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五十年拾遗

第一章序言·中国西部的物产与贸易

在华五十年拾遗

故阿奇博尔德·立德 著

著者另有《穿越长江三峡》《登峨眉山及其以远》《远东》《横穿云南》诸书

立德夫人 校订

费城　利平科特公司

伦敦　桑普森·娄、马斯顿公司

序

甘德里 作

阿奇博尔德·立德先生久病之后，于一九〇八年秋在法尔茅斯去世。这一损失，不单他的朋友感到，凡关心中国的人都会感到。因为他的阅历，在若干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他因缘际会做了商人，性情与志趣却在学问与游历。论商务，别人做得更大、更成功；论行旅，别人走得更远；论汉语，别人钻研得更深；论体察中国人的心思与思路，别人也不乏敏锐而同情的见识；论把自己的见闻写下来，别人也写得周到而有同情。立德先生的长处在于：以上各项他都具备到足够的程度，因而成了一个称职的开路人、一个有意思的谈伴、一个有教益的作者，并且在有教养的中国人中间，做主人做客人都相处得来。我说过，他的心性与趣味偏于科学与旅行，不偏于商业；而境遇或许恰好坐实了这一倾向。一八五九年他受雇于一家德国洋行做茶师，刚到中国不久，太平军当道，商务受阻，他反倒得了闲暇，走遍太平军占据的地区，从钱塘江上游一直到鄱阳湖——这趟行程，全靠他懂汉语才走得成。也许正是这番历练给了他底气，一八六二年他在新开的九江口岸自立门户，把生意做得很成功；两年后并入新设的立德洋行（拉蒂默·立德公司），这家行号是他在上海参与创办的。此行不久歇业，他仍留在上海经商，与其弟立德先生合伙，直到八十年代初，境遇使他把注意力转向长江上游与四川。

立德先生素来爱玩帆船，一八八四年他用小轮船「彝陵号」开办汉口至宜昌的冬季航线，多少也出于这份兴致。此前轮船在汉口以上只走夏季，立德先生开了头，现有各家轮船公司立刻跟进，其中上海轮船招商局（后被收购并入轮船招商局）最终把「彝陵号」买了下来，或说是租了下来。

从此开始了立德先生一生中他自己最中意、别人也最感兴味的一段。重庆要到一八九〇年才正式开埠通商，虽然威妥玛爵士早在《烟台条约》（一八七六年）里就订明：一俟轮船能抵该埠，英商即可在彼居住。然而立德先生一八八七年就在那里落了脚，并且拉了几位朋友入伙，造了一艘尾明轮轮船，指望靠它开出上驶急滩的先路。可是「固陵号」生不逢时。宣布重庆开埠的那个条约规定：运输须用中国式木船，只有中国轮船能把货运到重庆并折回，英国轮船才可以照样通行。中国官府——就条文而论也算站得住——不准他试，他只好把「固陵号」卖给轮船招商局；据我所知，那船至今仍在长江下游跑得很好。

中日《马关条约》把这些限制一扫而空。立德先生一心要做第一个把英国轮船开上急滩的人，便全凭自己的财力，设计并建造了小汽艇「利川号」。一八九八年一月，他携夫人同行，自任船长兼轮机长，从上海出发去试。「利川号」马力不足，过不了最险的几处急滩，非拉纤不可；但他到底闯过去了，抵达重庆时受到热烈欢迎。这一成就鼓舞了他的几位朋友与他合伙再造一艘马力更大的轮船。此船在英国「制造」（若可以这样说），运到上海装配。「肇通号」办得很成功，可惜立德先生只驾它在宜昌与重庆之间走了一趟（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起，英国政府就把它征用了，去接运长江上游偏远地方被认为处境危险的英国侨民；此举成效如何，看一个事实便知：该船抵宜昌时，载有九十七名欧洲人和六十名中国人。不久这船就被买去，装上炮，配上水兵，如今仍在那一带水面上服役，是英国皇家海军炮舰「金沙号」。

立德先生早年跑长江上游，就是在那期间搜集了材料，写成一八八八年出版的《穿越长江三峡》。这本书写得生动而有同情，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题材作家的名声。数年之后（一九〇一年）又有《登峨眉山及其以远》，把我们带进四川靠近西藏边界那片鲜为人知的地方，带进一种尚未受外来交往触动的中国生活；凭他的语言功底与阅历，他把这一切写得眼光独到而带着幽默，一如前书令读者称快。这一趟仍是立德夫人同行；《峨眉山》一书还配了她在种种不便的条件下拍下的好照片。

不过立德先生的大著——虽然同别的大著一样，不如他的游记那样为人熟知——是那部关于远东地理与地质的著作，属于牛津由麦金德先生主持出版的《世界区域丛书》。这部书，用他自己在序言里的话说，字面意义上是在做生意的间隙里写成的，但得力于他的游历与实地观察。他的朋友大概都乐意让他作为学者的名声立在这部书上。此书一九〇五年问世时，他的生涯已近尾声；然而那时在英国见过他的人，很少料到他正在盘算的那次最后的中国之行，会把他的元气耗尽到这般地步——他的元气，恐怕早已被早年的经历透支得太多了。一九〇七年他抱病回国，不久退居法尔茅斯，指望休养与西部乡间的温和气候能让他重新做他想做的事。然而限度已经过去了。他直到临终前不久还抱着希望，还关心世事；但到一九〇八年秋天，显然大限已近；十一月五日他走了，安详如他的朋友们所愿。

他生前的种种打算里，有一项是把如今收在本书中的这些文章整理付梓。如今接手替他了却此愿的人，最明白没有他的指点，这件事做得有多欠缺。

这些文章题目与体裁都不一律，也只能不一律；但若是他自己动手，本可以删去一些重复，或许还能让那些题材相近、地域相近的篇章彼此照应起来。可是除了作者本人，这种事谁也不便下手，尤其当原稿出自饱学与老到的判断时。哪怕只动一笔，也有可能损伤或歪曲原意；所以这些文稿差不多是照他留下的样子付印的——让它们自己说话。

几个月前，立德夫人另行出版了他当年写的《横穿云南》游记；恰逢法国的滇越铁路新近通车，此书来得格外合时。而在下面这些篇页里，还有更多关于这片如画的西部的描述——那是他格外据为己有的一片地方——此外还有他对当地天然资源与商业前景的思考，以及对那种阻滞地方发展、压低民生的官府劣政的议论。尤其能见出他熟悉中国人及其语言的，是那篇谈中国戏的文章：他讲民众如何凑钱请戏班，戏文如何教给民众历史掌故，而他自己又从中受教。此外还有从未发表过的两章，一谈传教士，一谈儒教，二者彼此补足，都见出他体察入微的本事。

倘若他来得及修订，或许会在个别看法的措辞上有所改动；但我回想一九〇五年他在英国期间我们频繁的交谈与深交，可以断定他的见解大体未变。何况一个能写出《在一座佛寺里》那样诗篇——如果那可以叫作诗的话——的人，也不像是会改、能改的人。那些句子出于高远的心思与宽大的容让，显然是一个好思索、爱哲理的头脑的表白：那头脑靠观察与学问得出结论，因而格外配得上写出那样一篇文字——我几乎要写成「墓志」了——那正是寺里方丈希望刻在石上、以志两人交谈的东西。

那篇文字里还带着一点梦想气。对他的知交来说，这是阿奇博尔德·立德性格里可爱的一面——有人也许会叫它弱点。这份气质无疑帮他对中国人生出同情，也赢得他们的信任；因为他体会他们的甘苦，看重他们的长处，正如他批评他们的官吏的短处一样不留情。正是这份感受力——当然还要加上他通晓语言——为他打开了书本与谈话两条门路，使他在最见长的游记描写里添上那许多有意思的笔触。

自然，几篇各自独立、前后相隔或长或短写成的文章，难免有重复与交叠之处——这一点不妨挑明。但如我前面所说，删而不伤实在很难；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每一篇文章——几乎每一章——都是单独的作品，好请读者把这本书就当作它所自称的「拾遗」来看。这样看，凡是读过他从前著作的人，想必都会欢迎它。因为这里仍有同样的学识与眼力——同样的洞察与同情的体会，那正是他那些更完整的著作的底子：这些是描写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以及一个虽被写得汗牛充栋却仍少有人懂的政府与民族，所需要的难得凑在一起的本钱。

功劳与贡献不及阿奇博尔德·立德的，往往也得了官方的表彰与名位——因为他所着眼的，始终是英国商业的开拓与英国名声的体面，而不是一己之利。可是他生前身后都没有得过这类荣衔。他的朋友或许多少为此不平；但要说谁最不需要、最不稀罕头衔勋章，那就是他。

编者附记

阿奇博尔德·立德是个个性鲜明、性情刚健的人。他的父亲是医生，在外科与病理学的某些分支上有开创性的工作，其名至今在欧美受人敬重；他是长子，一八三八年生于伦敦城。在圣保罗公学读过几年之后，他很幸运地脱出了当时英国公学一律强加于学生的那种纯古典教育，十四岁被送到柏林。在那里他不但把德文学到家，还受了扎实的通识教育，养成了办事有条理的习惯，一生受用。

以下各篇，写于他在中国度过的将近五十年间——其间他也常回英国。两出戏此前从未发表，另有两章也未发表，一章谈传教士，另一章题为《儒教》，所谈亦大抵是同一题目。其余诸篇，有几篇曾载于《北华捷报》及中国其他报刊；而《中国西部》《光从东方来》《两座都城》《西藏对英国的价值》《瓜分中国》《长江上游的危险》《中国戏》则分别刊于《评论季刊》《北美评论》《双周评论》《旁观者》《亚洲评论季刊》《地理学杂志》与《十九世纪》。承蒙各刊编者慨允转载，并热心帮我把旧文一一找出，谨此致谢。或许有人觉得，把早年那两篇——《舟山群岛帆游记》和《一八七三年中国大事回顾》——收进来，会拉低作者的文名；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没见过第二篇写舟山群岛的文字，而这一篇的轻快愉悦与对自然之美的敏感，使我不忍割舍；至于后一篇，对于那些要为往事寻找当时记载的编书人，很可能有用，而且也见出阿奇博尔德·立德一贯的作风：总要为他所属的团体尽最大的力。这份作风一直保持到最后：他抱病已重，还是写下了收在本书末尾的那篇《儒教》，为的是帮一位表亲——那位表亲受托要给一个牧师团体交一篇讲稿。

《借靴》是中国的一出老滑稽戏，一八八〇年译出供家庭演出之用，后来还在女王音乐厅为中国天足会义演过一次；它正好给多年以后写给《十九世纪》的那篇文章做了注脚。这一篇同另一篇译作《老鼠告状》（最初由东京的长谷川先生印成图文并茂的绉纸本），都很能照见中国的世态人情；《计中计》也是如此——那是他在满脑子中国掌故之时，试着依中国戏的路数自撰的一出戏。

评家或许会嫌本书内容太杂。说实话，很难找出一个作者不曾兴致勃勃的题目；因此在中国内地生活的孤寂里，他先钻这一样，再钻那一样：一时指望开通与中国西部的轮船交通——自从他驾着自家的小轮船「利川号」开了头，这条路就没有断过；一时又发现了一座煤矿，几乎到最后还指望把它办成一份模范事业、一个大的更新中心：在那里，人凭本分的事务工作领薪，若有余力，便去净化和提升周围的人；做这类事不另取报酬，也不受本国传教总会的干预——那些总会通常既不了解在华工作者的处境，也不了解被服务者的处境。

我与作者共同生活的二十二年间，他的日子里满是烦难与焦虑；在旁人看来，那或许是一长串的失望，甚至失败。可是：冬季行驶汉口至宜昌的轮船，是他首创；把轮船开上长江上游的水面，是他首创——由此打通了这一大段内河航路，使中国极西之地的居留生活大为便利，也大为安全；他发现了、取得了开采权、并经营过一段时间的那座煤矿，其煤质仅次于卡迪夫，堪称世界第一流，直到中国政府琐屑而失信的阻挠使他无法再办下去。他做买卖只肯做最上等的货色；后来他的商标屡遭仿冒，正说明他做到了。

中国全境的天足运动，发端于他。早在我还没见过中国之前多年，他就为缠足之苦痛心。我每一份犹豫的努力，都是他鼓动、推助的；是他先提议我去见中国的总督们谈这件事，然后为我安排会见，并且总是痛快地放我去做运动所需的任何事情。实在说，自我做他妻子那一天起，他就一再叮嘱我：只要在他身边，什么都不要怕，既不怕危险，也不怕劳累；对我最微末的努力，他从不挑剔，总是称许。我们彼此之间，还能做到比这更多的吗？

他的书自会说话。后人写《远东》，或可在这里那里胜过他一点；但当年能写出那样一部原创之作的，大概别无他人：那书依照麦金德先生《世界王国》丛书的路数，说明远东的历史如何受其地理与地质的左右。《长江三峡》至今仍是这一题目上的标准著作，《登峨眉山及其以远》则是最好读的游记之一。《横穿云南》若稍逊一筹，那是因为缺了作者最后的润色与增补。这些书是收成后堆进仓里的饱满麦捆；而这几页，则是一生与中国人相处、在中国人中间度过的漫长岁月所拾的余穗。那一生，他到最后都说是幸福的一生，没有什么可抱怨，可享受的倒很多。七十岁上，他仍保有少年人那种满怀希望的快活性子，到最后都天真无欺，不设防备，只是又添了岁月带来的和厚。失去了他那既有见识又总能激励人的相伴，把这些文稿收齐、把这几行字写出来，就格外费力了。

立德夫人

目录

第一部　贸易与政治

中国西部：其物产与贸易

英国对华贸易

光从东方来

两座都城：伦敦与北京

西藏对英国的价值

瓜分中国

如何注册你的商标

第二部　游历

中国旅行的浪漫

一条新路

中国的硫磺浴

新滩与第一艘轮船抵达重庆

长江上游的危险

重游四川

舟山群岛帆游记

中国大事回顾

第三部　戏剧与传说

中国戏

借靴

计中计

老鼠告状

第四部　宗教与哲学

在一座佛寺里

传教士

儒教

阿奇博尔德·立德（卷首）

张之洞

弥陀镇的花楼

北京：满城城墙外的更楼

湖北沙市的官员合影

运往上海参加业余马戏表演的四川矮马

「肇通号」轮船处女航

长江上游第一处急滩

长江上游一段平静的水面

中国警察军官

普陀山寺庙、桥与莲池

比丘尼

中国戏子

向靴子叩拜

中国西部的文官检阅军队

一九〇〇年北京英国使馆的筑垒人员

出门在外、正欲下轿的中国官员

在华五十年拾遗

第一部：贸易与政治

中国西部：其物产与贸易

中国西部已不再是那片未知之地——直到不久以前，还只有难得的旅行家隔着很久才去揭一角面纱，随后又复归绝对的闭塞。自一八五六年回民大乱爆发、其后在大理府立起一个「潘泰」苏丹以来，直到今日，世人对这一带的注意越来越多，如今围绕它已长出了一大片著述。它潜在的资源与实有的贸易，屡屡成为经济学者与新闻作者的题目；而对中国这个大民族的兴趣如今已如此普遍，以至于谈论这个一度冷僻的题目、把构成中华帝国的各色地方的新鲜图景呈给一般读者，再不需要什么开场白了。若说今日时髦太太未必真当得起尤维纳利斯笔下罗马那句话——

「此女无所不知，天下何事不晓，

赛里斯人如何，色雷斯人如何」——

至少求知之风是弥漫开了；而这个现代世界的大都会，对来自欧洲文明界外的消息，其急切正如它对这些边远地方之依赖：日常所需的物资，都要仰给于它们。论人口之众、论居民之勤劳与活跃，能与幅员广阔的英帝国相比的，只有中国；凡是使我们彼此靠近一步的事，都值得细心记录与留意。这方面的进展必然缓慢，但迄今是持续的。中国人的极端守旧，不可能一鼓而下；我们得打定主意打一场长久的围城战，安心在城下扎住，盯住每一个机会，机会一来就用足。就欧亚大陆而言，中国所处的地位，相当于美国之于美洲大陆；论实有面积与天然资源之丰，她甚至超过那个大共和国的潜力。然而她的资源大半未开，交通往来的手段仍旧简陋得可叹。只要太平延续，只要她对如今与她接壤、而她认识不久的那些欧洲国家的善意与用心渐生信任，我们可以指望下一代人看到不少进步的变化。至于上一代人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已有许多作者试着讲给我们听了。

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之中，四川最大、最好，而直到不久以前，欧洲人对它也最陌生。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把中国西部介绍给外部世界的旅行家，但他的书长期被束之高阁、遭人怀疑，直到几年前已故的玉尔上校出了那部精审的游记版本，才重新为人重视。其次讲到这块远地之富庶与秀美的，是一八四四年古伯察神父与秦噶哔神父穿越中国前往拉萨的那趟冒险旅行。一八六一年，布拉克斯顿上尉试图从上海前往西藏，横穿四川直抵屏山——长江上游通航的尽头——顺带让我们窥见了西部的富庶与稠密。已故的库珀几年后走了同一条路，虽然过不了巴塘，却在他那本《辫子与裙裾之地的开路人》里留下了一幅有趣的民情图。不过真正开始对这一带产生实际兴趣、并持续设法把它辟为欧洲人事业之地的时代，可以说是从一八七五年马嘉理事件算起。那一年，印度政府很值得称道地急于打通一条经缅甸通往中国西南的商路，派出一支由霍勒斯·布朗上校率领的队伍，取道八莫前往云南府。

马嘉理是英国驻华领事馆的一名官员，奉派从中国一侧去迎接这支队伍，充当译员并引导它过境。他安然穿过云南省，在八莫与大理府之间那片荒僻的克钦地界上与布朗上校会合；可是他返回中国报告该队将至时，在腾越厅（又名蛮允）被人暗害——那是怒江上游一带的一座城，在云南境内颇深处。他是被中国兵丁所杀——并无争执口角，却被人从背后刺死——加上次日装备精良的克钦人与中国人对布朗上校一行发起攻击，若非其锡克卫队拼死抵御，几乎全军覆没：凡此种种，几乎无可怀疑是中国政府在背后唆使，由地方官去想办法。这在我们同中国人打交道的历史上是老故事了。中央政府被逼到墙角，勉强答应一个笼统的条款，随后就着手在细节上一一化解。此事也如别的许多事一样，这套迂回的手法成功了。虽然此后我们征服上缅甸，八莫已归我有，英属印度的边界如今与中国接壤，这条路线却再无人推进一步。

马嘉理被害一案的查办，交给了格罗夫纳与巴伯两位先生；照我国驻北京公使与中国政府所订的办法，他们奉命赴出事地点查问。这次出行使我们在他们的日记与随之而出的蓝皮书中，又多得了不少关于该地的宝贵知识，同时也几乎坐实了：这场谋杀是云南总督的一桩恶毒阴谋。我国政府要求昭雪，结果是在烟台开了一次会，由威妥玛爵士与中国政府的亲信重臣兼使臣李鸿章会商。英方代表有格罗夫纳调查团的报告做底，起初要求查办案发地管辖之云南总督岑毓英的责任；但他最终让步于李的说辞——中国政府不可能把一位总督付审——接受了那个称为《烟台条约》的折中方案。此约于一八七六年夏在烟台签订：中国付给被害领事官亲属抚恤银一万英镑，并允开五处新口岸通商，其中广东西岸的北海、福建的温州，以及长江上的芜湖与宜昌，是无条件开放的。直到执笔为止，这几处口岸的贸易，没有一处配得上因开放英人居留而必须设置的那一员领事。最后一项让步——在我们看来是全约中唯一有价值的一项——是：一俟证明轮船可以到达，即开重庆。这个极不妙的「先决条件」，把我们放弃追究马嘉理凶手一事所换来的唯一实在的代价，砍掉了一半价值；同时也为中国外交家最擅长的那种没完没了的挑字眼开了门。

不管怎样，条约签了。原先北上、以报复相威胁、逼中国惩办马嘉理凶手的舰队撤了回去，新口岸也按期开放。这几处所辖之地如此无足轻重，以至于到写这几页为止，这四个新口岸加在一起，只养活了五名常驻的欧洲商人，而这五人里有三个是德国人。重庆则少有人问津：那个「先决条件」被认为过于苛刻、过于冒险，没有哪个稳重的商人肯冒。要想日后获准在该埠落户，他得先造一艘能走急滩的轮船，再取得准其行驶的许可；即便他能上到重庆再平安返回，仍须无限期地等下去才见分晓。那份著名的、用否定语气写成的条约，措辞是这样的：

「轮船未能上驶该埠以前，英商不得在重庆居住，亦不得在彼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该处以后，再行酌议章程。」

可万一他第一次就把船丢了呢？中国人尽可断言此事证明该江不能通航，从而把问题一劳永逸地打发掉。即便他有幸得到一位比寻常官员更有魄力、更有决断的驻京公使撑腰，获准再试第二次或试上几次，可哪有商人经得起这样无底洞般的耗费？就这样，重庆被人忘了，那个条约也被普遍看作又一次徒有其表的外交胜利——那种外交安于坐享上一辈更有血气的人所挣下的实绩。

终于，一八八三年，我上了一趟重庆，后来写成《穿越长江三峡》；那一带的潜力给我印象极深，回来后我便着手设法把它打开。经我请托，当时的英国驻京代办欧格讷先生向总理衙门递了一份预备性的申请，请准轮船行驶，得到的答复虽含糊，却是善意的。我因此受了鼓舞；在中国找不到所需的支持，便于一八八五年回到英国，指望在本国唤起公众的兴趣。说来也怪，在华的欧洲侨民对新开口岸的好处，多少是怀疑的。他们全副心思自然都在各自的生意上，手头能动的资本也都投在里头。近旁新开一埠，会从老口岸的老行号手里分走一些生意，还往往逼得他们为自保而在这个对手码头设立分号，费钱、冒险、费事。虽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每把一个新地方提升为享特权的「条约口岸」，英国、其属地与中国之间的总贸易额就会大增，英国船只还会因此多出新的运输之利；可是原先运到老口岸的货物，有一部分现在会流向新埠，而本地买主若能就近买到所需，也就不再远道跑到原来的市集去了。因此，那些照理最该关心的人，对中国的进步反倒不起劲；初听诧异，可一想到既得利益的守旧有多顽固、对任何可能扰动它的变化有多深的反感，也就不奇怪了。

但在英国本土，情形就不同了：曼彻斯特不问卖给谁，卖货的码头越多越高兴；格拉斯哥也在新口岸看到轮船的新航线、看到自家不知疲倦的市民的新机会。正是在这两处贸易重镇，这个计划找到了主要的支持。于是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叫长江上游轮船公司，一八八七年从克莱德河派出先驱船「固陵号」——一艘尾明轮船，专为行驶宜昌以上的急滩而设计，用以打通往重庆的道路。可船回到中国以后，真正的麻烦才开始。究竟是总理衙门——中国的外交衙门——觉得当初被欧格讷先生诱得答应了，因而铁了心要不惜代价推翻；还是他们当真怕地方官反对《烟台条约》在重庆一段的实行，此处不必细究。只须说：自一八八八年二月该轮抵宜昌之日起，至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卖给中国海关之日止，中国官府，上自中枢下至地方，凡是一个精于算计的民族所能想出、一个过于在意讨好他们的英国公使所肯迁就的拖延伎俩，无不用尽。我们被从北京支到宜昌，又从宜昌支回北京，始终拿不到那份一再许诺的行船执照。执照最后在北京发下，但须由地方官核准；照说到此已别无他事，只剩拟订几条简单的行船章程；一八八九年年初，便以此为名义派了几位「委员」到宜昌，与英国领事和我商定章程，并当面交付那份始终摸不着的文书——北京方面声称，那文书早已为此发往宜昌了。

中央政府反对轮船行驶的理由，早已用尽。一封又一封的照会，向英国公使细数此行必将遇到的种种障碍，总理衙门预先声明概不负责。从宜昌这个安稳的港湾到重庆那个目标，中间四百五十英里，探路者一路上的危险，被描绘得叫人却步。不只是发怒的船户与纤夫会撞沉轮船，连长峡绝壁上的猴子也会怨恨这怪物闯入它们的地界，从上头往它的甲板上推石头。这一切，中国政府都表示无力管束。如今「委员」——或曰钦差——到了宜昌，名义上是为「固陵号」即将启航做安排，却把对木船的危险抬出来当作首要障碍，提出种种办不到的章程，用意显然只在拖延。为了把继续拖延的借口一概去掉，我们提出：凡轮船撞沉的木船，不论轮船有理无理，一律照价赔偿，并具结作保，凡因碰撞而判定应赔受害者人命与财产的款项，概由我方照付。此议电达北京，仍无下文。中国人已决意不让这船走；一个又一个的托词被排除之后，他们终于明说：政府不准轮船与木船同时在江上行驶。他们最后的条件是：每月留出两天专供轮船独用江面，这两天里木船一概系岸。这条荒唐的条款，会把跑一趟重庆变成至少三个月的航程。虽是一本正经提出来的，当然从没打算叫人当真接受。总之，这提议荒谬到正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宜昌的交涉就此破裂；白费三个月之后，那出所谓《宜昌章程》的闹剧收了场。英国驻京公使华尔身爵士不肯照会中国：某日之后他将授权该轮启航，并要地方官保证不受骚扰。这个直截了当的办法，在上一代人手里必定会采用，当时也有人极力劝他采用，可它似乎不合现代外交的观念，机会就这样错过了。因为我们的外交家同中国人这样精明的民族一旦陷进公文往还，处境只会越来越无望。

最后，中国人提出把这场外交争执的「物证」买下来，好给自己挣个喘息，暂时了结此事。这个法子各方都乐意抓住：它不牵涉任何原则，纯属一桩私人交易，而且在一场把各方都拖垮了的争执之后，让人人都松一口气。于是，中国人出了名的耐性战胜了「蛮夷」的急性，乌龟又一次赢了兔子。北京使馆的人在僵局之后早已烦透了这桩事，轮船的股东们也山穷水尽。中英官员在宜昌那场无果而终的会议，一八八九年五月散伙；同年十二月，「固陵号」终于易主；这中间的半年，英国驻京公使一再请中国正面答复准其行驶，都归徒劳。据说索尔兹伯里勋爵曾一力催促中国履行一八七六年之约，也不断敦促我国驻华公使把事情办出个结果。可中国人是外交老手，一眼就看出对手会把事情逼到哪一步。既然看准了我们已不像旧日那样会在遭拒时逼到底，如今凡遇到不中意的要求，便一味推说「不能」，并厚着脸皮一拖再拖。他们在西藏问题上这样干了多年，屡屡得逞；在长江上游这件事上如法炮制。于是，当买船的出价电告伦敦的船东时，据说外交部——自然是被告知并被征询过的——明确赞成接受，认为船一挪开，交涉反而会顺畅些。而事实也是：船刚一走，中国方面似乎就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一面立即开放重庆口岸，不再等那份含糊的《烟台条约》所设的「先决条件」即该江可通轮船之证明；另一面，在中国人自己带头之前，仍不许英国轮船上驶这个久求之地。眼前的好处是：外国货入四川，只须在上海完一次进口税；而立即通轮船到重庆的那项默许之权，则被收了回去。

这些条件既经我国政府接受，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国轮船要过多久才会开航。这期间，重庆升为「条约口岸」，由于沿途一切厘卡税被取消，无疑使四川与中国西部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大为增加；但要等到以汽力代人力而进一步降低成本，还得等日本人用对华一战为自己也为别国扫清道路。楔子的薄头到底是插进去了；从此我们指望看到，对外交往在中国西部产生的复苏之力，会像在东部沿海一样有效。在沿海，也如在一切中国人受我治理或受我影响的地方，工价上涨，百姓的衣食住都好起来，处处见出兴旺活跃之气。可一离开这层影响，无论是极北的京城，还是与我缅甸属地接壤的云南，那种停滞与凋敝，只令旅人怜悯而困惑。

凡走过这一带的人，都在两点上意见一致：一是中国西部资源之丰、天赋之厚；二是其物质开发之原始，以及（我们是否可以说「因而」？）多数居民之赤贫。若把西部——更确切说是西南部——算作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则其面积三十四万平方英里，比英国、爱尔兰与法国三地合计还多两万平方英里。其人口总数估计约八千万，与欧洲同等面积上养活的人数大致相当。但在中国，这些人口的大部分挤在四川东部的肥沃低地上；该省人口六千余万，已拥塞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而贵州、云南两省合计不过两千万。那种极需的迁徙，也不是全无进行，只是苦于没有路，又苦于官府不愿便利采矿事业——除非把它办成纯粹的官办。因此，这两省——过去二十年间其原住民已被大批清除——的移垦，进展很慢。

清除的缘由是：云南著名的「潘泰」之乱，其结果是当地回民几乎被斩尽杀绝；以及贵州土著「苗子」的反抗，致使他们在该省北半部大半被杀光，只有零星残部逃入南部更难到达的地方。这些颇有意思、也绝非未开化的族类，同云南的回教同胞一样，似乎都是被省中官吏的勒索与背信逼反的。这些官吏——除极少数可敬的例外——一心只求在三年任内平安无事，同时尽量从治下榨出钱财；一旦民间有所抵抗，便毫不容情。上面只问结果，而一封公文送到中枢要走几个月，用什么手段是他们自己的事；加之直到不久以前，一位地方总督手里可用的实力极为有限，他便觉得非靠严酷来维持威望不可，非把不满掐死在萌芽里不可——这套办法通常也奏效。但眼下这两桩事是例外：既然知道绝无宽赦，不幸的回民只好把这场斗争打到底。最后的惨剧是大理府——当时潘泰的都城——投降，随后城中居民不分男女老幼，或死于刀，或被淹死在那座美丽的湖里。当时统率官军的「杨」将军，据说单是他自己分得的赃物就有六百万两，合一百二十五万英镑；我们至今记得撞见这个恶棍的情形：他正乘法国邮船公司的沿海轮船回乡，带着六房妻妾，人躺在舱里的桌子上，由其中两人替他按摩。

法国驻蒙自（云南与东京接壤处的一座城）领事罗舍先生，早年在中国海关服务多年，他在《中国之云南省》一书中，对这场惨祸有生动的记述。罗舍先生当年正是奉命把精良枪械与欧式大炮送到云南去的人——官军最终取胜，全靠这些。他这样记述一八五六年冲突的爆发：

「这场新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正是反回同盟所翘首以待的，终于在一八五六年五月十九日动手了——至少这是开端。由官吏招募并出饷的匪帮开始行动，还有一批为掠夺之利所吸引的市井之徒相助。回民虽事先得过警告，却少有人设防：他们让自己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心，以为昨日还是朋友邻居的人，绝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无缘无故变成杀他们的凶手。与此同时，民众受官府煽动、为许诺的财物所诱，全然不顾是非，扑向无辜的人家，那种野蛮的狂热，在各国的宗教战争中屡见不鲜。凡回民人数稀少之处，便被斩杀无赦；在有人试图抵抗之处，也终因寡不敌众而屈服，余众走投无路，放火烧了自家房屋逃走。走不动的老人与孩子，在刽子手手下得不到怜悯；留下性命的年轻妇女，也不过是留着受更不堪的凌辱罢了。」

又记一八七三年的收场：

「抚台（该省巡抚）借庆祝大理城收复之名，请所有回民首领赴大宴；那些曾公开反对投降的人疑心有诈，而促成投降、并受朝廷重赏的几位，则把这邀请看作不得不走的过场。官军统帅杨玉科称病不至，遣其一名部将代往。受邀的客人如期到场，巡抚接待甚殷；及至该移席入宴之时，早已埋伏在门口的兵士一拥而上，不到一分钟，十七颗人头滚落在地。随即巡抚下令鸣炮六响，这是城中开始屠杀的暗号。那是占领后的第十一天。此后的情形无法形容。兵士毫不容情地屠杀主人，而那正是他们受其款待的人；城中百姓本以为战事已了，措手不及，毫无抵抗。这样惨无人道地杀了三天，大理城及其四郊成了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五万居民之中，在这几个凶日里死了三万多，余者尽散。为表明乱事再无可虑，屠杀结束时，巡抚把二十四只大筐、合十二驮的人耳——两只一对缝在一起——解送省城。这份攻克大理府的战利品，与被害的十七位首领的头颅一并在那里示众。」

这最后一幕，令我们想起李鸿章——后来以直隶总督闻名——所做的同类背信之事：一八六三年，太平天国诸王在戈登亲口担保可保全性命之后交出了苏州这座坚城，李却请他们赴宴，把他们统统杀了；自此李在民间名声上竟成了平乱的英雄。很难想象，平日安静、看上去文弱的中国人，一旦性起，竟能如此津津有味地做出这般野蛮的暴行。

达文波特先生在其领事报告中，也这样讲到云南：

「我已描述过该省人口的骇人锐减，这是本国内战必然的伴生物。官军在一场战事之后似乎陷入一种狂乱，非把一切可毁之物毁尽、把老人妇孺杀尽，不足以平其——照其统帅辩解的说法——『切齿之恨』。若是短期的乱事，如邻省四川所经历的那种，百姓大多能躲开兵祸，山区尤其如此，战事结束数年之后，人口的缺口也就补上了。可云南的战乱持续了十八年，许多城池反复易手十次以上；这漫长的年月里，逃入山中的人无法耕种需要灌溉的谷地，便死于饥饿或随之而来的疾疫。

「一八一二年查户口时，该省人口估计为五百五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人，此后四十年的太平，大约把这个数字抬到八百万。从八百万减到一百万，凡见过沿海地方在太平天国之乱前后景象的人，都不会觉得惊讶。至于恢复，省中极少数关心此事的官员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由中国政府主持，把四川的过剩人口强制迁来。中国人很肯出洋，哪怕违犯本国法令，只要那地方在外人治下、工价优厚、身家性命一般能得到保障；可在长城以内，他们极不愿迁居。在云南尤其如此：除了照例惧怕官府、又疑心外省土著凶悍之外，他们还抱怨说，因为没有路、没有可行的运输，稻米以及一切他们能出产的东西都卖不出价钱。」

达文波特、霍西、罗舍诸位，都描写过如今荒废的梯田与水利工程之广——它们布满全省；也都描写过那仿佛遍地皆是的金、银、铅、铁、锡、锌、铜矿，此外还有玉、琥珀、蓝宝石、青金石、绿松石与玛瑙。达文波特先生末了说：「总之，要把这个天赋厚极了的省份的矿产一一列举，须得写一部书。」

四川省的名字取得好：字面是「四条川」，就其表意的字面还可以随意译作「被水道纵横交错切开之地」。四川是一个宏大的天然盆地，从西境高峻的藏地群山流下的常年不涸的溪流，以千百条水道浇灌着它。成都平原上又有人工加修与调节——因而享有全中国最完善的灌溉系统——其中一组水流汇成岷江，即长江的左支；岷江与更西边来的金沙江会合之后，以八百码宽的浩大水势、深而急的水流，拍打重庆城墙。另有自北面来的诸水，汇成可通航的嘉陵江，在重庆入长江；两江之间，就是这座名城所踞的那块岩石半岛。这个得天独厚的省份几乎天天下雨，但地势高，长江下游那种为患的洪水在这里没有；不过夏雨常把四川的江河变成怒涛，航行也时常因此中断。气候湿而暖，极利草木，对人却不如北面南面较干燥的地方合宜。一年中很长的时间里，全省笼在一层云雾之中，日光时断时续地穿透，但一透出来就很烈。

云南气候明朗些、爽利些，虽然纬度更低。云南者，字面即「云之南」，正说明北面那个省多雾。云南虽在北纬二十二度至二十八度之间，但谷地平均海拔约五千英尺，因而不那么闷热，同时也不像四川那样有利于草木——四川在二十八度至三十三度之间，平均海拔却只有一千英尺上下，好比一间暖房。而四川的草木，把它那如画的嶙峋山形衬得恰到好处。出了成都平原，每一条大小溪流都在松软的红砂岩上切出自己的道路，于是川东那片起伏的台地被数不清的幽谷割碎，每一条谷里，蕨与野花铺在赭红的岩壁上，一幅接一幅，尽是给风景画家预备的画面。石灰岩的横岭以约两千英尺高的平行山脊穿破砂岩，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凡这些山脊被较大的通航河流切穿之处，便成了真正的峡谷，绝壁垂直，谷底深如渊。除棉花——棉花总以近海平原上的为最好——之外，亚热带地方的一切物产在这里都长得极好。除稻麦两项大宗（麦子如今已大半让位给罂粟）之外，田里还杂种着蚕豆、大麦、玉米、荞麦、豆类、高粱、花生、油菜、甘蔗、大麻、番薯与马铃薯、烟草与桑。讲究的轮作，以及把从地里取走之物的残余一丝不苟地还给地里，正是地力异常之肥的缘故。一茬未熟，下一茬的准备已经开始，新苗常就种在待收的成熟作物的行间。农家四围是常绿与落叶的树丛；此地农舍散布于四野，彼此相距一二百码，不像山外那些没这么有福的地方，为了互相照应而聚成村落。

与日本人不同，在这片讲实用的土地上，勤俭的百姓种树是为利，不是为看；除了神龛四周、以及给大道上一家接一家的茶棚歇店遮荫的黄葛树之外，树木都有工业上的用处。竹子之于亚热带，正如棕榈之于热带——食、住、衣皆取于它——它那秀逸的羽状翠色，给每一处村景做了框。较高的坡上是壮丽的核桃林与栗树林，谷底则排着鲜绿的桑与色泽清淡的乌桕。桐油树与漆树出产贵重之物，本地处处需用，还有余可以外销。

四川养蚕极普遍，除极贫之家外都穿丝。家家养蚕，蚕不但吃桑叶，也吃柞叶和柘叶；妇女甚至把蚕子揣在怀里孵。

雅州一带供给西藏大部分砖茶，经打箭炉一路运去的，每年价值约二十万英镑。此地另一项极有意思的物产——霍西先生在给外交部的报告里已细加考察、详为描述——是虫蜡，即商务上所称的「白蜡」。产蜡之虫，育于四川西南角群山之间一处海拔五千英尺的河谷，那一带山把长江逼出它著名的南折大弯，在北纬二十八度上。这种虫（韦奇伍德所称的「白蜡蚧」）的幼虫，寄生在大叶女贞上，藏在豆形的疣状介壳里；介壳容易剥落，四月末从树上采下，集中到德昌，该城在北纬二十七度二十四分，安宁河右岸。

霍西先生在《中国西部三年记》——这本书在这个题目上永远是可贵的参考——中接着告诉我们：

「每年有大批脚夫从嘉定赶到此城（德昌）——据说往年多达一万人——把介壳翻山背到嘉定。介壳包成纸包，每包约十六两，一挑通常六十包。介壳在途中须极小心照料。自建昌河谷到嘉定的脚夫只在夜间赶路，因为此时白天气温已高，会使虫子迅速孵化而从壳中逃逸。宿处一到，脚夫便把纸包打开，摊在阴凉处。尽管如此小心，每一包到嘉定时，仍比从建昌起运时轻了一两多。年成好时，一磅介壳运到嘉定值半克朗；年成不好时——如去年，据说自建昌运到嘉定的只有一千挑——价钱便翻一番。

「年成好时，一磅建昌介壳可出蜡四五磅；年成不好时，出蜡不过一磅稍多；所以总的说来，养白蜡这行风险不小。

「嘉定城在岷江右岸，自其右岸往西，有一片平原直抵峨眉圣山脚下。这片平原南接大渡河左岸——大渡河再往西便是建昌河谷的北界——是一大片稻田，有西山流下的溪水好好浇灌着。平原上几乎每一块地、以及山脚一带，都密密地围着一圈树桩，高自三四英尺到十来英尺不等，虬结的顶上抽出许多新枝。这些树桩远看像我们的截头柳。叶对生于枝，浅绿，卵形，尖端，有锯齿，冬季落叶。一八八四年六月我到此地时，有些树上似乎结着一簇簇的小荚果；但当时采不到花的标本，所以这树是什么，还留着一点不确定。不过据告，它多半是白蜡树属的一种梣，即中国白蜡树。中国人称之为『白蜡树』。

「蜡最初现于枝条下侧，作白色薄层，很像硫酸奎宁，又像覆了一层雪。它渐渐布满整根枝条，三个月后厚约四分之一英寸。」

霍西先生没有把话说透：为什么产虫之树与虫子结蜡之树，不能种得近些？除中国人之外，没有哪个民族肯为这么一件事，费这样的力、冒这样的险，用人背着虫子、还要在夜间走两百英里路。这种虫蜡熔点为华氏一百六十度，而动物油脂九十五度即熔，这就说明了它在一个（条约口岸自然除外）煤气灯电灯大半还不为人知的国度里何以如此贵重。中国的「蘸烛」用笨拙的灯芯草作芯，光很小，却有一个好处：在露天点着不会流烛泪，非得刮大风才吹得灭。这个好处来自外面那层虫蜡，也说明它从前何以值到每吨五百镑。可是近年来美国廉价煤油的竞争，已使中国的蜡烛消耗大减；从前家家都点，如今主要只用在那种便手的糊纸灯笼里——中国街道的状况，使凡是天黑后出门的人，无论贫富，都非有灯笼不可。虫蜡的价钱如今已跌到每吨二百镑；去年自四川运入上海的，只有五百吨，值十万英镑。

中国少有篱笆；四川的地太贵，每个农户都把庄稼一直种到邻家地界，中间不留分隔。道路当初划定时本已够窄，可是我们见过：在远离商路干线的地方，稻田之间的高起小径被两旁种地人的贪心削到只剩五六英寸宽；而这样的小径上仍有相当的往来，甚至偶尔还过轿子。为防路过的驮畜糟蹋庄稼，路旁的农家在苗间撒些羽毛。中国农人什么都不肯浪费；说到如今似乎取代了一切冬季作物的罂粟，且引《穿越长江三峡》里的话：

「即便禁止采收鸦片，农人这一季的罂粟，单凭其他产物也仍旧合算：籽可榨油；茎烧成灰可制碱，用于染色；叶子收得很多，可以喂猪——中国人家家养猪。何况照中国把城里粪肥全数上田的办法，这一茬并不耗地力，也不会使夏天的玉米少收。」

可见中国人早就在副产品上走在了我们前头；这件事我们本国也是新近才认真讲究起来的。若英国人人都像中国人那样、贫富一律地俭省，若英国的农人都像中国农人那样精通本行、那样锱铢必较地肯下功夫，则单凭我们现有的资源，就能养活比现在多一倍的人口。

四川盛产一种极好的烟叶，也只有四川才把烟卷成雪茄状来抽。苎麻广为种植，用以织夏布——那是中国殷实人家夏装里不可少的料子，既雅致又合用；通脱木则专为取其茎髓，中国人手巧，把髓切成薄片，讹称「米纸」。染料植物的种植不如从前：红花、靛蓝、茜草那些既明丽又不刺目的天然颜色，正让位给化学巧思弄出来的刺眼货。苯胺染料正在毁掉东方的工艺；我们与亚洲交往所带来的一切好处，是否抵得过这一项损失——那种旧日的艺术趣味，曾贯穿于中日两国一切制品之中，从最寻常的家什到最精美的织物、最珍贵的「古玩」——实在是个问题。

养鱼在中国自古如此，而且他们做得极成功：春天在江里捞取鱼苗，运到内地的鱼塘。湖北五月间，可见一排排细目鱼网张在小方竹架上，浮在长江的浊流里，鱼卵就聚在网上；随后取出放进大瓦缸，一俟成群的小鱼出来，便运往内地城乡，放入当地鱼塘。这一路水陆兼程，常要好几个星期，途中还不时用蛋黄喂这些小鱼。我们见过许多这类鱼的最后归宿，远在山乡，离它们出生的江有好几百里。中国凡像样的人家，进门都有一个围合的院子；院里嵌着一方石砌的水池，如古罗马宅第的中庭，鱼在池中游着，随时可供厨子取用——厨房那间热闹的作坊，常常就占着门院的一侧。一道清澈的活水，从近旁山溪引来，自一角穿墙而入，再从另一角流出。一座小村，往往就是两排这样的房子，家家有自己的池，都由那条公用的溪水供水。四川连稻田里那点浅浅的死水也用来养鱼；这片土地不但出产中国人的主食稻米，还出产他们食谱上仅次于米的大宗——鱼。早春时节，从山坡上割来芦苇与荒草，捆成把，串在竹竿上，坠上石头沉入长江的浅水里。鱼在此产卵，卵附着在草苇上，随后取起播入田中。草后来撒在梯田里，活水从一丘流到下一丘，中间的土埂上开着小口，随时可用泥堵上，水的流通要断要通，悉听其便。

出口到东部的大宗，是用天然火井熬煮盐卤所得的盐，以及丝、鸦片和药材。再引《穿越长江三峡》：那里有「取之不竭的药材，整个季节里一船船地从重庆运出，去充实药铺、去毁坏药铺主顾——那些消化不良的殷实人家——的肠胃。重庆大街上的空气，整个儿弥漫着中药的浓香，那气味像是大黄、甘草、鸢尾根、独活与麝香的混合。」中国人不论明智与否，服药都取煎汤之法，在药铺里抓一副方子，得专雇一名脚夫才搬得动。药材成批的流转，是自西而来的货运里很显眼的一项；跑宜昌一线的江轮，运费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装药材的那些笨重包捆。

说到鸦片的种植，讲到如今这一望无际、尽种此等使人萎靡之物的田野，或许还是引一段四月间旅行的记述最好：「整个蓬溪河谷种得极好，而且一色是罂粟；那植株浓绿夺目，缀着白花，远看之下，仿佛满山盖着丰美的牧草，晨露还没被太阳晒干。」

中国西部所产鸦片的价值（无统计可查），一般认为足与自波斯、印度进口的洋药相当，约合八百万英镑；土产鸦片售价只及洋药的三分之二，因此其数量要比洋药多出一半。即便这一千六百万英镑——花在一种被许多中国爱国之士、也被我们大多数欧洲传教士认为正在悄悄侵蚀民族元气的药物上——比起我国每年一亿二千万英镑的酒类开支，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另一方面，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其积累的财富，恐怕还不及英国四千万人所有。

中国人的欲求少些，日子过得知足些。然而中国人按其路数也是很会做买卖的：四川与邻省之间货物往来的估值，约在两千七百万英镑上下。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经过宜昌那个长江上游的关卡——大清皇家海关。一八八八年的「贸易册」上给的数字是一百二十三万英镑，这包括宜昌轮船装卸的全部货物。以木船过宜昌的货，其值大概与此相当。把这一项、以及盐和鸦片（这两样大半走小路陆运，以避税卡）的价值从上述总数中扣去，可见约有一千五百万英镑的贸易走的是别的路。主要有两条：一条自川南经沅江与洞庭湖水陆并用，一条自北面陆路至汉水、出汉口。此外还有经大理与八莫往来于云南与缅甸之间的陆路贸易，估计年值约五十万英镑。一八八九年，法国人成功地把一艘尾明轮——他们管这类船叫「独轮」——经其新得的东京地界，沿红河开到云南南境的老街。这是中国西部通海的各条出路中最短的一条，但因水小而河床落差大，其航行比长江上游更难、更险。

据估计，尽管转运不便，经上海输入华北的英国呢绒中，仍有五分之一转入四川，棉货也有十分之一；下列数字远在一八八八年：

输入上海呢绒总值　　　　　一百五十万

其中转四川　　　　　　　　三十万

输入上海棉货总值　　　　　一千二百万

其中转四川　　　　　　　　一百二十万

须记得，中国西部百姓的棉布衣裳，大半是用进口原棉、由家中妇女自纺自织的。西部少种棉，棉花须自外面运入，于是一到季节，通往云南、四川的各条路上尽是棉花。我们见过长江急滩上的岩石撒满了棉絮；陆路上则是一串串脚夫，背着没打包的大棉包挣扎前行，像蚁子在产卵季节驮着卵一样。霍尔特·哈利特先生告诉我们，有相当数量的棉花自暹罗的清迈运来，每吨每英里运费一先令；而缅甸方面输入的大宗，也正是原棉。呢绒贸易中，俄国的厚呢占很大一块；这些也走陆路，因其质地好、绝无回绒或杂纤维混充，虽价甚昂，仍普遍畅销。

埃克斯纳先生在其莱比锡出版的《中国：山川与人物速写》中，对盐务专卖的办法有一段有意思的叙述——这是旧时欧洲盛行的包税制与今日欧洲间接税法之间的一种奇特折中：

「中国的盐业于我们格外有趣，因为它首先是中国政府的专卖，同时其运作方式又是当今欧洲流行的某些社会主义主张付诸实行的一个罕见而有趣的例子。某些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的一项主要理论，即商人的利润应由政府规定，在这里见到了实行。为食盐分销之便，中国大约分为七区，据我所知，每区各有其产盐中心。盐只准在产地所属的区内售卖。凡在别区售卖之盐，即视为私盐，得予查没。盐须按国家定价售卖；国家为此在各区设有大的分销中心，以相应的高价卖给所谓盐商。凡无盐运使衙门发给的盐引者，不得为盐商；此引不仅使持有者可以无限期地买盐，而且可以转卖，或者更常见的是作为家产传给后人。这种盐引价值甚高，各区不一，平均可卖到三千至四千英镑。有了此引，盐商可以买盐约二百五十吨，并在本区内他自择的任何市场上售出这一数量。但他不能随意卖给什么人。他既然是通过官府拿到的盐，也就必须通过官府脱手。为此他须把盐交到盐关的场务官手里。凡稍有规模的地方，都有几处这样的场所。场务官再按官府定的、相应更高的价钱，依到货先后卖出。盐卖完了，盐商拿回他的盐引，并领到卖盐的钱——其中已扣去关税及其他官费。所以他每一笔的利润是完全固定的，只等于官府所定买价与卖价之差，再减去税费。这利润逐年不同，取决于盐商是否精明、能否择得好市场、从而更快地拿回盐引，以便再去买下一个二百五十吨。」

可见盐商之利，全看他能多快把盐引周转过来、把本钱收回。一张盐引一年周转一次以上，是不常有的。人们看见一排排的木船在盐场外等着装货，一等几个月；等到千辛万苦拉纤到了目的地，又得排队等着卸。

巴伯先生在其记述川西之行的妙文（《中国西部旅行与考察》，皇家地理学会）中，谈到商业首府重庆与政治首府成都之间的地方，说这一带的农业，

「得地势较平之便，又有从江河及其支流引水灌溉之异常便利，收成高于一般，甘蔗尤其如此。……全境散布着农舍，彼此相距不远，屋宇如画，且常常宽敞，以结实的木架为骨，空隙下部砌石、上部填土……」

李希霍芬男爵注意到这种四散而居的居住形态，说：「只有在指望太平的地方，人们才会这样分散独居；而四川给人的突出印象，正是深厚的太平。」李希霍芬又说到这一带：「在中国，就同等面积相比，能与成都平原在富庶、殷实、人口稠密、生产力、气候之宜与天然灌溉之完善上相比的地方很少；而在当今，教化与文明在民间普及得如此之广的，恐怕再没有第二处。」

巴伯接着说：「农业人口那种纯粹农庄式的、而非村落式的生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场』。……这些集会是消息、闲话、官府告示、节庆、戏班演出以及公私聚会的中心。」再往西，他告诉我们：「边地偶有大块的天然金块。」在通往打箭炉的大道离开大渡河的转弯处，对岸可见凿入岩中的采金坑洞。……有人拿金子来卖给我，做成泥丸的样子，里面满是细小的金鳞。近来打箭炉（西藏边界上）附近又发现了金矿，淘金者蜂拥而至，给官府添了不少麻烦。」

今日四川的居民，几乎全是移民后裔，多来自湖北与江西，始于十六世纪。原有的人口，在本朝满洲人入主时蹂躏该省的战乱中几乎被杀绝；因此不出所料，四川人与东边各省的人看不出什么分别。至于更早的土著，则一无所知。他们存在过的显著证据，是沿江砂岩崖壁上凿出的洞室——宽敞的居所，装饰讲究。做这些工程的人，中国人称为「蛮子」，即「野人」；在本地好古之士眼里，有此一名，便再无兴趣可言。巴伯先生论及此事说：

「要对这些有趣遗迹的用意及其营造者形成任何可靠的看法，先得有人锲而不舍、脚踏实地地把它们考察一遍。这些洞窟种类很多，用途恐怕也很多。按其布置与位置，它们可能是墓、是屋、是仓、是避难处、是易于守御的库房、是神龛、是纪念之所，甚至是哨房。当地的中国人，一个想得少、疑得更少的人，一口咬定那是蛮子的洞，并且认为再往下追问既可笑又累人。他的考古见解，比起我自己那个我不敢自信的说法，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我的说法是：这些开凿年代不详，由身份可疑的一族人，为不明的用途所为。」

中国西部这片广大而壮丽的地方，终于被打开了：它的商业首府重庆，成了条约口岸。这一大步进展，是我国驻北京公使华尔身爵士与中国政府交涉，在威妥玛爵士一八七六年条约上另加一款而悄悄办成的。这一款作为原《烟台条约》（其条文已引于上）的补充，于一八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签订。用《泰晤士报》通讯员当年四月三日自北京拍发的电文说：「由此与一个广大、富庶、繁盛的省份建立了直接往来；一俟中国轮船通行，英国轮船内河之业亦有保障。《烟台条约》未成之事，今告成功。此次通情达理的交涉增进友谊，将来必有大宗健全而自然的贸易兴起，并借改良器具而扩展；两国人民与政府的善意皆可指望，而不再是阻挠。」

这条消息四月五日见于《泰晤士报》；伦敦与外省报纸对此事的评论，都不大理会这一进展的全部价值。它们的意思仿佛是：「一个口岸开了而你去不了，有什么用？」不错，英国轮船还得等中国轮船带头，与新口岸的轮船交通看来遥遥无期，就此而论，精明的中国人可算赢了我们一着。但事实仍在：久争不下的重庆确确实实「开」了；而要懂得这项让步的全部价值，必须先明白这个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所谓「开埠」或「条约口岸」，是指洋货在该处只纳一次值百抽五的从价税即可入口，而中国土产照同样条件出口。像重庆这样距海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口岸，其洋货进口必经上海由海轮转江轮。此等货物在上海海关完税后，即免除一切后续税捐，可由轮船、木船径运目的地，沿途无数内地关卡（厘金）与地方落地捐（落地捐）皆不得拦阻。再者，洋商把货安然运到新口岸之后，还可凭自己或华商的名义，只再纳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转运到与重庆通商的更远的内地市镇，沿途各关卡同样一概免验。这样一来，像云南的云南府与大理府、贵州省城贵阳、四川省城成都，以及西藏边界上的大商埠打箭炉，洋商都可以把棉毛匹头有效地运到；换回的土产，也依同样便宜的条件带出来。除此之外，驻重庆的洋商还可凭在该埠入江的嘉陵江，与西北那两个较少人知的省份陕西、甘肃发生直接关系。

本国的报人及别的人，一时体会不到在中国已开的十九个条约口岸上再添一个有多大好处，这是可以原谅的。没有亲身到过那些地方、又在内地走过的人，不会知道「开埠」这两个字究竟有多少分量。开埠之处，是黑暗与停滞的荒野里光明与活力的绿洲。欧洲的中世纪，仿佛在中国许多偏远地方重演。凡我们现代所谓进步的观念、所谓境遇可以改善的想法，在官在民的心里似乎都不存在。一位为应付层层科考而熬坏了眼睛的文官，会平心静气地问你：你们那里是不是也是这个太阳照着？是不是真的，你们的兵只要站得直就打不倒？连素被公认——而且当得起——为中国最开明的政治家李鸿章，也曾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想在长江上游行船是白费力气，因为当年大禹开峡时，没有把礁石清掉。这位中国的大工师当年忙于治水，排沼泽、筑堤防，多年不曾还家，其间还有两三次过门不入；他于公元前二二七八年功成身退。李中堂言下之意是：大禹显然没打算让轮船在那里走。

无疑，我们身在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味酵母，久而久之会把整团面发起来；接触点——也就是条约口岸——越多，进展越快；然而就外表看，迄今受到影响的只是各口岸周围不大的一圈。电线如今确已把十八省的各大城市连结起来，可是除了条约口岸，电报几乎全用于传递官府文书。同中国一切官办事业一样（中国政府不承认官办以外有任何资本家联合经营大事业的余地），对一般公众少有鼓励。就电报而言，收费很高，按远近计，每字约合一先令上下。对中国人这样节俭的百姓，这个价目用于私人通信是断乎不行的；用于商务，也只限于大城市里少数富商，而且他们用得极省。至于较不重要的地方，电报根本不对公众开放，虽然那里该有的局所与报务员一应俱全。

我们曾在湖北新滩镇的这样一处电局试着拍一封电报。打听了半天，才找到那「电报局」，被领进一所偏僻的两层旧式中国民房。爬上一架陡得吓人的梯子，到了上层——那是一间宽大的阁楼，地板是活动的松木板，摇摇晃晃，瓦顶下没有天花板。这间屋子的样子，仿佛自建成之日起就没扫过、没收拾过。等眼睛渐渐适应了从小小纸窗透进来的微光，我们才看见：一角是一张挂着帐子的支架床，一盏小小的烟灯照着；另一角是一台电报机，罩着绸套防尘；此外是两把寻常的硬靠背中国木椅。几只衣箱、一个快散架的衣柜，便是全部家具。我们进去时，一个三十上下、绸衫齐整的人从床上起身，请我们坐。他待我们极殷勤，而且叫我们意外的是，他仿佛真心高兴有个「蛮夷」闯进他的窝。一个十八岁上下、也穿着鲜亮绸衣的少年端上待客的茶，谈话就此开始。局长说，没有道台——也就是本地长官——的名片，他不能收我的电报；那位道台住在四十英里外，他劝我下回自己先备好。那少年原来是在上海受训的报务员，每天的差事只是报告线路情形，办法是给下一站拍两个英文字，意思是「一切正常」。他从前学的别的英文，好像都忘光了。

至于那位年长的局长，是个爱交际的苏州人，自称是流落在野人堆里的谪客，无社交、无事做、无消遣；有个从上海那种文明地方来的人上门，他很受用，我们要走时他显得万分不舍。他尤其感叹自己命苦：当年在上海跟一位教英文的中国先生「买」了两千个英文字，每百字两块钱（他就是这么说的），如今只用得着两个字，其余一千九百九十八个差不多全忘了。花这么大价钱学来的这点英文，本该替他谋得一个比在内地僻镇上年薪四十镑更好的差事才对。

我们把这件事写得详细些，因为它很能说明：在一切构成我们现代进步文明的精神与物质的活动上，条约口岸的中国与未经我们沾染的中国之间，隔着何等巨大的鸿沟。电报是被逼出来的：北方的政府急需同两千英里外在东京同法国人作战的军队联络，才痛感其必要。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北电报公司是幸运的承包者；覆盖十八省的电线网由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架成，随后交给中国报务员——有些是他们自己训练的，有些是在美国受训的——去运作。

中国就是这样动的；而迄今推着她走上物质进步之路的，主要是战争——如今人们大体承认，物质进步即便不先于道德进步，也总要与之相伴。至于中国有没有进步的余地、有没有迫切的需要，凡读过一本中国游记的人，哪怕最守旧的，也不会不信服。即便是把罗斯金的话当真、赞成那位中国老臣的理想——人人守着自己一块地，种全家的口粮与衣料，由家中妇女纺织——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行制度已经失败。贫富之不均、生活必需与安适之分配不公，在我们欧洲的城市与乡村里已经够刺眼；然而这里最穷的男女工人，比起中国内地几乎处处所见的那成群的干瘪半饥之人，也算得面色红润。欧洲已被医学基本扑灭的那些最可怕的疾病，在那里遍地可见；逢年过节，我们见过乡间大路上挤满了——真真切切地——成千上万腐烂着的、惨不忍睹的人身。而在较大的条约口岸周围，工价涨了三倍，农产品价涨了四倍。百姓吃得好些，大批病人在我们的医院里得到医治，上面那种景象在这一带就少见了。

按目前情形，中国有大片地方——尤其是我们这篇文章主要谈的富庶肥沃的四川——人口严重过剩，因而大批人长年处在半饥饿状态。可是这里同中国别处一样，本有足以让多得多的人口过得相对宽裕的资源。矿藏之富，尤其是煤，只要用上西法，就能成为国库的一大财源、成为过剩人口的一大生计。然而首要的还是交通。除了狭窄的山间小径别无道路，从四川拥塞之区迁往云南、贵州人烟稀少的谷地，处处都是障碍；就算迁去了，移垦的农户又因往来不便，余粮无处可销——而这些余粮，正是大城市里的芸芸众生所急需的。

在这一带设一个「条约口岸」，对当地意味着一个新的活力中心、更高的工价、劳动阶级大为增加的就业；对四周乡间意味着物产多了销路、物价稳步上升。对官绅而言，它是一个具体的样板，显示西法进步能得什么好处，以对照把理想定在古代所带来的停滞。对传教士而言，它意味着一片公平的园地、不受偏私；对医学传教士而言，则是在贫病者中多一处工作的天地。对一般百姓而言，我们的居留地在一片污秽与不适的荒野中，提供了一个整洁有序的样本——那种整洁，在我们接触之前，他们是从不动手去改善的。

在华久居的鲍尔弗先生在《亚洲评论季刊》一文中谈到「模范传教士」，说得极是：「他住在内地远处某个肮脏拥挤的城里，他那所朴素的中国房子围着一个收拾得干净的园子，由一位能干的英国或美国主妇当家；那不只是秽臭荒漠中一块清洁的绿洲，也是对四邻那些污浊居所的一种责备和一种榜样。」中国的城市没有市政，实际上也没有警察：人人各行其是，谁都可以随意把街道弄脏；而店家的贪心，则不断把那些挤满人的小巷——除京城外（京城另有它自己的一套「妙处」）到处充作街道的，就是这种小巷——越挤越窄。我们的「居留地」有宽阔的林荫大道、壮丽的江岸码头、被花园围起的住宅，中国人是很羡慕的。在距海六百英里的长江边上的汉口，中国人对英租界通常的叫法是「花楼」：那地方本是一片沼泽，靠居民之力填高，如今地面已高过紧邻的中国城区。

这样的绿洲不会没有影响与示范；在条约口岸的中国城厢里，向着整洁有序的方向，确实看得出虽然极慢、却很明显的进步。街道重铺了，宽石板下那种黑泥浆——它有个特点：欧洲人不留神踩在中国人雅称为「浮石」的板上，泥浆会往他裤管里喷——许多地方已被挖掉运走。与汉口只隔一条又深又窄的汉水的府城汉阳，也修起了一条以红砂岩石块砌得结实、两旁植树的「江堤」。

在几个较晚开放的口岸，如一八七六年《烟台条约》向英国贸易开放的芜湖与宜昌，似乎没有坚持要划出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区域。就宜昌一例而言，威妥玛爵士当年放弃原已划定的外国居留地，实在不智，无疑是那少数到过该埠的欧洲人多病、甚至有人死去的原因；而因难以觅得体面的住地，也吓退了不止一个本想去落户的人。我们本可指望：在四川新开的重庆口岸，能有更明智的主张，不至于把英国人的居留权仅仅解释为以高得离谱的租金租一所中国房子、连同它那要命的四邻。当年开放较早的那些「条约口岸」时，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是：必须为英国臣民提供一切可能的落户便利，以鼓励他们前往。这些便利包括：能够按亚热带日照与潮湿多雨气候下健康所要求的条件生活；而在外侨散居于中国人当中的口岸，这些条件是办不到的。

中国官员对外国居留地绝无好感；我国驻华公使之所以不再坚持那件直到不久以前还被视为「条约口岸」必备之物的事，看来正是出于讨好这班人的徒劳之想。那里的气候本身无疑是宜人的，正如普林尼所说：「天时和畅而益人，微风之来最为适可」；可是就没有经惯的欧洲人而言，若非置身于中国人堆里就享受不到这气候，那便不算给了气候一个公道的机会；而那种「和畅的顺风」，一旦掺进中国城市的气息，其好处就大打折扣了。

今日在世的人，恐怕难得见到铁路贯穿并开发这一大片地方。这西部三省被峭壁深谷、陡峻山岭、又深又阔的江河隔断到这般地步，要修出能跑铁马的路来，那笔开销，以中国百姓和现行体制下的中国政府的财力，是完全办不到的。中国几乎连普通道路都没有；若无西方的资本与科学之助，铁路永远到不了那些远地。已有的一条铁路——八十英里长的短线，把满洲边上开平的煤矿与出海口天津连起来——一八八八年最终完工通车。这条线经过一片多沼泽、人烟稀少的地方，好处是就在直隶总督李鸿章这位权臣治下。然而连他的势力，也未能把这条线再延八十英里，到它天然的终点北京。〔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变后，此线由列强修入北京城内；此后中国人自力把它经南口关修到张家口，我们可望在不多几年内看到它与西伯利亚铁路接轨，使北京与欧洲之间缩短两天路程。——立德夫人〕这条线是用本国资本修的，但钢轨自英国进口，机车车辆也主要自英国进口。可是如今既已明令：今后修路一律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以中国资本独力办理，铁路的进展就实在慢了。湖广总督张之洞辖下有汉口至北京一线，他多年雇着两名德国矿师，四处勘查合用的煤与铁矿以便开工；而在中国西南这样的地方，纵使肯请外国资本来修路，只要仍禁止自由勘查当地矿藏，铁路也很难有利可图。中国人既无资本，又无知识，也没有那股劲头去认真开矿；而对那些零零星星、用最原始的老法子试着采矿的小小土公司，政府又不许他们借助外国人的帮助。

不安分的欧洲人正从四面逼来：北面俄国占着满洲最好的一块，南面法国据有东京，西面英属印度与之接壤——中国人这样子怕是维持不了多久了。要么他们被更有进取心的邻邦逐步吞并——我们相信，这件事对广大民众其实无所谓，只要治他们的人公道、能维持秩序，谁来治他们，他们并不很在意；要么像土耳其一样，靠敌人之间彼此猜忌而勉强苟延。后一种似乎更有可能；而终有一天，西方的思路必将扎根，现行那套陈旧的教育制度也必依时势之需而改革。到那时我们才会看到：像中国人这样勤劳、坚忍、有耐性、而且并不缺脑子的民族，究竟能做出什么来。但除非再来一次太平天国那样的大动荡（这也绝非不可能），把传统整个推翻——如同公元前二三〇年「始皇帝」所为——中国要取得她凭人口、资源与高度文明理应在世上占据的地位，还早得很。

英国对华贸易

没有在中国住过、又离开条约口岸的热闹到内地走过的人，很难体会今日的中华帝国是个什么样子——一片比整个欧洲还大的疆土，住着稠密的人口，极勤劳、极有教化，却仍生活在鲜明地让人想起我国中世纪记载的那种境况里。

很少有人明白，中华帝国建立在何等民治而分权的基础上。北京的中央政府对它自己任命的官吏或可专断，对广大百姓却不敢动：百姓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自治之道，由数百年的「乡例」奉为神圣。这种不成文法从无人敢犯，而成文的律例则往往是具文。理论上，地方官由省里的总督委派，因而是无谬皇帝的臣僚，权力是绝对的；实际上他的权力极其有限。他背后没有武力这一点，就使他不敢下任何不合其治下士民舆论的令；若他硬要如此，不满的公开表示很快会逼他收回——这类表示到末了没有不把他拉回民意一边的；他宁可千方百计地规避上头不中听的训令，也不愿在下面丢丑。这位百姓的「父母官」，不敢让他那些不听话的儿女在众目睽睽之下闹起来。

第二章英国对华贸易（续）·光从东方来

自太平天国之乱（一八四八至一八六四年）以来，中国百姓一直受官府鼓励结成团练自卫。这种团练，类似我们中世纪的市民兵，由市民自己派头目、自己置军械，也像我们的市民兵一样厌恶官府节制。他们不听官府的：我就见过官府命他们弹压骚乱——多半是反教的骚乱——他们不理；有时还公然违令集结，去搅黄某件他们认为不爱国的事。譬如一八九七年在重庆，对日战争刚了，风传日本商人与官员要沿长江上来接收巡抚给他们划定的一块租界地，本地团练便成千上万地聚集起来，发誓绝不、绝不容那班胆大包天的倭人占地。幸而对这个深处内地、在欧洲侨民看来毫无防卫的条约口岸的太平而言，日本一行人在急滩上耽搁了；团练喊了三天、示了三天威——那是一幅滑稽与如画兼而有之的奇景——终于喊累了，各自回去干活。火药放光了，生意也误了；等日本人真到时，竟无人理会。这场旺盛的爱国心，唯一的结果是吓坏了倒霉的中国官吏、以及那些家有恒产可失的商绅，另外给了趴在高高的城墙上看热闹的人一场好戏。

中国中央政府之弱，向来是我国外交家的克星。我国政府不肯正视实情、就地了结积怨，却抱着一个幻想，以为把各省的每一场乱子都算到北京头上，就能加强这个帝国、简化自己的事务。结果是把北京的官吏、连同我们自己在那里的公使，都折腾得不堪其扰；而许多罪行——譬如武穴暴民毫无缘由地杀害两名英国人，出事地点离汉口不到一百英里——以及许多数不清的暴行，都不了了之。在中国，就地索赔的老一套炮舰办法，是唯一行得通的；令人欣慰的是，香港所行的正是这一套——而且这一套到头来还能博得中国人自己的赞许。

在中国旅行自有一种吸引人之处，足以抵偿旅人的诸多不便：忽然之间被抛进十五世纪的生活里，得以亲眼看到我们的祖先若干代以前的样子——那种状态，后来靠「学术复兴」，才把所谓文明世界一步步变成今日这般身心两面的活跃，以及由此而来的物质舒适与国际往来的惊人发展。可是欧洲的居民很难想象，像中国人这样高度开化的民族，竟在我们视为文明第一必需之物——如道路与铁路——上如此落后。冲积平原上有壮丽的水道代替道路，可在占全境四分之三的丘陵与山区，却没有一样配称为路的东西。

因此，交通之难是我们贸易迅速增长的最大障碍。中国现今的满清王朝一向不鼓励各省间的往来，听任旧路荒废。这个局面将随着铁路的引入而慢慢改善，但许多筹划中的线路要建成，还得很久；在这期间，不妨敦促我国政府出面，把阻碍对华贸易的其他几大障碍搬开。其中头一件，就是中国官吏至今仍在阻挠开发地方、阻挠百姓致富——百姓富了，才有钱享用曼彻斯特的棉布与设菲尔德的五金这些洋派的奢侈品。中国百姓绝大多数是穷苦劳工，朝不保夕；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食物好而便宜，他们吃得还算够，却绝无余钱置办像样的衣服或舒适的住处。一切活计——譬如在湍急的江河上拉纤，譬如在山区把货物背在背上从这镇运到那镇——都靠不堪重负的人力；因而广大百姓与驮畜相去无几，驯顺到极点，需求也不比牲口多多少，而且还多一样好处：作为干活的机器更便宜——在崎岖山路上，一名苦力能背的比一匹马多，吃的却比马少。

如今若有宽松的矿务章程，外国资本必将几乎无限量地投入中国，百姓的就业与逐渐富裕也随之而来；可迄今开矿总体上仍受压制。听说有几宗大的开采权给了得宠的财团，但凡是像样的普遍准许开矿——无论对华人还是对欧洲人——仍被一味拒绝。我国政府应通过驻京公使，力促中国采行与我国各大殖民地相类的矿务章程。在中国，只要恩威并用，什么都办得到；然而非得等到近来德俄两国在所谓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出手得手，我国政府才算明白此事可行——在我们的对手这次骇人地闯入中国政局之前，五十年来，他们对在华英侨的申诉与建言充耳不闻。

等到俄国南下又是一千英里，实际上把我们挡在满洲之外，并在旅顺经营出第二个塞瓦斯托波尔、随时可扑向北京时，中华帝国的危局才总算引起了一点注意；只要我们的心思不被别处牵走，「门户开放」如今还有几分指望维持下去。我们在北京有一位勤勉的公使替我们看着；如今要保证我们在华贸易得到应有的保护，所需的只是本国民众督促他们在议会里的代表懂得并盯住中国问题，从而促使当政者不敢懈怠，切实支持我们公使的交涉。我们必须给中国的少年维新党以道义乃至物质上的支持，帮他们摆脱守旧的满人。今后关税修订提上议程时，我们要睁大眼睛；在任何税则变动中，既要细察本国的利益，也要细察中国百姓的利益——其实两者完全一致。倘若最终议定提高进出口税（如今议论的是把现行值百抽五改为值百抽十），我们必须换得一项对等之物：一切内地过境税与厘金，不论何人所征，一概废止，让中国的内地贸易像今日实行保护主义的美国的内地贸易那样自由。眼下有一大危险：中国正陷入混乱，这些内地税捐一旦落入「洋」人管理——我们的外交家为此已苦斗了几十年——恐怕会就此固化，再也搬不掉。赫德爵士主持的大清皇家海关，如今已不限于沿海与陆界各口岸：近年来沿长江陆续设了一串有洋员的内地关卡，如今一艘轮船或洋商的木船，在有时相距不到一百英里的两埠之间运货，竟要纳值百抽七点五的「出口与沿岸贸易税」。

以上都是需要外交之助才能革除的积弊；在华商人应当力争：进口税则不得提高（依约，没有我们自愿同意也提不成），除非同时废止一切内地税捐。这项改革对中国人、因而对我们自己是何等大的恩惠，只有那些亲历过内地关卡百般刁难、动辄耽搁几天的商人与船东，才体会得到。正如我们逼中国人接受的子口单制度一样，这类大改动必然要动许多陈年的利益，造成不少地方上的不便；但这些利益尽可以从增加的关税收入中补偿。

好路、开矿之自由、内地通行之自由——这三样是我们目前有限的对华贸易真正大增所必需的；要办到，只能指望外交上的压力。至于我们在中国的经商办法，我不认为需要什么大改革，唯一该改的，或许是训练年轻的英国商人成为流利的汉学之士。这几乎是求全之论：要把汉语学到能不用华人通事或文案的地步，得一个青年不迟于十五岁开始，至少三年专攻此语。事实上，今日在华欧洲人中，没有一个说写汉语能像中国人一样。人人都靠中国文案补自己的不足。当此过渡之时，又值欧洲财团即将大举开发此国，可靠的英国译员是无价之宝，用了他们可省去许多摩擦。

就目前而言，英国及其他各国在华商人为打听什么货在中国销得动、为促使本国厂家按顾客要求改样、为以最低的酬劳做中间人以便利交易，已是不遗余力。竞争把到岸成本压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今天在上海与香港的中国铺子里，多数欧洲货的零售价比伦敦通常的价钱还便宜。

倘若对华贸易的经营办法还有可改之处，那也在本国这一端，而且应当是那种能使我们在德美两国如今施加的激烈竞争中站住脚的改革。

全欧各国最不安分、最能钻的人，带着各自不同的训练与秉性，跑到美国去替他们的新祖国建立商业霸权；他们的子女承其才干，而各族的混血很快化成一个新的、和谐的整体。他们学会「赶」，也被人「赶」；作为工人，只要露出一丝懒惰或无能，就被毫不留情地撵走。雇主方面没有什么温情替他们遮挡，也没有什么济贫法一定会养活懒汉与庸人。于是他们那远为优越的天然资源被用到了极致，而每向完善迈进一步，又都成为再进一步的动力。

我们贸易的另一大阻碍——而且是我们自己手里就能搬掉的——是我们荒唐地厌恶采用公制。我国现行这套陈旧的度量衡，除了年代久、因而本国人用惯了之外，别无可取。外国人从来学不会；我们自己小时候把那些数字背下来，成年后又往往忘掉。中国人与日本人只用十进位，做不用十进位的计算就为难。他们算账不像我们用纸笔，而用算盘，算盘的进位纯是十进的。法国的公制未必是所能设计的最好的制度，但它已经在那里了，并且正迅速为文明世界所采用；我们这样久久置身事外，只是自断生路。迟早总要用它，那么何不早用？就在不久前，日本政府把一大笔船坞机器与新战舰钢板的订单，给了一家法国行号在横滨的代理人，而不给一家英国行号的代理人，尽管后者报价低得多；理由不过是：照公制尺寸做，料与工的损耗都少些。中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各城各不相同；但既然都是十进的，折算起来容易，看似混乱，实行中却把不便减到最小。这也是一件几乎一笔就能革除的积弊，只要我们的厂家肯看清他们因盲目守旧而丢掉了多少生意。他们只消醒悟到非改不可，议会立刻就会立法推行。

以上这些妨碍我们对华贸易自由发展的毛病，都在我们自己掌握之中。药方是现成的；若我们没有那份精力或本钱去用，只能怪自己。至于我们对华贸易停滞、甚至下滑的其他外因，商人就不能负责了。那些更多取决于政治条件，须靠政府出面干预才能改善。

就茶叶而言，中国之失即印度之得，这多少可以抵偿这一大衰退；可是当年兴旺的丝业，看来已永远离开了我们的海岸。零零碎碎的出口货——旧日那些商界巨子轻蔑地称之为「杂七杂八」的——如今不再运到伦敦这个大集散地。汉堡、勒阿弗尔、安特卫普、的里雅斯特这些欧陆口岸，现在都直接进口；而它们这场并非不合情理的自立之争，竟大受我们自家轮船公司——包括领着补贴的大英轮船公司——极不爱国的帮衬：多年以来，这些公司把同样的货物从中国经英国运到安特卫普与汉堡，比运到伦敦与利物浦还便宜；同样，对本国厂家运往中国的货物收取相应更高的出口运费，使他们在与欧陆同业的竞争中吃亏。就比利时的铁而言，从英国口岸装运的人要多付到每吨七先令六便士，如今也还在两先令六便士到五先令之间。多年以来，从马萨诸塞运美国棉布到中国，每匹的运费比同样的货从兰开夏运去要便宜两便士。商人都知道，这样的差额足以吃掉本国运往中国的寻常货物的盈亏余地；也正是这样的差额，使许多大宗订单从本国厂家转到欧陆与美国厂家手里。不过我们也得承认：近年来中国杂项出口的大增，应归功于我们欧陆对手——尤其是德国人——更足的干劲。他们凭着那份把工业中许多从前被弃置的副产品的价值发掘出来的苦功，同样也在中国发掘出了许多从前被忽视、却对欧陆本国工业有用的原料。

在这里，铁路与轮船的低廉运费同样出了大力，把中国的口岸与德国内地的工业城镇连起来；德国纳税人替北德意志劳埃德船队付的巨额补贴，从该公司以及德国国有铁路给德国贸易提供的便利中，是绰绰有余地收回来了。而我们的英国轮船，却在压制中国那些价值不高的货物的出口，如羊毛、廉价皮张、鸡鸭毛、棉花下脚、废丝、鸡蛋、谷物、豆类、油与漆——这些都是一片同整个欧洲一样大的广袤农区的无尽物产；那里的耕作之「集约」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所不及，靠的是大片冲积平原的肥土、一套完备的施肥办法，以及温暖湿润、催发生机、容许无休止轮作的气候。正是在推动中国人把农产销出去这件事上，我们才有望使中国人富起来；而务农与做工的人足占中国人的十分之九，正是我们为自家进口货培养主顾时所必须经营的对象。一句话，在中国我们必须：

「照顾好出口，进口自会照顾好它自己。」

我自己正是本着帮助验证这条格言的心愿，才在中国极西之地设立了收买各色土产的行栈——这些土产在我十五年前初到该地时，本地人几乎视同废物；可惜我的努力没有得到英国轮船公司的响应。面对「同盟运价」，抗议是无用的：它使在华的船务代理被红头绳捆住手脚，无法对那些负担不起高昂定价的廉价土产作合理减价、以应付货主的需要。这些运价过高，有一事可证：往纽约没有同盟，运价比往伦敦、利物浦低三成到五成。这套同盟运价当初是按每吨值五十镑左右的货物定的，如今却一样加在每吨只值十镑到十五镑的货物上。

同轮船公司交涉毫无结果；单个船东若能做主，本是很乐意迁就你的，可背后那位「乔金斯先生」（也就是各公司的联盟）永远铁面无情。宜昌至海口的江轮公司也有一个类似的同盟：单说西藏羊毛一项，顺流九百六十英里，他们就敲去每吨六镑五先令的运费。因此，无论在长江上还是在远洋线上，日本与德国轮船的加入，我们都是欢迎的：这有望终结我们自家英国公司那种短视而不爱国的做法。并不是船装不下：事实上多数船回国时半空着；若说其中不少船很难维持，那么这个难处，与其归咎于影响人人的竞争加剧，不如归咎于他们忽视了自己与顾客的利益。

自欧洲输入中国的洋货，以棉货、呢绒、五金为大宗。棉货方面，英国还守得住，虽然被美国追得很紧。轻呢与混纺方面，我们正慢慢输给德国；萨克森的厂家门口就有上好的原料，加上前述较廉的运费助力。五金方面，宾夕法尼亚正在把我们中部诸郡挤出去。诚然，设菲尔德的刀剪无与伦比，因而人人抢购；但像锁、插销、铰链以及一般房屋配件这类东西，美国以同样的价钱做出更好的式样与更精的工。工人更有脑子、工具更好使，就是美国在这一行称雄的秘诀——而这一行不久之前还是伯明翰的独门生意。总的说，我认为美国的竞争远比德国的厉害。旧世界在与新世界的角力中败下阵来，恐怕是免不了的。

一切生意都是打仗。以我们所有的资源，我相信：等到需要被感到、等到更好的技术训练与更专注的用功取代了那套如今已废弛的学徒制，工人与资本家总能找到办法，从容应付眼下四面八方的激烈竞争。只要目前这份普遍的繁荣还在，我们尽可安于旧辙；可一旦尝到困顿的滋味，我们肯定会想出办法，把活儿做得同邻人一样好、一样便宜。我们的德国对手是被需要这根刺逼着改进的；愿我们也能及时改进，不必等那根刺扎到肉里，并且不惜一切去夺回那份昔日引以为傲、如今却已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国力强盛的民族赖以存续的绝对条件的商业优势！

「光从东方来！」

——一篇驳论

一八九九年七月号《北美评论》上，弗拉基米尔·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以上述题目写了一篇很有教益的文章，勾画出俄国人眼中的远东问题、以及它对美国的关系。那么，从相反的角度——一个与中国做买卖的西方商人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追究一下俄国在远东的政治利益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同今日在中国贸易中股份最大的文明各国的商业利益相调和，应当同样有意思。

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对美国人民的这番呼吁，前面有一篇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所作的引言。这位公爵，是七年前现俄皇（当时还是皇太子）游历英属印度与东亚的雄辩记述者。这篇短短的引言，对眼下研究远东政局的人格外有价值，因为它点明了俄国近来在中国的官方行动所公开依据的三条：（一）专制之理念；（二）西方文化导致无政府之说；（三）美国应从英国的政治监护下解放出来、在中国与俄国合作之论。

既然美国本身正是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毫不迟疑地加以谴责的那种西方文化的活体现，而俄国的文明与世界地位又全赖这种文化，

第三章「光从东方来」（续）·两座都城：伦敦与北京

可见逻辑在公爵的论证里地位不高。想到他游历之广、对欧洲（尤其英国）文学之熟，对这类论调只能这样解释：那是笼罩着俄国保守派的极端爱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浪潮——这班人自称与那可诅咒的西方进步毫无瓜葛，其代言人正是那位声名狼藉的守旧派、（已故的）帝国大臣波别多诺斯采夫。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的原话是：

「西方的文化（或其过度），带着它那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几乎导致无政府，会不会给中国人——这些从不懂得何谓物质进步、也从未追求过物质进步的亚洲人——带来一种与其天性不合的文明之苦？」

对于了解中国人的人来说——这个民族虽苦于一个腐败的中央政府，自身在农业与实用技艺上却勤劳不倦，而且肯定比俄国开化得多——说中国人从不懂得何谓物质进步、甚至从未追求过，这话荒唐得太明显，不值一驳。中国人一朝一朝稳步前进，无论在和平有序的自治上，还是在物质文明上。他们对新发明的好奇不下于任何西方人。轮船他们几乎是热心接受的；若说采用铁路慢些，那完全是因为一种很有道理的担心：在一个军事上无自卫之力的民族里，外国人拥有的铁路只会加深外国的占领。这个国家水道纵横、壮丽异常，因此铁路并不像在许多别的国家那样是燃眉之急；但中国官方本来就在逐步引进铁路，只要不借外债、以本国的贫窘尚能应付即可——这早在日本那场战争以其骇人的赔款逼得他们几乎毫无保留地投入西方金融家的怀抱之前；那场战争使得在外国管理下仓促开发这个帝国、以便还清外债，成了性命攸关的必要。俄国真正关心的是：这些管理者究竟应当出自那些多年来手握中国贸易的国家——主要是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的国籍，还是应当由最后才踏进这个场子的俄国人取而代之？

公爵接着说：

「俄国过去历史中的支配因素，是亚洲的影响。……我们与她共同创造了专制的理念（这与西方的凯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理念遍布全亚洲，是她的命脉。」

凡了解中国——亚洲首屈一指、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版图除西伯利亚外占这块广袤大陆的三分之二——的人都知道：她兴旺的命脉，恰恰在于不受专制。中国名为专制，皇帝其实不过是个招牌；一切官职名义上由他授予，他的谕旨几乎被当作神谕，「天子」如同罗马教皇，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可他不像俄国沙皇那样，有一大群唯命是从的官僚去执行谕旨、去骚扰压迫百姓。一个中国人，除非难得地被卷进一场官司或作为罪犯被拿住，可以一辈子不同官府打交道。在城里，他既无牌照税，又无房捐，也无市政捐来烦他。没有收税的上门。他爱到哪儿做买卖、到哪儿走动都行；护照是没有的事。他的纠纷，由他自愿供养的行会仲裁解决。一项名义上的地丁、一项值百抽五的海关进口税、一项值百抽二点五的过境税即厘金，再加上官营盐利，据估计压在一个中国人身上的年负担不到半块钱；而远比中国人穷的俄国人，每人要被榨去约五块钱。总之，俄国是真正的专制；中国则除了名义之外是个民治之国，而这份民治是几百年间一步步演成、一步步争来的，其起点在两千多年前，正是俄国今日才刚从封建蒙昧中挣出来所到达的那一点。一句话，中国已经到达的地方，俄国人还只是朝那边走，中间还有许多痛苦的挣扎要过；而说什么「专制之理念是中国人的命脉」，那是把钟拨回两千年。

最后，说到「美国应当从英国的政治监护下解放出来，尽管那监护披着表亲情谊的外衣。中国问题是这份情谊的试金石，它已经暴露了英国人的两面派，云云。」这话究竟何指，很难说。美国从未表现出任何要把自己置于英国监护之下的意思，除非说她的语言与普通法承自同一个英国先祖。在中国，可以说她是跟着英国走的：英国当初打开这个国家，她分享由此而来的好处；正如英国当年跟着美国走一样——一八五七年美国培里准将以条约逼开日本，英国商人随后便在日本落户。可是在那些并未侵犯他人权利、人人同享特权的事情上，我们看不出哪一方有什么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是那些打着慈善的幌子、企图以为自己设立优先权来排斥邻人的欧洲列强。要说美国会自寻死路地在这种政策上支持俄国，而不与英国在中国那种自由的、不分畛域的政策联手，这个设想幼稚得几乎不值一辩。美国要决定的唯一问题是：放弃她目前在远东静观其变的方针、主动介入这场以中国京城为其无辜而纷扰之中心的国际角逐，究竟明智到什么程度？

因为几乎可以断定：中国的局势正急转直下；凡想在这样一场危局中保住自身利益的国家，都必须定下方针、订出明确的政策，并准备好应付人人都能预见的种种变故。

那么，如果美国对上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放弃她目前的静观之态，她在中国是该与俄国同流，还是该反其道而行？还是该独自为「门户开放」出力？

美国人读了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这篇代表俄方的文章，又读了同一刊物五月号上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的《中国与列强》，大可以为这两个现代亚洲的对头大国竟一同下场，争相讨好这个大共和国而自得。「科德林才是朋友，」那位俄国作者如是说，随即着手揭露那位自命朋友的「肖特」的奸恶与两面。能看看别人眼里的自己是好事；让一个英国人再一次听到：那些引导着愚昧而爱好和平的俄国大众的俄国要人，自称对我们动机的疑忌、对我们行动的畏惧，同我们对他们的疑惧一模一样——这也是好事。这类疑心，双方无疑都不是全无根据；至于那些没有根据的，双方都不如说清楚，好为将来更好的相互谅解铺路。正因为我们急于看到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一个普遍的国际谅解，才要试着把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怀疑我们动机所依据的许多谬见揭出来，从而替英国的对华政策洗清他所加的罪名。

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开篇说：「我现在就来证明：在中国问题上，英国已经算计了美国人。」接下来那番自称的「证明」实在不清不楚；不过引几段话，或可见其论旨。他否认英国呼吁「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有半分诚意。他告诉我们：

「英国在她所希望的反俄列强联盟眼前拼命挥舞的那面写着『门户开放』的旗子，无非是西班牙斗牛士的红布，用来蒙住公牛的眼睛，好让它成为攻击者的易得之物。这只不过给英国一个机会，让她在别处随心所欲地劫掠中国罢了。」

这对「门户开放」政策真是个新鲜看法，除了一个老实的俄国人，别人也想不出来。事实比理论更可靠，我们不妨看看英俄两国过去在门户开放一事上的作为。我们对华的第一次战争，起因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傲慢地拒绝与英国商务总监督律劳卑勋爵和义律爵士会面商谈，结果是一八四二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此约规定开放广州、汕头、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沿海口岸通商——即长期所称的「五口通商」——并赔偿在广州被专横毁没财产的商人。除面子之外，中国的损失甚微。香港——沿海一个多石荒瘠、面积约十二英里见方的小岛，对中国毫无实利——割予英国，英国把它辟为对各国开放的自由港，这便是「门户开放」在中国的第一个样板。过了些年，它作为中国贸易堆栈的价值才显出来；在此之前，连它的头几任总督中就不止一人公开主张放弃它。「五口」对一切「外国人」一视同仁地开放通商与居住；想去落户的人只好自己去讲价买地租房——不消说，价钱贵得离谱——在这五座城的城外将就住下。真正得益的是中国人：这五座城在外国资本与干劲的点金之手下，财富与地位迅速上升，在一片普遍的停滞荒漠中成了繁荣的绿洲——那片停滞，似乎是随着一六四四年满人入主而笼罩了这个一度富庶的帝国。这一时期，除英国外，别国政府对中国事务几乎不闻不问，虽然他们的国民——主要是德国人与美国人——乐得利用英国打开的口子，并在新口岸与香港殖民地受到欢迎；他们的船不久便占了随之兴起的沿海贸易的大头，他们的商人地位也与英国人相当。

如此过了十五年，贸易稳步发展，「洋人」与华人一同得利；这时中国官吏潜伏的敌意又冒出火来。一八四二年的条约是逼着中国政府签的；虽然直接相关的中国百姓——他们天生并受教育而成为买卖人——为送上门来的繁荣而高兴，官老爷们却在生闷气。他们以其无力的方式，尽量限制往来。他们不许任何「蛮夷」以其人身玷污广州这座圣城；对那些越出广州「夷馆」界限、有的去划船、有的去打猎的英国人被零星杀害之事，他们即便不是鼓励，也从不制止。奏折上达御前，说「洋夷」正在把这个国家的财富抽干。摩擦的由头层出不穷，而历任总督怎么劝也不肯设法平息；对英国臣民所受冤屈，请求过问尚且只得含糊其辞的答复，遑论赔偿；直到忍耐多年之后，照我国政府的老规矩，只好动武。总督叶名琛被俘，解往加尔各答，死在那里。广州被攻下，以一百万元赎城。城外的「夷馆」即侨居地被暴民焚毁；外国侨民逃往香港与邻近的葡萄牙居留地澳门。宁波外海的舟山群岛被占领。这场所谓的战争一直拖着，因为中国迟迟不派全权大臣议和；最后在一八五九年，中央政府决定派一名全权大臣前来议约；英国政府这边便派了一位专使，带着护航舰队到天津去会他。舰队中了埋伏。大沽炮台的重炮已经精确地瞄准了航道（当时有人断言是俄国人帮的忙）；何伯将军战败，折兵四百，和局也未谈成。正是在这一回，美国的达底拿准将出手帮着救起受伤的英国人，说出了那句从此出名的话：「血浓于水。」

第二年，法国与我们联手派兵北上北京。大沽炮台被毁，白河被强行通过，北京被占，咸丰帝逃往蒙古，美丽的圆明园不幸被焚、珍宝被劫掠，以惩罚中国人背信折磨并杀害了随巴夏礼爵士持白旗前往的一行人。最后，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代表英法、恭亲王代表中国，签订了永久和好的新约。这份和平，大不列颠已幸而守了四十年，法国却在一八八五年破坏了它。

新约规定在「大江」上新开三处条约口岸——镇江、九江、汉口——并在北方新开三处海口——烟台、天津、牛庄。英国政府此时首次订明划定租界，即在所开各城的城外划出一块平均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地。这些租界所在的土地，多半是高潮时淹没的，其业主的权利得到了优厚的补偿。地归英王，划成半英亩的地块后，由各口设立的英国领事馆经手，出租给一切来者，不问国籍。其后，各国侨民组成工部局，管理新居留地的巡捕、修路、排水、植树、筑堤修码头；直到今天，这些昔日的沼泽已成为秩序、绿荫与华屋的绿洲，四围则是中国式的污秽、贫穷与凋敝的荒野。在距海六百英里的长江边上的汉口所谓英租界内，由于中国对英茶叶贸易衰落、对俄茶叶贸易兴起，江边地面与最漂亮的商行大半为俄国人所有；他们在租界里与英德邻居合作共谋公益，毫无窒碍。而这就是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为了迷惑美国人的眼睛而称之为「英国人吞并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主要成分、吞并了她的工商业与行政的一切部门，从而对全中国建立起一种即便不是理论上、也是实际上的保护」的东西。

不妨对照着看看，俄国政府近来公开声称要遏止英国在华影响之自然增长以后，在同一个汉口做了些什么。

由于各国侨民涌入汉口那块面积有限的英租界，在那里落户的英国商人觉得，为工厂多争些地方最合算的办法是直接向中国业主购买租界以外的地。这些地契由中国的汉口地方官依例钤印，随后又按规矩由英国领事注册，早在六十年代就办妥了。一八九七年，俄国政府出场，逼着好说话的中国政府把这片地割给他们作为单独的俄租界，说：「英国人那边交给我们去办。」他们拿到了地，随即登陆哥萨克兵，把倒霉的英国商人从自己的产业上撵出去。英国政府急于同俄国保持友好，虽然本可以以力对力而无可指摘，却忍住不发；如今只把力气用在为这些专横的驱逐索取金钱赔偿上。可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却对他的美国读者说：「站在英国一边，就意味着用革命手段毁掉中国。」

把俄中这两个大帝国的处境作个对照，很有教益。两国人口都主要由贫苦、勤劳、爱好和平的农民构成，却都由腐败无耻的官吏统治，而这些官吏不断把他们治下爱和平的百姓拖进只会加重贫困的麻烦与冒险中去。平民的中国人，同普通平民的俄国人一样，是格外安静平和的人；他对政治所知甚少，所关心的就更少，他认为那是上头拿薪水去操办的事。可是把一个俄国人变成官僚、把一个中国人变成官儿，他天生的和气与诚实似乎立刻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相反的品性：压迫与欺瞒。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盎格鲁·撒克逊的办法与俄国的办法合不到一处；由此可以推断：我们这些确信「门户开放」加「机会均等」对中国最好、对一切只想同她做买卖的外国也最好的人，最好联合起来，以和平的方式维持这一政策。

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另有一句荒唐话，我们再举一例证其虚妄：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的主张和李佳白牧师（美国驻华北传教士）所提的办法，分别代表俄国与美国，都是最好意义上的保守；它们着眼于一个独立国家的福祉。反之，英国的方案在理论上是革命的，并且打算用暴力实行，以满足英国人对财利与征服的贪欲。」

事例如下。牛庄作为条约口岸之一，设有大清皇家海关分关，一切进口货物——包括铁路材料——均须照约纳值百抽五之税。各条约口岸的界限处处划得很严，界外一律不准装卸货物。一八九八年，俄国船只满载铁路及其他材料驶入牛庄港，被要求遵守海关章程。这些船随即把货卸在港界之外，公然违章；而手无一兵的海关税务司无法执行章程。这一回，究竟哪一方是保守的，哪一方是革命的？换了任何一个与中国有约的国家，会这样藐视该国既定的官署吗？真的，引用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对英国对华政策的荒谬说法时，我们只好说一句：「换个名字，说的正是你。」

这个牛庄对美国人格外有意味，因为它是美国棉布输华的第一大进口口岸。如前所述，它原是靠英国的政治手腕开出来的，如今三分之二的贸易是美国货；而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不久前英国政府试图与俄国了结华北铁路利权的争议，提出一份条约，订明将来各铁路对一切人收同样的运价，俄国竟拒绝作出保证：不以优惠运价歧视非俄国货物。（见英国蓝皮书《中国事务》。）

我们已看到：一八六〇年战后英法全权大臣与中国所订的条约中，除一小笔赔款外，这两个担了当日重负与酷热、且有许多国民被中国人阴险地冷血杀害的国家，没有取得任何排他性的好处。俄国就不同了——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写道，「中国之独立与完整，是俄国在亚洲政策的根本原则」——当时俄国却毫不迟疑地利用中国之弱，把边界向东南推进一千英里，吞并了黑龙江流域与北满，直抵朝鲜边界。而且就在不久前，俄国摆出中国保护者的姿态，把日本人逐出辽东半岛，随后自己又占了这个半岛，连同旅顺海军基地；于是把中国人唯一的海军要塞变成俄国的属地，把边界推到直隶湾，使北京无法固守，从而威胁到中华帝国的存亡。英国提出一个切实的建议：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应为对各国开放的条约口岸，俄国嗤之以鼻。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写下面这段话时，心里想的莫非就是这个？

「把商业理解成为人民带来新的力量与救赎，这种合乎人道的解释，正合俄国人的心思；迄今我们所惯见的『商业』，是英国式的解释：劫掠与奴役——经济的与政治的——那有名的谋财害命！」

真相是：俄国改变了西伯利亚铁路的路线，不照原意把终点设在太平洋的不冻港，而决定把它延入直隶湾、把终点设在中国领土上；她发现该地区早已被别国——英国、德国、美国——在商业上占据，若不侵犯别国已获的条约权利，她就无法在那里取得排他的特权。于是便有了这篇荒唐文章里那股冲天的怨气与胡说。中国海关——这个包容各国的机构，彻底整顿了税收，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给中国的中央政府提供了一笔可靠的岁入——在俄国这头公牛眼里就是一块红布；因此俄国一入场，头几着之一便是设法把现任海关总税务司换成一个俄国人。

再者，中国已经开始试着用自己的资本修铁路——这是自然而并非不值得称道的抱负——并且已经这样修成了一条很成功的线路，自山海关至天津、北京，由一位能干的铁路人金达先生督工。金达先生为中国政府效力尽忠，所得报酬远低于这样有价值的服务在欧美所应得的。可是他偏偏得让位给一个俄国人；中国人虽然舍不得这位老成可靠的雇员，若不是这桩拟议中的不公引起了极大的哗然、迫使一向不愿插手其所谓私事的英国政府终于出面撑腰，他们除了照俄国的吩咐把他辞掉，别无选择；有了英国撑腰，中国政府才壮起胆子拒绝了俄方的要求。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照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的话，俄国是如何「守护」中国的：「我们是亚洲国家，作为亚洲国家必须守护东方，因为东方的巩固就是我们自己的巩固。」这句谜语不管是什么意思，总归不是指向「门户开放」；我们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理由，可以劝美国放弃维持门户开放的努力，转而与俄国携手去挫败一项对一切只怀商业目的、而非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人都有利的政策。

不幸的是，英国政府居然听从中国的提议，占了威海卫，以抵销俄占旅顺、德占胶州湾。这个占领对英国毫无价值，却无疑与门户开放政策相矛盾，就此而言在原则上是错的。虽然从中国租得此地丝毫不影响贸易自由，它仍是当今流行的那种机会主义政策的一例——所以流行，主要是因为它省得人去在各种情势下规划并执行一条明确的方针。我一向认为：一八九八年当时，我们宁可冒俄国之怒，把军舰继续泊在旅顺，为中国人保住他们最后一座要塞——那地方当时还是他们的，我们的船也是经他们允许才在那里的。这事没有做，事后接受了威海卫。可是威海卫不像旅顺，以现代眼光看根本不是要塞，英国政府也不见得肯花几百万把它变成要塞。它只有在对俄战争时才有用，而这种战争谁也不作此想。万一真有此不幸，到时候在北方那里或别处取得立足之地并不难。中国人把威海卫让给我们，用意必在把法俄挡在外面，或者多半是想让我们与俄国交恶。无论如何，我们当初若与中国商定把该地留在原先占有它的日本人手里，会更好些。

英中两国政府相互商定的长江流域不割让，激起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莫大的愤怒，并成为他向美国人告诫勿被英国人的奸诈贪婪所算的主要论据。那么，这项不割让协定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无非是：只要中国有力维持现状，就维持现状；而若别国趁中国之弱侵入长江流域，我们有权提出抗议。至于阻止的力量，我们本来随时可以行使，无须条约。至于我们会不会行使，则大可怀疑——只要看看英国政府就云南边界上的「掸」邦江洪所作的同类规定：那地方中国人后来被迫交给法国，如今已并入法国的东京属地。那一回，我们与中国的条约不值它写在上面的那张纸；将来若真有事，我们那份著名的长江流域条约，大概也是如此。

而正是这一带可能被割让的前景——这是我们在华贸易的主要所在——才叫英国论中国问题的人放心不下。有一个事实叫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恼火，却推不翻：英国凭她的贸易在中国拥有并且配拥有压倒性的影响。这份贸易还能压倒多久，很难说；但凡是像我这样吃这碗饭的人，都有明明白白的责任去设法保住它；而且，既然俄国这个巨人在亚洲每前进一步，其结果都是把英美两国的制造品、连同英美两国的传教士，从每一块新吞并的地面上无情地关在外头，我们这些在东方久住、眼看着这不祥的推进的人，就不能不说出实情，向同胞和与我们同做买卖的各国发出警告：俄国侵入中国必然招致什么后果。《光从东方来》的作者对那些不过想给远东问题带点亮光的人如此不加掩饰的愤怒，正由此而来。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被指为奉密令出使；若他真是密使，那使命的结果他断不会公之于世、尤其公之于俄国，可他偏偏在那本人所共知的《中国的崩溃》里公开了。俄国人怎么也想不通：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千真万确的事——凡有权威地说话写作的人都是奉命说话——在别处未必如此；他不知道我们要让本国政府听我们一句，是何等费劲。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又谈到查尔斯勋爵的使命，写道：

「他不过是个使者，他完成的是一项并非全然自我指派的使命；在他背后站着柯乐洪与阿奇博尔德·立德这类人，他们可以视为英国政府心意的表达者，正如那位海军将领是政府的行动者一样。」

若不是因为像《北美评论》这样一份具有国际影响、足以左右大西洋两岸有识之士判断的刊物给了这些论调以显著地位，我原不必这样费事引述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的论据，更不必逐条驳斥。我所以着急，是希望读者能把问题的各个方面都摆在眼前——尤其是关于据说英国正图谋吞并的长江流域。事实上，英国政府没有走过一步指向吞并的棋：既没有划定范围，也没有夺取一寸土地；它的炮舰偶尔上驶大江，可别国的炮舰也一样上驶。一八九八年夏我路过汉口时，一艘俄国军舰赫然泊在那所谓英租界、其实是万国杂居的居留地外面。诚然，我曾提议——那是在俄国图谋攫取满洲、德国图谋攫取青岛之后，我对自己长久热切主张的中国完整还能维持已感绝望——英国应当先把长江流域标为她的「利益范围」，免得别国、尤其是与俄国一道不断谋求在此取得排他权利的法国，把我们关在门外。我这个人「主战」到这个地步：如果非要为中国打一架不可，我不愿英国置身事外。在我们长期享有先占之权的地方，我不主张退让；因此我在《亚洲评论季刊》近期上进言（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管这叫「隐晦其辞」）：若欧洲各国都已决意瓜分中国，而我们主张「门户开放」的和平劝告毫无用处，那么政府就有责任使英国分得她的一份，哪怕只作为筹码、作为换取门户开放的本钱；可是我还加了一句，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并未引用：

「各处一律门户开放，是一条真确而明白的政策；它合乎人道，对中国人公平，也合乎每一个只求与中国通商往来、而不怀为自身取得优先地位之别图的国家的利益。如今占着中国贸易大头的各国，对维持现状有极深的利害；促成它们之间达成协议，以抵抗对中国的进一步侵夺，并迫使俄国即便在满洲也依我们与中国的条约所定条件保持门户开放，应当不是外交所办不到的事。由这些国家实行一种共同保护——不是政治干预，而是防止外来侵夺的保证——若能办成，当可了事。」

可惜，要为这份因其久远而令有教养者神往的古物——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既是好古者的兴趣所寄，又是无限贸易的可能所在——凑成这样一个联合，眼下看来是空想。将来未必永远如此，如果我们能说动别人接受我们的看法；若说不动，那就只剩尽力自保一途；这样一来，虽然我个人并不认为很可能，占领长江流域也许终究会进入实际政治的范围——那是它迄今绝未进入的。即便真到那一步，就贸易而言仍将是对一切人「门户开放」，而不像俄法两国迄今在东亚的历次兼并那样门户紧闭。因此，美国若想保住她对华贸易的门户，就有必要至少在道义上支持那些竭尽所能反对另一条路——优惠铁路运价与一般优惠关税——的人。

所幸在华的美国人以及熟悉此事的人都站在我们一边。美国亚洲协会与英国中国协会携手并进，目标一致：维护我们在中国的条约与现状。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冬在上海，英美两国侨民联合、又得德国侨民之助，挫败了法国人——由俄国不明智地撑腰——反对扩展公共租界范围的图谋。这大概就是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所谓的「英国自上海的推进」，并说「英国的方案在理论上是革命的，并且打算用暴力实行，以满足英国人对财利与征服的贪欲」。这里有一点越是尽人皆知越好：一八四二年中国划给英国人居住的那一平方英里，最初确是英国独有的居留地；可是没过几年（我想是一八四八年），英国政府便放弃了巴富尔领事之下的专管权，把它改成有市政自治、但在中国主权之下的万国公共租界，而且看来它很有希望永远如此。当日我国政府（帕麦斯顿勋爵）开创这一开明政策，对世界是幸事；因为他们由此提供了一个为公共利益而作国际联合的样板，独一无二，将来有一天或可作为更大规模的国际共同行动的先例——

「待到战旗收卷之日，

人类议会，世界联邦。」

因为在中国并不存在必然的国际利益冲突；这块园地如此之大，足以容下欧美两洲全部余裕的资本，用一百年去开发这个大帝国尚未开发的资源。

让每一个人，不论国籍，只要拿得出真实的资本，都可以着手任何采矿或铁路的事业；即便如此，下一个到场的资本家仍有活可干。迄今所给的一切开采权中，中国的利益都得到了充分保障。事实上中国才是其中最大的得益者：一切工程与投入的资本，在或长或短的年限后都归还中国政府。唯有俄国是例外，她坚持要在中国领土上修筑归她独家管辖的铁路；正是这些铁路，对欧洲人与中国人都是威胁：对后者是政治上的，对前者是商业上的。还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事实：上海公共租界亟需的扩展之所以拖延，正是因为俄国联合法国的反对。这项扩展之必要，不熟悉上海情形的人不易体会。这块租界由侨民每年选出的工部局管理，结果是在这一平方英里之内享有西方文明的一切便利。然而上海既成了中国的商业首府，特权区外便长出了稠密的、不在市政管理之下的市郊；其卫生之恶劣，威胁着过度拥挤的「租界」的健康，因此把它们并入实属性命攸关，而这一点在多年苦等之后终于得到官方承认。这就是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一本正经加以谴责的「抢地」把戏。

真相是：凡白种人在东方聚居之处，扩展乃是必然，绝不是什么「征服之欲」。「外国居留地」给从前凋敝的地方带来财富与兴旺；由于我们「洋人」的经营，人口被吸引过来，多到快把我们挤出去；于是出现了欧洲人在炎热气候下无法存活的亚洲式居住条件，扩展随之而来，对华洋双方都大有好处。这同样适用于近来割让九龙而形成的「香港拓界」——这一「可怕的推进」，被我们这位作者不厌其烦地举为「英国之劫掠与奴役——那有名的谋财害命」的最新例证。

说什么英国是美国的死敌、永远在图谋加害于她，这种哗众取宠的说法荒唐得不值一驳。说什么「两国（俄国与美国）都提供了最高意义上的自由的机会，因为那是建立在真正的权利平等之上的，而且比任何别国都更接近实现这一理想」，就俄国而言，必定招人嗤笑。至于那句更堂皇的论断——「真理、信仰与仁爱这些光辉的原则，正是自亚洲被送入世界以拯救人类的」，因而「美国人必须远溯亚洲的东方，从中汲取塑造其进步的方向」——若指美国人应以救主的教训为其政治的指南，那也许不错；但若如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后文所似乎表明的，指的是他们应当在中国的文明里重新受洗，指的是「美国的民主本身若要成为一个完整不分的东西，就必须与那些作为统一之象征——不，就是统一本身——并且构成那古老文明底蕴的精神力量保持接触」，那就不然了。结论是：「美国若要忠于自己、忠于她高贵的传统，就必须过到我们这边来，接受东方的观念」，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存心作恶，美国人不久就会在自己的大陆上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最好在彼此需要时伸出援手。」

有俄英两个求婚者争献殷勤，这个大共和国或许受宠若惊；但我不担心她会长久犹豫，认不清哪一国在亚洲的政策更合她的利益：中国究竟应在俄国的专制下开发，还是应在凡英国影响所及之处必然出现的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开发。像斯特德先生那样的理想家，只看见俄国目标与文明的好的一面；可是讲求实际的生意人，感觉得到她那排他的商业政策的压力，也害怕她官吏的专横。俄国有两个：一个自由而爱和平的俄国，一个侵略而专制的俄国。眼下占上风的是后者，我们有理由害怕它在中国的行动。俄国的政论家与政客最清楚：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一八九八年在上院所说的是实话——「若问我们对华政策为何，那就是维持该帝国的完整与独立，并引导它走上改革之路。」我们曾邀各国一同维护这份完整；假如俄国的表白是真诚的，她本该立刻与我们一道保护这个帝国免受外来侵夺。那样一来，德国便不可能夺取胶州，满洲也不会为中国所失。〔注：至少当时看来是失了；即使到今天，也只是靠极大的小心与不懈的警觉才慢慢收回。——立德夫人〕也许，我们仍可以在美国的道义支持下，把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所剩的完整维持住。

事情的实情是：正如伦敦《每日邮报》上一位俄国作者近来所指出的，俄国此刻正经历一场危机。

「先帝聚在御座周围的那班阴暗人物仍在，可是那只使他们的行动多少还有个统一的铅手已经没了；如今我们不是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势者，而是好几个。俄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朝阻力最小的方向挤。俄国外交之所以进取，主要出于财政上的考虑。民众已被榨干，国内市场因而萎缩。于是俄国财政家的一切心思与指望，都放在把赋税重心从农业移到制造业上，以救国库。维特先生正在人工地扶植这个工业；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兼并被匆匆用来造出国外市场，随后又把这些市场对外国竞争封起来。这套财政政策成败如何，要看维特先生能否在农业人口破产所引起的财政危机到来之前，把制造业的资本生产力加强起来。维特先生已显出慌张之色，怕来不及。他手里维持收支平衡的法子都已用尽。把国家预算的账面做得好看的花招都使过了；直接税与间接税都已加到不能再加，而下一个预算不得不以赤字收场的危险，正瞪着维特先生。」

俄国处在一个残酷的境地：不得不把国内贫苦农民的粮食运出去，以应付国外的巨额债务、支付那些挥霍的外债不容宽限的利息；然而那个能上达沙皇之耳的激进派，却不断把她推向新的冒险、新的挥霍，去追逐新的兼并。这叫人想起一个破产者，在露馅之前拼命投机，指望趁信用未失时侥幸翻本；若不得手，便是不可避免的滔天大水。在这种情形下，人会以为俄国该乐于收敛野心，与西方列强就中国的地位达成友好的安排，不再在德国或英国试图兴办新的实业时于北京从中作梗。俄国自己没有借款便什么也办不成：外国资本是她最后的依靠，而「维特先生正竭力把它诱到俄国，指望不久之后把它敲一笔」。

至于美国，她在中国的利益迄今没有受损。她的贸易仍旧兴旺。她的货物输入满洲与山东的门还没关上，虽然并无保证说不久之后不会关上。法国已在南面的东京把门关了：美国货从自由港与转运地香港，经她的边界运往自由的中国云南省，她要课以百分之十的差别过境税。美国人已取得中国最好的干线铁路之一的开采权——自南方的广州至长江流域腹心的汉口；〔注：后来已放弃。美国人取得开采权，随后又找不到资本去办，因为本国市场的利更厚。——立德夫人〕因此，美国加入维持长江流域的开放、连同中国本部十八行省及其藩属中尚存自由的部分之开放，对她是双重有利的。至于霍尔姆斯特雷姆先生对英国的那通痛骂，最叫我们想起的莫过于那句意大利老话：「行凶者从不宽恕。」

两座都城：伦敦与北京

现代世界有两座城，各自要作为现存两个人口最多的帝国——英国与中国——的首都而争一个首屈一指。此外它们还值得注意：它们分别是人类两大文明类型的中心，也是各自重大政治利益的焦点。伦敦，极西之地讲英语的世界的大都会；北京，远东印支诸族的大都会与麦加：一个在那广袤欧亚大陆的这一端，一个在那一端，彼此像是配重，如两名哨兵立在古代世界的两头。这两座光明与学问的灯塔，坐落在曾经不可逾越的水界的边缘上——陆地当年就从那片水中显现——如今都面对着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的存在，两座城的奠基者自然一无所知，可它眼看就要在不远的将来把重心移到一块新大陆上去。在此之前，把这两座大都会在十九世纪末叶呈现在不存偏见的来访者面前的相同与相异之处作一比较，颇有可供玩味之处；我打算从中拣出几点较显著的来说。

英国的一切利益都汇于伦敦；因为只要那个奉英王为主的广大帝国还连在一起，其庞大领土的产权文书，就仍将握在——

第四章两座都城：伦敦与北京（续）·西藏对英国的价值

维系其散处各地的诸部分的纽带，或许还会拉得更紧，正如「国家统一」那班爱国朋友所热望的；也未尝不可想见，这纽带会松到容许殖民地完全独立。但只要不是被别国吞并，这帝国形形色色的支脉与属地，仍将把伦敦看作它们共同文明的焦点，正如伦敦必将永远无可争辩地被奉为它们共同历史的源头。中国本部那许多杂色的行省，以及中国皇帝至今仍号令得动的边外之地，还有那些早已不再纳贡、却依旧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字、技艺、伦理以至整个文明都受之于中国的地方——也一概仰望北京为共同的母校；那里的读书人，更把赴京一行看作学业上登峰造极的一步。中国皇帝的诏旨，即便在他直属的臣民眼里已不再算是真正的神谕，也仍被当作一位无谬教皇的圣断而受人敬重。

中国皇帝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理，独有直接祭天之权。他的臣民只能以他为中介才亲近得了上天；由他赏下的一根花翎、一件黄马褂，或者更好——一方御笔亲题的匾额，便是这世上所能给的最高荣耀。

那个支配着四亿人生死祸福的庞大官僚系统，其成员一经升迁，人人都得进京朝见；四周半独立的邦国，如朝鲜、安南、暹罗、尼泊尔、缅甸，也历来按期遣使，把贡物放在「天子」脚下。连英国——当年那个暴发而骄横的对手——如今也凭着与那被人轻看的北京所订的最近一个条约，登录在龙座前奉贡朝拜者的名册上了；她不是已经答应：把缅甸并入印度帝国，不妨碍十年一贡的旧例么？这样奉承一个如此古老的帝国那点无害的体面，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如今它，唉，已经老糊涂了。

北京作为小小「燕」国的都城，其存在可上溯到公元前五世纪；但直到「辽」即契丹鞑靼被「金」鞑靼（亦称「金帐」）所灭之后，它才升为中华帝国的京城。金人于公元一一五一年在此建都，号曰「中都」。「京」字，意为都城，这才头一回用在燕的旧城上；在金人治下它另有一名，叫「燕京」，即燕之都城。公元一二一五年蒙古入主，它又降为一座州府之城，成吉思汗把他那游牧武士的朝廷设在哈拉和林。然而到公元一二六四年，他的孙子、马可·波罗的大恩主忽必烈汗又把北京恢复为帝都，汉名「大都」，蒙古语则称「汗八里」，即大汗之城——老马可把它读顺了口，成了举世闻名的「甘巴录」：

「忽必烈汗在上都

降旨造一座堂皇的行乐之宫；

那里有阿尔浮圣河流过，

穿过人所不能测度的洞窟，

注入不见天日的海。

于是十里膏腴之地，

城垣与楼橹环绕其间；

园中有蜿蜒的溪流，处处生辉，

多少吐香的树木花开满枝；

这里又有森林，古老如群山，

把一片片向阳的绿地拢在怀里。」

「北京」这个名字，字面即「北方的都城」，直到公元一四〇九年才有；那一年明朝第三位皇帝、世称永乐的，把他的朝廷自「南京」即「南方的都城」迁到这里，本意是想占一个便于抵御北方强敌的地势，好保住自家的江山——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番用心落了空。这座古都的沿革大略如此。可见单论年代之久，伦敦对它这位东方的对手，并没有什么可让的。

伦敦的起源，似乎要追到史前：那是一座堡垒，筑在泰晤士河头一处渡得过人的地方，正当从对岸大陆北上的入侵者必经之处；从这一点微末的开端，它是长成的，不是造成的——长成了学问、技艺与商业的荟萃之地，以至当年那点堡垒的出身，若不是伦敦塔侥幸留存，早就一点痕迹也不剩了。

北京当初也是一座堡垒，而且至今仍是一座堡垒——须知是中世纪式的堡垒。它本是对着北方那些不驯的部族而设的一座望楼，中国历来的外患都从那一面来；后来鞑靼征服者把它扩成自己的朝廷与营盘，这个出身的印记，至今仍遍布整片广大的围城之内。这座城同古罗马军纪规定大军每驻一处必筑的那种对称营垒极其相像：土筑的墙，外包砖，顶上有雉堞，四四方方围着；由南面那座有城楼的门进去是一条宽阔的通道，直抵主帅的中军——今日的皇宫；左右是幕僚的帐幕——今日的亲王府第；大军的主力则按次序一排排扎在四周，帐幕沿着宽阔的巷道排开，留足了迅速调动的余地。

今日那些低矮宽大、屋顶起翘的房子，不过是昨日的帐幕凝成了形。这就是今日的满城，它四面围着皇城——围子里又一重围子：前者是个三英里半乘四英里的长方形，面积十四平方英里，其中又有第二重带墙的长方形，即「紫禁城」，约一英里见方。皇帝住在紫禁城里；紧挨着他、环绕着他的，是他忠心的满洲护卫，按说满城只许他们住。这支护卫叫作「八旗」，构成戍军的二十四个方位旗分。再往外，扎着那些随营做买卖的——汉人——来同军队和朝廷买卖东西。他们的地界略小些（五英里乘二英里），外面也围着同样式的砖包土墙，只是比紧邻的满洲内城墙矮一些。北京的布局气派宏大，纵横都是四五十码宽的通衢；它的庙宇宫殿，虽然同今日中国的一切一样破败失修，却仍气象堂堂地立在开阔如园囿的院落里，同伦敦那些狭窄弯曲的街道、同她那些最讲究的建筑物周遭寒碜的衬景、大抵有限的进深和局促的门面，恰成惊人的对照。

若说进伦敦港的门道——不少从欧陆来的访客正是由这道门进入她那名闻遐迩的境内的——是在一片阴沉的水面上，即现代科学已成功地把昔日温雅的泰晤士变成的那条露天阴沟；那么，通往中国京城那片蛮荒壮丽的门道，也同样叫人扫兴，只是扫兴在另一头。这里同样有一条堂皇的通道，是一条石砌的大道；近五百年前明朝修它的时候，大约算得上当时世上同类工程里最了不起的一件。它自京城东门起，直抵它的口岸通州——那是一座有城墙的州城，建在白河可通航的尽头。这是一条用西山采来的巨大石块铺成的路，下垫夯土，高出四围平地约四英尺。石块平均八英尺乘三英尺见方，厚两英尺。自打明朝那位大皇帝命人把它们整整齐齐铺上去那一天起，看样子就再没人动过；年深日久，底下的路基被掏空，石块东倒西歪，什么角度都有，如今与其说是一条进城的路，不如说是一道路障。然而——凡没有亲身到过、亲眼见过的人，怕是断不肯信这句话的——这个庞大帝国的京城同外界往来的全部商货与行旅，倒有五分之四，每天就在这条「障碍赛跑道」上来来去去。〔注：本篇写成之后铁路已经修了，这条路却依然如故。——立德夫人〕这条路上的车马之多，骇人听闻：大车（自然是没有弹簧的），有载人的，有载货的；骆驼、驮驴、骡子、驮马、轿子、独轮车，自天亮到天黑，络绎不绝。骑一匹好马、能从路旁泥泞却安稳的田野里从容看热闹的人，会觉得这景象大可提神；可是全帝国各处的官员，每逢升迁必得循这条路进京朝见，来来去去，居然这么多年一直把它当作天经地义，那才真叫人吃惊。照说他们中间总该有几位爬到了高位的——总督啊、军机大臣啊——出来把这件弊政整治一下；可他们对此似乎并不比我们自家那些在西敏寺河畔台阶上踱步的堂官对泰晤士河的污染更管得着。那件大有必要的整治，眼前明摆着的种种麻烦，在他们心里压过了将来可以长久收到的好处。两处都是一样：将来那点可能的好处显得太远，远得不足以催人当机立断、马上动手。于是，在最坏的路段、旁边有地可占的地方另开一条便道，或者拿垃圾把路上最危险的几个坑填一填——这些将就的法子，就是几百年间修路的全部了。彻底的整治，在中国人看来，同在守旧的伦敦人看来一样，是天生就叫人讨厌的。

这样看来，论修路，我们尽可以瞧不起中国人，而且瞧不起得有理；可是拿他们清澈的水道来比我们污浊的河流，又如何呢？我们不过是图个眼不见为净，把碍眼的秽物堆藏起来罢了；中国人则因地窄人稠、肥料非有不可，海边又没有鸟粪岛，倒是把人烟稠密处最难办的一桩事，在道理上解决了——即便办得还不算十分成功，至少比一倒了之扔进海里合乎情理。北方这些城的四郊，趁着空气极干、夏日极热，把粪便掺土制成一种值钱、又便于搬运的肥料，做成小小的扁饼，一点气味也没有，模样活像燕麦饼；整整齐齐装进口袋，便于旱路运输，卖给农家，约合每英担十先令。南方夏天空气太潮，做不成这个，但几乎四通八达都有便宜的水路，于是就把原样的粪土整批运到需要的田里去，庄稼从地里取走的那些无比宝贵的硝质，就这样直接还给了土地。不过在北京城里城外，需求赶不上出产；加以上述那套办法本是私人的营生，并非出于什么卫生的用心，所以大部分秽物索性泼在街上，任凭自然拿城外尘土平原上刮来的「干土」盖住，很快便消了毒。可见中国人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们这桩事该怎么办；只是那出产禁不起长途旱运的脚钱，所以实际上只够就近一带的用量。在铁路四通八达的国家，市面本该更大些。

在北京，那庞大的剩余物处置得极不像话，外国侨民最受不了；可是习惯一成，本地人对这个自古相沿、用以摆脱天下城市共有的头号累赘的法子，其中的种种不妥，几乎浑然不觉。的确，初到北京的生客，若赶上下雨——幸而下雨的时候不多——见了街上的光景，会吓得作呕，想不通竟有活人能在那里活下去，哪怕是中国人。这就好比一个初到伦敦的人，恰逢十一月黑雾最浓的时候，尤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这种怪事的外国人，也会诧异在这般离奇的情形底下居然还活得成，更不用说还办事、还取乐了。两座京城都是「习惯」二字，使本地人受得住那些先验的哲学家一定会断为受不住的情形。而这旧世界最大的两座京城，竟都这样驯顺地接受了如此反常的情形，而且看上去还活得挺好，这不过又一次证明：人这个种类，天生就能适应最不合自然的环境。北京当年的确有过一套极好的地下沟渠，如今那些石砌暗沟只剩下断壁残迹，成了失足者的陷阱，时不时有人有马掉下去送命。

你若为这套糟透了的排水办法——或者不如说是没有办法——去责备一个北京人，他会答：「不好是不好，没法子。」说实在的，要立刻想出一个既对症、又合乎此地特殊情形的法子，并不容易。摩西给犹太人定的老规矩，在一个大约不到一平方英里的营地里，想必行之极善；可是在一座占地五十倍于此的城里，显然行不通。

我们的卫生工程师，若让他们放手去做，是能想出一套方案，把此地一切特殊条件都照顾到的——其中款项之窘，还算不上最小的一条。趁着此地空气干燥、旷地又多，大约会有人主张大规模晒干；倘若这样亵渎圣城也还许可，那就用有轨车把出产便宜而利索地运到城外去。说到车运，有一点值得一提：全亚洲再没有哪座城比北京更适合办便宜而大众化的电车或马车轨道了——街道宽直，人烟稠密，眼下又全然没有便当的代步之法。大官坐四人抬的轿子，其余的骑马骑驴，多数人只好将就着挤在没有弹簧的大车里，在坑坑洼洼的街上颠簸前行；因为所谓路面，不过是从两边挖出泥土堆在中间，再加上垃圾罢了。这条中间的土脊，高一块低一块，两侧夹着两道死水恶臭的泥沼，隔开它和那两条窄窄的便道；便道则或在彩饰花哨的铺面屋檐底下，或沿着那些占去城中许多地面的园宅与庙院的无尽长墙。〔注：几条主要的街道已经修得连马车也走得了，但一拐出这几条街，情形仍如此处所述。——立德夫人〕穷苦百姓只能徒步，能走成什么样就走成什么样；天一黑还敢出门的，算得上有胆量。事实上日头一落，这座东方京城的街上就几乎空无一人了。

反过来，生客若问一个伦敦人：他何以受得了那每年冬天准时来、而且随着城市不断长大而一年狠似一年的浓雾？他多半会答：「这份不舒服是免不了的。我们烧明火煤炉的习惯根深蒂固，改不掉了，何况这也是迄今想出的最合卫生的取暖法子。」你若指出那含硫的烟气和雾里带煤烟的黑黏沉积毁掉衣物与工艺材料，损失的银钱不计其数，他也许会给你一个短视的回答：这对生意有好处。你若再问他：在这世界第一大港、世界商业总汇之地，生意常常一停就是一个礼拜，码头货栈上罩着一层不透的黑幕，这对生意也有好处么？他会答：贸易的总量大约照旧，不过暂时停一停，等复工时反倒更活络。

诉诸审美，也没多大用处。英国人的性情里，审美之情本不深；即便真有这份情的人，你也会碰上一位辩护士，宣称我们建筑物上的那层煤垢，恰恰成全了伦敦景致的明暗之趣，添了那一点独有的韵味，使伦敦在一位有同情心的访客心里独一无二。那么你再问他：一年里将近一半光景，把有闲的富人赶到外国去花他们（往往是在伦敦挣来的）进项，这是好事么？他会答：雾是这气候免不了的附带，能走的人反正要躲到里维埃拉和阳光和煦的南方去。再往下，还是「习惯」二字，叫本地人同周遭的一切不适相安无事，几乎毫无怨言地顺受那不可免的。

这样，每座京城都有它自己的一番「妙处」；这些妙处虽给生客的印象极深，本地人却几乎浑然不觉。一个伦敦人到北京，惊讶于中国这般精致的文明的心脏里居然还有这么多野蛮；而一个北京人到伦敦——有一次我在波特兰广场问一位中国公使，他觉得英国京城如何，据他的答话——把观感归结为三个字：「太脏了。」在一个住过北京的伦敦人听来，北京人竟敢大谈伦敦之脏，这不过是中国人自大的又一个例子；正如在一个中国人看来，我们竟会对自家那一堆黑黢黢、挤挨挨、寒碜、乱七八糟、连个院子都没有的房子——竟以此构成大英帝国的京城——引以为荣，实在莫名其妙。

我们方才说的中国京城这一番特别的「妙处」，其根源大约在营盘的习气：蒙古入主时的北京，实际上就是一座营盘；这习气一直活到它扩成一座百万人口的堂皇大城。说来也巧，差不多同一个年代，伦敦的「煤烟之患」也开头了。到我们爱德华二世朝为止，柴与木炭似乎还是通行的燃料，但他在位时海运煤已渐渐通行；因为我们查得到：公元一三一六年，议会呈上一份反对纽卡斯尔煤的请愿，结果是全然禁用。初犯罚款，再犯则把那作恶的烟囱连根拔掉毁掉。从这点微末的开端一路下来，到如今伦敦这座生烟的大工厂，一年要烧掉五百万吨我们宝贵的黑金刚石，并且照最低的估计，一年直接毁掉五百万镑的财物。何等鲁莽的浪费，何等残忍的毁坏！然而这祸害一天天长大，七百年来一直被人忍受着——倒也不是全无怨言，却是绝无一次认真的整治。难道当真就没有法子可想么？

泰晤士河谷永远会有雾；不过，且不说人们相信大城空气里那一片常悬不散的煤烟微粒既招雾又拖长雾的时日，这类白雾原是无害的，在天然的情形下也难得一连数日不散。把伦敦雾里的「黑」去掉，它那份可怕也就全没有了。污秽也是一样：它永远会同我们在一起；但只要把这事实正正当当地认下来，承认第一步得各家在各家的房子里就地处理，日后运走与处置的法子，自会慢慢有的。禁止污秽泼上北京街头，居民很快就会找出更好的办法来，正如上海「模范租界」界内那许多中国居民已经找到的一样。

这里不是讨论办法的地方，即便版面容得下也不是；至于卫生一层——有人会认为那是顶要紧的一层——我们更是提都没提。不过关于煤烟之患，倒有一位伦敦名医出过一个好主意，那是他一八七五年在爱丁堡社会科学大会年会上宣读论文时提出的，大意是：既然在最好的治法上大家意见难归于一，那就用法律定一条有分寸的禁令。他主张：先期出告示，此后凡年租金一千镑以上的房屋，绝对不许把烟吐给众人；再过一期，禁令下推到九百镑的房屋，如此逐级往下。他强调两点：一是禁令必须绝对；二是用什么法子办到，听凭各家房主自择。这位作者的看法是：只要有了不得不办的逼迫，人的机巧很快就会被激出来，找到法子；而只要把这道题交给无数人去做，最好的法子必定会浮出来。这类纯属机械的题目，总不至于属于那种「非人智所能解」的吧。

再回到我们两座城的比较上来。两座城尽管各有各的短处，而且撇开各自的历史盛名不论，都自有一种叫人越亲近越着迷的魔力；这魔力有不小一部分要归功于它们绝妙的位置。伦敦横跨一条河，这河于游乐于商务同样有用；城又居于一片盆地之中，四围是和缓的丘陵，给它配上如画的近郊，也给市民留下取之不尽的天然乐趣。可惜街街见树的日子已经过去；但此地的土壤气候如此，凡还留得住草木的地方，绿叶总长得茂盛，任凭煤烟也压不住。北京建在一列山脉的脚下，北面西面有山替它挡住寒冷的北风，东面南面则敞着，迎海上来的凉风。这一带叫作「西山」的，成了一道极好的帷幕，把远景兜住；无论夏日披绿，还是冬日覆雪，都一样好看。山上有许多古色古香的佛寺，是暑天里躲开热城的好去处；山那边再往外，便是蒙古高原上高高的、长满野草的起伏。北京秋天长而晴好，空气那股提神的劲儿，正是拜这些高高的草原之邻所赐；对一个从南方湿热地方来的疲惫客人，这口气息像香槟一样。而这座城本身，从一座塔上望下去也是一幅美景，若能在它那巨大城墙顶上的宽路上走一走，就更好。眼睛掠过一片树海，间杂着如画的琉璃瓦顶，飞檐翘起，瓷塑的脊饰色彩浓丽，像林间空地上冒出来的吉卜赛帐篷。俯看这一派安静的景象，这里那里露出一段宽阔的大街，街上稀稀落落几个人，慢慢地走——不像伦敦那般行色匆匆的人潮；再看那些对称匀停的屋顶，你就真能体会到：这同伦敦楼上望出去那一片叫人丧气的屋脊与烟囱管的乱阵，是何等的两样！一想到在这些安静的林子里住着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人就不由得想起丁尼生《食莲人》里的众神，他们

「全不理会人间，

……只管躺在自家的仙酿边上；霹雳投向

远远的谷底，云彩轻轻卷在

他们金屋的四周，那金屋以流光的世界为带」；

于是也想象得出：那十三个外邦派驻龙座的公使，在这样无动于衷的安详面前，把头撞破了也是白撞。

丹麦有位有名的文人（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写另一个疆域更广的帝国的京城时说过：「一切都摊得开阔，带着安闲的印记；伦敦则一切都是为着敏锐而即时的享受安排的。」他讲莫斯科时还添了一句，用在北京身上也格外中肯：「空地是够多的，可几乎没有一处是人能走走的地方。」蒙古人在北京设朝的同时也统治过俄国（公元一二二〇至一四八〇年），是不是他们把那种开阔的眼光与宏大的营造气派传给了这两地的人？若问中国京城给我们的头一个印象是什么，我们要说，最突出的是——安闲。尽管它车马喧阗、满街是人，它确确实实给人安闲之感。它十六座城门（鞑靼城九座，汉人城七座），自天亮到日落，流过一股如画而拥挤的洪流：骆驼、大车、独轮车、马匹、背夫、轿子、羊群、猪群、颠簸的马车。可是进城的人，很快就消失在这城的浩大里；出城的人，也很快消失在城外的旷野里。这股流在狭窄拥堵处挣扎沸腾，一旦过了那一段，就几乎看不出在动了。

世上再没有一处像伦敦这般真正五方杂处；同样，能见到这么多不同的、远方民族的样本的地方，除伦敦外也没有几处比得上北京。除了本地的汉人、满人、蒙古人穿着各色鲜亮的衣裳之外，拉萨、朝鲜、土耳其斯坦、尼泊尔来的使团人员也常在京中见得着，他们的服色更给北京那万花筒似的街道添了亮色。唯独那可恨的欧洲人，穿一身寒碜难看的衣服，像他那颗长歪了地方的心一样又硬又棱角分明〔注：据说中国人的心长在正当中。〕，在这里格格不入，也没人待他以客礼。是因为当年他竟敢侵犯圣城、在内城边上待了几天便被灰溜溜赶回船上去的故事，至今还煽着北京顽童的想象呢，还是因为中国大官对我们的驻京代表那种鄙夷的疏远——直到不久以前，我们的代表苦苦请求了三十年，仍旧在外门上白白叩着，乞求赏一个「天颜」的照面——我们说不清；可有一点是确实的：我到过的地方里，再没有哪一处像北京这样，叫我觉得自己是个被人轻视的东西。巴夏礼爵士有一句话，把北京这一坏处点得极妙：「土！尘！加上白眼！」至少在这一点上，即在待客之道上，伦敦是压倒它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为北京着迷：人到了那里，就被推回一千年前的历史里去，能亲眼看见中世纪活的图画——这些图画在这里原封不动地传了下来，专为开我们的眼界。我们能想见欧洲当年的城市是什么模样：山墙的房屋，衣着鲜艳的居民，肮脏与褴褛，高耸的城墙，以及安安静静过日子、隔很久才被一场剧烈的动乱打断——正如这里一样。日本这最后一个如画的唯美之乡，正迅速从我们手里溜走，急急忙忙给自己套上现代那身舒服而丑陋的市侩外壳。中国总算还在；我们尽可以骂她守旧，却也不妨为这份守旧谢天谢地。

今日到北京的人，所见的中国，外表上是在一甲子（中国的一甲子是六十年）的战乱与残破之后歇了口气。我们这些亲眼见过那番景象的人，会想起十六世纪的德国，「三十年战争」正一路作恶的时候。那残酷时期过后，德国幸存的居民恢复得还不如今日中国那些行省恢复得快——那些行省一度几乎被一八四八年的太平天国之乱和一八七三年的回乱杀空了人。同一时期，中国政府又接连不幸地对外用兵，元气大伤；而它在平定这些远为严重的内乱上，虽然迟缓，终究成功，为此几乎耗尽了国力。他们到底从这么一片苦海里挣了出来，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中华民族天生的坚韧与生命力。如今他们的统治者四境重又享着名义上的太平，不必再把全副力气单单用来保命，我们或可望重新看见他们留意于实事上的改革了。

中国的统治者长久以来一直

「望着荒废的土地，

枯疫与饥荒，瘟疫与地震，怒吼的海与火热的沙，

铿锵的战阵与燃烧的城，沉没的船与祈祷的手」，

如今总算得了一口喘息。我们不怀疑他们会慢慢用上这口气，效法他们有名的先人，去矫其枉、起其仆，去养活她的亿万生民、重修她的坛庙；但愿他们在这番事业里注入西方的秩序与结实，同时保住东方的雅致与素朴。铁路他们到底开了头——已有两条通车：一条自上海到吴淞，九英里长，日后要沿长江流域西展；一条自北京到山海关，使京城与天津口岸之间只隔四个钟头，而从前经通州走水路加车路要六天。天津与北京之间那八十英里旱路，在紧急的时候，欧洲人换马接力，曾一天跑完。巴夏礼爵士做驻京公使时精力过人，有一次便这样跑了一趟；据信由此力竭，促成了他不久之后染上伤寒症、终于不治——这是他本国人极为痛惜的。〔注：此后，汉口至北京、青岛至济南府、上海至杭州并及南京诸线，以及纯由中国人自办的自北京入蒙古一线、法国人自河内至西南边的云南府一线，都已通车；这张路网看来还会有许多支线与展筑。——立德夫人〕

几年前望着北京、庆幸她境内在多年乱离之后总算无战事的时候，人不能不希望：那些当时正粗暴地叩着她大门的欧洲列强，彼此间能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实实在在地尊重这个古老帝国的完整。为工商企业划分势力范围，或许还可以和和气气地商量；但若把这个从古代存留下来的、最有意思的活物瓜分掉，弄成又一个波兰，裂成几个武装的营垒，使一个统一了两千年的帝国的各部分彼此为敌，那似乎是对人类犯罪。凡爱公道与自由的人，只能盼着她重逢这样一个时节——宋朝一位有名的诗人、哲学家邵尧夫（公元一〇一一至一〇七七年）在咏叹五代长乱之后、汉家天下重建、太平复归时，曾这样唱道（我们力求在直译之中传出原作的节拍）：

「五代干戈剧扰攘，

一朝云散见天光。

百年旱魃成霖露，

万里官曹不拒王。

街巷昼宵灯旆盛，

楼台高处笛筝扬。

普天安枕无嗟叹，

好梦重回众鸟翔。」

西藏对英国的价值

关于西藏，自一百年前博格尔与曼宁以来，直到晚近柔克义、鲍尔诸人对该地的记述，出版的书已经不少；然而一般人对这片广大的藏地，对它于我们、于凡命运落在其四周诸地的欧洲人有何等大的价值，仍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那片巨大的高原，是高踞在四周诸地之上的。西藏是亚洲的心脏，被人称作世界屋脊，名副其实；它是亚洲大陆的核心，四围那些低处的边缘之地，可以说都依附于它：南面是印度、缅甸、暹罗、交趾支那；西面是中国本部；北面是塔里木盆地与东土耳其斯坦。灌溉这些地方的大河，源头都在那高原上：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流经印度，南注印度洋；伊洛瓦底江与萨尔温江在缅甸，注入孟加拉湾；澜沧江即湄公河，横过上暹罗与交趾支那，折向西南，在西贡附近注入中国海；最后是东京的红河，它发源于中国的云南省——云南本身也是一片高原，是西藏高原伸出的半岛。

转到中国这边，则有长江与黄河两条大川，自西向东横贯「十八行省」，奔向太平洋：一条是深水的实流——

第五章西藏对英国的价值（续）·瓜分中国

自河口上溯约两千英里可以通航；另一条又宽又浅，因其行踪诡谲、水流无常，向有「中国之患」之称。这些河流全靠那道把高原同四周诸地隔开的大山墙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供给，也靠沉重的季风雨供给——夏天的南风越过印度洋与中国海，把大团水汽堆到这道山障上。高原北面的界山，昆仑与阿尔泰两列，雨量极少，因此那一面的边缘之地几乎就是沙漠，河流一年里大半时候只是断断续续的水洼。北藏本身就是一片荒漠，尽是高峰与冰冻的高原，海拔一万六千至一万七千英尺，间杂着一个个荒凉的咸水湖，实际上无人居住。与印度、中国接壤的南藏与西藏，地势低些，高原大抵在一万至一万三千英尺之间；这里有足够的水汽越过界墙进来，使得相当多的人口能舒舒服服地住下，把农耕同藏人无不喜爱的畜牧结合起来——他们所有的那点财富，也就以此为本。这一带的气候，夏天凉爽提神，冬天的冷绝算不上厉害；淡水很多，溪流又急，难得冻实。拉萨的寒暑表，很少见它降到华氏零度；夜里虽冷，白天的日光即便在隆冬也温暖宜人。偶尔有暴风雪，一般刮三天，能不出门的都不出门；但常态是风平气静，尖冷的空气里几乎终日有太阳。就我自己那一点经历而论，我相信这是地球表面上最好的气候之一。

「博域」，或曰「博」之地，藏人自己这样称呼他们的国土，东西约一千二百英里（东经七十九度至一百零一度），南北约七百英里（北纬二十八度至四十度）。南面即印度一侧的界墙是喜马拉雅山脉，东西横亘；到了缅甸以北克钦人的地方，这道墙折而向北，成为西藏与中国的分界。喜马拉雅这一段北伸的余脉，中国人叫作大雪山，其义与印度人的「喜马拉雅」相同。这道中国的山脉，形貌也大略相仿：从四川峨眉山（一万一千英尺）上望大雪山，同从大吉岭望喜马拉雅差不多——一道雪峰与冰川的大墙，插天而起，估计高两万二千至两万四千英尺，把通向它的那些本已很高的四川山岭都比得矮了。穿过这道墙有若干山口，把行人引上那边的西藏高原。自四川出去的两条主要山口：一条在西边，是打箭炉（八千英尺），为自四川省城成都往巴塘、拉萨的大道；另一条是雪宝顶（一万三千英尺），自川北通往西北的柴达木与青海一带。

这两条山口我都走过，每一次上去都发觉自己置身于一片起伏的草原高地，那里是成群的大西藏羊和耐苦的牦牛的家。高原上本身没法务农，但在那许多汇成上述大河源头的溪流冲出的深谷里，种着相当多的青稞，那是当地人的主粮。在高原上——中国人叫「草地」——盘桓的时候，我做过藏边各部落的客人；这些人虽然胆小多疑，我却觉得男子的举止比中国人爽直、有丈夫气得多；女人则一切活计与一切待客的事都归她们做，礼数周到极了，而且举止自在有风度，同受压的中国妇女一比，那份反差既叫人舒服，也叫人意外。我是个商人，是来买羊毛的，因此我在他们中间露面，并不引起传教士或者纯粹搞科学的旅行家必定会引起的那种疑心。四川边上的藏人是一个极漂亮的种族，有山民那样出色的体格与仪态；他们的相貌里很少有蒙古型那种叫人不快的成分；许多年轻男子放在意大利也算得上漂亮，年轻女子则是脸色红润的褐发人，举止容貌都招人喜欢。

中国人从西藏收不到税，他们的宗主权也几乎只是有名无实。各部落归自己的「土司」即头人管，只有几个中国驻藏的官员分布在全境的几条大路上。几小队军纪废弛的中国兵守着四川的边城，又沿着通拉萨的大路稀稀落落地驻着。可是一般说来，藏人对中国人所知甚少，中国人也几乎事事不来干涉他们。藏人个个佩刀带枪，而西藏边城里的中国人同别处一样不谙武事，真有人认真来攻，是抵挡不住的。不过两族之间和平的通商往来，看来已经消除了重开战端的一切危险；自上世纪初年乾隆皇帝所谓平定西藏之后，这样的战事曾接连不断打了一百多年。

看一看西藏若好好开发，能给我们那些在印度炎热平原上劳碌的同胞提供一处何等好的疗养之地，再想到自沃伦·黑斯廷斯以来，竟从没有认真设法让欧洲人进得了西藏，实在叫人扼腕。这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手里忙着征服印度，却没有忽略西藏。早在一七七四年，黑斯廷斯就遣使去见班禅喇嘛，而且当真同他和和气气地议定：在西藏与孟加拉之间开一条商路。后来的总督把这事撂下了，那开得很好的往来渐渐断绝；直到一八八五年才重新设法打开这个国家。麦考莱使团二百人、五百头骡子被派往拉萨，在锡金边界上击退了达赖喇嘛军队的微弱抵抗，但迁延三个月、与北京往返交涉之后，被印度政府召回。这桩蠢事是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撺掇出来的。据当时流传的说法，赫德爵士警告过我们的政府：在拉萨插手会同中国决裂，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那班胆小的当轴，愧为黑斯廷斯及其同时人的后继者，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可以不计的数目，反倒怕起进军西藏那些虚无缥缈的后果来，于是一个大好机会就这么被随手扔掉了。

然而即便到了这么晚的今天，果断行动也还不算太迟。中国正在散架；它那些边外的属地保不住。满洲已有一部分归了俄国人，蒙古看样子也要跟着去。我们甘心看他们也进西藏，居高临下俯瞰印度，随时可以扑下来么？明天派五百人的使团去拉萨，或许就能替我们取得达赖喇嘛的归附，并同强悍的藏人自由往来。〔注：唉！从那以后，荣赫鹏的使团去了，又回来了！在东方，回来总被人混同于被赶出来。——立德夫人〕

贸易还在其次；我要主张把西藏对来自印度的移居开放，理由与其说在政治，不如说在卫生。我自己就有两回是逃出中国蒸腾的平原、跑到那大高原干冷的空气里才把身子养好的——而且那还是在如今这种旱路旅行的种种不便与辛苦之下。在印度的英国人，需要在近便处有这样一个换气的地方。大吉岭、西姆拉，以及喜马拉雅山麓沿线那许多别的山间驻地，都在雨带的这一边，虽说比较凉爽，却仍旧潮湿而使人懈怠。要得着山间空气那真正的补力，非到雨带背后去不可。西藏高原所给的那种补力（这是我亲身试过的），欧洲是找不到的；一想到这样美好的气候，用铁路可以放在离加尔各答三天路程之内，人自然要问：为什么不办呢？把西藏添进我们的印度帝国，能解决我们长久据有印度这道难题；我们的英国驻军可以住进同欧洲任何一处一样合卫生的兵营，我们那些操劳过度的印度官员，也可以像如今伦敦人跑瑞士、跑蒂罗尔那样，轻轻松松跑一趟西藏去将养。但愿我们不久能看见各部之外再添一个「远东部」，但愿中国与西藏能被我们的政府好好研究、好好了解，那些关系帝国安危至重的问题，不再因为事先无人留意、临事又欠一点决断，而听凭临时敷衍着定夺。

瓜分中国

〔本篇一八九八年刊于《亚细亚季刊》；篇幅虽短，可惜至今仍值得凡对远东事务多少有些影响的人一读。——立德夫人〕

上面这个不祥的词儿，近来人人挂在嘴上；它所唤起的那些穷凶极恶的行径，若英国不站出来带头、替中国挡开波兰的命运，就可能成为既成事实。中国之政治上孱弱，在于统治者的腐败与百姓的不尚武。官场的腐败，我归咎于那套害人的制度：给官员名义上的一点薪俸，却许他们包收赋税。给他们优厚的俸禄，与其责任、与其应有的体面和幕僚相称，我相信如今遍布中国官僚系统的这一大害就会消失。即便照现在这个样子，不受贿的官也并不少见——那就是不拿贿赂、也不从属地多收超过实际治理与上解所需的赋税的官；可是人性既如此，若许官员随意课税、账目又无真正的稽核，而只规定必须解交若干净额，那么无论蒙古人还是高加索人，多数人都不会放过中饱私囊的机会；何况按满洲征服者出于猜忌而定的规矩，一任至多三年，而且绝不许在本省，总是在一个——

第六章瓜分中国（续）·如何在二十世纪的北京注册商标

——说到底形同外国的地方做官。这一妨碍善政的弊端，思想开通的中国人是很清楚的；而且他们眼前就有一个极好的榜样——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办法：那里中国雇员与欧洲雇员都领固定的高薪，又有一套仔细的簿记制度，保证所收税款对政府有诚实的报解；所以有理由指望制度终有一天会变。

在今日欧洲看来，中国人守旧得叫人恼火；可也不见得比我们自己的祖辈更守旧：他们是一个极通情理的民族，一件事一旦弄明白了，行动总会慢慢跟上来。国内有一个很大的维新派，人数与势力一天天增长；但新中国要抖掉旧中国，需要时间：得让那些老古董有工夫死绝了，年轻人才好施展他们新式的主张、把这个国家整顿过来——除非来一场流血的革命，可那五十年前试过，失败了。改革太急则生反动，光绪皇帝和他的谋士兼门生康有为——那位所谓「现代圣人」——的下场就是例子；我们自己的欧洲史更是把这一条教训教得再明白不过。除了这条通则之外，还有一件事实：照中国那在中国即等于法律的习惯，任何革新都只能由众人一致同意才办得成。私家事务上，凡有大变动要商议，多数得说服少数；不能像在欧洲那样把不同意的人碾过去；非得取得他们的首肯不可——而在实际上，只要少数人为数不多，为了省事图安静，他们纵然心里不服，通常也就点头了。不可否认，中国人对革新常常疑神疑鬼得可笑，尤其是欧洲人拿来的革新：欧洲人动机复杂，并不像他们所想的只为赚钱，他们摸不透；而他们自己一句很传神的谚语，又替他们的成见撑了腰：「有一利必有一弊」——哪里有好处，哪里也有坏处；或者说，好处里也藏着祸。

中国继续独立的第二重障碍，就不像头一重那么好治了——我指的是百姓不尚武。在我们目前这个「强权即公理」、基督教不过是一个行不通的理想的文明阶段里，这在任何民族都是致命的缺陷，而对一个占据着像中国这样格外富饶肥沃的国土的民族，尤其致命。中国人抵御不了侵略，而且没有欧洲人的帮助，再过一百年也全然抵御不了。要按他们的人口与耐苦的体格本该练得成的那样，练出一支足以挡住欧洲蛮力的军队，非有欧洲的组织者不可；不是像迄今那样只派几个教操典的教习，而是要一整套受过训练的欧洲参谋班子。这事早晚得来；大问题在于：这番训练，究竟是在俄国那种半开化而腐败的官僚系统监督之下进行呢，还是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国家——我甚至愿意加上德国——的指导之下进行？

中国的气候、物产与人口，于我们的贸易而言抵得上十二个非洲——我们全靠这份对外贸易才养得活本国的人——照我看，是值得为它一战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深信：若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在一八九七年，即《卡西尼条约》公布、把英国在华利益将有什么遭遇警告了他们的那一年，对中国给予应有的注意，并明明白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哪怕不惜一战」，那么俄国近来那几次军事上的侵夺，本来是不会去尝试的。中国这个国家是我们替世界打开的，那里三分之二的贸易和三分之二的外侨都是英国的。正如阿斯奎斯先生说得好，是「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意志不坚与手法不一」，把俄国招上来的。

起初她只要求在海参崴以南的太平洋上有一个不冻港：这一层谁也不反对。接着这个盘算改了样，提议把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引到直隶湾；为此中国准了她借道满洲，又在自己软弱之中容许俄国人派哥萨克兵守路。并没有把这块地方正式割让给俄国；那不是俄国的路数；悄没声地把一个地方偷偷攫过去，欧洲的反对也就无从下手；然而就在这期间，俄国把她的边界南推了一千英里。这还不够：「摄政王之剑」那个半岛也由中国割了去；旅顺口——名义上是为着中国的利益从日本人手里救回来的——正迅速改造成第二个塞瓦斯托波尔；北京受到威胁，整个华北都处在俄国入侵的阴影之下，只等果子熟了。

这期间，我们的政府曾派两艘军舰停泊在旅顺港；它们是得中国同意在那里的。若是准它们留下，俄国就不得不摊牌：要么打我们的船——这她是不敢的；要么，更可能的是，把攫取这座要塞的事推到更方便的时候。然而不知何故，我们的政府下令撤船，俄国人就进去了。我们这一退，重重打击了我们在东方的威望，也势必把中国推进俄国怀里——因为在场的列强里只有俄国心里有数，无可奈何的中国人只好尽量讲个好价钱去敷衍她。

张伯伦先生在曼彻斯特一次有名的演说里替政府辩护，断然声称并没有哪扇门对我们关上。我们同中国订有条约，依这些条约我们的货物可以自由进入满洲。牛庄是满洲的通商口岸，海关归赫德爵士管。俄国人尊重这个通商口岸么？他们遵守他们和别的有约国按理应据以在那里通商的条件么？就在前不久，俄国人完全不理牛庄海关，把三船运往满洲的货物在邻近一个海湾卸下，分文不纳。中华帝国凡被俄国占住的地方，我们该指望什么样的待遇，这就是个样本。旅顺口后面的大连湾，我们本已同中国讲定辟为通商口岸；俄国人一把抓了去，此后英国人没有俄国护照就上不了岸。等俄国新的航海条例施行，英国船便不许在两个俄国口岸之间载货；于是英国轮船再不能把煤油从巴统运到中国被俄国占据的口岸。煤油输入中国是一宗很大而且还在增长的生意；在全中国它正取代其余一切照明之物，是我们航运业的一片大好地盘，我们的政府本该小心护住。

事情既这样放任漂流下去，问题就是：我们能做什么来把失地挽回？许多政客似乎以为，我们应当安安静静接受这不可免的事——俄国注定要吞并华北，我们只好尽量将就，也就是说，放弃「门户开放」政策，另找地方补偿。于是我们退回到「势力范围」上来，间接地把长江流域划作我们的范围。可是我们的政府似乎并不打算用什么方式把这片地方标出来。俄国同样已经侵进这个范围：她逼中国在汉口另给她一块专管租界，如今又同法国一道占着那里的一块地，而那块地的产权文书原在英国人手里，而且多年前已在英国领事馆的地籍册上注了册，他们还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执有清清楚楚的产权。自汉口到天津的芦汉铁路，是一家名义上属比利时、实由华俄道胜银行出资的财团修的；而名义上是英国的、其实是万国合办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虽然把款子借给了中国政府去修那条通往通商口岸牛庄的新铁路，却被俄国人禁止在该路上留置抵押权。

这些以及许多别的对我们在华影响的侵蚀，都说明一件事：如果我们继续袖手漂流，我们在这个世上潜力最大的市场上做买卖的机会，还要被更严重地削掉。夹在「门户开放」与「势力范围」这两张凳子之间，我们若不振作起来，必定要坐到地上；我们的政府应当公开挑定其中一条政策，然后以不懈的决心把挑定的这条撑到底。四面八方一概门户开放，是一条真实而清楚的政策；它合乎人道，对中国人公平，也合乎每一个只求同中国通商往来、别无替自己谋优惠之私图的国家的利益。如今握着对华贸易大头的那几个国家，对维持现状有极深的利害关系；促成它们订一个协议，共同抵制对中国的进一步侵夺，并强制俄国照我们同中国的条约把门开着——连在满洲也一样——这总不该是外交力所不及的事。由这几个国家共同保护，不是政治上的干涉，而是一份免受外来侵夺的保证，若办得成，应该就够应付了。中国身上本有改革的种子，只要给她时间、给她一份受保护的保证，她一定会慢慢地把这些种子养熟；明智的政策是帮她自己改革自己——这同当年巴夏礼爵士在日本被允许推行的政策是一路。可是反过来，倘若欧洲所有别的国家都已打定主意要瓜分中国，我们和平的劝阻又全无用处，那么我看，政府的责任便是务使英国取得最大的一份——哪怕只是拿它作个赌注、作个同对手列强讲门户开放的交易本钱；此外，也是作为训练中国人、使他们日后能够自卫的一种手段。持续不断的留意——为保证这一点，应当专设一个远东部——在我看来，是要圆满达成上述两个目的中任何一个的唯一可靠办法。

如何在二十世纪的北京注册商标

有人把该走的手续告诉了我，说我最好把我那值钱的商标拿到本城为此开设的中央机关去注册，我便照着所给的指点动起手来；为了别的想摸清门路的人起见，现在把我的经历说一说。

凡到北京来的外国人，无论办事还是游玩，多少都住在使馆区一带；那里除各国使馆之外，还有主要的旅馆、洋行和外国教会的机构。使馆区紧挨着冬宫和火车站，有名的外务部离得也不远；在北京养着一大班人马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如今房子很大，也在这一片——鞑靼城南边的商务区里。可是商部并不在这一区，而且我找不到一个人能告诉我它在哪儿；于是头一天的尝试只好作罢，那趟本打算去注册处的拜访算是砸了。不过我那机灵的本地「用人」自告奋勇，说他去打听出衙门所在，再雇一辆人力车送我去。

于是第二天我出发去探险。那车夫像北京的车夫向来那样，撒开腿飞跑，弄得我一身土，把我旋进一片错综如网的胡同——

第七章如何注册商标（续）·中国旅行的浪漫·一条新路

——窄巷弯弯，一个墙角一个墙角地绕，越过一堆堆垃圾，蹚过一片片黑泥塘，把我这副骨头架子、甚至把我这条命都押上了，跟家乡的马车夫一个样。他们也一样，宁走小道不走大路。

我经过的一条大街上挤满了人，都聚在那里看一名罪犯受凌迟，我好不容易才挤过去。这件事比寻常更惹人注意，因为受刑的是一位大员。据说此人在一九〇〇年的乱里杀了两整家人，侵吞了他们的家产；近来被一个妇人告发，罪状查实，照律定了谳。我不肯为这个耽误寻访商部的正事；有位在场的欧洲人事后告诉我，那场面极惨：一应程序全照规矩做足，割下的肉一块块扔给人群，众人争抢这些可怕的残物。在中国，我们还处在中世纪。

那商部，靠我的人力车夫一路不断打听，最后总算在城西北角一条背街上找着了，从使馆区跑过去要三刻钟。原来它设在一所宽敞的中国「公馆」里，照例是几进院子带亭子，全是新的，也格外干净——比那有名的外务部办事的几间棚屋干净得多，而大清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往来公事，就是在那几间棚屋里办的。有人事先告诫我，说我这一趟去会招人疑心，衙门里那群鸽子要炸窝。我却看不出这是何道理：我不过办一桩寻常的商务，而且是办到一个专为此事设的衙门去。话虽如此，中国官员本来就活在一团猜疑的空气里，还认定洋人比他们自己更会「拐弯抹角」。

不管怎么说：递进名片之后，我在门阶上顶着冷风等了整整十分钟——我是看着表的。最后出来一个听差，要先问明我来办什么事才肯放我进去。要跟他讲清楚我是来注册商标的，可不容易：一碰上洋人的新名堂，中国话就有点不够使。不过他到底弄明白了：不见着一个能说话的人，我是不走的。于是他又把我撂在门阶上。再等五分钟，才听见一声中听的「请——」，听差在前头引路，把我那张不起眼的小白纸片高高擎着。

穿过几重院子、几道矮门，我终于被让进一座亭子：八根柱子，四围安着玻璃窗；我进来的南门大敞着，北边还有一道门通向另一个院子，北风从那里灌进来，很硬，好在有一架日本屏风挡去些势头。这间宽敞的厅上铺着洋地毯，当中一张桌子搭着花哨的桌围，四把洋扶手椅，几只茶几，每只茶几两边靠墙各配两把洋椅子。那听差不见了，我又干等五分钟。随后他回来，捧着一只烟灰缸和一盒日本火柴，郑重其事地摆在大桌子的正中央。又是长长一停，第二个人拿着茶壶进来，庄重地放在一张边桌上，出去了。于是头一个人又回来，把茶倒进一只洋茶碗，恭恭敬敬送到我面前，退下。到末了，「大人」本人从北门进来了。我先把自己在天朝上国的履历简述一番，然后才说到正题；其间抽了好几支烟卷——烟卷是一号听差先前搁在那盒火柴旁边的——我这位谈话的对手这才着手办我此行的正事。

「是的，这里就是商标注册局，如今已经全面开办了。」

「已经有不少人来注册了吗？」

「有，好几起。」

「有欧洲人吗？」

「至今一个也没有。」

「那都是些什么人？」

「多半是日本人，也有些中国人。」

「可否请大人赐示注册簿，并给我几份必需的申请表格？」——这两样我在海关总税务司署见过，但那里不直接办理此项事务。

注册簿看不着，申请表格也还没印出来。

「那么，我索性托人到上海去注册，是不是更省事、更妥当？」

「哦，不行！这里是总局，在这里注册要稳当得多。」

其间我这位朋友叫来一名书办，把两份必备的表格用一手极漂亮的中国字誊写出来；他又拿出一本《章程》，把其中要紧的条款指给我看，尤其是第十六条，那一条规定了呈缴商标图样的形式与尺寸：面积不得超过三英寸乘四英寸，厚度不得超过十分之七点五英寸。说到这里，我们背后那架日本屏风「砰」的一声倒了下来，把我们连人带文件一齐盖住——这倒是个现成的散场信号。承他好意，临别赠我一部《章程》，凡五十页，密密的排印，嘱我带回去仔细研读，照章办理，还别忘了再来一趟，带上规定的规费三十五两银子，约合五个几尼。

又是一碗茶，一声亲切的「请请」，我就告辞了。这一天很长见识：学会了「怎样把事办不成」，又给我此前领教过的这个可爱国度的风土人情添上一笔。可是我的商标至今还没注册上！

按：中国的商标衙门此刻正处在一种叫人难受的乱局里。上谕公布商部即日开办注册之后，德国公使穆默男爵便去外务部交涉，逼他们许下一个承诺：商标注册缓办两年；随即照此通知了德国侨民。日本公使闻讯赶到外务部，质问他们凭什么把上谕搁在一边。这下外务部（庆亲王等人）狼狈了，如今又矢口否认曾有此许诺，说上谕自然是有效的。与此同时，商部照章开着门等人来注册，大约正眼巴巴盼着那白花花的墨西哥银元，指望一万件商标一拥而来注册，而德国公使还在那里勇敢地抗议不止。

商标事务原先由外务部交给海关总税务司署经办；后来商部要问一句：养着他们这一处阔绰的衙门究竟为的什么？这桩事、这笔规费，难道不该归他们收？于是外务部把事情从干练而有商业头脑的洋关手里取出来，交到了显然更「配」得上的那双手里。这双手能不能保住人家的商标不被窃用，且看日后。就眼下看，得利的主要是那些手头拮据的中国官员，往后大概轮到讼师。

第二编　行旅

中国旅行的浪漫

在中国旅行，妙处在出乎意料。在欧洲，一切都是排定了的。「德累斯顿：看画廊。瞻仰《西斯廷圣母》。」「慕尼黑：又是画廊！四季旅馆，极好！」多半连那里的面包卷好不好、早餐坐哪张桌子合适，你事先都听说过了。就意外而论，你简直不如待在自家壁炉边，让惯常那家面包铺照旧送来。中国恰恰相反。没有旅行指南。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这话说得实在，以至于你常常并不知道一阵顶头风会在哪里把你的船困住，逼你在某个吵吵嚷嚷、喝酒闹夜的村子边上系缆过夜；也不知道一阵顺风会不会在日落前把你送到你原想去的那处崖下静湾，还赶得及上岸走走，发现一座美丽的古庙——如今正一点点朽坏，却占着世上难得的一片好景，门楼上刻着古拙的花纹，两只石狮子把着门，脑袋歪向一边，叫人忍不住要笑。

陆行也一样。你打算在某个小镇歇脚，全镇的人倾巢而出，一路轰着你过去，活像德比赛马场上那条尾巴拴了洋铁壶的狗；再不然，你走着走着，忽然发觉整整一面山坡被凿成了一尊巨佛的头和肩，于是折过去看，看罢又怕天晚，只得在一个素未听闻的地方投宿。

若是陆路，有一班齐整的挑夫、一乘抬得稳的轿子；若是水路，有一条置备妥当的中国住家船和一个好说话的船老大——那份自在，是靠火车轮船走路的人一辈子领略不到的。路上还尽碰见稀奇事。比方一队迎亲的，装点得花花绿绿，正去接新娘。他们打着旗子沿山路蜿蜒而下，你不由得要站住了看。跟着或许就见他们撞上另一队人：像是话说僵了，转眼间那边一伙就动手打其中一位锦衣公子，而他那班同伴挤作一堆骑在路边小山包上，照中国人的老规矩，个个装出不认得他的样子。

还有一回是我们自己挨了石头。我们的厨子衣裳几乎被撕光，倒兴高采烈，说他还的手比挨的多；我自己也得了个痛快：一把揪住那位绸衣的镇上头面人物——正是他出钱雇下三滥来扔我们的——揪着他的脖领子，把他很称心地按进一块稻田里，那时节田里正是一汪稀泥。我们那位总管——他胆子之小，正如他当管家之能干——事后向内人解释道：「我几几乎也要打咯。后来我想想，我要是也打起来，太太，你多可怕咯。所以我就走开咯。」

又有一回，错在我们那位好斗的厨子。我们一行全被拥到路边一户人家，几位村中长老正坐在那里。原来在混战的火头上，我们厨子咒骂了对头的母亲，说了辱及她名节的话。而在中国，这样的冒犯不像在欧洲可以一顿拳头了事，也不能拿钱赎。当场，就在听见那话的人面前，我们这位打架的厨子得跪下，郑重其事地收回前言、赔不是。我们中间居然还有人说中国人不开化！

中国的旅行分作截然不同的两样：一样简直算得上豪华，一样则苦不堪言；两样都慢，都拖沓，赶时间的人受不了——不过赶时间的人本来就不该到这花之国里来旅行。这两样就是水路和陆路。中国同一切大陆一样（只有澳大利亚那块古怪反常的地方除外），以山地为主。平地只限于几条大江的三角洲和几处早已干涸的古湖盆：这些地方面积不小，尤其在东部和北部，濒着那有名的黄海；那些自西向东横贯帝国的大江，水流湍急，年年从内地挟带下来巨量泥沙，把平地一天天往海里推。这一片辽阔的平地上，运河织成一张网，好用得很，连陆路都用不着了：全国的运输都走水路，从前的荷兰也是这样。在这里你坐自家的或是雇来的住家船，未必有我们泰晤士河上那些船那么讲排场，可是应用的、舒服的一应俱全，连那便宜又顺手的本地「用人」和厨子都在内。野味极多；除了一早出去走一趟，枪法好的准能把野鸡、野鸭、沙锥或是鹿装满食橱之外，这种走法谈不上什么浪漫，倒是很提神。

可是等你走进内地的山区——那占了全国五分之四的山区——把水上的旅舍换成本地的客店、饭食和小路，旅行的浪漫才真正开场：那是短不了饿死为止的一切不适与烦恼，外加一点危险作佐料。至于行路的方式，通常由你挑——我说的是华南和华中，不是北方，北方时兴不装弹簧的骡车——轿子、马，或是自己的两条腿；到后来，只要你多少算个能走路的人，总归要落到最后一样上：翻陡峭的山径，上下多石的深沟，走干河床上乱石堆里的路，过一棵树干搭成的桥，或是沿着峭壁上凿出来的窄檐——有时那檐子还探出崖外，底下拿几根晃悠悠的木梁插进石头里撑着——这时两条腿最稳当，也最舒服。

在这些大道上赶路，每天分作一站，平均二十到二十五英里；一站走完，就在所谓客店里吃饭歇息——那客店实在是马厩与猪圈之间的东西，饭食也往往同喂那些宝贝牲口的差不多；而那些牲口所受的照料，一般还胜过它们的人类对手，那两条腿的驮畜——吃苦耐劳的中国苦力。

帝国正陷在太平天国大乱里的时候——那场乱子把中国的花园、开阔的长江流域，实实在在变成了一片哀鸿遍野的荒原——我正穿过那片百来英里宽的无人地带，当时它隔开了叛军的战线与官军统帅的大营；官军那时正一点点收紧绳索，围住太平天国那座注定要陷落的都城南京。我带着两名吓坏了的苦力，替我挑着铺盖和干粮，在一片绝了人烟的地方走了三天，夜里宿在废弃的城镇上，睡在坍了的屋子里，多半躺在碎砖地上——房子的木料早被交战双方拆光当柴烧了——这儿一具那儿一具没埋的尸首，还没让野兽啃干净。我只当这地方真的一个人也没有了。这地方荒了多少年，看野禽就知道：每一口塘上都盖满了野鸭，一群群野鸡驯得像家养的，塞满了再没人种的田地。

一天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到了一座镇上，离围城将军的大营只剩一天路程。我的人从一间铺面上拆下几扇破窗框——我们正是在那铺子塌了一半的顶下暂避风雨——忙着做饭。镇外山坡上立着一座古庙，我打定主意去看看。我独自溜达过去，正站在敞开的庙门边，赏玩那建筑匀称的间架，冷不防一声没有，我已被掀翻在地——十几条壮汉按住我，飞快地拿粗绳把我捆上。方才那一片寂静，换成了只有中国人激动时才发得出的那种吼声——在那吼声里，我一个字也插不进去。我只听得出一片「打！打！」——「杀，杀！」；喧嚷越大，越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更多的人，连孩子带女人；我的衣裳被扒了，泥块石头劈头盖脸砸下来；末了我浑身血污青肿，半昏迷地被拖走，扔进一间肮脏的地窖。窖外我听见聚着的人群在激动地议论怎样处置我——所幸这时已有几位年长的人加了进来。「杀了他！吊死他！」——我只听得出这几个字；不过等我看见村中长老们在一簇好看的中国灯笼照映下出场，心里就没那么慌了。

村中长老是自古传下来的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多少条人命——洋人的、本地人的——都亏它从暴怒的人群手里救了下来：他们极受百姓敬重，平常时候，他们一句话就是法，地方官也认他们这个位分。不过有时候人群的性子是被外来的、拿钱买通来杀人的地痞挑动起来的，受害的通常是传教士；中国士大夫恨一种外来的宗教（这也不算不近人情），隔些时候便有一个倒霉的传教士给这份恨作了牺牲。我这一回，闹起来的只是躲进庙里避难的本地人，长老们镇得住——等吵嚷渐渐平息，我听见他们对众人说：明日一早把我活着押到附近官军营里去，当作叛军的奸细上刑审问。随后他们把我关好，门上加了锁，各自安歇。

中国这一带一月里的冬夜冷得刺骨，霜很硬；我最担心的是：身子动弹不得，绳子又勒住了血脉，这一夜熬不熬得过去。照那情形我怕是活不下来，幸而我这副身子骨没有受这一试。我那两名忠心的苦力一路跟了来，不到半夜就把我找着了；他们设法叫长老们相信：我是去见官军统帅的；我是个「英国大商人」，不是那时在叛军队伍里打仗的众多英美人之一（那些人三年后南京城破时几乎被杀绝了）；我是来给官军供应洋枪洋药的（其实并没有这回事）。至于我从叛军大营来——我在那里同「忠王」有过一次极有意思的会见——以及我身上带着「天王」（叛军首领洪秀全）发的一张明黄大护照，他们也机灵地解说过去，长老们听了满意；更要紧的是，他们把长老们吓住了：谁要动一个英国人的一根头发，随后必有可怕的报复——在巴夏礼和戈登那些好年头里，我们的声威就是这样。

长话短说：我被放了，还被护送回镇上我们的宿处。我精疲力竭躺在铺上，长老们又来了，求我不要治他们的罪；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的衣裳和已成碎片的表链送了回来，还有我那支左轮手枪——幸而完好无损。在极不舒服的屋子里歇了一天，裹在那条暖和的棉被里——凡在中国旅行的人都带着这么一条——我便能动身前往那座设防的大营了。我把名片递给将军，他接见我时神色略带疑忌，却很想谈谈，尤其看中我那支双扳机的「特兰特」左轮。我依他所请朝四十码开外的靶子放了一枪，凑巧正中靶心，将军大喜，竟要留我做他的卫队，还许我一个标致的年轻姑娘做妻子。官军待百姓虽比叛军好些，可就凭他们那些习气，自重的欧洲人哪一边也不能投效，除非给他一支独立的指挥权，而这是从来不肯给的。何况我此来是为包一条轮船替他们沿长江运兵——这桩生意我后来做成了——并不是来玩打仗的，尽管能在那样难得的境况里看看中国人的生活，实在诱人。

在那片古怪的土地上，我经历过的奇遇还有许多，可是没有一桩比一八六一年一月我从叛军大营到官军大营的那趟跋涉，在我心里留下更深的印迹。

一条新路

中国文明里最触目的缺陷之一，是没有一样东西真正称得上路。这么一个泱泱大国，人口这么多，许多方面又这么文明，竟在没有一条像样的往来之路的情形下，比历史上任何帝国都维持得久，实在奇怪。可怪的倒是：中国何以没有一直是孔子时代那种实际上各自为政的列国之局，像今日的欧洲这样。公元前三世纪的事，传下来的细节太少——正是那些事导致全国统一于秦始皇「始皇帝」的专制之下——我们无从明白这位中国的拿破仑何以成功，而两千年后欧洲一位更了不起的天才做同样的尝试，却一败涂地。我们只知道四百年后中国又裂成「三国」，此后又经一个世纪的自相残杀才重归一统。自那以后，历代易姓改号虽经过许多争斗，却再没有出现过分裂的企图；其实，哪一省若想自立，似乎再容易不过：省界多半是无路可通的山地，任你多少兵来，都能挡在外面。不过如今已没有分裂的动机：构成中国本部的许多区域，早已熔铸得严丝合缝，往来也极活络——

第八章一条新路（续）·中国的硫磺浴

——尽管这往来所遇的困难，换一个没有这般耐性的民族早就却步了。

四川省群山环抱，幅员广大，天然疆界之固，没有哪一省比得上；它作为「蜀」国，在三国之乱里也确曾一度自立过一朝。湖北方面的进兵最后如何击破夔府以下峡口布防的蜀军，至今还有遗迹指给过路人看：那些残墙旧垒，还有凿在崖面上的那一道奇绝的石级——那面崖壁是「风箱峡」的南壁；相传凭这道石级，守军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阵地被抄了后路，营盘遭到突袭，那位分庭抗礼的皇帝被杀，四川一时的自立从此断绝。这处古迹如今顶上立着一座位置极好的庙，叫白帝城。

中国的往来之路败坏到这步田地，而从前有过较好道路的痕迹又处处可见，有一种说得通的解释：本朝入关之初立足未稳，故意任其荒废。十七世纪前期，满洲人的开国之主一举夺下北京；他们人数太少，面对一个庞大而怀敌意的人口，花了两朝才完全压服；据说他们便有意听任前明留下的那些好路彻底朽坏。无论如何，今日的中国并无一套养路的制度，于是道路难免受荒废与侵占之害，许多地方以至荡然无存。

把四川盆地同湖北平原隔开的那道山脉，算不得很高，却极其嶙峋险峻，横亘约莫两百英里；众所周知，贯穿它的只有长江这一条细线——长江在这里替自己找到了、或者说凿出了一条比较平坦的路，几乎全程两壁都是高崖。这条路是华东与华西之间往来的干道。可是只要在这条奔腾急流上走的船，仍旧只能靠人的筋肉推进，其安危仍旧系于一根篾缆的结实与否，它就是、并且永远是一条险路。因此事故频仍；旅客丧命也许还不算多，纤夫的伤亡却实在骇人：他们身上套着五百码长的纤绳，在近乎垂直的崖壁上、在巨大而锋利的乱石堆里艰难攀爬，一失足，非死即残，我们自己就见得太多了。由于水位涨落极大极快，最高与最低之差可达两百英尺，永久性的纤道根本修不成；于是在这一带，夏季水急时，一天走上八到十英里就算不错；而这样的一天一天，还常常被半个月的停工打断——船擦了暗礁，得拖到一边修好才能再走。

要动这个念头，自然只能由中国官府先开口；他们本来多半会像近来抵制这条线上行轮那样，同样激烈、同样成功地抵制任何改良——若不是十来年前他们中间有一位的两个儿子淹死了。正如在英国，据说非得牺牲一位铁路董事，才逼得出改良的刹车，在中国，也非得一条官船连人带船沉掉，才能让地方官的心思稍稍转到改善交通上来。已故的鲍将军，即一般所称的鲍超，是太平天国之乱中的名人之一，戡乱时他担着极重的角色。朝廷酬庸，授他驻防夔州府——为与湖北的归州相区别，通常称作夔府——那是四川的大门户城；他那座宽阔的衙门至今仍是当地一景。他家眷的覆没（他自己也没在这之后活多久）促成了旧议重提：在三峡中开一条陆路。这件工程在天然条件上并没有不可克服的难处，只是在中国更棘手的那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仍旧摆在面前。最后四川、湖北两省的抚台似乎议定了：路照修，各省修各省的一段。宜昌到夔州府，按经度算实距一百英里，加上绕山沟的弯曲，新路要走的路程大概不下两百英里。其中约六十英里是夔府到省界的一段，归四川办；余下一百四十英里归湖北当局修筑。

四川的一段于一八九〇年顺利完工，湖北的一段却至今未动一锹，于是这条路走到那道几乎无法通行的深沟边上就断了，那道沟正是省界。沟里流着一条山溪，名叫鳊鱼溪，它从南面切开荒僻的巫峡，切口离峡的上端（西端）约二十英里。

中国方志上记的里程是：宜昌至省界四百三十五里，省界至夔府一百九十五里，合计穿三峡共六百三十里，照三里合一英里折算，是二百一十英里。看着这样一条砌得结结实实的路，在这些荒凉无人的山面上蜿蜒而行，已经够奇；更奇的是它在半山腰上、在一道过不去的深沟边，戛然而止。不过旅人在船上闷了十天半月，见着它出现总是欢迎的：总算有机会走一走路，不必再在乱石上绊跌，或是去爬那种除了山羊和纤夫谁也别想平安走过的山坡——连纤夫也常出事。他这份高兴，只稍稍被两件事扫了兴：一是这工程若完工，连船都可以不坐了，如今却只开了个头；二是在宜昌听说，湖北那一段近期没有开工的指望，因为凑不出估算所需的二百五十万两银子。四川那一段据说花了九十万两，合每英里一万五千两，就实际做成的工程而论，似乎贵得离谱。

一八九二年五月，我们得便亲自在已完工的路段上走了一趟，此后也常走；因此能把我们实地察看这项工程的所得记下来。这些所得，除了对当地旅人有实用价值之外，对远处研究中国政情的人也有一点意思：它把中国人办公共工程的一套做法摆了出来。

我们头一回上到这条路，是在培石附近；过了四川省界之后，培石是第一处有人烟的地方。培石是个疏疏落落的村子，有一座花花绿绿的庙点缀着，建在一层石灰岩的台地上，刚好够不着夏天的洪水——大约高出当时水面一百英尺。从这台地到水边是垂直的，可是台地后面山势略开，够得上稀稀拉拉种些庄稼。再往上，崖壁重新称王，峡的两道墙夹紧了收窄的江面。新路就是在这里从崖壁上炸出来的，沿路都还看得见当初为装火药钻的炮眼。路面宽五到六英尺，它所处的这条石凹高约八英尺。较小的边沟多半用石工筑坝堵住，路从坝上横过，与那时有时无的水流成直角。较大的边沟，以及有常年瀑布的，都用高桥牢牢架过，桥面多为十英尺宽。

有些边沟口子太阔，路本该横过的地方不便架桥，路便折向内里，一路升高，有的地方要升好几百英尺，靠一段段实砌的石级，直到找着一处窄地方好过去。凡挤得下的角落，以及许多本来挤不下、只能侵占路面才挤得下的地方，都被有心计的本地人搭起了气味不佳的歇脚处，好伺候疲乏的旅客；论它们该填补的需要，与日本的茶屋相仿，可日本茶屋以整洁明亮、主人和气而招人喜欢，这些棚子却以又脏又寒碜叫敏感的西洋人掉头。然而指望中的旅客至今还没出现。我们从船上找了个爬得上去的地方，在一片巨石的「溜槽」上攀了两百英尺，才登上那条路；上去之后，人家问我们的头一句话就是：「湖北那条路几时修啊？」这家主人为着将来的客流，已经盖起一所像样的平房，土混凝土的墙，瓦顶，正门前有一道台阶，底下敞着一层，以陡峭的山坡为地面，作牛羊圈用——就道理说，与意大利农家的房子颇有些像，尽管在结实和宽敞上差得远。这位主人还在耐着性子等他这番进取得到报偿，而耐性正是中国人最大的力量。新路沿线还有几百个这样的棚主、卖茶卖酒卖烟的人，境况都一样。凡是能占的角落都被占了；可我们在这条路穿过的两个峡——巫峡与风箱峡——里走来走去，总共只碰见过六个人。

「百姓」够有进取心的；可一遇上革新，上层与治人者之无能，简直不可思议；偏偏每逢要抵制一项外来的改良，被推出来当替罪羊的又是百姓。五年前，凡在长江上游行走的洋人，哪一个没被百姓问过「你们的轮船几时来呀？」要是轮船真来了，它难道不会得到同三十一年前第一艘轮船开到汉口时一样的好奇与敬重？准会的；虽说某些「既得利益」会一时受些损失——其实重庆开设洋关时它们已经受过一次了：对新关与宜昌之间沿江各城镇官员的守旧利益来说，再没有比这更重的一击。既然如此（照我们从前的拉丁文法书上的说法），这条新的「崖边路」一旦修成，无疑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问题是：它修得成吗？

巫峡长二十五英里；在它上段一带，左岸的山仍旧壁立——照本地方志的说法，陡得「鸟无栖处，猿无立足」——右岸却开阔了些，容得下几处安稳的村落，藏在竹丛和黄葛树丛中间，深沟里垒着巴掌大的梯田。你不能指望精打细算的农夫会耐着性子，看着一条阔到五英尺的「官道」从他田里蜿蜒而过；于是，尽管筑路的人已经很体谅，把合同上那无用的十英尺宽（即中国的一丈）缩成了实际大半路段的五英尺，他们一转背，农夫就动手「纠正」起来；路修成两年，他已经卓有成效：在稻田之间，他已把它收拾到合情合理的十二英寸宽（原文如此），英制！

到了溯江而上所到的第一座四川城——巫山——路换到左岸；也就是说，它在这一岸的高处断掉，又在对岸一二英里之外重新开始，让旅人自己想办法「接驳」。我们的接驳办法是：好不容易从陡岸上连滚带爬地下去——夜里下过大雨，泥滑得很——在江边石头上顶着大太阳坐了两个钟头，扯着嗓子喊船来渡——我们自己的住家船已经先上城里去了。巫山是一座风景很好的城，有城墙，建在高峻的塘台山伸出的一道山嘴上；冬天山顶积雪，做背景极好看。

这座「太阳的台」五月里看去是一块拼布：新播了玉米的紫色田地，夹着新近收过大麦留下的黄茬；山上那许多树丛和庙宇，远看已分辨不清。我们终于渡过江，才发现巫山这座地势如此雄伟、扼着大峡入口的城，最好是远看。走近一瞧，它同大多数不曾受过「西洋」实业这根魔杖点化的中国城市一样，破败、失修，通体是一副穷相。从这里到下一个峡口，二十五英里，地势较开，路就简单了，不过是把中国旧有的小路修一修，过深沟的地方用石工砌起来，大部分不铺石，只在上下坡处铺：这些地方，那些长而浅的台阶外沿一般包了石头。这里同别处一样，路正被农夫和店家稳稳地一点点蚕食。

风箱峡的入口——这名字是船工照峡壁上一处显眼的钟乳石取的，方志上则有个更有诗意的名字，叫瞿塘峡，即「怕人的深潭」之峡——在夔府下游十英里处；路在这里绕过一个转角，从那里丢一块石头，可以垂直落下两百英尺进江里；行人到此，眼前豁然是一片惊心动魄的野景。江水像一条线在垂直的石灰岩崖间盘绕，木船没有顺风便过不去——好在顺风难得要等上一两天以上。这一段离起点夔关只有几英里（十英里），是修得最好的一段：宽六英尺，上有八英尺净空，而且——给头晕的人添了一重福气——居然有一道一英尺高的矮栏。它靠一长段一长段的石级忽上忽下，走法奇特得很；有一处高出江面五百多英尺。我们动身走这一段的那天早上，吩咐我们的船趁顺风先行，到峡的上口外白帝城脚下等我们，然后兴冲冲上路，打算走七英里。到后来日头晒得人发晕，我们只盼回船上吃早饭，忽见前面山头上「白帝城」赫然在望，心里一喜；我们与它之间只隔着一道陡沟，于是顺着新路那道好石阶下到沟里去。

到了沟底，我们又惊又恼：脚下竟是一条宽阔湍急的大江支流的高泥岸，既不能涉，也不能泅：它在垂直的岸壁间给自己切出了一道深槽，根本下不去。跟在我们后头的两个本地行人，看见没有桥，似乎同我们一样意外；总之大家都傻了眼。那两位本地同伴动身沿谷而上，去找据说在十里（三英里）外的一座桥；我们则重新爬上山，到一座小庙里，庙里的和尚指给我们一条陡峭的之字小路下到长江边，又替我们说合雇了一条船。这样我们总算过了江，在对岸崎岖的山路上又连爬带走了好一程，最后回到船上，早饭已经迟了两个钟头。这里需要的是一座高高的轻便吊桥。有没有哪位阔绰的「蛮夷」肯出钱造一座，借此不朽？这样一桩「善举」所能做到的，让人领情我们这基督教文明，恐怕胜过全中国的「布道团」加在一起至今所成就的。照中国的习惯，这原是分内之事；只可惜照我们的习惯，却不是。

新路若能修成，旅客坐轿也好，骑马也好，一星期便可穿过三峡，从宜昌到夔府，而且没有危险。五月里我们坐一条轻便的船，走了十三天，还追上了比我们早四天出发的一条客船。七月里，这一段有时要走上一个月——其中的难处，从下面这件事可以想见：夏天涨水的时候，这六百里所费的时间，差不多同夔府到重庆那剩下的一千二百里一样多。可是它修得成吗？

如前所说，这条新路已经在遭「虫蛀锈坏」，也遭「贼挖窟窿来偷」，那便是棚户和农夫；更不必说它天生的敌人——山洪与塌方。就连风箱峡里路修得最好的一段，那现成的平台也太诱人，农夫抵挡不住。他仔仔细细在三分之一的路宽上铺了一层土，用一道干砌石墙把土拦住，就在这样得来的地面上种了两行长势很好的玉米；而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每一个空角落里都在冒出茶馆。在中国，隔一阵子像是会鼓起一股劲，去办一件有用而久已该办的公共工程；可一旦这股劲把事情办成，此后便再无人过问。修缮维护没有经费，也没有、更不派守护的人，去保住这样一件既成的工程不受私人贪心的侵夺。所以，对今后到重庆去的客人和住在那里的人来说，一个大问题是：重庆如今虽已开埠，却是最难到达的一个通商口岸，通往那里的这一段现成的路，会不会在其余部分修成之前先烂掉？

中国的硫磺浴

重庆以南二十英里，那道屏蔽着四川商业中心东面的山脉里，藏着一条僻静的山谷，谷底冒出一处温泉，中国人叫作温塘。我们从没到过中国内地的水疗地，心想圣诞节去温塘走一趟，正好作个假日的消遣；于是收拾了铺盖和换洗衣服，在一个平安夜动身。我们坐渡船过大江到海棠溪——那是一个长长散散的村子，由一条狭窄曲折、尽是陡石级的街道组成，也是贵州大道的起点——再上行一千英尺到黄葛垭（榕树垭）：垭口的名字来自一丛极好的黄葛树，把那条盘旋石级最后几百码遮在荫里，石级尽头便是垭顶，高出江面一千英尺。我们把老君洞那座林木极美的山峰撇在左首——山上一层层殿宇庙堂，一进高过一进（有人说那是纪念公元前六百年老子在此隐居）——穿过那个「街村」：它那条狭窄的、上面有顶的街，是从重庆往南去的旅客第一处歇脚地。这个垭口通向一条高谷，东面另有一道更高的松林山脉作界；谷底这一段宽半英里，辟成一层层没有尽头的稻田，此刻披着冬装，一汪汪静水却很清；田埂上一片新绿，是刚要开花的豆苗。

第九章中国的硫磺浴（续）·长江上游的「新滩」与第一艘轮船抵达重庆

这一带山脉的骨干都是石灰岩，山腰上却富有倾斜的四川红砂岩层。大道领着我们顺谷而下，坡度极缓，几乎觉不出来，走约六英里，到了房屋稠密的市镇老场（旧的集市）；另有一个市镇叫新场（新的集市），在谷坡上，正对着黄葛垭。到这里大道横过谷地，走一道垫高的堤路，路面宽四到六英尺，铺着又硬又滑的石灰岩块；过后不久便爬上第二道山脉，翻出去到外面的地方，再翻过更高的山——那些山脊是两省的分界，晴朗的夏日里远远还看得见它们青色的轮廓。可是这个冬天时节，一切都裹在雾霭里，我们在薄雾中走路，静而凉爽，人很受用。

在老场，我们照例在敞开的饭铺里吃午饭，照例被一圈好奇的人围住。此后我们的路一直顺谷而下；谷一收窄，路便开始上升，沿着极陡的山坡走。这上坡出乎意料，加上谷里并无溪流，可见排水在地下；后来谷底那些落水洞，以及谷口那道把下端完全封住的高岭，更是直接的证据。地面呈出纯石灰岩区域的野相：除了一道道狰狞的深灰色岩脊，一浪高过一浪，几乎垂直地翘起，此外一望之下不见人迹，也不见草木。可是走近细看，视线顺着岩层扫过去，便见一行一行锯齿般、像酸模嫩芽似的罂粟苗——十一月下的种，此时刚从岩缝间那点薄土里冒出来；那点土还是从最近的镇上一担担挑粪来辛苦培起来的。过了这一段贫瘠地（若是别的民族住在这里，它就真是贫瘠地了），谷里的秀色又回来了：高处冠着矮橡、棕榈和黄葛的丛林，谷底是平整的罂粟田，山坡上是含笑的农家，四围围着常绿树丛。我们的小路刚够马站住蹄子，是在陡坡上凿出来的；因为比较平坦，此刻走得很惬意；凿面的石壁上装点着铁线蕨和许多粉色的野花。这样又走了五英里，谷地尽于一道山岭；爬到岭顶，地势便陡落下去，我们进了温塘的山谷。

顺着一条最难走的小路，铺满松动的石灰岩碎块，险险地下了大约五百英尺，终于望见一条蜿蜒的碧水，水上架着一座极坚实好看的三孔桥；桥那边一条铺得很好的宽路，通到一个小村的门楼下。那村子挤挤挨挨，偎在这条浪漫僻静的谷中最陡的山间，除了最难走的山路之外，像是同外界断绝了一切往来。松林的山峰半掩在云里，谷中满是雾气，温泉的蒸汽又添了几分。我们过了桥，进了那肮脏的村子——一个中国式的芦之汤（原注：芦之汤是日本香客最多的硫磺浴场。——立德夫人）——在最好的客店最好的房间里住下，那就是一间还算干净的大棚屋，里面满是人，我们占了一个角。

浴池就在紧旁边，我们立刻满足了好奇心，看看中国有名的「浴」究竟是怎么回事；本来只准备见识见识脏，不料大出意外，觉得不错，当下便毫不犹豫下了公共池子；池水很提神，只是热得有点难受。浴池砌了墙，上覆高高的瓦顶；分作两池，男一池，女一池，男池约三十英尺见方，水深三英尺左右。池的两面是天然的嶙峋石灰岩，这样的石头摆在上海的园子里会是很好的点缀；另外两面是宽阔的石级，下水和站立都很舒服。同中国一切这类东西一样，此浴人人可用，不取分文。这天傍晚水里有两三个男孩和男人；不过流进来的水极大，池水因此不停地换，所以我们同本地浴客一同下水并不迟疑。水是清的，硫磺味很重。

进水口在水面以下，看不见；但照流出去的那股大水判断，水量几乎是无限的；当地人说，冬夏一样。浴池旁边有一座庙，几块大石碑记着它的创建，碑文已经辨不出来了。中国没有一处天然奇景不向那看不见的神灵献上一份谢仪；这一份虔敬之情，在四川尤其显著，如今一种外来教门正在大力布道，它的命运将如何？也许那教门若得了势，中国便会照美国的样子开化：在美国，几乎每一处天然的美景与上天的赐予都被「基督教」的投机商独占了，除非口袋里塞满了钱，谁也别想享用！而在这个「异教」国家，在中国西部这里，宗教是进到百姓生活里去的，不是一件看情形穿上脱下的外衣。所以像收费的桥、收费的路这种事，所谓「异教徒」深恶痛绝；各处的穷人都有免费的渡船（在重庆，整个冬天还有免费的米），需要的话还有免费的住处。也没有大片的私人围地把山顶圈起来，不许游人上去，像英国许多风景最美的山区那样。这里一切都是敞开的，打猎的人都知道；享用的自由，人人有份。

近旁有一个极大的石灰岩洞，洞里流出一条清冷的河，洞口照例又有一座镀金的观音龛作点缀。点了蜡烛可以进去五十码远，那里为安全起见设了栅栏，再往里就不能进了。不过在中国人眼里，这一带最大的名胜，是某姓彭的人家的别业：八十年前他在邻谷里替自己造了一所气派的园林，离此两英里。那些屋宇园林之广大、造价之骇人，使他被当作妖怪；照乡下人的说法，铁证是他自己给的：他每天早上用冷水沐浴。我们去看这座有名的别业——叫彭鹤林——是溯温塘河的谷而上，沿着一条路爬上一道景色浪漫的林谷侧坡，谷底那条河从近乎直立的石灰岩层所成的一级级石阶上跌落，成串的小瀑布。这样，去彭鹤林的一路走得极愉快，那地方本身却不值得远道专程来看。那位了不得的「妖怪」三十年前已经过世，这座精致的宅第和园子从此一天天败下去。门前那口极好的荷花池，足有一英亩，已经改成了稻田。门前那道宽石台有几处正在坍塌。屋子里面——那格局叫人想起一座头等佛寺的殿宇——凡能搬动的木器都被人搬走了；花坛如今种上了白菜。正花园里那些弯弯的墙还立着，绕得像个迷宫，可是木造的亭子没有了，只剩下搬不动的石凳石桌。树还在，而且是极好的树，只是我们叫不出名字。有一种很秀气的杉树，叶子像羽毛，当地人叫它猫尾松。

屋后——我们虽没数，据说共有三十六个院子——有成片珍稀佳木的林子，一直上到作这处产业背景的山脊；林中有铺石的好走道，什么天气都走得。到目前为止，这些树总算侥幸逃过了那个毁林者的手；那毁林者正卖力把美丽的四川变成荒漠，而四川北边界外的几省，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了。

这样，非看不可的名胜很快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在一场苏格兰式的濛濛细雨里走回去，浑身湿透，对这趟圣诞出游很满意，可更满意的是回到一所像样的房子里，生起火来把衣裳烤干。在这种气候里，水分不会蒸发，客店里又终年潮气蒸腾，旅人怎么熬得过雨天，只能归功于这个抽鸦片的民族惊人的耐苦本领。换了欧洲人是会送命的；因此这个季节我们出门，至多不敢离家三两天。只要人一直在外头走着倒还好，难受的是在又潮又漏的棚屋里过的那些漫漫冬夜。而在这条通往贵州、云南的大道上，不论什么天气，坐轿的、骑马的、步行的旅客络绎不绝，看上去个个对现成的食宿满意得很。我们这一辈在中国的欧洲人，有没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旅行变得舒服些？再问一句：真变舒服了，本地人会比现在更快活吗？他们所求不多，对现状也并无不满。

长江上游的「新滩」与第一艘轮船抵达重庆

如今所称的「新滩」——虽然湖北那个老新滩，在宜昌上游五十英里处，至今还叫这个名字，而且直到一八九六年九月云阳发生山崩之前，一直是长江上游最难对付的一处险阻——仍旧是四川贸易上的一大梗阻。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们坐小轮船「利川号」过此滩时——我们正想给那些较大的轮船开出路来，指望它们不久就能往来于宜昌与重庆之间——见滩下那一段江面停着三百二十七条木船，等着轮到自己上滩。我们从云阳城来，绕过那个山嘴，这一片宽阔的江面豁然展开，简直像驶进了一个广大而如画的内港，港里挤满了往来的船。跑重庆生意的大木船，载重从十吨到一百三十吨不等，沿两岸系泊了一英里多长；无数舢板小船来回穿梭，渡客人，给木船和船上的人送供应。上头的木船正在卸货，预备拉上滩去；一队队苦力背着纱包和曼彻斯特货，在两岸临时踩出来的陡峭石路上，一上一下地呻吟着挪步。这里的江谷宽约三四英里，两边是陡山；山下是一带起伏的丘陵，由山上崩落堆积的碎屑积成；

第十章长江上游的「新滩」（续）·长江上游的险途

河床是一层坚硬的灰色砂岩，江水在里头切出一道槽。眼下正当枯水，槽的两旁留着一道道高耸、顶面平整、棱角峥嵘的岩脊，江水从中间夹束奔泻，成了一股急流。这样的地形，从云阳（意为「云中之日」——用在四川最是贴切）到万县（我此刻就在万县写信）之间，绵延一百英里还不止。这些平顶岩滩，每年五月到十一月都淹在水下，那时江水几乎填满整条河谷，行船最险。一八九六年九月，北岸（即左岸）后面那道陡峻山脊整块塌下来，山脚崩落的大堆碎屑——带棱的大石块夹着硬黏土——正是从这道如今高出水面六十英尺的岩缘上倾泻下去，填进了原先那里的一个水湾，堆出一条又长又高、向江心伸出的岬嘴，把江面从四百码逼到只剩约一百五十码：一夜之间，一段平静的江面变成了一处狂暴的急滩，一百码之内落差有十到十二英尺。还有一道如今半沉在水里的礁脉，从右岸斜插过来，直伸到新成岬嘴的三分之二处，使这处急滩愈发凶险。

整整一年前，我就在这地方写过一篇东西，记这桩奇特的变故，也记中国人当时为收拾它的后果所下的功夫。那时有两千人的一支队伍在挖那道岬嘴：石匠把大块岩石凿成搬得动的碎块，苦力把撬松的泥土和巨砾运走，倒进急滩下方那个大漩涡里——那漩涡正占着被江水淘空的旧水湾。就这样，去年把岬尖削去了约一百五十英尺，一直挖到冬季最低水位，江面也随之展宽；只等水涨起五六英尺，木船便能从新辟出来的水道里拉纤上行。一八九八年一月复工，这一回有工程师按科学办法指挥——据说是应湖北、四川两省当局之请派来的——泰勒、格雷·唐纳德、迈尔斯三位先生，都出自大清海关的灯塔处。

这几位先生「从清早做到露下」，两岸都动手，江心的礁脉上也动手，手里的器具却极不够用：都是临时在上海能凑到的东西，炸药有限，电器不足，火药还是本地造的次货。可是到此不过短短一段时日，工程已经做得惊人：岬嘴上挖出了大缺口，愈挖显得愈宽愈高；江心礁脉去掉了不少，紧靠右岸的一段也去掉了，挖下来的碴子正好用来在南岸崖下垫出一条纤道。不过这桩工程看来到下一个冬天也完不了：还有两百多万立方英尺的土石要搬走，而再过一个月江水一涨，工又得停到十二月。

我们到的那天傍晚很有运气，正赶上江心礁脉上一次大爆破——那是多日准备的收尾之作。炸药埋在水下，用电线接到上游一百码处一只泊住的小船上，从船上引爆。炸起来像一次小小的火山喷发，碎石纷纷落进跌水上方那片镜子似的水面，有些还落到远处，离泰勒先生操作引爆的那只船近得危险。我们稳稳站在对岸高处，看得比二十二年前我在纽约见的「地狱门」爆破还要过瘾。那一回观众不许走近，只看见抛起一道不高的水柱，底下被掏空的暗礁处海面一阵翻动，转眼就平了。

与此同时，我们脚下的地上也在不断响起小小的火药爆炸：那是用导火索定时点燃的小炮眼，为的是把白天挖出来的大块岩石炸小，好在第二天搬运。暮色渐浓，一块块岩石顶上冒出火光和一小股一小股白烟，给这片本就荒奇的景致又添了几分好看。崩起的碎石飞得很慢，真要躲也不难躲。

经过上一年的工程，这道急滩确实缓和了不少，尤其是在贴近水面处开出了一条路，纤夫可以拉着缆走——每条上行的木船都在船内系上三根稳索，防它在急流里打横。岸上每隔一段就打进石桩，拉力大到人吃不住时，好把缆绕在桩上挽住。人这样站在近旁，看那股水势和那些大浪，是很惊心的景象：一条木船全靠三根粗竹缆、每根缆一百人，一寸一寸地往上拽。再往江心去，浪常常把小船打翻——有些船老大不是太穷就是太省，不肯雇本地的熟手引水；可要是贴岸太近，又容易被下面的漩涡卷住。这里几乎天天有人淹死；人一落水就像石头一样往下沉。格雷·唐纳德先生告诉我们，他曾见过一条木船竖着立起来，半截露在水面上。因此在滑溜溜的江心礁上做工是提心吊胆的活计：脚下一失，人就没了。

去年博恩先生估算，把货物运进四川的商人，单在挑运和加雇纤夫的工钱上，就要损失货值的百分之二点五；这还没算利息上的损失，那又可以算作百分之二点五。木船在这里一耽搁就是一到三个月，有些干脆过不去。眼下每天上行的大木船有五六条。若能安排一班木船专走滩下、另一班专走滩上，两下换货，难处似乎就迎刃而解；可是由于种种缘故——这里说不尽——这办法看来行不通。我们自己过滩时也着实提心：万一像先前两处急滩那样断了缆，这条小轮船绝挨不过它要闯的那片狂浪，早给掀翻了。当时我们在最吃紧的关口断了一根拖缆，幸而另外两根挺住，总算平安过去，只是浇了一身透湿。

格雷·唐纳德先生说，他在埃及的瓦迪哈勒法见过两千人拉一条轮船上滩，拉纤的是埃及兵，个个壮实，一个抵得上三个中国人；不过那边的急滩比这里更凶，也更长。

平安泊进滩上的缓水之后，我们同这几位好朋友满满斟了一杯香槟。这道千难万阻的急滩总算过了，彼此道贺，又各自祝对方在这桩前所未有的事业上顺遂，便一路欢欢喜喜地走了。

三月九日，重庆。我们刚上岸，这一趟走得再惊险不过。「利川号」的种种难关都闯过来了，昨天下午三点到了重庆下游的海关站唐家沱；应欢迎委员会之请，我们在那里候到今天上午九点，本地的外国侨民下来迎接，船上载着约五十人，鞭炮铺天盖地，我们就这样凯旋似的进了口岸。中国方面派了六条炮船来接；这一天日头格外好，场面很漂亮。当场宣读了一篇欢迎词，全体侨民都签了名，英国领事也签了，人却没有露面。这趟航程，途中我好几次以为要半途而废，如今总算圆满收场。

在下游我们曾等了两天，打发人从陆路去弄煤；二月二十八日以后只剩一台水泵，锅炉里要保住水很费事。

四天前，趁着满月，我们在一道峡里全速行驶，那里水平得像死水，看着深不见底，不料撞上一块暗礁，船舱底下磕出一个洞，水柱直往上喷；两边尽是石壁。幸好我前头看见一小片沙滩，赶在炉火被浇灭之前把「利川号」抢滩搁了上去。我们通宵舀水——我们那台蒸汽泵不过是个玩具——把漏处补上，此后便半速前行。若不是这数不清的意外，这趟本可以十天走完，却走了二十天；然而托上天之幸，如今已安安稳稳泊在这口岸里，今天这番风光，先前的辛苦都值了。

在这条轮船到来之前，凡上行的木船，船工历来都要到江边那尊大佛前谢神，感谢一路平安，这是老规矩。我们也学一学这些所谓的异教徒，上岸领受欢迎词之前，先在海关趸船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谢恩礼拜，同前来迎接的人一起唱了《旧百篇》。一八九八年。

长江上游的险途

我们想看看涨水时节的长江上游，便冒险从宜昌走到夔府，再上行到万县，穿过四大峡和几处主要急滩——这个季节，肯冒航行之险的人极少。宜昌到重庆的上水贸易，到六月中旬实际上就停了，要到九月中旬以后才恢复，具体看江水情形和川西雨量多少。凡按常例只在冬季上行过长江上游的人——那正是木船最忙的时候——到夏天怕是认不出这条江了：山洪下来，面目全变。冬天它是一条清澈的山溪，一级一级的跌水中间夹着长长的平流；夏天却成了一股黄褐色的大洪流，把整个河床填得满满的，两边不是直上直下的峭壁，就是陡峻的山坡——礁石全沉在「五噚深处」，处处是深水。冬天那些数不清的急滩，或者整个抹平，或者变成飞快的溜水；偶尔看得见一条木船，在回水和长长的静水湾里张帆上行，或者由两班纤夫拉着，慢慢绕过某个难缠的岬角；可大体上江面像空了一样，冬天围着急滩的那份热闹与生气荡然无存，暑天的困倦仿佛也侵进了稀稀落落的市镇村庄，而在这些村镇之间，一连几天，人简直以为自己是在探一片新的、无人居住的地方。

第十一章长江上游的险途（续）·重游四川

这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若能看见我们上行时的新滩，怕是难以相信会有这样的变化：礁石巨砾全藏在水下，冬天搭在石上的那些棚屋一间不剩，纤夫都回乡下种地去了；剩下的只是一条平滑的大江，宽半英里有余，几乎看不见一条木船；南岸陡坡上散布的好田庄、好宅院，在竹林果树中间打盹；北岸那道长长散散的台地村子，在六月的日头里同样睡着，连一条狗都懒得叫。长江上游的夏与冬，反差就是这样大——那时江水已比冬季水位涨了五六十英尺，到秋天以前还可能再涨六十英尺。新滩涨五十英尺，就等于宜昌枯水位上涨二十五英尺；只有宜昌一处有大清海关人员所作的准确测量，因为水被米仓峡的窄口壅住了。

我们那条吃水浅的木船，把泄滩那道又短又滑又陡的坡爬了上去——落差约八英尺——并不费事。两根拖缆笔直拉过去，绕在缆桩上；那缆桩钉在专为此事砌的一道又宽又结实的石堤上，石堤筑在高水位以上。连放缆在内，整桩事只耽误了我们不到两个钟头。这里要说一句，我们这条船是长江上游称作「舸子」的那种大号四舱住家船，长八十英尺，宽十二英尺，深四英尺，空载吃水约二英尺，好拖，桅高帆大，挂的是轻棉布的斜桁帆，走得快。我们一共雇了四十七个人：常在船上的固定船工十人，岸上纤夫二十四人，小驳船上八人——他们不停地把纤夫从大船送上岸、从这岸送到那岸，或者摆渡他们过支流、绕过那些走不通的地方——最后还有救生船上五人，紧跟在后面，以防出事。

过了泄滩，我们走得慢；江里情形很坏，漩涡有时叫人没办法，尤其牛口滩那一处——英国军舰「伍德拉克号」就是在那里被漩涡甩上石岸，前舱整个撞瘪；后来她那位能干的舰长和勇敢的水兵——尤其是轮机员——就地把船修好，出人意料地又开到了重庆。当时船员用大字把这件事写在岩石上，我们上行时那字已淹在水下。再往上，是二十二英里长的「巫山大峡」，我们苦苦挣了整整三天才翻出来，进到一段相对开阔的水面；这段水面连着四大峡里最后一峡、比巫峡更凶的「风箱峡」，风箱峡在名城夔府下游三英里，峡口上方的左岸立着「白帝城」的残迹。

到风箱峡下口之前，正对黄葛背，有一处打旋的急滩，是那数不清的「倾泻锥」之一造成的——那些看着毫不起眼的小支流，仿佛在从前某一次山后暴雨倾盆之后，把这么一大堆东西吐进了大江。这里右岸是三千英尺的高山，山上有一道极奇特的裂口，教人不能不看得出神。这道裂口两壁相对，相距或有半英里，当地人给它取的名字很贴切，叫「错开峡」。传说大禹当年劈开群山、凿通峡谷，把四川同中国其余地方隔开的那个红色大盆地里的积水排出去时，起初就在错开峡动工，后来发现那里绕不出去，才改攻更高的山，即今日风箱峡所穿的那道山，另凿出现在这条通路。此刻这道窄口里正奔着一股猛流，是上面那片湖一样宽阔的水面漫出来的。

到此为止，我们遇到的不过是坐木船常有的小事故：断拖缆，在急滩里打横（船家叫「打张」，相当于海上失了戗），如此而已；可是在这里，我们这趟航程险些就此收场。傍晚起了一阵很顺的大风，引得我们的引水想张帆穿过这条六英里长的峡。满帆之下，我们顶着流水走得极漂亮；但江水仍在猛涨，生出的漩涡极其可怕，我们这条又大又好的船在漩涡里竟像一只软木塞，任它摆布。船打了个旋，几乎翻过去；幸亏船工费尽力气把帆落下来，把船带到一个岬角背后护住，没有受损。

不过，在峡口被我们赶上的两条大货船就没有这份运气了。其中一条是四川总督雇的，从上海运军火到成都（这两年来军火——连同机关枪——源源不断往西运），被漩涡甩上右边石岸，撞破沉了，船工逃了出来，船篷刚好齐着水面，等水退了兴许还能捞出些货。第二条是五十吨的货船，装着棉纱，漂漂亮亮地张帆冲上急流，在暮色里不见了。我问我们那位已经把船系停过夜的引水：风还在越刮越顺，你为什么不趁风穿过这条难走的峡？他说他没把握天黑前穿得出去。正说着，我们的人一声喊——这个纬度上天说黑就黑——那条大船翻了身，侧着漂了过去，是在中流倾覆的。人几乎看不见，只听见「救命！救命！」的喊声压过急滩的轰鸣，惨不忍闻。这时已经漆黑，我提议让随行的救生船去救；舵手却说黑夜里他不敢去闯漩涡——我想他说得对。两天后我们在夔府听说，那船上约莫一半人被甩下水淹死了，船身即使还漂着、没有在半路撞碎，恐怕也要漂到宜昌外的静水里才停得住。

风箱峡平均宽三百码，有三处被伸出的岩嘴逼到只剩一半宽，这些岩嘴下方，这个季节正翻着白沫的漩涡。我们夜里系船的那道岩嘴是极硬的石灰岩和燧石，看上去像炉渣。它高出眼下水面三四十英尺，夏末涨水时仍要淹没，因此整个表面都被水磨过；只是这石头太硬，冲不出锅穴来——江上上下无数类似的礁石，冲成锅穴的我们见过，眼下还在冲。

这条峡最窄的一处水道，靠近上口，枯水时还看得见当年的石柱和凿在岩上的孔眼：三国鏖战——大汉朝就是由此在公元三世纪走向覆亡——那段富于传奇的年月里，拦江的铁索便是从这里拉过去的。这一带处处是「歌里的故事、书里的传说」。在这地方下面，我们今天还看得见一件奇特的遗迹，鲜明得像才出自古时石匠之手，那就是有名的孟良梯：在这里垂直高约五百英尺的坚硬石灰岩壁上，凿出一排排方孔，每孔直径十四英寸，深约二英尺，当年往里插木梁，孟良的兵便顺着上去攻打，或者下去取水——究竟是哪一样，说不确切。汉朝末一位皇帝刘备，就是「白帝城」的营造者；城名取自传说中庇佑此地的那位天上神明，至今还留着一座为纪念他而建的漂亮庙宇。城里林木掩映的台地上，往下望去，峡的下游景象很壮：最高的一处崖壁高耸约三千英尺；再往上三英里，湖一样的江面左岸，是风景如画的夔府城。

那一夜我们过得不安稳：船在急滩的涌浪里摇，漩涡的轰鸣扰人，山洪还在涨，水势越发凶，一夜之间共涨了约十英尺，缆绳得不停地挪。次日天亮，我们坐救生船过到左岸，爬上陡峭的石岸，登上「新路」。这条路是前任总督在光绪十五年（一八八八年）所修，自夔府向西修到湖北边界，长约五十英里；穿过峡区的一段，是在石灰岩崖上凿出的栈道，外沿砌了矮石栏杆。这条路当初若再往下修八十英里到宜昌，对往来四川的旅人真是无价之宝——他们除了长江这条路，实际上别无选择。如今这路却毫无用处：它在巫峡半中间戛然而止，成了彻头彻尾的死胡同，而且已经在坏下去。占地的人不肯放过那些栈道台面，拿来种庄稼，有的地方把石栏杆拆了，用作土屋的墙基。中国处处如此：偶尔出一位有公心的官员或有钱人，一时要办点改良、修点什么，却无人接手，终于被众人的漠然与恶意糟蹋掉。在我看来，中国若没有欧洲人监督、能像租界里那样维持纪律和秩序，指望有什么切实的改良是没有希望的；听其自便，中国人似乎做不成我们所说的进步。这条路若修成、修得够宽，夔府到宜昌不过一个星期的路程，每年在四大峡急滩中丧命的成千上万人也就保住了。可是眼下看不出它有修完的指望。再过几十年，已经动工的这一点，也会塌的塌、拆的拆，被忘得干干净净。

白帝城是「新路」的西端，如今不过一个小村子。旧日的三合土城墙还存着一段，开着一座古老的城门，路从门里通过去，往上三英里便是城墙高耸的夔府。公元二二一年，刘备就是在这里作最后一战、丧了性命，赫赫的汉朝于是亡于短命的魏。这个季节，人站在高处望着下面两百英尺的平湖，很难想象湖心会有一座制造业的城镇：它每年夏天淹在水下，每年冬天水退后又重新盖起来。可是就在这片如今没在几噚深水下的沙洲上，我见过无数熬盐灶的烟，也在盐井之间走过——井边成千上万的工人忙着各道工序，赶着在短短的冬季里多做一点。夔府的煤又便宜（约合四先令一吨），又多。

到了夔府，这趟航程的凶险实际上就算过去了——至少这个季节如此。从这里到万县，我们连一处急滩的影子都没碰上：风箱峡那道瓶颈把水壅住了，凶猛的庙基滩和人人畏惧的兴隆滩竟完全不存在。江水此时已高出冬季水位足足一百英尺，宽半英里到四分之三英里，在青绿的山坡之间平平地流，一点礁石的影子也看不见。下部山坡上如今满是玉米，深亮的绿，和浸着坡脚的巧克力色江水一对照，很是醒目；而一八九六年山崩造成的「新大滩」旧地，竟毫无人声动静，更叫人惊异。市镇已无痕迹，房子多半迁走，地基淹在水下；不过高处新起了一座漂亮宽敞的建筑——一座供奉船家保护神王爷的新庙，钱是木船帮凑的。冬天里，这道急滩是他们长久的噩梦，其实只要舍得几吨炸药、用得得法，就能除掉。

这趟夏天的长江上游之行，有一件事我们看得明明白白：要办成一条长年的、赚钱的轮船航线，无非是拿出足够的资本、造合用的船罢了。这条航路，英国人是头一个试成的，如今是由英国人办下去，还是拱手让给别人？无论如何，我们从宜昌出发十四天后到达万县，心里打定了主意：这该是我们最后一次坐中国木船上长江上游了。

重游四川

出门能走新路，总是件快事，那份新鲜足以抵偿在这个中世纪国度里陆路旅行所少不了的种种不适。因此，我从宜昌坐船闯滩到了万县，再从万县动身走陆路去省城成都时，心里是有几分愉快期待的——写四川的游记不知多少，据我所知，却没有一本把这条路从头到尾写过。这份期待没有落空，虽说从住家船的舒服里一头扎进中国客店的黑暗、肮脏和难受，加上路烂得叫人光火、挡不住风寒雨湿，这一下子的落差，要过几天习惯了自满心才缓得过来；好在习惯几乎能叫人安于命运的任何变动，不知不觉就接受了无可奈何的事，末了甚至还乐在其中。

行程：

二月十四日　宜昌至万县，走长江

二月二十八日　万县至成都，走陆路，西行

三月十五日　成都至叙府，走岷江，西南偏南

四月二日　叙府至重庆，走长江，东北偏东

共一千一百七十英里

（原注：毕晓普夫人的记述写在其后，篇幅也很短。——立德夫人）

不久之前，我曾有幸向读者讲述过那条穿越三峡的新干道。

第十二章重游四川（续）·从万县到成都

那条大道，当时正由湖北、四川两省总督合力兴修，打算把重庆同宜昌连起来，相距五百四十英里；在此之前，两地之间唯一的直接通路，就是大江那片险恶的水面。四川并入这个庞大帝国已有两千年，这样一件众望所归的新举措，之前竟从未有人试过，实在令人诧异。

上行穿过巫峡时，我们的船约在日落时分到了省界，那地方在培石镇（意为「补还的石头」，典出旧日的一桩争执：湖北的官府在四川地界上采了石头，不得不照赔）下游一个钟头的脚程，我们打算在那里过夜。我料想岸上是一条又宽又平的大路——十年前我在同一地方就走过这样的路——便下了船；船借着顺风，在峡中平静无底的水面上张帆走了，我还没爬完那两百英尺高的乱石碎坡，它已不见了踪影——路就修在那堆碎石之上。我连爬带攀，上到那道托着路基的石堤，堤顶上却是一畦窄窄的豆田，上头一面绝壁，下头一面绝壁。种田人手脚很快，把这条路看作上天赐下的一方台地，好种他们那点庄稼；他们辛辛苦苦把土背上来，厚厚地铺在铺石路面上，眼下正白白享用这一条难得的平地。这还算好的；一边的涵洞——一道山沟接着一道山沟——统统被水冲毁，原处堆着松动的乱石，非小心翼翼爬过去不可，否则便要跌进底下的深渊。天这时黑了下来，不过我料定我的人到了培石便会打发灯笼来接，索性慢慢走；后来果然遇上迎面而来的亮光，苦苦挣了三个钟头，总算平安回到临时的住处——这一路并非没有危险，而我原是打算沿着一条好路作黄昏漫步的。

如此看来，这条四川大道，当年开工时锣鼓喧天，沿途还用最典雅的文言深深刻下无数摩崖碑记，如今短短十年寿数已尽，而且当真是给埋掉了。中国就是这样！

我冒昧说这一段闲话，权当讲修路的一篇训辞，然后再来细说那条有名的「万县大路」。通往四川省城的大道有两条。为首的一条，直到近年还是走的人最多的，叫「大北路」，经山西通北京。马可·波罗西行走的就是这条路，还提到两旁所植的好树——如今可惜只剩下零零星星几株了。直到不久以前，官员在京陛见之后赴四川上任，惯例都走这条路。自从京津铁路修成，他们多半改由海路到上海，再溯长江到万县，然后走陆路到成都；这条路相对而言叫「小北路」，其实走向是正东正西。如今两条路里，走的人远远以它为多，而且素有「全帝国最好的路之一」的名声。全程铺石，各处歇脚的地方都有还算像样的客店。全程分十五站，每站九十里，共一千三百五十里，合四百零五英里；这段路程若按科学的办法测定线路，本可以缩短三分之一。可是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摸到修路的头一条基本道理。他们修这些所谓大道，看来不过是把原有的、连接城镇村落的小路改善一下罢了。这些小路本是顺着地势蜿蜒而成，这里绕开沼泽，那里避开岩石，专拣最好走的走，从不打算克服难处或清除障碍。

（原注：当时汉口至北京的铁路尚未修成。——立德夫人）

似乎为了省下开头的工夫，路上山就取最陡的石阶；到了谷地，本该取直的地方，路却修在分隔水田的矮田埂上，宁可绕田三面，也不肯从中间穿过去。这样一来，路程实际上长了三倍。在山里，铺石路面宽六英尺，常常有八英尺；谷地里原也修成同样的宽度，可是那里的农人一心一意地从两侧掏挖路基，为的是把自家田亩一星半点地扩出去，直挖到铺石崩落，许多地方只剩下一道窄窄的松土梁可走。

中国人虽然连修路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就算他们不吝惜人工与费用也一样——可他们在这样的路上运送巨量货物，却有着无穷的耐性。中国的挑夫，是一切负重牲口里被驱使得最狠的，他不躲任何难处，也从不偷懒。本该教他把力气用在更划算处的有钱中国人，裹着皮裘瘫在轿子里，半裸的苦力却从天亮到日落在泥泞里、在乱石上挣扎，无论寒暑雨雪，不出一声怨言。我们离开万县以后，不巧碰上一个星期的湿冷天气，路面常常是一垄红黏泥，里头稀稀拉拉嵌着几块松动的铺石。不止一次，我们到晚上九点才赶到宿头，靠灯笼照着一步步挑路走；可第二天早晨从不误起，天没亮就起身，天一亮准时上路。最难受的是客店里又湿又烂的地面，有时屋顶还漏，猪圈及其附属之物的气味则是从来少不了的，有几回难闻到我们不得不换掉原先分给我们的房间。

在产煤的地方，做饭不成问题；可在只能烧山坡上割来的草和灌木秆子的地方，我们常常只好将就客店的米饭——那一处火是留着煮饭的，连热水也不是随时有。煤在石灰岩的那些「横岭」里到处都有，一吨只要两块钱（约合四先令），可是挑运太贵，往往近于一吨一英里一先令，因此出了产地二十英里之外便用不起。譬如离开万县后翻过的头一道山里，出的是相当好的烟煤，不过一天的路程，在分水卖一文一斤；运到它主要的销场万县，价钱就翻了五倍，卖五文一斤。

二、从万县到保宁河

从万县（海拔四百五十英尺）到成都平原（一千七百英尺），这条路大致可以分成两半。前一半要翻过四道石灰岩山脉，海拔都在三千英尺上下，作东北—西南走向的褶皱，中间夹着下部红砂岩丘陵构成的「谷地」，其形势与长江切出一连串峡谷所横穿的那几道山脉相似，甚至就是同一批；这一半止于渠河谷地。渠河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从渠县城下来，曲曲折折流了两百多英里，在重庆汇入大江。后一半则是纯粹的砂岩地带，正是四川红色大盆地的典型部分，原本是一片砂岩高原，被剥蚀切割成人所能想见的最没有章法的一堆堆山丘：圆的、锥的、平顶的、金字塔形的。

这里没有条理，既没有连贯的山脉，也没有规整的河谷：深而且往往很宽的洼地，在群山之间穿来穿去，而那些山仍高出海平面两千英尺以上；谷中并没有真正的河流可言，仅有的一点水流，都在源头就被截去灌溉水田——水田铺满整个谷底，并顺坡而上，看样子有水能浇到哪里就修到哪里；水田之上，山坡又辟成梯田，种麦、种豆、种油菜、种鸦片；山顶四周常常是峭壁，上面便筑起「寨」，即避难的城堡，有雉堞、有厚重的城门，俨然是寻常中国城池的翻版，实际上却无人居住。这片无河之地的排水问题很复杂，非经仔细勘测不能解答。

到处最受青睐的树是柏木；下部的枝子都修掉，一来免得遮了庄稼，二来促它长高，看上去阴气森森。本可以长出一片好林木的山顶，却被剥得精光当柴烧：妇女和小孩背着背子，把每一根灌木、每一片草叶，往往连根都刨去，好弄到这不可缺少的燃料。这一带景色本该十分秀美，如今却被弄得人为地荒瘠愁苦；那些红色的山丘，坡面每每陡峭，同残存的一点绿意倒是映衬得好看。

这里的路走得极其曲折：时而在望不到头的谷地里蜿蜒数英里，时而升高，沿着一圈半英里直径、深四五百英尺的岩石环壁绕行；环壁下方豁然开出一道两壁陡峭的谷，谷中是一级一级的台地，有一处我数了数，竟有二十三级之多，级级都精心耕种，之间以红石台阶相连。另有些地方，路仍走在高处，视野开阔，有时颇有奇趣，却几乎折回原处；我常常骑马走在挑夫队伍前面，回头正与他们打个照面，中间只隔着一道深壑。等你以为路总该照这样平走下去、至少该往下走了，却忽然撞见几百级的石阶——陡得骑马上去太狠心，坐轿上去更狠心——通到一道窄窄的平顶垭口，那边又是同样陡的下坡。顺着一条蜿蜒的谷地慢慢下行，两旁梯田里庄稼正盛，黄澄澄的油菜花最多，香气满谷；最肥的「干」地则一概种了罂粟——从宜昌到成都六百英里，这种植几乎没有断过。

鸦片近年这样大量种植，对总的粮食供应究竟有什么影响，很难断言。米麦仍旧又多又便宜；进口的煤油已大半取代了豆油；苯胺染料（可惜得很！）正迅速使茜草和红花绝迹，虽说因铜钱涨价，这些染料按银子算，比五年前贵了四成。农人因为没有好路，出了本乡便没有销场，自然愿意种鸦片这样好运、好卖、副产品又多的东西。至于这种迷人的药物既便宜又充足，对百姓有何恶果，那是没有两种看法的：比这些内地州县更污秽的市镇、更破败的房屋、更褴褛而面带堕落之色的人，别处怕是难找；不过他们的穷，看着比实际重。男人衣衫褴褛、浑身脏污，腰间长袍底下大都拴着一只装活炭的竹提篮，把身形衬得愈发畸形，给他们的模样又添一笔。

（原注：现已禁止。——立德夫人）

这些乡镇远看大多如画，近看却实在令人生厌；可是绕不开，因为唯一的路就从镇中直穿过去。非在这类饭铺歇脚吃饭不可（挑夫在哪里吃，你就得在哪里停），对一个外国人是件难事，何况身边总围着一群又脏又轻蔑的闲人。就是在这样一座名字很喜气、叫作「新场」（意为「新的集市」）的镇上，毕晓普夫人于一八九八年被人狠狠地用石头打过；另一年，内地会的某先生在同一地方也遭了同样的对待。在中国人眼里，女人自然永远是可欺之物；至于男人，照例不难把这些下作的乌合之众挡住。反过来说，在高山里、在一般乡间，尤其在省城本身，百姓安静有礼，再好不过。

到渠河谷地之前要翻的那四道山，林木很美，有松、有秀气的杉、有橡、有黄葛树，还有数不清的竹类。因为离水路远，大片原始林还没有动过，不过我看见许多新开的林地，肥厚的腐殖土上刚播下罂粟。这些山里的主要行业，却还是靠竹子：本地出产大量上好的竹纸，我们路上遇见一队队挑夫挑着纸，还挑着成捆的竹根——那是做马鞭用的——这些东西都从万县这个热闹的市场顺流运出去。

这些山里处处采煤；煤矿似乎并无产权可言，谁都可以在山坡上开一个平硐，一直挖到出水为止；这些硐口照例只够人（连同妇女）四肢着地爬进去，人们便看见可怜的矿工从洞里爬出来，手脚并用，身后拖着一只装满煤的「拖子」，与其说像人，不如说像窝里的兔子。煤在井口卖六十文一斤，合不到三先令一吨。就地买煤的是自己做本钱的挑煤苦力，挑到市上去，挣得多少运费算多少。

这些可怜矿工里有不少是拐来的孩子，实际上就是奴隶；他们分两班，每班十二个钟头，日夜做工，只得一份口粮和一点点工钱，而工钱总是先支光了的，因为把头的盘剥——把头同时就是矿主。

据说这里的煤层一到二英尺厚，倾斜很陡；一个平硐挨着一个平硐，沿着陡坡层层往上。路上经过的山谷中，最好看的一处叫佛耳岩；另有一道石灰岩里异常狭窄的裂缝，两壁垂直，路顺着一条窄台走，上是绝壁，下也是绝壁，叫作亭子垭。我们经过梁山（意为「岭上之山」）和大竹两座县城：梁山在两道山脉之间一片宽阔肥沃的「坝」子里；大竹意为「大的竹子」，不可与重庆以北同音的那座县城相混——那一座意为「大脚」（当地人是客家后裔，妇女天足，因而遭人轻视），是昔年叛首余蛮子的故乡。

离开大竹县，路在下到渠河谷地之前，要翻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山：那是一片宽阔的双重褶皱，具备石灰岩地貌的一切特征——深陷的落水洞、嶙峋的沟壑、溶洞与石峰——是一片好山水，只可惜要有日光才领略得尽，我们却裹在云里，淋着细雨。当夜我们宿在李渡河，一座位置宜人的小镇，就在这条河边上；这个季节河水是一道深蓝清澈的缓流，在平缓的砂岩丘陵和林木掩映的崖壁之间流过，宽一百五十到二百码。我们从这里到万县之间所穿过的高山，风景之好不亚于长江上任何一段。

次日离开李渡河（意为「李家渡口的河」），我们溯一条支流的谷地而上；这条谷地极有说服力地演示了大自然凿出峡谷的简单手法——四川所有的河流，包括大长江本身，都是从这样的峡谷里流出来的。这条支流流在一道峡里，峡首是一堵陡直的石壁，河水从壁上跌下，瀑高约一百英尺，宽二百英尺（都是实测的）。瀑下的深壑里，至今塞满了坍落的带棱巨石：下面较软的岩层被水溶掉，上面的石头便塌了下来。这条溪流比较平缓，还没有把这些崩积物带走；至于那些水势更猛的河，虽然带走了不少，许多更硬的巨石仍旧原地不动，成了行船的险阻。我们从瀑上一座多孔的石桥过河，桥那头是中滩桥村，我们就在村里一家脏客店中用了早饭。

从这里我们翻过一道陡峻的砂岩岭，那是渠河谷地与保宁河谷地的分水岭；保宁河也是嘉陵江众多支流之一，嘉陵江在重庆汇入长江。又走了两天，到了顺庆府城；城墙脚下冲刷着从保宁（如今是英国国教会一个主教区的驻地）和本省东北那道高峻的葱岭流下来的深清之水。河床此时多半是干沙滩，足有一英里宽；两岸是又宽又肥的良田，一望而知极其丰饶——这里的油菜高过六英尺——平畴向两边各伸出一英里以上，直抵夹住谷地、从前也夹住河道的砂岩崖壁。顺庆府城便坐落在这样一片谷地之中。

三、从顺庆到成都平原

顺庆城里有两处气派的教会房产：一处是天主教的，新建；一处是内地会的，是一座宽敞的中国式公馆。两处都是本地官府新近拨给的，用以抵偿一八九八年余蛮子之乱中被毁的房屋。在内地会，我受到主持教务的埃文斯先生殷勤款待。这样的绿洲在四川迅速增多，如今在川西旅行，几乎每座大城都能遇到一位同胞。四川已不像我十七年前初到时那样偏远了；所谓「英国势力范围」固然纯属空想，可英国在本省的利益确实一天天迅速增加。同上海的轮船通航不久就要成为事实，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在翘首以待；此后这个得天独厚的省份，其种种资源必将得到更大的开发。

离开顺庆，我们又在盘错难解的砂岩岭岗之间上上下下、绕进绕出地走了两天，然后下到一条狭谷，风景秀丽的蓬溪县城就在谷中（其名意为「棚下之溪」）。太阳到底出来了，这是我们的头一个春日；若身边带着照相机，那城墙城楼原可拍得一张好景。一道不大却很宽、水色清亮的溪流穿城而过，从砂岩台阶上跌下成瀑，瀑上横着一座秀气的四川廊桥。蓬溪县是一处产盐区的中心；我们在山里就遇见过一串串黄色小牛和挑夫往顺庆府运盐，如今更是经过无数原始的盐井，每口井上都架着一只竹轮，轮上绕着缆——缆是用竹篾条一段段接起来的——用来提那根空心竹管，管底装着活门，卤水便由它汲到地面。这些井四处散布，谷底、坡上，看不出什么章法；问起井位如何选定，答曰由行家选，而行家照中国的老规矩，是按出水的结果取酬的。与本省西部那个大盐场自流井不同，这一带的井相当浅，只有二百到八百英尺。汲水靠两个人踩在轮子顶上，像踏水车一样走，每天早晚各做一个钟头左右，中间留出工夫让卤水积起来。这样，几乎家家农户都有自己的盐栈；盐的价钱低得很，尽管卤水淡薄，就地制成的盐也不过二十文一斤——约合二便士半一磅。卤水照例用铁锅熬干，只是这里离煤远，燃料说来也怪，竟是草，两个妇人守在灶边，不停地把这种轻飘飘、一烧就没的东西塞进火里，直熬到干。山顶的荒秃由此而来；我替我的小马四处寻一小片草地，想让它换换口味——它在沿途客店里过夜，整夜嚼的都是干玉米和稻草——却怎么也找不到。我在这一带见过妇人跪在地上刨粗草的根，为的正是这不可缺少的燃料。

在砂岩迷宫里又转了一天，我们到了太和镇（意为「大河的集市」），重又看见一条大河而心情一振：这是嘉陵江的主干，一直通到南面两百英里的重庆。旅途最难的一段已经走完，我们仿佛快到家了。太和镇是一座热闹而整齐的市镇，位于大木船能通航的上限，也是把富饶的成都台地和北面山区的物产由水路运往重庆的主要装船地之一。这里的木船约载二十吨，用粗板子拼成，以木楔钉合——不用铁钉——再用草和灌木絮填缝，装上大宗药材运往重庆；顺流走这一趟之后，船便拆开当木料卖掉。我去的时候，这里和邻近的射洪县城都是公谊会海外传道会的驻地，由约书亚·梅森先生主持，他本人住在射洪。上一年该会的戴维森先生就是在这里被一伙无赖狠打了一顿；不过他从本地官府得到了银钱赔偿，此后已回国休养。大北路与小北路在太和镇会合：前者取道射洪，走得偏北；后者短四十里，向南走，从三王庙垭口下到成都平原——那垭口高出平原一千五百英尺，海拔三千一百英尺。

此后又在同样的砂岩山中走了四天；这些山虽有不少奇趣的景致，日复一日在其纠缠中挣脱不出，也就显得十分单调。最后，一处极陡的垭口顶上，久盼的平原终于出现在远处，我们眼前的目的地成都，总算近在可计的路程之内了。

四、成都与返回重庆的行程

我们从三王庙沿一道极陡的石阶下到一条湍急小溪的岸边，顺着溪岸走，直到溪水从山间一道豁口流入下面的平原。那时阳光正好，这实在是我们的头一个春日；然而那片有名的台地，我们所能看见的不过是一片黄澄澄的雾霭，绿荫从中戳出来，一直铺到目力所及之处。溪水很快涨大，已切出一道深壑，有的地方崖壁高耸，露出极好的地层剖面：这里同别处一样是水平的，各色砂岩与泥灰岩——白的、褐的、灰的、朱红的、紫的——无一不在风化剥落；我们脚下的路则铺着一种坚韧的青灰砂岩。从万县一路走来，这片地方建筑石料之丰，几乎无人利用；房屋多是茅顶土坯，只有较好的人家用砖瓦；石头则留着砌那种无价之宝的粪窖——库克称之为「互相竞争的粪坑」，真是名副其实，它是中国景致里少不了的东西。这里的粪窖砌着结实的石墙，顶上盖着宽大的砂岩板，对过路人极尽招徕之能事，因为中国农人所不可缺的肥料，大半就指望这些过路人。

丘陵到此陡然跌入冲积平原，不过在东面和南面这一侧，不像北面西面那些围住台地的高石灰岩崖那样干脆。我们穿过一片橘林，再走三英里，到了一座拥挤肮脏的镇子，叫赵家渡。这个「赵家的渡口」建在两条自北而来、又宽又浅的河道之间的沙洲上；两河在下游汇为沱江，沱江再往下供给自流井那个大盐区，并把它的出产运到泸州这个有名的市场——泸州在沱江与长江汇口处，在重庆上游一百五十英里。两条河，一条叫北河，一条叫东河，各宽一百码，这个季节水深二三英尺；前一条我们坐渡船过，后一条走一座临时搭的破木板桥，我那匹小马居然还站得住脚，真教我意外，尽管它一向机灵。

我骑马穿过赵家渡肮脏的街道时，「赵家的人」成千上万地涌出来看，到了渡口似乎还要给我一个难堪的送行；幸而我的人告诉他们，说我是来给他们修铁路的，众人这才安静下来。骑着马、穿着欧洲衣裳，人自然扎眼；从前几次出门坐的是封闭的轿子，几乎无人理会。

顺着平坦的台地往前走，一路是连片的农家、竹林、核桃和许多果树，此刻正含苞吐花；无数灌溉的水渠两旁栽着赤杨，还有大片的油菜、麦子和鸦片；再走六英里，我们到了郫河东南岸的陶家渡（意为「陶家的渡口」）。郫河因流经郫县而得名，在这里足有二百码宽，上面横跨一座高峻的砂岩桥，共二十五道拱券。河水在此向东北流，大概也是注入沱江的。陶家渡是一座安静干净的镇子，有一家极好的客店，院落重重，我们就在那里用了午饭。此后直到几乎成都城门口，小北路都走在平原东南边缘的矮丘上；再走二十四个钟头，便进了成都城。我们由北门进城，住进一家客店——干净不过路上许多客店，破旧却有过之——我们这趟迂回旅程漫长的第二段，就此告终。

成都是昔日蜀国的都城；自马可·波罗到过并在他那篇有名的「建都」章里描写过它以来，六百年间，它似乎已大大衰败了。按中国城市的标准，它仍是一座好城，街道又宽，铺石又好（只是路面被独轮车轧出许多深沟），但房屋低矮简陋，只有一两座宏伟的古庙除外——那几乎可与中国任何地方的庙宇相比。

第十三章重游四川（续）·舟山群岛帆游记

——那一两座古庙，几乎可与日本的任何庙宇相比，如青羊宫这座道观，又如为三国名将诸葛亮所建的武侯祠。其余房屋之所以寒素，大概是因为近处既少大木，又无可用的石料。不过这里有一股开阔清爽之气，从重庆那种逼仄憋闷里出来，格外受用。在一个「西人」看来，此地最值得说的一点，是城中如今已有好几处规模不小的传教机构，行旅到此，必能得到极殷勤的款待；那一阵子以及此前一段时间，省内欧洲人的矿务与工程队伍来往甚多，这份款待想必被叨扰得够呛。

当时此地主要的差会，有美以美会、加拿大美以美会、加拿大女教会，此外自然还有那无处不在的内地会。前几家都有很大的房产，占地颇广，上面盖着各传教士家庭各自独立的住宅、礼拜堂、男女学堂，以及设备齐全的医院。美国教会的院子里有许多好树：楠木、皂角、核桃。加拿大教会紧挨着满城的校场，因而地面宽绰、空气流通；这家教会当时正筹办活字印刷所，打算印基督教的小册子，并把广学会在上海出的那些书重印出来。中国人对西学书籍的需求正迅速增长，尤以科学与史地类为甚。各差会都在多方面下力气；不久前那场骚乱——那是为了抢掠而有人从中挑唆起来的，所幸并未伤及人命——事后倒像把空气澄清了一下，结果是官府对他们的工作明白予以认可，教会与官府当时相处得颇为融洽。

我到成都时，那宽大的城墙之内，除传教士外还住着：普里查德·摩根先生的一行人——杰克博士和两位矿业同人；铁路工程师伯奇先生；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比格姆先生；云南公司的铁路测量员克尔先生；同一公司的皇家工兵瓦茨·琼斯先生也指日可到。总而言之，这座极西的省城已开始有了几分条约口岸的气象，宴会茶会成了家常便饭。外国男女在极拥挤的街上来往，不但无人滋扰，简直无人注意。这片台地海拔一千七百英尺，空气清新提神，好食物又多又贱。满城里的妇女不缠足，走动起来面色红润，给这座寻常中国城市添了一种别处没有的景致；冬季来成都的喇嘛和蛮子土著，也是如此。

岷江有一条源头出自西藏高原的绛拉，流经成都城下，使这里与重庆、与两千英里外的大海有了直通的水路。这个季节，离城四十英里以内的河道很浅，一半因为冬天干旱，一半因为农家为引水灌溉正在放水的稻田，一道接一道地垒起人工堰坝——用竹篾长笼装了卵石堆成。另有些坝是为了给众多的碾米坊、磨麦坊供水力。但到了江口，岷江的两大支流重新合拢，成为一条像曼海姆一带莱茵河那样宽的好航道；这两支是在灌县分开的——松潘河就在那里从北面西面围住这片台地的雪山里奔出来。这一条，以及长江在四川北部诸支流的许多分岔，都是两千年前那位著名的李二郎（「李家二郎」，他的本名已失传）开的；他的纪念庙宇，自灌县一直延到宜昌；宜昌那一座，就是对着府城、在小河口上那个风景宜人的二郎庙村得名的由来。

住在成都期间，我赶上了二月十五日在南门外青羊宫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庙会。青羊宫是一座古老而讲究的道观，林木极好。庙会上一条条搭满棚摊的街，把中国人用得着的各色家具、日用与玩好之物都摆出来卖。花卉与花木的陈列尤其好看；整个会场很叫人想起日本，若不是这人群一味办正事、神气要沉静得多，简直会以为自己是到了上野公园。会唱的鸟、会说话的鸟到处都是；庙屋的墙上挂着中国样式的挂轴，有几幅是旧物，值钱，多数则是便宜的近人之作。「青羊宫」直译便是「金羊之宫」：正殿前立着两只古铜羊，被香客的手摩挲得锃亮——香客多半是妇女，围着挤成一团，先摸一摸羊，再摸自己身上有病的那处，据说这样便可得神妙的医治。不消说，香客灵验与否尚在两可，道士收进的香钱却是稳稳的；不过这座好庙好园收拾得很整齐，这笔钱我并不替他们心疼。未开化的心思大概总是喜欢神秘的，而能拿神秘给人一点或多或少的好处的，也不止道教一家。

我离开成都走的是水路，坐一只「五板」，四个人摇着顺流而下，排场十足。起初倒也惬意，可不到一昼夜我就得出结论：拿陆行的活动自在——虽说陆行常有种种不便——去换一只小船里的拘束，实在不上算。不过那片起伏有致的田野，在春日盛装之下：红岩、碧水、杂色花朵、翠竹、深色林木、绿瓦金瓦闪闪的庙宇、秀雅的水光、摩崖石刻、蛮子洞、峡与滩，连成一幅长卷，每转一个弯都是一幅画，任哪个画家画起来都会高兴。

重庆以上那五百英里江面，把长伯沙、泸州、叙府、嘉定、成都这一串热闹市镇连在水路上；有一点，它与重庆以下那五百英里恰成鲜明的对照。上面这一段虽然水仍湍急，江却顺着河谷自然而行，与岩层的走向平行，因而没有横拦水流的暗礁；虽也有夹着漩涡的急流，船若不结实便有危险，可它不像下面那一段那样凶。在下游那一段，长江是横切山脉而过的，与山脉、与岩层都成直角，这一路不驯的走向造出了许多横礁，也就有了盘踞这一段的恶滩、漩涡和泡子。这份乖僻是不是因为这一段河槽是大禹开凿的，我不知道；不过看来不无可能，因为它所取的路线，恰好严格合乎中国人修路的那套正宗规矩。

然而一连两个星期的长卷，正因其完美而令人生厌；重新在重庆上岸时，我着实高兴：又与世界接上了头，尤其能看报，能知道战事的消息。在成都我们只收到一封干巴巴的电报，说罗伯茨勋爵已进抵布隆方丹；这在我实是意外之喜，因为我所知道的最近消息，还是二月二日斯皮温丘的败仗。就这样，在外休假两年之后，我经成都回到重庆，自宜昌算起走了四十七天，走完了近一千二百英里一趟极有意思的旅程。

从叙府顺江而下时，我从一个当时在场的本地人口中，详详细细听说了前一年波廷杰上尉在云贵交界的镇雄县被袭、并把来袭者打退的经过。我不揣冒昧把它复述一遍，主要是为了其中关于中国人的情形和它给人的教训——当此东方遍地是旅行者、而这些人与地方官、与百姓的一切往来全靠一班不讲信义的通事的时候，这个教训尤其需要。据说话的人讲，两三百个持械的人拦住了波廷杰上尉的去路，朝他们放枪，又往队伍上滚石头。波廷杰上尉警告乡民：再不住手，他就要开枪。乡民不听，他便打死了三个人。说话的人替这一枪辩护，理由是上尉除了动武别无办法；还说他这一下，实实在在替日后一切在中国勘矿测量的欧洲人扫清了道路。不过他也否认乡民会伤害波廷杰上尉：他们的枪里并没有装弹，只是想把他从自家地界上吓走，怕他那些有魔法的器具坏了地脉。这件事无论多么令人惋惜，但愿它能使我们日后免遭袭击、免出人命。而我要人留意的，是接下来这一幕：贵州官府反过来责备本地绅士，说他们听任聚众闹事，勒令他们出银一千五百两，抚恤伤亡人家。官府派了一名委员去收这笔钱，波廷杰上尉则派自己的通事去看着银子如何交付。据我那位见闻者说，结果是：委员多得了五百两，通事多得了一千两。这位通事后来在上海做了矿业经纪，前不久我有幸见到他，衣着考究，坐着四轮马车。

二十年前另一位旅行家的通事，则从他所经各城那些好说话的四川官员手里，硬敲出一万二千两，如今在上海做着阔绰的地主。

既然知道这些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里有不少是可疑之辈（柯乐洪的遭遇也可以添在上面这些例子后面），勘探与测量的队伍何不雇用称职的欧洲通事？如今中国西部有六百来位新教传教士；难道不能请其中几位暂时抽身，来帮着做这件——说到底也是真正的传教工作——的事么？毕晓普夫人最近在西藏边界一带旅行，就有一位内地会的先生同行。我自己觉得：凡申请到僻远内地旅行的护照，若不能保证本人通晓中国话，或有一位身份体面的通事同行，领事便不应发给。倘若波廷杰上尉身边有一位明白事理、能与百姓讲道理、能把来意说清楚的通事，那件憾事多半不会发生，因它而激起的许多对欧洲人的恶感，也就可以免了。

舟山群岛帆游记

因为我不曾见过第二篇写这些岛屿的文字，觉得还是把它交给读者为好。此篇作于一八七五年，原为上海一家报纸而写，虽不及作者后来的文笔老到，却有少年人那股轻快，和那份更敏锐的领略之力。

节候流转，华中壮丽的秋色又一次到了，我们打定主意：这一个十月再不能白白放过——天公以平静的海、无云的天、和煦的风向我们发出邀请，人事上又有一条跑得快的引水帆船承蒙借与我们使用。凡是注定要在黄浦江那片蒸腾泥泞的岸上过夏天的人，如今都承认：每年总得离开上海这没有一丝清气的空气一趟。到九月将尽，凡走得开的人，或北上烟台，或东渡日本，或往内地那片野猪野雉之乡去——在西山的密林里长途跋涉，最能引动打猎的人。我们这一伙则决定，把消遣之地放在舟山群岛那些四面环山的海面上，放在我们难得一见的咸水风光里。同行四人：贩卖香叶的茶商两位，名满天下的法界耆宿一位，还有一位建筑师——凡有幸登上我们这座华屋之城岸边的人，提起他都不妨说一句：「欲寻其丰碑，请环顾四周。」

第十四章舟山群岛帆游记（续）·一八七五年中国大事回顾

可惜到了最后关头，后面这两位退出了阵容，剩下两位商界巨子（威风减了几分）独撑场面：律师与建筑师这两行，比起江河日下的商业来，要更缠住其信徒的心思。不过生意清淡，游玩的闲工夫倒多了；一个侨居中国的人，非等到账桌与品茶杯不再缠着他，是没有工夫四下里看一看的。

九月二十六日清晨，刚过午夜，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几座华屋之一吃过晚饭，便自码头登上活动龙骨帆艇「无畏号」；一天星斗照着我们的去路，去与那条正泊在众船之下等我们的船会合。在港里抢风走了一个钟头，人与行李都换到了「红宝石号」这个临时的家上，我们立刻钻进宽敞舱室四周那些舒服的铺位。天刚破晓，我们已乘着顺风的北风、顺流的潮水，以每小时八海里的速度顺长江而下。我们爬上甲板，看太阳明明亮亮地从太平洋里升起来；绕过长江岬、径直朝郭士立岛定下航向的那一刻，才真觉得自己是在水上了，一切烦恼都撇在了身后。某君甚至试着唱起《浪子自由了》（就算别的不算，好歹是从饭局里自由了），还有一支他自度的新曲《插翅的守护天使》，据说「不日即将问世」。

刚过灯船，我们遇见进口的法国邮船抛锚停着，等水涨了好过浅滩。可惜她没在头天傍晚按期抵沪；不过转念一想倒也释然：往后一星期，信件电报都搅扰不到我们了。过了灯船，照例遇上自东面滚来的大涌，我们下舱去吃一顿讲究的早饭——牛排加咖喱——点上头一支雪茄，尽情享受星期日早晨的闲躺。可这份「无所事事之甜」渐渐有些乏味：将近郭士立岛时，约莫十点钟，风几乎全停了，一股很强的涨潮正把我们迅速推进危险的杭州湾里去。烈日当头，帆篷拍打，我们只好下舱去翻检书箱——那些书备得足够绕好望角走一趟。躺在凉爽的舱里，读雷先生在拉普兰的历险，倒也惬意：在那地方，严寒与蚊子似乎把旅行的乐趣全限在吃苦与克服困难上头。好好吃过一顿正餐，再上甲板，发觉还在郭士立岛外面；三点钟上风停了，西北风起。我们扯起横帆，欢欢快快地朝二十英里外的崎山（海图上作金山）驶去；可将近陆地时风又转小，只勉强顶得住潮水。实在说，这短短十七英里的一程里，退潮把我们向东推出了航线七英里。

绕过彭内尔角，见一队木船抛锚候潮。近看之下，风景比远望好得多——这种景致，坐在近海轮船的甲板上是永远享不到的。远看，这些轮廓嶙峋的岛屿不过是些荒岩；如今我们却看见一处处安稳的山谷，村庄掩在竹林里，上头是陡峭的松坡。驶过湾口，一座小庙立在一处显眼的崖头上，位置如画，说明这些粗朴的岛民把大陆的教化也带了来，也叫我们放下了心里的疑虑：不必再猜这里的人是不是海盗、把自己交在他们中间会不会冒险。因为我们已经打定主意，出海头一天就开始勘查，先登上这座全群最大的岛看一看。在南岸下锚，避开如今把附近各湾都填满了的泥滩，我们把小艇划向一处低矮的岩岬，跳上了岸。

攀过被水冲磨的岩石——那里的岩层几乎垂直，纹理分明得出奇，各色岩石在浅灰底子上现出一道道深色宽带——我们到了一面几乎垂直的坡下，手攀着满坡的长草与矮丛，往上爬了百来英尺。岬顶上是一片小杉林，穿林而过，上了一道主脊；背风而肥沃的地方，零星点缀着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薯地与花生地。在这海拔约五百英尺处，我们俯瞰着世上最幽僻的山谷之一。对面北首，耸起一道陡脊，顶上是光秃的灰花岗岩峰；一个话很多、却叫人听不大懂的本地人告诉我们，峰间住着一位和尚，即隐者。谷底几处茅顶几乎全掩在树里，四围是小得像玩具的稻田，可见这座看似荒瘠的岛上，居民大概已多到地力所能养活的极限。

中国沿海一带，一切山与岛（这两样在汉语里是同一个字，即「山」）之陡，是初到者最触目的一点：喷出的花岗岩成垂直的风化岩壁，自陡峭的碎石坡上拔起，远看便是一幅单调而嶙峋的画。金山与岱山、以及渔人群岛之间那条像河一样的水道，是自南面驶来的轮船进入上海水域最好的门户；我们领略过这一段景色之后，斜照的日光提醒我们该下山了。我们便沿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而下，道下临着一个村子，村子就栖在一处小小的岩湾上头，湾里有一片可爱的陡斜沙滩。不过在下去之前，我们那位航海导师说：若在陡岛上设一盏灯，指示这条水道，并且在险处未起之前给引水人做一个会合之所，该有多大的用处。

经过一小块台地，上头有位老太太正一株一株仔细地浇她的白菜；我们停下来看这景致。她一直没理会我们，直到浇完一垄，直起腰来，这才撞见我们几个粗野的蛮夷身形。她脸上那副骇极的神情，看着真叫人难受：就算突然蹿出一只老虎、正蹲着要扑她，她也抖不到这个地步。我们正犹豫怎样叫她安心，某君提议还是退开，省得她见着我们；于是我们退了，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站着。下到那个小湾，我们招呼小艇来接；等艇的工夫，享受了此行头一回的海水浴，涨潮把小小的浪头一层层推上来。这里有一道小小的淡水溪流注入湾中，眼下几乎干了。我们划回船上，好好吃了一顿，八点钟就困得连甲板也不想上、连满天清朗的星斗也懒得看，钻进被窝，睡得像有福之人。

次日，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四点，我们那位睡不着的船长点起灯把我们唤醒。跟他上了甲板，见到一幅库伊普可以入画的夜景：高峻的岛黑沉沉、影影绰绰地遮去半个天空，天上星子无数；在两峰之间的一处山坳上，将尽的残月——离月终不到两天——怀里抱着一弯新月；一阵和暖的夏夜陆风自岸上吹来。我们起锚，给前帆加上接帆，抖开主帆的缩帆，朝岱山水道驶去。潮水顶头，左舷后方又是最轻的微风，直到八点钟才驶到水道口外。好一幅画！四面都是高地，看不出哪里有缺口可钻；然而确有一条水道，这一点从几百条渔船缓缓抢风而出、向西北挪动的情形就看得出来。紧靠右首是甘苏，一簇岩屿，潮水绕着它奔腾而过。再往前约两英里，岱山岛上一处大湾的湾底，有一座很大的中国村庄，被蜃景放大成了一座壮丽的城，很使我们想起澳门。拿望远镜细看，这幻象更奇：前景的木船不受影响，后面的山也不受影响，蜃景的作用只限在贴水的那一线上。我们慢慢驶过，湾的一角很快把这幅画合上，露出另一处幽谷——正是这些山岛的妙处所在。我们躺在甲板上，看这条像河一样的海峡把长卷一段段展开；斜桁顶帆与横帆都张着，掠过奔流的潮水，对地却不过两海里多一点。「是啊，」我们说，「我们坐轮船走过八万十万英里，也没见到今天这一天所见的这么多。给我们一条干净、稳当的帆船；你那煤烟与机油，留给那些受不了大风与死风的人罢。」

我们从轮船甲板上瞥过这些岛多少回了，谁料得到走近细看，竟有这么多天然之美？那一个是褪了色的照片，这一个是画成了的油画。山坡上处处是小片杉林，一望而知是人手所栽，小树一直长到崖边。一个个安乐的村子点缀在湾里，间或有一条木船拖上了岸；有一个湾横筑了一道石堤，看来是为了留住淤泥，从这里并不吝啬的海手里再讨些新稻田出来。

这条水道约五英里长，出口处，自龟山西南角伸出一列列岩礁与小屿，一排锯齿接着一排锯齿，像歌剧《魔鬼兄弟》里的布景；有一座嶙峋的小屿整个儿成了一道拱门，潮水从中奔过，在我们这个角度看来，效果妙极。这时我们已近舟山这座大岛的东岸——那是历史上有名的岛：一片青翠高耸，谷中林木富饶，田庄含笑。我们但愿当年舟山既已攻取，就该留下，把它办成第二个香港，让上海留在它天生的泥污丑陋里不受惊扰——这究竟是沙文之见，还是仅仅出于一种自然的向往：宁可住在山与咸水之间的通商口岸，不愿住在长江三角洲的泥滩上？那样一来，我们该有多少园林、多少公园、多少道路、多少果园、多少可玩的帆船，而且从办公室窗口就能看见我们的茶船在定海港里装货！我们打的每一场仗，是不是都像这样，眼看着一半战果被人从手里夺走？这原是全世界的英国人激动起来都要发的牢骚；一个不偏不倚的局外人也许会说：我们的政治家顶住本国侨民的鼓噪，显出了政治家的审慎，若说有偏，倒是失之过于贪得。总之，舟山当初若留在英国手里，凡在上海的人，不论来自何方，都能一样受惠。

既然不能索性住在这里，我们当下便断定：唯一可以接受的补偿，是一条又大又舒服的游艇——不许住，好歹有纵目一观的自由。明年夏天到来之前，上海帆船会若还没有一两条像样的远洋帆船，那是我们的不幸，不是我们的过错。可是左舷船头前方那片渐渐升起的蓝色陆地，哪一处是普陀？莫非是那边那座锥形峰么？查海图，那是朱家尖，高一千一百六十四英尺；左首那座双峰才是普陀，我们此行的第一站。正午，我们驶到岛的北岸下面，眼前是一片荒瘠嶙峋的景象，直到望远镜里现出峡谷中好大的树林、以及栖在最如画处的庙宇。我们贴岸穿过平静的莲花洋（据说得名的由来是：对面舟山的山间常有骤起的阵风扑下来，掀起千万细浪，令人想起一池开满莲花的湖），绕过西北角，在南面石塘外十一英寻深处抛锚。填在几个大湾里的泥滩上，有人赤脚趟着水捞虾，把网往前推着走，跟英格兰南岸的做法一模一样。

我们乘小艇在一处岩岬登陆，好不容易攀过乱石上到顶上，见有一块大石，上面用极好的汉字刻着「南海大士」；对面是一道门，两根天然石柱作立柱，横石则是人安上去、用灰浆砌住的。实在说，整座岛都已被文墨管住了：凡显眼的岩石，没有一块不配上一段相称的典故；凡凹处必有林有庙，凡高处必有佛迹——那是无数形状奇特各异的花岗岩巨块。我们穿过石塘通向的那条路，过了好几道牌坊与亭子，沿着一条上坡的石径走，到了一座庙；庙门是曲折的、因而也是吉利的。外国人到岛上来常住在这里，五十英里外的宁波每年夏天也送来一份客人。前一天刚走了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另有一家住了两个半月的，那天正在动身。

欧洲人住过的痕迹，实在太显眼了：碎报纸，还有那些替蛮夷的野餐添彩的零碎杂物。我们撇下这些，打算登上岛上第二高的峰（七百英尺）。穿过那座大莲花寺——因寺中一池莲花得名，花把水面全遮住了——我们开始爬一条陡峭崎岖的路，从密密的丛莽里挤过去；那丛莽多半是矮树与常绿灌木，每年都要砍去当柴烧。这样密的灌丛，我们想，除了科西嘉，欧洲再没有第二处拿得出来。由此下到海边，近处有一口奇妙的井，在一个幽暗清凉的岩洞深处；我们在那里打了些极好的淡水，兑上达戈奈酒，为那支歌所咏的「守护天使」干了一杯。再往下，是一片可爱的沙滩，浩瀚太平洋的长浪懒洋洋地拍在上面。痛痛快快游了一场，在浪里滚了一回，那份新得的快乐，单是它就抵得上整趟行程了。此后一顿好饭，在干净的后甲板上抽袋烟，望着天河，又一个可喜的日子就这样圆满。在那座大庙里，我们花三十文（约合一便士）买了一幅设色的岛图，上面用透视法画着一簇簇色彩鲜明的庙宇，在一堆世上不可能有的山峰间闪着光。

二

第二天，九月二十八日，天刚破晓，照例先下水泡过，我们便上岸，打算把普陀看完，还雇了一个苦力替我们背午饭。太阳升起时，我们踏上那条极好的石径，翻过头一道山口，经百花山，穿过一片高大古木的树林——树冠拱在长满青苔的石阶上。由此路下入一处林谷，谷中有一座宏大好看的庙，占地极广，进门照例要过放生池与桥，再穿过牌坊与碑塔，如今都在迅速朽坏。庙后有一条小小的店街，卖香烛念珠与点心，供香客之需。到处一片寂静，因为没有妇女与小孩——岛上不准任何女子过夜。由此沿一条路走，两旁有树、有绿篱，简直可以充作家乡的乡间小径；路的那头又是一座庙，坐落在一片极好的常绿树林里。这座庙气象宏大，端端正正地踞在高处，背后是陡山；从枝叶间望出去，湾中碧水在日光下闪烁，外面永不停歇的涛声，给庙里僧人礼佛的低沉木鱼声做了极好的低音伴奏。由此一条陡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石级，通向天灯山。

上到约三分之一路，我们在一小片树丛下歇脚；下面有几张石凳、一张小石桌，还有一眼极好的泉井。这时来了一位老隐者：一张皱得像羊皮纸的脸，头发蓬乱，颏下一绺长须，穿着僧人那件脏兮兮的宽袍，活脱脱一件牙雕古玩或根付的好模子。我们请他谈谈，他便出来盘坐在石桌上，摆出十足的佛家姿势，两脚交叠在膝上，脚心朝天；一面不断合掌，一面隔一阵就迸出一声「阿弥」。我们起初以为那是一位风湿的老人把自己扭成这么个别扭姿势时发的呻吟，后来才听出是念佛，其实就是那句无处不在的「阿弥陀佛」的简称。他就这样在谈话里不时插进「阿弥」，告诉我们：他六十七岁，福建台州人，在岛上已三十年，活着只为「修身」，就是要把里头那个人修好；还说我们若想有福，也该修身、该吃素。我们说欧洲也有吃素的人，他简直不信，却说他很想去欧洲，说他凑得出七十块钱、甚至一百块；看那样子，他真会起身跟我们走，至少走到上海——尤其当我们说，到上海这一段路可以白搭我们的船。可我们又怕把这样一条圣洁的性命担在自己身上，只好把话收了回来。我们递给他一块饼干；我们再三申明里头既没有牛油、也没有荤油，他这才屈尊收下。他用左手拇指与两指小心托住饼干，慢条斯理地做出一个很有戏味的手势，把它举到与眼齐平，右手合十作祷告状——我们中间有位不恭敬的伙伴，说那活像在瞄准。这一套从从容容做完，他像猴子似的啃了一块，收下半块钱的「烧香」钱，念了一长篇经文为我们祝福；我们于是身心俱爽，继续上山。

顶上海拔七百英尺，有一座石塔，门锁着，塔上有一盏玻璃灯；此峰既是最东的高峰之一，这灯若再亮些，对夜间驶近舟山群岛的船家便是极好的标志。由此我们下到西岸，穿过几株好树，在一块大石边坐下，吃我们挣来的午饭。脚下的地几乎垂直落进莲花洋，对岸舟山东部的高岭陡然拔起。绝妙的所在，可爱的天气，加上那永不缺席的巴斯啤酒与一支香雪茄，我们的快活算是圆满了。一切生意上的操心仿佛都忘了，简直不敢相信：离开上海那阵旋风才不过三天。

歇过之后，我们转到林中另一座好庙，那里有位极好客、又极健谈的和尚，请我们喝玫瑰花茶，并且不住地问我们外国的事情与宗教。他对云南那桩纠葛似乎格外挂心，说：为什么不和和气气把事情了了呢？这是中国——他把大茶壶放在桌子中间；这是英国、法国、美国——他摆上几只茶盅。同在一个天底下，兄弟何必争吵？我们还得叫他放心：外国人对佛教并无恶意；我们告诉他，蛮夷之中，众人所敬的神与佛教徒所敬的原是一个。可见《申报》（上海出的一份中文报纸，却是英国人主办的）正把楔子的薄头插进这些远僻的隐所，把沉睡了几百年的头脑唤醒；这酵母能不能发起来、发酵的结果是什么，只有时间能说明。中国人心里确有一种动向，预示着变化；只是这变化恐怕不大会通向基督教，倒更像是要去接受实用的外国学问，而且可能把一切信仰通统推倒。给了一块钱香资，这一访便完了。

我们沿着东岬的山脊走——岬的颈上有一道奇怪的沟壑，满是松散的白沙——再转上一条富于奇趣的小路，沿着陡山腰盘绕，离海约三百英尺，直到观音菩萨的庙，那是航海人的神。庙就在一道狭窄的峡口上方；一段带石栏的陡阶通下去，尽头有一座小庙，横跨在那道黑黝黝的裂罅上，浪头呜咽着涌进来。这里有护栏围着，把那片台子弄得像个大笼子；笼中有两个进香的人，一个是从扬州来的男子，为妻子祈求病愈——他妻子就在上头庙里，我们见她盖着一床棉被躺着——旁边一个和尚，他跟着念一段类似连祷的经文；他们身后，一只大铜炉里冒着烧化的纸锭的烟。我们离开这个富于奇趣的地方，踱回昨天那处浴场，趁日头落到崖影后面，又痛痛快快游了一场。船上一顿简饭，星空下一支雪茄，议定次日去攻「乔基」的计划，便裹上毯子睡在甲板上，结束了这次愉快之极的旅行的第三天。

天亮即起，几颗晚星还挂着；米迦勒节这天我们起了锚，顶着轻微的东南风抢了两个戗，便驶过三英里外的朱家尖——我们那位可敬的船长管它叫「乔基」。在六英寻处抛锚，离岸约半英里，我们把小艇划过浅水，七点刚过就在一片可人的沙滩上岸；滩上拖着几条小渔船，坡上的村子顶着一座鲜亮的小庙。翻过一道沙颈——那里显然本是两个岛——我们沿着梯田稻地与绿树环抱的农舍下去，顺一道明净的淡水溪岸，走到一个好湾的湾头沙坪上；湾在两处岩岬之间。我们一致说：我们要找的疗养地，就该设在这里！这是一座富岛，居民不少，物产丰足，水源充沛，来往之便与普陀相当，可散步的路好得多，景色更丰美，草木更惊人。我们打算再往前登「乔基峰」——那是一座极显眼、看去呈锥形的山，蓝色的峰顶高一千二百英尺，隐隐压在前景的低丘之上——便踏上一条好路，绕着岬角走，离海约二百英尺。这条路带我们走过此行至今最富奇趣的景色：左首是碧蓝的太平洋，脚下是起伏的丘冈，低坡上长满繁茂的亚热带灌木，顶上是矮松林，一路经过峡谷与陡沟，真是绝妙的海边散步。

最后我们下到一处狭窄的林谷，谷口有个掩在树里的村子，下面沙上拖着渔船。我们决定折向右首的一条山沟，往内陆走，沿着乱石夹岸的溪流上行，过一层层稻田；那溪流盘旋而上，转进山中深处一条幽谷，两边坡上尽是常绿灌木与松树，间或有巨大光秃的花岗岩块突出来。我们又向左上了一道山脊，穿过一个掩在椤木林里的村子，村外是小块的红薯地与荞麦地，中间以棕榈与竹子作篱；再上一道旁支，从杨梅、杜鹃、映山红与山茶的密丛里奋力钻出来，到了脊上——这时全程中最惊人的一幕，忽然扑到眼前。我们站在约四百英尺高的脊上，俯看下去，是一片明亮碧蓝、湖一般的海面；对岸，乔基峰直接从水里拔起，高一千二百英尺，绿树覆到离水面一百英尺处，往下便是垂直的红色崖壁。湾底看不见；起初也不知道对着的是一条海峡还是一个内湾，直到沿脊走了一程，才断定那是一个深如峡湾的海湾——从此我们就叫它「碧水湾」。试想一片一英里半长、半英里宽的水面：临海的一头是空阔的太平洋，两边长岸是高山与峭壁，对面陆地那一头是一片深色的卵石滩。满湾都是整整齐齐、顶着白冠的细浪——真正是「万顷波涛的笑靥」。为到这片滩上，我们从一片高大树林间的陡径下去，从枝叶缝里时时望见那片水，最后终于踏上了这一隅幽远僻静的海岸。

右首是乔基峰高耸，陡峭得几乎无路可上；左首是我们刚翻过的那道脊；前面是大洋，天边隐约可见北亭、东亭两座岛。那是可爱的夏日天气，轻轻的东南风，卵石滩上细浪低语。脱了衣裳扑进那戏弄人的浪里去，是我们几个共有的本能；五分钟后，我们已在碎浪之外静静浮在蓝色海面上。在这样含着盐气的好空气里，这个时辰（上午十一点）的太阳若在上海，是要打伞戴遮阳帽的，可在这里，除了把身子晒得暖洋洋，别无他效——我们没带手巾，就躺在滩上晒太阳。午饭随即摆出来；吃着吃着，我们快活得像国王，一时间成了目力所及一切的君主：不见一个人影，除了脚下的涛声与头上的树声，别无声响。我们说：这不就是人间乐土么！我们那些寻疗养地的人，两年来在长江口那些陷在泥里的岛上白找了一场。长江到这里被挡住了，把浑浊的水浪拨向别处较平的岸去。此前无处不在的泥，这里连一点痕迹也看不见，只有一片完美的卵石滩、沙质的海底；而阴凉的小路与高峻的山坡，正招着人去闲步。中国人似乎都聚在岛的另一面，也就是西岸，把碧水湾留给了自然与寂寞。这一天大半已花在走到乔基山脚下这件事上；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这山这样陡峻嶙峋，又看不出有路，今天要攻它未免太吃力，于是动身横穿到西岸去，走的是一片平原——那里从前是海，如今筑了堤，种上了到处都种的稻子。在左首坡上一片松林里歇了一阵，一位和气的老农与他的妻子给我们端来一罐好泉水，还用朱家尖的土话跟我们东拉西扯地谈了几句。

三

松下的午觉睡完，我们背向碧水湾，沿着开阔的谷地下去，横穿这座岛，到了西岸一带的浅泥滩。这条谷地耕得极好，种着稻与荞麦，含笑的农庄散在夹坡的林子里。登上一处小丘，见那个湾在日光下闪亮，前景是无数小屿，远处是大陆的群山。湾里本身仿佛立起了一营小小的草垛，起初我们猜不透是作什么用的，后来才想起：这些岛上最值钱的物产之一，正是盐。走到岸边，潮已退了，一望无际是一大片泥滩，上面点着方才说的那些草垛。泥是湿的，却硬实，我们走到最近的一座小堆跟前：那是一座泥台，比海底高出约三英尺（海底那处看来只在满潮时才刚刚被水盖住）；台的一端是一个盖着茅草的土堆，我们起初当作泥屋；四围摆着许多浅木盘，约四英尺长两英尺宽，盛着卤水在日头下晒。近旁没有人，我们又走了一段，才遇上一个肯给我们讲这道工序的人。原来那片平泥台是一个浅滤池：把泥拍实，做成一个碗形的洼，再往上浇海水。洼底先铺一层稻草，草上再铺一层不很实的土，抹平，与台面相齐。滤池底部有一根竹管穿过池壁，通到一口缸里，承接滤出的卤水。那些泥屋原来不过是这种滤土的存料堆——滤土自然要常换——上面苫着草席挡雨。海水经过这么简单的一道过滤，何以出来就成了浓浓的橄榄绿卤水，这个谜我们没有解开。卤水随后倒进木盘，那点多余的水很快蒸干，留下一粒粒雪白硬朗的好盐。盐在中国是官府专卖，也是国库的大宗收入之一。税捐把盐价抬高了多少、因而多么诱人去贩私，看一件事便知：我们在这里买盐，每担三十五分；而在上海，很脏很次的盐要卖一元（一百分）以上。

我们于是背向这个奇特却不好看的海湾——湾在两处高岬之间，我们接着要翻的是北面那一处。我们算计着：翻过这道山，就可以抄近路到游艇泊着等我们的那个湾。这道山与上午所见那些围着含笑山谷与林木梯田的砂岩丘陵不同，全是陡峭的花岗岩山，高五百到八百英尺，光秃的峰头在头顶衬着天空，嶙峋而风化。我们攀着低矮的灌木爬上一条陡峭的羊道，有些地方要翻过大石，脚下一滑就得直滚到底下的泥滩里去。到了最近的一道山口上，脚下并没有我们指望的海，反倒是一层接一层令人扫兴的花岗岩山头与草坡，简直是一营山，非从中找条路出来不可。我们下到一条僻静的窄谷，沿着一道被巨石塞满的溪流绕行，跌跌撞撞下到对岸，发现自己正隔海望着舟山，离「红宝石号」的锚地远得很。于是再上山，又连翻了三处又陡又高的岬角；日落时分，总算到了一个泥湾的岸上，从这里可以招呼小艇。其时潮正在涨，大浪滚过泥滩，小艇在离岸四分之一英里之内根本靠不拢。我们脱了衣裳趟水出去，最后划回「红宝石号」——一路穿过我们坐敞艇所遇见过的最陡（虽然决不是最大）的浪。太平洋那一面明净的深海，与向陆各湾里浓稠的巧克力色的水，两相对照，实在惊人。

朱家尖这座岛就在普陀正南，自北纬二十九度四十九分至二十九度五十六分，长约七英里，宽自半英里至三英里不等。在我们于这一带海岸所见的诸岛之中，它最触目、最如画；我们相信，论气候论位置，它都是我们左近最宜作避暑之地的地方。它供应齐全，样样不缺，不像普陀——那里不养供食的牲畜，也不许杀生；它地面又大，因而散步的路又多又有变化，海水浴也极佳。说到大小，我们是吃了苦头才知道：它比海图上看去要大得多。上午登岸之前，我们量得乔基峰顶离登陆处只有两英里，出发时满以为登得上去；虽然船长早警告说，这两英里若「摊平了」，怕要叫我们吃一惊——读者已经看到，果然如此。「乔基」啊，你若「拿去摊平了」，倒真是一大片地方，我们相信，比起相形之下算得平坦的怀特岛来还要有余。此岛离上海恰好一百五十英里，离宁波江口的镇海三十五英里。

次日天明，我们乘大潮抢风顶着强劲的东北风上驶，船头终于又朝着家的方向；过沈家门，往克坦角去——那是一座好山，自暗色的水里巍然拔起——我们冲过又短又急的浪，时时把舷缘压进水里，这是此行最痛快的一段航行。早饭是在颠簸里草草咽下去的；再上甲板，见乔基那座显眼的锥峰正嘲笑我们的无功，随后渐渐沉到船尾后面去了。我们决定下一个目标是金塘岛，并且说定：那座一千五百英尺的山，只要不「摊」得太大，非在晚饭前爬上去不可。经塔山水道上行，那里潮流相激，浪极难走；九点刚过便到了金塘脚下——从昨夜的锚地到这里三十五英里，只用了四个多钟头。这里岸势极陡，几乎垂直落到二十五至三十英寻深，潮流又跑到五海里以上，对一条小船来说，这么深的水实在不受用，所以选锚地颇费了些周折。最后我们在阿尔及利亚角下找着一块泥底，在十一英寻处抛了锚；这个湾虽然别的方向全是敞的，却完全避得住季风，金塘峰就从我们脚下直拔上去。

带上几块饼干和一只随身酒壶（前几天的跋涉已把我们那个背午饭的苦力彻底累趴下了），我们出发去走这一天的路；这一趟虽不如前几天新奇，却同样惬意。我们照例先穿过低丘上粗糙的灌丛，过了中间一带的松林，上到长草的顶上；顶上虽布满大石，有几处爬起来很滑，但比从山脚看去要平缓些。这一点几乎在群岛的极西端，正如乔基在极东端；从这里望出去，景色极好、极有意思：一面直望到舟山，一面顺着宁波江的河谷望上去。

金塘岛紧靠舟山之西，中隔一条五英里宽的水道；再往西六英里，便是宁波江口的镇海。此岛长七英里，宽四英里，由一群陡山组成，其中拔起两座峰，分别高一千五百二十英尺与一千四百三十二英尺，草木一直长到顶上。高处风冷，我们爬得发热，不敢久留细赏那四面展开的壮丽水陆景色。总而言之，太赶，是整趟旅行的通病：要真把它走个痛快，须得一个月，而我们只出得起一个星期。

我们匆匆又从一条荒沟下山，沟里满是自高处崩落的大石。两座峰上崩下来的碎石，仿佛在谷底汇合，成了一条蜿蜒的乱石之河，半掩在繁茂的开花灌木里；我们从中、从上面艰难地挣下去，到了耕作的谷地——谷地近海处渐渐开阔。这里有整洁的农舍偎在树里，四围是正在扬花的粟田，篱是这些岛上特有的亚热带常绿树，石径在中间蜿蜒；比起我们在中国到过的任何地方，这里更像家乡狭窄的乡间小道。穿过这些，又越过一道外伸的支脉，终于到了山脚下那条狭长平原上的稻田。在这里遇见我们的船长——他打了几只鸽子做晚饭，正要回船；我们脱了鞋袜，趟过退潮后裸出来的泥滩，在滩边上了小艇，回到泊在十英寻深水里、离岸不到一百码的游艇上。一泳，一饭，再把航海日志补上，结束了这纯然快活的第五天。

十月一日早晨，天阴而沉，浓云压顶，还落着零星小雨。我们本已决定：这最后一天在群岛里的日子，要以访册子岛来留个纪念——一八四一年的远征队把它改名「黑墙」——然后顶着季风抢风回马鞍列岛，由那里返家，为此行收尾。船头终于转向北方，六点钟起帆，风顺而轻，潮却很逆。为避开海图上标在阿尔及利亚角尖外的那块暗礁，我们离得远远的；正开始驶进册子水道时，我们站在甲板上看新展开的景色，忽觉轻轻一震，人往前一冲，船已牢牢搁住，船头抬出水面三英尺。这下可真是遇上了麻烦，我们一路的好运到此为止。测深得知：船尾下五英寻，船头下只有约两英尺；同时大木船正从我们与角之间穿过，可见靠里水还很深。所幸潮在涨，船又是极轻地滑上去的，损伤当不至于大。我们抛出一只小锚在后，不到半个钟头便重新浮起；木匠测了舱底水，报称并无漏水的迹象。船长却把这一撞看得很重；他宣布必须驶进最近的口岸宁波，放弃以下的航程——这虽在意料之中，仍叫我们大为扫兴。我们于是转向，乘着强劲的涨潮与劲风，九点钟到了镇海，进了江。

这里只见中国人忙得像蜜蜂，正在赶造新的铁甲炮台——凡对外国开放的江河口，他们都在筑这种炮台；大吊杆伸到水面上，用来卸新到的克虏伯炮，那便是炮台的武备。我们抢风驶上这条狭窄曲折、挤满木船的江，将近正午，在英国领事馆对面找了个泊位。那领事馆是一座气派的建筑，当时刚落成，是宁波的众目所属；这样的规模与构造，既足以为其英武的设计者（人称「爱尔兰佬」博伊斯）的头脑与心肠增光，那模样儿也一定能叫每一个开明而豁达的英国纳税人看着高兴。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款待，那正是落难的英国臣民有权向本国代表要求的食宿；临走时我们深信：宁波倘若不幸失去了英国女王陛下的副领事（福雷斯特），那真要成一片荒漠了。有这一件可取之处，我们对这场不得已的耽搁也就释然，行程末了要靠蒸汽机收场的那点难堪，也减轻了些。

不过我们也不该说宁波清静——我们去的时候，那里正闹得异乎寻常。这个自命不凡的小地方，正被几个仿佛要动摇它作为口岸之存在的大问题撕扯着。我们发现那家俱乐部只剩一个要辞职的酒保和一位焦头烂额的书记，内讧之烈，换一个秩序稍差的团体早该散伙。我们发现跑马场眼看要被野生的荒莽塞得不能通行，幸而有一个爱乡的团体捐了一大笔款子把它赎救出来。我们发现江边那些商界巨子的华宅，出入之所以还办得到，全靠筑起了一道气派的江堤——那笔费用，换了一个不那么宽宏的市政机关早就吓退了。此外还有一座新建的漂亮哥特式教堂，造得不惜工本，堪称这个饱受诋毁的口岸上外国居民那股不知安分的精力的最高体现，也说明他们顾到精神所需，不亚于顾到物质所需。然而，这一切兴旺的创始者、这些大工程所归功的人，我们看来，除了自己良心的嘉许之外，所得的报偿实在有限。「先知在本乡不受敬重」这句话，在宁波比在别处更应验：最大的施惠者被同时代人贬损，只好指望后人的赏识来聊以自慰。一种下作的挑剔劲儿、一种对动机的犬儒式猜疑、一种在账目上吹毛求疵的追究，似乎把这个口岸上许多原本可嘉的公民弄到把他们所托付的人逼得近乎公开造反的地步。江堤工程上挥霍了二十一块钱，至今不见开支报账！清理跑马场募了十三块钱，全便宜了发起人——如今宁波仅存的那一位骑马的人！那家俱乐部，本可作别的口岸取法的样板，本是名誉书记办事干练有力的活见证，却被两位会员的小气撕开：他们提出的条件是「酒钱对半分」，不然就退会。

不过这是扯远了。——我们不能不为这样一个突兀的转折而感慨：刚刚离开那片使人心平气和的风景，转眼便是一个条约口岸的熙攘纷扰；行程被腰斩，我们自然也怏怏——城市生活原不在我们的行程之内。然而我们究竟长了见识、受了教益，觉得这一趟回上海，是多得了一重人生阅历的。与那位了不得的斯蒂尔船长吃了一顿饭，随后在「湖北号」上颠簸了一夜；十月二日天刚亮，我们又回到各自的案头。「红宝石号」三天后回来，看着并无损伤；不过后来查明已不值得修理，就拆掉了。

这篇浮光掠影的行记里既然说了这么多天气，我们不妨为远方的读者补一句：寒暑表夜间约七十度，白天荫下八十度。至于近旁的读者，我们奉劝他们照我们的样子做一趟；并且但愿他们在注定困在长江三角洲的日子里，凡有在中国海上扬帆的机会，一个也别放过。

一八七五年中国大事回顾

这篇回顾本身很有意思，也大可为上海早期的居民增光，对编书的人或许有用；几经斟酌之后，收进了本书。但须记得，它作于一八七六年，是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而写的。

就世上这一隅而论，一八七五年有两件大事：英国女王陛下领事馆的帮办马嘉理被害，以及那位年号同治的皇帝驾崩。两件事当时都引起极大的震动，看去都要给这个帝国的对外关系带来重大的变化；然而其一，一个查案的使团把眼看要来的麻烦挡了过去；其二，帝位平平安安地传给了那个幼童——我们如今就生活在他光绪的年号之下。

马嘉理先生的死讯，四月五日由印度来的邮船带到我们这里，而北京的中国人早十天就知道了。这桩惨事发生在二月二十一日，地点叫蛮允，是「掸」人地面上盏达河谷里的一座有城墙的村子；中国人称那一带为「八夷」之地。这场袭击〔按：见总理衙门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奏折：「英国翻译官马嘉理一行由缅甸前往云南，行至永昌府所属盏达土司治所西南五十里之一镇，为官军所袭，（马嘉理）被戕」云云。〕

第十五章一八七五年中国大事回顾（续）·中国戏

据说这场袭击发生在当地的「乔昂」里——那是这一带城镇都有的一种兼作庙宇与客舍的房子。掸人是中国的属藩。这座城常被人与云南腾越州辖下的蛮莫相混；腾越的正名是腾越厅，《缙绅录》上载明它是永昌府属下一位同知的驻地。马嘉理先生经过长途而多险的旅程，西行时早已过了这两座城，并已与布朗上校会合——布朗上校奉派率领这支拟自八莫穿越中国西部各省的队伍。他是在回程途中、走在队伍之前探路时遇袭被害的。据传是云南高级官员指使；若无他们纵容，掸人这样半开化的族类，未必敢做这样的事。此说确否，正在赴滇途中的调查团不久便会告诉我们。这桩冷血的罪行，在可怜的马嘉理的同胞心中、实在也在全中国的外国人心中激起的那种骇然与厌恶，使人们认为只有一战，才能向被认为是主使的中国地方官、并向普遍被认为赞同此事的士绅阶级，为这桩谋杀讨回公道。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些情绪也就平息下来，官员同谋这件事也不再被认为是铁案。与此同时，我国驻北京公使已决定组成联合调查团；人们希望并且相信，真相终能查出，有罪的人终能受罚。这个调查团，英国一方是英国驻北京公使馆二等参赞格罗夫纳阁下与领事馆翻译巴伯先生，另有当时的上海副领事达文波特先生以法律参议的名义随行，宋葆华伴之同去；中国一方是湖广总督李瀚章。在他们之前先有刘某〔按：云贵总督刘岳昭当时已回湖南原籍。此时奉旨返任，「会同巡抚（岑毓英）遴选明干之员，秉公办理」。〕，另有前上海会审公廨谳员陈某相助；总之这样一个班子，足以保证秉公听讼、彻底查办。这一行人十月五日自汉口动身，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沙市，十二月一日到宜昌，同月十三日到归州府。李瀚章一行则于十一月十三日抵云南府，随即具报北京政府；北京于十二月九日发下上谕，将与此案有涉的官员革职，以备正式审讯。

自得知凶讯到最后派出调查团审办此案，前后过了六个月。这中间尽是交涉：一方是代表英国政府的威妥玛先生，一方是北京当局——他们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这项协议达成之难，实在无以复加；威妥玛先生耐着性子、锲而不舍，终于把交涉办成，而没有诉诸武力——若换一位本事差些的外交家，早就动武了——这份功劳极大。当时众人，尤其是他在中国的同胞，恼恨追偿拖得太久，几乎没有给威妥玛先生应得的公道；如今时间正在把这份公道还给他，本国政府也已当之无愧地赐他爵级司令勋位以示嘉许。威妥玛先生——如今是托马斯爵士——所担的差事极难；就所知的范围把这场交涉略述一二，想来不算离题，因为它既显出其中的路数，也显出在对外事务上要向中国政府讨得公道有多难。

凶讯三月底传到北京，英国女王陛下的公使立即要求派一个高级的中国查案团到出事地点查办，并将有罪者——不论职位多高——付诸惩处；同时坚持：在他自己指派的一个外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得以查验证据、确信被告确实有罪之前，不得判任何人的罪。中国人迟迟不肯全盘答应这个要求，直到公使以降旗相胁，他们才让步，派了李鸿章之兄、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差。就在这期间，北京收到云南巡抚的一份奏折，把袭击马嘉理一事说成是民变，官员唯一的过失只是没有预见这场骚动、没有及时弹压。

六月十九日，《京报》上第一次出现有关此事的公告，即派李瀚章赴云南「查办该省所发生之某事」，只字不提外国人或对外的麻烦。中国当局显然有意把这件事轻轻带过、让本国百姓看来无足轻重；大约就在此时出的那个岔子，以及随之而来的重开交涉、调查团延期出发，都该归咎于这种态度。也就在这时候，托马斯·威妥玛爵士似乎接到本国政府极严厉的训令，要他对所提各点一概坚持到底，即：彻查、革职、惩办有罪之人，不论其地位多高；承认英国臣民的身份地位及其在中国境内旅行之权；把这些事登在政府的官报上；并且与北京各部堂官建立直接往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只限于总理衙门，即外务衙门。

交涉悬而未决期间，托马斯·威妥玛爵士在上海度过了初夏，大概是为了便于与本国政府电报往还；据说也为了与英国在这一带水域的舰队司令商定：万一局势要采取进一步手段，该如何办。在云南边界上被中国乡兵袭击的那支护卫队的指挥官布朗上校，当时也在场。八月，托马斯爵士带着全权北返，在天津会见了中国方面所派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交涉历时甚久；据说一度人人以为必打的那场仗之所以未打，全靠李鸿章硬着头皮把实情向本国政府陈说。因为几乎可以断定：那年夏天，皇太后与她左右的人是急于一战、若有可能索性把蛮夷全数赶走的；他们相信中国的军队无论装备还是人数，都足以胜任。当时人说，幼帝的父亲醇亲王是个鲁莽而狂热仇外的人；李鸿章的权限之所以被削——不准他让步同意追究云贵总督刘岳昭——据说就是他的影响。这个限制似乎是到最后一刻才透露出来，我国公使于是乘炮舰自天津退往烟台，以战相胁。中国人知道托马斯·威妥玛爵士不是说空话吓人的人，李鸿章便决意再向北京进言；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中国的军队根本没有对付外敌的本钱。他终于把自己的看法说动了两宫太后；托马斯·威妥玛爵士偕赖德海军司令回到天津时，正遇上李鸿章派来的信使，说这一点可以答应。于是又一次，中国人一见外国人是当真的，便让了步；托马斯爵士也第二次以其机变与坚定，使这个笨重的帝国免于卷入战争、多半也免于自毁。我们相信这就是这场交涉的大略经过，其细节还须等蓝皮书刊布才能印证。

九月二十八日，《京报》上登出上谕，允与各部院大臣往来；十月十日又登一道，饬李瀚章办理马嘉理被害一案，并申明外国人有在内地旅行之权，责成各官留意条约中的这一款。再者，十二月九日的《京报》上承认：云南府知府未能管束其不法之民，本区总兵亦未过问马嘉理被害与布朗上校护卫队被袭之事、未将涉案之人拿获；两员官（吴启亮与蒋宗汉）均暂行革职，以备审讯。此案目下就到了这一步。中国人是不是当真指望拿一套说词去哄英国公使——那套说词要他相信官员们既不知情又未介入，而乡兵之类竟会自行聚集——还得看下文。也可能英国政府不愿把当朝这一姓逼得太紧，只要能查出直接杀害马嘉理的凶手并把他们正法，再加上革掉几个官，也就满意了，对北京政府为掩饰其失体面而耍的种种遁词睁一眼闭一眼。眼下本国的方针似乎正是如此；可是我们相信：正如在土耳其一样，去扶持一个腐朽、贪墨而过时的体制是错的；不如让这两个政府各自垮掉，或许还有比它们好些的东西起来接手——没有外力撑着，它们凭自身的糜烂必倒无疑。

新皇帝登极的事，见于正月十六日的《京报》；他的年号——即国号——是光绪。我们从《北华捷报》得知（这份很能干的报纸，尤其是它定期刊载的《京报》译文，正是本篇回顾中许多事实的来源）：这个年号取自宋代一份题为《请上尊号表》的公文中的一句话，句曰「光复丕绪」，所以「光绪」不妨意译为「光大绪统」。这孩子本名载湉，是先帝的堂弟；先帝年号同治，意为「法度与秩序」，其治始于一八六一年八月。他是清朝——即满洲一朝——的第九位君主；此朝由鞑靼征服者顺治于一六四四年开创。

先帝同治生于一八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故其崩时年十九。他的父亲咸丰（意为「普遍丰足」）于前一年秋天联军进逼京城时自北京出走，一八六一年八月十七日死于热河；幼小的储君由谁监护，便成了宫中各派争夺的彩头。东方宫廷里理应发生的那种争斗果然发生了。宗室诸王肃顺、载垣、端华一派，力反以恭亲王为首要代表的和议之策；他们在拥立新君之后，企图抓住政柄，组成一个由自己一派专权的摄政班子。母后皇太后（「国母」）与幼主的生母被列入摄政的议政之列，名义上是幼帝的监护人，恭亲王则被排斥在外。两宫太后不满肃顺的行径，遂与恭亲王定下一场政变。三位谋事的亲王被拿下审讯，判凌迟处死；后减为肃顺斩首、另两人自缢。幼帝名义上于一八六二年初即位，是年称同治元年（皇帝驾崩的那一年仍沿用旧号）；朝政则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以其叔恭亲王为首辅。一八七二年十月十六日他大婚，次年二月二十三日亲政。

先帝的性情与才具，我们所知甚少；不过有理由相信，他承继了本朝前几代君主那股锐气的一部分。他死后的这场变局，被人利用来把一个汉人（安徽籍）李鸿章擢为大学士之首——此前这一席次一向归满人。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这位大权在握的总督会不会推翻满人、自立一姓汉家王朝？可是我们所能探知的一切都表明：无论李鸿章还是别的中国高官，都并无这等不忠之心；满洲一朝之不被视为外来者，正如今日坐在英国王位上的那个德国家族一样。这两处都是一样：只要政府一面依着古老的立宪原则、另一面依着一种民治的专制来施政，反对之事既不大可能，甚至也想象不到。不：满洲王朝的危险来自外面。

同治死于正月十二日；次日清晨，北京便传说因无直系继嗣，已选定他大伯惇亲王的一个孙子入承大统；到了当天稍晚才知道，两宫（即母后皇太后与同治的生母）选定的是第七王醇亲王的独子。这孩子生于一八七一年，因而五岁，由两宫的懿旨定为嗣君；据说此举还援引了大行皇帝的遗诏。圣母皇太后与醇亲王福晋是姊妹，据说是一位满洲官员的女儿，其人名承林，曾任山西归绥道道台。事情的结果表明：两宫太后深知如何保住并抬高她们在一八六一年那场政变——咸丰死后她们攫取政柄的那一次——中取得的地位；她们压服各派、使亲王大臣俯首的那股魄力与决断，不能不叫人佩服。我们相信，垂帘的两宫如今在亲揽大政，其程度在欧洲简直没人肯信。她们坐在帘后，每日接见从这个庞大帝国各地进京陛见的众多官员；据说圣母皇太后尤其颇具识人之明，能看出引见者的品性，并择其所宜而授之职。

过去一年里，日军撤出了台湾，接替的是大批渡海去镇抚番民的中国军队。除了把已在中国治下的沿海地方编理一番、并开出几条新路之外，所做甚少。军队的实际行动，确切可知者很少；但据所得报告，他们每出已定居的地界与土著交锋，无不一再被击退——尽管这批人配的是外国步枪，其野战装备也是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经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颁下了几道鼓励开垦的好上谕，并令福建巡抚驻岛。抚绥的场面做完，大部分中国军队便撤了回来，夏天里经上海路过，回长江以北他们原来的招募之地，随即遣散。为筹措这次出兵与西北征喀什噶尔的经费，以海关税收作担保，私下商借了两笔小款：一笔两百万两，向丽如银行借；一笔一百万两，向英国的怡和洋行借。这两笔的年息是一分，比前一年经汇丰银行所借第一笔——六十二万七千六百一十五镑，年息八厘——的利率要高。

过去这十二个月里，土耳其斯坦是中国另一项忧患与耗费的来源。据说，北京政府平了陕西、甘肃的乱事还不满足，又不顾内阁以外高级官员的力劝，要去收服关外的回部，并把已被阿古柏并成一国的土耳其斯坦叛省重新收回。然而这些进一步的用力并未成功：实在说，据报左宗棠那支十万人的大军已全军覆没，只剩后队幸存——后队未曾远出关外，统帅本人就在其中。从一开始就明摆着：中国并无收服喀什噶尔的本钱；这番举动只是在这个国家已有的许多重负之上再添一重。

侨居此地的外国人的利益，则继续在倒退；中国人纵然并无蓄意把我们饿走的方针，看来也在慢慢地、然而确确实实地这样做。以轮船招商局的形式办起一条辅助的沿海轮船航线，对外国航业是一记重击。在这件事上与在别的事上一样，中国政府显出它绝不是不肯借用外国的技艺，只是指望用这些技艺把外国人挡在门外。吴淞铁路也是如此——那条路是把上海与十英里外的吴淞港连起来的。中国政府对铁路本身或许并不反对，反对的只是它握在外国人手里成为一件武器。它情愿自己把这条路买下来自己经营，却不肯让外国人把楔子的薄头插进来，只要挡得住就挡。〔按：这条铁路后来被中国人拆毁，直到二十世纪才重建。——立德夫人〕基隆（台湾）煤矿已引进外国机器，可是不准任何外国公司拥有或经营。在下层的行业上，本地人更会省俭，正迅速把外国人从原本属于他们的地盘上挤出去，如开店、印刷、木工、铁工之类；能在中国谋生的外国人于是日见其少。这原是自然之理，也算不得可惜；可是大规模的外国事业竟被完全挡在门外，对那些一直住在这里、指望迟早看见这个国家「开放」的人，实在是一场伤心的失望。若把中国人当作平等的一方看待，他们有权这样把我们挡在外面，是无可否认的；然而我们之在此地，本身就是对这一权利的侵犯，而大多数在华的外国侨民都相信：为人类全体、尤其为中国人自己着想，这项所谓的权利还会继续被侵犯下去。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什么呢？一个天赋极厚的国家，住着俭省而勤劳的百姓，却因无组织、无人领导而在朽坏。年年都有某一处内地闹饥荒的记载，而较丰饶各省的好收成，对这场灾厄也无济于事。交通之缺与层层的税捐，挡住了此省之余流入彼省之虚；饥民别无出路，便起而作乱。西北那些干旱的省份，只能靠自己那点靠不住的收成过活；既无路可通，无从远处运粮，也无钱可付，运来也买不起。脚下的矿藏不曾动过，而那些地方——若传闻属实——其致富之资之丰不亚于全球任何一处，却在可怜的贫困里苟活着。这些情形，本国当轴若能像我们身在此地的人一样明白，在对待外国人在华地位的问题上，就不至于这样怯懦了；因为我们的声威足以使我们取得一切在情理之中的要求，纵然一时失效，只要武力稍一重张，便会复振。这个国家的资源若经妥善经营，是绰绰有余的；可照眼下这个政府的办法，各省在其督抚上呈的奏折里，倒争着诉自己的穷。

我们所受的商务上的种种限制，一一列举已出本篇回顾之外；随便举几件：我们的货物在上岸时已完了百分之五的关税，此外还要被抽税，甚至在我们自己这块租界里也如此；「卡里斯布鲁克号」轮船在海南外面未经预先警告即遭扣押；条约所订的子口单在各外口岸被弄成一纸空文；以及用一道海关的封锁圈把我们的香港殖民地困死的图谋。就在上海这里，世上最要紧的海港之一，正被本省最高的官员居然好意思称作「天设」（见巡抚致麦华陀领事的照会）的吴淞拦江沙一点点封死。长江的泥沙推进之速，看着实在惊人：十五年间，我们这条江已被它逼窄了将近三分之一；除了中国，别的国家绝不会听任一条担负着这样大宗贸易的江河自行其是。主要由外侨集资，从日本请来了几位荷兰工程师勘查这道沙坎；可他们的报告至今未曾刊布，即便刊布，也没有理由指望会照着办。租界的地位是不正常的，而外侨所设的市政机关的治权，正日甚一日地被侵夺。要保住外国人给这地方带来的兴旺，这些治权必须扩大：外侨的管辖范围须像当年三十英里为界之时那样放宽，以便开新路、整治河道、兴办自来水与别的文明设施；总之，把权柄从那些不肯治理的人手里取来，交给肯治理的人。

当中日之战一触即发之时，管辖台湾岛的福建当局看出了利用大北电报公司在这一带海岸所设电报之便的必要。可是福州虽是中国最大的茶港，每年出口茶叶近一万万磅，却没有直接的通讯，电线是在邻近而较易到达的厦门上岸的。在两个口岸之间架一条陆线，使福州与世界其余各处直接通讯，本是极简单的事，却怎么也得不到中国人的允准，这事便搁下了；直到一八七四年对日交涉起了麻烦，总督才答应办。大北电报公司立刻动工；可是线还没架完，经威妥玛先生斡旋，和局已定，这条线也就不需要了。电报公司被迫收下已做工程的款子，电杆被拔倒。可见中国政府真正显出进步的，只在战争的直接器具上。为取得这些器具，它不惜工本，哪怕全国各地的奏折都在诉说财政的窘迫。福州与上海的船厂造了式样最新的兵船与炮舰，或从外洋购入。克虏伯厂接到了大宗订单；这一年里，自欧洲来的轮船几乎没有一艘不替中国政府带来一大批这样那样的军火。上海制造局又添了大规模的火药厂与子弹厂；式样最新的炮台，已筑在各主要江河口上，尤以吴淞与大沽为著，另在长江与闽江较扼要的江段上游也筑了。兵务上这份不歇的劲头，与别的一切方面的懈怠与阻挠恰成鲜明对照；这对于凡把身家寄在这个国家、正殷殷盼望外国利益能和平进展的人，实在不是好兆头。

说到本地侨民在科学上的努力，除本会会员所做的工作之外，还可以提一提利特尔医生小规模创设的天文台；我们深信他的辛劳终有一天会结出好果子。美国「金星凌日」观测队一八七四年在长崎测定经度，我们趁此机会精确定出了上海的经度。那队美国人到长崎后首要之事，就是测定其观测点的经度；靠着通海参崴的海底电缆与西伯利亚的天文学家联络，他们办到了。去年，此地与长崎之间的电缆也被拨给泰恩特先生与利特尔医生作同样之用。

这一年里，本地的科学设施又添了一样，即「格致书院与阅报室」。此举起于我们一些外侨的心愿，又得一两位开明的中国人赞助，想使中国人普遍知晓并赏识外国的工艺与科学。傅兰雅先生（他在中国制造局任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之职）、英国女王陛下领事麦华陀先生，连同金斯密先生，以及中国人徐、王、唐景星（后者是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是此事的发起人，如今组成董事会。租界里已按中国样式盖起一所朴素的房子，购置了一批书作为馆藏的底子，又搜集了各种模型。费用一部分来自外侨的捐款，大部分则出自中国高级官员的捐助。章程上说，本院之设，是要以尽可能切实的办法，把西方各国的科学、工艺与制造呈给中国人看；所拟的办法是：一，陈列机器、仪器、制成品等；二，讲演与开班授课；三，设中文藏书楼与阅报室。章程还说，希望上海及中国别的口岸的外国商号能看出：不但自己要赞助这个陈列，还要设法说动他们在本国的关系商号尽力相助，这于他们自己大有好处。原章程所悬的那些极乐观的成效，究竟能实现几分，很难说：目下中国官员对外国科学感兴趣的地方，似乎主要还在于它能不能帮着把外国人挡在门外。

要开启中国百姓、要把这个国家向外国的事业与资本打开，最好的办法是运用外交上的压力，去掉官府对我们自由往来所设的种种障碍。中国官员若听其自然，无论我们怎样教他们赏识把我们的机械之艺用在本国天然资源上所能得的好处，他们都会不敢把所学付诸实行，直到他们自觉能不靠外国之助而办得成的那一天；因此，我们出钱去办这样一个处境的书院，究竟于己有多少益处，我们不无怀疑。倘若准一家外国公司租办一座煤矿，并修一条铁路把它与最近的口岸连起来，便能以实事教给中国人一样东西——只要他们仍局限于书本与模型，那样东西他们是永远不会真正体会的。〔按：这个念头萌生得如此之早，多年以后在江北厅煤矿几乎实现，随后却在一连串惨痛的失望中耗尽了著者的元气，招来了他最后的一场病。——立德夫人〕这类事业的和平与获利，会变得一目了然；而那条迁就中国官员成见的荒唐规矩——不许外国人在条约口岸界外租地或租屋营业——也就会被打破。我们听中国官员说过：「机械上我们承认你们高明，可论伦理道德，我们不承认。」假如我们能进到内地去，他们很快就会看到：除去传教士——不论明智与否，我们各国政府逼着中国人容忍他们——我们在增进他们的机械知识之余，完全愿意让他们在后一点上的高明保持原样；而受雇拿工钱的那个阶级，对我们的欢迎必定是最热烈的。

一八七五年在地理发现上，几乎没有什么可归入本会范围之内的事。对喀什噶尔的外交往来实际上已经中断，马嘉理被害后又迟迟不采取有效措施，两条大有希望的路线因此都无从打通。局势未定，由此生出的信心不足，又妨碍了别处的勘查；所以就我们对中华帝国边远部分的地理知识有无增益而言，这一年几乎是一片空白。唯一的例外，是派往云南的那个查案团。到年终时，该团几乎还没走出汉口；因此无论有何结果，都要留给日后的编年了。

在印度那一面，地理研究同样突然受挫。马嘉理之行那样的结局，仿佛把印度政府也弄瘫了；本该催着他们更加奋力推进，纵不能在自家边界上实力雪耻，至少也该在道义上雪耻，可他们却似乎接受了中国人有意加在他们头上的这一顿阻拦。蒙哥马利上校手下那些印度探员的出行仍在继续，只是已不见往年那股劲头。没有一支组织得好的队伍出发过；印度与中亚、与中国之间的边界，实际上仍闭着不通。然而这些探员确实做了好事。那片一向如谜的帕米尔高原，正一点点被地理学攻下。西藏那些从前无人知晓的高地，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勘查过了；其中一位探员绕行了腾格里淖尔一周，把那些荒野与在叶尔羌、喀什噶尔所作的一系列观测连了起来。至于中国的土耳其斯坦，这一年我们的知识毫无增加，因为英国政府把托马斯·福赛思爵士在喀什噶尔约定的旅行与居留之权暂时搁置了。

过去一年里，中国海岸的测量也做得很少。把长江口重新精确测量一次，无论从商务还是从科学的角度看，都是无价之举。英国海军已指派了一位军官担此差事，其后却因病内调；而若无充分的助力，他所能做的工作也起不了多大用。长江三角洲推进的速率是科学上极有意思的问题，何况它还关系到我们贸易将来的发展、甚至存亡。把它与中国那些或多或少可信、并且上溯二十来个世纪的记载合看，这里就有了一把尺子，可以量出亚洲大陆东部古时的情形。旧海岸线的痕迹很清楚，冲积平原的面积也能准确量出。这样，把它今日增长的速率量出来，再与我们从古书里所能搜集的事实相比，或许就能得到推断长江年岁的线索。这些变化又大又快，在我们许多侨民居留期间就已改了地貌；实在很希望有人采取长久的办法，用一套完备而精确的尺度把这些变化随时记下来。黄海里没有急流，因而水流对三角洲增长的作用相对甚微，不至于严重影响据这些测量所作的任何推算。

不过，当大不列颠在西面与西南面无所作为之时，俄国人在西北面又跨出了一大步。浩罕剩下的部分已被席卷，俄国的疆土如今与天山相接——这道大山脉的两麓，自有史以来就是东西各族往来的通衢。

浩罕汗国据有中亚最富的一个盆地，纳伦河的水浇灌得极好，温带的一切庄稼果木都出产。它的气候没有高原通常那种严酷，矿藏又极丰饶：煤、石油、铁、铅，以及多数别的有用金属。已经开了一处煤田，采出的煤品质极佳。这一供应地靠近锡尔河与咸海，取用甚便，其重要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卡拉套也开了两处矿，一在苦盏附近，一在离塔什干不远处。倘若鼓励——哪怕只是允许——贸易自由，中亚的前途便可无虑。这一年里，另有一个问题引起注意：能否借阿姆河的旧河床把咸海与里海重新连起来？所作的测量与观察似乎表明，单就水平高程而论并无困难。然而中亚的干化看来一直在推进，如今阿姆河上游的水量已不足以把水流送过中间那片地带。这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咎于现行灌溉办法的浪费：大量的水白白流进沙漠里去了。

日本在与朝鲜订约时订明测量海岸，给我们做了个勤勉的榜样。但愿这件有用的工作不久便能着手。我们现有的朝鲜海岸海图极不完备。东京湾与交趾支那沿岸的进一步测量也很需要；如今海南的琼州已开埠，我们希望不久能看见有人接手这件事，把我们对那一带海域的知识扩展开来。法国海军已测了安南新开各口岸的进路，并刊出了自海面至海防的高锦口海图，以及海阳、广安两省河口与内河的海图。俄国人则测了自帝王港至卡斯特里湾约四百五十英里的西伯利亚东岸。

在本会会刊上，贝勒施奈德博士对中亚与东亚中世纪地理作了可贵的札记；巴拉第修士则为马可·波罗在华北的行程提出了新的说明。何天爵牧师用生动的笔墨记述了一趟穿越山西、陕西的旅行；虽然所经几乎无甚新地，却大大增益了我们对这两个不易到达的省份的知识。

《中国评论》继续刊载梅辉立先生论中国人在印度洋探航的一系列可贵论文；金斯密先生则试着解释《禹贡》里那个地理上的谜。

《教务杂志》在这一年内登完了贝勒施奈德博士所作中国中世纪西行旅记的札记，此稿其后已单行出版，对一切研究亚洲古事的人永为可贵之助。菲力普斯先生贡献了关于马可·波罗笔下刺桐位置的札记，并就此与玉尔上校作了一场很有意思的讨论。较偏于史学的，是克莱门茨·马卡姆先生四月二十六日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概述在西藏的各次探行，尤其是一七七四年波格尔先生那趟极不平常的旅行。通往中国南部的商路，也是科里顿先生一篇论文的题目。随俄国阿姆河远征队同行的赫伯特·伍德少校，就其行程作了可贵的札记，据说不久即将刊布。

在柏林地理学会，李希霍芬男爵宣读了几则关于中国人口的有趣札记；与够格判断此事的人的一般看法相反，他把中国人口估到四万一千五百万这样一个惊人的数目。男爵那部论中国、尤其论中国地质与矿产的著作，至今仍未出版。须记得，他勘查的费用是由中国的商人们承担的，他们指望：把她未曾开发的资源弄明白，会使这个国家向他们的事业敞开。唉！如今看来，他们这番事业的报偿，怕是要留给他们的后人去收了。一位俄国旅行家萨斯诺费尔斯基先生，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自汉口启程，取陆路往西伯利亚。他指望能取道甘肃，再经乌里雅苏台。他此行的记述还没有收到。

总的说来，这一年在地理上的兴味主要是回顾性的；真正新添进我们知识库里的很少。不过但愿眼下这种停滞不会拖得太久；但愿云南之行所受的这一顿挫能激起一次有力的反弹，但愿可怜的马嘉理的血不会白流。倘若能教会中国人尊重并协助外国的勘查者——这是他们能做也应当做的——日后必定会有更多能干的人进入这一行，中国与中亚剩下的许多未知之地也就会被弄清楚。近来从北京当局手里争来的那几道关于保护西人之责的上谕，我们相信会对全国的官员起应有的作用；因为我们的阻力全来自官吏一途，百姓大众虽好奇，却多半并无恶意：他们是看官老爷的眼色行事的，只要当局以礼相待，我们就再不会听说有乱民闹事挡住行旅的去路了。

至于过去一年租界的状况，就外侨的总体健康而论，极为可喜。实在说，若以一八七五年为准，上海可算是极卫生的地方。常住与非常住的外国人约有三千人，全年死亡总数只六十七人，死亡率为千分之二十二点三。不过这些数字不可过于倚重，因为许多病重的人被送回国去了；所以除了用来一年与一年相比之外，无从编出科学上准确的统计。我们能确说的只有一点：一八七五年的死亡率远低于以往任何一年。

这一年里发生过一次霍乱，主要在非常住的（流动的）人口中间；疫情范围有限，染病的不到二十人，其中死者却过半。此病似乎不是由海上传来的；看来每年到了一定季节，它就在本地人中间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多暴雨，最高气温也比往常高，这些现象或许对疫情有影响。租界应当会一年比一年卫生，因为地面年年在垫高，沟渠也在改良。稻田正让位于棉田，构成稻田的那些不卫生的沼泽，于是迅速从我们近旁消失。不过在扩大地下沟渠的面积时，须极留心让沟里常有水冲、又通风得当；正因如此，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明沟反而更稳妥，而且我们认为可以做到同样有效。

结束我们对这一带地方本年科学进展的评述之前，不可不记下一件事：与本会相连而设的博物院，其进展极令人满意。

第三部：戏剧与传说

中国戏

据孔子所修的《书经》，中国人自极早的时候就讲音乐，可上溯到公元前二二〇〇年。舜帝，中国黄金时代第二个大朝代夏的开创者，据说设有掌乐掌礼之官。他们的宗教祭祀一向以乐舞相伴；这里说的舞，更确切地说应叫作「摆姿」，就像今日在日本神道教神社里所见的那样。据说这些古舞演的是当时人民的生业，并且照中国人讲对称的习惯，被记述为表现耕、获、战、和四种生业，以及与之相应的劳、乐、疲、足四种感受。《书经》所载，起自公元前二四〇〇年，讫于公元前七二〇年，共十七个世纪。书中说，舞者祭山川与地祇时，手执盾以表战事，执锄以表农事，执旗以表胜利。后来一部中国的著作把这些哑剧记述得更详。舞者自北而入，以其位置与手势摆出一幅战阵；随后向南推进，列成一行，领舞者扮的是有名的周公与召公——他们是文王的辅弼；文王是文治之君，乃武王之子，武王是武功之君，灭了腐败的夏朝，建立周朝，中国的三位大贤孔子、孟子、老子便盛于此朝。这位著者接着说……

第十六章中国戏（续）·借靴

到第六段，舞者肃立如山；照中国史家那种好下断语的笔法，这是演文王定天下的始末：他初入中原，败了纣王，长驱而进，划定诸侯的疆界，然后凭辅臣的良谋治理天下。这类舞乐与哑剧，中国人自上古就演，后来渐渐流于放荡，到周朝诸王手里便禁其用于祭祀，优伶也被贬为贱籍，至今未改。

今日我们在中国所见的舞台，与莎士比亚时代英国的舞台几乎一模一样。黑衣修士区环球剧场留下来的唯一一幅图，出自荷兰旅行家德·维特之手。图上所见，正如今日的中国：一方平台探入池座，后墙两侧各开一门，一门上场，一门下场。完全没有布景，于是整出戏的分量全压在演员身上——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演员，想必也像今日的中国演员一样，个个出色。乐师坐在台后，观众一览无余。出钱的阔客坐在露天院子四周的楼廊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无论戏演在庙宇的院子里、行会的厅堂里，还是富人的宅子里，池座一律对穷人免费开放。这个规矩，我倒很愿意今日的英国也学一学。

说到这里，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在中国走过那些诗歌与史书里有名的地方，常常惊讶于江上不识字的船夫、陆路上替我们挑担的脚夫，竟把历代的战事与朝代讲得那样准确。他们指点古迹给外国旅人看，铺陈前朝的伟业，百说不厌。这些人的历史知识远在我国同等阶层之上，究竟从何而来，我很久才弄明白：他们是在一切学堂中最有趣、也最入人心的那一所里学的——戏台。公演的戏，大半是排场讲究的历史剧。中国几乎村村有戏台，由走江湖的戏班来演，戏资由本地稍富的人家凑份子出。

这些班子一般包演一个礼拜或半个月。中午开锣，一直唱到夜里九点光景。演员在台上一连站这么多个钟头，那份耐力实在惊人——中国人干什么行当都有这份耐力。所有正经段子都要就着乐队唱，嗓子如何吃得消，几乎叫人不能理解。他们的戏码极多，全装在脑子里，许多人根本没有剧本。他们自幼入科班，在记性最好的年纪把戏一句句背下来。招待贵客的一种敬意，是把戏单递上去，请客人从百来出戏里点一出。我常故意点冷僻少演的戏，从来没有难住过他们，点了就演；反过来，戏单上若有哪出戏里的角色与客人同名，便立刻抽掉不演。台上虽无布景，行头却极华丽，王侯将相穿的是繁复的绣袍，一般说来穿戴扮相都讲究而不苟且。没有幕，也没有落幕的画布。而且说来有趣，一出接一出之间并不歇场，只在钹上敲出一个特别的点子，内行人一听就懂。欧洲人因此说中国戏没完没了。诚然有时连演成套的历史剧——好比莎士比亚写金雀花诸王的那些戏——同一段故事能一连唱上三四天；另有一出名剧竟有二十四折之多。不过照常例，中国那些轻松的段子比我们的还短些。

唱戏的日子，全村如同过节，人人穿上最好的衣裳；女眷坐在楼廊上，面前摆张小桌，上头有茶、点心和别的细食；一家一户在敞着的大院池座里坐上整整一天，喝茶吸烟，其乐融融，看着叫人高兴。还有一处叫人想起莎士比亚的细节：中国几乎每座戏台的后壁上都写着一句题额，四个描金大字——「以镜照人」！这大约可以拿来做个像样的论据，说莎士比亚周游列国之余，也到过中国。在城里，戏演在行会会馆所附的极讲究的戏楼中；中国凡是通商大埠，这样的会馆都有好几处。这些建筑石雕木刻精细，又贴金又敷彩，格外壮观。行会逢会期节庆便演戏，会众受邀赴宴，其铺张不亚于我国同业公会的宴席。宴席一开就是几个钟头，其间礼数繁多，古礼照行，而台上的戏一刻不停。行会替人评理断事，常用的一种罚则，是罚被告出一台戏；照惯例演足三天，约合十镑上下。一个「班子」平均三十人，旦角全由男人和男孩扮，一如我国中世纪的成例。

演得最多、最按时的戏，至今仍在佛寺里。有件事颇奇：汉字的「诗」，是由「言」与「寺」两个象形字合成的。就此还可一提——虽说中国的字源不可太当真——「优」这个字，据说是由「人」「百」「心」「手」诸文合成的；在好想象的人看来，这意思是：一个人能演出数不清的情与事。演员长时间唱下来，要靠衣衫破旧的苦力上台递茶解渴；那些人随随便便走上台去，隔一阵递一回茶，观众照例只当没看见。布景则用极原始的法子略作示意，好比《皮拉摩斯与提斯柏》里那张当墙的床单。一员被困的将军，坐在桌上架起的椅子里，对着立在台面的演员说话，那便算是在跟围城的主帅答话。手里执一根马鞭便是骑兵；下马或上马驰去，就做出跨鞍的身段。扮女人的演员用极高的假嗓说话，步态扮相与真女子毫无分别。一张桌子蒙上绣花桌围可作御座，蒙上素红桌围便是官老爷的衙门。

后台是戏台后面院子一侧的半敞回廊，演员在那里换装改扮，快得出奇。他们的行头装在包铁的沉重箱子里到处搬运，往往十分值钱；运到欧洲出售的绣品中，最精美的有些就是淘汰下来的戏衣。中国的贱籍只有优伶与剃头匠两种，子弟不得应科举；而中国人于多数事情上都有一套雅称，优伶在文言里便叫「梨园子弟」——这名目出自梨园，是优伶的大恩主、唐玄宗（公元七二〇年）设下的教习之所：他把戏班请进自己的梨园里学艺。这位皇帝还亲自督导后宫女乐的演习，据说为当时流行的小戏谱了许多新曲；那些曲子至今被称作「荔枝香」，荔枝是华南有名的甘美果子。据说他设过掌管戏曲音乐的官署，对舞台的兴趣，与拿破仑大帝对法兰西喜剧院的兴趣差不多，而正事也并未耽误。值得一提的是：名重一时的翰林院——所谓中国的「学士院」——也是这位皇帝创立的。

中国的女子在古时极自由，《诗经》——中国现存最古的书——便是明证。自从禁止女子登台，她们的社会地位似乎大为跌落。中国的戏班像欧洲一样，行当分得极严，每个演员都有本行的名目，如高贵的老父、头号小生、头号丑角、二号丑角、青年旦角，另有一个我们戏里没有的行当，叫「魂」，即鬼魂；当然还有「丑」，照字面可译作「跑龙套」。

娼妓——中国人称之为「卖笑的女人」——常在戏里出现，其地位一如古希腊的名妓：必须多才多艺，善歌善舞，通晓文墨。中国戏极重劝善的意旨。淫秽依中国律例是罪，作者犯此罪，只要其书还在世上流传，便一直关押。总之，除了通商口岸那些藏污纳垢之地以外，中国的戏台确是有教化、合道德的；结局总归是善有善报。中国的著述家说，戏应当把最高的教训做成图画，演给那些不识字看不了书的人；那部惩治淫书作者的刑律，则说演戏的用意，在于把好人、贞女、孝顺子弟的真实图景——虽属虚构——摆出来，并演些能引观者走上正路的情节。有一出流行的戏叫《丫鬟的计策》，韩夫人对女儿说：「你岂不知，今日一如古时，男女结合，非经应有的礼数成全，便算不得数？」官府对戏台的干涉只有一条：律例禁止扮演本朝的皇帝。此外人人都可以搭台演戏，爱怎么演就怎么演；依我看，这种由民间自管的办法，比我们那套喜怒无常的审批制度更有益于风化。

今日中国的近世戏台，据说起自隋朝开国之君文帝（公元五八〇年），而戏文大半写于中国近世文学的三个盛期——即三段各自分明的时代：唐（公元七二〇至九〇五年）、宋（公元九六〇至一一一九年）、以及鞑靼与蒙古的金、元两朝（公元一一二三至一三四一年）。单是最后的蒙古一朝，享国八十九年（公元一二七〇至一三六八年），传到今天的便有知名作者的戏四百四十八种、无名氏的戏一百零五种，另有四种出自名妓之手。《元曲选》的编者把戏分作十二类，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演神仙鬼怪点化人心的戏列在第一类。他还试着定下法度，说一本正戏该有四折，必要时可加楔子。楔子交代情由；第一折铺开关目；第二、三折推动情节，使关目渐熟；第四折到顶点，事情陡转，罪恶出人意料地受到惩罚与抵偿。中国现存的戏码浩如烟海，译成欧洲文字的却寥寥可数，实在令人诧异！其实其中许多极有意思，不单可以当作过去的图画看——中国人管这叫「鬼门道」，即幽冥之门——本身的关目与对白也自有趣味。

头一本译成欧洲文字的中国戏，是耶稣会士马若瑟神父于公元一七三五年刊行的。欧洲读者也许以为中国戏乏味，那不妨引伏尔泰评这本《赵氏孤儿》的话：「尽管情节难以置信，其中自有引人入胜之处；尽管事件纷繁，一切又都清楚得如同白昼。」有些较轻快的戏满是诗意的奇想，在我们看来陌生，在懂中国和中国人的人看来却极有本色。譬如《合汗衫》的开场，主人公张义带着妻儿上楼看雪。饮过几杯酒，他神志迷离，把眼前当成了春天：雪成了梨花，红云成了垂柳的花；他想象面前挂着锦缎帷幔，脚下铺着花毯。这一场里，全剧惯用的七言被撇开，句式长短不拘，比起正经念白那种固定的顿挫与双声叠韵，读来是一种松快。

酒在中国的老戏里分量极重。中国人久坐读书，一点酒就上头，而且照例总要饮上几杯以助诗兴——直到今日，有教养的阶层仍极嗜此道。「好酒量」在中国是赴宴的人必备的本事：席间每位客人都被劝着一杯又一杯地干。然而喧闹的醉汉几乎见不到；中国的烧酒并不课税，价钱贱得出奇，却也如此。

演戏至今仍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没有哪桩公共的事情不带演戏，而且与宗教仪节密不可分。就说我把重庆的商号从城里这一处迁到那一处，我手下的中国伙计便办了一场半是礼神、半是演戏的名堂。我们排成队伍穿街过巷，四个苦力抬着一只大火盆，里头是旧宅厨房的火种，要用它点着新宅厨房的灶；一路上有弦乐和铜器伴着，念唱戏文。把旧火搬过去，是为了免得商号被新居所的前任住户欠下的债牵连。

中国戏里的人物是活生生的男男女女；作者力求「以镜照人」。印度古时的剧作家任想象驰骋，戏里满是不可能有的怪物与神灵；中国的剧作家却不然，他们对人性观察入微，把人性的弱点讽刺得入木三分。像莎士比亚一样，他们最好的戏不属于一时而属于万世；想懂中国人的性情，没有比研究他们的戏更省事、更有趣的门径了。

借　靴

由中文原本译出。这是一出二百年前的中国滑稽戏，至今在中国仍受欢迎，现今并行两种路数的演法，一为天津本，一为苏州本。两种都按中国曲调演唱，多数欧洲人声称听不出调子来。

角色

刘　　　　致仕的官员

张　　　　一个败家子

书僮　　　刘的僮仆

时间：约公元一六八〇年。

地点：中国苏州（近上海）。

第一场　刘宅门外的街上

第二场　刘宅客厅

第三场　城中另一处的坎坷小路

第一场　刘宅门外的街上

张穿着便鞋上。

张　（唱）一

我这一生只会说谎；

谎话是我的乳汁；

日子倒也过得快活：

卧的是芳草，穿的是绫罗。

第十七章借靴（续）

二

哎！谁来教教我！

我实在没了主意。

赴宴叫我怎么去？

脚下没有一双官靴。

（宴时将近，云云。）

三

天下可有这等倒霉事？

一身好衣裳穿戴齐整：

我这副身段本来动人，

偏叫这双破鞋丢尽了脸。

（宴时将近，云云。）

四

饥火烧心的滋味，

我此刻已经尝到；

若弄不来一双靴子，

只好转身回家去。

（宴时将近，云云。）

（加快）五

哎！谁来教教我！

我实在没了主意，

赴宴叫我怎么去？

脚下没有一双官靴。

（宴时将近，云云。）

（白）啊！……我去找邻居刘家试试，他不好推辞，我知道他家里有一双簇新的缎靴，顶好的。我只消去叩他的门，把他那份体面借来。这就定了，地方正在这里。（叩门）开门！来人哪！我说，开门！

刘　（内）谁呀？什么事？三更半夜的，闹得我清静人家不得安生，成什么话？（犬吠，张又叩门）再吵，我剥了你的皮。谁敢这样惹我的狗叫？

张　是我，开门。（自左下。）

——幕落——

第二场　刘宅客厅

刘　（内）是谁在叩门？我原没什么可怕的，我问心无愧；只是会是谁呢？许是哪个抗粮不交的，把他解到我这里来了；再不然，是哪位朋友来闲话家常。（自右上）啊！正如诗里说的，（唱）

「月色溶溶夜，

故人叩我门。

高堂闲话久，

相对最情亲。」

咦！原来是我的老朋友张兄。（二人相拥）请进，请坐。（二人坐）书僮！去回你家主母，说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了。（书僮欲下）且慢！站住！去吩咐杀一只鸡，把饭下上，再烫些酒来。（书僮欲下）先泡一碗茶来。（书僮下。对张）老兄不忙走吧？等酒来了、鸡熟了，请到里边客座上宽坐。（指台后。书僮在刘、张之间的茶几上摆下两只茶盅、一碟橘子。）

张　（坐立不安）老兄不必这样张罗我。（二人起，唱。）

张　你我情同手足！何须这般忙乱？

刘　我待你如同亲兄弟，好比水汽之于水泡！

张　又如鱼之于活水，如鸡之于笼巢！

刘　又如那对朋友，得了银钱两下平分！

张　又如古时的朋友，相爱直到死生！

刘、张　（相拥）又如两个朋友，多年悲叹后重逢！

刘　（白）我的亲兄弟！我最亲的兄弟！见着你我好不欢喜！你想，昨日我就得了你要来的吉兆。实在说，兆头多得出奇。（张不耐烦）且坐下听我说！（二人坐）那边的侧门上，我看见一只蜘蛛绕着圈儿爬，随后垂下一根丝来。跟着忽地一阵风，把灰都吹上了烟囱。

张　好兆头！

刘　我必是想着你了。

张　你怎么想我的？

刘　我想你正在赴席，却没穿这样的好衣裳。

张　我一路走来，嘴里没停地念叨你。

刘　你怎么念叨的？

张　我一直念：「我的刘兄。我的亲刘兄！我的好刘兄！」

刘　我心里也在想：「我的张兄！我的亲张兄！我的好张兄！」——啊！怪不得今早我打了那么一阵喷嚏。

张　怎么个打法？

刘　就是这样（打喷嚏）打了二三十个——却不知今日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可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若有，你知道我向来听凭差遣。

张　（喜形于色）我……要……生……脑子！

刘　我这副没用的脑子若派得上用场——砍吧！在这里。

张　我……要……鲜……血。

刘　为你流血，是我最大的快事。拿刀来。把我剖开。把心掏出去；把我剁成一千块。

张　（大喜）好了，玩笑搁下，老兄，今晚知府请我吃酒，我衣裳都穿停当了，你也看见，只是没有靴子。

刘　你可把我吓坏了！

张　所以我知道你老兄有一双新的官靴，特来借一借，好显得体面些。

刘　（跳起）你吓死我了！我浑身直哆嗦。你方才那句借靴的话，最好收回去，不然我们的交情就到此为止。嘿！你厚着脸皮站在那里，跟拦路打劫的强盗没有两样！你那副丑脑袋，活脱是前日砍头的那个贼。你气得我按捺不住。

张　我们二十年兄弟相称，如今为了一双破靴子，你竟这样待我——依我看，你实在是不通人情。

刘　哦，是了！你只管拿舌头压我——且慢！你可知道这双靴子花了我多少？你可知道我遍请天下各省的鞋匠，来比手艺做这双靴？工钱且不算，单是路费你想想。（旁白）这时候席早散了吧。

张　（旁白）这顿饭我是吃不上了。（高声）什么！一双靴子请这许多鞋匠！我一个字也不信。

刘　什么！你不信；那你听我数给你听。（唱）

北京左近通州来了一个鞋匠姓王

南京左近滁州来了一个鞋匠姓唐

江苏苏州来了一个鞋匠姓庞

浙江杭州来了一个鞋匠姓章

湖广汉口来了一个鞋匠姓孔

江西湖口来了一个鞋匠姓童

山东登州来了一个鞋匠姓龙

河南汝州来了一个鞋匠姓宋

福建漳州来了一个鞋匠姓冯

上海左近虹口……

张　（打断）够了！够了！你说的我都信……

刘　（唱，重）这些鞋匠果真都来了，替我做这双靴。（吟诵）（乐一击）我在家里（击）备下一口黑猪（击）通身没有一根白毛（击）办了一桌大席（击）等到诸事停当（击）奠了酒（击）祭告神明（击：跪下）双膝跪地……

张　起来！起来！靴子借不借，你不许跪我。

刘　我跪你！我是恭恭敬敬给鞋匠们敬酒。

张　不敢当！不敢当！你是恭恭敬敬给鞋匠们敬酒。（旁白）这厮真该死！

刘　好！我方才说过，借你靴子我倒不在乎，只是你要记着：自打做成，我一天也没上过脚。我拿油纸仔细包好，高高挂在中堂上，天天去看它一回。

张　那我怕你是不肯让人穿的了。

刘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借给身分相当的人，只是世上有一班下作东西、可厌的混帐，借人家一双靴子只当没事。你若真要，就割下一根手指来，拿了靴子走人。

张　我们二十年兄弟相称！唉！我明白了，你是打定主意不借。

刘　哦，不是的！借给你我并无异议，我的兄弟——只是先头还有好些事要办。

张　别再这么耽搁工夫了！倒是还有什么要办？

刘　我得先祭一祭靴子，不祭是穿不得的。

张　可是兄弟，祭的事能不能等我回来再补？

刘　那怎么行，你不祭就穿上，脑袋登时要疼，跟着发起高烧，不多时就去了半条命。

张　要祭些什么？

刘　哦！算不得什么！你出得起。（唱）

黑猪一口白羊一头

灰鹅一只肥鸡一只

纸马一匹好酒一坛

香烛鲜花样样齐全。

张　（唱）

罢了！罢了！

求你放我走吧：

我求你！我求你！

别再作这些揖了

我告饶！我告饶。

刘　他要借靴得跪着！这等贼子上门来偷。

张　我要借靴得跪着！好一番颠倒欺瞒。

刘　我这脑袋当真要晕。

张　他半点人心也没有。

放我走！

刘　不！不！不！

四把胡琴两张琵琶，

也不过二十块大洋。

张　罢了！罢了！

我若有二十块大洋，

我自去买了，我自去买了。

绫的缎的靴子要多少有多少

我自去买了，我自去买了。

云云。（二重唱与终曲重复。）

刘　他要借靴得跪着！这等贼子上门来偷。

张　我这脑袋当真要晕。

我且哄他！我且哄他！

我且哄他！我且哄他！

叫他抖去！

放我走！

刘　不！不！不！

刘　也罢；既是你，好兄弟，祭品可以减去一半。只消买一口猪、一只鸡、一条鱼，再几杯酒，然后请个和尚来念念经，也就算了。

张　便是这样，我也办不起，好兄弟。

刘　当真办不起？那么，一炷清香、一碗净水，我们也就知足了。

书僮持水盆与香上。

张　这我办得到；劳你快些预备起来。（书僮把香和水放在桌上。张叩头。）

刘　很是，《礼记》上就是这么写的。你可以去了。

张　去？去哪里？

刘　去请和尚来念经。

张　那得花掉十来双靴子的钱。我宁可欠你一个人情，请你来念。

刘　既这么着，为你破例，我来念。只是我得先用点点心。（动手剥橘子。）

张　快些，刘兄。

刘　（边吃边唱：跪下叩头。）

南——无——阿弥陀佛——云云，云云。

张　好！好！念完了吧。

刘　书僮！去回你家主母，请她把镀金衣橱里我那双新缎靴取出来，拿给我。仔细捧着，轻轻地，走路留神别磕着碰着，顶在头上给我拿来，——就这样。

书僮把靴子顶在头上上场，随手将靴子摔在地上。

你这该死的！我叫你轻拿轻放，你这样摔下来！你好大的胆！

书僮　您骂我做什么？我是极小心拿来的。我怎么敢伤了主人的靴子？我捧着它就跟捧鸡蛋一样。怎么倒说我不小心？

刘　仔细着。它认生，知道人会不会穿靴子。

张　它倒不像有什么附体的。至少我看不出有鬼神的形迹：只有这儿一个窟窿。

刘　我的靴子上有窟窿！我收起来的时候是簇新的。定是叫耗子咬了。（怜爱地从张手里接过靴子）唉！我的靴啊！我可怜的靴啊！你要走这么远的路，还跟着这样的人！（对张）来！叩头！

张　什么！给一双靴子叩头？

刘　不叩头，倒要请教你怎么个祭法？

张　也罢，就叩了完事。（跪下，以额触地。）

刘　（如高僧般诵念）祭者虔诚而入，鞠躬而立，谨之又谨，就在这一年、这一月、这一日、这一时。（张作祭状。）

张　是，我张某——

刘　（诵）谨具香烛，洁净无染，敬祭伟大的皮革之神，祭牛皮的大元帅，祭羊皮的显赫将军，祭狗皮的圣明护法。（张一一向这些尊神作祭状）今愿借靴，誓保无伤。倘有毁损，愿受万剐凌迟而死。（对张）唉！可怜的兄弟，上前领受祭品吧。（张拿起靴子就要走）你往哪里去？

张　经也念了，祭也祭了，我这就走。

刘　且慢！我自己还没上过脚，倒让你先穿上，撑坏了、糟蹋了；这可不合适。

张　怎么不合适？难道是龙皮做的？

刘　虽不真是龙皮，料子却是老远运来的。

张　噫！那是什么做的？

刘　（唱）你听着，我说给你听。（二人坐。）

貂皮来自辽东，

线是陕西的出产，

再送到苏州去，

着实费尽了工夫；

那里住着一位名匠，

名字叫作金阿鲁。

他用毡底缝合停当，

一双未着脚的新靴。

哦！好一双靴子。

哦！好一双靴子。

老的少的都夸它，

好靴子啊！

张　够了！够了！

刘　（唱）二

染料用的是极贵的药材，

才有你看见的深黑；

麻和丝都是上选，

挑自江西。

镶边你看，

来自云南的山里；

还有交趾的亮金，

成全了它的名声。

哦！好一双靴子！云云，云云。

（再唱一段）三

这样的靴子从来没有，

普天之下头一双。

听！它两帮空响，

如同大海的涛声。

靴筒亮得像钻石，

帮上闪得像日光。

这样的宝贝谁敢想着穿！

（张伸手去取靴，刘一把夺回。）

仔细着！莫要莽撞！

张　够了！够了！断不会有什么差池，明日就还你。（欲走，刘拉住）放我走；这会儿赴席已经迟了。（二人都攥着靴子。）

刘　还早呢——你走之前，我要问你一句话。靴子是你借去的，可穿靴子的是哪一个？

张　自然是我！还能是谁？

刘　你说什么？太不像话了。你这样的人穿我的靴子！

张　我不穿！那你要谁穿？

刘　这靴子只有大诗人或大学问家才配穿。（张转身要走）站住！我话还没说完，你倒转身要走！

张　好兄弟，求你放我去弄口饭吃吧。

刘　还早得很；你想想赴席的客人有多少呢。也罢！拿了靴子穿去吧！（书僮上）来，书僮，快去把靴律取来！

书僮　什么叫靴律？我不懂老爷说的靴律是什么。

刘　你这该死的东西，说什么？快去取来。（书僮捧着一摞中国式的书上）好，交给张先生带着。

张　靴律！谁听说过什么靴律？

刘　正是——一部管着这靴子怎么保管、怎么穿戴的律例——我的……好……老朋友，靴子上的礼数，世人常常慢待得叫人痛心，所以我请人订了这部律，好叫我每回穿它时有个依据。（唱）

你那不成器的兄弟这样爱惜这双靴，

特地替它立下一部律。

凡要穿它的人，走在路上

必须把这部律捧在手里。

张　敬爱的兄弟，我不能不说

这规矩当真骇人听闻，

叫人昼夜捧在手上

这么累赘的一大摞。

刘　敬爱的兄弟，我不能不求你

把这部律一路带着；

纵然昼夜捧在手里，

也算不得什么重负。

张　敬爱的兄弟，求你至少饶了我；

换个人昼夜捧着这个，

怕要压得他直不起腰。

张　（白）好，你说，这律上写着什么？快些说。

刘　（唱）

律上写着：凡有损伤

底、筒或是缎面，

一概由他担当，

照例领罚。

张　（白）假如我弄坏了靴筒，该当何罪？

刘　（唱）律上写着：靴筒弄坏，

狠狠地打一顿。

张　（白）帮上撕破了呢？

刘　（唱）这一条律最严：

判你受尽苦楚而死。

张　（白）线脚绷开了呢？

刘　（唱）律上写着：线脚绷开，

三十鞭子。

张　（白）底子磨穿了呢？

刘　（唱）就在你自己的脚底板上，

打三万下。

张　（白）轻的过失呢？

刘　（唱）律上写着：轻的过失，

发配充军去长叹。

张　（白）重的过失呢？

刘　（唱）剐成一万片，

凌迟受尽而死。

张　（白）饶了你那倒霉的律例，放我走吧。

刘　敬爱的兄弟，我不能不求你

把这部律一路带着；

纵然昼夜捧在手里，

也算不得什么重负。

张　敬爱的兄弟，求你至少饶了我；

换个人昼夜捧着这个，

怕要压得他直不起腰。

（张扔下靴子，往门口走。）

刘　好兄弟，你往哪里去？

张　我回家去；这时候席也快散了。

刘　还早呢，好兄弟。我还得冒昧问你一句。你生下来，可曾穿过黑缎靴子？

张　胡说，兄弟。你当我这样身分的人没穿过靴子？

刘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怎么个穿法？

张　还不是把脚伸进去，往下一蹬，这样。

刘　（惊慌）就这一蹬，全完了；求你慢慢来，轻轻地把脚放进去——这样——轻轻地。

张　是，是，我知道。我会小心的。（欲走。）

刘　且慢，且慢。（扯住他的衣襟）你看！（笑）你借我靴子这件事，可以打好几个绝妙的比方。（唱，每句之间停下来想一想）

这好比多福公主下嫁了放猪的，

好比一丛香喷喷的玫瑰栽在最脏的土里，

好比一座朽败的废墟披上了浓艳的野草藤花，

好比一场大火里飞出一只凤凰冲天而起，

好比一只高贵的鹰翱翔在一堆秽土垃圾之上：

把靴子借给你去摆阔，正是这样一桩事。

张　正是，正是。

刘　（对将走的张）再说一句，我敬爱的兄弟，你这就去一个极有钱的人家赴席；酒吃多了，人家会用车马送你回来。我这靴子，只消一蹭就毁了。

张　那我该怎么办呢？

刘　我告诉你怎么办。骑马，须在马背上铺一块垫子。坐车回来，务必看清车底有没有铺毯子。往左往右转身，都要轻着；千万别摇头晃脑、别晃身子，也别拖着脚走。席散了，别做最后一个走的。我们相交一辈子，可不比那些一天就热络起来的新交。（张一把抓起靴子）慢着，慢着，兄弟，还有，务必早些还我。我若料到你会拖延，当初也不会这样爽快借你。（下。）

张　（唱）

可曾见过这样的人？

我使尽了浑身解数，

又气又恼，

为的是借这双靴，

好容易才逃出他的门。

我白白耗去了半夜光阴

我这处境实在可怜

那吝啬的老叫化子

我只怕他永不肯

从我眼前走开。

到底把他的旧靴子弄到了手

费了这许多周折

如今这番烦恼过去了

我且把苦处全忘掉。

谁想得到我竟耗了这么久

被他那些蠢话缠住！

且拿一大杯酒把愁浇了去

反正路也不远。

我便这样大摇大摆，

眼梢一挑，

一身鲜衣，

艳如花圃，

明如葡园，

满肚子玄机；

我打生下来

不曾有过一分正经

却总是一团和气。

我答话如同神谕，

做派好似登场，

装得来悲苦，

玩得转神通，

扮得好滑稽，

还管人叫老学究，

我要办什么事，就用旁人做不出的做派，把人情磨出来。

（附记：第一段重唱，末段作返场。）

可曾见过这样的人？

我使尽了浑身解数，

又气又恼，

为的是借这双靴，

好容易才逃出他的门。

哦！……可曾见过这样的人？

我最会设计安排

今天也罢明天也罢，

或偷或借，

似我这般伶俐的后生。

（蹦跳着下。）

——幕落——

第三场　城中另一处的坎坷小路

背后一堵墙，墙后有屋。

张　咦！这是怎么说？门关着，也没有灯。看着不像有客的样子，我且叫一声，看有没有人来开门。喂，里面的！（叩门：犬吠。）

声音　（墙内）谁呀？

张　是我，张某，赴席来的。

声音　客人都散了。

张　好兄弟，你别这么说，我跑了这么远的路，难道白跑一趟。你能不能弄点什么给我吃，再烫一杯酒？行个好，好兄弟。

声音　什么也没剩下。客人都吃光了。

张　酒也没有了？

声音　酒都喝干了，杯子都扣过来了。

张　有茶没有？

声音　厨房的火早熄了。

张　我渴得很。能不能给我一碗凉水？

声音　水缸底下有些脏水，你若肯喝就喝。

张　这可怎么好！叫我如何是好？

一口吃的也没有！

叫那老悭吝鬼撵出来，挨这夜里的冷，

在街上冻得发抖！

人头　（自墙头露出）

滚吧，你这无赖。少来你那套花言巧语！

你算什么好东西。

这时候才来，叫人家干等。

快走吧，走！

（张与人头同唱上文。）

张与人头　（合）

张：这可怎么好。　　　人头：这可怎么好。

叫我如何是好？　　　　　叫他如何是好？

一口吃的也没有！　　　　一口吃的也没有！

叫那老悭吝鬼　　　　　　骂也没有用了；

撵到冷风里　　　　　　　在冷风里待着吧

（合唱重复）在街上冻得发抖　在街上冻着吧。

哦……哦……哦！　　　　滚……滚……滚！

张　哦！这该死的靴子！他那双烂靴子！

我饿得要死：

那老混帐刘某！我早知是个圈套！

丑陋的老东西！（挥拳。）

人头　你的靴子关我什么事？你那烂靴子去它的。

快滚开。

你再不快走（犬吠）狗要叫你知道厉害

你是待不得的！

张与人头　（合）这可怎么好，云云。

张　（自语）我若不曾借这双荒唐的靴子，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我真是饿得脱了力。站都站不住了：只好躺下——拿这双可恶的靴子当枕头。睡一觉，或许还有力气走回去。（躺下，把靴子折起来当枕。）

〔唱〕一

曾几何时我不知愁是什么

曾几何时我年少无邪

曾几何时我不为明日忧

快活得像只云雀，任性所之！

曾几何时我朋友成群，

囊中满满，随从体面；

满袋的钱：正当二十岁；

唉！唉！那样的日子再也不回来了！

我若没饭吃——朋友们全来了

巴不得——我肯与他们同席：

我若缺钱——他们的口袋个个打开，

我一饿——酒饭就送到面前！

第十八章借靴（续）·将计就计，或情人的复仇

二

如今却成了个无家的浪子，任命运戏弄，

筋疲力尽，手脚发抖，浑身骨头酸疼；

口袋空空：落得一身潦倒。

脚也走破了！肚子饿着！我睡在这狠心的石头上！

脚破肚饥！唉！我睡在这狠心的石头上！

（躺下睡去。）

书僮　（内）这边走，老爷。这里可要走得仔细。（提灯上）您怎么走得这样快？

刘　快走，小子！那个借我靴子的张某，到这会儿还没送回来。我看他是个无赖。

书僮　头一等、顶尖的无赖！

刘　我们得提着灯出去找他。我倒要问一句：人家借了你的靴子不还，该怪谁？怪他卷了靴子跑，还是怪你糊涂借给了他？人没良心，就好比车轮没有轴——哪一个走得动？遇上这样负心的人，可有什么法子？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唉！好一个负心人！——我万没想到他会负我这样的人，如今才知道，他不配做我的朋友。我心里的话说不出来！我这番苦楚，什么话讲得尽？我才要睡着，忽听得门上砰砰乱敲，我喊一声「是谁」，原来是张某那厮来借靴子。（极慢）我当时是打定了主意不借的，只是我这人心肠软，是个老好人，向来说不出一个「不」字。我的心软得像蜡，那厮张某几句好话就把我绕住了，我还没明白过来，靴子已经没了。——是的，没了——叫那个巧舌如簧的混帐张某磨了去。——我那婆娘也是，——我倒不是怕她，——为这件事发作起来，刚端上晚饭，就把饭泼在地上，摔了锅，又打翻了茶壶。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说：「好啊！你自己舍不得穿的靴子，倒肯借给外人。」如今说实话，——不是我怕她，是她说得在理，——我心里烦闷得厉害，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一心只想着这双倒霉的靴子，心口疼得受不住。——书僮，把灯举起来，照照我的脸。你看我脸色怎样？

书僮　哎呀！老爷，您气色果真不好——一张脸煞白——活像个死人。

刘　唉！唉！怪不得方才我摸胡子，觉得下巴一点点尖下去了。唉！我这脸相一失了端正，我心里的气就更盛了！

（二人在台上走来走去，书僮提灯照路。刘唱）

（重）

逼得我这样奔走，一个人也遇不着

从睡梦里被扯起来，愁苦地四处游荡

那无赖到处寻他也寻不见

东南西北，离家这样远！

哦！我可怜的靴子啊　你受了多少罪

叫那没心肝的野汉穿着，

也许你正吃痛，被那蠢材踩在脚下，

也许你正羞得发红，一张俊脸全弄脏了。

若能把我心爱的靴子找回来

我要给上天供一块厚厚的匾额

我这苦楚没有话讲得出

今生休想安安稳稳过到老！

我为什么借给你？活该我自讨苦吃

把眼珠子似的宝贝这样丢出去

如今谁救得了我？唉，万一下起雨来，

我的靴子淋湿了，我可要死了！

喂，小子！灯呢！你把灯拿去做什么？只顾着自己照。你这该死的，怎么不给我照路？灯是照我的路，不是照你的。

书僮　真对不住！可您走这样快，叫我怎么跟得上？您看！路正翻开了修。慢着！慢着！慢些！慢些！您没瞧见他们在修路么？

刘　修路！你说什么，该死的东西？你是说我们走的这条路正在翻修？老天爷！我那张兄弟会走这条路么？

书僮　会的，老爷！他一定打这条路来。

刘　打这条路来？我的靴子走得了这样的路么？小子！快跑回家去，见着睡觉的，不论大小，打醒了；叫他们拿铁锹、铲子、锄头、耙子、镐头来，把这条路修好，修得能走人。

书僮　您说得倒轻巧，叫我去找人拿镐头铲子来修这条路。可万一张先生不打这条路回家；万一他走了别的路，又怎么办？依我说，顶好还是往前走，找张先生去。

刘　路上尽是陡坡险坑，我怎么走得过去找他？我怎么往前走？（跌倒，帽子滚落）救命！救命！我摔倒了。哎哟！我的膝盖！磕得稀烂——咦！这是什么？（摸到张枕着的那块石头。）

书僮　这也叫修路，我看简直不成其为路——分明是个折脖子、摔跟头的地方。

刘　（在地上）我那张兄弟难道想得到走这条路？哦！我可怜的靴子啊！在这样的石头上一磕，就撞得稀烂了。来，小子！过来把这块石头推开！

书僮　哎呀！我推不动。

刘　你这没用的该死东西。你连一袋米都不如。来——把它挪开。

书僮　我推不动！哎哟！我这半边身子都疼了。

刘　你这小流氓。来！把灯举着让我看见。（起身）小子！张家叔叔准是回头走了别的路。他能上哪儿去呢？

书僮　他该走这条路，老爷。

刘　我的靴啊！我的皮子啊！我的帮子啊！我的底子啊！便是铁打的靴，走这样的路，底也磨穿了。（绊在张身上）咦！这是什么？

书僮　咦，这不是张先生在这里睡得正香么！

张　是谁搅我的觉？

刘　哦！你这下流的醉鬼！你这糟蹋好靴、作践无辜靴子的醉鬼！你借靴子原来为的是这个！拿去吃醉！你这下流胚子，穿着我的靴子这样糟蹋它。你这是什么意思——吃得这样烂醉，还穿着我的靴子？

张　（醒来）我穿你的靴子？什么！席开了么？那就快让我去弄点吃的。我怕是迟了，都怪那老糊涂刘某絮絮叨叨拖住我——便是一路飞去，也赶不上了。

刘　可我的靴子呢？我的靴子在哪里？

张　（起身）咦！是你？就是你害我迟了，误了我一顿饭。嘿！客人早散了，门也关了！灯也灭了，人人都睡下了。至于你那该死的靴子，我压根儿没上过脚。

刘　没上过脚！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子，把灯拿过来，让我看看。（拿起靴子：书僮举灯）咦，果然。他真没穿过。好啊，你真够意思，我的好兄弟。我这就拿回去，好好擦一擦。（欲走——张一把拉住他——他转回来，二人唱终场对唱。）

张　下回我再来看你

你这吝啬的老蠢货

你顶好躲在门后头

守着你的家不要出来。

刘　下回你来借我的靴

只管当自家的穿

它就挂在门背后

巴不得跟你走一遭！

（二人合唱上面两段。）

张　你这刻薄的老狗，你这撒谎的滑头

你这一脸干瘪的老妖怪

跟你借靴子这件事，我的好兄弟，

从此永远断了念。

刘　张兄弟，好张兄弟，

你知道我是真心疼你

我们二十年的交情

别叫它断了！

张　下回吧！下回吧！

我打赤脚赴席去。

只为等你那讨厌的靴子，

我连饭带酒都误了！

刘　下回吧！下回吧！

我的靴子欢欢喜喜借给你

我所有的一切，亲爱的张兄，

都情愿为你花用！

（合唱）

张　刘兄，这件事我永世不忘，

我去赴席那一晚

你缠着我讨价还价要你的靴

搅了我的安宁，也搅了你的。

刘　张兄，我最亲的朋友，我疼你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实在难过，亲爱的张兄，

你到底迟了，没赶上那顿饭。

——剧终——

「将计就计，或情人的复仇」

二幕喜剧一出，阿奇博尔德·立德仿中国戏体例所作。

所列八个角色中，有五个始终不曾登场，均注明「不上场」。

角色

春喜（「春天的欢喜」）——一个孤儿，与福贵相爱。（不上场。）

张——致仕的官员：他的叔父兼监护人。

董——被革职的官员：张的从弟，五服之内。

邹——往来广州与北方的商船船主。（不上场。）

李福——山东省的匪首。（不上场。）

邢——富商：向福贵求婚的人。（不上场。）

孔立——张的仆人。（不上场。）

福贵（「有福的」）——董的女儿。

水手、兵丁、差役、乡民等。

第一幕

广州张宅内。

第二幕

中国北方山东海边的一处幽谷。

第十九章将计就计（全剧）·附《鼠告猫》小引

【行头】

张——第一幕：衣着体面而素净；第二幕：又脏又破的粗布衣裤——短褂长裤——辫子盘在头上，赤脚穿草鞋。

董——第一幕：寒素的旧衣；第二幕：华贵的白绸长袍，系红腰带，戴兵丁的草笠——其后换上官服短褂，草笠换作官帽。

福贵——第一幕：蓝粗布短褂长裤，赤脚，头发披散，脑后用红珊瑚束住；第二幕：绫罗绣服，装束华丽，头面繁重。

水手——蓝粗布短褂长裤，裹头巾。

兵丁——白粗布短褂，裤脚绣蓝色回纹，胸前红色圆补，用白字写着营号——宽边平顶草笠。

乡民——白粗布短褂、长裤、头巾，都脏旧。

差役——蓝粗布衣裤，红腰带，头巾。

楔子

诸位知道，中国戏的关目向来不过是一副骨架。今晚要献给诸位的这一出，情节比寻常的多些，可有意思的地方仍旧在对白。

此剧作于十七世纪满洲入关之后中国文事复兴的那个时期。

我们本想照原文用中国话演，又怕听着沉闷，因此特为这次演出改编成了本地的俗话。

全剧的主角春喜不能登场，我们得先赔个不是：他不巧病在房里出不来。

商船船主也来不成：我们的台子太小，搬不上一条船，因此只好割爱，把全剧最出彩的一场舍去了。他手下的水手都上岸当差去了，邹船主自然不肯离船。

老邢先生原答应露面的，临了推说年老多病，差人来告了假。

仆人孔立——答应扮这个角色的伶人也叫我们失望了：任凭他主人怎样吆喝咒骂，也逼他不出来对证。

有这许多缺陷，我们仍盼这出戏能叫诸位看着有趣，权当今日中国人情风俗的一幅写实。

第一幕

【景】一间屋子，陈设简素，有一桌二椅，右首一架折屏。

福贵　（自左上，神色慌张）好了！我到了！再不赶紧，回家做饭烧茶就来不及了。——唉！我这命怎么这样苦！——父亲成天抱怨家道败落，一家的粗活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幸亏春喜疼我，不然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他明知我穷，还是疼我，我也疼他，不然我何苦到这里来，冒着叫人撞见的险，躲在张老头家里；万一叫他或是我父亲知道了，我这辈子就没脸见人了。——可怜的春喜，他叔父看得他紧，一步也不许他出门。他来不了，只好求我跑过来见他一面，好把私奔的计较告诉我。唉！我这心跳得厉害！也罢，没什么可怕的。我从后门进来的，还从后门回去，谁也看不见。（闻脚步声）啊！他来了！——不对！是那老头子。是张老爷自己！这可怎么好？叫他撞见，老天爷救我！唉，春喜，春喜，我为了你，什么险没冒过！快躲，迟一步就来不及了。我躲在这里。（藏入屏后。）

张　（自右后门上）这孽障！我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可也由不得他。我偏要叫他看看谁是当家的。我把他锁在房里，他不依我，我就不放他出来。他今年十九岁，才过了头一场考试，如今倒要为娶那个一文不名的丫头福贵，把一辈子的前程毁了。她那不着调的老子从前倒是我顶好的朋友，脾气却犟得像头驴；如今皇上把他革了职，他连吃饭的着落都没有——全是给他那份死心眼的清廉害的。在这城里做了三年知县，能捞的一点没捞；换个明白人在他那位子上，断不至于此。这老糊涂我实在没耐性；他要再来求我，我立刻请他出去。哟，他倒来了！——这老没出息的！

福贵　（在屏后）哎呀！春喜的监护人！

董　（自左上）早安，我的好朋友！哟，你起得好早！我原没敢指望这么巧碰上你！

张　见着你我实在欢喜！请坐！（二人坐）我就知道有位老朋友要来——今儿早上吃茶，一个蜘蛛从房梁上吊下来，正落在我杯子里：这是百灵百验的兆头！——来，说说，好朋友，近来光景如何？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留下吃了饭再走，好不好？

董　不了，多谢！你自己身子怎样？今儿早上瞧着气色不大好啊。

张　唉！我为春喜烦透了——我那不成器的侄儿。他爹也是的，好端端死了，把这小崽子丢给我。我要他回去接着念书，这小糊涂虫偏要害相思，赖在这里不走；我自有法子叫他回过味来。他要是不得我的准就成亲，一个钱也别想到手；等他成亲的时候，媳妇我替他挑！

董　说得是，老兄！这班小的总要闹出笑话来。可这留住他的姑娘是谁家的？

张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不肯说，其实说了也没用，我立刻就把他打发走，无论她是谁，再不给他见面的机会。（二人啜茶。）

福贵　（自屏后探身，旁白）天哪！这事怎么好！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董　你也别愁，儿女原是天大的累赘。就说我那丫头福贵，自打她娘死了，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我打算尽早把她嫁出去。老邢先生肯要她，还肯出一笔好价钱。他今晚就来跟我谈这件事，我要想法子把婚期赶紧办了，免得她再惹出事来。

福贵　（同前）哎呀！哎呀！我可怎么好？

张　这我听着高兴。她一嫁出去，你就搬来跟我住。你知道我这宅子，我这一份家私，随你什么时候取用。

董　我就知道靠得住你的好心，好朋友！

张　好心！——好心在你那边才是，肯可怜我这么个孤老鳏夫。可今儿早上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来，别怕难为情！——你找我有什么事？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没有？——你知道，我的房子、我的钱袋、我所有的一切，是我的也就是你的。你开口就是了！

董　不不！我不过顺路来问问你好，亲爱的张兄——这样的好意我可不好意思领——自然，有时候手头得人一点小帮衬，也是求之不得的。（啜茶。）

张　（旁白）老混账！我早猜着他打的什么主意。倒像真有脸把我那句客套当真似的。（啜茶。）

福贵　（同前）照这么下去，他们没完了！我得先跑回家，等会儿再来，把听见的话告诉春喜。（自台后过场，下左。）

董　罢了，实说了吧，好朋友，我是来向你借五十块钱，好请一请邢先生。

张　（霍地起身，旁白）你这厚脸皮的骗子！你明知我一个钱也没有。（向董）嗬，你倒说得轻巧！你是来要钱的？

董　这么点小数目，总难不倒你吧。

张　（站起）小数目！你是特地上门来羞辱我的么？

董　（起身）我羞辱你！好朋友，你先消消气，听我说。

张　我一个字也不听，你越早走越好，往后别叫我再见着你这张脸！

董　好好好！你别急！我这就走！我看你是打定主意不肯通融了。可有一句话我不能不说：你这是忘恩负义，张邻居，想想我曾祖父待你曾祖父的那些好处！——我真替你臊得慌！

张　别提我曾祖父！要不是我曾祖父把女儿许给你曾祖父，他有今天么？你自己压根儿就生不出来！

董　可不是么，我巴不得没生出来；受这样的气，还不如当初不生。

张　还讲气！我看一个把手伸进街坊口袋里的人，是不讲什么气的。

董　这是什么话，我好歹还是你五服上的姻亲。你再这么着，我只好吊死了事。

张　你早年吊死了，倒是老天有眼。偏来这里搅得我不得安生。

董　搅人的是你！——待亲戚这个样！

张　好亲戚！专会借了债还不上。

董　我不过求你一点点，别逼得太紧，老弟兄！（坐。）

张　（二人坐）办不到的事，你白费工夫罢了。嗐！你倒像当我家里金山银山，其实你明知道，我是靠着一分一厘俭省下来，才勉强过成这个样子。

董　你哄不了我！（起身）你就是个自私的老悭吝鬼，我往后再不登你的门。（欲行。）

张　（起身）别别别！好老弟兄，你不能这么走——你知道我不过说着玩的，为着你，我什么都舍得。

董　（回身）啊！这才像我那老朋友张兄说的话——我一向说你是天底下顶和气的人。

张　我这就做给你看。来，坐下，咱们细谈。（二人依旧落座，张在右，董在左。）你就只要五十块钱？

董　就这些。——不过挨过年关罢了。

张　那好办，你马上就有——我叫人送去。

董　能不能这会儿就给我？邢先生今晚上就来了。

张　管他什么邢先生，我是要照应你，老邢算老几？

董　老邢！称呼上留点神，老弟兄！别说我顶好的朋友的坏话。

张　我没说谁的坏话；可你一口一个邢，硬往我嘴里塞，谁忍得住？

董　罢了罢了！你要发火只管发，把那五十块钱给我就是——我还得走呢。

张　我不是说了叫人送去么；实话说，家里这会儿没现钱。我还得等收了租子才行。

董　这么说，你是当真不肯通融了？

张　不是不肯——是不能——好朋友。

董　你非得通融不可——你答应过我的！

张　我是答应过，一点不错——我也一定照办，只是要等我方便的时候。

董　我真没想到你这样刻薄。

张　谁刻薄？

董　（欲行）还有谁，你呗！

张　（二人同起）你说话仔细些，仔细往后后悔。

董　可不是么！我后悔的是今天来了这一趟。

张　别走，别走！好老弟兄，且等一等！

（二人自左折回，走至台前。福贵自左上。）

福贵　（旁白）这下我可以走了：不对！他们还在那里缠！可恨的老悭吝鬼！只好再等一等，再躲一回。（躲起。）

董　怎么样？

张　我说了，钱这就给你送去；为你这样的老朋友，我什么都舍得。

董　这么说，今天就能拿到钱了——张兄，你真是我的好老友！我就知道你不会撒手不管。

张　自然不会。日落之前准到。你信我。

董　那我就指望你了。告辞！

张　（拦住董行礼）先别走。我已经吩咐宰了一口猪给你接风。一两个时辰就开饭。

董　多谢多谢！——我实在得走了。（旁白）这小气的说谎坯子！

张　你既非走不可，就坐我的轿子去。轿夫马上就到。

董　不用不用！我走得动。今儿早上劳你这些神，再麻烦你我可不好意思。

张　那么，你既等不得，就再会吧。记着，往后要帮忙，只管来找我！

董　（行礼，二人自左下）不敢不敢！路我认得。我实在不敢当！

福贵　（走出）这就去找春喜！——我当他们没个完了呢！——这么说，我是要嫁给那难看的老邢了。除非我先投河，休想！快些！父亲要是回去不见我，往后我一步也出不了门了。这就找春喜的房间去！

（正要自右后门下，闻脚步声，急躲屏后。）

张　谢天谢地！总算把他打发出门了！不闹得难看，也只有这一个法子。上门来求我，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什么把女儿嫁给邢先生，我一个字也不信！真是烦死人！——还有我那没出息的侄儿。他成天鬼主意不断，好在我把他锁得牢牢的（取出钥匙），不把他直接送去北京，他休想出来。可怎么送他去呢？他不肯老实走，只好来硬的。啊！有了！我雇人把他绑了，送上邹家的船去，那船明天就往北开。我叫他讨不了便宜。我这就去张罗。叫邹船主派人来把他抬走；万一淹死了更好，我一劳永逸，还白得他那份家私。对付一个陷在情里拔不出来的小糊涂虫，半吊子的法子没用。（自左下。）

福贵　唉！这也太可怕了！幸亏我在这里，把他的话都听了去！我得赶紧告诉春喜。他脑子活，也许能想出法子，破了他叔父这条毒计。可我怎么见得着他呢？钥匙是拿不到的了！啊，那边有扇临廊的窗子。四下里没人！我一会儿就上去。（自右跑下。）（张自左上。）

张　我已经打发人去请邹船主了，他一来，我就把那忘恩负义的小子交代过去。还有那老董，我也得递个信到朝里去，给他谋一个蛮荒边地的差事，好把他也甩脱。（坐）到那时候，我才算能清静清静。一头是那老家伙没完没了地来告帮（碍着情面，我又不能回回都回绝），一头是那皮猴儿处处忤逆我，我这身子都熬坏了，饭也吃不下。活活给人烦死，这日子真难过。好在春喜马上就打发了，老董也不用等多久。嗐——倒像有钱人生来就该养活穷亲戚似的。哎哟哟！我这身子真是不行了！大夫嘱咐我，要想好，就一概不能动气；我倒好，从早到晚没有一刻不动气。人到我这年纪，总该有个安稳；我打定主意要安稳，随它天塌下来。我要学古时候的圣贤，把「静」字当菩萨供起来——只是眼下这份熬煎实在难当。（起身）邹船主怎么还不来？早该到了，我还有许多话要交代他；春喜那小子机灵得很，不把他牢牢弄上船，我一天不能放心。我得亲自去找邹船主。哎哟我这颗心，我这颗心！这样折腾，是要我的命！（自左下。）（福贵自右上。）

福贵　我见着他了，他有一条绝妙的计策，能救我们两个——他要叫人把他那悭吝的老叔父替他抬走。唉！我要是能把春喜放出来就好了。如今这一摊子事，全得我一个弱女子去张罗，万一不成，我这辈子的指望就完了。可是有志者事竟成——壮起胆子来，福贵，壮起胆子来！这就去半路截住邹船主，说动他帮我们一把。（取出一纸文书）这是春喜立的字据，许他一万块银元，只要他把张老爷绑走，在船上扣足一年，或是往北一个来回的工夫。这中间我们就有工夫成亲，逃到天边一个僻远的省分去，叫谁也找不着。哦，情啊，情啊！给我胆子去做，给我一条软舌头，说动邹船主，买他做下这桩大胆的事。唉！等事情都过去了，我该多么欢喜！这就去找邹船主，赶在他见着张老爷之前拦住他。（自左后门下。）（张手持长烟袋自左上。）

张　妥了。邹船主带着人马上就到，到时候，我的小崽子，你的事就算了结了。他锁得牢牢的，我只消把他房门的钥匙交给那伙水手，他们三两下就料理了他。（急）邹船主怎么这半天还不来。——罢了，动气也没用，我写个条子催催他（写条子），我就在这里安安静静坐着等他。（坐右首，装长竹烟袋）来人！小子！小子！！过来，你这奴才。过来把这条子送去，再给我点上烟。听见没有？小子！小子！！小子！！！——这一个个都是怎么了？该死的东西！我要把他们统统打板子（起身）——且慢！（众水手上，佯作无事）我又动气了。孔立！孔立！！过来，你这坏东西！孔立！孔立！！嘿！你这泼皮！打你五百板子，打死了也活该！可我不能动气。哎哟我这颗心！我要静下来——静静地——孔立！孔立！！我说！——（转身看见水手，众水手扑上。）

福贵　（在左）拿住他！快！就是他！别饶了他！按倒！好！捆结实了。（众水手将张摔倒捆住。福贵自其怀中取出钥匙，得意）救下了！救下了！！

——第一幕终——

第二幕

【景】山东海边一处幽谷。

福贵　（自左上，牵着一只山东小犬）大风过后，天气多好！唉！这地方的夏天真叫人喜欢——昨儿那场风可真够瞧的，是一场地道的台风：林荫道上两棵橡树连根刮倒，满地都是断枝。我们这趟船走得又快又顺，真是运气！咦，父亲来了；自打我们离了广州，到这好地方来，他简直换了一个人。早安，好父亲——您也出来赏这好天气么？

董　（自左上，两名兵丁随侍）正是，我的心肝；自打到任，今天才头一回得空四下看看。你穿这身新衣裳多好看！唉！春喜这会儿见了你，怕要认不出来了。

福贵　唉！可怜的春喜！不知他平安到了北京没有。父亲，我想您当初就该依他，让他即刻娶了我。万一张老爷冒出来，到头来把我们的亲事搅了，怎么好。您知道他是个多么执拗、多么难说话的老头子，他又是春喜的监护人，要春喜怎样，春喜就得怎样。

董　如今他搅不了我们的局了；不过春喜那一手也着实不厚道，我真没想到他敢下这样的狠心。

福贵　父亲，他是被逼得没法子，要自救才出此下策；可（撒娇）您当初就该让我们趁势办了事，赶在张老爷回来之前把亲成了。

董　（正色）我的好孩子，他叔父不点头，你就别想我点头嫁给春喜。张老爷从前那样待我，我可不能留下话柄，叫他日后说我把女儿硬塞给他那有钱的侄儿。

福贵　那我可怎么办？难道这辈子再见不着春喜了？我这命好苦！（哭。）

董　耐心些，孩子。等张老爷知道他害我的计策落了空，知道他在皇上跟前参我那一本，倒成全了我的起复，我料他巴不得就坡下驴。

福贵　但愿像父亲说的这样有把握。您如今又添了这一条、又添了春喜回去读书那一条，做成亲的先决，我只觉得这亲事是永远办不成了。

董　一年之内，万事俱妥。春喜取中了功名，就能补官；那时候你们成亲，人人都欢喜。

福贵　话虽如此，张老爷怎么说？人家受了那样的对待，跟春喜是再也和不了的。

董　等他听说我们时运变了，知道我官复原职，他自会赶紧和这门亲事讲和，把他侄儿加在他身上的那场羞辱一笔勾销。

福贵　但愿如此！我只盼样样都定当了。张老爷是个见风使舵、专会趋奉的人。也不知他如今怎样了。他给抬走到今天三个月了，邹家的船一点音信也没有。我总疑心他兴许辗转到了北京，这会儿正谋算着害我们。

董　别自寻烦恼！他从前在朝里那一点点门路，经了参我这一场大败，早就都没了。

福贵　张老爷这人又刁又能忍，一到北京，总有法子罗织一个罪名来参您。至少他一定要治可怜的春喜一个忤逆之罪。他也好、春喜也好，我们都没有信，一想到往后会怎样，我就发抖。

董　别去管那没影儿的将来，我的女儿；趁着时运转了，趁着这好天气，好好受用才是。孩子，我得回去了，衙门里还有公事。——先别过；你自己进去用早饭吧。（自左下。）

福贵　唉！我要是能再见春喜一面，或是听见他一点音信，也好；可在这荒僻地方，陪着我的只有自己那些昏黑的念头。（退至台后，随即瞥见张，吃一惊，隐身树后。）

张　（衣衫褴褛，自右上）唉哟！我这一身骨头疼死了！我这颗心啊！我这辈子再没有清静日子了，除非死了才算完。横竖死在哪里都一样。淹死在海里喂了鱼，倒比在这里活活饿死、做个无人收殓的游魂、千年万年到处飘荡强些。我是非饿死不可了——这满山荒凉，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唉！那个孽障春喜。我当初何苦揽他这桩闲事。自打我那可怜的兄弟死了，把他托给我，这孩子就是我的冤家。我是他的养父，他却待我如同弑父；他就该照弑父的罪死。对，对！我一定要走到北京去，照律例把他凌迟处死。（在石上坐下。）

福贵　（旁白）唉！这可怎么办？张老爷回来了！可怜的春喜！他那记仇的老叔父到底还是要抓着他。（退回树后。）

张　怎么才到得了北京？——我们出事之前，老邹说已经到了山东外海，只消绕过那个岬角就平安了。可那条倒霉的船到底没绕过去，夜里给刮上了岸，什么都丢了。上得岸来还活着的，像是只有我一个——命是保住了！可除了身上睡觉穿的这一身，什么都没了。幸亏腰带里还藏着几块钱，够我走到北京——虽说到那里有三百英里的长路。（起身）谢天谢地，我总算活着；不过我确信是那恶棍春喜买通了船主要淹死我，如今老邹自己淹死了，我倒得救了。是的，得救了，好去报仇——可怎么走呢？穿着这一身，人家要拿我当流氓歹人，谁肯信我的话？哎哟我这颗心！这样折腾，是要我的命。唉，春喜！你这坏东西，这笔账你赔得起么！你只当把你老叔父稳稳当当支开了。你万想不到我还会找上门来。哼！等我闯进他的洞房，把他押去受死，看他吃惊不吃惊！单是死还便宜了他。先得把他一片一片剐了。好一场洞房花烛（搓手）。可眼下我实在撑不住了。哪里讨得一口饭吃，还不至于叫人撵出门去呢？（坐下。）

福贵　哼！饿死他才好！

（两名乡民自右上，穿过台前：见张，惊叫，急自左退下。）

张　瞧！人家已经把我当成山东的强盗了——诸位留步，留步！没用，他们跑了——也难怪，这一身破衣裳，头发三个月没剃（摸摸额头）。唉！这样折腾要了我的命，何况衣裳还是湿的（拧衣）。我就躺在这太阳底下歇一会儿吧。（躺下。）

福贵　（走出）想不到这老混账偏偏冒到这地方来！我可怎么办？唉！春喜！这时候你怎么不在跟前帮我？可我还得替我们两个再张罗一回。这事怎么办才好？让我父亲认出是谁，他心肠一软，就会放张老爷走，我们就完了。我若有这个胆，这会儿就杀了他，趁他睡在那里，这个恶物！列位神明，助我一助，指点我该怎么办。可怜的春喜，要受那凌迟之苦！休想！有你忠心的福贵在，就护得住你。（走近张）他睡熟了——机不可失。可我能做什么？丢下他在这里，他一醒就走了，等我搬了救兵来也是空。杀了他？不行！我下不了这个手。天哪！助我一助！（跪下。）

董　（率兵丁上）我女儿，怎么跪在这里？这是做什么？

福贵　（起身）是父亲么？我在向上天祷告，求我们眼下这份福气能长久些；神明多忌，我们这时运来得突然，去得也许一样突然。

董　你怎么老是这样怕东怕西？我们有什么可怕的？我已经完全复了圣眷。这一省太平无事，只剩下我奉旨剿捕的那几股土匪。他们祸害这一省很久了，只要手段硬些，不难扫平。如今差不多都办了，只要再拿住匪首、那个出名的李福，我的差事就交得了，封赏也就跟着来了。走吧孩子，我们该进去用早饭了。（转身欲行。）

福贵　（旁白）苍天有眼！我的祷告应了：有了——就把张老爷说成那匪首。

董　走吧，孩子，这就进去。

福贵　且慢，父亲！且慢！我不是听说那匪首就藏在这一带林子里么？

董　不错，孩子，四面都有我的人围着。

福贵　可他要是一味躲着，把人耗乏了，趁空逃了，您就得担干系，又要降级。

董　小小年纪，哪来这些愁思？这些事交给我，你只管安安心心享受神明给的这一点喘息。我的布置都停当了，结果不用担心。（转身欲行。）

福贵　父亲！您信我，我方才明明看见一个强盗模样的人在这里。倘若就是李福呢；他既藏在这林子里，就一定是他！！

董　胡说，孩子！他断不敢大白天露面。

福贵　他从这里过去，并没看见我——您瞧！——就睡在这里。这是李福，再不是别人。

董　我的天，你说得对。（向兵丁）快！拿下！搜身！

张　放开我！我是个遭了船难的苦人——狗才，放手！（挣脱众兵，腰带挣断，银元散落台上：众兵丁拔刀追上，重又拿住，按跪在地。）

董　拿牢了！——死活都得归我们。（一兵作势要斩）留他一命——先别杀他。

张　（旁白）这必是匪首李福。（向董）你是什么人？你若是李福，我出一大笔赎金买我这条命。

董　一个遭难的苦人，倒出得起大笔赎金。身上还带着这许多钱——果然就是李福本人。招了吧，恶贼！

张　招什么？他们都快把我勒死了。我说了，我出得起重价。

董　好啊，拿你的不义之财来偿——那都是你杀了妇人孩子抢来的。依我的意思，一个时辰也不容你活；可皇上的旨意不能违，你的报应自有该受的时候。

张　皇上的旨意！你不是强盗？那你是谁？

董　董某，山东的统兵官。

张　（旁白）什么，姓董的！我完了！（向董跪下）大人开恩，容我从头说明。

董　好，你趁早招了，指望皇上开恩。你该受的凌迟，或许还能减成寻常的钉刑。

张　（旁白）唉哟，吓死人！（向董）大人错认了，听我说。我自己也是做官的，广州人。我不是强盗。

董　一个遭难的苦人！一个广州的官儿！还有什么说的！带下去！

福贵　办得好，父亲！别听这刁贼的。押到衙门去，从从容容再审他。（旁白）唉！这局面我怎么收场！张老爷一说明白，我们就毁了。眼下只有拖着这一条路。

差役甲　（自左上）大人，北京来的书信。

（张在旁不住呻吟、磕头。）

董　（接信）孩子，这是春喜来的！你瞧！——他从北京写来的，才一个礼拜。

福贵　春喜！——快！——他怎么说？

张　（旁白）春喜！我那孽障侄儿！嗬！这坏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董　（展信）「敬呈尊翁大人钧鉴：山东巡抚、统领山东皇家军务、赐绿龙服色、太子少保董大人台启。」

张　（旁白）不能够！这会是我那老街坊姓董的？

董　巡抚！太子少保！我这眼睛可信得过么？

福贵　他这是什么意思？

张　老董升了巡抚！

福贵　念下去！念下去！

董　「儿于三月初九平安抵京，寓在西郊，现正温习，以备秋闱。适有驿使明晨驰递公文赴尊处，闻系皇上嘉奖大人剿灭巨盗李福一伙之功，并擢大人为山东巡抚，儿因便附此，以报近况。」

张　山东巡抚！！

董　「并加太子少保衔。」

福贵　（欢喜——张吃惊——合掌）太子少保！！！

董　「此等佳音，令儿子欢喜何如，笔墨难宣。天道到底不负大人！——惟儿回思对家叔张公所行之事，深愧且悔——」

张　（旁白）这坏东西还说悔！

董　「——将老人家绑走送上海船，或竟至于死于非命。邹船主的船已逾期六周，加以近日台风大作，儿深恐已出了事端；家叔无人收殓的冤魂将来缠住儿身，妨了儿迎娶福贵的一段指望，他的煞气也要挡在儿今秋科场的路上。儿日日祷告上天，保全家叔性命，也免儿轻率不孝之报。」

张　（旁白）这孩子到底还是悔了他那不义的事！

董　「儿一日不知家叔下落，一日不得安枕。唉！他当初为什么要拦我们的亲事，逼得儿做下这样的孤注一掷呢？」

张　（旁白）我并不是反对这门亲事。这小糊涂虫怎么不说她是有钱大官的女儿？

董　「望代儿转致爱女福贵，儿此心永不变更；并请尊翁大人受儿长久的敬重。

康熙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春喜谨上。」

张　（旁白）这真是姓董的？

董　今天是五月初五——大吉的日子！（向差役）圣旨在哪里？

差役甲　钦差带着旨意在衙门里候着，恭候大人钧览。

董　快请他到这里来。（差役自左下。）

张　谁想得到有这一天？我那报仇的算盘全落空了。他如今是皇上跟前的红人。这局是输定了。我还是认命的好。

福贵　唉！我的好父亲！我们等了这么久，您的功劳到底照应有的分量得了朝廷的承认。想不到那可恶的张老爷一番算计，反倒把您重新送进了皇上的眼里！他若知道自己的计策落到这步田地，不知要怎样吃惊呢！

张　（旁白）吃惊是真吃惊！（向董）大人！大人！您不认得我了么？

董　（回身）啊！我几乎把犯人忘了——押到衙门去！

（张挣扎，向福贵求告。）

福贵　听我说，父亲！这样的好日子，办案也该宽严相济。听听他有什么话说。

张　对，听我说！我把来龙去脉都说明白！

董　这刁贼又使老把戏了；这不过是脱身的计。我要在公堂上审他，叫他的同伙来指认。

张　（旁白）那班歹人为着自保，什么人都指认得出来。（高声）福贵，我的好福贵，听我说！

福贵　你这样一个匪首，倒会叫我的名字，真有意思。想想你拆散过多少人家，害过多少条性命。你还是趁早悔罪招供，求皇上开恩吧。

张　福贵，好福贵！你明明知道是我，张某——一向疼你、一向成全你们这门亲事的老街坊。

福贵　这么一说，我更知道你不是张老爷了；张老爷那副铁石心肠，是变着法子要毁我们的，若不是老天爷从中照应，我们早就万劫不复了。

董　（其间一直在旁与一名兵丁低语，另一名兵丁看守张）别跟这混账多费唇舌！说不出什么来的！他的报应就在眼前。

张　救我，福贵！好让我给你跟我那心爱的侄儿的亲事道一声喜。（磕头，福贵微笑。）

差役甲　（自右上，神色急遽）大人！大人！衙门里请大人回去。李福拿住了，一伙人如今都在我们手里。

董　李福拿住下狱了！咦，我们刚在这里拿住了他！这一个想必是伙里的另一个！

差役甲　不是，大人！拿住的正是他本人！他的同伙一眼就认出来了。

董　那我们这里拿的是谁？说，你这恶贼！

张　求大人俯听一个半淹死的苦人一句话！信我吧！我是您的老街坊、您疼爱的从弟张某。

董　（一惊）张某！竟有这等事？

张　我不是贼，是个规规矩矩的官儿。三个月前我从广州起程，本要进京。眼看大人这样的人才闲废在家，我心里一向难过。

福贵　（旁白）这老骗子！

张　我便打定主意冒这一趟海路，指望把大人的功德上达天听：如今看来，已经有人抢在我前头了……

董　果然是他。我竟一点认不出来。（向兵丁）放了他。（向张）见你落到这般田地，我实在难过。跟我们回家去，我自会好好安顿你。（向福贵）走吧，孩子。（转身欲行。）

差役乙　大人！这是大人叫小的取来的圣旨，还有皇上赏的绿龙服色和印信。（跪下，恭恭敬敬地捧上圣旨与印信匣。）

董　（跪接圣旨，起身，交与从人）展开来。让我们念一念。

张　好福贵啊！见你气色这样好，我心里说不出的欢喜——你父亲也是。我能帮上他一把，真是万幸。你不知道，在广州见你们过得那样清苦，我心里多难过。

福贵　别缠我！我恨不得从没认得你。你变着法子要毁我可怜的父亲；春喜就是淹死了，你也不心疼。

张　福贵，你错怪我了。我要早知道你这样可人，断不至于迟疑，早让春喜娶了你；只是他从来不肯对我说实话。

福贵　自然不肯，他既知道你一心只想把他打发走。你为什么不叫他从旱路去北京？

张　我是要给他时间想一想。要想通事情、要长进，没有比走海路更好的了。

福贵　看你这副模样，像是不错。

张　哦，快瞧！瞧瞧你父亲。我看着心里真舒坦。谢天谢地，我总算活到了今天，还能给这份喜事添一把力。

福贵　（不耐烦）行了！别说这些没影儿的话了！

（两名差役把文书在台上展开，两名兵丁帮董换上朝服等。）

董　（着新朝服、戴新官帽、佩印信）果然不错——正如春喜信上所说——怎么样，张老弟？（拉起福贵的手）你肯让你那不成器的侄儿娶他心上的姑娘么？

张　自然肯，好朋友。（上前来拉住福贵另一只手）这门亲事，我打头一天起就巴望着。

福贵　这下我们可总算有好日子过了！

张　（旁白）正是，而且全亏了我！

（台上位次：最后一排为捧旨的两名差役；其前为两名兵丁；最前是张、福贵、董三人携手并立。）

——剧终——

鼠告猫

译自中文原本

小引

这篇小小的游戏文章是很有名的，只是同我们自己的许多童蒙名篇一样，作者是谁没有人认帐。我这一本是在宜昌一个书摊上买的，花了一便士半。有位见多识广的本地人告诉我，它出自宋朝（十二世纪）；是不是这样，我说不上来。总之，除去它那无可争议的谐趣之外，这首诗还顺带给了我们几幅有意思、也有力量的中国世俗生活图画，因此我想，它的趣味不止于一时，把它介绍给西方读者，用不着我来多说什么。

《鼠告猫状》用的是七言两句一节的常体，共二百二十二行，写的是可以称为白话的中国韵文。汉语字字单音，一字即一词，所以每行七字，也可以说是七顿。我尽力直译，不敢意译敷衍。我在每行英文里用七个双音词，抵原文的七个单音字，这样也得到一个两句一节、同样七顿的形式，用来迻译中国的诗节；原诗押的是声调而不是字音；两者的顿挫都在第四顿之后。

第二十章鼠告猫·附「在一座佛寺里」

为了叫人对中国韵文的节奏有个概念，我把头两节逐字迻录如下。我本可以通篇都用这个译法，既给学者作个示范，也叫他们动动脑筋；可那样一来，只怕就把另一党人——论人头要可敬得多的一般读者——赶跑了。

昨　夜　老　鼠——被　猫　伤。

魂　魄　飘　飞——告　阴　状。

家　住　就　在——高　壁　城。

地　洞　窟　中——是　家　乡。

阿奇博尔德·立德

一八九一年四月十五日，宜昌

鼠告猫

（老鼠告状）

一则中国传说

〔边注：一桩狠毒的杀身之祸是怎样做下的〕

昨夜里可怜的老鼠，叫狠心的猫害了性命！

如今在幽冥昏暗处做了个瘦鬼，一道没有气息的影子。

他一径投到阎罗殿上，把状子这样递来：

一

〔边注：老鼠怎样递状〕

我家住在高墙围着的城里，在地下一个洞中，

乡里上下都晓得我的名号，叫作灰鼠。

一命早殇，坠入幽冥，我这魂魄只求一个公道；

大王啊，我来到您威严的公堂前，诉我的冤屈：

我口里衔着这一纸状子，叩求王爷天恩，

听一听我们这受苦的族类身上，堆着多少狠毒的苦楚。

二

〔边注：老鼠述说自己的家世〕

自从上天颁下旨意，许老鼠生养蕃息，

他们这一支血脉长远，很以先代为荣——

那些先代在世间尊荣当家，管着三十个州县，

奉着敕命，从四乡里征收口粮：

五谷——稻、黍、麦、麻、豆——各抽一分；

好叫鼠族安安稳稳养大子孙，连着一门亲眷——

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位次，这里明明白白开列在下。

三

〔边注：老鼠一一数说他的亲眷〕

头一个是松鼠，游手好闲，只配给林子添点点缀；

蜥蜴虽小，却沿着高墙一直往天上爬；

黄鼠狼专拿肥鸡下酒，早出晚归，四处游荡；

银鼠献出他那无双的皮毛，替贵人装点门面；

高贵的貂，他那张皮是御座上的王公穿的；

卑微的水鼠，论起姻亲来，我也认他一门。

吃害虫的蝙蝠，是我母亲那一边的亲戚；

洞里那只壮实的獾，我们叫他远房表兄。

雪貂是穷亲戚的儿子，我们大度地收作义子；

伶鼬虽不成器，也没有从我们的家谱上除名。

水獭也是义子，一样进了我们的宗祠；

末了还有水猪，也不算小，我们同样认作亲眷。

四

〔边注：老鼠诉说自己是怎样被害的〕

攀着这一门显贵的族类，老鼠却一天安生也没有：

无分昼夜，走到哪里，都有猫来追。

黑猫来了，全无怜悯，拆散人家的夫妻，

不认什么骨肉之情——一心只要厮杀相争——

没有半点慈悲心肠，时时刻刻只要我们的命。

弄得白日里我们再不敢抬一抬头，

只好躲在洞里，为新死的一个兄弟落泪。

夜里壮着胆出去寻几粒粮食，

一撞上那可怕的猫眼一瞥，又只好退回来。

她四脚一并纵身一扑，两只前爪按住就撕，

落进她那狠爪里，任你怎样求饶也不听：

随后凶口一张，咬断后颈，叼着猎物就走，

不理会可怜的老鼠怎样惨叫，一溜烟去了。

走过高高的谷仓，仓里堆满了米，

走过屋子和宽宽的院子，到一处又黑又静的所在，

先嗅一嗅，再小心翼翼，尝一口可怜老鼠的心头血；

接着囫囵咽下这一顿腥臊的饭——一点渣也不肯糟蹋。

心、肝、肠、皮、尾巴，一概吃尽，唉！这是何等惨景！

可怜的老鼠什么也没剩下，只剩一副舔得又白又亮的骨头。

这时候他那几个小儿小女，还在等着爹回来，

从小洞口探出头来，想打听一点他的消息。

等他们看见父亲这场惨事，便叫他们的娘出来；

娘一路奔去，把那几个没长毛的娃娃丢在家里，眼巴巴地哭。

从此女儿们没了嫁妆；

儿子们娶不上媳妇，因为钱都没了。

不多时就吵起狠架来；小的没书念了；

兄弟姊妹互相龇牙咧嘴，什么规矩也不讲了。

一家之主一死，再没有人能整顿这个家。

我素来睡觉的那个洞里，从此没了当家的、没了头。

于是我含着这一身冤屈，落到幽冥里来，

到那大权在握的主宰、大王跟前——来递我的状子。

五

〔边注：阎罗王听他陈诉〕

阎罗王听完他这一段话，又看了他那一身骇人的伤，

准他递状，认定他所诉有理；

遣出手下一班黑衣鬼卒，四乡里去搜，

无论那老黑猫躲在哪里，都要快快拿来——

径解到阴司衙门里，讯问她的罪状。

六

〔边注：两名公差怎样出发寻找那只猫〕

两名公差立刻从公堂上动身；

连绵的丘陵、高大的山岭，他们一处不落地搜；

浅浅的溪、深深的河，一天一天地趟过去。

他们把头高高抬起，四下张望，寻他们要拿的东西；

猫族的子孙见了不少，却没一个是被告。

这一只身子太短；那一只身架太光溜；

这一只脚尖像点了霜；那一只尾巴打着卷；

另一只墨黑的皮上带着条纹；再一只身上缀着珠点；

一只嘴上像扑了米粉；一只鼻子上一块一块的；

再一只雪白的两胁，也都不像凶手。

有的猫毛是黄的；有的琥珀色里掺着暗纹；

猫这一族，没有一个身上不带着记号。

每一只闲逛的公猫、每一只悄悄走路的母猫，他们都仔仔细细看过

——白搭！——他们简直疑心，世上到底有没有人见过那黑猫。

七

〔边注：那凶恶的凶手怎样落网〕

末了，两人拿不定主意，搜得也乏了，

便在一株柳树的荫下歇一歇脚。

他们望着一片一片的田地：听见鸟儿欢叫；

看着新出的庄稼在春光里高兴；

看树上的虫子：看蜘蛛在头顶结网，

看毛虫顺着自己的丝上上下下地舞。

池上的蜻蜓引住了他们疲倦的眼——

忽然间他们一抬头，哎呀！竟吃了一惊：

那只老黑猫正蹲在他们头顶、就在这同一株柳树上，

安安静静地嚼着一只绿螳螂的尸首！

八

〔边注：凶手怎样求宽限〕

只见他们把眉毛一扬，眼珠子惊得直转；

那年长的差人一张脸阔得像海，喝道——

「快！拿下这老犯人！你这狠毒害命的猫，

我奉鼠某所递的状子，拿你归案。」

猫听见这几句厉害话，眼泪就下来了；

她向两位公差伏下身去，这样诉她的苦：

「两位听我一句央告！行行好放了我吧！

「我早饭还没吃！身子轻得像糠皮！

「骨头支棱着像柴火，尾巴细得像根棍，

「我今天只吃了一小块麻雀的肝，

「再加半个小雨燕的头，别的什么也没有。

「让我去弄点粮食带到阴间去，

「那阎王爷坐着可怕的公堂呢！然后我就安安分分跟你们走。」

两位差人火了；把猫按在一块砧板上，

颈上套一条铁链，加一把锁。

「你这不长进的猫！」他们说，「多少个日夜，

「都是为了你，我们赶来赶去——如今你倒讨起宽限来了！」

一个推一个搡；她又拽又挣，哼哼唧唧叫得可怜，

末了总算把她安安稳稳解到那幽冥的宝座跟前。

九

阎王一见犯人带到，怒不可遏。

「贱物，」他喝道，「你看这只老鼠！他这一身骇人的伤是哪里来的？

「他做原告告你，我料他不是白告，

「他到我这里来讨公道，判词马上就见分晓：——

「先打你四十个嘴巴，然后下狱！」

黑猫听了这个判，眼泪直往上涌：

「大老爷，我不曾犯罪：听我分辩，」她叫道：——

「在印度以远的远方国土，佛陀的圣坛之前，

「古时候我的祖先是受人供奉米酒的。

「正是那时候，可恶的鼠族起来搅扰天下，

「把我们有名的东都闹得几乎倾覆，

「直到我朝盛世的名相「包」公

「把猫领到王上跟前——从此以后，

「猫就在那里领了王命（这是圣意所在）：

「普天之下，凡是老鼠、耗子，一概驱除扑杀；

「从每一户人家、每一处田庄磨坊，都要把他们赶出去。

十

〔边注：说老鼠的种种罪过〕

「而且要知道，我这出身高贵的门第，是叫万类敬重的：

「凶猛的虎、雄壮的狮，都自称是我的门生：

「森林里游走的许多高贵的四足之兽，

「都以跟我们这一族同宗为荣，还跟着猫一同去猎。

「猎豹、豺、豹，还有那稀世的神龙，

「都是我的朋友、我的高亲——这一门世系是无可比的！

「单单猿猴那一族，我们不再认作朋友，

「缘故是——他们没有良心，不讲孝道！

「我们跟老鼠耗子也是这样，大人，从来合不来，

「因为他们同样不老实，走到哪里偷到哪里。

「您瞧他们成群结队地乱窜！出去简直像一支队伍，

「小偷小摸还不够，非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嗒！嗒！他们一个跟一个小跑，顺着房梁跑过去；

「当娘的提着篮子；小母鼠也跟着凑趣：

「随后齐齐坐在高高的椽子上，唱起小曲来，

「活像新中的秀才在那里念他得意的文章；

「唱着唱着忽地一哄而散——这一伙不成器的东西——

「钻进近旁的佛殿里，商量着胡作非为：

「他们啃佛脸上的木头，啃佛拇指上的彩漆，

「连香和鼓上也敢下那大不敬的牙齿。

「接着又奔到义学里去，孩子们正在那里念书，

「他们就把那神圣的经书一本本毫不留情地咬。

「人家娶新媳妇进门，新娘子风风光光到了家，

「他们就啃穿了聘礼，在人家喜床上作乐，

「啃穿竹篮子，啃穿猪皮箱笼，

「把喜筵上摆的米糕、核桃酥一扫而空：

「绫罗绸缎，都叫他们那不长进的牙齿糟蹋了；

「皮货也遭了殃；连被褥也叫他们的脏脚踩污了；

「发簪、耳环，他们也高高兴兴地拖回洞里去！

十一

〔边注：那可怜的、好心的丫头是怎样死的〕

「清早天一亮，太太起来梳头装扮，

「点她的唇，抹她的胭脂，打扮她的胸前：

「一看，胭脂盒翻了，簪子戒指散了一地，

「便打那可怜的小丫头，说是她偷的。

「『一定是你偷了我的戒指，你这小混账！』她骂道；

「『我看你早都拿去卖了，换糖换饼吃了。』

「唉！那可怜的小丫头怎样哭，怎样一个人想她的命，

「觉着女主人的冤枉，身上的鞭痕还热辣辣地疼，

「呜咽着说：——『我恨他们两个，老爷也罢，太太也罢！

「『我爹娘为什么狠不下心，偏把女儿卖到这条路上来？

「『我如今没爹没娘，一肚子委屈跟谁说去。

「『这样狠的打，这样冤的骂，我怎么受得住？』

「她就这么哭着躺着、抖着叫着过了一整夜；

「到第二天清早天一亮，她就上吊死了。

十二

〔边注：这一笔账也要算在那恶鼠头上！〕

「从这件事上就看得出，恶鼠是全无良心的：

「他把自己的罪过推到一个可怜丫头身上，全不管人家怎么死的。

「这作孽的东西，把门板窗板都啃穿了；

「整夜里闹出些不像人间的响动。

「老鼠耗子是不讲王法的：他们说砸就砸，

「把架子上的茶杯碰得叮当响，把酒壶掀翻：

「神前点着的蜡烛——连供的香也啃：

「把床当作游戏房，把地下当作校场：

「又顺着踏板跑过去，声音像投枪掷戟，

「跳到灯架上，灯架一倒，把帐子撕了个口子，

「砰！砰！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才一哄回洞去。

十三

〔边注：勤俭的主妇怎样发现自己的衣裳；那可怜的猫又怎样忧愤而死〕

「这时候勤俭的主妇起来穿衣裳，

「一看，衣裳弄得像油坊里出来的——又腻又脏！

「她丈夫见了，越看越气，嚷道：——

「『去！骂那不中用的猫去！我非把她剥皮不可！

「『天天鱼和饭喂着她！我如今悔不该这样待她！

「『她既一点活也不干，给她房子、给她家，有什么用？』

「那可怜的、黑色的、忠心的猫，就这样把一颗心煎熬得碎了，

「到末了，一碟毒药结束了她这受尽折磨的一生。

十四

〔边注：猫怎样自辩求恩〕

「求您信我，至大的判官、威权无比的冥王殿下！

「我从这颗痛乱的心底，说出老实话来。

「求您垂看我这卑微的申诉，别驳了我正当的道理。

「请您想一想，敢来告猫的原告是个什么东西——

「一只又老又灰、不知德行为何物的下贱老鼠，

「他那瞪圆的眼珠、竖直的眉毛，明摆着一副歹心。

「一个从来不识良心的坏东西！一个浸透了邪恶的畜生！

「如今竟敢告起虔诚的猫来，还装出一副冤枉的模样。

「押他到牢房里去！把刑具抬上来！

「在他那有罪的脊背上打二百板子！

「给他颈上套上木枷，把他的罪状写在枷上，

「好叫天下人都看见他的罪，都称颂王法的公正。」

十五

〔边注：阎罗王的判词〕

判官认了猫的分辩，吩咐放她；

判老鼠戴两个月的枷，以平她的气；

判她即刻自由，回到上面那光明的人世去，

在那里守着谷堆和田庄、守着仓房和树林，

若再遇见那老鼠，还照旧去追他。

黑猫跪着领了这道差事，就离了那阴森的岸，

来住在人的屋子里，从此再不受人的搅扰了！

所以今天无论茅屋高堂，人都疼着猫，

那做贼的老鼠，却几乎不敢出他墙里的窟窿。

寄语

这一段奇文，我印成一小本，供当世取笑。

诸位高明的朋友，倘若烦恼上身，不妨到我这几页里躲一躲。

还有英国的男孩女孩，这个故事原是讲给你们听的：

记着猫儿的好处，往后待她要好！

第四部：宗教与哲学

在一座佛寺里

下面这几行，是应成都平原上一座寺院方丈之请写下的。这座寺叫龙藏寺，是一座古老的佛教丛林，在新繁县境内，离省城成都往北约二十英里，在去绵竹的路上。寺址极好，四围是一片高大的古树林，相传起自汉朝。我们去的时候，方丈是一位学养不凡的人，待外国客人很亲切，招待一概不取分文。他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寺产丰厚，不靠信众的布施过活。此处离大路有些远，来上香的人不多。它在中国文人中间出名，是因为「碑子」多，各处亭子里散布着好几百通。这些都是刻在石上的题记，出自本朝和前朝许多名人的手笔，其中有宋朝的诗人苏东坡。殿宇和园子都整饬得很好，外围的「下院」也就是客房，格外干净舒服。到龙藏寺这样的地方走一走，不能不叫人对中国佛教在社会一面的样子留下印象——至于宗教那一面看着满意与否，就要看外国客人各自的见解了。有一点很可喜：他们很用心教育小和尚；这些孩子另有一位在家的先生给他们打儒家经书的底子，此外才是宗教上的教导，也就是

第二十一章佛寺题诗·在华的传教士

讲授佛经。这一门功课在多数人不过是死记硬背罢了；然而这地方的安详与井然，无论对常住的还是过路的，总不会不起一点向善的作用。僧人自然是严守素食的；方丈的席面我们吃着很可口，菜色既多，又干净，上菜也周到。

上一回有外国人到这寺里去的时候，下面这几行的汉文译本正挂在寺中。

远道来的行客，历尽大洋的颠簸，也为崇山所磨折——

厌了城市，厌了市场的喧嚷、商贾的争竞、官场的虚排场；

倦了道路，倦了那背上磨破了皮的马、汗流浃背的脚夫；

厌了客店，厌了它们的吵闹、肮脏，和那些多足的虫豸；

思念妻子儿女，思念家和朋友——

「去吧！」一位中国相识说，「去龙藏寺里歇一歇！」

我便带着愁倦上路，往那圣地去，往那玄妙的「龙的巢穴」去；

骑一匹本地的马：深泥没过了它的脚踝。

在这「花之国」里四十多年，别的庙宇我也看过许多；

有的败落了，穷得老朽；有的兴旺，却叫成群的游方香客闹得嘈杂。

一进门我就疑心：这里也找得着清静么？

我从泥泞的大路上折过去，看见一片高大的荫树林；

从一座旧式的多孔桥上跨过涨水的河——

那正是八月酷暑，晒人的伏天将尽——

一身暑气、一身风尘，我走近那高墙的山门。

穿过朱漆墙上开的三重门；

从柏树夹道里骑过去，两旁是黄绿琉璃瓦的亭子；

走进宽阔的庭院，宽得像皇帝的宫殿；

寺里那位心地慈善的和尚，待我如同上宾！

他的法名叫「星升之舟」；相貌虔诚而笃实。

随后是一席新鲜菜蔬，滋养而不沾一点血腥；

茶出自佛家的园子，用清亮闪光的河水冲开。

罩住我的那份宁静是圣洁的；我这心神歇得极深。

我在寺中住了五天；这几天是要永远存记的：

与有学问的人谈说是甜美的，佛陀的训诲也是甜美的！

这些正是耶稣的教训：仁爱、本分、一生的慈悲。

我们把两家的道理比了又比；两家我们都情愿去力行！

我们祷告更好的时候到来，那时佛陀温和的教义里的真理，

和基督徒的希望与信心，会把我们两族人的心都变软，

直到普天下太平，一如龙藏寺院落里的太平。

又要回到那广大的世间去了，临别时一种甜蜜的惆怅罩住我！

我把这几行话留在身后；说得太弱，却是由衷的、诚恳的。

并祷告上天赐福，赐方丈长寿；

护住这里奇妙的宝物，那些诗人与圣贤的遗迹！

但愿这里的碑刻长久保全，像从前一样！

但愿行路人长久记得他在龙藏寺里的清静日子！

但愿龙藏寺的僧人长久记得这个远方来的漂泊人！

一九〇二年八月

（插页，对第二八九页。）

在华的传教士

（未曾刊布）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大半辈子都在中国度过、并且对中国人的了解已达到了解一个性情与教养如此异己的民族所可能达到的程度的人来说，与义和团之乱相连的那些事情格外令人痛心。那一场骚乱所暴露出的仇外情绪之深，是很难体会的；我们自然要寻它的缘由，也巴不得看出一条医治的路子。四十年前我曾有机会在浙江、安徽、江西以及中国中部别的几省广为游历；虽然偶尔也受过骚扰，我所遇见的百姓大体上是友善的，尤其好客。邱园的植物学家福钧，最先把中国花木之富揭示于世，他留下了一段很动人的记述，写他在浙江内地百姓当中的生活，以及他对他们的那份好意；读他的游记可以看出，在他所到的地方，当时对一个规矩的「洋人」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敌意，尽管一八四〇至四二年间同英国那场残酷战争的记忆在百姓心里还很新；不过在百姓看来，那场战争是官府的事，是官府措置失当才惹出祸来，因此单身的行旅并不受骚扰。同一时期在宁波做法国领事的欧仁·西蒙先生，也在他那本很可喜的《中国城》里留下了一篇极富同情的中国社会生活的研究，这本书在英美两国值得比我所料想的更多的人去读。

在我住得最久的四川省，以及邻近的贵州、云南两省，百姓性情随和而好与人往来；因此，除日本之外，在风景绝佳的中国西部旅行，迄今为止跟亚洲其他尚未通铁路轮船的地方一样愉快，也并不更难。这里同别处一样，要想免去误会，懂得语言是必不可少的一条；因为不具备这一条的旅行者只好倚靠通事，而通事正是同官、同民无穷麻烦的根源。他们出自这样一个阶层：在通商口岸那种不清不楚的环境里学了几句英文，仗着治外法权的影子，动辄摆出不该有的威风，欺压下人，收受官府的贿赂而毫无愧色，弄得雇主在贫富两头都落下坏名声。所以可以说，直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为止，在中华帝国旅行的人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危险；而随着通商稳步增长，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往来，眼看要发展成一种友谊——在习惯、风俗、信仰这样不同的两族人之间所可能有的那种友谊。那么，自一八九〇年以来，这一幕的气氛何以变了？我们且破例从中国人的角度把这问题想一想。

官府中人毫不迟疑地说：对「洋人」的恶感之所以蔓延，一个主要的（虽不是唯一的）缘由，就是八十年代兴起的传教活动突然而巨大的增长，它酿成了九十年代初长江流域的许多次教案。他们抱怨说，这些教案叫他们赔了重款，虽然事情到底了结了，地面也安静下来，通商并没有受多大搅扰，反而突飞猛进地增加。可是传教士还是源源而来；通商越旺，教堂教产也越多，而且——这话虽不牵涉传教士个人——不得不说，这些事业是带着做买卖的精神在办的。就是说，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上数不清的差会彼此竞争，看谁做出的「生意」最多，能向本国报回最好的成绩。新教各会把这样一大批传教士猛然塞进这庞大帝国几乎每一座城里，不但搅乱了百姓的心，叫他们以为有什么大的政治举动就要来了，而且也刺激了本已占着地盘的天主教各会，叫他们更加卖力。如今在广大的四川省内，凡是稍有分量的城镇，没有一处不是新教与天主教互相竞争的。

法国公使向软弱的中央政府索得了、并且得到了给一种异邦而为人所恶的宗教的神甫授以官阶的许可；说为人所恶，是因为这个宗教颠覆了中国整个的社会体制与政体；而这个政体，是建立在百姓心甘情愿服从皇帝这位「教皇」之上的——只有皇帝一人每年在北京的天坛代百姓向上天奉献牲祭，而各家各户则向自己的祖宗、向历代经皇帝敕封的中国先贤焚香。说起来，中国古时的皇帝兼教皇，把许多为君为国而死的古圣先贤立为圣人，其权与理，并不亚于罗马的教皇把他们的贤者立为圣人。

佛教与儒教的精神是宽容；至于如今要违着中国人的意思强加于他们的西方宗教，其精神如何，从一位耶稣会神甫近来在上海出版的一部科学著作里的话就可以判断，那部书讲的是长江。他在论长江三峡的按语里写道：——「这里有一座很好的庙，供的不知是哪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位神圣的、而且当之无愧的圣人：关夫子，本朝的护国之神，汉朝时为君为国捐躯的人——他的忠义要了他的命。今天四川多数大商号的客堂里都挂着他的画像，像前焚香；他代表着信与义的典范，我毫不怀疑，对他的奉祀之有益于信奉他的人，并不亚于天主教堂里点着蜡烛的许多圣人之有益于信众。至于新教传教士的精神，也可以从在华美国传教士中最出色的一位的著作里引一句话来判断：「我在旅途中常常把铺盖摊在佛寺里过夜，不过我极小心，总叫自己的背对着那些偶像。」写这话的人是个有学问的人，在学养上远在新教传教士的普通一流之上；他给世人留下了关于中国和汉语的有价值的著作，然而他所显出的，正是那种使罗马天主教徒蒙羞的不宽容的精神。既然这一行里的领袖人物用这样的话，那么教士中间教育较差的大多数是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人是一个重文墨的民族，以自家的经书为荣，其中不少人还诚心诚意地把我们犹太人的《圣经》读过一遍；他们至今真心相信，本国圣贤的教训比从西方带给他们的更近人情，也一样「基督教」——这难道值得奇怪么？

本国那些好心人捐出千百万，雇了售书传道的人，把《旧约》的译本遍撒帝国各地，等于是对中国人说：「这就是我们的伦理。」结果是中国人就照这话来看我们，说：「怪不得自从我们容许同外国往来以来，外国各邦待我们的举动这样凶狠。他们一天天涌进这块土地：我们怎么挡得住？他们不像我们，讲道理不靠理，只靠力！」不能否认，这一句责备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该受的；凡是不存成见研究过我们同中国往来这段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我们迫使中国容许我们各色人等在全国通商行走，而且是在治外法权的特权之下——这实际上等于让他们除了自己的一时好恶之外，不受任何权力的管束；而在美国和英国各殖民地，更不必说法国和俄国，中国人却被排斥在外，或者只有缴纳重人头税才勉强准入。我们成天向中国人宣讲的「往来自由」，就是这个么？

传教士和拥护他们的人回答说：——「我们奉了行军的将令，只管遵行，不问别的。无论你们对我们这番努力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抱什么见解，无论你们信不信我们的教义字字属实、而且不但属实还是唯一属实的教义，我们既是基督的使徒，就得像古时的使徒那样行事，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传布我们的宗教，不计后果。」可是对这一层道理，中国人尽可以回答说：——「我们神圣的祖宗、教皇兼皇帝康熙，上个世纪颁过一道上谕，就是所谓《圣谕》，每月两次在全国文庙里向百姓宣讲，命百姓尊奉圣人孔子，不要被异端邪说——其中包括基督教——引走。」如此说来，中国人同样有他们的天命，而这天命同传教士的天命正相冲突；两边若没有比历来宗教争论中所能有的更多的善意与真正的基督徒心肠，则不安、革命与战争就是必然的结果。宗教竟能唆使人做出这许多恶事来。

诚然，佛教是从西方传来的外来宗教，它在中国生根并未引起什么政治动荡；但佛教所处的地位同基督教全然不同。它最初的使徒，如今被奉为十八罗汉的，并不是在治外法权的庇荫之下进中国来的；他们得服本国的法律，而且作为效忠皇帝——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即天子——的象征，每一座佛寺里都立着「万岁」牌，就是当今皇上、上帝的副君的牌位，与佛家诸神一同受香火礼拜。再者，中国政府通过地方官这一层，对全国一切宗教机构都主张有管辖之权。

限制寺产的法令是严格执行的，三百年前就已禁止遍布中国的众多寺院在当时所有的地亩之外再添置土地。可是基督教方面倚仗给了我们治外法权的条约，公然不理这条法令；直到今天，天主教各会仍在以这样的速度一亩一亩、一宅一宅地添置，不要多久就会成为中国那许多不善经营的人家的田产的主人。他们的进项稳步增加——一个独身者的团体，除了圣母教会之外并无别的家累，它的进项也势必如此。因他们咎由自取的不得人心而酿成的许多教案，所索得的巨额赔款，被巧妙地用来置买田产；于是每一次地方上的骚动——往往全是天主教教民自己骄横所致——都直接使教会得利。按条约，在华的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不得在通商口岸之外置买中国土地，传教士却不受这一条的限制；于是就有外国商人假托教产的名义在中国占有田地和矿山的例子。这种情形在本地官员是何等的苦涩，是不难想见的；而百姓也感到拮据，因为从前同乡们对公共工程、节庆、行会和各种机构的捐输没有了，这些事情直接间接都同所谓拜偶像的事沾着边，因而是入了教的人所忌讳的。这些所谓拜偶像的做法，许多是极简单、极无害的，譬如入席之前点一炷香，敬天地——也就是敬那弥漫万有的自然之灵。中国的政体根本上是民治的，村社由自己公推的代表自理其事，为公共用途摊派的款项实际上是自愿的。一切地方公事都在筵席上议定，而这些筵席既被传教士归入拜偶像一类，入教的人就不能与会。

关于中国一切众人合办之事——无论官办民办——如何贪污作弊，外间有许多误解，起因在于我们讲中国生活风俗的主要权威都是传教士。西方来的商人和官员忙于本身的事务，抽不出工夫去研究他们所处其间的这一族人的内里生活；而语言这道几乎不可逾越的墙，又把他们隔在与本地人的社交之外，纵使他们有闲情、也有意与之往还，也无从入手。传教士却不同，学语言是他的头等要务之一；可他同时也难免受一种诱惑，就是要证明中国人坏到了这步田地，没有他的教诲，改良便无望，以此显出自己存在的必要。因此，凡传教士写中国和中国人的书，都有一种压不住的倾向，只把这国和这民往最坏的一面写，而把他们文明中许多足以为基督教各国作榜样的地方略过不提。传教士著作者这种不自觉的偏向，在已刊行的中国人性格研究中最见才气的一部——明恩溥牧师的《中国人的气质》——里表现得格外显著。倘若画家的笔把我们西方文明的一切阴影都加深、一切亮处都略去，印出来又将是什么样子呢？

这样批评传教事业，却没有人会看不见教会——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在医药、教育以及一般慈善事业上所做的好的一面。中国人于自己之外的别种文明茫然无知，这是他们迈向进步的大障碍；而这进步，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此之前是一千年的混乱与野蛮，其惨烈连中国早期的史册里也见不到——在过去五百年间已把西方完全改造了。而这一层无知，传教士比任何别一类人都更尽力去驱散。欧洲人所办的报纸，同样有一份功劳，使中国人知道西方各大邦的存在以及它们中间正在进行的变动。但最好的成绩无疑是传教士的学堂做出来的；中国青年在那里受西学的训练，而并不强迫他们信奉基督教。传教士免了这一条，就得以劝动中国上层人家把子弟送进外国学堂受训，因为在那里能得到比任何纯中国的塾师所能给的更切实用的教育。这样受训的青年多半并不信教，可是他们天生的仇外成见被打破了；久而久之，一种酵素正被引进这块土地，将慢慢地发动中国现今这一大团浓密的无知，把他们的志趣提高。在这件好事上居首位的是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他们设在上海近郊的学堂，是同类事业的模范。英美其他差会也在帝国各大城里同样积极地办着这样的事；将来的结果必定是对中国现行制度的一场广泛的反动——那制度是花许多年背诵两千年前的经书，再在科举里照套路作些程式文章。众所周知，这新的酵素已经透进中国守旧派的上层硬壳，以致一八九八年少年皇帝光绪颁下上谕，把西方科学纳入考试。这一道以及他其余许多类似的上谕，都被太后在那年九月的政变取消了；满人和守旧的中国人心里一向就有的仇外情绪因此更被激起，一九〇〇年那场狂热的暴发主要就由此而来。这还是那句老话：把新酒装进旧皮袋；传教各会热心于提高中国这一族人的事业，固然只该称许，然而也不能不说，近来这场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活动引起的。再者，少年皇帝和他那班朋友的新主张，把守旧派搅得心神不定，逼得他们发了狂，成了嗜血的阴谋家；这些人利用民间潜伏的对基督教及其教民的仇恨，许诺让秘密的反朝廷会党去抢劫全国的教民，把他们拉到自己这一边。这些身居高位、不择手段而嗜杀的政客后来都已受到追究；他们的恶劣影响既除，加上近来的事变对我们的传教士也起了清醒的作用，中国的太平大约可以长久恢复了。

上海的广学会——原名同文书会，专事把西方最先进的基督教和哲学著作译成汉文并分送全国——同样在办一件很大的教育事业，稳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不过他们是否同时能把中国人劝入基督教，却似乎可疑。中国人正像英属印度的土著一样，很快就学会重视我们较高的学问、并从中得益，却不接受与之相连的基督教教义。我想缘故在于：传教士那个把旧宗教扫成白地的老念头，根本就是错的。除非传教士肯承认孔子同基督一样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的教训之开化古代半野蛮的中国人，比起基督教之开化欧洲来，虽然慢得多，却并不逊色多少；除非他们肯承认佛教的传入柔化了亚洲人的暴烈性情，正如基督的教训柔化了我们祖先的性情；除非他们肯接受由此而来的结论，即这些亚洲的宗教是值得敬重的，不必因基督教的传入就连根拔去——否则我怀疑，中国人是断不会被劝成基督徒的，正如他们开化了的邻邦日本人一样。在有哲学头脑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条不证自明的道理：只有把基督教的伦理架在既有的、更古的宗教根基之上，才能指望亚洲人整体成为基督徒。教条在欧洲已经过时，如今再要把它加在中国人身上，实在是多余之功。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件不幸：这么多的传教之力花在追求一个虚妄的理想上，结果是把中国受过教育的阶层从那种基督教教训上推开了——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各国之间和平与友爱的指望，正在于那种教训的真正传布。在中国，最有效的传道，我们都明白，其实是在俗的「洋人」按基督徒的样子做人，而这一层除了华北传教会之外，众人一概不放在心上。

如果我们把传教活动——新教的和天主教的——列在近来那场被压下去的不安与仇外情绪的诸般缘由之首，那我们也得承认，把火把伸进火药的是政治举动，尤其是一八九八年春德国攫取青岛一事。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青岛正是这一省的口岸；在深深太平的时候，连预先交涉的形式都没有就夺人土地，激起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中国的太后和大臣们当初默许一场本质上是爱国的运动，我们也不能公道地责备他们。他们的过错，照中国的常例，在于没有把这运动组织起来、约束在范围之内，以待将来万一外国再有侵夺时正式宣战。可是满人统治者的无知与骄横就在这里起了作用。他们不熟悉攻打邻邦的文明办法，只当凭几桩儆戒性的谋杀和一番全副武装的声势，就能把可恶的外国人赶出国去。几乎可以断定，他们若把义和团管住，把发难推迟到一切齐备之时，中国人本可以像布尔人靠同样长久的预备突然发难而一度胜过英国那样，取得早期的胜利。至于欧洲终必得胜，无知的中国人是不能指望预见到的。他们同布尔人一样，指望着路途遥远，也指望着那些「战国」彼此不和——中国人上溯到公元前五百年周朝的旧事，居然拿这个名目来称呼欧洲。

在中国居住的我们，其实是运气好：义和团约束不住，发难比太后所定的日子早了四个月；当时发生的那些可怕的屠杀固然惨痛，可是假使中国方面的布置像他们所要办到的那样周密，遇害的人数无疑要多十倍。这一场哑火说不定倒是中国的救星；因为满人的计划若全盘实行，就没有什么能救这个国家不被受了损害的列强瓜分了。如今各国已经议定了一项彼此克制的约章；我们住在中国的人虽然极力反对瓜分，眼下却又怕办得太少——既不会把真正的祸首、那些首领拿来治罪，也不会取得切实的保障，使将来在内地的外国侨民得到应有的保护。因为在条约里写进有利的条款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把肯照办的人扶上台去。同盟各国在中国的北方和上海，本有足够扫荡全国的兵力；可是这些兵并没有用来在国内做一次武装巡行——那样做本有两重目的：一是把我们的实力显给内地的中国人看，叫他们往后不敢再攻击「洋人」，二是把正统的皇帝扶回宝座；既然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只能指望回到原状而已：一段停战，中间夹着小的教案，十年之后再来一次武装干涉和通商的搅扰。

当时议定的条约里，有一条、也只有一条是一定会妥善料理的，那就是赔款。这笔支付牵涉到新的赋税。在当时，对日战争借款的利息已把海关的进项全数吃掉；别的进项是盐税、厘金（入市税与过境税）和田赋。头一项早已抵押给外债还本付息，末一项又仅够支应朝廷与地方的日常开销。要筹措新税，就得把全国的财源来一次整理。中国人自己既没有这经验，也没有这本事；本该用外国人来办，可是外国人办事对一个东方国家来说太贵，这在印度看得出来。外债是金债，却要用贬了值的银币去还：实欠约六千万英镑，而要付的赔款还不止这个数的一倍。中国同印度一样，是一个小农与小工匠的国度，多半只够糊口；有钱人寥寥可数；积蓄的财富不多，没有储蓄银行，除了买地和放高利贷之外，几乎没有把积蓄放出去的法子。这样看来，中国若要按期履行新旧各项义务，外国的管理似乎势必成为绝对的必要；而外国管理财政，又势必一步步导向对政务细节越来越多的干涉。〔注一〕那么，有关各国要么得同意某种国际共管，类似阿拉比起义之前英法在埃及行过的共管；要么就得同意在议定的势力范围内各自管理。这样看来，无论列强怎样力称自己并无私图，瓜分似乎已在可以量度的距离之内了。要脱出这两条路，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列强放弃一切兵费赔偿，各自担负自己的开支，只就实际被毁的商业和教会财产索取一笔银钱赔偿。只要列强不是诚心诚意、不存别念地单为中国的好处着想，这问题就像无望可解；而我们已有凭据，不止一国是不肯这样做的。眼下与中国交涉的各国里，有没有哪一国真心不愿乘中国之弱取利？若有，这些国家能否有效地抵住别国的自私图谋？回答是：能！只要那几个目的纯在通商的国家——譬如美国、英国、日本——在面对另一些国家时紧紧站在一处；那另一些国家即便眼下并不想瓜分这个国家，却要把它弄得那样弱，以致瓜分终不可免。倘若能约束俄国，使她除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外什么也不「保护」；倘若法国肯放弃加强由教廷代理人所结成的那个「国中之国」，而满足于她的官员费尽苦心争来的那些实业权利；倘若德国肯以她新得的青岛口岸为足，不去主张腹地的独占——我们便可以指望中国有长久的太平。可是这些「倘若」都很大。它们变得成事实么？〔注二〕

〔注一〕一九〇九年我们见到袁世凯被开去最高的职任，外国方面为此抗议；在华的外国人信任他经管外债，是有理由的，中国的摄政王不信任他，说他害得自己的兄长、已故的皇帝被幽禁并失去权柄，也一样有理由。——阿·埃·内·立德

〔注二〕到一九一〇年，这一层似乎已在可以计量的程度上实现了。——阿·埃·内·立德

本国的好心人出钱资助在华的教会，大都不知道这样一件事实：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且更进一层，也没有服从那种比法律更重的、不成文的中国「规矩」的义务。这种例外的地位，传教士同一切别的「洋人」一样，是从「治外法权」来的。一旦离开通商口岸本国领事的管束，传教士实际上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而这份自由并没有被滥用到更厉害的地步，足见其中多数人是很有荣誉心的。最坏、最触目的滥用，是在中国官府面前替他们的教民打民事官司。帮朋友是人之常情；而当这种帮助的背后站着一个强有力的外国政府时，除非是格外有骨气的官员，是不会不偏袒教民的。法国政府如今已迫使中国给天主教神甫官阶：主教比总督，坐总督的绿呢大轿，随从也按品级配齐，如此顺着教阶一级一级下推，直到最卑微的本堂神甫。〔注三〕

〔注三〕此事现已收回，因为行起来发觉弊病甚多。新教传教士从一开头就不肯受这种硬给的官阶，所以他们的地位没有变动。——阿·埃·内·立德

这样的权柄不被滥用，是同历来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全部历史相违背的。要救这一桩大不合理，办法是若干年前由若干比较开明的神甫自己提出的，即：由教皇向中国朝廷派驻一位使节，唯有此人有权过问教务。这个办法对天主教的传布要有利得多；不过它会使有关各国政府失去干涉中国的特权——就是眼下这种政治保护所给他们的特权：德国借以攫取青岛、法国借以在西部取得有价值的矿权的那种借口。新教传教士不给他们本国政府这样的把柄；可是他们有时也不顾官方的劝告而行事，激起士绅的反对——士绅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一个阶层，正牌的官员办任何事都不得不顾到他们、同他们商量。我不否认我们的新教传教士中许多人的分寸感堪称楷模；我所抱怨的，是治外法权给了那些缺少分寸、也不体谅百姓感受的人以开罪于人的机会——何况他们的到来本是强加于那些百姓的。

我们已经放弃了把治外法权加在日本人身上；当初对日本人的自尊与独立作这一让步时，人们预言的种种可怕结果并没有出现。中国人一样自尊，开化的程度也不见得低多少；我并不断言在这个国家目前的情形之下，他们已经成熟到可以作同样的让步；我只断言：治外法权的保留是一个一直敞着的疮口，两国的关系在废止它的时候到来之前，是永远不会真正放在亲睦的基础上的；并且，在它废止之前，我们各国政府有责任看住它不被滥用。这并不容易；我就知道有这样的事：中国官员好意要禁的恶行，却在治外法权的庇荫下被硬撑着，而这庇荫是某位从前的外国官员换了好处给的。中国人近来在北方的举动，大大违背了国际公法与惯例，我们责备他们是应该的；但也不可忘记，我们在同他们打交道时，实际上从来没有把国际公法的好处给过中国人。中国人的罪在于弱，并在于随这弱而来的荒唐的骄横；他们为此也吃够了苦头。撇开治外法权不谈——它过去是、现在仍是一种不得已的祸害——我们逼中国人自由接纳我们的公民，不论那些人多么可厌，而我们却把勤苦的中国人挡在自己国门之外，恰恰因为他们做活太勤；我们逼他们按值百抽五的税则接纳我们的制造品，自己却随意在他们的货上加任意高的税，并不同他们商量。我们替他们征收关税，又把收来的钱作为利息付给外债——而那些债正是我们的侵逼迫使他们举借的；过去我们甚至小气到逼他们免税接纳一切欧美人日用的物品，好叫在中国不纳税的「洋人」日子过得比原先更舒服。中国人的性格里若有一种品质格外显著，那就是他们的公道感；正是这一民族特性使我相信，一个革新了的中国，有一天即便完全在中国法律之下，也会是个住着安稳的国家。只要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做主人，他们对我们动机的猜疑也就没有了。猜疑生出畏惧，畏惧生出暴力，就像我们一九〇〇年在北方所见的那样。但这场暴力若不是得了守旧的满人统治者的鼓动与支持，是不会爆发的；那些人既无知又骄横，自己也怕王朝受了威胁。战胜可恨的外人可以把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重新稳稳扶上宝座——这样的国家不止中国一个；而满清这个王朝，自从五十年前那场信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大乱狠狠震撼了它的存在以来，一直是摇摇欲坠的。那一场乱，本来可能成功，本来可能像一八六八年的革命改造日本那样改造中国，只因我们出于好意干涉、扶持了既成的权威，才没有成。太平天国之乱带来了「厘金即入市税」的设立，带来了卖官，带来了岁入的减少，于是兵饷发不出，官俸也菲薄，于是有了如今压得这块土地呻吟的普遍的财政腐败——而我们正在尽力把它弄得更坏。中国人还没有到可以得到我们各国政府主动给了日本人的那种自由的时候；但这一天总得来，若要中国人真正欢迎我们在他们国中的话。

义和团的暴行，他们残酷的杀人（被杀的并不只是「洋人」），他们加在被害者身上的可怕酷刑，使外间受到的震动，正如一百年前法国恐怖时代的暴行使文明世界其余部分所受的震动一样；中国人因此被看作一个野蛮民族。可是没有人把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责备；又有谁记得我们自己烧女巫、记得我们（所谓的）法庭上的夹指刑呢？而且，我很遗憾地说，派去平定义和团之乱的同盟军中很大一部分，其举动并不比义和团自己好。事情落到这步田地，实在可惜；一个把基督教作战方式里较高的人道显给中国人看的机会，就这样失掉了。从北京和天津逃出来的中国人，讲起他们家园被毁、妻子儿女丧失于义和团和我们的兵丁之手的情形，都是极惨痛的。这里又是一个例子：较为开化的基督教列强管不住他们那半野蛮的同盟者——所谓的基督徒。这几个开化的国家，将来在对华的政治处置上，不用武力相胁，管得住别的国家么？

我可以这样总结：以我同中国各阶层人、在中国各地的经历——在生意上，在游乐上，在旅途上，在战时，在平时：同叛军首领和他们的乌合之众，同朝廷的将领和他们军纪不整的队伍；同咬文嚼字的书生；同精明的银号老板、伶俐的商人、耐劳的水手船夫和不识字的苦力——把我们两种文明不断地相比较，不断地修改先前的断语，从来不曾得到那种绝对确信的安逸——我的结论是：中国人平均而言比西方人平均而言更能容忍、更宽厚，在待人接物上一样地、甚至更加地「基督教」。他受不住纪律的约束，缺少勇敢这一类高的品质，也缺少我们归在骑士精神一类的德行——在这一点上，比起古时候的标准，他显然已经很可惜地退化了；他不大看重真实，没有科学的观念，因而对我们所谓科学的精确毫无领会；为着这些短处，我们鄙薄中国人是公道的，哪怕我们同时也承认他的长处。他虽然没有升到我们这一族中最好的人那样高的理想，却也没有堕到最坏的人那样低。不过猜疑与嫉妒是中国人性格里生来就有的，这一点将永远妨碍他们联合起来造成一个「黄祸」，除非像今天印度人由英国人统率那样，被欧洲人征服并率领。

中国人是一个高度开化的民族，照他们的路数说，开化的程度并不比我们照我们的路数低多少；他们理应得到我们为自己所要求的那同样的体谅，不必管他们军事上的弱。还得永远记住一点：中国人一个一个地看，性情品格的参差同我们一样大。初到中国的人看中国人都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要过几年才学会分辨；同样，在见识浅的中国人看来，我们西方人也个个一样可厌、一样没有礼貌。一概而论是危险的，不过我想我可以公道地说：上层阶级委靡得可叹，凡奢侈与委靡所生的恶习无不具备；中层阶级缺少欧洲血统的人所特有的干劲与首创之力，但在埋头苦干上胜过他。最下一层，就是农民和苦力——这里同别处一样，他们构成人口的大宗——具备天下贫穷所带来的那些德与那些恶。他们在耐劳上与欧洲人相等，在我们归之于教养的「礼貌」上胜过他，在心思的机变上不如他。论适应境遇，论对待他好的雇主的忠心服事，论吃着粗粝单调的饭食而能持续出体力，他们是无与伦比的。

马修·阿诺德把我们近世西方文明的结果总括为：「上层阶级物欲化，中层阶级庸俗化，下层阶级野蛮化。」倘若这是今日欧美的一幅真实（虽然夸张）的图画，那我们就很难否认：我们要向被人瞧不起的中国人学的，差不多同我们要教给他们的一样多；而且可以设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赖于东方派出传教士来改造西方。

在这以前，我们这些在内地住过的人受传教士的惠太多了，多到单是他们给本国同胞的那些好处，似乎就足以证明他们自择的这番流寓是有理由的；同时我们知道，也能作证：过去五十年间凡是为增进中国人而开创的好事业，无一不是传教士发起、并且大半是由传教士办成的——其中包括中国维新一派赖以发端、而由在俗之人助力最多的那个团体，即中国的广学会；它的设立，是为了翻译并传布科学上最新发现的报道，以及欧洲文学中最高尚、最能感发人的作品。

儒教，兼论调和诸家的尝试

要给今日的「儒教」下一个界说，我们得回到、并设法体会这个所谓「宗教」产生的那个时代——回到人类思想史上那个奇异的时期：约在基督纪元前五个世纪，在地球表面三个不同的地方，几乎同时而又全无往来地，探究的精神像一道浪头，横扫过人类在基督以前所能达到的那种文明的三大中心。正是在我们纪元前的第五世纪，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可以说奠定了希腊哲学的基础，这哲学是要取代他们先人那粗糙的神话的；同一个世纪，印度出现了一场对当时流行而已变了形的婆罗门教的改革尝试，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爱人如己的宗教，创立者是印度的王子乔达摩，世称释迦牟尼，即「佛陀」；而在中国，孔子宣讲了那场风俗与学说上的改革，它改变了整个「远东」的面貌，其道德影响一直坚持到今天——这套学说我们自己惯称为儒教。

我们且只说孔子的故国，回头看一看那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情形。这个国家被割成许多「相争的国」（中国人称之为「战国」）——同今日的欧洲差不多；封建的

第二十二章儒教（续）

……封建之制正当盛时，尚武是唯一得到正经承认的德行。文字固然已经通行，「蝌蚪文」与「篆文」刻在石上、刻在竹简上；然而正如我们自己的中世纪一样，读书写字只限于少数有学问的人，大众则蒙昧无知。那时候的少数学人，也就是「士」，看来多是周游列国的哲人，从这一国的朝廷走到那一国的朝廷（很像柏拉图的做法），把自己的主张与谋划献给当时的诸侯，换取自己与随行门徒的供养。这些诸侯都是「大有勇力的人」，一心谋算、一心厮杀，只为夺取邻邦的土地；士之所以被看重，主要因为他们熟谙史事与外交，能帮着不识字的主君办成那些多少有些见不得人的图谋。不过这些哲人里，也有许多人出于真心想止息兵戈、使百姓安乐，所进之言全无私意。诸侯也乐意听那些能让百姓知足、富足，从而对封主更忠顺的建议。其时中国名义上仍是一个帝国，可是周室的权柄实际上已经断绝；中国当日裂为十来个国，每国大小约等于一个英格兰，各国之君战和自专，根本不理会他们名分上的共主。那时的士人，看来大半忙于奔走结盟，有时充当耳目，有时做居间的人，其所作所为，可以照形势需要而或认账、或赖账。

那位最典型、说话也最直率的哲人，就是我们所称的孟子，他的言论留下的记录最为完备，生在孔子之后将近三百年。他那种无所畏惧的诚实极为显眼，使得记他言行的那部书读来极有味。然而到孟子的时候，封建之制已经急速走向崩坏：正如「神圣罗马」帝国里，选出来的皇帝一旦不能像查理五世那样以强手推行号令，他们的权威便不再受人尊重，帝国的诸侯各自厮杀，直到最强悍好战的邦国终于吞并了弱小的对手。

如此说来，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六五〇年至前二五〇年——的局面，同查理五世逊位之后到一八七〇年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最终统一，这中间三百年的中欧情形，倒是颇为相合。这个类比恰好投合「少年中国」的自负。中国立国以来，如今才第一次热心研读欧洲历史，于是便能理直气壮地断言：欧洲文明整整落后中国二千一百二十年；而我们这些所谓文明之民要真正合为一体，还远得很，说不定得再加上一千年，才走得到中国早在耶稣纪元尚未定下、甚至还没人想到的那些世纪里就已走到的地方。

孔子一生的细节，我们所知之少，同别的开创纪元的宗教的创始人差不多。像基督教与佛教的创始者一样，孔子没有著述，可以说他是无心之中开创了「儒教」。直到他去世足有一代人之后，他当年门徒的后人才把所能记得的先师言行搜集成文；因此这点流传下来的东西，我们不可当作确凿的定论，据以推出有损其人品的结论——我们有些存了偏见的作者，似乎很乐意这么做，好取消他「圣人」的名号；而这个名号，是他死后三百年由中国的皇帝与百姓头一回加给他的。中国人把今天这个本子的儒家经典当作字字正统，这也不足为怪，虽然这个本子直到「夫子」身后一千四百年才最后定下来；但他们并不当它是神授之言，因为中国人自有那份好常识，并没有把自己这套伦理体系的创始人奉为神明。这个本子是我们所有的唯一凭据，可以借以了解「夫子」的生平与言语；我们只能从它出发，存着上面那点保留，并且记住凡是靠传闻立起来的历史都不可能完全可靠，然后自己去推断他一生与其教诲的性质。

孔子，或称「孔圣人」，即「圣人孔某」，是他被追封的名号，如今他的同胞都这样称呼他，「孔」是他的姓。他是北中国山东省一位武官的儿子；他的经历，除了知道他在本国鲁国做过官、曾被邻国诸侯延请、晚年慨叹无人肯切实听从他的主张之外，所知甚少。他同那个时期别的大师一样，看来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仰慕他的弟子跟随。他的教诲，主要在于必须恢复古人的德行，回到一个神话般的黄金时代的风俗与文明，这时代的典范便是尧、舜两位圣王在位之日，他们生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他宣称：「述而不作。」因此他斥责当时的悖乱之风，主张顺服中枢，即周天子；而周室其时已经衰微，二百五十年后终归灭亡。他似乎搜集并写定了本国鲁国的史事——那不过是一部干枯的编年，上溯仅二百五十年，文辞极简，在欧洲读者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意思，中国人却把它当作圣人的手笔而尊崇；据说孔子自己说过，他的名声将靠这部书传于后世。这部于文学几乎无用的书，就是《春秋》。可是真正有意思、于史于文都有价值的，倒是他辑录的那些世代口耳相传的古歌谣，我们称之为《颂诗集》，中国人叫作《诗经》。这些歌谣把田园生活与边地征战写得可亲可感，使人得以窥见早期中国人的境况。这些质朴动人的歌谣，译本甚多，依我看最准确的是上海金斯米尔先生的译本。

然而孔子之所以得后世的敬重与崇奉，是因为他改革了风俗——一个用兵时代的粗野风俗。他的伦理教诲，除了坚持孝顺父母、敬奉祖先（即古义上的「祭」）之外，都从属于他对「礼」，也就是仪节的坚持。他似乎认定：外面的礼数若能守得周到，内心相应的转变迟早会跟上来。关于夫子本人，我们所有最好的记载，保存在他与弟子的问答里，由弟子记在《论语》中，还有他们叙述他日常起居的那些篇章。这里头许多话在今天的读者看来琐屑，然而所记的每一处细节，只要不看得太死，都能使人看出圣人的性情，也看出他那个时代的风气。他有一桩极可贵之处，就是诚实：他从不自称对幽冥之事比旁人知道得多——这不像别的大人物，譬如穆罕默德，就非得假称与神有形迹可寻的交通，才好把一套于民有益的规矩加在阿拉伯人身上。孔子则不然，据他弟子所记，有人问起幽冥之事，他答道：「等我们把自然之事弄明白了，再去问超乎自然的事不迟。」

孔子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他的学说，一如人间的事业常有的情形，当时的人并不怎么看重；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汉朝兴起以后，他的价值才得到承认，被追封为「圣人」，他的家族也受了爵位。记他生平言语的那些书，也是到那时才费力搜集起来，此后定为经典，奉为权威；后来研读这些经典成了每个中国读书人必修的课程，也成了他学问的边界。他的后继者孟子，是个哲学气味浓得多的人，见解同样切实，在孔子身后约三百年间为他的教诲张目，使它大为流行。

有一点很有意思：论世系之长，孔氏如今是世上最古的一家，当今的衍圣公是孔子的第七十六代嫡孙。这位名人之后住在山东，宅第紧挨着他那位著名祖先的坟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千四百年来扫过这个国家的许多次毁灭性的变乱中，圣人的墓一概受到尊重，他后人的家宅也从未被侵扰。日本那位有名的天皇，自称的谱系还要更远，但一千五百年以前的祖先名字多属神话；而当今衍圣公的世系则代代俱存，一一由紧挨孔子墓的家庙中的记载为凭。近来有一位英国人到墓上瞻拜，受到当今这位公爷殷勤款待；他形容这位公爷庄重而好客，无愧于他那位伟大的祖先。谈话之间，公爷告诉客人，他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他的进项不单来自山东的田产——这产业自当年封给他第十二代祖先以来从未易手——他还名义上执掌全国的文庙，每一座文庙都有收入归他。这样的大庙，全国每一个州县治所都有一座，单是中国本部十八省就不下一千三百座，此外几乎每个集镇都有小庙。这些庙宇，或者说纪念堂，里面一概不许有塑像；虽然它们的建造与格局同佛寺相仿——其实两者都不过是官府衙门的放大摹本——供桌上方只见一块简单的红木牌位，用泥金刻着孔子的名号。牌位所在的正殿两侧，立着他弟子的牌位；这些牌位在佛寺里对应的是十八罗汉，即乔达摩弟子的等身塑像，正如孔子的牌位对应于佛寺里到处可见的巨大佛像。

文庙往往占着城中最值钱地段的一大片地；许多庙宇上溯千年以上，庭院深广，成行的古木参天，有柏树，也有那富于诗意的银杏，即日本人奉为神树的那一种。每月初一、十五黎明之前，有一场短短的乐祭，官员必须到场，此外几乎没有别人来；不过庙门总是开着，随时可以进去。孔子固然是个不可知论者——就他不肯认可自己不知其为真的事而言；可是有些外国批评者称他为无神论者，那肯定说错了，因为他的教诲大旨固然在先行而后信，他的话里却处处提到那位主宰一切的「天」，我们通常译作「上天」。

孔子教诲之「温厚在理」，是无可置疑的；它从来没有成为争论的题目，道理很简单：这套纯粹的伦理不掺教条，本来就驳不倒。中庸是它的基调，如《中庸》里那段人人熟知的话——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一般认为是孔子身后第二代人——即他弟子的弟子——编定的。下面我从这部记录他言谈的书里摘引几条：这些话最能使人看出孔子教诲的品格，读者尽可自己去掂量其中的道理有多少分量。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在另一处把「天」说成「高高在上的那一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虽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其容肃然。」

「读书人受命任事而不知所措，那一身学问又有何用？」

「近者说，远者来，是为善政。」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恕』之一字，可以终身行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君子畏天命。」

「（为官的）既已问出案情的实在，当哀矜罪人，不可自喜其明察。」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

总起来看，圣人的「道」似乎是说：那个「贵人」「善人」或「君子」（理雅各博士这样翻中文的「君子」二字，字面是「君之子」），可以靠不断的努力自新，或者说「立」定不移的操守——据记载，孔子自称到三十岁上便做到了这一步。可见把他的教诲称作不可知论并不确切；说他敬畏神明、谦卑地服从天意，也毫无可疑之处。后世士人那种目空一切的自负与优越感，倒是把孔子本来的教诲扭曲了；而这种扭曲，古往今来凡宗教的创始人，都免不了要在门徒和自封的解人手里领受。

「洋人」批评家常责备孔子不老实，说他没有把神与来生的道理明白教给弟子。读过上文的人当能明白，他究竟教了些什么，我们其实所知甚微。今天所谓儒学，来自「士」这一派的儒者，他们把他的教诲敷陈引申，成了如今官定的「正统」注疏。这些注疏起于他生后五百年，止于一千二百年后的朱熹（公元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年）；到那时，正统的官印盖在了这位大注家的解说上，后人再无人敢加异议——中国文明的定型，也就从这时算起。正统的基督徒会把事情看得多么走样，读一读下面这段出自一位有才气的天主教作者的话便知。他说：「孔子虽教人当存敬畏、当行无私的仁爱，却并不真信有一位自有永有、创造了这有秩序的宇宙的主宰；不信应许要来的恩典，不信永生；不真爱那位在万有之上、超乎万有的全善的神；不真怕那位统摄宇宙的独一至尊；也不真顺服他的诫命。」正如庄延龄先生所说：「那些怪孔子不信这一套的人，能不能拿出理由来，说明他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就该信这一套；又能不能确知，他们自己说信的时候，究竟指的是什么？」

我们的主张是：孔子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改革者，按他所见的光亮，是个十分诚恳的好人；就此而论，说他同别的人类大师与导师一样「受了启示」，也未尝不可。再进一步说：要使奉儒教的各民族归入基督教，我们必须在孔子的基础上往上建，绝不能靠指摘他的短处，那既不稳妥也不中用。简言之，基督的教训若要在日本或中国得到有思想、有诚意的人的赞同，就得兼收并蓄，正如基督自己教人时那样。

中文里没有一个词真正等于我们所说的「宗教」；可是宗教所要教人做到的那些事，中文里的对应说法却多得很：爱邻人；宽容；子对父、妻对夫、弟对兄、臣对君、朋友对朋友的本分——我们自负地称之为基督教德行的那一切，全都在内。这些用「宗教」一词来概括未尝不可，不过在儒家经典里，它们叫作「五伦」。我们研究社会学的人，不但想把这门学问的资料弄清楚，还想把英美各教派的信徒人数一一统计准确，而其实根本无从严格统计：有不少正派人，连自己信的是什么都说不清，无法把自己归进哪一格。统计家要把中国人分成儒教徒、道教徒、佛教徒，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你若问一个中国人，他自认属于这三家里的哪一家，十有八九他会答一句「信三教」，就是说「三教我都信」，照字面则是「我信这三种道理」：他按托名孔子的那套做人规矩行事，把来世安息的指望寄托在佛教上，又靠道教驱邪的本事免受恶鬼——那些未得安葬的亡魂之类——的侵扰。他是个地道的兼收并蓄的人；像伊斯兰教或基督教这样要求信徒专一效忠自家教条、又把敬祖视为可憎之事的宗教，大批的儒教徒是绝不会甘心接受的。这「祭祖」是中国人行事上唯一真正有力的动因，也是把一家人系在一起的真正纽带，它驱使家中有力量的人把财物分给同辈的所有人，尤其是把年老无靠的亲属接到自己炉边奉养。中国人那种兼容并包的做法，在今日的欧洲几乎叫人难以相信，古罗马那些讲实际的人却深知而且认可。

因此，基督教到目前为止主要限于贫苦人家的教徒；士人，即受过教育的阶层，对眼下这样传的教是抵制的；因为这样的传法太不肯让步，直接同中国人兼收并蓄的性子相抵触。中国人生来宽容，绝不承认哪一种宗教独占了一切德行。直到近世为止，各派传教士到中国来，向来都受到善待。在兴盛而开明的唐朝（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七年），景教徒不但获准传教，还得了地基建造教堂，这有西安府至今尚存的景教碑为证。同样，在著名的汉朝，从西方海岛（大约是锡兰）来的佛教僧人受到热诚接待，他们的教义很快流行，遍及全国。最早的耶稣会士，众所周知，也同样受到优待，在北京宫廷里颇有进展。但这些人都不曾大声宣告先前的宗教是魔鬼的作为，也不曾自居于中国这位「皇帝兼教皇」之上。

到了十七世纪，多明我会来了，嫉妒耶稣会士的成功，便请罗马教皇下令，要耶稣会士讲道时攻击祭祖；中国皇帝大为震怒，遂在全境之内绝对禁止传布基督教。康熙皇帝本人就是那古老的国教的教皇（这国教近于日本的「神道」，中文叫「神道」，即「神明之路」），唯有他配代表百姓行一年一度祭「昊天上帝」的大礼；这位有权势的皇帝不能容忍一个从西方蛮邦冒出来的教皇来干犯他的号令。早先的景教僧人与佛教僧人都是自愿苦行的人，靠听众的乐输过活，除了身上的衣服、手里的杖，一无所有。这样云游的苦行者，在全亚洲都受人欢迎、受人敬重。他们严守素食，取不杀生之义；至于那能使人欢喜、过量则使人沉醉的杯中物，却并不戒绝；而对政治势力，则绝无半点念想。

皇帝的牌位就这样立在佛寺里，表示护持，好比英国旧日乔治时代的教堂里，祭坛上方悬着王室徽章一样，丝毫不妨碍对「佛」的崇奉，也不含有佛教或神道孰高孰低的意思——这可以说是听凭各人自去论定。拿这种平和简朴地传开来的教化，同那种背后有外来政治势力撑腰、而且不论传教士愿不愿意、时不时要动用武力去维持的教化比一比——「一切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再拿一个衣衫褴褛的穷苦苦行者，同一位吃得饱足的英美传教士比一比：后者所领的薪水，抵得上许多中国小官的十倍，头上还管着一个坐在远方外国京城里的董事会。再拿许多这类传教士讲道时对所谓异教徒的那种傲慢斥骂，同儒家街头说教者的宽容比一比。后者所讲的无非是行善与改过，绝口不提佛教、基督教或任何我们所谓敌对的宗教。若是以不敬的口吻提到这些，那是完全违背真正儒家教诲的精神的。再拿素食的苦行者同英国国教或美国的传教士在实际上的分别比一比：后者禁人喝那一杯于身有益的酒，而中国人本是极有节制的民族；他自己却吃牛肉，公然违背他所要劝化的人的信条。因为牛在中国有半神圣的地位，是耕稼之神的帮手；而在佛教徒看来，凡流血都是亵渎。中国人固然大多适量吃猪肉，可是照中国人的看法，一个自任为教人道德的人，理应在自己身上、在自己行事上做出克己刻苦的榜样。

前面说过，中国人生来兼容而宽厚，欧洲传教士恰恰冒犯了他们伦理上这些根本的原则。我自己曾在内地一座大城里亲眼看见一位新教传教士庆祝一家中国人归信，办法是把这家人的祖先牌位付之一炬，连家谱也烧了——那是一块雕镂精美的漆木硬牌，上溯十六代祖先的名字，都用泥金深深刻在上面。要不是有英国炮舰在江上巡弋，民众当场就会把那座「福音堂」拆得片瓦不留。

再者，传教士推行的那些狭隘规条，逼得入教的中国人只能自成一类，独处一隅，于是国中有国，招得四邻不信教的人都来仇视。中国人骨子里是极重宗教的民族，「敬拜」渗进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桩事。同时，他们在名义上专制的皇帝之下实行的那种民主的自治办法，使一切公共事业都靠自愿的结社来办，靠单凭舆论压力募来的捐款来办。可是基督徒不许参与这类事业，不许向行会捐款——今日中国的行会，就相当于我们中世纪的同业公会；他也不许去看社戏，而社戏是乡村的乐事，是老百姓学本国历史的课堂——因为这类由捐款办起、任贫民白看的娱乐，牵涉所谓拜偶像的做法。中国凡公共的举动、凡行会的宴集，开头都要在神案前行礼、焚香、献一杯米酒。这一切在基督徒看来都是可憎的，于是行会也好，别的合力兴办的「善举」也好，都因少了基督徒这一份而窘迫。

我把事实摆出来了，也想借此说明：今日儒教在远东各民族身上的把持，何以必然这样牢固；而那些好心的传教会想要打破这把持，又何等不切实际——除非基督教，或者不如说今日这样组织起来的基督教各教会，能够改造到容得下兼收并蓄。指望这样一场根本的变化在一天、十年乃至几十年里发生，是没有用的。同时，前面这篇文字不可看作是拥护儒教、反对基督教，而是提出一个建议：与其徒劳地想把儒教整个取而代之，不如把儒教纳入基督教里来。今日有识之士的意见，大体正朝这个方向走；指望教会将来也跟上来，并不算奢望。眼下这一整套死板的教条，本来也是经过好几百年争论才凝成信条的，那时不过是早期基督徒里勉强过半的一派，用刀剑逼着所谓异端的少数派弃绝己见。将来何不由一次大公会议，把景教徒的那些信条恢复过来呢？他们当年把基督的教训传遍亚洲，并没有遭到迫害，甚至几乎没有遇到反对。

凡在东方住过、又肯认真留意此事的人，都不会有一刻怀疑：亚洲人若能被劝服把基督的教训加在孔子与乔达摩的教训之上，那将是何等的福气。诚然，后两位实际教了些什么，我们无从确知；但我们知道那与基督的教训相近，而且很有理由相信，到耶稣纪元的时候，这些教训已经辗转传到叙利亚，影响了我们的主所出自的那个民族的心思。他自己也是一位传述者，同时又是一位改革者；他并不咒诅当时已有的宗教，倒是倾向于在其上建造，使之更近于灵性。童贞女生子以及别的「教条」，都是他死后才发现的；虽然我们对他教诲的记载，比对孔子或乔达摩的记载要确切，可这记载仍不精确，因为也是到他死后一代人以上才编成的。

今日在中国推行的传教事业大大有益于中国人，凡研究中国情形的人都无从争辩。那些拿传教事业打趣的老套话，出自对实际所做的工作毫无阅历的人之口。真正的中国基督徒，至少在下层中国人里，比起那种宗教只在于按时行些外面仪式的人，要高出一头，正如我们本国同样情形下真正的基督徒一样。在各国穷人共有的那一片污秽之中，受传教士教育的中国人显出里外的洁净，这就是他们的标志。但是受过教育的阶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终究不能指望他们接受我们教会的基督教：他们宁可不领受眼下所传的这套教条，反倒以此自豪——尤其是日本人——表明自己行事可以像基督徒，同时仍自称不过是奉行本国神道原来的道理，即他们祖传宗教里的「道」。同样，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会对你说：「你们基督教的道理，我们三教里早就都有了。」另一面，考据固然使我们能在孔子、乔达摩和老子的书里找到《新约》教训的先声，那些书却缺少我们福音书与书信里那种直截了当、简明劝人向善的话；而且今日三教所讲的那些道理，百姓也听不懂。譬如佛教的《摩诃婆罗多》里有这样的话：「女子是男子的一半，是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切幸福的源头。女子言语温柔，是独处时的伴侣，是受屈者的慈母，是人生旷野旅途上的甘泉」——可是这类话，多半埋在一大堆看不懂的文字里，对东方各民族的生活毫无影响；在这些民族中间，妇女的地位是他们所谓文明的一大耻辱。

中国的士人，很可以比作《圣经》里那被学问的骄傲胀满了的法利赛人，早已离他古时先师的道理很远：他既轻看妇女，也轻看「小民」，很需要吸取基督教尊重妇女的教训，以及在「天」的眼里无论有学无学、人人平等的教训。他们中间流行的谚语，如「若不是要她生儿育女，这世上根本不该有女人」，正表明他们非吸取西方基督教的精神不可，否则连我们敢于夸口的那点文明水准也够不着。上面这些关于更切实地兼收并蓄的建议，正是为了引起大家更普遍地思量：用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才最能把基督教的影响传到他们中间去。

我们并不主张今日的传教士个个都非做苦行者不可，也不认为基督教不过与东方原有的那些劝善的宗教并列；我们仍以为它是在那些宗教之上更进一步。我们不过是斗胆把在中国的阅历所显示出来的那些障碍指出来，希望西方善心人捐输的那一大笔款项，以及靠这些捐款供养的三千名在华传教士的热忱，将来能在「远东」亿万生灵之中结出与所耗巨力更相称的果实，胜过迄今所收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