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岛：过去与现在·上卷

第一章台湾最早见于记载的来客

台湾：面积——位置——地理——最早的历史——台湾被当作琉球——隆基人的到来——马来人的入侵——最早见于记载的中国来客——台湾人袭掠中国沿海村落——中国人的称名——一三六八年的中国远征——王三保到岛上——海盗林道乾与追剿他的人逃到台湾——澎湖由中国人设防驻守——最早见于记载的日本来客——八幡海盗以基隆为根据地——日本与中国海盗占据台湾——中国沿海受害——中国皇帝禁止与日本人往来——占领台湾的徒劳尝试——客家人的到来——岛上富足——十七世纪。

中国的地理家告我们说：从前有几条凶猛的龙，世世代代住在福州口外的五虎门，有一天忽然动兴，为玩一日之乐，从深海里悄悄游了出去。到了今日台湾岛一带，它们玩得异常起劲，犁开地面而后升腾，把基隆鼻头那道崖壁掀了起来；接着扭身向南，剧烈翻腾，一连拱起一串丘陵与山岳；最后尾巴一摆，掀起了如今标志全岛最南端的那三面崖壁。这几头了不得的畜生是否素以为人类之福而游戏，我对中国的传说之学所知不足，不敢断言；不过在上述这一桩事上，结果总是如此。

依最新的地图，台湾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英里，是苏格兰的一半，或者略大于美国佛蒙特与康涅狄格两州之和。台湾的长度，若以自北端至南端最长的一条直线计，为二百六十四英里；但若循任何可行的道路，从岛的这一头到那一头约三百五十英里。它最宽处约八十英里。它位于华南之东，与大陆之间隔着台湾海峡；海峡南口自西南岬至遮浪角宽二百四十五英里，到北口收窄为六十二英里。

南面是菲律宾群岛，其北端的恩加诺角距台湾最南端二百二十五英里，而该群岛的首府马尼拉还要再远三百九十英里。东北面是琉球群岛，那是通往日本的一串踏石；日本本土最南的岛鹿儿岛距台湾北部的基隆六百六十英里。西面约一百英里外是中国大陆，中间有澎湖群岛，而澎湖离台湾岸边只有二十五英里上下。东面是无边的太平洋，一直到四千七百英里外的夏威夷群岛才算有所中断。全岛几乎通长都被一道高峻的山脉横贯，而与之平行的几道山脉越近西岸便越低；因此，在晴朗的日子里从西面接近台湾的旅人，可以看见四道、有些地方是五六道各自分明的波状色带，分立而又谐调，一道比一道高，直到那道大主脊连着它的几座高峰——顶上是雪山与玉山，各高过一万一千英尺与一万二千英尺——而终止于一层颜色更淡的背景里，那就是环抱着它的天空。

山区几乎全限于东半部，并一直延到东岸本身；那里的崖壁据估计高六千英尺，以一面垂直的壁立对着海。我相信这是世上所知最高的海岸崖壁。在这些崎岖的景色之中，我们看到台湾已知最早的居民——原住民——的后裔就住在那里。在西半部，山坡被无数河谷切开，向海伸去，最后消没在那片广阔起伏的平原上；而荷兰、中国、如今又是日本的旗，先后在这片平原上飘扬过。

在上次的日本战争之前承认中国权威的一切属地之中，没有哪一块相当面积的地方在趣味与将来的重要性上比得上台湾；不论我们考虑的是它土壤的多样与丰饶，还是它矿产的蕴藏，还是它那雄伟而入画的风景，还是它原住居民的性情——那些山地各族之未开化、未被驯服，在全亚洲都难有其比，而且人所不知、无从解释之处又多得足以叫最热心的人种学者称意。

在讲台湾的历史之前，须先说明一事：好几位出色的学者已很确凿地证明，台湾岛有许多世纪被中国人当作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在史书与地图上被称为「大琉球」「小琉球」等等不一。〔注一〕

要弄清台湾的历史、它那些未开化居民的到来与来源、最早的中国来客等等，是一桩困难重重的事。〔注二〕我们只能求之于中国的史家来得这些古代的纪载，而他们对这片于他们是外邦的土地只有简略的提及；加之他们又把台湾同琉球群岛混在一起，这就使本已稀少的材料更显含混而不足据。

〔注一〕（原注：法国名学者德理文侯爵最先提出这一说。其后于雅乐先生在他那部出色的《台湾岛》里，里斯教授在他那篇博学的《台湾岛史》——由德意志亚细亚学会刊行——里，都给这个题目添了许多光。）

〔注二〕（原注：里斯教授。）

一位有学问的权威说，在公元前若干世纪，有从东北来的移民到了台湾。这些人被称作隆基人，在岛上掌着权，中国人一直到六世纪后半叶都还往来于此；那时成群未开化的马来人自南而上，把全岛西岸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幸存的隆基人退入山中。中国人在当地人被推翻之前原是熟悉他们的，后来再到岛上（约在六〇五年），却惊讶地发现住着一些陌生人，同他们无法交谈。其后又派了第二次远征队到岛上，而这次的统帅认定新来的占居者是马来人，便预先带了南洋各马来岛上的土人同行；结果其中至少有一人能让台湾人听懂他的话。依中国一位出色的史家马端临所述，这次远征的目的是要强迫这些新到之人——不论他们属于何族——承认皇帝并以顺民的身份纳贡。台湾的马来人不肯应允。于是统帅攻打他们，烧了他们的村子，然后回到大陆。〔注三〕

〔注三〕（原注：这两次远征的年份各书所记不一。有些记载说第一次在六〇五年、第二次在六一〇年，另有记载说第一次在六〇六年、第二次在六一一年。至于两次远征的成果，分歧更大。一种记载说后一次带了几千名俘虏回中国，另一种记载说这次远征所得的唯一战利品只是当地人所穿的一件衣服。）

既然无法迫其归服，「天子」自然就不屑于再把台湾岛看作值得一顾之地，因为它的居民既已选择留在天朝文化的圈外。总之中国的史书此后好几个世纪都没有再提到同该岛的官方往来。至于那些因前几次远征而起了兴趣的中国商贩，说他们也同样避开这个岛——而往来中国海的商船又几乎不可能看不见它——是不大可能的；很可能他们不但同当地人作了物物交易，而且还有少数人在岛上落了户。

岛上的马来人似乎并没有显出南洋某些马来岛上的土人所有的那种造船本领；不过他们并非全然不懂航海，琉球的纪载可以为证。十二世纪末，有好几百台湾人忽然出现在福建省几处沿海小村里，抢掠民家。他们似乎特别着意弄到铁器，凡能进去的屋子，都把门上的铁环拆走。一位披甲的骑士走近时，台湾人竟想把他身上的铁衣夺了去。他们珍重自己矛上的铁尖，竟到了这种程度：把矛投向敌人之后，还靠系在矛上一条百英尺长的绳子把它拉回来。最后被中国人击散，台湾人逃到岸边，抬起他们的竹筏，很快跑进水里，不久就从海岸上消失，再也没有回来。

下一次提到台湾，见于明朝的纪载，其中说在十世纪以前，「鸡笼」这个名字只用于岛北的一个港口，而且该港古名「北港」，即北面之港。〔注四〕

〔注四〕（原注：这些说法由早年论中国的作者克拉普罗特指出，《台湾岛》的作者也引用过；它们确凿地证明中国人在一四三〇年以前就已知道台湾，而中国史家却把一四三〇年定为初到台湾的年份。）

元朝一三六八年覆亡之前，中国人正一心备战，想征服日本与琉球，其时曾派一支远征队往琉球王国。统兵之官杨祥本打算自华北出海，而有一位福建籍的文士上了一道条陈，说琉球群岛的主岛由华南取道前往更为便利，而且还有顺便到澎湖一行的好处。他的建议说服了有关的将官，于是他们把这位文士升了官，又劝他以顾问之职随队同行。远征队出海，照顾问所议到了澎湖；可是再往前走，台湾岛出现在眼前，统帅断定这不是琉球王国——那才是远征队要去的地方——于是这位不幸的顾问因其自作聪明而被斩首。

这次远征对那位文士是不幸，对澄清几百年来笼罩着台湾与琉球的疑团却大有价值。人们这才发现这些岛彼此分立，琉球的主岛在东北好多里之外，而对琉球王国的人来说，台湾是外邦之地。

此后不再有人取道台湾去琉球主岛；而台湾此后有一段时间被中国人称作「小琉球」——既然他们所主要关心的琉球主岛已知是另一群岛，这个名目看来倒更合宜——此后便不再与东北那一群大岛相混。〔注五〕

〔注五〕（原注：作为这桩错误的纪念，「小琉球」至今还留在台湾，那是台湾西南岸外一个小岛的名字，外国人有时称之为拉梅岛。）

然而中国的著述者认为把台湾的历史从一四三〇年算起才妥，那是中国朝廷的官员、太监王三保到岛上的年份。究竟是史家不知道他们本国人所陷入、并且愚蠢地陷了几百年的那个错误，还是他们认为既然该岛长久被同琉球相混，史实也就同样混乱，因此一部可信的历史不宜往前上溯到那样一个年代——在那之前无从取得证据证明所记的材料单指台湾——这一点还没有查明。

总之中国史家所记是：明朝一四三〇年，王三保自暹罗返航时遇风被吹到此岛，在西南岸一处登陆，那地方后来称为台湾。当地人虽粗野未化，对这位异乡人却很厚待，并给了他回大陆的办法。他回中国后把自己的发现报给朝廷，说该岛是一片壮美之地，住着一个奇异而未开化的种族。他还拿出在岛上所得的药草与别的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注六〕这似乎在官员中引起了兴趣，该岛有一段时间颇成议论的题目；可是年复一年过去，没有一位皇帝对它动心到要把它收进自己的版图。

〔注六〕（原注：据说王三保带回的某些植物至今还在中国作药用。）

此后一百多年，中国史家才再提到台湾；不过照日本的史书说，这中间中国与日本的海盗都曾时时到岛上来。

中国史家告我们说：一五六四年，中国水师提督俞大猷在东海巡弋，遇上一个名叫林道乾的中国海盗头目，他统着一支大队人马，其中有日本人，当时正占着澎湖。官军舰队一到，这位大胆的海盗并不等人来打，而是扯满帆直冲来人，猛然攻上去。俞大猷接战不乱，还击甚有成效。鏖战五小时，天将入夜，敌人扯帆往澎湖去了。但提督追得极快，天亮前就抢到了可以控制港口的位置。海盗到时发现去路被堵，而他的人数又因前一日之战大为减少，自觉力弱不能攻取，便驶往台湾，在今日安平村附近登陆。俞大猷一直追到那里，但因水浅又不熟港道，决定不拿船只再去冒险捕获，于是回澎湖，把海盗留在那里的部众都俘了。

提督留下足够的兵力守护这片新得的领地，便驶回中国，向上级官员报功。朝廷接到他的消息大为满意，立即派一位文职官员为守官。移民被招到这片新土地上来，而往澎湖的常规贸易也第一次开办起来。那海盗虽已不受外来的干扰，却看不出这片未经开垦、住着未开化居民的台湾岛有多少价值；他无疑因败而生恨，便要找个出气的地方，于是凡落到他手里的当地人一概杀掉，又用这些可怜人的血来捻船缝，然后扯帆退往广州，在那里凄惨地死去，死得正该。

在日本人与中国人这两族之间，无疑是前者在岛上取得立足点上更为起劲。日本足利时代（一三三六至一四四三年）将终之际，帝国有一大片地方常年成了战场，尤其在萨摩、肥前、肥后、筑前、筑后、长门、石见、伊予、和泉、纪伊诸地战事最为不绝，许多失了产业的人被迫离开乡土。其中有一大批人被海吸引；对这些半为海盗半为商贩的人来说，中国的海面是一片有利可图的冒险之场。

这些浪人中最可畏的一伙，聚在一面写着「八幡」二字——即武神——的旗下。生意清淡的时候，中国沿海的村子便被洗劫、继而被焚，船只被夺被掠，到后来这面旗一出现就使一切见者心里生惧。这类行径给他们招来许多敌人；几年肆行无阻之后，中国官员与商人的联手对付迫使日本人去寻一处比公海与中国沿海更安全的去处。这就把他们带到澎湖，又在十六世纪带到台湾；台湾既是一片无人认领之地，住的又是一个柔弱的未开化之族，最合他们所需。这伙浪人以村上与国井两家大名的武士部众为首，在岛北最为活跃，以基隆港为根据地。他们把海盗与正当贸易并行，没有正当贸易的机会时便去做海盗。他们虽把气力主要用在中国海，这些大胆的冒险者也有几次远到南方，甚至到了暹罗。抢来的所得照例运到根据地基隆，而这些狡诈的浪人再从那里扯帆北上，以正当商贩的身份去把那些轻易弄来的丝绸、瓷器、香料、药材与别的东方货物脱手。

但这种做买卖的办法并不由日本人独占。中国海盗也同样干这一行，以台湾南部台湾一带为根据地；而后来出现在东方海面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只要方便，也一概采取同样的手段。

中国沿海所受的海盗袭掠如今多到这种程度：福建与邻近各省沿岸几乎没有一个村子逃得过。正当的贸易濒于绝灭，连帝国的战船也抵不住这些凶猛的浪人。皇帝最后遣使赴日本，向其政府就日本海盗所造成的损害严词交涉。那个岛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步骤去满足它那位大邻国的要求，我们不得而知。很可能本国当局要管住自己那些好冒险的国人，同中国人要惩治他们一样无能为力。总之日本人照旧在中国海上抢掠，而中国皇帝终于禁止自己的臣民同任何日本人有往来，并且下令：凡在中国境内捕获的日本人、凡自日本回来的中国人，一概从速斩首。

这种局面延续了整个十六世纪，而商贩与海盗所受的影响很小，台湾倒因这种局面而得利。

台湾的位置与它的政治状况，对如今已经隔绝的中日两国来说，作为彼此之间的一环再有利不过。它仿佛是一个中立的港口，对各国船只都开着，在那里做买卖不必怕官府的扰动，也不必纳贡纳税。于是台湾成了日本、中国与南方邻国之间的商业转运之所。

贸易的长进与可得的厚利，后来把一批较好的商人也吸引到这片场子里来；他们更用心于正当的生意，而不是去抢掠焚毁村落。一五九二年，长崎、京都与堺的商人得了将军的特许经营海外贸易，便置备船只到南洋去求财。他们在台湾的台湾城设了根据地，从那里同日本、中国、澳门、安南、暹罗、吕宋（菲律宾）与爪哇作常规的贸易。

日本的当局无疑明白，如今对东方海面有兴趣的欧洲各国不会长久容许台湾作一片无人认领之地，因此日本须在岛上加强自己的地位。第一次想把台湾弄成一块纳贡的属地，是在萨摩国的日本军队征服琉球完毕之时；那时派了官员到台湾去，要把当地的日本人聚落重新整理，使之立得更稳。这桩使命没有成功。

六年后，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家康派长崎奉行、一个名叫村山的基督徒，以武力征服台湾岛。他率三四千人登陆。史书没有记下他在岛上的作为。中国人此时已成群而来，人数相当可观；或许是面对他们以及人数众多的原住民，这位日本统帅觉得凭手下那点兵力无望成功。总之他回了日本，而在那里不但他本人、连他全家都以失败之罪抵了命。〔注七〕

〔注七〕（原注：这一纪载出自耶稣会士。日本方面的记载只把这次出兵说成一个对贸易有兴趣、并得了许可自行其事的官员的作为，像他之前许多私人一样，并不说他是以任何方式代表日本政府行事。）

就住在台湾城的商贩而论，中国人与日本人似乎并肩而居，彼此并无敌意的表现。无疑彼此从交易中互得其利这条纽带，是促成这两族人友好的主要因素；而这两族人作为族类，一般是颇为互相嫌恶的。在台湾，日本人做的买卖最有赚头、规模最大，而中国人人数更多。那些以该岛为安稳退处的中国海盗，照例分成若干伙；依我们手边那点稀少的史料看，他们在自己的聚落上立起了一种粗略的政制。那组织好到这种程度：各伙相处而无龃龉，首领由投票推举，又另派一位总首领，凡遇共同相关之事就由他照管各伙合起来的利益。其中最强的是一伙势力很大的人，首领叫颜思齐。他们的行动所得甚丰，而他们把正当贸易同海盗抢掠合起来做，终于立到一个可畏的地位，以至于较小的各伙为自保而与他们合在一处，于是中国与台湾的贸易几乎全被他们控制。一六二一年颜思齐死，由郑芝龙继之，那是个有名的人物，也是郑成功的父亲，而郑成功的作为在本书后面几章里占着显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更多中国人成群到岛上来，人数相当可观；他们想得的是土地肥饶之利，而不是抢掠远征之利。这一类人中最先到岛上避难的是客家人。在中国他们被看作化外之民，「客」字其实就是「外来人」的意思；他们虽然勤苦，却被从一处赶到一处，像犹太人一样，没有一块可以称为自己的土地。在大陆别的那些把祖先崇拜看得过于夸张的中国人眼里，客家人比未开化之族好不了多少，而且被看作合该受迫害的对象。这些漂泊的人从大陆上困苦与被压的生活里，到台湾来寻安宁。对他们来说这个岛确是一处黄金乡，移居增加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据估计，在一百年之内，客家人聚居最密的广东省里就有三分之一的客家人迁到了台湾。他们一旦同当地人建立了密切的往来，终于成了商贩与岛民双方都不可缺的人；而仅凭精力一项，他们就取得了很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上）

一五一四至一六五五年

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作为——台湾由葡萄牙人命名——西班牙人占马尼拉——英国人与荷兰人携手——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西班牙、葡萄牙相抗——荷兰人攻澳门——荷兰提督到澎湖——荷兰人对当地人极为残酷——当地人被卖为奴——与中国官方交涉——日本人成了一桩旧计的牺牲者——荷兰人撤出澎湖、占据台湾——热兰遮城与普罗民遮城筑成——中国与日本商贩受阻——台湾成了一大商港——当地人的风俗与宗教——东方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甘治士到来——滨田弥兵卫为同国人报屈——他挟荷兰长官、在其官邸中把他囚住——一位荷兰军官的日记——日本人全数如愿并释放长官——西班牙人占基隆与淡水——西班牙人的传教事业——荷兰人要求西班牙人撤出——官方往来文书——荷兰人攻淡水无功——第二次攻淡水——西班牙人交出台湾全部属地——荷兰人在北部设治——荷兰传教士及其工作——最早的学校——偶像崇拜被定为犯罪——该令废止——荷兰人遣使赴中国。

现在须退一步，回看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这三个海上大国的作为；欧洲各国之中，最先出现在中国海面上的就是它们。

葡萄牙人是东方商业与发现的先行者，于一五一四年第一次远航中国。一五一七年来了一支舰队，由安德拉德统带，他是代其君主曼努埃尔一世出使中国的。这些异邦人起初受到很好的接待，并正在建起贸易，而这桩使命却被中国人骤然结束了，因为统帅安德拉德的一个兄弟性情暴烈，惹恼了中国人。此后好几年里，葡萄牙人只许在沿海的岛上停泊；到一五五七年才获准登上一个更靠近广州河口的岛，并在那里建起货栈，而移居者给那个岛起的名字叫澳门。

人们通常说葡萄牙人是第一批在台湾立足的欧洲人，而近来有些关于该岛的记述还说一五九〇年葡萄牙人在基隆有过聚落。这显然是错的，无疑是因为台湾现在所用的名字「福尔摩沙」是葡萄牙人起的，于是生出此误。葡萄牙人记其远东冒险的记述里，并没有提到葡萄牙人在台湾有过任何聚落；仔细查考也找不出任何可以当作此事证据的材料。不过我们确实知道：葡萄牙人沿该岛西岸南下时为它的美所动，给它起名叫「美丽岛」。一位受雇于葡萄牙人的荷兰航海官林斯霍滕就这样把该岛记在他的海图上；后来「福尔摩沙」这个名字既悦耳又贴切，便在欧洲的著述中取代了一切别的名字。

西班牙人妒羡葡萄牙人的成功，便大力设法在东方与之争胜。他们向菲律宾的远航成功了，一五七一年马尼拉建城，并着手要把它办成远东的贸易总汇。

一五九五年，一支荷兰舰队由豪特曼统带到了爪哇，几乎毫无困难就把商业关系稳稳建立起来。由此在荷兰骤然引起的对东方贸易的兴趣，结果是一六〇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荷兰又与英国携手——两国以新教的纽带相连，共抗其天主教的敌人西班牙与葡萄牙——一同在东方海面上力求成功。然而两国之间不久生出摩擦，荷兰人便独自推进到中国海面，去争夺葡萄牙人在澳门、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所握的商业独占。荷兰人一六〇一年第一次远航失败了，因为南方省份的中国大员已奉到命令，不许再有「蛮夷」进入帝国；而大有可得的葡萄牙人又把这些异邦人向中国人描得极为阴暗。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登了场，决意把那些搞算计的葡萄牙人从澳门赶走。一六〇三年第一次攻击，而除毁了敌人几条大帆船之外一无所得，荷兰人只得退走。第二年派了一个使团去同朝廷开议。同时韦麻郎提督驶向澳门，却遇上那一带海面上极常见的台风，不得不驶往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澎湖避风。然而这并不全是恶风，因为占据澎湖期间所得的见闻，终于导致了台湾的得手。

提督从澎湖同福建当局通书，希望取得些商业上的特权，而回答是须先付三万镑才给接见之惠。这个要求自然被拒；而荷兰舰队又被五十艘中国战船围住，再谈已不可能，提督便率舰队回了印度。

一六〇七年马特里夫又作了一次新的尝试，也因无从取得补给而失败。

自一六〇七年至一六二二年，荷兰人没有再谋在中国取得位置，不过这期间他们仍不断扰害西班牙人、又同英国人争吵。一六二二年，雷约兹率六船、两千兵到中国海面，要攻澳门的葡萄牙人。他在城前炮击圣方济堡五日，又几乎毫无困难地登陆八百人，夺下一处壕垒，直进到城墙下。葡萄牙人在这里守得极为坚韧，荷兰人攻不进去，只得回到船上，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四人、被俘四十人。中国人此时抱怨说，这等于攻击他们自己，因为葡萄牙人是他们认可的租居者。于是他们比以往更固执地拒绝给出那久求的贸易特权。荷兰人则反过来指控中国人帮助并包庇葡萄牙人、偏心地把独占的商权给了他们。荷兰人在澳门的图谋受挫，便驶往澎湖——他们因韦麻郎提督那次到访而很熟悉那里——打算迫使中国人给他们全面的贸易自由。

在澎湖没有遇到当地兵力的抵抗；实际上当地人惶惧失措，因为照一则古老的预言，红毛人注定要成为他们的主人，而他们相信那个凶日终于到了。

荷兰人头一件事是筑城，筑城中役使了几百名中国人，其中有许多被掳船只的船员。据说这样被役使的一千五百名工人里，有一千三百人死在筑城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一天的口粮很少超过半磅米」，是实实在在被饿死的。荷兰人替自己辩解，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同国人被中国人囚禁时所受的虐待。此外还把一批批当地人送到巴达维亚去卖作奴隶，而可怕的是有纪载说：这些人活着到达目的地的不足一半，其余的或因显出病象而被抛下海，或是死在途中。

替荷兰人作史的法伦泰因说：筑城之后，荷兰人从他们那支人数众多的舰队里派出几条船到中国大陆去，决意强迫中国人通商。沿海若干村子被蹂躏，犯下许多残酷之事；这位坦直的史家把这些行为说成基督教的耻辱。

荷兰人此时派一名使者到厦门，官方以极隆重的排场接待他；但当那些大员命他把头磕在地上，「好让旁观者听见他头骨开裂的声音」，他拒绝依这惯常的屈辱之礼而行，交涉无果，便回到上司那里。提督于是决意前往福州。那里的大员以最大的礼遇接待他。他们无疑是忧虑荷兰人这样可畏的邻居就在近旁的危险；此外厦门的商人还向他们递了呈文，诉说荷兰人不断袭击同西班牙人通商的船只，已把厦门与马尼拉之间从前那桩有厚利的贸易彻底毁了。〔注一〕因此官员们愿意侧耳听荷兰人的提议。经过许多商议，到一六二三年年末终于达成一项协议：荷兰人迁往台湾，中国人供给他们所需的货物，此外还要派五艘载着丝绸与别的货物的船，由一名中国官员随同前往巴达维亚。正当荷兰人与中国人之间多年的纠纷将要圆满了结之际，出了一桩事，使一切又陷于危险。两只装着引火之物的舢板忽然出现在泉州河中停泊的荷兰船只之间，其中两条荷兰船被点着，一条全烧掉；另外三条顺河而下，一路把遇见的中国船全毁掉，然后回到澎湖。中国人不久到场，向荷兰人递了最后通牒：外邦人若迁往台湾，便给他们贸易之自由；若不然，中国人就要对他们宣战。作为示威，一百五十艘战船载着四千人到澎湖洋面，封锁了澎湖本岛，并预备沉船于航道以阻塞口门。荷兰人此时被困在一个荒岛上，发现补给不足。最后新来的统帅宋克由巴达维亚到来，奉命应允中国人的要求、占据台湾。于此该岛被正式割让；而中国人对它本无权利、也从未主张过权利，这桩事大概并不叫他们心痛。

〔注一〕（原注：这桩重要的贸易用着三四十艘中国帆船，在厦门与马尼拉之间不断往来。所运的是丝绸、瓷器与别的产物，每年金价合一百五十万元。那个时期墨西哥有一万四千多西班牙人，要靠中国的生丝来织当时极为时兴的那些著名织物。西班牙船把这些货物由马尼拉运往墨西哥。同中国的往来之盛，使两万中国人住到了马尼拉。荷兰人毁掉这桩贸易以及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商务，是希望把对手逐走，把这桩贸易弄到自己手里。）

于此着手撤出澎湖，荷兰人与中国人一同拆城，二十门炮与许多材料都搬上荷兰船，运往台湾。〔注二〕

〔注二〕（原注：澎湖至今还留着那座旧城的一些痕迹，中国人说有一座神秘的沉城，城墙与角楼都还完好，天气合宜的日子可以在波下看见。这个传说大概是迷信的想象。）

在此之前，一六二〇年有一条荷兰船在台湾一带失事。船长无疑是想把落在自己头上的祸事转成些好处，便向日本人请求准他建一处极小的设施，作荷兰人对日通商的一种货栈。为使那些居留者放心，知道他无意夺占他们大片土地，他说只要一块不大于一张牛皮所能量出的地就够了。日本人喜他请求之谦，便给了准许；于此这个狡猾的荷兰人心里存着一桩旧计，把牛皮割成极长极窄的条，接起来成了一条长绳，足以围出一大片地来，而日本人则惊得哑口无言。

一六二四年八月，荷兰人带着他们的家当离开澎湖，走了一天的路程，出现在台湾聚落一带。他们人多势众，没人抵抗，于是能够立即占住这个港。他们头一件事是同原有的居民立起和睦的关系。岛上的中国人当时约两万五千，他们的头人照例就是海盗头目，荷兰人许以每年交三万张鹿皮，便把他们劝得友好起来。日本人虽然人少，却都是本钱不小的大商人；他们似乎得了「贸易不受扰动」的保证便满意了。

荷兰人此时发现台湾的情形胜过他们最高的期望。港口在高潮时虽只有十三英尺深，但对那时的商船已经够用。此外还有可能在该岛本身所产的物品上做出相当大的贸易，而更大的好处是粮食不必仰给于外。不过在那些早年的日子里，贸易所倚赖的不是货物的品质，而是控制市场的军事力量。因此荷兰人看重这个岛，主要还是因为它的战略位置。从台湾出发，可以不断袭击，使西班牙人在马尼拉与中国之间的商务、葡萄牙人在澳门与日本之间的商务都变得极不稳当，以至于其中很大一部分会落到荷兰人手里；而荷兰人同中国、日本的买卖却不受任何中断。

新政府的第一项措施是加强该岛的防务。立刻在台湾港口一处隆起的沙堤上草草筑起一座临时的城堡。但这座工事价值不大，四年后便由热兰遮城取代，那是一座极大而坚实的建筑。此外还在一座山上筑了一个小石堡，名叫乌特勒支，它所在的高处「相距一枪之远」，可以俯制热兰遮城。后来又在台湾河口附近、离热兰遮城不远处筑了第二座较小的工事，名叫普罗民遮城。这两座建筑都筑在附近最高的高处，使彼此之间能够通信号。〔注三〕

〔注三〕（原注：热兰遮城由一座中心堡垒构成，筑在一座半是人工的小丘上，形制为方形的棱堡，每边约六十码。在北侧约一百码处另有一道墙加固，那道墙沿岸而行，在城堡的西角与北角与之相接，而它自己的角也有一种棱堡护着。墙极厚，中心却是空的。墙用特意从巴达维亚运来的小砖砌成，上面开满射孔。

两座城堡的遗迹至今尚存，热兰遮城在安平村界内，普罗民遮城在台南府城墙之内。）

荷兰人很有远见，一开头就谋求同山地各族建立友好的关系。也许是因为知道中国人狡诈而不投机，他们并没有费多少心去把中国人笼络成荷兰忠顺的属民。

港口四周的地属赤崁社所有，荷兰人以公道厚待很快就博得了他们的好感。在台湾河口附近、离热兰遮城约一英里处，从该社手里取得了地，于此在普罗民遮城周围建起了赤崁市街。

荷兰人由赤崁社起，渐渐把管辖推开，对这些未开化的「孩子」一向守着和善体谅的政策，因为他们的友谊对公司的成功极为要紧。

对中国人与日本人，荷兰人就不体谅了；他们不顾自己的许诺，一觉得地位稳固，就开始筹划限制这两族人的贸易。新政府第一项带攻势的举措，是对糖与米课税；这两样是大宗之物，连在那样早的时候也已有相当数量出口。中国的居留者毫无怨言地照纳；而日本人在海外贸易上利害更大，拒绝屈从这些苛取，很有理地抗议说：他们是台湾较早的居留者，理应免税，而且荷兰人曾许他们不受带敌意的干扰。这就使双方生出深恨；而此事被告到日本、呈到江户的幕府，荷兰人所享的全部对日商务都陷于危险。

荷兰人却毫不气沮，一味猛冲，只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取得最大的财利。贸易此时已极兴旺，台湾港呈出一派商业的热闹景象。中国的帆船从中国许多港口来卸下丝绸与别的本国货物；日本船装着欧洲制品、香料、棉布与印度各种产物，再以米、糖与生丝把那些要往日本去的船装满；荷兰船装卸着往来中国、日本与巴达维亚的货；这些再加上几条战船与无数小船，凑成一幅景象，在整个东方别处看不到。

荷兰人不但同在台湾的中国人、日本人做买卖，还派自己的船到中国与日本去直接经营。荷兰长官奴易兹在他关于贸易的报告里说：白银由台湾用帆船运到大陆的厦门，有时是汇给住在那里的代理人，有时是交给那些要为日本、印度与欧洲各市场备货的商人。这件事只有在福州的官员默许之下才办得到，而办起来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取得的货物比中国买办在台湾交来的货物能有更大的赚头。

还有，荷兰船要从台湾开往日本或巴达维亚而货未装满时，便偷偷派往中国，在那里补足；货物成批地上船，价钱比在台湾买便宜，单是丝的价钱每担就差八两或十两。时间许可就回台湾；否则便直接开往目的地。

主要的出口是运往日本的生丝与糖，后者一年之内多到一万担；运往巴达维亚的则是丝织品、瓷器与黄金。进口到台湾的有纸、香料、琥珀、锡、铅与棉花；这些再加上米、糖、藤、鹿皮、鹿角与药材一类台湾本地产物，出口到中国。

一六二七年，有五船生丝运往日本，值六十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五荷盾（合美金二十四万元）；又有两船丝织品运往巴达维亚与荷兰，值五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三荷盾（合二十二万四千九百元）。整个对中国的贸易每年约值一百万元，通常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利。这片殖民地的开支约二十一万四千荷盾（合八万五千九百四十四元）。各项账目结清之后，留给巴达维亚政府的是八万五千荷盾（合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五元）。公司的雇员薪给很薄，因此不得不自己做买卖来酬补自己的劳。

这些好处在一六二六年招来了西班牙人的妒羡，他们在北岸基隆立了一处殖民地，后文将详述。荷兰人此时所辖的地离台湾（赤崁）只有几英里，于是西班牙人一时得以安安静静地占着北部。

荷兰人似乎已把统治未开化之族这个难题完全弄通，他们很明白把当地人归化基督教所能得到的好处，也很明白以和善宽厚对待被治之族所能得到的影响力。

这些当地人似乎比中国人要好些，而荷兰人的安宁有一大部分要归于他们。他们那时还占着台湾全岛，中国人尚无足够的力量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像后来那样。他们品行良好；他们那些成簇而成村的简陋草屋，离一座可以礼拜的庙总不太远。活计由女人做，男人则以猎鹿为业。他们的婚姻之法极为奇特：已婚的男子要到五十岁才与妻长住在一处；女子若在三十七岁之前生子，是一桩大耻。

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什么政制，不过每村通常有其头目，而整片地区常常陷于血仇之争。老人极受敬重，对年少者有很大的权威。凡在战斗中显出勇敢的人，被授予所能给的最高名位。他们不行土葬；尸体在火上烘烤，用布裹好之后存在一间挂着帷幕的小屋里。

山地各族的宗教有几分像希腊的酒神祭。台湾主要的偶像是女神塔卡鲁帕达与她的男配偶塔马吉桑加克，还有一个叫萨里阿莱的恶神。他们献上猪头与鹿头，祭祀时伴以极为放荡的仪式。

像我们今日所有的那种新教传教士，那时还没有；但荷兰公司并非单为爱道德所动，他们深信其中大有可得，便毫不犹疑地在本国聘了牧师，带到东方来在山地各族中间做事。其中最先到这片园地的是甘治士，他一六二七年到岛上，立刻着手学当地语言。彻底通了之后，他热心地开始工作，并且很成功。热兰遮城周围多数村落都归化了基督教，每村都派了教师，向老幼讲授《圣经》的要道。

日本人因在台湾的贸易受阻、因荷兰人待他们不公而生的不满越积越深，终于酿成一桩举动；不论就其中所冒风险之大，还是就所得成功之多而论，这桩举动在史上几乎无可比并。

长崎有一个大胆的冒险者名叫滨田弥兵卫，他是被一个名叫末次平藏的地方官员的话激起对荷兰人之恨的。末次平藏此前得了政府许可经商，派船往福州；途中在澎湖停靠，而当时占着澎湖的荷兰人阻挠他到这样的程度，使他不得不弃了航程回日本。弥兵卫受托率一支队伍，要为同国人所受的屈辱报仇。他的弟弟小左卫门与儿子新藏随他同行。离长崎时有许多中国人趁便搭他的船，所以他总共聚了近五百人。

一六二八年四月末的一天，这支队伍出现在台湾港里；它的来意一经人知，荷兰人中间便有些惊慌——不是怕真打起来日本人会伤着他们，而是怕一开战贸易要受损。

这桩难处，在奴易兹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的一封信里说得最清楚；信中说弥兵卫所率的船已到，船上有四百七十名日本人，而一名中国搭客已报说此来带着敌意，所以荷兰人须采取些办法自保，并惩戒日本人的无礼。

那位首领弥兵卫曾致书长官，请准通商；而长官回书责他无礼，并提示说照惯例应当亲身前来当面请求。这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弥兵卫便到长官的官邸求见。他在那里被告知：既然在日本照惯例要搜查荷兰船、把一切兵器弹药扣下，直到船离港时才还，长官便决意照样办，因此弥兵卫须把一切兵器弹药交出，由荷兰人看管，到日本人预定离港之日归还。弥兵卫不肯答应，于是被囚在邸中；而依长官之命，一名军官带着兵士上了日本船去解除武装。刀、矛、弓、箭、十五支枪连弹药、以及全部船桨，都被取走搬上岸去。长官随即问弥兵卫为何带这么多兵器，又说这不可能是为通商，只能是为敌对之用；还说他们一向防备着保卫自己的殖民地，有许多兵士与战船，所以不怕任何敵人；而且日本人如今已无能为力，因为一切兵器弹药都被取走了。弥兵卫答说他带兵器不是来攻打荷兰人，而是为在公海上防海盗。长官又回说在台湾不必怕海盗，而他的东西在他离港时会归还给他。

第二章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中）

弥兵卫试着要把兵器取回，没有成功。后来他表示要往中国去，请求把七八艘中国帆船卖给他或借给他，好让他把前一年留在中国的一些货物取回。长官虽不喜欢这个请求，却觉得不得不准，不然便是把敌意显得太重，要伤及荷兰在日本的贸易。可中国水手不肯上那些船，理由是他们一上船，中国官府便要大怒，祸要加在他们家里人身上。于是那准许又收回了。此外船上又被查出一些鹿皮，而鹿皮是禁止出口的。不过因为只查出几张，便没有正式追究；长官却表示要把弥兵卫扣住，等巴达维亚方面就此案如何处置的进一步指示到来再说。然而弥兵卫并不因此气短。这个大胆的商人同他六个伙伴，竟在长官自己的治所里把长官擒住囚住，这是一桩颇为可观的事；而一位荷兰军官的日记给了我们一份可靠的纪载。

一六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弥兵卫与别的日本人想回日本，向长官请求，被拒。他们被客气地告知了长官的决定；可谈了一阵之后，弥兵卫忽然大显怒色，像一只野猫一样扑上去，把奴易兹长官抓住，又借他伙伴之力把他手脚绑起。他们警告他不许叫喊，说他若出声便砍下他的头。隔壁屋里一位荷兰军官逃了出去报警，喊说若不快派兵来救，长官便要被杀。许多荷兰人立刻把那所房子围住，可日本人冲出来猛攻他们，杀伤了好几个，荷兰人便退散了。这场乱子一起，另一位军官同我听见声响，想从门里出去，却被日本人挡住。最后我的同伴跳窗逃了，我也照他的样子跳了出去。日本人捉住并杀了长官的两名仆役。此时兵士已经集起来，三四门大炮朝着日本人放，可伤的多半是我们自己人。这时我暗暗同我们的长官通了信，见他那光景，忍不住哭了。他吩咐我立刻停炮，不然他的性命便危险。日本人也告我说，我若不停炮，他们便要把我们首领的头送给我。我当即命我们的兵士停炮；日本人于此便显出愿意把这案子和平了结的意思。有传言说日本人要借台湾当地人与中国人之助，明晚来攻我们的城。倘使如此，我便不能遵长官之命；我们众军官会议之后，决定派一名使者到日本人那里，请他们放了长官。他们若不依从，我们便攻他们，用武力把他救出；倘使救不出我们敬爱的长官与他的儿子，我们便打到一个日本人也不剩为止。不过大家以为最好在动手之前先把这决定报与我们的首领，于是我们把计划告知了他。他回说他相信事情会和平了结，求我们等到明天再派使者去日本人那里。

「今天早上派了一封客气的书去日本人那里，请他们放了长官；若遭拒，便定了要以武力来支持这要求。得到的回答说此案会和平了结，又请我们等到下午，他们日本人那时会送一份覆文来。覆文到了，我们的首领告知我们：此事将和平了结，他会被放出，条件是他交出儿子与另外五名人质，以为诚意之证。」

此后又有耽延，其间荷兰人极想对日本人开战，可会议为保首领的性命、也为保和局，终于忍住未打。七月二日傍晚，会议收到奴易兹长官一函，列出日本人放他的条件。条件如下：

「一、首领之子、一名军官梅萨尔与三名荷兰人须交给日本人作人质，带往日本。荷兰方面也留下五名日本人，其中有平藏的表亲，可由荷兰船载往日本，交换那六名荷兰人质。

「二、荷兰人在这场乱子里所捉所囚的十一名赤崁人与两名中国通事须释放，所没收的财物该当归还。

「三、在台湾的荷兰官员须给弥兵卫相当的礼物。

「四、日本人离港之前，荷兰船须把全部船桨搬上岸。

「五、日本人在中国还存着二万斤生丝；弥兵卫一行想去取时被荷兰人阻住。如今那批货无疑已被海盗劫去，荷兰人须为这损失赔偿他们。此外几年前日本人又被夺去一千五百斤生丝，是第一任荷兰长官因他们未缴港税而没收的。这也须还给他们。」

会议斟酌之后得出结论：第一、第二、第三条可以答应；第四条不能接受；第五条也须请他们撤回。既然日本人说生丝之失是荷兰人干预所致，那么倒不如答应下来，把此案交日本当局去办，或可劝他们把财物归还。荷兰人没收的那批生丝，也照此办。

会议把上述决定记下，便备了一份合乎格式的文书，由十七名荷兰官员签名盖印送交日本人，日本人正式接受了。

四日人质交换；五日交付了所许生丝中的一万二千零五十三斤，不足之数按每百斤十四元一角折钱交付。另外的条件也都办了，长官被囚七日之后获释；日本人宣告要立刻回国。这时荷兰人在日本平户还设着商馆，可台湾长官获释之后，劝荷兰人都聚到长崎去，因为他相信那里的居民「较为和平，花费也较轻」。

日本人在荷兰人治下既不甘心，此时便从台湾撤去；而中国人却增加极快，到荷兰各商馆周围各地都被这些人占满，人头税一年得二十万盾。有一阵子这一等人毫无怨言地受了各种课税，可终于因不满外邦人的统治，便起事造反，盼着凭人数之众能抵得住荷兰人兵器之利，以此改善处境。这一点他们失望了，因为那些外邦人聚了将近二千名归化的本地基督徒，大举攻那些造反者，杀得极惨——尤其因为当地人趁这机会报他们多年来在中国人手下所受的虐待之仇。

日本那桩难处既已了结，荷兰人便该把他们那套贸易独占的主张用到西班牙人身上去了；那些西班牙人正安安稳稳地驻在该岛北部。这事不会有什么争论，也不会有双方各自宣扬自家货色更好更贱的长篇领事报告，只有兵戎相见；因为荷兰人铁了心：东方的商人要么同他们做买卖，要么就别做买卖。

西班牙人同葡萄牙人一样，已被荷兰人逐出对日贸易；前者想找一处可以重振并护住自家贸易的据点，便择定了台湾北部的一处地方，本无惊扰占着该岛南部的荷兰人之意。

这支远征队是在德席尔瓦任总督末期在马尼拉组成的，由三连步兵构成，归安东尼奥·卡雷尼奥·德巴尔德斯统带；另有一位省会长巴托洛梅·马丁内斯神父为这支远征队的主事，并有五名道明会修士为助。备了十几条中国船与两艘西班牙大帆船载运这一行人。

一六二六年二月八日，这支远征队开航；在菲律宾北部一个港里耽了三个月等信风转向，随后继续前行，五月初到了台湾北岸。十日他们在一处海湾岸上登兵，把那湾叫作圣地亚哥港；可发觉那地方并不四季都避得了风，省会长便命沿北岸探查，盼着找一处更稳的地方。最后寻到一处所在，他们认为那里的港湾极好，四面的风都避得住。他们给这地方起名至圣三位一体；可那地方正是基隆港——中国人早就这样叫它，而且仅二十来年前还被日本海盗占着。

那时头一件事总是筑城；西班牙人便动起手来，筑一座坚固的建物，好作抵御一切来者的安身之处。湾口有一座岛，是这港的锁钥。岛上筑起一座坚城；又在一座高出海面三百尺的小山上筑起第二座城。城上升起他们所钟爱的卡斯蒂利亚的旗；省会长至此对自己的劳绩满意了，便带着这支远征队的大部分人回马尼拉去。

当地人起初听见炮响便极惊恐，逃进山里去；此时被那些好修士劝了回来。已经建起一座奉诸圣的小礼拜堂，又不倦地致力于使当地人归信基督教。最早的两名归化者是两个青年，他们的父亲是久居该港的中国人，娶了一个当地女人。那些修士为此欢喜——这是他们这片殖民地上头一次认了真神——便极隆重地庆祝了这件事。行圣事的礼中放了礼炮，兵士列队，整个仪式办得庄严排场，这岛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当地人想必印象极深。此后那些修士的努力得了应得的成功；到一六二七年归化者已多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在一六二七年的省会上，这片新地被定为代牧区，派弗朗西斯科·莫拉神父带四名修士到岛上来主持。

圣萨尔瓦多的殖民地稳固地立起来之后，西班牙兵力于一六二九年进占淡水；那地方即在这样早的时候，便有许多从福建来同台湾当地人交易的中国商人往来。这里的当地人同在基隆一样，一见西班牙人便逃。不过看来当地人或中国人曾筑过某种防御工事，因为西班牙方面的纪载说夺下了一座城，而胜者又在它的废址上筑起一座坚实的城，取名圣多明哥。随后建了一座教堂，极隆重地奉给玫瑰圣母；而此时已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的当地人，还帮着从城里修了一条路，通到那教堂所在的山顶上。

荷兰的台湾长官奴易兹把这些事报与本国当局，在一份有意思的报告里揭出西班牙人正在怎样损害荷兰的贸易，以及派一支远征队去把他们逐走的必要。

「我们应当据有基隆，理由如下：

「一、敌人可以随时从此地装备船只，去攻我们那些同泉州通商的船，而我们几乎无法护住自己的船。公司若失一船，所失便大于装备一支远征队去夺基隆的全部花费。

「二、西班牙人若留下来，凭他们所握的大笔本钱，便会成为我们的窘累与不安之源，还会把一大份货物引到他们那片殖民地去。

「三、他们一旦稳稳立住，可虑者是他们会煽动当地人与中国人反我们。那将是一场大不幸，因为没有后者的和睦，我们便无从自保，除非大大增添守军与船队，而那要大大增加我们的花费、大大减少我们的利润。

「四、基隆一经攻取，我们便有机会投下更大的本钱，因为本来要流到西班牙人那里去的货物此后都会到我们这里来；同时中国人也不得不把价钱压低。」

〔注一〕（原注：这几座城的大致位置虽然知道，可在如今所称的基隆港口棕树岛上，已找不出确切的痕迹；西班牙方面的记述又不够详细，使著者虽经仔细考究，也无从把所发现的废址同所说的那几座城对得上。郑成功之子郑经因无足够的守军去守它们，后来便把这几处要塞拆毁了，怕鞑靼人反过来用它们对付自己。）

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似乎并不以这些建言为重，因为并没有批准什么远征队。于此这片新殖民地安享了十二年的太平。直到一六四一年西班牙人同葡萄牙人断了关系，荷兰人才决意处置这个危险的邻居。于是派一支三船的小队到台湾北部，向西班牙司令递一份最后通牒。那是一份别致的公文，值得在此录出：

「致西班牙在基隆岛要塞之长官贡萨洛·波蒂略先生：

「谨此奉告阁下：本人已受命统带一支可观的海陆兵力，意在以和平之法或别的法子，取得阁下所辖之至圣三位一体要塞。

「依基督教各国于开战之前先明其意之惯例，本人现劝阁下投降。阁下若肯侧耳听我方所开之降约条款，把至圣三位一体要塞与别的堡垒交付本人，阁下与阁下所部必按战时的惯例与常规，得到诚实的待遇；可阁下若佯作不闻此命，便别无他法，只有诉诸兵戎。本人望阁下仔细斟酌此书之意，免得无益地流血；并信阁下不致耽延，会以数语把意思告知本人。

「愿上帝多年保佑阁下。

「阁下之友　保卢斯·特拉德尼乌斯

「一六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热兰遮城」

这封书的坦直与劲健，同我们今日多数同类用意的公文比起来，对照得分外鲜明；西班牙长官用一种客气而合格式的方式答复如下：

「致台湾长官：

「先生：八月二十六日来书已妥收。谨此指出：身为一个敬重自己在国王面前所立之誓的好基督徒，我不能、也不愿交出阁下所索之诸城，因为我与我的守军已决意守住它们。我素来是在大军阵前的人，在佛兰德以及别的国土打过许多仗；所以求阁下不必再费神写同样意思的书来。各人尽其所能自卫吧。我们是西班牙的基督徒，我们所信的上帝便是我们的护佑者。

「愿主怜悯阁下。

「一六四一年九月六日　书于我方主城圣萨尔瓦多

「贡萨洛·波蒂略署」

接到这个回答，荷兰人便派一支远征队去攻基隆与淡水；到了那里却遇上西班牙人极强的抵抗，攻方炮击无功、登陆也无用，不得不退走。

荷兰人走后，西班牙的巴托洛梅·马丁内斯神父〔注二〕同那位把荷兰人击退得极出色的城主，坐一条既张帆又划桨的小船往圣萨尔瓦多城去。可那船倾覆了；虽尽力相救，仍有三人溺死，其中便有那位可敬的神父。

〔注二〕（原注：马丁内斯神父之死是这片殖民地的大损失。他在西班牙有过出色的一段经历，随后被派往马尼拉；在那里他对中国人起了兴味，决意在中国立一道明会的传教事业。他在中国大陆最初的工作是在澳门，可受到葡萄牙人许多阻挠，最后退到马尼拉的岷伦洛修院，专心研习中国话。通了这门话之后，他到台湾同他的同国人会合，在治理这片殖民地上给了他们极大的助力，在当地人中间又极有影响，因此被擢为代牧。此后他便献身于使台湾当地人归化之事。他死之前、同荷兰人交战期间，他显出一种大胆的精神，毫不迟疑地待在最危险的地方，鼓励下属守卫他们的国土与他们的上帝。）

马尼拉的西班牙当局此时出了极坏的一策，把在台湾的四连兵里撤回三连，去打棉兰老的摩洛人。荷兰人自然不慢，趁这失策之便，预备第二次远征。西班牙这片殖民地的司令官听到这消息时大概并不吃惊，当即请求补给与援兵；而马尼拉的总督那份精明同他先前撤兵一样，只送来一点粮食、一点弹药，并派了八名西班牙兵士为援。

一六四二年八月三日，距头一次来攻十八个月，荷兰人以一支相当有力的船队出现在淡水洋面，计有四艘巡航舰、一艘大快艇、九艘小船，另有几艘运船，由哈鲁斯统带。

来犯者当即登陆。西班牙司令只派了十二名西班牙兵士、八名吕宋的土人、四十名当地弓手去阻荷兰人登陆，这点兵力自然远远不够。荷兰人既得了滩头与淡水那片无防的近郊，便围攻圣多明哥城。西班牙人不顾兵少，英勇地守住，昼夜不歇地守他们的阵地。

荷兰人最后得以在一处制住该城的高地上架起炮来，因而能大大损伤那座城；守城的人坚决而无用地抵抗了六日之后，于一六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圣巴托洛梅节那天投降。基隆也照样陷落；这一陷，荷兰人便成了台湾无可争议的主人。胜者缴获四十门大炮、大量弹药、二万五千元白银，以及价值百万元以上的货物——那些是在当地立业的商人之产。荷兰人胜得这样欢喜，竟庆祝了八日。西班牙守军、五名道明会传教士与一名方济会士被当作战俘押往台湾，再押往巴达维亚；那里的总督待他们客气而宽厚，终于无条件地赦了他们，并许他们随意回马尼拉去。这片覆亡的殖民地的前任长官怕丢失台湾殖民地的罪要落在自己头上，留了下来；其余的人推胡安·德洛斯安赫莱斯神父为临时首领，从巴达维亚起程，于一六四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到马尼拉。

这几处位置绝佳的商埠之失，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感受极深；甚至有人提议要派一支强大的远征队去从荷兰人手里夺回来，可始终没有实行。

荷兰人乘胜带着船队出现在马尼拉洋面。西班牙人大为惊惶，怕攻淡水与基隆只是一支远征队要把他们逐出菲律宾的前奏。敌人登了一支兵上岸，盼着煽动当地人造反；可照西班牙方面的纪载，并没有得手，因为当地人恋着天主教。看来荷兰人其实无意攻这片殖民地，只是到那里截西班牙的运船与大帆船；因为他们守了那岸一阵、又同西班牙船队打了一仗之后，便开船去了。这事使西班牙人灰了心，再不图取回他们在台湾北部的产业，此后也不再有什么举动去干预台湾那桩贸易——台湾正是那贸易的大埠。

一切竞争者既已扫清，荷兰人此时便扩充版图，在基隆与淡水都设了商馆；在淡水筑起一座砖石的坚城，坚实到这样的地步：只要守军足够，当时那些年代所能造出的任何攻具都绝攻不破。〔注三〕又派一位牧师驻淡水，照料当地人灵魂上的福祉。

荷兰人从基隆起，迅速把他们的治权推遍基隆以南那片秀美的宜兰平原——那平原偃在内陆的高山与太平洋那道多岩的粗硬海岸之间。到一六四八年，荷兰人在这片沃土上已能数出四十七个归他们管的村落。往南，荷兰的治权已伸到最远的一处要紧聚落，即琅峤村。

约在一六五〇年，他们鼎盛之时，归荷兰管辖的村落有二百九十三个，散在四十五个族群之内，甚至已伸到该岛东面，其中有五十来个在东南岸附近的卑南一带。为办事方便，他们把辖地分作七区，五区在赤崁（台南府）之东或之北，一区在南岸，另一区在东南岸。其中最要紧的是赤崁、虎尾垄、麻豆与萧垄。

公司从税上得了可观的进项；而似乎并没有拿出多少用在这岛的益处上。

〔注三〕（原注：台湾史上这件最有意思的遗物——「荷兰古城」——墙厚将近八尺的砖石与灰，至今仍镇着淡水港，同二百五十年前筑成时一样牢固坚实、一样有气势。它的强固未失一分，至今仍然可畏，一八八四年法军的炮击把这一点证得明明白白；那一战中这城被打得又重又准，可炮弹毫无损伤，在这座高贵的建物上几乎没有留下一道痕。它是长寿的一座极动人的纪念；正因如此，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庆祝女王维多利亚在位六十年时，便择了这里为最合宜的地方。该城此刻作英国领事馆的办事处。）

从中国收取贡赋，不过最初几年所得一年几乎不超过三千里亚尔。福建省的乱事促来了移民，使许多人家到岛上来；到本世纪中叶，这一项税已近四万里亚尔。据估计新到者约有二万五千户。猎鹿是桩有利的行当，不但对猎人有利，对荷兰人也有利：每名猎人每月须缴一里亚尔的执照钱。别的税名目繁多，连那些不幸的渔人也不得不把渔获的一部分交给政府。从这样可观的进项里，当地人所得的回报极少，而那一点也只是为给公司多添些所得而设。公司见农事并不照他们所愿地进展，又得知没有拉犁的家畜是一桩大妨碍，便在本世纪中叶拨给格拉维斯牧师四千里亚尔，由他买了一百二十一头牛，分给当地人。

岛上的兵力约有一千名装备良好的人，三分之一驻在热兰遮城。可读者想必看得出：荷兰人同当地人之间的成功，并不全靠这点兵力。

诚然，他们那套治法让各族在自己的治理形式上有许多自由；当地的风俗一般不去搅动，各村的头人也由他们自己推举。关于后一点，荷兰人是鼓励用这个法子为村落取得头人的，极少对民众所推的人表示不满。他们正式承认那位头人，并极有排场地授他一根银首的杖，杖上饰着公司的徽纹，作为权柄的标记。

第二章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下）

为保住对各村头人的影响，荷兰人每年把他们一齐召到赤崁，举行一次盛大的礼仪筵会。〔注一〕趁这机会，新的任命得到确认，下一年的号令得以颁下，最可嘉的头人厚厚地受赏，与会者随后各回本区。

然而他们同当地人之间真正的成功，既不在兵力，也不在那套民政之法——这两样自然都是要紧的因素——而在那些传教士各人的品格；他们在当地人中间做事，不是为贸易，是为救人的魂。政府充分看重这一层，便授了他们许多权。

既然这些传教士同治理关系极深，而他们那短短一段工夫里所得的成就，在任何以所谓野人为居民的土地上都没有人及得上，那么我把他们的劳绩略述得细些，大概也情有可原。〔注二〕

〔注一〕（原注：荷兰人把这叫作「地方日」，即地方会议；他们特别用心解说政府所立的法令，并训谕与会的代表要善待可能到各处去的中国商人与猎户。）

〔注二〕（原注：本章以下各页中，我除了从一般读者无从得见的各种材料里采集消息之外，还大量引用甘为霖牧师那部可贵著作的第一卷；该书汇集了许多出自官方报告、关于荷兰教士在台湾劳绩的消息。甘为霖牧师系英国长老会台南府教士，所著《台湾传教之成功》共二卷，由伦敦勒德盖特山五十七号特吕布纳公司出版。）

如前所述，新教教士甘治士是最先受聘的传教士。他到岛上察看这片园地之后，表示他相信当地人的性情与处境都有利于使他们归信基督教。「他们有好的资质，却不识文字；他们的迷信只凭口传、只凭他们极为依恋的那些习俗，而那些习俗在近六十年里几乎全变过了；至于政府方面，也不必虑有什么阻碍。」甘治士热心投入这桩事，而且做得极为有效，在他居留的头十六个月里——其中一部分工夫是用在学当地语言上的——便把一百二十名当地人教以基督教。两年后尤罗伯到台湾，加入这桩事。甘治士回了本国，可一六三三年又受了第二次任命，同他的同事尤罗伯一起驻在赤崁。

一六三五年，甘治士与尤罗伯凭他们热心的劳绩，已进展到由他们受洗的台湾当地人约有七百名的地步；次年在台湾传福音的时机又如此之好，使这两位教士致书巴达维亚当局，求他们把新的工人派到这片大有希望的园地来，并说即便十名或二十名教士也有事可做。

于此次年从本国派了两名牧师来，其中一位名叫林德博恩，是带着妻子一同来的。他们取道日本；林德博恩夫人是出现在那个国家的第一位欧洲太太，在日本人中间引起极大的惊奇。

尤罗伯一六三六年在台湾办起第一所学校，开头是一班七十个男孩，他教他们用罗马字母写自己的母语。政府对这桩事有兴味，供给学生米与衣服。当地人趁这机会的人数之多，以至三年后学校已增至五所，有四百八十五个男孩在受政府的津贴。

传教人手的新援不断从本国到来，归化者的人数增得很快。甘治士回了欧洲，尤罗伯继他之任，论所成就之多在同事中为首。关于他的成功，一六五〇年在伦敦刊行的一本小册——其原文的旧式拼法在原书中仍予保留——可以给我们些启发：

「论台湾岛上五千九百名东印度人之归化：

「既然外邦人或异教之民须先受教、先听道，使他们能信，然后才可受洗；这位可敬的尤罗伯先生便每日大费辛劳，先以教义的根本教导他们，为他们讲要道，使他们归于信；以至台湾那岛上已成年的人中，有五千九百名男女把自己的名字交给了基督；他们既表明了自己的信，又对从神的道中所提的问题作了合宜的回答，便由他施洗。（这样受水洗的人数之中，不计在约中之人的婴孩；而在萧垄、新港与别处，凡在主的晚餐之道上受过好教导的人，也极为虔敬、欢喜而得益地领了基督这项圣礼。）

「又因为教人读与写，不但大有助于世俗与政事上的好，也大有助于灵性上的好；所以尤罗伯先生在这两样上也大费辛劳，教一些人去教别人，又巡视并整理学生。

「除了几名荷兰人充作教师之外，在前面所说的那几村里，他从异教的当地人中为基督所得的人里，约有五十人被他教导、造就来做这桩工，而他们在敬虔、知识、勤勉、能干与尽心上都是出众的；以至他离开那里之前，他们已教了六百名学生读与写，并且把基督信仰的要义教给了老幼。」

在那样早的年代，在亚洲竟能看见数百人受着拉丁字母之教，礼拜日成群涌向基督教的教堂，并照基督教的教诲过日子，这是一桩奇景。然而在台湾，在传教士们格外下过力的好几个区里，这却是常见的。「叫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每天看见年轻人不但照基督教的礼成婚，而且一同下田，不但生儿育女，而且真正同住；从前他们是宁死也不肯这样过的。」

传教士们所关涉的台湾生活中那些实际的方面，在尤罗伯牧师致总督范迪门的一封信里说得很清楚；那信写于大员，日期是一六四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虽然多瓦雷的居民在近来几次猎事中大为扰害我们，还把许多领了猎照的中国人赶走；可那一项仍收到一千九百四十一里亚尔。花费——阁下从那几份清单上可以看见——只有六百二十七里亚尔，所以余款是一千三百一十四里亚尔；照阁下的命令，这笔数目已记在我的账上。

「中国人开始行猎的时令又到了，已有几人来请领猎照；可我以为（我已同长官说过此事，但愿他也能同我意见一致）今年倒不如一张猎照也不发，理由如下：第一，因为公司在这里若我所闻不误，还存着好几千张皮，因缺船而未能运往日本。第二，因为年年不断地行猎，几乎所有猎场上鹿的数目都大减；若此刻禁猎，鹿便会很快重新繁多，而这会大大合那些田里年年被中国人行猎的居民的心意。第三，一个极要紧的理由是：我们若容中国人行猎，我们的影响与声望便要因此大受亏损，因为多瓦雷的居民——又恐怕还有虎尾垄的居民——会不断出村来驱逐、抢劫、残害猎户；而这一切我们都无从禁止，因为这些人行猎通常离大员极远。

「许多中国人穷到付不出猎照的钱，便求我把钱先垫给他们，许下猎后把皮张——大小一概——按每百张十里亚尔卖给我；前任长官也许了我们这样办，条件是：中国人若逃走或无力偿付，所受的损失须由我们负责。他之所以更愿准这件事，是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素来偷运到中国去的皮张便都会到我们手里；可他又规定：预先的花费须由我们自己垫出。他之所以赞成这整套办法，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账目若由我们结算，他便能看出那些猎照究竟生出多少利，于此也就能寻出一条路来，日后支付在台湾养教士等等所需的花费。

「中国人极想向我们借钱，因为不然他们便得向自己的同国人借；那些人彼此交易时毫不留情，月息要到四五分。所以今年的猎照若照往年一样再卖，我们便照我先前所说的条件把钱垫出，并设法安排：他们在一里亚尔之外所缴的那四分之一，不再像从前那样付现钱，而是用皮张来付。

「这样一来，行猎每年可生出五百至一千里亚尔，使台湾一年增收四千；我们不疑这会大合阁下的心意。不过住在各村里的中国人极穷，也许缴不出每月四分之一里亚尔。阁下倘使容那笔一千里亚尔的捐留在我们手里，他们本是极愿意缴的；而他们若继续每月缴四分之一里亚尔，他们一定要设法从我们那些较穷的原住民身上欺哄回来——他们天天欺哄这些人，而这些人正因此永不能改善处境。」

一六五七年，荷兰人决意办一所学院，意在教养当地的青年，使他们成为合宜而有能力的教士。学院设在麻豆。择定此地的理由，记在大员教会的会议录里，如下：

「首先，麻豆这村正像美索不达米亚一样，位于诸河之中，以至许多逃学或逃走的人，便像是在他要逃走的坏念头上被捉住一般。因为极可虑的是，尤其在开头，这些当地少年离了父母亲族一段时间之后，便会想（这在此事上是不合情理的）回去探看他们，于此便违我们的愿与许而再逃走；而学舍若建在麻豆，那些河的急流与极深的水——尤其在季风时节——便能有效地拦住他们。

「又须加上一层：麻豆比萧垄或新港都更近猎场，因此较易取得新鲜的鹿肉；而鱼的丰盛与种类虽未必胜于萧垄，可供给较易得到，因为麻豆的渔场比任何别处都多。」

「投考者年在十岁至十四岁之间，须有好品行、好记性与敏捷的领悟力；又宜能背诵祷文与要道问答，极善于学荷兰话，并熟于读写，并且已证明自己是其中可受此教之人；而孤儿与极贫苦的人则宜优先录取。

「教学的次序、方式与时辰应如下：

「第一，一般而论，年少的住院生上午习台湾本地话，下午习荷兰话。

「第二，上午授课的时间为四漏，即自六时至八时；准给两漏，即一个钟头，用早饭；随后再授四漏，即自九时至十一时。

「第三，下午授课的时间为四漏，即自三时至五时。

「第四，在这些少年对荷兰话较为熟悉之前，副监院在清早讲要道问答时须用台湾本地话，并热心设法把其中正确的领会种在学生心里。同样的差事由学正在上午十时至十一时担任；每天上午八时至十时，这些少年须勤习读写——不过星期四算假日，那天学生可以自由游戏消闲，或准他们外出。

「第五，下午教荷兰话，用那本名为《语言之门》的书，是夸美纽斯所著，内有荷兰话与台湾本地话的一些常用语句。

「最后，教会评议会愿立下以下规条：

「一、副监院须于日出之前把所有少年叫起，叫他们穿戴整齐、洗脸梳头；此后读晨祷，在场者一律虔敬下跪。

「二、平常的课前课后须念祷或读祷。

「三、用饭之时，即早饭、午饭与晚饭之时，须先求祝福，饭后致谢。

「四、吃午饭与晚饭时须朗读《圣经》一章。

「五、午饭与晚饭时读一章、以及饭前饭后与课前课后的祷文，由这些少年轮班担任。

「六、未得监院特许，不得有少年离开学舍。

「七、副监院处罚举止不端者，不得超过以打一下戒尺。

「八、在外逾期不归的少年，照监院认为合宜的办法处罚。

「九、每日须派两名察监，轮班记下在院课时间内说荷兰话以外之语言、或举止不端的人，并把这类过失报与副监院。

「十、副监院须格外留心：孩子们的衣服要保持整洁；那建物本身各处要打扫干净；凡可使此地受益得安的事，都要留意。

「教会评议会又把此事交与长官与参议会：请派一定数目的奴仆，去担当那些较下等的差事，为这些少年备饭、照看他们的衣服，并做别的家务上所需之工。」

荷兰传教士在勉强当地人舍弃其罪恶一事上，用了极为剧烈的手段。他们把拜偶像定为犯罪，所加之罚严酷无情。他们的热心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步，可从台湾长官与参议会致印度总督与参议的一封信里看出；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大员，一六五八年三月二日：

「鉴于种种诉告以及我们自己每日所见：住在这片平原上的台湾人，尤其是其中受教较少的人，不顾我们再三而郑重的训谕，仍坚持行拜偶像、通奸、淫乱、有时甚至乱伦之罪；又鉴于其中许多人之所以这样犯过，是因为不晓得神的律与人的律，以至似乎难以照他们所应得的处罚他们；我们便一致决议发出随函的告示。

「作此决议之前，我们都同意就此事请教会评议会参议；他们的意见是：这告示丝毫不违神公义的律。我们也记得：此地有许多软弱的基督徒，在知识上极为欠缺；而实在说，民众之中大部分仍是暗中的异教徒。

「所以要记得：我们这告示是给众人的，而更特别是给那些每日受过真宗教与正道德之要义之教的人；至于我们向各等人说话，那只是依我们所爱的本国之惯例；本国居民蒙神之恩，所得的知识与领悟远高于此地居民。

「于此，照刚才所说，我们现在宣告：拜偶像之一等罪，罚以公开鞭打与放逐；犯乱伦罪者，公开重鞭，并罚戴锁六年；本告示所列较轻之罪，则按情形由审判者裁定，照比例处罚。又为使人无从假称不知此事，本告示须译成岛上一切方言，公开贴在各教堂与学校；并安排每月公开朗读一次，使我们力所能及地教导众人，戒绝上述那些卑污之事。」

这些朴实的岛民，对他们那荷兰主人所图的羞辱、处罚与强迫背弃旧教，会起怨恨，是自然的；因为那旧教于他们之可亲，无疑一如那新教于他们的压迫者之可亲。

看来印度总督与参议之上的最高参议会并不赞成这样严厉的办法，因为两年后有一封信致台湾长官与参议会，其中一段如下：

「阿姆斯特丹，一六六〇年四月十六日：

「可敬、公正、明达而极为审慎的诸位先生：

「我们也收到揆一长官与他的参议会一六五八年三月二日的来函。从函中我们看出：为威吓并阻止台湾人行拜偶像之事——他们虽受过极郑重的训谕与责诫，看来仍极沉溺于此——该长官与参议会已经评议会之赞同与允可发出告示与条例；文中威胁犯拜偶像之罪者以最严之罚，如公开鞭打与放逐。

「如今我们绝不能信这些是使可怜而暗昧之人舍弃偶像、得以认识那救人之真理的合宜之法，所以我们极不愿采用；而我们更深信：这样的法子只会使他们对我们的治权更为厌恶，终至使他们采取乃至拚死的举动。

「我们的信念是：我们若不能以教训与教导感动当地居民，那么用这一类的严罚便更难感动他们；而我们既以为基督徒无论如何不该用这样的办法，便极为诧异评议会在此事上竟赞同采用。所以，虽说本意是要使万民归化基督，我们仍不能不宣告：这些法子使我们大为不悦，因为它们可算得苛酷残忍，又因为它们违背荷兰民族的精神与品性。因此我们确信并期望：所告示的处罚将被视为减轻——即那条例本身虽不公开取消，也不付诸施行。」

这在荷兰传教士看来、也在许多近世的教士看来，〔注三〕是印度的荷兰长官们所表的一个意思：他们不愿把台湾人的归化作为政府的一项措施摆到前头，怕要触怒日本人——他们想保住日本的商业，而基督教在当时正在日本遭受严厉的迫害。倘使对荷兰长官们的这番非议，全然建在他们不肯赞同荷兰传教士为在台湾人中间传基督教所采的那些颇为极端的办法之上——那些办法同我们今日传教士的和平之法对照得这样鲜明——那么这样的非议似乎颇有偏执与不宽之气。荷兰公司后来或许真以别的措施限制了当地人中间的基督教事业，到一个会使凡诚心讲《圣经》的人心里起正当愤慨的地步；可荷兰时期的台湾史并没有给出他们这样做过的证据。

〔注三〕（原注：「那桩事业正在顺利进展，教堂与学校日益增多，殖民者与当地人的通婚使双方关系更近，岛民中已有数千人受洗；这时印度的荷兰长官们怕触怒日本人——日本人那时正迫害在日本的基督徒，而荷兰人在这事上助了他们，成了他们永远的羞耻——便限制了这些仁慈的劳绩，并对当地人的进一步归化加以阻抑。」见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四百三十四页。）

不论荷兰公司预备在向当地人指明诚实、道德与慷慨之路上采什么立场，我们有充足的证据：那些官员自己并不愿走同一条路。他们在台湾的地位是安逸的，他们的贸易是有利的，他们实际上握着日本的对外商业；可他们仍妒羡邻人，随时预备再去扰害他们那些葡萄牙的敌手，正如过去半个世纪里时断时续所做的那样。

中国政府虽准中国帆船自由同台湾往来，公司要多少货物也不难取得；可荷兰船并不被容许进中国口岸贸易，虽然他们偶尔在福建巡抚的默许之下这样做过。然而他们的对华贸易同敌手的比起来是小的，于此便决意一有机会便尽可能加强同这个帝国的商业关系。

满洲人得势之象一经明显，巴达维亚的政府便认为时机有利于己图，于此派了一个使团，坐一条载货极丰的船，以一个名叫谢德尔的人为使，去请求直接通商。他们于一六五三年一月到广州；可除了随身带来的那船货之外，葡萄牙人仍一如从前地成功地阻住了任何进一步的贸易——即便在荷兰人向官方送过贵重礼物、巡抚也已正式准许建一商馆之后，仍是如此。

这位使者至此除了回去再无他法。后来有人建言说遣使北京或能得好结果，公司便于一六五五年派哥页与凯泽尔为使，二人到时出现在京城。这桩事的成效有如下的纪载：

「这次遣使的纪事出自使团的管事尼霍夫之手，使欧洲人对那个国家比从前所知更多——这几乎是它所生的唯一实际好处，因为作为一桩商业的投机，它几乎全然亏本。他们的礼物被收下，也得了回赐；他们不但在皇帝本人面前拜倒，还向他的名号、他的文书、他的宝座行『磕头』之礼，凡屈身致敬、可能讨这些新主人欢心的事都做了。他们这番卑顺所得的唯一特权，是准他们八年一次遣使；届时可带四条船来通商。」〔注四〕

台湾于荷兰人仍是一处有利的属地，倘使公司不是出奇地短视、一心只顾眼下赚到最多的利，以至不肯花那笔使自己免于中国人入侵所必需的钱，那么它或许至今还是他们的。

〔注四〕（原注：见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

第三章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续）（上）

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一年

中国被鞑靼人入侵——移民赴台湾——海盗首领郑芝龙的生平——其子郑成功生于日本——他在中国的经历——受中国皇帝封爵——父亲被投入狱——母亲自尽——郑成功抗鞑靼人——以厦门近旁为大本营——攻下同安——八千兵士殁于风暴——他攻京城——败——台湾引起他的注意——郑成功备战——荷兰人起疑——援兵自巴达维亚到——郑成功到澎湖——到台湾——进攻——普罗民遮城降——围热兰遮城——郑成功遣使招降——亨布鲁克的日记——郑成功不悦——背信——数百名俘虏被杀——许多人被活埋——妇孺被戮——荷兰人的妻女被收为妾——卖给兵士——俘虏被钉死——饥饿——乌尔克号的水手被杀——台湾新长官克伦克到任——巴达维亚的援兵——被派往北部——亨德里克斯被杀、尸身被残——一名逃兵出卖荷兰人——荷兰人交出全部财产——荷兰人撤离——揆一受罚——荷兰官员的骄横——基隆重新被占——荷兰传教事业回顾——一桩开化之功——荷兰在中国海面上属地之终。

荷兰占据台湾的整段时期里，中国遭了无数的灾祸：不但有外来入侵者所起的战事，更有那场势头愈大、一路席卷而下、终于把京城本身也卷没的内战；而入侵的鞑靼人——今日中国统治者的祖先——于一六四四年把明朝逐出帝座，使他们自己的首领被北方多数省份承认为中国的皇帝。次年年末，十五省中已有十二省归顺了这位篡位者。台湾因这场长久的战事得了好几千居民，因为中国人正逃往别国，躲他们本国的祸乱。

那些动荡的日子所生出的大胆人物之中，有一个郑芝龙——外国人又称他一官——如前所述，他继掌了一伙以台湾为大本营的海盗。〔注一〕此人生在福建省海边一个小村里。他早年是同贫穷相搏的，因为他的行业是裁缝，而在他那个时候，人顾性命比顾好衣服要紧。后来他移居澳门，在葡萄牙人那里当差；在那里受了许多基督教的教导，便归化受洗，取名尼古拉。他命中不该长久坐在裁缝的凳上，便去做小商贩，想谋更大的机会；当小商贩时又到了日本。这似乎是他那多事生涯的转折，因为从那时起成功便随着他的努力。他在大村藩主属下的平户——即今日长崎城近旁——安了家，在那里娶了田川氏的一个日本女人；一六二四年，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郑成功，后来世称国姓爷，活到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不寻常的人物之一。他的父亲由一个小商贩，靠对外贸易长成中国最富的商人，后来又自费装备了一支船队去抗鞑靼人。他的成功渐渐把极多的中国船只聚到他身边，以至他成了中国海上从未有过的一支大船队的统帅；终于凭他的政治谋略、巨大的经营与海上的劫掠，攒得这样大的财富，连中国的皇帝也比不上他。他那三千张帆的船队使他制住了海面，无人敢与他相抗。

〔注一〕（原注：泉州府安海附近的小渔村石井，至今还有郑氏的宗祠；据说二十来年前那里还可以看见一幅郑成功的画像，是穿着举人衣冠的。郑成功的父亲生在这村里一间小屋中；又有人说郑成功的遗体由台湾迁回，葬在近旁一座山上。郑氏许多亲族仍住在那一带。）

郑成功出生五年之后，他父亲应中国兵部之请移居中国，被任为抗鞑靼人诸军的总统。他走后不久，留在日本的妻子生下第二个儿子，名七左卫门。这个儿子并没有生出使他兄长那样出名的好冒险求声名之心，一生安安静静地留在日本。〔注二〕

〔注二〕（原注：七左卫门的后人多年在政府里当中国话通译；至今长崎还住着某些日本人，很自豪地指他为自己的祖先。）

母亲与郑成功此时离了日本，去南京同父亲会合；南京当时是中国的京城。

儿子在这里十五岁时被送进太学，同学们都把他看作一个豪杰之士，而不是一个书生。

到二十二岁时，郑成功由父亲带着去见中国的皇帝；皇帝喜欢这青年的相貌，无疑也想给他父亲一个恩典，便赐他「国姓爷」这个大荣称——意即与皇帝同姓的尊贵先生。随后被任为中军统领，并封为伯。这正是鞑靼人入侵之初；不久皇帝守不住京城，被逐出去，流离到福州。

郑成功的父亲仍忠心抗鞑靼人，至少表面上如此，虽然有些史家说他同时又把他认为于己有利的消息供给鞑靼人，暗中助他们。总之，鞑靼人屡次向父子二人招抚之后，只有父亲软了：或是容鞑靼人进了那三省——那是他们唯一尚未夺取的地方——或是在无用的抵抗之后降了他们。〔注三〕鞑靼人出于畏惧还是出于信任，不得而知，总之封他作南中国的平国公，又厚赐他许多好礼物。看来动他们的是畏惧，因为我们得知：他们把他诱出城、诱离他船队停泊的港湾之后，便把他拿住，押往北京，在那里囚起来、加上锁链。

〔注三〕（原注：各种史籍在这一点上极不一致。）

那儿子此时比从前更坚决，便逃走了。母亲想去同他会合，可她还没有离开自己的府第，府第便忽然被鞑靼人围住；这位刚烈的女人不肯投降，便自尽了。那时郑成功虽受过武职的荣衔，却一向是以文官供职的；他到孔庙去，把自己的儒服投进火里，痛哭祷告，立志把余生用在武力抗击鞑靼入侵者上。随他的有许多硬气的忠义之士，也照样向郑成功与他的事业立誓效忠，以至他一时之间便有了九十名有学问的人，可以在他麾下任要职。

约在此时，明朝的皇帝在福州去世，下葬时没有他的身分所应有的排场与礼仪。不久之后，郑成功与他的从众乘两条大战船到南澳（厦门近旁的海岸），在那里把好几千兵士聚到他的旗下。他自称「国姓爷伯爵，统帅全军」，在鼓浪屿岛上立下大本营；那岛同厦门只隔一道窄海峡。这一带仍认旧朝；好几支想在其境内筑垒自守的鞑靼人都被郑成功攻击，每一次都被他打败逐走。可许多大捷中的第一桩，是在同安击破一支强兵；那被认为是极可嘉的功劳，于此他受封为公。他不久又把葡萄牙人逐出厦门，以他的兵占住那一带。这些胜利把中国海上各处的海盗都引到他的旗下，他的势力迅速长到同他父亲当年一样可畏。

这样一个威胁使鞑靼政府许下厚赏，只要他肯降；可这些只增了他的决心。〔注四〕

〔注四〕（原注：亲见其事的传教士李科罗说：「此帝国水面上，前此与后此都没有见过比郑成功那支更强大可畏的船队；他的船在三千艘以上，他命它们在厦门一带的湾与河中会集。见了它们令人生畏。而这支船队还不包括他散布在邻近各岸的各支船队。」见《中国评论》。）

他不久便能指出自己在各省不同地方所立的七十二处军站，而且威胁到京城本身。鞑靼人此时对这青年统帅的固执大为愤怒，便为儿子的所为报在父亲身上，把他投进一座污秽的地牢，在他原已戴着的锁链上又加了十五条。可郑成功是拦不住的。他不顾此事，谋划把鞑靼人彻底剿绝，并向日本的将军求援，因为他相信有他们之助便可必胜。

这一节没有成，郑成功便谋独力进取京城南京。为此他把水师重新整编；可他率一支远征队往浙江省去的途中起了大风暴，许多船沉没，溺死八千兵士，其中有他自己的儿子。他虽为这场灾祸而绝望，却没有被耽延多久，因为他的船不久便修好了；次年我们便见他带着一支新的远征队沿长江而上去攻南京。中国史籍告我们：他的兵力有马兵五万、步兵七万。步兵之中有一万名世称「铁人」，他们裹在沉重的甲里，甲上饰着豹一样的红点，总被摆在最前列，好砍断鞑靼人马的脚。

郑成功一路虽遇抵抗，仍稳步前进，一天一天地取下村落；可到了镇江城，便遇上一个更难对付的障碍，即河中所筑的一座城垒。据记载，那是用木料覆土而成，四面筑墙，有的地方筑得极高，高出水面三十尺，墙上架着炮与弩。那座工事长十英里，马匹可以在整个墙面上安然行走。

派来在此地抵抗郑成功的兵力中，有许多鞑靼将领，都是从前同旧朝军队交战时以功成名的。可这位青年统帅敌得过他们所有的人；相持五日之后——其间他连一条船也没有失——鞑靼人朝京城退去。郑成功此时得以前进，拿下几处要地。鞑靼人大为惊惶，求了许多援兵，援兵也迅速派到；其中有大批穿铁甲的武士，据说在日光下闪得耀眼。这些骄横的武士带着轻蔑的意思给郑成功与他的人递了这句话：「海盗不值我们的刀。」可当他们穿着华丽的战阵出来同「海盗」交手时，郑成功打得极好，三日之后鞑靼人发觉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便极匆忙地退走了。

这位青年统帅随后把兵力分为五营，各执红、白、黑、蓝、黄的旗色。一营备日本的火枪，一营备长枪；另有号手之队、举火信号者之队、以及举绘着蜈蚣等等旗帜的旗手。全军操练严整，纪律良好，鞑靼人那些坐骑精良的马队冲阵也不能使他的行列乱起来。

最后，一六五八年到了京城南京，退却的鞑靼人退到城墙之内求安。

此时定下攻城之策，各营分派了位置；可他的将领中间起了不满与不和，大为纷乱，以至胜机正在手中，反致败局。他满怀悲痛，不得不退回厦门；军中士气既坏，他那番美好的指望便注定要落空了。

鞑靼人趁郑成功挫败之便，不久带着一支强大的船队出现在厦门洋面；照李科罗所说，船队中有八百来艘大帆船。郑成功所失既重，只能凑出四百来艘帆船，可仍决意攻敌。随后的一战水陆并举。郑成功统水师而得胜；直到最后那位鞑靼统帅得知他那支要攻取高崎城的陆兵全军溃败，便当即出海，不肯再战。这是一六六〇年六月十七日的事；传教士李科罗说死伤之重，以至此后好几个星期，厦门与金门的岸上都散着腐尸与纠结的残骸。

这场惨败的消息到了北京，皇帝绝望于用寻常的兵法制服郑成功，便决意断他的补给，迫他归顺。内地的中国人已归顺鞑靼人，并剃了头以示归顺。自广州至南京，凡住在离海四里格之内的人，都奉诏命迁入内地，并须任人把他们的房屋田地尽行毁掉。千百万居民哀求流泪，皇帝不顾，把这道命令施行了；又为防村落重建，每隔三英里筑一垒，各驻兵一百名，把凡在这条宽十二英里的地带里被他们遇见的不幸之人一概处死。中国人被挤进内地，所受的苦难无从形容；而郑成功既被断了粮，便极为不便，不得不比从前更厉害地去行劫掠。

郑成功此时发觉自己处境这样危险，便四顾寻一处更稳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座广大肥沃的台湾岛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便着手暗中筹备，盼着把这座美丽的岛取为己有。

郑成功在厦门与金门大举备战，使荷兰人很清楚地看出：那「美丽岛」正是他的目标。郑成功同台湾的中国人有过暗中的通信，荷兰人是很知道的；于此便加强了热兰遮城的守军，并对中国居民加紧防察。从大陆新到的人都受严密查验，稍有可疑，那不幸的移民便被投入狱中，残酷地拷问，盼着问出郑成功的计划。

在此以前，一六五七年，荷兰人曾为郑成功的意图有几分惊慌，派使者到厦门去，给这位青年首领送几样贵重的礼物，并探问他对公司是否有用兵之意。那使者受到亲切的款待，带着「传言绝无其事」的保证回了台湾。为平公司的疑惧，郑成功还设法加强他同他们之间的商业联系。一六五八至五九年间，从厦门来的帆船多到台湾港从未见过的数目，出口也涨到从未有过的高度。

郑成功攻南京无功而回之后，台湾长官揆一恳切地向巴达维亚求援。于此一六六〇年从巴达维亚派出十二条船并大批援兵，并下令说：台湾的警报若查明无据，这支船队便去攻澳门。台湾的守军此时有一千五百人，提督认为凭这支兵力，无论多少中国兵也攻不破。此时又要郑成功对「究竟是和是战」一问给个明白的答复，这位狡诈的首领回书说他对公司连一点用兵的念头也没有。

他不顾这些，仍在厦门继续增兵，长官的疑心也没有消。可范德兰提督的意见却不同。在他看来，长官与参议会的疑惧毫无道理。提督受了巴达维亚的命令：必要时留在台湾，可若查明不需他在，便去攻澳门。后一条路在提督看来更能给他带来声名；他同台湾长官及其同僚争吵一场之后便离了该岛，攻澳门又无功，便开往巴达维亚，只留下三条船与一只快艇护台湾。

提督一到便告长官虑得无理；参议会多年来既厌了那笔花费、又厌了长官一再的虚警，便把他停职，命他到巴达维亚去自辩。他的继任者克伦克于一六六一年六月开船往台湾。其间我们看见郑成功在厦门把那个筹备已久的计划做成熟。

一六六一年，郑成功遣使日本，向将军求援，名义上是为同鞑靼人作战。十年前他曾从同一处得过些助力，是以补给的形式：锡、铜，以及一副造甲的器具；可这一次日本人连他的请求也不肯考虑。郑成功的从众对攻荷兰人之宜与不宜，意见极不一致。有些人怕荷兰人城守太坚，逐不出去；另一些人则确信只要将略得宜，便可占住该岛——纵然郑成功的兵士比起来兵器甚劣、荷兰的战船又远胜于自己的船。

事情到这一步，有一个从前被荷兰人用作通译的中国人到了场，得与郑成功相见，便把该岛被外邦人占着的那一部分细细描给这位首领听，还呈上一幅仔细画成的地图说明地势，并表示确信郑成功能把现在占着那里的人逐出去。

这位首领随后把此事通盘议过；又怕自己的计划过早外泄，便把那通译关在一间屋子里。随后派细作往台湾，回来时把那通译所说的每一节都证实了。郑成功此时集起他的将领，向他们宣告他已决意出兵攻荷兰人，并命从众照此立刻筹备。此时揆一所愿留在台湾的那支荷兰船队，刚带着「台湾长官是被毫无根据的谣言吓住了」的鄙念离了台湾，打算照此回报巴达维亚的参议会。可正如揆一长官所惧，船队才一走，郑成功便从厦门开船了。郑成功无意自断归路，所以在自己境界上留下一支大兵固守；他的儿子郑经此时二十岁，统领厦门。

这支赴台的远征队有他最精的兵二万五千人，乘着极多的战船，郑成功为总统，另有二十六名将领为辅。到澎湖后他在那里把计划定妥，探问进攻的最好法子；到了吉日便率全军开航。到该岛近旁时测了水深，又观察了海流。

船只驶到台湾港以北，贴近岸边，测得水深只有十尺。随后落帆，沿岸慢慢向南行，直到到了一处合宜的所在——在热兰遮城以北约四英里——便在那里大放枪炮、猛击战鼓，毫无困难地登了兵；而成千的同国人涌到场，给了他们种种助力。

当时港里只有四条荷兰船，而风向又使它们不能离开锚地去同郑成功交战。其间两个钟头之内，已有好几千中国人登了岸。许多清好的战船当即摆在热兰遮城与普罗民遮城之间——那两城立在港的两面；郑成功则率一支大兵占住一处能使他断绝两城之间陆路交通的位置。

荷兰水师的统领佩德尔上尉断定：既然他无从在海上抵抗来犯者，他的人倒不如用在岸上；于此便率二百四十人进发，盼着把敌人逐出那地方、并阻他们再登兵。于是有了第一场交锋。荷兰兵赶到时，已有四千中国人占住那地方；可荷兰人确信敌人经不住枪火，便当即攻他们。中国人没有退让，反以火枪与弓箭回击；荷兰人发觉自己侧翼也受攻，便抛了兵器而逃，把上尉与一百一十八人的尸首丢在阵上。他们那一队只有一半活着到了城里。另一队二百人由阿尔多普上尉统带，也向敌人进了一次，可回来时既无所成，也没有多少损伤。

当时欧洲的居留者约有六百人，守军约二千二百人。

看来荷兰人并没有把手上的兵力用到最好。

那四条荷兰船似乎也一样无用；因为他们虽攻了中国战船、也毁了几条，自家一条船却被中国的火船烧了，其余的逃出港去，两条后来又回来，第三条开往巴达维亚，因南向季风之故，走了五十来天才到。此后一时没有再遇抵抗。郑成功余下的人安然登岸，几个钟头之内便断了诸城与旷野之间的一切交通。中国人此时稳稳立住了，并筑起俯视那片平原的土垒。

郑成功的兵士所备的兵器有好几样，可最倚重的是弩，弩箭背在人身上；另有几队备弯刀与盾、三四尺长的双手大刀、以及铁头的长矛。军中还有两队黑人，备有火枪，用得极熟。

第三章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续）（中）

郑成功没有马队，可他在一定程度上用善跑的步卒补这个缺；那些人除轻甲之外还以盾护身。这些战士迅捷而勇猛，据说他们不论敌众多少，敢一直冲进敌人怀里去；他们那凶猛的冲击，使荷兰人给了他们「疯狗」这个称号。

郑成功的阵脚此时既稳，便遣使到荷兰那两座城去，令守军投降，威胁说若拒便尽行焚戮，还添道：「此岛本系我父之领地，不应传与他人，只应传与我。外邦人须去。」

荷兰人商议之后，议定派使者到郑成功那里，愿交出普罗民遮城，使荷兰人得以把兵力集于热兰遮城。这些使者到了他的营中；那时他营中约有一万二千人，正围着普罗民遮城。

那几位荷兰人被引进一座宽大的帐篷，在那里等郑成功有空；郑成功当时正在梳他那又长又黑又亮的头发——他对这头发极为自得。「梳毕，他们被引进他的帐中，帐内一概挂着蓝色；他本人坐在一张四方桌后的一把扶手椅上；他周围侍立着全部主要将领，都穿长袍，不佩兵器，极为肃静，面色极为可畏。」

郑成功静静听了他们的提议，可回答说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如今中国人要它，外邦人便须即刻离岛。这一节若不能接受，就让他们升起红旗。次日早上普罗民遮城连守军与兵器一并投降，而那面示战的红旗在热兰遮城上升了起来。

为了更好地御敌，凡能持兵器的人都集到那剩下的一座城里，又把市街烧了。

本意是要使中国人在城的近旁无处栖身；可那场火虽有一部分见效，中国人仍能保住许多房舍。郑成功随后命炮队前进，以二十八门炮攻城；可荷兰人的火力如此之强，街上满是被打死的人，而被围者冲出一次，竟得以把敌人的炮钉塞住。

郑成功见自己攻那座坚固的热兰遮城并不能把荷兰人逐出，便立起严密的封锁，知道饥与乏终必到来。

他仍为敌人的固执而恼，便把怒气发在旷野上，凡落到他手里的外邦人与同情他们的人，都受了许多苦。荷兰人加固阵地也是无用的，因为这只招来封锁更为严密，而散在各地的外邦人反受更大的苦，甚至死。

教士、学校的教师与俘虏格外被挑出来受罚，因为有告示说他们暗中鼓动归化的当地基督徒起事，杀住在他们中间的中国人。有些人被中国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而那些十字架正立在他们从前做那桩慈惠之工的村子里；其余的人也都受了极大的凌辱。

以下几段译自热兰遮城的日记，用它们自己的话道出这桩可悲的事。〔注一〕

〔注一〕（原注：译文采自甘为霖牧师《台湾传教之成功》。读者在这部可贵著作的第一卷里可以看到许多关于这场围城的有意思的译文；本章余下的一部分即由此摘出。）

「一六六一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住在山里与平原上的若干居民以及他们的头人，是的，南部的百姓多少都已归降郑成功；每位头人都得了赐物：一件浅色的绸袍、一顶顶着金色圆珠的帽、一双中国靴。这些人如今极轻蔑地说起我们曾努力种在他们心里的那真正的基督信仰，而且为免去上学而欢喜。他们到处毁掉书籍与器具，又把异教那些可恶的风俗习惯重新引了回来。郑成功已到的消息一传开，他们便杀了我们一个荷兰人；砍下头之后，又围着那颗头极欢喜地跳舞作乐，正如他们从前对待被他们打败的敌人那样。这一切有一个斯蒂芬·范斯在南部亲眼见过。

「军中有消息说萧垄已被攻下，居民被掳走；又说教士亨布鲁克与温谢姆彼此都不知对方的下场，都逃往巴克兰去了。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五时或五时半，敌方举出休战之旗；只见亨布鲁克牧师，同着一个奥瑟韦尔、一名叫桑盖的中国官员、以及通译尤科与乌辛科——前三人骑马，其余步行——从『凤梨园』那边走到堡垒脚下。

「问这几人来意何在，他们答说是来递郑成功一封书的。

「于此议定：只准亨布鲁克先生一人、或连奥瑟韦尔一同入城；并派克莱蒙特少尉去客气地告知那位官员：在斟酌郑成功来书之意、备办回书的时候，请他同通译们留在城前，或在一所房子里，或在他自择的别处。那位官员依了这请求，奥瑟韦尔陪着他。

「亨布鲁克先生进城之后，把郑成功交他递送的那封书呈与长官。

「长官随即把参议会全体召集起来，在他们面前把那封书拆开读了。书中所载如下：

「本藩致大员长官揆一先生书之译文：

「『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致书大员长官揆一。

「『你们荷兰人只有几百之数，怎能同我们这样人多势盛的相抗？实在像是你们失了心、没了见识。

「『我本藩说：上天之意是要众人都活着、都得保全，不致丧亡。所以我极愿人都活命；正为此我才给你们写了这么多封书。你们该好好想想：你们妻子儿女的性命得以保全、你们全部财产得以保存，是何等要紧的事。

「『我现在派我的官员桑盖、并亨布鲁克牧师与通译乌辛科、尤科前去，向长官致意；同时以下列条件向他许和。请你们好好斟酌我所说的话。

「『第一，你们若在我的炮还未在城墙上见效之前便交出该城，我便照我待普罗民遮城统领瓦伦丁的样子待你们；也就是说，我留你们的性命；若有人有所求、有所愿，我也照允他的样子允你们。我说的是实话，不会骗你们。

「『第二，即便在我的炮已打坏你们的墙之后，长官与别的人——大小一概——在城上升起白旗、出来见我，说一声「和」，我也立刻下令：「停炮，够了！」好叫你们可以放心信我的话。此后你们大小统领若带着妻子儿女前来，我一经确信你们确实愿和，便立刻下令把我所有的炮都搬上我的船去。

「『由这道命令，长官与他的人便可看出我是愿和的，因此他们大有理由信我。

「『另有一句话：和既议定，你们的兵士须立刻离城，好让我的兵士进去，看守该城与城墙内所有房舍。我要把秩序保到这样的程度：你们的财产连「最细的一根草、乃至一根头发」也不会受损。我也准留下些男女奴仆在房舍内看守东西；此外凡愿住在赤崁或大员自己家里的人，都准他离开此地，并带走自己的钱财与财产。

「『再说一句：中国人的惯例是凡有所求便无不允；可那座城我们不能留给你们，因为我们看它极为要紧。你们所愿的一切都可得到，只有一样不行：即像赤崁居民那样给两日之期搬运财产。不给这个，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迟迟不作决断，而赤崁的人是在还没有尝到我炮火之前便投降的。所以等了这样久之后，你们连一个钟头的宽限也不会有；因为我的炮一在你们墙上打开缺口，你们便须立刻离去。

「『最后，我知道荷兰人远道而来通商，尽力守住自己的城是他们的本分，这我甚至还喜欢；因为我看这样的尽力并无过错可言，所以你们不必因这样行事而有所惧。

「『我若说出一句话、若许下一件事，全天下都可信我，并可确知我必如从前一样守我的话。我无意欺骗任何人。你们城里每一个荷兰人都可以看一看这封书；因为书中从头到尾所载的都本于真实。事情如今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或可留你们的命，或可取你们的命；所以你们须快作决断；你们若长久斟酌，便如同愿意丧命一般。

「『揆一先生从前曾说他不懂中国文字；我给他写过许多封书，他都没有看懂。我现在把这封书交通译乌辛科与尤科带去；他们已把它读给并译给前任副长官瓦伦丁听，好叫他把它用荷兰文好好写出来。望你们如今把它好好放在心上。

「『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缮发。』」

「书边上写着：已尽我所能译出。一六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瓦伦丁。

「参议会随即议定回下列一函：

「『台湾岛诸城与人民之长官兼主事揆一，致书于此地布克堡扎营的郑成功先生。

「『大员，一六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昨夜日落时，我们由官员桑盖并亨布鲁克牧师、奥瑟韦尔陪同，妥收来书。

「『书中之意我们已完全明白；可我们除了本月十日已写给你的那个答复之外，不能给你别的答复：即为我们全能而真实的上帝之荣——我们完全信托他的助佑——并为我们国家与荷兰印度公司董事们的福祉，我们有责任继续守这座城，即便冒我们自己性命之险。

「『我们本愿昨夜便把这答复送去；然而桑盖到来的那个晚上，你的兵正在我们眼前于热兰遮市内积极筑工事对着我们，而桑盖又不肯阻止，说他无权干预，于此我们的好意便无从施行，原因很简单：我们正忙于筑我们自己防御的工事。你麾下的兵士能告诉你：对那些对着我们这地方的炮，我们是怎样答复的；而我们仍守此答。

「『揆一』」

「其间亨布鲁克先生把住在北部的我方同国人的遭遇略述了一些，他本人正是其中之一。他告知我们：敌人来到的消息一经报知，他们都在萧垄会齐；可村民的恶意与敌人的逼近，使他们认为宜退往麻豆，后来又退往哆啰嘓。因在那里留着被认为危险，而粮食也开始短缺，他们便再往北，到诸罗山去。

「其间居民的爱意与善意渐减，那是因为他们收到普罗民遮城长官奉郑成功之命所写的一封书；书中说他们若归顺郑成功之权，他便给他们同他给该城守军一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居民——除了住在沙河以北的少数人，那些人大概是打算日后前往基隆与淡水——共同斟酌之后，认为接受于他们最好最有利；因为他们一概、尤其他们的妻子儿女，如今都处在极可悯的境地，而在他们近旁的兵士中间又盛行着不和与不服之风。有一百十六人——其中有四名教士与五名司法官员——已到普罗民遮城近旁同荷兰居民会合，他们都因缺粮而受苦；而敌人的情形也差不多一样。

「有十一名有些品级的人奉郑成功之命离了普罗民遮城，他命他们到布克堡见他。本来命十五人来，可只有十一人到，因为郑成功准其中四人留在普罗民遮城看守财产；他听了他们的陈说，说他们若都离开那里去见他，百姓便可能生出许多扰乱与暴动。亨布鲁克先生离开时，这四人还住在那里。

「在亨布鲁克先生与别的荷兰人因『郑成功要怀着敌意到此岛来』的消息而退往北部之前，麻豆人于四月二十七日进山去惩治作乱的督吉督克人，带着砍下的三颗头回来。照从前异教的风俗，庆捷时他们便围着这几颗头跳舞，又做别种可笑的滑稽举动；亨布鲁克先生禁他们，可他们竟敢在因守旧习而受责时，公然驳他、不听他。

「那些司法官员与教士们从各村逃走时留下、后来被敌人寻见的家具财物，都已被加封，现由郑成功为此事所派的中国人看守。考克斯先生与莱奥纳杜斯牧师已经由那位受命掌守普罗民遮城的官员的书吏之手，取回了一部分财物；亨布鲁克先生也得了许诺，说他的财产会归还他。他还告知我们：由于再三向他陈请，郑成功已允了他们的请求，准他们即在关涉宗教之事上也可自由行事。

「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其间已到下午四时，昨日到来的两位朋友，即亨布鲁克先生与奥瑟韦尔先生告辞，带走我们昨日写给郑成功的那封书。

「亨布鲁克先生进城时，是被迫把妻子儿女留在那边作质的；这已足证他若交涉不成，从那位首领那里除死之外别无可期。然而他丝毫没有劝守军投降，反以得援之望鼓励他们勇敢守城，保证说郑成功已失了许多精兵与船只、并开始厌了这场围攻。他说完之后，军事会议把去留交他自择：或留在他们这里，或回营去——回营则除即死之外别无可期。人人都央他留下。他有两个女儿在城里，攀着他的脖子，悲痛流泪，不忍见父亲就要往那明知必被无情之敌杀害的地方去。可他对她们说明：他既把妻子与别的儿女留在营中作质，他若不回去，她们便只有死路一条；于此他从女儿们的手臂里脱出身来，劝勉众人坚决守城，便回营去了；临别时他说，他盼着自己还能有益于那些做俘虏的同国人。

「这两位朋友极欢喜——我们自己也一样——欢喜我们至此蒙上帝之福所得的勇敢的胜利，并盼着再得几次胜利之后，我们能早日得救。愿那全能而良善的上帝使这些指望成真，以慰他们与我们之心；愿他把我们从敌人手里救出，归于公司的福祉。

「郑成功严厉地受了他——亨布鲁克——的答复；随后使人四处传说俘虏们鼓动台湾原住民反他，便下令把所有荷兰男俘处死；于此照办了，有些被砍头，有些死得更为残暴，共五百人；他们的尸身被剥得全裸，五六十人埋一坑；妇孺也不得免，其中许多人也一样被杀，不过有些年轻的被留给将领们用，随后卖给寻常兵士。落在未娶之人手里的是有福的，因为这样便免了那些妇人的烦扰——那些妇人极妒自己的丈夫。被杀的人中有教士亨布鲁克、穆斯与温谢姆，以及许多学校教师，都是被砍头的。

「八月十三日，星期六。——昨夜我们捉了两名男孩与一名中国人；早上我们审问其中一人，连那中国人一同审，他供如下：

「他从前是亨布鲁克先生的仆人……德雷芬达尔与一名叫范德福伦的学校教师，连另外三个荷兰人，是从新港被押来的俘虏；前两人已在赤崁被钉十字架——其余的人被释——而亨布鲁克先生得通译毛里茨之助，取得郑成功之许，为他们作了一次祷。挂了三天之后，他们还活着便被运往新港；在那里十字架重新插在地上，直到受刑者死去；行刑之处正在长官的房前。那时还有四对已婚的荷兰人住在那里；德雷芬达尔的两个儿子在诸罗山一位官员的家里，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迪尔康。

「八月十八日，星期二。——今晨破晓时，一名叫亨德里克·罗伯茨的兵士游到『凤梨园』，随后到了堡垒。他被带进这地方之后，给了我们以下的陈述：

「上个月，即七月，通译德雷芬达尔与一个年少的学校教师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子穿过他们的手与小腿，另一根钉子钉进他们的背。在这样可悲的境况里，他们被摆在长官房前供众人观看，而看守这些受害者的是我们自己的人，持着出鞘的刀；三四天之后他们死了——那整段时间里不给他们吃喝。据说处死他们的理由是他们犯了鼓动居民反中国人之罪；可直到最后一息，他们仍否认曾做过这事。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早上破晓时，一个从新港来的荷兰人皮埃尔·梅格里耶进了这地方。他报说：普罗民遮城投降之后，他同几个残废的人在那里留了十八天；凡身子康健的人都当即被派往南北各村，其中有学校教师德海姆斯与扬·兰贝茨。后来有十四名病者与残废者被送往新港，好在那里受照料；可他们还未到，他的同伴中已有七人丧了命。

「中国人在新港的教堂里存了许多火药与稻谷。

「居民大声哀诉中国人所行的不公：把他们最好的田地、他们的米、他们的牛、他们的车都夺走。他们不得不默默忍受，甚至还得装作知足。他们中间的头人穿着极贵重的中国袍子走来走去。

「我们的人，即荷兰人，不顾中国人的禁令，常到村里去，盼着能捡到一点零散的食物填一填饥肠；可他们常被阻挠，于此受了极大的困乏。

「他也亲眼见过我们两个同国人——虽然他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赤崁被钉十字架；就是说，把他们的手在头上交叉过去，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另一根钉穿过他们的小腿，又一根穿过他们的手臂。这些可怜的人就这样受苦，过了三天才死。可看来这还不够；那些野蛮的异教徒把他们运到新港，他们在那里死去、也在那里下葬——后一节倒比人所能指望的要好些。中国兵士丝毫不扰害居民，可那些农人却常恶劣地虐待他们。中国人迫令凡取过荷兰（基督教）名字的居民一概另取别名，照他们父母或亲友的意思取。若不遵这命令，便威胁以严罚。

「我们那些在乌尔克号船上的同国人共三十二人，除了事务长与他的仆人之外，一概被绳子系着脖子押往新港；其中一人身上除一条裤子之外一无所穿，另一人只有一件衬衫。那位中国官员命新港人把这些可怜人中的十四名砍头，新港人不得不照办。各村的头人杀了他们大部分；另有五人，即那位名叫斯蒂芬的事务长、他的仆人、医生、大副，还有一人，被运往新港。其余的人后来下场如何，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相信他们已被送往南部。

「他被小船送往新港时，副长官连他的家人与仆人、莱奥纳杜斯牧师连他的家人、学校教师约纳斯、各村全部的医生、以及测量员菲利普·梅与约翰内斯·布龙纳连他们的家人，都被留在赤崁；而学校教师奥瑟韦尔则得了许可，可以不受阻碍地住在他岳母家里。温谢姆牧师连他的妻子、以及学校教师塞缪尔也住在新港；他离开时，他们都同住在那位官员的屋檐下——那官员已住进司法衙署的房子里。」

第三章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续）（下）

「一六六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我们再一次审问本月十三日从市街逃出来的那两个黑人男孩，其中一人仍坚称有许多荷兰人——其中有亨布鲁克牧师与扬·哈默桑——已在新港被斩首，还有许多人死于困乏。

「他还称他看见几名兵士被斩首；乌尔克号那条船被冲上岸，水手在新港被杀；留下的荷兰人都已在各村被杀；而只有学校教师约纳斯、阿纳尼亚斯与菲利普·梅还活着，住在赤崁；长官、莱奥纳杜斯牧师与布龙纳已被运往中国。」

克伦克受巴达维亚参议会任命后几天便到了台湾洋面；他原以为自己不久便要治理一片繁荣而太平的殖民地，可到了那里，骇然看见的却是成百的中国兵、主城上飘着一面红旗、港里满是模样可畏的中国船——从前那里停的是许多载着贵重货物、替公司挣下家业的帆船。

克伦克既知普罗民遮城已降、热兰遮城正被成千中国兵围着，他这人虽软弱而摇摆，看来倒颇有一副诙谐的性情：他虽没法把自己的兵送上岸，自己也毫不着急靠近岸上的射程之内，却有足够的胆子打发一纸公文上岸，责那可怜的揆一为中国人入侵一事虑得无据，召他毫不耽延地回巴达维亚，并命他把官印交与他那位新受任命的继任者——即克伦克本人，而此人如今正现身来接这印。这位出色的诙谐家随后开船走了，台湾再没有见过他。

克伦克随后开往日本，后来又回巴达维亚，对他受命治理的那片土地远远避开。

荷兰人一心要救他们受苦的同国人，便派了一条满载粮食的大帆船去；可它也同这段时期里荷兰人所遭的那一连串不幸一样，在望见台湾时遇上风暴，被吹往南方，最后到了巴达维亚。

克伦克以台湾新长官之身第一次离巴达维亚之后两天，玛丽亚号到了巴达维亚；读者当记得，这条船在郑成功初到时逃出台湾，因南向季风走了很久。荷兰当局至此才得了台湾困境的全部消息；此外又收到揆一一封急函，恳求援兵与补给，开列所需之物如下：兵士一千五百名、火绳二万根、米四百吨、腌肉五百桶、西班牙酒四十桶、亚力酒二百瓶。巴达维亚的总督此时动起来，装备了十条船、带兵三百名去救援。派了一个名叫卡乌的人统带，虽然据说此人既不熟航海，也不熟兵事，更被人诟笑的是说话只会从鼻子里出声。纵然如此，卡乌统领出现在台湾洋面时还是预备交战。不幸的是，照他自己的报告，他正要给敌人一记有力的打击，那场众所难免的大风却把他从本意上吹开了。一个月后他回来，可郑成功此时已把阵地加固到这样的地步：凭卡乌手上那点兵力去图把他逐出，便是愚举。实在说，命运似乎把全部的愁眉都留给了荷兰人，把全部的笑脸都留给了那位中国将领：他正为供养他那支庞大兵力缺乏补给而大感不便之时，竟碰上一座荷兰仓库，里头有二十万袋米与一千头猪。卡乌此时命他三条船去向中国船队进攻。

可荷兰人所做的一切，命运似乎都同他们作对。两条船搁上沙洲，于此轻易做了中国人的猎物；较大的那条被一发正中火药舱的炮弹毁了。不过除一名军官与五名水手之外，其余的人都游水保了性命。第三条船连一百十八名水手也被敌人夺去。郑成功虽这样处处得手，却仍无法在那坚实的热兰遮城上打出什么效果；此外因他的炮射程短，他也不能阻荷兰船队的小船同城里通信。可被围者并没有因此得多少好处，因为郑成功制住了那片平原，而他的军队连地方上招募的人如今已近十万，便是比荷兰守军多好几倍的兵力也无从把他逐走。前景既不光明，补给又不甚充裕，便把妇孺与别的非战之人交卡乌统领掌管，等他认为合宜时带往巴达维亚。

以下摘自船队与援兵统领卡乌的「日记」：

「一六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今天下午两个黑人小童逃出市街，出现在城前。其中一人是副商务员米希尔·巴利的奴仆，另一人生来是自由的，不过一直在该市长官、官员何朋托克的家里当奴仆。他们告我们一件事实——他们自己便是见证——即郑成功因他的兵一天天减少而发怒，尤其因上月十日我们的船出现在敌人炮台前时他有那么多人被杀伤，便先把落在他手里的全部荷兰兵士好好地款待宴饮，随后一概斩首；不但是普罗民遮城被攻下后投降的那些人，连散在各地各站的人也在内。教士亨布鲁克、穆斯与温谢姆；司法衙署的前任书吏；萧垄的前任司法官员奥瑟韦尔；吉利斯·博克斯与赤崁的几名居民，都是先同样受了款待，随后被斩首的；可莱奥纳杜斯教士、以及普罗民遮城那位不堪的前任副长官连他的妻子与五个孩子，都被送往中国。莱奥纳杜斯先生妻子的同母异父之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父亲是广南人、母亲是日本人，嫁给了一位鞑靼官员，如今住在赤崁；她在那里不但照中国的样子穿戴，还裹起了脚。亨布鲁克牧师的女儿，一个极甜美可喜的闺女，被郑成功收为妾，于此被安在他的后房里。其余所有荷兰妇人都被看管在普罗民遮城内。

「后来这两个男孩受刑时显出：他们是被派来探城的。然而他们仍坚称自己说的是实话。

「十一月二十日。——那位常被提到的教理讲师亨德里克斯随这支远征队往南去，因为他极通台湾的语言、又同当地人往来亲熟，他的效劳极为可贵。

「到了邦瑞岛，他——也许是过于自信——冒险离众人太远，忽然被许多带兵器的当地人围住；他们杀了他，得意地把他的头、手臂、腿与别的肢体，甚至他的内脏都带走，只把那残缺的躯干留下。」

此后郑成功把战事缓了一小段时候，无疑是觉得时日一久，便可不牺牲多少人而得此城。荷兰人的精神于此振起，因为他们信托巴达维亚政府会派来足够数目的援兵，使热兰遮城的守军能同郑成功在略为对等的条件下相抗。

其间福建总督提议：荷兰船队若助他把郑成功余下的兵力逐出厦门一带，他便尽其全力在台湾帮荷兰人。荷兰长官应允了，于此派五条船去助这位总督；可三条在风暴中失了，另两条回了巴达维亚。在那里，统领卡乌因未向那位总督致敬便离了中国海面而受到严厉责斥、并被重罚；那位总督照台湾当局所许，天天在福州等他到来。

郑成功自然为此欣喜，而被围的守军则灰心到这样的地步：他们绝望于再守得多久。郑成功此时也厌了这长久的耽延，便预备作决定性的一击。恰好有一名荷兰的逃兵愿在郑成功旗下效劳。他的助力被用上了；中国人既由此得知该在何处用力攻打，便从三处近处的炮台攻城。荷兰人勇敢地抵抗，可中国人仍得以打开一处缺口，又夺得一处堡垒，使荷兰人大为所苦，并预备总攻。

于此被围者开始商议，参议会多数人断定再抵抗已属无望。揆一长官在投降之宜上让了自己的意见，并致书郑成功，宣称他愿把城交出；终于议定了下列条件：

「一、双方一切战事停止，并彼此不复追究。

「二、热兰遮城与它的外垒、炮位、军需、货物、财宝与别的官产交与郑成功。

「三、米、面包、酒、亚力酒、肉、油、醋、绳、帆布、柏油、锚、火药、弹子与火绳，准现在港内的荷兰船带走。

「四、一切私人的动产，经查验后准带上船。

「五、二十八名参议各准带二百里克斯元，另二十名文职人员共准带一千里克斯元。

「六、荷兰兵士准带着上了膛的枪、举着旗、点着火绳退出，并可在鼓声中登船。

「七、凡中国的欠债人或承租人，其姓名与情形须从公司的簿册中录出，交与郑成功。

「八、一切属于政府的文书与簿册准带往巴达维亚。

「九、一切俘虏须在八日或十日之内交还，在中国的则尽速交还。凡未被囚者，一概准其平安到公司的船上去。

「十、郑成功归还他所夺的四只船上小艇。

「十一、郑成功备足够的船只，把荷兰人与他们的货物载到船上。

「十二、一切蔬菜、牛与别的牲畜等等，须按公道的价钱供给荷兰人。

「十三、荷兰人留着的期间，不准中国兵士进热兰遮城，也不准比现在所在之处再进一步。

「十四、协定一经签字，双方各从参议中出二人交换为质。

「十五、看守货栈的守卫，须在荷兰文职人员与兵士被送上船后再留两三日。此后他们同人质一并登船。

「十六、郑成功以武官摩尔翁坤与文职参议蓬潘·雅莫耶为质，荷兰方面则派政府次官范瓦弗伦与哈特豪沃为质；双方人质均留着，直到本协定的一切条件都忠实履行为止。

「十七、以中国俘虏交换荷兰俘虏。

「十八、凡有误会或别的要紧之事，均以双方协商解决。」

想一想荷兰人自己几年前扮征服者时的所为，他们对郑成功实在不能指望更多了。郑成功准荷兰人带走他们自己的私产，并挂着自己的旗开往巴达维亚——这同荷兰人初占澎湖时那些可怜的中国人在他们手下所受的待遇相比，是极鲜明的对照。落到郑成功手里的荷兰炮位、存货、货物与别的财产，估值八百万元。

这场围城的始末，在克吕夫牧师致锡兰巴尔代乌斯牧师的下面这封古雅而可悲的信里简要地述及：

「一六六二年十月十三日，书于纳加帕塔姆。

「要把台湾岛近来那番可悲的情形细细告你，既非一封书的篇幅所容，也非我此刻的气力所及；我一想起便发颤，然而我仍要把最要紧的几桩事说一说：那些凶猛的中国人第一次进攻，是攻赤崁城；在那一带，他们把我们几个兵士砍成碎块之后，捉了我的长子与我妻子的兄弟，后者虽极年幼，却被砍去一只手臂。

「第二天我们那条名叫赫克托号的船同极多的中国帆船交战，被炸毁了，我们几个最好的兵士也随它去了，其中还有我的岳父托马斯·佩德尔。赤崁城守了几天之后，因缺淡水与别的必需之物不得不投降；教士、官员、学校教师、兵士，以及一般而言平原地带所有的居民，都不得不各自尽力去议最好的条件。卡乌先生所统的那支船队（它一度使我们垂丧的精神振起了一小会儿）被风暴吹散，而乌尔克号被迫搁上沙洲、被敌人夺去，此后五六个星期都没有见到、也没有听到它的消息。

「简而言之，国土被中国人漫过，我们的兵士处处溃散，考克伦在我们城下被烧成灰烬；凡我们的同国人没有及时逃走自保的，都落到那些无情之敌手里；他们在诸罗山把亨布鲁克牧师连他的儿子以及好几人献给了自己的怒火；虎尾垄的教士彼得·穆斯、新港的教士温谢姆也一样被砍了头，他们的妻子连许多别人都被掳为奴。于此城中极缺必需之物，兵士天天死于血痢、坏血病与水肿；以至九个月之内，因饥饿与刀剑共失一千人以上，我们（为保性命）不得不议降。

「这么多家人家、将近三十位教士那意外的毁灭与倾覆——有的是性命，有的是家产——谁能想起而不流泪？（其中也有我的一份，我十五年里所积的全失了。）公司的损失与羞辱，以及说不尽的苦难……这一切我们都该看作上帝为我们多方的罪而发的公义之怒所致。」

那可怜的揆一与他的台湾参议会诸人，看来都是辛劳尽责的；在台湾最后一年里受尽苦楚与焦虑之后，一到巴达维亚便被下狱、财产被没收，而揆一还被终身流放到班达群岛之一。

回看这位长官与他那一小群忠实从众在台湾那番艰难的劳绩，谁也不能不对那些骄横的荷兰当局满怀愤慨：他们不知该岛的实情，又无疑想掩自己的无能，便这样拿那几位不幸的台湾官员作替罪羊。倘使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物肯俯就一个小小殖民地官员的建言，台湾岛也许至今还是荷兰的属地。

揆一所受的大不公终于被人认了；奥兰治亲王把他从流放中召回，让他以一个自由人的身分在本国度他余下不多的几年。然而这对他为国所效之劳，只是一份微薄的报偿。

于此，一六六二年，历三十年之后，荷兰在台湾的治权告终；因为基隆虽于一六六四年被博尔特提督夺回，可一六六八年五月又因不再有利而弃去，〔注一〕荷兰在中国海面上的领土属地便结束了。

〔注一〕（原注：同上述之事相关、颇有意思的一点是：基隆附近的棕树岛上有一个洞，今日旅人仍可进去；洞中坚硬的石壁上刻着几个人的名字，名字上头的年份可追到荷兰占据的时期。那些刻字凡能辨出的如下：一六六四年，汉斯；雅各布·博滕波格；一六六一年至一六六七年；雅各布；扬·丹尼斯，一六六七年；尼古拉，一六六八年；基督纪元。）

附记。——以下是在台湾供职的荷兰教士名单：甘治士、尤罗伯、霍赫斯泰恩、林德博恩、莱乌维乌斯、斯霍塔努斯、巴菲乌斯、米尔基尼乌斯、范布伦、哈帕特斯、格拉维斯、费特雷赫特、亨布鲁克、吉尔伯特·哈帕特斯、克吕夫、特瑟马克尔、吕德亨斯、布拉克尔、巴克尔、达佩尔、萨塞尼乌斯、马西乌斯、穆斯、坎皮乌斯、布斯霍夫、温谢姆、莱奥纳杜斯、安普青吉乌斯、芬德鲁斯。其中有数人系被郑成功一方所斩。

如今岛上留下的荷兰时期的标记已很少。淡水那座壮丽的城、南部两座城的废址，以及别的一些工事的少许痕迹，便是仅存的遗物。

至于传教士三十年的劳绩，一切迹象似乎都被扫尽了。即便在荷兰人最成功、其归化的教众可以千计的那些族群中间，今日也找不出他们基督教教诲的任何凭证。然而有一点是确实的：平原上各族的风俗确实有过根本的向善之变；不过这些改善有多少出于荷兰人的教诲、有多少出于外来的情势——例如中国人的大量移入——自然谁也说不上。荷兰人到台湾时，占着平原的各族同今日该岛山地各族一样沉溺于猎头。要明白这风俗之可怖，读者须记得：行它并非出于报仇，也不必然出于憎恨。其中虽极多地搀着迷信，那割下的头被看作一种护符，可这风俗之所以无疑被看得极重，是因为它给好战的壮丁一个显本事的机会，于此在族中取得权与势。取过头的人被推在没取过的人之上；而取的头越多，杀人者的声名自然越大，他便单为这一桩缘故成了一个狂信者与一个杀人者。荷兰人成功地劝动了住在平原上的多数当地人革去这可怖的风俗；他们中间有些人后来虽被迁来的中国人逼进山里，可留下的人与他们的后人都没有再回到那最野蛮的行径——猎头——上去。

此外我们还得知：荷兰人到时，当地人中间流行着别样的风俗；例如男女不肯一同劳作；丈夫到五十岁才同妻子长住在一起；而妻子若在二十七岁以前生子，便是一桩大耻。年纪较轻的妇人一经被人发觉有孕，便请一位女祭司来，揉按母亲的身子，直到那未生的胎儿被弄死，于此致堕胎，并使母亲受极重的苦。甘治士写到一个妇人，曾这样被弄死过十六个孩子。

葬礼也极可厌：尸身下葬之前要在火上烤。

传教士尤罗伯在一六四四年所写的一封信里，说到荷兰人的一处市镇：「我们如今每天在那里看见年轻人不但照基督教的礼成婚，而且一同下田，不但生儿育女，而且真正同住；从前他们是宁死也不肯这样过的。」就所知而言，自荷兰人去后，那些旧俗从未再行。

这些改革，以及平原各族中间猎头之废，倘使确是荷兰传教士劳绩的结果——相信如此是愉快的，也并非不合情理——那么这些好人为他们那延续了三分之一世纪的工作，已经得了丰厚的报偿；在那段时期里，他们冒着许多艰苦、甚至死亡之险，把那真神教给了当地人。

至于荷兰学校的事业，一切痕迹也同样消失了。想到受过荷兰语之教的当地人之多，我们本可合理地指望在他们今日的话里找到一些搀进去的荷兰词。人类学告我们：各族人即便相处一段短时期，也很快会采用有用的词来扩充自己的词汇，尤其是自己语言里没有相当说法的词。可眼前这桩是例外；因为荷兰人虽把许多台湾人所未有、而当地话中也无词可述的东西带了进来，今日该岛山地各族的方言里却没有荷兰词存留，至少就迄今编成的词汇所示是如此。然而有些有意思的遗物传了下来，即用当地语言、却照荷兰人所教以罗马字母写成的地契等等。这些文书中有的年份晚到一八〇一年，可见当地人看重罗马字母之用，在荷兰人去后一百五十来年间仍在彼此之间使用它。〔注二〕

〔注二〕（原注：英国长老会台南府教士甘为霖牧师，就荷兰传教士劳绩的范围给了我们许多确切的消息。除了前面提过的《台湾传教之成功》一书之外，他还出过两部书，对语言学者与研究者极有意思，对日后在山地各族中间做事的传教士也可能有用。第一部是《台湾话马太福音》，即以台湾话（新港语）所译的马太福音，并附相应的荷兰文与英文本，据格拉维斯一六六一年版编成。第二部除一篇有学问的序之外，是虎尾垄语的基督教教理问答，附台湾话、荷兰文与英文，据费特雷赫特一六五〇年的手稿编成；此外还收了撒玛纳札所伪作的一篇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对话，以及哈帕特的虎尾垄语词汇。这两部书都由伦敦基根保罗、特伦奇、特吕布纳公司出版。）

第四章郑成功的王国时期的台湾（上）

一六六二至一六八三年

郑成功建立朝廷——郑成功的巡视——农事之进——图谋菲律宾——李科罗之使——马尼拉华人被屠——郑成功病殁——郑成功的人品——其子郑经继位——鞑靼人来招——郑经到台湾——他的治理——一支荷兰远征队出现——荷兰人与鞑靼人联手攻郑经——荷兰的使团——屈辱的行止——糖与盐的制造传入——学校设立——李科罗访台湾——遣使菲律宾通商——李科罗的生平——英国在台湾的商馆——大陆的叛乱——郑经出阵——福建王败——郑经之死——郑克臧——第三位王郑克塽——大陆属地尽失——清军占澎湖——幼王投降——台湾独立之终——李科罗的生平。

如今既已无可争议地据有此岛，郑成功便自立为岛主，用了藩王的体制，在热兰遮城立下宫室与朝廷；〔注一〕那城随后取名安平镇，意为太平之城。岛上的治所定在近旁的赤崁村，取名承天府，后来称台湾府。

中国的法度、风俗与治理的形式都被引入，荷兰那套治法的一切痕迹都被抹掉。不过仍有一些荷兰人不情愿地留在岛上——妇人、孩子与教士，是郑成功扣作俘虏的。

这位新的统治者在交涉上似乎同他从前在海上漂泊的生涯上一样出色地相宜。他把厦门一带的属地交他的儿子郑经统领，〔注二〕又在台湾与澎湖各部派了得力的官员。

〔注一〕（原注：即今日的安平村。）

〔注二〕（原注：这位青年似乎同他那位杰出的祖父一样，背着许多名字的担子。今日外国著作家加在他身上的称呼，仅举几个便有：张京、京更迈、郑经、郑京、徵京等等。）

台湾、澎湖与厦门都在他掌中，郑成功便握着中国海面的最高控制权。然而在台湾的地位立稳之前，他仍把时间用在这岛的福祉上，不去攻大陆上的鞑靼敌人。他把一位亲信委为台湾一区的长官之后，便起程巡视，要亲眼看一看他这片新领地的广狭与状况。这位台湾的第一位王按仪制出行时，有三百名炮手、三百名持盾者与三百名弓手为护卫。

这支队伍自台湾北行。新港、目加溜湾、萧垄与麻豆依次巡过，郑成功待居民无不亲切体恤，又分烟草与衣服给他们，更得了他们的好意。当地人对这种不寻常的待遇极为欢喜，便到处传说这位新统治者之善；他每到一处，他们的族人便热心地迎他。有记载说，郑成功有兴味地留意到山地各族竹屋的巧妙构造；此外又在那些山地看出许多沃土，日后若他的百姓有需，便可取用。郑成功一行甚至到了淡水与极北的别的港口；而那一大片一大片尚未垦作的沃土，比他所见的任何别的东西都更使他动心。

行程将尽时，他把文武官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要在这岛上立定我们的治权，便须有粮给我们的百姓。一家之内粮食不足，纵有骨肉之亲相系，也难和乐而居。所以在这岛上，纵有我们百姓那份爱国之心，若不能供他们以衣食之需，也不能望得太平。再者，我们百姓之中务农的极少，便是没有一切军需中最要紧的一项——交战时足以养我们的充足粮食。因此我们的兵士，其本职既在御敌卫我，便该在太平时务农，以为战备。」

于此把一块一块田地分给兵士，迫他们把许多时间花在这些太平之田上，「这于我们大有好处；因为他们既无闲时，便没有多少工夫生事。」

鼓励农事与别的太平生业，无所不力。全岛颁下告示，说田间之役是必尽之责。又招引中国人移居该岛，对农人待遇极宽。凡结伙前来、建起农庄的移民，凡他们所能垦作的地都给他们。他们三年免税，三年后课地租。可农人若在三年未满之前便能缴税或缴一部分，日后的税额便有减。

不过他们须受军事操练，必要时须从军。

有这样明智的法度兼顾该岛的兴旺与防卫，大陆上的中国人大批投到这位新统治者的旗下、而该岛面貌一新，便不足为奇了。沿海起了许多聚落，新到者毫不迟延地在广大的地面上破土，很高兴自己的劳作能受郑成功所给的这样宽厚的庇护。

郑成功对自己治理的成效既感满足，又因眼见自己的战士数目与能力日益增进、又眼见那一大片田地出着丰足的粮食而胆气壮起来，便开始想扩张自己的属地。

有这样的目标，那一串富庶的岛——即所称的菲律宾——便最能诱他，这也不足为奇；那群岛最北的一座，离他的领地往南只有几个钟头的航程。

郑成功既大胆又精明，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李科罗的意大利道明会传教士；那人曾在厦门主持一处教堂，郑成功待他极厚，终于还给了他官职。郑成功一心在菲律宾，便巧妙地把李科罗的交情派上用场，于一六六二年派他去马尼拉，作致西班牙总督的使者。他所携公文的意思是：那位总督须向郑成功纳贡，不然他那片殖民地便要被攻。一个欧洲修士变成一个中国海盗的使臣，这多少是件新奇事。总之，给他的接待无可挑剔；因为他穿着全套礼服骑马过街时，兵士列队，他经过时向他行礼。那时京城里住着为数可观的华人；而他们又已知同时收到了从台湾来的书信，西班牙当局便当即告他们串通谋叛。然而他们是一股不得不认的势力，于此西班牙人暗中预备，为求必胜，竟至拆毁外围的城堡，好把大部分兵力集于马尼拉。于此备了步兵八千、马兵一百待战；又筑起工事、为库银造了堡垒、备妥军械之后，西班牙人便去挑动华人造反，好有个口实去屠戮他们。

「两名帆船船主被拿住，华人居民受到威逼；于此他们预备自卫，随后在市场上杀了一个西班牙人，于此开了那场政府暗中巴望的战局。忽然炮火向八连开了过去；许多本是和平的华商惊恐之下自缢；许多人想赶到自己的小船上好逃往海上，便溺死了；有少数几个平安到了台湾，投到国姓的营中，另一些人逃进山里。有八九千华人仍安静着，可随时预备应变；这时他们忽然被西班牙人与当地人攻击。一片大乱；而华人似乎渐占上风，总督便派使者李科罗与一个何塞·德马德里修士去同他们谈判。华人接受了李科罗所开的条件，李科罗回去见总督，把何塞修士留在乱党那里；可李科罗带着一道全赦与归还那两名帆船船主的许诺回去时，却发觉那些不满的人已把那修士砍了头。随后便是对蒙古人的一场大屠杀。胡安·德拉孔塞普西翁在他那部菲律宾史著里说：西班牙人本意是要把华人尽行杀绝，可想到缺了商贩与工匠所要生出的不便，便住了手。于此他们把不得已当作美德，以他们天主教陛下之名，开恩赦了凡放下兵器的人。」〔注三〕

〔注三〕（原注：见福尔曼《菲律宾群岛》。）

郑成功从那些侥幸乘船逃出的归来华人口中听到此事，便毫不耽延地组起一支大远征队，盼着向西班牙人尽行报仇。马尼拉的西班牙兵力并不比荷兰人从前在台湾所有的更强；倘使郑成功把人马登上菲律宾，他得同样的成功并非不可能。可他正在奋力筹备之际，忽染重病，这便把他那些雄心的筹划断了。

一六六二年五月一日，郑成功患重感。他仍登楼上到宫室的高台，用望远镜朝澎湖那边的海面搜寻，看所盼的几条船来了没有。八天后他又登楼，照前用望远镜仔细观望。随后借几名忠实侍从之助下楼到书房。他的感冒此时已成了病，中国史籍没有告我们是什么病；郑成功被它损得极为虚弱。他在这里把衣服换成礼服，随后极为肃穆地拿起明朝开国皇帝的圣训，在它前面恭敬下拜，手捧这珍贵的文书坐下。他的悲痛此时压倒了他，他望着左右的臣子喊道：「我志未遂，何以见先帝于地下？」随后他俯身下去，用手遮住脸，这位明室的保卫者便绝了气。

他死时只有三十九岁，这使全岛深陷阴郁；随后那场盛大的丧礼有成千哭泣的送葬者相随。

郑成功大概是近世史上东方所显出的最不寻常的人物。那一群在中国海上行驶的冒险之徒中间，论胆气、论魄力、论才具，没有一个比得上这位青年首领。他生在日本，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我们不妨信他的胆气与为将之才承自前者，机巧与应对之术承自后者。总之他极深地兼有这些长处，用在哪一面都一样成功。他二十二岁便握着中国最高的军职之一，死时还不到四十；他最大的功业都成在人生的这一段里——别人在这一段里通常还在读书，还在为自己盼着成年以后要成就的大事作预备。他的才具之大，有他的从众为证：那是一群杂凑之众，因为凡受压迫或心怀不满的人都到他的旗下栖身；而成千比他年长一倍、甚至两倍的人，竟甘心服从一个在施行纪律时并不总是温和的少年的号令，这是他本领的有力证据。

郑成功不是个寻常的海盗。他作战不为私利。他祖先的事业始终在他心上；他在中国与台湾的属地都是凡明室忠臣所乐投的栖所，而他一生的事业便是复那失去的帝国。可他还不止是个武人：他是个意志如铁的人，是个有着可畏的炽烈恳切之心的人。他施于犯过兵士的死罪，也要施于自己犯过的儿子。然而他并不残酷；至少同那些同一时期里不时从事武功的欧洲人比起来并不残酷。十字军、迫害胡格诺派、西班牙人在尼德兰的战事、墨西哥与秘鲁的征服，乃至荷兰人在澎湖的所为，所显出的残酷之事，都超过凡加在郑成功身上的任何一项。然而多数近世的著作家仍乐于把他描成一个残酷得凶恶、而且怯懦卑劣的海盗。看来他们要么是以今日所当有的标准去判他，那是不公的；要么是据荷兰人对他的描述，而那不是可靠的凭据，因为荷兰人自然是带偏见的观者。郑成功是以荷兰人公开之敌的身分来台湾的，同他们作了好几个月生死之搏。那个时期的欧洲史告我们：待敌人公开的朋友以亲切，并不是统帅们的惯例。郑成功也不例外。有五名荷兰教士被他的从众所杀，或是奉了他的直接命令，或是没有。郑成功本身并不反对基督教的教诲，这从李科罗的著述可以看出；而那几位不幸的传教士倘使是奉首领的直接命令而被处死的，他们的下场也更是因他们的国籍，而不是因他们的职业。上面说到的那些归化的当地人也适用同一原则：杀他们更是作为叛徒，而不是作为基督徒。与此相对，我们还有这样的事实：荷兰人约一千名被容许坐自己的船离去，而且违背连我们今日也遵的一切战时惯例，被准带着自己的私产走。只留下约一百名俘虏为质。这里头确实没有什么残酷。而同是这些抱怨郑成功极端野蛮的荷兰人，在他们自己的纪载里记着：被荷兰人迫在澎湖做工的一千五百名中国水手里有一千三百人被害——那是实实在在被饿死的；还记着成百无辜的当地人被加上锁链运往异邦，而他们若在那残酷的旅程里活了下来，便被卖为奴隶。把郑成功对荷兰人的所为同荷兰人、西班牙人对中国人的所为相比，我们的同情是全在前者的。他遣使向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索贡，足证他对自己所为之义与不义并不怎么费心；可那个时期的欧洲各国政府也不费心。

不论我们从哪一面看他，看来他都不逊于他那个时代的欧洲统帅，而他又远胜东方的这类统帅，以至他的行止同他们的相比，当得起不带偏见的论者的钦佩。

他的私生活是节俭的，所需极为俭素。他以所握的权柄为荣，可看来并没有把那权柄用得暴虐；不然他便不能得到、也不能保住亲近从众对他那份甘心的忠。他训导自己的百姓做各种生业，又迫他的官员与兵士从事农作。连他自己的家人也不得免。他的妻妾与她们的女伴都被迫纺织，她们劳作的产物同那些更卑微之手的产物一同上市。

郑成功有着极大的气力、决心与天生的才具，以自己的手为自己凿出了一个王国，又给明朝一切忠实的从众备下一处安稳的栖所，而中国那位骄横的皇帝连他所夸的九州也胜不过它。这真不是寻常人的功业！

郑成功去世的消息到了厦门，他那些忠实的百姓中间大为悲恸。这位已故统治者在大陆的从众拥他的长子郑经为台湾第二位王，他正式受这高位时极有礼仪地庆贺了。其间在台湾，郑成功的弟弟却被扶上了位，因为人们相信郑成功同郑经闹过嫌隙，有意不叫儿子继他之位。

郑经虽宽厚仁善，看来心上想的是享乐，不是战事或交涉；他早年全用在极为放荡的荒嬉上。

在他父亲——一个把一生献给惩治鞑靼敌人的勇猛武人——看来，这个儿子是个不中用的浪子，对父亲的事业想得极少，对人生的轻浮之事想得极多。郑成功纪律极严，预备要为他的过失罚他，正如他要罚军中最低的兵士一样。

郑经娶了一个安静朴素的妻子，可不合他的口味，便把时间花在姬妾身上。此外这位青年藩世子又同一个从前做他幼弟乳母的女人相恋。他对她殷勤备至，把真正的妻子与自己职分上的事都丢在一边。郑成功对儿子的不端大为愤怒；照台湾方面的记载，那对青年男女生下一个孩子时，他从岛上派了一名使者过去，命把儿子、那妇人与那新生的婴孩一并杀掉。那个私生的孩子于此被处置了，可那使者回来时，使命的其余部分并没有办到。郑成功仍决意不叫这不堪的儿子活过自己，又派了第二名、第三名使者到厦门，可两人都落到郑经手里，这位无情的父亲于此在他那严厉的图谋上落了空。

郑成功一死，鞑靼政府便动起来，相信处置这明朝最后一个附从者的机会已到。于此向郑经招抚，郑经也不是不愿考虑，不过他决定：倘使朝廷当局坚持要他剃头——那是归顺的屈辱标记——他便不让。有消息到了郑经那里，说有一支强兵正预备向他进发；而荷兰人又出现在中国海面，看来是要取回他们失去的土地。

鞑靼政府又派一名使者到郑经那里，告他说：朝廷既缺合宜的官员，他若肯投降、剃头、留辫，他们便乐意给他地位与财富。

郑经待这使者极亲切，宣称自己愿受这些条件，可求他告知上头的大员说，他不喜欢剃头这一节。那使者为这使命表面上的成功而大为得意，回去向上司报得这样好，以至对郑经的一切战备都停了。这位精明的青年藩世子对自己这一计——它确实是一计——的得手很欢喜，于此得以把从众聚到身边，并把迁往台湾所需的大举筹备办完。他在厦门留下一支由亲信组成的强守军，带着其余的兵力起程，先停澎湖，在那里重整地方的治理，派一位忠实的官员统领。他又派一名官员到台湾，宣告他就要到岛上来执掌政权。

这在台湾的当局中间引起不小的惊惶；如上所述，他们已拥郑成功的弟弟为这新的台湾王国的统治者。

于此致书郑经，告他说：他父亲的官员们固然认得子继父位是惯例，可眼下这一桩，他因自己的不端已把一切权利都失了；他父亲之死也因他不孝之行而提早；而郑成功的弟弟是个忠厚宽仁、众所敬重的人，因此宜于治理该岛。

郑经此时相信自己以武力取回权利是正当的，因为他已给过父亲的官员们和平迎他的机会，而他们拒了。于此他的兵力自澎湖开船，登了台湾。

他们登陆时遭到强烈的抵抗，可他们打得极凶，不但守住了阵地，还把对方统兵的将领杀了。郑经手下一名官员趁交战稍停之际，朝台湾方面的人走上去，高声喊道：「郑经在此。你们统兵的人已死。我们都投到我们已故的敬爱之王的真子的旗下吧！」岛上许多官员被这番话所动，离了行列投到郑经的兵里去，郑经待他们极为亲切。

随后请郑成功的弟弟到他侄儿的营中来。此人看来真是个宽厚的人物，受了邀请；见了郑经便亲热地拥抱他，并声称他们之所以相隔，是出于某些有野心的官员的捣弄——那些人盼着这样做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因叔父这番声明，另一派的头目被处死，对郑经的一切反对便告终了。

郑经此时被宣为郑成功在台湾王位上的正当继承者，又像他父亲一样把朝廷立在热兰遮城。

郑经一心加固该岛的防务；办到他满意之后，便派亲信统领，自己起程往厦门，去照料他在那里的属地。到了那里，他发觉朝廷在他不在的时候一直设法削他的影响。这位青年统治者采了严厉的办法恢复自己的权威，把凡听了鞑靼人甜言许诺的人一概处死。

第四章郑成功的王国时期的台湾（下）

在此之前，巴达维亚的参议会已于一六六二年装备了十二条船，交博尔特提督统带，命他再图恢复荷兰在台湾的势力。船队到了中国海面，最后在闽江口下锚；巡抚的代表登船来，劝那位提督派他两名官员去同中国人商定联手攻郑成功从众之事。然而这番交涉于荷兰人毫无所得；博尔特不愿一炮未放便回去，便对郑成功的船队与守军一连攻了几次，以海盗的手法焚毁它们；可这既不能削弱郑成功在台湾的地位，也不能迫中国人通商。

博尔特于一六六三年带着船队回巴达维亚，同年又带着更强的兵力被派出去：计十六条船、水手一千三百八十六名、兵士一千二百三十四名，奉命对鞑靼人与明朝的中国人两方都施报复，必要时去取回台湾。福建巡抚对博尔特提督接待得好，又答应同他协力把明朝的中国人逐出厦门与台湾。

如前所述，郑成功的继承者郑经此时正在厦门。他既知鞑靼人与荷兰人就要攻他，便积极筹备加固厦门的阵地。对手一到，他便力守其地；可几次小战都失利之后，他绝望于得胜，便连家人一同退往台湾。厦门至此落入鞑靼人之手，全省归满洲治下之事于此办成。

至于酬荷兰人之助——他们替鞑靼人赢得了多年交涉与战争所未能取得的一区——鞑靼人此时便动手履行他们助这些外邦盟友取回台湾的许诺：借了他们两条帆船；据说这消息报到台湾王那里时，叫他笑了。

郑经此时致书荷兰人，说岛上住着瓦伦丁（从前在荷兰供职的一位司法官）的寡妻、莱奥纳杜斯教士连他的妻子、以及许多别的荷兰俘虏，总共约一百人。他愿把他们放了，此外还愿准荷兰人在台湾通商，并为此给他们一处居留之地，或在北岸的淡水，或在近旁的基隆岛上。他劝那些外邦人信他的诚意，不要再信鞑靼人的虚许。即便单为他们受苦的同国人之故，人也会以为荷兰人该答应郑经这番宽厚的提议。可事情并非如此。他们仍旧信托鞑靼人。无益地耽延之后，全队开往台湾，统帅在那里把许多时间花在没有结果的交涉上。如前所述，博尔特在这趟远征中夺回了基隆，留德比特尔上尉带二百人掌守，随后回了巴达维亚。基隆并没有证明是一处有利的属地，于此五年后便弃了。

荷兰参议会为这些结果而懊丧，不再装备远征队，宁愿采那不那么费钱的办法：遣使去同那天朝帝国通书，再请通商、并请准在大陆建商馆。这个使团一六六四年到福州，一年后到北京。「照样是在一座空座前一连串的拜倒，随后是国宴，并伴以献礼与赐礼：这个使团所受的接待，同它以前所有的使团一样。它以同样的一场滑稽收场，既取悦了接待它的那个骄横的朝廷，又不配那个遣它前来的基督教国家；而这趟大举远行唯一的结果，是一封封了口的书，其中所载他们全然不知，而其实它并没有给他们所那样焦切恳求的任何特权。他们既行了拜倒之礼，便使自己的国家被列入大汗的属国之内，随后便照忠顺臣民所应受的那样，凭他们宗主之意、带着他所择的赐予被遣回。这桩事业原以对中国人的掠夺与侵凌开端，而中国人从未挑过他们；这样的结局正相称。」〔注一〕

〔注一〕（原注：见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

郑经此时把心力用在促进台湾的兴旺上，把它分作几个府，对各处都立起好的治理。澎湖派了一位有才的长官掌守，该岛的防务大为加固，守军也大为增加，以防入侵。

郑经建了一座宫，供明朝的诸王之用，以显他对父亲事业的忠。他像他父亲一样鼓励农事，把大片未垦之地给新到的移民，又劝他的兵士把闲日用在田间劳作上。他种甘蔗，传入制糖之法。他又研究以海水制盐之法，劝他的百姓制这项必需之货。

自从担起治理父亲领地的责任，郑经似乎把早年那些放纵享乐的念头都撇开了，一心用在他百姓与他土地的福祉上。他虽仍是个青年，所显的才具却如此之多，以至几年之内便培起了这样多样的生业，使居民能安适地过日子，不必倚赖任何外来的产物。为尊他那位杰出的父亲，这位青年王于一六六六年建了一座壮丽的庙，建得极为坚实，可以历世长存。

把百姓衣食之需供妥之后，郑经此时又采办法给他们教育之益。奉他的命令，各区都设学校并维持之。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凡达到一定程度的生员便被取入高等学堂；在那里若幸而得以卒业，便被任为政府的官员，并授品级与位置。该岛教育之制的根基便是这样打下的。

他请了两位有才的人作顾问，借他们之助，得以把治理的一切细节都紧紧照看。又立下税则：酒与船运课以轻税，加上地租，便是他要百姓所负的全部财赋。

一六六五年，基督教传教士李科罗再度访岛；朝中虽有人反对他在此，郑经却赐他好衣服，在宫中接见他，并许他只要不生事，便可随意往来。

满洲政府此时既已制住大陆，便禁止同台湾往来，这便使该岛与厦门两面都极为不便，因为两地居民彼此都是亲族。可郑经终于借厦门居民之助，暗通往来：贸易的船只夜里从厦门开出，平安到了台湾，商务便大为复兴。据说为此目的被掳去的妇女，常是这些货载中要紧的一部分。

鞑靼人又设法劝郑经剃头、弃绝他对朝廷的对抗，许他将被认作该岛的世袭长官。虽然那使者受了亲切的待遇，这位青年王仍拒了这番提议，并声称他要像他父亲一样，宁失性命，不舍头上一根发。

郑经觉得一个独立之邦的兴旺须有一份对外的商务，便派那位意大利道明会士李科罗往菲律宾去，议一项通商之约，并恢复多年前被他父亲断了的友好往来。又邀暹罗、日本与别的国家加入台湾的贸易。这番交涉所得的成效如何，我们不得其详；可英国东印度公司却认为宜于乘这位青年王的宽厚之便，在十七世纪的后半叶在该岛设了一处商埠。

我们要谢甘为霖牧师的考究，才得了一段有意思的史事，古雅地告知我们英国人接受郑经之约的情形。那是一封致「大员王」的书，开头几句如下：

「查理，蒙上帝之恩，英格兰、苏格兰、法兰西与爱尔兰之王，已极开恩地许他若干商人往世上一切可居之地通商；其中汤普森爵士与另外几位商人，经这位极开恩的国王授权，为往这些东方各地通商的商人之总管。今为料理并督察他们在万丹及附近各地的事务，他们委了我（亨利·戴克斯）为代理人。于此这位亨利·戴克斯谨代总管汤普森爵士，向最英明的陛下致意；又因见陛下极开恩地致全体商人之书，邀他们往陛下治下各地通商，便毫不耽延地遣这条小船与小艇、并遣埃利斯·克里斯普船长前来，俾我们得知何等货物宜于输入、何等货物宜于我们输出；待他使我们得知此事、并蒙陛下许以友睦与爱顾之后（此我们极谦卑地恳求），我们便要请汤普森爵士之准，向陛下陈情。又因我们愿陛下知道：我们是英国人，同荷兰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该族之人约十年前被陛下那位威名远播的父王逐出陛下的国土），我们已遣苏科船长连另外八名中国人乘此船前来；他们同我们与我们这个民族久有贸易、素相熟识。」

此后是一长篇设立商馆的条件；而我们所据的这位权威所查阅的别的书信，则报说已有一个顺利的开端。至于这处商馆的详情，我们不得其详；不过若照下面这道董事会给公司万丹代表的严令来判断，看来它并没有生出多少好处。那道令的日期是一六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至于大员之贸易，我们在此明白要求你们：此书到你们手上时，若你们在那上头仍未得较好的收益，便命我们的商务员弃了那地方，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为此我们已给那位王写了一封带威胁意味的书；大概还会在明年三月或四月间派一条船到你们那里，前往大员把我们的职员接出来；此后再用些强力的办法，使他所欠我们的债得以清偿。」

大陆上又起了乱事：一六七三年广东与福建两省反满洲皇帝康熙。

郑经一向乐于给鞑靼人一记创伤，便决意去同福建王联手。于此装备了一支远征队，在厦门附近登陆，驻营泉州。两位高级统帅之间起了妒意；据说那位福建王不肯认郑经为一位有主权的藩王。总之这位台湾王似乎把兵力转向那位福建首领，结果后者的势力被毁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朝廷的军队一出现，他便不得不归顺皇帝而剃头。降兵此时被并入朝廷军中，这支大兵便向郑经进发，郑经退往厦门。

一六七九年我们又见郑经转攻：他以二万人围攻朝廷方面在漳州与泉州的主要要塞。可那些守军攻不下来；几个月后，朝廷一支大军从三面逼近郑经的兵，迫这位台湾王退往厦门附近的海澄。他在这里筑起坚固的工事，连墙带壕，预备对朝廷的军队作强硬的抵抗。朝廷派了一名大员统带攻郑经的远征队。许多场战事之后，厦门的工事终于被攻取，这位台湾王回了台湾，此后再不图在中国复兴明朝。

郑经的王国既在兴旺之中，他又弃了攻鞑靼人的武事，便把最后几年用在教郑克臧——他极钟爱的一个庶子——学那在父亲死后要落到他身上的高位之职责。

一六八二年郑经去世，年三十九，受全体百姓敬重；他做了鞑靼人十九年的强敌，而他的生涯——其间大小战事许多——是在还是个孩子时在父亲身边开始的。

郑克臧虽年少，品性却长成极像他祖父郑成功；他正是郑经选定的继承者。可父亲才一绝气，这位年少的嗣子便成了一桩无耻阴谋的对象，要剥去他的权利。郑经的母亲声称王位不该归郑克臧，说这少年并不是已故之王的真子，而是别人的孩子，襁褓时被王所宠的姬妾当作自己的儿子献与王的。几位有势力的官员被劝得接了这番说法，郑克臧便在那几位所谓真子与他们祖母的主使之下，在自己的宫中被暗暗绞死。

郑克塽，尚存诸子中最长的一个，年十二，此时登了位，开始一段多难的生涯。

次年福建的鞑靼巡抚谋算这位少年王，并用自己的影响在忠于他的人中间图出卖他。然而这阴谋被查出，为首的人被处死。

几个月后，鞑靼军队成功地攻了东山，那是台湾方面当时在大陆上所据的唯一地方。巡抚因这成功而气盛，此时又带一支船队攻澎湖的守军，略战之后便占了这处最要紧的位置。

这几次胜仗对这位青年统治者是沉重的打击；他把澎湖看作自己王国的门户。于此他向他的官员提议：弃了台湾，去占南边的吕宋岛。确实作了一些筹备，并取得了那片新土的地图与详细的记述；可他的百姓普遍显出对这计划极多的反对，这位幼王便不得不撂开了。

此时有一位官员提议：趁还有时候可望宽恕，便把该岛交给北京政府。于此致书澎湖的朝廷统帅，愿交出该岛、剃头、做皇帝的臣民，可求准仍把那些官员留任该岛，各自听朝廷之命。朝廷方面却拒了这提议，并回示这位青年王说：台湾如今实际上已被征服，此时才递有条件的降议，已经太晚。

台湾附近好几座岛此时被朝廷方面攻取。福建巡抚宣布大赦，凡肯归顺皇帝的一概赦免；这个许诺收到了所要的效果：既引得许多台湾的移民回中国，又削弱了岛上的敌人。

这位青年王此时递了一封无条件投降的书到澎湖的统帅那里，由他转送北京。其中一段如下：「臣跪于陛下足下，仰见中国之大，历世光辉不绝，不能不认：乃天意授陛下以至高之权，以治九州。」北京派了一名朝廷官员吴启爵来接收该岛。那位幼王热诚地迎他，于一六八三年七月十九日极有礼仪地把官册等等交与他，又以告示把投降的条件告知台湾百姓。郑克塽此时照满洲的风俗剃了头，又令他从前的从众照办。

于此，在它末代皇帝倾覆之后三十八年，旧明朝在台湾仍被承认；而那位勇猛的武人郑成功，大概在坟里也要翻过身来，对他那软弱无备的孙儿痛加责骂。

郑克塽此时奉命赴北京。这位青年的前王极不愿意，为了尽可能免去此行，便把官印送往北京，陈请说他不惯北方那凛烈的风，望能免了这趟赴京的长途，改准他住在他祖先的故乡福建。可皇帝执意不许，这少年便不得不遵那威严之命。北京政府有一点可称：郑克塽所受的不是处罚，而是朝廷当局亲厚的待遇——这无疑叫他吃了一惊；并被授以世袭的「海澄公」之爵，意为平海之公；他的后人至今仍袭此爵。

郑氏一家的治权于此告终，那「美丽岛」至此成了中国的属地。

附记。——上面说到的那位意大利道明会修士李科罗，同台湾的历史关系极深，所以我们以为在此用几行说一说他那段有意思的经历，并非题外之事。

李科罗生在佛罗伦萨。一六四八年他到菲律宾，在那里照料华人灵魂上的需要，直到一六五五年被派往中国。随后他奉命往厦门，在那里建了一座教堂，归化了许多人。这位好神父在此地注意到中国人那种残酷的风俗：把有病与残缺的婴孩弃在外头，让他们惨死。于此他把自己的房子开给这些弃儿，又在那聚落里到处宣告他愿照料这一类婴孩的心愿，救下了许多性命。

郑成功那放荡无检的儿子郑经给了李科罗许多麻烦，甚至不惜派兵士去殴他，并把他所有的财物都抢了。可郑成功却得了这位修士的敬重，因为后者在这位大首领手下受到亲厚宽大的待遇。郑成功那时正在他那趟著名的攻南京之役中。可终于败了，他回到厦门；一六六〇年六月，他在那里水陆两面同鞑靼人打了一场拼死的大战——鞑靼人乘胜一路追到了此地。李科罗神父极为关切，正同他归化的教众念着玫瑰经，恳求上天助郑成功得胜，因为他「对基督徒显得这样友善」。这位神父的祷得了应，他所拥的人得胜了。随后便是那些导致郑成功占台湾、荷兰人撤离的事。李科罗此时极不情愿地不得不供这位台湾统治者之职，被他派往马尼拉为使。于此他到了菲律宾的京城；可他使命的目的本是要人家归顺郑成功，自然没有办到。李科罗有一点很可称：他没有留在马尼拉——在那里他的安全是有保的——却回中国去把答复交与郑成功。他被风暴逼进厦门，当即被拘；可借一位有势力的中国基督徒之助，囚了八天便获释。郑成功此时虽已死，他好几位部将仍一心要施行他们那位已故首领所定的攻马尼拉之计。可明达的李科罗神父成功地劝动他们说：一旦开战，同菲律宾通商那更大的好处便得不到了。对西班牙人的怒气让位于利益；终于郑经决意采李科罗的建言，于此又派他往菲律宾，可这一次是和平的使命，是去邀人通商。走了十五天，李科罗神父到了马尼拉，在那里受到极热的接待，使命也顺利办成。他随后登船回中国，可到了厦门，发觉鞑靼人已占了那里。他受到极残酷的待遇，连性命也被这些人威胁，因为他们把他看作明朝中国人的朋友。约在此时厦门起了一场大水，至少一万人丧命。李科罗自救之法是：把衣服撕成条，用这些条把他避难的一座庙里找到的几根木料绑在一起，于此做成一只木筏，靠它浮在水上；不过他三天没有吃东西，几乎饿死。一六六四年将尽时，在中国的一切外国传教士都受大迫害，后来又奉命赴北京。李科罗神父怕自己既是众所知的郑成功之友，必要受极严厉的待遇，便逃往福州，在那里藏着，直到有机会逃往台湾。他自台湾于一六六六年回马尼拉；可在那里他并没有找到他所盼的家，反因被疑不忠而被囚，后来又被放逐到当时荒凉的拉古纳省。他的无罪后来得到证实，便被准回马尼拉。他的德行随后得了应得的报偿，他历任许多高职，其中有台湾教区与华南的代牧。他著了几部有名的宗教著作，他一生的事迹如今还以手稿存在马尼拉道明会的档库里。一六八五年，久病而重病之后，李科罗去世，凡认得他的人都敬重他、尊崇他。

第五章台湾成为中国属地（上）

一六八三至一八〇〇年

台湾成为福建的一府——定名台湾——行政的区划——一七〇一年之乱——一个造神迹的人——刘却被推为首领——攻官军营盘——乱党败——刘却被处死——中国政治家蓝鼎元——十八世纪的兴旺——居民的性情——居民分三等——客家与本地——在台湾的中国官员——举世的贪腐——耶稣会的绘图者访岛——小琉球岛——对原住民的治理——通事的残酷对待——照票的章程——福建总督——樟脑的专卖——伐树者处死——二百名中国人被斩——一七二二年之乱——朱一贵以养鸭为生——官军——悬赏乱党之首——治所被乱党攻下——朱一贵称帝——乱党败——一片凄惨之景——新设彰化县与淡水厅——蓝鼎元论台湾之患并开救治之方——一七三一年之乱——一七七〇年之乱——黄教为首领——乱党败——贝尼奥夫斯基伯爵——一七八二年的大风灾——天地会的大乱——同敌会相斗——官军被屠——彰化与嘉义被攻下——改元——凤山又入乱党之手——朝廷大军自中国到来——一位钦差大臣的成功——官军得胜——乱事平定——首领被擒——皇帝对台湾官员表示不满——格拉蒙先生的信——一七九五年之乱——巧计——败——十八世纪之末。

台湾凭它的位置、肥沃、垦作上可期的状况与众多的人口，是鞑靼一朝加入中国帝国的最要紧的一片土地。台湾最大的价值在于这一点：同别的同样肥沃的亚热带之地相比，它凭气候之故，可以向土地课取更重的负担。

一六八三年归入鞑靼政府治下时，该岛当即被定为福建省的一「府」，于此成为中国帝国不可分的一部分。「台湾」这个名字起初只用在荷兰人立足的那个小岛上，后来便指全岛；而赤崁这座城在郑成功与他子孙治下已大为扩充，此时被定为治所，取名台湾府。

台湾分为三「县」，即诸罗、台湾与凤山，设文职知县；另有一「厅」，即澎湖，设海防同知。这几位官员都归台湾知府管辖，知府又归巡台御史之权下；那官后来称道台，是台湾最高的权柄，每年须巡行各属一次。

这位官员须对福建巡抚负责，不过据说他有权直接同北京政府通书。守军起初有八千人，后来渐增至一万四千，由一名带「总兵」衔的将官统带；他既对福州满洲守军的统帅负责，也对福建的水师提督与总督负责。

那些大员很明白郑成功的从众并没有被教过要爱鞑靼人，所以颇为明智地让朝廷占领后的头几年就那样过去，不采任何极端的办法去把那些人所不喜的政令强加在居民身上——那些居民是众所知的颇有独立之见。十七世纪末那几年的太平——只有一个例外——无疑是由于此。

一六九六年有过一次煽动作乱的企图，可因一位地方官的精明而未成。这桩阴谋的所在是南部的凤山，其详情如下：有一位朝廷的官员名叫陈祖，把交他保管的大批官米挪为己用。亏空被查出，陈祖受了官方的查问，这位有罪的官员便不知如何是好。到这一步，他同他的妻兄吴球商议；吴球看来是个有反心的人；又有第三个人、性情相似的朱祐龙加入；两人都劝这位官员不要把短少的米补上，而要宣称这米连同余下的存粮都是百姓的产业，政府对它并无正当之权。上面所说的这三人随后便定下作乱之计。为再加强自己的势，又想拉地方官林升入伙。这位官员让那几个来求他的人以为他赞同他们的图谋；把作乱的计划打听得通透之后，便把确切的消息报到衙署去，于此那几个犯事的人被暗暗拿住，一概被杀，只有朱祐龙逃了。于此一桩眼看要成大乱的事便被掐在萌芽里。

然而六年后那件事更为严重。一七〇一年，在嘉义一带，有一个乡间的无赖名叫刘却；他自负在同他一类的人中间有广大的影响，又自负单凭他一现身便能叫安分的中国人害怕；他把朋友们聚起来，用隆重的礼仪、以饮血为誓，使他们都誓忠于他的旗下，去反朝廷。过了一段时间，刘却还在筹备之中，却无法把从众那股热劲保在沸点上。有人出怨言，这位首领的影响看来大为衰了。此时显然非有神迹，便不能把这位首领的声望抬到足以使他握有一支够用的兵力。刘却明白这一层，也不是不愿一试那看来不可能的事。于此接连许多夜，这位有野心的首领的屋顶上出现一道明亮的火光；先是村里的人、随后是方圆数英里的乡人都来看这桩怪事，并揣摩它的意思。刘却天天用大量的樟脑养着这个神迹，却对这事不显出特别的兴味，推说自己一概不知；人家问他这光的出现是否上天示眷，他又很有手段地不同那些来问的人一样看法。那光继续出现，终于那些明白人断定这是神明的显示，是上天这样把他们的首领指给他们。于此一大群人到了刘却家门。一进门，一道耀眼的光从一只看来是空的香碟里闪出来，于此把他们的脚步引对了。这就够了：那位得天眷顾的人被恳求做他们的首领。后院里又出现了更多神明许可的显示：从地上一个黑洞里吐出刀与矛来。众人不敢挨那神圣的洞太近；而那位造神迹的人安在洞底的铁匠与工匠，被赶得不可开交，要造出足够的天造之刀，好满足围在那里的许多被弄得神乎其神的看客。

刘却受了这高位，带着一支大兵击鼓鸣锣往北进发，要取这岛。先攻茅港尾的官军营盘。那营盘轻易便被攻下，并被烧成平地；此前百姓的房舍已先被抢。山里的原住民跟在乱党之后，把许多侥幸逃过的人杀了。毁了许多财产之后，刘却此时退到嘉义一带的急水溪，在那里筹划新的举动。

此时一位朝廷的将官率兵出来平乱。几天后又从台湾给他派了援兵；他以这支增厚的兵力攻刘却。乱党无从有效地抵抗，营盘被毁，不过那首领逃到一座远山上去了。这位大胆的乱党那些有野心的筹划既这样落空，他便使乡间尝到他的怒气：每夜袭扰近旁的聚落，把凡落在他手里的人都杀都抢。他的生涯虽然惊险，却不长；因为一七〇二年他连他两个儿子被擒，被拖到台湾府处死，而他的妻子与家中别的人被放逐出岛。

这场乱事教了朝廷一件事：这岛需要的照顾，比他们起初所肯给的要多；而乱事若不断，它也许会同它从前在他们那可畏之敌郑成功治下时一样，成为一个大累。

照手头最好的记述——即中国著名政治家蓝鼎元的记述——约在十八世纪中叶，台湾有将近二百万中国人〔注一〕从事糖与米的垦作，又有约四百条船不断往来于该岛与中国海岸之间。想到中国北方各省所耗的糖有一大部分是该岛所产；而当时福建千百万人几乎全靠以为生的米，也出自同一处；我们便可以公允地断定：我们这位著者并没有把它商务的活跃说得过了头。福建对岸许多地方瘠得这样厉害，若没有台湾来的油粕在沙丘上作肥，连甘薯也长不出来。

正是这些缘故引来了这样大量的移居者，也使该岛成了一等不法之徒——贼、骗子与杀人犯——的栖处；那些人是被迫逃离本国的。他们一到台湾，便退到远处的山里，在那里住着，官法报应之手伸不到。

这时该岛的居民由三等截然不同的人构成，即：已开化的原住民、未开化的原住民与中国人。第一等是那些原住民之中不但归顺了中国人、而且采了许多中国人的风俗、朝中国人所认的开化走了一程的人。其中有被荷兰人教过的当地人，可他们一失了教他们的人，不久便把他们与他们的教诲都忘了；不过在荷兰人占据七十年之后写书的耶稣会士杜赫德记道：有许多人懂荷兰话、能读能写，还有许多人家里留着一些遗物，主要是荷兰的书。这一等人在那早年的日子里数目不大，不过他们同平原上别的原住民之间界线并不很宽——后者是被迫承认了中国人之权、却仍保着自己原始的风俗。然而后来的年月里，这些平原上的原住民渐渐采了中国人的风俗，终于几乎都被认作已开化的原住民了。第二等是那些未被制服、仍旧独立的族群与村落；他们同平原上各族本来占着全岛，可他们太骄傲、太勇敢，不肯在涌来的中国人面前低头，宁愿必要时被逼进群山的腹心里去，好在那里不受搅扰地过活。他们终于不得不这样做，便被称作「山地的野人」。

中国人分为两等：客家人与本地人；后者除福建人之外，还包括从别省来的少数移民；两等合起来便是该岛中国人口的全数。客家人我们在前一章里说过了。本地人是指那些自认为生在各自本省的中国人。大体说来，这一等包括除客家人之外的一切中国人。就字义论，「本地」一词指土著或本来的居地之人，而「客家」则意为客人，或照我们的说法，意为远方来的移民。这两等人之间的仇斗在大陆上是不断的，在台湾也常重演。既然两边无可争议地是同一血脉，他们那些仇恨的表现——可算是凯尔特人与撒克逊人之仇的东方翻版——其起因与理由便显得极为奇怪，也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解释。

客家人是个精力旺盛、勤于劳作的族群，天性勇敢而残忍，又出名地与任何形式的政府为敌；他们一般占着边地，于此同原住民不断接触。福建人同他们不但语言不同，相貌上也略有不同；而从两边时常爆发的争斗，我们不免相信他们在政见上也不同。有时只从两家之间的一场口角起头，纷争常闹到这样的地步、相斗这样决绝而惨烈，以至非朝廷的军队插手来迫使讲和不可。

从厦门与附近各村来的大批中国人，以坚忍与节俭出名。这一等人里许多在荷兰人占据之前便在岛上；而在鞑靼人入侵大陆与那许多内战期间，他们的数目大为增加。他们起初只占着西岸零散的几处地方，可人数一增便渐渐向内地散布，把原住民逼在前头赶。原住民作了强硬的抵抗；可凭兵器之力，或凭那同样有效的兵器——烈酒——他们的地渐渐被夺走，这些被剥净的受害者逃进山里，在那里的友善丛林中可以找到太平与栖所。这自然使中国人——不但个人，而且整个中国人之族——招来全体原住民不灭的恨。荷兰人并不认为这些野性的儿童秉着凶猛好战的性情，相反是把他们看作平和而好脾气的。于此我们不免相信：原住民对中国人那极深的厌恨——这情形一直延续到今日，而且我们相信只要两族相接触便会延续下去——是中国人之族的不端所致，而原住民实在少有可责之处。

要治这样一群野性而动荡的居民，不是容易的事。有的是凭据可证：除了族斗与同原住民不断的战事之外，居民若遇大员们举动不令人满意，也不惮把动手的范围扩到大员们身上去。那些官员充分知道自己处境之微妙，便采了许多办法来立定自己的权威、防备作乱。有一万来名满洲兵，许多还是马兵，散布在各处平原上，一有反政府的征兆便报警。

朝廷的大员们也认为须对岛上的属员严加察看；为更好地把后者握在手里，只许他们供职三年，这便不容他们同居民深相熟识，于此减了他们同民众一同作乱的危险。这套办法无疑使政府对不忠的官员有些防护，可它在一件事上大有害：它鼓励这些人趁在任时赶紧捞一把；于此台湾的居民在那三年里被榨得够狠，足以使去任的官员余生过奢。另有一等自成一类的官，即在满洲人与客家人、原住民、南方中国人之间作中人的通事；他们的位置是长久的，而官方与百姓之间不断的祸患，有一大部分要归在他们身上。弊政与虐待到了这样的地步，使居民极为惋惜地回想郑成功治下的日子——那时太平与公道当政。

为更好地了解该岛，中国方面派了耶稣会士冯秉正、雷孝思与德玛诺到台湾。这几人在一七一四至一五年间从极北走到南，作成全岛的一幅地图。〔注二〕冯秉正在他的著述里就原住民、以及朝廷当局早年所采的治理之法给了许多可贵的材料；他给了我们以下的消息。

平原上的原住民虽已归顺中国人，仍保着许多旧日治理的形式。

每村推举三四位年长而品行好的人，他们于此在官方面前握着全权，可裁一切纷争、定一切罪的刑罚；若有人表示不满或不肯服这几位裁判者之命，便立刻被村人逐出聚落、不许再回；此外同族的别的村落也不会收他。向中国人纳贡以谷；为估这贡，每村安一名中国的小吏，除这差事之外，还要他熟悉百姓的语言，上官巡该地时作通事。这些官员本处在可以为可怜的原住民大做好事的位置上；然而他们欺他们、抢他们，毫不留情。他们是小小的君主，在各村里专权而治，当地人怕他们，大员们因他们有兴祸之力也怕他们。可大员们也被人厌，因为他们索求不断；而他们那骄横暴虐的举止，生出许多不满，常把受压迫更甚的人逼得作乱。

荷兰人治下，这些当地人曾证明极为驯顺。规定数目的鹿皮送到公司的商馆，并无一丝敌意；实在说，原住民在每一方面都像忠顺的臣民。可他们那时不是被铁杖治着的；一位教他们基督教要义的学校教师便是他们的主人，而他是以德义、而不是以体力去使他们归附自己的。于此才有这样的事：中国人与荷兰人交战期间，这些人中有许多仍是荷兰人忠实的朋友，而且有不少人因表示同情荷兰人而被残酷地处死。

受大员之害的并不只有原住民。那些大员明白：中国人一出了官治的边界，便不会怎么理他们的索求，于此便留心趁他们还在手上时狠狠剥他们。向一切新到者索要照票的办法，给这类勒索大开了方便之门。那办法在理上是对的，在行上却一无价值。为防再有坏人涌入，政府颁下章程：凡新来的垦民都须备有照票，而照票只在他的邻人充分为他的良民之行与勤劳作证时才给。然而这章程常被福建的官员规避：他们极乐于给那些惹事的人好品行之证，好把他们打发走；而那些该当得这特许的人，则须按请照人的贫富受一番榨取，才能取得所要的许可。从福建、广东与浙江来的几十万移民，吃着苦头才知道：在大陆上取得照票，只是他们麻烦中最小的一部分。他们一在台湾上岸，便被大员们扑住，索一笔大得这样的费用，以至那些可怜的垦民往往除了把自己所得的一定份额抵押给那些官员、直到索求全数清完之外，便没有别的法子缴付。于此许多移民一到便发觉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大员们的奴隶，而他们辛苦所得的许多都归了这些勒索者。

〔注一〕（原注：该岛如今的中国人口只有二百五十万左右，而移民一向极盛；就此而论，蓝鼎元所给的那个大数目似乎是估得过高了。）

〔注二〕（原注：这里有一点颇可注意：台湾西南岸外那座小岛，当地人称作拉美，被耶稣会的测量者以「小琉球」之名列在图上。可在英国海军的海图上，这个名字被弃，改用「兰贝」。）

第五章台湾成为中国属地（中）

那早年间到过该岛的一位旅人说：「这些移民虽勤劳，却也当得起不服管、不守法的名声。他们极爱结族群，族群的依附与仇斗在他们中间都被养着；可他们极喜欢同外国人往来。他们许多人未娶，或是把家眷留在中国，盼着攒下一点家产之后回去。」

百姓这样更难治，而大员们治起来也更不相宜。一方面百姓到这里来是为更得免于官吏的榨磨，另一方面大员们到这里来是为比在中国本土更公开、更极端地行勒索，因为在这里控告很难，得救更难。这不是一副能配得好的组合；一边不断有新的压迫，另一边则更多地规避与抵抗，于此中国帝国之内没有一处像台湾那样屡被乱事扰动。连福建总督也不曾试着对他那些在岛上的属员有所管束。照朝廷的章程，这位大员本该一年到台湾一次；可实际上他极少把自己贵重的身子交给那条多事的台湾海峡。岛上居民也不盼他来；因为地方上的大员们他一到便须送他一份贵重的礼物，于此便把百姓榨得更狠些，好把这笔额外的花费补上。既免了责任，台湾的官员便照最合自己利益的样子行事；而他们的利益是明明同百姓的利益相反的。专断的办法与沉重的勒索，终于使垦民们联起来抗拒官方的索求。

十八世纪初，山林被宣为官产，伐树与卖树成了官府的专卖。樟脑也在其中，而伐一棵树的罚便是死。一七二〇年，二百多人被斩首。这是居民所不能再忍的了；而一场大地震被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当作一个兆头，说他们该把这可恨的政府推倒。

那时有一个从漳州府来的垦民，名叫朱一贵，是个不中用的人物；他被所住村里的居民厌恶，便离了那地方去当差役。不久他失了差，又没有地可种，便以养鸭为生。照这些带羽毛的东西的习性，它们每天成排走出去，像一队队兵士，晚上也照样成排回来。这件事看来给了我们这位人物最初的兵法之念，而他也不慢，立刻就着这机会长了见识。他遇上几个不法之徒，便备了一顿丰盛的饭，为此把鸭子都杀了。从那一刻起他成了亡命之徒。朱一贵此时利用民间反满洲官员的情绪，宣称把性命献给百姓的事业。他对身边的同伙很巧妙地提议：他们这桩举动该打着为已倾的明朝尽忠的幌子去做，而他正是明朝的同宗，因为他姓朱。众人都赞同，依礼发了誓，每个同谋都约定要拉新人入伙，于此人数不久便增至好几百。

政府此时认为宜派些兵去攻他们。那位英勇的统兵官照每一个中国英雄所必做的那样报了一场大捷，虽然乱党逃进了山里。可为保他们被剿绝，又向山里的原住民许了赏：凡取得乱党中兵卒之头者赏三两，首领之头者赏五两。这个悬赏对这些山地的人太诱人，他们抗不住；可他们发觉那些抢掠之徒难捉，便斩了些无辜的人、烧了他们的屋。办了这事之后，他们把这些受害者的头呈给官方。这样的行事既有官府的准许，便生出乱与苦；百姓厌恶他们的统治者，自然就偏向起事者的事业。

在这样可叹的情形之下，又有新兵由一位勇猛的将官统带，追剿那些不法之徒。虽照蓝鼎元的记述是捷报连连，那支乱党的军队却像九头蛇一样，越被打越强，到后来从南边的凤山到北边的淡水都感到了它的势力。〔注一〕这些败仗都不顾，乱党又决意要行更大的举动，甚至要攻取治所本身连同库银；而在谋略上他们也没有忘记这一点：他们的成功要靠同百姓保持好的关系。于此只对政府用兵，一切举动都集于一点，即把它彻底推倒。

当那些高贵的官军正在大捷中欢饮、正享着已把这伙不法之徒剿灭的满足时——有一份关于一场可畏之战的报告说乱党实实在在被歼了好几十人——起事者的势力已遍布三县，把官员杀掉；终于凭一个巧妙的谋略之举，他们把官军引偏了嗅迹，进了治所台湾府，把一切公文、库银、许多火药与火器都拿到手。

得了这场要紧的胜利，乱党便宣称中国朝廷的治权已终，并极有排场而肃穆地行了礼，拥朱一贵为帝，改元永和。于此这位从前卑微的养鸭人被抬上了位；在他自己与从众心里的自豪之中，他是一位了不得的君主。中国的文、武与水师官员乘四十条船逃往澎湖，后来又到厦门，除两名官员之外都平安到达；那两名因受不住自己怯懦之耻，在途中自尽了。局势此时再掩不住了，于此一封卑谦的呈文递到巡抚那里，巡抚又上书皇帝，许下两个月之内把乱党剿绝。

于此一百年之内，台湾人第四次整个换了主人。

当中国岸上正聚着可畏的兵力时，朱一贵极为坚决地守着他帝王的权，又像从前待他的鸭子那样，待他的百姓很有体恤。禁止抢掠，财产与性命都受护。他的兵士若有人对他的告令不够留心，这犯过者当下便被斩首。这样的纪律自然有它的效验，全体民众都对这位新主人生了信心。

最后，由二万二千兵士与十五名大员组成的新的中国军队在厦门登船。统帅召了一次军事会议，议了此后的行止，众人一致议定：既然乱党的数目有三万人，把他们尽行杀掉便是愚举。因此最好只杀首领，而留那些不明事理的众人之命。此外凡自愿投降的乱党，都准他们平安回家。这确是明智之策；可要杀首领，便须先把他们捉住，正如那著名的兔肉饼方子里那只兔子一样；而难处正在这里。

到台湾之后，军队大部分在淡水登陆；官军的第一桩功劳是烧了停在鹿港的乱党船队。随后强攻取下一座城垒，不过后来发觉里头并无守军。此后的事便是对那些丧了气的乱党一连串不断的胜仗；乱党往往不等人来攻，一见得胜的官军现身便逃。照我们这位著者的记述，这些兵士的攻势简直是压倒之势。他们火铳与炮台的火「震得地都动，把恐怖撒进乱党的行列里」。

我们所据的这位权威接着说：

「因这场显赫的成功，一纸捷报送往大陆，人人都盼着朝廷隆恩所要赐给他们的大赏。可不料——叫他们大为吃惊的是——到来的是一道圣旨，其中陛下把这场乱事之因归于：或是他忠顺臣民的极度贫乏，或是无良官员的勒索；并谕示说：屠戮一群被误导的百姓是残酷而邪恶的，因为他们是他的子民；因此他命福建巡抚去抚慰安定那些乱党，不要杀他们。那些被派去抚民的文官一到，局面便有了极奇妙的转变。十成里有九成的乱党投降了，连朱一贵身边的同伙，在一场苦战之后也落到这些慈悯的官员手里。在几乎所有类似的事里，天朝的威吓都被人轻看；可当皇帝的极大仁慈被人知道之后，百姓便从心底被感动，自愿地归顺了。」

在这场战事里，银弹是否比铅弹更有效，我们这位著者没有告我们；可这样突然而几乎彻底的归顺，倒使我们颇疑是这么回事。纵然如此，余下的乱党仍旧顽强，把那支得胜之军的一切努力都挫了。有许多小战都没有得出满意的结果，反只壮了乱党的胆，使他们更要坚持抵抗。

然而朱一贵本人终于被拿住：他避难的那个村子的头人们把这位倾败的皇帝交给了军方的统帅。对百姓所施的仁慈并没有施给那位尊贵的朱一贵：他被装进一只竹笼，运往北京，在那里被钉死。

此时兵士中间开始爆发疫病，极多人在岛上入了土。

官军既据了平原，便使大批乱党极为忧惧；那些人因热心过度，把自己的辫子剪了，于此一露面便是在宣告自己的不忠。这些性急的壮士此时发觉非藏起来不可，而山地各族的地方是最稳的退处。为把这些逃亡者从山里逼出来，原住民奉到命令，不许窝藏任何乱党；这些本无害的人在军队的威慑之下虽不敢同那些不法之徒结盟，可一旦免了这份拘束，他们执行政府这道命令便极迟缓——因为他们怕这一等人甚于怕官员。

其间康熙皇帝已经去世，可他的继位者立刻采了有力的办法来制服这片土地。他命福建凡可调动的兵力都留在岛上为守军，文职的员额须增，并须常有一名御史驻岛，察看官员的举止。那套要压住流行的反乱之气的大计，是教化百姓，使他们看出顺服之利、学得顺服之责；山里的各族要被驯服，然后化为人。为保该岛日后的太平，须筑起一线城垒，又须无所不力地使百姓有德。这些以及许多别的差使都交给了一位朝廷的使臣去办；而有记载说：他同地方官府一同，尽其所能遵了朝廷之命。这番父母般的亲厚既已施出，我们便再没有听到那场乱事的事。火被扑灭了，可不幸的是余烬仍在闷烧，几年之后那火焰又现，给他那位皇帝陛下添了新的忧。

该岛此时已成了极度凄惨困苦之景。乡野被毁，疫病又扫去极多的人。这片富庶肥沃的土地久被交给战事与流血，如今田园荒废、生业瘫痪。此外在这同一时期（一七二三年），一场可怕的风灾扑上该岛。巨浪漫过沿海各地，毁了大小船只，溺死数千人，而沿海各聚落里几乎没有一所房屋不受损的。

一七二二年那场可怕的起事之后，发觉诸罗一县太大，一位知县不便治理，便把北部分出，新设一县，名彰化；而该岛的北部则编为一「厅」，即淡水，归一位海防官员管辖。

中国的官场自然被台湾的乱事扰得很厉害。中华之国的当局本是欢迎在自己旗下添地的，好添自己的财富与影响。可台湾至此眼看要耗掉的朝廷库银，比大员们合力多年从该岛榨出来的还多。于此这便成了士人中间颇费思量的一个题目。其中为首的便是蓝鼎元；而他的建言既多有仔细思量的凭据，又显出对该岛实情的精细了解，我们便在此给它一些篇幅。

他告我们：原住民性情愚钝，常被中国商人所误；那些商人不惮抢他们的财物。为救这个弊，蓝鼎元说该当劝谕良民安于自己正当的产业，又该警告那些看来并不甚诚实的兵士，不可以任何方式扰害百姓。官方一面不可松了自己察觉乱象的警惕，一面又该赏那些告发同原住民有可疑往来之人的人，以减可能失手的机会。

为使山地各族归顺，该给这些人一个月的期限投降；他们若顽抗，便该采办法拿他们，为此该用归政府管的当地人；又为把恐怖打进那些山里人的心里，该把丛林与边界的山林点着，把里头的人熏出来。此外该阻他们耕种、断他们一切补给，这便能使他们陷于饥饿，于此归顺。盐——对他们是最必需的食物之一——与铁——没有铁他们便造不出有用的兵器——都不该容他们得到。中国人该备好盾、长柄的矛，尤其该用火器代弓箭，因为单是火器的响声便在山地各族的行列里造成极大的惊惶。最后，该筑比木与竹所筑的更好的城垒。我们这位著者又说：中国兵士的饷不足，于此被诱去做不法之事以改善处境；而他们为勇敢既没有得到恰当的赏，为怯懦也没有受到足够的罚。为在战时助正军，他提议编组一支民团，团众只在急难之时服役。从前一位统兵官曾作过同样的试验，可每月只给六百文（约合金三角）与够他们不致饿死的米；我们这位著者把那次的失败归在这份菲薄的饷上。

上述的建言有没有被采用，史籍没有告我们。总之，当地各族继续攻那些中国人的聚落，对天子的尊位同往日一样不放在心上。蓝鼎元于此表示他确信：唯有严厉的办法才有用。只有在边界上筑起一道坚固的汛塘之线，并劝百姓到这些地方定居、渐渐侵入山地各族的地界，这样才能防住山地各族的来袭。为抑山地各族之势，各族之间的往来该尽量加以限制。又须极为留心，免得日本人或荷兰人在东岸登陆、在他们中间栖身，「那是比什么都更该避的事」。看来从前有些商人从政府取得了同当地各族贸易的专卖。又有通事被派去同他们办事。然而已经发觉这些人欺哄那些无辜的山地人，于此常使后者生乱。这些无良之辈该受严密的监视，不可给山地各族任何诉说不公的机会。至于台湾的垦民，我们这位著者说他们是一群坏人，素来把法度当玩物；头一步该当教他们敬重并遵守政府的禁令。此外居民被那些有心算计的讼师挑动，喜好诉讼。要除这个弊，须公正不偏地行法，须革去向公堂送不法之财，又须把那些生事的煽动者拿起来。垦民在被准上岸之前，须能证明自己有朋友肯给他活做，于此保他们不致成为社会的累。垦民既放荡又沉溺于酒，于此常负债；该以法迫他们舍了这些荒淫的习气。到了婚龄的妇女常过了三十还没有丈夫，该劝她们在二十五岁便进那和美的婚姻之境。此外妇女不该把日子花在闲话上，该用在养蚕种麻上，好使她们能给一家人备衣料。船运上的难处极多。关上的官员该受仔细察看，免得他们索取不该得的费用，以至百姓因此被诱去输入禁物，好把自己的损失补回来。蓝鼎元明白兴学是教人顺服的一大要素，便建言该广设义学，并对取中的文士悬以厚赏。（这番建言没有被忽视多久，不久便设了许多学校。）因多数乱事起于官员的贪，我们这位著者劝：依法的征取该尽量少而轻，又该减地租。同时他又提出：对无力自卫的百姓的蹂躏，是因官员所得的俸薄。为此该当开垦新地，所得之入用来增添该岛朝廷官员的薪俸。

福建总督那里，台湾的太平关系极大，因为该岛的经费是从他那省出的；更坏的是北京当局可能因他治台不善而加他以辱；所以他格外卖力；而他相信政府无从对全岛立起管束，便专把自己限在西部的平原上。他对那些不断相斗的不驯之族一概不理。

〔注一〕（原注：这里说到战事时，读者切不要以为有像葛底斯堡与滑铁卢那样的会战；因为两年之内交锋的次数虽比拿破仑诸役还多，中国人打的却是恶言，那是他们交战的主要兵器，他们极猛烈地把它掷向对方；而他们既笃信那句老话——「阵上被杀的人，再不能活着来打仗」——于此退得极为轻易而迅速。）

第五章台湾成为中国属地（下）

他对那些在原住民边界上不断相斗的不驯之族一概不理。樟脑的专卖仍旧存着，可伐树一概听人自由，而对保护伐木的工人免受山地各族之害，则毫无措置。客家人与平埔人彼此不断相争，猎头之俗照最嗜血的山地人所能盼的那样自由地行着。

不论官方那些周详的筹划与士人的建言，中国垦民反政府的乱事延续了一百多年，只有短短的间断；而同山地各族的战事则一年一有，同夏天的台风一样必到。

一七三一年，稍一喘息之后，中国人又同他们那父母之政府动起干戈。朝廷的军队此时正忙于在北部同山地各族作战。于此有一个住在凤山的吴福生，认为时机正好，便聚了几个心怀不满的人，出力再去搅那满洲之龙。那年年初，他们攻了近旁的官军营盘并焚毁了它。台湾的长官此时亲自率兵去攻乱党，终于把他们彻底打败，不过自己这边损失也颇重，连三名大员也死了。几天后吴福生同他三十来个同伙被擒，被处死。

同山地各族那许多场交锋——自中国官府初到之日起便时轻时重地延续着——我们只说一桩；〔注一〕因为别的虽也有要紧的，可都是限在山地各族地方的事，所以更宜放在专讲原住民的一章里去说。

那是一七三一年，大甲西社的山地人——一个动荡的族，他们极尽其兴地杀中国人、烧他们的财产——把北路道台连他一行人围住攻打；那位道台正在北部巡视。这位官员与他的随从奋力相搏，终于逃进了彰化的城里。道台随后从那里派出一支正军去剿灭那些犯事者。那些山地人不但不愿被剿灭，而且胆敢一路抵抗正军，直抵彰化城墙之下；此时官军的生存者退进城里，向上司报那些野人的无礼。此时已有十来个族群联了起来，便以这支兵力把彰化围住，断了一切对外的往来。城里的中国居民大为惶惧，怕那些山地人进了城把他们尽行杀掉。于此有大批人想逃出去，却只落在敌人手里；敌人不久便能在自己的所有之物里数出好几千颗中国人的头。这场可羞的败绩的消息一到总督那里，那位大员当即把道台革职，又派援兵去攻敌。那些山地人看来对已得的已经满足；又明白自己无从抵抗派来攻他们的那更多的人数，便退进他们山中的险地。然而朝廷的军队追了上去，越了界，杀了好几千人。那些山地人此时逃到一座峭峻之山顶上的要地，在那里预备自卫。颇费了些难处，官军终于寻出一条可以登顶的路；那些山地人虽坚决抵抗，又把大石从山坡上推下来、轰隆砸进他们中间，照中国方面的记述，皇帝那些了不得的武士并没有迟疑动摇，而是稳步前进，直到登了高处，把那里的山地人屠了。

这场要紧的乱事之后，同山地各族的祸患与当地各族之间的相斗使军队忙到一七七〇年，这时政府又成了心怀不满者的箭靶。

黄教，凤山一带的居民，极大地干过些来历可疑的武事，以至居民对他颇为害怕。这时期有许多强盗专去偷牛。没有这些有用的牲口，垦作便大有危险。于此百姓左右为难，不知怎样才能防住这类祸害。终于把黄教雇了来效劳，价钱是每护一头牲口、一年给五斗小米。这个安排一时还令人满意；因为他是这一带最可畏的恶棍，比他小的角色都听他的话。然而有一个人胆大到同黄教起了争。究竟争的是什么，我们不得其详；总之裁断不利于这位大胆的护牛人，他因此大为愤怒，竟至蔑视法度，把对方拿住，割了那不幸之人的鼻子与耳朵以报复。于此告到政府，下令拿黄教。这在这个大胆的恶棍看来又是一桩侮辱，他便预备照他待那告发者的样子去待官方。他把从众聚到身边，举起叛旗，攻最近的军营，把官兵都屠了。地方长官当即派兵去攻他；可他的部将虽有几人被擒，黄教却逃了，据说是逃进了山地各族的地方。他躲过拿捕有一段时间；政府终于恼那地方官的无能，把他革了职。

好像那些垦民的作乱还不够搅扰皇帝那奢逸的梦，又有一个外国的冒险者贝尼奥夫斯基伯爵——我们要在下一章里细说他——于一七七一年到了东岸，一时之间颇有要成为朝廷一个可畏的对手之势。

除了战事之祸，造化似乎也对该岛怀着敌意；因为一七八二年起了一场台湾史上无可比并的风灾与大水。

那场风灾的官方报告说：在五月（那不是起台风的月份），风、雨与海涌一齐发作，十二个钟头之内眼看要把该岛漫没。风住之后，衙署、仓廒、营房与盐仓都发觉全毁了，私家的房屋大半也成了废墟。二十七条战船里，十二条不见了，连一块残骸也没有留下，另十二条失事；别的船失了约二百条。港外有极多的小艇与小船在那可怕的大风里不见了；在百姓看来，这是神明为他们许多的罪而降的谴责。皇帝谕令：凡被刮倒的房屋都由他出资（即由国库）重建，并须供给百姓粮食。他说：「我的子民若有被怠忽的，我心里必定极痛。」极可能是地底的震动又添了这场灾祸。

此事之后四年，便是台湾至此所见最要紧、最血腥的一场乱事；而平定它时不分首从的论罪与残酷的刑罚，所显的严厉是该岛从未见过的。中国官方的记述是我们所能取得的唯一详细描述；可从当时外国著作家对它的提及，我们不免相信：在中国方面的记述里，这桩事的规模是被大大低估了的。格拉蒙先生在一七八八年三月的一封信里说：「台湾的祸乱终于了结，可代价是对中国而言一场可羞而费钞的战争。她至少失了十万人，被疾病或乱党的刀所毁；而她花掉了二百万两。」

这场乱事是居民那过剩的躁急之性自然的结果。除了那成千的心怀不满者一向在等机会给鞑靼政府一记打击之外，还处处是彼此敌视的地方族群与会社，以至他们不时公开相斗。这些相对的派别中最显著的，是从大陆泉州与漳州两地移来的岛上居民。朝廷的官员发觉这两伙互不相容的人难治；因为他们若裁断有利于一边，另一边必定要大发一场雷霆之怒。

一七八二年，住在彰化县一个村子里的两族人之代表聚在一起，作他们的一场赌局。赌的时候，一切顺当得无可再盼；可局终分彩却是极微妙的一桩事，输的一边常设法杀了对手以逃赖所欠。这类斗殴中死人多是常事；终于闹得这样严重，以至有一回朝廷的官员插了手，把一个漳州人处死了——那人既是赌头，又轮番做杀人的首凶。这一族每一个人此时都成了政府的死敌，而泉州人则成了官方热心的朋友。两族之间的相斗此时比从前更频更血，而岛上别的地方也被卷进这场仇斗。

这时有一个漳州人林爽文，是个有野心的人，看出该岛是他谋图的一片大有可望之地。于此他一七八四年到了这片新土，当即一心去为天地会招人；他自立为这个秘密会社的首。因他的出力，这会社兴旺起来；而漳州人看出其中有个机会可以再伤他们的对手、又可攻政府，便大批加入。泉州人同样加入了政府的义勇，好助官方惩治他们的对手。

这个秘密会社把该岛分为南北两路，林爽文与庄大田分任两路之首。北路附着一个有势力的中国人杨光勋；他连他某些亲族同本族的另一支不断相争。他的主要对手是他的妻兄杨妈世；杨妈世为同杨光勋作对，另组了一个与之敌对的会社，名雷公会。这两个会社大行其事，朝廷的官方便有几分惊惶。于此把嘉义一个地方上的首领连他的儿子拿了起来；可那儿子行贿看守逃了，又把从众聚到身边，攻斗六门——云林附近的一个村子——以火毁了它，并杀了一名官员及别人。台湾一位文职官员率兵进到那伙乱民的营地，拿了五六十名犯事者。这位官员相信那两个秘密会社是为助那两个郎舅相争而组的——那两人正是前面说过的相对两族中的要人；为止这场仇斗，他把那父亲名下的全部财产都没收了，因为那似乎是两家相恼的一大起因。除此之外，他还拿了三十八人，其中有三名格外生事的首领。然而彰化的长官对台湾那位官员所行的、他认为是宽纵的办法并不满意，于此拿了那会社的好几名成员，一概处死，又烧了他们的一个村子。那会社拿这事做了资本，向邻人指出他们的政府待他们是何等无情。凭这一着，会社大为增势；到他们自信够强了，便公开作乱，凡能杀官军的便杀。林爽文此时出头，率他的人攻彰化；彰化只有八十名朝廷兵士守着，便被他攻下，又杀了地方长官。近旁一处官军营盘也落入起事者之手。乱党屠了约二千名男女老幼，其中有三十名官员。这在官方中间引起不小的惊惶；而因他们自己文武两面极坏的治政，手边并没有可调的兵力去压这场乱事。

彰化与四周许多地方既在他们手中，乱党便认为立起治理之制的时机已熟。为此林爽文被宣为这片新领地的统治者，改元顺天，又派了文官分任各职。治理的细目办完之后，开了一场大筵，林爽文到了场，穿着极为华丽的衣服（私下有人说这些是这位高贵的首领从他所擒的朝廷官员那里偷来的），举止间带着一位了不得的君主所该有的全副威仪。乱党的兵力此时又把嘉义添进自己的所有，一路前进，杀官员、抢百姓。又往北朝淡水派出第二支乱兵，成功地攻下新竹。然而一支一万三千人的兵——其中有当地朝廷官员从居民中抽的壮丁——向该城进逼，终于把它重占。

朝廷的军队此时自中国到来，在淡水登陆，得以把北部清出乱党。

南部的起事者此时攻凤山，攻下该城，把官军逐出那一带。台湾的长官当即聚起一支兵，计义勇九百、兵士一千、平原各族一千；凭这支军队得以守住治所，挡住乱党一次猛攻。消息传到大陆说：除台湾府与极北之外，全岛都在乱党手里；官场中间大为惊骇；于此派出一支船队与最有名的武官去平乱。朝廷的兵力于一七八七年年初到岛，有的在鹿港登陆，有的在安平登陆。一支三千人的纵队由一支水师相助攻凤山，交战十六日之后把乱党打败，使该地复归朝廷治下。北部的正军也一样得手，嘉义被夺回。然而天气一直很坏，军中极多人病死；而乱党又成功地把该城围住，断了一切对外的往来。被这样围着，官军极为困乏，粮食窘到这样的地步：好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不得不以油粕为唯一的食物。

城墙上看守极严；那些不幸的居民若有人出去觅食，极少有保住性命回来的。后来有一支朝廷的兵力得以到达嘉义，可只能解一时之急，局面不久又回到从前的样子。这一年过去了，乱党仍据着该岛的大部分。皇帝此时从北京派出一名高品的文官去了结这桩难局。这位大员于十月底在鹿港登陆，带兵九千、官员一百二十名。新到的人向起事者进攻，先在八卦山把他们打败，又在嘉义附近一个村子把他们打败；起事者从那里逃得这样急，照中国方面的一份报告说：「连影子都落在后头。」此后又零零散散打了几天，官军便取得了嘉义城与附近之地。

朝廷的军队此时从嘉义与台湾两面同时向起事者进攻。两支兵都一路得胜，而惊骇的乱党像受了惊的鹿一样在他们前面逃。打了许多个月之后，乱党终于被逐出各已垦之地，只剩一处地方还在他们掌握之中。那便是大里杙的要地，是一处可畏的位置，有高墙与工事护着。官军经一场奋力而久长的交战，把这地方也攻下了。俘虏之中有乱党所任的彰化知县；此人从前本是朝廷的官员，此时在官方手里便少得宽恕。这一战结束时官军所得的主要缴获，计大小枪炮一百六十件、长矛二百三十件、米好几千石、牛八百头。那位得力的正军统帅此时一直进到山地各族的边界上，在最需要的地方立起工事。

于此，连打九个月之后——而民间的说法是，钱在这场战事的军需里占的分量不小——那作乱的民众一时之间被弄得安分下来。林爽文逃进山里，在山地各族的地方栖身。那些山地人看来并不格外友善，因为他们把这位乱党首领的父母交给了朝廷的统帅。林爽文此时逃进埔里社一带，央他的朋友们护他。可他们对这位从前的首领的忠已经淡了，便以拿住这个被追之人、把他交给军方来答他的恳求；军方为了解旧恨，把他「千刀万剐」。得胜的朝廷官员此时大受褒扬，皇帝也以加品级、赐许多荣衔来显他的欢喜。

该岛此时太平下来，垦民把多余的精力发泄在彼此相斗、或同山地各族相斗上头，直到一七九五年民间的不安又找到了出口。

陈周全从前是前一场乱事所由起的那个秘密会社的成员。他住在凤山，名义上是做糖生意的。后来他迁到彰化，把旧会社的许多人重新聚了起来。聚起四百来人、都向他立誓效忠之后，他定下一个大胆的一击。他雇了许多条船，派上寥寥的几名水手驶往鹿港，他自己则同时从陆上向该城进发。傍晚迟些到了那里，陆上的兵与那些诱敌的船互通了信号，便预备夜攻。忽然每条帆船上都亮起许多灯火，使那些船看去像挤满了兵士；而陈周全则向城推进，把他那点兵力铺开，意在使敌人看错他真实的兵势。攻者那野性的喧喊又给这场幻象添了恐怖。鹿港的守军从睡梦中被惊起，朝那水陆两路看来庞大无比的兵力只望了一眼，便惊骇万状地弃城逃了。

这场胜利大大壮了彰化会社别的成员的胆；在预先约定的日子，陈周全自鹿港进发，同彰化的乱党合攻八卦山。乱党的兵力是小的；可官军城垒里偶然炸了火药，死了好几名官兵，于此那座工事连彰化一同落入起事者之手。然而这新一派的成功并不长久；因为兴旺了几天之后，他们攻近旁一个村子时被打得极惨，生存者有一半逃进山里栖身。陈周全终于被擒处死，于此结束了十八世纪最后一场乱事。

〔注一〕（原注：这里所举的这桩事是新奇的，因为它记下了一场战事，其中山地各族把他们素来的战法撇开，大批人穿过平原去攻一座主要的城池。）

第六章贝尼奥夫斯基来台湾

东岸的事——贝尼奥夫斯基伯爵的生平——伯爵在东岸登陆——被当地人攻击——随后的屠杀——淫纵激起当地人第二次来攻——伯爵得一名西班牙人之助——当地人第三次来攻——以屠一千一百五十六名当地人为报——与一个友好族群立约——以盟友身分随他们出战——中国人败——满载礼物而归——部属劝他建一殖民地——伯爵不从，开往澳门——设法引外国各邦建殖民地之兴——光辉的许诺。

此刻须离开前几章按年代次序的叙述，回到一七七〇年。读者当记得：这时期台湾的鞑靼主人正忙于压住百姓中间一向存在的反乱之气，而那些人的祖先许多是郑成功的从众。同时东部各地正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在发生——那些事倘使被人知得明白，必要给朝廷当局添不小的忧；他们同西部那些易燃的居民已经有过许多麻烦，又必定害怕自己的势力再因另一个敌人在这片已经满是敌人的土地上出现而被削弱。

我们要说的是贝尼奥夫斯基伯爵的冒险。对治史的人是幸事：这位有意思的贵人在他的回忆录里留给我们许多对自己功业的描述；那书原是用法文写的，后来译成英文。有人编过英文本的详细述评，本章便是取自其中最完备的一种。〔注一〕

〔注一〕（原注：见奈伊所编的一部台湾文集。）

这位了不得的冒险家，不论他缺的是别的什么品质，他有大胆气、有魄力、有野心，这是很难否认的。他出身匈牙利贵族，在奥国军中当过几年军官，又为求航海的知识到过荷兰与英国，随后去了波兰，在那里加入反俄国人的同盟，做了马队的统领兼军需总监。后来他被俘，一七七〇年被流放到堪察加，那时他二十九岁。在这里，他同好几个别的流放者一同生出一个计划：夺一条船逃出堪察加，并带走俄国长官的女儿阿法娜西娅；那姑娘被这位高贵的囚人迷住，决意同他共命运，虽然她知道他的妻子那时还活在欧洲。一七七一年他连另外九十六人一同逃脱，途中停过日本、琉球群岛、台湾、澳门，最后乘一条法国船到了法国。法国政府想得他才具之益，便委他在马达加斯加建一殖民地；他办了，在极不寻常的难处之中坚持了三年。可法国内阁要把那岛收在自己权下的意思，同伯爵的意愿、以及他同当地各首领所立的约——约中他承认了他们的独立——不合，他便辞了他的委任；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于此他被那些友好的首领推为王，又带着议一项通商之约、并尽可能同某个欧洲政府结盟的权柄离了该岛。看来他一七八三年向英国内阁申请过，没有成；可他从伦敦的私人与美国巴尔的摩的一家商号得了助力。一七八四年他把妻子留在美国，再度启程往马达加斯加，在那里同法国人开了战，一七八六年阵亡。他的寡妻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四日在匈牙利贝茨科近旁她的田庄上去世。

这位述评者把此人的来历说过之后，便转到他的书，从伯爵到台湾东岸这一节翻起。因读了安森的航海记，这一行回国的流放者便起意要把台湾添进他们别的发现里去；于此一七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他们在北纬二十三度二十二分到了东岸。

他们在十四英寻处下锚，派两只小船载十六人上岸；几个钟头后回来，其中三人受伤，还带回五名当地人作俘虏。那位军官报说：他们发觉港是好的，水深自八英寻至三英寻；上岸时见有火，又见几个岛上的人，便向他们示意要食物。于此他们被领到一个村子，受了烤猪肉、煮米饭、青柠与橘子的款待。当地人看来是安静的；可那位军官见有几拨带兵器的人聚集，便断定退走为上策，免得他们寻事。送了他们一些刀子之后，他便动身往回走；可还没有到岸边，便遭一阵箭射，伤了他两个人；他以一排火枪回敌，打倒六名当地人，把其余的止住了。然而他们又聚起来，在那一行人正要上船时再攻他们，可终于被打退，死了六十人，另有那五名俘虏。

这样一个不吉的开头之后，伯爵本想离了那地方；可他的同伙执意要进那港去报仇，仿佛所加的还不够多。于此次日他把船开到离岸一百英寻之内，命他二十八人登陆。他们当即遇上一群不带兵器的当地人，拿着树枝，拜倒在他们脚下。这番归顺平了那一群人的怒；他们随怒气一同把谨慎也撇下，进了那村子；可他们放纵了一番淫行，当地人便又扑上来，把他们赶出村去，有些人身上一丝不挂。贝尼奥夫斯基本人不得不带着援兵去迎他们；于此他们又把当地人赶出村去，杀了二百人，最后把那村子烧了。

对所见的既已满足，这些冒险家便起锚；借着轻风与北向的水流，沿岛向北行驶。伯爵注意到：那水流使船总顺着海岸的曲折走，遇一处凹进便滑进去，到近对面一岸时又荡出海去。那水流的性质使船总同海岸保持同样的距离，又免去了怕被水流之力推上陆地的顾虑——即便风不够使舵得力也不要紧。这样沿岸行了一小段，他们便由两只当地的船引进一个美丽的港，水深三英寻。他给它取名莫里斯港；可关于它的位置我们找不到更确切的说法，伯爵在这一点上把我们留在疑中，这或许不是无意的。许多船立刻出现，送来家禽、猪、米与果子。不多时又来一拨人，为首的是一个欧洲人。他自称是从马尼拉来的西班牙人，七八年前逃出那里，因为不幸杀了一名道明会士——他捉住那人同自己妻子有奸情。他从前做过马尼拉甲米地的港务长；名叫唐·耶罗尼莫·帕切科。为得此人作通译与朋友之助，贝尼奥夫斯基给了他贵重的礼物，又许他：若在他留此期间显出忠实，还有更多。可这些冒险家仿佛命定不能久离麻烦：次日早上他们有一拨人正在取水，便被当地人攻击。

看来那取水之处离锚地颇远；唐·耶罗尼莫虽警告他们要防那一带的当地人——他们是同他这一族为敌的——那一拨人却让自己被袭了个措手不及，三人被杀。唐·耶罗尼莫与他的朋友们决意为这三人之死报仇。既然贝尼奥夫斯基的同伙也要为伙伴之死报仇，他们的首领便勉强应了；又「为免他的人白白送命」，他亲自率他们前去。可他一经动手，便毫不留情。他先把自己所捉的俘虏全杀了；随后攻一切驶近的船，也不管他们是来求和还是来交战，把人都绞死。他那一行有四十二人离船，连唐·耶罗尼莫手下二百人，往内陆走了一小段，去寻他们余下的敌人。他们遇上那个敌对的族，把他们逼向一座陡坡；船上的炮从一面轰过来，那西班牙人与伯爵又从另一面压过去，那些可怜的山地人绝望之下伏倒在地。贝尼奥夫斯基此时宣称：他的人若再屠下去，他便向自己人开火。于此屠杀止了，可那时已被杀了——后来数过——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其中有许多妇人，她们所带的兵器同男人一样，是为守自己的家而死的。又捉了六百四十名俘虏，一概交给那西班牙人与同他友好的当地人。

这场血事的次日，伯爵请准在岸上「立一营」，他的朋友们欣然应了，并亲自为接待这些外邦盟友搭了棚屋。棚屋完工之后，贝尼奥夫斯基便带着伤者与他那一行的妇人迁到岸上。他在这里被引见给唐·耶罗尼莫的家人与许多别的朋友；从他们那里他得知：华坡——那地方独立的首领之一——已听说他给他的敌人加的那番惩治，正要来谢他。又听说这位来客能点出二万乃至二万五千带兵器的人；他的居处在内陆约三十英里；他深受西边中国人之扰；他境内中部是开化的，可东岸——自然除了华坡那一部分——是山地各族所据。那一天里，有一名官员从那位首领处来，宣告他将到，并为他的到来作预备。伯爵极为恭敬地接待他，又设法得了他的友情。那官员听过他的来历之后，请他把起程之期推一推，等那位首领到来——那位首领派他带兵来护伯爵免险。贝尼奥夫斯基回了相称的谢，可不忘说一句：这番好意的防护全是多余，他自卫并不需人相助。这位官员的服色伯爵记得极细：「他穿一件贴身的长衣，从头到脚；中国式的半靴；一件白衬衣，一件黑背心，一件红色外衣，钮子是嵌金的珊瑚。他的草帽极尖，顶上饰着染红的马毛。他的兵器是一把弯刀、一支长矛、一副弓与箭袋，内有二十五支箭。他的兵是赤身的，只腰间围一块蓝布；他们的兵器是弓与矛。」等华坡到来之前的这段工夫，是在同那位官员用饭与演放枪炮中度过的。其间「那些岛上的人已熟到把自己的女儿留在我们营里」。

那位藩王的到来，记述如下：「先来六名骑士，带着一种旗幡；随后是一队持矛的步兵；此后来三四十名骑士与另一队持弓的步兵；接着是一队带棍棒与斧头的；最后才是那位藩王，由十二或十五名官员随着，都骑着小而极美的马。其余的兵来时毫无次序。到我们营里之后，人人随处安歇，也不设守卫。」那位藩王当即迎伯爵来岛，又谢他把那敌对之族压得这样有效。他接着说出他的看法：伯爵必是他们占卜者所预言的那位强者，要来把中国人的轭从台湾人的脖子上折断；因此他愿尽其全力助他实行解放这岛的图谋。贝尼奥夫斯基说：「这个开头，加上唐·耶罗尼莫说我其实是一位大藩王，便不觉地引我扮起一个新角色来，仿佛我到台湾本是为了弄清中国人的情形、并为了使居民如愿、把他们从那奸诈之族的权下救出来。」伯爵确实不是什么拘守是非的人——只要能扮一个新角色或扮两面角色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便不拘。

又一次会面时，那位首领把自己的计划说得更细；又使人不必怀疑：是虚荣心引他对中国人宣战的。伯爵既已怀着日后回来、在该岛建一殖民地的念头，便料到一位当地首领的友情会极为有用：不但为眼下的安全，也因为这会使建殖民地的提议在某个欧洲国家眼里更显得合理。他于此决意务必要得华坡的友情。为此他给他看了船，为他演放焰火；临别时那位首领回赠他自己的腰带与弯刀，以示要同他分掌全军之权。伯爵也为那位首领备了礼物：两门炮、三十支好火枪、六桶火药、二百颗铁弹，另有五十把日本弯刀——那大概是先前我们这些冒险家所夺的一条日本船上掠来的一部分。

伯爵趁下一次会面之前的工夫，向唐·耶罗尼莫询问，并定下接受那位台湾藩王所提各条的办法。较要紧的几条如下：伯爵须留下一些他的人在岛上，直到他回来；他须为那位藩王弄到武装的船只与统带这些船的船长；他须助他驱逐中国人，条件是当即取得华辛一部的产权，待完全得手之后，取得他整个领地的产权；他——伯爵——须助他此次对邻近一位首领的出兵，而他将得一笔钱与别的好处为酬；最后，双方须立一永久的友好之约。

除第一条之外，伯爵对这些提议都应了，并说明置办所需人手与船只的花费。两人随后预备批准那永久友好之约，所用的礼节同东方群岛好几处岛上、山地首领要向客人保其友情时所行的极为相似：「我们走近一小堆火，往上头扔了几块木头。随后给了我一只香炉，也给了他一只。炉里装着点着的木头，我们往上头撒香，并向东转身，熏了几次。这番礼节之后，那位统帅读了那些提议与我的答复；他每一顿，我们便向东转身，再熏一次。读完之后，那位藩王对日后破坏我们之间友好之约的人念了咒诅与恶愿，唐·耶罗尼莫便指点我照样做，随后把我的话译了出来。此后我们把炉中之火掷在地上，又把弯刀插进土里，没至刀柄。

「随即有从人搬来许多大石头，把我们的兵器盖上；那位藩王随后拥抱我，宣称他认我为他的兄弟。」这些礼节既毕，伯爵便被照当地的式样穿上一整套衣服，受到种种欢喜的表示。他由那些首领陪着，骑马穿过营地，受了全体官员的归顺之礼——每人以左手触伯爵的马镫以示归顺。

那回忆录说：「既已定了要助这位首领出兵，我以为宜就此事打听一番。」对一切并不打算因后来打听出的是非而改变主意的冒险家来说，这确是一种极可嘉的行事之法。他所打听到的，照他自己的话说如下：「哈普阿辛戈，一位同中国人结盟并向中国人纳贡的当地首领，为了某些私怨，要华坡把他几名属下处死；可华坡没有应这请求，反对哈普阿辛戈开了一场不成功的战，被迫付他一大笔钱为偿；那位中国长官又借取得花费之进一步补偿为名，同哈普阿辛戈一道夺了他一处最好的地方；他敌人的治所距此不过一日半的行程；他的军队不过六千人，而中国人约一千，有火枪五十支。」贝尼奥夫斯基许下要担他这位朋友的这场争，并要六十匹马以运他那一行四十八人，连同四门旋炮与弹药。

九月三日，这支联军向敌人进发，只在早晚行军，以避正午的酷热。每隔一定时辰便有米、果子与烧酒〔注二〕供他们解乏，而他们的马只限于较卫生的那一样——米。将近战地时，荒弃的村落与田地说明敌人已经警觉。到距敌人治所六小时行程之处，伯爵驻下，等落后一日行程的华坡之军赶上。可敌人的小队已出现并与之接战，贝尼奥夫斯基便扎了一种营盘，架起他的小炮为防。

〔注二〕（原注：大概便是「烧酒」，即中国酒。）

不多时，敌人至少一万或一万二千的全军逼到他跟前，攻他的营。他两次把他们打退，损其甚众，第二次一直追到夜里。这时华坡到了，议定次日早上反过来攻敌人。伯爵把自己那一小支兵分为三部，各附在他盟友的一支之下。可经了前一日的经验，单是火枪与炮的响声便足以把敌人赶得四散。结果是一场大屠。要寻华坡来受他的俘虏时，才发觉他像个谨慎的人那样，早已完全退离险地，宁作旁观者而不作行事者。伯爵把那位被俘的首领交给他，条件是那俘虏不得受身上的伤害。

这一战看来是决定性的；一切战事既已了结，伯爵便宣告要即刻回去登船。那些首领与那位统帅以友情的誓语把他淹了，也没有忘记那更实在的感谢之表示。那位藩王的礼物计有一些好珍珠、白银八百磅、黄金十二磅。为伯爵私用，又给了一只匣子，内装金一百块，合重十三磅四分之一；并命那位统帅带一百二十名骑士随他、供他食用。伯爵把那几门旋炮留给那位首领——他已充分见过它们的用处——又留下一名同伴教他们使用，并学当地的语言，直到伯爵回台湾为止。回海岸的路上，他们经过一片宜人而垦作得好的地方，有好溪灌溉，人口极多——这从村落之密可以看出。

到了海岸，伯爵把全部礼物分给他的同伙、部属与那些妇人，一点也不留给自己。这番慷慨之举使他对同伴有了无限的影响；可那也不过是必需的，这一点立刻就显出来了。

他那些亲信的部属成群而来，力劝他接受已割给他的那片领地，从漂泊中歇下来，把居处安在这座友好的岛上。他们说：「我们这些流放之人若回到欧洲，那把我们从怀里抛出去的土地上，有什么在等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您的统带之下安然快乐地过活，而我们的人数足以建一处欧洲的殖民地。」实在说，他们这番道理讲得这样好，我们几乎要奇怪他们竟没有说成；可看来伯爵凭过去的经验，颇疑他从众的德行与习气挡不住不服与犯罪，而那可能使他永不能再见家人、也不能取得政府的某种庇护。于此他不肯顺他们的恳求，终于说动他们随他同行。于此他们九月十二日离了那港，绕该岛北端的岬角，向澳门驶去。

末了我们要说：我们引这部古怪的书，更是因为它说的是一个别处全然不知的题目，而不是因为它所述的每一节都确凿可信。原住民是否有马，极为可疑。至少在东岸游历的人，没有遇见过原住民所修、而他们看来宜于马队行走的道路；他们也不知有哪个台湾的山地人拥有大量的金或银——尤其是银——乃至珍珠，虽然曾见过一些红宝石。可这位著者无疑有意把他所提的殖民该岛之举说得好听，所以那些金、银与珍珠大概是添进去给他的描述添味的。

然而在欧洲，贝尼奥夫斯基的计划被认为颇为空想。这无疑是因为他所许的报偿大于任何一个谨慎的政治家所肯信为可能的。对那个肯支持他的国家，伯爵许下每年纳一笔税、在战时以岛上的兵与水手助他的恩主，此外他还保证三年之内把所投的全部款项连息归还。

第七章中国治下的台湾

一八〇〇至一八六二年

十九世纪的前半——居民的不法——台湾早期的商务——政治的区划——归朝廷管的城村之数——台湾的祸患一再重演——海盗蔡牵的冒险——他到台湾又被逐去——漳州人与泉州人相斗——数千人被杀——蔡牵到凤山——当地人被煽动作乱——凤山被攻下——台湾府被攻——朝廷军队到来——乱党败——一八〇八年海盗朱濆到台湾——以苏澳为大本营——朝廷官员以财帛买山地各族之助——海盗被驱散——一八〇九与一八一一年的族斗——一八二四年之乱——一八二六年的族斗——客家人与福建人之间的严重冲突——治所台湾府被攻下——彼此剿杀——太平恢复——一八三四、一八四四、一八五二与一八五三年的族斗——太平天国之乱激动台湾人——一八五二年之乱——知县被杀——凤山被攻下——乱党败——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作乱未成——一八五六年乱党一时得手——彰化被攻下——南王与东王被宣立——乱党败、首领被处死——淡水之乱——道台被杀——居民抗厘金——大员们让步——移民日增——新设台防、鹿港与噶玛兰三厅——中国人早年对台湾、凤山、嘉义、彰化、淡水、澎湖的记述——在台湾的中国官员——他们的职责与他们的进项——武备。

尽管台湾的官制有所进展，十九世纪的前半仍不是一段太平的时期。那些中国居民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研究东方事务的人中间，得了一个凶悍动荡之民的名声；连皇帝也常称他们为他那些「难缠的孩子」。

该岛此时已有相当的商业要紧之处。它被称为「中国的粮仓」。〔注一〕若有战事爆发、或猛烈的风暴阻了米的装运，立刻便起短缺，大起困苦；结果便是中国人的劫掠增多——他们为免于匮乏，是不惮犯罪的。

同当地各族也有些小买卖。在官方管得着的地方，某些商人被给了这桩贸易的专卖。又有通事被派去办事。然而这样并不令人满意，只有那些商人自己满意；因为当地各族被欺哄被强压到这样的地步，常常生出乱事。

那早年的出口情形，可从一八三三年刊出的下面这份报告得一个大概：〔注二〕

「运往福建与浙江的米数量极大，用了三百多条帆船。单天津一处，每年便有二十多条载糖的帆船到达。樟脑的出口也绝不算小（主要运往广州）。那些脑场的主人多半是厦门人，家眷住在本乡。他们所用的本钱是大的，这桩买卖也有利。油粕也是要紧的出口之一，在福建对岸作肥料用；那里的沙丘因此被化为可垦之地。」

为办事之便，该岛已分为四「县」，设文职知县；又有两「厅」，连澎湖在内，设海防官。那几县自南而北以及这时期各县的聚落数目是：凤山县，有城一座、中国村庄八个、未开化的当地村落七十三个、已开化的当地村落八个；嘉义县，有城一座、中国村庄四个、未开化的当地村落二十二个、已开化的八个；彰化县，有城一座、村庄十六个；淡水厅，有城一座、田庄一百三十二处、当地村落七十个。

中国官方既没有显出本事、也没有显出意愿，要把他们在岛上的辖地推出郑氏一门所定的界外多少。至此他们对原住民所占的广大内陆丝毫未提过主张，也从不干预山地各族的内部事务。然而十九世纪一到，中国官方便不断处在战事之中：或同自己的百姓，或同山地各族；而后来的年月里，又有不同的外国添进他们的敌人之列。

同中国别的一切事一样，这些纠纷年年重演。几乎每一场交锋的记述都告我们：中国人因虐待招了山地各族的恨，于此一伙报仇的人便从山上扑下来，攻一处小小的中国聚落，再带着中国受害者淌血的头逃回他们那友善的丛林。那场攻击若严重，或是有一名朝廷官员失了头，朝廷的军队便被派进山地各族的地方，在那里把头一批遇上的不幸之人屠掉，也不管他们有没有参与那场攻击。

至于同他们自己同国人的祸患：大员们以贪暴煽起百姓作乱，或是那些不法之众要谋自己的私利；相斗便是结果。朝廷的军队既无组织又装备窳劣，被游击之法扰得不堪，直到乱党聚足了势力，便大举前进，以人数之众把他们压垮（有两回连治所本身也被攻下）。上头的大员此时深怕自己怠忽的报告传到北京，便竭力动起来。援兵源源涌进该岛；而乱党往往因彼此相争而弱，便无从抵抗，或被武力、或被贿赂弄得归顺。随后一切了结，一篇辞藻堂皇、满是朝廷军队赫赫功业与辉煌胜仗的报告便送往北京，结果是一道圣旨：赦免乱党，并给朝廷官员升品级、赐许多荣衔。

我们现在把十九世纪那些最要紧的乱事的记述呈给读者。

自一八〇〇年起，有一个泉州人、海盗蔡牵，在中国沿海巡行，攻帆船与商船，又常到台湾；他把台湾看作急需时一处稳当的退所。他对该岛极熟，便设法谋自己的利，去引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作乱。一八〇五年，蔡牵在淡水登陆，同住在山里的盗伙通了消息，可不久便被朝廷的军队逐出。那些动荡的人此时趁乱抢掠那一带。各村的头人招了漳州人的义勇去抗那些盗伙；此外那海盗想在鹿港登陆时，他们又向那城进发——无疑是乐得有这样一个机会给他们的旧敌、即占着那地方的泉州一族一记打击。到了鹿港，漳州人受到不友善的接待，终于引出一场严重的相斗，两边都死了许多人，毁了许多财产。海盗蔡牵趁此机会抢了好几处地方。两族之间的仇斗此时蔓延到四周各地，所有漳州人都联起来要压垮他们的对手。于此全境的泉州人都被攻击；除鹿港之外，极多人被屠，又有数千逃离家园的人实实在在被赶进海里淹死。终于在造了极大的损害之后，两族和解，一时之间又安顿下来。

其间蔡牵已把心思放在台湾南部，同凤山一带的起事者合了兵，率他们攻凤山城与东港。官军虽坚守其地，起事者仍得了手，两座城都落入他们之手。乱党受此鼓励，又攻安平、围台湾府，而那海盗则在离城稳当之处坐在自己的帆船上观战。把民众有效地挑起之后，蔡牵似乎已经满足，于此离了该岛，不过后来又回来探看情形。

一支一千人的正军此时急急从中国渡来，在鹿港登陆。他们随后向南进发，一路收了大批义勇以自壮。到安平时，乱党见派来攻他们的兵力可畏而惧，便退了；官军清了那一带，后来又收回凤山。乱党此时退往土哈仑，又从那里分几路逃走——有的逃进山地各族的地方，有的逃向海上，坐帆船脱身。官军此时把交通恢复，岛上又太平了。四年后海盗蔡牵得了他该得的下场：溺死在海里。

一八〇八年，第二个海盗、广东人朱濆，几次到自鹿港至淡水的沿岸。一夜，一名朝廷大员到了北部某港外头，发觉港里有朱濆的一条船。那官员当即攻那条船，那船驶出去，最后在东北岸的苏澳下锚；那海盗本打算在那里立大本营。朱濆此时谋把那一带的官军除掉，为此求一名同山地各族关系密切的中国通事相助。台湾的知府听说此事，便到艋舺，在那里备了一支兵，带着越过山岭，进到宜兰附近的五围村。他同山地各族通了消息，送给他们大量布匹与一千元；他们受此之酬，不但背了对那海盗的许诺，还加入攻他。那位本不赞同朱濆图谋的通事此时率山地各族；借一支朝廷船队之助，他们得以把敌人驱走——最后见那一伙人乘十六条帆船向东逃去。

一八〇九年我们又见各族彼此相斗；一八一一年又起一场乱事，可因两名首领被处死而早早了结，其中一人从前是算命的。

一八二四年，凤山一带一个人同他的从众作乱；可有若干村民组了义勇，把那首领与别的涉事者拿住，于此结束了这场乱子。

一八二六年又有族斗，这一回起于一头猪的归属之争。它终于闹到相当的规模，牵连一大片地方，死人毁物极多。作乱的几伙人此时以为这是个好机会，便引一族山地人相助，攻下并占了中港村。政府此时派出一支正军，收回那村，把乱党赶进山里。

一八三〇年又爆发一桩更严重的事，以致治所失守，并断断续续延到一八三三年。它起于村民之间一桩田地之争，涉事的是客家人与福建人。其中一村向官方控告，并送了礼物。于此此案便被官方断得有利于送礼的一边。这便把输的一边的怒火引到官员头上；他们连全族与成千同情者，当即公开作乱。起事者先出现在离治所台湾府约十五英里处，头一次爆发便杀了二三十名官员与将近二千人。消息不久传开，全岛普遍起事，朝廷军队被杀极多，许多人不得不进山栖身。当兵从中国东南四省被征调派遣的时候，起事者各派却正在彼此剿杀。

有一族以三万人夺了治所，把官军逐出城去，每一次他们出现便一再把他们打败，到最后余下的正军不得不到北部去栖身。

一支船队与一位有名的武官被派去平乱；北京也为同一事派来钦差——而在中国，这样的官员若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法子得手，那便是他们的祸了！军队在岛上各处登陆，船队则直驶治所。对朝廷的水师是幸事：正当船队在港里下锚之际，城里的人正出去攻一个来攻他们的敌族。治所于此轻易便被收回；八九个月之内，或凭武力、或凭银钱（若传言不假，后者所凭的不比前者少多少），全岛的起事便被压住，并有宣告说：「如今一切重归太平，陛下心里充满慰藉。」

从《京报》看来，皇帝承认这场乱事起于官员的压迫与弊政。于此那位当时统兵的将官被革职。因这位官员的怠忽，驻岛的二万兵实际上已经荡然——他们被容许同百姓混在一处做买卖等等。于此乱事一起，官员们便一无办法，陷于可叹的窘境。福建巡抚本该受较大一份的责；可对他是幸事，他其间已经死了；因为陛下说：「他若活着，我必要加他一种死法，好作一切怠忽的巡抚之戒。」

「此谕中外。」

一八三四年凤山有严重的族斗；一八四四年漳州人与泉州人又交战；一八五二年有四个地方同样相斗；一八五三年中坜有敌对两族之间一场严重的冲突。

大陆上的太平天国之乱在台湾也有它的翻版，可只限于许多小伙人；那些人看来彼此太相妒，不能联手，于此也就无从有多少得手的机会。

一八五二年，凤山一带一个居民——他曾在县衙当差——加入一伙想作乱的人。台湾知县此时暂住在那一带，于此成了头一个被攻的目标。起事者在这上头得了手，打败了那些随从之后，把这位大员杀了。起事者此时向凤山的城进攻，同时北部的乱党攻嘉义城。地方官府此时处境颇危。太平天国之乱正在大陆的帝国内蔓延，一个人也抽不出来。然而对这帝国是幸事：那些动荡的台湾人似乎并不明白：把官军赶出去——或许是永远赶出去——的黄金机会已经到了。于此政府凭一支四千来人的小兵力——其中许多是义勇——便得以把起事者所据的那两处地方收回。

一八五三年，一个「职业的乱党」——他大概是在太平军那里学过徒的——带着从众从大陆来到岛上；可因算计有误，当即落在官方手里，官方把他的生涯猝然了结了。

同一年即一八五三年在嘉义、次年在嘉义与凤山，都有作乱未成之事。

又过几年，到大陆上太平天国之乱将尽时，民间起了一场反抗官方残酷措施的爆发——官方那些措施本意是要防住起事的可能——这便使北部陷于乱事。中国官方的记述把这场祸患说成族斗，说大员们所做的不是自卫，而是弹压那些相斗的人。可最可靠的权威则说那场战事是针对政府的；此外还说淡水一位最高的官员被杀，而沪尾村被抢。〔注三〕乱党虽只是一群粗野无兵器的人，却把朝廷的军队挡了十五天；而太平秩序重定之后，淡水同知因无能「使皇帝的小孩子安静」而被革职。

一八六一年有人要把一项值百抽二分五的厘金加在一切可售之货上，强压给百姓，结果是一场普遍的骚动。中国人关了店，不肯做买卖，大员们一有机会便被人投掷围打。大员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照例只得让步，并向百姓保证：至少一时之间要把那可厌的办法停了。极明显的是：地方上的税他们多少还肯让，可照官方所说要用在弹压大陆乱事上的税，那些垦民是不肯忍的——大陆那边的事同他们并无直接关涉。

次年即一八六二年，在彰化一带积了几个月的不满之云终于化作血与掠的倾注。两个同族人之间起了一桩家族之争，终于牵连进他们各自成千的附从，使他们动起兵器。可这场争到紧要关头之前，有一位有势力的邻人名叫戴万生出来居间，替相争的两边议了和。可为使那长久养成的好战之气、以及所聚的许多兵器弹药能有些用处，这些一时之敌便在戴万生的统带之下誓为永久的一体，并宣称有意攻政府，要求更换官员，并要求此后待人更诚实、更体恤。

这场将起之乱的消息到了台湾府，台湾兵力的统帅便预备进兵去攻那些犯事者；可被道台压下了。道台以为可以和平了结，便要亲往那地方，查问百姓的苦情。为此道台起程就道，先已传信给淡水同知，叫他带五百兵到彰化同他会合。道台到了彰化，把乱党一方的首领们召来相见，许百姓说他们的诉苦必被理问，又赐他们的首领戴万生一枚蓝顶子，此外还许给他谋一个官职，只要他把那不满的一伙解散安抚。正当双方的代表都在为这桩难事解得这样有利而自庆之时，那位淡水同知——他看来是个骄横易怒的性情——闯了进来；一听所议之事，便对道台破口大骂，责他怯懦，并声称把官职赐给一个乱党，只会引别的无良之人起事去谋同样的好处。那位同知随后拿住其中一名首领，把他斩了，又把戴万生的侄儿绑起来，交在场的几个人看管。可那孩子的看管人竟是他的族人，容他逃了，去把消息带到那作乱会社的大本营。那位淡水同知此时带着他的勇丁出城；可警报已传开，他不久便被一群暴怒的人围住。这位官员见坐轿走不动，便下轿奔逃；可他见自己身子胖得除了蹒跚之外跑不快多少，便依了他首席随从的提议，骑在那人背上。这个仆人同那位同知多数从众一样同情乱党，此外还同上司有私怨；所以背着主人走了一小段，便容一名勇丁把一支矛戳进那同知的背；而当他喊着求救倒下时，那首席随从便从从容容把这位不幸官员的头割了下来，结清了旧账。既这样除了他们的首领，那些勇丁便加入乱党，奔回去占彰化，还带着那位大员淌血的头，最后把它挂在城门之一上。

朝廷官员中有一人因勒索而被人憎恶，看见那群狂野的人逼近，便不愿落在他们手里，绝望之下在城墙上自杀了。市民开了城门，迎乱党进来。进城之后，众人冲进武官的衙署，在那里找到了道台与从前的彰化知县——知县是逃到那里栖身的。他们把这两位官员分别关在两间屋里，待得还算宽厚，把吃喝摆在他们面前。道台说自己发虚，为使他复元，给了他一支鸦片烟枪与一些茶。这位道台受不住被擒之辱，无疑又怕自己日后的下场，便把一点鸦片搀在茶里喝了下去，于此求死。另一位大员在任内曾使百姓满意，便被乱党放了；不过放之前先剃了他的辫子与胡须。

既这样把那地方的官员清净，乱党似乎忘了他们本来是为要求换官与改善治理而结合的，此时便宣称有意把该岛同朝廷之治分开，由他们自己治理。于此台湾被分为两个王国，两名乱党首领分别被宣为南王与东王。这两位新的统治者派兵去攻嘉义、鹿港与云林，一路前进一路用受害者的血染他们的旗；可至于他们实际得了多少手，各说不一。然而死了许多人、其中有一名朝廷的将官，这是确实的。

朝廷的军队此时自大陆到来，由一名水师提督与一名将官统带；新到的人自南北两面同时向乱党进攻，劳作许多个月之后，得以在每一处把乱党打败，恢复朝廷之治。那两位想做王的人后来落在胜者手里，一个被钉死，一个被斩首。

泉州人与漳州人从前那些年里曾那样起劲地彼此剿杀，自此以后看来把他们好战的性癖传给了客家人与福建人；因为随后的族斗主要是在这两派之间，不过他们也常联手去屠那些可怜的平埔人。据估计，六十年代里这些相斗中失了三万条性命。

这些事若一一细述，读者要厌，篇幅也占得太多。只须说：这些交锋虽看来并没有死极多的人，小规模的战事却不断在进行。它在该岛一处止了，便在另一处起；而若说有什么歇息，也只在收成时节那几个星期——那时相对的两边都明白该把战时的兵器换成太平的器具。

然而这样不断的祸患看来并没有影响移民，到来的人数一年多于一年；因为该岛虽有官吏暴虐与失序的名声，它的兴旺也是众所知的；移民宁愿忍前一样以得后一样。

西部、南部与北部此时已住得很密；为办事之便，又添了两厅——台防与鹿港；后来的年月里又添了第三个，噶玛兰厅。

一部由政府主持刊行的中国著作《台湾府志》里，有一段关于本世纪初该岛中国人那一部分情形的独特记述；下面摘出一段。所用译文出自郇和先生之手；〔注四〕他表示自己的看法：「该岛所受的这番笼统的夸赞，无疑是为了招来更大一股移民之流。」

「台湾一地草木丰茂，广阔平坦，极为肥沃。西部与北部有大片平旷之地，极宜垦作。我国人已有数百家在那里务农，同当地人杂处。垦民来自帝国各处，无一村可称同一姓（如中国那样），也无两人同一心。原住民嗜酒，又好杀。他们不戴帽、不穿鞋、不着衣；也没有婚丧之礼。商旅成群到这些垦地来，货物流转不绝。米长得极多，大量运往中国。所以农人不必有仓廒存粮。

「台湾县。此县之地不广，因久耕而瘠。一年只出一熟。垦民好饰物与好衣。五谷丰足，日用所需不缺。男子务农，而妇人不纺织，把工夫耗在刺绣上。此地之人有恻隐之心，好客，凡患病或穷乏的人都当作自家亲族看待。（另一位早年的著者说台湾城论货物之多之富、论人口，在中国可列入第一等的城池。）

「凤山（凤凰之山）县包括大片平坦的荒地，多竹、果木与别的树。这里有灌溉得好的地，宜于肥沃的早稻田。这一层垦民已开始好好利用。商人有水路载货，宽路又使他们能用牛拉的车。此县辖境之外往南，有广东省来的人定居，同原住民杂处无别。这些垦民是一群喧闹之辈，好讼好斗，不顾性命。

「嘉义县从前以当地之名称作诸罗县。此县的土极肥，谷子一种下便任其自然成熟，不需人力照料。此地的垦民也好彼此辱骂相斗。他们好妒，在衣饰上互相争胜；婚礼上又讲究嫁妆，这末一样是坏风俗。然而他们的长处也抵得过短处：往往几代人同住一屋檐之下。邻里之争常以一句好话便了结。他们肯把自己所有的同朋友共用，只要许下日后偿还。入夜的旅人到头一家去叩门便可得宿、得款待，少有人拒他们于门外的。

「彰化（显明之化）县。此县设置未久，急于入新地的人成群涌去。他们不久便修成道路、通途与可称可赏的村落；到了那里的市上，少有货物不到的，不过价钱颇高。垦民的习气同治所的市民相似。

「淡水（淡的水）厅包括两处分地，淡水与竹堑。此地的村落日益增大，炊烟日稠。淡水河上有许多垦民，习气诚实节俭，少有相斗与讼事。谷与别的地里的出产便宜；可布、绸、家具与一切输入之货，都比治所贵好几倍。

「澎湖厅包括大洋之中一簇岛，土不宜稻与麦。所出的是芝麻、高粱与豌豆类。居民以泥与草筑屋，靠捕鱼为生。他们煮海为盐，以高粱酿酒；又捕鱼、甲壳与贝类为食，并晒干外运。布、绸、黄豆与小米则自台湾输来。」

直到较近的时代，福建总督一直把台湾当作一「府」来治。这位大员觉得每年须到台湾一次这道命令极为讨厌，便设法把期限展到三年一次。然而他对这道新命令同对从前那道一样怠慢。可他一旦真来了，地方官员便不得不备下礼物，价值要同他大人上次巡临以来所过的时日相称。他们若怠了这桩虔敬之责，便可能因最微末的过失被革职。为应付这局面，岛上的百姓便相应地被榨；而照我们所据的那位权威说：「于此以各等人的花费为代价，这位皇帝的尊贵仆人走了一趟尽职之路回去，同大多数别的旅人不同，带着一只装满的钱袋。」

台湾道台是首要的权柄与最高的官长，驻台湾府，每年须巡一次全境；我们不妨相信他在这些巡行中也效法总督，使那些小官员胆战——他们怕他来，无疑同他自己怕总督来一样。次一位文职官员是台湾知府；其次是台湾知县；最后是台防同知，即海防之官。武职与水师的首要权柄是镇台，他既是船队的统领，又是陆上兵力的统帅。他也驻在治所。

关于薪俸、进项等等的下列详情，我们要谢郇和先生——他在旧制时期是英国在台湾的领事代表：

「给官员的薪俸只是名义上的数目，而这项经费是从田租与谷税里扣出的。例如道台一年只得一千六百两（那时约合六百英镑）；可他的进项是大的，尤其是从樟脑税上来的。据说他从那上头一年所得——那在当时是该岛最要紧的一桩买卖——几乎是个传奇般的数目。

「知府除了堂费之外，还从该岛那极大的盐务专卖上填自己的腰包；那专卖由他独断而治。他在每一处稍有要紧之处都设盐馆，抽税极严。这些盐馆同治所之间有定期而不断的差役往来。外国制的盐不许输入，有船曾被迫把盐货抛下海去，才得准进港。

「知县坐小堂，裁一切次要之案。在这些公堂上，他们凭法定的费用与一套恫吓之法，大抵都能把银钱之事办得合自己的利。

「同知们以苛取过分的港捐暖自己的窝，而这些都算在他们衙署的常费上。他们有权每年扣押若干民船，为的是把米运到朝廷的仓里去。这些帆船只给名义上的运费，又常被白白扣住几个月。于此那些船家只要能以一笔不大的榨取脱身，便再高兴也没有了。这套办法又使凡不肯缴捐或缴脱身钱的船只一概被禁开行；而习惯既成规矩，中国人自那时起便把大员们这项苛取只当作「口费」、即港上的费用看待——虽然官运米粮之事几年后实际上已经停了。

「武职的衙署在这场竞赛里也不落后；那些武官虽众所知地为自己的位置出到二千两的高价，仍旧能使这些位置生利。在各港他们都有自己的武职港捐，约为文职港捐的三分之一。本地帆船的数目按货载而异，不过通常是二三十元。

「在台湾凡未开放通商的港口，对外国船的苛取通常是每桅五十两，不论那船是满载进来还是空载压舱进来。淡水开给外国人之后，就外国船而论，这些苛取便废了。

「人们一向极怕台湾人作乱；为防这一层，在台湾服役所需的兵不从岛上招募，而是从大陆带来。从前的年月里是一年一换，后来是三年一换，可终于往往成了终身之役，那被放逐的兵士最后只有骨头被运回本乡安葬——那是在他的亲族出面拿得出运费的时候。军务极为腐败，有太多统兵的官员把自己的汛地弃于无防，又把本该给他们兵士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

上面所写的是中国官场日常平常的一幅图画。然而对那些不幸因这套恶制而性命财产遭险的人来说，它有时也来得颇为震动。沪尾的外国侨民在该港开埠之初，便亲历了这一点的一个鲜明的例证。

一晚，使众人惊慌诧异的是：有消息说几英里外几个心怀不满的村民就要扑下来，抢掠百姓、杀那些大员。官方陷于一阵恐慌，叫人敲锣聚兵。外国人是最不着急的，因为据信守军有七百人，而这个数目他们以为足以给够用的护卫。可锣敲了一整个下午，只凑出一百人。随后便是那叫人丧气的揭穿：虽然簿册上有七百人的名字，虽然按这个数目领足了饷，这帝国的尊贵代表却把余额塞进了自己的腰包；他们想：既然自己肯冒只有七分之一兵力护身的险，那么自己「该为此得一份好报酬」。自然，这（在他们看来）是精明的推算！

〔注一〕（原注：这里所说的「中国」想必指的是沿海各省，而不是那广大帝国的内地。）

〔注二〕（原注：一八三三年五月十八日《广州纪录报》。）

〔注三〕（原注：关于这次起事的报告极不一致。）

〔注四〕（原注：见郇和《台湾杂记》。）

第八章对外往来与英国人被屠杀

一八〇一至一八四七年

对外往来——拉彼鲁兹到台湾——台湾港的惊人变化——「詹姆西纳号」「墨洛珀号」与「道勒号」到岛上——通商的尝试——运输船「讷尔不达号」与「安号」在台湾海岸失事——船上人惨遭屠杀：一百九十七名英国臣民——俘囚被押往台湾府——纽曼脱险——首级悬于海滨——中国人的观感——处决之后的大风雨——格利先生与邓纳姆船长的日记——日记摘录——行程纪述——台湾的监狱——暴行的消息传到中国——英国人大为震动——璞鼎查爵士抵厦门——与总督会晤——所发的告示——告示中所述暴行的详情——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国只受了轻微的惩处便了事——后来有人到那监狱去看——墙上的题字。

我们如今须再一次离开年代的次序，回到贝尼奥夫斯基伯爵那次远征之后的日子，以接续外人与本岛往来的纪载。

就所知而论，整个十八世纪没有外国人到过这个岛，唯一的例外是一七八七年法国大旅行家拉彼鲁兹的到来。

造化似乎决意不让任何人在台湾继荷兰人之后立足；因为自荷兰人离去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段时期，中间隔着一个世纪，造化在这一百年里尽其所能，把台湾港的痕迹一概掩去——从前这个港曾为许多日本、中国与荷兰的船只提供过庇身之所。荷兰人在时，这片极好的锚地落潮时还有十三四英尺水深，后来竟变得几乎全然消失，只剩一条浅河，流过一道危险而受浪拍击的沙洲入海。

自一六六二年荷兰人被逐以后，再没有外国船只试图进入的纪载。到了那个世纪将尽时，大船连岸边一英里之内都靠不进去，连最大的中国帆船也只得泊在外头，用驳船上下货。

荷兰人之后，外国人头一次有纪载的通商尝试在一八二四年，那一年「詹姆西纳号」到了台湾，沿岸自南至北走了一遍。它先驶往台湾府，可是因为外头横着沙洲，离岸三英里之内便进不去；岸又极低，从船上望去只看得见树梢与最高的屋顶。日出前后，内陆的高山大抵看得见，白天里却总是被遮住。船上的人在这里「很容易便以不贵的价钱补得了水与粮食，当地人又带来许多本岛特有的小件手工之物」。

既然一船的货一件也卖不出去，「詹姆西纳号」便「往南驶到北纬二十二度二十分，仍找不到一处好港或好泊地」。它于是回台湾府，雇了一名引水人，往北走，到了北纬二十四度的鹿港，再往前约四十英里到了一个村子。这些地方据报都只是泊地而已。

同年七月，「墨洛珀号」也到了台湾。它在台湾府外被大风吹开，往北驶去；风势转小后，发现自己正在今日称作沪尾的市镇之外，进了淡水港。船须修理，当地人劝它往也在岛北的基隆去；那里「查明是一处极好而安稳的港，四面环陆如在陆中，只是口外有五六节的急流横过，进口颇难」。「墨洛珀号」的船长与船副们为这个港作了一次测量。

一八二七年，「道勒号」到了「詹姆西纳号」与「墨洛珀号」所到过的同几处口岸。它还绕过本岛东北角，沿东岸南下约三十英里，到了一条小河的河口，河边有一个中国人的村落。此后它又驶往本岛最南端。

一八三二年，「阿美士德号」到了西岸；不过外国人与本岛的正规通商，直到约二十年后才建立起来。

一八四二年，英国与中国的战争结束之后，整个文明世界震骇地得知：有一百九十七名英国臣民被中国官员处死，另有八十三人因受虐待与饥饿而丧命。

这桩惨事落在「讷尔不达号」与「安号」两船的人身上，这两条船在台湾海岸失事。前一条是运输船，一触礁，所有欧洲人——连船上的官佐，还有两个马尼拉人与三个印度人——都坐船上的小艇走了，把二百四十名英属印度人撇下，任其自为。失事之处离基隆不远。这些本都是英国臣民的人，被这样撇下之后在船上又守了五天；后来船从礁上漂开，停在基隆湾里比较平静的水面上，他们便想用船上能凑起来的粗劣筏子划到岸上。这一着他们极为不幸：有的淹死在浪里，有的上岸时被下来剥他们衣物的中国人打死，剩下的被拿住，分成小群，极残酷地重上镣铐，分别关在几处牢里，身上几乎无衣，口粮极少，这样搁了约十一个月；这期间许多人受尽苦楚，因这些亏缺而死。期满之后，生存者除两人之外，都被押往本岛的首府台湾府，在那里又被下了狱。

次年三月，双桅船「安号」在淡水西南失事，也是在岛北。船上五十七人中，十四个是欧洲人与美国人，五个中国人，三十四个英属印度人，四个葡萄牙人与马来人。约在半夜，风浪猛烈，把这条船推得极高上了岸，潮一退便搁干了；天光前后，这五十七人弃船，上了一条中国帆船，想出海去。然而风势太猛，办不到；这时又有一大队带兵器的中国兵把他们围住，他们一枪未放，也没有别的抗拒的表示，就投降了。他们立刻被剥得精光，一丝不挂地被拖了好一段路，暴露在刺骨的东北冬风里。两人冻死，另有几个因又冻又乏而倒下，被装在筐里抬往首府——那里离失事之处约有一百英里。到了这里，他们同先到的「讷尔不达号」的人一样，被分成小群，上满镣铐，关进污秽的牢里，受着那样野蛮的待遇、给着那样少的饭食，以致有几个受不住这般苦楚，惨死了。

一八四二年八月十三日，所有生存者——只有十个人例外，据揣测是被当作各等人里的头目，要送往北京处决——都被带到首府城外一片开阔的平地上，给他们上了镣铐，叫他们跪下。「安号」上的舵工纽曼先生这样纪述当时的预备与他自己的侥幸脱身：

「他被人从轿子里带出来、要把两手反绑的时候，看见两名俘囚已把镣铐卸了，不肯再让人给他们上。那两人都喝过酒，闹得很凶，向他喊着说大家都要被砍头。他劝他们安静顺从，他们仍旧不肯；他便先把自己的镣铐挣了下来，又替他们（那些兵）上了那副镣铐，兵们大为高兴；可是兵们要把他的镣铐再给他上上去，他却不肯。他们正要把他制住的时候，他偶然看见主事的官员就坐在近处。他走到那官员跟前，俯身叩头，唱起他在一座庙里常听人反复念的几句中国话来。那官员见他这般举动，很是欢喜，便转身吩咐兵丁把他带回城里去。」〔注一〕

〔注一〕（原注：《中国丛报》第十二卷第二百四十八页。）

其余那些不幸的人，共一百九十七名，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从那些污浊的牢里带出来；他们被彼此隔着不远地按跪在地上，脚上有镣，两手反绑在背后。他们就这样在可怕的悬念中等着刀手；刀手们走过来，提着沉重的双手大刀，冷冷地下手做那桩可怖的事。

等众人的头都砍下来之后，首级被装在笼里挑起，立在海滨示众。尸身随后一并抛进一个大坑里。

这桩可怖的事之凶恶，连一些中国人自己也受了震动；随后来的一场暴风雨，不少人都信那是上天不悦的显示。后来有一个中国人向一个外国人这样讲这件事：〔注二〕

「哦，是的，那一天我记得清楚，那是台湾的一个黑日子。他们上午九时左右动手，近午时做完。所有官员与成千的看客都在场；可是还没有做完，天就黑下来，雷电大作，狂风暴雨齐来，雨下了三天，一切水道与田野都泛了，房屋、人、牲畜都被冲走，淹死的人估计有一千至两千。唉，那是上天为砍了外国人的头而降的罚；可那砍头原是为报复你们的兵拿了厦门。」

〔注二〕（原注：麦克斯韦尔向香港一家报纸所述。）

被杀的人中有一位英勇的青年，名叫罗伯特·格利，他在攻取宁波之役中立过光荣的功劳。他先前做过商业上的事，这次搭「安号」要去澳门访友，打算随后回北京，不料船在台湾海岸失事。

格利先生记了日记，直到他死前三天；「安号」的邓纳姆船长——他是被留下要送往北京的俘囚之一——也记了一本。两本都生动地写出这些不幸的俘囚的经历。

下面是从这本日记里摘出的几段〔注三〕；读者在其中可以看到关于涉案中国人行事的有趣细节，以及当时这片土地的景象：

「三月十四日。早饭后不久，我们听见外面有声响，又看见长矛与旗子。看守告诉我们要把我们带走了。其中一个把卢普先生叫到一边，带他上了一道梯子，他在上头喊我帮忙。邓纳姆船长同我一起上去，发现那个兵正劝卢普先生上楼，又做手势叫我们不要出去见那些官。我们上到一间干净的小屋，那人要我们留在那里；可我们想他留我们大概只是为了掠夺，便决意同那些官走。也许这家伙听说了我们给帆船主人的许诺，真是出于好意，然而难以断定。随后我们都被带到三个官面前，颈上挂了牌子，在一队强兵押送下走到内陆约三英里的一座有城墙的小镇。墙是用圆石与灰泥砌的。我们从镇这一头穿到那一头，在靠近一位官的衙署的墙下坐了约半个时辰，我想是要让人们好好看看我们。随后我们被带进那官的衙署，分成两队；在此之前兵丁已告诉我们要砍我们的头，这话我本会相信，只是他们做得过了头，竟当着我们在石头上磨起刀来。我们被关进两间约八英尺长七英尺宽的小室，每间塞进我们二十五人，还有三个狱卒或看守；天冷得厉害，头下无物可枕，除了洒的一点稻草，再没有什么隔开那潮湿的砖地。路两旁的地都垦过，种着稻，田极小，只用一道一英尺高的圆土埂分开。村子四周围着竹，看着颇好。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带轮的车，不过先前头一程路上我们已注意到车辙。那车做得极笨，用一头牛拉。它正从犁过的地上横过，我看不出什么道理，只能说是别无路可走。轮子由两块实木在中间接起，中有一孔，径套在车轴上，用一根销子别住。车身是竹的。那两只轮子在泥里走过，转出极古怪的花样来。在村子里，人人都盯着我们看，连妇女也是。妇女之貌平常得出奇——就按中国妇女说也是如此——这里如此，我所见本岛各处也都如此；不过她们在头上插真花，这风气很好看。路上我们遇见几拨人，正把那条双桅船上的炮往我们所去的同一方向搬。总之，若在别的情形下，我想这一趟路我本会很享受，可我的脚被先前一程路磨出的疮弄得太疼，享受不了。即便如此，比起那间挤满人的谷仓已是大大的松快，我想于我还有益处。

十五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炮手与几名舵工来同我们会合了——他们在此之前一直不见。他们所受的待遇比我们好得多，还有人给了他们衣服，只是样子有些古怪。这待遇或许一半要归因于：那炮手臂上照航海人常有的样子刺着一个人鱼，他们便以为他是个大人物。直到这回相见，他们还多半抱着这个误会。这一天同十六日，我们都被来看的人挤得不堪，那些人实在讨厌。来的官府中人所说的都是同一个谎——说要把我们用一条帆船送走。有一个家伙还特意把我拉到一边，把这话讲得更明白些。我们若曾信过他们的话，到十七日晚上也该醒了；因为那天晚上我们又都被带到官前，挂了牌子，每人另给了一个名字，又给我们戴上手铐，便把我们放在轿子里抬出镇去。我们从镇外过，走了几英里颇为垦熟的地方。所经的村子里，人都对我们说要砍我们的头。路上我的轿夫把我的轿子掀翻了三次，是路径太滑的缘故。我比轿夫受用得多，因为每翻一次，押送我们的兵就把他们骂个痛快。最后他们说动了拿我手铐钥匙的人，容我步行；我也应承只要路还软就走。（拿钥匙的那个人一直陪我到台湾府。）我极愿意趁这许可走一走。我特别注意到：许多兵所带的火绳枪比我在中国所见的都高明得多，枪外削成六棱，连膛里也十分光亮。另有些人样子很可怜，拿着生锈的矛与盾、戴着旧帽子，帽边一点撑硬的衬也没有。我猜这些是乡兵，那些是正兵。再走不久，我见有麦子，可比起英格兰常见的，收成只算小而薄。到这城的一路都是如此；我敢说中国人于种麦与大麦所知之少，正如我们的农人于种稻所知之少。我们不久到了一片极荒瘠的地方，只有地质学者会感兴趣：极大的平原向内陆伸去，一望无尽，尽是圆石，就是我们在约克郡所称的「漂石」；丘陵与山岳也是这样的石头所成，不见草木，只偶然在山顶上有一块绿；这样的山第一座离海还有好几英里。在我们失事之前，我因常在海上看见这些山，一直以为台湾的海岸极为峻峭。山与海之间的地那样低，又没有树，在海上的人看来必定极易看错；我很怀疑海图上所画的海峡是否过宽了。我们这头一回坐轿，一路上他们指给我们看许多路边的小酒肆，每一处由管事的人教我们怎样花我们那点银钱。这些屋子，连同我们所经的每一座房屋，都是前面说过的漂石与泥所筑；许多处还有一株或几株枝叶广展的大树，树边设着座位。这地方的景象荒野而沉重，比我所见过的任何地方更甚；我开始觉得「福尔摩沙」这名字取得实在不当。散落的房屋稀少而彼此相远，人看着比我在中国所见的任何一族都更可怜、更衣不蔽体。这一天的路总是朝南，约二十五英里；我们过了几条西流的溪，显然都比一年里别些时节小。我们又过了几座没有城墙的小镇，或者有墙也只是泥墙，不过都有城门，一座是砖的，一座是竹的。穿过这些镇时，我们同这一路上穿过别处时一样，受尽各样的辱骂与慢待；不过妇女不与其中，虽然她们也有女子惯有的好奇。将近黄昏，我们到了歇脚之处，是一座有高砖墙的大镇；到那里之前好一段路，地方一直是连片的水田沼泽，中间散着围竹的小村落，那里的竹比我在别处所见的都大，我注意到足有六十英尺高。我细看之下，才知那带轮的车，车轴是同轮一齐转的。这镇的集上鱼看着很足。我们看见西面不远有几条帆船的桅顶，而在近台湾府之前，这是我们眼里唯一见着的海的影子。」

格利先生在台湾这一路上，见了极多的坟，「同我们自己的一模一样」，照中国式样立碑的却很少。他对受虐待一事抱怨甚多，显然也确有缘故。他说：

「我信我们的狱卒是造化所造出来最凶恶的畜生。我们待在一个小得连一个人夜里也伸不开腿的窟里，像狗一样盘着身子。我害痔的那段日子，接连好几夜不能睡。我们十个人——就是五名舵工、两个马尼拉人、炮手、帕特里奇先生与我自己——同一只桶，挤在一间只有十一英尺六英寸长、七英尺六英寸宽的破屋里；我们在里头关了两个多月，每天只许出来洗一次，起初连这也不许；准了以后，有一个多月也只能一两个人每早洗一洗，除非他们肯用别人用过的水——那个无赖狱卒懒得很，每早只肯给几品脱水。」

各样的食物，尤其是菜蔬与果子，看来都很丰足，可给囚人的分量往往少得可怜。芒果很好，在百姓中间卖一元可得一千五百个乃至两千个。他觉得这果子有益，连皮一起吃，以治痢疾。他又为同一缘故吃过鸦片，并这样记它的效力：「一刻钟后它开始叫我觉得十分快活，一个时辰后十分难受，又叫我一整天躺着起不来。」他还常抱怨噩梦、睡不好等等。他这样写他的住处：

「七月二十五日。照常起身。好天，可睡得不好，整夜噩梦。我刚想到：这本日记万一比我们活得久，知道我们住处的家具或许有点意思。这间牢室几乎同我们先前被移出的对面那一间一般大，可我们比对面的邻舍有三样便宜：一是我们只有三个人；二是窗上只有单层的栅；三是屋顶上有透气的孔。睡的是五块硬木板，约八英尺长、十四英寸宽、两英寸厚。有一根竹子几乎横着挂满这屋子的长度，白天我们把睡觉用的两张席子挂在上头。此外我现在看见上头还挂着两条手巾，一条是用一条旧棉裤改的，一条是朱光隆给我的夏布；帕特里奇先生也有一样的两条；还有一捆用绳子捆着的纸、素描之类。东墙上有一幅陈和的画的残迹，被雨毁了。窗朝西。窗的一边挂着船长那伙人给我的烟管。另一边有一面小镜子，是一个狱卒给的，还有几支铅笔与四支毛笔。板上放着我们那几段竹子做的枕头，一张挡下午日头的席子，还有一副棋盘。北墙上挂着我们的洗衣盆——那盆花了五十文，一把扫板的扫帚，一只装着些钩子之类的篮子——那是先前住这屋的人留下的，又一只篮子装着我们的筷子与竹匙、炮手的手巾，和一根挑灯笼的棍子。这面墙上有一个小壁龛，放着一盏泥灯与灯台、几根竹签、两根通烟管的铁丝、三包烟叶与一些废纸。角上有两根棍子打进墙里，上头搁着航海日志与几张纸。其下有一块小板，上头摆着几只杯子、几只破碟与颜色，还有杰克给我们的两只杂食碗（第三只我一星期前打破了），一只煮茶水、有三烧酒时也用来烧酒的小陶壶，那是阿地哥给我们的。板下吊着一段中空的竹子，里头放着我们的火盆；再下有一个小灶，也是阿地哥送的，一只我们自己买的锅，另一只装炭的锅（那只是杰克给的），还有几只旧草鞋和几段熏蚊子的竹子。南边挂着的，第一是「银库」——一串八九十文的钱，一只小篮装着几粒鸦片丸与我们存的茶，还有我的帽子，花了三十文；我已用油纸把它糊上了。我坐在一只竹凳上，那是先前住这屋的人的；我的脚搁在另一只凳上，是头家（我想就是狱卒的头儿）给帕特里奇先生的。对面是门，门后放着那只桶；我左手是窗，窗台上有两把梳子，一把是我到这城几天后花十三文买的，那钱是路上每天给我们的那一钱银子里省下来的。我的扇子插在窗上，我写字时把这本本子搁在一块漆红的板上，板上有黑字，字上头还有两只绿眼睛盯着它们看。我想这就是全部了。不，我忘了说南墙上挂着印度水手基奇尔给我的长呢裤、那个狱卒给我的夏布裤，还有弗朗西斯给我的一双木袜，同一根绳上还挂着卢普先生的航海日志。这单子上若有什么你能叫作享受的，你须记得那都是近来才有的；头两个月我们一无所有，又被千千万万的跳蚤、臭虫、虱子、蚂蚁、蚊子与蜈蚣扰得不堪，除了死或者神迹，再没有除掉它们的可能。我此刻背上穿的，是近五个月来唯一的一件衬衫，而且还是毛的；腿上是半条棉裤。我漏说了一件：北墙上是我的历。每天早上我用一根锈钉的头刻下那一天的日子。我们还有阿地哥借给我们的第三只木凳。我们并非没有事做，可日子沉闷得可怕；我苦于找不着什么消磨时光的东西，又深感没有书之苦。」

〔注三〕（原注：《格利先生与邓纳姆船长一八四三年在华被囚日记》，伦敦查普曼与霍尔书局，一八四四年。）

我们没有篇幅再摘了；然而这些已经够了，它们公允而充分地显出这些囚人白日与夜间是怎样度过的，也让我们略见他们所受的苦。

这桩暴行的消息传到英国人的世界，震动沸腾如热病；许多人主张立刻向有关的中国官员报复。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爵士当即把这案办起来，一八四二年十二月到了厦门，同闽浙总督怡良会晤了一次。

这位公使所发的下列告示，很能说明他自己对这桩暴行的看法：

「大英钦命全权公使、从男爵璞鼎查，抵厦门后，极为骇愕愤恨地得知：一八四一年九月与一八四二年三月，在台湾岛海岸因「讷尔不达号」船与「安号」双桅船失事而获救的大英臣民，远在百人以上，近日竟被该岛的中国官员处死；而那些官员声称，他们行此冷酷之举是奉了皇帝的命令。

在此次事件中受难的不幸之人，即使当真是手持兵器作战时被俘的战俘，屠杀他们（而且事隔将近一年，罪更加重）也已是对文明各国交战中所公认、所熟知的规矩与情理的一桩最明目张胆的践踏——正是这些规矩与情理，使文明各国的战争区别于纯然蛮野之人那种血腥而不仁的做法与念头。然而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想到：这桩污秽之举所加害的不幸之人，原是不曾犯人的随营人役与水手，既无兵器，也无自卫或犯人的手段，而且身为遇难失事之人，按中国的法度与惯例本特别应得仁待与保护——全权公使便再没有言语足以宣明他看待这桩可悲之事时心中那憎恶与厌弃之情；对这件事的追念，将作为污点与羞耻留在中华帝国的史册上。

大英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已得了确凿的官方凭据：皇帝所下处死大英臣民之命，乃是台湾地方官员以粗劣而无情的谬报从皇帝那里骗取来的；这些官员为着自身的升迁，卑下而虚妄地向北京的朝廷禀报，说「讷尔不达号」船与随后的「安号」双桅船都是怀着敌意前往该岛的——这说法既是撒谎作伪，又显然荒谬，因为两条船都不是兵船，失事时船上也没有军兵或别的战斗人员。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现今要恭敬而坚定地把这桩可怖之事的实情，经由钦差大臣与各大臣奏呈皇帝御览，并以其君主、大不列颠女王的名义，要求将台湾地方官员——他们那虚妄无情的谬报酿成了引出这道告示的可怖事件——革职并从重治罪；进而将其产业入官，所得之数交付英国政府之吏，用以抚恤并供养那些被加以虚妄污秽之罪而遭处死的无辜之人的家属。若无此公道的抵补，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不敢说：这桩已然发生、而他又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禀报本国政府的事件，不会成为两国之间进一步严重失和的根由，甚或引致两国重开战端——那将是极可痛惜的，因为少数几个居位的无耻不肖之徒出于卑下的动机欺蒙其君，却要使这个国家与它的百姓重陷苦难与祸患。然而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仍然相信，皇帝必以其明智看出：此处所指出的那种补偿，既合公道，也合治国之策；这是英国与中国两方面都当得的，而且可以免去更多的灾祸。为使众人皆知此案实情，此告示以英文与中文刊布，以资周知。

愿神保佑女王。

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即中国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发于厦门蒸汽巡航舰「女王号」上。

（署名）璞鼎查　女王陛下全权公使」

璞鼎查爵士随即要求：将涉案的中国官员革职治罪，并将其产业入官，以供受害者家属之用。总督怡良亲自查了案情，向英国使臣表示了对所发生之事的歉意。然而如常发生的那样，中国官员终能把这件事敷衍过去：只把台湾的镇台与道台革职充军了事。中国就这样从一桩如此之大的罪行的后果中脱了身——这罪若是别的任何一国所犯，立刻就会被当作开战的理由，而要索取完全彻底的报偿。〔注四〕

〔注四〕（原注：囚人有的关在府城的牢里，有的关在县里的谷仓。麦克斯韦尔在香港一家报纸上这样记述上述事件约十五年后他到这些房屋去看的情形：

「那谷仓是若干小屋围成一个方院，许多间已全然败坏；我们在瓦砾与颓屋之间走了一会儿，急切地在墙上找字迹。几乎已经放弃了，这时走进院角一间还完好的屋子，看见墙上有一幅铅笔画的讽画，近旁又有一个字的几个字母，认不出是什么字。再沿墙看过去，试想我们何等欢喜：墙上用铅笔清清楚楚画着一本历与若干细目，笔迹十分老练，并有下面这段题字：

『下列各人于八月十日被重上镣铐后，自武官的衙署带到此狱：邓纳姆，船长；卢普，大副；帕特里奇，三副；科恩，炮手；西多伊，舵工；朱尔诺尔，印度水手；均属已故双桅船「安号」。该船于一八四二年三月十日午夜在淡水附近失于本岛。又有「讷尔不达号」运输船的水手长与工头赫拉，该船约于一八四一年九月失事。弗兰克·邓纳姆。』

同一间屋墙上另一处写着「八月十日至二十日」一类的字样；对面墙上写着帕特里奇的名字，日子自八月十日起，续至八月二十二日，大约就在那时囚人被送往厦门，其中四人终于到了那里。

另一间屋里又找到一本历，底下附着细目，同上面所记的一模一样，也是弗兰克·邓纳姆写的，只是用的是中国笔，不是铅笔。他显然曾被同别人分开；中国人说，那是因为他身上刺着锚一类的记号，他们便认他是个头目。）

第九章船难与对航海者的暴行（上）

一八四八至一八六七年

英国人遭的暴行——台湾的山地各族——对航海者的暴行——「凯尔皮号」与「莎拉·特罗特曼号」失踪——「拉彭特号」失事——船上二十七人被杀——生存者被卖为奴——英国人贝里斯以六元买去——他们的脱逃——寻访被掳的外国人——巴夏礼到台湾——美国军舰「马其顿号」在北部——「高飞号」与「科克特号」失事——普鲁士运输船的水手遇袭——普鲁士登陆队施以惩罚——「罗妹号」失事——亨特船长、亨特夫人与全船人被杀——英国军舰「鸬鹚号」——报复的尝试无功——李仙得第一次来台——美国海军远征之败——麦肯齐少校之死——李仙得第二次来台——与山地各族相会——友好的约定——中国人的两面——暴行重起——中国人的漠然。

本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大事的时期。它讲到山地各族袭击遇难的外国人，讲到普鲁士与美国军官率武装队伍登陆惩凶。它讲到台湾各口开放给外国人居住，以及中断了近两百年的贸易重开。它讲到同中国官员的纠葛，以及英军占据安平。这一时期以日本第一次出兵、惩罚山地各族、以及日本一度占据南台湾而告终。

我们所讲的这一段时期，是台湾人的掠夺与暴行、以及那些不幸被抛上这片不好客的海岸的外国人所受苦难的连续纪载。为使读者对这些事件、以及后来导致日本第一次出兵——这次出兵结束了这些祸患——的那些事件有清楚的了解，以下几章把这个题目连贯地叙述，不及其他事件，例如本岛对外通商的开放等等；那些事虽发生在日本出兵之前，与我们眼下的题目却毫无关系，因而放在本书后面一部分里讲更为合宜。

无论中部与北部各族的性情如何，占居台湾南部的各族是极为残忍嗜血的。外国人能避便远远避开这地方；可是本岛离那许多沿中国海岸行驶、以及自华中往美国的帆船的航路很近，不幸船难又频频发生。

环着本岛海岸翻涌的狂涛异常猛烈，多少遇难的船上之人上了岸，却只遇着一场备受折磨的死——比海所能加给他们的更残忍、更暴虐；因为台湾人既不懂得慈悯，也不懂得文明各国政府的力量。而同他们共有这个岛的中国人，纵不像他们那样公然大胆地动手，却带着某种自得在旁看着，而且无疑常常把自己的罪行诬到山地各族身上去遮掩。

直到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之前，文明各国政府对自己臣民所受这般不仁的待遇，几乎没有做什么以求遏止。外国当局惯常那点软弱的抗议、偶尔一条军舰的匆匆一访，恐怕引人发笑多于引人生惧；而那些客气的中国官员，凭他们的机巧与欺瞒，当时于满足公道与人道的要求之无效，同其后也无二致。

与我们同种之人在本世纪后半竟真被当作奴隶买卖，这是难以想见的；尤其想到台湾正当东方航路的要道上，而列国在邻近的海面上又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本可以教台湾人懂得尊重无犯于人的外国人的性命与自由。

把世人的注意引向台湾的诸事之中，有一桩很显眼：快船「凯尔皮号」的乘客与船上人的可悲下场。该船一八四八年十月自香港开往上海，此后再无消息。不过人都信它是在台湾海岸失了事。又有传闻说，它的乘客——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奈伊先生、一个英国人史密斯先生——以及船上人，都在岛上为奴。

第二年，载茶的「莎拉·特罗特曼号」在南岸外失事；几个月后（一八五〇年），「拉彭特号」也同样失事。

次年，「拉彭特号」被扣为囚的生存者中有三人，都是英国人，设法乘一只小船逃出；虽被岸上开火，终于到了台湾南端外的英国炮艇「羚羊号」。他们被收上船；只是——这于西方人并不体面——那几个替他们划船的当地人，并没有得着所许的赏，反被从船上赶走。被救的人被带到上海，由英国领事阿礼国先生取了他们的证词。下面这篇纪述，显出山地各族如何凶恶如魔，也显出当他们的血欲既足之后，有时怎样把所掳之人置于为奴的地步：

「『拉彭特号』属托马斯·里普利先生，一八五〇年五月十八日由利物浦开往上海，船长吉尔森。九月十一日（出海一百十六日）下午五时左右，船在红头屿近处——那是台湾南端以东六十英里的一个小岛——随后转舵，趁东北风朝台湾斜驶。船一直这样行到夜间九时二十分，船头直撞上台湾本岛，离岸之近，人从第二斜桅上就可以上岸。撞的时候船正走四五节。当时值班的是四副莫德；他后来在小船上告诉众人，说他当时正往船尾去告诉船长前头有陆地。几个生存者当时在吊床上，据他们说，他们是被撞船惊醒的，奔上甲板时见一切都乱了。值班的人跑到帆索边，把前桅帆倒张，船便立刻退开。然而随即看出船已大损，进水很快，便派人去抽水。这时船已离岸一英里半；可水进得太快，他们只得弃了抽水机，动手放小船。先放下的是小艇，可它一下水就在船旁撞坏了。随后放下大艇与右舷的尾艇（那是一只救生艇），往里头装了粮食、几把短弯刀与一些火药，可没有弹子。全船人在凌晨两点半左右上了小船：船长、大副与六个人在救生艇上；二副、三副、四副与二十个人在大艇上。海上无浪，他们停在不远处看着船沉下去；照吉尔森船长的表，船是在上午八点半沉的。天亮时两只小船都往岸上划，众人都登了陆。不久有四个当地人下到滩上来；他们不是中国人，是原住民中的一族。他们想偷东西，被短弯刀赶开了。船长怕当地人要动手，便吩咐把小船推下水，于是两船一同沿岸往南走，到下午三时左右，大艇上的人招呼船长，说他们不能再往前了，艇进水很多，要八个人不停地舀。他回说他们只得尽力自为；若愿意，可以试着去西面八九十英里外的一处西班牙人的聚落，或者去香港。他们说照艇这个样子不敢冒险。他于是许他们：等艇修好再一同走。夜来了，大艇停了下来；照大副所算，那一日走了约九十四英里。第二天早上，救生艇不见了。大艇于是划向岸边，众人在糖峰角附近登陆，把艇拖上来，动手修补并烧煮食物；正忙着的时候，近旁林中有火绳枪向他们打来。几人被打死打伤，九人下了水，当地人坐竹筏追来。二副格里菲思先生不善游水，折回陆上，却被袭，头被砍下。亚历山大·霍姆斯与雨果·哈里森两人在一处，逃到一块岩石上，在那里两天没有吃喝。木匠威廉·布莱克与学徒詹姆斯·希尔则往另一个方向一同逃了。前两人饿得受不住，上了岸，不久遇着约五十个当地人；那些人起初把火绳枪对着他们，却没有放。随后有两个妇人给了他们衣服围腰——他们本是赤身的——又有一个老人带他们到他家里去。三天后，雨果·哈里森乘竹筏逃到岸外一条中国舢板上，船上的人却把他杀了。

贝里斯在护他的人家住了约四个月，后来有个住在五英里外的中国人，以六元把他买去。他同这个名叫柯那的人一同住着，直到他被带上「羚羊号」。同这人在一处的时候，贝里斯得知布莱克与希尔已逃到某个中国人的村子里，又过了些时候被送到内陆八英里处；贝里斯随他的主人到一个叫射寮的村子去时，曾在那里见过他们。贝里斯的主人愿意放他自由；可那两人的主人不肯放他们，他们便约定同贝里斯一起逃往射寮，到了那里受当地官员的厚待。他们主人的妻子追来索人，那官员付了她十四元，就是她所要的赎价。此后不久，「羚羊号」到了岸外，那官员便派他儿子同四个人驾一只小船把他们送上船去。贝里斯被掳期间，曾四五次设法上英国船，有一次几乎到了「飞行荷兰人号」，却因起了风而未成。

布莱克与希尔得知：救生艇上的船长曾为取水而进了他们最初被掳的那个村子，可此后再没有人听到他的消息。这三人都不说他们亲眼见同伴全被杀；不过他们是大艇上的人里唯一的生存者，因为他们住在当地期间已学得够多的当地话，听得懂当地人说什么，而当地人从未提起还有别的人活着。」

这番消息报上之后不久，英国军舰「火蜥蜴号」便奉命前往失事之地查访，查明还失踪着的二十七人在何处，并酬谢那些曾善待前面已获救的三人的人。为此，上海的侨民募了八百六十五元。

一八五一年，巴夏礼也到了岛上，为的是探得「拉彭特号」船上人的消息。他显然认定台湾的中国人大半不可倚靠，不能指望他们帮着救出被掳的外国人；因为他在一封私信里表示：关于外国人是否可能被扣在岛上为囚，各处都一口保证并无此事，可与此相对的事实是：「拉彭特号」的生存者贝里斯、布莱克与希尔确曾在那里被扣了九个多月，而且据查明，前面说过的李万长（一个颇有势力的人）是知情的；有人对他不曾设法营救表示诧异，他便想拿一个纯然的借口来遮掩自己，说那些遇难之人的主人（即掳他们的人）不肯交出，因为众人都愿把他们扣住，等他们学够了话，能分辨出行屠杀的是哪一族、以及住在同一带的别族与别的住户；那些人怕这几个人一旦得了自由，会照他们常常威吓的那样带着武装人马回来，不分青红地向岛南端所有住户报复。

与此事相关的美国人立即具文美国使馆，指出：既有「拉彭特号」那三个被扣为奴之人的证词，则以为还有别的欧洲人与美国人仍被掳着，并非不近情理，此事应当查明，一面经由中国官府，一面由美国官员直接去办。于是向美国东印度分舰队的统兵官申请，请他派所辖的一条船到台湾去。正要派船的时候，英国军舰「火蜥蜴号」的报告送到了；这份报告加上另外一些考虑，便使此事搁了下来。与此同时，美国驻华代办——无疑是出于最好的用意——派了一个中国人到台湾去查问。那人回来交了一份极冗长的报告，似乎使美国当局——至少当时——觉得满意。为什么会满意，却难以明白；因为在本岛西南岸一处中国人的聚落待上几天，于了解山那边所发生之事能有多少用处呢——那是中国人从未深入过的山地地界，所住的各族同中国人唯一的往来就是在战场上，而且是作为敌人。

更难明白的是美国军舰「马其顿号」的阿博特船长的行事。一八五四年，他奉命自佩里的远征队转赴台湾，寻访被掳的外国人。《美国远征日本记》里有下面这段话：

「至于我们所猜想的那些遇难被掳的同胞，阿博特船长（在基隆）经由他那个中国管事，作了最勤谨的查访，却得不到一点消息；而他所问的，不单是基隆城里城外的官员，也包括各等人。众人所报如出一口：都说他们既不知道、也没有听说有任何美国或欧洲的船只在本岛任何地方失事；也从不知道、从未听说在台湾任何地方有这样的船上的人、或其中任何一部分存在。阿博特船长便深信他们在这一点上说的是实话，遂据此报告提督，说他『不信我们任何失踪的同胞还活在台湾岛上』。」

我们若想到：失事之处离基隆将近二百五十英里，而基隆是北部的港；想到当时北部与极南之间全无交通；再想到本岛各部分的居民彼此间是怎样的关系——那就很明白：一个人可以在没有指望的、屈辱的奴役中过上好几年，而这件事连近旁之外都无人知道。那位中国管事若能在这样的情形下探出所要的消息，那就近乎神迹了；我们觉得阿博特船长的行事等于有罪的疏忽。

「马其顿号」来过的次年，一条极好的大船——纽约的快船「高飞号」——在南岸失事。船长是沃特曼；他的妻子、查尔斯·康普顿先生，以及三百余名中国人都是船上的乘客。属旗昌洋行的美国快船「科克特号」也载着乘客，约在同时失事。

除了这一长串确有凭据的野蛮事例之外，还有好几条在这一带失踪的船，人们对它们的下场普遍地、而且很有根据地起了疑；因此商界已把台湾这一段海岸的航程看作东方海上在某些方面最险的一段。当地居民被认为性情凶悍，这可以从一件事上看出：人们惯称他们为「食人族」，虽然并不知道这称呼除了比喻之外还有别的意思。「这个称呼是用来总括这样一个民族：他们以海盗与亡命的攻守之义相结，视一切外人为仇敌；他们拒却与他们最近的、半开化的邻人中国人的接近；他们只承认自己那野性的权威；而他们决意抗拒一切外来的影响，便表现在对那些不时被迫到他们手下求庇的无助受难者毫不容情、毫无悯心的屠灭上。」〔注一〕

〔注一〕（原注：《美国远征日本记》，霍克斯著。）

一八五八年，英国政府派军舰「坚毅号」到台湾。该舰环岛一周，又沿岸细加搜寻，望能寻得遇难的外国人；后来做英国领事的郇和先生以通译的身份随行。

普鲁士是第一个采取措施惩罚当地人恶行的国家。一八六〇年，普鲁士东亚远征队的运输船「易北号」到了台湾南部，放一小队水手登岸。山地各族并无任何可见的挑动，立即向他们开火，那一队人只得退回船上。普鲁士的统兵官于是下令把那个山地村落毁掉。于是一小队武装人员上了岸；当地人虽有火器，起初也显出要抵抗的决心，可普鲁士人新式后膛枪的几排齐射，就足以把他们打得退出射程之外——不过在此之前已有几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头目。〔注二〕

〔注二〕（原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普鲁士当时刚采用的新式击针枪第一次用于实战，这种枪的原理后来被别的几国政府采用。）

英国的船只，以及弗伦斯堡、阿尔托纳等处的船只，都常在台湾海岸外出没，也不时被山地各族侵害；然而受害最重的远是美国船。

最凶残的一件，大概要算美国三桅船「罗妹号」之事。这件事之可记，不单因为与它相连的那些惨痛情形，也因为它引出了一种或多或少直接影响到好几个国家的局面；而且日本政府几年之后决定出兵台湾，与这件事之间也可以看出某种关联。

一八六七年三月九日，「罗妹号」自中国的汕头港开往北方的牛庄。途中船遇大风，被逼近台湾南端，据推测是撞在七星岩上。船受损严重，不久沉没；那位名叫亨特的船长、他的妻子与全船人乘小船脱出。他们颇费气力地到了本岛东南岸的一处地方登陆，不幸那正是龟仔甪社所占之地。他们的到来很快被当地人察觉；那些人良心上毫无不安，直扑这一小队已然乏弱、又无兵器的人，把他们一个个残暴地杀了，只有一个中国水手——他在袭者刚出现时就藏了起来——得以不死。这人是唯一的生存者，终于逃出那一带，后来到了西岸的打狗港，把经过说了出来。消息由此传到台湾府，再由英国领事报给他在北京的公使，公使转告美国公使蒲安臣先生，蒲安臣立即着手谋划索偿之策。

当时驻在台湾府的英国海军布罗德船长，侠义而迅速，立即乘炮艇「鸬鹚号」赶往屠杀之地，望能救出可能还活着的人。三月二十六日他到了龟仔甪一带，开始查访。然而他这趟慈悯的差事没有成功，因为当地人向他动手，事情便骤然而止。他没有陆战的预备，只得带着一名受伤的部下退回船上。既没有别的索偿之法，布罗德船长便用炮轰那些人，把他们从藏身的莽丛里赶出来。随后他回了打狗。

一八六七年四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将军用尽一切可行之法，设法同那些行掠各族的头目通上消息，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此后守礼的许诺；可龟仔甪人极怀敌意，甚至不许领事登岸。随后又去同西岸的中国官员交涉，他们对这桩暴行却不甚关心，而且声明对山地地界的人并无直接管辖之权，自称无从干预。不过北京政府在美国公使——他明言中国对台湾人的行为负有责任——催迫之下，终于表示愿意加以惩治。延了三个月，加上华盛顿一番官样文章，终于下令由贝尔提督率一支远征队进入山地地界，迫使对方注意文明的要求。一个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一件令人难堪的事：经过这一切本不必有的延宕——比起「鸬鹚号」那位英国船长的迅速，相形之下何其难看——这次远征竟是一败涂地。倘有美国人在第一次袭击中活了下来，那么很明显，三个月的工夫足够那些人把他们处置了；在该救人命的时候竟花了几个月在官场的推诿上，实在可叹。这支远征队由「哈特福德号」与「怀俄明号」两船组成，六月十九日由旗舰舰长贝尔纳普率一百八十一名军官、水手与陆战队员登陆。〔注三〕

〔注三〕（原注：后来升为提督，统美国在中国与日本的分舰队。）

美国人在那浓密的莽丛里开路，极为艰难；酷热使正午时分几乎无法行动，队中许多人中了暑。当地人占着莽丛里的位置，藏在岩石与别的美国人看不见的地方，一见对头露面就猛烈开火。麦肯齐少校在勇猛地领队冲上一座山坡时被枪弹打死；最后一场苦战之后，这支队伍只得略带混乱地退回船上，不久便离了本岛。贝尔提督与美国别的几位军官在关于这次远征的报告里说：他们确信要使这一带永久平安，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把原住民逐离海岸，把海岸交给某个强有力的盟国占有。有人力劝中国去担这桩事，既然本岛名义上属于中国。可是过去的事已经证明——后来更有力的凭据也接着出来——这桩事既非他们所愿，也非他们所能。

这次迫使龟仔甪人就理的尝试无效之后，一八六七年九月，李仙得将军第二次前来，同行的还有相当一支中国的队伍。

厦门方面所用的轮船「志愿号」交由这位领事调度；一八六七年九月四日，他同一位法国人约瑟夫·贝尔纳雷先生一道开往台湾。

到了台湾府，文职官员给了他极为殷勤的欢迎。来迎他的有道台、镇台（即统全岛兵马的总兵）与副将，都是二品红顶，还有知府与几位同知。李仙得将军立即说明来意，告知各官：他是来亲眼看过那支总督许诺要派出的队伍的一切详情的。这一番声明的效力很快就看得出来，「先见于各官的脸上，继见于各官的言语」。

一个时辰前他们还说这支队伍已预备好随时可动，如今既知道要有一个人随行、看着事情办到底，便要有无穷的耽延了；况且「领事本人也要有危险，这个责任他们不能担」。然而李仙得对中国人的两面并非没有经历，因而不那么容易被挡回。他坚持要立刻履行所许之诺，并告知各将领：他本人的安危与他们无关。他们又被告知：他到台湾府来，不单是为听他们说些什么；他是不计劳苦，要亲自判断他们为执行总督之命究竟采了什么措施。显然这些中国官员原希望能避开大陆上上司那道于道台的钱袋极为沉重的命令，以为这难处可以靠在远处、在自己人之间演一场戏来除去——没有讨厌的见证在场，只要把几个山地人的头大张旗鼓地送往福州，就是一个省事而省钱的收场。

李仙得将军这趟到全然未知之地的冒险之行的纪载，构成一份有趣而可贵的报告。它不单很好地写出他所经行的山地地界，也使读者得知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难处。然而它最大的趣味在于它的独一无二：一个外国人，不借外援，同一群野性的山地人、猎首之族的头目议定了一个和约，又在短短几次会面之间，把他们从一心取遇难水手性命的嗜血之徒，变成了有悯心的帮手；此后——至少就头目卓杞笃与他自己那一族而论——凡被抛上他们海岸的不幸之人，都得了庇身与帮助。李仙得没能同南部别的各族立约；而卓杞笃的权威虽说是有，实则太弱，不足以保证他的意思被人遵从。这位有胆气的美国人的行程，写在他给美国驻北京公使的报告里，其要紧的部分转录如下：

「十日早上，我们离开台湾府，走在队伍的中间。知府极为慷慨，替我、贝尔纳雷先生、通译以及一两个随员备了脚力，连我们的行李与粮食也一并备了。」

第九章船难与对航海者的暴行（下）

「……最后，又有八人的仪仗护卫走在我前头，并要在我留台期间一直跟着我。离了台湾府，我们走一条极窄的路，抬轿的脚夫很熟练。第二天我们到了埤头，那是一座七万人的大镇。这里刘总兵阅了兵。可是看不出有要前进的样子，我便向总兵要个说法。他所举的缘由是：离台湾府时道台只给了他一笔远不够用的款子；不过他许诺说，倘那边再拖得久，他便自己把短缺的补上。他求我信他是极想执行总督之命的，又说此后若有耽延，我该归责于道台，不该归责于他。于是我又一次不得不佩服总督的明智，把这次出兵的统带交给这样一个有才干、有令望的人。我信他那天已彻底明白：总督的命令须在我眼前执行，而且要尽快。他应承无论如何都在十四日启行。

十四日早上，道台那边还没有消息。我们仍旧走了。我们循一条窄路往东港前进，一路过了四条溪，都走轻便的竹桥。东港是个小港，进出不易，可泊帆船很稳。主要出产是糖与米。到了这个镇，中国的治权实际上就终了；不过这里的税还算按时交纳。

我们在一座糖廍里过夜，天亮启行往枋寮，当晚就到了。枋寮沿岸铺开，正在一段圆弧的顶上，弧内成一个湾，所以太开敞，不能算稳。出产是米与落花生。妇女舂米、耕田，男子则全副工夫都用在打鱼上。东面离海一炮之地，高山从谷中陡起，那是山地原住民专有的领域；他们从汉人（或汉番混血的）居民那里收取收成的一定成数，作为他们永远租给这些人的土地的租贡。在那里我们第一次注意到：出村的人没有一个不带兵器。

我们离目的地还远，正在原住民所占的高丘之下。那里没有路，只有猎人的小径，而这些小径还从来没有中国人或欧洲人走过。又因在信风未起之时，由海路到南湾也行不通；于是倘情势逼人，我们就只得停下来，而谁也不知这一停要停到几时。所幸次日总兵从道台那里收到了八千两，他极想前进。我想这情势正好容我献一献策——此前我一直不肯这么做，因为不愿在这次出兵的指挥上掺任何手——我表示：在山上开一条路并非不可能。这路要分段开，全线约四五十英里；倘那些我们并未与之为敌的原住民不来干扰，四五天就可以做成。总兵立刻抓住了我这个主意，他看出这样便可以从他的困境里脱出来。而且开出这样一条路的结果，是在本岛南北之间建立起一条联络。这样迅速而可靠的交通，可以把原住民从他们的孤隔中拉出来，并为在他们之上建立中国的治理开路。我们要经过其地的牡丹诸社并未阻拦，工便动了手。

我们在枋寮沉闷的逗留中有一桩可喜的岔事：两个年轻的英国人——必麒麟先生与霍姆斯先生——到了。前一位我六个月前乘美国轮船「阿舒洛特号」来访时见过。我知道他通晓原住民各种方言，便以人道之名求他前往南端，望能救出「罗妹号」船上的人，他也许诺要试一试。他曾随贝尔提督到南湾去过。他们这次正从南湾回来，他们去那里是为收回可悯的亨特夫人的遗体，并救出八个巴士群岛的岛民——那些人漂到东南岸，其中两人死于当地人之手，余下的被沦为奴。他们已把英国驻打狗领事卡罗尔先生从本国政府为这桩人道之事所拨的款（二百五十元）里给他们的钱花尽，到了山穷水尽之境。我为这几个可怜的巴士岛民尽了力，便把他们送到刘总兵那里，总兵供给了他们，又给他们一个向导往打狗去。又照我所请，总兵吩咐把卡罗尔先生垫出的钱还给他。

至于必麒麟先生——他既救出了巴士岛民，又取回了亨特夫人的遗体——我毫不迟疑地领受了他愿留下陪我的美意。凭他对本岛与岛上人的了解，他能给我可贵的帮助。

山上的路修成，我们二十二日午时离枋寮。当天越过一道高丘，未遇阻拦，到了海边一个汉番混住的村子刺桐脚。我们又越过另一道山岭，天黑时到了枫港，在那里过夜。路已走了一半，除了地势自然造成的难处之外，并没有别的难处。众人都预言第二天山地人会来阻拦，可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大概要谢总兵派出几支分队占住那些可疑的隘口之劳；当天晚上我们平安到了琅峤。

琅峤位于那个以它为名的湾的弧的尽头处。这个港并不稳：我们到的那天晚上就看见四条帆船的残骸。这里约有一千五百居民，多半种落花生、米、番薯与少许甘蔗，也打鱼；不过也有些人同原住民贸易。

刘总兵曾先遣一名军官到这地方来，预先安抚居民，说明这次出兵的用意。沿海往南走半个时辰，便到射寮。那是另一个小港，中国的治权在那里也不大受人敬重。那里在一条小河口上，泊帆船极好；我们这一小支作战队伍载着重炮与弹药的船队，实际上也就在那里会齐。往左，在近山的平原上，离射寮一个时辰之处，是保力——那是一个由广东省来的客家人同原住民混血而成的村子。他们自认既是占着本岛南端的十八社的头目卓杞笃的属民，也是中国皇帝的属民。保力是原住民的货物集散之处。他们在那里取得火药与弹子；他们的枪也在那里造，那是极好的兵器，远胜中国兵所用的。

再往前，回到海边，就是说往右，离射寮与保力五个时辰的路程，在群山的腹心、几乎在那一带的正中，有一个汉番混住的村子大树房，那里从来没有中国的官长到过。中国到此而止。从保力往东、往南画一条线到本岛的东岸与南岸，这条线所围的地方由十八社占居，共十八社，有壮丁九百五十五人、妇女与儿童一千三百人，在猪朥束社的卓杞笃之下结成一个联盟。其中著名的有牡丹、后湾、加芝来、竹社、八瑶、草埔后、麻仔、蚊蟀、射不力、平埔、高士佛、龙銮、龟仔甪。

刘总兵在琅峤有一个极好的作战基地：右手是海，手里又握着通台湾府的新路线。射寮在他手中；几尊炮与一小支兵力就使他守得住保力；他的军队可以循一条好的宽路朝南端推进，从龟仔甪人山头上压下去，把他们赶进海里，无从脱逃。为这一着，他不需要大队正兵，这倒是好事；因为所许的一千人只给了五百，而这些人虽配着好的欧洲枪，却不足以当眼前之任。我把这一点向总兵说起，他告知我说，他已招募了一千五百名乡勇，这些人在同山地人争斗的冒险之学里受过训练。我不能不担心：正当收稻之时，他们做这桩事未必有多少热劲。而且还有一层可虑：真到动手的时候，他们到底或许对山地人更有好感——从山地人的手里他们可以得利——而不是对那只会许诺的中国官府。无论实情如何，这些顾虑确实对后来的行动起了作用。

在到琅峤之前、正预备进兵的时候，刘总兵已发出一道告示，宣明他此行之意，即：因龟仔甪人杀害美国三桅船「罗妹号」船上之人而加以剿灭。这是把第一道告示改正了过来；第一道告示里因接了英国驻打狗领事卡罗尔先生的书面报告，把「罗妹号」说成了英国三桅船。这道告示加上那番前所未有的军容，深深震动了汉番混血的居民，这情形也传到了山地人那里。于是山地人——无疑是因兵马临境所生的畏惧，又受了他们那些怕打起来的汉人朋友的劝说——在我们到琅峤那天，派了一个由汉人与混血者组成的代表团来，表示他们对杀害「罗妹号」船上人的悔恨与深深的痛悔，并以他们的名义许诺：只要总兵肯讲和，此类之事再不会有。为此，中国人表示愿意作保。他们这番意向，在刘总兵告知我之前，必麒麟先生已先告知我；我便坦白地对他说：我以为舍去一场徒然的报复（那报复此后也许会被人拿去作报仇的借口），以换取我们所能得的、那无可比并的好处——即防止我们此来所要惩罚的那类罪行再发生——是极合美国宽厚之政的；不过我并不愿把一个可能违背他们训令的办法强加于他们，因此除非他们十分愿意接受，我不会在上面具名。既得了他们确系如此的保证，经过多次长谈，我提出了下列各条：

第一，我须亲见卓杞笃与十八社的头目，以当面领受他们的悔意与对将来的保证。

第二，中国官府须把自琅峤至大树房一带汉人与混血居民的保结交给我。

第三，他们须责令山地人偿还必麒麟先生为收回亨特夫人遗体所花的费用，并须再设法把亨特船长落在山地人手里的物件取回来。

第四，须在南湾筑一座设防的了望台，作为朝廷在那久缺保护之地给予保护的凭证。

我们约定照此办理，而山地人的代表应承三日之内在保力举行所议的会面。可是在与各头目会面的前一天，我在担起许诺宽恕既往的责任之前，觉得慎重起见该把总督的属员口头上那样爽快允下的事取得书面的认可；我便送去一封信照此请求，求速答复。我的通译不知怎样曲解了——我并不疑他——他应承把信交给两位将领并解释；我见那信送走了，却没有回答。

卓杞笃、十八社的头目与一大队随从当晚已经到了，并传话给我说次日候我。另一面，两位将领迟迟不答我的信，使我疑他们有什么坏心思，也使我在向卓杞笃许诺之前更该加倍小心。因此我通知他们：在收到他们的答复之前，我不去见卓杞笃，而这样一耽延恐怕要把一切都毁了。这也是白说；他们给了我许多似是而非的借口，却没有答复。

第二天早上，我请必麒麟先生去见卓杞笃，向他说明我不能去的缘由。他在保力见到了他，有六百名壮丁随侍。可是所要的官府答复还是没有来；日头渐高，卓杞笃在保力找不到合适的住处，或许又疑中国人有诈，又或许是等得厌了，便决意走了。刘总兵这时已决定要答我的信，见卓杞笃不见了，显得很窘，求我容他另安排一次与那头目的会面。我应许了；三天后得知卓杞笃将在那座火山同我们相会——那地方离本岛东岸约四英里，就是说在山地地界的腹心。十月十日早上我们启行，除贝尔纳雷先生、必麒麟先生、三名通译与一个向导之外，别无护卫，午时到了所去之处。我见卓杞笃四周围着若干头目与男女山地人约二百名。我们不讲礼数，就在人群中间坐在地上。我们没有兵器，他们则把枪夹在膝间。众人都知道此前是什么拦住我没能来见他们；我便不作开场，径问他们究竟因何杀害我们的同胞。卓杞笃忙答道：很久以前，白人几乎把龟仔甪一社灭尽，只剩三人活着，把报仇之念传给后代。他们没有船去追外国人，便尽其所能地报了仇。我说这样一来必定杀了许多无辜之人。「我知道，」他说，「我也不赞成这种做法；所以我才想到保力去同你们会面，表白我的悔意。」我随即问他将来打算怎样。他的答话是：「你们若是来打仗，我们自然要抵抗，后果我不能担；反之，你们若愿讲和，那就永远讲和。」我告诉他我是作为朋友来的；他听了，就把枪放到一边。

我又说：我们并非不愿把过去忘了；可此后，他不但不可再杀那些不幸的漂流之人，还该许诺照看他们，并把他们交给琅峤的中国人。他许诺照办。我又说：若有船上人上岸取水或为别的事，不可侵害他们。这一条他也应承了；并且照那头目所请，我们定下以一面红旗为号，船只可凭此向他或他的各社表明：依我们那一天所立的约，要派人上岸，是出于友好之意。

我随后试提那座炮台之事。我本想把它筑在湾的正中，就是不幸的麦肯齐少校丧命之处。可卓杞笃不肯，说那会给他一社带来祸患。「各在各的地方，」他说，「你们若把中国人安在我们当中，他们的失信会惹我们的人发怒。把你们的炮台筑在混血人中间；他们不会反对，我们也满意了。」我依了这个请求。他随即起身对我说：「我们说够了，走罢；不要再说些使我们成仇的话，坏了这样一次友好的会面。」我用尽气力也留不住他。这次会面历三刻钟。

卓杞笃是个五十上下的人；举止从容，言语极为谐和；相貌可亲，显出心志甚强、精力不可屈；性情属多血之质，身量不高，甚至可说矮小，可两肩方阔，体格结实；头发已白，前额照中国的样式剃去，后面留一条十二到十五英寸长的小辫。可他的衣着是他那一族特有的，各方面都与中国人不同。

当天我们没有回琅峤，而是往左走，穿过山地人与龙銮的地界，朝本岛西南那叫大树房的地方去——我已决定把炮台设在那里。这地点在一个岬角上，离一个也叫大树房的汉番混住的小村一英里。从那里望得见湾的每一处；我们清清楚楚看得见贝尔提督那次远征所走的路，而那块致命的岩石——一团阴沉的粗面岩——突兀而出，麦肯齐就倒在它近旁。我们满怀着对这伤心之地的思念，起身回琅峤，去催那座炮台的筑造，并催中国人与混血居民立下保结。

设立炮台一事，常是刘总兵与我之间认真争执的题目：并不是他有意反对——相反，他曾说过这于中国有好处——而是因为总督训令中有一处含糊，他觉得未得授权，不便在同福州或北京的官府商定之前动工。我很难把自己启程之日迁就这样的耽延，可我又要这座炮台。我要它，是因为它在中国治权久被否认之处立起了这治权；因为我以为，万一龟仔甪人把他们的许诺忘了，这炮台可以使他们生敬；而最后也最要紧的，是因为它将成为这片风涛之海太多的受难者的一处可靠避身之所。总之我坚持了；最后我们议定：在我所择的一处筑一座临时的炮台，台内安两尊炮、一小队正兵与一百名乡勇。等我所请求的、更明白的命令到了台湾府，这个临时的办法再改为长久的办法。我表示满意了；因为我不以为总督会对我失信；他若失信，我那时自可放心地求之于阁下的训令。

我在此须对总兵的守信加以充分的公道之评。两天之内他就筑起一道圆形的围墙，是用棕树干与沙袋堆成的，我同两位将领一道去看过。台内的人我没有确切看见有一百，不过我决意对这点短缺闭一只眼。大约是作为补偿，炮有三尊，不是所许的两尊。台上飘着中国的旗。

我们将要收尾了。总兵把「罗妹号」上的一架望远镜与几件航海仪器交给了我。亨特夫人的遗体也在我手里，因为必麒麟先生已动身去给卓杞笃送我托他带的一面红旗。我只剩下一件事：同中国官府把这次出兵的结果立成正式的文书。这些文书确立了：自琅峤湾至大树房炮台一带，山地人与中国人在这桩人道的责任上共同负责。这就是整次出兵的要义所在。

这已到了十月十五日。我于是想着回去。那时我还不知道，在这桩使命的收尾部分我要受多少恼人的事（且不说屈辱）。自我同两位将领离船之后，轮船「志愿号」便去了打狗。后来我见我们果真要南行，便（具函）请那位管船的军官把船开到琅峤。答复是总督已命该轮留在打狗；可十月十一日我收到一封公文，说他已经等得够久，我须定下回厦门的日子。我没有答这封信；可十六日早上，我派通译到打狗去对他说：我在台湾的使命既已结束，我愿他把船开到射寮，免得我在近两个月的苦行之后，还要受往打狗长途跋涉之劳；我又说一切责任由我自任。

中国兵撤走之后，我在大树房又留了四天。二十日，英国炮艇「戏谑号」到了，它正从巴士群岛回厦门。我在滩上见了那位统兵的军官与英国驻打狗领事。照他们所请，我把这次使命的要点与结果告知他们。他们好意要载我去打狗，我谢而不受，回了琅峤。在那里我见必麒麟先生刚从卓杞笃那里回来，受了极亲厚的接待。中国人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们曾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想为他们的同胞也取得那许给外国人的保护。那头目答说：他同中国官员什么也没有做过，此后也什么都不会做。来人再三要求，说那头目只不过是来商议彼此相关之事。卓杞笃说：「若只是说话，我可以派我的女儿去。」他随即求必麒麟先生护送她们到琅峤，又求他看着她们安然回到保力的亲人那里。这两个女子到了中国官员面前，毫无惧色。她们不肯跪下，还大胆地说：她们父亲之所以同外国人立约，是因为敬重外国人的胆气；他曾见他们在火下毫无畏惧地攀那些山（指麦肯齐少校所领的那次勇猛的冲击）；他们到他自己的地界上来议和，用意分明；中国官员则不同，他不愿同他们有什么往来。这番话说过，她们便不肯再说，随必麒麟先生回了保力。这件事看似细微，可它同那通译的捣鬼合在一起，于刘总兵对我们态度的转变大有关系。我们并没有给他任何可恼之由。

二十一日早上我们往两位将领处作了辞别之访，他们次日回访。下午我们接到通译一封短信，说他没能说动那位军官把「志愿号」开到琅峤，我们须在二十五日到打狗——那是他定下启程的日子。

当晚我们不便从陆路走，因为总兵只有两乘轿子给我们。我们决意坐他给的一条帆船由海上走。风顺，可我们一步也没有进展，因为不停地抢风转舵；早上又回到了射寮。连两乘轿子都极难弄到，所以必麒麟先生与我们的仆役便没有脚力。此后我们既不能同军队一道回去，就需要一队护卫。贝尔纳雷先生为此事去见刘总兵，我吩咐他对所给的任何脚力都不要争论，一概领受。可他听说军队的护卫被拒了，便向总兵说起：我眼上有旧伤正苦着，不便受这些与我所期待大不相同的安排之累。他的答复是：他很抱歉，可他只能这样了。我吩咐必麒麟先生步行先去，把「志愿号」留住等我们到；次日我同两位将领启行。我们走得很快，午时到了东港，在那里没有受到一点款待。下午三时到了刺桐脚，当晚本可以到枋寮。我们的脚夫忽然站住，把我们撇在街当中，人便不见了。等了一个时辰，我们从一个仆役那里得知：总兵打算在那里过夜。我派贝尔纳雷先生去见他，被告知脚夫累了，他不能逼他们再走。贝尔纳雷先生说脚夫只要中国官府许他们走，他们是会走的，这话也是白说。我们落在他们手里了。

所幸我们找着一条装木头的小帆船。我把它雇下，先付了一部分钱；可它卸货，我们须等一个时辰。正卸着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便衣的军官在吩咐船主不要载我们。那人迟疑了；可他既得了我许的保护，便决意载我们走。第二天上午十一时我们到了东港；风向变了，我们便上岸步行往打狗，半夜里到了。

二十五日，照先前通知的，我们上了「志愿号」。可我们既已上船，那管船的又不肯开，我只得给他一道断然的命令，叫他次日早上启行。当天卡罗尔先生送我一封短信，说他正等台湾府来的要紧公文，已请「志愿号」晚一天开，并以为我不会反对。我去见他，说我极为抱歉，不得不立刻就走。

终于趁顺风开了船，忽然间，一声招呼也没有，我们又折回台湾府。我除了顺从，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第二天早上风息了，海平如湖，我们却仍旧抛着锚。最后开了船，不久又进了澎湖。总之，二十六日早上离打狗，到三十日下午五时才到厦门。两个月前我们走这一趟只用了十八个时辰。

在此结束之前，我请容我提两位社会地位很高的先生的名字；他们并无得赏的指望，却毫不迟疑地尽力助我完成这桩于我极为劳苦、于他们则充满危险与亏缺的使命。这两位是广州的约瑟夫·贝尔纳雷先生与台湾府的必麒麟先生。去年六月七日麦肯齐少校被山地人枪杀时，必麒麟先生就在他身边。

敬颂安好，谨为阁下忠顺之仆，

李仙得　美国领事

呈　美国驻北京公使蒲安臣阁下」

李仙得将军此行之后，有好几年之间，山地居民中心意较善的那一部分确以实行证明了他们的诚意：他们向遇难的外国人伸出援手，并把他们的到来报告最近的中国汛地。然而毕竟卓杞笃所能管的地界究有多大并不确定；他虽管得住自己身边的本族人，却常觉得难以约束邻人中间那股野性。实际上，十八社中有许多社高兴时便全然不认他所自许的权柄，这是常有的事；其中有些社——尤其牡丹人——干脆退出那个联盟，除了自己的头目，不认任何头目的权威。

住在更北边的别些山地人所行的许多暴行，给好几条外国船上的人带来了苦难；而中国人仍旧漠然旁观，对外国当局要求索偿的呼声置之不理。

第十章一八七四年日本的出兵

琉球人被杀——琉球遣使赴日——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决意出兵——秘密的筹备——远征队的编成——美国人的协助——宾厄姆先生意外的干预——第一艘运输船「有功丸」启航——各国使臣的反对——运输船抵厦门——新的阻碍——美国官员的意见——运输船泊于台湾外——琅峤湾——与当地村民的会谈——一支查看的队伍登陆——当地的大略景象——当地人的样貌——嚼槟榔——当地的一席酒食——射寮村——当地人的屋舍——兵员与辎重登陆——军制上的欠缺——营地设立——当地的工人——用不得的工人——与当地人的纠葛——英国军舰「黄蜂号」。

豪斯先生以《纽约先驱报》随军记者的身份随日本这次出兵同行。回到日本后，他写成一篇完备而细致的纪述，不单记在台湾所发生的这次出兵的种种情事，也记日本与中国两国政府因此事而往来的交涉。我查过别的报告，但其中所载的消息前一部著作里也都有；因此我得了作者豪斯先生的美意许可，依他的叙述，编成以下这几章，讲「第一次台湾出兵」之事。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琉球宫古群岛中一岛所属的一条大渔船兼商船，在台湾南岸失事。事出之处近牡丹社的地界，船上五十四人被杀。少数生存者终于得以回乡，这桩罪行的消息便由他们报给他们所知的最高当局。

琉球人是温和安静的民族；他们先前与别国的往来又极为和平，这次意外的袭击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相当的惊慌。自十七世纪初以来，岛上的人便是萨摩大名的属民；琉球的官员如今向日本求救，并不足奇。然而那时日本帝国正经历极大的变动，整个政制都在改订之中。昔日强盛的萨摩如今已失了权柄，他们便打算径直派一个使团到东京去，不单要催促保护之请，也要议定维新所带出来的别些同样要紧的问题。

一八七二年夏，使团派出，到了日本受到热忱的欢迎。所请与所求都得了满意的安排，并议定日本应担起对琉球及其一切属地居民给予充分而足够的保护。又议定其地此后应视为正当属于日本帝国。

日本如今便该就台湾人所行的暴行迅速采取行动。中国人既统着本岛西部，便有理由相信他们也会主张对住在东部与南部的山地各族有管辖之权。可是此事一经向北京当局提出，日本人便明白地被告知：中国政府对在中国人自己所占疆界之外所发生的掠害，决不担任何责任。因此他们既不愿为既往的罪行加以惩治，也不肯应承防止将来再发生。得了这个答复，日本人便决意把此事自己办理，于是开始筹备讨伐山地各族之举。

一切筹划与编组都由政府小心掩着，主要是为避开各国使臣那种可能妨碍其事的指摘与不请自来的指教；因为在那时候，外国官员似乎把日本看作自己的被监护人，以为日本一切要听他们的指示，因而常常在日本人最值得称许的努力上添扰添阻。这次出兵既然不单于日本有益，也于全世界航海之人有益，自然不疑它终究会受到普遍的称许。它一旦成功，便意味着那些袭害之事得以减除——正是那些袭害，使台湾南岸得了一个在东方无与比并的凶残与掠害之名。

李仙得将军被认为是最通台湾山地地界事务的人，便被聘为顾问；又因决定另聘美国人担几个负责的职位，便许美国海军少校卡塞尔以日本方面准将之衔，又任美国工兵出身的瓦森为日本陆军上校。

远征队于是编成：以参议大隈重信为总办，李仙得将军为其副，陆军省的西乡从道将军为专使兼统兵之官，美国海军少校卡塞尔与美国工兵瓦森为外国协理。

日本人载运兵员与军火的船只不足，便另雇了几条，其中有英国轮船「约克郡号」与太平洋邮船公司的「纽约号」；后一条船因其吨位之大，不单于日本人的方便极为要紧，于这次出兵的成败也极为要紧。它会不被容许履行它的合约——这个问题当时没有一个人想到过。美国公使宾厄姆先生显然是友好的，因为自他到日本的第一天起，他就表现出对日本人的敬重；而且众所周知，他主张日本应有独立行事之权，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扰。

一八七四年四月第二个星期，这次出兵的头几条船自品川启航，引出种种传闻；这些传闻在横滨流布，闹得颇不平静。当此之际，该市大多数外国侨民与报纸都不甘落后地攻击日本政府，许多谬说与虚构之辞被散布出来。随后便来了一桩意料之外的难处。美国公使早已得知这次出兵的筹划，而且似乎是赞同的；可是出乎众人意料、使相关的人惊愕的是，他如今却提出异议，反对雇用任何美国人，除非日本先取得中国对此次出兵的书面同意。他又密令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代理人耽延、甚或全然阻止「纽约号」的开行。这最后一重阻碍实在是一桩祸事；因为事到这般晚的时候，这条船的损失已无从补上。更糟的是：那位代理人被训令不得透露如此违约的缘由，因此整件事被笼在一片莫名之中，日本官员无从查知对方是要全然阻止这趟航行，还是只想拦阻一时。

所幸官员们并未因此动摇他们的笃定之见；而与他们共事的美国人也都同意：除非本国政府下最断然的命令，决不退出。

「纽约号」既失，日本人只得另雇一条小轮船，于所要办的事全然不足用，可那已是能雇到的最好的了。兵员被塞上这条已经载满辎重的船；可以断言，这条船能平安到厦门，全靠一路所蒙的极好天气。这条船开走以后，便加紧另觅运输船。各国使臣与横滨的报纸最为起劲，想要劝世人相信：日本派兵惩罚山地各族，就是对中国的战争行为。在这样的情形下，众人以为李仙得将军最好放弃随行之意，回东京去尽力消解这些有害的印象。

自长崎开出一星期后，五月三日，「有功丸」如期到了厦门；到了那里才知道外来的外交影响又在这次出兵的路上横下了重重阻碍。日本方面在当地的英籍代理人曼森先生，奉其领事之命弃了他们；而一个名叫帕特森的引水人本已表示愿为这次出兵充引水兼通译，也被领事警告说若加入这一队便要坐两年牢。当地一部分人公然断言日本正在对中国动兵，又设法为难一切与这次出兵有关的人——只有美国人赞同日本人所取的这条路。

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的军官们自然深知美国人在台湾原住民手里受过什么，他们的同情并不掩饰。因在当地侨居地遇着这般敌意，原打算在厦门购买马匹牛只的意思便放弃了；只买了几条平底浅水的中国船，供在台湾登陆之用；又聘了一个汉人作通译——这人以取了「庄生」这个洋名自豪，是入了美国籍的，极为明达，又深知台湾的风土习俗。五月五日，即到厦门两天之后，这条运输船离厦门，走这趟行程的最后一段。台湾海峡在夜里渡过；次日晚九时，船在琅峤湾抛了锚。

琅峤湾被选作登陆之处；它只是海岸上的一个凹进，向西风与北风全然敞着。它在北纬二十二度六分、东经一百二十度四十二分。有两条小河注入这个湾。沿岸几英里之内低而多沙，往北往南却升为高峻的崖壁。即在近岸之处，地势也极不平；而那片不甚广阔的谷地，四面紧紧围着几千英尺高的山。

日本的用意是确实的，而且为此发过严令：若有可能，要以和平之法解决这桩难处，用兵只作最后不得已之计。依此用意，通译庄生被派上岸，去找那一带几个有身分的当地人，劝他们上船会谈。他办成了，带回射寮村「头人」的儿子与近亲——一八七二年李仙得将军来访时，这些人曾替他做过向导。卡塞尔少校立即接见了他们，同其中最年长的一个名叫弥亚的人作了一番极有意味的谈话。

要向这些人传达的话，事先在东京已议定，所传如下：

他们被告知：日本政府已决意派一支队伍到台湾原住民之地，惩罚牡丹人于一八七一年十二月杀害日本臣民之罪；日本的君主起初对琅峤谷地的人甚为愤怒，因为他们没有照一八六七年同美国领事所立的约——倘那些人侵害了美国人，他们本会照那约来处置——同样地去惩治这些行凶者；后来查明，射寮的人对那些遇难琉球人的下场其实并非漠然，倒曾帮李仙得将军查访他们的下场，为此已下令保护他们，免他们因外国军队到来而可能受的一切扰害；又告知他们：倘有需要，两万兵随时可开往台湾；不过倘能取得射寮各村与卓杞笃各社确实可靠的协力保证，便只带先头的几千人来。当地的代表经弥亚立即答道：他们愿尽力相助，并为军队的登陆与扎营提供一切便利；不过山地各族他们不能代言，关于那些族他们也没有新的消息可报，只知卓杞笃近日已死，由他的长子承袭。这些事暂且议定之后，日方提出要聘弥亚与他的一个同伴充任通达之人：起初在日本人与他们自己人之间，其后则在日本人与南台湾居民之间。这提议他们欣然接受，这次会面便圆满如愿地结束了。

弥亚与他的同伴回岸之前，日方告知他们：日本官员打算登岸，为即将到来的军队——预计约三千人——挑一处合宜的扎营之地。

次日早上，几位较高的日本官员同美国的协理一道上了岸，就为此事。日方本无意在中国主张有管辖权的任何地方登陆，若正当的官府提出异议的话；卡塞尔少校也接了东京的命令：若遇此异议，便放弃该处，往南再走一段。在新的地点若查问之后仍是一样的结果，便再往更南处寻。可是在所指定的最后一处——那已在中国管辖之外——他便奉命纵有抵抗也要登陆，并可使用必要的武力。所幸这一小队人没有遇着任何阻拦，所议一一照办，就在最初所指的那一处登了陆。

为能把四周的地势看得清楚，从而择定合宜的营地，他们登上近岸一座约三百英尺高的小山。路径穿过大麦与番薯的田；近山时经过两三个小村落。此外所见的住处都是草草盖顶的泥屋。四周的平原上散布着蒿草、矮棕树丛与露兜树丛，密得几乎成了不可穿过的莽丛；除了几块粗耕的地，这平原看着瘠薄多沙。

那条蜿蜒穿过乱丛的小径，是极好的设伏之处；凡不极熟地势的队伍都无从近它。近世入侵军队惯用的那套战法在这里很难成功。上山的一段路又恼人又费力：路窄而陡，穿过不平的沟壑，越过尖锐破碎的珊瑚礁石，而热气又酷烈。从山顶望去，整个射寮——即琅峤——谷地尽在眼下，看着约有十五平方英里，四围是一道平均大约二千英尺高的山脉。

当地人的衣着据说与厦门的汉人相似：较上等的人穿宽松的短褂与宽裤，裤长及膝下少许，头上缠着轻便的头巾。他们唯一的饰物是缠在长辫上的红绳，绳上这里那里编进一两枚亮晶的钱，腕上还有粗制的银镯。下等人的衣着则缩成一条仅合体面的、短到极处的腰布与兜裆布。妇女的穿着几乎与那些「头人」一样，几乎人人两腕各戴一只银镯。她们的头发编成长辫，用白绳缠起；有时再插上假花为饰。偶尔也有人身上添些沉重的金环与晶亮的小饰物。

小孩很多，看着「多得手头的衣料供不上」，因为大半是光着身子的。妇女中生得难看的不多，本会显得可喜，只是嚼槟榔的汁水不断从嘴角流出，把她们的脸弄得极不好看。

男女当地人都不特别多话，可他们的嘴总在动着，嚼槟榔给它找了事做。「他们的腮帮被一团团红浆撑得鼓起，鼓的程度连最无节的嚼烟之人也比不上；红浆里流出染色的涎水漫过齿龈，把整个口腔染成一种不健康的粉红。槟榔有时大到从牙缝里凸出来，看着半是骇人、半是滑稽，又在腮上与下巴上洒下一道道红溜。」总之，男人、妇女与小孩都有一种面貌上的开朗与举止上的自立之气，这无疑要归因于他们不受压人的权威管束，以及他们自恃自给的生活习惯。

射寮这个聚落约有十来户房屋，外观远胜人在这样一个地方所能料想的。屋子一层，用上好的红砖与灰浆砌石整整齐齐地盖成。屋顶是密实的瓦，屋檐底下的空处饰着简单的浮雕。屋内结实而相当洁净，实在各方面都胜过沿海城市里汉人的住处。屋子一般是双重的：两座一样大、约二十五英尺见方的屋子，一前一后立着，中间隔着一个差不多同样大小的院子。院子两旁有窄道连着前后两屋，屋后另有做饭等用的小屋。大屋与院子的地面多半铺着大方砖或石板。屋里有扶手椅，放在新英格兰的农家也不丢脸。桌子很多，只是式样与雕饰较为简朴。床像是嵌在墙凹里的架板，偶尔也见一张做得颇为堂皇的。虽然这些村子全然不承认中国的政治权威，中国的影响却在许多方面显出来，尤其是墙上板面所见那些粗率的中国画的仿作。屋内所陈列的东西里最显眼的，是每家都有的一架兵器。有旧式火绳枪，照这类家伙惯常的样子；有插在古怪木鞘里的短刀，那鞘只护住刀的一面，另一面是露着的；还有弓与铁头箭，以及式样不一的矛与枪。屋子四周围起的空处养着许多猪与鸡，街上则由成群的水牛占着——那是灰褐色的畜生，大角向后弯，角尖通常同鼻子齐平。这些畜生于当地人极有用处，他们用它们拉东西。

兵员的登陆立即开始，而且办得相当没有次序。日本人那时只采了一部分外国的军制，结果在许多我们认为于用兵成败极要紧的事上大为混乱。旧日那种观念似乎还占着相当大的势力：以为兵属于较上的一等人，不该去做下役之事，就连在野外作业时也不该。因此常可见一百名兵士带着同样多的苦力，替他们搭棚、做饭，并做大半掘壕的活。

所采的外国军制，似乎差不多只有操典、战术与调动这几项。粮饷、营务，实际上一切运输的各部门，都照旧日本的制度办理。

所幸所择登陆之处附近的当地人纵不友好，至少并非确有敌意，因此登陆只成了搬运之事。倘当地人变成敌人而抵抗日本人、像从前抵抗「哈特福德号」那次远征那样，则登陆时的混乱与疏忽、那许多笨拙的情形，必使他们任岸上当地人处置，开头就无疑要吃一个败仗。

营地设在两河之间的一小片平地上；原打算在近内陆的一端筑一道精心的壕垒；两侧已由河流略加屏护，再用别的土工接到海边以加强。这样圈定的全部地方略过四十英亩。其中包括一段相当长的沙滩，还有一片粗耕的番薯地——这片薯地似乎是那个有十来间泥屋的可怜小村唯一的农作成绩，而那村子也在营地范围之内。这块地是在主人明白同意之下占用的，他应承以合理之酬暂且让出。帐篷在午时左右搭起，又布了一道哨线。海军陆战队虽肯出力地动起手来，掘壕的活却似乎并不合他们的意；而兵员的数目实在太少，在这一面做不了多少事，于是决定把一切愿意做工的当地人都雇来，每日三角。在西方读者看来这数目实在是小的；可于琅峤的居民，这是一个了不得、前所未闻的数目。此外又通知那些来向日本人保证善意的头人：他们愿派多少人来，都照同样的价钱雇用。当下约一百人来应，便派去做工了。

营地既已立起，兵士们发觉自己身边几乎没有从前所惯有的舒适。热气酷烈，而且是那种最易生病的、使人乏力的热；风也带不来多少松快。第二天晚上，远处一场极大的火光引起众人的注意，看着约在琅峤以南五六英里。它烧得颇旺，约一个时辰，随后同样很快地暗了下去。许多人以为那是山地各族之间示警的信号。后来查明那确是他们所为，不过用意是把那些无法设障的可行通路上的树木灌丛烧清，使此后进兵的队伍暴露在有掩护的山头上毫无阻碍的火下。

次日早上来了约四百当地人应募。那是一群杂乱的人，有本事做实在活计的不到一半。约三分之一是妇女，有些背上还捆着婴孩。余下的人里至少四分之一太老太弱，什么劳作也做不了；甚至有一回真见着一个瞎子手里拿着一把用不上的镐，由一个小孩牵着走，每想插手做活都碍着工程的进展。日本的军官们不愿有所挑拣，一概派去做工。这些帮手颇为忙过两个时辰，便退下去「吃饭」与歇息。此后再没有他们的消息，直到下午两时他们回来，递来一句话，说照他们对工价与工作的看法，每日三角不够。此后再做的活极少，到五时连这点活也全停了，众人一齐喊着要钱。随后是一场无从形容的混乱：当地人狂喊乱比，日本人则白费气力地解释事由、安抚这班新朋友。他们一心要多得，至于他们曾应承每日三角做工这件事，在他们看来与此无关。喧闹与骚动足足闹了一个时辰，前一天那个秃头的鼓动者似乎是这场骚乱的首脑。

日本人终于断定：指望这些人给什么实在的帮助是白搭；于是，虽然做的活不到半天，凡做过工或假装做过工的人都被叫到一处，发给他们整天的工钱。我们的作者说他自己「见日本人同他们打交道时那样完全的镇定，见他们对那频频的恫吓所表现的不在意，见他们显然决意不因任何暴烈的举动而动气，颇为惊讶」。

过了一两天，四周村落里那些「好发作的人」派了一个使团来传话说：经过一番郑重的会议，他们要宣告：琅峤的人做一天工，最少要五角。通译庄生解释说：「许多下级官员在各样交易上过于阔手，这就引出了最为过分、永难填满的期望。」

这话的凭据很快就来了。读者当记得那片薯地的主人曾应承以合理之酬让给日本人。他如今传话来说：他对合理之酬的解释是四千元——这样一个数目，恐怕全谷地从来没有人见过、听过。村里几间泥屋的住户本应承以合理之价把屋子租出。他们如今也同样通知日本人说：六百元是他们的价。他们这番话传得有些迟，差点引出一场谁也不愿见的冲突。那几间屋子是要作仓库用的，苦力已奉命把行李搬去。苦力到了村里，却被居民迎住——那些人已拿起矛与刀，对着毫无防备的苦力挥舞，把他们赶出那条独一的村街，随后把街封起，对一切来人堵住。军官们到了那里，见当地人列成阵势，有的手里持枪，神气跋扈傲慢，满是装出来的英雄气。可是日本人向他们保证不会侵害他们的产业、先前的约定作废，他们便安静下来了，纵未必称心。田里的工人也被通知此后不用他们了，于是他们也加进这场普遍的骚动，举动好像又受了新的侮辱。这就使筑垒的工事全被放弃，因为兵员的数目仅够安稳地守营，而一切苦力的人力都要用在搬运给养与类似的事上。

营地正在修造的时候，英国炮艇「黄蜂号」驶进湾来，一队军官登岸观察。

同来的还有英国驻台湾领事，他是来探听南部事态的经过的。「黄蜂号」过了一夜，次日早上开走了。

第十一章日本的出兵，一八七四年五月（上）

猜疑既起——陆海军官到来——择定新营地——与当地人新的纠葛——未经许可的探路之行——与山地头目会谈——原住民的样貌——友好关系的建立——对李仙得将军的信赖——备下一席酒食——赠礼——落单的代价——一名萨摩兵被斩首——「日进号」小船上的人遇袭——暴风雨——侦察队遇袭——又一次未经许可的外出——日军进攻——追剿山地人无功——第一次正式交战——石门之役——日本人六名、原住民十六名阵亡——西乡将军到来——新到的辎重与援兵——两条中国兵船来访——一次友好的使命——闽浙总督的来函——中国宣称山地地界属己——两国的礼炮——日本国内不公的指责——宾厄姆先生的抗议——大隈继以大久保赴台湾查察——交战的情形——可疑的纪律——一个好战的通译——与伊萨及别的头目第二次会谈。

（五月）九日早上，有报告送到大营：平原各处都有小队带兵器的山地人往来，他们的敌意毫不掩饰。显然这地方任何一处都没有可靠的普遍善意。连离营不远的谷地居民，每见出兵队中的人经过，也投来狠狠的目光。他们的猜疑已被彻底唤起；就他们的立场看，这也不足奇。日本人为使他们安心所作的一切努力，自始便都归于无效。

五月十日，这支队伍添了人手：本次出兵海军中最高的军官赤松提督，以及军阶次于西乡将军的谷将军到了。这两位先生如今是本次出兵中官阶最高的人，因为西乡将军与李仙得将军仍因前述种种阻碍所生的纷扰而被留在日本。随后不久到了一条大运输船，带来二百名兵士、一批新的工人与充足的给养；十六日第三条运输船又带来更多兵员与辎重。木料既已运到，工人不久便动手搭起「板屋」；这些屋子是绑扎起来的，并不伤木材本身，可以随意拆下，必要时作别用。

白天热得酷烈，夜里却凉。因这般寒暖之变，兵士中间已有人乏倒生病。旧营地若遇大雨便有被淹之虞，于是十一日另在一处山坡上择了新营地；那山坡从琅峤湾南界那个岬角下的一个小湾升起。然而一队人到了所定之地要预备进驻，却被约六十名当地人迎住，不许动工，说这会扰动他们祖先的坟墓。日本兵让了步，此事报到大营。官员们又同那一带的头人通上话，并且是第二次——本以为早上已明明议定了——向他们保证：决不亵犯墓地，相反，每一座坟都要围上竹篱。同时也警告他们：忍耐是有限的；他们这样再三的恶意举动，恐怕要把那些诚心想以仁厚与体恤待他们的军官的耐性耗尽。

日本志愿随员与别些人一队队不受直接管束时便常常私自、未经许可地出去探路，由此生出极多的麻烦与恼人之事。一半因为这个，一半因为别的缘故，众人以为该派一个人到十八社那几位头目的驻地去——据信卓杞笃从前所有的权柄与影响，大半如今在他们手里——请他们会面，为的是向他们表明日本人就他们而论是和平的用意，并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协力与善意。

那位友人兼盟友弥亚充作使者；可各头目不肯下到谷地来，只应承在一个山上的村子同日本人相会。来的这一行七名军官只得应允；他们攀得极为疲乏，一路尽受烈日曝晒，因为山坡上除了低矮密生的松树别无遮荫；最后到了所去之处，是个小村，看着与沿海的村子相仿。

聚来会日本人的头目中，为首的是伊萨；他不单是一个有势力之社的首领，又以卓杞笃之子与继承人的监护人的身分握着某种权柄，而那位少年也在这一行人中。我们的作者这样记这次会面：

「这一行人被领到一所最好的屋子，正屋里独自站着一个人；他并不等人上来招呼，立刻就退了出去。后来才知那就是头目伊萨。直到他忽然出去的那一刻，村里丝毫看不出除了常住的人之外还有别人；可他一跨出门，许多样貌粗野的人就忽然现了出来，仿佛是被法术召来的一般，实在想不出他们先前藏在何处、怎样藏的。传说中罗德里克·杜的那一声召唤，其效也不比这位山地武士无声的号令更令人惊异。他的部众密密地聚在屋门前；虽然大概并无此意，可一时间倒像是他们要给来客一个确实的凭证，表明局面在他们手里，并显出这些外人自投其中的处境是何等无助。

这样的情形并没有延续多久。伊萨不久回来了，同来的有卓杞笃的次子——一个十八岁上下、相貌很好的少年——还有别的头目。随后的谈话中，当地一方全由伊萨主持，极少同他的同伴商议。他的举止以及他同伴的举止都显出：在南部那些仍在联盟之中的各社的事务上，他的话最有力量。这位首领的相貌很惹眼。他身材高大结实，身量与体格都远过欧洲人的平常。他的肤色深，面上的神情刚强、果断、无畏。有时他的脸上现出极凶悍之气；很容易看出：他若忽然动怒，五官立刻就会扭成那副凶神般的样子——这一带的人似乎人人都有这种本事。他的眼睛很特别，极为少见：几乎没有颜色，就是说，眼角那浑浊的蓝白同瞳子几乎分不出来。不过后来查知这是他们所患的一种特殊病症所致；因此他的眼睛不常有光，可偶尔也有一道凶光射出，凶狠恶毒不输任何野兽。而据我们当时所能判断，那还是他最好的时候——正赴一场友好的会谈，并在行他那种粗略的待客之礼。到了后来，有缘由修改我们对他性情的这番估量。衣着上他同这一带寻常的汉人一样，只是他的衣料略好些，还略有绣饰。他的兵器——火绳枪、矛、弓箭与刀——都保得很好，擦得极亮。他的举止总体上很严肃，在不知内情的旁观者看来不会觉得特别和平。他几乎始终僵直地坐着，头极少左右转动；这份不动，当时也还不甚明白，无疑是因为他目力有损。他说话时句子吐得极快，喉音粗厉，听着同虎的低吼一样少有和睦的音调。可他的话并不失礼，他的用意似乎全在表明愿与新来者保持和好的关系。同南台湾所有居民一样，他不停地嚼槟榔，牙齿与嘴唇都被槟榔汁染得发黑。他身上还有一种损容的饰饰，是东岸各族特有的：他的耳垂被钻出的大孔里插进的厚银片撑得异常地长。他的同伴没有一个没有这种奇异的装饰，不过有些人插的是贝壳或水晶片，不是金属。

这次会面不很长；谈话虽因每一句都须三重翻译——由日语转英语，再转汉语，再转山地的方言，答话则照同一程序倒过来——而不得不缓慢，可实在也没有多少细谈的必要。相见与认识的礼数，再交换几句使人安心的话，差不多就是真正所需的一切了。伊萨对日本人最终的用意表示了些好奇，被告知：等西乡与李仙得两位将军一到，他必定会得着完备的告知；不过这次出兵的用意大概不会累及他与他的属民，也不会累及任何心意良善的社。李仙得将军的名字，在这些人身上似乎有一种奇特的魔力。日方又提起一事，说日本这一行人不带护卫便到他们中间来，就是把信心放在当地人的正直上；并表示希望各头目也报以同样的信赖，随自己的意，不带随从到营里去。伊萨对此推托；于是日方又提出：任何一位外国人都愿意到内地去，在他们到营的那段时日里留在那里作质。这位山中的首领仍不肯答应；可问他李仙得将军到后他是否肯来，他便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到日本人不带护卫便在陌生之地行走这一节，便愿派他自己一队人送他们回营，这自然被谢绝了。谈了约一个时辰，有人报说猪已宰了，酒食预备好了。我本该早说一句：这桩免不了的大礼在预备上的忙乱，就是那天早上他们所举的、不肯出村远迎来客的缘由。那只猪连配的菜都吃过，又喝了茶与三烧酒；三时过后不久，众人散了，彼此都说了些客气称心的套话。临走之前，几位美国先生把他们随身所带的温彻斯特枪与别的枪的本事演了一演，当地人很有兴味，也大为惊讶，因为他们的火器还是最原始的一类；又照日本军官之意，送了每位头目一支斯奈德枪。〔注一〕他们接受时都保证要把它当作纪念珍藏，可也谦和地表示怀疑：这样远胜他们素日所用的兵器，他们未必使得好。这一行人晚六时回到营里。」

〔注一〕（原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我随当时正在巡视的角田海军少将为客，沿东岸南下；在所到的几处之中，也到了南部的琅峤，并同几位头目相会。其中最年长的一位拿出豪斯先生所说的那种斯奈德枪中的一支，保养得极好；他亲切地讲了这枪的来历，又很自豪地叫人注意：山地人对一八七四年向日本人所许之诺，守得何等忠实。）

虽有警告与郑重的告诫，仍有一队队不受约束的日本人执意在离营太远的地方游走——远得既不能当日回营，遇袭时也无从得救。十七日下午，一队一百人被派出两英里外侦察。他们只要聚在一处、不同莽丛太过亲近，并没有多大危险；可其中有六人，不知出于什么缘故，起了去近旁一个村子看看的意思——那村子的屋顶从矮丛间望得见——便与余众分开了。他们去了，待了一会儿，没见什么可疑的；可回来时却被藏在密丛里的当地人开枪打来。一人——一个萨摩联队的军士——被打死，另一人颈上受伤。藏着的敌人数目与所在都不知道，活着的人便跑回侦察队，那队人尽快赶到了那地方。他们见同伴的头已不在，尸身被剥光，兵器也被取去。虽然寻不着敌人的踪迹，此后一切查问的结果都指向牡丹社的人——就是一八七一年屠杀宫古岛渔人的那一社，而日本人此来正是为惩罚这一社。人都知道每个山头上都有了望之处，山地人的哨探要把这些外人的一举一动报上去、再由侧径拦截他们，是极容易的事——那些侧径原住民自然是熟的。然而这一番惨痛的教训，并未能使那些不顾后果的日本人收住好奇之心、把探路之事留给奉命去办的队伍。

众人决定在赤松提督回来之前不采取任何攻势；提督前一日已乘「日进号」往东岸作一趟短行。他十九日回来，报称该舰的小船曾遭山地人袭击。因此颇有人议论要海陆合力大举进攻；不过眼前的事须先办，对袭击「日进号」船上人之事的惩治便搁了下来。

一场只有台湾才生得出的暴风雨，把一切外头的工事耽延了几天；雨下了半个星期，把营地变成一片深得不浅的湖。凡能漂走的东西，连衣服与别的值钱之物，都被冲走，再没见过。两昼夜之间做不出饭来。夜里的哨线无法维持，营里只靠几处孤立的哨卡守着，哨卡设在还没有被淹得太深的地块上。最后不得不尽快把营移到滩边一道沙脊上。

风雨之中，那条英国小炮艇「黄蜂号」又回来了，据说要在附近留相当一段时日。

山地人这时已被彻底激起。下面是我们的作者关于那次交战的纪述，可以使读者略知在台湾山地人自己的地界上同他们作战是何等艰难：

「五月二十一日，派出十二人的一小队，去察看四天前那名萨摩兵被杀之处。所给的训令是：到他们先前歇过的那个村子去查问情形，并确切查明那些不明的敌人属于哪一社。众人也认得：被杀的人原是在他不该去的地方游走，而动手的人也许未必有责任知道他此行并无恶意；可另一面，日本人无论如何不能对他的死漠然视之。

这一小队本只该尽其所能、在无险处搜集消息；可这些人那股不安分的气，照常是全然不受合理约束的。他们到了所派去的地方，见那里全然空无一人，便自以为该往前再推进到两英里外的另一个聚落去。他们离营约四英里时，忽然遇着不下五十名当地人当面而来，向他们开火，伤了两人。他们回了火，打死敌方一人；那人的尸首后来被沿海的村民发现，半掩在莽丛里。此后他们急急退回岸边。警报一发，凡不在守卫勤务上的日本兵——总共约二百五十人——全体出动，急行到交战之处。他们午后到了那里，迎着他们的是从灌丛里打来的一阵火，他们只能胡乱回击。可他们仍以急行步前进，显出锐气，并竭力——甚至不顾队列的整齐——向前抢去。但他们的敏捷终不及山地人的迅速：山地人熟于地势，得以毫无损伤地退走，还向后放了几枪，都没有打着。天色渐暗，日本人当夜放弃了追击，把兵力分开：一半在山脚附近露营，以备敌人再来挑战；一半回营。

在谷地最末那个村子里，有几桩可疑的情形被人看在眼里。居民异常惶恐，他们的火绳枪不但散乱地摆着，细看之下还发现枪膛污浊，像是近日用过；而这些人素来的习惯是把兵器保得尽可能洁净。日本官长闻报，特意吩咐把这些村民的兵器收了，并张贴告示警告他们：他们若帮助或藏匿牡丹人——这时已知牡丹人是动手的对头——便要以敌人相待。到此为止，一切敌对的情事都发生在山地人并无正当管辖之权的地方，而那地方全在琅峤谷地居民所有之内；日本人同这些居民都已立起友好、至少是全然平和的关系。挑动全出于山中之人。日方本来连接近他们的意思都没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打算接近；而且明白定下：若有可能，要以和平之法同他们建立关系。惩治行凶者之事本要留给他们自己的首领去办，只要他们肯担这桩事；除非牡丹的头目断然拒绝或公然抗命，日本人并不打算自己动手。可如今不得不预备以某种有效之法应付这些一再的袭击了。众人议定不撤回前哨——撤回可能被看作示弱——而是给前哨添足人手，使其守得住阵地；同时不准任何可能使冲突无从避免的前进举动。然而这种按兵不动的局面，定下来容易，要保得住却难。

二十二日早上，佐久间大佐——他在佐贺之乱中已经立过功名（原注：佐贺在九州，是一八七四年初那场叛乱发生之地。）——率两个中队出去，接应前一夜留在外头的人，并办上面所说那几件与可疑的村民有关、而本不必引起冲突的事。可是好奇、或者某种更强的动机，使他们又往前推进到那条山路上去，山地人就是在那条路附近不见了踪影的。在这里，走到一道狭窄陡峭的隘口中段，敌人又从上面起身，第一次真正的交战就此发生（原注：后来这一战称为「石门」之役。）。山中之人起初估计有二百五十名，后来才知这数目大为夸张，他们约有七十人。可他们的地势之利极大——那地势我后来有机会四面察看过，我将在另一章里更细地写它。虽有一百五十名日本兵开到那里，形势之难使得同时能真正用上的不过三十人。那里没有路，打仗实际上是在一条河的河心进行的；从这个方向要进牡丹人的地界，就得经过那道岩石的门户，而河正从中穿过。山地人据在他们事先择好的大石后面，日本人则就当时所能找到的地方占住。双方对射一个多时辰，到末了当地人全跑了——至少能跑的都跑了——各处都看不见一个人。他们把伤者带走，却留下十六具尸首，大半的头被割下带回营里。日本人阵亡六名，其中一名是军官；受伤的将近二十名，多半很轻。

对原住民的战争如今算是正式开始了。这些事使得必须立即行动；虽然真正交手的只有这一场、而且规模相对细小，可此后必须尽快继以更大规模的用兵。少数几个人不负责任地乱走所造成的轻率，确实促成了这种局面；可从当地人何等迅速地利用这些疏忽与不检之举，也同样明白：他们是决意要一战的，再多的小心也不能长久避开它。」

第十一章日本的出兵，一八七四年五月（下）

「石门」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有几条大船驶进湾来。两条是运输船；总督军西乡将军带着他的幕僚以及一千五百名兵士与工人从其中一条上了岸，另一条除战斗人员之外还重载着给养。一条中国的巡航舰与一条炮艇随后不久也到了，引起许多好奇；因为自各国公使的反对为人所知以来，众人对中国可能采取什么举动很觉不定。

因此，当发现这两条船是如军官们所说、带着友好的使命而来时，众人大为宽心。他们此来的特别用意，是一面亲访各头目、一面向众人张示告示，向这一带的当地人保证：日本人所办的是一件好事，凡可能之处都该助他们。他们还带着一封给西乡将军的信，其精神却显然不那么友好。于此可见：中国官府对日本人所担的这桩事，本来并非不友好；而各国使臣断言日本是在对中国宣战，实在是为一件最相关的国家自己都看不出多少可忧之处的事自寻烦恼。那几位中国使者大声表白着亲善之意，并说他们是奉命来传达闽浙总督与其衙署所怀的真诚友好之情。据这几位使者说，中国政府从未对日本的出兵有过丝毫异议。

虽然各国使臣对日本人的敌视一直不断，可显然他们的反对迄今除了极少数几位最高的中国官员之外，并未影响任何人；而这几位又不曾觉得有必要把他们将要扮的角色通知别的官员。美国驻北京代办卫三畏先生五月二十九日写道：中国京城的当局那时并不认为日本人到台湾之举是战争行为。美国驻厦门领事亨德森先生六月一日与三日写道：中国人此前从未「自称对本岛山地人所居的那一部分有权，也从未自称对他们的行为负有任何责任」，而且这是「中国官府里一位高级官员」告知他的。

日本人第一次察觉外国顾问的撺掇已播下反对的种子，是从带给西乡将军的那封信的内容上看出来的。这封信本只说是答复西乡将军的一件公文——那件公文由福岛九成递交闽浙总督李鹤年，告知他出兵台湾之事，并说这是一八七三年春副岛种臣与总理衙门各员会商的结果；公文里又重申日本政府愿与中国政府保持最亲厚关系之意，并请总督尽力阻止他本国臣民与外国人助山地人、或供给他们军火弹药与别的军需。总督的来信如今却说：中国对本岛那一部分主张有权，并表示希望日本将军撤回他的兵。无论如何，这件来文是该由外交途径解决的事；一个统兵之官不能容它影响自己用兵的进程，纵使他有此意也不能。西乡将军所奉之命是：查明最初那些杀害之事的情形，索取惩偿，并采取措施防止当地人再行屠杀。在场的中国官员进而提议合力出兵，要日本接受一支中国的队伍协同惩罚牡丹人。可是即便从军事或外交上看他们的协助是可取的，与一个被山地人如此深恶——而且不妨添一句，恶得如此有理——的民族携手，也断然是不智的。

那几位中国官员照他们的用意，向琅峤的人把这次出兵说成是友好之举——而那一带的人既不承认中国的权威，这番话被听得极为漠然——随后兵船便开走了。

在台湾的日本人从这几位官员的来访里得了许多安慰。如今看来，不管某些外国公使的报告如何，中国是倾向于把这次出兵看作正当之举的。

这是五月间的情形；可一个月后，无疑是因得了巴夏礼与日本的外交团中别些人的支持而受了鼓励，一切都变了：中国人摆出一种他们维持不久、最后不得不退下来的姿态。美国公使宾厄姆先生一向是日本人真诚的朋友，一向诚心反对他许多同僚所行的那套压人干涉之法；凡有机会，无论在私下或在公文里，人都见他支持日本人一切当得体恤的举动。单在台湾这件事上，他离了素日的常轨，表示对日本人极为不满。轮船「纽约号」是因他的撺掇而被扣下的；他又一直反对那几位加入出兵的美国人，如今更抗议说他们早先乘「有功丸」自长崎启程是违了他的训令。不过他既没有以美国公使的身分下过不许他们去的断然命令，他们便不以为该顺从他私人的意愿。然而日本政府中某些人把这件事看得更重，结果大隈重信被派往长崎彻底查明此事；此后参议大久保利通又自东京被派来，进一步查究此事，并就这次出兵在编组与办理上先后所采各法是否得当，一一作出断然的裁定。所得的结论是：聘用美国军官一事全然不违国际公法——这个结论后来也得了华盛顿国务院意见的认可。至于这次出兵，大久保说他已确信：为保全政府的信义与声望，一切合理的防患之策都已采取。至于李仙得将军，所提的唯一问题是他的本事在何处最能用得上。顾到眼下落在他们头上的种种难处，众人断定他留在京城最好。

总督军如今既在台湾，便该把整件事重加审度，并定下对付山地各族的办法。

日本人在这次出兵之时，显然还没有把砍取死者首级这桩野蛮的旧俗全然革除——那本是从前日本战争中照例相伴的事。我们的作者说这事并不很多，而且倘若牡丹人不是那样惯用他们的刀，恐怕根本不会起头；是牡丹人惹得一些日本人——主要是萨摩人——以同样的手段报复。然而这番报复倒使人认出了牡丹社头目的儿子，他的头是从战场上带回的几个头颅之一。头目阿禄古本人受创的凭据也在：他受了致命之伤，而交战后拾得的兵器中有他的枪。

西乡将军对残害死者之事表示极为不许，并下令不得再有。他赞同几天前已议定的决断：头两次袭击——其中一名兵士被杀、两名受伤——眼下姑且放过；可第三次的规模太大了。台湾人正紧紧盯着看日本人要采取什么行动；此时若犹疑，便是给山地人添胆，他们心里会认定日本人之所以只守不攻，是因为害怕。这样一来，许多社可能结成一个攻势的联盟，而这正是日本人自然要避开的事。应当注意：这时候已知与日本人为敌而结盟的，只有牡丹人与他们最近的邻人。

这支队伍中有些人的纪律似乎确实可疑，而约束他们所靠的，与其说是什么严格的章程，不如说是将军个人的影响。这些人似乎是半自主的冒险者，是求战功之名的人；他们决意一有机会便要抢在最前头，而若照常例并无机会，便自己造出机会来。勇气他们是富足的，可于审慎与分寸上则可惜得很。这些志愿者中有些人自作了多大的主，从我们作者亲见的一位年轻通译的行事上可以见其一例：

「他是肥前人，日本上一次叛乱就发生在那个国；他许多亲友都牵在那场失算的乱事里。其中有些人自尽了，他自己也落了嫌疑，在东京被人严密监视过一段时候。他知道这个，又切望有机会证明自己对政府的忠贞，便请求并得了这次出兵中一名译员的位子。他深信：虽然他的职分是非战斗人员的职分，他总会找着、或造出一个表白个人忠诚的机会。到了一两天后，他便开始筹划私下的举动；其中有几桩他真办成了，颇出人意外。十二日领着一队人外出探路的就是他；十七日那名萨摩人被杀之后，他又自作主张往内陆去查看此事。最后二十二日的前进之举给了他机会。他带着枪与充足的弹药出发，急着要到前头去，连帽子与外衣都忘了。有人看见，问他要做什么，他答说他想他是出去打鹿——这个说法，是他久居虾夷时的经历所启发的。此后便再没见着他，直到天黑时他回到营里，带着三个头颅。我很遗憾要说：那是他自己砍下来的。我想，为他杀了那些头的主人而遗憾大概是不公的，因为毁灭之事已成定局，而他——至少在他看来——在那一天的事里出头露面，所能得的比他任何同伴都多得多。」

二十二日交战初起、营里听见枪声大作的时候，琅峤谷地各村的居民都表示愿意加入对牡丹人的战斗，带着他们粗陋的兵器赶到场上，预备立刻动手。看来毫无可疑：牡丹人不单是外人的敌人，也是他们自己邻人的敌人；阿禄古战败的消息一传开，各处友好的示意便不缺了。

营地所在之处并不算不宜于人居；因为酷热虽仍不止，起初被热乏倒的日本人大半不久便复了健；受伤的人除一名之外也终于都好了。

日本的兵士同当时欧洲的同行相比，实在是过着奢侈的日子。他免了野外的劳苦，连预备自己口粮这样的轻活也免了。他的饭食是能买到的最好的，量又极丰，还送到他帐里；若他要，还添上啤酒与烧酒。不当班时，他穿着白给他的宽松棉袍与草拖鞋闲散着；他若还不快活，那就该说不过去了。兵士中十分之九是二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争吵之事闻所未闻；除了追敌的时候，无时不是一片安详。日本人那种爱洁净的民族性情，因海与河都近而极易满足——这些人一天可以下水十来回。至于营地四周的洁净，显然就不大讲究了；卫生的规矩，若有的话，也被可叹地忽视。一堆堆垃圾秽物任其积在帐篷四周，本可由此虑到危险，可住的人全不介意。他们所顾的不是将来，是眼前；而眼前就消磨在睡觉、交游的玩乐与营旁沙地上的角力竞技里。

日本当局很想同头目伊萨相会，好把他们对那些为敌各社的用意告知他。那头目起初似乎顾虑他一行人会被日本的前哨误认作敌人；可既得了保证说兵会从相会之处撤走，他便表示应允。他们走了那段路，到了所择之处——射寮弥亚的家——他与他的同伴立刻便有西乡、谷两位将军、赤松提督、几位美国军官与另外几人来会。这位头目「以他的举止赢得了众人的敬重。他一生中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外人，而这些外人不但不承认他的至上之位，必要时还准备同他争这个位。他的处境是许多人——无论外交家或军人——都会为之不安的；可这个山地人却镇静、从容而有威仪」。

李仙得不在，众人深感其缺；因为只有他凭从前的经历熟知各社的组织、势力与所在。然而已经得来的消息使日本军官们确信：山地人的势力被大为高估了，寻常说法里的成百上千，更确切地说该算作成十。实际上，讲到山地人时常用的「社」这个字给人一个错的印象；因为在台湾，所谓一社实际上只指一个村子的住户，而在南部，一个村子的居民过两百人是少有的。又有理由相信：卓杞笃从前属下的全部人数不过三千，而壮健能战的人极少。那头目凭这一点人马无从与日本人相抗，他自己必定看得极明白；这就只给这个自负的山地人留下一条路可择：他须应日本的要求。这于他并不难办，也不算屈辱。

「日本方面所愿的是：伊萨表明他的友好之意，许诺不以任何方式收容或庇护牡丹人，并把逃入他地界的任何亡命者扣作俘囚；容日本人在他各村之间自由往来，并在他们进入内地期间与他的人有必要的交接；严厉告诫已露敌意的龟仔甪与别些社，叫他们知道自己所招的危险；又在沿海各聚落作出这样的安排：使船只得以安然抛锚，船上人得以上岸取水或取粮。所提的要求只有这几项；日方又一再向那头目保证：无论日本往台湾带来多少兵力，无论他们对敌人显出多大的威力，他们对盟友所求的，只是这几项必要的、表明友好之意的凭证。另一面，日本方面则提议：凡伊萨愿为其守礼作保的人，日方保证不加侵害——办法是给他们的「头人」发保护的文书，又送给他们写着某种字样的旗，一展此旗便可免兵士一切的侵犯。伊萨答话时爽快地应承了这几项请求，那神气显出他觉得这些要求甚为节制；有一两处他还自愿远超所求，提出协力之举。例如他说：如今一切既已向他讲明，他便准许兵士与水手凡须到之处自由进入；他不信龟仔甪或别的社此后还会与他们为难，可他们若真如此，他本人要到营里来，领日本人到那背信之地，并助他们惩罚这背约之举——必要时直至尽灭。不过他反对西岸各村的居民来访，说他同那些人不能有什么往来，他们一来就要生出没完的争吵。日方则回以保证：无意把这些人或任何别的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强加于他，而且对他们本地的任何不和也决不插手。至于牡丹人，他表示十分愿意见他们连同他们那些不驯的邻人高士佛社一同被除尽。看来已可确定无疑：这两社确系卓杞笃据称所辖的十八社之中的两社，而且曾一度是那个联盟的一部分；因为伊萨在接受送旗之议时说，他只需十六面，那是如今在他影响之下的村子的数目——另外两面他留给日本人。

这次会谈约历两个时辰。整个过程中，当地的头目——除为首发言的那一位之外还有四位——坐在一排长凳上，日本与美国的主要军官则坐在对面与之平行的另一排上。通译庄生——此人明达锐敏，真是一宝——站在一端，最靠近说话的人。凡用英语说的话都由他译成汉语；如今看来汉语伊萨是听得懂的，只是他不能说。每一句说完他便点头，表示他懂了意思，再用他自己那种奇特而急促的喉音作答。那似乎是一种几乎全由喉与舌发声的语言，嘴唇几乎不必动。他说得最有力的时候，口上的筋肉是不动的；在半明半暗之中，常弄不清说话的是他还是他的一个同伴。他所说的话由他的随从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译成汉语，再由庄生译成英语。他那几位同伴在议论中极少插言。其中一位听人说起龟仔甪人近来的妄行时显得相当窘；原来他虽不是那一社真正的首领，却是两三个村子某种负责的代理人，龟仔甪便是其中之一。他想为「日进号」来访时的开枪一事辩解，我记得他说：那是几个孩子打鸟，日本人误认作敌意的袭击。众人以为此时不宜细究这个问题。伊萨自己有一项请求：他说他属下的人里，离近日那场小战最近的那个聚落已被兵士与沿海的居民进入，屋子也有被烧的，因此那里的人逃入山中。他愿军队得着明白的通知：那个村子不是该当攻击的对象。日方向他说明：那个村子以及邻近几处确曾被疑为曾助牡丹人；不过他若肯为他们作保，而查明他们果真受了不公的对待，他们不但要受保护，还要得着充分的补偿。

公事既已一一议定，各头目便被告知西乡将军有几件礼物相赠；礼物随即取来分送。其中有两把极好的日本刀、几包绸缎与毛布棉布，还有各样我们所谓的「精巧之物」。他们受礼时并不见得十分热络，可我想那多半要归因于拘手拘脚，而不是漠然。他们回赠的礼是熟皮与活鸡，又说牛在外头候着，次日早上送来。又添了几桶日本的酒给原住民，再传了半打杯中国的「三烧酒」，这次相会便在午夜过后不久散了。」

第十二章一八七四年日本的出兵（上）

六月至七月

所筹的进兵——对山地各族人数的估计——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出现——向内陆推进——艰苦的进程——一个随军记者的装束——抵石门——石门之役的详情——被害琉球人坟墓的奇异发现——攀山——当地人的路障——一个阿眉人的村子——攻取并焚毁牡丹与高士佛——此次出兵的结果——与山地各族第三次会谈——庄生解说格林炮的威力——往东岸之行——山地人的接待——新营地的设立——日本人的探查——中国官员第二次来访——来人的身分——日本驻北京公使柳原——中国提出异议的最初端倪——上海的会谈——中国背弃前诺——西乡将军与潘霨的会谈——中国人到内地去——最后一次会谈——当地中国人对事态的看法——中国人普遍的惊惶——中国各汛加强守备——军备的整顿——北部居民的看法——日本人在奇莱——中国出兵苏澳——厦门的中国人惊慌——美国官员的举动——总督的来函。

如今该筹划实在的用兵了，用意是把为敌的山地人从他们的险要之地赶出去，占住主要的据点，并保持交通之路的通畅。虽已查明要征服的山地人数目远比先前所料的少，内陆行走之难却远过先前所想。外国人亲身观察的机会一向极少，他们那点消息如今又用不上，所以这次进兵于出兵的人而言，是进入一片未知之地。

琅峤谷地的头人们所作的估计，把十八社全部能战之人的数目定为二千三百六十。〔注一〕

〔注一〕（原注：牡丹二百五十；射麻里二百二十；高士佛一百九十；猫仔一百七十五；古仔仑一百六十五；槟榔一百六十；北旗八十六；加丹六十；龟仔甪五十；八姑甪一百五十五；射不力一百四十三；高难道一百三十；力埔一百二十六；知那崁一百二十；琅峤一百十四；八瑶九十四；猪朥束七十四；竹社五十八。）

这些社中，已知公然与日本人为敌的只有两社——牡丹与龟仔甪；不过另有几个村子被认为与他们一气，虽然迄今并未表露任何敌意。倘这些消息无误，则所要制服的人至多不过三百七十五或四百名。其中三十人已被打死或因伤而死。这数目看着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敌人真正的力量在于地势，它造成的天然屏障于外来人极难穿透。至于这些地方绝不可近，山地人自己是深信不疑的。

首先须对山地地界的道路、隘口与大略的地形有所了解。倘能与为敌的当地人打几场得手的仗，自然更好；不过并不预料会遇着什么抵抗。为完成这番勘查，议定派出三路纵队，令其在敌境的腹心会合。启程本定在前，因五月二十四日下了大雨而耽延，到六月一日才动身；那雨使有些路段几乎不能通行，河水又涨得极高，徒涉极为危险。

这类风雨常常发生，来得极突然，猛烈地下两三个时辰，白天里随后便让位给一个时辰难当的酷热，再接着又是一场倾注。夜里也是一样，只是中间没有那阵热的交替。

五月二十日早上，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曾出现在港里；可因天气极为不利，未能与岸上通上消息便走了——实际上它一度还颇有危险。它此来本是为观察，美国驻厦门领事以搭客的身分在船上。

第一支队伍五百人被派往枫港，那是大营以北约六英里的一处聚落，仍在中国治权之外；当时帝国实际的权力往南只到枋寮一带，离此约二十五英里。次日，三百人往东开往五月二十二日「石门」小战之地；第三路纵队四百人则往东南朝竹社进发。〔注二〕

〔注二〕（原注：这几路合力行动的大意如下所述：「已知为敌各社的根本之地是牡丹与高士佛。他们近旁几个附庸的聚落，据信由他们的人占着；又大致查明北面的路，直到女乃，都在他们手里。枫港那一路由谷将军统带，所派的任务是二日天未明前启程，往女乃推进，再尽快下到牡丹。竹社那一路由赤松提督统带，要向高士佛进击。中路由西乡将军亲领，要越过自『石门』通往高士佛或牡丹的那条难路，视情形而定。那条路实际上只是最粗恶的一种山隘，已知不单满是天然的阻碍，又被敌人人工设了障；因此给这一路兵到达所去之处的时日也宽了些。」）

因种种缘故，几位外国军官随西乡将军所统的中路同行。我们的作者也择了这条路，为的是能细看五月二十二日交战之地——此前他只从一面观察过。这一程进兵颇多艰苦，这是明显的。日头正烈，要徒涉的溪流——虽有几条过得颇难——倒成了最受欢迎的东西。在山地地界作战有一样好处：至少可以不顾衣冠；我们的作者发现，一套薄「睡衣」、一顶草帽、一把伞与一双草鞋，才是热带地方记者的正当制服；他说有一位军官还诙谐地恭贺他，说他能穿着睡衣上阵。

日本兵士自膝至踝裹着贴身的腿套，脚上是软而厚的草鞋，两样都是日本常见的穿戴；腰间还挂着备用的草鞋。皮鞋于这样的行军全然不合用：湿透与骤干使它一胀一缩，穿的人疼得厉害；山上尖石又把它撕得稀烂，远在路程走完之前就不成样子了。

这支队伍渐近内陆那一圈山丘时，见这里的草木远比海岸与琅峤谷地丰茂——谷地大半是没有树的。他们慢慢上升，看见河边有一片片灌丛与成簇的柳树；不过这样的景象不多，一般说来地方仍是崎岖荒瘠的样子。直到走近「石门」一带，才见茂密的树叶：这里山上的树长得极盛。

他们午时左右穿过那道门户，便趁机把那个地方细看了一回——那就是如今人所熟知的「石门之役」这桩可记的小战的战场。这于日本人是一场辉煌之战，实际参战的只有四十人上下；这也是他们在这次出兵期间唯一一次可以显身手的机会。山地人不需要第二次教训，从那时起便愿向胜者低头顺服了。豪斯先生这样记这一战：

「牡丹人所据的形势，看来几乎是一个险要之地所能有的最不可破的了。『石门』的两壁是两道岩坡，以极陡的角度、往往是垂直地升起，一边将近五百英尺，另一边四百五十英尺。两壁之间，底下相距约三十英尺，全被一道急流填满；水流在这隘口大半长度里奔过粗石，激起白沫，在唯一可涉之处深及腰。除了万不得已之极，没有人会梦想去攀这两壁；而且事实上，倘有人对这两壁略作防守，纵使极微弱，世上也没有力量办得到这桩事。右边那座石柱的顶上是尖耸的石峰，形状颇似夏蒙尼谷的针峰——自然小得多——而其不容人近的凛然之气，也确实不输于它。可就是越过这道屏障，有二十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真的过去了，用意是从上头攻击山地人。

交战真正开始之前，有几枪从那道门户右侧里头一座粗筑的垒上向前进的队列打来——就是说，在前进者的左手。这垒原是否只作前哨之用，我不能说；可我前面说过的那三个不属编制的志愿者一近，它就被匆匆弃了。那三人占了它，在那里待了好一会儿，全然不知敌人就藏在离他们几码的岩石与树后。消灭他们并不合牡丹人的用意——其实他们本可以轻易办到——他们的打算是等更多的猎物上来。过了一会儿，又有约二十五名日本人进了隘口，照他们那不智的惯例，随随便便、毫无戒备地走着，开始四处找那可涉之处。等他们全然暴露、一时又无从自卫的时候，一阵枪从不过四十英尺——有些地方还更近——之处打来。这头一排枪便打死他们两三人，伤者过半。他们立即在散布河床的岩石间寻能找到的掩蔽。牡丹人据着一列相当齐整的大石，那列石在涉口上头造成一道小瀑或急滩；于是有好几分钟，两边无声地对峙着。照我向当地人与别人细细查问所能得知的，当场的山地人约七十名。自然，他们形势之强给了他们与人数上无穷优势相当的便宜。

过了我所说的那几分钟的静止，别的日本人开始进入隘口并各自占住位置；同时有些受伤的人想退出来。这就引出牡丹人的第二排枪。可他们起身放枪时，身子部分露了出来，日本人立刻趁此打了一排有效的枪；借这排枪的掩护，有些人得以把位置移到离敌人略近之处。这个手法用了好几次，必要时还有兵士故意起身，引守方开火。凭这些法子，所有日本人渐渐挨得更近；可进展实在太慢，受伤的人又添得太多，统兵的佐久间大佐便下令吹号收兵。这样一道命令出自佐久间，谁也不会误解它——他临阵勇敢之名早已立下；可正如英国最伟大的那位水师将领有一次对退兵的信号视若不见，这些热切的先行者对他这不受欢迎的号音也装了聋。说得不客气些，我想我只得承认他们是违了令；不过我并没有听说此后有谁为此大加责备他们。后来我听其中一个不服令的武士被人叫去说他不回来的理由，他说退回去比前进更险，单凭持重也该把他留在原处。可有人提醒他说：曾见他离了原处、回到大队、随后又返回战场。他有些窘，答说这是真的，可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有一个受伤的同伴——就在他身边被打中了臂与腹——他得把那人扶到后头去。

这一战就这样毫无章法、除了参战者自己心里想出的主意之外并无任何指挥，打了将近一个时辰；日本人虽极缓，却稳稳地逼近对手。人或许以为猛冲一次便可了事——在干地上、在差不多公平的场地上，那确实也可以了事。可在这里，兵士们齐腰浸在河水里，水势之急使他们非大费气力不能逆流而上。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事，就是看准机会，从一块石后爬到另一块石后。最后佐久间大佐想出一个主意：派一小队枪手登上他左手的崖壁，从那制高之处向山地人开火，助一助把他们逐出。约二十名海军陆战队员领了这桩差事出发，经一番苦斗登上了顶。他们这桩任务无疑是那一天最费力的：不单难，而且险，因为此前从来没有人试过从那里过去，整道陡坡还是原始那般不断的崎岖。从底下望去，许多处看着像一片片光滑磨亮的石面，手脚无处可攀。他们一路往上挣着，那攀登的一队人看着像是凭某种虫类的黏附之性在爬在贴，不像是凭人力；望着他们的人常常疑他们办不成这桩事。最后，在许多次没入裂隙沟壑、或消失在遮挡的大石之后，他们跃上最高的那道石沿，作出得胜的手势，欢呼之声虽只隐隐听得见，谷中却有力地应和着。这时候牡丹人在下头已被逼得极紧。进攻的人中有些已挨得那样近，他们那些大石再也不是安稳的屏护了。已有一两个转身逃了，这时那些陆战队员就在他们头上现了出来。这一景象定了局。他们整队溃散，奔向河岸，留下十六具尸首；逃出去的人里，有十四个受了致命之伤，其中如前所述有牡丹社的首领。至于伤得较轻的有多少，我们始终无从得知。我们自己的伤亡是六人阵亡、三十人受伤，伤者除一人之外都好了。」

从石门往前，那条河——据信就是注入琅峤湾、在射寮以北入海的那一条——在一片狭窄的平原上流了近一英里。到约一半之处，这支队伍离河往左，开始陡升。在下头平原上经过几座属汉番混血者或汉人后裔的废村之一时，有了一个了不得的发现：竟找到了那些被害琉球人的真坟——这次出兵正是来为他们的死复仇的。就在牡丹地界的门口，军队竟被提醒起他们此来的缘由，这是一桩动人的巧合。坟上所立木板的题字明白无误，查问之后也弄清了那些人确实葬在那里。关于他们的死，琅峤的人曾报称：那些遇难之人落在牡丹人手里，被牡丹人误认作中国人；牡丹人指望得赏，便把他们带过来，送到最近的说汉话的村子。中国人自然认不出他们；而且虽被告知若不付一百元赎他们、就要就地把他们杀掉，中国人却毫无救他们之举；相反，照有些说法，他们还表示愿意一同动手屠杀，而且确实动了手。

再往前走，行军一个时辰比一个时辰更难，到后来一个时辰走不到一英里。渡过无数山溪，攀过陡峻的山坡，最后军队到了一道高岭的最高处；岭外岭下望得见一个深谷。可一进谷中，仍旧不能快走，因为山地人用伐倒的树与交织的枝子设了无数路障。这些障碍越来越多，到天黑时，这一行人面前竟是一片路障的迷阵：本岛迄今所见最大的树被横在路上，乱缠乱堆，要穿过去实际上不可能。越过一道大约要半个时辰，而前头总还有更多，耽延到这般地步，当日到牡丹的指望便放弃了，下令就在原地过夜。兵士们被一天耗人的行军累垮，不久便在露天睡着，全不顾四处都是尖桩与扭曲的枝子、迫得他们躺的姿势何等难受。这些又累又饿的人当时哪里知道：前头只四分之一英里就有一个村子，水与食物都极丰足，睡处也比这里安适得多。西乡将军体格强健，比许多人更不觉劳乏，已同少数几个同伴赶在前头到了这块好地方，以为后面的人会跟上来。然而西乡将军对眼下的艰苦显然也并非全无所感，因为据说他饿得厉害，竟亲手悄悄从田里挖番薯，就地生着吃了。

次日清早，军队到了那个村子，才知它是个无足轻重的地方：离西岸约七英里，离东岸两英里，只有十来间屋子，都是一样的造法——八根柱子插在地里，柱外柱间编着草，上头是一个单薄的架子撑着草顶。这村子后来才知叫阿眉，是照住在那里的人取的名。这一族散居南部各处，被人看作下等的一族；他们之所以得以存在，全因为弱，而他们的弱又被较强的邻人所趁，逼他们做下役之事。

牡丹不久便被寻到，离此不远；兵士们近前时，有几枪从密丛里打来，略伤了两三人。还了一排枪，袭者便没了声。随后那地方被烧了，军队在附近扎营。

赤松提督所统的那一路，二十二日下午已到了所去之处高士佛；可要进去时，被一处埋伏骤然开火。日本人三人被打死、两人受伤。山地人很快被逐出所据之地，高士佛的屋子被毁，营扎在不远处。次日清早这一路启行，要去同西乡将军会合；可因道路难行、向导又不识路，他们走了一整夜，早上却发现自己到了「石门」近旁。不过从这里要循中路那一队的路线走便容易了，这一路午时左右到了阿眉。

谷将军所统枫港那一路——本该二日天明前往内陆启行——一直没有消息，于是派出几支小队由北面各条小径去，尽可能探它的消息，同时把一切与敌人有关的废村都烧掉。后一桩事办成了，可那失踪一路的消息毫无所得。因此又在阿眉过了一夜；四日早上，那一路到了，是因道路恶劣而耽延了。

第十二章一八七四年日本的出兵（中）

如今既然犯事各社的村子都已毁去，众人便议定：大队回射寮，预备在东岸的进一步用兵，只留下足够的人守住已取之地、并保持那里交通的通畅。

回程上，我们的作者遇着一桩高义之举，极值得记下，我便引在这里：

「最后那两三英里，同我所走过的任何一段路一样苦；可就在最难支的时候，我欣然受了一件可爱的小小的仁厚与善意的激励。有几个受伤的兵士被人抬着担架从我身旁过，多半直直地躺着，说不出话。可有一个是坐着的，因为他的伤使这个姿势于他最不疼。他的臂骨碎了，胸上的肉被撕去。他见我一跛一跛走得极难看，便叫抬他的人停下，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我的脚磨伤破了，他便一定要我把那双没用的鞋扔了，换他的布袜与草鞋。『你看，』他说，『我现在用不着它们了。』这话出自一个身受两处可怕的伤的人；他说话的声调极为明朗，说时笑得极为愉快，仿佛他是躺在玫瑰花床上。有好一会儿——至少在他还看得见我的时候——我挺直了身子走着，忘了自己曾疼过。」

队中对几位美国人的厚待，在他们看来是难得与艰苦行军的严酷并存的，他们也常常提起。

回到大营，军队歇息补养。显然此后一段时日不必再有全面的行动了。热气虽远过日本任何地方，可因夜里凉快，还是忍得住，不至于太难受。几个星期之内所成的事，本以为要几个月；而且就算到那时候日本人也未必成功——这是上月来访的中国官员的意见。他们说他们自己的政府从前曾动手征服山地人，打了十几年，最后只得认作无望而弃了。牡丹人确实自以为不可胜，邻人也大抵这样看他们。然而不到三十天，日本人便全然掌了局面。

与各友好之社的头人举行了第三次会谈，用意是在东岸设立港口。照先前所许，分发了旗子，作为友好的标记，以防不受欢迎的侵扰。受旗的是射麻里的伊萨、猫仔的加路堆、八姑甪的新卓、力埔的鲁林、龙銮的比那利、猪朥束的米那，还有龟仔甪头目的一位代表。最后议定——不过那位头目颇有迟疑——日本人可暂且占用东岸一块地，作为对各社用兵的又一个出发之点。日本人提出付价，山地人谢绝了。又经一番劝说，他们才肯到不远的营里去，并到将军的帐中一访。在那里他们显然很不自在，只待到领了几件彩布与画片的礼物、又瞥了一眼那几尊格林炮便走了；他们还求人不要放那炮。他们为此事如此之急，后来才更明白：原来通译庄生曾把格林炮说成有一种异常的本事——操炮的人只要高兴，便能把弹子射过全岛，越过、甚至穿过群山。

六月十一日，巡航舰「日进号」由赤松提督统带、福岛少佐协同，自上午十时行到下午三时，过了「罗妹号」惨事发生的那个湾，到了先前择定作登陆之处的一个小凹处；那里虽于大风几乎无从遮护，却是东岸极少数可以登陆的地点之一。就连他们到的时候海还算平静，五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与另外几人要登岸也颇费气力。有三位头目带着部众在近处迎接日本人，他们中间可以看见前一天所给的三面旗。他们生起一堆熊熊的火，用意何在，谁也猜不出。山地人显然盼着新来的人坐下，又因这些人不愿在正午夏日之外再受别的热而颇感不安。山地人的兴致比先前好得多，看着也自在。下午之间，有许多原住民与汉人后裔从各个方向来。他们都重重地带着兵器，可一开口便表白友好之意，表白的方式是把手按在胸上，据说意思是心是好的。来人中有龟仔甪的头目本人；他如今近着自己的故土，便无所畏惧了。他是个小个子，头发里雅致地编着一个花环，据记述他的脸偏于女气，一双大而温和的眼睛；可这个人就是南部除牡丹人之外最嗜血的一社的首领。来客中另有一人很惹眼，身上用叶与枝做了极繁的装饰；又有一人是某位头目的儿子，插着一支极长的雉羽为饰。他们虽这样用自然界朴素的饰物打扮得颇好看，却被钻孔的耳与被槟榔汁染黑的唇弄坏了相貌。头目们备了一席酒食，有米饭、鸡蛋与番薯做的三烧酒；那酒热了便传过来，主人殷殷相劝，在场的外国客人颇觉其苦。极明显的是：于当地人而言，这席酒食最有力量的部分就是那三烧酒；不久它的效力便看得出来——欢闹越来越盛，当地人彼此之间也显出亲热的温情。

连伊萨本人——他整个下午都举止不苟、威仪不改——也开起玩笑来，还几次「把脸扭成一个本想做成笑容的样子」。他送几位外国人上小船时，无意地踢着沙，又装作那是纯出于欢快。我们的作者最后看见他时，「他正想从一张挡在路上的渔网里走过去，可那一刻他对那网之无所觉，正如他对他那一族的宿仇之无所觉」。这实在是一桩了不得的事：在这样一片从前任何陌生人一近便激起敌意的海岸上，在一个仅二十天前还目睹过当地人向今日这几位客人行凶袭击的地方，竟有这般彻底的善意的表现。

次日营扎起来；前一天跟着「日进号」来的一条英国炮艇，显然颇有兴味地细看着这番过程。

十四日，谷将军带着最新的报告乘一条小运输船去长崎，那条船同时还载了许多病员。两天后，赤松提督与福岛少佐乘「日进号」往中国，递送给日本驻北京公使的公文。

最初所占琅峤谷地两河之间那块地，既已查明不便、不宜于人居、总体上不合用，便在射寮之南另扎了一营；那是一块二十英亩上下的平地，略高于海面，随时通风。那是一处卫生而通气的地方。

营中的生活没有多少可以解闷的事。约每星期有一队人从山里回来，另一队出去接替。隔很久有一条轮船到，带来日本的报纸与信件。偶尔众人聚在一处，听那些被派往内陆各处搜集消息、如今回来的日本探查者讲他们的见闻。福岛少佐早已在中国人的地界里走了很多地方，可后来的观察者则专往山地人中间去。从后者的报告看来，各社都同样只会最粗陋的法子来耕他们那几小块稻田、烟田与薯田。他们性情同样野而未化，也同样恨中国人——中国人的头骨在各村都是显眼的陈列，那是频频出猎人头的结果。内陆友好的头人偶尔来访，也可算一点消遣。请人到他们家乡去的邀约很多，可那并不能给人长久的乐趣。

这般极度的沉闷，终于因六月二十一日两条中国兵船从北面意外到来而得了缓解；两船泊在琅峤湾惯常的那个地方，离此约两英里。照送上岸的一封信说，船上有「若干高级官员，是奉北京政府之命，专为同在台湾的日本代表会商，以调处一切与眼下事态有关的问题，并为将来订立妥善的安排」。

他们次日清早登岸，由日本兵护送——那队兵看着格外入画，一半穿着旧日本的战衣，一半穿着近代的军装——送到旧营以北一英里的车城村，已在那里给他们备了住处。日本人待他们极为体恤敬重，以至于随同来客的外国随员也为此而称道。

这一行人中有一位名叫潘霨的官员，间接地代表中央政府；又有夏献纶，即中国台湾的道台；还有道台的一名佐员；以及日意格与斯恭塞格两位法国先生，他们久与福州船政局的管理有关，深得中国官府的信任。

当即准了一次会谈，日本方面由西乡将军出席。到了旧大营，寒暄几句之后，谈话以这样一句话开场：中国方面的首席大员沈葆桢因病留在台湾府，不能到场。随后潘霨问：他本人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柳原在上海所作几次会谈的纪录抄本是否已经收到；西乡将军告知他尚未收到。

此处须说明一事：所说的这位日本官员是东京外务省一名熟练的随员，他受命与眼下这个问题无关；又因外国干涉的种种表现而耽延了离东京之期，到五月二十日才抵上海。他所带的使命文书早在四月八日便已备就，主旨是再一次向总理衙门保证日本的友好之意。柳原在途中时，第一道正式的警告——说中国政府可能对日本的举动起疑——已由北京发电文到东京。这件文书虽承认此事在一八七三年副岛来访时曾经议过，却托词说衙门从未想到日本打算派武装部队到台湾。要对付为敌的山地人而身后无一支武装部队可恃，这在中国人看来必定如同这番托词在外国人与日本人看来一样荒唐。

柳原到上海时，正要赴台湾的潘霨去见了他。所成的这次会面似乎是日本公使所乐见的，主要是想探知中国政府的见解；至于那位中国官员，似乎除了得了一句劝他放弃台湾之行的话以外一无所得——因为西乡将军虽在台湾内部事务的处理上有完全不受限制的权柄，却无权调处两国政府之间可能发生的争执。这番消息显然并未使中国这个使团沮丧，因为如上所述，他们到台湾来，就是为求得同西乡会面。

潘霨既已就上海会谈的纪录提了问、又得了西乡将军的答复，这次会面便照下面所记继续下去：

「他（潘霨）接着表示遗憾：日本人要到台湾来惩罚犯事的山地人，这个意思没有先行通知中国。倘这番告知来得及时，中国政府本会派一支队伍随日本人同行，协助用兵——可如今事已办完，中国要参与已经太迟了。西乡答说：声明并解释他本国政府用意的信，确实是送过的；而且一年前日本钦使副岛来访之时，还曾请把整件事查议一过。那位中国大员说：近日确有一名使者带着日本当局的书信经过中国，这是实情；可福州与北京之间道路恶劣，使他无从及时把消息递达。西乡说：以为事已全办完，那是错的；他预料还须留相当一段时日，才能把本国政府一切训令执行完毕，并为他同胞将来的安全取得保证。那位大员答说：他明白并尊重这样看此事的见解，也不争将军抱此见解之权；他完全明了日本人的用意，也承认这些用意办到是正当的；不过既然全台湾连它一切居民、山地人与别的人，都属于中国，则中国官府也有责任查问一八七一年屠杀琉球人的行凶者是谁，并要更普遍地查明民间谁是守法的、谁是犯法的：这是他所奉差事中最要紧的一部分。台湾的道台随即说：他听说日本人打算攻打东岸的原住民聚落卑南，他要问此事是否确实。这个问题不知为何没有得到答复——也许是因为日本对卑南全无可诉之由，这问题不值得郑重作答。那位大员随后取出他自己关于前面提过的潘、柳原会谈的纪录，西乡读了，见其中日本公使一方所说的，是把他本国政府屡次宣明的用意重说一遍——即以一次出兵毁灭或充分惩罚牡丹的凶手，而这次出兵还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类暴行再发生。这件文书读过之后，那位大员说他想知道将军为防止将来的恶行已定了什么办法，若有的话。西乡答说：他无疑有一个在他看来合宜而足用的办法，可他不以为宜于说出来，尤其他的用兵还在进行之中；山地各族还没有完全就范，他的兵又散在南台湾各处，他觉得把他办法的细目说出来全然不合时宜。那位大员说：他奉本国政府之命到台湾来，是要会同日本统兵之官总理整个扰乱地区事务的了结；他问：日方果真没有什么可以告知的，以便彼此照此用意办理么？西乡答说：他也是奉本国政府极明确的训令而来的，可那些训令只关乎惩罚山地人与将来性命的安全，并未设想要同中国官员协力；他到了之后，发现这一带说汉话的人全然不受中国管束，而山地人则全然野而无法，谁也管不住，须以强有力的手去对付。这桩事他已自己办了，如今他没有协力的方案可提，也不能接受或服从任何这样的方案。那位大员——我想是坐在他身旁的几位外国先生所教的，不过这一点我不敢断言——仍不断催促他那个再三会谈、合力行事的提议，可西乡始终谢绝，尤其因为这些提议总伴着这样的声明：中国正当的统治遍及全台湾及其人民——这个立场日本将军是不愿承认的；他认为这个问题副岛在北京已经议过并已了结，而且无论如何，他不必在此地讨论它。实际上他说：那位大员若要照那个说法继续讨论下去，他以为更合宜的办法是经由日本驻中国朝廷的公使去办——这更确切地说是两国之间交涉的题目，而不是两个专员在一个僻远之地所能办的。」

这就结束了这次会面中公事的部分；不过已安排二十四日再会一次，以听中国方面留下未提的若干条。

中国人显然想把失去的时日补回来，设法同当地人建立友好关系；因为次日一整天都用在向沿海各独立村落送信、并派使者带着礼物等等去各山地之社——自然除了牡丹与高士佛，而这些地方如今因日本人的出力，已可以平安前往了。

日本将军与这位大员之间最后一次、也最要紧的会谈，始于六月二十四日下午，续到二十五日。我们的作者这样评述它：

「所得的结果使人可望日本的实际用兵迅速了结。西乡虽仍一如从前断然不肯担下独自定夺之责，他却仍能许诺把中国方面的提议附以赞同之词转呈本国政府，并表示他本人对这些提议的大意是满意的。倘中国这几位官员所行得了派他们来的人的支持，倘他们自称情愿、又自称有权履行的那些条件果真被他们的上司忠实而迅速地执行了，则此后的那些交涉便几乎没有发生的缘由了。一场延续了那么多个时辰、其中又时时引进许多后来证明与最后了结无关的话头的谈话，细细追述并非可取之事。两方各依最合自己个人与民族性情的方式主持自己这一面的议论：那位中国官员周详、从容、谨慎，语气与措辞极为圆熟；西乡将军则直爽坦白，虽言谈举止一向客气，可我想他宣明自己坚定之见时太过直截，与中国治术那种迂曲的圆滑颇不相合。只举一例，便可见这两个人对付所议问题的方法何等不同。当时所议的是将来对山地人的管束。中国的代表声明他的政府情愿立下保证，说此后必维持足够的兵力以保全然的秩序。将军的答话大意是：他不疑保证会立下，可他绝不能确信那些保证会被忠实遵守。人问他为什么，他便表示：中国人在台湾这件事上通体的行事都是两面的；两年前他们明明知道日本人所诉之由，如今却假称直到不久之前还一无所知；几星期之前他们一直否认对山地地界有管辖之权，如今却声称他们一向认此权；自一八七一年以来，他们随时都可以自己去惩罚牡丹人屠杀日本臣民之罪，而如今却装出极为遗憾、说没有被请去随同出兵惩凶；总之一切合起来看，他不信他们能把山地人管住，纵使他们许诺要管。潘霨听了便大怒；不过他很持重，没有把怒气对着将军，而是对着那通译，责他把西乡所说的话译错了，断言日本统兵之官不可能用这样的言语，又吩咐他把所受的责备一字不差地报给他的主人。可是接受这种遮掩的提议，全然不合西乡的性情；他便说他的通译毫无过失，并把他的断见重说了一遍；不过见那位大员显出按不住的怒意，他又添说：这一个题目若不中听，可以暂且搁下，另找时候再议。这样的插曲确实不多，可它们偶尔的发生足以显出：这位日本军官不肯应承任何不能严严地把中国人约束住、使其完全履行一切义务的了结条款。」

第十二章一八七四年日本的出兵（下）

「这一节是预先说的。自始至终，潘这位大员唯一的心愿似乎就是确立他的政府对台湾全土有管辖之权。而日本将军也自始至终指出：这个主张曾被一再放弃过。同时他毫不迟疑地向这位中国官员保证：日本人无意从中国手里夺去任何东西，连一份想象中的所有也不夺。他的用意一向如此：施以必要的惩罚，并为将来立起平安的局面。渐渐地，对方提出一个想头：这桩难处或可这样安排——由中国担起此后在整个扰乱地区维持平安之责。随后就起了我上面所记的那一小段有趣的插曲。过了一些时候，又生出一个渐得人心的提议：中国可以就其用意给出实在的保证。这是从日本方面一句示意里生出来的：倘这一带果真一向在中国管束之下，那么日本所做的，就是中国本该做而疏忽了的事，而所费的钱本该落在对方头上。这句话本只是顺口之言，并非有意切着什么；可我想它被颇为急切地抓住了。假如北京政府愿意把日本人所费的钱偿还，——这能解决所争的哪一个问题么？各方似乎都同意：这至少可以算作信义的有力凭据。于是，经过许多无关轻重的歧出与变化，六月二十五日晚终于议定：日本人的实际用兵应当停止，了结的条款则各交两国政府作最后的审定。这些条款的大意如下：

『中国官府偿还日本人出兵的费用。

中国保证对台湾山地地界作这样的占管，使对外人的暴行不再发生。

这些条件办到之后，日本的军队撤回。』

那位中国大员对他的政府愿否认下这个约定毫无丝毫的怀疑，又让人明白：他提出此约是有完全的权柄的，交北京审定纯是形式上的事。因此有理由相信：占据南台湾之事不久便要结束，日本人在那个岛上的差事实际上已经完了。他们事实上在启程之前无事可做；而启程是在十二月——若不是北京政府表现出的失信，本可以早得多。」

从来客到来直到启程，凡当时所能有的礼数与敬重，日本人无不尽施。六月二十六日他们辞行；可因前一天一场暴风雨逼得他们的船离了琅峤湾，他们只得先由陆路走四十英里到打狗才上船。

从别的著述里我们得知：至少本岛各处的中国人、甚至大陆沿海某些口岸的中国人，都把日本这次出兵看作对中国全面进攻的预备。连那位近日本被派来同西乡将军会商、却因病告免的中国钦使，也认为加强本岛防务之急迫已不可缓，竟亲自留在台湾督办此事；而前面提过随那位代理大员到日本营中去的福州船政局的日意格先生，则被派为他的助手。其用意似乎不在预备攻势，只在抵挡日本人——万一他们要往北推进的话。

西岸沿海许多汛地都筑起了泥垒。自北部的淡水到南部的埤头与打狗，每一处要紧的驻防都添了援兵〔注一〕；又特别出力加强台湾府老城的防务〔注二〕。

〔注一〕（原注：八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七日之间，在南台湾登陆的中国兵总数共一万零九百七十人。见《大清皇家海关报告·打狗，一八七四年》。）

〔注二〕（原注：甘为霖《台湾传道之成功》。）

尤其在台湾府与打狗，谈论日本人成了永不止歇的话题；一条又一条帆船满载着要搭船回中国的中国人开出去，他们以为中国那边更安稳些。

在这次出兵到来之前，日本来客本已极多；如今既有军队跟着来，人便以为凡日本的探子——如今他们是被这样看的——先前到过的每一处，不久都要被日本军队占住。随之而起的是一片相当的惊扰，这并不足奇；而这惊扰并不止于下层人，从官员中间所起的那番劲头上也看得出来。

为使中国人在日本人万一要穿过山地地界作侧翼运动时有一个作战的根基，同知袁某受命修一条路，自打狗以东二十五英里内陆赤山村附近起，越昆仑坳之顶，通到东岸的卑南。

这条路线还有一层要紧处：昆仑坳正是山地人的小径由此分往各要地之点——南有枫港村与牡丹地界，北有苏澳与彰化各村。

此事动工时用了五百工人，由五百兵护着；工程推进之中，又设了三处广东兵的营为之后援。然而因那年夏天雨水异常之多，进展极少，到九月底这条路只修到昆仑坳之顶。

从这里起，原来的计划便放弃了；另取一条从前中国行人所走的旧径加以修整，大半路程便用它。这条路同他们已修成的那一段合起来，到十一月底便使他们与卑南有了直接的交通。须记得：台湾通常所谓的中国路，其实只是一条步行人走得过的小径，骑兵与炮队则全然不能通行。眼下这一条连驮畜、甚至连轿子都用不上；而且因为其中一段是河床，雨季里全然无从利用。〔注三〕

〔注三〕（原注：甘为霖《台湾传道之成功》。）

出兵初起的那些日子里，本岛北部的中国官员也不无相当的忧虑。可时日过去，并无坏消息来，他们便略觉宽些，相信日本这次出兵必是得了北京政府的默许。因此，往来琅峤、进基隆加煤的日本船只，因挂的是友邦的旗，都毫不迟疑地得了供应。

六月将尽时，有几支侦察队沿东岸往北走得很远，终于在奇莱出现——那地方在地图上通常标作卓基台的聚落之北——这又在官场里引起一番新的惊慌。那个位置在用兵上颇为要紧，于是推想日本人是在谋划第二次登陆，或在那一带，或者就在北面四十英里处那个著名的东岸港苏澳。

于是苏澳立即驻了兵，又严加查问那些外人在奇莱的作为。可这时日本人的事已办完走了；他们的离去，据报给中国官员的说法，是因为他们那条轮船——一条航海的货船——失事，又因他们中间起了热病。多年来一直同奇莱附近山地人贸易的中国移民报称：日本人到了之后，极费心力去取得一切居民——无论原住民或中国人——的欢心。银元、洋服、布、手镯、扇子、戒指等等礼物，都阔手地送出。他们又请准搭盖若干草屋。他们画了那一带的图，多次往附近山中去；而在报消息的人看来最奇怪的是：他们采了一百多样土样，包好带走了。因为起了热病，营便拆了，日本人退走。为证实这些话，报消息的人拿出他们所受的礼物，又把一批物件——其中有日本人留下的一面国旗——交给了噶玛兰厅。〔注四〕

〔注四〕（原注：《大清皇家海关报告·淡水，一八七四年》。）

七月中旬上下，一个在苏澳湾的日本商人向本岛的中国官员提出索偿，说他在那里贸易时产业被抢。中国人这时已被彻底惊动，不愿再给日本人任何自行处置台湾难题的借口；于是立即派夏道台带五百人与若干轻炮往苏澳。以当时中国人中间流传的那些传闻而论，他们怕日本人在苏澳登陆也就不足奇了。因为日本人一旦在那里立定，便很容易与彰化一带那些势力强大的党伙联手——那些人当时几乎公然反抗中国官府——两下合起来，纵使日本的兵力不多，这个岛恐怕也很可能轻易被取！

夏道台此行的结果是：那个日本商人的索偿了结了，又对附近一个山地之社打了一个胜仗，并且动工修一条自彰化越山通到苏澳湾的路。〔注五〕

〔注五〕（原注：《大清皇家海关报告·淡水，一八七四年》。）

在大陆上，最为忧惧的是厦门——那是对台湾贸易的主要中国口岸。实际上那里下层人中间——若说上层人中间没有的话——起了一场部分的惊慌，当地官府也多少有份。总之，官方似乎并没有设法去止住它。许多百姓逃入内地，许多商人歇了生意，预备着万一须突然逃走。

有美国人在助日本这次出兵，于中国官员是一桩极要紧的事；而似乎正是因他们的交涉，美国领事才出来干预。连闽浙总督也被事态的趋向震动到这般地步，竟直接致函亨德森领事——这样直接传递是全无前例的。这件颇为别致的文书的译文，除开头几句客套的问候略去之外，录在下面：

「今本部堂查明台湾此案，并查台湾道台及『扬武号』管驾所称：此次往台湾山地人之役，系由前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所谋；又有卡塞尔一人，并多人相助。本部堂又查明台湾久属中国，山地人确在中国管辖之下，他国与之无涉。此次日本未先与总理衙门商议，便派兵惩罚山地人；而日本统兵之官不待本部堂来文，擅自带兵在琅峤立营，全然违背国际公法与中日两国之约。本部堂两次致文该统兵之官，令其撤兵；又两次致文通商局转呈贵领事查照办理，均存有案。顷接贵领事来文，见贵领事有意履行约章，于了结此事时保全久远的和好，并有尽职之意；为此种种，本部堂谨致诚挚之谢。本部堂已派通商局次员沈某——此人曾署福州知府——前往厦门，并已致文厦门水师提督李某，令其候沈某到后，同他与美国领事会商，一同议定办法。又按咸丰年间所立条约第一款（一八五八年）之规定：两国应彼此相助以保和好之谊；本部堂请贵领事转请该统兵之官将其兵撤回日本。又倘已往台湾的船上有美国人助日本人者，本部堂请贵领事依约章第十一款及贵国法律，惩办其行为不当者，无论在陆在海。贵领事自到中国以来，办事一向严守正理，以致官民称颂满于道路，本部堂实为感谢。今台湾既有事，而贵领事即其地之领事，正可依约章行事，并与李提督、沈知府会同办理，以表贵领事友好之意。如此便可见友好之情。本部堂已致文李提督，又已致文沈知府，令其前往厦门与贵领事办理全案，为此授以全权。并请贵领事与此二人共事，不单以官相待，亦以友相待。谨此并致敬意。」

随后的会晤更显出中国人的极度忧虑。他们似乎抱着一个错觉：以为美国人一撤，整件事便要垮台。他们尤其挂念李仙得将军的牵涉——此人既曾是美国领事，在他们看来便仍旧多少算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代理人。领事已向在台湾的美国人发过通知，这番保证他们还不满意；正是经他们的恳求，才另派一条中国小炮艇把副本送去——那条船他们是极愿意为此事提供的。

这条船七月一日下午到了琅峤港。一名使者登岸，自称是美国驻厦门领事的副执事。

他递给几位美国人的那件领事来文，警告他们不得参与任何对中国政府的敌对行动。据信收文的美国人以为只须作一个简短的声明作答，说明实际的情形：并无助人作战之意，并许诺万一与中国开战便即退出。领事又拟了并印了一张通告——这次出兵既只有三个美国人，这实在像是白费印墨——警告美国的一切公民「即刻退出现在台湾岛上行动的日本武装远征队，此后并避免与该项事业有任何关联，违者以违犯中立法例论，予以逮捕并付审判」。所致的那三位美国公民没有听从；考虑到这些训令显然是在误会之下发出的，这于他们是光荣的事，于那位领事也是幸事——他在华盛顿的上司后来认为该严词责他那番毫无道理的干预。

中国人屡次声称山地人不在中国管辖之下、因而他们对山地人的行为不负责任；如今他们却转而主张全台湾的土地与人民都在中国权柄之下。这显然是事后才想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闽浙总督致领事函中那句断言——「山地人确在中国管辖之下」；可是须注意：一八六七年闽省官府答复美国领事就「罗妹号」屠杀一案所提索偿的来函里曾说：「惟『罗妹号』一案，美国人并非在中国领土或中国海面被杀，乃是在山地人所占之地，故不能依约章为之索偿。山地地界不在本处管辖界内。」又说：「本处以为那些山地人乃是野兽，任何人都不屑与之较量。」再者，迟至一八七四年五月，厦门的中国水师提督同美国领事会商时，仍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山地人的行为不认任何责任。

第十三章一八七四年日本的出兵

七月至十一月

日本国内的民情——李仙得将军赴闽之使命——他被捕与获释——美国官员正式申斥——大久保奉特命赴北京——频频会谈——中国方面的声明——进展不如人意——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宝贵帮助——一道限期的通牒——大久保最后的话——恭亲王的传话——约款签订——中国毁去日本人在台湾所建之物——此事在日本的反响——台湾的情形——热病大起——向山地各族宣示告示——日本人撤离——中国官府接管——想对山地人行权之举失败——中国军队进入山地地界——被围、被击溃，二百五十人被山地人杀死并残害——此后水手再未被扰——日本当得的称许——海上大道从此平安。

在日本，人既知与中国生了严重的争执，国民爱国的激奋达于极点。中国辱了他们，便该立刻严办中国。众人无疑已准备立时开战；所幸官府能把民情按住，以和平解决这桩难处来增进国家更大的利益。

为和平打算而拟行的一着，是派李仙得将军赴华南。他七月将尽时离日本，本要前往福建，在那里同总督开议。可是这事没能行成；因为他到了厦门——那是他必经之地——便被美国厦门领事馆的执事强行逮捕，那人还调了美国军舰「扬提克号」的军官与陆战队员来相助。随后他被送往上海，可在那里立即获释。那时去福州的使命已来不及履行，他便没有再试着南下。关于这第二次干预日本人之事，不必再多说；因为凡与这桩擅权违法地行使领事职权有关的官员，其所作所为立即都被否认，而华盛顿的美国政府表示了短于实际开革之外最严厉的申斥。

李仙得将军启程后数日，大久保利通——一位卓越的大臣，完全当得起日本人对他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奉特命赴中国，有以天皇名义行事的全权。在天津李仙得将军与他会合，一行人九月十日到了北京。

与此同时，日本公使柳原已屡次亲见中国方面两面行事。西乡将军与潘霨交涉的纪述，前一章已经讲过。然而沈葆桢这位大员六月初就曾致文中国政府，说他本人已同山地人把事情安排好，又说西乡已声明情愿「一奉本国政府之命」便带兵回日本。七月八日，上海的道台把这番话告知柳原。公使后来到了北京，发现中国方面好几次拿出那几位近日赴台湾者的公文给他看，作为此事已经了结的凭据，说此后只剩日本撤兵一事。

大久保一到，这无休止的刁狡便止住了；经他的推动，立即开始为即刻的、最终的了结而交涉。

把整件事彻底审过之后，大久保向总理衙门陈述了他自己的见解，末了于九月十四日提出两项论断，即：中国虽主张对山地人有管辖之权，却从未采取任何步骤去治理或教化他们；而倘所称的管束之权确实存在而不行使，则中国便无从免于这样的指责：实际上是在纵容当地人对遇难之人行其野蛮之举。

十六日举行第二次会谈。中国人应付任何场面都有办法，对上面两项论断竟大胆断言：中国已「改良」了山地原住民的「风俗」，「编组」了他们的「社众」，「教育」了「其中性情良善明达的人」，并且「实已在其上建立治理」。不过他们也承认，他们的「方针是要开化他们，不以急遽草率之法，而是渐进而稳步地办」。关于虐待漂流之人一事，他们说：倘有外国船只失事、水手受害，而该国公使前来索偿，「详细陈明每一事件的情形」，中国「必查究其事，决不疏忽」。「因此，」他们又添说，「若贵国政府就眼下之事详细来文，本衙门自会采取适当措施查究了结。然后本衙门便会对山地人订立适当的法度，并训令他们此后保护外国人。」这样的说法不须再加评语。

十九日议论继续，大久保只能对所得的答复表示不满。至于国际公法于此事的适用——他们的注意已被引到这一点上——中国人说：这类法典是欧洲人近日才编成的，而且「其中并未提到中国」，所以他们「打算交涉时不采用其中任何意见」。

此后的种种声明不必细述，只须提一句似乎特别值得注意的话。那位中国官员说：「至于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凭据，本处恐其中尚有未明之处；然此后本处必将法度与治理推及山地人之地，约束其凶暴之行，并采取足以永保两国和好之措施。倘贵国反而不肯将眼下之事托本国政府处理，则本处无话可说。」

关于所说的凭据，日本这位专使答说：根本没有拿出任何凭据；在中国的立场有了实在的凭证之前，他要继续争这一点。他又从另一面说：「如今东西两个世界之间既已通连，各国航海之人都须得着平安与保护。台湾是通商大道正路上一个极要紧的岛，可它的人所行却如海盗。」

两方代表在九月间断断续续地会晤，并无满意的结果：中国人只把先前的说法重申一遍，大久保则不肯接受。据说中国人于国际公法问题上的无知显得如此明白，以致有一次大久保把那部法典的节译本送给了总理衙门。到十月五日，事态已坏到这般地步：中国人的语气几近威吓，甚至向这位专使示意说，他趁还能平安回国时立刻回去为好。大久保对此说：「贵处若以为再无可议、又不答我所问，则我们的会谈今日便止；而我此行的用意——即愿保全两国政府之间的和好——也就止于此处。」随后大久保宣布打算立刻回日本，这次会晤便散了。此后衙门各员客气地表示愿交涉继续下去，他才被劝得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他们还请求：把彼此之间说过的那些不快之言不要列入交涉的纪录。这个修改纪录的提议大久保谢绝了，说他自己不能改动交涉的实情，不过此后可以用往来文书加以厘正。

大久保到后不久，与中国官府往来甚密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先生表示愿从日本方面得知他们职权的确切性质以及进展的情形。大久保不肯告知，说中国人不肯承认前驻北京钦使副岛所述——即总理衙门曾否认中国对台湾山地人有权——的话属实；只要这一点不被承认、两国政府之间谁说的是实话这个问题不得了结，交涉便不是可以公开的交涉。威妥玛先生显然认为日本人对局面的这番看法有其道理，因为此后他便只从中国方面取消息。这位英国公使的举动看来没有哪一次是出于对日本的敌意；他虽曾有一次表示打算电请英国派兵相助，看来那是出于保护英国商业的特别用心——当时英国商业每年数以百万元计。他愿作调停人是明显的；可中国人虽不嫌受他之助，日本这位专使却自始谢绝。

十月十日，大久保递了一道通牒，只容五日再议；期满时若得不着明确的答复，会谈便须终止。后来接到传话说：因天皇不在京中，希望延期；大久保便爽快地应允再宽些时日。

十五日大久保接到一个答复，显出中国颇有意把此事迅速了结。

十八日在大久保的寓所又开一会。中国人一面想避开他们对南台湾有权这个问题的议论，一面表示愿意承认自己的疏忽，并愿出一笔钱为被杀的琉球人作补偿。可是次日又退了一步：衙门通知大久保说生出一桩难处，其要点是：他们虽愿为日本所受的损失付一笔偿款，却不能应承为此出一纸书面的声明；而且在日本撤兵之前也不能交付款项。他们还反对把偿款的确数说明，只说这该由他们的政府酌定。

这些条件丝毫不能使日本这位专使满意。中国人既已有一次否认过他们口头的声明，他便不愿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如他告知他们的：「我若此刻凭信贵处之言，此后其中若有于我国政府不满之处，我们便须再责贵处之非，而大的难处恐将由此而生。所以我要有可靠的书面凭证。」二十四日，那个提议又提了一次，又被拒了。二十五日，大久保送出了一封本以为是最后的信，其中有下面这些意见：

「今我已全然无望，即将离去。前此告知贵处将惩罚原住民各族之意，被贵处总理衙门置之不理；而当我国派一专员带兵前往，为被害的遇难之人向行凶各族复仇、并除去威胁那片海面上航海者之祸患时，贵处于我们这桩艰难危险之事毫无相助，反而装出一副宽仁的自得之态，说未曾『向我们射一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这桩仁爱之举竟被贵处加上敌对行为的恶名，这是我永远引为憾事的；而我们之所以要惩罚山地人，原只起于保护本国人民的必要。此后，无论山之内外，我们仍要继续开地，保护顺从我们的各族，惩罚抗拒我们的各族，并要把我们的方略办到底，不容贵国有任何扰阻。最后我要说：眼下这件事既不能以议论定夺，两国便只得各行其道，各行其主权。贵处还有什么解释与议论，我都不愿再听。我急于启程，不能到贵处总理衙门去辞行了。」

在那时日本一切公人之中，大久保最以能忍能容著称。他竟被逼得用这样断然的语气说话，至少在熟知他性情的人看来，足以证明宽缓温和已被用到了极处，而他这一面凡可以体面地求和的办法都已用尽。

离北京的预备立即着手；当天下午，李仙得将军与一部分随员已启程往天津。恭亲王得知此事、又得知整个使团即将撤走，便匆匆赶到英国公使威妥玛先生的寓所，请他给大久保带一个话，或可把那一行人留住。这一访立即成行；威妥玛先生告知日本这位专使说：他受权声明，如今对大久保坚持要取得书面凭证以证明中国同意所提条款一事不再有异议；十万两「抚恤受难者」之款（指一八七一年被杀者的家属与生存者）可以立即付给，另四十万两「作为此次出兵各项费用的偿款」，则在撤兵之后付给。

大久保这时已确信终于要有诚意的了结之举，便延缓了启程，当天就到威妥玛先生寓所去，在那里说：所付银数是次要之事，五十万两可以领受，条件是公开承认台湾之役是正当合理的，并在撤兵之前把款付清。威妥玛先生又甘为使者，把这个决定传给了中国官府。他究竟有没有用他的影响劝中国人接受这些条款，无人得知。不过于日本官员这一面，他从未试图施加丝毫影响。

二十七日，威妥玛先生出了极宝贵之力，因为他保证衙门所拟的约款草案不得有任何改动。

大久保既已认这些条款为满意，这件文书便于十月三十一日在总理衙门正式签字盖印。〔注一〕

〔注一〕（原注：威妥玛先生所出的宝贵之力，日本人极为感念，并得了天皇亲自的致谢。）

以下是这几件文书的内容，所译已尽可能照字直译，又合于英文通常的格式。

「约款

〔前言〕兹日本国全权办理大臣、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为一方〕，与中国总理衙门之〔恭亲王及另九位中国官员之名〕〔为另一方〕，就约款事宜会议并定其了结之法；又已彼此明了：各国之民皆应妥受保护，免受损害；故各国皆可为其民之安全采取有效措施；倘在任何国家界内发生〔有害之〕事，该国应担补偿之责；台湾原住民从前曾对日本国民行凶；日本派兵，专为惩罚此等原住民；又此等军队将行撤回，而中国担起此后措施之责；为此，拟定并议定下列各款：

第一款

日本此次之举，乃保护其本国人民之正当合理之行为，中国不以为不是。

第二款

中国应给银一款，以抚恤受虐待的〔日本〕遇难人民之家属。日本在该处修了道路、盖了房屋等物；中国既愿自用此等物件，允为之付价。其数另以专件定之。

第三款

两国此前往来之一切公文，应彼此交还作废，以免此后生出误会。至于山地人，中国应允建立治权，并许诺航海之人不致受其损害。

合约

关于台湾之事，大英钦使威妥玛先生曾向两方陈说此事，于是两国前述专员议定了结如下：

一、中国允付银十万两，以抚恤被杀的日本人民之家属。

二、中国愿于日本撤兵之后，将所修一切道路与所盖一切房屋等物留为己用；同时允付银四十万两为其酬价。又议定：日本应将其兵全数撤回，而中国应于日本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即中国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前，将全数银款付清，决不有误；惟倘日本不撤其兵，中国则不付此款。

此项了结既已议定，两方各取合约一份为凭。」

我们的作者说明：第二款所说的「专件」之所以另作一事考虑，主要是因为对中国是否会履行一个要它把最坚持的反对之点全盘放弃的约定，存着严重的怀疑。日本这位专使以为宜于让威妥玛先生的名字出现——他早在十月二十七日已亲自保证了结的条款不得改动——以见证他知道中国在那些被如此固执地争过的问题上已经让了步。于是便把他的名字引进上面所录的合约之中。

关于这几件文书措辞上的某些特异之处，作者也说明：之所以把那几笔银款名义上作为「抚恤」或「慰问」、并作为付给那些要转归中国使用的修建之物的价钱，是因为中国方面再三恳切地陈说：如此一来，中国的体面便可免受一场粗暴的打击。大久保起初自然只说「偿款」；可中国人几乎可怜地恳求，免他们受那个字所含的、他们所想的那种屈辱。整个议论之中，大久保没有一次显出不合情理的固执；只要他职责上要紧的要求不被触犯，他时常肯在纯名目的形式上让步。十月二十一日他曾就费用一事写道：「贵国本应负责，惟为保全体面，贵处愿以贵国皇帝的特恩，付『慰问之款』给我们受虐待的同胞。」二十三日又写道：「贵处提议把补偿称作『慰问』，起初是不中意的；可念到贵国的情形，如今已经应允了。」衙门于自己却不幸，他们并不甘心让事情就此搁下，随后又生出一个主意，提议把那较大的一笔款项解作与日本人在台湾动工或建成的道路及别的工程有关。这一点也应允了。

人当记得：衙门曾请求把偿款的大部分作为日本人在南台湾所盖房屋、所修道路与别的修建之物的价钱付给日本。如今这一点既已得手，我们却看出这些说法何等没有根据——因为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西乡将军离去之后，「中国忽然把她保全体面的那番心切忘了，下令立刻把日本占据的一切痕迹毁尽，于是那番费力编成的欺人之局，由她自己的行动而散了架。她若不要那些房屋与别的修建之物，则那笔钱便只能看作直接的偿款——数目虽小，却足以立起那个原则；而她确实不要那些东西，这是她一旦能动手便把它们存在的一切痕迹抹去所证明了的。」〔注二〕

〔注二〕（原注：「夜间，那些因抢掠而被剪了辫子的村民纵火，把日本营地的大部分烧成废墟，以致构成该营的一百间大木屋只剩三十间完好。」见《大清皇家海关报告·打狗，一八七四年》。

这是中国方面对此事的解释；营地的一部分被愤怒的村民毁去，这或许是实情，可奇怪的是：日本人离去后的头一夜、而且该处正由中国兵驻守之时，竟能造成这样大的毁损——除非那些兵或是默许了，或是没有设法阻止。即便如此，这里所说的也只是营地的一部分。几个月后到同一地点去的人发现：日本占据的一切痕迹都已被仔细抹去了。）

了结的详情由大久保于十一月七日自上海电达东京，消息立即转告各部。这桩难处和平收场，于国内的日本人是可喜的消息。除下层人之外，没有人被真要开战的前景所吸引，虽然万一不能以体面之法避开战事，全国都是有预备的。各等人——自皇室至农户——所献的大笔捐款都已交政府支用。极多的百姓已报了名，愿以志愿者的身分效力。大量军需的积储、在最近中国海岸处设立强大的武备，都是这个民族愿为可能到来的战事作充分预备之心的一部分。

西乡所得的成功，并不比大久保所得的胜利更为完全。日本人临战的勇敢无人怀疑；可许多人不肯信：在外交上，这个较年轻的国家能同一个政府——一个唯一显著的成就就是政治权谋之发展的政府——的狡诈与机巧相匹。

大久保到台湾去把结果亲自告知西乡将军之后，回了日本，十一月将尽时抵东京；在那里百姓以种种称许的表示迎他，皇室也异常地加恩于他。

在台湾，六月间中国代表来访之后，便没有要紧的事来变一变营中生活那无休的沉闷。七月底以前，南部一切为敌之社都已表了顺服。此后再无可记之事，只不幸地有一场极严重的台湾热病，使五百多名日本兵士与苦力丧命。这病八月间第一次大发之后，蔓延得如此之快，以致占据的最后几星期里，每日死亡平均十三人；而且据称：在那里聚集的几千人中，只有西乡将军与一名下级军官全然未被此病所染。这期间不得不从日本接连调援兵来，补那些病倒者之缺。几位美国随员也同众人一样受苦：卡塞尔先生病得那样重，有一段时候众人很怀疑他是否能复原。瓦森先生在这病最厉害的形势未成之前便离了本岛，是最先复原的人之一。

中国在十二月一日之前把所要的补偿付了；而西乡将军此前（十一月十七日）已由一位有身分的特使正式递交了命令，便于十二月三日率全部人马辞别台湾，比约定之期早了两个多星期。启程之前他发了两道告示。第一道递给并向友好的原住民宣读如下：

「我们来此之意，已经告知你们；你们也深明我们的用心，并尽你们的力量给了最好的相助。一切凶野的山地人都在我们的兵威之前战栗低头。此后我们之所以继续占着这片地方，是因中国政府对我们的举动有所反对；可如今两国交涉既已了结，我们便照中国之愿把这片地全让给中国。你们对我们所显的良善亲厚的孝顺之情，我们深知而且深为感念；我们诚心劝你们：此后要像爱我们一样去归附中国的官员，并要正直地遵他们的法度，不作任何反抗。」〔注三〕

〔注三〕（原注：日本统兵之官说到山地人与出兵的日本人之间存着亲厚之情，并无夸张，这一点我是深信的。甘为霖牧师在他所刊的《台湾语信条书》里，论到本岛既已成为日本的属地、日本人此后对付山地人大概会取什么方针时说：「单就政府的措施而论，中国旧日那种除了设法灭绝原住民之外几无他为的方针，无疑要改一改；因为日本人精明，知道对他们取一种父母般的态度，不单能把猎人头的风气止住，从而得着六千平方英里极可贵的土地，还能靠造出许多忠顺而极有用的同国之民来增强自己的手。顾到这一切，一八七一年日本出兵台湾之事是不可忘的。那次出兵惩罚的性质人会记得，可参与其事的人那种自我约束却不那么为人所知。卓杞笃的次子文杰曾对笔者说：日本兵士该走的时候到了，当地各族很是难过；而西乡将军的名字在琅峤以东的村子里，很可能至今仍被人带着敬意提起。但愿在眼下这桩大得多的事业上，也能照样取一条坚定而宽厚的路。」见该书序言第八、九页。）

第二道告示是给那些曾联合与日本为敌的各社的：

「数年之前，牡丹人杀害我琉球属民数人，犯了不可赦之罪；我从道恭奉皇命，前来惩罚你们。可你们既悔其恶行、求我宽恕，我便恕了你们，想你们愿在我皇上宽仁的治理之下过平安长久的日子。可如今同中国的安排既已议定，我国已顺从该国之愿，我们即将离开此地。此后你们须正直地顺服，不作任何反抗。」

军队登船一事，于琅峤谷地的居民是一桩可记的事；他们来了极多的人，又有异常多的原住民同来。〔注四〕

〔注四〕（原注：「十二月二日上午八时左右，周知府到了日本营中，随行有台湾的一营兵与二百名正规步兵作护卫。这一行人并无半点军容可言，一路寻到大营；知府由西乡将军接见。一小队照法国式装束、持法国式兵器、受法国式操练与纪律的日本步兵列成纵队，面对着也列成军阵的中国兵。

将军表示要把日本步兵仍守着的营外各哨交出；知府不受，将军便下令把余下的卫兵撤回。这些兵归入步兵纵队，由西乡将军与其幕僚领头，全队以极整齐的步伐朝海滨开去，就在那里登上候着他们的船。还有少数日本兵在把他们的物件装车，一队海军陆战队员上来护他们；这些人的军容实在极为壮观——鼓声与号声齐作，他们开到大营，占住了那片院落。

这队陆战队员下午早些时候离营，去看守留在滩上候船的大批物料；其中凡日本人要带走的，都在当夜前半夜装了船；余下的由日本巡洋舰的水手点火烧了，那些水手是最后离岸的人。

西乡将军登上运输船时，中国巡洋舰「扬武号」放了二十一响礼炮致敬；日本的巡洋舰立即以同样响数回了礼。

到十二月三日上午九时，「扬武号」已独占着琅峤湾——此前那里可以说有一段时候是挤满兵船与运输船的；日本侵台之事就这样和好地了结了，而这件事一度曾像要闹成极严重的局面。」见《大清皇家海关报告·打狗，一八七四年》。）

山地人显然受了众人的体恤，尤其受了出兵各军官异常的厚待；因为他们在日本人启程之际明显地动了情，等将军与他的幕僚终于朝小船走去时，他们拉着他们，抓住他们的手与衣服，必须轻轻地用力才掰得开。

十二月七日，总督军在长崎登岸，十天后抵东京，在那里受了极大的礼遇与尊崇。

次年一月，大隈重信向天皇上了一道奏文，为撤销那个因台湾出兵之需而设的部门作预备。文曰：

「去年正月，重信等遵所奉密旨，向陛下呈上惩罚山地人之议。四月设台湾事务局，以重信为长，总理该局一切事宜。五月，总督军西乡从道率兵往山地人之地，灭其凶顽，抚其顺服，并久驻其地。同月遣全权公使柳原前光赴中国；八月又遣全权办理大臣大久保利通往该国。利通与诸人于所受重任，勤勉忠诚以行。十月与该国换立约款；十一月，利通等报命。十二月，从道凯旋。自设局至此，历八个月。于是受难者之冤第一次得以申，一藩属民之地位第一次得以明，各国航海之人第一次复得平安，而国家之威信亦因之以立。

我军启行在途之后，外国公人有所责言。中国政府匆匆遣使，致函往来，表示意见大相径异。有些人不明政府之见，便开始疑所行之道是否正当；又有些人议论经费之不足，流言鼎沸，国家又几于危殆。

重信等仍旧担下这责任；可日夜劳忙，深恐力不胜任。所幸陛下明断从未动摇，而政府的筹议愈益坚定。大举军备既成，城乡人心皆知皇上之意。有人愿舍身为国而死，有人愿输财以助军费。文武百官合力同心，惩罚山地人这桩大事终成事实。此举于外国无可愧，其光荣亦不逊于古时之功业。

倘当流言喧嚷之时我们迟疑退缩，则受难者所受之害不得申，一藩属民之地位不得明，世上航海之人永不得知平安，而一片盗匪之地将永久立于其处。倘其结果如此，我们不单要在世人眼中受辱，这还将是国家威信即将倾倒之兆。所以惩罚山地人一事所关的利害甚重。

臣谨愿陛下奋然继此而行，详加思量；由省察既往而得以筹划将来之方针，使陛下明睿之业升于至高之荣，而不止于惩罚山地人一事。」

总理衙门并不以为此事要紧到该把所得的和平了结奏知他们的皇帝；他们若奏了，皇帝必定要大为惊异——因为据称整件交涉的一字一句从未被容许上达御前，而皇帝于一八七五年初去世，对一度威胁过他疆土的危险毫无所疑。

一八七五年的头几个月里，中国人着实用了几分力，想对南部的山地人行权。他们这里那里匆匆走了几趟，却很持重地避开一切近内陆之举。沈葆桢得了近日的经历之益，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建议此后台湾应依与其地位及需要相称的制度治理，并建议把闽浙总督移到这个更要紧的地方来。依此意，有一小队兵被派到琅峤湾以北那个小村枫港去，众人以为在那一带可免山地人的侵扰。可他们不久便要醒悟了；因为一月里有两个中国人沿那村子以南的路行走，照老样子被拦路杀了。

为向山地人报复，便安排了一次出兵；那五百人的驻军开进狮头社的山险，要攻取那个据信行凶者所出的村子。

他们未遇抵抗便到了那地方，立刻把它烧成平地，村中老人、妇女与小孩则立即被杀。他们自以为该办的都办成了，便回头朝枫港走；可走不多远，一支三百人的分队被山地人极猛烈地袭击——那些人四面而起，把兵丁弄得大乱，虽然据说带队的人举止镇定而勇敢。山地人于兵器并不挑拣：火器、矛、箭，以及从上头高处抛下的石块，对敌都用得极有效。最后持刀带匕的山地人猛冲上来，围住那些惊恐已极的中国兵；结果约二百五十具无头的尸身被留在那片山地的莽丛里腐烂，只有约五十人回来报说中国这第一次要把治权推及南台湾原住民的尝试是何等可叹的收场。〔注五〕

〔注五〕（原注：关于这一战被杀的人数，另有几种说法，其中之一把中国的损失只算作九十人，连那位主官在内。可我想我们不妨稳稳地采信打狗税务司的说法；他在一八七五年的《皇家海关报告》里所述——他说那是「实情的概要」——称：那「三百人的一队」中国兵里，「统兵之官与他大半的人都被杀了，只有约五十人回来讲这桩惨事」。）

自日本人离去之日直到今日，南台湾的山地人再没有对外国人行过一次敌对之举。实际上有好几次外国人结队在他们的地界里行走，并未遇着什么不幸。可对中国人，那股任何影响都除不掉的憎恨始终存在。这两方自最古的历史起便相战——那时有一个中国海盗被风逼得在台湾登陆，把所遇的当地人尽杀，又用他们的血漆他的船；如今实际的战争或许可以靠外来的影响防止，可只要这两种人相接，那传下来的憎恨总要找出某种发作之法。

日本做了一件好事：把一个二十多年来威胁着航海者安全的祸患从太平洋上除去了，她该为此得着充分的称许。

即便那些在出兵之时相信日本另有图谋的人，如今也必得同意一位中国政府的外国雇员的证言——此人所处的位置最便于了解局面；他说：

「不论日本预备这样一次所费甚巨的出兵，其原来的用意如何，有一件事是无从闭眼不看的：单就本岛的利益而论，他们的举动迄今所生的结果是纯然的好。惩罚牡丹人一事，只能看作一桩必要的严厉之举，而这严厉在久远之后将于全人类生出有益的后果。」〔注六〕〔注七〕

〔注六〕（原注：亨利·埃德加先生，日本出兵之时驻南台湾打狗的中国海关代理税务司。）

〔注七〕（原注：一切费用付清之后，这次出兵的总花费查明为三百零一万八千零五十九圆。所派的军队共三千零五十八人，由十三条运输船载运。

此时翻看与日本这次出兵有关的各种文件，有一事特别有意味：参与这次出兵的许多日本人后来升到了很高的位分。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下面几位：

现任海军大臣西乡侯爵，当时是陆军少将。

前内务大臣桦山伯爵，当时是陆军少佐。

前台湾海军参谋长角田海军少将，当时是海军中尉。

前台湾地方长官田中海军少将与儿玉海军少将，当时都是海军中尉。

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首任局长水野先生，与杉村先生，当时都是出兵的随员。）

第十四章台湾开放通商（一）

一八五〇至一八六八年

有人建言英国占台湾——伯驾、佩里与哈里斯建言美国占台湾——早年的外国商人——鸦片飞剪船——台湾由美国与俄国促成开放——由英法两约确认——第一处领事馆——郇和——六十年代初的贸易——最早的外国洋行与它们的代表——海关开办——早年的侨民——早年的商船——台湾的海盗——台湾的船难——广丰号与萨布丽娜号失事——约翰·基利被海盗囚时的经历——东岸的中国人——第一台蒸汽机传入——外国人助平埔人——私人试图建殖民地——大南澳事件——英国政府干预——一八六七年的大地震——同中国人的难处——雷恩博先生被攻——一支商人的队伍强使秩序恢复——英国海军多次登陆——同官员无休的纠葛——有人图收非法的桅捐——一八六八年南部的一场危局——天主教堂被毁——教民被害——哈代先生被行凶殴打——道台的骄横——悬赏五百元买一个外国人的头——必麒麟先生被攻——一名传教士被控杀人——设伏聚兵以抗英国领事吉必勋——厦门道台到来——吉必勋领事决意夺取热兰遮城与安平——英国海军登陆——炮击安平——格登中尉强攻该镇——一桩大胆的举动——同中国军队交战——大员们依从领事的要求——英国兵力撤走——圆满的收局——不公的责难——北部的纠葛——希尔与伯德两位先生被巴士卡当地人攻击——被琉球人所救——美国军舰阿鲁斯图克号与英国炮舰雅努斯号到来——太平与秩序恢复。

前五章里，我们按年代次序讲了台湾那片称作「山地各族地方」的部分所发生之事。此刻须把读者带回本世纪中叶，接着讲那一部分有外国人与中国人在内的历史——那一部分我们上次记到第八章，以一百九十七名英国臣民被屠的记述收尾。

本世纪的后半是一段商务极为活跃的时期；那时欧美各主要国家都伸到本土海岸之外，在世上搜寻立足之处——凡贸易前景有望之地便寻。有了轮船之后，远地彼此更近，而东方连它的富饶便引来极多的人。一八四二年英国取了香港；一八五四年佩里提督迫日本开了她的宝藏；一八五九年法国取得了进入交趾支那之门。

台湾虽名义上为中国所有，可众所知的是：那国家对其中大半并不主张管辖；而即便在中国人的地方，皇帝的治权也是弱而可疑的。这一层，连同它众所知的丰饶、以及偶尔的旅行者在一个急切的世界面前所摆出的关于该岛隐藏之富的奇谈，便把欧美的目光引到那「美丽岛」上来。

近世最先建言占台湾的是英国人。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中国之后的一段时期：英国人此时成了自由贸易者，正在寻一处地方，好使英国的贸易可以不受中国大员们的干预与压迫而进行。先是一八三三年，此后在后来的年月里，在华的英国人屡次建言台湾是一处便当而可取的产业。实在说，到三十年代末，所择的在舟山、宁波与台湾之间；而终于被占的香港，倒极少被提到。

香港开埠通商之后，东方水面上外国船的数目大增。美国在对华贸易中占了很大一份，她那些快飞剪船是常见的来客。海岸既无海图、台风又频，有许多好船到了东方，只为找一座坟。整个东方之中，台湾是最被人惧的：在它岸上失事的船之多、船员被屠之惨、或是落在山地各族手中的俘虏被降为奴之惨，使该岛在世人面前格外显眼，而人道要求这些残酷的暴行须止。

因为这些灾难中受害最多的是美国人，华盛顿当局的注意便被引到占该岛一部分的可取之处上——这样既可对航运界一般有所相助，又可为美国在东方取得一处海军站与一处美国货物的集散地。

一位在中国颇有名的美国商人奈伊先生，是最先把这题目提到美国当局面前的人。他已有一段时候设法要劝政府去寻他失踪的兄弟——那人曾是飞剪船凯尔皮号的乘客，而那船据以为是在台湾岸上失了事；他相信他兄弟正在该岛山地各族中间为奴。奈伊先生借当时美国驻华专使伯驾医生之助，设法要劝美国政府占住该岛当时为山地各族所据的一部分，无疑主要是存着防止这些灾难重演的意思。佩里提督对这个建言也是赞同的，他有几位官员到该岛走了一趟，并写成一份完备的报告，其中那位提督力主占住它。奈伊先生一八五三年在给伯驾医生的一封信里写道：「台湾的东岸与南端，连同相邻的兰屿，正在中国同加利福尼亚与日本之间、以及上海同广州之间通商的正道上，该受美利坚合众国的保护；而我若得到美国政府的保证——说我在那里要被承认并被保护——我愿欣然助其殖民之事。

「我很知道另有些人在同样的保证之下也愿相助；而我极明白：此时动手大概不会招任何强国的反对。」

美国第一位驻日公使哈里斯先生深为所动，想到倘使台湾一部分或全部归美国所有，美国以及一切在世上这一带有商业利益的国家都能得益。为使政府对这个提议起兴，他勤勤地从许多处搜集材料，从而写成一篇颇长的文章，论该岛的过去与现在、它的资源等等；那文章被呈给国务卿，并建言把那片土地买下。

这些建言在平常的情形之下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说不上。这个问题才摆到美国政府面前，美国联邦的存在便受到内战的威胁，共和国的一切公民都被召去从军。

于此，美国政府既在自身的完整都有危的时候不愿考虑扩张疆土的提议，别的政府便急切地细读伯驾、佩里与哈里斯那几份冗长的报告，把这三位美国人的建言用到自己身上。法国与德国格外有兴味，两国都怅然望着这颗东方的宝石。可两国国内既有极要紧的事，便不得不一时把东方殖民的一切计划撂开；于此除了那些看中该岛商业可能的商人之外，台湾看来终于从欧洲各国的视野里落了下去，有若干年无人想起。

中国的对外商务既渐发达，美国与英国的船又常在中国海上，便偶有一条双桅纵帆船到台湾一港，盼着捞到些有利的买卖；更常有的是一条快飞剪船载着一批鸦片横渡海峡，去赚一笔大利。打狗与淡水是这桩买卖的要紧口岸；五十年代末，有一个通称穆尼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在前一港的港里住了下来，住在一条他摆在那里的废船上，用作他那些快飞剪船不时运来的鸦片的收货船。

那些大鸦片商的本处一般在香港；他们在中国海岸四个条约口岸各有一条收货船，装着重兵器，配着足额的船员，通常是马尼拉人，好让居民可以买那药。

那些飞剪船沿岸来去，把所需数量的鸦片运到收货船上，再带回换来的银子或别的货物。他们所营的是一桩冒险的事业，面临许多危险，须有有胆的船长与大胆的水手才能平安把它撑过去。那些船通常载重一百到二百吨，造得结实，装备极好，船型容得极快的速度，有些还是那位有名的游艇造船家、考斯的怀特所造。它们就其大小而论装炮甚重，通常架六到十门炮。一条装备完好的船大概每边架三四门炮（最大的飞剪船上是十八磅炮）；最大的船在船腰上有一门大炮，乃至有到六十八磅的；此外往往在前甲板上还有一门。在比较近世的日子里竟须这样的装备，是因为有许多中国海盗；那些人驾着快哨船，并不惮于图夺一件像鸦片飞剪船那样的厚利之物——不论它是出航载鸦片，还是回航载银子。那些飞剪船通常还备着长而重的桨，约四十英尺长；若船在无风的天气、或在近陆之处被海盗所胁，便可把桨从炮门伸出，每支由五六人摇，若情形不甚不利，可使船一小时走三四节。

买卖通常在收货船上办；若没有常驻的船，便在那些飞剪船一到之时在船上办。中国的银师照管那药的出售与银钱的看管。

贵金属无论何种形状都收，可主要用的是银。它有时以细丝银锭而来，有时以八九英寸长的银块而来，也有不少是破碎的瓶、庙里的饰物乃至身上的首饰；而数量较大的则是西班牙或墨西哥的银元——那是东方主要的贸易钱币。

该岛商务生涯之始，可从一八五八年算起；那年香港两家洋行——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第一次做起台湾的买卖。诚然，直到一八六〇年他们才在该岛真正设了代表作一般商人；可一八五八至五九年间，两家都经手了大量台湾樟脑——那是照先前的安排从握有这桩买卖专卖之权的大员们那里得来的。

把该岛开给外国通商的第一步，是美国与俄国的外交代表列卫廉先生与伊格纳季耶夫伯爵所走的；他们一八五八年成功地劝动了中国政府宣告台湾开放给外国人居住通商。此后又有别的口岸由一八六〇年——即对华战争结束之时——所批准的英法两约开放；〔注一〕法国取得北部淡水的开放，〔注二〕而一八六一年又经朝廷当局同意把基隆添作淡水的附属口岸；英国则在三年后取得承认打狗为台湾的附属口岸。台湾虽于一八五八年这样名义上开放了，可直到一八六五年地方上才有了章程、那地方才真正开给外国人居住。第一位到台湾的领事代表郇和，一八六〇年十二月被英国政府任为驻台湾副领事，布劳恩为助理。一八六一年七月，郇和先生到打狗，是由英国炮舰金龟子号自厦门载来的。他同他的属员自打狗走陆路到台湾府；到了治所，便被官方安置在城墙外、靠近运河的风神庙里。

然而那庙的近旁证明是个不驯之地，那些外国人被成群的人扰着——那些人满足自己好奇时并不总是客气的。郇和先生不得不请大员们相助驱散那些人群，他们已变得极为难堪。可叫这位领事骇然的是：有一名官员回来告知说，大员们全然无力驱散那些人群。实在说，此前不过一个星期，百姓刚公然暴动反抗官府——官府曾图征厘金以筹大陆的军费。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郇和先生明白住在城墙内要愉快些；于此他接了一个邀请，第一夜住在城内一位富足的中国商人家里。后来他在城内寻到一处舒适的住处，此后留台湾府期间便住在那里。

荷兰人那座宽敞的港既已消失，台湾府便失了它作为港口的要紧地位。一八六〇年，自该城出口的产物主要是糖与米。进口的是鸦片与少量的白布。南边的打狗此时正兴起来。它有一个在当日够用的港；它更近产糖之区；货物同治所之间运送便易；怡和洋行已把废船探路者号摆在那里，宝顺洋行摆了德那第号，两条都用作收货船。郇和先生发觉台湾府极不卫生，他七名仆人中死了三名；到那年将尽时，他不得不渡海到厦门去养一场热病之后的身子。

终于议定淡水的商业可能更大，而台湾府的领事馆一时并不需要。于此郇和先生把他的办事处移到淡水一带的口岸沪尾，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中旬乘英国炮舰便捷号到了那里。〔注三〕

郇和先生过了一年才得以在岸上寻到住处；于此一时之间他把办事处与住处都设在怡和洋行的收货船冒险号上——那船几个月前才到，是来参与这新开口岸的贸易的。

这时候，该岛任何一处都没有住在岸上的外国人；而在淡水，唯一的外国臣民便是冒险号的船长与水手，他们在英国的保护之下。那两条快捷的小飞剪船——宝顺洋行的野浪号，一条一百五十九吨的双桅横帆船，与怡和洋行的温德克斯号，同样大小——是定派来照料两家公司台湾买卖的。它们备着好兵器以防海盗，每条除大批船员之外还架七门炮，野浪号还有四十名马来人之众。这两条小飞剪船载着鸦片飞进淡水与打狗，又载着钱币与本地产物飞出来。

同一般所信相反的是：在外国人到该岛之前，台湾茶便已照常运往中国。郇和先生一八六一年说：厦门与福州的中国商人大量进它，用以掺入较好的茶。此外，郇和先生还是第一个把外国人的注意引到这些茶上的人：他同年把样品送给三位不同的茶师鉴看。〔注四〕

一八六一年的出口有米、靛青、糖、树皮、落花生饼、樟脑、煤、苎麻、木材、藤、茶、咸菜、豆类、大麦、小麦与硫磺。

一八六二年，宝顺洋行与怡和洋行都已正式在沪尾立住，有代理人住在那里；又在艋舺设了有银师的中国人机构——艋舺当时是北部最要紧的城。前者的代理人是达席尔瓦；后者则经由中国代理人办事，另有一个英国人、威廉·莫里森船长往来于淡水与打狗之间，兼顾监察两处。次年年初，一个英国人查尔顿·雷恩博到淡水，以驻地代理人之身掌宝顺洋行的买卖；一八六四年两家洋行都在岸上有了代理人的住处与货栈。虽然条约口岸是在沪尾，可北部的买卖发觉全在艋舺进行（那是一座同大稻埕相邻、在大稻埕之北、离口岸约十一英里的城）。于此英国驻淡水的代理领事便成功地从中国官方取得许可，把淡水这个条约口岸的界限展到把艋舺也包进去。〔注五〕

大清海关一八六三年在淡水开办。第一位（代理）税务司是英国人豪威尔先生，他的继任者是申克先生——美国海军申克提督的侄儿。

同打狗通商的船只，须先驶往厦门、福州或淡水之一处把货估了税，才能到打狗卸货；而打狗那一港设了两名查验员以防走私。同样，离打狗的船也须先取道上述口岸之一处，才准往各自的目的地去。

然而这桩对航运极大的妨碍为时不久；因为一八六四年五月五日，麦斯威尔先生以第一位税务司之身在打狗开办了海关，把办事处设在前面说过的那条鸦片收货废船探路者号上。年末又在安平开了海关的一处分处，自一八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办事。后来成了显要人物的必麒麟先生——当时是一名查验员——被派去主持。

南部的贸易此时看来好起来，不久便是淡水的两倍。那两家开路的洋行已在打狗与台湾府都建了货栈、置了产业；而相当多的外国侨民——其中有两家新洋行的代表——也聚在那里。〔注六〕

于此副领事郇和〔注七〕——他同台湾府的中国官员通话时曾遇相当的难处——便把他的领事办事处重设在南部；这一回是在打狗，他在宝顺洋行所属的鸦片收货废船德那第号上升起他的旗（在那里一直待到一八六六年才移到岸上一处住所）。北部的领事办事处留给布劳恩先生掌管，作为南部的一处分处续办；一八六五年又在台湾府开了一处英国领事办事处，由瓦特斯先生（助理）掌管。

南台湾的贸易里，进口的大宗是鸦片，那实际上是外国人唯一有兴味的进口货。出口有糖——打狗出黑糖，台湾府出白糖——姜黄（主要运往中国北部作食、作染料、作药）、龙眼与落花生，以及芝麻油。米曾大量自打狗出口，直到一八六五年中国政府禁其出口，只许凭执照运往厦门与福州——而那执照是难取得的。这道禁令两年后撤了，可一八六九年又加上了。一八六六年打狗与台湾府的进口值一百六十万八千七百八十九元，出口值一百十五万八千七百七十八元。

淡水与基隆的商务活跃要少些。直到一八六六年——

〔注一〕（原注：第十一条。——除《南京条约》所开之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各城镇之外，议定英国臣民可往牛庄、登州（烟台）、台湾、潮州（汕头）与琼州（海南）各城及各口。见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英国与中国订，一八六〇年批准。）

〔注二〕（原注：第六条。——既经经验证明，开新口岸通外国商务为当今之需，故议定广东省之琼州与潮州、台湾岛（福建省）之台湾与淡水、山东省之登州、江苏省之南京，均享与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同等之权利。见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法国与中国订，一八六〇年批准。）

〔注三〕（原注：领事告示。——因淡水之港较台湾岛上一切别港更有便利，下署已把其馆署自台湾府移往该处；故此后淡水即为台湾开给英国贸易之领事口岸。该港之界限，向海以河口之沙洲为界，向陆以上游约四英里处之峡为界。）

〔注四〕（原注：见论茶之一章。）

〔注五〕（原注：告示。——兹通告一切有关之人：本口岸之界限沿河上展，以把艋舺一城包入。英国领事馆，代理领事布劳恩署，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台湾淡水。载于一八六二年九月六日《北华捷报》。）

〔注六〕（原注：一八六四年已在打狗立住的外国洋行如下：怡和洋行、宝顺洋行、麦克费尔洋行，均英国；莱斯勒洋行（后称莱斯勒与哈根洋行），德国。

一八六四年末在打狗与台湾府的外国侨民如下：

在打狗：郇和，英国领事；麦斯威尔，海关税务司；布罗迪·克拉克，海关帮办；威廉·梅里克，海关验货长；乔治·克鲁，海关查验员；乔治·亨利，海关查验员；詹姆斯·麦克费尔，麦克费尔洋行股东；罗伯特·罗思韦尔，麦克费尔洋行书记——以上均英国。莱斯勒洋行的莱斯勒，德国。宝顺洋行代理人达席尔瓦、席尔瓦太太，葡萄牙。

在台湾府：尼尔·麦克费尔，麦克费尔洋行股东；亚历山大·莫里森，怡和洋行代理人；威廉·亚历山大·必麒麟，海关查验员（安平）；约翰·威廉·明戈特，麦克费尔洋行书记——均英国。

一八六五年打狗又开了第二家德国洋行：基尔曼与阿利施洋行。同年又到了一位长老会的医疗传教士马雅各医生。）

〔注七〕（原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再没有别的外国人能把自己的名字同台湾结得这样牢，如已故的郇和——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皇家动物学会会员。他在台湾虽只几年，却彻底具备了那于科学家极为要紧的本事——极强的观察力——于此得以搜集许多关于该岛的一般消息；而他在科学题目上的贡献、以及他在台湾鸟兽中间的发现，将把他的名字传于后世。所以在此用几行说一说他的经历，并非不合宜。据英国外务省职员录所示：郇和先生在伦敦国王学院受教育，一八五三年考入伦敦大学。一八五四年被任为香港的额外通译，次年调厦门，又一年后被任为该口岸与上海的二等帮办。他曾随额尔金勋爵赴华的特使团（一八五六年）；使命终了后回厦门，后来在那里被任为通译。一八五八年他随英国军舰不屈号以通译之身赴台湾，寻访某些据信在该岛硫磺矿为奴的欧洲人。一八六〇年他随赴华北的远征队，先充纳皮尔将军的通译，后充统帅霍普·格兰特爵士的通译，并因此役得了一枚勋章。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任为台湾副领事。他把台湾产物送展一八六二年万国大博览会，得了褒奖与一枚奖牌。他被推为伦敦皇家动物学会的通讯会员、亚洲学会华北支会与孟加拉亚洲学会的通讯会员。一八六三年被任为伦敦皇家动物学会的终身会员；同年又为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与人种学会通讯会员；同年将尽时被选为伦敦国王学院的荣誉院士。一八六五年升任台湾领事；一八六六年掌厦门领事馆，次年掌宁波领事馆，在那里一直待到一八七五年，才结束他领事的生涯，领养老金退职。不久之后他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于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去世。）

第十四章台湾开放通商（二）

……这一年又到了一位新的海关帮办亨利·詹姆斯·费希尔，又有布罗迪·克拉克在打狗设了商号代理。

一八六六年，万巴德医生到。宝顺洋行这一年把打狗的代理处关了；达席尔瓦入了莱斯勒与哈根洋行的股。埃莱斯洋行在打狗开办，暂由雷梅迪奥斯管事，泰勒于年底到，接任首席代理人。同年年底，贝恩到埃莱斯洋行充帮手。

一八六七年，德记洋行由马森主持、怡记洋行由罗伯特·克雷格主持，在南台湾开办生意。麦克费尔洋行这一年歇业。长老会传道的李庥牧师这一年到，与同一传道会的万巴德医生会合。

一八六九年，布朗洋行在南部开办生意；罗伯特·黑斯廷斯到，充海关的查缉员。

这些开路之人中，如今（一八九七年）仍在岛上的只有两位：贝恩，现为贝恩洋行之长；以及罗伯特·黑斯廷斯，现为莱特洋行之长。

淡水的英国臣民只有九人，南部则有十四人〔注一〕；不过另有三家新到的商号。一八六四年在淡水立业的陶德先生；一八六五年创办美利士洋行的汉堡市民美利士先生；还有美国人菲尔德与哈斯蒂斯，约在此时在基隆办起煤与樟脑的生意，又拉了容闳入股——此人是汉人，后来在官场上得了很高的位分，终于入了美国籍。一八六七年人数颇有增加；到年底，住淡水的英国臣民有十人、基隆三人，美国人淡水四人、基隆三人，欧洲大陆各国的人淡水五人，共计二十五人。一八六六年北部两口的出口值三十七万九千三百二十一元，进口值一百零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元。

〔注一〕（原注：一八六六年住在淡水的英国臣民：代理英国领事格雷戈里；海关代理人约翰·威廉·豪厄尔；海关潮汛稽查休姆；海关查缉员鲍威尔；海关查缉员古德里奇；宝顺洋行代理人陶德；宝顺洋行行栈的炮手巴蒂；里默；希克斯。又，尼尔·麦克费尔与亚历山大·莫里森虽注为台湾府的居民，却有一部分时日住在淡水。）

在台湾设外国领事馆之前，本岛的樟脑贸易全在两三家最富的外国洋行手里；它们派纵帆船去收脑，沿岸各主要口岸所驻的本地代理人一买到，船就去收。这几家大洋行觉得这贸易极为有利；可外国税务司一设，便宣告全部海岸并不开放通商。这样一来，贸易被限在淡水与基隆两个约开口岸，生意似乎就不那么赚钱，各洋行便把船撤了。从前因缺本钱而施展不开的汉人，如今便不迟疑地趁了这桩有利的贸易；他们一面精明地分送礼物，一面许下按期付给官员的若干款项，终于取得了经营樟脑的专权——然而这专权到一八六八年又失了，那时经外人相当的压力，这个专卖便被废除。〔注二〕

〔注二〕（原注：见樟脑一章。）

贸易既增，船运之便也相应地改良。「狂浪号」的船长托马斯·沙利文、「卫者号」的船长罗珀，以及怡和洋行的代理人亚历山大·莫里森船长，是台湾船运的开路人。诚然，也不时有汉堡或丹麦籍的散装纵帆船来台湾各口，可没有一条像「狂浪号」与「卫者号」那样与早年的贸易结得这样紧。

有好几年，来的只有纵帆船、双桅船与一百吨至二百五十吨或三百吨的小三桅船。约六百吨以下的帆船偶尔到基隆，轮船则极难得才进这个港一次。第一条与台湾贸易结上关系的轮船是「联合号」——二百零四吨——由威尔逊船长管驾。这条船属宝顺洋行，一八六三年作第一趟航行。开路之人最熟的别些船只，还有纵帆船「渡渡号」，「火蜥蜴号」——一百零六吨——罗珀船长；「珍珠号」——八十五吨——埃伯特船长；以及「伊丽莎·玛丽号」，它一八六六年初到，由霍尔船长管驾。「珍珠号」常在南台湾与大陆各口之间往来，直到一八六六年六月，它载着米与杂货自打狗往厦门的途中沉没，连货带人只有一人得生。「伊丽莎·玛丽号」多次往来厦门与南台湾各口，载鸦片与杂货。它在这条线上行驶到一八七〇年中，在打狗失事，当时的船长是比蒂。它失事的前一年，赫尔曼·福斯廷船长第一次乘它到打狗，当时是水手长。〔注三〕二百零四吨的「卢比孔号」也是台湾沿岸很有名的纵帆船，行驶到一八七一年，在澎湖失事。〔注四〕

〔注三〕（原注：福斯廷船长留在南台湾，成了一位有名的引水人。他在打狗与安平一直经理船务，直到近日日本占据本岛为止。）

〔注四〕（原注：轮船的汽笛不久便成了这些小快船的丧钟，至少就台湾贸易而论是如此。「狂浪号」卖给了日本人，在它初航琉球时连人带船都没了。神气的小「卫者号」被降作一条帆船，如今改成一条哨船，正从福州往上海运竹木。「火蜥蜴号」卖给了澳门的葡萄牙人。）

一八七〇年以前来过的轮船中，有三百十五吨的「源子福号」，斯托克斯船长；一百三十吨的「火神号」，兰德尔船长；以及一百七十四吨的「小精灵号」，托马斯船长。最后这一条是第一条载着台湾货物到日本去的船。一八六四年十二月，这条船载着杂货自横滨到来，次月又载杂货开往横滨。一百二十吨的明轮船「岛后号」由伯基特船长管驾，一八六五年不时自福州来往一趟，是南台湾各口第一条也是最后一条出现的侧明轮船。它后来卖给了中国政府，改名「海东云」，一八八四年法国人炮击福州时被毁。二百十七吨的「台湾号」由罗珀船长管驾，是第一条自香港经汕头、厦门到打狗、安平（台湾府）与淡水的定期班轮。然而它并不成功，不久就撤了。轮船「道格拉斯号」「广东号」与「耶苏号」在北台湾各口都很有名。后一条船一八六四年造于纽约，工价每日七元半。它是一位迪尔伯恩船长替宝顺洋行带出来的，后来由道格拉斯·拉普莱克与他的同伙买下。它叫「耶苏号」有一段时候，后来才发现所用的那两个汉字正是用来写天上的神的字；这个发现使它那些较为虔敬的顾客颇觉震动，于是那两个字便改掉了。

在那些日子里，陆上与海上的生活都不无艰苦与危险。岸上，当地人时时显出他们对外国人的敌意；而在本岛那些无灯塔、而且不妨说无海图的海岸上，有无数海盗出没。这些人倘不能在公海上拿住外国快船，便常同岸上的当地人一同去抢掠那些不幸失事的船只。

南台湾的海盗多到这般地步，以致他们时常公然不理官府。他们在当时的首府台湾府以北五英里处立了一个村子，名叫国赛港，在那里聚了很多人，除了海上的作为之外，还以掠害四周乡人作变换。安平的渔人似乎是他们常年的受害者；一八六六年将尽时，有一伙海盗在安平登陆，抢掠、强暴、横行了三天，然后安然无扰地回他们的巢去了。而这时首府与最大的城离此只有两英里。北部的海盗以一个叫白沙墩的大村子为根本之地，那村子就在白沙岬之后——白沙岬是淡水与竹堑（新竹）之间海岸上的一个岬角，那一带常有船难。

台湾确实以船难著名；凡被抛上离主要口岸视野之外的海岸的船，能从海盗与别的拆船掠物之人手里脱出，是极少有的事。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九年之间，在台湾（中国人所占那部分）海岸上或近岸失事沉没的外国船只在一百五十条以上；其中三十余条被海盗、拆船人与村民抢掠，许多条被烧，而已知丧命的人在一千以上。这类残忍袭击的实例可从船难表上得知。这些暴行中最可注意的（一八七〇年以后的船难在下一章里讲），是外国船「伊尔玛号」「文金基利号」「科苏特号」「玛莎与埃米莉号」「索贝拉纳号」「幸运星号」「阿曼达号」「广丰号」与「梅布号」几案。〔注五〕

〔注五〕（原注：下面这张表所列，是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九年之间在台湾海岸上或近岸失事的要紧船难。作者遗憾这张表并不完备。一八六一年以前并无船难的纪录；又有许多船只据揣测是在台湾或邻近岛屿失事的，关于它们却从未得着确切的消息；这就使这张表不得不有缺。即在后来的年份里，船难也并非总有纪录；这张表以及以下各章所载的材料，是在许多不同的档册里广搜之后才得来的。除英国船只——其后来的名单据信是完备的——之外，恐怕还有些遗漏。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五年的船难见第十五章末几页；此后各年的船难见第十七章。

一八五〇年以前的船难，我们所知极少。那时外国人并不住在岛上，中国人自然也不记录。那些灾难中最著名的，是英国双桅船「安号」——一八四二年三月失于台湾西北岸——与英国船「讷尔不达号」——同年九月同样失于台湾西岸。前者五十七人、后者二百四十人中，只有十二人生还；其余的人或被台湾的中国官员处死，或被抢掠者打死，或因受虐与饥饿而亡。（见第八章。）一八五〇年，载茶的「莎拉·特罗特曼号」失于台湾南岸外。英国的鸦片快船「凯尔皮号」也被认为约在此时失于台湾海岸。

台湾及邻近岛屿海岸上的船难，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九年：

一八五〇年——英国船「拉彭特号」失于南台湾海岸。船上三十人中只有三人生还，其余的人或被山地人打死，或在逃时溺死。那三个生还者在岛上被扣为奴一段时候，终于到了中国。（见第九章。）

一八五五年——纽约快船「高飞号」在南台湾海岸失事，连人带船俱没。船长是沃特曼；他的妻子，以及查尔斯·康普顿夫人与三百余名汉人，都是船上的乘客。

——美国快船「科克特号」这一年失踪，据信失于台湾海岸。船上载客甚多。

一八五七年——「雌狐号」在一场台风中失于台湾海岸。

一八五九年——英国船「凯蒂亚号」失于淡水附近。被兵与当地人抢掠。

一八六一年——美国双桅船「文金基利号」在布袋嘴附近失事并被抢掠。

——十二月——「辛号」在国赛港附近搁浅；本来可以弄出来的，只是岸上的当地人（汉人）大队而来，抢掠拆毁之后又把它点了火。船长与船上人见抵抗这样多的带兵器之人无用，便弃船往台南去了。

一八六二年二月——在新加坡注册的「汤姆叔叔号」在淡水港口失事。船沉下去，水面上只剩桅顶，几个不幸的人攀在上面呼救。海浪高得使每一次想放小船的尝试都归无用，四十人中只有三人得救；这三人是靠几块破木板才到了岸上。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英国船「玛莎与埃米莉号」在台湾西北岸搁浅。它并无大险，本可以浮起来，只是有一个想来抢掠的汉人把船长开枪打死了。船上人大惧，便弃了船，那船随即被抢。

一八六三年——汉堡船「埃丝特号」失于台湾海岸。

——十二月——西班牙三桅船「索贝拉纳号」失于南崁，被汉人抢掠。（见正文。）

——美国船「幸运星号」失于台湾西岸。船长、他的妻子与船上人受汉人极严酷的待遇，直到管海关的外国人付了一笔相当的赎金才获释。

一八六四年——「图拉莫号」失于台湾海岸。

——汉堡双桅船「赫雷尔号」失于台湾海岸。

——「玛蒂尔德号」失于台湾海岸。

——三月——英国双桅船「苏珊·道格拉斯号」自香港往宁波途中失于台湾东南岸外的火烧岛。船长与船上人受当地人厚待、供养了一个多月；船长随后搭一条帆船到了打狗。其余的人——除一名在岛上病故的夏威夷人之外——被英国炮艇「大鸨号」（塔克中尉）救出。

一八六四年四月——载茶的英国船「内瑟比号」在澎湖以北触礁搁浅。随即被行掠的村民登船，凡能到手的都抢了去。不过这一回倒是因祸得福：货被搬去那么多，船大为减轻，又起了一阵强劲的北风，它便驶出海去，续了航程，无人丧命，船也只受了很小的损。

——九月——英国三桅船「特鲁罗号」失于台湾西岸鹿港附近。船被当地人洗劫，剥得精光。

一八六五年九月——汉诺威双桅船「安菲特里忒号」失于台湾西岸、台湾府以北三十英里处。

——十月——三桅船「伊尔玛号」失于台湾西岸五条港附近的沙洲上。船随即被当地人围住。船长威廉·默里设法把他们挡开；第二天虽来了几个兵，却几乎没有出力护船。第三天晚上弹药用尽，船长被制住，而那些兵倒是最先动手抢掠的。到次日天明，船已被剥光，随即被点了火。船长、他的妻子与船上人从陆路脱出，终于到了淡水。

——十一月——汉堡双桅船「希望号」失于台湾西岸安平稍北处。船被洗劫，船上人被当地人剥光抢尽。

——十二月——英国纵帆船「朱莉娅·安号」失于台湾西岸打狗以南十五英里处。

一八六六年六月——英国纵帆船「珍珠号」自打狗往厦门，连人带船俱没，只一人得生。

——六月——英国船「博伊德号」失于澎湖，船与船上人被当地人剥光抢尽。

——七月——「费尔莱特号」失于台湾东北的宫古群岛之一岛。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约翰·吉布尼与一百九十七名汉人溺死。住在那些岛上的琉球人这一次似乎照他们素常的高义行事：他们把漂上岸的失事货物送来，供给受难者饭食，又谢绝酬报，并且真的送了许多米与两头牛到「京都亲王号」上——那条船把遇难的人载走了。

——七月——英国船「梅布号」失于台湾西北岸南崁。船上人全数得救，可船被当地人抢掠后烧了。

——九月——德国双桅船「爱德华号」在一场台风中失于安平。

——九月——荷兰船「皮莱德斯号」在一场台风中失于台湾西岸国赛港，被当地人抢掠。

——九月——英国三桅船「广丰号」在一场台风中失于国赛港，被当地人抢掠，船上人衣服被剥尽。（见正文。）

——十一月——三桅船「宾唐号」失于淡水港口。船长与船上人弃船。该船被陶德洋行买下。当地人抢掠了漂上岸的残物；英国海军派人登岸，烧了几间抢掠者住的屋子，追回了一部分被盗之物。

一八六七年三月——美国三桅船「罗妹号」失于台湾以南的七星岩。亨特船长、他的妻子与船上人乘小船到了台湾南岸，可除一名汉人之外都被牡丹山地人残忍地杀害。（见第九章。）

——十月——英国船「菲洛梅拉号」失于台湾西岸鹿港附近。船上人到台湾府时一无所有。

一八六九年十月——英国纵帆船「飞鹿号」在打狗港口以北搁浅。

（除另有说明者外，上列各船均为全损。））

本岛西边最可怕的两处地方，是南部国赛港一带那片危险的海岸，以及北部南崁与白沙墩村附近的白沙岬。这两个海盗村子的居民惯用的那套残忍手段，从下面两例可以见其大概。

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一场猛烈台风里，英国三桅船「广丰号」被逼上国赛港的岸。触岸后不久，岸上便显出相当的骚动；没过多久，便有三百个带长刀的汉人上船，动手抢掠。不单船被剥光，船上一切人的衣服也被从身上撕去，人则被赶下船。他们在岸上赤身无助，只得应承付给其中一个海盗六百元，由他指路往台湾府（在数英里之外）。船上人到了首府，可光景可怜得很：他们在炙人的日头底下走了两天，除了路上拾来的几片旧席，身上一丝不挂；而且他们涉过浅滩与小港时在蚝壳上走过，脚与腿都被割得很重。官员们对国赛港这些凶悍的海盗，或是不愿、或是无力惩治与约束。

西班牙三桅船「索贝拉纳号」于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于北台湾南崁（据奥拉诺船长的海事声明，见西班牙驻厦门领事报告）：「天黑下来，风势清劲，雾相当浓，又有些雨，使我们看不见四周；这情形一直延续到两点钟，船忽然往前猛地一顿。立即下令抢风，可是无用；我们发觉船已紧紧卡在礁上，无从弄出。因大浪不断打过船身，船受损极重；不过我们既近岸，便希望天亮后能救出一点东西来。我们本打算把桅砍掉，可不久发现舱里的水已涨到八英尺，于是把小船备好，以救我们自己与船上的文书。天亮时我们看见自己紧靠着台湾岛；虽然船与陆地之间浪碎得可怕，我们还是不得不放下小船，要把一条绳送上岸，再看能不能从货里救出点什么。可就在送绳的时候，一个大浪把小船打翻，撞得粉碎，船上的人极费气力才得救。我们放下第二条小船，结果也一样。我们随后设法把系着绳的救生圈漂过去，这也同样没有成。我们于是抛出一只水桶，令我们大喜，它到了岸上；可它刚一触岸，岸上的当地人就把绳割断，把桶拿走了。我们又抛出一个大鸡笼，也到了岸上；我们船上的汉人乘客向岸上他们的同胞喊话，这一回那些人把绳系牢了，我们大为宽心。可不到五分钟，便有一百多个汉人出现，顺着我们的绳子上了船，手里带着大刀。他们随即搜我们的身，把我们所有的都拿走；另有些人进了舱，动手抢掠我们的粮食与货物，从舱里通出的舱口往外搬。船上的文书与别的证件、天文钟等物，我们本已放在当时靠在船边的一条帆船上；可那些汉人发现了，把盖布撕开，把书册文件抛进海里，把仪器拿走了。船上是一片普遍的抢掠，岸上则有两千多人。这时那些汉人命我们上岸；我们离船时，他们把我们一个一个剥去衣服，只给我们留下衬衫与衬裤，有些人则一丝不挂。最后他们把我们带到一所屋子里，却少了三个人，说要三百元赎金；我们身上没有钱，自然应不了。可那屋主说：我们若肯给他一纸文书，令西班牙驻厦门领事付这笔款，他便垫出这钱。他垫了——或者装作垫了——那三个人便被带了出来，文书也就给了他。一月二十四日我们众人聚在一处，被送往淡水；到了那里，我们投见英国领事，他给了我们衣服与住处，并备了一条船送我们往厦门。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九日，船长、大副、二副与船上三人署名。」

这种在某些当地人中间显露出来的海盗之习，使沿岸的航路既险，又极为不便。有一回，一条外国船在基隆候着从东岸买来的一船米，竟停了六个星期，因为有一队海盗帆船在本岛东端外出没；那条船最后只载了约一半它所要的货就离了港。又有一回，几条海盗的哨船在北端外巡游了几天，使淡水与基隆之间的海上交通断绝。英国炮艇「火焰号」好几次同这些海盗交过手。下面这篇纪述里就有它；文中一个美国人讲他自己做海盗俘囚时的亲身经历，以及这些盗贼做这桩买卖的手段。（见美国领事报告。）

第十四章台湾开放通商（三）

「一八六五年三月四日，我驾挂美国旗的小帆船「博克韦号」自宁波出口，空载往福州。三月十日早上约一时，天极阴暗，东北风正紧，我在三盘水道以北的赵涂南岛外抛了锚；那里还泊着好些运木的帆船，看样子是开往宁波的。它们船尾后头又泊着两条广东的哨船。天亮时我正预备起锚，看见那两条哨船的甲板上挤满了带兵器的人（持火绳枪与矛），又见他们正预备放大炮。他们随即用洋泾浜英语招呼我上船去，我告诉他们说我的舢板破了，去不得。两条哨船于是各放一只小船，又有一只从岸上来，上了我的船，把我的船占了。我的船上除我自己之外，有一个欧洲人（搭客）与十八个宁波人，这些人立刻下到舱里去了。

他们问我有没有货或钱，我答说没有，他们便强把我带上他们自己一条哨船，随后把我同另一个欧洲人（搭客）——奥地利人亨利·李（或作李奇）——一同锁在船尾一处舷廊里；从那里一道约九英寸见方的裂缝，我能看见外头一点动静。我们被关在那里约四天。第四天，他们被几条官府的炮艇攻击，我（从那裂缝里）数得九条；可打过一阵，那些炮艇被击退了。这是在哨船航行之中发生的。我们随后往北走，照我所能辨出的，到了温州附近的大沙湾。在那里待了几天，一夜间开出，往南驶到湄洲湾，在那里夺了两条装木炭的帆船；随后进了港，把炭卖了，又把那两条帆船上的人放走。我们还夺了两条装硬煤的帆船，接着往泉州湾去，在那里遇着一条装盐开往香港的广东哨船。

那些海盗用汉话招呼它，它也答了话。他们随后把它追到一座叫东埔的城（在湄洲湾之南）；它一抛锚，他们便靠上去，登船把它夺了，割断它的锚缆，扯起前帆，把它带到海上，又强迫它船上的人替他们当差——把它一半的人手抽出来，分散到他们自己的船上，另派他们自己的人补上。我可以说一句：在海上的时候他们总把我们放出来，除了在任何近岸的港里才把我们锁起。此后不久我们遇着一条福州的哨船，装着糖与冰糖，船上有一名官员、几个妇女与若干兵。他们登船把它夺了，把那官员与船上的人都杀了，只留下一个妇人与一个孩子。他们把它的货在湄洲湾卖了，又在那里把船拆了。他们随后往台湾海岸去，泊在一个港里；照那番描述，我想必定是基隆，在那里待了三天。（有一条欧洲式的小船在这里上了我们的船，可船上只有汉人。）他们随后往南走，我想是在找一个方便而稳妥的地方躲着；他们进了一条小河，可那地方在海岸何处我不知道，只知必在淡水之南。我们在那里大约待了二十天——这是我尽力所能猜的——有一条挂英国旗的炮艇出现了。（我同我的同伴立刻像从前一样被关起来。）它在河口外停了两天，远距离向海盗开火，击沉了一条哨船，又伤了杀了它船上几个人。〔注一〕我所在那条船上没有人被打死，可炮弹与开花弹落得极近，水花溅得满船都是，连那裂缝里也进了水。一块弹片把我们的桅削去了一块。那些海盗的人把哨船拖到极近岸处，水深只一英尺上下，又从舱里吊起几尊炮，在岸上筑了一座炮台。那条帆船之所以沉，是因一块弹片从水线下的船头穿了过去。这期间船上有从岸上来的人，在我看来像是官府的兵，是来帮他们的。

炮艇一走，他们立刻起锚出海，除了把沉船上的人带走，别的什么也没从沉了的哨船里取出；随后往大陆去，泊在南关，在那里待了一天，又到披山——那是温州东北一个岛——那里还泊着别的几条海盗帆船。他们在这里修了损处，补了粮食弹药，又把伤者送上岸医治。此后不久我们又出了海，夺了两条运木的帆船。击退一支官府的护航队之后，他们回了披山；在这里他们被十八九条官府炮艇攻击，可那些炮艇几乎没有伤着他们，放了一阵炮便不见了。他们随后又出发，把所夺之船交别的船看管。同样的作为一直继续下去，直到我们进了雷山湾，我便在下述的情形之下脱逃了。夜里约八时，船上人正吸鸦片赌钱，我那同囚的人对我说：舢板放下来了，正紧紧拖在船尾下；夜又极阴暗，我们可以脱逃。于是我们下了舢板，靠一支小桨划到了岸上，又把那小船远远推向海里，任它漂去，免得它成了露我们踪迹的凭据。我们在岩石上坐了一整夜，早上越山而行，到了三沙镇。我们到官府的汛地去，里头的人大为惊讶，想不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不过我们靠比划使他们明白了，又使他们明白我们愿往南去（往福州）；我们于二十八日到了那里，自三月十日起做海盗的俘囚。我不知当时是几月，只猜想必是十月或十一月。海盗待我们还算得当：在海上放我们出来做活，可到了我们可能脱逃的地方便关起来。我不知我的船与船上的人后来怎样了，不过我想那些人并没有被杀。我是「博克韦号」的船主。我问他们为什么把我们扣作俘囚，他们说：倘不扣住，便要有一条（外国）炮艇来追他们；而且因为我在宁波做生意，我若在那里，他们便无从靠近那个口岸。他们总是设法避开轮船，一见轮船便预备动手；可他们对帆船一点也不在意。我所在那条帆船甲板上有十二尊炮，舱里装满各样夺来的货物，还有许多炮、小枪与弹药。甲板上有四尊十六磅炮、一尊十八磅炮，其余是十二磅炮。我想另一条船的兵器也差不多；至于夺来的那条哨船，装的是从别船拿来的九磅炮。为首的几个人会说一点洋泾浜英语。其中有些人告诉我他们做海盗已三十年，有些人的根本之地在台湾。他们登船夺船的位置布得很好，打得也好，看来并不很怕死。他们船上有些表与钟，不过多半是要卖的，不是自用。他们有好的望远镜与看戏用的小镜，也都用着。他们大抵设法靠近陆地，派了望的人上山头去看；一见有商船，便开出去追。他们船上还扣着一个银师，指望在宁波或宁波附近为他得一笔大赎金。「博克韦号」的银师三个月前逃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是同我与我的同伴分开关着的。我忘了说一句：在赵头，有一条英国的明轮船向那哨船放了几炮，哨船也还了炮。（署名）约翰·凯尔比，「博克韦号」船长。」

〔注一〕（原注：英国炮艇「火焰号」，伊顿中尉管带。所说的那个港是澳兰。）

一八五四年，汉人移民开始沿东北岸南下。东岸苏澳湾一带的以物易物的贸易始于一八五四年，那时在该湾立起了一个聚落，即今日所称的苏澳。一八五八年、一八六二年与一八六四年，汉人三次试图占据南边那片肥沃的谷地，可每一次终于都被山地人赶出来。第二次之后不久，那个四面有土墙、墙外有沟的村子在深夜里被山地人袭了，约四百汉人被杀。然而有一个敢作敢为的汉人并不因这些经历而气短，在苏澳以南五英里一个叫东澳的小湾上立了业，在那里盖了一座锯木厂，伐木供基隆市面之用。他又设了几座熬脑的灶——那地方因附近樟树极多而极为有利。可这是山地人所不肯容的；经过多次争斗，那一带的制脑便停了。此后汉人一再设法往更南去。几年之后，他们的执着得了报偿：在近太平洋岸、苏澳以南四十五英里上下处立起了一个小聚落，当时叫新城。移民于耕地上做得很少，只靠以盐、火药、洋衣土衣、针、珠、线之类换取柴薪、染根、果子、麻布、鹿筋、鹿角、鹿皮等物为生。

中国官员对这些有胆气的开路人毫无相助；这样的相助他们也并不想要。因为即在官员确实以为行使权力可以有利可图的时候，这些移民也不承认他们有此权。民间在这一点上是这样坚决，以致肥沃的噶玛兰平原连它那些大而兴旺的村子，多年都不肯服官府的治理；就在近日，也还有许多聚落虽服名义上的治理，却不肯出官府的费用，而官府若设法强征，通常都是败下来。

然而中国官员注意到那座锯木厂的成功，以及它的产物于官府工程的用处。这便使他们采取了一个与中国素常的守旧全然不合的步骤：他们于一八六七年在苏澳建了一座蒸汽锯木厂，这是帝国官员未经外人撺掇而采用蒸汽动力最早的事例之一，很值得一记。所得木料的大部分用在福州官办船坞的建造上。有了这一新举，苏澳立刻显要起来，许多外国船只进了这个湾。也有少数外国人在那里落户，这个港一时颇有成为繁盛之城的指望。

这个时期，苏澳组织过一次远行；就其用意之独特与仁厚而论，都值得在史上占一页。汉人曾残忍地把被称作平埔人的当地人从他们肥沃的田地上赶走，而且不以此为足，又把这些逃亡者后来凭艰苦耐心的劳作所积的一点产业也夺了去。这些可怜的人于是几乎断了一切生计。汉人到苏澳之时，平埔人在那里聚了相当多的人。可他们不久便不得安居，很快陷于可叹的境地。那个港的外国人对这些和平的当地人的处境深受触动，有意相助，便议定：把苏澳以南一片肥沃的土地——那地除了游荡的猎首之人并无人占——取下来，交平埔人占有。一八六八年第一队人——由一个外国人统带的平埔人——遇着当地这样的反对，以致众人以为最好等到第二年，再作更大规模的尝试。在这段间隔里，这个计划——它最初无疑是出于纯然的慈善之心——似乎染上了商业的色彩：有两个外国人起了心，要把这个预定的垦地的所有与治理专归自己。不过若不说明一点，于他们便不公：这个原来的计划单为平埔人着想而要成功，便须把这桩事业办在稳固的商业基础上；而台湾的生意人虽同情平埔人，却不愿把自己的工夫与钱财舍出去而没有至少足以抵销其费用的指望。

这次远行的首领是一个名叫荷恩的英国人。那时再没有别的外国人像他那样见过这么多台湾的山地人；实际上，把亨特夫人的遗体取回来的就是荷恩——她同她丈夫以及美国船「罗妹号」上的人，如前一章所记，被南台湾的山地人屠杀了。汉堡市民、住在淡水的商人美利士是出钱的后盾。荷恩照平埔人的礼俗娶了他们自己人中的一个美丽女子为妻，那女子在他们中间很有影响，他便同平埔人结了亲。这两位首领得了一群世界各国之人的支持与相助——这是远东常见的景象：两个苏格兰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一个西班牙裔墨西哥人、一个果阿的葡萄牙人，还有一大队平埔人。所要的那片地取得时并无阻拦，只有住在远处山上的山地人反对。那地在苏澳西南二十英里上下，由海路约五个时辰可到。一个叫大南澳的地方是它的北界；这里筑起一座炮垒，是一个方形的有墙有栅的围子，四角有突出的角楼以备防守，围内有若干草屋。平埔人的男女，连同几个恰在那里办事的汉人，都在这里栖身。后面种着番薯、洋薯与烟草。所占之地伸到南澳，那里是谷地的尽头。两处之间修了一条宽路。

荷恩自己住的，是一所新盖的小屋，孤零零立在一块岩石顶上，四面是河的支流。他时常被猎首的山地人侵害——那些人会在深夜从山上扑下来袭击这个垦地。有一回他脚上被矛重重刺了一下，另有几处轻伤。

在那里落户的平埔人要耕地，官给他们农具与粮食。除了做买卖的，别的汉人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若在近旁出现，四周山上的山地人通常会料理他们。荷恩初到的时候，曾把约四十个无头汉人的骨头埋了——那些人曾同山地人争过这块地的占有。不过也容过一些汉人暂且在那里割藤与挖染根，由荷恩与他的平埔壮丁护着。为补偿荷恩与他的合伙人，垦地一切产物都抽一成五的税。这也不算过高，后来便证明了。

这桩事业既在中国政府既无管辖之权、也不主张有管辖之权的地界里，而从前占居那里的那一族山地人也已应允他们占用、并且得了补偿。可是中国官员不乐意让自己虐待平埔人之事成为外国人设立一处庇身之所的借口，于是便向英国政府陈说：皇帝的疆土有一部分被英国海盗占去了，那些人不肯服朝廷的治理，也不肯纳税。过了许多个月，花了许多钱与工夫，英国政府连一点可能反对的意思也没有露过；可后来那些好官员照英国官员惯常的做法，听了中国方面的呈报，想象出一队英国冒险者用刀火把成群和平无辜的汉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从家园田地上赶走的情景，于是便发令到中国，说荷恩应被命令离开那一带，中国官府应接管该地。可怜的荷恩就这样被夺了产，毫无补偿；他与那位在该地投了许多钱的美利士不久便不得不自称破产。可怜的平埔人连同他们的家眷，立即被中国官府赶走；他们无家可归、无友可依，既被汉人恨、也被官员恨，那境况可叹到这般地步，以致人想起随后而来的汉人很快也被从那地方赶走、而几位山地人住处前那一排排头骨不久又添了不少，竟还会觉得有几分快意。英国的一条炮艇到荷恩那里去，只给他很短的时日收拾私物。他许诺遵办。那时正是风季，扫过台湾东北岸的海浪异常狂暴。然而荷恩守了他的话：他一直等到所限的最后一天过去才候着平安的天气，随后带着约三十个他最亲近的平埔朋友——到最后他也没有弃他们——乘一条小纵帆船走了，那是他唯一的运载之具。他本打算驶往苏澳，可他的船抢不过一阵猛烈的北风，被逼到本岛之南，在那里失了事；少数几个活下来的、悲痛的平埔人把约二十人丧命的消息带给南部的外国人，他们算在死者之中的，就有他们那位白人朋友与保护者荷恩。〔注二〕

〔注二〕（原注：一八九五年我作角田提督之客时，我们在东北岸苏澳以南的山间走过；笔者在那里一个小村子里见着一个年轻女子，相貌端好、肤色白、头发浅，脸与身形都是白种人的，可别的方面却是个山地人，大为惊讶。她的衣着是当地平埔人的衣着，又破又脏。两个颜色较深、可头发分明浅色的小孩跟着她转，而她的同伴看着都是纯粹的平埔人。从这一趟回来之后，笔者查问了一番，所得的消息使他相信：这个女子是荷恩的女儿。）

这个时期还有一桩事可记：一场自荷兰人最初的日子以来本岛所历最猛烈的地震。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害，是因为震得最厉害的范围有限、人口稀少、房屋也不讲究。它发生在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基隆镇一带受损最重，不过全岛普遍都感到了震动，而北部最烈。在海关供职的外国人报称：基隆那一天感到约十五次震动，可造成损害的是最初那几下。第一下可感的震动之后十五秒，损害已成，基隆镇已成废墟。地震之力可从一事判知：基隆港的水退了出去，把湾底露了出来。所幸当时并无外国船只在港；可在那里的中国帆船，无论大小，一秒之间被撂在干底上，又一秒之间被回卷的巨浪捉住，或被灌沉，或以可怕的速度被掷进镇里，在近岸所余的几间房屋中间肆为祸害。无数的鱼被抛上岸，百姓立刻拾了去。地在几处裂开又合上。一面山坡裂开，形成一道大峡谷，如今有一道热水从一个火山坑里流过那峡谷，坑中硫泉与喷泉极多。另外还有许多地貌上的变化，包括基隆的锚地深了几英尺。丧命的人数始终无人得知；是否有人数过都极可疑，不过大约有几百人丧了命。这一类灾难在汉人聚居之处是倍加难当的，因为没有人伸手相助以减轻苦难。眼下这一次也不例外。淡水一位外国官员在他对这场灾难的记述里说：「百姓的漠然令人惊讶；他们看着伤者被救出，显然是极为快活的。」

台湾各口对外通商虽已由条约取得，可条约并不总被尊重；而条约所载权利与特权的承认，也不是不经一番力争便得来的。我们若想到早年那些日子里对外国侨民——尤其对做买卖的人——所显的毫不掩饰的厌恶，想到官府所撺掇的袭击，想到英国领事官员——往往毫无保护——所须对付的阴谋与诡计，便会甘心地把应得的称许给那些在风雨飘摇之日那样有丈夫气地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有胆气的开路人。

在早些年，到这海岸来的外国人颇有自行执法的倾向。纵帆船「卫者号」的罗珀船长有一回把他一个被囚在澳兰的汉人弄了出来，办法是摆开战备、威胁要向镇上开炮；纵帆船「马奇号」的罗斯科船长在基隆时不许海关的人搜他的船，他警告那一队人离开，而他们不顾他的威胁仍旧来了，他便向他们开火，他们迅速退了；「狂浪号」的沙利文船长则在亲自到一位中国官员面前为一桩商业交易告状时，想动手惩治几个衙役。不过这一回衙役们于这位英勇的船长实在太强了：他们简直就扑到他身上，费了好大气力才把他救出来、送回他的船上。领事馆设立之后，这样求公道的举动便不受鼓励了；继那些老「海上商人」而来的商人都是明达的生意人，不肯犯本国或中国的法度。

沪尾下层的汉人是一班难驯之徒，常给外国人招麻烦。为这缘故，一八六三年第一所外国房屋（宝顺洋行的）建造期间，须有一条炮艇在场。同年有一回，宝顺洋行的代理人雷恩博先生被苦力袭击；他避进自己屋里，屋子被那些凶悍的当地人围住，用石头乱砸。「卫者号」的罗珀船长随即放了一队带兵器的印度水手上岸，把人群驱散。外国人向官府求助，官府却告知他们说，他们无力惩治行凶者。次日，英国船上放了约五十名带兵器的印度水手上岸；这一队人由英国领事带着，穿过沪尾的街道，走到那班闹事苦力的头人的屋子，要把他拿住；可他显然已先得了消息，逃脱了。村里的汉人一见那队带兵器的印度水手，都变得极为和善，再没有敌意的表示。那些自称无力的官员这时便显出他们的软弱究竟不那么厉害：所报的那几个闹事的首领很快就被法办了。

第十四章台湾开放通商（四）

一八六五年，英国海军也放了人上岸，用了同样的手段。原来有一座名叫「白炮台」的工事，是进港船只一个显眼的航标；可因它前头忽然长起一片茂密的灌丛，作为航标的用处大为减损。外国人请中国官府把灌丛清掉，官府便派了一名小武官带几个人去办这桩事。这位武官料到村民要生事，便请几位外国人到场。于是一名英国海军中尉、海关的代理人、英国领事，以及一条炮艇的小艇——艇上有五人，由一名水兵法林顿带着——都到了那地方。所计划的工还没动多久，便有两三百个带矛的汉人出现，把上面说的那位武官拿住，接着向外国人投石。那位海军军官劝众人立刻退回小船；这个劝告照办了，可还没到滩边，法林顿头上已被砍了重重一刀。所幸村民没有追赶退走的外国人，这一行人得以不再受伤而脱出。次日，英国炮艇驶近那地方，一支强壮的武装队伍上了岸，把灌丛砍了，随后穿过村里的街道；于此村民便显出万般不灭的亲热之情，就表面看去，再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对这些外国来客动一动手。原来反对清除灌丛的是那些引水人所为，他们怕航标一清楚，外国船只便不再用他们领航，便撺掇村里的朋友去阻挠这桩事。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海军两次在岸上实地动了手。第一次在基隆，一位中尉的汉人仆人被村里的无赖拿住，关在岸上，用意是从他身上榨钱。那中尉放了一小队人上岸，把仆人救回，又把关他的那所屋子拆了。第二次登陆在淡水。一条荷兰三桅船「宾唐号」搁在港里的沙上，英国商人陶德先生从船长手里把这条失事船买下。可邻近的村民趁残物漂上岸时抢掠了许多；有几回甚至动武，从陶德先生所委派去收拾的汉人手里硬夺。向官府申诉，无效；英国炮艇「浩劫号」的管带便放人上岸，追回了许多被盗之物，又烧了两间屋子以惩当地人。

又有一回，是在次年，基隆的苦力阻拦一队欧洲人行李的搬运。随后起了冲突，其中一个欧洲人被石头打倒。那一行人只得退走，把行李留在苦力手里。

官员们忧心地看着外国人日渐兴旺，想尽一切办法去阻遏对外贸易。因此生意是在极不利的情形下做的。地方官员曾极力反对设立由外国人掌管的海关，因为这一设，便剥去了他们从前可以随意勒索的种种名目。桅捐是一种常见的勒索，向来对帆船与外国船都强征；官员们发现海关设立之后外国船免了这项捐，大为失望。他们便想把那四十元桅捐之失报复回来，于是在对外贸易的路上设下一切可能的阻碍。一个惯用的法子，是不时违背条约的规定，宣布禁止米的出口，使外国船得不着所指望的货。英国领事与海关税务司之间因此屡起龃龉——那位税务司既是奉令而行，便不肯给运米的外国人出口的准单。一八六六年，税务司怀特先生不肯给麦克费尔洋行准单，让他们用纵帆船「珍珠号」把米自台湾府运往厦门；英国代理领事瓦特斯先生便把这难处解了：只要船主出具条约所要求的保结，他自己便准那条船在没有海关通常手续的情形下开行。「珍珠号」六月九日离打狗，可在往厦门途中连货带人俱没，只一人得生。

不过瓦特斯先生并不迷信，仍旧继续执行条约所许之权；凡遇必要，便照「珍珠号」一案的办法再办一次。接着被照样放行的是一条美国纵帆船「特库姆塞号」。与此同时，中国船几乎每日都运米出口，毫无阻拦。同年九月，麦克费尔洋行取得了一张通行准单——不过也颇费了一番气力——凭它运了相当多的米往厦门。

地方官府与那少数外国侨民之间的难处，自海关设立的第一年起便已开始，到了「六十年代」将尽时越来越多、越来越恼人。台湾较大城市里的士绅，无疑因想到自己与大陆相隔之远、又知道从前那些骇人的袭害外国人之事一向未受惩治而生了胆，便以为这个岛是一个合宜的地方，可以充分显出他们那众所周知的对「洋鬼子」的恨。

然而到了一八六八年，这一连串暴行到了一个关头，使人看明白：要么外国人一个个都得弃了台湾，要么须用比单递书面与口头抗议更有效的法子。中国人指望外国人被迫采前一条路，这似乎是明显的；因为那番迫害显然是预先安排的——它在本岛南北同时起头。南部的事我们先讲：英国领事报告〔注一〕告知我们：较为恼人的几桩难处始于那一年四月，当时价值六千元的樟脑——埃莱斯洋行的产业——在五条港被扣，而全不顾那樟脑是依条约的条款买的，条约里明明载着樟脑是合法贸易的货物之一。

〔注一〕（原注：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

所幸美国炮艇「阿鲁斯图克号」当时正到台湾南部；船上有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将军，他便同英国驻打狗代理领事贾米森先生一道，到台湾府道台的衙署去，就其属员在北面的举动向他质问。这一趟所得不多：那道台声称全岛的樟脑都归他，又否认任何人未得他特许便有贸易之权。不过他同两位领事明白议定：所扣的樟脑应发还，否则付钱赔偿。此后的难处由马地臣先生〔注二〕生动地记在一篇台湾祸事的叙述里；他把这篇叙述呈给克拉兰敦伯爵，希望能使这位大官改变他那个要重惩代理领事吉必勋先生的决定——吉必勋为处置台湾的祸事采了若干措施。

〔注二〕（原注：马地臣先生，怡和洋行的股东，当时是英国长老会海外传道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以下关于海军登陆之前那些难处的叙述，以马地臣先生所记为据：

梁道台循他几位前任的方针——那几位曾把新教的传教士逐出台湾府——不肯批准天主教徒在首府城墙内所作的一桩购置，也不肯理会对他们产业的一次袭击——那桩暴行无疑是由同一批官员撺掇的，而如今他们正向这批人求公道。「他们容许、而且鼓励那些关于天主教与新教传教士及其信徒行事的最无耻的谣言在整个南台湾不受阻遏地散开，直到各衙门的差役见民心已被激得够了，便能毫无畏惧地带人去毁掉他们所能到的一切礼拜堂。」

四月初，溪墘一座天主教礼拜堂被洗劫焚毁；县城埤头的新教礼拜堂也被洗劫毁坏。同一天，在埤头街上，衙门的差役残暴地殴打一名新教传道员，那人勉强从他们的刀下逃脱；他到了知县衙门，却被那位官员冷冷地关进牢里，七个星期才放出来。「四月二十四日，另一名新教传道员在离打狗领事馆只五英里的一个村子里遭袭，在白昼、在大街上被杀，尸身被切成几块，他的心被几个胆子更大的凶手在近旁老城的北门口吃了。在埤头，新教会信徒的房屋被破门洗劫，妇女被赶到街上，男丁则不得不逃命往打狗。五月初，台湾府的天主教徒又一次受害，他们的产业又被毁，其中一人被台湾府知县打了竹板并下了狱。代理领事贾米森先生的抗议全然无用；他同女王陛下炮艇「雅努斯号」的凯佩尔少校与一队人一道去见埤头知县，于那名被囚的新教传道员的释放也毫无进益。」

六月底，德记洋行在台湾府的代理人哈迪先生自打狗往台湾府途中，忽然毫无先兆地被厘金局一名官府差役行凶袭击。那人悄悄走到他身后，哈迪先生并未听见，便用全力拿刀刺他胸侧。所幸刀撞在一根肋骨上，哈迪先生极为侥幸地脱了命，只失了些血，随后得了一场重的肋膜炎。那行凶未成的人还有一个同样货色的恶棍同行，哈迪先生极费气力才挡住他们再次下手——那一下很容易就要致命的。英国的利益当时在代理领事吉必勋手里；经他切切的催迫，官府倒是做了个惩办凶手的样子，可那样子假得如此明显，连在旁观看的人群都笑了；在场的吉必勋领事愤然而去，临走向主事的官员声明说，他认为这是又一桩侮辱。七月间前任代理领事贾米森先生离任，吉必勋接了事；可虽已正式通知中国官府，那道台却不肯承认吉必勋为代理领事；直到查尔斯·斯科特勋爵率女王陛下军舰「伊卡鲁斯号」到来，那道台才肯屈身承认这位领事官员。

七月三十日，埤头的新教礼拜堂正在重建之中，又被埤头的兵丁袭击，新料被搬走，余下的建筑被毁。吉必勋先生本劝人重建这座礼拜堂，希望官员们既被告过那么多次，自己或许会以为此后另行其事为好。这又是一个空望；因为过了不多久，那建筑又被毁了。

八月间，五条港又成了一场风波之地，而埃莱斯洋行的必麒麟先生是被算定的受害者。那道台既不肯给外国人发往打狗与台南以外任何地方的护照，必麒麟先生便只持领事的护照，往五条港去查问那批樟脑——道台虽有许诺，那批脑却一直没有交出来。梁道台一听说这个外国人启程，便发了一道告示，悬赏五百元买必麒麟先生的头，并下令把他杀了。为执行这道令，鹿港同知带了几个兵袭击必麒麟先生的住处；可此人有胆有决，站定了脚，又大放枪火，把袭他的人打散了。随后他极费气力地到了海边，上了一条小船；那船遇着风，经一段极险的航程被逼到本岛北部的淡水。

八月二十九日，查尔斯·斯科特勋爵与代理领事同道台会晤了一次；会中那道台举止极为无礼，最后竟发了怒，用扇子重重打在吉必勋先生的手上，然后退出。等了一些时候不见他回来，两位官员便走了。这样一桩侮辱，照说该足以成为同这位傲慢的大员绝交的缘由；可交涉仍以文书继续下去，最后竟从他那里得了一件公文，应承了代理领事所提的条件，并照例许诺要秉公办理。可这终究只是「老一套的老故事」：不单一桩冤屈都没有伸，反而对商人们作了新的威吓，又要他们还存在行栈里的货物缴厘金——虽然这些货已经缴过海关的税。在这些别致的举动之外，又要船只除海关税之外再缴桅捐；而为报复一家比别家更可恶的行栈，便想把它弄垮，办法是凡从那家行栈流到汉人手里的货物都加倍抽厘金。

九月二日，英国领事有缘由相信：道台一个月前向查尔斯·斯科特勋爵所许之诺，此后一念也未动过；他便告知埤头知县——大半刑案都发生在那一县——说他某一日要到他衙署去拜访，并有「大鸨号」的管带中尉同行。他所得的答复，是叫他不要到埤头去；因为道台既未就人犯下过任何命令，知县与他无可商议，而且他若来了，百姓要大为激怒。这件公文足以证明：道台所作的任何陈说，无论书面或口头，都不足信。吉必勋先生对这种要拦他不许到埤头城——那城离领事馆只八英里——的举动极为不满，便回文坚持要知县在所定之日接见他。次日埤头回来一件公文，说前一天下午在新教礼拜堂的废墟底下发现一大堆人骨，其中有三个头骨与别的骨头，分明是新的；又说这足以明白显出：新教的医疗传教士马雅各医生与他的助手犯了杀人的可怖之罪，并且把被害者的骨头藏起来以掩其行。这桩不可能的指控之后，又跟着一个要求：领事应把马雅各医生拿住付审，并应把某一个汉人新教徒送到埤头，按这样凶恶之罪应得的惩治治他。领事当即答说：他次日便来，把马雅各医生与那个汉人新教徒一同带到埤头，由会审的公堂审问。那知县如今彻底被挫，只得取那条唯一的路以免他那假局被揭穿：他无论如何不肯见领事，并且警告他说，他若坚持要来，便要发现路被武力拦住。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去拜访便不智了；后来查明：那衙门已在埤头聚了相当一支武装人马，又在领事一行必经的路上设了三处坚固的埋伏。领事为道台与其属员这番蛮横的举动向台湾府控告，所得的是一个无礼而讥嘲的答复。

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十月底，这时发生了两桩事，使此后同那道台相处再无从忍受。「先是道台给领事一件公文，说他已把所争的商务问题呈报总督，所得的答复是：他这个道台所错的只在对外国人过于宽纵，此后应当办得更严。」几天之后，埃莱斯洋行买办的家被洗劫，被搬走的钱与财物值数千元。还不以此为足，又派了一名官员带兵下到打狗，要把那买办拿住——人都以为他逃到那个港去了。

正当此时，女王陛下军舰「阿尔及林号」到了；一两天后又有一条中国炮艇跟着来，载来厦门道台——他是由福州的总督衙门派到台湾来了结所争各问题的。在台湾府耽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位官员同台湾府道台一道到了打狗；在那里同吉必勋先生会谈了一次，在场的有「阿尔及林号」与「大鸨号」两舰的管带、马雅各医生、万巴德医生，以及埃莱斯洋行与德记洋行的代理人。既然看出这位道台并无撤换任何犯事官员的确实权柄，同他商议此事便是糊涂事。至于那许多控告，他说他已查明「台湾的难处无足轻重；一两天内他便要回厦门」；而领事告知他说，除非他把梁道台的差使停了，否则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便「把整件事一笑了之」。领事见厦门道台曾某既无意为既往的事秉公，连此后再有恶行也不想遏止，便采了一步，立刻把整个局面改变了。领事在他关于此事的记述里说：「倘曾专员愤然离岛，我便只能对地方官员施以实力；而我立刻预见到：实力一旦施行得手，我仍要落在这样的窘境里——或是在岛上惹起当地人的叛乱，或是找不着一个可以同他了结我们这些棘手之事的人；而也许两样都有。」

十一月二十日，领事带着「阿尔及林号」与「大鸨号」自打狗开往安平，决意以兵力占住热兰遮城与安平村的垒墙，「不单作为报复形式下的实物担保，也作为行事的根基，因为安平是台湾首府的锁钥」。

次日到了所去之处，赞同此议的海军资深军官戈登中尉放了一队海军陆战队员与两船的水手上岸。一支侦察的队伍未遇抵抗便以兵力占了那座城与村子的垒墙。城中火药库的门发现都锁着，兵与他们的统兵官则都走了。民政方面并未干涉，因为本意是容当地的商贩照常贸易，并保护外国的海关。所发的告示劝百姓照常各务其业；另有一批告示送往台湾府，警告百姓说：他们若侵害英国领事馆或外国房屋，便要炮击该城。戈登中尉以为凭他那一点兵力占住热兰遮城并不持重，因为那城已成废址；而且那城又在炮艇炮火射程之内，于是登陆的人马重新上船，并发了一道告示，声明安平村与热兰遮城由英国军队据守，不容任何别的陆海军队进入。

领事二十二日乘炮艇「大鸨号」回打狗，次日以公文告知曾某在安平的举动。这立刻起了效：那道台当即求见。这一求准了；经一番很长的争辩，曾某实际上把一切要求都应承了：台湾道台、埤头知县与鹿港同知都要撤换，办法是厦门道台乘他的轮船往福州，在那里请总督立即把这几个犯事的人革职。

与此同时，在安平的戈登中尉登上了一条泊在沙洲内的兵船式哨船，告知它的船长说：他须在当晚六时之前把船移到外头去，否则便要把船占了。随后他上了岸，去见协台（中国的统兵官），告知他说：他须在二十四个时辰之内离镇，不然便要把他拿作俘囚。到了下午，那条哨船还没有移动，便派了配人带兵器的小船去，把它占了，移到外头，紧靠炮艇抛了锚，船上人除船长与两人被留在船上之外都遣上了岸。

下午有台湾府商人的一个代表团到来，上了炮艇，向管带请求容协台留在安平。所得的答复是：除非他们把三万五千零六元交给那位海军军官作保，保证吉必勋领事同厦门道台所定的条件照办，否则所奉的命令不容准他们这个请求。

同厦门道台所达成的了结之中，有一条是：英国炮艇应以兵力占住安平，直到犯事的中国官员被撤换。这个决定看来各方都满意，只有台湾的官府不然——他们在这个决定里被置之不顾，便决意把他们的海口夺回来；那海口此时只由「阿尔及林号」一条炮艇据守。这些官员是否以为他们这样做是在帮厦门道台，并不十分确定；可人颇机警地疑他们是见这一条炮艇只有那一把人而生了心。于是二十五日，台湾的官府派下五百人去重占该处，果然占了，并立刻动手筑垒架炮。戈登中尉一得此报，立即致函协台，说倘他不在接到公文后一个时辰之内把兵撤出镇外、并停止在垒上架炮，炮艇便要向镇上开炮。

第十四章台湾开放通商（五）

又传话给居民，令他们弃镇，因为下午三时将向镇上开炮。等不到答复，四时便用旋回炮以两千码的距离缓缓开火，发实弹与开花弹，尽可能把火力只对着正在架炮的那几座炮台；放了一个多时辰便停了。当晚早些时候，这位中尉接到打狗领事的公文，告知他所达成的各项议定，又说英军须继续占住安平，直到这些议定得闽浙总督衙门批准。这个位置极端要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官府若在那一夜把安平布置成能防守的样子，眼前这一小支英军便很容易被人不理，而如今已有了好结果的交涉便要比无用更坏。有见于此，戈登中尉便决意当夜突袭安平镇。随后的这次夜袭，于这位管带与他那一队人——共二十五名——而言，是东方史上少有的一桩辉煌之举。这次大胆而成功的交战，由戈登中尉在他的正式报告里记述如下：

「晚十时三十分，我乘小艇与大艇离舰；小艇上有一名军官与十一人，大艇上有一名军官与十三人，共二名军官与二十三人。我在镇下约两英里处的滩上登陆，穿过大浪；虽处处小心，小艇还是被灌沉了。在滩上列好队，我便向镇上推进，极为谨慎地探路而行，派出散兵，又利用地面每一处起伏掩护我的前进。到了离那些工事八百码处，见敌人已在戒备，我便就一道陡坡，令众人卧在坡后，决意等月落下去。

凌晨二时十分，月既落下，我又前进，未被发觉便穿进镇的腹心。我随后设法找了个向导，朝协台的衙署去。破门进协台衙署时，我们发现一间卫房里满是兵，约五十人；他们立即把门堵上，又把灯灭了。可火绳就在手边，立刻点起，门被撞开。那时我亲自尽力劝说，又有随我的一名通译向他们保证：他们若放下兵器，性命可保，人也可以自去；他们不肯。我只得勉强地、为自卫计，下令开火。那些中国兵终于把后头一道门撞开逃了，可损伤不轻：十一人被打死、约六人受伤。

我随后开到海关，在那里停到天亮才再前进；并在俯制全镇的热兰遮城上以及附近各街布了哨。我在这里设法写了一件公文，把所发生的事告知打狗的英国领事，并请他乘女王陛下军舰「大鸨号」到安平来——我已令该舰即刻上来增援我。这件公文我靠重赏一名当地的信差，终于送到了领事手里。

天一亮，我把人马集中，推进去占住面朝台湾府那一道防线。我刚到那道线上，便见一大队敌人前来进攻，由一个持黄旗的官员领着。我立即沿土堤布开，向敌人猛烈开火；他们站住还了约五分钟的火，随后溃散奔往台湾府，据我后来查明，损失六人被打死、约十人受伤。我布了哨，在壕垒四周设了卫兵，把通台湾府的门堵住，又把门上的板撤了。

下午有台湾府几位首要商人的一个代表团到来，告知我说他们是台湾梁道台派来的，要问我的条件是什么，因为梁道台授权他们应承我所提的任何要求。我告知他们：我要四万元在次日午前交给我，作为吉必勋先生一切要求均获履行的保证；这笔款项在他的议定得闽浙总督衙门批准之前不予发还。我又告知这个代表团：倘我这项要求不被照办，我便要向台湾府推进。夜里有人告知我说，我所要四万元保证金一事将照办，款约定于当日——即二十七日——下午四时之前送到我大营。星期五早上天刚亮，女王陛下炮艇「大鸨号」载着领事吉必勋先生到了；约上午十时，该舰的约翰逊中尉与十三人登岸增援我。

这一天我派人把所能查出的一切军械存库都毁掉，又把热兰遮城里的火药库炸了——那里存着大量火药，堆放得极为危险草率，怕生意外。四万元约在四时从台湾府送到大营，随即送上女王陛下炮舰「阿尔及林号」保管；我给了送款的人一纸收据与保结，声明一俟闽浙总督衙门履行吉必勋先生的要求，款即发还。二十九日星期日约上午十一时，厦门道台曾某到来会谈，受了全套应有的礼遇。

领事请我以海军资深军官的身分，向中国官府提出我所要的任何要求；我便要求：在我所统女王陛下的军队重新上船之前，须付银一万元，用途如下：五千元偿还英国政府为此次行动所耗的一切费用；另五千元付给我，作为留在安平镇内一切炮位与别的官府存械的赎价，这笔款要作为战获之金分给我所统的军官与士兵。这项要求被照办了；我这一面便应承：发还存在我处作保证的四万元，归还我所统女王陛下军舰所夺的那条兵船式哨船，并把我所统、当时占着安平的军队撤上船。这些许诺以曾道台履行下列各请求为条件：他应给吉必勋先生一件公文，保证把梁道台与别的牵在台湾近日乱事里的官员革职；曾道台应保证：在闽浙总督衙门批准英国领事所请之前，不得有中国军队试图占据安平，这期间安平由我们从一条炮艇上据守；吉必勋先生所要的一切赔款应立即付清，而牵在近日各桩暴行里的犯事者应即付审治罪。这些请求都照办了，厦门道台约于下午二时回台湾府。

十二月一日星期二，台湾府的同知带着一万元到来——那是我在所统女王陛下军队上船之前所要的赔款；我给了他一纸收据，又把存在我处作为领事所要各项得以履行之保证的四万元交还给他。那条兵船式哨船已于前一日交还中国官员。又同这位同知议定：次日上午十时由他从我手中接管该镇的民政，而我所统女王陛下的军队在交接之礼后立即上船。二日星期三午时，台湾府的同知到来，在主卫处受了全套应有的礼遇；我在那里正式把安平的民政交给了他。女王陛下的军队随即开到他们的小船那里，不加耽延地上了船；自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起，安平一直由我们据守。」

安平被取时，工事上架着炮四十一尊，库里还存着待架的不下一百零一尊。上述各炮大小不一，其中多数是十八磅与十二磅的。另有约四千件兵器——抬枪、火绳枪（其中有些是英国造的，上面打着一家洋行的戳记）、弓箭、刀与矛——都被毁掉；此外取城者还把城里的火药库炸了。

领受那四万元保证金被认为是不智的，因为中国人可能以为这次行动求的是钱而不是公道；领事便劝戈登中尉把钱退回，这事也办了。

整件事使中国官员大为意外。他们惯于违约而又从残局底下爬出来毫发无伤，如今遇着这样骤然而不停的决心之显示，便陷于极度的惊惶。几个月都没了结的争执，如今几乎在同样多的时辰里就了结了。

吉必勋领事所得的实在结果如下：

樟脑的专卖被废除，并发了告示，声明外国人及其雇员有自由前往采买之权。

道台须应商人与别人之请发给护照，容其为生意或游玩在台湾岛内行走。

就樟脑之失，付给埃莱斯洋行赔款六千镑。

就产业之失，付给新教传道会赔款一千一百零七元。

埃莱斯洋行买办一切产业损失的索偿，一并付清。

梁道台、埤头知县与鹿港同知都被撤换，而牵在各桩暴行里的各名罪犯都受了使领事满意的惩治。

发了告示，承认此前散布的那些诬毁基督教与基督徒的谣言并无道理，并切实保护他们免再受此类之害。

宣明传教士在本岛有居住与做工之权。

发了告示，令凡涉及中外双方的案件须开会审的公堂。

这位领事以耐心的决意与可佩的远见，借那支英勇海军之力得了一个似乎极值得大加称许的胜利。极可惜的是：克拉兰敦伯爵极不赞同吉必勋先生的举动，并在给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爵士的一件公文里把这位领事责得那样严厉，于这位尽心竭力为恢复本岛的平安与秩序而劳的公仆，不能不是极大的屈辱；而他即便有过——东方一般都信他并无过——也只能被责以办事过于热切与坚决。情形是否真须这样的责备，不是此处该讨论的；不过须记一句：吉必勋领事为本岛成了许多好事，此后在那里居住的每一个外国人都因此得益。

中国人被教得知道敬重外国人；台湾多年来被人视为外人性命时时在险中之地，如今不久便得了平安的名声。虽然偶尔还有针对外国人的发作，尤其在北部，可官员们一般都很迅速地给人满意的处置。有势力的朋友——包括马地臣先生——都极力为这位副领事具文说话；可恭亲王殿下也写了信，把中国这一面的说法讲了出来，看来效力甚大。吉必勋先生被开革，据说不久便郁愤而死。

南部正阴云密布的时候，北部的淡水正在风暴之中。自该口开放以来逐渐增长的对外国人的憎恨，如今得了官员们声气相通的鼓励，涨到这般地步，以致代理副领事霍尔特在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四日致北京的一件公文里写道：「局面严重到他随时可能被逼得把旗子降下来。抗议、规劝、公文、书信、传话与拜访，一概未能保得一点起码的公道；我们的性命实在被人威吓着，而那些人近来的行事之凶恶，足以证明要杀我们的心意是不缺的。」已发生的那些事已有太生动的凭据，证明确是如此。

那时外国人虽有此权，却还没有一个在淡水以上的河上立业；而中国人决意不让他们立。

陶德洋行是第一家作此尝试的洋行，而这就是北部生出祸事的缘由。第一步，他们把艋舺一座名叫六斗行的行栈租了下来，租自满顺——她是从前一个名叫六斗的脑商的寡妻——并付下定钱五十元。这寡妇在丈夫死时得了一点产业；她既无有势力的家族、也无强大的宗族相助，便被艋舺的官员极无情地榨取，说是她丈夫在世时运往香港的樟脑欠他们若干子虚的费用。因这几个官员的阻挠——他们把那座行栈的门贴了封——又因这可怜的寡妇怕被榨得更多，陶德洋行发现要取得他们新租的产业极为困难。他们既是英国洋行，便为此具文代理副领事；代理副领事转而具文海关道（一位候补道台，当时该地最高的官员），就陶德洋行路上所受的阻碍提出抗议，并要求把产业交给他们。领事稍待之后得了那位官员一个答复，说封条已经揭去，陶德洋行可以自由进去接收产业。

陶德洋行得知此项准许，便吩咐他们的买办去接收。这位洋行的雇员刚要照办，立刻便被住在那一带的一个与之为敌的宗族——人称黄姓——的人赶了出来。克劳福德·克尔先生——这家洋行的经理——听说此事，便同同行的股东戈弗雷·伯德先生一道，把领事给他们的名片与信送往淡水同知的衙署。所得的答复说：淡水同知往竹堑去了，而留着管地方巡捕之事的人除非得了好处便什么也不肯办；好处既没有送上，他们便不动手。

这两位先生不信持租约的洋行既有外国人代表出面、汉人还会阻拦他们进那座行栈，便到那产业去了。到了行栈院子的门口，克尔先生把一扇用钉子钉住、用以闩门的小便门推开；就在这时，毫无一句警告、也毫无丝毫挑动，便有约五百名苦力从邻近的屋子与别的藏身之处涌了出来。这两位先生立刻想逃，可还没走几步便被赶上来的这群凶徒以极猛烈的手段袭击——枪、刀、矛与石头一齐上来。伯德先生被一块石头打倒，又被矛与枪支殴打戳刺。克尔先生也被一块大石打倒在地，受了重伤。所幸整件事就发生在离淡水同知衙署界内约五十码处，这两个外国人正是朝那里挣着去的。可手里既无自卫之器，这就极难；他们屡次被竹棍与矛打倒。伯德先生躺在地上时，群中有一人双手把一块大石举过头顶，想把他的脑浆砸出来，可所幸抛出时没中。克尔先生被一支枪的枪托重重打在脸上，栽进一个秽污的粪坑。然而他们终于半死地、满身血污泥浆地爬到了衙署；可那里不但没有给他们所需的相助，差役们反想把他们推回那群人手里——他们失血已多，身子虚弱，这样一来必是死路。所幸有若干遇难的琉球水手正被扣在衙署里作俘囚，他们在场，便细心照看这两个受伤的人，屡次把他们从地上扶起，替他们洗伤口，又洗去血与泥。若没有这些好心琉球人的相助，这两个外国人能否活着脱出，实在可疑。过了相当一段时候，衙署里的官员无疑开始明白这次袭击之严重，便准了一支护卫，护着那两乘轿子——受伤而几近昏迷的人被抬在轿里，送到河边，他们的小船正等着把他们载回淡水。他们带到行栈去的物件被那群为敌的人夺了；那些人还在淡水同知与别的任何官府都不加阻拦的情形下，在邻近汉人房屋的墙上凿了枪眼，可从那里把火器伸出去；又募了一笔相当于那个为敌派系收入五成的捐款，「为的是吓住英国人，把他们从这个口岸赶走」。他们还威吓要袭击另一家外国行栈，并发誓说宁死也不罢手。凡有外国人牵涉在内的河上生意，如今都不得不停了。

局面已险到这般地步——不单生意上的利益，连这个小小外国侨居地的性命都在险中——霍尔特先生既无别的通消息之法，便派一只小船渡过险恶的台湾海峡往福州，求即刻的救援。

十五日，淡水同知听说已经请了武力相助，便从竹堑赶上来，施一点老派的手腕，希望用几句温和的话与几个新的许诺把事情敷衍过去。焦心地等了好几天之后，美国炮艇「阿鲁斯图克号」载着李仙得将军到了，来照看美国的利益；几个时辰后英国炮艇「雅努斯号」也跟着到了。

那条好老的「炮艇之策」立刻就使这位领事官员所提的要求得了应允。这一回中国官府很明智地求了美国总领事李仙得的意见，又肯照他的意见办；他把这桩争执迅速而圆满地了结了，除那两条炮艇的到场之外，并未再用任何武力的显示。所得的几点可以归结如下：淡水同知衙署里那几个不理领事名片与书信的差役受了开革之惩；袭击那两个外国人的四名为首者被上枷，在衙署前示众一个月；淡水同知发了告示，其中一道刻在石上立在一条大街上，令百姓同外国人和好相处；凡被毁被盗的产业都如数赔偿；而那个为敌的宗族因这次袭击被罚一千元。那群一心要杀人的首领只受一个月的惩治，看来实在太轻；不过须记得：犯事的是汉人，而美国与英国素来——如今不幸也还是——极为宽纵、甚至不妨说偏护地对待汉人。

把这一层顾到，便可以说：一八六八年这一年，南北久悬的各桩争执都了结得极为圆满，平安与公道得以恢复，而此后到来的兴旺与比较的安宁，也就此奠下了根基。

第十五章这一时期的对外往来与大事（一）

一八七〇至一八八四年

阿礼国建议停止英国在台湾的贸易——阿礼国之议大受反对——贸易增长——怡记洋行行栈被袭——一个外国人被矛刺伤——英国领事带志愿队驰救——官员允给赔偿——英国传教士遭凶袭——较为友好的气氛可见——陶德是第一个出口台湾茶的外国人——两周一班的轮船航线开办——德忌利士轮船公司——帆船的贸易——一八七一年的大台风——两个英国人勇救「阿黛勒号」船上之人——日本来客——日本出兵之后官府的振作——旧治理之弊——根本的改革——防务加强——恒春设县——新开的道路——安平与打狗筑起新式炮台——引进采煤机器——美国技师钻探石油——招垦——艋舺升为府城——台北府城创建——向焘为北台湾第一任知府——西班牙与俄国的战事惊慌——同山地人的战事——中国兵杀五百客家人——沿海的改良——船难——琉球人的厚意——帛琉群岛的岛民被风逼到台湾——「拉普特克号」失事——加德纳中尉、克雷格先生与六名水兵溺死——「森林美人号」被它的船长炸沉——骗取中国政府赔款的一桩罪行——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五年的船难。

一八七〇年于一切外国人都是一个险而不定的年头。因为这一年生出一个于本岛与对外贸易都极要紧的问题：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爵士恼于他本国人在台湾不断遇着的难处，便向外务大臣克拉兰敦伯爵建议：把一切领事机关自台湾撤回，并把本岛对英国贸易关闭。这样一来必然把一切外国商务都挡在门外，这是确定的。别无他国在本岛设有领事；而除英国之外，当时外国的贸易小到这般地步，恐怕不会再有别的领事馆设立。

这个提议自然而且极幸地遭了台湾英国商人显著的反对。南部有一份呈文递给克拉兰敦伯爵，抗议弃置台湾，并说一八六九年「那一年由于已故副领事吉必勋得手的举措，使那久已横行的恐怖之局至少暂时告终，英国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得了较为自由的往来；于是立刻从一八六八年那极度的商务萧条中翻转过来，贸易总数大为增长」。

北部一八七〇年对外贸易比一八六九年的增长极为显著。樟脑的出口大增，茶的出口则翻了一倍。眼前既有这些兴旺的凭据，英国外务部便不能说英国贸易正在衰落；而承认同汉人与官员的不断纠葛把他们从岛上吓走了，那更是怯懦。因此阿礼国爵士的提议在英国并未得到赞同；而此后几年贸易不断增长、外国人与汉人之间的难处迅速减少，充分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明智。

作为旧日子的一点提醒，也作为对外国人的憎恨尚未全然除尽的凭据，我们还要讲一桩袭击外国人之事；除了几次针对传教士的扰动——那大约更是反对那个宗教，而不是反对外国人本身——这是本岛最后一次公然的反外国人之乱。

一八七二年将尽时，住在艋舺的一个有势力的宗族中人，开始对那些受了外国人雇佣的汉人显出相当的反对。后来他们终于找着了出气之处：袭击怡记洋行的行栈。不过洋行的代理人莱德劳先生得以把屋门牢牢关住堵住；袭击一起，他便处在可以自卫、并卫他那些已被他武装起来的雇员的地位，至少一时如此。那群人先想用大石把前门砸开，随后把注意转到行栈后头，发现那里也关得牢实。他们于是动手把凡能到手的东西一概抢掠毁坏。镇上的人这时已大队出现，带着矛与刀；这一个外国人与他那几个武装的汉人能否长久挡住这群人，便极为可疑了。所幸袭击的消息已传到另外两家外国洋行；埃莱斯洋行的卡斯先生与布朗洋行的达林先生立即动身去救他们的朋友，所带的兵器是一支鸟枪与一支六响手枪。到了那里，他们见闹事者的举动是由两个人指挥的——那两人上了邻近房屋的顶，正敲着锣，为的是召当地人关店、加入攻击。卡斯与达林二位便朝行栈后头去；那群人大约以为还有更多外国人要来，便容他们到了门口。他们凭手里的兵器一时挡住了闹事者近身，可一直受着石雨的袭击，渐渐觉得气力不支。正当此时，陪他们来的一个好心的广东人劝他们爬上屋顶，从那里进行栈。看来别无他法，于是卡斯先生上了顶；可达林先生正要上去，看见有一个人持矛全速向他冲来。达林先生毫不迟疑，举枪便放；可同时他从别处受了两刀。他随后挣上了屋顶，两处重伤血流如注。他们正要往前走，卡斯先生不幸半身踏穿了顶，立刻被底下的汉人用矛攻击。那个广东人见主人处境危险，立即拿起那支手枪，向下头的人群把六膛都放了；达林先生也放了一枪。这就给卡斯先生留出工夫脱出来，终于进了行栈。这时埃莱斯行栈来了一队装备齐整的汉人，把那群人驱散了——幸而那群人并无火器，因而处于劣势。

袭击的消息到了淡水，英国代理领事便向港中一条中国炮艇求助；可那位管带不肯派人，领事只得自己动手。于是他凑了一支志愿队，共十个外国人，主要是从当时在港的一条英国轮船上来的；他带着这一点人立即上溯到出事之处。

这一番迅速的举动制住了此后的扰动；领事随即去找官员，要求惩治行凶者。结果议定：闹事者须付八百元修补行栈所受之损，又付一千元赔偿那位受伤的英国人；而为警示他人不得干犯外国人，那两个为首的须上枷，在大街上示众。〔注一〕官员们虽把一切都应承了，却把最后这一条疏忽了。领事为此抗议，官府便告知他说：钱他们容易付，可那两个为首的他们没法惩治，因为那两个汉人是一个比他们自己更有势力的宗族的头人。领事得知此情，便告知各官说：一条英国炮艇已到，要一直留在淡水，直到那两个罪犯照所议定的到他面前来。这话起了效；只过了一天，那两个行凶未成的人便被带到领事面前，人见他们都戴着所定的那种枷，于他们素常的衣着倒是颇为相称的添饰。

〔注一〕（原注：枷是一副木框，约三英尺见方，通常重约二十五磅。框分作两半，可以套在犯人头上。框上开一孔容颈，有时另开孔容手。合上之后，可比作一个从颈上平伸出来的大木领子。）

甘为霖牧师讲到他一八七五年在店仔口——嘉义以南的一个市镇——的一次侥幸脱险。这村里的人似乎属于一个宗族，那宗族当地的头人是一个名叫吴志高的人，性情横暴不法，官府很怕他。他的大宅就在村外，紧邻的一切房屋都围着坚固的竹栅，又常有许多带兵器的人在旁，预备抵挡官府或百姓的袭击。

吴志高极反对传教士的工作，尤其反对在邻村重建一座礼拜堂。他见基督教的工作不顾他的抗议仍在推进，便想用别的手段止住它。于是经他撺掇，有一队带兵器的人袭了村里一户基督徒的家。一个妇人被残忍地刺伤，几个男子受伤，那地方也被抢掠。甘为霖牧师一听说这桩暴行，立刻到那村里去查访。他本打算在那里过夜，住在他礼拜堂附近一所屋子里。约在半夜，他听见有人冲过围着礼拜堂地面的篱栅，又见火光在屋子四周晃动，吃了一惊。那一夜惊心的经历，甘为霖牧师这样讲述：〔注二〕

「我跳起来，发现我的卧房已经着火；从那几根当作窗子的木条往外看，我看见一群相貌凶恶的人正在礼拜堂与我们自己屋顶上动手。那光景一眼便看明白了：这是吴志高的人出来作他们那可怖的袭掠之一。他们像一群鬼：脸涂得黑黑的，手里拿着长刀，在那燃着的礼拜堂的明亮火光底下窜来窜去。我喊人相助，后来才知道传道人与他的妻子、以及睡在邻近一间小屋里的几位弟兄，都已逃脱了。

我以为他们未必敢袭击一个外国人，便想从中间那间屋的门出去；可立刻被对着我平举的矛逼回来，那一刻我用搭在臂上的中国毡子把矛挡开。我喊着说他们若执意如此，英国领事要惩治他们；可他们的刀与矛又在我面前挥舞，还屡次戳在那条小毡子上。我退进后头那间屋，立刻被十来个这样的懦夫追进来——他们显然不敢一个一个地追进那间较小的屋子。他们不断把矛从门口戳进来，随后又动手拆我左边那道薄隔板。我在小床脚边的时候，有一支矛从板条间戳过来，离我身子不到一英寸。

这时屋里开始满是烟，干草的屋顶四面着起火来，礼拜堂本身也被火焰裹住。我自己那间小卧房正在塌下，火热的空气在燃着的竹子里膨胀，像枪一样一声声炸开。这时候中间那屋里的人退到外头去了，我便又想跟着他们出去，离开这所燃着的屋子——屋里的热与烟如今几乎无从忍受。可我在门口所见的景象实在骇人：礼拜堂上下全是火与烟；那群人举着刀与矛站在后头等我出来，那份决意里有一种近乎凶神的气息。我又一次冲回屋内，想从后头破出一条逃路，把手与赤脚都弄伤了。正忙着的时候，有人把前头窗孔的木条砸开，投进一支燃着的火把，床上的松草便着起火来。

到这一步我全然放弃了，把自己交托给神，最后一次冲了出去，只料想要被刀矛戳死。令我惊异的是：那一整队人正迅速往右移开。风起了，他们再也受不住后头燃着的礼拜堂冒来的烟，也受不住那舔上他们先前所站的那所屋子的火焰。我身上除一件睡衣别无他衣，便从门里跃出，爬上左边的墙，随后从上头一道又厚又带刺的篱栅里挣了过去，最后翻滚落进一道沟里，在那里半昏迷地躺了一两分钟，随后听着夜里的动静。

我把头抬到高草之上，看见那边几块田上还有光在动，像是在搜什么人。于是我把身子撑起，慢慢爬着走，上了稍远一些的一处山坡，躺在那里，直到听见收队之声，那一伙人全往店仔口的方向跑去了。」

〔注二〕（原注：甘为霖牧师《台湾传道之成功》第二卷，伦敦特鲁布纳书局。）

除这几桩扰动——此外还可以添上后来几年里对南部几座礼拜堂、以及北部马偕牧师几座礼拜堂的几次袭击，与几名本地基督徒被杀之事——此后再没有牵涉外国人的祸事可记了。诚然，沿海的村民此后还有好几年只要有机会便抢掠失事的船；不过那并不一定表示对外国人有敌意，只是盗贼贪人之物的心而已。中国帆船若落到这些拆船人手里也同样被办，就是这个的凭据。自这个时期起，本岛的汉人对外国人待得很好。商人没有受到商贩与别人的反对，在汉人地界各处行走的旅人一般都受以礼貌，连中国的官员也开始觉得尊重条约所许之权于自己有益。自然，商务上的难处是有的，要避开的盗伙是有的，也有些不法之区并非随时都可平安行走。不过就全岛的汉人居民整个来说，不能说对外国人所显的感情全是敌意的。实际上在许多地方，当地人是很友好的。

七十年代初，南北的贸易都大有增长。汉人出口台湾茶已有好几年，可一直没有外国人入这一行，直到一八六七年陶德先生运出了二千零三十担（二十六万九千九百九十磅）。一八六九年外国人的出口翻了一倍；一八七〇年又翻了一倍；一八七二年又几乎增了一倍，运出一万九千五百十三担（二百五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九磅）。樟脑的出口也显著增加。一八七二年本岛北部已有五家英国洋行立业，设在大稻埕。

一八七一年秋，大陆与台湾之间两周一班的轮船航线开办，派上的是「海龙号」——一条长一百五十英尺、注册二百七十七吨的小轮船，由贾罗船长管驾。它是当时所设那条定期航线的开路之船，那航线后来称作德忌利士轮船公司。航程是香港、汕头、淡水与台湾，以厦门为接驳之点。一八七二年船只进出的次数比一八六九年与一八七〇年多了一倍有余，而茶的出口在这段时间里增了四倍，于是众人相信一条定期航线是必需的，也会有生意支撑。「海龙号」过了几年便显得太小，应付不了日增的生意，便添了注册约五百吨的「福尔摩沙号」——那曾是铁行轮船公司的一条上等船。〔注三〕

〔注三〕（原注：这条航线从这样小的开端迅速增长，财力与地位都大了，后来组成德忌利士轮船公司。自早年那条小「海龙号」起，直到如今有四条专为此事而备的轮船，这项航运从未间断；这家洋行在本岛商业史上所占的地位如此显要，因此在此略记它几笔经历，并不算不合宜。

「海龙号」与「福尔摩沙号」两船虽都在行驶，一八七五年仍觉须再添公司的载量，便把五百吨的「台湾号」派上这条线。这条船原是为马尼拉的罗塞尔·斯特吉斯洋行造的，有一段时候以「莱奥诺尔号」之名行驶。可它在一八七四年那场大台风里沉在香港港内的海堤边，正在德忌利士·拉普莱克洋行的写字间前头。德忌利士公司随后把这条船买下，起出修好，取名「台湾号」，派上台湾这条线。它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十四日失于澎湖。接替「台湾号」的是「阿尔拜号」。这条船也是从罗塞尔·斯特吉斯洋行买来的，它同样在那场大台风里失事——简直是被抛到「莱奥诺尔号」的上头，又撞在海堤上。）

帆船的贸易也大有改进；七十年代初有三大帮在营运。帆船趁西南信风开往对面大陆上一切要紧的口岸，北边远到辽东湾。这三帮分法如下：厦郊，即往厦门及邻近各口贸易的帆船；小北郊，即往上海、宁波等处贸易的；大北郊，即往山东沿海、天津、金州等处贸易的。这三帮在各口的利益由一位商人照管，此人一年推举一次，所居的位分略似劳合社的代理人。这位商人以一座香炉为职任的凭信，因此通称「炉主」，即掌香炉的人。

这个时期的大事中，该记一八七一年八月九日那场大台风，它在台湾北部毁了四条外国船。在基隆港里，英国船「西行号」与法国三桅船「阿黛勒号」都失了事；而人命得救，全靠两位住在台湾的人勇敢的出力——陶德，与另一个名叫马嘉理的英国人（他当时在英国领事馆供职，后来在云南被山地人杀害）。性命最为危急的是法国三桅船「阿黛勒号」失事之时。英国炮艇「麋号」在港内，却无从相助；可陶德独自泅水往那条搁住的船去，几次被打回岸上。然而他终于到了船边，又被一个打过船身的大浪抛上去，得以抓住索具。那夜极黑，法国人直到他真上了船才看出有人在勇敢地救他们。陶德这时得了一条绳，带着它跃进狂涛泅到岸上，把这条绳接在岸上帮手早已备好的一条岸索上。索一系牢，陶德与马嘉理便跃入水中，两手交替地攀着到了船上，救出了船上的人。众人都平安上了岸，虽然那条船已被风暴之力断成两截。那是一个狂暴漆黑的夜，那场风暴是最年长的居民生平所见最大的一场。法国政府想酬谢陶德先生这番勇举，要给他荣誉军团勋章；可英国政府不知何故不许他接受这枚他实在当得起的荣誉，而自己给了他一等阿尔伯特勋章。

第十五章这一时期的对外往来与大事（二）

（原注续前）「阿尔拜号」行驶到一八八五年，在汕头外失了事。一八八四年，公司又得了八百二十吨的「泰勒斯号」——那条船从前曾作英国运兵船，载兵往阿比西尼亚——把它派上以安平为终点的南线。此后公司又自造了一条五百吨的船，派在定期航线上，直到一八九五年卖给了日本政府。此后不久又造了一条新船，取名「海龙号」，与这条线上那条开路之船同名。一八九五年造了「海门号」，由阿什顿先生督造——这条船是他照台湾的需要设计的。他于此极为成功：这条船吃水虽浅，只有六百三十三吨，载量却达两万半箱茶。于是自一八七一年只有一条载量七千半箱的轮船起，到一八九七年，德忌利士公司在往淡水的线上已有三条舒适的轮船，合计载量五万四千半箱；安平线上另有一条轮船。

一八七四年日本的出兵——前几章已述——自然在全岛引起极大的震动。

一八七三年，当时还是陆军大尉的桦山伯爵同水野先生乘一条日本船在台湾府登陆，由陆路走到淡水，再往苏澳。那一年到岛上来的日本客共有六位上下；他们既穿欧式衣服，当地人看着颇为好奇。起初人以为他们是来查看本岛物产的商人；可第二年的事便证明他们是随后那次出兵的先行人。〔注一〕

〔注一〕（原注：日本出兵的记述见第十、十一、十二与十三章。）

日本的出兵于管台湾之事的官员是一服大补的激剂。中国人从郑成功一家手里得了本岛已过了两百年上下，可他们于这位老统帅的防务几乎毫无改进。此前没有一个外国势力质疑过他们对本岛的占有，而这在中国人心里便足以证明永不会有人质疑。可他们如今受了一次粗暴的惊醒，预备作一些看来必要的改变，把那些「蛮夷」挡在门外。

最大的弊病似乎在于：第一，掌政的首长不在本地——他住在福州，因为台湾只是福建的一部分；第二，本岛划作各治理区的办法不合宜；第三，并无像样的陆路交通；第四，所谓「台湾兵」的情形极为可叹。

本岛治理区划分之失当，可举一例：一八七五年以前，台湾府以南整个地区——东界山地地界，西界大海，约若干平方英里——合成一区，称为凤山。治这样大一片地方的，只有一个知县与五百名素常那种货色的中国勇丁。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一带的汉人自然只肯受他们自己以为于己真有好处的那么一点官府管束。知县的治理因此只限于居民中较为安分勤苦的那一部分——他们在较重的民事争执上要求官府相助。刑案由村民自己处置，他们把犯事的人私刑处死。这些村民还保留着同山地人作易货贸易之权。凡商贩侵了他们所认为自己的权利，便可能被定作罪犯，照上述的办法受罪犯之罚。客家人对官员更不亲近，许多大村子无论借什么名目都不许官员进去。这些村社兵器齐备，聚落也筑得坚固。

本岛南部的东半，虽名义上归驻台湾府的同知所治，实际上不受他的权柄。诚然，衙门里有几个通译，边界上也有官员带着名目上的乡兵，本该在那一带维持太平。

就连从前曾有过的那点影响与权柄，如今也实际上失了。有人告知我们：恒春以东约五英里有一个村子射麻里，住的是山地人；他们在乾隆年间（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剃了头，成了皇帝的顺民。可这在中国人看来似乎并不特别要紧，他们对归化的山地人毫不鼓励，而且对那村子与村中之人毫无兴趣。到一八七五年，那些山地人已把本族的衣着部分地穿回去了，对留辫子也不甚在意。在一个到访者看来，他们兼有两族的恶习，而两族的美德一样也没有；有人把他们记作「懒散、荒淫、好酒」，而他们的产业有许多已落到客家移民手里。我们所据的那位作者又添说：「由上所述，便不难想见一八七四年的众人颇倾向于一个谬见，以为中国政府对本岛这几部分并无权可言。」〔注二〕

〔注二〕（原注：《中国海关报告·打狗，一八七五年》。）

钦差大臣沈葆桢被派来掌管本岛、并布置防务以防日本人占据汉人地界；他深感必须大加改革，于是极有劲头地着手办事。凤山一县分为两县，分界之处以一条河为志，那河在近海岸的枋寮村稍北处向内陆流去。北边那一半仍用旧名，南边的地方则成了恒春县。为给这个新县的知县立一个治所，便在一个村子四周筑了墙，在那里建起一座新城。在东南岸也新设一县，所辖的地在凤山县之东、恒春县之北、苏澳之南。新县的县城设在卑南；从前住在台湾府的同知，如今移驻此地。又修了一条自西岸通来的路，从打狗四天便可到卑南。由海路也到得，不过只能在平静的天气登陆，而船只一次也停不过几个时辰，因为水太深，无从抛锚。

这位钦差大臣在新修道路上做得不多，可他把几条旧径修好了，尤其是南台湾横越中央山脉的那几条，这就使与东岸的交通便利了。他又修了一条军用之路，已见于日本出兵的记述。为改良防务，这位钦差大臣在安平以南约一英里处筑了一座炮台；为取得筑料，那座可敬的荷兰古城热兰遮城有一大部分被毁了。这座炮台由法国工程师贝尔托设计并监造，一八七六年完工。据说设计者在轮廓上略仿了巴黎外围防线的几座工事。所配的是十八吨炮。在打狗旗后山的下段，又筑了一座新炮台，其设计是照欧洲式样加以中国的改动。所配的是六尊来复炮，口径不足以在海防上有多大用处。另又筑了一座较小的炮台，位置正可控制港口。

此后几年的大事里，官府引进外国器械是最可注意的。本岛采煤多年来一直被严禁，怕动工会扰了各地风水的吉气。然而基隆人肯冒这个险，一直暗地采煤，运出的数量不少，看来并没有惹得那条龙向那一带报复。闽浙总督得知此情，便决意把禁令撤了；而且为使他所管的福州船政局能得较廉的煤，他如今甚至预备鼓励开采。一八七〇年经他的推动，派了一位委员去看煤区，报称引进外国机器是可行的。福州船政局所雇的法国工程师杜邦先生是第一个勘查煤区的外国人，他于一八六八年办完此事，而他的报告在一八七一年又被翻出来呈给总督。不过此事议论一番之后便搁下了，煤矿之事再无消息，直到一八七四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到煤区去看，同北京当局商议之后，明确宣布立即引进近代机器。矿师泰扎克先生受命主持此事；到一八七七年底，一座机器齐备的矿已在开采。〔注三〕

〔注三〕（原注：见台湾矿产一章。）

本岛各处有石油，多年来人都知道；这个时期所引进的新事里，也该算上购置用于这一行的机器。一八七七年，两位美国技师带着必要的器械到来，次年初动工；可生出许多难处，钻了两口井、出了约四百担油之后，当年秋天此事便放弃了。〔注四〕

〔注四〕（原注：见台湾矿产一章。）

一八七七年间利用外国器械的第三桩改良，是台湾第一条电报线的架设。这条线自打狗通到台湾府与安平，长约三十英里，十一月间对众开放。价目很便宜——二十字一元，这条线立刻得了汉人的欢心。

官府不单在引进外国机器上显出格外开明有劲，在扶助本地的事业上也是如此。设了一个招垦局，把汕头及附近人口过密之区的大批苦力招到本岛来，在打狗与本岛极南之间人烟稀少的地方拨给他们土地。这个办法是成功的；新来的人中虽有许多害了热病、也有些被山地人杀了，可成数不大；过了不几年，许多从前未垦之地便出了大宗的收成，于相关的众人都有益。不过后来有一次把一千名广东人运来、安置在东岸，便不那么成功，他们大半死于热病。

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变动于北部极为要紧。自外国商人初到沪尾这个口岸以来，他们一直因毫无官府而大受不便。这个口岸归淡水厅的海防同知管；可这位官员住在南边若干英里的竹堑，于是沪尾以及整个北部实际上无官府管束。一八七七年，淡水改设为县，置知县，「淡水厅」之名废了。自此以后它有了正式设立的官府，这于这个口岸价值无可估量，并使那后来把淡水变成全岛最要紧商业中心的大工业发展成为可能。

一八七八年北部又有别些有益的变动：基隆设为厅，即同知所治之处；而噶玛兰厅——那个产樟脑的地方，通称噶玛兰——成了一县，名宜兰县。同年竹堑厅改为县，名新竹县。

这新设的三县如今合成一个新府，称台北府；新的府城台北，划在艋舺东北毗连的一片地上，那地当时除作农田之外并无人占。代理知府自竹堑移到艋舺，一八七九年五月暂驻该地，台北的建造立即动了工。

新城一划定，便发了禁令，不许在城界内种稻；而官用所需的那部分土地既经定下，余下的部分便分成地块，以极低的价钱出售给人建屋。工程推得极快，到那一年（一八七九年）年底，东、西、南、北四门已近完工，可容一万名生员的考棚全然完成，文庙与知府衙署也在建造之中。又过了一年上下，各座建筑实际上都已完成。这一切兴作的费用，都要本地的富人出。最初的开支是：知府衙署三万八千元，一座较小的衙署六千元，考棚三万四千元，文庙与别的祠庙五万元。此外，城门的建造以及筑城墙、修街道等等所需的款，还要一大笔。虽然一切富有的汉人都被迫捐输，款项的大部分却出自一个人——本地人称「林本源」的一户汉人，他们在本岛北部拥有大片土地，官府要钱时自然是极方便的人家。据说在建城期间他们出了多到五十万元。除上述的来源之外，又加了一项特捐，名曰「城工捐」，作为城内兴作之款。这项捐与素常的厘金全然无涉，所定如下：鸦片每箱十一元，茶每箱照品质一角或二角，杂货每担二元四角。

城墙的工几年之后才动，因为那地原是稻田，太软，承不住那沉重的建筑之重。不过沿着将来城墙的全线都种了竹，意思是等三四年竹子长起来，地便会够坚实，承得住那砖石的重墙。

北台湾第一任知府是向焘。不过他似乎性情颇弱，因为那位他本该取代的淡水同知仍旧占着首要官员的位子，百姓也把他当作首要官员。向焘于一八七八年初去世，受任不满一年。接他的林达泉是另一副气派，立刻在治理上作了明确的改变。第一步是把那位放肆的同知调往鹿港，去管那座城。这位新知府很得人心，可同他的前任一样，在任极短：到任才三个月，他忽然病倒去世。

一八七九年，新城里第一次举行文试；两年后又举行武试，那是台湾归中国以来的第一次。

这个时期有两场战事的惊慌。一八七七年，西班牙政府同台湾的中国官府之间关系颇为紧张，起因是一桩已争了些时候的争执——关于西班牙船「索贝拉纳号」，它于一八六三年失事并被台湾当地人抢掠，前一章已述。原来交涉了十四年毫无结果，西班牙人终于决意要讨个公道，纵使须用一次武装的出兵去索取。后一类的要求中国人是懂的；西班牙的提督一出现，便立刻把所要的赔偿准了。所得的款——一万八千元——送往马德里，分给「索贝拉纳号」失事的生存者与死者的家属。〔注五〕

〔注五〕（原注：一八七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西班牙驻厦门总领事刊了一则告示，请凡有权分得那一万八千西班牙元——即中国政府为一八六三年失于台湾岸外的西班牙船「索贝拉纳号」被掠一事付给西班牙政府的赔款——的人，于一八七九年八月十九日之前亲自或由代理人到马德里西班牙外务部具报。）

这桩争执虽已这样了结，中国人仍处在惊慌之中。这期间有一条西班牙船出现在基隆，在那里的官员中间引起极大的惊惶，因为人都信它只是一支即将炮击该镇的西班牙舰队的先行。可后来查明：所说那条船只是进基隆加煤，加完便开走了；而我相信此后它与任何别的西班牙船都没有再到过台湾。不过这场惊慌是彻底而影响深远的：从大陆调来了兵，本岛的防务也有了一些改良。

自第一次日本出兵以来，官府的神经一经见着一面来由不明的外国旗便容易发作；第二次使他们受震的，是一八八〇年——那时人以为俄国将要对中国宣战。许多俄国军舰的出现似乎证实了这个印象，于是立刻采取措施加强防务，预备那即将到来的战事。又令中国兵船勘查北台湾海峡，并盯住俄国人。岛上在台湾府与台北府之间新筑了四座工事，又在基隆筑了一座近代的要塞，耗了政府一大笔钱。这后一座建筑是中国人大为自豪的，而它那五尊近代的克虏伯炮被认为足以把俄国人、或任何敢来露面的人打垮。在打狗，官府把前一年购得的四尊七英寸、六吨半的，与两尊六英寸、八十英担的前膛来复阿姆斯特朗炮，安在港口两边所筑的两座炮台上。可那可怕的俄国人同西班牙人一样，有一天从海峡上不见了，再没有回来，台湾便又松快地呼吸了。

前两章虽没有提到同山地人的战事，读者却不可以为这期间是太平相处的。实在说，自中国占据的第一年起，同山地人的战事从未止歇，这不妨看作一桩确定之事。打得凶不凶，自然要看送上去受屠的兵有多少，也要看移民的动向。要把一切战事都记下来是不可能的。一八七五年，如前一章所述，有二百五十名中国兵在南部的一次交战中被杀。一八七七年，激战似乎移到了东岸。炮艇不断从基隆载兵；苦战了几个月——其真正的详情从未为人所知——那一带的山地人一时被制服了，得胜的统兵官孙将军被赏了黄马褂。

第十五章这一时期的对外往来与大事（三）

同一年，那些强悍的汉人——客家人——也在东岸给兵丁添了麻烦。原来那些勇丁从店家手里强取了些米，缘由不过是价钱谈不拢。这自然生出争吵；而一牵上客家人，争吵离动手便不远了。经几场激战之后，孙将军本人只得带援兵开去，才把他那些好闹的勇丁从全军覆没里救出来。〔注一〕中国官员向来不很爱客家人，这位英勇的将军便设法把这一带此后生事的一切可能都除掉——据报，办法是杀了约五百人，实际上就是整个聚落。

〔注一〕（原注：这座建筑筑在港口东南边近滩的沙上。要打一个坚实的根基极难，即便掘得相当深也难；最后不得不打桩，又用了许多柚木梁与横木来作基。上头石与灰泥的建筑极为沉重。它于一八八四年被法国人毁了，不过那片废址在基隆至今还看得见。）

「七十年代」之末与「八十年代」前半，沿海有许多改良。这个时期的地方官员既显出有胆有识，便体察到航行的需要。台湾的道台致力于在南部修一个好港。打狗位于一个潟湖的边上，入口是一道七十码宽的狭口，可惜因有一道碍事的沙洲，除吃水不足六英尺的小船之外都过不去。那位道台本打算把沙洲挖浚，并在入口之南筑一道防波堤。此事在一八七八与一八七九两年间被认真办起来，图样已画，估价已备，不幸那位道台去世了。接他的人似乎没有那么进取，这件事便搁下了。不过在设立灯标上做了许多——那是海关官员建言的结果。一八八二年在安平设了港口灯，一八八三年在鹅銮鼻设了灯塔，又在旗后山设了一座港口灯。

在台湾海岸上或近岸失事的船数，比上一个时期略有增加，可被抢掠的船数明显减少。本时期（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五年）三十余起船难里，被抢掠的只有半打上下。台湾沿海的汉人，若把他们的行事同琉球群岛的岛民对失事漂到他们岸上的外国人那种真正高义的待遇与款待相比，便显得颇为不堪。琉球群岛最南几岛之一——离北台湾只几英里——的当地人不单照看了一条失事外国船上的人，还白给他们回大陆之具；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善行更能见仁爱、慈惠与温厚呢？而且这并非例外：没有一桩事例里不曾显出同样的仁厚之心。下面这件事很值得永久记下：

一八七三年八月初，德国纵帆船「罗伯逊号」失于宫古群岛之一岛。船与所载的茶全损，也有人丧命。当地人待生存者极为仁厚，给他们衣服、食物与住处，又极力替他们从失事的船上救出些东西，并且分毫酬报也不肯受。船被浪全然毁去之后，岛上的头人送给这些遇难的外国人一条帆船，使他们可以回「本国」。随后立了下面这件文书交他们手里；他们启程时，全岛居民都到启程之处来送行，为他们祝福：

「琉球属岛宫古岛管事之官，给照一纸，俾若干人得回本国。

兹于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有外国船漂至本岛失事；据其船长称：船未破之前曾遇大风，船上之人仅八名登岸得生。又据该船长具请相助，并求借帆船一条以归故土；该船长与同行诸人情实可悯，故赠帆船一条——不望其归还——并给途中粮水。为此给照，以为该外国船长之凭护。

闰六月二十四日。」

被抛上台湾海岸的不幸航海者之中，有十六个山地人，于一八七四年五月乘三只有舷外浮木的独木舟到了基隆。汉人以为他们是从台湾东岸某处来的；外国人起初则以为他们来自离台湾南端不远的巴士群岛。这些人极为虚弱饥饿，其中一人到后约一星期便因力尽而死。他们在海关里受了很好的照看，身子渐渐好起来，不过起初吃下的固食都留不住。他们冒险的经过这才问明；大出外国人意料的是：原来他们来自帛琉群岛，走了一千六百英里这样大的路程。他们是在一场大风里被从渔场上刮走的，在海上漂了六十天，终于到了台湾。他们的船之结实、以及他们自己耐苦之力，从他们能这样久撑下来，便可见一斑。等他们的身子许可，便被送到香港，从那里搭船到加罗林群岛，最后回了家。

这个时期有一桩外国船的失事，伴着可叹的人命之损。一八七四年六月将尽时，英国轮船「拉普特克号」撞上台湾以北一块不见于海图的礁石；为免船沉，船长把它开上马槽湾的岸，它终于全损。当时泊在那里的中国炮艇「福星号」立即应了求助之呼，把全部搭客与轻件货物救出。女王陛下军舰「红隼号」随后加以保护，相当多的货——大半是糖——都救了出来。劳合社的代理人陶德洋行随后接管这条失事船，为保险人的利益把它拆卸。这桩工正办着的时候，「红隼号」的加德纳中尉与六名水兵被派上船去防走私，陶德洋行的克雷格先生也在船上，代表劳合社。七月十七日夜里，打捞之事刚刚办完，一场极猛的台风在本岛北部发作；风势最烈之时，小船先已破了，加德纳中尉、克雷格先生与另外七人想泅水上岸，都丧了命。虽经极细心的搜寻，只捞起一具尸身，而那一具被撕咬得极惨，有一部分已被鲨鱼吃去，认不出是谁。众人相信其余的人都被冲入海中、被鲨鱼吞了。为纪念他们立了一座碑，如今就在基隆的滩边。〔注二〕

〔注二〕（原注：碑文为：「我们生之中即在死中。」

谨以此纪念：皇家海军中尉查尔斯·加德纳；商人詹姆斯·克雷格先生；头等锅炉工约翰·韦斯特莫兰；二等锅炉工约翰·斯卡尔；一等水兵明戈；以及锅炉工乔治·奥斯本、亨利·希金斯与休伯特·西蒙斯。均属女王陛下军舰「红隼号」。

彼等于一八七四年七月十七、十八日台风之中，溺于台湾外「拉普特克号」失事之处。）

台湾海岸之险，加上当地人那个抢掠的名声，使这个岛成了那些不顾道义、有意把船弄沉的船长或船主所爱的去处——他们指望或得保险之款、或从中国政府取得一大笔赔偿。这桩事至少试过一回，我们有极好的凭据。一八七八年，有一条美国船驶进台湾极南的瓜连湾。这在当地人中间引起许多诧异，因为那个湾极少有人到。船上人看着并不很和善；当地人划船来时，水手威胁说若靠近便要开枪。村里的官员也同样被挡开。日落时，又有第二条船出现，泊在离先到那条船相当远之处。随后有一只小船——看样子载着全船的人——从头一条船上放下，急急往另一条船去。随即便听见一声大响，原来那条被弃的船已被炸掉。

这出小小的戏文此刻换景到打狗。港里停着三条大兵船。军官与水兵、穿长袍的官员、以及穿着鲜亮号衣的随从兵，都在岸上走动；于这个安静的小港，这是罕有的景象。原来是一场海事调查的审问才引出这一番不寻常的排场。一条美国船「森林美人号」在鹅銮鼻失了事，所载贵重的货被当地人抢掠了。船长与船上人逃了出来，而船长此刻出面，为这桩暴行向中国政府索取重额赔偿。末一幕如今在我们眼前；照一切编得妥当的戏文一样，公道须得，善须有报，而恶人须被揭穿。在眼下这一桩里，一位好传教士救了局面。他极为意外地出现，向那位恶棍船长宣告——这使那船长大为丧气——说他刚从上述鹅銮鼻一带回来，而他知道这桩所谓「失事并被当地人抢掠」的真实情形。随即是逮捕；而在幕落之时，那位美国船长正被押往牢里，许多官员则齐声欢呼起来。

台湾及邻近岛屿海岸上的船难，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五年，接第十四章前表。此后各年的船难见第十七章。除另有说明者外，下列各船均为全损。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法国双桅横帆船「尤利西斯号」失于澎湖外，船上人被抢掠。

——十一月——英国三桅船「维吉利亚号」失于台湾东北。

——台湾的老商船「伊丽莎·玛丽号」失于打狗。

——英国双桅船「脱险号」失于台湾西北岸白沙岬。被当地人抢掠后焚毁。

一八七一年——纵帆船「卢比孔号」失于澎湖。

——二月——英国船「西生号」失于澎湖。

——七月——英国船「劳登堡号」失于台湾西南岸。大副与十二人乘一只敞船到了打狗。船长与余下的人（十人）被山地人掳去，其后八人逃出，剩下三人被释。

——十月——英国船「西行号」于九日台风中失于基隆港，两人丧命。

——十月——法国船「阿黛勒号」于九日台风中失于基隆港。

——十月——英国船「安妮号」于九日台风中失于基隆港。

——十月——英国三桅船「洛克诺号」于十日台风中失于淡水港口。

一八七二年三月——英国船「北极星号」失于台湾西北岸、离南崁两英里处；虽有兵在场，船仍被当地人剥光。

——七月——挪威纵帆船「达佛涅号」是台湾一条有名的商船，自厦门开往台湾西南的打狗，此后再无消息。据揣测它或是在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沉了，或是在本岛东岸某处险地失事而被毁。

——九月——英国双桅船「斯巴达号」失于台湾西岸、安平以北六十英里处。船与船上人都被当地人抢掠。

一八七三年七月——德国纵帆船「罗伯逊号」全然失于琉球南部群岛之一岛。船长、他的妻子与船上六人得生。他们受当地人极仁厚的待遇；在岛上住了些时候之后，得了赠送的帆船与粮食，凭此得以到基隆。（见正文。）

一八七四年六月——英国轮船「拉普特克号」失于台湾东北岸、离基隆八英里的马槽湾。失事本身并无人丧命；可为防抢掠，「红隼号」的加德纳中尉与一队人被派上船，同在船上的还有劳合社代理人克雷格先生；他们在船上的时候起了一场极猛的台风，想泅水上岸时，克雷格先生、加德纳中尉与「红隼号」六名水兵溺死。（见正文。）

——七月——「奥利芬特号」失于基隆外。

——八月——英国三桅船「卡罗琳·哈钦斯号」搁于打狗稍北处。

——德国三桅船「九头蛇号」失于基隆东北的宫古群岛之一岛。船上人乘他们自己用残骸造的一只小船平安到了基隆。

一八七五年一月——德国一条纵帆船失于澎湖的北礁，四人丧命。

——十月——英国双桅横帆船「亚历山德拉号」失于台湾西北竹堑附近。

——十月——英国纵帆船「洛克比号」漂到台湾西南小琉球岛的西南角，失事并被当地人抢掠了一部分。

——英国三桅船「英格兰号」失于台湾西岸、淡水以南八十英里的大安。

一八七六年五月——德国三桅船「苏丹号」失于台湾西南岬。

——六月——本月十日有一场大台风沿台湾海岸发作，许多本地船与若干外国船被毁。

——六月——德国三桅船「茶花女号」于上述台风中失于打狗。

——六月——丹麦三桅船「维恩号」于上述台风中失于打狗。

——六月——德国三桅船「威廉号」于上述台风中失于台南府。

——六月——丹麦纵帆船「奥古斯特·赖默斯号」于上述台风中失于台南府。

——十一月——美国三桅船「米洛号」失于台湾岸外。

一八七七年七月——中国炮艇「福星号」于台风中失于台湾海岸。

——十二月——英国三桅船「新奇号」自基隆开往上海，在鼻头角与三貂角之间、离基隆约十二英里处触礁失事。

一八七八年——美国船「森林美人号」被它的船长在台湾外炸沉。随后他想从中国政府取得赔偿，声称该船被当地人抢掠毁坏。然而他的阴谋被揭穿，他被下了狱。

一八七九年二月——英国轮船「台湾号」失于澎湖。

——十月——法国船「安托瓦内特号」失于澎湖。

一八八〇年一月——英国三桅船「帕尔梅尼奥号」失于澎湖一岛之外。它起初的处境还不甚险，因为它被推过一道沙洲，泊在那里比较安稳。不幸此事发生在东北信风盛行之时，因此它出来的机会很小，因为那时节总有或大或小的涌浪打进来。女王陛下军舰「田凫号」想把它拖出，没有成。后来一条中国官轮把它拖过沙洲一部分，便撂在那里，再挪不动了。恶劣天气一来，它便成了全损。

一八八一年一月——英国三桅纵帆船「成都号」失于打狗港口。

——八月——丹麦三桅船「弗伦斯堡号」失于澎湖的桌屿。

一八八二年——英国三桅船「古巴号」失于基隆。

——轮船「海龙号」搁于白沙岬。拆船的人成千而下，所载的货——主要是柚木——被运往内陆。船因此减轻，便浮起开走了。

——十月——德国双桅船「奥古斯特号」失于澎湖。

一八八三年一月——挪威三桅船「亨利克·易卜生号」自厦门开往台湾，失于澎湖的白沙岛。

——八月——美国三桅船「斯巴达号」往檀香山途中，在北台湾外遇着无风。放下一只小船，船上四人——包括船长的儿子——朝本岛去。最后看见时，那小船正近岛；可此后再无消息。搜寻的人在本岛北部各处都找过，没有寻着失踪者的一点踪迹。那小船既是在全然无风之时离船、而岸又近在手边，这桩失踪实在是一桩大而无从解释的谜。

一八八四年九月——英国三桅船「贝塔号」在西岸鹿港附近撞上浅滩。船被当地人抢掠毁坏，船上人由英国炮艇「蝇号」接去，载到打狗。

一八八五年八月——英国三桅船「狄克逊号」泊在打狗外的泊地，漂到旗后山上失事。

——九月——德国纵帆船「尼古丁号」搁于鹿港附近。随后船被袭，可当地人被打退了。其后船浮起开走。

第十六章法军在台湾的战事（一）

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

中法之战——台湾的战事——「伏尔塔号」到基隆——官员中间的惊惶——台湾防务加强——利士比提督要求基隆投降——中国拒绝，于是炮击——基隆被取——刘铭传令把官办煤矿毁掉——外国人撤离大稻埕——基隆的小战——海关重开——淡水港以水雷封口——英国炮艇「金龟子号」在港——岸上外国人处境危险——猛烈的炮击——基隆一带法军各次胜利的结果——刘铭传退走，被艋舺乱民拘住——淡水第二次被炮击——法军登陆——中国人力拒——一场激战——法军败退回船——传道会的医馆与对中国伤者的照看——法国人的头颅被悬示——中国人加固阵地——客家人之为战士——伤者的奇例——中国人耐苦之力——宣布封锁台湾——孤拔提督的告示——一个汉人内奸——中国人在梁坑战败——外国侨民的艰难——淡水的圣诞——法军的征粮队——法军在基隆增兵——基隆附近一座中国炮台被攻不下——第二次进攻得手——进攻竹堡——一场可称的交战——一位中国军官的勇敢——伤亡甚重——中国人惊惶——筑垒以护台北——虽有封锁，兵与军火仍到——南部的情形——防务加强——打狗港封口——打狗炮台向法军开火——法军击沉大批帆船——闯封锁——淡水物价腾贵——澎湖被炮击——法军占领——封锁解除——外国人回大稻埕——战争的一个新面相——许多汉人因拨弄未爆的炮弹而死——中法和约签订——基隆法军大喜——法军的损失——孤拔提督在澎湖——他的大失望——他的死——《京报》所载的淡水之战——对中国将士的奖赏。

歇了二十年上下——其间只有内乱与同山地人的战事扰动，而后者绵延不绝，以致外间世界不再以为有趣——台湾又成了同一个外国交战之地。那是一八八四年中法报复之战将终之时；台湾本身并未参与那场主要的争执，却被夺去作为法国加于中国政府的赔款的实物担保。这场战事之独特，在于外国的军队并不总是胜者；在于法国——世上最大的军事强国之一——不得不承认战事的实际结果屡屡与精心布置的计划不相符，所预期的胜利至少有两次成了中国人的胜利，而粮饷的安排全然不足；总之从用兵上说，这场战争是失败的，而且作为失败在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为对法国人公道起见，须说明一句：这些失败并不在于实际作战的部队缺乏勇敢或本事，而在于法国当局判断的错误——他们既深信中国之弱，又过于自信自己之强，便想以「报复」之名，用一支小队伍与不足的款项去作战，而不屑请法国议会授权宣战。

台湾这一场争斗是艰苦的；所耗的费用与丧失的大量人命，使这次图取之举所费如此之巨，以致本来预期立刻得胜的法国人必定大为惊愕。

凡手边一切关于台湾这场战事的材料之中，陶德先生的那些书信——先刊于香港《每日新报》，后来又印成书〔注一〕——所记最有意味。下面的记述大半取自陶德先生的叙述；不过曾有一位先生在台湾战事期间在法军中供职，他把这篇叙述校订过，又在许多处把陶德先生所记补足，并把他认为作者得了错报的少数几处改正了。

〔注一〕（原注：《中法战争期间北台湾一个被封锁的居民的日记，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香港《每日新报》馆。）

在这「美丽之岛」上，一八八四年大陆上的战事并未被人安然视之；而中国的官员虽不知其所以然，却怕自己要被卷进这场祸事里。六月间有一桩小小的插曲，使这份忧虑更增。那就是法国巡洋舰「伏尔塔号」由福禄诺船长管带到基隆来。它此来显然只为取煤；而中国人交煤稍慢了些，这位英勇的船长便通知各官说：所要之物若不立刻送来，他便要向炮台开火。中国人应这一类的要求，远比应照常规提出的要求来得爽快；结果给养不久便上了船，「伏尔塔号」便往北开去。这样一位军官看来是注定要有一番作为的；果不其然，他后来又在这一幕里出现，身分是外交家与订约之人。

多谢那场俄国的惊慌，本岛的防务有了些改良；在基隆东边离滩一百英尺上下处，立着那时所筑的一座炮台。这座建筑长过三百英尺，架着五尊一八八一年式的克虏伯炮。中国人以为它全然不可破：在它的护卫之下，举国都安；万一外头那些「蛮夷」竟敢来到它面前，他们的船与军队立时便要被毁。

此时全岛都在预备加强防务。在北京受任的刘铭传于七月十六日以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台湾，来照料军务并统管全岛。他的到来照例受了中国兵的礼炮致敬；可这却把法国炮艇「帕瑟瓦尔号」的管带惊动得过了头，他以为中国人要动手了。这位激动的军官下令清甲板备战；可幸而在造成任何损害之前，这个误会就被查明了——这于岸上的外国人是幸事。

七月二十二日，巡航舰「维拉号」到了基隆，泊在内港；此后不久那条小「帕瑟瓦尔号」便往不知何处去了。这条大船的到来几乎引起一场恐慌。那少数几个外国侨民渐渐颇觉忧心，汉人的店家也在议论要走。约在此时，德国轮船「威勒号」载着一船弹药、水雷、电报线等等到来，可法国的管带不许这些物料上岸。中国人作了卸货的预备；可他们怕同「维拉号」起冲突，便令「威勒号」往淡水去。它到了那里，中国第一号运输船与几条帆船把它的货全接了过去。

中国人这时正积极在基隆集兵，预备打仗似乎成了每日之事。淡水那个小小的外国侨居地自然不无忧虑，英国炮艇「金龟子号」的到来受了热忱的欢迎。

八月四日，悬着利士比提督旗的法国铁甲舰「拉加利桑尼亚号」与炮艇「吕坦号」到了基隆，港内便有三条法国兵船。这位提督毫不耽延，当即派一名军官去要求守港各炮台投降，并声明此项要求若不照办，他便要在次日早上八时向炮台开火。中国人不肯交出该处；于是五日早上八时整，三条兵船动了手。一场猛烈的炮击开始，法国炮手打得极准，一位目击者说没有一弹不中。「维拉号」位置有掩护，得以纵射那座大炮台；而装在桅楼上的机关炮向工事每一处弱点倾下弹雨，直到那座「大炮台」被打成一片废墟。距离不足一千码，炮台里有几百名中国人。另两座工事又小又不要紧，很容易就被毁了；「吕坦号」则向湾对面一座旧炮台打得很准，那里驻着若干兵。各兵船上据报无人伤亡，不过「拉加利桑尼亚号」水线上方被打了三个洞。中国方面的损失说法不一，自五十人到两百余人，后一个数目是一个在官府供职的汉人所说。炮击之后，一队海军陆战队员登岸，把法国旗插在炮台的废墟上，随后进去占了基隆城。

刘铭传一听说炮击之事，便以他这一族并不常有的敏锐与决断，当即下令把基隆煤矿的机器与厂房毁掉、把矿坑灌水，并把存煤——约一万五千吨——点火烧掉。这是要使法国船失去一个煤料充足的加煤之处；这些命令在接令当天就执行了。

炮击之前，基隆的居民已避到德国纵帆船「东海卡尔号」上；随后由汽艇「爱丽丝号」把他们移到不久便赶到的炮艇「金龟子号」上。他们被带到淡水，只有海关的布朗洛与格兰特二位例外，他们一时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住在河上游十英里、在炮艇保护之外的大稻埕外国侨民，在炮击的前夕顺流下到沪尾（淡水），因为众人断定大稻埕——那是往基隆或往淡水的中国兵的一个接驳之处——并不安全。富有的居民早已成群往大陆去了，外国的行栈各留给五名兵丁去「宽厚地」照看，以防盗贼。

炮击之后，刘铭传赶往基隆去统兵。此后几天只有岸上几场无甚要紧的小战。在岸上一次交战中，法军一百二十名陆战队员里，一人被打死、六人受伤，还有一个受伤的被中国人掳去，掳他的人把他往台北府押送，他在路上死了。法国人为防炮台被夺回，用炸药把大炮台里的克虏伯炮毁了。与此同时又有两条法国兵船到来，共有五条。

十一日，英国领事弗雷特接了法国提督的通告，便发了一道通函，声明住在基隆的外国人是自担风险。不过几天后海关又开了，由布朗洛先生管事；看来法国人与中国人都不干涉贸易。

船只可以买港内现有的煤；可雇苦力装煤极难，这就实际上把这项运输停住了。

在淡水，河口已被封住——在沙洲内侧布了六颗水雷，排成半圆。来往该口的德忌利士公司的「福建号」与「海龙号」，以及德国轮船「威勒号」，凡必要时都由布雷的中国人引着越过水雷。官员们则忙着安装后一条轮船运到岛上的那些炮。

本月中旬大稻埕又恢复了贸易，因为一时被认为平安，而那一带乡间也静下来到这般地步，运进了很多茶。外国人的生活极为拘束。他们被禁止下乡；就在侨居地里，一天到晚不断有迎神的队伍、爆竹与锣声，更兼守夜的人整夜敲竹作响，要歇息几乎不可能——只有那些被派来护卫外国行栈的汉人卫兵例外：他们白天除吃饭时之外整天不见人影，「夜里回来，不去守护产业，倒早早躺下，一直睡到早上，沉得像故事里那个一觉睡了二十年的人」。

人都以为法国人要试进淡水河，便把载石的压载船与帆船沉在河口。官府的队伍里又添了若干客家山民。他们带着自己的火绳枪，因无知而宁要这个，不要外国的来复枪。众人对他们期望很高，因为他们在山地人边界上所过的战斗生活，把他们练成了好枪手、又善用刀。

到八月底，法国人已能守住基隆的岸线，可无从越之而进；而中国兵又有好几天在湾东边俯瞰船只的山上筑土垒、掘壕沟，于是法国人传话上岸，叫欧洲人上「巴雅号」去，因为他们打算向那些如今已望得见的土垒开火。〔注二〕那一天与次日的开火都没有成功，地势于中国人有利；此后许多天炮击成了例行之事，中国人自己看来并没有受多少损，可也无从加损于法国人。这样的局面延续了整个九月，法国人所得的只有港口四周近处几座山的顶。

〔注二〕（原注：下面这件通告送给了岸上的外国人：

「（抄件）致海关代理人暨陶德洋行与德忌利士洋行诸代表先生。

敬告海关诸位先生以及陶德洋行与德忌利士洋行诸位代表：本舰随时可能向在山中新筑壕垒的人开火，而那一带正朝着租界两所房屋之间的方向。

『巴雅号』舰长　帕萨桑」）

刘铭传将军九日离基隆，往淡水与台北府。他到后一处时，有约两百名兵、五名号手与两三名鼓手到码头上迎他。兵在前、乐队居次、将军坐轿在后，这样沿街行进，倒是一番堂皇的行列。据说他的到来于守卫外国行栈的兵丁也起了极大的振作之效：众人都全副出场，穿着号衣、带着来复枪；可在此之前好几天，有一家行栈点起名来只有一个兵与一个穿着兵衣的小孩。

十一日，英国炮艇「茶隼号」到；可当夜同「金龟子号」通过消息之后便走了。有名的旅行家柯乐洪先生在船上，匆匆往上游的大稻埕走了一趟。

「金龟子号」被引着穿过那些障碍，在河里抛了锚。二十四日，法国军舰「雷诺堡号」到淡水外，截查了「威勒号」与次日到来的「海龙号」。二十六日，被人形容为「一条蛇似的船」的「蝮蛇号」来与「雷诺堡号」会合。它到后第二天便截查了「福建号」，又追了英国轮船「威弗利号」——那条船据信载着兵与军需。向它船头前打了一炮之后，「蝮蛇号」派了一队人登船接管；从台湾岸上最后看见它时，它正朝福州开去。

孤拔提督所率的法国舰队十月一日到了沪尾口外，通告说次日将炮击各炮台。大稻埕的居民明白自己在上游的处境危险，当天便同领事通了消息后下到口上来。银钱、鸦片、茶等物都带了来，汉人买办与几名兵丁被留下看管行栈与所余的产业，主要是家具。

外国人如今都聚在淡水。这本来至多只是一个小小的侨居之群；他们在所经那番难当的磨难之中的举动，很可见他们的勇敢与机变。那两位女士所显的英勇无以更过；而读了炮击的记述，人不能不觉得她们毫无损伤地脱险实在是奇事。须记得：中国人打的是欧洲人，而往昔的历史已有大量凭据表明：无知的中国兵于谁是他们的敌人、谁不是，并不很会分辨——只要是「外头的蛮夷」、相貌又有几分相似便罢；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外国侨民所处的境地是极为危险的。〔注三〕

〔注三〕（原注：当时在北台湾、亲见这次炮击并此后受封锁之苦的外国侨民如下：

英国领事馆：领事弗雷特、弗雷特夫人、巡捕彼得森。

中国海关：法拉戈、泰勒、布伦南、巴林、麦格雷戈、韦维尔、蒙特尔、普里斯、希梅尔；又有布朗洛与格兰特二位，起初在基隆管事，后来移到淡水。

怡记洋行的格兰特·斯科特。

陶德洋行的陶德、斯克里姆希尔与哈伯德。

德忌利士洋行的克里斯蒂。

德记洋行的贝斯特。

加拿大传道会的马偕牧师、黎约翰牧师与黎约翰夫人。

外国侨民的医生约翰森。

美国通讯员萨特梅——他是在封锁开始之前、炮击之后到的，在沪尾登岸。）

下面陶德先生所记这次炮击与此后封锁的情形，可以算是这些事的一篇确实的叙述，虽然我们相信这位谦和的作者把外国侨民所受的危险与亏缺写轻了：

「大出我们意外，中国人约在上午六时四十分向法国船开了火；法国人不到两分钟便还了火，每条船都打那座小炮台与近两个月内新筑的土炮台——那土炮台筑在一道伸下去通到引水人村子的山嘴上，架着四五尊克虏伯炮。

这里汉人与外国人的一般看法都是：法国人约半个时辰便会把两座炮台打平，随后放陆战队员与水手登岸，几个时辰之内淡水便到他们手里了。在讲炮击之前，不妨先把河口的形势、各炮台与各兵船的位置给你画一画。南口有一条长沙滩，横着河口伸出相当一段；再往南是八里坌那一群山，称南山，最高处一千七百英尺上下。河那一边没有打仗，所以不必再提。

过了沙洲，你便看见河北岸那片平滩与那座黑色标杆；再往前一点是白炮台，白炮台后头那道山嘴上便是土炮台。从海上看，后者颇难辨出。炮台后头是一片丘坡，有几队人在那里支着帐篷扎营。营地一般设在山坡上或某处洼地里，避开法国船的视线；再往后升起的是大屯那一群山，称北山，死火山口处高两千八百英尺，山脉最高处三千六百英尺。过了白炮台再往前一点，你便到海关的标杆，随后是引水人的村子。从这地方有一条外国人修的路通往沪尾。顺这条路走半英里不到，便到海关的衙署；衙署后头、踞在一处断崖上的，是那座荷兰古城，如今是英国领事馆的办事处。在那座「红毛城」（人都这样叫它）的一侧，是新的领事住宅。顺下头那条路走，过了海关衙署，穿过一小片泥屋，再从几株极好的榕树的荫底下过去，你便到德忌利士洋行的产业——那地方是所定的会合之处。

德忌利士洋行后头的高处、与领事馆同一水平上，是税务司的住宅与帮办的宿舍，还有两位传教士与他们家眷的住处，以及新近盖起的女学堂、与两三年前建的牛津学堂。每一家都挂着英国旗。顺着路过了德忌利士洋行的房子，你便到德记洋行的产业；而在海关道与武职官员的住处后头，是那位医生的房子（挂德国旗）与医馆（挂英国旗）；随后便是市镇，它沿河而列，又顺着大街后头那道断崖的坡上去。镇的尽头、一处高地上——那高地两面斜下到河边，离别的欧洲人房屋恰好一英里——是陶德洋行的平房与货栈，地名鼻仔头。

各处房屋里的人都正想起身、或者刚起来，心里也许正琢磨着一桩奇事：他们不久就要作一场炮击的看客了。沙洲外边看得见：「凯旋号」在那道筑着土炮台的山嘴的下风处；离它相当远、从鼻仔头望得分明的是「拉加利桑尼亚号」；再来是「杜居士路因号」。那条削瘦的「蝮蛇号」开战时在「凯旋号」附近某处，也许贴着岸；共计四条船。我们不信中国官府曾得过关于这次炮击的任何通告；所以是他们自己先开的球——放了两炮，其中一弹飞过「凯旋号」。如前所述，不到两分钟，这四条船便拚足了力打了起来。那声响实在骇人。每一所房子都震，窗子作响，天花板上的灰都落下来。就在鼻仔头——离那些兵船足有三英里、说不定四英里——那震动也如上所述。我不妨在此提一句：炮艇「金龟子号」在博特勒船长带领下已在德忌利士洋行房子（即会合之处）对面占了位置，并在那里放了十名水手，以护岸上的产业与性命。陶德洋行因通知仓促，未能把茶等等一切产业移到会合处的货栈去，而鼻仔头位置孤立，他们便经领事申请保护；博特勒船长好意派了一班陆战队员上岸，共八人。全舰九十一人的编制里，派作岸上之事的共十八人。

第十六章法军在台湾的战事（二）

「起初实弹与开花弹似乎都是朝白炮台、土炮台以及丘坡上那些营地打的；可不久空中便满是弹子，而七时半到九时之间，自白炮台到鼻仔头，北岸上与河上没有一处可以称为安稳。尤其在这两个时辰之间，各船一齐开火实在骇人；任何时候两弹之间几乎没有间隙，而「拉加利桑尼亚号」与「凯旋号」时时放的舷炮齐射简直震耳。倘火力只对着炮台与近旁的兵，那也不算什么；可头半个时辰过后，便听见实弹与开花弹呼啸过空，又见它们在外国房屋近处炸开，有几颗落在炮艇附近。火一开，山上那两位女士便离了住处，往会合之处走去。那是一段极危险的路，因为开花弹正落下来，有时在草地上炸开，有时一触地便危险地弹跳出去——即是说，顺着弹道的方向往右弹去。那两位女士没有被哪一颗打中，实在近于奇事。

到了会合之处，那条「凯旋号」停在土炮台山嘴之下，看着同另两条船的火线成了交叉。许多实弹与开花弹被打过那道山嘴，其中有几颗或许是擦着嘴顶，便弹跳到外国房屋近处，极为危险；最后有一颗打中红毛城墙的后角，埋在离领事客厅不到五十码的草里；另有一颗开花弹、或开花弹的一部分，从黎约翰先生房子的屋顶直穿过去；还有一颗穿过女学堂的屋顶；又有许多弹落在马偕医生的园子里。这期间，会合之处与对面的炮艇都处在极热的位置上。有几颗开花弹在两者之间的河里炸开，还有一颗从后头的山上弹跳过来，打在德忌利士洋行房子的后面。与此同时，鼻仔头一带的山上——那里有几个乡人露了身影——也进了「拉加利桑尼亚号」或「凯旋号」重炮的火力范围，炮弹到处炸开。炮声的轰鸣与实弹开花弹在空中的尖啸呼呼，实在毫不好受；而其中许多在将近四英里之外还呼啸着贴近我们而来，有的落在右、有的落在左、有的落在前，我们好一阵子以为我们的房子被远处当作了一座炮台。有几颗落在离旗杆不到一百码处，有几颗差点落进码头尽头的货船里。

约上午八时，我们想坐小艇去炮艇上看看那里与会合之处是什么情形。我们的小艇刚近炮艇，便看见几颗弹落在海关衙署附近；那一天还有一颗穿过了税务司的私人办事房。

靠上炮艇时，有一块开花弹片落在德忌利士洋行码头附近；而我们正沿船侧往上爬的时候，一颗实弹或开花弹的一部分落在它右舷船头近处；我们上船还不到半个时辰，又有一块开花弹片正落在它船头底下。

我们又坐小艇回鼻仔头，从水上看见一颗又一颗开花弹在镇后、以及紧靠鼻仔头的山坡上炸开，有时落得离那些乡人不远——那些人以为在那里比在镇上安稳些。那一天里时时可以看见他们许多人在拾实弹与弹片。他们说可以卖给铁匠。据报有几个人想看看一颗未爆的开花弹里头是什么，为满足这份好奇而丧了命。

到了鼻仔头，我们见那条炮艇正随潮慢慢往河上游移。博特勒船长以为会合之处的两位女士到河上一英里上下处会安稳些，便把她们接上船；可有好一阵子看着像是她们从锅里跳进了火里。实弹与弹片似乎落得它四周都是。那两位女士起初在舰桥上，可忽然有一颗弹落在离她们几码的水里，于是只得退到下头去。炮艇慢慢上行，看着实在像是法国炮手在拿它当靶打，自然这是不可能的。每一分钟都有一块弹片或一颗实弹落在它上一分钟所占的那个地方，一路如此，直到它到了鼻仔头。有一阵弹落得不够远，可忽然又近了，它便不得不再往上走，出了河里惯常的锚地范围。在这里有一阵是出了险的；可过了一个时辰上下，潮退了，它只得又退回四五百码；既然这样一来便进了弹的射程，众人便以为宜把两位女士在鼻仔头送上岸。

十时过后，火时时松下来；众人猜想白炮台已被毁，而土炮台的炮手也觉得那里太热了，因为我们相信他们上午十时以后便没有再放。土炮台似乎同任何别处一样安稳：人有很好的天然掩护，装好弹之后还有一个坑可以跳进去。倘有人在台上露身一秒，各船便倾下致死的火力。然而兵丁中间性命的损失极小。被打死的确数难以查明，不过我们不信这十三个时辰的炮击里被打死打伤的兵共有二十名。

伤者中有八人被他们的同伴抬到传道会的医馆，由淡水的约翰森医生与「金龟子号」的布朗医生诊治。有些只是轻伤，有些极重。那些把伤者送到医馆的兵，以及炮击期间与此后在街上遇见的兵，对外国侨民都怀着友好之意，对岸上的「蛮夷」丝毫不露敌意——这是值得记一笔的奇事。

实弹与开花弹过顶时所发的那种特别的声响，淡水的人永不会忘。这样打了约四个时辰之后，连最胆小的人也多少习惯了我们所处的那不断的危险。此时约近正午，而头一炮是六时四十分放的。那像是过了一世，日头也像站住不动了。就在这个时辰，人们已开始说起老时光走得何等之慢——尽管每十分钟里挤进了那么多的事。实弹与开花弹在鼻仔头四周乱飞，一回又一回几乎落在同一处。有时似乎毫无可疑：炮手们是决意要打中那所房子、或是停在那座立着平房的山的下风处的那条中国运输船。那条可怜的炮艇又一次得了同样的「照顾」；而紧挨着的山坡上，一颗又一颗开花弹炸开，给大人小孩添了许多活计——他们所拾的东西后来还有了市价。

下午一时我们坐下吃午饭；虽然「拉加利桑尼亚号」——尤其是它——以及那条危险的「凯旋号」的大炮仍在吐着巨弹，到了吃饭的时候，人人竟似那样毫不在意，而使我们席上生光的那两位女士又那样勇敢活泼，实在令人惊讶。她们被从自己家里逼出来，一路冒着弹雨到了会合之处，又从会合之处到「金龟子号」；在那被认为最安稳的避身之处受了近三个时辰的炮火，眼见开花弹与别的弹子落在四周；觉得那里太险，便又避到岸上，却发现就连那里也不平安。下午法国人仍旧各自开火，又时时放舷炮齐射，弹子飞遍乡野——那些地方一两英里之内看不见一个敌人。他们对这种看来不顾后果的打法能举出什么理由，作证人不知；可总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约在此时，一颗带炸药的开花弹进了近旁、就在镇尽头一所房子的屋顶，我们看见那整所房子忽然塌下，一团灰尘高高腾起。

据说废墟底下寻出了一个老翁、一个老妇与一个孩子的尸身。下午三时到四时之间，两位女士离了鼻仔头，因为那时火已不那么连绵。我们正沿码头往小船走，有一颗开花弹落在离我们约三十码处，埋进泥里。它没有炸，我们便把它掘了出来，发现是一颗六七十磅的弹子。这就引得四周一番搜寻，近旁又找出了好几颗。

那一天后来，有汉人四处贩卖实弹与开花弹，要价不一；重约七十磅的大实弹或开花弹终于卖到六角。几乎每一个外国人都有一批在自己产业上与四周拾来的收藏。下午四时，那四条兵船的火几乎停了，不过零散的炮一直放到晚八时，这次炮击共历十三个时辰。早上那一场之后，「蝮蛇号」把位置换到「杜居士路因号」之南；它既是一条小船、或许进得了港口，它的动静便被人细细盯着。它的前上桅已经撤下，有人说看得见它船侧有一个洞。众人的看法是：它受了伤，因此离了原先的位置。」

据估计，参与十月二日炮击淡水的那四条船至少放了一千发；实在说，人相信两千发更近实数。我们的作者又添一句：「你若把每一发算作平均五镑，那么打死打伤二十个人这桩称心之事，所付的代价实在不菲。」

十月初，法国人在基隆一带打了一场胜仗；刘铭传带着一千名兵退往台北府的近郊艋舺。这座城的居民——约四万人——被认为是北部最横的一群人；他们杀了少数几个兵，把刘铭传拿住，带到一座庙里，把他弄成一种俘囚，因为外头传说他起意要带着库银、钱财与存货往竹堑去——那是淡水以南约三十英里的一座有城墙的镇。

此后几天，法国兵船零零落落地开火，大半弹子都落到山上并无敌人占据的地方去了，别无要紧之事。

日本的「天城号」炮舰由东乡船长带领来观战，也不时有英国兵船到这一带作短访。

虽然人看出十月七日在法国船上显然是「洗衣之日」，可确实无误的预备正在进行，显出有进袭淡水之意。有几条兵船已尽可能靠岸抛锚，提督也把他的旗暂时从「拉加利桑尼亚号」上移开了。

「次日约上午八时，那位『早起的鸟』调好望远镜，看出船队中间有种种格外活动的迹象；还没过一个时辰——我们正坐下吃九时的早饭——各船炮声轰鸣，一下把我们的记忆带回本月二日；众人一致断定：法国人歇了五天之后，决意不单要强行登陆，还要一举把这地方攻下。几条模样黑沉沉的运输船已在望，而我们这些在岸上悬了这么久的人，如今都以为那一天到了——法国人要把全副力量使出来，而到晚上之前我们必要被取下，而那些扎满各处的成群中国兵也要被赶出港界之外。

法国人用重炮开了火；炮击虽不及本月二日那样猛，于外国房屋与外国人却同样危险。起初谁也不确知法国人的用意，因为土炮台与白炮台都没有还一炮。「蝮蛇号」与「拉加利桑尼亚号」的火似乎主要朝着白炮台的方向、以及土炮台一带；人猜想其意是替在那两处以北登陆的军队开路，而那队人若得手，不久便可占住炮台与接着水雷的电线；电线若顺利引爆，「蝮蛇号」便可以寻一条稳当的路越过沙洲进港。它的炮那时便处在可以打中国统兵官孙将军的大营、以及种种营地的位置——那些地方此前在沙洲外的船是打不着的。

法国军队在黑色标杆以北的滩上登陆，随即进了丘坡的下风处，站在红毛城顶、鼻仔头房子顶与别的高处了望的外国人便看不见他们了。「拉加利桑尼亚号」与「蝮蛇号」的船侧一炮接一炮地喷射，又听见远处沉闷的炮声，大约是驻在港北的法国船所放。九时半听见一种像是密集排枪的声音；可我们相信那是掩护登陆队的机关炮，因为它的节奏齐整，与排枪或散兵前进时那种不齐的火不同。丘坡上显然正有极激烈的战斗，我们时时等着看中国人在法国人面前奔逃。十时，各船的火在红毛城一带热了起来。博特勒船长、英国领事、海关税务司与别人早已在这座荷兰旧砖工的遗物里驻下——它的墙有七到八英尺厚，是实心的砖石，灰浆硬得同砖本身一样。有几颗开花弹飞过城上，另有几颗落在「女学堂」附近，掀起团团灰尘。

上午十一时，「蝮蛇号」在它前桅楼上架起了一尊炮、或者一门机关炮，连甲板带桅楼一齐猛放。

在机关炮的连响、与那些一听便认得的「拉加利桑尼亚号」大炮不断的沉吼与常有的噼啪声中，我们又一次真切地觉到：「战争」正以再确实不过的样子进行着。开花弹在外国侨居地四周炸开，又可以说没有一所外国房屋是安稳的。为说明这句话，我们只须说一件事：红毛城（领事馆）被重重正正地打中，不过打得偏低；可那坚实的砖石毫无所损，弹子又反弹回牢院里，把灶房全然摧毁——所幸平时在那里的人不在。倘法国人并非朝那个方向打，这无疑是一发「坏弹」。城里那几位先生觉得：虽四面是厚得异常的砖墙，他们所处的终是危地；而此后一再落在城四周的实弹与开花弹更证实了这个想头，使里头那些特意到那里去看登陆、看法中两军相接的外国人大为惊惶。

从鼻仔头我们看得见一颗又一颗开花弹在女学堂近处炸开——那学堂不幸离几座兵士住的帐篷不很远。许多弹子在山上树丛底下的村子里造成惨祸，而那里看不见一个兵；正午有一颗不带炸药的实弹落在沪尾市场正中，把一座庙的墙打倒，又把一块砖打在一个可怜老妇的腿上，把她的脚踝砸断了。「金龟子号」的看护兵暂且替她把腿包了；布朗医生却顾不上这一桩，因为他已经到医馆去诊治中国伤兵——那时伤兵一个接一个被送进来。北面远处轰鸣的炮声越过丘坡传来，「拉加利桑尼亚号」较为清脆的炮声也一发接一发；而虽然危险的圈子比本月二日小些，外国人所住的地方还是落了不少弹。除了红毛城（领事馆）与传教士住处一带所受的那番「热闹」——弹片似乎特别爱聚在那一带，在离住屋极近处留下痕迹——这时候外国人总体的安危也不定，必多少耗了胆小的人与勇敢的人的心神。有一名水兵从红毛城被派往传教士的住处，路上有一颗开花弹在他近旁炸开。

又有一颗实弹打在海关帮办住宅的园墙上，留了痕。有一颗极大的实弹落在德忌利士洋行货栈对面的泥里，另一颗插进了他们的网球场。有一颗乱飞的不带炸药的实弹落在医馆附近的院子里，又有一颗正落在买办「阿顺」的店旁的路上；而远在上游紧靠鼻仔头处，望得见开花弹炸开，近得于我们的安危不利；其中两颗接得极快，把一群在近旁高处看这场——只有本月二日那一场才能过之的——景象的乡人赶散了。这一切经过的时候，人心受着各样的操练：有些人善良真实的品性浮了上来，有些人古怪可笑的脾性则发作到荒唐的地步。不过总体而论，人人都该承认：并没有看见士气涣散的样子；相反，从「金龟子号」上的海军军官到新近才到这一带的人，个个都保持镇定沉着（虽然这里那里也许有人心口略略发慌）。

伤者送到传道会医馆，证实了先前飞传了一阵的关于法军登陆的若干模糊消息。终于得知：法国人登了约五百到八百人，各方估计不一；登陆时他们用了架在小船船头的机关炮；登陆既成，便极快地朝内陆推进。这是外国人的眼睛看得见的；可据中国兵说，走近那道通往丘坡的上坡时，法国人发现自己到了一片水田附近，忽然从俯瞰水田的两边山上，藏在掩护里的中国兵开了火，战斗立刻变得激烈而有决。派在前头的散兵大约处于不利，因为不识地势；可那也无关，整队往内陆推进的人不久都陷入一场激战。而从被抬进沪尾的中国伤者之多来看，法国的枪手必定把这个机会用得颇有成效。

不再细述，我们只说：各船的火在下午二时后几乎停了；此后又确实有一场听见的人都认为极激烈的枪战，末了以退向载法军上岸的那些小船而终。

在小船对面的滩上，驻在那里的后备队向敌人一排又一排地齐射，打死打伤的中国兵共不下两百名。人见他们在小船前头队列整整，向敌人的方向连排齐射，直到小船终于推离，这一天的战事便完了。

下午之间有约一百二十名中国兵——几乎都是北方人——被送进传道会医馆，由淡水的约翰森医生与「金龟子号」的布朗医生诊治。当天下午五时左右我到医馆去，发现送来的约一百二十人中，五十人已包扎好、伤口已经处理，另有七十人不能再战，其中许多伤得很重，有的身上三处、有几个竟有五处伤。那是何等的景象——我自然是不会忘的。那座传道会的屋子进门有一间大房，大房旁边与后头还有几间。每一个伤者都是躺在两块板上，由两个同伴抬来，小心地抬了一两英里。到时医生与看护无不尽心照料；可各房很快就挤得满了，于是轻伤的人处理过便打发走。随后才看重伤的；暂且把伤口包好、给疼得厉害的人用了鸦片精之类，医生便把病人交给他们的朋友照看——那些人整夜守在旁边，应他们要水要茶之呼。

市场上有一幕再确实不过的景象：六个法国人的头颅——道地法国人样子的头颅——被悬示出来，外国人大为厌恶。有几个人到悬头之处去看过，巴不得快走——不单因为那景象之可厌可野，也因为周围的人群显出骚动之状。营里还有另外八个法国人的头，这样的景象或许能叫一个山地人或山民称心，可人会以为同今日中国兵那比较开明的趣味实在不相称。法国人死伤多少无人得知；有十四具尸身留在岸上，无疑还有几个伤者被带回船去。（中国方面的说法是打死二十人，伤者甚多。）

晚间博特勒船长与弗雷特领事去见孙将军，就砍头并容其悬示一事向他规劝。弗雷特领事又为此事给他一件公文，极力贬斥这种做法；据我们所知，那位将军许诺此事不会再有，并当即下令把那些头埋了。一个将军——就是处在孙将军这样地位的将军——要禁止这类野蛮之事也是难的，因为他须统带像那些山民一样的兵，而那些人待敌人之残，实在是十足的野人。

据说八日那场交战之后，中国人奉孙将军之命把法国人的尸身埋了。中国人手里有一门机关炮，是在滩上夺得或拾得的。

凡从小船上翻落水的法国人都被捞起救了。虽有第一次与第二次炮击、以及本月二日到八日之间几乎每天各船的开火，那座土垒与那座被称作「白炮台」的可怜的小炮台所受的损害却极小。后者几乎同沙滩齐平，前面用沙袋护着，沙袋往前伸出十五英尺有余。你可以看见「拉加利桑尼亚号」炮里的巨弹打在沙袋上，而后头那座摇摇欲坠的小石炮台毫无所损。

本月二日炮击期间被送进医馆的许多受伤炮手，几乎被沙弄瞎了眼，沙粒还被打得深入皮肉，那必定是极疼的。机关炮的弹子有时像冰雹一样落在炮台四周，你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前头水上与沙上的动荡，热到足以把任何敌人赶走；然而沙袋后头是安稳的——自然，那些讨厌的东西、那些到处炸开的开花弹除外。据说八日登陆的法国人每人带一百发子弹，弹一打完便只得退了。那些山民四肢着地，照十足的野人样子一直追他们到滩上。「蝮蛇号」又回到「拉加利桑尼亚号」近旁了。」

第十六章法军在台湾的战事（三）

「领事馆附近的房屋既已证明不安稳，两位女传教士与她们的丈夫儿女、领事、海关税务司，以及另外五六位先生便搬了出来，住进德忌利士洋行的房子，有十名水兵与一名军官护卫。陶德洋行的鼻仔头有两位女士与几位先生，由「金龟子号」的五名陆战队员护卫；海关的人员则主要住在船上。」

这次未能登陆之后几天，并无什么异样之事。法国船有几天只得同天时交战——一阵猛烈的东北风比中国的炮台更可畏，把五条船中的三条逼到大陆各口避风。与此同时，岸上的中国人比从前更为起劲，大举预备着那法国人万一再上岸来。白炮台的炮被移去，安在一座新筑的土垒上，那土垒俯瞰着法国人八日登陆之处。

刘铭传带着约六千人驻在艋舺平原上的台北府；沪尾的兵力则日日加强，到十月中旬，那一带已聚了约六千人。其中有新募的客家山民。外国人认为这是一批留在近旁很危险的人；而他们所说的话又与将军及别的军官不同，人便怕生出误会、酿成严重的后果。在场别的兵主要是北方人，据说装备很好。客家人虽带着他们原始的火绳枪，却被认为是勇敢之人，且已习于战事的亏缺。他们的火绳枪据记述是长管枪，装在半圆形的枪托上，有盛引火药的药池；右腕上戴着藤编的臂环，环里装着树皮绳，点着之后必要时能燃好几个时辰。动手时，客家人把一份火药从枪口灌下，上头丢进两三颗散弹或几段长铁，不加填塞。扳机做得可以夹住那段点着的树皮；药池上盖好药、一切齐备，便扣扳机——若天干，枪便放出去了。使这种枪的通常办法，是把枪托的下端顶在右胸上，高到那弯曲的一端可以靠在腮上、眼睛可以顺着那根大枪管望出去——枪管上通常并无准星。有时也变个花样，从腰侧放枪；而客家人平躺在地上、把枪口夹在两只脚趾之间、把头抬得刚够顺枪管瞄准，从容瞄定了放，也是极寻常的事。他能打得很准；而他的所在——尤其在深草之中——实在极难判定。

马偕牧师在淡水的传道会医馆由约翰森医生主持，对中国伤者出力甚大，无疑救了许多人的命；十九日孙将军到医馆来访，向主持的医生以及出了可贵之力的「金龟子号」布朗医生道谢，谢他们照看病者与伤者。那时病人只有十来个：许多伤者已经走了，怕法国人再上岸把他们杀掉；另有些见自己的伤收口良好，便进镇里去了。有一个人左肩锁骨一带被枪打穿，治了一个星期到十天，忽然把枪一扛上了前线，宁愿同同伴一道过活，不愿困在医馆里。人猜那颗弹子已穿过他肺的上部。又有一例，在法军登陆后七天，有个汉人走进医馆，头骨受伤，脑子都看得见。另有几个大腿与臂被枪打穿、骨头碎成许多块的，忍痛极为英勇。交战之后不久，医馆里有七十人，有些伤得很重、身上多到三处枪伤，却几乎听不见一声呻吟。有一个伤者小腿里带着一颗弹子过了九天十天才到医馆来，布朗医生把弹子取出，那人便回前线去了。像上面这样的例子还可以记许多，都显出：汉人几天之内就能从那样的伤里复原；那些伤若不是立时致命，于外国兵便要躺上几个月。

此后没有再试登陆；十月二十二日，外国侨民意外地接到弗雷特领事发出的一道通函，附着孤拔提督所发、日期为十月二十日于基隆的一纸「封锁告示」，宣布封锁台湾海岸。〔注一〕

〔注一〕（原注：封锁告示。

「本署名人、法国远东海军总司令海军中将孤拔，鉴于法国与中国之间现存报复之状态，依本人所属之权力，兹宣告：

自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起，台湾自南岬（北纬二十一度五十分）至富贵角（北纬二十五度三十分）之间、经西面与北面一带的海岸与各口，由本人统率之海军实施有效之封锁；友邦或中立国之船只有三日之期，以完其装载并离开被封锁之处。

凡有船只违背国际公法与同中立各国现行之约而试图破此封锁者，均将受处置。

于铁甲舰「巴雅号」上。基隆泊地，十月二十日。

（署名）孤拔」）

外国侨民所处的危险这时不但没有减轻，反倒加重了；而一切贸易都停住，这于商人是极大的损失。已有好几个人的用品将尽，不便之感已很深；而封锁若久延，他们如何过得下去，也不无忧虑。通告之仓促，几乎不容他们把事情料理清楚、撤了出去；一面是中国的兵群，使往上游退走并不安全，一面是法国的炮，他们的处境便颇像俗话里那「笼中之鼠」。

中国人全然不懂封锁是一桩要紧的事；因为当天下午，一队中国的沿岸小船预备开走。它们驶过引水人的村子与白炮台，刚绕过那座黑色标杆，忽然留着守望的「杜居士路因号」开了火——一弹落在前头，一弹落在近旁，第三弹看着正落在它们当中。那些「英勇的舵公」既极想往前走、回港又是逆风，便犹疑不定。可桅楼上一门哈乞开斯机关炮那难听的连响，不久便把他们的犹疑了结了；于是这些勇敢的沿岸船掉头回了港，人船俱全，而且对「封锁」这个词有了确切明白的了解。有些帆船的人本指望夜色可以使他们不被发觉地溜出去，可一道强烈的探照灯一出现，这个指望也散了——那灯把船四周一一扫过，脱逃便不可能了。

过了几天，有一则消息传开：有几个汉人与某一个外国人曾同法国人通过消息。这桩令人不快的传闻起于法军登陆那天的一个发现：有两个汉人在颇可疑的情形下被捕，据说在他们身上发现一封外国人的信、钱与票据，还有几面法国旗，旗上有若干不同颜色的圆块。人猜那些旗是要给汉人内奸用的，万一法军再登陆，便作信号或引路之用。那两人被下了狱、受了刑，便牵出一个沪尾的汉人，名叫陈阿昆；他家的住处就在滩边，滩外泊着一两条法国兵船，又靠近那条越过头一道丘坡的路。阿昆约十五年前被外国人辞了事，此后在衙门做差役兼通译。此前好几天他一直到各家外国行栈去，报说官府已有足够的凭据证明行栈的主人与法国人同谋；随后又放话说买办与别人也牵在这件事里。这些假话一时引起相当的惊扰。阿昆在大稻埕被拿住，在那里受了刑，随后被押下河到沪尾斩首。他的头被插在一根杆上，在孙将军的住处前头悬示，以警示他人。

十一月二日，一支中国队伍在俯瞰基隆河急滩的梁坑一带被法军击败；中国方面报称损失两百人，并说架在木架上、踞于高处的机关炮为害最大。法军的损失据报是死二十人。

十二月来了，几乎没有什么可解沉闷。外国侨民已有几个月没有得着外来的供应，如今只得把自己的口粮减到半份与四分之三份，此外还要留出一点，使他们的圣诞晚饭不致因封锁而减色。法国人容许领事与「金龟子号」的军官水手私用的邮件与用品上岸，却不许同类的东西交给外国侨民。他们自然有此权；可照当时的情形，他们似乎本可以稍宽厚一点，尤其是他们自己正把香港当作海军的供应总站样样取用。无论如何，圣诞那一天，淡水全体侨民以一席晚饭庆祝了，席上「大块的牛肉、堂堂的火鸡、肥嫩的阉鸡、自家做的布丁、派与蛋糕」是主角。原定那一天的赛船因天气只得延期；不过十二月二十九日终于办了，节目里有外国船与本地船的许多赛事，末了是一根涂了油的杆、杆顶放一头猪，并分发总值一百五十元的奖品。

这一个月里并无要紧的战事。中国人杀了几个出来找牛的法国人，法国人则毁了一个村子——他们有一队人曾在那里被袭。

那位在登陆时阵亡的法国军官的亲友传话来，说愿取回尸身；刘铭传将军便以他晚年所特有的那种丈夫气与宽厚，出二百两（金一百五十元）赏给任何能寻到并交出这位死去军官尸身的人。结果几天之后寻到了那个头，可尸身认不出来，因为已同别人一同埋在丘坡上了。

法国人要推进到内陆，无疑极感艰难。那地方的地势于中国人极为有利：基隆一带多山、处处是掩护，而唯一的路只是狭窄的小径。中国兵不论官阶高低散布在各处山上，躲在枪坑后头，或藏在密丛里，据说连树上都有。前进的法国兵暴露在这些看不见的枪手的火下，其中有些人是山地战法的能手。他们在深草里行动，时而站起、时而四肢着地，忽然把身子抬到刚够瞄准便放，随后又躺下，像蛇一样从那泄露行踪的烟里爬开；所以就连法国最好的枪手，也只得着极难打的靶子。

新的一年、一八八五年，于被封锁的居民几乎没有带来什么慰藉；法国人仍旧执意不许用品与邮件到这些人手里。然而台湾某些地方与大陆之间的帆船来往，从未有比封锁期间更为按时的；这就使汉人很容易照老法子收到他们的信，而把信托付官府邮政的外国商人却只得没有。可最难受的还是这局面的沉闷：那漫长的悬望——这要延一个月，还是一年？

新年之初，法国人在基隆集兵极为起劲。一月二十一日，国家航运公司的运输船「广州号」到了基隆，它是十二月三日自阿尔及利亚开出的，载来九百七十一人——另有十六人逃亡、十三人在途中死去。法军到后住在汉人的房屋与庙里；因天气奇冷，房屋上一切木料都被拆下来当柴烧。有一所房子里这样取柴的时候，发现了一千五百元，交给了统兵官。既无合用的住处，又几乎天天大雨，兵士实在极为可怜。

基隆的法军如下：

外籍兵团　九百七十一

非洲营　九百

海军步兵　三百五十

水兵　八百

陆上的远征由迪谢纳将军统带，法国人称他为马达加斯加的征服者。新到的人在二月七日之前并没有多少仗打。那一天第一次进攻一座中国炮台，那炮台在海关衙署的东北、第二道山岭上。法军出了「外籍兵团」八百人。两尊十三公分的野炮安在第一道山岭上，又带了两尊七公分的山炮随军。中国的兵力约三千人。进攻在清早四时左右发动；可中国人的阵地太强，法军退了下来，损失不大。四天之后又战，法军以六十人作虚攻，另以六百人从一条意料之外的路上来，使中国人措手不及。中国人越山而逃，留下二十具尸首。法军损失七人，其中二人阵亡、五人受伤。夺得七公分克虏伯炮四尊，以及许多毛瑟枪。留下一支兵力占住那座炮台——它位置极好，制着一大片地方。

三月三日，预备进攻一座法国人称作「竹堡」的炮台，那名字是因它四周围着竹栅。它在一座形状奇特的山上，山侧几乎垂直、山顶平坦，位于一个叫暖暖的村子后头。那是一处极为制人的位置；法军以他们手里那一点兵力把它取下，极为可称。法军调了三百三十人来攻，那条上山的路陡到他们不得不用云梯。为抢上这条路、抵达那些工事，法军在两英里路上都受着火；可那番冲锋如此决绝，中国人终于弱了下来，最后退走。这件事是法国远征队中的一位记述的；其中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一个安徽人，被称为格外勇敢。中国人已从场上逃去之后，这位军官带着一小队人回来，毫无怯色地领着他们向人数远过他这一小队的法军扑去。这样在开阔地上的英勇冲锋，于中国人是何等罕有的勇敢之显；统兵的法国军官深受感动，下令若能避免便不要向敌人开火。可那位中国军官与他的人不顾人数之寡，毫不退缩；为护法军计，终于不得不下令放一排枪，把敌人惊出场外。烟一散开，法军惊讶地发现这位军官又在领他的人向前。法军又放了枪，中国人又似乎退去；可那安徽人显然决意在场上不胜则死，第三次又回来了，身边所剩几乎只有一班人。那位法国军官极为惋惜地下了开火之令，这一小队勇敢的人——所缺的只是智虑——便全数阵亡。

中国方面的损失，法国人估计共一千五百人。法军损失一百八十人，其中近一百人阵亡于场上。中国人主要配毛瑟枪，工事上架着四尊炮，其中三尊是七公分的克虏伯炮。

中国方面的说法是：法国人一举攻下了那座炮台，随后把注意转向各营地；又说中国的兵力在三千五百人以上。

这一败使北部的官员大为惊惶；而法国人若趁胜追击，无疑不会费多大气力便可到首府。他们的耽延被中国人充分利用，在台北府与沪尾四周大举筑垒。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关渡一带至少有两千人在做这项工。在沪尾，军工已连做了几个星期，没有间断，只有二月里的一天例外——那天「维拉号」驶近岸边，向做工的人放了几颗开花弹，看来并未伤着他们。虽有封锁，仍有许多兵与大批军火在东南岸的卑南登陆。那些人过到打狗，再从陆路往台北府。到三月间，据估计北部已聚了不下三万中国兵。

在台湾南部，中国海关的报告讲到为防法国人来攻而作的预备。法国人初到北部之后不久，兵便聚在打狗一带；那里「旗后山」上有一座炮台，一八七九年在台内安了四尊六吨半的前膛阿姆斯特朗炮；此外又在山北端的土垒后头安了两尊九英寸的美国来复炮。九月间许多当地人怕有危险，去了大陆；外国人的家眷也被送过海峡。十月间试着把港口堵住：载石的帆船被沉在口上，却被潮流冲散，石头被带得四处散开，以致填堵之工办成后四十八个时辰之内，原来二十五英尺的水深又回来了。这样的工夫又试了两次，两次结果都一样。十月十五日有一条法国兵船出现在安平外，两天后又有一条到了打狗外。

官府这时颇为惊惶，便令旗后山的灯停用。二十三日，英国兵船「冠军号」把封锁的消息第一次带到南部，并告知那些吃惊的居民说：容船只离去的期限是三天。于是港内唯一的一条船、英国轮船「平安号」于二十六日开走。二十五日，中国人从旗后山炮台向法国炮艇「吕坦号」开火。它没有还炮；放了五发之后，火便停了。这是这座炮台唯一一次有机会动手。十一月二日，中国的税关轮船「飞虎号」在安平外被法军夺去；二十日，安平的灯奉官府之命熄了。十一月末几天又试着封港。

十二月一日，鹅銮鼻的灯熄了。自十二月十五日起，法国船出现在打狗与安平之外。进口货的价钱立时大涨，鸦片竟至每箱一千元；于是高额的运费引得帆船去冒碰上法国兵船的风险。然而一月初，法国舰队的行事有了根本的改变：好几条兵船出现，对当时在各约开口岸一带的一切中国船采取猛烈的行动，凡入眼的船一概焚沉——虽然他们先前曾把封锁解了三个星期，却并未通知任何人。七日，法国船又出现，通知南台湾的居民说：自大甲溪至鹅銮鼻一带海岸的一次「新的」封锁，当天开始。击沉、焚烧、毁坏帆船之事整月不停，沿海白昼之间不久便不见帆影；可许多船仍设法在夜里平安驶入，那时显然并无人设法拦阻。法国人回来后的第一天、而大陆上的帆船还不知封锁重开之时，所毁之多极为可观，沿海到处是残骸。一条又一条船直直撞进法国人的手里，都是同一下场。单从厦门来的便有八条帆船到安平外，其中七条被击沉；只有一条冒险闯了过去进了港，这使封锁者大为懊恼。这一回所毁产业的价值估计有十万元。等澎湖与大陆上得知这般情形，帆船的人便谨慎起来，或是等候好时候，或是夜里横渡到安平以北的布袋嘴，或是径往打狗。

台湾府以北、比国赛港更往上、朝布袋嘴方向，另有几个小的中国口岸可容帆船驶入；战事期间，仗着强劲的东北风、又仗着浅水使法国炮艇无从追进，常常就在那里得了平安的避处。西岸许多泊帆船之处，是由外头纵向的沙洲围成的，浅吃水的船趁满潮可以驶进去；可那些港汊到落潮便全然干了。这些沙港自海往内陆伸得很远；不过即便水够深，那里的航路于外国人全然不熟，因此法国人自然不曾试着进去。

本岛北部也有极多帆船落在法国人手里。照例把船上人带到基隆，派去修路。据说从帆船里夺来的鸦片被法国人在基隆卖给汉人买主。此事若属实，这笔交易必定颇有赚头，因为大多数闯封锁的帆船无疑都载着值钱的这种货。

三月十六日，英国炮艇「迅捷号」到了淡水，并发了一道通函，说「迅捷号」可以把任何愿意离去的人载走。可因为只给了几个时辰的通知，淡水的居民觉得这样短的时间里无从预备启程；况且他们多数在北台湾有产业，不愿把产业只交给汉人去护。「金龟子号」也已奉命回基隆；可中国人已积极地做了好几个星期，把装满大石的圆形竹笼一一沉放，横着排满河口最窄的那一段……

第十六章法军在台湾的战事（四）

——河道便被堵得这样彻底，连货船与小艇也不得不循贴近岸边的几条窄路进出。人以为中国官方会把障碍挪开一部分，好给金龟子号开一条路出去；可他们既不愿这样做，那炮舰便不得不留着——虽然英国同俄国之间颇为严重的纠纷已使英国别的军舰都从台湾匆匆撤走。

三月初，淡水的居民蒙利士比提督之惠，得了一桩意外的享受：这位官员准把迅捷号的一批邮件送上岸，那是许多星期以来的第一次。然而并没有存货到来；而那封锁自然使台湾所能购得之货价钱大涨。对淡水的居民是幸事：有一个有魄力的中国店家设法运过些面粉来，每袋四元便有现成的市面。马铃薯每担要七元二角；煤油平常卖两元，此时要五元；别的必需之物连本地的产物，都涨了三成到一倍。较穷的中国人极受匮乏之苦，而中国的新年也过得比平常少些喧闹、少些馈赠。

中国统帅孙将军看来是个极有魄力的人；四月初，他在淡水河上从沙仑角到引水村那一边伸进河里的一道沙嘴之间，建成了一道石与竹的桥。

四月三日，杜居士路因号清早升火，向北放了几炮，其中一发在土炮台近旁打死两名中国兵，把其中一人的头完全打掉。在那些被封锁的外国人看来，这像是又一场炮击的开头；可其实那却成了法军在对台湾的行动中所放的最后一炮。三月二十八日，五条法国船——两条铁甲舰、两条巡洋舰与一条运兵船——在安平外会集；三十一日前往澎湖，炮击并取下了那些岛，同那些城垒的交战几乎未流血。伤亡表上只有死三人、伤七人。四月一日，法国旗在妈宫升起；而载着孤拔提督的巴雅号放了二十一响礼炮，宣布澎湖为法国属地，用它那旧名「渔翁岛」。那场炮击——有一点颇可注意：据报在六十五英里外的打狗都听得见——之后，台湾南部便没有封锁的船了。德国双桅纵帆船福巴劳号驶进打狗寻货；可它的运价高到看来没有人肯装，终于空船走了。

此时已成中国运船的平安号，十一日在南岬外被一条法国巡洋舰夺去。有些凭据显出这是掌那船的大员同法国海军当局约定的结果，据说法方厚酬了那个叛徒。

四月五日于台湾那些被封锁的居民是辉煌的一天，值得他们记住。那桩事记述如下：

「昨天下午看见一条商船朝这港驶来；它近那些船只时，被认出是海龙号。海龙号到淡水来，是什么意思？猪价必定跌了、或是涨了、或是出了什么事！我们港务长那双鹰眼盯住了它；他调好一支长望远镜。稳着，他说，那些旗在说话。它们说什么？什么？真会是这样么？是的；不！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信号是，是——（哦！这好事太大了）——哦天！扶住我！轻点儿！再说一遍！『封锁解除了！』欢呼之声震动空中。上金龟子号去；看一看那里的信号手怎么说。喂！信号手，你说什么？汤姆·鲍林答道：住手！来一杯！呦嗬，弟兄们，嗬！凭纳尔逊的灵魂，我敢说那信号是——『封锁解除了！』好啊！好！好！好啊！吹哨叫全体上来，让我们乐一乐！人人都应着「让我们乐一乐」，照《天佑女王》的调子唱。这样的快活之感，我们谁也已有许多愁闷的月份不曾经过了。我们如今才知道那个词真正的意思。畅饮了无数回。海龙号照老规矩被拦住了（向它船头前放一炮）。它被令泊在那条巡洋舰之南。看见一条小船去登它；而还没等你说得出一声《统治吧，不列颠》，它又开走了，往南驶去。那消息连法国人大概都还不知道；人以为海龙号是被转交给孤拔提督去了——据说他在妈宫。」

在南部，封锁已解的消息是十五日由英国轮船阿马蒂斯塔号带来的；它自厦门而来，带着孤拔提督的一纸通知。于此四月二十七日旗后山的灯重点，次日安平的灯也亮了，五月一日南岬的灯恢复运作。河里的障碍几乎不必费工去挪，因为强劲的潮流已把它冲走许多，到四月末最浅处低潮时也有十一英尺六英寸的深度。五月里，有一份谢外国人在封锁期间所受保护的谢函由全体外国人署名，经英国领事递给道台刘璈。

在北部，法国提督虽已正式通知封锁撤除、法国船也已离了沪尾，中国兵却仍被留着修工事，而官方也不愿把港里的障碍挪开——他们怕法军离去只是一计，要趁中国人不备下手。十九日，英国轮船南澳号与海龙号到来，可不许入港。然而为金龟子号开了一条路，它于二十一日离去，在淡水河里住了九个月。法军仍占着基隆与它紧近的一带，并保留搜查任何国籍船只、并扣押米与一切战时禁物之权。

大稻埕的居民回到他们河上的住处，并预备开办茶的出口——那季节此时正开始。新茶连同前一年相当多的旧叶——那些旧叶一直存着等封锁解除——从乡间源源涌进城里。然而贸易仍注定要大受妨碍；因为铅——那是衬茶箱所必需的——是战时禁物，于此一点也不许上岸。中国的装箱人于此便去收买铅制的「神前」烛台，又据说渔人连网上的「坠子」也肯出让，供同一用途。装箱人此时急于弄到铅，情愿每担付二十元，而前一年只值六元。有人图把铅当作银两装在财宝箱里偷运过来，可被海关查出，收货人被罚了。进口商随后又设法用据称装着洋铁片的箱子买它。一经查验，发觉那些箱子里只有约两片洋铁，余下的都是铅。这局面一直延到六月五日，英国领事发出通告，说一切关于货载的限制都已撤除。

五月对各方都过得极为平静。法军的征粮队同中国人偶有争斗；可就所知并无严重的结果，只有两个法国人那一例例外：他们出去征鸡时，对几个采茶的中国姑娘殷勤得过了分，结果其中一人被杀、另一人只得逃命。一支法国队伍当即被派到那地方去，掳走了十来个男女作人质；而照有些说法，待他们极为残酷。关于法国人所做的可怕之事，流传着许多说法；可并没有凭据能证所控的任何一条。〔注一〕

法军在台湾的行动中显出了战事的一个新阶段。统兵的官长该当留意：因拨弄炮击后岸上所寻到的未爆炮弹而死的中国人，几乎同法军在许多场交战中所能杀的一般多。有一例——大概是最惊人的一例——是一个好奇的中国人从容地跨坐在一发炮弹上，拿锤子去敲它。不必说，他的考究不久便大获成功；而随之的爆炸不但使这可怜无知的汉子丧了命，还把四周的地景弄得一片狼藉。又有一个探究者想把一发未爆炮弹的尾端旋开，结果一样。有一次同类的爆炸致四名中国人之死，而别的几次由此而起的事故也都致命。在澎湖丧命也颇多：因拨弄未爆炮弹而起的爆炸不下五次，二十多人丧了命。这些事故多半是因把大石头砸在炮弹上。在沪尾一所用作水雷站的房子里，那位主事的「专家」无疑是想为自己所管的水雷求他那位「神」的眷顾，烧神纸烧得极多，以至有些纸触到水雷的引火之物，引起爆炸，毁了好几所房子。于此中国人不借外人之助，便以军需之物给自己造成的损害，同他们给敌人造成的一般多。

六月九日，那条约——其第九条规定台湾与澎湖诸岛须撤退——正式签订；几天后消息便到了台湾。

这在基隆的军营里一经宣布，法国兵的欢喜便没有边了。在整个有人居住的东方，要挑一处比基隆更不舒适的营地是难的——那里一年有两百天下雨。那小小的坟场在一道森然的崖下，它之拥挤，有许多要归于当地的不卫生。那里埋了七百人，其中只有一百二十人是死在战场上的；一百五十人死于伤；其余全是不胜那气候而亡。澎湖因霍乱与热病丧命也极重；三处坟场各自挤满了坟，便是这一点可悲的凭据。

六月二十一日，迪谢纳将军与他余下的兵，向留在身后的亡故同伴作了悲伤的告别之后，离了基隆。于此占据台湾九个多月之后，法军在该岛的行动便告终了。

孤拔提督在澎湖去世，是这场牺牲如此之多、所得如此之少的战事里又一桩可叹之事。据说这位提督曾以法国之名取下澎湖，他深感妈宫港之利——那是一处最大吨位的船也易于进出、又四面避风的港，位置又这样居中，倘使用作海军基地，在东方可以无与比并。为实行他的计划，这位提督向他的政府申请所需的款项与物料。他的陈说得了赞同，物料实实在在已被派出，到了新加坡；可那时命令被反转，该岛被弃了。然而孤拔提督并没有闲着：他已办完勘测、修了两座小栈桥、在几处防务的安排上作了改良，又设了一处相当的粮饷库。此外——而这也不是不要紧的——这位提督还赢得了那些朴实的中国居民之心。他严令禁止法国兵扰害百姓。岛上的人敬重并佩服这位心地仁厚的提督；据说他去世时，吊他的人里中国人不在少数，而他们的哀伤是真的。想到一切之利都须放弃，这对这位英勇的提督是极痛的失望。这位出色的官员用尽他的力与影响，想劝他的政府重新考虑那决定、保住澎湖——那是一宗对占有者在政治与战略上有如此明显要紧之处的产业。然而一切都是无用的；六月九日，那规定撤出台湾与澎湖的条约终于签订。据说两天之后，孤拔提督因事态之变而悲伤丧气，在巴雅号上绝了气。为纪念他们的首领、以及那些在荣誉之场上丧命的官兵，立了一座碑，如今在澎湖群岛的主岛上，是一处显眼之物。

法军与中国军队在淡水之战。刘铭传奏折，载于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手抄本《京报》：

「圣上之奴才、办理台湾事务、带巡抚衔刘铭传，谨奏下列报告，陈明敌兵如何在沪尾登陆被攻、我军如何血战获胜。

「奴才已将法国舰队各队攻沪尾之详情、以及所选调赴该处增援之中国各营如何力拒，奏报圣上。

「十月初四日，法国舰队增三船，共计八船，以重炮向沪尾各炮台开火，连日轰击不止。其火力如此不歇而猛烈，我军无从守地，孙开华、章高元与刘朝祜别无他法，只得将兵藏于沿岸林中；兵在林中戒备，夜宿露天，不敢稍息。初八日清早五时，敌船忽然散开；孙开华据某些迹象确信敌必登兵，便令擢胜营右营官龚占鳌藏于一处名唤假港之地，令该营中营官李定明伏于一处名唤油车口之地，而令后营官范惠意守于后路。章高元与刘朝祜各率不同营之两营，伏于大炮台后山之后，以防敌绕我军之后；而李彤恩所募山地人一营，由张李成统带，藏于北路山中一壑内。

「这些布置方毕，敌船便从侧面开火，重炮竟放数百发，烟焰蔽天，炮弹落如雨下。此火力正发之时，敌兵约一千人乘汽艇与洋船，在岸上三处登陆，随即直扑炮台，其势极猛。

「孙开华一见敌已逼近，便借李定明、范惠意之助，于各处阻其前进，而章高元等则自北路进攻。敌兵所持者为精利之器，奋力而战，自上午七时至正午相持不歇。敌屡被逐退，又屡进。我军与之猛烈近战，张李成攻其侧，而孙开华从正面奋击，杀其旗手一人，夺其所举之旗。我军见旗被夺，锐气益增，于此四面同时向敌猛扑；斩敌二十五人，其中有官二人，此外另有约三百人被枪火所杀。敌既不能自守，终于溃散而逃，我军追之至海滨，有七十余人在争上小船时溺死。敌船欲以炮火掩此退却，竟击中自己一艘汽艇；又有格林炮一尊被遗下，为我军所获。

「孙开华麾下二营最先施其方略，所当之锋较任何别营为久；于此伤亡亦最多，死千总三人、兵卒百余人。其余各营亦皆有损。

「以上获胜之详情，由孙开华报与奴才；奴才请圣上留意：此次敌兵猛攻沪尾之港，登兵之时存心必得其日，其拚死之志可由此见——即其船一经登兵便驶出海去，以绝其退路。炮台既毁，我军已无炮以护身，在那场拚死的搏斗中只得全凭自己的筋力。炮弹爆弹如雨落于其上，其勇气从未稍失，亦未一次却步；而不顾众寡之殊，竟能斩其旗手、挫敌之凶志，此实显非常之力。」

那奏折随后提到几位最可嘉的官员，并举出他所建言该赏给各人的名目。孙开华居首，其次是率先锋交战的各营统领。（上面这一篇是中国报告可信程度的一个好例。照那奏折，被杀者之外另有七十余人溺死，合计三百九十五人以上。真正的损失只在十四至二十人之间，而上奏之人是很清楚的。）

宣布中国在淡水获胜之谕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六日刊布：

「刘铭传奏称：法军攻沪尾，官军与之接战获胜，其情形据他所陈。

「法国舰队驻台北、沪尾等处，法军于十月初八日猛攻登陆。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所部由不同路进攻，提督章高元等亦率其队迎敌。〔注二〕法军被逐退，又数次进；而我军与之近战，孙开华率众直前，斩其举旗之官、夺其旗，此外杀敌约三百人。敌既不能自守，溃乱而逃，败绩；退至海滨者有许多在争上小船时溺死。

「此次格外出力之官员，自宜予以格外优厚之赏。福建陆路提督署任、已记名实授此衔、现任漳州镇总兵孙开华之勇敢、忠诚与武功，尤堪嘉奖，因其身先士卒；朕特加恩，命授以世袭骑都尉、即七品之爵。又赏其下列各物：白玉翎管一、白玉扳指一、白玉柄小刀一、火镰一、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

「刘铭传陈称：提督章高元已因基隆之事被荐赏，而总兵刘朝祜系其侄孙，故二人之赏他均未请。然此二人既皆于战阵中出力，自宜与其余诸人同受特恩之表；朕命分别赏章高元与刘朝祜白玉翎管一、白玉扳指一、白玉柄小刀一、火镰一、大荷包一对。章高元并交部议最优之赏；刘朝祜赏加提督衔。」

此后是一长列赏给各官员之物，其中一人得黄马褂之荣，二人则记名候补总兵。另有人除赏加虚衔之外又得「巴图鲁」之号，又有人得赏花翎。

那谕旨末尾宣布：皇太后已命从内府赏银一万两给此役中显出勇敢的兵士，并命刘铭传继续严拒敌人之侮。

〔注一〕（原注：关于这次掳人，法国人被控大为不端，有说姑娘被辱、男子被残酷对待并终于被枪杀。陶德先生并未提到法国人有任何这样的举动，而著者对这类报告也不甚信——那些报告既是中国人所提出，他们自然要把敌人描得尽可能不堪。关于法国人所犯的暴行，说法极多，其中有些还是外国人所传；可并没有外国人亲见所述之事，而那些出自中国人的报告，本是不该信的。）

〔注二〕（原注：那位军官受了伤被抬往后头，途中遭攻击，连抬他的两名水兵一同被斩。孙开华本已要退，可李统领上前得了胜。法军只有十四人死在场上。——著者。）

第十七章进步的台湾：中国的一省（一）

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四年

刘铭传建议改变治制——台湾成为独立的一省——刘铭传为台湾第一任巡抚——治制的重整——省治设在台北——旧台湾府改称台南府——新的台湾府——名目的混淆——新设的官职——新举带来加税——南部百姓痛责新的负担——刘铭传被激怒的百姓拘禁——樟脑再行专卖——各国领事抗议得手——北部不公的税——本岛防务加强——台北府重建——引进电灯——架设电报线与海底电缆——基隆有望成为大港——铁路动工——基隆至台北线——工程师遇着无数阻碍——中国的监工易受贿赂——基隆一段施工之难——基隆的港工——大稻埕与南段——北京官员不赞成港工与铁路——基隆的前程被断——铁路之行——车辆——乘客，以及收票的新奇办法——中国的货运代办——同山地人的战事日增——刘巡抚的抚番之策——猎人头之事增多——山地人转取攻势——林朝栋的出兵——损伤惨重——刘巡抚的侄子与随从在宜兰被杀——刘巡抚亲自出阵——结果不如人意——刘向北京报捷——刘去职——他生平的小传——大嵙崁的番战——交战无数——残害死者——汉人食人之事——云林一带的汉人叛乱——彰化被攻——刘的继任邵友濂去职，唐景崧为代理巡抚。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四年间的船难。

在法国之役以前，台湾只是福建省的一个府，事事都要仰仗福建的官员；用一位作者的话说，它构成「一种流放之地，凡须给个位子、而又不配担负责任之事的属员，都可以打发到那里去」。可在后来这个时期，自刘铭传到来之时起，这种可叹的局面大为改善。一八七四年日本一度占据本岛南部，立刻使人注意到治理本岛之法极须改革；十年之后法国人的进攻，又给朝廷有力的凭据，证明本岛从用兵的地位上看其价值足以引起有野心的列强的垂涎，而要把它保全为中国的属地，只有在政治与军事的治理上作根本的改变。

法国之役期间，刘铭传已被授以专任的统管之权，只对中枢负责。在他的督理之下，台湾平安地度过了战事；如今显然时势所需，是把本岛设为独立的一省，并此后以地位高、才干确实可靠的官员来掌管它。于是一八八七年，本岛奉旨宣为独立的一省，钦差大臣刘铭传被任为第一任巡抚。这个新省归总督总辖——那总督从前是闽浙总督，如今是闽浙台总督。海关从前归福州将军督理，自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一日起改归本省巡抚。

本岛如今须彻底重整、重划。从前台湾共有一个完整的府、四个县与三个厅。如今本岛成了一省，有四个府（台北、台湾、台南、台东）、十一个县与三个厅。〔注一〕

〔注一〕（原注：本岛为中国帝国一省时期的区划：

台湾道。

台北府：淡水县、基隆厅、宜兰县、新竹县（旧称竹堑）。

台湾府：台湾县（即台中）、彰化县、埔里厅（在彰化附近）、云林县、苗栗县。

台南府：安平县（即旧台湾城）、澎湖厅、嘉义县、凤山县、恒春县。

台东直隶州，在本岛东南端。）

因这些变动与添设，省治——从前在南部那座旧台湾府城，那城曾先后作过荷兰人、郑成功与中国人的首府——如今暂且移到新建不久的台北城。于是南部那座大城不再是本岛的首府，因而也不配再带「台湾」这个名字，只成了台南一府的府城，于是改名台南府。

与此相关，还须进一步说明：政府本意是要在本岛中部彰化附近另建一座新的省城。于是新城划定，官署也动了工。新城的名字成了台湾府，即台湾的首府；它又要作一个新设的、名为台湾府的治所。这些改动使后来名目上大为混淆：法国之役以前的地图，台湾府在西南岸附近、离安平约两英里；此后的地图，它却在本岛中北部、离海岸许多英里。缘由现已说明；读者须记住：以下各页里，南部那座旧城称台南府，中部那座新城称台湾府。

本省治制的改动，同样使岛上的官职大有变动，又添设了许多新官。〔注二〕

〔注二〕（原注：台湾建省时所设的官职如下：

文职：巡抚兼统兵之官，驻台北；布政使兼掌藩库，驻台北；知府，驻台北；知府，驻台湾；道台兼署理按察，驻台南；知府，驻台南。

武职：镇台（总兵），驻台南；镇台（总兵），驻澎湖；统领（勇营之将），分驻沪尾（淡水）、基隆，以及番界上各处。）

本岛治制的重整虽在许多方面是一大好事，却不单带来了为那新设而大为扩充的制度的正当开支所需的加税，也带来了为满足如今进了官场的成群官员与依附他们的人的重重勒索。因此台湾的汉人颇倾向于把这些变动看作一桩福祸相杂之事。台湾还是福建一府的时候，只对茶、樟脑与鸦片抽税。政府另从田赋与盐税取得款项，而福建省每年还拨给本岛墨西哥银元六十六万元上下。然而上述各项所入，不足以供那新的治理之费——它既要兴改良的防务、修铁路，又有别些费钱的新举。于是一八八六年五月，立了对出口的本地物产抽厘金之制。进口货除鸦片——鸦片已有几年每箱缴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元——之外一概免抽。茶与樟脑既早已抽税，而这两样又是北部的主要物产，北部的人便没有多少可抱怨的；可在中部与南部各地，糖因这新税大为吃亏，无论汉人或外国人对厘金的反对都极为显明。实在说，对新任巡抚刘铭传——汉人认他是这项抽捐的责任者——所生的敌意如此之大，以致这位大人避免到那些不满的地方去走动；有一回他到南部那座大城台南府，竟被敌视他的百姓囚在他自己的衙署里；他得脱回了北部，此后再不敢往南去。他在北部当地人中间的人望也并非一直不断；因为南部那场抽税的败局之后不久，又宣布说外国进口货自一个约开口岸运往沿海别口的，须缴厘金。这就累及北部的居民，立刻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对，巡抚觉得还是把这项招怨的办法撤回为妙——至少一时撤回。等头一阵怒气凉下来，这项税又复了，这一回就留下来了。当地人竟容了它，这很可以证明台湾的百姓已比从前几年管束得好些了。要想出比这更不公的取税之法，实在难得。刘巡抚厚此薄彼，亏待自己的同胞——那些人不幸住在岛上约开口岸之外的地方；他使乡间那些苦苦撑持的穷农缴重税，而住在约开口岸、一般较为富有的人则全然免缴。樟脑如今（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又成了官营专卖，想做这项货的商人须经官署购买。虽然如此，一八八九年间樟脑的需求极少、市价又低，所入的税款不多。可一八九〇年樟脑需求大起，价钱涨了一倍，于是官府得以每担（一百三十三磅）三十元（银）卖出它的樟脑，一担赚十八元，那一年得了税款十一万六千六百九十四元。这项专卖的重设——读者当记得它在一八六九年因领事抗议而被废——明明是侵犯条约所许之权，于一八九一年废了，改以每座脑灶按月缴纳的一项货物税为取款之法，那税通称「脑灶税」。此外又加了一项厘金，在樟脑运往装船之口时缴纳。

钱财的问题既已这样讲过——这在中国总是一个令人不快的题目——如今可以愉快地讲一讲所立的改革，以及为促进本岛工业的发展而在全岛所作的大改良。刘铭传无论还有什么可以责他的，总须承认他是一个明达、开通、进取的人，全没有寻常中国官员那种自满与固执。由他发端而引进的新举之中，有许多可算是从外国来的；而台湾从一个落后的、半开化的府，变成了全帝国最进步的一省。和平一恢复，改良之工便动了手。加强本岛防务在刘的心里居于首要，依最好的设计建造近代炮台、并配上近代的重炮——阿姆斯特朗炮与克虏伯炮——立即开始。

新省的临时省城设在台北府。此事一定，这座城便现出新的面貌，映着这位巡抚那奋发之气。一八八五年重建之工开始。筑了一道坚实的城墙环着城，街道重新排布并铺了石。又建了一座宽敞的衙署，街上点了电灯；我们相信这是全帝国任何一处官府采用电灯的第一例。不过后来觉得这制度太费钱，除衙署仍旧用电灯照着之外，别处的灯都撤了。城外与大稻埕也铺了几条街；一八八八年刘巡抚引进了人力车，新路就是为此而修的——每条街上铺两三道平行的轨，用一英尺宽的长石板一块接一块砌成，两轨之间则用卵石铺路。为使人力车立得稳，巡抚有一段时候自费经营，随后交给了苦力。

这位出奇的中国官员对内陆的交通也同样留心。买了一条布缆的轮船「飞捷号」；一八八七年十月，自安平至澎湖圆顶湾的海底电缆布成。这于商界用处不大，因为台湾与澎湖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可从政治上看极有价值，因为那几个岛在用兵上的要紧，须与省城相通。于在岛上有生意的人更有意味的，是台南府至台北府那条线的架设，于一八八八年三月完成。这条线连同先前架在打狗与台南府之间的那条，把南北连了起来。于商务与政治都更有益的，是自淡水到福建闽江口尖峰的一条海底电缆，也在一八八八年完成，于是台湾接上了世界的电报之网。台湾的电报由丹麦技师汉森督理。

读者若熟知中国的情形，又注意过官员与那些崇奉「风水」的士人极为守旧的脾性，必要对刘铭传所显的进取之气颇觉惊讶。虽然全中国帝国的官员还没有修过一条铁路，刘巡抚却断定台湾该有一条。他知道本岛商业发展的一大阻碍是缺少港口，便致力于筹出某个可行之策以减这不便。基隆是本岛唯一可容最大船只的港；巡抚的主意是：把港修好，再修一条南北铁路，便可以把基隆变成装运之口，于商务与太平都大有好处——因为据料想，有铁路可以迅速运输，台湾的居民便更好管束。为取得朝廷批准这桩事，刘巡抚向当局陈说：倘照他们所建议的把省城移到内陆，那里既无道路，便须从新省城修一条铁路通到沿海一口，以北部的基隆为宜。这个提议在北京遇了些反对，可终于得了朝廷的允准。

一八八七年三月初动了工；为安抚那些排外的批评者，巡抚本人以亲自陪同一位德国工程师贝克先生、亲自督着划定头四英里的路线，来表明他对这桩事业的关切。铁路的总处设在大稻埕，工也从那里动起。这座城坐落在一片平原上，平原朝基隆伸出约七英里，几乎是平的，尽是稻田，中间纵横着无数灌溉的水道。因此头几英里除了要造许多小桥与涵洞之外，并无难处。雇了外国工程师去打桩定线，而工料一备好便把兵沿线分派；指挥工役之事则交给带兵的军官。所采的是三英尺六英寸的轨距，用三十六磅的钢轨。最大坡度是三十分之一，所许的最小曲线半径是五链。

如今中国正多有修铁路的议论，这里所记台湾这桩工程的详情，或许有些意味与价值。外国人做事极为不利：他们对那些当工役的兵与他们的军官并无权柄。他们所测的线屡被改动，他们所打的桩常被兵拔去当柴烧。路基要平、曲线要少，在工役看来并不见得有多少必要；他们宁信自己的眼，不信仪器，总之一味照着在番界里开一条中国小径的样子把路推下去。而且中国的监工极易受贿：只要一点小小的酬谢，他们便肯引出骇人的曲线，以避开某座付钱者所关心的坟。线路的走向也取决于稻田主人所付的多少。据说管事的汉人常把线从原定的方向岔向某个富农的产业或坟墓，用意是引那人出来大大行贿，于是——照他们所说——线便可以改。这一切自然使外国工程师恼火，他们屡次向巡抚告状。可那位大员除了经由他的将领之外别无补救之法，而那些军官又宁肯撑自己的属员与自己、不肯撑外国人，于是坏工照旧。这种情形难当到这般地步，以致总工程师竟换过五次之多。因这些阻挠，线路推进得极慢，到一八八九年春，自大稻埕起只修成十一英里。随后这一段便开了定期行车。

从这里往前，因近基隆的山丘，施工便更为繁难，进展也相应更慢。中国官员在平地上既能把工做坏，在山里便倍加能把事情弄糟。头一处遇着的是一道低矮的山嘴，本可以很容易地打一条隧道穿过去，可汉人宁愿开一道六十英尺的堑，再在两边用土堤把路垫起来。于是开起堑来；可所挖的土是黏土，遇雨便软，于是人工挖出去的被天工填回来，上半部还成了泥沼。工程师这时劝改取另一条绕过山嘴的路线，或者随着堑工的推进随即搭起一条遮棚，并设法把水排走。可这些办法一概被驳。汉人仍照旧往外挖。这时那些当筑路工的兵害起病来，后来多到不得不雇本地工人；而进展仍不如人意，这项工只得放弃，终于接受了工程师从前所提的那条改线之议。线路往前，造了一座一百英尺的铁桥，又开了一道堑、筑了两道土堤、造了四座小桥，线便推到了环着基隆的那一带山丘。这里所遇的难处同头一座山一样：工程师要求把主山打隧道，汉人则主张开堑。沿岭侧开一段堑是必要的，汉人照他们素常草率的办法做了。排水之事毫无措置，结果两处大的土崩使工役大为增加。此后动工打隧道。汉人以费钱为由，不肯照工程师的图样给洞壁上木、撑支柱。有一回洞顶塌了下来；而每逢下雨，都要费许多工夫把水带下来的东西清走。到了隧道两端渐渐相接的时候，才到了顶点：工程师们丧气地发现，带兵的那位将军把一端导坑的高度定得比另一端高了十四英尺。从隧道到基隆只一英里多一点；而这里——也许正是因坡度大而最需好工之处——所做的却是全线最坏的工。汉人全然不理工程师所测的线，又因没有外国人在场督工，做出来的曲线之急、坡度之陡，使任何列车都无从通行。一位工程师查看此工，便把这事报给巡抚，线路只得改。可因巡抚为省钱计愿尽量利用旧线，便只作了最必要的改动。因此这条线筑成之后，这一段极不完善、极为麻烦。〔注三〕

〔注三〕（原注：日本人把这一段线全然重修了。新的隧道取代了那些陡坡，急弯都已取消，如今整条路再无旧线所闻名的那些奇特之处。）

一八九一年十月，路修到了基隆，到大稻埕二十英里这一段开了定期行车，机车由英国司机驾驶。路的终点是新造的一座临港码头。这码头虽位置很好，码头外却只有三英尺上下的水，须挖浚才能用。于是买了一条挖泥船，在终点一带做了三年上下的工。那是一台小机器，又照料不善。既不见有效，终于停用了。

从大稻埕往南的线，第一桩工是把淡水河架桥。河须在大稻埕渡过，那里河宽约四分之一英里，不过涨水时要宽得多。工程师因此提议造一座铁桥，以为最合用。可这费钱的事在中国的董事眼里便不中意，于是（一八八九年）由一个广东包工造了一座木桥。北端造了一孔铁的旋开跨，中心安在一座石墩上，通行净宽二十三英尺，用人力转动，每天按时开启，容帆船与大的河船通过。桥长一千四百九十八英尺，除旋开跨之外分为四十六孔。〔注四〕

〔注四〕（原注：这座桥在一八九五年经过相当的修补之后，于一八九七年八月被一次大水与一场风全然毁去。）

从桥往前，线路在几乎平坦的地上走了约七英里，随后以三十分之一的最大坡度升上一片台地。工程进展极慢，线上又有许多不必要的曲线与大坡度。一八九一年，往南开通二十英里；到一八九三年底又修成往南二十英里到新竹（竹堑），于是全线六十英里都通了定期行车。在施工期间所雇的几位外国人之中，工程师沃森任总工程师，米切尔任机务长；而本来是到岛上任煤矿总办的工程师马西森，一八八七年成了铁路的顾问工程师。

铁路虽已测到本岛南部、以打狗为终点，又有一部分从那条办不成的吴淞铁路运来的材料运到了南部，可新竹以南的线一段也没有修。原来刘巡抚那些进取的计划在北京并不受赞同。那些大官——也许不无道理——怕基隆若变成一个有码头、有船坞、有货栈，又有通内陆的汽路与近在手边的大煤矿的好港，那么于那些正在寻觅加煤之所的有野心的国家便是一个强到无法抵挡的诱惑。于是基隆再没有办什么；它不但没有成为人所期望的大装运港，连旧有的贸易也一年一年掉下去。铁路成了一条纯载客的线，因为那项行车不够可靠，不能托付货物。官办的煤矿如今关了，常常几个月过去而不见一条外国船。一座照寻常外国式样造的大白房子，是那最后一家早已散去的外国洋行的鬼魅般的遗迹。时日过去，情形越来越坏，到一八九四年，基隆只有两名海关人员——那是唯一的外国人——倦倦地在不得不然的闲散中度日，望着外国轮船的烟。基隆死了！它纵然整个从本岛上掉下去，也不会给任何人添一点不便——只有那些住在破败村落的污秽小屋里、可怜到极处的穷苦当地人例外。〔注五〕

〔注五〕（原注：一八九五年初，笔者有几次搭台湾铁路的便，可以亲自为它那奇妙的性质作证。办这条铁路的办法也同样新奇。外国人的帮助早已不用了，路与车辆如今全在汉人手里。一进大稻埕的车站，我的注意立刻被那要载我们到目的地的机车吸住了。我生平所见，没有一台是这样的光景：铜活都发了脏黑，铁活成了斑斑的褐色，而它像一个受了伤的武士，从头到脚都缠着绷带。可它尽管一身瑕疵，还能保着汽，一个满身煤污的汉人正以骇人的速度往里铲煤，怕汽不足。我虽怕后果，却不动要坐到基隆去的决心，便上了一个像是装了座位的运畜车的东西。那所谓客车是欧洲旅人熟悉的短式，分作两格——或者不如说，一端隔出一小间，可坐四人，却又通着大格。两侧各有一条长凳供乘客坐，车当中又有一道同车身平行的高起的架子，看样子是放小件行李的。两端各有一门与一小段踏台。看不出有半点装饰之意，不过那小小的头等格里有几个勉强算得上垫子的东西。

我既买了一张头等票——这引起相当的惊讶——便在那小间里坐下，不久便有一个油腻的铁路警与一个车长来同坐；那车长唯一可称体面之处，是一件早已失了好看的、极不卫生的绸褂。我到了的消息既在车里传开，另有几个不甚干净的人也来陪我；令我懊恼的是，我看出他们只有二等票却也被容着享这份便宜。车这时很快被各样活货填满了：一笼鸡，两只大圆篮各装三只小猪，数不清的成对鸡鸭，一方猪肉，几篮菜蔬，还有各样各式的箱子、包裹与别的货物。车厢里该载什么，似乎并无章法；就眼下这一回而论，实在难说是活牲、是货、还是人占了上风。

我们如今开动了，沿着自大稻埕朝基隆伸去的那片垦得很肥的平原飞驶。头几英里一路平顺，随后我们便开始绕山隘了——至少于一个不留心窗外景色的人看来是如此。可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我们还在平坦的原上，而那些曲线与坡度并不能归因于地面有任何不平。然而它们确实在那里；我们就这样以很高的速度绕来摆去，乘客们抓住座位与窗子，过几刻又摆回直线上来。从末一节车厢往外看，那轨道的样子像一对压平了的大螺旋。

可这时车长想起他的职责，动手收费了。备了票的很少，别的人都想在车上付——或者照后来的情形说，是想不付。铁路办法上的新奇我已见识得够多；可我想收费这一桩是最大的启示。车长先走一遍，向那些肯交票或肯照数付钱的人收了票与钱，随后便去对付那些欠账的。这一等人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看着极不愿把自己那一份添进这笔收入里。可我们这位车长执拗得很，缠住每一个人直到从他身上弄出点什么来。乘客们通常掏出一小串钱交给车长，车长粗粗估一估它的值，照例总发现短得很多。他于是索要所欠之数，争吵便开了场。双方放开嗓门吵下去，直到那乘客一次掏出几文、总算付到近乎那个数目，或者以更大的嗓门把车长磨倒。可以很稳地说一句：这一等人里没有一个付足了名义上所称的票价。可车长不顾这番辛劳，无疑是高兴的：这就容他抽他的「好处」——倘人人都备了票，那是无从抽的。

这一班对付完了，车长接着去对付那些穷得一文不名的人——至少照他们自己那套可怜的说辞，他们是如此。其中三四个绝不肯掏出任何东西，于是……）

第十七章进步的台湾：中国的一省（二）

（原注续前）……争吵又起。车长这时搜起那几个欠账人的衣服来；在我看来，事情是要闹到不可收拾了。可我错了。这位车长本来还是个指手画脚、狂叫乱嚷、看着非见血不能干休的疯子，一转眼便摆出一副十足从容的样子，仿佛他这桩差事自始至终都是一桩乐事；随后他从一个欠账人手里抓了一只鸡，从第二个手里抓了一个既像枕头又像小箱的东西，从第三个手里抓了一卷污秽的衣服，便回到我那小间里来，安安静静，看着也满意了。那些东西到基隆下车时有没有赎回去，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样，读者或许也觉得新奇：沿线各站管事的汉人竟彼此作对。他们办事全照着自己得利的道理，所收的款只缴进他们以为足以保住自己位子的那一部分。这在运樟脑上尤其看得出来。有一位外国的脑商告知我说：在把樟脑交到车站之前，照例要先给邻近两三个站的代办传话，叫他们彼此竞价，争这批货从自己站上发运；随后便交给出价最低的那一个，由他转运到目的地，而那位运气好的代办便把那笔费用的一大份揣进自己口袋。所收的费用全无一定的价目；这样的办法自然弄到如此不堪、如此靠不住，因此托给台湾官铁路那些雇员去「照料」的货物极少。中国人若打算在他们如今正修的各条铁路上不用外国人相助，便不能指望比上述的情形更好；而除非官员上有确实的改良，这些铁路能否终于承运官货之外的大宗货物，也是可疑的。）

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虽在许多方面算得是比较进步，可在制服山地人上毫无进展。实在说，这几年里流的血比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多。刘铭传于开化山地人有极大的志愿。一八八六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他宣布他有意制服各社，把他们的地界开给汉人贸易。可他不但没有成功，而且他离岛的时候，那里的情形比多年来更坏；从前为汉人移民所占的地方，到那时已被弃为荒墟，中部一带尤甚。一八八六年，平地原住民的头人与另外几个较为和平之社的人应了刘巡抚之请，到彰化去见他，在那里受了极亲厚的待遇，终于应了某种约定：边界上的山地人要停止杀汉人，而且要从事农作，刘则许诺每月付给每个做工的人值一元的米。这个办法于不熟悉山地人的人看来似乎又公道又合理，可一施行便全然相反。因为在那些更野的山中各社看来，他们同族的这一举等于投入敌人的行列，于是他们一有机会便表白他们的不许。平地与边界各地那些不幸的山地人如今落在两面火之间：一面他们不敢不服刘，一面山中的山地人一有机会便杀他们族中的人。

前一年、即一八八五年，战事不断；山地人取了格外进攻的姿态，甚至出山袭击平地的村子；汉人则以焚烧边界上的森林报复，迫山地人退走。这自然使制脑全然不可能；实在说，那一年的出口只有三担。樟脑贸易要存续，便要军方采些严厉的措施；一八八六年，有名的林朝栋率一千五百名兵去讨大嵙崁东南、彰化内陆一带的各社。随后的战事虽只略过于小战，可两个月之间汉人损失五百人，而毫无所得。这次出兵所成的最大功用，也许是把山地人的注意集在西边，因而容一支大队汉人在东岸宜兰附近接近番界而不至太引人注意。一八八七年，一名将官与四百名兵被杀，于是又往宜兰添派兵力，西边的战事一时放弃了。在东边，或轻或重的战斗延续了好几个月，结果刘铭传的侄子刘某阵亡。

原来刘某带着一百八十名汉人兵进了宜兰以南的番界。约一千名山地人夜里把他们围住，除两三名兵逃出、把这骇人的消息带给巡抚之外，全队被杀。这于刘是一个重击。

巡抚的方针纵不成功，那失败却不能归因于他本人缺乏劲头。一八八六年刘甚至亲自出阵，好几个月在那远不舒适、甚至可说不安全的边界各地受着兵士的亏缺之苦。可所成的好事极少，刘的「前进之策」只得放弃。然而他忠于他那一等人的惯例，不容一点失败的风声传到北京的当局。相反，他正式宣称（他这番宣称还刊在《京报》上）：因他劳苦之功，已有四百七十八个村子、合计八万八千名山地人归服朝廷。巡抚究竟在哪里找出这么多人来，却不曾说明。纵使他把那些早已归服、和平、并未参与上述战事、因而不能算作新属民的平埔人也算进去，那四百七十八个村子也必定把他想象之力用到了极处。

一八九一年春，汉人的脑户同大嵙崁附近的山地人打了几场激烈的仗，汉人的兵后来也牵了进去，结果生出比先前几桩更为严重的祸事。然而刘巡抚于六月间因病离岛，把那棘手的番务留给他的继任。〔注一〕

〔注一〕（原注：刘铭传离台湾后不久，应皇帝之召，虽目力渐衰，仍在北京办理公事，隶于恭亲王之下。对日战争期间，朝廷曾授他要紧的兵权；可因他病体，都推辞了，终于得旨准其退为平民，直到去世。

刘铭传是名望很广的人。他死前约四十年的太平天国之乱，给了他第一个显本事的机会。他招募义勇，护他本省安徽不受乱军之害，办得极为成功，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李鸿章当即用了他。中法之役开始时，刘铭传被派往台湾，那在当时是最要紧的位子之一。

他把这个职任办得极可称。法国人无从推进到基隆之外，而他至少使他们吃了一个大败。可他的才干显得最为突出的，是在战事结束之后。他把台湾的官制全然重整——这本身就是一桩大工——又引进种种外国的改良，使本岛几年之内就成了全中国远为最进步的一省。刘也有失，可所生的害比起他所成的大好事是微小的。他明达、进取，待外国人友好，又极信外国的制度。他死于一八九六年；一道上谕里这样记他的去世：

『数年前，朕以其为国效劳积成重疾，惋惜而许其退为平民。近日朕正欲再延之入参机务，倚其谋议，并更加恩礼，以表朕对其高尚品格的敬重与钦佩；而其身故之哀讯忽至，朕深为痛惜。为表朕对刘铭传于本朝忠勤之劳最后的嘉许，兹着赐以太子太保之衔，其丧葬之礼照巡抚之品办理。又着于其供职各省建专祠；其武功着录入本朝国史。凡其官册上一切「黑点」，亦着一并消除；并着各部具奏，当给其家属何等银恤。』此后是赐给他几个儿子的荣衔一单。）

山地人曾有好几次扑下那些汉人的小村子，杀了十来个农人，带着头颅飞回他们林中的家。山地人的袭掠越来越频，巡抚便派一支队伍由一名将官带着，去惩罚那个山地村子马束社——那村子除了收着一批农人的头，还很自豪地有八个汉人兵的头。这一桩那位军官办成了；可毁了村子之后，这位将官起了大志，有意管束原住民，便把队伍分驻在番界上许多村子里。这倒更合山地人的意，他们好几次得手烧了那些外哨，杀了许多驻在小汛里的人。随后两处大汛的兵与林维源所统的一千名乡勇被调往大嵙崁，要重重惩治那些难缠的「蛮夷」。可这支大队刚进番界，便有一支更大的山地人把他们围住，断了他们的给养，更严重的是断了他们的退路。得知这番窘境，立即派了援兵，把这支军队从那可怕的处境里救出来。那一年将尽时，令山地人投降，毫无用处；此后不久的一场交战里，双方人命损失相当，中国方面有两名高级武官阵亡、两名同样高级的文官受伤。汉人虽终于得了一点小胜、烧了三个村子，可到年底仍毫无所得，台湾巡抚便奏请朝廷添兵。次年两边都不甚有意进攻，于是祸事渐渐静下来，虽然远未了结。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尤其是秋天战事转烈之时，几乎打个不停。一八九四年又报有新的发作与严重的骚动；直到日本人实际占据本岛之前，几乎没有一个月不见汉人的勇丁在所争的边界上某处同山地人交手。番祸也并非北部所独有：南部汉人与山地人的交战也很频，而一八九二年还不得不派一千二百人进南部一县。

对山地人这场战事里有一桩可怖之事：汉人在市上公开卖山地人的肉。一个以文明与宗教自许甚高的民族竟会犯这样的野蛮，看着似不可能；然而确是实情。杀了一个山地人之后，照例把头从身上割下，拿给那些没有赶上看先前那场屠杀与残害的人看。身子则或由杀他的人分食，或卖给富有的汉人、甚至卖给高级官员，而那些人也同样把它吃了。肾、肝、心与脚掌被认为是最可取的部分，照例切成极小的块，煮了，差不多作羹吃。肉与骨头煮过，肉便熬成一种冻。汉人自称依一个古老的迷信，相信吃山地人的肉能给他们力量与勇气。于有些人看来，这或许算是这桩可怖风气的一半借口；可只要停下来想一想：迷信之念正是世上最野的各族行食人之事的根由，这借口便也不成立了。一八九一年那场发作期间，山地人的肉像猪肉一样被装在篮里送来，又像猪肉一样在大嵙崁的公开市场上当着众人——连外国人在内——卖；有些肉甚至被送到厦门去卖。在边界附近汉人的小村子里也常有卖的，而且常当着恰在那地方的一群和平山地人的眼。山地人纵然再坏，并不食人；虽然被杀者的头被从身上割下，那是当作武士武勇的凭证带走的，身子则留在倒下之处不动。虽然这个题目在后面一章里要详说，此处不妨说一句：汉人通常是该受山地人所加于他们的一切惩罚的。他们待这些森林之子一向极为残忍：订下的合约本就无意履行；凡狡诈的汉人想得出的欺人之计，不单要夺他们的产业、甚至要夺他们的性命，都用在这些无知的山地人身上。

此时已有几年没有百姓对官府的严重发作。官府便以为民气已被压得够服，可以再加新的负担了。对稻田抽税最得官员的欢心，因为所入最多；他们以为时机正好，便于一八八七年间试着把这项税行起来。

单加在富人身上的苛取，百姓本不甚在意；可一旦有一项税提出来、要直接减去人人的所得，百姓立时便起而反抗。在许多较为安分的地方，反对表现为大规模的集众：村里的首领向他们的众人演说，又拟了许多呈文要递给地方官。可在边界各地，许多人为自卫而对付山地人本是带着兵器的，不许之意便表白得更为实在。一夜之间，成千的人起来，占了云林与附近别些村子，一路走一路收人，去攻打内陆那座有城墙的大城彰化。城外俯瞰全城的八卦山上新筑了工事，官军守得极硬，乱民无从攻进，只得以夺取邻近各村为满足。终于有一大队兵聚到彰化，经几星期的小战，太平又立起来了；官府则作了几项微末的让步，又大张旗鼓，当作他们恩惠的凭据。

一八九一年六月刘铭传去职之后，邵友濂成了本岛的巡抚，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接了印。这位新任虽看着进取开通，却除了几项小的改良、以及建了一座火药厂之类，并没有采取什么步骤去推行刘铭传那些进取的计划。

邵任巡抚到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把本岛交给布政使唐景崧；唐成了代理巡抚，是中国治下最后一位居此位的官员。然而他的事迹并不止于此，因为唐在以下各章里是一位主角。

附记：一八八六至一八九五年这个时期的船难数目不多，可丧命极众。九条船上丧命的在六百人以上。

一八八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德国三桅船「瓜伊马斯号」在旗后山以南约七英里处上岸，成为全损。

——六月五日——德国三桅纵帆船「威廉·迈耶号」失于打狗内港。

——九月十一日——德国纵帆船「尼德霍夫号」泊在安平泊地，在一场西南大风中脱了缆，在港以北约两英里半处上岸，成为全损。

一八八七年九月十五日——台湾巡抚的轮船「威定号」（原「威弗利号」）在澎湖圆岛以北触礁，成为全损。船长与三名外国船副，以及三百六十六名汉人溺死。

一八八八年十月十二日——台湾巡抚的「威定二号」轮船在澎湖西北触礁，成为全损。丧命甚众，数目不详。

一八八九年——英国船「英印号」失于南崁与白沙岬之间。船一触岸便被汉人村民袭击抢掠。船上一部分人被剥尽衣服赶往内陆，另有十四人想逃，溺死于海中。

一八九〇与一八九一两年，台湾海岸上没有外国船失事。这是五十年来台湾与澎湖海岸第一次有长达一年之久而无船难的时期，值得一记。

一八九二年十月九、十、十一三日，台湾海峡里刮了一场骇人的台风，毁了许多本地船与下列两条外国轮船。

——十月九日——挪威轮船「诺曼号」，二千四百吨，载着煤，被台风卷住，九日晚被推上澎湖外的礁，不久便成全损。触礁时，船上有若干人上了索具，在那里挂了两个时辰。桅终于折断，把他们掷进海里。其中两人抱住残骸，次日被冲上离失事之处约十八英里的八罩岛。汉人待他们极为仁厚；他们终于被小轮船「新台湾号」接去——那条船是载着梅尔茨与沃伦两位领事、迈耶斯医生与黑斯廷斯先生出来寻找「布哈拉号」生存者的。虽然人以为那条注定要毁的船上或许还有别人活在那一群岛中的某个岛上，这指望终归是空。船上军官与水手共二十六人，二十四人丧命，都是挪威人。该船失事之处后来查明是在沙岛西南两英里半的龟礁上或其近旁。

——十月十一日——英国轮船「布哈拉号」是铁行公司一条旧而有力的船，十月八日自上海经香港开往欧洲，载着回欧的邮件。十日进台湾海峡时，「布哈拉号」遇着山一样的大浪；十一日它正撞上台风的全力。那一天之间，船已不听驾驶，一切救生艇与凡能漂动的东西都被冲下海去，吸烟室也被扫过船身的大浪砸烂。晚九时四十五分，这条不幸的船遇着迄今最重的祸：三个巨浪扫过船身，把后部天窗与炉门砸破，把火熄了。那时人才认清：船已全然无救，除了等那结局之外无可为。那结局来得不久：十一时半，正当那可怖的风暴似在最烈之时，「布哈拉号」以可怖的一撞撞上礁石，一个大浪扫过甲板，两分钟之内这条注定要毁的船便不见了；除甲板上少数几人之外，船上的人都同它沉了。一百四十八人之中只有二十三人得生。丧命的乘客里有香港板球会的会员，他们正从上海回来。这次船难是东方海上所发生过的最惨痛的一次。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美国三桅船「玛丽·斯通号」失于台湾东北岸峭壁屿附近。无人丧命，可船与所载的货成了全损。

第十八章日本占领澎湖与台湾的备战（上）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

日本占台湾之议起——著者在该岛的行程——渡台湾海峡——一趟冒险的航行——到淡水——北部地理的说明——名称引起极大的混乱——日本兵力到来的传言——中国人的说法——数千中国人往大陆求安——停战的消息——著者谒巡抚——悬赏日本人的头——巡抚的解说——著者取得随中国军队同行之许——该岛的兵力——战时赏格——法国人向澎湖统帅的试探——刘永福起疑——有人把台湾献与英国——日本人攻澎湖——澎湖战略上的价值久被人认——各岛上的战事——日本人得胜——败绩的消息在台湾中国人中间引起恐慌——奋力加强该岛防务——中国兵——募兵之制——外国人中间的忧虑——兵士作乱——死伤严重——中国官员无权柄——德国水兵登陆以资保护——局势危急——英国炮舰红胸号到来——唐巡抚警告外国人，并声明他的百姓已无从管束——英国陆战队登陆——美国军舰和睦号匆匆来访——争斗与骚乱每日都有——乡间动荡的情形——广东兵占住八里坌村——宜兰一带的扰乱——强征军费——可疑的荣衔——一条临时凑成的炮舰——外国守卫在岸上的生活。

一八九四年夏，日本与中国两帝国之间爆发了战争。次年春，战事中止。

两国之间和约签订之前几个月，台湾岛便已进入日本未来属地的可能之列。东方的报界素来机警，可在这个题目上却少有话说。而日本人把他们的图谋瞒得这样好，以至直到那些运船开往澎湖之时，报纸上还满是关于进军北京的文字，几乎没有一句提到台湾。然而那位有名的美国报人、已故《纽约先驱报》的科克里尔上校，自他到日本之时起便抱着这样的看法：台湾与澎湖是日本人有意要取的彩物，或以直接征服、或以条约割让。他对此确信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二月中旬、当那帝国里别的记者都在为进军北京作预备时，他便提议本书著者（我是作为几家美国报纸的战地记者到东方来的）立刻出发往台湾去。于此自此以后所述之事，都是我亲身所见。

那时无从得到关于该岛或澎湖的确切消息；英文的书籍一本也买不到；而在东方说英语的人一般看来，台湾是一片茶、樟脑、山地人与热病之地。再确切的消息便得不到了。科克里尔上校的主意是：这趟行程要尽快尽静地走，而我要在日本人到来之前便在当地动手。有鉴于此，我于一八九五年二月末离日本，取道中国各口岸——那是当时唯一通的路——在上海耽了八天，于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厦门；厦门正在台湾对面的海峡那一边。

我发觉厦门因种种传言而颇为激动；后来查明那是因路透一则电报，说日本舰队已对北台湾立起封锁。这一来，头一天开往淡水的那条舒适的道格拉斯公司轮船福尔摩沙号便不肯载中国乘客；而北京号——那实在是条小得不宜作远洋之用的轮船——的船主便决意趁福尔摩沙号之惧得利，把留下的乘客与货物载过去；那船长受命：倘使不许上岸便开回厦门，为此在甲板上四处用袋装了额外的煤以备万一。所幸我到得正是时候，便把那船上唯一的客舱定了；在厦门停了四个钟头之后，这条小船载到吃水线边，下层甲板的栏之间挤着一百七十名中国人，便在顶头的劲风与外头将有恶浪之望中开动了。驶了三个钟头，风更大，不多时我们便同一场猛烈的东北大风相搏。下层甲板只在水线上几英尺，挤在那里的可怜中国人不断被水浸没，他们可怜的哀号与惊惧的叫声高过风暴的怒吼。他们既无遮护，每一个浪都要把他们冲下海去，终于成了生死之事；那船长便改了航向，终于把北京号朝我们不久前才离开的中国海岸驶去。我们在这里寻到一处令人满意的港，即料罗湾。

次日清早三时风暴缓了，我们又进了海峡。早饭后向那些中国人收票。这在我这个在中国的「新手」看来是极有意思的一桩事；而那船长劝那四个照他们自己的说法穷到一无所有的中国人交出所欠船资之法，既新奇又有效。他一下令，便把他们带到前头上层甲板上，在那里把他们的辫子牢牢系在一根从领航室伸出的凉篷杆上，便留他们在那里哀叹那「洋狗」之刻薄——那洋狗竟敢向他们索船钱。那轮船几次猛颠之后，四个穷人中有一个在袖子里某处找出了所要的三元，便被放了。不多时又有一个表示愿意拿出来，便被容去他同伴那里，从他们那里凑了一元五角有余，便被收作他的船资。那轮船又颠了几回，眼看要把余下那两人剥了头皮；其中一人便拿出一块有戳的银元与一串两三百「文」钱——那钱虽体积大，值却只有两三角——他便得了自由。余下那个无赖除了号哭什么也拿不出，船长终于心软了，他便带着一个赌赢了的人那份满意的笑回到朋友那里去，他的得胜显然被人充分领会。

那船长是个心地仁厚的人，我信也是个谨慎的海员；他有一班中国船员与两名外国官员：一个黑得可算印度水手的机师，与一个尽了力而为、可看来对海图之用所知极少、此外又因耳聋而大为吃亏的大副。结果是那船长在海上几乎找不到歇息的机会。那机师显然在厦门上船时还是清醒的，可当即便去喝得大醉；到我们开动之时，他已醉得一塌糊涂。这并没有使一趟本就不快的航行对我更愉快些；而在得知一桩本可使船上众人尽亡之事以后，我便开始觉得自己能平安到淡水颇为可疑了。那是在那场猛烈的大风迫我们折回中国海岸之后。船上每一个人都警醒着，大概只有那外国机师例外。那条小船被风暴颠得这样厉害，我在我那张窄铺上躺不住，只得在地板上安身。每一个浪都溅在舱门上，眼看要把它撞开，虽然我的舱就在上层甲板之上、紧挨领航室。中间只隔一道板壁，我听得见船长在风暴的怒吼之上发令。要向那聋大副下令，便须派一个中国小子去把他带到船长身边，船长再对着他的耳朵喊，直到那大副表示听懂了。在黑暗里颠行了一阵，我们近了中国海岸；这时那船长大为惊骇地看见前头耸起一样东西，像是一道岩崖。他抓住机舱传令钟的柄，用力摇着叫倒车，可没有回答。他又摇，仍没有回答。此时他彻底惊了，便奔到通机舱的通风筒那里，大声喊，又尖声吹哨；仍没有回答，而前头那道崎崛的崖看去几乎压到我们身上了。此刻看来已太晚，无从免这一场大祸；可那船长离了领航室，奔下机舱去，那机师正醉睡在机器前头。可以想见那船长的心情；他亲手把机器倒了车，又把那中国副手叫醒，叫他接管。然而我们是要得免的：那所疑的岩石原来只是一片浓雾，我们不久便穿过去了。

同大风相搏三天之后，我们于三月二十三日早上十时到了该岛外、望得见我们的目的地。那风暴同三天前骤起时一样骤然平了。昨日汹涌的浪已静成轻轻的涟漪；而经了我们那又冷又湿又可怜的航程，那明亮温暖的日头把整片景色浴在光辉里，于我、于下头那些瑟缩的、半溺的中国人，都是可喜的。我们近岸时，一条宽阔的河在日光里闪着，往前伸去，终于失在一片中国船只的杂乱之中：帆船、货船、木排与舢板——而一条外国轮船的高桅与发亮的烟囱神气地立在它们之上。左右耸着连绵不断、一片青翠的高山。再往内陆去，是别的山岭，一岭高过一岭，从前山丰美的绿变到最后一岭淡雅的蓝，那岭的顶失在柔软的灰云里。倘使葡萄牙人第一次来访时也是这样一天，我很能懂他们那份热情，并愿同他们一齐发出那欢喜的呼声——「美丽岛」，「美丽岛」——他们初见这处伊甸般的所在时便是这样招呼它的。

过了一道难缠的沙洲——那沙洲只容吃水不足十三英尺的轮船——我们便在北岸中国海关前头河上平静的水里下了锚。我们上头一座两百英尺高、点缀着极好的建屋之地的山上，看得见那座荷兰古城——看去同它将近两百五十年前筑成之日一样坚固可畏。近旁立着一所红砖的建物，是英国领事的住宅。再往前是传教的学堂，离它们不远是传教士与海关职员所住的宅子。河北岸沿岸有许多小的建物与泥屋，又有一所大的外国建物，用作道格拉斯轮船公司——那公司的船行驶于中国各口岸与台湾之间——的船务办事处。这便是沪尾村——或者如人通称、而其实是错称的淡水——所能看见的一切了。然而该岛主要的贸易仍是经这处不起眼的小港进行的。除了那地方寻常的活动之外，这里那里还看见一队队穿着入画制服的兵，在搬弹药、掘旧炮等等；而北面、在自那座荷兰古城朝海伸出的一道山脊上，看得见一大队兵在筑土垒、改良一座城垒的防务。南面相距约一英里半的山上，刚看得见一座新筑炮台的土垒。这便是我同台湾的初见。

再往下讲之前，让我们看一看地图。我们看出该岛的极北形成一个大岬，沪尾（淡水）在东、基隆在西，两处之间纬度相差只约五分。走海路距离约三十英里；可照通常客行之路、坐船到大稻埕、再由大稻埕坐铁路到基隆，距离约二十八英里。在沪尾，淡水河自那岬的西面朝东南向内陆流去；河上离河口十英里，坐落着有墙之城台北府，是该岛的治所。同它相邻的，南面与西面是旧城艋舺，北面是大稻埕——外国人住在那里，多数中国茶商也在那里设栈。这些地方常被一概称作淡水。实际上除沪尾之外，它们只是一地的几个部分：台北府是治所之城，而大稻埕与艋舺是相邻的近郊。「淡水」这个名目用得极宽：它可以指那港、那河、沪尾村、大稻埕或艋舺，也可以指整个一带。其本义只是一条河的名字。住在大稻埕的人也可以自称是大稻埕、台北府或淡水的居民，而就习惯而论仍全然不错；不过照例那些商人与领事，无论在沪尾还是在大稻埕，都用淡水作他们的地址。在一个外人看来，这许多指同一地方的名字必定令人混乱；而日本人一来，该岛每一处可名之地与可名之物又都添了一个名字。就意思而论那名字仍旧一样，只是把中国字照日本的读法念出来；而两者的音常常相像得如同巴黎之于松德斯豪森。于此在今日之制下，一个人可以住在大稻埕、台北、大稻埕的日本读法、台北府或淡水，而仍在同一处地方。所幸日本读音的罗马字拼法并无歧异；不然在台湾过活便不堪了。中国的拼法与读法，常被许多所谓权威以六种乃至更多的不同方式写出。淡水一名，西文的拼法有五六种之多，其实都是一地；彰化一名也有六七种拼法，如今又添上日本人的读音。沪尾则勉强顶着九种不同的拼法。

我发觉该岛北部的买卖大受扰乱，主要的缘由是局势不定。不但在城里、而是全境之内，人人心上最要紧的只有一问、只有一念：日本人什么时候来？这局面给了中国人爱说谎之性充分的用处；而早在那些硬气的武士还没有离日本之前，同日本人激战的记述便已盛行。日复一日都是同样的报告，有时是私下带给你的，仿佛那是一桩大秘密，有时又被广布出来，常连告示一同贴在墙上；可那些都一样地假，而人若略想一想，也一样地不可能。然而中国人仍以孩子般的信心确信它们，只在有新的报告来替它们时才把它们撂开。那些旧的一再被证为假，对真心信那些新的毫无妨碍。

事情便这样日复一日地下去，胆小的人被激得打起行李往大陆求安。许多有钱的中国人最先走，带着他们所能带的财宝。可搬动的财物被藏在看来略可安稳的地方，而较穷的人便把值钱之物埋在地里以求安。时日一久，连店家也把货处置了、把店关了。整天里街上满是挑夫；而河船装满一户中国人家杂七杂八的东西、顶上又坐着全家人，慢慢往那港去。对这些小小的一家人——大概除了那些笑着的婴孩之外——这样匆匆离开一片他们曾择为家乡的土地，并没有什么可乐可趣之处。此外中国意味着更苦的工与更少的钱，而对有些人或许意味着饿。他们所惧的并不是照他们所理解的日本之治；可那空气里满是神秘与不定。几个星期焦心地盼着什么要发生、什么可怕的大祸要来把他们吞没，这份煎熬他们已担不住了。那些大员丝毫没有帮他们；因为他们贴出含糊的告示，说有可怕的黑矮人要掳走妇女、杀死孩子、把男子降为奴，于此在富人中间引起惊骇，又把穷人赶进军中，盼着能把敌人挡住。

这便是四月初的情形。李鸿章遇刺的电讯、继之以宣布停战二十一日，是好消息，一时解了百姓的忧虑。然而后来详情说那停战并不包括台湾，这对全体民众是极大的震动。人很有理由相信：倘使日本人要求加上这一条，必不是无所图的；而就此只能有一个解说：要以武力夺取台湾。对平民百姓，这只添了那神秘，使人更难明白：台湾既未参与北方的纠纷，为何要成为这许多祸患与扰乱将临之地。

同停战的消息一同来的，是北京令守该岛的命令。京中多数大员真信台湾的兵力有能力成功地抗日本人，这我是不能信的。那纯粹是存着把战争的担子推到岛上人肩上、并使日本兵离开他们那逼近京城得骇人的位置、于此解北方官员的责任与危险之意。可另有些人，连南方大批官员——他们并没有亲身经验过日本人作武士如何——都坚信：台湾人若得机会，是能把敌人打败的。

北方中国军队的失败在台湾并未被充分领会；于此北京的官员要在台湾当局中间立起他们对自己武勇的极高之念，便不难了。极多的夸赞与奉承；屡屡提到各港攻不破的防务、该岛本身便是一座天然要塞的地势、居民那闻名的勇敢与好战之名——他们的祖先曾打败荷兰人，而他们今日的人曾打败法国人——这便够了。在台湾人看来，日本人若竟敢露面，必被全然剿灭。

台湾既不久便要成为战地，我便预备尽可能从中国这一边去亲见这场争斗。有鉴于此，我一位在中国海关任高职的同国人有雅意为我安排，使我得蒙该岛巡抚兼兵力统帅唐景崧接见。时间定下了；我们坐两乘轿、四名轿夫——这于我颇为新奇——被抬过街道，过了台北有墙之城入口的大门，终于进了巡抚的衙院。在巡抚衙门外头——那是通常中国官署式样颇为平常的一例——我们被一名差役拦住，他告知我们说：我要照礼接见，因为我是远道而来、为这场战事同中国人在一处的外国人。随后那道沉重的外门，同三道排成一线的沉重之门一齐开了，看去像是自动开的；而中国官场的头一番景象便迎上我的眼。后头看得见那位巡抚，他的随从围在他身旁；两边不断地列着一行行穿着鲜亮制服的中国兵，带着发亮的矛与颜色鲜明的旗。那些大拱门、柱上奇特的雕刻、四面辉煌的饰物与诡异的图样，于我都是新的，极为有趣。我们被抬到巡抚接见室的门口，抚台大人在那里迎我们。这间屋子的装饰同我们刚经过的那一部分建物相差不多，可又添了许多样子古怪的卷轴，上头画着由山景、落水与形状诡异的树所荫的亭子组成的山水画，挂在高墙上。木雕饰着屋子的檐线、又镶着门框；而同这些鲜明相对的，是许多涂着亮红的板面，上头用黑字写着中国圣贤的名言。

第十八章日本占领澎湖与台湾的备战（中）

我看那巡抚是个面目和悦的人，年纪约在六十上下。寻常的客套交换过后，我依他所请，把在旅顺口拍的几张照片给他看。那些照片多是战场上的景象，画着街上中国人的尸首、日本人被残毁的遗体，以及眼、鼻、口都被矛枪挖去的头颅。那巡抚显然很有兴味，而我说「台湾悬赏日本人的头，正是鼓励人这样残毁日本人的死者，而在旅顺口，正是这样的事激得日本人大肆报复」，他听了也丝毫没有不悦。抚台大人后来有一回把这局面解说得很详尽，而就中国人的看法而论也并非全无道理。他说：「我不能不如此。这是几代相传的规矩，兵士们盼着它；若不把这样的好处摆出来，他们便不肯打。我的百姓以为，若没有厚饷，便不该去做这样性命交关的事；而我们既养不起人人高饷，便以特别的功劳给赏来补足。」至于割取敌尸的头，他说：「是的，那是不幸的；可我们要证明我们的人确实杀了他所求赏的那个人，只有这一个法子。尸首他们带不来，头却容易拿。上一回的赏格是日本人死了才给；可你看我此次的告示，生擒一名日本兵给一百五十两（一两约合美国货币七角五分），杀死才给一百两；日本将官生擒给六百两，杀死只给五百两。我这样做，是要鼓励我的人把他们活擒，盼着于此免去无用的杀戮。」〔注一〕

我此行的头一个目的达到了：我得了凭信，许我随任何一支军队的官长同行，并在战事期间进入任何一处炮台。过了几天那凭信到我手里。它写在一大张纸上，用红、蓝、黑三色精心写成，上头盖满大印，远看像一张颜色鲜明的招贴。有了这样的装备，我便预备好去赴那场厮杀了。

那巡抚自称拥兵八万，主要是潮州人、湖南人与广东人，此外还有本地募来的兵。广东人在大陆上被看作最能打的；除他们之外，当局极倚重一位本地的统领与他那支客家人的队伍。客家人是一个强悍的种族，同山里的生番做买卖，又渐渐把林莽开出来、把土著越赶越往内地去。他们惯于山地的战事，又有唯有游击之战才教得出的经验；一八八四年在淡水，他们只带着最粗陋的火绳枪便打败了法国人。于此以这样的经验、又有如今这样好的装备，他们被看作足以给日本人添不少麻烦的。步兵所执的是新式单发与连发毛瑟枪、李氏枪以及新式连发温彻斯特马枪。他们的饷是每月六两（合金币四元五角）；据告知，那时饷是按时足发的。兵士得从这笔钱里自备口粮。

四月初，官员中间普遍相信日本人正预备往南去的一趟远征，而澎湖无疑会是头一个受攻之处。这消息刚到，澎湖便出了一桩颇有意思的小事。在日本舰队真到之前约两三个星期，有两条法国军舰忽然出现在妈宫港，那位高级的军官当即对驻在那里的中国统帅大献殷勤、备加款待。这位大员本就是个极好宴乐之人，又无疑终日提心吊胆地怕日本人来攻，便热诚地回礼，并领受了那法国人向他做的试探。不多时这番往来便有了实在的形状；而澎湖统帅发给统率南台湾兵马的刘永福将军的电报，倘可作为其时情形的可信之证，那便是：那法国高级军官不断地、迫切地请那统帅把澎湖各岛交与法国看管，并许在各炮台上升起法国旗。照那统帅的报告，那法国军官向他保证说：此番占据只是暂时的，是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友谊之意而行；日本与中国之间正在进行的纠纷一了，便立刻交还。刘永福对法国人在他统率中国军队在安南时对他所做之事，看来一向不能宽恕；他一听这个提议便大为愤怒，从头就断言法国人所做的任何事，底下必有某种奸诈之意。他电令那统帅，对这一类试探一概不许理会；相反，凡此种种都须看作是出于敌意与自利之心。他又下令说：倘再有法国船只带着有意干预的军官前来，各炮台便当向他们开炮。

法国人此举无疑是因那则消息所激：中国曾提议把台湾岛割与英国。倘使此事当真，法国便愿处在一个能照顾自己利益的地位上，而澎湖于她的用处是极合适的。台湾确曾由中国提给英国，而罗斯伯里勋爵与金伯利勋爵两次拒绝以任何方式考虑这提议——这差不多已得到证实。这些提议究竟是以何种方式、经何种途径做出的，并无官方的说明；可照流行的说法，当中国正在败亡的最后挣扎之中，日本可能夺取台湾与澎湖、并从这些要紧的战略之点对大陆用兵，这份可能便使中国提出了这个法子。台湾若归英国所有，便可免于落在敌人手里；而照中国总理衙门里通行的那些奇特之见，无疑还盼着事情都平定之后，或可劝英国把那岛交还。无疑他们也预备以大陆上某处的权益作这桩可贵之助的报酬。那时那岛是无条件提出的；虽说这提议颇为动人，可当时的外务大臣金伯利勋爵相信：答应这番移交，大约会引起中国被分割；而俄国、法国、德国都要来索她们的一份；这就要牵出一桩事来，虽或为某些人所愿，可于一切人都有这样的危险，以至谁也不愿自己去起头，也不愿承认别人有权去起头。

澎湖被轰的消息是经中国人的路数到台北的，于此在路上被添改得很厉害。头一个消息说：日本舰队出现在妈宫口外，中国人便开炮，击沉日本军舰两条。其余的便逃了，中国人大获全胜。照台湾巡抚的赏格，这就使那座得胜的炮台的官长有资格每条军舰得一万两。于是那笔银子便从澎湖的库里领出来、分给了各官长，又把此事报知巡抚。几天之后，看来其中是有什么错处的；因为那位澎湖兵力的统帅——一个可怜的老人，腿瘸，几乎目盲，据说年已七十五上下——竟作为囚犯从岛南一处口岸被押上来，他是从澎湖逃到那里去的。他的光景很惨，又有风传说他要被送交刑部，为他在敌人之前逃走的怯懦受罚。除此之外，为击毁两条日本军舰而拨出的那两万两赏银，也要他负责。无疑在相干的各官长看来，先把这笔银子拿到手，比起击沉那两条军舰来要紧得多；击沉军舰是这样一桩小事，白日里闲时便可办成。到了战事正紧之际，他们显然把自己的本分忘了，因为他们一炮也没有打中便逃了。

澎湖在战略上的价值久已被人认得。荷兰人、国姓爷、满洲人与法国人，都曾在南下台湾之前依次占据过它。它位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航道上，又有一座台湾全岛无可比的港，可算是台湾的锁钥。十七世纪末朝廷的兵力占了澎湖时，据说国姓爷的孙子便全然绝了抗拒之望；因为他告知他的部下说：「敌人已进了门户。」后来的年月里，中国人在那里筑了炮台、配了大的新式炮，人都信那防务差不多是攻不破的。日本人同样明白：倘要在南方——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沿岸——有所举动，便须占澎湖。

三月二十日，这支由舰队与运船组成的远征队自佐世保海军基地启行、历五日之程，到了澎湖外头，在群岛中主要几岛以南的八罩岛附近下锚。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天气不好，不能即时攻那些炮台；可到二十三日风暴已缓，各船便起锚；上午九时三十分，第一游击队驶近港口之时，舰队便对拱北台施以猛轰；中国人回了将近一个钟头的炮，才被压住。午后开始登陆。借着每条汽艇拖带数只小艇之助，比志岛大佐所统率的后备第一联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中队，不到两个钟头便全数登岸。兵士上陆又把拱北台引得重新开炮，可并未给日本人多少损伤。上岸的兵在一座形势极好的小丘近旁同约三百名中国兵接战——那小丘是两军都想占的——后来中国方面又添了一百五十人。日本人放了几排枪，中国人胡乱地回了火，终于逃了，把那处阵地留在日本人手里。随后在尖山村设了参谋本部。二十四日清早二时三十分，日本兵以新井大尉所率的临时山炮一队与田岛海军大尉所率的带速射炮的海军队为先锋，向拱北台与妈宫进发。那夜极黑，而唯一可走的路上纵横着许多沟渠，一再把路截断，于此进得极其吃力迟缓；苦行三个钟头，只走了约两英里。到约清早四时，日本的兵力已全数到了会合之地；再过三十分钟，便以后备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为前导向那炮台推进。木下大尉所率的第五中队作前卫，而这一中队里由石井中尉所率的一支，是最先同中国兵交手的；中国兵有二百人在炮台外头占了阵地，看去是要阻日本人的前进。那一战极短，中国人在这一小队决心的日本人之前便逃了。其时那临时的山炮队正从一处太远的位置向那炮台放弹，于那堡垒不能有多大损害，可其势已足以把守兵吓出来；他们走得这样急，以至头一炮放出三十分钟之后，日本人便已占住了它。澎湖主要的港便这样被取了。海军一队也得与这一战，他们两尊速射炮颇有杀伤。后备第一联队第四中队与那海军队只同敌人略一交锋便取了那村子。那地方本有守兵五百人。日本的各队此时重新会合，以后备第一联队第二中队为前导，向群岛的治所与首邑妈宫推进。路上除了渔翁岛炮台打来几发无效的炮之外，并未遇抵抗；到了那城，第一中队冲入中国步兵的营盘，第二中队随后便到，自城门直闯进去，意在分作三路从各面攻敌。可令他们惊异的是，他们发觉这番布置竟是不必的：除了约三十人略作抵抗的样子之外，守兵已经逃了。对几个散兵放了几枪，到上午十一时五十分，占城之事便全完了。同一天另一战的结果，是丹治少佐率一支海军之力取了圆顶半岛上的炮台；约五百名敌兵毫无抵抗地投降。两日之后（三月二十六日），海军水兵占了渔翁岛各炮台，发觉那地方是空的，守兵已逃。日本人进去不久，有一个本地人前来，看去是有极要紧的使命；原来是送一封信，说中国统领与守兵愿告知日本人：他们把那炮台献出了。南中国的锁钥便这样落了。中国的俘虏除八名官长之外，都被放了。这一场小小战事的所获颇为可观，计有炮十八尊、枪二千六百六十三支、弹药一百余万发、火药七百九十七桶与三千一百七十三袋、米一千袋等等。田中海军少将任群岛的第一任长官，政厅与军用邮局当即设立。虽然战场上的死伤实际上等于没有，可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霍乱——同十年前在这同一群岛上把那么多法国人送掉性命的那一场颇为相似——几日之内死了一千五百余名日本人。

中国人在澎湖全然败绩的消息终于传开，把整个台湾抛入恐慌之中；以至道格拉斯公司与一家较小的轮船公司跑船都跑不及，载不完想走的人。南北两头跑散货的轮船都加入了这行买卖；而帆船满载着男人、女人和孩子离去，成了每日都见的不寻常景象。

此前有一阵风传说台湾的官员有意弃岛而去。那巡抚否认此事，并以一道告示〔注二〕力图在惊惶的众人中间立起信心；那告示大大地安了兵士与百姓的心——这两种人对巡抚的行止最为关切：前者怕那库银从他们手里跑了，后者怕主要的大员一走，整个地方便落到兵士与苦力手里。

台湾的官员此时被催着更加出力。两条从前名作加斯号与史密斯号、如今改名亚瑟号与玛莎号的轮船，以及另外几条轮船，忙着把兵与军火运到岛上来；又尽一切力加增本地募兵的数目。那些告示一道又一道地警告百姓说：日本人一旦得了势，他们将受何等可怕之苦；这无疑使许多无力渡往大陆的人去投军。台湾一切不良之辈——而这岛向来不缺这样的人——都看出军中正是大可继续他们旧行当的机会，于此头一批投军的便是他们。几乎所有无业之人、游手好闲之辈，连乞丐都振作起来，加入了那些英勇的守土者之列。除了有力气走到那些设在一切热闹地方的招兵摊子前头、并在被宣作兵士之后能端得住一支枪之外，别无什么条件。我有好几回看过这桩事的办法。那招兵的棚子通常是一张桌子与三把椅子，中间坐着一位所谓的军官，两旁各有一名书办。那军官先向众人高谈一番，无疑是极力说兵士生涯如何荣耀、饷银稳而活计轻、制服华美、可得大赏等等；时不时又插一句俏皮话，引得众人大笑，极像一个街头卖药的。听的人里偶有显然特别被那位武人演说家的辩才所动的，便时不时走到前头来——然而并非全无几分羞怯之态，颇像是要买一味药，而那药的效用他们远不及卖药的那样有把握，又似有点怕众人的讥笑。到了桌前，投军的人被其中一名办事的问几句话，随后便领到一枚小木牌；此后他们到摊子后头去，稍后便被带往各处营里。

〔注一〕（原注：下列赏格，是奉巡抚之命张贴在各营附近与偏僻之处的：击获大军舰一条，赏七万两；击获小巡洋舰一条，赏四千两；击沉舰上小艇一只，赏四百两；击沉载兵之艇一只，赏八百两；擒获日本军官一名，赏六百两；擒获日本将官一名，赏银若干，并照情形另有别赏；擒获日本兵一名，赏一百五十两；杀死日本将官一名，赏五百两，并有别赏；杀死日本军官一名，赏五百两；杀死日本兵一名，赏一百两。）

〔注二〕（原注：「本巡抚唐，为此晓示：自去年六月以来，本巡抚于大陆各省招募精壮之兵百余营，加以操练，又得本地义勇八万余人；凡一切新式军械，购置不惜工费，使此岛足御任何来犯而不可破。近日台湾士民所显之爱国之心，踊跃认捐官府向民间所借之款，本巡抚深为嘉慰。本巡抚奉八十余岁老母与全家于侧，今于此公然自誓：虽至于死，必以全副之力与才，卫我百姓之安。为此谕尔台湾士民：各安日常生业，勿为所扰；自信既已备齐一切，上天必以克敌之全胜赐尔，以报尔之爱国。光绪二十一年二月示。」）

第十八章日本占领澎湖与台湾的备战（下）

头几个星期，那些兵看去是受着好好统率的，又被严紧地拘在炮台与营里，除了奉统领之命成队而行之外，街上极少见他们。我相信那巡抚是有心尽他所能在他的人中间维持好秩序的。可到四月中旬，越来越明白：兵既大增，便决意不顾上官、时不时要闹一场事。在北部的外国人聚居地，这局面引起不小的不安，人都以为把妇女与孩子送往大陆去最为妥当。大稻埕在内陆，指望不上军舰之助；而身边有成千无纪律的兵，倘使大乱一起，外国人的财物看去是颇为可取、会早早被攻的，这并非全无可能。于是外国商人用尽一切法子保他们的性命与产业。搜集了相当数目的枪，放在随手可取之处，又添雇了更夫；聚居地里最大的一家洋行雇了几名壮健的马尼拉人作带械的卫兵，他们同那些昏昏的中国更夫恰成一大反照——那些更夫所关心的，是在合适的时刻走开以保自身，并不是守他们雇主的产业。此外还在拉普雷克·加斯洋行的一条小汽艇上架了两尊小炮，为的是在河上来往运送银钱时加以护卫。时日一久，局面越来越可惊。兵士开始露出要闹事的样子，又有大批新募的兵从广东来——都是那城里的渣滓与下脚。中国商人大为不安，此时怕本国的兵同怕敌人的兵一样。

那份不安之感日增；四月二十四日，一场乱事使它更深，在那场乱里，兵士明明白白地显出他们不肯多受上官的干涉。英国与德国的领事曾向各自的公使迫切陈情，说须有外国的卫队来护这外国聚居地。德国的提督办这件事极为迅速，令外国侨民大为满意：由德国旗舰伊雷娜号登陆了二十五名祖国的壮儿，由蒂梅海军中尉统领，到大稻埕时，兵士正在城里闹一场小乱。

这场祸事的消息头一次到各外国商行是在正午。那只是一则匆忙的告知，说城里的兵正在攻巡抚衙门。不过几刻之间，紧挨外国商行的那些街上便成了一片不易忘的惊慌景象。中国人四处乱跑，人人都存着同一个念头：那久所惧的时刻终于到了，他们的家、他们的财物、妻与女，终究要落到成群无人管束的兵士手里听其抢掠了。此事的详情后来所传如下：兵士此前一阵把巡抚与一切高级大员的行止看得极紧，公然声称：这些人倘图逃离本岛，便一个也不许活着走。二十二日晨近午之时，城里一伙被遣散的兵与无赖看出：一位极招人恨的统领正要离巡抚衙门，显然是要往那港去、离开此岛。此前几天，那巡抚把他的母亲送往广东去了，其时正送她的行李；替她挑行李穿街而过的兵被别的兵拦住，行李被搜检，显然是以为那是上头所说那位统领的东西。这就引出挑行李的与来拦的兵之间一场斗，末了参斗的人都奔回巡抚衙门去。这自然引起很大的骚动，一大群本地人聚在外头。上头所说那位统领正是统率这些兵的人，他尤为他的部下所厌恶，因为巡抚的母亲临行时给他八百两分给兵士，他却据为己有。此时他出来查问这场扰乱。然而这位不得人心的军官大约全不曾料到他所受的待遇；据说他一明白了情形，便施展他的韬略之学，在一张桌子底下占了个位置，从这处匆忙凑成的堡垒里试图同敌人交涉。在这一战里他的敌人便是他自己的兵，而他寡不敌众。这不幸的人被拖出来，真真被切成了块。约在同时，巡抚的一名文案以为衙门就要被抢，正图带着些值钱之物逃走，迎面受了一排枪，中了六弹。此时外头已闹得极凶，巡抚的兵无疑是怕那边有什么对抗，便向人丛开火。放了约二百发之后，那巡抚出来了，终于把他这些勇敢的卫士安抚住；可到此时，城里手无寸铁的居民已有十八人被残杀，两人重伤，二十人受了轻重不等的伤。伤者被送到医馆，可当值的中国医生把门堵了，一时不肯收他们进去。

这一桩小事使外国的住户极为真切地看出他们所处的危险。那地方四处散着告白，告知百姓说：那巡抚一直在设法经外国洋行把本该正当用作兵饷的银钱运出岛去。那巡抚自己这样被人肆意诽谤，却全然无力采取任何步骤制止这些话的流传，因为他那时的权柄几乎出不了自家衙门门外五十步。城里别的官员同样没有权柄；据说那位知县被人威胁性命，便交出了二百元。沪尾各炮台的兵声言：凡疑有自岛上运走银钱的船，无论英国的或别国的，他们都要开炮；他们还说，巡抚若图逃走，便要杀了他。有些队伍是众所知欠饷两个月上下的；而他们对官员的仇恨这样深，于此外国人颇为确信：那些兵是会一字不改地把他们的威言付诸实行的。

一条英国炮舰红胸号——那是条坚固的小船，八百零五吨，由斯图亚特中尉统率——已到沪尾，在河上下了锚。她于此能给英国领事馆与那里唯一的一家英国商号以有效的护卫，可对河上十英里处大稻埕的住户便无多大用处了。

四月的最后几天，局面变得这样可惊，以至那巡抚召集各国领事，告知他们说：他对他的百姓——兵士与别人——已全失管束之力；除非各国出面干预，或者备下足够的外国护卫，否则一旦官方得知割台湾与日本的条约已经批准，台湾便要陷入无政府与叛乱的境地。他还说，他无力保护岛上外国人的性命与利益。后来之事证明他这话是真的。

四月二十六日，英国军舰斯巴达号到，继而是载着英国提督的铁甲舰百夫长号。这位提督上溯到大稻埕走了一趟；逗留几个钟头之后，他断定这局面确有外力护卫之必要，于是从斯巴达号登陆三十名陆战队兵，由舒布里克上尉统领，在大稻埕当值。几天之后，德国炮舰狼号也来同红胸号会合，可见那位精干的德国提督有意在护卫各聚居地上出他的一份力，并不管他的国人人数远居少数。美国军舰和睦号是依厦门美国领事坎珀尔之请，自长崎派来的，五月二日到淡水外头。有一桩事使外国军官们颇为好笑：淡水的一位大员给海关下了一道令，说不许那条美国船过沙洲，因为船上满载带械的日本兵。原来这则报告的由来，是三条日本茶房手里除了切面包的刀之外并无更可怕的兵器。克雷格舰长在岸上过了几个钟头，便于四日早上开走了，对这局面几乎没有给予它所应得的注意。

五月上半月，空气里满是斗殴与骚乱。北部一带几乎没有一天不传出什么扰乱。所幸这些都限在中国人之间；不过也有风传说有人计划攻那外国侨社，引起了些微的忧虑——因为中国人有时也说真话，把他们的话一概撂开并不总是稳妥的。常有乱事就在近旁发生，闹事的照例是兵，受害的是村民。举一个例：五月七日，我正在房里写字，忽被几声枪响惊起。奔到街上，一片奇怪的景象迎上我的眼。中国人极为激动地四处乱奔，只有中国人才那样地喧哗；做工的人东跑西跑，搬着做到各种程度的茶箱；采茶的女子用她们那小小的畸足尽快地趔趄着往小巷里去；商人把货从店前头搬进去，急急地关门闭窗。我沿街奔上去、穿到那放枪之处，加入了一群喧嚷的本地人中间；他们正恼着十来个广东兵——那些兵在向一所房子的上层开枪，那上头的屋子已被改作赌场。此时已聚了好大一群人；那些兵显然不愿有人旁观，便放了一枪。弹子呼啸而过，近得令人不快，使那群人连我一同顾不得体面地急急退去。这场祸事起于那赌房。那里起了争执，末了一个赌客——一名广东兵——把「局里的钱」一把搂去，想要逃走。可他不久便被抓住，钱被人以毫不温和的手段从他身上取了。他被放了之后，便把此事告知他的同伙；有十五二十名兵到那房子去，这场乱便认真地起来了。斗的中间有几人受伤，两人重伤，一人于夜间死去。不多时，那惹出事来的广东兵奉当局之命被捕，押进城去待审；可他的同伙又来救他，略一厮斗——斗中一个男孩被杀、几人受伤——便把他救了出去。

这些祸事也并不限于城里；盗匪横行乡间，而成群的兵时而扑到村子上去，在那里一切都由他们任意。沪尾近旁的八里坌村便受过一回这样不受欢迎的光顾。这一回，驻在近处的大批广东兵对那镇子来了一次劫掠，把所有男丁都赶出去，随后便从容地自充丈夫、主人与家长。那些出于意外、极不情愿地被离了婚的男人，个个哀痛不已，便即刻结队往治所去，要向巡抚说明这样情形下的婚姻显然是不成的，并求他派兵把那些侵入者赶出去。此事并无满意的结果；而过了几天的家庭生活，那些广东人自己走了，村民便回到他们的家与家人那里去——不过对这些未经邀请便领受了他们的款待的同国人，他们的情爱并没有什么大的加增。

宜兰一带也大受兵与盗之苦，宜兰知县忙着斩那些不良之辈。往南去，台南与台北之间的来往几乎全停了；两名运银上内陆去的中国商人被夺去一万元；而全境这样地陷于无政府之中，以至虽有中国大员所描画的日本之治的一切可怕，可商人中的多数与较明白的中国农人无疑在暗地里盼着那些侵入者来。情形已坏得不能更坏，而百姓存着或可好些的盼望。

这局面必定给了那些地方官员许多焦虑，可他们仍以尽可能多弄钱来求安慰。自大陆收来不少款子，又从岛上富户那里左右搜刮。据说养那正规军每月所费超过银七十五万元。以此为准，则每月以军用为名向各处所索之数，必定数倍于此。那些占岛上兵力最大一份的团练与义勇各营，军械装备主要来自大陆，可除出战时之外并无饷。这些本地各队的组成，照例是某一富人或某几个富人之事，其动机是盼着得到个人的护卫。有一位在全岛拥有大产业的知名中国人，被那些大员硬逼着捐出一百万元；作为回报，他被宣作台湾民团的总统领——这是一个麻烦的荣衔，倘他敢，无疑会出重价把它免掉。

除了大稻埕那五十五名外国卫兵之外，拉普雷克·加斯洋行又极为慷慨地把一条大汽艇交外国侨社使用。那艇被交与英国炮舰红胸号的军官，他们在上头装了两尊机关炮，又派了一名炮手鲍登与几名水兵上去操作。那小船随后被弄得整洁簇新，漆成白色，重新命名作巡逻号。她特别的差使，是在大稻埕的河上停着，待局面危险到外国住户不能再留在大稻埕时，把他们载往那港去。〔注一〕

〔注一〕（原注：驻在各聚居地的英国陆战队，计有陆战炮兵六名、陆战步兵十九名，此外还有士官三名与号手一名。他们由一位头脑冷静、富有经验的军官舒布里克上尉统领。即便在台湾，上岸的日子于官与兵都是一大享受；据告知，岸上的口粮也是人所欢迎的，通常比船上任何口粮都好。英国政府并不给登陆队发口粮；可据我们所知，每人每日给一先令六便士以充此项，而一个本地的买办以略少于此之数供他们三顿实在丰盛的饭。每人又从英国政府得每日六便士的野战津贴，俗称「苦差钱」。外国住户不断供给那些兵——英国的与德国的——茶点与烟草，又在大稻埕俱乐部给他们开了一场歌唱会；那是大稻埕有过的最大一次外国人聚会，颇可记述。德国的卫队计有士官三名与兵二十二名，都是水兵。他们都是年轻人，入伍才一年。他们的统领蒂梅海军中尉是个相貌很好、精力充沛的年轻军官，同他的人一齐随时可应任何急变。看那一小队四五个德国人睁着大眼在各处行走、急切地盼有一个正当的机会显他们的气概，几乎是有趣的。我毫不怀疑：这五十五个人——英国的与德国的——都会欣然去对十倍于己的带械之众进军；我也确信，倘使他们得了那机会，是会大有一番作为的。）

第十九章台湾民主国的兴起（一）

一八九五年

中国求和——下关的会议——日本索割台湾——李鸿章与伊藤伯爵议此事——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的纪事——条约批准、台湾割与日本——台湾士民赴北京陈情、反对割让——谋立台湾民主国——它在大陆的支持者——百姓漠不关心——陈季同到台湾——一道举乱的告示——一个好兆——独立宣言——自立的大总统——正式通知各国——新政府——半心半意的民主派逃走——林维源的来历与他逃离台湾——民主国的第一日——百姓兴味甚少——民主国的旗——五条日本军舰出现在淡水——给民主国的庆典泼了冷水——海关不肯承认——一条日本汽艇探测港道——台北府局势激动——展示一个生番的头——聘用外国教习——比利·沃特斯作兵部大臣——加强防务——自中国运来兵与军火——求法国之助——法国巡洋舰的军官谒唐大总统——台湾的防务——战事的难处——基隆防务极固——沪尾的防务——军中的古物——民主国的军队——官设的制造局与火药厂——抬枪——台湾兵械甚精——中国的操练——打靶——制服与装具——义勇——军中的号手——兵营——兵士的日子——病者与无病者同住——官场的仪仗。

日本人屡战屡胜，北京已在易取之地；于此我们看见几个月前还夸自家武勇的中国，此时在胜者之前低了头求和。那番交涉有中国人一向的迟疑推拖之态，接连派了几个所谓议和的大臣，看去除了绕着弯子探一探胜者大约有何图谋之外，并无别的缘由。可日本人于中国官场的手段并非没有经验，便即刻把一切无凭信的游历之人送回本处，连一次会面的满足也不给他们。其时日本军队前进，中国那位年轻的皇帝不愿由京城的后门匆匆而出，这才备了必需的凭信，派李鸿章与他的儿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往日本去。交与李鸿章与他的同僚的任务之中，有一项便是倘能够便为天朝保全台湾一岛。那是一场外交的交锋，交锋的都是老于此道的人，而在这一回里中国是守的一方。

交涉在日本下关举行，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伯爵及陆奥子爵〔注一〕的第一次会面是三月二十日。会议的纪事由一家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刊出；该报所载中日两国全权大臣之间的议论，据说是确实的。其中涉及台湾的部分，转录于此。

割台湾与日本之事，直到第三次会议才议到。那时伊藤伯爵以闲谈的样子说：「我们的兵力此时已往台湾去了；我不知道那岛上是些什么样的人。」中堂说：「是广东来的移民，极为强悍。」伊藤伯爵说：「还留着些生番么？」中堂说：「生番占十分之三，移民占其余。接着这题目说下去，既然贵大臣提起了台湾之事，我想正是因为有意占它，才不肯答应停战。这于英国是不甚可口的；我先前说到可能同别国的利益相撞，心里想的便是这个。倘使我们失了它，又如何？」伊藤伯爵说：「损于中国者，并不损于英国。」中堂说：「台湾与香港相去极近。」伊藤伯爵说：「两国交战，并不损于第三国。」中堂说：「据说英国不愿任何别国占台湾。」伊藤伯爵说：「中国若把台湾送与哪一国，我想那一国是会笑着领受的。」中堂说：「台湾既已列于行省之中，便不能送与任何一国。」随后中堂讲了一段与大久保谈话的故事：大久保在派兵往台湾之后取道天津赴北京，他曾同意说，几个不受管束的生番杀了几名日本商人，并不值得为之相争。

台湾之事在四月十日所开的第四次会议将近终了时又被提起，是中堂说他不能让台湾。伯爵说：「那样，我便须取它。」中堂说：「法国人曾觉得这是一颗太硬的果子，咬不开；此外我们是愿做朋友的。」伯爵说：「赔款与割地如同欠债；债还了，我们自然便是朋友。」中堂说：「你逼债逼得太紧了。」他接着指出台湾满是瘴气，百姓须以鸦片为防病之物。伯爵说：「我们有意禁鸦片。」中堂说：「为此我敬重你。」随后他又说起那老一套不实之词，说英国不顾中国政府之意把鸦片硬塞进中国。伯爵说：「总须想个法子禁你的百姓；进口便会很快停了。」中堂于是起身与伊藤伯爵辞别；握手之际，他又一次请减赔款；伊藤伯爵笑了，却摇头说：「不能。」这一次会便散了。

四月十五日所开的第五次会议中间，又提到割台湾之事。李中堂兼就辽东半岛与台湾两处而言，诉说日本所索之地太大，而其日后可成之事甚多；可伊藤伯爵说，新得之地上无论有何资源，都须经开发，不能算作赔款的抵数。此外既然所生的财富都要花在那地方上，便无盈余。中堂说：「我们说到台湾罢。中国人并未把它好好经营。那里有煤矿、金矿与石油井。我若是巡抚，这些我都要开。」伯爵说：「开发又是要花钱的。」中堂说：「花得越多，得的越多。既然将来所得这样实在，略减一点又有何不可呢？那样中国要借所需之数也容易些。我在北京时，有些外国人愿以台湾作抵押借我英金二千万镑。我到日本之后，人人都听说日本一心要得那岛，于此那件事便不能再提了。既然以那岛作抵便有人出这样多，自然把它卖了可得多得多。」伊藤伯爵不肯被说动，虽然中堂一再苦求，只望在银钱或土地上略让一点。

议论此时转到割与日本之地上中国业主的地位问题，中堂请求：不在当地居住的业主，其产业应如日本臣民一样得到稳固的保全。伊藤伯爵指出这是难的，因为在日本外国人不得置不动产。中堂说他所指的是父子相传几代的田地；可伊藤伯爵说明：「日本若许中国人在内地置不动产，则各国必要援最惠国之条来给我们添阻碍。」中堂接着警告伊藤伯爵说，日本在台湾恐要遇许多麻烦。他说：「台湾的百姓起来杀他们的官，并不是稀罕的事。那样的事一出，可不能算在我们身上。」伊藤伯爵说：「你把你的官召回、把你的兵撤走，其余由我们负责。」随后就台湾交付的期限议了很久，中堂提议在互换批准之后六个月内交割完毕。伊藤伯爵连六个月也不肯听，提议互换批准之后即刻派员办交付之事。他给中堂指出一条专讲台湾的条款，大意如下：「一切炮台、枪炮与公用建物等等，均交日本军务官员管束。兵士得将其行装与私物携往日本官员所指之处，并令中国兵留在该处以待撤走……至某一定之日，中国政府须将其全数撤完。迁移之费由中国担负。兵既撤走，日本官员便将其枪发还，随后派文官前往接管。官署与官产亦交与彼等。其余细节由两国军务官员议定。」中堂说：「这都是与交付相干之事，我无权决定。」这看来叫伊藤伯爵颇为意外。他问：「大学士有权改日期，而此事与条约其余部分同等要紧，为何无权？」中堂说：「这些都是细节，须待互换批准之后再议；条约只是把台湾割与日本，而在互换批准之前，台湾是中国的土地。」伊藤伯爵说：「我凭停战之约便可即刻派兵往台湾；台湾并不在停战之内。」中堂说：「那便等你取了台湾之后，再把它写进条约里。」就交付日期又议了一阵，伊藤伯爵便令人拟了一条，意思是互换批准之后一个月内两国各派大员前往办交付之事。中堂说：「一个月之内逼我们太紧了。总理大臣与我离台湾太远，不能真切体会其中一切情形。最好的法子，是由中国政府令台湾巡抚同日本派往台湾的大员商定交付的章程与细节。批准既已互换、两国已入和好之境，那时什么事都可议。」伊藤伯爵说：「一个月够了。」中堂说：「一切都在纷乱之中。两个月可使事情略定。台湾既已在你口里，何必对它这样着急呢？」伊藤伯爵说：「我们还没有咽下去，而我们饿得很。」中堂说：「二万万两足以暂解你的食欲了。批准互换之后，还须奏请朝廷派员，一个月太少。」伊藤伯爵说：「可以这样写：『一个月内取得谕旨』等语。」中堂说：「不可说『取得』。」随后伊藤伯爵要知道这些大员能否在一个月内派出。中堂说：「能；可至于那岛的交付，那要看巡抚。」伊藤伯爵答说，须明白写定交付须在两个月内完毕；末了把这事来回磋磨了一阵，便议定了如今见于条约的那一条：「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政府应即各派一员或数员前往台湾，办该省最后交付之事；并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个月之内，将此项交付办完。」而说到底，人很有理由相信：若非美国顾问科士达坚执不让，中国人是要设法躲过条约这一条的。

第五次会议是最后一次。伊藤伯爵声言：日本在赔款与割地两事上的要求既是定局，便不再容商议。条约于是在十七日签了，距停战期满还有三日；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在中国烟台批准。

下关签约之后不久，岛上较高的官员无疑是得了告知的；可就一般百姓而论，所知的不过是把该岛割与日本一事大有可能。为反对此事，一个由若干有名望的住户组成的团体——后头有台湾与福建两处出身的全体御史、部曹与翰林为之撑持——赴北京向皇帝递了若干奏折，求勿将该岛割与日本；并说中国若实在守不住它，远不如把它送与英国。

虽然这个代表团说他们从中枢几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可如今人都明白：民主国的种种谋划其实正是在京城墙内定下的。

然而主要的支持者是在中部各省较高的官员中间；这些人没有在战事里出过力，仍旧信自己那些勇士高人一等，于此便容易被人劝动，出钱来办这桩极大的两面之事——整个战争的史上几乎找不出与它相类的例。此外他们与这场举动的牵连，显出了一种无知与自满，其程度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找不到。那是一桩很值得注意的举动。并不是说中国官员在设法躲过他们皇帝已经批准的条约之条时会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而是说：人几乎不会料到中国官员竟会取这样一条路去达他们的目的。中国的士人竟同民主国与独立牵在一处，这几乎是不可想的。

台湾士人宣告独立之前不久，该岛的省政府用电报向北京的皇帝递了一道十六个字的奏陈。那奏陈是这样说的：「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

民主国的组织是由代理巡抚唐景崧与他的同僚起意的，还是由大陆上的官员起意的，无人知道；可后者给了指示，这是确证无疑的。至于它并不是百姓的举动——如上面那封电报所要人信的那样——这是毫无可疑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而所组成的民主国自始至终都是官员之事。这是须记住的。送往大陆去的那些报告，说什么「民心之所愿」、「百姓同心以事朝廷」、「民主国的官员由百姓选出」等等，都只是官员为博同情与支持而散的谣言。百姓有时确曾由告示得知正在办的事；可当局没有一次同百姓商议，连让他们来一次、好说一说他们的愿望，也不曾有过。百姓是被鼓动起来抗日本人的，可对官员别的任何举动都不愿附和。这岛上曾有一千人明白「民主国」三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也是可疑的。

我的读者中大约有许多熟知陈季同将军的作为；这位中国军官在中国驻巴黎使馆任武官时，被查出有侵用公款、并把某些信件交与报界之罪。这一发觉使他被召回；可这一类过失在中国官员头上放得极轻，不多时这位被革的将军便又同帝国里的要人密通起来了。既要以宣告该岛为民主国之法守住台湾，便急须一个深通国际法与民主国体制的官员。陈季同正是这位置上合用的人；在北京会议过一回、又在天津与上海留了几日之后，这位新派的官员便到了台湾，名义上占外务大臣之位，实际上是要照外国的惯例把这新的民主国组织起来，以求得各国的承认，并作那新选出的大总统的顾问。

岛上这场举动是以在城墙上贴出下列告示的方式头一次使百姓得知的：「中国受倭奴大辱，我等不能不以之为敌。为此我士民与全体百姓，须相合一处；倭奴若敢上岸，便与这些夷人相抗。倘有人向着倭奴，便当即刻拿住杀了。」署名是：「台湾全体百姓。」

起初人并不信上头这道告示是得了巡抚许可才出的；可后来发觉：这些告示虽无一张盖着他许可的官印，却到处散发，而他既不阻止、也不否认。约在这时，陈季同带着看去是明确的命令到了场；而此事直到此时还是半心半意、杂乱无章地进行着的，此后便开始有了确定的形状。

在该岛本地人看来，虽然皇帝名义上已把那岛割了，可抗日本人在他们眼中只能算是对他们君主尽忠的一桩事。然而以中国人心中那种淡的爱国之念而论，有极多的人、实在是中等人家的多数，是在两种主见之间摇摆的。只需极小之事便可使他们投到这一边或那一边，这从他们对外头的兆头所给的注意便可见。有一段中国人的记述是这样的：「因该岛过去两个月久旱，人怕庄稼要歉收，台北府务农的一带便互相问：这是不是上天不悦他们决意抗日本人的兆？于此许多人对中国的忠心便显得半心半意起来。可到五月二十二日，一场好雨倾下，又下得够久，足保丰收，人心便即刻转到另一边去，这被看作上天全然许他们死抗日本人的占据。凡有兵器的人，此时便都着手磨他们的刀或刺刀，以备将临的苦战。两日之后，新民主国的独立便宣告了。」

五月二十三日，宣布新政府已经组成，并广布了那篇宣告，其译文如下。

台湾民主国独立宣告：

日本人以吞并我台湾之地辱中国；我台湾百姓在御座之门陈情，竟属无用。今闻倭奴将至。

此事若忍，则我家室庐墓之地将成生番与夷人之地；若不忍，则我这相形之弱亦必不能久持。与各国屡有商议，各国皆言：台湾百姓必先自立，各国而后始肯相助。

今我台湾百姓已决不可改地立定：宁死不事敌人。我等于会议中议定：将台湾全岛改为民主之国，一切国事之治理，皆由我百姓公举之官员议定而行。然此事之中，无论为抗日本之侵，为立新政之治，皆须有一人总揽其事，使权柄归于一处，而我家室之安得以有保——为此，念及我等久所敬慕之巡抚兼统帅唐景崧，我等于会议中议定推他为民主国之大总统。

官印已刻成；五月初二日巳时（即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由台湾全岛士绅百姓恭敬公献。是日天刚亮，我等士绅百姓、农商工贾，皆须齐集于团防局公所，以庄重肃穆之礼开此大举。

勿迟勿误。

台湾全岛之宣告。

（朱印文曰）台湾全岛公告。

为这位自立的台湾大总统所刻的印上有「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大印」等字。可为显他仍忠于中国皇帝，唐大总统后来在他一切公文与告示上都用这样的头衔：「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兼前署台湾巡抚。」

唐大总统给中国各省的总督巡抚发了这样一封电文。译文：「日本既索中国割台湾，此事已为岛上百姓所抗。我等屡次奏请圣上重议与日本条约中此一部分，而屡被朝廷驳回。台湾百姓忠于本朝，已誓死抗日本人。既奉圣命返回大陆，而一切正在危急之中，百姓与士绅忽以印信与种种品级之章献我，推我为新台湾民主国之大总统，上述字样即刻于印上；民主国之新旗亦为蓝地黄边。我不得已，暂允权行大总统之事，以待百姓再行公举；同时仍奉中国皇帝为上，处于中国属邦之地位。我等又正商议求外援与彻底整理国政之事。当此大乱之中，我不得不受百姓之公举；而另一面我借此机会，将上情电告各位同僚与欧美各国。至于我等能否久抗敌人，此时难以预料；惟切望诸公怜我，于力所能及之处助我。唐景崧。」

新政府头一件事是通知各国，意在求得这新民主国的承认。那些通告是二十三日以电报发出的。自然，指望这个在该地已割与日本之后才立的民主国会得各国承认，纯是痴想。这场举动倘早几个月，情形便不同了。然而即便那时，既已知道中国正公然对该岛加以支持，这番遮掩也是明显到这样地步，以至各国——除了俄国、法国、德国极可能是例外——是否会出力助成这桩假托之事，是极可疑的。

已安排好把新政府设在台北府的旧衙署里。议院设在从前作筹防局总部的衙署，海军部设在旧军务处，而大总统仍如旧住他那宫殿般的巡抚衙门。内阁有兵部、海军部、内务部与外务部四位大臣。他们设在原是省布政使司的几座大衙署里。

宣告独立之时在朝廷任命下任职的军务官员是：统率南部中国兵力的刘永福将军；兵部候补主事丘逢甲——他出自台湾最古老最有势力的家族之一，统率中部一带的兵力；以及统率北部中国军中水师的杨提督。

宣告独立之际，有通告说：为免去半心半意的民主派，凡官员或私人皆许于三日之内离去，此后除公事之外不许任何人出境。这许可当即被人利用了——或出于惊惧，或出于机敏之见——走了一百五十人上下，各种身分境况的都有，其中包括布政使顾肇熙与福建水师提督杨某；后者是搭一条在基隆港停了一阵的中国炮舰走的。这些人被称作「逃者」，其中只有五六个是略有分量的军务官员，其余都是基隆、淡水与台北的文职官员带着家眷。

逃者中为首的是该岛有名的巨富林维源（林本源），台湾最有田产之人。〔注二〕

民主国组成的第一日，林还住在他大稻埕那所舒适的宅子里。次日早上，他走了。无人看见他离去，连他自己的护卫也没有看见；那些护卫倘知道他有意出走，是一定会把他阻住的。台湾的护卫是那种特别的样子：他们护自己的利益远甚于护主人的。那些自称知情的人说，这位体面的天朝人穿着寻常苦力的破衣逃到沪尾港去。有一条外国轮船刚到，一个钟头之内便被专雇开走了。次日早上，这位太仆寺正卿在厦门上了岸，把那民主国政府与他在「美丽岛」上数百万的产业一齐抛在背后了。

新民主国的第一日是以一场细雨相迎的。大多数中国人不能体会他们境地的严重；实在说，那独立宣告在他们看来，比起别的任何一桩官府公事来也重不了多少。我本以为这值得记念的一天会使街上满是穿着最好衣裳的过节之人、家家挂旗、整日爆竹声响。却并不如此；因为一切都如常进行。那些俏丽的茶女——台湾是有些俏丽女子的——仍在采茶，旧日的娇态并未添上一分。

〔注一〕（原注：即今之伊藤侯爵与已故的陆奥伯爵。）

〔注二〕（原注：林本源的家世，若能得到可靠的详情，是极有意思的。照中国人的说法，他一位远祖曾是一条中国帆船上的水手。在一次航行中船上的人作乱，把船主处置了之后，带着丰厚的掠物在台湾上了岸。林的这位祖先从此长住岛上，又把这不义之财小心放出去，不久便上了发财之路。人又普遍相信，正是这位冒险之人曾给国姓爷极可贵之助，以至那位海盗之王把他看作最可信的部将之一。一代又一代，这家的家产稳稳地增长。那岛开发到哪里，他们的产业便扩到哪里，直到今日这位林氏的田产自北至南，值数百万之多。然而中国官员也不肯不得他们的一份，便屡屡向他索捐。）

第十九章台湾民主国的兴起（二）

（原注续前）……除太仆寺正卿之衔外，又加给他一个荣衔；这无疑是他极不愿要的，因为他于政事上几乎说不上话，于筹款以维持他这个位分的体面、并养那一大批交他带的兵，倒要大费气力。）

……照旧照他们素常忙碌的样子做着活。侨居地里不见一面新旗、不闻一声爆竹。可在总统的衙署里，院子挤满了热心人，整个院场被新旗照得鲜亮，其中有两面大旗写着「台湾民主国总统」几个字；而在这一切之上飘着的是新的国旗：蓝底，当中饰着一只模样饿瘦的黄虎，尾巴比真虎通常所有的还长。那些人——主要是官员与他们的朋友——放着爆竹，又喋喋嘈嘈个不停，无疑是要彼此鼓劲；因为镇上的人对这桩事那样缺乏热心，于首脑们必定是颇为丧气的。有一点颇为可笑：许多汉人商人全然非议这场举动，缘由是前巡抚偏在生意最忙的时节把它办起来。本地一位茶商告知我说：「我说那新花样是极好的，可我这会儿生意太多，没工夫。」

聚在总统府四周的人正庆贺这桩光荣之事，有一名差役赶到，带来五条日本兵船到了口外的消息。效验立刻可见：爆竹如今只剩汉人小孩偶尔点着一个漏放的；人群开始散去，官员们则退去筹商什么办法。他们开始领会到：宣布这「美丽之岛」独立，除了升新旗、放爆竹之外还另有事要做。中国官员——我信这是他们一概的脾性——极爱发告示；于是众人以为一道告示便能有效地了结眼前这难处。于是告知百姓说：日本人已到，凡本国忠良之民皆应一齐起来，把那可恨的倭奴赶出本岛，并惩治凡被查出与之通气的人。在港口那边，虎旗在大炮台上升起，放了二十一响礼炮致敬，而这一切都在泊于港外两条日本兵船一望之下。又令代理税务司马士先生在海关上挂起那面新虎旗；可他不肯，说他是只为中国朝廷收税，不是为台湾民主国收税。并没有强迫他照办，不过告知他说：总统的意思是所收的税要进新政府的库，而如今由外国人占着的位子不久便要换上汉人。

外头那些日本兵船无疑揣着这里的情形；为就近察看，「浪速号」与「高千穗号」驶得极近港口，进了炮台炮火容易打到的距离之内。另有三条挂日本旗的船远远留在外面。随后有一条汽艇从「浪速号」上放下，约上午十时大胆地越过沙洲，直上河里约一英里，到英国炮艇「红胸号」停泊之处。在那里向当时值勤的爱德华兹中尉问了几句岸上的情形；来客又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这两条日本兵船是先行而来，桦山提督一行几天后要来接管本岛；随后这一小队有胆气的人便转过头，又开回「浪速号」去——不过一路上还测了水深。岸上离此不过数丈处，有一个中国军官带着若干兵，极为激动地来回奔跑，想找人出去把那些放肆的水兵拿住——那些人竟当着他的眼把整个港测了一遍。我信那艇将要过沙洲时，有两三枪从河口附近一道沙嘴上向它打来，可船上并未起什么惊慌。

五月二十五日早上，在省城台北府，民主国新刻的银印被抬过街道，后面是一大队行列，官员与兵都参与其中；不过镇上的人与商人之不在，是很显眼的。局势如今紧张到极处；不过村民的注意多少被一桩事引开了：有一队汉人带着一个山地人的头到来，那人是在樟脑区被杀的。这件血污的遗物由三个穿号衣的兵抬着在台北府街上游行，后头跟着一群又笑又嚷的汉人。沿路的人都丢下活计，列在路边，看那被残害的头，显然得了许多称心。在街上展过之后，这件战利品被带到第二座官署，在那里有一批恶鬼般的人得了极大的快乐，向它吐唾沫、用棍子戳它，并做别些极为「开明」的举动。那三个兵因在这番表演里出了力，得了二十元；他们搭次日早上的火车往南去，无疑是要在南部各镇同样地取名得利。

宣布独立之前，已聘了三个外国人作教习，两人月薪一百五十元；一人即比利·沃特斯先生，任炮术总教习，月薪三百元。沃特斯先生做过矿工、酒保、拳师等等，一生起落多次，终于随着民主国的诞生乘上了运气的涨潮。从炮术教习到兵部大臣，这一跳是不小的；可沃特斯先生——他告知我说他曾一度是「蒙大拿州的拳王」——是胜任的，而且不曾错过他的机会。他头一桩使命是经上海往南京，到那里同总督张之洞办国家的交涉。他回到上海时带了军火与相当大的一笔款，以供这场争斗之用。在上海他同当地官员与道台不断往来，又有南京总督的两名高级委员随侍。

如今着实着手加强防务、增添新民主国的兵力。乡间各处的头人被迫出了大批本地兵；又有好几条轮船忙着从大陆运兵与军火来。挂德国旗的轮船「玛莎号」与「阿瑟号」已被台湾民主国雇下，好几个星期往来台湾与大陆之间，载兵与弹药。民主国立起后不久，船主巴特勒伯爵电致上海明确的训令，说两条船都不得载军火。然而别的船主便不这样谨饬，有几条雇来的船挂着欧洲各国的旗，照旧运送军需而未受阻拦。看来海关待这个新民主国极为宽纵：竟替载着兵与弹药、开往一个那时名义上正叛抗皇帝之地的船只办出口手续。全无半点遮掩之意，载着确实的战时禁品的船只，在本岛割让、民主国立起之后，仍开往台湾各口。主要的装运是从广州、福州与上海发的；倘再有一桩「高升号」那样的事，日本人也几乎不能受责。

据所知，总督张之洞是新民主国的主要庇护人。除供给军械弹药之外，他还把许多款送到岛上；而在日本人到来之前那些纷乱的日子里，总督的代理人曾向一家外国洋行提出请求，要他们帮着把二十万元运给台湾的总统。

新政府虽极夸自己的力量，却开始四处寻外国的相助。他们既知法国的报纸正鼓动出面干涉、阻止日本占据台湾与澎湖，这位新总统便指望那个欧洲的大共和国或可把同情与帮助伸给它远东这个可怜的小妹妹。向法国人作了若干试探；而外头大为传说——不单在岛上，连大陆上的外国报纸也说——法国的整支舰队不久便要出现在台湾海面。最后日子确定地说出来了；法国人果然到了——可不是带着舰队，而是带着一条小巡洋舰「博唐·博普雷号」。船上两位军官上省城去，同唐大人会晤了一次。究竟谈了些什么，一直是秘密；可陈季同将军几天后告知我说：「我们很有希望。」然而到了那样晚的时候，要法国出面干涉是极不可能的；而且任何海军军官都决不会给人假的指望。如今只得靠自己，民主国的官员便比先前更加出力，从用兵上加强他们的地位。

要总说台湾的防务，最好把本岛分作南北两部。两部在地理上虽相去不远，各自的情形却全然不同，以致筹划战事时须作两个各别的问题来办。这是台湾海岸上某些时节强劲的信风所致：一年之中宜于在北部作长久战事的那段时候，因信风之故于南部便全然不合宜，反之亦然。北部只有两个港容得下航海的汽船：沪尾（淡水）与基隆。前者在淡水河里为吃水不足十三英尺的船提供安稳的锚地。基隆有一个大港，任何大小的船都容得下，而且一年四季多少都可用，不过东北信风时节通常颇为麻烦。东岸的港实际上等于没有，只有苏澳湾例外。西岸的只是泊地，有沙洲与浅滩；不过其中有些中国帆船与汽艇是过得去的。当地的军事当局只在基隆与沪尾筑了近代的工事。中国人极重旧例；法国人既炮击过基隆、又试着在淡水登陆，他们便以为日本人自然也要照样办。须承认：基隆所备之周，几乎足以应付任何可能派来攻它的舰队。那个港口窄，四面是高山与断崖，其中有几座顶上筑着极好的工事，架着近代的重炮——计有十二英寸的一尊、十英寸的一尊、八英寸的两尊、六英寸的两尊，都是阿姆斯特朗炮。散布各处的还有若干供近距离射击的小炮台，内有三四十尊六点五公分的小克虏伯炮，以及几门南京军械局出的机关炮。这个位置看着如此不可破，以致基隆有一位外国侨民直到最后还全然确信：日本人倘来，必败无疑。连本地募的勇在内，有两万装备齐整的兵守着这一带——这一带还包括四周的村落与往南约二十英里的海岸线。

在沪尾（淡水），河北岸那座「大炮台」是这个口岸主要的护卫，内有十二英寸与十英寸的阿姆斯特朗炮各一尊、八英寸的克虏伯炮两尊。港口一带与河两岸又新筑了几座炮台。上游约三英里、河南岸，沿山坡挖了一道长壕，由一尊八英寸与一尊六英寸的阿姆斯特朗炮守着。新筑的长长的壕沟与垒墙连成一片，连法可使军队在各处要地之间调动而不被敌人看见；这些工事从海那一面围着沪尾村。垒上架着的炮，是极有意味的古物。那一番陈列，就其本身而论实在是蔚然可观：有西班牙炮、荷兰炮，以及自有炮以来中国历朝几乎各代的代表作。大小各样，自三英尺的小家伙到十英尺乃至十五英尺长的庞然大物；可一概是同样的锈烂。几乎每天都可见兵丁四处寻觅这些旧炮——它们在地上躺得这样久，大半已埋得不见了。一寻着，所显的欢喜之情，便如我们所料人发现基德船长一只宝箱时那样：帮手被叫来，这些旧兵器被掘出，泥被刮去，再由一群兵苦力抬到工事上去。在那里它们被架在小得几乎容不下炮架的胸墙上；那墙又是新堆的松土所成，以致炮一放便不能不大大有益于敌人——因为那必要使站在旁边的炮手与卧在后头壕里的步兵死伤惨重。这一点明显到这般地步，以致人无从相信：凡见过任何火器放过的汉人，会答应去充炮手、或在这样的兵器放时站在它一百码之内。看着虽不可解，这些炮中有些竟全无任何炮架，架法是把它半埋在土里、两头露着。或许汉人的想头是：一长列张着口的炮在精神上的效力，便足以把日本人吓走，永不必放一炮。无论是否如此，村里的人似乎很被这些家伙可畏的样子所慑，每迎来一尊新的，便齐声「哎呀」。

沪尾驻着二十个营、共一万兵，又沿河散布到十几英里外的大稻埕。照总统的报告，连本地义勇在内，他在岛上统带的足有十五万人。把夸张打一个大折扣，南北合计无疑约有此数之半，即七万五千人上下。照官方的报告，三分之二的队伍在本岛北半驻防。把乡间的义勇、总统所武装的客家人、以及从大陆来的常备军都算上，可以稳稳地说北部的人数约有五万。

省城的官办军械局机器齐备，连一座完整的轧钢厂都有，已造弹药四年，因此存货丰足，即便久守也够用。〔注一〕

〔注一〕（原注：该军械局全力的产能，每月约为八英寸、十英寸与十二英寸的冷铸弹三百发，六英寸与七英寸的六百发，此外还有野炮用的小弹一千发与步枪子弹五十万发。）

火药厂也一直全时开工，所出的炸药据告知我说品质尚好。军械局、火药厂与枪械修理厂合起来，有约八百人已在那里每日做工相当长一段时候。他们若不在自己这些照外国式样建起来的厂里添上点什么、以示他们仍忠于那「老规矩」，便不成其为汉人了；于是在这座新军械局里，近代的克虏伯炮与格林炮之间，可以看见若干最可笑的兵器——中国的旧抬枪。〔注二〕

〔注二〕（原注：抬枪长短不一，台湾所用的平均约九英尺，膛径约一英寸——如今则因所积的锈多少不同而大有差异。它的机件极为简单；实在说，这正是它主要的毛病之一。有一种只是一根长管，配一具火绳机，架在一副木三脚架上，另有一种枪托，大约是要抵在放枪人肩上的。另有许多是后膛的：枪管靠托那一段的周边被纵向切去一半，使一个看来是铸铁做的、带柄的固定弹筒可以插进去、推到管里；此后在弹筒头与管尾之间塞一块条铁，以防放枪时弹筒被弹出。装药通常用火绳机点着，不过也有几处粗率的尝试，给这种兵器配上击锤以用火帽。它们全然没有实用；而要举一个中国官员自满无知、不堪其任的例子，再没有比下面这一桩更好的了：北京兵部的大官竟声称，经过详查，中国的抬枪被认为比从外国买来的近代兵器射得更远；于是下令造二十万支这种无用的玩物，分发全国——而在此之前，已为七省造了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四支。）

须注意：无论大陆上军队的装备如何，台湾的队伍一般装备很好，有些还极为精良。有几千人配着新式的四四口径温彻斯特连发马枪——那种兵器就价钱而论，比起欧洲所用任何一种军用步枪都不逊色；而且于各种用途——尤其于游击之战，而台湾的汉人军队正被期望采这种战法——被认为无与过之。别的步枪，其中有些是弹仓式的，是比较近代的毛瑟、李氏、雷明顿、斯宾塞、皮博迪与马蒂尼—亨利。这些枪分到各营，使一营的兵都配同一种枪，并有充足合用的子弹。可以稳稳地说：台湾的常备军装备好、号衣好，而且许多人照一种半欧洲式的样子操练得颇熟。我有几次看过他们的操练；其中虽多有令人想起本国哑剧的地方，可那些人穿着入画的号衣，式样一律；他们站得直、列得齐，大抵排成单行，看着也熟于兵器之用。他们种种的动作似乎是由鼓声指挥的。列成一长行，军官穿着官服；一面小鼓一响，便预备所要的动作，随后大鼓低低地「嗡——」一声，动作便立即做出；那大鼓有一回是一面直径约六英尺的家伙，要两个人抬。旗帜与颜色极多极杂，似乎并无通行的章程限着，而是由统兵官随意择取。编得最好的队伍先有一面大旗，上写字样表明是哪一营；随后是一面较小的旗，表明五百人的一哨或一营；每百人有一面队旗；最后每十名兵的一棚有一面小旗——不过为他们说句公道话，须说一句：抬旗的人通常也带着兵器。打靶极少。偶尔打一次，照例是在一块小地方，而且自放枪人到靶之间挖着一道通长的壕沟。这是什么缘故，我始终弄不明白。照惯例，某些场合有中国的大官到场，端端地坐在放枪人的后头。靶旁有一个遮着、免被乱弹所伤的鼓手，每打中靶便猛敲一阵——照靶的大小与那样近的距离说，打中并不是难事。可打不中也还是可能的；而若俗话可信，只要一点小小的酬谢——多少随放枪人所要的「优秀」程度而定——便足以使那鼓手全然不看靶，而把散落在四周原野上的任何一枪都记作中红心。而且用同样的法子，也完全可以把那鼓手气到这般地步：他会昏了头，在某几个人放枪时索性一下也不敲；于是任何人只要愿意、又有那不可少的款子，便可以同他最好的仇敌开一个玩笑。

寻常兵士所穿的是一件宽袖的汉式短褂，颜色颇为悦目，边上镶着一道较深色的宽边。这件褂子通常还有一样极为显眼之处：两块又大又硬的圆布，多半是白色、淡红或黄色，直径八到十英寸，一块缝在前、一块缝在后，都在褂子正中。这块「红心」——照它正盖着心脏这一点说，不妨这样称它——上头用汉字写着穿它的人所属的营、哨、队与号数。这也许是整副装束里最惹眼的部分，尤其出现在较深色的号衣上时。说它能使人远在看清号衣之前便认出这汉人是个兵，并非夸张。而它竟被安在身上最要命之处，就更不可解了——那于敌人实在是一个极好的靶。读者无疑常在街头的射击摊上见过那些颜色鲜亮的人形，摆着各种姿态，胸前有颜色对照强烈的靶。我所能作的任何描述，都不及这个更能给人一个确切的概念，来想象那位汉人兵士——他就这样殷勤地给他的仇敌指明了最好的瞄准之处。那件褂子是号衣的主要部分，也是一营之中唯一能见一律的部分；头上所戴的或许也算一样：有时是一顶寻常草帽糊了纸、漆得鲜亮，有时是本地编的一种尖顶草物，帽檐略向外翻。又有一件背心，是用带子系在颈上与身上、上头有一排口袋的东西，代替子弹带。裤子则除某些大官的护卫所穿的之外并不一律，颜色各样；不过因下等汉人惯只穿到膝的裤，这些衣物短到露出来的不多，不至于坏了一营的齐整。腿上与脚上一般并不另求什么遮护。常穿寻常的草鞋，偶尔也有一双汉式鞋。某些下级军官备有极宽檐的草帽，镶着黑边、挂着缨子。他们的衣服同兵士的号衣全然不同，照例只是官员惯穿的衣裳，只是有些所用的料子或许更鲜亮些、绣着艳丽的花样，使他们的样子更显精神、更能慑人。不过这全听军官自己的意思，于这一等人该穿什么号衣并无章程与制度。

至于装备，除步枪之外，队伍还配着本地造的刀与刀鞘，有些极长、外表亮得耀眼；可刀一抽出，露出的却是钝刃，于交战几乎无用。又有一支手枪，照例是旧式马枪那一类的古物，单发火帽、用推杆装药。然而有很多人所配的是一种近代的手枪，照枪管上的刻字说是「美国式手枪，比利时造」。它们是自击式、自动退壳，一切近代的改良都有——只是所用的材料不然：看着像是薄镀了镍的铸铁，软弱到这般地步，放它一枪实在是危险的。别的行装——后面要述——多数统兵官都准随意携带；而不能说汉人没有利用这项准许。

本地的义勇，兵器与装备则更为杂乱。要把配给他们的兵器之种种一一描述，太费篇幅：自无人敢用的旧喇叭口火铳，到常因没有合用的子弹而无人能用的近代步枪，都有。旧式的汉式长矛与枪并未失一分人望，而几乎没有一支队伍里不带一队这样的持刀之人——不过那只是替场面帮衬帮衬。穿得鲜亮的号手极多，平安之时走在队首，用五英尺半长的铜号吹出长长的低沉之音。这番振作人心的乐声在战前放得极足，到敌人临前时便显著地不见了。

兵士照例按营驻扎，每营五百人。营房是低矮的泥壳，几乎挡不住雨，兵就像牲口一样挤在里头；而围着这一切的是一道泥墙，墙上偶有一个哨兵站着。并不设法另备作医馆之用的房屋，虽然北部的队伍成批地像苍蝇一样死去。病者与无病者都同住一处，病者并不受什么格外的照顾。或许有一个当兵的朋友把照例的口粮送给他垂死的同伴，又替他烧几支香。军官一概不理，直到死亡把人解脱；那时便吩咐把尸身抬出去，由亲友埋葬——若有亲友的话；若没有，便抛进一道沟里，同先前过去的那些人一起。兵士的饷每月自一两银到三两，连口粮在内；若要兵自备饭食，便是五两或六两。

极有意味的，是那些时常伴着中国大官出门作短行的行列。那是些配得上在西方滑稽歌剧的台上重演一遍的仪仗：一队号手，后面是一群穿着奇特、戴着极高尖帽的小孩，敲着锣与钹，又有些敲鼓的；一队持矛的；一两名骑马的随从；最后是那装饰华丽的轿子与它许多的轿夫，四周围着装备齐整、号衣华美的护卫——他们除了同寻常兵士式样相似的短褂之外，还有腿上的护片：是几块绣得悦目的布，自髋间垂到膝下，从侧面看便把腿遮住了。

第二十章日军占领北台湾（一）

一八九五年

近卫师团混成旅团在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统率下到三貂角——登陆之役——向基隆进军——行路艰难——瑞芳之战——李经方到三貂角外——台湾正式交付——交涉的详情——著者随基隆的清军同行——清兵的行装——开往基隆的军车——有名无实的军官——清军的纪律——到基隆——展示日本人的头——混乱的一日——基隆的清军兵力——钟统领受伤——回台北之行——惊慌失措的百姓——妇孺被弃——绝望的景象——日军逼近基隆——日本海军与清军炮台交战——小岛大佐的陆军进基隆——一场及时的大雨——西岸炮台顽强抵抗——东岸的城垒与社寮岛炮台轻易被取——清军自相攻击——基隆被占——伤清兵中几个有意味的医案——午夜谒总统——民主国官员出逃——省城大乱——库银被劫——唐总统出走——官署被焚——任无人管束的兵士宰割——枪声不绝——兵士争夺掠物——军械局被抢——军火贱如泥土——克虏伯山炮两元一尊——百万元的劫案——艰难中发电报——台北府起火——火药厂被毁——火药库爆炸——死百人——惨状——汉人的漠然——台北的外国人——往日本营地去——日军前来解围——日本人占领——沪尾的情形——饥饿的兵士——德国轮船「阿瑟号」被袭——官员惊慌——一桩古怪的现钱交易——炮台向「阿瑟号」开炮——德国炮舰「伊提斯号」驰救——沪尾的外国人——火药库爆炸——前总统唐景崧在南京——公然卖妇孺——日本人到来，北台湾占领完成——逃散的清军勇丁——「宁波号」险遭不测——日军本部设于台北。

最先进入这新得之地的光荣，归于近卫师团第一混成旅团，由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统率。他们五月二十二日自旅顺口乘十四条运船启行；二十六日，各船在台湾东北、琉球群岛的中城湾下锚。他们在这里同新任总督、海军子爵桦山资纪会合。次日傍晚运船开行；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各船聚于台湾东北岸外彭佳屿以南约五英里处，在那里得了命令，令兵士在三貂角附近一处泊地登陆。此前已得官方的消息，说虎旗正在淡水各炮台上飘着，说已宣布成立民主国，又说四面都在极力备战，以抗日本人占领该岛。

运船由松岛号与浪速号护着，下午一时在三貂角泊地下锚。下午二时，第一批步兵安然登陆。其时正当退潮，又有强劲的西风扑岸而来，使登陆之事极为艰难危险。因有沙滩，兵士常不得不从小艇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再涉水上岸。这工作整个下午与整夜不停，岸上的本地人出了很可贵的力。头一个下午有一支清军出现，照本地人的说法共五百人，同其时已上岸的日本步兵交战。来袭的人不久便被赶走，丢下四具尸首、若干马蒂尼·亨利步枪，以及他们退走时脱掉的号衣。次日，五月三十日，迟到的四条运船也到了；全军约一万二千人尽数上岸；到三十一日下午，马匹、粮秣、后备军火等等，差不多也都上了岸，于此亲王便下令次日清早向基隆推进。

部队所遇的道路极坏：窄而崎崛，盘过山岭、穿过密林。北白川宫亲王与他的参谋，大半路程都不得不下马步行。山炮与机关炮被卸开，由兵士扛着，于此摔倒之事颇为不少。最先到的是山中一个小村。街上贴满官府的告示，劝百姓执兵器抗那来侵的倭人，又说俄国、法国、德国正派军舰来护台湾百姓。六月一日，纵队的前头离了那村子。前卫是第二联队、一队工兵与卫生队，全由川村少将统率。那一夜他们在一座名叫三貂岭的山上露营。大雨使营中的苦楚更深，而道路是至此所遇最坏的。本意是天明时扑下去，攻清军在瑞芳的据点；前一天那里有一座炮位向日本的侦探队放过炮。其时第二联队第二大队长须永少佐同一小支清军略有接触，那支人不久便退了。

清早五时，前卫分作两路，一路沿海岸线，一路前进去对付敌人的炮。日本兵不得不在窄路上成单行而进，时而同清军的哨兵交火。瑞芳村不久便被围住，第一场真正的交战开始了。那些房子的土墙护着敌人；苦战一场之后——清军与日军的损伤约略相等——敌人向西北退去。他们又作了一次无效的努力，想阻日军前进；那些勇丁终于退走时，暴露在日军火下，被打倒的颇多，其中有统率基隆兵马的钟统领：他正坐轿子往后方去，一弹射进轿里，把他打伤。到八时三十分，这一带的清军已被清净。民主国的主力那天早上从基隆开来，据说有八九百人。他们执马蒂尼·亨利枪，枪法不坏，抵抗得极顽强；这一战中他们阵亡约一百人。日本方面，大野大尉、宇都木大尉与佐藤中尉阵亡，士兵十三人受伤，有几人伤重。日本人此时虽已完全占住通基隆的要路，仍严防着清军。不多时有二百上下的敌兵逼近，可略一交火——其间清军被杀三十人——便向基隆退去。日本人获炮两尊、枪五十七支与大量弹药。

日本人此时虽已在岸上驻兵三日，台湾最后的交付却还没有办。李经方——李鸿章的养子——被派为钦差大臣，去交割该岛。李并不以此为可喜之任，他很明白：他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父亲离这新生的民主国越远，于两人便越好。李鸿章于此上奏朝廷，说此项差委不宜，又说自己因病不能前往。然而反李的一派势力太强，他的推辞未被允准。李经方随后向上海道台请调一百名受过洋操的人作护卫，连这一点也没有如愿。李经方此时大为不安，便向日本人试探：可否请他们先把那场叛乱压下去，然后他再正式交割该岛。日本人没有理这个颇为奇特的请求，可体会到李经方所处的尴尬之境，便许他在一条日本军舰上办正式的交付。李得了这番通融，大为欣悦，便于五月的最后一日同他的随员乘公义号启行，取道澎湖，到台湾东北岸三貂角外；在那里同其时在横滨丸上的桦山总督会晤，经了长久的交涉，于六月二日、三日正式办完该岛的交付。交涉的详情曾经刊布，下文是照《日本邮报》所载译出的。

公义号到淡水外时，有一条日本军舰来迎，递上桦山提督一封信，请李经方到基隆东南偏东约十二英里处、靠近三貂角的一个湾里与他相会。公义号由那条军舰护着前行，直到遇着另一条军舰，头一条便回它的驻地去了。星期六下午到了三貂角湾。

次日早上，六月二日，李经方上横滨丸，同桦山总督商议台湾的交付。这是第一次会面。会上日本一方到的是桦山总督、水野民政长官、岛村书记官与译员仁尾、大久保；中国一方是李经方与两名随员。会议之始，桦山子爵有所询问，李经方答说：他自下关回中国之后便病了，正在上海一所医院里就医，其时奉君命往台湾作交付之大臣；他虽有病，也只有遵奉上命别无他法；而所以择他任此，大约是因为他曾与议和之事相关，又曾在东京代表本国。桦山子爵随后称赞李中堂与李经方在下关及此后为中国所尽之劳，并向李经方保证说，派他作交付大臣是极为可幸的。他又说：他本意在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到台湾，为此曾令岛村书记官与别的官员乘浪速舰与高千穗舰先他前往。这些官员到淡水，本想上岸，把桦山子爵将到之事早早通知地方当局；可是办不到，因为他们乘高千穗舰的汽艇驶向岸边时，一再被河右岸一座炮台开炮射击。总督于此不得不改向基隆。为在台北府与中国的大臣相会，他曾令他的护卫在三貂角登陆，可他们也被乱党所袭。桦山子爵接着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原为该岛交付之后维持秩序安宁而派来的兵，便不得不用于镇压这场叛乱了。最后他问李经方对交付的办法有何意见。中国的大臣答说：台湾的居民把割让该岛之责归在他与他父亲身上，对他们已生恨意；他若上岸必被杀；为此他要请日本的大臣在他不登岸的情形下办该岛的交付；至于台湾居民抗拒中国政府之命一事，他知道他父亲已电告伊藤伯爵。总督答说：关于李经方所说的那件通知，他已收到伊藤伯爵的电报；交付之礼并不必在陆上办；他愿在一切可能之处顾及中国大臣的方便。李经方听了这番保证，显然很为满意。谈话随后转到李中堂与伊藤伯爵之间往来的电报上。李经方后来说：居民既已起而叛乱，他便无从以妥当的方式办交付；他求总督相助，并承认若无总督的厚意体察，他是不能尽此使命之职的。总督说：照下关条约的条款，看来须把各炮台、各工事与一切别的官产列一清册；可在现有的情形下既不能走这样的手续，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整体交付，一切细目都不列举。他问中国大臣对办法与交付之处有何意见。李经方答说：他因病不能久留台湾，愿尽快办成此行之事；台湾既已由条约割与日本，该岛的主权已入日本之手，交付只是一桩形式。他随后请求以私人的身分续谈，并请许他把一份关于交付的私人备忘录呈与总督；倘桦山子爵不以为非，这份文书便可当即作正式文件看。桦山子爵答说：他虽极愿使公事从速办成，可在两国大臣的会上不能答应作私人的谈话。不过他既得了伊藤伯爵特别的训令，便表示愿在那训令的范围之内尽力顾及中国大臣的方便；于此他提议派水野长官与岛村书记官到中国大臣的船上，同他的随员商议。中国大臣欣然答应了这个提议，这些官员相会的时间便定在当日下午二时。李经方随后说起他从淡水一条日本军舰的舰长那里听来的一件事：有几名中国官员费了力才从百姓的强留之下脱身，逃到福州去了；他请桦山子爵留意台湾百姓那种亡命而凶恶的性情。总督答说，近卫兵勇敢而纪律严明，请那位大臣对镇压叛乱一事放心。又谈了该岛的地理与居民的风俗习惯之后，李经方说：日本与中国的疆土既已相近，两国的交情便该比从前更亲密。他又说，桦山子爵被派作该岛第一任总督，是极可幸之事。总督同样客气地答了几句，这次会议便结束了。其时为上午十时四十五分。

同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桦山子爵由松川少佐、泷川中佐与译员仁尾、大久保陪着，上公义号回拜李经方。这次会上中国一方在座的官员同第一次会议时一样。总督说，他将照所许，于下午二时派他的属员到中国船上去，并盼他们同中国大臣的属员商议能有满意的结果。李经方再一次说起他因病不能久留，又说该岛的主权既已入日本之手，他盼尽快办成此行之事——那事说到底不过是交付的一桩形式而已。总督于从速办完交付之宜，全然同中国大臣所见相合，不过要就一件颇为要紧之事说几句话。他此前一直以为，几天前日本兵登陆时所受的抵抗只是乱党所为；可他刚从三貂一处营房里发现的一道告示中惊讶地看出：中国官员曾训令他们治下的居民与兵士攻击并驱逐日本人。他已把此事报告本国政府。听了这番话，李经方显得颇为窘迫。可他尽其所能为这桩不快的揭露开解。他说：他到此地之后才听说立了民主国；乱党以武力阻止文武官员遵奉召他们回去的上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说的那道告示大约是被迫而出；他本人若上岸，极可能也要受这样的逼迫；那道告示与上头的印信也许全是伪造；而无论如何，北京的政府与此事毫无关系。总督随后转到镇压叛乱之事上，说乱党不能以合法交战者看待；日本政府之意，一面是要把岛上凡敢抗其兵力的人清除，一面是对一切良民加以体恤宽待；他毫不怀疑：百姓领会了日本政府公正合理的举措，不久便会乐于归其治下。李经方似承认这几句话说得是实。他极称总督的才干，说台湾的居民得这样一位治者，是可庆的。他又请求：该岛秩序安宁全复之后，请总督使百姓明白台湾是因和约而成日本之地，并请总督设法消去百姓对李家的怨恨之情。总督极为确切地向他保证：他必不惜任何气力，把岛上人心中任何不平之意根除。李经方向桦山子爵道谢，连连点头；总督许在他回中国的航程上派船护送。不过李经方后来把这护送谢绝了。这次会议于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终了。

为履行总督所许，水野长官与岛村书记官于下午二时到公义号上见中国大臣。水野长官请他把他同桦山子爵谈话中所说的那份备忘录取出，那文书当即给他看了。那是一封信的样子，极详尽地叙述台湾其时的情形。水野长官说：该岛的情形总督自然是明知的；可这样一封信若正式致与他，便等于两国大臣承认叛乱已起、民主国已立。那时总督便要求中国在该岛交付之前先把叛乱镇压下去，而中国大臣是不能答应这样的要求的。水野长官于此劝他把这封信撤回。李经方承认这几句话说得有理，依了水野先生的劝告。水野长官随后把一份总的备忘录草案交与中国大臣。说到岛上各处官产的清册，他表示自己全然无从拟造，因为他从未到过台湾；于此他愿以日本大臣所编的任何清册为据来办交付，因为日本大臣对该岛所知无疑比他多。水野先生受了这个提议，便同中国大臣商议官产列举的办法、各岛的名目等等。水野长官随后要求把淡水至福州的海底电线交付过来，因为那条线是为该岛之益而设的。李经方答说：电线之事出他此行之职权以外；况且他连那电线是官有还是私家公司所有都不知道。末了议定把那条线列入清册，并附一注，说此事日后由两国政府商定。在上述谈话之中，李经方笑着说：中国既把整整一省给了日本，留不留一条电线于她是无足轻重的。会议到此阶段，马某进了屋，直留到会议终了。议定把会上所商之事用日文与中文写成两份相同的记录。下午四时，水野、岛村两位离船。

那天晚上九时，岛村书记官上公义号见李经方，带着一份有桦山子爵签名与印信的文书；那文书随后得了李经方的签名与印信。台湾的交付至此完成。中国大臣向总督道谢，谢他使此礼从速办完，便于六月三日午夜十二时三十分乘公义号往北去了。

第二十章日军占领北台湾（二）

六月一日，我得知日本人登陆之后，便把凭信呈给一位武官，被安置在一列军车的官长车厢里；那列车正把清军自台北府运往基隆。我刚坐下，远处的人声便闹成一片沸腾，几百名清兵一涌而下，挤满了车站、岔道与列车。这些人带的行装之多、之杂，使人以为他们决意把「家里一切的舒适」都带到战场上去。步枪、刺刀、手枪、双手大刀、各种大小好坏的刀、多半装着子弹的弹带、一条毯子与一只盛口粮的碗，这是人所能料到的装备；可在这之外还添上扇子、雨伞、灯笼、盘碟、锅罐、装着烟管烟叶的小篮、画片、铁皮罐、绳头、铁块、大箱、小箱、草席、几块板子绑在一处的，还有大如斗篮、我不知装着什么的包裹——一概乱七八糟地背着，毫无次序章法。那只是一团没有洗过的人、兴奋的脸、红号衣、箱子、包裹、高声的喧嚷，而说句实话，还有浓重的气味。他们从月台到敞车上来回奔跑，想在车开动之前把所有行装安顿好。他们忙乱中不断相撞，掉下包裹，又为地方相争；我因不知这个民族说几句气话算不得什么，便以为一场群斗是免不了的。过了不多时，那喧声多少平了些，兵都在好几节敞车上安排好了自己，取出烟管，颇有几分舒适的样子安顿下来。不幸的是下起雨来，这又把他们都搅起来，闹声重新大作。那些武官与我在一节有篷的车厢里，一头还有空座。当下便有一拥而来抢这一间的人，多到几倍于容得下的数目。那车厢是留给官长用的，这在他们看来无足轻重。他们若办得到，便不愿在雨里坐敞车。他们不管那些名义上的上司如何抗阻，涌了进来，又喊又嚷，闹得人耳聋。这场嘴上的争斗，终于被一名有胆气的士官结束了：他一把抓住那为首闯进来的人——一个浑身挂满包裹的大汉——飞快地把他掉过身来，一脚一脚地把他与跟他来的人踢出了车厢。这不大合我们执行军纪的法子，可是有效，此后我们便不再受扰。那些兵随后回到平板车上，同趁他们不在占了他们位子的同伴相争，闹到我们终于开动。

曲折走了约一半路，我们停下加水，随后又前行，以莽撞的速度绕过那许多弯道。离基隆还有几英里时，我们这列沉重的车上了一段陡坡。越往上走车越慢，到快要上到顶上时，竟全然停住了。我们于是又退回平处，停了一刻，再全速冲上去。比上一回多进了几尺，可仍没有过去。铁路上的人随后请兵士下车，可没有一个动的；他们只是喋喋说笑，仍坐在原处，把这整桩事看得极有趣。别无他法，只得退回约两英里，在那里停了约半个钟头，一面把汽催到——我恐怕是——相当危险的压力，然后以可惊的速度猛冲，才过了那座山，从另一面直扑进基隆村。〔注一〕兵士在这里涌出来，带着他们那许多物件散到路上去，是照中国人的法子带的：把枪当作挑担的扁担，两头各吊一个包裹。车站挤满了激动的男人、女人与孩子，身边带着他们一切值钱之物；兵一下车，他们便挤满了车厢。这一天已载走了六列车的人，又把同样多的车的兵运进基隆来。

港里，舢板与帆船正把人家载往乡下去寻更安稳的避处；孩子们快活得溢出来，又笑又唱，把这一切当作过节；可父母那些焦愁的脸显出别样的心事。

基隆镇上本身几乎空了，店铺与市场都关着，所见的少数村人也正赶往更安稳的地方去。兵士把许多心思用在三个日本人的头上；那是前一夜极为夸耀地带进来的，为此付了三百两赏银。后来那些头被装在木屑里送往台北府，在那里同一件血污的日本兵号衣与一只子弹盒一齐插在竹竿上，摆在总统衙门前头，当着一大群称赏的人。

我到了希尔伯格先生所管的海关，当即把我的凭信送给钟统领。他回话告知我说：次日有一支二千人的兵力要往前线去，我可以随他们同行。这一天又出了一道新告示，说倘能把日本人赶回海岸去，便以三万两分给兵士。

六月二日在基隆是极为混乱激动的一日。日本人逼近了，退下来的清兵整日涌进城来。许多人已把那鲜色的号衣丢了，有些把它翻过来穿。他们个个看去疲惫不堪，连基隆这样一个暂时的避处也乐得来投。自台北运兵来的列车几乎每个钟头都到。下了车，那些人便满处游荡，对他们的官长不大理会。此时基隆城里城外共有一万二千上下的兵，加上他们那许多鲜艳的旗与颜色鲜明的号衣，景象极为入画。到了下午稍晚，钟统领受伤被抬回来。他带着约三百名卫兵一小队出去侦察，并为次日定个战计；可日本人远距离的枪法——那是清军极为畏怖的——在他还不知道自己已到他们近旁之前，便照前文所述把他一腿打穿、将他打倒了。这一日有三个汉人被斩首，因查出他们曾助敌人，衣服上还挂着一块写有日本字的牌子。其中一个头被插在一根长竹竿上，悬在铁路轨道之上；另两个被带往台北府，用辫子系着，挂在短竿上朝着西门。

因钟统领受伤，我失了亲见次日之战的机会；他请我不要出去，因为官长对部下已全失管束。只要看一看兵士那番狂乱无序——他们彼此相争、杀他们的官长、一有机会便抢掠——便知道一个外国人在他们中间是极少指望的。更糟的是，我的译员与仆人都逃往台北府去了。我既不通他们的话，便不得不放弃一切随清军同行的打算，回台北去。车站上是一片彻底的恐慌。那地方横七竖八地撒着枪与弹药箱、矛、旗、破家具、中国箱子等等；几百名村人、怀里抱着孩子的妇人，都在求车上的一个位子，而男人则把她们又拉又推地挤回去，好给自己腾出地方。连男人之间也是争位子，最弱的被挤下车去，把他们恼怒的叫声添在妇孺的哭声上。我信没有一个妇人或孩子挤上去；而当那列车简直是从围着它的几百人中间犁过去时，起了一片绝望的哭声，极为撕心。已有人看见好几条日本军舰在港外不远处；而清兵又从各处散乱地涌进来，于此那些惊骇的非战之人便认定自己已落进一个圈套里，而开走的列车是逃出去的最后机会。

夜里作了抗日本人的最后一番布置：各炮台挤满了兵，四周山上的壕垒都有人占住；而最后几家本地人也跟着那列车往台北去了，自己也觉奇怪，路上竟没有受攻。

直攻基隆之事交与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与一队工兵，由小岛大佐统率。〔注二〕攻击的纵队于清早（六月三日）开动。此时发生了几场无足轻重的小接触，清军向基隆退去。前进了一小段路，他们到了一处三岔之地。纵队在这里走错了路，末了走上基隆以南四五千公尺处一座山的顶上。此时歇了一歇；那位置既好，便决定暂把本部设在那里。约在这时，岸外的日本舰队开炮攻那几座俯临港口的炮台。

然而陆上的攻击并没有即刻开始；约有两个钟头花在等攻击纵队的主力到来、并侦察四周一带上。从主力此时所占的位置看下去，基隆城就在下头。一道坡往右下去，另一道往左下去，一条路由两坡之间下到城里。右边坡上立着一座高的望楼，而在它靠海的那一面有一座大炮台，是为对付海上或岸上的敌人而筑的。城南，一座山的顶上有几座炮位，山里穿着一条铁路隧道；而港对面一座高山顶上，有一座炮台与炮位，上头飘着清军的旗。鲜艳的旗与穿着鲜色号衣的清兵这里那里都看得见；又知道各炮台上架着大口径的新式炮，看来这一日之战会是值得记述的。

海军是最先动手的。自清早起，日本的分舰队便由旗舰松岛号领着在基隆外巡弋，有地提督统率。这一日稍后，几条汽艇仔细侦察了敌人的阵地，回来报告说：有许多穿白号衣的清兵正渡那条小水道往社寮岛去，占住那里的炮台。此时已看见日本兵逼近，为把各炮台的注意引开，舰队放了一阵空弹。炮台不答。上午九时十三分，分舰队停了火。大岛号此时到了，共成五条船，其余是松岛、浪速、高千穗与千代田。这时有一条汽艇带来消息说：约一千名清兵带着大量军需正往社寮岛去，一看见那汽艇便向它开火。高千穗号于是驶近社寮岛炮台开炮。这座炮台与西岸炮台都回了几发。各军舰见此，便一齐排成战列；约十时三十分，各船循着一条弧线一条一条地驶近到约六千公尺处，轰击那炮台，共放了约五十发。社寮岛炮台虽有很好的新式炮——十二英寸阿姆斯特朗炮一尊、十英寸克虏伯炮两尊、七英寸克虏伯炮两尊——却几乎没有作什么自卫，放了约十二发便全然停了。另一座有两尊七英寸炮的炮台放了六发。一座炮台的弹子总是从日本军舰上头飞过，另一座的则总是打不到。

正午，小岛大佐带着纵队的主力开始往山谷里、朝基隆的方向下来。在平常的情形下，这会使他们暴露在猛烈的火下；可所幸雨下得极大，把这番前进全然遮住了。然而到了镇口，他们一出现便受到那些吃惊的兵一阵猛火相迎。日本人痛快地回了火；又有第二支纵队从上头高处支援他们，清军不久便退却，退进村里，终于沿着铁路轨道往台北府方向退走，把基隆留在这支五百人的纵队手里。其时各炮台的守兵还有待对付。西岸炮台架着两尊七英寸克虏伯炮与若干小炮，被认为最难取的一处。它地势极高，四面都是陡坡，使日本步兵无从伤它。连山炮也几乎全无效用，因为没有一处位置可把弹子送进炮台里去。交战几个钟头之后，守兵中约六百人看去要退了，炮台的火也大为稀疏。日本人趁这个间隙，一小队十九名士兵得以从后头进了炮台，不久又有一个中队跟上。其余的清军守兵即刻逃走，日本旗便在炮台上升起。其时海关近旁那座城垒式的炮台——架着三尊七英寸克虏伯炮与四尊克虏伯野炮——已轻易被取，日本兵唱着国歌开了进去。社寮岛炮台虽有那些庞然的大炮，也几乎未经一斗便放弃了。东岸炮台有两尊七英寸克虏伯炮与一尊七英寸阿姆斯特朗炮，守兵也没有回日本人的火便撤走了。照中国方面的说法，在那村子被取之前，占住旧铁路隧道上头山上一座炮位的广东兵作了最后一战；可说也奇怪，那是对自己的同国人而不是对日本人作的。原来基隆各营溃走的清兵想从经过那营地的路上逃走——那是其时唯一还通的路——广东兵便向他们开枪挥刀，杀伤约五十人，把其余的赶了回去。这一战日本方面阵亡三人，军官一人、士兵二十五人受伤；清军被杀约二百五十人。想到那些炮台极为坚固，又有一万二千装备齐整的清兵，而日本人兵数远少、又无野炮，他们于这一日之功是有理由自豪的。

不幸的是城被占之后，一座庙里有清军的火药意外爆炸，死伤颇多。

于离基隆二十英里的大稻埕那一小群外国侨民，六月头几天是忧心的日子；而汉人几乎是一片恐慌。基隆被取的消息，就在那天下午便已得知，民主国的官员也不设法否认。将近傍晚，伤兵开始进大稻埕来。他们被安置在汉人医馆门前的走道上，当值的汉人医生给他们的照料极少。〔注三〕

次日，六月四日，颇为混乱。小官员带着家眷顺河而下，许多店铺关了门，街上比较空。到了晚上，城里风传：总统、即前巡抚唐景崧，同他那位可信的朋友与顾问陈季同将军，有意弃了他们所爱的民主国，到大陆去同他们那些君主之治下的朋友相聚；在那里纵然没有政治上的自由，至少可以不见带枪的日本人，这也是值得想一想的。人人都极想弄清这则消息的真假，因为官员一走便意味着一场无政府之治；为使我们自己明白这一点，我同一位外国朋友约在午夜往城里去。那是一个漆黑之夜，下着细雨。店门都闭了，除了一个过路的兵，看不见一个人。到了城墙下，我们发觉城门关着，有一队重兵在那里当值。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时候，也总有法子通得过：从门缝里递进一块银元，便足以使守兵中的一个把那扇大门的闩与栓拔开，叫我们进去。雨此时已成一场大雨，除了偶尔一道闪电，一片漆黑；而我们所经过的那些街道上的寂静，极令人沉郁。到了总统衙门，我们看见门外有一大队卫兵持着装好子弹的枪，预备阻止任何无事之人进去，也同样预备阻止任何他们以为留在里头更好的人出来。我们费了些力才使卫兵相信我们真有要事见总统；若我记得不错，这里也用了一两块银元作帮手。即便如此，那扇沉重的大门也只开到刚够我们挤进去，随即匆匆关上，又把沉重的门杠横上，一切弄得牢固。

那座大建筑里头的景象我永不会忘。四处黑暗，只这里那里有一支摇曳的火把，照出那地方奇特的装饰、门上画着的汉人圣贤那些怪异的笑脸，又照出各间屋子里值钱之物一概搬空，仿佛正预备出走。连兵士也极安静，留意听着每一点声响，可不无极度焦虑之态；因为日本人随时可到，而基隆之战的种种说法并不叫人振奋。淋得透湿的兵不断带着信报到总统这里来，大概是从各处哨所来的。他们的枪随时可用；我见有几人以极莽撞的样子携着枪，装着子弹，击锤还全然扳起，颇为心惊。我们求见陈季同将军，可他对他自己或总统有无出走之意一句话也不说；实在说，他声言他们心里离这个念头远得很。我们随后便走了，有两名汉人官员随着我们；他们想不引人注意地出城，求我们许他们充作我们的仆人。到了火车站，我们看见许多兵守着总统的专车，以防抚台大人设法由铁路逃走。

六月五日清早二时，那只民主国的黄虎收起了它的长尾巴，躺下，因缺乏养料而死了。总统出乎意外地走了，外务大臣另有急事他往，那八位每日领着五角这笔王侯之薪的议员，已顺河下到沪尾去，要同家眷逃往大陆；而库里所剩的一切，正被一群凶残的恶鬼争夺着，他们的叫嚷把那一夜弄得可怖。这个十日的民主国便这样迅速地消散了。原来那总统分了五万元给他自己的卫队作放行之资，好让他离开衙门。这消息不久便传开；别的兵来索他们那一份掠物时，却发觉前巡抚已不在家。这样被挫之后，他们便用次好的法子发他们的怒气：把总统那座大衙门点了火。那座宏丽的建筑有一部分是木造的，一刻之间便满处起火，火焰高冲，几英里外都看得见。头一道火焰标出了太平与秩序的最后一刻；不过几刻之间，乱民的叫嚷与受害者的哭喊，加上偶尔一声清脆的枪响，便压过了那火的爆裂与咆哮。此时人人都明白：自己正任那几千清兵与镇上的无赖宰割。虽然天还黑着，人人都警醒着；几百个安分而惊骇的汉人焦急地等天亮，那低低的人声嗡嗡可闻。枪声此时更密，而杂乱的脚步声与激动的人声又添在这片喧扰之上。

〔注一〕（原注：这段陡坡，在平常的时候乘客也常不得不下车，紧急时甚至要帮着推车；日本人已把它避开，在从前要翻越的那道山岭里开了一条长隧道。）

〔注二〕（原注：前进纵队右翼的护卫交与须川少佐与半个大队，掩护左翼之任则归第二联队第七中队。后备为第一旅团（减去八个中队）、一个工兵大队与卫生队。）

〔注三〕（原注：在清军伤者中间见到几个有意味的病例，可见日本人这回在战事上初次使用的八公厘口径弹子，穿透之力如何惊人。有一个汉人背上中弹，弹子穿过右肺，又穿过当时想必贴在身侧的臂膀。背上的伤口是一个小红点，看去只像擦破了皮；胸前的伤口略大些；而臂上那个洞大得可以插进一个指头，骨头碎得很厉害。另一例是一人在肘关节近旁中弹；弹子顺着臂膀穿过手腕，末了撞在手上的小骨上，简直把手撕碎了。肘上的入口像一处去了皮的小圆烧伤，看不见有洞；而那臂膀就外表而论竟是无伤的。）

第二十章日军占领北台湾（三）

那总统究竟是怎样走的、何时走的，似乎无人确知。德国水兵看见夜里有几名卫兵带着两三位官员到河边，乘一条汽艇走了。那总统大约就在其中；可即便他是改装而去的，能从那些盯着他每一个动作的清兵眼下脱身，也是奇事。

抢库之事死伤颇多。贪心的兵想尽量多带，便用布包了银元逃走，一路掉落。官员们不得不留下的那几十万元，搬走并不费多少时候；可凡被众人发觉手里银子多于他应得之份的汉人，就有祸了。离外国俱乐部五十英尺处，整日整夜躺着一个抢掠者的尸首，他实在是被人踢死的；那银子他多得藏不住，便被人从他身上取了。不远处的走道上躺着第二具尸首，喉管被割开，老鼠在他还没断气时便已上了身。放库银的那座衙门里的景象，必定是极为狂乱的。那些钱都是银的，分量极重，这就保了没有一个相争的抢掠者能得很大的一笔。结果是几百人飞奔到那里，个个发了财；而照流传的说法，那衙门被搜净之后，众人便专在街上寻找一路掉落的银子。

上午十时，我同一位朋友走到总统衙门去；那衙门还冒着清早那场大火的烟。我们看见几百名抢掠者满处乱窜，把一切到手的东西都搬走：椅子、靠垫、被褥、席子、箱子、灯、灯笼、皮箱、镜子、官员的衣服、旗、外国的画与画框、帘子、坏钟、瓷器碎片、凳子、长凳、中国榻、门扇、雕得极精的木活——实在说，凡火不曾动过而值钱的东西都在内。整日里，凡通往城里的每一条街上都看得见长长的行列：汉人搬着掠物出来，又有汉人跑回去再取，一队接一队不断。离那里不远，我们看见一只半大的酒桶，里头是烧酒〔注一〕，四周围着一群称赏的人；他们彼此祝酒已到了这样的地步，有几个不得不两手扶住那大桶才站得稳。他们脾气倒极好，提议我们也同他们一齐为总统喝一杯，又把那酒随人取用地舀给每一个远近赶来的男人、女人与孩子——那些人提着桶、罐、听来盛这东西。给得这样大方，以至周围地上都被泼掉的酒弄成了泥。

回到大稻埕，我们发觉军械局已被破门而入，近旁的街上满是长长的抢掠者队列。铅条、铜锭、铜板、锌、锡、黄铜、大小水管、有时要五人以上才抬得动的大钢板、钉子箱、螺丝、长钢条与铁皮条、机件、枪的部件、机关炮、山炮，连野炮也有，还有极大量的子弹与炮弹——实在说，凡是能动的、或短时间内能弄得能动的东西，都被急急搬走。油房里搬出一桶一桶的油与各种药料，其中有硫酸；一听硫酸在街上破了，使那些赤脚踩进去的苦力大为激动，随后发出我至今所听过最狂的一番中国话。那些抢掠的人在军械局里抓东西从不迟疑；可搬过几条街、被那分量累得乏了，便通常停下来端详，仿佛那东西到底值不值钱也有一点可疑，随后便扑向头一个过路的像是有钱的人，开口要卖二十五元、五十元，或是他们所想那东西能卖的任何异想之价。一被拒绝，他们便极愿从「元」落到「分」；有些时候，一串铜钱便足以买下一件要重置得花几百元的东西。然而铜、锡、锌块、黄铜板之类，在那些不甚讲究的汉人商人那里是不缺买主的，他们以约值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的价钱大量买进。一尊全新的加特林机关炮几元钱也无人要，极好的克虏伯后膛山炮两元上下便买得到，几乎不过是雇苦力的钱。〔注二〕

那几千清兵此时既改了一行更有利的行当，便愿意把他们的步枪几分钱卖掉；又有大批旧式火枪被当作无用之物丢进城外的稻田里。全新的温彻斯特连发马枪一元或不足一元便买得到；而说街上到处躺着整箱的子弹与弹药、随人取用、谁愿搬走便可搬走，这是全然不夸张的。有一家洋行出七角五分收新步枪，照这价收了六百余支。那些枪当即顺河运下去，发往厦门。许多掠物被运到河那边去；那一带大约没有一百户人家里头不藏着几件。那些抢掠的人大胆到这步地步：竟想从汉森先生手底下把电报机搬走——汉森先生是政府所雇的外国技师，这一回那地方有关的汉人都逃了，他极有胆气地接了手，为便利外国人而把电报照旧办下去。为把我的新闻电报发出去，并应汉森先生迫切之请，我手持手枪与马枪，守着门口几个钟头。我走后，门口派了一名德国卫兵，那地方便不再被扰。

晚间发觉火药厂烧了起来，而此时已空无人迹的台北府城里又起了火。外国侨民怕火药库会着火；那里头据以为存着大量火药，一炸起来于外国商行后果严重，于此有几位住户大半夜都没有睡。末了天将亮时，被前一日的惊扰累得不堪的最后一名守夜人也去歇了；而就在他刚打第一个盹的时候，那久所惧的爆炸偏偏在人最不料的时刻来了。

约清早六时，一声巨响，随后是一阵如百面庙鼓同敲的轰鸣；那每一下震荡似乎都引起房屋同样的震荡，房子像地震时一样颤抖、前后摇晃，同时一根浓黑的烟柱高高升入空中。街上的汉人一片恐慌：男人狂乱地嚷，女人哭着祷告，孩子哭叫。人人都以为那些夷人终于到了，正用什么可怕的器械把他们尽行杀绝。那火药库离城大约一英里半，存着极大量的爆炸之物，所幸大半装在箱子或铁罐里。爆炸约半个钟头后我们出去看，见那废墟还冒着烟，而未炸的火药一大堆一大堆地到处躺着，这里那里还有一小摞装着火药、炸药或引火线的箱子。那建物的废墟四周的稻田里填满了泥土与碎块；而在泥污之中，或裹着泥、或半埋在烂泥里，看得见汉人的死者与伤者，有些残毁到这样地步，与人相像之处只剩一段残躯上颤动的肉、一条涂满污泥的肢体，或是刚从泥里露出的一个头上的头发。那是一幅惨状；四周屋里妻子与母亲的哭号更添了这景象的凄惨。而那些汉人以他们素有的漠然在旁站着，看得颇为有趣，对伤者的呻吟与扭动发笑。有一个可怜人直坐在此时已积了水的稻田里，痛苦地呻吟，求过路的人相助；可他因痛苦与虚弱而笨拙的动作，在众人看来实在太可笑了。他们又笑又哧，把它看作最好的玩乐，让他们的同国人死在那里，并不伸一只手。有人叫我们看一个倒得颇为奇特的伤者，他离那废墟约二百英尺。他脚在稻田里，身子几乎直立地靠在比田高四五英尺的路堤上，而他的头——后脑全被炸去——几乎成直角地弯着，搁在路面上，眼睛张开，脸朝上对着台湾炎烈的太阳。他还有呼吸，嘴唇也动着像要说话；而这可怜人已近死、说不出话来，这件事竟使众人乐得这样厉害，笑个不住。这是我们所不能再忍的；我们把两个天朝人硬拉过来、迫他们相助，才把那身子从那不自然的姿势里挪开，放在路上避开那烈日。那将死之人的呻吟越来越弱。末了四肢一颤；随后，在那些汉人看客眼里整场表演中最可笑的一幕到了：那可怜的人临死时抽搐地踢了一脚。汉人无疑有许多好处；可一说到对受苦之人的怜悯，他们比禽兽高不了多少。

死的人至少不下一百。那爆炸是何缘故，永无从确知；或许是抢掠的人匆忙中把爆炸之物乱扔，或是吸着寻常的中国烟管、把火与灰吹出来，于此点着了散落的火药。于外国商行之安全可幸的是，爆炸之前存货已有一大部分被搬走了。回来的路上，我们颇为心惊地看见一个笑着的抢掠者紧随我们身后，带着六只纸盒的炸药。那汉人见我们惊了，便松了手，那几包正要落地时被我朋友接住。我们一声不响地把这担子放进近旁稻田的水里，就近取一条小路回家去，不愿再碰上同样负载的同伴。

整个上午都听得见枪声，一分钟二三十响。这其中虽多半是汉人爱响声所致，可在许多情形下，尤其在艋舺与城外，日夜不断的放枪是为挡住那些左右抢掠的盗贼。有几个妇人与孩子被杀；至于男人，多得不引人注意，死的与将死的躺在炎热的街上，而河水把许多胀起的尸首带到海里去。

事情如今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严重，汉人商人便备了一份呈文给日本人，请他们尽速开到台北来，好把那些危险之辈赶走，使那漫无区别的焚掠得以停止。汉人一面祷求日本人来，一面自然颇不愿在一纸请他们来的文书上署名，缘由是：倘使那些大员回来并且得胜（在汉人看来这似乎是可能的），署名的人便要作为奸细与叛徒立刻被斩。其时他们的产业正处极大的危险之中，有些已被烧了。杀人之事不断，大稻埕有被火烧尽的切近之危。省城已被烧，军械局已被搜净，锯木厂与木料场里能动的东西一件不剩，火药厂烧了，火药库炸了；而那些抢掠的人被自己的得手弄得疯狂、又因无人阻拦而愈加大胆，正四处寻更多可掠之物。此时所剩的只有外国人与汉人的私产；而外国人的房屋将被攻的说法，传得极广。倘使那番攻击规模不太大，外国侨民的性命大约是都能保住的，因为英、德两队卫兵的布置极为周到。然而产业——至少其大部分——倘那群人真有决心，是容易被取的。无论如何，那是一番惊险的经历，少有人经过而能无伤脱出。〔注三〕

护卫外国商行之任，落在英、德两队共五十五名卫兵，与那条带一尊机关炮、载一小队武装水兵的小汽艇炮船巡逻号身上。两位统领的布置是：倘遇严重的攻击，便放弃街南尽头的怡和洋行与德国领事馆，外国住户齐集到德记洋行那座大商行里去——那地方位置好，是最合宜的会合之处。外国卫兵随后担任护卫中间两排房屋。可倘使来攻之势大过这一小队所能当，则拉普雷克·加斯洋行也要放弃，卫兵之力只集中于临河那两所房子。那里便是作最后一抗之地；倘那时商行从后面受到猛攻——那大约是乱民首先要试的一着——则外国卫兵与全体住户便都要避到那条武装的汽艇巡逻号上去，由它的机关炮与卫兵护着，顺河载往沪尾。不过事情真到这一步，无疑是要死人的。

极不幸的是：这样的情形竟发生在日本人只在十英里之外的时候；他们若得了通知，大约会带几百人开过来，而那便足以立刻把城里的祸乱平下去。于是议定：把这事通知日本人，于一切相关的人都是最好的。要迅速办成这件事只有一条路。决定派一小队人走这一程去通知日本人。奥利先生、汤姆森先生与我自愿去。我们约在正午出发，带足了兵器，又有一名带械的马来人、一名汉人苦力与一名汉人旗手随行，取沿铁路轨道的路走。我们看见沿路的人极为安分，多数房子挂起了小白旗；若不是四面不断的枪声，人几乎会以为这是太平日子里一趟寻常的旅行。去的路上没有什么可记之事，只偶尔遇着几小队抢掠的人，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条金链与一只金十字架，显然是从一个基督徒那里偷来的。我们头一次见到日本人，是在将到水返脚、离台北府约十英里处。我们在那里被一名哨兵拦住；听那名士兵用极纯正的英语对我们说话，我们大为惊异：「二位先生往哪一个口岸去？」我们说明来意，不久便穿过营地往统领的本部去。在同汉人的乌合之众相处了几个星期之后，这些兵士那番英武之态真是极令人一新的景象。他们那一天以五百人之众自基隆推进，并不顾他们所信台北有二万清兵在等着抗他们。本部设在一座小巧的汉人庙里，营中四处都弄得整洁簇新。我们受了极为诚挚的接待，言语之间满是自信。依我们的建议，决定即刻把全营开往台北。我们同那些军官一同吃了晚饭，是米饭、干鱼与一碗菜；愉快地坐了一个钟头之后，我们便往回走了，有五百名兵士同我们一齐轻快地行进——并不顾他们刚走完十英里的路，又肯去面对另外十英里，丝毫不见一点不满之色。他们个个都是兴头十足的一群。一轮满月使那夜明亮，而部队沿着曲折的铁路轨道成一条不断的长列而行，像一条巨蛇。而再没有一条蛇能在我们周围山上的汉人中间引起更大的惊恐：那些人往内地跑去，尖叫号哭，仿佛他们最后一刻到了。有一个可怜的老人惊骇到这样地步，竟朝着队伍跑来，扑倒在统领膝前，像疯子一样又叫又哭。费了些力才使他松了手，回到他那片竹林的黑暗里去。锣声、带着孩子匆匆逃走的妇人的哭号、男人挨家挨户叫人逃命的狂喊，合成了一片我不会很快忘记的景象。可那些日本人稳稳地往前走。那一夜亲见他们这样安静地进来的那些头脑简单的汉人，直到今日想必还不解：日本人既有这样好的机会，为何不把他们尽行杀了；因为这些人完全明白，倘使情形相反，日本人是要被杀绝的。那位统领为体恤城里的居民，决定夜间不进城；因为汉人此时心神不定，若进去必要大为惊惶。不过倘有起火或闹乱之象，他便决意即刻带兵进去。

有人劝我们留在军中；可我们相信此行成功的消息于外国人与汉人都是可喜的，便决意回去，当即往那只约两英里外的城里走。约清早二时我们刚进城郊，正庆幸一路无事，忽有六枪在近处向我们打来；可多谢那夜的黑暗与汉人素来不准的枪法，我们只受了一点神经上的惊动便脱身了。可据人向我们再三道歉地说，这全是一场误会：向我们放枪的汉人是在守街、防带械的盗贼，把我们当作盗贼了；可我们一告知他们说我们去接日本人来，他们便极为热烈地欢喜起来。我们回来后的几个钟头里，日本人到了的消息便传遍全城；虽有一名汉人差役在街上敲锣、放开喉咙大叫：「不要绝望，要有胆气，那位独眼的林大人明日就要从南边带二万名凶猛的勇丁来，把这些怯懦的侵入者赶回他们来的海里去」，可他的消息人听了并不怎么信，而清兵与别的乌合之众当即散净了。日本人于天亮时（六月七日）开了进来，未遇任何抵抗，一切安分的居民都欢迎他们。〔注四〕

我们在河上游有这一番小小的经历时，沪尾的外国人也并非没有护卫；不过若没有德国炮舰伊提斯号，他们所受的麻烦便要多得过分了。原名加斯号的轮船阿瑟号载着中国官员与别的人，于六月一日自上海到沪尾。四日早上，从基隆退下来的清兵涌入，使沪尾的情形显得有些严重。阿瑟号一直在河上下着锚。

〔注一〕（原注：一种用米酿的烈酒。）

〔注二〕（原注：那一日抢掠过后，一位原先同军械局有关的外国人告知我说：被搬走的有上选英国铜锭与日本铜板一百五十吨、锡二十吨、锌一百吨，此外还有极大量的铜管铁管、黄铜板等等；连受损的机器算在内，要补这笔损失须五十万元上下。把从各衙署抢去的大量掠物加上——库里所得的银子还不算在内——其值很容易便达到一百万元，或且远过于此。）

〔注三〕（原注：大稻埕外国侨民的住处，除两处例外，都在淡水河岸上或近岸处。我们所说的那时候，怡和洋行是最北的一所外国建物，四周是一片汉人的棚屋，位置是最危险的；该行由贝斯特先生与伍德利先生主持。往南、往上游去的下一所建物，是德国领事梅尔茨博士所住。再过一排是大稻埕外国俱乐部；第三排的北头是博伊德洋行——由加德纳先生与汤姆森先生主持——与德记洋行，由布鲁斯先生与劳先生主持。外国俱乐部后头几条街上是布朗洋行，其时无人驻代；往南两排是拉普雷克·加斯洋行，由加斯先生、阿什顿先生与詹金斯先生主持；英国陆战队的统领舒布里克上尉作为客人住在那里。往前一条街上是鲁特·布罗克曼洋行与它的代理人奥利先生的住处；多谢他的厚意款待，我那时便住在那里。再往南一排住着电机技师汉森先生。离河往里一排是巴特勒洋行与西本曼先生的住处；而往南好几排、离河较远、靠近军械局处，是巴特勒伯爵的住处，统率德国陆战队的蒂梅中尉作为客人住在那里。）

〔注四〕（原注：日本天皇陛下嘉许我们这一小队人的出力，赐我们每人旭日勋章一枚，并有随此荣典而来的勋饰与证书。）

第二十章日军占领北台湾（四）

上午，清军的发饷官上了船，带着四万五千元；那本是给兵士的、照理也属于他们的钱——这一举动于岸上那些饿得可怜的人绝不足以生出什么好感。到了下午，兵士明白自己既无食又无钱，被人弃在一片生地上，便开始向往阿瑟号去的客人开枪——那些人正带着匆忙收起的值钱之物逃离此地。他们于此不得不折回岸上；小船一靠岸，便被那群饿极的乌合之众涌上，值钱的东西一概被取。

晚间，统管阿瑟号的延森船长上岸，拜访了海关代理税务司马士，随后动身回船，却被兵士开枪射击，不得不折回，约九时被汉人拿去作了俘虏。汉人仍不断向那船开枪；又有唐总统在船上的传言，自然使他们愈加愤怒。阿瑟号既在港内、离河口约半英里上游，实际上是在汉人掌握之中——他们愿意便可用炮台的大炮把她击沉。已有话送上船去说：她若图开走，便要把水雷放了；那一招若不成，便用大炮把她送到水底去。后来潮水转了，阿瑟号因水浅不能开走，那船长便被放了。整夜断续地放着枪；河上本地的小船也仍受着「照顾」，被迫靠岸，听人抢掠。

次日想把那船弄出去，未成；因为桥楼与前甲板上弹子如雨不断，绞盘根本无法操作。下午岸上又放枪，延森船长于是向约六百码外的德国炮舰伊提斯号发信号，说他需要相助。那位舰长回话说，他劝延森船长与他的官员离船。可他们不能安然办到，因为那些带械的兵无疑要向他们开枪。然而延森船长说动了他的乘客交出兵器，收到的五百件因无处稳妥存放，一到手便抛下海去。

五日早上，兵士仍向那船开枪。其时有一队带械的人上船索钱，从那些惊惧的官员手里逼去一万元；稍后又有两伙人照同样的办法，两伙共得三万五千元，把这数目在兵士之间尽其所及地分了。还有一名海关的委员被从船上带走，关在他自己的衙署里索赎金；可他从后门逃了，衣服撕成破布，跑到一个外国人家里求护。傍晚早些时候，那座大炮台的统领送话来说：他的人已不是他所能管束的了；他们扬言：倘有人图谋开走，便要把那尊四十五吨的大炮转向那条船、把她击沉。而为显这事确有可能，他们用较小的炮向沙洲近旁的舢板与货船乱放，于此把岸上同停在外头的福尔摩沙号与比格德号两条轮船的往来全断了。炮台与各炮位的人心里特别的不平，是他们在掠物里没有分到一手。有人问那位炮台统领可有什么办法，他说他对自己的人毫无权柄，可暗示说：他相信那些兵若得五千元便肯交出炮来；又说倘这笔数目不在天明之前交到他们手里，阿瑟号便要连船带人一齐沉掉。两位外国人——中国海关的南丁格尔先生与沃特斯先生——极有胆气地在深夜到炮台去开议。海关代理税务司马士先生把这笔款凑齐了；清早四时，钱交到相关兵士手里，那四尊新式大炮的炮闩也交到马士先生手中。

虽然惊扰之势看来主要落在阿瑟号身上，却不能说岸上的外国人没有分到他们那一份。〔注一〕他们的宅院被乌合之众涌占，须极有手段才不至激得乱民动武。炮舰红胸号停在约一英里外、伊提斯号又近在手边，这景象无疑使人安分了些。英国领事得了红胸号派来的武装卫兵。

六日早上，那座大炮台虽已被妥当解决，兵士闹事却比先前更凶，村子的街上放了不少枪。下午七时，阿瑟号的水手正要起锚开走，一发炮弹自南岸——那里有一队九磅野炮——飞来，轰然落到船上，穿过左舷上层甲板，又穿过前总统卫队队长的身子，撞在钢制的隔壁上，未炸。又有一发打中上层甲板，炸开，当即炸死六人。别的炮弹落得近得令人不快，不过未再造成损害。船上汉人受伤的共近五十人，有几个伤重致死。头一发炮弹一放，伊提斯号的英格诺尔舰长便下令备战；不久阿瑟号发来「求救，我受攻击」的信号被看明，第一发炮便放了。那一发在那炮位下头炸开；此时既已测准距离——约二千八百公尺——清军炮位回放的一炮两条船都没有打中，便以第二发炮弹相答，那一发在炮位里炸开，事后查明炸死十三人。五分钟后放了第三发；可汉人只在事事顺己时才肯打，早已弃了那炮位。八时三十分，阿瑟号载着她那两千名兵与许多民主国的官员，无人阻拦地开出去了。〔注二〕

就在近午时分，事情渐渐平下来，离河上游那座大火药库爆炸才几个钟头，汉人又闹出一场新的惊扰：他们在抢一座火药库时，想把正事与快活并作一处，抽起烟来。结果死了六人，此外还有相当多、数目不明的人被压下来的土石埋作了坟。正午，两条日本船到了港外，四面所闻的枪声当即停了。英国军舰彩虹号七日到，德国旗舰伊雷娜号八日到。两船都向日本提督行了礼炮。

六月八日，十八名疲惫的骑兵自台北府进了沪尾；因无正经的道路，大半路程他们是牵着马走的。日本人就这样占领了沪尾。次日又有更多日本兵与几名文官到来，首先着手之事是把清兵送往厦门去。这些不幸的人境况可悲；他们又极怕被留下，以至在收缴他们手里的火器、并防着轮船装得过多时，须用相当的力才拦得住他们。基隆与沪尾两处都接连运送了好几天。有几人死去，看来是虚弱加上极度惊骇所致。著者亲见两例。一例是那人站在码头上，等着过跳板。他几次想挤进队里都没有成；他那张瘦削、死黄的脸明明白白显出缺乏养料又断了鸦片。他唇间不发一声，便立在原处倒地而死，那身子滚了一圈，噗的一声从码头落进水里。别的可怜人脸上带着病态的苦笑往前挤，占了那刚空出的位子，上船之事照旧进行。另一例发生在福尔摩沙号刚离码头、将要出海时。有一名兵乘一只舢板出现，手里拿着票，发狂地催那舢板夫快划，好在来不及之前赶上那船。船上的汉人向他叫喊催他快些，螺旋桨已经开始转了。一阵水花与猛力的划动之后，那舢板靠上了船舷，那兵跨出了船。他此时已安然上了船；家、家人与故土的影子无疑在他心里飘过；他上了梯子几级，随后，就在他同国人伸出手要扶他上甲板之时——跳板已经开始起吊——他向后倒了下去，死了，那张船票还紧紧攥在他手里。

汉人在战事中、因疫病、以及在斗殴骚乱中总共损失多少，无人知道。无从据以推算。各处驻军因疫病的损失极大，可说不出数目。〔注三〕

要看出损失有多大，不妨记下这一件事：在宁波招来带到台湾的一千五百人中，只有一百人回到大陆。活下来的人说，大多数死于疫病，一百上下在基隆被日本人所杀，还有些逃散了，或是离了同伴去投岛中部的南路兵。

既知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在南边还在支撑，大批清兵便朝那个方向退去。乡间传来的消息说，较小股的逃兵吃了许多苦。住在乡下的汉人在这一季早些时候屡被这些勇丁劫掠，此时趁他们败落便预备报复。他们不肯给这些疲惫的流徙之人食物，又用游击的手段大加杀掠。此外有时还用上外交的本事，下面这件事便可见一斑：有一队广东兵在离台北不多几英里的一个小村里歇脚觅食。村人很愿以公道的价钱供他们饭食；可兵士将走时，村中的长者走上前来，告知他们说日本人已占了好几座大城，并建议他们把兵器弹药留下；因为日本人若捉住他们带着兵器，必定把他们尽行杀了。这似乎是好话，兵士便答应了；卸下兵器之后，他们正要上路。可最后一名兵的枪刚放下，那些殷勤的村人便一把抢起兵器，向这些已经手无寸铁的「勇丁」倾下一片杀人的火。许多人被杀，所有的人身上一切都被抢去，连衣服也不剩。

回头说省城台北府：六月七日早上，我们看见日本人已占住了它。〔注四〕城墙里头实际上已被一切正派的汉人弃空；城外既未遇抵抗，一支六人的先遣小队往城墙去时竟被人开枪，颇为惊讶。然而他们的惊讶比起那几个带械的盗贼后来发觉自己所碰的是一支五百人的兵力时的惊讶来，便算不得什么了。

日本兵到了城门，发觉城门都关着、堵着，于此不得不用一张梯子翻墙进省城去——那梯子还是里头一个老人递出来的。有一件事或许有趣：近卫师团的参谋山田大尉是最先进城的日本人，他是踩着好几名士兵的背爬上去的，那些兵把自己搭成有时所谓的「人梯」。汉人极快地挂出白旗，有些旗上还粗粗地画了一个红圆，仿着日本的国旗。本地人的城市艋舺里挂着许多大幅的旗，上头的字是为取悦胜者而写的，如「日本忠良之民」、「我们同是一国」、「我们以朋友之礼欢迎你们」等等。

前总统宅院近旁一座衙署被占作军营。当即雇了苦力清扫街道与沟渠，把污泥垃圾运到河里去。几位较高的官员到来之后，台北便被定为近卫师团的本部与日本在该岛民政之首府。〔注五〕六月十七日举行了该岛施政开始之礼。北白川宫亲王、桦山伯爵与别的日本高官都在场；外国客人是全体领事，以及汉人与欧洲人中有名望的住户。这是一场可喜的宴集；日本旗舰那支大乐队在场尤令人愉快，他们奏了该岛有史以来第一场军乐。

本来以为日本人平定台湾不会费多少气力，于此桦山伯爵的幕僚全然是按民政之制编成的。然而此时既已发觉有人作了大规模的备战以抗日本，便不得不改成军政之制。总督桦山伯爵自任该岛皇军的统帅。政务分作四大部，即总督府、大岛少将所管的军务局、角田海军少将所管的海军局，与水野遵先生所管的民政局。〔注六〕

头几个星期，一切顺遂如人所愿。近卫师团的兵对外国人照例有礼，对汉人也是人所能期的那样仁厚体恤。台湾归了日本治下，这普遍的满意之情并没有什么事来破坏。停顿了好几天的生意，就在军队到来那一天便一下兴旺起来。邻近乡下一带似乎也有这份信赖之感，因为有许多代表前来，表明各自村里的友好之意，并说他们愿望即刻派兵前去，好使百姓置于日本政府的护卫之下。全岛迅速占领，此时看来是无疑的了；可后面几章便可见，这并不是起初所想的那样容易之事。

〔注一〕（原注：岸上的外国人是：英国领事霍布金斯先生，主持拉普雷克·加斯洋行的图扎林先生，侨社的医生安格拉大夫，以及下列海关人员——代理税务司马士先生，帮办德拉图什先生与拉森先生，希尔伯格先生、迈勒先生、南丁格尔先生、谢里登先生、海因里希斯先生、施奈德先生、施瓦策先生与坎特韦尔先生。七日那天，几百名逃兵简直是把拉普雷克洋行的货栈占了。该行的代理人图扎林先生说动那些人把兵器交给他，大批军械弹药便由他收起上了锁。）

〔注二〕（原注：台湾民主国的前布政使、前署巡抚兼前总统唐景崧，自淡水脱身之后，终于到了南京。他显然以为不宜再往北京去——并不是怕被宣作叛逆，而是怕被要他说明留在台湾的大笔公款下落何处。据说他到南京之后，拜伏在总督面前，不肯起身，直到他未能把日本人挡在岛外之罪得了宽免。从台湾渡到中国的逃难者中有许多妇孺，往福州去的由罗星塔锚地的官员照管。有家可归的幸运者被送回家去。然而有许多可怜的妇人既无亲又无友；照福州一家有信誉的外国报纸所载，这些人以每人八元上下被卖了，若有孩子便连孩子一并算在内。据说不许买主挑选容貌好的与年轻的；而为使这些可怜人中较难出手的也不留在官府手里，挑选时把所有人的脸都遮了起来。）

〔注三〕（原注：死去的兵并不补人，名字却仍留在册上；而那些远离点验之虞的小营里，把兵士的男孩填在名册上，也毫不稀奇。若指出这一点便更易明白：武官是照一定的兵数领足饷的，而名册上虽有正确数目的名字，一经点名，人数便远少于此。倘有中国的大员路过，便雇苦力当一天差，给他们穿上鲜艳的号衣、手里塞上枪，队伍便满了，那位大员笑一笑便过去了——这老滑头知道自己在更大的规模上干着同样的事——他一走，苦力便被辞去，而那些正式的兵又回到他们的烟管与番摊上去。）

〔注四〕（原注：日本人占了该岛北部，自然就使兵与军火不能再运到北部各地。然而有一条船差一点一头撞进日本人在淡水的怀里。那是广东官员装了军械弹药、发往淡水的宁波号轮船。她刚过香港，那些官员便极为惊骇地得知日本人已占了淡水。那些大员自然一刻也不敢怠慢，借两条快艇之助，在离香港约九十英里处赶上了宁波号。她于此于六月十日回到广州，所载之货经特别安排卸入私家货栈。原先还在广州募集了兵，可一得日本人占领的消息便遣散了，每人给一元五角回家去。）

〔注五〕（原注：台北府占领之事一完，城里四处贴出下列中文与英文的告示：告示。日本国天皇陛下，依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在下关所订和约，自中国皇帝陛下受割让，得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各岛，并澎湖群岛——即凡在格林尼治以东一百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的各岛——之完全而永久之主权，连同上述各岛上一切炮台、军械局与官产，均在其内。为此，本官日本国天皇陛下所任台湾、澎湖及其属地之总督、海军子爵桦山资纪，奉日本国天皇陛下之命并以其名义，接收上述割让各岛；并以日本国天皇陛下所任台湾、澎湖及其属地总督之职，接管其行政与治理。凡割让之地上安分从事其日常合法生业之居民，皆将得完全而不间断之护卫。）

〔注六〕（原注：总督府分两部：参谋部与副官部。军务局之下分局长室、炮兵部、工兵部、宪兵部、发饷部、现金部、粮秣部、军医部、法务部、电信部与邮务部。民政局各部与其人员如下：农工部，桥口；财务部，桥口兼；学务部，伊泽；内务部，牧；外务部，岛村。田中海军少将为台北第一任知事，野村为第一任税务司。）

第二十一章日军占领中台湾（一）

一八九五年

竹堑之役——亲历的见闻——恼人的苦力——空无一人的村庄——接连不断的小战——日本的机枪——竹堑的占领——城池成了兵营——汉人所谓的感恩——新式的保险法——我方兵力削弱——义军围竹堑——交通线上的骚扰——临时凑成的堡垒——日本兵的特质——日军的粮秣——日军的军械——村田连发枪——清兵——白旗被滥用——基隆一行——汉人的药铺——南征之议暂且搁下——台北城外的战事——清军再攻竹堑——一支日本辎重队全军覆没——勇敢的举动——六名兵士自尽——一队骑兵被歼——死生之争——大军出动——牛栏河与龙潭陂被取——攻打大嵙崁——白旗掩护义军——严厉的处置——大队征讨军编成——三角涌的攻取——可悲的景象——松原、山根、内藤三支纵队的行动——新店与深坑被占——大本营移至竹堑——中北部各地——义军据险坚守——九芎林与树杞林被占——主力征讨队编成——设防的尖笔山被攻取——中港与头份被占——窥见清军一方的情形——后垄被占——苗栗附近的小战——高冈山的顽强抵抗——苗栗、大甲与葫芦墩被占——奸诈地利用白旗——一场苦战——两名兵士的勇敢——台湾府被占——攻取内陆大城彰化的计划及其防御工事——一场值得记述的战斗——巧妙的战略——诱敌的假营——夜袭——惊慌失措的清兵——措手不及的守军——军中的阿妈——彰化陷落——伤亡惨重——附近的零星战斗——他里雾的攻取——彰化成了疫病之窟——腐尸毒了空气——一支军队失去战力——汉人苦力发了财——天皇的嘉许——南征的准备——一种可叹的变化——在台湾的日本苦力——不良之辈——岛上的疾病——生番随日军同行——初次与生番相见——台湾的一场风暴

日本当局的第一要务，是筹划一场征讨全台叛军的战事。那些人此时以岛南的台南府为大本营，那里便是民主国的首府。有名的海盗、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自称是「由人民推举」的总统，并自任全岛军队的统帅。连离日本人所据的台北不过数英里的各村守兵——先前归唐总统节制的——此时也向远在南方的刘永福听令。照此看来，日本人在北部取下台北之时，台湾民主国并不能算已告终；它只是重新编组，把政府所在移到了南边。日本人至此已十分清楚：要平定全岛，非有一支按战时编制、装备齐全的大军不可。

第一次远征定为南下竹堑，也就是新竹，那是一座离台北四十英里的砖城。先前曾派出一队前往侦察，虽颇费气力，已推进到几乎与竹堑相齐的南方。在那里遇上的清兵数目太多，再难前行。这一队带回台北的消息说：照汉人自己的报告，竹堑一带的敌军合计约两千人。又查明有一名将官率五营步兵已在彰化集结，随时可到。于是便有一支队伍——第二联队的一个大队、工兵与炮兵各两个中队、骑兵一小队——在台北北门外集齐，启程南下。

我已得亲王允准随军同行〔注一〕。因道路或许全然没有，很可能连马也用不上；我既不愿在台湾的烈日下冒险长途跋涉，便接受了指挥官先前提议的一乘汉人轿子，连带四名轿夫。另派久留岛君充我的日语通译——他是近卫队的一名志愿兵，年纪尚轻，曾在英文学堂受教，英语说写都很流利，后来果然证明是个格外伶俐可靠的青年。

头一天行军十六英里，对于不惯台湾烈日的兵士已算相当吃力；他们身上穿的还是冬季军服，头上所戴的东西于遮阳一事毫无用处。我们在桃仔园，也就是桃园，扎下第一座营盘。此行并无什么要紧的事发生。我们一路沿着铁路轨道而行，道路穿过耕作良好的稻田，又穿过长满竹林的丘陇。连铁路也未能幸免于抢掠：电线杆、木桥，甚至铁轨底下的木枕，都被人撬起搬走了。那一夜我们睡在一座汉人庙里。庙中唯一的一张条案上原供着一群小神像，我们把它们硬搬了下来，便得了一张合用的饭桌；军粮一吃完，支起一顶小蚊帐，那张桌子就权当作床，而四面那些古怪的旧神像则自上俯视着我们，眉目之间比先前更显得不满这场闯入。

第二天清晨五时，我们又上了路，仍沿铁路前行；与前一日一样，所见的汉人都安然在田间劳作。每家门前都挑出一面小白旗。我们丝毫不去干扰百姓，百姓也不给日本人添一点麻烦。那一夜行军十二英里后，宿营于中坜。随侦察队同来的电信队几日前已推进到此，并把军用电线架到了这里。城里与近乡的住户多是客家人；这是一支耐劳的汉人支系，习俗礼节与别处汉人大不相同，妇人不裹足，步态轻捷，发式略似日本女子，气色清朗，容貌亦不算差。

第三天清晨五时左右，我们听见外面枪声大作。那是一队骑兵斥候与敌人的一支队伍交火。我们略无延宕便已起身随往；骑兵此时有一个步兵中队接应，已足以迫使清兵退到四周丘顶更稳固的阵地上去。这支队伍到此分作三路：一路沿铁路而行，另两路沿通向左右山丘的台地推进。离一座小村不远——村中曾查出不少军械与弹药——敌人的一队出现在前面的山脊上，向我们的主队开火。我与同伴为了把敌情看得更清楚，便随前卫同行；可是一走出空地、前行不过数丈，正前方汉人的火力竟如此猛烈，我们这一小群人四散躲避，我与同伴伏倒在地，紧紧抱住铁路的路堤，而十一颗子弹带着极难听的闷响，钻进了我们脚下那条大沟的泥里。主队离敌约一千公尺，并不回击，只坐下来吃午饭。其时炮兵已架起一组山炮，几发打得极准的炮弹过后，我们又沿着台地向前推进；敌人退到左右横亘的一列高丘上去，那是一处极好的阵地，唯一看得见的缺口恰好让铁路穿过。清兵向逼近合围的骑兵与步兵猛烈开火，随后又照着汉人向来的虚张声势，从丘上向我们这边压下来。我方派出数支分队往东西两面，炮兵再度施放，炮弹在清兵中落得极密，他们不久便像羊群一般退了回去。

那是一个大热的日子，我的轿夫实在是件烦心的事。早间我们才走了不远，就听见几声枪响。这似乎还逗得我的轿夫发笑；忽然间，两颗子弹接连而至，在离我们丈许、略高于头顶处呼啸而过。我的轿子像被枪打落一般丢在地上，那五名苦力向后转的速度，只有刚才惊了他们的那颗子弹能比。通译把他们赶回前面去，可我看出这乘轿子再难倚仗，便决定余下一天都步行。过了几个钟头，几名参谋军官正在一片阴凉的树丛里歇息。有一名传令兵替一位较高级的军官搬来一条长凳，那军官请我同坐，我便坐了下来。后来有一名军官到来，我们一同起身相迎，随即回到凳边；不料——我的同伴为之大笑，我自己却大为狼狈——我发现我那名被我们戏称为「大人」的苦力，已把长凳占了去，正忙着搜捕身上作乱的敌人。这是后来许许多多事件中的第一件，使我确信我这名苦力是个彻头彻尾的共和派：他不认什么等级尊卑；最卑微的日本苦力与皇族亲王在他眼里是一样的。他押运行李时，每逢歇脚，总照例把担子连那根长扁担横搁在路心，自己在窄道中央坐下，泰然自若地看着半百名兵士、一队骑兵，或者一组炮兵，从路上绕开去让他。每一小堆行李上头都飘着两面小白旗，表明那是美国通讯员的东西，因此也就受到敬重。那几名轿夫合起来更要坏些。他们从不肯走一条与行军队伍平行的路，把轿子放在足以让一整列兵士乱了次序的地方，他们也毫不在意。他们会直冲进一队骑兵或一组炮兵里去；会毫无顾忌地把轿子连人一齐摆在联队长面前，在要紧的调度之际挡住他的视线；只要稍得一点机会，便永远要把那乘大轿横在人家路上。客气、央求、威吓、脚踢，一概无用。

部队开进大湖口村，在那里立了第三号营。那村子空无一人，店铺都大开着，货架上摆满了货，仿佛正等着买主。屋里并不凌乱，可见这村子是在极短的时间里被弃掉的，连门也没来得及关，值钱的东西也没来得及收。其中有几家铺子格外诱人；但我须说明：尽管兵士在街上来来往往，我却不曾见一人进过铺子；到了早上我穿过村子时，一切似乎都还完好。

就寝之前，我们听说海边曾有一场恶战，是我方约六十名步兵与一支相当可观的清军之间的事。那些清兵躲进了一所极结实的石屋，墙上开着射孔，可以从中向对手放枪而自身无险。交战数小时，日本人颇有损伤；后来用火药把一段墙炸开，自愿担此事的几名勇敢汉子几乎全数受伤，其中一人致命。

第二天清晨三时我们便起身，一小时后已在攀登横在前面的台地。清军就在前方的低地上，五时半开火。我们推进到台地边缘，山炮与机枪就位，枪炮之声在群山间回响，台湾内地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声势。山炮队打得很好，清兵不久便退却了，沿稻田间的窄埒奔逃，渡过一条溪，再攀上对面的山去。这给了射手极好的机会，许多逃跑的清兵背上中弹倒下。

这一日，我那几名苦力又有好几次机会为自己增添名声。他们此时个个衣着鲜亮：绸褂、手指上的戒指、新烟管、绣花的烟袋；「大人」更戴着一顶皮帽、穿着绸裤，大摇大摆地来回踱步。我发现我的轿子已变成了存放赃物的箱笼。换句话说，我的苦力拿这一天去抢掠了。我把那些东西丢进路旁一片草丛里，催着他们快走。日本人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为了这几个无赖，好几回定有许多怒气被硬压了下去。到了午后，「大人」又一次把自己塞进军官们的圈子里：先是向大佐借望远镜，说要看看敌人的动向；继而不见一丝不耐烦地等着，直到传令兵把大佐的毯子仔细铺好，他便自己躺了上去。我被人叫到那里，见「大人」正在剥腿上几处难看的疮口上的硬皮；说来惭愧，他并不总是把那些东西丢到毯子外面去。我实在无话可说，竟顾不得军中管束的常例，想踢他一脚；「大人」极灵便地躲开了，随后低声咕哝着几句嫌恶的话离去，接下来的半个钟头便专心去钻研一架机枪的精巧了。

我们此时开始向竹堑进军。我与四名日本通讯员随机枪队同行，走的是远在主队左侧的一条路。看着管那几架机枪的汉子们一步一步吃力前行，那份高高兴兴的劲头实在令我佩服。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们所负的担子都已很重；而当盛夏之际，顶着台湾的烈日，身上还穿着厚重的冬衣，这差使几乎称得上壮烈了〔注二〕。

穿过田野，上坡又下坡，涉溪而过，衣服一时湿透一时又在烈日下烤干；如此前行，直到遇上一个步兵中队——他们正拼力急行，想头一个去攻远处那座府城的城墙——我们便随了他们，让机枪队慢慢跟来。上午十一时半左右，我们第一次望见那城的城楼，这激动人心的一望使人人加快了脚步；各中队都想抢先把国旗插上城头。一支小队去攻一座也许驻着数千兵、周围还可能埋着地雷的砖城，这眼前的危险丝毫不曾叫我们这一小支队伍发愁。他们加快步子向前；虽已在烈日的炙烤下劳作了七个钟头，暑热与疲乏早使他们困顿不堪，此时却跑起来，一路呼喊欢叫，脸上满是热烈之色。清人原筑了一道城濠，日本兵却从岸上一头扎进去，把枪与弹药举过头顶，再攀上对岸，其快几乎像有桥一样。我自己则是从一架为我搭上的、颤巍巍的竹梯过去的，这才得以跟上那中队的最前头，而不必洗一回泥浴。我们原以为竹堑会有一场好打的仗，因为日本人已从三面围住了这地方，而且分明看见身着号衣的清兵进了城。走到那几扇厚重的城门前，才发现门已从里面堵死。我们随身带来的梯子靠上城墙，一队日本兵接连攀上去，向偶尔在屋舍之间窜来窜去的清兵接连放枪。城上那些旧式抬枪和无数老得不知年代的大炮都装好了药而未曾放过，可见清人确是被这一下的突然惊住了。若是一支近代的小队，守这座城几天不难；可清人毫未尝试，虽然到处都看得出久守的准备：城墙加厚了，有些地方还重修过，上面架着大小不一、新旧不齐的炮；几座大城门则用石块与沙土堵住，几乎堵到门洞的半腰。城里满是清兵。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因为他们鲜亮的号衣几分钟前还看得见。此时忽然来了一场台上换景似的变化。从杀气腾腾的列阵之兵，一变为和气含笑的商人与谄笑的苦力——这于欧洲兵士而言是桩难事；汉人却在第一个日本兵攀上城墙到日本人完全据有此城的那十分钟里做到了。这情形令人气恼。那支人数远多于我方的清军，倘若曾作一番抵抗而后投降，便能赢得我们这一行每一个日本人的敬重。一个平民很难体会一名兵士那种作呕的厌恶：日日在暑热中艰难行进只为与敌一战，到头来却见对手把一身战具尽行抛却，笑嘻嘻地迎上前来，说自己压根不知有什么敌人。街上到处散着枪支弹药、号衣、长矛与别的器具；照那数量看来，清兵至少该有一千人。其中许多人仍在城内，挤满了人的屋子便是证据；可惜无从查明谁是兵，日本人也未去查。得胜的一方举动极好：没有砸开过一家铺子，没有骚扰过一个人；一个钟头上下，城门便开了，哨兵布好，与城外的往来也听其自便。起初挤在屋里的百姓不肯出来；等日本人撞开了几扇门，他们才渐渐出来，忙着在门上挑起白旗，又向过路的人一概奉上茶与点心。可是日本人既一直不见有恶意，汉人对局面的想法便迅即变了；没过多少工夫，茶与点心收了回去，商人开了铺子，不但不再白送货物，反把价钱加了一倍；乞丐也从藏身处爬出来，人人似乎都存着这样的念头：日本人到此是专为他们的好处而来的，因此无论怎样讹索都极为正当。偶有一个日本人在礼节上稍有失当之处，几个钟头前还在尘土里哭天喊地的那些无赖，便又喊又嚷，仿佛要当场把那犯过的人吃掉。

当时非得在汉人中觅几个帮手不可，尤其因为日本通译只懂官话，而台湾的汉人多半全然不懂官话。后来寻到一个看去伶俐的本地人，从前做过小吏，能说官话。他当即被雇为助手，并领到一面标明此事的旗子，算是一种通行凭证。这新身分加上他旧日作恶的手段，使他在本地人眼里成了极可怕的角色；他也十足照汉人的做法，把这名声用到了极处。既不能再按「老例」榨人的钱，他便想出一样同样有效的新法门：一家一家铺子、一家一家人家地去说，只须出一小笔保费，他便可替他们的房屋投一道保，保日本人不加损害，并准他们照旧做生意；若是不肯拿出那笔钱，他就立刻把他们的产业交给日本人去毁掉。他这样敛了一大笔钱，每一个出钱的都得他一面小旗，上写汉字，说此屋住的是良民等语；那种旗子自然谁都做得出，在日本人眼里也不过是同等看待而已。这位发奋的前任小吏不幸的是，他在一次巡行中走进了一家铺子，那铺子的楼上住着几名日本通讯员。店主便向其中一位问起，所索的价钱是不是太高；结果不过几分钟工夫，这家保险行便被拿去看管起来，日本人此后择用帮手也谨慎了许多。

有消息传来，说乡人曾袭击由台北前来的日本小队，于是我们的步兵有一大部分当即被派往沿途各处，以保台北一路的交通畅通。清方的军官显然得知了这事；因为第二天，也就是二十四日，一支大队人马自南边逼来，在离城不远的四周丘陵上占了阵地。第一次进攻是向一处哨所发动的，那里只添了三十人增援，却勇敢地守住了阵地。其时一组山炮已经架好。清兵正大胆地列着整齐的队伍从山坡上下来，鲜亮的号衣与旗帜都看得分明。我方放出第一发炮弹，在他们当中炸开。他们迟疑了一瞬，等到两架机枪的火力也加上来，便忽然转身，大乱四散，像受惊的鹿一般逃走了。而他们的人数，大概还是我方的十倍。清军另有一纵队两次集结，又两次被从容驱散；只是我方人少，不敢离城太远，因为知道城墙之内还有许多清兵，一旦稍得机会，难免要起来对付日本人。此次远征到此为止，日本方面死伤合计十八人，清方则约有一百人阵亡。

我因打算随奉命南下的那支远征队同行，便于六月二十七日离竹堑返台北。义军在沿线闹了不少事：拆毁军用电线，又猛攻中坜的粮秣站。我们回去的这一行由一个步兵中队组成。二十八日，将到中坜之前，我们遇上了敌人；但因对方人数远多于我们，又已奉命急赴台北，便藏在一片竹林里，直到清兵越过丘陵不见了踪影。随后我们继续前行，不久便经过一所大土砖屋的废址，二十五日那里曾有一场激战。那一天，一支强悍的义军攻击了驻在屋中的一个步兵中队。清人被驱散了，只有一队占住了上述那所屋子，在墙上开了射孔，从中向日本人放枪，颇见效果，打死两人、打伤四人。日本人发觉自己的子弹穿不透那厚墙，围攻一阵徒劳无功之后，便放火烧了屋顶，一举了结了这场交锋。清人见事情这样收场，骇得失了主张，想逃出去，却有十二三人或十四五人留得太久，终于葬在那片冒烟的瓦砾之下。到中坜时，有一个中队与我们合在一处，他们正等着炮兵的增援。那天早晨他们打过一场不顺手的小仗，死一人、伤三人，伤者中有一名中尉。白日最热的时辰我们都留在村中；随后通夜行军，次日上午八时抵达台北府。

〔注一〕（原注：承东京美国公使之助，我与军方的参谋有了往来，因此要暂且领到随军的凭证并非难事，只等东京军部更为正式的文书送到。我蒙北白川宫亲王接见，凭证由他亲手交下，并蒙告知：我可享与先前在北部所给相同的待遇；在正式的安排办妥之前，我附属于近卫师团。）

〔注二〕（原注：日本的机枪是大阪造的，与马克沁枪有相似之处，都是借后坐之力来装弹与退壳。其口径为零点三〇三英寸，每分钟可发六百发。此器用于战阵，以台湾为最初一次。然而并不令人满意，据说这一式样将予废弃。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在台湾的主要毛病是弹壳时常卡住，往往不得不弃而不用，或在交战之中停下来把枪拆开，才能把那不听话的弹壳取出，因为别无他法可取。每架枪都安在一辆轻车上，由日本兵拖拉，而他们身上还背着自己的全副行装。一天所用的弹药装在木箱里，由兵士背负；每名兵士通常分担八十磅，此外还有他本人十六磅有余的常用行装。）

第二十一章日军占领中台湾（二）

一路上，我们还遇见几个步兵中队与一组炮兵，正被派去接应散在中坜与竹堑之间的那些小队。

这一趟很有价值，也很有意味，日本人待我极为宽厚。我在这第一次随军之行中得了许多印象，而后来的经历并未使我改变其中任何一条。第一，日本人勇敢无畏；就沉静的军纪、逆境中的开朗、坚韧与耐劳而论，他们是一支出色的队伍。他们体格都小，却极可注意的是身高、体重与力气都十分均齐。熟悉台湾那样道路情形的军人，很容易明白：在盛夏的烈日之下，一天走七八英里已算很好的成绩〔注一〕。然而日本人尽管穿着冬季军服，又全然不惯本岛的亚热带气候——他们几天前才从寒冷的满洲到来——平均每日竟前进十三英里以上；有一天，还是我在本岛所经历最热的日子之一，竟行了十六英里。那些军中的苦力，也就是运弹药的人，始终跟得上行列；他们的耐力又如此齐一，竟无一人落伍。他们的饮食于日本兵与清兵都是一大便利。米在东方容易得到、容易运送、也容易做熟。粮秣队带着几口大铁锅，却极少用到，因为每一座村子，甚至只是几间农舍，都备有一切必需的家伙。每名兵士身上带一个长方的小篮，可装约一夸脱的米，那便是一餐的分量。蔬菜、鱼，有时还有肉，则看能弄到多少便给多少。

台湾这场战事的重担，是由步兵担起来的。骑兵固然也用上了，但道路不通，终究减损了他们平日的效用。炮兵则限于山炮队。野炮曾运到基隆，后来又运到竹堑，却始终没有用它的机会。汉人对一切炮火都有极大的畏惧，若非运送艰难，这一兵种本可显出最大的用处。有一点值得记下：在台湾的日军所配的连发枪〔注二〕与机枪，用于战阵都以这次台湾之役为最初一次。

清军无论所执兵器是好是坏，既不操练，又不谙外国战法；他们或有装着近代大炮的雄伟炮台可凭，或躲在架着抬枪的土墙之后，而举动几乎从来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他们的队伍若非确信自己的位置便于从容退走、且人数远胜对方，决不肯前进去攻。在条件大致相当的空旷之地，我几乎不知有哪一次他们曾守住过自己的阵脚。清人惯用的一套是：在敌人眼前的一片空地上威风十足地列起队来；对方若向他们推进，便把一切能放的火器一齐放起，虽然打得远远不及。如此直到敌人逼近得足以使弹子落进清军行列里，于是便一散而逃，争先去抢一处更安全的所在，到了那里再集合起来，照先前的章法重演一遍。清人在台湾的长处，在于游击与巷战。手无寸铁的挑夫、粮秣苦力、斥候，以及人数不多的侦察小队，才是他们特别中意的对象。

日本人所遇最大的障碍，是那些含笑立在自家门口、门上挑着白旗、看着队伍走过的乡人。对这些本地人，日本人起初是好言好语、以笑相待的。可是队伍刚走出视线，枪便从同一道门里取出来，向第一支人数少到足以让那些奸诈住户觉得下手稳当的不幸小队放了。队伍折回来，在街上寻到同伴残缺的尸首；而近处屋子的门窗边，还是那几张狞笑的鬼脸，还是那面小白旗——和平的记号——依旧在他们有罪的头上飘着。安坐家中而想到对敌人也该慈悲，是桩愉快的事；在兵士那可怜的营地里，情形却全然不同。南征军的指挥官那种过分的宽纵，曾使我大为诧异：他不去包围义军，总给敌人留一条退路，自己的交通线被断了一次又一次；他的挑夫、信使与斥候被人杀死、被人毁尸，而下手的乡人先前都曾宣称归顺，并挑起白旗来掩护自己的奸诈。有了这样软弱的方略，到七月间局面便迅速坏了下去。成群的义军明白了，他们骚扰日本人几乎没有什么危险；乡人也明白了，在白旗之下杀人并不受罚。在多数汉人看来，这样的举动只能有一个缘由，便是日本人怕他们。于是又有新的义军队伍结成，人人抱着一个念头，以为日本人很容易被赶出本岛去。至于本意安分的汉人，处境最是凄惨：他们夹在两处火中，先被迫去替叛军效力，再被迫去替日本人效力，财产要赔上，有时性命也要赔上，哪里还有安宁或舒适可言。又有告示传布四处，说是出于总督之手，宣称人人都须向日本人纳贡，连猪、狗、猫、鹅、鸡也不免课税；又说汉人不得对日本人闭门，须把所有的东西都尽量献与征服者，连妇女也要交出来，听兵士处置。这些告示人人都毫不迟疑地信了，自然把百姓激到了极处；因此即便在日本人名义上已经占领的地方，攻击也不断发生，这并不奇怪。

在台北府停了两天，备齐南行所需的装具之后，我乘一列特备的军车去基隆，走得很快。机车与车厢都比从前干净许多，却分明看得出并未躲过民主国末日的那几天。机车上凡是可以卸下的附件都被偷走了；日本人到时手头能用的器具有限，要把缺的零件补上，并不是件轻省的活。然而机车终究修整了起来，重又拖着那些摇摇晃晃的车厢——它们已被抢掠者剥成了毫无陈设的空箱子。到了基隆，我惊讶地发觉，昔日汉人治下那座昏睡小镇的痕迹所余已极少：街上熙熙攘攘，四面都听得见锤与锯的声音。港里停着五艘军舰与十四艘运输船，而我从前在这里从未见过多于一艘的外国船。因我还未被确定派在哪一艘运输船上，便在基隆村里占了一家药铺的一角住下，那铺子里有个汉人药商在卖洋药。初进那屋子时，我为所存货物之多大为吃惊：一架又一架的洋药；一边又层层叠起有名牌子的淡啤与黑啤，还有英国与德国的啤酒，大瓶小瓶都有。然而「熟则生轻」，细看之下，我发觉那一大批洋酒竟缩成了一小瓶劣等白兰地，其余瓶中装的都是汉人的烧酒，封得很妥，外国的原签也一张不缺。那些药也大半同样虚妄：多数罐瓶都是空的；少数确有药的，其摆法对签条的轻忽更令人骇然。有一回取氨水，用的那只瓶子上唯一的字样是「清爽可口之饮料——皇家姜汁啤酒」。

第二天早上，我得到通知，说要我上樱丸这艘运输船；到了船上，管事的军官把我安顿得极舒适。启程的一切安排将要办妥之际，我们大为意外地得到山根少将的通知，要我们回台北去，因为南下全岛的远征暂且搁下了。原先的打算是带近卫师团第二旅团前往，在安平——南边首府的港口——附近某处登陆，刘永福和他的一万黑旗兵便驻在那里。南方夏季作战所需的装备还未运到，而这几日的延宕已足以把我们拖进西南季风的时节，于是在九月底以前要想登陆人马与辎重便成了危险之举。

照理似乎该设法把准备提早十天办完；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在第一次北上远征的同时另派一支远征队南下。倘使日本人早知清军真实的虚实，这无疑是会办的；可人人都把黑旗兵说成嗜血的怪物，又说他们在那可怕的海盗首领统率之下，必要给日本人添极大的麻烦。事实上，这一延宕于南部的外国商人最是不幸：他们已有一个多月处在刘永福与其数千清兵那颇为任性的权力之下，而那些兵随时都在扬言要推翻他们自己的新民主国及其官员，并大肆抢掠。虽然由基隆走陆路不足两百英里，远征队若打算取陆路前往，所遇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因为在那个时节，山间的溪流已成了汹涌不可徒涉的大河，凭通常那种临时的军用架设绝难仓促成桥；道路也被七八月的雨水化成了泥流，要移动重炮与辎重格外艰难。

七月十日，有几名日本信差在离府城一两英里处遭袭。枪声在台北听得分明，较有身分的汉人多半被惊得万分慌乱，以为刘大将与他的南军已经到了，要把他们尽行屠戮，以罚他们归顺日本人之罪。已有大批汉人渡海回了大陆；并非因为厌恶日本人，而是因为他们不信日本人护得住他们。每天都有十几起交战的消息传到他们耳里，而那些消息里清人总是得胜的。

十一日，一支众多的义军在竹堑近处集结，第四次攻那座城。他们在东面的山上占了阵地，筑起壕垒，上面架着抬枪。日本人以一番巧妙的调度从两面夹攻，使敌军溃败，敌方约两百人阵亡、一百一十人被俘，而日方的损失只有十一人。

就平常的野战而论，日本人击败清人并无多少难处，因此一名兵士真正的考验——即面对一个勇气与体力并不逊于自己的敌人冲击而毫不退缩的那种胆气——未能得到验证。不过在台湾也有几次交战，清人倚仗人多，向日本人的小队发起凶猛的攻击；日本人在其中几次的举动颇能见出他们作为战士的能耐，也可助公允的评论者对他们的军人品格下一判断。因此，下面这一段关于台湾一小队三十五名日本兵勇敢行事的记述，是有价值的。

七月十一日，樱井曹长带三十四名步兵自台北出发，押运一支由十八只汉人河船组成的船队，船上装着米，要沿河运往大嵙崁，第一大队便驻在那里。兵士们走完这段烦闷路程的一部分之后，正在岸上歇息；上午六时，他们正预备早饭，有十五六个本地人聚在河的右岸，看去对这些外来人并无什么异样的兴致。忽然，其中一个汉人发出一声古怪的呼喊，弹子便如雨点一般落在日本人周围，他们全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刚抓起枪来，又有许多义军从左侧的伏处冲杀出来，加入放枪。曹长虽处绝境，却毫无慌乱之态，命部下列队。与义军一番急促的对射之后——义军此时已增至五六百人——已带少数人渡到左岸的樱井曹长，命江桥伍长前来会合。全队于是在河的一侧重新聚齐，樱井曹长为激励部下，宣称「只要他眼珠还黑着」，敌人就动不了他押运的粮食。义军此时已把他们围住；三十五人肩并着肩，奋勇护卫自己与那些船，守了三个钟头。脱身此时已不可能；樱井曹长昂然立于众人之中，用人人都听得见的声音说：「义军多而我们少。我们胜不了他们，但让我们奋勇战死。」话音才落，他胸口中弹倒地而亡。此外的伤亡已使这一队减到二十四人；义军正向他们合围，日本人便上了刺刀，把火力集中在包围圈最弱的一处，大胆冲出一条路来，冲时又损了几名同伴。然而义军重又围上；日本人既乏食乏水而疲弱，仍再度收拢队伍，作第二次冲击。大井伍长在第一次冲击时已受致命之伤，却自己草草裹好，仍随部下前行。只是他的体力终究不及他的胆气，走了几步便倒了下去，临绝之际向同伴喊道：「诸君，恕我先行一步。」又喊「帝国万岁。」随即抽出佩刀刺入自己喉中，在清人到来之前便已身亡。生者再一次成功破围，但损折太重，只剩下八名士兵与江桥伍长。那些带伤而力竭的人此时坐下来，想得片刻的喘息。伍长随即命未受伤的人设法钻进附近的矮林，若有可能，便脱身回去，把船队失陷的消息报到大本营。义军此时已逼近，近到可以把长矛掷到日本人身上。伍长提议那五名伤者宁自尽而不作清人的俘囚，他们便预备遵这最后一道命令。伤得最重的两人抽出刺刀，刺入彼此的胸膛。又有两名士兵照同伴的样子行事；最后是江桥伍长——他对部下直到末了的勇敢想必是满意的——从容地把刺刀横在身前，以切腹而死。其余四人既已目睹最后一名同伴的死，便散开逃走，有三人到了附近一座山上；另一人是名叫田中的士兵，藏在近河岸的深水草里，只把头露在水面之上。他饿得几乎昏晕，又因力竭而虚弱，就那样一个姿势站了八个钟头，到后来几乎再支撑不住。近午夜时，天色暗了下来，浓云涌起，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随后便是倾盆大雨。他于是离了藏身之处，一路留心提防清兵，到了河岸。清人营中的火光看得见；他便脱去衣服，只留下短褂、子弹与枪，涉入水中，几乎只把鼻孔露在水面以上，有时陷进深过身量的坑里，跌跌撞撞地向前挣行；如此行了约三英里而未被发觉，直到一声马嘶使他心中大喜，因为他就此知道自己已平安到了日本人的营地。

运粮船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报到台北之后，便决定派一队二十一名骑兵去大嵙崁附近侦察。这些骑兵于七月十五日出发，一路行过平坦的乡野，并无事故：每一家都挑着白旗，妇人与小孩都跑出来看他们骑马经过。这一队后来到了枋桥近处。进村时他们由西门入，被居民围住，有人奉上茶与别的点饮。门上飘着一面旗，上写「枋桥镇民谨服日本之治」等语。虽有这番铺排，日本人心里还是略存疑虑；因为本地人这番殷勤比平日过于周到。于是他们赶紧前行，直到巨富林氏的大宅前——那是台湾最富有的人家之一。一名军官与两名曹长进入宅地，探问义军大概在何处。无人能说得出，他们便沿河向大嵙崁前行。行了约四英里，见有四十来个男女正在采茶；这些人毫无敌意之状，骑兵便继续前行。前行不远，便到了一大片稻田，田间有窄埒纵横。他们在其中一条埒上单行而进；走到田心，忽被约三百步外射来的三声枪响惊住。无人受伤，但领队的军官当即命部下下马，准备应战。他们的位置极为不利：一面是山，一面是河；而要移动，只能循稻田间的窄埒。义军此时四面冒了出来，一瞬之间便有几名日本人被打倒；马匹跃进了灌满水的田里，在这样的情形下既无法作有效的抵御，便下令退却，各人尽力自保。

他们立即散开，东冲西突，去得又急、去的方向又多，义军原不曾料到要把注意分到这么宽的一片地方，便没能拦住那几个脱身的人。村松曹长把马催到极快，竟直撞进敌人怀里；敌人怕那奔冲的畜生，惊得向两边散开，曹长便毫发无伤地穿过，虽然后面那支扫兴的队伍，以及沿途的屋子、树木与丛林——此时每一处似乎都挤满了敌人——向他射出无数弹子。他在此处遇上一名同伴，那人也是从田里脱身出来的；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同伴的马便被打倒，那骑手手执佩刀奋力搏杀，直到被击倒在地。一个钟头前还在安然采茶的那些人，此时都成了大声喊叫的叛众——连那些妇人也加入了战斗。然而曹长从他们中间全都脱了出来，过了一会儿便奔到枋桥村。他到了南门，正要进去，那匹忠实的马——曾载着他在那样悬殊的众寡之间平安冲出——却倒地死了。村里的本地人此时围了上来，把他带到林家宅里，那正是他与同伴几个钟头前来过的地方。在这里，他意外地欣喜地受到善待，并被带去见他的两名同伴——他们也是被乡人带到这里来的。林家的家丁随后护送这三名骑兵——那一天那场死生之争仅存的三人——到最近的日军营地；他们次日早上回到台北，报告同伴们的惨运。

此时既认为非得派一支正式的队伍出动不可，便于七月十二日从台北派出一支大队，由山根少将统率，向南往龙潭陂而去。同时有一个大队在坊城少佐统率下，沿大嵙崁溪左岸行进，奉命在龙潭陂与山根纵队会合。台湾的村落往往被几乎无法穿过的竹林围住；又有厚密的竹篱，中间交织着许多带刺的植物，把一片片屋舍圈了起来。紧贴这些竹篱而几乎被它们遮没的，便是汉人的草屋，通常是泥与草造的；屋上开着许多孔洞，便可改成小型的堡垒，没有炮火或火攻便不易取下。龙潭陂也是这样防护着的；义军料到日本人要来，有足够的工夫把各处入口都堵起来、把最合用的房屋占住，使阵地更加稳固。主队于十四日上午七时半到达龙潭陂，步兵当即发起攻击。直到换上炮兵、用山炮向那些屋子轰击，才见成效；村中受损极重，道路也被彻底扫清。步兵这才得以进入，下午四时据有了这座村子。义军死者过百，日方的伤亡共计十一人。

山根少将的阵地既受近处牛栏河村一支强悍义军的威胁，他便在两日后进兵攻打该处，毁了清人的营房与工事，杀敌二十人，自身毫无损失。回到龙潭陂，少将得到了那支失了消息的坊城纵队的音信——他们本该在许多天前便与他会合的。有一名士兵乔装成汉人，带着两个忠实的汉人，艰难地穿过叛军的地界，此时带来了令人警惧的消息：坊城大队被一支众多的义军包围，又断了粮。山根少将亲自统率一支队伍立即前往救援，约下午一时在大嵙崁附近遇上义军，当即发起攻击。炮兵架在大嵙崁溪左岸开了战端，两个步兵中队则徒涉过河，在猛烈的火力下攀上对岸，大胆进村；义军据屋顽抗，经几个钟头的战斗，村子终被攻取。清方损失不小。

坊城纵队既已解围，便得以与救援的人马会合。原来这支队伍是在三角涌以外数英里处被义军袭击的。那一带山多路坏。队伍推进到离大嵙崁数英里处便露营过夜，义军其间人数大增。次日清晨敌人势力又添，那大队便后退约四百公尺，在一处四面高山环抱的谷地里占了阵地，决意在此据守。这支纵队原可杀开一条路穿过义军而后退走；但那样便势必要弃下三十名伤兵，因此决定继续守御，等候援军。

〔注一〕（原注：在马达加斯加的法军，平均每日推进不过四英里。）

〔注二〕（原注：近卫师团所执的是一种名为村田的连发枪，口径零点三一五英寸，可连发十弹，由东京的兵工厂制造。这是一种很合用的远射兵器，但其连发的机件似有一处弱点：多余的子弹装在第二支管里，与温彻斯特枪的样式相同。这就需要一根长弹簧，既须强到足以把最后一发子弹顶上去，又不可强得使最后两三发子弹难以压入——否则非把枪从装弹的姿势上取下不能办到。我曾有一两次注意到弹簧并未把子弹送出，或因卡住，或因弹簧过弱；又有时非得把枪放到无从防护的位置，耗去兵士全副的注意与不小的力气，才能把最后两三发压进去。然而这种情形并不常见，而且此枪本来总是可以当作单发兵器来用，与弹仓全不相涉。上述的毛病将予改正；现下正在筹备以一种新枪配给步兵，我想其中要采用与弹仓枪相似的下供弹之法。）

第二十一章日军占领中台湾（三）

当时以为，叛军在他们两处主要据点既被击败，便会明白与日本人相斗是徒劳的，从此回到安分的生业上去。然而在离台北不过数英里之内，运粮队与侦察小队遇袭之事仍如此频繁，终于使与大本营之间的联络无法维持。日本的平民被屠杀，尸首被残毁得极其可怕，而挑着许多白旗的小村落便是最大的凶手。至此除了放弃和平占领本岛的打算、预备与本地人作一场苦战之外，别无他路可走。倘使占领之初便调来较大的兵力，这局面本是可以避免的。然而这错处偏在宽纵一边，因此也还可以见谅。几番斟酌之后，便下了命令：凡沿通往大嵙崁的交通线、以及自竹堑向内各处、被义军据为武力抗日之用的村落，一概焚毁。同时还要作最后一次努力，把整个地区的义军尽行肃清。部队自三个方向派出。最大的一支近两千人，由山根少将统率，自大嵙崁前进；内藤大佐——今已升少将——率一千人自海山口出发；第三支约六百人，自台北出发。三路共同的目标是三角涌，据信义军正在那里集结大队。

我们只说主队的经历〔注一〕，这既可使人对整个行动得一大概，也可省去许多重复。

主队由山根少将亲自统率，二十二日清晨自大嵙崁推进到离三角涌约五英里的一座村子附近。他们在此遇上五六百名据高地而守的义军，把他们击退，使之死者约三十五人，自身只伤三人。附近凡曾藏匿义军的屋子，都被烧成平地。次日，也就是二十三日，发现敌人又在日军阵地四周的高山上集结起来。山势陡峻，加上义军的抵抗，使这差事颇为艰难。然而炮火配上步兵的突击，终究是清人受不住的，他们死了四十人而退。只是这胜利得来不易，日方损失二十四人，其中两人阵亡。二十三日晚，各路纵队依先前的约定在三角涌附近会齐。次日，这一带的义军既已肃清，主队便回大嵙崁，其余各队也各回原来的出发地。上述几次交战并无什么特别值得记述的，只是发现年轻的妇人常充作细作，而要阻止敌人取得日军的消息是不可能的。在其中一座村子里，有人见到一幅可悲的景象：一个妇人身上受了伤，却仍温柔地抱着一个也受了伤的幼儿，那孩子是头上被弹片打中的。母子二人交由一名军医照料，替他们敷了伤，又供了食物。另有几座村子里，寻到了衣服、笔记本与装具等物，那都是从不幸落入敌手的日本人尸首上剥下来的。

此时仍有些散处的叛军，台北以南也还有少数村落未曾归服。为对付这些，松原纵队于七月二十九日离台北；内藤纵队同日离海山口；三十一日，山根纵队再度出动。这三路行动了数日，期间占了牛栏河与新埔——后者颇费气力——并肃清了一大片地方〔注二〕。新埔是一座约有四百间砖屋的村子，看去很是整洁，似是许多小康汉人的住处。有一户屋里发现了一名勇敢兵士的头，是用盐腌着的；那人前一日为了替指挥官打开城门而战死。

近卫师团此时既主要要在竹堑以南用兵，北白川宫亲王便于七月三十一日把大本营自台北移到竹堑。亲王殿下的到来，于竹堑的汉人算是一桩大事，他们成群结队到车站去迎接。

竹堑此时驻了大批部队。读者想必记得，这地方是一座颇有商业分量的砖城，曾屡次被义军攻打，而每一次都由坂井大队奋勇守住。即便有皇族亲王与大批军队在此，义军仍在城南的山上据着阵地。他们所占的有几处在战略上极为要紧；只须一小队有决心的人守在那里，便足以牵住一支大军。北面通台北一路的那些村落，先前给侦察小队与运粮队添了无穷的麻烦，此时已把武装的义军清除了；于是除担任守备的以外，日军全副的注意便可转向岛中部那些成群的清军正规部队与民团——那一带至今还未曾有日本人到过。

这些阵地中最坚固的，是中港以北那一片名叫尖笔山的丘陵。在向这据点进兵之前，山根少将奉命离新埔，向北埔推进，把竹堑以东最后一股已知的叛军残部赶出去。于是山根的支队于八月六日清晨离新埔，沿敌人右翼前进。在水尾庄附近，义军从伏处开火，另有一队从新筑的壕垒中来攻。前卫与一个中队已足以有效地对付敌人，这一路几无延宕地前行，直到抵达九芎林村，不费抵抗便占了下来。在犁头山，骑兵斥候与远征队的右翼接上了联络。斥候又带回消息，说敌人已退往树杞林村，与该处守兵合在一起，正预备力守。右路纵队因河水暴涨延了一日，于七日平安渡过；但到树杞林时，发现正规军已退走，只剩少数持械的乡人，略战即溃，该镇遂被占。上述那条河水流太急，架不成桥，渡运全军费了几个钟头，因为只有一只船可用。有一个中队与据守水仙岭高处的一支义军交战，以三人受伤的代价击败了敌人。这一路当夜便在此处附近扎营。

至此，攻打据守那一片向西伸至海岸的丘陵的义军主力，一切都已预备停当。要把自海岸直到内地山脉的整个地区都遮护起来，须有一支大军分布在很宽的一片地方。于是全军分作三部：右翼、左翼与预备队〔注三〕。

八月八日黎明，自竹堑调来的部队前一日已到，右翼与左翼便同时发起攻击。清人起初还用他们自己的山炮回击日本的炮火，那些炮安在上方高处，位置极好。随后前田少佐亲率两个步兵中队突击，轻易取下敌军左翼的一处据点；守在那里的五百名持械之人退走了，留下五具尸首，还有两尊山炮以及许多轻兵器与弹药。此处的炮台被毁，营房与别的可燃工事都烧了。日本人追着退却的义军，直到他们退入尖笔山的射程之内。其时在东面，山根将军已自水仙岭稳稳推进，一路把敌人赶在前头，此刻已到了左翼侧方以东的位置，并与他们接上了联络。再进之前，发觉非把野炮送回竹堑不可，因为这种炮对那些窄道与单板的小桥来说太重了。

九日下午五时半，尖笔山被攻击。已知有一支大队占着那处阵地，预料会有顽强的守御。然而义军只是虚张声势；他们害得日本人白白调度一番之后，便乱纷纷越山逃走，边跑边把华丽的号衣抛下。照本地人的说法，清方兵力是刘永福麾下三千名「无敌的」民主国兵，加上一千名非正规的民团。统带的是李惟义与杨姓两将，据说后者在此役中阵亡。清方两日的损失合计约两百人；日方的损失是一名军官与两名士兵。师团主力此时继续前进，占了中港村，川村纵队则驻在该村以南不远的一座堡垒里。山根支队推进到头份，内藤支队则占了该村与中港之间的一处地方。日本有两艘军舰在这两日中参与了行动，因此许多向海岸逃去、想乘船脱走的清人发觉此路不通，便转而向南，一时占住了头份。

在清人一方，我们看到南边的乡人为尖笔山之失大为惶扰。八月十日，在离日军不过数英里的苗栗，清军已聚到数千之众。兵士多半是客家人，带队的却来自湖南、广东及大陆别的地方，多数说官话，原是旧朝的官吏。又有一支黑旗兵的分队自南边到来——照流传的说法，这些人简直是以血为乐的——是来鼓舞兵士，并把南方民主国首领刘大人的赫赫训令遍行宣布的。本地的团练与村中长老对这场战事似乎毫不热心，却被正规兵士以死相逼，强迫相助。已有几名客家人因表示不愿与日本人为敌而被斩首。十日夜间，在后垄，有八十名清兵气势汹汹地进镇查屋，要看有没有日本兵藏在里面。他们在壁橱里、床底下、阁楼上，着实搜了一番；其实凡不大可能藏着日本人的地方，无一处不搜。顺便可以提一句：城外却未曾搜过。倘使搜了，结果怕是会很不受用的。

十一日，三名日本斥候进了后垄，未遇任何抵抗。乡人告诉这几位新到的人说，他们并无抵抗日本人之意，若日本人肯早些把这地方占了，他们还要十分感激，因为怕义军回来。清军正忙着在村南抢掠焚烧；后垄一带很是惊慌，怕那些民主国的高贵保护者也在这里照样行事，来罚乡人对官府不够效忠。

八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三天，一部分军队用在保障与竹堑大本营的联络以及军火的运送上。前卫则用这段工夫把整个地区仔细侦察了一遍。这一队在十一日行至苗栗附近时与敌相遇，略战即退，其间杀敌二十四人而自身无损。十三日，发现有大批身着鲜亮号衣、擎着彩色旗帜的部队，占着后垄西南的高冈山。

十三日，前卫攻打高冈山的义军。那座山本身便是一处易守的工事，清人作了顽强的抵抗，直到被日军包围才罢；日军是在山炮的掩护下从山脚攀上去的。清人退却时有约五十人在稻田里被射倒，总计损失大概是七十五到八十人；日方则有一名军官与七名兵士受伤、一人阵亡。左路支队在途中击败一小支义军之后，当日抵达龙归山，并派出一支骑兵巡队前往后垄。

十四日，全军继续行进。前卫于上午不费抵抗地进了苗栗，那是一座约一千间屋子的村镇；不但兵士走了，几乎全部乡人也都走了。这番弃走显然是预先安排的，因为财物多已搬走，门也关上堵住了。据汉人方面的说法，几天前这里曾大加布置以与日本人为敌；但刘永福所信任的那名统带清军的军官，既把日军屡胜的情形打探清楚，便断定「谨慎乃勇之上策」，趁早带着他的人马退往彰化去了。

此时便定下在二十七日总攻设防坚固的内陆大城彰化。于是二十四日清晨，山根少将统率的支队离大甲，约上午十一时半抵葫芦墩。清人很是安静，部队便在那里扎营过夜。这一早的行军走的是极坏的道路，工兵队不得不在二十一处地方修补或架设桥梁与道路。

二十五日，志贺大尉统率的前卫离葫芦墩。走了不远，便得骑兵报告，说义军向他们开了枪。又前行一小段，遇上少数义军，不久便退走；一个钟头后，在头家厝附近，他们遇上了强硬的抵抗。工兵队正沿一条两旁都是灌水稻田的窄道行进，忽然从许多汉人屋子里被开枪射击；但他们伏进田中，循着那条还能略得遮护的小道前行，终于脱了出来。派去搜屋的一支步兵巡队，看见门口飘着白旗，有些屋上还挂着写有「日本良民忠顺」字样的旗子，而那些屋子的火药气味却相当重。既然搜不出军械，而那些笑着的「良民」又一口说「是别人干的」，巡队便回来了。日军愈向前，屋舍愈密，从屋里打来的枪也愈频。到后来一切掩饰尽行弃去，四面的屋子忽然都冒出义军来，向日本人猛烈开火；日本人在空地上行进，被他们从容射杀，自身却几无危险。这些屋子是汉人惯常的式样，有厚墙围着的院落，外面再环着一道高篱，那是竹子与带刺植物纠结长成的，成了一道极难穿过的栅栏。清人在土墙后匆匆开了射孔，据之而射，颇有成效；日本人的弹子对那厚墙却不起作用。日本人几次想强穿那密密的竹丛都未成，便决定把这些小堡垒烧掉，并把这意思下令给一支巡队。连这也不容易，因为有些地方几乎无法靠近屋子。在这样的一道栅栏前，有一名叫目黑忠吉的士兵穿过竹篱之后向一所屋子走去，却被屋内打得极准的几枪击中，伤势致命倒了下来。同伴们正要上去救他，还在竹丛中挣着要穿过去；那受伤的人见他们这样出力，便喊着叫他们都回去，说「你们救不了我，不必再把你们的命添上来」；随即把刺刀刺进自己身体，立时便死了。又有一名叫池田的士兵，几个钟头后终于穿透竹篱，正要去放火烧屋，也成了敌人枪口的靶子，中弹濒死倒地。在受了不小的损失之后，这支队全力一举，把其中一群屋子的竹丛清掉了。一个小队向那些屋子冲去，成功把它们点着，同时把勇敢的池田的身体抢了回来。他身上约有十处中弹，却还在喘息，神志也还清楚。他最后的话是要同伴拿去他的枪，替他报仇。日本人与义军一直打到入夜，两边都未占到便宜，日军这一支便扎营过夜。

次日清晨，也就是二十六日，敌人仍在他们那些堡垒似的屋舍中据守；日本人既无炮，便决定用棉火药把那些房舍毁掉。工兵队的松山中尉担了这桩事，办得很见效。不多工夫，屋子便毁了，伏处之间也开出了通路；义军被逼到空地上来，觉得退走比短兵相接更安全，便逃了。此役之后，又有两个步兵中队与一组炮兵奉命去增援左路纵队。此时得知敌人已列阵准备守卫台湾府。日军散布在很宽的一片地方，从三个方向稳稳向前，一路把敌人赶在前头，直到抵达台湾府〔注四〕及其近郊，占了这处要地，叛军则向南逃走。清方当日的损失不明，但沿行军一路发现了五十多具尸首。日方的损失是十二人，其中有一名军官与五名兵士阵亡。

此时编成一支远征军，由山根少将统率，下分两路纵队〔注五〕。这支军队奉命进至大肚溪——那条河东西横流，在彰化之北——再从那里循最便利的路线向这座内陆大城推进。于是在二十六日，我们看到彰化远征队已在大肚溪岸，另有一支相当的兵力在台湾府担任守备，而主力正自牛骂头出发。读者若看一看地图，便可看出彰化城所处的位置略在全岛中部之北，离海岸不过数英里。这是一座要紧的城，是一大片地方的集散之地。它以不守法度而有名，曾几次反抗清政府；人们都预料它的居民不会轻易服从日本的占领。除了好斗的乡人之外，已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清军正规部队驻在那里；还有一座位置极佳的炮台。即便不把传说中居民的凶悍计算在内，这城的防务也已足以使日本人极为用心地准备，并把战略之学用上——在先前几次交战中，这门学问是几乎用不着的。左路纵队逼近彰化时，第一次遇上的抵抗，来自不知其数、驻在屋中的义军；他们所用的正是先前在前卫往台湾府一路上那么令人头痛的章法。这一纵队既无炮，纵队长便报告大本营，结果派了一支由须利泽少佐统率的炮兵与步兵前去增援。敌人很容易便被打发了，左路纵队得以无所延宕地抵达大肚溪，为久已期待的那一战预备停当。

彰化是一座砖城，离海不足五英里，所在的平原几乎高不出海面。城东是一列丘陵，其中最高的一座——八卦山——俯制整个平原，顶上筑着一座修得很好的炮台，装有四尊十二公分的新式克虏伯炮，此外还有许多寻常所见的各色旧物。

〔注一〕（原注：主队由步兵两大队、炮兵一中队、工兵一中队与一支军医班组成。左侧翼由步兵一中队、骑兵一小队、炮兵一分队与工兵半个中队遮护，归林大尉统率。另有一支由户田大尉统率的队伍，奉命维持林大尉所部与桃仔园粮秣站之间的联络。又留一个步兵中队在大嵙崁担任守备，再有一个中队布在该处与中坜之间，以保联络。）

〔注二〕（原注：松原等纵队行动的详情如下：松原纵队于七月二十九日离台北。内藤纵队同日离海山口，当日遇义军约四百人并将其击败，杀敌六十四人，自身亦有死伤。该纵队当夜露营。三十日，松原纵队抵中坜。内藤纵队继续前行，未遇义军。三十一日，山根纵队离大嵙崁，向新埔推进。有一支队奉命沿大嵙崁溪左岸前进，其余则行往龙潭陂，再自该处派一小队向北。敌人沿大嵙崁溪左岸延展的台地筑了工事，直到杨梅坜以南，这便是该纵队的目标。照常例，义军略战即退。内藤纵队此时接替了前去攻击敌军左翼的松原纵队。当日义军死四十人，日方亦有死伤。师团司令部与内藤纵队当夜宿于中坜。八月一日，松原纵队攻打左翼的一座坚固堡垒，下午一时取之。同日，山根纵队把敌人逐出牛栏河，推进到新埔。到了该村近处，派炮兵一小队与步兵两中队前去侦察。敌人略战即易被击破。在东门的侦察队搜了附近的屋子，村中似已安静，部队正要进入，却发现门已关闭。有一名叫中村的士兵搬来梯子，刚攀上墙头，义军便放了一枪，这勇敢的兵士带伤落下。此时既已明白村人决意抵抗日本人，该支队便退回，露营于三合水。次日清晨，发现敌人占着新埔以南与三合水以西的山上阵地。十一时，敌人自新埔村内外一齐开火。日本炮兵以炮火回击。其时内藤纵队已推进，在村北占了阵地，用炮火给敌人造成极大杀伤。敌人受不住，阵脚大乱。日本人进了村，许多清兵溃散；仍有成小队的人据屋顽抗，于是起了巷战。然而一个钟头后一切便已平静，该城完全占领。当日清方约死一百五十人，日方伤亡七人。）

〔注三〕（原注：右翼由川村少将统率，下有步兵两联队——减两个中队——骑兵半小队、山炮六门、机枪数架与工兵一中队。左翼由内藤大佐统率，下有步兵一联队——减一个大队——骑兵一小队、炮兵与军医班。另留步兵一中队与一支带机枪的队伍在竹堑，归泽崎大尉统率。左翼还要得上述那支已沿东面山地推进的山根支队之助。）

〔注四〕（原注：台湾府不可与南边的台南府相混；台南府在旧日为本岛首府时，亦曾称台湾府。台湾府由若干官署衙门组成，原拟作本岛新首府的那片地方，四周有一道筑了一半的土墙。拟建的城外另有一处汉人聚落，比寻常所见略更污秽些。）

〔注五〕（原注：右路纵队由三田少佐统率，下有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骑兵第一小队、炮兵第三中队与工兵一小队；左路纵队由中冈大佐统率，下有第三联队第一、第二两大队、骑兵第一分队与工兵一中队。）

第二十一章日军占领中台湾（四）

炮台之上，还有许多汉人素所珍爱的古代战具。城北约三千公尺处有一条山溪，因这个时节惯有的大雨，已成了汹涌的大河。二十七日，日军与清军便是在这条河的两岸相对：日本人在北，藏身于遍布这一带的甘蔗田里；清人在南，有他们筑在河岸上颇具规模的土垒护着，再往后几丈还立着可畏的胸墙。向来渡这条河总在一处较浅的地方，清人便正是在那处筑了工事，又把大部分兵力聚在那里；因为，若说在此处过河是「老例」，照汉人的推想，日本人自然也要照样办。可日本人向以抛弃旧例著名，这一次也照样抛弃了。右翼由小川少将统率，留在营中生起大堆篝火等等，以惑清人；左翼则由山根少将统率，趁着夜色，在一处先前探得的、离此约一千五百公尺的渡口颇费气力地渡了过去。

这一纵队此时分作三支。第一支由山根少将统率，悄悄前行，去取一处可以进攻彰化城本身的位置。第二支带一组山炮，从甘蔗田里匍匐而过，越过几座低丘，去占八卦山那座高处炮台以东的位置；第三支则极其小心，慢而静地推进到守河的清军背后，插在他们与城之间。全部兵力毫无差错地到了各自的位置，而敌人还一直望着河对岸日本人移动的身影与那许多篝火。这是整场战事中最巧妙的战略之一。右路纵队在天亮前渡了河，在营地留一支队继续生火；此时人人已就位，预备攻击。晨光初露，清人便警觉起来，气势十足地向留在河对岸那支诱敌之兵开火。这于日本人便是动手的信号。硝烟才散，那支已占住河岸清军背后位置的队伍便一拥而下，扑向义军。清人惊得来不及抵御，骇然失措：他们跳进河里，左奔右突，甚至撞到对手的刺刀上去。与此同时，第二支队开始攀登八卦山炮台背后的山坡。措手不及的守军向他们泼下枪弹，这一支队却毫不迟疑；反倒上了刺刀，决然冲击，直到入了炮台；清人丢下还装着药的大炮，爬过墙头，顺着山坡一路亡命奔下。

退却的义军有许多逃进了彰化砖城，看去是想凭城墙而战，城上此时已聚了一大队人。可是上面炮台里的日本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便把义军自己的炮转过来向城中轰击。清人原没想到这一层；可危险转瞬便已分明，他们从从容相抗的态势一变而为惊惶万状，狂奔着要从南门逃出去。然而令他们骇怖的是，他们发现日本人连那里也到了；于是又折回城里，像一支发了狂的军队一般哭喊怒号，见什么惹眼便向什么开枪。日本人从炮台上只放了几炮；随后日本步兵攀上城墙，大批涌进城中。与那些惊慌失措的清兵巷战了一个钟头；到上午七时，一切便都平静了。随即派出几支队伍去追退却的义军，他们一路往南去了嘉义，一路往西去了鹿港，想在那里弄到船把自己载到岛南去。

清人全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城中的情形便是证据。屋子都还整齐，炉火正旺，预备早饭的食物还在锅上煮着；贵重的衣袍与各色值钱之物都原封不动地在那里，整片景象都显出这场退走是出乎意料而又仓促了事的。日本人缴获了炮台上那四尊十二公分的克虏伯炮，另有城内城外大小新旧不一的四十尊炮，此外还有数千支步枪、数千件杂色轻兵器与弹药，旗帜与号衣足以装满一座不小的货仓，还该添上几匹马与一头骡子。自日本人到岛以来，没有一次交战缴到过这么多的杂项军需。其中大半都在城里，这城实际上已变成了一座兵营。人命的损失，一如可以料到的，极为重大：城内与城外近处发现三百七十具尸首，炮台、河沿与四周道路上又有二百五十具。日方的损失只有七人，其中一名军官。想到八卦山炮台位置之坚与军械之利，又想到敌军人数在五千以上，都是装备良好的正规军，内中还有一队黑旗兵，日本人以这样一击致人于死地而自身几乎毫无损失，实在有理由自豪。他们自离竹堑算起，二十天之内已推进到几乎穿过本岛一半的地方。

川村少将此时奉命率其纵队进占海口鹿港；第四联队第二大队与一个骑兵大队则去占南边的北斗；一组炮兵与一个步兵中队留守八卦山。大本营设在彰化，并决定一切行动暂停，等候第二师团到来——那一师要自本岛极南向刘大将进攻。然而彰化攻取之后，附近仍有几次交战〔注一〕。他里雾与几座无甚要紧的村子被占；那几日交战中清方死一百三十人，日方死伤八人。

彰化所处之地，确可称为一个盆底。两面都是向城倾斜的高地，而彰化附近再找不出比它更低的地方。汉人虽建了许多结实而体面的屋宇，却从未试过修什么沟渠；不但城里的污水，连四周高处的污水也都流进城中，在城里各处积成腥恶的水塘，年复一年地停滞着。甚至在这些污池周围还盖起了通风敞亮的好房子，照汉人的看法，这无疑还提高了近旁产业的身价。然而日本人觉得那蒸腾的恶臭实在不可爱。到城之前，他们已徒涉过大小约七十条溪流；加之昼夜劳作、因辎重难运而饮食无常且不足，再加内地台湾的烈日与湿热的夜晚，部队已疲弱不堪。原打算让他们在彰化休养，因为以为那许多衙署与庙宇里能找到合于养病的住处。后来的事情证明，这是个空想。

占领之后，第一件事是埋死人。这事势必缓慢，过了一个星期才把尸首处置完，因为有许多是在矮林与河中寻到的；腐尸所出的恶气把空气毒了。这一层再加上这地方总体的污秽，无疑便是随后那场死亡的缘由。总之，一场热病在全军中如野火一般蔓延开来。自最高的军官到最低的苦力，无一人还能当差。只有极重的病例才送野战医院；而头几天之内这样的便有八百二十四人，其中八十二人死了。医务一班原有主任一人、医生五人，三人病倒，只剩两人去照料那许多病人。四十一名受过训练的医务助手中倒了十六人，死了四人。日本人的尸身火化后，骨灰葬在立有木牌的坟里。汉人的尸首起初是埋在长沟里，一沟二三十具；后来又发现别的尸首已腐坏有毒，便几具几具地堆在一处，上面盖了木柴火化。我是几天之后到城里的；即便那时，每天还看得见长列的挑夫把病人往竹堑方向运，一天约一百人。不能行走的病人用担架抬，每一副担架有三名汉人挑夫。每一班挑夫都有一名士官管着，每十副担架配一名日本苦力随侍。

在彰化，我与山根少将有过一次愉快的会面——我随日本人行走这一路，他待我极为宽厚。他住在一所舒适的半官式汉人房屋里；长谈之后，少将特意向我说起病情：全师团几乎没有一人不曾至少染过一点热病，而在军官之中，他是唯一一次也没有请过医的人。他看去确也康健愉快。我再没有见过他；因为这位勇敢的军人三天之后便死了，全师团为之大恸。山根少将为人之善良宽厚，与他的勇敢相称。一有机会，我便离了彰化与它的死气；一到高处的平原，我心里便满是脱身得免的感激。彰化的卫生情形不久便好了起来，这场灾疫也未曾再来。

高岛子爵中将曾好意来电通知我：若我想随不久将南下的第二师团同行，便即刻回去。我那时已收得一大批汉人的军需物件，须另添几名挑夫。这些人连同我与同伴的轿夫，使我们这一行共二十五人，而要把这许多苦力都管得住，颇费气力。到了大甲溪，发现溪不能过，只得等了四天才有一只船渡来；而那条溪的宽度其实只有五十英尺上下。有两名日本苦力想泅过去，都溺死了。到竹堑之前，我们又徒涉了大小约三十条溪。彰化以北，我们看到一切太平。无须警卫，农人像从前一样勤恳劳作。乡人个个似乎都满足，挣的钱比他们从前想也想不到的还多。前后雇用的汉人苦力在一万五千到两万之间；工钱既十分优厚，便有大批农人弃了收益较薄的农活。补给站相隔约六英里或八英里，每段站与站之间的脚力定为四角钱为常规。有大批妇人与小孩也做这桩活；常见的景象是：母女二人吃力地抬着一个包裹，一根扁担挂在肩上；两个小男孩照样抬着另一个；父亲一人挑一个，或由一个成年的儿子相助挑两个。一家人从前辛苦做一整天或许只挣三四角钱，如今却可得一元六角。这样的价钱招来许多应雇的人，我还不止一次亲见汉人为了抢这活而揪着辫子厮打。物价因此涨了，我发觉要雇苦力抬我们走半天的路，每人少于一元二角便雇不到。到竹堑后，我们乘铁路走那四十英里到台北府，二十八日结束了这趟两百五十英里的行程。在府城，人人对彰化的占领都表满意，只是为疾病害了这么多人而深感悲痛。近卫师团的劳绩在大陆也引起了注意，证据便是天皇与皇后乐于向桦山总督发来的嘉许之辞〔注二〕。

回到府城，我看见南征的准备正大举进行，成千的日本兵与军中苦力正自日本到来，要参与此役。虽然汉人到此为止都还令人满意，却不以全然倚赖他们为上策；于是日本苦力被运进本岛，其数足以把这支远征队全副配齐。近卫师团初到本岛时也带着日本苦力，那时究竟是挑选得较为仔细，还是管束得较为得法，我不知道；总之他们并未生事。师团的兵士看去也都有礼而体面，安静而和气，士兵中还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我与他们断断续续相处了三个月，军官与士兵的举动使我对他们整体的好品性生出热忱。

可是我自南边回来，却发觉情形明显坏了。街上发生了近乎无赖行径的暴横场面。首先，兵士的品性似乎有了可叹的变化。新到的人中，可以看见许多粗鲁、无礼、傲慢而讨人厌的。他们自然只占全体的一小部分；然而其数已足以降低他们所属这支军队的名声。汉人做蠢事是老手，常给人许多可气之处；然而有些兵士对他们所显的忍耐却极少。我在战地与日军相处的经历，使我分明不信汉人所传、偶而登上外国报纸的那些大批屠杀之说。那时部队是成大队行进的，归他们的军官管束，而那些军官都是受过教育、明达的人。偶有过分之举，无疑是有的；因为兵士无论属哪一国，都远非毫无瑕疵。但由此给日本名声带来的损害，比起占领期间苦力、个别兵士与下层日本人对汉人那千百桩琐细的苛待与欺侮所造成的损害，就算小了。我虽极敬重日本人民整体，却不得不承认：就我在街上、公众场所等处所遇见的苦力这一层人而论，他们在一般的举止、开朗以及待陌生人的礼貌上，都不及台湾的汉人苦力。我说「台湾的」，是因为我不愿让人以为本岛所见的这种苦力便代表日本广大的劳动者；事实上这差别如此显著，以致两位与日本各阶层人久有往来的英国先生告我说：倘非亲眼看见那种无礼的举动，他们决不会相信日本国内会有造出这样一层人的材料。读者还应知道：台湾的汉人近来对外国人很是友善，心胸也比大陆的汉人开通；事实上他们毫无中国有些地方常见的那种排外之意。因此，这番比较无论推到日本还是推到中国去，都是不妥的。至于军政方面，其全副注意都放在完成占领本岛这件事上，对日本苦力的张狂气焰极少设法加以约束。那些可怜的人确有很多时候是在各处医院里度过的，又有大批人葬在本岛；或许我们也该把这一层计算在内：他们是在异乡从事这样繁重的劳役，食物又少，常被迫露宿田野，还要受他们所不惯的酷热〔注三〕。再者，汉人也常以为自己受了虐待，其实并没有。军法之治在许多方面是不愉快的，但这一点全世界都是一样。倘若日后再有必要在军事行动中使用日本苦力，便该设法把他们管束得比这次远征时更严。至于较有身分的日本人在占领初期未曾到本岛来，也几乎不能怪他们：住处既少又恶劣，疾病还在大批地害人。八月下半月，北部台北、基隆与竹堑三处官立医院共收病人近两千，每日死者平均达十八人〔注四〕。

读者应知道：到此为止的行动只在本岛北半、中央山脉以西进行。对生番的地界，日本人并未试图占领，甚至未曾前往。倘若前往，所受的待遇如何，当时也还有些疑问。日军初次见到生番是在苗栗。山里人曾送话下来，说有一队人想访日军营地。得了许可之后，三名头目几天后出现，请求日军接纳他们的相助。日本人于此得知：不久之前刘永福曾送酒等物给番人为礼，请他们合力对付日本人。生番拒了，于是那名叫吴某的使者带着一小队兵士来攻他们。这使山里人大怒，他们因此极愿加入与汉人义军作战之役。他们的请求虽被拒了，几天后仍有一小队下来，全副武装，预备随日军同行。他们央求得如此执着，统带的军官便准他们随行一个短时期，并在军中为他们备了食宿。有好几天一切都好，后来这些新来者的不安便显出不满之意。到后来再也忍不住了：生番到这一支队的指挥官面前，明白说出他们的失望——日本人到台湾来是为杀汉人的，可汉人明明到处都在他们四围，又分明不带兵器，日本人竟放了成千的人逃掉。这样的举动他们全然不能理会，他们要回自己的部落去；他们部落的勇士虽人数不多，所集的人头却比全体日军加在一起还要多。而且，为了显一显他们在这方面的本事，几天之后他们便杀了十来个住在界边安分度日的汉人，把头带回山中的险寨里去了。

与生番第一次正式的会面是在八月间，地点在大嵙崁附近，有七人下来，与驻在那里的日军少佐开了一场会谈。后来殖产部长桥口君与台北知事、海军少将田中又作了一趟大嵙崁之行。他们一行由约七十五名日本兵护着，走到番界，在那里与一群约二十三人的生番相遇，男女老幼都有。经通译与他们谈了一番；他们受了刀子、鲜艳的红手巾、红呢绒等物为礼之后，有十二人随日本人回大嵙崁，在那里受了一席酒食。又经一番劝说，有一名生番带着妻子、两个男孩与一个女孩，答应随日本人到台北去拜见总督。他们在府城留了几天，受赠的礼物满载而归，对所受的待遇十分满意地回到山中的家去了。

到此为止，日本人还未遇上台湾沿海素所著名的那种可怕风暴；事实上，这种事的可能几乎未被计算在内。然而九月初，北台湾来了一场骇人的大风暴，一日之内淡水河便涨到高出常水面十二英尺。这使日本人大为意外，损失了相当多的储备；基隆内外的运输船也受了不小的损害。所幸人命的损失不大。

〔注一〕（原注：九月三日，有五六百名义军攻打大埔心——那是彰化以南受驻守的小村之一。因在那里的日军人数颇少，便请了增援；援兵到后，敌人被击败，向云林方向退去。清方当日死者约六十人。同在三日，有一个步兵中队去攻自大埔心向南退往他里雾的义军。经过一番不小的交锋——其间敌人曾一度占住一座崖似的山头上的制高处——日军于日落时抵他里雾附近。此处有一大队义军把对手围住，而日军正沿一条四周皆稻田的窄道行进。那不是个有利的位置，日军不久便没入夜色之中，着实松了一口气。约夜间十时，该中队自田间走出，伏在他里雾北门附近。派出的斥候查得城口已经堵死，人人都在警戒，四处布着哨兵；还查得城门近处正聚起一支大队，无疑是想攻打他们以为就在附近的日本人。于是日军悄然退走，向柴头港而去，清人还在那里敲锣打鼓。约次日上午八时半，遇上了派来增援的一个中队，全队便一同前往柴头港。在那里补了给养之后，这支队伍两日后于凌晨一时向他里雾推进。其时大雨倾盆，正好把日军的动静瞒过了敌人。既已占住靠近北门的位置，便向城中突然冲击。日军攀上城墙，开了一阵猛烈的火。城门随即被打开；日军吹着号角涌入城中，一阵又一阵地齐射，把清人惊得大乱——这样突然的一击既出乎意料，又是夜战，使他们无从凭城墙守卫自己的城。不久敌人最后一批也退走了，日本人据有了该城。六日与七日，与敌人还有零星的交锋，两边损失都很小。）

〔注二〕（原注：「卿等所统各部所显的忠勇，朕甚嘉悦；彼等不顾暑热与艰难，于如此短的期间内把义军逐出台湾府与彰化，北部一岛之平定于是告成。暑气余威犹烈，朕愿卿等人人善自珍重。」皇后亦令向总督转致下语：「皇后陛下闻近卫师团在将军统率之下占领台湾府与彰化，极为欣慰。官兵所显的忠勇，深蒙圣心嘉许；彼等既在如此炎热而不宜的气候中用兵，圣心尤为挂念。」译文据日本邮报所载。）

〔注三〕（原注：这样的情形只存在于日本人平定民主国军队的那一段时期。）

〔注四〕（原注：八月下半月各医院病人数：基隆九百七十九人，台北府七百一十五人，竹堑二百九十一人，合计一千九百八十五人；平均每日死十八人。病类计有伤者、霍乱、斑疹伤寒、痢疾、脚气、疟疾、肠炎及其他。请求入院的新病人每日约一百名，又有大批人送往基隆，再由运输船送回日本。）

第二十二章日军占领南台湾（一）

一八九五年

中日战争期间的军备——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出任统帅——他的经历——刘永福治军之严——打狗火药库爆炸——骇人的景象——刘永福辞却北中国那可疑的荣命——澎湖被取——惊慌失措的道台——汉人所述神奇的大捷——子虚乌有的「妙计」——外国人的忧虑——英国陆战队登陆——清国炮舰卸下军火——清朝官场的做法——刘永福令外国人离安平——英国援兵登陆——刘永福撤回此令——台湾民主国——定台南府为首府——民主国的组织——得大陆官员之助——钱币与邮政——筹款——生番归附刘永福——日本的南台湾军在北部集结——作战的方略——运输船在澎湖——随乃木将军的南征军——登陆——茄藤脚附近的苦战——架设浮桥——零星的战斗——埤头被占——打狗的防务——一条兵不厌诈之计——日本舰队炮击打狗——水兵占领——近卫师团自彰化推进——树仔脚与他里雾的战事——大林附近的清军工事——一场激战——嘉义的攻取——第四旅团自布袋嘴推进——遇上散处的小股——微弱的抵抗——王爷头与茅港尾附近的战事——萧垄附近清人死千人——日军逼近台南府——回顾——日本人的头被示众——刘永福的战意消减——几次未成的请降——外国人赴嘉义见日本人——最后一次榨取——富户逃往大陆——刘大将不见了——黑旗军投降——日本人到来——台南府占领告成——军舰八重山追逐商轮泰利斯号——违犯国际公法——外国人充向导——乃木所部到来——南部的外国人——对民主国军队的战事告终——日军在台湾的损失——医院的记录——北白川宫亲王之死——清方的损失——叛军首领在中国受优遇——清朝官场的两面——义军众多——叛乱之后继以匪患——客家人的叛乱——北部的叛乱——中台湾的叛乱——大稻埕外国人聚居地被攻——台湾的土匪——难以平服——汉人通译与讹索——一个难题及其解决

前一章里，我们专说本岛北部的事。日本人在未取得全岛北部之前，对南部几乎不加注意。然而这一段时期南部的事情同样有意思。日本人到台北府之前那三天在北部所见的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在南部虽未重演，然而激动人心的事却在更长的一段时期里时时发生；而那「蝴蝶民主国」——虽有趣可笑——倒也着实风光地存在了好几个月。

两国之间的战争，在岛南与在岛北同样是搅乱局面的因素；清政府也认清了，从军事上说，台湾的那一部分须得到应有的重视。于是，有名的「黑旗」海盗首领刘永福〔注一〕被派去统管南部军务，而人们对他能守住全岛以御一切来犯者，曾抱极大的希望。

刘永福不论别的短处如何，治军是极严的；他来台湾一事，于好几位有理由怕军务被查的官员并不特别受欢迎。其中有一位是打狗炮台的统领，姓万；此人不论有理无理，在军事与品行两方面都替自己落下了相当不好的名声。因此，刘永福声明：除非一切军械、弹药与房舍都经查验、与官册一一相符，他不肯接收这些炮台。这一要求使那位去任的统领心里颇为慌张，他大为忙乱地把各处火药库与炮室翻了个遍，要把凡可充作军械或弹药的东西都搬出来。

这件事本身倒还无妨，不幸的是，兵士正做着这桩事的时候，有一座药库里约一吨本地所造的火药炸了。究竟是怎样引着的，无人知道。然而唯一的生还者报告说：兵士照常例在药库里走动时都在吸烟。那些炮台里各个房间，是不分用途地或作药库或作住所的。因此，在发生爆炸的那座旗后炮台，三十五吨以上的外国粒状火药——所幸未被引着——就存在紧邻着官兵昼夜住居的那些房间里，而官兵中随时都有人在吸鸦片或吸烟。

据说爆炸刚过后进入炮台所见的景象是骇人的。到处都遇见人的碎块，不但炮台里如此，整座山上、以至后面沙嘴上的村里都是；而焦肉的气味更是难闻到极处。估计约有一百条命丧了，然而确数终究无从查明，因为那统领竭力要把这场灾祸的大小说小。爆炸之后好几分钟里，村子与那片潟湖都受着人与畜残骸的骤雨，后者之中以狗头与猪头为多。有一人被抛到极高处，落下来穿破了下面村中一所屋子的顶，正落在一群妇人赌钱的当中，自然引起极大的惊骇。又有一大块砌石被抛到约四分之一英里之外，落在一只帆船上，把一名水手压成致命之伤。

在刘永福肯与那地方发生任何关系之前，统领万某被迫把屋舍的一切损害都赔了，又把炮台恢复到原样。

刘永福在一道奏疏里参了另外几名军官，结果所参的八人中四人被斩，其余的被革职。这样严厉的处置自然有它的效用，替军中除去了若干不该留的人物。

这时帝国北方的局势已趋不利。日本人连战连胜，看去竟很可能连北京也要到了。在这阴沉的局面之下，总理衙门接连发了两道旨令，命刘永福离台湾赶往北方，去统带当时与日本人作战的军队。然而刘永福颇有见识，不愿在北方担任何事，除非能带上他信得过其才能技艺的兵；而这一层既无指望，他便在一道长疏里陈述了于清朝官员整体而言并不怎么客气的看法，断然拒绝离岛一步。此后再无人设法劝他接受北方的差使，他便照最初的安排仍统南台湾的军队。

日本人取了澎湖，使岛南的官员大为惊慌。台南的道台得了消息之后惊恐到这样的地步，竟不得不把他从任上撤下。代理台湾巡抚唐景崧上奏的一道疏里，把他的品性暴露得颇为可笑；疏中说：「该道台于澎湖失于日本之后，立即惊慌失措，忽向臣递一呈文，请准暂行离任，以便返回大陆原籍修葺祖坟；继而又即电称其父病重，决意辞职，以便立即归家侍奉双亲。此等欲掩其卑怯之薄薄遮饰，臣已即行奏报；本年四月五日奉旨将该台南府道台革职、黜免其职。」接他位的是一名候补知府，名朱和钧。

日本人既在澎湖，便料到随时会有人攻南台湾邻近的海岸。汉人就着这可能一战的情形大做文章，出自打狗与安平的种种极其奇妙的故事到处流传，描述此事。上海的华文报纸刊出一篇详尽的记述，还确是自台南电传过去的，说日本人攻打狗，其间清人获了光荣的大捷，击沉敌船五艘，歼敌兵甚众。另一回的说法是：日本人出现了，被诱入近处之后，清人忽然来攻；「日本人逃命而不得，不死于火者毙于水，故至午间，其损失已达军舰二十艘、兵士两万人，而随后的大火还把别国的不少军舰也无意地毁伤了。」

又有另一场据说落在台湾的日本船上的大祸，其细节说得极为详尽，给我们提供了老刘治军之严的新证据。照这篇报道，黑旗首领的儿子在打狗外海毁了日本船十四艘，全队之中只有四艘得脱。苛刻的老刘听了，大为震怒，因儿子放走了那四艘船，便以竹板六十责了他。此役中又有一桩汉人威武的例子，值得记在这场战争的可纪之事中间。有一次日本军舰逼近时，清国船队备了许多空酒坛，坛口绑上尿泡，画得活像汉人的头，把它们放出去向日本船队漂去。日本人见汉人竟敢泅水而来，大为惊骇，向这些胆大的水兵乱射急射，竟把弹药用尽；守方于此便得以扑向来犯者，把整支船队都掳了。

下面这篇报道，更给我们提供了汉人奇妙的谋略之才的证据。清人把长竹筒装满马蜂，放到水上漂着；日本人错当作鱼雷，捞了许多上他们各船。他们把竹筒敲开来查看——我想这是个不寻常的做法——成千的马蜂便放了出来，大怒乱飞，把日本人左右乱蜇。所受之痛如此厉害，日本人一时便失了战力；清人列阵一出现，他们便轻易做了俘虏。

还有两件常被传说的事，被人画成了图：一幅画的是一队日本步兵被刘永福的女儿们打败，她们还得几名持原始兵器的台湾生番相助，办这事竟不觉为难；另一幅画的是当时的总督桦山伯爵将受处决，画中他与别的俘囚一同立在刘永福与几名官员面前，刀斧手执着重刀在旁，等着最后一句话。两幅图上的字这样写着——

一幅题作「刘大将军擒获日本提督桦山并处斩之」：「据厦门商人来书，刘大将军已擒获桦山提督。日本人力请释放其统帅，并托几名外国人出面，愿纳赎银数十万元。刘大将军谓非许台湾归还不得应准。日本人不肯议此，于是诸俘囚在堂前受严讯，依法斩首，枭其头以示众，万民大悦。」

另一幅题作「刘氏诸女大败日本倭奴」：「古训有云：君辱则臣死。台南既由刘大将军守御，捷报日至。今闻倭奴骄横，激起刘氏诸女极大义愤，诸女遂集女兵多人，于台北力攻倭奴。女兵战而大勇，日本人阵脚大乱，不能却敌，其弱可悯。」

日本人到了岛北的台北府之后，汉人大捷的场面便移到了内地各处。这里我们听说有若干黑旗兵施了一条巧妙的「兵不厌诈之计」：他们乔装成生番，到一处日本营地去，请日本人保护他们的部落，免受可怕的「黑旗军」之害。日本人大为所动，当即派出「数千人」。那些狡诈的向导把他们引到山间一处窄隘，于此放了地雷；清军趁着由此而起的混乱，自伏处涌出，把日本人杀得一个不剩。

上面这些故事，以及无数同样不近情理的别的故事，汉人都深信不疑，也使受日本人保护的那些人大为惊慌。连外国人有时也信了其中较为可信的几条，还有一位先生竟受骗到这样的地步，在上海一家外文报纸上说他亲见基隆之战中有一艘日本军舰被毁。

与外国人相关的事，可以说是自一八九五年五月初算起的。其时局面显得如此严重，英国在华海军的统帅弗里曼特尔提督便在安平登了五十名陆战队，以护英人的生命财产。那地方到处是清国的乱兵；一有机会，他们很可能乐于大肆抢掠劫夺。日本人此时已占着澎湖，虽偶有一艘军舰出现于沿海，却并未设法去扰乱台湾的当局。事实上五月八日，不知什么缘故，日本船队竟容清国炮舰靖海号平安驶进打狗，在该港卸下银两以及给黑旗军的五千支步枪与弹药。据说约在同时，淡水还卸下了五万支步枪。倘若我们记得本岛是清帝于四月十七日割让的，便可从这一点看出清朝官场的做法：三星期之后，皇帝的一艘船还在替一支军队效力，而那支军队正与一个皇帝已与之签订和约的国家积极为敌。六月初，日本人据了北部的首府，民主国移到岛南，刘永福被宣为唯一的总统。

刘永福虽未显出对外国侨民真有什么敌意，他的举动却有好几次使人不安。六月十三日，有一艘日本炮舰驶进安平的锚地，紧靠着英国军舰与商轮；据说这事在汉人中间引起了一些对英国人的怨气。开火的那座陆上炮台处境颇为不利，因为向那艘日本军舰猛轰便难免伤及英国船只。外国人于是被指为偏护日本人，而刘永福对他所想象的委屈似已激动到如此地步，终于命外国侨民与那支海军分遣队离开安平，否则便要向当时停在锚地的英国军舰斯巴丹号开炮〔注二〕。局面至此有些危急，便派一艘特备的轮船温州号往厦门去请援。英国巡洋舰雷恩博号应召极为迅速，还带来了两名军官与先前在大稻埕守卫的那些陆战队员。她一到，汉人便说她是一艘乔装的日本军舰，并声言决意向她开炮。他们的态度变得如此有威胁之意，雷恩博号便向各商船打旗号，叫他们生火出海。那两艘军舰先前已清舱备战，他们那番战意的模样，加上赫斯特领事在岸上提出的强硬抗议，使这位黑旗首领放弃了他的敌意图谋——至少一时如此。此后有一艘汽艇带着一只帆船出去，把约八十名陆战队与水兵接上船，送他们上岸；而雷恩博号与斯巴丹号则推出炮来，在炮台前面来回巡弋，倘若汉人照他们所说向那只帆船开炮，便要动手。岸上的守卫此时已有一百五十人，还登了几架机枪。十七日，挪威轮船毕格多号把安平与台南府的妇孺一概载往厦门；英国军舰红胸号到来，也清了舱备战，几天后又有英国军舰普洛佛号到来。此时人人都在焦急地等日本人到。成千的本地人逃往内地，还有人乘船去大陆。后者在获准离去之前，刘永福要把他们的财物榨去一大部分。

既有这样一支大的外国兵力在近处，事情便平静地过了一段时期，外国人也认为自己处境的安全大致有了保障。然而七月一日，安平的侨民从比较安适的境地里忽被抛进相当的惊惶之中，因为得到消息说：布勒提督已下令把英国在岸上与水上的兵力都撤走，并且还极力劝侨民也撤。这位提督的举动大受指责，中国与日本两地的英文报纸都严厉地责斥了他。提督所给这番看似弃置不顾的理由是：因西南季风将至，随时可能须驶往澎湖避风，届时岸上的海军守卫便要在不定的一段时期里无人接应。于是那支守卫在六月三十日重又上船。清国海关也断定再等日本人到来已属不智，于是六月二十九日关了海关，关员撤走。

要说南方民主国的组织，须把脚步退回六月初，那时唐总统正从北部首府台北府脱走。约在此时，原驻台南府的道台与各主要官员遵清帝之命回了大陆，只留下一名曾充机要顾问的前任官员，代行道台、知县与知府之职。有一位人称「许」的，与一位人称「朴舍」的，以及别的文士共约一百人，去请当时在打狗的刘永福到台南府来护城。他应允了，被安置在考棚里，用了「帮办」的名号。可是唐总统一逃，组成所谓「议会」的文士等人便推举刘永福为那个「民主国」的总统，并决意把它继续下去。

当即成立了一个「筹款」的委员会，安排向百姓征取必需的款项。这是靠人头税与「自愿」捐输两法办的。除寻常的田赋等税之外，又加了一项特别的军饷捐，按官定的估值抽其财产百分之五。此外刘永福还安排继续办洋关，所收之款归入他的库里。又有一个由「议会」推出的、由七名议员组成的执事会，每日午后在城中开会。该会的正副会长分别是朴舍与许某。还发了告示，宣称一旦把日本人逐出本岛、太平大定，便要筑铁路、开矿山，并以别的办法发展商务。

〔注一〕（原注：刘永福原是一大伙海盗、叛众与亡命之徒的首领，这伙人因旗帜为黑色而称「黑旗」。他们在东京边境上立了脚，在那里大胆横行不法之事。一八八四年法国在那里开战时，天朝并不嫌弃接受这位海盗的相助；他以游击之法着实扰了敌人一番，虽然并未见他成就过什么大的勇业。然而人们仍认他有胆气与军事之才；战事既毕，清政府便须设法把他安置了，怕他会被引动把那只人人畏惧的手转向政府。要剿灭他与他的部下，这事太大，连想也不敢想；把他留在边境上继续作海盗式的掳掠，又可能使刚结束的对法之战重开。于是便决定给他官职。他得了一个很高的武职衔，并准他带走部下精选之人一千一百名；这些人连同广东省一部分官军，一并归他统带。中日战争一起，刘永福奉旨去台湾防守，于一八九四年年底到达。）

〔注二〕（原注：二十八吨的大炮放了五发。）

第二十二章日军占领南台湾（二）

已刻了一方银质的民主国印，此时很郑重地献给刘永福，同时请他出任最高的统领。众人明白议定并宣布：这一步成立独立政府之举，绝不表示他们背了对中国的忠顺；相反，他们希望如今所为有助于中国于危急无助之时；民主国要与母国政府协同而行，两者并立如「双山」。又有一层是大家明白的：待把日本人逐出、太平大定之后，本岛之民仍要重归他们旧日君主、中国皇帝的治下。

与北部一样，毫无疑问，张之洞总督、甚至更高的官员，都暗中鼓动并支持刘永福，并借他而及于百姓，去办这件事。事实上，张之洞每月都把为数不小的款项、人员与军械送给刘永福；这种支持直到日本人占领南部前一个月或六星期才停。即便那时，南京与福州的那些高位支持者至少也口头许诺，要替刘永福为发饷不得不印的纸票兑现。那些票确是发了出去的，据说由一名外国买办作保，面值有一元、五元与十元。另有面值各一百文、五百文与一千文的钱票，正要流通之际，极度的危局已到，一切这类打算与筹划遂告终了。

最后一个月上下，政府的一切支付都用这些票，又发告示，叫海关、各行号与所有百姓都当作良好有值的通货收受。有一小段时期，这些票持往前述那名外国买办处便可照面值兑现；最后一两个星期，兑现停了，于此便发出外观与前者相似的债票，由城中富户作保。还有一种投机性的票，其实不过是「彩票」，那是刘永福手下几名理财者最后拼命「筹款」之举的产物，许下的是「待把日本人赶进海里、太平恢复之后」以四倍面值兑付。真是奇事：竟有那么多傻子上了钩去买票，有的面值竟高至两百元。

刘总统还办了邮政，指望这既能帮补政府的进项，又能有法子管住百姓的书信。看来刘永福有理由疑心某些人借本地邮局寄送消息，于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查验的名目，便下令：凡书信不贴他政府所发的邮票，不得出岛；一切书信在送上轮船或别的船只运往大陆之前，都须经海关。据说他靠这法子确曾查出一两件通敌的往来书信。

先后用过两期邮票，每期三种面值；照官方记录，第一期行用期间经邮局递送的书信有九千三百封，第二期约八千封，而这些票确是真正作邮政之用的〔注一〕。

替刘永福说句公道话：只要还有钱，他无疑是照数发饷的，又用公款给兵士衣食；汉人也普遍称道刘永福个人的清廉。看来唐总统逃走之后，刘永福所统的兵力连本地团练在内，离三万人不远。其中只有约四千可以正当地称为原来的「黑旗」。本地的团练——连最初最热心跟从刘永福的客家人也在内——随着日本人向台南府推进而日见减少，到最后留在旗下的大概不过一万二千人。曾有一伙南方的生番假意归附刘永福。他们在城里扎营，所得的报偿只是饭食。后来死了两人，其余的便断定这是恶兆，于是把死者背在身上，整伙人忽然不见了，此后再无消息。他们在那期间已从刘永福处得了军械弹药，无疑以为这便足够补偿他们所受的麻烦了。

到此时，日本人只占了北部与中部各地。既在合宜的季节没能派出远征队，后来又为西南季风所阻——那季风使在南部登陆极为危险——日本人直到十月才开始南方的战事，这给外国居民带来了不小的不便：他们既不知日本的意向，便在焦虑的悬望中度了五个多月的苦日子。

日本的南台湾远征军要由第二师团——即仙台师团——与近卫师团组成；在战事开始之前，这两个师团已有两万五千八百二十六人到了本岛。然而近卫师团在台湾最久，因病损了数千人，于是可以出战的总数减到约两万。此外还有数千名军中苦力自日本到来，担任输送〔注二〕。上述兵力之后又来了大阪第四师团的后备兵七千二百人；野战部队平定一处，他们便接着担任该处的守备。然而他们在噶玛兰——即宜兰——一带却是开路的先锋，在全岛各处与散处的义军小股也都分到了自己该打的仗。高岛子爵中将被任为台湾副总督，并统管军务。他九月中到岛，当即接手。

南征军除近卫师团之外，于十月三日、四日在澎湖集齐，在那里分作两军。一军由第二师团的第四混成旅团组成，归伏见宫亲王统率，奉命在布袋嘴登陆——那地方在黑旗首领台南府的大本营之北约二十八英里。另一军由第二师团余部组成，归乃木男爵中将统率，奉命在枋寮登陆——那地方在打狗以南约二十五英里。第三支兵力是近卫师团，前一章里我们已把他们带到内陆大城彰化，他们要穿过中部各地向台南府推进。如此，西面海上有日本军舰出力，东面有生番成了有效的屏障，南北又有大军进逼，分明那位有名的刘永福与他同样有名的黑旗军便要被逼得现形，他们屡屡自夸的勇武与过人之处也要受一番验证了。且看这一切后来如何。

为便于叙述，我们先随乃木男爵中将统率的南征军看其际遇。我有幸是那一行中的一员；曾任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的柏村君被派作我的同伴，并好意充作通译。

十月三日下午四时，京都丸驶出基隆港往澎湖，船上载着乃木男爵中将与他的参谋、两个中队的兵士、几名文职随员、两三名日本通讯员与我。这一程极为愉快，约下午一时半抵澎湖。此后四天，运输船与军舰不断到来，直到聚了近五十艘，其中有日本军舰济远——原是清国的炮舰济远。

十日清早，由高岛将军统率的北路远征军离澎湖，往安平以北布袋嘴的登陆地点而去。午后，我们这一路驶出港口，往打狗以南约二十五英里的枋寮，天亮时到了登陆地点近处。随我们同来的军舰当即登了陆战队，却不见清兵，日本海军旗不久便在近处一座土丘上飘起。随后把运输船上的兵士登了岸；约两个钟头之内，这支远征队全部的战斗兵力——六千三百三十人，连一千六百名军中苦力与两千五百匹马——便已预备出战。码头很快搭了起来，苦力不久便以可惊的迅速把运输船上的辎重卸下，毫无差错。用来把人与物自船运上陆的，是三艘汽艇、七十二只日本舢板与十只大货船。

军舰沿海岸在陆上大军稍前处巡弋，敌人那几股露面的散兵，被舰炮偶尔打来的一发炮弹很快便驱散了。当即派两个中队往南，在那里寻到些清兵，交了几枪之后，清兵便朝茄藤脚那座小村的方向退去。

另有两个步兵中队沿海滩的路派出；在那个方向既未遇敌，便转往茄藤脚。次日清晨到了村边，发觉村子四围有一道开了射孔的矮石墙。几尊炮使这地方成了颇可畏的据点；日本人围了村之后，清人所作的顽强抵抗显出他们是要把这处地利用到尽的。村子几乎被一片水围着，大大妨碍了日本人近距离进攻；而敌人既护得这样好，远远开枪便只是白费弹药。日本人几次冲击都未成，死伤不小，后来才有一名大队长带一个中队从一处门里攻了进去——虽也有损伤——并把几间屋子点了火。风很大，又正是合用的方向，火焰迅速向正在力守的清人那边卷去。敌人此时只剩一条路可走：出到空地上来与日本人对面——可他们不愿如此。竹子爆裂，房屋倒塌，烈火越逼越近，发出骇人的轰响，那些惊怖的清兵——此时又添上从藏身的屋里被赶出来的人——场面成了极度紧张的一幕。汉人的呼叫在喧闹之上还听得见；这些可怜的家伙越来越紧地蜷在石墙边，借着土坑或是已在冒烟的树丛，来挡那大火闷人的热气。到后来他们再也忍不住了，发一声惊叫，翻过墙去，向北边的灌丛与丛林里没命地奔。许多人倒在路上，但大多数终究脱了身。

这一仗于日本人是桩严重的事：他们损了七十七人——十六人阵亡、六十一人受伤——其中有三名军官，这是他们在台湾至此所受最大的损失。发现汉人尸首七十具，大概另有几具被火烧去。十二尊炮、若干步枪与一些弹药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参与此役的汉人并非黑旗兵，全是本地的团练。

当夜有一个步兵中队驻在村边；次日午后与少数汉人发生一场小战，他们不久便退了，损失很轻。我们所遇最可畏的敌人，又最能引起一番骚动与不小的惊恐的，恐怕要算汉人的水牛了。真的，刘大将若当初把一队骑兵安在这些畜生背上，说不定便得胜了。这庞然大物一受惊便像全然发了狂，昂着头怒声喷气，不论什么东西都一直冲过去。有一头冲进一处临时营地乱撞，把一名军官伤得很重，还逼得我们个个手脚忙乱地躲闪——不但躲那发狂的畜生，还要躲我们自己那些要惊逃的驮马。

十月十二日，大军为到东港，在浮桥上渡了两条颇大的河。台湾的竹筏是把八到十二根竹子并排铺好，再用横杆牢牢绑住；它的形状与大小，使若干张竹筏只要并排接起来，再铺几块板把竹子护住、上面覆上草，便可轻易改成极合用的桥。全军连驮得很重的马都从这样搭成的两座桥上平安过去，不久都在东港扎营。城里全无抵抗，清兵在我们到来之前早已弃城而去。东港在打狗以南约十七英里，估计有人口一万二千。这是一座极繁盛的城，出口大量的米与糖。从前驻在这里的清军有一千人，分作两营。

十月十三日，有一名清国统领送来无条件投降之意。乃木将军接受了，等着，并把队伍延了一日；然而并无汉人前来缴械。

十月十四日，一队骑兵往北侦察，到了埤头那座大砖城；他们欣然意外地看见屋上飘着讲和的白旗，城门上还挂着一面大白旗。然而要进去时，发现城门关着，于是攀上城墙，却极为诧异地受到一阵极猛烈的排枪相迎。于此他们匆匆退走，被约两百名清兵追了一段路。同日，有一个步兵中队以极轻微的损失击败了一支先前在赤崁水附近把他们围住的大队人马。

十月十五日，派一个步兵中队前去侦察打狗，可逼近那城时，他们惊讶地看见日本海军的旗已在炮台上飘着。他们于是起身回大军去。往东行了几英里，到了一座大砖城，城里的人抵抗他们。打了一阵之后清人退了，攻者得意地进了城，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攻下的正是埤头——那正是大军当时预备去攻的地方。

十月十六日，这一天大军推进到埤头，在城北扎营过夜。我们此时个个兴致极高；因为海军虽夺了我们在打狗一战的机会，我们却正逼近刘永福的大本营，还指望能打头阵去攻台南府与安平。我们又是怎样失了这个机会的，读者不久便会知道。

然而此时我们须退回几天，来说打狗的攻取——那是本岛最要紧的位置之一，占领它便是南征的主要目的。台湾民主国初起的那些日子，驻在打狗的清兵约有一万五千，其中四五千是刘永福「可畏的」黑旗军，由他的养子统带；可是日本人既缓而稳地逼近，这位小刘将军似觉得抵御打狗之攻并非上策，因为我们看到他渐渐把部队撤走，到日本船队炮击的前一日，留着守炮台的清兵只剩约五百人。据说在安平的刘大将曾发电令他儿子挑起白旗，看去并非有意与日本人议和，而是作一条兵不厌诈之计，以掩护部下退走。十月十四日，据说又从同一处来了一封电报，令那统领把白旗取下，待日本人入了射程便放几炮，然后退走，去增援台南与安平的主力。

十月十二日，有三艘日本军舰出现在炮台外海；英国军舰特威德号——华德中尉统带——把英国居民送到外面一处安全的位置，因为料到攻击就要开始。然而华德中尉登上日本旗舰吉野号时，得知那一日不会炮击，但提督请一切外国居民于次日上午七时以前离开打狗。于是特威德号把全部外国居民接上船，由英国拖船新台湾号与打狗号相随，驶往猴山以北一处安全的位置。

上午七时，日本人准时向打狗炮台开火，射程约六千码。头半个钟头炮台还回击，此后炮便不响了，分明刘永福的兵正在执行他们事先约定的计划——弃了炮台向内地退走。炮台共放了二十四发，打得最好的一发是猴山炮台里八英寸的后膛阿姆斯特朗炮，落在离浪速舰约五百码的水里。下午二时，日本船队——共七艘，其中有济远，即自清人手里缴来的那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驶近旗后以南的海滩；二时十五分，看见二十五只「载满人员、带着武器」的小船沿与海滩平行的一线行进，直驶旗后炮台正下方那一段。二时半，最前一只船的船头触到滩上；五分钟后，日本水兵已据有那座炮台，全然未遇任何抵抗，日本旗帜已升上旗杆。可是此时还有一桩更大的事要办，便是取猴山炮台。若换上汉人以外的任何一国，这事实在要算艰难；但在这里与先前一样，并无抵抗，下午四时，菊花旗便在那炮台的旗杆上骄然飘着了。打狗于是尽归日本人所有，人命的损失是清方四人：两人死在旗后村，两人死在猴山炮台。日方的伤亡等于零，这大概不必说了。炮击对外国产业所造的损害微乎其微；有一名英国海军军官说，他很惊讶岸上房屋毁坏得这样少，他以为这要归功于日本提督的体恤——他择了这样一个方位炮击，使炮台与房屋不在一条线上。日本旗一在猴山炮台升起，炮舰特威德号便驶进内港，外国居民重又安居于自己的房屋。实际参与炮击的日本军舰是：挂着有地提督旗号的吉野，以及浪速、秋津洲、济远、八重山、比叡，还有两艘运输船，其中一艘——西京丸——供外国居民之用。日本船队虽猛轰了七个钟头，炮台所受损伤却极小，这是因为日本人取的射程太远了。

〔注一〕（原注：关于台湾民主国发行邮票的下列详情，于集邮者或许有趣。第一期，也就是临时的一期，是匆忙赶出来的，所用的印模为本地所造，计有：绿色三分、紫色十分、红色五分。全期只印了七千至八千套，总之决不多于八千套，随后印模便毁了。这些票印在薄薄的汉人纸上，未打齿孔。这一期与下一期都是如此：印得清楚与否不能用作真伪的凭据，有许多确是模糊到几乎看不清的，然而照样卖了、用了。这第一期里，绿色的多用于邮政之用，因此这一期有许多套都被拆散了。照官方记录，第一期行用期间经邮局递送的书信有九千三百封。注销邮票起初所用的邮戳是一个圆圈，圈内有「台湾民主国　台南」等字，中央是日期「九月」。第二期：蓝色——许多已近于深蓝——五分，紫色十分；但这十分一种有一半印成黑色，有些也印成蓝色，因为紫墨用尽了。这些票外观较为完好，是用自广州取来的印模所印。上述第二期的票所用的纸都打过齿孔，只是打得颇粗，看去竟像是用缝衣机扎的，而且分明是在各票印到各自的位置之前打的，那些票在格内印得绝不端正。这一期共印若干套，其中各种面值约八千余枚实际用掉了。随这一期起始使用的注销邮戳，是一个比第一个更大的圆圈，圈周有「台湾民主国　台湾」等字，日期则另记。所有的纸都未上胶。为补那空了的库，最后又有一着：向每一个逃离本岛的乘客抽税，而这样的人有好几千。税额自二元至四元或六元不等，视逃亡者的家底而定。）

〔注二〕（原注：每一联队约附日本苦力八百名，照料野战部队的粮食与弹药输送。第二师团在战地用了二千八百人与八百辆手车担任输送。在后方担任军队与各补给站之间的输送、充临时医院的侍役、以及修路与架设电线的，共三千八百七十人。）

第二十二章日军占领南台湾（三）

此时我们须暂且离开岛南，回到北部与中部各地，来说近卫师团的推进，以及伏见宫亲王那一支远征军——读者当记得，他们是在安平以北的布袋嘴登陆的。

近卫师团一如前章所述，九月间已在彰化设了大本营，又有小支队占了附近几座村子。彰化的不卫生与部队长久不得不闲着，使他们对大本营下来的向台南推进之令颇为欢迎。他们原有一万四千零三十人，因病减损得如此之多，这次南征是否凑得出九千人以上，颇可疑。

十月三日清晨，他们自彰化出发，分四路行进：前卫由川村少将统率，右路纵队由坂井大佐统率，左路纵队由内藤大佐统率——他后来升了少将——预备队则由北白川宫亲王直接统率。

五日，前卫在北斗附近渡河，向树仔脚推进，在那里击败七八百名清人，入夜抵柴头港，便在那里扎营。六日，前卫在他里雾附近与约三千清兵相遇，结果照常是日本人获胜，该村被占。同日，派往东面的一支队击败约一千敌人，占了树仔脚东南二英里半处的一座小村。

第一次遇上强硬抵抗的交战，是在云林附近；左路纵队于七日清晨抵该处。敌人在一条溪左岸的几处要地上布了兵。除了溪流最上游那座高壕之外，别处都容易被逐走；那高壕是一处坚固的阵地，两岸都有无法穿过的竹丛与筑得很好的栅栏护着。要抵这处工事，须在下方一片空地上走相当长的一段路，使近卫师团全暴于敌人的火下。然而日本人借着地面每一处起伏，得以几无损伤地逼近那高处；一到那里，便很快把栅栏砍开，持刺刀向敌人冲去。清人的守兵不等试一试敌人的刀锋，便弃了据点，沿路向斗六逃去，在栅内栅外留下了两百具尸首。

经过土库、柴头港与别的村落——清国的正规军总是不战而迅即退走，留下大量弹药军械等物——九日，近卫师团逼近嘉义，那是一座又大又要紧的砖城，照流传的说法，驻有清兵一万，正规军与民团都在内。义军在这里显出很强的斗志。城的各门都堵死了，城墙顶上架着大炮与机枪，使得也相当有法。方略是自北、东、西三面进攻；三路纵队到齐之后，战事便开始了。先用山炮向城墙轰了一阵，随后日本人几乎同时逼近那三座门。竹梯靠上城墙，一阵猛烈的火把守者从城墙上的位置赶了下去，随即有一队士官与兵士攀过墙去，向那些慌乱的清兵一阵又一阵地齐射；清兵此时正沿街向南门逃去，而南门是有意留着不守的。骑兵把逃窜的清兵向南赶了几英里；自开战起不过几个钟头，这一带便肃清了敌人，「旭日」之旗取代了刘永福的「黑旗」，飘在城墙之上。相抗的兵力据信约三千人，其中有六百名黑旗兵——他们这一次才第一次与日本人作战。清方损失两百余人阵亡。近卫师团自彰化到嘉义、连嘉义一役的伤亡在内，共死十四人、伤五十四人。近卫师团此时奉命留在此处，等伏见宫亲王的远征军在布袋嘴登陆。

第四旅团共五千四百六十人，由亲王统率，日本在岛军队的总司令高岛中将随行，于十月十日清晨乘十九艘运输船离澎湖。运输船由浪速、济远与海门三艘军舰护送。驶了约两个钟头，船队遇上一艘英国军舰，向浪速打旗号说她带来了刘永福请降之意。那艘日本军舰叫她去找在澎湖的舰队司令。上午十时五十分，运输船抵达目的地，军舰以炮击滩上的清兵开了场。几个钟头后清人退走，部队开始登陆。先上岸的是水兵，第十七联队的一部分当日得以登陆，伏见宫亲王统率的混成旅团随后。锚地离岸约三英里，又刮着大风，登陆极为艰难，舢板往返一趟要七八个钟头。

发现清兵占着那座村子，略战之后他们便退了，日本人据有该村。本地人告他们说：几天之前曾有数千清兵派到此村，可大半已在那天清早退走，只留下约八百人来攻登陆的队伍。军队尚未全上岸时，便见村里有一部分在烧；那场火究竟是日本军舰的炮弹所致，还是退走的清人所为，无人知道。总之这使日本人颇为不便，因为没有有顶的住处了。

当日只有旅团参谋、第五联队与第十七联队的两个中队得以登陆。随后分三路向盐水港与旧埔头推进，便令就地露营过夜。十二日这一天，混成旅团被派出去对付四周各地散处的敌人小股，除了蚵寮头附近的一场交战之外，抵抗极为微弱。又有两名参谋军官自盐水港到来——该处先前已由嘉义派出的一支队占领——与近卫师团接上了联络。十四日，高岛将军向混成旅团下令：搜清这一带务须极为仔细，不可留下清兵来骚扰过境的日本小队，或危及安分汉人的生命财产。

十五日，混成旅团的前锋推进到急水溪，旅团参谋则到盐水港。当日，运输船在布袋嘴把最后的辎重卸完。十六日，派出援兵去救被义军围住的第十七联队一个中队。经一番交战，清人退走，死六十人；日方死九人、伤十人。十八日，自本地的探子得到消息，知道台南府以北所布地雷与土垒的位置，又知这一带分布着一万兵。

得报说有约六千义军驻在王爷头附近，混成旅团长便派步兵第五联队、炮兵一中队与骑兵一小队前去交战。打了几个钟头，日方死三人、伤十四人，其中有五名军官；敌人退走，在地上留下八十具尸首，还被缴了两尊古式的大炮。同日，近卫师团右路纵队不费抵抗地取了茅港尾，进而至中社，在此扎营过夜。混成旅团的右支队在大山头以西约四公里处与敌相遇，交了手。午后稍晚，王爷头被占。清方当日死约四百人；日方只有一名大尉受伤。缴获克虏伯野炮一尊、山炮一尊、铜炮两尊，以及许多步枪与大量弹药。前卫这一天大半时间都在交战。在麻豆附近，日方死二人；追击敌人之际，在曾文溪以南遇上约四千名持连发枪的义军。清军有土垒护着，作了强硬的抵抗，日本人终究获胜，但损了二人阵亡、十一人受伤，而清方只死三十人。

十九日，右支队把三千名据守萧垄小村并筑了工事的义军包围起来。清人发觉无从脱走，于是起了一场拼死的恶战，近一千名清人阵亡；日方死伤三十人，其中有三名军官。

清人在常走的路上埋了地雷，中了两名未曾防备的军官。侍从武官吉井伯爵与总司令的副官小川大尉，本在队伍后面相隔颇安全的距离跟着，却未留意部队为避地雷已绕了道。小川大尉骑在前头，他的马踏上一枚触发地雷，发生了骇人的爆炸。这位军官伤得很重，他的马当即死了。吉井伯爵头部受伤，但不重。我听这位军官说：倘若那地雷造得合法，他们必死无疑；所幸炸药上面只盖了松沙。

在萧垄，安平与台南府被占的消息传到旅团；混成旅团与近卫师团此后都未遇抵抗便抵达了南方的首府。

现在回到台南府与安平。我们看到十月初那里一片大骚动。日本人不久要攻南部，此时人人都已知道。有人大费气力要把勇气灌进那些发颤的清兵心里：先前曾有几颗日本人的头被带进城来示众；后来又有据说在彰化附近缴来的四匹骑兵的马，连一把骑兵军刀与一支号角；再后来又有一名日本士官的头，连他的号衣与佩刀，以及三十四匹带鞍的日本骑兵马，一概摆在惊愕的本地人面前，算是民主国军队在中部连获大捷的证据。日本人还在岛北时，这一套还算管用；可一旦有大批远征队到了澎湖的消息传开，连老刘也开始不安起来，把他屡屡自夸的战意忘了，决意请降。

刘永福在这方面头一次的举动，是写了一封信，由英国领事带到澎湖交给日本提督。刘永福所提的降约如下：

第一，日本人须把所欠兵士的饷银一概补清。

第二，日本人须用他们的运输船把他与他的兵士送往广州；又须照马关条约所定，给一切百姓两年工夫，使他们可以自由考虑要不要做日本的臣民。

提督对这些条件答称：舰队将于十二日正午停于安平外海，与刘大将或他有权的代表相见，商议全岛的交付；并许下在清人未先开攻之前，决不先向炮台无故开火。

旗舰吉野号于十二日上午七时出现在港外，却不知何故直到下午二时半才抛锚，这便给了刘永福一个口实，说他疑心日本提督的用意是否真诚，因此拒不出去相见。前一日，刘永福曾请一位自香港来的客人阿利斯顿君与一位安平的居民哈斯丁斯君替他带一封信去嘉义的日军，信里所提的请降与送给舰队的那一封大致相同；他还把后一件事告知了那位将军，求他暂且停止用兵。阿利斯顿与哈斯丁斯二君由二十名黑旗兵护着同行，然而那些兵在离日军阵线约二英里处便逃了。到日军大本营并无困难，可总司令既在另一个师团那里，便无从得什么实在的结果；于是这两位外国人空手回来，然而这样有胆气的举动所应得的全副称许，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刘永福派了两名汉人作代表去登吉野号。他们先上了英国军舰皮克号，再由英国领事陪着上旗舰，在那里递上一项请求：要提督给刘永福一纸往返吉野号的安全保证。提督不肯再就此事多谈，因为他认为刘永福所得的保证已经够了；最后声明吉野号将留至次日上午十时，届时刘永福若不亲来或派人来，舰队便或开炮或起锚。于此那两名代表退去。十五日十时钟声响时，刘永福既毫无守约之意，便有三艘船起航，留下一艘。午后，海关被请去打旗号，说议和的人已离岸。日本船认了这旗号，可刘永福又一次失了信，因为并无代表离港。

那一夜刘永福派了两名代表去皮克号，可人人对他这样反复已厌恶到这样的地步，都不肯在此事上再帮什么忙，那两名代表只得回岸。十五日，但丁号载一千八百名乘客、泰利斯号载约一千四百名，离港往厦门；刘永福从这些乘客身上榨了一万两千元。又有一家英国行号的买办要汇走八千元，被刘永福扣了；他说那托运人曾许诺捐这笔数目充军饷而未照办。日本的通报舰西京丸那一天被安平炮台开炮打过，却未受伤。十七日，有消息传到此处，说打狗炮台击沉了三艘日本船。这是刘永福亲口作保的，他说是专差送来的——而其实这已是打狗被日本海陆两军占领之后两天了。十八日，英国轮船泰利斯号折回；而人们起先疑心刘永福要「溜」的那点怀疑，因得知他已托那艘轮船替他的八条狗订了舱位而成了定论。十八日清晨，刘大将成功地演了一出「消失戏法」。关于刘永福行踪最后所知的是：十八日夜间他以查视为名下到安平那座大炮台，当夜留在那里，次日清早便不见了，连约一百名军官与他的亲随卫队也一同不见。后来查出他是乔装成苦力，逃上了泰利斯号轮船。

刘永福走了的消息如野火一般传开，兵士开始涌进安平的侨居地；那里当时只有麦卡伦、伯顿与阿利斯顿三位先生，别的人或在打狗，或在皮克号上，或在厦门。台南府城里则有英国长老会的伊德、弗格森与巴克莱三位先生。麦卡伦、伯顿与阿利斯顿三位劝兵士缴械，缴下的械便堆在海关的鸦片栈里。这桩事办了几乎一整天，最后收起了六千到八千支步枪，还有几吨轻兵器的弹药。那些人被安置在院里；二十日夜间，炮台与营房已全然空了，安平与台南府都没有带械的兵。二十一日清早，日本军舰的陆战队与水兵登陆，安平的占领于此告成。

一经查明刘永福是乘泰利斯号脱走的，日本军舰八重山便去追。在离厦门约十五英里处追上了那艘商船，派人上船搜查，查出七名可疑的人，便要他们交出来。泰利斯号的船长极有理由地抗议这一要求；该轮被扣了约十个钟头之后〔注一〕，获准前行，却有两名日本军官随船看住那些可疑的人。到厦门后，英国领事下令把这些可疑的人释放了。

我们先前留在埤头的乃木中将，于十九日自该城推进。二十日，在安平以南约七英里的二层行村，前卫骑兵被围，经一番恶战——清方死约一百五十人——日本人获胜。弗格森与巴克莱两位先生便是在这村里到来的；他们是与英国长老会相关的两位知名教士，这一回代汉人出面，极其慈善地担下了这桩危险的差事：把台南府居民的一封信带到二层行的日军处，请他们即刻进城，并说他们不会遇到任何抵抗〔注二〕。这封信一送到，日本人当即前进，上午七时抵台南府的外围，两个钟头后便无争议地据有了城中每一处——那是十月二十一日。

北路远征军当日抵台南府，全岛的占领于此告成。

第一个台湾民主国于此告终〔注三〕。

战事既毕，军中苦力与近卫师团的官兵都登上运输船回日本。刘大将的固执所招致的人命损失极大，而死于战阵的还不及死于疾病的多。在战地最久的近卫师团，到战事结束时只剩约一半人回得故土；其余的或死在台湾，或先前已因病送回日本。

日军全军——连军中苦力与别的正式随员在内——在台湾之役中自五月二十六日在北部登陆之日起到十二月十五日为止的损失如下；这里面也包含安平攻取之后平定残余清兵各股时的损失〔注四〕：

在台湾病死者四千六百四十二人；

送回日本就医者二万一千七百四十八人；

仍留台湾各医院者五千二百四十六人；

阵亡者——官兵合计——一百六十四人；

受伤而未致命者——官兵合计——五百十五人。

医院的工作可从这一点见其大概：自五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向各处官立医院求医者共三万八千七百九十八次。此数是按每一次求医计算的；譬如一人若求医十二次，便记作十二。由此可见，日本部队因病或因伤而失去战力者，每日约有两百人之数，而死亡率平均每日约二十七人。死者中不但有许多军官，北白川宫亲王也做了台湾那可怕的疟疾热的牺牲者。有一位著者曾指出一桩触目的事实：北白川宫亲王随近卫师团在台湾东北登陆，统率他们走完了整个南下的行程，而他的遗体是在安平——这次远征最后的目标——上船的。亲王在赴台南的路上，十月十八日已现疟疾热的症候，病势日趋沉重，二十八日在台南去世。照日本的礼法，皇族亲王的死讯在遗体抵东京之前似不宜宣布，因此遗体送去上西京丸运回日本时，并无任何仪式或别的铺排。遗体装在一具很大的日本棺木里，由一队力士抬到安平——那些力士是经特别的御准随近卫师团同来的。遗体一经稳妥安放在船上，该船便由日本军舰扶桑号护送，启程回日本〔注五〕。

〔注一〕（原注：泰利斯号被扣一事，英国公使曾向日本政府要求解释，责其军舰在公海上拦阻英国船只之举。日本政府迅即答复，承认此事于理不合，并深表歉意，又赔了该船因被扣而受的损失。统率台湾舰队的那位提督不久便被解职，据信即因此事。）

〔注二〕（原注：日本天皇陛下向弗格森与巴克莱两位先生颁了勋章，以示嘉许他们这番可贵的效劳。）

〔注三〕（原注：目睹这民主国临死挣扎的外国人，在安平的有英国领事赫斯特、班恩洋行的班恩君——他兼荷兰名誉领事、马尼克洋行的彼得森君、德记洋行的麦高恩君、英国领事馆的珀金斯君，以及哈斯丁斯、阿利斯顿、麦卡伦与伯顿四位先生——后二位在民主国的海关任职——还有几位帕西人先生。在台南府的有伊德、弗格森与巴克莱三位牧师。在打狗的有梅尔斯医生及其夫人与女儿——她们在整场战事中都勇敢地留在台湾的家里——还有吉内尔神父，以及新台湾号拖船的沃斯廷船长。）

〔注四〕（原注：此数分列如下——近卫师团：阵亡一百十二人，受伤二百八十三人；第二师团：阵亡二十五人，受伤一百零四人；第四混成旅团：阵亡二十七人，受伤一百二十八人。）

〔注五〕（原注：「这位去世的亲王年仅四十九岁。二十八岁时他赴欧洲，用了七年工夫求学，其中大半时间在德国，不但于军事与战术得了扎实的学问，还把德语学得很好。他身材中等，面容极为聪慧，以待人和蔼有礼而著名。一切科学的题目以及凡与智识发展有关的事他都极感兴趣；他身为几个学会的会长，于进步之业贡献甚大。他曾主持第二、第三两届劝业博览会，又主持东京地学会、日本农学会与美术会；每一处他为之出的热心都着实助成了它们的成功。他虽好科学，却未因此疏了军人的生涯，始终与军队相亲，对自己为军人的职责时时留意。他历经各级而至中将，统率第四师团；前任近卫师团长小松宫亲王元帅升任参谋总长之后，他便调任近卫师团长。他随近卫师团前往，于整场战事中都躬亲其役，与部下同受艰苦——那大概损了他的体质，招来了使他丧命的病。」此节录自日本邮报。）

第二十二章日军占领南台湾（四）

汉人一方丧命的数目难以查明。把各次交战逐一计算、只算战地上寻到的尸首，得数是六千七百六十。照我看，这数目还该加上一千；因为退却的汉人把为数不少的伤者抬走了，又有许多人受伤后爬进矮林，或是后来被同伴救去，或是无人知道地死了。还有人投进溪里，尸首被水带到海中去。我亲见过好几次交战，汉人是在丛林中或山上被射击的，那样的地方根本无从搜寻以查明死者之数。因此上面所给的数目，只包括交战之后在战地上被寻到的死者。加上这一千，我们可以估出汉人的死亡率约为每日四十五人。然而一如日本人的情形，疾病害去的人数很可能还要更多。大陆来的汉人发觉在台湾当兵几乎与日本人同样不利于健康。

刘永福自台湾脱走之后，径往广州，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迎接。北部的总统唐景崧，以及在北部与日本人为敌的陈季同将军，同样在上海受了欢迎，而且人人都在官场上大得宠眷。要证明台湾的这场抵抗、日汉双方一万两千余人的伤亡以及数百万元的耗费，都直接归咎于清政府的两面行事，再不需别的证据了。在这桩近代史上无可比拟的诡计里，中国不但使自己再受日本的惩罚成了可能，并且该为日本人剿灭那个民主国所耗的全部费用负责。换了任何别的国家这样背信，便足以成为立刻重开战端的信号。然而日本人对中国的手段与路数既十分了然，事情走到这一步，他们或许并不吃惊；如今既终于把清国的正规军摆脱，他们便宁可不理刘永福与他那些在官的支持者了。这一点上他们是有见识的：从中国取什么报偿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而台湾摆在他们面前的大事已须用上他们全副的注意。

日本人虽已据有本岛，岛上却有成千桀骜不驯之人；他们或不知政府和平的用意，或确信抵抗日本人终能把他们赶走，也许两样缘由都有，于此便被鼓动着时时生出极大的乱子。把这许多彼此只在大小上有分别的交战一一详述，于一般读者并无意味。后来反抗政府之事实际上已停，取而代之的却是如此广泛的匪患，使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行旅变得如此危险：日本官员若不走较热闹的大路，非有卫兵相随便不出行，而富有的汉人也几乎不敢离开通商口岸。

第一桩麻烦发生在一八九五年十一、十二月间，看来是与岛之极南的客家人之间的事。这些人与平埔番同住在一片平地上，那片平地自最西一列山脉的脚下一直伸到那条在东港入海的大河——东港在打狗以南约十七英里。客家人与平埔番向来不断相仇，彼此相遇少有不打的。平埔番与日本人交好，因此只须与客家人了清这笔账。客家人把东港那条溪筑坝堵住，把平原上相当大的一片都灌成了水。他们这里那里都筑了粗陋的工事，高出四周的水面，还备好了向后退走、必要时终可退入山中的办法。他们托刘永福之赐，军械很好，有温彻斯特枪，弹药也充足。

后来这些叛众还得了增援；于此便须有一支相当的兵力，归山口少将统率，苦干了两个月，客家人才被平服，南台湾重又安静。日军此役的损失合计四十八人，死伤在内；叛方的损失约五百人。

南部义军败绩的消息才传到府城，北部便有叛众露面。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叛众同时攻打宜兰、瑞芳以及府城台北附近的几座村子，台北本身也受了攻。日本人在每一处都只有极少的人，而这些袭击又如此出人意料，以致除宜兰与台北之外，几乎每一处他们都得了手。这场严重的乱事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援兵当即派来；经一个月的零星战斗，叛众被赶进山里，北部重又安静。然而这场叛乱使日本人损了一百二十八人阵亡、五十八人受伤，其中不幸还包括许多平民，有几位是在八芝兰办免费学塾的教师。有几起日本人是被折磨而死、被绑在柱上烧死的；而凡日本人被掳之处，寻回的尸首几乎无一不是被残毁得极可怕的。叛方到被完全平定为止，损失在六百人以上。

一八九六年的夏季几个月里，爆发了诸次之中最严重的一场叛乱。集集、北斗、云林以及别的要紧的内陆村镇都被叛众攻占，日本人被逐出这些地方。日本人随后投入相当的兵力，不久便收复了原来的位置，并以火烧毁了三十座曾庇护义军——或有意或无意——的村子。这场乱事期间日本人被指为多行残酷之事，但消息既出于汉人一方，全部的真相便难以查明。然而许多无辜的汉人受了苦，这是几乎无可疑的。这场骚乱于日本人是一次重击，于汉人更是一桩极可叹的事，他们在事情结束之前受了极大的苦。本地人的处境实在可怜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安平有几位有势力的外国人极其慈善地募了一笔赈款，分给较为困苦的人；日本天皇与皇后两陛下也赐了三千元，政府又另有给灾民的款项。自叛乱起始到地方平定为止，日方损失共二百四十七人，其中八十人阵亡。清方的损失不明。

上述那场叛乱，看来是本地人以所称的政治缘由结众与政府为敌的最后一桩大事。自那时起，本地人似已看清抵抗日本人是徒劳的；而他们中间较为桀骜、好过一种刺激日子的人，便专务为匪，意在改善自己的家底，而不再是「为家为国而战」了。受害的不再是日本人——除非他们恰好挡在一次得手的掳掠路上——而常是本地人，尤其是富有的汉人。台湾的土匪营生的路数，与华南法国属地里他们那一行的同道大致相同。一伙带械的人，通常是五十到一百，趁深夜从山里冲下来，把看去出得起好赎金的富户汉人掳去，有时还把村子抢掠一番，随后退回山中的巢穴——那些巢穴往往还有工事。这些伙党遇日本人相抗时很肯打，但他们的掳掠如此突然而出人意料，因此很少受什么大的损失。一八九七年一月间，有一伙四五十名土匪进到大稻埕的中心，把一名富户汉人二十岁的儿子掳走；下手之处离最近的外国人住宅不过三条街，离府城的营房也只十五分钟脚程。可是到了那年五月，才有了诸次之中最大胆的一次袭击。

那一回，约七百名土匪得本地某些汉人之助，攻打大稻埕。他们要来一事原已料到，各条通往该处的路上都布了小支队伍。然而这伙人有一大部分已在前一夜悄悄入了城，据说还借着一处戏园演戏的机会聚在一起，把攻击的计划定全。约凌晨三时，城外的一支忽然极安静地出现在城东，突攻一处日本的小税务所。这惊动了附近一所房屋里的工兵队兵士，他们与来攻的一方对射了好一阵。那夜极黑，根本辨不出对手，只有枪口的火光可作标的。其时又有另一伙汉人悄悄越过铁路桥进了大稻埕，与那一直藏在大稻埕的主力合在一处。既已合起，他们便扑向惊骇的汉人居民，在天亮前约一个钟头发起猛攻。附近有些日本人的房屋，本可不费大力便攻打，土匪却避开它们，专一沿着主街挨次打破富商汉人所住的屋子。这样进了十五或二十家，多半是砸开那些厚重的门进去的，掳得许多值钱的东西：贵重的绸缎、鸦片、银钱等物落到盗手里，估值达五万元。日军此时开始向他们合围，土匪烧了几间汉人的房屋之后，趁天色将明退走，损失一百二十四人阵亡——其首领简新也在内——另有十九人被俘。日方死三人、伤七人。缴获毛瑟枪约一百五十支，被盗的财物也追回了许多。这次袭击于日本人是一记当头棒喝，他们先前对自己的力量太过自信了。这次袭击之后，警察与宪兵的力量立即大为增强。

日本人面前第一件也是最大的事，是把太平立起来。不单是为大陆来的日本人与外国人的太平——后者在人口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而是为居住本岛的那一大群本地人的太平；他们如今除少数例外都已是归化的日本臣民，既然如此，便有权要求与日本本土所生之人同样的保护与政府之助。

至于生番，若把他们留在山中的险寨里不去扰动，无疑便少成负担。生番这个题目是次要的；除了急须有某种办法来护卫番界上的樟脑工人之外，尽可留待日后解决。

有人断言土匪是被逼得过这无法无天的日子，为的是不至饿死，因为他们先前曾被日本人赶出家园——这话是胡说。本岛有史以来，对各种汉人劳力的需求从未有这样大过；台湾也从未有过、全中国也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高的工价。汉人的产物售价足足是从前的两倍，工人所要并所得的工钱，也比清朝治下所付的多出一倍有余。

日本人在不久前的战争中对好几千清国正规军获得了那样轻易的胜利，而在台湾却不能把土匪压服，这看去似乎难以理会。这里须说一句解释的话。难处不在与这些无赖打仗——那本身是极容易的事——难处在找到他们。一座村子夜间被攻；到天亮，盗匪已逃进山里。一支队伍起身追赶。可是盗匪并不等人来拿他：他与同伙自然又上了另一座山；等日本的队伍极费气力地循着不熟的小路、穿过丛林与溪流到了据报的位置，那地方已经空了，或者部队所遇见的只是几个卑微的农人，带着太平的农具在田间劳作。表面上并无证据说这些人便是前夜的土匪，然而他们很容易便正是。从一个呼喝杀人的暴徒变成一个含笑太平的农人，于汉人是桩容易的转变；这一变之后，日本人便全然无能为力了，什么也无从着手。

读者或会想到：日本人若借汉人之助，便能得到坏人下落的消息。这无疑终将是这难题的解决之道。然而到此为止，日本人发觉要找到所言可信的汉人报信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说无辜的汉人因此丧了命、无辜的人因此被囚、财产因此被毁——而这一切全出于奸诈汉人的阴谋——并不算夸张；那些人若有几块微末的钱可图，是毫不迟疑地要害死自己一个同胞的。日本人到后不久，有些汉人向富有的同胞索取黑钱、不给便告他们是叛众，不幸这是颇为寻常的事。日本人如今已学到：信赖汉人是不稳的；通译虽仍在用，他们的报告却极少倚重。诚实的汉人是有的，心胸开通、待人和善、真以本族人的利益为念的汉人也是有的。要说街上挤满了这样的人，恐怕不能；然而他们确实存在，而日本人的指望便在于：有一天能得到这一层人效力——他们不但能帮着把不该留的人物从本岛除去，在别的政务上也能大有助益。事实上看来，本岛能有美满的治理，当在日本人与明达而受过近代政治方法教育的汉人能携手共事之时。

附记——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台湾及附近岛屿沿海所发生的船难表：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日本三桅船稻穗丸，载重四百吨，是日在基隆内港遇大风解体；此前数日，因船长驾驶不得法，已在那里搁浅。

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帝国巡洋舰广丙于大风中触上多佛群岛东南八丹岛附近一块不知名的礁石，两小时后沉没。船上一百六十人中，除三十七人失踪、无疑溺死之外，其余都借小船或木筏到了岸。这艘巡洋舰是清政府在福州所造的，原名广丙，作捕雷舰之用，一千二百三十吨，长二百三十六英尺。该舰曾参与鸭绿江之役，在威海卫交与日本。

十二月二十八日。日本轮船宝洲丸，七百十四吨，在台湾东北偏东琉球群岛一岛附近的礁上失事。无人丧命，船则全损。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本轮船浪丸，二千五百十九吨，在澎湖群岛奥所岛附近触上暗礁，几乎当即连人沉没。乘客与船员合计八十人，其中只有七人得以到岸。

一八九八年八月七日。一场骇人的台风正烈之际——那场风使全岛大受损害——大阪商船会社的轮船江之岛丸，一千四百九十四吨，两只锚都丢了，于此想驶向外海以免于难。然而风太大，她被推上港东侧离岸数英尺处的礁石。船全毁，但无人丧命。

八月三十一日。美国三桅帆船彗星号，载重六百七十三吨，在台湾西北岸后垄附近失事。该船自厦门往牛庄途中遇台风被推上岸。搁岸之后甲板室被浪冲走，把汉人船员一并带去；所幸他们能把它当木筏有效地利用，除一名汉人被浪冲落溺死之外，其余都被道格拉斯公司的轮船海龙号救起，载往厦门。船长布罗德赫斯特与他的夫人、大副以及汉人管事，都绑在彗星号的索具上，在那里待了十个钟头，受尽苦楚。后来岸上终于望见了他们，天气既已转和，便有一只汉人的船出去把他们救了。该船全损。

十一月九日。丹麦轮船亚克提夫号，七百五十吨，载着豆子与杂货自中国北方各口到来，正要进淡水港，却在港口西南的礁石上搁住。船不久灌满了水，使豆子膨胀，这一股压力终于把铁甲板撑裂。船于此被官兵与船员弃去，他们都平安到了岸。这艘轮船后来拍卖出去，可卖成才不久便起了大风，当夜那船滑进深水不见了，令买它的汉人大为惊骇。

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在这几处沿海发生的轮船与外国帆船的船难，我们在第十四、十五、十七与二十二各章中所录的，合计一百余艘，丧命者超过两千人。所录的船难之中，英国船四十六艘，德国船十七艘，美国船十五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