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岛：过去与现在·下卷

第一章台湾的茶业（上）

纲目：世界产茶区域的变迁——各产区比较——统计：世界产量——茶可成为若干地方的新兴行业——台湾茶贸易史——郇和为台湾茶的发现者——他最早的茶务报告——早期运往中国大陆——陶德首运台湾茶——首次运销外洋——自中国移来茶苗——径运纽约——一八六七至一八七〇年的出口——厦门洋商加入——一八七二年热闹的一季——一八七三年一季——台湾茶跌至每担十元——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九年贸易的成长——一八八〇年惨淡的一季——茶农受到激励——运费的竞争——中法战争对本业的影响——铅荒与应急的奇法——引进印度制茶法的尝试归于徒劳——日本领台——官府的茶税——华人茶栈——掺假——防弊的办法——大稻埕茶商借官府之力禁绝掺假——茶树养护不善——官府的章程——栽培史——最初的栽培——自中国移来茶苗——山地族群的土地改归农耕——艰难中的茶树栽培——以代价换取保护——持械的农户——熟练茶工的移入——栽种面积迅速扩张——南台湾的茶——大稻埕为茶区中心——产量的增加——最佳茶区的所在——噶玛兰平原的茶——各区茶质的高下——南部的茶——日晒茶的本地买卖——生地的整治——茶树的繁殖——移栽——排水——除草——成树——不行修剪与灌溉——自茶丛上采摘——如画的景象——室内拣茶——台湾乌龙的特色——制法简易——鲜叶的萎凋——叶的揉制——山间的焙火——银钱的往来——茶栈经纪——与外商的议价——茶农对外洋行情的了解——运往厦门——大稻埕的拣茶女工——社交的季节——茶栈的工价——风化——焙茶的作坊——燃料的备办——焙茶之法——装箱——简陋的铅皮作坊——茶箱及其制造——「闪电画师」——包种茶业——包种茶的源流——包种茶的特色——出口的比较——用以熏香的花——制法——装箱——运输——行销爪哇、荷兰与美洲——洋行的经营——由基隆出口——华人茶农的家业——藏金离奇失踪——外国人将来可否为茶农——茶区的卫生状况——开辟茶园的本钱——所需的周转资本——收益与利润——华人的竞争——华人的茶园——华人在人工上的便宜——华人饮食所需——外国人作茶农的难处——北台湾的兴旺全系于茶——以茶与别项物产相较，何者更能生财——亟需官府的扶持与襄助——统计：一八六六至一八九八年销往美洲与欧洲的乌龙茶出口——统计：一八八一至一八九八年包种茶出口。

今日台湾的茶贸易已成这般气候；回头去读三十五年前那些目光锐利的观察者眼中这一行业的「前途」，是很有意思的。一八六一年有一位作者写道：「淡水丘陵上所产的茶算不得上品，但人们相信它在澳大利亚、好望角与新加坡不难找到销路。它的行情是每担（一百三十三磅）十元，厦门与福州的华商大量贩入，用来掺进较好的茶里；掺过的货色再作为工夫茶、小种茶之类卖给洋商。」〔注一〕

然而三分之一个世纪，已使世界的茶叶供应区域大为改观。厦门从前是中国一大茶市，如今本地的茶业迅速消失，兴旺几乎全要仰仗台湾的茶区；因为本岛眼下缺少合用的港口，产货几乎全数运往厦门转口——大船在那里一年四季都能稳妥装载。汉口、福州以及别的茶业中心也在衰落。事实上，纵然全世界的茶叶消费量极大、而且增长迅速，中国还是在短短二十年间，从几乎独家供给全欧洲与美洲的高位跌落下来，眼看着她昔日庞大的出口日渐萎缩。日本茶在美洲颇受欢迎；印度茶与锡兰茶在联合王国大获成功，并已打进美洲与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以中国为代价的。

台湾茶的出口虽然仍属不多，但在同样的二十年里，已从八百万磅、值一百七十万元（本地通货），增至两千万磅、值七百万元（合美金三百五十万元），而且今日按量计价，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茶里最高的。〔注二〕尽管如此，过去这番产量的迅速增长，不该被看作将来的预兆。广大的饮茶之人所要的，是比台湾货所索的价钱更低的茶。所以眼下市场有限，而与别的产茶区域的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

只要土壤与气候合宜，茶树是容易种的；好几个国家已经清楚地证明，它们能以并非高不可攀的本钱产出可以上市的货色。荷属东印度正觉得种茶有利可图，产量逐年增加；南美洲与南非洲的试验园收效极佳；俄国对栽培一事兴味极浓，已在高加索设立官营茶园；连美国也在南部几个州里试种。印度与锡兰的茶园主在把自家产品推向新市场上表现出的极大魄力，加上新产区的种种可能，都预示着将来的竞争会更为激烈。虽然损失最重的多半会是中国——除非中国政府对本国茶业的危局醒悟过来——但日本与台湾也要受影响；而要把这影响减到最小，日本政府就该在一切方面扶助这一行业。在台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废除茶叶的一切课征、改善交通、给茶货低廉的铁路运价，并在沪尾（淡水）修一座合用的港口。

郇和可以称作台湾茶业的发现者，陶德则是它的推手。一八六一年，也就是后者到来的几年之前，郇和领事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里写道：台湾茶有相当大的数量被运给大陆上的华商；他已把茶样送给几位验茶师，他们的答复是「茶的味道很不错，可议之处在于制叶与装箱的手法太粗」。他接着说：「不过这些山丘离港口不远，有干劲的投机家大可自己到产地去走一趟，自行安排，这个毛病便可以免去。」〔注三〕

陶德在前一年已在岛上立住脚跟。一八六五年，他向淡水的农家打听这桩买卖的前景。次年收买了一些茶，从厦门一带的安溪取来一些茶苗，并贷款给农家，诱他们增产。一位从厦门来、替德记洋行办事的华人柯兴，于一八六七年运出了几包；陶德也运了一批到澳门，卖得好价。他看好这个前景，便在艋舺办起焙茶。一八六七年以前，未焙的茶叶是装篓运往厦门去焙的；自一八六八年起，全部出口都由从厦门与福州请来的熟练华工就地制成，径运外洋。

这时台湾茶已在美洲受过检验；一八六九年，有两千一百三十一担由两艘帆船试运纽约。这值得一记，因为它是台湾径运美洲的第一批——直到今日也是最后一批。出口从一八六七年的两千零三十担增至一八七〇年的一万零五百四十担，价钱则从每担平均十五元涨到三十元。布鲁斯这一年来到淡水，创设德记洋行，经营台湾茶的出口。厦门与福州的商人起初并不把淡水看作可能的对手，但他们终究不得不正视这桩迅速壮大的买卖；到一八七二年秋，北台湾已依次立起宝顺洋行、德记洋行、怡记洋行、麦克菲尔洋行与宝德洋行。

产量还小，竞争的行号又多，一八七二年这一季便格外热闹。前几年的买卖笔笔都赚，各家急于尽量多收，以致对品质照顾不周。上好的台湾茶在七八月间卖到四十五元至五十五元——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价钱！早几批运往美洲的尚能抵本，可是厦门与福州大批乌龙出货的消息一到，淡水茶便被拒收，后果惨重，损失估计高达三十七万五千元。这一记重击来在本业尚在萌芽之时，叫人极为丧气，而淡水将成新兴茶区的信心也被狠狠动摇。眼下的景况如此暗淡，以至于一八七三年春各洋行都不急于入市。而华人茶农这边却在积存无人要的货。眼看极可能血本无归，价钱便迅速下滑。七月将尽时成交了几笔，但商人大体上仍愿袖手。到了八月，价钱跌到一个看来不至于亏本的底线，洋商才开始收买，却极其谨慎。这时价钱跌到了最低点：许多干净完好的茶每担（一百三十三磅）只卖十元，大部分存货则以十一元至十五元成交。然而即便价低到这个离奇的地步，要的人还是很少；到月底，上好的台湾乌龙简直无人问津，各洋行无论什么价钱都不愿要。华人投机商于是出手，把余下的存货用帆船运往福州，在那里制成花茶。九月传来消息：早先运往美洲的几批卖出了极好的利。价钱随即回升了足足四成，秋茶被抢购一空，总算让华人茶农挽回了一些——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夏天任凭茶园荒芜，因为当时的价钱连装箱的工本都不够。

此后的年月里，台湾茶业虽也经历了这种投机性行业常有的起落，但像一八七二与一八七三年那样极端的局面没有再出现。产量迅速增加，价钱虽然一年高似一年，经营者大体上还是有利可图的。买卖里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事，直到一八八〇年；那一年争入台湾茶业的热劲颇像一八七二年的光景，值得在此略叙一笔。

这一季一开头，头批茶就被激烈争夺；价钱起初还算平和，不久却涨到买家几乎无利可图的地步。尽管如此，华人在春夏两季仍不住收买；到九月底，厦门已存了五万箱半箱茶，多半握在茶栈手里。十月里，这批存货忽然被洋行悉数买下。此事引出台湾市面上新的需求，华人料想要涨价，便不顾死活地冲进这桩买卖。厦门本地的财主愿意按一分五至一分八的利息放款，唯一的条件是所得的茶须委托他们代售。借钱的人大抵都是没本钱的，心里明白就自己而言是无可失、或许还有可得的，又不愿给放款的人任何抽回本钱的借口，于是入市时对价钱毫不在意，只要拿得到茶便是。茶童与验银师也趁机办起茶栈；连从前每月挣六元便知足的焙茶工，也一跃而成了经纪或栈主！事实上，华人无论上下都为这个前景发了疯；当时有一位洋商说：「茶这桩买卖对厨子有莫大的魔力，你本以为他们的魂灵这辈子也越不过一只蛋卷去。」然而茶农们对自己的利害心里雪亮，看买家急到什么分上，便把价钱抬到什么分上；到后来价钱高得荒唐——不止是开口要，而且真能拿到——买家几乎无利可图了。崩盘终于来了。纽约的行情毫无上涨之意，那些抢来的茶如今只好蚀本两成到三成卖出。十三家大的华人茶栈当即关门，一大群小商小贩与经纪又回去做他们本分的营生。厦门的财主们亏损惨重；这许多受害者在冬天里的那副神气，分明是打定主意今后要离台湾茶这桩买卖远远的！

不过，商人与经纪虽赔了钱，茶农却赚了钱。每担连同一元七角的内地税在内、产本十二元至十六元的茶，卖到了三十元至五十元。这一回轮到他们发癫了。眼见这般光景，他们把每一块宜于种茶的坡地都开了出来，连正在长的稻、蓝靛、甘蔗与大麻也拔掉，并一路向山地族群的地界推进，就此为日后产量与收入的增加打下了底子。这一季的亏损略为运费之低所抵消。轮船招商局把航线延伸到淡水，与道格拉斯轮船公司打对台，于是淡水至厦门每半箱的运费由一角八分压到五分。这一季将尽，招商局的船撤走，运价便定在每半箱一角五分。

台湾茶业下一桩大事，是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法军对本岛北部的进攻。前一年十月二日，该港宣告封锁；自十月二十三日起，一切装运停止。好茶的大宗虽已在此前运出，大稻埕仍存着约两万五千箱半箱茶，茶农手里还有许多未装箱的茶。四月十六日解除封锁，新陈两批茶便从乡间涌来。可是在当时那种普遍不安的局面下，春茶采得极为草率，多半出自生手，叶子因此很差。而且装运虽已重开，铅却是战时的违禁品，而茶箱非用这种金属作衬里不可，不然茶叶就运不到外洋去。大稻埕有三四万箱半箱茶因无铅而积压。手头那一点铅的价钱从每担六元跳到二十元；凡是用在别的、不那么要紧的用途上的铅，一磅一磅都被征用。华人茶栈买尽了铅烛台与神前的铅器，连渔人也把渔网上的铅坠出让了。华人把铅装进银箱、报作银两运入，为此付了这类货物所需的高昂运费与保险，结果被淡水海关查获禁止。于是又试着当作锡运进来，铅箱里摆几片锡作幌子，这也被查了出来。狡黠的华人此外还使过些什么花样、成与不成，就不得而知了。一八八五年六月十五日，法国与中国恢复和平的消息传到，一切对军需品起卸的限制都撤销了，大批铅货输入，局面随即缓和，茶业恢复常态。五月将尽时叶子的品质大有起色，这一季收场时商人大体获利。本地茶栈据说尤其走运，他们运往厦门在那边市上发卖的茶，赚了可观的利。

台湾茶贸易史上接下来值得一提的，是引进印度通行的种茶、焙茶与装箱之法的一次徒劳尝试。一八九〇年有一位锡兰来的茶业专家到岛上来，此行的用意与结果，海关报告里是这样说的〔注四〕：「所提议的办法是：政府拨出一大片官地（譬如一千英亩）供此用，经营由该专家与一名官派代表共管，而政府与倡议者分享利润——如果有利润的话。此议原先是替大陆上的红茶区提的，在那边被驳回之后，有人以为一个新的省份、有大片未辟的土地，是个更有指望的地方。然而人们发现：不论茶栈与货主的际遇如何，本区的茶农对自己所得的价钱与所销的数量是满意的；而倡议者竟敢跑到一个逐年供货日增、价钱又足以优厚酬偿产者的地方来，想替中国挽回败落的局面——这份胆量给这个计划招来了一个比它应得的还要糟的下场。驳回此议的另一个理由是：人们担心台湾茶若照印度的制法做成工夫茶，便会与中国大陆、印度与锡兰的大宗茶货同列竞争，从而失去它作为乌龙所居的出众地位，不再能在美洲市上卖出如今这样的高价。」

接下来的大事是日本取得本岛。虽然人们担心日本人到来的那一年（一八九五年）会是极坏的一季，因为北部有军事行动；结果却不然，这一季的出口还略略超过前一年。新的治理在台湾一经建立，日本人便宣告百姓免税一年。一八九七年开始课税，其中包括茶税。眼下的课征是每担（一百三十三磅）两元四角日元（合美金一元两角），加上海关出口税一元一角，共计每担三元五角日元（合美金一元七角五分）。这虽比日本本土的税高，比起本岛从前的旧税——六元三角五分日元（合美金三元一角七分）——或是中国厦门一带眼下的税六元八角五分日元（合美金三元四角二分），却是轻的。

台湾茶贸易初兴之时，装箱与焙火几乎全由外国人把持；后来华人逐渐进入这一行，占去了其中较大的份额，不过较好的货色多半仍由洋行经手。华人入行做茶栈与其说是好事，不如说是一场灾祸；因为到了他们手里，种种弊端都出来了。他们的茶常常掺假，采得不好，装得不好，还夹着大量的末子、碎叶与「假茶」。这些弊端触目惊心，以至于一度人们很担心台湾乌龙的好名声会就此断送。厦门商会把这件事揽了过来，颁了一些章程，指望能稍减此弊；后来台湾的洋商也为同一目的联合起来。然而两次的成效都极微。日本人到来后不久，本地有关的外国人就此事向当局进言。当局立即着手，把与外国人所提几乎一字不差的章程付诸施行。从前那些不择手段的华商惯于把低劣的中国茶叶输入岛内，掺进真台湾茶里，再作为纯台湾乌龙出口。如今颁行的章程规定此种茶应予没收，并对商人课以所没收之茶价值两倍的罚金，罚金的一半归告发者。于是伪台湾茶的买卖几乎完全绝迹。

一八九八年，总督颁布一道命令，凡从事茶业者，无论是种茶的、制茶的还是贩茶的，都须在官府监督之下按各自的区域或市镇组织同业公会，以防止掺假茶的制造与售卖，并维持台湾茶的高声誉。

验茶的行家说，近年来上等台湾乌龙的品质有下降之势。一般的解释是：茶农对茶树照料不周，又不肯用任何肥料，采摘也草率——叶子是整把扯下来的，而本该一片一片仔细采，好把各等分开。因为不用肥料，最上等的茶如今只出在生地上，而这种地的面积自然逐年缩小。

日本当局在设法禁绝不纯之茶出口的同时，若能颁下养护茶树的章程，并立一套查验的办法去督促遵行，那是大有益处的。眼下华人茶商既奉官命要组成公会，这番改良或许可以经由公会来办，不必让茶农直接受官府的监视。

以上是从商人的眼光看这一行业的历史。而开路的茶农的际遇更有意思，重要性也不在其下。

台湾最早何时种茶，难以查考。岛上曾发现过野生的茶树，但最初栽培的茶苗无疑是从中国移来的。照本地人的说法，五十年代初已有两处茶园，一处在深坑附近，一处在坪林尾，都在台北东南。栽培日广，种子、插条与枝苗便都取自这两座园子；此后不再有茶苗从中国运来，直到一八六五与一八六六年，因陶德等外国人对这桩买卖发生兴趣，才大批输入茶树以供移栽。然而一个障碍出现了：最宜种茶的、土为轻质沙壤的丘陵地，大半在山地族群的地界之内或紧邻其地，而林中那些未归化的战士并不情愿把自己的土地让给他们的仇敌汉人。

从前极北的山地族群很少受到搅扰，他们地界的边线年复一年不变；如今茶业有厚利可图，移民便在侵夺山地族群土地上大有进展。十年之内（一八六八至一八七八年），台北府以东两列海拔一千至四千英尺的丘陵，大部分已被砍去了所有的大木与林树；莽林连同林中的住民被一小片一小片的茶园与别的农作所取代。然而这不是不冒险、不出死力就能办成的，也不是没有相当的人命损失。惯常的办法是：一名汉人头目从官府领到一纸类似特许的文书，随后纠集三四百人，把原住民赶回去，一步一步把地收回；地收回之后便交给那些不好武的茶农，而这些人正源源不断地从大陆上来。头目承担起防备原住民回头劫掠杀人的责任，而这项差使通常让他自第三年起，在他所垦护的地上每一万株茶树里分得两千株。这时华人已充分看出台湾茶贸易可观的前途，许多小财主都在茶园上投了本；安溪以及厦门近旁别的地方的移民，也大批到来，好凭自己种茶的本事获利。华人急着种茶，并不细心把林木的残余清除干净，茶田里到处可见樟树与别的树的树桩。茶商也被日增的买卖吸引过来，愿意向有意种茶的人预付现款，就此助成了茶园的开辟。

种植的区域不断扩大；到一八七七年，从大稻埕望得见的丘陵上，几乎每一道山坡都有茶园。再往内陆直到山地族群地界的边上，往南直到几乎本岛长度的一半，也都有茶园。然而南部园子里的茶，品质被认为不佳，后来本业的扩张便主要限于北部的丘陵与台地。凭着这一股劲头，产量十年之内从区区数千磅增至八百多万磅。

〔注一〕（原注：《中国与日本通商口岸志》，一八六七年刊于香港。）

〔注二〕（原注：三十五年出口比较表。表列五个年份，所比者为销往美洲的台湾茶、销往美洲的日本茶、销往联合王国的印度与锡兰茶、以及中国叶茶，单位均为磅，另列总计。一八七一年，台湾茶一百五十万磅上下，日本茶一千七百余万磅，印度与锡兰茶十五万磅上下，中国茶两亿一千余万磅，总计两亿四千六百余万磅。此后台湾茶逐期递增，至一八九六年近两千万磅；日本茶增至五千余万磅；印度与锡兰茶增至两亿一千五百余万磅；中国茶则跌至一亿五千余万磅。此表不含运往伦敦的台湾茶、日本茶与爪哇茶。表中数字显示，在所查的这段年月里，台湾的产量增至十三倍，日本增至三倍，印度与锡兰增至十四倍，而中国的产量约减了一半；其间全世界叶茶的消费量则增了一倍。一八九六年中国销往俄国的砖茶为七千六百九十余万磅。）

〔注三〕（原注：这桩买卖的起源显然要早得多。克拉普罗特在他那部有名的亚洲著作里提到台湾茶，说：「茶是绿的，不是黑的。它大量出口到中国，在那里充作药用。中国人一般很少喝绿茶。」见克拉普罗特《亚洲志略》，巴黎刊本，第八百二十七页。）

〔注四〕（原注：《淡水十年报告》，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二年，大清皇家海关。）

第二章台湾的茶业（中）

一八七七至一八八七年，栽种的面积以大稻埕为中心继续向四面扩展，产量由八百多万磅增至一千六百多万磅。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七年，新开的茶园向南、向西者多于向北、向东者；从这些新区已经得到的茶的品质看，人们相信将来的上等叶子会出自大稻埕以西与西南的茶园。这十年的增长不如前几年显著，但仍有稳健的增加，平均每年近五十万磅。眼下年产量已逾两千万磅。这一行业至今仍在幼年；未垦的丘陵还极广，茶农迄今所得的利也可观，加之中国的茶区渐渐产不出像样的乌龙，因此指望将来产量稳步增加，似乎并非没有道理。

眼下最好的茶出自十五份，以及枋桥镇附近的摆接一带。茶园都设在台地与山坡上，较大的占地十五至十七英亩，一般小农所有的则只有两三英亩。然而产地的主要中心在南边与西边、离大稻埕约二十英里处；那里的土是带红的黄色黏土，雨天极难行走，却产茶甚多。基隆一带也广种茶叶，甚至伸展到本岛东北的噶玛兰平原；而在中北部、水返脚与锡口两村以上，高地上密密麻麻全是茶园，不过后面这几处所得叶子的品质一般不高。整个本岛北部大体具备了专家所列的成功种茶的条件：气候湿热，年雨量不少于八十至一百英寸，没有旱患，土为轻质沙壤——这是最合宜的。

北部的茶成为有利可图的出口货之后不久，本岛中部与南部的汉人也在各自的地方试着种起来。人们普遍相信台湾任何地方都长得了茶，而台南府后面的丘陵尤其宜于此用。后垄与彰化一带设了若干茶园，然而产物极劣，茶农不久就对这番试验厌倦了。一八七八年，台南府附近栽下数百株，结果同样叫人丧气，此后南部便不再试种供出口的茶树。不过南部有些日晒茶的内地买卖，客家人、平埔人、有时连山地族群也拿它出售。

在丘陵地带整治生地，先除去长草与灌木，再伐树掘根，往往把整块地放火烧过；这些火有时夜里从大稻埕望去，景致颇可入画。莽林既除，先种一茬蓝靛或甘薯，第二季再换上幼茶。台湾繁殖茶树有两法通行。头一法也是最受看重的一法，是用插条与压条。最好的压条取法是把母株的枝条压弯覆土，这在年初进行。十个月或十二个月后枝条生了根，便从母株上割下，可以移栽了。第二法是播种，但不大为人所喜。

新开的地方，生土极肥，不需任何粪肥。茶株成行栽下，行距两三英尺，株距也相仿。这些行通常与山坡垂直，许多地方形成一道坝，大雨时常常灌满了水，或是被冲垮，剩下茶丛高踞其上，光裸的根向下伸出。读者由此可以想见，排水是很少有人理会的。幼株务须留心清除杂草与下层灌木——在台湾的湿热里，这些东西长得极快，若听之不理，不久就会把嫩芽闷死。三年之后茶株长到两三英尺高，便被认为够大够壮、足以报偿所费的人工，于是交给采茶人去摆布，把叶子摘走。自此以后，茶株便得不到栽培者应给的照顾；所幸土地极肥，后果不像在中国多数茶区那样严重。修剪与灌溉本都大有益处，却极少施行；而许多并未荒废的园子里，还听凭杂草生长。这些草与茶株相争；茶株即便不被挤死，也往往大受其累，每丛的产量既减，品质也退。照料得好的园子里，杂草是被压下去的，一年四次把行间的地翻松。雨季给根培土，并留心把土弄松，给正要抽芽的叶子留一条通气的路。

春、夏、秋、冬四季茶的采摘，大体分别在四月、六七月、八九月与十一月。四茬之中，以夏茶为最好，秋茶与春茶次之，冬茶又次之；冬茶劣到几乎不往外洋运。采摘的活计几乎全由妇女与小孩来做；她们沿着行间走，在每一丛旁俯下身去把叶子捋下，放进背在身上的篓里。一群采茶的人：姑娘们穿着鲜亮好看的衣裳，说说笑笑，全没有别处乡间劳作者常有的那种粗蠢相；加上茶株的深绿、向内陆优雅地铺展开去的丘陵——合起来是一幅如画而动人的景致。在这样的光景里做活，给汉人平日沉闷的农家生活添了几分亮色；而采茶女是值得她们那些身分更高的城里姊妹羡慕的——那些人只能在牢狱般的家里害闷。

这项工价随季节而不同，因为有些季节叶子较硬，采起来也较难。大约三斤叶子给两分到四分（本地通货），而三斤鲜叶可制成约一担（一百三十三磅）成茶；手脚极快的人，在叶子嫩的时候一天能采七斤到十斤，不过一般的采茶人一天只挣八分到一角（合金币四分至五分）。若要在东家处吃午饭，便从当日的工钱里扣去几分。除了在树上采叶的人之外，还需要室内的拣茶工，把茶焙过之后其中的梗与叶柄挑出来；她们的所得与户外的采茶人大致相当。此外还有男工，如耕作的人每日约两角，饭由东家供给。若按年雇耕作的人，工钱约三十元；若不足半年，则每月四元至五元。

台湾乌龙是纯货，不掺任何着色之物。与中国茶及别的茶相比，它所受的揉制最少，因此制法也极简。采茶人送来的鲜叶摊在露天，尽可能摊在日头下，每隔五分钟到七分钟翻动一次。不多时叶中的水分略有蒸散，并现出些微发酵的迹象。〔注一〕随后把茶移进通风良好的屋里，摊在直径两英尺半的浅圆竹筛上，每筛几磅，再把竹筛一层层架在竹架上，层间留出足够的空隙让空气流通。每隔十分钟上下翻动一次，以促其发酵，不过这过程不许走到把叶子归入发酵茶——如中国的工夫茶或小种茶——那一类的地步。两个钟头之后，把叶子移到直径五英尺的大竹筛上，每筛约四十磅，由人每隔十分钟翻动一次。如此约两个钟头，叶缘开始转成红褐色，并微微发出成茶特有的香气。此时把叶子放进铁锅，每锅几磅，置于柴火之上，施以相当的热力。几分钟之内，由人不住抛翻搅动，叶子便现出所要的卷曲蓬松之状与香气。随后把叶子放进搁在长凳上的小筛里，操作的人坐在凳子一头，把叶子搓揉扭卷片刻。再在火上烘过一道，又把叶子放回竹筛里作第二次揉捻；揉完再在火上烘一道。这烘焙的过程立不出什么定规。目的是把茶里的水分去到足以经得住运输与贮藏、直至交到出口商手里；而要达到这一步需要多少工夫，全看天气——日头好的热天自然省力得多。最后把茶在炭火上轻焙一道，这道工序后面再说。然后装进麻袋，每袋约七十磅，由船、铁路或挑夫运往台湾的茶市大稻埕。

到了这一步，经纪、本地商人与茶栈便登场了。最终的出口虽由洋行经手，洋商与茶农之间通常隔着好些华人中间人。华人商贩与栈主——其中有些是有本钱的——常以预付银钱给茶农的办法，把一定数量的叶子控制在手；茶农到开季时把茶交给他们，通常按市价打九折，还要付大约一分的月息。此外经纪与中间人也到茶园去另行议定银钱往来，有时是奉大稻埕茶栈之命，有时纯属自己投机。后一种情形下，他们把茶样分送各华人与洋人行号；若茶已先被本地商贩与栈主收去，便把茶农交来原样的叶子、或是经大稻埕本地焙茶作坊作过最后一道焙火的成货，送样到洋行去；一经成交，叶子立刻交付。经纪对茶大都在行，不至于出高于值的价钱。中国有些茶区离茶市极远，台湾却不同：最远的产区离大稻埕也不过两三天路。因此茶农大都知道行情的涨落；他们固然常常不肯承认跌了价，可是市面上稍有上涨之意，他们要求加价却极其麻利。所以经纪发财的指望并不特别大，但他通常靠那一笔笔开列得极其铺张、号称是实支的费用从中揩油，保得自己过得舒服。代客销售时，每担开出十四元至十五元日元的费用是常事，而实支大概不到这个数的一半。不过有时经纪不信洋人所说行情下跌，一时仍照旧价收买，于是蚀本不少。

本地人手里未在台湾卖给洋商的存货，运往厦门——那是隔着海峡与北台湾正对的一个中国口岸——由那里的洋行预付货款。于是台湾茶就有了两个市场，而每一季卖给哪一边洋商的比例，随商情的变化而定。这是因为台湾没有一个靠近茶区的合用港口，眼下非以厦门为出口的口岸不可。日本政府若在台湾修一座十分安稳便利的港口——最好是在淡水——台湾茶的市场或许终究能收归本岛。一八九八年，全季的收成有一半是在厦门成交的。〔注二〕

不过这说得太远了；我们还得跟着叶子走过各道关口，它才到得了上面所说运往厦门那一步。茶从乡下运到大稻埕，先付日本的内地税每担两元四角日元（合美金一元两角）。货随即交给买主，入其栈房。茶在山里虽已略去粗杂之物，这时仍不算干净。拣茶的姑娘们就在这时登场：她们在盛着茶的大竹筛前坐下，动手把梗、柄与坏叶一一拣出。

一个外来人夏天到大稻埕，最触目的莫过于那些姑娘——晌午与晚间，她们简直把这地方挤满了。所幸这些羞怯的女儿把采茶的时节看作社交季节的开场；做妹妹的被隆重地带出来亮相，与家乡少女初次赴宴的首度登场颇相仿佛。我说所幸，是因为她在自家屋里那副邋遢、有时并不干净的模样，与她作为拣茶女盛装登场时恰好相反。最好的衣裳也不嫌太好，梳妆打扮极其用心。发髻往往是一件艺术品，上面插满香气浓烈的玉兰花；再加上一双缠得不能再小的脚，她便预备好去让众人目眩了。

大稻埕有大大小小约一百五十家制茶号，此外还有半打洋行的作坊。最大的行号在忙月里雇一百到三百名拣茶女；若手头茶多、又要赶活，一家作坊里做工的拣茶女有几天会多到四五百人。平均算来，大稻埕每日雇用的总数超过一万两千人。工钱按当日所做的活计日结；名义上是七斤给五分，但称量上偏着东家，实付平均不过每担六角上下。即便如此，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姑娘一季所得近十万元（本地通货）。

拣茶的多半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姑娘，不过老妇与小孩也占相当一部分。年轻姑娘手快眼快；伶俐的人一天（早六点到晚五点）能挣到一角五分，一般的拣茶女只能得九分到一角。华人茶工很吃姿色这一套，长得好的姑娘活计要轻得多，所得也往往更多。每年春天有好几千汉人把家小留在中国，到北台湾的茶作坊里做工；而年轻姑娘每天被打发出门，去与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生人一同劳作，而这些人闲时最大的志向不过是泡在艋舺的烟馆与妓院里——这样的处境是不利于风化的。不过若因此暗示这些姑娘多数不贞，或是认定其中失足的比例高过别国同样处境下的比例，那大概也是不确的。

到此为止，茶只经过极轻的焙火，商人用「绿叶」这个颇易误会的名目称呼它；如今必须彻底焙透，才经得起远航到美洲或欧洲。大稻埕的焙茶作坊，无论是华人的还是洋人的，都是一间间屋子，内设五十个到几百个火坑。这些火坑不过是深两英尺、直径两英尺、彼此相距一英尺的圆洞，四围是一座一英尺到一英尺半高的矮砖台，坑口与台面齐平。看一看焙火的工序：所用的燃料是木炭，点着之后让它烧到一切可燃之物烧尽、炭通体赤红为止。可是远在这一步完成之前，焙房已成了一座大烤炉；上百个火坑吐出的火焰与红光，把人的耐力考验到极处。华人苦力几乎赤身，头上裹着湿布掩住口鼻，冲进这座火炉，用铁器把燃烧的炭块打散、拨动，好让赤热透进每一块炭的心里。火不再冒烟时，便覆上一层灰把火势调缓；这样不添料也能活上一个多星期。燃料点着之后十二到十五个钟头，火便算备好可以上茶了。

所用的器具是一只约三英尺高的大笼，形如骰子筒，底是一张筛，装在比中间略低几英寸处，于是两头都是空的。笼子架在火上，把约七磅茶放在筛上，头两三个钟头几乎不去动它。到那时茶已热透，焙茶的人便一笼一笼过去把里面的茶翻过来。此后约每小时翻一次，使热力均匀透入全部茶叶。通常八到十个钟头的焙火已够，但与山里烘干鲜叶一样，所需的时间立不出定规。目的一般只是把每一分水气都蒸去；一认为办到了，就把茶取出。不过这桩买卖早年间，运往英国市场的台湾茶有时焙得极重，好让茶汤呈现英国消费者所喜的那种极深的颜色；就是如今，也还有些买家喜欢焙得比保存所需更重的茶。

茶趁着刚出火的热气装箱，箱内衬一层薄铅；铅皮焊合之后便不透气，内里的茶就不致变坏。标准的箱是半箱，约装四十磅；此外还有四分之一箱与十磅装的小箱。铅是以每块一百多磅的铅锭输入的，在大稻埕用一套极简单的法子轧成极薄的铅片。一口铁锅加两片瓦，便是全副家什；而出片之快、质地之好，着实惊人。这活计一般由两个人做，一个看火并修边，一个管瓦片。一个人若去看一看这样的作坊——若一间十二英尺见方、既是整座工场、又兼工人起居之所的屋子当得起「作坊」这样堂皇的称呼的话——会看见领头的工人站在一口盛着熔铅的锅旁，地上摆着两片瓦，一片压在一片上。开工时，他一手把上面那片瓦稍稍掀起一边，一手从锅里舀出少许熔铅，手法利落地泼进两瓦之间；随即把上片放下，踩上去，用足够的力气把熔铅压得在瓦间铺开。金属几秒钟就凝了；再掀起上瓦，把新成的铅片扔出来，如此周而复始。这些铅片修过边，便焊成箱形。

至于茶箱，厚薄合用、长短大致截好的松木板从厦门与福州运来，略加修整便钉成箱子。随后在箱外糊上印有花饰的彩纸，或是请一位真正的「闪电画师」来画：他把一支笔的不同部位蘸上不同的颜料，只用这一件家什，挥手之间就甩出一幅三四色的、繁简不等的图样，比把这件事写下来还快。

到此为止，我们说的只是纯乌龙的制法。此外还有一桩新兴而日盛的行业，就是熏花茶、通称「包种」的制造。「包种」一词字面的意思是「用纸包的那一种」，指的是包小包茶时有时所用的小纸包。不过在台湾，这个名目几乎专指熏花茶。一位名叫吴福记的华商于一八八一年最先把眼下的制法引进台湾。这类茶的需求迅速增长，近两年的产量平均在两百五十万至三百万磅之间，值四十五万日元以上（合美金二十二万五千元），约占台湾茶总产量的一成二，总值的半成。〔注三〕读者或许以为，商贩争购制包种的茶，多少会妨碍乌龙的买卖。其实不然；因为制包种所用的一般只是劣茶与下脚，这就把那些不中意的茶从市面上收走了——若没有这桩买卖，这些茶大半要被掺进乌龙里去，反倒拉低乌龙的品质。

台湾包种的大部分经厦门与香港出口到爪哇与海峡殖民地，其余运往汕头、西贡、暹罗、夏威夷与旧金山。在这些地方，它几乎全由侨居当地的华人消费。

乌龙是纯叶，不加色不加香；包种则是用鲜花的香气给叶子人工增香，办法是把叶子与刚采的花直接拌在一起——至今还没有发现可以代替鲜花的化学香料。每年要采集成吨香气浓烈的素馨、茉莉、桂花与栀子来制茶，本地人分别称之为素英、茉莉、秋兰与黄栀。事实上所需之多，使得这些花的种植本身也成了一门行业。〔注四〕从大稻埕走不到一个钟头……

〔注一〕（原注：霍西先生在英国政府刊行的一份论台湾贸易与物产的领事报告里，描述过一种用脚力转动、用来把茶叶弄软的粗陋制茶机。关于这件器具，我未能探得任何消息；但我至少可以说，较大的茶园里并不通行。霍西先生的描述如下：「在露天摊晾与焙火之间，叶子还要经过一道颇为特别的处置；这道工序是我偶然发现的，我向洋人茶商提起时，他们都不知道。九月里有一天，我在淡水港附近的北山脚下闲走，想找一种植物，忽然发现自己走到了一户农家跟前，看见一个人坐在打谷场上一张高凳上，用双脚飞快地转动一样东西，看上去像一只长长的圆筒。走近细看，才知道这器具长八英尺、直径两英尺到两英尺半，六面，每一面都是嵌在木框里的褐色粗布；轴贯通整个圆筒，两端各搁在一个木架上。一端的木架与圆筒之间，轴上装着四个踏板。那人用脚踩动踏板，使圆筒飞转，每转一圈，筒内便发出一阵唰唰之声。我表示想弄明白，那人很乐意地解开其中一面——那是圆筒的门——把它顺着铰链翻了开来。里面露出六根竹子，数目与机器的面数相当，等距地固定在圆筒两端、介于与之平行的轴与这台被称作『茶挵』、也就是制茶器的外缘之间。筒底堆着一堆绿茶叶，是在打谷场上摊晾够了之后放进去的。机器一转，这些叶子便被摔到竹子上，叶缘因此变得十分柔软；随后取出，放进铁焙锅里。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把叶缘弄软？』答案很容易。叶子采下、略晾片刻之后若径直放进焙锅——茶叶又厚又脆——就会裂开，全失掉人们所极看重的整叶之形。至少人家是这样向我解释的，这解释看来也很合情理、很自然。」）

〔注二〕（原注：台湾茶在厦门成交的比例，六年如下：一八九三年约七成，一八九六年约六成，一八九七年四成八，一八九八年五成；一八九四年之数阙。）

〔注三〕（原注：日本海关报告载，一八九七年台湾茶出口共两千零五十万余磅，值六百九十二万余日元（合美金三百四十六万余元）；其中包种茶两百四十四万余磅，值四十万余日元（合美金二十三万余元）。一八九三年包种出口一百八十余万磅；一八九四年达两百二十九万余磅，而其时价高，给走运的台湾商人带来七十六万余日元（合美金三十八万余元）。另一年的出口为两万余担，合两百七十一万余磅，值五十二万余日元（合美金二十六万余元）。）

〔注四〕（原注：台湾眼下制熏花茶只用上述四种花，中国所用的名目则较多；据福琼所记，有玫瑰、梅、橘、茉莉、素馨、米兰、桂花、栀子。）

第三章台湾的茶业（下）

（原注，承前章：参看亚洲文会会报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页，亨利所记台湾的植物。）

从大稻埕走不到一个钟头，就能到那些种满香花的大园子跟前。花价随需求而变，一般是每担五元到二十八元日元，视种类而定：素馨最贵，栀子最贱。

制包种茶有好几种不同的做法，大体的道理却是一样的。品级也有好几等，主要取决于所用花的种类与分量。花与茶的比例自三成起向上；用桂花时所需的分量最多；而制某一特定品级时，四种花要一同使用。最通行的做法如下：茶从乡下运来——这时的茶与乌龙出口商可能收买的是同一种，只是品级较低——摊在屋子的地上。从各处园子里采来的新鲜香花，通体洒过水之后，与茶拌在一起，堆到七八英尺高，用从墙边伸出来的小隔板分开。随后把这堆东西仔细盖上布，免得花香走散。过了七到十七个钟头——视所用花的种类与季节而定——花香已透进茶叶，便把这堆东西交给拣茶的姑娘，由她们把已经萎了的花与茶叶分开。不过用桂花时，通常是在茶焙干之后借筛子分离，因为这种花太小，用手拣不快。分完之后，把茶上火焙七个钟头，受热约华氏一百八十度；到此制造便算完成。随后送进包装房，装进花花绿绿、贴着标签、每包一磅上下的小纸包。这些小包再装进与乌龙所用相同的半箱里，包种茶就可以出口了。

台湾茶——无论纯乌龙还是包种——装了箱、贴了签、裹了草席，便用货船顺河而下，送到十英里外的沪尾（淡水），在那里缴纳每担一元一角日元（合美金五角五分）的海关出口税。开往厦门的轮船停靠码头，装载既省事又便当；离开沪尾十八小时便抵厦门。供外洋消费的乌龙在那里起岸，重新装得更稳妥些，随后转装太平洋的轮船运往美洲西岸各埠，或经苏伊士运河航路运往伦敦与纽约。〔注一〕

台湾乌龙那股芬芳而浓烈的滋味在美洲极受推重；英国的需求却极小，进口的货几乎专供掺进别的茶里以增其味。因此我们看到，出口总量里将近九成销往美洲，其余运往英国。包种的买卖由华人把持；所以可以说，洋人的茶行除了少量运往伦敦的货之外，专做供应美洲市场一事。这桩买卖的总值有一年超过七百万日元（合美金三百五十万元），不过近几年平均略低于此数。〔注二〕经营这桩买卖的几乎全是七家英美大行号。上述行号中有四家总行设在厦门，台湾设分行。眼下只有一家日本行号在台湾茶业上有稍具规模的经营。这一家（其总理是横滨数一数二的日本茶商）近三年来把越来越多的乌龙运往日本，再转销美国；将来在营业规模上或许可与若干洋人出口行号相抗。不过只要这桩买卖还是今日的样子——大体上是代销与合股的生意——英美本国的行号在别的条件相当时，总是宁愿把生意交给自己本国的、营业本事为自己所熟知的人。

除上述一家之外，从台湾径运美洲、或经日本转运、或在日本作最后装箱的事，实际上还看不出什么苗头；本岛缺少合用的港口，大轮装运便极为不易。淡水港眼下只容吃水十三英尺上下的船进出。由此港至厦门，沿海轮船十八小时可达。也有几艘日本小轮定期开往神户，一家洋行曾由这条路运过几批茶，不过我想带着试验的性质。政府若肯着手改良淡水港——此港位置便利，在本岛商务上关系极大——那么径运的难题便可大为简化。基隆港虽容得下大轮，但船靠不近岸，装载颇为不便。然而经基隆出口最大的障碍，还在于把茶从大稻埕运到那个港口。两地虽有铁路相连，车辆却不足以运送大批的茶。从淡水固然可以用船绕到基隆，但难处之大，使这条海路根本不必考虑。经基隆运往日本的费用，比经淡水运往厦门高出不少；不过从厦门到美洲、与从日本到美洲的运价是相同的。〔注三〕日本邮船会社若肯按他们惯常从厦门起运的运价，签发由基隆直达美洲的联运提单，无疑能揽到这桩买卖的很大一份。

基隆港若好好疏浚、筑起防波堤，铁路又照眼下的计划向东南一侧延伸，大轮便能一直驶到铁路的栈桥跟前，眼下在基隆装船的难处就会消失。然而这一套大工程要几年才完得成；到那时或许又生出别的料想不到的障碍，而经厦门出口的便利仍旧居于首位。

无论如何，总要大稻埕到基隆这二十英里铁路甘心而不断地配合。有了低廉的铁路与轮船运价，运到神户去作最后的裹席打印、或是转装美国轮船，便相当可行；新的行号或许终究会觉得把一部分茶走这条路是合算的。不过要诱使厦门各行号把总行迁来台湾，须有极显著的好处作保，而眼下还看不出这样的好处；不管还会有什么别的变动，经苏伊士运河出口总是经厦门最为便当。

不过据说日本政府或将立法，实际结果是给日本本土以优待。就是说，眼下全帝国——台湾在内——都行出口税。新约生效之后（一八九九年七月），本土的出口税拟予废除。台湾的政府若为筹款起见继续征收出口税，而台湾与日本之间自由通商的旧例又仍旧有效，那就等于给经日本出口的货一笔可观的贴补。然而政府也很可能决定：台湾既不享出口自由，也不与日本本土自由通商，而对由本岛运往日本的货物课以某种税项。〔注四〕

大稻埕近年来长得极快。华商盖起了许多新屋，外国人也住上了宽敞的住宅。事实上，唯一似乎不受茶业进项影响的，恰恰是分得最大一份的那一类人。我说的是华人茶农。每一季有将近七百万银元从大陆运过来。几百个赤着脚、穿着寻常衣裳的华人茶工上门来，拿他们的茶换走这些银元。他们回到茶区那狭窄的天地里，「嗖」的一下，银子不见了；第二季还是这班衣衫褴褛的汉子，带着同样一副穷相再来。山里还是那些土砖草顶的棚屋，还是那些粗陋的农具，还是那条半饿的狗冲出来朝你吠。也许看得出一片茶田扩大了些，或是新辟了一块稻田；可是我们西方所理解的那种兴旺，连影子也没有。这么多银钱究竟哪里去了，实在是个谜。

照如今已经生效的对日新约，外国人可以在内地居住，并且几乎可以与本地人同样地经商，只是不得置产，不过可以订二十年的租约。在这样的条件下，外国人做茶农的指望如何？〔注五〕我说的不是那些洋人大茶行。他们拥有或控制一处茶园，在许多方面可以有间接的好处；只要不特别亏损，栽培的成本与大稻埕市面行情之间的差额，倒在其次。我主要说的是那些外来的投资者——他们想把钱放进一桩有利可图的事业；或是那些爱清新空气的人——他们想从事农作，只要收入可观，便乐于指望在台湾的山里过一辈子。

说这个题目，不妨先交代一句：一个好的产茶之区，通常不是个康健之地，种茶所需的潮湿与雨水，反倒容易招来疟疾。不过我们这位茶农尽可备下舒适的住处与好的饮食，又可以把一部分时光消磨在大稻埕——那地方名声虽坏，就外国人而言，似乎并不特别不卫生。于是问题便归结为盈亏二字。在作者看来，外国人、甚至日本人——至少在日本人的数目大增以前——要在农作上与华人竞争，是极难的。〔注六〕因此，唯一的机会是：有人取得了新的沃土，又能对茶树照料得十分周到，使其产物明显地胜过本地人所种的一般货色。可是他若因采用了新的法子而获利，邻近的本地茶农终究会发现他成功的缘故；他们或许——而且多半会——很快照样仿效，并且凭着他们的俭省与银钱上的锱铢必较，不出几季就把价钱压到洋人之下。

生产的成本很难估算：一个外来人，尤其是一个外国人，有许多开销是华人茶农可以部分或全部省掉的。不过所需的本钱可从下列主要各项的估算里见其大概：以十万株茶树的园子计，最合宜的土地二十五英亩，八百日元；栽下十万株幼茶，一千六百日元；三年的耕作与照料，六百日元；农具（本地式样）与耕作者的伙食，一百六十日元；共计三千一百六十日元。

至于日常的用度，我断断续续研究了将近一个月，发现实在得不出任何像样的结果。大稻埕的华商对山里的情形所知极少；直接向茶农打听，所得的说法又彼此矛盾得一塌糊涂——有一个人在三次晤谈里每回给的数目都不一样——我只好绝望作罢。这些淳朴的乡下人多半以为「蛮子」是在盘算要把他们全赶走；要不然，他何必问得这样仔细？台湾政府的农务部门刊布过一张表，列出一处中等茶园的日常用度；他们既办过试验茶场，在查考成本上有特别的便利，不过我不敢说所列的数目处处都对。政府的估算如下：以十万株茶树的园子计，耕作六百日元，采制一千七百五十日元，木炭与燃料三百三十八日元，农具与制茶器具的损耗一百日元，共计两千七百八十八日元；此外还应加上运输一百二十日元、税捐两百八十八日元、投入资本的利息三百一十六日元，总计三千五百一十二日元。

进项要看茶农能产出什么品级的茶，也要看市面上的行情。各等茶的采制成本大致相同，所以上等货的利往往极大。一处好的十万株茶园，约可产叶四百担，制成洁净的成茶一百二十担。假定这位外国人力求产出最高一等的茶，并且不假中间人之手、亲自在大稻埕发卖，他每担大约可得四十日元。那么一百二十担按每担四十日元计，是四千八百日元；减去日常用度三千五百一十二日元，净利一千二百八十八日元，约合投入资本的四成。〔注七〕

以上是按十万株的园子算的；大十倍的园子，开销也相应增加十倍。那么一个在自己新茶园里安顿下来的外国人，与他的华人邻居相比，财务上的处境如何？一个华人过日子，可以俭省到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永远办不到的地步；而他既是与自己的同胞打交道，自然不需要中间人。外国人若住在园里，总得有一所住宅：一座两层的房子要两千五百日元以上。华人茶农则住在一间不像样的土砖棚屋里，花费不及其十分之一。

华人的茶园往往比上面所说的小得多。除了枋桥的林家那样几位巨富——他们拥有大片茶园，分成出租给茶农——最大的也不过十到十五英亩；而占绝大多数的小园子只有两到五英亩。华人茶农带着家里人——人越多越好——把种茶所需的一切活计全包下来。他或买或租取得土地，又办齐所需的幼株之后，因为不雇外人，开销便减到外国人非花不可的几乎一半。茶树长成可以收获之后，茶农若觉得活计重得家里人忙不过来，邻村的人与农户便合力相助。茶农自己有一小畦甘薯与别的菜蔬，或许还有一小块稻田，外加猪与鸡，一家的口粮便有了着落。采制的那几天或许须雇外人；但华人农户能以更少的工钱从雇工身上榨出更多的活计，这是外国人怎么也指望不到的。靠这些法子，他把周转的本钱压到最低；实际的生产现款支出，怕是每担不超过十五到二十墨西哥银元。而外国人很难指望办得这样好。他若对本地的语言十分熟悉，便能直接与雇工打交道、对手下人加以通盘的照管，这于他大有好处。即便如此，他仍须用一个本地的监工，而这个人多半要靠他来肥自家的窝。外国人若不通语言、因而无法与华人交涉，就不得不雇一个华人买办，几乎把自己整个交到此人手里。这位能人若果然老实，那自然好；但撇开他在那些已经、或终究会被查核的生意上无疑会表现出的正派不谈，多半他会用「阴着的门路与白费的鬼花样」，设法把好大一份利润弄进自己的柜子里。除此之外，外国人的茶园还会招来附近所有的不三不四之辈，相当数量的茶会因偷窃而失掉。在这样的条件下外国人能否在与华人的竞争中存活，看来大可怀疑。日本茶农大概也会碰上同样的难处，只是他比欧美人占一样便宜，就是过日子的开销较轻。

末了，不妨用几行字说一说茶在本岛的兴旺上所占的紧要地位。首先应当看到：若没有这桩买卖，那些宜茶的丘陵多半要么荒着，要么种上甘薯或别的不值什么钱的作物。所以单就土地而论，这一行业几乎是净得，而把肥沃的平原与河谷留给了稻、糖与别的要紧物产。

看一眼产业图，读者会注意到北部种茶的区域相对不大。它所占的地面约为糖业所用的六分之一，比起种稻的面积、或是广袤的樟树林所覆盖的面积更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它给本岛带来的进项，将近糖的五倍、樟脑的五倍有余，并且占台湾全部出口贸易总值的一半以上。〔注八〕它对北台湾的紧要，看一看这一点便可知道：每年出口的进项平均约有八成六来自茶。说淡水（沪尾）这个港口的存亡全系于这一行业，并不为过。若有一季茶业的人——无论种茶的还是装箱的——无利可图，华人对布匹与别的洋货的需求便显著减少；而这一行业若像厦门邻近各区那样垮掉，北台湾的一般贸易将几乎等于零，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政府的岁入直接间接地或许要减去一百万元（眼下茶的直接税收在五十万日元以上）。〔注九〕这是日本当局应当记在心上的；凡有碍茶业的章程或课征，都该劝阻。到目前为止，政府表现出的态度是对的。已经通过了防止台湾茶掺假的章程，拨出了替这项货色作广告的款子；而且虽然一般不准华人移入，却想出了简便的办法，让茶工在茶季结束后回中国、开春再回淡水。政府的税捐如今约占茶叶出口总值的十分之一；美洲市场上又有税轻的日本茶与免税的锡兰、印度茶与之竞争，所以但愿若有变动，是减税而不是加税。

以下是自开业以来台湾乌龙销往美洲与欧洲的出口、以及台湾茶出口总数。表分四栏：年份；销往美国的台湾乌龙；销往欧洲的台湾乌龙；本季每担（一百三十三磅）的平均价格（淡水通货）；以及台湾茶各色总出口。〔注十〕

先看销往美国的乌龙：一八六六年约十八万磅，一八六八年起增至五十余万磅、七十余万磅；一八七〇年过一百四十万磅；一八七二年二百六十余万磅；一八七四年二百八十余万磅；一八七六年六百四十八万余磅；一八七八年八百一十五万余磅；一八八〇年一千零八十八万余磅；一八八五年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余磅；一八八七年一千四百五十二万余磅；一八九一年一千五百零二万余磅；一八九三年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余磅；一八九六年一千九百三十二万余磅；一八九八年一千六百二十六万余磅。销往欧洲的历年则少得多，自数万磅至一百余万磅不等，一八七七年前后为六十余万磅，一八七九年一百零五万余磅，此后多在七十万至一百万磅之间。总出口自一八七〇年的二百零三万余磅，增至一八八〇年的一千二百万余磅、一八九〇年的一千七百万余磅，一八九三年二千一百九十万余磅，一八九八年二千零五十三万余磅。

至于价格：一八六六年每担十元，一八六八年十五元，一八六九年二十元，一八七〇年上好的三十二元至三十五元；一八七二年夏茶上好的四十五元至五十五元；一八七三年春价较上年低两成五至三成，八月里好的洁净茶只售十一元至十五元，甚至有十元的，到秋间回升足足四成；一八七四年六七月间三十六元至四十六元；此后数十年多在三十四元至四十元之间，一八九四年最高，达四十四元七角四分。

以下是自开业以来台湾包种茶的出口。表列年份、总出口与每担（一百三十三磅）的平均价格（淡水通货）。一八八一年一万余磅，每担二十六元两角五分；一八八六年十五万二千磅，每担三十元；稍后一年七十六万余磅，每担三十三元；一八八三年一百三十六万余磅；一八九三年一百九十六万余磅；一八九四年二百二十九万余磅；一八九五年约二百七十万磅（估计）；一八九七年二百二十七万余磅与二百四十四万余磅两说，价每担二十五元；一八九八年二百七十一万余磅，每担二十六元；次年二百九十一万余磅，每担二十六元一角六分。

以上两表中台湾乌龙销往美国与欧洲的数字，除了早几年的以外，都取自厦门商会的报告，无疑是准确的。包含包种等在内的总出口数字取自中国海关报告——这是此类数字唯一可得的来源；最近三年则取自日本海关报告。乌龙的半箱约装四十磅茶。因为除了最近几年之外，海关报告里并未单列能显出包种茶出口的条目，所以包种的那张表是不完全的。有些包种径直运出而不在厦门起岸，使人无法从该港取得确数；又有些小批的货在台湾起运时并未报作包种，后来却当作包种卖掉，所以本地海关的数字也不能全信。因此包种表里的数字，至多只能说是大致不差。包种的包装大小悬殊，每包装茶二十磅至九十磅不等。

〔注一〕（原注：通常每半箱运费一角，加上种种开销，可以把茶放进厦门的栈房里，合淡水通货一角五分上下；不过各轮船公司相争时，运费有时压到每半箱五分，于是一角上下便可把茶运存厦门。）

〔注二〕（原注：一八九三年台湾茶出口达三千余万磅，值七百三十万余日元，合美金三百余万元。）

〔注三〕（原注：眼下，即一八九九年，基隆至神户的轮船运费每半箱十五钱，基隆的装船开销两钱，铁路运费约两钱；由大稻埕车站把茶运存神户，每半箱共约十九钱。日本两钱合美金一分。）

〔注四〕（原注：本章付印之际，消息传来：日本政府虽废除本土一切出口税，台湾的出口税仍将照征；并且台湾乌龙运往任何外国口岸的税将增至一元六角日元，而运往日本任何口岸的乌龙每担须纳一元日元，名曰「港税」。这是暂行之法还是将长久奉行，尚不得而知。）

〔注五〕（原注：好几方人士都曾就此事向身为美国领事代表的笔者询问。此事曾在一份领事报告里论及，本篇所述即其中一部分。）

〔注六〕（原注：日本的新章程公布、外国人所得的确切权利为人所知之前，外国人可否从事农业尚不能断言。不过外国人若想经营一处茶园，无疑有合法的途径可循，因为他是获准在内地居住的。）

〔注七〕（原注：此处所说的日元，可以大致看作相当于墨西哥银元，约合美金五角。）

〔注八〕（原注：一八九七年，糖出口一百四十万余日元，樟脑一百三十三万余日元，茶六百九十二万余日元；台湾出口总额一千二百七十五万余日元，其中淡水八百三十一万余日元。以上各数除以二，即得美金之数。）

〔注九〕（原注：一八九八年政府岁入，制茶税四十万余日元，海关出口税二十三万余日元，共六十四万余日元。）

〔注十〕（原注：上列总数涵盖海关所报每一公历年出口的各等各类茶。日本海关报告把茶分作五类，一八九八年各类之数如下：黑茶即乌龙一千七百三十七万余磅，报值五百六十九万余日元；黑茶即包种两百万余磅，报值五十二万余日元；番茶十九万余磅，报值一万余日元；茶末二十万余磅，报值七千余日元；茶梗五万余磅。合计两千零五十三万余磅，六百二十一万余日元。）

第四章樟脑业（一）

纲目：樟脑问题与山地族群问题不可分——台湾的森林——以血换来的樟脑——无休止的争战——十六世纪的樟脑——台湾第一次专卖——一七二二年的民变——持械的农户占据产脑之地——十九世纪的商人——美国行号取得樟脑专卖——与道台的合约——打狗的改良——美国人的租界——每年的出口——英国行号设立——专卖被人藐视——各国政府干预——李仙得的报告——与官府的龃龉日增——对外国人的袭击——樟脑被没收——悬赏五百元买一个外国人的首级——英国领事在安平登陆派兵——专卖废除——山地族群的攻势——军队出动——巡抚的侄儿与护卫被歼——巡抚亲自督师——一八九一年大嵙崁之役——专卖重立——台湾官府的立场——各国代表反对专卖——专卖撤销——改征脑灶税——官员的私利——引进日本脑灶的尝试归于徒劳——投机者不明智的预言——诺思上校的财团——热闹的投机——日本人到来——今日的樟脑业——樟树林的所在——土壤——制脑的寮场——出口的口岸——往樟脑产区的一次旅行——一处脑寮——山中气象——山里的草木——藤业——樟树林——樟树的生地与生态——可能的蕴藏——亟需造林之法——外国的樟树——中国的樟脑业——树的价值与树龄相称——种樟树是否值得投资——此树药用之外的用途——科学的栽培——外国樟树生长的纪录——剥树——脑丁开出的山地——制脑所必需的条件——运转中的脑灶——眼下专卖可能的影响——产脑区私有制的由来——边地的生活——隘寮的生活——客家的开路人——酒饭之后的契约——出草——边地的争战——遭暗算的人——被俘的山地族人——樟树林的所有权——持械的工匠——华人脑灶构造详述——熬脑的人与他们做活的办法——自林中到脑灶——制法——看火——蒸馏——银钱的往来——日本人到来与日式脑灶的引进——日式脑灶详述——脑灶运转详述——脑油的统计与提炼之法——华人脑灶与日本脑灶的比较——改良的蒸馏器具——华人与日本人林中作业的比较——台湾的樟树及其出脑之富——树各部分出脑率表——一桩性命交关的营生——争战是药价的一端——产脑区的暗算与杀戮——华人官府对山地族群之法与日本之法——出草的队伍——暗算与致命的后果——日本管辖樟脑之法——防御山地族群不力——出草者与一名日本死者——产脑区日本官员被杀——出草者的约束——日本抚垦署设立——山地族群问题——不干涉之策——隘勇——台湾山地族群的身分——土地问题——山地族群生计的经济面——已开化土著的身分——日本的脑丁——日本与华人脑丁的比较——樟脑的运输——重量的折耗——樟脑的掺假与查验之法——日本对樟脑的课税——权利主张的纷乱——产脑区的难处——外国人退出樟脑买卖——中台湾一带——樟脑油——樟脑专卖设立——政府管辖之法——日本的樟脑出口——半个世纪台湾樟脑出口表。

樟脑问题其实就是山地族群问题，因为这一行业的成败全看山地族群所处的地位如何；而在概述其中任何一端时，要把两者分开都极难，所以我收进了一些材料，乍看之下似乎更宜放进后面那一章论台湾山地族群的文字里。我在此所要记的，只是他们生活中与外来人接触的那一面，而这里的外来人恰是脑丁、或是派去保护脑丁的军队。此外我也收进了一点关于樟脑以外林产的、所能搜罗到的消息。

台湾的物产里，没有一样像樟脑这样引人入胜。它是从山地族群出没的莽林里夺来的，而且除日本之外，世上别处几乎都不出产——缘故就在这里。有一类统计家，嗜好是推算「一个人若干天所用的火柴首尾相接能不能绕地球一周」之类的题目；对他们来说，这是个诱人的题目：一位心地仁慈的小姐买几盎司樟脑来防蛀自己的细软衣裳，这几盎司里凝着多少滴人血？一位龙钟老者要医好他的风湿，又须有多少条性命断送？产这项贵重货品的树，不幸都长在土著的地界之内，或是紧挨着它的边上。华人取脑的办法非把树毁掉不可，而毁掉之后从不补种；虽然有时个别山地族人或他们的头目会一时允准在某些边地作业，但整个土著的住民自然对自己祖地被一步步蚕食深怀忧惧；因此边地自最早的日子起，就长年处在动荡之中。任何可乘之机都被用来施暴；而可叹的是，施暴的并不只是山地族人一方——华人这边似乎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向不幸的土著泄愤的机会。近二十五年间因此直接丧命的人，加起来是极大的一个数目；而间接丧命的——譬如被派进山地族群地界、替某个被杀的脑丁复仇的兵丁，反过来，又如袭击住在边地附近的汉人农户的土著——必定还要在上述的死亡之外，添上可悲的一笔。统计不够完备，无从提供确数；下面的史事或许能让人对这笔「屠户的账」有个大概的印象。

台湾早期的历史里提到樟脑是一项贸易品，但指的是这种树所结的晶体，还是仅指用作建材等用的木料，并不清楚。〔注一〕

十六世纪时，樟树林一直伸展到平原上，沿着若干台地，甚至伸到西海岸。晚至一八六八年，北部台北以北那几列较低的丘陵上还长着樟树，如今那里已改种茶与别的大宗作物。然而主要的蕴藏，从来都在那片广袤的地带——自北至南贯穿本岛腹心的山区。

中国的史家告诉我们，十八世纪初官府在台湾对樟脑与别的林产宣告专卖，违章砍伐一树者处死。在这条严法之下，仅一七二〇年一年就有两百多人被斩。此事激怒了移民，两年后他们起而作乱；乱中数千人丧命，本岛的府城落入乱首朱一贵之手。〔注二〕官府虽未放弃专卖之权，管制的律令却放宽了，交纳一定的课银便准在樟树林中作业。

台湾当局于一七三八年划定一条界线，本意是把官府根本无意治理的山地族群地界，与他们名义上治理的汉人区域分开。一七八八年，当局为协助剿平林爽文的乱党而编成的一支由平埔人与别的已开化土著组成的武装农户，获赐山地族群边界上一大片地面，准其处置各自界内所生的樟树，事后再把伐尽了树的地垦为田，以产所需的粮食。为治理之便，这片特许地分为六区，并课以税捐。有若干年平埔人凭这个地位得了好处，过着知足的日子；可是后来他们的富足引起了不择手段的汉人的注意，这些人插进来，用诡计与欺骗一步步把这些不幸的开路人的产业夺走。自那时起——也就是本世纪之初——华人、主要是客家人，便控制了制脑之业。山地族群从未显出要亲自经营此业的意思，在他们看来，做活与天花、饥荒等灾殃是一个等次的；而较为肯做的平埔人，又因自身的疏懒与一味的朴拙而失掉了机会。

本世纪最早一批外国商人到来之时，中国官员仍主张樟脑业归他们独家专卖。一八五五年，一位美国人、香港的罗宾内——他是近世第一个在台湾经商的外国人——派了一艘船、美国三桅帆船「路易斯安那号」，由克罗斯比船长带领，开往打狗。这艘船满载而归，获利可观；紧随其后的「圣地亚哥号」也是如此。这两趟航行成功的消息传开，使好几方人对这桩买卖发生了兴趣。

两家美国行号——奈氏兄弟公司与威廉斯安顿公司——本打算立即设立常设的行栈，却被罗宾内先生说动，与他合股经营。新公司随即买下美国三桅帆船「科学号」，配齐武装与人手派往台湾充当栈船，由罗特船长带领。同时又派出三桅帆船「伊莎贝利塔·海恩号」、大船「建筑师号」与纵帆船「嬉戏号」，带去八万元款项与献给官府的贵重礼物。一位美国人威廉斯乘双桅船「卡丽塔号」随行；此行头一桩事是巡看各口岸，选一处设栈之地，并与台湾当局订立某种合约。他先在台湾府（台南）拜会官员，随后搭「嬉戏号」巡看西海岸北至基隆的一切口岸。威廉斯先生此行很成功，从当局手里取得一纸合约，让他的公司独揽一切所产樟脑，并享别的通商特权，还获准在打狗设栈。〔注三〕作为这些让与的代价，美国人答应他们的船每航次缴吨税一百元，答应保护打狗免遭海盗，并答应在必要时给当地官府备一艘船去追剿海盗——该船在此期间听中国官员号令，并悬挂清朝的旗。鲁尼船长被派往打狗，在他主持之下，航运上作了些改良。一道把沙洲外许多水分走的小汊被填平；港口入口处建起一座带灯的信号台，供船只昼夜辨认。岸上建了一座可容一千吨的花岗石栈房、两所房屋，还有一座可供船只装货的码头。四围划出相当大的一片地面，这小小的租界上升起了美国国旗。在这些改良上花掉合四万五千金元之后，答应给的樟脑却没有送来，头几艘船运回大陆的货几乎抵不上开销。于是美国人照那些年月里商人惯常的做法，决意逼当局履约，便把他们的小舰队集合起来，在惊愕的官员面前作了一场海上示威。知府登上「科学号」时，惯例迎他的三响礼炮没有鸣放，并被告知：他若不守信办事，就要动武。结果很令人满意：要多少樟脑就送来多少；靠这些樟脑连同别的货，不到两年便装满七十八艘船，给发起人带来了大笔利润。为沿海收运之便，又造了一艘八十吨的小纵帆船「珍珠号」，专门把沿岸各主要口岸的本地代办随时买进的樟脑收拢起来。这家公司每年取得樟脑一万担以上，成本每担约八元，在香港卖出很好的价钱。

这家美国行号经营得法，引来了别家；而在设法使美国当局对本岛发生兴趣却未果之后，这项特许便转卖给了一家英国行号。

本岛设立领事管辖之后（一八六一年），两家英国行号——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共分樟脑的专卖。此后两三年间又有相当多的别国行号设立，其中人等极力反对这项专卖，认为它有违条约，排挤了个人的经营。

那时内地有几户人家，财势大到时常敢于违抗官府。他们惯于在淡水把樟脑卖给外国人，并给挑夫配上大批武装护卫，因而能保证货安全送到该港。这自然屡屡酿成私斗；一八六三年有一回，双方各出动了约两千人。虽然死伤不多，却使一大片地方陷入无政府状态，并因贸易阻断而造成相当的银钱损失。

一八六〇年法、英两约批准并随后施行时，宣告并非全部海岸都对外国贸易开放，开放的只有台南与淡水及其附属口岸基隆。这对经营专卖的外国行号是一击：他们从前巡看西海岸各口岸、从而更贴近产地，取得樟脑便宜些，也更能把持这桩买卖。沿海的船撤走了，有关的外国人只好把活计限在条约口岸之内。专卖的人本来以极低的价钱从产脑者手里收买，出口的分量恰够应付香港的需求而不致跌价；如今陆运的开销既增，樟脑又常常落到别人手里，外国人要付官府所索的价钱便难了，而消费者又不肯接受增加的成本。于是这桩买卖一时沉寂下去。

华人买办与别的人并不迟钝，趁着这番沉寂赶紧下手；虽然给予某些外国人独家特权的合约并未经官府正式废止，上述华人却以厚礼馈赠官员，几乎把这桩买卖的把持权弄到手，实际上使那些合约形同虚设！官员给他们种种便利，却给想入市的外国人处处设阻。

一八六五年，打狗有英国行号怡和洋行、颠地洋行与麦克菲尔洋行；淡水与基隆有德国行号美利士洋行、美国行号费尔德洋行，以及颠地洋行的代理人、英国商人陶德。这五家行号在樟脑买卖上颇有一番角逐。

然而中国官员对他们百般为难，想把这一行业的利润尽数垄断，局面极不如意；由此生出的纠纷又如此频繁，以至于此事提到了英、美两国政府面前求一个了断。外国人的立场，见于美国领事李仙得给本国政府的一份报告。

「倘若中国与外国并无条约，……〔原文残缺〕……官府征税加以干预……这是属于……直接管辖之内的事……受现行条约的约束。……在各口岸，与中国人往来交易……这种做法对外国贸易为害极大，以至于一八四二年……把此事提了出来，并以此为一八四二年六月南京议和的条件之一……准许在条约口岸经商的英国商人与他们所愿的任何人往来交易。……与土著……与他们交易……既然如此，该约仍旧有效。」〔注四〕

中国人一向善于推诿，起初想把晶体樟脑的买卖当作琐屑不足挂齿的事轻轻带过，并拿出一纸告示给有关各方看，上面写着：「各处山场所产木植，全数留供水师之用，不许人私行砍伐。至于樟脑一项，为抵偿斧锯器具之费，准许脑长搭寮熬制，所得听其自行发卖。」〔注五〕

此事悬了约三年；其间外国行号的雇工与官府所雇华人之间屡起冲突。官员为把外国人挡在这桩买卖之外，甚至不惜用暗算与杀戮。

一八六八年间，中国地方官的行径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北部的淡水，这一年头几个月里，有若干小批樟脑由一位外国商人在产地直接向制脑人买下，在武装护卫之下运到淡水。这触动了专卖的人；他们接连做出种种侵逼之事，指望把这桩买卖弄到凶险难为，好诱使外国人罢手。他们雇了人，偷船，殴打受雇于外国人的船夫，又威吓外国人的雇工说，若不肯背弃主人便要动武。终于公开冲突爆发，死了四五个本地人，伤了好几个。怡记洋行价值若干的樟脑在梧栖被扣；经领事官员施压，中国当局答应发还。然而该行代表必麒麟先生前往梧栖查问那批樟脑——道台虽有允诺，货却并未发还——道台竟出一纸告示，悬赏五百元买这位先生的首级。此后又有一名武官带兵在鹿港袭击他，他只得躲进一条小船，历经险途才到淡水。

如今百业停顿；袭击外国人、杀害教民、毁坏外国财产以及别的暴行，到了骇人的地步，英国驻安平领事吉必勋先生不得不采取断然的立场。英国兵船被召来相助，一支登陆队占了热兰遮城，经一场小战——前面某章已有记述——把中国兵丁全数赶出城去。这一番武力的显示收效极好。其中一项实在的结果是：樟脑专卖被废除，并出了告示，宣告外国人及其雇工有自由前往收买之权；怡记洋行所失的樟脑，另赔六千元。

〔注一〕（原注：樟脑早期的历史晦暗不明。好几种早年的记载里都提到这种树，却未必有凭据说明已有制脑之事。关于这项药品的贸易，头一处无可争议的记述出自克拉普罗特《亚洲志略》，一八二四年巴黎刊本；他说本世纪初他到访之时，制造樟脑是本岛要紧的行业之一。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种树的晶体产物极早就为东方各国所知，并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也有人说印度是头一个制造此药的国家；一千两百年前，该国有一位王公据说曾以樟脑馈赠中国皇帝。无论如何，欧洲对制脑之法最初的切实了解似乎得自印度，而印度也是中国这项产物的头一个主顾；可见中国已知的制脑之事可以上溯许多世纪。朝鲜人也知道这种药，后来正是他们把制法传入日本。萨摩是日本第一个从邻邦的传授中获利的藩；约一百八十年前，所产的樟脑已足以向长崎常年供货，在那里被视为该藩的特产。此后九州、四国与日本别的地方也办起了制脑。中国则——或因可用之树已尽，或因竞争不过树木更多的台湾与日本——渐渐退出此业，到如今中国樟脑的出口实际上等于零。）

〔注二〕（原注：这场民变的记述见第五章第七十至七十三页。）

〔注三〕（原注：与台湾道台所订、关于在本岛通商的合约。

道台准予「科学号」船东在台湾通商之权，条件如下：

「科学号」船东答应以该船保护打狗港免遭海盗；凡道台或别的大员有所需，即供船追剿海盗，该船其时听中国官员节制并悬其旗。又答应为自己装运的每一批货缴纳五十元的规费。「科学号」船长在不妨碍其国籍的前提下，应随时协助官府。

道台一方答应保护「科学号」船长所行的正当贸易，并担保一切华商忠实履约，尤其是与中国承办人所订的樟脑专卖合约。准该船长建造栈房贮货，准其在港口入口处所立的旗杆上设灯，并在沙洲上设浮标。他将设法使各色财产得到保全。凡别的船只企图在台湾通商者，一概设阻。

又议定：遇稻谷歉收、此谷稀缺之时，道台禁止出口之令，「科学号」船长应予遵守；但已订约的谷物，准其于禁令颁布后一个月内全数运出。

再议定：「科学号」船长应约束本船水手及随行人等，不得抢掠或滋扰百姓；凡有犯者，一经查获即予严惩。

一八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订于台湾府。

台湾道（钤印）　　罗特）

〔注四〕（原注：《厦门与台湾岛报告》，李仙得撰，政府印刷局，华盛顿，一八七一年。）

〔注五〕（原注：樟脑专卖告示。奉旨署理台湾道、兼按察使衔，又兼理水师、总办学政，总揽台湾事务之丁某，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道职掌设立船厂、修造战船之责。所需木植业已……今将各厅县脑长开列，俾知水师木料之丰……淡水、基隆西北、东北一带……历任道台皆……准其搭寮，派人稽查工匠，并依定式制材……以船运交……照旧例办理……本道新任视事，深恐……不容再有玩忽贻误。该脑长金科兴……同时授以……立此为凭；蔡忠……充春季脑长，须一体遵照。兹晓谕士民人等：各处山场所产木植，全数留供船厂之用，不许人私行砍伐。至于樟脑一项，为抵偿斧锯器具之费，准该脑长搭寮熬制，所得听其自行发卖，历有成例。今闻内山时有人私行砍伐，私自熬制。此等弊端，严行禁止；告示一出，士民人等务须恭谨遵守，并协力宣扬，毋得干犯。倘有不良工匠不服约束，勾结匪类潜入山中，毁坏战船木料，私行截用，或私熬樟脑私行出口者，一经当场拿获或据证定案，即行拘捕；若敢抗拒，立即禀报地方官，由官会同营伍拿获，从严惩办，决不宽贷。脑长务须勤于职守，按时伐木，呈报交纳，不得推阻。违者惩处。凛遵毋违。特示。

同治二年十月初六日，即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六日。）

第五章樟脑业（二）

专卖对樟脑贸易的压抑之深，一经废除便立时显了出来。废除之日起头六个月的出口为七千六百三十七担，而一八六七年同期只有一千三百一十三担。这一年前半，外国人向专卖者买这项药品每担要付十六元；专卖一经取消，价钱便跌到九元，有一小段时间甚至跌到七元八角。专卖者所获的厚利——他们的高价正扼着这桩买卖的喉咙——如今向自由竞争敞开了。不过在那个时期，樟脑的需求还比较有限。有一些销往印度，用在宗教仪典上；大部分则消耗在药剂里，而这一用途所需的分量，预料逐年不会有多大变化。然而这样想大概也不无道理：此后十五年间这项药品的低价，正是它今日消费量较大的缘由；因为价钱便宜，才促使化学家更仔细地研究它的性质，并把它用在好几种如今已经立住脚的制造上——若照旧日或眼下的高价，这些制造多半是立不住的。

既已摆脱官府的干预，便有好几家外国行号入了这一行；在山地族群地界边上从事制脑的华人——主要是客家人——数目大增；而土著被越赶越深入内地，失掉的不只是土地，往往还有性命。出口从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七年年均七千一百零二担，增至一八六八至一八七〇年的一万四千二百四十担。

一八七五年出口减了一半，因为山地族群格外活跃——他们醒悟到西边的土地正迅速落入仇敌汉人之手。客家樵夫屡遭袭击，所需的樟木片极难取得。

此后五年出口略有起色，一八八〇年达一万两千三百三十五担。可是自这一年起这桩买卖一路衰落，到一八八五年几乎绝迹：全年出口只有三担，约四百磅。汉人与山地族群之间的争战——说它自汉人统治台湾的头一天起就或大或小地存在着，并不夸张——这一年到了这般规模：自本岛之北直到本岛之南，整条边界变成一片长长的战场；山地族群攻势之猛，竟出山袭击平地的村落；汉人则报以焚烧大片森林、毁掉山地族群的村社、把里面的人赶往更深的内地。

制脑之业自然就此停顿。第二年大批军队被调去对付山地族群：林朝栋率一千五百人进击大嵙崁东南诸族；一支大军从宜兰附近进入东海岸；连巡抚刘铭传本人也亲临前线数月。这一年汉人伤亡逾五百；一八八七年又有一名将领与四百名兵士在东海岸丧命。后来巡抚刘铭传的侄儿刘某带一百八十名兵士，在同一地带被山地族群包围，除一人——一个少年——之外全军覆没；而山地族群据知未损一人。〔注一〕

此后几年，战事虽未就此止息，有些地方却平静下来；直到一八九一年春，大规模的敌对才又爆发。边界一带死了百来个脑丁之后，又出动大军；山地族群地界附近若干村落派兵驻守；稍后一支大队开往大嵙崁附近进击山地族群。要把这无数的纠纷一一细说，便是把前面某章讲过的许多话再说一遍；在搁下这个题目之前，只需指出一点：直到日本人占领本岛为止，几乎没有一个月不发生山地族群与清兵之间的交锋。

自一八六八年官府专卖废除之后，外国人获准在内地收买樟脑并运往沿海，为此发给过境执照。可是中法战争之后，中国人便拿这场战役的浩大开销作借口，重立樟脑专卖。台湾巡抚的立场，海关报告里是这样说的〔注二〕：「樟脑林是靠战争从山地族群手里夺回来、又由政府出资开辟的，是官家的产业；政府不去自行经营这类官地的天然资源，而准许华人移民（与商人）去经营，这只能在政府所定的条件之下进行。」专卖包给人办，为期三年；承办者答应每担缴十二元，内含厘金，并押银五千元。专卖虽挂着一位买办的名字，实际上握在当时安平的劳茨海斯洛普行手里，后来转给香港的瑞记洋行；樟脑的收价随之涨到每担十七元五角，再涨到二十元。

这与当局一八六九年废除专卖时所签的协议正相抵触，各国代表自然提出抗议。然而巡抚力言：政府对官地出产的权利无可争辩，而外国人在近海各处向私商收买，并不加以限制。由此生出许多纠纷，外国人所买的樟脑有几回被扣。与早年专卖之时一样，贸易大受搅扰，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的出口年均只有四千担上下。

幸而化学家给世人带来了好几项有用的发明，而樟脑是其中有用的一味：赛璐珞、无烟火药、烟火之类。一八八八与一八八九年，人们以为供应这些新用途所需的樟脑量将极大，市价因而涨了约一倍。就在这个关口，淡水的布特勒伯爵向中国当局出价承办，获准，这桩买卖便落到他手里，由他把持了九个月。照从前的价码，官员所得的利不多；如今每担净得约十八元。熬脑的人却并不好过多少，政府只给十二元充原本与本地运费。各国代表的抗议如今更形激烈，专卖之制于一八九一年初废除。随后宣告：每产一担课税十八元，用以支付驻守山地族群边界的军费。这项苛税同样招来强烈的反对，于是改为每灶课银八元，每灶以十锅计〔注三〕；樟脑起运时另纳厘金每担五角七分。同时又颁一道命令，禁止在产地收买，买主须到政府所设的四处内地脑栈之一去买。此举有违条约之权，不久即撤。与一八六九年一样，专卖一废，出口便猛增：一八九一年不受限制的贸易达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一担，而一八九〇年只有七千二百四十二担。脑灶税一直行到日本人到来为止；这是一种极不完备、极不公道的课税办法，凡有担待的商人都不满意。〔注四〕

官员从这桩买卖里得利甚厚，下列数字可以说明：按华人脑灶的平均产量，须十六锅才出樟脑一百二十五斤；扣去折耗并计入水分，起运出岛时约合一担。照每灶十锅的税率，这一担要纳税十二元八角；而一八九二年的总产量为一万七千五百四十担，所收之税当在二十二万四千五百元上下，上报北京的却只有九万五千元。一八九三年所收约四十二万六千元，上报的则是十六万元。

中日战争前一年，有六七个日本脑丁来到岛上，想建立日本式的制脑之法。他们在大湖附近筑起脑灶，却因华人暗中作梗，进展不多。到后几个月，有几名工人害热病死了，两三个因河水泛滥、长期断绝交通而活活饿死；最后仅存的一人绝望作罢，离岛去了香港。

日本人占领台湾之后，据报本地人对他们怀有敌意，人们因此以为内地的战事会使制脑停顿，这项货品会短缺，价钱也会相应高涨。再者，人们相信战胜者会对这项药品课以重税，从而抬高岛外存货的价值。这自然引起投机者的注意；有名的操盘手诺思上校在伦敦组了一个财团，把市上一切求售的樟脑统统买下，想就此把这项药品囤断。那时台湾级的粗脑在伦敦约值每英担二十金元。然而这财团的消息似乎走漏了，收买的经纪手里价钱被抬到二十七金元；随后这财团沮丧地发现：日本人在岛上的行动并未妨碍出口，而货源似乎没有尽头。据说财团中有三人对前景厌恶之极，扬言要抛掉股份；为免全盘崩溃，其余的人把这几个不满的人的股份买了下来。樟脑这时涨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价。一八九五年十月，美国提炼商出到每英担五十金元也买不到；提炼过的樟脑在纽约市上，桶装与箱装的报价是每磅六角五分金元。十一月跌到五角九分；一八九六年五月诺思上校一死，不久便跌到四角六分。

台湾自然随之起落。一八九五年一月每担三十七元（墨西哥银元），到十月涨到九十七元以上，十一月初跌到六十五元，十二月回升到九十元。次年二月还是九十元，此后逐渐下滑；六月诺思上校的死讯传来，陡然跌到三十六元。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一八九五与一八九六两年在这一行里是何等热闹，发财与破财的机会都极多。制脑的人与本地商贩大体获利甚丰；而与投机者的预言恰恰相反，本岛一八九五年的出口超过五万两千担，合六百九十一万六千磅，是这桩买卖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

说到这里，就到了眼下日本人占领本岛的时候；下面我们来谈今日的这一行业。多年来只毁不种，如今有樟树的森林已限于那片广袤的山地——自极北伸展到南端，并延及本岛东海岸。山地族群离了森林的庇护便无所依靠，随着森林的消失而退却，却死死守着边界不放；在多数地方，脑丁每进一寸都要与他们相争。樟树虽自北至南遍及山区，却以中北部最为繁茂，往南渐少；北纬二十二度以南，有商业价值的树已不多。此树似乎最宜生在不超过四千英尺、坡度平缓、排水良好、土为肥厚腐殖质、又能受到日光的地方。〔注五〕广袤的内地人们只窥见过一鳞半爪，樟树所在的林地面积所知甚少；不过照一位日本专家的估算，当在一千五百平方英里以上。

眼下的制脑寮场，北部以大嵙崁、南庄、大湖、东势角为最要；中部则有集集、埔里社与林圯埔。别处也有樟脑、也曾开采过，但或因运输艰难，或因山地族群的抵抗过强，脑灶便废弃了；除了若干无足轻重的小寮场之外，制造只限于上述各处。新竹、苗栗与梧栖是要紧的本地市场，许多脑由这些地方运往淡水与基隆两港出口。南部的安平一度出口过相当多的樟脑，近两年几乎退出了这桩买卖。〔注六〕南部另一个口岸打狗，自一八八九年起一担樟脑也没有运出过。

为使读者更能明白樟脑这一行，我要请他随我作一次想象中的产脑区之行。铁路附近与大道沿线都没有脑寮，我们非得穿进莽林、走那些连轻便的山轿也过不去的路不可。所以要做好一番苦行的打算；不过景致的壮丽、以及深入出草族群地界这番旅行的独特，足以补偿这一切。

大嵙崁是离府城台北最近的一处脑寮，一天之内轻易可到。不过南边的寮场风景更胜，所以我要带读者去的是南庄附近那片要紧的地带。从大稻埕往南坐四十英里有趣的火车，到新竹；若不十分赶路，便在此过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那条小小的窄轨铁路飞奔——我们这节玩具似的客车，由有趣的客家苦力推着走，有男有女。头份离新竹十四英里，天气好的话两三个钟头可到；我们在这里吃午饭，并雇好轿子，作四个钟头径向内地、前往边界村落南庄的行程。离了头份过一条河，这河有一小段筑着一道大石堤，防它泛滥。一路前行，景致变了。我们离开种着稻田的平坦耕地，渐渐登上山麓。这里红色沙壤之上，有许多茶园与几片苎麻。翻过第一列山，进入一道人烟颇稀的河谷；过了谷，便见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南庄村偎在山脚下。这是个样子古怪的小聚落：一大堆单层的小屋挤在一起，毫无装饰的痕迹，每一间都和邻家一模一样。这里有一家日本饭馆，可以赁到够我们过一夜的住处。我们最好去拜访一下本地官署的日本主事，或许还该拜访一两位主要的樟脑商。我假定我们已备齐了过界所需的许可——这许可只有在被认为特别危险时才不发给。警察的头目无疑会派一两名持械的护卫给我们；若运气好，还会有几位从事樟脑业的日本人同行，能把制法明明白白地讲给我们听。

一清早我们动身入山。出了村，过一条山涧，到一块略高的平地，上面立着几幢新建的官署；我去的时候，里面住着警察巡官——他是驻在这一带的唯一一名日本官员。我们在这里见到华人巡警，日本人称之为「巡丁」。这些结实的汉子穿着制服、带着武器，与他们的日本同僚一道防着山地族群的袭击，同时也在村里与近旁办寻常的民警差事。离河不远，在一丛秀美的竹林中间，是一所全用竹子盖成的宽敞房屋，住着一位富有的已开化族长史大梅。这屋子除了大小之外，式样与他内地那些未开化的同族所住的一样；可是一八九八年我去的时候，竟发现它收拾得这样整洁有序，很觉意外。四围的土墙筑得很好，上面留着防卫用的枪眼；就清洁而论，整个宅子经得起最挑剔的查看。屋里是一间大房，正中有一个下陷的火塘，靠墙是离地一英尺的草席床铺。家具极少，只有几条中国式的长凳。唯一的装饰是一只花花绿绿的洋钟。我去的那回族长不在家，在场的唯一一名仆人是个中年的族人，额上与下巴有照例的刺青；他懒洋洋地走来走去，对这几位好奇的客人毫不理会。他一句汉话也不懂，在场又没有人通山地族群的话，我们只好自己看个究竟，得不到这位林中之子的半句解说。照山里族人一切的旧例，这房屋的门口是用头骨装点的。此处用的显然是猴头骨，当作最近似人头的替代品；不过据告知，这位族长另有自己私藏的一批汉人头骨——他既住在日本的管辖之内，便不敢拿出来给众人看。

再往前不远，我们开始吃力地登山。我们的路不过是一条窄径，只能鱼贯而行，护卫一路留神张望；越往前走，林木越密。我们进入的是一片幽暗的荒野，不见人烟的痕迹，草木密到根本无从旁出；即便沿着小径，也须不时拨开拦路的高草。这样一团扭结缠绕的草木，密不透隙，遮住了天光与日头；不亲眼看见是难以体会的。大地母亲几乎显得多余，因为那无数种寄生的草木到处显眼，从所攀附的植株上吸取养分。藤与别的巨大蔓生之物——有些根部粗如人腿——在林中从这棵树绕到那棵树，蜿蜒无定，把一切连成一条无尽的链，又承托着数不清的植物，一丛丛优雅地垂挂下来。林中野生的藤，与它制成外销货时那光滑发亮的样子大不相同。在林中它是一种深绿的攀缘植物，浑身尖锐的倒钩刺，有时长到五百英尺以上；在它最密的地方形成一道天然的栅障——步兵是不会愿意去冲的。这里是台湾出草者的家；他在这里不见形、不闻声地伏着，随时准备扑向任何一个偶然路过的、不留神的汉人。

出口的藤正是从这一类荒野里取来的，有相当多的华人常年做这一行。砍断藤在树干底部的根之后，工人把这条长长的绳索般的植物拽出来；若拽不动，便提刀上前，把缠住的累赘砍开，一面前行一面把藤解开理顺。他的动静往往被狡黠的山地族人看在眼里；他俯身做活时，背上就挨了枪或矛。藤在岛上大量用来代绳，在许多用途上胜过绳子。山地族群边界附近有全靠藤索吊起的吊桥。藤运往香港与中国，在那里制成家具。〔注七〕

低处见不到几棵樟树；其实下层的灌木与蕨类纠结得那样密，很难看出这片莽林里究竟有些什么。往上走，蕨、棕与草渐渐稀了，偶尔现出一棵巨树，那是前头樟树林的前哨。山径如今绕着崖壁盘旋，窄到几乎立不住脚，一步踏错便要跌下几近垂直的绝壁。我们一行里没有经验的人本能地紧贴着崖壁，而我们的华人护卫、甚至背着樟脑的苦力，都挺直身子走，毫无惧色。再往前，要过一道深谷；一株倒下的树横跨两岸，我们这些华人山里人在这摇晃的桥上跑过去，灵便得像职业的走索人；胆小的游客无疑宁可骑在树干上，用手撑着一点一点挪过去。旱季里通常可以下到谷底，那就不必试这种原始的桥了。

〔注一〕（原注：这场屠杀的详情如下：清军夜宿该地，照例愚蠢地不派人放哨。于是全军裹在睡梦里，满以为明日必胜，却被人悄悄团团围住，忽然遭到大声呐喊的袭击；他们从睡梦中一个个爬起来，便被一个个砍倒。一枪未发，即便清军对突袭有备——这看来也可疑——也根本没有防御的机会。巡抚侄儿的一名年轻随员钻进高草里躲着，直到屠杀过去，随后逃到边地，再到台北，把这骇人的消息报了出来。丁提督随即奉命率数艘兵船开往东海岸；巡抚刘铭传决意亲自替侄儿与那一队人报仇，便亲率一支大军开进出事的地方。台北军械所特为此役造了相当数量的触发地雷，到了作战之地，便把这些地雷埋在一条主要的小径上。随后向山地族群发起进攻；交战之后清军退却，在离小径有些距离处立住阵脚，而在最靠近一颗大地雷的地方留下了一点东西。山地族群以为对方力竭，便追了上来；他们横越那条小径时，约有三十人被爆炸的地雷炸死。刘铭传不愿正面交锋，便报捷还师；其实这一仗是失败的，山地族群得以更往外推进，并占住了一度被人从他们手里夺去的土地。此后该地的清军便撤走了。）

〔注二〕（原注：夏德博士，《淡水贸易报告》，一八九一年，大清皇家海关。）

〔注三〕（原注：台湾所用的蒸馏器具，通称脑灶。）

〔注四〕（原注：脑灶税的弊病很多。脑灶难以妥善稽查。产脑的人灶不开工时自然不愿纳税；而或因缺柴少水，或因缺乏人手，或因与山地族群起了纠纷，往往不得不停熬一段时日。灶主若想日后情形好转时再开工，就非私下打点不可；这便屡屡成为产脑者使诈的由头，也给小小的勒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这个法子还诱使雇来的熬脑人——东家很难看住他们——把脑卖给那些不纳税、因而出得起高价的无良商贩，于是纳税的灶主大受其害。这项税也不公道，对某些熬脑人不利而便宜了另一些。譬如按灶而不按产量课税，灶的位置不好、只出半担樟脑的人，照比例要纳出一担者的两倍、出两担者的四倍。结果是产量低的人无法正当地养活雇工，只好或是重贿官员，或是弃了脑灶与樟木——这些东西换个情形本来是不会白白糟蹋的。再者，这个法子还助长了树木无谓的浪费：熬脑的人急于让自家的灶多出货以减轻税负，便只取出脑最多的树干下段与树根，树的其余部分任它朽烂；甚至一棵树砍倒之后，一疑心它出脑不多，就整棵弃掉。）

〔注五〕（原注：有些国家试种此树，发现只要排水良好，沙土或壤土都能得到很好的结果，树长得极快。）

〔注六〕（原注：安平出口停顿，大半是因为与产脑区官员的纠纷与争执，也因为国内局势不靖，妨碍了樟脑的……在清朝治下，小火轮不准经营沿海贸易，中台湾的樟脑是由帆船运送的。东北季风时节，帆船不便北上，因此冬季里脑便运到安平出口。如今小火轮不受限制，一年四季都把樟脑运往北部各港。）

〔注七〕（原注：台湾所出的藤几乎全出自山地族群地界，某年出口一千四百八十八担，合十九万八千七百磅，值七千八百余日元；主要自鹿港、基隆、打狗与安平运出，销往中国。眼下日本的价钱是六日元。）

第六章樟脑业（三）

（原注，承前章：……对日本亦可成一宗好买卖。台湾藤的生长对植物学家极有兴味。马来群岛是藤的故乡，这个名字无疑也出自那里。台湾与大陆均有藤，这使若干权威相信它在两地都是外来者，是由沿东海岸奔流、日行平均三四十英里的「黑潮」从马来群岛带上来的。参看霍西领事报告，商务第十一号，英国政府刊行，一八九三年。）

我们时不时走出林子、到一片空地上，眼前便现出极壮丽的山景。近处的丘陵披着密林，给远处高山那深蓝的巨影作了一幅入画的前景；而雪山那波浪般的诸峰——我头一回来时上面覆着雪——到冬天便成了一顶绝妙的冠冕。我们越登越高，树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如今路坏得厉害，坡又极陡，我们常常不得不抓住路旁的芦苇与灌木把自己拽上去。然而万事总有尽头，高山也不例外；最后一攀之后，我们大为宽慰地看见一小片空地，上面有几间单层的屋子，还有一些样子古怪、冒着淡烟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脑灶。我们的目的地、脑寮十二份到了，这七英里半不停的攀登总算到头。

樟树并不独占它所在的森林。其实它不过是长在一处的好几种树之一。大小不等的樟树相当多，可是脑丁最想要的大树却只是这里一棵、那里一棵：有时相隔不过几丈，有时又隔着三分之一英里以上。樟树在台湾长得极高极粗，确是林中之王。常常见到基部周长二十五英尺的树，有几棵竟到三十六英尺；岛上还有人见过至少要四十英尺的绳子才能围住的。而这些尺寸并不是一个多节瘤、不规整的树身：樟树是人所能见到的最挺直、形体最好的树之一，也是最美的树之一。就商业而论，伐倒一棵树所得材料的价值，使樟树跻身最贵重的树木之列。一棵周长四十英尺的树，可供一座脑灶用好几年的料，出产的樟脑值好几千元。周长二十英尺、出脑中等的树颇为常见，可供一灶用约两年，按眼下的脑价，出药近两千日元。大嵙崁附近一棵树，长在有外国人持份的地上，供了二十座华人脑灶的木片，出脑值三千余元；而那时每担不过二十七元。不过大部分樟脑所出自的树，周长约十二英尺，可出结晶樟脑五十担有余，眼下约值一千五百日元。

危言耸听之说姑且不论，若照眼下的速度继续砍伐，台湾樟树的蕴藏仍足以供全世界下一个世纪之需。然而这不该成为眼下大肆毁坏的借口。政府若不推行某种造林之法、使毁掉的树得以补种，便是极短视的；本岛将来的福祉，与它眼下的安康一样，都该是当局所关切的事。再者，寻脑的人越往内地推进，运输就越难；又须防着这项药品涨得太贵，免得科学家被引得去找替代品，或是别的地方被引得也来种樟。〔注一〕此树所在的许多丘陵并不宜于寻常的农作，这些地方该种上樟树。别的地方则要掂量：是不是农作物的价值更大？因为须考虑到：据我们现今所知，树要长到大小与含脑之富足以与原始林中的树相当，须四五十年；而专种樟树的地，在这段时间里是没有进项的。〔注二〕一个两全的办法是：择那些能同时同地种农作物的地方来栽。

除了药之外，此树还出一种贵重的木材，可供一般用途、造船与细木作。用这种木料做的衣箱格外受看重，因为樟香是虫豸所厌的。再者，这种常绿树所给的荫，对某些作物——譬如咖啡、可可、香草之类——特别有用。

老一套中国人不加限制地毁树、毁了又不补种的做法，固然大有可议；但也得承认：今日山麓已由安分的汉人农户占住，北部与西部的界线已推到内地深处，山地族群施暴的地方已限于中央山脉——这都是脑丁迅速推进与森林毁灭的结果。若非樟脑买卖有厚利可图，或若从一开头就种新树，多半汉人不会情愿到山里去冒性命之险，而会在山麓附近安顿下来，满足于田园的出产；而山地族群则会在原始林中自在称王。而且知道这一点或许也算一点安慰：即便听凭旧法继续下去，它至少终将使全岛归于一统。然而只要森林还在庇护着山地族群，他们就还能实际保住自己的独立；除非政府肯像美国对印第安人保留地那样供给他们口粮与用度，否则纠纷必定连绵不绝。

有了充足的树木，下一样要紧的是水，没有水便制不成脑。运输的便利，以及最后却同样要紧的、防备山地族群袭击的保护——无论是占住邻近森林的族群，还是远处那些一旦定下劫掠便会跋涉很远而来的族群——也同样须考虑在内。

如今这一行业由华人与日本人把持，外国人实际上已退出。各区脑灶的数目悬殊很大〔注三〕；任何时候开着的灶有多少，要看其时的脑价。樟脑专卖一旦施行，政府收脑的价钱相应地低，某些地方——主要是苗栗与台中——便要受损，灶数无疑会大减。别的小产区，如斗六、埔里社与宜兰，大概会把制造完全放弃。大嵙崁因为与台北之间运费低廉，在专卖之下很可能成为台湾首要的产脑之区。在大嵙崁，产量大半由日本人把持；别处则与华人分占，而华人在各处的灶数通常最多。

这里有必要回溯一段往事，把汉人取得砍伐樟树之权的来由、以及屡屡为此与山地族群争执的缘故说明白。二十来年前，住在边界一带的居民——主要是客家人——颇不把官府的权威放在眼里。本世纪初，广东的犯人被流放到台湾；他们的后裔，连同别的大胆而往往不择手段的人——这些人宁可过一种远离汉人文明那种靠不住的安乐的生活——合起来已足以在山地族群边界上建起一个个小聚落，不但自保以御山地族群，也自保以御官府的勒索。几乎每个小聚落都有一座两层楼的碉堡式建筑，有事时妇孺可退入其中；较危险的地方，屋子四围还筑着坚固的隘寮。北台湾有名的开路人陶德，早年常到产脑区去，他这样描述在隘寮里过的一夜：

「夜里住在这种地方，是睡不了多少的。山地族群出草的时候，火药浪费得不少，整夜每隔一阵就放一枪，表示里面的人醒着、而且防着来袭。隘寮的生活——不论是石砌的还是棚屋式的——都不好过，尤其在热天与夜里。暑热不说，蚊子也闹人，而驱蚊的烟火又几乎把人熏死。一捆捆晒干的毛茸茸的灌木被点着，整夜慢慢地烧，放出的烟即便赶不走蚊子，也总把它们赶到外头去。再加上林子里的种种声响、狗叫、以及一种随时要被熏死的感觉，就更不好受了。早上起来，人觉得自己活像一只烤过的猫头鹰，眼睛刺痛，就这么欢天喜地地迎接早晨。」

正是这些客家的开路人产出了台湾最早的樟脑；他们所传下的办法，汉人一直沿用到日本人占领本岛为止。台湾的山地族群极爱烤猪与烧酒〔注四〕，这个弱点使他们失掉了好大一片土地。客家人答应一年中某几个时节送几头猪、一两坛烧酒、一些米和盐之类，或许再加一点火药，便发现山地族群肯让他们在某一地带砍伐樟树。这些约定通常是在宴席上订的，而客家人早已留心把客人灌得「十足」。然而一旦在新地方立稳了脚、势力够强，这些移民便爱把猪与烧酒的许诺忘得干干净净；可是对客家人不幸的是，可怜的山地族人表示不满的方式极其显豁。那山里人在山顶某个隐蔽处耐心等着，直到移民出门进林，然后蹑足奔下，在他知道这人必经的路旁找一丛趁手的灌木。他在那里静如死寂地守着，等那毫无防备的汉人走过；随即猫着腰离开藏身处，跟上几步，然后挺身而起，用他筋骨发达的臂膀使出全力把矛掷出。他的猎物重伤倒地，这山地族人随即用长刀结果了他，把头从身上割下，扔进随身带着的袋里，隐入林中。于是双方真刀真枪地打起来。客家人或许纠合在一起，袭击并焚烧一处族社；双方都有死伤，或许还捉到俘虏——俘虏若是女子，或是可作人质的男子，通常不杀。死了相当多的人之后，便开一次和解之会；又是烤猪又是烧酒，把山地族人哄得高兴，再立下新的许诺；山地族人回他们的山里家去，直到某桩新的欺瞒或背信又把他们激怒，再闹起来。

不过有时边地的移民遭到山地族群的强烈抵抗，而后者又表现出死不让地的决心，汉人便另想别的法子来达到目的。日本人到来之前若干年，有一位外国人到三角涌附近的产脑区去，走进一位主要脑商所住的棚屋，发现里面绑着两个山地族人。他吃了一惊，一问之下，人家极其泰然地告诉他：他们汉人请这两个山地族人下山来会商，眼下正与这两个俘虏商议一块产脑的地；可是客人不肯接受汉人所开的条件，他们便把人拿下绑了，要一直扣着，直到对方答应为止——而料想对方是会答应的。汉人又说：这两人若太犟，大概就把他们杀掉。

另一桩事发生在一八八〇年的大嵙崁。那里一位樟脑商吩咐他的通事请若干山地族人下山，到附近一个小聚落赴一场为他们而设的宴。客人到了，烤猪与烧酒大量供上；等山地族人喝得烂醉，一个预先约好的暗号一发，许多持械的汉人冲进来动了手。这桩卑劣的伎俩拿住了十五个人，其中有几位久与汉人为敌的头目。下手的人对这诡计的结果十分得意，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照他们的说法——「立约」的机会。为首的头目苦苦求饶，答应只要留他一命，便依他们所求，把他们想要的樟脑让给他们；后来他的一女二子到来，被汉人扣作人质以保所谓「约」的履行，他才被放。几个月后，一位外国人到那村子去，看见这几个瘦得可怜的孩子与别的俘虏一道，手腕脚踝上拴着铁链，链子连在一根长杆上，走到哪里都得带着；他们身子虚弱，拖起来很吃力。铁链从不取下；无论老少、无论病健，一概如此——因为汉人对落在自己手里的可怜人毫无怜悯之心。汉人请山地族人赴宴而加以杀害或下毒的事例极多。事实上山地族人直到今日，汉人递过来的杯子，往往要等递的人先喝一口才肯喝。当然也须记住：山地族人也极少放过袭击移民的机会，而他们在山中家屋顶上一排排骄傲地陈列的汉人头颅，是他们最珍视的财物。有些汉人懂得厚待山地族人才是上策，便能立下较为长久的安排，一般也避开了纠纷。

对边地人与山地族群几乎每日一次的冲突，中国官员并不十分在意。把人诱进村子杀掉，或是捉了多少山地族人扣着，都不算是须官府过问的事。官员认为：汉人既肯缴脑灶税，实际上就等于对立灶的那块地有了权利；而与山地族人所订的条件，则是灶主与山里人之间私人的安排。汉人常常除了官府的税票之外，拿不出别的凭据来证明自己的产权，而这些税票一般也就被当作所有权的凭证。不过熬脑暗中进行、根本不向官府报备的事也不少见；即便照章报了，灶数通常也是虚报的。

地既到手，又自信山地族人可以应付，华人财主便着手筹建脑灶。这一行筹款的法子虽有种种，但从前到如今的惯例都是：脑商预支足够的款子给一位头人，供他造灶，讲明所产的樟脑须专卖给他。小型华人脑灶的预支额约二十元；如今造那种华人改良过的日式脑灶——它已把旧式灶完全取代——所费也大致如此。实际的花费随地方而异。

地与本钱既备，头人便着手雇工造灶。这些人个个武装到牙齿，以防山地族人突袭——他们在工程完结之前常常要来示威一番。地既清出，便搭起一座粗陋的棚子，棚内造起那套蒸馏的器具，也就是所谓的脑灶，后面还要细说。旧式华人脑灶是个有趣的东西，却不如日本式的；而华人很快就看出了这一点。〔注五〕

脑灶开起来之后，华人派一名头人掌管约十座灶的事，此人每产一担（一百三十三磅）得五角到一元。此外他还经手把樟脑交给商人，向山地族人付报偿，又供给工人用度，这些都另有些油水。如前所说，商人为造每座灶预支约二十元。为收回这笔钱，商人收脑时按低于市价一元到三元；若预支的周转本钱数目较大，便低三四元，直到债还清为止。商人还得担着脑灶被山地族人毁掉的风险——这种事相当频繁；其实对较大的商人来说，每年因此折损一半也不足为奇。灶一毁，熬脑的人便算免去了与该灶有关的一切债务，因为在新的造灶款项交到他们手里之前，他们是不负任何债的。再者，脑丁惯于把产物偷偷卖给外人，非得仔细看住不可，否则这就不是例外而要成为常规了。

日本人占领台湾之前，岛上曾按日本式样试建过几座脑灶，但新式样并未被采用，华人一概用前面所说的旧式灶。然而日本人到来之后，华人便把自家的灶改了：取消了结晶的陶瓮，把装木片的甑放大，另设一根竹管把蒸气导回一只与日本人所用相似的结晶箱里。如今华人不是用这种改良式，就是径用真正的日本式灶。

〔注一〕（原注：近十年樟脑价高、需求日增，引得好几个国家有魄力的人着手考察，指望把樟脑业引进本国。樟树野生的地域虽只限于东亚一隅，但已证明它在地球上许多地方、在种种土壤与气温之下都容易生长。意大利、法国东南部、加利福尼亚、南卡罗来纳与佛罗里达、马达加斯加、巴西、埃及、锡兰、加那利群岛以及许多别的国家都已栽培，结果极为满意；而在试验中，新地方相当年轻的树含脑之富，有时竟超过东亚同龄的树。美国政府的农务部已对此事发生兴趣，佛罗里达与别的南方各州将来或许会成为产区。锡兰官办植物园的官员正在积极考察：已经辟了几处小园子，从那里给种植者供给插条，还架起一座蒸馏器作试验之用。连近年来几乎停了制脑的中国，也被中日战争期间的高价激动起来；中国海关的《贸易报告》显示，一八九五年价钱登峰之时，中国出口达一千七百五十六担，合二十二万三千余磅，主要产自浙江、广西与福建。樟树在中国中部与南部各省极多，江西省还有周长二十四至二十八英尺的林中巨木。）

〔注二〕（原注：按科学的道理细心栽培的树，很可能用不着四五十年就长成、并含有足够的樟脑而有利可图。在有利的条件下，樟树或许会大体重演锡兰金鸡纳树的故事。当初有人提议栽种此树时，锡兰的财主并不看好，因为此树在原生环境里的历史使人觉得非等很久不能有收成；可是一经实地栽培，锡兰的种植者很快就把年限缩到几年。而产物的品质又如此之好：锡兰一座官园里栽下并细心照料的樟树插条，两年之后已长成茁壮的树，而这些幼树的叶与枝含脑之富，竟与树干相当。有记载说，意大利有一棵樟树自下种起八年，已高九十英尺、周长三英尺有余；一八八三年栽于新奥尔良的一棵，如今已是周长六英尺以上的壮树，不过与上面所说意大利那棵相比，奇怪的是高度只有四十英尺上下。这两例无疑都是例外；美国植物学专家杜威根据在美洲的试验说，自下种起十年的树，大致可望高三十英尺、周长三十英寸上下。台湾不曾有人试种樟树，所以本岛可能的生长速度无从奉告。也不是没有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或许能不像眼下台湾与日本这样把树砍倒也取得樟脑。可以每年把树的叶与枝剥取下来，从中取脑。佛罗里达不满二十年的树，其叶与枝已出结晶物约百分之一点五。）

〔注三〕（原注：一八九九年一月各产脑区运转中的脑灶数如下：苗栗区、新竹区、台中区之数阙；三角涌区二百四十一座，南投区一百九十一座，宜兰区之数阙，埔里社区十三座，斗六区五座，共计两千零五十七座。除上述之外，无疑还有若干未经官府允准而暗中开着的灶。）

〔注四〕（原注：华人以米酿造的烈酒。）

〔注五〕（原注：旧式华人脑灶大概已从樟脑业里永远消失。然而上一个世纪里，它所制出的樟脑大概比任何别的器具都多，值得把它的构造在此细说一番。先搭一座足以覆住蒸馏器的棚子；若是寻常十瓮的容量，棚子约七英尺乘十英尺。棚内的地清去灌木，夯实作基。随后用四块板拼成一个无底的方框，高十八英寸。框内填土，夯紧晒干，成为脑灶的基座。接着在这基座两侧各挖五个相距不到一英尺的圆孔，每孔嵌一只直径约十五英寸的圆铁锅，有点像中国煮饭的锅，用来盛水。没有烟囱，烟从炉灶唯一的一扇门排出。这些锅安好之后，上面盖以带孔的木板，板边略略探出锅沿，并留有木塞，要取水时可以拔开……为使锅与板密合，上面架一只装木片的甑，高约二十英寸，底部直径较大、往上渐收，罩在每只锅上。随后把两块大板顺着长向摆在甑的两旁，两端用木条连住，中间的空处填土夯实。然后让整座灶彻底晾干，再在锅底下挖出通到锅下开口的火门。用来承接樟脑的陶瓮高约十七英寸、直径十一英寸，倒扣在甑顶与灶身所成的口上；到此蒸馏器——更确切地说，这座灶——便成了。不过用之前还须烈火烘干并试过：法子是生起熊熊的火，连烧两三天；这时土里现出的裂缝，用泥灰之类填平，灶就可以开工了。另架竹管引水，并备齐所需的工具、篓、桶等物。

一座灶通常只由一个人或他一家人照管。午后，工人带着斧与锛，背着篓进林去；做上四五个钟头的活，便带回约六十斤三四英寸长的樟木片。到了灶上，他用木槌把木片敲碎……然后把甑装满，顶上各罩一只倒扣的陶瓮。往锅里注水之后，生起火，让它整夜慢慢地烧。随后把木片取出，下半扔掉，上半连同新添的木片一并装回甑里，熬过一半的木片放在……熬脑的人一天两次照这样换木片、添水、续火，并到林中去取新料。这期间，锅里沸水的蒸气穿过木片上行，带着樟脑的气，碰到上面那只倒扣陶瓮相对冰凉的壁，便凝结下来。如此约十天之后，把瓮取下，樟脑一经风吹迅速……像刚落的雪一样，用手从瓮内壁上刮下来。每瓮所得随工人的手艺而不同；可是火若看顾得极细心、木片又出脑丰富，这个数目可以达到六七斤。随后把瓮放回原处，如此继续做下去，火一次也不熄。）

第七章樟脑业（四）

一八九五年改隶之后，日本商人对樟脑贸易颇感兴味，好几家行号的代表在内地开张做起生意。他们从日本带来熟练的工人，一上手就按日本本国这一行的法子做。所筑的脑灶与旧式华人灶大不相同；其长处既然明摆着，华人熬脑的便悄悄采用。而这种灶、或是前面所说的改良式，眼下实际上已是全世界制造樟脑唯一所用的器具，所以我在此细说一番。这种灶是一个名叫户叶的日本人发明的，约三十五年前首先用于日本土佐国，被认为比新灶引进之前日本所用的旧式华人灶大有改进。台湾旧式华人灶是以若干个——通常十个——承接的陶瓮合称一灶；而眼下日本人所用的，则是一座火膛配一只结晶箱，称为一灶。

造日本式脑灶，惯例是挑一处后面有高地的地方，好把结晶箱安放在那里——结晶箱须高出火膛许多。择定一块地清出整平之后，用土石砌一道墙，向上内收，恰好接住水锅的边；下面围成一个约两英尺高的空处，就是火膛。前面留一个约十二英寸乘十八英寸的小口。与华人灶一样没有烟囱，这唯一的一扇门就是唯一的出气口。灶的前上方搭一个架子，可以把木片摊在上面晾干。水锅直径约两英尺八英寸，锅上安一圈弧形的木边，略略探出锅沿；再把带孔的木条拼在一起盖在锅上作盖。木边上架一只圆形的木甑，通常高约四英尺，底部直径两英尺七英寸，往上收到一英尺出头；最好的灶用日本杉造，这种木料被认为最合用。甑的上部开一个孔供竹管插入，近底处开一扇小门，熬过的木片可以从这里取出。甑的各处接缝用黏土或泥仔细糊严，外面再套一个大的竹筒或藤筒，两者之间的空隙用土填紧；这既防蒸气走漏，也减少甑爆裂的危险。灶的后方、高出灶身五到七英尺处，是结晶箱与冷却箱。这两样的尺寸与安排不一，台湾一般用两只。小的通常三英尺见方、高一英尺半，只是个冷却的容器。大的六英尺乘三英尺乘一英尺半，是结晶箱。大箱里横着装五到十块隔板，把箱子隔成比板数多一的若干格。箱子安放时朝上的那一面，各块板的两端交错地开着孔，樟脑的气由此通过；于是它每到一格都得走完一整块板的长度才找得到通往下一格的出路，所走的路程便等于所用隔板长度之和。冷却箱与结晶箱安放时都是口朝下，扣在略大一些的箱子里；大箱作水槽，盛水到略高过倒扣之箱的口沿，便把空气全隔绝了。冷却箱与结晶箱的侧壁都略高出顶面，于是顶上成了一个可以盛水的地方。一根竹管接到山涧或泉上，引来不断的水流，使箱子保持冷凉；溢出的水流进下面的水槽，使槽里常满。有一指粗的稳定水流便足敷一切之用。从火膛上方的甑顶伸出一根竹管，通进小冷却箱的一侧；从对面一侧又伸出第二根竹管，接到结晶箱。结晶箱上与这根管子相对的一端，开一个称为「试气孔」的小口，蒸馏进行时在孔里松松地插上几根芦苇或草叶。灶开着的时候，水槽里的水被甑里来的蒸气的热烘暖，于是从其中一只水槽接一根管子下通到底下的水锅，这样水锅要添水时，用的就是已经半热的水。南庄有些灶，导气的竹管出了甑之后先绕冷却箱与结晶箱一圈再通进冷却箱，意思是让气走这么长一段路，热散得多些，也就凝得快些。这期间粗陋的棚子也搭好了；再让灶晾上几天，就可以开工了。

开灶时，先放水流过结晶箱与冷却箱、注入水槽，再从其中一只水槽用竹管引足够的水把底下的水锅注满。注满之后便生火。甑通常容木片约三担，合三百九十九磅，这时从顶上装入，填得紧紧的。甑上的口用一个严丝合缝的盖子盖住，再用泥与灰的混合物封死；底下的门也同样封严。火猛烧，直到结晶箱的试气孔冒出蒸气，便把火门掩上一些以缓火势；入夜以文火续着。第二天傍晚把甑底的门打开，取出旧木片，再把门封好，然后揭开顶盖装入新木片，再把顶封上，蒸馏继续。木片就这样每二十四小时换一次。照例二十四小时内添四次柴，熬过的木片通常就用作燃料。每回添柴时顺便给锅添水，二十四小时约用二十八加仑。用硬水似乎效果最好。与旧式华人灶一个道理：锅里的热气穿过甑中的木片上行，把其中某些树脂之物带出，经竹管送进冷却箱——气的温度于是降下来——再送进凝结的结晶箱。在结晶箱里，气被流水冷却，穿过各格，所含的樟脑便以细小白色晶体的形式凝在箱的壁上与顶上。

蒸馏约十天后熄火，让灶冷却二十四小时。随后把结晶箱侧过来，附在板上的樟脑刮下来；落进水里的用一只布兜撇出。脑收在桶里，看上去活像一堆雪。所得的分量悬殊极大，视灶的大小、木片含脑之富、以及操作者控火的本事而定。最后这一项极难：除了几块石头、或是一片铁皮用来掩住火门之外，别无任何装置；火大了火小了，对结果都大有妨碍。平均大约是每蒸馏一天得六斤半到七斤，合八到九磅；不过也有高到十三斤、合十七磅半的。由此可见，若按甑每天装三百斤、合四百磅计，所得粗脑的比率约为百分之二点五。南庄有一座灶曾出到百分之五，大概是台湾有记录的最高数。樟脑装进带出口的桶里时，会渗出一种淡黄色的香精油，称为脑油。用旧式华人灶时所得极少；而用日本式灶，南庄的制脑人说可高到百分之七十。不过把这个数说得越高对商人越有利，缘由后面再讲；照政府的报告，出油率估计平均在百分之五十上下。油经一定的工序可以提出约百分之五十的樟脑；因此台湾樟脑的产量数字应当再加约百分之二十五，才能表示最终从油里提出的樟脑之数。不过这只是大概，因为运输中有相当的折耗，还有少量径直售作提脑以外的别用。再者，出油率随所蒸木料的品质、蒸馏器的构造与照料、尤其随季节而大不相同，夏季出油多于冬季。〔注一〕从前台湾没有处理脑油的厂；如今台湾政府在台北的樟脑局里备下了为此用的器具。〔注二〕

把这两种灶与它们的作法相比：旧式华人灶（譬如十只承瓮的）一天约耗木片两百斤、合二百七十磅，出脑约四斤、合五磅半；而日本式灶耗三百斤、合四百磅，出脑约六斤半、合八磅半。而日本式灶所出的油是华人灶的两三倍，可见前者萃取之力更强。再者，熬脑人的人工（两种灶都只需一人）在日本式灶上所得的产量更大，因此每担的操作成本更低。日本式灶耗柴较少，不过制脑这一行柴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因为火一旦生起，每天从甑里取出的废木片就够用了。只是最好的日本式灶，起初的造价要高约两成。华人的灶造得极其粗陋，蒸气常从甑里漏出；拆一座华人灶时，往往在土墙的凹处发现积着结晶的樟脑。读者或许会觉得华人与日本的蒸馏器都很粗陋，但须考虑到：脑灶每隔几年就得搬一次，昂贵的器具是用不起的；而且带着樟脑气的蒸汽不可与金属接触。所以器具的大部分非用木料不可，陶器倒也可以用。

至于林中的作业，日本人与华人的法子相似，只是华人砍树所用的锛状工具略窄而更弯，削出的木片较厚，因此不易蒸透。树并不先伐倒，工人径直在立着的树上削取木片；这样削下来，不久树就倒了。有时倒得比预料的早，偶尔酿成大祸。南庄一带几个月内就有两名华人工人这样丧命。一个人——日本人也好华人也好——要削够一座灶所需的木片、同时还照管蒸馏，并不觉得太难。树一般在离灶一英里之内；而工人通常凑够一担、合一百三十三磅就送回去，所以对一个壮汉而言，搬运并不费事。

台湾的樟树据说比日本的含脑丰富得多。不过一般而论，长在背阴山谷、土质湿重处的树，不如长在向阳空地、土质瘠薄处的出脑多。后一种条件更易长出结实坚硬、含脑丰富的木料。然而这也绝非万无一失的凭准：并肩生长、外形大小都一样的两棵树，往往一棵含脑极丰，另一棵几乎一无所有；而难办之处在于，不把木片拿去蒸，就没有可靠的法子分辨哪棵是哪棵。更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同一棵树还可能这一边出得比那一边多。

主张政府干预的一个理由是：脑丁急于把利润弄到最大，只取一棵树下面十英尺上下的部分去蒸，因为枝条与上段被认为出脑不足；他们把这林中之王的其余部分任其朽烂，白白糟蹋了大量本可出产相当樟脑的木料——若不是手边就有更诱人的料，这些木料多半是会被用上的。〔注三〕

脑丁最常遭「出草者」袭击，正是在樟树林中做活的时候；而被杀的若是脑灶唯一的看守人——这种情形很常见——山地族群便不停手，直到把灶毁掉为止。有工人被杀时，出资的人照例要给死者家属一笔钱，通常是十元。筑灶时惯于尽可能把多座灶筑在一处以便防守；有些地方还惯于搭起高架，上面架着小竹屋，昼夜派人守望，费用由大家分摊。

与山地族群这样没完没了的纠纷、以及在产脑区做活所冒的危险，是把这项药品的初始成本抬高的一个要紧因素。即便承认山地族群极其野蛮、靠不住而且狡诈，但在从前，汉人对他们玩弄的残忍花样实在太多，他们报复往往是有理的。不过他们若在挑选下手对象上更有分别，便更值得同情了。某一地的山地族人若受了侮辱、甚至只是被开罪到足以起杀心的地步，他们便杀他们所能够着的头一个倒霉汉人，全不管此人是不是真凶。中国政府在边界许多地方设过一个官，叫作「抚垦局」，名义上的职责是保护山地族群、并管辖山地族群与汉人之间往来的贸易。

中国官员也急于防止脑灶被毁，因为那意味着税收的损失——当时政府的税是按灶而不按产量课的。偶尔也有官员懂得厚待山地族群收效最好。然而中国官员骨子里勒索的本能，往往抵不住诱惑，山地族群便屡屡因此遭殃。举一例：若干年前有一回决定开一处新区。向山地族群提起此事，他们答应了，因为事先许了公道的租金。在此之前，这一带的山地族群一向由一位极仁厚公正的官员管辖，颇得他们的敬重。可是到我所说的这时候，这位官员已换成一个十足的无赖，山地族群不久便要吃他毫无顾忌的苦头。脑灶刚筑好、持械的工人刚聚齐，这位官员就开始为难山里人。本该归他们的租金他装进自己腰包；山地族人每次下山来交易，他都要抽一笔「规费」。土著自然对这样的待遇极为愤怒，却仍旧按兵不动；直到族中出了天花，夺去了一位头目的妻与子。这桩压顶的灾殃他们同样算在汉人头上，再也忍不住了；为了禳神，他们出草去了。脑丁被山地族群的敌意吓得不轻，弃灶逃到邻村躲避。官员得知，便出面周旋，终于靠种种许诺与几场酒宴把发怒的土著安抚下来，工又开起来了。然而这位官员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局面刚一平顺，他的恶行就又开始，还有许多名声极坏的通事得力相助——这些人为抢最大的一份勒索，彼此不断倾轧。局面一时大乱；一位于这一行有干系的外国人指望劝山地族群停止毁灶，便到上述那一带去；他得山地族群的信任，能说动一伙人出来会面商议。这叫某个通事大为恼火——出于显而易见的缘故，他想把与山地族群的一切往来独揽在自己手里；他一听说要会面，就向中国官员报称山地族群正谋划劫掠。三百名清兵被派到边界；那七个山地族人出林、正往约定的会面地走去时，突然遭到清兵袭击，两人被杀，几人受伤。山地族人起初以为是那位外国人出卖了他们，后来才得知真相；这个族群的报复是：约五十名汉人被杀，一千座脑灶被毁，政府失掉约八千元的税。

若说通事都是残忍的无赖，那也不对；其实偶尔也有人——通常是娶了山地族群妻子的——真心关切土著，设法替他们争取公道的待遇。然而这种作为并不总是便利中国官员的盘算。而官员表示不满的手段也不见得温和，下面这桩事可以说明。有一个通事被山地族群当作他们利益的保护者，这是不错的；他并不总与一位本地将领的计划合拍，而这位将领在产脑区有很大的干系。那位将领决意毁掉这通事在他林中朋友中间的影响，好让自己揽到更大的权。他吩咐通事把该族四位主要头目带到他的衙门来，说是要与他们商议。通事怕有诈，起初不肯奉命；后来相信那位官员并无恶意，便去见他的朋友，并担保他们绝对安全，带了四位头目回来。一到衙门，叫通事惊骇万分的是，这四位轻信的山地族人当即被斩首。这族人得知被杀的消息，自然以为是通事设的局；通事两个在边界附近做活的儿子被杀以报复，此后好几个月出草不断。这一类的诡计极多，结果是对汉人的信任荡然无存，与山地族群的争战也绵延不绝。

日本人到来之后，情形总的说来好转了。再没有中国官员去欺骗山地族群，他们得到公道的把握大了些。然而日本政府改按产量课税，对脑灶开不开工就不那么直接关切，有些地方官府的保护实际上撤掉了，于是山地族群杀人而不大有受罚之虞。眼下散驻各脑寮的政府兵力，比清朝任何时候都少；要说山地族群问题已经妥善解决，那是说不上的。汉人丧命之频，已到了无人过问的地步；除非死的是日本人，否则极少采取报复的措置。当然，民政当局在不实际动武的前提下，凡能做的都做了，以劝山地族群安分。日本人未经官准不得进入他们的地界；脑丁凡能办到的都被责令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我相信政府大体上是想办得公道而仁厚的。山地族群仍把汉人看作头号大敌，日本人相对很少遭到袭击。譬如笔者所到的南庄一带，被杀的三十八人里只有三个是日本人。其中一人——一个约四十二岁的汉子——被杀的经过，人家是这样讲给我听的：

人家最后一次见到这个日本人时，他正独自在林中把一截树干削成木片。离他半英里上下的脑灶上，有两个日本女人与两个病汉。其中一个病人听见了一声枪响，但两人都没有力气去察看。附近别的工人却听见了，当即料到是山地族群下的手，便穿过林子朝枪声的方向奔去。华人山里人也加入搜寻，他们脚程快，很快到了上述那个工人最后被人看见的地方。日本人随后赶到，喊他们同伴的名字，却无人应答。搜寻了一阵，发现了这位同伴赤条条、没有头的尸身。工具、衣服，全被山地族人带走了。这一行人于是更往林子深处奔，一面放枪，指望能朝凶手射上一枪，却没有得手。进了一小段莽林之后，他们转身慢慢往回走，这时听见邻山山顶上一声枪响——那是山地族人示威的信号，让追的人知道他已甩掉他们，进了茂密的内地莽林的庇护。上面这次袭击发生在一月；二月的同一天，出草者又出来了。有三个日本人在同一棵倒下的树上做活。其中一人的位置被灌木稍稍遮住，他以为听见了可疑的声响。他虽有点警觉，那声音却没有立刻再起，他正要重新动手，又听见一声。这时他看见近旁的灌木丛微微一动，再细看，发现两个山地族人蹲伏着，端着火枪瞄准他的两个同伴。他赶紧抄起自己的枪要放，不料大为惊骇：枪哑了火。他同时扯开嗓子向同伴大喊，并抓起手边一块松木，使出全力朝山地族人藏身的灌木丛掷去。这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来的一惊，似乎把这两个欲行凶的人吓住了，他们丢下兵器穿林而逃；日本人虽立刻追赶，这两个出草者却再没有见到。

〔注一〕（原注：日本专家所作的试验结果如下：二百六十六磅樟木片，夏季出樟脑五点八八磅、脑油两点八五品脱；同样重量的木片用同样的器具在冬季蒸馏，则出樟脑六点六六磅、脑油一点一一品脱。）

〔注二〕（原注：日本人到来之前，台湾脑油在岛上很少有人理会，一般以为那不过是结晶樟脑的废料，几乎毫无价值。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几乎立刻，到岛上来的商人便把所能收到的一点点收买起来，这东西于是有了市面。大阪与神户有处理脑油的工厂，台湾的货便运往日本。结晶的产物是把油反复蒸馏、直到樟脑尽出而得的。所得的结晶樟脑相当于所处理之油的百分之五十；此外约占百分之三十三的残余也是可售之货。这残余是两种油，称为「白油」与「红油」或「褐油」，在欧洲用于肥皂、油漆等多种制造。

本书付印之际，专卖设立之事尚在纷乱之中，油与脑的确价无从取得；但为使人对制造成本与可能的收益有个概念，我们姑且假定日本油脑的价钱是每担九十五日元，而油运到日本的成本是每担四十一日元——要提炼得利，大致须是这个数。

脑油成本每担十四日元，煤若干，杂费五角，工资一元八角，共计十八元一角八分。

售出所得：樟脑五十斤四十七元五角，红油十八斤一元八角，白油若干斤一元六角，共计五十元九角。制造中的损耗约十七斤。

若以台湾粗脑总产量三万担计，大致可得下列副产之数：粗脑总产三万担；山里所产粗脑油总计一万五千担；运输、改装等的折耗，并计入作别用所耗之数，三千担；运到日本供制造的粗油共一万三千担；所得粗樟脑（百分之四十九至五十）六千担；红油或褐油（百分之十八）两千一百六十担；白油（百分之十五）一千八百担；制造中的损耗（百分之十七）两千零四十担。一担为一百斤。）

〔注三〕（原注：帝国大学农科大学的守屋教授大概是日本制脑最权威的人；他为查明树的各部分所能出脑之量而作过试验。他用的是自己设计的改良器具，所用的木料据他说若用寻常的器具蒸馏出脑不会超过百分之二。结果如下：枝梢百分之二点二一；枝条百分之三点七〇；树干上段百分之三点八四；树干下段百分之四点二八；树桩上段百分之五点四九；树桩下段百分之五点七四；树根百分之四点四六；平均百分之四点二二。守屋教授用他的器具从粗脑里得油百分之十到十五。他的试验表明：树的上段出油多于下段；而且树在冬季出脑最多，出油却在夏季最多。）

第八章樟脑业（五）

一八九八年，五指山一带有三名日本官员随七个山地族人到后者的村社去。将到之时，官员遭到一伙外来出草者的袭击，而随行的那几个山地族人也加了进去。有一名官员得以逃脱，窜入莽林，最后到了五指山的村子。他两个同伴的尸身后来被人找到，残毁得很厉害，头都没了。随即派了一支军队去讨伐肇事的部族，惩办这桩暴行。军队一进，山地族群便退走，无从交战。日本人于是烧了他们一个村社，回到平地。此举收效极好，不但对受罚的那一族，对邻近各地的山地族群也是如此；此后那一带出草劫掠显著减少。

台湾某些山地族群出草的习性是桩极严重的事，看一看下面的数字便一目了然：一八九八年一年，山地族群袭击脑丁与别人共三百零三次，死伤六百三十五人。单是九月一个月，山地族群袭击了四十五次，死伤八十五人。换句话说，每十六小时便有一次袭击，每八小时便有一人死伤。这份死亡名册证明日本人尚未解决山地族群问题。

日本人到来后不久——我相信是出于前任知事桥口先生的建议——沿山地族群边界设立了抚垦署，相当于中国的抚垦局，在任者的职责是管辖各自区内的山地族群。本意是要这些官员把时间用在研究山地族群上：学他们的话，熟悉他们的风俗与禁忌，关心他们与他们的生活，从而赢得他们的敬重，使他们肯听这位官员的指点、受他庇护免遭外人欺凌，并以和平而非强力的手段，一步步引他们走上开化之路——虽然武力也要在手边备着，以防需用。这套可嘉的办法在美国某些印第安保留地收效极佳，在此地无疑也会一样见效，只要政府把这件事看得够重，把这个职位设成一个要职、给以优厚的待遇，好吸引真正干练的官员。可惜这个职位被看作低等的，主事者的品级不过比一个书记略高，薪水也与这品级相称。

这个差事毫无吸引力；派去主事的人本领参差不齐，又被调来调去，有些地方一年换一两次；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便一个尽责而能干的官员，他的效力也几乎等于零。

山地族群所看重的是人而不是制度；因此这套办法只有把好官员长期放在位子上、使每个山地族人都熟悉这些官员、出于私人的情分而跟从他们，才能成功。

台湾这些官员还有一个大不利：警察不归他们节制，结果每逢需要警察相助，便有第二个权威进入这一带，与抚垦署抵牾，闹得混乱而彼此不满。这一层加上品级低、薪水少而使这个位子不招人待见，把这套制度里最可贵的部分完全葬送了；到后来，抚垦署无论对山地族群、还是对指望它保护的脑丁，都几乎毫无用处。一八九八年，这些署被裁撤，山地族群的事务改归各区的警官照管。到我写这段文字时，仍由警察主管；而设置专职的民政官员——以照料、指导、管束、必要时惩戒这些森林之子为唯一职务——所能带来的好处，眼下大概是得不到了。

日本有些当局以为：只要山地族群还在开化之外、又不纳税，政府对他们就没有什么义务。然而在欧洲与美洲，野蛮部族如今一般被看作在法律上治理其所居之地的统治者的被监护人。譬如美国，对印第安人除了要他们与邻人和睦之外别无所求，每年却花一千一百万到一千四百万金元照料二十五万印第安人。日本有十万山地族人，为他们花上几千日元总是说得过去的。

占领之后不久到岛上经营樟脑的日本商人，与那些老制脑人一样，都以为新政府会给他们有力的保护。从前中国当局一般认为：既然缴了可观的樟脑税，便有权要求派几名兵丁来维持秩序。许多地方驻了兵，另一些地方则给山地族群一些钱物，条件是他们守约不犯。官员在这件事上也远非总能奏效；不过他们那套对付山地族群的法子虽不中用，到底承认制脑人有权受些保护。日本政府暂时推行了另一套方针，就是对山地族群的事实际上不加干涉。中国人曾正式向北京奏报说土著不是人而是野兽、应当照野兽对待，又因笨拙的干预把樟脑出口有一年压到只有三担——走他们的老路自然是不明智的。而日本人对山地族群与他们的习性全然陌生，显然觉得在当局对局面更熟悉之前，最好不宣布任何管辖的方针。于是脑丁的保护实际上落在制脑人自己手里。一个边界村落配给十来名警察，或许再加几名穿制服的华人巡警、也就是所谓「巡丁」；但这些人与其说是保护脑丁免遭袭击，不如说是维持村民的秩序。

制脑人雇日本人、华人、甚至已开化的土著来保护自己的工人；一八九八年单单一家行号为此每月就付到一千二百日元。这些持械的护卫称作「隘丁」，月钱十五元到二十元。有些地方山地族群格外凶悍，须用相当大的一支人马。譬如大湖，制脑人不得不养着约一百名持械的人。在大嵙崁，因为当局曾向山地族群担保一般不用华人作护卫，眼下便用日本人。而日本人在台湾工钱极高，大嵙崁一带又是出了名的险地、须用许多护卫，防护的开销便极大，制脑人为此大受拖累。

日本政府对山地族群的身分并未明白宣告，不过在一道关于森林管辖的命令里写道：「凡无地契或别的确切所有权凭证的森林与草地，一概宣告为官有。」未经总督允准，任何人不得向山地族群购买或以别的方式取得土地，也不得占用名义上归山地族群所有的土地；总督认为合宜时，可以给与特许。

所谓山地族群地界——界内这些山里的住民是独立的——面积在五千平方英里以上；而我们注意到，散居这一大片保留地上的山地族人不过十万，本岛其余的居民两百余万却只限于不到它两倍的地面——那么山地族群地界显然没有住满它应有的人口。

不过平心而论，也须考虑到：他们的地界全是山地，养不了与西台湾同等面积的沃野一样多的人；而且他们的生计以打猎为主，须有一大片无人的地方。政府最终会把什么算作「确切的所有权凭证」，以及会不会承认部族的权益，还要看将来。或许将来村社与四围清出的、带着农作痕迹的土地会被认作山地族群的产业，而除了偶尔用作猎场之外并不使用的荒林，则归为官地。不过迄今当局在某些情形下承认山地族群有权收受礼物与钱财作为樟脑地名义上的租金，只是要求凡依与山地族群的约定而主张权利的人，须在开工之前取得政府的认可。然而有些地方——譬如南庄——拥有贵重樟脑地的已开化土著，他们的权利从前为中国官府所承认，如今日本政府也同样承认他们是无可争议的业主。

日本制脑人从日本带来日本工人到产脑区做活。譬如小松公司，起初带了约两百名日本工人，一年上下便减到三十名。南庄一带有四人在采樟木片时被山地族人杀死，三十人死于疟疾与脚气。这样高的死亡率自然叫许多日本人不敢到产脑区做工，他们另找了更合意的差事。于是日本公司渐渐招用华工，如今华工的人数比日本人还多。

日本工人不领固定工钱，通常每产樟脑一担得十四日元，脑油一担得七日元。市价高时有时加给。因为一名工人要独力照管一座灶，活计极重。这人进林去，把他要用的那一段树削成木片，再回来照看灶、熬制樟脑。连夜里也得添火，工人只能靠「猫打盹」似的零碎觉。商人的代表通常到灶上收脑。工人取木料的时候就不能蒸馏，所以实际能熬制的不过二十天到二十二天。商人供给他脑灶、工具与住处。日本脑丁的月入平均在二十五到三十日元之间，也有特别出色的熬脑人挣到四十日元的。用华人则是全然不同的办法：日本公司预支款子给他们造灶，这笔借款按月分期归还，譬如每月五日元；樟脑卖给商人时通常按低于市价两日元，直到债清为止。有时日本人把灶造好，华人付租金，譬如每月三日元；此外在有些地方还要付给山地族群头目地租三日元上下，再加别的小项，合共约十日元。华人答应把所产的樟脑一概按山里通行的市价卖给灶主。交脑之时，上述的十日元先行扣下，余款交给华人熬脑的人。日本熬脑人手艺更精，出脑比华工多；可是如今好几家日本商人更愿用华人，因为华人一般带着家小，妻儿常常帮着做活；而且工人一病，总有个亲戚出来接着做，直到他好起来。日本人若病了，活就得停一阵，弄得一团糟，还往往赔钱。眼下有六百多名日本人从事这一行的各项工作，其中四百人是熬脑的。顺带可以一提：产脑区通行的用工之法，与一切产业组织的根本道理全然相背。要把脑丁的劳力用足，分工应当比现在更好。既知最好的结果须有连续十天稳定的火候，便不难看出：一座灶由一个人照管、而这人还得上树削片、把木片背回来，灶上便有时无人看守，火候不当所造成的损失该有多大。其实一个人尽可以照管两座灶的火，另一个人也尽可以给两座灶供料。

樟脑在灶上收起、把大部分油沥去之后，由苦力装在麻袋或铺着大叶子的竹篓里背下山，油则装在旧煤油罐里，送到最近的市集验看。华商把樟脑贮在大桶里，有时在上面覆水（樟脑不溶于水），以防挥发。从前华人常常把这药直接从水里取出，带湿装箱，以为这样增了分量于己有利；其实适得其反，因为出口商只要查出一丝水迹，便狠狠扣去一笔，结果得利的通常是出口商而不是乡间的商人。预备经香港运出的樟脑，从前装在衬铅的木箱里，这层衬里能相当地防止药品挥发。这种箱子约装樟脑一百三十八磅。日本商人几乎全运往日本，脑装在桶里，油装在旧煤油罐里。从乡间用铁路或船运到基隆或淡水，由这两港出口。

运输中的折耗极大。山里人总把袋子或桶浸水以增重，所以内地的商人向产脑者收货时，每担要多收二十斤，以抵这一层与挥发的损耗。从山里到香港的总折耗常达三成，从香港到欧洲约半成。商人收脑之前，要仔细查有无掺假——华人所产的樟脑掺假极普遍。掺假所用的东西，以华人称作「菜燕」的一种料为最主要：那是某种海藻的产物，溶在水里煮到软膏般的稠度，然后仔细拌进结晶樟脑里。华人还用旧式本地脑灶的时候，惯于每逢往甑里换木片便把承脑的陶瓮取下，把这掺料小心地铺在结晶樟脑上，于是成了樟脑与海藻膏一层一层相间。手法若老到，成品可以含一成到三成假货而一眼看不出来。菜燕除了增重之外，用的人还看重它能防挥发——它黏稠，能把樟脑的结晶黏在一起。台湾藤的外皮也常被用上：把它压碎后在水里洗，得一种黏液，华人称之为「藤水」，拌进樟脑里。此外有时也用米粉、薯粉、本地制的植物胶与砂石粉。有一位著名的樟脑商担保下面这桩故事属实，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台湾的汉人见过近处的雪的极少。冬天最高的峰顶常有积雪，这些山上的雪连大稻埕也望得见，可是雪从不落到平地上。然而有一回，在一八九二至九三年之冬、台湾多年未有的严寒之中，一个酷冷的早晨，离大嵙崁不远的山地族群地界的山上头一回见到了一点雪。一个狡黠的脑丁从这份天赐里看出了发大财的可能。他上山去装了几篓，回到自己灶上，掺进足够的樟脑好让它有点气味，随即匆匆赶到最近的村子去出手。那位樟脑商看着倒在面前地上的、洁白干净的结晶，自以为高明地察出有水，扣了一点点，就把钱付给了这位心急的山里人——此人无疑声称别处有要紧的约会、非得马上走不可。随后商人把这批樟脑装进桶里沥水，自己则去享用一管鸦片。他第二次查看自己这笔买卖时所用的言语并无记载，不过无疑既响亮又滔滔不绝；因为据说除了桶底几斤樟脑、以及桶壁上一片湿痕之外，一个钟头前他用好大一笔硬邦邦的墨西哥银元买来的那几担亮晶晶的结晶，再也不见踪影。所幸不论用的是哪一种掺料，都容易查出。掺了海藻膏与藤水的，成色与纯货略有不同。樟脑的结晶光泽灿亮，颇像刚落的雪。掺了海藻膏的颜色略暗略晦，掺了藤水的则更暗一层。纯樟脑燃烧时自始至终是白的，烧尽无渣。若掺了海藻膏、藤水、米粉、薯粉或石粉，便留下相当多的残渣；而掺前两样的，火苗还会噼啪作响、溅出火星。有没有掺假，也可以把少许药品放进苯油、甚至煤油里来辨：纯樟脑与脑油很快浮上来，掺料则沉到底下。

日本占领本岛后的头一年，旧日中国的课征一概免除，并宣告一年之内不课税。一八九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颁布官方章程，宣告只有能拿出日本人到来之前中国政府所发执照的樟脑商，才准经营此业。这叫一些制脑人大为不安，因为中国发照向来毫无定规，许多情形下只要肯缴税、有一纸税票，便被认作足以证明有权经营此业。日本人终于在这一点上让步：脑商若能拿出明白的凭据，证明中国人曾承认他有制脑之权，便予接受。然而这套办法极为纠缠，因为中国当局有时把同一处的特许发给好几个不同的人。那就是说：原领照的人若没有利用所给的权利，过了一定时日便惯于把它另给一个肯开工的人；这第二个人若也弃林而去，执照便再转给第三个人；而这些转手的记载照中国的样子，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日本人到来，产脑区的估值眼看要涨，于是同一块地冒出好几个主张权利的人，各有某种凭据证明自己所陈属实，弄得人很难查清谁才是正主。

起初几乎没有一天不出难题：误会纷起，樟脑被扣，脑商被捕；而山地族群劫掠、毁灶；乱党又把地方弄得极不安全，款子运不进山里。局面终于坏到如此不堪，南北两边的外国人都丢下自己的脑灶，退出了这桩买卖，损失相当可观。

北部向来是首要的产区，在华人与日本人手里一直照常经营；可是中台湾一带自一八九二年起每年运往安平装船的樟脑数目不等，产量却逐年减少，自一八九七年六月起只产了区区几百担，而且一般送往淡水装运。

第二年，日本人推行了一项制脑人久已盼望的课税办法，就是按产量而不按脑灶课税——后者是清朝的办法。这项税官方说是代表所卖出的、主张为官产的树木，每担十日元，在最要紧的几区中心地点所设的专门税局征收；为防私制，规定出口商在起运的口岸须出示税局的凭单，证明税已缴清。

这项课税起初只及于结晶状的樟脑，不及于油；而用日本式脑灶，油一般约占产物的一半。有些日本商人到来后不久便发现，油能溶解大量的樟脑结晶，而不经特别的检验是察不出来的。于是油既免税，便有人做起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照这个法子把樟脑运往日本，在那里蒸馏，把结晶从油里分出来。不过政府很快察觉了这个花样，课以五角的税，并对油仔细查验，这才把这种做法即便不是全然、也差不多止住了。

正当本书付印之际，台湾政府宣告有意把台湾樟脑收归官办、专卖其货。政府看来有两个目的：增加岁入，以及更完全地管辖樟树林。这两个目的都很可嘉，而要达到它们，本来很可能靠建立某种比专卖更宽松的制度；不过政府在过去四年里对樟脑问题作过相当的思量与研究，而森林既被主张为官产，专卖樟脑看来便是最妥当的解法。樟脑的生产实际上只限于日本与台湾，至少在许多年内不必担心有别的产区来竞争。

岛上的华人家族制度纷乱错综，商务的做法又不规则而复杂，因而要照日本与西方国家通行的那几种课税形式向他们取得岁入，极为困难——有些情形下几乎不可能；这就促使日本人另想筹款之法，譬如食盐专卖，如今又加上樟脑专卖。

要更完全地管辖樟树林，就急需一套更有效的办法保护边地居民免遭山地族群袭击，也急需立一套造林之法以免樟树林被彻底毁尽——这两点早已显而易见；政府若在这两桩上办成了，这套新制度便大有可取。

新的防护办法大体规划如下：分两支人马，一支保护山地族群边界上的村落，一支在林中护卫脑丁、并保脑灶不受侵扰。这一项的开销列入预算十八万日元，将用武装人员一千五百名，华人与日本人都有。布防之线自中南部的埔里社起，至北部各区，再折向东到宜兰，总长近一百五十英里。岛上眼下还有近一千名华人，从前在旧制下沿山地族群边界充当护卫；这些人无疑有许多会被编入新的队伍。编组与管辖之事将交给警察。

至于造林，据说政府将在大嵙崁、南庄及别的产脑区栽植樟树幼苗，为此已有拨款。林中生长的幼樟，从前被脑丁砍去当柴，还有从樟树桩上长出的新条，今后都将加以保护，严禁毁坏。

正式的制脑人——也就是持有政府执照的人——制脑之事，在一定限度之内不予干涉；但所产的全部必须按一定的定价卖给政府，眼下最上一等的最高价是每担（一百三十三磅）三十日元。政府定下可产的最高数量（今年大概定为四万担，合五百三十二万磅），并答应向制脑人收取这个数量。这是为了限制产量，好使这项药品的需求足以支撑政府所要的高价，也使那个不得不接下全部产货的经销人出得起这个价。这大概不必政府直接出面去封灶，因为所出的价如此之低，许多厂主会自愿弃业。譬如一八九八年夏，岛上约有一万四千座脑灶，而经常开工的只有四千座上下。秋天脑价一涨，开工的灶增至七千座。可是专卖一经施行、政府出价又低，某些地方——尤其是林圯埔、台中与苗栗（这几处离樟脑总局远）——产量大减，于是眼下开工的灶数降到两千座上下。政府已在几个地方买下脑灶，并将在一定程度上自行制造；罗东与屈尺还设有政府的试验蒸馏站。三十日元这个价钱是在台北樟脑局付给的。此外在新竹、苗栗、台中、林圯埔……也设了樟脑局。

第九章樟脑业（六）

……林圯埔与罗东也设了樟脑局；这五处所付的价钱，是扣去运费与折耗之后，恰好使樟脑运到台北时合三十日元。〔注一〕基隆与淡水被指定为樟脑与脑油出口的口岸。

政府正着力提高台湾产品的品质。台湾货向来以脏而带油著称，使外洋误以为它有什么天生的缺陷、在结晶的性质上不如日本樟脑。为此当局向制脑人发下标准样品，告诫他们所产须与样品同等，才能列为头等、得头等的价钱。这叫某些制脑人颇为惊慌；不过政府已经证明：只要对脑灶照料得稍稍上心些，火候或许更旺更稳些，再把灶与结晶箱四围保持干净多用些心，就能产出所要的等级。东势角已经产出与样品相当、甚至更胜的樟脑，而所费的额外工夫不过些微。

专卖施行的办法如下：樟脑送到樟脑局，由检查员验看，定其等级与重量。检查员随即出具凭单；樟脑一入官栈，凭单便换成台湾银行的支票，持票人不须另行背书即可兑现。就制脑人而言，这笔交易便了结了。

政府收的是散装的樟脑；若是在山里某个分局收买的，政府自费把樟脑装进五十斤与一百斤的帆布袋里，运往台北。府城台北建有一座工厂，把樟脑洗净压制；除按粗货售出的之外，樟脑都在这里加工。厂内有六座大蒸馏炉，各宽约十二英尺、长二十四英尺，离地约五英尺。约一千磅粗脑放进蒸馏炉里——那是一只大铁箱。甑上的口封死之后，鼓风进去以催蒸发；头四十八小时用文火，把水与油逼出，这些由甑顶一根管子导入一只水冷的槽里。随后加大火力，把上述那根管子关掉，另开一根，樟脑的气便由此进入一间大结晶室，室顶用流水冷却。樟脑便在这里凝成樟脑花。

经过上述工序之后，樟脑先在木模里做成块；这些块再用蒸汽压一道，为最后的处置作准备——最后是施以极高的水压。压成的块是一方坚硬结实、略带浑浊的砖，重十斤，合十三磅三分之一。这些砖十块装一箱，箱内衬铅；贴上政府的标签之后，交给经销人。

专卖自一八九九年八月五日起施行；不过台湾存着大批私人行号所有的樟脑，政府并不干涉其出售，足以应付夏秋两季的需求。所以政府虽把送来的樟脑尽数收买，却一点也没有投放市面。

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招请日本与外国行号投标，征求台湾樟脑的独家经销权。台湾政府在招标时列了若干条件，大意如下：

取得经销权者须在伦敦、汉堡、纽约与香港经办樟脑的发售，并须准备每年从政府手里接下三万到五万担樟脑。樟脑分两类，甲类称「洁净压制」，乙类即寻常的粗脑。交给经销人的樟脑一年超过五万担时，超出部分的售价由台湾政府会同经销人议定。政府将把樟脑整治装箱，备好起运；经销人不得更换包裹与箱子，也不得在内中搀入别物。经销人应尽其所能，按各主要市场（伦敦、汉堡、纽约、香港等）需求所需，分送相应数量的樟脑。政府与经销人的合约为期三年。为政府自用、以及供日本帝国境内制造之用的原料，台湾政府可售与经销人以外的人；不过这种例外的发售，不影响售与经销人的最低数量。政府要求经销人提供可靠的担保，这项担保可以存入台湾政府公债的形式为之。此外政府保留干预之权：若经销人以「过分自私或不正当的行为」损害政府樟脑专卖的利益，政府得以干预。

政府虽因折耗较少等缘故，一般劝人购买「洁净压制」的半精制货，但也宣告：凡经正当途径特别申请粗货的消费者，仍可供给。

经销权幸而落在一家英国行号手里，他们的标最优，也就是说他们准备以最省的条件经办这桩生意。所定海外售价宣告如下：甲等樟脑砖运往伦敦、汉堡与纽约，每担（一百三十三磅）一百零七元八角四分三厘（不含进口税，如有的话）；运往香港者一百零二元三角七分八厘。粗脑在海外的价钱是九十九元七角〇二厘。政府将向经销人收取粗脑每担八十五元、甲等樟脑每担九十四元三角二分三厘。粗略估算，政府整治甲等樟脑、连同折耗与专卖有关的别项开销，平均每担在二十五日元以上。专卖创设未久，眼下就可能的利润说出数目还嫌太早；不过政府预算里所列的数字无疑八九不离十，虽然预算编定之后专卖的办法略有改动。预算里列总开销——包括樟脑的成本——为两百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一十一日元，收入为三百四十五万五千〇三十五日元。如此净利一百三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四日元，约合每担（一百三十三磅）三十四日元。这是按本年可能的产量三万九千担算的。在旧制之下，政府从樟脑业所得的收入年均约四十万日元。

樟脑在清朝治下也曾几度被专卖，但那套办法与日本人如今要行的大不相同；眼下这项专卖多少可以看作一次试验。

眼下看来并无什么大障碍足以妨碍专卖的运行；不过将来或许别的地方产量有所增加，终究要使这套办法作重大的改动，或是干脆把专卖取消。日本的产量一八八七年曾达八百六十一万五千七百四十磅，此后迅速下降，到一八九九年只产了三十万磅上下。在长期高价的刺激之下，日本这桩失掉的买卖能恢复到从前多大的地位，不得而知。不过至少有一点是确凿的：可用的树不够多，不足以与台湾作长久的竞争。中国受一八九五年高价的鼓舞，境内各处共产了约一百五十万磅；但将来能否大大超过此数，颇可怀疑——因为如本章前面所说，虽有樟树极多的地方，那里的树含脑不足，蒸馏不划算。不过中国的产量仍值得留意；而在今后的年月里，那些新引种此树的地方或许也值得注意。

照眼下的专卖章程，政府既管辖粗脑的发售，也管辖脑油的发售。脑油这桩买卖其实只有三年的历史，却已到了这般规模：一八九八年运往神户的在五百万磅以上。这个即便在台湾也属例外的数量，分离之后出真樟脑两百五十万磅，相当于台湾经香港运往香港、印度与欧洲的粗脑出口总数。不过须说明：粗脑的出口数字并不能准确代表一八九八年的产量，因为该年所产的樟脑有大批在台湾存过了年。

当然也须注意：政府所产的粗脑不得超过四万担，合五百三十二万磅。然而即便以此数计，按出油率百分之五十、并计入运到制造之地途中的折耗，也要产出约一百五十万磅油；这些油蒸馏之后，又可出真樟脑七八十万磅。即便这个数量，也可能成为扰乱市面的因素。为防此弊，政府大概会设法规定：经手这些油的人，须按与台湾价钱相符的价格发售，并须把一切售卖情形报知当局。

这项药品的发售合约只订三年，好让当局在觉得必要时有机会改动这套办法。经销人自然须受保护，免遭外来竞争；而把价钱定得太高以致损害樟脑的市场，也是不行的。做赛璐珞的人或许会找到合用的樟脑替代品，用赛璐珞的人或许会转回去用骨头与别的材料；而化学家若被逼急了，甚至可能发现某种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取樟脑的药用而代之。

附录

（台湾樟脑与脑油专卖章程）

第十五号告示，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即一八九九年。

第一条　本章程所称樟脑，指本岛所产之粗制樟脑；所称脑油，指蒸馏所得、与粗脑并为两种产物之脑油。

第二条　樟脑与脑油须由制造者交付政府，政府专卖之。除已售与政府之樟脑或脑油外，其余一切樟脑或脑油，禁止持有、抵押、转让或出口。

第三条　政府对所交付之樟脑或脑油，按总督所定之价给付。

第四条　樟脑或脑油非经总督指定之口岸，不得由本岛出口。

第五条　樟脑与脑油制造者须每年向政府呈报，列明次年预计之产量。

第六条　一切樟脑与脑油由政府按定价发售；必要时亦得公开招标。

第七条　派员查验樟脑与脑油的制造场与栈房，或任何疑有贮存樟脑之处，并采取适当的管辖措置。

第八条　违犯第二条第二项与第四条者，处五十元至五百元罚金，所涉樟脑或脑油不论属谁，一概没收。

第九条　凡阻挠官员依第七条执行职务者，处二十元至二百元罚金；情节加重而触犯刑法者，依该法惩办。

第十条　向政府作虚伪申报、或怠于申报、或不答有权官员讯问者，处十元至一百元罚金。

第十一条　从事樟脑与脑油之业而于樟脑或脑油中搀入杂物者，处十元至一百元罚金，所涉樟脑与脑油不论属谁，一概没收。

第十二条　违犯本章程者，不适用刑法关于再犯或数罪并罚的规定。

第十三条　从事樟脑与脑油之业者，其家属、寄居者、代理人或雇工违犯前列各条时，其本人或代理人纵不知情，亦不能免于所定之罚。

补则

第十四条　施行本章程后如觉有增订章程之必要，由总督随时公告。

第十五条　明治二十九年第十二号关于樟脑课税之告示，与明治三十年第九号关于脑油课税之告示，自本章程施行之日起撤销。

第十六条　本章程不适用于施行以前所制之樟脑与脑油；但未纳税之樟脑与脑油适用本章程，所有人须将樟脑与脑油交付政府。

第十七条　以脑油制成之樟脑，眼下不适用本章程。〔注二〕

（台湾樟脑与脑油制造章程）

第十六号告示。

第一条　欲制造樟脑或脑油者，须取得政府许可。

第二条　持有政府许可制造樟脑或脑油者，若未在规定期限内开工、或开工后中辍，即丧失其权利，政府得撤销其执照。

第三条　某地制造樟脑与脑油如经查明有碍公益，总督得令停造并吊销执照。

第四条　樟脑与脑油制造者的执照经政府吊销、或制造者自行停工时，未用尽之树木须交还政府。自行停工者，给以相当的补偿。

第五条　未经许可而制造樟脑或脑油者，处五十元至五百元罚金，私制之樟脑与脑油一经查获即予没收。

第六条　凡将政府专为制造樟脑与脑油所售之樟树移作别用、或运出制造者各自区域者，处五十元至五百元罚金；查获之树没收，缺失之树责令赔价。

第七条　樟脑专卖章程第九、第十二、第十三条，除本章程所列各条外，亦适用于樟脑与脑油的制造。

补则

第八条　日后如觉有增订章程之必要，以及本章程施行的日期，由总督随时公告。

第九条　明治某年第二十号关于官林管辖与樟脑制造之告示，其中适用于樟脑制造的部分，自本章程施行之日起撤销。

第十条　凡依明治二十八年第二十六号关于森林管辖与樟脑制造之告示、或依明治二十九年第十三号关于更严管辖樟脑制造之告示而持有制脑执照者，自本章程施行之日起，至其执照自然期满为止，一并登记为已获本告示所指的许可。

统计

台湾樟脑统计表。表列年份、自淡水出口之磅数、自安平与打狗出口之磅数、自基隆运往日本之磅数、出口总数（磅）、以及台湾每担（一百三十三磅）的平均价格（淡水通货）。

淡水的出口：一八五六年之数阙，一八六四年一百一十七万余磅，一八六六年一百零三万余磅，一八六九年一百一十二万余磅，一八七一年九十七万余磅；此后数十年多在三十万至一百七十万磅之间起落，一八八〇年前后曾低至数万磅；一八八七年四十七万余磅，一八九三年二百五十一万余磅，一八九五年四百四十三万余磅，一八九六年五百二十六万余磅，一八九八年二百九十二万余磅。安平与打狗的出口时有时无：一八五六年一百三十三万磅，此后或为零，或自数千磅至数十万磅不等，一八九三年一百六十一万余磅，一八九五年一百六十万余磅，一八九八年十二万余磅。自基隆运往日本者，近年有九十八万余磅与一百七十六万余磅两项。出口总数：一八五六年一百三十三万磅，一八六四年一百一十七万余磅，一八七三年一百四十八万余磅，一八八三年四十八万余磅，一八八七年五十五万余磅，一八九三年五百三十二万余磅，一八九五年六百九十三万余磅，一八九八年四百八十万余磅。平均价格：早年每担八元，一八六六年前后十五元，专卖之下官定十六元；此后长期在八元至十三元之间，一八八〇年前后十二元上下；专卖之下官定十二元、十三元与二十元不等；再后则大涨：三十六元五角、四十一元七角五分、四十四元八角五分、四十一元、六十八元五角、五十七元、四十七元、四十二元。〔注三〕

台湾脑油统计表。表列年份、自淡水出口之磅数、自安平与打狗出口之磅数、自基隆运往日本之磅数、出口总数（磅）、以及台湾每担（一百三十三磅）的平均价格（淡水通货）。淡水出口有七千五百余磅、八万七千余磅、两万余磅诸项；自基隆运往日本者，估计八十万磅，另一年三百零五万余磅；出口总数一万三千余磅、八十万八千余磅、三百七十三万九千余磅。平均价格每担二十元、十五元五角、十六元五角。〔注四〕

世界樟脑产量表。表列年份、日本樟脑自日本出口之磅数、该年出口在日元上的总值、台湾樟脑的出口（含运往日本者）之磅数及其日元价值、以及日本与台湾樟脑的出口总数与总值。

日本樟脑的出口：一八六八年六十二万余磅，值七万七千余日元；一八七三年五十九万余磅；一八七八年二百六十六万余磅；一八八三年六百四十五万余磅；一八八七年八百六十一万余磅，值一百一十三万余日元；此后逐年下降：一八九〇年五百九十三万余磅，一八九三年三百三十万余磅，一八九六年一百七十五万余磅，一八九七年一百六十六万余磅，一八九八年估计六十万磅。台湾樟脑的出口：一八六八年一百五十九万余磅，一八七八年一百八十三万余磅，一八八三年四十三万余磅，一八八七年五十三万余磅，一八九〇年一百零六万余磅，一八九一年二百七十九万余磅，一八九二年二百九十万余磅，一八九三年五百三十二万余磅，一八九四年六百八十七万余磅，一八九六年六百十六万余磅，一八九七年五百九十八万余磅，一八九八年六百八十六万余磅，值二百十六万余日元。两者合计：一八六八年二百二十一万余磅，值十八万四千余日元；一八八七年九百一十五万余磅，值一百十万余日元；一八九三年八百六十二万余磅，值三百十万余日元；一八九五年九百九十一万余磅，值四百十万余日元；一八九八年七百四十六万余磅，值二百三十六万余日元。

上表一八九六年以前各年的数字，分别取自日本与中国的海关报告；但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与一八九八三年的数字，与海关的统计出入极大。这三年里，海关的数字对分别查明日本与台湾的产量帮助极微，因此不得不另立算法。

如今日本的出口总数几乎全是台湾的粗脑，或是用台湾脑油制成的樟脑。所以为算出日本实际所产供出口的樟脑，我把日本海关的出口数减去运往日本的台湾樟脑之数。至于日本产品的价值，我以日本海关的数字为据。

台湾海关报告所列这几年的台湾出口，只计运往香港、印度、欧洲与径运美洲者，自然不提运往日本的。因此要查明台湾樟脑的真实产量，须在海关数字之外加上运往日本的樟脑之数，再加上运往日本的脑油之半——因为脑油中含有樟脑，油一到日本便经蒸馏，大致可出相当于其重量一半的粗脑；显然这一部分该计入台湾樟脑产量的总数。至于台湾产品的总值，我在台湾海关的数字之外，另加一笔，依据的是台湾樟脑在日本的价值、以及在日本用油制成的樟脑的价值。一八九八年的台湾产量，我把运往日本的数量计入，并以海关所列运往香港等地的价值为据估算其值。

台湾樟脑与脑油运往日本的确切统计无从取得；台湾的货在日本有多少越年存着、或在日本本地消费了多少（如果有的话），也难以查明。因此上面所列最近三年的数字，只能看作大致不差。

所谓「婆罗洲樟脑」（龙脑）以及别的类似樟脑的产物，不在上表之内，因为它们不算真樟脑；中国樟脑那一点点出口，也未列入。

主要的樟脑消费国。此表所列是各该国实际消费、而非转口的樟脑数量。

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七年的年均：德国两百二十一万余磅，美国一百八十三万余磅，英国一百七十二万余磅，法国一百二十万余磅，印度一百万余磅。

单就一八九八年一年：德国两百九十一万五千磅，美国两百零一万七千磅。

〔注一〕（原注：各樟脑局收买的价钱，每担一百三十三磅。结晶樟脑分头、二、三等：新竹头等二十九元，苗栗二十七元，台中二十六元，林圯埔二十五元，罗东二十七元，台北之数阙；二等、三等依次递减，自二十八元余至十一元余不等。脑油另有价目，自十三元余至二十四元余不等。）

〔注二〕（原注：第十七条乍看似与第二条相抵，其实不然；因为第十七条只指实际用油制成的樟脑，那与眼下岛上所行的寻常蒸馏是全然不同的工序。这也不足为扰，因为用脑油制成的樟脑眼下虽不加干涉，政府实际上仍握有管辖之权——缘故是一切脑油都在政府手里；有人想买油去转制寻常樟脑，就非得向政府买不可，而所索的价钱无疑会高到足以保证樟脑的专卖不受妨碍。）

〔注三〕（原注：「自基隆运往日本」一栏所列，只是日本占领本岛以来运往日本的结晶樟脑；这是与本国之间的贸易，所以日本海关报告里并不列入。此处把它们并进出口总数一栏，是为了使读者能算出台湾的总产量。至于自淡水、安平与打狗出口的数字，则取自中国与日本的海关报告。）

〔注四〕（原注：台湾脑油这桩买卖只能上溯到一八九五年，也就是日本人到来的那一年——是他们实际造出了脑油的市面。与结晶樟脑一样，自基隆运往日本的脑油也不列入海关报告，因此本表所列这些数字与平均价格都是估算的。自淡水与自安平、打狗出口的数字，取自日本海关报告。）

第十章台湾的糖业（上）

（承前章统计：英国三十九万一千磅。一八九九年一年，英国输入八十五万三千磅。）

纲目：糖——产区——南北两片糖田的比较——栽种的面积——栽培史——荷兰占领时期传入蔗作——郑氏治下的栽培与制造——栽培迅速扩张——一八三三年的贸易——罗宾内公司，一八五六年——打狗的出口——一八五六年的市面数字——一八七〇年的糖业兴旺——澳大利亚与台湾市场——运往伦敦——台湾产品的外洋市场——州法断送了美洲市场——北台湾的糖区——蔗的生长与土壤——蔗的栽培——收割——每英亩的收成——本地的糖廍——廍费——雇工——地权——银钱的筹措——坏账与高利——日本的银行与糖业——梅威令医师论糖业的报告——土壤——蔗的性状——缺乏适当的施肥与灌溉——种植之法——压蔗的石车——所用器械的说明——榨取的工序——石车的造价——产能——因器械不良所致损失的估算——外国机器的长处——愚蠢的守旧——毫不讲求清洁——蔗汁的澄清——熬煮的工序——赤糖与白糖——用沟泥——糖的分级——「烧酒」的酿造——市面的关系——南部各区的产量——打狗的赤糖——严重的掺假——糖的等级——各等的市场——外国人在糖业中所占的份额——运往日本——外国人有无经营的机会尚属可疑——政府的扶助——拨作改良之用的款项——制糖专门学校——日本的需求——引进夏威夷蔗种——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日本的白糖厂——美国的糖厂——气候条件——新渡户博士的报告——须有改良的蔗种——灌溉——施肥——糖田面积的扩展——制造方法的改良——预期产量增加表——出口统计。

台湾出口的几项农产里，若论栽种所占的地面与从事栽培的人数，糖居首位；若论产值，则仅次于茶。

岛上凡稍具规模的耕地，几乎没有找不出一点糖的；但真正的产区——蔗树最合宜的家乡——在中台湾与南台湾一带。

于是北部只偶尔见到一块块各占几英亩的田，产量不多，主要供本地消费；而在中南部，譬如嘉义附近，实际上有一片连绵不断的蔗田，自内山一直伸到海边，大约有二十五英里之遥。北部的蔗只用来制未经覆土的赤糖，南部则赤糖白糖都产。

据粗略估算，全岛约有三万五千英亩地种糖，其中两万八千七百七十一英亩在旧台南府一府之内。

蔗的栽培，看来是紧跟着汉人在南台湾定居而来的。荷兰人一六二四年到来时，发现糖已是主要的出口货之一；而荷兰人与岛上日本、中国移民之间头一桩龃龉，起因正是荷兰人想对糖与米课出口税。〔注一〕其后荷兰治下的贸易里，糖的出口是一大项，运往日本的尤其多。有一位权威说，有一年运往日本的多达八万担，合一千零六十四万磅。不过想到那时栽种的面积相对不大，这就难以置信了。

继荷兰人而统治台湾的郑氏一家，从中国福建省大量引进种苗，给蔗作以极大的推动。郑成功之子郑经在位时对这一行业格外用心，教给移民新的栽培与制造之法。有这位少年之主的鼓励，蔗的栽种大为扩展。五十年后产量翻了一番；十八世纪中叶，有名的中国政治家卢焯提到有成千上万人从事蔗作，又提到中国北方各省所消费的糖有很大一部分产自本岛。一八三三年，《广州纪录报》载称，每年有二十多艘帆船载着台湾糖抵达天津。

一八五六年，美国行号罗宾内公司——是中国人据有本岛之后头一批到来的外国人——在打狗设栈，在台湾的别项物产之外，也出口本地的糖。那时赤糖与日本已有不小的买卖；运往华北的糖每年约十六万担，合两千一百二十八万磅，值约四十七万元，三分之一是白糖，其余是赤糖。那些年的成本是赤糖每担（一百三十三磅）两元（墨西哥银元），白糖四元五角。

一八七〇年以前，糖的出口总数从未超过两千五百万磅上下；这一年出口翻了一番，自此便有增长之势。澳大利亚需求日增，与此大有关系。一八七三年，墨尔本几家糖行的代表到打狗来，下了大宗订单。这一笔与别的几笔收买，大半是因为澳大利亚几家精糖厂彼此相争，各想把一切可得的原料都抓在自己手里。一八七五年，尽管价高，台湾仍成交了几宗大买卖；然而台湾业者眼看着这样一位好主顾会长久光顾，一片光明的指望却被那几家相争的厂的合并击碎了——它们完全退出台湾这片市场，因为毛里求斯惯常的供货已够它们之需。

一八七二年，有约五百二十万磅台湾糖运往伦敦，不过这是一桩例外的生意；澳大利亚退出之后，只剩下日本与加利福尼亚两个外洋市场。下一记打击来自美国的州法，对台湾货课以重税，实际上把它挡在门外；虽然曾极力设法劝当局宽待这项产物，结果却只是把法律的措辞改了一改：只有装箱运到的糖才免税——而装箱正是夏威夷货主所用的包装方式。台湾的货因为所费太巨，用不起箱子，这桩一度大有指望的买卖便就此扼杀。

一八七六年，毛里求斯与西印度群岛的蔗作、以及法国的甜菜都歉收，台湾曾一时兴旺；然而失掉这么多外洋的主顾实在叫人沮丧，人们担心出口的生意会逐渐萎缩。所幸日本——它向来是个稳定的主顾，即便不是个大主顾——这时开始感受到大变革之后新局面的影响；随着贸易与富庶的增长，糖的消费也多起来。台湾的货大受欢迎，日本很快就能吃下远超从前自己那一份、再加上从前美国所消费之数的数量。中国的需求也增了，不过这桩买卖一般被看作无利可图；后来香港也成了个小主顾。这就使这一行业立在较好的基础上；一八八〇年出口总数达一亿四千一百五十万磅以上，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

本岛北部有好几个地方，虽与南部的相比不算大，却也相当注重蔗的栽培与赤糖的制造；所产的品质据说完全不输南部最好的赤糖。最大的几片田在府城台北沿淡水河上行几英里处。河两岸的蔗田在两侧铺开的肥沃冲积平原上绵延数英里。附近有糖廍来处理这些出产。蔗长得好，不大受气候冷热之累，只是高度与粗细不及南部的蔗——而南部的蔗又远不如夏威夷群岛的蔗。

北部一年只有一次大的收成，收割在冬月。早春细细犁地，开出相距两英尺半到四英尺半的沟，把旧株的根桩斜插进去，彼此相距十二到十五英寸；每三四年换一次蔗苗。种完之后施一次肥，过一两个月再施一次。此后不再施肥，连第二次施肥有时也省掉。

嘉义有些地方，每两三年用稻与糖轮作。北部有时隔年种甘薯、花生或豆子，有时就种在蔗沟之间，看来于两者都无妨碍。收割时先把下部的叶子剥去或烧掉，再用一种镰刀贴近地面把蔗砍下。剥叶常雇妇女与小孩，砍蔗则一概由男子来做。据估算，台湾每英亩平均的收成是蔗一百六十到三百二十担，合两万到四万两千磅。北部收下的蔗由苦力挑到压蔗的廍里，南部则多用牛车搬运。

压蔗的棚子——其中的器械后面另有专文说明——是一座圆锥形的建筑，底部直径约五十英尺，高三十英尺。支柱用竹，顶上盖草。紧挨着这座棚的是熬糖的屋子，瓦顶，通常盖得结实些。有时还另加第三座屋子贮糖。这一处产业算不得气派；压蔗的棚子很少能熬过台风季而不被毁去大半、甚至全毁。

南部——尤其台南——的屋子一般结实些；一座白糖厂会有两三座大建筑，雇的人也多，整副家当更合于外国人心目中所谓「工厂」的意思。北部的糖廍往往归一人所有；此人虽通常自有大量的蔗要料理，所靠的主要还是附近别的蔗农。有时这样一位廍主承包全部活计，从砍蔗一直到制成并卖出成品，所得的酬报一般是售糖所得的一半。也有另立合同的：廍主预支农家一笔钱作栽培之资，再从售糖所得里抽若干成作酬。一座完整的糖廍，初始的造价自五百日元到或许两千日元不等。廍里有十到十四名雇工便够，不过每一处通常还养着八到十六名苦力，照料蔗与糖的搬运。全岛这样的糖廍约有一千四百座。

如前所说，台湾南半是糖业的主要所在；本章余下的部分都是说这一部分的。

南部的地几乎全在华人大财主手里，由他们租给农家，所收的租是出产的一份，其值相当于地价市值的一成五到两成。税与征收的费用由地主负担，所以租金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高得离谱。农家须有农具、牲口来耕作，还得有度日之资维持到收成。他若要把地种上甘蔗——我们眼下所说的正是这一类耕作——便向一位华人大糖商求贷，譬如五十日元，年息自一分四到两分四不等，视借款人的信用而定；作为额外的报偿，农家答应把全部糖货按市价卖给放款的人。此后还不时须再借。甘蔗将熟可砍时，须安排压榨。有时若干农家联合起来，建一座糖廍来处理他们全部的收成。不过多数情形下，压榨是由放款的人、或由代表他们的一班经纪来做的。农家被要求光顾自己所欠债的那位商人所管的糖廍。作为压蔗取糖的报酬，留下出产的百分之七，此外还有别的零星费用。放款的人往往以一笔总价买下田里立着的蔗，从而以极便宜的价钱得糖。熟于此道的人到某块田去看，估出眼前这些蔗能出多少汁，随即出价；成交之后，廍里便派人去砍蔗，运回廍中。这样的买卖常常大赚，有时也会大亏。

农家不但在情面上有义务把出产卖给那位供他款子的商人，而且照惯例还要给放款的人一点佣金，每担（一百三十三磅）约五分。若除去这笔佣金所得的价钱不合算，农家便常常另找买主。外来的商人不愿担那种对农家不加分别地预支的风险，所出的糖价便高些，有时每担多到一角或一角五分。

无疑常有这样的事：某些农家因歉收或别的无从避免的变故，有一年无力履约。所收的高利加进本金里滚利，再加上次年的预支，合成一个极大的数目，农家便很难清偿。

一旦欠下，债又飞快地涨，不过几年工夫，农家所欠便到了他此生无论如何也还不清的地步。他若是个顺从好使唤的人，或许就为放款的人做一辈子牛马，丝毫没有翻身的指望；不过更多的是变得满不在乎，索性赖账，把自己的糖随处卖掉。多数农家并无可供抵押的产业，所以许多借款是绝对收不回来的。有名的陈家据说在二十五年里勾销了一百多万日元的坏账。放款所冒的大风险，正是高利率的主要缘由。于是勤勉而有成的农家，要替邻人的疏懒与无能吃苦。日本政府对此事颇为留心，想设法补救；日本的银行已把相当一笔资本交给华商运用，利率比从前略低。然而农家的处境如此，能替他们做的事不多；而近来在日本与台湾通行的糖消费税，至少暂时把他们的担子加重了一倍。

蔗的栽培、本地制糖的做法以及成品的分等，前打狗的梅威令医师说得极好；他承蒙惠寄一篇文字，我极乐于把它呈给读者。这是他原发表于一份英国领事报告的文章的节录〔注二〕，经增补修改，已改到眼下的情形。

「各区的土壤——其实同一区内各处的土壤——在产糖的性质上相差颇大。因此，『打狗』一带在蔗的栽培与蔗汁的处置上并不比『台湾府』（台南府）一带更用心，所产的糖含可结晶的糖分却更多，于是同等的货色，商业上的价值也更高。

「所种的是所谓『中国蔗』；本地的农家按皮的厚薄与颜色把它分作三个品种。有人说台湾种甜高粱，但据我所知，至少本岛南部并无此事。因为栽培疏忽，这里的蔗长得极小，节的周长平均只有一到一英寸半；除了把它种进地里之外，对这植物似乎毫不上心。连灌溉——在少雨或干旱的时节这是大有益处的——也全无设施。约每三年用插条种一回。插条先在水里浸约二十天，直到芽苞开始萌发；然后斜着放进地里，大致成行，一端露在外面，接它的沟是用手刮出来的。上面覆一点肥，此外——除了较用心的农家偶尔例外地除一次草——便什么也不做了。中间两年的收成靠宿根；到第三年年底把根掘出烧掉。压蔗用石车，由两头、有时三头水牛拉动。这些石车在『打狗』一带，一般是放款人的代理人所设、所有。

「受过贷款的产户被要求把自家的蔗送到放款人的廍里；熬糖的屋子也附设在那里。每一个参与的人若只想按自家蔗的出产缴百分之七的制造费，就须自备两头水牛。在本岛更南的地方，水牛由廍方供给，而蔗农须付更高的费用。这些廍在每一季之初——通常是十二月初——搭起，一季完了便拆掉，石车埋进土里保存。牲口每轮做一小时到一小时半，看榨出约两担蔗汁要多少工夫而定。照例有四名熬糖的人与四名看车的人，分日夜两班做活，此外还有『牛倌』；这些人的所得，主要靠从糖上揩油与卖蔗渣。

「下面是台湾所用石车的说明，可见它们离满足寻常的要求还差得极远——这一点造成了大量的损失。两只直径二十五英寸、高三十英寸的花岗石滚子并立。每只滚子顶上凿出一圈凹槽，嵌进硬木齿；靠这些木齿，左边滚子把转动传给右边的滚子。每只石滚上下的中心各嵌一根木轴；下面的轴把石滚安在一块花岗石、有时是木头的底盘上，上面的轴则穿出一根横着的木梁，而左边上面的轴加长，以便接上横杆，杆的另一端套水牛。两只滚子相挨的松紧，全凭匠人的手艺来定与来看；而木梁不断磨损，两滚之间的距离也就常变，加在蔗上的压力起初本就只是粗粗定下，一路下来更是极不匀。为尽量减轻这一层的影响，本地人把蔗在石车里过三遍；可是下面的试验表明，所得的结果绝不完善。再者，为校正与修理而频频停车，也是常有的麻烦与拖累。木齿也要常换，机器上别的木件无不如此，弄得廍主开销不断。

「这样一座石车的初始造价，不计房屋，最少一百五十元；此外每季开头更换木件、搭棚、架车，至少要一百元；再加上开工的整段时间里修理的开销，没完没了。在几座本地石车旁边用外国造的机器仔细做过试验，发现华人石车压三遍的蔗，每一百磅出汁六十磅；而用铁车过一遍便出六十八磅——外国机器按蔗的重量算，多出一成三。本地熬糖的人都承认：无论是外国机器直接从蔗里榨出的汁，还是从他们自家石车吐出的蔗渣里榨出的汁，都不比他们自己的法子所得的差，甚至更好。就算只按打狗一带被放贷者压到如今的那一点收成——譬如三十万担——来算，还要记住这只包括用外国船装运的部分，我们便发现每年有三千七百万磅蔗汁随蔗渣烧掉了。这些汁若制成糖，可得十万八千担；即便每担只算两元五角，因石车不完善而造成的银钱损失便共计二十七万元。这个数目，纵使每个蔗农都买一台外国机器、而蔗仍照常用华人石车压，只拿自己的机器去压本地廍里出来的蔗渣，也还剩下充裕的利。换句话说，他们现用之物所费，几乎等于三十万担全部收成所得总额的三分之一。为替众人改良这一局面，笔者编过一本关于蔗的栽培与粗糖制造的简明『入门』，由当时的海关代理税务司译成中文；然而即便是那些照理最有理由去钻研此事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育相对而言也足以读懂所写的东西，我是说那些把持一切的放款人与他们的代理人廍主——也引不起多大兴趣；他们甚至似乎只怕任何革新，无论来自传授还是来自机械之助，会妨碍他们那套安排；用他们的话说，那套安排『就他们而言，已经够有赚头了』。

「这些廍的四围肮脏到极处；蔗汁从滚子里流出，经一根漏水的竹管，穿过一条污秽的水牛道，才流到头一口锅——也就是本该作澄清之用的那只容器。在『打狗』一带，蔗梢是在蔗还立着时就点火烧去的，于是或多或少有焦炭黏在蔗上，把露出的汁染得简直墨黑。这里同样全不讲求清洁：最脏的手伸进汁里蘸、甚至洗；而大块吸饱了汁的渣滓被粗手粗脚地捞出丢掉，较小的碎屑却不设法除去。

「说到蔗汁的澄清，除了说一句熬糖的人凭自己的斟酌加石灰、而且加得极其随便粗率之外，再没有多少可说的。所用的生石灰堆在一间极脏的屋子的角落里，长年露在空气中，满是灰土与别的杂物。也不作任何过滤，汁就从接汁的锅里舀进头一口糖锅。熬糖的那一排锅，照例是四到五口，每口底下一座炉。熬糖的人按某种似乎无从查考的规矩，觉得这一口锅里已熬得够稠了，就把里面的东西舀进另一口，如此下去。任何时候都很可能底下几口锅的火比上面几口的烧得弱；而投进头几口锅的汁所含的转化糖虽少，到了『收锅』的那一口，大概已经涨了两倍。北部各区特意设法求『大粒』，结果是转化所致的损失极大。这样做的目的是得『老仔糖』，也就是用覆土法制所谓『白糖』的原料。

「至于台湾所制别的几种赤糖，并未发现除了纯属偶然——或许凭粗浅的经验略加调节——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成品颗粒的粗细、或是熬出的汁经过那一路粗陋的处置之后所余的结晶之多寡。

「覆土的『白』糖，如前所说，是从『老仔糖』得来的。每一只瓮装一百八十三磅半到两百磅。放在瓮顶的泥是从阴沟、水道或池塘底下刮来的；台湾府一带的本地人断言，城墙外那条水道底下刮来的泥最好——而那条水道其实不过是一条巨大的阴沟。这或许是因为那条水道与海相通，总含着多少咸水，而咸水能把味道提得好些。这些瓮是圆锥形的，底上有一个孔；湿泥里的水慢慢渗下来，把结晶的表面洗过，带走附着的糖蜜，留下的结晶便按所受冲洗的多寡成比例地褪去颜色。由此可知，所谓白糖之所以有不同的等级，是因为在瓮里自上而下分成了厚薄不等的层。

「一担『老仔糖』所出各等白糖的比例如下：最上一层占全部的半成，称为头号白；第二层一成五，称为二号白；第三层两成五，称为三号白；第四层两成五，称为四号白；而最后流尽的糖蜜占三成，另行出售，从中还可取糖六成上下。这个叫作『渣砂』，在华北颇有些销路。

「从上面这番对制法的简述，便可见这一行业何等落后；而须明白说清：此处所述的一切，只是、也只能是从前的台湾。如今日本人来做统治者，他们无疑会引进机器、改良栽培与制造的方法，很快就会使局面大为改观。」

〔注一〕（原注：见第十一页。）

〔注二〕（原注：见一八九〇年英国驻台南领事报告。）

第十一章台湾的糖业（下）

梅威令医师的报告里又说：

「烧酒是用糖廍里再无从利用的糖蜜粗粗蒸出来的；不过蒸酒这桩事，全岛各处凡有人愿意买糖蜜，便可随意为之。糖廍里撇下的浮渣与别的含糖残余，一般都拿去喂猪，至于把它们还到地里去肥田，似乎从来没有人想到过。

「说到台湾糖业的市场关系，须先注明一点：行商口中的『台湾府』指的是南部糖区；至于『台南府』这个用在南部一府上的较新名目，至今还几乎没有通行起来。前面说过，行商所知的南台湾糖区有两处，即打狗与台湾府。打狗从前在年景好时能产五十三万担（七千零五十八万磅），台湾府约产三十一万担（四千一百二十三万磅）。然而近年来前者的收成大为减退，如今台湾府一区的产量通常超过打狗。打狗与台湾府两区所制的都是原糖，这也是台湾唯一出口的糖色。

「打狗糖是普通的赤糖，就是说，是从熬糖的锅里出来、未经覆土沥去糖蜜的生货。行商所知的毛病只有两项：一是糖蜜过多，也就是制法有欠缺以致糖分转化；二是水分过多，这随出口时节的气候不同而有差别。从技术上说，纵然它那粗陋的制法带来种种缺陷，但此地蔗质之厚、土壤之宜，使得打狗赤糖无论何时都含有相当比例的可结晶糖分，与别处在远为有利的条件下所产的各色糖相比，也丝毫不逊。单把这种糖看作一宗含糖的原料，西洋的精糖厂是乐意要的；只是它掺进了大量粗杂之物，据说不很合于寻常所用的机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它的成分乍看之下所许的长处。有这一层，加上台湾的平均成本一向远在足以招动外国买家的价位之上，通往西洋与美洲市场的出路，这几年实际上已经关闭了。

「台湾府一区产糖四色，其中一色叫作『老仔糖』，并不出口，专用来制所谓的『白糖』；而在制白糖的工序里沥出的糖蜜，再加熬煮又得第五色，称为『渣砂』。这两区所产另外三色赤糖，按制作的精粗分出上、中、下三等：制得用心的，颗粒结得好，转化的糖分也少；上等的洁净干爽、颗粒细匀，下等的则结晶不匀、糖蜜过多；品级与价钱都照这个次序高下排列。台湾府的糖，白的赤的，所销的地方实际上只有沿海各口岸所供应的那一片：南起福州或温州一带，北至天津与牛庄。经手大宗的所在是上海、芝罘与天津，此外也有相当可观的数量，由本地帆船沿着上述这条海岸线四处运销。打狗由帆船载走的货比较少，无疑是因为日本对这种糖的需求大得多，而运往日本的糖全由商轮载去。

「中国各处的糖业公会行事坚决，凡有外国卖家胆敢插手这桩买卖，他们便死死地抵制；外商试图抗衡，赔了不少钱，此后这几年已完全不再谋入中国这一路生意。因此外国人在台湾经手糖货的唯一机会，便是做日本市场，而且只在打狗一带。

「由上所述可见，外国企业在打狗糖区所能得的门路既然有限，所据的地位又没有定准；而且只要局面照旧，外商便没有什么理由指望在这桩买卖里分到更公道、更靠得住的一份。」

梅威令医师在上面这篇文章里所述，是本地人所行的制糖工序。日本人新建了一座新式糖厂，为这一行业添进了一个新的因素，详见下文。

总督府已自许要为糖业大力兴革。在对本岛各项物产作了五年彻底的调查之后，当局断定糖的前途最大，官府扶助此业所收的成效也必最丰。于是特设糖务局，并请著名的经济学家兼学者新渡户博士主持。一九〇二会计年度拟以二十八万九千七百六十九日元用于糖业的发展。这笔钱将花在收买蔗种与机器、栽培与制造的试验、津贴眼下开工的两座糖厂，以及别的有助于此业的用途上。制糖的机器将贷与农家使用。官府并准备把官地租给种蔗的人，又拨款兴修水利。另为有志做糖业专家的学生备下三十个学额，授以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蔗作与制糖之学。修业期内每名学生月给八日元，毕业后一概由官府任用。应考的人须通过入学试验，身体健全，名声良好，年在二十三岁以上、四十岁以下。

台湾格外有幸，在日本拥有一个大市场，而且进这个市场的条件之优，恐怕是别的产糖之地永远得不到的。日本的糖消费量稳步增加，过去三年从外国输入的糖平均约值三千万日元，在输入品里居第二位。日本已证明不宜种蔗。人们曾极力想把这一行业办起来，官府也不时加以扶助。日本虽有精糖厂，原料却全得仰仗外来，与外国的精糖厂竞争一向处于下风。眼看输入超过输出，日本的经济学家便把扭转这个差额的希望寄在台湾身上；领台之后不久，还有人透出话来，说本岛的精糖厂很快就能供给日本所需的全部糖货。几个设厂的计划也公布过，却没有一个成事；五年过去，日本人既没有设法增加本地的产量，也没有去改良那套粗陋而极其浪费的制法。

总督府的农务部门于一八九九年把注意力转到糖上，当年便从夏威夷运进蔗苗，种在试验园里。结果极可喜：夏威夷蔗与本地蔗相比，每英亩所出的蔗要多得多，每磅蔗所出的糖也更多。次年又从夏威夷取来更多蔗种，试验场已能把少量蔗种供给农家。再下一步是劝人改用较新的制法。一九〇〇年，试验园购进两台美国压榨机，证明远胜本地的石车。随后又向日本的资本家提议，在南台湾建一座新式糖厂。最初的方案只打算办一个不大的厂，资本约十万日元上下。官府答应按所投资本的六分逐年津贴，三井物产会社便出面组织公司，来办成官府的这番布置。

设糖厂一事在日本大得人心，经过一番初步的勘查，便决定把资本增至一百万日元，分作两万股，每股五十日元。发起人中有不少知名之士，如井上伯爵、毛利公爵、益田氏、三井一家等等，股票发售毫无滞碍。股份最多的是皇室一千股、三井家两千股、毛利家一千股、台湾本地一位在糖业里有厚资的人一千股、吉川氏五百五十股，林、住友、细川、原、藤田、田岛、长尾、上田、益田、铃木诸氏各五百股。

厂址选在桥仔头，是台南至打狗一段台湾铁路线上的一处地方，距打狗十英里。厂屋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落成开工，有一部分是两层，占地两万五千余平方英尺。已停办的八重山糖厂的全套机器以七万五千日元整盘买下，其中状况完好的——有许多根本不曾用过——都搬来台湾的厂里使用。另从英国购进一台新的五辊压榨机、三座真空罐、四台离心分蜜机、一台引擎及别的机器；从日本购进六台澄清器、六台滤器、锅炉及别的设备；从美国购进一台引擎与电机。建厂的总支出为八十五万元，细分如下：屋宇二十三万日元，机器三十六万日元，地价二十二万日元，组织、测量等等杂费四万。地价一项，除厂址之外还包括熟地两千五百英亩，公司打算将来全数用来种夏威夷蔗。他们希望有一天能掌握足够的土地，自给全厂之需。这些地将租给耕户，公司供给蔗种、农具与耕作的本钱，所产的蔗再由公司按定价收去。厂里眼下雇工五十名上下；待一切上了轨道，公司的地上还可容五百户人家就业。

原先只打算制荷兰色级第二十四号至第二十号之间的赤糖，专供大阪与东京各精糖厂之需；开工以后却决定连较高的糖色也一并上市，并已有货运往宁波与上海，据说在那边颇受欢迎。公司也希望供应本地对这类糖色的需求。厂里眼下年产不多，只合四千吨上下，但望着情形容许，逐步增加。台湾铁路对这家新糖公司也颇多照应：先是从干线筑了一条支线通到厂房，其次是替沿线各处运来的糖定了低廉的运价。

除上述给台湾制糖公司的官款之外，官府还拨了四万日元给中川氏，由他承办一座白糖厂，并另立一处夏威夷蔗的模范农场，面积五十英亩以上，五年之内每年收成的十分之一归官府所有。该厂至少须开工五年；栽培或制造若停歇逾一年，官府即视为弃业，厂房与土地一概没收。中川氏的厂建在台南府，一九〇二年四月末开始制糖，产货拟在日本的大阪寻找销路。

官府手里有七台美国新式压榨机：一台已装在麻豆，一台在大目降，另有三台运往台南，日后再作安排。南部有许多大田，正宜用日榨二十吨的机器。官府希望劝得本地人废掉旧式石车，改用这些新机器，并以窄轨小铁道运送蔗秆。用新法搬运甘蔗所省下的工本如此之多，两三季的收成便可抵得全套机器的原价。

调查过此事的专家都说，台湾糖业的前途甚为可观。新渡户博士在这上头作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报告，他本人确信十年之内产量可以增至五倍。要办成这件看来极大的事业，他所拟的办法在那份报告里有详尽的交代。首先，据他说，中部与南部台湾的气候极宜于甘蔗的生长。上述各区的年雨量约五十八英寸，与要得好收成所需的湿度恰相符合。更妙的是雨季正来在最热的时节，这是极大的便宜。譬如夏威夷没有夏雨，就不得不花大本钱灌溉。台湾的土壤里石灰与苦土的掺和比例也恰到好处。总之本地的条件好到这样：在夏威夷要十八个月才熟的蔗，在台湾十二个月就成。再者，台湾有华人这一层，劳力比较充裕，价钱也还平和。这是极可贵的一点。

台湾所独有的这些长处，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栽培之法粗陋，制造之法更原始得可笑，也浪费得可笑。新渡户博士说，这些难处是可以克服的。他的建议分七项，略如下述：

蔗种。须引进新的甘蔗。本地人眼下主要靠的是所谓的竹蔗。从夏威夷引来的拉海纳蔗，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种植，每英亩收蔗九万六千磅，而本地竹蔗只有三万二千磅。不单每英亩的收成大得多，台湾所种的拉海纳蔗含糖九分至一成五，本地竹蔗却只有六分。如此算来，拉海纳蔗每英亩可得糖两千八百八十磅，本地蔗只得一千九百二十磅。拉海纳蔗引进并不难。另有一种从夏威夷取来的、名叫玫瑰竹蔗的，收效也很好。

灌溉。在夏威夷，采行一套灌溉之法曾使产量增至四五倍。在台湾不能指望这样的成效，但至少可望增加三成。糖区各处都该设立试验农场，把这件事做给农家看。又该劝各家种蔗的人合力兴修水利。

施肥。用得其当的肥料，产量可增五成。夏威夷每年用肥三万吨，每英亩产蔗约三十吨；爪哇肥料用得足，每英亩有三十四吨上下；台湾不给土地一点补益，每英亩只得约十二吨。

新垦之地。中部台湾眼下还有相当大的地段不曾开垦。官府应当布置，把这些地交给种蔗的人。这样可用的地有十二万五千英亩，能使产糖增加约四千万磅。在昆士兰，官府把地给垦户，并按五分的利息贷款给他们，十五年内还清。这个办法行得很好。此外还有相当大的地段种着稻，却因水不足，种这种谷并不合算；这样的地有两万五千英亩，宜改种甘蔗——甘蔗在那里很相宜——可使产量增加约八百万磅。

制造。华人的制法无疑是世上现存最粗陋、最浪费的一套。他们那些原始的器具，所出的糖只有今日最新之法所能得的一半。然而要改，就得有大而完善的工厂，这不是一下子能指望办起来的；不过即便只用小型的新式钢制压榨机——价钱并不贵——所榨出的汁也比华人的粗陋石车多两成。

总结。采行上述各项改良所能收的结果，列表如下；眼下的年产量以九千三百万磅计。引进优良蔗种，可增三成至九成，即增产两千八百万至八千四百万磅；改良栽培与施肥等等，可增一成以上；兴办灌溉，可增产九百三十万至一千六百六十万磅；改用较好的压榨机，可增两成以上，即增产一千八百六十万至三千五百三十万磅；改良制造之法，可增一成至三成，最多增产两千八百万磅；新辟七万五千英亩种蔗，可增产三千万至七千二百万磅；稻田改种甘蔗两万五千英亩，可增产一千二百万至两千四百万磅。各项合计，年产量最少可增一亿两千二百五十万磅，最多可增三亿八千两百九十万磅；全岛的年产量届时最高可达四亿七千五百万磅。

附注：台湾糖业章程。

糖消费税法自一九〇一年十月一日起在台湾施行。

以下为糖消费税法的施行细则。

第一条　凡欲制造糖、糖蜜或糖浆者，应具文呈报所在地的厅署，载明所制之物与制造者的姓名住址。上述呈报的事项如有变更，变更之处亦应呈报。

第二条　制造者欲停业时，应将此事呈报所属厅署。

第三条　制造者欲将产货自厂中运出时，须向征税官吏请领准单，载明物品、数量与去处。

第四条　凡欲自工厂、海关或保税仓库提取糖货者，应指明拟出口之物，并向所属各署呈报，载明物品与数量。

第五条　凡欲依糖消费税法第四条之规定申请缓缴消费税者，应向所属各署具请，并附呈前条所述之报单。

第六条　各地方署收到第四条所定的报单后，应将糖货按种类与数量分列，向不得缓缴者征税，并通知已受理缓缴之请者应缴保证的数额。

第七条　依糖消费税法第四条与第五条之规定享其便利者，所应提供的保证，以金宝、或由官府津贴或受官府监督之公司的债票、股票为限。

第八条　上述保证须存入国库，并将收据呈交所属地方署。附近若无国库之署，得将保证存于地方署；该地方署的主管官吏应给收据，再将保证存入国库。

第九条　所提供的保证若价值跌落，主管官吏得令其补足。

第十条　税款缴清，或已收到作为担保的保证之后，主管官吏即发给提货准单。

第十一条　提货准单须由持单人于提货之时交付工厂、海关或保税仓库。制造者、海关与保税仓库未得提货准单，不得放货。

第十二条　凡糖货已照章完税、或已存入保证，而欲出口者，须于装运之前向所属各署请发完税凭单或保证凭单，并将此项凭单附于出口之货。

第十三条　前条所称的凭单，应于出口或运往日本本土之时呈交海关。

第十四条　凡欲依糖消费税法第五条之规定取回所存保证者，应于领得提货准单后六个月之内，向有关的地方署具请，并呈交出口准单，以及到岸外国口岸海关所发的进口准单，或别项足证已在外国口岸起卸的文书。

第十五条　依第四条与第五条所持的保证，若须变价，应付公开拍卖，该项拍卖须先登报三日。

第十六条　依前条登报拍卖时，应载明存交保证者的姓名住址，连同保证的数额与种类、拍卖的地点与时刻，以及别的认为必要的事项。

第十七条　当事人若于保证付拍之前将消费税与拍卖费用全数缴清，拍卖即予撤销。

第十八条　拍卖之后，若尚有余款归于被卖保证的本主，此项余款应存入国库。

第十九条　凡依消费税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有权取回已缴税款者，应于原料运入厂中之前，向所属之署呈报所用原料的种类与数量，并领取准运的凭单。制成之后，所得产货的品质亦应照样呈报。

第二十条　凡欲享前条之便利者，应向原缴税的地方署请发完税凭单，并将此项凭单附于前条所述的报单。

第二十一条　凡欲依糖消费税法第十一条之规定申请退还已缴税款者，应向所属的地方署具请。

第二十二条　糖货的制造者应将下列各事记录齐备：所收原料的种类与数量、来自何人、收到的日期；所用原料的数量；制造的日期；以及所成产货的种类与数量。又，让与他人的糖货的种类、数量与价值，交货的日期，以及受货人的姓名住址。

第二十三条　糖货的售卖者应将下列各事记录齐备：收来发卖的糖货的种类、数量与价值，以及交货人的姓名住址；售出的糖货的种类、数量与价值，售出的日期，以及买主的姓名住址。零售不在此例。

糖的出口统计。

表中列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九八年各年的数目：由打狗与安平出口的赤糖、由打狗与安平出口的白糖、打狗与安平两处出口的总数、由淡水出口的赤糖，以及全台出口的总数，皆以磅计。赤糖一项，各年多在六千万磅至一亿三千万磅之间，最旺的一年逾一亿三千二百万磅，最淡的一年不足四千九百万磅；白糖一项，少的年份只数十万磅，多的年份达两千二百余万磅。淡水所出的赤糖为数甚微，多数年份不过数万磅至十余万磅。全台出口的总数，最高的一年逾一亿四千一百万磅，而一八九八年为六千八百五十余万磅。

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三年的详细统计。

台湾赤糖的出口，分列四项：自安平运往中国与香港者、自安平运往日本者、自打狗运往中国与香港者、自打狗运往日本者，各以磅计数、以日元计值。自安平运往中国与香港的赤糖，一八九六年为三千六百八十六万余磅，值一百零一万七千余日元；一八九七年三千八百二十八万余磅，值九十六万四千余日元；一八九八年三千三百六十万余磅，值一百一十六万五千余日元。自安平运往日本的，一八九六年为五百九十八万余磅，值十七万四千余日元；次年骤减至三十五万余磅，值两万一千余日元。自打狗运往中国与香港的为数甚小，三年依次为十六万八千余磅、十三万余磅、二十万八千余磅，值不过数千日元。自打狗运往日本的则是大宗，三年依次为三千三百八十七万余磅、三千七百四十六万余磅、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余磅，值依次为八十七万六千余、九十万余、九十八万九千余日元。

台湾白糖的出口，分列三项：自安平运往中国与香港者、自安平运往日本者、自打狗运往日本者。自安平运往中国与香港的，三年依次为八百八十万余磅、七百万余磅、一千零六十万余磅，值依次为四十三万四千余、三十四万四千余、五十万五千余日元。自安平运往日本的，自一百四十三万余磅增至两百一十八万余磅，再增至一千两百零四万余磅，值由六万九千余日元增至四十一万八千余日元。自打狗运往日本的白糖为数极少。

第十二章台湾的金矿（上）

纲目：本岛首要的矿业——矿藏的可能所在尚少人知——东海岸发现黄金——金矿分布的大略——基隆河下游的沙金矿——基隆河上游的矿床——九份、大竿林、小粗坑与大粗坑诸溪的矿床——九份、金瓜石等处的石英矿脉——宜兰的含金之区——武荖坑的沙金与脉金——新社、三栈与得其黎的砂金场——秀姑峦金区——富矿而几乎无路可通——风港诸山的金——东海岸最能引动探矿者——沿革——旧籍记载可疑之处——贝尼奥夫斯基所说台湾矿藏之富——最早采金的大概是山地族群——一四三〇年华人冒险者赴东海岸寻金——华人移民往东海岸寻访传闻中的金矿——残杀以礼相待的山地族人——双方的战事自此而起——山地族群采金之法——据说日本人古时已有发现——金沙复为荷兰人所发现，又为郑成功部属所发现——二百年后华人重又发现——争赴金场——官府禁采无效——苛禁的政策终于废弃——设立金砂局——稽查之法与所得的税课——淘金招来许多大陆之人——发现含金的石英脉——官设金砂各局及其员役——华人开采石英脉之法——取金的原始工序——新社的淘金者——为山地族人所尽歼——据说风港的矿藏甚富——日本领台——颁行矿业章程——好矿区的给照——瑞芳一区的采矿——给有意一游者的话——基隆河上的淘金——产金的主要所在——赴瑞芳道中所见——瑞芳的矿村与矿区——开掘之法——矿床之富——华人所用的淘洗器具——摇床及本地人使用之法——工序的糜费——蒸汞取金——砂金区年产量的估算——往石英矿之行——九份这个别致的聚落——藤田矿业公司的进项——每日的产值——藤田公司的碎矿厂——足踏的捣矿机——拟议中的扩充——藤田各矿、产量等等的记述——煤矿近在左近——往金瓜石的路——金瓜石矿藏之富——地质的构造——田中的新式碎矿厂及其机器——台湾矿石的处置——混汞之法——蒸汞取金——煤的供给便利——田中的雇工与用工之法——台湾的金矿为日本全国之最富——东海岸可获利的机会——金及其可观的前途——矿业章程译文。

本岛的矿产以金为最要。台湾的山区虽只有一小部分经过勘查，这种贵金属却已在岛上好几处被发现；而北部的采金，眼下已成一项比采煤与采硫磺两者相加还要紧的行业。金就这样在本岛的矿产里居了首位，而且前途可望发展到有一天或许成为台湾的头一宗物产。煤虽然全岛所在皆有、藏量也不小，却分布在许多薄薄的煤层里，不值得引进大规模的采矿设备；金则无论在冲积的砾层里还是在石英脉中，都富足到足以招动资本。日本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此引进新式采矿机器所花的钱，超过民间商号在本岛别的任何一项行业上的投入。

除北部之外，矿业专家的勘查只限于少数几区，而且多半是先前已有人报称产金的地方；又因为贯穿本岛山地族群所居那一带的巨大山脉至今无人踏勘，此时要就本岛各区的贫富作什么比较，总嫌早了些。不过可以这样说：在已经查过的那一小片地面上，北部——尤其是人所称的瑞芳一区——拥有最可贵的金矿床。

沿着那条不宜人居的东海岸，采矿工程师登陆过的好几个地点都发现了金，这就使人相信含金之岩沿整条东海岸都找得到。至于本岛西半、日本人治下的那一部分，就地质构造而论，一般并不利于脉金，不过冲积的矿床或许还找得到几处。

自本岛北部说起，金最先见于基隆河。这条水发源于基隆港东南的群山之中，正在瑞芳金区的腹心，大体朝西流，直到在大稻埕附近汇入淡水河，由此得一出海之路。自省城台北起，沿基隆河上溯十二至十五英里，到水返脚村附近，便已到了有金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河床里的砾石用淘盘或摇床做上一个钟头的工夫，就能淘出几粒闪亮的金屑——虽说不很多，至少足以证明这贵重之物就在左近。愈往上游去，这种矿物愈多；一年当中有些时节，自水返脚直到三貂岭山脚下的源头一带，约二十英里之内都有人在淘金。瑞芳东南约两英里的九份山上，流出九份、大竿林、小粗坑与大粗坑四条溪。前两条入海，后两条汇入基隆河。这四条溪近源头处都与九份矿场的含金岩相接，用砂金之法多少都能淘出金来；只是它们的幅员比较有限，所产的量比不上基隆河。

九份、大粗坑、小粗坑与大竿林，也是九份山两侧相距不远的几处石英矿场之名。金瓜石是一座高峰，顶上覆着一块悬出的岩石，在九份山的东南不远，所出的含金岩很富。九份与金瓜石眼下都在用新式的采矿器械开采。

越过山岭往南约二十五英里，在宜兰一带噶玛兰平原的边上，据报也有含金之岩；又有人说，古时宜兰西南的金矿曾开采得利，只因山地族人来袭，才停了工。

武荖坑溪在苏澳稍北入海——苏澳是宜兰城南约十二英里海边的一个村子——这条溪发源于山地族群境内的含金岩中；河床上一度也有人采砂金，但因山地族人屡次袭击，这桩事已经停了许多年。

在东海岸，苏澳以南三十五英里、新社附近的三栈、得其黎诸溪，都已经开采过，发现沙中含金甚富。此地的沙金分布很广，矿场是沿海岸的一条长带，长十英里，宽窄不等，自新社一直伸到花莲港。采矿专家相信，本岛已知的各处矿场中，以此区所藏的砂金为最多。

再往南，沿东海岸距花莲港三十英里上下，是秀姑峦金场。这一区沿大港口溪自河口向上伸展四英里。此处不但有冲积的矿床，邻近的崖壁里还找得到石英脉。虽然还不曾细查过，但就匆匆一勘的所见而论，此地的含金岩场似是本岛至今所知最广的一处。河中的砾石无疑很富，只是水深流急，河床极难开采。这一区如此诱人而至今无人经营，全在于那地方实际上无路可通：穿过碎浪登岸既难又险，而北、南、西三面的山头都在山地族人的掌握之中。已经有人向官府力言，该把大港口溪的河口整治一番，让小轮船得以进出，并在那一区设一处官署。

至于本岛的西半，至今还没有发现可贵的矿床；不过在极南的一角，据报风港诸山之一、靠近山地族群界线的地方有金。然而那一带山区只经过粗粗的查看，再细细勘察之下得出几项可喜的发现，也完全是可能的。

东海岸就地质构造而论，是最值得去查勘的一片地面；而上文所记瑞芳、宜兰、新社与秀姑峦各区已知的矿床，更足以使人相信：采矿工程师在本岛东半别的地方也必有所获。等到官府的治权在那片眼下还荒莽未辟的地域里立定、道路修成，那里耕地的不足，无疑会由它矿藏所出的财富十足地补偿过来。

既已把眼下已知的各处含金矿场略说了一遍，再看一看这桩事的沿革，也是有意思的。金矿的所在虽然要到最近九年才为今日的居民所知，但台湾的矿产里，看来最早被开采的就是金，最早被人从岛上运走的也是金——只是不能说它原来的主人是甘心割舍的。早年的航海者似乎有一个改不掉的习气：凡到一地，总爱把那地方未经人知的区域说成藏有这种贵金属的厚矿。台湾也不例外；提到本岛的旧书有许多，其中几乎没有一部不载些关于黄金巨富的离奇故事，更大胆的还添上宝石。这些描述未必永无应验之日，但可以断定：在那些书写成的时候，它们并不是实情。譬如匈牙利冒险家贝尼奥夫斯基伯爵，一七七一年在东海岸住过一段时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那位受过他帮助的山地族头人送给他一行人「好珠若干、银八百磅、金十二磅」；此外伯爵自己还得了「一只匣子，内装金块一百枚，共重十三磅又四分之一」。伯爵得过几块金块或是一些金沙，是很可能的；但早他一百年在岛上的荷兰人与山地族群往来密切，却不曾听说有这么多的金；至于银，从来没有找到过确切的痕迹；而今日的山地族人似乎也不晓得自己境内有什么贵金属。所以贝尼奥夫斯基所说的这番馈赠，大半出于想象，是极有可能的。

不过，若因此断定山地族群古时不曾多少采过金，也是不稳当的；事实上旧时的记载在这一点上众口一词，凡是在别的事情上肯信他们的人，在这一点上要置之不理，就很难说得过去。山地族群一度采过金矿，后来又把它弃了，原因也许是某种迷信的忌讳；或者因为不睦的部族入侵而失其所在；又或者金在当时于他们并无特别的意义——因为大概并不知道它的价值——于是一两代之间便被忘掉了：这些都不足为奇。

关于本岛产金，最早的一条还算确切的记载告诉我们：一四三〇年，一伙华人冒险者在东海岸登陆，去查访那里有富金矿的传闻。他们没有找到所寻的贵金属，据说愤怒之极，竟把凡能下手的生灵一概攻杀，然后扫兴而去。

这样的暴行，在华人入据之后的头几年又重演了一回，而且规模更大。冯秉正神父是一七一五年到过台湾的耶稣会士之一，他把当日本岛的情形给了世人许多可靠的记述。据他说，华人在平埔族群归顺之后，立刻就去寻访那些屡被人传说存在于东海岸山地族群境内的宝藏。他们备了一只小船，宁愿由海道前往，而不去冒翻山越岭之险。那时候山地族群还以待客为美德；外人一到，便受到优厚而友善的款待：房屋让给他们住，饮食供给他们吃，在那住下的一个星期里，事事替他们帮忙。然而勤加寻访、再三打听，华人还是没有探出金矿的所在。不幸的是，他们却在山地族人的一间屋子里发现了几锭金子——这东西在当地人眼中是不值什么的。这一发现引出了来客心里更下等的念头。他们对此行的结果不满足，又决意要白得这些金子，便设下一个阴毒的计策；论起那番精细的奸诈与残忍，世上少有能过之的。华人假作要向山地族人表一表感激之意，口口声声称他们为可亲的朋友，于是在把回程的船备好之后，请这些好客而毫无防心的山地族人赴一场大宴，说是为表亲爱而设。不幸的客人一到，便被灌足了烈酒；等他们半醒半昏之际，便一个不留地被杀尽。华人迅速取了金子，开船回到西海岸。衙门对这件暴行不加过问，这一行人的首领也丝毫不受干涉。然而正如这位好神父所说的，岛上的华人终究还是偿了代价。这桩罪行的消息传遍了山地族群各处，一大队人侵入华人的地界，男女老幼都冷血地杀掉，许多村庄也被烧成平地；自那一天起，两族之间的战事就没有断过。

旧籍里记着山地族群取金的两种办法。有一位十八世纪初年的作者，论到「台湾一座又大又富的金矿」时说：「八月间大雨如注，把这种贵重的金属冲下来，多得叫人不敢信；它落进山脚下特意挖好的坑里，居民把水放掉，便从坑底收取矿屑。」〔注一〕另一位作者则说，山地族人从宜兰一带某几条溪里「掬」取金子——大概就是淘沙——并把金熔成条块。在他们看来，金是好看之物，而不是值钱之物；这闪亮的金属藏在陶瓮里，只在遇着意中的客人、要讨他欢喜时才取出来。来岛的外人之中，十六世纪时曾短期住在基隆的日本人，据说已知北台湾有含金之沙。但他们一走，这个秘密也跟着带走了。隔了一百年，荷兰人占了台湾，金矿由他们重新发现，又随着这些外人的离去而重新失传。郑成功的部属后来也作了一番他们无疑自以为是初次的发现，而且似乎把这件事瞒过了接手的清朝官民；因为后者遍布金区居住，却经过两百年才察觉身边的财富。他们的发现纯属偶然。一八九〇年修筑台北基隆间新铁路的时候，有几名工人在八堵附近替基隆河上游的一条支流架桥，看见手里搬动的砾石中有些闪光的金屑。工人里几个明白些的便动手淘洗，所得颇可鼓舞。消息终于传到中国大陆。那些从加利福尼亚或澳大利亚回来、熟悉淘金的华人，成千上万地渡海而来。他们带来了淘金的摇床与长槽，干得十分起劲。不久上游一路都忙着淘金的人，凡露出水面的砾石滩，几乎没有一处没有一群兴头十足的工人。住处则是沿河岸匆匆搭起的小小草棚，有些寻金的人另有船只供夜间栖身。然而大陆来的华人很受疾病之苦，死了不少；一八九二年一场大台风，河水在夜里骤涨，冲走毁掉了许多草棚与船只，死伤也相当重。

一八九一年九月，地方上出了一道告示，禁止淘金；却毫无效验。衙门里的人用他们一向那种务实的眼光看这件事，断定既然这个弊端医不好，便索性容下来——而且要容得对自己有利。于是一八九二年在便当的地点设了专局，凡要淘金的人须领照。做工的人分等，看来是分强弱两类：成年男子每日照费墨洋一角五分，妇女与小孩一角；连探矿的人也要每日一角。领照的工人发给一块盖有官印的木牌。这项抽费每五日收一次。当时淘金的约三千人，官府从这项税课所得平均每月一万两千日元上下；只因维持各局的开销，再加上据说很可观的勒索，台湾库里实收的净数就微乎其微了。又有私采的迹象；于是为了把这一行业放在一个对官库更合算的地位上，采矿之权便自一八九三年一月起以七万五千日元卖给四个富户华人，期限十八个月。就在那一年，九份山里发现了一处富砂金区，据说把那一区握在手里的那位得运的包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每日所得的金值好几千日元。

这一行业所用华人的多少，多少要看一般对劳力的需求；一年里农事不忙的几个月，便有许多种田的短工去淘上一手。据说在工的人数一度达到好几千，有一年所产的金值到一百万日元。

到一八九四年，还没有发现过含金的石英脉；可是这一年，一位曾在加利福尼亚采过金的华人行家在九份山里找到了含金的石英。这一行业的前景比从前更好了；官府为了尽量从中取利，便在那十八个月的私人包照期满之后重新接管，恢复各处金砂局，又添设了几处。〔注二〕华人官府的管辖一直延续到第二年，也就是一八九五年，本岛割与日本。

华人开采石英脉的办法极其原始。瑞芳以上那一区由十三名华人把持。他们把地分了，各股凿一口窄井，深约一百三十英尺，再从井里开横巷，顺着矿脉一直通到各自地界的大致边缘。有经验的日本专家说，华人在小巷子里做工是很有本事的。笔者在金区游历时看过一座旧的华人矿，井与巷的尺寸之小叫人吃惊——小到似乎不可能有人在里头做工。井中代梯子用的是一根接长的木杆，长到上下通底，每隔十英寸或十二英寸砍一个凹口，供华人矿工踏脚，虽然勉强，看来也够用了。顺矿脉开的巷道小得工人只能四脚着地爬行，开掘时也不得不半躺着。采得的矿石用袋子或筐装到井底，再由上面一架简陋的辘轳拉到井口。把矿握在手里的华人并不自己从矿石里取金，而是把矿石就在井口交货卖掉。含金之岩按矿脉的贫富，每三十斤卖三角以上，买主把矿石运走去处置。矿石若是软的、带泥的或已风化的——这样的矿石本来就多——便用手敲碎，直接拿到摇床上去淘洗、淘盘里去淘，取出自然金。坚硬的石英则用铁锤或石头敲开，在本地的石臼里捣成粉末，然后淘洗。黄铁矿也在石臼里磨成粉，用淘洗取金。两种工序自然都极糜费；然而所经手的矿石这样富，华人还是觉得有利可图。

华人几乎只顾北部的金矿，本岛别处的矿床，除两处之外，在他们看来都无关紧要。一八九四年，有三十名本地淘金者听说了新社的矿场，自北部赶去，动手淘洗新社溪右边的砾石。那里取水不便，他们便把工场移到海边，可是大浪又碍事，于是再迁一次，落在得其黎溪的右岸。正当颇有所获的时候，一八九五年冬天，一队出猎人头的山地族人扑了下来，据报把他们尽数歼灭了。在本岛极南，一八九〇年有一场大山崩——无疑是大雨所致——把风港诸山之一的一大片山坡冲掉，据说在山壁上露出相当多的自然金。本地人说，住在附近的华人曾悄悄开采，只望这件事的消息传不到衙门的耳朵里。据华人自己说，那一片矿场——大概只限于不大的几段——富到这样：拿一量米换一量含金的土，是寻常的事。这些山在枋寮与风港两村之间。

日本人一到，这些原由华人官府当作官产持有的金区，便归了日本政府。头一年并没有去管采矿这一行，每天有两三千华人在那里淘洗砾石。一八九六年九月颁行矿业章程之后，〔注三〕官府受理矿区的申请，发出了许多淘洗的准照，可贵的砂金区与石英矿区也转到了日本人手里。在把好矿区给照时，官府相当审慎，务求只有有担当的人才领得到，而这一层的裁夺之权由官府自留。九份与金瓜石的申请者须缴存一万五千日元作为诚信的保证；这个办法的成效可举一例：得了上述两矿的既是有资本、有经验的人，便立刻着手大举经营。官府共发石英矿区五处、砂金矿区八十九处的照。至于眼下采金一业——石英与砂金两途——的情形，这里的报告只限于记述北台湾一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瑞芳诸矿场的工作，因为别处的矿床眼下都没有开采。

喜欢走僻径、又对工业的考察有兴趣的人，到金区一游会觉得有趣；只是那里没有舒适的客店，游者须有吃些苦头的准备。〔注四〕

基隆河有一段与基隆台北间的铁路并行，这一段并不富金，但常有几个人在淘，火车行经水返脚站与基隆山下的隧道之间时，从车窗里就很容易看见他们动作的情形。华人有时沿基隆河上游一路淘金，但这一行业的中心在瑞芳一区；那里已兴起三个紧凑的小村落，住的全是金矿工人。

前面说过，瑞芳一区在基隆的东南。瑞芳村是第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距基隆九英里，坐轿子很容易走到，一年里有些时节连自行车也骑得。最好清早动身。路自基隆向东及东南而行，翻上环抱港口的那道低岭，便进了一处采煤之区。路从几个华人所开煤巷的洞口擦身而过，在那里站一会儿，看看此地粗陋的采煤之法，是很有意思的。山上土厚，雨水又足，长得一片茂盛的半热带草木，其中蕨类最多：小的攀附在岩壁土坡上，大的则是树蕨，在台湾有时高到六十英尺。

离基隆走出几英里，路越过山脊的最高处，海拔三百五十英尺，随后顺着一条景致如画的小路下行，到龙潭堵逼近基隆河，再沿左岸由平坦的路通到瑞芳村；自基隆坐三名轿夫的轿子走这一程，约需两个钟头。瑞芳驻有分区的官员与少数警察。村中连近旁一带的居民合计近四千人，他们或是淘金的，或是所营的生计大半倚赖这一行业。

瑞芳近旁正在大力开采的基隆河含金砾石分布得很广，是上游各段所经群山中的含金之岩经侵蚀崩解而来。基隆河除雨季之外水大体很浅——雨季通常自十月下旬延至三月上旬——上游大半地方只要筑一道小堤，便可以开采河床的砾石。

〔注一〕（原注：见奥格尔比《中国图志》，伦敦，一六七一年。）

〔注二〕（原注：华人官府所设各局及每局的员役如下：瑞芳总局，官员六名，巡丁与稽查八十五名；此外四脚亭、暖暖、五堵、九份、小粗坑各设分局一处。共计六局，官员十三名，巡丁与稽查一百六十四名。）

〔注三〕（原注：矿业章程的译文见本章末的附注。）

〔注四〕（原注：笔者本人觉得到内地走几日是乐事而非苦事，短时间内靠各村都能寻到的那点有限的食物——鸡、蛋、米、甘薯，或许还有鱼——也过得去；但凡少了外国旅馆的服侍便觉不便的客人，若想到金区一行，最好带一名厨子，并带足食物与饮品。瑞芳村有一家小小的日本客店，石英矿区则一家也没有。）

第十三章台湾的金矿（下）

浅山的溪流一般都是这样：常常泛涨，河床宽阔，夏天大半干着。于是两岸各留出一条虽宽窄不等却相当可观的地带，有七个月上下可以极便当地开采。

华人淘金的人又渐渐把河岸挖掉，给可采的地面添了不少；而有些地方的河岸本是天然的堤，靠它的高度或构造护着邻接的低地，如今水患所致的损害日增，已经引起不小的惊慌。有几段地方，上面覆着壤土的含金砾层自河边向两侧伸展，远近不等；只是这一层至今还没有细查过，本地淘金的人几乎一概只在沿河岸的砾石上动手。基隆河上游一路都看得见坑穴与旁边淘过的砾石堆，足见做工的面很广；然而专家断言，这片矿场只不过被刮了一层皮而已。有一位官派的采矿工程师估计，眼见的含金砾石有一百二十七万五千坪以上，每立方坪——合六立方英尺——平均可出金四英钱以上。

开采冲积矿床，华人只用那些比较原始的淘洗器具，如摇床与长槽。至于那些能使砂金矿床大规模开采的大型水槽工程与水力采矿器械，至今还没有引进。

岛上所用的摇床，与西部各州所见的同名之器相差甚微——它本来就是照那个仿造的，样式是一个在加利福尼亚砂金矿做过工的华人带进岛来的。今日台湾的摇床是一只木槽，长约四英尺，宽一英尺。一端封住，这一端的槽帮高约六英寸，向另一端渐渐低到一英寸上下；那一端横着一道压条。上段的两帮与一端合成一个托架，上面放一只无盖的方匣，就是料斗，底是马口铁的，密密地穿着直径半英寸上下的孔。料斗安好之后，从它前下缘起有一块斜板向封住的那一端斜下去，板的边缘离槽底与离槽端都只有一英寸上下。槽底前后各有两个木突，又从近中央的一侧伸出一根竖立在匣子上方的木柄，握住它便能使木槽摇动。

通常两个华人合伙做工，一个掘砾石，一个管摇床。摇床安在溪边或别的有水可取的地方，放成略带倾斜的样子。含金的泥沙倒进料斗，操作的人左手一盆一盆地往上浇水，右手摇动摇床。较细的砾石随水穿过那穿孔的底，顺斜板下去，落在木槽封住的那一端附近，再沿槽底慢慢往开口的一端走，大部分较轻的土沙随水越过压条流了出去，而沉重的金粒与黄铁矿颗粒，连同多少砾石，都留在槽底。随后把装着过不去的大石块的料斗取下，再摇动摇床，直到砾石大半洗净，剩下些一眼就看得见的自然金薄片，和多少黄铁矿。黄铁矿在华人的石臼里捣成粉，再洗一遍；但读者可以料到，用这样粗陋的工序，所含的金只取得出一部分。

出金的多少自然悬殊得很；不过据估计，一架摇床所得由淘金人与帮手分摊，每人约合本地通货七角，而在大多数地方，这里头还得拿出一角五分或两角，作租钱交给矿区的主人。无疑有相当一部分的金没有取出来，若用完备的新式器械，所得多半会更有赚头。

所得的金，或是径以金沙出手，或是制成长约两英寸半的小金条。制金条时，把金沙放进一只小陶坩，加上约为其自重十分之一的硼砂助熔，再用炉火那样的猛火烧，十五或二十分钟便熔化，倒入铁模。坩虽然要捣成粉末淘洗，把黏在上面的金取回，仍有半成以上的损耗。所得的金条含银八分至两成半。金沙或金条卖给华人金商——这些人通常就在左近——或卖给那两家日本矿业公司。因为淘金这桩事握在小户手里，其中许多人只在农活不紧的时候才顾一顾金，又因为他们大概把所得的大半瞒了起来，一年的产量实在无从确知；不过无疑超过十万日元。

要到石英矿去，须沿一条粗陋的山径上九份山，到一个同名的村子，距瑞芳两英里半。这一程的末一段是上一道陡坡，抬轿的苦力极难对付；路程虽然不算长，走完却要将近两个钟头。九份这个聚落，别致得再难找出第二个来。从房屋上看，人会断定此地居民的家产分得极匀，因为每一间小草棚都是别一间的翻版；而笔者从来没有在这样小的一片地面上见过这么多房子。有些像是半截嵌进了邻舍，有些架在上头，仿佛挤不到地面上来，每一间都像在默默央告邻舍挪一挪。水由藤田的碎矿厂供给，分成许多细流，引得每一家都有一道小小的水沟，有时从门口流过，甚至从屋里的地上流过。九份这个聚落就是这样；每一间草棚前都有人起劲地用摇床与淘盘淘金，可见所出的金必定不少。所采的矿区是藤田公司的产业，此地的含金岩由他们开采；淘金的人通常有四百五十名在工，各人每日交两角，买这份淘砂金的权利。此地每日所出的值，每人平均七角上下，付过公司的费，还余五角，一月合十五日元，对一个华人工人来说不算薄的进项。附近另有别的淘金者，有些时节向藤田公司交费的多到七百人，某几个月单这一项便有近四千日元的进项，而且是公司的净利。

藤田是日本各公司中最先在台湾经营石英矿的。他们的专家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到来，不久便建起一座小小的试验厂，装了四五具人力捣矿机。这些捣矿机虽然粗陋，用来试矿却够有效。它们像华人碾米所用的捣具，道理也相同。一具捣矿机是一个大石锤头，长约两三英尺，接上一根七至十英尺长的结实木梁。木梁近中央处搁在一座垫高的架上作支点。出力的是一名工人，他背靠着一道横架的竹栏，一脚踏上梁端又移开，如此一起一落地把锤头抬起放下。锤头随这跷板一般的动作落在一个杯状的石座上，要碎的矿石就摊在石座上。一八九九年，这家公司装了一套二十马力的蒸汽机，连一台碎矿机与十具捣矿机；如今虽已照营业的规模开采，眼下这些设备仍属权宜之计，不久要换成海边一座大而完备的碎矿厂，地点叫焿仔寮，那里水运便利。矿在海拔数百英尺之上，矿石将由小铁道送到厂里；又要筑一座码头，并引进电力设备与别的工业上的便利。据说新厂的投资总额将达五十万日元。矿区的主人藤田氏是住在大阪的富有矿主，资本充裕，无论要多大规模的厂都建得起；台湾这座矿将拥有日本全国由私人之力所建的最大的取金厂。

藤田公司的矿区约两平方英里半。地层大体南北走向，向东倾斜，倾角达四十度。矿脉在砂岩层中，含金的那一道是软的泥质石英。其中多半呈黄色，最富的一段却是贴着下壁的一道白脉，有些软到在手里一捏就碎。相当多的矿石含金约万分之五，但石英的平均含量是十万分之五，相当于每吨一英两上下。各处竖井与巷道都宽敞，通风与排水都好，而且正在迅速延展。从山坡进去的主巷里铺了小铁道，矿石用铁制的自翻斗车运出。矿眼下照试验的办法经营，产量不大。每日处置的岩石三吨以上，得金约四英两。所用的矿工与厂工共二百三十名，其中日本人一百五十名。他们分三班，每班做八小时。上述矿场有一点颇可留意：金脉之下还有两层煤。金的地层比煤层倾斜得更急，而煤层在离最近的金矿床仅约六十英尺处就开采得。煤层厚约三英尺，有它在此极为便当，等于白给了碎矿厂的锅炉以燃料。藤田公司这片产业所纳的矿区税为四千七百日元，按官定每千坪两日元的税率计算。

藤田矿因幅员之广，也许是最可贵的一片产业；然而有些专家认为，金瓜石矿所含的矿石是本岛至今所发现最富的。无论如何，矿主田中公司对它显然满意到立刻就照相当大的规模开工；这片产业上已有一座装着新式机器的完备碎矿厂。

金瓜石是一座独立的山峰，距九份一英里上下，矿在海拔一千英尺以上开采。从九份有一条粗陋的山径通到那里，游者若坐轿子，上行一程须留出一个钟头。将近峰顶时，游者的目光无疑会被崖头那块悬出的大岩吸住。这块岩石实在像它看上去那样危险，有一事可为证明：一八九八年一队华人在它旁边开掘，那整块岩石崩落了一部分，压死矿工约三十名。

金瓜石各矿与九份的矿床在地质构造上不同。后者是多少易碎的砂岩，金瓜石则是坚硬的火成岩。金见于一种带红色的泥质岩中，比九份的矿石硬些。此地矿石极多，含金万分之一；富矿的几条矿苗里还找到过几处小窝，高达百分之一，但平均约为万分之二，相当于每吨五英两余。

虽有几口竖井，矿石却是从山侧凿进去的一条宽敞巷道运出；这条巷道与眼下开采的五层坑道及彼此相通的竖井相连。巷中设小铁道运矿，到了洞口再由一条空中索道把矿石送到谷底的碎矿厂，相距约三分之一英里。

自矿里下来的路又陡又多石块，但除了索道所运的矿石之外没有多少要搬的东西，所以用不着好路。碎矿厂是一连串连在一起的大屋，那高大的烟囱、烟尘与蒸汽、轰响与别的工业气象，在这草木繁茂的清静山谷里显得极不相称。

厂建在坡上，矿石自最高处的分选台送进来。最大块的石英进碎矿机。这台机器是人称布莱克式的碎矿机，由一台八马力上下的双缸引擎单独带动。较小的石块连同碎矿机碎出的矿石，一并送进一组中等重量的捣矿机，更细的则进一台圆磨，碎矿靠的是两只沉重的实心转轮。捣矿机与圆磨，连同几件不必在此细说的小机器，由一台十七马力的引擎与一座三十马力的佩尔顿水轮带动。水把捣碎的矿粉自捣矿机冲到一连串相接的槽上，这些槽称作汰金台，台上铺着上面用水银混过的铜板，中间隔着几段蒙了普通粗毛毯的台面；用毛毯的意思是：那些不肯附在混汞铜板上的较重的金粒，可以被毛毯毛茸茸的绒面挂住。到了末一张台的尾端，剩下的碎料随水流进一个坑里，尾砂便留在那里日后再理。混汞的铜板每三个钟头上下刮取一次；积到够数时，把一部分水银经白布或鹿皮挤出，所余的汞膏放进铁制的蒸汞釜里蒸，釜嘴浸在水下，使汞气重新凝成金属。釜中所余便是一块海绵状的金饼，含少许银，别的金属则没有。与藤田矿一样，田中公司在离厂不远处也有一座煤矿，煤尽够用，除开掘的工本之外不费别的钱。眼下每日处置金矿石六吨至八吨半，得金十八英两以上，公司由此每月所入在一万两千日元以上。

矿与厂里用的日本人与华人共四百名。昼夜不停，分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在矿里，开掘最不需技巧的地方，日本工人反比华人强。日本人在指定的几层坑道里，每进一英尺得三日元，照这个价，一名普通的日本矿工每月约挣三十日元。华人则每日四角至六角。另有一点进项是把淘金之权让与华人所得，但比起邻矿来这一项极少。华人从岩缝里掘出泥土一般的矿石，运到附近的溪边用摇床淘洗。

据说眼下开采的这一小段产业，出过全国至今所发现最富的矿石。田中的矿区面积两平方英里，将稳步经营下去。公司正在筹定计划，要扩大设备的产能，并确信自己这片产业极为可贵。

结束这个题目之前，不妨再说一遍：已知的金矿床只有北部几处在开采，而上文所述东海岸那几区还有可获利的机会。在眼下为猎首的山地族群所据的广大山区里加以勘查，未必不会揭出比至今所知远为广大、远为可贵的金矿场。

本岛宜于农耕的土地，不曾垦种的已经极少，甚至可说没有；所以从那一方面不能指望本岛的财富再有多少增加。但台湾的金矿场却很可能大有发展；若在山地族群境内又发现新的矿床，本岛的富庶便可望大进一步。

附注：台湾所产的金，出岛时经过海关的只有极小一部分，所以海关所出的统计全不足以代表实情，因此这里不予列入。

台湾矿业章程，一八九六年九月七日颁行。

第一条　本章程所称采矿，指以开掘或别的办法取得矿物。供建筑之用的土石不在此例。

第二条　采矿之业只许日本国民经营；凡采矿的公司或团体，非日本国民不得为其社员或股东。

第三条　凡欲经营采矿者，得经各厅署向总督申请矿业执照，载明矿的所在。申请人得请官厅派采矿专家勘测所请的矿区；但在此种情形下，官厅将向申请人征收勘测的旅费与别的费用。

凡呈递矿业执照申请书者，须向官府缴纳总督所定的一项定额费用。

第四条　情形有需要时，总督得限定受理采矿申请的矿区面积。

第五条　同一矿场收到两份以上的申请时，总督得准其中最能胜任此业者的申请。

第六条　所申请的矿区若面积过大，或界线过于错杂，或其形势有害于邻区的利益，总督得令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就申请书作必要的更改。

第七条　凡认为官用所需的矿场，不予给照。

第八条　总督核准申请之后，于发照之前，将令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缴存一百日元至三万日元的保证金。

债票得代现款。此种债票的种类与价值由总督核定。

第九条　保证金所备者，为欠纳税课、损害的赔偿，以及执行官方措置所生的费用。官府若认为已缴的保证金不足，得令矿主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增缴。

第十条　凡以虚伪陈述或诈术所得的矿业执照，一概无效。

第十一条　矿区之权得由继承而得。

未先得总督许可，矿权不得出卖、转让或抵押。

第十二条　凡在炮台、海军基地、要港、火药厂、火药库或军火库三百间之内的矿场，不得开采；但就海军基地或要港而言，申请人若得该处长官许可，此条得不适用。

第十三条　凡在铁路、公路、河湖、自来水工程、运河、堤岸、水库、宗教建筑、坟地及其房舍的地面上下三十间之内的地方开工采矿，须得地方官厅的核准，或得地主及有关人等的同意。

地主或有关人等不允前项所定的同意，而该矿并无危险之虞时，申请人得将此案呈请地方官厅长官裁定。

当事人若不服地方官厅长官的裁定，得自初次裁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呈请总督作最后的裁决。

第十四条　凡欲合并、分割或别样变更其矿区者，须向总督请准。

已给照的矿区若查出有害于采矿的公共利益，或查出给照有误，总督得令其在指定期限内作必要的更改。

第十五条　矿主欲停工逾六十日者，须向总督请准。

矿主若不切实开采，或有损于公共利益，或致其矿成为危险之源，总督得令其就须改之处立即整改，或令其完全停工。

第十六条　遇下列情形，总督得撤销矿区的给照：

甲、停工逾一年，或自给照之日起一年内不开工者。

乙、给照出于错误者。

丙、不在第九条第二项所定期限内缴存规定的保证金者。

丁、违犯第十四条第二项与第十五条第二项者。

第十七条　因总督所作裁定而受损失者，不得请求赔偿。

第十八条　凡欲在他人地界之内勘测或作别的查访，以取得资料，备为申请矿区或采矿之用者，得向地方官厅长官请准。

地主或有关人等须承认官厅所给的许可，并许其照所载办理；但在勘测或查访之际若使产业受有损害，须由申请人赔偿。

第十九条　矿区主人有权向地主或别的有关人等要求租用其为经营矿业所必需的土地。

遇此情形，地主或别的有关人等得依法就所需的土地要求相当的租金，并得要求预付。

第二十条　地主或有关人等与请求勘测或别项查访的人之间，或前者与矿区主人之间，就土地的租用、租金的数额、损害的赔偿或地价发生争执时，任一方得向地方官厅长官请求调处。

任一方若不服地方官厅长官的调处，就土地租用一事，得于三十日内向总督上诉请求复核；就损害的追偿、租金的数额或地价一事，得向地方法院起诉。

第二十一条　总督就第十三条第三项与第二十条第二项所述事项所作的处置，不得上诉。

第二十二条　凡向地方官厅长官或向总督呈案所生的一切费用，依法院民事案件的规定缴纳。

第二十三条　就土地租金、应偿的损害或地价一事，地主或有关人等虽仍不允，而地方官厅长官已为采矿一方裁定者，采矿人得使用该地以供矿用；但须先按官厅所定数额付给对方应得的报酬，若对方拒收，则须将该款存于官厅。

第二十四条　矿区的给照期满、或经官府撤销、或矿主弃业时，凡官厅认为于防止矿的损坏为必需的建筑物或所用的材料，不得拆走。

第二十五条　凡经营采煤、煤油、硫磺、锡、铁者，所纳矿区税为每千坪每年一日元——一千坪合四千平方码；凡经营金石英矿、砂金矿及别的贵重矿物者，为每千坪每年两日元。每年的税须在前一年十二月十日之前缴清；惟初得矿区的那一年，须在给照之日起六十日内缴纳该年所余部分的税。

税款一经征收，不予发还。

第二十六条　矿区主人须经地方官署向总督呈报一份说明，载明所采矿石的数量、所得矿物的数量、售出的数量与所得的价钱，并附一表，列明工作日数与所用工人的人数。

前项所述的报告，须于矿区给照期满、或经撤销、或矿主弃矿、或矿区出卖及别样转让之后三十日内呈报。

第二十七条　无官照而经营采矿，或以诈术得照者，罚金五十日元至五百日元。

第二十八条　违犯第十二条及第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者，罚金二十日元至二百日元。

附则。

第三十条　在本章程施行之前已得矿区的本地矿主，准其不受限制继续工作，至明治三十年五月八日，即一八九七年五月八日为止。自该日起，已入日本国籍的本地人所持的矿区，视为依本章程所得。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施行的细则与训令，由总督颁布。

第三十二条　本章程自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十日、即一八九六年九月十日起施行。

一八九八年十月五日颁行的修正。

第八条与第九条废止。

第十六条　台湾总督得于下列情形撤销矿区的给照：

甲、停工逾一年，或自给照之日起一年内不开工者。

乙、给照出于错误者。

丙、违犯第十四条第二项与第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者。

丁、不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矿税者。

第十四章台湾的煤（上）

纲目：台湾煤田分布之广——主要矿床的大致所在——可望有可贵的发现——台湾采煤的沿革——风水之虞——采煤被定为罪行——基隆煤田成了心病——省中立碑严禁——美舰海豚号官员勘查煤矿——英国全权公使有意于此——外国船上的水手自己采煤——淡水厅为之不安——领事巴夏礼向官府申说——工程师杜邦勘查煤区——士绅上书反对开矿——迷信的恐惧——官府终于不再阻挠——官委查勘煤田——煤的买卖兴旺——禁止外国人插手煤业——华人行家的报告——力主采用采矿机器——聘请矿师翟萨——一道明达的告示——引进外国机器——外国矿师的报告——水路的布置——工人不足为一大阻碍——疾病与重大的死亡——运输的失当——对本地矿户的种种限制——产量的减退——图谋垄断煤业——中法之役——官府下令毁矿——复工——官矿废弃——日本领台——山田在枋寮开矿——眼下开采的主要各矿——今日的产量——引进机器无利可图——台湾煤层的性状——华人采煤之法——一人一矿的行业——不讲通风——排水、开掘与搬运——山田各矿之行——所用的日本与华人矿工——矿工的工值——用煤的大户——煤业的前途——台湾至今所发现各煤田的详述：所在、地质构造、可能的运道与开发的情形——五十年间的出口统计。

本岛的燃料几乎取之不尽。自极北的金包里，到极南枋寮背后的山脉，到处有煤；连澎湖那些平坦荒瘠的岛上也有这种有用的矿物。从台湾的省城台北走半个钟头，便能走到煤层。基隆四围的山里也有煤；而沿山脚务农的几户运气好的农家，竟真的可以提着镐与筐从棚屋后门出去，取够一天所需的燃料，比起本国的农夫到自家煤箱里取煤，也不过多费一点力气。山地族群境内也有煤，其中一处所出的煤沥质极多、极易点燃，山地族人便拿它当火把。然而台湾的煤分布得这样广，若论有利可图的开采，意义就很小了；因为造物仿佛有意要让有限的一点储量铺遍全岛，便把它摊成无数薄薄的煤层，断层与裂隙到处都是，就眼下所知，厚薄自一英尺到三英尺，所出的沥青煤品质不齐，要用新式机器大规模开采，成算实在可疑。

尽管如此，采煤多年以来总还有人在起劲地做。出口一度给基隆带来一桩兴旺的买卖，又供了中国南洋水师所需的一大部分；华人对外来新法的厌恶，也一度克服到在基隆煤区立起一座装有新式机器的大矿场。即便眼下，这件事在日本人看来也极有兴味，而能否找到厚薄合宜、足以设立大厂的煤层，更是人们揣测与预言不绝的一个题目。

就本岛的煤藏说什么确定的话，或许是不稳当的；因为至今只勘查过一小片地面，而且勘得很浅。日后的查访与凿井，也许会在中层露出足以鼓舞人采用新式机器的储量，使采煤成为一项极重要的行业；因为全岛几乎处处都有这种矿物的迹象，指望这样可贵的发现，看来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即使不用大规模的机器，也不妨指望：运输的办法一改良，器具一完备，再立一套更有效的用工之法，眼下一年勉强才到三万六千吨的产量，便可以增至一倍乃至两倍。照眼下所能卖到的高价，这对本岛的富庶——尤其北部，那里的矿床最广——是大有增益的。〔注一〕

这一行业早年的沿革颇有意思。务实的郑成功就懂得「黑色养火之石」的价值；而后来的清朝官吏半出迷信、半出守旧，起初极力阻止采煤，后来却准了这一行业，到华人治台的末几年还加以鼓励。

最早的采煤看来发生在基隆一带。中国的记载说基隆山中有许多洞穴，是神仙的居处，又是全台「地脉」的发源。在那些讲究风水的士人看来，再没有比这更要紧的地方了。然而此山裂隙既多，便招来无数「不知轻重」的工人上山取建筑的材料——那是容易挖的。可是乾隆帝在位年间，也就是一七三五至一七九六年，士人们认定全岛的风水都系在这上头，为这番亵渎大起惊慌；经他们申说，于是立了一方碑，谕令不得动此山，并以重罚恫吓「一切不听话的子民」。那些所谓的洞穴其实是煤层的开口；这种有用的矿物村民并非不知，而基隆的居民表面上对官府的谕令恭敬得很，燃料却从来不缺。不但如此，穷人还爱到近旁山上的露头处去，挖几筐煤拿到市上卖。别的出身微贱的人也一样宁可冒着全岛被怒神毁灭之险，加入这桩有利的营生。

这就太过了。一八三五年，士绅与读书人联名上书淡水厅的官长，官长把此事报到省里。于是立了第二方碑——先前那一方已经不见了，其中无疑有人帮过忙。为求其长久，这一方是石碑，面上用严厉的字句刻着：采煤永远绝对禁绝。然而那些愚蒙无业的乡下人仍旧执意要去扰动风水，「招致大祸于万民」；一八四七年，士绅等人又一次上书，随文还送上一个替罪的人，就是一名挑出来受罚的可怜矿工，好让他的下场给众人作个警戒。于是立起第三方禁碑。

第二年，一八四九年，美国海军的双桅船海豚号到了基隆。东方的美国海军官员对本岛所抱的兴趣非同寻常，而某些方面还在极力主张美国人占据台湾的一部分。这些官员把当时已有的煤坑仔细查看了一番，在一份报告里说：「采这些煤看来一点也不难。就地长着许多树，可以伐下来，最大的正合小铁道枕木之用；所需的铁轨约一英里长，坡度是十五分之一。有一条沟渠或小河把路与港口连起来，吃水不深、载四五吨的平底船通行无碍，煤需要搬运的路程不超过三英里半。矿的位置以气压计测得海拔二百三十英尺。煤与四周的土地看来都没有人主张所有权，谁爱取多少便取多少。居民自己说，只要前一天打个招呼，便能给我们送来四五十吨，每吨不到一元；稍加经营，大概还能取到多得多的数量。」

一八五〇年，英国全权公使向中国政府致文，请求开采基隆的煤藏，并愿与官府合力开矿。官吏的覆文说，公使这番好意他们已经仔细斟酌；但「查阅档案」之后，不得不声明：「该港四周之山载有全台之龙脉，全台士民屡经公议禁止擅动，自应顺从民愿，不宜强行开矿，致生事端、启祸之由。」

一八五四年，有两艘外国船泊在基隆，派人上岸到煤田，亲手挖足了供本船之用的煤。淡水厅得知此事，说这些外人全不理会禁令，该由村中的头人与差役申斥犯禁的人。这又把这个题目提了起来，于是厦门的英国领事巴夏礼申说道：「英国轮船远道而来，从本国运煤极为累重；台湾既有丰足的煤藏，就该准许基隆的华人把煤卖给进该港的外国船以供所需。」

再往后，一八六四年，在福州船政局供职的法国工程师杜邦勘查了基隆的煤区；福州与淡水两关的税务司也请求准外国人在那里采煤。对这一切申请，官吏一概不理。其时私采愈益活跃，士绅又联名上书说：既有谣传要大规模开矿，「风水」的生气必将因此断绝，请巡道设法制止。这位官长把此事报给福建巡抚，巡抚又转呈总理衙门。于是又出了几道告示，却和前几道一样没有人理。到福州船政局设立之后，阻挠实际上就止住了，基隆的华人得以供给这家厂所需的不小一部分；而基隆的村官对出运的煤抽起了出口税。

上头的官员见得再要强行禁绝已经于己无利，便用他们一向那种为己打算的眼光看这件事，断定台湾的采煤既然禁不住，至少该让它为自己生利。闽浙总督于是令台湾巡道派一个委员会前往基隆查勘煤田，并与当地士绅商议，看开矿是否可行。此事办了；委员会在一份公文里说，他们查得村民正在开采四十四处煤坑，而所指明的十二处地方「位于别的山上，并非那座载有风水之源的山」，所以开采不致「丝毫干扰其生气」，而且就其所在而言，「亦不能于屋宅、坟墓、园圃、围院有何不利的影响」。自一八六〇年本岛开放通商以来，外国船到基隆的很多，有几年煤的年产量在六千至一万八千吨之间，随需求而不同。除运往福州供官厂之用的那一部分外，所有产货都抽了约等于出口税率一半的厘金。委员会建议撤去官府的禁令，但同时提出若干办法，以防外国人在这一行业里取得股分。〔注二〕

福建的上级官员既已醒悟到这里还有一宗财源，便于一八七三年派了一位华人行家，自台南一路北行到基隆，沿途粗粗勘察。此行的结果是一份报告，主张：基隆的居民既无力设立新式矿场，就该由中国政府购置机器与别的西洋器械，大规模开采；等这套办法的功用显示出来，再劝矿户自己也立起同样的厂。这位行家还添上一条叫人宽心的消息：主要的煤藏只存在于「支脉」之中，所以开矿不致损伤「本区风水的正脉」。

中国既在创建新式海军，又有福州船政局之需，政府发觉开采自家的几处煤藏已属必要，而台湾的煤田最招人。于是在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台湾时曾任驻台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向北京请得许可，在基隆一区设立新式矿场。一八七四年聘了外国矿师翟萨；这位先生把基隆诸煤田仔细勘测之后，于一八七五年被派往英国，在那里购置了所需的机器，并聘了一班矿师。为开路并消人疑惧，台湾巡道出了一道告示，向基隆一带的头人、商户、矿工等宣告：照西法开矿的提议纯出于官府，聘外国行家是为了让本地矿工从他们那里学到新式采矿之法，使台湾所产足以够用。官矿所出之煤，原定外国与本地商人都买得。告示末尾，巡道还说：为示宽大，煤的地方捐税一概豁免；此外，眼下由本地人经营的煤坑，只要不碍着拟建机器的地段，仍可照旧开采。

足以每日处置数百吨煤的机器一八七六年运到，装在最有指望的那一区的中心，一处名叫八斗子的地方，在基隆以东约三英里，近着海岸的一个凹处，后来人称「煤港」。

工就在这块地上立刻动起来，凿了一口直径十二英尺半的圆井，深二百九十五英尺。在二百七十英尺深处遇着主煤层，厚三英尺五英寸半。因为地层错动、岩石又多破碎，井壁不得不用石砌，整套设备到年底才完工，当时的煤产每日三四十吨。眼见的煤很多，照主事的外国矿师所作的报告，品质显然令人十分满意。〔注三〕

第二年，矿已完全上了轨道。装了一架吉巴尔风扇给各坑通风，又为同一用处凿了一口直径八英尺六英寸、深八十八英尺的井。地下的巷道大加扩展，已能日产二百吨，而矿师估计可取二十万吨而不致把这口矿掘尽。

海离矿一英里，就在那个名叫「煤港」的小湾里，筑了一座栈桥与几道卸煤槽。自矿到栈桥铺了小铁道，煤装在车上，靠着有利的坡度不用动力便迅速滑下，于是煤从矿里出来，离井口八分钟之内便可以装进驳船。

设备虽已样样完备，机器也堪用，矿师又称职，但这口矿要办得成，有一大阻碍，便是难得有效的劳力。煤矿附近这一区大概是台湾最不卫生的地方。密密的丛林到处都是，而此地的雨水极大，雨后照例是酷热，一蒸之下满空都是雾气。于是工人——头一班大半是从大陆来的——大部分害了热病，死的也不在少数。因此要招到工人极难，夏天尤其如此，到工的往往只及所需人数的一半。就是招来的也极不中用。外国的工头报称：他们学得极慢，要紧的事情一件也托不住；做活的能力很小；尤其在采煤上，比起别国的采煤工所能做的，他们所成的少得出人意外。做工的外国人也大受热病之苦，其中死了两个。三年之中，华人职员里死了五十二人，内有一名通译与几名书记；连主事的华人大员也病得很重，不得不弃职。到末了医生也病倒死了，从那时起便再请不动哪位华人大员住在那地方；结果矿上华人的管束极其松懈，日常琐事要跑到基隆去同主事的大员商量，一耽搁便极不便，这口矿能否办成也就成了问题。

更糟的是，矿在机械上所获的成效，又被官吏无力安排煤自煤港运往基隆而抵销了。这桩看来容易的事，他们办得这样糟：有几年基隆全年的出口竟不比设立这座外国矿场以前年景好的年份所得的数目多多少。煤港的位置极不利，因为东北风当令，一年里有六个月上下常常无法装运。而且所用的全是帆驳，须靠顺风，运法极不妥当。于是矿的产量一增，井边便堆起大垛的煤，一堆就是好些时日，成了一座座黑黝黝的纪念碑，纪念着官吏的无能，又给矿场添了失火之险。外国行家说，所需的补救办法只有一条：趁海不太汹的时候备足驳船，再用一艘小汽船把它们拖到基隆去，煤便可以在那里存着，等用时再取。然而小汽船是不准做沿海航运的，而官吏又执意不让任何一艘用在眼下这桩事上。这些官吏自己所营的采煤，几年之前正是由他们自己定为罪行的；这件事，在他们眼里竟不觉得同如今拒用小汽船的立场有何不合之处。

官吏倘不去难为本地矿户，这一段时期煤的总产量本可以相当可观，本地对煤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外国矿场开办之前好几年，煤的供应是很充足的；上头的官员虽屡次声明官府无意垄断煤业、官厂决不以任何方式干涉民间采矿，可是新矿一开工，官吏便动手给独立的矿户上紧箍。各色限制都加上了，又用别的办法想把外面的矿关掉。于是一八七七年，新矿所能出的煤虽然很少，本地的土矿却只准供给需求的一部分。基隆的帆船买卖因此大为萧条，素来到这个港来买煤的外国船，也都另寻去处了。一八七八年产量减得更显著，煤既少、价又高，人人深感不便。此后几年，官矿虽难处日增，仍旧开着；只是官吏一心要把全部产货完全握在手里，又一味刁难外面的矿户，若不是外国人出来抗议，煤的买卖早就变成一桩公认的官府垄断了。即便如此，产货实际上也被官吏控制住了：他们把所有的货船与煤船都包了去；基隆若有客人要买煤，价钱便抬到实际上买不起的地步，而官吏自己却把产货照时价零售到上海与中国别的口岸去。

到八十年代初，官矿有了些好转，产货的处置之法也大为改进。一八八一年用工一千名，当年基隆的出口达四万六千吨，除一年之外是历来最多的。又穿实岩凿了一条长四百六十英尺的平巷，本想藉此增产；不料与所望相反，此后两年产量反而落了下来。

一八八四年八月初，中法之间的龃龉到了危急之际，法国舰队抵基隆，炮击各炮台。时任台湾最高长官的刘铭传料着最坏的局面；他无意把一座设备完好的矿与一大堆存煤送给法国人，便下令毁厂、灌坑，并把存煤约一万五千吨点火烧掉。他的命令立刻执行，于是一座花过许多钱、牺牲过许多性命的大矿场就此废成无用。

战事结束之后，又添置了些新机器，在同一区复了工。但这番做事再没有先前那样的劲头与热心，除一年之外，产量只及从前年份的一半上下；到一八九一年，据报矿藏已尽，此后便一概停工。官府此后向私人矿户购煤，有一时还给一个由五家公司组成的联号以资金上的帮助，条件是由他们供给官府所需的全部煤。

〔注一〕（原注：已知各煤田的详情，见后文的附注。）

〔注二〕（原注：委员会所提与各矿有关、建议采行的办法如下：一、于深澳坑及别的据报有矿之处，定出界线，界外不得开矿；界内之矿不得租与外国人，原主亦不得抵押与他人。二、所勘之区，可算作南北二十里、东西五六里，在工之矿限定共七十处，不得再开新矿。三、矿头须一律是附近本地之人，祖坟与住宅都在近处。他们须具保并领照；凡与洋行有任何牵连的人，不得领照。四、所用的矿工须一律是煤矿五十里以内之人，一矿所用不得过二十名，并须一概由矿头具保。实际上就是要立一套互保连坐的办法。五、一切买煤须经指定的行号经手，由官监督。径与矿工交易，应视为违犯条约的规定。译文见大清海关淡水关报告，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

〔注三〕（原注：「开拓的巷头与深处所得之煤，品质极佳，用火药开采可成大块，在锅炉火里烧时发热极大；故极宜于汽机之用。其实用在我们自己的管式锅炉里，成块筛净的煤热得过了头，以至于眼下寻常使用不得不烧煤屑，即碎到极细的煤，因为大块的煤生汽太多，寻常之用受不住。我曾用这种煤在一具名义十马力的锅炉里，自冷水烧到七十磅的汽压，用了七十分钟。深处的煤愈往前愈好，紧接着上倾那一边的却较软易碎；不过这是料得到的，因为我们正穿过一连串的小断层，其中最大的上升五英尺，已足以在局部把煤的常态弄坏。我们眼下正自井底朝西开进，上倾与下倾两边各有几道开拓的巷子，品质所见如前所述；但我们又遇着一个断层，本地矿工说这是这一串里的末一个——他们在山坡上向上倾开的煤巷里已经验明——过此我便有把握指望前面有一大片厚实的好煤，据我查看四周所有的露头，可知其品质上等。」见大清海关淡水关报告，一八七七年。）

第十五章台湾的煤（下）

一八九五年，笔者偕一位友人到煤区走了一趟。离基隆不久，我们来到一座废弃的煤砖厂。这座厂是私人之力所建，机器齐备，我们去时看上去还完好。从这里我们沿一道景致秀丽的山谷上行，走了约两个钟头，遇上那条蜿蜒上通各矿的旧小铁道。沿路这里一辆翻倒的车，那里一辆拆掉了一半的车。终于到了厂上，眼前是一片荒凉。一个人也看不见，那份寂静压得人难受。我们走进那座已被毁了一部分的屋子——无疑是风雨所毁——面前立着锅炉、引擎与别的贵重机器；就外表看，只待开一开汽门，整套设备便能转动起来。厂上显然没有怎么受过盗贼的手脚，或许那些想下手的人，也像我们一样，被这地方极深的静寂与那些大机器阴沉乃至诡异的样子镇住了——这些机器被从前照料它们的人撇下，如今静止无生，一如近旁那一片坟中的人；而那些人，也同样是在台湾官矿的差役上丧了命的。

沿革一节既已交代过，就说到日本人今日领有本岛了。日本人到来的前一年，即一八九四年，煤的出口超过两万四千吨；但一八九五与一八九六两年，政权更易所带来的纷乱，加上北部的军事行动，使煤产大减，直到一八九七年这一行业才重又兴旺。一八九六年，官府颁行矿业章程，并受理矿区的申请。〔注一〕

山田氏是一位干劲十足的日本商人，在北台湾许多工商事业里都居先导之位，也是日本人中最先在本岛经营煤矿的。一八九六年三月，他开始小规模地开采自己在枋寮所得的一片好矿区——那地方自大稻埕沿河上去不远。头一年月产约二百吨，第二年五百五十吨，眼下产六百二十五吨，一年共七千五百吨。这个产量虽然微小，这座矿所出的煤却是台湾所得最好的，官府所作的科学化验显示，它与别国所产最好的沥青煤相比也毫不逊色。

眼下开采的日本人的矿还有：基隆附近的向山矿，水返脚附近的小岛矿，锡口附近的青柳矿，以及五分庄的津村矿。日本与华人各矿的总产量曾达每月五千吨；只因需求支持不住这样的产量，产额便减了些，到写这几行字时稳在每月四千吨上下。这个数量略多于华人治台末几年的产额——一八九〇至一八九四年的月产平均约两千吨。华人时代主要产自基隆一区，眼下台北一区却几乎供了总数的一半。就全岛而论，这个产量乍看并不令人满意。人们原以为日本人一到本岛，既已摆脱华人官府的种种限制，那些大煤藏便会大规模开采，西法与精密的机器也会尽量利用。这些都没有做；而且除非出现异常的需求、把价钱抬到一个更高的基准上，或者发现几处格外有利的矿床，台湾是否会有大规模的矿场、哪怕是从前华人官矿那样的厂，都很可疑。这并不是因为缺钱；日本的资本家在金区已建起完备的厂。缘故只在于：仔细查勘过的官派专家认为，台湾的矿床——就眼下所知的而论——分布在太薄的煤层里，所出的煤价值又太低，眼下办大厂无利可图。

要体会台湾采矿的难处，须把煤层的性状考虑进去。台湾的煤一般夹在砂岩层之间。煤层的厚薄只在一英尺又四分之一至三英尺之间，极少数一两处有四五英尺厚的煤层。地层的倾角有些地方大到九十度以上，采矿无从下手。上层与中层之间的距离有时很大，通常超过数百英尺。这一层，再加上岛上通行的那种简陋采法，使得上层掘尽之后要开下层成了难事。

大多数煤层是从山脚的露头处发现的，而做工照例是就每一层向山里开进，走到倾角与四周的地层所容许的最远处为止。这个距离很少有多远；煤层既不值得花大钱凿井，而再往前又觉得不便，于是把旧的来源一弃，另寻一处露头下手，照旧只在表面上刮一层皮。要是想多出煤，便在许多煤层上同时做工，而不在一处深入。

虽有十四处上下的矿用日本人作监工或工人，但不单华人的矿，连日本人管的矿，大宗的活也都由华人干。除日本人的厂引进了许多改良之外，眼下华人的采法，与基隆诸矿最初那些年所行的实际上并无二致。

华人一般糜费人力，这是人屡屡注意到的，而这一特点在他们采煤的办法上表现得极其充分。对两种办法都熟悉的观察者说，台湾的华人矿工在办法上甚至不及中国本土的同行。无论如何，这活再要做得更粗陋也难了。

一件粗制的工具，半是镐、半是大锤，柄长约两英尺半；一碗油，里头插一条布当灯芯照亮；一只筐运煤：有了这些，一个华人矿工便可以开矿做工了。台湾的煤有许多就是靠这么一副不比这更齐备的行头与家当采出来的。

这华人——有时他一个人兼作矿主、矿工、搬运与卖主——择一处看得见矿苗露头的地方。此处的煤经风日一晒已经发软，脆得很，所以只开一个小口，因为华人几乎从不用人工的支撑。进了洞，煤层的样子又还满意，便把巷底弄得够宽够平，容得下那只筐，于是预备的工序便算完了，矿可以开张做买卖了。洞口小到矿工须手脚并用爬进去；巷子的高度不过比煤层的厚度略多一点，小到开掘时矿工必得跪着，或是半躺着，半个身子浸在泥水里；笔者还见过低到矿工不得不整个人平躺、就这样使镐的巷子。因为不讲通风，几个钟头之后空气便坏到灯焰萎缩得只剩一点病弱的跳动，矿工力气也用尽了，不得不停工去寻新鲜空气。他们并不设法改善通风；不过在因此弃掉一座矿之前，总要求一求神：在那闹事的坑里烧一大堆纸钱。这虔信的异教之人往往还真得了报偿，空气好了起来——因为热气生出一道气流，带来了换过的空气，矿工于是能再做活，更信那位慷慨的神灵一定灵验。然而若不见效，便把失败归于神灵之怒，这座矿也就弃了。

另有一种常有的情形：倾斜的形势使水积到碍着做工的地步；若水多到桶提不完，这一层煤便放弃。再者，因为没有人工的支撑，有时会塌方，不但碍工，偶尔还伤人性命。于是因着这些障碍——这些其实都容易克服——华人往往正当一层煤出得最好的时候把它弃掉。所幸台湾不知有沼气，不然各矿就会常常待不住人，还要出惊人的事故。

华人各矿的开掘极不讲手艺，只是一镐一镐把煤层磨掉，并不设法把矿物采成大块。然而在那狭窄的巷子里，又热又是浊气，华人还能做活，这份耐力总是值得称道的。采下的煤往后面传，装进一只长约三英尺的筐，筐底钉着木条护着。工人用一根拖绳顺巷拖它。日子一久，巷底便磨出一道正与筐一般大小的沟，沟面又变得坚实，于是拖起来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费事。若巷底是湿的，便铺上木板，让筐在上面滑。有时还在筐上装几只小石轮。到了矿的洞口，再由苦力用扁担挑筐把煤运走；这桩货物便靠这糜费而昂贵的运法到市上，或者——若去处很远——到最近的可通船的河边，好让煤这一程里至少有一段能走水路。

如前所述，日本人所采的台湾煤矿里也不用机器，但做法与华人的大不相同。洞口开得大，巷道宽敞，凡须支撑处都用木架撑住。排水与通风若有必要，便另凿井或另开巷；用的器具改良过；有些地方还立起了便当的运道。

眼下这种采法的最好样本可以在枋寮看到。那里华人与日本人的矿几乎是并肩开着。各矿离台北只有约三英里，自大稻埕坐船去极为便当。只要雇到一只干净的河船，风与潮水又不逆，一个钟头有趣而不算难受的水程，便可以到有马公司的大砖瓦厂，以及日本制冰公司最初的厂址。过了后者不远，有一条小港自河岸伸进来，岸上就是堆煤的场子。这里是山田煤业公司那条小铁道的终点；这条铁道穿过田地，自河边通到后面的山脚下，矿就在那里，离河正好一英里。到了此处，外来的人若好奇之心胜过了对煤尘的厌恶，便可以进日本人厂里的巷道，看矿工怎样开掘。此外，若他的耐力过人、又备有一套替换的衣服，还不妨爬进不远处华人的一条巷子，看一看那里做工的样子。

山田各矿用日本人三十名、华人六十名，不过因为疾病，实际在工的通常不过七十五名。除按月领薪的监工之外，矿工都按所掘的数量计酬。日本人每担九钱，华人每担八钱——一担合一百三十三磅。这个价比别处——譬如基隆诸矿——高出两三钱，但枋寮的煤较硬，开掘起来也较难。日本工人工钱比华人高，因为前者做得细、手艺也强，而后者的产货里碎煤与煤尘太多。煤出矿之前要筛过，把煤尘去掉，装船之前再筛一次。所以块煤开掘的实际成本比上面所列的数目要高。若要求出煤只许大块，每担得付到十八钱。矿工两人一伙，一个开掘，一个把煤运到洞口。日本矿工干活的能力看来强于华人，因为前者平均每日掘三千斤，合三千九百九十磅，这样他与帮手做足一天便挣得两日元七十钱上下；而华人平均每日一千五百斤，合一千九百九十五磅，两人所挣约一日元二十钱。不过这活不能日日不断地做；按整月所付的总数算，日本人与其帮手每日平均所得约两日元，华人约八十钱。公司有二十辆小铁道车，煤便用这些车运到河边，在那里装上华人的河船，由船运往大稻埕或沪尾，煤有许多就在这两处卖掉。

台湾煤在本地的大户，主要是大阪商船会社淡水与基隆两条航线、铁路、河上与沿海的小汽船与轮船；此外鸦片厂、兵工厂以及许多砖瓦厂也用去不小的数量。自八月至十月，华人的帆船把煤尘运往厦门与福州；块煤偶尔也有小批出运。台湾的华人还用去一些煤，制一种粗焦炭。那法子极简单：在露天把煤堆成一圈，中央放上炭火，让那闷着的红光一点点透进整堆煤里，再洒上水调出合宜的火候，把明焰压住。

既几乎全不藉机器或别的省工之具，所需的资本就极少，所以台湾煤的价钱大半要看人工的贵贱。台湾的矿户如今发觉每吨须卖到五六日元才有利可图，而从前他们卖一半的价也做得。只要注意到这期间人工的价钱涨了一倍，这一层就完全明白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台湾煤的出口买卖自华人时代以来一直衰落。人工涨价把煤价抬得这样高，再加上运费，台湾的产货在外洋市上一般就争不过别处的煤了。所幸本地的需求增加了这么多，总产量与华人治台末几年大致相当。

末了不妨指出：煤作为台湾一项主要行业，眼下的前景虽不甚可观，但日本人治下这一带的煤田，比起山地族群境内那片广大而未经踏勘的地域来，终究是小的。那里已知有煤；至于矿床的广狭与性状，则一无所知。然而就已得的地质资料看，那里似乎不但有煤，还可能找到更贵重的矿物。

附注一。

台湾已知的煤田。据日本官方及别种报告编成。

金包里煤层自金包里村以西两英里半起，取北偏东三十度的方向，穿过大屯山，再经北投与江头，进入桃仔园东南一带，出现于龟仑、石灰坑与埤南；在后一区所取的方向近于南北。煤层的厚薄自七英寸至两英尺。

金包里一区所得的煤可由水路运往基隆；北投或淡水所产的可由水路运往沪尾或台北；龟仑一区所产的须陆运三至五英里，再自桃仔园由铁路转运。

金包里以东两英里半的马连，有煤层两道：上一道厚一英尺，下一道厚一英尺半。倾角三十度向东南，走向北偏东三十度，这一脉当在八芝兰附近某处露出。

崁脚煤层在马连煤层以东约一英里，走向相似。它现出上下相叠的四道煤层，厚薄依次为半英尺、五英尺、八英寸与一英尺，自最上一道到最下一道相距约一百二十英尺。这一脉当也在锡口附近某处见得。别的已知各矿没有一处有厚到五英尺的煤层，而此处煤质又好，所以这被看作台湾最可贵的煤床之一。它是海军的产业，并未开采。此处的煤可运两英里半到海边，再由水路转运。

内外木山煤层在上述一处以南约两英里，走向相同。它由两道煤层组成，上一道厚两英尺，下一道厚一英尺半。内木山与外木山两矿在基隆西北两英里半，开采的就是上述矿床。这些煤床又出现于玛陵坑、友蚋与八连港。地层倾角十二度，煤层厚两英尺，煤质良好。

田寮港煤层在内木山与外木山两处煤床之上；因为露在基隆附近，开采得很广，从前华人官府采的也是它。它自八斗子起，横过基隆往瑞芳的路，经田寮港与石硬港，到基隆城南数英里处，再横过基隆台北间的铁路，经狮球岭、水涟尾、玛陵坑、八连港、北港溪，南伸至内沟庄，前后共约二十五英里。地层向东南倾斜，基隆附近二十五度，水返脚附近十二三度；矿床只现一道煤层，厚三英尺。八斗子一区的煤可由水路运往基隆；田寮港与石硬港两区的煤须陆运一两英里到同名的村子，再由水路运往基隆。

四脚亭矿床在田寮港诸煤床之上，其实在一切已知煤床之上。煤在四脚亭附近分三道煤层。最下一道叫大水窟，在田寮港诸煤床之上四百至五百英尺，再上约两百英尺是第二与第三道。三道的厚薄依次为一英尺半、四英尺与六英寸。倾角一般三十度，但自五度到八十度不等。这片矿场有一段与田寮港矿床几乎平行，东北止于八斗子附近，西南止于基隆以南两英里半的暖暖街一带。煤层向西北倾斜，往东北伸到瑞芳，那里有焿仔寮与龙潭堵两矿；此处所采的煤层厚薄自两英尺至三英尺。同一煤层又往南伸，经暖暖街以南一英里半的四脚亭，再经水返脚与锡口两处之南——锡口附近有南港仔坑矿——然后到台北以南，出现于大嵙崁溪的岸上。过此以外，这一脉便未再追踪。这些矿床既沿基隆河岸分布，又离台北与基隆都近，所以开采得很广，产货也容易由河船运往台北。瑞芳附近所采的煤供金石英各厂之用；若基隆河涨得够高容得船行，便由船运往台北。四脚亭诸矿床论煤层的多与厚、论开掘的省便、论运输的方便，都居本岛之首，而且与崁脚诸矿一样，留作海军之用。

三貂岭煤层在四脚亭矿场以南，向东南倾斜，走向北偏东六十度。倾角自十二度至二十度；自三貂岭起，煤层穿过八分山，又横过山地族群境内的一段，经新店、三角涌与大嵙崁，一直伸到石门。主要的煤层厚不及两英尺，三貂岭附近的煤质良好。新店一带地层倾斜八十五度，当地的煤质极坏。大嵙崁倾角三十度，煤质良好。石门已见露头，但煤层如何尚无确知。这一片煤场的煤，在大嵙崁与新店两处主要由茶农开采。

此外据报屈尺以及台北一区大嵙崁溪上游附近一带也有煤。

上述各煤层大半在台北一府境内。

新竹一区。

北埔东南五英里的南坑庄遇着煤层，现出两道，厚薄依次为一英尺与三英尺。走向南北。这片煤场的露头在南庄与北埔之间的路旁看得见。

中港以东十或十二英里、近中港溪上游的三湾也有煤床。走向北偏东三十度，地层向西北倾斜五十度，主要煤层厚五英尺。

苗栗以东九英里、大突山脚下的三坑庄一带有煤床露出。走向北偏西四十度，地层向西南倾斜五十度，主要煤层厚六英尺。这片煤场往东南伸至尖笔山与公馆庄，但这两处所见最大的煤层只厚一英尺。

大湖也有煤，已找到一道厚两英尺的煤层。

新竹一区上述各矿床因路途难行、运费又贵，至今未曾开采。不过本岛的铁路一经改善完工，或许就有可获利的机会。

东势角一带虽未发现成层的煤，却在砂岩中找到过几处煤窝。

中部台湾。

北港溪上游邻近一带已知有煤。埔里社以西十二英里露出一道厚一英尺的煤层。走向南北，地层倾斜约七十度。

南部台湾。

卑南溪上、卑南以北两英里半、近一个名叫利基利基社的山地族村落处有煤。作燃料极好，但分量似乎不多。台东一区有几条河床里见得到煤，但这些样本真正的来处至今未能断定。打狗以东的阿里港一带以及东港附近也有煤床。

本岛属下的邻近各岛之中，只有澎湖有煤。离厅城马公十英里的青螺海边有煤。华人治台时期，这些矿床曾小规模开采过相当长的时日，直到矿里出了一场大事故，死了几名工人。于是迷信的本地人把这场灾祸归于神灵因岛上风水被扰而动怒的报复，便停了工，此后那里再没有采过煤。上述矿床以及澎湖群岛别的矿床都经行家查看过，据报实际上一无价值。

附注二。

台湾煤出口表。

表中列一八五六年以降各年出口的煤，以吨计。最早的一八五六年只一千五百吨；此后各年多在一万吨至三万吨之间，最旺的一年达四万七千四百余吨，另有四万三千余吨与四万两千余吨的年份；而最淡的几年不足一万吨。

〔注一〕（原注：矿业章程的译文见前章末的附注。）

第十六章台湾的石油、天然气、硫磺与盐（上）

纲目：石油。——天然气——产此两者的区域——旧籍的记载——燃烧的泉——公馆的气自燃——油泉与气泉为山地族群所崇拜——客家人取油之法——油的第一桩买卖——官府不许外国人过问油田——官吏聘美国行家——勘查油田——引进外国机器——钻井的记述——油的产量——与行家失和——困难中做工——行家离台——油井废弃——油田至今未辟——山地族群境内的油泉。

硫磺。——台湾矿床的所在——主要的硫气之地——北投一区——泉的活动——热流——对草木的影响——喷泉之多——硫磺的裂口——半岭庄的硫坑——自北投前往——矿床的记述——一座硫磺矿——明矾——美丽的矿物结构——死火山里的硫磺——硫磺喷泉——流动的硫磺——金包里硫坑的记述——半流动硫磺的天然大釜——禁令——关于禁绝硫磺的谕旨——与造化作对的奇举——顽强的硫坑——私制——针对外国人的告示——官府禁绝之法徒劳——一位慷慨的硫磺制造者——官府放弃禁绝的政策——硫磺收归官办——设立硫磺局——日本领台——马场的硫磺试验——北投与半岭庄的硫磺炉——制法——华人的粗陋工序——日本人的提炼之法——半岭庄的硫磺厂——如画的所在——蒸炼的炉——操作之法详述——炉的造价——产量——拟增产能——北投的小仓房——美洲的硫磺市场及供货所需的条件——十一年间的出口数字。

盐。——它作为台湾一项行业的前途——宜于制盐的区域——今日各盐田的所在——今日的产量——此业的沿革——制盐由郑氏一门引入——最早的官办专卖——买卖的成长——山地族群的制法——特许——盐的走私——官卖的办法——官府所获的利——日本领台——盐无税——制法的记述——打狗一区的盐场——晒盐的设备——制盐的成本与售盐的进项——日本政府的专卖——日本与华人两法的比较——本地的消费——财政上的结果——购销的办法——官府对制盐者的奖励——台湾食盐专卖章程——制盐章程。

石油与天然气

今日世上已开发的油田收益如此之厚，注意到台湾也有这种有用的产物，便是一桩有意思的事。

石油与天然气的迹象在好几处都遇见过，最显著的是台北以南约十英里的火烧山，新店西北的安坑附近，苗栗一带，集集以东五英里的水里坑，浊水溪附近，嘉义东南温水溪与北势溪附近，以及台南府境内小半园以东六英里的湖内庄，和蕃薯寮以北九英里的六龟里。此外据报山地族群境内也有几处地方，某些泉上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膜。

台湾早年的商业史里不见有矿油的记载。当时的官府即便知道它的存在，显然也认为它不值得记上一笔。中国的史家说南台湾有「火山」之奇；不过如今人们相信，他们无疑看见过的那些火焰并非火山所出，而是从山坡上的泉眼或裂缝里冒出的天然气自行点燃，也许还把近旁的林子点着了。

郇和在他的《台湾纪闻》里写道：「嘉义城南二十英里有一座火山，水与火一同喷出。那火不冒烟，除非往上扔木头或别的可燃之物。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泊在港外船上的人清清楚楚地望见中央山脉，其中一座峰正大股地冒烟。这无疑就是中国的著述所说、中国官绘地图上也标着的那座火山。」后垄以东公馆村附近，是个有好几处油泉的地方，那里页岩的裂缝里冒气，有时还带出油或水。喷放有时停住，过几个月又起来。公馆的这种气夏天常常自燃，而且据说烧过好几年。这种气孔的近旁往往草木不生，泉的四周十二至十五英尺之内都是光的。

六龟里有一处油泉，点着了便呼呼地烧。山地族人认为它有神异，当神来祭拜。

最先把人的注意引到台湾石油矿床上的，功劳要归陶德。一八六六年，陶德在后垄东南约二十英里、山地族群界上租了地。他在这片地上发现了油，打算凿井采石油。当时客家人正在利用这种油：油从一座山脚的裂缝里流出，他们用直径六英尺的大木桶收起来。油就这样照原样用来照明与治病，人们认它是治各种伤的良药。一位在外国人手下办事的广东籍验银师也收了一批油，运到后垄去装船。

官吏处置这件事所走的路子，与他们在采煤上的做法几乎一模一样：先是斥责，后来自己干起这桩买卖。一听说那个外国人的打算，官员们忽然对这位商人的安全极其关切，便以一纸公文警告他说：油山一带时有凶悍的山地族人出没，他们屡次从自己的荒野里出来，为害华人百姓。「因此商旅罕至该处。况邻近华民性情强悍，见利则忘义；故谕令该洋商速离，恐邻民加害。」这不过是换一种说法表明官吏的用意：不许这位商人对油田有任何程度的染指。于是这个外国人只得撇下自己的计划；而那位把地租给他的不幸的华人头人，则被官府抓去砍了头。此后十年，无人再动手取油。

一八七七年，福建的省中大员既已在设立基隆煤矿时抛开了迷信与守旧，便也鼓足了勇气聘外国行家来采台湾的油藏。于是一八七八年来了两位美国工程师，带着全套的油井机器。机器一到东方，官吏便张罗用自家一艘兵船运往台湾。那船太大，靠不到后垄港边，而当地又没有够大的货船来起卸。然而拖延一番、费尽气力之后，机器终究还是上了岸。

行家们虽然认为油层自后垄一直伸到山地族群界上，却选了内地一座山脚坡上的一块地方作试钻最有利的所在。立起井架、把土挖到岩层之后，便用三英寸半的钻头开钻。一股咸水稍稍添了些麻烦，到一百英尺深处又遇着水；但这些难处都克服得了。到三百八十英尺深处钻出了水带油；可是再往下去，土的塌落大碍其事，终于在苦干一个月、到三百九十四英尺深处时停了钻，把井下了套管，架起抽油的机器。这时每日可得油约十五担，合一千九百九十五磅；但这被认为不满意，于是把套管抽出，另择一处开钻。其间两个美国人对所受的待遇已极不满。官府没给他们预备住处，他们只好与兵丁同住一处。再者，行家做事也得不到地方官府好好的支应。要弄到做工所需的木料极难，路又没有，而所采的油如何销售，官府竟一点安排也没有。两个外国人原只受聘短期，合约期满，便一概不理续聘的提议，于一八七八年十一月离了本岛。至此的总产量是四百担，其中一百担已经出手。外国行家一走，一切工作都停了；几天之后主事的华人官员带着各色本地雇工也撤了；机器撇在那里无人照管，此后再没有人动手开采台湾的油田。

煤油的矿区眼下由日本人持有；令人可惜的是，五年过去，竟没有人真正钻一钻井，看看这些矿床有多富、值多少。不过眼下已有消息说，持有最有指望的几片矿场的浅野公司正在预备立刻开钻，确切的情形不久便会有了。矿床若查出有价值，便要凿许多井，大规模地开采台湾的油。与煤一样，山地族群各区一经开放，所显出的油田或许比平地还富。大湖东南山地族群境内的一处村社有一股油泉，界外别的地方也已知有油。

硫磺

台湾别的区域虽也有些硫磺，主要的矿床却在台北一府。北台湾这种东西极多，所以多年以来，写本岛的人一直指它是一宗将来必有相当价值的资源。

主要的硫气之地在本岛极北那座大半岛上、半径约十五英里之内。这一区为大屯山脉所覆，最高的峰高过四千英尺。到处都有火山活动的充分迹象：好几座山里有死火山口，而山脉上八个不同的坑里，各样的喷泉、硫磺泉与别的火山生机的征候都在或猛或缓地活动着。〔注一〕

沪尾以东及以南约七英里、台北以北九英里、海拔约四百五十英尺处，是北投的硫磺泉。因有温泉、空气宜人、风景又新奇，这地方一跃成为有名的疗养之所。日本人在那里建了许多医院，附近如画的山坡上点缀着别墅与浴屋，还建了一家很好的日本旅馆。

这些硫坑离淡水河基隆支流的右岸只有三英里，而且有一条小港通到近得多的地方，硫磺由水路运出便是容易的事；因此这一区比别的几处产得更好而路途难行的地方更受人青睐。

此地的硫坑在一道穿过山脚的冲沟里。硫磺取自被底下火山之火所升的硫气浸透了的土与石。

沿日本人所筑的那条好路走近这一区，泉的所在很容易辨出，那是山脚上一片灰白褪色的斑块，它灰扑扑的颜色被四周山坡的浓绿与背景山脉的浅绿衬得格外分明。泉的活动时有强弱；若格外活跃，坑里升起的汽好几英里外都看得见，而遇着顺风，在六英里外的淡水河上行船时，有时也闻得到那股硫磺气。

到了山脚，小路沿着一道冲沟缓缓上升，沟底有一条山溪翻腾而下，看上去全无异样；可是真去一验，水却是热的，而且酸性很强。将近硫坑时，溪上升起的蒸汽显出水温之高；若走到喂着这条溪的那几处泉眼跟前，便见水在剧烈地翻搅，仿佛寻常滚水的那点动作还不足以把底下那座大炉所生的热放出来。硫坑是山里一个大圆凹，一边像被水冲开了，眼下成了那许多沸泉出去的通路。草木一概不生，显然受不住那毒气。每隔几码便有一处喷泉，有的现出一池滚水，或半流动的硫磺与沸腾的泥，有的则被大股的蒸汽遮住看不见——那蒸汽像受着极大的压力喷出，带着震耳的嘶啸与轰鸣，在沟中回响，从某些方向有时一英里外都听得到。硫气的味道很浓，倒不特别难闻，自下升起的热也相当觉得出。四周的地面到处是孔，无数小小的气眼里喷出一股股汽，眼里与眼边都见得到细小的硫磺结晶。开口如此之多，以至于土已被硫磺浸透；取一些这种土来加到一定的热度，硫磺便熔出来与别的东西分开，很容易取得。

另有一处坑大得多，活动或许不及前者，在半岭庄，位于北投硫坑之外约一英里；自旅馆翻过山脊、沿着山坡走一个钟头便到，路上颇有可观。此处的硫磺矿床极广：一条奔腾翻滚的山溪两岸各起一道坡，长约半英里，都现出那种灰白烧过的颜色，足证其出于火山；而坑的一端那些冒汽的气眼虽已不活动，却显出硫磺浸透近旁土壤的过程仍在进行。这些矿床是本岛最可贵的，不但广，而且富。坑中有一部分无疑一度是火山口，而在那里，半已分解、被硫磺浸透的熔岩之中，找得到一整片纯硫磺细脉织成的网，厚薄自半英寸到十二英寸以上。这种结构在一处洞穴般的裂缝里显得极美。石壁本身近于纯白，上面纵横交错着许多亮黄色的纯结晶硫磺条纹；而在别的地方，一层由纯明矾的细小结晶结成的、厚厚的雪白闪亮的霜，紧挨着几道深褐色的条纹——那是被酸软化了的明矾与硫磺的半流动糊状物。这是一个矿物结构的样本，灿烂而美丽，叫人再想看得更好也不能。此地建着本岛最大的硫磺提炼厂，容后再述。

上述这些硫气之地虽大且要紧，却不及自旅馆往东北登山约三个钟头所到的、一座高山死火山口里的一处坑那么活跃。一八九五年，我与一位友人到过这地方。走近那山时，我们看见峰顶被一团团汽遮去了一半。偶然一阵微风会把蒸汽暂时吹散，露出一个大凹坑，坑底与坑壁一色不断的灰。这无疑是一个死火山口，壁几乎绕成整圈，只在我们走近的那一面断开。坑里是一大堆嶙峋、错裂、烧过的岩石，常有火孔，气流从孔中带着骇人的轰鸣冲出，看来压力极猛。这些气流有时几乎无色，有时又被浓汽染得发白。硫磺的汽似乎并不像人所料想的那样令人窒闷，人可以站得离气眼很近。而且那些岩石虽像灰烬，有些地方还斜得七歪八倒，仿佛新近被扰动过，却似乎相当结实。在几道裂缝里见得到熔化的硫磺汩汩细流，现出深浅不同的蓝、红与褐；而各开口的边缘上满覆着亮黄的结晶。在一个被我们用手杖挖大了的开口处，我们透过洞里的黑暗，在一个判不出远近的地方看见一道蓝红色的流，像是一片细小的火焰。不过那条想象中的火流也许不过是一道熔化的硫磺，只因我们的身子把开口遮暗了，它在里面才显了出来；而一种磷光加上那移动着的硫磺，或许就造出了燃烧的样子。此地虽有大量硫磺可取，近来却没有人动手开采这些矿床；无疑运费太大，这一行业无从得利。

台湾最有趣、最广大，若不是运输艰难也许还最可贵的硫磺矿床，在金包里一带近海之处，自台北穿过内地往东北便到。笔者没有到过那里，但大清海关的汉考克先生有一段写得极生动的记述如下：

「那地方——硫坑——是一道山谷，海拔约一千四百英尺，谷底满是石堆、碎屑与灰白色的风化岩，还有几块像硅化泉华的斑；许多地方因硫酸的漂白作用而发白。各处都有气眼，蒸汽相当有力地喷出，裂口的边缘现出一层黄色的硫磺；而低下去一些，那地方看上去仿佛曾经满是水，其实就是一个湖。谷底是一片平坦的沸泥，彼此隔着一段距离各喷出小股的泥，整片地方永远在翻搅之中。上头一个角落里，蒸汽像从高压锅炉里放出来一样。环谷的岩石都被漂白，草木尽灭。一条热水之河，上覆着团团蒸汽，顺一道峡流下，直伸到山脚；这道峡是一八六七年地震时裂开的，当时山的西侧崩落。我想走到这片泥湖的边上去测一测温度，却发现地面太不牢靠、热气又太逼人，只得罢手。

「再往山里走，我在海拔一千八百英尺处忽然遇上一组喷泉，把我刚才看过的那些完全盖过了。那地方有些像一座石灰石矿场，壁立陡峭，大股的蒸汽从中喷入空中，那轰鸣之大，我在好几英里外的山中还听见它的回响；蒸汽之多，以致同样的距离上我把它当成了山腰升起的一片云。我于是下到这地方，见着一幕极有意思的奇景。喷气的主眼独自立在一道狭窄的裂谷里，是这条沟的一条支岔，又因那开口四周还有别的小气眼，我无从走近。不过在沟的另一处，岩石里有一个洞穴般的孔，形状像隧道的入口，大得可以走进去。从这孔口，一团团白烟似的蒸汽缓缓滚涌不绝，有时几乎把洞口都遮住了。我远远地看了一阵，等到风略一转、朝着洞口吹，把那硫气的汽云送过洞顶去的好机会，便走到洞口往里看。洞底是一釜半流动的硫磺，颜色与稠度都有些像糖蜜；而那拱顶现出一片极美的景象，满是升华硫磺亮晶晶的黄色结晶。洞里传出深沉的地下隆隆之声；只是热与臭气太逼人，我待不过几秒钟。从那东西的颜色与稠度，我大致判得出温度。硫磺在华氏两百三十二度熔化，那时呈琥珀色，流动如水；若再加热，形态便变，到某一段度数之间，便现出我刚才所见的颜色与稠度。这些喷泉的活动与猛烈程度时有不同；据人告我，地震时它们极其狂暴，沸水曾被抛到五十英尺之高。」

硫磺这一行业的沿革，就华人官吏而言，不过是煤与油那番历史的重演；只多了一点：在硫磺这件事上，官府实际上还想毁掉这些矿床，要把这东西从岛上彻底除掉。

〔注一〕（原注：北台湾产硫的八区如下：大屯山南侧有北投、湖溪内、水尾井头；同一山脉北侧有大油坑山、大磺子山与竹子湖。）

第十七章台湾的石油、天然气、硫磺与盐（中）

荷兰人与郑成功的时代，本岛的硫磺矿床看来少有人理，因为那时期的书里不曾提到这种东西。然而清朝的治理一立，硫磺便成了一桩心病：怕那些稍一激便要造反的移民从硫坑里取料制火药。至少，官员放出来的说法是这样；于是制硫磺被严加禁止。告示一道一道地下，成打地出；住在硫坑附近的农人对这些堂堂的文书敬得十分恭谨，查勘的官吏按期来时也向他磕头，可是硫磺照旧制。克拉普罗特本世纪初年到岛上来时，发现当时有相当大的数量运往中国。

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三年的大乱中，本岛的府城被攻下，华人官吏被逐走，乱民从北部各坑里收走了相当多的硫磺，大概不是作药用的。这件事看来是官府到一八三三年末才发觉的。乱民被平定、朝廷的治权重立之后，闽浙总督把台湾硫磺矿床一事奏报皇上。由此引出一道谕旨，着该总督筹划有效禁绝产硫之法。于是便有了一番既奇特又行不通的号令。那位大员无疑听说硫磺是易燃之物，所以他想：要用火把所有的矿床烧毁，大概不难。于是训令官吏一年四次、每季之中到各坑去，把从喷泉口渗出的硫磺点着烧掉；若遇着哪个顽烈的气眼轰轰地喷出汽云与臭焰，就索性用土填上。

查勘的结果报称：各色不听话的气眼共有八十八处要对付。华人官吏有韧性，也不是全无希望，好几年里他们按季前往，烧气眼、填气眼；而在这中间，农人制硫磺照旧活跃如前。因为——正如地方官府到末了不得不哀然声明的——那八十八处气眼虽然按时毁掉，到他们下一次来时，又有八十八处新的等着料理；「每烧完一处，总说不准会不会另有一处在它的地方上冒出来」。

最后这桩事被当作办不到而弃了，官吏便把力气转到防止私制与私运往中国上去。这上头他们的成效时好时坏，要看他们能派多少兵丁与人手去守住各坑。

一八五〇年，台湾的官府或是真怕外国人帮本地制硫的人走私硫磺，或是出于别的缘故要显出这样怕；因为这一年出了一道官府的告示，文曰：「淡水厅境内有硫磺。是否有不法华民暗中采取，运往外国售卖，殊属可疑。至于去年洋人请往基隆采煤一事，难保不以此为掩饰之辞，自应严行禁止防范。着令总兵与道台查明具报办理。并着密派委员查明禁令是否遵行，以期弭患于初萌。此系要紧！遵照。」

要管住北投的矿床不算什么大事，但再往内地的几处坑、以及金包里一带，这件事就难得多了；可以稳当地说，产硫从来没有完全停过。若一时觉得某一坑不便做了，便在另一坑做下去，如此轮换。故此一八六七年，金包里诸坑之一有三四十座炉在工，用工约一百名。产货全运到海边，再由帆船偷运出去，最后在香港与中国销掉。

同是这一年，有一个富有的华人想劝官府把制硫磺包出去，或是准他代官府开采各坑、由官府按定价收买产货。这样一来，官府不但多一宗财源，而且对这一行业能有更有效的管束。然而官吏不准；没有准照，这位商人便以台湾华人极典型的脾气，照旧开采。这位有胆识的华人无疑这样想：他既已给过官吏分利的机会而他们不要，自己完全有理由把他们彻底置之不顾。

华人官吏终于渐渐看出自己那套软弱禁令的徒劳，到一八七七年便决定把这一行业合法化，宣布硫磺归官府专卖。这个决定付了施行，在新章之下开了三处坑：北投与纱帽山两处交给头人办理，由他们制硫磺并自付一切相关的开销，产货则一概交官，官府答应按每担一元——一担合一百三十三磅——的价钱全数收下。油坑一处由官府直接经营。一八七七年，前两处坑产了八千至九千担；但品质极低。地方官吏本想把出口与在外洋口岸的销售也管起来，却发现低级硫磺作正当用途的需求极小；官仓里积了约一万担之后，道台便下令把那两处坑的制造停掉。随后在这两处驻兵，防人私制。油坑官坑的产额则限于本地所需之数，一年约五六百担。

此后官府再没有大规模经营这一行业，直到一八八七年；那时硫磺的需求已经增加，官吏便设了硫磺局，台湾各坑所出的货便在局里卖给正当的买主。本地不准有独立的买卖，而每一笔交易都发一纸官照，证明买主对该批硫磺的权利。官府所付的价涨到每担一元四角，产货的品质也改进了。新章之下的出口以一八八七年的三千三百六十担起首，到一八九一年增了一倍。台北建了一座火药厂，要用去一定数量的硫磺；这一项加上出口的销售，使官吏每年的总进项估计约三万元。

一八九四年，即日本人领有本岛的前一年，硫磺出口五千九百五十担，合七十九万一千八百五十磅。第二年，也就是一八九五年，军事行动把这一行业暂时断了。各矿床无人惊动，直到一八九六年才小规模地开采，产额不足一千担，供出口之用。

一八九七年，人对这一行业的兴趣大了些；这一年有一个名叫马场的日本商人投下相当多的钱，照比较大的规模办起制硫磺来。所产的硫磺运往香港；只是当时运价高昂，马场便租了一艘轮船，放在香港这条航线上与道格拉斯轮船公司打对台，指望得到外面一些支持使这桩事有利可图，同时也让自己的硫磺有便宜的运道。然而航运的客商并不把货交给他；把制硫所挣的钱全赔在轮船这一路上之后，马场终于撇下他在台湾的产业，离岛而去。

第二年，北投的坑闲着；但到一八九九年，北投与相邻的半岭庄两处坑都筑起了新炉。

制法有三种，不过日本人一种改良的器具实际上已把华人那些原始的炉逼得绝了迹；本地人如今若做这一行，用的或是整套的日本炉，或是它的粗劣仿制品。

华人的工序极简单，却极糜费。所谓硫磺炉是几只浅铁盘，直径约两三英尺，有时里面衬着泥，架在一个用土砖砌的窄灶上。这些粗陋的炉灶半围在几间草草搭起的棚里，棚顶盖的是从附近山坡上割来的干草。这套家伙决不会叫人觉得是机械巧思的奇迹；实在说，外来的人初见这番操作，很容易误以为近旁哪个村落正在预备一场晚饭。取硫磺的办法是：把浸了这种矿物的岩石或土扔进盘里，架起猛火，让那东西慢慢熔下去；较轻的杂质浮到面上结成一层泡沫似的渣，沉重的异物则落到底下。操作中不时把渣撇去，到那一团看来已经全熔，便把流动的硫磺倒进桶箍可卸的木桶里；等硫磺冷却凝固，便把桶箍解开，得一块截顶圆锥形的硬块，重约六十磅。随后把残渣倒掉，盘里添上新矿，照前做下去。到此这桩预备便算齐全，各块便运到市上去。

上述这种粗陋的办法，如今已被较省的日本提炼之法取代。华人那种炉糜费到什么分上，有一事可见：眼下半岭庄的日本大蒸炉，大量使用的正是从前华人工匠倒掉的残渣；而从这种在华人看来已是掘尽的废料里，取得的硫磺还有五成上下。华人只用最富的矿，从里头取出六七成的低级硫磺。

北投通常有五六座小蒸炉在工，每座三四个蒸罐；但这一行业做得最大、所用器具最完备的，是一英里之外的半岭庄。沿着那条翻过分隔北投与半岭庄两坑的山脊的小路往厂里去，四根大铁烟囱喷出的大股浓烟，老远就看得见。厂设在谷中一处极如画的所在。一侧是一道喧响的急流，一级一级地带着白沫泻下；后面是一道秀丽的瀑布，由一条沿山顶流过的溪喂着，比厂高出五六十英尺。

华人取硫磺只是把矿石在敞盘里熔掉，日本人用的却是蒸炼的器具。半岭庄有八座炉，每座里装三付蒸器。每座炉是一个砖砌的灶，设有烟道，布置得能把一块长约十五英尺、宽三英尺、高两英尺半的地方烘得匀。灶顶装着护板，免得火焰直接接触盛硫磺的铸铁蒸罐。每个蒸罐由两片纵向的半壳合成，接起来便是一只长五英尺、直径两英尺的铁筒。一端与炉的侧面齐平，装一扇圆铁门，硫磺就从这个口倒进去。铁筒另一端的上半有一个圆孔，孔上接一根长约三英尺的锥形管，这一头直径八英寸，到那一头减到四英寸。这一头伸进一只高两英尺半、直径两英尺的圆形铸铁受器侧面近顶处几英寸，于是受器便与蒸罐接通。每座炉有三付这样的蒸器，蒸罐横卧在灶上，受器则平顶平底地立在一座石基上。受器近底的一侧有一个龙头，液态的硫磺便从这里流出。受器露在外面，蒸器别的部分——除蒸罐的一端之外——都用砖砌包起。全座约长十五英尺、高五英尺、宽十一英尺。一付蒸器连那半围着它的粗草棚，整套造价九百日元。

这套器具筑在坑的中央，所以浸了硫磺的岩石与土真可说是伸手就有。先架起猛火，每个蒸罐装矿到三分之二，把圆门关上，用泥或灰封住。那一团岩土里的硫磺几乎立刻就开始熔；一个钟头上下便化为气，经那根接管进入比较凉的受器，气在那里凝结，已成液态的硫磺便经龙头滴进一只铸铁的盛器；等硫磺冷却变硬，盛器可以分成两半，脱出一块重约半担的硫磺，这就可以上市了。七个钟头之内硫磺便全分离出来；蒸罐一开，先前装进去的两担硬岩与土，只剩几桶细如尘末的灰。蒸罐一昼夜装三次；照眼下所用的料——含硫约五成——每一付蒸器每日出约三担几乎纯净的硫磺，每座炉每日耗煤约五担。供出口的硫磺块装在草袋里；眼下，也就是一九〇一年，淡水船上交货的价钱是每担两日元以上。运往香港的运费每担约十钱。

除上述的蒸器之外，厂里又添筑了几座炉，道理与前几座相同，但装的是一个圆蒸罐，带罐盖与导管，形状略像本国作化学之用的寻常蒸器。这套器具成效较好，费燃料较少，蒸得也较快。只是新炉的寿命比旧式的短两个月——旧式的寻常照料之下约可用六个月。

这家日本公司眼下有八座炉、二十四付蒸器在工，全力开动时日产共四吨以上。所需的人力很少；蒸器一面，除挑运的苦力与掘矿的人之外，只需三十人，分昼夜两班。这些人每日得五十五钱；掘矿的按所成的活计酬，每日挣六十至七十钱。除监工之外，工人一概是华人。

总产量至今还微不足道；但硫磺的需求若够，便拟添置蒸器，使日产能达八吨——眼见的原料足够这样一座厂开上好几年。新添的蒸器若还供不上需求，就要在金包里建大厂，那里有极广的、矿质比较富的矿床。

北投的小炉不必细说；它们比半岭庄的炉小，形状却相似，只是蒸罐是一只圆盘，顶上开一个口，矿从那里倒进去。

结束这一篇时，不妨指出：产量与西西里的几处硫坑相比虽属微小，台湾的硫磺矿石却仍很丰足，但愿将来能见这一行业大规模地经营起来。美国西部的硫磺市面相当好，只是照眼下的情形，台湾的产量这样小，商人要试运一批也几乎不值得。眼下价钱又低，要保得住利，就非把一切不绝对必要的花费一分一分地省掉不可。所以运货照例成大批，而且往往用帆船。然而照眼下的产额，要凑足装满一艘帆船的硫磺，得攒好几个月的产量。此外要供美洲的需求，还须记住一层：精制硫磺，就是十成纯的硫磺，每吨要纳八元金币的税。凡纯度不足十成的硫磺一概免税入口；但用货的人不要纯度在九成四以下的硫磺，认为那样品质太差。所以硫磺要能招动美洲的买主，纯度须在九成五至九成八之间。上限定在九成八，是为了给买主留一点稳当的余地，免得在品质上与官府的验货员起争执。

附注。

台湾硫磺出口。自淡水运出。

表中列一八八七至一八九八年自淡水运出的硫磺，以磅计数、以日元计值。一八八七年四十四万六千余磅，次年五十七万三千余磅，一八九一年九十二万八千余磅，一八九二年减至三十七万五千余磅，一八九三年六十四万二千余磅，值一万八千九百余日元；一八九四年七十九万一千余磅，值一万一千余日元；一八九五年无出口；一八九六年只十一万余磅，值一千七百余日元，一八九七年所值与之相近；一八九八年骤增至一百八十八万九千余磅，值四万一千余日元。

第十八章台湾的石油、天然气、硫磺与盐（下）

盐

官府的管束虽然立意要包揽无遗，章程却还有几处例外。据说本岛西部有些山地族人取用一处盐泉作盐的来源，办法是把水盛在糊了泥的竹筒里煮；别的区域——尤以宜兰为著——的平埔族群则用海水制少量的盐，他们极费力地把海水从岸边挑到自己的屋里，在火上熬干。这些族群既已归顺中国，经奏请皇上，便准他们暂且照旧自制。此外岛上还有许多盐是官吏禁不住的。譬如新竹以南数英里，不听管束的本地人每年制盐达两万担，合两百六十六万磅。

内地与西部各区用的是本地所制的盐，而淡水、安平这样的大港，所需却有许多来自中国的金门。直到日本人领有本岛为止，售盐的办法是这样的：官吏在台湾收买自金门运来的盐，价钱略高于其成本，大约每担墨洋两角八分至三角三分——一担合一百三十三磅——再分发到各盐馆去；一切用盐之人都得到这些官设的馆里买，连只要几文钱的量的苦力也不例外。所索的价按品质不同，自每担一元一角五分到两元五角，于是官府付过专卖的办公之费，还剩极可观的利。这同样的盐在金门只值每担一角八分至两角，而且往往由与厦门通商的帆船当压舱物带来。台湾自制的盐，中国政府收买的价钱与大陆货所付的大致相同；官吏还不时调用中国的炮船，把盐从制盐的沿海村子运到淡水或安平。

日本人一到，中国政府的专卖自然停了，盐的交易准其自由，不抽税、不受限。这叫本地制盐的人颇为惶惑：他们原有一个稳定的单一买主，如今换成成千上万靠不住的买主，而要够得着这些人，需要一套他们不熟悉的分销与筹款的办法。这一层再加上人工价钱的飞涨与地方的不安，结果是大批盐田关门。许多盐场缺了应有的照料与修补便毁掉了，以至于一度总产量比起从前的年份减了六成。后来日本政府决定把旧时的专卖略加改动重立起来，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新的食盐专卖章程在全岛施行。〔注一〕此举之后，本地盐田大半重开；而在台湾官府所付的较高价钱之下，这一行业不久便恢复了旧时的地位。

台湾制盐之法就是把海水引过一连串的池子，摊在日头下晒的那种简单的蒸晒。要说明这个工序，可以举打狗一区通行的办法；那里的盐场正是本岛别处寻常盐田的代表。大林投各盐田在打狗潟湖的东北侧，距打狗村以东约一英里。虽有一条小小的淡水溪流注入潟湖，湖水所含的盐分看来与沿岸的海水一样多。这个所在比起直接临海的盐田有一大长处：风浪之时，场子不致受外海大浪的扑打。此处用来制盐的地面约一百英亩。每一座所谓盐田，也就是晒盐场，占地约两英亩半，内有一个浅池，必要时与别的池各自独立，但设有水闸，闸一开，每个池便与它上面或下面的池相通。沿岸筑起一道人工的堤挡住潟湖之水，不过堤上留一段活的，以便需要时放水进来。做起来是这样：先把潟湖的咸水放进第一个池。一昼夜之后引到下一个池，同时又把潟湖的水放进第一个池。如此逐日进行，直到第七或第八个池；这时海水已部分浓缩，便收进一个蓄池。再从蓄池提到一组结晶池里，在那里停八至十个钟头，成盐便出来了，运到仓房里去。天气顺的时候，自潟湖到仓房全程只需十天，而且每日都有盐出。筑盐田时，总力求每个池略低于它受水的那一个池。但若办不到——这是常有的事——便用华人的脚踏水车把水提过中间的堤埂。照这个办法，打狗一区的制盐成本估计是每担九分至一角四分，用的是本地通货；而在从前的时代，中国政府收买的价钱高低不等，自每担一角二分至两角八分。日本人领台的头几年，盐的买卖不受限制，可卖得每担一角八分至三角；只是把盐运到各处市上的开销，把这点多出来的利吃掉了大半。打狗一区制盐一年到头都做得，只有七、八两月天气不利；而九月到四月所得最多。台湾的制盐成本据说约为日本的四分之一。

眼下日本的食盐专卖与从前中国的专卖，办法上并不相同。华人时代官设的盐馆是直接卖给用盐之人，日本人则由官府按定价把盐卖给一个本地承办人的团体，名为全台食盐销售组合，由它供给用盐的人。这个团体已在全岛设了二十处总馆与八十处分馆。起初本打算这一部分也由官府自办，但从省费着眼，觉得把分销交在私人手里更好。

官设的盐务局已在基隆、淡水、新竹、后垄、鹿港、布袋嘴、北门屿、台南与打狗设立，销售组合便从这几处取货。

各区的售价都经公布，组合不得抬高。价钱视运费而定，自每担一元七角六分至两元两角六分。这个数目比起官府买进产货的原价虽属过高，但只要注意到即便照上述的高价，每人每年所耗之盐总值估计也只两角四分，这担子便不算重；而眼下的售价虽比华人时代平均略高，所增也只是每人一分五。每人每年所耗的盐是十五斤，合二十磅余。这套办法的好处——如果专卖还能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是制盐的人所得的价比华人时代高。

官府收买新竹的产货每担三角三分，南台湾的盐两角一分。还有一种次等货，所付少两三分。中国专卖末期头等货所付的价，两处分别是两角八分与一角两分半。官府把盐卖给分销的组合是每担八角五分，于是每担毛利在五角二分以上。本地官府所得的总利，在一九〇〇年的预算里列为二十三万一千三百日元。

一九〇〇年官府的收买估计可达八十万担，合一亿零六百四十万磅；其中六十八万担、合九千零四十四万磅是台湾所制，十二万担、合一千五百零六万磅是输入的。

本地的产量既迅速增加，远远超过本地消费所需，据说官府有意把盐变成运往本国的一宗要货。日本眼下的市价每担五角至八角，照这个价，台湾的产货运到那里还略有薄利。于是便望使日本在食盐上不必再仰仗外来，并使制盐成为本岛的主要行业之一。

防止走私是专卖的难题之一。无疑有相当多的盐由帆船在西岸各处私自起卸，不过数量还不足以严重妨碍专卖的推行。官府设有专门的警察帮着查禁走私，警船巡着海岸；而销售既由一个有势力的本地团体把持，这个团体在全岛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代表，又雇着许多私设的巡丁，私运入口的盐大概终有一日会大部分乃至全部绝迹。

购销的办法如下：

制盐的人须于每年十二月具报，列明来年所能产盐的估数。官府将随着他们把盐交到各官设盐务局而陆续收下，一年之内收到与所报之数相等的分量，只要品质合于标准；价钱则由官府不时公布。凡有船到，所载之货一部分或全部是盐的，海关须立即报知盐务局，由局派查验员查看货物，并加上官封。货主随后可向盐务局正式具请，这批货便售与官府。分销的承办人要补货时，须向民政局具请执照，载明拟向哪一处盐务局取货以及所要的数量；收了盐价之后，民政局便发给承办人一纸对盐务局的指令，持令到局即可取货。

眼下的专卖与从前中国的专卖最要紧的分别是：在后者之下，盐不准从台湾出口，所以本地人并没有多少鼓励去大规模经营这一行业；而眼下在日本人之下，用意不单在供本地之需，还要兴起一桩出口的买卖，尤其是对日本。

官府在奖励本地制盐上采了宽厚的政策。一八九九年六月公布章程，宣告全岛官地凡宜于产盐的，都可贷与有意经营制盐的人。〔注二〕这种给与采租借的形式，不收租金或别的捐税。不过承领的人须在六个月内动工兴筑盐场；若在所定的期限内不曾完工，租约便撤销，所花的费用也不给赔偿。盐田不课地税与地方捐税，但承领的人不得停止把这片地用于制盐。

官府这番提议并非全无结果。一家日本人与本地人合办、名为野崎制盐公司的商号，在布袋嘴附近开了一座大盐田，照新法经营，是本岛最先设立的这一类盐场。眼下只用一百名工人，但有意逐步增加产能。规模大得多的是大阪的台湾制盐公司，资本一百万日元。它打算沿西岸布置盐田，逐年增加公司所持的地面，直到总共达七千五百英亩；要办成这件事，估计需十三年。资本的四分之一即刻缴足，余下的随需要陆续缴纳。据官府的估算，尚未开辟而宜作盐田的土地还有约一万五千英亩。

制盐的行家说，台湾西岸的地势构造极宜于设立盐场。日本没有这样诱人的地面，中国除一两处之外也没有；而此地所得天独厚的、为数相当多的炎热晴日，又恰恰备下了廉价制盐最要紧的条件。再者，台湾盐的品质照化验所示也极为上等。〔注三〕有些新制的盐那股很明显的苦味，台湾的产货里是没有的，所以可以立刻食用；而有些盐——譬如日本的货——若要用在某些用途上，如制酱油、味噌等等，须先存上两三年。

官府的专家相信，台湾的制盐业将兴到这样的地步：日本的消费可以全由本岛供给。眼下日本的产货一年比一年难与自德国及别国运来的外国盐竞争；但在台湾这样有利的条件之下，日本作为一国，在供给本国人民这宗日用之物上，或可把失掉的地面收回来。

末了，日本制盐行家把台湾看作日本将来盐的来源，这番看好的意思，可由一份极完备的报告里下面这段话见出：

「有些人设想，中国与德国的岩盐一来竞争，终将妨碍我台湾盐业的成长；然而在任何人看来都应当明白：我们的产货在品质与运费低廉这两层上所占的长处，足以保它将来的兴盛，外来的竞争者都不易扰动。」

〔注一〕（原注：台湾食盐专卖章程，已改正至今日所出的各项修正。

第一条　本章程所称之盐，指食用的粗盐。

第二条　盐由官府收买并输入，按定价发卖。

除官府所卖之盐外，一切盐不得发卖、收受或食用。

除官府之外，不得自日本或外国输入盐。本项系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三日《食盐专卖修正章程》所增。

第三条　凡在台湾所制之盐，一律须卖与官府。

第四条　制盐之人将产货呈交官府时，官府即予收受，按一定的价钱付给。价钱由官府核定，并于适当时候公布。

第五条　本条经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三日《修正章程》废止。

第六条　制盐之人须于官府所定之日，具报其盐田来年可能的产额。

制盐之人若将盐田转与他人，须由承继者呈报此事。

第七条　盐田、仓房，或任何存盐、或疑其存盐之处，专卖事务的官员均得查看。

第八条　本条经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三日《修正章程》废止。

第九条　凡违犯第二条第二项或第三项之规定者，罚金十日元至一千日元；其盐若尚存在，则由官府按第四条所定之价收去。

第十条　对违犯本章程之人，刑律中关于再犯等等的处罚规定不予适用。

第十一条　制盐之人的代理人、家属、寄居之人或雇工，在各自营务之中违犯前列各项规定时，制盐之人不能因自己对该项违犯并不知情而免责。

第十二条　施行本章程所需的细则与训令，以及施行的日期，由总督公布。

第十三条　本章程施行之日以前所制之盐，不适用本章程。）

〔注二〕（原注：台湾制盐章程。

第一条　凡欲开盐田者，须向官府请准。

第二条　除日本国民外，不得经营盐田。

第三条　官地若意在用作盐田，可以不受限制、不出代价而取得；盐田筑成之后，并免租贷与承领之人。

第四条　第三条所述土地所给面积的限度与租期，由总督核定。

第五条　意在开辟盐田的土地，将随工程的进展不时查看；晒盐场若未在所定期限内完工，所给的一部分或全部即予撤销。该地若系依第三条之规定取得，则撤销所给的一部分或全部。

依上所述全部租约撤销时，至此所花的费用官府不予发还。

第六条　凡依第一条之规定请准之后六个月内不动工者，其准照即予撤销，除因某种天灾所阻而不能兴工者外；其地若系自官府取得，即归还官府。

第七条　土地依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或因原承领人自愿而归还官府时，地上若有房屋或构筑物，承领之人须在官府所定期限内拆去；逾期不拆，即归官府所有。

第八条　依第三条之规定承领官地之人，若第一处土地上拟办之工未竟，不得再租别的土地。但资力被认为足以竟其事业的资本家，不受此例的限制。

第九条　官地上已有的盐田，给与办理修筑之人或其承继者。

第十条　盐田不课地税与地方捐税。

第十一条　凡未依第一条之规定请准而在官地上设立盐田者，罚金一百日元至五百日元；凡在私地上设立盐田者，则令其停业。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章程施行之日以前已由官府租出的土地，适用本章程；第六条所述的租期，自本章程施行之日起算。

第十三条　施行本章程所需的细则与训令，以及施行的日期，由总督公布。）

〔注三〕（原注：台湾盐的化验。所列为新竹、安平与打狗三处的盐。氯化钠依次为九成五点七七九、九成六点一八〇、九成七点一〇〇；氯酸钾三处皆为微量；氯化镁新竹为微量，安平一点四五二，打狗一点二〇五；硫酸镁安平〇点〇七八，打狗无；硫酸钙新竹〇点一一六，安平〇点〇七六。）

第十九章台湾的经济植物（一）

纲目：靛青与别的染料植物——靛青早年的历史——栽培的难处——输入的买卖——本地的产量——所用的植物种类——木蓝——山蓝——栽培的区域——栽培之法——制造所用的器具——制造之法——所得染料的产额——一座新式工厂——所得靛青的品质——拟广为栽培——此业的前途——姜黄——薯榔——栀子。

纤维植物——苎麻——名称的混乱——真正的中国草与拉米的比较——栽培的区域——山地族群所种——长得好所需的条件——栽培之法——手工剥麻——本地的夏布——山地族群的衣着——出口——主要的市场——机器剥麻——制成精麻——中国的麻纤维运抵欧洲——可观的前途——大甲蔺——栽培的条件——席的制法——席的品质与价值——每年的产额——蒲葵、本地麻、凤梨、月桃、构树、香蕉、露兜树、弓弦麻、莎草、木槿、黄花稔、木棉、苹婆、桑、葛与藨草的栽培、制纤、价值与产额——别的二十八种纤维植物。

造纸植物——通草：植物与栽培的记述——切片——市面与出口——竹：制造的区域——造纸工序的记述——产量——本地的纸业——构树为料——制法——防水纸——构树一种与荛花两种造纸植物的记述。

油料植物——落花生：栽培——榨油之法的记述——花生饼：其栽培与产量——芝麻、大豆、柿、乌桕、蓖麻、油菜、油桐、麻疯树与紫苏诸种所出之油的记述。

皂类植物——无患子——皂荚——茶籽饼。

杂类植物——烟草：栽培的区域——山地族群境内的制造——试种——眼下的买卖与前景——咖啡、椰子、木薯、肉桂、艾纳香、树豆、榕与槟榔的栽培之法及其产货的买卖——二十四种药用植物。

农事——台北官立农事试验场——各种谷物、纤维植物、甘蔗、烟草、靛青、果木与牲畜的试验。

森林——二十四种主要的用材树木——森林的开发——官府的造林奖金。

台湾以土壤极其肥沃闻于整个东方；照造物的布置看来，本岛最大的富庶理当出自植物的开发。

茶、樟脑与糖，这台湾最可贵的三宗物产，前面已经详述过了。米、甘薯与别的常见的食物则不在此论。这些食用植物虽然要紧，扩大栽培却得不到多少好处，眼下所产已足供本地之需。最光明的指望在于那许多热带与半热带植物——经济植物学的研究把它们推到了前面，而欧洲与美洲市上对它们的需求正日增。

我相信台湾也有它那一份经济植物；除前几章已论过的之外，还要记述纤维植物二十三种、油料植物十一种、染料植物四种、造纸植物五种、杂类植物九种；此外还有二十三种至少在华人眼里算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以及二十四种可作用材的林木。我力求使这张单子齐全；若有未提到的植物，也都是较次要的。我所说的自然主要是平地与山地族群界上各区的植物。在内地山地族群各区作植物学的探查，将使我们对本岛草木的知识大为增益；而就日本探险者在这片荒莽之地上已成的工作看，我们也不必等得太久。

这里所述的九十九种经济植物——用材树木不计在内——眼下在台湾被利用的只有四十四种上下，其中有些还只是小规模。不过我把别的也收了进来，因为知道这些在别国多少能生财的植物如今正长在这里，而且其中至少有几种只等本地的种植者与商人识得它们，便可为本岛的财富添上一份，这是有意思的。关于本岛的经济植物学，谢立山先生〔注一〕、汉考克先生〔注二〕、马偕博士〔注三〕与韩尔礼博士〔注四〕都写过有意思而有价值的文章。前三位特别注意本岛北部，韩尔礼博士注意南部；但我相信，还不曾有人试着把这个题目详加论述。关于全岛植物学总论，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出自韩尔礼博士之手。他的《台湾植物名录》由日本亚细亚学会刊行，收植物一千四百二十八种；除简略提到各种所在的地方之外，凡属经济植物的，他还说明其用途。他的著作眼下是研究台湾植物学者不可少的书，也给后来者留下一个很好的根基。我本人在查考自己所要记述的植物的名称时，就得它许多帮助。我尤其要感谢台湾总督府林务部门的首席植物学家田代安定先生的厚助。这位先生曾作为官派委员被派往俄国，参加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园艺博览会，并在卓越的俄国植物学家马克西莫维奇门下完成了植物学的研究。他为工作之故到过欧洲几国以及南洋许多岛屿。他著有许多关于植物学的日文书；只可惜除一份论遮荫树木的有价值的报告之外，他在台湾研究的结果至今无人得知。田代先生极其厚道地答复了我许多询问，还给了我许多若非如此便无从得到的宝贵资料。我也要感谢台北府农务部门能干的主任横山壮次郎先生，他在许多地方帮过我。

靛青

论要紧的程度，制靛青这一行当列在前几章所述各业之后；而若眼下所作的试验成功，这种有用的染料不久便会在本岛的物产中占到一个显著得多的位置。

台湾最初栽培靛青于何时，无从查考。荷兰人没有把它列为本岛的物产之一，郑氏一门看来也不曾引进过。不过可以确知的是，十九世纪前半它在岛上已很显著，因为我们得知早在一八五〇年它已种在相当大的面积上，并被认作稳定的物产之一。早年从本岛运出的这种染料数量相当大，譬如一八五六年出口达七千担，合九十三万一千磅，只是所值不过两万一千元这样低的数目。

当时台湾的靛青在中国邻近各区颇有名气，有好些年人们习惯把织成的夏布与别的布料送到台湾来染，染好再运回中国。显然用新制的靛青在此地所能染出的鲜亮蓝色，当时若把染料运出去在别处用，就不易得到。台湾的靛青通常是连田买下，由商人自己提取染料。它主要自艋舺径行出运，在帆船载往泉州、福州、温州、宁波与天津的煤、麻等等货物里占着不小的一份，到那边换回南京布、铁器、药材等等。一八八〇年前后，它在帆船出口货中论吨位居第三位，只米与煤超过它，论价值则常居第一。这时期帆船每年运出的靛青平均约两万一千担，值约十五万日元。

靛青大多种在界上各区，所以产量很受山地族群脾气的左右。山蓝大半长在丘陵一带，更在山地族群的掌握之中；而因边界的战事使产量减少到不够供本地所需的情形，也不在少数。本地这种染料素常的丰足使人习于用它，所以本地产量一少，便输入汕头的靛青来补不足。与山地族群的龃龉有增无减，而茶的买卖又日兴而有利，务农的人便渐渐偏向种茶，结果靛青的产量减得这样快，近几年来不得不经常输入一些汕头靛青。〔注五〕不过这些数量一年只有几千担，所供只是全部所需的一小部分。台湾的靛青眼下仍广为出产；而随着大众购买力的增加，本地的消费很可能比从前更大，于是把从前出口的那一部分余货吸收了许多。只要注意到岛上两百五十万华人之中，几乎没有几个人不有一件两件衣服的耐用好看的颜色是得自这种有用的植物，便不难想见本地的产量必定有多大。在台湾任何一个市镇上，只要朝过路的人群看一眼，就看得出这种染料用得多广；而无论是本岛少女们极爱的那种浅蓝，还是苦力那身短打的耐用的蓝黑色，看着都不难看。

北台湾用来取这种染料的植物，至今还没有确定下来。华人把它们分作所谓的「木蓝」或「小菁」，以及「山蓝」或「大菁」。前者虽确属木蓝一属，却似与印度所见的真蓝与野蓝两种都略有不同；后者属另一个科，日本的植物学家断定它是马蓝一类，也就是福琼在中国发现此种时所拟名的那一种。真蓝原产于亚洲、非洲与美洲的热带地方，是印度马德拉斯与孟加拉两省栽培最广的一种，马达加斯加、法兰西岛与圣多明各也种。野蓝是野生的一种，见于南北美洲几处地方、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冈比亚河一带；在印度旁遮普省则有人栽培。据韩尔礼博士说，真蓝在北台湾与南台湾都有，野蓝则在南台湾有人栽培。本篇为省便起见，仍沿用日本名称译出的「木蓝」与「山蓝」。

木蓝在台湾的两个品种都是基部木质很重的灌木，上面生着许多小小的羽状卵形小叶。眼下在平地栽培得多，高约四英尺，不过有些近乎直立的单茎有时长到五英尺以上。山蓝常在山里野生。它有许多绿色的茎，叶大而呈卵形，边缘微有锯齿，常长到七英寸。这种植物高三至四英尺，种在丘陵各区。

全岛——北部尤其如此——容易灌水的田照例让给稻，剩下的地便种甘蔗、谷物、靛青、菜蔬、落花生等等。所以选来种靛青的地往往不肥，水也不足。木蓝以台北、台中与台南三府所产最多。〔注六〕

台湾实际上没有专种靛青的园子，像印度与别国所有的那种。本岛的糖田与稻田有时铺展到千英亩以上，靛青却被农家看作一宗副产，照例只拨出可用之地的一部分给它。不过自北边的金包里到南边的东港，本岛整个西半都种它。

木蓝照例由本地人独立经营，而不像甘蔗那样、或像茶与米那样程度稍轻地，用预支与押未来收成的贷款之法。预备种靛青时，地要犁耙得透，然后上肥，肥料通常用粪水。四月间用手播种，每处放十粒上下，埋在土面稍下，相距八九英寸。幼苗一出，便把弱的拔掉，留两三株壮的。七月或八月上第二次肥，有时就用制靛剩下的废叶。除草也大约在这时候；不过除草与施肥两件事往往全不理会。

台中一府一年只收一次，但北部通常两年收三次：新株八月头一收，次年六月第二收，九月第三收。第二或第三次长出之后，留一部分株子任其结籽；约一个月或六个星期，籽便出来，收起来供下一季播种之用。台湾的靛青籽在中国很有名气，每年自本岛——主要自安平——运出约一千担，合十三万三千磅。〔注七〕

收割用镰刀，割茎时留五六英寸的秆在地面上。所得的多少要看时令以及植株本身的品质与状况，据说每英亩自十五担至三十担。第三次收过之后，把根犁起来，整地播种。

山蓝栽培的条件与木蓝不同。这种植物在比较不肥的土里也长得好，所以习惯把它种在别的作物种不成的、不中看的丘陵地上。有一家日本公司已经经营山蓝的栽培，力量集中在大嵙崁一带；而同一家公司近来办起的靛饼制造，用的料也就是这种植物。

山蓝似以长在遮荫好的山坡南面为最宜。宜兰一区长得很多，在崎岖而几乎荒瘠的山地上也长得旺，在华人种植者中间素有本岛一切植物里最耐活、最易种的名声。

繁殖用插条。择品质好的株子，离地约六英寸割下，所得的茎四根以上一束地栽下，相距约一英尺。

头一次收过之后，把废叶撒在田里作肥；除了一年粗粗除草三四次之外，这种植物再不受别的照料。情形顺利时，一株可活四五年。头一收所得最多，此后逐收减少，到末了把株子起掉，换种新的。总产额比木蓝略少。

日本人的工厂设立之前，本岛所制的靛青染料只有一种品级极低的半流动之物，人们一般称它「泥靛」。华人所懂的只有这一种制品，而一百年来他们没有试着改良过。要制那比较值钱的靛饼，所需的器具还不如本地华人眼下制糖所用的复杂；只是那个万事「照爹的样子做」的念头是动不了的，于是一桩本可对本岛大有价值的行业得不到一点鼓励，只好到别的不轻视革新与魄力的地方去安家。

本岛华人直到今日所行的制法，所需的器具是一只大浸桶、一个氧化池、一把搅板与一只勺。桶是木的，高约六英尺，顶上直径四英尺以上，到底减到三英尺出头。桶上有两个塞孔，一个近底，另一个在它上面一英尺又四分之一处。那个池与桶配着用、有时也代桶用，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泥槽，埋在地里，也开着与桶上一样的两个出口。

制靛的器具既已齐备，便把新割的带着满叶的木蓝茎约四担、合五百三十二磅，放进桶里，用大石压下。随后往桶里倒水，直到盖过所装之物、约高出两英寸。两三个钟头之后起一种黏液似的发酵，放出气泡，桶里的液面随下面那一团的膨胀略略升高。过不多时，面上便结起一层厚沫。这层沫一开始消下去，看桶的人便知道叶子差不多都浸透了；而因为那染色之质极易溶于水，叶子既经这样浸透一次，染料便容易提出来。用台湾的这种植物，这番作用一般要二十四个钟头上下才成。此时液体已呈褐色，便从底孔放进专备的氧化池里。〔注八〕随后加石灰约二十斤、合二十七磅，以催氧化。石灰加过，把液体搅打两个钟头上下，使染料进一步氧化；氧化完成，靛青便沉到池底。过二十四个钟头，沉淀便算完了，于是拔去上面那个塞子，让废水流掉。此时池底那半流动的染料，也就是所谓的「泥靛」，用勺舀出，便算制成，可以上市。产货有时存在埋入地下的水泥槽里；在那里若再有沉淀，便把面上的水放掉。染料上市时装在木桶里，或衬了纸的筐里，一包约装一担，合一百三十三磅。

山蓝制法与上面所说的大致相同，只是茎须在浸池里泡上夏天三日、冬天六日，这种植物才肯出它的染料。再者，石灰扔进去之后，还要加少量的油。把液汁粗粗滤过、除去枝梗等等，便放进氧化池，再加明矾约十磅。过两日沉淀便成，染料可以上市了。头一次制过的废料常要再走一遍工序，把可能剩下的靛青提出来。木蓝植株可得泥靛千分之二至千分之四，山蓝可得千分之三至千分之四。这一类染料每担卖得四至八日元。

眼下正有一家日本公司在筹组，要用新法制靛青。这家公司将在大稻埕设厂，每月能产上等靛饼约四万磅。制法与印度相似：靛先在人工加热的池里浸泡，再放进氧化槽，用加热之法促成沉淀。所得之物随后过滤，压成饼。公司用山蓝所作的试验，得了品级极高的染料，含靛素高达七成八。官立试验场用同一种植物得七成五。这与外国的产货相比何等有利，只要注意到以下一点便可明白：外国靛青好的、合于上市的品级，平均含靛素五成至六成，上等的孟加拉货到六成一，而最上等的商品靛青也极少达到七成五。这家公司不但要制造，还要兼办栽培。已经取得大片山地，预料将有三千本地人经常从事栽种。

日本每年消费外国靛青约值三百万日元；而台湾的产货大概能免税进去，所以前途应当兴旺。人造靛青一事自然极要紧，但这种产品在一般用途上是否抵得上天然染料，至今还没有圆满的定论。据说欧洲有许多染坊试过人造靛青，又回头用天然染料了。即便人造之物终究在西洋各国取代了天然靛青，台湾的产货在日本仍有运费低廉与免纳进口税这一大长处，这或许就抵过了原价上的差别。

一、姜黄。日本名郁金，华名姜黄。

姜黄的栽培在南台湾是一桩极要紧的行业，这种植物在南北两地的出口货中居第二位，只有糖超过它。姜黄是姜类众多植物之一。它高约四英尺，叶大而多，根的外面颜色极灰，里面却是深黄。从这种根取得一种黄色染料，华人用得很多。根又可作药料、作制咖喗的调味之物，并用于一种化学的试验，详见杂类植物一节。一八九九年自台湾运出的姜黄在三百五十万磅以上，值十二万五千五百八十七日元，主要运往中国各口岸，而且几乎全自安平出运。

二、薯榔。日本名薯榔，华名薯榔。

这种缠绕的灌木是台湾要紧的染料植物之一，在全岛山地族群境内的山区野生。山地族人极重它，当作自己头一宗交易之物；界上各村里常见成堆最常见那一种的块根。薯榔色深褐，表面粗糙；刮开来，里面现出富丽的褐红色纤维质。形状有点像一个双头的马铃薯，常长到极大，譬如十五六英寸长、四五英寸粗。华人很少栽培这种植物，所需大半从山地族人那里买来，每担约七角至八角。取染料的办法是把块根切成小块，再放进一定分量的沸水里，要染的东西就放在这水中。山地族人用它染自己的布，华人用它染渔网、布、茶袋等等。所得的颜色是红褐色，不但经久，而且据信能使布之类多少防得住霉烂。薯榔在北圻以及中国的广东与广西两省栽培得很多。眼下自台湾运出的这种块根只有极少的数量。

三、栀子。华名黄栀。

这种植物遍种于中国与台湾，为的是它那美丽的花，花用来熏茶；而它作为染料植物也有价值。此种的果实可出一种黄色染料，在中国很有名，日本也用一些，台湾却用得极少。

纤维植物

一、苎麻，西洋商场所谓的「中国草」，又称「拉米」或「里亚」。日本名苎，华名苎。

「中国草」「拉米」「里亚」这几个通俗名目，一向被不加分别地用在苎麻与绿叶苎麻两种植物的产物上；实在说，真正的拉米或里亚与中国草之间有什么分别，一般并不为人所知。中国与远东常见的、近来又引入阿尔及尔、法国南部、美国及印度几处地方的那一种，才是真正的中国草，即苎麻的产物；而正是这种植物——常被说成拉米或里亚——在世界许多地方引起了那么大的兴趣。据邱园所说，真正的拉米或里亚，即绿叶苎麻，原产于阿萨姆、马来半岛及邻近各岛，只能在热带栽培，想把它引入温带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两种植物很容易分别：苎麻的叶子背面是银白的，而且这种植物在世上几乎任何温带或亚热带的地方都长得好；拉米或里亚的叶子背面却是绿的，而且只在热带才种得成。〔注九〕

拉米这个名目用来指中国草已经用得这样广，连学界也如此，错误如今又这样难改，所以从实用着想，提到中国草时，或许宜于把这个词略加区别，譬如称「中国拉米」或「白拉米」〔注十〕；不然，若不在每一篇论这种植物的文章里都加一番完整的说明，只熟悉拉米这个名目的读者便可能以为所论的是另一种植物。至于「中国草」本身也是个误人的名目，因为所说的这种植物属荨麻科，所以它是荨麻而不是草。

台湾不曾发现真正的拉米，但苎麻自北至南到处丛生，山地族群境内与境外都有。这种植物在东方恐怕没有比这里更合意的家乡。至少在北台湾，有许多土地所备的土壤、排水、温度与雨量恰合这种植物之需。它在此地长得又壮又大，整片田里的茎高到九英尺、十英尺，并不是稀罕的例外。

〔注一〕（原注：见谢立山所撰大清海关淡水关贸易报告，一八八一年。）

〔注二〕（原注：见汉考克所撰英国领事台湾报告，一八九三年。）

〔注三〕（原注：见马偕所著《台湾遥寄》，一八九六年。又见柏金斯所撰英国领事台湾报告，一八九五年。）

〔注四〕（原注：见韩尔礼所撰《台湾植物名录》，载日本亚细亚学会会刊第二十四卷附册，一八九六年。）

〔注五〕（原注：泥靛的输入，几乎全自中国汕头来。一八九六年两千零三十六担，合二十七万余磅，值七千三百八十六日元；一八九七年一千九百零七担，合二十五万三千余磅，值六千一百六十八日元；一八九八年六千四百八十五担，合八十六万两千余磅，值两万一千二百一十七日元；一八九九年四千九百六十一担，合六十六万余磅，值两万两千零六日元。）

〔注六〕（原注：本岛主要的木蓝产区如下：淡水河谷、文山堡、竹北一堡、竹南一堡、大港垄、东寮垄、苗栗、嘉义、西堡、牛山、上里、茄冬、北堡、葛薯埔与马芝堡等处，分属台北、台中与台南三府。）

〔注七〕（原注：一八九七年出口靛青籽一千一百二十九担，合十五万余磅，值六千三百七十六日元。然而一八九八年出口之数只三百五十六担，值一千七百八十二日元。）

〔注八〕（原注：本地的制造者有时只有一只桶。遇此情形，他便把带叶的茎捞出，在这一只容器里把工序做完。）

〔注九〕（原注：邱园一八九〇年五月八日致印度事务部函中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拉米的纤维在最好的状态下是否真能与最好的中国草相比，这一点看来还没有定论。也许到头来只是土壤与气候的问题。中国草在较凉的条件下或许出的纤维更多更好，而拉米或里亚在十足热带的条件下或许一样好。」见《邱园报告》论植物纤维一篇，伦敦，一八九八年，第八十一页。）

〔注十〕（原注：把「白拉米」一名用于中国草，见夏尔·鲁所撰《拉米小志》一文。）

第二十章台湾的经济植物（二）

一般相信苎麻原产于中国；无论如何，中国栽培它之久已上溯到一切记载之外。植物学家田代以为，眼下平地所见的这种植物大概是中国来的移民带到台湾的；不过山地族群如今所有的那一种，是否在华人到来之前就已由他们种在山地上，他就不那么有把握了。台湾有野生的苎麻，但茎上枝条太多，皮又薄又脆，所以华人与山地族人都认为它作纤维植物没有价值。关于山地族群境内所见的苎麻，植物学家田代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台湾东南岸外红头屿的住民，似与菲律宾某些族群的关系比与台湾山地族群更近，而他们利用苎麻的方式，正与菲律宾那些相似的族群一样。用苎麻纤维所制的短无袖上衣，为上述三处的住民所共有；把这几点合起来考虑，便有人提出：他们所种的这种植物或许是山地族群从马来群岛某处带进台湾的，而那里大概正是它的原产之地。

在台湾，苎麻无论在沙土里还是在富含腐植质的重土里，看来都长得好。瘦土、黏土或硬土似不中它的意。新近伐去林木的山地所得最好。因此我们看到：山地族群在自己境内所种的，比平地所见的好。最好的纤维出自埔里社、大湖与苗栗，都在台中一府。台南一府如凤山与蕃薯寮这些紧邻山地族群境内的区域，所产也相当多，那里的栽培大半在华人手里。

沿东南岸的台东厅，阿美族人与别的山地族群也产相当多。宜兰一区的华人同样经营栽培。除上述这些有若干出口的区域之外，全岛许多山地族人与许多华人也种一小片，供自家之需。

苎麻在台湾似以日照足、风不太大、水浇得匀而土又不湿为最宜。为备下这些条件，北部许多园子都用竹丛遮护；而除非地势高、排水又好，总要把地做成长畦，比四周的地面高出一至两英尺，中间最高，使水容易泄去。这些畦宽约六英尺，畦间留两英尺上下的走道。

这种植物用种子、茎或根茎的插条繁殖，台湾一般用后者。若用种子，照例播在水足的肥地上，等麻苗出来、长到够大，再移到田里。根茎不够用时，有时也用压条之法：把一根茎弯到地上，用几英寸土把梢埋住压实。梢上不久便生根，几个星期内长出新茎，便可以分开移植。用根茎下种时，把根分成四五英寸长的段，每段带一个以上的芽眼，于十二月间栽下，每隔七八英寸一株，行距约一英尺。每根根茎长出好几条茎，于是长足之后田里极挤；株间若留得宽些，是否会收得更好，很可疑。〔注一〕下种之前先用粪水把地上足肥；幼茎长到六七英寸高时，再上一次肥。随后除草，少数情形还加一次肥。此后对这种植物便不再照料，直到头一收可以收割——在北部要到四月间。

一年之内另有三收，都比春天那一收熟得快，分别在六月、九月与十二月。有些条件稍差的区域，一年只收三次。每收之后用粪水与剥下的茎叶给土上肥，老根便又抽出新茎；不过有些田里是先把根犁进土里，再把地重新整平。

若土肥而别的条件也好，三四年内看不出植株有什么衰退；一旦衰退显出来，便把整片田重栽。每英亩的平均产额无从得到确切的资料；但笔者去看过的淡水河上一片田，据它的主人说，每英亩一年可出去了叶的青茎一万零八百磅以上，由此可得净麻皮九百八十至一千一百磅。山地各区所种的较好品级，所得大概不同。

植株长到所要的高度，便用手把叶子剥去留在田里作肥，茎则贴近地面割下——用一把快镰刀，这是轻易的事。

纤维就是内皮，而要把它快快取出而不伤它，是多年来叫西洋几国的发明家挂心的一个难题。华人用手剥麻；一台蒸汽机器带四名看机的人所能成的活，用手大概要一百人才做得来，然而人工这样便宜，外国机器又是这样骇人的新奇之物，所以纵使外国的器械用在园子里真能令人满意——而它们并不全然如此——华人是否会采用，也大可疑。笔者在北台湾所见的华人工人做这活极其灵便；他们那粗陋的办法竟能得出这样令人满意的结果，实在可惊。所用的工具是一截短短的空心竹管，套在右手拇指上；另有一个圆木柄，柄上顺长嵌一片铜刃，也由右手使用。

剥麻的头一步是把皮剥下来。用快刀顺茎划下，只割透皮；再把整条对折，折断木质的芯，使断头从割开处的皮侧冒出来。把断头从皮里拉出，里面那一部分便迅速抽掉，留下一长条扁平的青皮，长五英尺以上。这个动作快得出奇，每一根茎只要几秒钟。剥皮若是在田里做的，便把皮搬到附近有遮蔽的地方去取纤维。先把这些皮条在水里浸一会儿，使它柔软顺手。浸得够软，便用左手拈起一条，搭在右手掌中握着的刮具上——铜刃的钝边朝上。套在右手拇指上的竹管这时压住刮具，于是皮条便夹在两者之间。此时若从刮具外侧与下方去拉那段搭过铜刃的皮，皮条过刃时必成一个锐角；又因竹管压着刮具，它的表面必紧压在刃上。结果是：外皮比纤维脆，过不了这个角度，便折断剥落，而软的或带胶的部分被刃口刮去；纤维是唯一既有韧力又有柔性的部分，便平安过刃，毫不受伤。只要减轻或加重竹管压在刮具上的力，工人便能切实掌握不同皮条所需的不同刮力。皮的一端刮净之后，握住这一端，把另一端搭上去，整条全拉过一遍，再把皮条翻面，刮它的反面。纤维随后挂起来晒干漂白。到此这番工序便完了，留下一束松松相连的净纤维，窄窄一条，长四至七英尺。〔注二〕

我把这一节说得这样细，因为用机器处理苎麻一事正在西洋各国大受注意；而我们无疑不久便会看到的那台用在园子里全然成功的机器，大概就是那台最能把眼下支配着这些华人工人手工剥麻的道理，自动而大规模地施行出来的机器。一般的操作者——他们往往是女子——在华人十二个钟头的一个工日里，很容易取出净皮形式的纤维十六至二十磅。笔者见过一名熟手，一个钟头能出净皮两磅半；据人向我保证，此人在华人的一个工日、也就是十二个钟头里能出三十磅。而且据说在有经验的工人手里，这并不是什么出奇的成绩。这说的是湿皮，干料的重量要略少些。〔注三〕

山地族群所种的苎麻，大半由他们用来织所谓的「山地布」，他们的衣服主要就是这种布做的。这种布也是一宗交易之物，界上的华人买去不少。它极其耐用；因所用的织具粗陋，质地自然粗糙，但有些做工显然很有装饰之美。山地族人把染过的毛线或棉线织进去，配出彩色的几何花样；这些线几乎全是从以物易物换来的彩色毛毯或别的外国织物上拆下来的。花样总是自出心裁，往往很醒目，对搜集装饰性与别致织物的人应当极有意思。

华人妇女从前被看作该当供给一家所需的布料；近来台湾的华人却觉得按需要向专门的织工买布对自己更有利。于是华人在台湾所产的纤维，除留一部分制绳索等等之外，都运了出去，主要运往中国。其中一部分日后又织成所谓的「夏布」运回来，本地对它的需求相当大。

苎麻纤维确切的出口数字难以查明，因为海关的报表里并不把它单列一项。一八九八年运往中国的各种纤维共两万八千六百八十五担，合三百八十一万五千余磅，值三十九万五千九百一十一日元。苎麻纤维占其中最大的一份，论值大概到三十万日元上下。这桩买卖虽不算大，却在成长。一八九六年这项产货的出口还不到二十万日元，十年前更只是几万的一个小数目。日本对苎麻皮的需求相当大，大阪近来又组了一家公司，据说资本一百万日元，专营台湾这种纤维的输入与销售。

近几年来，大概没有哪一种植物像苎麻与拉米这样引起如此广泛的注意。这两种植物所出的纤维，在一切已知的植物纤维里居首位。论细，只有丝胜过它；论光泽，丝也是它唯一的对手；论强度，俄国大麻是最强的植物纤维之一，它却强过三倍。所以它既能招动种植者、又能招动制造者，并不奇怪。

只可惜行家至今还没有找出一个办法，能以够低的成本做出成品纤维，使这种产货得以上市与别的纤维竞争。

所需要的是：先用一套便宜而切实可行的工序把纤维取出，最好是用能在田间、在小园子里操作的机器，就像打麦机用在麦子上那样。手工因为费钱，是完全谈不上的。然后纤维须经脱胶，制成合于纺织厂用的精麻。

最先把发明家的注意引到所谓拉米难题上的是印度政府，它悬赏五千英镑，征求整治这种纤维的最好办法，不论是机械的还是化学的。为争这笔赏而提出的机器一台也没有成功，这番悬赏终于撤销。然而印度政府这一举并非全无结果，它引起了别国的兴趣；自那以后，想解开这个难题的尝试便没有断过。

在剥麻一面，好几位发明家已获部分成功。法维耶、德桑茨海尔与福尔三种机器都是法国的，迪思的是英国的，艾利森的是美国的，成效都比较好。人们对这些机器所期的，也不过是把植物剥开、再把所得的皮条粗粗刮净而已。〔注四〕

纤维从机器里出来，便是商场上称作「机刮苎麻」的可售之物；至于把皮条化成精麻，种植者一般不必插手，那是最好在纺纱厂里做的工序。

苎麻最后那道工序，人称脱胶，还几乎没有走出试验的阶段。它要从皮条里除去一种难缠的胶质，把它们化成那种人称精麻的细白如丝的纤维，以备上纺机。人们普遍承认这只有用化学药品才办得到。法维耶、博伊尔、戈梅斯、弗勒里—莫里索以及别的几套办法，都是为办成此事而发明的。有些用途，譬如制钓线、渔网以及像本地夏布那样的粗织物，纤维不必用化学法脱胶；据说只要在梳麻机上过一遍，就刮得够干净了。

在利用这种纤维上，法国人或许比哪一国都成功。法维耶的办法无论用于剥麻还是脱胶，在法国与西班牙都用得很顺。法维耶公司把自家剥麻厂的产货自己纺，这桩生意已做了好几年。德国巴登还有第二家成功的纺纱厂，欧洲另有五家上下的工厂专纺输入的苎麻或拉米纤维。这些厂的产货用来制花边、台布缎、餐巾、手帕、家具蒙面、窗帘等等，以及一般的家用布品。据说法国的旅馆与铁路公司因这种新产货极耐穿耐洗，已废了寻常的麻布而改用它。陆军大臣已采用它制气球的索具、弹药袋等等，陆海军又用它来裹伤。巴黎有二十个市区的公署用它作布品，法兰西银行印钞票也已一概改用它。〔注五〕

只要注意到制造这种纤维还是一项新行业、一般还被看作仍在试验阶段，这番成绩便很可观了。别国将踵法国之后利用这宗可贵的产物，这是几乎无可置疑的。制造上最难的几个问题都已解开，所余的只是把已知的道理应用得更完备，做出容易操作而又省费的器械。到那时，苎麻与拉米不久便会在植物纤维中占到很前的位置；而台湾既比大多数地方更具备种好前者所需的条件，便会发觉这种纤维是它最可贵的物产之一。

二、大甲蔺。属藨草一类。

本岛可算独有的产物极少，其中最要紧的是大甲席；它是用一种长在本岛中部、至今尚未定名的蔺草制的，行家相信这种草是台湾所独有。在本地，无论本地人还是日本人，以及在中国，人们都把它与别的一切席区别开来；因无更好的名目，便取了它产地的名字，人称「大甲席」，日本名大甲筵。这种席论美观与柔软，只有著名的巴拿马草席比得上；而且像后者一样，可以像一块布那样折成一小卷而丝毫无损。

谢立山先生与别的著者都把大甲蔺说成席草；但只要把中国与日本几种确知是席草所制的席子同大甲席比一比，一眼便看得出后者所用之料与别的大不相同。而这一试还颇为要紧，因为有些席子的材料整治之法与大甲的办法相似，照理织成之后该与大甲席相像。再者，真正的席草在北台湾也有，它青时的样子虽与大甲蔺的茎略相似，干后却显出好几处把它区别开来的特征。大甲蔺的茎柔软易弯，干后常呈浅石板色。席草则比较硬而脆，光泽相当强，干后呈黄色。还有，两种植物的花极不相同。韩尔礼博士曾示意大甲这种植物也许属藨草，田代先生也认为是藨草。藨草的样子与大甲蔺相似，也一样柔软易弯。不过要断定种属，还须进一步查考。

大甲席所用的蔺草是一种三棱的蔺，在大甲一区低洼的沼地里长得旺，而栽培只在水能供得充足的田里。原来的植株是野生的，但眼下所用之料全出于栽培之株，后者如今已胜过野生的蔺。这种植物用种子繁殖，浅色的黏土似最宜。一月或二月下种，幼株出来之后，便移栽到一片水足的大田里。上油饼与别的肥料，田里也不时除草。到六月蔺草便算熟了，尽量贴根割下。十月得第二收，这一收所出的株子更好。

用上述这种蔺草制那有名的席子，在台湾并不是一项新行业。据说约两百年前，住在附近一个族群的一位妇人在寻找可以织席的草时，遇见了眼下这种当时野生的蔺草。她试了一试，发现这种草合用得极好，便教别的族人妇女用它；华人又从她们那里学来了制法——华人对这种席子的美观与耐用是一眼就识得的。

正如这些可怜的山地族群常遇的情形，他们发觉自己不是精明的华人的对手。他们被逼回山里，肥沃的平地永远脱出了他们的掌握；自那时起，大甲席便只由华人出产了。

席子一概是手织的。蔺草干后顺长剖成细条，条的宽窄要看所要织的席子是哪一等。便宜的席子零售三四日元，每英寸约十条；较好的等级零售八日元以上，每英寸二十条以上。织后者时，一根蔺草要分成六条以上。这活几乎全由年轻女子与女孩做；西洋反对童工的人若看见其中有多大一份握在极小的女孩手里，必定会吃惊。孩子八九岁上头一次学织，照例到十二岁便相当熟练，那时已能织较好的等级，并织进装点这几等席子的几何花样。

虽也制些较便宜的等级供本地用，出口的席子零售价自三日元往上。最上等的，譬如从前华人官吏常买的那一种，要值到六七十日元。它一般价高的缘故，只要注意到以下一点便明白：一张整幅的席，五英尺乘六英尺，织席的女孩织较低的等级要二十至四十天，中等的要六七十天，最上等的要一百二十天以上。

中部台湾的大甲一区有一百六十五户上下、一千多名妇女经常从事这桩制造。做这一行的村子主要是苑里、大甲与大安港。〔注六〕此外还有许多农家女子以余暇做这活。据估计，这样不定时制席的约有一千三百户、三千名妇女，她们所挣每日自五分至两角。每年的产额达整幅的席约一万张，值三万日元以上，另有相当多的小席，以及大批的外国式帽子。制帽子只是三年前才开始的，如今在岛上的日本人中间很受欢迎。这些帽子形状像西洋所谓的软边帽，又轻又耐用，只是不能算好看。全岛都买得到这种帽子；若做成更贴近西洋式样的形状，无疑在日本、在中国的外国人中间、乃至在海外都找得到市面。它们可以极好地代替巴拿马草帽，而价钱只及后者的一小部分。日本海军已在考虑采用这种材料制水兵的帽子。

这种席子在炎热的夏月里铺床，受人欢迎是当得起的。小康的本地人几乎不用别的东西。较好的等级细软如布，外国人在上面铺一条单子，比寻常铺排一堆被褥所能得的要舒服得多。大甲席与大多数席子不同，被汗浸湿时似乎没有那种黏腻发潮的感觉。它值得推荐给住在热带的外国人。眼下所制的席子颜色并不总是匀的，自浅褐到石板色不等；但若特别要求，匀净的颜色是容易做到的。制时不用任何染料或化学漂白，那种极耐看的石板色与浅褐的深浅相间，只是干蔺草的天然颜色。

大甲席经海关出口的虽不多，华人乘客带往中国的却为数甚众。贪利的华人眼里总有生意，离淡水港的人很少不带上一两张这种席子的；他们知道运到中国必能赚钱出手，船钱便由此付出来了。

三、黄麻。日本名纲麻，本地华名麻。

本岛产纤维的作物之中，黄麻的要紧仅次于苎麻。它与孟加拉中部、东部以及中国、日本为取纤维而广种的那一种是同一种植物，在英国找到了有利而日增的市面，那里用它制毡毯、地毯与别的粗织物。

它长在田里颇为醒目。最常见那一种的茎幼时深红，随植株成熟转为红绿色。披针形的叶子从植株上三分之一处长出；茎长到最长——譬如十或十二英尺——时，整片看去对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来说颇有气象。另有一种茎是绿的，但在台湾不受重视。与苎麻一样，黄麻种得很广；自一八六六年大清海关首次报告本岛的贸易以来，它所出的皮条便以「麻皮」这个误人的名目列为台湾的一项出口。

植物学家田代报称，品质最好的黄麻长在南台湾东港一带。本岛东北部的宜兰也产品级很好的纤维。这几区的土壤多半松软深厚，含大量分解了的植物质，所以特别宜于黄麻。北台湾所产的黄麻自淡水出口不少，新竹一区的产货自旧港出口，南台湾的黄麻主要自安平运出。〔注七〕

这种植物的栽培是这样的：

四月或五月在一小片整治好的苗床上密密下种，等幼株出来、长到八英寸上下高，便移到田里。也有径直下种的，但那是例外而非常规。茎长到三四英尺时，便用粪水或豆饼粉、或两者兼用，给田上足肥。

〔注一〕（原注：据美国政府所刊道奇所撰《美国拉米栽培报告》第七号，种植者对于株距多大才收得最好，意见极不一致。在美国，株距一般自一英尺至十五英寸，行距自一英尺至一英尺半。）

〔注二〕（原注：笔者藏有长近九英尺的苎麻纤维，但这是例外，所说的那些植株是特意按大小挑出来的。）

〔注三〕（原注：道奇先生那份由美国政府刊行的拉米报告里有这样一句：「华人用手剥取纤维，据说每人每日不过两磅。」而谢立山先生所撰的一份英国领事报告里，一人在十个钟头的一日内所能取的纤维是八磅。谢立山先生所说，或许是指自田里剥皮到刮净皮条——后者通常在种植者家里做——的全部工序。）

〔注四〕（原注：一八八七年，迪思的纤维机器运到台湾淡水，用来剥苎麻。然而这桩带试验性质的事业看来并不特别有指望，做了几个月便停了。）

〔注五〕（原注：见美国政府所刊道奇先生论拉米的报告。）

〔注六〕（原注：北台湾大坌一区的南口村也有几家做大甲席。）

〔注七〕（原注：黄麻纤维的出口，在一八九七年日本海关的报表里列如下：「麻皮」自淡水出口一千九百零八担，值六千零二十八日元；自安平三百七十七担，值一千二百零八日元；自旧港九百四十六担，值四千六百九十四日元；自涂葛堀二百六十九担，值八百九十二日元。全台共出口三千五百二十八担，合四十五万七千余磅，值一万三千零八日元。）

第二十一章台湾的经济植物（三）

黄麻比苎麻更耐得住过多的水湿；在北部，我们看到它长在淡水河的低地上——那是常遭淹没的地方。每年台风洪水时淹上一两天，看来并不伤它，除非整株或一部分被整个冲走。笔者曾在洪水后第二天去看过一片田，当时田里还积着八英寸上下的水，植株却都昂着头，鲜亮有力，显然一丝也没有受伤。

到九月，茎便可以收了。这桩活由男子做。把植株连根整个从地里拔出，再把茎夹在两根圆棍之间，由一人紧紧握住。先把一段皮松开，搭过其中一根棍，再由第二个工人把剥开那一端迅速拉过，于是含着纤维的皮便与里面的秆分开。正是这种皮，成了商场上所谓的「麻皮」；用来制绳索，或是剖开来做最粗的麻袋，无须再加整治。不过若要用它做较好的袋料或类似的东西，便把皮条浸在水里，软了之后照下面的办法把外皮刮去：一根柱子出地面约两英尺半，近顶处横出一块约一英尺长的短木。短木便是一把刀形器具的垫座；刀刃那一端嵌在柱子里，只用一枚铁销固定，柄端是活的，这套家伙有点像寻常切烟饼的刀。刮皮时两个人对面站着或坐着，中间放着这套粗陋的器具。把柄端抬起，放几根茎在木座上，再把刀压下，把茎拉出来。茎从刃下过时，压的力道要刚够除去外皮而不伤纤维；这桩事照例做得很令人满意。两个工人一天可整治出纤维约两担，合两百六十六磅。

纤维按一担、合一百三十三磅捆成束，本地市上值约五日元。

与苎麻一样，若引进切实可用的机器来剥黄麻，这一行业大概能站得更稳当些。田代先生以为日本人应当出头，设立大园子，改良栽培，大规模出产纤维。本岛宜于种黄麻的地面很大；而照此地所能得的比较便宜的人工，至少供日本所需，应当是办得到的。

三、棕树。日本名棕榈，华名棕。

这一种蒲葵类的棕树在北台湾各处广为栽培，为的是它那又韧又有用的纤维。它也是一种观赏之木，添在哪个园子里都好看。中国与日本都广种它，那里极重它的纤维；在本地一切棕类之中，它似乎最耐活。

它用种子繁殖，播在小苗床上；长了几年，幼株高到十八英寸上下，便移到畦里。第二年再移一次，第三年栽到它最后安身的田里，株距约五英尺。第四年这棵幼棕高约六英尺，出头一批纤维；第八年高约十英尺，自此到第十五年产量最大。过了这时候，树产纤维的本事一般就退了，但要到五十年上下才不再出值得收取的纤维。

每片叶柄的基部托在一个鞘里；一棵大树可有长足的叶子八至十片，便有同样数目的鞘，而所要的纤维就在这些鞘里。纤维一般一年收四次，每收可得发育够了的鞘四五片。成大片的纤维极轻，好品级的一片重不过一两半。所以一棵树一年最多出纤维三十两上下，照市价值约两角四分。一人若有需要，可照料五百棵以上的树，所得的进项在华人种植者看来算是满意的。取纤维的办法是绕着鞘的基部割一圈，纤维便脱下来。所得的一片纤维料长约两英尺、宽约十八英寸。它本身就是一块织好的料子；用它的时候，把所需的片数像一块块布那样缝在一起。

纤维须先在日头下晒透，此外无须再加整治。这种料子呈褐色，样子有点像椰子纤维，极耐用，用上多年也不烂。这种纤维在本地市上每担值十五至十六日元。它主要用来制华人的雨衣，把几层大片的料子边缘相叠地缝起来。纤维拆散之后，也大量用来给帆船等等制大索。几层片料缝在一起便成一张垫子，铺在潮湿或泥污的地上，苦力便有了干燥的床。同样的料子还用来制华人的凉帽，以及各色刷子，有些刷子就用片料较硬的部分作柄。

这种有意思的植物当得起比台湾本地人所给的更多的注意，这是几乎无可置疑的。它既容易得，又韧又耐用，而且与许多植物纤维不同，几乎不会腐烂；这些好处若能充分利用，它在西洋各国应当找得到市面。

四、西沙尔麻。日本名龙舌草，华名番瓜。

这种极可贵的纤维植物虽不多见，东港、打狗与台南一带是遇得到的；龙舌兰另有一种，就是所谓的「美洲芦荟」，见于北部淡水与基隆附近以及棕树岛上。〔注一〕台湾的居民似不知龙舌兰的价值，它在别国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已成产纤维植物里最出色、最可贵的一种。

龙舌兰是已知最古的纤维植物之一，墨西哥某些地方自远古就栽培它。一八九〇年，西沙尔麻这一种被大规模引入巴哈马群岛。外国资本有意于此，当地政府也加以扶助。人们已经满意地断定西沙尔麻这一行业能给这些岛带来利益，于是显出几乎无可比拟的劲头，要尽快把这一行业放在稳固的基础上。这种植物到第四或第五年才出纤维；取纤维的合用机器起初也遇到些难处，然而到一八九七年，所产的纤维已在一百万磅以上，如今在巴哈马群岛的出口货里居第三位。照行家的意见，西沙尔麻的栽培处处显出不几年便要成为这些岛上头一行业的样子。

墨西哥是主要的产区，一八九七年出口在一亿五千五百万磅以上，值墨洋一千一百五十六万四千元。一八九八年墨西哥纤维的市价每磅约合美国金币七分至九分，即一角四分至一角八分日元。这种植物在台湾虽无人照料，多年来却长得旺；有它在此，便使人觉得本岛栽培它大概有利可图。

台湾西岸许多地方有长长的沙土地带。这种地难以灌溉，所以少有人去耕种。西沙尔麻在此处长起来并不费事。在别国已经发现它在一般认为荒瘠的土里也长得旺；而在墨西哥——它在那里已证明极有利——常种在对别的植物全无价值的沙地或石地上。有人断然声称：长在比较干旱、离海面只高几英尺的地上的龙舌兰，产量若不胜过，也抵得上种在看来好得多的土里的植株。

繁殖用种子或根出的幼株，头一批先种在小苗床上，再移栽。用高约两英尺的株子开园，三年后出头一批纤维，此后可产十至二十年。

在墨西哥每英亩通常种四百株上下，每株一年平均出叶二十至二十四片。由这些料可得净纤维四百五十至五百磅以上，照眼下的市价值六十三日元以上。

成本估计每磅约四钱，于是种植者每英亩获利四十五日元以上。

台湾的地位是有利的：就地已有足够的株数可以小规模开始栽培，而本岛有些地方土壤与气候所需的条件合得这样完满，栽培这种植物会是一桩有利的事业，似乎几乎无可怀疑。它一经引进，我们可望看见本岛如今不出产的那些地面，所得之利或许还超过某些看来好得多的地方。

有一点颇可留意：台湾许多华人对龙舌兰抱着迷信的畏惧。他们认为它是带病之物，常把这种植物连根拔掉毁去。

五、凤梨。华名黄梨。

凤梨全岛都长，但似以南半为最旺，在那里长得很大，结出甘美爽口的果子，别国少有能胜过的。南部的凤梨作为产纤维之物也胜过北部的；而把取纤维当作一项正经行业来做的，主要就在南台湾。

纤维取自这种植物的青叶。小叶子与围着果实的那些大的红色叶子纤维较劣，所以不值什么。

取纤维的几乎全是女子。把植株放在一条长凳上，操作的人跨坐在凳的一端。所要的那些边缘带刺的叶子已由手剥下，平放在她面前。于是一手握住叶的下端，另一手拿一只小瓷碗倒扣着当刮子〔注二〕，刮叶的两面，直到纤维露出来。纤维一露，便把它挑出；华人素常的长指甲给操作的人备下了松开纤维头的有效工具。取出够多之后，把纤维浸在冷水里，再在日头下漂白；要最好的品质，这后一道工序要重复六次。纤维大半出口，也有一些在本地用来织一种凉快的夏布。

供出口的纤维每十斤捆成一束，十束合成一包，重一担，合一百三十三磅。它大量运往汕头，在那里织成细等的夏布，在那边每担卖三十三至三十七日元。〔注三〕

凤梨是被认为前途光明的纤维之一。在菲律宾，出产这种东西是一项要紧的行业，由它所织的「凤梨布」是一种美丽的织物，较高的品级所售之价与西洋各国所付的相等。人们认为一旦采用新式机器，成本可以大减；所以行家都以为这种纤维是一宗将要显要起来的东西。

六、月桃。日本名沙仁，又名缩砂，华名月桃。

这种植物全岛野生，但主要在丘陵一带。除了作园中的观赏之物，并无人栽培；在园里，人重它初夏开的美丽花朵。它结一种小小的圆果，果面的条纹颇为别致，华人用它作药。茎平均高约五英尺，在合宜的地方常长到六英尺以上，所出的纤维韧而粗，本岛有些地方的华人与山地族人都用得很多。

田代先生记述这桩纤维的行业如下：

华人把茎捣打，使外皮松开，露出一条纤维的带子，再把它分成极窄的细条，用来做草鞋与绳索。北台湾各族群很少用这种植物，南部的山地族群——尤其是鲁凯与排湾两族，以及卑南一带的太麻里一族——却极重它，而且用得颇有手艺。山地族群所用的办法与华人略有不同。他们在近根处把茎割下，小心把半包着茎的鞘除去，再把茎卷成圆筒，挂在屋檐下晒干。要用的时候，把已经干硬的茎取下压平，各条按所要的宽窄剖成细条。他们并不设法把细丝分出来作纺线等用。所得之料极柔韧，几乎专用来制上等的席、篮之类。山地族人编制与成形这种料子极有本事，有些席子装饰性强得足以成为人家屋里的一件好东西。篮子大小形状不一，小的像一只烟盒，大的如一只旅行箱。这些东西既供自家用，也做来出卖，而且在他们到界上村落去以物易物时，占着货物里相当大的一部分。

七、构树。日本名楮，华名鹿仔树。〔注四〕

这种植物遍长于平地与丘陵。在台湾它长成堂堂的树，常见直径一英尺以上的。它虽以「纸桑」为名，又在好几个国家用作造纸之料，它那富于纤维的皮在有些地方却被制成一种布。整治这种皮有好几种办法，而在这种树利用得最多的南太平洋诸岛上最常行的一法是：把直径一英寸的小枝泡在水里，直到略略泡烂，再把表皮刮去，趁湿把条子压打成一张纸一般的布。有名的皮特凯恩岛民多年来衣料全靠这种植物，他们通称它为「布树」。《比奇航海纪事》里有一段关于这种植物的记述颇有意思——比奇船长于一八二五年到过那岛。作者写道：「若要布成褐色，便把做布用的内皮裹在香蕉叶里搁上四天上下；随后打成厚厚的面团似的东西，再搁着，等它将要发酵时取出，最后顺着与横着打成一件衣服。这样得出的颜色是深红褐色。每块一般都大得够裹住全身。」〔注五〕

只要想到这种布一般的料子何等容易取得，以及它对不通文明的原始之民何等有用，台湾的山地族群竟不曾试着利用长在他们境内的这种树，实在奇怪。山地族群无论在何处，对自己能善加利用的树木照例都很熟悉，在这上头有学问的植物学家也教不了他们什么。实在说，他们在从草木里取得那些经粗陋工序便能制成对自己有用之物上，往往显出的聪明与对山林真正的知识，一想到他们一般的无知，有时真令人难以理解。

八、香蕉。

香蕉一族在台湾有好几种。宜兰一区的平埔族群用香蕉树所得的纤维织布，但他们所用的是哪一种，至今还未确定。不过对此事作过一些研究的田代先生说，那并不是蕉麻——菲律宾广种的所谓马尼拉麻就出自蕉麻。蕉麻作为纤维植物是香蕉一族里最要紧的一种，它的栽培或可引入本岛，只是每株所出与栽培的费用相比太少，是否值得投本，很可疑。本岛所得的香蕉纤维来自一种本地称作「山蕉」的茎。这一种的果子不能吃，人重它只为它的纤维，纤维色白，品质相当好。台南一府所制的香蕉纤维相当多，有时也有少量运往中国。本地用它织布、制细绳等等。在红头屿，山地住民种蕉麻，取料制布、制绳等等。出甜果的寻常香蕉，它的茎也出相当韧的纤维，虽粗而不好看，用来制绳或许还有些价值。把茎从一台迪思纤维机器里过一遍，论重量约可得干净纤维百分之一。华人最是会算的，照理会想见他们把寻常香蕉割果之后的茎也拿来取纤维。然而并不如此：茎被扔在一边，让它在地上烂掉。

九、林投。日本名阿檀，又名蛸木，华名林投。

这种植物全岛都有，南部最多。它是一种棕榈似的大灌木，高八至十五英尺。它在沙土里长得旺，常见于海岸一带。它结一种果子，乍看很像可吃的凤梨。琉球群岛中的冲绳诸岛种它极广，那里的纤维用得很多。它在南洋诸岛也是人所熟知的植物，那里把它富于纤维的叶子剖成细条，用作制席、制篮等等之料。

在台湾，林投常种来给园子或农舍围篱，而由茎上垂下的气根所取的纤维被利用到一定程度的，只有台东与恒春两区。在上述地方，用它制一种极耐用的草鞋，爬山很有用。好几个区也用这种植物制绳。拿一段气根把一头捣开，便得相当好的漆刷。再者，它的果实每一个界线分明的圆形小瓣，本身就是一支现成的毛笔：取下时一般已削成尖，把头上一截打开便成笔柄。它主要用来在箱子上写字。把自香港送来的一种林投的叶子从迪思机器里过一遍，得了几根品级相当好的制绳纤维。

十、虎尾兰。日本名千岁兰，本地俗名虎尾，华名虎尾兰。

这种出色的纤维植物只有一种代表，至今尚未定名，见于澎湖，又作为园中观赏之物引入台湾。它长得很旺，在南台湾也容易栽培——那里低丘各区肥沃湿润的土壤与比较温暖潮润的气候极合它的生长。笔者把自台北一座园子里取来的几片这种植物的叶子从迪思机器里过了一遍，所得的纤维，至少在笔者没有经验的眼里，是本岛许多纤维里最美的，只有经化学整治的苎麻能够例外。它纯白，光泽格外好，盘起来时很有弹性而活络，极像一圈细白的头发；而且这种纤维结实而韧。论重量，从鲜叶里得净干纤维一分。用机器取它的纤维，看来并不比龙舌兰难；若这种植物容易种，它似乎必有光明的前途。台北的农事试验场正在栽培虎尾兰的好几个种。

十一、咸草。日本名七岛蔺，又名三角蔺，华名咸草。

这种蔺草在北台湾栽培得相当多，本岛别处也种一些。它是多年生的，种在沼地或人工灌水的田里，高四五英尺。它是本岛制廉价席子的主要材料。华人惯用席子铺床，有时也当被盖，所以销得很多。包装用的席料也用这种植物制，而单根的茎则当细绳用来捆包等等。

这种植物在中国宁波与广州一带以及日本九州栽培得很多，两国都用它制席。

十二、黄秋葵。日本名黄蜀葵，华名黄秋葵。

这种植物有时也叫秋葵，在热带各处为人熟知。它结一种籽，有些国家当食物；它那粗壮多毛的茎在西印度群岛被用作一种长而柔滑、品质相当好的纤维的来源，用来制绳、细绳、袋料等等。美国南部与古巴对这种植物颇感兴趣，为它的纤维而引种。这种草本在台北一带以及台湾别处野生。华人不用它，也没有人试着栽培。

十三、洋麻。日本名洋麻，华名红秋葵。

这种草质灌木在波斯与印度为人熟知。它出一种柔软如丝的纤维，韧而有弹性，用在制较粗织物的那类纤维——如黄麻——上，它是极合用的代替品。这种植物在台湾不野生，但已作园中观赏之物引入。它在此地长得很好；若某些俄国热心家对这种植物在波斯所抱的厚望得以实现，它或可成为本地农家值得经营的一种有利之物。

十四、木棉。日本名木棉，华名棉树。

这种树在南台湾长得颇多，凤山一区尤其如此。北部不常见，不过台中一府埔里社附近的山里常遇得到。这种植物如今虽野生，很可能原是华人引入本岛、栽培过一时的。眼下台湾的本地人很少利用它蒴果里那种棉絮似的东西，而中国用它来填枕头、褥子等等。

十五、梧桐。日本名青桐，华名青桐。

这种树野生，主要在丘陵各区。它在台湾不常长得很大，也不很常见。所得的纤维韧而略粗硬，蕃薯寮一区的山地族人用它织一种所谓的「山地布」。幼树茎上所得的纤维皮有时用来制粗的细绳与绳索。

十六、白桑。日本名岛桑，华名桑丝。

这种树全岛都长得旺。北部认为它没有商业价值；但韩尔礼博士说，南台湾万金庄一带的山地族人从幼树的根皮里取纤维，用来织布、制猎袋等等。〔注六〕

十七、葛。日本名葛，华名葛。

这种藤本在台湾山里与低地都野生。中国有些地方用从皮里所得的纤维织一种夏天穿的轻布，品质极好。据说古时日本人也用这种纤维织布。

十八、黄槿。日本名岛滨朴，本地华名粿叶。

这是一种小树，直立的枝条很多。台湾极南的排湾族人从枝条里取纤维，用作细绳等等。南洋诸岛也用这种纤维织渔网等等。它在台湾丘陵各区野生。这种纤维用迪思那样的纤维机器很容易取出，但须先把皮剥下，不要把沉重的木质部分也送进机器。

十九、木芙蓉。华名木芙蓉。

这种草本所出的纤维商业价值可疑，曾发现它在桃仔园附近以及打狗一带野生。它在本地长到六英尺上下高，华人不用它。

二十、高良姜。日本名熊竹兰，华名高良姜。

这种植物在全岛丘陵各区野生。它的茎可得纤维，有时用作制草鞋鞋底之料。

〔注一〕（原注：韩尔礼博士报称西沙尔麻这一种已引入打狗一带并归化。别的著者则报称此种在淡水即沪尾以及棕树岛上也有。美洲龙舌兰在淡水与棕树岛上极多，这一种无疑被人与西沙尔麻混为一谈了。就笔者所能查明的，北台湾所见头一批真正的西沙尔麻，是霍金斯先生今年引进的。）

〔注二〕（原注：这就是华人吃饭时盛饭所用的寻常小陶碗。）

〔注三〕（原注：一八九九年凤梨纤维的出口，日本海关的报表里列如下：自安平四百九十五担，合六万五千余磅，值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二日元；自鹿港四担，合六百八十磅，值九十四日元；自涂葛堀十五担，合两千余磅，值三百一十三日元；自淡水七十三担，合九千七百余磅，值一千三百余日元。共出口五百八十八担，合七万八千余磅，值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一日元。）

〔注四〕（原注：造纸植物一节也论到此种。）

〔注五〕（原注：见《比奇航海纪事》第一卷第一百三十一页，伦敦，一八三一年。）

〔注六〕（原注：见韩尔礼博士《台湾植物名录》第八十六页，载日本亚细亚学会会刊第二十四卷附册，东京。）

第二十二章台湾的经济植物（四）

二十一、二十二、藨草两种。日本名莞蔺、三角蔺，华名茭草。

除咸草之外，上述莎草科的这两种植物也用来制席，不过规模不大。前一种全台湾都有，后一种则以本岛南部最常遇见。

别的纤维植物

上面所述的纤维植物，或是本地在用的，或是在别国有商业价值的。台湾另有许多纤维植物，虽然在市面上价值极小乃至全无，却被若干国家的土著用来供自己日用之需。无疑其中有些纤维日后会用得更普遍，而且终将成为它们所生长的那些地方的一宗财源。〔注一〕

造纸植物

一、通脱木，所谓的米纸之木，更确当的名目是通草纸之木。日本名通草，华名通草。

台湾最有意思的植物产物之一，是所谓的米纸之木。这个误人的名目之所以加在这种植物上，无疑是因为成品与上好的米纸略有相似之处；但「通草纸」是确当得多的名目，如今也渐渐通行起来。通草纸之木原产本岛，看来在山地族群界上烧过的地块上长得最旺。界上的小山火是常有的事。有时是山地族人所放，他们用这个办法清地；有时是在界上有地、又想扩张自己产业的胆大的华人农户所放；再不然就是华人农人用这个法子向山地族群的仇敌报复，同时把山地族人逼得更往山里退，以增自己的安全。在这些焦黑的地面上长出的新草木之中，通脱木往往很显眼；它虽一般是野生的，但那块清出的地若在山地族群境内，他们还常常多插些插条来增产。这种植物长得快，高到十英尺乃至十五英尺，基部直径自两英寸到五英寸。茎的中心有一条圆柱形的细胞质髓心，占全茎一半以上。靠树的下端，那髓心分成一节节比较小的空腔，有点像竹子，只是外面不显环节。做所谓米纸的料就出自树的这个髓心部分。取它的办法是把茎切成约两英尺长的段，把皮与木质的壳打破一部分，再把髓心松开推出来。合乎上市尺寸的髓柱直径一英寸以上。这样的髓本身就卖得，每年出口约三万磅，值五千日元，中国各口岸与香港是主要的市场。不过这项产货大部分是以所谓米纸的形式运出的，而那其实只是髓的刨片。取它用的是一套极简单的家伙：一块瓦片或硬木板，两侧比板面略高，上面搁一把平直的利刃，可以随意来回拉动，刃口高出板面的距离正等于所要做的纸的厚薄。做的时候，把髓柱切成在瓦板上容易滚动的长度。刀放在板的最右端、刃口朝内，髓柱顺长贴在刃上，左手使它向后滚动，右手引着刀紧紧压着跟上，便刨下长长的一片薄片。这桩事极要手艺；在熟手手里做得这样快，看去竟像只是在把一卷白缎带解开。所得的片子随后重重压过，去尽水分并压平，再切成约三英寸半的方块，九十张一包包起来。

台湾的通草纸大量运往中国与香港——由香港转运广州——华人用它制假花；广州的画师与别的人把精致的小幅画画在他们这种真正美丽的纸上，销路相当好。它也用来制凉帽，因为它又轻又韧又不透水，极合此用。本地也用它制假花，此外髓还作药用。供出口的纸分三等，本地价每百包自一元一角至两元五角。它与大甲席一样，常由华人乘客带往中国，所以有许多并不出现在海关的报表上。一八九九年海关的报表所列出口为两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磅，值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八日元，淡水是主要的出运口岸。〔注二〕

二、竹。

山里有一种小竹，台湾用它制一种极粗的包装纸。这一行业在台北与台中两府好几处地方都有。其中大坑庄离新竹线上的龟仑岭车站约六英里，大概是自台北城去最便当的。八里坌堡在观音山脚下，那里这一行业规模很小，自沪尾去很容易到。台湾所产连本地的需求也供不上。做这活照例只在山边一带，那里所需的那种竹子长得多；主要的制法如下：

所用的是无枝的幼竹，于五月或六月间砍下，那时竹子通常高四五英尺。先用木槌把竹捣碎，再放进一个水泥槽里，槽约长五英尺、宽三英尺、深四英尺。加水盖过，再加一定分量的石灰，就这样让它沤上四十五天上下。随后把料取出，用清水洗过，放进第二个与上面尺寸相似的池里，再浸四十五天以上。这时纤维质已软得多，便放进石臼，用脚踏的石杵捣——就像华人舂米的臼那样。在这里把纤维料捣开刷散，直到分成短丝、化作纸浆。随后把料摊在台上用脚踩，直到水分被赶出一部分、浆变得黏手。再把浆移到第三个水泥槽里——槽中先已慢慢加了一部分清水——搅动，直到稀稠合度。到此浆便可以做最后一道工序了。这道工序要用一件筛子似的器具：一个二英尺四英寸乘九英寸的框，上面架着铜丝、横丝与顺长的漆竹条，织成细密的网。第二个薄木框严丝合缝地扣在这面筛上，它的外缘略高，好盛住做一张纸所需的那一份浆。第三个框把上述两者夹在一起，两侧伸出，操作时供手握持。把这整件器具浸进槽中，使筛面蒙上一层浆，再平平地提出来，略略摇动，使浆摊得匀。大部分水很快从网里漏掉，便把外框取下，把内框斜立着沥水。水沥尽了，把筛翻过来，让那张软纸落在专备的一块板上。这样一张一张做下去，一张叠一张，叠到三四英寸高。随后在上面压一块板，整叠放在一根长木杠靠支点的那一端下面。在木杠自由的一端加重物，纸便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把多余的水挤出，使它们紧实挺括。从压榨下取出之后，纸四张四张地取出，夹在剖开的竹子里，挂在日头下晒干。天气不好，便把纸收在遮蔽处，等有机会再晒。可以料到，这套极粗陋的工序极费工夫；而且往往——大概是因为天气不顺——整套工序要半年才做得完。上胶、砑光、热压以及别的提高纸的品级的办法，本地华人都不知道；台湾的产货是一种又厚又粗糙的草色纸，里面满是沤得不透的竹纤维，常常只略与纸身相连，一抖就掉。纸的尺寸是十二英寸乘二十九英寸，每百张卖一角五分。

这一行业的中心在嘉义，那座城与附近一带每年产纸数百万磅，值约二十万日元。出口实际上没有。一八九九年虽有一成五的海关进口税，输入的华人普通纸却值三十五万日元以上，可见这一行业还有相当大的发展余地。淡水河上游既有水力可用，原料又丰足，办一座小小的新式纸厂看来也可能是一桩有利的事业。除日本人输入的那种细纸不计，华人所耗各等纸——不计外国的砑光纸，但把本地所制的算进去——每年值六十五万日元以上，而且看来还在增加。原料在本岛比在中国或日本都丰足，兴起一桩出口买卖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构树。日本名楮，华名鹿仔树。

这种树全岛野生，本章前面已作为纤维植物记述过。好几个国家——中国在内——用它造纸。台湾也用它，只是规模极小，制造只限于北台湾少数几家小作坊。本地对这种纸的需求不大，但人们发现它很适合做纸伞、灯笼等等之料，而这也是它在本地唯一的用途。北台湾台北以南数英里的景尾经营这一行业，下面所述的制法就是那里所行的。

树皮取自北台湾中坜与新竹以东的山里，那里这种树似最多。四五年的幼树以及长在背阴山谷里的树，所出之料似最好。整条树干自上到下的皮都剥下来，把粗糙的外层刮去，再在日头下晒干，分成一英寸上下宽的条，捆成小束。造纸的人按品质、运费等等，以每担四至五日元买下。下面所述的纸，一磅树皮可得八张。整治树皮以备造纸，先用冷水浸十二三个钟头，洗净并泡软。再放进一只大铁盘，加水盖过，每一百磅树皮加台湾石灰约十四磅，煮十二个钟头，这道工序把一切胶质除去。若不用石灰，树皮须浸上一个星期。随后用力洗两个钟头把石灰洗掉，这通常在河的浅处做，并用密插的竹篱围住，免得纤维条漂走。接着把料移到一块平石上，用两只木槌——工人两手各握一只——狠狠打半个钟头上下。长纤维经这样一治便容易分开。此时纤维已泡得透软，再浸进水里使它湿透，然后用两把刀剁成极小的碎段，这道工序要半个钟头上下。随后把料放进河岸上的一个槽里，加水搅动十五或二十分钟，它便终于化成稀浆，不必再加整治。构树浆是纸的纤维料，此外还须加一种胶液，这是从幼小的荛花树的叶子与细枝里取的。整治荛花时，先用木槌把叶与枝捣烂，加水之后用手使劲揉搓，再把料移进一只衬了粗黄麻布的篮里，篮扎在槽上，让那胶液滤下去与纸浆相合。做纸张用的一件器具是一个竹框，约长四英尺、宽三英尺半，里面有横档，上面绷着一大块粗黄麻布。这种筛子似的家伙要备很多，使用时一次取一个送到槽边的工人手里。到了那里，把筛的一边搁在一根柱子上，近身的一边由槽边的人用左手扶住。他用右手从槽里舀浆浇在筛上，再把筛摇动，直到浆摊得匀，多余的水从粗布里漏下。浆稍稠之后，便把框取下斜立着晾干。天气合宜时浆干得快，夏天晴日一天能做四批，冬天只三批。干了之后，纸很容易从框上揭下来。它呈浅鼠灰色，每张约三英尺乘两英尺四分之一，分量很轻，这一点像中等的薄棉纸。它相当平滑柔软，只因做法粗糙，里面含许多沤得不透的东西与小块的树皮等等。它在本地市上每百张卖一元至一元八角。它用来制纸伞、华人的灯笼与雨衣。制这些东西时，先在纸上涂柿漆〔注三〕，使它变硬、几乎不透水；一般用两层以上胶在一起，成品再上一道漆，便是又韧又不透水的东西了。华人制造者断言，就这些用途而言，本地的纸胜过别的现成的纸，无论本国的还是外国的，连那种格外结实的日本纸也不例外——日本纸因为比较便宜，有时也有人用。

四、鹿子构。

田代先生指出，这种灌木的皮颇有价值，可用来造纸。它像日本真正的鹿子构，大概会查明是它的一个变种。

如上所记，本地用构树所制的纸只用来蒙伞；而台湾另有构树的一种，这是颇可留意的。田代先生报称他常遇见它在山里野生，主要在大嵙崁、屈尺、坪林尾与文山堡等山地族群各区，台东与台南两区也有。

五、荛花。

这种植物有两个种见于本岛：一是南岭荛花，日本名奄美雁皮，华名布伦；一是琉球荛花，日本名琉球雁皮。前者是一种小灌木，在山里与平地野生，基隆附近常遇得到。韩尔礼博士报称广西用它造纸与制纸被。〔注四〕

琉球荛花也遍岛野生，尤以台北、八芝兰、基隆一带的文山堡以及观音山附近为多。它在台湾极南的珊瑚礁上最为繁盛。

曾把台湾的植株送往东京作试验，在那里制出一种极美的软纸，像法国的薄棉纸。这种灌木在台湾也很多，但愿日后再作试验，以确切查明这种植物若在本岛用来造纸，实际价值如何。这种植物在琉球某些岛上也有，据说那里一度也用它造纸。

油料植物

一、落花生。日本名落花生，华名土豆。

这种人人喜爱的植物全岛长得旺，所得的果在华人看来是极好的食物，又能取油、得作肥料的饼。它在本岛南部栽培最广，尤以台南与嘉义两区为盛。所种的有两个品种：大粒的本地叫「大包」，小粒的叫「湾圆豆」。小的那一种含油最多，味道最好，出口也多。澎湖的岛民也大量种花生，实在说这是那些岛头一宗出口货。收成之后，产货通常卖给台湾的批发商，这些商人照例与种户往来很密。几家油坊在富裕的农户手里。在台湾，油坊通常设在大城里。鹿港、后垄、台南、东港、新竹与大稻埕都是制造的要地。

这些油坊都是不起眼的作坊，在许多小资本家手里，每家各雇六七个人。然而制法颇有意思；就像华人小规模经营的许多行业那样，他们所得的成绩之好叫人吃惊——而这些事在西洋各国是会被认为几乎办不到的。

制造者从农家买下成色好的青花生，存起来等着用。为免发热，存放之前极小心地把花生晾透。到可以压榨时，把相当多的花生摊在一座烘炉上——炉面是竹的——烘十二个钟头，这期间花生已半焙熟。随后移到碾子上。那碾子是一只石轮，直径约五英尺、厚两英尺，绕一根竖立的中心柱旋转，石轮以轴接在柱上，轴的一侧为此伸出。轴另一端朝外，接着挽索，索上系一头牛；这牲口蒙着眼，沿着那条圆形的道慢慢地走，那道与石轮旋转的内圈之间隔着一道矮石墙。花生堆在内圈的石地上，沉重的石轮在上面碾过，一个钟头上下便碾得够碎。随后过一遍细眼的竹筛，把壳去掉许多——壳有一大部分碾不很碎。壳的料若能全部除净，便可制出品级更好的油，只是华人一直找不出一个省钱的办法做到这一点。

花生粉随后每次约十斤、合十三磅余，装进底上穿孔的木桶里。桶放在出汽的孔上，严严盖住，底部四周刷上泥与灰使不漏汽。在这里蒸几分钟，花生粉便变得又软又黏结。料不从蒸炉里取出，要等工人预备好做那上榨用的圆饼。做饼这道工序每一个饼要用五个结实的铁箍，厚半英寸、直径十七英寸。把这些箍一只叠一只放在一块木底板上，便成一个圆模。随后在上面放一把稻草，草上倒进蒸着的花生粉，直到模里堆满。一个工人赤脚把料踩实，一面抓住头上垂下的一根绳保持平衡。料踩硬踩实之后，便把故意从模边伸出的草头用脚灵巧地翻上来压在顶上，使饼的表面结实紧固。随后把下面两只、上面两只铁箍以及底板取掉，剩下一个相当厚的圆饼，除了压进表面的草与箍住中腰的那一只小箍之外，别无遮护。末一道工序是压榨，这是在一套粗陋的木器里做的；那器具虽慢，看来倒相当有效。榨身是一根巨木，高约二十英尺、直径三英尺，有一段挖空成一条圆槽，槽的直径与上述的饼相合。木上顺长开一道窄口；这道口与中间的槽都用铁条好好护住加固。巨木横卧在一座离地约两英尺的坚固基座上，底略向一端倾斜，那一端有一个口通到埋在地里的一只大陶缸。把成模的饼从侧口小心塞进去，立起来，顺槽推到抵住槽的下端。再塞进别的饼，一个挨一个，直到榨里装满二十个。随后插进一块包了钢的重底板，在上端撑出一个牢实的面，再在它外面插进几块木块或石块，直到整条槽看来塞满。随后把一根十四英尺长的硬木楔子的薄端插在那些木块或石块之间，与顺长的开口成直角，再用一把石锤打进去——那锤吊在活动的横杆上，由两个人操作。随后按需要插进第二根、第三根楔子，打进的深浅不等，直到饼被压得厚度不过箍住它们的那一只窄钢箍。这通常要三个钟头上下，这期间榨出的油已慢慢流进下面的大缸。油停了之后，敲掉一块石块，松了劲，便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此时饼已极硬极实，随便抛掷也不大会碎。照这套工序，论重量可得油一成五至一成八，每担值约十六日元；饼每个重近七斤、合九磅余，每十二个卖两元四角。

花生饼作肥料一般比豆饼更受重视，价钱也贵些。它大量用来在稻秧移栽之前给秧上肥，用在黄麻、苎麻与烟草田里也极受看重。整治它以供农用，是把它捣碎，与土拌和。

台湾的花生饼一百年上下以来一直是本岛一宗要紧的出口货。眼下花生及其制品的出口每年值近二十万日元。不过这只是总产量极小的一部分，因为上述产货在本地销路极大。〔注五〕

二、芝麻。日本名胡麻，华名麻。

这种极有用的植物在南台湾栽培得很广，所得的籽自通商最早的年头起就是本岛一宗出口货。它在台湾各处都种一些，而本岛轻松的沙土似特别合它的意。在华人中间，它几乎是家家必备之物。籽里榨出的油极受重视，用来做菜，也有别的用处。台湾有白籽与黑籽两种，分出白油与黑油，前者较贵。不过本地所制的白油很少，本地的制造者主要做黑油。

榨油之法极简单。籽在一只大铁盘里焙透之后，便在华人素常舂米所用的石臼里磨成粉。随后把粉蒸到湿润黏结，趁热装进小黄麻布袋里，袋外用圆铁箍撑住，再放进一座竖式的榨里——那榨的式样与上面所述榨花生油的相似，只是略小些。所得的是油，与残渣做成的圆饼。

卑南附近——本岛东南——的山地族人把这种植物的栽培摸得极透，还把它推行到整个台东厅。平埔族群也从事它的栽培。台东所产的芝麻油大半在本地用掉，但也偶尔由水路运往邻近的沿海市镇。

〔注一〕（原注：除上面所述各种之外，台湾还有下列纤维植物：磨盘草、铁线蕨、番荔枝、槟榔、番木瓜、破布子、朱蕉、条纹猪屎豆、姜黄、碎米莎草、宽叶假地豆、金毛狗这种树蕨、三裂叶野葛、南山藤、榼藤子、麝香秋葵、刺芙蓉、南五味子、鹧鸪麻、莲、豆薯、田菁、金午时花、棕榈、东方荨麻、肖梵天花、全缘水麻与菰，共二十八种。这些植物分别在毛里求斯、夏威夷、瓜德罗普、印度、锡兰、东亚、中国、东印度群岛、马来群岛、斐济群岛、澳大利亚、委内瑞拉、非洲、巴西与美国被人利用，用途有制绳索、填塞船缝、编席、编篮、织粗布、作渔网、作神灯的灯芯、作桶缝的填料、造纸等等；其中番木瓜据贝尔纳丹委员会报称可出长达八英尺的纤维，姜黄的花鞘可作杯、盘与袋。）

〔注二〕（原注：一八九九年通草与通草纸出口之值：自淡水一万五千六百四十日元，自旧港三千三百五十二日元，自鹿港四百八十八日元，自安平四百五十六日元，全台共两万四百九十五日元。按去处分：运往中国九千五百三十四日元，运往香港一万零四百五十五日元。）

〔注三〕（原注：见油料植物一节柿油一条。）

〔注四〕（原注：见韩尔礼所撰《台湾植物名录》第八十页。）

〔注五〕（原注：海关报表所列一八九八年花生及花生制品的出口如下：花生八千四百零二担，值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五日元；花生饼若干担，值十一万零九百五十七日元；共十七万七千六百九十二日元。除上述之外，另有少量花生油出口。）

第二十三章台湾的经济植物（五）

芝麻是一年生的。一般五月下种，九月末或十月收。它在台湾高约四英尺半至五英尺，偶尔见得到超过五英尺半的。

台湾的芝麻籽大量运往中国，再转往法国，在那里榨出油来掺进橄榄油里。台湾的白籽有一些运往福州，那里有几家本地作坊专制白油。〔注一〕

最好的黑芝麻籽可出油近五分，一般的籽略不足四分。籽在榨油人手里成本每担六日元以上，黑油在本地市上每担卖约二十六至二十九日元，而残渣所制的饼每担得一元一角五分至一元两角五分。这种渣饼作稻秧移栽前的肥料特别受重视。

四、大豆。日本名大豆，华名豆。

这种植物在台湾有好几个品种。其中一种人称「黄豆」，在本岛南部栽培极广。大豆不但出一种极有用的油，它的残渣——所谓的「豆饼」——还是华人所用最可贵的肥料之一，也是全中国一宗极要紧的商品。华人巡抚刘铭传在任时，把制这种油与饼的事引进本岛，并大加试行。然而华人觉得买那比较便宜的输入豆饼、或是本地的花生饼更合算，自己的工夫可用在别的事上，于是这一行业不久便废弃，笔者如今在台湾连一家制豆饼的坊子也打听不到。〔注二〕

五、柿。日本名柿，华名柿。

北台湾山里有一种野柿，看来就是柿这一种，华人重它是为了果里所得的那种极涩的汁液；这种汁涂在纸上——尤其是构树所制的纸上——可使纸挺实耐久而不透水。这样整治过的纸，在北台湾景尾及别的地方用来蒙华人的伞，人们认为就这个用途而论，它胜过任何现成的纸。〔注三〕

六、乌桕。日本名南京榛，华名桕仔树。

这种高大好看的树在中国极受重视，因为它的籽可取蜡与油。这种植物全岛野生，但只有少数几处地方的本地人用它。在北台湾，海山口以及江头对河的地方，这种树特别多。在这两处，华人收籽相当多。蜡包在籽的外面，捣打压榨便容易取得，主要用来制蜡烛。核里也可压出一种油来。

制蜡烛之料眼下还输入不少，因为祭祀所用的小蜡烛需求很大。所以此地的来源日后大概会利用得更充分。

七、蓖麻。日本名唐胡麻，华名加薄蓝。

蓖麻又是一宗尚未开发的产物。这种树在台湾平地各处野生；中国为取籽里那种可贵的油而广种它，这里却一点也不用。这种油除药用价值之外，还用来做菜；叶子的汁许多妇女内服以增乳汁，而印度则常拿它喂牛，为的也是同一件事。叶子外用敷在伤处与瘀处很能疗伤，而油榨出后所余的饼是极上等的肥料。

八、油菜。日本名菜种，华名刀仔菜。

这种甘蓝一族的植物在台湾主要作蔬菜种。籽里榨出的油华人用来照明。这一行业在中国颇为要紧，在台湾却除了鹿港与新埔少数几家人家极小规模地榨油、仅够自家用之外，并无人制造。这种油由温州输入本岛，本地用来掺进芝麻油里。

九、油桐。日本名油桐，华名桐子树。

这种树本地称作木油树，北台湾与南台湾都有报称，虽不算多，台中附近的山区却有相当的数目。这种树在此地看来长得好，只是无人作商业上的利用。在中国，油桐果里榨出的油很有名，据说是照明最便宜的油。这种油也用作清漆，又涂在纤维上用来填塞船缝。

十、麻疯树。日本名台湾油桐，华名桐油树。

这种大戟科的树原产美洲，据韩尔礼博士报称已在南台湾归化。这种树株形不大，所结的籽可榨油，但此地并不利用。海南与广东省用这种油照明。

十一、紫苏。日本名野荏。

唇形科的这一种见于台湾，中国从它的籽里榨出有商业价值的油。台湾不利用它。

皂类植物

无患子。日本名无患子，华名黄目树。

这种树在内地长得相当大，全岛都有。它的果子性属皂质，华人与界上各区的山地族人拿它代肥皂用。海外对这种产物——人称「皂素」——的需求日增，至今主要由印度供给。台湾的森林一旦畅开，无患子或许多得足以使果子的出口成为一桩有利的事业。眼下产量很小，只供内地较贫的人家；他们往往自己采够自家所需的果子，或是拿些不值什么的小东西向界上的农人换取。

南台湾还有一种皂荚，也出一种皂荚果，用处与无患子一样。

茶籽饼是茶籽榨油后所余之料，北部几乎人人用它当皂质之物洗衣。不过它不是本地的产物，是从中国输入的。

杂类植物

烟草

上面所述的一切物产之中，没有一宗的前途比烟草更光明。全岛有大片区域的土壤与气候都宜于烟草生长；而一想到进口税之高，本地的种户在供给本岛所需上，比起中国的对手来显然得了一大优惠。再者，日本颇受欢迎的几个品种，要长得好须有比日本本土更暖的气候，没有理由说这几种日后不能由台湾供给。台湾的华人至今所用的烟草大半取自中国。台湾台中、屈尺与湾潭的丘陵各区，以及基隆至宜兰一线的山地，华人曾小规模经营栽培；但因过去产茶与樟脑更为有利，种烟草便不大有人理会。于是烟草少受照料，所出的叶子自然品质低劣。华人在台的官府曾把马尼拉的烟种带到岛上，设法引动山地的种户，却收效甚微。

华人若说忽略了这桩栽培，山地族群却不能说有同样的疏懈。他们虽不爱一般的农活，却都显出几分愿意经营烟草的栽培。北部各族只种够自家所用；嘉义、阿里山、台东与恒春各区的山地族人则不但够自家之需，还多出一些与华人交易。田代先生报称山地族群境内的烟株一般看来长得旺，叶子又大又好；只因山地族人不懂烘制与整治叶子，所成的货色便差了。各族之中，恒春的十八社所产的烟草最好。叶子卷成棒状，外面用藤与构树及别的柔韧树皮紧紧缠住，连在一起重七至十五磅。据说这种烟草的味道与马尼拉叶子相去不远。台东厅新开园一区的高山族人把烟草卷成一个大萝卜的形状，约重一磅。台东厅北丝鬮、东海岸花莲港的山地族人，以及宜兰半归化的平埔族群，把烟草做成雪茄的样子。这些原是自家吸用，但也卖一些，花四角上下便可以买到一百支相当好的货色。笔者曾请几位外国烟客试过这种雪茄，他们报称：味道虽欠可喜，但无论哪一点都不比香港及别处所卖的廉价雪茄差。山地族群男女老幼都吸烟；而他们所用既一概是自家的叶子，境内的总产量必定不小。可叹的是不能劝这些山野之民放下眼下猎人头这桩事，把力气用在开发自家山地的农业上。单靠烟草，若照新法种植整治，他们所挣便足够他们那点需要了。

在干练的横山主任掌管之下，台北府的农务部门对烟草极为注意。该部所属的试验园里种了日本烟草三种、美国烟草五种；那园子虽不在恰合烟草的区域里，横山先生却报称：园中所种的许多种经济植物之中，烟草看来成绩最好。那一小片栽培地所出的叶子平均每英亩一千两百磅，值一百六十至两百日元。日本的两个品种最为成功，而成绩最好的是一月下种、四月收的那一期。眼下正从美国取种，要试种日本制纸烟极需的浅色叶子。

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间，华人烟草每年输入的平均值颇大。一八九九年在极重的税下跌到四十八万日元。一八九八年因料着税要加，曾大量输入存货；这一项再加上本地船只偷运进岛的相当多的数量，一八九九年华人烟草的消耗大概要到八十万日元上下。无论如何，照常态而论，这个数目可以稳当地算作华人烟草每年平均的需求。其中有许多要纳四成的税；若这还不能激动台湾的种户，他们便没有多少指望了。除上述之外，每年还从日本输入值五十万日元以上的烟丝与纸烟。

一、咖啡。

约十二年前，大稻埕德记洋行的一位买办把几株从旧金山取来的咖啡幼株与种子，供给三角涌一带的一个茶农。咖啡园开出来了，可是开工不久，山地族人袭了那地方，这桩事业便就此撇下。不过有几株已栽在板桥附近，游阿松与游阿久两兄弟便动手种这种豆子。然而华人不熟悉咖啡的栽培，树种在露天，没有它所需的遮荫，结果自然不令人满意。一处园子废了，另一小片田至今还种着咖啡，眼下尚有几百株树。日本人到来之后，人们对这桩栽培的兴趣起来了，正在板桥一区栽下更多的树，所处的条件也更有望成功。台湾有许多肥沃的山地可以用来种咖啡；虽然因为产得过多，别国眼下不把这种豆子看作很有利的作物，但单在日本——那里咖啡日益受人喜爱——需求便足以使几千株树成为一桩赚钱的事业；若查明台湾的豆子品质上等，海外还可能有更大的市面。

二、椰子。

椰子在本岛属下的红头屿长得旺。它的栽培无疑可以大加扩充，同为台湾属岛的火烧岛与南台湾都是诱人的地面。这种植物给红头屿极其原始的住民供了布、绳与食物。鲜果在中国与日本市上价钱颇高，而海外对椰干——就是晒干的椰肉——的需求稳步增加，眼下每吨值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日元。椰干可贵在能榨出油来，约占七成。残渣制成牛马的饲料，在外国每吨值约七十日元。椰壳外皮所得的纤维也有需求，用来制绳与席。

三、木薯。

这种小灌木的长根里得出有名的食品木薯粉。本岛东南的北丝鬮一区广种这种植物，那里的本地人懂得从它里面取淀粉。宜兰一区、埔里社以及台北附近的马明潭也见得到这种植物。田代先生指出，在夏威夷每英亩所出值一百七十二元；而这种植物在台湾长得极旺，所以他相信本岛普遍栽培它是可以获利的。

四、肉桂。

这种树全岛山里都遇得到，树皮作香料与药材极受重视。它虽不及真正的肉桂那样芬芳——人们常把两者混为一谈——却是极好的代用品，实在说也常被当作真肉桂售出。外国人——尤其是陶德——与别的人曾设法把它添进本岛的出口货里；只因这种树只在山中遇得到，又不特别多，采集与运到海边的费用极昂，便发觉这桩事无利可图。华人脑丁采少量的树皮供自家用，但我打听不到有哪个华人把采它当作一桩专门的生意。

五、艾纳香。

这种植物见于西岸与南台湾，但无人利用。韩尔礼博士写道：「有一种在华人眼中极可贵的奇特的脑，是在海南用艾纳香的叶子蒸出来的；那是一种高两三英尺的灌木状植物，属菊科。按它产物的华名，可称作艾脑：粗制的叫艾粉，精制的叫艾片。这种植物中国本土没有，印度、缅甸与台湾却很常见。从商业的眼光看，这种植物值得注意。」

六、树豆。

这种人称「树豆」的植物，山地族群——尤其阿美、鲁凯与卑南各族——栽培得很多。所得的豆状种子是他们日常食物里要紧的一部分。台中、台南与凤山各区的华人也种它，他们把种子磨成粉用来做饼。它虽是多年生的——任其生长便成一株高灌木——山地族人与华人每年都重栽，每收之后把株子砍掉当柴烧。

七、爱玉子。

这种藤本见于嘉义一区山地族群境内以及南台湾的丘陵一带。它结一种果子，华人极重它，因为把干果泡在水里、软了之后用手搓揉，便挤出一种黏液，这黏液不久凝成一种果冻似的东西，再加一点糖，便是华人爱吃的一样食品。

八、槟榔。

这种好看的棕榈所结的就是有名的槟榔子，加上石灰与荖叶，是印度及别国人人爱嚼的一种混合之物。南台湾的本地人极嗜此物。台南府以及嘉义与彰化若干地方，还用它的叶子制一种很别致的扇子。

台湾别的植物之中，下面是华人因药性而重视的一部分名单。有些少量出口，有些虽在中国有人用，此地却不够多，引不起本地药商的注意，另有几种则为外国医界所知。〔注四〕

土牛膝、刺苋、马兜铃、酒饼叶、大高良姜、木棉、白花曼陀罗、石斛两种、飞扬草、山泽兰、鼠麴草、武靴藤、百合、珍珠菜、枸杞、葛、盐肤木、卷柏、梧桐、南岭荛花、蒺藜、姜与芦荟，共二十四种。

农事

台湾经济植物学的记述，若不提日本政府在本岛所设的几处农事试验场，便不算完备。我在此只谈台北府的农务部门，那是我最熟悉的；不过台南的试验场也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台北的试验场由横山掌管，他是一位极明达能干的官员。这个部门的使命是把有经济价值的新植物引入本岛，并改良现行的栽培之法。华人比哪一族人都不喜欢革新。别国在明达的治理之下，某些新植物给它们的富庶大添光彩，台湾却多年安于现状；除了茶——它的实际引进要归功于外国人——此外再没有一桩给本岛添一种新农作物的尝试见于记载。再者，栽培的办法与农具往往粗陋而糜费。譬如用外国的铁制糖车对本地的石车、用机器剥纤维对本地的手工，所作的实地试验结果大大有利于外国之法，以至于现银所得在有些情形下一季便够抵新器具的本钱。这个部门所努力的，就是用田间的实做向华人证明：有一些新植物引进本岛是有利的；而华人的耕作之法虽然可佩，在择种、肥料、新式农具的使用等等上头，他们还有许多可学之处。此外还把良种牛与猪运进本岛，望能改良本地的品种。下列各种植物——其中大多数或是本岛全然没有过的，或至少是新的种或变种——眼下都在试验场里栽培；而为使试验周全，每种植物都种许多品种，并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肥料：

水稻与旱稻、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粟、大刍草、三叶草、猫尾草、鸭茅、红顶草、各种豆、甘薯、靛青、烟草、棉、咖啡、桑树、木薯、山蕉、黄麻、苎麻、西沙尔麻、虎尾兰、毛里求斯麻、橘、柿、无花果、葡萄、凤梨、食用与取纤维两类香蕉，以及甘蔗。至今最可称道的成绩是下面几项：

夏威夷甘蔗的拉海纳与玫瑰竹蔗两种，每英亩所出的蔗近于本地蔗的两倍，而所得的糖品质更优，占八分，本地蔗只有四五分。于此之故，附近本地的华人种户正在栽这两种。日本与美国的烟草也长得好，尤其日本的国分种与指宿种；本地的种户种它们应当有利。景尾与新店一带的华人正在栽这几种，产货也已订下了合约。

南美洲的纳塔尔种木蓝长得极好，高到八九英尺。每英亩所出多于本地的植株，而且每株所得的靛青更多、品质更好。棉长得相当好；大刍草长得旺，别的饲料植物只算平平。豆与甘薯的几个新品种成绩不错；桑树与各种果木都长得好，美国葡萄所得的品质极佳。牲畜之中有爱尔夏牛与荷兰牛、巴克夏猪与安达卢西亚鸡，看来都觉此地气候相宜。

森林

台湾有大片地面覆着原始森林，极可贵的用材树木到处都是。其中为首的樟木已经记述过了；而森林树木这个题目如此浩大，内地各区至今又所知甚少，所以我不打算详加论述。不过我要提一提：眼下华人所用的台湾木材之中，下列几种被认为最有价值——黑松、松、橡、枫香、黄连木、罗汉柏、杉木、竹柏、冷杉、榆、榉、九芎、榕、赤杨、相思树与月橘等，共二十四种。

可惜的是，除了几片比较小的区域之外，这些巨大的资源眼下还没有大加开发的指望。台湾可贵的树木都是硬木，运出去既难又贵。山势陡峭，山地族群是个时时扰人的因素，而除两三条之外，再没有深得能漂整根原木的河。界上的山里还剩几棵有价值的树，也许能供本地极有限的需求几年。眼下看来最切实的办法是把山脚重新种上用材树木。中央的农务部门确信这是可行的；一位富有的日本种植者已在屈尺一区投下相当的资本，打算引进日本的杉木。等贯穿本岛的铁路修成，或许可以向东筑几条支线；这些支线再添上通进山里的小铁道，便可能把内地的林区开发出来而不致亏本，不过眼下还看不出有要办这样大事业的样子。

然而有几处受过日本人注意的区域应当一提。玉山——日本名新高山——的下坡覆着可贵的树木，面积达数英里，并且有两条溪流，人们相信可以成为运往海边相当有效的办法。阿里山脉嘉义以东也发现了一片壮观的森林。一位官派的专家查勘过那一区，发现一个名叫含北谷的宽阔山谷里密生着可贵的树木，如扁柏与花柏、日本的柳杉以及松树，直径自一英尺到五英尺。有曾文溪与清水溪两条溪通往平地，铁路公司已经安排从这一区取得一部分所需的木材。

台湾官府在造林上已办成不少事；为劝华人在平地植树，台北府对每十二株栽下的幼树给三角五分的补助，条件是：树在十年之内未得知府许可不得砍伐；幼树若死掉或偶然毁坏，须在三年内补栽。所育林最成功的种植者，另给不超过五十日元的奖赏。台湾官府已发出树苗一万株上下。又颁布了森林章程，以防现有森林被滥加毁坏，并保护幼树。

〔注一〕（原注：海关报表所列一八九八年芝麻籽的出口为两万六千七百零三担，值十一万五千九百九十九日元。）

〔注二〕（原注：一八九八年输入台湾的豆饼值两万零两百一十一日元。）

〔注三〕（原注：见造纸植物一节第三条。）

〔注四〕（原注：药用植物的名单大半据韩尔礼博士所撰《台湾植物名录》编成。）

第二十四章台湾的住民（一）

纲目：华人与日本海盗的到来——客家移民——荷兰人的占据——日本领台以前的华人人口——人种上的三大分野。

山地族群的人口：——伊能先生的研究——荷兰人到来以前各族的情形——华人治台时期——他们的来源——他们的到来——八个族群——被逼入山中——早年的平埔族群——一个繁盛之邦的遗迹——各族群的人口统计——泰雅、布农、邹、鲁凯、排湾、卑南、阿美与平埔各族的疆界、居处、衣着、饰物、刺青、婚嫁、疾病、丧葬、猎首、宗教与传说——上述各族群的社会状况——若干方面的进步——亲属的关系——亲族之间的禁约——成人的身分——伦理——社会的组织——族中的治理——对犯罪的看法——过犯的放逐——红头屿的住民与首次的探查——岛民的来源——体貌的特征——马来与巴布亚两型——他们的风俗习惯——本地的船——渔捞——制陶——耕作——居处——刺青——饰物——饮食——疾病——宗教——传说——鼠患——杂记。

华人的人口：——行政的区划——族群的分别——客家人——福佬人——分辨的特征——客家人艰苦的生活——客家商人——福佬的四支——他们的分布——台湾与中国的华人生活之比较——他们的性情略述。

日本人的人口：——最早到来者——家庭生活——一所华人房屋的改造——最初的住处——不合卫生的住所——死亡之多——宿舍的兴建——本国的观感——情形的改善——台北的重建——一座日本城市——它的街道、房屋与店铺——内地各市镇——按男女分的人口——人口的迅速增加——日本人的职业——与华人竞争的难处——乡村的生活。

与西边的中国、北边的日本这两个邻邦相比，台湾得到她从事生产的人口是比较晚的。然而自我们所有的最早可信的记载起，本岛便住着山地的族群，也就是所谓的「原住民」。十五世纪后半，华人与日本的海盗以本岛为巢窟；继他们之后来的是最早的农人，客家人。这些人在本国实际上形同弃民，却觉得本岛很合心意，便大批移来，成了今日华人人口的核心。荷兰人自一六二四年至一六六二年占据本岛一部分，势力最盛时全部人数也不过百人上下。荷兰人到来时华人人口约两万五千；但鞑靼人的入侵又使成千上万的明朝遗民移居台湾。荷兰人占据末期华人人口的数目，只含糊地说是数万。继起的郑成功治下，华人——主要来自福建省——大批涌入本岛，山地族群在他们面前退向多山的内地。一六八三年中国朝廷取得治权，一直保有本岛到一八九五年割与日本。华人治台时期鼓励移民，每年有成千的人自邻省福建前来，到十八世纪中叶，人口已过一百万。有名的中国政论家鹿洲估计人口为两百万；但一想到此后人口的大增与今日的人口，这个估计想必夸大得很。其间山地族群已渐被逼回山中，平地便成了华人独占之地。日本人到来之前，华人人口一般说是在两百万与三百万之间，山地族群的人口则在二十万以上。日本人领台之后的兵乱中，有几千华人离了本岛；不过连兵丁与官府的雇员算在一起，这个数目无疑不超过二三十万。

日本人的到来给人口添了第三支，于是今日成了三大分野：山地族群，也就是原住民；华人；日本人。我们便依此次序来谈。

下面关于台湾山地族群的记述，几乎全是据一位在官府的朋友伊能先生为本书所慨然提供的新材料写成的。伊能先生以好几年工夫研究台湾的山地族群，对每一个族群都作过考察，今日无疑是研究这些山野之民的第一权威。除了泰勒先生论南台湾各族的一篇极精当的文章——那是日本人到来以前写的——此外没有过关于本岛山地族群的有价值的著述。在山地族群境内待过一天、回到文明之地便写下旅途记述的外国旅行者所留下的那些记载，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关于那里住民的消息。只有霍尔斯特先生是个例外，他是一位采集家，考察只限于南台湾；此外没有一个外国人在山地族群境内久住过，也没有人到过东海岸的山地各族。日本人却自东而西横穿过好几处地方，与山地族群密切相处过几个月，并在他们领台的五年之中，自北到南对各族群持续作过有系统的考察。所以关于山地族群最完备的消息，我们须向日本人求取；而上述那位日本朋友使我得以把全岛山地族群的情形第一次呈现在英文读者面前，我须向他致谢。

荷兰人与华人到来之前，这些山地的族群——所谓的原住民——遍布全岛。沿着构成本岛西半的那片广大肥沃的平原，处处都有他们。排湾族在入侵者推进之前退往南部的山区以及极南平原上的一小片地方，而早年他们占着本岛西南部一大片土地。头一批华人大概正是从这一族的名字上想出了「台湾」这个名目，后来便用作全岛之名。山地族群早年曾兴盛过、一时也曾强大有力，这是中国的史家传给我们的。一位古时的中国地理家写道：「其居处散布各处，所据之地广逾千里。部族之数甚众，各聚为一群，或五六百人，或千人。每族之上有一酋长，其令必从。其人勇敢，以战为荣。」又从荷兰人的史料可知，单在那些外国人势力所及的比较有限的范围之内，便有二百九十三社。从这些以及别的著述，我们可以稳当地推知，早年全岛的部族极多。

这些山地族群的来源所知甚少。不过我们可以稳当地假定：台湾至少两千年来就是某些族群的家乡。中国的史家报称，头一批华人到本岛来时——那是公元六〇八年——发现已有不同的部族，语言与他们全不相通。我们又得知他们源出马来或波利尼西亚：他们身量矮小、肤色黄褐、头发黑而直以及别的体貌特征，连同他们的风俗与语言，都与南洋的土著相似得足以证实这一点。看来这些部族也不是同时到岛上来的，上岸的地方也不同：有些族追溯自己在台湾的祖先，年代比别族更久远；有些在西岸登陆，有些在东岸；有些在南部立足，有些在北部。他们所占的地面虽都不大，一区的部族与另一区的部族之间却有相当明显的分别。这分别不但在衣着、习惯与风俗上，连语言也如此；有好几处，一个族群的话另一个族群听不懂。把这些差别考虑进去，近来的考察显示本岛的山地族群可分八支。因为好些部族——有些还各有自己细小的特点——合成一支，所以我们用「族群」这个词。本岛的山地族群可以这样分类：

第一，泰雅族群。第二，布农族群。第三，邹族群。第四，鲁凯族群。第五，排湾族群。第六，卑南族群。第七，阿美族群。第八，平埔族群。

上述之中，平埔、卑南与阿美三族群，日本人称为「熟番」，意即已归化的族群。平埔住在西部平原，卑南与阿美两族群住在东部平原。这三族群的山地人大半土地已被华人夺去。受新来者较强的势力与才智所影响，他们舍弃了自己原有的许多风俗，有些连语言也舍弃了，而采用华人的风俗与语言。正是这番舍弃古俗，给他们得了「已归化的族群」这个名目。别的族群住在中央山脉里，有些据着海拔五六千英尺的地方。然而各族的传说都说，外人到来之前他们并不住在崎岖的山区。那时他们据地无争，西半那片广大肥沃的平原就是他们的家乡，在那里过着安逸丰足的日子。正是在与移民争雄中的败绩，把他们逼进了山里。

只有平埔一族留下来与外人竞争，而那残酷的结局再明显也没有了：华人证明是适者而存活下来，山地族群则年复一年地人数日减、势力日衰，到如今平埔族群的人口只及一百年前的十分之一，境况贫苦可悯。虽然如此，他们一度也构成一个繁盛而强大之邦，占着极西平原最肥沃的区域，在地理上比本岛别的山地族群占优。他们甚至造船，又用木头扎成简陋的筏，渡过险恶的台湾海峡，到别的地方去远行。平埔族群不但有人侵入中国南岸，还往南渡过巴士海峡，与吕宋岛保持往来。这些事从他们自己的传说以及中国史家的著作中都可以得知。他们的势力看来在十二与十三世纪达到顶点。直到一百年前，在生存之争中败下来之后，他们的繁盛才转到对手手里；而在华人文明的同化之力与华人官府的压迫之下，他们从前的领地只剩下极小的一点。

别的族群与一度强盛的平埔不同，外人一近便退往丘陵地带；在那里，凭着所处之地天然的不宜人居，他们得以避开与外来之民的生存之争；而他们既保住了好战与原始的本性，便实际上成功地保住了原有的独立与地位。近来的考察显示，台湾山地族群——平埔族群不计在内——的人口如下：

表中按族群列出社数、户数与人口。泰雅一百九十七社、五千五百六十七户、两万三千四百六十人；布农一百四十四社、两千零七十二户、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人；邹两千九百六十一人；鲁凯五千五百七十二户、两万七千八百六十人；排湾一百一十社、三千零二十一户、一万五千九百八十二人；卑南八社、一千三百一十四户、四千八百九十一人；阿美八十四社、两万一千七百七十五人。合计六百八十七社、两万一千零六十户、十一万三千五百三十九人。

这些山地族群所据的土地约七千五百平方英里，约为本岛总面积的一半。〔注一〕

泰雅族群

泰雅族群散布在本岛北半的山区，也就是自中央山脉上经过埔里社画一条东西线以北的地方，南边与布农族群的地界相接。中央山脉较高的几座峰横贯他们的土地，所以这一族群可分西泰雅与东泰雅，这两支各有些细小的特点。

居处。泰雅人的住处在陡峻的山坡上。西泰雅分成好几社，散布很广，北部尤其如此，他们的屋子相距自五六百英尺到一千英尺。南部则见得到一簇一簇的屋子，每簇四五间到十间。东泰雅也成好几个村子，但屋子散得没有规则，有的只相距二三十英尺，有的远到五六百英尺。造屋时他们立起木柱与石柱，墙用竹子编上一种蔺草或茅草，屋顶也盖同样的材料。不过东泰雅的住处与西泰雅的大不相同。他们挖一个地窖似的坑，深三至六英尺，用挖出的土在坑口四周筑一道墙，里面用石头铺地。再立起结实的木柱，上架横梁，用平石片作顶。这些屋子只高出四周地面四英尺上下，稍远便看不出来。它们只有一个入口，要下到屋里得用一把梯子——那梯子一般只是一根砍了凹口的木杆。他们的仓房架在柱子上，离地三至五英尺。为防鼠害，每根柱子顶上加一块圆板。

衣着。泰雅人的衣服，男子是一件上衣加一方本地织的布。上衣无袖，长过腰际，前面敞开，所以实际上只遮住背与肩。那方布算是添穿的衣服，用时就裹在腰以上的身上。再加一条极短的兜裆布，便是全套装束。女子把一方布自左向右裹在身上，但住在界上各区的女子常在里面添一件白棉布做的衬衣似的小褂，那白布是从华人那里得来的。她们又在小腿上绑一方布，垂在脚边像护腿一样。那纱笼似的衣服所用的料，是山地族人用自己粗陋的织机织的，用的纤维是苎麻。他们把从原先向华人取得的毛毯上拆下来的红、蓝、黑三色毛线或别的线，与本地的料子织在一起，配出悦目的几何花样。住在华人区附近的女子常穿华人的褂子，又爱用一条缀着钮扣与别的饰物的彩布作头饰。男子头上戴一顶用幼鹿头上的皮做的小帽，鹿的小角还支着。藤编的帽子也常戴。

饰物。作耳饰，泰雅人爱用竹管，直径约半英寸至四分之三英寸，长短不等，但一般在四英寸以上，穿在耳垂上扎的孔里。这些竹管常雕得很精巧，主要是几何图形；有时也缠上彩线，或在两端挂上流苏与别的垂饰，如打磨过的长方形贝饰。

刺青。这种装饰自身的办法男女都行。他们不但认为它极为好看，有些花样还被男女都用作成年的标记，要到了成年才刺。花样都依定好的式样。男子在额与下巴上刺短而粗的竖线；到成年、被族里认作正式的成人之后，便在胸上刺短线，有时也刺在腿与臂上。女子长成之后，加一个相当繁复的浅蓝花样，自嘴角向上弯到耳际，宽近一英寸，由三组各三条线构成，每组之间用人字形的线相连。拔掉某几颗牙，泰雅人也认为能添美观：男女都把上颌的两颗侧门齿拔去。除上述之外，泰雅人爱项链、臂环与别的类似的饰物。做这些饰物用的是兽牙、某种树上所结的坚硬红果，以及黄铜与别的发亮的金属。

饮食。他们的主食是粟、米、甘薯与芋，加上鹿肉与野猪肉。他们用手抓食，食物的整治也只限于草草地煮一煮或烤一烤。他们也用盐调味。住在内地高山上的泰雅人通常无盐，便就着姜根吃东西。

婚嫁。男女结合为婚看来是平等的。只有一条限制——男子须照他们自己的标准已经完全成年，并经族里正式认作成人。这就是说：求娶的人须参加过壮士的大会，而那大会只有杀过外人、把那人的头取回来的人才能参加。所以一个想做丈夫的人头一个资格，就是参加过猎首之行——而且必须得手。东泰雅在他们人口最多的一区有一间架在木桩上、离地约二十英尺的屋子。新婚的夫妇在婚后五夜住在这个处所。

疾病。疾病被认为是恶灵发怒。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位老妇，由她设法把那作祟的灵赶走。她蹲在病人近旁，两膝之间夹一根竹管，让它在身前伸出几英寸，在管上平放一件神圣的符物，就是一块穿了孔的小石头。她在上面挥手，恳求那些灵撤去恶咒。石头若落下，她便认为那些灵不肯放过这个人；石头若平稳地停住一会儿，她便相信已得了允许的答复，病人因此会好起来。

丧葬。泰雅人死了一个人，死者的家属痛哭哀悼。给尸身穿上新衣，外面再用鹿皮或大块的布裹住。西泰雅在死者生前所住屋子的寝处下面挖一个墓，把尸身埋在那里。家属继续哀悼十天至三十天，然后把房子永远弃掉——它实在已成了死者的坟。东泰雅把死者埋在屋外，并不迁居。不过他们认为埋尸的那块地是圣物，从不去走动。

猎首。本岛一切山地族群之中，泰雅人在猎首上最活跃、最剽悍。这种凶猛的习俗已进入他们的生活，在他们整套社会制度里占着这样显著的位置，以至于只要他们旧日的生活还剩一点影子，这习俗便几乎除不掉。泰雅人认为猎首在下面几种情形下是正当的、实在说是非行不可的：

一、要确保一年的丰足，须把新杀的人头献给祖先。

二、要取得作为正式成人入议事会的资格。

三、要博未嫁女子的欢心，使自己能娶到最动人的姑娘。

四、要取得地位与势望。在同族人中所得的敬重与钦慕，要看所取人头的多少。

五、要为自己与自家、甚至为全族求免于疫病。譬如天花有时流行，为驱走这疫，病人最近的亲属便去猎首。

六、要在争执中算作得胜，或是在对同族人有了过犯之后恢复自己的地位。于是两个山地族人争吵而不能了结时，双方都不见了；先带一个人头回来的，那争执便判他有理。又，凡被疑为违犯了泰雅定规的人，也可以带一个新割的人头回村，为自己洗清非议。

把上面这些考虑进去，猎首似乎已进入泰雅人的宗教。再者，照这族人的道德标准，这事对每一个成年男子是绝对非行不可的，除非那人甘愿招致同伴的憎恶、大概还有敌意。猎首是危险的事，泰雅人常因此丧命。所以一个壮士毫发无伤、带着那极被看重的人头回来，便成了大喜的事。有人先报了他将到，村里的男女老幼往往一齐冲出去迎他。众人极欢喜地听他讲述这番壮举，称赞他的勇敢，随后便有一场庆典，其中跳舞与饮酒占着最显著的位置。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小而窄的台子，架在三四英尺高的木杆或竹杆上。台在露天，村中壮士所取的人头就放在上面。这个存放之处由村中头人掌管，人头从不取下。经雨水淋过、虫鼠咬过，这些战利品不久便成了光亮的骷髏；在外人眼里，这是山地族村里最触目的东西。有些村子存着几百个头，最小的村落照例也有十个上下。传说有一位壮士自己取过五百个人头。眼下一位正式的壮士平均约有十个。

宗教。米或粟收过之后，泰雅人择一个满月的日子祭祖先。下种时也有类似的典礼。前者是为丰收致谢——他们把丰收归于祖先的灵；后者是求祖先继续照顾来日的收成。那典礼是这样的：每家用收来的米或粟做饼，在夜色之中带到密林里，用叶子裹好挂在树枝上，祖先的灵自会来受这些供物。第二天全村聚在一处，一片欢乐。在这样欢腾的场合，年轻的女子常跳一种极放纵的舞，扭腰摆身，那撩人的扭动与夏威夷的舞不无相似。拍子由竹制口簧的乐声打着。

布农族群

疆界。布农族群散布在本岛中部的山区，北与泰雅的地界相接，东南与邹族群之区相接，东与阿美相接。此外在埔里社以南日月潭附近的高原上，还有一小处布农的聚落，他们已多少采了华人的习俗。下面所述与这些半归化的原住民无关。

居处。布农人住在村子里，屋子相距三十至九十英尺。他们常住在很高的地方；除一两处之外，中央大山脉最高的几处都在他们的地界之内。造屋时先挖一个一两英尺深的浅坑，在上面架起木石的工程。支柱用木与竹，墙用蔺草与茅草编成。材料若充足，柱子有时用平整的石板一块块垒起，但不用灰泥。屋顶盖草或蔺，或覆树皮，常常也用石板。地面用平石板铺。入口前那个小院子通常也铺石；这块地方便是这山地人家做大半活计的所在。

衣着。男子穿一件无袖上衣，与泰雅人的相似，料子或是本地织的薄布，或是皮子。女子穿短而窄袖的衫，长到腹部，料子通常是从华人那里得来的轻棉布；外面是像泰雅人所穿那样、自肩垂到膝的纱笼似的衣服。除上述之外，男子还在胸前围一方折成三角形的布，像一个小围裙，用布角上的带子系在身上；腹部下方再围一条同样的、同样系法的围裙。上面那条围裙的三角正面绣着花。

饰物。一种硬的红果，样子像珊瑚珠；一种黄色的果；兽牙；明亮透光的石头；或从华人那里得来的假宝石，都用来做项链。贝也用。他们把上颌的侧门齿拔掉。

饮食。他们的主食是粟、米、甘薯、芋、鹿、野猪等等。布农人有些吃饭用木勺，但大多数用手抓。这一族群用粟或米做一种能醉人的饮料：先用石头把谷捣碎，再由做这活的众人每次取一小口含进嘴里，嚼到软烂，拌足口水，然后吐进一只陶瓮里，在那里很快发酵，再加水，这东西便可以用了。

〔注一〕（原注：各族群的语汇见附录。）

第二十五章台湾的住民（二）

婚嫁。布农男女在婚嫁上都极自由。他们中间有假意抢亲的风俗：新郎带一班朋友到他意中人的家里去，在假装的拦阻之下把新娘抢走，带回自己的住处。过几天，摆一席酒请双方的朋友。有些社里，新娘与新郎的亲属之间要演一场假打，其中一方见了血被认为是好兆头。

疾病。疾病被认为是恶灵发怒的表现。请一位年老的女巫来，她两手各持一根蔺草挥动，便算是劝那些恶灵退去。这些女巫有时也用按揉患处的办法给病人治病。

丧葬。布农人死了，在世的亲属大为哀恸。尸身裹在鹿皮里，埋在屋外的墓中。

猎首。布农人眼下行猎首并不像他们北边的兄弟那样厉害。不过在他们地界的有些地方，这事还很常见。这习俗并不进入他们的宗教。他们只把猎首看作一个人勇敢与本领的凭证；得手而带着人头回来的人，便算是充分证明了自己是个配得上本族的勇武战士。于是取得人头最多的人被认作首席战士，是族中最勇的人。不猎首的山地族人能在不那么动人的姑娘里娶到妻子，但一位山地的美人要找丈夫，便要在那些已证明自己勇敢无畏的青年壮士里找。

布农人在住处附近盖着做成屋子形状的小小草顶存放处，他们所藏的人头就放在那里；不单是人头，还有兽头，那是打猎的战利品。

宗教。他们在收获之后与下种之前各择一日祭祖先的灵。有些布农社把一束青草放在屋里某个地方，作为圣日的标志，并相信全家祖先的灵会聚在这个标记周围。在那圣处的地上洒上自酿的酒，并向祖灵祈求福运。平日取火用火石与火镰，但在这些圣日里却用两块木头相摩取火，这似乎说明后一种办法从前是通行的。

邹族群

邹族群据着玉山西南紧邻的山区。北面有浊水溪的支流陈有兰溪把他们与布农族群隔开。南面他们的地界伸到六龟里一带，与鲁凯族群的地界相接。东面以中央山脉为界，西面则到高山地带的边缘为止。

居处。邹族人住在村子里。他们的住处在密林之中，屋子相距三十至九十英尺。他们造屋的办法有点像婆罗洲的达雅人。屋子是长方形的。支柱是未经砍削的原木或竹子，墙用蔺草或茅草编成。屋顶盖草，四面坡下。每一社都共有一间特别大的屋子，山地族人称作「库巴」。这所屋子的地板架高四五英尺，用一根砍了凹口的木杆作梯供人进出。这所屋子只有一间大房，没有墙，屋中地上有一个大敞的火塘，作未婚青年的宿处。住在里面的人不许进有女子居住的屋子，也不许拥有原属女子之物、或是专供女子使用之物。用这些办法来防止与村中女子过早的来往，也防一切使人柔弱的影响。再者，寒风与带雨的风很容易吹进这间寝处，青年因此练得耐苦，习于战士的粗硬生活。「库巴」的青年有一项专责，就是在必要时替村里送信到别村。青年也是在「库巴」里受战事的训练：有人教他们制造与使用各色兵器，并教他们生活所需的手艺。

「库巴」也用作村中的会所；有要紧的事要议时，成年男子便在这个地方聚集。这地方还对邻村来访的山地族人开放。

猎首。这习俗在邹族人中间渐渐废弃。每一户都有一个架高的、屋子形状的小构筑，里面设架子放人头。他们对这习俗的看法与布农人相似，但他们把它看作本族过去的光荣之一，如今已不再有什么好处。

衣着。这一族群所穿的衣服与布农人的相似，只是男子的衣服更常用鹿皮为料。与布农人一样，男子在胸前与腹部围三角形的围裙。

女子在胸前挂一块绣得很精致的白布，约五英寸乘十二英寸，用四角上的带子系住。

饰物。黄铜片与别的发亮的金属戴在胸前；用鲜艳的红果像珠子那样串成的项链也极受看重。与布农人一样，他们拔掉某几颗牙。

饮食。主食是米、粟、甘薯、芋、鹿肉、野猪肉等等。吃饭时用一种长而扁、像小铲子的器具，又用他们林中一种特别的葫芦所制的杯状片喝水。酿造醉人的酒与布农人的办法相同。

婚嫁。婚嫁与别的族群一样自由。邹族的青年壮士送给他所中意的姑娘一支鹿角做的装饰用的发针，名叫「西西」。收下这件礼物就表示答应。于是新郎公开宣告自己的订婚，带几个朋友到新娘家去，假意用强把她带回自己家里。第二天早上新娘跑回母亲家，在那里住三天；随后新郎的朋友到她家去，又装作用强把她抬到情人家里，在那里聚会一番，婚礼便算完了。

疾病。疾病被认为是亡灵发怒的表示。某些老年男女被认为有巫者的特别本事，自称能安抚发怒的灵，因而能治病。巫者先献上两根竹管，一根装米，一根装酒；随后两手各持一根芦苇走近病人，一面挥动那草杖，一面祈求宽恕。米与酒则洒在屋子附近。

丧葬。人死之后家属深深哀悼。在屋子入口附近挖一个五六英尺深的墓，把死者裹在鹿皮里埋在那里。墓上离尸身略高处放一块够大的石头托住上面的土，土夯在石上，到了地面便抹平，与四周的地面一样。与山地族群普遍的风俗相反，这块地仍作寻常的用处。

猎首。邹族人一度热心猎首，如今这习俗已经放弃。他们的祖先是大战士，常与别的山地族群交战，往往凯旋而归，带着敌人的头。为纪念这些事迹，这族群至今保存着古时的盾牌与战争的战利品，其中包括相当可观的一排骷髏，都极小心地存在「库巴」，也就是单身青年的宿处里。

宗教。村子入口附近的一棵树——通常因它的高大而被选中——受到邹族群各社特别的崇敬。他们认为祖先的灵就住在这些树里。下种之前与收获之后，以及一年一度割草的典礼与一年一度把竹制水管换新的典礼之时，山地族人便聚在这棵树下，往地上洒酒，祭祖先的灵。有一种兰花也被认作圣物。山地族人把这种花种在圣树脚下与单身青年宿处附近。族中的传说说，他们的祖先把这种花带上战场，并把胜利归于它。砍掉或以任何方式伤害这些花草，都是严禁的。

鲁凯族群

鲁凯族人据着中央高山脉的南段，以大武山为中心。北与邹族群相接，东与卑南、排湾两族群相接，而排湾也在他们南边的界上。

居处。这一族群的家一概建在山坡上。他们按所要的深度把山坡挖进去，再把挖出来那一面的前方砌起墙——这是取得一所坚固耐风雨的住处的极简便之法。前墙与墙身以及前面的屋顶支柱都是石板垒的，屋顶与地面也用同样的材料。与别的山地族群的屋子相比，这些构筑显眼之处在于它们是石与土的；而住者的身分则由屋檐的装饰显出：一社的头人所住之屋，檐上刻着人、蛇等等的雕饰。有些头人的屋子大，雕饰的檐多到六十处。在极南一带，各社有时在屋前立起三四英尺高的木板，每块板面上粗粗刻着一个人形。

衣着。鲁凯族人通常穿短而窄袖的上衣，前面敞开，长至腰下。下身自右向左缠一幅布，在腰间收成许多褶。男子的这幅布只到膝，女子的却几乎垂到脚。

饰物。与南洋许多岛民一样，鲁凯人爱用草与花作头饰。男女都刺青，但在男子中间，刺青只许头人及其家属。它对他们既是装饰，也是高贵身分的标志。花样与北部山地族群的全不相同。有一种几何花样由平行线构成，自肘起，盖满整条上臂，直到肩；另一种花样是一个繁复的几何图形，自胸口向上过肩，再向下到后腰。女子只在手上刺，花样是直而刻得极准的线条。

饮食。主食是粟、米、甘薯、芋、鹿肉与野猪肉。他们用木勺吃饭，盛食物的器皿用藤密密编成。醉人的饮料是把粟或米磨成粉，加水，再加一种藜的花粉促其发酵而成。鲁凯族群嚼槟榔成癖。把槟榔子的肉裹在烟叶里，嚼起来略有兴奋之效。这习惯使牙齿发黑，并使齿龈、嘴唇与舌头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红色。

婚嫁。这一族群的婚嫁不像台湾别的山地族群那样全然自由无拘。双方父母的同意都须取得，而事先的安排须托一位中人办理。事情定妥之后，要隔一个月，然后在约定之日求婚的人到他意中人的家里，一番简单的仪式便认可了这一对相合之权。女子仍住在母亲家，直到生了孩子才迁到丈夫家，婚事到此才算成了。然而她若无出，求婚的人便不再登门，这一对之间一切亲近也就到此为止。双方此时都可以自由另寻配偶。

疾病。与台湾山地族群普遍的情形一样，这一族群把疾病归于亡灵的恶意，于是行一种名叫「巴力辛」的宗教仪式，把那些被触怒的灵赶走。

丧葬。鲁凯人死了，村中与死者相识的人都到他家来吊慰。死者穿上新衣，埋在屋内地板下挖的深墓里。到死后第一个满月之日为止，家里人不把死者用过的任何东西搬出屋外。此期过后便行「巴力辛」，丧事便算完了。

猎首。鲁凯人认猎首是光荣的事。他们杀人的情形被一位中国诗人写得活灵活现：「如猛虎之行林，攫人首而噬。」不过如今在这族群的许多社里，猎首已渐渐不时行了。少数仍行此事的人，取得人头便开一场大宴庆贺，人人都请。新割的人头煮过，把肉都去掉，洗净的骷髏极小心地保存。较为开化的社则保存兽头代人头。

宗教。人称「巴力辛」的宗教仪式在这一族群中全然盛行。那典礼是把器皿、食物等等按一定的样式摆好，在上面念念有词地诵一套咒语；山地族人相信这能请下祖先的灵，而典礼进行之际祖灵便在场。若有人违犯这典礼的规矩，或是擅入那只许女巫主持的法圈之内而有所触犯，那些灵便要把恶意加在犯者身上。这典礼在某些方面与南洋某些岛民所行的「禁忌」相似。

他们一年四次祭祖灵。有些鲁凯社有一个传说，说他们的祖先带着十二只陶瓮从天而降；而今日在大头人的屋里，还有一只别致的古陶瓮代代相传。另有些社的传说说月亮生了他们的祖先，而头人屋里保存着一块圆形的石头，用来表示月亮。瓮与石都被认作圣物，外人不许靠近。与邹族群一样，他们相信祖先的魂住在村子入口附近的一棵圣树里。

排湾族群

排湾族人住在本岛极南的丘陵平地上。东面他们的地界几乎伸到知本溪，与卑南人的地界相接；西北与鲁凯族群为邻。东、南、西三面，他们的土地都伸到海边。

排湾族可分三支，即恰库武库武姆、巴库鲁卡尔与巴利查利查敖。

居处。排湾人的屋子显出造屋的三个阶段。第一种是原始的样式：在山坡上挖一个大坑，便得了一道坚固的后墙与支撑。两侧各立两根柱子，柱顶横架大圆木，成为拱形的支架，上面盖蔺草顶。墙用蔺草或竹子编成。第二种样式像华人贫户所造的那种寻常屋子，草顶，竹墙或板墙等等。第三种是把上述那样几间屋子连在一起，成为一所长屋，有时长到五十英尺以上。

恰库武库武姆与巴库鲁卡尔两支头人的屋子，入口门旁有雕饰的柱子，刻着四五英尺高的人形。头人的住处由此很容易辨出。巴利查利查敖一支的大头人屋里有一间被看作圣室的房，某些宗教仪式就在那里举行。头人一家也极少进那间屋子。

衣着。这一族群所穿的衣服与鲁凯族人的相似。巴利查利查敖的山地族人多年来与华人往来密切，华人的影响强得足以使这些原住民舍弃本族的衣着，改穿外人的衣服、留外人的辫子。

饰物。排湾人所戴的耳饰很别致，是一块直径约一英寸的圆木片，耳垂上的孔因此极大。因为这个特点，华人给这一族群起了「大耳人」的名字。

刺青并不普遍。男子有时像鲁凯族头人那样装饰自己，但这种花纹在他们身上并无特别的意义。女子则只有属于头人家的才许刺青，所用的花样与鲁凯女子的相似。

饮食。排湾人的饮食实际上与鲁凯人相同，只有山区深处的几社例外——他们因一种迷信的禁约而不吃米。与南台湾别的山地族群一样，他们爱嚼槟榔子。

婚嫁。婚礼与许多山地族群的相似。青年壮士带着柴与水到他心爱的人家里，放在门前。姑娘若把柴水照该用的用处用了，便表示她答应了。年轻的丈夫随后在妻子家里住上几年，照习俗做男子分内的事。然后他把妻子接到自己家中，在那里办一场庆宴。各处亲属都来，送上酒与槟榔子作礼。

疾病。疾病他们归于鬼与灵的恶意，由一位女巫诊治，她负责平息那些灵的怒气、求得它们的照顾。她把一颗果子平放在一只葫芦顶上，看它的动静来判断自己大概能否成功。

不过有一样却有专门而合理的治法，就是被毒蛇咬了的人。请一位专治蛇伤的医人来，由他吸吮咬口，尽量把毒吸出，再在伤处涂上某种植物的汁。

丧葬。族中死了人，与死者相识的人都聚来哀悼。近亲一遍遍地叫死者的名字，大声悲叹自己受了极大的损失。埋葬有两种办法。较为通行的一种是在屋内地板下挖一个深墓，埋后用石头把墓填满。第二种办法是埋在密林里，尸身放进四壁砌石的墓中。只有巴利查利查敖的山地族人行后一种办法。

猎首。排湾人一度大行猎首，高山里的人至今还多少行此事。平地的排湾人已有华人的习气，实际上已放弃猎首。这族群所藏的人头极小心地存在专为此事做的石匣里，匣子立在屋外。

宗教。排湾族群有些人相信祖先的灵住在一片密林里，有些人相信那些灵附在古时传下来的刀上。他们在下种之日与收获之时祭祖灵。每五年，在这样的圣日之一，山地族人要同玩一种名叫「玛瓦雅雅」的游戏。这个游戏是让玩的人设法用竹矛的尖刺住一束树皮——那束树皮卷得与人头一般大小。刺中的人算胜。据说这是一种古时游戏的遗留，那游戏原是把一个人头抛来抛去，然后献给神灵。

巴利查利查敖的大头人所住的村子里，密林近旁有一间蔺草顶的小屋。这所屋子被看作圣殿，他们当神明崇拜的祖灵就安奉在里面。除了若干固定的祭日，从不有人走近这屋子。若有人不为宗教之故靠近它，人们相信灾祸便要落在那犯者身上。

传说。排湾族群的巴利查利查敖一支有传说说，他们的祖先从天而降，子孙繁盛，迅速散布在这一带。又说有一回这一带遭了大旱，可怕的饥荒看来已难避免，族人便开了一场大会，祈求祖灵赐雨。一夜，那些灵在族人的梦中现身，宣告山里住着一位名叫特拉罗克的伟人，若立他为头人，收成便会丰足。于是族人去寻这位大人物，终于找到一个名叫加雅加雅的人，他们相信就是所说的那一位，便立他为头人。他们又祈雨，果如所许，大雨随之而下，得了丰收。这些传说若与这族群另一支的传说相比，似乎显出巴利查利查敖一支并非纯粹的排湾人。

卑南族群

卑南族群据着本岛东南卑南平原的大部分。北面与阿美、布农为邻，西面是鲁凯族群，南面是排湾人。卑南人约三百年前曾构成一个极强盛之邦。他们向北扩张，征服并奴役了许多与他们相接的部族。若干年后他们的势力衰了，终于那些一度受他们管辖的部族都得了独立。如今卑南只剩八社，所据的地面在各族群中最小。

居处。卑南人只住在平地，他们附近的山区仍无人居住。他们的屋子彼此紧挨着建，每个村子四周环着竹丛。屋子原始而造得不好。无疑屋里死了人便弃屋的风俗，正是造屋手艺低下的缘由。卑南人在村里有两所族中的屋子，都是圆形的构筑，架在离地十英尺的木桩上，用竹梯供人上下。一所名叫「塔古邦」，是少年的宿处兼游戏之所。另一所名叫「巴拉冠」，也是单身青年的宿处，但住的是年纪较近成年的人，白天留给他们作工作之所。住在这些宿处的青年担着守卫之责：长辈睡觉时，青年须从高处仔细守望，有敌人来便发警报。女子严禁走近这两所屋子。

衣着。这一族群本族的衣服与排湾人的相似；但卑南人与华人久有密切往来，所以许多人已改穿华人的衣服。

饰物。大多数山地族人乐于拥有的那类饰物，卑南人并不在意。属于头人家的女子在后脑上刺青，花样与鲁凯、排湾两族群的女子所时行的相似。

饮食。卑南人的饮食与鲁凯、排湾两族几乎一样，不过他们整治饭食看来比较进步。

婚嫁。卑南族群的家族制度以女子为中心。一个女子若中意某个求婚者的殷勤、婚事也定了下来，男子便迁到妻子的家与家族中去。所以得丈夫一事主要由女子与她的家族掌管。对这位年轻丈夫负责的是妻子的家族，他本家已放弃了对他此后的一切要求。他作为儿子分享这家所有的，却对这一家没有权柄；屋子与产业也不属于他，直到妻子的父母死后，他作为唯一产业主的丈夫，才按习俗所许得到若干权利。

疾病。疾病是怒灵降下的报应。人们相信一位女巫有驱邪之能：她把一杯酒放在病人面前，两手各持一片香蕉叶，把那些来作祟的恶灵挥开，再把酒向地上洒三次，一面不断地念咒。

丧葬。族中死了人，家里痛哭哀悼。尸身裹在藤席里，埋在死者素常睡处附近的地板下所挖的墓中。过了若干天之后，家人便永久弃屋，迁进一所全新的屋子居住。

宗教。与鲁凯人一样，卑南人行那种名叫「巴力辛」的迷信仪式。祭日那天捉一只猴子，绑在少年会所前面的树上，用弓箭把它射死。随后头人把酒向天上抛三次、向地上抛三次。接着众人都向那猴子吐口水，然后把它丢掉，再手牵着手跳舞。卑南人的传说解释说，他们族人势力极盛的时期，每年要把一个被征服部族的人献作牺牲。如今他们既已衰弱，便不得不用一只猴子来代替。

第二十六章台湾的住民（三）

传说。卑南族群这样说自己的来源：极古的时候，卑南平原南端阿拉瓦奈山脚下有一块大石。有一天这块石头裂开，生出一男一女，男的叫乌奈，女的叫坦瓦尔。两人往北走到知本溪，就在那里定居，立了一社名叫知本。两人随后成婚，生了三男三女，他们的后裔便成了今日卑南族群各社的祖先。那时天上有八个太阳，热得极猛，人大受其苦。乌奈的长子名叫萨伊阿豪，用草做了一把梯子升到天上，与太阳们厮斗，毁掉六个，留下两个，就是今日的日与月。

阿美族群

阿美人散布在本岛东南台东一带的大部分。南面是卑南人，北面他们的地界伸到泰雅人之区。他们的土地有许多是肥沃的平原；实在说，各族群所据的地面之中，阿美人所有的最为可取。这一族群可分南阿美与北阿美，以秀姑峦溪谷为界。南阿美一度据着卑南那片大平原，但卑南族群在战事中打败了他们，夺了他们的土地，使阿美人沦为臣属之族，名为「巴比燕」，意即「弱者」。后来阿美人虽恢复了独立，卑南平原仍归卑南人所有，如今那里只剩一个小小的阿美村子，名叫瓦朗敖。这一族群其余的人散布在北面的河谷里。当年被侵时，有几社阿美人逃往南方，在排湾人地界里的恒春平原上安身。排湾人收了他们的归附，却派给他们若干屈辱的差役，其中有些至今还要他们做。譬如排湾族群大头人一声令下，他们就得去耕田。眼下他们成六个小村子，日子过得不快。

居处。南阿美的屋子以未削的原木作支柱，墙用竹与芦苇，顶上厚厚地盖着蔺草，两端的坡度相当陡。北阿美造竹木的屋子，地板离地相当高，上面铺藤编的席。山地族群之中，最完善的屋子就见于这一族。

各社都各有一所单身青年的宿处，同时也作族中议事的会所。住在宿处的青年须在夜间守望。

衣着。阿美人在衣着上模仿与自己最近的外族。譬如住在南边的阿美人穿得像卑南人，往北一些的仿布农人的衣着，极北的则采东泰雅人的装束。还该添一句：遇着这样更便当或更舒服的场合，阿美男子索性什么也不穿，连素常的兜裆布也认为不必要。

台湾七个族群几乎都刺青并拔掉某几颗牙，阿美人却两样都不做。

饮食。阿美人懂得制陶罐，用来煮食与盛水。北阿美制陶特别在行。他们不用轮子，只用一块圆石放在揉好的泥里面，再借一块小木板拍打外面，慢慢把罐或盘塑出来，形状做得很好。这样做成的器皿在日头下晒干，再用稻草火烧。阿美人懂得挖井取水。本岛别的山地族群都从山溪取水。

婚嫁。与卑南族群一样，丈夫入妻子的家。照习俗，青年壮士在婚前要送给新娘一件礼仪上的赠物，就是苦楝树的柴。头一天送四束，此后每天一束，直到二十束为止。所以照惯例，十岁的男孩便种这种树；树长到五六英尺高，便可以作柴用了。

丧葬。族中死了人，死者的家属大为哀恸。尸身裹在藤席里，埋在死者旧居之外的深墓中，头朝南，面朝东。南阿美人的习惯是由家中一人往墓上撒一把土，随即喊道：「你不可回来。」南阿美人用一堆石头作墓标，北阿美人则立一道木栅。

猎首。阿美人大多数已经归化，猎首已不再行。不过北阿美人虽不专为取人头而出行，在与邻山泰雅族群交战时，却要把落到手里的敌人斩首。

得了这样的战利品，便存在专为此事搭的台子上，并开一场祭典庆贺。有些时候他们也吃从头上剥下来的肉。

宗教。阿美人在宗教观念上似比别的族群进步。他们信有一个掌管宇宙的至高之灵。与鲁凯、卑南两族群一样，他们行那种名叫「巴力辛」的迷信仪式。收获之后开一场大庆典，祭祖先的灵；下种时也有同样的庆典。遇着久旱危及收成，他们便祈雨。

男女青年都被责令敬顺长辈。这种敬老之风已进入他们的社会制度；北阿美人中间，对长辈稍有不敬，犯者便可能被逐出族。

疾病。与别的族群一样，疾病归于亡灵的不悦，便请一位女巫祈求它们照顾。这是这一族群各社共有的；不过北阿美人还把某些疼痛归于肉里有作祟之物。他们请一位巫者来，由他负责把异物取出。他的办法是在痛处的肉上用力吸吮，随后忽然从嘴里取出各样东西，说是从病人身上得来的，并声称这样一来病便好得了。

传说。阿美族说自己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与卑南人的相似：说他们的祖先是从知本溪附近山上一块石头里生出来的。提鲁提与提洪安这样生成之后，立了一个村子名叫瓦朗敖。他们的后裔中有四个兄弟北渡卑南溪，成了如今那里一族的祖先。还有好几社各有传说，讲他们祖先自远方来到的情形。据住在秀姑峦溪谷那一社所信，他们原先住在邻近的沙那沙那岛上，被称作沙那赛人。后来他们乘船而来，在秀姑峦溪口登岸，在那里立了七个大村子。所以今日那岛的名字，或许就是沙那沙那的讹变。北阿美奇莱一带的里漏社说他们的祖先原住在台湾东边的一个岛上。有一个名叫提波兹的山地人带着家人乘两只独木舟出海，遇上一场大风，把他们从故土刮走，在台湾岸上船破登陆；他们在那里造屋，生出今日的里漏社。这一社存着一只旧独木舟，他们说那是照祖先所用的式样做的。眼下村里人每年一次把这只舟放进海里，演一演祖先登陆的情形。这典礼过后，便祭祖先的灵。另有一个更离奇的传说，说他们的祖先是骑在一只大龟背上渡海而来的。

由此看来，北阿美人的传说所述是比较近代的事，大体上即便不能说很可能，至少是很说得通的。

平埔族群

「平埔」这个名字本是华人用在据着本岛西部平原的山地族群身上的，所以它只是一种地理上的区分，凡住在平地的山地族人都这样叫，纵然某些村子在人种上原有分别。若就人种而论，平埔人分作如下几支：

一、马卡道，在凤山一带。二、西拉雅，在台南一带。三、罗亚，在嘉义一带。四、巴布萨，在鹿港一带。五、阿里坤，在彰化一带。六、拍瀑拉，住在大肚溪以北。七、巴宰，散布在台北平原以及基隆与淡水各区。八、噶玛兰，在宜兰一区。

约三百年前，平埔人受了荷兰人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得了一些教育；但荷兰人一走，他们便被华人同化，正如本章开头几页所述。眼下他们采华人的风俗采得这样彻底，连自己的语言也舍弃了，多数情形下外来的人分不出这两个族来。〔注一〕

对那些采华人文明采得更进一步的社，华人另给了一个名目叫「熟番」，也就是已归化的族群。熟悉这两个族的人仔细看过之后，能从眼睛上看出分别：熟番的眼窝较深。女子也不缠足。上述各支之中，只有巴宰与噶玛兰两支还保存着本族的语言，不过他们也通华语。至于别的几支，只剩几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记得本族的话。实在说，古时的风俗习惯虽或许这里那里还留着一点痕迹，但说他们今日的生活就是华人的生活，也并不算错。不过他们原有的风俗，照古籍所载与传说所传，这里还该略记一笔。

居处。他们的房子一般造成像一只翻过来的船。地板架高，用梯子上下。屋外四周挂着兽骨。

衣着。他们主要的衣服是一件短而带袖、长到腹部的褂子似的衣服。外面有时再穿一件较长的、到腰的褂子。

饰物。他们用鲜艳的彩石装饰头与胸。他们一般在耳垂上穿孔，孔里带一件饰物。他们很少像有些山地各社那样拔牙，刺青也不普遍。

他们的食物用煮或蒸整治。自酿的酒有两种做法：一种用口水促其发酵，另一种则靠把酒液存放起来成事。

婚嫁。男女一般都有婚嫁的自由。不过他们中间有些人有一种风俗：在特别宣告的某一日举行赛跑，所有未婚的青年都来比；赢的人得到娶族中最美的姑娘的权利。又给到了婚龄的姑娘另设房屋，她们自己有择夫之权。

疾病。他们认疾病是鬼怒的表现，并认为某些女巫有赶走恶鬼之能。杀外人并保存被杀者的头被认为是光荣的事。死者有些人埋在屋内，有些人埋在屋外。他们又惯于在农活正忙的时候，把尸身裹在夏布里放在溪边或海边。

台湾山地族群的社会状况

台湾山地族群的社会状况，总起来可以略述如下：

他们已不再过游移的生活，如今住在村子里，受着若干社会的约束。他们已脱出各自孤立的状态，如今受头人的管辖。他们不再以洞穴或树木为家，已学会用木与石造屋。他们多少有些宗教观念，并祭祖先的灵。他们已过了以石与骨为器具之料的时代，如今用铁，不过还不懂金属的冶治。从前男女都赤身，如今已穿若干简单的衣服。他们不再用两块木头相摩取火，而用火石与火镰。他们并不缺乏艺术之感：所织的布上所显的花样与配色足以为证，有些人雕刻也极有手艺。他们好音乐；除了竹制口簧与单弦弓琴这类奏不出几个音的简单乐器之外，有几社还有一种笛子，用来给本族的歌伴奏。〔注二〕

至于家族的亲属，台湾的山地族人把自己上下三代之内的血亲认作近亲，次序如下：父母与父母的兄弟；父母、父与母，以及父母兄弟的子女，还有自己的兄弟及其子女；兄弟的子女，以及孙与孙女。

上述认作近亲的人要受下面几条约束：

一、他们之间不许通婚。

二、近亲对需要帮助的鳏夫、寡妇与孤儿，须加保护并予特别的照应。

三、近亲的丧事须去送葬。台湾的山地族人避着死人，若死者不是近亲，决不去送葬。

成人与未成年者之间所分的界限之严，极为触目。山地族人不按岁数算年纪，而按气力与本事，正合「人不觉老便不老」这句话。他们用若干正式的典礼，把成人的身分授给体格已显出成熟的青年；而在有些族群里，也授给气力虽不足、却以取回外人的头显出了勇敢的人。成人的身分一般以在身上某处刺青、或拔掉某几颗牙来标示。成人所享的特权是：

一、他们被认作有能力、能负责的人。

二、他们许婚娶。

三、他们许嚼槟榔子，这主要在鲁凯人中间。

婚嫁的风俗各族群虽不相同，却没有哪一社不把婚嫁当作一件大事，也没有哪一社不设法以若干正式的典礼使它显得隆重。夫妻的关系到死为止；丈夫死了或是不见了，妻子都不许再嫁。妻子不贞之事从未听闻，卖淫与别的不端之行实际上不存在。住在界上的山地族人有些受了与华人往来的败坏，极少数情形下发现有患花柳病的，但内地的山地族人中间不曾有过这样的报告。这一层，连同他们对一夫一妻之严守、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家中死了人全家所显的深哀、对长辈所存的敬重，都足以证明一种社会状态：它不但远胜太平洋别处山地族群，而且与我们那被夸了又夸的文明之下的社会相比，有时竟不很为我们增光。

台湾山地族群的社会组织略如下述：

头人或由世袭、或由推选而立，村中的太平由他保守。

山地族群的社会组织虽有两种不同的形式——自治的与专断的——但一般而论，单是习俗与传说所立的那一套道德规条，就足以使山地族人循规蹈矩。族中每一个人对同族人的看法都极为敬重，又认自己的利害与全体的利害不可分，所以他把对别人的犯罪看作同样是害自己。真正的手足之情在山地族群中所显的程度，别处是找不到的。于是头人极少被请去重责部下。要用到他时，通常只是对一些小过犯施加惩罚。

刑罚的轻重视触犯的情形与族中对伦理的看法而定，而头人力求不越出前例之外。

各族群对犯罪的看法并不一样。常有两社相距不远而社会的标准不同。不过下面几项是公认的主要罪过：

一、通奸。

二、不礼或不端之行，可能扰乱或危及全族的生存者。

三、窃取族中任何人的财物。

四、对长辈不敬，这主要在阿美人中间。

五、杀本族之人。杀外人不算犯罪，恰恰相反，还大受称许。

对上述过犯，所施的刑罚一般如下：

一、死刑，主要用于通奸。

二、永远或暂时逐出本族。

三、没收财产。没收房屋则无例可举。

四、鞭打，用竹子或木棍打背或腿。

五、申斥，由头人公开斥责犯者。

台湾山地族群人口的记述，若不提红头屿住民，便不算完备。红头屿是台湾的属岛，距南台湾海岸只三十五英里上下。红头屿周围只三十英里上下，由一座长长的山构成，山地住民就住在山坡上。在人种学家看来，这个小地方的住民或许是这块属地上一切山地族群里最有意思的；而整个东方，像红头屿住民这样过着如此原始的生活、与外界往来如此之少的族群，无疑也极少。

关于这个岛的史料极少。比奇船长指挥英国政府的船布洛瑟姆号，于一八二六年到过红头屿，测定了它的位置，并绘了一幅北面与西面的图。比奇报称岛上较低的山坡已有耕作，北面见得到一个大村子。这位军官还报称：「海岸几乎处处是岩石，大概难以登陆，因为岛上许多地方都见得到针形的礁石」；由此看来他们并没有登岸。不过另有一条华人来访的记载。在台湾官府一位华人官员所作、一七二二年刊行的一份关于台湾山地族群的报告里说，台湾早年的华人曾到红头屿去，望着在那里找到有利可图的交易。他们发现岛上住的人与自己言语不通，而且不肯把自己那一点财物让出来。此行无成，他们大为失望，便杀了许多山地族人，把被害者微薄的所有收拢起来，回了台湾。后来又有别的南台湾华人，带上几名恒春一区的山地族人充作通译，到红头屿去。岛上的住民没有忘记前几批来客的奸诈，这一回便报了仇；因为记载上说，这一行人没有一个回来。华人便安于把这个岛看作自己管辖之外的异域。然而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台湾，却引起他们的忧虑，怕某个外国会占了这个岛。于是一八七七年恒春知县到这地方去，回来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论岛上住民的风俗习惯。自这时起，红头屿便被宣告为台湾的属岛；两年后福建的官府刊行了一幅新的台湾地图，把这个岛标作朝廷的属地。虽然偶尔有华人帆船泊在岛外，与把货物用船送出来的住民作些微不足道的交易，但在日本人领台之前，再没有别的试图探查这个岛的记载。一八九六年，也就是日本人到来的第二年，台湾官府派了一支小小的队伍去探查这个岛。我有幸是其中一员，下面这些记述大半就是我那一次所作观察的记录。〔注三〕

住民及其来源

我们那次探查之后，有好几位有经验的日本人类学家到过红头屿；我相信他们一致认为岛上住民源出马来。这几位先生大体上无疑是对的，连在没有经验的外行人看来，证据也似乎显出马来的成分居多。不过他们的生活里也有外来影响的迹象，显著得足以引人注意；这一面的问题若仔细考究，我相信会找到足够的证据，使人有理由断言：红头屿的住民虽近于纯粹的马来，却是一个混合之族。

红头屿的住民共一千二百或一千三百人上下，住在八个村子里；最大的聚落叫雅库纳乌门，在西岸，约有五十户。这些住民身量矮小，平均只五英尺二英寸高。他们肤色黄褐；除一个人之外，头发都是直的，黑中带褐。他们在直发与肤色上虽合于马来的类型，但就面相而论，却似有两种型。我们见得到马来人那种略小的鼻子与不突出的嘴唇；另又有一种型：眉骨突出，眼窝深陷，鼻子短而根部略塌、鼻孔很大——实在差不多是尼格利陀人的鼻子——再加上纯巴布亚型那种比较大的嘴与厚唇。巴布亚人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卷曲的头发，这在红头屿住民中间一点痕迹也找不到，只有一个成年男子的头发明显地带卷。他们的体貌特征如此。而在他们的习俗与仪礼、他们的船与住处上，他们与巴布亚人有许多共通之处，有些地方还与马来人相反。我所说的并不是台湾所见的马来类型——后一个岛的某些族群血里也很可能有巴布亚或别种的血统——而是指来源确凿的山地马来人，就是华莱士、卢伯克、希卡姆等人所写过的那种。红头屿住民所造的船，无论在形状、造法还是装饰上，几乎与所罗门群岛巴布亚人所造的一模一样，而与任何别的民族——马来人在内——所造的船全然不同；马来人所爱的式样是一只独木舟加上舷外的浮木。这是一种独特的式样，一个马来的山地人竟能自己想出一种与那相当复杂的巴布亚式样处处细细相合的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似乎无可争辩：上述那套造船之法，是由一个巴布亚人、或是一个熟悉巴布亚人生活的人传给红头屿住民的。红头屿所造的这种实在出色的船有好几种大小，自载两人的小独木舟到容二十名乘客的大船，看来都是一个式样。船造得圆浑秀美，船头与船尾形状一样，都向上延出一道优美的弧，收在一个尖上；逢着节庆之日，尖上还插出一束羽毛或别的装饰。

这是一只拼造的船；想到造它所用的工具何等粗陋，这件东西实在可佩。这一族人没有锯子，所以每一块板都是用手斧削出来的，显然每块都出自一整棵树。这些构成船舷的板削得极其合度，彼此贴得严密。板缝附近钻了孔，藤条穿过孔去紧紧扎住，真可说是把各部分绑在一起。船底的板也用同样的办法扎在坚固的尖底龙骨上。与所罗门群岛一样，做这件活所用的主要工具是手斧。在红头屿，这件器具做得能把刃的方向改过来变成凿子，使刃口朝前。

登陆时发现这些本地船胜过外国式样的舰载艇。山地族人随意驾着自己的船，高高的船头劈开浪头；登陆时他们穿过相当险的碎浪而丝毫不觉为难，而我们用自己的小艇登陆，至少有一天是颇为惊险的经历。

〔注一〕（原注：华人的「平埔番」与「熟番」两个称法虽多有混乱，但照例前者用在平地那些容易与华人分别出来的山地族人身上，后者用在那些出于山地族群、却把华人的风习采得这样彻底、实际上已不留古时生活痕迹的人身上。）

〔注二〕（原注：除偶尔与华人以物易物——那时他们主要以林中的产物换盐、毛毯、火药等等——他们并不以工业或农业为收入之源。）

〔注三〕（原注：第一次红头屿之行是一八九六年三月十日自基隆乘海军运输船福井丸出发的，那船由海军省提供，排水两千九百二十八吨，二十日返抵基隆。途中在火烧岛待了一天——那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住着华人渔民——又在红头屿待了五天。这支队伍由日本陆军少校菊池率领，成员如下：民政部门的一位官员、海军中尉八代、矿务专家新田、农务专家川田，以及熊谷、与仓、稻田、藤本、德永、石川、高桥、栗村诸人等。另有日本记者中浜与外国记者达飞声。又有一队步兵由陆军中尉奥本率领随行。）

第二十七章台湾的住民（四）

红头屿的船装饰得很精致；而就所用的花样而论，不但在船上，别的东西上也一样，巴布亚的影响似有迹可见。他们的装饰里几乎总有人形出现，而山地的马来人照例只做几何花样。〔注一〕不过也该留意：台湾有些族群也用人形作装饰，只是不及红头屿住民那样多。

住民在岸上为自己的船搭起草棚，这些棚子在形状与造法上都极像所罗门群岛巴布亚人的船棚。

红头屿住民与巴布亚人习俗相合之处还有下面几端：他们捕鱼的器具齐全而精巧，包括在咸水里下的结实围网，而且在这件事上花许多工夫。他们又制相当好的陶器，上面装饰着粗粗的花样。马来人盛食物的碗盘一般靠木或竹。马来人除了受较有经验的邻族教导之外，我相信照例并不用灌溉来改良田地。而红头屿的住民却像巴布亚人与尼格利陀人那样，把芋田做成梯田，从顶上引一股水下来，一级一级流下去，正好供给收成最好所需的水量。

由此看来，他们中间似有一种并非全属马来的成分。

这大概是因为古时有少数遭风的巴布亚人漂到这里，日久被马来住民吸收，而那套较好的造船与耕作之法就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又或者那些外来人出于波利尼西亚某些族群——他们许多都与巴布亚人关系密切。无论如何，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要解它，我们须求之于日本的人类学家。

居处。红头屿住民的住处极为奇特，说是独一无二也不算过。每家都有一个墙砌得极好、地上铺石的院落，院里有三所各别的屋子，足见这些住民的聪明与求舒适之心。一所半在地下，是他们冬天的住处；天气较暖时他们有一所离地数英尺的舒适的屋子；为避夏天的暑热，又有一所塔形的构筑，架得够高，可以接着凉风。这些屋子不单作住处，也作工作之所与仓房。造屋时用相当多的木料作支柱与横梁，那两所大屋的内部地板、天花与墙壁也用木。那所架高的构筑则用木、竹与草。入口处与地板平齐伸出一块台板，住的人须先上这块板，再手脚并用爬进去，因为门口不比一只大狗窝的入口大多少。屋里像一只扁扁的大箱子，约七英尺乘八英尺，矮得人躺下举手几乎就能碰到天花。可是这些住民总是蹲着，所以这地方对他们够高了。里面的木件上刻着人形与各色相当悦目的几何花样；此外唯一的装饰——在住民看来确是装饰——是一排排从这边挂到那边的兽颌骨。屋顶盖着一种坚韧的干草，外墙上也用同样的材料。架在木桩上的那两所屋子，每根柱子顶上都有圆板，为挡那些夜里简直满岛横行的大鼠。我在岛上头两夜是菊池少校帐篷里的客人，第三夜一场骇人的热带暴雨，几乎要把我们冲到海里去，我们便搬进一所本地人的屋子，发现那里干爽；就当时的情形说，还算舒服。

衣着。岛民的衣着——即便在他们好意穿上点什么的时候——也只能说是零碎。有时头上遮着东西，那便是一顶藤木或槟榔纤维做的圆锥形帽子，显然为耐用而做，不是为好看或舒适。又有时上身裹着一件极短的自制上衣，料子是苎麻纤维、或芦苇、或粗硬的椰子纤维，后一种显然是件毁不掉的东西，一劳永逸地把穿衣的问题解决了。这些上衣无袖，前面敞开，所以实际上只护住肩与背。再加一条极窄的兜裆布——与日本的兜裆布相似，而且奇怪的是系法也一模一样——便是全套装束了。腿一概赤着，我们这一行人也不曾见过任何鞋履的影子。而最叫人吃惊的，或许是发现岛民有用薄银整片做成的帽子，那是礼仪之用的。女子要周全些：腰上系一条围裙，有时遮住下身；多数场合又用一方布裹在身上，一端绕过一边的肩，再从臂下绕到背后。年轻的女子看来发育良好，有几个体态秀美、不算难看；不过像大多数给孩子哺乳到相当晚的山地族群一样，连才出少年的年轻母亲，乳房也已下垂松软。

饰物。这些住民不刺青，也不以别的方式毁伤自己。头发在颈部与头的下部剃光或剪得很短，这样留出一圈圆圆的头发，实在颇为好看。男女有时戴好木、鱼骨、贝与果子做的项链，不过我去的时候不很多见。女子还戴贝制的耳饰，又有竹梳，常常使用。岛民对自己的独木舟、兵器、器具、陶器等等的装饰极为用心。凡他们所造之物，连田间用的粗陋工具，都用巧妙的雕饰点亮。船如前所述装饰得很多，花样里常出现人形。有些陶器虽略粗糙，却实在很有艺术意味，上面那些轻巧的几何花样多半配得极妙。他们还用轻烧的陶土做成形状极有趣的娃娃。金属的臂环在男子中间很受欢迎；而且人人都显出一种极其热切的愿望，要拿自己有限的所有来换我们身上的银币——那些银币对他们除了作饰物、或作上面所说的银帽之料，别无用处。实在说，有件事叫我们有些丧气：我们身上所带的种种东西，如烟草、鲜艳的彩布、钮扣、手镯、廉价的首饰等等——这些照例是山地族人极看重的——却一点也引不动岛民的兴趣；他们要银子，他们叫作「培洛克」的东西，而且只要「培洛克」。只有一样例外：他们让我们明白，金子也要得；而我们所带这种贵金属的一切形状之中，最招他们的莫过于我的通译镶的金牙。这几颗金牙的显眼，特别引动了一位极其郑重的人；他唯一的宝贝是一只英国陶制的啤酒瓶，装在一只大匣子里，轻轻安放在一窝破布中间。他会小心地把匣子放在地上，再小心地把盖揭开，然后带着母亲对待新生婴儿那样的疼爱把那宝贝瓶子取出来；接着用一套不会被误解的手势，郑重地先指自己的瓶子，再指我通译的金牙。他紧盯着那通译不放，一有机会就把这套有趣的表演重演一遍。那瓶子无疑是从过路的船上得来的，匣子看去像船上的箱子，只是上面没有名字。

饮食。山坡上有相当大的一片地已经耕作，我们看见水芋种在梯田里，灌溉之法完备，正如华人所有的那样。旱芋以及少量的粟也在种。

岛上有山羊，还有一种鼻子长、颈上生长毛的奇怪的猪。鸡看来也多，所以这些岛上肉食颇足。捕鱼做得很勤，所用的器具与网看来极为完备。贝类也是要紧的食物。椰子极多，是一种丰美的食物，椰汁则当饮料。然而说来奇怪，这些住民没有醉人的饮料，也不懂用烟草。整个太平洋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不嗜烟草的族群了。

疾病。岛民看来少有疾病。没有花柳病的迹象；也没有一个人身上有天花的痕迹。再者，看来也没有畸形的人，没有瞎子、聋子与哑子。

宗教。关于他们的宗教仪礼得不到消息。不过他们似乎信一种禁忌。我们一行人到时，住民逃进林子里去了；但每一所屋子前面都插着一根五六英尺长的棍，棍头上吊一根绳，绳上系着一块骨头。这无疑是作禁忌之用，保他们的住处不受外人之扰。等到和睦的往来建立起来，他们的禁忌便都撤去，我们逗留期间再没有见过。

传说。他们的传说讲到有外来人被风从他们称作「伊巴丹」与「伊库巴拉」的岛上吹到这里。他们又说古时有一男一女生了许多孩子；父亲早死，母亲被「伊巴丹」岛的人掠去，一去不返。孩子们却长大兴旺起来，如今住在西北岸伊拉拉伊那个村子里。

杂记。取火用摩擦，用两块木头。兵器似乎只有几支看来不堪一击的矛。岛上没有狗也没有猫，这就说明了那场大鼠患。巨大的鼠，大得像麝鼠，夜里简直满村横行。天黑之后你看得见它们毫无惧色地跑来跑去，正像饿猪横行菜园一样；说我们怕鼠更甚于怕住民，并不夸张。除家用的陶器之外，他们还做熔银用的小器皿。他们的语言虽似含许多马来语词，但另有大量——若不说是占多数——的词似与马来语毫无关联。

结束我对这些朴实之民的记述时——他们过着快乐太平的生活，无病无争——我心里起了一个疑问：文明对他们还有什么可给的？文明能使他们的担子轻些、日子乐些吗？别的山地族群与我们所谓的文明相接之后衰亡的记载，已经给了一个答案。

台湾的华人人口。就政治上说，华人人口可分为已接受日本国籍的人——官府的文书里通称「本岛人」——与保留本国国籍的人。若按语言与风俗分，华人人口可分两类：福佬人说厦门话，原自福建省移来；客家人说一种广东话，大半自广东省移来。此外还有少数真正的广州商人，各处也有一两个华北人。客家人是一个强悍好战之族——我在第一章里论过他们——他们在山地族群界上各区落户，那里的地取来便是，又可保得几分不受官府的压迫。外人若不通语言，几乎看不出客家的男孩或男子与福佬人有什么分别；女子却不同：她们不缠足，头发梳得繁复，有点像日本女子的式样，这就立刻把她们与福佬女子区别开来——后者缠足，头发只在后面盘一个髻。与山地族群的以物易物多半在客家人手里，而山脚一带眼下的农业开发，一部分也是他们首倡的。与福佬同胞不同，他们一般无所畏惧；所以我们看到：一切华人之中，最肯在险地制樟脑的就是他们。他们在台湾山里的日子并不安逸舒适。他们住在粗陋的棚屋里，挡不了多少风雨；无论在樟树林中还是自家屋里，枪械都得时时放在身边，以御山地族人的袭击——那些人来得最是出人意外，而且全无先声。人数够多、生计又容得的时候，他们便把棚屋盖在一处，若可能便盖在高地上，四面望得清楚。若没有这样的地方，便常筑一道木栅把聚落围起来，再立一座高高的望楼，派人守着，一见山地族人便报警。然而任凭怎样小心，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某一区死一个客家人；实在说，近来平均每天约有两个华人或死或伤——不过这个数目是特别大的。平地也有几个殷实的客家村子，但客家人照例更爱山里。粗粗估计，本岛客家人近五十万，以北自苗栗、南至中部台湾南投这一条界上之区为最多，打狗东南也有几处聚落。东南岸台东一区也找得到少数客家人。

华人治台时期，客家人被官府看作好乱不法之辈，他们与官府差役之间的冲突是常有的事。日本人领台之后，南台湾的客家人闹了几个星期的事，但自那以后他们再没有对官府显出什么特别的反抗。

福佬人可分四支——厦门、泉州、漳州与漳浦——按他们的方言以及所自来的福建各地而分。这四支之中，厦门与泉州两支在本岛北部以及西岸一带居多，尤其在后垄、大甲、牛骂头、梧栖、涂葛堀与鹿港这几座城里。漳州与漳浦两支在南部人数最多，中部台湾的平原上也有相当多的人。福佬人有两百万以上，是全岛的主要之族。关于他们可记的少有什么趣味。他们把故乡的风俗带来，带到这样的程度：台湾一座乡下的华人村子，与他们本省的村子景象一般无二。房子用同样的材料，同样不合卫生地挤在一处；狭窄而气味难闻的街道同样污秽、同样不成规矩；街上的小贩同样的吆喝、同样的货色；人的衣着与习惯也都一样。与大陆上的同胞一样，他们勤俭，只可惜不洁而迷信。若说他们比中国大陆那些广大的「民众」有什么长处，那便是他们在许多方面不那么守旧、比较通达。成千台湾华人的父母到来时，实际上是异乡的生客；他们在立足之际无疑受过艰苦与冷遇，也许正因这一层，他们对一般的外来人才存着较为厚道的心。本岛传教诸会的出色工作——他们熬过了起初所受的嫌恶——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今日这里的人何以没有什么强烈的仇外之气。

日本的人口统计里，华人一概合在一起，不分原籍何省；所以福佬与客家之外的华人究竟多少，无从查明。不过他们最多也只几千人；只因实际上一切大商号——批发的与零售的——都是广州人，这一类人便成了一个要紧的成分。

日本人的人口。现在要谈那个新的成分，日本人的人口。日本人的到来始于一八九五年日本领有本岛。在那件事之前，全岛没有一个日本居民。最早来的民间人士不是很可取的一类，大半是跟着军队来的冒险之徒，一路上有什么好捞的就捞，一有机会便回日本。为给军队运辎重，有成千的军夫被带进本岛；所幸雇期一满，官府便把他们送回日本。那些随营的人日子过得极惨，死于疾病的极多；他们发现这个岛并不是黄金国，活下来的终于又陆续回了日本。一八九六年，太平恢复之后，来了较好的一批人。日本的商人派代表下来，从商业的眼光把这块地面看一看；学者与专门之士来岛的也不少；店家则在较大的城里立起铺子，所售是能招动军人、旅客等等的货色。这一年将尽时，第一批日本女子到来；而木匠们正忙着把华人的房子改成有那众所周知的榻榻米的住处——没有榻榻米，日本人似乎总不自在。一所华人房子在日本人手里的改造颇有意思。典型的华人房子光与空气最少，黑暗与潮湿最多；而日本的住客便力求把这个局面倒过来。第一步是在长长一片实墙上打洞，好开出窗子。房东的感受是不大顾及的；开的洞往往不抹灰泥，只是些锯齿状的大窟窿，看去简直像这所房子被炮击坏了一般。随后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架起一道两三英尺高的木地板，靠一侧留一条通到后面的过道。新地板上铺日本的席子，有些地方还添上日本的推门。改过的房子虽在清洁上胜过原状、采光也好得多，却远不合卫生：连那架高的地板，对这片疟疾之地的气候来说也还太贴近地面；此外附近一带一般不洁，近处的排水又不好。结果可以想见。有几百日本人死在岛上，又有几百人病废回了日本。一八九六年末三个月，本岛北部一场鼠疫夺去近百人的性命。这番情形的结果是：台湾是个死地的说法传遍日本；一个时期这个说法这样普遍，以致连日本的仆人也雇不到岛上来。这是不幸的，因为它使较好的一类日本人不肯来岛定居。那个时期连官员也住在华人的房子里。外国人住在宽敞而通风良好的屋子的上层；而看见一位日本朋友安身在一所污黑、昏暗、不通风的土墙华人房子里、那房子又坐落在一条气味难闻、生病之源的华人街上，实在是极大的对照。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疫病流行并不奇怪，倒是有人能幸免才奇怪。这番性命的牺牲原是不必的；只要有好房子与合卫生的街道，在台湾生活的安全与别的半热带之地无异——这一层日本本国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是自己的亲友正死在岛上，这就够了。一八九七年给一部分官员建了宿舍，又为别的官员动了工，打算最后让所有官府雇员都住得舒适。民间人士也造了几所新房子，另有些人把所住的华人房子加以改良；许多单层屋子的阁楼被改过，使那里能作卧处。这些改良之后，日本人的死亡率显著下降。此地的居民虽已开始用较好的眼光看这个岛，本国所存的印象却难以擦掉；连如今已有更多的兴革使生活更舒适、更安全，在日本——那是最该指望消息灵通的国度——却仍普遍存着台湾格外不卫生的印象，而这个说法对这座美丽之岛简直近于诬谤。只要四邻合卫生、住在上层、空气与光足、饮食好、顶着日头时护住头，生活便能办到在暖地所能指望的那样合于健康。笔者在岛上六年不曾病过一天，这就使他在这一点上说话多少有些凭据。

官府的工程不计，日本人口的到来在外观上并没有使事事都变样，只有省城台北例外。不过那里的变化，在见过华人治下光景的人看来是极触目的。即在一八九六年，还可以说那完全是华人的城。店铺与别的营业之所大概十家里没有一家是日本的，也看不见一所不是华人式样的房子。一八九七年夏天已有大变的迹象，不过那城仍带着分明的华人气象。如今却大不相同了：华人的店铺二十家里不到一家；而这一切的发生并没有用过什么压力，只因华人在日本人面前退了下去——日本人肯出更高的价钱或更高的租金买地租屋。台北如今无论哪一点都是一座彻底的日本城市。实在说，凭它那些讲究的碎石街道、堂皇的房屋与货色充足的店铺，它或许胜过日本全国任何一座同样大小的城市。本岛别处没有一个地方经过这样的变化。〔注二〕街道一般也比华人治下更干净、照料得更好，不过那座华人市镇要算得上合卫生，要做的事还很多。日本人口——军人不计在内——眼下约四万。除官员一类主要来自东京之外，上述的人大部分来自日本南部，许多人来自九州，不过店家看来主要来自大阪。日本人领台的早年，很少有人把妻子儿女带到岛上。如今家庭生活更受人欢迎，日本女子的数目因此渐增。眼下男子比女子多三倍。〔注三〕不过日本人口在稳步增长。譬如一九〇〇年一年，到来的日本男子一万三千三百一十六人、女子五千六百八十人，共一万八千九百九十六人。一八九九年则是男子八千六百零一人、女子两千五百四十四人，共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人。这样算来，本岛这一年的日本人口增了七千八百五十一人；把种种情形合起来看，这似乎显出日本人觉得在台湾的日子值得过。

至今除少数殷实的商号正着意于种植园之外，日本人并不从事农业；实在说，他们要与华人农户竞争也难——华人食用之物几乎全由自己种出，别的所需大概只限于一年一条棉裤。再者，日本人能否在台湾的烈日之下、像耐力更强的华人那样一天在田里做同样多的钟头，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可疑的。不过作工匠、苦力的监工与店员，以及一般专门与有技艺之工，倒是有机会的。所以我们看到眼下的日本人口散布在各城市与村庄之间；实在说，本岛稍有规模的村子里，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半打上下的日本人，而他们与村人相处得这样好，以致有许多住在不安定的区域里——那里的本地人若有此心，尽可以袭击他们而毫无顾虑。

〔注一〕（原注：论到马来人与巴布亚人的装饰，希卡姆在他所著《北西里伯斯的博物学家》里写道：「若把南洋群岛各处的马来人与他们的邻族巴布亚人相比，这一点上两族之间的差别不能不使人印象深刻。马来人所用的矛、盾、刀、独木舟以及别的兵器与器具，往往全无装饰；他衣服上的彩色花样也是最简单的几何图形。巴布亚人却相反，他把自己所有的每一件东西都饰以奇异的人形与兽形，又在它们之间的空隙里填满极有规律而美丽的花样。」）

〔注二〕（原注：自然可以理解，别的城市一部分地方也显出日本人占居的迹象。）

〔注三〕（原注：人口统计见下章。）

第二十八章今日之台湾（一）

纲目：行政：——疆界——台湾官员的身分——宪法的规定——台湾的律令——民政局——行政的区划。

人口：——人口统计——二十三座最大的城市——日本人增加之率——出生与死亡——外国居民。

社会：——民众的境况——工钱的增加——劳力的供求——民众境况的改善——工钱的等级——资本的流入。

教育：——教会——华人的学塾——眼下的情形——所遇的难处——受津贴的学生——官立学校的体制——教育的经费——技术学校——教会的工作——所得的成效——加拿大长老会——英国长老会——教会的统计——台湾最早的报纸——罗马公教会的工作。

司法与犯罪：——台湾法院的地位——日本法律的适用——法院的分布——监狱——监狱统计——警察的管束——本地的警察——宪兵。

卫生：——日本人到来时的情形——医院的设立——卫生工程——自来水——教会的医院——鸦片的难题——所采的渐禁政策——管束的难处——鸦片统计。

财政：——岁入——专卖之利——税课统计——岁出——岁入各项——岁出比较表——银行的便利——通货的难题——「淡水元」——汇兑的难处。

防务：——旅团司令部——常驻的守备——炮台——军事运输——兵工厂。

岛内的交通：——公路——日本人的筑路工程——市街的铺砌——窄轨小铁道——行车之法——铁路——旧线的改筑——干线的兴筑——淡水线——拟筑的铁路。

邮政与电报：——所架的电报与海底电缆——邮件的递送。

航运与船舶：——港口——轮船航线——航运的津贴——筑港工程——基隆筑港工程——淡水与打狗两港。

对外贸易：——输入的增加——航运的增加——经香港与中国的贸易——台湾各口岸贸易的比较——经日本的贸易——贸易总额——经日本输入的外国货——台湾官府的采办——与美国及大不列颠贸易的比较。

行政

照诏令所定，日本治下台湾的行政区划，包括东经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自格林威治向东算——以及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的一切岛屿。〔注一〕所含的主要岛屿是台湾——官称「台湾」——火烧岛、红头屿与澎湖群岛。因为测量未竟，这个区划确切的面积还说不出，但大概会查明在一万五千平方英里以上。

本岛的治理完全由日本的中央政府掌管，并无地方的代表。日本本土眼下没有一个专管台湾事务的衙署。不过本岛总督名义上隶于内务大臣。台湾最高的行政之权归于总督。〔注二〕照眼下的制度，这位长官须是亲任官，并须有元帅、大将、中将或海军大将的官阶。他掌管辖境之内朝廷的陆海军与民政。他认为必要时，可以调动陆军或海军以保本岛的秩序，但须把此举报知日本有关的衙署。他认为可行时，也可以派军官来管民政官员。

总督有权任免判任官以下的一切官员；在此之上的官员，未得皇上经内务大臣所给的许可，便不得任免。他可以保荐这些文官升阶，但升阶由皇上经内阁总理大臣行之。凡依法须得皇上许可之事，须经内务大臣请准。

既未出过相反的诏令，宪法的规定一般认为在台湾有效。不过日本的法律除法律本身另有明文规定者外，并不适用于台湾。为台湾不时颁行的法令与章程，都是就本岛特殊的情形与需要拟定的。〔注三〕台湾的律令出自总督府，由总督署名，经台湾评议会核准之后还须得皇上的许可。台湾总督府的评议会由民政长官、财务局长、参谋长、海军参谋长与参事官组成。总督认为必要时，可以令与所议之事有关、或深知其情的别的文武官员到会，但他们无表决之权。总督的直接辅佐之员是民政长官、参谋长与参事官长。参事官长须是敕任官，下有奏任官的参事官二人。参事官受总督与民政长官之命，主要的职务与法律问题有关。他们之下设有专司旧惯调查与官方翻译之事的部门。

民政局之下设警察本署以及下列各局：总务局、财务局、通信局、殖产局与土木局。总务局由参事官长掌管，下设内务、外务、法务与学务四课。民政长官与参事官长须是敕任官；警察总长与五局之长须是敕任官或奏任官；特设参事官四人、事务官十五人、警务长三人、技师十八人、翻译官五人须是奏任官；其余官员三百二十人为判任官。铁道部、专卖局与海关都在民政局之下。民政长官兼任铁道部长与专卖局长。另有临时土地调查局，同样隶于民政局。

从前把本岛分作三县与三厅的旧制已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废止，代之以在下列各处设立名为「厅」的地方行政衙署：台北、基隆、宜兰、深坑、桃仔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斗六、嘉义、盐水港、台南、蕃薯寮、凤山、阿猴、恒春、台东与澎湖。

各厅由奏任官的厅长掌管，以下有书记、警部、技手、通译与巡查辅佐，都是判任官。这一级判任官全岛共一千二百三十人。台湾的行政在总督的指挥监督之下，便托付给这些厅署。

人口

下面各表所列是本岛的人口，军人与内地山区各族不计在内——后者已在前章论过。

表中按县厅分列日本人与本地华人的男女人数及总数。台北县共七十三万五千九百二十二人，台中县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人，台南县九十七万七千九百八十三人，宜兰厅九万九千五百四十七人，台东厅四万九千一百七十八人，澎湖厅五万两千二百五十六人，全岛共两百七十三万零八百六十五人。其中日本人男两万两千三百九十二人、女一万零七百二十八人；本地华人男一百四十六万四千七百七十六人、女一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九人。

全部人口分作日本人八千三百二十一户、本地人五十三万两千一百七十六户，共五十四万零四百九十七户；这样算来，日本人每户近四人，华人每户五人以上。

二十三座最大的城市

城中人口以大稻埕为首，三万一千五百三十三人；其次艋舺两万三千七百零七人；台南四万七千二百八十三人；嘉义一万七千九百一十人；新竹一万八千五百二十八人；此外台北、基隆、沪尾、新庄、大嵙崁、鹿港、彰化、北港、北投、台中、东港、朴仔脚、凤山、盐水港、安平与打狗各城，人口自数千至一万数千不等：北投五千五百八十一人，台中四千零一十四人，东港七千零二十四人，朴仔脚七千五百零六人，凤山六千八百七十六人，盐水港六千四百三十二人，安平四千三百八十五人，打狗三千七百零二人。又，宜兰厅的首城宜兰有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七人；台东厅的首城卑南有一千二百四十一人。

按职业分的台湾人口

表中按职业分列日本人与本地人的男女人数。官吏共六千七百零五人；教育者——传教士在内——共五千八百九十人；农人共一百八十七万余人；制造业者共四十万八千余人；商人共二十二万两千余人；渔人八千七百六十五人；再有佣工一类共十五万六千余人；无固定行业者八万九千余人；杂类共三十二万四千余人。

早年的人口记录就本地华人而论不完备，所以这一类人增减之率无从断定。日本人口的统计却较为确切，四年的记录如下：一八九七年三千三百一十七户，男一万两千零二人、女三千零五十九人，共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一人；一八九八年七千三百九十八户，男一万七千七百零八人、女七千八百一十七人，共两万五千五百八十五人；一八九九年八千三百二十一户，男两万两千三百九十人、女一万零七百二十八人，共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人；一九〇〇年男两万七千一百零五人、女一万三千八百零四人，共四万零九百零九人。

一八九八年的出生与死亡

出生一项，按台北、台中、台南三县与澎湖分列日本人与本地人的男女人数：共计男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九人、女一万四千两百九十九人，合三万一千六百八十八人。死亡一项同样分列，共计男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七人，连女子合两万零三百零五人。

论寿数，台湾的本地华人中有一千四百一十八人年在八十五至八十九岁之间，一百二十五人在九十至九十四岁之间，十四人在九十六至九十九岁之间，一人满百岁，还有一人自称一百零六岁。死亡以一岁至三岁、以及四十八岁以后为最多。

住在本岛的西洋各国之人只能略提几句。他们人数这样少；传教士除外，他们对现有各项制度的影响又这样微；我把他们写进来，唯一的借口是求其完备。外国人实际上只住在两处地方，台北与台南。在前一处，他们住在省城的近郊大稻埕，只有英国领事的代表与两家传教士是住在淡水即沪尾的。因为有许多商人冬天离去，人口以夏天为最多。海关的外国人不计在内——那自然已换成了日本的职员——日本人领台的六年之间，人数约增了一倍。不过这说明不了什么：华人治台末期约有十二人，如今有二十二人上下。这期间有三家商号歇业，另有五家新设。台南一带，外国传教士住在台南城里，商界之人全部只有六人，住在近旁的口岸安平，并无增加；实在说还有一家商号从那里撤走了。台南一区外国人口总共二十人上下。除茶、糖出口的一部分以及输入贸易的一小份之外，本岛的贸易由华人掌握。所以台湾于外国人无多可图；住在此地的西洋人虽然年复一年或许会有些增加，眼下却看不出有一天会出现一个大的外国侨居区的迹象。对外贸易会增长；但除出口之外，经手的仍将像眼下一样主要是华人与日本人。所以将来对此地这一小群外国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光明的指望。

社会

日本人的领台会改善全岛民众的境况，这一层几乎无可置疑。它会使成千的人能够得着新式的便利：铁路、更好的航运、好路等等。它会给他们新式的医疗、新式教育的益处，并会鼓励本岛资源的开发以及机器与别的改良制法的采用。

易主为时太近，百事又正在过渡之中，这些主张在今日还显不出显著的成效，不过有些变化——尤其贸易的增加——已经可以看出。因为那些将由革新得利的人守旧，开发不会快；但它会稳当确实，而它的功效会一年比一年明显。

领台已经改善了民众生活的物质一面，这是显然的。日本人到来之前，无技艺之工的工钱按地方、供求等等不同，每日自一角三分至两角。眼下苦力的工钱已增了一倍，而要大批工人的承包商就是照上述的价钱也常极难招到人。〔注四〕因官府的工业与改良工程而起的对劳力的大量需求，使钱的流通增加，而务农的人发觉自己的产货能卖到几乎两倍的钱。诚然工人买食物也多付了钱，所增的工钱并不是净得；但苦力一类素以节俭著称，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所需都这样少，所费即便加倍，从所增的工钱里也扣不去多少。因运输办法的改良、因汽艇得以往来沿海各口——这在华人治下是禁止的——以及别的因素，有些区域的日用之物甚至便宜了些。民众购买之力已增，这一层只要注意到某些华人若愿意大可不用之物输入的大增便可明白。譬如面粉，华人治台末年输入本岛值八万两千六百八十日元；一九〇〇年在日本人治下，本岛耗去三十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一日元之数。煤油——本地廉价的植物油既这样多，它可算奢侈之物——同一时期需求自三十九万八千五百六十日元增至一百一十九万八千六百零九日元。外国布匹、棉纱等等的输入也从六十六万两千两百日元增至远在一百万日元以上。本岛的日本人虽也消耗上述各物，但他们人数这样少，所增几乎可以全归于本地人口。贸易增长的详情见后面论那个题目的一节。

再者，中国政府对本岛的改良实际上一无投入，却年年把数目不等的款子解往北京政府；日本人却不但把本岛全部岁入都用在本地，还在领台的五年之间从日本带进五千四百万日元，主要用于公共的改良之事；而这还不算军事上的大笔开销，以及不断来岛的大批日本旅客所花的那笔也不算小的钱。这一大笔钱最后或是以现款落到本地人手里，或是代表着运进本岛以改良本地情形的机器、建筑材料等等的价值。

不过我该提一提：有一类人并没有因日本人的到来而获利，那就是士人。他们没有行业，又做不得力气活，便觉得无处可去。他们已大批离岛，但留下的还很多，而他们肯做工的工钱，是一个有劲头的人力车夫也要瞧不上眼的。

教育

日本人到来之前，除两所教会学校之外，教育几乎完全限于出得起钱的小康人家的子弟。公立与免费的学校并不存在。连那些收费的学塾，所教也只限于华人素常的课程：先是识字；若求更高的学问，便是通习中国的经籍——因为学生对经籍越熟，在朋友眼里便越算高明。西洋各国与日本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必需的那些学问，一概没有；而他们所受的训练，大体上是增长守旧之气与对古俗的偏爱——而这正是华人进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这样受教育的人自满、迷信、不通达；纵然读了许多年书，照西洋的标准衡量仍是无知。有一位在中国颇有名的外国朋友——他对华人的了解之深，在东方大概无人能过——在本岛住了几个星期、特别注意日本人在本地人中间所做的事之后，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日本人要在这里的人心上得势，靠的将是教科书与医药。

绝大部分人口不能读写，所以教育可做之事极多。但摆在日本人面前的事并不简单。华人若肯在新式教育到了手边时加以利用，这个难题便容易了。然而这一族素著的守旧之气几乎与大陆上一样强，而本地人眼下显出偏爱自己那套教育的办法。

于是我们看到日本人眼下实际上不得不出钱雇华人少年来上学。本岛几所新设的官立学校已采这个办法，不但学费与膳宿全数由官府支付，还给一笔在华人看来相当优厚的津贴，供他们置衣服，并余一点零用钱。把种种情形合起来看，这是明达之举。要受教育的是做父母的；并不是说须把他们本人送进学校，而是须由年轻人教给他们：给孩子新式的教育是好事，日本的学校该去利用。

本岛官立学校分六类：师范学校、国语学校、土语学校、小学校、中学校与专门学校。眼下为华人设的师范学校有三所，分别在台北、彰化与台南。课程包括修身、日本语、汉文、算学、簿记、地理、历史、物理与博物，还有音乐与体操，以及教学的一般训练。师范学校的学生，膳宿与学费以及置衣的津贴都由官府供给。官府希望私塾的华人教师都能在师范学校受一番训练。眼下在师范学校就学的有两百名以上。

台北有一所所谓的国语学校，其实是一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另有专为日本学生而设的几科附在里面。学业分几个科，所授的有：日本语、汉文、外国语、修身、读书、习字、算术、普通数学、簿记、历史、地理、化学与图画，师范一科则授教学之法。另附设一所女学校，所授的是修身、日本语、读书、习字、裁缝、编织、造花、刺绣与音乐，修业三年。眼下本校有学生一百九十九名，分校有一百七十二名，其中女子四十名。师范一科的学程两年，学生一切费用都由官府支付。另有专为日本学生而设的土语学校三所。眼下在语言学校及其几所分校就学的日本人有五百一十一名。

〔注一〕（原注：南面的界线于一八九五年由日本与西班牙专约定为如下：「与一条通过巴士海峡可航部分中线的纬线平行之线，依本宣言为太平洋西部日本与西班牙两国领土之界。西班牙政府声明，决不对上述界线以北与东北之各岛有所要求。日本政府声明，决不对上述界线以南与东南之各岛有所要求。」）

〔注二〕（原注：日本人领台以来的历任总督如下：海军大将桦山，一八九五年五月十日任，一八九六年六月二日退。陆军中将桂，一八九六年六月二日任，同年十月十四日退。陆军中将乃木，一八九六年十月十四日任，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日退。陆军中将儿玉，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任。）

〔注三〕（原注：关于在日本与台湾给与外国人的特权，台湾官府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所出的一道告示里有这样一段：「第二项。台湾虽有特殊情形，日本与各条约国之间现行的通商航海条约、关税章程以及别的约定，应尽可能适用于居住台湾、或往来台湾的该等国家之臣民。」又：「凡享有上述特权与便利者，须遵守台湾现行的法令与律令。」）

〔注四〕（原注：眼下台湾日本与本地有技艺之工的日工价钱，以日元计列如下：木匠、细木匠等等，日本的一等自一元三角至两元，二等自八角至一元六角；本地的一等自六角至一元一角，二等自六角至八角。裁缝按月计，自每月十元至三十五元。刻印与雕工等等，日本的四角五分上下，本地的四角至七角。上述价钱平均将近日本或中国现行价钱的两倍。）

第二十九章今日之台湾（二）

教会

这一节若不提过去三十年里传教士在本岛所做的可佩的工作，便不算完备。本书论史的部分屡次提到他们，他们设立教会时所遇的难处也已记在那里。关于传教士在中国所成之事的价值，看来意见不一；但不存偏见的观察者只要肯去查一查，便不能不承认：在台湾，成效是极为可观的，因为在所论的这段时期里、也就是日本人到来之前，本岛实际上唯一可得的新式教育就是经由传教士。本岛有两个新教的教会：一个在加拿大长老会之下，由已故的马偕博士于一八七二年设立，所行之事只限于台湾北部；另一个是英国长老会，由马雅各医师于一八六五年首设，所管的地面覆盖本岛南部与其余部分。

马偕博士的工作与经历，在他那部有意思的书《台湾遥寄》里有详尽的记述，对此有兴趣的人我们愿请他们去读。这位可敬的博士几个月前去世，教会的田地上失了一个实在难以或缺的人；我相信这莫大的损失不但他那几千门徒与他的外国朋友深深感到，驻在本岛的许多日本官员也是如此。可以确实地说：传教的田地上，在自己的时代成就像马偕博士这样多的人是不多的。似乎没有什么能使这位勇毅的传道者气沮；他起初在所住之人中间是最受迫害、最被轻贱的人之一，后来却成了众人信得过的朋友与顾问，并成了极多人实际上的牧者。〔注一〕自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这位先生独力操劳；后一年华雅各医师来与他同工，服事三年之后于一八七七年回了加拿大。一八七八年加拿大的教会派出闾德牧师；但他也在一八八二年退了。到这时教会已立起礼拜堂二十处，各有一名本地传道，正式领圣餐的会友三百人以上。一八八三年黎约翰牧师前来，他身体屡次长久衰弱，仍操劳不辍，直到一八九一年死而止其事。一八九二年五月吴威廉牧师来与马偕博士同工，证明自己是一位能干而热心的同伴。

马偕博士教会的总部在淡水即沪尾；藉加拿大伍德斯托克的循道会所募的一笔不小的款项，在那里建起一所书院，名为牛津学堂；教会的青年在那里受圣经史、地理与圣经教义的系统研习，此外西洋书院课程里最要紧的几门也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生是华人与平埔族人，而这整桩事可以说是马偕博士自己首倡并一手办下来的，其成效在有幸得见的人看来，可佩不亚于可喜。紧邻的是女学堂，那里同样出色的教育工作也在积极进行。

现在要说设在本岛南部的英国长老会。马雅各医师代表这个教会于一八六五年开工，所遇的难处与试炼不小。后来李庥牧师来与他同工，李庥于一八七九年殉职于任所。一八七一年甘为霖牧师初次前来，我们欣然要说，他的劳力至今仍为教会所用。这位先生在南部的名望，正如已故的马偕博士在北部；除了他在传道事业上的大功之外，他在著述上的成就也使他在海外颇有声名。他对本岛早年历史的考究极为广博，在这个题目上他无疑是今世最大的权威。一八七四年巴克礼牧师到来，一八七八年安彼得医师到来——他是来主持教会医院的。自此以后又派出好几位先生，只是不幸或是永久病废回国，更可伤的是死于此地的气候。后者是涂为霖牧师与卢嘉敏医师，他们所做的事集中在中部台湾。这两位先生以不倦的精力、仁厚的性情与高贵的基督徒品格，不但得了他们在其中劳力的本地人的敬重与钦慕，也得了一切有幸与他们相接之人的敬重与钦慕。

一八八九年费仁纯牧师到来，他做事的时日虽然有限，作为传教士的成效却极为显著。一八九五年廉德烈牧师、梅监雾牧师与兰大卫医师入了这片田地。后两位特别被派去接办中部台湾的工作——那工作一两年前因卢嘉敏医师之死而骤然中断。这几位先生来的时日虽短，已成就了许多，都是有学问有能力的人。一九〇〇年，小马雅各医师与约翰逊先生加入了这个教会。

与英国长老会合作的是女宣道会，眼下的成员是一八八五年到来的朱约安女士、同年到来的文安女士，以及一八八八年到来的卢仁爱女士。这几位女士所得的成效，是有理由叫她们欣慰的。关于她们工作的进一步记述，可见本章论卫生工程的一节。

眼下属这个教会的礼拜之所有七十七处。其中许多很难当得起教堂或礼拜堂的名目，但每个礼拜日在七十七个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人聚集作基督教的礼拜。这个教会的用意是使自己的教会自立；而所得的成效到了这样的地步：有几处已能捐助别的教会，连最穷的也能为自身的维持出至少四分之一以上。于是一九〇〇年一年，本地各教会共捐六千八百二十三元，台南府城书房售卖基督教书籍又得一千元。这桩事有一点颇可留意，就是那个全由本地捐款维持的小小海外宣道会。所择的田地是澎湖群岛，本地的传道者就养在那里。〔注二〕

至于这个教会在教育上的工作：多数站上都有各堂的学塾，由能干的本地教师主持，有些学塾里学生正受预备的教育，以备进中学。中学设在台南府，在那里就学的少年除灵性上的教导——那自然不会疏忽——还受一种宽广的世俗教育。学生住在舒适的宿处，吃得好，照料得极周到。可容四十名少年，而学校总是满的。几年前主持这桩事的是余饶理先生，他是极称职的人，后因病不得不离岛。择出的少年被送进神学院，那书院专为训练本地的牧师与传道者而设。这在教会的工作里一向极为显著，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那里可容学生四十名上下。虽有几位欧洲与本地的教师在这桩事上出力，这所书院多亏巴克礼牧师的主持与教导——他在未来台湾之前，其学问与科学上的造就就已颇受注目。属这个教会的几位女士所管的是一所女学堂，学生在那里受到细心的教育。除办这所学堂之外，她们之中总有一位不时到乡间某个中心去住一段时日，为妇女与女孩办读书班；而在城里逐户访问，几乎是每日的常课。又有一所由这几位女士主持、训练女圣经教师的机构。神学院与女圣经教师学堂都不收费，中学则按名义收年费十四元，女学堂六元。

甘为霖牧师怜恤本岛众多不幸的盲人，几年前为这一类人设了一所学堂，并亲自拟定一套教法，极为令人满意。甘为霖牧师一直亲自照料这所学堂，直到日本人到来，他成功地劝动了日本官府接办并续办此事。甘为霖牧师又为他几名最有指望的学生谋得入东京官立盲人院之路；而足以证明人们对他这桩事所抱的关切的是：在皇室的赞助之下开了一场慈善音乐会，募足了款子，供这些学生在东京住四五年之用。

在与教会有关的本地人中间传布教育，有一个要紧的因素是教会的报纸，名为《台南府城教会报》。它已办了足足十六年，每月发行约八百份。它用罗马字拼写的华语印行，所以读它的人几乎只限于熟悉那套拼法的基督徒。这是本岛最早刊行的报纸，它的存在要归功于巴克礼牧师——约十七年前他在苏格兰休假时学了排字之法，带回活字版、铅字等等，并教了几个明白事理的华人印刷之业。这几个人再教别人，所以眼下已有一班能干的华人印工。主笔之位由一位欧洲传教士担任，眼下居此位的是巴克礼牧师。除报纸之外，还刊行大量基督教的书籍，主要也用罗马字拼写的华语。眼下基督徒中间能流利读这种拼法的已有两千人以上。

除新教的传教士之外，西班牙的天主教也在台湾作传道的工作。如本书论史的部分所述，西班牙人早在一六二六年就在本岛开始传教之事；几年之内，他们在棕树岛、火烧岛以及北部的金包里、石门、淡水即沪尾诸村都有兴旺的据点。在无人扰动地据有十六年之后，荷兰人于一六四二年把西班牙人逐出本岛。两百一十七年之后，也就是一八五九年，郭德刚神父被派到台湾，重新安排设立他们的教会。继他而来的是钦雄、赫尔塞与科洛梅尔三位神父。眼下有好几位神父在工作，其中包括台湾的教区代牧——这个职位近来已不再隶于厦门。本岛分作六处中心据点，其中两处有大教堂，其余的有礼拜堂。每处据点四周是一个教区，自据点这个中心向外伸展数英里。每一处中心由一位西班牙神父主持，他与自己教区的各处以及区内各处会众时时保持往来。〔注三〕神父在传教之事上得本地「传道师」之助，那些人是在打狗特加训练的。这个教会的人全属道明会，会中西方的首领在马尼拉，会长就住在那里。他们每人一年得一百元，这要供一切个人所需，连旅费在内。笔者所见本岛的西班牙神父都和悦、仁厚而有礼；这个教会在本岛所做的是好事，这是无可置疑的。

司法与犯罪

本岛最初开设法院是在一八九六年夏天。最初所立的是三审之制。后来高等的那一级撤销，改行眼下的二审之制。法院依《台湾总督府法院条例》设立与治理，这使它们与日本本土的法院立于截然不同的基础上。台湾住民的风俗习惯与日本人相差如此之大，使得日本的法律无从在本岛适用，不过情形所许之处，一般总尽量照着办。譬如杀女婴或畸形的孩子，这在华人中间并不罕见。虽然极其明显，这种骇人的习俗应当禁绝，但若把一个母亲依杀人罪论处，却分明不公平——照她族人的风俗，她所做的完全在她权利之内，而遇着畸形的孩子，这还被认为值得称许。再者，山地各区许多朴实之民不懂商法，若因他们出于无知而不知有违法律的某种过犯便判他们受罚，也是不公平的。所以台湾的法官往往不得不自用斟酌之权，他们的位置因此比在日本更为吃重。再者，因语言不同，法庭上许多事须经通译办理，这就招致拖延与几乎无穷的麻烦。

台湾一切法院都直接受台湾总督管辖，他有全权设立与撤销法院，并可停法官的职、使其只领四分之一的俸；但法官若无犯罪之行，他不得违其意愿而免职或调任。台湾的法官是日本司法职上有资格的官员，所以虽调来台湾，仍保留他们在日本司法职上的地位。上诉的法院只有一所，设在省城台北，此外更无可诉之处。这所法院分民事与刑事两部，各由三名法官主持。除审上诉的案件之外，这所法院还裁定关于地方法院权限的问题。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后者与前者有同样的权限与职能——设在台北、新竹、彰化、嘉义、台南、凤山以及澎湖的马公。地方法院的案件由一名法官审理。台湾每一所法院都附设检察官之署，这个职位直接受总督管辖，行使职权不受法院牵制。检察官所管的辖区与他们所附属的法院的辖区相合。检察官除在民刑案件中代表国家之外，还对有小司法权的各衙署行使管束之权。眼下警部得被派为地方法院及其分院的代理检察官。在台湾，厅下的行政衙署办务署眼下有权劝当事人和解，以了结细小的争执。日后拟把办务署在这方面的权限扩大，并定明这样了结的案件日后不得再提到法院。本岛在职的法官有三十二名，检察官与代理检察官二十名。台北的法院房屋是堂皇的建筑，别的城市也正在建起与其崇高用处相称的尺度与式样的法院房屋。还该添一句：华人对法院看来颇有信心。他们好打官司，一有对哪个同胞的不平——不论是真的还是想出来的——便立刻告到官。实在说，他们这样急于利用不照华人官府那套法理的审判，竟把多年以前的旧案都提了出来，简直把法院淹没了。于是不得不出一道章程，禁止提出日本领台以前的案件。

台湾的监狱与日本不同，直接受本地政府管辖，各厅之内的就近监督则责在地方法院的检察官。主监在台北、台中与台南，分监在新竹、彰化、嘉义、凤山与宜兰。此外每一处警察署都有自己的拘留所。

日本人到来后不久，监狱设在旧衙门里，为此略加改造。然而那些地方不合卫生，死亡率很高。后来预备了较好的处所暂用，写这几行字时本岛几所监狱就在这样的房子里。如今已动工兴建模范的监狱，要把新式监狱建筑最好的办法用上去。这几所监狱的造价是：台北三十一万五千日元，台中十八万日元，台南二十五万五千日元，另有五万日元是图样、测量等等的费用。除此之外，嘉义、凤山与宜兰也正用厅款兴建新监狱，虽不及上述几所之大，也要照新式的法则建造。所有监狱都将在一九〇三年以前完工。此外随着新警察署的兴建，也要建合卫生的拘留所。再想到许多工是由囚犯做的、不费工钱，连砖都由监狱自制，便可见台湾的监狱将有极好的房屋；实在说，除两三所之外，它们将是日本全国最好的。

一八九九年在监的犯人平均两千六百三十名，其中日本人五百八十六名。按厅分：台北收日本人一百七十五名、本地人九百四十四名；台中日本人四十六名、本地人四百零七名；台南日本人六十四名、本地人六百七十二名；澎湖本地人二十名。若按人日累计，全岛收容日本人十万四千两百六十八、本地人七十四万六千两百二十一。这些数目包括候审的人犯，其中多数只关几天、最多几个星期。论卫生，有两千零四十四名囚犯受过医治，死了两百六十六名，越狱的三十六名。每所监狱都有专任的医生与看护，而至少在台北监狱，有一位日本的基督教传道者花许多时间与囚犯相处。囚犯的分类显出窃贼与强盗占大多数，共九百八十一名，其中日本人六十一名。其次是殴伤之案一百一十名；再其次是诈欺八十四名，其中日本人四十一名。各等杀人案五十五名，其中日本人十一名。伪造文书有本地人十一名、日本人九名；掠人二十名，其中日本人两名；诽谤、作伪证与诬告使本地人二十一名在押；犯鸦片法令的本地人二十名。越狱与藏匿罪犯计本地人八名；还有一位伶俐的少年试制假的台湾银行券，结果自然不免。杂项过犯、候审等等共一千四百四十一名，其中日本人一百七十九名。上述人数中女囚有日本人十名、华人七十三名。与外国相比有一点特别之处，就是抢劫之多与诈欺之少。

监狱的统计使我们略知来岛的是哪一类日本人：每千人中有十四人在狱中度日；本地的囚犯则只占人口的千分之一。不过该提一句：华人所犯的法令多数官府从来不曾听闻，连许多已知的持械抢劫的罪犯也从未被捕；而日本人犯了过错大概很少有逃得过惩罚的。监狱的全部开销连房屋修缮在内，每年约五十万日元。

每一厅都有自己的警察部，掌管该区的警务；每一所办务署又有较小的警察署，以下是分署，最后是村中的派出所。眼下共有警署与分署八百三十九处，另有七百三十一个村子设有常驻的派出所。此外还有极小的村子，由村中头人维持秩序，每日由警察巡查走访。警力的构成如下：警部二百二十二人、警部补三百零七人、巡查四千三百八十一人，日本人的警力共四千九百一十九人。两年前试用本地人作巡查补，成效这样好，以致眼下所用的本地人不下五百六十九名。本地的巡查给膳给衣，并按服役年限给六至十四日元的薪；本地人若在执行职务时殉命，还给近亲一笔抚恤之金；若永久伤残，另给恤养。这些人工钱不薄，看来也以自己的位置为荣；尤其在内地各区，似是从较好的一类居民里挑出来的。笔者本人对这一小队人极为钦佩，并觉得他们是本岛各处终得太平与完全安靖的一支可贵的力量。据说本地巡查的人数还要大为增加。

日本的巡查除膳衣之外，按服役年限每月得九至十五日元。台湾警察的恤养法令格外宽厚。巡查或狱吏领恤养所需的服役年限定为七年。四十五岁退出现役的人，或因病、因伤残而退的人，每年给相当于五个月薪的恤养；服役超过七年的，每多一年另加相当于薪额一成的给与。在役的人若因病或因伤而死，以五个月的薪给死者的家属。全队都佩刀，又备有村田式步枪供夜间或紧急之用。此外还有一队三十名日本巡查组成的炮队，受过臼炮的训练，暂派在山地族群界上服役，眼下驻在大嵙崁——写这几行字时，那一区的山地族群正不安静。除上述寻常的警察之外，另有隘勇一队，共一千五百三十九人，驻在山地族群界上，在论樟脑的那一章里有详述。〔注四〕本岛另有宪兵一千七百人，这一队虽属军队的一支，在台湾却常被调去担警察之役。〔注五〕所以可供警务之用的，连界上的隘勇算在一起共八千七百二十七人。一九〇〇年台湾警务全部的开销是两百二十二万八千一百二十五日元。

卫生

日本人到台湾时，发现没有比立刻改善卫生更急的事。华人的污秽是有名的，而日本人发觉把各城市清理干净是一桩极大的工程。除少数几所教会的机构——下文还要提到——本岛没有医院，病人由无知的华人医生照料，而他们所行的是最原始的迷信式的庸医之术。日本人最先所做的是扫清街道，并就力所能及先暂时改善各城市的卫生。中央政府在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凤山、卑南、宜兰与澎湖设立了医院。医院房屋的造价花去近五十万日元，其中台北医院最大，费二十六万两千元。那是一所相当宽敞的建筑，供头等病人的房间按欧洲的式样陈设，颇为华美。这所医院用了十五位各科的专门医师与四十名上下受过训练的看护。去年这些医院诊治的病例超过六万，其中近一万四千是台湾华人。贫苦的华人免费诊治，这一年有一万一千上下的病人受了这项之惠。除这些医院之外，较小的地方还有用地方款项维持的机构。再者，官府还用了八十三名上下的医师，派驻在本岛各处，为贫者免费诊治。另有四所检治娼妓的医院，以及一所专治疫病、天花等等的医院。又拟组一支专任卫生之事的警队。上述医院只指民间的医院。军方在本岛各处自有医疗的机构，其中有几所——尤其台北的中央医院与硫磺泉的分院——建得好，宽敞，设备也极佳。台北还有一所为本地人设的官立医学校。

虽然卫生改良的工程在本岛各处都做了一些，但只有省城台北一座城市完备地装了新式的下水之制。此地采的是在新加坡极为合用的明沟之制，开了约十英里的沟渠。

〔注一〕（原注：近来的报告里，这个教会的统计显示：受按立的传教士外国两名、本地两名，未受按立的本地传道六十名，本地女圣经教师二十一名，在教会内名分端正的本地领圣餐者一千七百三十八名，受洗的会友两千六百三十三名，附设诊所的礼拜堂六十处；又有中心医院一所，至今已诊治病人一万零七百三十名；该年本地人为传道事业所捐一百七十五元余，为医院所捐两百零一元余。）

〔注二〕（原注：近来的统计所列领圣餐者两千零一十九名，此外应加上受洗而尚未准领圣餐的儿童一千六百名，以及受管教者一百五十二名，于是大小会友共三千八百三十七名。连「附从者」——就是已弃偶像、多少按时来作基督教礼拜的人——算在一起，共一万零七百五十八名。）

〔注三〕（原注：六处中心据点如下：打狗前金、万金庄、大里武、罗厝、鹿厝庄与台北。近来的报告列正式接纳的教友共一千三百零四名，正预备受洗入教的六百名。上述只计本地人，因为日益增多的日本人至今还没有正式列入教会的名册。）

〔注四〕（原注：防御山地族群侵扰之法的记述，见论樟脑的那一章。）

〔注五〕（原注：见论防务一节。）

第三十章今日之台湾（三）

这里该提一提传教士所设的医院。一八八〇年马偕博士在淡水建了一所医院，自开办以来在那里诊治的病人极多。马偕博士出行时总带着简单的药，有人求他便给病人用。南部的英国长老会自开办的第一天起，医疗之事便与它相连。一八七八年安彼得医师接掌教会医院，自此办下来，成效极为可喜。那里已建起一所堂皇宽敞的房屋，是本岛最好的私立医院；而小马雅各医师去年到来，与安彼得医师一同做医疗的事。这所医院去年诊治了约九千病例。这个教会在彰化另有一所分院。

因为妇女与婴孩在生产时丧命的极多，这期间显然极需有手艺的照料；又因华人妇女不愿受男医之助，看护的人便非女子不可。那些女士体会到这桩事上可成就的无量善功，教会中便有两位女士在一位正式的医师指导之下，把这个题目仔细研习了一番。这样备了本事，据告我的人说，她们在南台湾行医的成效是前所未有的；可以举出一例又一例：若无她们相助，母亲或孩子、往往两者，都势必难免一死。

虽不直接属医疗之事，我在这里仍要记下西班牙神父在救华人婴孩上所做的一桩极可敬的事。据报台湾杀女婴之事极为常见。一位医界的朋友告我说，即便不立刻杀掉，若一家觉得女孩过多，人们对女孩之命的普遍厌恶与漠然便会招致那样残忍的疏忽与恶待，不久也就致命了。天主教会几年来在抵拒这一弊端上做了许多事。人人都知道神父肯收一切被弃的孩子并完全担下照料之责，父母此后再无责任。至今这样救下的孩子已在五千至六千之间。

除上述的医院之外，另有九所日本人的私立医院，以及台北一所慈善医院——那是靠外国与华人商号的捐款维持的。

日本人到来时，面对的一个大难题是鸦片。台湾吸鸦片之风极盛，据估计全部人口约有七分染了这个嗜好。官府起初倾向于完全禁绝。然而只要略加查看，便找到了使人信服的证据：任何激烈的办法都要招致极严重的后果。禁绝的政策会使官府与华人之间时时龃龉；而吸的人既有许多属较好的一类，这就会把官府正想留住的那一部分人逼离本岛。再者，极明显的是，要完全禁住鸦片的输入是办不到的。走私的人会在海岸上成群出没，眼见这桩买卖可得的厚利，便甘冒被捕之险。于是台湾官府决定准华人在若干条件之下吸鸦片。日本人则完全禁吸，犯这条法令的人受极重的处置。起初决定用医家的检验断定哪些吸的人已染得无可救药，再把鸦片的供给限于这些人。这样便望着年轻的一辈既得不到鸦片、又未染上这种嗜好，便不会沾这个恶习，于是五十年上下便可以把这风气完全除掉。这个原则至今仍在维持，只有持有照票、证明自己是常吸鸦片之人的，才许用这种药。又把鸦片的发卖一概限于遵了法令、领有此种照票的商人。这个原则在理论上虽极完美，施行起来却发现有许多障碍。若有人与持照票的人同住一屋，要查出他可能也吸，便极难。于是一户人家里纵有许多吸的人，也只领一张照票，法令便容易规避。有鉴于此，官府又想取得一份吸者的完备名册，便把章程的严紧略为放宽，向一切自称常吸的成年申请者都发照票。鸦片的输入由官府留作官营的专卖。私运或私制鸦片的罚则极重，刑罚不轻于至多十一年的苦役，或至多两千日元的罚金。本岛领照的零卖商在三万家以上，发给吸者的照票在十六万张以上，约合人口的六分。每年所耗的鸦片值约五百万日元。本岛不种鸦片，所需自波斯、印度与中国输入。不过本地种植是否可行，已有一些议论，官府又在本岛南部买了一小块地试种。官府从这项专卖每年获利近三百万日元。

财政

台湾的岁入在日本领台这短短一段时期里增长得极为可观；若将来也有同样的增长，那么不出多少年，本岛就其寻常的岁出而言便能自给了。眼下本岛自然须先整治起来：铁路、港口、道路等等都得兴筑；正是这些改良的费用使台湾成了国库的一项耗费。自一八九五年以来的岁入与岁出——陆海军各项不计在内，那些列在国家的岁出里——如下：

表中按会计年度列本岛的岁入、自日本所得之款，以及代表岁出的总数，以日元计。一八九五会计年度本岛岁入九十三万五千六百七十九日元，自日本所得两千八百九十六万两千零二十六日元，共两千九百八十九万七千七百零五日元。此后本岛岁入逐年增加：两百七十一万一千余、五百三十三万四千余、八百二十九万七千余、一千一百七十万一千余、一千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余日元，而一九〇一年的预算为一千四百四十万一千九百七十九日元。自日本运来的款子历年共五千三百八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九日元，而历年的总数合一亿一千零三十三万两千一百零三日元。

一九〇〇年预算所列岁入的主要各项如下：内地税一百六十五万两千日元，关税一百八十四万日元，吨税一万九千日元，印花七万三千日元，执照费一万日元，专卖四百零四万九千七百二十二日元。

一九〇一年预算所列三项专卖如下：樟脑岁入四百五十七万一千五百六十一日元，岁出两百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一十一日元，官府获利两百四十四万三千九百五十日元；盐岁入七十二万三千七百零八日元，岁出四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八日元，获利二十四万九千零一十日元；鸦片岁入四百二十八万七千八百八十八日元，岁出两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六日元。三项合计岁入九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七日元，岁出五百五十三万三千四百三十五日元，官府获利四百零四万九千七百二十二日元。〔注一〕〔注二〕

内地税之中，一九〇〇年预算所列地租的收数为八十二万四千日元，茶税四十一万一千日元，糖税二十三万日元。于是直接税共一百四十六万五千日元。以人口两百六十万计，每人所摊如下：地租三角四分，茶税一角五分，糖税九分，每人共五角八分。除上述之外，还有在城或村界内有产业的人所纳的小额厅税与村税。小康的居民又被期望——虽非强令——为学校等等的费用捐一些。

要知地方税的情形以及本地人与日本人各摊多少，可以把台北县的税看一看——那大概是各县厅中最高的。地方税有地租、房税、营业税与杂税。一八九九年台北县向日本人征得的地租为二百四十八日元，缴者五十八名日本人；向本地人征得的为十六万七千九百八十六日元，缴者五万八千八百三十一名本地人；于是每名日本人平均摊两元一角五分，本地人两元一角六分。

向日本人征得的房税为一千两百五十六日元，缴者九百九十七名日本人，平均每人一元五角七分；向本地人征得的为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六日元，缴者九万四千五百四十七名本地人，平均每人一元六角三分。

向日本人征得的营业税共四万四千九百四十日元，缴者两千三百八十一人，平均每人十八元八角七分；向本地人征得的为九万五千零九十六日元，缴者一万五千两百一十七名本地人，平均每人三元两角五分。

至于杂税，向日本人征得的为四千两百九十二日元，缴者八千一百六十一名日本人，平均每人五角六分；向本地人征得的为五万九千三百四十日元，缴者四万两千三百八十五名本地人，平均每人一元四角四分。

所以向日本人所征这几项税的总额合一万零七十日元，摊在住本县的日本人头上是每人五角四分；向本地人所征的总额为四十七万八千三百五十三日元，即每人六角六分。

台湾的岁入用于行政的寻常开销，其中包括各项地方改良的费用，如道路与街道工程、卫生措施、房屋、官府的农事、学校、医院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大的一笔用在铁路与筑港工程上，后者构成所谓的临时费。为筹这一项，一九〇〇年发行的台湾事业公债提供三千五百万日元，另向国库取一千五百万六千两百八十四日元，这笔款子——共五千万六千两百八十四日元——要分十年支用。

除台湾中央官府所支的款子之外，各县厅另有若干款项用在同类的事上；譬如单台北一县，一九〇〇年就在乡道上用了四万四千五百二十五日元、在桥梁上用了六千七百三十六日元。不过要紧的道路与桥梁工程，一般由台湾中央官府拨款办理。各县厅在改良上独立于中央官府之外的支出，总计可算约十万日元。

把上述统计合起来看，我们便知从日本运进本岛的款子共五千三百八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九日元；若把台湾官府所属陆海军的开销也算进去，再加上投在本岛的本地岁入，便得一亿四千四百六十七万三千一百八十二日元之数，这代表着日本领台以来历年在本岛的全部支出。上述之中无疑有一小部分以官员薪俸的积存、以及在台湾设有分号的日本商号的利润的形式流出了本岛；较大的一笔代表在日本与外国支付的物料、机器等等的价钱；但全数之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在本岛花掉、落进了居民的口袋。正是这一大笔钱的流通抬高了台湾的物价，也增加了民众购买之力。

若要算出一九〇一年一年的岁入总数，须取预算所列下面几项：自本地岁入所得一千四百四十万一千九百七十九日元；自国库所得两百五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一日元；自国库所得军费八百一十三万日元；台湾事业公债所筹四百一十万日元；共两千九百二十三万零五百九十日元。军费一项的细目是：军部的薪俸与一般费用五百五十九万日元，宪兵一项六十万六千日元，炮台的临时费一百三十五万七千日元，新兵营五十一万九千日元，野战费五万日元，共八百一十三万日元。

下表以一千为基数，显出行政各部门相对的费用。官营药局——鸦片的费用在内——为二百三十八点二七；盐务局一百七十三点三〇；警察一百一十三点二〇；通信八十二点五〇；民政局四十五点一三；各县厅四十三点〇〇；监狱三十七点〇〇；办务署三十六点〇八；台湾官营铁道三十三点七七；官款的偿还二十八点三八；法院二十五点〇〇；海关十八点九〇；医院十八点六六；救恤金四点〇〇上下；公医三点〇八；医学校二点〇八；观测所二点〇〇；港口的卫生检查一点六九；杂项偿还〇点〇三。此外教育费、警察与狱吏学校、海事工程以及存款各项也各占若干。

台湾首要的金融机关是台湾银行，它在台湾的地位有点像日本银行在日本。就是说：股本虽主要由私人持有，它与官府的关系却极密，而它的职能在有些方面看来是官方的而非私人的。一八九九年三月颁了一条关于台湾银行的特别法令，规定官府认购该行资本总额的五分之一，并许其股息五年之内计入该行的准备金，又把值两百万日元的银币无息借与该行五年。作为这些特权的报偿，该行须承受值五百万日元的台湾官债。

该行收存款，并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它在台湾较大的城市以及中国厦门、香港与日本神户都有分行。该行又发行几种面额的银券。

台湾因有三种通货而颇为混乱：日本的金元、本地的银币，以及所谓的「淡水元」。日本的金元流通颇为自由，但主要在日本人中间。日本旧的银元币、墨洋银元与台湾银行的银券则遍行本岛，是主要的流通之物。「淡水元」实际上已成一种虚设之币，因为难得见到几枚。然而华人的买卖多半是以淡水元为准来做的。不过真要交付现款时，所付的是银元或银券的等值。淡水元的由来是华人商号的旧习：凡经自己手的银元，都用一个金属戳子打上记号，这叫「打戳」。戳打多了，币便失重，终于成了一片薄薄的碗状废铁，与一枚钱币几乎不像。这如今便叫「戳元」或「淡水元」。未打戳之前的币则叫「净元」。因官府以及日本各银行都不收任何打过戳的币，这个习惯已渐渐废弃。然而淡水元仍留作计算的标准。它的价值一般比净银元低三分至四分，而商号——尤其茶商——相信用淡水元所得与用净银元所得一样多；若把前者废掉也未必更好，这个想法不无道理。

日本还在银本位之下时，台湾财政的难处并不那么大；但金本位一立、银元自流通中收回，便显得要大为不便了。这是因为华人不愿收日本的纸币。民众少有识字的，而国家的纸币在他们看来只是一张面值不定、本身无值的纸。头一次要让纸币流通的尝试是一桩费钱的试验。华人除了比银币大打折扣之外不肯收，有些情形下折扣竟到一成。于是绝对必须为台湾的流通发行银币；官府便从日本运来值数百万的银币，在台湾定为法偿。这就缓了局面：国家的纸币对银恢复了应有的价值，而台湾银行所发的银元券也被华人接受了，因为他们发现那是兑得出银子来的。

防务

本岛的防务托付给三个混成旅团，各有骑兵、炮兵与步兵，编制齐全。旅团司令部设在台北、台中与台南。〔注三〕这支兵力的数目得不到确切的消息，但据说每一旅团有五千人以上。本岛的炮台只在基隆、淡水、打狗与澎湖，都是从华人手里接过来的，有几座日本人加以改良。另有一支由几艘军舰组成的舰队驻在台湾，以澎湖为集结之所。军队用小口径的村田式步枪，炮兵用后膛山炮，本岛不用野炮。军队把一切要紧的驻地都用修得很好、宜于骑兵与炮兵行动的道路连起来；此外铁路不到之区的军需站也用窄轨小铁道相连。〔注四〕

军队往来日本的输送托付给日本邮船会社与大阪商船会社，这两家轮船公司有船行驶本岛与日本之间。大陆上最近的要港是长崎，自那个港约四十八个钟头便可以把军队送上北台湾。

太平的维持一般托付给警察，只在骚动大到他们管束不住时才调军队。这样的事一年比一年少，近来的骚动只限于与土匪的小小接仗，参与的通常不过十来个人。官营的兵工厂设在台北、台南与台中，修理军械等等。

岛内的交通

日本人到来之前，交通的办法极为有限。南部有几段穿过糖田的厚实道路，宜于水牛车；但这些路是为种糖的人便利而设，很难称作公路。本岛别处除极少的例外，道路实际上不存在。稻田分成小块，块与块之间隔着一道人工的土埂，埂面有时宽不过一英尺。这些土埂往往就是唯一的大路；所以除了步行或坐轿，再无从行路。日本人一到，立刻把军队派去筑路，用在这桩事上的人极多。所筑的路宽阔，坡度处理得好，遇着河流便架临时的木桥。日本人领台最初几年，这样筑成的路有几百英里。后来又把投降的土匪编队派去筑路，又添了许多英里。除此之外，各县厅也一直有大批人手不断做筑路的事；于是用各种办法，日本人领台的六年之间已筑成八百英里以上的路。有些路——如自台北通宜兰的山路——是极难办的工程。眼下正在兴筑的路在一千英里以上，所费相当可观。

省城台北城内与近郊的路是本岛最好的。城墙之内，道路铺着极好的碎石，两旁有石与水泥砌的明沟。这些路是本岛最好的，连日本本土也没有能胜过它们的。除通宜兰的山路之外，山地族群境内实际上还没有动过筑路的工。因山极高、山地族群又仇视外人，这桩事困难重重。不过台湾东海岸正在开发，日本人无疑终会觉得翻山的道路是必需的。

日本人在本岛筑了两百英里以上的窄轨小铁道，用来运军需，也运一般的货物与客人。干线自北部的新竹到南部的台南，长约一百四十英里。另有两条支线：一条自台中以南的乌日村到涂葛堀，一条自台南到安平。各要地都建了站房，客货按定价载运。这一项每年的开销约二十五万日元。客车设四人的座位，上面蒙一块轻便的篷。这些车极其小巧，由一班班轮替的华人苦力推或拉。做这活的常是年轻的客家女子；照这种行车之法而论，速度还算不错。客人平均每英里约收四分。

台湾最早的铁路是中国政府所筑，一八九三年完工。日本人到来时，这条长约六十二英里的线便归了他们。然而发现它的状况糟到无法维持令人满意的行车。车辆也少，又完全不合所需。于是立刻在这条线上动了工。基隆台北段彻底改筑，以避开那许多短弯与陡坡。自台北往南的线也略加整治，这些改良总共费了近两百万日元。那时铁路直属军部管辖。一八九七年归民政局管辖。曾一度打算把它交给为完成台湾铁路而在日本组成的私营铁路公司。然而那家私营公司未能取得众人的支持；一八九八年台湾官府便宣告要自己把这桩事办下去。在干练的技师长长谷川主持之下，图样不久拟定；一八九九年南段自打狗往北到台南动了工，长二十八英里，这一段于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完工。基隆与新竹两线修过，车辆也添了许多；一九〇〇年秋，自台北到淡水即沪尾的短支线动工，于一九〇一年六月完工。淡水港与台北及其近郊艋舺、大稻埕之间往来极繁。新线经圆山、士林、北投与江头。圆山是基隆河上一处景致如画的园子，日本人游乐的常去。北投是北台湾那片有名的硫磺之区入口处的一个村子。那里有一家极好的日本客店，大概是本岛最好的；而硫磺泉供着热的矿泉浴，于健康有益，也极畅快。日本人已认出这地方作疗养之所的价值，为军队建了大批营房与浴屋。

过了温泉是一道冒着硫气的山谷。地面看去只是一层薄薄的灰壳，草木不生，岩石烧透了像灰烬一般，而硫磺已把岩石与泥土都浸透。无数的喷泉轰鸣嘶啸，像一百座蒸汽锅炉的放汽阀，喷出大量的热硫磺与蒸汽。初进这道谷时那光景有几分骇人；但后来胆子回来了，这一幕便成了极有意思的景象。

除眼下已筑成的基隆与淡水两条支线之外，铁道部还想在东海岸筑一条自花莲港到卑南的线，用一条翻山的支线与干线相接；又想把线延到极南的鹅鸾鼻，并自台北经宜兰筑到苏澳。干线的工程眼下正自新竹与台南两端进行。南边到嘉义为止的一段预料一九〇一年之内可以完工，北边大概可筑到苗栗。这条线的中段要架许多座造价昂贵的桥，还要开十三条上下的隧道。改良的工程里包括跨淡水河的一座大铁路桥，长一千一百九十八英尺。

干线的造价估计三千万日元，日本议会于一八九九年准了这笔款，支用分十年。不过预料这个期限会大为缩短，约五年之内车便可以在干线上行驶。日本人在台湾铁路上已花了七百万日元以上。眼下台北正在建一座极好的车站，总办事处就设在那里。那里有大而设备良好的修车厂；除铁件之外，车辆也要在此制造。又打算在车站旁设一家西洋式的旅馆；铁路一经完工，还要在沿线别的地方多建几家。车辆是照英国式样造的，机车是美国与英国的，铁轨是美国的，桥梁是美国与英国的。

〔注一〕（原注：一九〇〇与一九〇一两年实际办下来，樟脑的专卖并没有收到所期的岁入。这是因为日本国内制脑一时骤增——台湾专卖之下价钱高，便引得日本人把剩下的每一株树、每一个树根都搜出来。不过这个难处不会长久，因为日本可用的树不久便要用尽：那里没有像台湾这样归官府掌管的森林。）

〔注二〕（原注：因为走私无从完全禁绝，又有这样运进国内的廉价劣等鸦片在卖，这一项的进款已大为降低。）

〔注三〕（原注：军队的分布虽视地方的情形而定，眼下常驻的守备可见于台北县的台北、基隆、新竹；宜兰厅的宜兰；台中县的苗栗、彰化、云林、林圮埔与台中；台南县的台南、嘉义、凤山与打狗；澎湖厅的澎湖；以及台东厅的卑南。）

〔注四〕（原注：见论岛内交通一节。）

第三十一章今日之台湾（四）

邮政与电报。华人治下本岛没有邮政。若要寄一封信到内地某城，须专差送去，所费自然不小。日本人治下每一个村子都有邮便局，邮件照日本本土现行的价目递到本岛任何城市。全岛有邮便局一百零九处。电报由官府掌管，与邮政合办。已架电报线两千英里以上、电话线六百英里，又敷了台湾与日本本土以及澎湖之间的海底电缆。邮政与电报维持的开销约一百万日元。

除此之外，每年还有一大笔钱用在兴建邮便局上。台北的中央邮便局是一所极好的建筑，费约八万八千日元。外洋邮件自基隆由日本邮船会社与大阪商船会社的邮船径运日本；自淡水与安平则由道格拉斯轮船公司与大阪商船会社运往中国各口岸。

航运与船舶

台湾不幸没有一处真正好的天然港。淡水因口上有一道碍事的沙洲，吃水不足十四英尺的船才进得去。打狗更难进；至于别的口岸，就远洋轮船而论只是开敞的锚地，唯苏澳例外——那里除东南大风之外还算安稳。基隆虽不能说总是安全，至少宽敞；实在说，它是本岛最好的、也是唯一容得大船的港。往来本岛与日本的大邮船以基隆为台湾的终点。开往香港与中国别的口岸的轮船自淡水与安平出发。为奖励航运、并使与日本及中国时常通航，日本官府给下列津贴：

日本邮船会社每月两班经门司至日本神户，五万日元；大阪商船会社每月两班经门司至神户，七万八千日元；同会社每月三班经门司与宇品至神户，十七万日元；同会社每月两班经石川、那霸与鹿儿岛至神户，七万五千日元；同会社每月两班东岸线与每月两班西岸线，共十万五千日元；同会社每月两班自基隆经澎湖至打狗，四万零七百四十日元；同会社每月两至四班自淡水至涂葛堀，五千日元；同会社每月三至四班自淡水经厦门与汕头至香港，十二万三千日元；同会社每月两班自安平经厦门与汕头至香港，六万日元；同会社每月三班自淡水经厦门至福州，七万日元。

于是航运每年的总开销是八十二万六千七百四十日元，得每月二十五至二十七艘轮船。大阪商船会社的日本各线须为军队免费运送人员与辎重。

本岛所需的许多改良之中，没有比筑港更要紧的。从日本人的眼光看，首要的是得一个够宽敞、容得下一支舰队与运输船的港；其次是一个能给大商轮种种便利的港。基隆似是唯一能以合乎情理的代价造出这些好处的天然港。所以日本人首先着意于改良基隆港。已购了若干挖泥船，眼下正在工作；岸上正建大工场，初步的测量也已完竣。第一笔支出两百万日元，要用在浚挖、栈桥与岸壁的工程上，以求尽快为数目有限的商船得一处安稳的停泊之所。内湖眼下只有两三英尺水，要浚深到八九英尺，作帆船一类船只的锚地。港的其余部分一概浚到三十五英尺，分作内港与外港。沿内港东岸将筑一座长约一千英尺的靠船栈桥，可容数艘轮船，是备国内航运——就是沿海与往日本的轮船——之用的。外港东岸将筑岸壁一道并栈桥两座，水线共三千英尺，可容七八艘远洋轮船；三十五英尺的水深足以容纳最大的船。铁路将沿栈桥与岸壁铺设，使货物能直接自车上装入轮船。又要建顶棚为雨季遮护货物，并备水力与蒸汽起重机，使装卸又快又稳。栈桥与岸壁附近还要建一座大货站。人们相信这一工程三年之内可以完竣；日后栈桥与岸壁还要按需要延长。这些改良虽能为靠在栈桥或岸壁的轮船备下好的遮护，停在外港锚地的船在东北大风之时却还护不住。所以打算在港口附近筑一道长四千英尺以上的防波堤：它自棕树岛的西北角伸出，跨过人称灌木屿的那片低礁，伸到几乎与石像鼻相对的一点，留出近一千英尺的进口。筑这道防波堤是一桩大工程，约费八百万日元，需六七年才筑得成。港的西侧将建船坞、滑道与栈桥，供陆海军之用。这些改良还包括填出约二百五十英亩的土地。工程一旦完竣，基隆便有了一个安稳宽敞的港，对贸易无疑大有益处。

基隆的筑港工程于本岛虽属头等要紧，但就本地商业的眼光看，改良淡水港却是急需的。淡水以它的位置而论，是北台湾产物天然的出运之港，于输入的买卖也最便当。它在淡水河口，由河上去到大稻埕与艋舺只九英里。这两座城是本岛北半输出与输入买卖的主要市场。所以有便宜而便当的出运之法何等要紧，便容易明白了。下游有几段虽水深可观，但因河口有一道碍事的沙洲，只有吃水十三英尺或更浅的轮船才进得了锚地，而且还得趁高潮。风雨之时那道沙洲一般过不得，而且总有几分危险。把这道沙洲除掉、再筑工程防它重新淤成，便是这个港主要所需。日本人为这些改良作了仔细的测量；计划虽还未确定，但担任此事的工程师认为：必须筑导流堤把河水引到深水里去，堤自两岸向海中伸出所需的距离。然后把沙洲除掉，再用浚挖加深眼下的锚地。河中的工程包括筑相当长的堤岸以及建一道岸壁。港若这样改良过，便能从容容纳两三千吨的轮船。

南台湾在港口上的境况更差。打狗只有小轮船进得去，安平实际上是一处开敞的锚地。打狗港是一个浅湾，或者说潟湖，长数英里。这个湾与海之间隔着一道沙堤，沙堤在潟湖口相对处延伸到海面以下，便成了那道「沙洲」。高潮时这道沙洲上的水深不足十五英尺，潟湖有些地方也是这个深浅。进口极窄，日本人打算把它拓宽，并把沙洲与潟湖浚得够深，以容四五艘大轮船。最后还要筑一道防波堤护住进口。安平是个多少有些要紧的口岸，位在一段低平的海岸上，有一条小溪穿过那里入海，河口便用来给小货船、汽艇等等作遮护之所。与海岸平行有一道沙洲，即在高潮时上面也只有几英尺水。只有小货船、汽艇等等在天气好时过得去；海稍一汹，便只用竹筏；而风雨之时连这种船也不敢过。好港无疑是造得出的，只是所费与所得的好处全不相称，而我也打听不出日本人曾把这个题目考虑过。东海岸除苏澳之外各口岸都是开敞的锚地，那里的筑港改良至今还没有议论过。

对外贸易

自一八九五年台湾割与日本以来，出口增加很少，不过有些项的价值涨了；而日本人的领台对输入却起了激发之效。统计给了这一点充分的证据；而各国之中得益最多的是日本、美国与大不列颠。华人治下输入一般不按产地分列，所以上述三国贸易的统计并不完备。不过就大不列颠与日本而论，我们查一查主要的输入品，便看得出这几项的大增。至于美国货，华人治下的输入实际上只限于煤油与面粉两宗，所以那个国家的贸易有确切的资料可凭。一八九四年，即华人治台的末一年，输入淡水与基隆——也就是北台湾——的货物共值五百七十三万六千零六十日元。其中美国货是煤油九十万加仑、值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七日元，面粉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一英担、值六万四千七百九十日元，共值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七日元。南台湾——经安平与打狗——输入值三百五十一万七千九百五十日元，其中美国运来煤油六十万三千七百一十加仑、值十三万七千日元上下，面粉三千五百六十七英担、值一万七千八百九十日元，共值十六万一千日元。于是全岛所耗美国货只值三十八万六千九百六十七日元。到一八九九年、在日本人治下，美国售与本岛煤油两百三十一万五千八百五十五加仑、值五十九万九千四百七十四日元，面粉八万三千四百英担、值三十三万四千四百九十一日元，单这两项便合九十三万三千九百六十五日元。这一时期输入的总值增了一倍以上。一九〇〇年美国的输入值在两百万日元以上。

不过易主之际有一点极为触目，就是新产物得了进本岛的机会。华人治下，航运——本地帆船不计——只限于一家英国的航线，有四艘轮船往来本岛与香港之间；而运来本岛的外国货，除油与面粉之外主要出自英国或德国，又是从香港的进口商手里得来的。与华人订的官办采办的合约，实际上被德国与英国的商号把持，而除上述两宗之外，美国货的输入绝对是零。如今有十一艘轮船通日本，四艘管与中国和香港的买卖，四艘环岛走访沿海各要港与澎湖，另有十余艘大的远洋汽艇维持与较小的沿海口岸的往来。官府的专家如今在他们认为最能得值的地方采办，许多国家都有份。日本人多少把外国货的用法引进了本岛；而一九〇〇年以前由日本的治理带进本岛的大笔外来之钱，也增加了民众购买之力。这一切本可得的益处——至少就输入而论——却被关税大为加重抵消了几分。这在自邻近中国各口岸输入的中国日用品的减少上尤为明显；不过这对日本人无疑是满意的，因为他们大体上能从日本供这些需要，而自日本输入是免税的。然而即便有加税这层不利，输入的买卖在许多项上仍大为增长，而且大体上处在兴旺的状况。

经香港与中国自各国输入之值

表中按国别列一八九五、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与一九〇〇各年输入之值，以日元计。大不列颠自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余日元起，一八九七年升至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余，一八九八年落到一百零一万七千余，一九〇〇年又升至一百八十九万八千余日元。美国则自五十九万四千余日元逐年增至八十一万一千余、八十七万余、九十九万两千余，到一九〇〇年为一百五十一万七千余日元。德国自二十二万三千余日元起，一八九八年为二十九万九千余，此后落到九万一千余日元。中国一项最大：一八九七年七百三十万三千余日元，一八九八年升至一千零一十万三千余，此后落到六百二十九万六千余与五百九十九万七千余日元。香港自二十九万余日元至六十万八千余日元之间。此外澳大利亚、俄国、奥地利、法国、丹麦、瑞士、安南与法属亚洲各地、俄属亚洲、英属印度、朝鲜、菲律宾与暹罗也各有若干。各年的总数自一千零八十七万九千余日元至一千四百二十七万余日元之间。

贸易不足一千日元的国家未列入上表。一八九九年台湾的米歉收了一部分，自法属亚洲输入了大量的米，这就说明了那一年归在后者名下的数目何以极大。自香港输入的一部分该归于大不列颠、美国、德国或别国，因为这些国家的货若由华人货主在香港买得、或经香港运来，往往出于不明而报作香港所产。这里须说明一点：除面粉、油等等少数日用品主要经香港到岛之外，许多从前经那个港运来的货物，如今经日本运来本岛，所以并不出现在海关的报表里。因此上表所示有些国家输入的减少，是贸易转到经日本输入的商号手里，而不是消耗减少了。上表实际上只指自中国与香港、或经中国与香港运来的输入。

海关报表所列一九〇二年主要输入各项之值以及供货的主要国家——中国与日本不计在内——如下：

鸦片共值两百三十一万零四百二十四日元，主要来自波斯一百五十万日元、英属印度四十万八千八百四十九日元与土耳其三十一万日元。〔注一〕布匹一项共一百七十一万三千九百零一日元，其中斜纹布、印花布、缎子与丝绒等等主要来自大不列颠，德国也有少数。各色灰市布、白市布、染色布、细布、土耳其红细布、维多利亚细纱布以及别的棉织物，主要出自大不列颠，次为德国。毛与精纺毛纱、羽纱、驼绒、哔叽、西班牙条布以及别的毛织物，也主要出自大不列颠与德国。煤油共八十四万一千余日元，主要来自美国五十六万两千余日元、荷属印度二十四万两千余日元，另有俄属亚洲与俄国若干。汽船一项五十七万四千余日元。铁轨及其配件、糖及各等精糖与冰糖、面粉、米、铅、未分类的机器及其零件、人参、桥梁与房屋的材料、机车与引擎及其零件、炼乳、镀锡铁板、毛毯、钢铁条杆、虾、黄麻袋、棉线、家具、糖食、檀香木、未列名的纱线、衣服及附属品、红树皮、水泥、金属板片、旧铁与软钢、铁路货车及其零件、钉、锡、农具与工匠的器具、螺丝与螺栓、灯及其零件、蒸汽机与锅炉及其零件、西洋式雨伞、儿茶与儿茶膏、蜡烛、吸烟用具等等，自数十万日元至数千日元不等，主要来自大不列颠、美国、德国、香港、澳大利亚、法属与英属印度、菲律宾以及比利时、奥地利等处。

就输入而论，中国与台湾的贸易极大，仅次于日本。因为外国货课了重税，中国正迅速失掉她在台湾的贸易，而货物免税入口的日本则是得益的一方。

一九〇二年自中国输入主要各项之值如下：砖瓦四万八千一百三十三日元；粗盐四万一千五百五十四日元；猪油、牛油与油脂三万五千余日元；豆油三万四千余日元；茶油三万三千余日元；面粉、粉料与淀粉三万两千余日元；未列名的油与蜡三万一千余日元；金针菜两万八千余日元；金属箔与金属粉两万五千四百日元；麻袋两万两千余日元；人参两万一千余日元；纸伞两万零五百余日元；麻布一万八千余日元；席与席料一万八千余日元；糖一万六千余日元；茶一万六千余日元；木制品一万六千余日元；冰糖一万五千余日元；滚边一万四千余日元；鲜蛋一万四千余日元；别的织物一万四千余日元；兽骨一万三千余日元；大豆之外的豆一万三千余日元；染色粗布一万三千余日元；糖食一万三千余日元；未列名的纱线一万三千余日元；别的衣服及附属品一万两千余日元；黄麻袋一万两千余日元；中国漆一万两千余日元；泥靛一万两千余日元；帆船与小船一万两千余日元；石膏一万一千余日元；猪以外的牲畜一万一千余日元；中国的酒一万一千余日元；未完工的靴鞋一万余日元。

上述统计只包括自中国与香港、或经中国与香港运来的输入，所代表的或是那两处的产物、或是经那条路进来的外国货。

要对本岛的商务得一个周全的看法，还须把与日本以及经日本的、既大又迅速增长的贸易算进来；而这对我们格外有意思，因为有相当多的外国货是走这条路来的。与日本的贸易增长极快。一八九六年除军队的供应之外，输入微不足道。一八九七年到来的货值约一百万日元；一八九八年这桩买卖已达四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一十一日元；到一九〇一年为八百七十八万两千两百五十八日元，这在输入总额里占三分之一以上。

自中国或经中国输入的货品，主要的还有：中国织物六十八万五千余日元；纸箔三十八万四千余日元；纸共二十八万两千余日元，其中中国纸二十二万八千余、包装纸一万九千余、茶箱纸一万九千余日元；别的文具一万四千余日元；叶烟二十四万两千余日元；米十七万三千余日元；未分类的药材十万一千余日元；麻与棉织物十四万七千余日元；夏布十四万两千余日元；瓷器与陶器十三万两千余日元；丝货共十一万五千余日元，其中丝线一万一千余、丝缎八千余、花丝缎一万两千余、别的丝织物八万两千余日元；烟丝十一万三千余日元；咸鱼十一万三千余日元；玩偶八万八千余日元；茶箱板八万七千余日元；面线八万余日元；大豆七万六千余日元；油饼七万四千余日元；香七万三千余日元；中国靴鞋七万余日元；包装用席六万八千余日元；轧过的生棉六万五千余日元；鲜果、干果与坚果五万七千余日元；各色烟火五万六千余日元；木耳五万六千余日元。

为得知主要货品输入的总数，下表列出过去三年自外国与自日本的贸易，中国也算在外国之内。表中各项以日元计值，分「自外国」与「自日本或经日本」两栏。譬如布匹及其原料一项，自外国者一八九九年为两百零两万八千余日元，一九〇〇年两百一十五万七千余，一九〇一年两百二十万四千余日元；自日本或经日本者则由二十八万零三百余日元增至三十六万七千余，再增至八十八万八千余日元。此外鸦片、木材与板材、煤油、米、烟丝与纸烟、清酒、汽船、未分类的食品、鲜果与干果及坚果、煤与焦炭、家具与箱箧、各色烟火、各色木耳等等，也各按这两栏分列：如鲜果、干果与坚果一项，自外国者三年依次为七万余、六万余与五万九千余日元，自日本者一九〇一年为六千五百余日元，共六万五千余日元；煤与焦炭自一九〇〇年的一万六千余日元增至一九〇一年的六万三千余日元；家具与箱箧自外国者约两万日元，自日本或经日本者则自一千七百余日元骤增至三万九千余日元，一九〇一年共五万九千余日元。

〔注一〕（原注：波斯与土耳其两项为估计之数。）

第三十二章今日之台湾（五）

上表所列的货品还有茶、炼乳、镀锡铁板、粗盐、猪油与油脂、钉、漆器、钟表及附件、人力车、陶制水管、油饼、火药与爆炸之物等等，各按「自外国」与「自日本或经日本」两栏分列：如茶一项，自外国者三年依次为一万九千余、两万零五百余与一万六千余日元，自日本者则自一万四千余日元增至三万五千余日元；钉一项自外国者渐减，自日本者却增至近两万日元；漆器几乎全来自日本；钟表及附件自日本者由一千一百余日元增至一万八千余日元；人力车与陶制水管则全自日本运来。自外国各国输入的总额一八九九年为一千四百二十七万一千余日元，自日本或经日本者为八百零一万一千余日元；一九〇〇年自外国者一千三百五十七万余日元；两项合计各年都在两千一百万至两千两百万日元之间。

前面已把经香港与中国的输入按原产国分列过。上表却无从给出同样的资料，虽然要算出各国的总数非此不可。凡经日本输入的货物，并不要求申报产地。各国在这桩买卖里得益多少，只能从官府工程所用的材料、从店铺里陈列待售的货色、或从街上车载的东西上判断。各国之中，美国、德国与大不列颠看来在这桩买卖里得益最多。

美国货里见得到下列各项：木材、农具、制糖机、电话、钟表——包括沃尔瑟姆及别的贵重机芯——时钟、照相用品、乙炔灯具、枪械、弹药、自行车、炼乳、专卖药、食品杂货、烟草、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罐头水果与别的罐头货、钉、五金、肥皂、文具、毛毯、参考书、灯、糖食、牙科用品、皮革、帽子、润滑油、赛璐珞的新巧之物、香水、缝衣机、油炉、橡胶鞋、铁路材料、机车等等。德国的化学药品在日本人中间销得很多；而刀剪、廉价的首饰以及带着那熟悉的「德国制造」字样的各色新巧之物，也是所陈外国货里要紧的几项。经日本输入的英国照相干板与相纸，几乎是全岛独用的；英国的参考书在官府各部门里销得不少。英国的梳洗用品、专卖药、科学仪器、帽子、油漆、炼乳、五金与化学药品，此外还有机器、桥梁材料与机车，也都见得到。法国所占的是香水、肥皂与葡萄酒；而法国、荷兰与丹麦供着罐头牛油。上述货物都从日本的批发商手里买来，通常与各色日本货一同输入。除极少数几项之外，所述的货物输入的数量并不大，但这桩买卖无疑在成长，而且在把许多本地华人从前不熟悉的外国货色引进给这一大群人上，是有价值的。

官府的采办

官府所需之物在日本采买，货物一般进日本本土某个口岸、在那里完税，然后运到台湾，不经本地海关。所以本岛输入里几项最要紧的东西，它们的产地、价值等等，我们从官方的来源得不到消息。不过从私人的来源已得到关于最要紧几项的资料。就铁路所需而论，美国供了机车四辆以及新铁路大部分的钢轨与桥梁材料。英国供了机车六辆、工场的机器、相当多的桥梁材料，以及眼下在基隆港工作的挖泥船。至今还没有别的外国得过官府的订货。

台湾的出口

本岛主要的出口货是北台湾的茶、樟脑、米、金、煤、纤维与硫磺，以及南部的糖、染料植物与纤维。六年前这桩买卖几乎全经中国与香港。一八九六年，糖这桩老买卖不计在内，运往日本的出口值约二十万日元；一八九七年这桩买卖增了两倍；一八九八年已达两百七十万日元以上。末一次的大增是因为日本米歉收生出需求，米的出口极重、异于寻常。一八九九年日本收去台湾的货物值三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七十五日元，其中糖值一百七十四万八千八百七十八日元；一九〇〇年值四百四十万两千一百一十日元；一九〇一年高至七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五十六日元，几乎赶上了经香港与中国的出口总数。

下表列出三年里运往日本以及运往外国——中国也算在内——的主要出口各项之值。

表中各项以日元计值，分「运往外国」与「运往日本或经日本」两栏。茶一项运往外国者一八九九年为五百三十万八千余日元，三年合计自五百五十八万三千余日元渐减。樟脑运往外国者一八九九年为一百七十三万两千余日元，经日本者二十九万两千余日元，共两百零二万五千余日元；一九〇〇年共两百三十三万一千余日元。樟脑油三年共一百零七万五千余、九十六万两千余与一百三十二万五千余日元。赤糖运往中国者自一百二十一万六千余日元落到四十五万两千余，一九〇一年又回到六十七万八千余日元；运往日本者则自一百七十四万八千余日元增至一百五十三万七千余、再增至两百二十四万三千余日元，三项合计自两百九十六万四千余日元至两百九十二万余日元之间。白糖运往中国者自三十七万余日元落到二十一万六千余日元。米运往中国者自一百二十六万五千余日元增至两百二十七万六千余、又落到一百一十八万两千余日元，连运往日本者合计自一百三十二万八千余日元至两百三十六万九千余日元之间。苎麻与别的纤维运往外国者自二十九万八千余日元起。芝麻、煤、龙眼、油饼、皮、姜黄、盐、豆类、石花菜、硫磺、鱼、凤梨纤维、木材、免税的杂货、藤、煤油、笋干、花生油、通草纸与通草、黄麻皮与纤维、船用杂货、火柴、小麦、玻璃制品、药材、蔬果、油菜籽以及别的未列名各项，自十余万日元至数千日元不等。出口的总数三年依次为一千四百六十万九千七百九十八日元、一千四百零八万两千八百七十六日元与一千五百三十八万一千七百二十二日元。

金的产量只有一小部分在海关报关，但一九〇一年这种矿物的出口可算在一百五十万日元以上。

有一点颇可留意：上述三十四项出口在所论的三年里都大为增加，只有茶、赤糖、姜黄、笋干、通草纸与通草、小麦与油菜籽这几项是减少的。

台湾贸易的总额

把上述统计合起来看，日本人领台六年的输入与输出总额——以日元计值——如下：

表中按年分列自香港、中国等处或经由那里的输入（据海关报表）、自日本或经日本的输入（据港务报表）、输入的总数，以及运往香港、中国与外国的输出、运往日本或经日本运往外国的输出，与贸易的总额。一八九六年输入八百六十三万一千余日元加估计的六十万日元，共九百一十三万一千余日元；一八九七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五万九千余日元；一八九八年共两千一百四十七万四千余日元；一八九九年共两千两百二十八万一千余日元；一九〇〇年共两千两百万九千余日元；一九〇一年共两千一百五十九万两千余日元。输出一面，一八九六年为一千一百四十万两千余日元加一百四十八万五千余日元；一九〇一年则为八百二十九万八千余日元加七百三十一万余日元，共一千五百六十一万一千余日元。贸易的总额一九〇〇年为三千六百九十八万三千余日元，一九〇一年为三千七百二十三万六千余日元。

上表显出台湾的贸易总额在所论的时期里稳步增长，增幅约合六成二。〔注一〕

与各国贸易总额的比较

台湾与西洋各国每年贸易的总额，确切的统计无从得到，但有一个粗略的估计——它也只能算是个大概——如下：

美国经香港的输入一百五十一万五千余日元，樟脑的出口五十一万七千日元，茶的出口五百八十万日元，共七百八十三万两千余日元。大不列颠经香港的输入两百一十万九千余日元，樟脑的出口四十六万余日元，茶的出口六十万日元，共三百一十六万九千余日元。德国经香港的输入十二万六千余日元，樟脑的出口六十八万四千日元，共八十一万余日元。法国经香港的输入一千九百余日元，樟脑的出口三十一万九千日元，共三十二万余日元。

此外还有些未入记录的出口运到各国，又有大量自日本输入的外国货，统计无从得到。几项大的官府工程所用的材料不计——那至多是一桩暂时的买卖——这些项目的总数无疑不超过两百六十万日元上下。我并无确切的来源可查，只凭从有关的商界朋友那里得来的消息估计，便相信美国约占这桩买卖的四成五，德国两成，英国两成，别的西洋国家一成五。把这一项加到上面的数目上，关系最深的三国贸易总额以整数计便如下：美国八百七十四万日元，大不列颠三百六十万日元，德国一百一十一万日元。

台湾各港

台湾眼下有十二个开港，不过只有基隆、淡水、打狗与安平四处为经营外贸的商轮所用。其余各港只有沿海的船只、以及经营中国与台湾买卖的华人与本地人所有的帆船来往。

下面各表所列是这些港在日本人领台六年间的贸易，台湾产物的沿海运输不计在内。

载运的买卖——帆船的运输不计——主要在日本各航线手里，它们从台湾官府得着丰厚的津贴。道格拉斯公司是一家英国航线，自一八七一年以来与台湾的贸易关系极密，如今发觉与受津贴的航线竞争无利可图，便撤去了几艘轮船。台湾与日本之间的航运完全由日本人掌握；眼下这家英国公司有份的只是那条连北台湾与厦门、汕头、香港的淡水线。台湾的茶有许多走这条路运往厦门，而有关的外国商人过去极明智地给了足够的支持——即便运价略高也肯——好让这家英国公司有理由维持一艘轮船。但愿这番支持能够继续；因为商人虽从日本的航线得了极满意的服务，但对经厦门出运的货主来说，不让任何一家独占这桩买卖才最合他们的利益。台湾一九〇一年航运的情形如下。〔注二〕

有一艘轮船到基隆径装茶叶运往美国，这件事来得比写论茶那一章时所料的要早些。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日，经营纽约、中国与日本航线的英国轮船梅里奥内思号进了基隆，装了一大批茶与樟脑。梅里奥内思号是第一艘把台湾的货自本岛运往美洲口岸的轮船。夏尔轮船公司别的轮船本季也要来；而经营太平洋航线的船下一季大概也会有几艘来停靠。

照基隆港眼下的情形，这番试验是否能成，本季无疑会有答案。无论如何，眼下只有两三家茶行备得下在此地包席刷唛——径行出运非此不可。别的茶行在中国厦门有大笔已投的资财，至少眼下无疑会觉得照旧经那个港出运更合自己的利益。等基隆的浚挖完工——约在两三年后——内港便有稳当的泊位可用，而装货的便利将格外之好。铁路正迅速增添车辆，当局表示有信心到那时能把送来的茶一概运得了。到了那时候，基隆无疑会是一个比厦门更便宜、人们也相信更便当的出运之港；而断言基隆终将成为实际上这整桩买卖的出运之港，无疑是稳当的。

论茶那一章写成之后，另有一两桩有意思的进展。那一章里提到的那家日本商号已撤离本岛，茶的买卖如今在三家美国与三家英国商号手里。这几家商号在东方立足已久，在美洲有许多关系，所以对这桩买卖的各个方面都极熟悉；至少就美洲市场而论，日本的出口商号大概不会再来竞争了。

至于新的市场，日本的商号或许能做出些事来。譬如把台湾的茶末制成砖茶运往俄国，就颇引起了人的兴趣。台湾官府的农务部门送了一小批茶末到日本一家砖茶厂去制造，据报所成之物在有些方面胜过日本的砖茶。台湾茶末黏合之性好，能压出结实、形状匀整、颜色深的砖块——我听说这几点是要紧的条件；不过泡出的茶汤据某些方面说，对俄国人的口味略嫌太苦。这些试验的结果是：一九〇一年一季有一个日本商人在大稻埕办起砖茶的制造，运出了约五万八千磅的产货。只因缺乏资本，一季终了他便把厂子从本岛撤走。本岛眼下虽没有砖茶厂，一九〇一年仍有相当多的茶末——共三十六万三千零八十八磅——运往长崎一家砖茶厂。这些出运的结果如何，难以预言；但若它们促成对台湾茶末大部分的需求，这对这桩买卖在许多方面都是帮助。台湾茶在巴黎博览会展出之后，从法国得了几笔小的订货，不过并不料想已造出什么要紧的需求。另有一件可记的事，是一九〇〇与一九〇一两年由华人出面运了两小批茶到伦敦。

〔注一〕（原注：一八九四年，即华人治台的末一年，自外国——中国与日本在内——输入的布匹，连纱、线、原料等等算在一起共值九十八万八千七百五十九日元；而一九〇〇年在日本人治下为一百七十万八千零四十三日元。煤油自一八九四年的三十九万一千五百日元升至一九〇〇年的一百二十万九千零五十六日元，面粉自八万两千六百八十日元升至三十五万五千五百余日元，而输入的总数自九百二十五万四千零一十日元升至两千两百万九千六百九十五日元。不过比较贸易总额时该注意一点：华人治下许多不经中国海关的「帆船」买卖，如今都列在日本的报表里。然而上面所举各项当年是经中国海关的，所以可以当作一般增长的公允例证。再者，把日本人领台的头一年与去年相比——这样两年便有同一的计算标准——我们得知一八九六年输入的总数是九百一十三万一千零一日元，而一九〇〇年为两千两百万九千六百九十四日元，这就显出所增是实在的。同一时期的输出增了近三百万日元。而华人治台的末五年，输入自七百一十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一日元增至九百二十五万四千零一十日元，名义上增不足三成；日本人治下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却增了一倍一成以上。）

〔注二〕（原注：若把一九〇一年的航运报表与华人治台末一年的一八九四年相比，便见有大的增长。一九〇一年自台湾各港开往日本或外国的轮船有一百五十五艘，共五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二吨；而一八九四年开往中国或外国的只有两百六十九艘，共计不过十六万八千九百一十八吨。）

第三十三章今日之台湾（六）

茶业最可注目的进展，是今冬要建一座模范制茶厂。官府的专家到锡兰研究过那里的情形，据称成本可以大为减省。官府虽只打算引进那些所做的活与眼下用手所做性质相同的机器，专家却不能十足地确信眼下茶的性情——就香味与品质而论——能够保得住。若保不住，原定的计划便要撇下，只留那些用得上的机器。不过据说若不设一座试验的厂，这个题目便实在得不到确切的消息；而若日后查明台湾乌龙那些可取的性情并未改变，成本减省所得便极大，所以即便费钱不少、又有失败之险，这番试验在策略上也是值得做的。台湾一季中等年景全部收成的制茶成本，据称约四十六万五千日元。用机器便可减到约十七万九千日元，其中已把厂房本钱的优厚利息算在内。据称要得这个结果所需的机器如下：干燥机一百套，每套一千六百二十日元，另需人工若干；筛分机两百套，每套四百五十五日元，需女工一百名；切茶机两百套，每套一百九十五日元，需女工一百名；装箱机两百套，每套四百五十五日元，需女工一百名；供上述各机之用的蒸汽动力，总价两万四千日元。

上述机器分设在茶区各厂，一年的茶季以两百日计，台湾全部茶的收成便可以照每担——合一百三十三磅余——一元七角七分的成本经手，这个数目把利息算在内；眼下的成本则是每担两元八角八分上下。

官府的模范厂将是能作切实试验的最小规模的厂，照眼下的计划要装下列机器：与日本眼下所用相似的日本式初焙机一台；日本制的萎凋机一组；杰克逊快速揉茶机一台；戴维森干燥机一台；筛分机一台；切茶机一台；装箱机一台；以及供上述之用的蒸汽动力。这样一座厂每日约可出乌龙茶三百磅；官府为厂的造价、维持以及与这番试验有关的别的费用，第一年所拨的款是四万六千日元。厂的地点还没有定下来，但大概会选安平镇——那是新竹线上中坜与杨梅坜之间茶区里的一个车站。这座厂若成，便要鼓励华人的种植者联合起来，在便当的地点设同样或更大的厂。官府另有一处试验茶园，位置极好，在桃仔园附近的山里。那园子约十英亩，分作若干畦，茶在不同的土壤、肥料与修剪条件之下栽培。园中所作的试验之一是制绿茶与红茶。两样的结果都令人满意，但人们并不认为把眼下所产的乌龙换掉一部分改制这些茶是有利的。

茶的买卖眼下实际上全在台湾做，而四年前——一八九八年——却约有一半收成是在中国厦门买的。过去三年在厦门成交的比例是：一八九九年一季三成二，一九〇〇年一季六分，一九〇一年一季只数分。即便末两年那极小的比例所涵的茶，也几乎全是手里拿着厦门外国商号确切订单的华人在台湾市上买下的。所以可以说厦门已不再是台湾茶的市场了。

下面过去三年茶出口的统计，是前文所列统计的续篇：表中列每担平均的发票成本、台湾乌龙出口的总数、台湾包种出口的总数，以及各色台湾茶出口的总数。一九〇一年历年的收数为：一千零九十七万余磅、三百五十一万七千三百磅、三百一十一万四千余磅、七十一万一千余磅，以及总数两千零八万五千余磅，值四百九十二万八千余日元。〔注一〕

樟脑

前文所述这宗物产的官府专卖，并没有像当局所料的那样成功。最初提议专卖之时——一八九八年——日本国内樟脑的产量已减到几乎不再是这桩买卖里的一个因素，当时实际上是台湾供给全世界。这是因为日本容易取得的樟树几乎已砍尽。然而台湾专卖一立、价钱大涨，便激起了日本的生产。制脑的人在新的情形下发觉，到更难到的林子里去把剩下的树搜出来，大是值得。他们甚至走到极端，去买私家园子与寺院院落里长的树，还把多年前砍掉的树的根株挖出来。这就使日本的产量增到这样的地步：握着日本货源的商人发觉自己能卖在专卖价之下而仍有利可图。这自然妨碍了台湾樟脑的销路，使得与代售的经纪所定的售卖条件不得不改。

因为樟脑专卖的进款原是台湾官府维持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日本内阁便核准了一个出自台湾官府的法案，要把日本与台湾两处的樟脑都交给后者掌管。照这个法案的条文，台湾官府不从日本樟脑的售卖中取利，只是节制供给、并维持一个由台湾官府议定的价钱。这自然会止住日本与台湾两处产货之间的竞争。这个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了，却因一个程序上的细故未经讨论便被贵族院否决。据知同一法案一九〇三年还要再提到议会上去。

至于日本樟脑的生产，一位官府的专家报称：若无眼下专卖的高价，这一行业在日本便办不下去。九州的鹿儿岛、宫崎、熊本与福冈各县虽有相当大的樟树林，据说树一般都小，生产的费用比较大。据估计鹿儿岛有树七十万至八十万株，宫崎有新栽的树两百万株。冲绳县也有樟树。据估计，日本的樟树若株株砍下、都用来制脑，总产量会在四十万担以上——合五千三百二十万磅——照眼下的消耗，这足以供全世界之需约六年。所以可见，纵然立法上不能把日本樟脑的生产交给台湾掌管，这番竞争也不能长久。

中国有几处林子里也有樟树，但因树的数目比较少、木里所得的樟脑又低，中国从来不被看作值得一提的竞争者。然而专卖立定之后价钱涨了，便提高了人对制脑的兴趣；又据报有一个日本的商团已在交涉，要取得产货售卖的掌管之权，不过制造仍照旧归华人掌管。又有人透出话来说，所产的樟脑与脑油要运到台湾再制再运出。据估计中国樟脑最多的产量每月不过两百担，合两万六千六百磅，而平常还要少些。

将来可能挡在这个专卖照眼下的基础无限期维持下去的路上的障碍是：人造樟脑的发明——德国的化学家在这上头已有些成就；美国、锡兰、加那利群岛以及别的近来植了树的国家出产樟脑；以及别的更便宜、能在樟脑许多用处上代替它的化学品被发现。就眼下而论，天边是清朗的；除非造出成功的人造樟脑，笔者认为台湾森林的大资源以及可得的廉价人工，会使台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实际上掌管这个市场。

下面的统计是前文所列的续篇：表中列日本樟脑的出口（以磅计）、台湾樟脑经日本的出口、自日本出口的总数、台湾樟脑的直接出口、台湾樟脑出口的总数、日本樟脑出口的总数，以及日本与台湾两处出口的总数。一八九九年日本樟脑出口一百一十六万七千余磅，台湾樟脑经日本出口两百五十一万余磅，自日本出口共三百六十七万八千余磅，台湾樟脑直接出口四百二十六万四千余磅，台湾樟脑出口共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余磅，两处总共七百九十四万三千余磅。一九〇〇年依次为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余、两百四十四万余、四百三十七万四千余、两百零九万四千余、四百五十三万五千余磅，两处总共六百四十六万九千余磅。一九〇一年依次为两百零五万五千余、三百四十九万八千余、五百五十五万四千余、一百一十六万两千余、四百六十六万一千余磅，两处总共六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磅。

下表所列是一九〇一年台湾樟脑运往各国的大概数目；因为香港、德国、英国、日本等处都有相当多的数量转运出去，所以这并不一定代表消耗：德国一百万磅；美国七十三万七千磅；大不列颠五十六万九千磅；香港四十五万八千磅，主要转运印度；法国四十万一千七百零六磅；日本五十万四千五百三十磅。运往日本的若不是全数、也有一大部分最后到了外国的市场。

糖

关于这宗物产，专论它的那一章之外可添的话不多。不过有一事可记：总督儿玉男爵今夏——一九〇二年——在南部糖区住了几个星期，回来便宣告了一个极大规模的官办水利计划。即刻拨下十万日元，供勘查之费以及在下列各处的初步工程：凤山一区的曹公；台南一区的虎头山；盐水港一区的内角内与树林头；嘉义一区的六斗；彰化一区的罗厝；以及别的地方。这笔款子还有一部分要用在东石溪口附近的筑堤工程上。全部工程的总费将达数百万日元，兴筑要延续数年。工程一成，糖的产量便会大为增加。

与官府引进新式机器的用意相应，糖务局长新渡户博士在美国购了一整套式样最新的制糖机。这台机器每日可榨糖六十吨，来春要在南部装起来。这台机器运到台湾合支出两万日元。此外还有别的小型压榨机，要用来代替本地的石车。

南台湾桥仔头受津贴的糖厂上一季开工顺利。所出的货每担值自四元六角五分至九元三角五分，后者是荷兰色级第十八号的白糖。产货大半供给日本的精糖厂。

接着前文所列的统计，我附上一表，列出各主要口岸各等糖的出口：自安平运往中国与香港者；自打狗运往中国与香港者；自别的口岸运往中国与香港者；全台运往中国与香港的总数；全台运往日本的总数；全台运往各国的总数。〔注二〕〔注三〕

煤

一九〇二年上半年台湾煤的出口有相当的发展。头五个月出口共一万六千五百三十九吨，而一九〇一年同期只八千两百二十五吨。一家英国商号特为这桩买卖租了一艘轮船，定期往来淡水与香港、以及中国那些有煤市的口岸之间。预料一九〇二年全年的出口可达四万吨上下。煤在本地的消耗年年稳步增加，一九〇一年的产量达八万吨上下，是本岛有史以来最大的产量。为便于运煤，台湾铁路在水返脚煤田附近开了一个新站名叫五堵，又筑了一条短支线，与通到各矿去的台车线相接；而在淡水，一座自铁路伸进河中的栈桥正在兴筑。有了这些便利，人们认为煤的买卖可以办得又便当又省费；而这一行业的前途——几年前看来实在极暗——如今较有指望了。过去三年增加之率若能再维持几年，煤便会成为主要的出口货之一。

下面的统计是前文所列的续篇。

金

台湾的物产没有一宗像金这样增长迅速、前途这样光明。一八九六年产值约六十万日元，到一九〇一年产量已逾一百五十万日元；而前文所述的九份厂眼下正在兴筑，明年完工之后，每年的产量可望超过两百五十万日元。本年——一九〇二年——日本人已着手开发东海岸新社的矿床，那里据认极富。瑞芳与基隆河各区淘金的人过去三年大为增加。与藤田公司订约的有两千人上下，基隆河上另有几班大的华人工队在做，此外还有许多自做的人。眼下看来很可能：不出六年，论值金便只在茶之下了。

硫磺

硫磺的产量过去三年也大有增加。产区已扩到金包里，那里眼下也在制造，不过那里运输之难是极大的。

下面三年的出口是前文所列的续篇。

纤维

过去三年纤维制造的几个门类都有相当的发展。前文所述的大甲蔺，在本地与日本都受人欢迎，用作制帽之料，一九〇一年一年本地的产量超过五万担。大甲的草已漂白成功；做成合于新式样的帽子，应当能与眼下极受追求的巴拿马帽一较高下。前文所述的林投，已证明是制手提箱、烟盒与帽子的极可贵之料。剖开的纤维可做出颜色纯净、柔软、几乎与巴拿马草一样柔韧的条带；而着手开发这一行业的日本公司相信它前途极为可观。该公司已在艋舺设厂，用工六十人以上来做这项产货。官府又在几处地方引进织机，教本地女子织棉布。因此民间已设了几处厂子，使不少华人女子有了生计。

纸

前文所述华人造纸之法极其糜费而昂贵，产货也不能不劣。所以台湾官府花了四万日元以上，在嘉义设了一座模范纸厂，用水力开动，制各种日本纸。竹、构树、荛花以及某些芦苇正在试作造纸之料。官府希望劝本地造纸的人采用新法，而新法可行，就要在官府的厂里做给他们看。又有一个日本商团也在嘉义设了一座小厂，花了约两万日元。

除前文所述各业之外，还可记的有：和田公司在北台湾文山堡设的新式制靛青厂；台东一区设的一座大种植园；加田公司在台南设的烟草园；道仓公司在屈尺一区所办的大片苗圃与造林工程；以及一座已经开工的凤梨罐头厂。

台湾官府的农务部门要特别着力于糖、茶、纸、米、苎麻与别的纤维、烟草、畜牧、林业等等的开发。为推进这桩事，官府在本岛各处设了若干试验园与苗圃。台南试验场的苗圃里种着许多有商业价值的热带树木，将分给南台湾各处申请的人。各处试验场里最要紧的，或许是本岛极南恒春一区所设的热带苗圃。那园子占地约两百五十英亩，种了各色热带植物，如柚木、桃花心木、檀香、乌木、橡胶、棉、各种棕榈等等。这桩事由植物学家田代主持，他或许是最能干的人。

末了，我要说出自己的相信：新的治理所做的事，不会没有有益的结果。运输办法的改良、邮电的便利、新式教育的益处、合乎科学的医疗以及开明的法治，都会使民众的生活比旧日更可向往；而官府为扶助工商所作的辛勤努力，也不能不收几分成效，从而为普遍的富庶再添一分。

错误总会有的，那是难免的；但正如日本已经前进，我们也可以指望台湾有所进步。

「亲爱的岛，就此别过。」

全书终。

〔注一〕（原注：此处所列一八九九年的数字与前文同一年的数字略有出入，这是因为后者如前所声明只是估计，而眼下这些统计已能取得完整的收数。）

〔注二〕（原注：安平与打狗之外，与糖的出口买卖有关的口岸如下：一九〇一年所运赤糖，下蚵港十一万八千零四十日元，东石七万零三十六日元，基隆三万两千九百二十一日元；水底寮一万零三百五十五日元，所代表的是白糖。）

〔注三〕（原注：一九〇一年香港收去白糖五万两千四百一十八日元、赤糖两千六百一十五日元，共五万六千零三十三日元；中国收去赤糖六十七万五千七百五十四日元、白糖三十万零五百二十五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