂的状子,收一点小费。后来有几名代书因受贿、勒索与别的不法行径被定了罪,便不得不把他们的照一概吊销,废了这套办法。如今凡不识字、又没有一位能写的亲戚肯替他写状子的人,只消随便什么时候、随便怎么走进公堂来口头陈述就是了。不识字的乡下人天下都一样啰唆而没有条理,威海卫的也不例外;那么不难想见:耳聋的老头与又吵又不讲理的妇人用乡下话作的长篇漫语,一句句记下来,给一位英国正堂的差事添了多重的负担。无谓的争讼如今已成了日常生活里这样平常的事,政府眼下正打算立一套堂费的章程;这既不至于妨碍百姓到正堂跟前作正当的申诉,又能使他们在丝毫未曾试着照本国传统的成法了结纠纷之前不至于一径奔公堂而来。要遏止眼下这股涌向公堂的讼潮,非办点这一类的事不可,这是一天比一天显然了。
南区的公堂上〔注六十五〕,一切审断全用中国话。这里百姓所说的,不妨说是所谓官话的一种,略加习练,说北京话的人便不难听懂。像山东东北这样偏远孤立的一群人,土话自然极多;在有些地方,这种方言与其说近于北边京城那种柔软的口音,不如说更近于南京话。
没有讼师,于百姓并无妨碍,因为在中国并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以法律为业的人。「一个人若想在公堂上替另一个人出面,」道格拉斯爵士说,「多半要按刑律里那一条论罪——那一条规定凡教唆或包揽词讼者笞。」〔注六十六〕在威海卫,只有一次有个本地人——那是个入了教的——略略试过替另一个人出面办案;他虽依英国的办法不能受笞,却为此连同别的过犯受了应得的惩处。那么在威海卫的公堂上,同在中国的公堂上一样,涉讼的两造各按自己的路数陈说自己的道理;不过把糠秕同麦子分开、从当事人的话里挑出真正切题的部分,这差事是落在正堂身上的。所以就一切紧要之处而论,威海卫审案办案的样子同中国极相近;因此边界那边来威海卫告状的中国人,尤其是在本国惯打官司的,到了堂上一点也不觉得生疏。不难想见,这里的讼案并不像英格兰审民事案时那种冷冰冰的庄重:原告被告亲自到场、各说各的道理,而且各人都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爱怎么说对方、怎么说世事都行;这就带进一种戏剧的意味,而这是西方法庭那套更为堂皇的程序里所没有的。这里没有对法律细节耐心的辨析,没有对判例与权威的仔细援引,有的是把真的或想象的冤屈大声数说一通,是刻毒的斥骂,是慷慨激昂地求个公道。不过这一切里有一点颇可注意,就是没有手势。手既不交握,也不举向上天;身子的动作看不出什么深情;连面目——纵然它的主人心里正翻腾着——也几乎是无动于衷的。这是离野蛮已远的一个标记么?英格兰人向来被举为用手势最少的例子;可是在这一点上,英国人同中国人是不能比的。
诉讼所折射出的百姓品性与智力的种种侧面,其纷繁是无穷尽的。在一腔冤愤的煎熬之下,在怕遭祸殃的忧惧之中,或者在为了打赢一场押上了自己幸福的官司而万分焦急之时,中国人虽仍不肯做他认为鄙俗的那种比手划脚,却把平日里仿佛是他本性一部分的那份含蓄与说话的礼数一概抛到九霄云外。他能大着胆子说谎——不过他的谎其实未必都该叫作谎——而且他有一种非凡的本事,能装出强烈的情绪来博取堂上的同情;可是纵有这些短处,正是在打官司的时候,他品性里的长处与短处才显得最为分明。
涉讼的人若识字(威海卫百姓里识字的其实不多),便准他以书面呈状陈述。一份典型的中国状子不妨说分三段:第一段把呈状人的「事由」原原本本说一遍,着重强调他天生好义、最恨那些违法的人;第二段把他的对头、也就是被告,描画成一个无赖、一个包藏祸心的人,极尽丑诋之能事;第三段则巧妙地把呈状所上的正堂说成有一种神妙的本领,能辨是非,公道之心极盛,而且格外垂爱守法之人。被告被传到案,自然也照样行事。他的理若亏,自己这边又没有什么确凿的话可说,便要设法使正堂对原告存一个坏印象,说他好争好讼——在中国这可不是小过犯。他的状子于是大约会这样写,这几句是我从近来收到的一份状子上译出的:「原告为人胆大,不怕打官司,不畏官,而好讼。自公堂回家,时时扬言,以打官司为乐事。」〔注六十七〕
原告与被告都以为,摆出一副孱弱、驯顺、生来就经不起这个恶世界所加之苦的样子是个好法子。「数年以来,」有人说,「小的忍苦不言,不敢声张;如今不同了,因为小的听了喜信,说大人断事如神〔注六十八〕〔注六十九〕。」中国状子里最常见的一句话,照字面译出来颇为古怪:「小的是大人的孩子。」
遇到由错综的家务纠纷——譬如承继与过继之类——所起的官司,有时堂上同时站着四代人。襁褓中的与年幼的孩子,只要他们的权利或利害有一丝牵连,便由母亲抱到堂上来;这倒不是以为幼儿的话能作证——便是他们说得明白也不能——不过是要让正堂看见这些孩子确实存在、并非临时编造出来的。有时他们上堂还有个实在的缘故:家里的大人都打官司去了,没人在家看孩子。十二三岁的男孩在场极为有用,因为他们往往比啰唆的长辈说得简短明白得多,甚至能把案子的要害说清楚。案子若要紧,堂上常常挤满了两造的堂表亲、姑婶与关切此事的邻人;这些人个个预备好要赌咒:原告(或被告,看是哪一边)是个德行超群的人,一生不曾做过一件错事、动过一个坏念头,而他的对头则是出名的歹人,是方圆一带的凶神恶煞。这些夸张不过是用来把争执中的一面说得更重些,照例并不真想欺蒙正堂,只想把他的心思轻轻带偏一点。若像常有的那样,正堂问起某个证人何以说了许多明摆着的、多余的不实之词,他只会像孩子似的若无其事地答道:「大人面前小的不敢撒谎。」
当堂论理时,涉讼的人很少动气——在中国动气总是极「失格」的——不过他们彼此攻击的话往往极厉害。略受过教育的人常常做出一副把揭穿对头的本相留给正堂去办的样子。「大人只消看看那人的脸,」他们说,「就知道那家伙是个无赖。」这话自然含着——也有意含着——这样的意思:正堂是明察秋毫、骗不得的。
在欧洲人看来,办中国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一大难处是:真相素朴不加文饰地摆出来的时候极少,纵然单把赤裸裸的事实说一遍就足以稳稳得个有利的判决。然而我决无意说中国人天生爱说谎。一句不确的话若无欺人之意,并不构成谎言;而中国人惯常说的许多这类话,对听话的中国人既不欺人,也无意欺人。它们常常欺到欧洲人,无疑是事实;可是过在欧洲人对中国人性情的见识与阅历不足,不在中国人——他们不过是在用本国通行的说话方式罢了。只因为中国人的说法同外国人不同,就要他改掉祖传的说话方式,凭什么?中国人有意欺蒙或试图欺蒙自己同胞——也就是对他们说谎——的次数,我并不信比寻常欧洲人欺蒙或谎骗邻人的次数多出多少。在我们说一个中国人「这人对我说了谎」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这人所说的话,是有意欺我的么?这话若说给他自己的同胞听,骗得了他们么?」
这一点本不必多费唇舌;可是无疑,传教士以及别的那些忍不住要着力渲染中国人性情阴暗面的人,惯于把所谓这个民族天生好诳的毛病说到十足。譬如麦高温牧师在《中国生活侧影》里〔注七十〕说得就过分了:「不妨立为一条通则与不言自明之理:听一个中国人说话,断不能确知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我也见过传教士拿自己教中华人的话去驳非教徒的话,轻信得惊人,有时轻信得毫无道理。有些人甚至言下之意是:一个不信教的中国人说真话,是一桩值得惊叹的事。「此人虽是个儒者,」有位传教士写信给我说,「他说的话却靠得住。」
外国人若要证明中国人爱说谎,尽可以从威海卫公堂上每天所作的伪证里取得现成的、充足的凭据。然而他看得愈久、听中国的原被告与证人听得愈多,对自己这些「凭据」的可靠就愈不放心。英国的正堂会发现:日子久了,他愈来愈不会因证人直接说的不实之词而在任何紧要之点上受蒙蔽、被引偏。这与其说是他「看穿」了他们,不如说是他懂得了他们看事情的地方。要说到时候他就全然不会被误导,那自然等于说他不会错、无所不知;可是无疑,随着他对中国人性情的见识与阅历增长,他就愈不肯草草地给中国人贴上「说谎者」的标签。至于中国本地的官,他不必受什么特别的训练便知道同胞的性情以及他们思想与说话的特别之处,所以要从堂上那些荒唐不确的陈述里把其中所含的真相剔出来,自然比欧洲人容易得多。要说便是中国的官也总能断定一个人是否在说真话,那自然是可笑的;中国同欧洲一样有老练的说谎者,正如有些作伪的人手段高明到能骗过鉴定笔迹的行家;可是他至少能够体谅那些不确与夸张——这些虽能骗到外国人,却骗不了本地人,因而不该被斥为蓄意的谎言。
这类夸张与不实之词,在中国各处、在威海卫,天天都有。甲若要告乙移了界石、侵了他的地,他多半要在状子里添上一笔:乙是个罪恶深重的人,是个蛮横霸道的亡命之徒,是个图谋危害公益的阴谋家。有一份这样的状子里有几句话,我几乎逐字译出如下:「小的查知他偷占小的田土之后,到他家去好言理论。他不肯听,反以极难听的话辱骂小的。随后又揪住小的母亲与小的儿女一并毒打。他们浑身是伤,不能站立,实在只剩一口气了。小的别无他法,只得禀求大人查明,俾得水落石出,使含冤者得伸,卑微者得直;小的与子孙感恩无尽。」其实争执的要害是那块地归谁所有。家里并没有哪个人身上受过伤,也不曾打过架;不过双方倒是痛痛快快对骂过一场,而家里的女眷——这在中国是极常有的——嚷得暴跳如雷,到后来声嘶力竭。倘若就他殴打一节当真照他的话办、叫他拿出凭据来,他反倒要又痛苦又惊讶。他所要的不过是把对头说成个无赖,因而是那种自然会偷占人家田地的人。
可是有人要问:正堂怎么知道哪一条告词是真、哪一条是假呢?可供他判断的迹象很多;纵然状子的措辞本身还不够,略加盘诘也很快就能问出真相来。就这一桩而论,只消指出一点便够了:倘若当真发生过险些伤命的殴打,受害的人必定会被带到堂上来验伤。他们若动不了,便会用担架抬来。殴伤之案的伤要尽快呈给正堂验看,这被认为极有必要——这也是自然的,因为照中国眼下医药与外科的见识,本地郎中的话实在没有多少分量。有时公堂上闯进一个样子骇人的家伙,衣裳破烂,头发打结,从脸上头上的血看去,身上必定满是可怖的口子与张着的伤。他张口就告邻人毒打了他;可是不等他把一肚子苦水倒出来,明白的正堂会先叫人把他带下去,好好梳洗一番。十有八九他回来时像换了个人,一副好身板,身上既无污痕也无青紫;再叫他把伤指出来,他便指一道早已长好的疤,或者一块胎记,或者某处轻轻的抓痕——那抓痕本可以是、而且多半正是他邻人的妻子用指甲抓的。于是他一点也不窘,接着把自己真正的委屈说出来,对那点挨打的小事再也不提。
威海卫争讼的缘由无穷无尽,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自多少有些琐屑的家庭口角。做父亲的把家产交到儿子手里、仰赖他们奉养之后,就不再是家里当家的了。对他自然仍须恭顺敬重;在中国,真有理由告儿子不孝的父亲其实极少。可是在中国同在别处一样,极老的人常常变得乖戾难以将就;而正是他们,或许一时气恼,最容易把儿子媳妇告上公堂。有个看去疯疯癫癫的老人到我这里来,说了这样一段:「小的九十二岁了。小的儿子李贵不孝,不给小的饭吃。小的没有牙,只能吃软的,他媳妇不肯给小的做。」真相(公堂上很容易查明)是:这老人的消化之力衰了,连最软的东西也化不动,便错以为自己受了虐待。我查出他有好几个侄子,一旦他真受了委屈,他们是肯护着他的,便告诉他:公堂体恤高年,凡九十岁以上的人若有亲属可代为出面,便不准他亲自上堂打官司。不过这可怜人虽掉了牙,脑子却显然没有掉——公堂先前以为他连脑子也掉了,那是看错了;因为他对那条「九十之例」应承下来、一声不响地走了,两天后又来了,说自己把年纪记错了,糊涂得很:他不是九十二,只有八十八。
下面这桩可以当作威海卫的典型,说的是一个妇人同她堂兄弟的争执。「小的有两处房子,」这男人说,「其中一处典给了堂姐(一个妇人),后来赎回来了。随后小的出海几年。今年回家,才见她把那房子当成自家的,虽然小的早已赎回。她还把小的几件家具也并了去。小的告诉了村董。村董说,为图安靖,不如让堂姐称心。小的答应了。可是小的有个侄子,小的想把房子给他。堂姐不肯让他进去住。」房子的难处由公堂照规矩断明了;过了几天,这位原告又来,另有申诉。「小的如今对堂姐别的没有什么说的了,」他说,「只是她又偷了小的几件家什——说确切些,是小的一口锅——还扒了小的屋上的茅草去引火。她还当众背后地骂小的。小的并不要重办她,只求大人申饬她一番。」
村民之间最无谓的口角与意见不合,往往酿成大案。倘若争执只在男人之间,他们自己或邻人的见识通常能使事情不至于走极端;可是一旦女人掺进来,有时就闹出命案或自尽的事来。几块石头归谁所有的问题,就曾起过一场险些以惨剧收场的争执。原告在堂上的陈述如下:「小的告姜德让殴打小的妻子与小的。日落时小的回家,见被告打了小的妻子。小的到他家去,他在门口迎着小的。小的同他理论,说小的妻子若有什么该说的,他该告诉小的才是。他答道,小的妻子该打。小的问他为何不打小的,他当即照小的的话办,把小的痛打了一顿。」答问时他又说:「小的没有还手,因为小的不愿犯了扰乱之罪,显得藐视王法。挨打之后小的就回家了。小的妻子告诉小的,被告打她,是因为她不许他把后院的石头搬走。那石头是小的的。」被告对此陈述道:「小的从没有打过原告或他妻子。那石头是小的自家的。原告的妻子同小的母亲打架,小的母亲抓破了她的脸。小的母亲吃了亏,躺在堂外的筐里,动不得了。小的把她抬来,请大人验伤。」
威海卫华人中较明白事理的,在外国人到来之后不久便发现:英国治理与审断民事案件的办法,同中国的相比,最触目的不同莫过于没有「陋规」,以及最穷的涉讼之人也能直接见到正堂。不过总有不少人不敢把诉状径送公堂,或是怕巡捕以及政府里别的本地用人挡着、使他们的话传不到外国正堂耳朵里,或是因为不敢公然同自己村里某个有势力的人或人家打官司、告状。为这些胆怯的人起见,我很久以前就在南区公堂附近的路边设了一只上锁的信箱,凡书写的人因种种缘故不愿公然送上堂来的呈状条陈,无论哪一种都可投入。这只箱子的东西只由我一人查看;各色状子几乎天天有人投进去。其中虽有一大半是匿名攻讦私仇的,一看便即销毁,却也有相当多的,引出了一些在治理上极有价值的发现,有时还大大便利了公堂查明未结案件的曲直。
这只状箱纵然别无好处,单就它映照出百姓性情的某些侧面而言也是有用的。经这条路送来的状子五花八门,很难挑一份典型的出来作例;不过下面这份近来在状箱里拾得的文书的译文,或许可以使人略知一大类状子的特色。
「大人台前,无名小的谨揭发某村村董这个凶恶强徒的劣迹。他同他儿子欺压百姓,毫无羞耻。春耕之时,他屡屡侵占邻人田土;邻人若问他一句,他满口恶言如水涌出,骂个不住。他说:『我是本村村董,是有脸面的人。你们这点地界的小事,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都是我的下辈。』又有时他说:『我家豪富,有田一百三十余亩。我家里银子堆得像山。』我们村里有一条到井上去的公路,井在他田边的坡上;他却不许我们再走这条路。我们村里又有一座古庙叫太平庵,有一条古来的公路通到那里,供人到神前烧香。这条路他也堵了。他声言:死人的魂可以走这条路,活人他却不许走。再者他说:『村里谁敢不听我的,仔细着!我是村董,势力大,我若压下来,就同泰山压下来把你碾碎一样。』
「有时他还说要把我们送到大人衙门里去办。所以我们这些可怜的小的不敢在这张条陈上具名。只恳求青天大老爷查明此人行径,重重惩办。革了他村董之职;监禁他几年;罚他几千块钱——他家里钱多得很。如此百姓才总算得安,小的们世世代代感恩不尽。恳求青天老大人速查速办,救民于水火。那时不但威海卫全境他的声名要如雷传开,便是住在中国地面上的百姓,也都要知道他断事如神,他的名声要兼日月星三者之光而有之。」
正堂被认为是儒家一切德行活生生的化身,因而对任何言行显出孝于父、谨事亡者之灵、敬重高年、为父母而明达慈爱、勤勉、与邻人往来诚实、守法的人,都要格外另眼相看。凡涉讼的人都不肯放过一个机会,来显示自己这些品性样样都有;有时做得极巧,又像全不着意。有个人告另一个人欠债。他陈述时说:「小的每向他讨这笔钱,他就骂小的。(盘问)小的从没有回骂过他。小的不敢,因为他有胡子,小的没有。小的怎么敢骂一个有胡子的人呢?」这话说白了自然就是:「他是小的的长辈,小的一向顾礼数,是众所周知的,怎敢顶撞他。」在中国,男子通常要到中年才蓄须。
涉讼的人还要装出极谦卑的样子来讨正堂的好。问一个村民会不会写字。他说不会。后来查出他读写都极流利,拿他的谎话责问他,他只解释说:他不敢在大人面前夸耀自己的本事。意思是:正堂的学问(在名义上)光辉夺目到这个地步,相形之下,他自己那点可怜的学问便化为乌有了。换句话说,是礼数与谦卑使他说自己不会写字的。
在那些叫英国正堂最为难、有时最窘的案子里,有一类是由某种荒唐的老规矩或扎得极深的迷信而起的。有时这样判,正堂便是顺了民间的看法,却违了自己心里的是非;那样判,又可能激起本地一股强烈的怨气,恨外国人不懂百姓的习俗、乱断是非。照例说来,最好是问一问所涉村庄或地方里最年高、最有体面的人的看法,照着断。有一点很有意思:老辈人并不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投迷信那一边的票。近来有一桩这类的官司,起于一个村子里打井的争执。原告的状子是这样的:
「我们村边上有一口井,水极好。因为从村那一头到这井路远,几年前便议定在王连增家对面另打一口新井。井打成了,不幸不久就有人淹死在这口新井里。于是众位长老商议,都说这地方作井显然不吉利,须得废掉。于是在小的家旁边另打了一口。这口井开用不久,小的长子就病了。他吐了七个月的血,死了。倒霉的还不止这一桩:小的不知怎么惹上了官非,被关进了牢。于是这第二口井也被填掉废了。此后很久不再打井;可是近来村里有些人又闹起来,说非再有一口井不可。小的同村里几位正派人都以为还是维持原状为是,因为打井在我们村里已经证明是极凶险的事。王明虎是闹得最凶的,他声言那口给小的招来灾祸的井尽可以安然重开,因为自上次出人命以来已过了三年。」
这一桩里,闹事的人——也许比他的邻人略少几分迷信——如愿以偿了,而其结果看来也不曾使本地的死亡率有所上升。
凡在中国住过的人,都不用谁来提醒那门叫作「风水」的奇特的假学问;它的种种支派与细目里,有一门占验之法,专为各色屋宇、尤其是坟墓择吉地。「风水先生」——这个名目不妨这样译——就是那种替人择地的人:有人要盖新屋、或(如刚才所引的那一桩)要打井、或要葬亲,他便去效劳,自然不是白效劳的。主顾愈有钱、愈有耐性,先生的推算照例拖得愈久,所得的谢礼也愈厚。
关于择坟地之吉,有一点极要紧须记着:所挂心的不但是死者,还有当世与后世的子孙〔注七十一〕。人相信,一块精心选定的坟地,既能使地下黄泉里的祖先得安,又能保证子孙绵延无穷,而且个个富贵长寿。「风水」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不过是「风与水」,可是它内里所含的意蕴,若要说得周全,只怕一整章也说不清楚。本来好的风水,可能因河道改易、因近处盖起新屋、因生地被开垦,以及因无穷无尽的别的缘故而败掉。
中国那条众所周知的龙,在风水的事情上常常扮着显眼的角色。在真信的人看来,山与石并不是死物,而是有一种神秘的生命在其中,那生命虽在人之外,却对人的命运有奇异的影响。中国人反对开矿修路,真正的或所托词的缘由,往往就是怕扰动了风水;而民间在这件事上的情绪极强(虽在渐渐减弱),以至于官场不得不对这种迷信表示一种面子上的尊重——平心而论,他们那份尊重一般是装出来的。不过这事也决非全国最尊贵的人所不顾:中国皇室的陵寝,向来都要把风水最好的地方极仔细地勘察一番才定下来。我下面要说的这桩案子,起于一场争执,为的是有人要在一片祖坟附近开石场。堂上的问答大致如下,不过各人的话都大为节略了。
原告:小的们反对开石场。那地固然是被告自家的,小的们并不要那地的什么权利;可是它紧挨着小的们祖宗的坟,必定要伤风水。石场若开在山那一面、从坟地望不见的地方,小的们并不反对。小的们的祖宗留下话来,说若开在那一面便不要紧。被告为什么不上那一面去呢?
被告:那地是小的们的,契纸俱全。小的们认为原告无权干涉小的们的石场,也不明白他们坟上的风水怎么会受影响。小的们不上山那一面去,是因为那边没有石头。
原告:山里有一条龙,它就住在坟地底下,一直伸到被告丧心病狂动手开凿的那地方。山一凿开,龙就要受伤。
正堂:我看那条龙对开石场未必有什么异议。实在说,石头搬走了,它多半还舒服得多。它大概觉得这石头很沉。那样的话,开了石场,你们的风水反倒要大大地好起来。
原告(大约对这位外国正堂的无知略带一丝鄙夷):石场里的石头就是那条龙的骨头。
同择一处好坟地差不多同样要紧的,是生前就备下一场体面的丧事。众所周知,在最穷的人家里,孝顺的儿子能送给父亲的最中意的礼物,是一口漂亮的棺材;而一个卑微的雇工或农人若知道自己无论怎样穷、家里怎样穷,到头来总能安安稳稳、体体面面地入土,心里是真正踏实的。这棺材是件又大又笨重的东西,有时在主人生前寄放在一座佛寺里,不过这要花钱;所以它往往被安置在一家起坐之处的一个尊贵的角落里,成了全家的骄傲、那些不那么有福气的邻人的艳羡之物。孝顺慈爱的儿子把棺材献给当家的父亲,有时还要借此设宴,把住在近处的亲友一概请来。客人是要向这位得意的父亲道贺的:贺他得了这件新家什,又贺他有福气,生了这样可为表率的儿子;对棺材要赞不绝口,对儿子则要称道他们刚刚如此出色地证明了的那份孝心。
在威海卫,因棺材之争而直接间接引起的官司相当多,因为木材稀少,好棺材也就相应地贵。一棵树或一丛树归谁所有,因此被争得极凶,不过诉辞里未必都提到要拿那木料做棺材。有个叫丛培玉的这样申诉:「小的弟兄三个。父亲吩咐把家产分给我们三人时,长兄分得了我们长大的那所房子。可是院子里有一棵杉树,父亲临终特地声明:这棵树要算小的的,好让小的给自己打一口棺材。村董可以作证,四邻也都知道小的说的是实话。这是七年前的事,一直没有人同小的争这棵树,直到本月初十小的到院里去砍它,不想被长兄的妻子丛刘氏拦住了,不许小的动它。小的是个安分人,不敢自己动手了结,只得求大人作主。」这案子的结局是:有几位邻人——无疑同情原告那份既值得称道又合乎人情的、想要一口好棺材的心愿——出面「说和」,便在堂外和和气气地了结了。原告得了他的树,却不得不把一口好棺材的价钱花在请这几位热心邻人吃饭上。长兄的妻子后来怎样,就不得而知了。
从棺材说到祭祖是很顺的。可以举出极多的案子,其中正堂要判的是一些极细微的问题——这类问题在中国以外是难得遇见的——牵涉过继、承继、祭田的看管以及祖宗牌位的归属。我在中国西部旅行时,曾同一位传教士谈到这些以及类似的话题。我说到祖宗牌位常被当作官司里的凭据呈到堂上,有时还要在正堂手里存放几天;那位传教士便说,他料想我必定趁这样的机会,正色向这些「异教徒」讲一讲「拜偶像」之恶、之愚。威海卫的百姓至今仍惯于把这类案子送到英国公堂上来求个判决,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表明那位传教士的料想是不对的。
中国的官在理论上是他那一片地方的父母,所以他不但要在百姓带着争执来找他时持平而断;不但要惩治犯法的人、替受欺压的人伸张;还要以言以行,把一种恭顺的敬意灌进他那些「儿女」心里去——敬古圣先贤的教训,其中包括对传统应有的敬重,对一切名正言顺的权威(无论在家在国)的孝顺服从,以及同邻人与生人交往时的礼让与容忍。儒家最可宝贵的几条格言,总括在《圣谕》里;《圣谕》虽只出于康熙之时(十七世纪),却全然本于孔门的教训,而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极熟悉——纵然熟悉的只是它的名目而非它的内容。中国的官是否总能尽到为德之模范与为德之师的职分,这不是我们要管的事。
在威海卫,英王的枢密院令既许正堂照中国的风俗成法行事,我在宣判民刑案件时便时常引用适当的文句,或取自儒家经典本身,或取自《圣谕》,就眼前这桩案子所引出的道理,向听者作一点小小的训谕。譬如两个邻人为一桩琐事争吵,我便把康熙与注释《圣谕》的人论同村之人应当和睦相处的明训讲给他们听。我或许要提醒他们:「同村之人若彼此争执而两不相让,便结成怨仇;这怨仇不但可能延及两人终身,还可能把儿孙的日子也弄苦,而且到那时也未必就和得了。」
有一回我引了《圣谕》里的一段,一位本地的传教士向我指出:我若翻开《圣经》某处(他把出处告诉了我),本可以找到远为合用的经文。他多半完全不错,虽然我并没有去核对他所说的章节;不过我在威海卫的公案上对着一群中国人说话时,要我给他们念《圣经》,就同要英格兰的法官拿《阿维斯塔》或《毗湿奴法典》里的句子去款待陪审团或堂下的犯人一样,是不会想到的。一个寻常的中国农民,倘若正堂的训谕是本于他与他祖辈自来被教着奉为神圣的那些教训,而不是本于一部他从未听说过的书里那些听来古怪的引文,他岂不是更会把正堂的道理放在心上、也更可能由此得益么?
从上面所举威海卫公堂上要判的那些问题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大英帝国这个偏远的角落里,同在印度以及我们亚洲别的属地一样,一位法官或正堂最要紧的资格,与其说是通晓法律与讼事的程序,不如说是对百姓的语言、风俗、宗教观念与寻常生计了如指掌,并且能够体谅、至少能够懂得他们的成见与他们看事情的地方。也许没有一个英国人、没有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能指望在亚洲人中间办案理事而人人称是。他若太喜欢本地人,就有「脱欧」之虞:在心性与见识上他成了一个欧亚混血儿。他被自己的同胞猜疑,又不被他所管辖的本地人敬重——也许还被他们看作一个讨厌的人。不过凡以「亲土著」这顶帽子加于别人的欧洲人,不妨严厉地问一问自己:他真正不满的,是不是这一条——他所指摘的那个人,并不在一切场合里只要欧洲人与亚洲人利害相左就站在欧洲人一边,并不必然把欧洲人看事情的地方当作唯一可能或唯一公道的。
「你们这些政府里的官,怎么一学会了语言、一研究了本国的风俗,就不是发了疯便是无可救药地亲华起来?」这个问题,在华的非官方欧洲侨民常以这样那样的措辞问起。也许中国的学问里当真有什么东西会叫人发疯;我确曾听见有人一本正经地这样说,而说这话的人自己是小心避开一切染上此疾之虞的。不过这些发问的人似乎从没有想到:他们那些做官的朋友那看似亲华的倾向(通常也不过是看似而已)或许有些扎实的缘故——那缘故本于一个事实:这些人已经发现——也许大出他们自己意料之外——不但在中国的艺术、文章乃至宗教里,便是在中国人的社会组织里,也有多少东西着实可赞叹、值得保全。关于中国,倘若有一句话可以十足有把握地说出来,那就是: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她若学会了轻蔑并抛弃她几千年来所倚靠的一切支柱,若把她一切的理想、她的人生哲学、她的伦常、她的社会制度统统换成西洋的代用品,她固然可以变得富裕、进步、在和在战都强盛,也许还成为列国的畏途;可是她丢在身后的好东西、大东西实在太多,她所割舍的东西里有许多是她的幸福、甚至她的自重所不可少的,她将成为自己的陌生人。到那时候,中国的外观又是怎样的呢?也许有庞大的工业城市;港里挤满了远洋巨轮与飘着龙旗的大兵舰;一连几英里的工厂、营房、军火库与船坞;火车、汽车与飞艇在各省之间往来不息;货栈、银行与交易所里挤满了成千上万买进卖出的人,人人竭尽心力要在逐利的赛跑里压过邻人。而在这幅中国可能的将来的图景里,今日每家每户聚在一处向他们敬重的亡者致敬、并且彼此重申骨肉之系的那千千万万座祠堂,又在哪里呢?再也看不见了。在它们原来的地方,立着千千万万座乡村巡捕房。
〔注六十五〕(原注:见第九十八页。)
〔注六十六〕(原注:《中国社会》第一〇七页。)
〔注六十七〕(原注:原文为「归家时时扬言,以打官司为乐事」。)
〔注六十八〕(原注:原文作「大人」。称「父母官」用「大老爷」(见第十五页)本更确当,不过「大人」含着更高的品级;中国人从阅历中得知,几乎所有欧洲官员都糊涂到喜欢那个更尊贵的称呼,于是在称呼他们想要讨好的外国人时,便明智地用它。)
〔注六十九〕(原注:原文为「大人断事如神」。)
〔注七十〕(原注:见该书第二页。)
〔注七十一〕(原注:见后文第二六四页以下。)
第七章乡村生活与田土
若细细描写中国乡村的生活,就要把我们带得远离本书眼前的用意了;本书的用意是把威海卫及其百姓的风俗礼节呈给读者。那里头许多风俗礼节其实是举国共有的,写它们就等于写中国;另一些则是、或者可能是山东东部或近成山头一带所独有的。实在说,研究亚洲各处社会情形的人,或许会注意到:单就乡村的组织而论,威海卫的百姓同——譬如说——印度帝国许多地方的百姓之间,有多少共通之处。所涉的两个民族在来源、传统以及地理气候的条件上虽相去极远,然而事实是:今日威海卫的乡村共同体,在若干要紧之处同缅甸、尤其是并入大英帝国以前的上缅甸的乡村共同体,结构上是一样的。
就外观而论,不得不承认,威海卫的村子比起伊洛瓦底江边的村子是寒伧的。走近了看,它常常既刺眼又刺鼻——因为中国的农人并不是爱洁净的一族。远望过去,最叫欧洲人看着舒服的村子,是那种几乎整个藏在树林里的村子。村子的样子不时很像英格兰北部。房屋用粗凿的青石砌成,山上这种石头有的是;屋顶多半苫草,不过庙宇与几处较好的住宅盖的是青灰的瓦。一切房屋——连庙宇也在内——外面都极素,显然是为用而造,不是为看。这里没有塔,除了几处翘起的山墙,也没有多少叫人想起华南的东西。除了偶尔有块石头上刻着中国字(譬如「吉星高照」),或是粗粗地画着那个众所周知的阴阳图形(照中国的哲理,那是自然界相辅相成的两种力与两种性质)〔注七十二〕,几乎没有什么使人想到这是东方。较大的村子里,有些本地庙宇前面可以看见戏楼;就建筑的结构与装饰而论,这些戏楼往往是各自那一带最讲究的房子。
威海卫租界如前所述有村庄与聚落约三百一十五处。把全境面积估为三百平方英里,又把山上大片不耕的荒地除开,可知平均大约每两平方英里有三个村子。至今不曾举行过户口调查,不过很久以前军方勘测本境时曾估计每平方英里五百人,这样算来共近十五万。我倾向于认为那个估计在当时偏高,不过眼下的人口在近十年里稳步增长,大概离那个数目也不远了。照这样粗估下去,不妨说:北区〔注七十三〕有一百平方英里,八十四个村子,五万人口;南区有二百平方英里,二百三十一个村子,十万人口。除了名义上归中国管辖的那座所谓威海卫城之外,没有有城墙的镇或村。集市有六处,除头一处外都在南区:威海卫城、凤林、孤山后、桥头、草庙子与羊亭。每处都是五日一集。
这些集除孤山后一处是一九〇七年新设、或者说重开的之外,都由来已久。最要紧的是威海卫、桥头与羊亭三处的集。所卖的货物除各色农产之外,还有衣料、炊具与别的家用什物。洋布与便宜的花哨货销得不多。牲口随需而买卖,不过换手最多的是在每年的大庙会上。这些庙会原本是附着宗教节期而起的,实在说,至今仍带着半宗教的性质。男男女女——尤其是女人——成群拥到庙里去;那些庙别的时节难得有人来,这时却有人在他们所敬的神佛像前烧香。又有迎神的行列——这是孩子们一大乐事,他们可以借此「装扮」一番;庙院里放掉成千上万挂爆竹。不过在赶会的成年男子看来,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会上的买卖那一面;因为正是在这些日子里,他们指望在买卖牛、骡、马、驴与猪上头讲个最好的价钱。多数集市所在以及另外几处地方,每年都有一次会〔注七十四〕。最大的几处里,有一处每年春天在汤河西,就在区官治所附近;另一处在北口,那里有座庙在一道风景极好的峡口里。这种日子总要唱戏,实在说,唱戏正是「会」里宗教成分的一部分。戏的内容虽是世俗的,却叫作「神戏」,不妨译作「为神而演的戏」。
戏(姑且算是戏)是务农之家一切娱乐里最得人心的。演戏的是行家,到处漂泊寻班。合同由中人——叫作「写戏的」——订立,上面扼要写明演几天(一般是三四天)、几个人上场、给多少钱。戏子自带衣箱、假须、面具与别的「行头」,戏台则由村里供给。石砌的戏楼通常朝北,对着与它相连的那座庙的庙门。庙与庙中的像是朝南的:这样,照理说,戏是为之而演、也是敬之而演的众神,便能把这场热闹看得一清二楚。看戏的人站在庙与戏台之间。演出(通常是一出出短戏)在一整天里分几次进行。
所演的戏本在情节上极少新意,都取自、或本于众所周知的中国传说故事,或本于有名的历史小说里的事。若非如此,务农的中国所通行的演戏法子就得改一改了;因为照眼下的情形,对白只有一小部分看客听得清。管弦班的锣钹且不说——在外国人听来,它们常常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空地里演戏,声音很快就散了,而那一大群看客(用「听众」这个词不大合适)也多半坐立不安,甚至嘈杂。旦角一般由特意训练出来的男孩或青年来扮,不过女戏子在中国如今也不算稀奇了。从欧洲人的眼光看,演得好的很少;相反,演得极板,满是在我们看来可笑的做派。不过只凭乡下庙会上所见去评断中国的演剧之艺,是不公道的。
中国的戏常同宗教相连,这自然会使研究英国文学的人想起欧洲中世纪的神迹剧与圣事剧。不过这个比拟并不十分贴切。英国的戏剧就史上看,不妨说是彻头彻尾英国的。它所经历的变化,纵非全然、也几乎全然不依赖欧洲大陆戏剧的历史。戏剧的演变可以一步一步追下来,从它的起源一直追到伊丽莎白时代那些大家手里的极盛。在中国,戏剧的起源是可疑的;它(就今日这种或任何相近的形态而言)并不很古,而且编剧从来没有被列为很高的一门艺术。戏剧的某些成分,大概可以在我们从中国最古的书里读到的那种配着乐的庄重的舞姿里找到端倪。同孔子时代列国公侯宫廷里所演的大约极相近的舞,今日在印度以远的地方还看得见。一九〇二年,我在湄公河上古老的印度支那都城万象(今为法属老挝的首府)看过一场这样的舞。勉强想象,不妨称之为一出哑剧,只是哑多而剧少:那种舞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优美动作的诗意,不如说是一连串多少带着庄重的静止姿态的诗意。
今日中国的戏仍是一种摆姿作势的戏:演者时时刻刻都在求一个「亮相」。这在一个日常生活中认为比手划脚有失体统、显得不能自持的民族身上,就格外可注意了。我想这只能解释为中国戏剧以舞与乐为主的那个时代留下的遗迹。戏剧在文辞上的发展——倘若那当真可以称为发展的话——只始于元朝(一二八〇至一三六七年),而戏剧在百姓中得人心,自那以后似乎也是逐渐长起来的。它看来是从中亚传来的,随蒙古征服者进入中国。有一段时间,这种新鲜的艺术只限于北京以及蒙古势力的别的大中心;直到今日,北京的影响还表现在北京话被极频繁地使用上,便是在那种话大多数百姓听不懂的省份里也如此。
凡肯出所需费用的人或一群人,都可以约一个戏班。所以演戏未必一定同宗教相连,不过在威海卫一般是相连的——至少名义上如此。偶尔有在满洲或别处发了财的村民,自掏腰包把全部费用包下来,以博取本地的人望;不过照例说费用是由公账开支的。这就把我们引到威海卫一个村子内部的治理与财赋安排上来;倘若我们要对这一带——以及几乎整个中国——的农民怎样规制自己的生活、怎样分配权利与责任得一个像样的概念,就非把它的大要弄清楚不可。
这片租界最大的趣味所在,尤其对关心社会问题的人而言,确实是在乡村共同体那种平静而看似单调的生活里。那生活今日如此,几百年来数不清的岁月里也一直如此。这里没有庄园制度,没有「农奴」,没有地主制,没有敲骨吸髓的租。威海卫的百姓实际上是一群自耕的小地主,不过所有权与其说属于个人,不如说属于家(这个字是就扩大的意义用的)。极多的村子至今仍以某一家的姓为名,而那一家在村史所能追溯的最远处就住在那里。张家山是张家的山;王家圹是王家的圹;姜家口是姜家的口;于家庄是于家的村。
苏格兰有个老故事,说一位疲惫的旅人深夜到了边界一带某座小镇,见家家闭户,便喊道:「这镇上难道没有一个基督徒么?」——于是有个老妇人从楼上窗里探出头来答道:「没有,没有,我们这里都是约翰斯通家同贾丁家的人。」那座苏格兰小镇好歹还有两个姓;威海卫的村子往往只有一个。中国大概也有姓约翰斯通的、姓贾丁的;不过在威海卫这样守旧的地方,他们多半不会同在一村。自然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一个族或是穷饿得绝了,或是举族迁走了,或是因人丁太少而容了外姓迁入,那么这村子便可能渐渐成了几家不相干的人家的产业。这时它便叫作「杂姓」村。它的老名字或许仍旧,或许不用。孟家庄照说该是孟家的村,如今却是一户殷实的梁姓人家或梁氏一族的产业,孟家已不知所终。
照例说,威海卫的村子我们见到的或是这样:全村只住着一个姓的人,彼此都是亲族,以兄弟叔侄相称;或是这样:某一「姓」在人数、财力与地方声望上都大大压过别的姓。契纸与墓碑都证明着今日许多威海卫人家的久远;今日分有田土的自耕农里,有许多是宋、元、明三代耕着同一片田的人的直系或旁系子孙。
不过另有相当多的人,他们的祖先是从中国别处迁来的;其中有些是屯丁,有些是因与叛乱或饥荒相关的政治或社会祸乱而由官府从别省迁来的。有不少有名望的居民,本人从未出过文登、荣成两县的界,却从仔细保存的家谱轴上清清楚楚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几百年前由官府从远如云南的省份迁到这里来的。我们知道,罗马的皇帝也常用类似的办法应付某些政治上的急需,因为他们曾把整批整批的人从帝国的这一省迁到那一省;不过被迁的中国人命运比许多罗马行省之民要好,因为他们保住了自立,并没有成为领主的农奴。
威海卫一个典型的村子,不妨这样界说:它由一群人家组成,这些人家同姓,都把自己的世系追到一位祖先或一个祖宗的根脉上;这一群里的每一家构成一个半独立的单位,各有自己的田土,对一片公共的牧地享有若干权利,并分担与维持家庙〔注七十五〕及庙中神主〔注七十六〕、族中祖茔〔注七十七〕,以及任何特为祭祀之费而拨出的田土或产业〔注七十八〕有关的权利与责任。一个村子愈杂,也就是说它里头的「姓」愈多,它便愈不合于上面这番描述所含的整齐。譬如可能有好几座家庙、好几处茔地、许多块零散的祭田;不过若迁来的人是从近处村子来的、他们本族的主体还留在那边,那么有时他们仍旧把自己归到本村之外的那个老家去,而不归到自己所住的村子,因而也就不另立祭祖的处所。
乡村共同体的单位不是个人,是家。要懂得中国那套奇妙地稳固而长寿的社会制度,没有比这件事更要紧的了:社会的单位同政治的单位是同一个,而这单位不是个人,是家〔注七十九〕。
众所周知,这种家族制度在几乎每一个亚洲国家里都存在、或直到不久前还存在;而且只在这一代人之内,欧洲影响与法律观念的推进,才在亚洲某些地方渐渐引出一种趋向西洋个人主义的倾向〔注八十〕。
不过欧洲人在日本一类国家里看见个人主义大举取代旧的家族制度时,不可太轻率地断定:那些国家里较明白的人也认为这一变在各方面都有益。其中有些人颇怕:新制度固然也许非采不可——好使他们的国家得到旧制度所缺的那种蛮力,从而能对付欧洲的侵逼——却有损于许多他们认为真文明所不可少的东西。他们并不热烈欢迎那颗在社会与政治的地平线上升起的奇异新星:自足自立的个人。他们近乎惊惶地看着旧日家族之系的削弱或断裂;那些纽带固然有时妨碍个人的上进、于个人的生活有拘束之力,可是至少很能把自私与贪婪那些原始的本能约束在界限之内。
便是在欧洲,也有思想家怀疑过:我们西方的个人主义会不会是一个脆弱而不稳的根基,禁不起在上面盖一座庞大的社会体系;我们文明的根基上会不会已经有了朽坏的迹象。事情的真相是:有些深刻的社会难题,无论东方西方都还不曾解决。我们都还处在社会进步的种种试验阶段上。也许西方的理论与理想飞得更高,而东方的理论与理想所求的是一种更大的根本的稳固〔注八十一〕;既然根本的分别这样大,两个半球各自把自己的理想过于执着地推给对方便是不智的,而任何一方为迁就对方的教训或榜样而过于匆遽地丢掉自己的理想则是危险的。
中国人中间通行的那种极高的商业信义,多数人都听说过不少。英国商人与别的人为这一点作证的次数这样多,似乎不必再强调。我只顺带说一句:在威海卫,中国人同中国人之间几乎一切买卖,连那些银钱数目不小的,至今仍凭口说为凭。这里要着重的是:中国人在买卖上的诚实,很大程度上倚赖于、也出于他们关于个人与家之关系的那套道理;而那套道理又本于孔子所教或所许的社会教义(譬如孝道)。
西方的个人欠了债而不能还或不肯还,总可以开枪自尽、或者逃走、或者破产。他若有人知道他家里是谁,或许给家里留下一点污名;可是债是他自己的,他的亲属不负责任。然而把个人的利害与义务同他一家的利害与义务等同起来,在务农的中国有这样一个特别而于社会有益的结果:一个人不能用破产或死去这样简便的法子把自己的债务了结掉〔注八十二〕。他的权利由儿子承继,他的债务也一样。法律固然把一个人为祖先的债所负的责任限在他所承继的数目之内;可是习惯的规矩比法律的规矩更严。一九〇七年,有个我们姑且称之为顾的人给我递了一张状子,说嘉庆七年(一百零五年前)他的一位祖先曾向一个姓刘的欠下三吊钱的债(这个数目照今日算值五六先令)。刘某的后人近来翻检家中旧档,碰巧找到了这笔债的字据(那张乌黑的小纸片呈到了堂上),立刻拿去给从没听说过这笔账的顾某,说这笔搁了这么久的小账如今实在该了结一下了。本利合计,约为原数的二十倍。
顾某把这桩事告到我堂上,并不是因为他不服这笔意外落在他那只干瘪钱袋上的账——事实上他已经一声不响地把全数付清了;他来只是要说:既然当初那位欠债人除他之外还有两个在世的直系子孙,那两人也该照份摊出这笔祖债。他想先知道堂上对这一点的看法,然后再去向他们讨。按律这人本可以把这笔债一概不认:中国的律法在直接或间接关乎一家体面的事情上,是不能、也不可能走得像地方习惯那么远的。不过在威海卫的村子里,赖掉祖先的债同破产一样罕见。债可以不还,可是那要冒「丢脸」之险;而在多数情形下,丢脸比赔钱要叫欠债的人难受得多、不便得多。
威海卫同西洋文明接触了十五年,至今却几乎没有显出要改动它那半宗法式的社会制度的意思。个人仍旧沉没在家里。他既不能卸掉因家族成员身份而来的责任,也不能卸掉由此而来的权利。威海卫的农人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分明的个体的存在,观念实在淡到这个地步:寻常说话时,他不断把自己同祖先、或者同家里在世的人混为一谈。这样的例子在公堂上屡见不鲜。「这块地是小的买的,如今董家想把它从小的手里夺去。」一个呈状人这样诉说。「你什么时候买的?」正堂问。「二百年前。」这位受屈的人当即答道。另一个说:「小的对宋连登产业的权利,被小的远房堂兄弟争去了。小的才是正主。宋连登是小的埋的,他的牌位是小的管着,祭祀是小的办的。」「宋连登什么时候死的?」正堂问。答道:「康熙四十年。」这意思是说:那位产业引起争执的死者于一七〇一年无子而终,原告的祖先在那一年出了丧葬之费、充了主丧人,经族中议定被立为死者的嗣子与产业的承继人,而原告自称是这位嗣子的后人与承继人。他把自己一家——死的活的——看作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所以在「某些丧葬之礼是我自己办的」同「是一位直系祖先办的」这两句话之间,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分别。
另一个涉讼的人,长年旅居在外看来对他整个的人生观并无影响;他近来来找我,诉说自己从满洲回来,发现田地落在一个邻人手里。「小的因家里不够吃,去了满洲,」他说,「今年回家,想把临走前典出去的地赎回来。不想已被小的的邻人、一个堂兄弟赎去了,他又不肯让小的从他手里赎回。」问他什么时候典地出洋的,他答道:「嘉庆三年」——也就是一七九八年。他不过是把自己同他的曾祖父等同起来罢了。
另有一桩,一个我姑且称为甲的人呈诉说:他想过继乙,而丙因种种缘故不许这桩过继。查下来才知道乙已经死了,甲真正想过继的是乙的幼子丁。乙与丁——父与子——在甲看来不过是同一个实体的两种说法罢了。这自然不是说:假使乙还活着,究竟由乙还是由丁做甲的嗣子便无关紧要。中国过继的规矩是严的。一个人不能随便爱过继谁就过继谁。别的必要的条件且不说,被过继的人必须属于合适的辈分,就是说要属于比过继人低一辈的那一辈。眼下这一桩里,幼儿丁正合那个辈分,他父亲乙是不能被过继的。在我们看来更奇的是:甲明知如此,心里想的是丁而口里说的却是乙;然而这种说法是极常见的。
不过说到底,我们若要确信个人在这里并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单位,所凭的就不能只是这些古怪的口误,得有更有力的凭据。最好、最能服人的凭据,大概要在个人处分不动产之权所受的限制上去找。
开头须着重说明一点:据我所知,并没有凭据表明威海卫或中国别处从前有过土地上的共产之制。一个乡村共同体固然可能有一片公共的牧地,或是在一年某些时节对私有的山地享有放牧或「打柴」之权〔注八十三〕,或是某些耕地在一定条件下由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家轮流耕种;可是我们若由此断定一切耕地从前都是公有、个人或家族所有乃是后来渐渐取代了旧的共产之制,那就全然错了。研究田土律例与习惯的人,正如古朗士所明白警告过的,必须小心「不要把土地上的共产同家族所有混为一谈;家族所有可以在时日之中变为村落所有,而仍不失其为一种真正的所有权」〔注八十四〕。
在中国,一切土地在理论上都属于皇帝,而耕者所纳的田赋从一个角度看不妨视作佃户付给业主的租。皇帝是「天子」,拥有整个帝国(照字面就是「天之下」,即「天下」):那么他自然更是帝国所含每一块耕地的主人。不过对中国百姓而言,皇帝这最终的权利只是法律上的一个道理而已。就实际而论,中国的土地是私有的,同英格兰的土地是私有的一样;只是在英格兰,一个地主(若他的地不曾被「限定」)可以全然不顾最亲的亲属、更不用说远房堂表的意愿,行使绝对所有权的一切权利,而在中国,个别的地主却不能不顾他一家那些灭不掉的权利〔注八十五〕。
而且须记着:「家」并不只指父母与儿女。它还包括侄、侄孙、几等堂表亲,实在说,凡在「五服」之内、其亡故须为之服五等丧服之一的人,都包括在内。在英格兰,一个人的契纸若无差错、田地上又无负累,没有人会质疑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有完全的权利按自己的意思、卖给自己所选的人。他不必去同亲戚、邻人或朋友商量。如今在威海卫这个典型的中国农村地方,一个人若不先把整件事同村里一切有头脸的人与「长老」——或者不如说同其中与他同姓、在五服之内的那些人——从头商议一遍,就想把自己的田产脱手,那么他一起头就要碰壁,因为没有人敢冒险去买一块以这样古怪而不合规矩的方式出让的地。便是买主有财有势,情愿冒一切可能的风险,又有谁肯来写这张卖契?那些照例要在这类文书上署名以证明一切合乎规矩的众多亲属,又由谁来顶替?这位想卖地的人契纸或许全然妥当;地或许是从他直系祖先传下来的,他要卖的权利表面上也无可争辩。可是他仍旧不能不向叔伯兄弟堂表以及自己的儿子交代他何以要卖;而且纵然他们同意非卖不可(或许是因为卖者的债),也决不许他把产业拿去公开拍卖、或是出给价高的人。
他一切的亲属,多少要按长幼亲疏的次序,都得先有买的选择权;而倘若某位有势力的亲属所出的价被全村或全族的公论认为公道,他便只好收下,并且还要道谢,不然就索性别卖。这一习惯的根子上所含的道理,似乎并不是说土地是全族的公产,而是说个人本身不过是一个身子上的一肢,因而除了依他所属的那个整体的意思,便不能有所举动;而且一家之中任何人名下的一部分不动产落入外姓之手,是有违这一家的利害的。
实在说,便是照「规矩」办的断卖,也不受人待见。近几年来断卖在威海卫渐渐多了起来:一则因为农田价值大涨,许多人经不起诱惑,想趁这个他们认为或许只是一时的地价行情;二则因为外国人占领以及近年别的事变,给许多人开出了新的谋生之路,他们因此愿意把那些不再是他们命根子的小块田地出脱;三则因为许多小田主或从商、或迁往直隶与满洲。由于这些以及别的缘故,已经有、并且正在有不少田土换手;不过不动产只能在亲属之间转让的那条老规矩,至今仍被遵守着,比起从前的严格几乎没有放松。
一张中国的卖契若仔细看一看,很能照出田土制度与转让所许的条件来。那些技术细节一般读者不会有多大兴味,这里不去说它;只消请注意一点:卖主何以要卖他的地,这是非写明不可的。那道理似乎是:他本不该想卖地,他既要卖,便是极可惜的、甚至是该责备的。所以文书上要详细写明:(譬如)「戚家庄戚德让因实在无钱度日,无以为生,不得已将坐落某处、计地若干亩、四至如下之地一段,出卖与同辈之弟(实为堂弟)戚拴,永远为业。」
这些条款之后,附上买主所应遵守的任何保留或特约,末了以一句话作结:立此契「恐后无凭」。随后是中证人的姓名与画押,这些人都是「家」里的人〔注八十六〕;再是写契人的名字,写契的往往是村塾的先生;最后是村董的名字,村董一般本身也是亲属。如今可以明白:这些中证人远不只是被请来证明立契的人。谈判的每一步都是先同他们商议过的;价钱多半是他们定的;非得他们首肯,契纸才写得成、地才卖得掉。
在威海卫,同中国别处大约一样,典田比卖田常得多。一个农人非到不得已不卖地;可是略有一点由头,他就会把地典出去。典并不把地从一家手里确实地割出去,所以规范这桩交易的习惯比规范断卖的要灵活得多。有时一块地只是作为短期借贷的抵押而典出,这时典主仍留在地上耕种〔注八十七〕;另一些情形下,典地是因为业主要出洋,或是因为家里反对断卖的声气太强压不下去。这类情形下,耕作之权便转给承典的人。绝大多数典出去的地后来都赎回了〔注八十八〕。
关于回赎的习惯,有几条颇可玩味,极能显出这样一个道理:回赎是一桩义务,原典主若不肯或不能自己办,便须由家里另一个人来办。譬如甲乙是弟兄两个。他们「分家」,就是各自分得自己那一份家产、另立门户。甲留在家里安安静静种地,乙决意出关到满洲去。为凑一笔必需的本钱,他决定把分得的那份田典出去;可是甲与别的亲属都拿不出他所要的数目,他只得把产业典给一个外人丙——一个住在邻村的异姓人。丙以承典人的身份收了这块地,耕了好几年。乙这时在满洲,谁也不知道他过得怎样,是死是活。甲这时去见丙,说他要把乙典出的地赎回来。照严格的法理说,这地显然只能由原典主去赎。契上只有乙的名字,甲同这桩交易全不相干。然而照习惯,丙必须把地让给甲;这不单因为甲拿得出典价,还因为他是乙家里的人。
也许过了好几年,乙从满洲回来了。他有了钱,想把地赎回。他不久便发觉,地已被他哥哥甲赎去了。不过他自己的回赎之权仍旧有效;他便向甲要求按当初典给丙的原价把地还他。甲必须照办。倘若乙出门多年、这期间地价大涨,甲多半是极不情愿地交出来的。倘若当初那张典契写得不妥,或者当时究竟怎么回事还有疑问,甲说不定索性不肯交地,非等公堂判下来不可。近年来威海卫因这类交易而起的争讼极多。有人多年前典出田地,或许正值饥荒年成,典价低得可笑;他从外头回来,发现地值当年的五倍或更多。他自然急于赎回,而眼下执着这块地的人——不论是原承典人还是典主家里的某一位——同样急于留住。遇到这样的案子,公堂自然支持地方的习惯;不过有时错综复杂得叫人头晕,要判得丝毫不差实非易事。不动产的卖契与典契从前写得极其含糊草率——连地的四至也或者根本不提、或者写得不确;而且这类契纸几乎全是「白契」,就是说不曾过那道能使它成为合法文书的投税登记的手续。为补救这种情形(在一个由不识字的农人自己办理过户、全无法律帮助的地方,这本不足为奇),几年前有人提出若干建议,结果定下一套新办法:凡要卖地、典地的人都须用官印的契纸,纸上留出空格以备照规矩填写地亩与别的必要细目。契纸编号,存根成册,除非政府书吏疏忽,没有一张契能漏过登记。政府凭这个简便的法子得了一宗虽小却不断的岁入,正堂在公堂上的劳烦省了,而百姓得了比从前更妥帖的田契(或者不如说更妥帖的合法买卖与典当的凭据),受益极大。
倘若中国对一个人处分自家产业的自由所加的限制,在西方人看来是对个人权利不能容忍、无从辩解的干涉,那么不妨记着:中国这套办法原本就是要护住家而不是护住个人的。可是纵然如此,它岂不是也护住了个人的权利么?倘若甲对自己的地有完全的处分之权、可以随意遗赠或出卖,那么他的儿子乙又怎么办?寻常的中国村民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潜在的田主〔注八十九〕。他在家业里分得的那一份或许很小,可是他所要的也小。常听说英国人想要「创一个门第」,意思一般是说他想在郡里挣一个地位。中国人的「家」从来不需要去创:它早已在那里了。他不需要雇人去翻档案查他的祖先是谁、好给他弄出一份家谱来:一切必要的事情,他在本族的家庙里都找得到。
中国这套社会制度无论有什么毛病,无疑在威海卫,它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几件事:全然没有赤贫之人(虽然也没有人富);百姓安分(几乎人人在土地上有一份,乱起来他们一无所得而样样要失);一家一户里父子相承从不断绝;以及由族中坟地与祖宗牌位所证实的长长的世系。说真的,英国贵族、乃至英格兰乡绅与苏格兰族长的家谱树,比起威海卫大多数庄稼人的家谱树来,恐怕要显得像一片稀疏的小林子。
既然除非出于特别的情形,做父亲的不能剥夺儿子在家业里的承继,那么一个人立遗嘱的权力便极其有限。弟兄之间分产可以在父亲死后,也可以在他生前。这个过程叫作「分家」。弟兄「分家」,笼统说来就是各取自己在家业里的一份、离开父亲的屋檐;而为厘定并实行这个约定所立的文书叫作「分书」,就是把分法细目写明的字据〔注九十〕。家里每个参与分产的人所得的一份,分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而且每人得一份正本,从此当作自己的契纸收执。威海卫的分书一般是弟兄们在父亲死后彼此议定的。若在父亲(或母亲)在世时就分,通常要留下一部分产业在老人手里,叫作「养老地」。他或她死后,养老地要担负丧葬之费,所余的再由承继的人分掉。有时还要拨出一部分产业作「祭田」,由参与分家的弟兄轮流耕种。有时父亲并不替自己留养老地,只约定由众子轮流奉养,或由他们按各自那一份的出产提成供给。前一种安排在家里人彼此和睦时行得极好;不过有时也会出点不和谐的声音,或是出在一个不孝的儿子身上,或是(远为常见地)出在某个儿媳身上——她或许对丈夫的父亲不够恭敬〔注九十一〕。须记着,中国的女人一出嫁,同自己娘家的关系实际上就断了;从此丈夫的父母就被看作她自己的父母,她欠他们的顺从与孝敬,同她丈夫所欠的一样。实在说,家长之权不但行于儿孙,也行于儿孙的妻子。不过就实际而论,我们看到:儿媳对「公爹」所表现的那种柔顺恭敬——中国律法所责成、公论所认为应当的——说得客气些,并不总是有的。
一家的母亲同父亲一样是受祭的对象,因此她在名义上、纵不总是在事实上,承接了亡夫对家产的管束之权。寡妇被认为对丈夫的田土享有终身的利益,自然要受儿子现有的或潜在的权利的限制。倘若已经分过家,她本人所能管的只有她那份养老地。不过她若再嫁,便须放弃她在前夫产业上的一切权利。缘由是显然的:倘若准许寡妇把前夫的产业带给后夫,家族所有这套制度就要渐渐瓦解,再也没有什么能保证田土随着「姓」走了。
倘若「分家」要到父亲死后、母亲却还在世时才办,那么分书上必须写明此事已得母亲首肯。下面这一份不妨当作威海卫极寻常的一种分书:
「立分书人于丛氏〔注九十二〕。所生三子,次子树岩已出继别房〔注九十三〕。今将家产于长子树东、三子树山之间分析如左。所以必分者,树东、树山两房人口日繁,同居已不便也。经亲族知见允诺,拈阄分产,其结果如下:树东分得坐落某处之地一段;树山分得家宅一所,计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二间,并园圃田地,四至如左……。此书一式两份,俾树东、树山各执正本一纸,为所分产业之凭。此书经族人书立作证,俾所涉各人日后不得翻悔。如日后有人生端告扰,即送官究治不孝之罪。」
随后是若干作证与同意的亲属的名字、写契人的名字与年月。与此同时,往往还另立一纸文书,叫作「出单」,即养老地的保留字据,措辞大致如下:
「立出单人于丛氏。因三子各立门户,其次子树岩已出继别房,于丛氏经族中长老亲属知见允诺,自留坐落某处房屋一所、计地若干亩之田一段,以备生养死葬之用〔注九十四〕。此项产业于上述用度支尽之后,所余由长子丛树东、三子丛树山均分。次子丛树岩于此项产业无份无权,盖出继之人不能带产出继也〔注九十五〕。恐后无凭,立此文书作证,永远存照。」
从前一份文书可以看出:弟兄之间分析不动产的一个法子是拈阄。这里没有长子独得之制:弟兄们一律均分。拈阄的过程极简单。家族会议先把产业分成若干份,份数同受益人的人数相同。各份的价值大致相等:有一份也许含家宅与一小块耕地;另一份没有房子,便含较多的田地;如此等等。把各份的说明分别写在纸片上,折起来或搓成小卷,混在一堆。由次子、三子、四子,一直到最小的,按长幼次序各自拈阄;剩下的最后一阄便归长子。每人只能满足于自己阄上所写的那块地、那所房子或那片菜园,当然彼此和和气气地对换是许可的。长子非但无权比别人多得或得好的,如我们所见,他连头一阄也无权拈:多半正是为着强调均分的道理,习惯才要他取最后剩下的那一阄。倘若各份原本相等、也无所偏好,便不用拈阄。
倘若屡经分析之后家产小到不够「分」,或是人口多到均分之后各人都不足糊口,那么通行的办法是把整份产业典给或卖给最近的、肯买的亲属。所得的现钱再由弟兄均分,各人随自己的性情出去谋生。一个也许迁往满洲,或是到京城里去投奔他那许多同省的人;另一个也许在附近的集镇上开个铺子;第三个也许漂到沿海某个大商埠去,在外国人手下谋事。不成的人也许从此再无音信;成了的人多半多年之后回到本乡,把老家的产业重新买回或赎回。
近几年来威海卫租界农田价值的大涨,是百姓日益宽裕的一个可喜之兆。不过也不得不承认:这番上涨在相当程度上是他们在经济上落后之故。本地严重缺少可以妥善投放资本的去处。对绝大多数百姓来说,买地是积蓄或赢余唯一稳妥的用法。其结果是地价如今带上了几分虚高;倘若百姓遭逢连年歉收一类的灾殃,这一点就要赫然显露出来了。
〔注七十二〕(原注:见第二六二页以下。)
〔注七十三〕(原注:见第九十七至九十八页。)
〔注七十四〕(原注:此字可译作「聚到一处」。它是「会社」或「社团」的通用字。)
〔注七十五〕(原注:原文作「家庙」。)
〔注七十六〕(原注:原文作「神主」。)
〔注七十七〕(原注:原文作「祖茔地」。)
〔注七十八〕(原注:原文作「祭田」。)
〔注七十九〕(原注:东西两方在社会组织上的道理与实际相去何等之远,可参看里奇《天赋权利》(一九〇三年版)第二五九至二六〇页。那位作者说:「只要人们在任何方面被看作家的成员、而不是在每一方面都只被看作国的成员,社会境况上真正的或实在的平等就无从保证。」然而在中国,人们几乎在每一方面都被看作家的成员,从没有梦想过要自称只是国的成员,而那里社会境况的平等却远胜于西方那些个人主义的国家!为中国着想,但愿那些正在四处寻找法子要把自己国家在列国中抬高一等的少年爱国改革家,不要把这件事看漏了。)
〔注八十〕(原注:家族制度自然也曾存在于亚洲以外的地方。「在希腊多数城邦与罗马,」梅因爵士说(《古代法》第四版第一二八页),「长久留着一串由低而高的群体的遗迹,国家最初就是由它们构成的……最基本的群体是家,由共同服从最高的男性尊长而结合。若干家聚成氏族或房。若干房聚成部落。若干部落聚成国。」他在另一处(第一二六页)说到「最明白的迹象表明:原始时代的社会并不是像今日所假定的那样,是一群个人的集合。无论就事实而论,还是在构成它的那些人看来,它都是一群家的集合。这个对照最有力的说法是:古代社会的单位是家,近代社会的单位是个人。」梅因倘若熟悉中国人社会组织的细节,就会找到取之不竭的例子来印证他的论点,并且会看出:以家为单位的制度还不能说是社会发展里已经消失的一个阶段。)
〔注八十一〕(原注:「中国整套行政制度都建在孝道之上,而孝道是就其最广的意义说的:对生身父母的本分,也是对政治上的父母的本分——皇帝的官吏至今仍被习称为父母官。中国因此是一个大共和体:无数私家、无数小小的『君国』,包在一个公家、一个总的『君国』之内;这个组织由无数能自我繁衍、不断增多的独立细胞构成,每一个都在中央之权以外维持着一套完整的治理。中国历经那么多征服与变乱而不可摧毁,这件事无疑很大程度上可由此得解。」——见庄延龄教授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报》第四十卷(一九〇九年)第十四页。)
〔注八十二〕(原注:须明白这里所说的是「习惯」而非律法;而且这些话未必都适用于通商口岸上中国人同外国人之间的往来,那里的商务交际很大程度上是照西洋的路数办的。一位英国银行家说中国人的一句话抵得上一纸契约(他确曾这样说过),这与其说是在称赞中国人的品性(就个人而论,他们并不比寻常英国人更可信,不过也许并不更不可信),不如说是在称赞中国社会制度根本上的稳固。那套制度若被颠覆——无论是由于外国顾问还是由于中国改革家的努力——道德上的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变是尽可以变的;只是要演进,不要革命。)
〔注八十三〕(原注:譬如把柞蚕从柞树丛上取下来之后。)
〔注八十四〕(原注:《土地所有权的起源》,阿什利译本,第一五一页。)
〔注八十五〕(原注:大概不必说明:一个中国人若与家族断了联系,或是出洋,或是在远处的城里、或在上海一类外国居留地里开业,他可能、而且常常当真取得一些不动产,其条件使他全然不受本家本族的牵制。家族的权利其实并没有消灭,不过因为难以、甚至无从行使而暂时搁置罢了。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家族所有的道理——多亏中国人的守旧与对本族的忠心——也往往仍被充分承认。)
〔注八十六〕(原注:中国的「家」字,往往用「族」字去译更为妥帖。)
〔注八十七〕(原注:这是习惯上的、而非律法上的办法。)
〔注八十八〕(原注:在威海卫,典出的地若过了一定年限仍不行使回赎之权,便被视作断卖。)
〔注八十九〕(原注:这可与印度的习惯相比。「一个孩子一出生就在他父亲的产业上取得一份既得的权利,那产业非得承认他的共有权不能出卖。」(梅因《古代法》第二二八页。)又可参看柏拉图《法律篇》第十一卷:「你不能把产业留给你所喜欢的任何人,因为你的产业属于你的家,就是属于你的祖先与你的子孙。」这恰恰就是中国的道理。)
〔注九十〕(原注:分书「既不隐秘,也不延后,更不可撤回」,可与早期罗马的「遗嘱」相比;那种「遗嘱」按今日这个词的意思根本不是遗嘱。见艾夫伯里勋爵《文明的起源》(第六版)第四八六至四八七页。)
〔注九十一〕(原注:参看第一九九页。)
〔注九十二〕(原注:即于门丛氏。)
〔注九十三〕(原注:参看第二〇五页、第二八四页以下。)
〔注九十四〕(原注:原文为「生养死葬」。)
〔注九十五〕(原注:原文为「不能带产出继」。)
第八章乡村习俗、节令与民间传说
威海卫的村子,就内部的事务而论,有几分像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小小共和国:各有自己的家庙,各有自己的土地庙〔注九十六〕,各有自己的戏台、牧场、村规、坟地,各有以村董为首的一小班长老。并没有定制的村议会。所谓「长老」不过是村中最有分量或最受敬重的人,人数也不固定。遇到关系全村利害的大事,他们便在村董家里、或在庙里、或在村街上一棵老树的荫下商议。没有什么事是关起门来议的。照例说,全村人——连妇女小孩在内——都可以到长老的会上来;谁想发表意见都可以,不论年纪与在村里的身份。长老所享的特权,同村人几乎都有份;村董本人也不过是「同辈之首」。他的威信同长老的一样,主要来自他作为一家或一族之长的地位。
当全村人都由血亲之系联在一起时——威海卫典型的村子正是如此——家族生活的纽带同乡村生活的纽带便是同一条。族中长房的尊长照例担着双重的责任:作为一家之长,他是家庭纠纷与小小过犯里天然的公断人或裁判;作为一村之董,他在一定限度内要对同村人的品行向官府负责。诚然,就实际而论,村董未必总是长房的尊长。在英国治下,每一位新村董都要由政府「核准」,并领一纸「执照」,即委任的凭证。这对区里的总董〔注九十七〕与村里的村董都一样。不过无论就道理还是就实际而论,村董是百姓自己选出来的。他也许凭家长之权而在众人默许之下坐到这个位子上,也许因财势、因人品刚强、因地方上的声望而坐上去;也许是各家家长商议之后正式举出来的。
村董这个位子并不十分令人羡慕,出了缺也极少有人去争。有时实在要等到全村被告知要罚全村的款,村里才肯把该举的人举出来。英国治理以来尤其如此,因为政府在威海卫显出——或曾显出——一种倾向,就是加重村董的责任而不给他相应的好处〔注九十八〕。村董就其身份而言,对本村各人并没有十分确定的权柄;可是每一个人都被不成文的严规约束着,要顺从「多数而较明达者」的意思,要对这一村尽自己的本分,纵然那于他自己有所不便。
诚然,中国的村子不能说有法人的整体性。便是在欧洲,「法律上的人格」这个观念的形成也是个缓慢的过程;在中国乡村生活那些杂七杂八的成分里,我们不大可能找到成熟的法人之理——那里并没有以法律为业的人,拿明确的法律拟制去解释含糊的社会事实。然而「拟制之人」这个道理的萌芽,或许在乡村制度的若干特点里找得到。譬如多数村子都有公款,由众人收取、又为众人的利益或娱乐而支用;而在典型的村子里,我们通常见到一种极发达的连带责任之感,以及一种普遍被接受的、为共同的目的而协力的义务。有一回有人在我堂上被告发,说他不肯同村里人一起凑钱办本村的「会」以及会上必不可少的戏。他在堂上承认自己不对,并且答应立刻照份出钱。这人若是个基督徒,事情就不会这样容易了结。众所周知,中国各处都出过乱子,起因是入教的人不肯凑钱办本村的娱乐,说那是拜偶像、或是要行异教的礼。一个人只要略懂一点中国的乡村组织,大概就能看出:那些愤愤的「异教徒」一边也有他们的道理;乱子未必是因为他们敌视同村教友的宗教见解本身。显然,倘若准许个人随意把自己同全村的行事划开,乡村制度的整体性就要大受动摇。
村子既没有严格的法人性质,那么虽有牧场、水井、道路以及别的属于全体居民的产业,若说村子本身是任何不动产的最终所有者、或对它有归复之权,便是不确的。倘若某个村子看来有这样的权利,那也会发现它所凭的是这样一件事:这村子就是一家或一族——村与家实在差不多是可以换用的两个词;可是拥有土地的是家,不是村。一个村子若有刘、戚两「姓」,决不会见到耕地由刘家同戚家共有,虽然两家对一片牧地可能有同等的习惯上的权利(那在律法上是说不清的)。还有一个迹象可见真正的实体是家而不是村:许多根基久远的人家,会从本来的村子「溢」到邻近许多村子里去,而仍旧保有一种村子本身全然没有的统一。举个具体的例子:姜家在姜家寨是唯一的或主要的人家,可是在方圆五英里之内至少五个村子里,它也是唯一的或占优的一家。它本质上的统一有一个外在的标记,就是那片族中旧坟地,所有这些村子里的姜姓人在那里都有同等的安葬之权。
威海卫寻常村子的安宁,不常受到严重的扰动。生事的主因是脾气坏的女人,这种女人在人口里占着不小的比例。盗贼与别的犯法之人为数极少;这未必是因为中国人天生比别的民族更诚实体面,而是因为他们所属的那套社会制度——至少在平常时节——极善于防止犯罪的苗头发作。没有哪个村子有一班专司缉捕的人,然而说每个村子都由全体成年男子来巡守,也算不得夸张。家族与乡村生活的纽带使得村里每个男子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另一个人的品行负责。每个村里的坏分子很快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人。犯小过的人,由邻人按由来已久的规矩村规惩治;若被认为无可救药,便或是被不光彩地逐出所属的家族〔注九十九〕,或是被送交最近的官府发落。凡有陌生人到村里来,立刻就受到一种叫人不安的招待:殷勤之中夹着猜疑。只要他不侵犯谁的权利,便没有人干涉他;可是全村人都成了一班不正式的业余侦探,盯着他的行踪、探他的来意。实在说,在他定居下来、成为一个田主之前,他总被看作可疑之人;而那——出于前面已说明的缘故——是他几乎永远不能指望的。
有几条古怪的老规矩似乎表明:便是本村人在外多年回来,在有些地方也须经过一种正式的重新接纳,然后才准他照旧按平等的身份回到原来的位子上。有个人曾来向我申诉,经盘问,他所说的大致如此:「小的离村九年。前几天回家,村里人便命小的摆酒。小的求他们准小的缓几个星期。他们并没有说见小的回来高兴。他们一口咬定酒非立刻摆不可。小的很愿意过些时候摆。这是村规:凡离村在外几年的人,回来时须替村里各家的家长摆一次酒。小的对这规矩并无话说,只想宽限几个星期。」
威海卫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若干缉捕的章程,由本地长老订立颁行。它们自然没有律法上的效力,不过常常被送到英国正堂这里来请求核准、加盖官印。那些章程开列着应罚的过犯与相应的罚则:罚金由村中或族中长老科取,由他们用于本地的公用。这些村规在罚则上颇不一致,虽然应罚的过犯各处大体相同。它们总是值得一看的,因为很能照出本地的道德观念,以及舆论的主导者对各类过犯轻重的看法。村规的抄本通常存在族中家庙里或村董家里。下面是其中一份的译文:
「一、践踏亵渎坟墓,或任牲畜在祖茔中亵渎坟墓者,罚钱十吊〔注一〇〇〕。
二、侵占牧牛场,或将其一部分犁为田地者,罚钱五吊。
三、未得许可在私地上取柴,以及砍柳、拔灌木树木者,罚钱三吊。
四、未得地主许可,任骡、马、猪、羊及别的牲畜在私地上吃食者,罚钱三吊。
五、偷窃庄稼者,罚钱五吊。
六、偷取私家园中粪肥者,罚钱三吊。
七、移动界石者,罚钱五吊。
八、阻塞通往牧牛场的通道者,罚钱五吊。
以上各项过犯若于夜间所犯,则罚以出村。
如有犯上列过犯之人声言宁死不缴罚钱者,送官究治。
下列各人因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且情有可悯,免予科罚:十二岁以下的孩童、哑人与痴愚之人。」
极重的罪,譬如破门行窃、行凶殴打、杀人以及伤风败俗之罪,村规里并不列入,因为中国的律法与英国的律法都不会承认村里人有自行处治这类罪行的权力。赌博这桩极为流行的恶习,有时在村规里应罚,有时也不。它在曲家庄东西两村所颁的村规里占着显眼的位置,译文如下:
「一、赌博:
(甲)聚赌之家的主人,罚钱三十吊。
(乙)每一赌者,罚钱五吊。
(丙)本村人在村外、而仍在本村地界以内聚赌者,罚钱二吊。
(丁)十五岁以下的赌者,罚钱二吊。
二、凡无故刨掘邻人草木者,罚钱五百文〔注一〇一〕。
三、凡偷取私家园中粪肥,白日所犯者,罚钱五百文。
四、同一过犯于夜间所犯者,罚钱二吊。
五、凡偷窃田中庄稼、或私园中菜蔬果木者,成人罚钱三吊。
六、孩童犯同一过犯者,罚钱二百文。
以上各条由全村公议订立,无论男女老幼,一体遵行。如有犯者不肯缴罚,村董与长老即禀送官府,请予惩治。」
下面是一份相类的文书的译文,所定的罚则略轻;不过这份村规年代久远,那时的一吊比如今值钱得多。
「一、赌博 酌情科罚。
二、砍伐树木灌丛 罚钱一吊。
三、偷窃庄稼 罚钱一吊。
四、未得许可在已收的田里拾穗 罚钱一吊。
五、收割后在邻人田中放牲口 罚钱一吊。
六、刨拔草木 罚钱五百文。
七、越墙入私宅偷粪或取土 罚钱五百文。
八、夜间偷柴 罚钱五吊。
九、偷窃蚕或蚕茧 酌情科罚。
十、以棍棒打落栗子 罚钱五百文。
十一、纵犬入蚕场食蚕者〔注一〇二〕 罚钱五百文。
村董与长老如犯上列任何一项,加倍科罚。
如有来历不明〔注一〇三〕之人入村滋事,各家家长集议处置之法。」
前面说过,威海卫有许多村子以住在其中的人家为名。不过一户兴旺的人家既「溢」到别的许多村子里去,就得把它们分别开来;所起的名字往往同当地的外貌有点关系。譬如「沙里王家」的意思是「住在沙里的王家之村」。事实上这村子靠近海滨,在起伏的沙丘之间,所以这名字也算贴切。同样,「松林郭家」就是「松林里的郭家」。此外还有柳林、黑石、草庙、孤山北、雉鸡山北、白马村一类村名。有时一家的田地也起个雅号,便于指认。有一处叫「死老婆沟」,大概是因为那里曾发现过一具女尸;可是这名字在地主听来不吉利、怕给一家招祸,他便把头一个字的「声」改了一改,这句话就变成了「四老婆沟」。
人同地方一样有诨名。这类名字一般强调其人道德上或身体上的特异之处,往往极为贴切。譬如「刘铁嘴」,是说他好辩爱吵。「周驴」的意思同它在英格兰会有的意思正一样。有个人顶着「于蝎子」这名字很难受,因为邻人把他看作一个有毒的东西。另一个叫「王割皮子」,因为他一张嘴像刀一样利。还有一个被称作「张天子」,因为他是本村的霸王。
百姓的饮食同中国各处一样多半是素的,不过威海卫各色人等自然都吃鱼(干的鲜的都有),猪肉则除极穷的人之外人人都吃。中国人显然会欣然赞同《忧郁的解剖》里的断语:「论肉类,猪肉本性最养人。」米——华南的主食——在这里算得上是奢侈品,因为要从外头运来。山东也产一种「旱稻米」〔注一〇四〕,不过在威海卫不是常种的庄稼。寻常的谷物是麦、粟、玉米、大麦与荞麦。麦子约在六月底七月初收割。收完立刻犁地种豆。土地被用到极处;不消说,农人留心不糟蹋任何可以沤肥的东西。多数田地两年里至少要出三季庄稼;轮作之法既已谙熟,很少让地闲着。
近年来极大的地面都种了花生,从威海卫大量运往南方各处,已成一宗可观的利源。菜蔬种得极多,有芦笋、葱、白菜、蒜、芹、菠菜、豆与白薯。果木种得不多,不过有苹果、桃、杏、李、梨、瓜以及别的几样,多半不及英格兰同类的果子。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八年间,威海卫的英国政府聘了一位英国果农来,主要有两个用意:一是试验本地宜不宜种果,二是尽可能劝百姓把种果办成本地一宗要紧的产业。一半因为百姓不肯冒险,一半因为他们不熟悉果子怎样才能运出去或卖得上价,他们对政府的努力并没有热心响应;不过威海卫宜于种果、也宜于种许多种菜蔬,已经充分证明了。葡萄只要对虫害有合理的防备,长得极好〔注一〇五〕。英国的果子里在威海卫长得好的有苹果、梨、李、黑加仑与草莓。关于最后一样,有过这样的报告:「英国的各种草莓长得极好、结得极盛,果子在各方面都抵得上本国所产同种的上等果子。所引进的各种,全然不加防护也极为耐寒。」
威海卫并非没有各色野味,不过因缺少足够的遮蔽,许多本可繁盛的猎禽数目有限。丘鹬罕见,野鸡更罕见;不过鹧鸪在某些地方找得到,譬如温泉汤附近的林家院以及别的山地。海岸上有各色野鸭与水鸭来栖,大雁冬天颇多,天鹅偶尔也被打到过;不过最好的打猎是春秋两季的沙锥。据我所知,纪录是两支枪一天打到九十五双半沙锥。地方志告诉我们,威海卫山里从前常有一种带斑的小鹿与野猪,如今已不见了。满洲的麂虎也绝迹了。麦克唐纳山以及租界别的荒僻之处还有几只狼,偶尔窜到村边咬死猪与别的牲畜。如前所见〔注一〇六〕,在荒年里,威海卫的狼着实是一场祸殃,不过近年来已大为减少。狐狸偶尔见得着,据说还有野猫。野兔极多,华勇营未裁之前,常有人带着一群猎兔犬去打。
农耕、打鱼与织一种粗丝,是百姓的主要行业。蚕不喂桑,而如前所述喂柞叶;柞树如今覆着大片山地,那些地若非如此便全然不出产了。六七月间常可见柞丛上系着小块红布,那上头正养着蚕。红是表欢喜与顺遂的颜色,这样的红布条系在灌木与果树上被认为能作符咒,保果子与蚕茧的收成,又能驱走害虫。干「放蚕」这活——把蚕放到柞叶上去——的人,还把同样的红布块缀在自己衣襟前头,好叫事情更稳妥。他们又立起小小的神龛,求山神垂怜相助。
威海卫的村子本身纵不美观,四周却常有树林,很能把它不耐看的地方遮去;许多农舍还有小园子,虽多半种菜,却也少有一点花也没有的。牡丹、菊、野百合与蔷薇、绣线菊、木槿、茉莉、向日葵、风铃草、鸢尾与紫菀都很常见;英国占领以来做过的几次试验证明:英格兰的许多花,如风铃草、木犀草、康乃馨、翠菊、桂竹香、天竺葵以及别的许多种,纵然这里雨量不匀、冷热之极为英格兰所罕见,也在威海卫找得到合意的家园。许多开花的草木因其药性——真的或所谓的——而受人看重。葵花子同在印度与俄国一样,人与牲畜都吃,据说叶与茎还是好饲料。海边沙地上长着一种紫色的小野花,名叫荆子;有些地方妇人吃它,因为据说它有使腹中胎儿强壮的灵效,不过这个迷信看来正在消亡。
村边与坟地里的树是公产,所以极少被砍;别处的树极少,木材稀缺到每年要从满洲大量运来〔注一〇七〕。租界内主要的树有松(黑松与马尾松)、臭椿、梧桐与白杨;此外还有柏、核桃、楸、石榴、白蜡树〔注一〇八〕、秀美的银杏〔注一〇九〕以及槐树。
英国占领以后引进的树里,洋槐、钻天杨、金链花、紫杉以及别的几种在租界长得好;可是橡、悬铃木、榆、桦、花楸以及英格兰熟知的许多别的树,至今都没有种活。看这些山如今光秃的样子,谁也想不到威海卫的百姓很在乎树;可是事实上他们极看重树的荫与树的美。舆论极反对无故毁坏一切树木草丛。地方志里有一个例子。「放火烧山林草木,是极恶的事,」《威海卫志》说,「其害及于生灵,尤为惨酷。顺治年间〔约一六五〇年〕,姜平父子常在里山〔离威海卫城数英里〕如此行事。屡戒不悛。一日自集上归,于山坡举火。火方炽,忽起狂风,姜平与三子俱焚死。此可为世人之戒。」
《荣成志》的纂修者总括百姓的性情与风气,说得几乎不必再加申说,也可见一个中国观察者觉得哪些地方特别可注意。「其人甚朴,略嫌粗率不文,」他说,「然诚实。颇有古风,其行事多由天性,不由学问。男子自立自强;女子俭约端庄,极重贞操。一旦失之,则视命如草芥。男耕女织。其人拙于商贾,故商人少。外县人多居岛上及集镇〔注一一〇〕。岁歉粮绝之时,则采山草野菜为食。族人、亲戚、邻里相怜其苦,故鲜闻鬻儿卖女之事〔注一一一〕。……定亲多在襁褓之中,故(因夭亡等故)往往不成婚。襁褓定亲,实嫌太早〔注一一二〕。异县定亲者过多,故有年逾三十而未嫁之女〔注一一三〕。此于风化有大害。议婚之时,人皆以论财为耻〔注一一四〕,以图富贵为耻;以女与人作妾,亦为人所不齿〔注一一五〕。」
百姓的「粗率」只能就相对的意思去理解。虽然绝大多数不识字,他们却显著地有着东方许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天然的礼貌。就中国人全体而论,考虑这一点时不可不顾到一件事:他们同西洋外国人往来时,确曾一再失礼、甚至有过野蛮的凶暴;可是若把失礼与凶暴看作中国人性情里长久而显著的成分,那便荒唐了,因为倘若如此,中国每个村子都要长年处在社会的大乱之中。仇外的爆发,无论从道德上说多么无可辩解,总追得到某种误解,或追到外国人侵逼的举动、或追到中国人(无论对与不对)解作侵逼的举动,或追到某种反常的政治社会情形——而那情形被认为(无论对与不对)该由外国人负责。多数不存成见的外国人都肯承认:在寻常时节,中国人是一个极有礼貌的民族,除非他们在通商口岸上刷了一层西洋文明的漆〔注一一六〕、把本族的风致丢掉了。中国人对并不喜欢的外国人尚且以礼相待,那么我们不妨推想:他们彼此往来时礼数只会更周到——这无疑是真的。他们的礼数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太板、太做作,或者因其琐碎迂腐而叫人恼火。欧洲人见了那些社交上的规矩不免发笑:送丧的人何时该哭、怎样哭,吊丧或道贺时须说哪些话,各样场合该穿什么衣裳,客人该怎样迎、怎样送,见面的礼数怎样分等差,连椅子该怎样坐,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可是说到底,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一套礼貌的规矩;在外国人看来板得难受、或者可笑的规矩,对一个从小就惯了的人却极其自然。中国的礼数也许板,可是一位中国的士人——或者一个不识字的中国农人——照着这些规矩行事时,却一点也不板。
前面说过赌博是百姓的恶习之一。这在中国人中间是通病,并不足奇,因为大概没有哪一个民族里找不到好赌的本性。它在这样一个民族里尤其容易滋长:他们没有一般的教养,闲暇的时辰无从消遣。不过中国人也确是为游戏本身而爱游戏的,从他们喜爱自己那几种颇为繁复的棋与类似的玩意儿便看得出来。赌得重的案子自然要依法惩办。新近添了一项罪名是吸鸦片,如今只有持医生执照的人才可以吸。照本地政府所造的官册,可算瘾重的人至多(如果真有那么多的话)不过人口的百分之一;不过暗地里吸的也有一些,私贩无疑也不少。
大体说来,不能说鸦片在这一带于百姓的身体或德行有过很严重的害——至少同烈酒在英格兰与苏格兰所造的浩劫相比是如此。倘若威海卫的经验说明得了什么,那么有人所持的「吸鸦片的人必定沦为此物的奴隶」这个看法便是错的。许多从前惯在喜庆聚会上偶尔吸一筒的人,如今毫不惋惜地戒了这诱人的东西;而且——从几处颇为不祥的迹象看——他们似乎有以酒壶代之的意思。约五年之间我只因醉酒处治过六个中国人,而这六桩都出在一九〇九年新的禁烟章程立下之后,这也许只是一个奇怪的巧合罢了。
中国人极敬重书本上的学问,可是贫穷、以及自幼便须出力做活,使威海卫的村民无从指望有什么学问。每个大村、每一群小村都有学塾,不过上学的只是村中孩童里一小部分,虽然这部分在渐渐增多。而且塾师既不很热心,也不很有学问——想到他们所得不过勉强糊口的工钱,这也不足为奇。眼下识字能写的村民为数极少,大概不到十分之一;连村董也往往不会签自己的名字。
英国治下教育上的进展并不大,因为政府的财力极其有限。爱德华港有一所官立学堂,另有一两所教会学堂,为几十个孩子提供初等的教育;至于改良村塾,所做的却极少。不消说,除了官立与教会的学堂,所谓教育仍限于「老中国」那套正统的课业:西学的大潮至今还没有波及威海卫这个小小的回水湾,只不过引起了人们对地理、算术一类科目的一点有限的兴趣。
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外交家写到今日的情形时说:「约翰·穆勒、赫胥黎、斯宾塞、达尔文与亨利·乔治——姑且只举近世几位领袖学者——在中国同在这个国家一样为人所知。适者生存之说挂在每一个能思想的中国人嘴上。……西方的知识正被我们的青年在国内或国外迅速吸收;四万万人中一大部分的心力,从前专注于儒家经典,如今正转到一个新方向上去——研究西方的文明。」〔注一一七〕这些话就中国人中为数极多、而且迅速增多的一部分而言是十足真确的;可是威海卫及其邻近一带,同那个正在过去的老中国的共通之处,要多于同那个正来、将来的新中国的共通之处。
威海卫百姓的无知,自然伴着许多奇怪的想头与粗陋的迷信。其中有些要留到讲百姓宗教观念时再说;这里只消提几样似乎并不系于任何确定的宗教信仰的零散念头。自然有各色各样、恶毒程度不一的鬼与魔。防备这些可怕东西的一法,是请一位算命的或道士给一道「符」〔注一一八〕;据说只消有它在,一整队的魔鬼就会乱作一团、无能为力。人以为小孩尤其容易受恶鬼之害,所以许多小孩衣裳里仔细缝着符或护身的东西。一块红布,或者辫子里编进几根朱红线,据说也差不多管用。有一个讨厌的怪物叫「天狗」,据说是小孩脾气坏、爱哭闹的根由;不过只要在受累的孩子床头钉一道巧制的符,连他也能撵走。有趣的是,在我们自家这块快活土地的育儿神话里,一条狗(黑色的)也扮着不体面的角色。西洋的狗是否也肯受东方那一套对付,哪一位做父母的若肯用一用这里所载的符,便不难解答〔注一一九〕。
威海卫也有它的巫婆与算卦先生;他们或作活人与死人之间降神的媒介,或摆弄竹枝、桃木的小棍〔注一二〇〕,或用一种扶乩的法子,自称能预言未来〔注一二一〕,能答关于现在与过去的问题,能指出失物藏在何处、被何人所取。我亲知有一桩案子,窃贼是凭算卦人所指而拿获的。他的法子是两手各握一根小棍,一齐向前指着,双拳紧贴腰间。然后慢慢转圈,等两根棍子指到贼人所去的方向,棍尖便合到一处〔注一二二〕。这些神秘勾当里无疑有同西方许多所谓灵媒的类似做法一样多的装神弄鬼与欺诈;不过我不愿相信「其中全无一物」。但愿有一天,中国的「灵学」能被科学的研究者彻底研究一番;若所得的结果不成为欧美灵学研究各会所积材料的一宗极可贵的补充,那倒要叫人意外了〔注一二三〕。
威海卫的巫婆与灵媒,身子有病的人也常去求方;因为人以为凡这等人所不知道的草药,便是不值得知道的;而他们能在药汤里掺进一点法术,自然使他们所配的比寻常郎中所配的贵重得多。众所周知,中国的药常常由极令人作呕的东西配成〔注一二四〕,不过有些——便是巫婆与别的诡异的疗者所配的——倒还算无害。治疯狗咬伤的几种法子,或许可以举为威海卫医与巫两艺合流的典型产物。最简便的一法,是把那条疯狗的肝、心、肺煮了,叫病人吃下去。另一法是做许多捏成狗形的小麦饼,一个一个给病人吃。他吃的时候要坐在自家大门口,用又响又决绝的声气反复念:「我不死,我不死。」这套做法显然是某种类感巫术同自我暗示疗法的奇妙混合。中国人莫非先于那些自称基督教科学派的好心人想出了他们的法子?防狂犬病的第三法,是取疯狗身上几根毛烧成灰,灰再调在一杯米酒里,由病人喝下。「疯狗的毛能治被它咬伤的人」这个念头必定流传极广,因为它在不列颠群岛也有过,北欧的《埃达》里还提到过〔注一二五〕。
熟悉民俗那一团乱麻的人,听见下面这话大概不会吃惊:威海卫许多人以为,患狂犬病的人那股疯气会传到他身上穿的衣裳上去。「那些衣裳若堆在一处搁着,」我的一位告知者说,「就看得见它们发抖、打战,有时还会像活的一样跳起来。」他是个老实人,又添了一句:「不过小的自己从没有亲眼见过。」凤林集上有个颇有点名气的人,据说凭一张他当作传家秘方严守的方子,治好过许多狂犬病的奇症。
他的方子既不能在这里写出,不妨以另一张(据说同样灵验的)代之。取筷子两根,截下尖头,捣成糊,炖一个钟头;再加麻丝一两,烧得将成灰,又加青风藤数片。筷子须是木的、漆红的,而且须是用旧了的。所截的尖头,就是夹菜用的那细的一端。诸物搅匀,加水煮透,当药汤给病人服下。方子又说:服药期间病人切忌心慌;三日内须忌冷食生食;又因此药灵效非常,他无须避着过河。方子里用筷子尖这一条似乎古怪,尤可注意的是:药性只在旧筷子上,不在新筷子上。这一味在别的中国药里、而不止在治狂犬病的药里也有,由此不妨推想:人以为某种养生之力会从所夹的食物里传到筷子尖上去,而这种力又可以凭把筷子捣碎送进人身子里这个简便的法子,从筷子传给活人。漆红不过是为增其灵效,因为红是健康与吉利的颜色。说到过河,也值得注意。威海卫中国人的说法是:被疯狗咬过的人若过流水,容易发狂。这样说来,「恐水」这个字眼,用于中国民间对此病的看法,同用于欧洲一样贴切;不过「病人或疯狗不肯喝水」这个说法,在威海卫似乎没有听说过。
威海卫村民的日子,靠着不少节令与假日而添了光彩、添了变化。这些节令多半举国通行,有些只在本地要紧;而如今要说的习俗礼仪里,有些只在某些村子里行。中国举国的假期自然是年初那几天;中国的年比西洋相应的节期迟一个月上下。正月初一「五更」(三点钟)之后便点起火把,行若干宗教或半宗教的仪节:祭天地、祭灶神与祖先,儿女向父母行礼,侄辈与弟辈向叔伯姑婶与兄长行礼。整个上午以及一整天不时放爆竹;天一亮,亲族邻里之间便彼此拜年。还要到家庙里去,在神主与家谱轴前烧香;那些谱轴只在大典之日才展开。谈话时一切不吉不祥的话题都在禁忌之列,怕给说这话的那家招祸〔注一二六〕。
头一回出门时,须留心挑一处「吉利」的地方下第一脚。人若在元旦出门拜年时滑倒或跌跤,据信会给自家以及所拜的人家都招来祸殃。年初三日之内,屋里的地不扫。这规矩的根子上的念头,显然是凡从屋里扔出去、扫出去的东西,会把这一家的「福气」带走;连脏水与剩饭,也须留在屋里,等这要紧的三天过去。过年是穿新衣的时节,所显的自然多半是红色。孩子要格外用心,拿所能办到的最好、最鲜亮的衣裳打扮,因为恶鬼见不得这些东西,自会远远避开。屋檐上常挂着麻秸,据说能使人步步高升、长命百岁〔注一二七〕。元旦观天色是一件要紧的事。风从东南来,来年必定大熟;云若染着红黄之色,年成算中平;若阴沉晦暗,年成就极坏。
「立春」是个不定的节日,通常在正月里。所行的礼仪关乎农事,虽多半是官家的,却被种田的人看得极重。多少年前,这番举动的要紧处是杀一头牛,献祭给农神——那位农神一般被认作传说中的神农帝(公元前二八三八年)。如今牛由一样便宜的东西顶替了。立春前一日,本地的官带着属员列队到城东郊去,行「迎春」之礼〔注一二八〕。演戏的一路唱着,吹鼓手打着钹吹着笛,跟在官轿后头;再后面抬着「春牛」〔注一二九〕——那不是真牛,是硬纸糊的一个大像——还有一个同样纸糊的人像,叫作「芒神」,他所代表的或是赶牛犁田人的典型,或是农神〔注一三〇〕。队伍在城外「迎」过春,便回到县衙;于是知县同他的主要僚属手执缀着彩纸条的杖,照样子戳打那头牛,意思是「叫它干活」,并由官家给农事一个推动。此礼行毕,纸牛便被郑重「献祭」——就是付之一炬;芒神也是同样下场。除纸牛之外,据说还要备一头泥塑的小牛。据我所能查明的,泥牛起于极古的时候,那时人以为抬着游行并献祭的牛像,为着象征的缘故必须用土或泥做。后来改用纸,守旧之心却要求泥牛照旧要做——纵不中用,也要摆着〔注一三一〕。
在替这将到的节日预备牛像与芒神像的时候,官家还要指人仔细查看新颁的《时宪书》,就是中国的星命历书;两个像便照那本书上的预言与警告来装扮打点。所以成群出去看迎春队伍的人,既是为过节取乐,也是为察看两个像的颜色与装束,从而晓得来年农事的指望。那些预兆一半本于星命,一半本于《易经》的八卦,一半本于同风水有关的推算。像的颜色与衣着,按一套约定的办法对应着历书上的预报。所以百姓若见牛头涂黄,便知来年夏天要大热;若是绿的,春天要多病;若是红的,要旱;若是黑的,要多雨;若是白的,要有大风暴。芒神也是一位不开口的报时者。他若戴帽子,这一年要干旱;若不戴帽子,要下雨;穿鞋同样表示雨水极多,不穿鞋表示旱;衣裳穿得厚,表示大热;穿得薄,表示天冷。末了,芒神若系红带,表示多病多死;系白带,表示普遍康健。
可以看出:芒神既是神,行事便同寻常人恰恰相反,他的衣着所表示的,正是活人穿着时所表示的反面。所以他热天穿厚衣,冷天穿薄衣;人间红色表欢喜兴旺、白色表哀伤服丧,芒神却穿红表死、穿白表生与康健。因此,那些爱同大人反着来的淘气孩子,有时被忍气吞声的父母叫作「小芒神」或「太岁」。
上元节〔注一三二〕定在正月十五。中国的年既严格按月相定,这就是说这节在一年头一个月圆之时。彩纸灯笼挂在人家与铺子门口,也有提着游行的。门上常挂松枝,表兴旺、尤表长寿〔注一三三〕。一家人吃糯米做的小圆饼,据说那是象征满月的〔注一三四〕,不妨叫作月饼。毫无疑问,在极古的时候,正月十五同八月十五都是祭月的日子。上元所行的一桩古怪习俗叫作「走百病」。有些地方不过是村里人列队走过附近的桥,回来时另走一条路。民间的念头显然是:病是由看不见的恶物所致,而在这个节上可以把它们赶过本地的溪流、从而逐出村去〔注一三五〕。另一些地方,这「走百病」只由妇女来行,她们未必过桥,只是走到田里,再另走一条路回来。村里的男子则在九月初九行类似的事。
就威海卫而论,上元节可算是孩子们的节。在正月十五前后好几天里,成群的村中男孩穿上奇装异服,昼夜四出,演些古怪的小戏,一半是哑剧,一半有说、有舞、有唱。有的戴着狮子一类猛兽的吓人面具,少数挂上老人的白须,许多穿着女孩的衣裳。孩子们演得极其活泼,那扮相、那舞、那合唱,便是英格兰外省圣诞童话剧里的童伶也未必比得过。他们的戏确实是节前好几个星期由长辈教的、练的。每一群村子都存着一套面具、假须、衣裳与别的「行头」,而且总有大人乐于把自己当年做孩子时学的歌与舞教给小辈。白天,打扮起来的孩子在去本地庙里的队伍里是顶显眼的。这种时候,许多孩子踩着高跷,耍得极熟练。夜里他们提着点亮的大灯笼,伴着乐与歌,走过本村的街,或是从这村走到那村,不时在某位有体面的村人门前停下来演他们的小戏、或是跳一回灯笼舞〔注一三六〕。
凡在山东村子里看过一回灯笼舞的欧洲人,没有不觉得愉快的。孩子们动作的优美,他们清脆的童声在霜天里响着,他们摆弄摇晃的灯笼那份惊人的灵巧,那些发亮的纸月亮穿行在一支繁复的乡间舞的迷阵里时明暗急速交替的奇效——这一切合起来悦目而动听。其中最有意思的一节,是满场成年看客眼见自家小辈演得这样好时那份掩不住的欢喜:中国人是极疼孩子的。
一年里下一个可记的节是个不定的节日,叫「惊蛰」,一般在二月初。许多村子里照例要在天亮前起来,做一种饽饽;饽饽发起来,据说能助造化一臂之力,把禽兽草木那沉睡慵懒的生气唤醒。这个节主事的神自然是太阳,饽饽就是献给他的。皇帝本人以大祭司的身份也要献同样的祭。人相信这一天傍晚孩子若用一种灌木(枸杞)熬的汤水洗脸〔注一三七〕,便永不生病、永不老。这使我们想起英格兰的旧信:少年人若在五月初一早饭前到田野里去、用五月的露水洗脸,容颜便可长保不衰〔注一三八〕。
二月初八,人以为看风向便可以预知此后的天气于庄稼有利与否。风从东南来,雨水就好;从西北来,就要旱。
二月十五叫作「花朝」,即花的早晨——因为那被认为是花的生日〔注一三九〕。
寒食之节在清明前一日,所以叫寒食,是因为从前这一天照例不吃热食、不举火。威海卫的中国人说不清这一天何以非吃冷食不可,不过这风俗无疑同一种古礼有关,就是一年一度「取新火」;这种古礼从前在世上许多地方通行。中国的寒食便相当于旧火已熄、新火未举之间的那一天。这个风俗似乎同拜日有关。「取新火这一太阳之礼,」泰勒博士说,「被罗马教会采为复活节的仪节,在欧洲至今还看得见:复活节前夕庄严的宵禁,以及钻取新圣火的仪式。」〔注一四〇〕另一位作者说:「从前英格兰各处,家中炉火在复活节主日任其熄灭,此后把烟囱与壁炉彻底清扫干净,再重新举火。」〔注一四一〕有趣的是,美洲大陆上也有过相近的礼。「在秘鲁同在墨西哥一样,」一位写古代美洲宗教制度的作者说〔注一四二〕,「都有一种庄严的宗教仪式:按一定的时节,以特别的取火法把庙里、甚至家里所用的火重新点起……这是人类最古的礼仪之一,在一切宗教之下一直存留到不久以前,而给它致命一击的,大概是火柴。」
清明之节在威海卫同在中国别处一样被认真遵行。这是个不定的节日,一般在中国三月初〔注一四三〕。家家精心预备各色吃食,带到族中坟地去,祭献给祖先之灵。这时节、以及十月初一那个相应的节日,家里凡能到的人都在祖先坟前伏地叩拜〔注一四四〕。这些礼叫作「上坟」〔注一四五〕。这是一家团聚的日子之一。这是个节日,极有欢乐与宴饮;不过祭祀与「扫墓」被看作神圣的本分,若因疏忽而不行,便是极不体面地缺了孝道,而且可能给一家今世后世招来祸殃。这时节在村塾里也要着重顺从与敬上之德,学生要正式向先生行礼。这时候有时还行一桩老规矩,就是头上戴柳叶。据说这能使天气宜于农事。这个做法在威海卫不像在山西以及直隶、河南某些地方那样常见;在那些地方,逢着(当地只嫌太多的)旱年,男人与男孩要连着许多天头戴新折的柳枝编的环。柳是爱水、爱河岸的树,所以柳环被看作求雨的符〔注一四六〕。
三月里有谷雨之节。这是求取防蛇、防蛴螬以及一切毒虫害虫的书符的好时候。
所谓龙舟节〔注一四七〕在五月初五。广州以及华南别处众所周知的龙舟竞渡就在这一天。照传说,这节是为纪念楚国(长江以南)一位高尚的政治家兼诗人屈原而设的,他在公元前四世纪被逼投水而死。龙舟——因其长而形状特别而得名——每年在南方江河里飞驶,名义上正是为了寻他的遗体。不过威海卫并没有这样的竞渡。百姓吃一种叫「粽子」的小饼,用米或黍做,里头包一点果子或糖;不过本地人似乎不知道这饼原是献给屈原的祭品,本该投进流水里去祭他的魂。
五月被看作一年里最「毒」的月份,各色解毒之物与符咒都用得着,以挡住这时节袭向受苦众生的致命之气。孩子要在前臂上系五色丝线,以避那环伺的许多凶险。最灵验的家用符咒里有艾草,家家门上都挂。翟理斯教授引过一句老话:「端午不挂艾,吃不着新麦」;他解释说,有名的叛首黄巢曾下令部下放过凡门上挂这种草的人家。不过艾草这种迷信的用法,远比这类故事所示的更古。它的极古,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这种草在世上别的地方——包括法国、德国与不列颠——也同样被当作贵重的辟邪之物〔注一四八〕。那些地方的风俗,是在夏至(仲夏日)采这种草,佩在身上,或(同中国一样)挂在门上。这不过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可见世上旧日的民间习俗与迷信底下,似乎有一种奇异的共通。
五月里的邪物虽这样可怕地厉害,威海卫却以为:在初五这一天(也就是我们眼下所说的这个节)自日出到日落,一切有毒有害之气——不论属物属灵——都全然消失,也许是因为这一天人人都用的那些符咒生了效。人相信:便是毒草,若在五月初五这一天采来吃也绝然无害,而药草则灵效达于极处。
有一桩众所周知的习俗,是一早起来,一直不回头地走进草地整整一百步;然后拔一百根草,小心带回家去。把草放进一锅水里煮透。那水——草的一切效力如今被认为都过到水里去了——隔着滤子倒进另一只器皿,草叶扔掉。再煮第二遍,把汤汁倒进瓶里,留着随用。人相信它是治头痛、小伤、青肿以及各样神经失调的灵药。中国人管它叫「百草膏」。那些把这张宝方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明白人,总要仔细说明:所定的条件若有一样没守,这药便全然无效。一定要不多不少走一百步,不多不少拔一百根草,煮与滤都要照所定的法子。尤其要紧的是:样样都须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做,因为只有这一天,寻常的草才有「灵」——即通神或养生之性。
七月初七举国都要过,所关的是一个在中国文章里不断被提到的爱情故事。据说牛郎(天鹰座的两颗星)同织女(天琴座的一颗星),一年里其余的日子被天河隔开,只在这一夜准许走过喜鹊搭成的一道神桥,相会相拥。威海卫喜鹊极多,据说这一天正午以前一只也见不着:都上天去给那对天上的情人搭桥了。这一天被看作吉日,宜于算命与抽签。
前一天晚上(初六),男孩女孩把水碗放在窗台上,搁一整夜。早上每个孩子从寻常的笤帚上拈一根苗〔注一四九〕,小心放在水面上。那根苗在水里投下的影子,据说能指出这孩子将来的命。譬如那影子若像一管中国笔,这男孩将来要成大学问家;若像一张犁,他就还是做农夫。我听说有个孩子在水里看见一条鱼的形状。人把它解作「木鱼」,就是中国佛寺里那种古怪的中空木器,每座佛案上都有一个,和尚念经时敲它。于是附近的明白人预言这孩子命中要做和尚。这预言应验了,因为他后来当真自愿出了家。
这一天孩子们另一样消遣,是捉一只蜘蛛扣在碗底下。把碗翻开时,蜘蛛若已结了网,孩子同他父母都喜出望外:因为这表示好运会在这一年里黏着他,正如落网的苍蝇黏在蛛网上。
七月十五再祭亡者。这是一个「鬼节」〔注一五〇〕。
八月初一照例要收些露水,用来研一点墨〔注一五一〕。这墨是用来在孩子额上点几个小点或画几道的,据说可以保他们不生病。
八月十五中秋之节〔注一五二〕要敬这位夜之主宰。拿饼、酒与果子供满月,然后由祭的人自己吃掉〔注一五三〕。这是一家团聚、欢乐宴饮的日子。
九月初九重阳之节,中国许多地方从前照例要吃一种特制的面饼,叫作「糕」〔注一五四〕,并喝菊花酒。
威海卫至今仍做仍吃这种糕,不过菊花酒看来已经不行了〔注一五五〕。这一天,年轻人(尤其是读书一流的)照例要「登高」,爬上附近一座山的顶上。好处有两样:一是能使那些正在仕途的陡坡上攀登的人升迁,二是能叫他们这一年里免于一切病患。这相当于妇女在正月十五所行的「走百病」。
十月初一要上家中坟地,所行的礼同清明一样。这是一年里被看作专属亡魂的三天之一(叫作「鬼节」):三月前后不定的清明,以及七月十五与十月初一这两个定日。与此相对,另有三个专为活人而设的节(叫作「人节」),都以宴饮取乐为记;就是元旦、五月初五与八月十五。不过前一串并没有把祭祖的日子说尽。譬如冬至〔注一五六〕,各家家庙里也要行祭祖之礼;而如前所见,过年时活人在自己的欢乐之中也不忘对亡魂所负的神圣本分。
十二月初八,主妇照例要用谷米、菜蔬与水熬一种粥款待全家,叫作「腊八粥」,意思是「腊月初八的粥」。还要叫孩子吃一种不好吃的饼,用荞麦、兔血、硫磺、朱砂与茶叶做成。据信这能保小辈不出天花——这病在威海卫的本地孩子里颇为流行。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有一桩要紧的家礼,叫作「辞灶」或「送灶」。灶神是道教的一位神祇,据说住在每家厨房的灶边〔注一五七〕,他的差事是天天察看一家各人的行事,到年底要向道教的至尊之神一一上报。为上这一年一度的报告,据说他要在腊月二十三离开厨房升天去。临走前,一家人向他行礼,供上叫作「糖瓜」的小圆糖饼与「糯米」的米团。给这位神备这些甜食,用意是把他的嘴唇粘住,叫他张不开口、上不成报告。这一家便可免去因历数自家过失而招来的种种不便。不消说,多数人家并不把这事看得很认真,这些礼之所以维持下来,主要是给孩子们一桩乐事——那些粘牙的糖饼他们是足足有份的。灶神在天上待一个星期,到除夕又回到自家灶边来。
腊月二十四,家家要彻底扫一遍,预备过年。这一礼的用意不只是讲究洁净这个实在而必要的理由:人相信这一扫能把过去一年里积在屋里的一切凶气扫掉,使它配接纳各样的喜事与福气。这一天是宜于办喜事的吉日。
除夕是中国假期的开始,是欢乐宴饮之日。许多人家照例要坐一整夜;「守岁」这个说法,实际上同我们所谓「送旧年、迎新年」是一个意思。晚上要把新的红对联贴到旧的上头去——几乎每家中国人家里外都贴这种对联,旧的如今已褪色、看不清了。对联那鲜艳的颜色,以及上面连篇的吉利话、劝善的格言与典雅的用典,在寻常百姓(他们多半念不了)看来,就等于有力的符咒,能给凡住在它荫庇之下的人带来欢喜与好运。爆竹——中国老少的乐事——在每家门口放着,每响一声,就帮着把近处或许还滞留的一丝晦气驱散,把最后一个本可能败坏新年欢乐的恶鬼吓走。
〔注九十六〕(原注:见第三三六页、第三七一至三七七页、第三八二页、第三八六页以下。)
〔注九十七〕(原注:见第九十五页、第二八九页。)
〔注九十八〕(原注:缅甸并入印度帝国之后也显出同样的倾向,结果也一样。)
〔注九十九〕(原注:这个办法——被逐的人从此不再享有生而应得的权利——叫作「出族」。)
〔注一〇〇〕(原注:一吊眼下约值十八便士。)
〔注一〇一〕(原注:即半吊。)
〔注一〇二〕(原注:蚕是在敞开的山坡上喂柞叶的。)
〔注一〇三〕(原注:原文作「不明」。)
〔注一〇四〕(原注:原文作「旱稻米」。)
〔注一〇五〕(原注:政府的果农推荐黑汉堡、亚历山大麝香与马来亚三种先后成熟的葡萄,作为威海卫最好的食用品种;酿酒的葡萄里最合用的是马塔罗、阿利坎特·布歇、黑马尔瓦西、歌海娜、仙粉黛、沙邦与约翰内斯堡雷司令。)
〔注一〇六〕(原注:见第五十六、五十七页。)
〔注一〇七〕(原注:本地政府对运入的木材征收少许「码头捐」——就稳健的经济之理而论,这并不很明智。)
〔注一〇八〕(原注:这就是四川因白蜡虫一业而极有名的白蜡树;山东也有少量此业,威海卫则无。)
〔注一〇九〕(原注:租界里最好的银杏,大概要数北口庙院里的那一株。它不但极高,离地五英尺处围粗十四英尺半。关于另一株这样的树,见第三八一页。)
〔注一一〇〕(原注:为一时经商之便。)
〔注一一一〕(原注:饥民鬻卖儿女,是中国有些地方饥荒中叫人痛心的一景。)
〔注一一二〕(原注:出自一位中国作者的这番指摘颇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做法在帝国绝大部分地方都差不多如此。)
〔注一一三〕(原注:眼下这种事极为罕见。绝大多数女子在二十五岁以前就出嫁了。)
〔注一一四〕(原注:论财之见其实仍旧是有的。)
〔注一一五〕(原注:就人口比例而言,威海卫的妾极少,而且多半是从北京与别处买来的。)
〔注一一六〕(原注:有一桩怪事至今未得圆满的解释:非欧洲各族的人在同欧洲人接触一段时日之后,似乎都会丢掉他们本族的风致。这不只适用于亚洲人(印度人与中国人):对某些非洲族类看来也同样成立。布利克女士在克拉伦登书局近来为皇家人类学会刊行的一部书里说,布须曼人天性诚实、洁净、正直而有礼。「有一回另一个布须曼人到我们这人这里来住了几天。他比我们这人粗野得多,于是有人问我们这人,他的朋友何以两样。他说:『太太请原谅:这人早年失了父母,是白人养大的。』」)
〔注一一七〕(原注:见颜惠庆《美国与中国》,美国国际和解协会刊行,纽约。)
〔注一一八〕(原注:见插图。)
〔注一一九〕(原注:见插图。天狗即日本的天狗。见《日本亚洲学会会报》第二部(一九〇八年)。)
〔注一二〇〕(原注:关于桃木的法术用途,见高延《中国宗教制度》第四卷第三〇四页以下。)
〔注一二一〕(原注:「我见不出有哪一族人——无论何等文雅有教养,何等粗野蛮荒——不相信将来的事会有预兆,且可由某些人领会并宣告出来。」西塞罗这句话隔了两千年仍旧是真的。见西塞罗《论占卜》第一卷第一节。)
〔注一二二〕(原注:马来各邦也行一种极相近的占法。见瑞天咸《马来速写》第二〇一至二〇七页,以及斯基特《马来巫术》第五四二页。)
〔注一二三〕(原注:丹尼斯《中国的民俗》第五十六页以下的几句话,对那些明达到肯以非正统的认真态度看待此事的人会有意味:「占卜在中国之流行,不亚于、而且大概比隐多珥女巫时代以色列人中间更受敬重;说西方为掀开那遮住未来、叫好奇的人类看不见的帷幕所用的法子,没有一样不为中国人所知所行,大概并不过分。从『翻圣经取签』到用扶乩板,从掷单双到召鬼魂借狡猾的灵媒开口说话,西方这方面的整套迷信,寻常中国人熟悉的程度不亚于本国最热心的通灵论者。做法与信念的巧合实在惊人,许多人无疑会从中看出一种凭据,或证其为真,或证恶有共同的来源。……等说到请灵媒、用分叉的木棍、在沙上写字一类事情,中国的做法同本国公然承认的迷信相像得奇特。我在这里要声明:我并不是通灵论者。可是这样的信念何以在彼此显然毫无往来的情形下,竟同时在极东与极西盛行,着实叫人费解。莫非我们西方的通灵之说是从中国传来的?」不妨补一句:日本的「玄学」——借用一个讨厌却有用的词——同中国的极相近,同欧洲的也有一样惊人的相似。见洛威尔《神秘的日本》。)
〔注一二四〕(原注:不大为人所知的是,英格兰从前也开过几乎同样令人作呕的药。有位作者说到林肯郡几种治疟的旧方,说它们「龌龊得可怕,我倒以为多数人宁可害疟疾,不然这一族怕是活不下来」。其中一方是从坟地草皮下取九条虫、切碎。见《郡县民俗》第五卷第一一七页。)
〔注一二五〕(原注: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一卷第八十四页。关于此事另见丹尼斯《中国的民俗》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页。)
〔注一二六〕(原注:「元旦早上头一个进门的人若带来坏消息,便是一整年不吉之兆。」见《郡县民俗·林肯郡》第一六八页。)
〔注一二七〕(原注:麻秸上的节被认为表示一节一节的上进。)
〔注一二八〕(原注:原文作「迎春」。各地仪节在小处不一。这里所记的是离威海卫最近的几座县城——文登、荣成与宁海——所行的(略有出入)。)
〔注一二九〕(原注:原文作「春牛」。)
〔注一三〇〕(原注:在上海以及大约别的地方,有时仍用真牛,牵牛的是个真孩子(称「太岁」),而不是纸板做的芒神。见博克斯牧师《上海民俗》,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报》第三十四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以及第三十六卷(一九〇五年)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页。不消说,如今并不见血;不过从前大概当真把活孩子与活牛一并献祭,以求五谷丰登。在英格兰的诺森伯兰,过年时有、或从前有过乡间化装游戏的风俗,扮演的人披着牛皮(见《郡县民俗》第四卷)。诺森伯兰这风俗当初是否也是求丰产的仪节,颇值得一问。)
〔注一三一〕(原注:中国有些地方的春牛,大概至今仍只用泥做,不用纸。)
〔注一三二〕(原注:原文作「上元节」,即头一个月圆之节。)
〔注一三三〕(原注:参看第二六二页以下。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第三四四页我们知道:基督教立定之后很久,欧洲还保留着一个异教的节日,照例要用月桂枝装饰门户并挂出灯来。罗马人家的门被认为受家神的特别护佑。)
〔注一三四〕(原注:原文作「元宵」。)
〔注一三五〕(原注:关于走桥之俗的几条有趣的记载,见博克斯牧师《上海民俗》,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报》第三十六卷(一九〇五年)第一三三至一三四页。这类做法并不限于中国。在朝鲜,正月十四、十五两日,汉城的男人与男孩要接连走过三座特定的桥,以保自己这一年里腿脚不痛。见瓦特斯载《民俗》一八九五年三月号。关于各族在驱邪一事上的种种信念,见弗雷泽《金枝》第二版第三卷第三十九页以下、第七十页以下。)
〔注一三六〕(原注:这可同苏格兰装扮歌者的风俗相比。在设得兰,狂欢里有时还有火炬游行。见《民俗》第三卷(奥克尼与设得兰)第二〇三页以下。)
〔注一三七〕(原注:关于这种灌木据说有的奇效,见高延《中国宗教制度》第四卷第三二〇页。)
〔注一三八〕(原注:见《郡县民俗》第四卷(诺森伯兰)第七十三页。)
〔注一三九〕(原注:帝国各处把这日子定在本月初二、初十、十二与十五不等。关于上海这个节的习俗,见博克斯牧师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会报》第三十四卷第一一七页,以及第三十六卷第一三七至一三八页。在中国那一带,「妇女与小孩用纸花装点开花的灌木,并念诵诗句、伏地行礼,以示敬意,并望年成丰稔」。)
〔注一四〇〕(原注: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二七七至二七八页、第二九〇页以下、第二九七页以下,以及第四三二页。另见弗雷泽《金枝》第二版第三卷第二五一页。)
〔注一四一〕(原注:戈姆《早期乡村生活的民俗遗存》第九十七页。)
〔注一四二〕(原注:罗伯逊,载《世界的宗教制度》第八版第三六九页。)
〔注一四三〕(原注:一九一〇年在四月六日,即中国二月二十七日。)
〔注一四四〕(原注:见插图。)
〔注一四五〕(原注:见第二五七页。)
〔注一四六〕(原注:类似的求雨符咒之例,见弗雷泽《金枝》第二版第一卷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页。)
〔注一四七〕(原注:原文作「端午」或「端阳」。)
〔注一四八〕(原注:见弗雷泽《金枝》第二版第三卷第二六八、二七〇、二七四页,尤其是第三三七至三三八页。另见《民俗学报》第三卷第一四八页。)
〔注一四九〕(原注:笤帚被认为有某种法力,而且据信恶鬼特别怕它。在欧洲,众所周知,女巫非有她的扫帚不可,正如非有她的黑猫不可。)
〔注一五〇〕(原注:原文作「鬼节」。)
〔注一五一〕(原注:就是中国人寻常所用、西人所谓的印度墨。)
〔注一五二〕(原注:中国寻常的名目是「中元」,与「上元」(正月十五)、「下元」(十月十五)相对而言。)
〔注一五三〕(原注:可与祭赫梯人的月神亚斯他录相比。关于英格兰本土类似的供献,见丹尼斯《中国的民俗》第二十八页。)
〔注一五四〕(原注:这个中国字上有一语双关,它同另一个意为「上去」或「升迁」的字同音。吃了这饼的人被认为能保自己一生上进。「登高」这个说法里也有相似的双关。)
〔注一五五〕(原注:关于饮这种酒的古俗,见高延《中国宗教制度》第四卷第三二二页。)
〔注一五六〕(原注:见第二七七页。)
〔注一五七〕(原注:有理由相信灶神从前曾被看作一家无名的祖先,不过如今这层关系已不被理会。中国的灶神可同日本的荒神相比。关于祭灶的若干可贵记载,见戈姆《早期乡村生活的民俗遗存》第八十七页以下。西欧以及新西兰也知道有灶神之祭。)
第九章威海卫的女人
读者既已从本书前面一章知道妇人上公堂何等频繁,大概已经预备好要听一段对租界里中国女人不很恭维的描述了。倘若那些好讼好吵的妇人当真是她们这一性的典型,那么要替威海卫的女人说一句真心的好话,实在是难的。不过平心而论须记着:落在一位英国正堂阅历之中的,恰恰正是那些泼悍强横的妇人。贞静孝顺的女儿、温婉可共甘苦的妻子、勇敢而忘身的母亲,给无数茅舍人家带来欢乐,每个村子里都有;只是她们很少进到官府的眼里去。
威海卫的女人确实对凡称得上教育的事几乎一无所知;她们自幼就被裹脚这桩彻头彻尾的恶俗所累;本村这一群村子以外的世界她们一概不知。然而她们所过的日子,照例说来大概是快活的、体面的、有用的。中国人以为女人分内的天地就是管家事、养儿女;而中国的女人照例说来也似乎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安于这样界定的本分。
女人作为妻与母的地位是极尊的:孝道——中国的首德——欠母亲同欠父亲一样多;寻常的祭礼既祭父系的祖先,也祭母系的祖先。自有史以前,母亲的尊严在中国就被看作几乎不下于父亲〔注一五八〕,自然仍以父亲为一家之长。若以为中国女人受丈夫凶暴专横的虐待,那就大错了。虐待妇人的事确曾见过,这是无疑的;不过照例说来,施虐的不是丈夫,而是丈夫家里某个女眷。婆婆是中国乡间家里的暴君。她们除了严苛地待媳妇,还常常把丈夫置于极难堪的两难之地。
他若像常有的那样想护着妻子、免她受老太太的凶暴与坏脾气,便有被街坊——说不定还有本地的官——指为不孝之子的风险;他若软弱而不情愿地在家庭的龃龉里站到母亲一边,或者像更常有的那样索性对女眷们的口角装作一概看不见,那么他的枕边人便可能在一时的愤恨或绝望之中出走、或是自尽。一个不幸开罪了婆婆的年轻媳妇,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总有一天,照常理她自己也要坐上婆婆那个威风的位子。她若性情乖戾专横,或者性子已被自己的家难磨刻薄了,那么到那时她待儿媳的刻薄,无疑同她自己当年做媳妇时所受的一样;而她的儿媳怕她、厌她,也同她当年怕自己的婆婆、厌自己的婆婆一样。幸而威海卫既有坏婆婆,也有好心慈善的婆婆;而且平心而论还要加一句:并不总是媳妇柔顺、婆婆执铁杖。有时一个心气高、性子犟的年轻媳妇,进门不到一个月就成了全家——连丈夫同公婆在内——绝对的主宰,不过在生头一个儿子以前,她这权柄总有几分不稳。「你为什么见了个女人就躲?」我曾问一个因家难闹到公堂上来的不幸丈夫,「她不是你的妻子么?你管不住她么?」这年轻人的脸舒展成一个并不怎么快活的笑,答道:「小的怕她。十个男人里有八个怕老婆。」
实在说,公堂上所听的案子里有一大部分根子在女人身上。威海卫正堂的差事里有一宗分量不小的,就是驯服村里的悍妇。中国这种女人之多,远过于许多欧洲人所能料想——他们把寻常的中国妻子看作一个暴君手下忍气吞声的奴隶。事实是:中国女人虽裹着小脚、走着碎步,管起自家来却同更西边国家的女人一样有效;而在下层人家,她们还常常把这份强势推广到邻人家里去。其结果未必总是和睦。「因为凡是女人掌权的地方,」几百年前一位极敏锐的人情观察者写道,「她就闹出太多的乱子来;这事无须举例,天天所见的阅历也就够了。」这句话,威海卫无数愁眉苦脸的丈夫倘若读得了乔叟,是会一口赞同的。
一个不讲情面的村中悍妇,使她的男性亲属与邻人怕到那个地步,常常造出一些本该可笑、只是其中带着几分可悯的局面。非到女眷把日子弄得过不下去,受苦的村民是不肯走那一步、求官来过问的;不过这类案子既屡屡出现,似乎就表明较小的家庭不和必定极为平常。「两个月前,」一位呈状人写道,「小的在邻村买了一块地,打算在那里盖一所房子。不想买定之后才发现,紧邻竟是全村最撒泼的妇人。这于小的是极恼人的事。不过小的还是本本分分、不声不响地盖起房来,只盼不出乱子。起初一切都好,直到有一天,那妇人从家里出来,动手拆小的的新墙,说那墙碍着她家的风水。小的站在旁边,极和气地求她放过小的同小的的房子。她却以最凶的话回敬小的。小的怎敢往敌人的枪尖上撞?她是全村的煞星,连她丈夫也不敢管她。小的悔不该买这块地;小的当初并不知道她会是小的的邻居,不然决不会买。小的买了一道避凶妇的符,贴在新房门口,看来并不怎么灵,一点也没有吓着她。如今小的的房子半塌半立地撂在那里,小的再无别法,只求爱民如子的大人来救。」
这一桩了结得还算容易。另一桩却难处极多,因为原告在状子里对自己真正要告的事只字不提。「小的有地五十亩。小的有两个儿子,长子大柱,次子二柱。今年二月他们分家另过〔注一五九〕,承受了祖上的田土。小的那时正替亡妻守制,除养老地〔注一六〇〕之外,晚景再无依靠。他们走后,加上亡妻的丧费与小的自己的用度,小的欠下六十吊的债〔约合六英镑〕。两个儿子不肯替小的还债;非但不还,还把小的赶出自家的房子,不给小的饭吃。小的又饥又苦。长子大柱后来心软了,想替小的办点事,却被二柱打倒,如今卧床不起。小的拿他的恶行同二柱讲理,可是每讲一回他就打小的一回。全村都厌恶他这样待小的,却不敢管。如今下雨小的浑身淋透,只得沿门求食。小的不得安生,命落在硬地上了。小的这个儿子同枭獍无异〔注一六一〕。人伦大纲难道是这样保全的么?」
这份说得有枝有叶的状子里,对真正的作恶者——呈状人次子的妻子——一句怨言也没有;而我不久就查明,那是个最凶的悍妇。名义上告自己的次子,是呈状人的一着巧棋;因为除非遇到几乎闻所未闻的情形,没有哪个中国的官敢信儿子的话而不信他父亲的话,而不孝之子又是最重的罪人之一。这老人因此料定案子立时会判他赢,他儿子会被收监。于是他那做悍妇的儿媳就不得不为先前的劣行赔礼,并且保证改过。她做到这一步之后,老人再去见官,把她丈夫放出来。事情碰巧并不这样绕,因为那妇人的恶行是公堂自己查出来的;进监的是她,不是她丈夫。等她娘家出面——极不情愿地——出具甘结,保她日后安分,她就被放了。
须记着:女人一离了父亲的屋檐、归丈夫(或者说,若公婆在世,便归丈夫的父母)照管,她娘家在律法上对她就不再有管束之权。她丈夫的父亲与兄弟,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成了她自己的父亲与兄弟;她对公爹所欠的完全的顺从,正是她出嫁前欠父亲的那一份。她实在是换了一个家。然而她若「不孝」——就是不顺从夫家——官府可以责成她娘家出具甘结,保她日后安分,理由是她不孝必定出于管教不善,而管教之责在她娘家。
一位英国史家曾指出:两个人同骑一匹马,不能同时都骑在前头。他所说的是政事,意思是一国的治理里不能有两个并列的管束之权;不过这话用在家里也一样贴切。倘若王权同议会(或议会的两院)在国这个身子里不能有并等之权,那么男人同女人在家这个身子里也不能有并等之权:国里既须有一个至高的权柄,家里也须有一个至高的权柄。英国人从前的道理是如此,中国人至今的道理也是如此。他们有一句谚语,使人想起加德纳对克拉伦登那套宪政理想的评议。中国人说:「一马不备双鞍,忠臣不事二主。」〔注一六二〕不过在中国,丈夫虽在律法上握有极广的管妻之权,妻子若违他的话、或不以应有的恭敬待他父母,他尽有权施以责罚,可是在威海卫,实在极少听说有人行使这种权〔注一六三〕。就我在威海卫的阅历而言,没有一个中国丈夫因殴妻被定过罪;而妻子动手打丈夫的事,却决非没有听说过。
中国北方人用一个古怪而极贴切的说法来形容悍妇一流,叫她「骂街的」。这种女人又打又吓,把丈夫撵出家门,再追到路上;倘若他已逃得不见影,她便站在那里扯着嗓子,向左邻右舍的男男女女以及一切过路人泼下一阵又一阵的辱骂。村街上若恰好空无一人,她便冲着糊纸的窗户说,指望窗后有人在听。照例说,邻人会出来「看热闹」。被骂的人一般不还口;男人们则小心躲开「骂街的」那双指甲,面无表情地出神看着她,直到她那用尽了的嗓子化作一声沙哑的低语,或者直到她力竭倒地。不过也常有爱吵的女邻人——自己也是一张利嘴的好手——欣然上前应战,而那几乎总以血脸破衣收场。于是做丈夫、做祖父的只得不情愿地出来拉架,「说和人」也来劝这两位怒火中烧的斗士消气。他们的劝若不见效,结果便或是自尽,或是打官司。
这一流女人在公堂上如鱼得水;一气之下,她们常常一瘸一拐地找官去,告一个亲戚或邻人一状,所告的多半无聊而且不实。有一桩就是刘夏氏告一个与人无争的老人,而那老人真正的过犯,是劝她看孩子去、别「骂街」。我打发一名巡捕去查问此事,她当即塞给他一块钱这样一笔厚礼,意思要他替她向我回一个有利的话。照极严的受贿章程,巡捕把这钱缴到了堂上。我传两造到案,申饬了那妇人意图行贿,又在驳回她这桩无聊的控告时把那一块钱判给了她的对头。在她看来,自己的钱落到对头手里,大概比输了官司更叫她气。
常有「骂街的」把自己想象的冤屈告到堂上,指着脸上身上的伤与抓痕,说这就是被人殴打的凭据;其实那些伤十有八九是自己弄的。有个梁王氏告她的过继孙子同孙媳虐待她。「他们狠毒得很,」她说,「他唆使她咬小妇人。她咬小妇人的肩膀。」接着她就要脱衣,好让堂上验看她孙媳的牙印。另有一个爱抱怨的妇人,硬拦着邻人不许他在自己菜园四周砌墙。「小的新近盖了一所房子,」她那位倒霉的邻人解释说,「这妇人的孙子不久就死了,她便一口咬定是小的的新房坏了她家的风水、把她孙子害死的。她说小的若不把她孙子救活,就不许小的砌园墙。」
威海卫的婚嫁风俗在根本上同中国别处一样,这里不必细说。只消说:几乎人人一到可婚之年过几年就成亲,新郎照例比新娘略大。多数婚事出于早定的亲。定亲就实际而论同成亲一样有约束力;实在说,两边都还在襁褓中就定下的亲,在某些情形下竟可以当作真的婚姻看待。譬如那少年到了可婚之年、尚未过门就死了,而他又恰是独子,那么同他定亲的女子(他或许见过、或许没见过)往往被认作他合法的妻;她若守「寡」守得贞,她的名字便会同他的并列在墓碑上与族谱里。那女子若在未婚夫死时表示愿被看作他的未亡人,便可以(照一桩古老而极奇的风俗)替这死去的少年同他活着的妻子过继一个「儿子」;这「儿子」多半是个年幼的侄子,名义上在丧礼上充主丧人,承受死者在家产里的那一份,并把祭祖之礼接续下去。倘若那女子或她娘家不肯(照常理她们通常是不肯的)在新郎死后仍认那纸婚约有效,那么死去少年的父母便要替他另找一位新娘,而那新娘须是个死了的女子。这女子须是未嫁而亡的,年纪与门第也须相当:就是说,生前不能彼此定亲的少年少女,死后也不该结为夫妇〔注一六四〕。
这种奇特之至的婚事,并不由死去的少年少女的父母直接经办,而是经他们所请的中人——叫作「鬼媒」——去办;寻常婚事里别的许多礼数,也都一丝不苟地照行。那女子若已葬在自家坟地里,便要起出棺木,改葬在死去的新郎身旁;坟前所立的碑上,照规矩刻上两人的名字,作夫妇论。这风俗极古:《周礼》里就提到过,那部书所记的是公元前十二世纪以来中国的法度与风俗。它的源头或许可以追到那些观念上去,而东方流传极广的寡妇殉夫之俗也正生于那些观念:其道理是,在亡者墓前杀殉寡妇与奴仆,便在那阴冷的幽冥世界里给了他生前所惯有的陪伴。不过今日威海卫行这种死人之间的婚事,只是为了保住祭祖之礼的延续,以及使家产得到妥当的分析。
一个少年未婚而死、又是独子,那么顺理成章的后果似乎便是这一家、或他所代表的那一支绝了。中国人为免这场祸事,非得替死者正式过继一个儿子不可。可是中国人那种务实的心性不肯设想:一个未娶的光棍既无从按常理有合法的后嗣,怎能替他过继儿子。所以必须先替他备一位妻子;这就用上了刚才所说的那个奇特的办法,本地叫作「结死亲」。照例说,父母替死去的儿子找一位合适的妻子并不难,因为凡有女儿未嫁而亡的人家,总乐于让亡女升到「已嫁之妇」这个体面的身份上去。不过有时也会生出纠葛来。有个叫于怀岳的,光绪十年——即一八八四年——无子而又未婚地死了。那时他兄弟尚在,这一家并无绝嗣之虞,所以没有人以为还须办什么。此后几年里他的兄弟也都无后而亡,于是这一家伤心的亲属在一八九七年决定:到底该替于怀岳备一位妻子了。过了些时候,「鬼媒」回报说:邻村赵家的夏姓人家里有一位八字相合的新娘。那女子早在一八七六年就死了。两人死的年份虽相去悬殊,这桩礼还是照规矩办了:于是一位在坟里躺了一代有余的新娘,嫁给了一位在自己成婚之前十三年就已死去的新郎。
寻常情形下,两造都还活着而悔亲,照律法与习惯要受重罚。这话听来像是说反了:在中国,成亲以后休掉一个妻子,往往比定亲期间悔婚还容易。中国的定亲几乎没有什么风月可言。新娘新郎的父母或许彼此相识,或许不识;照例说是生人,因为女子极少嫁给本村的人。缘故不难找。如前所见,威海卫典型的村子由同姓的人组成。中国「不许婚配的亲等」比英国《公祷书》所列的要广得多。凡同姓的人都被看作血亲,因而不能通婚。所以一家之长替儿女婚配,非到本村以外的村子里去找不可。照古老的成规,正式的婚事既不由当事人、也不由他们的父母去议。定亲就实际而论总是经中人或媒人去办,而媒人被认为是两造的无私朋友。他们效劳所得的报酬,是种种小礼物与几场受人欢迎的小宴〔注一六五〕。
常有人说:在中国,新郎要到那决定命运的一刻、新娘掀起盖头时,才头一回见得着她、才认识她;关于这类事的伤心故事也极多——有的说新娘出乎意料地发现丈夫是个衰朽的老头,有的说热切的少年新郎忽然省悟:自己所得的并非媒人口中那位娇美的佳人,而是一个丑的或一脸刻薄的妻子。
可是在中国乡间,这类可惜的事是少的。诚然,婚前几乎从不谈情,而且年轻人对择偶这件大事照例全无发言之权。然而在威海卫这样的乡间,务农人家的女子决不是深藏不露的;一个年轻人若不曾在村里的节会或演戏时见过他的未婚妻,总还有许多机会看见她在收割时节下田做活、或是在村边小溪旁洗衣。有时这一对年轻人竟在同一屋檐下一起长大,几乎像兄妹一般。这是在幼年定亲之后女家父母亡故、或穷得养不起她时的情形。她于是归到新郎家里,照理说该当作自家女儿养大,不过有时也被当作一个使唤丫头、做牛做马。这样的女子叫作「团圆媳妇」。她既是孤女、或是穷苦无依的人家的女儿,便被指望比寻常更柔顺恭敬地待未婚夫的父母,「一点小恩小惠也要知足」。等男家父母(男孩自己是没有发言之权的)觉得成亲的时候到了,照例要把这女子暂时送到某位亲戚家里去,住到成亲那天。这是为使她能照通行的规矩,享那坐红轿进夫家门的体面。这样的情形里,新娘新郎自然彼此熟知相貌与性情,成亲以前就很有把握知道将来过得快活与否。倘若光景不妙,那位候任的新郎只有一走了之才逃得掉,因为亲是悔不得的。至于那新娘,可怜的孩子,她在这件事上一左一右都无从选择。
威海卫的婚事——纵有前面所引那位中国修志人乐观的断语——也同别处一样,往往是带着买卖气、精打细算议成的。罗马的「买卖婚」无疑原本就是一套以钱买妻的制度;而在西方许多国家,纵然道理上不是如此,做法上大约至今还是如此。在中国乡间,寻常做父亲的想以最少的花费替儿子弄到最好的妻子;女家的父亲则想把女儿许给肯给他最多补偿、以抵他历年所费的那一家。银钱这一节在威海卫那些说话直爽的农人心里占得极重,以至于他们说起买卖妻女来,同说在邻近集上做农产买卖差不多是一个口气。本地在婚嫁上的做法(这同中国的律法是两回事),有些地方颇为古怪。「小的的妻子跑了,」一位呈状人说,「她同小的过了将近三年。小的知道她在哪里,可是不能叫她回来,因为当初小的得她并没有花钱。她走,是因为小的太穷。她带走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她自己的。小的对她并无怨言。」
威海卫的百姓不懂什么正式的离婚手续。妻子弃他而去、或同别人私奔的男人,尽可以另娶一个,丝毫不怕官府以重婚起诉。照中国的律法,男人确实可以为种种过犯——包括对他父母无礼与多嘴——正式休妻;不过在威海卫,少有丈夫行使这项权利。一则丈夫不舍得——尤其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把那个他或他父母花了一大笔现钱娶来的女人丢掉;二则他怕同她娘家结怨,而她娘家极可能把他拖到官前,告他凶暴虐待一位温柔能忍的妻子——他们的用意是「挣面子」,并从丈夫身上敲出一笔可观的银钱赔偿。倘若妻子娘家人多势厚,那个娶了个驯不服的悍妇的不幸男子,往往要出些狠招来挣断自己的锁链。他固然可以出洋到北京或满洲去——那是威海卫凡觉得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惯去的地方——可是这不过把麻烦从自己肩上移到父母或兄弟肩上罢了。
就在写这几行字的前几天,有个叫石冠永的人来向我报他弟弟离奇的死。「他妻子待他极不像话,」他说,「他忍了好几年,前天到底忍不住了。他于是去了丈人家,昨天就死在那里。」查下来才知道:这可怜人同妻子大吵一场之后吞了毒药,然后跑到妻子父亲家里去死,以此抗议妻子的恶行,又作为一个必定给她娘家招祸的稳当法子。他哥哥向堂上建议:他既是死者唯一在世的亲属,该准他把这寡妇卖掉、把钱收下,聊慰丧弟之痛。堂上不肯照这个建议办,却对那妇人的娘家科以适中的惩处,又责成他们担负全部丧费,以慰公论。
这一桩里丈夫除了死在丈人门口之外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来罚他妻子,这就可见:女人出嫁后虽在理论上从一个家长之权底下转到另一个家长之权底下、从此只属于丈夫家即「婆家」,她父亲的家即「娘家」在某些情形下仍可能对她为人妇的命运大有影响;而娘家若有钱有势,一旦那女人觉得新家不及旧家舒服,就能把事情弄得叫丈夫同他的亲属极其难堪。娘家又穷又没有势力的女人(如前面说到团圆媳妇时所见),极少敢昂起头来、敢轻慢婆家。她知道从此尽力讨丈夫同公婆的欢心才合自己的利益,因为一旦有事,她从娘家是指望不着帮手的。一个年轻媳妇若知道娘家已打定主意不再管她,那是极大的悲苦。有位村董曾向我报说:他村里一个新嫁的妇人自尽了,缘由不过是她新婚后头一次按礼回门时,娘家并没有照通行的规矩打发人来接她。她郁郁寡欢了好几天,口里不住地念:「我没有娘家,我没有娘家」;有一天她丈夫发现她吊死在墙上一只木橛上。
有时女家对出嫁的女儿所做的一切全不过问,直到她自尽才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表明「血浓于水」。他们纵不要求官府查究死因,至少也要紧盯着丧事,不许鳏夫一家办得不够体面、或过于省俭。这种时候办一场花费大的丧事,在亡妇的亲属看来有两重称心之处:一则替他们自己增光、给他们挣了面子;二则对那位得付账的丧妻之人是一场花钱的惩罚。
威海卫同中国别处一样几乎人人迟早成亲;不过有时因未婚妻早亡或别的不得已之故,一个男人到了同辈人都已儿女成群的年纪却还没有娶。他年纪愈大,照寻常正式定亲那一套办成婚事就愈难。他固然可能找到一个愿意接受好条件的寡妇;不过在中国,寡妇再嫁若非贫苦所逼,便不被认为体面或合宜。照中国的样子,寡妇该侍奉爱惜亡夫的父母终其天年,又该把余暇用在好生抚育自己儿女上。女人的二婚没有头婚那番排场仪仗。中国女人一生只有一回有资格坐新娘的红轿。威海卫上了年纪的光棍有一个通行的办法,就是托一位在北京或别的大都会里的朋友,用一个简便的法子——拿现钱买——替他弄一个妻子来。那朋友把女人买下,趁回乡时带回威海卫;而他多半受过好几桩同样的委托,所以回来时或许带着一群姿色不一、年纪与俊丑相去甚远的女子。自然不能叫他白跑一趟;实在说,这桩买卖被看作极有利可图,以至于有人暗地里招揽这类委托,专为此从威海卫跑一趟北京。
这种做法自然于一切有份的人都极不体面。它在中国是应罚的罪,英国政府也严加申斥、竭力禁阻。不过就那些女人本身而言,这套办法所带的弊病并不像人所料想的那样严重。她们多半是极穷的父母的女儿,父母养不起她们。她们嫁了威海卫这样地方的穷而本分体面的农人,境况其实是变好了。她们多半清清楚楚知道这一点;实在说,便是政府提出出钱送她们回本乡,她们也极少表示愿意离开新家。须记着,她们的身份并不是不体面的。她们虽未必都按规定的礼成的亲,却经公论认作妻子,她们的儿女也作为合法的后嗣承受家产。有时确有北京来的穷女子,本以为是要嫁给一位年轻的财主,一照面却是个又穷又上了年纪的男人、而且一生的积蓄都已为买她而花光,于是心里一阵辛酸;可是十回有九回,她还是认命地接下神佛所给的,安顿下来过一个安分主妇的清静日子。实在说,善待她也合乎买她的人自己的利益;因为她若真闹起不满来,能叫他没完没了地不得安生。
不久前有八个人到威海卫南区公堂来,替他们一位亲属于克之递了一张状子。于克之娶的是个从北京买来的、名叫赵氏的妇人,是他哥哥于克顺在北京替他挑中买下的。呈状人说,这妇人不巧沾染了京城那些讲究奢华的习气,一点也不肯迁就威海卫的俭朴日子。赵氏实在是个任性的人,爱怎样就怎样;谁要劝她一句,她就扬言要跑。局面一直这样不像话,到后来她果真照自己的话跑了。有人追查到她在威海卫城,离家约十二英里。她丈夫的哥哥于克顺〔注一六六〕带着几位亲属去追,寻到她藏身之处,雇了一辆车要把她送回丈夫那里。她死不肯上车,又不肯改骑骡子。最后被强抬了去,一行人便上路回家。不巧那妇人一路又踢又喊,在大路上闹得不成样子,恰好遇见的一名侦缉以为这是一桩拐带,当即把一行人全数拿获。如今呈状人既把事情说清了,便请正堂下令把人放了,并准那惹事的赵氏回到她那焦心的丈夫怀里去。这一桩正堂原本为难,不料被那位女子自己解开了:她对堂上说,她已厌倦漂泊的日子,情愿此后安分做个好媳妇。
诚然,从北京弄妻子这套办法所生的失望,并不全在女人一边。且听威海卫一位名叫仲彦生的人诉苦;他在一个不祥的时辰决意从京城替自己弄一个妻子。「小的忍着将就了她两年多,」他在堂上说,「总是不成。小的买她的时候不知道她抽大烟,可她抽。小的花四十八两银子买的她(合七八英镑)。连路费带衣裳,她还没到威海卫就花了小的七十两。她是个败家货。她极会花钱,小的只得卖了几亩地去填她。去年十月她自己忽然走了。她去了孔家村。小的巴不得甩掉她。她去了孔福祥家。后来小的遇见他,小的告诉他:那女人他尽管留着,小的不在乎,只是小的要讨回些钱来。他给了小的四十五两。小的想该得六十两,所以到堂上来,求判他把短的十五两补给小的。(盘问)无论如何小的不肯把那女人要回来。小的没有儿女,可是小的不再另娶了。我们家祭祖的事,有小的兄弟那一支接着办。」
欧洲人长久所持的那个老看法——以为中国人惯行多妻——大概几年前就已绝迹了。事实自然是:中国人只有一妻,不过可以有律法所认的妾。在中国务农的人家里,纳妾并不常见;在威海卫则比较少有。纳妾的农人不但是让妻子知道的,通常还是得了妻子全然赞成的;而且这被看作一桩本分——倘若妻子无出,这是他欠祖宗的。就英国人在威海卫所见而论,这个做法并不生出什么恶果。倘若妻与妾都生了孩子,到分产的时候,家产在诸子之间一律均分,并无分别〔注一六七〕。不过有时分家〔注一六八〕之后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孩子的母亲若是「妻」,那么全部家产便要重新回炉再分一遍——那最后出生的孩子有权分得同各位兄长相等的一份。可是这孩子的母亲若只是妾,便不再重分,或者从父母的养老地〔注一六九〕里拨一份给这孩子,或者他的兄长们在道义上须从各自那一份里给他适当的安置。所以就实际而论,妻之子同妾之子的地位相差极小。
威海卫同中国别处一样,偶尔也有一种变通的家奴之制;不过「奴」这个字用在这种全无苦楚与屈辱的役使上,实在是太重了。中国人照例是宽厚的主人,在我们所说的这一带,几乎从没有蓄意苛待家中下人的事。所谓奴婢,一般是作为使唤的丫头,从穷苦的父母或监护人手里买来的年幼女孩。她们被当作家里次一等的成员看待,照例吃的同主人主妇差不多。主人要对她们的身体与品行负责,而且被指望到时候帮她们找个体面的丈夫。威海卫绝大多数百姓不过是小农,家务非自己动手不可;所以只有极少数殷实人家才有丫头。有一桩事可见:尽管待她们宽厚,丫头仍被看作买主绝对的产业。
有个叫曲文魁的呈状人,告人「强占婢女」,自称是那婢女正当的主人。「五年前小的正式过继给伯父为子,伯父无嗣而终。他的未亡人、小的的嗣母,两年前花一百元买了一个丫头。小的的伯母兼嗣母两个月前故去,她的产业由小的承继。那丫头是产业的一部分,因此按理归小的。不巧嗣母临终前不久把那丫头借给了丛家,如今丛家不肯交还小的,说她已许给丛家一个小子了。这门亲事小的既不曾应允,小的以为不作数,特请堂上下令,责成丛家即刻把小的的丫头送还。」出乎两造意料,堂上准那丫头自己决定去留,她选了留在未婚夫家。
〔注一五八〕(原注:古苏美尔的法律所持的道理也正是如此。)
〔注一五九〕(原注:见第一四九页以下。)
〔注一六〇〕(原注:同上。)
〔注一六一〕(原注:一种鸟,羽翼一丰就啄食父母之目,因而是不孝的样子。)
〔注一六二〕(原注:原文为「一马不备双鞍,忠臣不事二主」。)
〔注一六三〕(原注:帝国别的地方看来大不相同。麦高温牧师在《中国生活侧影》第三十二页以下对此事说得极重。不过我不能相信「全帝国百分之六十的丈夫」「惯常」殴打妻子(见该书第三十五页)。)
〔注一六四〕(原注:不过单是年纪不相称,并不被看作「结死亲」不可逾越的障碍。)
〔注一六五〕(原注:用媒人这个风俗决非中国独有。远如英属哥伦比亚某些部落里也见得着。见希尔·陶特《英属北美》第一八六页。关于中国这一风俗的古老记载,见《诗经》理雅各译本第一五七页。)
〔注一六六〕(原注:值得注意的是:下一步并不是丈夫去办,而是丈夫的哥哥;那妇人是他从北京带来的,而他在弟弟与全族看来,要为她这桩「家里的投资」办得成不成负责。)
〔注一六七〕(原注:照一种特别的拟制,妾所生的儿女被看作妻的儿女。)
〔注一六八〕(原注:见第一四九页以下。)
〔注一六九〕(原注:见第一四九页以下。)
第十章寡妇与儿童
如前所见,寡妇再嫁在上等人家是不以为然的。所谓模范的妻子——就是那种在自家近旁路边上为她立起旌表牌坊、名字又作为懿行的典范载入本县官修志书、传之后世的妻子——在丈夫死后同他生前一样一丝不苟地守着他。可是极穷的人家——威海卫多数人家正是如此——养不起一个寡妇,单为观赏她的贞节而白养着她;所以我们见到的实情是:年轻的寡妇往往不但被亡夫一家劝着再嫁、好免去他们养她的负担,而且实际上被逼着在重丧的二十七个月期满以前就出嫁。寡妇在夫丧之中再嫁,照中国的律法是应罚之罪;不过这罪若因寡妇与亡夫一家境况窘迫而犯,一般也就听其过去,官府不加过问、也不加申斥。
一个年轻寡妇若已给亡夫留下儿女,夫家坚持要她再嫁的可能便小于她无出之时;实在说,这家若宽裕,有时她自己动了再嫁的念头,他们还要出面拦阻。有儿女的寡妇再嫁时,儿女仍留在前夫家里,至少过了幼年便要归回那一家。惟有一个无出的年轻寡妇不顾夫家的怂恿、执意不肯另嫁时,才生出那种多半要闹到公堂上去的家难来。寡妇的公爹若发觉无从消除她对再嫁的厌恶,多半要到堂上来,罗织一个「不孝」的罪名告她。有个张云生曾在我堂上告他亡子之妻——那是林家的女儿——苛待不敬。「她不听话,」他说,「不肯养活小的,还时常殴骂小的老夫妇。我们老了,受媳妇这样的待法实在难堪,恳求堂上想个法子,叫她知道本分、知道顺从。」
等那妇人的父亲林八到场,说明张某对一个清白无过的年轻妇人造出一串又假又不公道的罪名,唯一的用意是想稳稳地取得官府的同情与帮助、好逼她再嫁,这桩案子的面目便两样了。一查,这果然是全案的关键。张某把这妇人看作家里一宗可以变现的财产。她再嫁的事会被当作一桩纯粹的买卖去议,所得的利则要落进张某的钱袋。这贪心的老人本来完全养得起儿媳——实在说,她靠的是分家〔注一七〇〕时归她丈夫、她丈夫死前所得的产业过活,并没有花他一文——堂上因此责成他出具可靠的担保:无论如何不得违背儿媳的意愿去处置她的身子。这一桩里女方父亲的插手,又一次证明:女人的娘家未必就把她永远丢给夫家任意摆布。
中国的地方志里载着许多忠贞的寡妇为免再嫁之辱而用的种种法子。高延〔注一七一〕引过一桩:有个才十五岁的童寡妇,为答复逼她再嫁的要求,郑重发誓守贞,又割下两耳放在一只盘子里以为凭信。于是,照修史者所说,她的亲属「便把这个打算丢开了」——也许是出于对这可怜孩子刚烈之举的怜惜或钦佩,也许是因为料定没有哪个自重的男子会要一个没有耳朵的新娘。威海卫的志书里虽没有同这完全一样的事,却载着许多年轻寡妇以死免嫁的事。
不过且先看几桩不那么惨烈的典型。有一位王氏,是一位姓戚的秀才的妻子;书上说她丈夫死时留下一个襁褓中的男孩,她虽还极年轻,却不再嫁,行事可为表率,教子格外用心,活到九十五岁,恰好活到亲眼看见曾孙成亲。活到高寿被看作德行的报偿之一。在中国,神佛所爱的人老而后死。《宁海志》说,车刘氏也因同样的缘故得了多达一百零二岁的寿。这是本朝的事。若以寿数来论,元朝(一二八〇至一三六七年)必有更高的德行,因为我们读到一位刘氏活到一百零三岁,又以身为三位贤子的有福之母而著称。唐朱氏是明朝宁海的一位寡妇,因坚拒再嫁而名声极大,本地知县以官礼赠她一幅匾额,上书「冰雪清贞」。王孙氏成亲后约十天就成了守活寡的人,因为她丈夫不得不出远门。去了不久就有信来说她丈夫死了。她穷得可怜,却把寡守得极有体面,直到身死。岳戚氏成亲后不久就寡了。家里极穷。她侍奉公爹、抚育儿子,极尽心力。她操持家务、料理早晚饭食,极为勤苦(这些志书上都仔细记着)。她十指做活,从不惜力。她还年轻就死了。孙刘氏十九岁守寡。她极想随丈夫去,可是公婆说他们老了,须人服侍。她便顺从,留在他们身边,不肯再嫁。她替丈夫过继了一个儿子,极用心、极忘我地把他教养大。王薛氏二十五岁守寡,有一个三岁的小儿子。她把儿子养大成人,又替他娶了亲。不到一年,儿子同儿媳都死了。她于是劝公爹纳一个妾以续香火,因为她亡夫是独子。几年后,本省学政赠匾旌表她的德行。
这一类事——年轻寡妇不肯再嫁,以一生侍奉公婆、抚育子女——极为常见,以至于在中国许多地方这是常例而不是例外,虽然自然并非每一桩都能上达官府、得到旌表。寡妇自尽这件事,或许更值得细看一看。
论社会的著作家曾指出:自尽之数稳步增加,是近世文明生活最可惊的特征之一,因为它似乎表明这一族在生物上的退化。在欧洲大概确是如此,那里宗教与伦常的教训把性命看得极重,以至于自行了断的人通常被看作或是罪人、或是疯子;可是我们须留心:自尽在英格兰或萨克森表示生物上的衰颓,未必在远东各族里也有同样的意味。常见的那个看法——东方人轻视性命,略受一点刺激就肯抛掉——其实也并不十分确切。威海卫以及全中国的自戕,大概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常见得多,纵然欧洲有不少自尽可以追到酗酒所造成的那种可怕的心智与德行的沦落上去;而且无疑,东方人会为一些根本不足以使寻常欧洲人如此的缘故去上吊、去服毒。不过东方人也决不会走这极端的一步,除非出于一个在他看来不可抗拒的动机;所以归根到底,东方人同欧洲人在这上头的分别,似乎只在动机的性质,不在动机的强烈。
说欧洲人保命的本能强于中国人,是一个未经证明、也许无从证明的论断;虽然中国女人确乎像是对死有一种轻视,而那或许出于一种沉静的想象。欧洲人自尽较少的一个缘故是:在英格兰这样的国家里,想自尽的人不但要面对天生的怕死之心、(倘若他碰巧信他教会的教训)还要面对来世可能或必定的惨苦,而且不得不想到那将玷污他名字的耻辱,以及由此给他一家招来的苦恼与不便。
这些令人却步的顾虑,在中国极少能影响一个想自尽的人。儒家与佛家确实都禁自戕;可是儒家对身后之事说得含糊,而中国所传的佛教对自尽者可能面临的种种可怖之事也并不着力去说。北方的中国人——包括威海卫的人——倾向于相信:自尽者唯一的罚,是不得不作一个孤零零系在地上的鬼,在旧居附近游荡,直到他能劝得某个活人效法他为止。等那替身听了他阴恻恻的怂恿而自尽,头一个鬼便脱了身;至于他拿这自由做什么用,似乎就说不清了。于是轮到第二个鬼去找替身。所以凡看去全无动机的自尽,都被认为是从前自戕之人的鬼魂在暗中怂恿。威海卫的村子里若出了这样一桩自尽,人便相信两年之内必定还要出一桩。无论公论还是国法,都不把自尽看作罪:自尽未成的人从不被追究。
中国人里较有哲理之心的,对自尽一事总的看法,或许同斯多噶派的爱比克泰德有几分相近:他一面禁止自尽,一面又提醒人注意,凡自觉有充足理由要走的人,出离此生的门总是开着的。至于自戕在社会上会招致耻辱,在中国非但不然,某些情形下结果竟正相反。朝廷曾以诏旨给自尽者加身后之荣,为他们立碑,把他们列入祀典、牌位在公庙里受官祭,而他们又给亲属子孙留下一份几代不衰的光彩。
不消说,这些显赫的自尽者多半是女人,她们那番壮举的光荣,在于那份忠贞与刚烈驱使她们随亡夫入墓;不过其中也有许多是心怀高远的政治家与志士,他们或以自己的血来封上一纸抗议、抗议君上的昏聩与过失,或以自尽来引起世人对某桩危及国家的大难的注意〔注一七二〕。
我们惯于把中国看作「颠倒的世界」,而自尽的数目或许可以举为一例。「自尽,」近来一位论社会学的作者说,「是男性几乎独占的一种现象。」〔注一七三〕把「男性」换成「女性」,便是威海卫情形的一个大致不差的说法。自戕的人里有九成以上是女的,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已婚妇人或年轻的寡妇。自一七二九年颁诏宣布:凡夫死而自尽的寡妇不再加以旌表之后,年轻寡妇行那种中国式的殉夫之举已不如从前常见,可是这风俗远未绝迹;无论如何,它似乎在女人中间留下了一种为一些在我们看来极不足道的缘故就肯抛掉性命的习性。诏旨不曾、也不能革掉一桩极古老、又在民间声望里扎得极深的风俗。英国政府在印度很久以前就禁了殉夫,因此这风俗在印度帝国已经绝迹;可是便是今日,也很有理由怀疑民情在这件事上是否站在政府一边,怀疑英国的治权一撤,这风俗会不会立刻重新盛行〔注一七四〕。
中国寡妇自尽无疑是一桩古俗的遗留;那古俗曾盛行于相去极远的印度与秘鲁、非洲与中国,照它,妻与奴作为一桩寻常的本分,被指望随丈夫与主人入墓。这类自尽由死者亲属鼓励、甚至强迫的日子大概早已过去;可是无疑,直到今日,中国的公论仍极力站在那个甘愿随夫君去鬼域的寡妇一边〔注一七五〕。
山东东部——包括威海卫——的人今日在这件事上的道理,看来是这样的:一个女人随丈夫到幽冥去,无疑是一桩有功德的事;可是她的亲属若知道或猜到她的用意,完全有理由、而且有责任拦住她,不让她抛掉性命。倘若她丈夫死后把年老的公婆托付给她、而公婆又没有别的媳妇可以照看,或者她有年幼的儿女需要照料,那么她自尽便是不该的——虽然儿女有时也被置之不顾。最高的褒扬留给这样的女人:她暂且不死,为的是侍奉公婆、抚育儿女;等到这些人死了、或已不需她照料,她才了却当初的心愿,为亡夫之灵舍身。无论如何,女人的亲属既被认为有责任尽力拦下这桩自尽,这就显出人已开始明白:自戕本身是一桩恶事。从前他们非但不设法救这女人的命,还会像在印度那样怂恿她、甚至逼她去死。
威海卫及其邻近近几百年来寡妇自尽的事里,有若干被认为功德足以受公家旌表、并在官志里特别记载的,举几个例或许有意思。所引的几桩决非独一无二或异乎寻常,也没有理由怀疑它们的真确。
邹兆端病重将死,他的妻子丛氏同妾孙氏彼此约定随他而死。他一断气,两个女人就一同上吊。家里人赶紧来救,割断了吊绳。妾孙氏已经死了,妻丛氏苏醒过来。几天后她又上吊,这回成了。妻三十岁,妾十九岁。知县把这事奏报上去,并立碑旌表两人的懿行。他说:她们所行的事,「足以使其芳名永传」。
陶刘氏是刘芳清的女儿,许给一位姓陶的,尚未过门。陶某死了。死讯报到她那里,她就上吊了。〔要领会这一举的分量,须记着这里并无相思之事:这一对年轻人十有八九从未说过话、甚至从未见过面。照前面已经说明的〔注一七六〕,这女子自然会作为妻子同她的未婚夫合葬,墓碑与祖宗牌位上也会写上他的姓。那少年的父母,同多数相似的情形一样,多半替这对死去的夫妇过继了一个儿子;果真如此,这儿子会被教着把他们当父母,并承受他们的产业。倘若这女子不曾自尽而另嫁他人,那么她第一位未婚夫的家里便可能照前面所说的做法,替他另配一位死去的妻子〔注一七七〕。〕
张孙氏二十六岁,是张庆光的妻子。丈夫死后她发誓要随他去。家里人强行拦住,不许她自尽。她假装顺从,答应活下去抚养幼儿,于是家里人渐渐松了看守。她便忽然上吊了。
李朱氏二十一岁,是李廷伦的妻子。丈夫死了,没有留下儿女。她投井而死。为她立的石碑至今还在。
陈杨氏是陈元福的妻子。丈夫死后她绝食而死。
毕于氏是毕长仁的妻子,在丈夫棺木旁上吊。〔在棺旁自尽极为常见,似乎代表着一桩古俗。〕
张唐氏是张景文的妻子。丈夫死后她一心抚养幼女,守节到女儿死去,然后上吊。
毕张氏是毕宏范的妻子。她丈夫临终时嘱咐说:她还年轻,该替她议一门亲事。为叫他宽心,她答应听他的。他们没有儿女。他死后,她头一桩事是替亡夫备下嗣子与承继人,办法是把他的一个侄子正式过继过来。随后她又替这侄子议亲,好使这一家将来的延续有个妥当的着落。「如今,」她说,「我的本分尽了。一个孤零零的寡妇还活着做什么?」于是她自尽了。
李王氏是李元伯的妻子。丈夫病着,她等到他只剩两天可活,便上吊了。〔自然要问:这最后两天里谁来伺候病中的丈夫呢?这女人自己的想头或许是:她先死,便能在丈夫的魂渡过那条幽暗的河时迎他、帮他,这比在人世间伺候他临终那几个钟头是更大的效劳。不过她这一举更好的解释,见于修志者就下一桩所记的细节。〕
威海卫有个孙氏,丈夫将死。她怕丈夫临终时想到她日后会另嫁而心里发苦,便决意赶在他断气之前上吊,好叫他知道她至死不二。于是她上吊了,一天之后她丈夫死去。这是明朝的事,一五八五年为她立了碑。
梁王氏二十一岁,是梁克润的妻子。丈夫死时她正怀着身孕,所以没有立刻自戕。到时候她生下孩子——是个女儿——可是不久就夭亡了。她于是自尽。
刘陈氏二十八岁,是刘升的妻子。丈夫死后家里怕她上吊,格外小心看守她。她笑着向他们保证并无此意,他们便放松了看守。她于是上吊了。
侯王氏在丈夫死后想上吊。几位女邻人进来把她救活了;可是她等着另一个机会,到底死在自己手里。
姜林氏是个新嫁娘。成亲两个月,丈夫因事出门,路上遇着一伙强盗,被他们杀了。她听见这消息便上吊了。
宋王氏在丈夫死后想上吊,因朋友来救而复活。第二回她又要上吊,绳子断了,没有成。于是她服毒,可是分量不够,又活了过来。接着家里要逼她再嫁;她便用指甲抓破自己的脸,抓得血流满面,死也不肯听再嫁之说。末了她退到自己房里,到底把自己勒死了。
王赵氏是明朝宁海一位世袭指挥〔注一七八〕的妻子。成亲一个月丈夫就死了。她守着他,最后上吊而死。两个丫鬟也照她的样子死了。
王孙氏是一位指挥的妾。丈夫阵亡。她听见消息就上吊了。
于卢氏在丈夫死后发誓不独活。家里人痛哭着求她打消一死之念,她答道:「我把死看作回家。明白的人自会懂我。」于是夜里她把自己勒死了。
刘氏是成山(成山头)刘芳清的女儿,许给威海卫一个叫陶笃生的人。择了「吉日」成亲,正当那天她被送往新家的路上,忽报新郎暴亡。她想随他入墓〔注一七九〕,父母却拦住不许。等他们略一松懈,她就上吊了。知县赠匾给她家,旌表这女子的贞节。
周戚氏是一位秀才的妻子。丈夫死了,她在随后的除夕上吊。
董杜氏是一位秀才的继室。丈夫死后她绝食而死。朝廷下旨准为她立旌表的牌坊。
张氏幼年许给一个姓袁的人。那人未及成亲就死了,那时这女子才十六岁。她求家里准她照寡妇之礼守全丧,家里不肯听〔注一八〇〕。她于是上吊了。顺治年间(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一年)奉到准立旌表牌坊的诏旨。她同她的未婚夫作夫妇合葬,牌坊就立在墓旁。本地许多诗人文士为这位贞妇作了诔辞、挽歌、文章与题赞的对联。
刘于氏的丈夫死在外乡。她痛哭着说:「夫君死了,我本该随他入墓;只是他没有留下儿子接续祭祀,所以我心里不安。」于是她卖掉首饰,凑够银钱,好让小叔立刻成亲。择定了新娘,亲事办成了。一年后生下一个男孩,刘于氏说:「如今夫君不再无后,我可以闭眼而死了。」那一夜她上吊了。〔须注意:这样的情形下,小叔有责任让出自己的一个儿子,使他成为亡兄的儿子与承继人。倘若小叔只有一个儿子,而又没有别的辈分合适的亲属可过继给兄长,那么这儿子便被准许同时承受伯父与父亲的产业、并替两人接续祭祖之礼。这叫作「双祧」。〕
杨王氏是杨世勤的妻子。丈夫死后二十七天,她生下一个男孩,不到一年就死了。她于是一心侍奉(丈夫的)父母。一两年后公爹死了,第二年婆母也死了。这年轻的寡妇哀哭不止,说:「夫君与儿子都死了,公婆也归了大去之乡,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天地之间?」于是她求族中长老替亡夫办过继之事,办妥了便上吊而死。
常李氏的丈夫死于康熙年间(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她想随他而死,因怀着身孕才忍住。不久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只活了七天。她仰天长叹道:「夫君死时我不随他去,是指望能做他孩子的母亲。如今孩子也去了,这就等于夫君死了两回。我怎忍得孤零零地活在他后头?」于是她郑重劝几位妯娌好生侍奉婆母,随即立誓随夫君到幽冥去。她最初打定主意上吊。妯娌们看着她,使她不得下手。于是她想服毒,家里人满怀怜惜与爱护,又拦住了她。她万分烦恼,叫道:「难道普天之下只有我一个想死而死不成么?」于是她决意绝食。一连多日不进任何饮食,到绝食的第十六天上死了。有名的诗人为她作了许多挽歌;乾隆年间(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为她立了旌表的牌坊,牌位也入了本地的节孝祠。
这一类故事里最后要引的一桩,不是从地方志里摘的,所记的事也并非当真出在威海卫;不过那是威海卫一位居民讲给我听的,说的是一个同他家有远亲的女子。这事既能照出中国的某些风俗,本身又有一种可悯的意趣,虽同许多这类故事并无根本的不同,这里也不妨给它留一点篇幅。
有个十八岁的女子名叫张氏,自幼许给邻村一个少年,婚期将近。这于有份的人都是一桩大喜事,因为两家都殷实而有人缘,而这女子的温柔可爱、秀美娴雅,她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可是一片乌云压在这一家头上,又像雷雨一样骤然泻下:有一天,正当全家殷切盼着那桩大事时,传来了新郎病亡的噩耗。
张氏的父母彼此商量,这消息该怎样告诉女儿。她虽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同未婚夫说过话,却是从小就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他妻子的。她听见了他们的低语,凭着敏捷的直觉断定他们所谈的同自己有关。她到母亲跟前问她:「母亲有什么坏消息?」她说,「不论是什么,总要告诉女儿。」那做母亲的一时不敢直说,神色很窘,到底呜呜咽咽地把这凄惨的事说了出来:「我女儿的喜期已经定了,卦上也算过是一门好亲。如今我们的指望全完了,因为我女儿的未婚夫闭了眼了。」那女子脸上一点情绪也没有。她母亲诧异,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心性极敏,不是个藏得住情绪的人。张氏一声不响,转身回自己屋里去了。这时她还像大户人家多数年轻女子一样,穿戴得鲜亮而齐整:俊俏的脸上敷着粉、匀着胭脂,光润的头发上簪着香花与两件小小的金饰。一个钟头后她再到母亲面前时,几乎认不出来了。脸上的粉与胭脂洗得干干净净,以至于——照一个欧洲人的说法——她比先前更美了;她那一头长长的黑发上没有一朵花、一件首饰,散开了披在肩上;那身华美的绣衣已经脱去,她窈窕的身子被一件粗麻布的衣裳遮得不成样子。
「我可怜的孩子,」她母亲惊讶地叫道,「你还是个闺女,怎么把自己打扮成寡妇模样?你不还是你父亲家里的人么?难道我们的名声坏到这个地步,凡有未许人的儿子的人家都要躲着我们的女儿?把这些只会向我们说死的不吉利的衣裳脱了,仍旧做我们那个欢欢喜喜的小女儿;你前头还有许多快活的年月呢。用不了多久,媒人就要来敲我们的门,争着给这满府里最俊的小姐提亲了。」
那女子听着,脸上却始终没有笑。「说话的是母亲的声音,可那念头不是母亲的。夫君已经孤零零下了黄泉〔注一八一〕,女儿怎么还能把自己给别的男人?女儿求母亲准女儿最后一件事。七天之后,我的未婚夫本该来接我到他家去,我本该坐上红轿被抬去做他的新娘。求母亲不要把我的喜期撤了。那一天夫君的魂来接我时,我是预备好的。」这女子的母亲极力想动摇女儿的主意,因为她疼女儿极深,又怕女儿在这古怪的请求里藏着什么可怕的用心。可是她的话全无用处,她不久就离开女儿,去同丈夫商量。到后来他们到底顺了她的意,而且心里不无几分正当的自豪;因为在中国,一个女子在未婚夫死后绝了嫁活人的念头、守着死者而同时领受为妻与为寡这两重身份,便给她父亲一家、也给亡夫一家带来光彩与体面。皇帝的代表——本地民政之长——会亲自对她坚贞的德行致敬,而且无疑会给她父母带去某种御准的表记;她本乡的村子也会因曾是她的家而名传四方。
就眼下这一桩而论,新郎的父母听说这女子决意守着他们的儿子,又感念又欢喜,爽快答应了她那个在生人与死人之间行一场婚礼的心愿。这场怪婚的预备很快就办起来了;虽然没有喜气、也没有多少宴饮,忽然来到的生客却决想不到新郎正僵冷地躺着、对那本该属于他的美丽新娘一无所思。
这种婚事——在西方的想头看来何等奇怪、或许何等骇人——固然并非没有听说过,可是本地已有好几年不曾办过这样的礼,所以众人极为关注。成亲那天,两乘大轿——一红一绿——由壮汉抬着,从新郎家抬到新娘家。山东寻常的婚礼上,新郎通常坐红轿去迎亲,绿轿跟在后头,一般是空的〔注一八二〕。到了女家,新郎受着许多礼节的款待,被引见给每一个人,只除了他的新娘——那是不许他见的。引见多半在客厅里,又用些点心招待他。与此同时,他来时所坐的红轿被抬进内院,等着新娘。一听说新娘已经预备好要起身,新郎便向女家行礼告辞,预备上路。新娘坐红轿在前,他这回坐绿轿跟在后头。于是这一对还不曾交谈过一句话的新人,一同往新郎家去。到了那里由他的亲属迎接,随后依次行其余的婚礼。
从外面看,张氏的婚礼几乎显不出有什么异样。红轿绿轿照常到了她家;所不同的只是:红轿里并没有活的新郎,只有他的「牌位」——一条白纸,上写他的姓名年岁,还有「灵位」两个要紧的字〔注一八三〕。
到了张氏家,那牌位被极恭敬地从红轿里请出来,抬进屋去,虔敬地安在客堂的一座小龛上,龛前摆着几小碟果子糖食,插着几炷燃着的香。于是全家各人分别向它默默行礼。到了起身的时候,牌位又被小心请出门去,安在绿轿里,红轿这时由张氏坐了;于是这一队奇特的迎亲行列往回走——死去的新郎的魂,护送着活着的新娘的身子。到了家,牌位又从轿里请出来,立在大堂上;亡者的家人与宾客正等在那里迎接张氏。她这时暂且脱下了寡妇的麻衣,穿着一个富家新娘那身光彩夺目的礼服。她脸上若有心事的痕迹,也全被粉与胭脂遮住了;便是她亲生的父母,也看不出此时在他们美丽的女儿心里翻涌的是什么念头、什么情绪。凡中国婚礼上的常礼,但凡没有新郎活着在场也能行的,她都一一行了。
拜过天地、拜过新家祖先之灵,末了又按长幼次序拜过这一家在世的人,她便退到那间若在喜事里本该是洞房的屋子,在那里迅速脱下华美的嫁衣,重新换上重孝的寡妇装束。她的未婚夫——如今是她的丈夫了——已经入了殓;可是照中国通行的规矩,从入殓到安葬中间要隔许多天。那些日子都用在一场体面的中国丧事所必行的繁缛礼仪上;这年轻女子既居主丧之位,把那些痛苦的本分行得使人对她更添敬重与钦佩。到底到了安葬之日。从活人的家到死人的家,一长队披麻的送丧人哀哭着行进;前后有几班吹笛的与别的乐人;有撒纸钱的,有执彩旗的,有吹号的——他们的职分是安抚并驱远恶鬼与不祥之气;有提灯的,为亡者的魂引路;有一个纸糊的开路神的大像,抬在一座挂着帷幔流苏的亭子里;有一座幽暗的龛,里头是那块日后要把死者之魂招去安顿的牌位;有那长长的幡,叫作「灵旌」;还有棺木本身,几乎整个被罩在棺罩之下,上头覆着绣得富丽的大红帷幔。
如今山东东部的女眷照例并不一路跟着送葬的行列走完那段凄凉的路;可是这一回,这位守寡的闺女却照古圣先贤所定的礼行事〔注一八四〕,一直把棺木送到墓前。到了这时,送葬的人——她父亲家里的人与亡者家里的人——才头一回知道了她的用意。棺木刚一放下,张氏就纵身跳进墓里,脸朝下伏在棺盖上,像要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拥抱那个她生前死后都不曾见过模样的丈夫。有那么一会儿,同来送葬的人合着礼数静静等着,等她那阵激烈的悲恸过去;可是见她一动不动,终于有人劝她把死者留给死者。「我的位子在夫君身旁,」这女子答道。「他既在死者中间,我的位子也就在死者中间。填土吧。」照她的吩咐办自然是不可能的,有好一阵没有人动。她的亲属知道这女子的性情,深信若把她强行从那里拖出来、逼她随他们回家,她必定一有机会就自戕。
到后来有人出主意:不如顺她的意,在她身上薄薄撒一层土,等她重新有了求生之念,轻轻一抖便可以抖掉;这样或许能叫她从此复常,一切都好。这主意照办了。几把土松松地撒在这活人与死人身上,照规矩每个送葬的人撒一份〔注一八五〕。这时祭奠之礼已毕,送葬的人便离开墓旁。约一个钟头后,张氏几位最近的亲属回来,发现那薄薄的一层土并没有被扰动过。求生之念到底不曾出现。那女子死了。
人把她小心而温柔地抬起来,送回那间不曾见过新婚的凄凉洞房。远在她秀美的身子被收拾妥当、放进那口华美的棺木之前,她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城乡。等她的身子重新被安放在丈夫身旁、永不再动的时候,前来送丧的人多得不可胜数,有的从一千里以外赶来,以表他们对这位最勇敢的女子、最忠贞的妻子的钦敬。
除最后一桩外,这些小故事差不多都是从威海卫与邻近三县的官修志书里逐字译出的。类似的事成千上万都搜集得到。旌表的牌坊与漂亮的大理石碑立在帝国各处的路边,默默为中国高贵的妇德作证。中国没有哪一个县不开得出一长串名字:那些女人为着她们所信的神圣本分的召唤而舍了性命。读到这些可怜的女人——其中许多不过是孩子——而怀着轻蔑或厌恶之情的,大概只有最偏执或最无知的人。她们无疑是为一种错认的本分而死;可是为一个立在错误之上的念头去死,所需的勇气与决心,同为一个闪着真理之光的念头去死想必一样多;而且——这一点或许在实际上更有分量——那些为着在我们看来不足道的缘故甘心入墓的女人,必定也能为着一桩真正伟大的事业同样欣然受苦、同样勇敢赴死。
勇敢的女人不生卑怯的儿子;我们在思量中国今日的情形、推想她将来的境况时,不妨记着:像我们刚读到的这些女人,正是这个大约占着世上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大族的母亲中的一部分。今天甘愿把自己献在那可称为家庭理想的祭坛上的女人,正是明天那个甘心乐意把自己献在政治或民族理想的祭坛上的男人的母亲。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日本那岛国所经历的那番奇异的演变中,人几乎不知道该更佩服哪一样:是日本军人与百姓所显的壮烈胆气与爱国之心,还是日本女人在患难困苦之中所显的忍耐与信赖。中国也有像日本给过我们的那样惊人的事留着给我们看;而在许多西方人心里,这些惊人之事里最不小的,或许就是:当这个重获生机的国家召唤中国的兵士去抵御掠夺者时,他在战场上那份毫不动摇的沉着;以及中国女人在家里的那份刚烈与忠贞。欧洲人无疑要诧异,以为中国人性情里忽然生出了从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特质;可是那些所谓新的特质,不过是祖传的忠诚与献身之性被导入了比旧日更宽更深的新河道罢了。
尽管有以上这些话,多数西方读者无论对自尽的伦理持何见解,大概都要承认自己全然无从理解:一个年轻的已订亲的女子,怎么会单单因为那个恰好同她订了亲的男人早亡,就把自己激到那种自戕所含的强烈情绪里去。真寡妇因丧了所爱的丈夫而悲痛欲绝以致自尽,他们是懂的;可是一个中国女子听说一个她从没有交谈过一句话、或许连面也没有见过的年轻人死了便抛掉性命,那总不能是爱,也很难说是寻常意义上的悲痛。对这件于西方的想头如此奇怪的事,不妨指出一点作为部分的解释:在中国,定亲不但就实际而论同成亲一样有约束力,而且照中国人的信念,婚姻——以及先于婚姻的定亲——是立在神秘的前世因缘之上的。当那位好怀疑的英国人戏称「姻缘是天定的」时,他所道出的那个说法,在中国被认为本来就是真的,虽然中国人并不用完全一样的话去说。这个说法不依赖佛教,而且或许比佛教更古,虽然民间的佛教无疑大大加固了它;而它确实帮着使中国人安于他们传统的婚嫁风俗——众所周知,那些风俗同谈情说爱全不相干。正是这个说法,部分地使一个中国女人对自己即将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新郎这件事感到满足、甚至欢喜;也常常在一个女子心里种下这样一个念头:把自己给第一位未婚夫以外的任何男人,纵然那位未婚夫是在定亲期间死的,也同在婚姻里不贞一样可耻。
大概只是因为怕生社会的紊乱与许多别的实际的不便,才使得女人的二次定亲与二次成亲未被公论斥责得比眼下更严。前者照寻常的做法是不加议论地过去的,不过头一次定亲的事要「捂住」,至少是不去谈它;后者在中国许多地方至今仍被严厉地不以为然,虽然像极度贫穷这样的情形可能使它成为必需。无论如何,拒绝二次定亲的女子,仍同一个守节不肯再嫁的寡妇一样受人尊崇敬重。
须指出:二次成亲的不体面、或二次定亲那较轻的不体面,并不只加在女人身上。不过就实际而论,男人比女人更能由着自己的心意。年轻的鳏夫在妻子死后不再娶,被看作极可称道、极可敬重;可是他若没有儿女,便陷于两难:要么有负亡妻之念,要么有亏于父母与祖先;而在中国,父母比妻子「要紧」,所以他只得宁可负妻而不可亏亲。中国的教训里有极要紧的一条:最不孝的儿子是没有儿女的;缘故自然是无后便意味着这一家绝了、祭祖之礼也断了。所以无子的鳏夫非但可以、而且必须再娶,尤其在他没有已婚的兄弟时。摆脱这个难处的一个通行办法,是鳏夫纳一个妾;因为妾在中国的身份是全然合法的,而如前所见,她的儿女也是合法的。
说到底,欧洲人的心大概无从真正理解那种偶尔驱使一个中国女子在素不相识的未婚夫死后自尽的冲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并不是因为西方的心同东方的心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而是因为东西两方社会的、宗教的与伦常的制度与传统之间那道无桥可通的鸿沟。这一类的思量或许该教我们明白自己心性与品格的局限,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夸的思想的独立其实是何等相对的东西,我们的理想与冲动又是被我们所生所行于其中的社会与传统的环境,以何等令人惭愧的整齐划一塑造着的。无论如何,知道这一点或许叫人宽慰:中国人求偶的办法虽毫无风月之情,对我们欧洲所谓爱情的传奇却并不陌生。
如上一章所见,中国的婚姻纵有那所谓前生的来历,也未必总能生出一世的快乐;不过作为那一幅许多家庭不睦的惨淡图景的对照,也该着重说一说极多中国人家里那份无波的安宁与知足。在许多情形下,这样的好光景出于夫妇之间一种真实而略不外露的爱——这种爱也许正因为是婚后才生出来的,反倒更可能坚固持久。举例自然是难的。在中国同在别处一样,引起治事者或审案者注意的是不幸的婚姻,不是幸福的婚姻。不过有时也出一桩自尽,情形表明其动机只可能是对亡妻或亡夫的深切悲痛。两个月之内,我就有缘因公查过三桩这样的事。
有个叫张兆万的人病了不久就死了。几个钟头之后、到半夜时,他妻子上吊了;她先前已处处露出极度的悲痛。查明这一对夫妇和和美美地过了将近四十年。他五十八岁,她五十七岁。他们有三个儿子,都已成人。这样的情形下,那妇人的举动不能归于好名之心或求身后旌表之望,因为只有年轻的寡妇才有理由指望那样的褒奖。
第二桩或许更有意思。这事不妨照头一个来报的人的话说。「小的的次子丛家兰,成亲几个月后去了关东(满洲)。那是八年前的事。他出外是因为家里穷,想挣点钱。他走时他妻子极难过,求他别去,他许下愿要回来。他从此没了音信,好几年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妻子并不抱怨,可是她不快活。几个月前有个从外头回来的人告诉我们,他在满洲见过小的的儿子。小的见这消息叫他妻子欢喜,就打发长子家林去找他、带他回来。长子去了两个多月,始终没有找着。他独自回来,告诉我们:再见到家兰是没有指望了。他妻子听见他说这话。我们劝慰她。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长子到家两个钟头后,她服了一剂砒霜死了。她是个好女人,从没有人说过她一句不是。她没有孩子。」
最后要说的一桩表明:能为所爱之人之死而抛掉性命的并不只有女人。海西头村有个人来报他侄子董七子自尽的事。「他二十岁,」我这位告知者说,「他极疼他妻子,他妻子也极疼他。她约六个星期前死了。他们成亲不到两年,没有孩子。她死后他极难过,谁劝也不肯听。家里剩他一个人;昨天他父亲赶集去了,他就用自己的腰带吊死在梁上。此外并无别的缘由。他死,是因为他太疼他妻子,没有她活不下去。」
死与自尽已经写成了凄惨的一章;要冲淡这片阴郁,大概再没有比转向一处光亮更好的法子了——那处光亮使人家——中国的人家与西方的人家——快活,胜过世上任何别的东西。说中国人疼爱自己的儿女是多余的:他们若不疼,倒成了独一无二的一族了。不过另一件事也许不会被人同样痛快地接受:中国的女孩男孩便同西欧与美洲今日的孩子相比也是可喜可爱的——西洋的孩子是把科学与文明的一切资源都倾注在抚育上的,而且为他们还创出了一门近乎专门的心理学。在中国人里头,大概没有哪一部分比孩子更被西方人彻底误解的了。这也不足为奇。中国的孩子同成年的欧洲人之间,极少能有真正的投契与相互的欣赏。无可讳言:在中国孩子看来,我们几乎必定是丑得可怕又可怪的——而好孩子天生都不喜欢丑的东西。我们的衣裳可笑;我们的眼睛鼻子畸形;我们的头发(除非是黑的)看着像有病;我们的话——便是我们自称说中国话——也古怪别扭;而我们所试的那些哄孩子的法子,又不是他们所惯的、或者知道怎样回应的。对一个指望听见一声哄人的「佛佛」的婴孩说「咕咕」是没有用的;我们若用那些能引起二十世纪英国小学生兴味的话题去同一个怕生的中国小儿说话,碰了钉子也不必诧异。十有八九他会木木地无动于衷,瞪着这位一片好心的攀谈者,显出——或看去显出——一种叫人发窘的呆笨。难怪那位扫了兴的外国人往往悻悻而去,抱怨中国的孩子是又丑又笨又讨厌又不懂礼的小东西,说他再也不要同他们交朋友了。
便是隔着距离看,中国的孩子在欧洲人眼里似乎也并不添多少魅力。人常把他漫画成这个样子:他从不笑;他几乎没有鼻子,一双斜斜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他冬天衣裳穿得太多,看去像一个会动的葡萄干布丁;他夏天穿得太少——说白了就是只穿着生日那天的衣裳——看去像一个关节活动的木头娃娃;他怕「打闹」;他不洗澡、爱骗人、心狠;他养成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叫人以为他少年老成、异乎寻常地规矩;他满口背熟的孔夫子的格言,而那些话的意思他既不懂也不想懂。这番描述里自然有许多是全然不实、极能误人的;不过那些使这幅漫画显得有几分像的表面特征,也不难看出来。
要对中国孩子究竟如何得一个真切的概念,我们须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出其不意地去看他们——倘若我们有幸得着这样的机会。我们须到乡下的田里村里去,看他们做活、看他们玩耍;须看他们每日的本分与乐事,看他们在学塾里(能看旧式的学塾最好),看他们生病受痛的时候,看他们在节日、在家族聚会、在婚丧之时。我们在他们自己家里、在他们自己亲属中间看得愈多,就愈懂得他们、也愈喜欢他们。他们极聪明,极快地看得出事情可笑的一面,满身是健康的活气,而且极好相处。这不但说男孩,女孩也是如此,只是程度略逊;不过女孩远不像她们日后那样爱说话,而且比小兄弟们更怯、更羞。她们被裹脚这桩残忍的风俗累得极苦,但愿这风俗不久就能在全中国彻底革除。它在中国所造成的痛苦与悲惨,合计起来无疑远过于吸鸦片。尽管裹脚如此残忍,那个相当流行的印象——以为中国人对女儿毫无情分、把生女儿看作一桩家门之祸——却同事实相去极远。儿子比女儿更受欢迎,这是真的;可是说女儿全不受欢迎,那是天天被见闻所驳倒的。尤其是做母亲的,疼女儿往往同疼儿子一样。一九〇九年秋天,有位村董向我报说:他村里一个妇人因丧子女之痛而神思昏乱,自尽了。所丧的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她母亲,」村董说,「求老天爷把她女儿救活,又说她情愿拿自己的命去换女儿的命。」若以为母女之间旧日的恩情一到女儿出嫁便必然断绝,那是错的。一个年轻的已婚妇人最大的快乐,往往就是按时回娘家住一住。
大体说来,不妨这样讲:中国的孩子不比西方的孩子更好也不更坏,不比他们更可爱也不更不可爱;童心在世上各处大抵是一样的。他们最显眼的品性里有好脾气与耐性。中国的孩子忍病忍痛像小英雄。这不必全归到那个常被人说的缘故上去——「中国人没有神经」;虽然确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西方人(或许是因为娇养的文明使人松懈)对身体的苦痛远比东方人敏感。中国孩子另一个有意思的特点是:好礼貌乍看之下往往像是天生的,而不是学来的。便是不识字的孩子、不识字的父母的孩子,待长辈与尊长(自然尤其是本族的长辈尊长)也似乎有一种礼貌与风致,而那决不是直接教出来的。一个有教养的欧洲孩子有时叫人觉得:他那套可为模范的「礼貌」是当作功课学来的,正如他背乌斯河的支流或历代君王的年代。中国孩子的「礼貌」最可注意之处,是他显露这礼貌时的那份自然从容,以及全然没有扭捏之态。事情的真相无疑是:礼貌在中国人身上并不比在别的民族身上更出于天性。华北寻常农家的孩子——人待他的宽纵在我们看来是过度的,由着他满处撒野,对他孩子气的「淘气」与不听话几乎从不责罚——长大却成了一个孝顺听话的儿子,而且照例在同外人交往时极有礼、极肯迁就;可是这些长处并非生而有之,至多不过以一种遗传倾向的潜在形式存在。他是凭着那种「无尽的摹仿」不知不觉学来的;照华兹华斯的说法,那种摹仿有时像是一个健康孩子「全部的天职」。他无疑也多少从塾师那里学得了礼貌的样式——实在说,倘若伦常的教训能造出好孩子来,那么受过教育的中国男孩该是十全十美的了;不过学塾里的教导并不是一切,这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威海卫这样一个贫苦的乡下地方,上学的孩子不过一小部分,而识字的与不识字的在「礼貌」上并无根本的分别,虽然受过教育的自然心思更快、也更能随机应变。
这件事的解释,或许在于中国的成人生活同孩子的生活并没有隔得太远,所以孩子有无穷的机会把他摹仿的本事用到极处。孩子们生活在一家人的怀抱里,他们天生的活泼极少被「小孩子只许看不许说话」这样一句冷冰冰的话压下去。说来也怪,不动棍棒似乎并没有把中国孩子惯坏,他并不比寻常的欧洲孩子更淘气、更难管。中国人其实有一句谚语,可见他们也懂得偶尔动一动家法的好处:「棒头出孝子。」不过在多数中国人家里,那根棒是由着它积灰的,而孝子似乎照样出。
威海卫并不溺毙女婴。唯一被弄死的婴孩是私生的,而这种情形下男女并无分别。一个被诱失身的年轻女子,如今是——或者直到近年还是——实际上被逼着非把私生的孩子弄死不可;不然她自己的日子就过不下去,多半要被逼自尽。这样的情形下,政府若以杀人之罪追究做母亲的,民情必定一致反对政府;虽然她自己的女眷亲属与邻人常常因她的失足而待她极狠,狠到她有时宁可死在自己手里,也不愿受她们没完没了的辱骂。
中国的律法极力维护家室的神圣,对不贞的妻子极严;可是它把杀死私生子看作极轻的罪——实在说,成案所定的法甚至认为,只要弄死是在孩子出生之时或之前,便根本不算罪。幸而这类事在威海卫极为罕见。不过最穷的人家有一桩极可厌的风俗,似乎同父母对儿女无疑的疼爱奇怪地不合。那就是把婴孩或极幼的孩子死后的尸身抛弃、暴露在外。这似乎表明这些人的性情里有一种异常的麻木。一个母亲怎能一面怜爱地抚弄自己的孩子、在它生病时极尽心力、极不惜己地看护它,一面又忍心看它小小的身子被扔进一条明沟、或者撂在山坡上任狼与村狗去吃?这大概就是人说中国人性情里多有的那些费解的反常之一。便是新几内亚的婴孩,死后所受的敬重有时也胜过中国〔注一八六〕。不消说,英国政府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袖手;如今谁不肯把夭折的孩子好生安葬,他是知道自己要冒受罚之险的。
在这一点上能替百姓说的唯一辩解,并不立在他们的贫穷上(因为贫穷并不妨碍他们把成年的亲属照应有的体统安葬),而立在他们的一套道理上:婴孩在家族与祖宗的关系格局里「不算数」。约八岁以下夭亡的孩子,一概不为他服丧;年纪大些而未婚、又未到可婚之年便死的,也只服极轻的丧。便是幼儿的身子得在族中坟地里占一个位子,也总要留心挑一处不大可能被挑去葬尊长的穴〔注一八七〕;因为在一个未留下任何能被他的运数所影响的子孙的小孩身上糟蹋好风水,被认为是愚蠢而多余的。
幼儿倒并不被看作没有魂〔注一八八〕,因为有一些动人的礼:做母亲的在孩子的魂看去要永远飞走时,用那些礼去把它招回来。不过孩子的魂并不被认为对一家的福祉有什么管束之力。他们在幽冥里永不「长大」,只做婴孩之鬼,一无所能。家庙里不留死去的孩子的记载,牌位上也不写他们的名字。这同一个在种族上远逊于中国人的民族——锡兰的维达人——的情形大不相同;维达人对「亡故孩子的幽灵、那些『婴孩之灵』」格外看重〔注一八九〕,而且在忧患灾殃之时常常求它们相助。
幸而威海卫寻常的孩子是一个极健壮的小人儿,并不惯于为自己身子与魂的终局操心。他从长辈疼他这件事上得着快乐,又以他那种不大外露的方式回疼他们。他吃的是欧洲孩子要嗤之以鼻的粗饭,可是只有穷中之穷的人家,孩子才不能一天至少「吃饱」一回。威海卫的村民若给孩子吃得太少,多半要从左邻右舍那里听到极不中听的议论;为「挣面子」起见,他在饭食上就不得不少些吝啬。威海卫除真正的荒年外不大会有吃不饱的事,这不但由孩子们极好的身子与精神可以证明,也由成人极好的体格与常达的高寿可以证明。
许多观察者告诉我们:在中国,道理同做法常常相去极远;不过至少在一件事上,两者是完全合一的。中国人以为:他们国家所能有的最大财宝,不在金银、矿山与铁路、工厂与船舶,而在一支日增的健壮男孩女孩的大军——这一族将来的父亲与母亲。家衰则国衰,家兴则国兴:国岂不就是无数的家合成的么?皇帝本人岂不就是国之父、因而也是国中每一家的宗主么?这是中国人的道理;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尽力以实际的行事来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诗人歌道,「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寻常的中国农人想必是个极有福的人。
〔注一七〇〕(原注:见第一四九页。不过须注意:那老人若劝得她再嫁,这份产业便要归回他或他家,并且或许要并入他的养老地(见第一四九页以下)。寡妇对丈夫的不动产只有终身的利益,而她一旦嫁入别家,连这终身的利益也随之消灭。)
〔注一七一〕(原注:《中国宗教制度》第二卷第一册,第四六六页。)
〔注一七二〕(原注:写这一章时,报上载了一桩志士自尽的事,不妨举为典型。「九月五日颁下上谕,」一九〇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泰晤士报》说,「给京官荣麟加身后之荣;他新近『舍生以明其爱国之心』。此谕是答复京畿道监察御史等人的奏请,请朝廷褒扬这一在北京引起极大注意的举动。荣麟是个官阶不高而文才极高的满人;他哀叹国运,新近向摄政王上了一道条陈,『论时局之情形,继而舍其性命』。他不能亲递,便把条陈送交报馆。那是一篇文笔精炼的范作。朝廷必将准其通行全国刊布。」荣麟在条陈里说到并哀叹中国的厄运与在上位者的罪过,又表示他相信:若不速行改革,「外人必借保护教堂使馆为名增兵,而暗中推行其由侨寓而据有之计」。他还说了几句话,虽会得到罗斯金的衷心赞同,却不会中外国商人的意。他说到国力的虚耗,道是「以巨款购无用之洋货,皆虚掷也」。把条陈送交报馆之后,荣麟自刎而死。这桩事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或许比眼下所能料想的更为深远。)
〔注一七三〕(原注:查特顿·希尔《社会学中的遗传与选择》第一八七页。)
〔注一七四〕(原注:见坎贝尔·奥曼《印度的教派、风俗与迷信》,费希尔·昂温书局,一九〇八年,第一〇八页。)
〔注一七五〕(原注:近世中国寡妇当真被逼着在夫死时自尽的事例,见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第五版第二一五页。)
〔注一七六〕(原注:见第二〇三页。)
〔注一七七〕(原注:见第二〇四页以下。)
〔注一七八〕(原注:见第四十七页。)
〔注一七九〕(原注:表这一举动的术语几乎一律用「殉」字,而这个字本是用于古时「以人殉葬」的。到了近世,如这些故事里所见,这个字指寡妇自尽以明其为妻之贞。)
〔注一八〇〕(原注:显然是因为他们想替她另议一门亲事。)
〔注一八一〕(原注:即脱了形体的魂所归的幽冥之地。)
〔注一八二〕(原注:在北京以及别的许多地方,新郎并不「迎亲」。他留在家里等新娘到。)
〔注一八三〕(原注:这是一块临时的牌位,死者的魂被认为住在里头,直到安葬之后才正式把它招到那块要由一家永久收存的木牌位里去。就眼下这一桩而论,这块临时的牌位用过之后要照礼焚化。)
〔注一八四〕(原注:见《周礼》。在北京以及别的许多地方,女眷至今仍随送葬的人一直到墓前。)
〔注一八五〕(原注:在中国,使人这样做的信念是:向棺上撒土的送葬者愈多,这一家将来愈兴旺、子孙愈繁盛。这风俗自然不限于中国。托马斯·布朗爵士提到基督徒也有此俗,说他们「若不把土向已葬之身撒上三次,便以为太少了」。见《瓮葬》第四章。)
〔注一八六〕(原注:见格兰特·艾伦《神之观念的演化》第五十二页与第六十九页。)
〔注一八七〕(原注:见第二六六页。)
〔注一八八〕(原注:照斐济岛人的说法,未婚者的魂在幽冥里不久就消灭了。见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二十三页。)
〔注一八九〕(原注:泰勒前引书第二卷第一一七页。)
第十一章族中的坟地
到中国来的人,再怎么不留心也不会看不出坟地之无处不在。在西洋各国,人通常非问路不能找到墓园;在中国,随便朝哪个方向走就找着了。再没有哪个地方像在中国这样,叫人分明地觉到:不但那条光荣之路、便是别的各色各样的路,也都只通到一座坟去。这景象有时是凄凉的:中国许多大城近旁那些覆着光秃山坡的广大的穷人墓地,同英格兰有些城里的教堂墓园一样萧索。华南那些欧米伽形的坟,又常以其庞大、更常以其四周荒凉无生气而令人骇然。可是北方乡间点缀在山谷里的那些族中坟地,却一点也不惨淡。实在说,在山东东北这样的地方——那里自然没有热带的草木,木材又少——林木掩映的坟地是每一片风景里最可悦目的一景。人若在威海卫租界的田野间走着,遇见一片茂密的树林——譬如松,又如那永不落叶的柞——便断可以断定那是标着一家或一族的最后安息之处,而那一家一族如今或从前住在不远的某个村子里。这片林子四周并没有墙、也没有任何篱栅;那样的防备是无用的,因为除了偶尔有个「既不畏神也不畏人」的无赖,没有人会明知故犯地伤一棵坟树、或是别样地犯这死者之家的神圣。乍看之下未必见得着坟,因为树枝几乎交织在一处,夏天几乎每座坟都有自己一顶叶子的华盖;而且这里并没有南方那种欧米伽形或马蹄形的坟,只有一个个小土丘与不加装饰的墓碑。
威海卫的中国坟从远处看,同欧洲的坟其实并不很不同;只是这里不是一道长土垄在刻字的碑前面,而是碑的后面有一个圆的、有时是椭圆的土丘,碑则是一块发白的直立石头,上头极少雕饰。碑文(在近世)通常不外姓名、年月与在家族里的辈次。夫与妻的名字刻在同一块碑上——因为两人总是合葬一穴,妻的棺木放在夫的右边〔注一九〇〕。碑上常刻着立碑的后人的名字,而这些人总是直系的子孙;倘若死者没有亲生的后嗣,便是他的嗣子。一篇典型碑文的译文见下页。
安葬之后并不照例立刻立碑;土丘已足以向家里人指出坟的确切位置,而一切必要的年月与名字都仔细登在家谱轴上、或刻在祖宗牌位上。每座坟前常可见一座小石供台或石座、或一只石香炉。清明与十月初一这两个节上,祭祖的供献就摆在这里〔注一九一〕。坟地的一头常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上头用深而有力的字刻着这一片坟所属的那一家的姓。碑文简单到极处,通常是四个汉字。譬如「周氏祖茔」〔注一九二〕,便可译作
周家的祖坟地
多数坟地都极古老;年岁一久,最老的碑上的字自然渐渐难辨,或者碑石本身被树根以及别的自然之力挤歪、挤裂。不过在按时的祭祀上,凡还认得出是坟的,都留心不使有所忽略。为确保没有一位祖先之灵被漏下无人照管,除了祭祀直系的先人,还要向历代祖先之灵一总致祭。威海卫表示按礼到族中坟地去的通用说法是「上坟」〔注一九三〕。
一片坟地往往四面都是耕地。照通例,这些田是拥有这片坟地的那一家某一支的产业;不过有时这一家已迁往别处,或者不得不把这一部分耕地脱手,于是落到了外人手里。然而坟地本身永不被忘、永不被让出。无论这一家迁得多远,总不会同安着祖先骸骨的那块地失去联系——他们各人都指望自己的身子有一天也要被送到那里去。年复一年,这一家总要打发一位或几位人来,行那些传下来的祭礼,「扫」坟,并察看外人的犁有没有侵到那神圣的界限里来。
在来客看来,威海卫最有意思的坟是英国人所称的蜂巢墓〔注一九四〕。凡碑文还认得出的,全部或几乎全部都表明立于元朝(一二八〇至一三六七年)或一三六八年登极的明朝初年。没有一座是近世的;不过许多情形下,它们所在之处至今仍是那些受祭之人的直系子孙的族中坟地。这种气派的墓式已完全不用了;百姓解释从前何以用它,说是从前这地方狼与别的野兽横行,非在坟上垒起厚重的石堆来护着它不受亵毁不可。这些坟同佛塔或喇嘛教的灵塔有几分相像;多数都有雕得颇具匠心的壁板,上刻禽兽、人物以及各色式样的草木与纹饰。壁板上的雕刻常常刻的是这座坟本身的小样,四周跪着送丧或祭拜的人。整座建筑用厚重的石块砌成,大致的式样是一个大圆顶,顶上安一朵佛门的莲花或一个式样化的尖顶,下头承在一座有壁板的台座上。
每一片坟地都由族中长老「管」着,他们订下维护与分配坟穴的规矩。有时准这一家各支轮流料理坟地、照管祭祀;作为酬劳,料理的人可以从按期割草、修枝上得一点小利。有时又把一片耕地暂且有条件地交给他们,指望他们从出产里不但照管坟地,还要修缮「家庙」。亲属之间有时为着谁最有资格、或谁轮到了用这些「祭田」而起极刻毒的争执,有时竟是全族告自己的一支,告它轮过之后不肯交出。不过说到底,这类争执虽给那位有「照地方习惯办事」之责的英国正堂添了麻烦的差事,这套办法照通例是行得极顺的。
讲乡村生活时我们见过:多数村子都有缉捕的章程〔注一九五〕,照它对有过犯的人科罚。为妥善护住族中坟地,往往还要另立专门的章程。眼下我手里就有一份,开列如下:
「下列关于族中坟地过犯的罚则,由邹家全村公议订立,一致同意:
擅自砍伐或损毁树木 罚钱十吊。
砍割草木灌丛 罚钱五吊。
在坟地放牛、驴、骡 罚钱五吊。
此罚则存于邹氏家庙。」
可以看出:毁坏坟墓本身这一过犯并没有定罚则,因为这种过犯几乎闻所未闻;不过曾有一人被全村的同村人告到我堂上,告他「掘平古坟」。原告们也承认:所说的那座坟极古,所属的那一支早已绝了。全村人都要出面数说这位犯了亵神之罪的邻人(他本想侵占坟地一角——那一角看去谁也不要——以扩自家耕地之界),由此可见在中国扰动死者的安息之处、便是无名死者的安息之处,是何等深重的罪。有时这些章程被刻在一块大石板上,立在坟地里面。倘若并没有议定什么明确的章程,那么一旦坟地的神圣被犯,照习惯便由族中长老聚议,看情形定案。被定了罪的人若不肯受所判的罚,或者他属于别村别族,这事通常就要到官前去。
近来有一桩因偷伐坟地树木而起的案子送到我这里断,因为那个作恶的人蛮横,不服村董的裁断。查明情形之后,我判他罚银十元,用于家庙的修缮;他所砍的树要补种三倍之数;还要自出费用在坟地里立一块石碑,写明他所犯的过犯,并申说日后再有人想犯同样恶行将受何等重罚。
另有一桩,是一个人告一个外乡人在他族中坟地里剖一头死驴。被告的辩解是:他路过坟地时,他的驴忽然病死,他把它拖进树林里去,是为了免得在路边剥皮切肉妨碍众人。不妨一提:驴并不是寻常的食物,不过中国人少有舍得扔掉那种只要想象力略一伸展便算得上可吃的肉的;所以老死、甚至病死的牛与驴,照例是要吃掉的。这桩官司里原告所争的,并不是被告在预备不堪入口的食物,而是被告挑了他的坟地当屠案。他反对拿死驴的血溅自己祖先的坟,这也在理。被告被责令当众向原告道歉,并付他一笔不多的赔偿;原告便满意地离了公堂。
长老们对坟地上的过犯所择的罚法,往往是逼被告向那些据说被他冒犯了的亡灵献一份赎罪的祭。有个「从族中坟地砍枝自用」的人,近来被本族判定须到坟地去,摆出恭顺的样子,献上猪肉与青菜为祭。这类情形的规矩是:等亡者吃过他们那一份祭(就是属灵的、非物质而不可见的那一份),其余的便在有份的几家之间分掉、或在一次族里的宴上吃掉。
把猪肉献作赎罪之祭、以谢那些以坟地与坟树为己有的鬼神,这桩古怪的风俗在罗马的文献里也有相仿的。「加图,」泰勒博士提醒我们说〔注一九六〕,「教伐木人怎样为疏伐一片圣林而求得免责;他须献一头猪为祭,并作这样的祷告:『凡这片林所奉的,无论你是男神是女神,请容我以这头猪赎罪,并为节制这片林木的过盛,云云。』」不过这两种风俗其实并不真正相当:中国人献祭是献给自己祖先之灵,为自己砍了那些他素来视为死者不可侵犯的产业、或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死者相连的树木赎罪;而罗马人献祭是献给一片树林,那树林本身因是神或林中仙女的居所而神圣。后文我们还要看到〔注一九七〕,拜树在中国的宗教体系里至今有它的位置,便在威海卫也未绝迹;不过若把人对族中坟地树木的敬重看作这种崇拜的凭据,那就错了。纵然在坟地植树这个风俗在极古的时候同拜树有共同的源头(这至少是可疑的),也全无凭据可以支持这样的看法:今日的坟树本身被视为神圣。在坟地植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缘故,似乎是便于护住坟墓不受犁的侵占;不过这风俗多半出于一个古老的迷信——以为某些树能把它们防腐的性质传给底下的遗骸,或是能给亡者之灵添一种生气与精力。
这件事高延博士讨论得极为精当而周详〔注一九八〕;他有力地说明:「自极古的时候起,松与柏在供应棺木之材上就占着显要的地位;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树被认为含着极大的生气,能抵住遗体的腐败。」使这种木材宜于做棺材的缘故,也使它宜于种在坟地。这个迷信同中国古代那套阴阳的哲理相连——阴阳是贯通整个自然的相辅相成的力与性质,譬如男与女、明与暗、暖与寒、动与静、正与负、生与死。人以为凡常绿的树必定比别的树含着更多的阳(生、生气),因为它们过冬不落叶;而常绿的树里,中国人最看重其生生之力的,从前与如今都是松与柏〔注一九九〕。所以中国人以为:把这些树种在坟地里、种在家庙的院子里,便能给祖先(看来既给他们的死身,也给他们活着的灵)赋予一种永不衰竭的、防腐防坏的东西。而这件事对他们自己——死者在世的子孙——的结果,照他们所想,必定是福气与好运的源源不断。
须记得:祭祖并不只被看作向亡者表达亲爱与敬意的法子,而是被信为能引动祖先之灵护佑看顾这一家、赐家里人长寿、多子与普遍的兴旺。照这套道理,能赋予祖先之灵的生气(倘可以说鬼有生气的话)愈充沛,他们愈能为子孙的运数出力;而赋予灵以生气(也就是阳)的最好办法,是在他们的棺木与牌位四周围上尽可能多的供阳之物。这套道理本来的意思在威海卫、纵不在别处,大概已经绝了;人在家庙与坟地里植树护树,除了「向来如此」之外说不出什么缘故〔注二〇〇〕。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柏至今仍是家庙院里最得宠的树,松至今仍被看作坟地最宜种的树之一,而每家档案里所存的家谱轴,也常以一棵常绿树的画为饰〔注二〇一〕。
威海卫租界及其邻近至今还有人自称「阴阳先生」,就是通阴阳之理的人。他们的职分同「风水先生」即地理之师差不多〔注二〇二〕。作为丧事上的专门执事,他们的差事是看着一切安排都办得让「生气」(阳)能够伸张,而把那幽暗萎弱之气(阴)压在它该在的从属位置上。他们挑定起灵的吉时、下棺的吉时,以及丧事上一切要紧举动的吉时;择一处有利的坟穴,也在一定限度内由他们去定〔注二〇三〕。风水的规矩繁复到极处;判定那恰好有利的一点时若错了几英尺,便可能把一切阳气全然挡住、让一切阴气一涌而入,而照信的人所想,那一家便注定要遭祸、多半不久就要绝了。
坟地一般以朝南为最吉,因为南属阳而北属阴;不过别的影响与条件也要一并计入——譬如附近山的轮廓、谷与溪的走向、离人家的远近,以及许多别的事情;所以一片朝北、而别的地理条件都上等的坟地,在阴阳与风水先生看来,往往远胜于一片朝南、却恰好被一座形状不好的山俯视、或是靠近一条弯得太多或流向不对的河的坟地。便在一片坟地之内,那些好的影响也并不被认为只永远聚在一处;若是如此,那么坟地择定后最先死的人显然就把最好的位子全占了。
死的日子与时辰、拟定安葬的日子、死者的年岁性别与星命,以及许多随时随地而异的情形,都要一并斟酌,先生才能告诉主顾某一座坟最好的穴在哪里。就家族的尊卑长幼而论,坟地里某些部分总比别的部分更「尊」。后部、中部与前部留给有子女而因此在家谱上占着尊位的夫妇;至于未婚而亡或幼年而亡的家人,便或者根本不进族中坟地,或者虽准进,却葬在近左右边界的地方。曾有个村民被告到我这里,告他把自己两岁的夭儿葬在坟地里留给尊长的部分。这类事上既以维持地方习惯为宜,我只得不情愿地命他把孩子的身子移到坟地里被认为适合夭亡者的那一部分去。
一家人若长久地倒运受苦、又看不出脱困的法子,有时便要把罪过推到自己的坟地上去:自然不是推在祖先之灵身上,只是推在那些萦绕在族中坟穴四周的不吉之气上。这样的情形唯一可行的救法,是请一位先生来察看该地的地理,就怎样改善出个主意。他几乎必定会同主顾一致,说他们猜得对、那片位置不好的坟地正是他们一切愁苦的根由;因为这样他便可以着手做那桩有利可图的事——另择一处坟地、并督办迁坟。这一类事里我亲身经历过的只有一桩,而它颇有意思,可见先生办事的路数。多半还有许多别的事例,便在威海卫也有;不过地理上的迷信既为中国律法所不许,而以求更好的风水为由无端迁坟又是应罚之罪,阴阳先生自然尽量不张扬地做他们这一行。
有个我们姑且称为张应木的人,告他几个邻人不许他把祖先的几座坟从眼下这不吉之地迁到一处由阴阳风水先生深思之后特为他择定的地方去。「小的做买卖极不顺,」他说,「小的在芝罘做鸦片生意,本来很好;可是这新起的禁烟之风把小的弄垮了。小的近来回家,带了一位福山县〔芝罘所在的那个县〕的先生来,为的是就祖坟的事问问他,因为小的疑心自己落到这许多难处里,是坟地风水不好之故。先生一眼就看出眼下这块地极坏。他说风水无从改善,小的须把所有的坟都迁到别处去。他所择的地方恰好离邹恒礼、邹玉成以及别的许多村人的房子不远;他们立刻就反对这个地方,说他们一出门就看见坟,那是不吉利的。小的提议在他们的房子同小的的坟之间种一排树,他们不肯答应。小的又愿意砌一道石墙作屏,并在朝着被告们房子那一面写上大大的『福』字『寿』字,可是先生不许,说那墙会挡住好风水在小的新坟四周自由地流转。那块新地小的已经拿另一块地换来了;如今既已到手,邻人却不许小的用。」
被告邹恒礼等人递了一张答状,大意如下:「那位据说姓萧的先生是我们村的外乡人,分明是个无赖。他假称精于风水,为的是骗张应木的钱。他告诉张某:若把祖坟迁到他所指的新地去,他保张某三年之内得富贵。我们都极力反对这个打算,一则因为萧某是个骗子,二则因为那块新地差不多就在村子正中,这实在不是葬坟的地方。我们村的运气若被划出一块来做坟地,必定要受损。萧某对我们所答的只有一句:他深通江南的《平阳》诸书,而我们在这样深的学问上还是小孩子。我们实在看不出江南各省的风俗何以要施行于我们山东。恳求大人把这个讨厌的家伙撵走,使我们村子得以照常过日子。」
萧某本人也被传到,让他说明自己对这局面的看法。他说:他择定这块地,是因为他从形势上看出它能生长寿与荣显;而棺木若留在原处,张应木一家将来要倒运、无荣显、短寿。「小的的学问,」他在盘问时又说,「不是从书上来的,是从江南的传授来的。」我想为自己的见闻取得一点线索,好知道他的路数与道理,便叫他把这事写成一篇明白的陈述;又叫巡捕把他带出公堂,随后申饬张应木,说他竟容一个骗子哄了自己,并劝他把祖先的坟就留在原处。我向他说明:禁烟的章程在英国地面与中国地面都已施行,同他家里的事或他的买卖经营全不相干;便是他把祖先的棺木迁上十二回,那章程也断然照旧行用。又告诉被告们:鉴于他们所反对的极合情理,公堂断不会容他们的村子变成一片坟地。
就原告与被告而言,这案子到此为止;可是那位先生的书面陈述我还没有拿到。过了两天,那份文书如期递来,译出如下:
「谨陈张应木茔地何以位置不吉、何以致祸致夭,并新择之地何以为福气源源不绝之由。先论现在之地:一则,茔前通长有一道深沟,深及两人之身。此为不吉。深沟逼着坟茔如墙,阻住善气的通行。此于一家的妇人极为有害,生产时必至极难。二则,有一股细流自茔地流出,行半里便没入沙中。此于一家之果,是所生子女体弱,幼而夭亡。三则,又有一股水向东北流去。此水把一家生财的能力与子孙的好处都带走了。再论所择之新地:一则,西南有山,其势自东而西。山势把四道水的流向管束得使它们都在此地东角会合。这些水既会在一处而不能再分,那么富贵也要从各处流来、终而会合于在此吉地安茔的那一家之手。二则,流水不息,在此地的南面与东南面积成一道四英尺高的长沙堤。水既把无数沙粒带下来、堆在水会之处近旁,那么在此安葬的人家也要蒙无数男丁之福。」
风水并不是一门该受鼓励的学问,所以我告诉那位先生:这份启人心目的文书里的解说很有意思,却不能使人心服;他若三日之内不退出英国地面,便要作为无赖游民送监。他当即回了本县,张家的坟地也就安然未动。
这一类事,倘若还需要什么凭据的话,正可证明:中国人在维持祭祖之礼、在为族中坟茔不惜心力与花费这件事上,所由的并不只是孝思与对亡者的敬意。另一方面,从大量凭据也同样清楚地看得出:私利与求物质兴旺之心,也远不是祭祖唯一的源头。有些外国的评议者曾想说明:祭祖并不出于爱与孝,而出于对祖先之灵的畏惧与想安抚它们的心思。这个看法连那些本身祭祖的人也斥之为谬,它确然是错的。诚然,寻常祭祖的中国人倘若不以为照着所定的礼去行会给自己带来某种实在的好处,他在延续这些礼上无疑要显出几分懈怠。便是寻常的欧洲人,倘若被无可置疑的权威告知:此后行善所许的报偿在地上在天上都要撤回、荣耀的冠冕也与他无份,他大概也要对行善生出几分倦意。举世的寻常人,若被要求只为德行本身而守德,总是容易不耐烦的。祭祖之礼倘若只立在纯粹的爱、敬与无私之上,或许只能靠少数那种仿佛不会自谋的高洁之人一代一代勉强维系着,却决不能在全中国普遍行开;反过来,它倘若只立在畏惧、自私与贪图实利之上,或许能在众人里流行,却决不能像它所实际得着的那样,赢得中国所出过的最高贵的心灵与最崇高的品格的热心赞许。多半正是这几种动机的交融,才使祭祖之礼在百姓心里扎下这样深的根,以至于它今日是帝国境内远远最有力的一股宗教与社会的力量。
今日、以及此前许多个世纪以来,祭祖之礼同尽心维持祖茔一向被看作不可分的两件事;不过从前并不总是如此。倘若那部古老的《礼记》信得过,那么孔子成年之后许多年都不知道他父亲的坟在哪里,而且看来只在母亲死后才去费心打听。那部书成于公元前一二世纪,里头还记着一个故事:孔子的门人向他报说,他母亲坟上的土丘因大雨而塌了;他却只动情地说了一句:「古者不修墓」——这句费解的话,后人解法不一〔注二〇四〕。
这些故事多半出于一件已经证实的事:孔子——同多数中国的哲人圣人一样——极力反对在棺木、坟墓与丧事上奢费。孔子在这件事上的教训看来是切实而在理的。他教人:死者之身须极尽敬重,可是不该为了给死者添一点不必要而未必可靠的好处,就牺牲活人实在的利害。不消说,他极力反对以活人殉葬与逼寡妇殉夫这些野蛮的风俗;那些风俗在中国似乎自公元前七世纪、甚至更早就行着,直到我们纪元的十七世纪才完全绝迹〔注二〇五〕。
不过孔子虽不十分着重丧事与保全坟墓,在孝道上却说得极重。儒家同祭祖的关系要留到讲宗教时再说;所以眼下不必多申说这个要紧的题目,只消指出一点:孝道——祭祖正建在它上头——被孔子与他那一派看作「一切别的德行所由出的源头、一切教化的起点」〔注二〇六〕。
中国有一部众所周知的小册子叫《二十四孝》〔注二〇七〕,里头是一则则短短的故事,说那些以这首德而显名的儿子。所记的例子有些是真可诚心钦敬的,不过许多孝行在西洋读者看来未免有点可笑。譬如有名的老莱子的故事:他父母活到极高的年寿,以至于二老都还在世,他自己已是个掉了牙的老人。他以为自己有责任把他们的心思从那一身的年岁与将近的大限上引开,便穿起小孩的衣裳,在父母面前又舞又闹,为的是叫他们以为自己还是一对年轻夫妇,正瞧着幼儿天真的嬉戏。这些故事里最动人的大概要算王裒:他母亲生前极怕雷电。她死后葬在一片山林里;此后每遇大雷雨,王裒便不顾风雨赶到她坟前,跪倒在地。「母亲,儿在这里护着您,」他说,「不要怕。」
倘若这部有名的集子里的故事叫人觉得最可注意处在其古拙朴质,那么须记着:它们本是为教诲幼童而作的,而幼童未必懂得孝道所能显现的那些更高贵的样式。中国这德行的记载何等之多、它被看得何等之重,从这一点便可想见:每一个县的官修志书里都有专门一卷,总述本地那些上达官府的最显著的孝行。威海卫与邻近几县的官志在这上头也不例外。帝国这个角落所出的大学者或许不多,可是它那一卷孝子的名录决非没有。在西洋人看来最好的例子,大概是黄肇萱——那个甘心出去死在父亲身旁的勇敢少年〔注二〇八〕。其余多数例子是那种于西方人的心性只略有一点触动的。
威海卫人王延明,书上说他在父母坟旁结庐而居三年。这在旧日是颇为常见的做法〔注二〇九〕;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孔子的门人子贡,他在曲阜夫子墓旁住了足足六年〔注二一〇〕。不过便是这份忠诚,也被宋朝一个名叫董道明的人超过了;据说他叫人把自己活埋在母亲坟里三天。故事说,三天之后家里人把他掘出来,发现他还活着、而且好好的;他于是在坟旁替自己搭了一座草棚,终其余生住在那里〔注二一一〕。再回到威海卫王延明这桩事,书上接着说:他思念父母过甚,竟哭瞎了眼。后来有位好心的神灵在梦里来看他,用松树的汁或松脂擦他的眼,他的视力立刻就复了。从前面关于松与别的常绿树所说的话〔注二一二〕可知:它们因含阳即生气之元极多,被认为既有防腐之能、也有神妙的疗疾之能。正因如此,这类树的脂被信为道家长生之药里最可贵的成分之一。
王氏这个故事的结尾说:他的子孙极为显达,位至高官——这自然是他孝行的报偿,而孝行总被认为迟早要得报的。另一位本地的贤者陈国祥,书上说他出于一个物力虽薄而德行丰厚的人家。他父亲年纪极大时掉了满口牙,吃不了豆粥;而且因有长年的咳嗽,又不能吃盐。为这缘故,父亲在世时陈某从不让豆与盐上家里的饭桌。这一桩孝行也许有两重用意:一则,这些好东西若摆在桌上,老人家可能忍不住要尝一尝,那便可能致病致命;二则,倘若劝他不吃,他那颗可敬的心又可能为「自己老了弱了、不能同别人吃一样的东西」而自苦。无论陈某主要的用意是哪一样,他到底得了应得的报偿:本地的官赠他一幅匾挂在门上,上书「孝子」。
〔注一九〇〕(原注:就是说妻的身子躺在夫的右侧;这样,丈夫作为一家之长便得了左侧——尊位。)
〔注一九一〕(原注:见第一八六至一八七页、第一九二页。)
〔注一九二〕(原注:见插图。)
〔注一九三〕(原注:「拜扫」一类说法(其引申之义是「拜祖先之灵并扫墓」)也是众所熟知的。在华南(譬如广州),最通行的说法大概是「拜山」,因为在帝国那一带,多数坟墓都在山上。)
〔注一九四〕(原注:见插图。)
〔注一九五〕(原注:见第一六〇页以下。)
〔注一九六〕(原注:《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二二七页。泰勒博士所引出自加图《农事书》第一三九节,以及普林尼第十七卷第四十七节。)
〔注一九七〕(原注:见第三八二页以下。)
〔注一九八〕(原注:《中国宗教制度》第二卷第四六二页以下。又见第一卷第二九四页以下,以及第三四八页;高延博士在那里提到「这样一个想头:一具身子若被含阳之质、换句话说含着构成魂的那同一种『神』气的器物与木材妥善围护起来,它便是鬼魂死后仍可凭依的座位,是鬼魂可以牢牢附着、从而使自己那缥缈如影的存在不致散尽、不致湮灭的凭借」。)
〔注一九九〕(原注:「古代中国人同普林尼一样,想必注意到松与柏最能抗腐与虫蛀。(见《自然史》第十六卷。)这两种树在抵御空气、风雨与虫害上实在胜过帝国土地上生长的大概任何别的树,那么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把它们强健的体质归于其木中所含生气之多,也就极其自然了。」——高延《中国宗教制度》第一卷第二九五页。)
〔注二〇〇〕(原注:古埃及的墓园掩在茂密的悬铃木下;大概几乎每一国在亡者坟上植树植灌木(或花草)都是、或曾是通行的做法。不必把这风俗归到单一的源头。单是想把坟同四周的地面分别开来这个心思,就足以解释在坟丘上或近旁植一棵树或一片树林。众所周知,柏在欧洲同在中国一样曾是、也仍是丧葬之树。罗马时代即已如此,这从古典文献里可知。关于柏在欧洲民俗里的若干话,见《民俗学报》第三卷(一八八五年)第一四四页。又见托马斯·布朗爵士《瓮葬》第四章第三节;那里说到「罗马人在坟上撒花偏好玫瑰;希腊人偏好苋与桃金娘;火葬的柴堆用的是香木、柏、松、落叶松、紫杉与常绿之树」。他又说,这些花与树是要默默表达生者的指望;并说「以月桂饰棺的基督徒找着了一个更雅的象征,因为那树看去已死,却能从根上自复,它那干而无汁的叶子又会重新转绿;我们若不错,在荆豆上也见过这样的事。至于在教堂墓园里种紫杉,其由来是不是出自古时的丧礼、抑或因其常绿而取其为复活的象征,也不妨揣测。」)
〔注二〇一〕(原注:见插图。)
〔注二〇二〕(原注:见第一一八页以下。)
〔注二〇三〕(原注:在威海卫,这类人的效劳决不是总被认为必需的。此地对风水这门「学问」的信心,远不及帝国许多别的地方那样坚固。)
〔注二〇四〕(原注:见理雅各《礼记》第一卷第一二三页;高延《中国宗教制度》第二卷第六六三至六六四页与第六八九页;以及王充《论衡》佛尔克教授译本第一部第一九七页。)
〔注二〇五〕(原注:见高延前引书第二卷第七二〇页以下。)
〔注二〇六〕(原注:《孝经》第一章。)
〔注二〇七〕(原注:陈氏的译本见「东方智慧」丛书,约翰·默里书局,一九〇八年。)
〔注二〇八〕(原注:见第七十五页。)
〔注二〇九〕(原注:见高延《中国宗教制度》第二卷第七九四页以下。)
〔注二一〇〕(原注:如今孔子墓旁一座小祠就立在子贡所居之庐的旧址上。)
〔注二一一〕(原注:高延前引书第二卷第七三二页。)
〔注二一二〕(原注:见第二六二页以下。)
第十二章亡者与鬼事
中国人所讲的孝道里有一点要紧处:父亲之死并不使儿子脱了尽本分与致敬意的责任,只是把这责任外在的样式或表现改了一改。他再不能照看父亲身子的安好、预先体察他物质上的需要;可是他仍能以行端正之事、以给一家带来光彩与兴旺,使父亲之灵得安得乐。他的才具或际遇若不足以替父亲挣得身后之荣(譬如皇帝加给那些有功于国的人的祖先的那种荣典),那么保全所承的产业、把家庙与坟茔修缮得好、在自己一生里恭敬合礼地行那正统的祭祖之礼、并以自己生养儿女来保这些礼在后世的延续,大概总在他力所能及之内。
中国人关于亡者之魂的信念——或者不如说祭祖诸礼所依的那些古老信念——是相当繁复的。照一种说法,每个人不下有十个魂,三个属阳、七个属阴〔注二一三〕,也就是三魂七魄;又说那叫作「魂」的上天,那叫作「魄」的入地。最通行的看法似乎是:每人分得三个魂,其一留在坟里或坟的四周,其一萦绕在祖宗牌位上,其三则游荡而去,同别的神秘之力合成一体,终而再投生到另一个有死的身子里去——而那身子除非这魂在前生极不安分,总是人的身子。就祭祖这件事而论,要紧的魂是坟里的魂与牌位上的魂。坟里的魂在春秋两大上坟之节受它应得的那一份「祭」。牌位上的魂,据说一俟身子入土,便经恭敬的延请而住进神主里去。「从这一刻起,」高延博士说,「这牌位便被认为注入了亡者的气息,成了他永久的替身,在家中充作庇护之神,并在那里受子孙的祭与拜。」〔注二一四〕
在威海卫,父、祖、曾祖的神主家家都存在私宅里,更早的祖先的牌位则存在家庙里。无论在宅在庙,除了行礼的日子都不请出来;那些日子譬如正月头十五天与冬至之节——冬至大约在欧洲人的圣诞节前后。「家庙」通常是村里最大、也最洁净的房子。前门临着村里的大街,进去是一个小院,院里一般至少有一株柏树〔注二一五〕。庙本身是一间大屋,里头除了几把雕花的椅子、一张桌子、以及——这一样最要紧——一排排装着祖宗牌位的匣子,差不多别无他物。每一块牌位是一片硬木(威海卫多用楸木),高约八英寸,宽约二英寸,插在一个宽三英寸、高一英寸的木座上。牌位正面是凹进去的,上刻的字同墓碑上的大致相仿〔注二一六〕。凹处插一块抽动的面板,板的外面把那文字略加改易再写一遍。牌位的外面常涂白,凹进去的那一面则不涂。两处文字都用黑墨写,只是在末尾那个要紧的「主」字顶上,有一个要紧的红墨的点〔注二一七〕。
以红墨「点主」这桩事,是使一块木牌成为祖先之魂的居所的那套礼里不可缺的一节。照例说,一块牌位上写两个名字——夫与妻的——所以每一个人的魂并不一定要独占一块牌位。夫妻的身子既合葬一穴,他们的魂(照威海卫所行的道理)也就合住一块牌位,而向其一所献的祷与祭,也同样是为着另一个。
眼下我手里这块牌位上的文字〔注二一八〕可译如下。外面:「显考显妣神主。男月祥敬拜致祭。」〔注二一九〕里面:「皇清。承重长子〔注二二〇〕姚奉珠暨配张氏神主。」有时牌位上还添年月,不过那不是必需的,因为这类记载都保存在家谱轴上。行礼的日子要把牌位按次序摆出来,好叫那些魂因祭献、又因看见这许多气象兴旺、聚来致敬的子孙而得慰。牌位前头插上香,全家各人依次上前,向先人之魂恭敬行礼。
这一点小小的礼,简到极处,却又动人到极处。过年头几天,平时仔细包好收起的家谱轴要展开挂在墙上,也分受那向牌位所致的敬意。这轴子常常是一件极美的艺品,画成一座庙或一所大宅的样子〔注二二一〕,历代的名字一排排写上去,分给每个名字的那一格看去就像一块小小的神主。中国有些地方——威海卫则无——照例要画家族的画像,把祖先的「影像」作为神圣的传家之物存在家庙里。这类画像同家谱轴一样,只在大典之日才请出来看。它们往往是在本人卧病将死时、或刚死之后画的。高延〔注二二二〕把这些家族画像同古罗马人的祖先之像相比。
中国人出洋,极少不同雇主或同乡立下约定:他若客死在外,他的身子不但要运回中国,还要运回他的本乡本村,不论那在何处。中国人这个特点为凡有关的人所熟知,以至于在东方海上经营的欧洲轮船行多半不得不专作安排,以不贵的价钱沿中国海岸、以及从太平洋沿岸各有中国商人与工人的国家,往来运送成批的棺木。人大概总以为:中国人同别国的人一样、只是更甚,对故乡眷恋到这个地步,以至于非确信将来总有一天能回去——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回去——便不敢出洋。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寻常的中国人极爱他的故乡;而想到那地方做他祖先之家已久,久到足以叫英格兰最老的世业田庄自惭,他眷恋它也就不足为奇。
不过每一个中国人——至少每一个有儿子、又同自己所出的本族保着联系的中国人——之所以须把骸骨安在父祖骸骨之旁,还有另一个缘故被看得极重。中国人的道理是:便在死后,魂与身之间仍有某种神秘的相通;而身子若不被运到行祖先祭祀之处,那么对他的魂所该行的祭礼便无从安排。家里从此断了祖先的一环,而亡者之灵也要在幽冥世界里无家无主地游荡:成为一个永与同类相绝的祖先之鬼。
正因为人以为魂与身这样相连,中国人才极厌恶缺残着入墓的念头。所以在中国,斩首比绞死是更重的刑,因为人以为无头之人可能成为无头之鬼。不过那种在来世缺残着出现的危险,若能把割下的肢体同它原属的身子一并埋掉,便减轻或免掉了。不久前威海卫有个中国仆人向他的外国主人讨一只旧饼干罐,为的是给一位朋友——那朋友要拿它当棺材,装自己截下来的一只脚〔注二二三〕。
那么,每个中国人所望的,是死后能被安放在族中坟地里,而且是整整全全地安放在那里。不过自然也有那种无从把骸骨从中国这一头运到那一头、或从外洋运回家的时候:有时是家里出不起这笔钱,有时是运送上有极大的难处。中国人的巧思很久以前就着手想出一个法子,使便是这样坏的情形也能有个圆满的收场,而且想成了。他们的道理是:身子本身其实并不要紧;从情分上说,能把亡者的身子葬在族中坟地自然称心,可是除此之外这事并不急,只要亡者的魂——纵然同它们相连的身子不在——能被劝动或引动,各自住进族中坟地与神主里去就行。这难处是靠请教门来帮忙而解决的,所行的礼大略如下。
死者家里的人自然穿着丧服,请一位道士来;道士照他们所供的事由,备下一幅写着亡者姓名年岁与死的日期地点的纸。他们随后草草做一个人形——几根扭起来的草就很够了——把那幅纸别在人形上。道士于是行「招魂」之礼,就是念若干咒语;那咒语据说能达到那游荡的魂、不论它在何处,并把它引到行礼之处来。再念几句咒,据说就足以把那魂附到人形上——或者不如说附到那幅纸上;随后把它放进一具小棺,照寻常丧事的礼安葬。于是这人本身就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葬在族中坟地里了,所余的只是把那将来要住进「神主」里的灵请出来。这一步办完(正同真有尸身下葬时一样),礼便行毕:那魂、或者不如说那一组魂,已从无家可归里被救出来,此后要在族中坟地与家庙里各安其位,做一个祖先之鬼。
这个奇特的风俗显然是个极便当的法子,可省去从远处运尸的麻烦与花费,所以它比较罕见,倒颇可诧异。诚然,这做法若通行起来,便要间接大大助长出洋;为此之故,西洋某些民族或许倒愿它永不时兴。不过这风俗极古,将近十九个世纪以前连宫里也行过〔注二二四〕。看来向来就有一种强烈的成见反对它,一半因为那是愚蠢的迷信,一半因为它会引着百姓不再为安葬父母、或从远处运回父母的身子而费心,从而使孝道的理想衰落或削弱。所以我们见到:葬魂而不葬身这个做法在公元三一八年被诏旨斥为异端〔注二二五〕;然而这一斥责决没有使它停下来,而如今律法上的地位是:「盗掘葬有所招之魂的坟,与盗掘葬有尸身的坟同罪」〔注二二六〕,就是说犯者可以处死。
高延博士在他论这奇风的那一节里说:它「至少十八个世纪以来一直通行」,所以便在今日,它的存在也几乎无可置疑。它在威海卫确实有,不过用得不很多。在中国这个小角落里行它的一个缘故,是基于一个极强的信念:夫妻总该合葬一穴。倘若丈夫客死在外、身子遗失或运不回来,那么在他(留在家里的)寡妻也死之前未必要办什么。等她下葬时,便照礼把她丈夫的魂招来,住进一幅写着「八字」(即标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八个字)的纸里;这幅纸连同一个草人、或者不连草人,正式放在寡妻身旁的穴里。
倘若这一对夫妇无子而又有产业,那么这样办的一个实在的缘故便一望可知。那时族中长老须择一个承继人;而嗣子——须是某位亲属「多余」的儿子——须同自己本支分开,此后把那亡者夫妇当作自己正当的父母,所以事情须安排得使他能成为嗣父神主的持有者。既然亡者之灵在他照礼葬入族中坟地之前并不被认为住进牌位,那么他的身子若不在,便须招来并葬下它灵的替身。若不如此,嗣子便无从按正规行祭祖之礼;而日后若有族中别人争这过继与承继是否真确,这就可能引出严重的法律难处来。
说到祭祖与过继,有一点值得一记:(至少在中国这一带)单是无子并不必然使人过继一个儿子;使他过继的是无子而又有产业。譬如一个人分得了他在家业里的那一份;那一份小得养不住他;他把它卖给亲属,拿着现钱出洋谋生;老了回来,无子又无钱——这人十有八九不会表示要过继一个儿子,而且就算他想,大概也办不成。只要他有兄弟与侄辈能延续家族的祭祀,祭祖之事并不因他无子而死受损。便是他当真是这一房的末一个、他一死他这一脉的祭祖之礼便要骤然了结,那么单为延续祭祀之故,这位末一个人也未必肯去张罗过继所须的一套手续。实情是:有产业——尤其是有田产——就实际而论被看作延续祭祖之礼不可分的条件。这个道理常被说成一句话:「没有产业,没有神主。」倘若先人之灵这样不顾子孙的利害、竟容家业落到外人手里,那么香烟不再从家中的供桌上袅袅升天,人以为那只好怪他们自己。实在说,人还有一个模糊的念头:家族的一脉在物质的层面上日渐衰微、终而断绝,那么在灵的层面上,祖先之鬼也渐渐消散,或归于无、或归于一种近乎涅槃的寂然。
一个有产业而无子的老人,在中国同在西洋一样,是那些子女众多的兄弟堂表最温存关切的对象。他们不断向他申说:他不为承继、不为产业的妥当安排作打算,是何等重的过失;又不住地替这个侄子或那个侄子说项,请他正式过继。那老人若挑中了一个他恰好疼爱的男孩或青年,而这挑选又为众人所许,那么人人欢喜,于是立一张过继的文书,由近亲一一画押作证。可是他若挑中了一个被认为血缘太远、不宜过继的人,或者族中长老出于别的缘故反对这个打算,那么这老人就为难了,因为他在这件事上并不全然能自主。他固然可以不同任何人商量就立一张过继文书;可是那文书若没有他的亲属照规矩画押作证,他们便要视之为无效。过继同卖地一样,不是个人的事,是一家的事。
这类争执不时成为讼案之由。有个老人曾在我面前诉说:他要过继的那个后生虽属合适的辈分(即低于过继人一辈),又不是独子,而且后生本人与他父亲都答应了,可是别的亲属被请去在过继文书上署名时却都躲着,断然不肯与闻此事。这自然就意味着:到时候他们要不承认这过继合法。他因此恳求我强制或劝说那些固执的亲属,使他们回到一个讲理些的心境上来。「小的如今八十一岁了,」他状子的开头这样写,「不知还有多少日子可活。天一亮,小的不敢保能见着黄昏;再过一日,小的的眼也许就永远闭了;倘小的死时带着『此后再没有人祭我』这个苦苦的念头,那么小的在黄泉底下实在要苦了。」这类案子自然非把亲属所提的反对之由细细计入不可:那些反对往往是自私的,可是照例并非毫无根据或无聊的。
祖先之灵被看作行善的,决不会无故用它们神秘之力去伤活人;可是子孙若行恶、或忽略了家中的祭祀、或轻蔑孝道的神圣规矩,那么它们多半要行那父母的罚人之权。在中国,父亲责罚儿子之权,照理说对成年的儿子同对还是孩子的儿子一样绝对;同样,人以为父亲不会单因死去这一桩偶然的事就卸掉他那家长的行义与施罚之权,而这权是行于儿孙身上的。一个人只要谨守传下来的礼、照本族公认的伦常过好日子,他知道自己从祖先的魂那里并无可怕的。
不过中国另有各色各等的鬼,被认为极为凶恶、给人群带着不小的危险。譬如那些因灾殃祸患而性子变坏的鬼;那些身子未得安葬的;那些溺死在海里的;那些以无可申辩的自尽了却此生、而又在死处萦绕不去、直到能以鬼的怂恿劝得一个人世的邻人效法他的〔注二二七〕;那些未及还愿、未及报完仇就死的:这些以及许多别的鬼与恶灵,是那位一生谨慎而行的明白人要竭力避开的。
有时一个中国人明明能够不冒险地救起一个溺水的同伴而不肯救,这桩古怪而残忍的迷信,其根由是怕招来一个索取人命之偿的鬼的死仇。有些地方甚至以为:你救了你的朋友,便可能把自己判作他将来的替身。这个迷信在世上许多地方都有过——从爱尔兰一直到所罗门群岛〔注二二八〕。不消说,中国有见识的舆论是全然反对这样狠心丢下溺水之人的;这个迷信只在少数地方还是一股活的力量,而在威海卫,纵然还有,也只是极小的程度上有。
它的一点余迹,或许可以从「拾难」并不被看作极严重的失德这件事上看出来。英国治理威海卫之初,冬天的风暴里可以看见可怜的景象:一条又一条帆船被抛到那乱礁丛生的岸上撞碎。那时并没有人认真设法救人;实在说,很有理由相信当时竟有人被任凭在岸上冻死、或被无情的浪拍死,而那些本能救、本该救的人,正急着搜寻破船货物的残余,竟从他们的身上跨过去。这一切如今已大为改观,以至于渤海湾里被风逼得走投无路的帆船,听说竟故意朝威海卫的海岸驶来,船上的人相信:祸事若非不可免,那么在英国地面的岸上,他们自己得救的机会要大些,货物被劫的危险也比山东沿海别处小些。有两三位村董在接受并执行英国在这件事上的方针时表现得极为忠恳,亲手救过许多人命,又帮遇难帆船上的人捞回货物、修好船只。其中出力最勤的那位村董值得特别一提。他就是海西头的总董车说学。威海卫政府赠了他一方「匾」,就是雕字的旌表之匾〔注二二九〕。匾上写的是「拯人于危」。这一类匾若是官家所赠,中国人极为看重,当作传家之宝收存。
不过那些把人拖进河水、或拖到海底龙王宫里去的灵,至少还惯于把活动限在自己所择的那一元里。远为危险的,是那些在乡野田间徘徊、在村子四周逡巡的幽暗无家的魂;它们时时在找替身,时时预备着哄骗无知的人。又有可怕的吸血之物与狐狸精,能在人的眼上、心上抹一层雾,使他以为眼前是一位美得勾魂的女子。一个人一旦落到狐妻的管辖之下,实在就难救了:他是个注定要死的人。关于鬼、怪与恶灵,有一种流行的信念是基于一套命定的道理:命中不该被这些东西缠的人便躲得开;命中该做它们口中物的,便怎样也躲不开。中国的俗话说得更利落:「人生有福,鬼也可笑;人若无福,鬼来摆弄。」
《威海卫志》里讲着一个想必是生来有福的人。他姓郭,是秦村人,那村子离爱德华港数英里。有一天傍晚他挑着一担鱼从海边回来。路上遇见一个鬼,那鬼硬要替他挑担。郭某一点也不惊慌,倒自庆得了个可喜的轻省,当即把担子搁到鬼肩上。人同鬼并肩走了一程,走得挺和美;可是到了秦村,狗叫起来,那鬼想这地方不是他待的,便说该告辞了。郭某不肯听,一定要那鬼跟他回家、同吃晚饭。到了家,郭某请这位阴间来客坐下,吩咐妻子孩子去做饭。水开了的时候,他偷偷往锅里扔了几块朽木同一枚旧钉子。一席人——那鬼也在内——都痛痛快快吃了一顿;吃完那鬼就告辞了,一个人也没有伤着。
「人若不怕鬼,」《威海卫志》的修志人又说,「鬼便不能害人。细玩此事,此语之确愈见分明。」不过他讲这故事时,眼里大概是带着一点笑意的;因为他在叙述之中插了一句话、而又不加评语,说郭某素来的毛病是嗜酒。奇的是:他对郭某往锅里扔朽木与钉子一事并不加解说,而那恰恰正是郭某显精明的地方。把朽木与旧铁放进自己的粥里,在不懂的人看来是一桩没有意思的举动。这其实是一个流行的中国信念的实际施行:人以为朽木与从曾经实在装过尸身的旧棺板上取下的钉子,本身就含着破鬼破怪以及别的不祥之物的恶气的神妙之效。郭某的朽木——虽然修志人把这要紧的一点留给读者的聪明去领会——是曾做过棺木的木头〔注二三〇〕。这个小故事确凿地说明:在欧洲,同魔鬼同席得用一把长勺;在威海卫,有一块棺木与一枚旧钉子就够了。
安抚恶灵既不是哪一个人分内的事,这责任便被认为落在官府身上。知县许多宗教上的职分里,就有安抚一切恶鬼恶灵的凶性这一宗。譬如在荣成县城,按时须行官祭的几座坛里,有一座叫「厉坛」,这个名目不妨译作「祭厉鬼之坛」。每年三次——就是在三个祭亡魂的大节上〔注二三一〕——知县与别的本地官员穿着礼服到厉坛去,向一切为害的灵献上安抚之祭。所行的是向一切无家无主的鬼下一道郑重的宴请。所备的肴馔是羊三、猪三、谷三斗,以及不定数的纸钱。这一切据说能使那些灵吃饱或平息下来,叫它们至少到下一个祭期以前不再害人。
在中国同在欧洲一样,关于尸身所含的神秘之力有种种奇怪的信念。一个人才一死,家里便留心不许狗猫(尤其是猫)进入停尸的屋子,因为人相信只要棺木还没有合上,这两种畜生一近便会使尸身跳起来。这在威海卫是众所周知的迷信;而从高延那部专讲南方福建一省某一片地方的著作看来,这信念在帝国别处也有〔注二三二〕。高延(他只提猫,不提狗)把这念头归到虎的传说那一类里去。他说,猫这一族的每一种都被认为尾上有一根神异的毛,它有本事把魂招回那已经离开的人身上去。可是这又何至于被人反对呢?因为如高延自己所指出的,中国丧事上那种无泪的号哭——这常常颇不公道地引起欧洲人的讥笑——其主要用意正是把亡者的魂招回来。
威海卫给我讲的关于猫狗之忌的解说,是这两种畜生的毛(尤以猫毛为甚)含着极多的「电」,尸身容易被它激得有一阵虽属暂时却极诡异的动作。无论真正的解说如何,有一点总有意思:这里又是一片把远东同远西连在一处的、为数极多的民俗断片之一。在奥克尼与设得兰,一有人死、尸身安放停当,便把所有的猫都锁起来〔注二三三〕。本人很想知道在不列颠群岛那个角落里,这风俗当地的解说是什么。关于猫对尸身的凶影响,苏格兰与英格兰交界一带也有相仿的信念。在苏格兰那一边,人相信狗或猫跨过尸身是极不吉的,那可怜的畜生若被人见着这样做,便要——或从前要——被毫不留情地打死〔注二三四〕。戈姆先生从彭南特那里引了苏格兰这个迷信,并说诺森伯兰也有同样的信念。「有一回,」他说,「正当灵柩要出屋时,猫从棺上跳过,于是谁也不肯动,直到把猫弄死为止。」〔注二三五〕另有一回,一条狗也因同样的缘故被打死了。猫同恶灵之间有密切的关联,不妨看作「黑巫术」最基本的教义之一,在中国在欧洲都如此〔注二三六〕;不过在中国,众人因此而对这不幸的畜生生的厌恶,从未到过欧洲一度所到的那样烈的地步——在欧洲,在巴黎以及别处,人从前常把猫活活烧死在篝火里〔注二三七〕。
同尸身相关的别的迷信里,还可以提一提关于镜子的,不过这在威海卫已几乎绝迹。中国许多地方一有人死,家里所有的镜子立刻就被遮起来。这风俗的一种解说是:亡者若碰巧在镜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发现自己成了鬼,必定要大骇,而且对自己做鬼的模样大为失望。另一种解说是:每面镜子都有一种神秘的本事,能不着形迹地把一切映在它面上的东西留住、存住;而尸身或鬼这样不祥的东西若在它前头过去,那镜子从此就成了一个长久放射晦气的东西。有些中国人家把镜子遮起来、或翻过去,不但在家里有尸身的时候如此,而且每天日落以后都如此;因为人以为恶灵与别的不吉之气夜里可以任意游荡,它们若在一面没有遮住的镜子前头过去,那面镜子就要成为它主人一家的危险与不幸之源。镜子这个迷信同猫那个一样,并不限于中国。在奥克尼与设得兰,一有人死,不但如前所说要把猫都锁起来,还要把所有的镜子都盖上〔注二三八〕。苏格兰本土也有同样的风俗〔注二三九〕,欧洲别的许多地方——包括英格兰、比利时与德国——也有;马达加斯加同印度也见得着〔注二四〇〕。
不过猫与镜这两桩念头,一同威海卫以及中国别处另一种关于尸身的迷信相比,便算不得什么了;那迷信性质之奇特,凡不能亲自查实它确实存在的人,几乎必定要不信。据说一有人死,尸身的脸以及一切露着的部分(譬如手)都该用布仔细遮住,为的是不让送丧人的眼泪碰着亡者的肉。为稳便起见,送丧的人最好不要在尸身上头哭,要离开它稍远些哭。这些防备若被忽略、眼泪偶然落到尸身上,而这又恰在一个「不吉」的日子〔注二四一〕,那么后果可能极惨,不但于那一家,而且于这一方的全体百姓。据说那些眼泪会穿过亡者的皮进到他心里,在那里使他在久已入土之后生出一种近似生气的东西来。他身上要长出翅膀与白羽毛;他虽留在坟里,却能把这些羽翅使得极有效验。他既吸了朋友哭落的泪滴,便也被认为能把那本该化作雨洒遍四野的水气全吸到自己坟上来;而且他摇动翅膀,把云扇得除了他自己的坟上以外哪里也不下雨。有人说这可怕的长羽之物还能夜里离坟,以一个凶鬼的骇人模样在四近飞行。他若敲谁的门,人便信那家里要有一个人速死〔注二四二〕。倘若这一方久旱不雨、而官家照例的祈祷又不见效,百姓便呈请官府派差役去查看四近所有的坟地。
一经找到一片这样的坟地:上头的土又软又湿,而四周的草丘却都焦干发黄——这便被看作有一个「旱魃」(那长羽的尸身的专名)躺在那里的凭据。那湿坟才一被找出来,官、或他所委的人,便率着一群本地百姓拿着笤帚〔注二四三〕与钩子到那里去。棺木被掘出来,棺盖打开。才一打开,旁观的人便一齐抡着家伙冲上去,要把那尸身打倒、或在它想跑想飞时把它绊住、钩住;因为照那说法,旱魃总是要跑要飞的。等把它稳稳制住、重新入棺,这可怕的旱魃便被放在一堆柴上烧成灰。当晚或次日必定要下一场透雨。对这个奇特的迷信的信心,在威海卫看来是扎得很牢的。我的一位告知者本人就是信的,听说英格兰并没有这样的念头,大为惊讶。问他何以认为非开棺盖不可,他说那是为了让亡者的亲属亲眼看见这尸身当真是个旱魃、非烧不可;不然他们会觉得自己的亡亲受了极大的冤枉、遗骸受了不可饶恕的轻慢。「倘若那亡者原来只是一具寻常的尸身,」我问,「那又怎么办?」「那是决不会有的,」他断然答道。「旱时的湿坟是旱魃万无一失的征兆。断不会错。」
我是照它在威海卫的样子描述这个迷信的,可是它决不限于那一处。「旱魃」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旱之鬼」,而中国现存文献里最早提到它,是在孔子所删定的《诗经》里那首美的、宣王时的诗中〔注二四四〕。那里说它是一场大旱的根由,而那场旱看来出在公元前八二一年前后。旱鬼在《山海经》里也被提到;那是一部年代有争议、半属舆地的奇书。有一部道家的志怪之书告诉我们:「南方有物,状如人,高二三尺,裸身,顶上一目。行走如风,所见之处必有大旱。名曰魃。」〔注二四五〕从这些典据里,我们都看不出旱鬼同一具被泪水落过的尸身有什么关联。王充(公元一世纪)写到过「飞尸」〔注二四六〕,可是这也没有把我们引远多少。眼下这个迷信是怎样长成的,远不清楚;它似乎是几种本来各不相干的信念合流而成。高延照他素常的周详讨论过这个题目〔注二四七〕,不过他看来不曾遇见过威海卫所传的这个样子。
人很可能以为:便是别的都不算,在旱魃这一桩上,我们总算遇见了一片在欧洲无可比并的中国民俗。不过我们这个猜想或许失之太急。我查到在苏格兰的高地,「人以为哭是不该的,怕眼泪伤了亡者」〔注二四八〕。再有,英格兰从前有、或曾有过一个迷信,反对拿某些羽毛做羽毛褥子与枕头。家禽、鹅、鸽、鹧鸪的羽毛,有时泛指一切野鸟的羽毛,都在禁忌之列〔注二四九〕。据我所知,这个奇特而看去毫无道理的念头从来没有人说出缘由,正如高地那个「眼泪伤亡者」的念头也没有人说出缘由。若凭这些老婆子的话就断定我们自己远古的祖先从前也信在尸身上落泪会把死人变成像中国旱魃那样的长羽之鬼,那也许是牵强的;不过倘若我们能在欧洲或亚洲中间地带的国家里找出相似信念的一点痕迹,那么「英国的与中国的这两个迷信之间有某种极古而今已遗忘的关联」这个说法,看去也许就不那么不可能了。
我长久以来不敢指望找到什么可算作这缺环的东西;可是波希米亚看来到底把它供上来了。下面这封信可以说明:在欧洲同在远方的震旦一样,直到我们这一代还留着一个信念的余迹——以为在某些情形下,旱可以由一具人的尸身所致,而这样一具尸身又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同羽毛相连。
「在波希米亚的梅钦村,」《民俗》上一位作者说〔注二五〇〕,「那位塾师的尸身要被掘出来了;他五月初下葬时,村里人曾对他备极敬意。那里同别处一样正逢大旱,而外头传说他头底下垫了一只装羽毛的枕头。十分之九的居民相信这就是旱的根由,所以有人提议把他掘出来、把那枕头拿掉——其实那枕头里装的是干草。这桩事同那个反对拿某些鸟的羽毛做褥枕的成见是不是一回事?或者羽毛同雨之间另有某种特别的关联?尤其是在澳洲,羽毛与毛发是同求雨连在一处的。」
可以看出:在中国,那致旱之鬼的羽毛是长在自己身上的,而在波希米亚,那尸身只是躺在一只羽毛枕头上。要说这两个信念同出一源、而前面所引那两个英国的迷信也许同它们相连,大概不会被人看作全然不在可能之内。
〔注二一三〕(原注:见第二六二页以下。)
〔注二一四〕(原注:《中国宗教制度》第一卷第二一二页。关于中国丧事的办法以及与之相连的宗教仪节的详情,请读者参看高延博士那部巨著;那书对这个与相关的题目讲得极细。)
〔注二一五〕(原注:见第二六三页。不消说,大族或富家的家庙规模要大得多。)
〔注二一六〕(原注:见第二五六页。)
〔注二一七〕(原注:中国有些地方照例不用红墨,而用从鸡冠上取的血。关于此事的解说以及点主之礼的详述,见高延前引书第一卷第二一四至二一九页。)
〔注二一八〕(原注:见插图。)
〔注二一九〕(原注:所用的都是尊称。)
〔注二二〇〕(原注:即他父亲的长子。)
〔注二二一〕(原注:见次页对面的插图,以及第二七八页对面的插图。)
〔注二二二〕(原注:前引书第一卷第一一四页。)
〔注二二三〕(原注:我们尽可以笑中国人在这类事上的朴拙,不过西洋也曾有过一样的念头。「我们教区有个妇人,」一位住在威尔特郡的人写道,「她的腿被截了下来,便做了一具小棺材,叫人把它葬在教堂墓园里」——用意是日后自己到那里去同它合在一处。爱尔兰也见过许多相似的事,西欧别的许多地方无疑也有。见《民俗》一九〇七年三月号第八十二至八十三页,以及一九〇七年六月号第二一六页。)
〔注二二四〕(原注:高延前引书第三卷第八四八页。)
〔注二二五〕(原注:高延同书同处,第八四九页。)
〔注二二六〕(原注:高延同书同处,第八五四页。照刑律,开坟暴尸者处绞,但须覆准。)
〔注二二七〕(原注:见第二二二页。)
〔注二二八〕(原注:见格兰特·艾伦《神之观念的演化》第二六五至二六七页;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一卷第一〇八至一一一页;布莱克《民间医术》第二十九页;以及丹尼斯《中国的民俗》第二十二页。这个迷信有时取这样的形式:以为被救的人日后要对救他的人做出可怕的伤害——或许是出于那个被夺了口中物的恶灵的指使。若以为这种忌讳救溺水者的迷信遍行于全中国,那是全然错的。高延(前引书第五卷第五二六页)说他在福建省从未找到过它的痕迹;「而且我们就此事所问过的中国人,无一不抗议自己的仁心竟这样受人质疑」。)
〔注二二九〕(原注:所说的那位村董与他的匾,见插图。)
〔注二三〇〕(原注:关于民间对旧棺木与棺钉的信念,见高延前引书第一卷第三二八至三二九页。又见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第五六一页;以及丹尼斯《中国的民俗》第四十八页,那里说「钉过棺的钉子是一剂灵符。有时把它打成条或丝,包上银,当作镯环戴在脚踝或手腕上」。极奇的是:便在棺钉这件事上,我们也能看出中国同西欧民俗之间的密切关联。在设得兰群岛(那里似乎同中国民俗有许多惊人的相合之处),据说牙痛可以用「旧棺上的钉子」挑牙治好。(《民俗学报》第三卷第三八〇页。)在约克郡有些地方,从前照例要从教堂墓园里取一点棺上的铅或别的棺上的金属,打成一个戒指;戴上便能治抽筋。(《郡县民俗》第二卷〔约克郡北区〕第一七一页。)英格兰别处也有相似的信念,譬如德文郡。(见布莱克《民间医术》第一七五页。)这里不妨一提:在中国,一具十足「合乎正规」的棺材据说该一枚钉子也没有、或者尽可能少。各块板是嵌在槽与榫里的,有意免去用钉之需。这个道理在威海卫是十分明白的,那里也尽可能照它办。高延对无钉之棺的解说是:它起于一个极古的时代,那时还不知道铁。原始时代出于不得已而采用的棺式,到近世则出于守旧之心、或出于对一个被岁月神圣化了的风俗的敬重而仍旧沿用。(见高延前引书第一卷第九十五页与第二八六至二八七页。)在威海卫以及许多别的地方,棺盖一侧要钉进一枚全无实际用处的钉子(只钉到钉不动的深度),钉上还缠着五色的线。威海卫的人似乎对这个风俗说不出缘由,可是它分明是一种符咒,为的是给一家招财、招福、招子孙。这符咒本于「钉」字上的一语双关:「钉」同「丁」同音,而「丁」是男子、男丁之意。钉子(钉)既钉进了父母的棺材,人便以为这一家将来总有男丁(丁)来接续;而这五色的线既缠在钉上,那么财、旺、荣、寿与多子,也要永远属于这一家的子孙。)
〔注二三一〕(原注:见第一九二页。)
〔注二三二〕(原注:高延前引书第一卷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第五卷第七五〇页。又见丹尼斯《中国的民俗》第二十页。)
〔注二三三〕(原注:《郡县民俗》第三卷(奥克尼与设得兰)第二一六页。)
〔注二三四〕(原注:彭南特《苏格兰纪行》。又见布兰德《古俗》第二卷第二三三页。)
〔注二三五〕(原注:戈姆《早期乡村生活的民俗遗存》第一一六页。本人不能同意戈姆先生对这个迷信的解释。他把它同「原始的灶祭」连起来。中国这些相合之例看来他并不知道。)
〔注二三六〕(原注:中国方面见丹尼斯《中国的民俗》第四十八页、第九十至九十一页。)
〔注二三七〕(原注:见弗雷泽《金枝》第二版第三卷第三二四页以下。)
〔注二三八〕(原注:《郡县民俗》第三卷(奥克尼与设得兰)第二一六页。)
〔注二三九〕(原注:《民俗学报》第二卷第二八一页。)
〔注二四〇〕(原注:弗雷泽《金枝》第二版第三卷第二九四页以下。)
〔注二四一〕(原注:中国历书上每一天或吉、或凶、或平;极多的人若不先查一查算命的历书(每年新出一本)、或至少不先求一求庙里的签,便不肯动手做要紧的事。犹太人的安息日如今也被认为起于一个相似的迷信。)
〔注二四二〕(原注:可与爱尔兰与苏格兰的报丧女妖相比。)
〔注二四三〕(原注:一切恶鬼都被认为怕笤帚。见第一九〇页的注。)
〔注二四四〕(原注: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二部第五三二页。所指的那一句,原文是「旱魃为虐,如惔如焚」。)
〔注二四五〕(原注:此语见《康熙字典》「魃」字下所引。)
〔注二四六〕(原注:《论衡》佛尔克译本第一部第二四三页。)
〔注二四七〕(原注:前引书第五卷第五一六至五二〇页、第七六一页。关于作鸟形的人的幽灵,见第五卷第六三四页以下。关于欧洲所称的吸血鬼,见第五卷第七四七页以下。关于马来各邦吸血鬼与坟鬼之说的凭据,见斯基特《马来巫术》第一〇三页与第三二七页。)
〔注二四八〕(原注:《民俗学报》第二卷(一八八四年)第二八一页。)
〔注二四九〕(原注:《民俗》一九〇〇年九月号第二四三页。)
〔注二五〇〕(原注:布赖特迈尔载《民俗》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号第四三七页。)
第十三章儒教(上)
威海卫百姓的种种宗教观念与做法,前面讲别的题目时已经说到一些;不过帝国这一带所谓中国的三教(儒、道、佛)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对百姓宗教生活所贡献的多少,还须更彻底地查考一番。
《宁海志》里所引的一位作者说到本县的居民,道是其俗纯正,照他的说法,是「一遵邹鲁之教」——邹与鲁分别是孟子与孔子的故国。然而同孔子本人之受「祭」(倘可以这样称之〔注二五一〕)相关的那些礼,在中国千万百姓寻常的宗教行事里并没有位置;山东——今日包着上面所说那两个古国的省份——在这一点上同帝国任何别处一样。那些礼实际上只由治事的阶层以其官身行之;所以除了在城里,除了在知县与上级官员主持下于圣庙中行的春秋二祭,几乎找不出什么孔子本身崇拜的痕迹。因此这类礼在威海卫租界里是没有的,虽然在邻近的荣成、文登与宁海城里,它们是照一切正统的仪节行着的。不但同这位圣人的崇拜相连的那些繁缛的纪念或半宗教的典礼被认为只有官员才有资格举行,就是某些远为古老、而因孔子以其许可之意「传」之后世而被归入儒教名下的礼,大体上也是如此。譬如每两年一次的祭天地、祭社稷,以及春天在先农坛的祭。这些大典上的大祭司就是皇帝本人;而在京城以外的地方,这类礼也只能由他的代行者(就是「地方官」)来行。
然而不可以为在官场之外中国就没有儒教这回事。儒家关于立身行事的理想,关于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关系的教义,关于父母子女、朋友、邻人、生人彼此权利义务的看法,以及儒家对祭祖之礼的认可,这些在今日的中国都是强有力的、活着的力量。「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翟理斯博士说,「心里都带着儒教两个主要的特点:宗法制度与祭祖。」〔注二五二〕西方涌来的新光,无疑正在使中国人对那位他们祖先敬了两千多年的师长其人的传统态度有所改变;不过孔教的典礼纵然在将来某一天可能被正式废止、孔庙改作实业学堂,为中国着想,但愿还要过许多个世纪,儒教作为一股道德的力量、作为一个立身的指引,才从百姓的心上与脑里淡去。儒教并不是一套可以随某位得君之耳的显要政治家的意兴而立或废的规条;它已把自己同中国这株生命之树的根须缠在一处,而这株可敬的老树虽折了一两条枝,却还远没有到无望的朽坏——它的力气与生气,有许多正是得自儒教〔注二五三〕。
古时的师长里,大概没有一位比孔子在多数解说他、翻译他的人手里吃过更惨的亏。便是中国的注家也并非总能成功;那么欧洲的研究者——他们往往既缺一副齐全的汉学功夫,也缺一种能体贴地看进异族思路里去的本事,而尤其是满怀着一种极强的对「异教」与「异教」思想家的偏见——一再未能把儒家这一套整体、或这位夫子本人的人品,向他们的同国人交代清楚,也就不足为奇。
孔子,照他最近一位英译者所提醒我们的,是最开明的人之一,待任何题目都不带「先定之见」;可是那位至今仍被看作向英语世界阐发儒教的大家的英国人(理雅各博士),他整个的态度「却透着一个无所不包而要命的先定之见——即认定儒教在每一点上必定都逊于基督教」〔注二五四〕。
那么,在一个不但精通中文、因而不必靠译本、而且全然不带宗教偏见的欧洲研究者看来,儒教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
「孔子的道德教训,」刚才所引的那位作者说,「绝然是世上最纯粹、最不易被指为自私的……『为德而德』这句格言,纵非他以这样的字句说出,也分明是他伦常的基石、他自己一生事业的主轴……德若立在自身以外的任何根基上,在他看来便根本不是真义上的德,只是审慎、远虑或机巧的别名罢了。」〔注二五五〕
我在这段引文里给某几句话加了着重,缘故不久便明。众所周知,儒教与祭祖、以及佛教与道教,都曾在日本立定。儒教据说是我们纪元六世纪进入日本的,不过此后约一千年里它一直停滞不前,势力略逊于佛教。可是至少在最近三百年里,「那套发展了的儒家哲学,」一位论日本宗教的权威说〔注二五六〕,「一直是日本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的信条。」他后面又说到「儒家伦常之盛行,以及日本百姓对它的普遍接受」〔注二五七〕。自然,如格里菲斯博士所留心指出的,儒家这一套在它那新的岛国之家里起了若干变化,尤其是在着重对君上与主上的忠这一面;不过它仍旧是认得出来的儒教。维维安先生在一部极有意思的书里〔注二五八〕提到:「儒教是一套不可知论的伦常体系,日本受过教育的阶层奉行了几百年,其辉煌的成效如今正显露无遗。」他后面又引了在日本传教的杰弗里斯牧师一段极有分量、极要紧的话:「在这个民族中间住了七年之后,我愿把自己微末的见证记下来,为他们本族的德行作证……他们爱德是为德本身,不是出于怕罚或望赏。」世上还有哪一族能得比这更高的赞语?他接着说:「要使这个民族归入基督的信仰,是一个极错综、极令人困惑的难题;并不是因为他们太坏,而是因为他们太好。」〔注二五九〕
我把那些同前面所引翟林奈先生的话合看时格外有意思的句子加了着重。诚然,给日本人的这个赞语实在太高了:无论奉基督教的还是不奉的,没有一国当得起这样的赞。同时,多数欧洲人若要向一位从别的星球来的明白访客证明奉基督教的各国大体上比日本百姓更有德,大概也不是容易的差事。那位欧洲的辩护人自然要着重日本人在商业道德上据说的弱处,而且也许极有理由。不过并没有确实的理由可以认定:日本人没有基督教便不能、也不会在这一点上改过;无论如何,商业上的不道德在儒家伦常里所得的开脱,并不比在基督教伦常里更多〔注二六〇〕。
可是日本不是中国;那位诧异的欧洲人要叫起来:儒教若是这样好的东西,中国怎么会处在衰颓之中、中国的官怎么会贪、百姓怎么会被鸦片泡透、这个国家怎么会在几百年的懒散停滞之后才刚刚开始对西洋文明与近世科学生出兴味?中国、或者至少中国百姓的实情,大概并不像有时所信的那样腐烂,虽然眼下前头确有严重的政治与社会的危险。不过把这一点撇开、并且承认改革来得一天也不算早,让我们看一看中国眼下这情形可以归到哪一两个最明显的缘故上去。许多个世纪里,中国在自己那一片地球上称尊称得太容易,以至于奋发的生活于她成了不必要的。相争是自然之法;可是由于特别的境遇,中国作为一国在很大程度上暂时被免于这一法之外〔注二六一〕。她沉入了不作为,因为她不像欧洲各大国那样必须不断把自己的心智在邻国的心智上磨快,或是永远从事于那桩西西弗斯式的苦工——调整「列强的均势」。近世欧洲各国可曾充分明白:他们的进步、文明、乃至他们那些机械上的发明,在何等程度上得自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彼此在一场多少算得势均力敌的生存之争里相角,而其中没有一个曾成功地把余下的全数压服?倘若在印度支那半岛、在印度本土、在西藏与蒙古的原野与山岭、在朝鲜、在中古的日本,都立起了强盛而统一的非中国的王国——那些王国能同中国在大致相当的条件下相抗,能自卫而挡住她的进攻,却又不足以压倒她——那么还能当真以为中国今日会是政治腐败、不习武事而不思进取的么?
那不幸的大海雀不再用它的翅膀——也许是出于一种要命的嗜鱼之癖——于是招来了那不可通融的造化为凡不肯使用她所赋的能力的生灵所备的惩罚。中国多少也是这样:她要命地被从竞争那股使人振作的推力里放脱出来,看来已失去了那些能力与品质的用处,而多少年前正是它们把她送上了亚洲世界的顶端。不过中国不像大海雀,她还没有绝种,而绝种也多半不会是她的命数。再举一个全然不同的比方:难道不是有许多精力充沛而得意的生意人,只因电话铃不断地响,才没有屈从于那逐渐上身的午睡之习么?多少年来,中国凡要睡便能睡得不被扰动——而且不得不承认,她看来需要睡得又久又多。那电话铃如今已经响了一阵子;她起初置之不理,或者那铃声只给她的梦添了点颜色、有时把梦变成了噩梦;可是如今她起来了,也许是慢慢地、不情愿地起来的,把听筒放到耳朵上。她把送给她的那些话记下了,而且开始懂得它们;而她所明白的事情里有一件是:午睡于她已成了过去的乐事。
中国倘以为、或被欧洲劝得相信:她在世上列强之间落后的地位是儒教之故,那么她便大大地冤了她一位最伟大的儿子的名声,而冤自己更深〔注二六二〕。这同把十字军的不义与残暴、把欧洲在异端身上所行的可怕酷虐、或是把售「赦罪」与贩圣徒遗物以及「真十字架」碎片这类僧道的弊端,归咎于那位最慈和、最怜人的基督教创立者,是一样讲得通的;实在说,后者或许还更讲得通些,因为中古的教皇与僧侣至少自称是奉他们的主之名而行,而中国的官职之买卖、中国的官吏之受贿索例、以及这个国家水陆防务之被任其废弛,却都不是奉孔子之名而行的。如今欧洲还有谁以为:基督若在中古回到人世,他会在那些宗教裁判长旁边就座、同他们一起判无辜的男女「上拶指与火刑柱,以荣耀主」?或者以为他若在一六四六年出现于英格兰,会支持那条法令——那条把否认当时英国教会所认为要紧的任何一条教义定为死罪的法令?
一二〇九年,一位教皇使节在对阿尔比派的一场胜仗之后这样写给英诺森三世:「我军不分男女老幼,杀以刀剑者近二万;在挫敌一事上建了辉煌的功业;全城被洗劫焚毁,乃神意之报复,其烈可异。」一位教皇或许把这位教会的勇将抱在怀里;可是那位拿撒勒的木匠会以「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句迎接之辞,去招呼这个剑上淋着人血的怪物么?我们既尽可以不肯把欧洲连续几百年里奉基督教之名所行的可怕罪恶的丝毫责任加在耶稣身上,那么我们在把中国百姓与他们政府的过失与祸难全部、乃至部分归到他们对孔子教训的信奉上去之前,先踌躇一下,岂不也是得体的么?
我曾听一位心地仁厚的英国人说:中国一切的过失他都可以原谅,只除了在公堂与牢里刑讯犯人这一样。中国的刑讯——它正极慢地趋于废绝——自然叫欧洲人骇然;可是孔子在哪里许过刑讯?而且说到底,中国的罪过只在于这一点:她废止刑讯之法不像西欧与美洲各国那样早。那些曾向中国人指出容许刑讯是何等大罪的传教士与别人,也许有时漏了一句话没有说:我们自己变得这样慈悯、以至于禁掉这个做法,也只是比较晚近的事。欧洲每一国为异端所设的那些可恶的刑罚姑且不提,总该记得:都铎诸朝的英格兰刑讯是不断施行的〔注二六三〕,斯图亚特朝也是如此。在苏格兰,它长久以来是刑事程序被公认的一部分,直到十八世纪才在那个国家最终废除〔注二六四〕。而那位名字印在我们英文圣经头一页上的至高至尊的君王,在一桩可记的案子里曾指示必要时施以「最严」的刑讯,并虔敬地表示愿全能者「使这桩好工作顺利」。
欧洲的著作家既要证明「儒教在每一点上必定都逊于基督教」这个主张不错,一旦面对孔子所教的那样高尚的伦常体系,自然被逼着要把中国经典里凡看去能显出这位中国圣人道德上有所不足的段落尽量利用。正如一个仇外的中国人评论基督教时,可以利用《旧约》里某些章句来表明基督教的神既不公道也不慈悯、利用《新约》里某些章句来表明那位拿撒勒的耶稣也同他那时代一样迷信、有时也不能自持,欧洲阐释儒教的人也抓住儒家经里寥寥几段,来向自己证明中国这位大圣人并不总说真话。那样的段落共有三处。其一说:有一位勇士因不自夸而被夫子称许,因为他虽在撤退中高贵地殿后,却说:「不是我有勇,是我的马跑不快。」〔注二六五〕勇既确实是他如此行的缘由,理雅各教授与同他一个看法的人便以为:这人对自己所为的解说是不实之词,而孔子称许他便是容了一个谎。考虑到孔子就此事所说的只是这人不夸,那么除了假作虔诚的学究,我们大概很少有人会说这位圣人或他这位英雄犯了什么有亏体面的事或话。
另一处有名的段落里记着:「有人想见孔子,去拜他。孔子不愿见,便叫人说自己病了。传话的仆人走到门口时,孔子取过乐器高声弹唱,有意让来客听见、知道他其实没有病。」〔注二六六〕有意思的是:理雅各教授引这个小故事作孔子不诚的凭据时,却漏了后半段不引〔注二六七〕;然而便是最粗心的读者也该看得出:这故事之所以被存在儒家经里,全只为那句关于音乐的话。它非但不能证明孔子会说谎,倒足以表明:便在日常交际的小节上,孔子的天性也高于「交际场」里那些一向无疑不断被人施行的小小「善意的谎」与遮掩。大概在他那时同在我们这时一样,对一位不受欢迎的来客推说身体不适或不在家,被认为比送他一句直截的「不要你,走吧」更有礼。不过孔子要让来客明明白白知道「病了」只是交际上的托词、并不是要骗他(而谎必定是要骗人的),便取过乐器在来客听得见处弹起来。
这一段非但不能证明孔子对真实看得不足,倒要使许多人觉得它显出:不实与不诚于孔子的天性是可厌的;而那位记下这桩事的门人所要传达的,无疑正是这个印象。
据说孔子使自己落到理雅各教授所谓「能加在他身上的最严重的指控,即不诚之控」的,只有孤零零三次,上面已说了两次。第三次所记的事要严重得多,值得细看。故事说:孔子往一处叫「卫」的地方去时,被该国一个叛乱的盗首拿住;那人要他起誓放弃原定往卫之行,才肯放他。孔子起了誓,获释之后便当即接着往那个他已誓言要避开的地方去。有一位门人问他失信是否正当,孔子答道:「要盟也,神不听。」关于这里所含的道德问题,道格拉斯爵士以为那是「辨析道德疑义者的一道好题目」,不过他表示相信:多数人「不会认为孔子为这件事大可责备,因为那至多不过是对诚实的一个错认」〔注二六八〕。另一方面,我们许多人也要同样坚信:这故事若是真的,那么孔子的品格上就有一个难看的污点。他若明知故犯地背了自己的话——照这故事所示——那么他便不是个有体面的人〔注二六九〕。
法国的老谚说:「好血统不会说谎。」他那样的人,不会有柏克以动人之辞所称的「那一种体面上的洁癖,受一点污就像受一处伤」。然而从别处来的凭据都压倒性地表明:孔子是个有体面的人——是个把真实与诚信看得极可贵的人。他的教训与行事,就我们所知的而论——除了这一桩之外——都确凿地证明:他对真实与体面的着重,几乎过于任何别的品质。「主忠信,」他说,「以此为先。」〔注二七〇〕他一位英国注家说:「他申说这一条时的那份郑重,同一句训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是他教训里极值得钦佩的一点。」〔注二七一〕
那么这个失信的离奇故事该怎样解说呢?大概只消一句简单的话:这故事不是真的。这桩事在公认的儒家经典里并没有位置;照翟理斯教授所说,它「出在一部公认为伪的书里」〔注二七二〕——就是《家语》,而《家语》今日的本子据信成于公元三世纪。此外唯一的根据是大史家司马迁。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司马迁晚他足足四百年。那些既信这故事、又想保全孔子名声的人无疑可以争说:当时真实的标准极低,孔子背誓只是照那时代通行的做法行事罢了。可是我们全无理由认为那标准比今日基督教世界里的更低;而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位作者记下这样一件要紧的事实:这故事倘有一点是真的,它本身就清清楚楚证明那时体面的标准高得出奇。那位叛首若不曾料到孔子会守誓,便不会给孔子一个起誓的选择;而这份料想既然存在,那么便在那遥远的日子里,它也必定是立在「君子一言抵得一纸契」这个信念上的。所以我们若信这故事,就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孔子在道德上并不像人本会以为的那样胜过同时代的人,反而远远不如他们——而这个结论显然是荒唐的。听过那些经籍的凭据之后还以为孔子是个会明知故犯地背弃自己话的人,这几乎同以为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丁尼生称他为「真君子,心、血、骨皆然」)会行不体面之事、或以为那位骑士之雄菲利普·锡德尼爵士会说谎一样讲不通。
我不敢指望这几句话能在那些为传教之故而要使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圣人是个大罪人的人心里,重新立起孔子爱真理的名声。那些人无疑无论如何还要坚持:中国人这一族是不诚实的;而这不诚实无论是不是孔子留给他们的遗产,总是只有基督教能拔除的一桩恶习。中国人不诚实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考虑过〔注二七三〕,这里只须说几句话。
凡相信中国人的不诚实(姑且认它存在)出于他们的「异教」、并相信真实是基督教所特有或独有的德行的人,要证明自己这看法不错,恐怕有些难处。「我们在圣经里有凭据,」赫伯特·斯宾塞说,「可见除了那种构成作假见证、有害于邻人的谎之外,希伯来人中间对说谎并没有多少责斥。」〔注二七四〕他接着极正当地承认:在希伯来先知的书里、在《新约》某些部分里,说谎是被严责的。传教士常说:中国人非到成为奉基督教的民族,决不会成为诚实的民族。倘若真实在基督教出现以前是一桩无人知道的德行,那么人或许无从质疑这句话的确切。可是公元前四世纪写书的希罗多德,关于他那时代的波斯人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教育儿女,自五岁起到二十岁,只教三件事:骑马、射箭与说真话……而在他们看来最可耻的事就是说谎。」〔注二七五〕
还有:我们若有机会,岂不是多数人都会像信一位大主教的话那样十足地信苏格拉底的话么?真实若是基督教所特有的德行,那么在墨洛温时代,「统治者所起的誓,便是手按祭坛所起的,也当即被破」〔注二七六〕,这又是怎么回事?而对那据说是耶稣会的「目的使手段正当」之说、或《教令集》里那条不道德的教条(那条当然同孔子所谓关于被迫之誓的说法一样坏),我们又该说什么呢?那条教条是:「凡违教会之利而发的誓不足为凭。」
今日南印度有些非基督教的民族,有人说他们的特点是「全然诚实。他们不懂怎样说谎」;中印度某些土著被形容为「最诚实的生灵」〔注二七七〕。不过这个名单尽可以无限地列下去。世上有许多族把真实看得至尊,也有同样多的族仿佛把一个会说谎的能手当作特别精明的人。实在很少有理由相信真实是基督徒的专利、或者「异教徒」必定是说谎的人〔注二七八〕。
寻常的英国人或美国人并不总觉得自己那些虔信的相识是最诚实的〔注二七九〕;实在说,许多情形下他宁愿信一个从教会的眼光看是出名的罪人、而同时恰好是个有体面的人的话。自然,要宣称一个说谎的基督徒不能算真基督徒是容易的。要断言一个说谎的中国人不能算真儒者,也同样容易、同样在理。
威海卫同中国别处乡间一样,孔子的影响不见于庙宇与宗教或纪念的典礼,而见于百姓的风俗、礼节与品性;那么要描述帝国这个角落的儒教,就势必要把前面各页里已经详述过的许多东西再说一遍。不过儒教有一个方面,至今所讲的还不及它所应得的详尽,而它构成百姓宗教生活里远为最要紧的成分。这就是祭祖。
在欧洲,大概有一种流行的倾向(尽管有赫伯特·斯宾塞的学说),把祭祖看作远东所独有、而在西方宗教的思想与做法里无可比并的东西;可是研究比较宗教的人都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古埃及人有过祭祖、或极近于祭祖的事,从他们为保存亡者之身所采的那些非常手段就可以推想;不过我们从别的凭据也知道,祖先的鬼魂是照例以敬意与祭献相待的。人把饼与别的东西献给埃及人所谓的「卡」,正如今日中国人献给亡者之灵;而且同在中国一样,祭礼之日也成了家族聚会与欢宴之时〔注二八〇〕。埃及在久远的岁月里经过了几次宗教上的大变,可是在埃及的伊斯兰教徒与科普特人中间,祭祖的痕迹至今还有。眼下所有的凭据还不足以使我们断言巴比伦也行过这种祭,不过至少英雄与显赫的人被神化而受敬,看来是确实的。关于早期的以色列人,疑问就少些。「无从避开这样一个结论,」奥克斯福德牧师说〔注二八一〕,「即耶和华信仰以前的崇拜就是祭祖。」他指出:「父亲临终之祝被看得极重、而诅咒又引起极大的惧怕(《士师记》第十七章第二节),都是古代祭祖之礼的遗迹。」
同一种祭在希腊与罗马的要紧,几乎无从夸大。在希腊,宙斯本身就其一面而论被看作「祖神」。「古罗马宗教的中心,」格兰特·艾伦说〔注二八二〕,「显然是家;家中的鬼魂或家神是最受敬的神。」在那「黑暗大陆」各处,祭祖是通行的宗教。「再没有哪里,」马克斯·缪勒说,「对祖先之灵的信与祭传得像在非洲这样广。」〔注二八三〕它在中国以外许多东方国家存在过、至今仍存在,这也不必多说。它深嵌在印度教里,在日本则接到了神道上去〔注二八四〕。
对欧洲人也许更有意思的是:祭祖在基督教以前的日子里曾存在于古日耳曼的林中。「我们早期的条顿祖先,」约克·鲍威尔先生说,「祭亡者,把已故的祖先当神看待。」〔注二八五〕不过旧俗、尤其是宗教的旧俗,是极难死的;所以我们见到这样的事也不必诧异:正如古埃及人的伊西斯与荷鲁斯成了今日意大利人的圣母与圣婴〔注二八六〕,我们条顿祖先的祭祖也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变成了对亡者的郑重纪念、以及为「信而去世者」之魂所做的弥撒。实在说,这番变化在有些地方至今还算不得完全。
「虽然十足的祭祖,」泰勒博士说,「在近世基督教世界里并不行用,可是便在它的界内,至今还留着一种显明的对亡者之祭。一大群圣徒,他们本是男人女人,如今却成了一等次一级的神,在人事上活动,又从人那里受着敬意与祷告,因而严格说正合于『鬼魂』的界说。这种基督教的亡者之祭,在原理上属于更古的鬼魂崇拜,只是在欧洲宗教的递变之中被改用来应另一种用途了。」〔注二八七〕
看来至少在基督教世界的一处,实在的祭祖还未绝迹。据说在俄国落后的地方,至今「人求亡者以所献的祭为报,护佑并养育这一家与庄稼。『你们这些久已去世的灵啊,好生护佑我们,保全我们。不要叫我们中间有残废的。不要降瘟疫在我们身上。使谷、酒与食物在我们这里丰盛。』」〔注二八八〕显然,祭祖若是拜偶像,那么欧洲便在这二十世纪里也并非没有它的偶像之拜。
众所周知,祭祖之礼得了孔子的认可,虽然孔子本人并不自称是神学家、也不自称在灵的事上能以权威说话。奇的是:孔子在这些事上的缄默,竟被基督教传教士挑出来作为特别责难的题目。理雅各教授引了孔子关于不可见的世界的几句话之后,问他何以不「把自己对这样一个有趣的题目的真实想法爽快说出」〔注二八九〕,又叫道:「这断不是一位圣人该有的教诲。」他在别处自己解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断定孔子不是圣人〔注二九〇〕。可惜他并没有给「圣人」这个词下界说,不过他似乎言下之意是:这个词只配用在一位基督教的师长身上。他大概不很领会贺拉斯那句话的分量:「在阿伽门农之前也有勇士活过。」
密迪乐说:每一个一贯的儒者都该是个十足的无神论者;不过他大概是按许多年前错加于这个词的意思用它〔注二九一〕,那时「无神论者」这个名目被加在一切不在基督教羊圈之内的人身上。照那个意思,孔子是个无神论者;而既然他活在基督降生之前五百年,显然他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明恩溥先生说儒家学者的大多数「彻头彻尾是不可知论的、无神论的」〔注二九二〕;不过这两个词若用得不错,便难以看出他们怎能同时是这两样。格里菲斯先生以为「极有可能」孔子「在社会与政治的本分上着重得不必要地多,而对该献给上帝的敬意或许不够有兴味。他实际上把人对神那一面的本分置之不理了」〔注二九三〕。孔子大概要说:人若把对人那一面的本分全然充分地尽了,便不必怕自己疏忽了对神那一面。格里菲斯接着把儒教比作一个长着小孩脑袋的巨人,因为它在道德与礼仪那一面相对于灵性的发育而言是过大的。在一个不带成见的人看来,这总该是明白的:孔子对那些他从不自称知道什么的题目不去立法,决不该受什么责备。人在这个星球上已存在了几万年;倘若像许多西方民族所持的,神只在十九个世纪以前显示了自己,那么责怪一位诚实的哲人不知道那些在往昔无数岁月里被当作秘密藏在天上的档案里、而且还要再隐藏五百年的事实,便是荒唐的。我们有些人或许倾向于这样的意见:那个大秘密至今还是秘密。「我们生来是为探求真理的,」明智的蒙田说,「据有真理属于一个更大的力量。」不过姑且为辩论之便假定:真理、或真理的某一面,在十九个世纪以前由一个神圣之力以神迹的作为进到了人的知识里;那也不能怪孔子没有早五百年从天上得着它。那正如可以怪圣保罗没有先知哥白尼与伽利略的天文发现、怪圣奥古斯丁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处置近世妇女选举权的难题、或者怪基督教的创立者本人没有讲解汽车与飞机的机巧一样。据说普罗米修斯未得神许而从天上夺得了一个可贵的秘密;可是普罗米修斯是提坦神,而孔子从不自称是个谦抑的人以外的什么。
人在口头与笔下论孔子及其宗教见解时,所用的措辞往往是这样的:要么使人以为他该为自己知识的不足负责,要么使人以为他其实一直知道神与别的灵的事,却存心而可恶地把这知识藏在袖子里。想必正为这个缘故,有些传教士觉得自己有一桩痛苦的本分,要向中国人(他们正设法使这些人信一位慈悯而仁爱的神)说明:孔子如今正在地狱里受煎熬〔注二九四〕。他们尽可以再添一句:好的中国基督徒可以盼着那欢喜的一天——他们从天上的住处望见本民族的圣人正受着为他所定的地底的酷刑;因为那位德尔图良不是曾(也许出于讥讽或嘲弄之意)宣称〔注二九五〕有福之人到了天上,其乐事之一便是观看那些被定罪者所受的苦刑么〔注二九六〕?幸而这一类的偏执与不容,(一半要归功于世俗的压力)正迅速从基督教的辩护之辞里消失;不过那个对孔子的指控——说他在灵的事上的见解不但不健全,而且有亏于他自己与追随他教训的人——在传教的营里至今还偶尔听得见。
略看一看那些见解究竟是什么,大概是值得的。它们并没有什么连贯的形式;人所能做的,只是在这里那里拾些片言,尽力把它们拼起来。须记着:孔子似乎极少主动就灵的事发什么议论;他不自称在这类题目上是权威,只在人直接问他时才说点什么。他的态度不妨同穆罕默德相比:穆罕默德听见门人争论命与运时,曾加以申斥。他教人说,这类事超出人的一切知识之外。倘若容我把孔子偶尔就灵的题目所说的话拟成一篇连贯的话,那么它大概是这样的:
「你们不必问我神灵的事或墓外的世界,因为我实在不能告诉你们什么。你们问我死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想等我们把生所提出的难题解开了,再去思量死的难题,时候也还够早;而要解开那些,还得好久〔注二九七〕。你们问我事奉亡者的事。先确实地把凡事奉活人所能做的都做到,然后你们若愿意,再去思量我们祖传的事奉亡灵之法该不该有所改动。你们问亡者对我们所献的祭有没有知觉、或者他们对我们为他们所做的全然无知无觉。我怎么答你们呢?我若告诉你们亡者是有知觉的,你们便可能把家产耗在丧事与祭祀上,从而疏忽活人去奉承死人。反过来,我若告诉你们亡者是无知无觉的,孝道便可能衰减,儿子们开始把父母的身子撂着不管不葬。不要求知亡者究竟有无知觉。他们若有,有一天你们自会知道;眼下且研究你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不必怕会把它的知识之藏取尽:这世界要知道的多得很。我把自己对死与灵的私见给你们,又有什么用?你们、或者那些不及你们明白的人,可能把我的意见当作真理的确切之论;而那些意见若恰是错的,人便极有理由指我传播谬误。向亡者之灵献祭是我们这一族的风俗,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的旧俗、是该维持下去的,因为纵然并没有什么灵来受我们的致敬,这个做法本身也是无害的,而且有助于养成对尊长与在上位者的敬意。所以我对你们说:把你们素来所习的那些郑重的祭行下去;行的时候,敬那些灵如在〔注二九八〕,可是不要蠢到想同它们亲昵往来。我们同灵的世界之间那道深渊不是我们造的,(就我们所知)我们也无权去设法跨过那道深渊。神——倘若有神——知道那深渊何以在那里;神若愿意,能把它架起桥来。
「我给你们的劝告是这样:对你们所欠于同人的事奉要热心;待他们如你们愿他们待你们。不要骄傲到不肯承认自己错了、或承认自己『不知道』。见义不为是怯懦。被人误解不要怨;倒要怨你自己误解了别人。择你亲近的伴侣,只择那些德行至少同你相当的。说话行事要诚要真。对自己要真,对邻人要厚。那些孝道与祭祀之礼是你父辈传给你的,便是你对所祭之物的性质、乃至它究竟存在不存在有所怀疑,也要把它们行下去;诚实的怀疑并没有什么可羞,可是不要让怀疑妨碍你的本分。不要因为你懂得并行着那些传下来的礼,就被引着以为自己同灵的世界有了亲密的交情;待那些不可见之力要极其敬重,可是要同它们保持距离。只要你对人所欠的本分一样也不疏忽,便不必怕神会判你疏忽了天上的事。」
诚然,孔子有几句话被记了下来,看去表明他对神、或至少对一些比人更大更好的灵的存在有一种信念——不论那信念何等不确定。譬如据说他曾说人不知他,又傲然添道:「知我者其天乎!」还有他答子路问祷的那句有名的话:「丘之祷久矣。」〔注二九九〕有些英国的译者倾向于以为:照这句话,孔子当真向一个不可见之力献过祷。可是就人所知的孔子一生与教训、以及这一段本身的上下文看来,这是极不可能的;而且孔子若只是指寻常意义上的祷告,这句话大半的美与庄严也就失掉了。照他一位英国编者所说,「他整个的一生就是一篇长长的祷」〔注三〇〇〕——而那是在一种狭隘的宗教学究大概不懂、也不能懂的意义上说的。这叫人想起那位风景画家:他在威尔士一个美丽村子里礼拜日作画,惹得虔信的村人大为骇异。「怎么,」本地的牧师责备地问,「我们至今还不曾在神的殿里见过你?」「我倒不知道,」那画家静静地答道,「我什么时候出过神的殿。」我们中间凡能敬重这个回答的人,也就能敬重孔子所说的那一句:「丘之祷久矣。」
〔注二五一〕(原注:大概仍有必要说明:尽管诏旨加给孔子许多尊号(譬如那道赐他「与天地同」的诏),孔子并不是作为一位神而受拜的。这一点理雅各教授晚年也坦然承认了。「我从前以为,」他说,「孔子在这典礼上所受的是宗教的崇拜,并曾斥责它。可是我错了。他所受的是感恩的致敬,不是崇奉的敬拜。」见《世界的宗教制度》第八版第七十二页「中国的宗教」一篇。)
〔注二五二〕(原注:《世界的大宗教·儒教》第二十八至二十九页。哈珀兄弟书局,一九〇一年。)
〔注二五三〕(原注:许多传教士持极不同的看法。也许他们对、而本章所表的意见错——我赶紧声明:我决无意独断。无论如何,我总不能不以为:传教士向他们所要劝化的这个自负而古老的民族暗示其帝国将要解体、又把基督教当作他们丧失国族与祖先所珍视的一切的安慰递给他们时,并没有恭敬而得体地体察过这个民族的感受。「失序,」理雅各博士说,「将要愈益毁灭它〔中国〕;然而这个民族仍有指望……只要他们肯把目光从他们一切古代的圣人身上移开,转向那一位——他连同他们古代国家的解体一起,把对他自己、这唯一活着的真神、以及他所遣来的耶稣基督的认识送给他们。」中国的治者对一个外来的宗教——其神意欲送给他们「他们古代国家的解体」,无论这苦药被裹上多甜的糖衣——侧目而视,还值得奇怪么?也许至今还有传教士会赞同这几句非常的话;可是幸而也有在俗之人,对理雅各博士劝中国人弃之的那些「古代圣人」持全然不同的看法。「在人类的历史上,」翟林奈先生论孔子说,「大概从没有一个人对后世发生过这样巨大的向善的影响。」(《孔子语录》第一一八页。)然而这正是我们邀中国人「移开目光」不看的圣人之一!)
〔注二五四〕(原注:见翟林奈先生为他所译《孔子语录》作的序,第十二页。)
〔注二五五〕(原注:前引书第二十六页。)
〔注二五六〕(原注:格里菲斯博士《日本的宗教》第四版第一〇八页。)
〔注二五七〕(原注:前引书第一一〇页。)
〔注二五八〕(原注:《教会与近世思想》第二版第三十八页。)
〔注二五九〕(原注:前引书第三九八至三九九页。人极想问一句:「那么何不听其自然?」)
〔注二六〇〕(原注:翟理斯教授在近来一部书里说:「日本百姓道德之高,无可置疑地须归于儒教的训诫与对它的切实奉行;正是这份高尚,使他们得以在世上各大国之间占一个体面的位子。」见《华事杂考》第二〇二页。)
〔注二六一〕(原注:「唯有凭着相争,最适者才能被选出来;因为唯有凭着相争,他们才得着机会显出那些使他们成为最适者的生理与心理的品质。而事实上,相争正是自然之法。说进步是凭着血而成就的,并非夸张,也不只是一句比喻。」——查特顿·希尔《社会学中的遗传与选择》,布莱克书局,一九〇七年,第三五五页。)
〔注二六二〕(原注:「我们以为孔子割断了一切真进步的主根,因而中国发育停滞,他要负很大的责任。」(格里菲斯《日本的宗教》第四版第一〇四至一〇五页。)又见伯纳德先生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在索尔兹伯里座堂所作的几场讲演。他说:「如今我们对孔子的事业与体系已经看了一遍,我想请各位注意从它的结果所得的一个实际推论。那结果就是今日中国社会的情状,其中仁厚与残酷、勤勉与欺诈、家庭的美德与不洁奇异地混在一处。而那推论是:一套高尚的伦常体系若没有宗教,价值是极小的;因为《论语》从头到尾并没有宗教。」(着重是我加的。)照这话看,人几乎要以为在奉基督教的英格兰并没有残酷、没有欺诈、没有不洁。一个中国人若到英格兰去宣称该国的恶习是基督教的结果,大概要被诅为可恶的渎神者、被赶出那片土地;那么西洋各国若见中国人对那些用语气显然自然地会使世人以为中国所遇见的残酷、欺诈与不洁是儒教的结果的外国人感到愤慨,又何必诧异!作为伯纳德先生(我想他从未到过中国)那番断语的对照,我引一位以中国与中国人为终身研究的人的意见:「基督徒最赞赏的那几桩首要之德,儒家经典里都充分地申说了;而对这些德行的普遍践行,确实不低于外国各族所显出的平均水准。」(《世界的宗教》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页,翟理斯教授「儒教」一篇。))
〔注二六三〕(原注:哈勒姆说:「伊丽莎白朝后期,伦敦塔里的拉架难得有闲着的时候。」)
〔注二六四〕(原注:凭安妮女王第七年所通过的一条法令。)
〔注二六五〕(原注:翟林奈先生所译《论语》第六篇第十三章。)
〔注二六六〕(原注:辜鸿铭先生所译《论语》第十七篇第二十章。)
〔注二六七〕(原注: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版第一卷第一〇〇页。)
〔注二六八〕(原注:道格拉斯爵士《儒教与道教》第五版第一四六页。)
〔注二六九〕(原注:蒙田必定也是这个看法。极贴切的一段见《随笔》第三卷第一章。)
〔注二七〇〕(原注:这是理雅各所译《论语》第一篇第八章。此义在第九篇第二十四章里重述。又可参看《论语》第二篇第二十二章以及这部与别的儒家书里许多段落。)
〔注二七一〕(原注:道格拉斯爵士前引书第一一四页。)
〔注二七二〕(原注:《世界的大宗教》中「儒教」一篇第二十六页。又见翟理斯教授《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八页,以及伟烈亚力《汉籍解题》一九〇二年版第八十二页。)
〔注二七三〕(原注:见第一〇八页以下。)
〔注二七四〕(原注:《伦理学原理》第一卷第四〇二页。赫伯特·斯宾塞接着提到《列王纪上》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九节、《创世记》第二十六章第十二节,又提到雅各与以扫那件事,以及「耶利米照王的授意说谎」那一回。奥克斯福德牧师论古犹太教时提醒我们说:「耶和华在亚伯拉罕与以撒说了谎之后仍护佑他们,而罚那无辜的外邦人。」《世界的宗教制度》第八版第六十页。)
〔注二七五〕(原注:《希罗多德》麦考莱译本第一卷第六十九至七十页。)
〔注二七六〕(原注:赫伯特·斯宾塞前引书第一卷第四〇三至四〇四页。)
〔注二七七〕(原注:两例均由赫伯特·斯宾塞所引,前引书第四〇五页。那位哲人主张:「正是专制之治的有无,导致说谎之风或真实之风的盛行。」)
〔注二七八〕(原注:理雅各教授显然以为真实只属于基督徒。他说,爱真理之心只有凭着「对一位真实之神活的认识,以及天启宗教的一切约束」才维持得住、说谎才会被羞愧地避开。(《中国经典》第一卷第一〇一页。)理雅各所谓「天启宗教」自然是指基督教。人很想知道,他对我们这时代许多非基督教民族、或像古波斯人那样的人中间的诚实,会怎样解释。关于后者,他大概会以否认一个希腊人(尤其是一个被称为「谎言之父」的希腊人)有资格评断诚实来解决!丁韪良教授在《中国的学问》第一七七页里说:孔子的著作(想必他是指他被记下的话)「满是对德行的称赞,却找不出一行劝人求真理的」。这是一句惊人的误说,但愿它是出于一时失检。第三位传教士卫三畏博士关于中国百姓的品性与道德所说的话,不公道到几乎读不下去(《中国总论》第一卷第八三三至八三六页,一八八三年版)。达文波特先生在他《中国内情》(费希尔·昂温书局,一九〇四年)里引了一九〇三年二月《中国的千万人》(一份传教刊物)上所载的一封传教士的信:「在中国传教的人要抵挡的恶何其之多!……中国每天失丧的灵魂,确实比世上任何国家都多……圣经宣告:说谎的与拜偶像的都不能进天国,而这成千上万的人都是拜偶像的、说谎的;因此在失丧者中间、在那些走向永死的人中间,中国人的数目必定多于世上任何一族……因为他们虽然都是说谎的、拜偶像的,却是最勤勉的民族,才智又足以同欧美各大学最高的奖学金相争……我们全心感谢神:如今浙江有这么多不同的新教差会在做工,每一个都有敬虔、热切而忠信的人作代表。」难怪达文波特先生引了这段惊人的滥调之后说:「对这『说谎的民族』中间如今有这么多『敬虔、热切而忠信的』外国传教士而向神称谢,这极使我们想起法利赛人与税吏那个比喻。」想到写这封信的那一类传教士至今还在中国做「劝化异教徒」的工作,实在可悯。但愿有一天,那些慷慨地以金钱与劳力支持海外传教的人,会觉得自己有理由坚持:派到传教之地去的须是有教养的君子,别的人不派。幸而各差会董事会如今在为中国挑选传教士上看来比从前谨慎得多了;可是已经造成的损害,他们又怎么挽回呢?)
〔注二七九〕(原注:「有个自以为虔诚的高地人,据说这样说起一位相识:『唐纳德是个无赖、是个骗子、是个恶棍、是个说谎的;不过他是个好人、是个虔诚的人。』唐纳德大概是『守安息日——凡他下得了手的东西也一并守住』。」——里奇《天赋权利》第二版第一九〇页。)
〔注二八〇〕(原注:埃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合之处大概并不很多、也不很有教益;所以不妨提一个虽无疑出于偶然、却不无意思的例子。银河在埃及叫作「天上的尼罗河」;在中国则名「天河」。中国这个「河」字在此处或许译作「黄河」才对;因为「河」字单用而不加别的字时,所指的就是黄河(中国古代多数都城都在黄河两岸附近)。「天上的尼罗河」与「天上的黄河」这两个说法,不妨同英格兰一个旧日的银河之名——「沃特林街」——相比。(见兰《风俗与神话》一九〇一年版第一二二页。))
〔注二八一〕(原注:见《世界的宗教制度》(索南沙因书局第八版)论犹太教一篇,第五十六页。)
〔注二八二〕(原注:《神之观念的演化》第三六九至三七〇页。又见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一二〇页;古朗士《古代城邦》;以及格洛弗《早期罗马帝国的宗教冲突》第十四至十五页。)
〔注二八三〕(原注:《最后的论文集》第二辑一九〇一年版第四十五页。)
〔注二八四〕(原注:祭祖曾被称作「神道的根基与主要特征」(吴氏载《世界的宗教制度》第八版第九十九页);不过这虽是一位有学问的日本人的话,仍不妨指出:阿斯顿博士——欧洲在这题目上最好的权威之一——对神道(就其最早的形态而言)同祭祖的关系持略不同的看法。「较古的神道的一切大神,」他说,「都不是人神而是自然神。」(《神道》第九页。))
〔注二八五〕(原注:《世界的宗教制度》第八版「条顿的异教」一篇,第二七九页。)
〔注二八六〕(原注:见格洛弗《早期罗马帝国的宗教冲突》第二十三页。又见科尼比尔那部极好的书《神话、巫术与道德》;他在书里说:「颂伊西斯的拉丁赞诗,似乎几乎未加改动就被挪用于玛利亚;而且我见过伊西斯的像被立在基督教堂里当作圣母的像」(第二三〇页)。他还指出:在小亚细亚,「圣母取了库柏勒与阿尔忒弥斯的位子」。)
〔注二八七〕(原注:《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一二〇页以下。又见第一卷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那里提到英格兰为亡者所行祭礼的遗迹。关于古罗马的亡者之宴怎样渐渐变成基督教殉道者的节日,见格洛弗《早期罗马帝国的宗教冲突》第十五至十六页。)
〔注二八八〕(原注:法内尔博士载《希伯特学刊》一九〇九年一月号第四二六页。)
〔注二八九〕(原注:《中国经典》第一卷第二版第一〇〇页。)
〔注二九〇〕(原注:前引书第三卷第一部第二〇〇页。)
〔注二九一〕(原注:见马克斯·缪勒《宗教起源讲演录》一九〇一年版第三一〇至三一六页。)
〔注二九二〕(原注:《中国人的气质》第五版第二九三页。)
〔注二九三〕(原注:《日本的宗教》第四版第一〇四页。)
〔注二九四〕(原注:见第三五三至三五四页。)
〔注二九五〕(原注:《论观剧》第三十节。)
〔注二九六〕(原注:在任何一桩事上,我们离从前那个时代那种虔敬的野蛮都不及在寻常基督徒对地狱的态度上离得这样显著。「我不信有地狱」,如今便在那些自称是好基督徒的人口里也是极常听见的话,虽然从教会的立场看,这个立场无疑是极异端的。近世的人道之风正渐渐教那「寻常人」看出:倘若有天堂、倘若人的灵魂要在那里达到完全的福乐,那么同时又有一个地狱是不可设想的;因为无论德尔图良时代的基督徒以为什么是福乐所必需,我们近世的人(除非品性起根本的改变)几乎没有一个能在知道自己某些同类正受永刑的时候达到完全的福乐。我们自己能亲眼看见那些受刑者的惨状,这非但不是添一重乐事,倒必定要把我们天上的欢乐变成尘土灰烬。照詹姆斯教授所说,只要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人的灵魂在受痛苦,我们就不能完全地福乐。在一部题为《来世与近世的难题》的书里,肯普森牧师「并不迟疑地为『有些灵魂终必失丧』这个信念辩护,虽然他不赞成把那失丧之境作任何物质化的描写」。照《教会季评》(一九〇九年四月号第二〇〇页)里那位评论者明达地指出的,肯普森先生「并不充分领会反对这一教义的那些理由之深。在许多并不被认为染了多情之病的人看来,一个因意志彻底定向于恶而终致有灵魂失丧的宇宙,本质上是一个无神的宇宙;因为那是一个恶到末了部分地胜过了善的宇宙」。)
〔注二九七〕(原注:「不可见的世界我不知道,」萨克雷在一封信里说,「可是看得见的世界的用处是正当的,这我有把握。它同天国及其一切天使一样是神的世界、神的创造。」)
〔注二九八〕(原注:不妨一提:在有些方面,孔子的立场同我们这时代某些所谓现代主义者的立场相去不远。可参看勒鲁瓦《教义与批评》第四版第二十六页;以及已故蒂勒尔神父的《祈祷之法》。)
〔注二九九〕(原注:《论语》第七篇第三十四章。)
〔注三〇〇〕(原注:翟林奈先生《孔子语录》第八十七页。)
第十四章儒教(下)
凡宗教被教条与仪式框住、又把人性看得那样惨淡、以至于设想不出离了对某一信条的信仰还能有道德之善的人,总是(无论自觉不自觉)在那些与其说是宗教之师、不如说是伦常之师、又不自称蒙过「神启」之惠的人的教义里,搜寻「罪」、不完全或人之软弱的凭据。加在孔子身上的几桩过失——譬如所谓他的不诚——前面已经说过;不过他那些基督徒的评议者既不能坐实他们道德败坏的指控,那么他们宣称儒教根本不是一个宗教、只是(可是何以说「只是」?)一套道德之学时,所立的地步便稳固得多。这一点人人要照自己对「宗教」所含为何的看法去断定。纽曼枢机说:他所谓宗教是指「对神、对神的意旨、对我们待神的本分的认识」。照这个界说,儒教很难被称为一个宗教。卡莱尔说:凡相信本分之无限性的人就有宗教。倘若如此,那么毕竟可以说真正的儒者是有宗教的。理雅各敬孔子为「一位极伟大的人」,却又急于寻出凭据来证明儒家这一套全然逊于基督教,他承认儒教并不「只是」一套道德之学,其中也含着宗教〔注三〇一〕。查尔斯·艾略特爵士却说:「它造出了二十个世纪的君子。然而就任何寻常的意义而言,它不是一个宗教。」〔注三〇二〕同样,威妥玛爵士宣称中国人「确有一种祭、或者不如说数种祭的混合,却没有信条」。黑格尔说:宗教是神的无限之灵借着有限之灵而达到自觉。已故的蒂勒尔神父以为,使宗教同伦常相别的是「对另一个世界的信、以及想同它交通的努力」。康德说:当道德的本分被看作神的命令时,那便是宗教。费希特说宗教是知识而非道德。马修·阿诺德把宗教界定为「被情感触动了的道德」。施莱尔马赫说宗教在于那种意识——意识到自己绝对倚赖于一个力量,而那力量影响我们、我们却不能反过来影响它。
显然,在我们对「宗教」一词的意思都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之前,去追问儒家这一套配不配这个名目是无用的。这正如要在我们对「诗」的界说有所议定之前,先去断定某一篇文字是不是诗。有些著作家惯于寻一种一切宗教所共有的品质,当作下界说最好的根基;可是照爱德华·凯尔德所提醒我们的,「这样一种品质即便找得着,也必是那样含糊而抽象的东西,以至于几乎做不出什么来」〔注三〇三〕。既然至今还没有人想出一个人人满意的界说,我们只得把儒教留着不贴标签;不过倘若我们都同意:宗教的态度意味着一种深切的道德责任之感(或对我们自己更高的本我、或对一个外在之力),又意味着这样一种情怀——认定去做自己所信为对的事、而不问我们究竟是怎样有了是非之念的,便是「不顾后果的智慧」,那么我们说儒教并不是一套反宗教或无宗教的体系、只是一套无神学的体系,便不会错得太远。
倘可以说「宗教」这个词的意思几乎同有教养的人心一样多,那么「神」这个词又该怎么说呢?基督教对孔子所许可的中国祭祖之礼的非难,是说它是拜偶像的一种,因为已故的祖先是被当作神来拜的。这里我们的赞同与否,又须看「神」这个词所附的究竟是哪一层意思。一块粗糙未凿的石头在某地某时可以是一个「神」——不过它大概同那块据说曾被抬在耶和华约柜里的陨石一样,在「通其意者」看来从来不过是一个神圣的标记或表象。在另一地另一时,神又成了一个人眼不可见、人的思想只能部分及之的不可言说之灵。「对你,」胡克说,「我们最合宜的辩才是沉默;我们一面不承认什么、一面承认你的荣耀不可探究、非我们所能及。」也不必以为那种更崇高的神之观念是基督徒新得的产业。人心里大概从来没有存过比印度某些《吠陀》与《奥义书》的作者更高的神之观念,而那些书成于公元前几百年、若非几千年;实在说,把胡克那篇祷辞以及许多别的更宏大更高贵的基督教祷辞,放进一位印度林中隐者或一位史前婆罗门的口里,也一点不觉得不合。
那么,不先把话说准,便难以知道那些宣称中国人把亡父当神的人究竟是什么意思。杜步西非难中国祭祖之礼,因为它教人拜「本是人而今已成神的父母」;他又显然带着赞同之意引了另一位作者的话,说那是「人间所立的最微妙的一种偶像崇拜——本质上是恶的,却裹着善的外衣」〔注三〇四〕。卫三畏说中国祭祖分明是拜偶像;可是他又承认那些礼「不过是在坟上奠酒、烧纸烧烛,然后一家人聚在一处宴饮,再加几个简单的跪拜与祈求……一切都和乐、得体而和睦……而这时节的家族聚会,人人盼望之情同旧英格兰盼圣诞、新英格兰盼感恩节差不多」〔注三〇五〕。这位热心的美国传教士如此说;而我们这些非但在中国祭祖之礼上看不出什么不对、而且极不愿见它被废的人,看他用责备的口气说起戴维斯爵士时,大概要忍不住笑——戴维斯爵士曾发过一个异端的意见,说那些礼是「无害的、若非可嘉的敬亡者之仪」。
另一位以研究中国著称的美国作者,对祭祖之礼的任何通融同样极力反对。
「它把死人变成神,而它唯一的神就是死人。它的爱、它的感激、它的畏惧只给地上的父母。它全无一个天父的观念,而当天父被向它显明时,它也不感兴趣。要么基督教永不会传入中国,要么祭祖要被弃掉,因为两者是相反的。在它们之间的死斗里,只有最适者能存。」〔注三〇六〕
为表明这并不是全体美国传教士的看法,让我们再引第三位的话。丁韪良博士的《中国的学问》是至今所出论中国的这一类书里最有意思的一部,其中论祭祖有极可贵的一章;他在那里所持的看法比他同人宽大得多,虽然作为基督教的卫士,他觉得自己不得不指摘「把亡者变成护佑之神」与「祈求已去之灵」这两件事。他承认同这种祭相连的礼仪极为动人。
「一个大国,」他说,「全体百姓聚在祖先的祭坛周围,把自己的世系追到百代之上,又认到百等之亲——这景象里有一种崇高。」〔注三〇七〕
我的读者多半都知道:从前、而且大概至今,许多传教士照例要求入教的人交出或毁掉祖宗牌位,作为受洗前诚心的凭据。关于这桩残忍的举动有许多伤心的故事〔注三〇八〕;而听丁韪良博士这样一位阅历丰富、心地公正的传教士坦然承认,是叫人舒心的:他承认自己曾一度坚持要一个入教的人交出祖宗牌位,此后一直把这看作自己一生的错误之一,回想起来「痛切难当」。他又断然添道:「我没有权利强加这样一个考验。」但愿他这话至少对他传教事业里的若干后继者起了警戒之用。
基督教若要在中国百姓心里打开道路,大概不得不在祭祖这个问题上俯就一个折中。《旁观者》近来一位作者显然以为折中要全由中国人来做。「没有理由,」他说,「中国人不能照他们已经证明了的心性之习,对祭祖作一种形上的解法,而那解法是会得到那宣讲『圣徒相通』的教会衷心认可的。」〔注三〇九〕
日子久了,祭祖之礼里某些过时的成分、以及中国别的宗教做法里的某些成分,确实很可能渐渐消失;不过这多半是出于理性的压力,而不是出于基督教。中国人正在急切地吸收西洋的文化——尤其是西洋的科学与哲学;他们吸收得愈多,便愈情愿丢开他们关于鬼魔之说、风水、烧纸器纸钱、拜道教的「神」以及许多别的迷信信念与做法的传统念头;实在说,中国宗教生活里这些朽枝的砍除,几年前就开始了,而且多半要到树上再无朽枝可砍才会停。可是有一件极可注意的事实:许多民间迷信的被弃,并不必然意味着基督教的教条取而代之。
一年前我在安徽省游历时,到过一个镇子;那镇子已把它「异教」的礼抛得这样彻底,竟把一长排神像从路边的龛里拖出来扔进了河里。然而住在那里的欧洲传教士告诉我:他们的教徒对这桩事直接间接都全然无份;那是本地年轻文人独力办的,而这些人既轻蔑众人那些幼稚的迷信,对基督教的宣传也绝然不入。不过那些同祭祖相连的要紧的礼与行事,还要过很久才会开始受理性主义或基督教的侵蚀。佛教与道教是中国有特权的客人,它们若不赶紧适应新的境况,不久也许会发现自己做客做得太久了;可是祭祖之礼是坐在百姓心里的宝座上的,基督教若要把它赶下来、乃至要在它旁边占一个位子,这位外来者便不得不采取一种比它迄今所取的较不自大、较肯通融的态度。明恩溥博士、艾约瑟博士〔注三一〇〕以及别的传教士宣称:中国必须在基督教与祭祖之间择一。她在十八世纪中叶已经定了主意——那是耶稣会与梵蒂冈争论的结果〔注三一一〕——而且并无迹象表明她悔这个选择。
应当记得:在所说的那场争论里,此前宣教极为成功的耶稣会传教士极力主张容许祭祖,理由是那些礼只是世俗的、纪念性的,并非拜偶像。这个看法经过长久的争辩终于被判为错,而基督徒的祭祖之礼被罗马的教皇(本笃十四世)「绝无保留、绝无任何让步地」禁止了〔注三一二〕。其结果是年轻而兴旺的罗马教会在中国的崩坏。中国皇帝见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被教皇的谕令所驳,自然不再愿意以此前所给的宽容与尊重去待这外来的宗教及其奉行者〔注三一三〕。新教方面对教皇这个裁断的态度颇有意思。「大概不容易看出,」卫三畏博士写道,「教皇与多明我会何以这样反对中国人祭他们祖先的家神,而他们自己在玛利亚、约瑟、塞西莉亚、依纳爵以及几百位别的被神化了的凡人的像前,所行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事。」〔注三一四〕
显然这位好博士忍不住要给他的罗马派对手刺上一针新教的针;不过既然他自己这一支基督教的传教士当时也(有些至今也)同样愿意去做那桩把相反之物调和起来的无趣差事,那么他在这一点上指摘天主教徒,也「不容易看出」是为什么。他们责中国人的鬼魔之说与迷信之愚,可是其中许多人只是以西洋的迷信代东方的迷信罢了。他们从病人身上赶鬼,他们在刊物上报道神为他们的宣教所行的奇迹,他们祷求气象之法被废置,他们报告实有魔鬼借「偶像」说话的事例,他们信实有巫婆,而且他们至今还把关于世界创造与人之起源的那些神话讲给「异教徒」听〔注三一五〕。
这一类的传教士如今比从前少了,这幸而是真的;不过他们的教训想必仍是他们教徒所宝爱的产业;而倘若那些教徒或他们的后人有一天做出狂热偏执与不容的事来、或是动手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那么责任要落在各差会董事会身上——是他们派出了这样一些基督教的师长,而这些人的宗教信念属于那种在我们本国焚巫的时代、在「赞美上帝」贝尔邦斯先生前后盛行一时的类型,可是如今(主要要归功于圣经的批评、比较神话学的研究与科学知识的推进)在我们有教养的阶层里已经几乎绝迹了。
不过再回到卫三畏博士对天主教徒所提的那个具体指控——说教皇与多明我会把祭祖斥为拜偶像,而他们自己却在「神之母」与别的被神化的凡人的像前行着差不多同样的礼——这个指控至今还没有被以一种能使非天主教徒满意的方式驳倒过。
倘若一个中国人到他的「土地」(村里的「神」)跟前、或到观音、或到圣母天后、或到主宰云水的龙王跟前去,祷求雨水、祷求病愈、祷求免于舟覆;或者倘若他恳求亡故祖先之灵护佑一家、赐家里人康健兴旺,他的举动立刻就被斥为拜偶像。可是一个基督徒去向圣胡伯特祷求治疯狗咬伤之方、或向圣阿波罗尼亚祷求治牙痛、或向罗马的圣狄奥多鲁斯祷求一个病儿的命、或向真福约翰·贝希曼斯祷求根除乳上的癌、或向卢尔德圣母祷求治一处病骨,这却不是拜偶像而是好的基督教!事实上,中国人的祖先之灵与道教神祇的绝大多数,既不比基督教世界的圣徒更是、也不比他们更不是「神」。他们同圣徒一样,被看作某些死人的灵;那些灵在墓外新的生命里,被认为取得了对自然界某些力量、对人类命运某些线头的多少有限的权能。这一个同那一个一样是「神」。基督徒不肯称他的圣徒为神,因为那便是承认多神,而他既自称是奉一神的,这便万万不可;可是他却一定要指中国人把死人变成神,因为他要证明中国人是拜偶像的、是奉多神的。
他若说自己是依中国人自己的判断——中国人把「神」这个称号、有时还把更高的「帝」这个称号加在他们的死人身上——那么不妨提醒他:他既一定要把前一个称号译作「神」这个字,就该同时把那个字所要传达的确切意思清清楚楚界定出来;等他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再来考虑「神」这个字是否公道地表出了中国人说已故祖先成了「神」时的意思,时候也还不晚。至于中国「神祇」与基督教「圣徒」所谓的职能,一位精明的辩士也要为难:很难说出这一方的显灵同那一方的显灵本质上有何不同,也很难说出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虽有他那能行奇迹的骸骨却只是一位圣徒,而关帝——他从前是个壮健的武人,却因诏旨加封而如今在中国举国闻名、为武之神——却要被嗤为假「神」〔注三一六〕。
那位基督徒所说的话,其实似乎是这样:倘若教皇——我们宗教在地上的首领——把一个死人列为圣品,那死人便成了圣徒,你尽可以向他祷告;倘若你们宗教在地上的首领——中国的皇帝——把一个人列为圣品,他便成了一个假神、也许是一个鬼魔,而你若犯了向他祷告之罪,你的灵魂就有危险。这正印证了那句老话:「正统是我的信条,异端是你的信条。」换句话说:你同我合便对,不合便错!萨克雷那句话说得真对:「我们各人都从自己的眼里看这世界,又从自己里头造出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来。」
自然,中国「众神」的行列里,「神格」——倘要用这个词的话——有许多等。一个人因在此世履历显赫、或因去了那世之后据说所行的奇迹,而被诏旨列为圣品或「神化」,他所据的位置远比寻常一家之父重要得多、堂皇得多——那一家之父只是凭着死这个简单而不可免的过程,可以说自动地成了「神」,即一个灵或祖先之神。不过这个分别与其说在类上,不如说在程度上。皇帝作为百姓之父、作为他们的大祭司或教皇,可以把任何他所择的人升到「帝」的位置上,此后又可以随他的意旨在国家神祇的行列里把他升或降。实际上这个过程同治国之术与实际权宜的考虑密切相连。「在中国的政府里,」莱尔爵士说,「世俗之权与属灵之权并不偏向两个不同的中心,而是像一道拱一样彼此相遇、彼此支撑,而皇帝那兼有民事与神圣的特权便是拱顶之石。」〔注三一七〕
皇帝在大处所能做的,每一个中国的家长都照例在小处做着。在一个意义上并不需要什么礼:一个人一死便成了祖先之灵,同他儿子为他做什么无关。可是他作为「神」的位置算不得正规——他不过是个「无家之鬼」——直到儿子把那些传下来的礼行过。「神主」〔注三一八〕成了亡者的代表;他虽不再看得见听得见,却被信为仍在一个非物质的层面上延续着他的存在,而且仍能以某种中国人自己也不自称懂得的神秘方式,护佑看顾家中活着的人、给后世带来兴旺与幸福。儿子对父亲的孝爱,到父亲死后便深化为一种长久的宗教式的敬意;而这份敬意之情,自然要在一套礼仪里得到表达——那套礼仪我们因找不出更好的名目而称之为祭祖。这所谓「拜偶像」,就是向坟茔或神主合手行礼,在它们前头摆上盛着酒食的小杯小碟,过年时在家庙里家族画像前头烧香、或(若没有画像)在一幅写着家谱的卷轴前头烧香。倘若一家已脱了形体的人是通常意义上的「神」,他们属灵的权能便不会像它们照常所是的那样,只限于自己子孙的事。正统的中国人知道:去「拜」〔注三一九〕自己一家以外任何一家的灵,不但无用而且不对。「非其鬼而祭之,」孔子说,「谄也。」〔注三二〇〕
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而且有时的确把私家的祖先之灵同国家的大神祇一并说成「神」;不过我们自己心里该把必要的意义之别保住。只要试着拿一个中国字去兼指这两类属灵之物,便容易看出那只是一种粗略应付的说法。诚然两者(多数情形下)都出于同一个人的来源,所以它们的权能与职分如前所指的那样是在程度上而不在类上有别;可是倘若我们——无论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想格外客气——把一个人已故的祖先称作「帝」(这是中国话里最接近「神」的字),那么我们大概会无意间引出一场善意的大笑来。寻常的中国人对自己亡父所得的神化程度,看得远比用这样一个尊贵的称号所含的意思要卑谦得多。
有一个相当常见的意见是:「祭祖大概起于怕鬼会作恶。」〔注三二一〕小泉八云是赫伯特·斯宾塞的忠实门徒,他对日本宗教持类似的看法,以为神道曾一度是一个「长久畏惧」的宗教。穗积陈重、阿斯顿博士以及别的人就日本而言已把这个意见驳倒。前者曾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后来做了东京的法学教授,而且仍以自己是个祭祖的人为荣;他宣称:「使人生出祭祖、并向祖先之灵献上饮食这个风俗的,是对祖先的爱,不是对他们的怕……对父母的敬重在某些情形下也许近于畏;然而使这份畏之情生出来的是爱,不是怕……我们过祖先的忌辰、上他们的坟、献花、献饮食、烧香、在他们墓前行礼,完全出于对他们的追念之爱与敬,做这些时我们心里并不生『怕』的念头。」〔注三二二〕
就我所得的机会所能判断的中国祭祖而论,我极倾向于这个看法:只要把前面某章所说的保留在内〔注三二三〕,这位作者的话用于中国同用于日本一样贴切〔注三二四〕。实在说,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使人提出或持守这样一个说法:一位慈爱的父亲会变成一个凶恶的鬼。中国人所信的是:他们已故的祖先对他们是善意的,一生之中会给他们合情的帮助与护佑;不过倘若祖茔被任其荒废、按时的祭祀被疏忽、神主不被敬重,或者倘若家中活着的人把家产糟蹋了、或行了有亏体面的事,那么那些灵无疑要恼,要为他们「不孝」之罪——中国人所能犯的最坏之罪——罚他们。
中国人深信:只要他们行得孝(「孝」字须取其最广的意思),从他们鬼魂般的祖先那里便全无可怕的。要真正地孝,一个中国人不但须在父母在世时恭顺地待他们、在他们死后恭敬地待他们的鬼魂,还须这样行事,使自己的过失不在他们身上留下一点污。他的父母若自己行了不是,他有权规劝他们,因为说到底他父母同他自己一样欠他们共同的祖先一份孝敬。倘若行的不是全在他自己,他便是两重有罪:因为他做了一件本身就是错的事,而且因败坏自己道德的天性而使父母受辱。照这个道理,中国人行一桩不体面的事便是不孝;犯法便是不孝;不把亡父一切的义务履行完便是不孝;因淫邪或任何过度之事毁了自己的身子便是不孝;不养出合法的子嗣(以延续家族、接续祭祖之礼)便是不孝〔注三二五〕。
不消说,全中国——其实世上任何地方——并没有一个十全的孝子;可是这件事实并不能使我们有理由去贬低中国那高贵崇高的孝道理想,正如基督徒与奉基督教的政府未能照《登山宝训》的教义行事,并不能使我们有理由去贬低基督教最高的伦常理想。那理想——无论在基督教的还是在中国的体系里——倘若当真可以达到,便须另立一个新的理想来替代那个已经不成其为理想、或已被看作「隐入寻常白日之光」的理想。有些西方的观察者惯于以为中国的孝道之说太偏于一面而不切实:说它把儿子弄成父母的奴隶,同时又把父母置于不负责任的暴君的位置上。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错了。父母的责任同子女的本分是相应的。
这一点的经典之据,是关于孔子本人的一个有名的故事。他在本国做司寇时,有个父亲告自己的儿子。孔子把两人一并下了狱;人问他何以罚父亲也罚儿子、而不是就儿子违父这桩重罪定他的罪,他答道:「未教之以孝,而罚其不孝,可乎?不教其子以本分者,与不尽本分之子,岂非同罪?」〔注三二六〕
这个看事情的地方,中国人——至少那些还没有被西洋个人主义的诱语所动的中国人——至今都透彻地懂得、也深以为然。威海卫英国公堂上所审的案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偶有父亲不得不告儿子,或者更多见的是父亲因他自己的儿子被告的刑案而被传到堂,他往往一开口便卑谦地承认:自己未尽做父亲的本分,至少要为儿子的败坏负一部分的责;或者照中国的做法,英国的正堂若严厉教训一个父亲,说他把儿子养得这样坏、以至于儿子落到王法手里,这是何等重的过失,那不幸的人便当即毫无保留地承认这指责是公道的:「予有错,领罪。」
不过中国的孝道之说所关的并不只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我们见过:整个中国社会被看作一个大家,而皇帝是父;同样,地方官对辖境内各家家长也是代行父母之责,他们就是「父母官」〔注三二七〕。「孝」这一条不但用于家内的关系,也用于君臣之间、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关系。一个违了官府告示的家长,他对本地「父母官」所犯的过,在类上几乎同一个故意违父的儿子所犯的一样。这里责任同样不全在一边:「父母官」被上级在理论上看作要为他所主持的那一片地方的太平、安靖与安乐负责,正如孔子据说要父亲为儿子的不端负责。
有时这个道理确实被推得太过,譬如一位官员因未能阻止一桩他根本无从预见的乱事而被降级。西洋各族曾利用这个道理:某位官员辖境内出了杀害传教士之事,他们便要中国政府惩办他,便是那官员的同谋全未证实也如此。百姓自己也很清楚他们的官在理论上要为他们的安好负责,而且往往——因缺少科学的知识——为那些便是最好最勤的官也无从避免的祸患而责他们的「父母官」。本地的官、乃至各省的总督、甚至皇帝本人,都被他们的属下或臣民看作、或自称看作要为地震、瘟疫与水灾一类的事亲身负责〔注三二八〕。一九〇九年,山东新任巡抚上任之后恰好逢上一场大旱;他立刻极不得人心,得了一个难听的诨名叫「旱抚」。晚至一九〇八年,我经过山西省一个几个月不下雨的县。进了该县的县城,我见街上挤满了从乡下来的人群,个个头戴柳环,表示庄稼有被毁之虞、而官家正在祈雨〔注三二九〕。满城一片混乱,一个外国人的忽然出现更把事情弄坏了。一群又吵又不安的人跟我进了客店,闹得极烦人(不过决非凶暴),我只得打发人去请本地的知县派人把店院清一清。我的人不久回来报说:知县的官邸也被一群吵嚷的人围得紧紧的,那可怜的人不得不把窗门堵起来、免受人身之害。所以他无力答应我的请求。那群人对他全无别的怨言,只怨他官家的祈雨没有得着所要的结果、怨他不能同神灵交好之罪分明就是这场旱的原由。
这自然是把父与子、治者与被治者彼此有责这个道理推得太过了;不过随着科学与一般知识的渐进,这类事会愈来愈少;而这些变化若能自然而然地发生,总比强行干涉那些风俗与迷信好得多,因为那些东西倒下来时可能把好的与坏的一并毁掉。如今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孔子在神与属灵之物上显然近乎一个不可知论者〔注三三〇〕,何以却极力反对废弃那些以这类存在为前提的礼仪。他着重维持祭祖之礼,与其说是为了亡者,不如说是因为它在活人中间培养对家与国的爱、敬、崇与本分之情。亡者之魂对人为他们所做的也许有知觉、也许没有;可是为了社会的和睦与政治的安定,那些传下来的宗教与纪念的礼仪该被谨慎地保全、传与后世,而且行这些礼时,至少该默认祖先之灵是在场的。
对祭祖有一个据称的反对,几年前还可以被看作极严重;而且它确实被传教士、旅行家、论伦理的作者与社会学者一再提出过。人以为祭祖使行它的民族被一种无情的守旧攥在手里;以为祭祖的人总背对着进步与改革,借口说凡够他祖父用的便够他用;以为祭祖是东方停滞的秘密,以为东方任何一族若不先学会为后世的好处而做事、而不是为祖先那不生实效的荣耀而做事,便不能指望在文明与教化上前进。
「作为一套体系,祭祖,」一位欧洲作者说,「把百姓留在黑暗里的力量,比全国一切偶像加起来还大十倍。」「因它使人麻木的影响,」另一位说,「这个民族多少年来一直向后看、向下看,而不向前看、向上看。」〔注三三一〕再说一遍:几年前,这个说法是有几分分量的;并不是因为它本身能叫人心服,而是因为缺少可以驳倒它的事实。日本一跃而入文明各国的前列,已永远把「祭祖者必定不受变革之影响」这个论据打消了。须记着:祭祖在日本宗教生活里是一个几乎、若非全然同在中国一样显著的特征。一位外国的观察者说:「日本人的祭祖并不是迷信:那是他们生活里最要紧的一件实事。」〔注三三二〕一位本国的观察者说:「六十年来造成了那么多社会与政治变化的西洋文明的输入,在改动这个风俗的方向上丝毫没有发生影响。」〔注三三三〕
照小泉八云说,祭祖是「那特别指导着民族生活、塑造着民族品格的东西。爱国之心属于它。忠诚立在它上头」。翟理斯教授引这段话时添了一句有意味的话,这也不足为奇。「看来,」他写道,「我们非但不该去给那些恳请中国人废掉祭祖的传教士撑腰,倒不如愈早在我们自己国里立起祭祖来愈于我们自己的利益有益。」在二十世纪把祭祖引进、或重新引进一个西洋国家自然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在继续以人的性命与大量财帛去做那桩自己给自己派下的差事——把它从它所适宜的东方土壤里拔除——之前,岂不该认真想一想:我们这番作为会不会被我们自己遥远的后世看作最惊人的愚行、或看作西洋各国所犯的最严重最惨的错误?尽可以承认:祭祖帮着使中国满足于——也许是愚蠢地满足于——她传统的文化,又使她太不留意西洋列强在财富、文明与科学装备上的迅速发展;可另一方面,它也帮着使她的百姓勤勉、俭约、能忍、开朗、守法、孝顺,做好父亲,忠于过去,对将来有望而有虑。我们最该着重地说一句:中国将来的进步并不非以废掉祭祖为必要。在中国百姓中间,他们的祖先占着一种第二院的位置——一个幻影的上议院,强烈地反对骤变与冒险的试验,无论在社会生活、宗教还是政治上;这个上议院同别处的上院一样,有时也许妨碍过真进步与有用的改革,可是大概更常常地以一种神圣的否决之权把这个民族从自己的过度所招的后果里救了出来,而下院丝毫不想夺去它这项权;这否决之权虽是由一群无声无形的鬼魂行使的,对活人的效力与约束力却并不因此减少。
〔注三〇一〕(原注:《世界的宗教制度》第八版「中国的宗教」一篇,第六十一页以下。)
〔注三〇二〕(原注:《评论季刊》一九〇七年十月号第三七四页。)
〔注三〇三〕(原注:《宗教的演化》第三版第一卷第四十页。)
〔注三〇四〕(原注:《龙、像与魔》第七十七页与第八十八页。)
〔注三〇五〕(原注:《中国总论》一八八三年版第二卷第二五三至二五四页。)
〔注三〇六〕(原注:《中国人的气质》第五版第一八五页。)
〔注三〇七〕(原注:《中国的学问》第二七五页。)
〔注三〇八〕(原注:大概没有比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五日《两世界评论》里所记的那一桩更可悯的了。我不引这故事,因为不听「另一面」的话便引它是不公道的。)
〔注三〇九〕(原注:《旁观者》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二六七页。)
〔注三一〇〕(原注:《中国的宗教》一八九三年版第一五三页。)
〔注三一一〕(原注:关于这桩有名的事的简述,见庄延龄教授《中国与宗教》第一九七至二〇三页;卫三畏《中国总论》一八八三年版第二卷第二九九页以下;以及马克斯·缪勒《最后的论文集》第二辑第三一四至三一八页。)
〔注三一二〕(原注:庄延龄前引书第二〇二页。)
〔注三一三〕(原注:「想一想,」查尔斯·艾略特爵士写道,「在罗马若有中国人公开在教义上同教皇作对,大概会是什么下场;那么康熙严办那个叛逆的外来宗教,也就不足为奇了。」(《评论季刊》一九〇七年十月号第三七五页。))
〔注三一四〕(原注:《中国总论》一八八三年版第二卷第二五三页。)
〔注三一五〕(原注:这类事的凭据,在《中国的千万人》一类刊物里随处可见。达文波特在他那部有意思的《中国内情》里举了几桩典型。他还把第三三二页(第三条脚注)所说的那一桩全文引了出来。)
〔注三一六〕(原注:罗马与中国列品与封圣的程序在许多方面相似。若干年前,鲁昂大主教与别的几位高级教士就贞德之事上书教皇,恳请圣座宣布「这位可敬的女子英勇地践行了基督徒的诸德……因而值得列入真福之列、并受全体基督徒公开的祈求」。过了若干年,教皇庇护九世如期「宣布了贞德诸德的英勇品质,以及与她名字相连的那些奇迹的真确」;此后,众所周知,这位法国女英雄经过了列品的程序。(见一九〇九年四月十三日《泰晤士报》。)在中国,一个男子或女子若生前以某桩英勇的行为或超群的德行著称,便可以——在合适的情形下——由本地官员奏请封圣;皇帝若愿意如此,便下一道诏旨,使那个人成为一位圣者或一位神(随我们喜欢用哪个词),并在官方上有资格受公众的祭拜。官员陈述亡者德行——以及他墓上若恰有奇迹便连奇迹一并陈述——的那道奏章,几乎可以逐字从正统的基督教高级教士送往罗马的同类呈文里译出来;而中国皇帝就此事所下的裁断,措辞也同教皇所用的差不多。可参看法内尔《宗教的演化》第七十七页。)
〔注三一七〕(原注:《亚洲研究》第二辑一九〇六年版第一五五页。)
〔注三一八〕(原注:见第二七七页以下。)
〔注三一九〕(原注:「拜」这个中国字译作「崇拜」并不十分确切。照例说,「拜访」或「依礼致敬」是更公道的译法。)
〔注三二〇〕(原注:《论语》第二篇第二十四章(理雅各译本)。)
〔注三二一〕(原注:查尔斯·艾略特爵士载《评论季刊》一九〇七年十月号第三六二页。)
〔注三二二〕(原注:穗积陈重《祖先崇拜与日本法律》(东京,一九〇一年)第四页以下。相似的看法见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一一三页。)
〔注三二三〕(原注:见第一一九页、第二六三页。)
〔注三二四〕(原注:恐怕读者会误以为在华的外国人都持这个意见,我引麦高温牧师近来在他《中国生活侧影》(第七十五至七十六页)里刊出的几句话。他说,祭祖的根「既不在对亡者的敬,也不在对亡者的爱,而在自私与畏惧。从前人在世时把彼此系在一处、把他们的心结成相爱之一体的那些亲厚之系与温柔之情,似乎都消失了;活着的人只被一种对亡者之神秘的感觉压着,又怕自己做了什么会招它们的不悦、从而给家里带来灾殃」。我以为这个看法并不公道。)
〔注三二五〕(原注:照孟子说,最不孝的儿子就是那不做儿女之父的。)
〔注三二六〕(原注:对这个道理的一则批评,可参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六卷第二十节。不过也可参看同一位作者在第十九卷第十七至十九节里对中国孝道之说——兼就家内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所作的几句极为赏识的话。)
〔注三二七〕(原注:见前第九页、第十五页。)
〔注三二八〕(原注:可参看据称出于公元前九世纪的中国宣王那首优美的祷诗。(原文与译文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四卷第二部第五二八页以下。))
〔注三二九〕(原注:见第一八七页。)
〔注三三〇〕(原注:不必以为孔子的不可知论有什么独一无二之处。足够的凭据表明:他在对属灵世界持不确定的态度上并非孤立。墨子(公元前四五世纪自成一家而极有吸引力的哲人)的著作,从侧面表明「究竟有没有一个灵的世界」这个问题曾是学者之间常有的辩题。墨子本人所持的看法是:「有天鬼,有山川之鬼,亦有人死而为鬼者。」他激烈地驳斥那个(想必流行颇广的)看法,即并无此类鬼神。这个题目一直是辩论的老问题;实在说,它一旦被提出,又怎么会不再搅动人心呢?哲人王充(公元一世纪)是个唯物论者;他除了嘲斥许多流行的迷信——譬如关于童女生子与别的异事的迷信——还同那些想证明死人仍有知觉的存在、或能对活着的子孙施加任何管束或影响的人下场相争。)
〔注三三一〕(原注:这两句启人心目的话都被杜步西牧师在他《龙、像与魔》(纽约,一八八七年)第八十七至八十八页里带着显然的赞同之意引用。)
〔注三三二〕(原注:戴维斯载《世纪画报》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号。此语被翟理斯教授引于《华事杂考》第二〇二页。)
〔注三三三〕(原注:穗积陈重《祖先崇拜与日本法律》第二页。)
第十五章道教、地方神祇、拜树
把中国宗教这座奇异而不匀称的大厦建起来的,并不只是儒教以及它那宏大的伦常体系、它对自然崇拜的默许与它的祭祖之礼。道教与佛教也须计入;而我们若替它们说不出几句好话,平心而论也该记着:今日的道教同那部了不得的古书《道德经》里所藏的、虽有时颇为迷离却高远的玄思,共通之处极少;而佛教——就它今日在山东东北、实在也就是在中国大部分地方(某几处有名的丛林除外)所行的样子而论——大概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败而腐坏了。道教的圣书《道德经》,一般(大概根据不足〔注三三四〕)被认为是一位叫老子的哲人所作;据说老子是孔子年长的同时人,在公元前六世纪。
那部书里所陈的道家哲学,或许是中国本土所生、或许不是;有些作者坚持它全然是中国玄思的产物〔注三三五〕,另一些则把它追到早期印度的哲学上去〔注三三六〕,甚至把它同佛教连起来〔注三三七〕。道家的教义既是形上的也是伦常的;不过道教在一定程度上仍可同以伦常为主的儒教相比。实在说,多数作者都承认:老子在说出「报怨以德」这条高贵的教义时,达到了孔子始终未曾完全达到的高度,虽然孔子也先于基督教而说出了金律的一个说法。道、儒两套体系之间最好的概略比较之一,是近来一位抱同情之心的美国作者所作的〔注三三八〕;他的结论是一句斟酌再三而极要紧的话:这两套法则合起来,「一举而给出了一套同世上任何一套一样纯粹、一样高尚、同时又一样切实的伦常体系的根基与上层建筑。它不必怕同任何一套相比。便是圣经里所立的那一套,若把其中这里那里掺着的宗教成分仔细剥开,它为人所能做的也不过如这套远东的古制所能做的那么多。又何至于不然呢?既然两者相似得几乎相同,而且如人所主张的,是同一个人类精神必然的产物。」
东西两方的思想家与学者(纵不是政府与百姓)之间将来的好关系,再没有比近来欧洲研究东方伦常与宗教的人身上所长出的那种宽容大度之风更好的兆头了。人至今还不断听见「异教」「多神教」这类字眼——这些字眼原义虽无冒犯之意,如今却已被看作带几分贬损的称呼;可是在华的传教事业确有一个极分明的向好的转变,这只消把上面所引那段话里所显的同情体察(请注意,写它的人是极热心于在华传教之事的),同仅仅几年前许多传教士著作家所显的几乎不可思议的偏执与褊狭相比,便可证明。便是理雅各博士这位辛勤而认真的中国经典译者,也如前所见,让自己基督徒的成见遮了判断、毁了结论。「他们那些被妄称为圣人的人」——他就是这样说起世上所见过的几位最伟大的伦常之师的〔注三三九〕。「一八八二年一月,」一位神学博士写道,「中国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攻击马克斯·缪勒,说他是传教事业之敌、是个异教徒,因为他主持编译《东方圣书》丛书。翻译本身就是一桩过犯;而用上『圣』这个字,便把缪勒的身份彻底定了。而且便在更晚的时候,中国人问起『孔子如今在哪里?』,还有些传教士即刻答道:『在地狱里。』」〔注三四〇〕
今日的传教士(但愿绝无例外)已经丢开了他们从前那种野蛮的信念——以为「异教徒」只因是异教徒便注定要受永刑。单是信念上这个改变,就足以把基督教各民族对非基督徒的态度整个翻过来;而且这必定使劝化「异教徒」的需要,远不像那套说法还当令时看去的那样急迫。「倘若神是众人之父,」一位在中国已有十四年的传教士写道,「那么要信圣经是神之灵唯一的文字寄存处,便同要信我们从前不得不以为它所教的对异教徒的定罪一样不可能。」〔注三四一〕
着重说明纯粹道家之学作为一套伦常体系的价值,大概比说明儒家法则的价值更有必要;因为人——尤其是住在中国人中间的人——极容易因道教今日的那些粗陋迷信而不问情由地指斥它。民间的道教如今是、而且几百年来一直是魔术与欺诈、伪宗教与伪哲学的混合物。这一切同老子全不相干。这位伟人与他那位出色的后继者庄子——庄子曾被称作道家的圣保罗——把他们的人生与行事之说立在一个叫作「道」的神秘实体上;这个字曾被译作理性、实现、准则、言(逻各斯)、路、第一因、自然、善之理念(柏拉图意义上的)、创造之原理、真理、形上的绝对、德、智慧、神。这里不是讨论纯粹道家哲理的地方,何况那在威海卫的农人中间并没有看得见的存在。这里只须说:懂得道、并照道来规制自己的生活,便是做一个「真人」,一个道家。
日子久了,道教便成了九十九分的「教」、一分的「道」:它染指炼丹、算命与星命,它的信徒(其中有好几位中国皇帝)耽于寻求长生之药与那难以捉摸的点石成金之秘。一门高远哲学的火炬传到了这样一些人手里:他们非但不用这光去帮着寻那崇高的「道」,反而不久就把它浸灭在巫术与鬼魔之说的死水里。有些作者似乎设想:老子尽管才智与德行之伟大是公认的,却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成了后世这番腐坏的无心之因;可是如前所说,须把民间的道教(它对「道」几乎或全然无所言)同那套替中国人的伦常意识作过高贵而长久贡献的哲理的道家明白分开〔注三四二〕。民间的道教大概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远在《道德经》编者之前就存在了。给前者许多特色的那些星命、炼丹与鬼魔之说,在中国或许自极古之世就有。这类迷信在亚洲别处的极古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迦勒底早期文明的记载里关于那个国家的术士与星士所说的话,几乎不用改动就可以用在中国道教那些贩符咒的人与方士身上〔注三四三〕。老子的哲理不妨比作一道清澈闪亮的溪流,涌自一列高山的岩罅之间;等它流下山坡、开始在底下的田野村落间蜿蜒,它那澄澈的水便被平原上的污秽与弃物愈染愈浊。不过说下面这话大概同样不错:民间道教这条河的源头在某片无路可通、瘴气弥漫的丛莽的雾与沼里;它整条看得见的河道里水都是浑浊不洁的;而从老子及其诠释者与后继者的教义里流出的那道清亮的山溪,不过是一条支流,它晶莹的水不久便失没在干流浑浊的洪水里了。正是因为清楚看出老子的哲理同民间道教之间根本的不同,近来一位日本作者冈仓觉三才把前者按其创立者命名为「老学」,而把「道教」这个名目那不生实效的荣耀让给后者〔注三四四〕;所以我们在看庙里道教那些不吸引人的神话与粗陋的仪式时,须小心不要把这类愚行的责任加在「老哲人」那宏大而缥缈的身影上,尽管他的像如今已在道教那三位据说统(而不治)这现象世界的神的三清之列里占了一席。
倘若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威海卫的百姓对老学所知极少或全然不知,那么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道教那些幼稚的想象至今还显然眷恋地抱着不放。就儒教而论,他们(热心而诚恳地)行着祭祖的传统之礼;就佛教而论,他们(不那么热心、不那么诚恳地)养着几个僧人,在定日替他们在佛像或某位得宠的「菩萨」(譬如「慈悲女神」)像前烧香;可是在别的方面,不妨说占去他们最大一份注意的宗教是道教。租界里的庙多半是道教的——家庙不算在内,那是不对外的。这些道教的建筑多半外观寒伧,里面又常常又脏又有臭气;那许多道教神祇的像则做工低廉、饰物俗艳。偶然来看的人也许以为这些神是全然被撇下不管了的,因为他可以走过十来座庙而不遇见一个拜的人或一个道士。可是他若细看神案,便会在尘土与蛛网之间看见香灰,有时还有一点饼饵糖食之类小供的残余——恰好足以表明这些神并不是全被忘了。只有最大的庙才有住庙的道士;小的庙或是交给学徒与小道士照管,或是由道士不时(譬如一年一度的节日或演戏时)前来照看——这些道士总管着散布在相当大一片地面上的一群庙。
道士这一流人既没有多少学问,对自己那些简单的职分也不热心;不过若以为他们个个懒到可鄙、或只在作恶犯科上有精神,那就错了。威海卫的道士照例在私生活上还算体面;其中有一位曾经做过、如今仍在做一桩真正的好事,就是劝人戒掉烟瘾。道教的庙一般是一群村子的产业,而那份「圣职」由他们授与。某处「圣职」出缺时,便由「会首」——也就是办理那几个村子多数公事的长老会——择一位新道士,而这任命全凭他们斟酌。可是道士一经任定,要赶他走就(或者说从前就)同在英格兰把一位牧师从他的俸职上撤掉一样难。威海卫要赶走一个声名狼藉的道士(无论道僧),通行的办法是向正堂递一张状子,陈明何以认为此人再住在本地是不相宜的。不消说,一旦有了确凿的凭据,英国政府把他迅速驱逐是毫无为难的。
威海卫有些道士是「在理」一门的执事;那是一个「戒酒」的会(有些地方带半政治的性质),自屯丁的时代以来一直在威海卫一带号称有众多会众。道士之间有品级之分,不过照例说各人实际上彼此独立。道教的「教皇」本人——那位住在江西南部龙虎山、发符授箓的人——对山东东部的道士并没有直接的权柄;纵然这权柄在理论上存在,实际上也不行使。道士官面上的职分,不过是照看庙宇、在神像的泥胳膊泥腿掉下来时料理修补(这桩差事他们常常推脱),以及在有带着供物、想要祷告的俗客来时提请神明留意罢了。他们作为术士与卖符者的效劳,私人也不时请到。
男人女人(尤其是女人)要为某桩家事——譬如将临的生产、某桩冒险的买卖或亲人的病——恳求某位中意的神祇相助时,便不时到庙里去;这种时候他们常常许愿:祷告若得允,便另加银钱与香火之献。
除了这类进香,庙里通常是冷清的,只有一年里一两回、譬如本地某个节日的庆贺时例外。那时庙便成了热闹的一个中心——实在说,十有八九正是某位神的诞辰——从早到晚,庙的四周挤满了穿戴齐整的男女小孩,急着要还愿或祈求。拜的人把头磕在地上,以示卑微无力,而道士则敲着一只叮叮作响的铜钵,意在把神从睡里唤醒。每一尊像前都立着插满燃香的罐子,升起一团团芬芳的烟。院子里爆竹与炮仗响成一片,据说可以吓走任何游荡的恶鬼。一堆堆燃烧的纸——纸做的钱、祷文与符——冒起浓烟,这一切经火的灵化之后,被指望能到达那些看不见的灵所在的非物质之境。
庙前立着露天的戏台,一群戴着面具或涂了脸的戏子,穿着色彩炫目、金绣闪亮的衣裳,以夸张的身段与高亢的嗓音,竭力向一大群热切的看客演出他们心目中某个离奇的古传说、或中国往昔历史上某一段惨烈的故事。
要把道教神殿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男神女神一一列举出来,未免冗长。民间的道教替自然界的一切力量、替各种疾病(从中邪到牙痛)、替财与位与福、替战、替老、替死、替生产、替城与村、替各行各业、替山川湖海与运河、替天堂地狱、替日月星辰、替有路之处与无路之处、替云与雷、替人身每一个部分与器官,实在说替几乎一切感官所能知的、以及许多感官所不能知的东西,都备下了神祇或属灵的庇护者。不消说,现存的道教庙宇没有一座供着这一切属灵人物的像,连它们的百分之一也供不下。每一处地方有自己中意的几位。
「财神」在威海卫同在别处一样得人心。他在中国人看来已成了这样要紧的一位神,以至于他虽属道教,佛教徒也不得不在自己庙里给他腾出地方,以免那些拜他的人另投别处。西半球来中国做客的人,有时把「财神」挑出来特加嘲讽;不过他们何以如此,并不很明白——因为一心求财之风在英国人、德国人与美国人中间,同在中国人中间一样强、一样普遍。而且我把人向财神所祷之辞、以及众人待他与他所赐之物的态度细细想过之后,确信他不过是被看作一个适度地分配日用好处的神。到本地庙里向财神祷告的农人,所指望的是神能叫他的庄稼卖个公道价钱,使他能在小康之中把一家养大。这差不多就等于他在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实在说,他有时所用的几乎正是这几句话。
那个每天在写着财神名字的一条纸前烧香的生意人,所以如此,或是因为「老规矩」,或是出于一个模糊的念头——「这总坏不了事,说不定还能带点好运」,或是出于一个较确定的宗教念头——以为没有那不可见之力(财神被当作其代表)的一点扶持,他的买卖就不会兴旺。威海卫的百姓对何谓富有,看法极为卑谦。有一份官家的状子里把一个人说成「财主」——那是说有钱人的通行说法。我有缘查问过这人的家底,发现他全部所有折价约两千墨西哥银元——不到二百英镑。这就是他所「主」的全部财。中国的佛教徒——尽管容道教的财神进了他们的庙——在他们的劝善文与讲道里,一向严厉地不许人为财本身而求财。在某一类佛门著作里常常遇见这样一句话:小人以身殉财(就是把钱当作目的本身),君子以财发身(就是把钱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
威海卫另外几位得人心的道教神祇里有「三官」,据说他们对天、地、水有一种属灵的总辖之责。三位合起来成一个三位一体,因此被称作「三官大帝」,照字面就是三位官长大神。
有几个村子里有塔形的小龛,里头供着文章之神、或者不如说文运之神的像;据说他住在大熊座里一个叫文昌的六星之中。这位神祇由那星宿得名,受那些想走仕途的读书人的敬礼;据说他曾几次化身为人,最早的一次是周朝的张仲。他同中国许多别的神一样,不多不少也就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
武神关帝在许多庙里也是显眼的一位,而且在各城里于春秋二月受官家的「祭」。他是一切道教神里最有力的几位之一,虽然他做神的履历相当短。他(在公元二世纪)也是一个寻常的凡人——一位叫关羽的大武人与英雄,在中国陷于内战时建了许多勇武之功。他死后很久被列为圣品,可是直到十六世纪将尽,明朝一位皇帝才把他升到可称为神的品位。他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日本的八幡,而八幡也是一个被神化的人。本朝给关帝加了许多荣典,把他抬到理论上同孔子平等的地步。倘若义和团当真把一切外国人赶出了中国,那么他(或者被神化的皇太后本人)说不定要被抬到几近中国众神之首的位置上去。
威海卫那座有城墙的城自然有它的关帝庙,前面说刘家某人发现大鱼骨的故事时已经见过〔注三四五〕。这庙里有一件极大极重的兵器,不妨说是一种刀或矛。这一类兵器在中国是常见的,不过大而重到关帝庙这一件的地步,便多半是陈设而非实用了,因此放在庙里或官衙里比放在战场上更合适。威海卫这把刀——姑且这样称它——有名到被地方志特别记载。志上形容得相当确切:长一丈有余(约合十二英尺),重一百斤(约合一百三十三英镑)。刃是铁的,上有许多精巧细致的铜饰。「别的庙里没有这样的东西,」志上说,「父老相传,谓其自海中出,声如牛鸣。近处的人闻声,走近这件奇物。抬起来一看,竟是一柄大刀。于是把它抬去,恭敬地献给关帝之灵。」显然,这件无人臂力所能挥动的兵器,正该归武神所有。那段文字并没有清楚告诉我们这柄中国的神剑是怎样从海里出来的;不过如今看庙的人却说了一个颇为平实的故事:它是连同别的几样东西——包括几支箭与两口铜钟——一起,在一条漂到威海卫港里的敞船上发现的。那几支箭如今还在关帝庙;两口钟据说被送到文登城去了,想必至今还在那里。
关帝庙据说至少出过一桩神迹。从前有个看管这庙的道士叫吴考玉,傍晚出去散步。他还没回来天就黑了,这时他才想起忘了点神案上的灯。他四处找取火之物,一样也没找着;便打算到邻人那里去借一支蜡。他正在埋怨自己粗心,忽然当着他的面,神案上亮起四盏明晃晃的灯。他见那些灯既不摇曳也不熄灭,便伏地行礼,念了一段经。他心想:神既能自己给自己备灯,显然不必去麻烦邻人了;于是他像个明白人那样去睡了,由那些灯自己照管自己。
于是就有一个问题:他后来还费事去点过灯没有?修志的人对此不置一词。这位道士或许有一种今日可称为灵媒的禀赋,因为这并不是他唯一一次这样奇异的经历。有一回他在半夜的异象里见到三个衣饰华美的人,神情活泼,相貌俊伟。他们看着这道士,一齐叫道:「快来救我们!」这话又说了两遍,说话的人便不见了。道士当即起身,也不择路,任那看不见的力量把他引到海滩上。他在那里见到三尊铜像躺在浪边。他立刻认出那是海王宫三位府君的像,便恭敬地把它们捧起,安放在庙的正殿上。这桩奇遇的风声不久传开,成群的香客来关帝庙看这几尊像,顺便也向这位大蒙眷顾的道士献上合适的供养。
有一位比关帝小得多、可是于百姓日常生活更要紧的神,就是城隍。中国每一座有城墙的城都有一位「城隍老爷」,充当它的守护神。逢着一定的日子,譬如每月初一十五、以及遇有特别的危险或灾殃时,本地官员要到供这位神祇的庙里去,在他像前烧香;那像一般穿着真衣裳,有真人大小。新任的官到城上任、接过官印时,也要照样去行一次礼。
许多国家从前都有一种野蛮的风俗:筑城门或城楼时杀人为祭,把人埋在基下〔注三四六〕。人相信人血能给城墙添力气、添稳固,而被杀的人又被认为成了城墙属灵的守护者。据信晚至一八五七年缅甸城市曼德勒奠基时,还行过这样的祭。不但城墙,连桥、庙、河堤、实在说一切要紧的建筑,都被认为因特意杀死的人牲的血与骨而大为加固。有些情形下,那些可怜的人牲看来是被活埋的。有若干理由可信:公元前三世纪筑中国长城时也曾有过人祭。
帝国有些地方至今还奇怪地流行着一个信念:政府与官员凡有大工程在手,照例要取人命作抵;而那些歹人、或者是存心要使外国人招怨的误国之徒,曾散布过这样的话:西洋蛮夷拐中国小孩,是为了把他们埋在铁路、炮台、船坞或某座大公共建筑底下。约八九年前,香港较穷的一部分人里曾有过这样一场惊恐;而在香港岛上欧洲人称作香港仔的那个小村子里,因此起了一场小小的惊慌。百姓说,有人见一条白船夜里驶进香港仔的港里,船上人的用意是拐中国男女小孩去做奠基的祭。而那村子的人在英国直辖之下已经住了六十年左右!人很想知道城隍起初是不是一个被杀的人牲,不过中国人不承认有这回事,凭据也难取得。
今日的中国人自称以为这样野蛮的风俗在他们国内断不会有过;可是他们这个信念无疑是错的——实在说,还有理由相信这风俗在中国至今未绝〔注三四七〕。至于这做法之野蛮,中国人也承认:在丧事上杀男女、甚至把他们活埋在王公大员的坟里,是到近世才绝迹的〔注三四八〕。无论城隍的来历真相如何,民间的信念是:他是一种鬼界的官;而在近世,他一般被看作某位从前的官的灵——那位官因一生无瑕、或因竭诚为民而「以圣洁之名」死去。
城隍之间有时也像中国文官在世的成员之间一样有调动与升迁。亡者的世界被认为是人的世界的复本。人几乎要想象:某位脑筋略钝的中国哲人听说过柏拉图的理念之说而又大大地没有弄懂,随后把这门新学问用来按中国的法子去解那「无人从彼返回之国」的奥秘。省、城、村、官与衙役、房屋田地牲畜,实在说一切物质之物,从前与如今都被隐约地认为在幽冥世界里有它们非物质的对应物。「隐约」这两个字须着重,因为有学问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中国人也极少有谁像持教条那样确定地信这个;实在说,他们通常还乐于同欧洲人一起批评或讥笑它。不过这总是一套给中国人关于死与死后的传统看法染上颜色的说法。
城隍按在世的官的品级定品:府城高于县城,所以府城的城隍位在县城的城隍之上。那么主管威海卫城命运的那位神祇,在他那一类成百上千的神祇里位置便极卑;因为威海卫不过是一个巡检的驻地〔注三四九〕——巡检只是知县的副手罢了。而且很可能:正如威海卫的巡检自英国治理那片从前归他照看的地面以来,已经成了一个比从前更不要紧的人物,他那位鬼界的对应者也不得不在小神的行列里取了一个比从前更卑的位置。然而若地方上的传说信得过,威海的城隍从前倒很能申张自己的权柄、维护自己的声名。一般以为这一类神祇只管自己城里与所辖地面上的人,出了这界限他的权便不及了。可是威海这位神从前确曾坚持连外乡人也须以礼相待,下面这桩事可以为证。十七世纪时,有个姓赵的人,登州府蓬莱县人,到威海卫来办事。天热,他便进了城隍庙去午睡,背对着神像坐下。旁边有个本地人赶紧指出他这姿势不恭。「背对着神坐,」他说,「是不合宜的。何不转过身去侧坐?」赵某轻蔑地一笑。「我是蓬莱人;你们的神管不着我。我就坐在这里。」
不久他就睡着了。他睡得又久又沉;半夜忽然醒来,骇然发现自己手脚被绑在屋梁上,而看不见的手正在那里毫不留情地打他。他越号,打得越快越重。在他觉得极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尽剧痛之后,绑他的皮索被鬼手神秘地解开,他被放到地上。随后又打起来,可怜的赵某被打得叫着跑出了庙院。出了庙门他就昏倒在地。等他醒过来,几乎动不了;身上还青肿带伤,一条腿拖着另一条腿时痛得他直扭。过了许多难挨的日子,痛才离了他;可是他对外地神祇的轻慢已成过去:他成了一个庄重而敬神的人。离城回去之前,他特地献给那位受辱的神一匹漂亮的纸马以表悔意,那马自然是照例以火送到鬼界去的。
邻近荣成县城的城隍,有一个更别致也更动人的故事。如前所见〔注三五〇〕,中国人以一年里三天为亡者之灵所专有,正如活人也有三个专门的节。每一个鬼节上,城隍都要正式巡视他的城。于是他的像被从平日所居的昏暗庙里抬出来,放在一乘官轿里,由一队喧闹而并不十分肃穆的行列抬着走过城里的大街。故事说,有一次这样的巡行中,一位本地有名人家的少女正极有兴致地看着队伍。神的轿子经过她所站的地方时,她看见那神像——或者自以为看见——故意把脸转向她,带着亲切的神气对她笑了一笑。那女子满心激动地回了家,把这事一股脑儿对母亲说了。这位好太太只当是个玩笑,对女儿的痴想开怀大笑。「分明,」她说,「城隍老爷要娶你做妻子:那么你去就是了。」
过了几天,那女子害起重病来。请了郎中,可是郎中所做的无非是作出高深的样子,给她一道符挂在门上,再叫她吞下些难吃的药。同城隍相遇不到一个月,这女子就死了。她死后的那一夜,她母亲做了一个怪梦。亡女之灵来看她,告诉她自己如今安好而快乐,因为她已做了城隍的新娘。不消说,这个梦不久成了四邻的话柄,又经由他们传到知县耳朵里。经过取证与印证之后,官方裁定:城隍的意旨已经以不可误解的方式显明,违拗它必给全城招祸。于是那女子的尸身以极隆重的仪节葬在庙院里,她的像穿着真丝衣,被安在正殿上神像的旁边,而她正式被认作城隍的配偶。
日子久了,这位亡女渐渐在本地得了治病的名声;那些相信自己的病是她治好的人,便买些小小的还愿之物,譬如极小的鞋、梳子、耳环以及中国妇女所爱的别的首饰。这些都收存在庙里,其中许多至今还看得见。荣成的百姓把这故事讲给外人听时怕人不信,惯于提起一桩平实的小事,自以为足以把一切疑虑打消。他们说,每天早上道士要端一盆清水进那间据说作城隍夫妇寝室的内间。把盆放在架上之后,道士便识趣地退出。半个钟头后他回来端走那盆:瞧!那水已经不清了。这一笔写实的点染,颇有中国志怪故事的特色。无论这传说真正的来历如何,荣成的城隍确实同一位女灵共享本地的香火,她的像就安在他自己的像旁边;谁若问她究竟有没有做过一个活人,尽可以请人介绍他去见她所出的那一家的后人——他们姓蔡,住在城郊,至今还兴旺着呢〔注三五一〕。
正如每座城有它的城隍老爷,每个村子也有它的土地老爷。他品级自然低于城隍,没有一座华丽的庙、也没有一尊真人大小、穿袍带须的像来代表他,照例说只有一座三四英尺高的小石龛作他歇身之处。在威海卫的村子里,这座龛一般就在所属村子近旁的路边。寻常村民到本地的土地庙按礼去拜的次数并不多。他或家里有人病了,便恳求土地赐以康复;这种时候、或是病好之后,他往往要在龛前的棍子或杆子上挂几面小小的红布旗——那常常不过是些破布条。一个大村子里得人心的土地,有时一下子能有十来件这样简单的供物。村里有人死了,须正式报知土地,因为他的职分是替那死人在初到鬼界、茫然无措时做个向导。常可见一长队号哭的送丧人,穿着宽大而不缝边的麻衣、头发蓬乱,沿着村街往土地龛的方向走去,报一位亲人或同村人之死——这景象也颇可悯。土地其实是一种死亡的登录官:他在阴间所记的那本看不见的册子,同百姓在家里或家庙里所记的家谱,合起来就足以满足中国人在死亡登记一事上的一切需要了〔注三五二〕。生子却不报土地;土地既主要同鬼的世界相干,便被认为对活人的增多不特别感兴趣。一个孩子(若是男孩)的出生,自然被认为是给祖先带去欢喜与慰藉的。
城隍、土地、灶神〔注三五三〕以及别的许多民间神祇,都不妨算在道教众神的名单里;可是就礼仪而论,他们其实是独立于道教之外的,就是说神同祷告的人之间并不需要道士居间。倘若道教的礼与道教的大神被逐出这片土地,上面所说的这些小神仍可以照旧吸引同样多、或者说同样少的敬意;同样,便是官方废掉了孔子之祭,祭祖之礼也未必会受影响。
土地既被认为要过问个人之死一类的事,这似乎表明他起初必定是一个祖先之神;可是我找不出可靠的凭据证明如此,虽然看来至少在某些情形下,他(同城隍一样)是一个死后被升到半神品位的人。就这一点而论有一事可注意:威海卫、以及据我所知别处,没有一个村子有一位以上的土地,虽然村里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姓」或族;而且一个人从这村迁到那村时便换了土地,虽然他同旧村在祭祖一类事上的关系丝毫不变。土地看来实在是一位地方的神祇,不论各家的迁动与姓氏的更替,总守着他的位置。也许他被看作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代表着该地最早的居住者、或最初建村的人。中国的土地看来同日本的氏神颇有相似之处。照「氏」这个名目所含的意思,这位神祇显然一度被看作族神或部落的祖先。可是如一位日本的权威所告诉我们的,「氏神这个词如今是在另一个意思上用的,就是地方守护之神、或一个人出生地或住处的庇佑之神的意思」〔注三五四〕。阿斯顿博士说:氏神本是某些家族的庇佑之神,后来「只成了一个人所生之地的地方神祇」〔注三五五〕。土地的历史同氏神的历史相仿,这至少似乎是可能的。
希腊与罗马的宗教或许能给这题目添些光。正如我们见到祭祖之礼在希腊与罗马的宗教里是一个显著的成分,我们也见到类似土地那样的东西存在过的痕迹。每一家有自己的坛与自己的神(就是已故的祖先),而每一个胞族、即一群家,「有一座共立的坛,奉一位共同的神,而那位神被认为比各家分开的神更有力」〔注三五六〕。
同荣成城的城隍一样,威海卫一带的土地往往、若非几乎一概都配有妻子,称作「土地婆」。土地同他的夫人由粗糙的石像来代表,约一英尺高,并排安在小石龛里;有时夫人另有一座较小的龛,在她丈夫的龛旁边。有些土地有两位土地婆陪着。我在一个土地有这番排场的村子里打听缘故,被告知:在他左边(尊位)的那位是他的妻,右边的那位是他的妾。人还指出:妾的像只有妻的一半大小,这同她较低的身份正相称。关于这位土地何以被准许这样扩充家口,人给了两个解法:一说他右边那位夫人是他赌来的,另一说是土地托梦给村里某人,求他替自己备一个妾,说自己对妻子厌倦了。那村民第二天一早就去找本地塑像的匠人,匠人到龛前量了尺寸,几天之后一位漂亮的新妾就安在土地身旁了。那位做梦的人此后家境有没有显著的好转,书上没有记载。
前面说过,常有人替那些病据说被土地治好的人,在土地龛近旁的棍子或杆子上挂小红旗。乍看之下,人或许以为那些旗是给土地的谢礼;它们今日固然确被看作如此,可是我极倾向于相信它们另有一个全然不同的来历。世上别处类似的风俗,使人无从不想到这个念头:那块布起初是被看作承载疾病的器具,而那疾病被认为是从人身上驱出来的。
泰勒博士说到「那个众所周知的想头——把一种疾病或恶的影响看作一个个体的存在,它不但能由一件染了它的东西传过来(这自然同这个念头大有关系),而且能从病人身上实实在在地转移到别的动物或物件上去」〔注三五七〕。他接着考察了这个想头在实际上运作的许多例子,并特别提请注意世上许多地方(虽然并未提到中国)共有的一个信念:病可以被赶进一块破布、再把布挂在树上而被逐走——「在图林根,人以为一串花楸果、一块破布、或任何小物件,被病人摸过之后挂在林间小路旁的灌木上,便能把病传给过路时碰着这件东西的人,而使病人脱了病。这就使伯顿上尉的推测极为可信:从墨西哥到印度、从埃塞俄比亚到爱尔兰,迷信的人挂在圣地近旁树上的破布、发绺之类,都是作为病的实在的容器放在那里的;非洲的『魔鬼之树』与信德的圣树挂满了布条,敬神的人就是借那些布条把自己的病转移过去,这两样正是这个做法在文化较高之地仍旧存留的典型例子。」〔注三五八〕
日本也有这类信念的痕迹,而我在中国与西藏之间的边地上也见过许多这样的凭据。我以为很有理由相信:在土地龛前挂破布这个风俗来历与此相同。那些破布通常是在病人已经痊愈之后才挂上去的,这只不过表明这一举动原始的意思已经模糊了罢了。
土地起初大概同这件事全不相干。几块破布片于他能有什么用处呢?除非他想给自己做一床百衲被。不过那块挂起的布条的意义一经被忘,便极自然地可能生出这样一个念头:这做法本质上是宗教的,该同某位神连在一起;而还有哪位神比那位本地的守护之灵——土地——更合适呢?他的龛总在近便处,而且他被认为对每一个村民都亲自关切。那布条一旦被看作还愿之物,中国人自然要择红色——欢喜与好运的颜色——作为最中神意、最能得他眷顾的。倘若说明一下,这个说法大概会显得更近情理:北方——包括威海卫——不识字的中国人至今确实相信某些病可以从人身上转移到死物上去。他们说:病人若拿一块布在自己觉得痛的部位上擦一擦,再把布扔到十字路口〔注三五九〕,便不会再痛了。过路人见这样的布片躺在路上,是断然不肯去碰的,因为那被认为窝着从病人身上赶出来的病〔注三六〇〕。朝鲜〔注三六一〕以及亚洲别处有类似的信念,欧洲好几个国家也有〔注三六二〕。
单就威海卫而论,不妨提一句:土地龛前那些系布条的棍子或杆子,是直插在龛前或龛侧地里的,而且往往做成那种立在官衙门外、以及读书「世族」的宅前与家庙前的、众所周知的桅杆似的旗杆的小样。不过有时龛上覆着树枝,这种情形下那些布条偶尔就挂在树上。也许我们在这里见到了三种古老信念或迷信的一种混合:对本地守护之神的祭、对以法术驱病的信、以及对圣树的崇拜。
拜树是中国宗教的旁径之一。它同儒、道、佛三教都不相干,至多是偶然相涉。不过这条旁径值得一探,哪怕只因为它通向一片中国与欧洲共有的民俗与神话之地。以为某些树上附着或强或弱的灵、或者那更明确也更早的看法——以为某些树本身就是活神的身子——是一个几乎在世上每一处都追得到的信念。它在古罗马存在过〔注三六三〕,那里罗慕路斯的圣无花果树是众人虔敬的对象;它在古犹太人中间于希伯仑、示剑、俄弗拉与别是巴存在过〔注三六四〕;它在公元前几千年的佩拉斯吉人的阿提卡及其邻近一带存在过〔注三六五〕;它在佛教以前与佛教以后的印度存在过——锡兰阿努拉德普勒那株有名的菩提树的历史便是明证,至今还有成千上万的香客拥到那里去;它在印度支那各国至今兴盛;朝鲜与太平洋上许多岛屿都有;实在说,世上每一处——包括西欧与美洲大陆——都有它的痕迹。难怪泰勒博士论「直接而绝对的拜树」时说,它或许「在宗教的早期历史里扎得极广极深」〔注三六六〕。它在欧洲那非常的生命力,从这件事上可以估量: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欧洲大陆与不列颠曾把它斥为拜偶像、竭力想把它根除——有时用的法子是把一片圣林砍倒、拿那木料去建基督教的礼拜堂〔注三六七〕——然而关于圣树的信念的痕迹,至今还活在民间传说与地方风俗里,横贯欧亚大陆,自英格兰与瑞典一直到中国、马来亚与日本列岛〔注三六八〕。民俗里讲到会说话的树、以及在樵夫提斧走近时能为自己的命求情的树的事极多。一六〇六年,据说林肯郡有「一株会叹息、会呻吟的梣树」〔注三六九〕。
把五朔柱的来历一概撇开不论,近年来在约克郡还找得到对圣树的信念残存的一点痕迹〔注三七〇〕。在瑞士,百姓普遍相信胡桃树上住着灵〔注三七一〕。弗雷泽博士告诉我们:「直到一八五九年,蒂罗尔的瑙德尔斯还立着一株神圣的落叶松,人以为它一被砍便要流血……这树神圣到无人肯在它近旁拾柴伐木的地步;而在它附近咒骂、吵嚷或争执,被看作一桩当场就要遭天谴的大罪。动了气的人往往被一句耳语按下去:『别,神树在这里呢。』」〔注三七二〕以为树上附着某种神性、或住着灵的信念,同许多别的古老的万物有灵之信是并行的。正如海里有美人鱼与仙女、溪里有水仙与水妖、山里有地精与精灵,树林与孤树也有萦绕其间的灵、树仙或树神。今日在缅甸、掸邦与暹罗一类地方,民间对树灵存在的信极其坚固;实在说,佛教不得不同那些地方佛教以前的万物有灵之信相妥协,在它那套宇宙的格局里给树精——以及水精与别的许多仙类——留下位置。
拜树既这样几乎普遍地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那么在中国若找不出它的一点痕迹,倒真是奇事了。有一位论这题目的作者说过「中国人中间拜树存在的凭据极少」〔注三七三〕;可是事实上,它存在的凭据(虽然书里或许找不出多少)是丰富而确凿的。我自己在中国至少七个省里见过「神树」——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福建与山东——而且我很有理由相信别的省里也有〔注三七四〕。这些树一般见于村子附近,有时就在村街当中;枝上通常挂着还愿之物与写字的条幅,树下有时设着小坛,上有香炉与几小碟祭食。这样的树是受人敬重的,它们的枯死或意外被毁被看作一桩公共的灾祸。在华北,神树似乎一般(虽不总是)是一种槐树〔注三七五〕。不过谁若想确信拜树在中国至今还是一个活的信仰,并不必远走内地各省:只消到威海卫来就够了。在风景如画的林家院(林家的园子)近旁,有一株极好的老银杏〔注三七六〕,中国人叫它「白果树」。附近的人相信它里头住着一位佛或菩萨的灵。
这里我们见到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可见佛教怎样把本地的传说拿来为自己所用、为自己的利益张目。树旁立着一座唐代的古佛寺。若没有僧人把近旁各村的宗教念头塑成佛门的样子,这树仍会被看作一位灵的居所,可是不会有人想到说那灵是一位佛。虔诚的基督徒不必嗤笑佛门僧人在这桩小事上无害的巧思,因为中古欧洲的修士同样随时会抓住本地的迷信、给它一个基督教的解法。「欧洲农民的民俗里至今还知道,」泰勒博士说,「策尔附近海因岑山上那株老树:樵夫砍它时它曾出声诉苦,因为里头住着圣母,而圣母的小堂如今就立在那地方。」〔注三七七〕众所周知,对我们欧洲祖先的圣井与圣泉,所采的也正是这同一套办法。拿一位基督教圣徒的名字去替掉一位异教神祇的名字,被发现比把民间的迷信一概压碎要简便。「涂上一层基督教的漆、有时再换上一个圣徒的名字,」刚才所引的那位作者说〔注三七八〕,「拜水之俗便一直存留到今日。波希米亚人要到淹死过人的河岸上去祷告,并在那里投下供物,一个新烤的面包与一对蜡烛。」那面包无疑代表着从前献给水灵的异教供物,那蜡烛则代表着同基督教的折中。不过我们在自己这半个地球上既留着这样明显的异教遗迹,便还是不要讥笑「中国异教徒」的迷信吧。
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所谓「神树」的那个老信念,在这一带正或快或慢地衰朽。张家山、温泉寨、河西庄、保新以及别的几个村子都有极好的老树,照传说从前是受过「祭」的,如今却只是熟悉而极受爱惜的地标,村人无论如何不肯让人把它们移走。我所指的并不只是庙前的树林与荫蔽祖茔的小树丛,因为如前所见〔注三七九〕,它们的神圣出于未必同拜树相干的缘由。我所指的毋宁是那些有时见于村内或村边、或覆在土地龛上的孤立大树。就后一种情形而论,人很想知道究竟是树还是龛先占了那块地方。有时那小龛几乎被一丛树低垂的枝叶遮住——那样的树十有八九是从一棵母株上发出来的。关于英属印度的孔德族,有人说他们在一个新村定居时,「须以郑重的礼种下那株神圣的棉树,树下再安放那块供着村神的石头」〔注三八〇〕。无论威海卫从前的做法如何,中国有些地方从前种神树时也有过类似的礼,看来不是不可能的。
近旁有一座古佛寺,这就足以说明林家院那株神树何以被认为住着一位佛门的灵;可是全租界最有名的那株树——莽岛村那株槐树——的灵,却似乎没有人觉得值得去劝化。那株树的名声远远超出四周村子的界限。就在一两年前,莽岛的村民遭了一场大祸。在一个可悲的夜里,他们那株名树着了火,烧毁了。他们惊惶极了,因为这祸事看去无可挽回;可是本地的明白人应付得来:他们宣称树灵已对旧树厌倦,搬到村街上头几码外一株较小的树里去了。至于那场火,则被解作「天火」——是那位迁了居的树灵怂恿而特意降下的,为的是不叫人拜错了树。村里已经编出一个有枝有叶的故事来圆这个说法。有个村民带着香来向那株老树致敬,而他并不知道树里如今已经没有住客。树灵从他的新栖处见了这光景,极为不快,因为他见那株老树虽已被他舍弃,却仍受着供奉。他对着这叫人气恼的情景又恼又妒地磨着枝条,便求天降下一阵神秘的风,把那村民点着的香吹成一片大火,很快就把这可怜的老树的皮与叶剥得精光。无论那场火真正的缘由是什么,树被烧得精光这件事是无可争辩的。村民已把它焦黑的树干移走,如今一点痕迹也不剩;而那株得意的后继者,如今挂满了从前挂在它那位可敬前辈枝上的破布与别的供物。
莽岛那株树被人为许多事祷告,尤以病愈为甚,而那些破布主要是祷告得了允准的人感恩的供物。那些破布起初极可能如前面所说的那个古老迷信,只被看作被驱之病的载体;不过无疑,树或树灵是被看作驱病所凭的那个力量的。莽岛的树上所饰的往往不止破布:枝上还看得见写着表感念与敬意的题辞与句子的布幅。格兰特·艾伦说:「基督教并没有把叙利亚对圣树的敬意扑灭,那里至今还有人在病中向它们祷告、并给它们挂上破布。」〔注三八一〕在威海卫一个偏僻的村子里——那里大概除了偶尔因公而来的英国人之外从没有欧洲人到过——竟见到一个在基督教的发祥之地至今仍兴盛的迷信,是很有意思的。
〔注三三四〕(原注:翟理斯教授以为《道德经》是一部编纂之书,并非老子自作,虽然其中大概藏着他的一些话。他举出有力的理由,认为它必定编于庄子(公元前四世纪)、韩非子(公元前三世纪)与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的书出现之后。至于老子本人,翟理斯博士不取那单薄的凭据所定的「孔子同时人」之说,而把他定在「远古某个不可知的时期」。见《中国与中国人》第一四五、一四八页以下。)
〔注三三五〕(原注:参看丁韪良博士《中国的学问》,以及别的许多权威。)
〔注三三六〕(原注:参看道格拉斯爵士《儒教与道教》第五版第一九一页。马克斯·缪勒不取「道是一个由印度传到中国的吠陀观念」这个说法;不过他提到一个梵文的字与概念,其历史的发展同「道」并行。那个字是「梨多」——路、径,即那「不动的推动者」。见《最后的论文集》第二辑第二九〇页以下。)
〔注三三七〕(原注:金斯米尔先生(《道德经》)称它是「原始佛教仅存的少数遗物之一」。他指出:既然没有迹象表明汉代以前中国同印度有过往来,那么《道德经》的编成必定要定在那个时代——比老子所假定的年代晚了好几百年。)
〔注三三八〕(原注:霍尔科姆先生载《国际伦理学杂志》一九〇八年一月号第一六八页以下。全文值得细读。)
〔注三三九〕(原注:《中国经典》第三卷第一部第二〇〇页。)
〔注三四〇〕(原注:诺克斯教授载《美国神学学报》一九〇七年十月号第五六九页。)
〔注三四一〕(原注:麦基本牧师载《美国神学学报》一九〇七年十月号第五八四页。)
〔注三四二〕(原注:「纯粹的道家之学从未停止影响中国有教养的心灵,正如纯粹的神道与道家之学也从未、或长久未曾停止影响日本有教养的宫廷。」——庄延龄教授《中国与宗教》第二五八页。)
〔注三四三〕(原注:见马伯乐《文明的黎明》,赛斯编,麦克卢尔译,第四版,一九〇一年。)
〔注三四四〕(原注:《东洋的理想》,约翰·默里书局,一九〇三年。)
〔注三四五〕(原注:见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页。)
〔注三四六〕(原注:这桩可恶的风俗在欧洲许多国家、以及在非洲、波利尼西亚、婆罗洲、日本、印度支那与印度都行过。见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一卷第一〇四页以下;莱尔《亚洲研究》第二版第一辑第二十五页、第二辑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页;格兰特·艾伦《神之观念的演化》第二六五页(见脚注)。德赖弗教授在他一次施魏希讲演(一九〇八年四月二日在英国学术院所讲)里,述及近来在巴勒斯坦及其邻近各国极有意思的几项考古发现。其中有几项清楚地证明那些地方曾有奠基之祭。在基色、他纳与米吉多,当真发现了许多可怜人的骸骨,他们被埋在墙角之下或塔楼之下。古波斯行过以男女孩童为祭的风俗,这我们从希罗多德(第七卷第一一四节)知道。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这风俗在不列颠群岛看来不但在野蛮的时代行过,而且在基督教传入之后、甚至在教会建筑奠基时也行过。照一个或许本于事实的传说,圣高隆的同伴奥兰被埋在爱奥那大修道院的基下。关于这一桩与别的许多例子,见戈姆《早期乡村生活的民俗遗存》第二十四至五十八页。)
〔注三四七〕(原注:博克斯牧师论「上海民俗」时(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报》第三十五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一二三页)提到:据说苏州一家缫丝厂兴建时行过人祭。「又有人告诉我,」他说,「江西的窑场上,新窑要暗地里以一个小孩的血祭过,以驱避凶气与意外。」博克斯先生似乎倾向于把这风俗归于想安抚地灵之心。)
〔注三四八〕(原注:见第二二五页、第二七四页。)
〔注三四九〕(原注:见第五十三至五十四页。)
〔注三五〇〕(原注:见第一九二页。)
〔注三五一〕(原注:别的城隍大概也有类似的故事,因为博克斯牧师(《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报》第三十四卷第一〇九页)提到上海西北数英里一处叫鲁甸的地方有过一桩这样的事。)
〔注三五二〕(原注:土地的职分既是城隍职分的缩小,那么在有城墙的城里,接受死亡之报的便是城隍。)
〔注三五三〕(原注:见第一九三页。)
〔注三五四〕(原注:穗积陈重先生《祖先崇拜与日本法律》第二十五页。)
〔注三五五〕(原注:《神道》第十页。)
〔注三五六〕(原注:考克斯牧师「古希腊与拉丁各族的宗教」,载《世界的宗教制度》第八版第二二四页。)
〔注三五七〕(原注:《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一四八至一四九页。又见弗雷泽《金枝》第二版第三卷第二十六页以下,以及布莱克《民间医术》第三十四页以下。)
〔注三五八〕(原注:《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一五〇页。)
〔注三五九〕(原注:关于同十字路口相连的种种信念,大可以写一章有意思的文字。譬如柏拉图《法律篇》里所说的那个迷信,弗雷泽博士引在《金枝》第二版第三卷第二十页;又如波希米亚治热病的方子:「取一只空罐,带到十字路口,摔下便跑。头一个踢着那罐的人要染上你的热病,而你便好了。」(前引书第二十二页。)又如说到达雅克人,「他们把自己衣裳的破布系在十字路口的树上,怕不照这风俗做身子要不好」。(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二二三页。)更可注意的是在英格兰也见得着相似的信念。「兰开夏的明白人告诉我们:『治疣子,拿一块煤渣擦它,再把煤渣用纸包好扔在四路交会之处,疣子便会转到打开这纸包的人身上去。』」(布莱克《民间医术》第四十一页。此书作者提到德国也有同样的迷信。))
〔注三六〇〕(原注:上海一带这类迷信,见博克斯牧师「上海民俗」,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报》第三十四卷第一二四至一二五页。关于中国一个同十字路口相连的迷信,见同文第一三〇页;又见丹尼斯《中国的民俗》第二十二页。)
〔注三六一〕(原注:见毕晓普夫人《朝鲜及其邻邦》第二卷第一四三页以下,以及《民俗》一九〇〇年九月号第三二九页。)
〔注三六二〕(原注:见弗雷泽《金枝》第二版第三卷第二十一页。)
〔注三六三〕(原注:见格洛弗《早期罗马帝国的宗教冲突》,梅休因书局,一九〇九年,第十三页。)
〔注三六四〕(原注:见奥克斯福德牧师「古犹太教」,载《世界的宗教制度》第八版第五十五页。他说这几处的圣树「向来都是常绿的树,因为那是生命最好的象征;先知们加于它们的形容词总是『青』。所用的名目——『以拉』或『以伦』——表明它们被认为是神圣之物」。关于择常绿之树一事,见前第二六二至二六四页。)
〔注三六五〕(原注:又见库克先生论「宙斯、阿波罗与橡树」诸文,载一九〇三与一九〇四年的《古典评论》。)
〔注三六六〕(原注:《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二二一页。全题的讨论见第二一四至二二九页。)
〔注三六七〕(原注:前引书第二二八页。)
〔注三六八〕(原注:「日本几乎每个村子都拜高大古老的树。树上围着稻草绳做的荣饰之带,前头建着小小的祠。」——阿斯顿博士《神道》第四十五页。又见斯基特《马来巫术》第六十七页。)
〔注三六九〕(原注:《郡县民俗》第五卷《林肯郡》,大卫·纳特书局,一九〇八年。)
〔注三七〇〕(原注:《郡县民俗》第二卷《约克郡北区》第五十四页。)
〔注三七一〕(原注:《民俗学报》第一卷(一八八三年)第三七七页。关于托斯卡纳的拜树,见弗雷泽博士载《民俗》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号之文。)
〔注三七二〕(原注:弗雷泽《金枝》第二版第一卷第一七三至一七四页。弗雷泽博士对这整个题目极好的讨论,尤见第一卷第一六六至二三二页与第三卷第二十六页以下。又见格兰特·艾伦《神之观念的演化》第一三八页以下;菲尔波特《神树》全书;马伯乐《文明的黎明》第四版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鲍尔《古比奥圣烛的升举与游行》,大卫·纳特书局,一八九七年,第六十一、七十页以下、八十五页以下、九十三页及全书各处;格里菲斯《日本的宗教》第四版第三十页以下;弗格森《树与蛇的崇拜》全书;斯基特《马来巫术》第五十二页以下、第六十三页以下、第一九三页以下、第二〇三页以下;雷纳克《俄耳甫斯》一九〇九年英译本第一一四、一二九页。)
〔注三七三〕(原注:菲尔波特《神树》,麦克米伦书局,一八九七年,第十五页。)
〔注三七四〕(原注:譬如甘肃。关于江苏,见《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报》第三十四卷(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一一六页。关于中国树灵的论述,见高延《中国宗教制度》第四卷第二七二页以下与第五卷第六五三至六六三页;又见《民俗》一九〇六年六月号第一九〇页;以及丹尼斯《中国的民俗》第四十七页。)
〔注三七五〕(原注:即国槐。)
〔注三七六〕(原注:即银杏。见第一六八页。)
〔注三七七〕(原注:《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二二一页。)
〔注三七八〕(原注:前引书第二卷第二一三页。)
〔注三七九〕(原注:见第二六一页以下。)
〔注三八〇〕(原注: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二二五页。)
〔注三八一〕(原注:《神之观念的演化》第一五〇页。)
第十六章龙、拜山、佛教
像威海卫这样一个既务农、又有漫长海岸线的地方,自然要对主管天时与海事的神格外敬重。威海卫最得人心的两位神祇,一位是龙王——他有操纵雨水之权,所以旱年要求他;另一位是天后,又称圣母——她在许多方面是佛门观音(「慈悲女神」)在道教里的对应者,被看作水手渔人的护佑之神。圣母沿海有许多祠,此外在爱德华港有一座古雅的老庙,又在羊亭集西北不远的一处山口上有一座本地有名的庙,叫作艾山庙。最后这一座近来正在部分重修;因为所处的位置,它既当冬天凶猛的北风,又当初夏同样狂暴的南风,而自十五世纪末建成以来,曾不止一次被吹倒。当时的道士与别的明白人商议怎样免除日后这类祸事,末了决定:最好的法子是从北到南穿山打一条隧道,就在庙底下过,好让风舒舒服服地越过山口而不伤及这座房子。隧道如期打成,至今还在。它高六英尺有余,宽四英尺,长约三十码。人以为:既已特地替风修了一条专用的好道,任何自重的风都不会再去糟蹋这庙的墙与顶了;据说好些年里这庙确实全然无风暴之扰。可是如今看庙的道士不无遗憾地告诉我:近来的风暴不像从前好日子里的风暴那样肯听理、守规矩了〔注三八二〕。
供龙王的庙与祠,在许多村里或村边都见得着,有时紧挨着土地的龛,沿海许多岬角上也有。龙王的母亲同龙王本人一样是人所乐于拜的对象,她的像常常占着旁边一座龛。众所周知,龙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与艺术构想里占着显要的位置。它被看作一种帝国与皇家之物的象征:「龙体」是皇帝之身,「龙座」是皇帝之位,「龙笔」是御笔亲书,「龙旗」是御旗。同龙相连的神话含混而彼此抵触,来源无疑不一;不过道教向来是兼容并包的宗教,在它宽绰的体系里给它们全数腾出了地方。有四方之龙,中央另有一条;有四海龙王,有雨云之龙,有土龙(它同风水关系极密〔注三八三〕),有藏宝之龙,有天龙,还有几条能变形的龙,可以随意化为任何形状、到任何地方去。至于龙母,从庙里她的泥像看,竟是一位极寻常而相当慈祥的老太太,人会以为她该是世上最不像会生出这样一个古怪儿子的人;不过便是龙本人,也同样有权以一个人的像来代表。
拜蛇是龙的神话的来源之一〔注三八四〕,它在中国似乎留下了好几处存在的痕迹:大蛇——尤其在少蛇的地方——常被认为是神龙的显形〔注三八五〕。另有一个迷信,说某些恶鬼能化作蛇形,缠住人、爬到人背上,把人逼死〔注三八六〕。就在不久前(一九〇九年夏天),威海卫租界边界附近一个村子旁有一条大蛇被雷打死。第二天早上(雷雨是夜里下的)村民发现那爬虫焦了的身子,当即彼此议定那是一条鬼蛇。他们这样猜想,所凭的似乎只是它格外之大〔注三八七〕与它死法之奇。鬼蛇被认为死了同活着时几乎一样危险,所以村民派了六个人把它抬到海边,小心地送进海里去。到了那里,海龙自然会料理自己的东西。
「中国人、墨西哥人与闪族各国,」阿斯顿博士说,「都一致把水同蛇连在一起。」〔注三八八〕
或许最初引起这个关联的,是从高处望下去时河流的蜿蜒;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龙何以既同河、也同山相连。须记着:遇见山神、河神、海神、树神这类事时,所见到的总是两个信念之一、或者两个不可分地混在一处:一是以为那山、河、海或树本身就是一位神,二是以为这些自然之物不过是被一位神或灵所居、所主,而那神或灵或许凡眼可见、或许不可见。我们知道,就拜日而论,最早的信念似乎是以为看得见的太阳就是神本身;后来太阳只被看作日神的车;再后来那位神(阿波罗)把自己同那么多不同的活动与事务连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容易全然忘记或不顾他同太阳本来的关系。宙斯的情形也相仿,他本是被神化的苍穹;这样的例子还极多。
威海卫流行的关于龙王来历的传说,大略如下。他的母亲是个寻常的凡人,可是生他的方式——说得客气些——不大寻常。这个壮健的婴儿既是龙形,一出世就飞走探路去了,却按时回来吃奶。他一天比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样子可怕,他母亲极为惊慌,便把苦处告诉了她丈夫、也就是龙的父亲。那父亲再三斟酌之后,断定除了把这荒唐儿子的头砍下来别无他法;于是第二天他提着刀躲在帘子后头,等龙到来。那大东西照它惯常不拘礼节的样子飞进屋来,把尾巴盘在屋顶下的梁上,倒挂着,这样轻轻一荡就够得着母亲的乳。正在这时,他父亲从帘后出来,把刀抡了个圆,照着本该是龙脖子的地方砍下去。可是不知是他手抖了,还是看错了距离,还是他的猎物太快,总之龙的头还在原处,它的主人只发出一声古怪的咕噜,那也许是恼怒之声,也许倒是龙的一声窃笑。不等刀抡第二下,龙就拦腰抓住他父亲,把尾巴从梁上松开,飞往东海去了。龙的父亲从此不见,而龙同他母亲被升到神位,此后再没有被挪动过。
升为神的缘由或许并不很明白;不过民间那句话——「龙恩深似海,龙母德如山」——是就他们管辖雨云的职分说的。关于龙王本地别的传说,举两个大概就够了。
荣成县里,离英国边界不远〔注三八九〕,有一潭水;它虽离海好几英里,据说却有海水的咸味,深不可测,而且水位永远不变。那潭是献给龙的。有一天,一个好奇的村民想用他的扁担去探那阴暗的深处。扁担才浸进水里,就被一股神秘之力攥住、从他手里拧了去。扁担立刻被拖下去;村民白等了一阵不见它浮上来,就回家了。几天后他在海边拾海草做屋顶的苫草,忽然看见自己的扁担漂在他所站的礁石下面的水里。此后一有机会,他就到龙王庙里烧了三炷香,献给那位如此鲜明地向他显了神力的神祇。不妨一提:海里的龙王据说在海底有一座大宝库,把从沉船得来的财宝都存在那里。他最贵重的收藏里有某些大鱼的眼睛,人相信那是无价的宝珠。渔人说,这就是为什么大鱼死后被冲上岸来时,总被发现是没有眼睛的:龙王已经把它们的眼睛挖去,收进自己的宝藏里了。
《威海卫志》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七二三年下过一场极大的雨。天上的乌云之间望见一条龙。风雨过后,和清(一作火前)村一个姓姜的人拾到一件东西,「大如筛,圆如日,厚如钱,润如美玉。映日生光,灿若星辰,耀人之目」。那东西被传来传去细看,可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于是去请教村里的术士。这位明白人只瞥了一眼那怪东西就够了。「此物,」他说,「乃龙身所脱之鳞也。」姜某把这宝贝供在自家神案上,当作珍贵的传家之物保存;至于它如今还在不在,似乎无人知道,或者知道的人不肯说。
道教最大的几位神里有老君——就是老子本人,他若知道自己日后被神化,大概比谁都更要厌恶;有盘古——一种放大了的亚当;还有玉皇上帝——这个世界与人间之事的最高管辖之权被托付给他。这几位神祇的职分是笼统的而不是专门的,所以寻常拜神的人颇把他们冷落,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人向道教的神祷告,通常并不是为了颂扬所求的那位神(那会被看作无用的奉承),而是明白地直奔一个目的——为自己或亲友求得某种好处。
威海卫很少听人说起老君与盘古——多半村民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供玉皇上帝的祠却有好几座。那是些立在山顶上的小石屋。在一切道教庙宇里,它们大概是最有意思的,虽然在大小与外观上也是最微不足道的。拜山是中国最古老的宗教形式之一。这个国家所有的最古的史册告诉我们:黄金时代那几位有名的古帝——尧、舜、禹——曾在山顶上行祭。那些古书措辞极简,几乎无从断定那些山究竟是因其自身而受祭,还是只被当作祭上帝或天——那位独一之神或至大之神——的坛。既然舜帝(公元前二二五五至前二二〇五年)与那个早期的别的君主(姑且假定他们并非全然出于神话)据说都选定某几座山来行他们的祭礼,那么那些山本身、或山中所居之灵,大概就是通常受祭的对象;不过皇帝祭上帝之礼(如今每年仍在北京天坛举行)从前也照例在高山之巅举行,这也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
原始的拜天者自然以为:爬得愈高,离他们的神愈近,所献的祭也愈能中神之意。日子久了,中国有四座、随后是五座山被挑出来,认作既因其自身、也因皇帝的祭而格外神圣;这五岳几百年来直到今日,每年都有无数香客前去朝拜〔注三九〇〕。从《书经》的古记载看,道教在拜山之事的早期似乎全不相干;可是道士一旦发展出类似祭司之业的东西,他们的方针显然就是把自己与自己的教同国内一切形式的崇拜连在一起。所以他们不久就对五岳立起一种祭司的守护之权,至今仍保着。我在中国佛教的文献里见过凭据,表明这几座山的祭司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世纪里就是道士。这些圣山落入道士的祭司掌管之下,自然是极合情理的,因为正是在大山幽暗的沟壑与洞穴里、在它们的岩台上,道家的隐者惯于独居。
当初把他们逼上山去的缘由,无疑是去寻那些作长生之药必不可少的灵草灵根,并修那种同那神秘的药一样为成功所不可少的克己与净念。可是山的魅力不久便不再倚赖药与哲理了。远在山林那较为峻厉的面貌开始打动欧洲的诗人与画家之前好几百年,人就发现:野性的自然是一位女妖,凡对美的声色有所感应的人都心甘情愿做她的奴隶。到后来,诗人、学者、梦想者——其中许多只在名义上是道家,有些连名义上也不是——走入深山的孤寂,并不是因为指望炼丹或得什么异能,而是因为他们已落在那位大女妖的魔力之下,因为他们在大山那刺天的危崖、幽邃的涧流与幽暗的松林之间,找到了一种相伴之感、一种心的安宁、一种纯净而有时近于狂喜的快乐,而那是他们在有人烟的平原上、在拥挤的城市里从未领略、也永不能领略的。倘若容我把一位大诗人的自白改动一个字——
那轰响的瀑布
像一腔热情缠住了他们:高高的岩,
那山,那深而幽暗的林,
它们的颜色与形状,于他们那时
是一种渴慕。
不消说,五座山远不够满足中国人对自然之美的渴慕。佛教徒在我们纪元的第一世纪来到中国时,发现五岳已被道家的隐者与道士占住;可是不久他们也替自己选定了同样美的山中退居之地〔注三九一〕;凡到过其中若干处的人,没有不被那份对自然之可爱的格外敏锐的感觉所打动的——正是它引着佛门隐者去择那些幽绝的地方建庵立寺。几乎不妨说:全中国没有一座美的山不是今日、或从前曾是僧人、隐者、或舍弃了「世间」的在家人的去处。
那些对野性的自然并不感到不可抗拒之力的人、那些不被它「像一腔热情缠住」的人,在中国同在别处一样自然占着压倒的多数;而就这劳碌世界的实际事务而论,如此大概也是好的。可是不要轻看那些隐者与敬自然的人;因为正是那种对自然之美的强烈而富于想象的爱,启发了中国最高贵的绘画,又成了她最伟大的诗的源泉;而她几位最伟大的哲人,正是在万古之山的光荣与奇妙之间思索着生与死的难题的。
威海卫的山虽有几处好景致,同中国南方与极西那些壮丽的大山相比却算不得什么;可是便是威海卫,也有它关于在岩石林木间安家的圣者、僧人与「仙人」的传说。这一带如今没有寺院了,不过山沟里仍有道教与佛教的庙,各有一两个僧道;而且不难看出:佛门所占的地方一般最为可人。冬天酷寒,这就足以解释山顶上何以没有可住人的庙;不过如前所见,供玉皇上帝——那位道教宇宙的主宰——的小石祠却有许多。就道教而论,这位神祇实际上已取代了那位崇高的天神——天或上帝〔注三九二〕——而四五千年前,中国百姓的君主所拜的正是他。山上也有类似的佛门小祠,不过比较少。租界里较大的几座山里,有好几座本地叫作玉皇顶(玉帝之峰),至少有两座叫作佛耳顶(佛之峰)。每座山也都有它供山神的祠——有时不过是一堆不加凿琢、不用灰泥砌起来的石头;山神同五岳的「大帝」属于同一类。威海卫的山神虽没有远道而来的香客队伍,却从牧人、养蚕的人与别的人那里受着有限的一点「祭」。许多山坡上还看得见供牛王与马王的祠——那是护佑牛马的神祇——以及供「虫王」即蝗之王的祠。我们知道,蝗虫曾屡次成为本地农家可怕的灾殃。人以为:以祷告与供物安抚它们的王,就能把它们打发到那些疏于祷告与供奉的地方去。威海卫的中国人说:蝗虫虽能把庄稼糟蹋成那样,其实还不及别的许多虫可怕——那些虫没有王,因而无人管束、不受任何法度。他们以为:倘若能在那些更有害的蝇与蛴螬中间立起君主之治来,做活的人的福气就要大大增添了。供山神与管马、牛、蝗的神祇的祠,往往并没有像,只有不加雕琢的小石头。玉皇与别的神祇的像若有,通常是矮墩墩、扁脸、侏儒似的东西,头大身小〔注三九三〕。在这许多山祠里,最大的也不过高约八英尺、见方六英尺,最小的简直就是玩偶的屋子。
租界里最高的山是南区麦克唐纳山列的中峰。这山的中国名字叫正棋山或着棋山。这里有六七座或更多供上述各神的祠,每座里有小石像与石香炉。就在峰顶下面有一块旧石板,上面的字几乎看不清,是关于「天地」的;近旁有一座龙母的祠。那些像都被风雨剥蚀,有一副古老的样子,不过这或许是骗人的;它们大概比它们的石顶棚老得多,而照几方壁上的碑刻所载,那些顶棚在本朝(始于一六四四年)屡次重修过。几座祠之外,还有一座小小的钟房,里头有一口铁钟,上铸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近旁是一座认不出样子的戏台残迹,从前每年七月中在那里演戏。主祠是「三圣庙」,即道教「三位圣者」之庙。
从这座山上,威海卫整片租界差不多尽收眼底,摊开着像一幅地图、或者照中国人的说法像一张棋盘。峰顶是一道脊,向南向北斜下去,通到于家圹与张家山两处秀美的山谷。一年里有一两回,有个道士从西坡下面极远处的一座庙里爬上山来;到了峰顶,他烧几炷香,念几段道经。偶尔也有村民爬上山来,为家事或买卖上的某桩顺遂向玉皇上帝或山神道谢;可是平日里,山顶上这一小群神是被留在清静与孤寂之中的。奉道的人并不因觉得自己冷落了神祇而心里不安:在美的山谷之间享孤寂与安宁,本是、或本该是他自己的理想,而那些照他自己的模样造出来的神,想必也再求不到更好的了。
关于威海卫的佛教,不必多说。本书所讲的若干信念与迷信,其实属于佛教同属于道教一样多;不过那是一种在东南亚无从辨认的佛教。这里有几座所谓佛寺,每座住着一个僧人与一两个徒弟;而且不乏凭据表明:几百年前这些相当破败的房子的旧址上,曾有过兴旺的小寺院。可是佛教在山东久已是一个衰朽的宗教;想到它在华北所陷的腐败之境,它作为一股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也不值得惋惜。从几方古石碑的刻文看,威海卫一带的佛教似乎在唐代(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五年)最为兴盛。实在说,那时全中国的佛事都极盛;因为这个信仰虽常遭迫害、或受冷淡的漠视,却也不时得到国中最尊最有力的人的善意与护持。
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多有名的求法者从中国去印度——佛教的圣地——求经求舍利,其中有几位留下了行记,成了中国文献里的珍宝。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之一。在接连几位有才能、极有教养的君主治下,这个帝国享着一种政治上、社会上、文学上、艺术上的兴盛,而那是此后任何一代都不曾完全达到的。这份兴盛照例似乎惠及百姓的每一等、帝国的每一角:便是山东东部这样比较贫瘠荒寒的地方,也分到了那从一个辉煌的京城辐射出来的好运——虽然欧洲那些年轻的国家做梦也想不到,那个帝国无疑是当时世上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
大的佛教寺院的存在,一般表明那一带土地肥沃、人烟稠密;因为一大群惯于主要靠百姓布施过活的僧人,很难指望在一个人口稀少而贫穷的地方受到热烈的欢迎。那么威海卫的寺院一向是小的——大概没有一座住过六到十二个僧人以上。不过这里的僧人同别处的佛门中人一样,留心挑了所能得到的最可人、最入画的地方作住处。这些小丛林里最好的、或者说最好的之一,叫作孤山寺。它建于七八五至八〇四年之间,其中一部分至今还在,是一座小庙,安稳地坐落在那座给了它名字的山脚下。近旁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株有名的佛树〔注三九四〕。离庙不远、就在英国区官官舍的正前方,有一处天然的温泉,从一条浅溪的沙底里冒出来。人可以想见:一千一百年前,那一小群穿着僧衣的和尚从观涅槃、事佛陀之中得了一个钟头的闲,便在黄昏时分一路走到沟边,在那可人的水里濯洗他们可敬的手足。这泉至今仍是附近各村成百上千男子与男孩每日的乐事,只是和尚都不在了。
庙里有一尊大佛像,村民说它不是造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关于这尊像有一个小故事。有个农妇惯于在孤山坡上砍柴,有一天她见到一丛特别粗壮茂盛的灌木,当即把它砍倒,只在地里留下根。第二天她碰巧又从那里经过,惊讶地发现同一处又长出一丛同样粗壮茂盛的灌木来。她诧异得很,可是既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受用这份好运,便把第二丛也照样处置、带回家去。第三天同样的事又出现了。那妇人照旧把灌木据为己有;可是这么一来,她再不能把这些怪事瞒在心里,便决意把这个秘密告诉邻人。
第二天,一大群将信将疑的同村人跟她到她所指的地方去;果然,一丛气派的灌木又一次神异地出现了。同行的明白人解说道:这地方显然有一位有力的灵在;他提议最好把地掘开看看底下有什么。于是照办了,而就在灌木根底下,掘出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佛石像。村里的会首们随即开会商议这桩异事,一致议定:第一,这像不是人手所雕;第二,须尽快替它在一座像样的佛寺里找一处合适的安身之所。最后定下的庙是黄柯寺——那是一座孤零零的房子,至今还在俯瞰方集村的山坡上。绳子与架子都备好了,几十只肯出力的手自告奋勇要把这尊圣像抬到所选的庙里去;可是那像纹丝不动。又调了一批抬的人来,然而他们拉了拽了一个多钟头,一寸也没有挪动。于是那位明白人宣布:佛显然不喜欢黄柯寺,也许他愿意被抬到孤山寺去。于是抬的人往相反的方向拉(因为黄柯寺在南,孤山寺在北),不料他们几乎不用费力:那像差不多是自己走的。不多时一行人到了一条小溪边,那溪恰好被大雨涨满了。村民怕这时过溪要出意外,便决定把像留在岸上,等洪水退下去。第二天日出时他们都回到留像的地方,却极为骇然地发现它不见了。找了许久,才偶然在溪的那一边发现了它:显然它是自己过去的!这时村民全都敬畏起来,连其中最不敬神的人也郑重地向同伴宣告,自己决意以余生行善修福。这尊奇异的像如期安置在它自己所选的庙里,至今还在那里——在一片虽略显衰败却颇入画的景物之间。
最大的佛寺之一是斗山寺,坐落在一座俯瞰东斗山村的山上。里头没有多少有意思的东西,只有一间欧洲人通常称之为「恐怖之殿」的地方,也就是满屋的泥像,表现佛教「地狱」里加于罪人的种种酷刑。中国有教养的人(包括开明的佛门中人)对这类东西是带着善意的轻蔑看待的。《荣成志》里一位作者说到佛教所谓的地狱时说:「此虽非事神之正,然可以警愚俗而约束之。」〔注三九五〕这庙的外墙里嵌着一块古怪的旧石,刻的是历史上的佛陀。雕法是印度式的,中国许多古佛寺里都看得见。那可称为教堂建筑与装饰的印度传统样式,在中印两国的佛教徒不再互相朝礼之后很久,仍存留在中国的佛教艺术里。这块石头无疑是在这庙屡次重修的某一次里被留下来、嵌进今日的建筑的。
如今百姓的宗教观念与仪节里,带着鲜明佛教色彩的已极少;除僧人之外,租界里究竟有没有一个中国人说得出佛诞的年代与地点〔注三九六〕,是极可疑的,更不用说讲得出那位奇人的教义了。人魂的再生被含糊地信着,不过这一类信念纵然佛教从未存在过,大概在中国也找得到。那套「灵魂转世」之说——除了在民间的意义上——并不是佛教的;它把经典佛教所教的「业」的再生之说挤得不见踪影、不被记起。佛陀在这一点与许多别的点上的教义太深,未受教化的农人是把握不了的。「转世」这个粗陋的念头,曾为许多从未被佛教所及、所影响的部落与民族所持——譬如某些美洲印第安人、格陵兰人、澳洲土著与非洲黑人;实在说,它在亚洲(大概别处也一样)远在佛陀之前就有了。
泰勒博士指出〔注三九七〕:就摩尼教徒与聂斯脱利派而论,便是在基督教影响所及之内,转世的念头也曾广为流行;实在说,它至今显然还在东欧某些基督徒中间小范围地存在着。所以当威海卫一个涉讼的中国人递状子说「小的若有半句不实之言,死后愿变驴变虫,永不再为人」时,他不过是在用一个其实并不依赖佛教、只是如今在民间心里同佛教密切相连的信念的说法罢了。我眼下手里有一张状子,结尾的话可以这样译出:「大人若怜悯小的、于此难中援手,则小的阖家及子子孙孙,万劫之中皆当合掌称念阿弥陀佛。」这自然是从佛门僧人口里学来的套语;阿弥陀〔注三九八〕是那传说中的西方天界的大佛,而在中国的大乘体系里,这一处极乐之境实际上已把原始而正统的佛教的涅槃取消了(某几家僧门除外)。
威海卫留着几个故事与传说,可见佛教从前在中国这一带是比今日大得多的一股力量。关于一个姓苗的渔人,人告诉我们:从前有一回他在海上钓着了他以为是条大鱼的东西;等他把线收上来,却发现他的「渔获」是一尊佛像。他是个不敬神的人,便拿石头把那像砸碎了。几天之后他病倒,死了。另一个故事说:威海城南门楼上一尊观音(「慈悲女神」)像格外灵验。约在一六五〇年,城墙塌了一段,门楼也倒成一堆废墟;可是那尊像虽只是泥做的,却神异地保全下来,被人发现完好无损地在那堆瓦砾之上。威海卫的百姓对这桩事惊异不已,甘心认捐重修门楼与神龛。为了日后更好地护住这位女神,龛内又立了一尊韦驮像;自那以后便再没有出过意外〔注三九九〕。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说的是陈氏——一位以德行与苦修著称的尼姑。一六二八至一六四三年之间,她离了威海城附近的庵,远行募化,为的是凑钱铸一尊新佛像。她走遍山东与直隶,最后到了北京;在那里她手捧缘簿,站在前门,向那些愿为自己在西方天界积攒财宝的人募化。头一个理会她的过路人是个和善的疯子。他的衣裳是各色碎布缝的,模样粗野不整。「师父往哪里去?」他问。陈氏说明自己是为铸一尊大佛像募化,从山东一路走来的。「我这一生,」那疯子说,「向来是个慷慨的施主」;于是接过尼姑的缘簿,在一页上头写下自己的名字(字写得极大)与所施的数目。那数目是两文钱,合不到一个铜板的零头。他随即把那两枚小钱交了,便走他的路去了。
过了些时候,尼姑带着募来的钱回到威海卫,铸像之工如期开了。到了该熔铜的时候,却见那铜又硬又不肯化。炉里一次又一次添柴,那一团不成形的金属却硬如磐石。领头的匠人阅历极广,便出来解说这件事。「必定短了一份极贵重的布施,」他说。「把缘簿查一查,看是谁的布施没有交来。」站在旁边的尼姑当即把那疯子的钱拿了出来——因为数目微小,她懒得交上去。「这里是一文,」她说,「这里还有一文。这两文的布施必定是功德最高的一桩,施主必定是位圣者,将来要成佛的。」
她说着便把那两文钱投进炉中。大泡涌起又裂开,金属化了,像树里的汁一样流动,清澈如流水;不多时工成,新佛像铸得极好。这故事自有它一点可喜而教人的寓意,不过西洋的读者大概最要留意的是那疯子的两文钱同寡妇的两个小钱之间的相似〔注四〇〇〕。两桩事里,布施的价值都不在所施的多少,而在施者的心。
到威海卫一座佛寺里看一眼便知:这里已几乎或全然不剩任何配称佛教的东西。一个从缅甸、暹罗与锡兰(那里至今还找得到比较纯的佛教)来的人,会认得出释迦牟尼的像,此外却几乎看不出什么能表明那「亚洲之光」曾照到这块大陆的边角上来。如前所见,百姓对佛的生平一无所知,对他的教义也几乎一无所知;而僧人——称他们为看庙的人更贴切些——所知也不比百姓多多少。这里同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显然有人设法把道教神祇的像——尤其是那些带来财货、医治疾病的神——引进佛寺,以招徕香火。所以一座佛寺里的像几乎同一座道观里的一样多;若把它们排除,这庙就要冷清了,而唯一的进项——除几亩田的出息之外——大概就是在家人每年为把不用的棺材寄存在庙院里而缴的一小笔钱。
论佛教之衰败,威海卫决非独一无二。几乎不妨说:佛教作为一个分明的宗教,在中国只存在于某几处有名的丛林之中。真正的佛教徒只有那些大寺院(主要在长江以南)的僧人,以及某几处恰好受寺院影响极深的地方的百姓。别处的佛教固然曾给百姓的宗教生活与风俗染上颜色——有时染得极深,尤其是在同死与葬相关的信念与仪节上——可是很难说它是一个另立的、活着的信仰。
除了「三教」即儒、道、佛之外,就威海卫而论,别的宗教几乎无话可说。回教在本省某些地方是有的——譬如济南府与青州府——可是威海卫及其邻近并无它的痕迹。天主教与新教的传教会都有,也有一些人入了基督教。眼下——一九一〇年——据报有受洗的天主教徒约五十人,另有若干正在预备受洗的慕道者;属新教各宗的基督徒有八十三人。这样说来,基督徒还不足租界居民的千分之一。
〔注三八二〕(原注:我们不必讥笑中国人在这件事上的朴拙,除非也把我们的讥诮分一点给约克郡塞特林顿的好人们——在那里,「打雷时把屋门敞着被认为是稳妥的,好让闪电万一进来时有路出去」。见《郡县民俗》第二卷《约克郡北区》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
〔注三八三〕(原注:见第一一九页以下。)
〔注三八四〕(原注:众所周知,拜蛇在埃及颇为常见,在希西家以前的希伯来人中间、以及在印度与亚洲别的某些民族中间也是如此。至于「龙」,便是林肯郡与格洛斯特郡也有过(见《郡县民俗》第十卷第三十三页;以及《郡县民俗·格洛斯特郡》第二十三页)。至于圣乔治与他的事迹,不必再提醒英国读者了。别的相似之例见丹尼斯《中国的民俗》第九十二页、第一〇二页以下、第一〇七页、第一一〇页。)
〔注三八五〕(原注:道格拉斯爵士在他《儒教与道教》第五版第二七七页里提到一桩恰好的例子。他说到一条大蛇,道是「本省总督李鸿章亲自前来致敬,奉之为龙王的化身」。关于中国蛇鬼之说的讨论,见高延《中国宗教制度》第五卷第六二六页以下。又见《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报》第三十四卷第一一六页。至于一个在中国以外许多地方也广被接受的有名的蛇鬼传说,读者不必远求,只消看《创世记》第三章。)
〔注三八六〕(原注:日本也有这一类信念。见格里菲斯《日本的宗教》第四版第三十二页。关于中国,又见高延《中国宗教制度》第四卷第二一四至二一九页。)
〔注三八七〕(原注:山东极少大蛇,不过华南的蟒是颇多的。)
〔注三八八〕(原注:《神道》第四十二页。)
〔注三八九〕(原注:在杏林村附近。)
〔注三九〇〕(原注:五岳是山东的泰山,山西的恒山(直隶另有一座同名而相争的),河南的嵩山,陕西的华山,以及湖南的南岳。这几座山的灵被称为「大帝」。就文献与传说而论最有名的是泰山;就我自己在朝山时节所见拜者之众而论最得人心的是南岳;最美、同时也最高的是华山——等河南府到西安府通了铁路,它便要成为欧洲游客的圣地了。见前第七十一、七十三、七十四页。)
〔注三九一〕(原注:佛教所谓四大名山,是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安徽的九华山,以及浙江海外的普陀山。这几座山我都去过,论美我倾向于把头名给峨眉,虽然别的几座也各有极大的魅力,尤其是普陀那一小片仙境:银色的沙滩,入画的寺院,覆着树木的山坡,以及拍着它岩石环绕的岸的那片点缀着岛屿的深蓝的海。不过除了五岳(至今仍以道教为主)与四大名山(几乎全属佛教)之外,中国还有极多别的美丽而有名、遍布庙宇的山。湖北的武当,陕西的太白,浙江的天台,安徽的黄山,北京附近的上方,福建的武夷与鼓山,广州附近的罗浮,不过是名声传得最远的几座罢了。)
〔注三九二〕(原注:「上帝」是在华新教传教士多数所采、用来表「神」这个字的名目。「天主」则是天主教所选的名目。中国人称新教为「耶稣教」,称天主教为「天主教」。)
〔注三九三〕(原注:我们若在心里回到早期希腊人与早期巴比伦、亚述人的时代去,那些不加雕琢的素石似乎更有意味了。关于古希腊人,保萨尼阿斯告诉我们:他们是借着像来拜神的,而那些像是未经斫琢的石头。威海卫到处可见的土地与别的神像——矮短粗笨、几乎不像人形——似乎显出从纯粹的素石到雕琢完成的塑像之间的一个过渡。希腊的情形也相仿:先是绝对粗糙未凿的石头,譬如忒斯庇亚代表厄洛斯的那一块;其次是那种没有腿、棱角分明、难看的像,譬如众所周知的方形赫尔墨斯——人会以为神与人都该为它害羞;最后才是那些把童年与少年理想化了的精美塑像,至今仍是一切爱美爱艺术的人最纯粹的乐事之源。可惜那种想使神看去不同于寻常人的心愿,引着中国人、也引着印度人与别的东方民族走上了可称为「以怪为尚」的路,所以照例说来,便是他们最好的神像里,也极少有宏伟或美的东西。总的说来,最好的塑像无疑是释迦佛的像。在这一点上,传统待这位伟大的印度哲人与圣者的身后之名还算宽厚。欧洲人常指摘佛的面相平淡无味,而艺人真正所求的其实是一种无情无欲的宁定之境。)
〔注三九四〕(原注:见第三八一页。)
〔注三九五〕(原注:可参看狄奥多罗斯(第一卷第二节)的话:「关于冥府之事所传的那些神话,虽在根本上纯属虚构,却有助于使人敬神而行正。」)
〔注三九六〕(原注:无论如何他们总要说错,因为中国的佛教徒把佛诞提早了好几百年。)
〔注三九七〕(原注:《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二页以下与第十四页以下。)
〔注三九八〕(原注:即日本的阿弥陀。)
〔注三九九〕(原注:韦驮在中国佛教里是一位传说中的菩萨,他专门的职分是护卫佛寺及寺中一切。他的像一般安在这类庙宇的前殿。佛书的末页上也常画着他:这可以使书免遭火与虫的毁坏,而且(人笃信如此)能逼借书的人把书还给书主。一位私人的韦驮,于许多英国人的书房大概是极受欢迎的一件陈设。)
〔注四〇〇〕(原注:见《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至四十四节,以及《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至四节。佛教也有一个寡妇以两枚铜钱为供的故事,见马鸣《佛所行赞》的一个汉译本。)
第十七章东西方的宗教与迷信
我们如今已把中国、尤其是本书主要所关的那一带中国所见的各种宗教体系粗略地巡览了一遍;读者的判断大概会是:儒教是一套可赞叹而不动情的伦常之学,佛教已衰败得认不出本来面目,而道教已堕落成单纯的仪式、神话与拜像。不过在我们责备中国人那些仿佛在他们人生观里占着极大位置的幼稚迷信之前,且记着:中国人远不是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样样都信。
论比较神话与宗教的作者说某某民族持某某奇异的信念时,未必是说那信念在所论的百姓心里,像一条基督教的教义在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心里那样明确而分明。所谓一个信念,细查起来往往不过是一点古雅的旧想头,凝成了一种半宗教的仪节。许多看去以某种确定的宗教信念为前提的奇特的民族或部落风俗,所以行着是因为它是传下来的;它所代表的那个信念或许还在、或许早绝:实在说,有些情形下,那信念显然是后人编出来、用以解释一个其缘由久已被忘的仪节的存在的。有时一个风俗延续下来——譬如威海卫正月里孩子们的扮演〔注四〇一〕——不但在当初促成它的那些念头消失之后仍旧延续,而且根本没有人觉得值得去另编一套起源的说法。
倘若有一天确凿地证明了这些孩子的舞出于史前同庄稼生长相关的巫术之礼,那么我们大概不久就要从欧洲论神话与宗教的作者笔下听到:「威海卫的百姓每年正月举行某些舞蹈,相信这能使年成丰稔。」然而这将是一句误人的话;因为无论这风俗的来历如何,今日威海卫的百姓绝然没有这样的信念。从书本上研究比较宗教时,极须提防:那样极易得着关于所论百姓实际信仰状况的全然错误的印象。因为作者无论何等小心、何等认真,要他们(大半是据旅行家与传教士的札记而写的)分辨一个作为活的宗教力量的信念、同一个仅仅代表着从前存在过或据说存在过的信念的刻板风俗,总是极难的。由此而生的错误,自然是研究关于人的书、而不研究人本身的当然结果。可惜我们人人都不得不在极大程度上倚赖书本,因为人生太短,谁也无从亲身熟悉多过极少数几个民族的风俗与宗教观念。可是这件事该使我们格外小心,不要因误解、从而误报我们自己亲见的事实,而冒着误人的危险。
中国人那些较小的迷信做法里,再没有几样比他们那个奇特的念头更被他们西洋的师长视为可笑可鄙的了——就是以为凭着烧纸像或纸做的东西这个既简便又省钱的法子,便能把钱、家具衣裳与书信送给死者。在中国的丧事上,人或许会骇然看见自己认得的一位思想开通的中国士绅,也同别的送丧人一起做这桩蠢事。倘若在取得他的信任之后问他:他是不是真的信纸钱到了那边会变成真钱、或者他已故的祖先当真需要一笔钱才好在鬼伴之间撑体面,他十有八九要说:他自然什么都不信,不过烧纸是惯常礼节的一部分,更改它不是他的事。他或许还要说:妇人与孩子是信的,而若想破除她们这些傻念头,反会搅乱她们的心、惹出麻烦来。
他若是个读书人,大概要说这样的话:「古时是把真的宝货投进墓里的。钱、珠宝、牲畜,从前连活人男女也同死者一并埋了。等到定下这风俗非废不可时,人以为须用一个说法把愚蒙的心安抚下来,便说那些不值钱的仿造之物一样管用;于是丧事上开始用泥、木与纸,至今沿用。这是个愚蠢的风俗;可是我们以为它有助于把一个有用的教训传给寻常不加思索的男男女女,使他们觉得自己同已故的祖先被爱、敬与感恩之系系在一处。他们这样被打动得愈深,便愈可能把家治好、把日子过得平安、有序而勤勉。你说他们尽可以用比烧成堆的纸更好的法子来表对亡者的爱与敬?我承认;不过这恰好是我们的法子。等到我们自己、或者不如说等到那些迷信的众人开始不信它、开始笑它的时候,再改也不迟。」
可是我们何必为一个我们在梵蒂冈近在咫尺之处所容忍的风俗去责备中国人呢?我们那位中国士绅听过我们关于替死者烧纸之愚的议论之后,若读到这样一段,该何等纳闷:「罗马耶稣会学院的教堂里葬着圣类思·贡扎加;在他的瞻礼日,尤其是学院的学生,照例要写信给他,把信放在他那装饰华丽、灯火辉煌的祭坛上,随后原封不拆地烧掉。这些信得了神异的回应,一八七〇年一部英文书里有人为之作证。」〔注四〇二〕
须记着:就墓外的世界与灵的性质而论,中国人的想头——同寻常欧洲人的一样——是含糊而彼此不合的。寻常的基督徒似乎能在自己心里(或许是替自己备下了几个彼此不通气的思想隔舱)把关于天堂、地狱、审判之日、以及那些「先去者」目下处境的种种杂七杂八的信念与想头调和起来。一个对西洋宗教观念一无所知的中国人,若以不存成见的心去研究我们许多教会的圣诗、我们旧式的墓志与讣告、我们的丧礼讲道以及我们不少庄重的诗(譬如丁尼生那首宏伟的《威灵顿公爵挽歌》),大概会这样解释其中教义上显见的不合:以为西方关于末后之事的想头颇像他本国的,因为每个死人显然至少有三个魂——一个留在坟里,一个萦绕在居丧的亲人四周,还有一个在天上戴着冠冕。然而那位虔诚的礼拜者若听说自己的祷辞与圣诗里竟有话能使局外人对他真正的信念生出这样错的印象,无疑要大吃一惊。
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照种种记述看,中国人既是这样明白而有才智的人,怎么会在自然与宗教上持这样幼稚而愚昧的看法?答案是:科学知识的落后(尤其是那些便在西洋各族也是极晚近才得到的知识)足以说明他们许多愚蠢的想象;可是中国人最幼稚的迷信与风俗里,极大一部分根本不立在任何现存的信念上,只是些传下来的形式罢了。传教士所描述的那些令人心惊的「异教」之礼,往往远比人从他们的记述所能料想的无害得多。一个粗心的中国旅行家在英格兰看了我们某些英国的仪节与风俗之后,也能讲出一些故事来,叫英格兰显得几乎不比可怜的中国在无数出于好意的外国人所写的书里显得更不荒唐。他若到英格兰一所旧式的乡间宅子去,在圣诞时节看见厅上熊熊燃烧的圣诞柴,他(在打听了这风俗的来历之后)或许会以为他的主人是在明知故犯地行一个同冬至相连的古老异教之礼〔注四〇三〕。
五朔节的清晨,莫德林学院穿着白袍的歌童照例要登上大塔,在那里以甜美的拉丁赞诗迎接初升的太阳。正当日轮整个浮起、以晨光染红那些灰色的石尖顶时,那首优美的赞诗收了尾,而那座塔——「一个更快活的时辰里被曙光击中的门农」——便颤动摇曳起来,因为它那八口巨钟骤然奏出欢乐之声,把「那百合之学院」唤入欣然的生意之中。这一礼所承的那个古礼究竟出于何处,似乎无人确知;不过有人说它代表着一个同拜日相连的古老异教仪节。这一礼(以近世的样式)被很得体地保存着,因为它格外之美——是全英格兰境内这一类仪节里最美、最动人的一桩。可是倘若我们那位中国旅行家回去告诉同胞:英格兰的学府之都至今还行着拜日之礼,而莫德林的院长是一位埃及的秘教入道者或一位德鲁伊,牛津岂不要客气地吃一惊、并且觉得有几分好笑么?
中国与英格兰这类遗俗之间的比拟远不算完全。英格兰的异教仪节已被基督教化了;在中国,一切仪节仍是「异教」的。不过说到底,倘若我们把宗教看作一而信条为多,这个分别之大也就不再压得我们难受了。我们把不中听的称呼堆到别人的信仰上去,于真理之事有什么好处呢?苏格拉底曾被他的同胞斥为无神论者。我们今日有谁不会以同苏格拉底一起做个无神论者为荣?基督徒自己也曾被希腊人与罗马人污为无神论者。梵蒂冈因现代主义者诚实而痛骂他们,于基督之事有什么好处?阿塔纳修把「魔鬼、敌基督、疯子、水蛭、甲虫、蚊蚋、变色龙、水蛇」这类难听的名目以及别的同样无礼的称呼加在阿里乌派身上,于他自己、于「正统」,又得着了什么〔注四〇四〕?
可是有人要答道:我们说中国人拜偶像,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人人都能自己去查证的简单事实罢了。「中国人对他们的偶像有极深的信,」一位西方作者说,「这是一刻也不容置疑的事实。中国是一个拜偶像的民族;学问、才智与高贵的出身,都无助于熄灭那个从往昔传下来的信念——以为这些木头神有干预人生之力,能降福于人、也能降祸于人。」〔注四〇五〕
拜偶像这个问题是难办的,因为直言必定要得罪人。基督徒之怒的瓶子,主要是倾在那些不幸的中国「偶像」头上的。事实上,中国庙里的像究竟能不能恰当地称为偶像,颇可质疑。把那个词留给那些本身被视为神、而不只是被视为神的泥塑木雕的像,总该不那么误人吧。人见一个中国人「拜」一尊——譬如说——观音像。他是把观音看作当真在他面前,还是只把那像看作一尊人造的他所奉的女神的塑像——一尊立在那里以助祷告、以动想象或情感的像呢?
至少在道理上,他是极断然地不信那位女神本身就在他面前的;因为他极清楚:他若走两英里到另一座庙去,会见到同一位神祇的另一尊像;而且他若愿意,一天的路程里可以碰见三四位观音。在普陀岛上,他两个钟头之内就能见到几十位。除非那位女神有多重位格,否则她显然不可能在每一尊像里都在场;那么这些泥像便只是没有生命的塑像,它们所尽的职分不过是激起拜者虔敬之情——那些人对着一堵白墙,或许就祷告不出来了。基督徒若要说:拜观音的中国人仍是拜偶像的,因为无论在物质世界还是在灵界都没有观音这个人、因而除了那像之外再没有什么可拜的;那么至少不妨试着提出一说:倘若真有一位爱的神,那么从一颗正直的心乘着至诚之翼飞出去的祷告,纵然投错了地方,也不至于被任凭在某个无神的幽暗之域里永远盲目地扑腾。
中国人有时把他们的神像或圣像当作有知觉的生灵看待,这倒是真的。譬如把它们抬出去游行;有时——若公众的祷告未被理会——还要打它们、甚至把它们弄残。这不过是又一个例子,可见那种仿佛同全世界的宗教见解形影相随的不一致;而就最无知的一等人而论,这无疑是因为许多未受教育的人想象不出有一种全然不为肉身感官所能知的存在。基督教世界里没有这样的不一致么?在像这件事上当然不是〔注四〇六〕,谁都可以随时在南欧以及别处自己去看。有一个关于圣伯尔纳的故事:八百年前他在一座主教座堂里跪在一尊马利亚像前。他虔敬而热切地开始祷告:「哦,慈祥、温和而大蒙眷顾的神之母,」他才起了个头,不料那像竟张口赐了一个回答。「欢迎你,我的伯尔纳!」它说。这位圣者大为不悦地站起身来。「住口!」他说着,对自己的圣庇佑者皱起眉头。「不许妇人在会众中说话。」
这件事且当作寓言放过去吧,因为它在《金色传说》里并无位置,只能用来表明:圣伯尔纳虽无疑是圣保罗真正的门徒〔注四〇七〕,在妇女的权利上却持一个不大厚道的看法。不过另有一些须记下的事实并不是寓言。「这岂不是尽人皆知的么,」马克斯·缪勒说,「在天主教国家里,圣徒的像在下层人手里受着怎样的待遇?德拉瓦莱记载:葡萄牙的水手把圣安东尼的像绑在船首斜桅上,随后跪着对他说:『哦,圣安东尼,请你待在那里,直到你给我们这趟航程一阵顺风为止。』弗雷齐耶写到一位西班牙船长,把一尊小小的圣母像绑在桅上,声言它要挂在那里,直到它赐下顺风为止。科策布说,那不勒斯人若所求不遂,就要鞭打他们的圣徒。」〔注四〇八〕我近来在一位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记述里读到一句话,大意是:在这拜偶像之国,赌徒与别的作恶者有时要留一手,把他们偶像的眼睛蒙起来,好叫那位神祇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相信这确是真的;它证明至少在这类情形下,那些泥像是被认为具有人的感官的——除非这番举动骨子里真正的念头同所谓类感巫术有关:「我既蒙了神像的眼,那么神本身(不论他在何处)的眼此刻也要看不见了。」可是便是这个做法,基督教世界也并非不知道,纵然它同基督教本身何等相悖。在我刚才所引的那一段里,马克斯·缪勒接着提到俄国一个类似的做法:「据说俄国的农民做不体面的事时要把像的脸遮上;不但如此,他们若见邻人的圣徒格外灵验,还要去把它借来。」〔注四〇九〕
有些新教的传教士会同意:在容忍这一类迷信上,天主教与希腊教会同中国人一样坏、或几乎一样坏;而且他们毫不迟疑地要让他们中国的「问道者」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看法。艾约瑟牧师描述上海一所大的天主教机构时说:「看见他们塑约瑟与马利亚以及别的圣经人物的像,同邻近城镇里塑偶像的人塑佛、武神与财神的做法一模一样,而且注定也要受差不多一样的敬奉,这叫我们心里颇不好受。」〔注四一〇〕这位作者在别处又说:「可惜天主教总要带着对圣母的崇拜、为亡者所做的弥撒、十字苦像与念珠。耶稣会用中文刊行的书里,有些含着最纯粹的基督教真理;可是不幸的是,它们总要同另一些教人轻浮迷信的书相伴。」〔注四一一〕看这位新教传教士何等心安理得地默认自己在「什么是最纯粹的基督教真理」「什么是轻浮的迷信」上绝无错谬,是很有意思的。挪亚的方舟与约拿的鲸无疑要归在前一项下,圣体真在之说则归在后一项下。然而艾约瑟博士本该记得:罗马公教与东方的希腊教会说到底包着基督教世界极大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对自己掌握着真理的笃信同他一样。至于新教徒,他们纵然没有拜图像与塑像,岂不是已经危险地近于拜一部书了么?
人听说那个国家从皇帝以下都相信日月之食是天狗或天龙在吃日月,难怪应急委员会与英国的大学当局要奔走张罗,替中国找出兴学的法子来。关于这一桩迷信,或许值得略说几句。我不敢否认这个古雅的信念当真为许多人所持;不过我不妨说:我就这个老生常谈的题目问过极多中国人、多半是无知不识字的,却只发现一个人(经过盘问之后)似乎真心相信日月之食是一头饿兽所致。那人是个老妇,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在云南西部大理附近开一家茶棚。不妨补一句:她这番信仰的自白,引得近旁喝茶的一群中国苦力哄堂大笑——他们听见了我的问话与那妇人的回答。
在泰勒博士那部巨著里我们读到:南美的奇基托人「以为」月食时月亮被大狗追逐于天上,他们便发出可怕的号叫与哀号去把狗赶走;加勒比人「以为」恶魔马博亚憎恨光明,想要吞掉日月,便通宵又跳又号把他吓走;秘鲁人「想象」有一头巨兽在吃月亮,便呐喊、奏乐器去吓它,甚至打自己的狗,好叫它们也加入这场大喧闹。北美也有别的类似说法〔注四一二〕。这类风俗在亚洲与美洲都有,是很奇的。有人以为:扶桑〔注四一三〕——那个照歌与传说所说远在东海之中的极乐长生之地——是美洲大陆的一部分〔注四一四〕;甚至有人主张:曾有一位扶桑的使臣(或一位去过扶桑又平安回来的中国人)在中国朝廷上被接见,在那里讲述了那片奇土。中国在史前是否可能知道美洲大陆的存在,是个引人入胜的题目,这里无从细论;不过就美洲那些关于日月食的说法而言,人不免要问:那些民族一面敲着皮鼓、一面喊到声嘶力竭的时候,是不是当真确信狗或魔之说?抑或泰勒博士所说的那些做法,不过是一个在更粗野的时代本于真实信念的风俗,在比较开化的时代残存下来罢了?这自然并不意味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洲——那个信念不会还被无知的妇孺、甚至被许多寻常男子不加思索地含糊持守着。他们会「相信」有某头可怕的兽在吃太阳,正如近世的孩子——至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纵然不是爱德华时代的——通常「相信」圣诞老人是一位从烟囱进人家门的慈祥老先生。
每一族里总找得出一些心性属于能受而不善析的人——他们对小时候被告知的一切照信不误,只因为他们想不到去发问、或去自己想通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心态配不配叫作「信」,是另一回事。使人颇有理由疑心美洲某些部落的呐喊喧闹不过是一个原始时代留下的仪节的,是这样一件事:关于月食日食的缘由,另有全然不同而合理得多的说法,为那些名义上信饿狗之说的人所知、而且显然也被他们认可。「越过这些最原始的观念,」泰勒博士说,「看来南北美洲的土著都想出了一些较近于实情的哲理式神话,因为他们承认日与月彼此相食。」〔注四一五〕还有一个有意味的说法:阿兹特克人「作为他们了不得的天文知识的一部分,似乎已有了日月食真正缘由的概念」,然而「仍旧沿用神话的说法,口里说着日月被吃,以此保住旧信的一点遗迹」。
这就是那个老故事:把宗教仪节加以改动被认为是不敬、是亵渎,便是知识的长进已使那仪节失去意义时也如此。人听说:在金属已通行很久之后,祭司行祭时仍用石刀,只因为那种在祭礼本身尚新时所用的器具的样式被附上了一种神圣;而当初选它,不过是因为石器时代没有更好的可用罢了。西方某些教会的石刀之一,就是所谓亚大纳西信经。西方教会的武库里还有许多别的石器,不过其中有些被巧妙地雕过、又不时重新镀金,所以只要没有人太挑剔地去细看,它们就不至于被另眼相待。可是那番雕饰与镀金不会永远遮住它们的缺陷。
卫三畏博士写到广州的事时说:「一次几乎全食的月食把全城的人都召了出来,人人带着能弄出响声的东西,水壶、锅、棍子、鼓、锣、枪、爆竹以及诸如此类,要把天上的龙从它那可怖的饕餮里吓走……随着月亮复圆,静默才渐渐重新占了上风。」〔注四一六〕卫三畏博士没有说,可是事实是:城里人不过是趁着一个公认而正当的机会,去闹一场英国小学生所谓的「胡闹」罢了。他若细看那些敲锣人的脸,便会看出占上风的情绪是欢乐与兴致,而不是对一桩可悲的天变的恐惧。日食月食时所行的官礼刻板已极(每一个动作都有细细的规定),更不用说日月食几百年来一向由钦天监按时预报——单这些就足以表明:那番喧闹的仪节不过是一个全然没有科学知识、或许还是野蛮的时代留下的一桩颇有意思的遗俗罢了。
实在说,那个被认为在中国普遍流行的日食之说,很可能并不是中国这一族传下来的遗产,而是在比较晚近的时候从某个不那么开化的邻族——或许是印度或中亚的某一族——传来的。它多半不会来自美洲;因为纵然关于扶桑的故事不只是神话,中国也不大可能从那么远的来源借来自己的迷信。中国若糊涂到从印度借来兽食之说,至少还可以回敬一句:欧洲也借过;因为同一个说法,无论有无变化,连在欧洲大陆与不列颠群岛都有过〔注四一七〕。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现存最古的书提到日食月食,却没有一点兽食之说的影子;而那位以破除愚妄的迷信为乐的哲人王充(公元一世纪),列举了关于日月食的几种解说(有智的有愚的),却不曾直接或间接提到我们正在说的这一种。倘若他知道它,断然会提到的。无论这些官家的日食之礼始行于何时(据说近来已由摄政王下令废止),它们几百年来一直存留,只是因为中国的历代政府——一半出于政治上的用意——向来极不愿意去动既成的风俗。今日仍在举行的祭天祭地的皇家大典,就宗教信仰而论,许多纯粹是个形式。皇帝若放弃每年在天坛举行的大典,那无疑要被解作:他对自己天授的治权已失了信心,满洲一朝就要逊位了。
那么大体说来我们可以断定:尽管表面如此,中国人作为一国并不以为月亮穿过地影就是月亮被一条饿龙吞吃。极多中国人若被猛然问起日月食的缘由,会表示相信有龙,这完全是真的。同样,许多英国人若被猛然问起小红帽的外婆后来怎么了,大概也会毫不迟疑地答道:那可怜的老太太被一只坏狼吃了。
前面所引的一位传教士作者说:中国人虽天生有敏锐的幽默感,「可是一讲到灵、鬼与妖怪的问题,他们似乎就失了推理之能,去信一些但凡有寻常识别可笑之力的心灵都要避之不及的荒唐透顶的事」〔注四一八〕。中国人(同无数欧洲人一样)确实相信一些荒唐可笑的事,这我十分愿意承认;不过须再着重那个无可置疑的事实:许多中国人(同无数欧洲人一样)似乎信的比他们实际所信的多得多,而那看去像是活信的东西,往往不过是对传统的被动默认罢了。且记着:在中国同在我们西方各国一样,早期野蛮的遗迹「凭着那种属于远古遗存之物的传统的神圣」,在一代代文明之中保住了自己〔注四一九〕。随着日子推移、知识增长(尤其是在这一族的母亲们中间),许多不合理的传统信念的形式、许多在中国因是传下来而被接受、其实并不真信的粗陋念头,会渐渐朽坏消失;泥像的胳膊与头掉下来,不会再被补上;庙顶塌了,不会再被修好;每年的游行与节日仍会维持下去,因为它们给劳苦的成人放了假、又是孩子们的乐事,不过会愈来愈趋于世俗;而鬼与魔则会被交给爱好民俗的人去管,或者(这或许是更真的智慧)被作为正经研究的题目交给将来一个中国的灵学研究会。
论「异教」之地宗教之事的作者,常常要讲一些小故事,意在说明「异教」之礼何等不能叫人满足,从而让人推出一个结论:那些不幸的「异教徒」所不自知地缺着的,正是带着它那些凝定的真理陈述的基督教。下面就是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一位我已不止一次引用过的作者所讲的〔注四二〇〕。「『你今天向那位女神祈求,得着什么了?』我问一个我见他祷告极虔诚的人。他飞快而锐利地看了我一眼。『你问我向女神的祈求得了什么回答?』他说。『是的,』我答道,『这正是我想从你这里知道的。』『那你问的超出我所能告诉你的了。偶像这整桩事是极深的一个奥秘,无人能测。它们究竟帮不帮人、能不能帮人,我说不上来。我拜它们,因为我的父辈在我之前这样拜;他们既满足了,我也就该满足。这整桩事是个奥秘,』他说着走开了,脸上带着一个被自己解不开的难题困住的人的神气;而今日这个民族脸上那副神气是长久的。」
读到这段有教益的小对话,大概有不少英国人与美国人要忍不住对那位拜偶像的人生出几分同情。一个无人能测的极深的奥秘!我拜它们,因为我的父辈在我之前这样拜!西方岂不是有千千万万的人,也能极真诚地说出这几句话来?因为尽管各教会、各先知、各哲人替我们做了那么多,尽管我们从教条、启示与圣书里学了那么多,我们仍在黑暗里摸索。这整桩事是个奥秘,而能解开它的人要比至今活过的任何人都更有智慧。是的,新教的传教士必定要答道,可是神能解开它;而且他已经解开了,因为他已把真理启示给我们。不是给你们,是给我!圣而公的天主教会叫道。不是给你们,是给我们!圣公会、浸信会、一位论派、公谊会、自然神论者、斯威登堡派、摩门教徒、安息日会信徒、基督教科学派、普利茅斯弟兄会与神智学者一齐叫道。不是给你们,是给我们!犹太教徒、回教徒、婆罗门、锡克教徒、巴布派与琐罗亚斯德教徒一齐叫道。
真理是什么?
宗教这座城堡由一队永远警醒的披甲巨人守着,他们名叫「信条」与「教义」。一位孤身的游侠骑士驰到堡门前,急着要把他确知就在里面某处的真理夫人救出来,迎着他的却是那些巨人守门者,他们以恫吓与拳脚把他逐开。「你找真理?」他们叫道。「你不必再往前去了。我们就是真理。」有人以为:那些巨人若被杀掉,这座华贵的城堡本身也要像一场梦似的消散。它何必消散呢?更可能的是:只有他们的败亡才能救这被岁月摧残的墙垣免于彻底倾颓;只有到那时候吊桥才会落下,那些暗着的窗子才会亮成一行行喜庆的灯火;只有跨过那些巨大的伏尸,我们才会同城堡的女主人面对面相见——她不再是带着镣铐的囚徒,而是自由的、预备好走出来的,华服盛饰、光艳照人,第一次接受一个世界的致敬。那位戏谑的彼拉多所问的那句话,最后要从真理自己的口里得着回答。
〔注四〇一〕(原注:见第一八三至一八四页。)
〔注四〇二〕(原注: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二卷第一二二页。)
〔注四〇三〕(原注:关于「异教的想头在基督教的敬拜之中非常地存留下来」的别的例子,见戈姆《早期乡村生活的民俗遗存》第一三八至一四四页;以及泰勒、弗雷泽与别的人类学家著作各处。)
〔注四〇四〕(原注:见马克斯·缪勒《宗教起源讲演录》一九〇一年版第三一二页。)
〔注四〇五〕(原注:麦高温牧师《中国生活侧影》第八十三页。)
〔注四〇六〕(原注:见前第三三五页以下。)
〔注四〇七〕(原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三十四至三十五节。)
〔注四〇八〕(原注:《宗教起源讲演录》一九〇一年版第一〇六页。又可参看法内尔《宗教的演化》第四十一至四十八页。)
〔注四〇九〕(原注:《宗教起源讲演录》一九〇一年版第一〇六页。)
〔注四一〇〕(原注:《中国的宗教》一八九三年版第一六九页。)
〔注四一一〕(原注:前引书第十四页。)
〔注四一二〕(原注:泰勒《原始文化》第四版第一卷第三二八页以下。)
〔注四一三〕(原注:见第二十一页、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页。日本人称扶桑为「扶桑」。)
〔注四一四〕(原注:见德理文侯爵《扶桑考》,巴黎,一八七六年。)
〔注四一五〕(原注:前引书第三二九页。)
〔注四一六〕(原注:《中国总论》一八八三年版第一卷第八一九页。)
〔注四一七〕(原注:泰勒前引书第一卷第三三三至三三四页。这个迷信遍行于印度支那与马来半岛。譬如见斯基特《马来巫术》第十一至十三页。)
〔注四一八〕(原注:麦高温牧师前引书第六十七页。)
〔注四一九〕(原注:泰勒前引书第二卷第一六七页。)
〔注四二〇〕(原注:麦高温牧师前引书第九十二至九十三页。)
第十八章将来
威海卫往昔的历史,并不足以使人对它灿烂的将来抱很高的指望。它从未尝过商业兴盛的甜头,日后大概也难尝到。它位于山东东端附近,这样的位置使芝罘与青岛两港几乎必然要把本来可以从西面或南面到它这里来的大部分贸易截去;而既然再往西几十英里就有位置更宜于作集散中心的口岸,那么海运的货物也不大会经威海卫这道门进入中国北方各省。威海卫有一宗可贵的本钱,就是它的港;那港胜过芝罘,不过这点优势还不足以抵消它好几样不利之处。然而这个港不宜于商务这一点本身,反倒使它作为海军基地的潜在价值增加——倘若在迅速逼近的空战时代里,一切海军基地不至于统统过时的话。将来中国的海军军官大概可以自庆:这里不会有海军与商业利害相冲突的事,而那在香港一类口岸里是不时必定要出的。威海卫的深水锚地既容不下一队战舰又容一队远洋巨轮;威海卫若发展成一个大海军港,那么无论如何也难看出它还能对商船有多少款待之余地。
那么中国的海军当局在华北最好的港之一里,便可以「全由自己作主」了。他们可以筑炮台,在近旁的水面上打大炮,在沿岸各处登陆演习人马与炮,在岛上与大陆上设海军栈房与船坞,而这一切花费最省,又几乎丝毫不致妨碍岸上既有的利益。这一切中国政府很久以前就看明白了;那时威海卫事实上是一处水陆军要地,其重要仅次于满洲的旅顺要塞。
威海卫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之战中所扮的显眼而并不可耻的角色,前面已经说过。当初徒然指望能有效护住港东口门的许多炮,如今仍躺在一串炮台的废墟里;那串炮台自海埠村一直伸到谢家所村。连接各炮台的那条极好的军路,如今许多处几乎看不出痕迹了,因为它的石工被毫无感怀之情的中国农人用车拉走盖房子,而且这里那里,那路本身竟被犁开,长出一茬稀疏的白薯来——务农的那种平实的进取之气,竟是这样向邪恶战争的浮华与虚荣报了仇。不过炮台可以重筑,更重更新式的炮可以买,军路可以重修;而等中国决意着手建一支舰队、把威海卫重新立为海军基地时,这些事无疑都要做起来。
可是读者或许要困惑地问:大不列颠在哪里呢?威海卫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么?倘若要筑炮台,那岂不是英国的炮台;倘若有战舰队要泊在威海卫港里,那岂不是英国的舰队?对此的回答是:早在日俄战争的结局与旅顺的陷落使人注意到占据威海卫只是暂时性的之前,英国政府就已放弃了在威海卫设防的一切打算。而且威海卫在官方上并不被认作英王「海外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它由大不列颠占据并治理,可是它的居民——如前所见——按严格的说法不能称为英国臣民。威海卫从未被割与英王;它交还中国时,英王的光辉不会有丝毫减损,虽然无疑要听见一些说不过去的怨言,说英国的威望受了损。至于何时交还,那全然是国际商定之事;不过须记着:俄国当初租借旅顺的期限要到一九二三年三月才满。
威海卫的贸易(至少从欧洲商业利害的角度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妨说:这地方于大不列颠的用处,只在于作她驻远东海面的军舰的避暑之所;而且不妨指出:这港既全无设防,那么纵把大陆的整片地面毫无保留地交还中国、只把刘公岛与使用港内水面之权留在英国手里,英国海军的利害也几乎不会受损。不过这样一种安排,只有在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海军时她才会欢迎。
西方来威海卫的客人常问一个问题,那问题同中国或大不列颠的政府都不直接相干:威海卫的百姓喜欢英国的治理么?若再一次归到中国官员的轭下,他们是高兴还是难过?百姓领情于英国占领所直接间接给予他们的种种好处,这是无可怀疑的。贸易——内外贸易——更活了,百姓更宽裕了,银钱流通更畅更多了,道路与别的交通之便大为改善了——这些他们都充分明白。不过岛上与爱德华港的店主与包商若有机会投票,无疑要投眼下这局面长久维持的票;我却毫不怀疑:倘若此事由全境百姓秘密投票来定,那么赞成恢复中国治理的票要占极大的多数。
这是为什么,大概不必费心去找理由。许多欧洲人讥笑「中国人有爱国之德」这个说法。纵然并没有爱国心(这个假定说到底极为冒失),中国总确有一种强烈的族类之情;而当族与国合一时,或许不妨说族类之情同爱国之情成了可以互换的两个词。姑且承认中国百姓中间确有爱国心或某种类似之情,那么任何英国人都不必再去别处找一个合理的缘由,来解释百姓何以欢迎英国撤出威海卫。威海卫的中国人不愿被外国人治理,正如寻常英国人不愿看见——譬如说——西班牙人的治理立在怀特岛上一样,而这同那些外国治理者及其政制的好坏全不相干。
所谓白种与黄种之间的族类相憎,不宜过于着重;因为那个太常见的看法——以为东西两方的人禀性如此不同,以至于在心灵与智力上必定永远相隔——并无坚实的根据。我相信,那常被误认为种族之障的东西,许多情形下不过是语言之障罢了。能说得上在两种语言上都有学者之功的人——无论中国人还是英国人——至今还少得惊人。然而可惜几乎无可怀疑: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敌对,无论缘由是种族的还是仅仅政治的,在某些方面正稳步加剧;而且只要眼下的政治局面继续存在,便难以看出我们怎能指望那敌对减轻。亚洲人无论对与不对,正在生出这样一个念头:欧洲在东方的统治并不出于白种在本质上(生物的、智力的或道德的)的优越,主要出于一些暂时的、(不从哲理上说)偶然的情势,而那些情势不久就要不复存在。亚洲有一个高贵的民族已经确实地、而且多半是永远地把自己从「白祸」里解脱出来;亚洲别的民族也想照样做,这是很自然的。
「不安的真正缘由,」近来有人说,「根本不是印度的,是亚洲的。这不安是整个亚洲大陆都感受着的那种对长久的欧洲统治的不满最显眼的征候。三百年来,欧洲统治的潮水一直向东流;可是如今退潮开始了。辽阳与奉天、沙皇军团的被逐退,给了它一个远比把孟加拉在行政上分成四十块更有力的刺激。便是日本仍旧穿着锁子甲、仍旧不曾脱出她的大君与武士的管辖,这不安大概也要兴起。自从蒸汽与快捷的交通打破了印度孤立的屏障、她那驯顺的百姓开始渡海而出的那一天起,它就不可避免了。它是一场世界大运动的一部分,而这运动的终局无人能预见。无论多么彻底的让步也禳不去它。我们不得不正视它持续的、而且极其自然的增长,并据此来定我们的方针。」
这在英国人——实在说在欧洲人——耳朵里读来不大愉快;可是事实若真如此,不理会它也无所得。
把爱国心与种族成见撇开不论,另有一些缘故,使英国的治理在威海卫、或在中国任何一处都不可能真正得人心。纵然满心想照百姓自己的风俗与他们传下来的伦常去治理他们,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总是可能,除非放弃许多在欧洲人看来是良好秩序与公正司法所不可少的东西。单是东西两方在一个这样根本的问题上——个人的权利义务同家族的权利义务孰轻孰重——的不同看法,就足以使民间生出一个信念:外国的公堂并不总是秉公而断。再者,中国人以为我们的公堂对许多他们认为可恕的过犯严得过分,而对破门行窃、海盗与持械抢劫这类罪又不够严。他们也极厌恶我们在某些情形下坚持要验尸。还有,他们全然不明白:被控犯罪、而且在「寻常人」眼里确凿有罪的人,何以有时竟因某种技术细节或法律上的咬文嚼字而全身而退。倘若英国人有时也不免要想「法律是头蠢驴」,那么我们尽可以断定:中国人有时更要倾向于同样的看法。
倘若问一个威海卫人:英国治理的哪些特点是他最赏识的?人或许指望他着重说那种比较免于零星勒索与欺压的情形,那种明显的(虽未必总能成功的)秉公而断的努力,通商之便,交通之改善。可是我向一位明白而说话直爽的居民正问了这个问题,所得到的却不是这样的回答。「我们最喜欢英国治理者的哪一点?我告诉你,」他说。「我们本地的路是窄窄的小道,常常容不下两个人并行,除非一个让路给另一个。我们上一任的治理者——日本人——在这样的小道上遇见我们那些小脚的妇人一瘸一拐地走来时,从不侧身让她们过,总逼她们爬到满是石头的山坡上去、或是站到沟里去。英国人正相反,无论骑着马还是步行,总把路让给妇人。他宁可一脚踏进深深的雪堆里,也不肯让一个中国妇人走下干的小道。我们渐渐明白:贵国的男子都是这样行事的;这就是我们喜欢英国人的地方。」
一个本地人不去留意英国治理中那些(在我们看来)可赞叹的方面,倒注意这样一桩琐事,似乎奇怪;可是其实并没有多少可诧异的。一两年前,一家大报的通讯员宽厚地说起英国治下的威海卫,道是它显著地证明了英国人个人能够不张皇、不炫耀武力地管住大批东方人。姑且承认英国人、或者说某些英国人,天生具有那一对本事——以公正与廉洁去治,以勤勉与忠恳去事;因为唯有这两样本能或品质合于一身,才算得上一位好的治理者。可是把威海卫看作英国人成功统治大群异族臣民之力的例子,却显出对事实的误解。英国人、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在世上别处做过那样出色的治理之功,实在不必把他们并没有做过的事也算在他们头上。使威海卫的百姓守法、安分、勤勉、按时完粮、彼此往来诚实的,并不是那三四位外国治理者身上某种神秘的治理之能,而是一样在中国早已存在的东西——那时这些治理者的祖先还是涂着颜料的野人,英格兰连一个名字也还没有:那就是孝道,就是对法度的敬畏与对在上位者的尊重,就是祭祖之礼——一句话,就是儒教。「资于事父以事君,」中国一部经典说,「而敬同。贵贵尊尊,人之大伦也。」又有话说:「事君以孝,事长以悌,则民无二心矣。」
威海卫政府倘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那也只在于它采儒家的道理为治理的根基。儒家实在是英国公堂所行的民法的根基;儒家的风俗凡可能处,都被官员以其行政与司法之身维持并施行;而正因为承认了儒家,政府才得以把武力裁撤。大约一千七百年前,斐洛斯屈拉特写过一部书,里头告诉我们: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有一天同他的朋友与门人达米斯同行,遇见一个小孩骑着一头巨象。达米斯惊讶于这孩子竟能那样轻易而熟练地驾驭引导这样一头庞然大物;可是阿波罗尼乌斯说服了他:功劳不在那小孩的本事,而在象自己的驯顺与自持。倘若我们把威海卫的百姓看作那头象、把本地政府看作骑象的小孩,错得会很远么?实在说,这个比方或许还能用在比威海卫更大更要紧的英国属地上。
中国这个角落的百姓对本国的政事实在太隔膜了——因为这里没有本地的报纸,便是有也没有多少读者——所以对自己这个港在交还中国、而中国又建起新式海军之后可能的命运,只有最含糊的概念。不过实在说,便是欧洲人也难把威海卫将来的种种可能向他们说清楚,除非先给他们一点线索去解一个大得多的难题——中国自己的将来。
为中国着想,极希望她的治理者眼下并非当真打算把海军的扩充摆在他们那许多改革方略的最前面。这个题目上,本国报纸的一部分已颇为热心;而近来中国一个海军考察团在一位亲王率领之下赴英,自然使人料想政府当真要着手那桩极难、极险、也极费钱的事业——为中国在海军各国之间挣一个位子。中国在西方的同情者里,有许多(尤其是不曾在东方住过的)大概把这看作最好的凭据,证明中国正在「振作起来」、而且在复兴的路上已经走得很远。可是在中国旅居东方的外国朋友与同情者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以惊愕与失望看待这个海军方略的。将来某一天,中国人大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去置办一支大海军;可是在眼下这个时候去建一支真正管用的新式舰队,便是自招一场规模骇人的财政与政治之祸。便是这个计划终归落空,中国政府在举国的精力与财力本该全用于内政改革与开发的时候竟认真考虑它,这对将来也是个坏兆头。中国负责的治理者倘若不明白这个国家已漂进了何等危险的境地、不明白行政改革何等刻不容缓,他们便不配掌这条国船的舵。纵然他们没有更高的治国之才,常识也该告诉他们:在现有的政府各部彻底改组、贪污根除、而忠恳与爱国之气注入文官各级之前,设立一个如海军部或筹办海军处这样的大花钱衙门,只会把这个国家的财政担子加重得不可胜言,而一旦有战事,却并不能给它任何靠得住的保障与护卫。
不幸的是:中国从她外国朋友那里得来的每一句这样的忠告,都被她以疑心相待。她已明白: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里,她水陆军的孱弱把她引着、或帮着把她引着走过了战败与屈辱的阴影;她极切望为自保作这样的预备,使日后的对外战争里她不至于注定要败。人劝她眼下暂且满足于一支虽小而精的陆军与一支最不起眼的海防舰队时,她便疑心进言者是想把她永远留在孱弱之中,好让他们能一次又一次地取去通商口岸、通商特权、教堂与别的传教建筑的地基、矿路的让与权以及现银的赔款。眼下她以比对任何别国都更友好的眼光看待的那个强国,无疑是美利坚合众国——那是唯一一个不曾占过她土地的大国,也是她自以为最少有可抱怨之处的一个。几年前,许多住在中国的西方人曾倾向于预言:中日两国将结成一个强有力的攻守同盟;或者日本将取得远东的霸权,造出一个改革了的中国,并借取那个国家庞大的资源,助她在东半球立起黄种的优势。今日已不常听见这个说法了,不但因为中日两国政府就满洲与别的问题屡起严重的争执,也因为如今看得出:一个真正强盛而进步的中国的成长,在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看来不能不引起深重的警觉。须记着:整个日本帝国装进中国一个省里也还装得下;日本的人口不过中国的十分之一,而她的天然资源同她那位庞大的邻居比起来是贫薄的。倘若中国的发展照日本同样的比例推进(而日本人自己也明白这并非不可能),那么便难以看出日本还能有理由指望保住她眼下的国际地位。
近来我们听说了不少关于德国在人口与财富上的大进而引起的欧洲均势的重大变动;且让我们放开想象,假定德意志帝国又以巧妙的外交或别的法子兼并了奥地利、丹麦、比利时与荷兰,又以战胜把法国、意大利与俄国削成军事上的废物。在这样的情形下,大不列颠的处境说得最轻也是岌岌可危而不堪羡的。她纵不至于成为一个「更强之国」的「被征召的附庸」(借用英国一位内阁大臣警告的话),至少也要长年处在危险之中,并不时受惊恐之扰,而那惊恐可能以百业的瓦解与民心的颓丧告终。英格兰对着一个大为放大了的德国的处境,在许多方面同日本对着一个改革了的、统一而进步的中国的处境相似。实在说,日本的处境还要比英格兰坏;因为英格兰曾打败过一个拿破仑,而且她再一次做那一盘散沙的欧洲里被压各国的卫士时,未必不能再打败一个;而日本所面对的,也许并不是一个脚下有藩属之国痛苦呻吟的强大暴君,而是一个庞大而同质的民族——他们凭着谨严的训练与明智的治国之术,已学会把各省的意气之争消融在对族类一体与民族爱国的辉煌觉悟里。
所以我们不必诧异:在中国受教育、成长的这些年里,日本在中国事务上的外交多少要带几分急躁、迟疑、反复,以及偶尔的「虚张声势」。日本的方针必定要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她不愿看见中国被瓜分,因为那意味着欧洲在亚洲的势力增强,而那于日本的利害可能是灾难性的;她也不愿看见中国成为世上的大强国之一,因为那必然要使她自己部分地黯然失色。中国如今很明白日本外务省那微妙的处境;大体说来,她多半不会轻易答应同日本结盟,纵然她发现自己当真受到欧洲武力的严重威胁——而这是幸而极不可能的事。她知道日本同美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国际政治上还不是已经翻过去的一章;而这件事也许会使她更愿意投入那个伟大的美洲共和国的怀抱。不过不妨记着:中国同美国之间族类与实业上的相争,有一天也可能尖锐到危险的地步。便在今日,这类相争在政治的天空上还不过像一只人手那么大,却已有将来风暴的耳语。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明白:近世各国里最清醒的那一个,并不打算为了看顾一个迄今被视为世上最贪睡的民族而缚住自己的手脚。便是美国那双健壮的主妇般的臂膀,抱着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婴儿——一个醒来只为享那再睡过去的舒服的中国——大概也要抱乏的。中国人隐约明白:在他们把自己从眼下这种政治上无助的境地里抬起来之前,他们从美国或从任何别的强国所能得到的,不会多于善意的好言。
可是中国还没有充分领会这个道理:水陆军的强盛并不是赢得西方列强敬重与支持的唯一、或主要的条件。她若诚心致力于内政的改革、致力于行政、司法与财赋各制的彻底重整、致力于忠实履行条约义务,那么——政治上凡可确定者莫过于此——她为自保以御外来干涉所做的,要远多于建十二座海防要塞与海军基地、再加一支三十艘「无畏」级战舰的舰队。她在军事上的孱弱并不会招来侵略;倘若她孤立无援、又要独对一个狠戾的强国或一群结盟的强国,那或许会招来侵略;可是今日国际政局的情形是:一个安靖而进步的中国,一旦她正当的利益被任何侵略成性或好冒险的外国无端侵犯,必定会在顷刻之间得到至少两个强大朋友的支持。
反过来,倘若政府仍照它眼下这样一会儿激进、一会儿守旧的路数走下去,继续把改革的方案当九柱戏的木柱、把对外条约当一副纸牌来玩,那么新的舰队与海军基地非但在国家危难之时于事无补,反会促成一场大祸;在那场大祸里,至少这一朝十有八九要被卷没,而外国的干涉又要成为一桩痛苦的必需。我们在前一章见过:指中国人这一族有说谎的习性、或者把这种说谎(姑且认其有)归咎于儒教,都是错而不公的。可是不妨立刻承认:政治上不诚这个指控,加在中国政府身上并不算不公——实在说,它也加得到另外几个国家身上,而那些国家的行径比中国更没有可辩之处。
在同西方列强的交涉里,她屡屡显出不坦直、两面三刀、甚至背信。她不但设法以一国制一国(这是世上每一个政府都或多或少热心在玩的把戏),而且许下些她除非被逼否则并不打算履行的诺言;她的态度一时骄慢、一时又卑屈;她时而拖沓、时而匆遽;她常常口是心非;而她对内对外方针的不断变更,既是外国政府与商人极大的难处之源,也是她自己最严重的危险之源。中国真诚的朋友与祝愿者最感痛心的,莫过于她对自己国际义务的敷衍搪塞;若还有别的,那就是她在行政改革上那种漫无章法、忽此忽彼的尝试——一时迟疑而半心半意,一时又铺张而激进过头。
就她的对外关系而言,人不免要断言:阻挠、支吾与因循,似乎是中国治国之术的三条主要原则。凡知道中国骨子里何等健全、她的儿子何等能干勤勉而有才智、她那伟大的国家在许多方面何等宜于在世界的历史与文明的发展上扮一个宏大的角色的人,或许比别人更愿意痛责中国的满洲政府:责它把这个民族内外的事务弄得一塌糊涂,责它可悯地糟蹋了极好的材料,责它可耻地浪费了极好的机会。
凡深知中国的外国人都看得出:第一桩、也是最迫切的必需,是把整个文官制度各支彻底改革。只要官职还买卖,只要俸给还微薄到非以不正之途补贴不可,只要岁入岁出的账目还不经一套妥当的审核,只要行贿与「陋规」还实际上被认作民政不可少的常态——那么在别的方向上去图深远的改革,便全然是徒劳。等这些积弊成为过去,这个国家的总体进步便会又快又稳,但在那以前则不会。也许这些积弊非等到各省新设的咨议局——那是自中国开放对外交往以来所见的中国政治生活里最可注目的发展——逼得中央政府容民选代表实在地参与治理之事,才会被革除。
近来英国下议院里有人问起:中国政府对《马凯条约》第八款关于裁撤厘金的规定,有没有采取什么步骤去施行。所得的回答是:中国除了表示愿意就「以裁厘换加税」一事进行商议之外,在这件事上还什么也没有做。「不过,」回答说,「鉴于中国政府未能履行一九〇二年条约里别的要紧规定,英王陛下政府眼下不打算支持这个提议;尤其是鉴于中国境内正在增设新的厘卡,而外商贸易所受的厘金抽取在次数与数额上都在加重。」
麦金农·伍德先生所说的《马凯条约》里别的未被遵行的规定里,大概最要紧的是第二款,其中中国承诺改革币制。财政的改革(包括内地赋税制度的重整与调平,以及划一的国家铸币的确立),仅次于把整部治理的机器彻底涤荡,是摆在政府面前一切事务里最迫切必需的;然而《马凯条约》签订将近八年了,中国政府对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曾认真考虑过的唯一迹象,不过是派了一个花费不赀的使团去考察别国的财政制度,以及不时颁下诏旨,许下划一币制与别的有用改革,却至今不曾有切实的举措跟上来。香港、上海与天津那些庞大的外国侨团的商业利害因中国政府在币制改革上的冷淡而大受妨碍,这且不去说它;几乎无可怀疑的是:眼下这种「随波逐流」的方针若照旧维持,这个国家将受破产之险的严重威胁。中国官员里较明白的人极清楚:一旦无力偿付外债,必然导致这个国家经济上独立的丧失;然而他们却迟疑着不肯推行那些非有不可的激烈的财政改革——没有它们,中国便无望有真正的进步、无望在列国的会议上取一个体面的位子。
各省在币制与财政上的自行其是,至今大体上还不受节制;地方官仍旧靠滥铸铜元获取大笔一时之利;经济学最浅近的法则被置之不理;无数本国的钱庄被容许发行纸票,而所持的现银准备一般不足,有时(据说如此)竟全然没有。中国若肯宣布有意延聘一位欧美的财政顾问——她所能请到的最好最能干的一位——那么单这一纸宣告,于重建她财政上的信誉,便胜过一百道措辞动听的上谕。然而便是最能干的顾问,若不被授以放手整饬上层贪污之权、又不被保全以免受小人的妒忌与暗中的倾轧,也成不了多少长久有价值的事;而照中国官场眼下的脾气看,这类令人满意的保证是否会给、能否给得出,是极可疑的。
中国人自然不愿听人说他们该向外国政府借一位向导与师长、或者说在他们亿万人口里竟没有自己能干的政治家;可是他们该明白的是这一点:中国的官员里纵有几百位在才智、精力与尽职之心上(纵然在实际阅历上未必)完全有资格把这个国家的财政重整起来,正如任何外国人一样;然而照中国政治眼下的情形,任何本国官员无论何等能干勤奋,一旦着手攻打贪污的堡垒,便断难抵住并胜过那些必定要起来反对他的守旧之力,这是不可设想的。一位外国顾问纵被一道又一道奏折参到御前,也许仍能保住他的位置与权柄;而一位中国大臣若想推行一些配得上外国专家赞许的改革,大概不等一项要紧的举措施行下去,就要被他的仇家压垮了。
中国政府不愿请外国财政顾问相助,一个最有力的缘由是:这一步可能导致外国资本大规模涌入,并渐渐垄断实业、独揽国家资源的开发。近来许多事表明:中国百姓——甚至比政府更甚——极不愿把中国向外国资本自由敞开,便是在明显因缺乏资本而延缓了国家物质发展的时候也如此。这种态度虽自然要激起外国金融家与商人的愤慨——他们惯于单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件事——却多半只是暂时的,而且想到今日资本所执的巨大权力(不但在商务与实业上,也在国际政治上),它也并非没有道理。莱尔爵士说得对:欧洲的金融市场于亚洲是一个「最危险的陷阱」;一个亚洲政府向欧洲金融家借债愈多、或容许外国资本在自己境内投放愈多,便愈要落进那个资本之国严苛、自利而好打探的「政治监管」之下。
中国若没有欧美资本的帮助便无望充分而迅速地开发自己的资源,这无疑是真的;不过鉴于她政局颇为危殆,她把外国资本的流入限在不能再少的限度,也许并非不智;而她若有理由相信一位财政顾问的建议里会包括自由接纳外国资本,那么她迟疑着不肯求助于外国专家的意见,大概也就不难解释了。中国人在这个题目上的疑惧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事实,可是至少很难说它们全然不近情理。
除财政之外,大概再没有哪一门比造林更迫切地需要外国的监督。华北大部分地方木材之缺,在有史的时期里已使气候严重恶化,而且一度肥沃的土地之被剥蚀、饥荒之周期重现,也大半要归咎于此。林学在中国是一门无人知道的学问;没有外国专家相助,重新造林大概不会被认真而有法地办起来。在法律与司法、教育、铁路、市政、陆军、医院、实业学堂以及别的要紧事务上,无论有没有外国直接的帮助,都已有了相当的进展;不过显然,在国家财政与文官制度彻底重整之前,在别的方向上所作的每一分努力都必定要多少受牵掣。
中国人自然极想取消外国的治外法权。他们极深切地感到本国地位的不体面:世上各大国之中,唯独他们对住在自己境内的外国人没有审断之权;而且他们知道,他们所以处在这不体面的地位,是因为他们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同西方的法理不合,因为他们司法的官员许多、或者说多数是贪的,因为刑讯有时被用作逼供的手段,又因为他们的牢狱是污秽与疾病的巢穴。他们既知道在这些事情没有整治之前便无从说服西方列强放弃对本国人的管辖,近年来便在司法程序的改革上、以及(在日本与别的外国顾问的指点下)在编订一部新法典上用了不少心力。把一套簇新的法制输入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究竟能不能生出人所期望的那些好处,要由时日来表明。有一重极严重的危险:把西方的法律观念套到这样一个国家去——在那里,本国的法制(纵然在实行上有些地方极为有缺)几百年来一直同支配着中国百姓生活的传统与风俗紧紧交织在一处——政府所用的这剂药,可能成为溶解整个社会机体之根基的溶剂。便是取消外国的领事裁判权,倘若非得以放弃那些道理与原则为代价不可,也可能是买得太贵了;而如前面各章所见,那些道理与原则在中国有史以来的全部岁月里,一直是她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根基。
倘若在财政一事上,中国政府无疑该照它所能请到的最好的外国专家的意见行事,那么在一切关乎社会、行政、乃至司法改革的事上是否也该默默听从外国的指点,便远不是那么确定了。在某些方向上急需变革,这自不待言;可是鉴于在中国推行广泛的法律改革而不同时触动社会机体是不可能的、而所触动的方式或许还是严重而出人意料的,那么在这个国家有识的一部分人必定要分成的那些相争的派别之中,倘若国内总有一派的纲领可以归结为「回到孔子去!」这句话,于国家的安定倒是好事。这个呼声会被照字面遵行,是极不可能的,也断然是不可取的;不过极愿望的是:无论中国注定要经历何等激烈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她的百姓永不要把儒教、连同这个词所含的一切,仅仅看作一个死去的文明的地层里的化石。
前面各章里,我曾试着表明:中国许多社会制度里有不少根本上健全的东西,有不少是中国自己与全世界都该出于自身利害而去尊重、去保全的。眼下中国所面临的危险,究竟是来自她自己那些过于热心的革命改革家更大,还是来自那些用意虽好却有几分无知的外国朋友——他们正催她把西洋的文明连同它全部的政治社会机器、它整套的宗教与伦常装备一并接受下去——更大,实在难说。倘若说有哪一个国家需要高明的引导与明智的治国之术,那么中国如今正需要它们;可是明智的治国之术并不在于把那些历经她奇伟的历史、在中国百姓心里扎了根的古老的道德与宗教的约束连根拔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