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中国人

一纵目所见的中国

中国是看得见的欧洲中世纪。所有的城都有城墙，而城墙与城门一直按其实用之效加以修缮。官员的衙署只设在有墙的堡城之内；一旦叛乱的风暴骤起、扰了他辖境的安宁，他便退入城中避难。

城里的街道狭窄、弯曲、路面不平、污秽而气味难闻。在华北，街道还容得下那种笨重无弹簧的大车通行，而客人也只能靠这种车载送；但凡种稻的地方，骡子便被淘汰，街道只适于独轮车与步行者通行。道路上公众的利益几乎得不到任何主张，于是私人的利益逼上街来，几乎把它堵死。店主把柜台摆到自己地界之外；摊子带着筐篓沿街排开；手艺人连工作台一起漫到街上来；最后的结果是：车马人流艰难地从一条六英尺宽的通道里滤过去——而这条通道本还要被侵占得更窄，只因官员们坚持要留出让他们的轿子彼此错过的余地。

这些窄街总是拥挤的，给旅行者一种人口密度极高、人数极多的印象。但房屋大半只有一层，而除北京以外，中国的城所占的面积并不很大。为了文章的效果，它们的人口一直被毫无顾忌地夸大；而在没有可靠统计的情形下，每一个旅行者都觉得可以随意采用最高的猜数。

直到晚近，城里还没有一支维持公共秩序的力量。如今有了穿卡其制服的巡警，手持警棍在街上巡行；但他们在骚乱之时的效能，绝谈不上已经得到证明。你在广州所见的那种懒散、赤脚、面目温和的巡捕，决不是一个使人生畏的法律尊严的化身。

没有公共的给水。城临河的地方，未经处理的河水由专门的水夫挑送到各家去；整日里，河边的石阶都被水桶滴下的水浸湿。水太浑时，便把一节钻了孔、里面装着几块白矾的竹筒放进去搅动，使它略为澄清。

没有公共照明；入夜以后，街道昏暗、令人不敢走动，也少有人走。在煤油进入这个帝国以前，通行的光源是纸灯笼里的一支蜡烛，或是一只敞口碗里点着的一根落花生油棉芯。因为缺少好的照明之物，大部分人是同鸡一同歇息、随太阳一同起身的。煤油使夜晚多少可以用来读书或家人相聚，于家庭生活是一大恩惠。

燃料稀少，是按引火柴的大小捆成整齐的小把卖的。西江上往来着无数的船，高高地捆载着柴薪顺流而下，运往广州与香港。毁林之势愈来愈往高处推去，砍柴的人也愈来愈远离水道深入内地。麦糠与稻草、枝条与落叶与碎屑，都被烧在那种冬夜里给睡者取暖的大砖炕里，以及那种嵌在矮矮的砖灶或土灶上的大而浅的铜锅底下。穷人多半靠街上煮好卖的食物，因而节省了燃料，也简化了家务。可以搬动的食摊很受欢迎；因为我们那种嫌恶家门之外所煮之食的偏见，是普通百姓无力享受的一种奢侈。

没有像样的烟囱；凡做饭之处，墙壁都被听其自便地逸出的炊烟熏黑。中国的房屋内部往往很暗，因为没有窗玻璃，要在不透风的同时采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格子上糊纸。地面是土的、砖的或瓦的，屋顶是瓦的或草的。在过路人眼里，私人的安适与奢华是不大显露的。一个人若有美好的房屋与庭园，一道高墙便把它们从公众的目光里遮起来。敞开的草坪与花园是从来见不到的；除了偶有一座庙的树林之外，公众也没有可以接近的绿地。

在富人家里，虽然可见的美颇多，整洁的标准却不是我们的标准。蛛网、积尘、或初起的败坏，既不会惊动仆人，也不会使主人惭愧。一所大宅里固然可能藏着无价的瓷器、陈设着举世都要称美的绣品与家具，然而大体说来，中国匠人所做的室内之工，其修饰精细是比不上他西方同行的。

中国与日本在整洁上的对照最为触目。中国人似乎疏忽，也不懂料理与修补之艺。他们从来不曾照「及时一针，省得九针」这句格言行事。他们宁愿新造，而不愿把旧的维持下去。一说到「中国」，浮上来的便是这样一些记忆：像筛子一样兜风的破席帆、歪斜而剥落的墙、下塌的庙顶、长了苔而松动的瓦、开裂的路面、破烂的茅草、朽烂的顶棚布、摇摇欲倒的屏门，以及石块翘起碎裂的石板路。在日本，一切都显得齐整光鲜——茅草修得平齐，墙壁洗得干净，席子明亮，道路修缮完好，哪里都见不到垃圾堆。除了荷兰、诺曼底与英国的一些地方之外，我没有见过可与它相比的。一九一〇年八月那场可记的大水之后，这些了不起的日本人收拾清理、把一切重新整好的迅速，真是惊人。

日本的农舍四周，你见不到那些在中国大多数村子里所见的垃圾堆、粪堆、脏水塘、泥坑、下塌的屋顶、将倒的墙、朽烂的茅草或松散的石块。屋顶、墙、篱、矮树墙、堤、桥或小路一有损坏，便立刻修好。在我们自己这边，只有新英格兰以及由北方佬之乡迁去的人所建的地方，可以在整洁上与日本相比。

关于中国的记忆，没有比那无尽的蓝布衣衫更让人挥不去的。普通百姓穿粗的深蓝南京布。节庆的服色是一件淡淡的蛋青色棉袍，或是一件颜色浓丽的绸褂。天冷时穷人穿棉袄，境况好的则以绸的皮里衣裳取暖。西式服装若被普遍采用，会引起一场经济危机；因为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大规模养羊，而他们要能自给羊毛，尚须很久。中国的褂子有一样好处：它从侧面开襟，而不从正面开。当北京的冬风带着西伯利亚的牙齿啃你的时候，你才体会到我们西方的做法何等愚蠢——在正面从大衣、外衣一直到背心开出一道豁口，仿佛就是为了让寒气把最厉害的一手用在娇嫩的喉咙与胸口上。看见通达的中国人把衣襟端端正正地掩过前胸、在肩上扣住，你会觉得自己像一个赤身的图腾崇拜者。

凡有石料可得之处，大路沿途或跨路之上都可见那种名叫牌楼的纪念之坊，是奉旨为表彰某桩功业或某种非常之德行而立的。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它们所宣扬的功业，是学人的而不是武人的。它们中间一道门洞，两旁夹着两道、有时是四道较小的门洞，紧照几种定式建造，都确有其美。一座建得好的牌楼可以历数百年；而立这样一座纪念之物，又是一个有善心的中国人最先想到的花钱之法，于是它们便积累起来，有时近城的路上排满这些建筑，使人对同一件东西如此之多的重复生厌，无论它多么美。

在华南的城里，有一种高大的、四周环水的建筑，六七层高，平顶，上部开着小窗，像中世纪的城堡主楼一样耸立在那些简陋的房屋之上。那是当铺；它同时还充公众的银行与保管库，因为它能有几个钟头挡住任何强盗的攻击。在较大的地方可以看见华美的会馆，以及外省人那些装饰极盛的同乡会馆——那些人觉得自己在异地作客，正如十三世纪伦敦的佛兰德商人或汉萨商人一样。有时不同省份的人合起来设这样一处馆所；我记得西安府有一座堂堂的「三省会馆」，接待四川、山西与河南来的客人。

因为没有好路，也没有挽畜，那无数的水道便被尽量利用；中国的船大概同全世界其余各处的船一样多。别处再没有这样能干的水上之人，别处再没有这样把人的筋力大量用于水上行动的。河上满是帆船，划船的人占着前甲板，站着摇桨。较大的船有十六个或十八个桨手；他们赤着上身、合着节拍摆动、唱着他们劳作之歌驶过时，那情景是好看的。除了有强风可以张帆之外，上行的船都靠沿岸拉纤；而纤道从来没有修过，那种在滑溜的岸上跌撞、在乱石上攀爬、或牵着纤绳沿狭窄的岩沿匍匐前行的辛劳之耗，看去令人难过。

在南方，人口从陆上被逼到水上，无数人在舢板与住家船上度过一生。天气好的时候，这些穷苦的人家——所住的仿佛是一间小屋、两头各带一道廊——看去与任何地方的人一样快活。没有房东来威胁驱逐，没有雇主来榨压他们，没有工头来催他们赶工。在他们眼前经过的河上与岸边的热闹生活，变化无穷；喧声笑语从不断绝，谁也不会觉得孤单。那小小的家可以保持荷兰式的洁净，因为一伸手总能取到水。他们不付房租，可以随意换邻居、换住处、换景致、换行业。没有哪一种人比他们更自然、更活泼、更能把自己表露出来；因为他们把生活简化了，而并不使它贫乏，而且即在贫穷的耙齿之下也依然自由。

他们的孩子是水上的流浪儿，很早就把心思磨利了；把婴儿系在一只封了口的空罐上、好在他翻进水里时靠罐浮起以标出所在的日子，并不长久。一岁的孩子就懂得照顾自己。三四岁的娃娃会使桨或撑竿，机灵得赶上我们六七岁的孩子。什么都逃不过他们那对四处打量的黑眼睛；他们能把铜钱从你手里哄出来，其漂亮不亚于任何意大利的小孩。

中国的城门虽然入夜关闭，这城却远不像我们那边的城那样与旷野隔绝。街上的人从来不曾把乡下村里的族人完全撂开。不久之前香港的造船与修船清淡下来，码头一带并没有失业的人闲荡着——不是因为他们另找到了工，而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散回乡下的祖居之地，在老家那块地上做活，等着时势好转。一个人的家族总会给他一条路，锅里总有他与家人的饭。这一层与本干的联系，也不容它随时日而衰。发达了的商人把自己的男孩登在本族的宗祠里，为祠里的开销出钱，并有权在每年宗族祭祀之时分得他那一份烤猪肉；他在节日回老家，寄钱回去让族人多买地，带自己的孩子回去让他们与族人相熟，或许还让他们在祖居的村里度过童年，好在他死后他们仍旧珍爱这一层与土地的旧联系。靠着这些办法，只要战乱、水灾或饥荒没有把这一支拔掉，一个城里的家族即便过了几代，也仍与乡下的亲族保着联系。所以中国的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民共同体，而宁是许多小团体成员的一种聚集。市政议会的设立、以及把共同事务的管理之权交给市民，无疑将趋于造成一种共同体的精神，并削弱对乡下宗族的情意。

死者的遗迹是这样显著，使人几乎难说中国是属于活人的还是属于死人的。死者葬在家族或宗族的墓地里，而不收集到公墓中去。城市附近的景色像生了痘一般布满坟墓；而土地既奉于这种孝敬之用，城市要向城外扩展便极其困难。岭南学堂的校园是三百六十笔分别过户的地拼成的，而至今园内还散布着墓地，其主人不肯出卖。有「寄柩之所」，把入了棺的尸身停放几个月、有时几年，直到风水先生找到下葬的吉日与吉地。中国的棺木不是用板拼的，而是用剖开挖空的整木做的；这一种出于孝心而奢费的风习，于这个国家光秃的面貌是要负些责任的。

关于中国的一些最有特色的印象，是与那一大片黄土沉积相连的——那片黄土披覆着华北的大部分，其厚有时达数百英尺。地质学家把它解释为风的沉积：亚洲内陆干旱之地吹来的常风，把尘土筛落在这片土地上。它没有层理，垂直开裂，内含陆生的螺壳而无海生的贝壳，并显出针一般粗的垂直小管——据推想，那是沉积缓慢积起时覆在地面上的草根腐烂后留下的。这层尘土落在山上的地方，不久便被磨薄，以至山骨突露。但从较陡的坡上被冲下来的，则沉在山脚，填满了较小的洼地，把这地方原来的轮廓柔化了。

水流切穿黄土而下，都被染上它那种特有的褐黄色。它们带走这么多黄土，无从保住一条可供重载航行的畅通河道；而在出山入平原之后，又往往淤塞河床、改换河道。正是黄土给了我们黄河、黄海、黄帝，并使黄成为帝王之色。京汉铁路北段所经，是一个渺茫的黄色宇宙，几乎没有一块石、一座山、一株树。土是黄的，水是黄的，平顶的房屋是黄的，城墙与村墙是黄的。空气里浮着黄尘，草木上积着黄尘，黄色的人与他们的衣裳都裹着黄粉；一切都融进一片文明人所居的、单色到极点的乡野。

黄土切下来像干酪一样；铁路开挖处的土壁上，过了三四年还清清楚楚留着镐与铲的痕迹。因此山里大多数人安置自己的办法，只是在土坎上挖一个窑洞；抹上泥之后，便得着一处干净干燥的住处，冬暖夏凉，除通风一项之外样样都好。有些窑洞有两三层，还有带框的窗与门，陈设也颇齐备。不过看着一大片平坦的田野格子般耕作得极好，而看不见道路、房屋、人或家畜，倒是相当令人吃惊的。道路已切入黄土之中，在有时深达七八十英尺的沟壑底下走着。在夹着道路与水道的土崖上，那些看不见的居民凿出了他们的住处与畜圈。

在中国，一种与私人之利有别、而未经分配的公共之利的观念，从来不曾在一般人心里立住。国家一向是取赋税之人，而不是公共福利之守护者；于是共同体被牺牲于个人，公众被牺牲于本地的小团体，后世被牺牲于活人。渭河沿岸，大量速生的树木散种在庄稼之间，而两三英里外的山却是光的。他们不把柴木种在那些别无他用的荒地上，反倒种在田里、以损自己的庄稼，因为在没有公共管理的情形下，山是一片无主之地，人人都可以去糟蹋滥用。

残存的森林还在迅速被毁，因为官员完全漠不关心。直隶北部热河附近，近来有一场大砍伐，而那里几年前还是一片好林。人在那里可以找到足够多的又直又好的落叶松与松木杆堆着，够架一千英里的电线。它们就躺在那里烂掉，而弯曲的柳木却担着电线。无疑有某个官员从砍这些树杆里捞了他的「陋规」，而如今再没有人管它们的下场。

香港对面的九龙山上，有几百年前毁林所致的可怕的侵蚀之证。松土已被冲走，以至那片地上疙疙瘤瘤地凸出一块块大花岗石。东京湾以北，据人告我，一株树也看不见；而田间残存的田埂则显出：从前耕种过的许多地已经荒废。侵蚀把土剥到底下的黏土，农民只得弃地而去。西江沿岸光秃的山坡被冲得沟壑纵横，红土从草木间透出来，像血一样发亮。福建沿海的山已失了大部分泥土，除了石头几乎一无所有。捡柴的人不断在山上攀爬，挖起灌木、拔掉野草。除非能住在树中间、从而防它们被人偷去，没有人肯去种树。更靠内地的高山已被剥去树木，但没有被剥去泥土；因为那里得雨较多，青绿之物很快长起来，护住了山的两侧。

深沟切割的黄土台地、被水冲成一道道的山坡、淤塞的水道、被泥沙埋起的桥、变得不能生长的河滩地、没有岸而到处漫流的河、两岸筑堤而河床垫高以至在树顶高处蜿蜒的急流、浓得像豆汤的山溪——这一切都证明：那把不顾后果的斧头一旦放出了流水之力去重塑地貌，会造成怎样的变化。华北西部那种疏松的黄土，任何河流排它都不能不带下大量泥土，从而垫高河床、使河流在下游迟缓之处成为一种威胁。然而黄河之为「中国之忧」若随世纪的推移而愈演愈甚，那是因为雨水从它流域里被毁了林的坡上流下来，像水从屋顶上流下来一样；到了雨季，它便滚下可怕的洪水，冲破那些浩大而昂贵的堤防，像湖一样铺满平原，把整片的人口淹死。

九龙的英国人与胶州的德国人已在造林上开了端；然而除了京汉铁路公司为培育枕木而在湖北北部山侧所营的一些林场之外，人们看不到中国人自己有任何复原之举。中国人若不是那样早就摆脱了封建制度，这个国家或许还能像欧洲在中世纪那样，从严厉的森林法与一个好猎的贵族阶级那广大的林苑里得益；或者，一项全国保育的方针若在五百年前开始，也还能有用。然而如今，除了一种长期的、科学的、恢复性的治理之外，什么都不足以应中国这一份可怕的需要；而这种治理之广泛与彻底，还须远过于即便最开明的欧洲政府所曾尝试的。既然那显然超出这一代中国人的远见与行政能力之外，这个国家在自然方面的缓慢败坏，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是可以预料要继续下去的。

尽管没有禁猎之制，中国所有的野生生物却比人所料想的多得多。有些地方虎与豹很多，鸭群在长江上盘旋而起可达万只，许多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可及之处找到了猎人的绝好游猎。在一个古老而人烟稠密的国度里有这样多的野味，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士人从来不好打猎，而以杀生为乐之事也不普遍；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在百姓取得火器一事上设了那么多障碍，使他们缺少杀猎物的手段。

长城无疑是人手所造最宏大、最令人震动的东西。在它庞大的体量旁边，我们所夸的铁路路基与隧道简直像矮人之作。除了埃及的金字塔与巴拿马运河之外，再没有什么劳力的奇迹可以与它并提。这道墙每五十英里所用的砖石，便可以垒起一座比胡夫金字塔更高的金字塔——而它至少有一千七百英里长！在南口关，墙顶宽得可容七八个人并肩而行，高二十英尺，外面砌着琢过的石，带垛口，每四五十丈有一座内部十码见方的巨塔加固。它大胆地攀上最陡的坡，沿着峭壁匍匐而行，从一个高处跃到另一个高处，每一个山顶上都留下一座方形的垛楼。它循着山的脊线走，好使地势从它两侧都是下倾的。它从这一峰折到那一峰，沉入沟谷，又在那边的山岭上重新露出，因此看去是一段一段的，相连的部分隐在隘谷之中。眼睛大约可以循着这条石头的蛇看出三十英里去：这一刻它抹上坡去，那一刻它横过视线、以远处群山之黑为其背景，再一刻它循着某道远处的山脊、用它的垛口切开午后的天空。向北，群山降为一列丘陵，每一座上都有它的望楼。再往北是一片平原，又一列山，又一道墙；而在那之外，便是蒙古那被风扫过的荒寒高原。

一边看，一边可以在想象里见着：牙齿参差、胡须稀疏的游牧人，穿着毛朝里的羊皮袄，在他们毛蓬蓬的矮马上停住，把矛柄拄在地上，以不安而失望的眼睛在这道墙上搜寻一处弱点——而这道墙从来不曾挡住他们那些劫掠的祖先。而墙上的女墙后面，无疑也排满穿蓝南京布的中国兵，对他们所畏的这些世仇之敌的挫败加以嘲笑，并从石缝里向他们射箭。如今，多亏了佛教与喇嘛僧把蒙古人的凶悍尽行抽去，这道墙已经无用。无尽的行旅毫无畏惧地从关口的门洞流过。一英里长的驼队迈着大步走过，那些毛蓬蓬的双峰骆驼驮进羊毛、皮张与木材，或驮出砖茶、火柴与煤油。

把华南的中国人与华北的中国人相比，便清楚显出：中国人在文明上的同一多于在血统上的同一。北京所在的直隶，其人必比广州人与客家人高出至少六英寸。他们显出历次掺入鞑靼血统之效，因为他们是身量高大健壮、气色新鲜、眼神坦直的人。铁路上的护卫看去与行事都像刚从农场上来的、生涩、诚实、脾气好的美国小伙子。他们动作从容，心思迟缓，但可以做好朋友，也可以做好兵。在南方，人较小，较黄，不那么有男子气，也不那么有胆量。廉价小说里那种丑陋、多皱、猫一般狡黠的中国人，是从南方来的。他们心思比北方人快，但我们更难懂他们、也更难信他们。东方人不可测度、其狡诈超乎人类——这个为人所珍爱的文学传说，正是建在广州这一型之上的。

北方的中国人虽然在主意上不那么多产，品性上却似乎比广州人稳定，也更为忠实。他们对朋友更守信；而因彼此信任，他们也更能合起来。因此他们或许能比南方那些精明伶俐的商人更善于经营股份公司，从而在工业发展上领先。

二中国人的种族体质

在我们这边，每生十个孩子，有三个——通常是最弱的三个——长不大。在中国，每生十个孩子，这最弱的三个会死，而除此之外大概还要多死五个。这一差别，是由于中国的婴儿生命所遇的种种艰苦。假使白种婴儿与黄种婴儿出生时的耐力相等，那么活下来的两个中国孩子，其体质的生命力就应当胜过活下来的七个白种孩子。因为这七个之中，在东方的生活条件下必定活不成的那五个，其体质大约要弱于那两个连这样的条件也能忍住的。活下来的两个中国孩子会把他们较强的生命力传一部分给后代；而后代又要受同样的筛汰，于是活下来的十分之二又会把更强的生命力传给他们的孩子。因此，两个种族这种相异的童年死亡率，可以说是在两者的体质之间打进了一枚楔子。如今，假使我们白种人一代又一代因居处宽敞、物产丰足、又有科学的医术与卫生的知识，所受的较弱孩子的淘汰不如中国人那样彻底而无情，那么料想中国人显出比白种人更大的生命力，便是合理的。

为了查明我们过去一两百年间生存竞争的显著松弛、以及我们保人活命之术的进步，是否已在我们体质上产生了可见的效果，我向三十三位在中国各处行医的医生细细询问过——他们多半在教会医院。

这些医生之中，只有一位——青岛一位很有见识的德国医生——不曾在他的中国病人身上注意到任何优于人处。他声称他们抵抗损伤的力量较差，对治疗的反应较差，忍痛也不比他从前行医所在的图林根那些简朴耐苦的农民更强。另有三位医生，各人在中国行医二十五年以上，也不曾观察到两个种族在身体反应上有什么不同。我猜想他们对自己在本国那一小段学生时代的行医的记忆，已随时日褪得太淡，以至缺了比较的一端。而且这三位之中有两位在追问之下承认：中国人对高热的耐受确实好得出奇，而在白人要死的情形下，他们确实能从血中毒里康复过来。

其余二十九位医生都断定中国人的体质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显出某种优于本国人之处。至于外科的病例，一位英国外科医生的话表达了普遍的意见：「他们真是熬得过来！」人们普遍观察到：外科性休克很少见；而在中国那些小而设备简陋、只做到半程无菌的教会医院里，重大割治的康复比例与本国那些设备齐全、完全无菌的医院一样高。福州的金尼尔医生新近从德国休假回来，发现他治手上的蜂窝组织炎，虽然设备简陋、助手又是本地人，所得的结果与在理想条件下为柏林工匠阶层治病的大人物冯·贝格曼一样好。通行的意见是：在条件相等的情形下，中国人从一次大手术中康复，要比白人更有把握、也更快。

许多人对中国人从可怕的损伤里康复一事，始终感到惊讶不已。有人告我一个苦力在一场事故里被撕开了腹部，由左右两人扶着、自己双手捧着肠子被送到医院。他被缝合起来；尽管腹腔里必定已进了污物，他却很快康复了！延误了的伤口对治疗的反应也令人惊异。有一个男孩被切断的手指被人草草随便粘上、用脏布条缠住，一星期后到医院来时手已可怕之极，并显出明显的牙关紧闭之症。他们把他的手洗了，送他回家去死。三天后他四处走动，毫无牙关紧闭的迹象。另有一人的手指数日前被大车压碎，来时血中毒已沿手臂上行、并入了腋下的淋巴结。经简单的治疗，病便消了。有病人被抬进来，几天的伤口里满是蛆，发着高热；然而伤口一经洗净，热便很快退去。一个妇人因乳癌受了一次重大手术，伤口感染，发热至华氏一百零六度，其间她丈夫拿硬荸荠喂她。她竟仍然康复了。

中国人抵抗血中毒之力，几乎使所有人都感到触目。我从笔记里辑出这样一些说法：「血中毒极少见；比我们更能抵抗脓毒症」；「对生脓之菌相对免疫」；「比我们更能抵抗坏疽；在本国要引起严重坏疽的损伤，在这里并不如此」；「特别能抵抗感染」；「四肢的伤口坏疽甚重而发热甚微，并且很快复原」；「妇人在生产的病例里抵抗脓毒症好得出奇，医生都已放弃而她们竟康复」；「高热一星期足以杀死一个白人，而他们竟从脓毒症里康复」。难怪外国医生中间流行着一句话：「中国人没死透，别放弃他。」

在南方，缠足不甚普遍，妇人生孩子极为容易，少有呼痛，而且人料她一两天内便可起身。广州的斯旺医生讲：他不止一次叫舢板渡他过河，被人请他等一刻钟或半点钟。到那时候，船家的女人已经生下一个孩子，把他放在角落的破布之间，便可以摇船送他过河了！生产之时，妇人由一个又老又脏的接生婆在污秽的棚屋里照料，却在必定要杀死一个白种妇人的条件下免于产后热。遇到难产，过了两天才请白种医生来把死婴取出，那妇人有些发热，但很快康复。而且妇人极少有子宫位移之类专属女性的病痛。

他们住在一片饱和过度、人挤得窒闷的地方，对卫生的道理全然无知，而民众竟养成了一种对有害微生物的免疫，使外国人既惊又羡。蚊子叮在新来的外国人身上会起一个大包，而叮他们却不起作用。他们能用河渠里被污染的水而不得痢疾。伤寒极少；而有的也是那样轻的形式，以至长久被人疑为并非伤寒。此事最后由实验室的化验才确然断定。所有医生都同意：在中国人中间，天花是一种轻病。有一位把它比作腮腺炎。器质性的心脏病——通常是风湿热之果——据说极少见。

人人都说：中国人吸哥罗芳时很少经过兴奋的阶段，而是极安静地睡去。事后的作呕，他们几乎全然没有。有一位行医二十五年的医生从未遇过哥罗芳致死的事，虽然他用乙醚不过五六次。不过事实是：他们能木然忍受我们非用麻药决不施行的手术。小的肿瘤通常就这样割去；而拔牙时从不用笑气。有时大范围的割治——例如割除一个向下长入、并须连带切去一根已腐的肋骨末端的肿瘤——他们也一声不吭地忍住。所访的医生里只有三位不曾说到他们的病人对痛的不敏。或许这里便是天下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大量用刑的原因。不过这种神经的钝，看来并非普遍。士人通常不以相当的体力活动去平衡他们紧张的脑力之劳，就不能坚忍。吃肉饮酒的阶层，缺少素食不饮酒的民众那种不敏。那些自恣的士绅，凡身体或心思的活动一概躲避，一味纵情声色，对痛极为敏感，也极怕痛。所以有些人提出：那常被人说到的感觉之钝并非一项种族特征，而是普通中国人那种不由自主的简朴与节制的生活的结果。

有一位医生说：在本国，以探条入膀胱之后照例要起一阵神经性的寒颤，而在他的病人中间则很少发生。另一位说到神经衰弱与神经性消化不良之罕见。陆军军医处长指出：秋季演习期间，兵士睡在潮地上、身下只垫一点草，并无任何不良之效。我曾见苦力小跑着担了两个钟头的担子之后，几乎不加咀嚼便把热饭铲满一肚，赶着再担两个钟头。一个白人早已因消化不良而痛得打滚了。中国人似乎无论什么姿势都能睡。我见过他们睡在砖堆、石堆或木杆堆上，拿一块木头或一块砖作枕，热日当头照在脸上。他们比我们更能久持一个蜷曲的姿势，也更能在没有变换或间歇可以缓解的单调劳作里持续下去。

然而这番比较还有另一面。中国人中间肺炎不多，但他们抵抗肺炎并不比我们强，有人说还不及我们。疟疾很多，而他们患起来很重。在香港，他们似乎比外国人更容易死于鼠疫。孩子中间麻疹与猩红热的死亡率很高。抵抗肺结核，他们于我们并无优处。他们从高热里康复得惊人，却不能耐久热。有人以为这是因为不合卫生的生活把他们生命力的火苗压低了。他们怕新鲜空气，即在暖夜里也把它关在卧处之外。在教会学堂里，教师若坚持宿舍开窗，学生便捂在被下憋着，怕夜间飞行的恶鬼近他们的身。中国人承认卫生对这些孱弱的外国人或许很好，却看不出它对自己有什么用。所以他们的女学生经不起美国女学生的进度，也就不足为奇。她们常常撑不住、或衰弱下去、或不得不长期休养。在英国教会那些进度较缓的学堂里，女生的情形要好些。

也有医生把他病人所显的那种非常的抵抗与恢复之力全然归于他们的饮食与生活之方，而否认这个种族有任何优越的生命力。另有些在城里的中国人中间行医的医生则坚持说：民众的耐力已被恶劣的生活条件所蚀；但在条件相等的情形下，黄种人对生命的把握要比白种人更牢。

从这些证言可以稳妥地断定：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耐韧，至少有一部分要归于一种特别的种族生命力，而那是他们在一场比我们北欧祖先在文明状态下所曾经历的更长、更严的较不适者之淘汰中获得的。这样的选择所培养的，与其说是体力或精力，不如说是恢复之力、抵抗感染之力、以及对不卫生的生活条件的耐受。许多世纪以来，华南与华中的人挤在他们的村子或有墙的城里，用被污染的河渠里的水、或稻田排出的水；吃那些拾秽为食的猪，或吃用粪池之物催起来的菜；蜷在低矮的屋顶下、污秽的巷子里的土地面上；睡在恶臭的窟与窒闷的小间里。无数人死于过度拥挤所生的毒；而所生的孩子活到能把自己的免疫传给下一代的，几乎不足四分之一。存下来的适者，是那种能顶住恶浊的空气、臭气、疲劳之毒、潮湿、坏食与有害细菌的一型。我毫不怀疑：假使有同样多的美国人住在厦门或苏州、照那里的中国人那样生活，到第一个夏天结束时要死掉四分之一。然而这一番耐韧的养成，是以身体的生长与力量为代价的。中国的孩子按年龄算是小的。出生时婴儿并不比我们的强。较弱的被汰得更彻底；然而即便存下来的这一部分，也一时被那些杀死了其余的人的艰苦所弱化。

我并不把中国人这种巨大的生命力与你在贝都因人、海达雅克人或美洲印第安人身上所见的那种原始的生命力等同起来。那种早期的禀赋在于不寻常的肌力与耐力，在于身体机能的正常，在于能耐艰苦与风露。它并不延及免于疾病。把野人置于文明人所处的条件之下，他们便像苍蝇一样死去。皮尔里的爱斯基摩人能在格陵兰恶臭的雪屋里活下去，却活不了纽约一所通风的公寓。殖民的欧洲人传给自然之人的疾病，比他的火药更快地把他们清除掉。进入文明状态便带来疾病细菌的普遍交换，以及免疫的必然生长。而中国人之为独一无二，恰恰正在于他抵抗那些密居之人彼此传染的毒的能力。这种能力看来并不是他五六千年前游牧生活的遗产，倒宁是较晚一个社会阶段痛苦的获得。它只能在拥挤的城市里生成，或者在这样一种农业之下生成：它污染每一株生长的植物，把每一条水流变成一道明沟，并使这片土地布满孳生蚊虫的稻田。这样一种对病原微生物的耐受，或许从前从未养成过，而今后也断不会再养成了。如今人既已知道怎样把这些看不见的敌人从自己的路上清去，便决不肯再按那旧日残酷的价钱去买免疫了。

对西方而言，中国人体质的耐韧或许含有一层不祥的军事意义。没有人怕在一场正面交战里中国的军队能打败同样数目、状况良好的白种军队。然而少有战役是由刚从帐篷与食堂里出来的人打的。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事之中，接济不规则、饮水不洁、露宿、失眠、行军劳顿、风露、紧张与忧虑，白种兵士或许要比黄种兵士耗损得更厉害。若是这样，则那些较为耐苦而武气较少的人，在最后的搏斗里或许能打败那些较善战而耐力较少的人。

照上面所示，白种劳工与黄种劳工的竞争，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一场关于人之价值的简单考验。在好的条件下，白种人做活的产出能胜过黄种人。但在坏的条件下，黄种人能胜过白种人，因为他更能耐坏了的食物、不好的衣裳、恶浊的空气、嘈杂、暑热、污秽、不适与微生物。赖利能胜过阿三，而阿三能比赖利活得更低。阿三不能因是较好的工人而夺去赖利的活；然而因为他能靠着赖利根本无从维持自己作工之力的一份工钱活下去、并做些活，所以三四个阿三便能把赖利的活夺过来。而他们也真要这样做——除非他们被挡在赖利卖他劳力的那个市场之外。赖利力求把阿三排出他的劳力市场，并不是一个人怕在平等的条件下与一个较强的人较量。实在说，事情并不像那样简单、自私与心地狭小。

这是一个宜于从好条件里得着最多的人，不肯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一个能顶住坏条件的较弱之人。

当然，随着西方卫生之制的进来，那一番造成中国人耐韧的可怕的选择过程将要终止，而这一项性质也将从这个种族的体质里渐渐褪去。但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它是一件严重而后果重大的事实。要把黄种人所获的这种特别的生命力除去，还须经几代人受下水道、通风、医生、地段护士、食品稽查、清洁水、空地与户外运动这些使人松弛之物的作用。在这段过渡之中，把苦力自由放入西方的劳力市场，其主要的效果将是：以低工钱、坏的生活条件与黄种人的增加，去代替高工钱、好的生活条件与白种人的增加。

三中国人的种族心性

造得较为省便的那些人种，心智的回路短，受了刺激便立即反应。你若知道他们的经历在他们心里所激起的冲动，便能预知他们的举动。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冲动抑住，任它们积起来，直到思索把它们熔成一个自觉的意图。然而命运较高的那些人种便不那样容易被推动。他们能把自己的冲动勒住并加以消化。他们行事的钥匙不在他们的印象里，而在他们的思想与信念里。他们的行程不当以他们的冲动去解释，而当以他们的意图去解释。他们的智力是一只沉重的飞轮，靠它，连续的意志之力得以从纷乱而断续的刺激里生出来。这一型的人不到主意定了不动，而不到两面的话都听过了不定主意。他的情感不像锅底下枯荆的爆响，而像那种足以炼铁的持久之热。他所遵的不是自己一时的驱动，而是自己的决断。他的行事不是忽起忽止、曲折反复的，而是平稳一贯的。在一个复杂到常态的行动必须从容审慎的社会组织里、在一个科学到明智的决断非有经过深思的知识不可的文明里，这种稳定可靠的一型是愈来愈被人所需的。

我们喜欢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看作属于这稳定的一型，并觉得这样一份禀赋足以补我们这个种族之所缺——即南欧人那样有特色的灵敏易动的情感、交际的机巧与对美的敏感。而中国人便属于这沉稳不移的一型。激烈或莽撞的举动，是最不可望于黄种人的。他们制得住自己的情感，也懂得等候时机。他们不是今天热、明天冷。他们难于被推动，然而一经动起来便有惯量。他们迟于许诺，然而一经因有所权衡而许诺，便「守得住」。他们顽固而难被说转，然而一转便成了坚定的信从者。他们的辩才更近于皮特或布莱特的辩才，而不近于奥康奈尔或甘必大的辩才。在一个有那么多自杀是出于既定意图而行的国度里，人不会把自杀称为一件「鲁莽之举」。中国的爱国者不去刺杀那位卖国的高位之人，却给他的皇帝上一道直言那个奸臣的奏折，然后自杀，以示自己是认真的。两年前初次开会的各省咨议局，其议员不论情绪何等激烈，都把自己管住了，其自制与守礼使世人吃惊。

一位在夏威夷办人身保险的先生所作的几点观察，把中国人的性情照得很清楚。他发现日本人易受影响、容易劝动，尤其是当他得知别的日本人正在投保之时。告他说他的朋友某某已经投保，他便立即订一份更大的保单。然而一个月后保单从纽约总公司寄到，他的兴致已经冷了；除非当初被要求先付一笔钱，他是决不肯接受的。反之，中国人既不能被哄动，也不能被赶着走。他把一份样本保单带回家，通夜研究，第二天便有了答复。若答复是「要」，他必定拒绝先付钱，理由是他至今还没有收到任何有价值之物。保单寄到，他签收，带回家，逐行与那份样本保单相对。第二天他总把保费准备好了。我引这一番比较，不是要贬日本人——他们的才具是人所熟知的——而是要显出中国人那种从容不易受影响的性情。

中国人的保守与较低的人种的保守不同，不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态度。它主要不是由惧怕未知、厌恶新事、或狂热地依附一套使他们对既成之物有信心的观念所激起的。它是从先例里合乎逻辑地推出来的结果。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他们的方针便会改变。让他们的心思被一种使他们疑过去而信将来的哲学所占据，他们便会显出与今日的德国人一样一贯的进取。

传教士中的元老、北京的丁韪良博士在东方劳作了六十年之后，相信近世的中国人不知怎的已失去他们祖先在中国文明还未定型的古时盛世所有的独创与发明之才。他推想这一份可贵的禀赋，是被那种极耗记忆的表意文字之长期使用、或被那种为应科举而设的填塞式教育所耗掉的。在我们这些怀疑一项种族的品质会因不用而萎缩、并且疑心任何程度的使人不育的教育都不能把一个种族的独创扑灭到受它之害的那一代以外的人看来，当代中国人智力之不育，倒更可能是由于社会心思的状态。

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发展确实止在某些阶段上，而那些阶段并不比前面的阶段更难通过。在绘画上他们从未掌握透视。在音乐上他们从未成就和声。他们的语言缺少关系代词与别的表明语句彼此关系的词。他们的文字停在古巴比伦与埃及的水平上。然而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心理上的气候一直不利于革新之思。要指望天才在一个确信智慧之完满已被赐给上古圣人的民族中间开花，正如指望苹果树在十月开花一样。一个新的思想者还不等真正开始有所产出，便已被他周围那如铅一般沉重的保守之见弄得沮丧畏缩。一言以蔽之，社会的空气已变得压人，缺了它在远古那些日子里所有的、使人振奋的氧气——那时中国人发明了火药、雕版印刷、钞票、瓷器、罗盘、水密隔舱之船与记里之车。

集体心思之显然停滞，并不由于天生的迟钝，而由于被某些信念所先占。这些信念被牢牢执持，因为在实际的运作上它们一直是成功的。在它们之下，庞大的人口得以取得秩序、安全与相当可观的一分幸福。而且这些信念在扩展其影响之圈时，一直——直到晚近——不曾遇上任何足以顶住它们的观念体系。中国的文化推展再推展，直到整个东亚都向它拜倒。景教曾在那里兴盛，又消失了。开封府的犹太人失了他们的语言与宗教，除相貌之外一切都成了中国的。征服者满人已经忘掉自己的语言与文献。有人说得好：「中国是一片海，凡流进它的都被它腌咸了。」这样一种胜人的文化，其守护者若把任何要改良它的努力看作僭妄，也是大可见谅的。

几百年来，中国人所处的境地，或许正是我们的后世在五百年后所要处的境地：那时他们被裹在一个单一而自相一贯的全球文化的庞大躯体之内；那时科学研究早已久受报酬递减之律的支配；那时从那些辉煌的实验室里流出来的只有一线琐屑发现的细流；那时科学大会的议事之琐屑，正如七世纪教会会议的讨论；那时人类的精英已经忘了那种由能生发的新真理而来的震动——我们这一代在放射性、疾病的细菌成因、自然选择、突变与心理暗示性的发现里所享受过的那种震动。到那时候，或许我们种族的智力并未减其能力，却会对自己那套科学知识与思想体系的可靠与完足生出这样不可摇动的信心，以至除了与火星人往来之外，什么都不能把它从既成之物麻痹的掌握里释放出来、并唤起它去作新的征服。

所以，把天朝人的心智在与西方往来这一时期内所观察到的不育当作种族缺陷之证，是轻率的。中国的文化正在经历一个解体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将把强大的个性从过去与众数的魔咒里释放出来，并激发他们去成就高度的个人功业。在马来各邦，中国人脱了本国那种无生气的空气与那种束缚人的社会组织，其机巧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不存偏见的白种人已把他们看作我们智力上的同侪。土木工程师会告你说：再过二三十年，等聪明的中国青年得以进入与西方相等的工科学堂之后，远东的工程与技术之事便再没有高价白种专家的位置了。在上海，聪明的中国人也正在学会这一套。有人告我：他们正迅速把银行业、沿海航运、棉花贸易以及外国人在那里赚钱的别的行当抓到自己手里；实在说，有些人以为白种人在中国沿海无法靠贸易谋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将在那里被挤出去，正如他们在日本正被挤出去一样。

对四十三位以教育家、传教士与外交官的身分而有很好机会体会中国人心思之「感」的人，我提了这个问题：「你觉得黄种人的智力容量与白种人相等么？」除五人以外都答「相等」；而一位兼作过传教士、大学校长与使馆顾问、经历多样的汉学家，还说了一句话令我目瞪口呆：「我们这些在外面待了二十五年以上的人，大多渐渐觉得黄种人才是人的常型，而白种人是一个『变种』。」意见的趋向是：中国人一旦具备了西方的技艺与科学，便会在智力的表现上与我们相匹；不过有些人以为，民众与上层阶级之间在能力上的距离比西方要宽得多。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在中国久居的高等白种人，往往在观点上变得太中国化，以至于对自己的政府无多大用处。赫德爵士便被人抱怨说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任职的领事老手中有许多人，据说都主张中国人看事情的路数而反对西方的路数。看来东方的文明是一点一点地侵入他们、把他们的武装解除、并占了他们。在较优的中国人身上，他们发现一种比自己更为宏阔的眼界、一种更宽的容忍、以及一种使那急切浮躁的西方显得可笑的哲人式的耐心。

事情的核心似乎是这样：

自发现美洲以来，西欧的白种人漫布了西印度群岛、南北美洲、澳洲、非洲、海上诸岛与南亚，而他们东欧的弟兄则占了亚洲的西北与北部。在这一番扩展之中，白种人遇上了几百个从前不知的种族与民族；然而在这全部时间里，他们从未遇上一个能成功地与他们争军事优势、能对他们的文明有所贡献、或能在政治或工业的组织上不需他们指导的种族。如今，经了三个世纪这样的经历、其间白种人已习于把自己看作这颗行星无可争议的主人，他却在东亚结识了一些或许与白种人一样有能力、并且有可能扩展到他已为自己划定的地面上去的民族。无论如何，事情开始显出：将来文明的担负者与推进者，将不是白种人独任，而是白种与黄种两族；而地球的支配之权将握在两个种族手里，而不是一个。

在中国的外国人凡能对另一个种族存同情之心的，几乎无不成为中国人的热心朋友。吸引他们的，不像日本人那样是仪态之可喜、情致之细腻或艺术之美，而是这个民族那些扎实的人的品质。事实是：中国人极为可亲，而认识他们最久的人最喜欢他们。凡严厉贬低他们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粗鄙、狭隘或偏执之人。

他们不是一个愁苦或阴沉的民族。你向他们一笑，回来的便是一种把你放在彼此理解的地位上的神色。他们活泼的幽默感是把他们与外国人联起来的一条纽带。有一位单身的旅行者在中国的街上于危急之际抓住闹事人群的为首者，用他的辫子把他系在门柱上。人群笑得大叫，而那旅行者便溜走了。另一位身量特别高的外国人发觉：他只要把手臂伸过最近的本地人的头顶，便总能与人群相得。旁观者见了这对照便笑起来，他们的好性情便自己显出来了。

中国的乱众做过可怕的事，然而并不比我们的祖先在中世纪的乱众所犯的暴行更坏一分。就他们的无知与迷信而论，中国的民众实在与我们祖先在巫术之狱、迫害犹太人、舞蹈狂与鞭身派那些日子里处在同一水平上。就他们有限的读书而论，他们中间那种毫无奴颜之气的礼貌之普及，倒令人称奇。虽然他们不识字，普通百姓却敏于赏识合宜的举止；而以他们所懂的礼数去接近他们的旅行者，会发现无知到或粗野到不肯迎他一半的人极少。

中国人的家庭组织，没有比它所造成的那些可亲的老人更足以为它增光的了。老妇诚然不像老人那样常是成功之作。她们缠足所受的多年之痛、以及她们作为女人所须担的种种苦，往往把性情弄酸了，而面目慈和的老太太看来远不像我们那边那样常见。把一种性别一直置于最坏的境地，其自然的结果是村里出了一大批令人难过的泼妇。另一方面，我从来没见过比我在中国年长的农人中间所遇的更为端庄、恬静而慈善的老人面容。往往看去仿佛那面容之后的灵魂已洗去一切自私的念头，全然住在别人的福祉里了。父母之权是这样的，以至每一个有孙子的人实际上都得着一份老年的年金。所以在中国的老农人中间，你所见的舒展的眉、平静的眼与无忧的面容，比在美国的老农人中间要多。

大体上我以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于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进步，都胜于中国的家族主义。我庆幸在我们这边，一个人可以自由决断、自由行动、自由上升，而不受一大群亲族的牵累。我庆幸他在法律上只对自己的过失负责，而决不对亲族的过失负责。然而我仍相信：我们把成年子女从对父母的义务里解放得太过了。在我们中间，老年往往被一种被搁置、成为累赘的沮丧之感所笼罩。中国的伦理给父母更多的权利，而把更多的义务加在儿子身上。义务落在人生的上升之弧上，是容易担的；而相应的权利落在人生的下降之弧上，则是一种实在的安慰。一言以蔽之，老人所增的幸福远过于儿子所受的不便。要使老年甘美光明不是易事；而中国人在这上头的成功，理当在我们心里引起对我们实际的家庭伦理的一分疑问。

汉人之子的高能力，并不保证他们注定要在不远的将来扮一个辉煌的角色。他们那些天真的、出洋游历或留学过的知识人，误会了我们成功的真因，往往想象把西方的办法与制度整批搬来，几乎立刻便能把他们的同国人举到西方那些领先的民族所处的富、强与民智的平面上去。而事实是：即便有一根魔杖一挥便能把所有中国人都变成急切的进取者、肯借取每一样好东西，个别的中国人要达到西欧人或美国人的效率、安适以及社会与政治上的价值，也还须很久。因为无可疑：我们进步的基础在经济上的成分比我们所想的更多，而我们归于自己制度的许多繁荣，其实是由于我们的人数相对于经济的机会而言太少。反过来说，中国那许多落后与困苦被我们归咎于它的文明与制度之不足者，只不过是由于太多的人要靠一定的一片地面过活。

若是这样，那么在人口与机会之间发生一场深远的重新调整之前，指望中国的社会呈出西方社会的一般面貌，便是徒然的。一方面，中国人将不得不修铁路、开矿、钻油井、驾水力、建工厂、采用机器、把他们的山重新造林、修灌溉之工、引进较好的家畜与作物品种，并把科学用到粮食的生产上。然而这一切在经济上追平到我们的水平，若人口的增加立刻把所有的余裕都吃掉——而在目下的社会体制下它必定要如此——则于中国生活的品质毫无改进。这一番过程到头来所能显示的，不过是中国人多了一倍，而并不更好、不更明智、也不更幸福。所以同样必要的是：中国人须放弃祭祖、解散宗族、教育女子、提高妇女的地位、迟婚、行强迫教育、限制童工，并以别的办法使家庭的成员个体化，从而把他们的生育放慢。这一切都要时间；而即便中国人有幸经历一场平稳连续、不被反动、外国支配或内乱所断的社会发展，他们普通百姓的生存平面要大致接近美国普通百姓的生存平面，也至少要两代人之久。

四中国的生存竞争

今日在中国，人可以看到一种社会状态，其相似者自中世纪以来西方不曾见过，而在这颗行星上大概也不会再出现。许多代以来，中国人既不愿把点缀祖田的坟墓丢给外人漫不经心的犁，也不愿把自己从文明有光之圈里流放到野蛮的昏暗里去，于是留在家里生育，直到生殖与毁灭取得了平衡，社会进入了静止的阶段。美国人有幸在无限自由土地那令人开怀的面前发展自己的生活与标准，则一个几百年来一直挤压着其环境所能供养的限度的民族，其生活与标准在他们看来不能不显得奇怪而偏僻。

中国生活最触目的一点，是可得的天然资源被无情地役使以供人较低的需要。诚然，幼稚的迷信一直妨碍中国人放手开采他们的矿藏。也诚然，农田里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有些地方甚至到百分之二十，是让给祖先的坟堆的。然而除这些之外，这片土地被利用之尽，恐怕别处从未有过。道路上很少荒废的地。在整个稻区，道路只是宽一英尺到三英尺的小径；然而贪心的农人还从两边把路一点点啃去，直到被掏空的铺路石歪斜下去、可怜地沉进水田里。牧场或草地是没有的，因为地太宝贵，不能用来给牲畜种食物。即便在乱石遍布的陡坡上，除了羊之外也无从放牧；因为一头牛能啃草的地方，一个人能种一垄庄稼。牛与水牛从不曾尝过草，只在被一位老太太用绳牵出去、许它们在路边与沟边、或沿水田的田埂啃一啃的时候例外。

旅行者听了本地客店的污秽、虫子与臭气的种种说法而惊惧，打算在洁净的野外扎营，一听人告他说没有地方支帐篷，是不肯信的。然而在中国三分之二的地方，情形正是如此。他找不到路边之地，找不到公地，找不到荒地，找不到牧场，找不到树林或果园，连一个院落或一个牛栏也找不到。除了打谷场，凡户外可以铺一条毯子的地方都在长着什么。不过他若肯付钱，倒可以在一块淹着水的稻田里、在一片豆地中间、或在一垄垄甘薯之间支他的帐篷！

从一个意思上说，中国确实耕作得「像一座园子」，因为每一块土疙瘤都被打碎，每一株草都被除去，每一株苗都像婴儿一般被照料。一季庄稼将熟，另一季便已备好，新的一季往往就种在还未收的那一季的行垄之间。然而就「园子」一词所唤起的美与悦目的景象而论，它是不适用的。你走过一县又一县，看不到总共一分地是留作游息或取乐之用的。没有村中的绿地，没有草坪，没有花坛与观赏的灌木，没有公园，而遮阴的树也极少。除了庙宇周围的树林之外，点缀这片景色的树木都是为用而种，不是为观赏而种的。内地固然有有钱的人，然而他们相对极少。实在说，我疑心两千家之中未必有一家夸得出有一座园子，其中有蕨草覆顶的假山与垂柳、羽状之竹掩映的荷池。葡萄架、葡萄园、果园与橘林之罕见，也令人注目。在乡下的集市上，人看见堆山的蔬菜，却只有几篮寥寥无味的水果。合口味的奢侈之物需要太少，维生之食的呼求太急，无从把多少地从它主要的事业上撤开——而那主要的事业便是种稻、种豆、种麦、种蒜，好使人活下去。

为开出新的耕地，人的汗水像水一样倒了出去。山丘一直到顶都被凿成梯田。在一道山坡上我数过四十七块这样的田，像大人国的阶梯一样一级级上去。而五百英尺之下的河床——其上有细流漫游，直到秋雨把它盖成一片浊水——已被平整并筑堤，成了几百块宝石般的水田，长着青青的稻秧。在山里，覆在岩石上那层褐土太薄，无从雕成平田，麦与玉蜀黍的地块便顺着天然的坡度，而只能用锄不能用犁。这样的地块，我见过两块量得坡度四十五度，而倾斜至少四十度的则不计其数。在你上方半英里、山脊近顶的林中，人们从自己的屋里攀下来，耕种那些嵌在黑色裸岩间凹处的小人国般的土块。这些被毁了林而又耕种的山侧，其冲刷自然是可怕的。一千英尺之下，黑龙江、汉江或嘉陵江本该是碧绿的，却成了石板色或黄褐色，预示着一个时候：所有这些裸露的泥土都将成为河里无用的沙洲，而山将被剥去那些在地质时间里慢慢积起的肥沃成分。实在说，人听到有些地方这件事已走到最苦的尽头，便要打一个寒噤：山成了干灰色的骨架；肥沃的谷底埋在泥沙与砾石之下；人口减到每四平方英里一家！

要看人与其环境相争的奇观，没有哪里比得上从华西那一大团山脉之中某个七千英尺的隘口所见的景象——那一团山脉生出汉江、渭河，以及使四川得名「四水之省」的那几条河。除了坡太陡或岩石外露而不许之处，山坡自东河谷底一直耕到五千英尺之上的山顶。在这垂直的一英里之内，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作物——底下是蔬菜，再上是玉蜀黍，最上是麦。有时山的绝顶还戴着一顶黑麦的绿色尖帽。这些空中的田皱在群山巨大的折褶里，其边界以一种诗意的优雅顺着山坡的凸出与内凹而行。在这座巨大的圆剧场里，人看见一千块田，而只有两所房子。然而这里那里，人会在远处一道黄色土坎上察出一排暗色的拱形洞口，像地鼠洞一样。那是一个乡村；因为这些高地之人多半把自己的住处凿在干燥而黏结的黄土里。

要开垦并耕种这些上部的坡地，须从窑洞之家攀上几千英尺，其劳作之令人心碎，正是人口压力确凿的记号。它唤起这样一幅图画：一片涨起的人的湖水，不知怎的没有出谷之路，越涨越高，直到硬把耕作抬过了群山之顶。在六月里，这些环绕一层层起伏的青翠的天上之田是一片动人、乃至美丽的景象；然而人不能不想到那唯一能迫人作此等劳作之奇的、严峻而无时不在的饥饿之威胁。

稻只在一层薄水之下才长得好。所以稻田必须平整，四围有一道低堤。气候相宜之处，人肯花在把一道坡挖成稻田、并把一道水引到那里去的劳力之多，是难以置信的。有一处我注意到：一座嵯峨之山的山侧一道深切的石谷，已被完全改造过。农人从崖脚某几处凹地里背下来数不清的一筐筐泥土。他们用这些土填了那道楔形之谷的底，把它整成一连串的平面，筑了堤，插上稻，把水引过去。于是如今那里不是一道荒沟，而是一列弯弯的田的阶梯，大约有四丈宽，每级相差一人之高。我还见过一道小沟的两侧——那沟连一个小孩站在里面都藏不住——被凿成一层层的台，造出一串不比桌布更大的稻田，靠一道不比婴儿的手指更粗的细流灌溉。这些玩具般的田块里有一块，照规矩筑了堤、按八英寸的定距插了十九株稻秧，而一张餐巾便可以把它盖住！

若不是有一种无穷精细的农业，土地的肥力早在几百年前便耗尽了。例如在江苏那样低洼的地方，农人挖一个长方的沉淀池，让他田里各处的水都汇进去。春天他从池底挖出从田里冲下来的肥泥作肥料。这池里溢出的水诚然带走一些宝贵的成分，但这些他又从疏浚那条把他与本区主干水道相连的私渠里收回来。在华北的黄土带上，农人只在自己田中挖一个坑，把坑里的黄土撒出去作肥。中国的城没有下水道，也不大需要。远在日出之前，田里来的粪船已经沿一网河渠悄悄穿过城去；等外国人喝完他的早咖啡，一支拾秽的大军已经把我们倒进下水道里的东西收去了，为的是助长庄稼。下过雨之后，乡下人提着桶在街上四处寻觅，从洼处与水沟里舀出黑泥，或从路旁的污水坑里取出秽水。一条每日过二百辆大车的大路，其洁净不下于一条园中小径，因为附近的农人带着筐与耙不断在上面巡走。

对一个繁密的人口而言，没有哪一样天然之物琐屑到不可以派上用处。海被搜遍滤遍以取可食之获。海带与昆布在食柜里有其位置。大量不比指甲更大的贝被剖开，做成一种远销内地的食物。雨后草间长出的菌被人吃掉。炸的甘薯藤供穷人的桌子。路边的沟被淘干，为的是不过一指长的鱼。一大筐一大筐的草莓——其中一半还是青的——在山沟里采来，拿到市上去卖。秋天拾柴之人的竹耙下，没有一株草、一根秸逃得掉。镰刀贴着地面割谷，因为要秸与糠去煮饭。树叶是一种作物，由孩子们仔细收起。人从来见不到一个腐烂的树桩或一根朽木。一捆捆的柴被人背上几英里去烧砖窑与陶炉。最后的树被取去之后，少年们便带着斧与镢攀上那些远而险的高处，去砍倒或挖出那些若听其自然便会把荒废的山脊重新覆上绿色的树苗。我们问一个四川人：他不欣赏某座嵯峨的山峰、其上攀附着虬曲的松么？「不，」他答道，「它陡得使我们上不去砍那些树，怎么能算美？」这一类事实使我明白：太原府与西安府本地工厂所出的火柴，何以其中所含的木料或许只有我们火柴的三分之一。

中国的烹调是天下最可口的烹调之一；但对普通百姓而言，决定什么算食物的是胃而不是口。蚕在茧从它们身上缠完之后被吃掉。马、驴、骡与骆驼在活干完之后便成了屠户的肉。自然死去的牛或猪也不被嫌弃。有一位传教士向来把死掉的小牛交厨子处置，后来注意到自己的小牛老是死。最后他把小牛的尸体浸透石碳酸，叫厨子埋了。此后他的小牛便活了。在广州，鼠与猫摆出来卖。我们的船夫把我们厨子所用的家禽的头、脚与内脏洗净吃了。香港总督嗅出或许有开一家制革厂的机会，曾着人查问：这块殖民地上所宰的无数的猪，其皮都到哪里去了。他得知那些皮都被做成「海味」，在中国人中间卖掉了。另一次他正要下令把九龙一带村中出没的那些生癣的野狗除尽，因为它们妨碍锡克巡捕执行职务。他恰好及时发现：这样一举将「妨碍百姓的食物」——而那是一位英国殖民地总督万不可做的事。

农人虽然节俭地把自己收过的田梳了一遍，那短短的残茬每一英尺还要被穷苦的妇人与孩子再过一遍；他们若能拾一天而得一把麦穗、够活到明日，便心满意足了。在香港的水边，苦力在仓房与船之间搬货所走的路两旁排满衣衫破烂的妇人，多半背上还背着一个婴儿。凡有豆袋或米袋经过之处，便有十来个人拿着筐与刷子等着，去扫那些从袋里漏下的谷粒。在一处重装粗糖的码头上蹲着六十个妇人，刮那些废弃的袋子的里面；另有些人若谁的袋子漏了一点，便跟着担夫跑，去接那落下的颗粒。有卸糖的地方，最后一袋一离开，一群拾拾者便涌上驳船，急急从跳板与甲板上刮那些掺了土的糖——而那些糖已被四十个苦力的赤脚在一条尘土路上来回小跑了两个钟头，踩成了泥！

人所听到的偷窃之事，其意味也不比这些拾拾之事更小。京汉铁路抱怨每夜有环栓与垫板被盗；每月竟有六万个栓、每年有一万块垫板不见，被做成剃刀与剪子、锄与犁头。厨子会把汤里的肉抽去一半的味，然后从他的窗口卖给一个流动的食贩。从给他的每日一份茶叶里，他会抽出几片藏起来。等到积够一磅，他便叫茶商把这一磅送来，再把女主人为这偷去的一磅所付的钱分他一部分。连骆驼换毛时一缕缕挂在身上的旧毛，也是要被偷的。

被饿死之惧所缠，人为一份工钱不顾一切地耗费自己。诚然，中国人还处在手工业的阶段；而你在街边小作坊里所见的、忙着自己活计的匠人，是按自己的步子走的。铁匠、锡匠、铜匠、黄铜匠与银匠，雕象牙、琥珀、玳瑁、玛瑙与玉的人，做木、藤、漆、蜡与羽毛的人，织麻、织棉与织绸的人——他们虽然工时很长，看去却不像我们机器工业里许多受计件工钱、协同作业与「赶工」之刺的工人那样气促而被驱赶，那样浪费自己的生命之力。然而显然在某些行业里，人是真正在以自己的劳作杀死自己。在西江上踏轮推动明轮船的苦力，公认是把自己的命缩短了。中国所用的木料几乎全是手锯的，而锯匠很早便耗尽了。刨板的、磨石的、锉黄铜的、弹棉花的、踏碾米大碓的人，都在造自己的棺木。医生们一致说：担担的苦力很少活过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一个轿夫的期限是八年，一个人力车夫是四年；此后余生他便是个病人。而且担夫与轿夫都患静脉曲张与动脉瘤，因为肌肉不断紧张妨碍了血的回流。福建一位女医生检查过几十个担担的苦力，她告我说她只发现两个没有由担负所致的心脏病。

在广州这座百万之城里，既无一个轮子也无一头驮畜；即便漫不经心的眼睛，也能在满街的挑夫身上看出劳力过度的明显记号：脸色苍白憔悴，带着那种全然力竭的紧绷而扁平之相；眼睛被痛楚掐紧，或因用力之极而直瞪着看不见东西；下颌因疲惫而松垂，嘴张着。负着一二百斤非担不可之重的人，那小跑的步子、那呼哨的呼吸、那紧咬的牙、那流汗的脸，其显示生命之退去与一条喷血的动脉一样有力。歇下来时，挑夫往往靠着或垮着，那种尸体般的瘫软泄露出生命之力的全然耗竭。几年之后，脸便成了一副皱起来、被痛苦绷硬的面具；大腿上的静脉像粗绳一般凸出，小腿上一片可怕的静脉曲张之网使它损容；后颈或沿脊背出现肉块；而肩上则在一层青紫的皮下覆着厚厚的硬垫。百姓的孩子不可避免地在十岁或十二岁被卷进这些齿轮里去；八个男孩里未必有一个能被容到学会读书。

有若干零散的事实，透出民众是怎样紧贴着维生的边缘活着。铜钱是中国最通行的钱，值一分的二十分之一；然而人既发现它贵得不足以应百姓的一切需要，有些省份便有长方的小竹片按半个铜钱的值流通。一家西方的行号若要以自己的货招引民众，就得为中国的贸易做出一等特别便宜的东西。英美烟公司出一种二十支一包、卖两分钱的烟。美孚火油公司卖出上百万盏灯，成本十一分，连灯罩零售八分半。顺便说一件怪事：它的对手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油，在这盏巧制的灯里烧不好！小贩备着出卖的份量小得难以置信。两立方英寸豆腐、四个胡桃、五粒花生、十五颗炒豆、二十粒瓜子——便是一份。卖瓜的摊上摆着两指宽的一块块无味的瓜。当家的人从肉摊上离开时带着一小块猪肉、一副鸡杂与一条沙丁鱼大小的鱼，用一根草叶捆在一处。在安徽，相当于「你怎样谋生？」的问法是「你怎样过日子？」客人向主人告辞时，照礼要特意谢他所备的饭食。细心的观察者说：普通中国人的谈话有五分之四是关于食物的。

安适与食物一样稀缺。城里的苦力睡在一条污秽小巷中不通风的窝棚里的一块板上，拿一块木头作枕、一条被作盖。华南一所医院里所有的床都装上了一位有善心的美国人所供的弹簧与褥垫，第二天早上却发现所有病人都睡在地上。他们习惯了铺一张席的木板，在软床上便睡不安稳。

必需使人的心思在想出新的谋生之法上格外多产。我听说有人靠出租自己、以体温孵鸡蛋度日。有些地方人在卧处与起居之处的地面上摆跳蚤陷阱，即底上抹一点香胶的小竹节，把虫子引来粘住。近来在四川——那里有一句谚语说「早得子，早得福」——竟有人进取到挨家挨户去把陷阱里的死蚤与干胶清掉、再抹上新胶。这项服务他每家收一分钱的二十分之一。

大批人「靠着眼睫毛」挂在生存之上，一丝游尘之触便落进深渊，这便使生命贱了。「人多命平」——西江上的船户被人责怪把一个病了的同伴丢在岸边让他死时，这样答道。在一条挤满人的六英尺宽的街上，我见一个干瘦、扭曲得可怕的麻风病人仰面躺着，一寸一寸侧着把自己挪动，求过路人把施舍丢进他的筐里。筐里有四个铜钱！在广州的麻风村里，官府供给每日两分钱，可以买两碗熟饭。别的需要他们须靠乞讨。斧与竹板还留着，监狱的改良也被搁下，其考虑是：除非使犯者之路布满荆棘，总有人苦得肯只为牢里那一份饭而犯罪。不久之前，华南一个大口岸的海关税务司——自然是一个外国人——因每年夏天那里的鼠疫要夺去约一万中国人的命，便计划对那些可能把疫病带来的口岸严加检疫。他去求中国官府协力时，道台反对，其理由是中国人反正太多了；而鼠疫把他们减稀、给其余的人腾出地方，实在是一件看似祸而实是福的事。这项计划被撂下了，而去年夏天疫病又像一场火一样把那座城扫荡了一遍。然而那位道台并非不通情理。毕竟死于鼠疫之速胜于死于饥饿之缓；而照目下的情形，若死于疾病的中国人少了，便会有更多的人被饥荒扫去。

在这样一场绝望的挤压之中，一个人若绊倒了，便不大可能再站起来。我听说有几个例子：一个雇工因不胜任或有过失被辞，饿着一次又一次回来，因为他到哪里都找不到工。在中国你要辞掉一个不胜任的人，须慢慢来。像我们所容许的那种断然辞退，会招来切骨之恨，并使人极不得人望。再者，没有人试着独自立住，因为独自一人几乎必定要沉下去。汉人之子不敢把自己从家族、宗族或行会里割开，因为他脚一滑，是它们抛给他救命之索、好让他把自己拉上来。学堂里的学生长于群众之举——罢课、退学之类——因为他们的举动无论多么蠢或多么执拗，总是一致的。明白事理的少年从不想到要顶住同伴的蠢事。他全部经历所嘱他的，都是「随众，不然就饿死」。同样，没有哪一项义务像帮自己亲族这一项那样被人牢记。官员、军械局的总办、或一所学堂的经理，把自己所能给的位置分给贫穷的亲戚时，所遵的正是他所知的最不可违的伦理。

在中国人那里有一条公理：无论什么都比打一场官司好。他们即便对受了冤的人也劝他和解，并责那为自己一切权利顽强争持的人。这种怕生事的心，在他们的情形下是合乎理的。一条船挤到舷边离水面不足一手之宽时，一场推挤便无论如何须避免；而每一个人在破了和气之前，都被期望容忍许多。

在对人生的看法上，大多数中国人是彻底的物质主义者。他们向陌生人一连问他的收入、他的家产、他所有之物的价钱。他们精明地在死者的墓前献纸钱而不献真钱，并烧那些从前要投入火葬之堆的贵重之物的纸像。他们只求物质之益，从不求灵性之福；而他们精细地比较不同神像与不同神坛招福之力。某个偏僻乡下可怜的小庙会得着一个求祷必应的名声，不久便有半堆谢恩的匾额堆在它四周，作它灵验的凭证。若热切求雨之后旱仍不止，忿恨的百姓便把神像砸了！然而凡与中国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不以这种功利之风为一项种族特征。他们是能有最高的理想的。在少数已接近佛或耶稣之思的人中间，人可以见到因灵性之光而有圣者之相的面容。这种物质主义是艰苦的经济条件所加的。它是对明日之米经年长久的忧虑之产物，而那极小一部分因境遇而得以超出卑琐之忧的人，其影响是抵不住它的。

与某些社会学家的理论相反，这一番加剧了的生存竞争在促进经济或社会的改良上并无可见之效。它是一种静的而非动的影响。它使人劳苦紧张，却不使人进步；因为进步的首要手段是发明与发现，而恰恰正是这些，贫穷的奴隶在求活的紧迫之下无从产出。

关于国家贫穷的那些惯常的解释，大都于中国人的境况毫无所照。他们的贫穷不是土地吝啬所致，因为中国是人所居住的最丰饶之地之一。他们的状况不是懒惰的应得之报，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更能受沉重不息之劳。毛病不在做活缺少智慧，因为他们是熟练的农人，在技艺与手工上也很聪明。他们也不是被浪费的恶习拖入这一场豺狼般的竞争之坑的。吸鸦片与赌博确实毁了许多家；然而可以断定：即便对未染此风的家族与乡里而言，其生活的平面也远低于西方。他们不是统治者贪婪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的政府虽然为他们做得少，所取也少。在好年头，它在财赋上的索取远不算压人。他们的人数是我们的四倍，而全国的预算是我们的五分之一。繁荣的基本条件——人身的自由与财产的安全——立得很好。工业的投资诚然没有保障；但地产与货物之产则受着相当好的保护。民众的境遇也不是由于被人榨取。城里散着一些富人，然而到省内去，人可以走几个星期而见不到有一个富裕阶层的迹象——没有大宅或讲究的乡间宅第，没有配得上富人的服饰或车马。有大片肥沃的农耕之地，那里求生之争严峻，而耕者却有自己的地与农具，并不向任何人纳租。

对于一种西方所无可比拟的、碾磨人的普遍贫穷，只剩下一个总的原因，即人口对维生之资的挤压。这个民族何以竟比别的民族更这样行事，这个有才的种族何以竟这样不顾后果地生育、以至把自己判入一场为赤裸的生存而起的卑琐之争，这只有在人明白了中国家族的构成之后才能明白。

人相信：一个人的墓前若不是每年两次由一位男性后裔行某些礼、烧纸钱，他的魂与他列祖的魂便要在灵界里凄凉地游荡，向别的魂「讨饭」。所以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一个人第一关切之事，便是保住男嗣。他不但要有若干个儿子，而且——因为中国人寿不长，而为儿子择一门相当的亲事是父母的权柄——他还要尽早看见儿子成家。他儿子未满二十一岁，他便理所当然地给他娶一个妻，而这对年轻夫妇便与他同住，直到儿子能自立。我们那种「年轻人在能养家之前不该结婚」的想法，一点也没有。这一层于生殖有益的银钱上的制约，看来全然缺着。儿子的婚事是父母的事，不是他的事；因为是他们挑那女子、备那家。在大学堂里，学生中每二十人或十人有一个是结了婚的，有时甚至每五人有一个；而毕业班的成员中有做父亲的，也并不稀奇。

因为新妇须小于新郎，儿子早婚便使女儿早婚。中国女子出嫁的平均年龄看来是十六或十七岁，虽然有人说是十五。在受外国影响所及的城市里，这个年龄已经提高。据说在北京是十八，在上海是二十，在梧州是二十，在汕头是十六到十八，在重庆是十七或十八——而从前是十四或十五。读书也把婚期推到二十岁左右，然而两千个女子里没有一个在中等学堂里。约两年前，北京的学部定下：官立学堂的学生，女子未满二十、男子未满二十二不得结婚。

到二十岁，除娼妓之外几乎所有女子都已为妻，而六分之五的青年男子已为夫。这意味着在东方，两代之间的间隔至少比在西方近三分之一。即便他们平均的家口不比我们的大，他们也能生过我们；因为我们养三代的时间里他们已过了四代。然而他们的家口是更大的，因为他们生孩子不受某些在我们那里有分量的考虑所影响。宗族之谊如此之强，以至一个穷人若养不起自己的孩子，能叫同族之人领养几个。多亏祭祖、又多亏靠儿子养老，领养之事比我们所能想象的多得多。实在说，没有儿子的夫妇对领养男孩的需求一直急切到唤出了一门兴旺的绑孩子的行当，正给上海的官府添麻烦。此外还有从前的族人所留下、用以救济贫乏族人的公款。这些款子刺激人不顾后果地生育，其情形正如英国旧济贫法所保的教区救济一样。

孩子加在父母身上的担子比在我们那里轻，而人所望于男孩的好处却大得多。中国人缺我们那种储蓄与投资的机会，便靠儿子的收入来养他们的老。一个人把儿子看作自己的养老金。女婴可以被溺死或卖掉，男孩则决不。在一个宗法到这样程度的社会里——一位四十岁、已有家室的教师还把自己每月的薪水交给父亲，视为分内的常事——只有一个儿子的父母被人怜，而儿子多的父母被人贺。

而且中国的空气本身便充满了对子嗣的看重。自远古以来，被认为最值得的东西便是子嗣、学问与财富——其次序正如此。这一判断出自一个地方还够所有人用的远古，而它存留到了一个土地在人口重负之下呻吟的时代。所以一个人至今还因将在他送葬队里行走的男性后裔之多而被人羡。孙子、尤其是曾孙，被算作上天特别的福佑。

由此便有一种对子嗣的真正的热望——要更多的子嗣——要尽可能多。在广东，据人告我，妇人渴望多子到这样的程度：她们把哺乳的婴儿交给乳母，好缩短两次受孕之间的间隔。在西方有许多父母乐意把多余的孩子卸给一所育婴之所；而一个中国的父母除非到了极窘迫之时，决不肯把一个男孩交出去，而一能办到便立刻把他要回来。那男孩是一份部分付清的养老保单，只要他能办到便决不容它失效。我们那边有哪一所育婴堂敢像香港三十二万中国人中间那所圣婴院那样担承：凡送来的孩子一概收养，并在父母方便时把他们交还？

在我们那里，一个富人于法不得生养多于一妻所能为他生的孩子。然而在中国，妾有法律上的地位，她所出为嫡出，而一个人可以把他与他所愿纳的任何数目的女人所生的孩子都添进人口里去。在我们那里，三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女子有六分之一未婚；而在中国，一千个女子里没有一个终身不嫁，所以每一代几乎全部的女性生殖能力都被用在生育上。

于是一切都合起来鼓励中国人自由地生育，而不去理会经济的前景。他们的家族之制是一个陷阱；然而从来没有一个马尔萨斯把中国从她对自己家族之制的深深满意里惊醒。她相信她无论别处有什么不对，她的家族总是好的；并且梦想去教那无法度的西方懂得孝道与两性关系上的真正礼法。黄种人的思想者从来不曾想到：生育之率是决定民众所处的生活平面的大因素之一。你把这条政治经济学的公理指给一位士人看，他便拿这样一些宽心的老话来应你：「大饭桶里多舀一碗，没什么两样」；「一只鸡总有食吃」；「独子要饿死」（即将成为一个不成器的人）。或者他会举出一些大村子里的人比邻近小村子里的人境况更好，以此论证密度与贫穷之间不可能有关系！

人若在再无地方多产粮食之时还盲目生育，罚便必定要落在什么地方。死亡总会设法与出生相抵。中国之幸，在于这一番压力落在婴儿之年，而不是到后来把大批成人拖入半饥半饱之境、直到他们被减稀到足够为止。婴儿的死亡率几乎令人不能相信。这个妇人生过十一个孩子，全都死了；那一个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全都幼年而死；另一个十一个里只剩两个，又一个十二个里只剩四个。这些便是我的报告人随口举出的例子。有一位传教士把他的教区查过一遍，发现十个孩子里有九个长不大。重庆的麦卡特尼医生在那里行医二十年之后估计：那一带所生的孩子有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五在满两岁之前死去。香港一九〇九年的报告显示：未满一岁而死的孩子之数，是当年所报出生之数的百分之八十七。日本人在台湾所作的第一次户口调查看来显示：那里中国人所生的孩子几乎有一半在六个月之内死去。

这一番可怕的损失并不全是贫穷之果。孱弱婴儿的比例很大，大概是由于母亲的未成熟。中国不知用牛乳，所以不能哺乳的婴儿便注定要死。即便能哺乳，无知的母亲也过早给他吃成人的食物。有些地方人把一种不易消化的饼塞进幼小婴儿的口里，因此害死许多。那些全然不知怎样照料孩子的母亲对无辜者的屠杀，是可怖的。然而要把人数压到与食物的供给相当，这一番损失又如此必要，以至有不止一位医生赞同一位医药传教士的话：那位能把这些母亲聚起来、教她们怎样保住婴儿的医生，将要担起极重的一份责任！

然而童年的死亡有许多是经济压力的直接后果。一个女孩只是一个负担，因为她在于父母有用之前便嫁了，并且失落到丈夫的家里去。只在没有男孩的情形下，她才可以请父母来与她和她丈夫同住。那么，女婴生下便被杀死之事时有所闻，也就不足为奇了。再者，家口既已大，父母便绝望于养这个孩子，而它便因无人照料而死。在湖北，一个人解释自己有两个孩子死了，会说：「丢了两个孩子。」另一个因素是缺少足够的好食物，而这也使许多孩子按年龄算显得极小。麻疹与猩红热所致的重大损失，与过度拥挤有密切的关系。

对成人而言，人口过多不但意味着匮乏与苦役，而且意味着一生平均比我们短十五年。这实在不足为奇；因为有些地方人稠密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土地实在被他们弄污了。他们不知不觉地毒了地，毒了水，毒了空气，毒了生长的庄稼。而他们大多虽有足够可吃的，却几乎没有什么能从这卑琐的觅食之中留下来。这里是一个有标准、无可置疑地文明的民族——和平、勤劳、孝顺、有礼、守约、顾及他人之权。然而他们的生活是沉闷而寒陋的，因为他们的余裕大半被扫进了生产人口的漏斗。两件粗蓝布衣裳便是他们的衣。夏天孩子赤着身，男人光着上身。土坯茅屋，没有烟囱，墙被烟熏黑，窗上无玻璃，粗糙未上漆的凳子，一张油腻的桌子，一个土地面——猪与鸡在那里争食残屑——床则是一张土炕，上面铺一条磨破的席。没有树林、草地与花；没有木地板、地毯、窗帘、壁纸、桌布与摆设；没有书、画、报纸与乐器；没有运动与娱乐，节庆与聚会也少。然而到处都是孩子，赤身的、四脚摊开的、扭动的、爬行的、在土里翻滚的——那是最穷的一家也有余的唯一所有之物，而别的所有与别的兴趣都被狂热地牺牲于它。

在一段户口的报告里，我的眼睛看到安徽一个十一平方英里的乡区的地保所报之数。他们报一万四千人，每平方英里近一千二百人，即每英亩两人。山东虽有大量荒地，看来每平方英里也有七百人。然而若假定在任何一刻中国各处都被人饱和了，那是错的。三十来年前，山西有十分之七的居民死于饥荒；而入眼的空地与颓墙显出：那些缺口从来不曾被填满过。自铁路通到省城太原府以来，拥挤的山东来的流民正渗进这一省。陕西也是如此：它除了在七十年代的回乱里失去五百万人之外，一九〇〇年又因饥荒失去十分之三的人口。甘肃、云南与广西，从大乱之后的屠杀里从来不曾完全恢复；而人常常遇到从前耕种过、如今已复为荒野的土地。太平军的杀戮在江苏与浙江留下了长久的印记。广东与福建是南方的沿海之省，已因移民而得了缓解。这潮流最初涌向台湾与加利福尼亚，后来转向荷属东印度、马来亚、印度支那、新加坡、菲律宾、缅甸、暹罗、婆罗洲与澳洲。约有一千万人在中国以外定居，其结果是大大减轻了这两省的生存竞争。近些年间，有九百万元流进了新宁县——最早去加利福尼亚与新加坡的广东人便出自那里。这些钱全是移民带回或寄回的。福建沿海乡村里那些使人吃惊的、有石基的好烧砖农舍、铺石的打谷场与堂堂的宗祠，都是移民的汇款所致。离福州三十英里、虎所出没的林山之中，人会遇到梯田，证明从前耕过如今已不必再耕的土地。

中国人口的近期前景，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内，中国人将由一个西式的政府来治理。叛乱将止，因为不平将及时得着申理，否则常备军也会把起事掐在萌芽之中。等到一网铁路使一个父母般的政府能把一省的余粮急运去养另一省的饥民，饥荒便将终止。鸦片这个魔鬼已在被勒住的路上。随着安全之感的确立，那些围困人的城墙将被拆去，好让挤在里面的人散开。宽街、公园与下水道将被修起。滤过的水将人人可得。一个受过大学训练的医界将与疾病搏斗。到处都将有卫生官员向传疫的鼠与蚊开战，一如今日的香港。疫病将被检疫、血清与隔离医院所抵御。牛乳将可以得着，而地段护士将教母亲怎样照料婴儿。对这样一番救命的举动，中国的死亡率应当从目下千分之五十或五十五之高，降到已经现代化的日本所达到的千分之二十。

但要把出生率降到同样的程度——唉，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目下千分之五十到六十的生育率——那是美国种族的三倍，而在白种人的世界里除俄国某些地区与法属加拿大某些教区之外无可比者——所由来的那些因素，是不会那样容易让步的。要克服祭祖、早婚、对大家族的热望与妻子的低下地位，很可能要用掉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至少在一两代之内，中国将以东方之法迅速生人，而这些人则将以西方之法缓慢死去。等到死亡率被削平到千分之二十，出生率还要在它的两倍以上，而人数将以每年百分之二以上的速度增长。即便有科学的农业之助，要使中国的收成养得起这样的增加，自然是不可能的。它非移出不可，不然便得饿死。今日在朝鲜与满洲造成戏剧性的政治结果的，正是日本余出的人口向外之推。四十年或五十年之后，将有一场十倍于此的中国余出人口向外之推。到那时候，成人中有三分之一能读，而日报把大世界的消息震动到最偏远的村落，十八省将都涌出移民，而不只是两省。到墨西哥、到中南美洲、到西南亚、到小亚细亚、到非洲、乃至到古老的欧洲，那些黑头发的觅食者将成流而去；那时候，「我们拿中国人怎么办？」这个问题便由先后是加利福尼亚的问题、澳洲的问题、加拿大的问题与南非的问题，变成一个世界的问题。

五中国工业的将来

人所谓「黄祸」，有三种可能。一种是：等中国把西方的知识用到保全人命上去，那必定要来的溢流将把那些生育缓慢、工钱高昂的白种社会淹没。这是实在而临近的，除了一项协同的排斥之策，没有什么能避开它。另一种是：白种人被大批装备良好、训练良好的黄种人军队所压倒；那些军队在某位东方的波拿巴鼓舞的率领之下，先把列强逐出东亚，后来又漫布欧洲。

这一层预测是梦中之物。一个人在这些稠密的无产者中间来往一遭，便体会到：除了西北的回民之外，军人之气的最后痕迹早已蒸发了。这个民族看来既无西欧人那种好斗的冲动，也无他们那种意志之力。中国的少年吵架时带着女孩子气，骂得多而打得少；拳头乱挥，却只在不至于碰上对手的脸的时候才挥。苦力中间的一场争吵，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这个种族的战斗本领，不如说是这种语言在咒骂上的丰富。

与那些刚从军事封建制度里出来、至今还满是好斗之气的斗鸡般的日本人相比，对照极为触目。在新加坡曾有三千中国人与三百日本人一同被留在检疫所里。后者提出种种傲慢的要求，例如要在中国人之前先给他们上饭。天朝人本可以轻易把这一小撮褐色人压碎，然而到头来他们宁不「生事」，接受了第二桌。这并不是说中国人胆小如鸡。实在说，他一旦被激起来，虎气是够的；不过他简直不信打架是了断争执之法。在他看来那是不经济的，因而是愚蠢的。在马来亚，人观察到：一群中国人无论闹到怎样，只要他们头人之一举起手来，他们便静下来，直到听完他要说的话。他们的哄闹是有计算的，他们并不像日本人或东印度人的乱众那样怒到不能自主。

新军是一大改进，然而它的战斗之气仍大可怀疑。「你觉得当兵怎样？」一个美国人问两名预备兵。「很好。」「若打起仗来呢？」「哦，我们的朋友会及时告我们，好让我们跑掉。」骄傲的满洲王公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屈辱而心痛，正把新军锻成一件报复之器；然而中国百姓只把它当作一面盾来珍重，并不打算叫它去攻人。在军官身上，人看不到那种宣示着压倒一切的意志的武人之貌、坚定的下颌与紧咬的牙关。士兵那诧异的神色与不存攻意的举止，露出卡其军服之下那个朴实的乡下少年。日本的农人有兵的豪气；中国的兵有农人的温和之态。「有理便有力」、以及「一切难处都可以诉之于『理』而了断」这种信念，把中国人的思想浸透到这样的程度：除了一连串足以把民族性格从根基上撼动的震荡，没有什么能使他们对军人之气敞开门来。远在他们失去对和平的信心之前，中国人便已强到不能被人欺、旺到不必靠征服去求国家的繁荣了。

第三种「黄祸」是东方在工业上征服西方的可能。有些人看到中国人的勤劳、节制与聪明，再合上他们庞大的人数与低下的安适标准，便预见一个制造之国的中国以大量便宜到难以置信的铁、钢、器具、船舶、机器与纺织品把我们逐出中立的市场，并逼我们的工人在与雇主作过一场长久而惨重的争斗之后，或接受中国的工钱、或饿死。面对这样一场大祸，那些大工业国将既不能靠移民的关卡、也不能靠税则的高墙保护自己。

中国劳力之便宜，确是足以令一个厂主垂涎的。上海缫丝厂的女缫工做十一个钟头的活得八分到十一分钱。不过上海是贵的；而且那里人人抱怨工人精了、变坏了。在汉阳的铁厂里，普通工人每月得三元，正是南芝加哥钢厂里生手斯拉夫人所得的十分之一。熟练的匠人得八元到十二元。在长江上游一千英里、宜昌附近的一座煤矿里，苦力把四百磅煤背下到一英里半外的江边得一分钱。他平均一天背十趟，但每隔一星期须歇一星期。矿工每日得七分钱并管饭，即值一分钱的米与面。他们每日在没到膝的水里做十一个钟头，腿都肿了。做一星期便须歇两天。难怪这煤（半烟煤）在矿口的成本只有每吨三角五分。在成都，仆人每月得一元五角而自己管饭。在四川一路上，壮健的苦力乐于每人四分钱抬我们的轿半日。在西安府，普通苦力每日得三分钱而自己吃饭，即每月八角。在山西各处，四处走动的收割工每日挣四分到十二分钱，而长工每年得五元或六元并管饭。大略言之，在这个帝国的任何一部分，只要每日八分到十五分钱，便可以雇到任何数目的、智力尚可而肯做的工人。

有这样一片劳力之海可以汲取，中国看来正当一场制造业发展的前夜，而那场发展在改换世界的贸易之图上将如一次大陆的隆起。已经兴起的种种工业之述，把这印象加得更深。二十年之内，中国人办了四十六家缫丝厂，其中三十八家在上海。十几家棉纺厂在供纱给本地的手织机。两家毛纺厂在织兵士制服之呢。在上海有纯粹中国人的工厂制造玻璃、烟卷、黄条肥皂、牙刷与滚磨的面粉。汉阳铁厂——厂内五千人，而采它的矿与煤、运它的矿与煤的还有几千人——正把它的产能加倍；去年它与一家美国的财团订约，在十五年内每年向普吉特湾艾恩代尔正在兴建的一家钢厂供生铁三万六千吨到七万二千吨。

凡凭表面而断的人，都预料一场迅速而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而对我们这个种族来说，那是一场大祸还是一份福气，则要看人所顾念的是千百万人还是百万富翁。然而人若窥到表面之下，便会察出若干因素，使我们不能相信黄种人在工业上的开花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在漫过世界市场之前，用黄种劳力的工厂须先供中国人自己对制造品的需要；而即便按人头算，他们的购买之力不过美国人的七分之一，中国所呈的市场仍比整个美国的一半还大。据估计它每年所消的棉货，可以从这里到月亮铺一条六十英尺宽的路！因为东亚将为那些将要设立的本地工厂所要涌出的便宜的机制布匹、器皿、农具、刀剪、梳洗之物与钟表提供一个可以无定限扩张的市场，所以白人的产品在南美或非洲的地面上被黄种人的手工击败的那个凶日，还远得很。

再者，生产并不总是与工钱之低同其便宜。苦力虽有天生的能力，也须经一长程的读书、工业训练与工厂的熏染，才能一寸一寸挪到与德国或美国工人并肩。华北一处铁路枢纽上有一家官办的场子，从欧洲进桥料，把梁架起来，配好、冲好孔，再拆散运到需要造桥的地方去。然而劳力便宜五倍，它却不能把铁桥造得像从比利时进口那样便宜；这意味着在目下，一个比利时铁工抵得过五个中国人。要使必要的技术之能在这些做工的人中间成为世袭之物，至少要一两代人。

活跃的中国，其大小约当落基山以东的美国，而铁路不足七千英里。因为人口稠密、农作精细，大多数地方的运输之力即在今日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今日里程的十倍，只要修得经济、管得经济，无疑能在投资上生出可观的股息。而如今，即便顺利，中国要修起这个国家理当有的铁路，也得用去往后三十年所余的资本。还须记着：除少数通商口岸之外，新的工业都等着中国人自己首先动手。李鸿章那种铁路与矿务让与权的太平日子，已经永远过去了——那时一个外国人便能取得在一省最富矿藏的五千四百平方英里之内独占采煤采铁之权。新起的国族主义带着「中国人的中国」这一呼声，已把那一切结束了。政府已收回某些铁路的让与权，而山西的人民则付了二百二十五万元给福公司，赎回一项未经开发的让与权。中国无疑将像日本那样谨慎地挡住外国的开采者之路，而她的厂与矿将是中国的、否则便不办。然而中国资本家的胆气，被那些不受法庭或民选所制的官员的贪索所冷却。沪杭铁路——一条纯粹中国的路线——的一位董事告我说：他们修路时主要的麻烦是那些扰人的「查办」，逼他们行贿于官，好把工程继续下去。而且北京硬把一笔巨大而不需要的外债加在这家公司身上，而那笔钱本要由官府的人去花，股东则不知有多少粘在官员的指头上。于是这家公司不把那笔钱用来修路，却以小额高息贷了出去，并将在借款条件一许可时便立刻还掉。

福建之例显出无所负责的政府怎样使进取之气瘫痪。半个世纪以来，福建人一直流往东南亚英属与荷属之地，其中不少人以商人、种植园主、矿业经营者、包工与工业家而发达。有些人带着资本、技术知识与经营大事业的经历回来。然而除了一家锯木厂——我在中国所见的唯一一家——之外，我没听说这一省有一件近代的事业。煤层无人开动。官员把它归于把煤运到潮水可及之处之难。那位靠在霹雳采锡而富的福建人——马来各邦有三十个中国的百万富翁——却告你说那是怕官的「陋规」。

汕头后面的地方矿产丰富。然而一位退下来的新加坡包工若鲁莽到在那里办一项矿业，大约会遇上什么事呢？矿藏附近的客家宗族会要一笔钱，才容他不受干扰地开采。当地的官须被打点平。厘金局的官员会在容他进口的机器上溯之前把他好好榨一遍。他的产品运往海边所经每一境的知县都要卡他。最后，他的作业随时可能因一场迷信的恐慌而被止住——怕它扰动了地里的龙、坏了一乡的风水。难怪一位高级的朝廷大员私下向我承认：他的家产没有一分钱放进不在外国保护之下的事业里去。

伍廷芳大人深感于这种不安全的祸害，以至他提议：百姓与其吵着要早开国会，不如向朝廷索取一份大宪章，保下列各权：非有正当之票不得逮捕；二十四小时内公开审讯；不得处罚或罚没已定罪之人的亲族；不得没收其合伙人或商业伙伴的财产。

中国的农业总量虽大，却是小农业；它的工业是小工业。它的商人不熟悉大规模事业的经营，对股份公司也没有经历。他们作为商人与银钱业者极为可信，却从来不曾为股份公司立出一套伦理；而在这样的关系里，他们是一种彼此猜疑的猎物——而那猜疑也实在太有根据了。

抽佣在中国人身上已经根深到这样的程度：它不再是一件道德的事，而只是一件经济的事。你的厨子领工钱，只作他技术服务的酬报；至于他作为一个商人替你家采买的服务，他觉得自己有权得一分利。你把他放在臼里捣，也捣不出他这个念头。一位海关税务司告我：三十年前他初来时，曾向他的中文老师苦苦抱怨自己作为外国人被仆人抢的情形。「可是，」那位老师解释道，「我们中国人受这一风之害与你一样。我若给我那老妈子五个钱去替我买食物，她留一个钱。我若给她一个钱去买醋，她没法从中抽佣，然而她是不肯罢的——她把醋洒掉一点！」

正因如此，一笔营业的资本一在哪里聚起来，便开始神秘地融掉。一家为修某条铁路而成立的公司养着十个闲着的办公人员，而站长也已聘定上了薪水册，虽然一根铁轨还没铺。这些有福的雇员的薪水，无疑有许多流回派他们的人手里。枕木被大量购进，放了一年之后卖给了木匠。一条官办的铁路曾招标买枕木。一家德国行号出价最低而交了货。后来还要枕木，那位采购的官员不去重新招标，却给那行号打电报说：「你的日本竞争者已经降到你的价钱，不过你若给一笔不多的佣金，这合同便可归你。」那提议被置之不理，而枕木由日本人供了——无疑是在给了一笔好处之后。

在一处大的官办场子里，外国专家经过应有的试验之后指定某种煤在发热之力上最好。采购员供他的第一批是合用的。第二批则很差，虽然采购员硬说那是同一种煤。他是得了一笔佣金去换那较劣的燃料的。铁路的工程师，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总因海外运来的机器或材料在种类或等级上与他所订的不同而被弄得没办法。其因并非疏忽。如今有十三条铁路正在「一切归中国」的基础上兴建，而其中多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钱去得比工程快。漳厦铁路是福建第一条，其进行之慢令人失望。大堆的钢轨与枕木躺着损坏，等着路基。粤汉线的兴建，其进展在股东感觉里是蜗牛之步。安徽铁路公司已支出银五百万两，而没有一英里的轨完工。桥墩已经备好，桥的钢铁料已在场，十三英里的路基已完成。然而公司的钱与信用都没了，股东厌恶了，工程几乎停顿。这一类经历多得足以使人把中国叫做「诺言破碎之国」。有些麻烦是判断不当所致，然而管理被抽佣之痒拉歪，却太常有了。

在我们那里，个人很早便从家族里脱开，作为一个自由自动的单位在社会里流通。在中国，家族与宗族之谊意味得更多，而没有几项义务比「即便以别人为代价也要帮自己亲族」这一项更为神圣。你觉得替亲戚安排位置是对的，而对他们相对是否适任毫无顾虑来拧你的良心。一个候补之人被派了实职（自然不在他本省），他那些远到不知第几等的亲族便都来道贺，并提出请他在他的新任上为他们找位置。他上任之后，他前任的那些受庇者知道人所珍重的是他们的位置而不是他们的陪伴，便有雅量在能「四处看看」之后尽快让出去。

而这种害人的用亲之风很快便附到工业的事业上去。一家官办场子的经理察看一个进行不好的部门，发现那部门五十五人里有三十三人是工头的亲戚。自两年前京汉铁路归中国人经营以来，沿线的位置都按纯然的私情填补，其结果是薪水册上装满了不胜任的人。难怪卖票的把票窗前的人群看作讨厌之物，任他们生气而自己与朋友聊天。你还可以听到路工的管事苦苦抱怨说：他不得不安进并留下董事的某些亲戚，而那些人做不了派给他们的活。

求生之争这样绝望，用亲之风又这样根深，以至只要一笔资本不是由所有者本人经营，雇员便像蝗虫一样繁殖起来。他们从云里落下，从地里长出。北京的各官署里塞满了无用的占位之人。你会诧异：有二十五或三十个教员的学堂竟养着十个行政官员——直到你明白其中一半是领闲俸的。在一家场子里，外国专家发现有三十六个寄生之人整日吮着那条水管而领着好薪水。一个是买煤的，一个是买木的，一个是看管汽管零件的，如此等等。

在临清，一家比利时公司与一家有让与权的中国公司讲成条件：给他们一半股份，并同意除外国董事与外国工程师之外，另付一个中国董事与一个中国工程师的薪水。照理说比利时人与中国人是合伙经营这座煤矿；然而赤裸的事实是：后者只是这项事业上的寄生者。那位中国董事住在天津，靠他每月七百元过活，从不到矿上去。那位中国工程师每月二百二十五元，矿旁还为他造了一所好房子，他丝毫不供技术上的服务，却四处去压那些损害公司让与权之独占的小土煤窑！

在另一处，一家德国公司照这样一项安排开了煤矿：中国人取名义资本的一半，并有一个中国董事领一份好薪水。他住在天津，从不到厂子附近来。那位德国经理指挥一切，他的薪水是挣来的。若煤被人偷，而他向知县控告那些犯者，那些人便被一再放掉，直到那位经理登门把这位可敬的官员的口袋装满银元。于是贼便被打了竹板。在这样的扰害之下，外国的员司整体上不能放假。他们必须时时在场；因为他们一走，事情立刻便坏，不久厂子便要毁了。

在目下这个阶段，中国的商人既离不开外国专家，也与他相处不来。溯西江上行四百英里，你看见成吨的重机器躺在岸上。那是为在十五英里外山中熔炼银矿而进的。中国人发觉自己安不起那座熔炉，于是机器生锈，而矿石则在英国熔炼。一位工程师会被一批又一批地供给劣煤，因为他的经理从不以发热之力去想燃料。在他看来煤便是煤，最便宜的便是最好的。山西是这个帝国的宾夕法尼亚，而本省人以极大的代价赎回了自己开采其矿藏之权。然而一位有执照的煤矿经理已在山西大学堂做了四年采矿的教授，而从来没有人就一个矿务的问题问过他专业的意见！

汉阳公司看重专家，雇了二十二个法国人与比利时人监督炼钢。然而中国人并不总是这样幸运。第一家汕头电灯公司之败，是由于倚赖了一个并不像他自称那样够格的外国人。约三年前，「保晋」矿务公司着手开发本省的煤矿。他们所雇的第一位专家的任务是勘察并作报告。他四处走了几个月；然而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行程与所得绘图，他的报告价值很小。随后聘了一位英国的大专家；然而他到了天津，得知人期望他在野外用几个月而不是几星期，便领了路费回家去了。最后，一道二十英尺厚的煤层被动手开采时，专家一个接一个辞去，因为每一个都坚持把事情做对，而公司不肯听他的意见。很明显：本地的资本家与请来的专家两方都有可抱怨的。这局面是不幸的，而在中国有了好的工程与技术学堂以训练自己的专家之前，它不能不延缓发展。

中国事业管理之无效，其对汗水挣来的财富之耗费，是令人心痛的。一条铁路的工程总办会是一位可敬的官员，既无技术知识也无经历，一切只能靠他的属员。或者被推为公司总理的那位著名的金融家自觉远在管理的俗务之上，便把这件事委给一个身分较轻的人。这位先生也自觉在这活儿之上，又把它递给另一个人。于是大人物成了摆设，而小人物办着这项事业。任何官办的事业都吃官员自负而不切实际之苦。一家官办场子的水泥，其初定之价比好的外国水泥的成本还高一元一桶。官员们以为百姓会不顾价钱来求「官水泥」。

太原府的官办火柴厂筹办之时，厂造好了，机器从美国订了，工人也雇了。然而机器始终没来，因为订货时没有附钱；而工人则一直白领工钱，直到两年之后拨给这项事业的款子用尽。不久前这项事业被重新办起来，如今官厂的产品已把日本火柴挤出去了。芜湖附近有一座近代的砖窑，在一位外国总办之下所出的砖极好，价钱与本地窑的相同；然而到了中国人经营之下，质量便降下去，以至所出之砖比本地砖好不了多少。

再者，中国人被他对眼前之利的贪求所累，而不顾将来。例如一九〇九年将尽时，蒲兰田船长开始驶「蜀通」轮穿长江三峡往重庆。那是那一段险水上第一次轮船的班期，而这小轮船赚钱之快，使她的中国船东一心只顾眼前之得，连清洗机器的时间都不给船长在两航之间留下。只在那位不可缺的船主拒绝再航一次之后，才准他用一星期把她的内脏检修一遍。

多年以前，烟台的传教士倪维思博士栽下了美国最好的果树，他那果园的产物在整个远东都出了名。然而他一死，果园便落到一个中国人手里；那人贪求最大之利，把它作了猪的牧场，不去松土，也从不修枝。结果果子大为退化：樱桃变小了，苹果与梨则疙疙瘤瘤、发木、生虫。

事实是：有毛病的过去，在当代中国人的心思与品性上压得太重。这个种族真正的力量，要到一个受新教育养成、并执行一套更高的准则的新一代登场之后，才会普遍地显出来。或许道德的空气要到生存竞争有了显著的缓解之后才会澄清。我猜想在商人心思的背后，潜伏着一种对千万只抓取之手的模糊感觉。人人都眼前时时有深渊在的时候，彼此便不会判断得很严。中国商人在马来亚所享的极好名声，提示着：惟在一片有机会之地，黄种人品性上天然的坚实才显出来。在海峡殖民地，中国人成功地制造遮阳帽、化学品、药品、灯塔的透镜、机雕家具、制冰机、葡萄酒、甜酒以及别的他们本国的弟兄还未尝试的东西。

那么，工业主义在中国的进军，大概不会像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迅速而得胜。仇外之心、资本之乏、劳力之无知、官府的陋规、贪渎、用亲、专家之缺与管理之无效，将长久延迟中国那便宜的劳力之力被驾到机器上去。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的子女，而是我们的孙辈，才须夜里睡不着觉。要到本世纪的后半，黄种人的经济竞争才将开始以巨手塑造这颗行星的政治。

六与鸦片的角力

那是在华西。我们的轿子落在后面一英里，而我们不能确定路。「到宝鸡还有多远？」领事问一个农人。没有回答。「到宝鸡还有多远？」那人把头略转了一点。问到第三次，那双空洞的眼睛里才透出一线揣度之意。问到第四次，他抓住了「宝鸡」这个意思。第五次以「多远？」戳穿了他心里的雾，于是像从一个梦游者口里一样，缓慢而含混地来了回答：「四十里。」「这是什么意思？」我在一个上午有过十来次这样的经历之后问道。「是纯然天生的愚钝么？」「不，」领事沉吟着答道，「大概是鸦片。你听过那句话吧——『陕西十个人，十一个抽烟的』！」

这便是我第一次好好看了一眼中国那具藏在柜里的骷髅。

中国最初听说吸鸦片是在十四世纪。一七二九年曾下过一道谕旨，禁用鸦片，并令关闭烟馆。它究竟是否被执行，无人知道。那个世纪的后期，因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它的孟加拉鸦片推入中国各口，这个习惯便在全国各处扎下了根。英国人发现这是一门有厚利的生意，便从不放松。从印度鸦片所得的总利——即一七七三年至一九〇六年间中国与东亚为这一商品所付超出其成本之数——据估计为二十一亿元。约一八四〇年，中国皇帝对这毒物的侵入惊惧到这样的程度，遂派林则徐为广州的钦差大臣，令他把这门生意压下去。他的努力使他与英国商人相撞，而他在虎门销毁鸦片一万箱，便促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以英国把一项屈辱的条约强加于中国而告终，那条约为商人的损失付了重大的赔偿。一八五七年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结果是《天津条约》，它约束中国政府不得干预或限制印度鸦片输入这个帝国。

在此之前，政府一直不容种罂粟；然而如今，政府与其看着这个国家的银子被抽去、向印度买一种在中国的土上便能容易产出的麻醉之物，便把它的禁令撤了，而罂粟便极其迅速地蔓延开来。到头来中国人所消的鸦片有七分之六是本土所产。

其间，以鸦片为享乐之用者，其蔓延之迅速骇人。四年前中国人所用的鸦片，是一八〇〇年所用的七十倍。每年有两万二千吨这种药被吸去，其中大部分化为浓烟，被一支据估计至少有二千五百万人的吸烟大军吸进肺里。连英国人也承认有八百万吸烟者。在产罂粟之省，鸦片这样多而便宜，以至成年人口中有骇人的一部分染上了这个习惯。在四川，城里有一半的男子与五分之一的妇人抽起鸦片来。在乡下，这两个比例分别是百分之十五与百分之五。在甘肃，据说四个男子里有三个是吸烟的。在陕西西部，我们遇到一些地方，人向我们保证四十岁以上的妇人有十分之九吸烟。在云南，议婚时主要的问话是：「家里有几杆烟枪？」——这便是它家底的确凿指标。整片的人口把自己交给了那诱人的烟枪，而沉入一种无从形容的昏惰、困苦与堕落之境。

烟枪对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诱力，因为他们的生活太无趣味。他们全然没有那种给人生添上如此魅力的、男女之间无邪的相伴。他们染上他们那一对恶习——吸鸦片与赌博——是把它们当作一种解脱：解脱那种因在最小面积上维持尽可能多的人这一疯狂的努力而牺牲了大部分使人生有趣之物所致的沉闷平乏。在一种引他们不顾前景而生育的家族之制之下，中国人把许多给人生添价值之物都剪掉了。五年前，菲律宾鸦片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报告里说：

「地上有哪一个民族在食物上像贫苦的中国人那样缺乏？有哪一个民族在娱乐上像所有中国人——不论贫富——那样一无所有？中国没有户外的游戏，实在说，除了带赌博性质的之外，什么游戏也没有。绝对的乏味与沉闷似乎处处弥漫。正如这两个魔鬼把高加索人驱向酒，它们也把中国人驱向鸦片。一个人可能因习惯性的劳苦与专注营业而变得不能取乐；同样，一个古老得几乎难以置信、并已劳作了几千年的种族，也可能在其发展上到了这样一点：取乐之能已经萎缩消失，所余的只是把闲暇用于恬静的愿望。而于此最有助的莫过于鸦片。在台湾，快活的日本男孩正在教那些恬静的中国少年打网球、踢足球、打马球、跳跃等等——照日本教师所说——其用意在于改善他们的体质，并在他们身上养成一种对运动的爱好，以免他们要把闲暇用在屋里吸鸦片。而那些没有闲暇的穷人呢？他们往往没有食物，或者少得使任何一种药——先去饥饿之痛、后去食欲之正常渴求的药——在他们看来都成了一件恩物。再加上吸鸦片时往往伴生的那种平安与舒泰之感，便不难明白贫苦的中国人何以用它。我们用吗啡去止痛。贫苦的中国苦力的一生，便是匮乏所致之痛。吸鸦片的醉汉是一个可怜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可鄙的对象。中国人若看去比别的民族更容易染上这样的恶习、并且更为它们所奴役，那岂不是由于境况好的人生活之乏味、与贫苦之人那令人痛心的寒陋？」

坐轿走了一个月，使我对苦力何以渴望他的烟枪有了几分明白。我们抬轿与挑行李的苦力不带外衣也不带替换的衣裳，而连下八天雨便把他们弄到了苦不可言之境。在冷雨之中背着七十到九十磅的重量，在山路上上下泼溅滑跌、涉过涨起的急流十二个钟头之后，他们到晚上疲竭之极地来到一家没有一点暖意、没有一点安适的中国客店。没有火，除两件湿透的棉衣之外没有衣裳；除一张铺着破席的砖炕之外没有床；没有被。晚饭除了米饭与豆腐或面条，别无所有。这可怜的人吃过之后，卷曲在席上、身旁放着那盏小灯，捻起那颗黑丸，吸那浓烟，直到他超出了寒冷、不适与疲惫所能及之处——这又何足为奇！

人或许会问：这个毒疮何以被容许这样深地蚀入社会之体。诚然，政府的手被外国鸦片贸易的条约特权所束。然而西方哪一个社会能像中国这样柔顺地容忍鸦片之肆虐、去容忍酒精之肆虐？即便政府无所能为，别的力量也会起来活动。讲坛、演说台、学堂、教席、报章，以及戒酒的会社与运动，都会给这脓疮划出界来。然而中国的社会缺了这些自卫之器的大部分。在中国的宗教里，讲道与教会的惩戒都没有位置。学堂被指望只教经学。报纸不流通。私人的结社，连为道德目的而设的无害之会，也在政府的禁令之下。尤其是妇人——那毁灭性恶习的天然之敌——被束缚着，而且无声。在西方，戒酒运动背后最大的力量之一便是妇人的影响：她们集结、组织、鼓动，以卫家庭。然而在中国，一千个妇人里没有一个能读。妇人在议论上无分，在公共生活里无位，因而也就没有办法把她们的男人吸鸦片所给她们带来的苦诉说出来。

最后使朝廷不惜大量牺牲国库之入而投入这场大斗争的，与其说是对这诱人的麻醉之物所致的毁坏与困苦的悲悯，不如说是切实感到了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的孱弱。中国人中间冷漠与自私的当道、他们在危急之时缺少公共之气与有效的协力，正招来愈来愈进逼而无情的对待。即在那骄傲而顽固的满洲人看来也已清楚：除非百姓迅速弃掉那正在蚀其男子之气的恶习、恢复其正常的抵抗之力，中国在万国之间便毫无指望。

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日皇太后所颁的著名的禁烟谕旨，令这个帝国之内十年之内停止罂粟的种植、鸦片的售卖与吸食，便是这场——无疑是世人所曾知的、对一项有害的私人习惯所作的最大规模的战争——的第一炮。这场巨大的道德之争，其所及的疆土之大可与美国相比。成千上万的官员、士绅、学生、商人与开烟馆的人被卷进去。血曾流过，产业曾被大规模地毁掉。所赌的是几百万吸烟者的性命，而将来的世代还不必说。得胜的报酬，是黄种人有保障的独立，以及它终于与白种人以平等的地位共同掌握这颗行星的命运。

你一旦看见罂粟盛开之时，便体会到种鸦片一事毫无灰暗朴素之处。在那些卑琐的豆地、豌豆地或白菜地之间，罂粟田像一片火焰一般突现出来。在盛开之时，它的华丽正配得上一种要诱人、毁人而不是要养人的作物。主调是雪白的，然而各种绚烂之色的花钟都看得见：紫、宝石红、深红、朱红与粉，此外还有白花缀着或条着这些颜色——一片色彩的狂欢。论富丽豪奢之美，日下没有一种大田的作物比得上它。开花的罂粟鲜明、富于戏剧性而热烈，像某位绝色的女冒险家，引来一群一群的情人，又像吸血鬼一样以她的吻把他们的灵魂吸出去。

收获也并不平常。罂粟的时候一到，你所见的只是成千个直径一两英寸的球形蒴果，每一个直立在它细细的、芦苇般的茎上。一个人拿一把小刀顺着行垄走，在每一个蒴果上轻轻划一圈。一滴一滴渗出一种汁，起初像乳，一两天之后便转成褐色而发黏。随后收割的人四处走动，从蒴果上刮下这宝贵的胶。一英亩只得几磅药——便是这么一点。而那些茎则干枯发白，像响尾蛇脱下的皮一样，直到被人收去当柴；蒴果则被打出罂粟籽，磨来作食或榨油。

而生鸦片是一种毒药；收成一到，那些一直等着它的不幸的妇人——因为妇人厌恶惨烈的死法——便抓住她们的机会。我们在陕西武功时，那里教会的女士们几乎每天被叫出去灌催吐之药，救某个可怜之人的命——那人想用她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毒药结束自己的愁苦。邻省有一位通讯者写道：「鸦片价钱不断上涨的一项好处，是以服药自杀的企图明显减少。如今人要用十卷鸦片取死已很难，而毒药成本之增正使许多想自杀的人止步。目下所制的鸦片卷每卷卖十个钱，其中只有约三分是鸦片，七分是马蹄与别的皮革废料。」换句话说，自杀既要花到一角钱，便成了少有人负担得起的一种奢侈。在一个仆人每月得八角而自己管饭的省份里，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罂粟的种植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内一直以令人惊惧的速度蔓延。然而尤其是那些被山脉隔在商路之外的内陆省份，转向了种罂粟。其故在于：鸦片是唯一一种能运到市上而其价值不被运费吃掉大半的作物。一个苦力可以把一担（一百三十三磅）鸦片在几百英里恶劣的道路上小跑着运到市上，而于这种每磅卖两元到十元的药之成本并无严重的增加。同一片土上任何单纯的食粮产物，都不能有利地运到那距离的二十分之一去寻市场。对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或甘肃的农人而言，鸦片是通向市场的唯一道路——正如在华盛顿之时，威士忌是阿勒格尼山以西的移民把他们余出的玉蜀黍运到潮水可及之处的唯一途径。而禁罂粟激得其中有些人起而抵抗，正如联邦对烈酒的税激得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农人闹起一七九八年的威士忌之乱。

皇太后掐住鸦片的喉咙时，某些内陆省份在罂粟的季节里有一半的田亩是种罂粟的。这种作物侵占粮食的生产已如此之多，以至生活必需品的价钱正把当地做工的人挤到饿死的边缘。鸦片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有钱可赚，于是租约、地租与抵押都按那有厚利的鸦片作物调整了。对许多农人而言，撂下罂粟便等于彻底破产。禁种鸦片，看去与由国会立法禁止西部种玉蜀黍或南部种棉花一样地简单可行。许多人以为那衰朽的朝廷决不会显出抹掉农民主要的赚钱作物所必需的力量与权威。

这场与罂粟之战的曲折，满是《天方夜谭》的味道。知县颁布禁烟谕旨、宣布他要看着它被遵行时，种烟的人便成群来见他，在他面前伏在地上，提醒他说他是他们大家的「父母」，并恳求他容他们只这一季种他们的罂粟、免他们于破产。自然，背后还潜伏着一笔厚贿，给那位听得进这一路劝说的官员；而那官员除非骨子里是个改革者、或者怕丢掉位置，是不会全然铁石不动的。这位官员的俸禄是名义上的，他总得从他的辖境里榨出一份过日子的进项来。

然而若是恳求无用，农人便用诡计。他们把罂粟种在离大路之外偏僻之处的小块地上——墙后、树后、或一条小山谷上去——或者把叶与花割掉，好使这作物远看认不出来。他们指望把知县衙门派出来查禁的「差役」引开、或者行贿把他们的眼睛封住。若知县仍然听说有私种罂粟之事，坐着他那乘由四名轿夫抬的绿色大轿、带一队人来拔那被禁的作物，那么局面便骤然一变。他可能遇上几个联起来的村子的人，手持镰刀、粪叉与钩刀，存心要闹事。我们到武功前不久，乱众曾把知县的随从赶散，甚至对这位官员本人也动了粗手。他躲进一座庙里，很明智地放出话说：农人爱种罂粟便种，他不管了。

在甘肃的金家崖，那位来毁正在生长的鸦片的知府，在官店里被围攻、被打得几乎死去。然而几星期之后，闹事的首领有几人经公开审讯之后被斩，而被震住的农人便忙着把自己的罂粟田挖掉。在浙江的温州，知县带一队兵前来动手毁那害人的作物，约两千农人攻击他的队伍，闹事者与兵丁都有若干人受伤。三百兵与一艘炮舰随即被派往其地，犯法的人便被压下了。

在山西省城附近，有一个姓孔的人以酒给自己壮了胆，四处敲锣，扬言谁不种罂粟便要杀他。后来知县派人去拿他，他已不见了。再后来，有几个妇人到他的衙门去，要求准她们种鸦片。局面看去不妙，知县向巡抚求助，巡抚派了一位官员带三百兵去。几个村子联合起来，手持农具迎住这队兵。那位官员惊慌起来，令兵开枪。放了一排空弹只招来讥笑之后，兵丁便放实弹，五十人被打死或受致命之伤。两边都为这些步枪的杀人之力大惊失色——而兵丁对它们所知，简直不比农民多多少。中国的兵每年准用十发子弹练习，然而经过种种「陋规」之后，他所得的约有三发。

种罂粟通常的罚是罚款，有些情形下还没收田地。虽然没有人因种罂粟而被处死，却有这样的例子：抗拒官府的人经应有的审讯与判决之后，被带出去在他们自己的田里斩首，而他们的血则顺着他们看得比公众福祉更重的罂粟的行垄流下去。

因为与罂粟之战的推动之力来自上面、自北京政府层级的顶端辐射下来，所以高级的官员大体上比低级的更有力地执行谕旨。他们人数较少；他们可以被看着，而若显出冷淡，便可以被罚款、撤职或降级。有许多总督、巡抚与道台因缺乏热心而被撤，而新的可靠之人被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明白就是为了把政府的方针推行下去。然而那些地方上的小官太多，无从普遍整顿或撤换。所以其中有许多人偷偷每日抽两口、又想让事情照老样子轻松过去，便怕执行谕旨的风险。实在说，其中较为进取的还拿执行之威胁作棍子，去讹种鸦片的人与开烟馆的人。人听说小知县们的种种花招。有一位得知他的道台正在乡间巡视寻找罂粟，便留意不让大路可见之处留下一株；然而那道台狡猾地走了后面的路，而那条路两旁尽是罂粟田，这位使诈的知县便丢了他的顶戴。

知县被要求呈报时，很容易像纳尔逊在哥本哈根那样把望远镜举到瞎了的那只眼上，宣称：「我境内不见罂粟。」所以有时总督或道台派出可靠的委员——那些与政府并肩作战的禁烟会里的工作人——四处去寻罂粟。一经发现，罂粟便要被毁，知县便要受罚。

传教士是鸦片誓不两立的敌人。实在说，正是一九〇六年八月所呈的、由七国一千三百三十三名传教士签名的那份大禀，引出了九月那道著名的谕旨，其中有些话简直就是禀文的原语。所以福建一位巡行的委员去见一个传教团体的书记，说了这样的话，便是既合宜也自然的：「我极想找出并拔掉每一块罂粟田；然而我不能亲自到处去查明这些田。地方上的巡警或『差役』极易受贿，他们会找到那些田，以告发相威胁，收了贿便不出声，而我的事便办不成。如今你们的传教士遍布我所奉派查察的整个辖境。请你替我叫他们把他们附近任何鸦片田的报告送给你；然后你把他们的报告给我，我便叫人把那些苗拔掉。」几个钟头之内，一封通函已在送往一百个既买不动也吓不倒的人的路上；而那些吃惊的传教士发现自己一生中总算有一次成了中国朝廷行政里的齿轮。

封锁越完全，走私的诱惑越大。同样，禁罂粟越接近成功、鸦片的价钱跳到旧价的几倍，偷种一季的种种计策便越来越精彩。或许有案可记的最精心的一诈，是去年在四川办成的——那是个大内陆省，两年前还沉溺于种罂粟到这样的程度，以至食物已贵到几乎买不起。那位精力充沛的总督把每一县的罂粟都扑灭了，只有一县例外——涪州，离总督的省城约四百英里。在这个七十英里宽的县里，去年耕地的五分之四种了罂粟；而鸦片的价钱既是从前的五倍到十倍，那些狡猾的农人便发了财。

这一计是这样办成的：一月间，重庆的道台听说罂粟已不顾禁令被播下，便带兵到涪州，革了当地的知县，罚他七千元，并派兵出去砍罂粟。然而农人把刚要出土的苗用土盖上；而兵丁确实看见罂粟生长之处，他们便把顶割去，却当心割得足够高，不至于把苗弄死。无疑其中是有好处的。一星期之后，道台与他的从人带着一种职责已尽的美好之感离去，农人便忙着把罂粟的苗揭开。随后他们在行垄之间种上豌豆、豆或麦，好使这些作物长起来以后，把罂粟的花从远处遮住。自然还有那位新知县要应付。然而他或是嗅出自己也有一笔陋规、或是奉了密令，发出一道极为正统的告示说罂粟在禁，随后又宣布他将在六月亲自查察。他那时若发现有罂粟，便要没收田地并把业主打一顿。可爱的人啊，他很清楚：到六月，所有的罂粟都已收完并且看不见了！

这样的诡计只能用一次，不能再用。坚实的事实是：在浸透了鸦片、曾产中国全部鸦片三分之一的四川，其田亩已被削减了百分之八十。要证明禁绝之事，再没有比鸦片价钱的大幅跃升更无可争的凭证。在河南，我们发现它一年之内涨了一倍，比同重量的银子还值钱。在山西的太谷，去年没有罂粟生长，它卖到同重量银子的二倍半，而那些富有的老票号人家里的烟鬼预料要长久被围，便屯了一批以供三年之需。在同一省的华州，它比前一年贵六倍。在陕西的西安府，它卖到每两五角，是前一年的三四倍。在四川的德阳，那里一株罂粟也不长，价钱是每两一千六百个钱，而两年前是一百二十个钱。

有一件触目的事实是：在四个产罂粟的大省里，禁令之后接着来了一季惊人的好收成，大大补偿了农人的牺牲，因而使他们与这项改革之策相安。传教士在这场每英亩二十八到四十蒲式耳的破纪录的麦收里看见上帝的手。这一层、再加上这么多土地被归还于种粮，已使食物比多年以来都更为充足便宜。新的贸易正在兴起；从前每年夏天飘游到远处甘肃去收买鸦片的湖北商人，如今带回来的不是那使人萎靡的药，而是羊皮、鹰翅、猪鬃、驴皮与人发。在这一省，农业学堂里的中国专家正以他们的试验向农人显明：他们可以种甜菜、马铃薯与棉花来代鸦片。在福建，农人正从我们美国的农部取得棉种，在曾经种过罂粟的田里试种。

朝廷为表明自己决心抖掉昏惰、使自己配得上在城门口与敌人交涉，便着手把吸鸦片的人从自己的行列里清除出去。人觉得官员必须给普通百姓作出榜样。用谕旨里的话说：「官员若好此恶习，何以率其下之良民？」所以年过六十的官员在他们发觉自己戒不掉吸烟之习的情形下被容忍，而其余的人都被给了一个限期，须在期内戒断。若在期满之时还没戒好，他们便须辞职。这些章程的某些结果是骇人的。不但有几百人被革，还有几位高级官员——其中有两位巡抚与两位侍郎——在他们坚持不懈的克制努力之中死去。这些令人难过的事例使章程被放宽，容五十岁以上的吸烟者留任。

没有什么像那黑烟一样把人变成说谎者；而不久便显出：有许多不能或不肯戒烟的官员为保住自己的位置与俸入，正把自己的吸食隐瞒着。猜疑与告发成了当日的常事。人发觉必须在北京与某些省城设立验烟局，以澄清局面。受疑之人须听从一场严格的检验。他先被搜查是否藏有鸦片，随后被锁在一间安适的屋子里三天，供给好的食物而不供鸦片。他若熬住了，便被给一纸清白之证；因为没有一个吸鸦片的人受得了三天与他的烟枪分离。那种每日在敬奉烟枪的时辰复来的难堪的渴求，能把最强的决心摧垮。那偷吸的人不顾自己前程的毁坏，即便是总督或大臣，也要跪下、眼泪顺着脸颊流，求那看守的人给他一份可以安抚他的烟料以解他的痛苦。某些王公、甚至宗室亲王，便这样被真真「熏了出来」，即行撤职。在军中，禁令是有牙齿的，因为军官与兵丁都有因顽固吸烟而被斩首的。

福州久为传教影响之地，在与鸦片之战上最为壮观。我在那里时，无人可以不注册领照而吸鸦片，违者没收其货物。这样一张执照只发给能证明自己有吸鸦片之习的人。他执照的号数贴在他可以吸烟的那所房子外面，而他不得在别处吸。他吸烟之时，无人可以借任何名目去看他；吸完之后，他所有的用具——烟枪、烟斗、灯、烟盒、烟签等等——都须收起放好。其用意在减少私吸，并以使这一嗜好成为独处之事而使人不愿为之。

鸦片只许领照的商人卖，他们须报明并按其所卖的每一两纳税；而在吸烟之处不得卖。无人可以自己熬烟；他须买熬好的。注册的吸烟者每日可买之数写在他的执照上。卖烟的人在他执照上的一处空格里盖印注明每次所买之数，而那数目决不许超出所定之量。吸烟者每三个月须换一次执照，而每一次所填之数须比上次少。买了鸦片之后，他须公然拿着它穿过街道。他不得把它放在口袋里、不得包起来、不得握在合拢的手里、也不得放在合盖的盒里。无人可以制造或摆出来卖吸鸦片的用具。现有之量须将就着用；而这现有之量既不时因一堆堆用具被郑重地公开焚烧而减少，这一恶习的根基便不断被削去。

在那位销毁印度鸦片的著名钦差大臣之孙林某的领导之下，许多禁烟会纷起，与官员协力。他们的执事被给了充分之权，可以强行进入任何地方。每夜他们的查察委员会带着巡警——以强其入门之求——在街上巡行，寻查私卖或私吸。他们有时被人攻击，有几个被打得很重，然而什么也不能使他们转开。这些会把在搜查中查获的、或由戒了烟的人交出的用具收起来砸碎。手里存的东西不时被堆在一处公开之地郑重焚烧，以标志这场运动的进展。已经烧过十一次，付之于火的烟枪、烟斗、烟盘、烟灯与烟盒在两万五千件以上。什么都不留，而搜求古玩的人也不必希望以一个诱人的价钱救下某一支难得的美烟枪。

多亏这种种努力，福州所卖的鸦片已减去五分之四，而如今在外的吸烟执照之数不足原先所发之数的一半。除了下层的人，几乎无人吸烟。既不许新的注册，鸦片便招不到新兵，其终局已在望了。

或许没有哪一座城在运动的巧妙上比得上福州。在许多地方，人曾力图一举关闭烟店与烟馆。然而总是在欢庆与祝贺的声音沉寂之后，烟馆便悄悄重开，不挂寻常的招牌，而吸烟照旧。一阵一阵的禁令都失败了，只有以执照与营业照逐渐收紧的绷带把这恶习掐掉的办法才成功。

与烟馆之战的故事满是意外与警报。在安徽，有一位官员夜里穿成苦力出去，发现八家烟馆里满是人。他把他们全都当场打了竹板，给馆主三百下、给吸烟者二百下。第二天没有一家店开门。在厦门，同知带人搜查正在吸鸦片的地方，私宅与店铺都不例外。被捉的吸烟者被打，用具被毁。在湖南一座城里，有十家烟馆暗地重开。知县令人夜里去搜，店铺被没收变卖，馆主被下狱、被打、并上了枷。卖产所得用来养学堂与巡警。

两年前，禁烟会的创立者报告说：「在一座城里，七千家烟馆的门已被关上。在另几座城里，关了两千到三千家；而在别的一些城里，一千处这样的地方已被除去。全国十万个市镇之内，烟馆与烟室都已关闭。总计有一百万到二百万处吸鸦片之所被除去。」

多亏那些张贴的告示、官员对头人与士绅的劝谕、传教士的警告、改革者的街头演说、官立学堂里的教诲，以及新起的本地报章的讲说，许多地方已形成一种为政府撑腰的公众意见。吸鸦片渐渐成了「不合体面」之事。在宴席上传递烟枪已不再时髦，而年轻人也不必把这一嗜好作为一种交际之能去学了。一种国民的良心开始显露，而烟枪的奴隶被弄得面红。如今叫吸烟者把买来的鸦片托在张开的手上、并把执照挂在一块无从遮掩的大木牌上，是有其用处的。没有谁比中国人更怕「丢脸」；而可以指望的是：新起的一代将像躲眼镜蛇那样躲鸦片。

想一想吧！在这个庞大帝国里千千万万个乡里之中，一场战斗一直在进行。一边是种罂粟的人、开烟馆的人、卖烟的人与一部分吸烟者；另一边是那少数有思想的人——改革者与爱国者，他们明白：这药若继续吸着百姓的力，中国便注定要作世界的农奴。贪欲对爱国——这正是我们在酒、在保育、在童工上的阵势之重演。而百姓正从他们的昏惰与自私里出来。他们正因一桩共同的事业而合成一体。一个公众已经诞生——一个关心道德问题的公众。三百年前在莎士比亚时代伦敦的咖啡馆里还在长牙的公众意见，如今在中国迈出它婴儿的脚步。千百万人生平第一次想到：「公共之善是什么？」而官员们从他们千古以来的高马上下来，把士绅、商人与村里的头人召集起来，向他们讲说公义、审判与将来的忿怒。

北京给这片土地涤除鸦片之习十年的期限时，全然没有梦到它的首倡会唤出何等热烈的响应、会有何等新起的爱国之气来助它。已过的五年所成就的，超出了一切预料。中国鸦片的产量确已被削去百分之六十或七十，而改革的领袖甚至坚持说是百分之八十。千百万吸烟者正在戒断，因为这药的价钱已涨到全然不是他们所能及的了。

然而向禁绝罂粟的每一步进展，都使进口的印度鸦片在局面中成为更大的因素。一九〇七年，印度鸦片输往中国之数总计五万一千箱、即三千四百吨，英国政府同意把这一输出总数每年减去十分之一、即五千一百箱，直到一九一一年，并保证：只要中国政府在这期限之内把本土的产量照同样程度削减，此后减量将按同一比例继续。

一九〇六年五月，下议院一致决议：印中之间的鸦片贸易「在道义上无可辩护」，并请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它迅速终结」。然而一九一〇年五月，人问政府：既然中国鸦片的产量正在大受限制，英国政府是否倾向于顺应中国政府的愿望，把印度还要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近八年之期缩短？印度事务次官的回答大意是：陛下的政府不倾向于扰动已经达成的处置。大不列颠的基督徒对此的回答，是把去年十月二十四日——那件可耻的《天津条约》批准的五十周年——定为全不列颠帝国自卑之日，祈求鸦片贸易迅速终止。这戏剧性的一击在中国掀起新的一波改革之潮，并促成全国禁烟总会在北京设立总部。

中国的资政院以一连串极为诚挚的决议，呼求英国政府把中国从她按条约接受印度鸦片的义务里解放出来。人指出：这场大征伐正近于它的危机。农人看着自己一小块一小块的鸦片被毁，而载着成吨毒物的外国商船却被容许自由进入中国口岸，便变得极不安分。

今年春天，英国终于屈于积累起来的压力，与中国订了一项协定：她同意对鸦片加征较高的税，同意不把鸦片运往中国任何已经禁绝本土鸦片的种植与输入之省，承诺削减印度鸦片的输出直到一九一七年这门贸易完全绝灭——只要中国在禁种鸦片上与她同步；并且还许诺：若得着中国鸦片生产已经停止的证明，便在一九一七年之前给印度鸦片贸易以最后一击。于是我们就要看见东西方关系史上最黑的一页上被写下「终」字了。

中国人在鸦片上的经历，把那条使人宽心的道理——即有组织的社会不必去管私人的坏习惯——击碎了。在中国，政府之手长久不伸；而吸鸦片这一恶习里若潜伏着任何有益的自我限制之理，它早该显出来了。倘使吸鸦片之性只把它的祸害限于愚人与弱者，倘使它每一代只除掉那百分之二三最无远见或自制最弱的人，那么它或许可以被看作扬去糠秕之物；而社会也大可以让一个人有权以他自己的方式、按他自己的步子去见鬼。然而这恶习并不那样有所分别。它像脓疮一样愈来愈深地蚀入社会之体，从弱的组织蔓到好的组织，直到中国这个种族的将来本身都成了赌注。而酒于我们，正如鸦片于黄种人。假使我们的公众意见与法律在酒精一事上像中国在鸦片一事上那样长久无所作为，我们所受之苦或许与中国人一样重。东方的教训是：当社会体认到一项毁灭性的私人习惯正蚀入它的命脉之时，所当考虑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去攻这个习惯，而是怎样去攻！

七给中国妇女解缠

几年前，西北的甘肃省有一场大乱。回民叛众逼近省城兰州，遇人便杀。惊恐的乡下人逃命奔向城墙的庇护；然而妇人因一双可怜的缠足落在后面，未及城门关闭之前赶到，便在门槛之上被屠戮了。那些尖叫的妇人眼看嗜血的追兵逼近，绝望地拍打那包铁的城门；数百个跑在自己残废的妻子之前的丈夫痛苦万分，跪在那位英国传教士面前，求他去劝巡抚开门让后到的人进来。那位传教士解释说：这样也会把杀人的人放进来；并添了一句：「你们是要你们的妻子有小脚的，不是么？那么，这便是你们的罚。」

外交家中的那位翘楚伍廷芳公使，从前惯以这样一句话激动他的美国听众：「是，我们缠妇人的脚；而你们缠妇人的腰。哪一样更坏呢？」于是我们便面带愧色地彼此相看，说：「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而事实是：在我们那里，紧束腰身只影响那十个里有一个要趋时髦的人；而在中国，缠足所及的是十个里有九个。而且紧束腰身是自愿加于自己的；缠足却是强加在无力自主的孩子身上的一种残伤。

广东南部的客家妇人不缠足。在广州，只有境况好的人家的女儿从这一风；我在那里过了五天才见到一双缠足。你可以从那里沿西江上行五百英里，从不见一个妇人蹒跚而行。而在中国的极北，满人妇女听脚自然生长；而这或许便是她们为什么那样高大、康健而端秀。在这个帝国其余的地方，缠足既不是闲人的蠢事，也不是时髦人的风尚，而是一种及于各阶层、贫富一样的风习。在蒙古边上的张家口，田里的妇人跪着做活，膝上垫着大垫子，以防潮土。在甘肃有三个地方，妇人至今在自己屋里靠膝爬行，为讨男人反常的口味而被降到畜生的行动之法！在山西与陕西，我见妇人挥着镰刀，不是弓着身——那样太伤她们可怜的脚——而是坐着，一边收割一边把自己一挪一挪地移过去。妇人须用独轮车或大车抬到麦田去；而她们之无能自助到这样的程度：其中大多数一生从不曾离开她们作新妇被抬进去的那所房子一英里之远。

一个上午之中，我们大概要遇上一千个男人，而妇人不到三个。她们不被人抬便无从从一镇到另一镇。她们在自己村里略微走动一点，一手扶着房墙稳住自己，或倚着一根杖。她们膝不能弯地移动，像踩着高跷的人。我们走路时，跨步之中有一刻身体的重量落在脚掌与脚趾上，而这一刻另一条腿是弯着向前甩的。然而在她们那里，脚的前部既无用，另一只脚便更早地被送到前面去，因而膝盖几乎不必动作。这便是那妇人看去像在木桩上摇摇欲倒的缘故。这也是小腿的肌肉从不发育、膝以下的腿像扫帚柄、并且有多余的皮褶的缘故。

人告我们说：这些细小畸形的脚打动男人的美感。我疑心。且拿陕西西部那个可怜的山里人来说。我们难道要设想：这个住在黄土窑洞里的邋遢之人、这个蓬头的茅屋居民——屋里土地面，墙被烟熏黑、挂满蛛网，纸窗破烂，一张土炕上铺着生虫的席，加两条凳子，而猪与狗在那里同鸡争抢从主人油污的桌上扫下来的碎屑——我们难道要设想：这个不识字的乡人对美如此敏感，以至他不惜身边带着一个残废的伴侣去打那生存之战，也坚持要一个在印第安女人的粗衣之下露出一双四英寸「金莲」的妻子！

这样一个妇人既已残废、又被陈规压碎、还被人轻贱，那么她丝毫不显出那种在美国连山中林间之人的木屋也能以百巧被面、布条地毡、垫巾以及剪成花样、糊在钟架四周或窗子上面的旧报纸点亮起来的持家之天性，又何足为奇？人看不到任何装饰的努力，看不到一点白色或彩色，看不到「妇人之手」的痕迹。连一顿全家的饭也没有，各人从饭桶里盛满自己的碗，随自己的便四处闲着吃。男人把妇人拘在家里拘得这样紧，以至她不知怎样去造一个「家」。

中国人有一句话：「一双缠足，一盆眼泪。」这很可能，因为裹脚是在五岁到七岁之间开始的；而经过三年的苦，脚的前部与后跟应当被逼到并在一处，使一块银元可以塞在那道缝里。十五年前创立天足会的立德夫人说：「在这三年里，中国的女孩时代呈着一片最为凄惨的景象。她们不像英国的小女孩那样跳着、蹦着、脸上带着红晕，这些可怜的小东西却沉重地靠着一根比自己还高些的杖，或者被人背在背上，或者坐着，伤心地哭。她们眼下有大大的黑圈，还有一种特别的、奇异的苍白——那是我除了在缠足一事上从未见过的。她们的母亲多半在床边放一根大棍子睡觉，以便在小女孩哭闹搅了全家时起来打她；而把她放到外屋去睡，也并不稀奇。她所能得到的唯一缓解，或是鸦片，或是把脚挂在木床沿上以止住血的流通。」

人说十个女孩里有一个死于这一番过程；然而更坏的是：孔子的一位后裔告我说：在山西，女婴有时一生下便被杀死，正因为缠足这样揪扯父母的心！难怪那里的妇人因缠足过甚而「格外脏、格外懒」。她们在炕上度过一生，不作运动，从不得新鲜空气或换一换景致——只在难得的节日里，境况好的人被抬上一辆没有弹簧的北京大车拉出去时例外。

只有一个动机能使一个母亲把这样的苦加在她小女儿身上——怕她找不到丈夫。直到晚近，只有娼妓与奴婢有天然之足；而一个有这样脚的女孩，其出嫁的机会不比一个驼背的人更好。新郎若发觉自己的新妇长着正常的脚、而他本指望是「金莲」，那么照公众的意见，他把这女孩退还她父母是有理的。然而连新郎也不是主要该责的。若是杰克自己挑他的吉尔，天足的女孩便还有几分机会。使人动情的事有许多样；年轻人本不会变得这样囿于陈规——一张樱唇、一双俏眼、或一副机敏，本可以抵得过天然之足这一层不利。然而中国的婚事全由父母作成；所以归根结底，这副可怕的十字架——那是在文明之境里曾加在妇人身上的最重的一副——之所以被加在中国的女孩身上，是由于那些中年父亲反常的口味，各人都执意要他儿子得一个不比人家差的时髦妻子！

多亏外国的影响，有思想的男子对这一风习之害觉醒起来；而几年前，皇太后一道谕旨令百姓废除它。传教士从前对本地风习是手软的，如今态度硬起来了。他们讲道反对它，在他们的圣经班上斥它；有些人甚至不容缠足的妇人入教。如今，独立到肯作基督徒的妇人，一般都有勇气解缠。多数教会学堂不收缠足的女孩。另有些收，然而学生中间的气氛这样强烈，不久凡不被守旧的亲戚所阻的女孩都解了缠。有一所这样的学堂请官员与士绅去看它的结业之礼，其中有学生的操行、体操与合唱。有两个小女孩是缠足的。她们那令人怜的无能与那些容貌秀美、面带红晕、盘旋转折、穿行于队列之间的女孩的轻捷优雅，其对照如此动人，以至那位官员当场声明：「缠足非去不可。」五天之内，那些士绅——为了不欠传教士的情——自己开了一所女学堂。

去年政府下令：任何官立学堂不得收缠足的女孩。上层阶级对这无理的风习沸然反叛。有进取心的太太们把裹布丢掉，用油按摩自己的脚，彼此争着恢复天然之足。想一想：一群中国妇人热切地比脚，看谁的最大！在中国，倡新的人须面对侮辱与恶言。有一个天足的女孩敢在长江上游万县的街上走，衣裳几乎被人从背上撕下来。连官员的太太也把袜与鞋预备好了，却把解缠推迟，直到能找着别的太太肯与她们一同解。所以为彼此撑腰，一镇之中上流的人常联合起来立一个「天足会」，立誓解缠、并不给自己女儿缠足。为使这样的女孩婚事的前景亮些，做父亲的有时彼此立誓：不把儿子聘给缠了脚的女孩。这些地方上的会招纳有影响的人，输入西方女鞋的整齐样式，开会，散发小册，并鼓励官员公开表态。天足会如今由中国人主持，散发三十余种文字、谕旨、告示、揭帖、诗歌、折页；有的用方言，有的用官话，有的用文言即士人之文；出于官员之手、传教士之手、医生之手与本国改革者之手。缠足与天然之足的伦琴射线图、裹足之苦的描写、对全身健康之害的叙述、显示妇人实用之能所受损失的论说、把缠足比作野蛮部族的残伤——各样的劝说都用上了。因为溃烂、坏疽与死亡是这一风习里惨烈的插曲，这场「反缠」运动便生出热度与情感。有咏「缠足之悲」的诗使人落泪，其中有一首还被配了曲，唱起来极为动人。

大略言之，这场改革还不曾推展到城市与上层阶级以外。旷野里许多地方还不知有这样一个运动。穷人怕被人笑，而且他们还望着自己女儿能得一笔较好的聘金。凡童年定亲盛行之处，女孩的父母便觉得自己无权使男家的期望落空。于是人被彼此绑在一处，各人都迟疑着不敢照自己的常识去做。福建有一个村子上禀总督，请他下令叫他们给女儿解缠。众人都不赞成这残酷的风习，然而无人有勇气领头。

沿海大口岸——西方影响占上风之地——的中国人会诚心告你说：缠足几乎绝迹了。事实是：其绝大多数受害者的解放还在后头。《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公认的权威莫理循博士不久前走遍这个帝国的中部各省之后，写下他慎重的意见：这个帝国八岁以上的女子有百分之九十五还是残伤的。我以为他估得太高，但我确信她们之中还有四分之三仍这样缠着。可以稳妥地说：在目下这一刻，中国有七千万双畸形、疼痛而不堪入目的脚——那是一种堕落的男性口味向它的妇女所索取的牺牲。较明智的人预料：这一风习要绝迹还得一代以上。日本的明治之世已到第四十三年；然而城市之外，你还会遇到大量妇人在出嫁时遵了染黑齿的旧俗，以示她们永远弃了吸引另一性的念头。

然而棉布的裹脚布并不是中国妇女身上唯一的束缚。

七月一个溽热的早上，在经过一位官员与他夫人的轿子之后，我遇见一个苦力，肩上竹担两头平衡着两只蒙布的小箱。每一只里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男孩那只箱子上有一个小小的开窗，容他透气并看外面经过的事物；而另一只箱子的窗却被遮住了。他的小妹妹须忍受暑热与黑暗，因为她是女性，而礼法如此要求。被关在光与知识之外——这于中国女性的命运是何等一个象征！

在陕西，若有人经过一家店铺时看了一位不是祖母的妇人一眼，她便急忙转身，退回妇人住处的幽暗里去。承受一个男人的目光是不知羞的。在一个闷热之日将尽时，村里的妇人从屋里出来，坐在门前一张席上缝东西、享受凉意。其中若有一个看见一个外国人走来，她便一溜跑进屋去，像一只受惊的鹌鹑钻进麦茬里。连九岁的女孩，你的眼光一落在她们身上，也躲进屋里去。收割正紧时，每一双手都用得上；天一亮，母亲与祖母、小子与娃娃便一齐爬上大车，随男人们下田去了。然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女性一个也见不到，人几乎要以为她们都被一场疫病带走了。

福州一位学堂校长的好客的夫人，在一次专为老人举行的礼拜之时，天真地打算在自己家里招待来客喝茶，男的在一间屋、女的在另一间屋。然而看来这些老人聚在一个屋顶之下——虽然分在不同的屋里——却与中国的礼法观念相撞。他们把两性的隔绝推到了这样的地步。

一位客家人告我说：在他们那里，乡下的礼法不许夫妻被人看见在一起说话。于是有一对年轻夫妻在一条空巷里相遇，他以为无人看见，便向她要园门的钥匙。她不看他一眼便把钥匙丢在地上；一进屋，便把他为在公众场合与她说话而痛责一番。「万一，」她说，「有人看见我们呢！」

妇人从不想到与男人握手。一位先生若要给一位太太一把扇子，他不把它递到她手里，免得两人的手相触，而是放在她旁边。这一类事被看得这样重，以至约当亚里士多德之时，有一个本地的拘谨之人问孟子：「嫂溺，则援之以手乎？」那位圣人通达地答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兄弟姊妹在八岁或十岁便被分开，此后只在正式的场合相处。中国文献里除了情歌之外没有什么带暗示之意的——这是因为礼法的规条从不给求爱与谈情留余地，所以它们从一开始便是丢人的。人从来见不到一张可疑的中国妇人的照片，即便是妓女的也没有。我们那些配图的紧身衣与内衣广告使中国人震惊；而没有一位女传教士会把她露肩的姊妹或朋友的照片给他们看。他们从我们不着衣的雕像、裸体的绘画、戏院的招贴与芭蕾里得出关于我们知羞与否的什么观念，是可以想见的。

这样的限制或许可以被看作使中国妇女像世上任何妇女一样端庄贞洁的保障。然而把她们的担子与男子的担子相权，便清楚可见：管束妇人生活的那些法度，与其说是为了社会或种族，不如说是为了男性。中国的文化在每一章上都是男人所造的，而透出那种天真的男性观点。连文字也把男人对妇人的轻贱不灭地嵌在里面：把「女」字重叠便得「奻」，即争吵；三个「女」合在一处便象征「姦」；「女」在「宀」之下便是「安」——请注意，是男人之安，不是妇人之安。在中国的思想里，世界被分在善与恶、阳与阴之间。暗是「阴」，冷是「阴」，地里的鬼神是「阴」；而妇人也是「阴」。她虽然必要，却是低下的，须被牢牢管住。那些圣人着重指出让妇人受教育、自由行动之危险；因为如此则妇人可能占了上风而毁掉社会。

中国最美、最有特色的艺术形式——一种你可以见到重复一千遍的形式——是路旁的「牌楼」即装饰的石门。它所纪念的总是某桩被认为值得普天下尊敬的行为或一生。而一个女子若在她所聘之人于成婚前死去的情形下终身不嫁，便被认为配得一座牌楼。然而人并不为那因顾念亡聘之妻而终身不娶的青年立牌楼。这样的守节会被认作软弱可笑，而不是高尚。因为从男性的观点看，妇人被牺牲于男人是合宜的，而男人被牺牲于妇人则不合宜。正因如此，几百年前中国人以为寡妇理当在丈夫的葬礼上自杀；至于鳏夫理当在妻子的葬礼上如此，则从来没有进过天朝人的心。

不贞之妻要被石击、溺死或绞死。然而男人是公道的；他们不打算让道德成为「只有一边把手之物」。所以公众的意见以为：丈夫若被查出不贞，他的妻子有权把他好好骂一顿；而他也不该为此打她。

有一班中国学生从他们的教师那里得知：在美国，一个青年向一位闺女求婚可能被拒——他们为之骇然。在他们看来，一个男人被一个区区妇人拒掉，其「丢脸」之惨是不堪设想的。

一位年轻的官员到别省去就职，可以把妻子留下，让她在父母的晚年里作一个女儿。在这样的情形下，无人——连他妻子也不——会因他纳一个「妾」自慰而看轻他；然而那被撇下的妻子却没有这样「自慰」之法。她的本分是守节，不论她主人离开多久。中国的法律只认一妻，而只在没有男嗣的情形下容人纳「妾」。然而男人们渐渐随自己的意行事；中国人告我说有百分之三到五的人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妾。一个缘故是：一个人虽不能选他的妻，却能选他的妾；所以他毕竟还可以有他的情事。

盛夏之时，华南与华中赤着上身走动的男子之比例，正相当于我们墨西哥湾沿岸各州只穿衬衫袖子走动的男子之比例。反之，妇人从不曾不穿齐衣裳而露面；而她们在那些不通风的巷子与低矮的屋子的湿热里所受之苦，是无从形容的。一个打网球、手臂露到肘的女孩，比你在中国将会见到的任何妇人都要露得多。

男孩的教养不是照着讨妇人欢心来塑的。然而女孩教养中的一切——她的缠足、「莲步蹒跚」的步态、梳头、刺绣之能、天真、无知、听话——显然都是奉承男性的。没有哪一盒包着金箔的糖果比一个新妇更明白地是在求人的青睐：在她成婚之日，她盛装打扮，满身珠宝首饰，脚被挤到最小，指甲修得整齐，脸上涂着胭脂，上了油的头发硬挺繁复如一件乌木雕刻，她被两边各一个婢女扶着，垂着眼、面无表情，承受着婚宴客人的检视。

平民的妇人——船上的女人、挑水的、当仆的、拾秽的、拾柴的——自由来去；然而有身分之家的妇人除了坐一辆蒙起来的车或一乘有帷的轿之外，很少出门。她们大半在四壁之内度过一生，远离街道与公共场所的刺激。除亲戚之外她们少有相识；而随着日子过去，她们朋友的圈子是缩小而不是扩大。野餐、远游与宴会都不属她们。社交的消遣是为男人而设，不是为妇人而设。梳洗、吸鸦片、与仆人闲话、少数朋友的来访——这是何等一个圈子！难怪医生在这些空虚与压抑的牺牲者中间发现他们最重的神经衰弱的病例。

然而造化要罚男人的僭妄。精明的观察者都同意：吸鸦片与赌博——两样都与这个种族的谨慎与敏锐的产业之感相违——之所以成为中国上层阶级缠身的恶习，正因他们生活之空虚；而这便是把妇人「拘在她的位置上」所受的罚。民众把他们的妇人弄残、弄怯，直到她们不会造一个家；而有身分的人把妇人挡在他们社交生活之外。他们既不知两性无邪相处之中所有的新鲜与魅力，男人便从烟枪与骰子里求解闷之法，而妇人也已开始以同样的办法自慰了。

在普通百姓中间，两性的身量并无大差；然而看着那么多身着绸衣的娇小太太在南洋劝业会里来往，我不能不为她们的小与弱所触动。她们的身高相当于美国十四五岁的女孩。她们看去几乎不比日本的妇人大，虽然她们的男人比日本男人大得多。这种矮小究竟是由于许多代以来对小的偏好，还是由于缠足、拘禁与生长期缺少运动，并不清楚。

在中国的家族里，男性的独尊被年长之神圣所缓和。妻子成了一个男孩的母亲之后，她的地位便上升，而她是印度与波斯的妇人所羡的。孝道所欠于母亲的与欠于父亲的一样多。母亲、而祖母更是如此，在对子女的权威上几乎与她的配偶相等。那条可恶的东方之理即「三从」——妇人永不得自由，须一生先在父之下、后在夫之下、终在子之下——在它最后一条上于汉家的女儿是不成立的。

然而就女孩、新妇与妻子而论，陈规束她们的心与束她们的脚一样残酷。因为出嫁的女儿连她的孩子于父母都是失去的，通常也不能在他们老年时照料他们，所以——这是照中国人自己的说法——有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的女婴因经济的缘故被弃或被处死；而男婴则决不。再者，为免替别人家养一个女孩的麻烦，穷人把自己的女儿交给那些要为儿子养一个妻的父母，是很常见的。有整片的地方，一家之中由父母养大的女儿从来不过一个。这样早把一个女孩与她的生身父母分开，其借口是：这样可以省去她出嫁时分离的惊痛！这样在将来的新郎家里养大的女孩，大约要被当作苦役来待；而她自然从一开始便受她未来夫婿的性子所摆布。我听说有一个六岁的男孩对那个照料他两岁的未婚妻而有所疏忽的保姆说：「你怎么不把我的妻子照看得好些？」那男孩若死了，这「守寡」的女孩的婚事便由他父母处置，而在这门亲事上除了聘金几乎什么都不考虑。

即便女孩是在自己家里养大的，也很可能在极小的年纪便被定亲；而这种荒唐的做法满载着最凶险的可能。有一个例子：一位本地长老的儿子在童年被聘给一个小女孩。到了合当的年岁，他们成了婚；这时才发现那新妇是个痴人——她的心智之长在多年前一场猩红热中便停住了。一年之后，那儿子再忍不住，那女孩便被送回她父母家去。这一举被斥为违俗，那位长老不得不受教会的审问。他被判有罪，每一个中国人都投票反对他，而每一个传教士都投票赞成他！又有一例：一个农人的小女儿被聘给一个轿夫的儿子。她显出才具，读了书，在学堂里升上去，被人资助读完大学，学了医，成了一位成功的医生。然而时候一到，她还是被不可动摇的风习所迫，向她婴孩时期为她所作的安排低头，嫁给一个连轿夫的活都干不了的、一无可取的呆子，从而毁了自己的一生。

中国女孩对早订亲日渐兴起的抗议之中有一种悲情。她并不怨恨被终身系在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身上。然而她确实求她父母给她一个如今便配得上她的丈夫、一个如今便与她自家门第相当的夫家，而不要按多年前订下的一桩交易把她递来递去——而订那交易之时，谁也说不出她那未婚夫或他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即在最好的情形下，闺女的婚事也是替她定的，对方是——就那职业媒人可信的程度而言——一个合格的青年；而有一句谚语说：「十个媒人，十一个说谎的。」两个年轻人的命造被拿来相比，一张写着女孩姓名与年岁的帖子在求婚者祖先的牌位前放三天；若无恶兆出现，她便被定下。直到成婚之日，两人才知道对方的名字、见到对方的脸。没有求爱，没有谈情，没有罗曼史。

他们幸福么？有些观察者——请注意，是德国人与英国人，不是美国人——判断说：这样的婚配结果与我们那种自由择配的结合一样好。他们的论据是普遍的家庭和睦，以及有些丈夫在妻子将要在医院受手术时所显的忧苦。在那样的危急之时，隐藏的情爱便入了眼。所以他们推断：两性在心事上的适应之力——在他们的期望不曾被调得很高之时——大于我们所设想的。如今须承认：我们在自己的命运里能有多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幸福的观念。梅花小姐从不曾把浪漫的爱、体贴与骑士之风列入她好丈夫的观念里；所以只要他不打她、而她有孩子可以倾注她积压的一腔情爱，她也许便觉得日子过得去。

然而，勉强天然的情感是一件危险的事。在中国维持家庭和睦的那种自我牺牲与自我抹消，主要是由妻子们担着的。那种不断的自制之力与对情感的无情压抑，是有代价的。且看年轻妻子那许多自杀之事。她们投井或投河，或吞生鸦片。鸦片收成之时，便有一季女性自杀。疯病在妇人中间多得令人难过。太太们中间神经衰弱之普遍，驳倒了「中国人没有神经」这句话。医生断言妇人中间有许多心脏的损伤，是情绪紧张与悲伤所致。妻子们的脸上所印的是痛苦、忍耐与柔顺的认命，而不是幸福。中国妇人告我说：向她们与她们朋友吐露的心事，泄出普遍的不幸。「哭冤」这一风习是有意味的。一个妇人实在再忍不住时，便把自己的苦向世人宣告出来。在长江上游一千英里之处，我见一个茶馆老板的妻子站在岸上，向数百个咧嘴而笑的舢板上的人喊出她对那男人的评语。夜深时匆匆穿过一个小村，我们遇见一个孤单的妇人向着高天哀哀诉说她的委屈。灯都灭了，人都睡了，而她孤零可怜地站在黑暗里重复她的哭诉，对我们这些过路人全不理会。

处置多余的女婴，于母亲是一大煎迫。有几个乡下妇人在一位她们以为不懂她们方言的女传教士面前，说起自己弄死过多少女婴。那位女士终于忍不住，叫道：「唉，你们怎么能这样残忍！」那些妇人以几乎凶猛的激烈转向她。「你以为我们不心疼么？我们若不知道多一个便要把饭从别的孩子口里夺走，会做这种事么？」「从那以后，」那位女士添道，「我明白了杀婴是怎样被经济压力硬逼到父母身上的。」

对中国的新妇而言，婆婆不是一件可以说笑的事。到十六七岁，这女孩实际上便成了这个妇人的奴隶，而她丈夫不敢为她说一句话。孩子生下来，不是她的可养；那孩子要完全照她丈夫的母亲所说的去带。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女孩不愿嫁进异教之家，怕在一个无知而迷信的婆婆的指令之下不得不错养或失去自己的孩子。这局面实在无从可处，而酿出阴暗的惨剧。有一位女医生讲：她曾被一个发狂的丈夫急急请去，发现那年轻的妻子正在生产之痛中，而她的婆婆坐在她身上。那女孩眼睛在翻白；若不是那老妇被人拉开，她再过几分钟便要死了。不过对一个严酷的婆婆也有制约。妻子的家族若有势，便能给她许多麻烦。再者，自杀的威胁是有力的；因为为你之故而自杀的人能来缠你。此外那还成一大丑事。我的一位朋友见过一个妇人——她的媳妇因她之故自杀了——在无可奈何的忿怒之中因这样被难住并招了羞，便去打那死去的女孩的脸。

在西方，男子自杀比女子多三四倍，这差别的一部分无疑是两性心理上一种实在的差别。而在中国人中间，女性自杀比男性多五倍或十倍——这在一个男人所造的世界里妇人的幸福上，投下一线锐利的光。这些人多半是年轻的已婚妇人与年轻的寡妇。前者取自己的命是因为她们不幸福，后者则通常因为她们以为那是合宜之举。（因为请注意：下令不再给在丈夫死时自杀的寡妇以官方的褒扬，至今还不到两个世纪。）而如今，那些把新妇逼到绝望的束缚、以及那些驱使年轻寡妇自尽的妇德观念，都起于男人的心里，而从来不曾被它们所影响的那一性以一根羽毛之力塑造过。女性自杀这样占压倒的多数，于「妇人之幸在受另一性的监护」这一理论，是一条严峻的评语。

再明白不过的是：中国妇人的命运不是她自己所塑的，而是被男性的口味与偏见所塑成——全不顾妇人自己对它怎么想。男人既定了男人的范围，也定了妇人的范围。那些古代的圣人——全是男人——铸成了那些及于妇人的制度；而执行那些压碎她的陈规的，是男性的评议，而不是真正的公众意见。凭机智、意志或才德，个别的妇人或可以从个别男人的拇指底下溜出来——这样的例子很多；然而这一性从来无从把自己从男性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男人有全部的大炮——那些千古以来受人敬奉的教训与制度；也有全部的小枪——时下的意见与评议。妇人被圈住、被拘住，既无读书、无行动、无相识、无交谈、无刺激、无与世事的接触、无接近思想之途，也无机会理出她们自己的观点。

事情并不是个别的男人自私地统治妇人。也并不是这一性有意把另一性降为屈从。倒宁是：男人把自己看作这个物种的「阳」之理，并全然确信自己在智慧与德行上的优越，便把什么是合宜妥当定了下来——不但为自己定，也为妇人定。

这一切在我与一位正在推动孔教复兴的中国先生的谈话里显露得极其完整。我承认中国人在子女欠父母什么这一点上比我们有更好的观念。「不过，」我添道，「你会承认我们在对待妇人上有更公道的观念。」「完全不然，」他答道，「孔教所派给妇人的位置，比基督教西方所派的更合乎理。」

「可是妇人为什么该这样居于从属？」

「因为妇人极难管。你永远说不出她们要弄出什么来。每一桩麻烦的底下都有一个妇人。」

「这岂不是，」我问道，「由于你们剥夺了妇人从前所享的受教育之机会？」

「不是。正因为有过妇人一受教育便难于管住的经验，我们的祖先才减少她们的读书。」

「那么你要把女孩关在学堂之外？」

「不，我不会走那么远，」他答道，「让她们学读学写罢。」

「不再多了？」

「或许可以。不过那该与给男孩的教育大不相同。」

「例如？」

「那么，教那女孩家事之艺与伦理，好使她知道作女儿、作妻子与作母亲的本分。」

「你会既教她本分、也教她权利么？」我暗示道。

「不，不。那全然不必。」

我这位直率的孔教之士接着叹息说：如今在香港，中国的太太们在街上来来去去「简直像娼妓」。「可是，」我抗辩道，「这样的自由必定使她们更幸福，那总是一件事。」「不，家族的一体应当放在个人的幸福之上；而那一体是在丈夫无人反对的意志之中的。」

这一切何等富于罗马之味——正是李维放在老加图口里的那些见解！男人是这个种族的主干，而妇人则如普伦蒂斯所说，是一根「旁枝」。两年前凤翔府的知府提议办一所女学堂时，一位老学者叫道：「开女学堂！妇人一读起书来，男人还有什么事可做？」

（原注：「把我们祖先所立的、约束女性并使她们服从丈夫的一切制度都回想一下；然而即有这一切约束之助，她们还几乎管不住。那么，你们若容她们一样一样把这些抛掉、把它们全都撕开，最后与你们平等而立，你们能想象她们还会是可以忍受的么？你们一旦容她们与你们平等，从那一刻起她们便要成为你们的上级了。」）

自然，听男人这样一再念叨，中国妇人便渐渐相信自己是愚笨的、须受管束的。然而还有些人找到了一种受了委屈之感，即便不曾有外国人把「权利」的念头放进她们脑子里。若干年前，有九个广州闺女在一夜之间一同投珠江自尽，而不肯接受作妻子的命运。在广东中部有三个地方，女孩总能找到缫丝的活做；那里有几千个女孩结成拒婚的会社，其会员拒绝与丈夫同住超过照例的三天。随后她们便利用自己在法律上「归宁」之权，除某些日子、或若干年之后，再不回去。父母若企图把这逃跑的新妇送还她丈夫，她便投水或服鸦片；所以父母与知县只得让这些女孩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这新妇靠在某些节日到丈夫家里露面而保住妻子的身分；而她的配偶若另纳一个较为驯顺的伴侣，她便成了「大房」，并作那一个的主母。

这是妇人一有自养之机能做出什么的一个触目的例证。不过大体上，正在使妇人得解放的是外国的影响，而不是工业上的机会。基督教在尽它的一分。读《新约》在她们自己眼里、也在别人眼里高举了妇人。我在一些基督徒面容上所见的那种光辉的平安与灵魂的上举，显出中国人这许多世纪一直锁着的是何等一份道德的宝藏。村里人把某位圣洁的女传道当作「上帝的什么亲戚」，我并不觉得奇怪。传教士的家是一课无声而有力的实物之教。有一位女传教士向一群妇人讲过天堂之后，其中一个说：「我丈夫若能像你丈夫同你那样在街上走在我旁边，那对我便是够了的天堂。」归信的人被教导要珍爱自己的女儿、给她读书。他们被禁止在婚事上压倒她的意愿，并被劝去查问那青年的性情、考虑他能否使她幸福。那女孩要见他、或者至少把他的一切都听清楚，并可以拒他而不至于招来责难。

如同在解缠上一样，在解心之缠上传教士也是开路的人。他们学堂里最早的学生如今已作了祖母，而第一班非教会的女生则是三年前才毕业的。起初，诚然，他们给知识是用顺势疗法的小剂量。有一所学堂早年只教女孩读，不教写，怕她们给男孩递条子！在同一所学堂里，他们只教圣经，而女孩背下大量的经文。那些学生能把《创世记》背给你听几个钟头，你若愿意，还可以从第九章跳到第十七章，再极其从容地把线头接上去。二十年前，课程里添进了自然神学、教会史、算术、地理与音乐。五年前又添了英文与历史。在另一所——英国人的——学堂里，我见女孩所享的是这样一份菜单：「上午——《新约》正文并讲解。下午——《旧约》史。」

然而传教士感到本国那场伟大的「妇女运动」的地涌之波，而他们的观念在不断放宽。就算他们教了女孩听话，并在父母报告说她们从教会学堂回来的女儿是子女中最孝顺的一个时感到自豪。然而每一位教会女学堂的女校长，骨子里都是中国妇人之屈从的誓不两立之敌。那自然不是她的角色，起初她还会与你周旋；然而最后，你若看去可信，她便要承认。她并不撺掇女孩去主张这样那样的权利，而是力求在她们身上造成一种不肯接受旧地位的人格。有一位主持一所女子医学堂的医生劝她的年轻妇人回避目下这种条件下的婚姻。一个教会学堂的女孩因拒不遵守童年的定亲而使她家里骇然时，她的教师们虽从不干预，却给她「道义上的支持」。

读书自然使婚期延后。十年前，多数女孩进中学堂时已经定亲；而如今她们在缠着父母先给她们一份教育，而许多十九二十岁的女孩还没有订婚。人甚至开始遇见中国的女教师——她们在出嫁之前教一段书。近五年来中国人自己办了许多女学堂，因而对受过教育的中国妇女有了极大的需求；而教会学堂的毕业生被人求去做教师、舍监，甚至校长。那些从前对女儿求学之请充耳不闻的父亲，如今听说受过教育的年轻妇女给她们父母带回好薪水，便心软了。

那种对娇饰无味的玩偶妻子的口味，在凡知有另一型的地方正在过去。学堂里的青年偏爱一个受过教育的妻子；而在婚姻的市场上，读过书的女孩像热饼一样销得快。那位女校长从前只接到父母的询问，如今常有极有礼的青年登门来，细细询问这个或那个学生的学业与造就。她会唱歌么？她会弹钢琴么？她懂英文么？从前询问的人提到那女孩说「某某的女儿」；如今他说她是「某某小姐」。动了心的人从不直接向那位迷人者开口，而是他的父母与她的父母商议，不久喜帖便发出来了。

旧风习一寸一寸地让步。求爱是闻所未闻的；然而这里那里已有年轻人在父母眼下交谈。即便不许他们一同说话，也容他们隔着一间屋彼此相看；或者交换照片。无论如何，年轻人坚持要知道替他们提的是怎样一门亲事。养媳之婚与童年定亲，已从开明的圈子里消失了。说来奇怪，中学堂的女生对替她们安排的亲事并不很反对。她们所狂热渴求的，与其说是罗曼史，不如说是自由。从父母、从丈夫、从婆婆、从窒人的陈规里得的自由。她们听说西方的姊妹们所有的那种较大的人生，便狂乱地把自己柔弱的翅膀拍打在笼子的金丝上。

这些新机会改换了母亲与女儿的关系。母亲是旧式的，做不了安杰莉娜的导师。照一位受过教育的年轻小姐所说：「实在说，须由女儿来充陪伴的长辈。母亲关于礼法与谈话的观念与新情形下的那些如此不同，以至我不得不时时向她提点建议。」

在天津、香港与上海，境况好的阶层的女孩以为「西式」便意味着纯然的自由，而不明白我们的年轻人所受的那些不说出来的约束。这些被人称作「自由女」的人以为自己的心事必须自己了断，全然不知父母的指引多少次使我们的女儿免于犯错。有时实在说，为在心事上得着一点自由，那女孩不得不私奔；而这样的婚配自然很少有好结果。有一个女学生为避免一桩讨厌的婚事被强加于她，同两个学生跑到日本去，从那里写信给父母说：她还没有决定最爱哪一个、要嫁哪一个！

到春天时，北方一个冰封的湖里的水脱氧到这样的程度：冰上若开一个洞，鱼便疯狂地挤向那给生命的空气，以至有些被挤出到冰上。然而氧于鱼是好的。正是这样，外国的榜样在那拘禁中国妇女的僵硬风习上开了一个洞时，年轻妇人向着那给生命的自由与知识急切涌去，可能使其中有些人完全落到自己本来的元素之外。然而自由与知识于年轻妇人是好的。

不过在传教士管理之下的学堂，比官立学堂更能应目下的需要。一位高贵的中国女医生、密歇根大学的毕业生告我说：在她们自己的女学堂里，女孩所学的是放纵而不是自由。她提出一点：只有基督教的教育能给女孩那些道德上的约束，而那些约束是她们若要脱出旧日的监护便必不可少的。她是对的。受过教育的中国女孩所进的是一个磨人的世界；因为那些青年远没有准备好去赏识她、或向她显出那些环绕着我们美国女孩的体贴与骑士之风。「还要多久，」我问一位熟悉东西方生活的满洲太太，「你们的母亲才会容自己的女儿晚上同你们的大学生坐马车出游？」回答如闪电一般来了：「一百年！」

在有思想的人中间，有一种确信正在传布：只要每一代的母亲都被丢在无知与无人照顾之中，中国便决不能伟大。他们渐渐体认到母亲在塑造儿子品性上的角色。中国所最需要的是操守高而不移的人；而只要那些易受印记的童年岁月是在一个没读过书、心思狭窄、被人轻贱、被人忽略的妇人陪伴之中度过，她便养不出这样的人。有些传教士起初忽略了母亲那要害的地位，随后骇然发现：基督徒男子的子女因他们的母亲未受教诲而正在回到异教里去！

我们知道孔子与孟子的母亲在铸成她们那两位显赫的儿子的品性上有极大的一分；而有一点很有意味：中国人自从把女儿的脚与心都缠起来以后，便不曾产出一个伟人。凡与黄种妇人一同做事的人，对她们的可能都极为热心。然而不需要什么证言。她们的面容里满是品格——与任何地方的妇人的面容一样好。一切可能修起的铁路、一切可能开出的矿、一切可能培植起来的贸易，其能给中国人民的幸福所添的，都不及培植她们那最大的一项「未开发之资源」——她们的妇女——的一半。

八中国的基督教

那是北京雍和宫的晚课。二十来个剃了头的年轻僧人坐在低凳上，四周是明亮的佛坛、佛像与烛台，而甜香在那尊巨大的金佛之前袅绕升起。领唱的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西藏人，盘腿坐在一座台上，身披金锦织的华丽法衣。每一位诵者面前放着一堆长长的羊皮纸条，上面是藏文的晚课经文。诵经之词以深沉而悦耳的声调迅速合诵，其效如千百个蜂房里蜂群的嗡鸣。时时有一阵狂烈的喧响，像刀子一样穿过人身：铙钹相击，鼓声震荡，而形状如迦勒底古器的号角发出咆哮。那是一幅织锦——是给耳朵的，不是给眼睛的——是以深沉的嗡鸣为底、抛上去的、器乐之声的奇诡花纹。

且把这个与我在中国鸦片最盛、缠足最甚的一省里一座县城中所见的一位瑞典裔美国传教士的成就相对照。做了八年的工之后，他聚起了一群二百人的中国基督徒，多半是男子，多半来自乡下。有三十人是学堂教师，其中十二人有秀才的功名。他的教友中有许多是有名望的人，虽然无一是官员。那些官员极为友善，然而他迟迟不去与他们亲近，怕他那些有官司的教民缠着他要他的「势力」。他不容自己羊群中的任何人违背禁烟谕旨；而近来他把二十个种罂粟的教友逐出了教。前不久他的教会里有一场奋兴，许多人公开认罪并作了赔补。凡能促使人把杀人与抢劫之事袒露出来的基督教，是没有一点软弱之处的。他既是路德的信从者，便不要他的羊群按清教徒的意思守安息日。他办着一处戒烟所，冬天有一百一十六个吸烟者在那里受治一个月到六星期，多数是永久戒断了。另有一所学堂，三十个女孩在那里读九年的课程。经他的推动，中国上层人士中间成立了一个「天足会」，而有二百个非基督徒的女孩与妇人解了缠足。谁能否认这便是「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敬」？

中国人在宗教上所处的平面，很难得着任何西方人的钦敬，不论他的同情多么宽广。孔子的信从者诚然宣布着一种纯正而崇高的道德，然而孔教根本不真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伦理的体系；而且它在士人一族之外也少有权威。道教起初是一种神秘之学，已堕落成一堆最粗陋、最俗艳的迷信的大杂烩。至于中国的佛教，谁也不要指望在其中找到那位大教师的金玉之思，甚至也找不到今日缅甸与日本的佛教那种灵性的升举。它于佛经的精神之相异，大约同阿比西尼亚的科普特教会之于福音书的精神一样。一百个僧人里没有一个对八正道有一丝了解。尼院的名声极坏。只在寺院里，人才偶尔遇到这一信仰伟大传统的残余之迹。

在纵目所见之中，中国的宗教所结的果实看去是：数不清的庙宇，昏暗而无人照理；无数积着尘土的偶像，塑着面目可怖的神明，姿态狂暴，表现着最坏的情欲；一支无知的僧道大军，其怀疑一如罗马的卜官，为钱而占卜、驱邪、办丧事；以及一群迷信而不存敬意的俗众，习于敷衍的磕头与由最实际的动机所驱的祷求。过路的旅行者所见的是：神树，枝上飘着一条条红布；砖砌的影壁，正立在门洞与门内，以挡那些看不见的、疾冲而来的空中之鬼；路旁的小庙，永远飘着过路苦力为求吉利而留下的燃着的香；崖壁被凿成几百个龛，每一龛供着某位神或圣的像；偶像的脸因唇上涂了祭牲的血而令人厌恶；突出的巨石与奇形的岩石被香烟熏黑、插满祭鸡的羽毛；以及住家船，每一处都有一支冒烟的香护着，而船头因启航时所杀的公鸡之血而发红。

在苏州一座庙里，人看见角落里有一大堆破碎的偶像，那些沉重的碎块显出它们是用木棍、稻草与泥做成的。由此牵出一个故事，像是八世纪从弗里西亚带到罗马去的。不久之前，有一位好改革的官员见偶像已成了他百姓一种毁人的痴迷，便宣布他要与偶像作一场生死的决斗，因而招来一大群人。他把一根绳的一端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端套在一尊大偶像的脖子上，说：「偶像若比我强，我便要被绞死；然而我若较强，偶像便要倒。」这位官员靠他牛一般的脖子一拉，偶像便倒了；而从那以后，圣多马的精神便在苏州流行起来。

在此刻，西方对中国的宗教冲击，是由一千四百名天主教传教士与四千名新教传教士所发的；不过后者之中足有一千人是妻子，因而并不总能自由地做全份的工。天主教的工作已有三个世纪之久，受洗的中国人在它羊栈之内的有一百万以上。新教的工作是一个世纪的生长，约有五十万人在它的教会之内，虽然它的领圣餐者不过二十万。以下所述多半关于新教的传教事业，因为笔者少有机会与天主教的队伍相接触。

对没有受过教诲的中国人而言，传教士的在场是一个谜。他们简直无从设想：会有人为了爱地球那一边的人而把自己从本国放逐出来。于是他们造出种种说法来向自己解释这件事。一说是：传教士是秘密的政治使者，一心要取得对中国人的影响，然后把他们导向对各自政府有利的方向去。直到晚近，本地人才渐渐明白：这些外人不是他们的政府所派，而是宗教团体所派。照另一说，中国如此优越而有名，所以那些红毛的野人纯为其乐而来住在这里。至于他们那些克己的行善之举，则被认为是由求功德之愿所驱的。

与亚洲那属伊斯兰的一端不同，远东在宗教信仰上并不激烈。中国人在这类事上是迦流一般的人，而他们偶尔围攻传教士，丝毫不是狂热不容异端的爆发。那一部分是排外之情的爆炸，而这种情绪是鸦片战争、被迫的鸦片贸易、被强开的口岸、治外法权、蛮横的割地，以及西方列强的铁拳所加于国家自尊的种种打击，在这个最能忍耐的民族身上所生出来的。传教士于这些事毫无份；然而当仇恨那些黑沉的雷云卷上来时，他作为最近的一个外国人，便受了那道闪电之击。对他的别的暴行，则是文人与官员一类人有意煽动起来的——他们在易信的民众中间散布谣言，因为他们怕传教士引进一些使那治理并榨取平民的老法子更难维持下去的思想。然而若不是那件被误称为「把基督教强加于中国」之事——那所指的是要求那不容异端的朝廷容许传教之人在这个帝国各处不受骚扰地旅行、居住并做工——统治者那自私的治术本会使百姓在几代之内都得不着传教士所带给他们的东西。

随着中国人渐渐更熟悉这些外人、并觉察他们温和的入侵背后那纯正的动机，他们便更清楚地把他们与那些在远东并非为帮中国、而是为从她身上得些什么的强势白人分别开来。近五年来，传教士与中国社会中较好的分子之间有一种迅速增长的诚挚谐和。攻鸦片与缠足的人感激地承认自己欠这些外人的情。有一位官员与当地的传教士一同在他辖境内巡行讲说，两人在同一座讲台上为禁烟的改革说话。新教育的友人体认到中国欠教会学堂何等之多——那些学堂长久以来一直在造出能传西方学问的人。近来常听说高级官员以他们的到场与讲话为这样的学堂的毕业礼增光。有一个省的咨议局全体去参加一次教会的大会，而它的副议长与书记大胆地为他们基督教的信仰说话。在内地，没有商人在那里引起人对白人的厌恶，传教士便常发现那官员不但赏识他，甚至还同情友善。

英国的传教工作与美国的对照极为触目。英国的传教士把力气大半集中在译书与布道上，而美国人在医药与教育两个领域也做了许多。在高等教育上，他们的领先几乎成了独占。十四所新教传教的「学院」与「大学」之中，只有一所是英国人所办，其余是美国人的或联合的。山西大学堂的那位英国传教士主持人声称：「英国的传教士带着英国式的保守，太执着于这样一个念头：他们的职分在布道与治病，而不在开人的心智。然而美国人还直接致力于中国迫切的现世之需的根上，并在教育上花了比英国传教事业多一百倍的钱——不止，还要多。」

这一差别透出社会信条上一层深刻的对照。英国大多数的传教会虽关切中国人永恒的福祉，却全然没有在智力上或社会上提高他的念头。美国的传教会带着他们对人的民主的信念，志在从各方面帮中国人向上。英国人之所以冷淡，一个缘故或许是：大学的机会没有能使印度的印度人学生基督教化，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那里搅起了麻烦。不过人也看得出：英国人简直不像美国人那样信教育。

可以断定：美国的传教士以他们在文字与教育上的劳作，在使中国的公众意见、法律与制度基督教化上所做的，远过于他们那些同样博学而虔诚的英国弟兄。然而各派都体认到：要靠传教士讲道使中国人归信，是何等无望。西方派不出足够的人，在这样广大的一片土地上向这样庞大的人口传福音。那要三四万个工作人员。而且传教士也很少能把这种语言掌握到使中国人的心与他的心之间一切障壁都消失的程度。另一方面，黄种人的能力与品性正在人人眼前显明起来。所以传教士体认到：他们的本分是去充任那些必要的学院与神学堂之职、并监督田野里的工作，而中国实际的传福音之事则要由受过训练的本地人去进行——养一个本地人的花费只及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六分之一。

幸而当这一层指导的职能突出起来之时，一种与早年传教士大不相同的类型正进入这一领域。这些年轻人多半是「学生志愿者」，肩膀更方，握手更紧，眼光更锐，说话更简，也更喜爱户外的运动。他们更留意保住健康与「体力」。他们花在祈祷上的钟点较少，而与自己的时代接触较多。他们智力上的兴趣较宽，并且藉着交际与运动的倾向，与通商口岸的人找到彼此有同情的接触之点。在信心、献身与英勇上，老一辈的传教士与新一辈之间无可拣择。或许前者有一种更崇高的忍耐、一种更深的谦卑。然而后者更宜于应对中国人正在生出的那种新心态。他不以激起一种得救的信心为足；他所志在的是一种全面的转变——他称之为「使上帝的国降在中国」——而他成功的可能，与他志在较少的时候一样大。

这工作须有何等的男子之力，可以从我去年观察了三四天的一位福建年轻传教士的种种活动里看出来。他曾是一位成功的人身保险经纪人，把一切都撂下以从那「呼召」；如今他管着三个教区，每一区有它的主任长老、二十来位本地牧师，还有约三十处会众。他讲道、开会、为教堂行奉献礼、考问预备做传道的人，或责、或勉、或指点。他在轿子里把那些长长的钟点用来观察鸟的生态，而史密森学会乐于把它刊出来。有一只吃人的虎使村人惊恐时，他抽出两天，把那猛兽杀了，制成标本送给他教会学院的博物馆。他虽不懂建筑，却须监督一座能坐两千五百人的大石教堂的兴建，下令拆掉砌坏了的几段墙，并想出法子去支撑一个跨度四十五英尺的屋顶。他用从朋友那里筹来的钱办一所有五位教师的学堂，养一百五十个男孩。那一片宽敞的院落，其中三万元的建筑与九英尺的围墙，是二十世纪的一块投进十三世纪里去的东西。半夜有一颗子弹射进一位教师的屋里时，他须与那些忧心的官员商议，并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设法使这样的暴行不再重演，他便不向他的领事告状。这位开朗而有本领的美国人便这样四处奔走，说着方言，判断、商议、决断、组织，真是一位战斗的基督教的元帅。

「吃教之徒」这句老讥语，至今还使人对传教收成的成色生疑。一位孔教的先生会告你说：真正的归信者在品性上大有改进，然而多数附从者是自谋之人，他们在欺哄传教士。俗界的批评者指出：传教士要知道申请者的品性与身分，得靠他本地的传道员，而那人可能有自己的算盘。另一方面，有一件事实是：归信者并不得物质上的帮助，反倒被期望出钱，直到他们的教会能自养。在散放赈灾之物时，信者与不信者并不被分别对待。然而入基督教也确有世俗的动机，所以老练的传教士在给一个问道者施洗之前要叫他等很久。他们都急切要看诚意的表征；而有一位——他最受尊敬的教友刚在一场奋兴之中袒露了自己重大的罪——承认说他心上的一副担子被搬掉了。或许传教士并非在收拾伪善之人的最好证明，便是义和团之变中有一万新教徒与三万天主教徒的归信者死难这件事实。其中有许多人本可以靠踏一张写着「耶稣」二字的纸而保住性命。

若以为传教士一心只在传授一种得救的信心，那便是大错。在他那里，教义远不像在我们那里、或在早年的传教工作里那样突出。他所志在的，是在归信者的生活里造成一种深刻而深远的转变。这含着根本价值上一种惊人的变换。一般的中国人在他的宗教上如在别的一切上一样实际，把他的「神」看作一种世俗利益之源。他从那里求病愈、求好收成、求科场得中、求生意兴旺、或求官职的升迁。有人向他提出一种宗教，除非这些东西于他「最好」便一样也不许，而在祷求的应答上只保证灵性的福分——如忍耐、勇气与胜过诱惑——他对此大为惊讶。起初那看去像是一种戏弄，一个悖理。然而他注意到：基督徒眉宇恬静，而他们在迫害之下的柔和透出一个隐藏的力量之源；于是不久他便想到：「万一这内里的生命毕竟才是要紧的呢？」

随基督教而来的，还有理想上一种显著的变化。中国人这个种族虽未发育，在有理想之能上却毫不落在我们之后。圣奥古斯丁所遇的我们那些异教的祖先，无疑是远不那样有望的材料。他们像我们一样被仁爱、洁净与宽恕所感动。读福音书在他们里面所激起的、正是它在我们里面所激起的那个隐秘的、更好的自己。有许多人觉得基督的理想作为一种新的、更好的生命而打动他们；而他们接受它，是为了内里的平安，而不是因为基督教有超自然的权威。

一个真正进入《新约》精神的人，似乎经历一种奇妙的上举与幸福。它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从那些一直缠着他的恐惧里解放出来——怕祸患，怕疾病，而尤其是怕死。东方的生活与思想给一个沉思的灵魂所呈的只是一片没有欢意的前景；而对这样的人，那来自西方的宗教便呈上一种真正的「新生」。从我所遇的某几位优异的归信者面上那种至福的神情来断，福音于他们所意味的，正如一艘被拿获的奴隶船的舱盖被打开之于关在舱里的那些可怜之人所意味的。

此外，传教士所打开的窗子，比人所想的还多。香港圣婴院的病房与卧室保持得奇妙地洁净整齐。有一个新近收进来的本地老妇正在垂死之际，一位中国牧师在教她基督教的道理，并告她说天堂里一切都是美的、她在那里会幸福。「什么，」她抗辩道，「我为什么要去天堂？那里能比这里更好么？我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全然幸福，并不想死、去住在天堂里。」可怜的人啊——在与污秽和杂乱搏斗了一生之后，她那被折磨的妇人对秩序与洁净的天性，终于得着了满足！

一个真正的归信者与他过去的断裂，远比我们所熟悉的任何事都更为猝然。他背弃鸦片、赌博与不洁——那是他同侪缠身的罪。他丢掉欺骗、说谎、背后伤人、争吵与污言，而这些在未受管束的平民中间太过盛行。他避免打官司——那往往是村人的毁灭。他既退出宗祠里的祭祀与祖坟前的礼，便把自己从宗族里割开，并招来迫害。于是这些归信者成了分立之人，带着分立之人的长处与短处。他们既与世隔绝、又彼此相倚，便自成一群，成了一批清教徒，而有一天将成为中国道德重生的一个宝贵的核心。

过于乐观的人梦想：基督教若不只是被容忍、而成为这个帝国所承认的宗教之一、甚至成为官方的宗教，便会有一场大收获。无疑，承认会鼓励许多有望的青年公开表明自己——他们如今已经相信，却怕在仕途上受阻。然而较明智的传教士体认到：逆境与迫害于这个婴孩的教会是一种使人强健的空气，并免它涌入一批世俗之心的人，而那些人东方式的狡巧与微妙是传教士所不能对付的。

这种感觉还被这样一件事实加深：凡在这一区那一省兴起过的每一次趋向基督教的强大民众之潮，都是由世俗的动机所驱的。一次又一次有消息传来，说有奇妙的「群众运动」趋向教会，因而引起了中国人骤然而大批归信的高望。然而终归总是露出来：那运动是由这样的指望所激起的——望在官司里得着传教士的支持、或博得官员的嘉许、或在有事之时享领事的保护。在江西一个地方，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间，单是一位热心的传教士便收进两万人，还兴起许多能自养的会众。然而不久那些新入教者便去与他们天主教的仇人清算旧帐；而被派去把麦子从糠里筛出来的那位新传教士，在一年的教会惩戒之后发现自己只剩下一百个信实之人。这个泡沫破掉的那个地方，在一代之内将无从有所进展。这样的事例使有经验的人对群众运动与雨后菌一般的增长极为冷淡；而有一种确信正在加深：灵性的基督教只靠赢得个人而前进，决不靠吸引群众。

士绅与文人一向轻贱这来自西方的新宗教。他们把我们看作狡诈而可畏的野人，对我们的传教士之理会，大约不过如麦凯纳斯的圈子会去理会高卢的德鲁伊教使徒。然而近来，他们的自满已受了几下使人站不住的打击，而他们更肯听听这外国人有什么要说的了。有些传教士报告说：他们的听众出自较有见识的一类，而讲道之后向讲者连连提出的问题，显出显著的智力之锐。

传教士虽然从较高的社会阶层里得着的归信者很少，却从中下阶层里吸引了较优的分子。一处本地基督徒会众的大多数与一般人口相似；然而对他们相貌的研究显出：高贵或富于智力的面容出现得更为频繁。在福建乡下一座小教堂奉献礼上所聚的二十来个农人之中，我注意到四张好面容，还有一个农人本可以给列奥纳多·达·芬奇作他那圣约翰的模特。看到这些基督徒的人的品质，我在得知那座花了二百五十元的教堂是由十二家人出自己的资力所建、其中每一根木料都是他们从三英里外的海边肩挑而来的时候，便不再惊讶了。

人既知道西方近世的妇女运动欠教会人士何等之少，便要诧异：基督教于远东妇女的提高竟这样有力。然而在中国，妇人目下所需的与其说是工业与社会上的机会，不如说是她作女儿与作妻子的境遇之改善。多亏父母的崇高地位，母亲就其子女或媳妇而言的地位，是几乎无可再求的了。

传教士并不曾宣布「妇女的权利」，也不曾坚持两性的完全平等。然而归信的妇人从读《新约》里得着关于自己尊严的观念，并渐渐觉得自己有一些理当被尊重的权利。这给她们勇气去作女传道、教师与医生。从同一来源，那男子学会以一种新的眼光看自己的妻子，并觉得自己欠她爱与敬。他以劝说代强迫，并在某些事上——如持家或指挥仆人——让她有全权。有一个人讲他从前怎样把妻子看作一件玩物，而归信以后他渐渐爱她、并同她商议；而出他意外的是，他发现她的判断往往比他的更稳。他承认自己「爱」妻子时脸红了，因为中国人从不谈这一类感情。有一件事实是：基督徒有作好丈夫的名声，连不信的父母也更愿要他们作女婿。

因为女儿出嫁早、在父母老年时能为他们做的事很少，她在平民中间便不甚被看重。中国的先生们告我说：女婴大约有十分之一被弄死。我听说有一个妇人溺死过八个。另一个每次见到丈夫便发疯大叫——那丈夫把她三个女婴从她手里夺去卖了。而基督教向这一局面投进了某些新的、极为着重的教训。归信者被劝去珍爱并教育自己的女儿，而不要把她当作一个负担。他至少要给她一份初等的教育，好使她能读自己的圣经。等到她到了可嫁之年，她发现自己的境遇比别的女孩好得多。诚然，她不像西方那样被人求爱；然而她可以被准许看一看求婚之人，而无论如何，她对他的性情与造就是被充分告知的。她甚至可以拒绝嫁那位所选的求婚者，而不至于招来「不孝」这一压人的责难。在普通中国人中间，议婚是以极其实际的心情进行的，钱是主要的考虑；然而基督徒的父母觉得自己的本分是先考虑女儿的幸福。

归信的男子仍抱住丈夫为首的地位，并以保罗的经文支撑自己的立场，而不愿承认女执事可以与执事完全平等；然而妇人在教会中的地位愈来愈多地反映英美当代的意见，而不是圣保罗的定论。

在华南较老的教堂建筑里，为顾及中国人的礼法观念，曾立起一道五英尺的屏隔，把女座与男座隔开；然而这些屏隔正在拆下来。从前较好的人家对未嫁的女孩上教堂很有异议；而如今你看见那些闺女坐在母亲的座位上，眼睛端庄地低垂着，亮泽的褐发束在网带里垂在背后，看去极为可爱。十年前妇人从不在礼拜聚会里作见证；而如今她们自由地讲说与祈祷，而今日中国最能动人的奋兴讲道者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妇人。

有些讥笑的人坚持说：传教事业之存在便是为了产出归信者，正如一家工厂之存在便是为了产出鞋子。把你每年的开支除以新领圣餐者之数，便得着使一个中国人归信的平均成本。如今，若把归信设想为纯然的重铸——固然改了那钱币的图像与铭文，却不改它的金属——那么「花这么多钱一个头把佛教徒变成浸礼会教徒，值得么？」这句讥语便有了刺。

而真相是：照事情本来的性质，他们所成就的远为大的一部分，是传教士永不能认作自己的。他们掘井，在绞车上劳作；然而他们所汲起的水，并不经一条明渠流到它们所滋润的田里去。那水多半在地下消失了；而它们重新出现、使远处的荒地开花时，人是辨不出来的。那些不曾归信、却浸染了基督教理想而离开教会学院的青年，又怎么算？与那些经营得好而有效能的教会学堂相竞，于官立学堂所生的振作之效，又怎么算？那些官立女学堂——若不是传教士造出了女子教育的需要、并显明了怎样教女孩，它们决不会被设立——又怎么算？那些为效法传教事业对盲人、疯人与麻风病人的照料而兴起的本地慈善事业，又怎么算？那些西方的启发与学问之书——若不是有传教士的翻译，它们至今还不能被中国人的心思所及——其无从追寻的影响，又怎么算？在那些既不知也不关心「耶稣教」的中国人中间，对吸鸦片、缠足、纳妾、蓄奴、「陋规」、刑讯与妇人之屈从的态度之变化，透出一股股主要由传教士的劳作所推动的意见之流。

换句话说，把这么多异教之人灌进我们宗教的模子里，并不是主要的成就。在所赢得的入教者之上，还有那在大量并不与教会相属的人身上所造成的、智力与道德上的有益转变。而在这样个人的转变之上，还有在这个中国的社会与政府之中所造成的转变——对奴仆、对囚犯、对孤儿、对妻子、对平民更好的待遇。在这上头传教士有极大的一分，虽然无人能说究竟有多少。末了，在社会的转变之上，还有在中国文明之中所造成的转变。而在这上头，传教士又是栽了、浇了，而未必能把果子收进自己的仓里。

传教士把自己想作福音的担负者，而不是西方道德文明在其目下阶段的使徒。他不觉得自己鼻子上架着那副二十世纪的眼镜——而他正是透过它来读福音、并由此断定什么是「合于圣经的」。「你凭什么理由，」我问一位女传道，「把缠足禁为『非基督教的』？」「凭它损伤上帝所给我们的身体这个理由。」我想起那一队看不见的禁食者、鞭身者与自残者——他们所行的都以为是遵了「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这道命令——不知他们对这样一个理由会说什么。

传教士是当今西方标准的引进者。他教他的学生洗澡、不吐痰、用手帕、衣着整洁、照料自己的房间、在个人习惯上知羞。他教百姓打扫屋子与院子、把家里的墙刷白、擦洗学堂或教堂的地板。他把这些本分加以推行：待不能言语的畜生要仁厚，要养残缺的孩子，要教育女儿，要与妻子商议。

他不知不觉地把凡被基督教国度的良心所认可的东西都读进圣经里去，并且不由自主地成了他本国与他时代的声音。美国传教事业里的女学堂反映着美国关于妇人本分地位的观念。那些工业学堂把美国对手工劳动之尊严的信念灌注给一个如此轻贱劳作的民族——在那里，凡免于劳作的人都以留长指甲把这一点昭示出来。教会学院里所教的政治观念，会使那些使爱尔兰人与撒克逊人基督教化的人骇然。这些学院给自然科学与科学方法所留的地位，透出近世的精神，而会使圣波尼法修或圣方济各·沙勿略大为不快。

通商口岸一般的外国人对传教士那种顽固的敌意，起初是无从解释的。有见识的人怎么肯去传播这样残忍的谎言、这样显然的诬毁？因为人会告你说：传教士在地产上投机，他们「顺带」做生意，他们过得轻松、活得比在本国好。至于他们的工作，你会得知那是失败的，那些归信者是骗子，而中国的基督徒比异教之人更不诚实可靠。实在说，一个当地的商人连二十个字的中国话都不会，靠着他的洋泾浜英语与他的买办，与本地人的接触只限于他的仆人与几个本地商人，他却会断言：那个用本地话与本地人自由交谈、在他们家里来去、看见他们不设防之时、并在他们私己的难题上给他们劝告的传教士「不懂中国人」！

英国人恨一切传教士对印度鸦片贸易直言不讳的敌意。此外在商界还有一种信念：传教士所供的机会与激发，不能不使中国人作为竞争者更强、并使白人在赚钱上为难。然而这些批评者的怨毒，实在起于世俗之人与理想之人之间那不死的仇隙。在中国沿海，许多商人、船主或海关人员既脱了本国的约束，便放纵自己，沉入一种迫使传教士不得不避他、不认他的生活。那些以享用、酗酒、赌博与放荡为主宰情欲的纵欲者，恨传教士纯洁的家庭生活里那无声的责备，便以难以置信的毒恨向他们下手。我曾听一个以在日本的吉原狂欢为理想假期的放荡之人，痛骂长江下游的传教士在暑天带着家眷聚到牯岭或莫干山那样的山间避暑之地去；而实际上，因劳作过度而垮掉的事在他们中间比在中国任何别的白人中间都常见得多。

华西一位反对传教士的英国领事对我说到四川那磨人的气候。「一个政府或一家行号，」他说，「把一个白人留在这里超过三年，是可耻的。」

「可是传教士怎么说呢？」我问道。「据我所知，他们在这里度过一生，夏天退避也不过退到五英里外的山上去。」

「唔，」他沉吟着答道，「气候看来并不伤他们。你看，他们对自己的工作那么有兴趣。」

不过也有公道的批评可作。一位在美国受过教育、担着要职的中国基督徒告我说：在联军占据北京、当地中国人处于恐怖统治之下的那段时间里，有些会算计的传教士以强迫出卖的办法为他们的传教事业取得大量地产。他们会去见一个住户说：「我们查出你的产业合我们的用。你肯把地契给我们、收五十元么？」那被吓住的业主不敢拒绝。钱当面数给他，并通知他五天之内交出房子。某一片宽敞院落里的许多地产，便是这样以荒唐之低的价钱得来的。

有一个时候，传教士在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官司上干预得太随便。归信者在这样的案子里指望得到帮助，因为他容易把教会想成近于他那些互助的会社之一——在那里，一切情形下人人都彼此撑腰。天主教在保护他们的教友上向来极强，而新教出于竞争也被带进同样的方针。自然，在每一件案子里传教士都以为自己是站在理的一边；然而他常被一面之词所误。因为有条约保证中国的归信者免受迫害，传教士的干预——背后隐隐立着领事与炮舰——有时便把那官员吓得作出不公的判决。这样的错失不但因触犯民众的公道之感而伤了基督教，还把自谋之人吸引进教会里来。义和团那一年之后，新教普遍撂下了这一方针，于是有些地方便有人离去。

被乱众所毁的传教产业的赔偿之问题，是足以使一次圣徒的大会为难的。一方面，看来若不是怕要付赔偿，那些心存恶意的官员便可能一概不给保护、任乱众去行其毁坏之意。另一方面，去年长沙之乱中，传教产业被攻正是为了堆起赔偿好叫一个被人痛恨的政府去付。有一千名传教士的内地会始终拒不索赔，其理由是：那钱不是从有罪的乱众身上取的，而是从无辜之人身上取的。这样一个基督徒容忍的榜样，在中国人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大大推进了这一传教事业的工作。结果证明了这一方针；而无疑别的传教事业为免受不利的比较，也不得不采用它。

在这一领域里的人，很少有指望中国人早日归信的。那些已经懂得这个种族的心思何等坚韧厚重的人预料：黄种人要被基督教浸透到白种人已经被浸透的程度，还得过几百年。他们记着：「佛教花了三百年才得着官方的承认，又过了许多世纪才影响到民众的大部分。」

然而没有人对前景丧气；因为他们觉察到：基督教那进取的竞争，加上教育即将在民众中间的普及，必定要不断提高中国人的宗教平面——因为它逼着本土的诸教为求生存而采取愈来愈高的形式。基督教的理想与标准无声而隐秘地渗入远东的宗教，是不可避免的；而它们若终于能对这位入侵者立住阵脚，那也是由于它们向它大量借取之故。

中国的佛教看来已衰到无从复苏。它既被民间的迷信弄坏、又被偶像崇拜压住，即便日本佛教徒派到中国来的传教之人，也无从把生命之气吹进它里面去。孔教则大不相同。它是那些骄傲得不肯接受一个外来宗教的爱国者与守旧者天然的集结之点；而有一切的迹象表明：它在几代之内将是一个抵抗的中心。学者们已经在把一些他们不自觉地从基督教文献里吸取来的崇高道德观念读进经书里去。已经有一个自称「孔耶之教」的运动了！

早年传教士对孔子那种存疑的态度，已让位于对他的理想的诚挚赏识。孔子呈出一个以原则为主宰的生命的无瑕榜样；耶稣呈出一个以爱为主宰的生命的无瑕榜样。就一般人而论，福音书里所含的道德启发远过于《论语》；然而对那些以遵循原则来服务同侪的官吏、审判者与公人而言，孔门的文献是充满上举之力的。

孔教作为一种道德之力与基督教相争时的不利，在于它缺乏制约。它呈出崇高的理想，然而一个没有活到那个地步的人并没有什么可怕的。除非它发展出对上帝负责这条道理，它很难挡住天然的倾向、很难把人的性命从食欲或情欲的掌握里夺过来。这样的发展大约并不难，因为孔子屡屡说到「天」是站在公义一边的。再者，孔教与一种持着不朽之保证的宗教相竞时，因它对身后之事的沉默而受损。有人就此问那位夫子，他闪避地答道：「未知生，焉知死。」来生之说很可能不知怎样会被解进经书里去。一种新孔教或许便能与基督教长久相争；因为作为一件本土所生之物，它将强烈地打动那些守旧的天性——而那些天性正被那即将大批从西方文化借取之事所伤。

中国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时代相隔之远，给想象添了翅膀；而旅行者体认到：那里的传教士很可能正面对着与罗马帝国里婴孩的教会所面对的大致相同的局面——两处都有庙宇、神明、偶像、祭坛、祭司、牲祭、迷信、一套过时的神话、祭祖，以及只能打动精英的道德理想。罗马帝国在公民之德上胜于中国，而中国在家庭之德上胜于它。文化的平面看来相差并不很大。宣统的臣民未必比哈德良的臣民更开明。基督教既能穿过罗马帝国而行——尽管它起初主要是由小商贩、匠人与被释的奴仆所传布的——它为什么不能穿过中国这个帝国而行？

因为等到中国人感到自己文化的低下，基督教便带着声望向他们呈现出来。它是由精选而受过训练的人所传的；那些人在品性与学问上，不亚于任何曾把一种信仰带给一个异族的使徒之群。它有那令人动容的古老与庞大信众的声望。而且它与一种物质的文明密切相连，而那文明如此成功，以至中国为求生存将不得不整个地采用它。

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的心理、历史或境况之中有什么东西把他们从世界思想的总运动里割开。他们的命运便是白种人的命运，即分享并贡献于一个全球文化的进步。所以看来可以稳妥地预言：到头来，基督教在西方遇到什么，在中国也要遇到什么。若因自然科学的发现、或圣经的高等批评之结果，基督教在哲学上或历史上的基础被击碎、而它在西方失去地盘，那么它在中国便不会前进。中国有影响而开明的阶层，其骄傲决不容他们的百姓去采用任何被西方丢掉的东西。反之，基督教若在西方保住它的把握，它便一定要在中国前进到最终的得胜；因为它于中国人之相宜，与它于三世纪罗马帝国的人民之相宜，是一样的。

九远东的远西

一九一〇年初夏，笔者与厦门的美国领事阿诺德君从山西省城太原府向西南行一千二百英里到四川省城成都，因而得以看到中国的一片白人极少走过、也极少描写过的地方。从成都顺岷江与长江而下到重庆、再到轮船通航的尽头宜昌，这一程要经过长江那些著名的峡与滩；然而这条路线已被人叙述得那样多、那样好，我便把我行程的这一段略过。

将近三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鞑靼征服者听那些从明朝承袭下来的壮丽道路与运河破败下去。因此那条把北京与遥远的内陆各省联在一处的干道，在山西一段大半是一条低道。你会因看见一个人的头与肩膀神秘地在麦子里滑过而吃一惊；走近了，原来是一个农人坐在一条陷下去的路上的大车里！你常常发觉自己在田面以下好几码处行走，因而对这地方什么也看不见。下过雨后这样一条路便成了渠，有时成了急流。在它身上花过劳力的痕迹，是一点也没有的。一九〇〇年皇太后从这条路西奔时，有几段为她修过——而那些段自一七八〇年以来便不曾动过！车辙从不填平，除了由造化去填。这条路爱往哪里走便往哪里走；一道车辙走不通了，人便另找一道。黄土在蹄下轮下被磨成粉、又被风吹走，这路便越陷越深，直到你从旧城楼底下走过，而那城楼的基脚从你头顶以上七英尺处才开始。

有三个星期，我们一路经过那些相隔三英里的方形平顶塔台；从前远处入侵或叛乱的消息便是靠它们以烽火递到天子那里去的。如今电线翻山越岭而去，而茁壮的树苗正把那些废弃的塔台的砌石胀裂。这条大道还是一座露天的「名人堂」，因为沿路排列着一乡感念之人为前代贤者所立的碑。旅人若能读字，则行程中每一英里都被提醒他同国之人所尊崇的德行。世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少靠巡警与兵丁来维持和平；而这些碑文显出他们是怎样以道德自教的。

从京汉铁路有一条法国人的铁路向西爬半天到太原府。从那里向南两百英里，人一路遇到这地方要寻这条通往北京与天津的铁路出口的产物——无数骡车载着面粉、盐、烟叶、豆油、麻绳、纸、槐木、甘草根、羊毛、皮张，以及成捆的棉与羊毛。而且山西矿藏丰厚，在光焰四射的威斯特法伦、比利时与宾夕法尼亚都成了灰渣之后，它或许会成为一个工业能量的中心。有一次我从路上向下俯瞰五百英尺，在一道沟壑的侧壁上数出七层清煤，中间隔着石灰岩层。这里那里人遇到一些开采之处，本地人怯怯地钻进山坡，手脚并用地把煤运出来。矿口附近好的块煤卖七角五分一吨，而一百英里外同样的煤卖到七倍之价，可见运费是每吨每英里四分半。沿汾河谷修一条铁路可以把这一项减到十分之一，并终结二角五分的麦与半分一磅的面粉。

太原府正跳动着新的生命，它夸有电、碎石路、穿制服的清街队、一座带湖、乐台与博物馆的公园、一处为街道与空地培育树木的苗圃、一家火柴厂、一所武备学堂、一支巡警、一所感化院与一份每周两次的报纸。然而向南走两天，外国影响的一切痕迹便消失了。除了某个做广告的野人在全省各处糊满的巨幅烟卷招贴之外，你便在纯粹的中世纪里。唯一的照明之物是一只铁碗里的菜籽油上燃着的一根棉芯。窗子是格子上糊的薄纸。铸成的银元不流通，人所带的是粗块的银子，而商人按他自己那杆秤的判断收受。你要把它们换成钱币，便要走遍所有的钱庄，与那杆秤最宽的一家打交道。这地方的钱是穿成串的有孔铜钱，二百枚一串。十串值一元，重十五到二十磅。有一次我们照合约给每一个苦力付了合四角三分之数，他们身上便驮满了那无疑可称「污秽的钱财」的东西，以至第二天几乎抬不动我们。

在太谷与平遥这样的城里、以及在省城，人看得见山西票号所得之利的迹象——那些票号做着这个帝国大部分的银钱生意。华美的宅第有许多进院子、精工的门楼、园林、荷池、石桥、凉亭与宗祠，连同马厩、菜园与果园共占二三十英亩，四围高墙上冠着装饰的檐口、垛口与角楼，都证明着从前的繁荣。直到晚近，贫穷因吸鸦片与懒惰而日增；在曾经富过的镇上，好房子被人拆掉，为的是那些砖。然而吸烟正在过去，潮头正在转。不过据说赌博正蔓延到商人阶层里去；而山西那些成功的票号商人的儿子沉溺于自恣、戏曲与诗歌，把他们父亲在全帝国立起来的生意从手里放掉了。这些富家青年中有些人给我的印象是肥胖、绵软而耽于声色的。少有什么激发他们的志气，而他们看不出自己为什么不该沉溺于眼前的快乐。对运动的兴致、或身体「健壮」的理想，还没有抓住他们。

从本国的乡野看来，山西这片景色几乎与一处贝都因人的营地一样遥远。从来没有牧场、草地、干草堆、谷仓或风车。没有漆过的房屋、庭院、场院或吃草的牛群。代替篱与栅的是敞开的田野，这里那里有一座土墙围着的方形村子。代替公墓的是祖田里一丛丛的坟、石碑与砖的墓表。代替木瓦木架房屋的是砖瓦或茅草顶下的土坯房，较大的围着一个院子。代替白色教堂与红色校舍的是庙、塔与牌楼。代替路标的是颓败的烽火台与拱形的门洞。

奇异有趣之物是无穷的。这里是骆驼之地；然而骡子受不了骆驼，于是驼队白天歇在驼店里，只在夜间赶路。我们遇见剃了头、穿红袍的僧人去朝五台山的圣境。他们是从四川来的，已在路上两个月。闻喜一带，家家茅屋里织机咔嗒作响；镇上挂满一条条粗棉布，染着中国日常那种特有的蓝色，晾在横过街道的绳上。到白乡，人的相貌里忽然开出一种美来；有四天之久，我们不时被那些带着希腊式清秀的面容所吸引。到陕西的华州，它便猝然而止，直到我们进了西安府的街道，所见的便只有不折不扣的蒙古之相。

乡间的巡警是没有的，所以到了晚上，浇地的人把绳、桶与绞车一同带回家去。为同样的缘故，看庄稼的人那些小小的棚子点缀着田野。高粱或玉蜀黍的秸子一排排靠在一起，抹上泥。这便成一个像人字帐篷的棚，看庄稼的人夜里蹲在里头，收成将近时从那里守着他那块地。这一切在农人的时间与睡眠上是一项重税。

汾河下游的河谷是一大片渐黄的麦子，收割正开始。菜园已浇了最后一遍水，打谷场已抹平打实，镰刀已磨好，学堂已放了假。天刚亮，全家便从村里出发，婴儿与锅壶一同堆在独轮车或大车上，妇人坐车以省她们那双被挤过的脚，男孩赤条条地在旁边大步走着，而父亲挥着鞭子赶那头拉车的黄牛或灰驴。你看见他们在飘动的草帽底下做活，用镰刀或钉耙收割，而捆一个麦捆所用的时间够我捆五个。他们在正午的暑热里长长地睡一觉；到傍晚凉时，坐在用槐枝叉子堆上车的麦捆上回家去——那些叉子是把槐枝调理成一处生出三个叉来做成的。可怜的寡妇与赤身的孤儿在麦茬间拾穗，并跟着回家的车去拾那从车上抖落的麦穗。

这是与古典时代一样简朴而富于田园之趣的收获，若那些闺女能像荷马时代的闺女那样自由，它便有古希腊生活的魅力。然而依着「礼法」，可嫁之年的女孩被排除在这快活的丰收之外，须在她们低矮房屋的狭小闭室里憋着，而青年们则在麦捆之间歌唱。

麦子被摊在打谷场上；近午时它在日光下变脆，他们便用连枷打，或让一头驴拉一个石磙在上面一圈一圈地滚。随后把麦秸挑到一旁，把混着糠的麦粒扫成一堆，而那如画的扬场便开始了。麦子总有优先之权。人在路上打麦捆，因为那样省得另做一个打谷场；而我曾见一座大城里一条十六英尺宽的大街，有一半的宽度被某人晾的麦子占着。车马人流挤着过去，而没有人对这一占抗议。

毁林所致的破坏，没有哪里比在华北西部更为显明。太原府四周，一切曾经有林的山都光秃而干透了。在这一省一路南下，山上与丘上都看不到树，只有庙宇周围的除外。原有的硬木都没了，于是在河谷里种些便宜的软木——白杨、三角叶杨、椴、梣叶枫与柳。

树的遮盖一经除去，雨便把泥土从山坡上冲下来，并随之填满水道、堵塞河谷。凡有小溪或小河流入汾河谷之处，它都用这些冲刷之物筑起一个巨大的冲积扇，向下游弯去；而沿这扇的脊线流着那条溪浅浅的砾石河床——而那条溪从前是在比它今日水位低三四丈的高岸之下缓缓流过的。这个扇已在淤泥、沙与砾石之下埋掉了从几十英亩到几平方英里从前肥沃的河滩地，而它们是永不能收回的。

建筑被埋在这些碎屑里、只露出上半截。从前可以骑一头骆驼穿过的门洞，如今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过去。有两次我们遇见雄伟的石桥，从前横跨汾河宽阔的支流，而如今它那壮丽的拱券淤了一半，无人使用地立在豆田与油菜田之间，成了一段逝去的繁荣的可悲纪念。自那桥建成以来，从毁了林的山上冲下的二十英尺泥沙已落在那道水道里；而那条溪既不再受多孔的林坡所养，便在夏天成了一线细流或地下的湿气，而在雨季成了一场狂暴的洪水。

随树林而去的，还有许多使人生值得一过的东西。溪水不再流着经苔藓与腐殖土滤过的清水，而是浑着裸露的坡上的泥土。鱼不肯在里头活，洗浴也不再是一件乐事。在山西行走的十二天里，我从未见一个男孩在水里嬉戏。泉水干了，而晚夏的牧草也不再被林坡渗出的水所润。那些浑浊的溪流凄凉地在日光下漫过宽宽的浅滩，而不像从前那样藏在遮阴的岸下的深槽里。没有倒下的树或木堆拦住溪流、给鳟鱼供一处八月的藏身之潭。没有多叶的小径或长苔的木头引来情人——固然，中国是不信有情人这种事的。千百万人度过一生而不知林间的幽谷、不知那些「大森林里绿袍的元老」、不知十月落叶的辉煌、也不知拾果、掏鸟窝与猎松鼠那些童年的乐事。

树根、枝条、草、秸与粪代替了柴薪。砖或泥是唯一的建材。砖凳砖桌代替了木家具；砖阶代替了木廊；而大道在炎日与尘土里伸展开去，直到茶棚旁那株孤零的槐树给出一块阴凉。于是树林一去，美之源大半也去了，诗与启发之泉干了，而人生沉为一圈沉闷卑琐的求食与生育。

西方之物在中国最能渗透的是福音、煤油与烟卷；而我很高兴：在光、热与烟之间，先进内地的是光的先知。这些内地之人对我们这个种族最初的印象，是从那些想造归信者、而不是想赚钱的人那里得来的。他们把一切外国人都当作传教士，而我们常被人以「平安、平安」相迎——那是他们惯以迎那些传教团体成员的问候语。内地的传教士常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样式，以便更接近百姓。不过他们并不觉得那是苦事；因为与中国那实用的服装相比，西式衣裳的裁剪之愚，大约不亚于你在中国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有些人甚至留起辫子来；而你遇见一个苏格兰人背后垂着一条鲜亮的赤褐色辫子，那便是见了一件可记之事。

这里的传教生活不是一场游乐。我遇见一位面容高贵的青年，他的爱人一个月前在他们所定婚期的那一天死于斑疹伤寒。这一番惊痛、以及一年的口炎腹泻之苦——那是「照中国人的样子过活」、并在自己那些卑微的归信者桌上吃饭所得的——都不曾把他面上那种恬静上举的神色夺去。

传教士与亲族、社会、音乐、艺术、娱乐与智力上的同伴都隔绝了，便把自己的屋子造成一个小小的退居之地，满是提起并令人想起母国之物。传教士的家是污秽与丑陋的撒哈拉之中一片绿洲。这些流寓之人四周既有这么多令人难过之事，便不得不多活在灵里。他们若读不尽的虔修之书、唱许多圣诗、并把使人坚固的经文挂在墙上，那全然不是出于不健康的过度虔敬，而是要从那可悲的景象里寻一点慰解——那景象便是一个好的民族被判在一种沉闷的生存之中，而那生存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是不能大有缓解的。

有一次我们遇见一个面容异常高贵的行路人，他把包袱放下，向我们深深行了一礼。领事与他谈了话；他过去之后我问：「那人是谁？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出色的中国人之一。」原来他是一处本地教会的牧师。中国人中间这些志向较高的灵魂从与西方同气之人的交往里得着何等的幸福与鼓舞，我没有话可以形容。

有人抱怨传教士过得太好，而我也听人责内地会的传教士打算过得太省——有些情形下一年不过一百元。然而在这一带，人便明白这个传教会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在山西的华州，你可以一分钱买九个蛋、一分钱买一只鸽子、五分钱买一只鸡、三分钱买两只野鸡、三四分钱买一磅去骨的羊肉。每人每周花六角，传教团体的女士们便能把市上最好的东西摆上自己的桌子。

顺便说，这几位女士是英国人，是一位英勇的英国将军的亲属。她们办着一所能自养、有一百多个女孩的学堂，独自住着，一天路程之内没有一个白种男人。这几位姊妹之一是义和团那一年的生存者。那时她看见自己的学生被奸被杀、自己的学堂被付之火。有几个星期她被人带着走，身上上了锁链，被关在最污秽的牢里；而一次又一次有义和团的刀架在她喉上。然而她又回到老站上做她的工，全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英勇。

坐了两星期的骡驮轿之后，我们望见古老黄色的西安府——那「西京」——有三十余万人。在那三重的堡门之内，人的面型骤然一变，那清秀而富于智力的一型出现了。这里那里可以见到线条有希腊式纯净的面容，而美丽的孩子并不少见。这些中国城使人体认到人口的精华是怎样聚到城中之地去的。到处城里的机会都是旷野里精英的一块磁石。

西安府被十二英里高墙所环——那墙起自十四世纪而修缮完好——它比任何别的城都更使人想起那「黑头发的民族」的早期历史：他们从西方而来，从这渭河谷把他们文明的火把带给今日所谓中国的那些粗野的民族。这里实在是这个帝国的摇篮。远在北京或广州存在之前几百年，西安府便是中国文化的中心炉灶。没有别的城作过这样久的都。断断续续，它执柄二十三个世纪。从城垛上，你望见平原上那些巨大的坟丘，庇着那些在所罗门王之前便已在位的君主的尘土。其中一座是纪念那位被人痛骂的皇帝的父亲的——那位皇帝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不久，想靠焚古书、杀文士来打破过去的支配。

在中国，没有一座古物博物馆比得上碑林，即碑石之林，那是一千四百余件上溯十二个世纪的石刻史料的收藏。这一收藏的骄傲，是那块七八一年所刻的著名的景教碑，它长长地记载了景教的基督教——那教兴盛了两个世纪，而在一千年前被迫害扑灭了。何等奇怪：十字架被带到中国，竟在它到达大不列颠之前——而大不列颠的儿子如今又把它带给中国人了！

回民在这里有许多清真寺；而近来那新起的、有自觉而进取的伊斯兰教不时从君士坦丁堡派出一位热心之人来，使他们在信仰上热起来。当地的佛教此刻正在阴云之下，因为有一个带着欧洲黑暗时代气味的故事。不久之前，这里一座佛寺里有一个作恶的僧人为同侪所厌；在住持赞同之下，他们郑重集会决定他不配活着。于是他们把他活着塞进了炉里。传教士报告说：如今有许多出自智识阶层的人在正堂里听讲道，而讲完之后讲者被人以精明的问题连连追问。「务请派强有力的人来！」一位为首的传教士临别时说，「要答中国有思想的人所问的问题，我们所能得到的一切装备都需要。」竞争之刺自然给旧信仰的友人注进了新的热心。孔教之士已结起团来，派出他们自己的游行布道之人，在集市与别的民众聚会上讲说那位圣人的道理。而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不论传教士劝人入教之成败，他们确实成功地把人的思想转向了灵性之事。

西安府有一家火柴厂；而那半打卖外国货的铺子显出中国人正在买成药、牙刷、脂粉、甜酒、烟卷、炼乳、内衣、灯、钟、眼镜、小刀与运动用品。美国煤油卖四角三分一加仑；然而在本省北部的延长——那里石油之藏无穷——一家本地炼厂所出的煤油经两百英里的大车运输，在这里卖三角一分。

当克伦威尔之时满洲鞑靼压服中国，他们在各大城里驻了鞑靼的兵。这些「旗人」在自己的堡垒区里作一个有特权的等级，吃着官米，几代以来一直这样苟活并繁衍。在西安府，满城是一片颓墙、败落、懒散与寒陋的凄凉景象。在大操场上，你看见那些跑道——骑手在上面驰马射靶，而鞑靼的武官在一旁看着。这些懒惰的旗人曾在新军里试用过，然而证明绵软而无用；寻常二十英里的行军他们便要垮掉。他们靠着世袭的口粮养肥自己，一味懒散与恶习，而他们胸廓发育之差、肌肉之小而弱、家口之日减，都预示着这一支的早日绝灭。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例证，足以说明寄生导致退化这条真理！

指望是在新的国家军队上；而这里是它一处重要的募兵之地，因为本省与甘肃的回民一部分出自西亚的武士，远比纯粹的中国人有气性、善争斗。这里有一所武备预备学堂，有二百名学生；而将成为这个帝国四所主要武备学堂之一的房屋正在兴建。一切官立学堂里每日都有军事操练。

中国的爱国者感到那把钳子——即列强——正在合口，便把军队作成国家的宠儿，以提高兵这一向被轻贱的行业。爱国的会社把百姓聚起来，呼求学人与别的较好的分子入伍。学生正在鼓动设立一支义勇军。这个帝国有些地方、尤其是靠近北京的省份，人在行伍里寻好人，及时给他们发饷，并教他们把自己弄得整洁利落。兵丁以那身制服为荣，而公众正被教着去尊重它。兵丁出行时不再被赶在敞车里，而是坐三等车。武职的品级已被提到相应的文职品级之上。军官出自武备学堂，而不像从前那样是得奖的文章手。宗室亲王担着高级的统带，并时时穿着军服。那位幼帝赐给军队至高的尊荣：自宣为它的总司令。

然而各省还是差不多各随其意，服装与装备还没有划一，而在用的步枪至少有十五种。中央的军事当局常常显出惊人地缺少劲头与效能。例如他们容一部外国机器——用来训练士兵准确射击的——的试验，为先帝去世后一百天的服丧而中断，又为中国新年而中断五个星期。下面这件事显出：在职业精神本该最为敏锐之处，那旧日的懈怠仍在。有一位美国上尉偶然给北京几位中国军官看了一支勃朗宁手枪，他们极喜欢，便问怎样能得到这样一件兵器。他自愿去代办，不久便收到两百支的订单，大半出自禁卫军的军官。因为要把军火带进中国须有政府的执照（护照），那位上尉向军官们提起：他们自然会去弄那必不可少的护照。他们说：「哦，你去弄。」而他既不肯为替中国政府自己的卫士输入军火之事去向它央求，那些手枪便始终没有来。

到凤翔府的四天路上，路两旁尽是回甘肃去的收割工。天亮时他们密密地躺在路边睡着；稍晚一点，他们便挤在那些食摊上——我们的轿夫抬了三英里之后便在那里歇息吸烟。这里一分钱买一大碗面汤或麦粥，加一个大蒸卷与一个糖油果子，所以他们腰上缠着的那些辛苦挣来的钱串所损甚微。每人带着烟枪与烟袋，背上一个轻架子，架着他的生毡袄、睡席、锅、镰刀，或许还有些镇上的货要在牧羊的邻人中间贩卖。收割之时，几百个这样的割手在天亮时可以在村街上看见，等着人来雇。割完之后，他们一路做活走回四五百英里之外的家，赶得上收凉爽的甘肃的晚熟庄稼。

这样一群青涩、粗野、直瞪着眼、张着口、气味难闻、满身蒜味的乡人，在欧洲直到十字军时代或许还能见到，此后便很难了。无疑正是这样不识字的村汉，在罗马帝国后期于城市已接受新教之后很久还抱住旧教，因而使那表「村人」之字与表「荒野居民」之字都成了「非基督徒」的同义语。何等讽刺：今日城里那位有教养的孔教先生倒被称作「异教徒」！

多亏叛乱与饥荒，陕西如今地面宽绰，它的百姓不必做得很苦。杀女婴之事不多，虽然鸦片丸于这种用处确是极为便手。陕西人极少迁徙，很自守，而且粗野、守旧、有乡土之气。我听说有一个农妇宁不肯收一千个钱，也不愿费事给一个旅客烧一锅茶水——那就好比我们哪一位农人的妻子会为这样一件事而拒收一张五元的钞票。

在凤翔府，我们与那条通往土耳其斯坦、通往喀什噶尔、并且你若愿意还通往「绸缎的撒马尔罕」的路道别。那是一条到兰州府的大车路；黄河在那里急得使一只用力划过去的渡船在触到对岸之前要被冲下十英里。近来那里的巡抚请一位美国工程师在河上造了一座桁架桥；桥一开通，那些精明的蒙古车夫——他们懂石桥而不懂钢桥——把自己的载重停在引桥上，先走过去查看那结构，看它究竟是否真能承住一辆大车！

中国的城里人并不总是与农业断了关系。这座城里的生意已停了三个星期，因为镇上有那么多人出去收自己的麦子了。这城有一位来自四川——华西的马萨诸塞——的有进取心的知府，他设了一所养蚕学堂，引进了桑树，并希望养蚕能取那注定要绝的罂粟之位。

从这里我们离开车辙，坐着轿子向南，与那些使这一省得名（其名之义为「西面的关隘」）的群山挣斗了十二天。这景色从前是蒂罗尔式的，然而造化已被人所驯，被逼着给他产出维生之资的极限。树林、灌丛、草、牧地、野生的矮树——几乎一切属于荒野性质之物——几百年前便消失了。实用至上；而其所成就的，不过是养一群污秽、卑琐、被鸦片浸透的人，住在破屋里，穿着粗糙褪色的蓝衣，以缠足弄残他们的妇人，并任自己的男孩女孩肮脏赤裸地四处乱跑！没有音乐、艺术、书籍、诗歌、崇拜、文雅的交往，没有孩子的动人之处、妇人的魅力、或青年男子盛力之中的光彩。没有讨论，没有政治，不理会大世界里的事。生活在一个低下的平面上，是琐屑之虑与卑小之忧的猎物。无穷的勤劳，极大的聪明与机巧，充足的远虑与节俭，少有毁灭性的情欲；然而仍是一种看去沉闷而压人的生活。而已有之事还要再有，除非有新的刺激与更高的理想从外面进来。这些人为把妇人压成一个单纯的生育之器，付了重价。妇人若只被给予自由与机会，她能给人生所添的魅力、意外与文雅，他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全家的饭是没有的；各人带着一双筷子，觉得想吃便把自己的食物填下去。窗子少、小，又被格子或油纸遮着；所以多亏「家便是妇人的天地」这条道理，她在一种洞穴的半明半暗之中度日。人几乎从不遇见一个妇人在旅行。平民的女性很少走出家的视线之外。不过因为官员须把家眷从一任带到一任，我们每天大约要经过三个妇人，而总是在有帷的轿子里。

天朝人让他们的女孩时代在地窖里无人注意地开放，而无从揣度我们美国人在这些优雅初绽的人身上所见的魅力——她们对人生之价值有着天真而可贵的肯定。我回程时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沿线各站看见女孩与年轻妇人像自然、不受畏缩的人一样行动，那份欣喜才使我第一次体认到东方所失的是什么。她们的自由带着一座有人看守的园林的魔力——在那里，小鹿在空地上毫无惧色地面对着你，而怯弱的鹌鹑无所畏惧地四处跑动。

我们向南走，迷信的迹象便多起来。城门里边往往立着一座昏暗的小神屋，里头一个可怖的偶像手里抓着一个人头或一颗眼珠。路旁有许多小庙，里头供着一位老国王与他配偶的小像，端坐着，面带慈和，无疑是当地的土神。在崖下路旁某块突出的石头前，香整日袅绕，而过路的驮夫停下来，久得够买几根香；那位僧人向那块熏黑了、插满鸡毛的石头深深磕头之后，便把香在那个想象出来的神的鼻子底下烧掉。我们遇见一队送葬之人唱着一首奇异的哀曲，而他们肩上所抬的棺木上蹲着一只公鸡，要在坟前杀了祭。沿嘉陵江一带，人见每一处河湾正对之处都有一根方形石柱，上面刻着一个人的半身像。罗马人称这样的东西为界神柱。而为什么四川这些界神柱上所刻的头会有短短的卷发与一副罗马式的相貌呢？在同一条江上，我们经过一片巨大的崖面，人称千佛崖。佛教的虔敬已在它上面凿出几百个龛，每一龛里供着某位神或圣的像，与真人一样大或更大。

道路越过一道高分水岭之处，有一道墙横跨山口，其上开一门洞；而旅人第一次看见那边的深谷，便是拱门里嵌着的一幅可爱的画。这样的地方顶上总有庙；而我曾见路面有一弗隆之长，简直排满了礼拜之人所献、刻着字的石碑，那些人想纪念自己到过这圣地。我们经过时有一个从远处烟台来的绸缎贩子同行，他为求吉利叫僧人替他在神前点香。他极为敷衍，而祷求乃是与神明相通这个念头从来不曾进过他的心。他的想法是：你替神做一件好事，比如烧香，而他既是一位君子，便会替你做一件好事。

不过僧人确实护着树木。在毁了林的山上，你从十五英里外便能凭它四周那一丛树认出一座庙来——那些树在锐利的天际线上极为显著地突出来。有时那神圣的林子里有许多英亩的古林；而有一次，我们的路有两天之久被一座高高的松覆之峰所俯临，峰顶上栖着一座护林的寺院。

这条「金牛道」当初虽然大胆而耗费，却像这地方的一切一样被人忽视。我们常遇到一段路已经塌掉、或被土崩埋住、或被河水掏空；然而修补之工是没有的。四十天的行程里，我们没见过一下修路的动作。负重的苦力痛苦地绕着那断口择路而行，而车马人流照旧流过去。我们看见有好的石桥在建；因为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桥上，而且一乡感念之人还可能为你立一座碑。实在说，若是知府或善人祝某修了一整条大道，它便会被称作「祝公路」，而他便快活了。然而为人维持现有的大道，又有什么光荣呢？于是旧的干道与桥被听其破碎，而恰在此时新的、次要的路桥正在兴建。中国所需的，是每一府有一位道路总办，去组织一支常设的修路之队。让他是一位专家，以修路为他一生的事业与乐趣，而不是一个志在升迁的官员，眼睛盯着上面的梯级。

村子两边常有一弗隆之长的路面不见了。我终于发现：村人只是把铺路石挖去，用来砌他们的猪圈或菜园的墙。多亏这些侵掠，每年有十万个挑夫在这些泥泞的路段上滑跌苦挣。然而无人过问；私人的利益是神圣的，必得给它优先之权，不论对公众的损害如何。因为在中国人眼里，私人之权是一件分明确定、人人都懂并且同情的东西；而公众之权则全然不被想见，或者无论如何得不着同情。我隔壁的邻居若请一班戏在他门前演戏，把夜晚弄得锣声歌声喧天，我并不抗议。那全是他的事。整个街坊都容忍自己的睡眠被谋杀，因为各人都想着：或许有一天，他自己也要在自己门前办一场喜庆！

我们整个行程之中，百姓的态度无可挑剔。我们只听到过一次「洋鬼子」这个称呼，而那是一个顽童天真的胡说。我们遇见的传教女士有七年里只听到过一次的。这些女士独自占着传教站，独自坐轿在乡下往来，从不被骚扰、甚至不被侮辱。她们随便雇到什么轿夫都觉得全然安全。另一面的景象，则是作恶之人在露天的街上慢慢死在那可怕的「站笼」里——犯人两臂被绑，头挂在一个笼子里，而那笼子恰只让他的脚尖点到地。你遇见一队人抬着一个脚上带镣、坐在一只大木笼里的人，想到他也许正在去受刀斧手之剑、站笼、或凌迟的路上，是令人血液发冷的。

人从那一大团纠结的群山里出来进入汉江上游的河谷——那里离汉口（其义为汉水之口）有一千英里的水路——那一团群山看来是一条社会的边界。这道轴线以北，一直到北京，百姓住在有墙的村子里；它以南，他们住在散布的宅院里。显然那些易守的关隘使南边的人免于对蒙古人的恐惧。而且这些人给妇人缠足不那么紧，也不把她们关得那样严。到处都有女孩帮着打麦，而一家便能在打谷场上同时使五到八根连枷。

华北与华南真正的分界线要再往前一点，在种稻开始之处。因为有了稻，水牛便成了主要的农畜。而马或骡若不能用于耕作，人便养不起它单为运输。于是有轮的车辆便到此为止，窄窄的石铺之路代替了华北宽阔的土路，苦力成了通行的运输之工，而大道上密密地点着给这些人形驮畜的食摊。人坐轿行走，不再坐骡驮轿。客店是为人而设，而不是为畜而设。因为城里的街道与乡下的路相接续、并属同一个交通体系，它们便照道路窄到同样的程度。而日与风既到不了这些窄街去把它们晒干吹干，它们便变得污秽而不合卫生。人口比北方更为拥挤。水田里孳生的蚊子使生活成了一场折磨。在麦带上，人家粪池里的东西掺上干土施用，并不触人。而随着种稻，你便得着液态的肥、粪桶，以及南方所特有的可怕臭气。所以人们常说到的华北生活与华南生活的对照，并不出于人的差别，而出于那主导作物的要求。

那些山块之南的高峻破碎之地构成中国的大海绵，是奇妙的。绕过一座高地的肩，你看见山后有山，直到远处紫色的山岭消失在长年的云里。每隔一段，一道充满阴影的巨大裂口向南开着，从那里有一条雪水所养的河流出，进入一座梯田丘陵的圆剧场，那些丘陵一直到顶都覆着稻田，每一块溢入下面紧邻的一块。山顶附近那一片微光是蓄水之池，给稻田水喝。随后那条河在一片渐宽的谷底蜿蜒，终于在丘陵之间，你可以在五十英里之内窥见它银色的水面向长江而去。人看见河里有别的河流进去，而更小的河又流进这些河里，每一条都在它上釉的河谷里流连。一个王国的深处在午后的日光里敞开着。人俯视下去——如天眼所见——看那无数生灵的住处，并在想象里看他们像许多忙乱的蚂蚁那样赶着他们琐屑的觅食之事。

穿越破碎之地有两种走法。或循水道，不时越过一道山脊进入下一个谷；或循分水线，不时落进一个谷以到下一道脊。地方上的路在人最稠密之处循谷而行；而一条官道则可以取那条高路，给你干燥的路面、清风与两边壮丽的景。而从关口之下向西南二百余英里到成都的那条路，爬到嘉陵江以上三千英尺，随后便尽量保持这样高。除了落进谷里的地方，它两旁排列着壮丽的老柏，有的不下七英尺粗，每一株都有它的木牌护着，警告人不得损毁。

在山中，骡与人在运载上相竞。有大量的棉花须从渭河流域运二百五十英里到汉江河谷，而这些庞大的棉包用人更好。我们经过成千的苦力，在他们巨大的白色负担之下匍匐前行，像迁徙的蚂蚁背着它们的卵，每日背一百到二百磅棉花走八到十五英里，为此挣约七分钱。

我们下到人口过多的四川，驮骡便不见了，大道全让给挑夫。一个人把他高耸的担子背在背上，带一个包铁的小丁字架，歇气时放在身后搁住担子。另一个把他的包捆挂在一根六英尺竹担的两端，竹担搁在肩上的垫子上平衡着。每过两分钟，他须把担子换到另一边肩上。早入此行的人自己长出垫子来——那是脖子根两侧两块巨大的红紫色硬痂。

每人带着钱、汗巾、扇子、水烟袋、油纸伞与一卷席子，好使担子不湿。驮骡要一个人跟着引、赶、装、卸、喂，并替它收工钱。挑夫自己照料自己；过了两星期或一个月，这个贫穷的奴隶把担子交给收货人，领了工钱便走。一头可怜的骡子能怎样呢？这样的竞争简直是把草料从它嘴里夺走！

然而，唉，这些挑夫的体格！他们赤着上身，呈出极好的躯干，躯身的肌肉在担子之下发育得完美。从没有塌下的腰，从没有凸出的腹。没有一两堵人的脂肪；而在清亮的青铜色皮下那些轮廓分明的肌肉之运动，看去是美的。可惜的是：四川人一旦免于体力之劳，便开始退化；因为他的理想是尽量与那被人轻贱的苦力不像。他若是一个兴旺的商人，便以自己渐厚的下颌与下垂的腰为荣。他若属文人，便以自己纤细的手与柔软的身形为荣。

在四川，蒙古的血统减弱，而人遇到优美的人型。我见过一个少年，可以给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作模特。眼光常落在一张椭圆的脸上，眉如描画而拱起，鬓角细致，鼻子端直，鼻孔高削，眼睛秀美，其美如安提诺乌斯。世人一直迟迟不曾体认到：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在中国所能找到的更有贵气的面容。它的美被剃去前额头发这种不好看的习惯所掩——那习惯把头骨「衬」得太显，使人想到早秃。等到辫子去了——而它看来正在去的路上——我们的画家便要在四川的恩底弥翁与伽尼墨得斯身上找到新的启发。

然而这一支的种是好的，它的状况却不好。入眼的那些瘤、肿块、浮肿、消瘦、出疹、疮与溃烂，实在使人作呕。无疑若我们也赤着上身四处走动，会有骇人的显露。若我们有一代人是在没有医生与外科医生的情形下长大的，那也会有可怕的一堆疵累。然而某些污秽的老镇上那样常见的残损腐烂的身体，使人想到梅毒的遗染或普遍的中毒。当拾秽之畜的肉成为食物，当墙壁、地面、家具、衣裳以及洗它们的水都满是微生物，当人不吃、不喝、不呼吸、不动、不洗浴便不能免于感染之险时，即便中国人那耐苦的体质也要屈服。所幸喝热水这一习惯，至少使这里的人得着煮过的水之益。

在人烟稠密的四川，觅食之事是可怕的、不息的、也是显然的。这地方没有杂草，耕得像一座园子，然而粗糙的实用与焦心的算计处处向外张望。没有草坪、遮阴树、花或灌木。连果园、葡萄园或橘林也没有；而处处是稻、豆类、白菜、玉蜀黍与豆——维生之资的最大量！经过一所农舍，你窥见肮脏赤裸的婴儿、无精打采的缠足妇人、满是秽物的地面、烟黑的墙、幽暗的屋子、拱土的猪、一条生癣的狗、一个化脓的粪池、一张席上晾着的两斗麦子、一个妇人或一头驴在磨上磨着。没有报纸，没有求爱，没有社交的聚会，没有使人上举的宗教，没有任何给人以眼界、志向与希望的东西。六个星期里我只见过一个人在读书，而他已在书上睡着了。八岁到十二岁男孩的面容最能动人；他们看去比同龄的白种孩子更聪明。想到在没有好的公立学堂与经济机会的情形下，他们只能长成与他们父亲一样无知、迷信、劳作过度的人，是令人难过的。

沿着天际线走了一星期之后，我们终于落进世界闻名的成都平原——那实在是一个约七十英里乘三十英里的旧湖，被那泛着白沫的岷江从西藏的大山上啃下来的泥沙所填满。两千年前，工程师李冰——他此后被尊为神，在许多庙里受人奉祀——在岷江出峡之处把它截住、分开、驯服，使它那仍然冰冷的乳色之水经一千条交织的渠滤过，在这「华国之园」里闪着、响着、汩汩地流下去，流过杏与石榴之下、桑与竹的丛林之旁，灌溉着每平方英里养三四千人的庄稼。这片平原富饶，而大多数人却贫穷；因为那里至少有四百万人，而土地若丰饶一倍，人便会多一倍而同样贫穷。我想全球没有哪里从这么少的土上哄出这么多的食物。人听说一季七熟。那必得养一个人一年的地块，你轻轻一掷便能把一块石头抛过去。农人急于积肥，把那些人来人往的大道两旁排满了遮起来的粪坑，散出说不出的臭气。

大多数庄稼是靠重力得着岷江之水的；而较高之处则靠巨大的水车把水提上去，那些车用竹子造成，而纤巧如一座费里斯大转轮。它们竖在一道沟里，急流打在沿轮缘装的一圈圈小方席上，使它慢慢转动。席子之间斜装着与你前臂一样粗的竹节水桶，其角度使它们在水里灌满，而到轮顶时把所盛之水从侧面泻进一条长槽。靠这个法子，这些聪明的耕者使水流把自己的一部分提高了三十五英尺。

因为溪流众多，人遇见无数的桥，其中许多是石造而极美的。大桥上总有一个雕刻的龙头从每一个桥墩向上游伸出，而在下游一侧则见龙摆动的尾。凡不知有轮车之处，便可以造那种雅致的「驼背桥」——单独一道高高的石拱，路以台阶跨过去。

在四川省城成都——这个帝国最富裕、建得最好的城之一——西方的影响见于其最好之处。总督赵尔巽带我们上武备学堂的屋顶、指出那许多学堂与公共建筑时，他对这座无疑是纯粹中国城市中最有进取心的城显出正当的自豪。没有别的城比得上成都街道的铺筑、清洁与巡守。自来水与电灯不久便要有了。在这里，离海洋两千英里、直线距西藏不到二百英里之处，中国人所做的竟胜过那些与西方往来了两代的沿海城市。这或许在于这地方人的性情；因为这一省在遭劫之后，是十七世纪由别省富于进取的移民重新住满的。也或许在于四川得免于太平之乱的蹂躏。也或许在于：这些远方的中国人既不曾受被强加的鸦片贸易、通商口岸的轻蔑、炮舰外交与西方铁拳所留的印记，便处在一种较好的心情里去赏识西方较高的那一面——它的思想与理想。

我说「理想」是有意的；因为西方的货物、西方的方法与机器、乃至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即便合起来也不足以应这个民族的需要。他们的火被压住了；而在他们能力的风门被打开之前，我们永不会知道他们能做什么。

中国的孩子不像我们的孩子那样跑、闹、攀爬。他们的学童不如白种男孩那样喧闹。竞技的运动是闻所未闻的。人的消遣是放风筝、斗蟋蟀、赌博、下棋或放炮竹。在荷池旁一座荫凉的棚架或清凉的洞中饮酒联句，是一位君子的幸福理想。有些地方野物很多，然而除了拿着锈火绳枪的求食猎人，没有人打猎。没有人为乐趣而骑马。温顺的骡子被看得胜于马，而轻缓的溜蹄胜于轻快的驰骤。骑马的兵丁跑起速度来时，那景象是治眼疾的良药。拳击作为一种运动，谁也不会想到。打架很少；而且远不是男子气的对拳，却是照女孩的样子打，抓挠与揪头发。男人的歌唱是鼻音的假声，与西方男子腹腔的怒吼成奇异的对照。

走路是降低身分之事；一个人若有坐轿的钱，便从不步行。他的花费是献给他尊严之感的牺牲，而不是献给他的懒惰。连耐苦的苦力一升为「小厮」，行动便像得了运动性共济失调一般，非坐轿不可。不坐轿去拜客，是极大的失礼。在成都街上散步的外国军官曾被人当作外国苦力，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腿。境况好的中国人歪在他的榻上或他的轿里；他若是耽于声色之人，便长得肥腻而迟钝；他若是苦修之人，便长得孱弱而近于透明。学者避免有力的运动，怕坏了他用笔之能。他也可能任指甲长起来，到长了几英寸时便用一个银套护起来。

兵是从渣滓里来的，而对他的轻贱已到了把人对武德天然的钦敬都浇熄的程度。文人不带兵器，决斗是闻所未闻的，而露怯也不很丢人。官员看去大胆，然而往往是「涂成铁色的木板条」。夜里遭劫时，许多村人一溜跑了，把家眷丢给盗贼。而盗贼对外国旅客则远远避开，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家伙真会打。据说单是有一个白种搭客在场，便能在长江的险滩上给船夫壮胆。哭不被认为可耻，而人常听说有男子哭得不成样子。然而中国人迎痛与迎死像斯多噶派一般；而戈登与沃尔斯利都声称：他们若被人带得好，便是勇敢的兵。「若被人带得好」——唉，难就难在这里！因为中国人的怯懦并不证明天生缺少胆气，而只证明这一件事：那些大胆而有男子气的品质在他们中间不曾像在我们中间那样，被社会的赏识所激发。

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男子气一直是按圣人的格言来衡量的。戴眼镜的学者一直是定步调的人，而他们的心理已被深深印在国民的性格上。苦力若拿着扇子与伞，那不是出于女气，而是因为平民照文人的样子来塑造自己。冬烘之士与书虫、近视之人与隐居之人，不得不主要靠道德之力去治理中国人；而他们所长既在学问，便自然贬低身体的本领。于是孱弱便被认为是智力的必然伴随之物。智识之士的独尊压抑了这个种族的雄劲之气，像一条湿毯子一样压在它主动与好斗的冲动上。所以中国人非有新的理想，便不肯剪指甲、练硬肌肉。或许基督教青年会那句于青年如此激励人的口号——「全面的发育：身体的、智力的、道德的与宗教的；为自己也为别人」——是治那黄种人的精力之上如一道邪咒般压着的昏惰的最好医生。

十新教育

我们到潼关黄河渡口上摆渡的船时，船夫抽出两块板来——那是从一株屡屡改过主意的树上锯下来的。它们弯得这样厉害，你一踏上去它们便要翻。我们的骡子自然在这可怜的跳板前不肯走，而逼它们跳上船白费了半个钟头。上岸时，逼它们从船跳到滩上又费了工夫。一道钉着横条的像样的跳板本可以免掉这一切麻烦。而这些摆渡的人一年大约要渡三千趟，而至少有一半的时候搭客是骡子。经验早该使他们明白：一头骡子是不肯把自己交给他们那两块靠不住的板的。然而板总得用；所以直到此刻，这两块板无疑还是每逢渡船靠岸便被抽出来。

只管沿用一种似乎有效的手段，而不去考究事实上是否得着了所求的结果，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性。江里的船在船头两侧各画一只大眼睛，好使船能「看路」。他们从不曾探问过：在拥挤的水道上，这些长眼的船是否比别的船走得更好。院子的门里边砌一道砖影壁，好让那些看不见的、在空中飞行的鬼要进屋时一头撞上去撞坏。从没有人想到去看看：没有这样影壁的人家是否比别的人家运气更坏。以同样不加审察的心情，我们的苦力在路旁小庙前留下燃着的香；而在离海两千英里之处，我们的船夫在启程走那险恶的下水之路以前，在船头杀一只公鸡以求吉利。系在我们旁边的护送船上的哨兵，整夜里每一刻钟便擂一次鼓、敲一次三角铁，好以他醒着并警惕着这一保证来安我们的心。实际的结果是一夜的安眠被毁，而第二天我们请他不必再这样照顾。打更的人一路巡行一路不停地打梆子，其道理是：他的响声会把贼吓走。几百年来没有人指出：在实行上，贼倒是得着了更夫将到的警告；而他一过去，他们便可以十分安稳地做活。

在简单的事情上尚且这样疏于审察结果，那么在效果纷杂的更高的领域里，将有何等的臆测！于是：道德的训诫看去像是能铸成品性；于是中国人无休无止地复述训诫，而不去注意它全然无效。背熟圣人高尚的教训看去像是能造就不受贿的官员；于是经书被作成入仕之训的根本，其结果是没有哪里的行为比中国更与所自称的相去之远。宝座上雄辩的劝诫看去像是能遏止贪渎；于是那些劝谕之旨源源而出。它们自然永不能改造那些官员，因为它们并不给行善提供任何新的诱因。凶恶的相貌看去像是能吓住敌人；于是便有「虎衣兵」，戴着赭黄的头巾，制服背后画着虎纹，盾牌上画着老虎张开的大口！同样，一八四二年英军进攻吴淞炮台时，那位中国将军把一堆堆圆锥形的土堆刷白，好让它们远看像白色的帐篷，从而使人以为守军更多。这些高明的主意，唉，不知怎的从来不灵。父母看去像是能比年轻人定出更好的亲事，于是他们把婚姻的全权交给父母；其结果是：如今中国为讨公公反常的口味而从女孩时代起便被弄残的缠足之妻，比美国的男女加起来还多！

一言以蔽之，中国人从不曾接受效能这条原理；那原理是：为一个既定的目的所当选的方法或手段，不应是那些看去合宜的，而应是那些实际上最有把握、最迅速、最省费地产出所求结果的。他们分不清真正的合宜与表面的合宜，因为他们从不曾把手段与过程的效能作为一个探究的对象。

这并不是说东方人的脑子运作起来有什么古怪。丝毫不是。他们通行的思想还未成熟，如此而已。中国人的大部分与我们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之间的祖先正相当。因为在中世纪，白种人也正像今日的黄种人一样漫无计画、随随便便而不加审察。他们寻「天上的神迹奇事」，见了彗星便发抖。他们以为血根草因其汁红，必是清血之药；地钱因其叶形如肝，必能治肝病；小米草因带着一个像眼睛的斑点，必于眼病有益；如此等等。他们禁食、驱鬼、烧女巫、信护符、抬圣像游行、佩戴圣徒的遗物、求国王的抚触以治瘰疬、结队作宗教的行列以求天气转变、并在钟楼上挂被祝圣过的钟以避雷。正是自然科学的兴起把欧洲人脑子里的雾廓清了。在建立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与生理学的过程里，人锤炼出某些方法——观察、度量、试误、实验——而它们于实际生活与于科学一样有用。因为一种把因与果连起来的方法，也可以照亮努力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腓特烈大王的军队，或许是科学方法用于效能的第一个大例子。后来普鲁士的文官制、法国的工程、英国的机器工业与不列颠的卫生行政都成了世人的奇观。今日的大典范是：德国的军队、领事之制、实验室与工业学堂；大不列颠的海军、市政与稽查之制；法国的道路、工艺与葡萄种植；以及美国的试验场、感化之制与工业工厂。没有一天不是求最大效能之事在某个被忽略的领域里搅动那些枯骨。它的口号是「会计」、「单位成本」、「交叉核对」、「个案统计」、「标准化」、「科学的组织」。它正在取代那种以辩论定方针的办法。感化院与少年法庭、院外救济与慈善组织、男女同校与职业训练、宗教的奋兴与设有社会事业的教会、平等选举与市政的委员制——它们的存废都将按对其结果的细密研究而定。没有什么东西——不论围得多严、多神圣——能抵住这一番入侵；而到本世纪中叶，效能这条原理将在西方文明的每一个部门里作主。

拿中国去对一个以这套成功之术武装起来的西方，就好比拿十六世纪的人去对二十世纪的人。我们的祖先在智力上比得上我们，而在实际之力上比不上。同样，中国人尽管有潜藏的能力，在效能上被我们远远地比了下去。每逢他们与西方较力，这个古老而骄傲、曾同化过那么多野蛮部族与蛮族群落、曾一度为朝鲜、安南、暹罗、缅甸与尼泊尔之宗主、曾在东亚点起一堆使五亿人在旁烤手的火的民族，便有一种使人发狂的无力之感——如一个被魇住的人，既不能动也不能叫。

是日本摇动了中国对自己的信心。她早年与英法的冲突所留的印象不深，因为她从前也遇到过好战的野人。他们或许能打败她，然而到头来她以她的文明把他们俘去。这些「红毛」之人不过是一个新的、极其凶猛的野蛮种族——如此而已。然而当一八九四至九五年之战里，那些把全部知识与技艺都归功于中国的「东海岛人」在每一点上都胜过他们时，中国人惊呆了。除了他们从西方所借之物，还有什么能使日本人骤然这样强？随后接连而来的是皇帝的变法、皇太后的政变、一九〇〇年之辱与赔款之重负。事情变得清楚了：中国若不能找出某种办法使这一片人的海洋振作起来，其命运便是被瓜分与为奴。最后被想到的办法，是在主要之点上采用西方的文明，并教授那些为西方之艺所本的专门门类。

中国旧日的教育所关的是中国的历史与经典的文学。没有科学，没有别国的地理或历史，除了粗浅之外没有数学。关于社会之学与政事，除了圣人著作里所含的之外一无所有。其目的在于充实记忆并养成一种被认可的文体。政府不设学堂，而举行竞试并授功名。它的印记给学人以身分，而对中式的人，仕途之门便敞开了。在各省城与京城，有成片小小的号舍，每年有几千应试之人在里头三天，受着作文之苦。每天早上总有几个被抬出来时已经死了。约有百分之一中式，并有资格去应北京三年一次的大考。政府大多数的官职便由这场考试的得胜者填补。

六年前，皇太后以朱笔一挥把这一切扫去，并颁下一套国家教育之制，其中各级学堂都由政府设立，而课程除中国的学问之外还须包括西方各门。每一个村子要有一所初等小学堂，每一座管一个县的有墙之城要有一所高等小学堂，每一府要有一所「中学堂」，每一省要有一所高等学堂与一所师范学堂。此外还常添设商业、实业、农业、武备与法政学堂。这座建筑之顶，是北京的京师大学堂。

对新教育的热诚像野火一样传开。号舍被拆毁，在它们的旧址上起了学堂的房舍。学堂设在庙里；而今日在高高的有柱的屋顶下，你看见拖着辫子的小家伙在狰狞的关帝或慈和的观音面前背书。老学究们投身于「速成科」，好在这新制度里找一个立足之地。那些把某一门西学的皮毛捡了些去的人，忽然拿着使旧式的成熟学者眼红的薪水。不久前有一所省立学堂向邻近一所美国学堂求一位数学教员。他须懂算术到比例，并能解一个未知数的代数题！教员之缺促成一场涌向日本的大潮；三年前有一万五千中国人在东京读书。后来对日本的感情冷了下来，如今留在那里的不过三四千人。

学部关于截至今年二月止的中国年度之报告显出：两年之内北京的学堂由二百零六所增至二百五十二所，学生由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七人增至一万五千七百七十四人。北京以外，官立学堂由三万六千所增至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所，而学生之数由一百零一万三千人跃至一百二十八万五千人。非官立学堂之数超过官立学堂之数。直隶自然比任何别省都更快地响应北京的推动，该省的学务处设有：天津一所大学堂、保定府一所高等学堂、实业学堂十七所、高等师范学堂三所、初级师范学堂四十九所、医学堂两所、外国语学堂三所、商业学堂八所、农业学堂五所、中学堂三十所、高等小学堂一百七十四所、中等小学堂一百零一所、初等小学堂八千五百三十四所、女学堂一百三十一所、半日学堂与夜学堂一百七十四所。

直隶既决非典型，不妨拿一个落后的省份如陕西——有八百万人口——与它相比。一九〇九年，它的学务处照管着两所高等学堂与一所法政学堂，共五百二十名学生；师范学堂四所，四百一十名学生；中学堂十三所，收八百人；高等小学堂九十八所，教三千四百三十三人；中等小学堂二十一所，八百一十七名学生；初等小学堂一千九百四十八所，四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名学生。此外还有一百八十名女孩在两所女学堂里受教。

这个帝国的总数虽然可观，然而人若记着须照管的学龄人口何等庞大，则今日在学的中国青年之比例是否有美国学堂所教之比例的二十五分之一，还是可疑的。因为这个民族在身体所需之外的余裕比我们的少得多，在新的经济方法之施行大大促进可征税之财富的产出以前，中国要把教育扩展到西方的规模，是不可能的。

对课本的巨大需求已经出现，而在上海，东亚最大的出版之家商务印书馆雇着一千人。从那里出来的有蒙学课本、读本、历史、地理、数学与理科之书的中文本，以及适于成人初学的英文读本、加注的英文名著、挂图、壁上地图与理科图表。它的译书部里有一百人忙着，而许多有学问的头脑正在为科学、医学与工程中数以千计的专门名词锤炼出表意文字的对应之词。这些一经北京的编订名词馆认可，便成为中国语文的一部分。

自然，在新教育里如在旧教育里一样，中国的学问须作根基；所以人遇到把新酒装进旧皮袋的难处，不是在初等学堂，而是在中学堂与高等学堂。这些学堂与我们自己的学堂之间的对照，把中国与西方的差异照得很明白。

北京的兵部有六百个雇员；然而五十个人便把全部的活都做了。其余是寄生者，多半是满人——而朝廷之存在，自然首先便是为他们。在一个这样被贪渎所困的政府里，要指望管教育的那一支全然干净，未免过求。学堂里不任教之员的比例之大，提示着某人的亲戚或朋友已被安排了肥缺。在我的大学里，教员之数是行政人员的五倍；而在一所有二十七名教员的中国外国语学堂里，我发现有十名行政人员，仆役还不算。其中一半闲着两个拇指相绕而领薪水。在一所有二十名教员的高等商业学堂里有十名职员，其中三名纯是领闲俸的。在一所有八百名学生的法政学堂里有二十五名不任教的职员，多半是领闲俸的。在一所有三十名教员的高等实业学堂里，学监把一切都交给庶务，会计的职务由副会计代行，书记的职务由副书记代行，而首席文案除了把椅子坐暖之外什么也不做。十二名职员里有四名领闲俸！

鉴于请好教员的钱都不够，那些昂贵仪器之多便显得有几分可疑。在某一所学堂的门厅里，你会看见很好的生物与植物挂图；然而一问便得知，教员之中无人能讲那些科目、或把那些图派上用处。别处你会发现一间物理实验室配着好仪器，上面积着尘。那位教员于物理一无所知，只懂一点电。在一所偏远的省立高等学堂里，我见到几百瓶几百罐化学药品——全出自东京一家供应行号——而二十瓶里没有一瓶封口被开过。那里至少值一千五百元，够装备我们三所大学的实验室。在「中国通」看来，这样的奢费表明有人从供货上抽了佣金。在长江上游很远的一处教育中心，当局不惜重费一再请来美国教员，订一年的合同，然后到年底把他们换成另一些并不更合格的人。因为每一次这样的更换都要付三百元的旅费，明白人便怀疑有某个官员从旅费上得着「陋规」，而这便是教员不断更换的缘故。

外国教员被随随便便地找来，也令人注目。显然，单凭那位德国的数学教授的私人推荐便雇一个英国人去教植物学，决不是求好人的办法。四十年前日本人开办他们的近代学堂时，向西方的政府或大学校长求教员，而那些人以派出自己最好的人为荣。凡能适应的都被留用二三十年——直到日本养出了自己合格的学者去接他们的位置。而中国人则漫无章法地挑选，又在职位的保障上一无所许，因而无从从西方得着他们极需的教育之助。

外国教员非但良莠不齐，中国人还把他们撇得太早。在某个省城，我参观了一所高等学堂与一所师范学堂。地面宽敞；那十来个由有顶回廊相连、由低矮瓦房围着的院落四周，笼着「那令人愉悦的学问的静气」。然而那四百名穿蓝袍的青年是由二十五位教授所教，其中只有一位是外国人，而他是日本人。其余的人无一曾到过中国之外。那位德文教授是一个面目青涩的青年，那种语文他四句里有一句听不懂。论预备，这些教授或许与我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相当。这是「瞎子领瞎子」——然而这却是一个人口比宾夕法尼亚还多的省份的教育之制的冠冕！

英国人或美国人在中国教书时不必用翻译，因为高等学堂的学生都被期望懂英文。然而外国人一年一千四百元到一千八百元是昂贵的。日本教员所需的薪水少得多；然而因为他们须经翻译授课，便把学生一半的时间浪费掉。翻译若不熟悉那门学科，听者所得便很少。而且有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坚信：日本教员——例如教医学的——奉了密令，把他那门学科里某些更精微之点对学生留下不讲。等到人发现他学生的知识里有某些奇怪的空缺时，那位教授便辩说他已把这些事讲明白了，只是他的听者不曾懂他。这一猜测与那件无可疑的事实相接：在日本的武备学堂里，那位教授讲到他那门学科里某个新的或专门之点时，便请在场的中国学生退出，而只把它讲给日本学生。这层猜疑不论何等不公，可以断定的是：从日本来的教员正被迅速撇开；而日本人看来并不注定要作西方学问传给中国的传送者。

中国与日本在利用西方学者上那广泛的对照，可以上溯到他们对我们的文明的态度之别。日本人是谦卑而肯受教的。很久以前他们便已从大陆大量借取，而他们并不骄傲到不肯在西方学者脚前坐一阵子。而中国人记着他们的文化全是自己的，至今还太骄傲，不肯充分承认自己需要外国的教育者。他们简直不明白：他们所要这样迅速消化的这一异邦文化是何等厚重深沉。他们把我们看作聪明的野人，在掌握物理科学与机械之艺上超过了他们；至于我们在心之学、伦理、社会与政事——正是中国人视为自己特有的那几个领域——上的进步，他们是毫不赏识的。

即便那位学者出身的总督张之洞——他的《劝学篇》十二年前掀起那样的轰动，而他作为学部尚书终于推行了自己所提倡的改革——即便他也从不曾体认到我们学问那庞大的分量。他以为在西学各门上花六个月是合理的时间，并以为两年足以完全掌握。于是他所留下的课程里塞满了中国的学问，以至学生被这重负压垮。这可怜的人每周在课堂里三十五到四十个钟头。再加上每天一个钟头的军事操练，留给他每天读书的时间便不过两个钟头。其结果往往是填塞与作伪。例如有一个时期，课程里规定三年级要学微积分。该省的学政视察某所官立高等学堂时，它那位美国校长向他说明三年级学生决不可能学到微积分。学政坚持说他必得就此项呈报；于是照他的提议，那位数学教授讲了两堂「微积分的用处」。学生就此受了考试，从此便被正式证明为「精于微积分」。

另一位校长是翰林出身，在雪茄点上之后承认说：他犹豫着究竟是留任还是辞职，因为在一个不理他一切建议、也不理会地方需要与情形的学部之下，他那所省立高等学堂实在难办。「我怎么保得住自己的自重？」他脱口而出，「我时时被迫去做蠢事！这里有一个三十五岁的报考之人，入学考试考得极好；然而照北京颁下的那些铁板一块的章程，我不能收他，因为他不是『中学堂的毕业生』！」

这个学部是由一批旧日的科举出身者组成的；他们从不曾到过中国之外，便低估了西方那可怕的效能背后所藏的学问。我去拜访时，代理主事的是一位守旧的满人，他似乎确信中国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尽可以慢慢来。请注意：满人并不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在莎士比亚之时，他们正处在今日阿富汗人所处的地位。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曾在外国读书；而一个满人去主持中国的新教育，其不得其所正如一个哥特人去主持四世纪雅典的学校。我甚至听说有一位满人学政读不懂为省试所呈的考卷。于是他把它们堆在自己床的帐顶上，躺着吸烟时用手杖去捅，而最先滑下来的十三份便被定为中式！

在我们那里，教育是一项使人满足的事业，而州立大学的校长并不图谋州长的位子。然而在中国，一个做过知府、又望着做道台的有野心的官员，会被交给一所省立学堂去管，直到有更好的位置出现。他既不带着热诚也不带着专门的训练来，便容易把它当作任何别的官职一样对待。我记得有一位高等学堂的总办，于英文、西学或教育之术一无所知。他办这学堂是为自己暗中之利，而对他三位外国教员的任何建议都不欢迎。那位急于要帮这学堂达到西方标准的美国教员，被客气地教他明白：付他薪水是叫他做定下的活、并闭上他的嘴。

中国学生的特性，把这个种族的心思在其目下阶段的情形照得很清楚。他们对教学的反应远比美国学生弱。对所教之事提出疑问，是违背中国教育传统的。教师与课本被赋予一种我们所不知的威望，而人并不要求讲解或证明。而且提出疑问会含着讲者不曾讲清楚的意思。因此那位教员被他班上的毫无反应弄得没了办法。他只能从各个方面去举例说明他的原理，指望一个例子不成，另一个便能敲响那心里的钟。

起初，学生把实验、陈列的标本或显微镜的切片看作那原理的例证，而不是它的来源；因为中国的传统里没有什么提示人去直接询问自然。后来等他学会了用仪器，他便为这条通往真理的、全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路所迷。在有些学堂里，我发现学生对化学极为热心，正因为它给他们一种以实证来学习的新鲜之乐。他们是敏锐的观察者，实验中没有什么逃得过他们。他们也能抓住它的意义；不过有一位说他的学生把那些无意中发生、也不相干的事——例如试管的破裂——都极为仔细地记下来。

多亏他在辨认并写出成千个字上所受的训练——有些字要用三十多笔——中国青年在记忆之能上是夺魁的。他连几何与物理也想靠背诵去学。有一位教授叫他班上的学生注意某几张对数表，第二天他的学生便抱怨这一课「极难」。他们是想把它们背下来。在几何上，他们会把所给的证明背熟，而于数学的推理则不易上手。一位教员说：「美国男孩半年学完的平面几何，我得给他们一年。」另一位说：「我的学生若有一条法则可循，做题便一帆风顺；没有法则，他们便无助地乱扑腾。」第三位估计：他的学生之中能思想的不过四分之一。他们记得住字句，而记不住意思或推理的过程；而能成功地对付一种不曾给过法则的新类型的题目的，是否有百分之十还是可疑的。

这一切本会极中我们种族的自豪之意，只是几乎所有的教育者都把它归于训练之不良而不是种族之不足。有一位有一个在传教士家里养大的男孩，全无这些毛病。另一位注意到：两三年之后他的学生便醒过来、开始自己思想。一位法国神父告我说：他的神学校里有四个学生在法国也会是得奖的学生。一位数学教授报告说「这里那里」有独创，而他有一个学生解出了许多独创的定理。另一位有一个学微积分的少年，与他所教过的任何白种青年不相上下。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斥「中国人缺少推理之力」这个说法为无稽，并指出：近来在格林尼治海军学堂的三个中国人，在数学上居全班之首。他坚持说：教师提出一个命题而学生不「顶回来」，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下级学堂的毛病。

也有人抱怨学生缺少韧性。他们容易灰心，在那些只会激起美国青年好斗之意的难处之前便放弃了。一位讲医学的中国讲师相当难过地把他学生缺少持久的勇气，与日本人的胆气相对照——日本人不知疲倦地扑向他们的难题，正如他们的同国人一次又一次地扑向旅顺的防御。这个毛病或许是由于武德之失；然而它也可能是一项种族的特性。因为黄种人的禀赋与白种人的禀赋之间若有什么分别，我以为那不在智力，而在意志之力。

中国学堂里的松弛，与日本的学堂从一开始便盛行的严格的半军事的纪律，成一鲜明的对照。人听到种种惊人之事：学生不肯考试，要等他们准备好了才考；把一堂笔试逃掉；公然作弊而不受责；逼学监把所派的功课减少；对没有照他们的意思批改他们作业的教员，不行起立鞠躬的常礼；反抗一年二十元的膳宿与学费；饭菜不合意便把饭摔在地上、或朝管事的头上扔过去。学监会指示外国教员出一份人人都能及格的考题，否则便不许给任何一份卷子打不及格的分数。就个人而言，中国学生是驯顺的、甚至恭敬的；而集体起来，他却是学堂职员的一个可怕之物。美国教育者给不及格、施责罚、或开除时那种健全的魄力，与中国人的畏缩成一令人舒心的对照；而负担得起的父母便以把儿子送进教会学院来表示他们的赏识。

实情是：中国人所最缺的莫过于纪律。军队的、工场的、船上的、学堂的、运动场的——乃至家里的——纪律，若他们要养成那种使我们这个种族如此可畏的、流畅而有智慧的协同作业，都是需要的。他们如今所仗的是群众之举——罢课或抵制。据说过去两年里山东每一所学堂都有过罢课。有一所学堂罢课，是因为外国教员要求学生先通过考试才肯给他证书。男学堂与女学堂一样有罢课，而其理由大多无从理解。中国的塾师常常让步；所以当美国校长把下颌一绷、手指着门时，学生便痛苦地吃了一惊。这种协同举动的容易，实在是一种弱点；因为它显出中国人个性上某种软弱。美国学院里有蠢事发生时，总有一些人站开不理，把那一举的一致弄坏，于是事情便办不成。而中国的少年在众人的压力之下便瘫了。他一生所受的训练都是要他归队，于是从众之气便支配着他。这全是由于生存竞争如此严酷，以至他体认到：没有家族、宗族或行会不断的支撑，他便活不下去。自立一条路便是自杀。

中国的先生们留着长指甲以示自己不做活，所以年轻的中国轻贱一切带手工劳动之气的东西，便不足为奇。工程学教授得对学生疾言厉色，才能使他们真去拉链尺、打木桩，因为他们认为那是「苦力的活」。他们的想法是听与看，而不是做。汕头的教会学堂预备一场庆典时，一位女教员说：「来，孩子们，帮我搬这些重凳子。」没有一个男孩动一动；那是「苦力的活」。从那以后他们懂得好些了。在另一所学堂里，学生拒绝多搬些椅子来给一场招待会上的客人坐。他们本已被训练得会照料自己的房间；然而官员们在场，而他们既知道这些先生的标准，便怕「丢脸」。旧派的官员看不起采矿工程师或铁路工程师，把他当作一种苦力，因为他弄脏了手；而北京这一型的木乃伊正试着在留学归来、在外国受过通才教育的学生与受过技术教育的学生之间划出一条带贬意的分别，而后者的地位较低。

身体的发育被人轻贱，因为那会使人与被轻贱的苦力、卖艺人或兵丁相类。在六个星期的陆路行程里，我至少遇见三百个带轿子的中国人，而只有一次见到轿子的主人在走路。即便上最陡的山阶，他们也坚持要人抬，仰靠着软绵绵、懒洋洋，仿佛呼吸都是一种屈尊。傍晚凉时提着鸟笼在城墙上散步、给鸟儿透透气，才是他们心目中一位君子的运动。华北某所大学的美国教授初次用那片网球场时，中国人无从明白他们那些一向庄重的教师何以有这些荒唐的蹦跳。「你们难道雇不起苦力来替你们做这个么？」一位有兴味却又大为不满的旁观者问道。

梅令斯医生在武昌教会学堂所作的测量，看来显出：中国男孩在十一岁到十六岁之间，比同龄的波士顿男孩矮二英寸半到四英寸、轻七到十五磅。在同一段年岁里，中国女孩看来比美国女孩矮三到五英寸、轻十四到二十四磅。实在说，美国女孩似乎比华中的男孩还重。胸廓的容量很差；所以人便不必诧异：官立学堂里因生长期间苦读与闭居而死于肺结核者的比率是「极大」的；而在上海进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馆的中国青年有一半显出痨病的倾向，而人立即劝他们打开卧室的窗、撤去床上的帐子，并作专门的体操。

有一位女校长抱怨说：她的女学生学卫生时一直脸红，因为她们一向被教着不去理会自己的身体。要她们把身子挺直也不容易。她们的中国教师像一切文人一样养成学者的驼背，而学生便照样模仿——正如视力好的人戴宽边的眼镜以使自己像学者。另一位校长发现：在他们的运动会上，他的学生靠的是自己天生的跑跳之力。有意为运动之精而训练这个念头并不打动他们。北京的「鲍勃」·盖利会告你说：起初中国人在竞技的运动上退缩不前，怕因失败而「丢脸」。有时一支足球队在局势不利时便骤然不打了。然而他们正渐渐被引到运动家的精神上来。

官立学堂很少有越出操练这个念头、或设一位体育主任的。你看见学生在一个大屋顶下挥着棍棒，或持枪操练。有一处实在有拖着辫子的柔软青年在网球场上蹦来蹦去；然而他们穿着碍事的长袍，而他们的击球之劲，不过像小猫玩一团毛线。实在说，中国最早的足球与棒球，就是穿着那同样的蓝袍的男孩打的。在培养对运动的兴味上，教会学堂远比官立学堂成功，因为主持的人有真正的热诚，并把自己的个人影响用上去。

黄种人的反应显出：运动是一件对一切人都有感召之力的东西。最近一次在广州举行的全中国运动会，是由岭南学堂那所高贵的机构领头的，历两天，有一千余名参赛者，吸引了两万观众。天津第一次这样的运动会吸引了七千人，而去年十一月举行的第二次则聚了两万人。南京在南洋劝业会期间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上，有一百四十名运动员争夺荣誉，而有一千个热心的中国人从二百英里外的上海赶来。中国人如今自己办这样的盛事，而从总督到知县的官员都到场喝彩。正如在婆罗洲内地，足球是英国人与马来人共有的唯一热忱，少年中国的竞技之技也正在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织起一条新的纽带。他们之中无人疑我们激发他们的青年去尽量发展身体有什么险恶之图。然而竞技既会强健少年中国的身体，也会强健它的品性。在那条把北京与西藏相连的电线沿线的各站上，我见到上海与天津电报学堂的毕业生把自己变成脂粉气的花花公子，额发垂下来框着脸，一味沉溺于声色之乐，因为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什么趣味可以与「歌妓」那艳丽的诱惑相争。

他所有的教师都作证：中国学生所作的解剖图或植物图之美、之准确、之细密。这只灵巧的手来自他长久练习写成千个字——那些字不能像我们的字那样随手潦草，而必须写得极其细致精确才能彼此分辨。从同样的运笔而来的，是这学生在制备标本或切片时那轻巧而有把握的手法。然而这手上的灵巧是有代价买来的。「为什么，」我问日本两所帝国大学的校长，「贵国学生到二十一岁才进大学，比美国学生晚三年？」「因为，」他们一致说，「我们背着一种笨重的语文，掌握它比掌握你们那种拼音文字要多用三到五年。」这是远东各民族在与西方竞争时所必须背着的一项沉重的不利。「还要多久，」我问一位半生在中国度过的学者，「中国人才会放弃他们的表意文字？」「或许五百年，」他答道。

这个问题有一个极其实际的方面。我们一副字模重五十磅，值五元；一副中国字模重半吨，值一百元。没有打字机能打中国字，没有整行铸排机能排它们。那键盘要有一张饭桌那么大！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排字工在一个四英尺乘七英尺的围栏里走动，从七千个各约一英寸半见方的小格里把字捡进他的手托。办一份中国报纸，其装备与出版都要更贵；而它也不能指望像我们的报纸那样人人都读。因为天朝人永不能教他们青年中像我们那样大的比例去读一种学起来要比西方语文多花三四倍时间的语文。

目下一千个妇人里没有一个、十个男子里没有一个能读。然而改革者正在鼓动行强迫教育。他们提议：由学者们定出一套三千个简易的字。到处设学堂，把这些字的知识传给百姓。让报纸只用这些字。让一班可信的人从北京发出关于公事的消息，由地方的委员会把这些公民的消息印成一张报纸传布，而人人都被期望订阅。这自然是乌托邦式的；然而它显出改革者体认到：自私的私己之气一直是他们国家的祸患。

正在这里，我们遇到中国改弦更张所生的最严重的问题：明日的道德将从何而来？在对旧日那种着重伦理的经学教育的反动之中，有一种忽略道德之教的倾向。青年们虽每月须向孔子的牌位致敬，心里却在讥笑。「孔子！他从没坐过火车、用过电话、发过无线电报。他懂什么科学！他不过是一个老古板！」于是那位教训曾使千万人不出安全之途的圣人，对新起一代中受过教育的那一部分便少有权威了。他们所贪的是财富与权力；而他们既察觉西方的富与武功直接立在精确的知识之上，学生便一面倒地趋向科学。西方成功那隐藏的道德根基，他们容易忽略。他们既撂下自己的理想，又不曾得着我们的理想，便可能养成一种自私的物质主义的品性，而那会使中国的觉醒成为一场祸而不是一件福。

正当这个危机之时，那十来所散布于帝国各处、主要由美国人所设的教会学院，有机会作一番伟大而有政治家风度的贡献。就组织、管理、师资、课程与纪律而论，其中最好的都远胜官立学堂。在它们的工作里，它们运用一种中国人一无所知的科学的教学法。它们传授西方那些关于身体发育、洁净生活、个性与效能的理想。它们以深深的敬意研习孔门的伦理；它们也呈出基督教的人生观。它们的毕业生虽有许多不是基督徒，却都带着高尚的理想出去。士绅愈来愈赏识这些学院，并在学费定得够高、足以去掉任何施惠的成分之后，乐于把儿子送去。

富有的中国人已经在向这些学院捐赠。他们还会捐得更多——只要那些创办它们的宗教团体能把眼界放宽，看出这些学院真正的天职是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以及别的几十所用基督教的钱为造就牧师而设的学院，终于体认到它们真正的天职是促进美国的高等教育。让这些教会学院把基督教的教义灌输与礼拜改为学生自愿而不是强迫。让它们在董事会里给爱国的中国人以代表。让它们在不放弃自主之权的情形下，寻一个能使自己纳入政府教育制度的基础。只要它们有这样的信心：全心促进较高的智力生活不能不扩大基督教理想的影响——它们便会在中国道德的这一危机之中成为一股巨大的向善之力。

十字架上的受难已过了二百八十年，基督教才在罗马帝国里赢得容忍。路德的抗争之后过了一百二十八年，新教宗教改革的长存才有把握。新世界被发现之后过了一百一十五年，第一个英国殖民地才在这里立下。凡看见这些伟大而缓慢的历史运动之开端的人，都不能把握它们全部的意义、或见到它们的极致。然而如今，世界的进程被压缩了，而历史是以飞行之速造成的。中国改造之中激动人心的那一部分，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发生。四十年之内，这个帝国一千三百个县里的每一个都会有电话、电影、阑尾炎、卫生之制、棒球队与独身的女子。人类四分之一的复兴正在我们眼前发生，而我们只须坐在正厅前座上看那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