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三年漫游

第一章引言

引言、关于中国的种种谬见、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从中国人口中得来的消息不足凭信、写中国的著者想象力之丰、中国人性格中的几样特点、论农事与土壤、论政府与法律、中国多年来一直在退步、我自己的经历

一八四二年秋天，对华议和的消息初传到英国，我便得了伦敦园艺学会植物采集员的差事，第二年初春以这个身分动身来华。如今把我的行踪和所得公之于众，我要在开头就声明一句：我无意写一部、或者「做」一部「中国书」。我说的是坊间常有的那一类书：它们自命要把中国人的历史忠实而真确地叙述一遍，上起邃古，从最早的帝王一直讲到道光和今日，还要讲遍技艺、学问、宗教、法律，以及民情风俗与道德状况；这些书的著者，抱定地道中国式的「老规矩」，前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一把剪刀一支笔，把古往今来写在中国和中国人身上的一切夸张与荒唐，忠心耿耿地传给后世。

西方各国向来把这个大名鼎鼎的国家看作一片仙境。它在地球上的位置太偏远，能亲眼去看、自己去判断的人极少——至少从前是极少；何况这极少的几个人，还被圈在广州和澳门那样狭窄的范围里，那是这个国家的边角，离腹地和朝廷所在的地方远得很。便是马戛尔尼勋爵和阿美士德勋爵的使团，虽然一直走到了京城，却被多疑的中国人层层掣肘、处处盯梢，所见比留在广州的同伴也多不了多少。在这样的情形下，从中国人自己口中探听来的本国情形，不是夸大到极处，便索性是子虚乌有。上自最大的官，下至最下贱的乞丐，个个满脑子自高自大的念头，只当自己了不得、自己国力强；再文明的民族、再强盛的国家，他们也觉得一刻不能同自己相比。可举一例：头一艘轮船驶到中国海面时，广州和澳门的中国人一点也不吃惊，只说「里头多多有，一样货色」，意思是这样的东西在他们内地寻常得很。再者，他们不懂什么叫统计调查，总以为我们查问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用意；要不然就以为这种事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别人都无关紧要，因此也懒得去弄准确。

在国内游历时，他们这个脾气叫我吃了不少苦头；仅仅因为他们不肯费心把话说准，我便时常要多跑许多冤枉路。说实在的，到后来我立下一条规矩：凡他们告诉我的事，一概先不信，等我自己有机会亲眼看过、亲自判断了再说。

既被关在国门之外，又没有可靠的途径获取实情（除了中国人自己的说法，耶稣会士写的记载也往往夸张得厉害），那么我们文字里的那些著述，与其说记的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实情，不如说显的是著者的想象力——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当时的处境，正像家乡集市上围着一便士西洋镜看得又惊又羡的小孩子：凡是中国的东西，我们都拿一副放大的眼睛去看，至少在那一刻，只当眼前所见千真万确。可是那些看特拉法加和滑铁卢的场面看得出神的孩子，等帘子一落、一便士买来的景致过完，就会发觉：自己并不置身在方才眼前掠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里，到头来仍旧站在故乡的集市上。「长大了的孩子」也是一样。这一层神秘，在它维持得住的时候，对中国人是顶有用的；虽然他们自夸的那一套我们未必全信，可我们给他们的，到底远比他们应得的多。

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些写中国的著者笔下的图画何以处处着了假色，便不难索解了：他们把中国的技艺、农事、园艺，把土地之肥、百姓之勤、政令法度之美，一概夸到了天上。可是那幅围了这个天朝上国千百年的帘子，如今已经撕开；我们看见的并不是什么魔法的仙境，到头来中国不过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无疑就已经处在他们今日这半开化的境地了，那时西方如今这些文明的民族还是野人。他们早就发明了那种美丽的瓷器、漆器和绸缎，几百年来在欧洲备受赞赏；可正是这些事实——他们的开化、他们在技艺上的进步，甚至他们发现了天然的磁力、能把它做成航海用的罗盘——一旦我们想一想他们如今本该是什么样子、而实际上又是什么样子，这些就不但不能证明他们是个勤敏聪慧的民族，反而适得其反。

华北的中国人有很大一部分，仿佛总在昏睡或做梦，很难把他们唤醒。一个外国人走进北方任何一个口岸的铺子，里里外外立刻挤满了中国人，都用一种发呆的、做梦似的眼睛盯着他；你简直说不上他们究竟看见了他没有，还是被一种自己作不得主的、古怪的磁力吸了过来。我很有把握：这外国人若能从自己的衣裳里溜出去，留一个木头架子站在原处，这些中国人照样会盯着看下去，绝看不出有什么两样。战事期间中国乡下人的举动，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一记。有几位军官告诉我：一八四二年我们全副的帆船和轮船开进扬子江时，江岸上许多种田的人不过把头抬起几秒钟，用一种发呆的眼光望一望我们这支堂堂的舰队，随即安安静静地接着干活，仿佛这不过是天天有的事，他们已经见过一千回了。「美杜莎」号轮船沿上海的河往城上游开了好几英里，河道窄到几乎找不着一处宽敞的地方好让船掉头。岸上站着一个乡下人抽烟袋，看着这一切，神情漠然到极点；不料舵一压，这小船掉头时横穿过河面，一头撞在岸上，正撞在那中国人脚底下。那一震自然不轻，这人像是猛地从昏睡里惊醒，吓得魂不附体，箭一般地越田而去，一次也不曾回头；讲这故事的休伊特船长说：照他看来，这人说不定跑到今天还没有停下！中国人里自然也有许多同我方才所说的全然不同，论精干，同世上任何地方的人比也不逊色；不过以上所记，确是我所到过的中国北方各地居民性格里很触目的特征。

论到农事的学问与实作，中国人纵然胜过东方别的民族，同西方开化各国却是万万不能相比的。在这个题目上写下的胡话，也许比中国别的任何事上都多；对此只能有一个解释：著者对这门学问全然外行，又被上文说到的那些臆想与成见牵着走。举个例说：他们当初凭在广州和澳门所见来判断，却把土地之肥说得那样天花乱坠，岂不可笑？他们若见过宁波附近天童山间那壮丽的景色，或是上海一带丰饶的平原，那才真该用最热烈的字眼来形容中国土壤之肥；可他们把南方那些瘠薄的土地已经夸成了那个样子，到时候又还能找出什么字眼来呢？

我虽无意在这几页里谈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可是关于他们政府和法律如何完美的话说得那么多，顺便也不能不提一句。在这一层上，我同那些把中国看得极高的人也见解不同。我以为，凡是政府软弱无力、无法惩办犯法之人的国家，都算不得治理得好。同欧洲各国相比，中国在这一点上很弱；这国家所以还能维系不散，全靠百姓安分老实的性情。凡在中国走过路的人都知道：哪里的百姓胆大敢为，哪里的百姓只要于己有利，就公然不把官府放在眼里。譬如说，福建沿海的人是一族胆大而不守法的人，他们若存心不遵号令，官府能奈他何？——一点办法也没有。便是再往北去、官老爷权柄更大的地方——譬如上海——那些所谓泉州人，还常常在大街上、在青天白日里用火器打成一片；官老爷带着一队兵在后头，却不敢过问。但凡像个样子的政府，断不会容忍这样的局面。他们拿人问罪的办法之奇，最见中国官府的本色，我不能不记上一笔：械斗的两方爱打多久打多久、爱打多凶打多凶，兵丁绝不干预；等到弱的一方被打垮，多半已有若干人送了命，官府这才大队开来，把最没有招架之力的抓走问罪。在这种场合，他们并不计较抓的是不是闹得最凶的、涉案最深的，只要抓的是弱的、最无力抗拒的就行。中国官府这样的行事，我在华北一再亲眼见过，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局面若出在英国，我们该作何感想？可这就是那个被认为完美无缺、被人赞不绝口的政府的一个样本。

中国这个帝国在许多年前就到了它的鼎盛，此后与其说是在进，不如说是在退，这是毫无疑问的。北方许多城池，当初分明极其繁盛，如今或已残破，或已成墟；远处山头上矗着的宝塔正在剥落倾颓，看来很少修葺；宽敞的庙宇也不复当年的气象。就连普陀山（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上那些有名的庙宇——从前的人像朝耶路撒冷一般，从远处赶来朝拜的地方——也处处显出好日子已经过去的样子。这些诚然是异教的庙宇，各地的善人也都会欣然盼着那一天：它们让位给另一些为真神所建的殿堂。但事实终归是事实：这些地方不像从前那样有人供养了。由此我断定：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在退，不是在进。

我虽觉得有必要这样揭一揭历来著中国之书的人所散布的偏见，却绝没有对中国人存什么成见。恰恰相反，在许多方面他们在我心里的地位是很高的。这三年来我一直在他们中间，翻山越岭，在他们家里吃饭，在他们庙里过夜；凭这番经历，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是一个同人们通常所想的很不一样的民族。南方各城以及沿海一带、至少北到浙江为止的居民，人人给他们的那个坏名声，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他们恨外国人，自高自大，而且其中尽多最下作的角色，不是贼便是盗。可是不能凭这样片面的一瞥来定这个民族的品格；须知在哪个国家，最坏、最不守法的人物都出在海口城市，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的那些人里头。不幸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欧洲各国把这些人弄成今日这个样子，自己也出了一份力。中国北方、尤其是内地，那里的人就全然不同了。他们中间无疑也有坏人有贼，可是出门的人大抵不至于受辱；那里的人安静、和气、肯帮忙。虽然论学问、论技艺、论政治、论法律，他们都当不起同西方各国相提并论，更谈不上超过；可比起印度人、马来人以及亚洲中部和西部别的民族来，他们确实要高出许多。何况这里的民情风俗，这里山川形势之奇，落在生客眼里，实在是触目的：山头上矗着的宝塔，像是给逝去的盛世立的碑；男人古怪的衣裳和长长的辫子，女人缠得变了形的小脚。再者，这里是茶的故乡——在英国人眼里，单凭这一样，一个国家便足以不朽了。不过我还要再说一句：中国和中国人所以这样引人入胜，那大秘密在于从前外国人甘受何等的对待，也在于中国人存心把凡与本国有关的一切都罩上的那层神秘。

第二章初见中国

初见中国及其所留的印象、与爪哇相较、在香港上岸、港湾述略、维多利亚城、赤柱与香港仔两处华人市镇、全岛概貌、雨水之为害、记「快活谷」、中国人「断绝接济」的手段、山顶所见、气候、本岛植物、土产禽兽甚少、居留地之不卫生及其缘由、华人居民的品性、外国人成分之杂、论此地作为通商口岸

一八四三年七月六日，自英国启程四个月之后，我第一次望见中国的海岸。这个大名鼎鼎的国家，山岭如何光秃不毛，我早有耳闻；可是它们实际秃到什么地步，我实在没有想到。从海上望去，处处是一副被烤焦了的样子，满山露着花岗石和红黏土；树木稀少，长得又矮，除了当柴烧再无别的用处——在这一带，它们一般也正是拿来当柴烧的。有一种松树（马尾松）仿佛在勉力求生，满山坡都是；无奈土性瘠薄，加上中国人又把它的枝子砍去当柴，它便长不大，始终只是一丛矮树。这就是我在英国听了那么多的「花之国」么？就是山茶、杜鹃与蔷薇之乡么？这一片景色，同我几天前才离开的爪哇的山谷相比，反差何等之大！在那里，从海边直到最高的山顶，通体披着最丰茂的草木；早晨日出，或是夕照散在那可爱的山川上，把各色叶子的颜色染得更深，那景致当得起「壮丽」「崇高」四个字。正如诗人所唱：

「那是东方之国，是太阳的乡土。」

在群岛之间畅行几个钟头，我们终于驶进美丽的香港湾，在新建的维多利亚城对面抛了锚。香港湾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港湾之一：长八到十英里，宽窄不匀，有的地方两英里，有的地方六英里；通湾都是极好的锚地，全无暗礁之险。南面有香港的群山护着，对岸又有中国大陆的山护着，四面全被陆地围合，所以船只在最猛的大风里也能稳稳地泊着。

新建的维多利亚城在岛的北面，沿着这处壮阔的海湾筑起，背后是一带峻拔的山岭。一八四三年从海上看去，它的样子古怪而参差；不过等市街的规划再铺开些，好些的房子再造起来，这里当真会成为一个很秀气的小地方。一八四五年年底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它已经进步神速：新房子乃至新街道像变戏法似的冒了出来。几幢气派的官家建筑将近落成，是给士兵作营房的；给商人造的房子，坚固而讲究，有的已成，有的正在动工；西边还为大部分华人居民建起了一座很大的华人市镇。沿海筑了一条好看的大路，长达数英里，名叫皇后大道，两旁是上好的房子和许多很不错的铺子。华人的铺子有许多不比广州的差，比起澳门从前的铺子，那是一定赶得上的。说实在的，澳门的店家有极大一部分已经把生意迁到香港来了——英国人一走，那地方做买卖便没了用处。这里的集市也极好。凡是中国土产，都由大陆定期运来：本国的果蔬，鸡、鸭、水鸭、鹌鹑、野鸡，各样的肉，凡是本地人和外国人可能要的珍馐，应有尽有。此外，英国马铃薯、青豌豆以及好几样外国菜蔬，一年里差不多四季不断。

岛上除了上面说的这座新城，还算得上有名目的华人市镇都在南面，从前叫「小香港」和「石排湾」，近来经总督德庇时爵士改名为赤柱和香港仔。它们不过是渔村；不过政府在后一处常驻着兵，因此它也就有了几分分量。

香港是珠江口附近最大的岛屿之一。东西约八英里，最阔处不过六英里；可是形状很不规整，有些地方只有三英里宽，陆地又这儿那儿地伸出去，接连形成一个个岬角和海湾。那么请想象这样一座岛：长过于阔，通体是山，崎岖地斜落到水边，沿岸差不多每隔相等的距离就有一道深谷，从山顶一直通到海里，一路越走越深、越走越阔。谷里有巨大的花岗石块，或是雨季山水急泻时冲刷出来的，或是从前某个时候从山坡上塌落下去的。这些谷里水多而且极好，我们这座岛的那个富有诗意的中国名字，便由此而来：香港，更确切地说是「香江」，意思是「香溪之岛」。到了雨季——那时候雨是倾盆而下的——这些小溪因新水大增而暴涨，从山上冲下来，其势所至，一切都被卷走。一八四五年五月，维多利亚城遭了这样一场雷雨，造成的景象实在惊人：房子被掏空了根基，几个月前花大钱修的路被冲走，阴沟被撑裂，许多桥梁和别的公共工程全成了废物。《香港纪录报》记这场暴雨道：「新修的道路和许多在建的房屋损坏极重；雨势若再猛上一两个钟头，必有许多房屋被掏空倾塌。饶是如此，各家也已吃了不少苦头。约五点钟，皇后大道自大市集入口至市场一段全被水淹，深自二英尺至四英尺。凡由此往山上去的街道，都成了这一片湖水的进水道。卑利街上尤其厉害，急流奔泻，所过之处一扫而空，如今这条街还像一条干涸的河道，满是石块和房屋的残骸。由皇后大道通海的各条路全满了；经过春南行的那一条，几个钟头里活像一条湍急的河，两旁许多房子全靠临时垒起的泥墙才免于水淹。约六点钟雨势稍缓，可此后好一阵子路仍旧不能通行。一名苦力想涉过德己立街上奔流的水，被冲得站立不住，幸而抓住一座席棚的架子才自救。新修的阴沟排不掉水，水便大肆为害：附近一所新房子被淹了将近三英尺深，几堵新墙也被冲坏。上面几条街的明沟无一幸免，许多被冲得干干净净，几乎连街的痕迹也不剩。有一股水从远处的水道流到检察总长所住平房上面的路上，猛地泻到他一处外屋的顶上，把屋顶卷走了一大半。皇后大道许多地方盖了两英尺多厚的泥沙等物，几乎所有的横沟都被堵塞。军需处的桥被冲走，黄泥涌的桥也不见了。有几个中国人住的房子倒塌，死了几条人命；据说薄扶林的水冲垮了一座席棚，棚里住着一批修新路的苦力，三人爬上树保住了命，其余多人下落不明，据信已被冲入海中。」

岛上可耕的平地极少；说起来，稍有规模的只有「黄泥涌」——英国人叫作「快活谷」——在城东约两英里，就是这一处，也不过二三十英亩。山脚下另有几小块地，山间还有几处梯田，可合起来也微不足道。从前中国人在黄泥涌谷里种稻种菜，可那地方后来查出很不卫生；政府疑心瘴气许是从灌溉作物的积水里出来的，便禁止本地人在那里耕种，动手把地排干。由此可见，我们在这岛上的居留地，接济全仰给于天朝陛下的疆土，而他自然高兴什么时候断绝就什么时候断绝。现任总督德庇时爵士在华主政后不久，采纳香港立法局的建议，颁了一道法令，要把岛上所有居民——英国人和中国人——一律登记造册，后者自然也在英女王陛下代表的治下。华人居民素来提防外国人，只当这里头另有文章，是要刮他们的油水，竟起而抗拒这道法令。各买办和别的头面人物开了个会，结果之一便是「接济」断了。一连几天，一切都停了下来：苦力不肯做工，船不肯送粮；说实在的，中国人眼看就要把「香港立法局」饿得回心转意，改出好些的法令来——而他们终于办到了，使那道有名的登记条例改成了合他们心意的样子。

从山顶上望出去，那景象极其壮伟：山外有山，一层高过一层，嶙峋、荒瘠而野莽——最高的一座将近两千英尺；目力所及的海面上，星罗棋布的岛屿都同香港是一个模样；一边是我们那美丽的海湾伏在脚下，舟楫如林，另一边是浩渺无际的中国海。

香港的气候远说不上宜人，到今天为止，对欧洲人和中国本地人都很不利于健康。七八月里——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我的寒暑表所示最高是华氏九十四度，同期最低是八十度；昼夜之差一般在十度上下。冬天寒暑表有时降到冰点，但这是难得的事。便是隆冬时节，只要出太阳，没有伞遮着就几乎无法在外头走；谁若硬要逞强，一定要为自己的糊涂吃苦头。空气干得叫人几乎透不过气，又没有树荫可以挡一挡那近乎垂直的日光。冬天另有些时候，北风吹来又冷又利，屋里非生火不可。说起来，这里一年四季气温都容易骤变。

本岛的植物很值得一顾——至少在若干年前，岛上土生的植物还不像今天这样为人所知的时候，是很值得一顾的。低处所见最美的，要数几种紫薇。紫薇有两三个变种，花有红的、白的、紫的；夏月开花时，简直就是中国的山楂花，而那一树璀璨的花，比山楂那美丽的一族还要胜过几分。我见到的紫薇一般都是野生的，长在极近海边的地方。再往上一点，便见龙船花在岩缝里开得极盛，那一簇簇猩红的花，在香港的日头底下亮得耀眼。山谷里满是各样的蕨类和蔓生的灌木，不过在爱赏花的人看来，未必有多少意思。可是就在这里，在终年滴水的岩石底下，我找到了美丽的唇柱苣苔——那是一种开淡紫色花、形状雅致如毛地黄的植物；我到中国后不久就把它寄给了园艺学会，如今英国许多园子里都有它了。

香港的草木有一桩怪事：凡最好看的开花植物，都长在高处的山上，在海拔一千至两千英尺之间。在中国北方，譬如舟山和宁波附近的山地，同类的植物却生在低处；那里的山顶上，除了几丛草、野蔷薇和堇菜，几乎别无所有。由此可见植物如何随寒暖而自择高下，以适应所处的气候。香港土生的美丽植物，除了上文指出的几种，都长在高高的山间。好几种杜鹃——如今这在英国已是尽人皆知的花木——铺满了山坡，至少在海拔一千五百英尺以上；同一座山的低处却全然不见。大头茶也长在这样的地方；还有一种植物，也许是其中最美的，我说的是吊钟花。这种花中国人极看重。它在二月三月开，正当他们过年的时候，那时他们便成捆地从山上砍下枝子来装点屋子。采下时花还没有开，只要插在水里，不多久就在屋里开了，而且半个多月依旧鲜艳如新，仿佛是连根极小心地掘起来的一样。便是本地兰花里较美的几种，也只生在相当高的地方。夏秋两季，最高的山顶上盖满了紫色的竹叶兰和黄色的苞舌兰。

岛上的树很少，而且一般都长得矮小。松树（马尾松）在这里同在中国沿海各处一样常见；杉木在香港难得一见，在大陆上却常常遇到；乌桕也是土生的，只是没有人取它的子实来用。榕属的树有许多种，其中一种细叶榕有时能长成很好看的树。好几种竹子仿佛长得很好，在它们所生的地方，也格外好看。

中国人肯下工夫栽培的树，只有结果子的几种。有些地方倒有很像样的果园，园里有芒果、荔枝、龙眼、黄皮、橙、香橼和柚子。

香港土生的灌木和乔木虽还有许多种，可这座岛到底是一副荒瘠凄凉的模样。土性一层，永远是改良的一大障碍；不过便是这一层，只要政府肯慷慨，或是私人有心力有眼光，至少也能克服到某个地步；不消几年，香港——或者说维多利亚城——就会同今日大不相同。只要看一看已经做成的，便可以预见将要做成的。颠地洋行、坚少校、渣甸行、马地臣行诸位的园地里，以及山上颇高处斯图尔特先生的园里，新近栽下的树都已长得极好。

岛上土生的走兽不多。我时常看见野山羊在最难攀登的岩壁上吃草；也有鹿和狐狸，不过极其罕见。羽族里能见到的，只有两三种翠鸟、几种小鸣禽，以及有树有丛可以栖身的地方的几只斑鸠。大陆上的鸟就多得多了，本地人从那边把大批的野鸡、鹧鸪、鹌鹑、鸭、水鸭，有时还有丘鹬和沙锥送到市上来。这些鸟在香港山间难得见到野的，偶尔见到，也不过是从大陆上误飞过来的。所幸对可怜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水远比他们的地出产丰富：每天送到市上的鱼，品类多得难以想象，同米一起构成他们的主食。

沿海有许多上好的花岗石矿，维多利亚新城用的石头就是从那里开出来的。岛上各处的花岗石有许多已在风化；有些聪明人猜想，那种叫作「香港热」的恶症或许即由此而来——这病医术束手，送了几百人进坟墓。

秋季的八九十月最不利于健康。一八四三年我初到此岛时，情形惨得很。有一处地方叫西营盘，那里驻着营房，看上去同别处一样宜于居住，却叫驻在那里的我军一支队伍死去大半。死亡之多，逼得当时的总司令萨尔顿勋爵把那可怜的余部撤走，下令把营房拆掉。上文说到的那座「快活谷」黄泥涌，是另一处极不卫生的地方。我的一位同船旅伴戴尔先生和他的合伙人，满怀希望而来，指望在新章程下把生意做起来，却住到了这地方：住下没几天就发了热病，再过几天，两人便都去了「那无人发现的国土，从那境界里没有一个旅人回来过」。岛上另一些当时算是较好的地方，热病也大为流行。被夺去性命的人当中，最令人痛惜的是璞鼎查少校和中国话翻译官马儒翰阁下——后者是有名的马礼逊博士的儿子。前者到任才几天，正要带着公文回国。此外可举的例子还有许多；仅这几件，也足见我们这块新居留地当时的境况是何等可叹了。这病又是那样恶毒而致命，染上的人少有能好的。医生们唯一的主意，就是立刻离岛，逃往澳门。

那时人们都以为香港南面比北面——也就是正在兴建维多利亚新城的那一面——卫生得多。当时居民中流行的意见是：城本该建在南面，因为南面迎着西南季风的凉气，而北面大半被山脉挡住了。可这个说法不久便不攻自破：近来驻在南面香港仔的军队，病得比驻在维多利亚城的还厉害。

据我自己的观察，我得出这样几条结论：疾病与死亡，有很大一部分无疑出在房屋上——殖民地初辟时，我们的人不得不住在那些造得不好又潮湿的屋子里；另有很大一部分，则可归咎于暴露在香港那又烈又灼的日头底下。凡我同他们谈过这题目的东方旅行家，都说这里的日光有一股猛烈逼人的劲儿，是他们在热带别处、甚至在赤道线上都不曾领教过的。我毫不怀疑，这是因为草木不丰、日光尽被反射之故。光秃的岩石和泥土把射到它们身上的每一道光都反射回来；没有树没有丛来遮阴，也没有树木来分解碳酸、使空气宜于人呼吸，于是这里的空气便缺了那一份柔和——正是那份柔和，使炎热的热带气候也变得宜人。

倘若这些就是我们这块新殖民地死亡枕藉的主因，那么补救之法自然人人一望而知。商人的住宅和士兵的营房已经大有改良，效果也极令人满意。可是这里的居民不该把改良止于此。但愿政府和居民尽其所能，把城里城外的山坡都种上茂盛的草木；但愿他们在路旁、园中以及一切可以栽种的地方遍植树木花灌；那样，我毫不怀疑，维多利亚城会同澳门一样宜于居住。选中香港做英国的居留地，谁也不能说好；不过这件事既已无可挽回，我们只好就这笔买卖尽量做出些名堂来。

维多利亚城的本地居民，有店家、手艺人、佣工、船户和苦力，合起来是一群极杂的人。可惜体面的中国商人没有什么理由到这里来落脚；这一层不改，我们这里就永远只有国中最下等的人。城里贼匪如毛，全靠新近设立的武装警察弹压着。在此以前，几乎没有一个黑夜不发生这样的事：有人家被一伙带家伙的强人破门而入，凡值钱的东西不是被卷走便是被砸毁。这些胆大包天的匪徒连总督也不放过：有一夜总督府就被抢了；又有一回，他们竟把哨兵的武器偷走。这样的匪帮有时多至上百人，来去之诡异令人称奇，谁也说不上他们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这类袭击如今幸而已很少见。我在岛上、以及在附近大陆上到处走动，所见的居民都是与人无争而且和气的。我到过他们的山谷和山岭，到过他们的村落和小镇，凡与他们打过的交道，都叫我不能不给他们这样一个评语。不过这里头的秘诀，也许在于我身上没有什么可让他们拿的：我一向极小心，从不带值钱的东西在身上；而我那身在岩石灌丛里爬来爬去的衣裳，便是中国人看了也提不起兴致。

自从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以来，岛上的外国居民变了许多。从前这里只有寥寥几家商号，彼此都相识，而且一般都是极正派可敬的人。如今从英国到悉尼，各国的人都涌到这天朝之国来，成了极杂的一群。

若当作通商之地来看，我恐怕香港是要落空的。中国南方进出口的大宗买卖，势必仍旧在广州做——至少眼下还没有什么理由把那买卖引到香港来。虽然如此，对许多商人，尤其是做鸦片生意的商人，这里仍是极要紧的地方；而且自从本国同中国南方通了轮船之后，这里既便于早早得到英国和印度市面的消息，实际上便成了一切在沿海有买卖的商号的总汇。再者，这地方纵有种种不是，一旦再起战事，它的分量说不定就要显出来了。从前葡萄牙人在澳门给我国人的是怎样一种庇护，我们的同胞总还不至于忘得那么干净，以至于情愿再落到同样的境地里去；而知道自己的性命财产安安稳稳地在英国旗下，这一层的分量也不算小——那面旗曾经

「千载以来，

迎过战火，也迎过海风。」

附记：离开中国以前，我曾去过那片地方——那是许多勇敢士兵的葬身之所。一条环岛的好路，本是为居民游憩之便而修的，正从他们下葬的地方穿过。许多口棺材就那样露在众人眼前，这些可怜人的骸骨散落在公路上。路修在那里，谁也怪不得；可是既然不得不把棺材掀开，起码的体面也该要求把它们重新掩埋。

第三章由香港赴厦门

由香港赴厦门、南澳的鸦片趸船站、英国人在那里享的自由、华人居民及其谋生之道、新提督立新法、樱桃白兰地改了他的主意、他照例呈报北京的那份奏报、青屿天生的穿山洞、厦门、论厦门的商务、在乡间百姓中间的游历、没有辫子、山岭、鼓浪屿、战事的遗迹、奇石、此岛不利于健康、植物与鸟类、拜访一位大官、他的住宅与园林

八月二十三日，我离开风光宜人的香港湾，扬帆往厦门去。船从西口出港，绕过岛的南面时，我把香港仔那座小镇和设在那里的兵站看了个清楚。这镇子——或者说村子，因为它不过是个小地方——安然坐落在一个深湾的岸上，西南季风的凉气吹得到，一般认为比岛那一面的维多利亚城宜于居住得多。

这时候轮到我害那种可怕的热病了——前面说过，那病当时在我们这块新居留地上正流行。我病得很险，一连几天没有医药可求；不过救我一命的，大概海上的空气比什么都管用，这也是天意。我们又遇上一场大风，在一个深湾里避了三天，末了到了南澳的鸦片趸船站。

南澳是香港与厦门之间约莫一半路上的一座小岛，很有名，是外国船同中国走私商贩做鸦片私贩生意的几处地方之一。那时我刚从英国出来，满脑子都是我们在本国养成的、关于中华帝国如何神圣不可侵的观念。我原以为，中国这片天朝土地，我或许能看上一眼，可是绝不容夷狄的脚去玷污那神圣的土壤。等我发现船长们在全岛上到处闲走而无人过问时，那份惊异与快意实在不小。他们修了不少路，还盖了一所小屋，作为晚上上岸消遣时抽烟的所在；又盖了马厩，养着中国小马，骑着遍岛跑。说实话，他们简直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本地人一点也不来打扰。

成百的中国人聚到这地方来，搭起棚屋，开了一个集市，供应船上所需。有一桩在欧洲人眼里颇为希奇：只要船只移到附近别处锚地去，全体居民连同房屋、集市，也一齐跟着搬过去——这些人挪窝之易，就是这样。有一位船长告诉我，不久就打算离开这一处；我若在他们搬走一两天后来，那杂七杂八的一群早已不见，这地方会空空如也。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几个月后我回来时，锚地果然换了，那小村子连一点影子也没剩：男人、女人、孩子，带着棚屋、船只和一应家当，都跟着船去了，又在船对面的沙滩上蹲了下来。

这些人谋生的花样之多，实在令人惊叹；其中一样尤其叫我吃惊。送禽畜等货上船的船只样式不一，有一种却只是五六根粗竹子扎成的筏子；这些苦人就用两支桨划着它走，水从筏面上漫过去，往往连筏上的东西也一并漫过。他们中有些人送上船的鸡，那模样可怜得很，那样子想必也活不长。

这以后几个月，中国官府为南澳的这种局面，向当时的香港总督璞鼎查爵士提出了交涉，说英女王陛下的臣民在南澳岛上盖房子、修道路，实际上是在另造一个香港，按条约他们无权如此。原先那位老提督对这些不合章程的举动一向睁一眼闭一眼，如今被撤了；接任的这一位，据说在剿办那一带海盗时以「英武果敢」著称！——交涉正是由他挑起的。璞鼎查爵士承认此举于章程不合，却责备中国官府何以容忍了这么久；并要求给六个月的期限，让英国人把岸上的物件变卖或搬走。中国方面答应了。

如今要说的这一段，最能见出中国人那副特别的性情。一八四五年十月我到南澳，打听岸上的情形，才知道一点客气加上几瓶樱桃白兰地，竟把这位好老提督软化得出奇：有话传来，说到底得略略做个样子——譬如房子非拆不可，可是马厩和马仍旧可以留着，船长们照旧可以上岛来照常运动消遣。甚至还暗示：他们若愿意再盖一所小屋，也不会有人反对。而在这中间，一份漂亮的奏报无疑已经送到北京，说明那些夷人怎样被逐出了他们胆敢踏上的那座岛屿；说不定还打了一仗，掳毁了我们几条船、几批人，好给这件事添几分光彩。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办的！局面既是如此，我在山间采集植物便毫无阻碍。这里的山同前面说过的一样瘠薄，动植两界的出产也与香港相仿。

南澳岛长约十五英里，宽窄不匀，有的地方约五英里。主要的镇子在北面，有一个极好的海湾，湾里渔船麇集。说起来，这个大名鼎鼎的国家，整个海岸都散布着渔人的小帆船；这些渔人像是极勤苦耐劳的一族。这岛上有许多渔人赤身不着寸缕，这种情形在中国别处我还没见过这样普遍的。

离开南澳，沿海往厦门去，一路上海岸的瘠薄多岩总叫生客吃惊；有几处望得见沙山，一起飓风，沙粒随风而起，把船上的缆索都刮白了，人在近旁很不好受。这儿那儿也能看见山间似乎相当肥沃的平地，种着白薯、稻子和本国别的大宗作物。沿海最高的山顶上，以及内陆目力所及之处，都有宝塔矗立，行船的人沿岸驶过，拿它们作标记极好。快到厦门时，我们经过青屿；这岛很奇，正中天生一个大穿山洞，船只同它成一线时，那景象十分触目而古怪。下午我们在这岛与鼓浪屿之间的厦门港里抛了锚。

厦门是一座第三等的城，周围七八英里，人烟极稠。这是我在中国也好、在别处也好，所见过的最污秽的城镇之一，比上海还糟——而上海已经够糟了。我在那里时正当秋天最热的月份，街道只有几英尺宽，上头苫着席子，替居民遮日头。每个街口都有走街串巷的厨子和做点心的在忙生意、卖他们的吃食；扑面而来的气味，样样都难闻得叫人透不过气。城外比城里干净些；不过中国这一带不兴用任何车子，所以路都很窄。

中国最好、最有胆识的水手，就出在此地和邻近的海岸。到马尼拉、新加坡以及海峡别处去的移民，许多——毋宁说大多数——是厦门人和福建沿海人，因此这地方一向是华人帆船外洋贸易的大本营。战时我们的军官注意到：这里的商人比别处的商人更懂英国的规矩，人人都知道我们在新加坡的居留地，而且说起来赞不绝口。

这个口岸开放以来，已有好几家外国商号在此设立；商务虽比北边的上海小得多，也还可观。进口货除了海峡一带的土产——那多半是他们自己的帆船运来的——主要似乎是印度棉花、棉纱、英国和美国织的长布，还有鸦片。英国领事到任以后，鸦片船已从港内移出，如今泊在港界之外，中国的走私商贩仍旧可以放心地上船去。

厦门的商务不幸有一层短处：我们最需要的出口货——我是说茶和丝——运到这里不如运到北边的上海方便。这自然对厦门大为不利；不过它在别的方面仍可做一番不小的买卖。这里什么钱都通行：洋钱、卢比、英国的先令和六便士、荷兰钱等等，都见得着，一律按分量行使。本地的金条有时也大宗运来，用以抵付棉花和鸦片的价款；我想那成色是很纯的。

在此地逗留期间，我不断到内地去，有时溯河上行很远，然后登岸，在附近一带采集植物。这样出游，往往会冷不防撞进一些小镇小村，而我走进去，本地人一般毫不阻拦；说实在的，多数时候他们见了我像是高兴得很。天热的时候我就在一株大榕树的浓荫下坐着——这样的树一般都长在屋子近旁——于是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围拢来，好奇地盯着我看，那好奇里还掺着几分害怕，仿佛我是另一个世界来的。跟着便有人来验我的衣裳，有人往我口袋里窥探，另有几个在翻我采的标本。大家似乎一致认定我是个郎中；不多一会儿，各色各样、老老小小的病人就把我围住了，求医求方。一座中国村子里害病的人之多，实在惊人。他们中许多人眼睛快瞎了；害皮肤病的更多得多——至少这一带如此——那病相之可厌，难以形容；根源大概在于他们特别的饮食和邋遢的习惯。

有一天我在岛内的山间走，那些地方我想从来没有英国人到过。天气很好，种田的都在地里做活。他们头一眼看见我，显得十分激动；听他们的话、看他们的手势，我几乎以为他们是来者不善。他们从每一座山、每一道谷里喊「回去吧，番客」，或是「回你的舢板去，番客」，意思就是「回你的船上去，朋友」。可是从前几回的经验告诉我：最好的办法是硬着头皮走进他们中间去，再设法把他们哄高兴。这一回这法子灵验极了：不上几分钟我们就成了极好的朋友；孩子们四散跑开，替我的标本箱采集花草，老人们把自己的竹烟袋递过来请我抽。不过我一走近村子，他们的疑心似乎又起来了；显然我若留在原地，或是掉头回去，他们要更称心些。这却不合我的打算；他们百般地要劝我「回去」上「舢板」，也没有用。他们于是指着天——那时天色很黑——说眼看就要打雷下雨了；连这一着也不灵。最后没法子，他们见我不肯改道，便打发几个小孩子先跑去通知村里；等我到了村口，连狗带猪，凡有气的都出来看这个「番客」。不多时我把他们（狗不在内）全哄得高兴起来，末了他们倒不急着打发我走了。其中一位颇体面的人，看样子是村里的头面人物，拿来些糕饼和茶，很客气地请我用。我谢过他，动手吃起来。此刻围着我的成百的人，高兴得不得了。「他吃喝同我们一样。」一个说。「瞧啊，」背后两三个一直在细看我后脑勺的人说，「瞧这儿，这生人没有辫子。」于是全体——连女人孩子在内——都得绕到我背后来，看看我当真没有辫子。其中一个颇有几分公子哥儿气派、自己拖着一条编了丝线的好辫子的人，这时走上前来，把本地人当头巾裹着的那块布解下，让辫子潇潇洒洒地垂在肩上，得意扬扬地对我说：「瞧瞧这个。」我承认那是很好的，并且答应他：他若肯让我把它剪下来，我愿意为他戴着它。他一想到要有这样的损失，那副厌恶的神气，逗得旁人好一阵笑。

这一带的山，是我前前后后所见过的山里最瘠薄的：通体是光岩和砂砾，坚硬结实如石，几乎不见一点草木。高自海拔五百英尺至两千英尺不等。再往内地去，地势平些，也肥得多，稻子、白薯、花生都收得好，另外还出不少姜和糖。

鼓浪屿在厦门城对面，扼制着这座城。战时此岛被英军攻取，一直占到一八四五年春天，中国方面缴了一部分赔款，才交还他们。岛长不足二英里，宽窄不匀；战前似乎是这一带若干头面人物的住处。岛上的房子多半已成废墟，可是遗迹还看得出当年的模样，足证从前住在这里的人何等富有。看着那些颓墙、那些漂亮的鱼池——如今满是野草、填着瓦砾——看着那些同房子一样荒废的园子的残迹，我不能不诚心诚意地盼望：战争和它带来的一切灾祸，但愿长久不临到我自己那安宁幸福的家园，也但愿世上处处早日用不着它。据各方所言，这岛上的房子弄成这副残破模样，本地那些不甚体面的人出的力，比战时我们的军队还大——凡是搬得动、卖得掉的东西，他们一概拆走了。

这里山顶上还有几块巨大的石头（花岗石），天然地支在那里，那姿态之奇，是旅人极感兴味的。尤其有一块，仿佛是被一只巨人的胳膊举到如今这位置上，单单撂在那儿，好让后世见了惊叹：不但惊叹它怎么会到那里去，更惊叹它怎么能就那样撑着。说真的，只要在它底下炸一点点火药，就能把它从山上掀到底下的平地里去。另有一块大石在港口进口处近旁，这一块看来是快要塌了，如今一边用石工砌了起来支着。本地人有一个传说，说只要这块石头立着，厦门城就绝不会陷于外敌之手。不幸这预言落了空：厦门同英国人所攻的别处地方一样被攻下了，而那块石头照旧立在那里。

这岛——尤其东北面和东面——很不利于健康：西南季风期间，热病和霍乱大行，最是致命。我们的军队占着此地时，所受气候之害，远甚于攻厦门时中国人的炮火。一八四三年秋天，第十八皇家爱尔兰团官兵的病亡之多，几乎是空前的：人人脸上都写着惊惶，因为个个都失了自己的同伴或朋友。那真是凄惨。我知道有许多人今天还好好的、健健康康的，第二天日落时分，遗体就被抬往最后的安息之地了。那座小小的英国坟场已经快满，新葬的泥土又红又新，几乎没有一天不添上两三个。可是也有件事颇奇：霍尔上尉所统的第四十一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的一支分队，官兵一律安然无恙；不过他们驻在岛上另一处地方。

我们从前凭那些住在澳门和广州荫凉通风的房子里的人的经历，认定中国是个宜于居住的国家；我恐怕对中国知道得越多，这个观念就越站不住。在鼓浪屿闲步时，我偶然撞见几块英国人的墓碑，照碑上所刻，下葬已有一百五十多年；这些坟茔在这么长的岁月里得以保全，是中国人的功劳——他们对死者的坟墓似乎很知敬重。近来有我们一位在这一带行船的船长把碑石重新立好、把坟修葺了一番；为着这件既敬重又可嘉的举动，他在同伴中间得了个绰号，叫作「老墓碑」。

置身于这样多岩的山岭和瘠薄的景色之中，我在植物采集上自然指望不了什么收获。何况这里的植物区系，仍有许多同广东一省一样的热带气味。园子里倒有几种好看的灌木，可是大半是人们早已熟知的，譬如茉莉、桂花、月季、菊花，以及别的几种常见的。篱笆和石缝里到处是一种叫鸡屎藤的小蔓草，很好看，气味却难闻得很。不过岛上另有几种很好看的蔷薇，开小小的重瓣花，端庄秀美，可惜没有香气。这几种我寄回国内奇西克的园艺学会花园去了。

鸟极少，种类也极单薄；这原在意中，因为这里没有它们藏身的地方。有一种白翅膀的小八哥，成大群出现；白颈鸦很常见，池鹭、鸢以及两三种翠鸟也常见。在此地逗留期间，第四十一土著步兵团的霍尔上尉帮了我大忙：他爱好植物学，附近一带哪里长什么，他都熟悉。

有一天我同这位先生，还有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牧师，一道去拜访一位大官，顺便看看他的宅子和园林。他的住处在城外，靠着一座石山的坡上，紧挨海滩。我们进了外院，有好几位属官出来接着，把我们引到一间像是办事房的屋子里；他们客客气气地请我们坐下，随后递上烟袋请我们抽，又递上鼻烟盒——其实是玻璃和石头做的小瓶——里头装的东西像苏格兰鼻烟，味道还不错。屋里有两张榻，我看见其中一张上点着一盏小灯，旁边搁着一支烟枪，据此推想，我们大概搅了一位烟客的好兴致。茶立刻端上来，这是这个国家的规矩；不过茶很平常，而雅裨理先生告诉我们，等见了那位大官，喝的茶要好得多，所以我们只为着礼数，向几位好朋友略沾了沾唇。

不多几分钟，这位大官亲自来引我们到一间更华丽的屋子里去。那是一间宽敞通风的大屋，一边装着雕工精细的橱柜，正中摆着一座时辰钟和几只插满鲜花的漂亮瓶子。在这里我见识到中国人对凡是古旧的东西怀着何等的敬重。他告诉我们，其中一只瓷器在他家里传了五百年，还有一样特别的本事：能叫花果经久不坏。他很看重它的年代，捧着它时那份郑重，简直像敬神。屋子的另一边略高些，是专为「唱戏」预备的——中国人不论上下，对唱戏都酷爱得很。茶随即端上来，是用茶壶泡的，照欧洲的样子，不照中国的常规；中国人的规矩是先把茶叶放进碗里，再冲上水，客人喝了茶，把叶子留在碗底——这法子对阿伯丁那位先生倒是妙极了：若干年前咖啡还不像如今这样普遍，他曾抱怨说「房东太太只给他稀的，不给他稠的」。中国人喝茶是从不搁糖的。

这位大官问了我们种种事情——我们叫什么名字？做什么营生？离家多久了？尤其要问的是我们多大年纪？——又把我们的衣裳细细察看了一番，那几件带颜色的背心显然叫他中意得很；随后请我们出去看看宅子四围的园地。屋子建在山脚下，园子在屋后；通体真是好看：大榕树的枝叶罩在小径上，巨大嶙峋的石头结成洞穴，遮着日头。山坡上一块石头底下涌出一眼极好的泉。主人把这水夸了又夸，我们也都为让他高兴而痛饮了一番；说实在的，在这样一个地方有这么一眼泉，真是无价之宝。有人取来一架望远镜，他显然把它当作了不得的希罕物：他把它架在一张大石桌上，仔仔细细对准要看的景致，然后请我们凑上去看；我们却不惯这样使唤这件家伙，照平常的样子把它拿在手里。我们能这样看，他仿佛很惊奇。园子里的希罕物一一看过，他又把我们领回屋里，重新上茶，另添了六七样糕饼；这些点心在中国人看来纵然好，我却不得不承认我不爱吃。后来我在舟山和上海倒尝到过极好的面包和酥饼。又谈了一阵，我们便告辞；这位大官请我们随时再来。这时天已黑了，有人打着火把送我们到河边，照例又有几百中国人跟着，个个恭敬有礼。说起来，我们不论走到哪里，总有这样一队卫士抬举着。

附记：中国人家的看门狗对外国人极其反感，几乎不肯同他们交好。

第四章离开厦门

离开厦门、台湾海峡中的大风、被吹回崇武、崇武湾、中国人纳税的办法、当地人的品性、往山中去、崇武的宝塔、可观的景致、遇袭被劫、我的仆人对时局的见解、平安回到岸边、渡湿沙滩的新法、寻得的新植物、泉州湾

厦门附近一带我已走遍，采集也已告一段落，九月底我再度扬帆驶向台湾海峡，往我们最北的几处口岸——舟山、宁波和上海去。可是季风这时已由西南转为东北，我们遇上极坏的天气，北流又急，自然处处同我们作对。末了船因风浪太大，不得不驶入泉州湾避风；船在大风里又折了首斜桅，再也走不成了。有一阵子浪高得厉害，船颠得厉害，整个甲板时时没在水里。有一条至少三十磅重的大鱼被海浪抛上船尾楼的天窗，把窗框砸得粉碎，鱼从窗口落下，正落在舱里的桌子上——由此可以想见那场风浪。

一两天后，我们的货卸出来装到另一条船上，我也随之上了那条船，重新启程。这一趟比上一趟还要倒霉：出海几天，快要穿出台湾海峡时，我们遇上了这片海域的航海家都深知的那种可怕的大风。我们最新最结实的帆被撕成碎片，舷墙被浪卷走；纵有最好的驾船本领、使尽了力气，还是被吹回到远在一星期前启程的那个海湾以南。其中一夜之可怕，我久久不能忘记。可怜的印度水手挤在大艇底下躲风；海浪很高，从船头到船尾扫荡甲板，仿佛我们是一块在浪里颠簸的窄板。我已经下了舱，船长也下来看一眼风雨表，正在这时，我们觉得一个浪以极可怕的力道撞上船身，接着听见一声巨响，像是船帮被撞穿了；同一刹那，天窗的玻璃噼里啪啦落在我们头上，海水直灌进舱里。我着实以为这条小纵帆船已经散了架；兰德斯船长冲上甲板去查看损坏、设法修补。那一夜很黑；他很快查明：迎风一面的舷墙被撞塌了，那只本来固定在船腰的大艇被推到了下风一边。幸而下风的舷墙把它挡住了，不然那只艇连同我们全船的人早已一齐卷进那怒吼翻腾的大海，那时凡人的手是丝毫救不得的。甲板上两只装着厦门植物的玻璃植物箱被砸得粉碎，里头的东西自然全毁了。从英国到中国这一趟长途航行里，便是绕过那有名的「风暴角」时，我也不曾遇上过东北季风初起时在中国东岸所遇的这种天气。在风暴里颠了三天，船上只挂着勉强稳住船身的一点帆；后来风势稍杀，我们才得以多挂些帆，向陆地驶去。那地方名叫崇武，远在我们一星期前启程之处以南。

崇武湾在厦门以北约五十英里。这些年来一直是外国船贩鸦片的一处站口；便是在战时，这买卖也照做不误，官府奈何不得。这湾沿岸各镇的居民，是一族不服管束、不守王法的人。有位船长讲给我一段轶事，很可以见出这一带地方的事情是怎么办的。

有几个贩鸦片的商人上了湾里的一条船，要借几门炮，每借一门都情愿押一大锭纹银——那自然远过于炮的价值——并且答应一两天就还。人问他们借去做什么，他们答说：官府和差官眼看就要来征税，百姓打定主意不纳。他们说只要四五门炮就够；船上便借给了他们。一两天后他们把炮送回来，船上问他们事情成了没有。「哦，成了，」他们说，「已经把官老爷赶过山去了。」这件事办起来，想必并不费什么劲。

湾边各镇各村的居民时常彼此打仗；这情形很像我们本国古时封建时代边境上的人，那时候是「强权即公理」。同那时候一样，这里也收一种保护的黑钱，也订和约，由一方付给另一方讲定的一笔款子。可是这还不是他们性情里最坏的一面：说来遗憾，他们是世上顶大的贼和强盗——这一层我自己吃了亏才知道。

有一天我打发我的中国仆人上岸去，吩咐他到我上船前指给他看的那个方向去，凡能找到的植物都采回来。可他第二天早上回来，只带了几样没用的东西，一看便知是在岸边上落处附近采的。我很不高兴，把他狠狠说了一顿；他却分辩说，他不敢往我指的那个方向去，去了要被泉州人打劫的。当时我不信这话，只当他是懒——他像大多数按月拿工钱的中国人一样，这个毛病是出名的；于是我打定主意第二天亲自去一趟，罚他陪我走一趟远路。第二天早上天气很好，我跳上一只为此雇下的中国船，到了岸边；一路被拍岸的浪打得浑身湿透——这湾沿岸浪头很高，上岸，尤其坐小船上岸，是颇有些危险的。我上了岸，正要往我想去的方向走，船夫和别的人围上来，劝我别去，说我一去必被泉州人袭击，不是被抢就是被杀。我也看见了动武的迹象：中国人手里拿着火绳枪和长竹竿；我的仆人告诉我，他们不得不带着这些防身。这时我才开始后悔：出来时没有从船上带几个水手护着——伍德罗船长当初还好意要派几个人同我去；然而已经迟了，我打定主意硬着头皮走下去。我朝山里进发，其中一座山上立着崇武的宝塔，我很想顺路去看看，指望从塔顶把这一带的地面看个清楚。

这里沿海有好几百英亩地是用来晒海水制盐的，盐在中国是一大宗买卖。再往内陆走，凡可耕之地都种着白薯和花生，这是这一带秋月里的大宗出产。田与田之间，常会撞见本地人的坟，有的用中国南方极常见的那种半圆形的工事修饰得很讲究，有的则毫无修饰——这自然要看家属的贫富。这里的山同厦门附近的一样，多岩而瘠薄，只在山谷两坡上这儿那儿长几株野生的草木，其中倒有几种很美。上面说的那座宝塔立在最高一座山的顶上，给沿海的船只当标记极好。

往山里去的路上，我时时被成百的中国人围住，显然被当成了一件了不得的「天然奇物」。这地方虽瘠薄，人却多如蚁聚；有时候人群聚得那样快，我几乎以为连石头都在变成中国人。那场面着实滑稽：我和我的仆人在山谷的这一边，带着标本箱和别的家伙，凡找得着的都采一份；谷那一边的顶上却站着三四百个中国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脸上个个写着惊奇。而他们的相貌、举止和衣着，在生客眼里又样样触目——我想我们彼此的惊奇与好奇是一样的。他们大抵还客气，末了我却险些为一条丝围巾惹出麻烦来：有几个人看中了它，对我说这东西裹在他们头上该多好看——中国这一带是把手巾当头巾裹的。他们为弄到它而想出的种种法子，叫我觉得好笑极了：一个捧着一把辣椒，一只手举着，另一只手指指那条围巾，意思是要这样换；另一个拿几颗花生照样比划；还有人拿几根野草来。总之，谁也不肯拿出值钱的东西。我便磕磕绊绊地拿中国话同他们说；两个人一听，撒腿往村里跑，叫我等他们回来。我猜不透这是为什么；不过为了让他们高兴，我依了他们。他们不久就回来了，带来一瓶烧酒——他们只当我方才要的是这个，如今拿它来换围巾，显然以为这条件是无法抗拒的。可是人越聚越多，我便朝山里走，动手往上爬——我每逢想甩开中国人，总用这一招，因为凡要费力气的地方，他们一般懒得跟远。这一手果然见效，不多时我便落得清静，可以自己想心事了。等我爬到立着宝塔的那座最高的山上，回头望那片我走过来的平地，才恍然明白围着我的那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如今四面八方现出一座座大村大镇，那都是我在平地上时望不见的。

到了塔前，我吃惊地发现它已破败不堪，几乎成了废墟；不过塔身主体造得坚实，大体还完整。几尊石头神像；一座穹顶，双层的墙，中间一道盘旋的楼梯通往各层栏台，风在里头呜呜地号，凄惨得很——关于这座宝塔，我所能细说的，也就是这些了。我把它上上下下都走了一遍，四面数英里内的景致尽收眼底。目力所及，处处是同样的瘠薄多岩。没有一个人理会我，也没有一个人来打扰我。

在山顶上把景致看够了，我换了一条路下到平地；可是一到平地，本地人又把我围住了。这时已是下午晚些时候，我想我的仆人已经很累——这正是我们早上出门时我存心要他尝的滋味。他这时开始动点心眼，能少走一步是一步：我有时为寻植物要绕很大的圈子，他便径直往我们最终必去的方向抄近路走。这时有几个本地人紧紧跟着我，看他们的神气，我疑心来意不善；不过他们假意要领我去一处有好花好草的地方，我便由他们跟着，一面尽力哄他们高兴。末了我们望见了一所大宅，孤零零地立在偏僻处；我正毫不介意地朝它走去，那几个中国人却越挤越近。我觉出有只手伸进了我的口袋，急忙回头，只见那贼正掏了一封信要跑。他见事情败露，把信往地上一扔就溜了；可我一摸口袋，才发觉还丢了好几样更值钱的东西。这一下我走不成了，四处找我的仆人，只见他在不远处被八九个、十来个家伙围住。他们围着他，举着刀子，威吓说他只要稍一抵抗就捅他，一面动手抢他，凡稍稍值钱的东西都要剥走；我那些辛辛苦苦采来的可怜的植物，正四处乱飞。我知道我们处境危险，立刻丢下那几个扒手，拼命跑去救他。那些中国人一看我过来，撒腿就跑，把他丢下，朝远处观望的同伙那边逃去。我赶到时，仆人吓得脸色煞白，激动得很；他自然少不得提醒我：他昨天早就说过了。我觉得无可否认：我们置身在危险的人中间，眼下唯一该做的，是尽快脱身。于是我一直朝我们泊船的那个村子走，仆人紧紧跟在我脚后跟。将近上落处时，船夫兴高采烈地迎上来，说他早就盼着我们，还怕泉州人把我们劫了或者杀了。这时正是退潮，有半英里裸露的沙滩要走过去，滩外的浪碎得极凶。船夫起初说，天亮以前无论如何去不了船上；村里的人则答应给我好吃好喝，留我过夜。我谢了他们的好意，只说我更愿意上那条三桅的夹板船去，因为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开往舟山。这一说，有人向近旁几个船夫打了个招呼，众人立刻动了起来：一群人抬着一只船越过沙滩送到水边；我跳上一个壮实中国人的背，他驮着我在湿沙上跑得像匹赛马，把我放进船里；他们又极有本事地把我们划过翻卷的碎浪。我平平安安回到船上，虽然浑身湿透——只是经过这一天的遭遇，我对中国人的看法可低了不少。

在我的仆人同本地人厮打时几乎毁尽的那些植物里，有几株很好的桔梗根——这种花在这一带山里是野生的——还有一种新的糯米条。这两样后来到底平安运到了英国，如今就在奇西克园艺学会的园子里。

名叫泉州的那个海湾，在崇武以北几英里，也有一处商船的站口。我提这地方，是要说明自上次战事以来中国人变化之大：这里的船长同南澳的船长一样，如今都养着马，早晚骑着散心。

这时候出了一件小事，颇能说明问题。不知为着什么缘故，需要把军官们的马厩拆掉，另在岸上别处盖。派去干这活的人把石头从这头往那头搬时，被几个下等的本地人拦住，把石头拿去自用了。过了几天，我们的人从旧马厩的地基旁边经过，惊讶地看见那些石头都送回来了——无疑是中国人里某位上司出面干预的结果。我想这件事说明：官府是急于同英国人保持和好的；虽然有些自称消息灵通的人断言：内地正在为另一场战事作准备。

这一带地方，论草木也好，论大体的地貌也好，都同崇武一样。不过靠近湾口的大陆上有一处的构造叫我很觉惊异：那山一部分是岩石，另一些部分却是极大的海沙堆成的，看来是被某场可怕的风暴、或是天地间的某次剧变从海底掀上来的。海贝、碎石、大块的岩屑连同沙子，一齐堆成这庞然一堆，同四围的一切形成极大的反差。

这里的居民同本省沿海一带的人名声相同——是贼，是海盗；可他们是中国最好、最有胆识的水手，你到哪个口岸都能遇见他们。英国船只获准进入北方各口岸以后，他们的生意要大受损伤了。

这里我必须记上一笔：在这几处鸦片站口上，各船船长待我极其厚道，帮了我极大的忙；他们总是随时肯搭把手，尽其所能地成全我的事。

第五章在舟山登岸

在舟山登岸、全岛概貌、定海城、农事、大宗出产、麻类、制绳用的棕榈、种来作肥料的苜蓿、油料作物、植物区系、满山的杜鹃等等、乌桕、绿茶的茶树、竹与别的树木、果品、杨梅与金橘、定海的居民与铺子、铺面上的英文招牌、一种新语言、他们给外国人分等的办法、眼疾流行、制盐、制取植物白蜡的方法、用人工温度孵蛋的法子

我们那条小船修得差不多了，得以继续航行。这一回运气好些，从崇武走了十天便到了舟山群岛。快到这些岛屿时，眼前地貌一变，叫我欣喜不已；船在崎头角外抛锚候潮，兰德斯船长好意准我用船上的小艇和水手上岸去。只消看一眼这里的草木，我便认定：这里必是我今后施展的地方；我那时毫不怀疑，此行一定大有所成。这里的山不再光秃，不是耕作着，便是披着好看的青草、树木与灌丛。我兴致极高地回到船上，几个钟头以后，我们就泊在舟山那片好海湾里了。

舟山是一座又大又美的岛，长二十英里，最阔处十到十二英里。船驶近时，四面海上星罗棋布的众多岛屿望去触目而入画：巍然的山峰高出别处的陆地，肥沃的谷地缓缓斜向大海。岛上本身是一重重的山、谷与幽壑，那景象颇像苏格兰高地。每一道谷的尽头都有山口，本地人要到岛内去，便从这些山口翻过。谷地丰饶而美丽，四面环山，山有的处处是树，有的则种着庄稼；走过去，又豁然现出别的谷地，一样肥沃，一样草木丰茂，一样有山上清澈的溪水浇灌着。旅人就这样能把全岛走遍：路在谷中盘绕，又翻过山口，一直走到眼前被大海拦住为止——一路上大海本已时时在望。我们香港那座岛若有舟山这样的天然形胜与佳景，我们那些精明能干的英国商人不消几年，会把它经营成何等出色的地方！

这里的主城是定海，因上次战事中两度被英军攻取而著名。同如今通商的另外五个口岸相比，它算是小的：城墙周围不过三英里，城外一带也不很大。我在那里时，此岛尚在英国人手中——按《南京条约》，要留到一八四六年——定海自然是驻军的大本营；此外我们在岛的西部岑港和东部沈家门也设有兵站。我持有斯坦利勋爵的介绍信去见统兵的詹姆斯·舒尔德少将，他极好意地替我在城内一所房子里安排了住处，我便立刻动起手来。我又有幸结识了驻在那里的第二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的麦克斯韦医生。这位先生酷爱植物之学，采访极其勤苦，因此能给我许多宝贵的见闻；他还把岛上遇到的比较触目的植物一一画了图，于是我一下子便得着了原本要费几个月工夫才能得到的知识。

自此（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以后的两年里，我时常有机会到舟山去，一年四季都去过，因此对这岛的土壤、出产和植物有了透彻的了解。山上的土是肥沃的砾质壤土；谷中的土较板结，因为腐植质掺得少，又几乎终年浸在水里。不过南边那些荒山上所见的那类花岗石，这里也有；它们虽一般都覆着土、长着草木，从前无疑也同南边的邻居一样荒寒瘠薄。

一切谷地与山坡都耕作着：低处主要种稻，山上主要种白薯。春季和初夏，在山地和高处种麦、大麦、豆、豌豆和玉米；低处的稻田太湿，种不得这些。岛上也种棉花，可数量微不足道，不过供种地的小农自家用罢了。这里有一种苎麻，野生的、栽培的都有，长三四英尺高，皮里出一种很结实的纤维，本地人把它治出来卖，用以搓绳造缆。另有一种结实的纤维，取自舟山山坡上栽种的一种棕榈的苞片；浙江全省凡类似的地方都种这种树。这两样东西派作它们的用场都极合适；不过马尼拉麻搓的绳子要结实耐久得多。北方人还用这种棕榈的苞片做一种他们叫作「蓑衣」的东西，就是叶子做的衣裳，另有同样材料做的斗笠，下雨时穿戴起来；那模样虽滑稽，挡风挡雨却极好。在中国南方，蓑衣是用竹叶和别的阔叶禾草做的。

末一季稻子收完，地立刻犁起来，预备种几样耐寒的青苗，如苜蓿、油菜以及别的十字花科作物。苜蓿种在垄上，好高出水面——冬天的月份里，谷地常被水淹。我初到舟山，看见田里这样大片地种它，猜不出派什么用场：中国人没有多少牲口要喂，那点牲口在路边和山上没开垦的地方就吃得饱了。一打听，才知道种这一茬几乎专为作肥料。苜蓿肥大的鲜叶，本地人也采来当菜吃。

油料作物是油菜，五月初结了子便可收。中国这一带——浙江一省和江苏一省——都大量种它，籽榨的油销路很好。为不懂植物学的读者起见，我可以说明：这种植物是甘蓝的一属，抽出三四英尺高的花茎，开黄花，结长荚，同十字花科诸物一样。四月里花开满田，整个地面仿佛都染上了金色；空气里的香气——尤其在一场四月雨后——沁人极了。

小牛犁和那有名的水车，是这里农事上两样主要的家什，水车在这里是用手摇的。犁看去笨拙，用起来却极称手；就中国人目前的情形、就他们那些黄牛水牛而论，这犁大概比我们改良过的家伙还合用。水车提水极省力，却提得极多，哗哗地流进一畦一畦的稻田里。我常常站在那里看上半天，佩服这件东西又简单又管用。

舟山以及浙江这一带大陆上的植物区系，同南方大不相同。凡带热带气味的种类几乎全然不见，代之而起的，是与世界别处温带所产相近的种类。我在这里头一回见到美丽的紫藤野生在山上，攀在篱上、树上，开花的枝条一串串优雅地垂在翻山的小路旁边。南方家家户户、座座庙宇旁边常见的榕树，这里却没有；南方许多只长在山顶上的好看的开花花木，到这里便择了不那么高的地方安身。我说的尤其是杜鹃——这岛上满山坡都是。奇西克花会上的杜鹃，人们多半见过、也赞叹过；单论一株一株的标本，那些多半还胜过长在故山上开花的；可是杜鹃满山的那种灿烂夺目的美，却少有人能想见：四面八方，目力所及，眼里全是一片片耀眼而绝伦的花。而值得赞叹的还不止杜鹃：铁线莲、野蔷薇、金银花、上面说过的紫藤，还有上百种别的花，同它们开在一处，叫人不能不承认中国当真是「中央的花国」。山上另有几种桃金娘科和杜鹃花科的植物也很常见；可是欧石南一种也不曾发现过，我相信这一属在这一带根本没有。

乌桕在舟山的谷地里极多，每年从它的子实里取出大量的白蜡和油；岛上好几处地方为此设了榨蜡的作坊。樟树也极多，不过岛上并不熬樟脑，也不外运。绿茶的茶树到处都栽，可是除了每年运一小部分到对岸大陆去——运到宁波和附近各镇——其余全归居民自用。凡小农小户，屋边都有几株茶树，照料得相当仔细，却似乎无意大规模地种。说实在的，大种是否合算还成问题：这里的土不够肥，茶树虽长得还好，却远不如对岸大茶区里那样茂盛。各种竹子结成的竹林很触目，给舟山的景致添了一种热带的气味。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黄竹更好看：竿子干净笔直，梢头和枝叶在风里摇曳，总叫我想起家乡那些幼年的落叶松林。南方所见的松树，在中国这一带也很常见；它似乎是个例外，全国各处、各个纬度都见得着。这里还有大量的杉，也是松柏一类，南方倒少见。此外还有几种柏和桧，总是长在富家的坟茔四周——那些坟散布在谷中和山坡上。

论果品，舟山实在贫乏。夏天运到定海市上的桃、葡萄、梨、李、橘等等，一概来自对岸大陆。不过岛上有两样果子栽得极好：一样叫杨梅，鲜红色，有点像欧洲的浆果莓或草莓，当中却有一颗像李子那样的核；另一样是金橘，柑橘属里的一个小种，约有一颗椭圆醋栗那么大，皮是甜的，瓤却酸得厉害。这果子的蜜饯，凡同广州有往来的人都熟悉，每年总有一小批当礼物送回国去。照中国的法子用糖渍了，味道极好。舟山山坡上到处是成片的金橘林。这灌木高三到六英尺，结满橙色果子时，看去很是好看。

舟山群岛各岛高下不一，土质不一，而山岭沟壑有极大一部分仍是天然的模样，所以我发觉这里不但植物丰富，而且有幸遇到好几种极有意思的新物种。

舟山的居民是安静不惹事的一族，待我一向客气而肯帮忙。像他们山上的草木一样，他们同南方的同胞很不相同；而这不同，我很高兴地说，是变好，不是变坏。他们中间无疑也有贼、有坏人；可是这样的人比较少，官府也管得较严，结果是无人看管的财物大体上无恙，偷盗的事几乎听不见。这里的人可以分作三等：乡下人，就是种地的农户和雇工；镇上的店家；再就是官员。定海和别的镇子上的买卖，主要似乎是吃的和穿的；自我们占领此岛直到交还中国为止，那里驻着大批英国兵，这买卖自然兴旺。果蔬大批从对岸运来，鱼也多；好羊每只卖三块钱上下；中国人甚至把他们的宗教忌讳也抛开了，把黄牛源源不断地供到市上来，每头卖八块到十二块钱不等。他们习惯我们的样子之快，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之能，实在惊人。照英国法子烤的面包，不久就摆在铺子里卖了；现成的衣裳更是要多少有多少。裁缝从四面八方涌来，海滩附近的铺子有极大一部分是他们占着的；他们做衣裳、卖衣裳，价钱都极公道，可想而知也着实发了一笔财。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古玩铺，里头有竹雕石雕的神像、香炉、古铜器、只存在于中国人脑子里的形状古怪的走兽，以及无数的瓷器和字画。绸缎铺也不少，这里买得到极好的绸缎，比广州又便宜又好。这些铺子里的刺绣精细绝伦，不亲眼看见是体会不到的；中国人正把它们做成围巾、围裙一类的东西，卖给英国太太小姐们。

定海的店家认定：铺子要体面、买卖要兴隆，非有个英国名号不可。顺着街走，读一读他们在兵士水手的指点下取的各样名号，实在有趣。有「伦敦司徒尔慈成衣」；有「巴克马斯特，陆海军成衣」；有「杂货商多米尼克·多布斯」；有「山姆老爷，瓷器商」；至于「御用」字样的商号更是多得很，其中一家写的是「奉旨承办：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暨阿尔伯特亲王殿下御用成衣」，名号底下还有一串字，我看了好几秒钟才认出来——原来是挤作一团、连成一个词的「各色制服一应俱全」。主顾写的凭据也是抢手货，其中许多张荒唐得叫人绝倒。可怜的中国人对这些凭据从来放不下心，因为写的人常拿他们开玩笑；于是他们不断拿去给别的主顾看，问道：「这张纸讲的什么话？行不行，呃？」回答多半是这一路：「哦，行，番客，这个行；只消改一改，更好。」可怜的番客赶紧取笔来，那「一改」改过，不消说，比原先更荒唐十倍。

凡同英国人打交道的本地人，差不多都懂一点英国话；又因为他们还略通葡萄牙话、马来话和孟加拉话，便把这些搅在一处，从中抽出一种新的语言来，最高明的语言学家也极难剖析。而最有趣的是：他们一直以为这就是顶好的英国话。

这岛上的中国人给外国人分等的办法，也颇滑稽。他们一般给外国人三等身分：官（他们念作「曼大利」）、先生、阿塞。第一等里包括一切有官职的人和陆海军的军官；高的称作「布拉布拉曼大利」，低的称作「乔塔乔塔曼大利」，那是印度斯坦话里「极大」「极小」两个词讹传而来。商人得了「先生」这个尊称；普通的兵士、水手以及别的下等人，一概归在「阿塞」名下。洋人称中国官员的那个字本不是中国话，澳门的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向来用它指中国的官员；「先生」是中国话，意思是老师或师傅，百姓一般拿它作敬称，同我们常用「先生」二字一样；至于「阿塞」，那是全新的叫法。「阿塞」原是我们兵士水手中间极常用的一句口头语，就是「喂，我说」的意思；战时我们攻下北方各城，中国人不断听见我们的人彼此这样吆喝，便自然而然地断定：这就是下等人那一等的名号。听他们彼此打听某人是「官」呢，是「先生」呢，还是「阿塞」，是极平常的事。

这里的人害皮肤病的比中国南方少，大约因为这里气候较宜于人。可是他们害眼病、以至最后失明的却多得可怕。这一层无疑大半要归咎于本地剃头匠的手艺：他们给主顾剃头，顺带要给人剔眼、掏耳，结果是人又瞎又聋。眼睫毛也常常倒生进去——大概也是这个缘故——毛擦着眼珠，不久便发炎。许多可怜的本地人是我的朋友麦克斯韦医生治好的：他极其仁厚慈善，每天拨出一段工夫专办此事。病人从全岛各处涌来，甘心受那些极痛的手术，一声不吭。凭他的医术治好的奇症极多，他的名声不但传遍全岛，还传到对岸大陆——传到镇海和宁波，那边也有许多人赶来，求他把自己收进病人名册里。有一天我同这位医生出去采集植物，走过山脚下一所小屋，一对夫妇跑出来，求我们进他们寒舍坐坐。我们进去了，他们搬椅子，端茶来，这一对好人满怀感情与感激，谢那位医生从前对他们的好处。原来那男人从前几乎瞎了，无法做活养家；后来听说有位神奇的英国医生，便渡海到舟山来，不久眼睛就复明了。

舟山和附近各岛的居民，有许多靠在海边制盐为生。冬天在近海的滩地上把黏土刮拢成一大堆一大堆；等夏天天气转暖，再把这些堆摊开，每天用海水浇上几遍，水很快蒸发，留下高咸的混合物。等土被这样浸透了，下一步是做一个滤具：本地人用泥做成一个圆盆，盆底铺一层稻草或干草，上面再放些炭或灰；然后在外头再糊一层泥，中间放上那些含盐的土。随后按时往这土上浇水，盐的颗粒便随水滤下去。底下预先放着一根竹管，把这液汁引到旁边挖好的一口井里；流进井里时又清又纯，咸得很。这液汁随后被运到锅里去煮，直煮到水分尽干为止。中国人有没有提纯盐的法子，我说不上来。崇武湾的人是单靠日头晒海水，并不像舟山那样先浸土；不过那里的海水极清。舟山群岛一带的水是黄的、浑的，那是因为大陆上的大河——尤其是扬子江——把水倾泻进来的缘故。

以下关于中国人从乌桕子实中取白蜡的办法，是马德拉斯军中的罗斯医生见告的；他在舟山岛上住过一段时候：

「子实是在天冷之初的十一月、十二月里，等树叶落尽后采的——这是我在岑港打猎，穿过村子到我们营房附近的沙湖谷时亲眼所见。子实先送到熬蜡的作坊里，摘下来，同梗子分开；然后装进一只木桶，桶口敞着，桶底有孔。木桶架在一只盛水的铁锅上（锅的口径同木桶相仿或略大，深六到八英寸），这样把子实好好地蒸一蒸，使白蜡变软，容易分离。我所见的那座灶上一排放着四五只铁锅，灶高约三英尺，宽四五英尺，长八到十英尺。火在一头烧，添的是稻壳、干草之类又便宜又发大火的东西；火道自然是从所有铁锅底下通过去的。

「子实蒸过十分钟到一刻钟，就倒进一只大石臼里，由两个人拿石槌轻轻捶打，把白蜡从子实的别的部分上打下来。随后倒在筛子上，架在火上烘热，再筛；这样白蜡就分出来了，或说差不多分出来了——不过他们一般还要把蒸、捶、筛这一套再来一遍，免得有所遗漏。子实的其余部分则磨碎榨油。

「这时的白蜡样子像粗的亚麻籽粉，只是白点多些；它那褐色是从子实外面那层薄皮来的——那层皮夹在子实与白蜡之间，捶筛时被分了出来。白蜡在这个状态下被装进用草绳绕成的圈里，五六个圈叠在一起，就成了一只中空的圆筒盛它。这草筒（姑且这样叫吧）装满了，便抬去上榨。那榨子是一件极粗陋简单的东西，可是同中国一切东西一样，用起来极称手：榨子是几根很粗的纵梁，相隔一英尺半到两英尺，底下铺一块厚板，成一个槽的样子，通体用铁箍住。用石槌把楔子狠狠打进去，白蜡就被榨出来，从榨底一个孔里流进埋在那儿的一只桶。这时白蜡已除尽杂质，是半流质的，颜色白得好看，不久就凝固；天冷时脆得很。收蜡的桶里预先撒一层晒得极干的细红土，免得白蜡粘在桶壁上；这样，凝固了的蜡很容易从桶里取出来，做成饼状拿到市上去卖。这种植物白蜡做的蜡烛，天热时容易发软融化，所以通常要在外面蘸一层各色的蜡——红的、绿的、黄的。供敬神用的蜡烛一般很大，还用金字装点得很讲究。」

「白蜡榨完后剩下的饼渣，或用作燃料，或用来肥田；子实的另一部分榨完油后剩下的渣子也是如此。」

舟山一处顶大的奇观，是一个中国老头儿：他每年春天用人工的温度孵出成千上万只鸭蛋。他的作坊在定海城北面的谷地里，驻军的军官和到岛上来的生客常去看。凡有来看希奇的人，头一句话总是问他看过孵蛋没有；若是没有，人家必定劝他去看看那老头儿和他的鸭子。

我头一回去看时，是五月底一个好看的早晨，正像我们英国同月的天气，只是许是暖一些。定海城所在的那片平原四面是山，雾气正懒洋洋地在山坡上流动；中国人一般起得早，这时已经上工去了。这里做工的人大半很穷，看去却知足而快活。我穿城而过，出了北门，走过几块稻田——头一茬秧刚插下——再走五分钟就到了那穷人的屋前。他照中国的礼数接待我：请我坐下，献上茶和烟袋——这两样东西在中国人家里是随时有的，缺不得的。我客客气气地谢绝了，问他可否看看他的孵房；他立刻在前头领路。

中国的农舍一般是泥石砌的破房子，地是潮湿的泥地，简直不配给牲口睡，叫人想起若干年前苏格兰的农舍——所幸那样的农舍如今已成陈迹。我这位新朋友的屋子也不例外：门歪歪扭扭关不严，吱吱嘎嘎作响；窗上糊的纸又脏又破；鸭、鹅、鸡、狗、猪在屋里屋外走动，仿佛同主人享着同等的权利。屋里还有儿子、孙子，说不定还有曾孙，杂七杂八凑成一群；他们剃光的头、长长的辫子和古怪的衣裳，正是克鲁克香克画笔下的好题材。

孵房盖在农舍旁边，是一间长长的棚子，泥墙，厚厚地苫着稻草。棚子的两端和一侧摆着许多圆草筐，筐上厚厚地糊着泥，免得着火。每只筐底放着一块瓦——或者说那瓦就是筐底——火就烧在这瓦上；每只筐下有一个小火口。筐顶盖着一只草盖，盖得很严，孵的时候一直盖着。棚子当中是一层层的大架子，蛋到了一定的火候，便摊在架子上。

蛋送来时先放进筐里，底下点上火，保着一定的温度；照我用寒暑表所测，大约在华氏九十五度到一百零二度之间。不过中国人是凭自己的感觉调火的，因此温度自然颇有出入。蛋在这温度里待了四五天，便一只只小心地取出来，拿到一扇门前——门上钻着许多几乎同蛋一般大的孔——把蛋对着孔举起来，中国人从孔里看过去，就能看出好坏。好的送回去照旧放着，坏的自然剔除。此后再过九、十天——也就是自开始算起约十四天——把蛋从筐里取出，摊在架子上。这时不再用火，只在上面盖上棉花和一种毯子；这样再放上十四天左右，小鸭就破壳而出，满棚子都是活物了。这些架子很大，能放好几千只蛋；孵出来的时候，那景象着实有趣。四乡养鸭的人家都清楚哪一天可以来领；破壳后两天之内，这些小东西就全被买去，送到它们的新家去了。

附记：这样的记述，同那些告诉我们「中国人勤苦不辍，中国的土地寸寸都耕作着」的著者恐怕合不拢。不过「事实是拗不过的东西」。

附记：这里通行的一种烘烤煮食的法子颇为巧妙：一只大饭锅里盛上水，底下生火；锅上架一层竹篾做的屉子，里头放面包或别的要蒸的东西；几层屉子一层叠一层，里头的东西同时蒸熟，蒸汽从下层升到上层。屉子四边自然合得很严，不让蒸汽跑掉，最上一层还有一只严实的盖子。我们平常那种砖砌的烤炉，这里也有。

第六章初访宁波

初访宁波、浮桥、城与塔、医药传教士、气温、中国人取暖的办法、炭炉、我的寓所、中国的赌徒、铺子述略、绸缎与刺绣、玉石、印花布、制绳、古玩铺及其所藏、「家具街」与家具、钱庄、外洋通商无望、庙宇与一些人的虔诚、矮树、矮化之法详解、参观官员的园子并记其形制、北面山上所见、农事、这些山上的原生植物、坟墓、露天的棺材

我头一回到宁波是在一八四三年秋天。这是一座大城，在中国东海岸的大陆上，几乎正在舟山群岛以西，离海约十二英里，坐落在两条好河相汇之处；两水一合，便成一条大河，大船和帆船都走得。两支水一支从西来，一支从南来，在宁波会合；南面这一支上，中国人搭了一座浮桥，好同对岸的城厢往来。这桥的构造又简单又巧妙：横过河面，每隔相等的距离泊一只大船，作为托住上面木板的根基，整座桥便能随潮水略略起落。这样一来，桥底下总留有足够的空当，不论什么潮候，渔船和渡船都过得去——只要水流不太急。大潮时水从船与船之间的空当里冲过，来势极猛，有时候简直过不去。

城本身有高墙和城垛，防守很固，周围约五英里；城内几乎满满地塞着房子，多数地方挤得很密。城里有两三条很好的街，比我到过的任何一座中国城里的街都要好、都要宽。城中有一座塔，高约一百三十英尺，塔内有梯可登；从塔顶上看城和四围的地面，目力所及，一览无余。这塔名叫「天封塔」——照他们的解说，是「天风之塔」的意思；显然很古老，同别的许多塔一样，也已破败。我每回到那里，僧人总在旁伺候，献上糕饼和茶，指望得几个小钱。

我初到宁波上岸时，英国领事罗伯聃先生还没有到任，我竟不知往哪里去、向谁讨个住处。我把船和仆人留在河上，独自踱进城去探探路，心想或许能碰上什么可以利用的机会。不多时就被一群本地人围住，中间有几个流气的孩子，战时被我们的兵带坏了不少，所幸懂几句英国话，帮了我大忙。他们告诉我：城里已经有一个「红毛人」——这是他们对西洋各国人的通称——随即领我到他的住处去。到了那房子，我意外地发现竟是一位旧相识：那是一位美国的医药传教士，一身中国打扮，连辫子也有；不过说句实话，他那身打扮实在滑稽。后来我对中国服饰懂得多了，一想起这位小个子医生在中国人眼里是副什么模样，就常常发笑。他穿的那件宽大飘拂的长袍，气派得几乎过于一位大官；头上的帽子却是佣人和苦力戴的那一种。英国读者若想体会这位医生那副古怪样子，不妨想象一位伦敦的法官，穿着他那身黑色的宽大法袍，头上却戴一顶收垃圾的帽子。我记得有一天天黑后，我同这位医生到一条大街上去看人家献神；不多久我就发现：他那身中国衣裳比我这身英国衣裳更招人看。中国人笑成那样，把这个笑话受用得不得了！我在我这位朋友的同一所房子里租了一间屋子；每天有大批中国人来看他。他这中国人虽做得不很像，办医药传教的事却极热心。

冬天临近，天气冷得厉害；十二月、正月里，池塘和河渠上的冰结得相当厚。这时候城里顶吸引人的铺子是各家衣庄，那里凡是穿戴的东西都衬着各样的皮毛，许多贵重得很。便是顶穷的中国人，冬天也总有一件羊皮里子或是絮了棉花的暖和褂子或斗篷；他们想不通欧洲人穿着那样单薄的衣裳怎么活得下去。天冷时我总在别的衣裳外头再穿一件厚实的大衣，中国人却还不断来摸我衣裳的厚薄，对我说：你一定觉得冷吧。他们冬天取暖的办法同我们全然不同：他们很少、简直从不想在屋里生火取暖，天一冷，只是再加一件两件褂子，直加到自己觉得身上的热气散得不比生得快为止。等早晨那阴湿的寒意让位给和煦的正午阳光，外头的衣裳便一件一件脱下来，到傍晚再一件件穿上。春天的月份里外衣渐次脱去；到了夏天，中国人便穿上薄薄的棉布衣裳，或是本国织的夏布。北方城里的太太小姐有时用一只小小的铜手炉，像一只椭圆的小篮子，盖上镂着孔，好让炭烧着、热气透出来；她们把它搁在桌上或地上，用来暖手暖脚。奶妈也把这样的小炉子捧在手里，暖着孩子的脚。不过她们的衣裳又厚又暖，只有顶冷的天才用得着这些。冬天里小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看去像一捆衣裳，几乎横竖一般长；到天暖把棉絮撤去，你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是同一个人。

我在英国从没有像在中国北方过的这个冬天这样冷过；然而从气温那一章可以看到，寒暑表所示并不很低。我住的房子四面透风，风从每一条缝里灌进来；窗户很大，不像我们那样装玻璃，只糊着纸，好些地方索性是敞着的。白天倒还好过，因为我从早到晚总在外头奔走；可是那漫长的夜晚，风从窗子里呼呼地灌进来，吹得我的蜡烛乱晃，实在又凄清又冷。

为着换换单调的光景，也为着暖暖身子，我常到大街上去溜达。中国人这个民族是极好赌的，便是顶穷的人也禁不住这个诱惑。这条街上一入夜，就摆出许多卖橘子、蜜饯和零碎玩意儿的摊子，每个摊子上都有某种骰子和一只「转盘」，四周围着许多中国人，拿几文铜钱碰运气；转盘停下、骰子掷出的那一刻，他们脸上的神气和嘴里的话，显出极其紧张的关切。

除了上面说过的卖衣裳皮毛的铺子，还有许多铺子值得一看。离大街不远有好几家极好的绸缎铺和货栈，同我们国内那些老字号一样，外表并不怎么招摇。这里还有大量北方的刺绣，凡有机会见过的人没有不赞叹的。它同广州常见的刺绣全然不同，精细得多，也贵得多。英国时兴的那些服饰这里需求不小，中国人便照样做出来，如今在北方凡英国人常去的城里都摆着卖。顶抢手的是照英国式样做的、绣工极精的太太小姐们的围裙、围巾、披肩、活计袋等等。

中国人把他们有名的玉石看得极重，这里有许多铺子，又琢玉又卖玉，琢成的种种奇巧形状，正是这个民族的拿手好戏。印花布最简单最原始的做法，在这里的街上，以及中国别的城里，都看得见。城厢临河一带大做搓绳的生意，帆船上用的结实缆索，有些是用前面说过的那种棕榈苞片搓的，有些是用苎麻一类植物的皮搓的——中国北方的英国人一般管它叫麻。古玩铺照例也不少，里头有雕成种种形状的竹器；有据说能「使花果经久不坏」的古瓷；有帆船从日本运来的漆器和别的摆设；有许多雕工精美的犀角、铜器，以及中国人极看重、肯出大价钱买的别的东西——那价钱看去远过于它们的价值。不过顶叫我觉得别致的，是一种特别的家具，在一条街上制造出售；到宁波来的外国人一般管那条街叫「家具街」。那里有床、椅、桌、脸盆架、橱柜，式样都是地道中国的，用各色木料和象牙镶嵌得极精美，嵌出本国的人物风俗，实际上就是一幅接一幅的中国风情画。凡见过这些东西的人无不赞赏；而奇怪的是，它们似乎是宁波独有的，另外五个口岸，连上海在内，都见不着。这样精美的活计自然贵，所以只有富家才用得起。

宁波有几家大钱庄，同北方别的城镇都有往来；因此银钱的行市是在这里定的，「行情」的涨落同英国一模一样。这地方极富庶，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城里城外有许多歇了业的商人，早年发了财，如今要在宁波的安逸清静中享享清福。可惜正是这些情形，使它不宜于做对外通商的活跃口岸；因此它虽大、虽富、虽人烟稠密，我们的商人却觉得北边的上海要紧得多——不论是销欧美的货，还是买本国的大宗出产茶和丝。然而单看表面，人会以为宁波很可以做一笔可观的洋商：它本身是座大城，四周人烟稠密，水路又同全国各处相通。这个揣测对不对，时间和我们商人的坚持不久就会见分晓。

这城里许多庙宇很得外国人的赞赏，可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看来，便是其中顶好的，也有一种孩子气的、金粉铺张的味道，实在赞赏不来。其中顶好顶华丽的是福建会馆。文庙从前是一处宏大而有名的所在，战时几乎被毁；直到我离开中国时，也没有人动手重建或修葺：中国人似乎认为「夷人」的手一碰，这圣地就被玷污了。佛门的庙里挤满了彩绘的木头神像。「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一般大得吓人，往往有三四十英尺高。可怜的百姓被蒙蔽着，就向这些像、向无数小像屈膝、烧香，做种种的礼拜。这样的庙——或者照通常的叫法，菩萨庙——旅人在各条街上、在城门口，甚至在城墙上都遇得着；他不能不佩服这里居民的虔诚之心，纵然他愿意这份心是对着一个更高更纯的对象的。我常常在旁看着这些朴实的人——尤其是女人——仿佛真像古时的雅各一样「在祷告里同神较力」，还用种种法子去探问：神明的心肠是否对他们软了下来，是否准了他们所求。用来探问的一般是两小块木头，一面平一面圆；把它们抛到空中，落下时若是所盼的那一面，便是好兆；若不是，就再烧些香，又一再伏在神坛前叩拜，看去祷告得极恳切。他们许多宗教仪节同罗马天主教的很相像。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天下午，我从一座城门出去，听见祷告和赞颂的声音，同别国基督教堂里的很像，心里很受触动；我立刻循声走进去，却失望地发现：那不过是这城里多得很的庙宇之一，那落在我耳朵里的赞颂声，是献给异教的神的。不过这些庙有许多已破败不堪，显然不像从前那样有人供养了。说实在的，宁波这座城本身，纵有那么多财富、那么多便利，多年来一直在败落，这又是一例，印证我前面所说的这个国家的大概情形。

我到宁波，头一件事是打听官员们的园子——战时英军攻下此城，当时在那里的军官对我说起过一些。我在这里遇到的难处同在厦门时一样，都因中国人多疑。不过这些难处到底也克服了，我得以进到好几位官员的园子和苗圃里去，从中弄到几种新植物，成了我所集诸物中很可宝贵的添补。同在别处一样，我在这里也到处打听传说中的黄山茶，并且出十块钱，谁送我一株就给谁。在中国，有钱什么弄不到！不多久就有人给我送来两株，据说一株是浅黄的，一株的颜色深得像重瓣的黄蔷薇。两株都带着花蕾，却都还没有开。我十分肯定这中国人是在骗我；花这么一笔钱买两株多半将来要扔掉的东西，似乎很傻；可是那万一能得着「黄山茶」的机会——纵然极渺茫——我又舍不得放过。而这刁徒把这桩事办得极周到：每只盆里插着一张写好的签子，那字和签子「看上去」都像搁了好几年了。我自以为同他一样精：请他把树留下，第二天早上再来听回话。当中我请了一位体面的中国商人来念签上的字。一切不错：字上写的同那人说的一样，一株开浅黄花，一株开深黄花。「你可曾见过开黄花的山茶？」我问我这位商人朋友。「没有，」他用他那半通不通的英国话说，「我没有见过他，我想没有的。」第二天早上，那树的主人来了，问我主意拿定没有。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两株带到香港去——我那时正要去香港——到了那边不久就会开花；果真是「黄」的，钱一定给他。这他却不肯依；最后彼此让了一步：我先付一半钱，等花开了、果然「不假」，再付另一半。就照这个条件，我得了这两株山茶，带到香港去。不消说，花一开，除了花蕊，通身没有一点黄——两株都是不值钱的半重瓣货色。

宁波城里官员们的园子很好看，也很别致；园中收着中国的观赏花木中的上选之品，一般还有不少矮树。这些矮树中许多着实稀奇，又是这个民族耐心与巧思的一个例证。有些标本只有几英寸高，看去却老气横秋，仿佛苍苍有年。他们不但把树修剪成缩小的老树模样，还有做成本国时兴的宝塔形的，也有做成各样走兽的，其中仿佛以鹿为最受欢迎。做走兽一般选桧柏，因为它容易弯成要的形状；眼睛和舌头是后来加上去的，整个看去着实像。宁波有一位官员，大概想格外表示对我的青睐，送了我这样一只走兽——我该说，一株植物；可是它于我实在无用，而我别的收集又很多，只好谢绝了他的礼物。他显然把那东西看得极贵重，无疑心里怪我不识货。

另有一例，可见中国人对这类东西何等着迷。我初到中国几天后在香港的山上走，遇见一种极奇的矮石松，便掘起来带到颠地洋行的园子里——我别的植物那时都存在那儿。「嗐呀！」那老买办一见就叫起来，简直欢喜得不得了。别的苦力和佣人都围着筐子来看这株奇妙的小东西。自从我把从英国带出来、后来送给广州一位花匠的那种「老人仙人掌」给他们看过之后，我还没见他们这样高兴过。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看重这石松，他们用广州英语答道：「哦，他太漂亮咧；他一年只长一点点、一点点；就算他一百岁老了，也只这么高。」一面把手举到比那植物高出一两英寸的地方。这小小的植物确实很好看，而且往往天然就长成一株缩小的矮树的样子——中国人这样偏爱它，缘故无疑就在这里。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矮树，凡写这两个国家的著者没有不提的，也都试着说一说这效果是怎样做出来的。这法子其实极简单，所依据的不过是植物生理上最平常的一条道理。我们都知道：凡是妨碍汁液自由流通的事，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妨碍木质和叶子的生成。要做到这一层，可以嫁接，可以束缚根系，可以少浇水，可以把枝条压弯，还有上百种别的办法——道理都是一样的。中国人对这条道理透彻得很，便叫造化听命于他们这一样特别的癖好。有人告诉我们说，头一步是从最小的植株上挑最小的种子；这不是不可能，不过我自己没有亲眼见过，不敢断言。可是我常常看见中国的花匠为此在自家园子里的植株中挑选萌蘖和幼苗。他们一般挑长得矮小的变种，尤其挑侧枝对生或匀称的——这一层极要紧：在中国人眼里，一株偏了一边的矮树是不值钱的。随后多半把主干扭成之字形，这一来汁液的流通受了阻，同时也促使侧枝在最需要的地方长出来。这些萌蘖在露地里、或是所栽的苗圃里生了根，便一一检看，把最好的起出来上盆。上面说过的那些道理仍旧不放松：所用的盆又窄又浅，比起植株所需，盛的土极少；浇的水也只勉强够它活命。枝条长成的时候，要把它们朝各个方向捆住扭曲；顶芽和长势旺的芽一般都掐掉；凡稍有生气的新梢，都设法不让它长出来。造化一般要挣扎一阵子，直到元气仿佛耗得差不多了，才悄悄向人工低头。不过中国的花匠必须时时看着：他那植株的根若穿过盆钻进土里，或是水浇得太足，或是新梢由着它天然的姿势长上一阵，那久已失去的生气就会恢复，一件极好的中国矮树作品也就毁了。有时候——譬如常被矮化的桃树、李树——是逼它进入开花的状态；这样它年年开花开得畅快，也就无意于旺长了。矮化常用的植株是松、桧、柏、竹、桃、李，还有一种小叶榆。

宁波城里官员的园子中，有一处凡生客几乎都要去看，也都极赞赏。它在城中央的湖边上。园主是位老先生，早已带着一份独立的家私歇了业，如今在种花的清闲中安度晚年，对花酷爱得很。他的宅子和园子都别致得很，可是极难描摹，非亲见不能领略。中国这一带叠假山的手艺极到家，同天然的几乎乱真，是每一座园子里的主要景致。这位老先生把他宅子的几部分用粗朴的洞穴连起来，乍看像是一条从这屋通到那屋的地道；客人穿过它，便到了宅后的园子。穿行时瞥见的几个小院，也都用这种假山布置着；矮树这儿那儿地种着，藤蔓自然而优雅地垂下来，垂到假山前头必有的那一小池水面上。过了这几处小地方，又是几条方才那样的过道；然后，园子连同它的矮树、花瓶、假山、花窗和好看的花灌木，豁然展现在眼前。

不过要说明：我如今所记的一切，地方都极有限；只是靠着曲折的路径、假山和墙上圆门里透出的一瞥，再用一丛丛花木把边界遮住，才把这点地方用到了极处。

张老先生——我想他是姓张——就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度他的晚年。我去拜访时，他客气极了，深深作了许多揖，请我在他身旁的上座坐下。随后吩咐仆人端茶来——凡有客来，这是必献的，而那茶是极上品的。他又打发人去请他几位相熟的朋友，各人都赶来看这外国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把屋子几乎坐满了。仆人仿佛自以为同主人一样体面，也混在客人中间，毫不拘束地对我评头论足。我身上的东西样样被人细看细评，尤其是我的表，他们仿佛佩服得很，屡次把这当作天大的情面来求我：让他们看看机件，让他们把表凑到耳朵上，听一听它响。随后这位老大人领我把宅子走了一遍，把所藏的希罕物一一给我看——这些他收得极多：古铜器、木雕、瓷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好几间屋子里布置得很有品味。看罢宅子，我们到园子里去；只是那时正当冬天，树都落了叶，园里的植物是稀是美，我实在看不出多少。又喝了些茶，我便告辞，答应他：下回再到宁波，一定再来看他。

这时候我还拜访了别的几位有园子的官员，个个都待我极其客气。我从国内带出来做礼物的几样小东西极其得用：不但使我受到客气的接待，还使我得以要到几种只在富家园子里才有、自然也不出售的珍稀植株或插条。

宁波城所在的这片平原，横过去至少三十英里，四面环山，只东面向海敞开，镇海就在那里，可算是宁波的海口。从山上望去景致极好：宽广的平原像一座大圆剧场，蜿蜒的秀丽河流和四通八达的渠道纵横其间；本地人靠它们把土产和货物运到宁波，再从宁波运往杭州府和世上任何地方。这一带低地上夏月里的大宗出产是稻；冬春两季同一片地上则广种油菜，到头一茬稻该下种时，油菜正好结子可收。前面说过的苜蓿，这里也大量地种，用处也一样。说实在的，不论低地还是山坡，这里农事上的出产同前面所记舟山岛上的全然相同。

宁波以北山上原生的植物，同舟山和附近各岛所产几乎一样，只是种类更多。有一桩怪事：我总觉得中国大陆上的动植物种类比邻近的岛上丰富，纵然那些岛很大，同大陆之间也不过隔着一条窄海。我在这里头一次见到野生的美丽的黄花杜鹃。这一带的山比这里别处的山略瘠薄些，山上几乎没有像样的大树，同我下文要写的宁波以南几英里处的山很不相同。

坟墓散布在整片平原上，叫生客对这个国家人口之众有了实在的体会。从宁波往山里走时，一路所见坟茔之多，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等我登上山顶，俯瞰这片广阔的平原，看见四面八方的城镇村落、看见其中密密麻麻的人，也就不难明白了。这里同舟山、上海一样，旅人不断撞见搁在地面上的棺材，许多已经朽烂，露出死者的骸骨。我常常遇见成堆摞在一起的棺材，三四十口一堆，多半是小孩子的，心里很受触动。人家告诉我：这些是要定期下葬的；可是看它们的样子，许多想必在原处搁了许多年，里头的人早已化作尘土了。

第七章论中国的语言

论中国的语言、记宁波附近的冰窖、其简便与实用、几种新奇的捕鱼法、遇见捕鱼的鸬鹚、记其动作、买下两对、记其食物与习性

溯河往宁波去的时候，我看见岸上有许多苫着草的房子，便叫我那中国仆人去问问船家那是什么。他立刻走到掌舵的人跟前，谈了少说十分钟，回来时低着头，一声不响地溜开了，并不把问来的结果报我。「怎么样？」我说，「岸上这些房子是派什么用场的？」他一本正经地答道：船家说那是冬天寒月里关中国兵的地方。「胡说，」我说，「这么多地方，哪有那么些兵好填？」「可是，」他说，「他对我就是这么讲法。」我怎么也不信这话是真的，便亲自去问那人；凭我当时懂的那一点点中国话，不久就问明白了：那些房子是冰窖，据他说，夏天里冰的销路极好。这件事可见中国话在各省之间相差之大：一个广州人同一个北方人彼此说不通。这一层严重到什么地步呢？我那个澳门来的仆人，在北方就语言而论，于我几乎全无用处。这一回，中国话里「兵」这个音，既作兵讲，也作冰讲；我那仆人——我猜他一辈子没见过冰——立刻断定那些房子是兵房，不是冰窖；依我看，那可是冷得够呛的营房。

这些冰窖构造之简单，叫我十分惊异；我唯一的疑问是：在炎热的夏月里，冰在里头到底存不存得住。我把察看的结果写信告诉了林德利教授，他把这封信登在一八四五年的《园艺纪事报》上：

「我离开英国前不久，你在《园艺纪事报》上登过若干关于建造冰窖的信和图样；据我所能记得的，其中没有一样同我现在要讲给你听的中国冰窖相似。宁波河右岸、镇海城和炮台以上一带，以及中国北方别的许多地方，我都见过这种冰窖。去年冬天（一八四三年）我头一回察看它们时，它们的构造和位置同我在国内惯见的相差太远——所差的，还都是我一向认为冰窖上缺不得的东西——因此我很怀疑它们顶不顶事；可是眼下已是一八四四年八月底，这些窖里有许多仍旧满满地存着冰，看来极其顶用。你从我先前对这地方的描述，大概已经知道：宁波城坐落在一片横过去二三十英里的平原当中。这些冰窖就建在平原中央的河岸上，完全暴露在日头底下——而这里的日头，其威力同我们在英国所领教的很不相同：又清、又烈、又灼人，便是我们英国最好的冰窖，也要被它考验一番，正如它考验一个在中国的英国人的身子一样。

「这些冰窖的底差不多同周围的田地一样平，一般长二十码，宽十四码。墙是泥和石头砌的，很厚，高十二英尺，与其说是墙，不如说是一道堤；一边开一扇同地面相平的门，供取冰之用，另一边是一道斜坡似的台，可以把冰抛进窖里去。墙——或者说堤——的顶上起一个高高的人字顶，用竹子架成，厚厚地苫上稻草，样子活像英国的一个干草垛。就是这样简单的构造，在中国灼人的日头底下，把冰在夏月里存得好好的！

「中国人凭他们一贯的巧思，把冰窖装满也装得极简便，花费极少。窖的四周有一小片平坦的田，同河相通。入冬天寒以前，他就把这片田灌上水，水一结冰，就在门口现成地供出所需的冰来。到了春天，这同一片田又犁起来插上稻秧；而从冰窖底下渗出来的水，正好滋养新插的秧苗。自然，这里同英国一样，窖装满以后，冰上要小心地厚厚苫上一层稻草。这样，中国人建窖花费不多，装冰的法子又省，就把夏天热月里保存鱼鲜所需的冰，充充足足地备下了。

「我想如今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了：照中国的法子造冰窖，是不是比英国常用的那种地下老法子既省钱又管用呢？随信附上的草图，可以使你想见沿宁波河上行的旅人所见的这些冰窖是什么样子。一八四四年八月，于宁波。」

这封信登出以后，我在宁波，也在舟山和上海，多次有机会试验中国冰窖的好坏，发觉它极其顶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的冬天，中国这一带异常暖和，池塘河渠上几乎不结冰，冰窖自然装不满；可是其中许多窖里还存着上一年存下的大批冰，靠这些，市面上供的冰至少已存了一年半，大概还能再存些时候。

这些冰对中国人极其要紧，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很多要靠水里捕来的鱼。有了冰，他们便能在最热的天气里把鱼保存相当久，还能这样把鱼运到各地去。

城上游的河里，每天捕上来的鱼多得很。他们捕鱼的法子既巧妙又有趣。有一天我坐船要往上游走很远，动身时离低潮还差一点，好把涨潮的势头全用上，趁潮未转，尽量往上走。在宁波上游几英里的河边上，我看见几百只小船泊着，每只船上两三个人；我经过时潮正好转了，这一整队船立刻动了起来，又摇橹又划桨，飞快地往上游去。人一到了合适的水段，就撒下网，跟着大声吵嚷起来，用桨和橹拍打水面——我想是要把鱼赶进网里。在这一处待上一刻钟左右，众船又启程往上，到下一处，众人又同样地吵嚷开来；就这样一路往上，只要潮还在涨就一直做下去；然后趁落潮回来，满载着鱼，预备第二天早上的市。

还有一种捕鱼的法子，我在北方各省常常见到，比方才说的那种还要稀奇。凡熟悉中国典籍的人都知道，北方的江河湖泊里鱼极多；说实在的，便是一个小池塘里也是满满的鱼。我头一回看见捕鱼的人在这些地方施展本事时，惊讶得很。他简直是两栖的：只见他一丝不挂，半走半游；忽而把胳膊和手举过头顶，再落下来，在水面上狠狠一拍，哗啦一声大响。他的脚也没有闲着：脚告诉他鱼就在近旁，脚便在池底的泥里摸它。转眼间这渔人不见了：他钻到水底下去了，久久不上来，叫你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其实不用怕：再过几秒钟他就冒出来，一只手抹着脸和眼睛，另一只手得意地举着刚捉到的那条可怜的小鱼。鱼立刻被稳稳地放进他的鱼篓，活计照旧做下去。方才所说的拍水溅水，是为了惊动在人脚边游着的鱼；鱼一受惊，立刻钻到底下的泥里去，于是被脚摸着，不多时就被这些老练的潜水人捉住了。

不过中国一切捕鱼的法子里，最奇的还是驯养一种大鸬鹚来捕鱼，人们一般管它叫捕鱼的鸬鹚。这些鸟着实了不起。我在内地的河渠湖泊上常常遇见它们；若不是亲眼所见它们那份出奇的驯服，前人写的那些话我实在很难信。我头一回看见是在离宁波几英里的一条河上。那时我正要去那一带一座有名的庙，打算在那里住些时候，好在附近搜集博物标本。这些鸟一进入眼帘，我立刻叫船家落帆，停了一会儿看它们做活。那里有两只小船，每只上有一个人、十来只鸟。鸟栖在小船的舷上，看来是刚到渔场，正要开工。这时主人喝令它们下船；它们训练得极好，立刻下了水，在河上散开，动手寻鱼。它们的眼睛是好看的海绿色，眼快如电，一看见鱼便扎下去；鱼一旦被那带利钩的喙咬住，便断无逃脱之理。鸬鹚随即衔着鱼浮上水面；中国人一看见，就把它唤回船去。它驯得像条狗，跟着主人游过来，任人把它提上舢板，在船上把捕到的东西吐出来，又接着去做活。更奇的是：若有一只鸬鹚咬住一条大鱼，大得它带回船去也颇吃力，别的鸬鹚见它为难，便赶来相助，合力把那家伙擒住，一同拖到船边。有时候有一只鸟仿佛犯了懒，或是贪玩，只管游来游去不办正事；那中国人便拿一根长竹竿——那竿子也是他撑船用的——在鸟近旁拍打水面，却并不打着它，同时厉声唤它。这鸬鹚立刻像个逃学被人抓住的顽童，丢下玩耍，重新做活。鸟的脖子上套着一根小绳，免得它把捉到的鱼吞下去；套绳时十分小心，务必使它不会往下滑，不然是很容易把鸟勒死的。

自从在宁波河上头一回见到这种鸟以后，我在中国别的许多地方也有机会细看它们和它们的活计，尤其是在杭州府与上海之间一带；在福州府附近的闽江上，我也见到极多。我极想弄几只活的，带回英国去。可是在乡间遇见的中国人极难说动，简直连提也不肯提这件事——大概因为我们相遇的地方多在英国人从没到过的内地。于是我求助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上尉，他很好意地派了领事馆的一个中国人下乡去，给我弄到了两对。眼下的难处是：从上海到香港这一路，如何给它们弄食物。我们买了一大批活鳝鱼——这是它们的主食之一——放在一只盛着泥和淡水的坛子里。它们吃得极凶，整条吞下去，而且往往吞下又吐出来。一只鸟若不幸把鳝鱼吐了出来，能重新叼住就算它走运，因为另一只同样贪嘴的立刻抢过去，一转眼就吞了。它们常常为一条鱼狠狠地打起来，结果不是归了一只，就是——这也常有——被两张利喙把猎物分成两半，各衔着自己那一份跑开去吃。南下途中我们在海上遇了一场大风；那船是一条小飞剪式纵帆船，颠得很厉害，前后上浪，甲板上的东西都漂了起来。风最猛的时候我把头探出舱门，头一眼看见的就是那几只鸬鹚在吃鳝鱼——鳝鱼正满甲板地漂着。我于是知道：那只坛子不是翻了就是砸碎了；凡逃过鸬鹚之口的鳝鱼，自然都游到大海里去了。此后我只好拿船上找得到的东西喂它们；可是到香港时，它们的样子已经很不好，其中两只不久就死了。既然再没有指望把余下的活着带回国，我只得把它们杀掉，剥了皮做标本保存起来。

卖我这些鸟的那个中国人，在离上海三四十英里、上海与乍浦之间的地方开着一处很大的场子，既捕鱼又孵鸟。这种鸟便在中国人自己中间也卖得很贵——我想是一对六块到八块钱，也就是三十到四十先令。我很想打听它们的食性和习惯，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通事小麦华陀先生好意替我向送鸟来的那人问了几句，把以下这些记录寄给了我：

「捕鱼的鸟吃小鱼、黄鳝和豆腐。每天下午五点，每只鸟要吃六两（合八英两）鳝鱼或鱼，另加一斤豆腐。它们三年后开始下蛋，在四月或五月。孵蛋用母鸡。将要下蛋时，它们的脸会发红，那时就得预备一只好母鸡。下的蛋壳上要清清楚楚写上日子，二十五天可孵出。孵出后，把雏鸟放在铺着的棉花上，棉花下衬些温水，头五天喂鳝鱼血。五天以后可以喂剁碎的鳝鱼肉，还要极小心地看顾。

「捕鱼时，脖子上必须套一道草绳，免得它们把捉到的鱼吞下去。每年八月九月里，它们每天上午十点下水，捕到下午五点上岸。这样一直做到三月为止，此后便不能再捕，要等到八月再来。公母很好分：公的一般个头大些，羽毛更深更亮，尤其是头的大小——公的头大，母的头小。」

这就是这种奇鸟的习性。上面这段记录里所说的月份是照阴历算的，可见这些鸟夏天不捕鱼，是入秋、约在十月里开工，到五月上下歇手——这同中国年里的八月和三月大致相合。

第八章一八四三年底初到上海

一八四三年底初到上海、我的寓所、居民的成见与迷信、记这座城、铺子与货物、食物、对外通商的要紧口岸、本国的出口货：茶与丝运来极便、记附近一带地方、其河渠、农事、坟墓、树木与灌木、园圃与苗圃、进园之难、中国人的机巧与诓骗、一席中国酒、唱戏

上海是如今准许外国人同中国人通商的五个口岸中最北的一个，在舟山岛西北约一百英里。这座城坐落在一条好河的岸上，离这河同著名的扬子江——也就是「海之子」——交汇之处约十二英里。外国人一般所称的上海河，在上海这一段有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那样宽。它的主航道很深，熟悉了并不难行；不过河里长长的泥滩极多，大的外国船若不是恰好顺风上行、又在河口请到一位好领港，是很危险的。

我头一回到这地方是一八四三年底，正当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开埠之时。我在一处像是钱庄或官银号的地方住下，同住的还有两三位为做买卖而来的先生。我们谁也没带厨房家什，饭食自然粗陋得很，既不算中国式，也不算英国式，而是两者之间的什么东西。卧房冷得可怜：早上常发觉自己在床上被雨淋透；若下雪，雪就从窗子里吹进来，在地上堆起一道道「雪垅」。可是四围的一切叫我们心里兴奋，身子倒极好，精神也好；换了别的情形也许算苦事的许多事，我们都不当回事。我们只要一出门，街上就挤满了成百的人跟在我们后头，想瞥我们一眼的那股热切，同伦敦人想看女王一样。家家的门窗都塞满了男女老少，用一种发呆的惊奇盯着我们，仿佛我们是月亮上的居民，不是地上寻常的儿女。孩子们看我们的眼神里尤其带着惧怕，那无疑是他们的爹娘种在他们幼小心里的——爹娘自己也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心思。我们顶着的那个名号——「鬼子」——也很容易叫人生出错的观念，对小孩子尤其如此，使他们把我们看作可怖的怪物。那时候我们常听见这样的话：「鬼子来了」，或是「来看鬼子呀」；「鬼子」二字被人当面喊着取笑，也不是稀罕事。有几位人士为此向英国领事告过状，他们认定：通商伊始，不论多轻微的轻慢也不可迁就，那样于事大为不利。领事随即向上海的道台——也就是本地的大官——郑重交涉。对中国官府，这是最妥当不过的办法；结果不多久，上海街上就很少听得见这个难听的称呼了；偶尔有哪个小孩子记着早年学的那一课，冒冒失失地喊出来，立刻会被旁边体面的人喝止。

底下这件事，可见本地居民对我们怀着怎样一种迷信的畏惧。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应邀到河上一条船上去吃饭；那船舱里比我们岸上那没有火、冷清清的屋子舒服得多，于是我们一直待到将近十一点。中国的城不但天黑后关城门，连城厢街巷之间的往来也被许多栅门断绝——那些门约在夜里十点十一点上闩。这无疑是极古的规矩，为防敌人或本地乱民猝然发难；到了太平年月仍旧照行。所以我们上岸时，发觉城厢的栅门都关了、锁了；而我们至少要穿过一道才到得了住处。四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家家关门闭户；白天挤满街道的那一大群人都睡下了。「我们怎么过去呢？」我的朋友说。「摇门，」我说，「响声许能招来个人；再不然，这门看去很旧，说不定就塌了。」我们抓住门用力摇，一面喊人来开。这时看见更夫的灯笼朝我们过来，我的朋友又喊他快些。末了来了两个人，提着灯笼，正是我前面说过的中国人那种梦游似的神气；夜里很冷，他们裹着皮袄。他们看不清门那边是什么人；我们又含含糊糊说了两句中国话，他们便全然不设防，只当是两个赶夜路的中国人。门闩抽开，门一开——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两个可怕的「红毛人」。门开后他们看清我们时那份惊骇，我永远忘不了：究竟他们真以为我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呢，还是以为我们背后另有一支军队要再攻一次城，那是说不上来的；总之他们两个电光石火般转身就逃，把门撂给我们——我们爱关就关，爱放一支军队进来也由得我们。我们安安静静走回住处，那两位胆大的守夜人，从此再没见着、也没听着。

上海城四围有高墙和城垛，样式同中国别处这一类城防一样。城墙周围约三英里半，城内大部分密密地排着房子；城厢——尤其沿河一带——很大。城门虽在天黑后不久就关，人若付几文「钱」还是可以过的。门为一个人开了，一大群人早就等着一拥而过，而付钱的只是头一个。这是成规，所以穷人到了城门口，只消等一个比自己阔的人来，他一付钱，两人便一同过去。菩萨庙城里城外到处都是；城垛上有几处也建着这样的庙，庙里挤满偶像，本地人到那里烧香、屈膝，做异教拜偶像的种种礼数。算命的和变戏法的也极吃香，靠着同胞的轻信发了大财。上海各条街上、各处广场上都遇得见这些人。还有一桩很奇：中国人特别爱看的「唱戏」，常常就在庙里演。这同我们关于宗教和体统的观念大相径庭；不过不知怎么，我们这些天朝朋友的规矩，有许多正好同我们相反。

这里的街道一般很窄，白天挤满了忙着做买卖的人。生客走过街上，最触目的货物是绸缎和刺绣——就是我前面在宁波说过的那一种——还有棉花和棉货、瓷器、各样用皮毛作里子做得极漂亮的成衣、在铺子里整整齐齐排着的六英尺长的竹烟管、字画、铜器，以及无数卖竹雕摆设、古瓷之类东西的古玩铺——那些东西中国人看得极重。不过买卖最大的自然还是吃食：铺子门前的摊子上堆着数不清的鱼、猪肉、果子和菜蔬，有时候简直挤得走不过去。除了较常见的几样菜，本地人还极爱吃荠菜和一种苜蓿；说实在的，这些东西烧得得法，尤其是后一种，味道并不坏。饭馆、茶馆和饼铺一步一家：从把一副厨房或烤炉背在背上、敲着一片竹子告诉四邻自己来了、全副家当不值一块钱的穷人，一直到宾客盈门、坐着几百人的大酒楼、大茶园，应有尽有。只消几文钱（一千文或一千二百文合一块钱），一个中国人就能吃上一顿丰盛的饭：有米饭、有鱼、有菜、有茶。我确实相信：世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真苦真穷比中国少。便是那些乞丐，看去也是一群乐天的人，居民待他们也好。

上海是中国沿海对外通商最要紧的口岸，因此很受各方注目。我所知道的城镇，没有一个有它这样的便利：它是大门，实在说，是进入中华帝国的正门。溯河往城里走，眼前是一片桅樯的森林，一望便知这是本国贸易极盛的地方。帆船从沿海各处来，不但从南方各省来，也从山东和直隶来；每年还有相当数目从新加坡和马来群岛来。内陆转运之便，也是世上任何地方比不上的。这一带可以说是扬子江的河谷，是一片大平原，许多秀丽的河流纵横其间，河与河之间又有渠道相连相通，有的几乎是天然的，有的则是宏大的人工。因地势平坦，潮水能上溯极远，本地人把出口货运到上海、把进口货运往极远的地方，都靠这个便利。上海港里大小船只往来如织，都做这内河的运输；旅人在内地行走，每走一步都会遇见它们，或是望见它们的帆从地面上掠过。开埠以来，这些船把大批的茶和丝运下来，供应在此立足的我国商人，回去时则载着换来的欧美货物。中国人最要的是我们的素色棉布，因为他们能照自己特别的法子染色，合本国人的口味。就我们所知的地理形势而论，可以断定：一切绿茶，也许连大部分红茶在内，运到上海的花费都比运到广州或南方别的城少——除了宁波或许例外；而且茶商从北方把银钱带回家，因为北方人性情安分，风险也小，这更是引他们把茶运来上海的一大缘由。我知道一般人都以为红茶产区离福州府比离宁波或上海近；可是要记得：如今运到英国的红茶，出自武夷山的极少，因为那里的茶被认为较粗，品质远不如另几种——那几种出自很不相同的地方，远在北边，在那道大山脉的北面。华北的大丝区就在附近；可以断定，生丝将有很大一部分要在上海脱手。把这些事实合起来看：上海离杭州、苏州和故都南京都近；本国贸易之盛；河渠转运之便；茶丝运来比运往广州便捷；末了，把这地方看作我们棉货的一个大市场——这一层我们已经知道是实情——那么可以断言：不消几年，它不但要同广州并驾，还要成为重要得多的地方。再加上这里气候宜人，本地人安分，外国侨民受尊重，而且准许他们在方圆一日路程之内到处步行骑马，那就不能不承认：单就居住而论，它比南边那个对手强得多。

我已经说过，中国这一带是河渠织成的一张大网。我在乡间走动时，一旦离了官道——这是常有的事——这些河渠就常叫我头痛。我常常不得不强征人家的船用，而船主极不情愿；头一回到这一带时尤其如此，因为那时我不熟悉地面，中国人又总怕我一上船就把船夺了、抢了——那时候人们对外国人就是这样看的。

有一天，我到上海以西的内地去了很远，回来时不知怎的走岔了道；正照我以为对的方向走着，忽被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渠「拦住」。离我站的地方约两英里处有一座桥，那时天快黑了，我便拼命朝桥赶去。不巧得很，正当我以为难关已过、离桥只一枪之遥时，又被另一条与前一条成直角相交的河渠挡住。这一下我彻底走不动了；过了几分钟，却看见一只船过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岸拉纤。等它近了，我们向船上的人喊话，叫他们把船靠过来，渡我们到对岸去。他们仿佛吓得厉害，把拉纤的人叫上船，把船撑到渠心，然后拼命摇了开去。眼看他们就要远得够不着，撇下我们摸黑乱走，或是淌过那又深又烂的河渠。人说：急了没有王法。「喊他们，」我对仆人说，「他们再不停下，我就朝船上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同时我朝船头前方开了一枪。这就够了：他们立刻靠过来，很快把我们渡到对岸。我给了他们跑腿钱，叮嘱他们下回再遇上这样的过客，客气些。他们兴高采烈地走了；船影早已看不见，还听得见他们笑着拿这桩事说笑。

就农事而论，上海这片平原是我在中国所见最丰饶的，也许世上同样大小的地方都比不上。它整个是一座大花园。离上海最近的山在三十英里外，孤零零地立在这大平原上，不过两三百英尺高。天晴时我从山顶四望，只在南边天边看见几座山，样子仿佛也是孤立的；后来我打听出，那是靠近乍浦满城一带的山。其余的地面全是一片大平原，没有一座山、一座岭来打破这单调的景色。土是肥厚的壤土，麦、大麦、稻、棉都长得极好；城郊还种着大量的青菜，如白菜、萝卜、山药、胡萝卜、茄子、黄瓜之类。这片地虽平，却一般比山间的谷地、比宁波周围的平原高得多，所以极宜种棉花——棉花其实正是这一带的大宗出产。说实在的，这里就是有名的南京棉产区，大批棉花通常从这里用帆船运往中国的南北两方，也运到邻近的海岛去。白棉和那种织紫花布用的所谓「黄棉」，这一带都出。

这一带的土不但格外肥沃，农事看去也比中国我所见过的任何地方更进步，更近乎我们本国的样子。这里的农家场院里有一垛垛码得整整齐齐、苫得同英国一模一样的草垛；地也一样起垄开沟；若不是那一丛丛竹子，若不是本地人的长辫子和一身衣裳，人简直要以为自己站在泰晤士河边上了。

城郊有极大一部分地面被坟墓占着。举目四望，处处是圆锥形的大土堆，长满长草，有的还种着花木。这里同宁波、舟山一样，旅人不断在田野里撞见搁在地面上的棺材，仔细地苫着稻草或席子挡风雨。偶尔——不过很少——遇上家属不像一般人那样经心的，棺材已经破了、朽了，露出死者的遗骸。最叫我心里触动的是到处可见的小孩子的棺材：这些棺材用几根木桩架离地面，仔细地苫着挡风雨——它提醒生客：某一位做父母的，怀着同他一样温柔而深切的心情，失去了一个心爱的人；那孩子本来也许是他指望暮年的欢慰和依靠的，如今他只能守着这点遗骸。地位较高的人家，一般在离城稍远处有自家的坟地，种着柏树松树，另建一座祠堂和祭坛供神像，在那里行各样的祭礼；还派一个人带着家眷住在那里看守，逢到大日子点烛烧香。另有些人则葬在可以称作公共坟场的地方，我在上海附近见过好几处：那是几所大房子，每所里有若干宽敞的厅堂，棺材沿着四壁一排排放着。

像上面所说这样平坦而精耕的地方，自然不能指望原生植物丰富。不过村落和农舍四周都有好看的成丛的竹子，给景色添了一种热带的气味——至于树木，这在这一带是唯一带热带气味的了。前面说过的富家坟地里种的柏树松树，散布在全境，也是这里顶触目的景致之一。就在这些树中间，我头一次见到美丽的柳杉：那是松柏一类，有点像诺福克岛和巴西的南洋杉。长得旺的时候极好看：从地上笔直挺起，像一株落叶松；从主干上横生出许多侧枝，枝梢又优雅地朝地面「垂」下来。这树的木理有点扭曲，极坚韧耐久。中国人很看重它；因为它又美又直，官员和僧人常拿它来做他们宅前庙前那种常见的长杆。日本人也熟知它、极看重它。我头一批这种美丽杉树的种子和苗木是一八四三年秋天从上海寄出的，所幸完好无损地到了奇西克的园艺学会花园。但愿它耐得住寒；果真如此，它将成为英国林间一景。

这一带我所见的唯一长得极大的树是银杏，通称白果树；它的叶子像一种叫铁线蕨的蕨类，所以英国人管它叫铁线蕨树。这也是中国人爱拿来矮化的植物之一，因此他们园子里常见它被矮化的样子。它的果子在中国各城的市上都卖，名叫「白果」，有点像晒干的杏仁，只是更白、更饱满、更圆。本地人似乎很爱吃，欧洲人却难得吃它。垂柳——看去同我们英国的是同一种——在河渠两岸和中国人的园子里也很常见；另有一种榆树，只是长不大，用处有限。

这一带真正原生的植物虽少，上海却富有从帝国别处移来、在这里的园子里出售的种类。不过这里没有宁波那样的官员园子，因为这本质上是一座商城，居民都忙着做买卖。两座城在这一点上的差别实在触目。私家收藏虽缺，却有一批苗圃补上：这些苗圃里备着极好的花木出售，其中许多是我没见过的，欧洲也没有；它们又极有观赏价值，因而极可宝贵。起初我很难找到这些园圃。中国人出于什么动机很难说——大概是猜忌或是害怕——总之不肯把城外这些地方的情形透露半句给我。他们告诉我，城里有许多花铺，却一口咬定不知道乡下有什么苗圃园子。

「你要花，」他们说，「铺子里不是有吗？为什么不买？上海人都这样，你也该这样。」

「可是铺子里没有我要的东西。」我说。

「那你把要的东西名字给我们，我们替你去弄。」

「我怎么给得出名字？我不懂你们的话。我若报得出名字，你们自然会打发人到你们的苗圃去取罢？」

「是。」

「哦，那么你们乡下是有苗圃的了？」

「有；不过远得很。」

到这时候，我对中国人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凡他们说的话，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信它是真的，一概要打个折扣——而这一回我并没有这样的理由。我又一眼看出：从那些植株的样子看，它们不但是在乡下种的，而且从它们的情形看，运来的路必定极近，因为起出来时根上还带着土。可是一连几天，我的种种努力全被挡了回来；直到有一桩巧事，才叫我占了这几位中国朋友的上风。有一天我同仆人从乡下回来，一天白跑；快到城北门时，我打下一只没见过的鸟——那时我正在收集中国鸟的皮做标本。我立刻被附近所有的孩子围住，他们对我的枪着迷得很，因为它同他们那笨重的火绳枪太不一样了。「喂，」我对围着我的这群娃娃说，「谁能领我到最近的花园去，我好买些花？」「来咯，来咯！」六七个孩子一齐说。我又惊又喜地发现：我几乎就站在一处很好的苗圃门口，而这苗圃的主人正是城里开花铺、上面那番对话的那一位。那时天已太黑，看不清花木了；我记下了地方，第二天再去。可是这一回没有成：我还没走近，一个望风的孩子撒腿跑回花匠家里通风报信；我离门还老远，门已经关上顶死了，任我怎么劝、怎么求，也消不掉他们的恐惧，进不去。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这样，虽然我换了不同的路走，指望撞见那小哨兵不当班。这下我不得不另想法子。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从一开始就很关心我这桩事的成败，好意表示：我若遇到什么难处，他必尽力相助。我便把这情形告诉他，请他准许领事馆的一位中国差官陪我到那园子去，讲明我是要买花木，并不是要强拿人家的东西。凭我们对中国人性情的了解，我们很清楚：这一层若讲明白了，这些靠繁育和卖花过活的穷人，一定很乐意让我到他们园里买。于是第二天我又出发，由领事馆的一位差官陪着。快到园子时，我那位小朋友照例守在岗位上，立刻跑开；门又像先前那样关上顶死了。我们安安静静走到门前敲门，没有人应；那地方仿佛一下子空了。那位差官很清楚这家人就躲在门里头，便同他们说起话来，笑他们胆小。过了几秒钟，我们听见树丛里有动静；里头的人壮起胆来，凑到门边来张望。末了他们像是放了心，抽开门闩，把我们让进这块「圣地」；我不多时就在里头找到了好几种极可宝贵的植物。坚冰既破，我又靠这位中国差官打听到别的几处园子的名号和所在，不久都找了去。那时虽是冬天，草木正在休眠，我却在几个星期里凑起了一批花木；后来开起花来，不但是全新的品种，而且极其好看。

几个月的工夫，这些畏首畏尾的人变了很多；到后来，他们不但欢欢喜喜地接待我，还请我把朋友熟人带去看他们的花。我常常这样做；我们待他们一向和气体贴，在他们心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相信这印象会长久留着。我最后一次离开上海回国时，去搬我存在其中一处园子里的一批植物；正搬着，园主对我说：「下回你再到上海，我已经不在这园子里了，我在邻县另租了一处，很欢迎你去，你要什么花木我都供给你。」

「谢谢你，我的好朋友，」我说，「不过我在这『中央花国』里的事已经完了，这就要回我自己的国家『大英国』去——那是极西边一个很远的地方；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再会吧。」

他于是好意祝我一路顺风、海上平静，回家同亲友欢聚。

我提这件事，不过是要说明：短短两年里，这些穷人的心意有了怎样的变化；我把这看作一个凭据，可见对华北的中国人能有多少作为——他们同南方那些倨傲无礼的同胞是大不相同的。

另有一例，可见这里的中国人——别处也一样——有许多是何等机巧而好骗人。舟山一位画花的画师告诉我：上海附近的园子里有牡丹的好几个极名贵的品种。每年从北方各省运到广州、如今在欧洲已经常见的那几种牡丹，花不是玫瑰色就是白色；可是人们一向说——虽然没有人信——中国某些地方出紫的、蓝的和黄的品种，只是从不运到广州来卖。我打听得最细的正是这几种；这位画师不但一口咬定他亲眼见过，还提出只要一点点钱，就凭记忆把各样的品种都画给我。我立刻雇了他；他画完，我把画带到上海去。城里开花铺的一位苗圃主人，我把这些画给他看，他一口答应替我弄活株来，只是说要贵得多，因为得打发人到苏州去——那有将近一百英里，上海附近弄不到——一个人来回至少要八天。我自然是无论什么价钱都乐意的，便照他要的价给了；说起来，若当真要从一百英里外运来，这价钱也不算离谱。到了约定的日子，牡丹运到了，果然都是极名贵的品种，在英国是能卖大价钱的。其中有淡紫的、有紫的，有几乎是黑的；还有一种中国人叫作「黄的」，其实不过是白花，花瓣近心处微微带点黄。总的说来，这一批是很可宝贵的，我对这笔买卖十分满意。后来我发现这些植株运来的路程离上海城墙不过六英里，而且那有名的苏州城里的「牡丹」，其实也正是从同一个地方供去的——那时我的惊讶就可想而知了。

我头一回到上海正当冬天，那时除了菊花，开花的自然不多；这里菊花的品种同中国南方一样多，而中国的花匠又深通栽培之法，所以在这个时节，菊花是极可看的。我所收集的主要是落叶的植株，当时无法鉴定和描述，选它们一半是看它们所属的科属，一半是凭中国人对它们的说法。凡懂实际植物学的人，都能大致估出这种情形下的植株有多大价值；我对这批收集所抱的指望后来并没有落空，其中许多后来证明是极美、极可贵的花木。

在上海时，我同另外几位欧洲人应邀到一位官员家里去看一场戏——「唱戏」——戏罢还要照中国的规矩吃一席酒。他打发轿子来接我们到他府上，我们被引见给他的许多朋友；照例是立刻端上茶来。不多久，一个仆人端着一盘热的湿手巾进来——那手巾很像我们国内厨房里常用的那一种——每人递上一条。起初我们猜不出这是做什么用的；看看我们那几位中国朋友，才见他们拿手巾擦脸擦手；我们虽觉得不大受用，也就立刻照办。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中国人的通例；走热了路以后这样擦一擦，我常常觉得很爽快。在中国这样炎热的地方，这法子比用冷水洗、用冷水浴都好，也更合卫生。

屋里在做这些的时候，戏子们正在演戏的大屋里预备。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人拿着几张精致的长象牙牌进来，牌上写着当时最时兴的几出戏的名目，凡主人和他的朋友们点哪一出，他们就演哪一出。他们极客气地征询我们的意见——可是我们一个字也不识，人家说的话也极难懂，这征询实在没有多大用处。末了点定了当晚的戏，大家便被引进戏场。那是一间又大又近乎方形的屋子，上首搭着台，供演员和乐班用；一侧只用栏杆同一条露天的巷子隔开，好让外头的人也看得见戏。屋子当中挤满了客人，屋顶上照中国式样挂着许多灯笼。戏是下午早些时候开的，灯笼没有点，戏就在天光下演——中国的戏子不像我们英国戏园里那样把天光遮掉。

戏一开头是几段像哑剧的把式，同我们英国戏园里圣诞节演的差不多。接着是一段像是很哀婉的戏文，从演员的话和身段看得出来。整个是唱着演的，演员用假嗓子唱他们的段子。中间不时来几段筋斗，翻得极利落极漂亮，比什么都更吸引我们——大概因为这是我们最看得懂的。

演员的行头华丽得很，想必花了一大笔钱。里头没有女子，因为女人照例是不登台的；她们的角色由男人或男孩扮，都是从最有「小姐相」的人里挑出来的；模样和装扮弄得那样到家，不是老到的眼睛简直看不出真假。

演员的嗓音并不悦耳——至少在英国人耳朵里如此；不过同那吵人的锣、同中国常用的那种像风笛的管乐倒是配得上。说实在的，仿佛响得厉害才最见效果；而响是着实够我们受的了。

台上的演员摆出的种种身段叫我很留意，无疑是要摆出些像我们国内戏园里极讲究的那种场面或画面。他们仿佛极爱摆成一个四分之一圆的样子，各出戏里不断这样摆。他们没有布景来帮衬幻觉，只有一扇简单的屏风，有时用来代表一间屋子，让某个演员从里头出场。他们很讲究打把式，那大概是这类演出里最稀奇的部分：每人两把剑，在头顶上乱舞一气，同时把脚和腿抛来抛去，姿势离奇，仿佛这桩事里脚腿同手臂一样要紧。这场戏演了三个钟头，然后我们离开戏场，退到另一间屋里去。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仆人们正忙着重新布置戏场——那里如今要改作饭厅了。

一切齐备，我们被极隆重地引进去，安在首座上。这时我们才见识到：中国人自己人之间，临入席时那份礼数和客气可以讲究到什么地步。主人和他的朋友们花了将近一刻钟才全都坐定：各人都把最尊的座位让给旁边的人，而那人转过来又万万不敢占那样尊贵的位子。总之，作了许多揖、说了许多恭维话以后，看来总算安排停当，酒席开始了。

桌上这时摆满了小碟子，里头是当令最好的果蔬，另有许多最贵重的汤，譬如有名的燕窝等等；其中许多便在英国人的口味也算极好。仆人不停地把中间的菜撤下去，换上别样的，直到人人都像是十分满足了。可是上新菜的仪节仍旧照行，那些菜不过看一眼就撤走。我们头一回用筷子那副笨相，我们的中国朋友想必觉得好笑极了；可是他们很有礼数，并不笑我们，还尽力帮我们。酒席一开，戏又接着演起来，照旧演得热闹。那些「小姐」演员不时从台上下来，给客人斟各样的酒。席间每位客人都得了一份赏钱，说是戏演完后留给戏子的。赏钱给了他们，全班戏子都过来，各人恭恭敬敬作了个揖谢赏，然后退下。可是那席面的仪节仍旧在行：几百样新菜端进来，又一样样撤走。中国客人有时抽烟，有时吃菜，全凭自己高兴；凡端上桌来的东西，一律赞不绝口。

我们已在席上坐了三四个钟头；整桩事虽然很有意思，我们却受用够了，开始觉得乏。「这席要吃多久呢？」我问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通事——席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极客气地讲给我听的。「哦，」他说，「还要三四个钟头；不过你们若想走，现在就可以走。」我们很高兴地得知中国的礼数准许我们先退，便吩咐把我们的轿子抬来——轿子一直在院子里等着。主人和他的朋友们提着灯笼送我们出来，我们便照来时的排场告辞了。我头一席中国酒就这样结束。此后这样的事已不算稀罕，富家的府第里、穷人的茅屋里都有过，而在庙里同僧人一道吃的，还要更多。

附记：德庇时所著《中国人》一书中说，死者一概葬在荒山的坡上。

第九章重回华南

重回华南、记珠江、虎门的炮台、这一带的出产、「叹息的」柳、种莲、江上的船、剃头船等等、花艇之华丽、节日里江上的景象、这座水上之城秩序井然、架在水上的房子、中国人泅水潜水之能、花地的园圃、园中的花木、老阿清因种子不出而落了坏名声、其实冤枉、劝买种子的人、广州的英国与美国公园、春节、遭中国人袭击抢劫、后来英国官员数人也遭袭击、他们致英国领事的信

舟山岛是我在华北的大本营，于是我带着在上海的收集先到那里，预备再往香港和南方各口岸去。这时舟山的山上已积了雪，天气冷得刺骨。中国人每天送大批的野鸡和水禽到市上来，英国人是他们的好主顾。另有一种小鹿也从对岸大陆运来，常常是活的。四五只好野鸡往往一块钱就买得到，鸭和水鸭也便宜得出奇；我想一头鹿一般给两到四个卢比。

驻舟山的军官中爱打猎的，雇中国船渡到对岸山里去，猎得很痛快；岛上本身则几乎没有什么野味。

东西都打点停当，我便搭一条南下的船；一路是顺季风走中国海，几天就到了香港，途中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我在北方所得的各样收集，这时都装进玻璃箱，起运回英国。

中国南方早已被从前的植物学家搜罗遍了，我不能指望在那里找到多少新的、值得寄回国的东西，因此打算三四月间再往北去，好有整整一季的工夫。在南方还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我便决意去广州和澳门看看——两处离香港都不远。

珠江确是旅人在这个大名鼎鼎的国家所见最有气势、最触目的景物之一。江口附近海上星罗棋布地散着许多岛屿，从香港渡往澳门时看得很清楚；从这两处任何一处开往广州，也要一路经过这些岛，多半是多山的，表面这儿那儿露出大块的岩石和黄色的砂质黏土，草木稀稀落落。

不过一路上有时也望见好看的海湾，近岸有几英亩平地，地当中有几所好看的房屋或棚舍，四周围着几株树木花灌。在这些岛屿间行船，人容易这样想：住在这样幽僻、远离尘嚣与「人声鼎沸」的地方，居民想必是又快活又淳朴的——屋子四周稻子长得旺盛，海里又随时捞得起极好的鱼，那点有限的需要尽够供给了。可是这幸福与淳朴的梦不久就破了：这些安静的村子里满是海盗，他们常常干出极冷酷残忍的事，弄得香港、广州、澳门之间的航路变成一桩可怕而危险的事。载着贵重货物的老闸船和别的小船常遭袭击，船员和乘客被杀，船被毁坏或凿沉。

顺风顺潮走了几个钟头，我便望见了有名的虎门——珠江的门户。战时被毁的炮台已按更大的规模重建；这些炮台若由英国兵把守，世上任何一支敌舰队都休想通过而不被轰成碎片。不过我想，中国人虽在兵法上受了一课、将来不那么容易被征服了，可纵有这些炮台，对英国和西方别的文明国家的水陆战法，仍旧抵挡不了多少。

进了虎门，江面大大展宽，像一片内海。景致这时变得优美如画：近岸平坦的耕地，同炮台外头那些荒山恰成对照；远处的山脉仿佛把这片大平原环抱起来，那些山虽同别处一样瘠薄，却给这幅画做了很好的背景。再往上游走几英里，布伦海姆水道和黄埔水道里的船只进入眼帘；有名的黄埔宝塔，还有几座次一等的塔，以及无数别的楼阁和菩萨庙，都提醒旅人：他正在走近那闻名遐迩的广州城——天朝上国最富庶、最要紧的城市之一。这条大江同它无数的汊港围出许多小岛，黄埔这个小镇——或者说村子——就建在其中一个岛上。

不论江水围出的岛上，还是大陆上的平地上，都大量种稻。江潮用堤坝挡在外头，田地可以随意放水淹灌。这些堤坝也不让它们闲着，上面种着芭蕉。地势太高、潮水灌不上去的地方，就用水车；这样简单的家伙，能在极短的工夫里提上多少水，实在惊人。

黄埔附近还相当大量地种甘蔗，生甘蔗在中国人中间销路极好。甘蔗做成冰糖和红糖；红糖有许多种极好，只是住在这国里的外国人不大用，他们一般爱用磨成粉的冰糖——那样又细又白。我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没见过我们那种圆锥形的块糖，想来那里是不做的。

这一带平原上和江边上长着许多本国常见的果树：主要是芒果、番石榴、黄皮、荔枝、龙眼、橙和柚。此外还有柏、侧柏、榕树和榕属别的树，以及一种松，中国人叫它水松，因为它总长在江河渠道边上。竹子，还有一种同我们的很像的垂柳，也常常见到。中国人给后者取的名字是「叹息的柳」，同我们「垂泣的柳」这个叫法凑得很巧；再联想到史上犹太人在巴比伦河边哭泣、把琴挂在柳树上那桩事，可见柳被当作愁思的表记是各国一致的，正如各国都把幽暗沉郁的松和柏看作坟茔墓地的相宜伴侣一样。

城上下游的江边上大量种着睡莲——也就是荷——同稻田一样用堤坝围着。种这个既为好看，也为它的根：藕大批运到市上去，中国人极爱吃。夏秋两季开花时，荷田一片明艳，很是触目；到了别的时节，残叶败花加上一潭死水污水，对四围的人家可就一点也不添彩了。

珠江上顶触目的一景，是靠近外国商馆一带沿岸泊着的无数船只。那里有成十万上百万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船，上自所谓华丽的花艇，下至小小的剃头船，结成一座大水上之城，住着不计其数的人。溯江而上，你会看见一只极小的船浮在水面上——大概是你生平见过最小的——不过是几块板子钉在一起罢了。这就是剃头匠的船；他驾着它四处走动——或者说四处漂动——做他每天的营生：给中国人剃头、剔眼、掏耳。说起来，这位剃头匠罪过不小，他这门手艺把他同胞的眼睛耳朵害得厉害。不过他驾他那只小船极灵巧，一支橹便能在比他大得多、重得多的船丛里轻快地穿来穿去。再往下看，你会看见大小不等、同澳门香港那样的船：上面有篷，分作三间，收拾得极干净整齐。本地人或外国人雇它们出去上江心泊着的大帆船或别的船，或是作短程游玩，去河南岛、去花地一类地方。船当中那一间是一间很齐整的小屋子，两侧开窗，用各样的画和花装点着；船头一间是划桨的人待的，船尾一间供船主一家做饭。

行商的船和那些大花艇则极其华丽。它们也同别的船一样分间，只是造得更堂皇、更费钱。读者不妨想象：在船板上起一所木头房子，入口近船头，那里留出地方给船夫站着划桨。这入口既是门面，便雕得极其富丽，算是里头景象的一个引子。这些华丽招摇的舱房顶上挂着许多灯笼，四壁饰着镜子、图画和诗句；这个奇特民族的种种特色，都在他们这些水上宫殿里摆在我们眼前。

此外还有驳船，商人用来把货运到黄埔的船上去；有往香港、澳门和各地的客船；有橹桨众多的官船——它们在江上来往时样子很奇（我见过一只这样的船，每边有四十支桨）；末了是笨重的远洋帆船。这几类船各有种种变体，各适其用。逢到节日，江上格外明艳触目，夜里尤其如此：灯笼点起来，无数张灯结彩的船在商馆前头来来往往。此时中国音乐那狂放而时或凄恻的调子、吵人的锣声、又闷又热的空气、这奇特而自负的人群——给生客的那份印象是永世难忘的，在他心里留下欢喜、悲悯、赞叹与轻蔑交杂的滋味。在这一整座浩大的水上之城里，秩序极其井然：大船排成行，成了街道，小船在其间穿行往来，就像大城里的马车和别的车辆。住在船上的人家仿佛极爱花，花种在盆里，或摆在高高的船尾上，或摆在他们的小堂屋里。他们顶爱的似乎是侧柏、栀子、苏铁、鸡冠花和橘子。一座菩萨庙——许多时候极小，可到底是个敬拜的地方——是这些水上人家缺不得的。他们每天在这里烧线香、点油灯，那就是这些穷人献给他们所想象的神的香火。

在江边上、在广州城厢无数的河渠边上，整条整条的木房子建在打进泥里的木桩上。这些住处很像英国集镇上常见的走江湖的棚车，只是用桩子代了轮子，而且成百地挤在一处，结成弯弯曲曲、参差不齐的街巷。成千的人在这样的地方过活，身子还健旺快活；换了欧洲人，这样的地方不多久就是坟墓了——人的体质就是这样不同。

不过顶叫我惊讶的，是老婆婆和小孩子在江里洗澡：水仿佛是他们天生的所在，他们在水里自在得同鱼一样。中国的水上人家以能在水里、水下施展本事出名。自香港岛成了英国的居留地以来，官府派去海湾里拿贼的人常常落空，正是为着这个：中国人一看有被拿的危险，便一齐跳下水去，潜得不见踪影，在水底下一直游到追的人够不着，或是钻进海湾里泊着的、属于他们自家一伙的无数船只中躲起来。

我一到便去看广州附近有名的花地园圃——「花地」二字照字面就是「花的地方」；如今装点着我们英国园子的许多名花，最早就是从那里得来的。这些园圃在城上游两三英里、江的对岸，其实就是中国的苗圃，培植花木出售。

我在这里所见的，正是欧洲著者笔下说了许多的那种有名的中国园艺；所以我要说得详细些。花木主要养在大盆里，沿着铺石的窄路排成行；路口是园丁的房子，客人从那里进园。这样的园子约有十来处，看园主生意的大小、家私的厚薄而定，一般比我们伦敦最小的苗圃还小。他们另有苗地，各样花木都栽在地里，他们有名的矮树的头一道工序就在那里施行。园里收着大批的山茶、杜鹃、橘、蔷薇以及别的熟知的花木，开花时中国人便来买。秋冬两季顶触目的一种是奇特的佛手，中国人摘下来摆在屋里或供在神案上；它形状离奇，又有香气，很受人赏玩。花地还大量栽柑，把它养成矮株，花果极盛，结出又大又扁、深红皮的果子。中国人的橘柑一类花木品种极多；其中一种他们叫作金橘——果小而椭圆——用它做的蜜饯极好。九里香、米仔兰、龙船花和紫薇，在这里的秋天也很好看。

不过花地园圃自然是春天最可观。那时园里是牡丹、杜鹃、山茶、蔷薇和别的许多花，一片明艳。杜鹃华丽极了，叫我想起奇西克园艺学会花园里的展览，只是花地这里的规模大得多。每一座园子都是一团花；红的、白的、紫的交映在一起，那效果极美，极有气势。这里种的主要品种是印度杜鹃、白花的印度杜鹃、紫红的、砖红的、斑色的，还有黄花的杜鹃。顺便说一句：黄花那一种我在宁波的山上见过野生的，所以它确是地道的中国种。这个时节花地四周的空气里满是桂花和含笑的香气——这两样在这些园子里都种得很多。可想而知，矮树在这里占着头等地位，它们被扎成种种离奇古怪的形状。在中国人心里地位仅次于矮树的，一定是菊花；菊花他们侍弄得极好，也许比别的任何花都好。这花在中国花匠心里的地位之高，甚至到了这个地步：便是主人不乐意，他也要大种特种；许多时候宁可辞了工，也不肯放弃他心爱的花。我听说已故的比尔先生常说：他园子里种菊花，不为别的，只为讨他花匠的欢喜，他自己对这花并没有什么兴味。

牡丹不是中国南方的土产，每年正月光景大批从北方各省运下来。运到不久便开花，中国人赶紧买去装点屋子；花谢以后就扔掉，因为它在广州澳门这样南的地方长不好，第二年不会再开。卖时按每株带几个花苞算，许多要卖相当高的价钱。

这里有一位老花匠英国话说得很好，同英美侨民做着不小的种子生意；可惜他落了个坏名声，因为他的种子寄回国去一般都不出苗。如今人人都传说这老头儿把种子煮过，免得英国或美国哪个有本事的人把他的生意抢了。其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我十分确信他是竭尽所能保全那些种子的；不过多半有些种子在运往欧洲之前已经放了一两年。何况绕好望角那样长的航程——种子要两次穿过热带——对发芽极其不利。不过这些种子不出苗也没有多大损失，因为其中并没有什么新的或值钱的东西：它们是从花地园圃里常见的花木上采的，那些花木大半多年以前就引到我们国内的园子里去了。所以我要恳切地劝我在中国的朋友们：别把钱花在这样的种子上。

植物学家在这些园子里虽找不到多少新东西，它们却很值得一看；春月里花木大半开花时，那景象格外富丽堂皇，当真当得起中国人给它们取的那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花地」。

从前属于东印度公司的那座园子还在。那不过是江边上一小块地，纵横不过六十步，四围是灰泥铺的宽路，当中一丛树，路与围墙之间还有几株。自里夫斯先生以后，似乎再没有人照管这里的花木；纵然从前有过什么名贵品种，如今也都失掉了。几株棕榈、芭蕉，广玉兰、臭茉莉、鸭嘴花、女贞、九里香、荔枝，以及两三样别的常见东西，就是它所有的了。美国商馆前头有一座很不错的公园，至少有公司那座园子的六倍大，有宽敞的路可以散步，园里栽着许多本国原生的花木；诚然没有什么名贵的，可是尽够使它看去极好了。在这里，一座好园子和一条散步的路是很要紧的；因为外国人在广州要享到他们在中国别处那样随意在乡间走动的自由，只怕还得再等若干年。

这时候中国人正在为过年大张旗鼓地预备着；那一年的春节是二月十八日。各样的花大为抢手，居民拿它们装点屋子和庙宇。溯江往花地去时，我遇见许许多多船，装着开花的桃枝李枝、吊钟花、山茶、鸡冠花、玉兰，以及别的这个时节开的花。吊钟花是趁花苞刚要绽开时从山上运下来的；在水里插上一两天，花就开得又健旺又新鲜，仿佛这些枝子并不曾离开过母株。这花在中国人中间极受喜爱。寻常的水仙也大受青睐；广州街上随处可见成千的水仙球栽在浅盆里，盆里是水和几块白石子。在这上头中国人又显出他们那偏爱矮化和畸形的怪癖：他们把球根倒栽，逼得叶子和花长成古怪扭曲的样子——那样子在中国人眼里仿佛才中看。这些花在广州许多铺子里、街角上大批摆着卖，中国人抢着买，认为这个时节非有不可。不但屋子和庙宇用花装点，江上的船也用得极多——说实在的，那些船不过是浮着的房子，广州极大一部分人口是住在江上的。通称花艇的那些船，过年时尤其花团锦簇，各色鲜花，桅上船尾飘着彩旗。中国人极爱的爆竹烟火，接连几天在全城各处大放特放，那也算他们敬神的礼数或供献的一部分。春节这一天以及此后两三天，铺子都关门。多数本地人穿着节日的衣裳，走亲访友去「请请」——道贺新年，同我们国内一样。这个时节人们成群结队地上花地的园子去；逢到特定的日子，那里泊着几百只这样的花艇，挤满了体面人家的中国少年，尽情作乐，正如我们本国人在里士满或汉普顿宫一样。还有许多穿戴齐整的太太小姐也坐花艇过来，在园子里走动；一年里只有这个时节，在广州才看得见她们。

在华北住了几个月，除了一两回例外，本地人待我一向极客气；我于是渐渐对中国这个民族有了很高的评价，也想像在北方各省一样信得过广州一带的人。可是不久我就发觉自己错了，而且错得极难堪。城后头几英里处有几座山，我早就想去看看那里的植物。有一天早上我动身穿城而去，朝那几座山走；走了两三英里，到了城这一边的城厢，正对着外国商馆所在的那一边。起初一路上朝我喊的「番鬼」——照字面就是「外国鬼子」——这时已几乎听不见了，我心想自己总算走出了广州背街上常遇的那些无礼的孩子和下等人。我如今走在一条好路上，两旁是田地和园子，四围的地面和山岭看得极清楚。我心想：真奇怪，商馆里的外国侨民竟从不趁便到这里来；他们本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看看这一带地面，好解一解他们那不得不过的单调日子。

我正安安静静走着，遇见一个骑马的中国兵；他连说带比，百般地要我掉头回去。那时我一点不懂广州话，只当他不过是不许我在乡间散步，便不理他，径直走了过去。可是不多久，我开始起疑：有好几伙相貌不善的家伙，一路上死盯着我看，来意不善。这时我走到一座小山跟前，那里像是一处坟地：四周围着，可是通进去的门大敞着，那地方看去完全是公共的。为了把四围的地面看得更远些，我走了进去，动手上山。上到半山，好些跟进来的中国人开始围拢来，向我讨「赏钱」，人越聚越多，越讨越凶。起初我试着同他们客气；可是等我爬到山顶，已经看得明明白白：我落进了圈套，要脱身是难事了。

不过到这时候为止，还没有人动手碰我。我把四围的地面草草看了一眼，心里盘算怎样才能甩开这些麻烦的同伴。除了硬着头皮往回走、原路返回广州，似乎再没有别的法子。「你顶好从这边下去。」一个家伙用半通不通的英国话对我说，指着山那一边的一道谷。可我这时已经起了戒心，一眼看出这位「指路人」的用意：是要把我弄到一处看不见的地方去，到那里我身上的东西无疑要被抢个精光，说不定连衣裳也要被剥了去。「不，不，」我说，「我到下头去没有事。」说着便沿原路下山。中国人这时围了上来，摆明要拦住我。有的抓住我的胳膊，一个家伙抢了我的帽子就跑，另一个照样抢了我的伞，好几只手伸进我口袋，还有人竟要扒我的外衣。我这时看出：非把我身上的东西统统拿去，他们是不会罢休的，因为人人都要一样，而且「他们的名字叫作群」。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朝下方的人扑过去，把好几个掀得滚下山坡。可这一下几乎送了我的命：用力太猛，地又不平，我绊了一跤跌倒了；幸而立刻爬起来，重新投入这场寡不敌众的搏斗——我的目标是冲到我进来的那道坟地的门。山上的中国人这时朝下面的同伙喊，叫他们把门关上，不让我到得了外面的大路。我一眼看出：这门若关上，我就是他们到嘴的肥肉，便决意拼死不让。我从围着我的人手里挣脱出来，直奔那道门；赶到时门刚关上，幸而还没有从那一边闩住。我撞上去的势子把门撞开了，正忙着闩门的那几个中国人被撞得仰面朝天。我这时到了外面大路上，那里聚着几百个中国人；有几个看去还体面，多数分明不过是贼和强盗。体面的那些人不肯——大概也是不敢——帮我一把。石头这时四面八方朝我飞来，一块砖头狠狠砸在我背上，几乎把我砸倒。我被砸得昏了几秒钟，靠在墙上喘气定神，心想到了外面大路上总算比较安全了。可我立刻明白自己想错了：这些无赖又把我围住，把先前漏掉的几样东西也搜了去。这一带显然都不是好人，躲进哪一家去无异于自寻死路；于是我只得同这些强盗一路厮缠了将近一英里，一时打，一时跑，直到走出他们的地界，走近城里人烟稠密的地方为止。我当时的狼狈样子不难想见；不过把种种情形合起来看，我脱身得比原可预料的还算好。

回去的路上既没有帽子也没有伞，日头晒得我好苦——中国南方晴天的日头极毒，便是春天也一样。我很想进一家铺子买顶中国帽子，可那些无赖连一文铜钱也没给我剩下。所幸我的表留在家里，不然那准是头一批被抢走的东西——中国贼特别中意表，而且深知它的价值。

我那时住在德鲁蒙德先生家里，他后来告诉我：我遇袭的那地方是广州城厢里最坏的所在之一；一两年前他有三位相识的先生在那里比我还倒霉，衣裳几乎被中国人剥个精光。

这次袭击以后约莫两年，三位在中国供职的英国官员——马丁先生、士丹顿牧师和杰克逊先生——不小心逛到城厢里去，也遭了袭击。他们为所受的待遇正式致函英国领事诉苦；那封信把广州的情形写得极清楚，我把它全文录在这里：

「今晨约七点钟，我们沿城外北面城墙散步，被好几个中国人袭击。这些人自外国人所称的五层楼起就一路跟着我们，人数不断增加。起初他们投石，危及我们的性命，我们中有人被石头打中。城墙上另有一批中国人沿墙跟着我们，助势鼓噪，投下大石；那些石头若砸中，被砸的人必死无疑。杰克逊先生最先被袭：那些人挥舞刀剑匕首，扭住他的双臂，把他颈上的金链抢了去。士丹顿牧师和马丁先生见杰克逊先生没有跟上来，回身去救他，自己也被抓住。一名行凶者持匕首直刺马丁先生的胸口，两人把他往地上按；他正同他们厮打时，口袋被搜个精光。杰克逊先生和士丹顿先生也一样。后者丢了表；前者的表还在，别的东西却都被拿走了。行凶的人随后离去；可是墙上那些人还跟了我们好一阵，投下大石，做出威吓的手势，骂着难听的话。

「我们沿城墙往南走，想到江边去，又被另一伙人跟上袭击。杰克逊先生胸口重重挨了一下；有人还拆了一处屋顶，给行凶者供上大棒。这一回杰克逊先生的表也被夺去；我们的衣裳被扯破；有一阵子那些人还想剥我们的衣服。我们没有抵抗：抵抗是没有指望的——不但因为那群人人多势众、手里有家伙，还因为敌箭般的石头从谯楼上、从城墙一路砸下来。

「这场暴行完全是无缘无故的。我们的官职身分，再加上一位传教牧师在场，本足以保证我们举止和平；若不是有他在场拦着杰克逊先生和马丁先生，只怕已经流血。走到城厢里人烟较稠的地方，我们歇了一会儿，然后回家；一路上却屡屡听见辱骂的字眼，夹杂着『打死他们，打死他们』的喊声。

「欧洲没有哪一个国家会让英国臣民受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容忍这种行径继续下去，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而且我们以为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是有力量切实制止的——不但能制止英国人每天所受的人身侮辱，也能切实禁绝我们所受的这类伤害的重演。由于不准进入广州城，中国下等人便更把我们看作低人一等，公然加以轻慢。据我们所知，当局从不曾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英国侨民经常受的这些侮辱；而这些侮辱不但没有随时日减少，也没有因善意的举动而平息，反而愈来愈频、愈来愈狠。

「我们诚心要保和睦、要促友好，因此作此陈述；深信中国当局若不革除我们所诉的这些弊端，不久必有极严重的后果，无可避免。」

第十章访宁波绿茶产区

访宁波绿茶产区、山轿、天童寺、寺周围的景致、僧人所述的传说、寺与寺中的偶像、僧人邀饭、初用筷子、中国人的「礼数」、寻常的饭伴、我的床铺、僧人的功课、猎野猪、险些丧命、把野兽从竹林里吓走的法子、山中景色、阿育王寺、普陀山，即朝拜之岛、岛上的寺与偶像、铜像、树木与灌木、僧人的园子与心爱的花、卖神像、上海与宁波的献神、迎神的行列、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医药传道会、天主教

我把收集的东西分三条船从香港寄回英国以后，一八四四年三月底再度启程北上。这一年夏天和一八四五年夏天，我得以走访了好几处从前对欧洲人封闭的地方，那里有许多很可玩味的东西。

五月初，我同英国领事罗伯聃先生和另外两位先生一道出游，去看宁波附近的绿茶产区。人家告诉我们：茶区中央有一座又大又有名的寺，名叫天童，在二十多英里外；我们在这一带盘桓期间，可以借住在那里。路上有十二三英里走水路，可是河渠到山脚下就断了，余下的路我们只好步行或坐轿。中国的山轿是极简单的东西：不过两根长竹竿，中间搁一块板当座位，另有两根横档，一根搁背，一根搁脚；头上撑一把中国大伞，遮日头挡雨。

中国人自有他们一套哲学。往寺里去的路上，我们在船上坐得倦了，好几次下船沿渠边小路走走。有许多同向而行的客船挤满了乘客，一路上紧挨着我们走，为的是饱一饱好奇心。中国人只要有别的法子代步，绝不肯走路，因此这些人看见我们像是走得津津有味，十分诧异。

「真怪呀，」一个说，「这些人同我们一样有船，倒情愿走路。」于是他们议论起这看似古怪的癖好是什么缘故；末了有一个比同伴高明些的，用一句要言不烦的话把事情了结了：「他们的天性就是这样。」——这话看来叫各方都满意了。

我们到寺里时天差不多黑了；那一天大半下着倾盆大雨，我们浑身湿透，样子颇为狼狈。僧人见了我们仿佛十分诧异，可立刻显出极大的殷勤与好意，我们不多时就在他们中间安顿得像在家里一样。他们给我们生火烘衣裳，张罗我们的饭，又腾出几间最好的屋子给我们住。我们显然是他们中多数人极好奇的对象——他们从没见过英国人。我们的衣裳、相貌、吃饭的法子和举止，件件都叫这些朴实的人称奇；他们拿我们打了不少善意的趣。

衣裳还潮着，我们巴不得脱下来，于是早早安歇。第二天早上起来，眼前的景致之美，胜过我在中国所见过的一切。这寺坐落在群山环抱中一道沃谷的尽头。谷里水源很好，清澈的溪流从山上下来，出的稻子极好。茶树深绿的叶子，星星点点散在凡稍肥沃的山坡下部。到寺的路是一条长长的松树夹道：起初笔直，近寺处却极入画地绕着两个人工湖的边沿蜿蜒，末了通到一道石阶，石阶直上大门。寺的背后和两侧，山峦参差而起，高出海面一千到两千英尺；这些山不像南方的荒山，几乎直到山顶都密密地覆着一片看去像热带的灌丛、花木和树林。中国最好的几种竹子长在这些山谷里，色调阴沉的松树在山坡上长得很大。就在这里，我看见几株极美的新杉——柳杉，还采到了它的苗和种子；如今在奇西克的园艺学会花园里就看得见它们。

早饭后，一位住持来了，极其恳切地请我们午间同他吃饭；这当中他陪我们把寺院走了一遍，讲了这样一段来历：「几百年前，有一位虔诚的老人弃世而来，住在这些山里，一心一意做他的功课。他做功课那样恳切，凡俗务一概不顾，连每天的饭食也忘了。可是上天不忍让这样一位好人饿死，便神奇地打发几个童子来，天天给他送饭。日子久了，这位圣者的名声传遍四邻，门徒从四面八方投奔他来。于是造起一小片殿宇；如今这一大片名叫『天童』——也就是『天上童子之寺』，『天』是天，『童』是童子——的建筑，就是从那时起头的。后来老人死了，门徒接续他的位子。寺的名声越传越远，善男信女从帝国最远的地方赶来——其中还有一位中国的君王——在它的殿上礼拜、供献。前面又造起更大的殿宇；这些殿宇后来又让位给今天这一片构成寺院主体的宏大屋宇。」

各殿里都挤满了偶像，也就是他们所爱的神佛之像，譬如「三世佛」、「天后」——塑成坐在那有名的莲花上的样子——还有「关帝」，以及许多从前被奉成神的帝王和伟人。这些像有许多高三四十英尺，一排排陈列在这些宽敞高大的殿堂里，看去极其触目。僧人自己住在一排低矮的房子里，同各殿和隔开各殿的院落成直角。每人在自己屋里有一座小佛堂——一座供满小像的家坛——他常在那里做私下的功课。

看过各殿和钟楼——楼里有一口极好的大铜钟——主人把我们领回他屋里，饭已摆好了。佛门的僧人是一概不许吃荤的，所以我们这顿饭全是素菜，照中国常例盛在许多小圆碗里，除了汤，各样都切成小方块，好用筷子夹。佛门僧人能张罗出许多种类的菜蔬，用一种特别的做法烧出来，很是可口。说实在的，它们的味道和样子同荤菜太像，起初把我们骗过了：我们用筷子好容易夹起的那些小块，还只当真是鸡肉牛肉呢。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位好主人至少这一天是言行一致的，桌上除了草木所出，别无他物。另有几位僧人同我们一桌；此外还有许多下一等的僧人和仆役，挤在门外窗外。我们中有几位用筷子那副笨相，满座想必都觉得诧异；他们虽那么有礼数，我却看出他们忍不住要笑——眼看一块小小的美味夹了又夹，到底还是滑回碟子里去。我知道很少有什么事比头一回用中国筷子更叫人恼火、同时又更叫人发笑的了，尤其若这位使筷子的人整个上午在山里奔走、饿得发慌。这家伙得先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它架平；再把两个尖头小心地凑到一处，只留出容那块垂涎之物进去的空儿；然后利落地把那一小块夹住；可是唉！手一抬，筷子的一头往往从另一头旁边滑了过去，那寄托了全部指望的东西便又掉回碟子里，说不定还掉进桌上另一只碟子里。同样的动作试了又试，这可怜的生手终于耐性尽失，绝望地扔下筷子，抓起一只瓷调羹——用这个倒顺手些。遇上这样的情形，中国人是极肯帮忙的，虽然那帮法在英国人口味上很难消受：你那位中国朋友出于好意和礼数，一看你这副窘相，便从桌子那头伸过手来，用他自己那双刚从嘴里拿出来的筷子，把你想要的那一块夹住，放在你面前的碟子上。照起码的礼数，你得道谢，还得把这份供献咽下去。

席间我们的主人告诉我们：这寺里有僧人约一百名，不过常有许多人出门到各地云游。问到寺院靠什么维持，他说附近有相当大一片地是寺产，每年卖竹子——这里的竹子极好——以及把树枝灌丛捆成柴卖，收入很大。僧人还有若干茶园稻田，是他们自己耕种的。除了这些出产所得，来寺进香的善男信女的布施，以及每年定期出门化缘的同门所募的钱，也必是一笔可观的进项。僧人自然分许多等级，有些不过是别人的仆役，屋里地里都要伺候。他们看去是与人无争、朴实的一族，可是无知和迷信得厉害。头一年的台风——或者说随台风而来的雨——在寺旁一座山坡上冲塌了一大片土，把十来英亩上好的稻田整个埋掉了。我们说起这件事，僧人极郑重地告诉我们：人人都说这于寺是凶兆；可是其中一位以地道的中国礼数说：如今寺里既蒙我们光临，那凶气想必已经化解了，他对此毫不怀疑。

看过茶园和制茶的法子以后，罗伯聃先生、已故马礼逊博士的公子马先生和辛克莱先生都回宁波去了，留下我在这一带继续做我的博物研究。我通常一整天不在寺里，天黑时带着一路上侥幸采到的花草鸟兽回来。僧人的亲友从四乡赶来看这个外国人；而同看野兽一样，我吃饭的时辰在他们看来仿佛最有趣。我的饭摆在屋子当中一张圆桌上；那饭做得颇古怪，半中半英，可是山里的走动和清气叫我胃口极好。筷子的难关不久就过了，我使得几乎同中国人一样好。僧人和他们的朋友坐满了椅子——中国的厅堂两边总是摆着椅子的——人人嘴里叼着烟袋，身边搁着茶碗。我虽极敬重主人和他的朋友，却不得不请他们别抽烟，因为我吃饭时受不了；别的方面，我想我的「礼数」还算周全。朋友们走后的头一夜，我心里那份说不出的孤寂，永世忘不了。中国人一个一个散去，或回家，或睡觉；末了连主人自己也打了几个明白无误的呵欠，提醒我该安歇了。我的卧房在楼上，上去要穿过一间小佛堂——就是我上面说过的那种——供的是天后，也就是「天上的王后」，另外还挤满了别的偶像。神像前的坛上燃着香；一盏孤灯把屋里的东西照得昏昏的；一种庄严的寂静仿佛笼罩着整个地方。楼下一间屋里，还有隔壁一所房子的一间屋里，我听得见僧人在做功课，用他们特有的那种诵唱的调子。跟着锣声落到我耳朵里；间或还有钟楼上那口大铜钟庄严的一响——这都表明僧人正在做众人的功课和各自的功课。置身在这样的境地里，人在异国，远离亲友家乡，心上容易留下终生鲜明的印象；我确信，在天童寺同僧人同住的头一夜，我心里那份古怪交杂的滋味是永远忘不了的。此后我常到那地方去，走过同一间小佛堂，睡同一张床，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听同样庄严的声音；可是最初那个印象在我心里仍旧分明而独一无二。

僧人上上下下待我都极关切、极和气。我要多少人陪我到寺子附近去采集，他们都欢欢喜喜地跟着：一个替我拿标本纸，一个替我拿植物，第三个替我拿鸟，如此等等。那支枪在他们看来是极稀奇的东西，同他们自己那笨重的火绳枪太不一样了；火帽更被看作神奇无比的小玩意儿。不过他们极胆小，我开枪时总是远远地躲开。

有一天晚上，一个以住持为首的代表团来对我说：野猪夜里从山上下来，糟蹋刚出土的竹笋——那正是笋被看作上等菜蔬的时候。「那么，」我说，「你们要我怎么样呢？」

「可不可以劳驾把枪借给我们？」

「可以，就在屋角上立着。」

「哦，可是你得替我们装上药。」

「好吧，我装。」我立刻给枪装上弹子。「好了，可当心别打着自己。」这时是长长的一阵沉默：谁也没有胆量去拿那枝枪，他们彼此商量了很久。末了那位发言人极郑重地上前来，对我说他们不敢放枪；不过我若肯同他们去，把野猪打了，那猪就归我吃。佛门僧人本来不吃——至少本不该吃——荤腥，这份割舍自然算不得什么。于是我们成群结队出去同野猪打仗；可是夜太黑，竹林谷里什么也看不见；再说三十来个僧人仆役弄出的动静，大概早把那些畜生警告到山上灌丛里去了。不管怎样，我们既没看见也没听见它们的影踪；说实话我倒宁可如此，因为我想：一不小心，我打着的很可能是个和尚，不是野猪。

僧人护住自家产业不受这些畜生糟蹋，另有两个法子。他们在山坡上挖深坑；那些地方差不多处处有泉，坑还没挖好就已半满是水。坑口上盖一堆树枝、杂物和草，引那畜生来；它一用嘴去拱，整个就塌了，它便头朝下栽进坑里，怎么也爬不出来，不是淹死，就是轻易被中国人捉去。对不熟悉地方的人，这些坑是极险的陷阱。我好几次险些送命，尤其有一回，我从一片密密的灌丛里钻出来，冷不防踩在一个坑那靠不住的口子上，觉得脚底下的地当真在陷；幸而我把两条胳膊往前一甩，抓住近旁长着的一根小枝，靠它撑住，才得以挣扎到实地上。回头去看那地方，只见松散的杂物已经塌下去，露出一个半满是水的深坑。坑口窄，里头宽，像一只大瓷瓶——这样造法，是叫野猪一旦掉进去就爬不出来。我若掉了下去，没有人帮忙几乎不可能脱身；而这些坑一般挖在山里最僻静荒野的地方，我的指望是很渺茫的。我的前辈道格拉斯先生在桑威奇群岛丧命于这样一个坑里，许多读者想必记忆犹新；他那凄惨的结局当时自然浮上我的心头，叫我格外庆幸自己脱了险。

护住嫩笋不受野猪糟蹋的另一个法子颇为巧妙：取一段八到十英尺长、比人的胳膊略粗的竹子，从当中劈开，留下四分之一不劈断；把它拴在竹林里一株树上，成约莫四十五度角，劈开的部分松着；再用一根同样是竹子做的绳，一头系在上面，另一头引到林外便当的地方，派一个人守着。野猪夜深下来糟蹋嫩笋时，这人就把绳子来回一拉，竹子便「哐、哐、哐」地响，那声音又响又空，安静的晚上老远都听得见。畜生受惊，便跑回山上的窝里去。我头一回在夜里听见四乡都敲着这东西，还以为是在做什么宗教的法事，因为竹子那空洞的响声，同中国各寺庙佛事所用的一种法器很相像。

这一带地方散布着许多佛寺。其中一座名叫阿育王寺，我也去看过；它同天童一样宏大，看来也维持得很好。两寺都在附近拥有大片田产，在这一带各处还有许多归它们管的小庙。所有的寺庙，不论大小，都建在山间最幽美如画的地方，周围的树林也总是保护培植的。在英国，这样的所在会是一位乡绅的宅第；在中国，它却是佛寺的标志——全国都是如此。所以那疲倦的旅人在东方毒日头底下晒了几个钟头以后，望见远处山坡上树木间露出一所干净的大房子，几乎可以断定那是佛的庙宇，那里的僧人不但会以礼相待，而且会待他极好。

普陀——外国人通称朝拜之岛——是舟山群岛东边的一个岛，看来是中国这一带佛教的都会或重镇。这岛周围不过五六英里，虽多山，山坡和小谷里树木却颇茂密，寺庙附近尤其如此。它离舟山不过几个钟头的船程，战时我们许多军官在不同时候去过，人人称道那里天然景色之美、草木之盛。我还听说：住在那里的僧人爱收集花草，尤其爱兰科的花；而他们的收藏又靠着云游化缘的僧人——他们走遍帝国最远的省份——以及每年定期到普陀来进香供献的在家善信的馈赠，增添了不少。我便决意亲自去看个明白，于是在一八四四年七月同我的朋友、马德拉斯军中的麦克斯韦医生一道动身。

我们夜里趁顺潮离开舟山，第二天日出时到了岛上。上岸后翻过一座山，从另一边循路下去，走进一道幽美如画的谷。主要的一群寺庙就建在这里；我们下山时头一眼望见它们，只觉得像一座相当大的市镇。走近些，景致越发好看。前面是一个大的人工池，池里满是莲的宽大绿叶和红白相间的华美花朵——这是中国人极喜爱的一种植物。凡到普陀来的人没有不赞赏这些好看的睡莲的。要到寺里去，须走过池上一座极华美的桥；这桥同近旁一座古塔连成一线看去，很是好看触目。

供着偶像的殿堂极其宽敞，同我上面说过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的一样。这些偶像有许多高三四十英尺，一般是木头或泥塑的，外面厚厚地贴金。不过有一座小庙，外表极不起眼，我们在里头遇见几尊绝妙的铜像，若在英国是要被看作极贵重的。这些自然比别的小得多，可是当作艺术品看，它们是我在中国游历时所见最精的。

看过这几座庙，我们朝东边两英里外、紧靠海边的另一群庙走去。我们从一座望海的牌楼进了院子，发觉这些庙的格局同别处一样。我们既打算在岛上盘桓期间就住这一带，便挑了看去最干净的一座庙，请住持准我们马上把床铺行李搬进去。

第二天我们把岛上各处看了看。除了方才说的那几座大庙，各处山坡上还有六七十座小庙，每座住着三四个僧人，都归住在一座大庙附近的方丈管辖。便是最高的山顶上——大概高出海面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英尺——我们也见到一座颇大而且修葺得极好的庙。从海滩一直到这座庙，有蜿蜒的石阶；半山腰还有一处小小的歇脚地方，倦了的香客可以在那里歇一歇、喝一口山上流下来的清泉；近旁一座小庙里也挤满偶像，他可以在那里求佛给他力气走完这段路。山顶上那座庙居然收拾得这样好，叫我们很意外。有一桩事实很触目：这类地方几乎都在飞快地颓败下去。也有少数例外，那是因为神佛据说灵验，在百姓中间落了好名声；可是绝大多数都在败落。

从普陀山上头那座庙望出去，景象极其壮伟：嶙峋的山峦一重高过一重，头上罩着云；成百的岛屿散在海上，有的肥沃，有的多岩而瘠薄。我们朝岛屿那一面看，水是黄的、浑的；朝东看，深蓝的大洋已恢复它本来的颜色，黄水与蓝水之间的那道界线分明得出奇。

岛上的树木同别处佛寺四周一样受着保护。所见的树木灌木主要是马尾松、杉木、紫杉、柏、樟树、乌桕、橡树和竹子。山茶在林间自生自长，我们见过许多株高二三十英尺、干也相应地粗；不过那品种只是尽人皆知的单瓣红花一种。别的方面，普陀的植物区系同舟山岛几乎一样。

凡有幸在山坡小庙里有自己住处的僧人，都养着几样心爱的花。这些穷人对自己爱花的那份心思叫我们很喜欢；不过花的数目和品种却叫我们失望——照别人所说，我们原指望见到多得多的。他们所有的兰科植物几乎只有一种，就是常见而尽人皆知的墨兰。瑞香、两三种栀子、几种蔷薇、寻常的凤仙花，还有他们心爱的莲，差不多就是僧人园中所有的花木了。

普陀岛整个划作佛门僧人的居所。别人极少获准住在那里，住着的也都是僧人的仆役或同僧人有某种关系的人。岛上不许有女人居住，因为佛门的规矩不许僧人娶妻。僧人估计有两千，不过其中许多常年在外化缘，以供本教之用。这处道场同天童一样，也拨有一部分田产供养；其余的用度则由信众的捐输凑足。一年中某几个大日子，成千上万的男女——尤其是女人——穿着最好的衣裳到这些寺里来还愿，并做异教敬拜的种种功课。那时庙里或门口便摆出小摊子，卖香、卖蜡烛、卖折成中国纹银元宝形状的纸，以及别的被认为神明乐纳的圣物；这些东西或在庙里烧掉，或带回家去，好给买它们的人家带来福气。这些买卖的利钱自然归寺院所有。想到这些可怜的、被蒙蔽的人有时跋涉几百英里，到普陀山和别的名刹来礼拜，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那份虔诚。有一回我正住在天童寺，恰逢各地信众来进香，一连三天。他们穿着东方那种宽舒好看的衣裳，在往寺里去的路上络绎不绝；这景象自然引人想起圣经史上耶路撒冷鼎盛的年代——那时神的选民犹太人也从远方赶来，在圣殿里礼拜。

基督徒看佛门的僧人和信众，自然不能不怀着怜悯；可是对他们的行事也该给几分公道，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是诚心的；而我倒觉得在这一点上他们受了委屈。郭实腊先生记他游普陀时，看法就不同。他说：「我们在场看僧人做晚课，他们用巴利文诵唱，同罗马教会的拉丁文礼拜差不多。他们手里捏着念珠，合抱在胸前。其中一人拿着一只小铃，靠铃声节制这一堂功课；他们还不时敲鼓、撞大钟，好惊动佛来听他们的祷告。同样的话要重复上百遍。主持功课的人没有一个对这仪式流露出半点兴趣：有的东张西望，说笑打趣，有的含含糊糊念着祷文。在场的少数几个人并不是来做功课的，是来看我们的，看去也丝毫不觉得这功课有什么庄严可言。」郭实腊先生所说的无疑是实情；不过我在不同时候、在国内不同地方的寺庙里住过好几个月，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样的情形远不是普遍的。有些场合我自己也见过；可是那份轻浮、那份漫不经心，是仆役和看热闹的人——他们本不参与仪式——所有，并不是体面的僧人所有。恰恰相反，他们做功课时那份庄严常常叫我心里一动。我常常在僧人正做功课时走进中国的庙里去；他们纵然分了心也情有可原，可他们却极庄严地做下去，直到功课做完，仿佛并没有外国人在场。做完了，他们才客客气气地走过来，极认真地打量我的衣裳和我身上的一切。这还不单指僧人：在家的人，尤其是女人，做众人的功课时看去同样诚心。他们是不是像看去那样，这份虔诚的心境又有多少时候在，这些问题我答不上来。读者在苛责中国人以前，不妨想一想：若有一位缠足的中国太太，或是一位帽上顶着金珠花翎、长辫子垂在肩上的中国官员，冷不防走进一座基督教堂，会在会众身上生出什么效果来。我远不是佛门僧人的赞赏者：他们大抵是庸懦的一群，除了本教那点简单的仪节，什么都愚昧得可耻；然而他们的品性里，也有许多地方不是不值得效法的。

中国另有两教：孔夫子的门徒，还有「道」教——「道」也就是理。这三教虽占了人口的大部分，人人都知道帝国各处还有许多回教徒；他们不但被容忍，而且同三教的人一样可以做官。犹太人在好几处地方也有，尤其在河南省一个叫开封府的地方。

中国人不断举行的种种宗教仪式，至少证明他们极迷信。南方各城家家户户屋里屋外都有神龛或神坛。屋里的神坛一般设在正厅——或者铺面，看情形而定——的尽头，离地几英尺，上面供着某种家神的像，四围糊着花花绿绿的锡箔纸；每逢初一或别的大日子，就在坛前的桌上点烛烧香。门外的神坛像一座小炉，也照样按时行这些礼。在小村子附近，有时在极僻静的地方，生客会遇见一座座小小的菩萨庙，用彩画和锡箔纸装点得花花绿绿，四周插满烧剩的蜡烛和香。中国的城镇里差不多都有卖神像的铺子，各式各样、大小不等，价钱从几文「钱」到极大的数目。摆出来卖的有许多年代久远，分明已经转过好几手。我倒觉得：中国人会把那些不叫他们满意的神拿去换别的品级更高、据他们看更可能有求必应、更能给家宅村里招来福气的神。

按时献神的场面，在头一回见到的生客眼里是极触目的。一八四四年十一月我住在上海时，在我所住的那所房子里见过一场极古怪的景象：那是一家人献神。一大早，屋里的正厅收拾停当，当中摆一张大桌子，不多时桌上摆满小碟子，装着中国人常吃的各样食物，件件都是能买到的最上等的。过了一阵，点起许多蜡烛，桌上烧的香升起一柱柱的烟和香气。全家人和他们的亲友都穿着最好的衣裳，轮流上来「磕头」——就是在桌前和神坛前深深地、一再地下拜。这场面虽是拜偶像的，我看去却有一种很动人的地方；我一面怜惜主人和他朋友们受的蒙蔽，一面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虔诚。这仪式做完不久，一大堆折成中国常见的纹银元宝形状的锡箔纸被堆在桌前的地上，随后把桌上燃着的香取下来放在纸堆当中，一齐烧化。过了一会儿，人们算定神明已经用完了这顿饭，便把桌上的食物统统撤下，切开，由这家人和相关的人吃掉。

又有一回在宁波，我到乡下去了颇远；回到城东门时天已黑了——我就借住在东门附近一位中国商人家里。城门已关，可是重重地敲了两三下，看门人立刻就来开了。我这时置身在城里最宽最好的一条街上，只见灯火通明，在中国的城镇里，入夜后热闹到这个地步是不寻常的。乐声落进我耳朵里：有锣，有鼓，还有几件管乐器那较凄恻悦耳的调子。不多时我走得够近，看清了是怎么回事——一眼便知那是公众献神，只是比我从前见过的宏大得多、触目得多。桌子就摆在露天的街上，样样都铺张而费钱。不是小碟子，这一回献的是整只的牲口：桌子一边放一口猪，另一边放一只羊；猪照例刮得干干净净，羊是剥了皮的，两样都去了脏腑，各在身上放几朵花、一棵葱、一把刀。桌上别的地方压得满满的，都是中国体面人家常吃的珍馐：鸡、鸭、许多合烧的菜、果子、菜蔬和米饭。桌子一头摆着椅子，算是神明用饭时坐的；各样菜碟旁边还照规矩摆着筷子。灯火把整个地方照得通明，香烟一缕缕升上天空。乐班不时奏起他们心爱的本国凄恻的曲调。总之，这整个场面是我生平所见最奇最怪的景象之一。

还有一种带宗教性质的仪式，我在北方各城常常见到——我说的是迎神的行列。我在上海看见过一次，那行列至少有一英里长。神像穿着最好的绸缎，坐在华丽的轿子里被抬着走；前后是众多的信众，为这场面盛装打扮，各执执事的牌仗。这些执事的衣装，同随侍某些大官的人所穿的一模一样：有的帽子两边插着孔雀翎做的大扇，有的穿着刺眼的戏装，戴着低低的帽子，帽上插两根长长的黑翎，像两只角似的垂到肩上。还有相貌凶恶的刽子手，头戴长长的黑尖帽，手执鞭子，预备着责打不服的人。行列各处安插着乐班，一路上不时奏乐。我很想看看这场古怪的排场怎样收尾，便一路跟着，直到它到了城厢一座庙前停下。神像被请出轿子，依着应有的礼数重新安回庙里——早上就是从那里请出来的。这里他们众多的信徒在神前深深下拜，烧香，把献仪放在坛上。庙旁的地上散布着一群群穿戴齐整的太太和她们的孩子，都屈着膝，看去做着恳切的功课。各位信众带来的元宝形的纸，堆在草地上堆成一大堆；等这一天的仪式将近结束，便全数烧化，算是敬神或是献给神的供物。这景象很有意思，可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看了能不深深怜悯。

我在中国游历时常常遇见基督教的传教士，新教的、天主教的都有，他们在中国人中间做工已经许多年。直到不久以前，新教的努力主要限在澳门和广州。战事以后，他们得以推广工作，如今在新开的各通商口岸都有人驻扎，我们的香港岛上也有——香港此后将成为他们的大本营。

医药传教士也同别的传教士配合行事，很有用处：他们医好本国流行的许多疾病，同时把基督教的真理送到病人心里去。伦敦会的雒魏林医生在上海城里立了脚，他的医院天天挤满病人，许多是从极远的地方赶来的。他待每一个人都极精心、极仔细，而且「不用银钱，不取分文」。麦都思牧师也在上海，他在东方做基督教传教士已经勤苦多年；这位先生以精通中文著名，除了用本地话向百姓讲道，还设有一处印书房，中文活字终日开工，散布福音的真理。在我离开以前，另有几位先生带着家眷也到了这个口岸，正埋头学话。宁波和厦门也有英美两国的传教士驻扎；我想到如今，闽江上的福州府大概也有人到了。

凭我对中国人性情的体察，凭我所见医药传道会的成效，我确信这必是传教士感化中国人的一大助力。可是说来遗憾，直到今天，进展似乎还很小。一部分人——而且是很大一部分——对任何宗教都全然漠然；其余的人则又顽固又自负，要叫他们信别的宗教比自己的更好更纯，实在是极难的事。

天主教的传教士行事同新教的有些不同。他们不把自己限在准许外国人通商的沿海口岸，而是深入内地，散布全国。他们有一位主教，是意大利的贵族，住在江苏省离上海几英里的地方，我常在那里遇见他。他穿本国的衣裳，说中国话极流利。他所住的地方四周都是他的教徒，实际上那是一个小小的基督徒村落，他在那里十分安全；据我所知，中国官府很少——若说有过的话——为难他。新来的天主教传教士到岸时，由本会的弟兄或教徒到离目的地最近的口岸去接，秘密送往内地；把欧洲的衣裳换成中国的，把头剃了，就这样被送到他们将来做工的地方；到了那里，若从前没学过，便开始学话，约莫两年便能说得够好，可以教导百姓了。这些苦人为着他们所抱的事业，甘受许多匮乏与危险；他们所传的教义我虽不赞同，可论到那份热忱和对自己信仰的献身，我不能不给他们最高的赞许。他们一踏上中国的岸，就把欧洲的习惯、风尚和享受一概撇下；父母、朋友、家乡，许多时候从此再无音信；面前是一片异教的、陌生人的土地，那里的人对他们为之牺牲一切的宗教又冷淡又不关心；而他们知道自己的坟墓将远在故国、远离早年的家园。他们身上仿佛很有基督教最初那批传道者的心志与热忱——那时他们的天上之主差他们到世上去，叫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叫他们「顺从神，不顺从人」。

据这些传教士说，归入他们信仰的人数相当可观；不过我恐怕他们同新教的一样，常常被假象和虚言所误。中国人有许多是没有操守、惯于欺瞒的，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挂个名做基督徒——其实做什么都行；只要有什么好处引着，第二天就能去做佛教徒。就眼前的情形判断，中国这个民族要归入基督教，那日子必定还很远。我们这时代那些预言千禧年将近的人，若能看一看这个大国的广袤、看一看它三亿的生灵，在发表那些荒唐可笑的预言以前，一定会停下来想一想的。

第十一章中国的茶树

中国的茶树、绿茶区与红茶区所产的种类、茶园最宜的地势、论其经营、采叶的时令与方法、制茶、茶山间的农舍、炉灶与焙锅、初次上火、揉捻、把叶子摊在露天、二次上火、所需的时辰、两种茶、两者制法之别、拣茶与装茶、叶子的样子与颜色、外国人独爱着色的茶、中国人的明白、茶商、他们下茶山、向小茶农收买的办法、福建的红茶区、茶分两类、各自特别的做法、颜色不同的缘由、熏细茶所用的花、德庇时爵士论广州所售各色茶叶

草木之中，很少有哪一样像中国的茶树这样惹得众人注目。它在中国山上怎样栽培，出产商品红茶与绿茶的究竟是哪一个种或变种，叶子又是怎样制的，向来都是格外引人关切的题目。从前中国官府猜忌，不许外国人到任何产茶的地方去，而从中国商人口中得来的消息，纵然那样零碎，也靠不住。因此我们英国的著者彼此抵牾：有的断言红茶绿茶出自同一变种，颜色之别全由制法不同；有的则说红茶出自植物学家所称的武夷种，绿茶出自绿茶种——这两样在英国的园子里我们都有了许多年。

上次战事以后我在中国游历，屡次有机会察看广东、福建、浙江红绿两种茶区里几处大茶山，如今把察看所得呈给读者。这将证明：便是那些最有条件判断的人也受了骗；每年从中国运往欧美的红茶绿茶，绝大部分出自同一个种或变种，就是绿茶种。这种茶树的干标本是我亲手在上述各地制的，如今存在伦敦园艺学会的腊叶馆里，所以这件事再无可疑了。

在广东省我有机会看见种茶的几处地方，那里的茶树确是武夷种，也就是通称的红茶树。在北方的绿茶区——我说的尤其是浙江一省——我却连一株这样的茶树也没有遇见过，而它在广州附近的田地园子里是极常见的。宁波附近绿茶区的茶树，舟山群岛各岛上的茶树，以及这一省凡我到过的地方的茶树，无一例外都是绿茶种。再往西北二百英里，在江南一省，离那一带茶山不远的园子里，我也见到同一种茶树。

到此为止，我亲眼所见同我离英以前所抱的看法完全相符，即：红茶制自武夷种，绿茶制自绿茶种。我离开北方，往福建省闽江上的福州府去时，满以为那里的茶山上必是另一个种，即武夷种——我们一般以为红茶是用它制的；何况这个种的名字本来就得自本省的武夷山，这就更该如此了。谁知福州附近茶山上的茶树，竟同北方绿茶区的一模一样，这叫我大为吃惊。这里原来是红茶山上种着绿茶树，而武夷种连一株也不见。何况我去的时候，本地人正忙着制红茶。茶树各种的分别我本是熟知的，可这个发现仍旧叫我又惊又——不妨说——又觉好笑，于是我采了一套标本存进腊叶馆，又掘了一株活的带到北边浙江去。同绿茶山上的茶树一比，竟丝毫不差。

由此看来，中国北方各茶区的红茶和绿茶——外洋市场上的茶大部分是这些地方制的——都出自同一个变种，而这个变种就是绿茶种，也就是通称的绿茶树。另一方面，广州附近大量制造的那些红茶绿茶，则出自武夷种，也就是红茶树。说真的，我们若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这件事，其中并没有什么可惊怪的。何况要记得：我们从前的看法，是根据广州的中国人对我们所说的话而立的；那些人凡是于他们有利的话都肯说，至于所告诉人的消息是真是假，他们是难得费心去核实的。

产茶地方的土，北方各省自然比广东肥得多。福建、浙江的土是肥沃的砂质壤土，同论气候与土壤那一章里所记的样本很不相同。茶树非有肥土不能长好。不断采它的叶子对它极其有害，到头来实在是要把它采死的。所以种茶的人一桩要紧的事，就是尽量把茶丛养得壮健；土若瘠薄，这是办不到的。

中国北方的茶园总是开在山坡较低、较肥的地方，从不开在低地上。茶丛栽成行，株距约四英尺，行距也差不多，远看像一小片一小片常绿的灌木丛。

茶园都很小，每处不过一到四五英亩；说实在的，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小茶园，所出的茶供一家之用，多余的卖几块钱，用来置办别的日用。中国农事上样样都是这个办法：棉田、蚕桑、稻田，一般都小，经营的路数也一样。内地一家人采茶——或者做别的农活——的景象，是很少有比它更叫人看了舒服的了。那里有位老人家，也许是祖父，甚至是曾祖父，像族长一般指点着他的子孙在地里做活；子孙中有的正当少壮，有的还是孩童。他站在他们当中，被年岁压得伛偻了。可是——这是中国这个民族的光荣——众人望着他，总带着骄傲和亲爱；他的高年和白发是受尊、受敬、受爱的。一天的活做完，他们回到自家简陋而快活的屋里，吃的主要是米饭、鱼和菜蔬；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又快活又知足。我实在相信：世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农人比中国北方的农人过得更好。做活在他们是乐事，因为所得的果子是自己吃的；而欺压人的鞭子，他们既没有挨过，也不知道是什么。

浙江宁波附近的绿茶区，头一茬叶子一般在四月中旬采。这一茬采的是刚要展开的嫩芽，制成一种极细嫩的雨前，本地人看得极重，一般只少少地送几份给亲友作礼。这茶稀少而贵；叶子这样嫩就采下来，对茶园伤损不小。不过这个时节夏雨下得多，把土和空气都润了；茶树若年轻壮健，不久又能发出新叶来。

头一回采过两三个星期，约莫五月初，茶丛上又是一片新叶，可以采第二回了——这一回其实是一季里最要紧的。第三回、也就是末一回，是等新叶再长出来就采，所制的茶极次，我想很少运出本地。

采叶和制叶的法子极其简单。我们对凡与中国有关的事，向来惯于夸大其词、故弄玄虚，因而指望在他们的百工技艺里找出什么特别古怪的门道来；其实中国许多事情的做法，比世上多数地方还要简单。要弄清我下面要说的揉与焙的过程，须记住：其大旨在于把水气赶出去，同时尽量把这个种所含的香气和别的好东西留住。他们为达此目的所用的法子，既简单又管用。

采茶的时节，天一放晴，各处山坡上都见得到一小家一小家的人在采叶。这桩事他们做得并不像我原先设想的那样讲究，只是飞快地、不分好歹地把叶子捋下来，一股脑儿丢进专为此事用劈开的竹子或藤条编的圆筐里。五月初大采的时候，嫩子房已有豌豆大小，这些也一并捋下来同叶子一齐焙干；我们茶叶里常见的、有几分像嫩刺山柑的东西，就是这些子房。叶子采够了，就挑回家里或仓房里去焙。

茶山间的中国农舍，构造简单粗陋，叫人想起从前苏格兰的样子——那时牛和猪同农人住在一所屋里吃睡。不过苏格兰的农舍，便是在那些年月，家什也总比今日中国的农舍好，也住得舒服些。然而正是在这些寒伧的屋子里，那许多名号响亮的茶叶头一道工序做了出来。仓房、棚屋和别的外屋也常派这个用场，尤其在寺庙附近。

这些地方的焙锅和炉灶造得极简单。锅是铁的，打得尽量薄，圆而浅，其实同本地人平常煮饭用的锅一样，或差不多一样。一排这样的锅砌在砖和三合土里，底下通一条火道，一头是炉膛——或者说灶口——另一头是烟囱，至少也有个出烟的窟窿。烟囱在中国人是次要的事；我所见的许多处，烟从焙锅底下过去以后，就任它从门口和屋顶随便钻出去——在中国，这实在不是难事。

锅安好以后，四边的砖石三合土抹得很平整，并且往上砌高一点，尤其是锅的后方，同时渐渐向外张开。做成以后，整个看去像一排高背的大盆，每只盆比安在盆底、正对火道的那口浅铁锅大三四倍。火一烧，这些盆的上半——是三合土做的——也随铁锅一同发热，只是热得轻些。这样做成的焙锅前低后高、两侧缓缓升起，管焙叶子的人便很好照料，可以把叶子撒到盆的后壁上去。随文所附、当场所绘的草图，可以把这番描述说得更明白。

叶子从山上挑回来，放在农舍或焙房里。这时有一个人专管在火道口生起小火，并且尽量把火候调匀。暖气一在底下的火道里转起来，锅很快就热了。这时从筛子或筐里把一批叶子倒进锅中，由专司此事的男女翻动、抖散，不停地搅。叶子立刻受热，开始噼啪作响，又被热逼出汁气来，变得很潮。这道工序约五分钟，其间叶子失去脆性，变得又软又柔韧。于是把叶子从锅里取出，倒在一张桌上——桌面是用劈开的竹片做的，见随文的草图。三四个人围住桌子，把这一堆茶叶分成相应的几份，各人两手捧起自己捧得下的那些，揉捻便开始了。这道工序，我想不出比做面包的人揉面更贴切的比方：两只手用法一模一样，目的是把汁水挤出来，同时把叶子搓卷。中间有两三回把揉成的小团举起来，在桌上抖开，然后又捧起来照样挤、照样揉。这道工序也约五分钟；这当中挤出了大量绿汁，顺着竹片的缝隙往下流。叶子经过挤、搓、卷，所占的地方不到原先的四分之一了。

揉完，把叶子从桌上取下，最后再抖一遍，薄薄地摊在一张也是用劈开的竹片做的大筛上，让它见风。最宜的天气是干燥而多云、日头很淡的日子：要旨在于极和缓地把水气赶出去，同时让叶子尽量保持柔软柔韧。日头若又亮又烈，水气蒸得太快，叶子就发脆发粗，不宜再做下面的工序。摊晾的时辰没有定数，这要看天气的情形和做活的人的方便；我有时也见他们并不摊晾，径直做下去。

这样去了一部分多余的水气，叶子既软且柔，便重新倒进焙锅，第二次上火开始。又有一个人守着炉膛，把火烧得又慢又稳；别人各就各的焙锅——一人一口——动手翻搅抛扬，好叫叶子受火均匀，不致烤焦。焙的工序就这样又慢又匀地做下去。这一道不久便省力些，因为叶子失了水气，便卷曲蜷缩，占的地方比原先小得多，也更容易拌匀。这时茶叶已烫得手受不住，便用一把竹子做的小巧刷子代替手指，把锅底的叶子撩上来，撒在焙锅后壁那光滑的三合土上；叶子顺着这热的斜面滚下来，一面慢慢干，一面卷曲。这道工序里，做活的男女各守本位，从不走开：一个慢慢添火，其余的不停地翻叶。火候并不求什么准数，因为他们不用寒暑表；只要火慢而稳就够了——也就是说，锅烧得那样热，我的手在上面一秒钟也放不住。为了对这第二道工序所需的时辰有个准数，我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茶户拿表对过，每回都是约莫一个钟头，也就是从摊晾后的叶子下锅起，到完全焙干为止。

焙的活干得多时，一排锅里有几口用来收尾，另几口——最热的那些——则用来给叶子加热润软，好去挤揉。这样可以同时用许多人手，活做得快，既不误时也不费火——在这样缺柴的国度里，后一层是颇要紧的。

照上面所说的法子制出的茶，颜色带绿，品质极好。浙江省的中国人管它叫「炒青」，就是在锅里炒干的茶，以别于「烘青」——那是摊在扁竹筐里、架在慢炭火上烘干的。

后一种「烘青」是这样制的：头几道工序直到揉捻和摊晾为止，同上面所说的完全一样；只是第二次上火时，不像炒青那样下锅，而是把叶子抖到扁筐里，筐架在装着炭和灰的盆上。炭点着以后慢慢地烧，发出柔和的温热。说起来，这两种茶的分别只在焙法：后一种焙得轻些、慢些。烘青的颜色不如炒青绿，我想很少外销。

焙完以后，茶要拣、要筛，分出等第品级，预备装箱。这一道很要紧，尤其是销往外洋的茶，因为一批货值钱不值钱，很看叶子「细不细、匀不匀」，此外才论别的好处。凡专制外销茶的地方，本地人在揉捻这一道上极其讲究，因此这些地方的茶分得好、也更「匀」——虽说论真正的品质，我倒怀疑未必更好——比浙江东部的茶匀得多。分拣停当以后，一个人换上干净的布鞋或草鞋，把茶结结实实地踩进筐里或箱里；就种茶的人而论，这桩事便算完了。

我说过浙江一省所产是绿茶，可是不要以为那就是运到英国来的「绿」茶。那里的叶子颜色自然得多，几乎没有——或全然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漂亮的霜色」，而那正是欧美所极赏的。如今已无可疑：这些「带霜」的绿茶都是在广州制的，用普鲁士蓝和石膏染过，好合外国「夷人」的口味；说实在的，只要肯费点事去找，在制茶的季节里随便哪一天都看得见这道工序。北方为外洋市场制的绿茶，很可能也用同样的东西染；不过这一层我不十分有把握。北方各地大量使用一种从菘蓝取的植物染料，叫作「靛青」；用的多半就是它。

中国人自己从不喝这些染过的茶；我确实觉得，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品味比我们正当。所用的染料未必会对喝的人生出什么大害，因为果真如此，早该被发觉了；不过它若果真无害无用，那也只能归因于制茶时用量极小。

茶预备好出售时，大茶商或他们的伙计便从本地各大镇上出来，住进各处极多的小客店饭铺里。他们还带着挑着本国铜钱的苦力，好付货款。茶商一到，风声传开，种茶的人就把自己的出产送来看货议价。这些小农或他们的雇工，这时便在各条路上匆匆赶来，各人用一根竹扁担挑着两只筐或两只箱。到了茶商住处，筐在他面前打开，由他察看茶的成色。他若中意它的样子和香气，双方又谈妥价钱，便过秤、付钱；种茶的人把一串串铜钱挎在肩上，回自己的园子去。可是出的价若嫌太低，那筐子立刻被挑起来——那副神气极其独立不倚——挑到别家茶商那里去。不过有时候茶商在开采以前就同若干茶农订下合同，那就照常议价，一般还先付一部分。我听说在广州，外国侨民想包下某一种茶时，常是这样办的。

茶在产地收买以后，运到最便当的市镇上去分等装箱，预备销往欧美。以上就是我在浙江省亲眼所见的绿茶栽培与制造的情形。

我所到过的福建红茶区，做法同浙江一样。

我已经说过：福州附近出红茶的那个茶树种，同北方绿茶区所见的是同一个。福建偏南，气候自然更热，所以那里的茶树一般种在山间较高的地方。冒一点重复的险，我把游福建茶山的记述录在这里。

每户茶农或小农在山坡上都有两三块茶丛地，一般由自家人栽种照管。采茶的时节一到，屋门一锁，全家带着筐上山去采叶。这桩事自然只在晴好、叶子干爽的日子里做。

头一回采是在早春嫩芽刚要展开的时候。这种茶稀少而极上等，其实同绿茶区用嫩叶制的一样，或差不多一样。第二回采的是一季的主要出产；第三回的又粗又次。

叶子从山上挑回来，先倒进扁的大竹筛里；只要那天日头不太烈，就摊在露天里晾去多余的水气。水气干了，便把适量的叶子搬进屋，倒进一口圆而扁的铁锅——就是中国人煮饭用的那种——底下生一炉慢火烘它。热气一到，叶子噼啪作响，放出大量水气，不久变得又软又柔韧。管这活的人用手翻搅，约五分钟就取出来，再添一批新的。烘过的叶子倒在一只又大又圆的扁竹筛上，筛搁在一张高矮合适的桌上，揉捻便开始了。三四个人各取一份烘过的叶子，照我上面说过的样子挤揉。这样揉上一两分钟，各人把自己那份拿起来看看已经揉成什么样子；然后在桌上好好抖开，再捧起来照旧挤揉。这样重复三四回，末了把全部叶子在另一只扁大竹筛上好好抖开，薄薄地摊上。

到这一步为止，所有的叶子受的处置都一样。可是这一带的茶从此分作两类，各有各的做法。照本地的叫法，一类叫「绿茶」，一类叫「红茶」。前一类仿佛是红绿之间的东西，我想只是做给本地人自己喝的；后一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红茶。

绿茶是这样制的：叶子挤揉过后，薄薄抖开，摊在露天里晾干。这时候极小心不让它多晒太阳，所以这一道总挑干爽而日头被薄云半遮的好天气。晾上一两个钟头、甚至更久——这要看种种情形，譬如空气干不干、做活的人方便不方便——便搬进屋里，开始焙干。当初烘叶子的那口扁饭锅，造得可以随主人的意思取下来。这时把锅取下，换上一只大小正好相同的竹筛，装上叶子；下面用柴或炭生起极慢而稳的火，叶子里剩下的水气便一点一点慢慢蒸掉。过几分钟，把这只筛提出来，放进一只更大、底更密的筛里；把叶子好好抖动翻转，其间从疏筛里漏下的细茶便收在底下那只筛里，仔细留着。两只筛一同架在火道上，叶子小心看着，常常翻动，约一个钟头，茶就算焙好了。有时候天气好，装起来以前还把它摊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

红茶——我们通常说的红茶——制法略有不同。头一件，本地人在揉捻这一道上似乎更讲究，尤其是销往外洋的茶，虽然做法大体相同。烘过揉过以后，叶子被抖散在大筛上，任它见风；本地人在这上头同别处一样，总留神不让它见烈日毒晒。这一道是制茶极要紧的一步。红茶有时在这样的状态下放两三天才上火；这无疑正是它的颜色比那些用同样的茶树制、却焙得快的茶深得多的一个缘故。

见风见得够了，就把叶子搬进来上火。这一种不像前一种那样在筐里焙，而是径直倒进锅里。一位老练的长者守着炉膛，把火烧得又慢又稳；家里年轻的一辈则负责把锅里的叶子不停地翻动，免得焦了。翻用的是竹子做的小手刷——竹子用处真多，把它坚硬的外层劈开就成。这样制出的茶不久便成深色，样子同前一种绿茶全然不同。焙得够干以后，自然还要经过筛、拣、分等几道工序，才好装箱销往外洋。

由此看来：红茶颜色之所以较深，一是因为它在又软又潮的状态下见风较久，二是因为它受的火力较大。至于绿茶，毫无疑问：中国人自己喝的那种，颜色是焙时自然得来的真颜色；而那些为合我们变了味的口味所制的「带霜」的货色，则无一不是染的。末了我不妨再说一遍我前面已经证明的话：北方的红茶绿茶出自同一个种，即绿茶种；真正的广州茶则用武夷种的叶子制成。可见红茶两个种都做得出，实际上也都在做；至于绿茶，那颜色既是染出来的，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口味若变了、若爱上更刺眼的色调，中国人尽可以拿红的黄的来替换！

另有几种有香气的花，种在某些地方，专为掺进茶里熏香。其中我可以举出这几样：桂花、珠兰、米仔兰等等。我想这些花是单独焙干，然后再同茶掺在一起的。

为使读者对销往欧美各国的各色茶叶有个大概的了解，我想最好莫过于引德庇时爵士在他《中国人》一书里论这个题目的几段精辟议论：

「茶在我们同中国的往来里既然一向占着这样要紧的地位，就得把它当作一宗商品来仔细谈一谈。我们前面已经知道：茶的细与贵，取决于采摘时叶子的嫩与小。红茶各色随着采期一季比一季迟，品质与价值也一等比一等低，末了到了最下的一等，我们叫它武夷，中国人叫它『大茶』，因为叶子老而大。春天最早的嫩芽上覆着白色的柔毛，采来制白毫——这是广州名字『白毫』的转音，就是『白色的茸毛』。再长几天，便是此地所称的『黑叶白毫』。更肥厚老成的叶子制小种；再长得大些、粗些，便制工夫茶；最末最迟采的，便是武夷。种茶的农人都是小小的业主或耕作者，他们把茶粗粗地制一道，然后送到包商手里；包商的事，是照眼下行情所需把它再制一步。各色茶不妨照它们价值由低到高排一排。

「一、武夷。在英国，这是一种『品级』的名称；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国那是一处地方的名字，那里出产各色红茶。运到我国来、顶着这名字的粗叶茶，特点是所含的木质纤维比别的茶多；泡出来颜色较深；因为受火较多，比细茶耐放，不容易发霉。运来的武夷有两种：最下的一种是就地制的，所以叫『广州武夷』，是工夫茶的下脚同本省所产一种叫『武平』的粗茶掺和而成。较好的武夷来自福建的武夷本地；近年它被看得同下等工夫茶一样，因此也装在同样的方箱里，而旧日武夷的包装是长方形的。

「二、工夫茶，次高的一等，这名字是中国话『工夫』的转音，就是『功夫、勤劳』的意思。多年来它是东印度公司货物的大宗；可是后来品质逐渐低落，原因是从前那种逐年订约的老办法部分地废弃了——照那办法，中国商人对上等茶总能得着一个有赚头的价钱。近年来我国武夷的销路增加，工夫茶的销路则减少，后者的标准也降低了不少。其中有一种叫『拣焙』，那是本名『拣焙』的转音，意思是『拣选、上选』；不过它在我国已不受看重，因为不够酽——据说一般人看重酽，过于看重味的清雅。

「三、小种（就是『小的、稀有的一类』），是浓酽的红茶里最上的，叶子一般完整而卷曲，比粗茶的叶子嫩。所谓『教士小种』，是分装在每包约半磅的纸包里的，极细，几乎专供送礼之用；这名字大概是天主教传教士最先这样用它而起的。最上等的小种有时用珠兰和栀子的花熏过；便在中国人中间，非出高价也弄不到。另有一种叶子卷曲得极紧、名叫『松枝』的茶，近来名声坏了，用的人少了，因为常在里头发现含铁的尘土——那多半不是有意作伪，而是因为产地土性如此，又装得马虎不洁。

「四、白毫既主要是春天的嫩芽做的，采这些芽对茶树将来的出产自然多少有害，所以这种茶又贵，数量又少。为保住它味的清细，焙时用的火极轻，因此白毫比别的茶都更经不住存放。绿茶区也有一种用嫩芽制的白毫，做法同红的一样；只是焙得太轻，稍一受潮就坏；为这个缘故，再加上它稀少价高，那种有人称作『熙春白毫』的茶从没有运到英国来过。官员们把它装在极小的罐里彼此馈赠，或送给朋友，名字叫『龙井』——那大概是制这茶的地方的名字。

「绿茶一般可分五等：一、屯溪；二、熙春皮；三、熙春；四、珠茶；五、雨前。屯溪向来是运到我国的绿茶的大宗，零售商拿它去掺细茶。它的叶子较老，搓卷也不如贵茶那样紧；制时用的心思工夫总的说来少些。它其实就是绿茶里的武夷；运到英国的数量，足足占绿茶进口总数的四分之三。『熙春皮』这名字出自中国原名，其中『皮』是指某样东西的下脚或次品——大概是取兽皮或果皮的意思。制熙春这种细茶时，凡叶子较粗、较黄、搓卷较差的都挑出来，当作下脚或『皮茶』，用低得多的价钱卖掉。所以它的总量要看熙春制了多少、并同它成比例，不过一般不超过两三千箱。

「熙春二字是中国名字的转音，意思是『欣欣向荣的春天』，这种细茶自然是一季之初采的。每一片叶子都是手工搓卷的；正因为制它要极大的细心与人工，最好的熙春才那样难得、那样贵。为着保住它的品质，东印度公司从前每年对送来备选的两批最好的茶给予奖赏；茶商既为这份体面，也为价钱上的实惠，便格外用心。所谓珠茶，不过是拣得更细的熙春，取其中搓得最好、最圆的叶子，因而有一种粒粒如珠的样子，名字便由此而来。为着同样的缘故，中国人叫它『珠茶』。雨前在没有被美国人的大量需求弄坏以前，本是地道细嫩的嫩叶，本国话叫『雨前』，意思是『下雨以前』，因为是早春采的。这茶本来就出不了多少，美国人既要得多，便只好把别的绿茶切碎，用一定大小的筛子筛过来充数；公司的验茶人识破了这个把戏，所以运往伦敦的货里没有这一项。可是近来这弊病更坏了（下面就要说到）：竟把最粗的红茶叶子切碎，再用一种颜色近似绿茶的东西染上色。

「一八三二、一八三三两年，美国免了茶税，于是广州对绿茶的需求大增，从各省运来的货供不应求。可是美国人非在好时令里装着绿茶开船不可，他们是非要这些茶不可的；中国人也是非供给他们不可的。当时外间纷纷传说有人拿陈年红茶叶子制绿茶；本书作者起了好奇心，想弄清真相，好容易说动一位行商带他——另有一位验茶人同去——到做这桩活计的地方去看。到了江对岸，走进这样一处制假熙春的作坊，一行人看见了一幕奇景。

「首先，大批因去年秋天发水而受了潮的红茶，正装在筛底的筐里，架在炭盆上烘。烘干的叶子随后分成几磅一份，倒进许多口砌在三合土或灰泥里、架在灶上的生铁锅中。每口锅旁站一个工人，用手飞快地翻搅；事先已掺进少许姜黄粉，叶子自然就带上黄色或橙色；可是还得把它变绿。为此又取出几块上好的蓝，另有一种白色的粉末；从工人给它们的名字、也从它们的样子，一望便知那是普鲁士蓝和石膏。两样用小杵细细研匀，配的比例使蓝的深色减成浅浅一层；取约一小茶匙的粉掺进那些发黄的叶子里，照旧在火上翻搅，直到茶带上熙春那漂亮的霜色，连香气也差不多一样。为免对所用之物有丝毫误认，他们把这些东西的样品，连同各道工序中的叶子标本，都从那地方带了出来。

「随后把茶少量地盛在又宽又浅的筐里，递给若干妇女和小孩，由她们仔细拣去梗子和粗的、没搓卷的叶子；拣完，再依次过不同粗细的筛。头一遍筛出来的便当作熙春皮卖，末一遍的便叫雨前。这一行人没有看见拣与筛之间那一道工序，因此有理由相信：叶子先被剁碎或用剪子剪小了。这茶若说没有很大的毒害，那也只能是因为染料对叶子而言分量极小；而中国人自己对所干的这桩营生的实情显然心里有数，因为这一行人想再进别的几处正做同样活计的地方时，门立刻在他们面前关上了。说实在的，若不是带他们去的那位行商有面子，他们连所看见的这些也未必看得着。」

附注：德庇时爵士《中国人》一书，查尔斯·奈特公司，勒德盖特街，一八四〇年。

附注：普鲁士蓝即亚铁氰化铁，石膏即硫酸钙。

附注：姜黄和石膏全然无害；可是普鲁士蓝是氢氰酸同铁的化合物，是一种毒物。

第十二章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小船遇风、几乎倾覆、金塘，即银岛、岛上的居民、他们见了外国人的诧异、扬子江、江里众多的沙滩、我们的纵帆船搁浅、向中国人求助的新奇办法、吴淞村、鸦片趸船站、论鸦片贸易、它在中国人身上的效果

一八四四年夏天，我常在舟山群岛各岛上考察，尤其是舟山同对岸大陆之间那一片。为此自然要雇中国船，而这些船是不很靠得住的。从舟山到宁波河口的镇海城约三十英里。在这样的海面上行船，一般是颇惬意的，因为水四面被围着，常常平得像磨坊的池塘。可是有时候风从山口里一阵阵扑下来，那些中国小船在收帆以前，几乎都被压得侧倒过去。有一回我在这些岛屿之间，险些葬身水底。我雇了一只船从宁波城渡到舟山；那时我正赶时间，急于早到。船顺宁波河下行时风已不小；到了河口的镇海城，天已入夜，天色阴沉，有风暴的样子。船家指给我看，很愿意就在原地停到天亮。我怕赶不上那时泊在舟山湾里的一条英国船，不肯听这稳当的主意，硬要他们立刻渡过去。他们把话说尽，末了不情不愿地起了锚，我们便上了路。从宁波到河口这一路，陆地和山挡着我们，我没有领教到风的全力；可是一过炮台、到了开阔的海面，我就明白：那样的夜里硬逼船家渡我过海，实在是件极蠢的事；倘若掉头回去还算稳妥、还办得到，我巴不得回去。可这时已经晚了：大潮正急，逆浪又高，回镇海是不可能的，只好朝舟山的方向走下去。「这样的风、这样翻腾的大浪，你的帆挂得太多了吧？」我问船老大——那是个饱经风霜的福建老人。「不怕，不怕，」他用他那半通不通的舟山英语答道，「我管得住他。」「我看是可怕的，番客。」我说。这话刚出口，一阵猛风扑下来，同时一个大浪打在船舷上，把船整个压得侧倒。转眼间从船头到船尾各舱都灌满了水。「落帆，落帆，快，快！」掌舵的喊，「不然我们都要沉底了。」几个水手扑向帆，所幸帆落得顺当，我们这小船又扶正了；只是舱里水太多，颠得摇得极凶，每一颠仿佛就要沉下去，把我们撂在怒涛里。我们又挂起几英尺帆，顺风走。这时天已黑了，天上一颗星也没有；山虽看不分明，却在幽暗里隐隐耸着；看得清的只有远岸上几点摇曳的灯火。水手这时围住掌舵的，求他设法回镇海去；可我懂些行船，知道我们若把舵压下去掉头，多半要再上一个大浪，果真如此，非沉不可。我立刻走过去站在掌舵的身边，拦住水手不让他们插手，叫他照原路走下去，尽快找一个岛靠到背风面去。这时船上的人开始脱衣裳，作最后的打算，把持不住到这个地步，任凭怎么劝也不肯照看船、把水舀出去。可是船老大——就是掌舵的——尽了他的职分；我们保住性命，无疑要归功于他的镇定和本事。天幸风头歇了一阵，我们得以多挂些帆；不久便靠到这一带海上散布的许多小岛之一的背风面。一抛锚，全船人动手舀水。我们的狼狈可想而知：衣裳被褥全被海水泡透；我随身带的一些植物——幸而只是复份——自然全毁了；可是我们心里轻松，能保住性命就该感谢了。天亮以前船已收拾停当，天气也缓和了，我们得以接着往舟山去。

金塘——英国人叫它银岛——是这群岛里一个大岛。它虽离舟山近，那边的英国人却很少去；可是它的山谷从植物学上看极有意思，因此我常把小船泊在它众多的海湾里，去探它的草木。岛上朴实的居民有许多一辈子没离开过本岛，我冷不防走到他们的小村子里，他们的诧异往往极大。读者只消设想一下：若有一个中国人忽然出现在苏格兰或威尔士高地一处僻村里——那里从没见过这样的怪物——人们会怎样惊讶地看他，就不难相信了。我记得有一回，我费力爬上金塘岛一座好看的山顶，看见山那一边、我下面几码处，有个中国少年正在割长草和灌木当柴。他做着活，没有看见我；我走近他做活的地方，站在高出他几英尺的一块岩石上，弄出些声响引他注意。他抬起头来——他那一眼我永世忘不了。我便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也不会更吃惊了；他大概以为我是从云里掉下来的，或是从山肚子里钻出来的。他愣愣地站了一两秒钟，仿佛整个人都僵住了，随后把割草刀一扔，越过岩石乱石飞奔下山，快得几乎难以置信；一直跑过那道窄谷、跑到对面村里，才回头。消息立刻传给了村里人；他们从屋里涌出来，成群地聚在屋前。我慢慢地、安安静静地朝他们走下去，不多时就把他们的害怕全打消了。我那位割草的小朋友起初很怕生，可我们分手时成了极好的朋友。

上海港在舟山西北八十到一百英里；舟山在北纬三十度，上海在三十一度二十分。离开舟山群岛往北朝上海走，左边是杭州湾，随后便进了浩荡的扬子江口——照它的名字，就是「海之子」。从南边一直到这个纬度，地面本是多山的，如今一变而为完全的平地。江岸许多地方比江面还低，全靠又大又结实的堤坝把江水拦在里头。山景全然不见；便是站在船上最高的桅顶，天边也望不见一座山——满目是一片大平原。这就是所谓扬子江河谷，也就是北方出南京棉的大产区。这里的土是深厚肥沃的壤土，无疑是中国最好的，也许是世上最好的。

江口一带行船颇难，尤其遇上阴霾天气：一则沙滩极多，涨潮时全被水盖住；二则不易找到显眼的陆标。自一八四三年开埠以来，已有好几条船缠在这些沙滩里，全船失事。我头一回到扬子江时，船在落潮时搁浅是极平常的事；不过那些船大半是小的鸦片飞剪船，船主熟悉这一带，涨潮时一般轻易就下来了。四月里有一天傍晚，我们顺着一阵和风溯江而上，一点钟走六七英里。测水的人一路唱着水深；听着是「三寻半」「正三寻」，船长断定我们走在正航道上，便下舱去待一两分钟。测水的还在唱三寻，忽然我们觉得船底触了地，两秒钟以内船就牢牢地嵌进泥里了。那时潮正急退，纵帆船一边的水又较深，我们只得把船上所有多余的木板都拿出来支住船身，免得它倒下去。接下来的问题是：等潮涨上来，怎样把船弄下去。下午我们看见船尾后头有好些帆船溯江往上海去；其中几条如今就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内，已经抛锚等涨潮。商量了一阵，船长决定上其中一条去，叫他们挪个锚位，稍稍靠近我们的船，好从这条船牵一根缆到那条船上，等潮涨得够高、船浮起来时把它拽出去。我能说几句中国话，便被请上小艇去说明来意，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出这份力，酬劳一定优厚。艇上的水手各带腰刀；为了把场面弄得更唬人，船长穿上一件从前海军军官穿过的旧制服，头戴三角帽，腰挎佩剑，在艇里坐下。那一夜天黑却晴好，我们刚辨得出最近那条帆船的桅杆。不几分钟就到了船边，甲板上守夜的人喝问我们；他同时看出是外国人，便跑去报警，喊着「红毛人」上船了。我们不再多说，一跃上了帆船；四下一看，甲板上空无一人——守夜的和别人都躲到舱里去了。船长吩咐我们的人下舱口把中国人弄上甲板来，却严令他们要待人和气。看我们那些水兵办这桩事很有几分好笑：他们干得兴致勃勃，喜气洋洋，不多时就把中国人从藏身处拖了出来，很不情愿地聚在甲板上。我于是向他们的船主讲明：我们并无恶意，只是我们的船处境极危，非请他们立刻起锚来救不可；同时告诉他们：这份力气酬他们二十块钱。他们于是自己商量起来，末了过来告诉我们：他们明天早上再帮这个忙。这却不合我们的事：何况我们对中国人知道得够多，明白这个「明天」是永远不会来的，说这话不过是要把我们打发走，撂下我们听天由命。我们便告诉他们：这样安排我们不能答应，再请他们起锚。他们又商量了一回；我看得明明白白，他们是在拖，这样下去能拖一整夜，便劝我们纵帆船的船主：叫自己的人动手，替中国人起锚扬帆。水兵们早已等得不耐烦，欣然从命；帆船上的人一看这情形，也就搭起手来，于是不几分钟船就走了。开到我们认为稳妥的距离，便抛下锚，两船之间系上一根粗缆，好等潮涨得够高、船浮起来时把我们的船拽出泥去。这事当夜办成了，我们稳稳地泊在三寻深的水里。可是天一亮，我们发现那几位中国朋友已经扬帆走了，连答应的酬劳也不等着领。

吴淞是个小村子，上次战事中有一仗就在那里打的；它在另一条河——欧洲人通称「上海河」——的岸上，正当这条河汇入扬子江的地方。这里是中国鸦片商船最主要的站口之一；我想近来在这里卖出的鸦片，比别处所有站口加起来还多。

关于这桩买卖和吸鸦片的事，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所以这里说几句大概也不算离题。众所周知：运到中国沿海的鸦片，大部分产于我们东印度的属地，也在那里制成。凡大做这宗生意的英国或美国商人，都用极快的帆船把它从印度运到中国，还在中国沿海许多海湾港口里备着所谓趸船。这些趸船由从印度或香港运货来的快船按时补给。中国的走私商坐小船从附近的湾里镇上出来；他们人手足、带着家伙，好护住自己的货——那货一般极值钱。在沿海凡不做别的买卖的站口，都是拿银子——南美洲的洋钱或是纹银——换鸦片；别的地方，外国商人往往觉得拿鸦片换生丝和茶更划算，而这两样正是本国最大宗的出口货。

英国国内关于私贩鸦片和吸鸦片所作的种种陈述，是很夸大的。我初到中国时，原以为做这桩买卖的商人不过是些带家伙的海盗；说实在的，我要是没记错，英国戏台上就是把他们扮成这样人物的。其实并不然：做这桩买卖的是极体面的人，资本极雄厚，在文明世界各处都被人认作、也被人敬重为第一流的商人。鸦片这桩买卖虽属违禁，却同一般所谓走私太不相同，远处的人便被这个名目骗了。中国官府禁止它输入和吸食，这也许千真万确；可那禁令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什么也不算。官员们全体——至少大部分——自己就吸；天朝陛下本人也在信徒之列，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实情是：中国官府不论嘴上怎么说，心里并不想禁绝它的输入。不过隔些时候总要颁一道措辞严厉的上谕禁它，那上谕不过在《京报》的篇页里归于湮没，对皇上的忠顺臣民丝毫没有约束之力。如今凡明白事理的外国人——还有中国人里较开通的许多人——都以为：鸦片的进口应当弛禁，抽一点薄税准它进来；这样一来，走私那许多败坏风气的效果可以去掉大半，中国国库里也能流进一笔可观的进项。

我在中国居住期间，中国官府为禁鸦片贸易所用的那种软绵绵的手段，见过不少例子。有时候派一位以勇武著名的提督，带一批兵船到鸦片船停泊的某处去，逼他们离开中国海岸。于是敲锣，放炮——不过是在恭恭敬敬的距离上放——兵船开来，摆足了中国人最擅长的那一套排场声势；那排场仿佛正是他们用兵的主要部分。这当儿，那几条小鸦片船安安静静地泊着，对这一切吓人的举动似乎不大放在心上。不多时提督派人来传令：叫他们起锚出海，此后再不许擅入天朝陛下的水域，违者必遭剿灭。

这样一道传谕，在从前或许还有几分分量，如今却一点也没有了；来人带回去的答话只有一句：「外国船上军械齐备，他们不走。」这就够把提督的勇气浇凉了。他如今进退两难：他不敢同「夷人」打，可若不设法把他们弄走，事情一奏到上头，他那勇武的名声就要受损。于是他改了口气，「请」几位船主赏个大脸，离开这处锚地，到外头去待一两天就好，过后仍可回来。鸦片船的船主答应了；第二天早上他们起锚出海。这时守着看的中国人大敲其锣、大放其炮，跟着鸦片船直送到外海。提督于是上了一道奏报，说他同「夷人」大战一场，把他们逐出了海岸；或者很可能说他把他们几条船轰得粉碎，其余的沉进了海底。而在这中间，奏报还没走到北京一半路，鸦片船已经安安静静地回到原来的锚地，一切照旧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办的，这便是一个样本。

孟加拉来的鸦片有两种——巴特那和贝拿勒斯——一向货色好而纯；孟买的麻洼却掺了太多别的东西，中国的走私商非先验一验成色不肯买。验法是这样的：把他要买的那一箱或几箱挑出来打开，从中取三四块看去最差的膏，各切下一小片，放在铜勺里搁在炭火上化开。鸦片化了，就倒进一只粗纸做的滤斗里。只要不是最下等的货，它很容易透过纸，流进底下接着的小碗里。若透不过滤纸，中国人便叫它「慢泠」——凡是坏到、或掺得杂到不溶于水、不透滤纸的鸦片，都用这个名目。这一等货自然只能卖极低的价。

膏透过滤纸以后，还要仔细看那张纸；纸上若留下沙子杂物一类的沉渣——鸦片常被这些东西掺假——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滤过的膏随后倒进一只干净铜锅，在炭火上慢慢煮，直到水分尽干，只剩下纯鸦片。于是把它倒进一只小瓷杯，极仔细地搅动查看。到这一步，成色主要看颜色：走私商一面搅，一面举到亮处看，若稠得像冻，他就说是「冻膏」；若发白，说是「白质」；若发红，说是「红质」；若是头等货、或像东印度公司发出来的那样，便说是「公司白」。

预备吸的鸦片，做法同我方才所说的差不多，装在专做的小杯里。吸的人把头枕在枕上，身边放一盏灯，用一种针挑起一小块鸦片凑到灯上；点着了，就塞进烟枪斗上那个小孔里。吸的时候把灯凑近斗，烟便吸进肺里，同印度人或中国人吞烟草的法子一样。一斗只够吸一两口，所以吸惯了的人常要一再续上。

凡对中国人的习惯稍有见闻的人，都不会否认：吸鸦片——尤其吸得过度——对吸的人的身子和品行都有极坏的影响。不过凭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吸得过度的人数是被大大夸张了的。每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数量确实极大；可是我们也要想一想中国这个帝国幅员之广、它三亿的人口。我在国内各处游历时，常同吸鸦片的人在一处，因此讲到他们的习惯，还能说得有几分把握。我很记得离英以前对这件事所抱的印象，也很记得头一回同一个正享用他心爱的兴奋物的烟客在一处时的诧异。那人躺在榻上，开始吸那鸦片的烟；我留心看着他，指望一两分钟后就见他进入「极乐的第三重天」。谁知并不：他吸了几口，便安安静静地把烟枪让给一位朋友，起身办他的事去了。同座另外几个人也一模一样。此后我常见人用这东西，我可以断言：绝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是过度的放纵。同时我也很清楚：正如烈酒在我国一样，它也常被用到极可叹的过度地步。乔斯林勋爵在他的《在华征战记》里，记下了他在新加坡亲眼所见鸦片在中国人身上的效果：「这种可怕的享乐若过了度，几天就能叫人面色惨白憔悴；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就能把一个强壮健康的人变成同白痴的骷髅差不多的东西。他们上了久瘾以后一旦断了这东西所受的痛苦，是言语说不出来的；而只有在这东西的作用下到某个地步，他们的心神才活泛。在那些专供他们毁灭自己的屋子里，晚上九点钟可以看见这些痴迷的人处在种种不同的阶段：有的半疯地进来，要喂饱白天不得不压住的那份馋瘾；有的吸了头一斗，正放声说笑；四周的榻上则躺满了各色人等，脸上带着白痴似的笑，软绵绵地躺着，沉在药力里，对身边的事全不理会，正迅速地滑向他们所盼望的那个极处。这出惨剧的末一场，一般是屋子后头一间房，一种停尸所似的地方；那里直挺挺地躺着那些已经进入烟客疯狂追求的那种『极乐』境地的人——那正是他盲目奔赴的长眠的写照。」

第十三章一八四四年的上海

一八四四年的上海、那里的园圃与花木、动身往内地的山里去、河渠与桥梁、我那匹小马的遭遇、寻得「靛青」，即蓝色染料、记那些山和山上的草木、本地人见了外国人的诧异、他们的好奇与「老实」、寄回英国的植物、又一次深入内地、记北方几座大城、半夜里贼来访、到了名闻天下的苏州府、记苏州、寻得新植物、苏州居中，宜于通商、大众的浴堂、回上海

一八四四年四月十八日我再到上海，前后住了两三个星期。我的正事是要趁北方各地的花木开花时把它们一一看过，因此每处都得尽量少待。我说过一八四三年冬天头一回到上海时买过一批牡丹，据说都是极好的品种，颜色同英国已知的任何一种全然不同。那时自然没有机会见它们开花，如今我便急于弄几株开着花的；本打算再打发我那位老朋友到苏州去弄一批，只是这一回要讲明：树上必得带着花。谁知有一天早上，我出城到上海附近乡下去，路上意外地遇见一个园丁挑着一担盛开的牡丹，正往城里去卖。花又大又好，颜色有深紫、淡紫和深红——这些品种在英国向来有人疑心根本不存在，便是广州也从没见过。当时同我一道的两位英国先生都是极好的中国通，我们不久便问出了产牡丹的地方；而从那人筐里根株的情形看，我十分肯定这些花出土不过一两个钟头，因此栽种的地方离上海至多六到八英里——后来证明这个推断完全不错。头一年秋天我那位苗圃朋友的花无疑就是从这里弄来的；若不是我侥幸发现自己轻易就能去，他这回还要再去一趟。说实在的，后来我才知道苏州附近根本没有什么牡丹产区：我在上海一带遇见过一个苏州人，他正是专为买牡丹而来的。此后各色牡丹开花期间，我天天到那个牡丹产区去，替园艺学会弄到了几种极触目、极美的品种。

在上海我还给我的收集添了几种极独特、极美的杜鹃，以及许多别的观赏花木，那些至今还没有人记述过。我很有指望：其中许多会证明够耐寒，在英国露地里就能长好；另一些则是温室里的上品。

上海近旁一带我如今已经熟了，便很想把考察推到内地去，尤其想到据说在西边约三十英里外的几座山去。要从中国人口里打听这方面的消息极难，他们对外国人往内地走特别提防。这时候他们的疑心又因我们自己人的孟浪而大增：有几位同胞雇了船，溯一条河走了很远，还照中国人的样子用竹竿测水深。官府疑心他们探量河深另有所图，立刻向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告状；领事因此不得不过问此事。

不过我既打定主意要试一试，便弄了一匹小马和一只怀中罗盘，一天清早动身去探路。据说山在西边，我便朝那个方向骑了八到十英里，除了土堆，什么高的东西也没见着。去也好、回也好，罗盘是我唯一的指望。这里的路一般不过四到六英尺宽，可是乡下也有大路小路之分；有好一阵子我侥幸走在大路上，只要走在大路上，纵横交错的无数河渠都容易过去，因为凡大路过河的地方，都架着结实的好石桥。末了我望见了远处的山；我急于抄近路，便离了大路，陷进了小路和河渠的迷阵里。不多时我的处境就有些危险：我不断要过的桥又旧、又窄、又朽，马蹄时时卡在桥板中间。末了来到一座比先前几座还糟的桥；我虽下了马，百般哄它跟我过去，它极不情愿地试着走了，可是到了桥心，蹄子卡在朽板里，一挣扎，桥心塌了。我刚来得及跳上岸，桥和马一同落进河里。所幸那可怜的牲口朝我这一边游过来，上岸后由我捉住；它浑身是泥，我的鞍辔自然也狼狈不堪。幸亏不远处有几个做活的人帮忙，我不久便脱出这张河渠的网，重回大路。这是给我的一个教训：此后我在中国骑马时，再没有离开过大路。

下午两点钟光景，我到了山脚下一个小镇。那马从上海出来一直没吃东西，累得不行，我便急着想在哪家铺子里给它弄点料。外国人进镇的消息传得像闪电一般，不多时我就被成千的男女老少围住、跟着，人人都想看看我的相貌和衣裳。不过他们的举止大体上是客气而恭敬的，我唯一可抱怨的不便，就是人挤得太紧。我给了一个孩子几文本国的铜钱，他答应领我到一家铺子去买点东西喂马；我们便在越来越密的人丛里往前挤，我以为是往粮店草料店去。不料末了他在一家饭铺前停下，这位向导过来向我要钱，说要进去买些米饭。「可我要的是喂马的料呀。」我说。「不要紧，把钱给我，我给你端一碗米饭来喂它。」「你顶好再给它拿一双筷子来。」我一面把钱放进他手里一面说。马用筷子吃饭这个念头把众人乐坏了，人人兴致大好。我在内地游历时，常发现同本地人开开玩笑是大有好处的。

我那匹马像是很受用摆在它面前的这顿饭；我也从同一只锅里吃了些米饭。随后我步行去察看最近的一座山，不久便断定：在这地方附近多待几天于我大有好处。可是那马是上海一位大官的，我不敢托给本地人，便决意自己把它送回去，再雇一只船，从遍布各处的无数河渠里随便哪一条回来，爱住多久住多久。当天很晚我回到上海，着实乏了——这一天至少骑了六十英里。

几天以后我雇了船，一天清早动身，趁着这一带处处涨落的潮水，当天傍晚就到了山下。一路经过的地方丰饶肥沃；上海附近田里的大宗出产是棉花。过了棉花区，我进到一片地方，那里主要种一种十字花科的植物，用来做一种靛蓝的染料，中国人叫它「靛青」。这东西大批运到上海和中国北方所有的城镇去，用来染蓝布——蓝布正是穷人衣着的大宗。我把出这染料的植物的活株带了回国；如今它们正在园艺学会的园子里开花，它确切的学名不久就能定下来了。

越走近山，地势越低；那时正当六月，地里全被水淹着，广种着稻。一般说来，这片大平原上较高的地种棉花和上面说的那种十字花科植物，较低、容易灌水的地则辟作稻田。一路上这儿那儿见到银杏的大树，那是这一带最大、最触目的树。凡村落四周都有小片的竹林；一丛丛柏树松树，一般标着中国人最后安息的地方——这样的坟茔散布在全境。

这些山同我在中国较南地方所见的都不同：不过四百英尺高，全没有我前面说过的那种雄峻嶙峋的气概。这儿那儿有风化的岩石露出地面，可是并不普遍到影响这些山那副像牧场的模样。这一带的树木也比上海附近别处茂密，植物的种类自然也多些。不过我留意到一桩怪事：这一带遇不到杜鹃，虽然南边六七十、八十英里处的山上这类花木极多；而在舟山、宁波山上同杜鹃做伴的那些植物，在这里也都长得极旺盛，唯独不见它们那些更可爱的伴侣。宁波与上海之间的山竟是这类花木最北的界限，我简直不能相信；可是照我自己所见，看来确是如此。

这一带的人头一回见我时诧异极了。我的船经过各村各镇时，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排在渠岸上，常常请我出来，好让他们看得更清楚些。我离船上山时，船家便靠让人进去看我那间小舱赚了不少钱。我随身带着的一份《图画时报》大受赞赏，末了不得不留给他们。可是有一桩事值得一记：据我所知，那段时间我并没有丢过什么东西，虽然我不在时有好几百人上我的船看过。要么是船家极精明，要么是这些人对外国人的东西怀着迷信的畏惧；若说是他们讲信义，只怕是说不通的！

山里的考察做完，我离开这一带回上海。「海伦·斯图尔特」号——最早从上海直航英国的船之一——那时正预备出海，我便趁这个机会给园艺学会寄了几箱植物；可惜说来遗憾，它们到时情形极坏。发出这几箱以后，我又打定主意再往内地走一趟。

凡到过中国、或对中国典籍稍有所知的人，都听说过苏州府这座城。生客若走进香港、广州或南方别处的铺子，问起随便哪一样不寻常的古玩的价钱，人家必定告诉他那是从这座名城运来的；他若要订什么极华美的东西，那非从苏州去办不可——好画、好雕工、好绸缎、好女子，都出在苏州。那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你要叫他相信世上还有哪座城比得上它，实在难得很。除了别的吸引，上海那些中国苗圃主人还告诉我：城里有极多好花园和苗圃，他们拿出来卖的花木，全部或几乎全部是从那里来的。于是我大受诱惑，想犯一犯天朝那荒唐的法令，设法到这个名闻天下的地方去。我最大的难处是找不到肯带我走的船家：他们都怕官老爷——前面说过的那件事以后，官府对他们下过极严的令，说他们可以送外国人顺河往海边去，上行至多到上海上游一两英里的一座塔为止，无论如何不许上行进那条河的西支。这直接侵犯了《南京条约》给我们保证的权利；本口岸的英国领事不久便觉得有必要、也有分寸地出面干预。此后又过了一阵，所谓「界限」定了下来，外国侨民获准入内地一日程，也就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往返的路程。

船到底雇着了，我们便上路；船家既不知道我要上哪儿去，也不知道我要离开上海多久。我只告诉他们：我们到乡下去寻花草，须带够几天的米。我那位一向随行的中国仆人也告诉他们：我常常这样在乡下四处走着寻花草，可是「全然无害」，而且我会照应着，不叫他们为我惹上麻烦。这话叫他们放心了些；风和潮又都顺，我们不久就离上海很远了。我大致知道苏州在哪个方向，便按我随身常带的怀中罗盘定路。走出上海二三十英里以后，我觉得可以向同伴们把我的心愿挑明了。我先把仆人拉到一边——他极其能干，能说动别人做他想做的任何事。「喏，」我对他说，「我想到苏州去；你若能说动船家一直开到那里，回来时我送你五块钱；此外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把先前答应的船钱加一倍。」于是一场长谈，结果他们决定答应我的条件。

我自然是穿着中国衣裳走的：头剃了，戴一顶极漂亮的假发和辫子——从前某个中国人无疑曾为这条辫子得意非凡——总的说来，我想我扮的中国人还算像样。中国人的面貌和眼睛虽同欧洲人大不相同，可是在北方旅行的人比在南方更容易不被识破：北方人的相貌比南方人更近于欧洲人，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也更大。

在中国，河渠是旅人的大路，船是他的车子；这个国家所以没有好路好车，缘故就在这里。这样的代步法子自有它的好处，纵然我们在英国不大看得上眼：潮水在内地上溯几十英里，船便走得相当快；旅人又可以在自己的小舱里舒舒服服地睡觉——那小舱在这段时间里就是他的家。

出了上海，河渠往北去，有时略偏西；支渠四通八达。一路上经过几座很大的市镇和有城墙的城；其中一座名叫嘉定，我们就在城垛底下歇了一夜。我在小舱里铺好被褥，早早睡下，打算第二天一早趁潮启程，当天尽量多走些路。可是像我那位同乡所说：

「鼠与人最周密的筹划，也往往落空。」

夜里我被凉气吹醒了——那风从船上一扇窗子吹到我头上，而那窗子我睡前是关好的。我立刻跳起来往外看，黑暗中依稀看出：我们正随着潮水在渠里漂，一会儿撞上另一条同我们一样系着过夜的船，一会儿又蹭着垂在渠边的树枝。我赶紧叫醒仆人和船家；他们揉着眼睛惊叫起来，说一定是有贼上过船。这一层我先前并没想到；可等我叫人点灯，才发现我的衣裳——英国的、中国的——全没了。这位来客，不论他是谁，把舱里的东西席卷一空以后，割断了我们系船的缆，把船推到渠心；我醒来以前，船已经漂出很远了。所幸我带的那几块钱在中国钱袋里，压在枕头底下。

「这可怎么办呢，」等我们把船重新系在渠边别的船上以后，仆人说，「你的衣裳全丢了。」

「怎么办，」我笑着说，「我看顶好的办法是接着睡到天亮。」大家都赞成，不多时便又都睡熟了。天一亮，我打发仆人带几块钱进嘉定城去，替我买了一身衣裳，我们便接着赶路。

嘉定是座有城防的大城，虽然城墙城垛已经残破。这显然是个很古的地方。中国北方极有名的那种雕工，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里做的。出了这城，那条窄渠往北又走了几英里，忽然我们的小船从渠里冲进一条又宽又美的大渠——那简直像一个湖或一条大河，差不多东西走向，多半在吴淞和南京之间某处同扬子江相通。这里的景致极其触目：又宽又平的渠面上载着成百条大大小小、张着帆的中国船，各自匆匆赶往目的地；宝塔这儿那儿从树林和佛寺上头探出头来，那些佛寺散布在这片广阔的大平原上。其中一座庙踞在一座孤零零的小山上，那山名叫昆山；一年里某些时节，苏州和附近城镇的人成群结队到那里去。举目所及，整个地面是一片大稻田，到处听得见水车悦耳的咿呀声，成百的中国农人又快活又知足地在地里耕作。这大渠往西走了一段，便分了叉；我们走的那一支不久把我们带到另一座城，名叫太仓州。那是一处极大的地方，同嘉定、上海一样有城墙有城防，大概比上海还大，只是人口也许不如上海稠密。城墙四周的渠里泊着许多又大又旧的帆船，看来是当住家用的——如今它们别的用场是派不上了。从房屋和城防残破的样子看，这座城同嘉定一样，显然也在败落；可是城里男男女女、尤其是孩子，多得不得了。

将近苏州时，望见几座山围住这片平原；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在城西几英里处。这里同嘉定附近一样，整个地面是一片大稻田。踏水车的有许多是女人，一架车一般三四个人；这些妇人是大脚——或者说她们的脚是天足；说实在的，脚若照常缠过，是没法踏水车的。不过下等人家在地里做活的女人，小脚仍旧是普遍的：我看见成百的女人锄棉花或做别的农活，其中天足的不过一小部分。

苏州以东几英里处有一个又大又美的湖，横过去十二到十五英里；从松江府和那个方向别的地方来的船，都由这湖上进城。过了这湖，那原已展宽的河渠又开始收窄；这儿那儿过了几座桥，两岸尽是村落小镇，样样都显出正走近一座相当大而要紧的城。那是六月二十三日一个宜人的夏夜，我朝这名闻天下的城走去。月亮上来了，一阵和风把我的小船吹得飞快，桅和帆映在清亮的渠水里；越往前船越密，房屋越挤越大，桥上和渠边移动的灯笼越来越多；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在这座名城的城墙底下、在几百条别的船中间稳稳地泊下了。我们尽力防着再来一位夜间的访客，随后仆人、船家和我便都睡熟了。

天刚破晓我就起来，由我那中国仆人极仔细地替我打扮停当，然后打发他进城去打听苗圃的所在，好去买我要的花木。他打听明白回来，我们便一同进城去挑选。

离船的时候，说实话，我对这场要做的试验心里颇有些发紧。我在乡间冒充中国人虽冒充得不错，可我知道大城里的人——尤其像这样一座城里的人——是不那么好骗的。我那些老朋友、或者不如说老冤家——狗，那是同任何中国人一样精明的——显然并没有把我当外乡人，这一下子给了我几分底气。这些畜生对外国人恨得厉害，见着就叫，一直咬着人的衣角，直到人走出它们主人的屋子或村子看不见为止。

我走过城墙外那道护城河渠上的桥时，许多中国人在桥上闲站着，靠在栏杆上，望着底下往来的船。我也停下来，望着这一片欢腾快活的人群，心里暗暗得意：我此刻正站在天朝上国最时髦的城里，而据我所知，从没有一个英国人到过这里。桥上闲站的人没有一个理会我，由此我断定：我一定同他们中间的一个很像。倘若有人在他们耳边说：如今有一个英国人正站在你们中间，他们不知要怎样吃惊呢。

苏州府这座城，大体的模样同北方别的城差不多，可它显然是繁华富贵的所在，全没有宁波那样的城里所见的那种残破衰败的迹象。一条大渠——宽得同里士满一带的泰晤士河相仿——同城墙平行，既作护城河，也供买卖之用。这里同嘉定、太仓州一样，泊着许多退了役的帆船，无疑是极好的中国住家，对这样爱住在水上的民族尤其如此。这同一条渠穿过城门的拱洞进城，在城里四通八达：有的地方又窄又脏，有的地方却展开成很好看的湖面；这样，居民便能把货物从最远的地方运到自家门口。各样大小的帆船小船在这条又宽又美的渠上往来，整个地方有一种喜气洋洋、欣欣向荣的气象，这在中国别的城里是不常见的——广州和上海或许除外。城墙城垛既高，又修葺得极好，同宁波的颇相像，只是整齐得多。东城墙我从头到尾走过一遍，不过一英里长；南北两面则长得多，因此这城成一个长方形。我进城的东门一带一点也不堂皇：街道又窄又脏，住的人像是最下等的；可是往西去，房屋街道好得多，铺子很大，样样都显出这是城里富贵的那一区。城门似乎由中国兵严密把守；城里所有的街巷每隔一段都设着栅门，夜里九十点钟就关上。本省的总督驻在这里，把治下管束得极好。

这城里苗圃的数目被我上海那几位中国朋友夸大了；不过确有几处规模不小，我从中弄到了几种新的、可贵的花木。其中不妨顺便一提的有：一种白花的紫藤，一种极好的重瓣黄蔷薇新品，还有一种开大白花、花像山茶的栀子。这些如今都已在英国，不久国内各家园子里都会见到。苏州的苗圃里矮树极多，其中许多又奇又老——奇与老这两样，中国人看得比我们英国人重得多。

这里的女子被中国人认为是全国最美的；从我所见的几个看来，她们那高的名声确实当得起。她们的衣裳料子极华贵，式样既雅致又大方；我所能挑的毛病只有两桩：一是那双缠得变了形的小脚，二是她们用一种专制的粉涂脸抹白的习惯。可是在我眼里是毛病的，在中国人眼里正是美处——这些风气所以盛行，缘故就在这里。

苏州府仿佛是中国中部各省的大总汇；就它的位置而论，它也格外宜于如此。南边宁波、杭州、上海以及别的许多城镇的买卖，北边镇江府、南京、甚至北京的买卖，都汇到这里来；而这些地方彼此又靠大运河、或靠遍布这一带的成百条小河渠相通。上海就它对苏州的有利位置而论，将来无疑要成为一处极要紧的通商之地——不论对欧洲还是对美洲。

我在这座城和它附近住了好几天；情形所许的事都做完了，便动身回上海。到了上海，我只好穿着中国衣裳上岸，因为我那身英国衣裳被半夜里的访客偷走了。可是这身乔装太到家了：我走过一条人人都认得我的街，竟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连留我住的那位麦肯齐先生，在我坐进他屋里以后，头几分钟也没认出我是谁。

上海城里，同中国别的许多大城一样，有好些公共的热水浴堂；这对本地人的康健与舒适必定极有关系。我住在上海时天天经过其中一处，且把它记一记。前头有两间屋子供脱衣穿衣：头一间也是大的，供下等人用；第二间供自认为体面些、又愿意清静些的人用。你一走进大的那一间，门边挂着一块牌子告诉你价目，另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收进门钱。两间屋子当中和四壁都排着许多带锁带钥匙的小箱子或柜子，来客把衣裳放进去；从浴室回来时，衣裳保管还在。浴室在屋子那一头的一道小门里，约长三十英尺、宽二十英尺，除了四边一条窄道，水占了全部地方。水深一英尺到一英尺半，池边镶着大理石板，洗澡的人从石板上下水，也坐在上面洗。炉灶设在外面，火道从池子中间底下通过去。

下午和傍晚，这里挤满了人；一进浴室，头一下几乎受不了：热蒸汽在门口扑上来，灌满眼睛耳朵，浑身毛孔都冒汗；屋里被蒸汽弄得几乎昏黑，在这半明不暗里，中国人褐色的皮肤、长长的辫子在水里嬉戏——在英国人眼里，这场面滑稽极了。

用大间的客人只付六文铜钱，用另一间的付十八文，不过还附送店家一碗茶、一袋烟。我不妨提一句：一百文铜钱约合我们的四便士半；那么头一等的人洗一回热水澡不过一个法寻！另一等的人洗一回澡、用一间清静的屋子、外加一碗茶一袋烟，还不到一便士！

附注：后来查明那植物是一个新种，定名为菘蓝。

第十四章中国的种棉

中国的种棉、紫棉、产紫棉的地方、记棉产区、土壤、肥料及其施法、前茬作物、下种的时令、下种的法子、雨水、夏季的田间管理、早雨有益、收摘的时令、棉农和他们的家人、记晒棉与轧棉、出售、卖主的独立不倚、棉季里上海拥挤的街道、货栈与打包、自家的用度、棉秆当柴烧

中国的、也就是南京的棉花，就是植物学家所称的草棉，北方中国人叫它「棉花」。它是一年生的分枝草本，随土的肥瘠长一到三四英尺高，八月到十月开花。花是暗黄色的，同锦葵科同族的木槿、锦葵一样，只开几个钟头；在这几个钟头里它把造化派给它的差事办完，随即萎缩，不久便烂掉。到这时候子房迅速膨大，熟了，外皮爆开，露出纯白的棉花，棉籽就嵌在里头。

织那种漂亮的南京布用的紫棉，中国人叫它「紫棉花」；它的构造和大体的样子同上面所说的只略有不同。我常在棉田里把两者比看：紫棉的这一变种比另一种长得矮些，可是并没有哪一点够得上另立一个种。它不过是个偶然的变种；它的籽虽一般出同样的棉，却无疑常常出白的，白的也常常出紫的。所以在上海近旁，白棉田里常见夹着紫棉；再往北几英里，在扬子江岸上宝山城附近紫棉极多的田里，我也常采到白棉的标本。

南京棉主要种在上海四围的平地上，是这一带夏季的大宗出产。这一带是扬子江大平原的一部分，虽然平坦，却比河渠的水面高出好几英尺，因此比国内别处那些平坦的稻区——譬如宁波平原——宜于种棉得多；那些地方的地不是又湿又沼泽，就是时时有被水淹没之虞。这一带自然也有些田低洼多沼，那些田便种稻不种棉，生长期间用水车按时灌水。棉田虽一般平坦——平到在上海城里的屋顶上一座山也望不见——却仍有一种起伏悦目的样子；总的说来，这大概是世上最肥的农区。土是厚实肥沃的壤土，虽只施很少的肥，却能年复一年出极大的收成。

中国人施在棉田上的肥，无疑格外宜于这一类作物。那肥取自纵横遍地的河渠、池塘和沟洫，是塘泥：一半由长草、芦苇和多汁的水草腐烂而成，一半是大雨从高处冲下来的表土。中国农事上的每一样活计，仿佛都在经验证明最相宜的一定时令、极有规矩地做着；这一点在棉田施肥上尤其显然。四月初，各处种地的人都忙着掏这些塘沟：先把水放掉一部分，再把泥掏上来堆在旁边的地上晾着，搁几天，等多余的水沥干了，便运去撒在棉田上。在此以前，地已经收拾停当好接这些泥：或是用本地常见的小水牛犁犁过，再用三齿耙耙碎弄细；若是田小、养不起水牛和犁，就全靠人力松土打碎。泥刚撒到地上时自然又硬又结块，可是头几场雨一下，就同表土和匀，通体碎成细土，这就可以下棉籽了。路上刮的土和烧过的垃圾，也都仔细收着，照样派这个用场。

棉田有相当一部分冬月里休闲，或是种上那些赶在棉籽下种以前收的作物。不过田里常常同时长着两茬庄稼。譬如麦子是冬季作物，上海一带一般五月底收；而下棉籽的正当时令却是五月初或四月底。所以要在麦地里种棉，中国人便照常时令把棉籽撒在麦子中间；等麦子割了，棉苗已高出地面几英寸，日头和空气一充分照拂，就长得旺了。上海一带的时令——就是从春末的霜到秋天的霜——刚够棉花生长成熟，而棉花又容易被霜冻伤；中国的农人为抢时令、为一年里在一块地上收两茬，便不得不在冬季作物还没起出地面以前就下棉籽。若能在下棉籽以前把头一茬完全收走，那自然更好，因为那样地可以好好耕作、好好上肥，不然这两样都办不到。前一茬还没熟、还没起地就下后一茬，这法子在这一带极通行；甚至到了秋天，棉秆还没拔出地面，别的种子已常常在发芽，预备接这娇嫩作物的班了。

四月底五月初，地照上面所说收拾停当，棉籽便用筐挑到田里，下种开始。一般是撒播，就是把籽均匀地撒在地面上，然后做活的人满地用脚把籽仔细踩进去。这样不但把籽埋住，还像碌碡一样把土压碎弄细。不久便发芽，籽先在撒于地面的肥里生根。有时候不撒播，而是条播或穴播，不过这法子不如前一种通行。这个时节正当季风转换，雨总下得很足，把地和空气都弄暖弄潮，籽便膨胀，发得快得出奇。中国农事上许多事情是按季风的转换来定的：农人凭经验知道，前七个月一直吹的东北风一转成西南风，空气里就会充满电气，天上便天天下雨，滋润他的庄稼。

夏月里棉田照料得很仔细：种得太密的地方要间苗，根旁的土要松，地要锄，不许生草。年成若好，仗着土肥，收成极大；可是六月到八月若碰上异乎寻常的干旱，庄稼便受一次挫，此后纵然雨水频频，也再缓不过来。一八四五年就是这样的年成，收成比上一年差得多。那年春天极好，到六月为止棉苗都很旺；可六月里旱起来，给了它们一次再没缓过来的挫。后来雨倒下得不少，可是晚了，只叫棵子长得高、长得叶子多，却结不出那些最终要变成花和籽的东西来。

棉花从八月一直开到十月底，接连不断；有时候秋天暖和，到十一月还开花，可是夜里一冷，花苞一般就被掐住，结不成籽了。一八四四年秋天，这样的事就出在十月二十八日夜里：那夜寒暑表降到冰点，河渠池塘边上便结了冰。

棉桃天天都在爆开，所以非得极有规矩地按日摘不可；不然桃就落在地上，棉花弄脏，在市上自然要减价。这时候每一块田里，下午都看得见一小队一小队的中国人，摘熟了的棉花往农家挑。这里的田一般都小，差不多全靠农人自家人做活：一家有时三代、甚至四代同堂，连那位白发的祖父或曾祖父也在内——他把八十年的收成一年一年收进自家仓里。这些一家人里，人人对自己所做的活都有几分切身的关切：收成是自家的，收得越多，日子就越舒服。自然也有些较大的棉田，除自家人外还雇长工；可是绝大多数都小，都照我方才所说的样子做活。看见家里的山羊也来出一份力，是不稀奇的事：差不多家家都养几只，自然是孩子们的宝贝，常常跟着他们上棉田去。孩子们的小手摘起棉花来同大人一样好，可是没气力驮着走；看他们那些山羊背上挂着口袋，接过他们摘下的棉花驮回家去，实在有趣——那些羊显然也知道自己是在为大伙儿出力呢。

收成不论多好，中国人不到真收进家里，是不敢说稳的。这很要看秋天干不干：棉桃开始爆裂以后若遇上雨天，桃就落进泥里，纵不全毁，也损伤极重。棉花运到农家场院，便天天摊在离地约四英尺的架子上，让日头充分晒着。目的既是去尽水气，自然只在晴天摊出去，傍晚总要收进屋里或仓里。晒得透干，便开始把棉花同籽分开。这是用那种尽人皆知的双辊车子做的：车一摇，就把棉花吸进去，把籽挤出来。这是件又简单又巧妙的东西，派它的用场极称手。这时棉花就送到市上，籽则留一部分作来年下种之用。

秋天早上天气晴好，通上海的路上挤满了从棉田来的成群苦力，各人肩上一根竹扁担，两头各挂一大袋棉花。他们挑着这些赶进城去，卖给商人；商人有许多货栈，从那里把棉花运往帝国别的省份。这些苦力——或者说小农，因为他们中许多是自己把出产挑到市上来的——做买卖极其独立不倚。到了头一家货栈，把棉花摊给商人看，问他这一等成色打算出什么价；出的价若不合主人的指望，他立刻把担子一挑，走到另一家去。这个时节，河边上棉花货栈那一带的街几乎走不过去，因为每天从乡下挑进来的棉花实在太多。棉花由大棉商买去，倒在他们的货栈里，再整整齐齐、结结实实地重新打包，然后运上帆船。

棉花在纺成线织布以前，还要照我们印度属地常用的那个尽人皆知的法子弹净、去结。做法是用一张有弹性的弓：弓弦从摊在案上的一堆棉花底下穿过去，做活的人不断拨弦，弦一震便把棉花抛到空中，把纤维分开而丝毫不断不伤；同时弦的急震带起风来，把尘土和别的杂质吹走。经过这道工序，中国的棉花格外洁净柔软，行家认为世上没有哪一种胜过它。它比从印度斯坦运到中国来的棉花好得多，在中国市面上向来卖得起更高的价。

每户小农或庄户都从自家田里的出产中留下一部分自用。这一部分由家里的女人在家中弹、纺、织。这一带的每一所农舍里，旅人都见得着纺车和小手织机——从前我们本国也常见，如今已让位给机器了。这些织机由妻女操作，有时候由不能下地的老人或小男孩帮衬。人口多而又勤快的人家，织出的布远多过自用，多余的便挑到上海和附近城镇去卖。城门外每天早上有一种市集，这些人便聚在那里卖掉自己那一小捆一小捆的棉布。他们这样换得钱来，好买茶和这一带田里不出的别的日用东西。

棉田里末一茬收完，棉秆便挑回家当柴烧。这样一来，这一茬庄稼样样都派上了用场：棉花给他们穿，也使他们能换来一切生活所需；棉秆给他们烧那简单的饭；末了连灰也撒回田里当肥。不过在这以前，我前面说过的那个办法——在占着地的作物还没起出以前就下新种——早已在进行了：苜蓿、豆子和别的蔬菜，常常在棉秆还没拔掉时就已出土。北方各省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想尽法子拉长生长的时令，尽量从地力里多取一点。不过读者要记得：这一带的土是肥厚的壤土，不用一星半点肥，也能一茬接一茬地出产。造化对中华帝国这一带的居民并不吝啬：这里的土不但是中国最肥的，气候也能栽培并养熟许多热带的出产，以及全球温带所有的一切出产。

第十五章中国的气候

中国的气候、夏与冬、香港的气温、上海的气温、季风、台风、台风将至的征兆、记著者亲见的一场台风、它在草木上生的效果、雨水、湿季与旱季、气象表

要弄懂中国的农事，自然先得知道这个国家的气候。中国皇帝的疆土横跨二十三个纬度——自北纬十八度到四十一度，自东经九十八度到一百二十三度——因此这片广土里既有热带，也有温带。它在亚洲这块大陆的东边，是大陆的一部分，所以气温容易走极端：夏天酷热，冬天奇寒；这在世上同纬度的许多别的地方是没有的。我国写中国最好的一位著者，就这题目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北京虽差不多比那不勒斯偏南一度——前者在北纬三十九度五十四分，后者在四十度五十分——北京的平均气温却只有华氏五十四度，那不勒斯则是六十三度。可是中国京城冬天的寒暑表比那不勒斯低得多，夏天又略高些；据说那里的河从十二月到三月要连冻三四个月；而上次使团于一八一六年九月在那里时，我们尝到了荫处九十度到一百度的热。众所周知，那不勒斯以及欧洲极南的别的地方，是不知道这样长久的严寒的，也不常遇到这样的酷热。」洪堡说过：「欧洲整个可以看作一块大陆的西部，因此受着一切使大陆西侧比东侧温暖的影响；同时也更温和，冷热两端都不那么走极端——尤其是冷的一端。」

从我自己用纽曼家最好的自记寒暑表所记的表上看，香港七八月——一年中最热的两个月——水银柱常高到九十度，有一天在荫处到过华氏九十四度；最低一般比最高低十度上下。冬天从十二月到三月，寒暑表常降到近乎冰点；广州和附近山上偶尔也下过雪，不过极少。不过帝国这一带有海的调剂，冷热两端都不至于太甚；到了北方内地，两端就厉害得多。冬春两季的北风，在中国南方冷得刺骨；说实在的，二月里我在香港和澳门所受的冻，比我在英国所受过的任何一次都厉害。

江苏省的上海在北纬三十一度二十分，那里冷热的两端比我们在南方各省所领教的厉害得多。承雒魏林医生的好意——我在各地奔走时，气象表是他替我接着记的——我得了将近两年很完备的观测。据这些记录，七八月最热，荫处的寒暑表有时一连几天指在华氏一百度。这几天的热，欧洲人几乎受不住：我在上海时，他们不得不住中国房子，而那种构造是极不挡热的。十月底寒暑表有时降到冰点。一八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晚上，夏天种在田里的棉花和别的热带作物的残株，就被霜打死了。十二月、正月、二月是一年里最冷的月份，那时的寒冷同我们英国南部一样厉害。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的冬天，寒暑表低到华氏二十六度；十二月十八日夜里和正月四日夜里，指针都停在二十四度。不过据中国人说，那个冬天暖和得出奇，暖到连往年照例贮的冰也弄不到。寻常年份，池塘河渠常冻到好几英寸厚，冰有的是。所以我毫不怀疑：多数年份寒暑表要降到冰点以下至少二十度，也就是华氏十二度，或许还更低。雪常下，可是日头太烈，雪在地上留不长久。

除了方才说的冷热两端，上海的气候可以说同世上任何地方一样好。便是冬天的冷，对本地人也大有好处，对欧美人更是如此：它使人的体质强健，能顶得住酷热的侵袭。四月、五月、六月三个月宜人极了；日头虽在正午很烈，下午空气便柔和可喜，傍晚凉爽宜人。秋天的几个月一般也是这样：风凉爽振人，天空比英国清朗得多。一连几天、有时一连几个星期，日头早上升起，走完它的路程，又在清朗无云的天上落下。

四月底到九月中，风多从西南来；其余的时候则是北风和东风：这就是所谓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这两种季风在中国南方极有规律，越往北越多变。在舟山、上海那样的纬度上，季风虽也当令，风却不时从别的方向吹来。夏末——就是七月到十月——这一带常有那种可怕的大风，洋人叫它台风；这名字是中国话「大风」的转音。这样的风暴不论在陆上海上，都造成极可怕的损害。风暴起来以前几个钟头，气压表就发出警告，因此外国船总来得及把桅和帆桁放下，能挪到稳当的锚地就挪过去；若没有这样的地方可去，就只有出海这一条可怕的路了。中国人不用气压表，凭下列几样征兆也总能知道「大风」将到：台风季里本来吹西南的风转成北风或东北风，一阵一阵地刮，势头渐强；天色低垂而狂野；海上涌来沉重的死浪拍岸；样样都预示风暴将至。这些征兆一现，沿海的渔船队便收网扬帆，拼命朝岸上赶；到了岸边，把船拖上旱地，或拖进能避风浪的港汊里。沿海的帆船本经不起坏天气，也赶紧驶进有屏障的港口，好稳稳地避过风暴。所幸造化在中国沿海备下了许多极好的、遮蔽严密的港湾，可以挡住这些狂风；帆船上的引水人对这些港湾无不熟悉。

我住在中国期间，亲见过两场这样可怕的大风：一次在海上，一次在岸上。所幸头一次我们得以驶进一个深湾，抛下三个锚，安然无恙地熬了过去。另一次是在一八四四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那时我在宁波。我看见中国人惊惶地跑来跑去，彼此喊着「大风」要来了，快作准备。门窗上遮日头的席子和藤编都赶紧撤下来；许多本来就单薄的房子，也匆匆撑起加固。地里的农人也一样忙：高粱穗子快熟了，赶紧割下来，长秆留着另找时候收——高粱快熟时极沉，若留着任风吹，必被打得粉碎，整茬全毁。河渠边上的庄稼凡能搬的都搬走，不然要被吹进水里，冲到主人再够不着的地方去。树上快熟的果子都赶紧摘下，多余的枝子剪掉，别的枝子则捆扎支撑起来。

风一点一点加猛，到二十二日破晓仿佛到了顶。我那时住在麦肯齐先生家里，我们过了可怕的一夜：风绕着屋顶呼啸尖叫，一阵比一阵凶，我真以为房子要塌下来把我们埋在底下。天亮时屋里的样子凄惨得很：地板、椅子、桌子上全是从屋顶抖下来的灰土和碎瓦碎灰。风势仍旧丝毫不减，麦肯齐先生和我巴不得从这一片狼藉里脱身，便出去看看风在附近别处造出了什么样子。风大得几乎站不住脚；说实在的，我们屡次被吹离小路，只好手脚并用地爬回去。那条向来又美又平的河，这时涨了起来，被风势顶得完全漫出岸去，汹涌得同大海一样。整个地面是一片翻腾的水，因为那条河的各支和纵横的无数河渠都漫出了岸，淹进低处的稻田里。小船多半平安，或在避风的港汊里，或拖到水够不着的地方；可是常泊这口岸的许多运木材的大帆船就没有这样运气了。这些船泊在城外，照例把一大部分货绑在船舷上；许多时候风浪合力，把那些结实的绑绳挣断，成根的木材从船边漂走，或被水势冲走，或被抛上岸。这时成百的中国人守在那里，木头一漂到岸就抢，全不把「产业之权」放在心上，径直运回自家屋里去。没有一个官老爷或别的差官出面禁止；英国领事和别的外国侨民家里的中国佣人，居然还把不少木材弄到主人家里来，挨了责备说他们不老实，还显得很诧异。英国人自然照规矩把赃物还给了原主，这倒叫中国人大为惊讶。在河对岸，我们也看见许多人干着同样不法的勾当：那边的城墙同河平行，这些无赖不慌不忙地把木材从城墙城垛上往里吊，城里的同伙接应着；也没有人出来管一管。

早上九点钟光景，本从北面起的风已转到东边、南边，可是仍旧猛得可怕。我们往回走——地面积水、风又大，走得很吃力——在田里遇见一家人围着一口棺材：风像是要把它卷走，他们拼命想把它拴在地上。这一带的规矩是把死者停放在地面上，有时用短桩把棺材支离地面几英尺。这一回，这些穷人当真是在同风搏斗；末了到底把他们亲人的遗体保住了，让他长眠不受惊扰。这时气压表指在二十八点三〇，可是直到中午，风仍旧刮得像十足的大风；此后才渐渐缓下来。傍晚天色虽仍狂野，这场风显然已经过去，风则从西南吹来。河不久便退回原来的界限，船开始上下行驶，完全停顿的买卖也照旧做起来。总计这场台风前后将近二十四个钟头。

第二天早上风平天好，可眼前是一片破败狼藉：街上散着碎瓦碎灰，许多房子屋顶被掀得精光，墙被吹倒，样样都见得出风暴的猛烈。田里的变化更触目：两天前树木篱笆还是绿的，园里花开得正艳，样样都带着夏天那副欢喜的笑容；如今草木由绿变成枯黄病态的褐色，花谢了，树连根拔起、折断粉碎，许多庄稼全毁了。

这场台风以后，海上传来的消息证明丧生的人极多。风停以后好些天，我们在沿海的船还不断遇见大片漂浮的残骸，那是中国帆船的遗骸，说着一个可怕的故事。一条开往舟山的英国船不得不斫掉桅杆，一两天后由一条官轮拖进港去。船上一位乘客肖先生告诉我：台风中间有一阵子完全无风，随后风转了方向，刮得更猛。这是常有的事；在这种短暂的间歇里，因为海上涌浪很沉，船摇得、颠得极可怕——那时它全听凭海的摆布，没有一点东西能稳住它。

头一年这一带也两次遭了台风，就是九月一日和十月一日。在舟山岛上，那两场尤其猛烈，对庄稼造成极惨的后果：岛上的小溪涨成大河，所过之处一扫而空。有些整块田的庄稼——主要是稻——或被冲走，或被沙整个埋住，成了废田。当时占着该岛的我军官兵那些将就搭起来的房子也损坏极重。一八四四年那场台风里，一位军官在海滩上盖的一所房子竟被掀了起来，若不是坎贝尔准将恰好经过、发出警报、从营房里叫出许多人把它按住，直到加固为止，那房子无疑要被风卷走。

中国南方和热带部分，湿季与旱季的分别比帝国北方分明。香港和南方各省，冬季——也就是十月到三月——一般干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尤其干。一年里最湿的月份是季风转换前后，就是五月、六月，还有九月；那时雨倾盆而下，大概是因为风向转换使空气停滞所致。

前面引过的那位著者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东北季风约在九月起，在上述期间吹得最劲，到三月开始让位给相反的季风。那时南风从温暖纬度的海面上带来水气；这些水气一碰到中国的陆地——那陆地已被长久不断的北风冷到很低的温度——便骤然凝成浓雾。这蒸气急速化为液体时放出的潜热，造成三月前后气温的骤升；它的效果立刻显出来：暖与湿一相合，各样草木都受了激发。随着热与蒸发日增，那些雨便来了；在热带的气候里，这些雨大大缓和了日光的威力。五月的雨量曾有超过二十英寸的，比全年的四分之一还多，这就把气温压在那个月所标的适中平均数上。」

下面这个表是照已故的比尔先生在澳门多年所作的观测制成的，列出每月平均的降雨英寸数：

一月：平均最高五十七度，平均最低四十五度，平均气温五十一度，极差自六十五度至二十九度，气压表平均三十点二三，降雨零点六七五英寸。

二月：平均最高五十八度，平均最低四十五度，平均气温五十一点五度，极差自六十八度至三十三度，气压表平均三十点一二，降雨一点七〇〇英寸。

三月：平均最高七十一度，平均最低六十度，平均气温六十五点五度，极差自七十九度至四十五度，气压表平均三十点一七，降雨二点一五〇英寸。

四月：平均最高七十六度，平均最低六十九度，平均气温七十二点五度，极差自八十四度至五十九度，气压表平均三十点〇四，降雨五点六七五英寸。

五月：平均最高七十八度，平均最低七十三度，平均气温七十五点五度，极差自八十六度至六十九度，气压表平均二十九点八九，降雨十一点八五〇英寸。

六月：平均最高八十四度，平均最低七十九度，平均气温八十一点五度，极差自八十九度至七十四度，气压表平均二十九点八七，降雨十一点一〇〇英寸。

七月：平均最高八十八度，平均最低八十四度，平均气温八十六度，极差自九十四度至八十一度，气压表平均二十九点八四，降雨七点七五〇英寸。

八月：平均最高八十六度，平均最低八十三度，平均气温八十四点五度，极差自九十度至七十九度，气压表平均二十九点八六，降雨九点九〇〇英寸。

九月：平均最高八十四度，平均最低七十九度，平均气温八十一点五度，极差自八十八度至七十五度，气压表平均二十九点九〇，降雨十点九二五英寸。

十月：平均最高七十六度，平均最低七十度，平均气温七十三度，极差自八十五度至六十度，气压表平均三十点〇四，降雨五点五〇〇英寸。

十一月：平均最高六十八度，平均最低六十一度，平均气温六十四点五度，极差自七十九度至四十八度，气压表平均三十点一四，降雨二点四二五英寸。

十二月：平均最高六十三度，平均最低五十二度，平均气温五十七点五度，极差自六十九度至四十度，气压表平均三十点二五，降雨零点九七五英寸。

全年平均：最高七十四点一度，最低六十六点七度，平均气温七十点四度，极差自八十一点三度至五十七点六度，气压表平均三十点〇三。全年雨量合计七十点六二五英寸。

北方在季风转换时雨也下得很足，春天尤其如此；那时的雨对当时下种或栽下的庄稼最有用处。不过中国属温带的那些地方，并不能照热带上通用的意思说它有湿季旱季。香港干燥的冬月，在上海却全不是那么回事：那里连绵的大雨大雪是常有的。说实在的，华北的气候同英国南部或法国南部的相像，胜过同中华帝国南方各地的相像；它虽更热，却总叫我想起我们英国十年、十二年才遇上一回的那种好夏天：一连几天、几个星期天上没有一片云，傍晚落下浓重的露水，滋润着草木。

这些话可以帮读者更透彻地明白中国农事的道理与做法——那正是下一章的题目。

附注：以上所引，出自德庇时的《中国人》。

第十六章中国的农事

中国的农事、论其进步的夸大之词、山上的土、茶地、平原的土、夏季作物、稻及其栽种、中国的犁与耙、一年几熟、浙江省夏天收两季稻的法子、稻收、记梯田、出北方靛青的靛青草、山上的夏季作物、白薯的栽种、花生、冬季作物、有名的山东白菜、油菜、麦与大麦等、冬季作物的成熟、肥料、为作肥而种的两种植物、其栽培与施用之法、拌种用的一种肥、它的用处、别的常用肥料、粪缸、粪与尿及其施法、作物的接茬与轮作

中国的农事，自古及今一向受本国朝廷的推重与鼓励。种田的人在这里的地位，比世上任何国家都高；皇帝自己也在每年开春时亲自下地，以示他看重农事。他以「天子」的身分——就是神明与臣民之间的中保——先斋戒祈祷三天，然后到田里去，亲手扶犁，撒下一把稻种，借此表明朝廷何等看重耕稼的勤勉，好叫地上有足够的出产，供养这众多的人口。

不过中国人在农事这门技艺上的进步，被许多论及此事的著者大大夸张了。中国官府向来提防外国人入境，所以那些本来大概能对此有正确见解的人被挡在外头，只好听凭自己丰富的想象去驰骋；另一方面，在内地游历居住的天主教传教士，对这门技艺本身、以及它在别国的进展，显然都是外行。可是也要记得：当西方各国的农事迅速趋于完善时，中国人在这上头——同别的许多事上一样——却停着不动；所以如今我们同他们的差距，一定比早年写中国的人出书时大得多。我们在中国农事上向来抱的种种谬见，得归咎于这些著者，尤其得归咎于那些忠心照抄他们著作的人。我毫不怀疑：就整个民族而论，他们在这门技艺上胜过印度人和别的半开化的邦国，正如他们在别的大多数太平技艺上胜过他们一样；可是如今若把他们同我们英格兰或苏格兰那些明白事理的农人相提并论，那就荒唐了。这就好比拿他们的沿海帆船去比英国的海军，或拿他们的商人去比我们的商人——我们的船每一片海上都遇得着，我们的生意做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过为使读者能自己判断，我把在这个国家将近三年游历中亲眼所见的情形细细记下来。在那段时间里，我一再有机会看到南北各处各样的耕作法子和它们的结果，当时都仔细记在我的日记里。

我先从南方各省说起。这些省自然是热带，同北方在许多方面不同——土壤如此，所种的植物也如此。

中国南方山上的土是最瘠薄的一类：稀疏的草木间处处露出花岗石，而土本身是烤干的黏土掺着风化剥落的花岗石屑。这土本就瘠薄，又因人们按时把长草和矮丛割去当柴，就一直瘠薄下去。本地人有时在山上放火烧，好添一点薄薄的肥；饶是如此，土仍旧贫瘠得可怜。中国南方的山地几乎全是「峻厉荒野」的天然状态，人手从不曾在那里试过耕作，大概也永远不可能。这儿那儿靠近山脚处，可以看见那闻名遐迩的梯田，本地人在上面种一小块一小块的稻和别的作物，如白薯、花生；可是这一带派这用场的地，比起大片大片的荒野，实在只占极小的一点。

厦门以及福建全省的山比广东的还要荒。在厦门岛上有些山，旅人走上几英里，连一根草也难得见到。四面无非是暗色崩裂的花岗石和红得像烤过的黏土。不过这仿佛是中国最荒瘠地带的北界：到了福州府附近的闽江，山上的草木便显然一变，那自然是因为土肥些。这话对福建北部和整个浙江省都适用。闽江口附近我登过高出海面至少三千英尺的山，那山一直耕到顶。这里的土是砾质壤土，虽远说不上肥，所含的腐植质却多些，土层也深得多。腐植质一多，土便肥到能酬中国农人为养熟庄稼所费的力气。有些山自然比别的山出产得多。譬如福建和浙江两省的茶区，不但土更肥，而且同人们一般所设想的很不相同。一部最受人信从的中国纪述，对这些地方的土作过这样的分析：「中国的茶地几乎全是极细的硅砂——砂占百分之八十四，另有若干碳酸铁与矾土，而腐植质只占百分之一。」这分析是在哪里、怎样得来的，我无从知道——多半取自广州附近的红茶区；若说它是指那些大茶区肥沃的土，那可就差得远了。

不过便是在这里，便是在华中最肥的山地，若像有些人那样断言全部、甚至大部分土地都耕作着，那也是荒唐的。恰恰相反：绝大部分仍是天然状态，从没有被人手动过。我所以要把这件事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是要纠正那些人的成见——他们被引得相信：这个帝国里每一寸土地，不论多荒凉多瘠薄，都在中国人的勤劳与巧手底下让了步，耕种起来了！我自己未到中国以前也抱着同样的印象；可是头一眼看见那些崎岖多山的海岸，就明白自己错了。可惜我们对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家，见解总容易走极端：不是当它全然不毛，就是当它是个肥沃的天堂。

谷地或平原的土，各省之间的差别同山上一样大。这些谷地平原的地势一般极低，许多地方比河渠还低。南方的土是坚实板结的黏土掺一点砂，几乎不含腐植质。广州、澳门一带，以至南方各省，土的成分都是这样；也许只有大城附近例外，那里的土性因施肥而多少改了些。从香港往北四五百英里，山不再荒瘠的地方，谷地平原的土也显然一变。譬如闽江一带的土，就不再几乎全是坚实板结的黏土，而是掺了相当多的腐植质，成了极好的厚壤土，同我们英格兰、苏格兰有些最好的麦地里的土颇相像，能出极好的庄稼。大体上可以说：谷地越低，土性越近南方那种板结的黏土，反之亦然。譬如上海一带比宁波一带高出河渠水面好几英尺，宁波的土便更多板结的黏土、腐植质更少，肥沃远不及上海的棉产区。

稻既是主要的食粮，自然是本国的大宗出产，南方尤其如此——那里在热月里轻易可以收两季稻，冬天还能再收一季耐寒些的作物。

春天冬季的青苗一从田里收走，就开始整地，预备头一季稻。犁一般用水牛或黄牛拉，是件粗陋的家伙；不过它派这用场大概比我们的犁合用得多——我们的犁对中国人来说太重、太不好使唤。地在犁以前总是先灌满水，所以这道工序可以说是把六到八英寸深的一层泥水翻起来，泥水底下是一层坚硬板结的黏土。犁从不深过这层泥水，因此扶犁的人和他的牛在田里趟过去时，脚下有这么深的一层实底。南方常用的水牛极宜于这活计：它爱在泥里打滚，常在稻田边的河渠里泅水自乐。可是这活计对可怜的农人却似乎又难受又伤身；饶是如此，他仍旧欢欢喜喜地干下去。犁过以后是耙，耙主要用来把表土打碎弄细、或把肥埋进去；因此它不像我们的耙那样有长长的直齿，而是由做活的人站在耙上，一面拖着走，一面把它压进泥里。犁和耙的用意，不只在松土，更在把土搅和成稀泥，使表面又平又软。到这个地步，就可以插秧了。

在整田以前，稻种早已密密地撒在几小块上足了肥的秧田里；等田整得可以插秧时，秧田里的秧苗也长成了。中国人有时先把种子在粪水里浸过再撒；这法子南方虽通行，全国却不普遍。

秧苗从秧田里小心地起出来，运到大田去。这时大田已经整平，灌上三英寸深的水。插秧是一丛丛插，每丛约十来株，行株距各十到十二英寸。插秧的手脚快得惊人：一个做活的人把一大把秧夹在左腋下，一路走一路把它们一小捆一小捆地丢在要插的地面上——要用多少株，他几乎算得一株不差。随后把这些小捆拾起来，拣出应有的株数，用手插进泥里。手一抽上来，水立刻灌进那个窟窿，带一点土把根盖住；秧就这样插好盖好了，不用再费别的事。

南方头一季稻到六月底或七月初就可以割。还没全熟以前，人们已在秧田里或田角上育好第二季秧苗，等地犁过整好，便可移栽。这第二季到十一月可收。

在宁波所在的北纬三十度上，夏天太短，不能照南方那样种法。这里的农人另有法子在夏天收两季稻：头一季插下两三个星期以后，把第二季隔行插进去。头一次插秧约在五月中旬，到八月初收；那时隔行的第二季才一英尺来高，还是青的。头一季收走以后，地松一松，上一次肥；第二季如今光照通风都足，便迅速长熟，到十一月中旬就可以下镰了。

再往北一百英里的上海一带，夏天太短，纵是在宁波那样的平原上，农人也收不到第二季稻，只好安于一季。这一季五月底下种，十月初收割。

五月里东北季风转换时总要下一大场雨。这对农人极其要紧，不但关系他的稻，也关系这个时节的许多别的活计。我们惯听人说中国人一切活计都有机器般的规律；可是只消把他们所处的情形——至少就农事而论——稍一考察，就会明白：他们的做法并非出于任性，也不是遵着什么「玛代和波斯」那种不可更改的法令，而是遵着造化自身的法度——农事种种活计的成败，主要正系于此。所以稻和棉年年在同一个时候种在低地上，白薯年年在同一个时候栽在山上。可是这规律并不是成见的结果，也不是奉了上谕；它不过是经验的结果：经验教给农人，这正是做这些活的适当时令，因为那时会接连下频繁而充足的雨，把地和空气润着，直到幼根抓住土、能把足够的养分送上茎去为止。

稻在生长期间，凡有水可用，田里总是灌满水的。山脚下的梯田靠山溪供水；高出邻近河渠水面的田，则靠那通行全国的有名水车灌溉。这种机器有三样：道理都一样，只是所用的动力不同——一种用手摇，一种用脚踏，一种用牲口拉，一般是水牛或黄牛。稻田就这样一直灌着，直到快熟时不再需要水为止。夏天里还得在田里过一两遍，把根旁的土好好松一松，同时把长出来的草除掉；这纵然不是非做不可，至少是有益的。天若多雨，田里存水许久；这时候常见本地人几乎齐膝地趟在泥水里收割。

庄稼熟了，用一件同我们的镰刀颇相像的小家伙割下来，一般就地在田里打下谷子。不过有时候——北方尤其如此——把稻捆成把，挑回家再打；说实在的，中国北方农事上样样都同欧洲的做法很相像。

中国的梯田几乎所有写这个国家的著者都提到过；同别的题目一样，它也不是被大大夸张，就是被看得太低。依我看，梯田做到极致的是福州府附近闽江两岸的山坡；至少在那里比在别处更叫我惊叹。船溯那条美丽的江上行，这些梯田像山坡上的台阶，一层高过一层，有时一直上到海拔六八百英尺。稻和别的庄稼还青的时候，这些台地披着浓绿，在崎岖荒瘠的山间像一片园圃。中国人用梯田，或是为着给要种稻的山坡供水，或是为着不让大雨把别的作物根下松土冲走。因此这样的开凿满山都是；它们不像稻田的梯田那样平，可也够平，足以拦住往山下冲的雨水。为着同样的缘故，山上种的白薯和别的几样作物，垄总是横着、也就是沿着等高线做的；垄若换一个方向，初夏的大雨就要把松土连同庄稼一齐冲到平地里去。

稻种在较低的梯田上；总要从某道山谷里引一股水，让它横过山坡流到最高一层梯田，流进去把整层田面灌满。水涨到三四英寸——稻有这么深就够了——便从堤上专开的一个口子泄出来，流进下一层梯田，同样把它灌满，一层一层直到最低一层。这样，所有的稻田梯田便一直灌着，直到稻秆转成黄熟的颜色、不再需要水时，才把水放回它天然的河道，或引到山的别处去滋养别的庄稼。这些山溪在多山的地方到处都有，对农人极其要紧；它们一般发源于山谷的高处，因此可以随意引到山下各处去。农人和他的雇工在农事上没有比把这些水从这里引到那里、使它们供自己驱使更快活的了。我在乡间游历时，本地人常常叫我看他们这一门本事；我称赞他们引水的手段高明，他们高兴得很。这做法并不限于稻田。我记得有一回在香港颠地洋行的园子里监督栽几株大树大灌木，栽下时浇了很多水，我吩咐园丁第二天早上再浇一遍。可第二天我回到那里，惊讶地发现一道小溪分成许多股，在新栽的树根间蜿蜒流着。那里原本并没有溪，我便溯上去看源头，原来是从邻近一道山谷里引来的——这比用桶挑一大担水既省力，又管用。

低地上还种着别的几样夏季作物。譬如南方各省大量种莲，为的是它的藕，藕是很受看重的；此外还有菱、蓖麻、荸荠、蕹菜以及别的几样菜蔬，在中国各城都销路很大。甘蔗在广东、福建两省也广种，帝国别处大概也种。

在江苏一带，有一种叫「靛青」的植物引起我的注意，当地人大量栽它，为的是它出的蓝色染料。南方各省大种大制靛青，此外每年还从马尼拉和南洋海峡一带进口很多。可是北方从不见我们所称的木蓝，我想是因为冬天太冷；代替它的就是「靛青」，也就是菘蓝，叶子的制法同寻常的靛一样。那汁液起初是一种绿中带蓝的颜色，充分搅动、见了风以后便深得多。我想随后是用蒸发的法子把它熬稠，不过这一道工序我没有亲见。我很倾向于相信：中国北方为英美市场所制的绿茶，染色用的就是这东西；不过这不过是猜测罢了。

山地的夏季出产自然同平原不同。自福建省往北直到扬子江大河谷，那里的山是中国最肥的山。它们常照我上面所说的做成梯田；除了低层梯田上的稻，大宗出产是白薯和花生。南方各省冬天暖和，白薯的块根常常整个冬天留在地里；北方太冷，本地人只好把根掘出来收藏。四月里，把留作「种」的块根密密地栽在屋旁或田角的畦里，它们立刻发芽，到五月初芽就可以掰下来了。这当中山坡上的地已经整好，做成相隔约两英尺的横垄。约在五月十日、十二日，把这些芽掰下来栽上，它们像茅草一样容易活。想到人在它们身上费的心思那样少，长得却那么好，实在惊人；不过要记得：这正是季风转换、雨季开始的时候，天多半阴着，几乎没有一天不下几场雨，空气里满是潮气。花生南方各省种得最多，福建尤甚；白薯则偏北一点长得好些，在那里是山上的主要作物。

澳门、广州一带的冬季作物，有大量我们欧洲的菜蔬，如马铃薯、豌豆、洋葱、甘蓝，是种来供住在香港、广州的欧洲人的。我们的马铃薯这里一般十月里下种，据说那时下种最保收成；不过因为市上向来好卖，种的人便设法一年里大半时候都接得上茬。还有几种仿佛是中国土生的甘蓝属菜蔬，这个时节南北都在田里大种。这几种从不像我们的甘蓝那样包成实心，运到英国是不值钱的；可是山东和北京有名的「白菜」却是另一回事：它在中国南方从不栽，而是北方夏月里的出产。每年秋天十月东北季风起时，帆船南下，把大批这种鲜美的菜运到南方来。

北方各省的冬季主要出产是麦、大麦、豌豆、蚕豆、榨油的油菜，以及别的一些次要的菜蔬。这些作物山上低地都种，夏天出白薯的地上也种。在南京一带，一般十月里种在夏天出稻或棉的地上。播种常常在棉花或别的旱季作物还没起出地面时就开始，幼苗在这些作物中间长出来，等它们收走时正好接班。这样做是为了给各样作物的成熟多留些时令，在北方各地极其通行。麦和大麦在福建四月里熟，在上海附近约五月中旬熟。泉州、厦门一带麦收极薄，做活的人索性用手把它拔起来，同我们英格兰、苏格兰荒原上的做法一样。上海那样肥的地方自然好得多；不过他们麦和大麦的品种都远不如我们的，而且中国人撒得太密，麦秆一般抽得瘦长，穗子和粒都小。蚕豆豌豆仿佛同我们田里种的完全一样，无疑是中国北方的土产。甘蓝一类的东西种得极多，为的是从它们的籽里榨油。秋天栽到田里，四五月里籽就熟了，正好赶在种稻以前起地。不过不要以为所有的地都这样一茬接一茬地种着、像有些著者告诉我们的那样片刻不闲——事实并非如此。

在舟山岛，以及浙江、江苏整个稻区，冬月里种着两样几乎专为作肥的植物：一样是紫云英，一样是苜蓿。秋天在湿稻田上做起一道道大垄，很像园丁种芹菜的那种垄，把种子每隔五英寸一撮点在垄面上。几天工夫就发芽，冬天还没过完，垄顶上已是一片茂盛的青苗。这样一直长到四月，那时要整地种稻了，便把垄推平，把这些肥料植物趁鲜撒在地面上；随即放水灌田，用犁和耙把土翻起弄碎。这些肥撒在地上、半埋在泥水里，立刻开始腐烂，发出极难闻的臭气。中国这一带的稻田大抵都用这法子上肥；这些鲜肥腐烂时放出的氨气，无疑给幼稻很足的养分。

这个国家柴火极缺，本可用来肥田的稻草、棉秆和青草，有极大一部分拿去烧了；因此种肥料植物这个办法，是形势逼着农人用的。用鲜肥而不先让它腐熟，长久的经验无疑已经证明这样对幼稻最好。中国的农人不是化学家，对植物生理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他的祖先偶然摸着了某些法子，做起来果然管用，他便照着做，又原封不动地传给儿孙。

头一季稻割了，隔行栽的第二季留着在秋天长熟；这时把地松一松，把头一季的稻茬和一部分稻草立刻同行间的泥水拌在一起：它同春天的苜蓿一样腐烂，给第二季作肥。虾和各种鱼也常常照样派这用场。

烧过的土掺上腐熟的草木，是另一种很受看重的肥，各处农区都常用。夏月里把各样草木杂物在路边堆成堆，掺上稻草、青草、铲下的草皮等等，点着了让它慢慢烧上几天，直到粗的草木全都腐解，通体变成肥黑的土。随后翻几遍，看去就同英国园子里用的腐叶土一样。这种肥不撒在地里，而是留着盖种子的，施法是这样的：到了下种的时候，一个人打窝，第二个人跟着把种子丢进去，第三个人在上头盖一把这种黑土。这东西主要是草木所成，在发芽期间使种子周围松软而润，此后又给它们养分。在中国低地那样板结的土里，种子发芽时容易受伤；这种肥不但在化学上有用，在物理上也有用。这样种下的幼苗，头一段长势旺健，便能把那构成坚实板结的土的东西同化过来，把根牢牢扎进去。

通称油饼的东西，也敲碎了照腐土的法子用，也撒播在地里。油饼是几种植物的籽榨油后剩下的渣，譬如乌桕、各样豆子和上面说过的油菜。这种肥全国各处需求都大，水陆两路都是一宗很不小的买卖。骨头、贝壳、旧石灰、煤烟子、灰以及各样垃圾，农人也都抢着买去作肥。

广州附近的花地园圃里，园主有一种奇怪的肥泥，切成一小方一小方地卖，专供盆栽花木之用，价钱极高。这泥主要取自附近长莲的池塘湖泊。这种土被看得极重，上等的每三担卖一块钱，次等的每四担卖一块钱。次等的常从广州装在植物箱里运到英国去。

对正在旺长的作物，再没有哪一种肥比粪更抢手；凡在中国游历过的人都留意到那些摆在最显眼、最便当的地方接粪的大缸大瓮。在欧洲任何文明城镇里被看作不堪忍受的祸害，在这里却被上上下下、贫富人等看得泰然自若；我确信：若有人抱怨这些粪缸里不断冒出来的臭气，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叫一个中国人吃惊的了。中国的城镇差不多都在河渠边上，水一般不但引着绕城一周当护城河，还引进城里许多地方。城里各区停着长长的笨船，把粪尿倒进去，从那里运到乡下。城郊的田一般由苦力供给：他们每天早上挑着自家田里的出产上市，回来时各挑两桶粪，挂在竹扁担两头。英国一般以为中国人把粪尿运到这些缸里，让它发酵以后再施到地里；其实不然，至少不普遍如此。在北方肥沃的农区，我留意到这种催肥的东西大部分是趁鲜用的，施到作物上以前自然先用水兑稀。这一层中国人无疑是完全对的：鲜的时候，肥力必定比氨气跑掉一大半以后强得多。据我所能打听到的，中国人并没有给肥去臭的法子；可是他们仿佛很明白：若任它同空气自由接触，气体散掉，损失必大。所以他们不等它发酵腐熟，就径直施到长着的作物上去。下午或阴天，常见做活的人从最近的池塘河渠挑水到粪缸里，把里头的东西兑稀；兑好了，装满两桶，照例一头一个挂在竹扁担上挑到地里去。到了地里，各人拿一把长竹柄的小木勺，把粪水泼洒在长着的庄稼上。这样烈的催肥，若换个情形多半要伤庄稼；可是他们只在苗还嫩、长势旺时用，苗便把它的气同化过来，长势和收成都显出极明显的效果。这种水肥一般施在麦、大麦和各样甘蓝以及别的园蔬上，稻却不用——稻在生长期间总是灌着水的。

这种肥有时也在腐熟发酵以后才用，便在这个状态下也很有效。广州附近的园子里常把它晒干，掺上从莲池底下取的泥，用来盆栽花木，或给园中某一株心爱的树加肥。

地有时也闲上几个月，可是并没有一定的休耕制度；轮作也不大为人所知、所行。说实在的，就低地而论，土是一种坚实板结的黏土，能一季接一季地出稻而丝毫不显吃力、不见地力衰竭，本来也用不着这样的耕法。

附注：我们的犁曾运过好几架到中国去，白送给本地农人，他们却不肯用。

附注：中国的一担合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

第十七章重回舟山

重回舟山、所谓此岛不宜于健康、女王军队初驻时的死亡、此后的康健、它作为英国居留地胜过香港之处、岛上寻得的新植物、宁波、官员的园子、中国太太小姐的举止、扬帆赴香港、中国人的坟墓、被认为最好的地势、请来的堪舆先生、他们打动人心的手段、李太郭被问及择墓之地、墓上的碑文、亲属按时上坟、种种安葬的法子、露在田野里的棺材、停在屋里的棺材、松江府附近的一座墓、种在坟上的心爱的花

我一八四三年头一回到舟山是在秋冬两季；到一八四四年，我得以从初春直到年底，断断续续地把这座美丽的岛考察了一遍。这时候人们当初对这里气候不宜于健康的印象已经完全消除，这岛被看作中国海面上最宜于人的地方了。

读者该记得：我军初占此岛时，死亡之多，人人都断言它是中国最不宜于人的地方。许多勇敢的士兵做了当时流行的恶性热病的牺牲品。受害最重的莫过于女王陛下的第二十六团「卡梅伦团」：他们扎营在一座俯瞰城池的青山上，那地方看去实在是能挑到的最宜于健康的所在。那地方至今还叫作「卡梅伦山」，如今密密地布满了我们同胞的坟。

不久便看得明白：这样大的死亡，缘由并不在定海城四周的稻田。从香港、厦门送来的病人在这里养病；驻舟山的兵同驻香港的兵，气色之别极其显著。马德拉斯军中的麦克斯韦医生在这类事上是极高明的判断者，他常常说：只要医术得法、料理得当，这座美丽的岛本可以成为我军在东方最宜于健康的驻地之一。说实在的，如今人人都在惋惜：当初为保护我们在中国的商务，我们没有把舟山取作英国的领土，倒取了荒瘠而不宜于人的香港；甚至有人主张我国政府如今仍应设法达到这个可取的目的。可是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我相信凡明白事理的人，都不愿看见英国这样一个伟大高尚的国家，用强力去破坏一个郑重签订的条约——何况签约的对手是中国这样全无力量的国家。而且断乎可以说：非如此不可——无论怎样交涉、怎样许诺，都不会使中国人交出舟山这样一座岛，因为它扼着他们帝国中部最要紧的地方。我们办错了事、做了笔亏本买卖，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既已如此，也只好承受后果。我们若保住了舟山，那里不但对我们的军队和商人都是宜于健康的地方，而且能保障我们北方的商务——那商务最终必定比广州的更要紧。何况我们还占住了一个居中的位置，对世上一片辽阔而要紧的地方——我指的自然是日本和朝鲜，两处离舟山不过几天的船程，至今对欧洲人大体上还是封闭的国度——它们迟早总要开港通商的。不过这些悔恨都是白费的了。

春天的舟山是世上最美的岛之一，叫英国人想起自己的故乡。早上草上的露水闪着光，空气凉爽宜人，鸟在每一丛灌木里唱着，花从树上和篱上一串串优雅地垂下来。

岛上的新植物，有几种是我头一年秋天发现的，这时我头一回见到它们开花。初春时节，山坡上开满了美丽的芫花，花是淡紫色的；马银花——那确是我所引进的这一类花木中最好、最独特的一种——也野生在山上，这时正开得满树。一种极好的醉鱼草新种样子极其优雅，它一长串一长串的紫花从山坡的篱上垂下来，开得极盛，常常同尽人皆知的紫藤并肩而生。另有一种植物——那的确是华北最美的灌木之一——就是锦带花，是我在这岛上定海城附近一位中国官员的园子里头一回发现的。这年春天它开满了华美的玫瑰色花，凡见过的人，不论英国人中国人，没有不赞叹的。我很高兴地说：这些植物，以及别的许多舟山的土产，如今都长在我们英国的园子里了。

宁波在舟山以西约四十英里，在大陆上。这年夏天我几次去，都比头一年秋天容易得多。我如今会说几句中国话了，对这座城、对各处官员的园子和苗圃所在，都熟悉得很。这时候官员们对凡与英国人、或别的可能来他们口岸立足的外国人的动静有关的事，都打听得格外仔细；我不久就看出：我们既能用中国话对谈，我去拜访他们是很受欢迎的。苗圃主人也发觉我的钱同他们从同胞手里收的钱一样值钱，便丢开了怕生的样子，人人都巴不得把我要的花木卖给我。

官员们的园子极其鲜艳，尤其在年头几个月里；而在我更要紧的是：园里有若干极美、极可玩味的新植物。五月里一个好天的早上，我走进其中一座园子，被远处墙上一大片盖得满满的黄花吸住了。那颜色不是寻常的黄，带几分米黄，使这些花显得触目而不凡。我立刻跑过去，又惊又喜地发现：那是一种极美的重瓣黄色藤本蔷薇新种。据我后来打听到的，我毫不怀疑这种蔷薇出自帝国更北的地方，在欧洲一定完全耐得住寒。还有一种蔷薇，中国人叫它「五色」，这时我也在这些园子的一座里找到了。它属于我国通称月季的一类，可是开得极奇极美：有时开纯色的花——或红或法兰西白，而且常常一株上同时开两色的花——有时花上却带着两色的条纹。这一种也会像我们寻常的月季一样耐寒。紫藤常种在凉亭前的平架上，或搭成一种门廊，投下宜人的荫。在其中一株上，我发现另一个变种，花串极长，花是纯白的，同那一种的淡蓝相映得很好。我得了这园子的主人——我的老朋友张老先生——的准许，把这株好花压了几根条；我很高兴地说，其中一根如今在奇西克的园子里活着。

园艺学会给我寄来几件小的光学器具作礼物，我送了几件给这位老先生，他很喜欢，回过头来说：他园里的枝条也好、整株也好，我要什么都听我拿。

一般人都以为这个国家里有身分的女眷是客人见不着的。中国这方面的规矩确同我们的全然不同：这里的女人同大多数半开化或野蛮民族的女人一样，被摆在后头，不被看作同丈夫平等。譬如她们不同席；家里唱戏时，她们被安置在看不见的地方，能看见外头的一切，自己却不被看见。可是纵然如此，她们并不是全然不见客的；至少她们常常赏脸来看我，极好奇地围着我。起初她们怕生得很，只从门后窗里偷偷地张望；渐渐地好奇胜过了羞怯，她们便站着从从容容地看。不过她们一般站得远些，只要有人朝她们站的地方一动，她们就装出吓坏了的样子跑开，可是不多时又回来了。

宁波我国商人中的麦肯齐先生，还有英国领事罗伯聃先生，他们的厚意与款待我受惠极多。他们尽其所能成全我的事；我借这个机会向这两位先生致最诚的谢意。

在宁波、舟山、上海一带过完夏天，我回到上海——我的植物都收在那里——打算立刻扬帆去香港，把其中一部分寄回英国。可是夏天里晒太多了日头，这时我的身子开始不行；在上海上岸时，我害了一场重热病倒下了。所幸这事发生在我的英国朋友中间，又有极好的医药可求，两个星期就好了，能够出海；海上换了空气，病便全好了。十一月我到香港，立刻着手把我的收集分装在当时泊在湾里的几条船上寄回国去。

过去的这个夏天里，我屡次有机会察看中国人在南北各地的坟墓。南方的人并不像我们欧洲人那样设固定的坟场墓地，坟散布在各处山坡上，一般挑最宜人的地势。较有钱的人往往把死者运出很远，还要请一种算命先生，由他去寻最合适的安息之地。这人随灵柩到指定的地方去，自然要装出极高明的样子来择地，也要择那日后与死者骨殖相伴的土；试过以后，那土若显得不合适，他立刻吩咐一行人转到附近别处去，指望在那里更顺手些。我相信许多中国人生前就把这件大事定下了：有一天我国一位大商人去拜访广州已故的行商老浩官，仆人端进一盘来，盘里盛着几样土，这老人家极仔细地看了，然后择定他愿意葬在其中的那一样。

山坡上的地势也被看得极要紧，尤其若能望见一个好看的海湾或湖。不过我相信：一切地势里最被看重的，是一条蜿蜒的溪水流过去以后，又绕回到将要做坟的这座山脚下。主持仪节的人手执罗盘，定下遗体安放的方向——这又是极要紧的一层。我认得的一位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告诉我：这位替死人算命的先生，说起听他吩咐的人将来如何有福，往往滔滔不绝：他告诉他们，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或某个他们极关切的人，将来必享富贵荣华，作为他们对父辈遗体尽心尽敬的报偿；正如他们站在父亲墓前所见的那道溪水，蜿蜒流去又蜿蜒流回，他们一生的路也将平顺欢愉，直到他们白发苍苍、受人敬爱、被儿女哀悼着入土为止。

这些人一般是大骗子，专拿人的成见做文章。常有这样的事：尸体下葬已久，他们找上门来告诉亲属：为着某个他们煞有介事地解释一番的缘故，非把遗体起出来改葬不可。亲属若不肯，回答便是：「好吧，我不管；可是将来你死了，你的儿女亲族也照样不把你的遗体放在心上，你在坟里是不得安生的。」这些可怜的、受蒙蔽的人的心便被拨动了，又要掏出一笔钱来另寻一处更合适的坟地。

已故的李太郭先生有一回在闽江边的山里闲走，恰好赶上这样一场仪式；死者的亲属围住他，向他请教坟地的所在，只当他精通此道。他在日记里写道：「位置得当不得当，据说于生者祸福极大。江西一带专做这『地理』『风水』——也就是凭地气方位卜吉凶——的行家靠这门生意赚大钱；不过他们彼此又说不到一块儿，百姓只好向一个外乡人讨主意。」

我在中国南方游历时，常在山里极僻静的地方撞见坟。那些坟形状大同小异：在山坡上凿出一个半圆，遗体葬在半圆后头。有时候——其实一般都是——坟前有好几重这样的半圆，成一层层的台。有钱人家的坟地，那些半圆是砖石砌的，规模也更大。半圆的正中、也就是紧挨着遗体的地方，立着刻字的墓碑。加略利先生是极好的中国通，他告诉我：这些碑文一概极其简单，只写死者的名姓、死于某朝某年。中国的墓碑所讲的，就是这样平实而不加谀辞的一段话。有些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处处如此——遗体腐化以后，把骨殖掘出来，仔细装进陶罐，摆在山坡地面上。这些罐同坟一样，亲属要按时来拜。他们先到族长、也就是这一族的始祖的坟上去，再依次到族中别人的坟上去，在那里行礼烧香；仪节完了，便聚在一处吃饭。

有一两回我正在内地荒山里，赶上本地人上坟。便是最僻静的地方也有人来；看那一小群一小群的人聚在坟前，向他们所敬所爱的人尽一份情，既可喜又动人。有守寡的妇人跪在亡夫坟前；有孩子——常常很小——为父母落泪；有时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那里哀悼他本指望作晚年依靠的人。人人都在割坟四周长起来的长草杂草，种上他们心爱的花，让它们开在那里点缀坟茔。

厦门附近已经不用这种散葬的法子了，大概是因为人多，不得不如此；不过在乡间，我有时也在这里山中僻远难到的地方遇见坟，同更南的各省一样，不过那些显然是富户的产业。

旅人越往北走，圆形的坟越少见，样式也越多。舟山、宁波以及那一带别处，许多棺材就搁在地面上，只用稻草苫一苫。这样的棺材我什么地方都遇见过：大路边上、河渠岸上、林子里和别的僻静处。有时草苫全没了，木头朽了，前朝中国人的遗骸就露在外头。舟山岛上有一面山坡，骷髅和骨头四处散着；我在那里的高丛里穿行时，不止一回脚踏穿棺材盖被绊住。

我相信这一带的富人一般是下葬的，有些人还造起极雅致美观的坟。舟山岛上有三四座极好的：藏着遗体的土丘前头铺地铺得很讲究，雕工也精细；石工通体是方的，不像中国南方的坟那样是圆的。这里同我们本国一样——我相信世上处处如此——坟地里一般种松柏一类的树。乔斯林勋爵在他的《在华征战记》里，用这样一段优美而贴切的话写这些地方：「山坡上这儿一丛那儿一丛的松树，像是随手撒下的；浓密的枝叶间露出屋顶和庙宇的脊，给这景致添了变化。在这些引人小憩的秀美树丛间，有些地方被择作长眠之所；望着那些静谧的景象——那里有甜美的铁线莲和芬芳的花点缀着人最后的家——便是最漫不经心的眼睛，也不能不看出坟茔之美。」

在上海一带，我常到一些像是富人专为停灵而造的大屋子里去。这些屋里，正房中一般停着一口棺材，另设神坛，拜偶像的种种陈设一应俱全；遇上大日子，便在这里为死者烧香，亲属还要行别的种种仪节。这些屋子——或者说祠堂——一般四周围着松林；有时遗体埋在屋外，只把神坛和牌位留在堂里，另派一个仆人带着家眷常住看守。

英国人初在上海立足时，有几位想在乡下租所房子，好让家眷得些清静和新鲜空气。一八四三年底，有一天我陪一位相识的先生为这件事出去。走出上海六八英里，我们看见近旁林子里有一所很好看的房子，便决意去看看，问问住的人肯不肯租。走近时，一切静悄悄的，连我们那些老冤家狗也没出来拦我们。中国人——我们走到哪里总有一大群跟着——看见我们朝那房子走去，便在稍远处站住，兴味十足地看我们如何行事。我们敲了敲大门，随即闪到一边，免得看门的人看出来客是「红毛人」——他们爱这样称呼英国人；因为我们很清楚：一旦被看见，门是不会开的。过了几秒钟，听见脚步声，接着一个声音喝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含含糊糊说了几句中国话，那可怜的人全不知道自己的险处，把门一敞。他一见我们安安静静走进院子时那副又怕又惊的神气，我永远忘不了；同时外头那群本地人放声大笑，笑他这样中了圈套。

我们这时所在的院子铺得很整齐，整所房子看去修葺得极好。我们那位吓坏了的向导领着我们一间一间地看过去，样样都像很合作乡居之用——至少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已经算好的了；我的朋友说这是他所见过最好的一所，他一定要设法弄到手。末了我们走到一间像是正房的屋子。「啊，这间给我作客厅，」我的同伴说，同一口气又添一句，「可那是什么？」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一口又大又沉的棺材撞进眼里。这才知道：我们走进的正是那种专停死者的所在。

有一回我在内地行路，在松江府附近遇见一座极奇的坟。它在一座山的坡上、林子里，显然属于那城里某位极富有或极要紧的人物。从山脚到半山坟前，来人要走一道很宽的石阶，石阶两旁立着许多石雕的形像。据我所能记得的，排列的次序是这样：头一对是山羊或绵羊，一边一只；第二对是狗；第三对是猫；第四对是备了鞍辔的马；第五对是两个极其高大的僧人。整个看去极其奇异而有气势。宁波附近另有一座同样格局的坟，只是规模小得多。

中国人种在坟上或坟间的花，是简朴而美的一类；他们并不挑贵重的山茶、牡丹或园中别的名品来种。有时候圆锥形的土丘——若那坟是这样的——顶上栽一大丛细长摇曳的好看的草；宁波种野蔷薇，不多时就爬满整座坟，春天花一开，坟上便盖着一片纯白。上海的坟上，秋天有一种好看的球根花——石蒜一类——开成一片艳丽的紫。我头一次发现秋牡丹时，它正在上海城墙四周本地人的坟间盛开；它十一月开花，那时别的花都过了时，用来点缀人最后的安息之地，再合适不过。

穷人同富人一样，也常把死者长久停在自家屋里；从我在这种情形下遇见的棺材之多来看，我想许多是一停几年的。那些棺材极厚极结实，缝隙又抿得极仔细，所以尸体腐化时并不散出什么难闻的气味。

中国人对已故亲人的这份敬重，其中许多无疑不过是礼数，是历代相沿、不得不然的；可是我倒觉得有相当一部分出于更高更纯的源头。我毫不怀疑：中国人按时到父祖的坟上去祭拜致敬时，心里存着一个可喜的念头——将来自己不在了，自己的坟也不会被丢下、被忘记，也会有儿孙来祭扫；在儿孙的心里、情里，自己的身子化作尘土以后，还要活许多许多年。

第十八章把植物运回英国

把植物装船运回英国、扬帆赴马尼拉、当地的天然出产与出口货、护照的麻烦、吕宋内地及其湖、菲律宾的清晨、寻得的可贵植物、「兰中之后」、气生植物的天然习性、内地不法的盗匪、一场虚惊、猴子比人还无害、在多洛雷斯同神父过的一夜、菲律宾的火山、这地方的大概景象、蚂蟥可不是宜人的同伴、回马尼拉，把植物装船运回英国、扬帆赴华北、「有人落水」、勇敢的小艇水手把他救起、到了北方

我一八四四年夏秋两季所采的植物和种子平安运到香港，我立刻把它们装船发往英国。凡活的东西照例都栽在「沃德箱」里，用铁条好好加固，放在当时泊在湾里我所能找到的最大的几条船的尾楼上。我一向留心把收集分成三四份，分搭不同的船，这样万一一份出了事，别的几份还有平安到英国的指望。这一回最后一批是十二月三十一日装的船。那时北方各省正当冬天，南方又无事可做，我便决意到菲律宾群岛去几个星期；于是一八四五年正月初扬帆赴马尼拉。

这个时节从香港到马尼拉，因为季风顺，一般走六到八天。这座城是菲律宾西班牙人的首府，尽人皆知，我不必细描。居民主要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中国人，另有几家英国商号。主要的出产和出口货是糖、咖啡、米、方头雪茄和靛青。通称「菠萝布」的那种好看的布，是用菠萝的纤维织的，由本地人织造绣花，在铺子里卖。另有一种麻，出自一种芭蕉属的植物，用来搓绳造缆；这种麻很受看重，在东方的船上销路极大。卷烟厂是官家专卖，是城里最大的作坊之一，里头的活几乎全由妇女姑娘做。我上岸时恰逢做工的人从厂里出来的时辰，街上挤满了女人；我不知道这缘故，还以为女人大概是这地方人口的主体呢。

我在城里没有什么事可留，便向当局申请护照，好立刻到岛的内地去。旅人若不熟悉这地方的规矩，西班牙人关于护照的章程会叫他吃不少苦头。我到之前不久，新定了几条章程；我发觉：不是有护照，就是得请一位有名望的商人替我的行止作保，否则连岸也上不得。上了岸，要在岛上居留又得第二份护照；要往内地去又得一份；要离境再得第四份。这些护照要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衙门里签发，只要稍有一点不合格式，人就被挡回去，或者船被扣住。马尼拉的英国商人巴特勒行和霍利迪·怀斯行帮了我大忙，尽其所能地照应我。

这些难处到底都对付过去了，我雇下几个向导和仆人，把行李放进一只「班卡」——那是当地的小船——动身往内地那个大湖去；马尼拉城所在的那条河就发源于此。我们得横渡这湖；许多人极力劝我们夜里渡，因为那时候湖面一般平静。我们不久就明白这话的可贵。班卡船造得又长又窄，为的是快，因为常要顶着河里的急流走。船舷上装着舷外浮架，好让印第安人在大风一阵阵扑来时跑出去压住船身；没有这浮架，船就常要被压得侧倒翻掉。

早上我醒来时，我们已渡到湖心，天刚破晓。没有到过东方热带地方的人，是想象不出菲律宾清晨那份美与清新的。我们飞快掠过的这一大片水平得像玻璃，亮得像镜子，连一丝风也没有。湖岸草木丰茂，树和灌木把茂盛的枝条浸进水里，又把每一座山头都盖满。在这美丽的地方，冬天是不知道的：这里「树木长开花，日光永照耀」。

日头刚在地平线上露脸，整个湖面便被随之而起的风吹动起来；风渐渐加大，成了颇猛的大风。我们的帆缩到最紧，除掌舵的人外，全体船员都站到舷外浮架上压船，风大就往外走，风小就往里走。不到半个钟头，湖上的浪滚得同海上一样。浪不时打上船来，不多时我们连同被褥行李都被水浇透了。所幸对岸的目的地已近，我们不久便平安到达。我劝一切旅人切莫在白天渡这个湖；回程时我自己是小心避开了的。

上了岸，我径直往唐·伊内戈·冈萨雷斯·德·阿萨奥拉的农庄去——我在马尼拉见过他，他好意把他内地的房子借我住。我到这一带来，主要的目的是尽可能弄到一批美丽的蝴蝶兰：这种兰是库明几年前寄回国的，可是在英国至今极其罕见。头一株是德文郡公爵阁下买去的，他出了一百几尼这样大的一笔钱。

我时间极少，便急于把机会用到极处。我把林子里一间印第安人的棚屋当作大本营，在那里开了一种收兰花的市。印第安人知道我什么时辰回棚屋；我一到，一般就看见屋前地上摊满了兰花，都还是刚从树上砍下来的样子，许多带着花。其中蝴蝶兰尤其美得出奇。我很想弄几株大的，便悬赏一块钱——在印第安人的林子里，这是很高的数目——给送来最大的一株的人。有一天，我看见两个印第安人抬着一株大得出奇的兰过来，上头有十来根分叉的花莛，盛开的花一百多朵；爱这一族花木的人不难想见我当时的欢喜。「瞧，」他们得意地说，「这一株值不值一块钱？」我承认这赏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立刻把这件珍宝收下了。这一株如今在伦敦园艺学会的园子里；虽然在马尼拉为装进植物箱而修剪过一点，它仍旧是欧洲最大的一株，远胜别株。这种美丽的兰，当得起「兰中之后」这个名号。

气生的兰科植物，与其说常见于林中浓荫深处，不如说常见于林边、路旁的树上和敞亮的地方。指甲兰属我在林子最密的地方常常遇见，蝴蝶兰却一株也没有。蝴蝶兰常见于林中开阔处、近印第安人棚屋的芒果树枝上，有时长在高树的顶梢，日头晒得足足的。说实话，这同我原先对这类植物习性的看法完全相反：我本以为它们主要长在潮湿荫蔽、日光难透的林子里；其实不然——至少在菲律宾群岛不是这样。

把唐·伊内戈农庄四围搜罗遍了，我便带着仆人和另外几个印第安人往圣巴勃罗和多洛雷斯去。多洛雷斯是荒僻处的一个小村，那里的人名声极坏，常常打劫过路人。一路上我的同伴讲了许多这类故事，显然怕得不轻。路不过是穿过密密灌丛的窄道，这地方确是让各色不法之徒为所欲为的好去处。有一回我略略走在前头，不知什么东西惊了他们，整队人撒腿朝另一个方向跑了。我骑马回去追这些逃兵，又仗着身上有枪，四处探查究竟是什么惊了他们，却什么也没发现；末了劝他们回来接着赶路。可是过了不多久，一个相貌粗野的印第安人从林子里走出来，我们从他身边过时，他直勾勾地打量我们。他手里拿着一支短火绳枪，显然是出没在这一带的那伙强盗中的一个。我极慢极稳地从他身边走过，留心看着他的动静，也让他看见我和我的几个人都带着好家伙，任何袭击都招架得住。他一声不响地看了我们一两分钟，便跳进丛林不见了。

我们的路在丛林里绕来绕去，有时前后只看得见极短的一截。在一个拐弯处，我们听见灌木丛里有响动，像是许多人朝我们飞快过来，自然断定就要挨袭击了。大家立刻站住，问题是：该进还是该退。我没有工夫可耽误，便检点枪械，决意往前。于是我骑马上前几步去探看——只见一大队，不是强盗也不是响马，而是——但愿客气的读者别笑——猴子！树上想必有好几百只，从这枝跳到那枝，显然快活得很。我们从它们中间走过时，它们便吱吱喳喳地叫，对我们做出种种鬼脸来。

末了我们到了多洛雷斯这个小村；照礼数，我立刻去拜见神父。他的住处是一间可怜的小屋，比四周印第安人的棚屋好不了多少，家什也简陋。

他和气地接待我们，说他这屋子能遮风避雨，尽管来住；又说他虽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款待，总要尽力叫我们舒服。同时他告诉我们：这一带很危险，马匹行李的安全他可不敢担保。随我来的仆人和印第安人被安顿在另一所正在给神父盖的房子里，马也拴在那儿，派人看守。印第安人轮班守夜；他们枪械齐备，又吓得厉害，绝没有懈怠之虞。早上有人告诉我：夜里他们被惊起好几回；可我猜想里头有几分是自己吓自己，因为我发现我们的东西一样也没丢。晚上天黑以后，这位可敬的神父尽力给我解闷。他有一架旧钢琴，不知怎么流落到这荒山野地来；我想它自到此地就没调过音，坏得可怜。他在这琴上弹了许多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曲子，一面弹一面唱。把自己会的歌唱完了，他又打发人去叫他的小仆人和村里的头面人物来——这两位都是乐手——凑成了一场音乐会：神父弹钢琴，小仆人吹横笛，那一位吹单簧管。不过不能不承认：那音乐并不怎么和谐。

第二天大半日子用在察看四围的地面上；下午我辞别了这位好客的神父，动身往圣巴勃罗去，那地方在较开化的一带。在那里，以及我所到的各处，神父们都极其和气好客。

菲律宾群岛从前必定是一窝火山。如今除了一座，全都熄了；可是我们在这地方较高处行走，每一步都遇见它们的遗迹：一潭潭圆形的死水，一堆堆熔岩——那熔岩一翻动就发出极难闻的气味。圣巴勃罗附近一座高山顶上，我冷不防撞见一座更近的死火山的遗迹。近旁的树都很不健旺，许多根和枝已经枯朽。我有时几乎陷到膝盖，陷进那种看去被烧过的土里，土发出浓重的硫磺味；那时身边又没有本地人，我有时真怕一脚踏进火山口，整个陷下去。

马尼拉所在的吕宋岛很像爪哇和海峡一带别的地方：多山，却极肥沃，同我刚离开的中国南方那荒瘠的海岸恰成极触目的对照。能灌水的低地出大批的稻；在英国能长好麦子的那种地上，这里种糖和烟草；咖啡树和可可树栽在山坡上。马尼拉的芒果被认为是世上最好的之一，不亚于孟买附近所产。椰子、大蕉、香蕉和别的热带果子极多，而且极其可口。此外也种橘子，可是不如中国和欧洲的；说实在的，这也在意中：凡是原产较北纬度、而在这些岛上也能见到的果子，都远不如长在更合它们本性的气候里的同类。葡萄种得很多，可是出的果子品质很次。

这地方多山的部分大半还是天然状态，长满树木灌丛；有些地方密得我不得不雇印第安人用他们随身带的小柴刀砍出一条路来。另有些地方，高树的树冠密成一片，没有一线日光透得下来。这些山坡上的地终年又潮又滑，是千百万蚂蟥的住处。我头一回上山时，看见替我砍路的印第安人脚上腿上满是血，起初还以为他们是被所砍的带刺灌木划伤的；一问才知道是蚂蟥作的怪，不多时我自己的皮肉上也领教了不少。这里的蚂蟥有两种，一种细长，一种近乎圆形。前一种只要叮在印第安人身上，他们必定一把扯掉；后一种小圆的却从不去动它。我后来弄明白了缘故：小圆的那种若硬扯下来，会留下一个极痛的伤口；可若让它吸到饱，它自己会掉下去，几乎不留痕迹；前一种则尽可放心扯掉。起初它们隔着我的袜子叮上来，我也不分种类一概去扯，虽然本地人劝过我不可如此。不多时我两条腿上都是血，那些伤口此后好几天叫我又痒又痛，难受得很。

除了兰科，菲律宾的观赏植物并不很丰富。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论，吕宋的草木同爪哇岛以及马来群岛别处很相像。不过这地方的鸟和贝类极其丰富，陆生的贝类中有许多极其可贵。库明先生在这一带是很有名的，他采集的贝类极多，已经散布到欧美的大部分地方去了。

在吕宋内地盘桓了约三个星期，弄到了一大批美丽的蝴蝶兰和另外几种兰花，我便回到马尼拉城，把其中一部分装船运往英国。我很高兴地说：这些到时情形极好；回国后一查园里的名册，我发现单是这种可爱的植物——「兰中之后」——就有四十五株之多，分给了伦敦园艺学会的会员们。

我为这趟出游所定的期限到了，便扬帆回我在华北的老地方，于一八四五年三月十四日到达。北上时我们顶着东北季风，一路「抢风行驶」。有一天下午天将黑，海上浪很高，一个人在船头斜桅上因船身颠簸失了手，落进海里。「有人落水」那一声喊——水手中间那种一听终生难忘的喊声——把我惊上了甲板。那纵帆船正以至少八节的速度走着，可是舵立刻压下去，船停住了。派一个人上桅顶盯住那可怜的人：他的头在浪尖上时时露出来；几秒钟以后，船已经靠到他身边了。抛了一根绳给他，人人都以为他能抓住，好拉上船舷。大约是力气用尽了，他不幸没抓着；船这时又往前冲了一段，他便重新被撂在浪里听天由命。最后没法子，把小艇放了下去；这虽是颇危险的差事，几个勇敢的汉子还是跳了进去，照船上打的信号朝那个方向划。船上的人心悬得难受极了：我们时时瞥见那人，他显然在往下沉，再过几秒钟就全完了。暮色渐合，小艇几乎看不见了；后来那几个人告诉我们：他们正要空手回船，连可怜的同伴的影子也没见着，忽然看见他的头在近旁一个浪头上冒出来；他们朝他划过去，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进了艇里。抬上船时他已经精疲力竭；照例施了救治，一夜之间他便缓过来了。

第十九章华北的春天

华北的春天、新花、穿乡而行、形形色色的同船客、中国帆船上的一个早晨、满城乍浦、铺子与买卖、人山人海、拜访官员、有人愿送我一程、他们的用意何在、我如何破解、离乍浦赴上海、平湖的地面与城镇、走访蚕丝产区、桑树的栽培、养蚕、到上海、领事来函并附道台一函、一封极其满意的复信

我回到华北时正当初春。一年之中，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这个时节更宜人、更宜于健康的了：空气振人，天色一般晴朗，早晨凉爽得可喜。不久，草木生长之快令人惊叹，远过于我在英国所见的任何情形。到四月中旬，落叶的树木灌木都披上了叶子，大麦抽满了穗，油菜在山坡上、平原上铺成一片金黄，空气里满是它的花香。

这个夏天我的目标，是把我所得最好的花木凑成一套完整的收集，好由我自己一路照看着带回国去。因此我不敢耽搁，把从前所有的相识——官员也好、苗圃主人也好——一一走遍，趁花开时挑选。牡丹、杜鹃、荚蒾、瑞香、蔷薇，以及别的许多欧洲没有而又极美的花木，陆续添进了这批收集。这些花木有许多非看花色不能定名，所以我非得在春天里把各处走三四趟不可，也就非得在赶路上少耽误一刻是一刻。上海、舟山、宁波以及内地别的许多地方，彼此相隔甚远，却各有一样要紧的东西非我亲去照料不可。

从宁波到上海约一百英里。宁波一带的考察我已经做完，很想尽快赶到上海，好看几种正开花的杜鹃——我很想把它们添进我的收集。再过两个星期，它们的花就谢尽了，那时各个品种便无从分辨。从宁波到上海有两条路：一条给外国人走，一条给本地人走。「合法」的路是先渡到当时由英军驻守的舟山，往东约三四十英里，再碰运气找一条要开往吴淞或上海的船。我知道若走这条路，多半要在舟山等上八到十天才能遇上这样的机会，这一耽误，我此行的目的就全落空了。于是我打定主意走那条禁走的路，后果如何，听凭它去。

这趟陆路走得很有意思。到了宁波河口的镇海城，我发觉当晚有几条小帆船要开往乍浦，便赶紧在其中一条上订了座。走到这一步竟这样顺利，我很意外——我本以为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难处，正在于动身。后来才知道这要归功于我那中国仆人：他恰好是镇海人，认得那船的船主，便说动他，说我走这条路并没有什么妨碍；何况他尽可把我在乍浦放上岸，谁也不会知道我是怎么去的。

傍晚，为着风潮、也为着多揽些客和货，耽搁了好一阵，我们才起锚扬帆。横渡杭州湾时潮流极急，中国的帆船小船若没有顺风，是从不横渡的。同我在这条小船上同行的那一群客人，形形色色，古怪得我永世忘不了。我们统统挤在中舱里，铺盖沿两侧铺下，中间只留出一条走道。有几位客人是体面的商人，可便是他们身上也有一种肮脏叫人不舒服的地方：一种名字说出来有伤文雅的小虫，在他们暖烘烘的衣褶里被大批地养着。我的铺盖一铺下，头一件事就是用箱子、枪盒和另外一两只箱子把它围起来，好尽量防着这类访客抛开它们正主儿、搬到我这里来落户。可是任我怎样小心，也几乎没法子同中国人隔开，因为这小船一颠，我们就从这边滚到那边去。

这一夜大半时候，中国人都在抽鸦片抽烟。天亮时舱里的景象很奇：几乎所有的客人都睡熟了，东一堆西一堆地躺着，那是夜里被船颠来簸去挤成这样的。夏天清晨的微光里，他们的相貌形容落在一个外国人眼里是很触目的。我几乎觉得能从躺在我面前这些人身上读出他们各自的性情来：那个是抽惯鸦片的——那是断断错不了的——面色灰白憔悴，呼吸又急又乱，人瘦得颧骨仿佛要把皮顶穿；有几个像是为生意操碎了心；另外几个却像是心地轻松欢喜，睡得很沉。人人前半个头都剃得精光，辫子乱七八糟地摊在各处。

夜里大半时候风潮都顺，这时我们已渡过大半，北面天边已望得见乍浦附近的山了。大家很快都忙着预备早饭。中国人在海上的早饭主要是米饭、鱼和菜蔬。船东供客人的饭食，除船钱外每人另收一点钱；客人若不愿吃早饭或午饭，也就不必付。早饭吃完，有的抽鸦片，有的抽烟；抽完多半又去睡了，不多时都睡熟。中国人出门，除了吃、抽、睡，别的事做得极少。我在这个国家游历的全部时间里，不记得见过一个中国人在看书。

上午十一点钟光景，我们在乍浦城对面一个淤泥的海湾里抛了锚；那里落潮时许多帆船都搁在干泥上。我把行李放进一只小舢板，划向岸去。「你顶好把鞋袜脱了，把裤腿卷起来。」快到上落处时，一个中国船夫说。这话的妥当与必要立刻显出来了：船一靠滩，我发觉要走上四分之一英里齐膝的烂泥，才踏得着实地。这时我这趟远行到了紧要关头。趟过烂泥以后，我打听最近的泉水在哪里，便动手洗濯，并不设法乔装，因为我穿的是寻常的英国衣裳。洗还没洗完，已经被几百个本地人围住了；他们见了一个英国人仿佛惊异极了，虽说这地方在上次战事中被攻取过。关于我的种种打听纷至沓来：「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来做什么？」这样的话向我、或向随我来的人问了上百句。可是人人都很客气，丝毫没有要为难我的意思。随后我走到城边几座山上去察看那里的草木。路上我看了几座庙，是战时被我军炮毁的，至今还是那副残破样子。几百人跟着我上山；山上的景致是我在这个国家所见最好的景致之一。南方的山到这里为止，扬子江的大平原从这里开始：朝南朝西看去，群山雄峻地耸立着；朝北看去，眼里便是一片丰饶平坦的原野，千百条河渠灌溉着它，星星点点满是城镇村落，住着无数勤劳而快活的人。乍浦和它四围的地面，当得起「中国的花园」这个名号。

看过山，我下到乍浦的满城去。城外一带又大又稠密，城墙里头却不很广：城是方的，墙的周围不过三英里，看去很旧，四围有一道护城河，那河同时也当运河用。满洲的兵和他们的家眷住在这里，同城里的汉人居民完全分开过活。

街道、房屋、铺子都同我前面记过的一样。说实在的，中国的城镇彼此太像了：一个熟悉北方各城的旅人若被蒙上眼睛放在其中一座里，他要说出这是乍浦、是宁波还是上海，会难得很。我在铺子里看见相当多的日本货，那是每年由同日本通商的帆船运到这里来的。

等我把主要可看的东西都看过，已是下午晚些时候，我便想着出城，取道往上海去。我早已托仆人打听明白开往上海的船在河渠的哪一段上，这时便往那里去，打算雇一只船。这一整天里我身后总跟着一大群人；如今我眼看要走了，人更多了：街巷、窗口、屋顶上挤满了人，可是人人无害而且客气。我到了河渠边，想同一个船夫说话，人群跟着挤上来，多得我若上了船，那船多半要被压沉。可怜的船夫吓坏了，任我许什么重赏，也不肯载我；他们苦苦央求我别上他们的船，说人挡不住，必定跟着一拥而上，要出事的。

这一下我进退两难，几乎不知怎么脱身。末了我很不情愿地决定去找官老爷。凡能避免的时候，同中国的官府打交道总不是上策；可这一回没法子。我打听到管船的官住在哪里，便去拜访，身后自然跟着一大群人。往他府上去的路上，我的仆人赶上来求我：别对那官老爷说他是我雇的，也别说带我到这里来同他有什么相干。我的中国话已能把意思说明白，用不着他做通事；我自然也不愿为我的缘故连累他或他的亲族。

到了那官的府上，门一开，我大大方方地走进客厅。仆人要把人群挡在外头着实费劲，他们半是吓唬半是动鞭子才办到——那鞭子用得比我们英国人所能赞同的随便些；不过在中国，这是处置乱民的常法，那些人自知该打，挨了也就安安静静的。

「告诉你主人，我要见他。」我用很高的声气对一个随从说；他立刻走进内室，随即领着那官老爷本人出来——袍服、帽子、顶珠、花翎，一身最气派的行头。我向他深深作了几个揖，他也极有礼地还了礼。「我急着要到上海去，」我说，「一直想雇一只船，可是没有你帮忙办不成。可否请你玉成？」他照中国人谈话不变的规矩，先把我的话复述一遍，然后问我：「你多大年纪？」这话看去古怪，可是在中国人算是客气话，一般是最先问的几句之一。我谢过他的垂问，告诉了他我的年纪，也问了他的，随后又把船的事提了一遍。他于是答应打发一个仆人去雇；这当儿请我吃些糕饼喝茶，东西立刻端了上来。我带着的那支枪是这老人家极好奇的东西，尤其是枪机和火帽，他说他从没见过。我吃着糕饼喝着茶的时候，他问了我无数的话，譬如：你上一站是从哪里来的？谁告诉你从这条路能到上海？等等；有些我答了，有些我觉得装作听不懂更便当。末了因我那仆人不知怎么露了馅，他属我所雇的事被人知道了，立刻报给那官老爷；官老爷便把他叫去，细细盘问了一番。

正问着，城里品级最高的那位官也来了——是他这位同僚请来会商我的事的。这两位大人在内室里商量了很久，出来极其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他们打算用他们自己的船，免费送我穿乡到上海去；为使我更舒服些，还要另派一只船送我的仆人和行李。乍一看这真是好意得很；可是我在天朝住得够久了，晓得对他们的动机非得细细看清不可，好破解他们在那份佯装的好意与客气底下所藏的用心。这一回他们的动机在我看来明白得很，就是：按《南京条约》，凡英国人被发现越出五口各自应划的界限，官府便可把他拿住，解到最近的英国领事那里；领事在这种情形下不得不重重罚他一笔。所以我若领了他们那番「好意」，到上海时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客人而是囚犯，多半要被当作囚犯交给英国领事。反过来，我若自己雇船、身边不带官老爷的人，那么严格照条约的字面看，我是稳妥的；便是到上海时有人告我一状，英国领事也不会怎样——除非我当真是在界外被拿住的，而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官员在这类事上极其小心，免得自己惹麻烦。

我立刻打定主意：论客气我决不输给他们。于是我作了许多揖，一再道谢，说这样白受厚意实在不敢当，我自己付得起盘缠；我所求于他们的，不过是准我雇一只带三四个人的小船，好让我赶到上海去。他们仍旧一个劲儿相劝，我也仍旧一味地推辞。两人又到内室去密议了很久；我想他们商定要试试看在我的仆人身上能不能奏效，便把他叫了去。他们叫他转告我：乍浦到上海路途极远，路上盗匪成群，必来劫我们；除非另派一只船、另派他们自己的兵随行护送，出了事他们可担不起。「告诉他们，」我说，「我已打定主意照我平常的样子走，任什么说辞也改不了我的主意；我给他们看过的这些家伙，足够打退路上遇见的任何强盗。」到末了没有办法，他们又打发一位差官带着仆人来对我说：他们正要往上海去，我若肯让他们同行，就感激不尽了。连这样一个「客气的请求」，我也只好回绝。两位官老爷见除非动武，否则只能由我，终于罢手了。

这时来了一个船夫，说他可以开往上海了。我起身告辞，才看见所有的仆役随从都被差了出来，为的是拦住人群、看着我平安上船。两位官老爷一同送我，我们排场堂堂地往河渠边走去。聚着的人群多极了，可是个个安静而客气。到了上落处，我谢了两位朋友的好意，向他们道别；跨进船，船便推入河心，不多时人群和那座满城就远远撇在后头了。

我们经过的地面平坦极了，耕作得极精，树木也比我从前到过的任何低地都茂密。天快黑时我们到了一座相当大的城，名叫平湖，离乍浦不过几英里，我便决定在那里过夜。天一亮我把那几个中国人叫起来，接着赶路。

我们如今穿过一大片蚕丝产区，那里主要种的是桑树。这时候（五月十八日）本地人正忙着采叶喂蚕。

桑树都是嫁接的，长出的叶子又厚又好。我弄到一株带回，如今在英国还活着，为的是弄清它究竟是哪一个变种、同欧洲养蚕所用的品种是否不同。不过它如今还没长到能断定的地步。有一件事却是确凿的：这一带出的丝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丝之一；至于这是因为喂蚕所用的桑树品种特别，还是因为气候或土壤，还有待弄清。

桑树——或者说桑丛——栽成行，最中意的地势是河渠两岸；它们不许长过四到六英尺高。本地人拿一把结实的大剪子，把所有的新枝贴着桩剪下来，然后或就地捋叶子，或成捆挑回家去再捋。没剪以前，这些桑丛看去极健旺，抽出粗壮的新枝和又大又厚、油光发亮的好叶子；叶子采光以后，这些丛看去就像一堆枯桩，盛夏里现出一副古怪的冬日模样。不过雨水下得足，土又肥，桑树这样多汁的植物不久就缓过来了。中国人仿佛极讲究：新枝新叶一采完，立刻把丛根旁的土松一松；这些桑园看去是很受照料的。

这里的田都小，一般由农人自家和亲族做活：他们不但栽桑、接桑、管桑，还要采叶、喂蚕、缫丝。

穿过这片蚕丝产区时，我到许多农舍里去看养蚕。蚕一般养在暗屋里，屋里从地到顶搭着一层层架子；蚕养在圆竹匾里，匾放在架上，随时可以把任何一只抽出来查看。这些穷苦的本地人见一个外国人走到他们中间来，惊讶得很，一般都以为我是要抢他们的蚕。凡我去过的村子，他们一概否认自己有蚕室——虽然门口的桑叶桑梗分明说着另一回事；而且总不忘指点我到别处去，一口咬定那里才有。不过临分手时，他们一般又放了心，把养的蚕以及养法都给我看了。

穿过杭州的蚕丝产区，一路往东，傍晚很晚时我们到了一座大城，名叫松江府，在上海以西约三十英里，便在它的城垛下过夜。第二天天一亮又上路，当天下午就到了上海。我在朋友麦肯齐先生家里住下；第二天早上下楼时，意外地看见我在乍浦的一位相识——就是前面说的那位差官——正同中国仆人们密谈。不过这时我已不大在意了，因为我很清楚这件事必定怎样收场。毫无疑问，整桩事已经报给了上海的道台——就是本地的大官——而他为着自己的体面，不能不略作表示。

过了一两天，我荣幸地收到英国领事下面这封信，并附有道台送给他的一封照会的译文：

「英国领事馆

一八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于上海

先生：兹将今晨接到的道台照会译文附上，请查照见复，望速赐解释为荷。此致敬礼。

英国驻上海领事　巴富尔」

所附照会如下：

「顷闻贵国商人福钧及其随员通事叶明珠，自定海来上海，海上遇风，船只漂至乍浦；浙江地方官随即加以保护，沿海送行，现住明利行内。故烦劳贵领事查明其系何船之商人，见示为荷。专此，顺颂日祺。」

「（译文属实）通事麦华陀签署」

读这份文书时，我不能不佩服这位老人家的精明。他心里明明白白：这里头没有一句是真的——我不是从定海来，是从宁波来；海上并没有遇什么风，只有那阵安安稳稳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的顺风；末了，我也不是被沿海护送来的，而是穿过内地走了一趟极愉快的路。我一眼就看出：这位好道台的用意，是留个余地让我把他所说的一概否认；照着谁也不必自证其罪的道理，我给英国领事写了下面这封回信——这封信对道台无疑是极其满意的，正是他所要的：

「先生：昨日惠书敬悉，附上海道台照会译文一件，嘱即赐复。谨复如下：照会中所述情形与本人无涉，道台想系误会，或系得了不实之报。此致敬礼。」

不用说，这件事此后我再没听人提起；由此我断定：我的回答一定被认为极其满意。我到上海时正赶得上办完手头的事；这趟「陆路」之行办得这样顺当，我心里也着实高兴。

第二十章扬帆赴闽江上的福州府

扬帆赴闽江上的福州府、雇引水人的新奇办法、闽江的进口、两岸的景致、福州府的桥、中国的轿夫、受本地人的侮慢、城与城厢、本地的买卖、捕鱼的鸬鹚、钞票、本地人的品性、太太小姐们与她们爱花的癖好、人口、论福州府作为通商口岸、官府的密探、园圃与苗圃、官员的诓骗、离福州府上茶山、记山中景色、红茶产区、山上的植物、这一带的农事、本地的果子、气候与气温

在上海的事办完，我离开那座城，扬帆往闽江上的福州府去。福州府是福建省的省城，在北纬二十五度三十分，靠近有名的武夷山，约在舟山与广州之间的中途。将近闽江口时，我们在几个名叫白犬岛的岛屿背风面抛了锚，为的是找一个渔人替我们把船引进江去——江口对生客颇难行，直到不久以前还测绘得不完全。我们坐船上的小艇上岸去找人，见到一个小渔村，住的都是男人和男孩，多半带着海盗般的凶相。这些人似乎只在一年里某几个时节到这里来打鱼；季节一过，就搬到大陆上更舒服的住处去。这岛上从不许女人住。

我们挑了所能找到的最经风霜的一个人，问他认不认得进闽江的水道，能不能把一条吃水三英寻的船引进去。他立刻答说能；可等我们要他上船，他又变了卦，迟疑起来——大概是信不过我们，或许是怕惹祸，不知道官府会怎样看他这样做。肖先生、弗里曼船长和我便商量该怎么办：一条船和一船贵重的货都押在这上头；江口附近那些又多又险的沙滩就在眼前；而这人不肯效劳，不过是出于害怕和无知。我们断定：既然「急了没有王法」，把他硬带走也算不得什么大错。于是我们把小艇划到他那只小船边，把他连船一齐带到大船上；他不多时就把害怕全丢开了。

中国人实在是一个古怪难解的民族。我们把这条船上的人带上大船时，他们那份漠然，是我生平所见最甚的。他们的同伴也一样——那小湾里另有好几条船——看见我们的人上了船、起了锚、扬了帆，竟连看也几乎不看一眼，一点也不显得诧异。

第二天早上，我们这位引水人把船开动，从一条我们海图上没有标出的水道把我们引进闽江；他对各处水的深浅了如指掌，末了把我们平平安安地泊在离江口几英里的一座小庙对面。在快到最险的那一处——要从两片沙滩中间穿过去——以前，船长很平静地告诉他：他若弄错了、把船弄搁浅了，就要割掉他的辫子——那对一个中国人差不多是最重的刑罚了。他听了耸耸肩，狡黠地看了一眼，说：「好吧，一会儿就见分晓。」等平安到了锚地，这老人家觉得该轮到他开玩笑了，便得意地转过身来，一只手抓着自己的辫子嚷道：「喏，这辫子怎么样？割呢，不割呢？还是你满意了？」

我们进江所走的那条水道，本地人叫作「五虎门」。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块极奇的岩石——或者说小岛——像是裂成五座金字塔，中国水手对它极其尊崇。说实在的，他仿佛把它看作海神的化身；每逢从海上回来经过这里，总不忘向它称谢献供。中国人常被人讥诮说对自己所奉的宗教漠然；可是他们在圣地烧香礼拜时那份恳切虔敬，却足以叫许多信奉更圣洁更纯正之教的人惭愧。

闽江口一带以至往福州府去的景致又触目又美。江的宽窄深浅随所经的地方大不相同：近江口处，以及江与山之间地面平坦的几处，宽不下一英里；另有几处山几乎逼到水边，江便又窄又深又急。从闽江口到福州府之间，这样的地方有两三处。这一带通体多山，许多山至少三千英尺高；这个时节几乎天天有雷雨，雷雨在这些山间造出的景象雄伟壮丽。

看得出中国人在战时极怕我们到这地方来：我留意到江两岸凡最扼要的地方都筑了炮台；不过如今多半没有炮，也已经残破了。

溯江几英里处的闽安小镇和炮台，坐落在一座斜向水边的山上，位置极好；它天然的形势那样险要，若由英国兵把守，任何强敌也攻不过这道关口。

城下游几英里处，江面几乎横着被石头和旧帆船堵住，涨潮时都淹在水下。我想他们「打算」的防法，是要把我们的船统统撞毁在这道障碍上，再用近旁的炮台把我们的人打死！

江两岸有许多庙宇，都建在极幽美如画的地方。榕树——一种细叶的榕——是僧人极爱的树，庙旁总有它；它深绿的叶子和四面张开的枝条，给人挡住毒日头，投下宜人的荫。福州府下游约九英里处，江左岸的一个岛上立着一座秀气的小宝塔；近旁是大船的锚地——大船再往城里开是不稳妥的。凡低山都整整齐齐地开成梯田，种着白薯和花生；较肥的山上，耕作一直上到海拔至少二千五百英尺。可是许多山十分荒瘠，表面处处露出光秃的花岗石；石间几乎总有泉水流出来，水在山谷里汇起来，便成许多好看的瀑布，一路跌进闽江去。这一带有几处林木颇盛——至少在中国算是盛的；把这景致合起来看——美丽的江水在群山间蜿蜒，还有它的岛、它的庙、它的村落和炮台——我以为这虽不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却是我所见过最幽美如画的地方。

福州府的城和城厢坐落在群山间的一片开阔处，离闽江口约二十英里。江从城厢中间穿过，两岸由那座有名的桥连起来，桥名「万寿」，就是「万代」的意思；人向来说它有一百个桥拱。其实它根本不是拱桥，可仍旧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长约二千英尺，立着五十根结实的石柱，柱与柱之间架着大块花岗石板，那便是桥面。雨季里江水从这些柱间冲过去，急得吓人；而这桥显然已经立了许多世代，足证当初造得何等结实。

我们把船留在闽江口，肖先生、弗里曼船长和我坐一只本地的船上城去。正上船时，我们那位老朋友引水人——这时他同我们已很熟了——过来求我们把他捎到路上头一个市镇去。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回白犬岛打鱼去，他答道：「你们给我的引水钱，会被海盗抢光的。我得先把钱交到镇上一位朋友手里，稳稳当当地存好，然后才回岛上去。」

因为近来大雨，水流很急，我们上城走了将近两天。我们在上面说的那座桥附近上岸，立刻打听英国领事的住处；人家说他住在城里一座庙里，离上落处约三英里。那时城厢的街道几乎全泡在水里，有些地方深到四英尺，这段路是无论如何走不成的；其实也用不着试，因为轿夫把我们团团围住，非把我们塞进轿子不可，那股劲头同伦敦公共马车的售票员揽客一样。我们乐得依他们，上了轿，往领事府上去。这里的人见过的外国人很少，格外无礼讨厌：几百人跟着我们，挤在轿子四周；「洋番仔，洋番仔」——那是他们叫外国人的名目——四面八方灌进我们耳朵，还常夹着别的意思坏得多的称呼。走在我们轿边的中国仆人，也因同我们有瓜葛而挨骂受欺。有一条街上水深得我不得不站到轿座上，饶是这样，水还漫到我脚上。这里人群骂得极凶，还朝我们泼起水来。起初我们的仆人还忍着，末了忍无可忍，回身同他们干起来。这场面既好笑又叫人不痛快。所幸我略略走在前头，大体上没卷进这场混战；弗里曼船长却分到十足的一份，浑身湿透。进了城墙里头，就再没有人来搅扰了，我想那是因为城里的差役更有威严之故。

这城有墙有防，格局同宁波、上海一样，周围至少八九英里，照例有东西南北四门。城墙上和城门上各处都筑着谯楼，楼里安着炮，有几门照上面的铭文看，是上次战事开头时铸的。南门北门之间有一小片地没有盖房子；城墙内其余的地方，房屋密得很。城里有两座颇好看的宝塔，还有几座建着庙的小山；在那上头可以把城和城厢看得很清楚。英国领事就住在其中一座山上。

中国各城的街道样子都差不多：有的略宽些，铺子也好些、招人些；可绝大部分又窄又脏，福州府在这条通例上决不是例外。这里铜的买卖看来做得很大，因为满是铜器的铺子极多，尤其是锣，我看见大大小小的锣多得不得了。这铜主要是琉球来的帆船运来的，他们还运来相当多的金子。据说这两样金属本是日本的出口货。我在闽江口上过两条这样的帆船，它们正要开往琉球，装着茶油；他们告诉我，那是拿铜换来的。这里还大量制铁，抽铁丝的行业也很兴盛。不过本埠出口的大宗是木材：木材大批从闽江上漂下来，在江边城厢里堆得占地好几英亩。从厦门、宁波、乍浦，甚至远自山东省和直隶湾来的帆船，有几百条常年做这宗买卖。木材主要是一种常见的松，用来盖房子，装船以前一般已按用途锯成段。这里也随时买得到大量优质硬木的好板子。装木材的帆船装得极有本事，货有一大部分绑在船舷上，船便胀成平常宽度的三倍。

福州府的钱庄业比我到过的别的城都盛。纸票是常用的交易媒介，人们对它信得极过，宁可要它而不要洋钱或「铜钱」。有的票小到四百文——合英国钱约一先令六便士；也有数目极大的。

这里的人习惯上比北方城里的人干净得多，也像是更精干的一族；说实在的，在这些方面，他们比同别处的人更近于广州人。我很诧异地发现他们吃牛肉，甚至喝牛奶，而且吃喝得不少；这两样东西在我到过的别处是从不入口的——说实在的，别的地方的中国人看见英国人吃这些，总要大惊小怪一番。

福州府的太太小姐们特别爱用花——真花假花都用——来装点头发。乡下的村姑用大而艳的，譬如红木槿；讲究些的姑娘则爱茉莉、晚香玉一类；不过假花用得比真花还多。

福州府的人口估计约五十万；我毫不怀疑：把城厢和附近无数村落算进去，这个数目并不算夸大。直到我离开中国时，这里的通商几乎一事无成；我不能不觉得：这地方在这方面的长处被大大地高估了。它对英国永远不会像北边的上海那样要紧，缘故极简单：这一带的地形对它不利。四围通体是山；河流湍急，有些地方又浅，还常被雨水泛滥。因此货物往内地自由运送有许多阻碍。人们曾以为福州府大占便宜，因为它靠近武夷、也就是红茶产区，一时还以为它可以成为运这宗货往欧美的大总汇。可是这个看法至今证明是落空的；我相信如今已经弄清：红茶运到上海或宁波比运到福州府便当得多，尤其自从武夷茶的声价跌落、北边别的地方取代了武夷山、供着商场上的红茶以后。

除了这些不利，这里的人似乎是不守法而好闹事的一族，凡广东人的脾性他们都有：同他们一样恨外国人恨得刻骨，也同他们一样自高自大。这口岸自向英国开放以来，已经出过好几次很严重的乱子。

拜访过英国领事，我们回到城厢去找一所房子，好在盘桓期间住下。到了江边，发觉我们的行李和仆人都已安顿在一个人的家里——那是官府指派他留宿我们、照看我们的。我们巴不得躲开外头侮慢的人群进屋去，因此对住处也不很挑剔。可是不久就发觉：我们被看得极严，一举一动都立刻报给官府。

我头一件事是把这一带所有的园圃和苗圃找出来。已故的李太郭先生是这里头一任领事，对植物之学极有兴味，可惜他已经离开此地往厦门去了。所以样样都得从头费力，同我初到北方各城时一样。费了极大的力气、受了极多的烦扰，我到底把城里城外好些园圃苗圃找了出来，也弄到几种新的花木。

闽江的河谷许多地方还淹着水，在里头行走是件极难的事。有一天早上，我带着一个向导和一个苦力，往乡下很远的地方去；带那苦力是要他背我过那些明知还淹着水的低洼平地。走了一阵还好；可潮水涨起来，我不久就发觉：要么原路退回，要么索性不管水——因为我们要走的路全淹了。我不愿回头，便只管走下去，常常齐腰地趟水；这样接连过了好几天，还顶着荫处至少华氏九十五度的毒日头。这样的折腾，很少有人的身子受得住而不出事；我后来为此吃了大苦头。

这时我很想再往内地去，尤其想去山里的红茶产区；可是官府从密探那里知道我的一举一动，便百般设法劝阻我。他们对领事说——而且使他相信了——他们所以要拦住我入内地，唯一的缘故是当地民情不稳，外国人置身其间不安全；说他们过些时候要同我所要去的那一带的地方官通个气，办妥了我便可以放心前往。可是我同这个国家各处的中国官府打交道打得太多了，他们的话我一概不信，尤其在我知道他们另有所图的时候。这一回他们的用意是一天一天地拖，拖到我不得不离开这一带为止。中国人要达到一个目的，唯一的问题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更可能得手；哪样合用就用哪样，也许略略偏爱后一样。

他们发觉：任他们把百姓说得多么凶悍敌对，我仍旧决意要去，便索性宣称这一带根本不种茶——他们一口咬定：一个英国人跑到乡下去看，除了看他心爱的饮料是怎么种的，绝不会有别的目的。说实在的，每一个中国人都笃信：若没有天朝的出产，我们这个民族简直活不下去。据说战时天朝陛下皇帝本人还劝他的臣民想尽办法，不让英国人弄到茶和大黄——一样是他们赖以为生的，一样是他们的药；陛下说，没有这两样，他们支持不了多久，这样收拾他们比用刀兵还容易。

我告诉那几位官老爷：这些山上有没有茶园，我并不在乎；可是长话短说，我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动身，取道上茶山去。我所经过的平地在城北与山之间，主要种稻、甘蔗、姜和烟草。小山的坡上、以及高山往上相当远的地方，夏天大量种着白薯和花生；可越往上，山越崎岖，耕作便停了，只剩本地原生的草木。翻过这些山，我得出一个结论：这里原生的植物介于南北两方之间——南方热带的种类见于低地，更北纬度的种类则生在海拔二三千英尺的山上。在低谷里，细叶榕长得很大，是当地人极爱的树，村落和庙宇附近总有它。

沿着一条有名的山道费力爬上去——那道一路铺着石头，半山腰还有一座歇脚的茶亭——我到了山顶，那是中国这一带最高的地方。眼前展开一片壮丽的景象：闽江的河谷一直铺到对面的山；福州府城连同它的宝塔、庙宇和谯楼立在平原正中；宽阔的江水平静地蜿蜒向海；山外有山，重重高起，把人的心震得又惊又叹。

就在这些山间、在海拔二三千英尺的地方，我找到了我极想看的红茶产区——而它的存在是被我那几位「多情」的官老爷否认过的。我到过北边好几处绿茶的地方，很想弄清楚：两处的茶树是不是同一个种，还是像一般所信的那样是两个种。我在前面一章说过，北方绿茶区的茶树就是植物学家所称的地道绿茶种。这一回我很幸运：不但找到了一大片茶区，还赶上本地人正在采叶制茶；我不但采了标本存入腊叶馆，还掘了一株活的，后来带到北边绿茶的山上，细细一比，发现它同绿茶种一模一样。换句话说：一般从中国北方各省运到英国的红茶和绿茶，是用同一个种制的；颜色、气味等等的不同，全是制法不同的结果。

在这一带，我没有遇见什么在国内别处没见过的植物。我看见杉木极多；说实在的，这个种同较常见的马尾松，几乎是这片山地里仅有的像样的大树。这些山里的人见了外国人很诧异，四面八方涌来看我；不过他们比低地和福州府的同胞客气恭敬得多。

这趟回来以后，我大半工夫用在察看城郊的苗圃上。那些苗圃里有几种很可玩味的花木。中国各处铺子里极常见的那种有名的佛手，在这一带似乎栽得极好；说实在的，这里像是它的原乡。福州府一带仿佛是中国山茶的大花园：国内别处我从没见过这种花木这样健旺、栽得这样漂亮的。龙船花和绣球花也养得格外好看；绣球花开的一律是极深的蓝，比我在英国所见的深得多。它们种在一种肥沃的好壤土里，那土里有某种化学成分，颜色之深正由于此。

这里同北方一样，冬月里农人种麦和青菜。低地凡能灌水的，夏秋两季大半种稻：头一季七月熟，第二季照北方各省的样子插在头一季的行间，到秋天熟。本省大量种烟草，农人栽它极其用心，想尽法子使叶子又大又好：为此把花一概按时摘去，小而无用的叶子一长出来也摘掉。糖和姜在中国这一带种得也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多；山坡上则遍是白薯和花生。

果子里，李子还好，可是不如我们英国的；桃子形状古怪，却不值一吃。真正称得上中国果子的，如荔枝、龙眼、黄皮，倒都极好——这里的气候极合它们。我在这里时（七月），荔枝树上挂满了红艳的果子，好看极了：果子同那深而清亮的绿叶相映，实在相得益彰。闽江一带还有大量的橙、香橼和柚，不过这个时节都还没熟。我头一次见到通称中国橄榄的那种树——那是因为它的果子像欧洲的油橄榄而得名；也头一次见到中国的枣，它结的果子同运到英国去的椰枣颇相像。

福州府附近的田里，大量种着芬芳的茉莉。它用来装点太太小姐们的头发，也用来点缀富家的席面。我相信南北各处园子里这种人人爱的花，都是福建省供给的。此外还种着别的几样灌木，如九里香、米仔兰、珠兰，为的是它们的花可以掺进茶里。

福州府的气温，仿佛介于南边的香港和北边的上海之间。六月和七月初，寒暑表在华氏八十五度到九十五度之间；七月中旬升到一百度，我相信这是很少超过的。下面这个表是已故的李太郭先生所记：

一八四四年——八月：最高九十六度，最低八十二度；九月：最高九十度，最低八十二度；十月：最高八十六度，最低七十一度；十一月：最高七十八度，最低六十五度；十二月：最高七十五度，最低四十四度。

一八四五年——正月：最高七十二度，最低四十四度。

夏季季风转换前后——就是四月到六月——天气一般不定而多雨；七月和八月一部分时间，这一带常有大雷雨。八月底、九月和十月初，一般很干。这时季风又转成东北，天气便多变，整个冬天都是如此。

在这里逗留期间，英国领事馆的沃克先生待我极好。本地人到末了仍旧讨厌难缠；我在这一带的事做完时，心里着实轻松。

第二十一章搭一条帆船

搭一条帆船、离开闽江一带、害了一场热病、船上的敬神仪式、遭海盗袭击、船上的情形、中国人的怯懦、海盗被打退、船上众人的感激、一处「稳当的锚地」、又一队海盗、交手与结果、到舟山、船上众人的忘恩、叫他们守信的法子、上海外国侨民的厚意、大桃子、收集打包、离开华北、扬帆回英国、驶入泰晤士河、结语

我到福州府时，这地方虽已向英国人开放通商、也驻了英国领事，就商务而论却还很少为人所知。闽江口据说极难行、极险，因此敢到这口岸来的外国船很少。所以等我的植物考察做完、预备北上回上海时，只好设法搭一条中国帆船；那时正有整整一队帆船，过几天要开往宁波和乍浦。我知道本地人多半对外国人又厌恶又提防，心里颇疑惑能不能说动他们让我搭船；万一不成，我已打定主意：径直下到江口去，「不讲客套」，管他答应不答应，上船就是。所以当我打发仆人去打听他们几时开船，他竟带着船主和几个水手一同回来，而且个个不但肯带我，还巴不得我同去——这叫我又意外又欢喜。

往宁波、乍浦去的帆船，装的货主要是木材。木材堆在甲板上，还用极结实的大竹索牢牢绑在船舷和船帮上。福州府港里有好几百条这样的船装货，夏天尤其多——那时季风正顺，好回北方去。官府对这样一大队船提防得很，连自卫的炮也不许他们带，显然是怕这些炮有朝一日掉转来对着官府。这条章程的结果是：这些可怜的水手连同他们船上的全部家当，往往轻易就成了海盗的猎物——这一带海面上海盗多得很。

货装齐了，帆船的船主来告诉我可以动身，请我上船。我收拾行李的时候，他极仔细地察看我的火器，对我说：「但愿你的枪是好枪，火药铅子也带得足？」「你问这个是什么缘故？」我说，「沿海北上，我看没有什么可打的。」「哦，有的，」他答道，「我们多半要遭『洋盗』袭击——那些岛子外头到处是他们。」「『洋盗』是什么人？」我问我的仆人，这名目我从没听过。「哦，就是海盗，」他说，「我们都怕他们怕得厉害。」「胡说！」我嚷道，「没有海盗会来袭我们；就是来了，他们也要后悔。」那时候我全不知道这一带海面上这些不法之徒有多猖獗，只当是告诉我的人胆小。

我一上船，就起锚顺流而下，到了闽江口。那里泊着一大队帆船——约一百七十来条——同我们一样装着木材，预备开往北边的宁波和乍浦。当晚各船船主在我们这条船上开了个会，公推几个人去见官老爷，请官府派兵船护航，保这队船不受海盗之害。这样的交涉办了好几天；可是官老爷的索价太高，船户们不肯依，末了决定不要护航，径自开船。正在这时候，风转了，刮起三天北面的大风；随后又转到南面，同样猛地刮了三天。这些船遇上坏天气是从不出海的，哪怕风是顺的。又是大风又是同官府交涉，我只好在江口过了两个星期的帆船生活。

我身子好的时候，日子还过得去；可是过去这个夏天的暴晒——尤其在福州府——已把我的身子一点一点掏空了。那场热病大概被身子的劳动压住了一阵，如今发作起来，逼我躺倒在铺上，一连许多天，时而不省人事。偶尔清醒时，我实在以为自己的行旅就要到头了，我的坟将孤零零地在闽江岸上。死在异乡人的国土里，身边没有一个朋友、一个同胞替我合眼、送我到最后的安息之地，这仿佛太苦了；而家、朋友和故国，那时在我心里显得加倍地亲。

风顺了好几天，天气看去也定了，帆船的船主下到我躺着的地方，告诉我他们打算第二天早上开船。他又问我的枪和手枪是不是都拾掇停当，火药铅弹是不是带够。我仍旧只当他们把这趟航程的危险说得太过，便笑着说：「不用怕；我样样都齐备，来多少海盗我都包打退。」可是我分明看出：船主和水手是真为这趟航程发愁，若再来一场大风、好有个借口再拖一拖，他们是巴不得的。不过他们再没有推托的理由了，便议定第二天一早全队开船。

中国的水手出海以前，必先献祭敬神，求神保佑一路快而顺。所以这一天，我们船的舱里收拾停当，桌上摆满了猪肉、羊肉、果子和菜蔬的碟子；桌上点了一阵蜡烛烧了一阵香，整桩事有一种庄严有气派的样子。厨子仿佛就是大祭司，一应仪节都由他主持。不单这一天，平日在那间供着神像的小龛里点烛烧香、伏地叩拜，也是他分内的事。

第二天一早，全队船都动了起来，一齐开船，为的是彼此照应。风潮都顺，我们沿海飞快地走，不久闽江和它那幽美如画的景致就看不见了。彼此照应的办法不久仿佛就丢开了，船三条四条地分散开，各自尽力走得又好又快。下午四点钟光景，我们离闽江已有五六十英里，船主和引水人急急忙忙下到我舱里来，告诉我：他们看见正前方有好些「洋盗」，正候着我们。我嗤之以鼻，说他们见了哪条帆船都当作海盗；可他们一口咬定就是。我于是觉得还是稳妥些好，便预备应付最坏的情形：我拖着病、发着烧从床上起来，仔细检点火器，把枪和手枪的火门通干净，换上新火帽；又在枪里每一发散弹上头压进一颗弹丸，两个侧袋里各插一支手枪，静静地等着看结果。借着一具小小的怀中望远镜，我看见最近那条帆船驶近时，甲板上挤满了人；这一下我对它的来意再不怀疑了。那位引水人是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时走过来对我说：他觉得抵抗没有用——我或许能打退一条、甚至两条，可五条一齐上来我是没有指望的。我当时的心境既不肯听人劝、也不肯受人指使，便喝他去干自己的活。我心里很明白：我们若被海盗拿住，我是万无幸理的，因为他们头一件事必是把我敲死抛下海去——放我走在他们看来太危险。同时我不能不承认：要打退这么多条船，我实在没有多少指望；我打心底里巴不得自己此刻在天涯海角，只别在这里。

我四周的景象很奇：船主、引水人和一两个本地客人正在掀舱板，把银钱细软藏到压舱石里去；普通水手也有他们的铜「钱」要藏；整个地方乱哄哄的。把较值钱的东西都藏好了，他们才动手作些防备：从舱底搬上几筐小石头，倒在甲板上最便当的地方，打算等海盗近身时代替火器用。这是中国各处常见的防法，若敌人也只有同样的家伙，那是够管用的；可我们如今所在的福建海面上，海盗船都带炮，满甲板的石头对他们几乎毫无用处。

大伙儿乱着的时候，我一时不见了我自己的仆人。等他回到我跟前，他那副样子变得我认不出来：他浑身穿着从水手那里借来的破烂；水手也个个换上了最坏的衣裳。我问他为什么把外表弄成这样，他说：海盗只把有钱、可望重价赎身的人捉去；一个穿破烂的人，他们是不屑于抓的。

我身边围着好几个船员，真可以叫作「约伯的安慰者」：有的出这个主意，有的出那个主意；许多人主张把船掉头逃回闽江去。最近的那条海盗船这时离我们只有两三百码，把舵一压，一排炮打了过来。我们船上这一下全是惊慌失措：除了掌舵的两个人，个个都往舱下跑。我料着这两个转眼也要弃了舵位；那时我们就成了海盗到嘴的肥肉了。「我的枪比『洋盗』的炮离你们近，」我对那两个人说，「你们要是离开舵，我一定打死你们。」这两个可怜人的神气很不好受；不过我想他们觉得挨海盗的炮总比挨我的枪强，便守住了舵位。手边的大木板、成堆的旧衣裳、席子之类都被抛上来挡炮子；我们把每一寸帆都张满了，风又顺，正以一点钟七八英里的速度走着。

海盗打来的炮子落得离我们还远，我因此得以估量他们炮的射程和威力，这对我颇有用处。指望我们这些胆小的水手帮忙是断断不能了：他们中间连一个敢用那些搬上甲板的石头的人也没有——那石头等海盗近些时也许还能派点用场。顺风和满帆都没有用：追我们的船跑得快得多，正迅速地逼上来。最近那条海盗船又打了一炮，这一回炮子正落在我们船尾下方。我仍旧按兵不动：我早已打定主意，不到确信我的枪打得着，一枪也不放。接着第三排炮呼啸着从我们头顶上、从帆里穿过去，所幸掌舵的和我都没有被打中。

海盗这时像是十拿九稳要得手了，一面冲下来一面像鬼一样呼哨怪叫，同时装填他们的炮，显然打定主意不吝惜炮子。这是极紧张的一刻：我一开始就想好的那个法子，如今要见真章了；海盗若不像我所信的那样胆小，我们落到他们手里是无可挽回的。他们那可怕的怪叫，隔了这些时候、我人在地球另一边，仿佛还在耳朵里响。

最近那条船这时离我们不到三十码，炮已装好；我知道下一排炮要把我们的甲板整个扫平。「喏，」我对我们的舵手说，「眼睛盯住我；一见我趴到甲板上，你们也立刻趴下，不然要被打死。」我知道那海盗船如今在我们船尾，若不把舵压下去、让他的舷门同我们的船尾成直角，炮是打不着我们的——他的炮是从舷门里放的。所以我死死盯住他们的舵手；一见他压舵，我就喝令我们的舵手趴倒在一堆木材后头，自己也同时趴下。刚趴下，轰！轰！他们的炮响了，炮子紧贴着我们头顶呼啸过去，四面的木头被打得木屑乱飞；所幸我们一个也没被打中。「快呀，大人，快呀！他们够近了！」我的同伴们喊——他们可不想再挨方才那样一排炮。我也是这个主意，便从我们船高高的尾板上挺起身来；海盗离我们不到二十码，正呼哨怪叫，我用双管枪把散弹和弹丸从船头到船尾横扫过他们的甲板。

便是一个霹雳落在他们中间，也不能叫他们更吃惊了。受伤的无疑很多，大约也有被打死的。总之，方才还挤满甲板的全船人——不下四五十个——一转眼奇迹般地不见了：不是躲到船舷后头，就是趴在地上。他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那条船竟没了掌舵的人，帆在风里乱拍；而我们仍旧满帆照原路走，不多时就把他们远远撇在后头。

另一条船这时又像它的同伴方才那样大胆地压了上来，同样开起炮来。对付头一条既然这样得手，我便决意照样对付这一条：不管他怎么打，等他近身再说。局面这时紧张起来：头一条船已经又走起来，跟在我们尾后，虽然保持着恭敬的距离；另有三条虽还远些，也正拼命朝这边赶。这当儿第二条几乎逼到我们船边，不时用炮打我们一排。我照旧盯住他们的舵，尽量掩蔽自己；我那几个可怜的舵手一面掌舵一面苦苦央求，叫我快些朝追兵开枪，不然我们都要被打死了。等他们到了离我们二三十码处，我把两管枪里的东西一齐送了过去，照旧把他们的甲板横扫一遍。这一回舵手倒了，无疑另有几个也受了伤。不到一两分钟，我就只看见一块块木板和盾牌，那是海盗举起来挡我枪子的；他们的船因没了舵手，抢风停住，不久就被我们撇下老远。

我盯着这条船的时候，我们的人喊我：下风船头附近还有一条，我因被主帆挡着没有看见。所幸那原来是一条同我们一样的宁波木材船，是不久前被海盗夺去的；船上虽然是那伙无赖，却没有炮，害不了我们。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宁波船上可怜的水手都垂头丧气，吓得不轻。后来我听说：一条船被夺以后，凡要紧的人——如船主、引水人和客人——都被带下船去，另派一批海盗上去，把船开进他们在岛屿间的巢穴，扣在那里，非重金赎人赎船不放；有时赎金弄不到，就把桅杆帆桁以及一切值钱的东西拆走，把船一把火烧了。

另有两条海盗船跟在我们尾后有一阵子了，一见这情形便不敢再靠近；末了——这叫我大为快慰——这一伙全都掉头走了。

这时候我那些「英雄」同伴该从藏身处出来了；他们出来得极其麻利，学着方才海盗的样子呼哨怪叫，还讥笑着喊他们回来再打。石头这时也被勇敢地抓起来，朝退去的海盗船扔过去——扔到的距离不到十分之一；一个从没见过这班人的生客，准会以为他们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汉。所幸海盗并没有觉得这挑战值得一应。

船主、引水人、水手、客人，如今都把我看作天下最了不起、最好的人了。他们当真跪到我面前，像拜什么上等的神明，口口声声说要感激不尽——不过那感激并没有维持多久。这时日头正壮丽地落到福建的山后去，客人和水手中间比较虔诚的，都不忘向这位他们心目中的神明深深下拜，谢它使他们脱出海盗之手。天黑后不久，我们到了一处稳当的锚地：那里官府的势力压得住海盗，别处沿海那些不法之徒不敢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起锚，一整天都没有人来搅扰。傍晚我们到了另一处稳当的锚地、或者说会合处；不过这地方的稳当，靠的是泊在那里的帆船又多又壮，并不是海盗怕官府。我们到时夜色很好，将近月圆，亮得几乎同白天一样；潮水又正转顺。我极想接着赶路，便百般劝他们走下去。可是没有用：一到锚地，见泊着一大队帆船，锚就抛下去了，他们打定主意要在这里过夜。我很懊恼，可是知道抱怨也没用，便安安静静上床去了。不到一个钟头，我还没睡着，听见甲板上有动静，问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我们正在起锚。这是好消息；只是我想不出他们怎么这样快就改了主意，便上甲板去看。原来我们的人锚一抛下就睡了；过不多久，那些帆船——原来它们不过是在等潮水涨起来，好进附近一条河去——全起了锚走了。这一下船上人人惊慌，唯恐停泊时海盗扑来，便赶紧起锚上路——这自然正合我意。

再一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正躺在床上发烧，船主急急忙忙下来告诉我：又有一队海盗在望，显然正候着我们。我只好拖着病起来；上了甲板，借着望远镜看见六条帆船从大陆一边的岛屿间出来，分明朝我们压过来。这一回我可不像上一回那样不信了：这种无赖的船只要见过一回，等它们从海湾里鬼鬼祟祟钻出来时，同类的船是断断认得出的——那飞剪式的船身、那帆的样式、那斜后的桅杆、那挤满甲板的一群家伙，都说明他们要干什么。可见我们非预备再打一仗不可。

这时我想到：或许可以在我们的实力上骗一骗海盗。我怕这一回未必再那样得手，尤其怕他们看出船上只有一个外国人；我知道他们极怕外国人和外国人的枪，便想叫他们相信船上有好些外国人，而且军械齐备。为此我把所有多余的衣裳都翻出来，给船上最不像中国人的几个中国人穿上；同时叫他们把升帆用的短杠子都收集起来——那些东西远看颇像火器，若再有一支双管枪的响声帮衬，就更像了。样样看去都有指望，我想我这几个新兵能派上点用场。可是最近那条海盗船飞快压上来，一排炮打过来，我这几位中国人可受不住了：他们立刻吓破了胆，把「军械」一扔，往舱下跑了；不但如此，我又得去吓唬掌舵的人——他们也有一半想学别人的样。于是我只好预备应付最坏的情形。

海盗压上来，照旧不时开炮；我照旧用先前的法子，盯住他们的动静，等他们近到我的枪能可怕地打准为止。这时炮子在我们耳边乱飞，把帆打得千疮百孔；他们照旧吵吵嚷嚷地压上来，全不知道我给他们预备着什么。最近那条船的舵最后一次压下去，我们立刻趴倒在地，任炮子从头上过去。他们最后一炮刚放完、还来不及装填，我就把枪里的东西从船头到船尾泼了过去，照先前那样横扫他们的甲板。这一下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我们仍旧满帆，不多时就远远地跑到他们前头去了。那一队里另有两条赶上来打了几炮；可是他们显然都以为我们船上有好些外国人——这个念头对我这番功效之所以奏效，无疑大有干系。末了天黑下来，他们放弃了追赶，掉头走了；再过两个钟头，我们到了一处稳当的锚地。那场热病在这一阵紧张里几乎没感觉到，如今发作得更凶，我巴不得下舱上床去。

夜里我听见船上有很大的动静，可是烧得太厉害、人太弱，没有去问是什么缘故。早上仆人告诉我：那是夜里到了三条帆船，它们被海盗一直追到港口；他说本来同行的有四条，其中一条被夺去了。

这几条船上的水手不像我们这样走运：有好几个受了重伤，如今请我替他们取弹子。伤口又大又烂，那是因为中国人的炮里用的是铁砂。我劝这几个伤者赶紧到舟山去，那里能得到好的医治。

到了早上九点钟，风潮都顺，帆船却全无起锚的意思。我便请船主来，问他是不是不打算走了。他说他同别船的船主开过会，他们决定先向官老爷讨一支兵船护航再走。这时我们离舟山已只有八九十英里，我尽可以雇一只小船走这段路，便对船主说：「那好，我就在这里同你们分手；我病得厉害，急着要早些到舟山。」我又转过来对仆人说：「去雇一只送我到舟山的船，尽快带回来。」他正要离船，好几个水手围住他，劝他别去。他想帮同胞的忙——虽然是拿我的事作人情——便磨蹭了一阵，回来告诉我说上岸也没用，雇不到肯送这么远的船。可是上船来的一个岸上人已经告诉过我，雇船有的是；我恼他这样欺瞒，便吓唬他说：他若不立刻去把船雇来，我要罚他。他见我是当真的，便怏怏地转身跳上一只舢板，毫不费事地雇到了船。船主和水手这时围住我，求我别离开他们，说他们这就起锚上路。我的目的地虽是舟山，搭的却是到宁波的船——那些木材船不是去宁波就是去乍浦。他们既这样求我留下，我便告诉他们：除非他们把船开进舟山港、顺路把我放在那里，否则我就坐小船走，因为我急着要去求医求药。「哦，」他们说，「只要你肯同我们走，我们一定先开进舟山港，把你放下，再渡到宁波去。」有了这个保证，我便答应同行。

别船的船主这时都来问我：肯不肯担保护他们大家不受海盗之害；若肯，他们也就起锚同行。我说这我可担不了，他们便说非等着同官府商妥不可，不敢独自上路。于是我们撇下他们泊在那里，接着走我们的。这一天我们时时看见形迹可疑的船，船员都说是「洋盗」；不过没有一条近到能来袭我们。下午晚些时候，将近崎头角——那是舟山附近大陆上的一个岬角——我们遇见一大队商船结伴南下，为的是彼此照应。有几条靠过来，急切地打听「洋盗」的消息，问要遇上多少条。我们的人少不得把所见所战的数目夸大一番，那消息听来仿佛并没有叫他们高兴。夜里潮水转了，风虽顺却很轻，我们只好抛锚等天亮。

第二天天亮我上甲板时，发觉我们正在崎头角下，离舟山港只有几英里。这片地面我熟得很，从前常来。那是许多天来我眼里最可喜的景象；我从心里感谢全能的神，使我脱出海盗之手。

水手起锚的时候，我那两位老朋友——船主和引水人——下舱来了，比先前胆大得多，也神气得多，极其从容地告诉我：他们改了主意，不进舟山港了；我得同他们一起过宁波去，再从那边雇小船回舟山。这番行径叫我很恼火：想想我两次救了他们的船不被海盗夺去，这实在是忘恩负义之至。我责备他们忘恩，说他们如今脱了「洋盗」的险，就以为可以由着性子摆布我了。「可你们再没有比这错得更离谱的了，」我接着说，「你们爱怎么忘恩就怎么忘恩；可是你们昨天对我许下的话，我一定要你们兑现：过宁波以前，先把我送进舟山港。你们看：这支枪、这几支手枪，都装好了；『洋盗』尝过它们的味道，你们是知道的；当心别叫它们掉过来对着你们自己。英国人是决不容人白白毁约的。进舟山港的路我同你们一样熟；锚一起，我就站到舵旁；引水人若想把船往宁波开，后果他自己担。」这番吓唬果然见效：这几个抖抖索索的无赖当天上午就把我平平安安地送到了舟山。

热病加上这几天的紧张，我到舟山时境况狼狈极了；可是我的收集大部分在上海附近乡下，我极想知道它们如今怎么样，正好有一条英国船要开往扬子江，我便立刻爬上船去；风又顺，不久就到了。我的朋友麦肯齐先生殷勤地接待我，在柯克医生高明的医治下，热病渐渐退了。

我在上海附近所得的东西里，有一样比较要紧的不可不提：那是一种又好又大的桃子，八月中旬上市，好上十来天。它种在城南几英里处的桃园里；这个品种的桃子，圆周十一英寸、重十二英两，是极平常的事。这大概就是有些著者所说的北京桃——关于那种桃，人们讲过许多夸张的故事。上海这个品种的桃树，如今就在伦敦园艺学会的园子里。

福州府、舟山和宁波各地所得的植物都汇到上海，我把它们打好包，于十月十日离开华北，往香港，再往英国。船顺江而下时，我不能不带着几分骄傲与满足四下张望：我收集里最好的花木，正是在这一带找到的。只有那有耐性的植物采集家——他孜孜不倦的全部劳苦，就为了把别国较可贵的树木花卉引进本国——才体会得到我那时的心情。

到香港时，我把收集分开，先发了八只装着活植物的玻璃箱回英国；其余的复份和别的许多种，我留着由自己一路照看带回去。随后我到广州，搭「约翰·库珀」号回伦敦。十八只玻璃箱装满了华北最美的花木，安放在船的尾楼上；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启航。经过漫长而顺利的航程，我们于一八四六年五月六日在泰晤士河里抛了锚。那些植物到时情形极好，立刻被送到奇西克园艺学会的园子里去。我最初引进的那些花木，如今已有许多到了欧洲各大名园；而在此刻（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日），秋牡丹正在学会奇西克的园子里盛开，同它当年长在上海城墙附近中国人的坟上时一样茂盛、一样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