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统治下的中国

一叶赫那拉的家世与少年时代

叶赫那拉氏为满洲最古老的氏族之一，其世系直溯于杨吉砮贝勒。一五八八年，杨吉砮之女嫁与努尔哈赤——满洲入主中国的实际奠基者，亦即大清列帝的第一代直系先祖。一五八三年，杨吉砮死于奉天，其时他正率众侵掠那些仍旧奉中国衰朽之主万历为正朔的疆土。其部族世居近朝鲜边界的一带，长白山耸峙其间，实为满洲种族的真正摇篮。他与他的族人，似乎全凭不断骚扰那游移不定的边外富庶之地，习得了战阵之术与吞并之欲；而今日这些富庶之地，看来又将落入新来征服者的轭下。杨吉砮之女以其夫征服之功，得称皇后；后来从明朝手中夺取全辽者，正是她的儿子，建元天聪。

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叶赫那拉氏生于此族。她的一生注定要左右亿万生民的命运；她三度临朝称制，独裁中国五十余年。其父名惠征，世袭八旗佐领之职。以其出身之优，时人多以为他仕途不振：至死不过官至道员而已。惠征以此衔任职安徽，女儿方三岁时，他便死了。其孀妻与子女赖一位族人穆扬阿照拂甚周——穆扬阿之女，后来做了咸丰的皇后，并与叶赫那拉同秉朝政。诸子女自他那里得到了最好的教养。

近年来流传着许多无稽而可笑的故事，指太后出身微贱，甚或不堪。其中不少无非是黄色报纸的产物，专事搜罗耸动之谈，以投合读者毁弃偶像的癖好。然而另有一些，无疑起于宫禁倾轧中的嫉、恨与恶意，出自铁帽子王及皇族长房诸大员之手；此辈往往以诋毁慈禧的家世与品行为能事，意在使叶赫那拉一族「失面子」。上头掷下来的泥，总是粘得住的，于是这些恶意的传闻在北京与南方自由流布，且常有人信以为真：观康有为及其同时人的文字可知。

原注：偏激的诋毁而出于诚意与善意者，可看「文清」所著《中国危机之内幕》，一九〇一年据《新加坡自由西报》重印（格兰特·理查兹书局）。

试举一例。道光第五子惇亲王，常以一副十足认真的神气讲述下面这个神话。这位王爷因所望不遂，衔恨慈禧：他自己虽已出继旁支，一八七五年仍指望其子得膺帝位。据他所讲，太后之母寡居，膝下子女众多（未来的中国主宰亦在其中），一家困顿至极，寓于宁国府城内，其夫曾在彼处为官并死于任上。因无资斧还京，几至行乞；幸而中途某城有人将一笔本应交与他人的银两误送到她船上，那位旅客得知致误，又见其一门穷窘，动了恻隐，坚请她收下。二十五年后，慈禧已是权倾天下的太后，此官入京陛见，太后念其旧德，亲自扶之免跪，称谢其惠。这故事比出自同一来源的许多传说都要漂亮些，而且别出心裁——竟有满洲官员死在外任而一贫如洗。惜乎于事实无征：已确凿无疑地查明，慈禧之父临终时，妻与子女均不在其侧。他们先已赴京，因他不久即将还都，另补正白旗的新缺。

在往下叙述之前，不妨先略述叶赫那拉一族及其与皇族长房的关系。此一问题于近代中国的历史，无论已往将来，关系都不算小。自第一位叶赫那拉氏于载垣一党的阴谋覆败之后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以来，皇室与这一望族之间，猜忌龃龉从未断绝；而一八九八年政变以后，双方关系益形紧张。虽然人人畏惮太后的「天威」，未致公然决裂，紫禁城中却始终伏着祸机。近日北京之事——尤其是直隶总督端方以在大行太后葬礼上不敬为由而被黜——愈发凸显了满人营垒中的分裂，以及那个已失慈禧铁腕的政府所面临的危险。外人极难对宫中的实况与党派分野得一清晰的概念：世系之繁、亲族间的联姻与过继、旧日的族仇，头绪纷如。但有一事不可不明：皇族宗室（满语称爱新觉罗）分为黄带子与红带子，前者出于努尔哈赤本人，后者出于其先世；凭此出身，他们自视为大清的纯血与最上之贵族（中国人亦承认此说）。叶赫那拉一族原非天潢贵胄——君主与某家女子通婚，并不能使该家攀援出「贵族」以上的名分——其大权所自来，一在人众，二在它先后为帝国进了三位皇太后；而最要紧的，还是慈禧本人的威望与人望。若以史事与她那道意味深长的临终遗诏来推断近日之事，则叶赫那拉一族今日的当家人，是决意要让当今的皇太后——光绪的未亡人——踵其姑母的旧辙，至少在摄政期内总揽国柄。而赖慈禧深谋远虑之处，今上又是荣禄的外孙，故可望其恪守老佛爷传下来的成法。

宫中各党彼此猜疑不睦，有一桩由来已久的缘故，即道光长房的子孙（以溥伦、恭亲王为首）深恐当今的幼帝，或其父摄政王，日后要把本支之祖第一代醇亲王追尊为帝。此种追崇，欧洲人或以为无足轻重，在中国人眼中却等于皇族小宗的一种身后篡窃：因为第一代醇亲王由此便与开国之祖努尔哈赤平列，实际上成了另一条帝系的始祖。第一代醇亲王自己早虑及此，深知必酿大祸，故如后文所述，曾预为设法杜绝。凡留心中国大政之流中片草者，都已注意到：自当今幼主践阼以来，第一代醇亲王园寝的祭飨，仪注大为隆重；公文之中，他的名字且得「双抬」，在士大夫眼中，已与在位之君同列。凡能就此事说话有分量的中国人，大都相信：俟皇帝亲政，必将被人引着再加其祖以身后之荣，直至「三抬」——那便与已崩的皇帝无异，得在太庙另立专室受祭。以中国的国宪而论，此举的后果将极其严重，且难以调停。

老佛爷袒护本族甚力，她在世时，至亲近属几于凌驾法律之上，或托庇于她的恩荫，或借势渔利，故与黄带子、红带子之间，始终暗流汹涌，其回声常常传到京城的茶楼与市集。慈禧最爱折辱爱新觉罗氏：有一道谕旨，竟禁止他们住在城中商贾之区，理由是她听说其中有人做着不体面的营生赚钱。铁帽子王与努尔哈赤的其他贵胄后裔，对她绝无爱戴之心：他们一面畏她，一面不住地抱怨她削夺了他们世代相承的特权。

她驾驭这班世袭贵人的手段，有一事可见其概。某位宗室公爵竟在紧邻皇城之处盖了一所气派的宅第，俯瞰宫禁的一大片地方。屋甫落成，老佛爷即行籍没，申斥其主不识大体，胆敢下瞰禁苑，随即把宅子赏给了她的弟弟照祥公。

再有一事，可见她的护短，以及由此给地方官造成的为难。一九〇二年两宫自蒙尘之地回銮，三年之后，北京新设巡警部。军机大臣徐世昌，汉人出身，颇蒙圣眷，被派总理此部；不久他便发觉，自己的巡警遇上当朝贵族，处境实在不妙。太后的三弟桂祥公尤为怙恶不悛，全不把任何警章放在眼里，还怂恿家丁逆行于道，并干犯其他规条，以为「争面子」。有一次，一名认真的巡警竟把公爷的一个家人拿了。徐世昌闻讯，立命释放；公爷却以为奇耻大辱，非要部堂亲自出面低头认罪不可。可怜徐世昌三诣公府，皆不得入见，直到他在府外庭院里当众磕了头，那一番道歉才算领受。此事在北京人眼中分量如何，族中人权势如何，从下面一点可以想见：徐世昌后来做了东三省总督，再任邮传部尚书，一九一〇年八月并入军机。然而当时老佛爷得知此事，却「免」了徐世昌在军机行走，不久便把他调往奉天。

叶赫那拉之母钮祜禄氏，寡居多年，仍住在其夫位于锡拉胡同的旧宅，与使馆区相去甚近。女儿既为圣母皇太后，她受封一品公夫人。看来她是位极有才干、极明事理的妇人，即在一向以妇女聪慧著称的族中，也算出众。她享年甚高，殁后与夫合葬于城西的祖茔，离洋人的赛马场不远；女儿在彼处树牌坊、立石表，以申孝思。一九〇二年正月，太后自正定府乘火车回銮，因京汉铁路一线迫近其父母的坟茔，若过其地而不下车致敬，于先人之灵为大不敬，她遂不由此线入京，改道自南面进了北京，举国称美，守礼之士尤以为贤。

叶赫那拉的童年无甚可记，惟有一事：幼时的玩伴之中，有一位族人荣禄，日后在她生平的历次危局里，皆居要地。相传二人自幼便有婚约。此说无从证实，然荣禄之能左右她——远过于她的任何亲族与最高的大臣——其根柢确在少年之日。康有为及其他反对满洲统治的中国官员，更不惜断言他多年来与她有不正当的亲密关系。

二出奔热河

其事始于北狩热河之前，亦即在其夫皇帝驾崩以前。

叶赫那拉所受的教育，不外寻常的经史一路；然其心思之敏活，远过常人，又益以过人的野心与权力欲，遂能不为这种教育素常那点使人僵化的力量所困，而把所学用之于活人的世界。她学画，笔下甚工，且真能于此中得趣；又善于属对赋诗，其格律之呆板工整，不让英国那些最著名的公学所出之作。十六岁上，她已通满汉两文的五经，于二十四朝的史乘亦用功有得。她确有那种「知之为智之始」的好学之心——而好学正是权力的秘诀；且据记载者言，她对自己命途之大，早有明确的预感。

一八五〇年道光帝崩，其在世诸子中最长者年十九，即位，建元咸丰。国丧二十七月之内，新君不得成婚；期满，乃降旨：凡满洲女子，年在选例之内而有姿色者，皆诣内务府候选，以充掖庭。咸丰即位以前，曾娶穆扬阿之长女，然此女未及其登极便死了。奉旨应选的女子之中，有穆扬阿的次女萨克达，及年少的叶赫那拉。一八五二年六月十四日，满洲贵胄中约六十名色艺俱佳的女子，立于道光未亡人挑剔的目光之前；太后自其中选定二十八人，分为妃、嫔、贵人、常在四等。萨克达遂为「嫔」，叶赫那拉为「贵人」。除极少数外，这些宫嫔与其说是天子之妻，不如说是婆母之婢。按例其数以七十为限，然常不足额；此外禁中尚有满洲女子约二千人，供使令洒扫之役，统于太监之下。举凡宫闱家事，皆由大行皇帝的未亡人独操大权；虽旧例许皇帝一阅所选诸女，然其分派与位号，皇帝并无置喙之地。

叶赫那拉遂离锡拉胡同的家，入居紫禁城，自此与本家断绝了一切直接往还。有一老宫人，自她初入宫伺候到她死，据其所述，可得下面这段有趣的记载——记她生平唯一一次归宁。事在一八五七年正月，其子皇嗣诞生后九个月，她特蒙皇帝恩准出宫。是日清早，先遣太监至其母处传话：令爱懿贵人午间将来省视。这一份难得的荣宠，教一家上下与亲友都欢喜不已。锡拉胡同的四邻都出来看太监与那顶黄帷的轿子。轿子抬进门时，母亲与阖家之人（连尊辈亦在内）分立庭前两侧。至通内院的阶前，随侍的太监请她下轿；她入正房，坐了上座。家人敬谨上前问安，除母亲与诸尊长外，皆行跪礼。继而设宴，席次特为安排，母亲坐在女儿之下，所以尊其皇嗣生母的身分。在座之人对叶赫那拉的天真亲切，无不倾心；她似乎丝毫不为宫廷的仪节与富贵所移，谈笑一如当年在家做女儿时那般活泼，对家中诸事极为关切，尤其留心诸妹的读书。

宴至日暮方罢，叶赫那拉问长问短，应答不倦。正月日短，天色将晚，太监请她预备回宫。她遂与家人依依作别，深以此生须与骨肉隔绝为憾，惟望他日皇上或再许她归省。她又说，无论如何，母亲总可以进宫看她。她把礼物一一分赐家人，然后登舆而去。此后她再未见过娘家，然晚年其母常入紫禁城探视。

入宫之后，叶赫那拉立刻着手，迅速而牢固地博得道光未亡人的欢心；先借太后之势，继而凭自身的姿韵，不久便成了她那位懦弱荒淫之主的第一宠幸。一八五六年四月，她替他生了皇嗣，圆了他久已失望的心愿，地位遂固若磐石。她入宫之时，太平天国之乱正使京师人心惶惶。一八五八年三月，贼陷南京。叶赫那拉早已把批阅各省奏章、并从旁进言，揽为己任；她用日增的势力打动天子，使曾国藩得授统兵之任，并拨给他在湖南募练团勇之资；曾国藩后来即以此军，并借戈登将军之力，终于平定大乱。她这般早，便显出了她不为环境与成例所囿的地方：值国家危难之际，露出那种胸襟开阔、决断迅捷的本色——这正是她的过人之处。按一切官场成例，曾国藩方居母丧，本不可起用；然叶赫那拉素持一见：成例当为国家而屈，不当使国家为成例而屈——这正是天生的统治者的印记。

一八五五年八月，道光的未亡人崩逝，叶赫那拉以「侍奉恪谨」，晋位为「嫔」；其同列萨克达则已正位中宫。

其时中国的文人，普遍相信咸丰一朝将见国祚之终，以为大清「天命已尽」。四方乱起；君主本人则懦弱荒淫，既不能使臣民效忠，也不能使之亲附。在士大夫眼中，他是个不肖之主：前五代帝王以文墨风雅著名于史，他一无所有；前人纂修经籍、辞书之巨帙，为学者所感念，他也无意仿效。更有一事被视为不祥：他年已二十五而尚无子嗣，而其列祖之中，颇有不及十五岁便已定了继统之人的。故一八五六年四月叶赫那拉生子，而湖南、江西二省之贼同时被逐，人皆以为否极泰来，天眷复归于宝座。

此时皇帝已患风瘫，形神俱溃，叶赫那拉以皇嗣生母之尊，尤其以其强悍的性情，遂成帝国的真主。其同列皇后于政事殆无过问之意。就位号而言，叶赫那拉已升至妃位之首，京师中通称「懿贵妃」，「懿」为其徽号，妇德之谓也。

她在此时对外事的主张，大抵强硬好战；若念及她年少、族类之骄与对外国及其国力之茫然无知，此亦不足为怪。钦差大臣耆英奉使，欲劝额尔金退出大沽，事败而辱国；归后，那道赐他「白绫」自尽、且称之为「朝廷矜全之恩」的谕旨，众口皆归之于骄倨的叶赫那拉。皇帝不许广州的钦差大臣叶名琛与英人议商贸易之事，亦归之于她；而此一决定，直接导致次年该城之陷于外夷之手。当时记载者与日记家所留之文字，有一事最可注意：皇帝的意旨与举动一概不提，宫禁与天下之事，都已系于叶赫那拉一言而决。在一个照例不容妇人当国的国度里，此事本已可怪；若更念及她其时不过一个贵妃，年方二十二，便尤可怪了。

太后名号称谓数易，恐滋淆乱，兹略加说明：叶赫那拉是她的姓氏族名，未选入宫及初选之时，北京人皆以此称之。入宫以后，直至晋为圣母皇太后（西太后）之前，她仍是叶赫那拉，而通常称为「懿」贵人、「懿」贵妃。及为圣母皇太后、同秉朝政，奉旨定的正式徽号为「慈禧」，其上另加许多美称。在万民口中，她或称皇太后，或称老佛爷；及其晚年，北方无人不用这一敬而近于亲昵的称呼。

英法联军入犯华北的原委与经过，早为世所熟知，无须复述；惟叶赫那拉在北狩热河前后那段动荡岁月中所起的作用，则欧洲读者所知甚少。有一位翰林院编修、进士出身者，其日记后数年以叙事之体私家刊行，于此事所记极为有趣，下文诸节即自此书录出。其书原题曰《终天之恨记》，读者可见，它首先是一篇孝思之作，其间又把夷人的举动与已然当权的叶赫那拉其人，天真无饰地织入其中，自有一种动人的诚恳。就记事本身而论，亦极富人情之味。

「庚申年七月（一八六〇年八月），家母病起五六日后，外间始有夷人已抵大沽的传闻。京内外大员之奏章，人尽知其上达宸听甚多，而《邸报》一无所载，故人心惶惶、谣诼四起，亦属理之当然。然其时尚无人出京逃难。皇上病重，人知其欲北行，而懿贵妃与僧王力谏而止之，且言夷人断不能入城。

「彼时家母患痢，嘱家人瞒我。一日我偶见案头药方，方知病已沉重。仍是刘大夫看视，然我素不信其人其术，觉其下药太猛。惟七年来家母之病皆倚其诊治，母亲与阖家上下，对他信之不疑。呜呼，古人有言：孝子须略通医理。我之不学，实为母亲致死之首因。虽百死其何以赎？

「此后数日，京人始出走，盖传我军败于大沽，有总兵阵亡；北塘守军溃散，炮台落于夷手。僧王奉旨不得与之决战，故我军与敌相持而坐视。败衄的真因，无从确知；百姓既懵然不晓，最初的惊惶也就渐渐平复了。

「七月十三日，见家母病势转危，即请假十日，暂辍公事。我瞒下外间时局，劝她万事勿忧。然消息日恶，出城者以千万计。

「次日，李敏斋大令来辞行，将赴安徽从军。他极不以刘大夫之方为然，另开一方与我。家母不肯服他的药，经我劝说方服。是夜忽觉气促，我急召李君，李君谓断非其药所致。然家母执意仍服刘大夫的方子，我所能为者，惟嘱其药味略减其猛，以合老年人的体气而已。

「家母遂命我预备棺木，自谓死期已近。幸八年前我曾在奉天购得寿材之木，寄存京中棺铺，此时取来。就院中雇木匠赶造，至二十日棺成。木质极厚，通体气象亦颇可观。当此仓皇扰攘之际，竟能得此完好之作，实非始料所及。匠人言，照眼下的行情，这样一具棺木在北京至少值银一千两。〔原注：约合一百二十镑。〕我听了甚感宽慰。

「次早漆铺来上头道漆，用漆至少二斤。又召裁缝并六名帮手做寿衣，并购办家母「登遐之服」的衣料。我已做成一件貂皮长袍，次日见家母似略见轻，便决意将外面的长罩衣暂缓制备。其时谣言四起，谓夷人已至通州，将于二十七日炮轰北京，凡能出城者无不逃散。二十七日，我们上了二道漆。

「是日，我军擒获夷酋巴夏礼及其同伙八人，囚于刑部。于是举城鼎沸，人尽知皇上将有北巡之行。然懿贵妃说动几位老臣上疏，请皇上勿去，此等奏章，一概未曾发抄。满汉官员此时都在遣送家眷、转移细软，惟大城门外的大铺号照旧营业。家母病势如故，我又续假十日。

「八月初一，棺上再加一道漆。是日刘大夫改了方子，而痢疾如故。

「初四，家母唤我至榻前，曰：『我断难痊愈了。丧事诸务，须一一备妥。今日我不进饮食了。』我如刀刺心，即刻催裁缝赶制礼服。友人潘雨石来访，荐一剂泻药，家母大怒，断然不服。是夜大吐一场，吐后似觉稍舒——舒得我又叮嘱裁缝不必过急。次早衣成，家母嫌衾太重，我改用轻软的绸子。她又嫌太奢，谓非其分所应得，说她的翁姑入殓，尚无此等贵重之物。其时京中扰乱，一时甚于一时，大批人众仓皇出城。诸门多因防夷而闭，惟外城的彰仪门尚开。

「初七，我军与夷人战于齐化门外。前队是未经训练的蒙古马队，从未临阵。夷人枪炮一响，全队立时掉头，阵脚大乱，反冲入后面的步队。践踏而死者甚众，遂成大溃，我军四散奔逃，夷人直逼城下。

「诸王大臣有求懿贵妃劝皇上出巡者。皇上巴不得即刻就走，而懿贵妃说动两位大学士上疏谏阻；于是明降谕旨，谓无论如何，皇上决不离京。懿贵妃又发一旨，重赏杀夷之人。人皆以为皇上从此不走了。

「次日清晨，闻齐化门外又有一战，圣驾遂率诸妃嫔、诸王大臣公侯及内廷诸执事，仓皇出城，狼狈不可名状，望之几疑夷人大队已在身后紧追。其实洋人尚在远处，行在所驻的圆明园，绝无一事可以令人惊惶。我实不解，何以竟纵圣驾出走；直到最后一刻，懿贵妃仍求皇上留在宫中，谓天子在御，必能慑服夷人，于城池百姓大有庇护之力。她说，若圣驾播迁，宗庙社稷弃而无主，夷人又岂肯饶了这座城？她请皇上想一想周室的旧事：天子蒙尘，出奔于外，至不得不托庇于诸侯。中国人一向以此为国史上的奇耻；而今日的播迁，看来比那还要可耻。

「其时家母病已垂危，我无暇顾及时局。稍有身分的官员，此时非已出京，即在出京；凡有力的商贾，也都在遣送眷属。车价之昂，多有力不能任者：赴涿州的一辆独骡车要二十两，赴保定府（一百八十里）索价三十两。在我则母亲断不可移，除了枯坐待变，别无他法。

「痢疾日剧，经刘大夫许可，我试了杨大夫的方子。然已太迟，无可挽回了。十二日晨，家母已弥留，不能下咽；乃召裁缝李某，将寿衣略加收拾，并备鸡鸣枕与衾褥。夜十一时，她弃了这不孝之子而去。呜呼，她之死实由于我，由于我之不通医理。抚膺顿地，呼天而号，纵死万次，何足以赎我之罪！

「于是为她穿衣。先由侍婢着内衣：白绸小衫，次灰绸小袄，外加蓝缎绵袍。然后加礼服大衣，缀品级的补子，系玉带，挂琥珀朝珠。金饰插戴停当，凤冠加于首上；榻上铺红褥，安置妥帖，头枕红缎鸡鸣枕。其时无一友人登门，四邻门户尽闭。次早我以红缎衬棺，又以草絮塞其空隙，免得摇动；下午三时，恭请家母登其「永宅」。

「城中大乱，有友人来劝我把家母暂厝城外寺中。他说，停灵于本宅院内不妥，夷人生性多疑，城一破，必挨户搜查。倘他们寻见家母的棺木而加以亵渎，我实不敢平心去想那光景。我记得他们在广州遇同样情形时的所为。

「十四日，彰仪门开，我寻得一处地势相宜的寺院，僧人肯租与我。我遂预备亲自守灵，先把家眷送到霸州一位旧门生家去住。外城只有西面两门还开着；哈达门与前门已闭了四日，顺治门下人车拥塞，终日不通。小贩、行商、剃头匠都在逃出城去，大商号却仍旧开着。

「十九日，我把家母的灵柩移至寺中；寺内一切安静，惟过城门时人多，行得极慢。二十三日，街上人已寥寥，三三两两聚在一处，低声私语。忽然午后不久，西北方大火冲天，旋即传来消息：夷人已据海淀与圆明园。我朝之兵号称五十万，竟无一人敢当夷人之锋。彼马队不过千人，而在我腹地往来自如，如入无人之境！奇哉怪也！僧王与胜将军之兵，已退至德胜门。

「二十四日，市肆尽闭；车价愈贵，雇车的人愈多。贫家则用独轮小车，把最值钱的什物装上逃命。

「恭亲王遣使赴夷营投书求和。使者行近其营，见夷人以枪相指，遂掉头而逃。

「二十四日下午，西北浓烟蔽天，探得夷人已入圆明园，将三大殿劫掠一空，然后纵火焚屋。他们为这等禽兽行径所作的辩解，是兵士失了约束，擅自纵火。既而四处张贴告示，华文极劣，声言若二十九日午前不议定和约，即行炮轰北京；届时城中居民凡不欲与此城同尽者，宜远避他处。

「是日又传圣驾已安抵热河，惟皇上惊惶已甚，下诏自责，恨未能于寇至之时以身殉国。又传皇上有疾，载垣、端华二王正设法自谋入直军机。倘皇上万年之后，懿贵妃将为皇太后；然闻她目下与诸王不合，诸王正在皇上跟前构陷她。

「我探知停灵之寺中一切平安。虽日有兵马过境，尚未有人占驻。二十九日，小仆永儿来报，谓天津投夷之兵已占了那寺；我赶去看，才知是胜将军的队伍。僧王之兵亦在左近，倘真开炮轰城，寺何能免？家母之灵又将何如？我遂议定雇独轮车与手推车，每辆六两，送家眷赴保定府；又与杠房商定，雇夫抬棺同行。

「同日午前十一时，夷人自安定门入城，据其城楼及附近城墙，安大炮一门、小炮四门于墙上，并竖五色旗。除了受命议和的几员官员，城中大员一个也没有留下。两日前，囚犯巴夏礼及其同伙已礼送回营。他们才到营中，热河便有特旨星夜驰到，令恭亲王即刻将其全数斩首，以儆此辈胆敢犯我禁苑的凶徒。懿贵妃自始即力主诛之，看来她的势力又占了上风。

「九月初一，彰仪门闭，我由西便门勉强出城，人潮汹涌，几被挤死。到寺中，为棺木做了一床厚绵罩子，又赶回城内，料理次早启行之事。户部尚书梁海楼正携眷属与宠妾藏身于寺院一隅，尽穿布衣，须发不剃。至尊贵者沦落至此，此其一例。

「次早到寺，杠夫与脚夫都已到齐。惜我一时匆忙，未察杠房所备的杠架小于原议，故本该十六人抬的，只用了八人。虽然照旧起行，然这一行人惶惶如丧家之狗，看了实在难过。然我又能如何？我心中第一件事、也是唯一一件事，便是护住家母的灵柩。我还漏记一节：小仆永儿本是步行随棺而去的。他们起行之后，我忽念这孩子决受不住这样远的路，倘家母有知，必为他悬心，于是急雇一辆独轮车与永儿坐，催脚夫赶上前队。

「回到家中，我心里总不安，想着杠架过小，家母的棺木一路必受颠簸。遂往杠房，责其欺我。争执许久，他们才答应换大杠，但须我另贴二两银子。后来才知他们并未践约；然告他们背信，也无好处可得。此辈都是唯利是图的骗子。惟永儿有信来，说一行人已平安到了保定府，棺木丝毫未受颠簸；揭开罩子看，漆也毫无损伤。

「此时夷人已尽据全城，四面谣言纷起。城中之人——留下的还不少——人人恐怖，满人纷纷把家眷自内城迁往南边的汉人城，免得妇女受夷寇之污。百姓之苦，实已到了不堪言状的地步。有一御史上疏热河，责皇上使百姓陷于此等境地，又责他远行在外，废了宗庙的祭祀；斥其听信邪佞，恳请回銮。

「人心比先前更加不安，因传来消息说和议至今未成，或因恭亲王不肯允其条件，或因夷人所索太过荒谬。

「初六，英夷来文，斥中国凌虐其国人至死，全悖文明之例，索赔银五十万两。同时俄夷亦来文，谓闻英人索此巨赔，彼愿从中斡旋，劝英人减价。恭亲王以为，即便斡旋得成，中国所省不过十万两上下，却须因此深负俄人之情。故复文却之，谓英人所索，中国业已应允，无可再议。俄人于是又来一书，谓中国既已定允英人之议，自然无话可说；惟请恭亲王明鉴：英人原索二百万两，作为烧毁圆明园的抵偿，已由他们劝其减免其半。初九，恭亲王将五十万两交与英夷。

「夷人所开的十六条，终于原样照准，一字未改。我方议和之人所求者，惟在侵军即日撤退；为此则无所不可让。故夷人公然讥笑中国无人。呜呼痛哉！此事可哀，亦难以尽言！懿贵妃闻恭亲王一意屈从于夷，责皇上不该令其弟议和，力请再启兵端。然皇上病已危笃，不肯离热河，我们的复仇之举，只好暂且搁下了。」

翰林日记之中，屡言英法之师逼近北京时皇帝之犹疑不决；由此推断，下面这道措辞凌厉的谕旨，即令不是叶赫那拉所拟，亦当出于她的指使。此旨颁于咸丰十年八月初三日（一八六〇年九月六日）：

「朕君临万国，一视同仁。英法通商中国，从未禁绝，多年以来，彼我相安。乃三年之前，英人无故犯我广州城，掳我官吏而去。朕彼时不加报复者，诚以督臣叶名琛之固执，亦不能不谓为启衅之一因。二年之前，夷酋额尔金北来，朕命直隶总督谭廷襄先事查办，以备议约。而该夷乘我不备，攻大沽炮台，进逼天津。朕不忍以兵革之惨加于百姓，复不与较，命桂良往议和款。该夷所索，虽悖谬已极，朕仍命桂良赴上海议办通商条约，且许其换约，以昭大信。

「乃夷酋卜鲁斯又复桀骜不可理喻，于八月间率兵船再至大沽。僧格林沁遂痛击之，使之仓皇遁去。合观诸事，中国并无失信之处，理曲者夷人也。本年夷酋额尔金、葛罗又复窥我海疆；中国不欲遽出于极端，许其登岸，并许其入京换约。

「孰意此辈夷人，蓄谋已久，暗携兵将炮械而来，从后路袭我大沽炮台，逐我守军，进逼天津！朕复命桂良赴津，与之开导，冀其尚知礼义；且明定宗旨：所索若非大谬，皆可允行。不意额尔金及其同伙，竟敢向中国索取赔款；又请多开口岸，且欲以其兵驻我京师。其凶狡至于此极！朕仍命怡亲王载垣与兵部尚书穆荫往为开导，冀成妥议。而该夷奸狡，竟敢驱其野蛮之兵进逼通州，声言必欲逼朕接见。

「若再姑容，是朕负天下也。兹已谕令各军竭力痛剿，并令各处绅耆办理团练，或助攻，或扼其前进之路。特悬赏格如左：取黑夷首级一颗，赏银五十两；白夷首级一颗，赏银一百两；生擒或击毙夷酋一名，赏银五百两；夺获或焚毁夷船一只，赏银五千两。天津民风素称勇悍，其速起而为朕除此瘟疫之丑虏，或明攻，或用计，皆所不禁。朕非好兵者，然兹事出于不得已，天下臣民所共见也。

「至夷人窃据广东、福建地方，朕之赤子，普天一体；南方臣民有能献夷酋首级者，朕必厚赏。

「此辈夷人生于绝域，来华本为通商。其猖獗至此，朕闻之，实由内地奸民从而煽惑。兹谕：各通商口岸一律封闭，与英法两国贸易概行停止。其余恭顺各国之人，不得妄加骚扰。英法两国若能悔祸自新，复修臣职，朕仍准其通商如故，以彰宽大。若怙恶不悛，一意逆天悖理，则王师必大加挞伐，誓将此辈凶顽，尽行剿灭。其及今悔悟，尚未晚也！」

三日之后，叶赫那拉侍于早朝，皇帝有旨曰：

「朕闻夷人仍逼我京师。所请皆已允准，而彼犹必欲亲呈其蛮夷国书，且索僧王撤张家湾之兵。骄狂至此，更无可与言者。僧王已获一大捷，今其兵正扼敌于八里桥。」

又有旨：兵船现泊金州洋面，倘其登陆，务须力拒。

初七日，皇帝亲祭孔庙；次早，虽欲入城祭告社稷诸神，禀明行期，却又不敢自圆明园入城。再次日清晨，命恭亲王代怡亲王载垣为全权大臣；而皇帝虽有前旨之壮语，竟于御园内小庙中拜过关帝之后，弃京师而去。宣示行期的谕旨里，把这场出奔说成「秋狝」。〔原注：一九〇〇年八月朝廷出奔，所用的也正是这个雅词。〕

启行之际，扈从全无次第，出京北行仅约五十里，头一夜便宿于一所小庙。就在此处降旨，令满洲各军星夜趋赴热河，护卫行在。次日傍晚，接到恭亲王奏折，报夷人的最新举动；皇帝批答，令其相机自行处置。朱批谓：皇帝远在行在，断无遥定方略之理——换言之，朝廷自此不再负责。

十一日，行在驻于密云县北的行宫。中国的记载者称，皇帝病重不能召见军机，遂委政于叶赫那拉；她于是降下这道谕旨：

「据奏，丑夷逼近京师，诸臣请调各省援军。夫兵法之上乘，在于预为筹画，出其不意。夷人所长者火器耳；若能与之短兵相接，则其炮不得施，我军之胜可必。蒙古、满洲马队于此种战法全然无用，惟湖北、四川之兵捷如猿猱，最善依托地势、潜行掩袭。使其一举而袭此寇，此寇必溃。着湖广总督曾国藩速拨精兵三千以上赴京，四川亦照数派遣。僧王之兵屡战屡败，京师危殆已甚。值此危局，断不可稍涉迟延；朕深望速集重兵，扫此毒氛。其奋勇效力者，必从重议叙。此旨最为紧要。」

行在驻于近长城的巴克什营时，僧格林沁有奏折至，言京师附近已见夷兵小队游骑，惟尚未大举炮轰。乃降朱批曰：

「观此辈夷人之顽，似愈拒而愈甚，则早与议和，似为可取。法夷葛罗请赴京面见恭亲王议事，着恭亲王接见。惟该匪若竟以大队逼城，僧王当抄其后路，断其归途。万一京城业已失陷，即调蒙古各军上长城，以卫朕躬。」

行在缓缓而行，十八日抵热河。二十日，皇帝左右之议，似主张不惜一切以续战。乃降一旨，言洋兵竟敢屯驻圆明园左近，令恭亲王对所获夷人，无论借何名目，概不得贷其一命。恭亲王复奏：俘虏业已释放，安定门亦已让与洋人。恭亲王实具政治家之识，知中国唯一的生路在于屈服，故置屡下的谕旨于不顾。未几，皇帝终被说服，允许重开议和；九月十五日，他以下旨批准了在北京签定的条约：

「恭亲王经朕特派为全权大臣，已于本月十一、十二两日与英、法两国议定和约。此后两国与我永敦和好，条约各款，均应切实遵行。」

三载垣的阴谋

咸丰帝本拟于一八六一年春自热河回京，且已明降谕旨。不料正月间病势沉重，行动已不可能，此旨遂又撤销。

在热河，皇帝远离诸弟的直接影响，又为病所困，渐渐落入怡亲王载垣的掌握；与载垣同列军机者，有郑亲王端华及宗室肃顺。此三人知皇帝不久于人世，日后必有摄政之举，遂决意把大权揽入自己手中。这场阴谋名义上以怡亲王为首，然主谋与中坚，实为肃顺。端华家世封郑亲王，为满洲八大王族之一的家长，直系出于努尔哈赤之弟。肃顺是这位王爷的乳兄弟。少年时他是京城里的一个人物，以斗狠任气、走马放鹰、纵酒豪赌著名，是个不羁的浪子。他本由二王引荐于皇帝之前，不久便得了这位荒淫之主的信任与欢心。他自户部一个小官起，骤然腾达，终至协办大学士；居此位而以贪酷得恶名。他曾撺掇皇帝把他的长官大学士柏葰处斩，借口是柏葰主持会试时徇私，其实是柏葰刚正不阿、言语直率，得罪了二王；此事使人人恨他、怕他。〔原注：柏葰即今日外务部领班那桐之祖。〕也正在这时，他第一次与年少的叶赫那拉相撞：她深忌此人日盛的势力，想加以牵制，同时想保全大学士的性命；事未能成，肃顺的地位反因此更固。凡与他作对的，不久不是充军，就是革职。宫中震恐，尤其是知道叶赫那拉已失宠之后；而肃顺又时时给他们以实实在在的惊惧。由他发难，户部的司员尽被革职，罪名是囤积银钱、私图厚利。此项指控或非无因，盖此种事本是京官公认的生计之一；然出自素以贪墨著称的肃顺之口，则纯属挟嫌报复，观其后来的举动可知：他即以此案逮系显贵与富商百余人，拘押不加宽假，直到各人以巨款自赎为止。他那份足以与怡、郑二王共谋大位、终于又招来杀身之祸的家资，即从此起。至今他的百万之数仍有许多藏于宫中的库窖之内——那是在他被劾身死之后运入的；慈禧珍惜积储，一九〇〇年朝廷播迁蒙尘之际，且把它埋藏了起来。〔原注：「怡」与「郑」皆美称，义为「和顺」与「端重」。〕

联军逼近之时，皇帝不顾叶赫那拉与军机诸臣的苦谏而弃京出走，主要即由于肃顺的进言。也是由于他的主张，京中大员与各部堂官多不得随扈；如此，谋主们便得以对皇帝步步加深其影响，并杜绝他人之言上达。使这场阴谋在最紧要的关头功败垂成的，全在叶赫那拉过人的胆识与对局势的透彻把握。皇帝甫崩，谋主们尚未定下最后的方略，她已密遣急使赴恭亲王处，把他星夜召到热河；在那里，她靠荣禄与其他忠心之人的助力，行其大胆的布置，一举破其谋，遂执中国之政柄。及至大局尽败、僭摄的辅政诸臣落入叶赫那拉之手、听她下令交宗人府即行讯办的那一天，肃顺回头痛责同谋：「早依我言杀了这妇人，今日何至于此！」

再说这场阴谋的起头。怡亲王最初的用意，是使皇帝与其宠妃叶赫那拉离心。为此他们把她与年少的侍卫荣禄——其时约二十五岁，貌美而健——外间盛传的私情，告知皇帝。皇后一向被他们视为无足轻重：其人和顺而平淡，于时政少所措意。然其谋若欲成，叶赫那拉非永远逐出宫廷不可，至少也须暂时贬入「冷宫」——宫嫔失礼获罪者拘禁之所。他们明白：纵使在热河诸事顺遂，一旦皇帝回京，终是隐患；因为在京中，臣子（即使最亲近之人）不能随时得见天颜，而叶赫那拉却可凭其太监之力，重固其宠、再揽其权。于是他们极力渲染这位少年宫嫔的所谓失德，并援引乾隆朝某皇后的旧例：那位皇后所犯不过是对皇帝的母亲小有不敬，尚且终身禁锢。就这样，他们以捏造与暗示，把一个病人的心思摆布得服服帖帖，终使他答应把叶赫那拉的幼子、当朝皇嗣，从生母手中夺走，交与怡亲王之妻抚养——为此还特地把她召到行宫来。与此同时，谋主们又觉得该在皇帝面前参他的兄弟恭亲王一本，告他包藏祸心，与洋人通同，谋危宝座，且滥用其全权大臣之权。怡亲王与恭亲王结怨已有年矣。

在肃顺的撺掇之下，谋主们更有后着：要屠尽京中的欧洲人，并把皇帝诸弟处死，至少也要终身禁锢。他们把为此举辩解与开脱所需的谕旨，预先拟好，只等皇帝一崩——此时已在旦夕之间——便立即颁布。然而此处却出了一个意外的阻碍，那是叶赫那拉深谋远虑替他们制造的许多障碍中的头一个：他们发觉，她不知怎的已把那方御玺弄到了手。按不可违的成例，新朝的第一道诏书必须钤此玺，以证承统之合法；此玺由皇帝亲自收掌，上刻「法统相传」之文。没有这方玺，僭位者所出的一切谕旨，在法上便欠了圆满；照中国人的想法，日后把它一概注销，也是理所当然。然而怡亲王自度尚无实力，不敢明目张胆地讦发她、或公然去索取这方玺，以免激成大变。

皇帝因传闻其宠妃与荣禄之私而恼怒，病又日增，遂在热河淹留了那一年整个夏天，京中祭飨祖宗的大典，由恭亲王代行。六月初四日，即其三十寿辰的前一天，钦天监奏称是日星象大吉，皇帝降旨答之曰：

「上月钦天监奏西北见彗，朕受之如天威之儆，凛然在心。今又奏星象呈祥，此言想亦不虚，非有意媚朕者。然朕自御极以来，于祥瑞之事概不置意，良有以也：南方之乱日炽，斯民之困可悯。惟愿此番星象之吉，果为太平之兆；上苍其速终此乱。朕以至诚示之：着钦天监勿将此次祥瑞咨送国史馆载入本朝实录，庶朕得以敬慎朴素见许于后世。」

次日早间，皇帝在御园一亭中受群臣朝贺，而叶赫那拉不得与于此礼。这是皇上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自此以后，病势日趋沉重。

七月初七日，叶赫那拉设法遣一密使赴京见恭亲王，告以其兄病危，促他速调叶赫那拉本旗的旗兵前来。此后事变便迅如飞矢。十六日，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皆载垣一党——入皇帝寝宫，先屏去皇后与诸妃嫔，然后说动皇帝签下谕旨：以载垣、端华、肃顺于其死后同为辅政，畀以全权；并明令不许叶赫那拉过问皇嗣之事。因国玺已为叶赫那拉取去，遍寻不得，此项举动于礼法便有未合。次日黎明，皇帝崩；随即颁出那道照例的遗诏——原是谋主们预先拟好的——以载垣为首辅，恭亲王与皇后则全不提及。

以新帝——其时五岁小儿——的名义颁旨，宣示嗣统；然人皆见其有违一切国宪的成例，因为诏中略去了对皇后应有的尊崇之辞。次日，辅政诸臣恐操之过急，又下一旨补其所缺，尊皇后与叶赫那拉并为皇太后。记载者称，此举之由，在于辅政诸臣深知叶赫那拉在热河驻军（皆满人）中素得人心——这一层的分量，在他们心里比她身为皇嗣生母的名分还要重。他们本指望回京之后再摆脱这个局面，然在京师的地位未稳之前，不敢冒内讧之险先去动她。他们确有去她之意，后来已得证实：只要她那野心勃勃、慑人心魄的性情还在局中，他们的地位便永无稳固之日；但事有先后，头一步须先看看这辅政之局在京师与各省的反响如何。

载垣接着的一着，是用辅政诸臣的联名颁旨，宣布由他们管束皇嗣，并以「监国」之号加于首辅——此名几与「独裁」无异，向来只有皇帝的兄弟或叔伯方得当之。

消息传到北京，都察院与大员的奏章如潮涌至，恳请幼帝把辅政之权归于两宫皇太后，用汉文的说法，即请两宫「垂帘听政」。〔原注：此语本谓太后临朝时，御座之前垂帘一幅，使臣下不得望见其颜。〕恭亲王与皇帝的其他兄弟，此时正与叶赫那拉暗通消息；他们同都察院诸人一样，早已认定她是紫禁城中真正的主脑。他们促她尽一切力量，催梓宫早日启行回京。为达此目的，行事须极谨慎、极有分寸，因为先帝的几位妃嫔已为僭位者所收买，而满洲护军之中，也有若干是他们的本族，可供驱使。肃顺的巨资在局势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此人在京城百姓中本无人望，以其擅权，又屡与钞法、银钱的投机相干连，教市民吃了大亏；然人人都知他的库房满得溢出来，而世上再没有一座城，能像北京这样用钱买得到这么多政治上的党羽。肃顺的一生，除了那血淋淋的收场之外，在今日的京师都能找到它的翻版。

此时的时局，于皇室一门不利，而于谋主们有助。京师既为洋兵所据，各省又多陷于大乱，百姓未必不欢迎易一易主人；而僭摄诸臣于国政的老练，也是无可否认的。然叶赫那拉刚健不倦的精力，加上荣禄与其他忠仆的得力扶持，不久便使局面改观；而她所荐的统帅曾国藩自贼手中收复安徽的安庆，尤使形势益发有利于她——此捷被视为她这一方的吉兆。此后她以胆识与手腕，纵横捭阖，使对手彼此相制，一面拖延时日，一面招致朋党，直到谋主们的机会尽失。不过她自己的目标与野心——已由都察院中的朋友代为发声——也遇到一重阻碍：本朝家法，不许皇太后临朝听政；而由数人组成的辅政之局，则有顺治、康熙两朝新近的成例可援。这两次，太宗的皇后于国政都无置喙之地。然辅政之局的成例，后来被认为不祥，因为康熙冲龄时的几位辅政大臣，不是充军便是被逼自尽。恭亲王之所以首倡并支持两宫之请，大约也因为他没能看清叶赫那拉的性情有多强，只道由女人垂帘，大权仍会落在他自己手里。

有一位随扈热河的满人记其见闻，特别称道叶赫那拉临事不挠的胆气与待人接物的风致，谓她之得禁军之心、终能取胜，端在于此。在阴谋最吃紧之际，她小心避免与荣禄公开会商，免得激成冲突、或引起僭位者的疑心，而以太监安德海为其心腹的传话之人（此人后文还要说到）。京中恭亲王处每日的密报，皆由此人稳妥递送；同时叶赫那拉故作恬然无事之态，待怡亲王恭谨有加，把他的疑心都哄睡了。

八月十一日，辅政诸臣会商时局之后，降旨严斥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太后垂帘之议，并援先帝遗命为自己权柄之所本。同时又以幼帝的名义宣布：梓宫将于下月初二日启行回京。这正是叶赫那拉苦心经营、久候不至的一步。辅政诸臣身为御前大臣，势必全程扈送梓宫至京（约四百五十里）；而那座梓宫极重，须一百二十人肩舁，山中石径崎岖，行必极缓。沿途每四十余里须设一处尖宿之所，以停灵柩、宿百官，故辅政诸臣此行至少须十日，遇雨则更久。梓宫行得愈慢，于两宫愈是性命交关的便宜：她们不随行列，可先行一步，由健捷的舆夫抬着，五日便可抵京。按本朝的成法与朝廷的仪注，梓宫启行之时，新君与先帝诸后妃当行礼奠酒，然后先行赶路，以便在梓宫抵达之处再行迎奠之礼。于是叶赫那拉便据了极有利的形势：她可远远赶在仇家之前到京。她迅即与恭亲王定下计策，要给他们预备一场热闹的迎接。

载垣与其同党深知，落在少年太后之后，于己大为不利，前途祸变可期；于是决意在途中把叶赫那拉与皇后刺杀，为此下令派首辅的亲兵护送两宫。若非荣禄探得此谋，两宫太后断难生还京师。叶赫那拉最能激人效命，荣禄行事亦极果决：他连夜带着自己的一大队人马，脱离梓宫的行列，兼程赶去护卫两宫，赶在她们抵达古北口之前追上——古北口正是自平原入蒙古的关口，也正是预定行刺之地。

梓宫自热河启行未久，大雨滂沱，道路不通，两宫被困于长山峪，那里并无预备下的任何供顿。其时梓宫尚在她们后三十里。叶赫那拉素重礼数，特遣护卫数人回去，以皇后与她自己的名义，恭问梓宫是否平安。回报以怡亲王及同列辅政的名义降旨，称梓宫已安抵第一处尖宿之所；叶赫那拉于是理直气壮地行其至尊之权，自内帑赏杠夫一千两，以酬其劳。怡亲王明知自己的危险一时紧似一时，而只要两宫在外得以自由行事，此险便无已时；然他仍旧从容扮好自己的角色，一举一动，都合乎他那个位分的大体：他上奏两宫，为其体恤梓宫，谦恭致谢；叶赫那拉复旨，则褒其忠勤尽职。就这样，在通往死地的路上，他们彼此讲着礼数。这两件文书都存于国史档中，最足以见中国人与满洲人同样地看重仪文与辞令，纵在最紧要的关头也不肯少却一分。义和团大乱之顶点，也有类似的例子可举。

雨既止，两宫得以继续前行；在荣禄护卫之下平安出山，此后便无伏击之虞。九月二十九日抵京，比梓宫的行列整整早了三日。甫一到京，即开秘密会议，皇帝诸弟与素来忠于此议的大臣、宗室皆与焉。众人反复筹商，忧心殷殷。圣母皇太后虽握有承统的御玺，然要骤然——或许还要动武——拿办护送梓宫的朝廷大臣，此等断然之举，向无成例；众人以为，如此行事，于先帝为不敬，于新朝为不祥之始。故公议归于缓图慎行，一切照本朝的成法，外面的礼数不缺分毫。只等梓宫一到，第一步便是褫夺辅政诸臣僭据之权；其余自可次第而行。

梓宫定于十月初二日晨抵京城西北门；前一晚，恭亲王已在此处布下重兵，以防载垣党羽有猝然发难之举。梓宫近城时，幼帝奉两宫太后出迎，先帝诸弟与大批官员随行。梓宫入门，帝后一行跪行应有之礼。灵前是御用的仪仗，灵后是满洲马队一大队。怡亲王及同列辅政既已尽护送梓宫入京之责，便照例入见幼帝，当面复命。为此，在城门内搭起一座大帐幄接见他们。两宫皆在，先帝诸弟与大学士桂良、周祖培亦在。

叶赫那拉一如既往，从容担起主角，把一切至尊的气象都揽在自己身上。她开口便对怡亲王说：皇后与她本人，感念他与同列身为辅政与军机所效之劳，今则免其此任。怡亲王勉力镇定，答道：他自己是依法简任的首辅，先帝所授之权，太后无从褫夺；且当幼主冲龄之际，无论她还是任何人，非得他明允，皆无权与闻朝见之事。

「此事我们且看罢。」叶赫那拉说，随即传令左右侍卫，把三位辅政拿下。帝后一行随即急趋宫中，以备梓宫到紫禁城正门时行迎奠之礼——盖在中国，事变纵极危急，死者总在生者之先。被黜的辅政诸臣默然随行。逃走或抵抗都已无从说起，因为满街都是忠于叶赫那拉的兵。她大获全胜，而这本质上是心智胜过形质的一场胜利。这是她头一回尝到无上权力的赫赫声势。

两宫随即降旨，以正其名分。此旨钤着那方「法统相传」的御玺：

「上年海疆不靖，京师震动，皆由承办诸王大臣措置乖方所致。怡亲王载垣及其同列尤为不职：和议既不能妥办，又为诿卸己责，诡诈拘执英国使臣，遂使中国蒙失信之名。因其所为，圆明园卒为英法之兵所焚掠，皇考亦不得已而幸驻热河，实非其本心也。

「其后新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诸臣措置得宜，京师复安。大行皇帝屡召军机大臣议定回銮之期，而载垣、肃顺、端华阴相勾结，谓英法议和并无诚意，遂沮回銮之举，以逆天下之心。

「嗣因热河苦寒，皇考忧劳过甚，圣躬大损，遂于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哀痛如焚；念载垣等诡谲欺罔至此，天下当共诛之。朕践阼之初，本欲加罪，惟念大行皇帝曾以遗命付之，故隐忍未发，而密察其所为。孰意其恶乃至于此！

「八月十一日，御史董元醇具折上闻，时八位军机大臣同在召对：所请者，当朕冲龄之际，暂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并简大臣一员为朕师傅。此议朕深以为然。本朝家法，固无皇太后垂帘之例；然国计为先，与其胶执成例，毋宁因时制宜。〔原注：皇帝其时尚不满六岁；然此种一本正经的假戏——把种种举动与意旨归之于他——中国人也一本正经地视为天经地义之一端。〕

「朕因命载垣拟旨，允董元醇之请；而彼与同列竟对朕作骄慢之态，全忘事君之敬。阳为奉诏，阴乃另拟一旨，与朕所命迥异，而以朕之名颁之。是何居心？彼自称并无揽权之意——然舍揽权而外，其所为又是何事？

「此辈无非欺朕冲幼、欺两宫不谙政体，意在蒙蔽。然举国之人，其能尽欺之乎？其负大行皇帝之恩，可谓天地不容；朕若再事宽假，上则获罪于大行皇帝之灵，下则辱天下臣民之明。载垣、肃顺、端华着即革职。景寿、穆荫、匡源、焦祐瀛均着退出军机处。着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按其罪之轻重，议拟应得之罪，具奏候旨。至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切应行事宜，并着一并会议，妥拟章程具奏。」

两宫在宫城东门恭行奠礼，随即扈送梓宫至中路正殿暂安。

身在京师，稳如磐石，又深信军心可恃，叶赫那拉行事遂益发放手。她以自己与皇后之名再降一旨，命将三名首恶交宗人府严议重罪；在恭亲王主持查办期间，先行褫夺其一切爵秩。日后那位睚眦必报的独裁者，在此旨中第一次开了口：

「彼辈今晨竟敢诘问朕召见恭亲王之权，其恶之不可思议，已可概见，而其心之叵测，亦于此定谳。前所加之罚，与其罪之深，实不相称。」

太后于肃顺尤为切齿。当她在热河失意之日，肃顺之妻曾折辱过她，而叶赫那拉记仇的记性向来极好。次日清早，她专为此人降下一旨：

「肃顺大逆不道，恣意揽权，招纳贿赂，种种不法，不可言状，已谕令革职，交宗人府拿问。乃接旨之后，肃顺竟敢肆其狂悖之言，上及朕躬，全忘君臣大义之不可干。逆恶至此，朕闻之发指。且其扈送梓宫自热河来京，本系差役在身，竟敢携其妻孥同行，尤为大干法纪之丑行。〔原注：私携妇人随梓宫行，按律当处凌迟之刑。〕着将其在京、在热河所有家产一并查抄入官，断不宽贷。」

肃顺的家资，最少的估计也值数百万镑；太后一举而得了这笔军资，又得了日后那座金窖的一大块底子——此后积储财货便成了她一生最要紧的图谋之一，也是她权力的一大来源。本朝之中，只有一名官员比肃顺更富，那便是乾隆朝的大学士和珅，其家产也同样被继位之君抄没。

然叶赫那拉的报复之欲尚未餍足。次日又有一旨，最可见她那副聚敛的天性、那种置产积储又以主妇之俭护惜之的脾气——这脾气伴了她一生：

「肃顺在热河为己营造府第，工尚未竣。其处必多藏珍宝，且必虑其罪之或发，早将金银巨款藏埋于热河住所左近。着将其在热河一切家产悉心查明造册，候旨发落。所有产业，务须细搜其所藏之财，得即解交。热河地方官如有徇隐，即与肃顺同罪论处。」

十月初六日，恭亲王与钦派会议诸臣，把讯办载垣等人一案——其实不过走个过场——具奏复命。下面这道谕旨，遂把诸犯的结局定了下来：

「据钦派会议诸臣奏称：载垣、端华、肃顺，按大逆律，应处以凌迟之刑。彼辈逆谋不轨、僭窃辅政之罪，前旨言之已详。

「大行皇帝宾天之日，此三逆自称受命为辅政大臣；实则大行皇帝临终，所命者惟立朕为嗣君，并未有一语及其辅政之事。此名乃彼辈自窃而据之，且竟敢以此名义发号施令，并不俟朕明降谕旨。又抗违两宫皇太后面谕之命。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听政，彼辈不但敢擅改朕所降之复旨，且于召对之时公然自称为朕之辅政，声言不受两宫之命；谓若许两宫阅看奏章，已属分外之惠。其跋扈无礼，见于百端。至禁朕召见诸叔与大学士，则显然欲使朕与骨肉相疏。以上所言，三逆同罪。

「至于肃顺，尤为骄悖：竟敢坐御座之上；出入禁苑，无论有无差使，皆不俟宣召而入；甚至私用御用瓷器什物，朕所需之物，且有拒不缴还者。又竟敢请与两宫分别召见，其言语之间，显有离间两宫、播弄是非之狡计。以上所言，则肃顺一人之罪。

「母后皇太后与朕之圣母皇太后，已将上项事实详告会议诸臣；今日又召见诸王大臣，询以此三逆之罪有无可原之处。佥谓：似此昭彰之叛逆凶恶，律无可贷。朕念宗室三人竟自蹈于市曹常刑之死，不觉泪下。然其僭窃辅政之种种恶行，已使社稷神器濒于至险；其滔天之逆，非但获罪于朕，且获罪于列祖列宗。彼辈或谓无论如何，总可邀赦，恃其受有大行皇帝之命；独不思其所称之命，本未尝依法降下。今若赦之，则国法自此永废，亦负皇考付托之重。会议诸臣所拟凌迟之刑，于其罪固为相当；惟本朝家法，于宗室之人许从宽一等。故其罪虽严格言之无可宽假，朕仍决其不受市曹之辱。用示宽仁：载垣、端华着加恩赐令自尽，着肃亲王、绵森即赴宗人府空室，监视立时办理。〔原注：即宗人府之狱。〕朕之如此，非有一毫顾惜此三逆之意，特为保全天潢之体面耳。

「至肃顺，其叛逆之罪远过其党，实应处以凌迟寸磔，庶足申国法而快人心。惟朕不忍遽加此极刑，用从宽典，着即行处斩，着睿亲王、载龄监视行刑，以儆叛逆。」

附记：怡、郑二王的世袭王爵，于一八六一年咸丰崩后因其谋逆而削夺；一八六四年平定太平天国、收复南京，两宫太后为申谢天之意，复还此二爵。慈禧在为此事所降的谕旨中，追述怡亲王的原封出于康熙，赐与其一子，在一七二三年，且依那位圣主之言，此爵当传至「泰山若砺，黄河如带」之日。她述过载垣一案的大略与诸逆之罪以后，接着说：

「朕所以赐此二王自尽者，以其负朕之恩，且辱及其祖宗之令名。今其先人徜徉九泉之下，倘知其子孙之所为，其魂魄之痛当何如耶！〔原注：九泉，炼狱之诗称也。〕当日诸王大臣建议，将此王爵永远裁撤，朕从之，以平众愤。然自是以来，朕每念及此二王家在本朝初叶之勋劳，未尝不怃然。今南京奏凯，正可借此嘉会，复此二爵，俾其始封之祖令名不坠。兹将二爵一并开复为亲王，其一应庄田属员，悉予照旧；并着将此二支世系仍按次序录入玉牒。惟僭逆之端华、载垣二人及其直系子孙二代，不得与于此次开复之典。怡、郑二王原封之册，着连同爵号一并给还公承志、公载敦。尔二王其各儆戒，毋坠其家世之旧德！务须益增其祖宗之光，以永膺朕之恩眷！」

其意固善，然怡、郑二家仍不免见恶于鬼神。此后第二代的怡亲王，一九〇〇年因所谓预闻拳乱而被赐自尽；可注意的是：外国列强所开的黑名单上并无其名，他的死，实由于触怒了老佛爷——其时太后心绪不佳，最易于仓卒决事。至于郑王一支，一九〇〇年袭爵之人，于联军入城之日自尽，是个抱憾的爱国者，满洲人中最上一等的典型。

慈禧对肃顺的怒气，在他死后三年还发泄了一回：她降旨永远不许他的子孙出仕，所加的罪名是——当年咸丰帝就如何处置一个获罪的政敌征询他的意见时，他挟私报复。

四第一次垂帘

载垣一党的阴谋既败，首恶又伏重典，叶赫那拉的地位遂稳如磐石，成了帝国的实际主宰（就政治而论，她那位同列几乎等于零）。然而在垂帘的最初几年，她极其小心，绝不露出揽权的形迹，把自己与自己的抱负一概藏在幕后；同时凡有机会，无不用以增长治术之识、结纳中国的一流大员。故此一时期的谕旨，一律以皇帝的名义颁发；慈禧揽权的痕迹，比后来光绪亲政后她退居颐和园那几年还要淡。第一次垂帘（一八六一至一八七三年）可说是慈禧试手的时期：她尝了权力之甘，却不居权力之名。第二次垂帘（一八七五至一八八九年）期间，她的名字只偶尔出现于谕旨的发号者之列，但凡百官的任免、赏罚之柄，以及一切能增加她在官场中声望人望的内政之事，都牢牢握在手里。光绪冲龄之时并未「垂帘」，因为他本是两宫所立；而同治帝的名分，则直接得自其父先帝。直到最后一次垂帘（一八九八至一九〇八年）——那其实全不是什么垂帘，而是在君主在世之日僭夺其大权——她自知地位已固，才把好权之心放得十足，且带着几分由熟极而生的轻慢，把皇权一切外在可见的排场都揽在自己身上：每日在大殿升座听政，坐龙椅之上，而把那位傀儡皇帝置于卑下之位；举国公认而称颂之为老佛爷，为帝国独一无二、无人敢与争衡的主宰。

在她一生的起头，她似乎已看清：女主临朝，中国人素所不喜；即如八世纪的武后——中国史上最了不起的女子——也被视为篡窃之人。她知道汉朝崛兴之际，权柄之所以能归于一，实由吕后之力，而此人（史家所记其为人，与她自己颇相似）在后世所得的敬意极薄。然而她也知道——读史本是她的消遣——历代的皇太后，不顾什么义理与成例，操国柄于己手者，正复不少；她便决意效法此辈。三名首恶伏诛以后，御史与大臣纷请以同样的雷霆手段处治其党羽；恭亲王也急于——即便不为报复，至少也为防患——对那些在先帝末年得其耳目之人有所处置。然叶赫那拉却显出政治家的宽容：她很早便懂得，少杀几个胜于多杀几个，而饶人一命，往往便是替自己添上一门朋友。除把怡亲王在军机的余党革职之外，其他有罪之人，皆从轻发落。譬如吏部尚书陈孚恩，有人劾他当初不顾她的谏阻、首先怂恿皇帝逃往热河，又劾他于皇帝崩后，京中大员之中独有他一人被僭摄者召往热河；其罪证虽确凿，她也不过将他革职而已。另有一名内务府大臣，曾借口内乱将起，劝阻咸丰于一八六一年春回京，替谋主们张目，亦不过革职。虽说在北京，得势的一方施行报复，照例总有银钱与别的好处可图，然这一回并没有什么大举的株连。慈禧在一道极有见识的谕旨里，让人明白：她只想惩办少数几个，而惩办他们，主要是为儆戒其余。她一生有一个特点：目的既已稳稳到手，便行一种警觉的宽大之政——中和者久。此番她也十分明白：若非确知许多高官暗中同情与支持，载垣一党决无胆量、也无机会去谋摄政之位；然而只要不被公然违逆，她宁可把铁腕藏在丝绒手套里。她不要株连，不要挟私泄愤。正是这一特点——后文另有交代——使她尤其在北京百姓中间得了个几乎近于迂阔的仁厚之名；「慈颜」、「慈母」这一类称呼屡见不鲜，便是这名声的表征；而这名声，无疑也确是她那复杂天性中某些真实性情的写照。故阴谋既破，她也就止于告诫有关诸人：「此后务当各尽其职，毋蹈陈孚恩、黄宗汉谄佞为恶以致身败名裂之覆辙。」另一道谕旨里，她申明一义：不作为之罪，比之明目张胆的行迹，也重不了多少；她直斥朝中诸王大臣不曾及时讦发逆谋，责其怯懦。她说，使他们不肯吐露实情的，无非一个「怕」字；接着她又添上一句——中国的谕旨之所以永远耐读，正在于这类天真的笔触——若今后再有此等僭夺之谋，她指望人家立刻来报。最要紧的一层，是她告诫宗室诸人以三逆为戒，明示此后再有此类举动，处治必更严厉。

垂帘之初的头几件事之一，是定新朝的年号。僭位诸王已拟定「祺祥」二字，意为「吉庆之福」；然以叶赫那拉的书卷之趣与得体之感，此号既不得当，又嫌重复，加以她要把僭位者当国的一切痕迹抹去，遂改用「同治」二字，取「共致升平」之义——大约一只眼睛看着平定叛乱，另一只眼睛看着紫禁城中的太平。至于对皇帝本人是否为吉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号与彼号，原是一样的不灵。

在颁旨宣布新朝年号的同一天，两宫皇太后又降一旨，申说——且表面上是推辞——加于她们身上的这份至高之荣：

「垂帘之举，实非本意；惟以诸王大臣再三固请，深知政事之上不可无所禀承，故勉从所请。俟皇帝典学有成，即当撤帘归政，一切自复本朝家法之旧。此心之出于至诚而非得已，天下当共谅之。所望诸臣工忠诚匡辅，以济此艰巨之任。」

随后又以皇帝的名义降旨，让这孩子代表自己叩谢两宫太后，并许下诺言：一俟亲政，必以孝养之诚报其恩德。

至于政务的章程，则定为：两宫每日同御大内正殿之侧殿听政。凡此等召对，以及除大朝会以外的一切场合，皇帝的叔祖与四位叔父皆免行跪拜之礼，所以间接表明皇帝敬重尊长之意。

两宫既受垂帘之任，各上徽号。徽号每加一字，岁支帑银十万两（以当时计，约合二万镑）。于是皇后号「慈安」（慈而安），叶赫那拉号「慈禧」（慈而吉），一居东宫，一居西宫。此后屡有加号，每次二字，至慈禧七十寿辰时，已积至十六字之多。那一回，光绪帝（并非无人撺掇）欲再上四字，她谦抑自持，辞而不受。慈安一生共得十字。两宫于三十寿辰各加二字，同治登极加二字，同治出痘时因两宫「侍疾」之劳，于其崩前加二字，四十寿辰又加二字。慈禧则五十寿辰加二字，光绪大婚加二字，六十寿辰加二字。她临终时的全号，实在不易记诵，其文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十六字者，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皆极美之称也。

垂帘之初，叶赫那拉觉得笼络优容恭亲王最为合宜。故与其同列联名，加他「议政王」之号；又特降一旨，将先帝所赐的「亲王」爵，定为世袭罔替。〔原注：中国的世袭之爵，例须逐代递降。〕恭亲王固辞前一项荣典，于是两宫又郑重其事地推让了一番——而事实证明，其中的一位是断不需要什么「议政」之人的。几番谦抑之后，两宫在世袭之爵上让了步，却声明来日机会更宜之时，仍当再行加赐。叶赫那拉在感念旧恩的好心绪里，究竟难忘恭亲王在热河为她出的那一份力，遂收其女为固伦公主，赏用黄轿，以为酬答。这位公主对慈禧的影响极大，尤其在其晚年；一九〇〇年她为端郡王与拳匪诸首领说项，此影响表现得最为触目。

起初她于政务的许多章程茫然不解，在党争与外交的迷宫里摸索前行，又自惧年轻识浅；故慈禧倚重先帝之弟的老成练达，事事听其指画，亦属情理之常。然而日子一久，她于国事的见识既广且深，那副独断的天性便渐渐抬头，对进言与掣肘越来越不能忍。读史既多，又益以自己的聪明，她于驾驭政事与驾驭人，日益有把握；从前所乐闻的指教，渐渐变得刺耳，终于成了「干预」。慈禧天性专断，凡她自己拿定了主意的事，断容不得旁人插手；而恭亲王那一面，其人之骄傲自负、不肯俯就，也未必在她之下。少年的叶赫那拉既露出不愿再听他进言的意思，他也就无意掩饰其不悦，两人的关系迅速僵了。慈禧亦丝毫不掩其恚怒；恭亲王于是渐渐走上一条路：撺掇她的同列东太后，摆出较为自主的姿态——这条路，势必在宫中激起恶感与龃龉。至于官员的简放——在中国，这正是权力的头等目的与头等特权——他也惯于径行咨会各省，提拔庇护自己的人，全不照会叶赫那拉。当时的目击者记其印象，都说他在垂帘之初对两宫的态度，颇有几分跋扈；他好像自恃地位之重、功劳之大；有一次召对，他竟当面对两宫说：她们的地位是他给的——此一语，慈禧是断不会忘、也断不会恕的。

军机召对之时，照例两宫坐于高台之上，各据其座，座前垂黄绸帘一幅；故军机诸臣望不见两宫。诸臣依资序先后分别引见，恭亲王以「议政王」之尊居首。台上两宫之侧侍立太监，惯于从帘缝里张望，留心觇看召对之臣的举止，以便记下任何不敬或失仪的痕迹。按严格的规矩，官员无论位分何等崇高，非经御前领班太监传宣，不得进殿；而恭亲王自以为不受此等约束，往往不待传宣径入。其他失仪之处，他也做过不少；太后于政事的见识日增，便一一暗暗记在他的账上：譬如他回奏两宫训示之时（训示皆出自慈禧之口）竟敢提高嗓门；又有一次，他居然请慈禧把刚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佯称没有听清。记载者说，总之他那副神气，隐然有与两宫平起平坐之意，而少年太后的傲骨，是断不能容的。他住在宫外，与中外官员往还无所拘碍，倘他有意与她为难，自然处处便利。而在慈禧那一面，则最易于把「阴谋」二字想象出来、放大开去，因为她的消息几乎全出于太监之口，传到她耳中时，自然一件比一件骇人。她大约渐渐真信恭亲王有掣其权柄之可能，于是打定主意，要让他明白：他的地位与特权，全凭她一念之喜。

她一直等着机会，耐着性子候时；到垂帘的第四年（一八六五年四月），机会来了。恭亲王一时失神，或是胆气太壮，竟在召对时自己从跪着的地上站了起来——这就犯了最根本的一条仪注：此制的本意，原为防人骤起而犯君上。太监立刻报知两宫，慈禧遂高声呼救，说亲王谋逆，将不利于两宫之身。侍卫拥入，恭亲王奉命即刻退出。他退下不久，明降谕旨，谓其图谋僭夺朝权，且一味自恃于国有功。于是革去他议政王之任，罢其军机大臣及宫中其他要职；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总领之职也一并撤去。旨中说：「其于两宫之信任，已属不称；简放大员，任用私人，尤为不堪：此等跋扈僭越之习，非严加裁抑不可。」

然而一个月后，慈禧自知地位并非无隙可乘，且知此番处置这位权重的亲王，在朝在外颇招物议，于是一举而两得：以自己与同列的名义降下一道她所谓「申明缘由」的谕旨，既保全了面子，也化解了局面。她在此旨中，把自己为国家计而严治近亲的刚毅与美德，着实夸奖了一番；又指出：宗室之人一有自行其是之意而朝廷稍加纵容，历史上屡见不鲜，往往招致祸国的分裂。她之所以因亲王待朝廷不敬而加之以罚，其真意实在救他于他自己之手，救他于愚妄将至的危境。今既有御史等人具折数通，请宽其过，朝廷自无不施恩之理；缘由既已明白，恭亲王着仍复内廷行走之任，并仍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原来亲王所欠缺的，不过是一堂礼貌的功课；功课既已领受，太后便可把前事一概揭过——只是须彼此说清：此后他当格外奋勉忠诚，以见其感戴两宫之至意。

一星期后，慈禧为把这一课钉牢，又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降下这道谕旨：

「今晨召见恭亲王，俾其谢恩复任。该王俯伏痛哭，自愧无地。朕等自当乘机再加训诲，该王于其过失似深自痛悔，于所承认之种种失检，追悔无已。此等真情，未有不动人恻隐者。

「朕等受垂帘之重，于今数年，简恭亲王为议政之首；其任之重，正如朕等待之之厚。其在朝廷之地位，实为旷古所无；故朕等所期于彼者亦厚，及其有过，则不得不重加惩处。今其悔过认罪矣。在朕等而言，本无成见，惟持至公；岂有欲苛待此等久试之贤能、自失亲王匡助之理？兹复令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惟为裁抑其权，议政王之任，不复开复。恭亲王，尔其毋忘今日之愧悔！勉图报效，办事益加谨饬！尽去尔心中不平之疑惧，以副朕等倚任之隆！」

是年——一八六五年——秋，安葬大行皇帝咸丰；其陵寝之工，恰已办了四年。与之合葬者，为其皇后萨克达氏：她死于一八五〇年，在其夫登极之前一个月，遗体停于京西二十里的一座村寺中，已候葬十五年。一如往例，丧仪与陵工所费甚巨，而筹款颇感艰难，因为照常理本应出力最多的南方诸省，其时犹在太平天国之乱的荼毒之中。皇帝的陵寝，名义上费银一千万两，其中自然有极大一部分，进了内务府诸人与他人的私囊。

幼帝与两宫皇太后依礼前赴东陵，亲与大葬之典。恭亲王扈从；陵工与筹款，皆以他为主，太后于他办事，实无草率可议。皇帝的遗体，殓于梓木的御棺之中，髹漆精丽，遍镌佛经；棺舁入巨大的穹隆地宫，当两宫之面，安于其「宝床」之上——那是以贵金属预制的棺座。太古之世，殉葬的妃嫔与宦者要与死去的君主同穴生埋；今则以木人纸人代之，皆与生人等身，恭恭敬敬跪于棺侧，以备在幽冥之府侍奉其主。巨烛点起，经文诵毕，地宫之中陈设了极丰的珍玩；金玉如意与珍珠朝珠，则置于棺内。诸事既毕，地宫的巨门缓缓落下，就位封固。

次日，两宫皇太后降旨，嘉奖恭亲王之劳绩，谢其办理丧仪之妥善：

「恭亲王承办大行皇帝丧仪，五年以来，敬慎勤劳，深合礼制。今日大行皇帝与其元后同奉安于山陵，朕等瞻其陵寝之壮、丧仪之肃，哀痛之怀，稍得少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谅亦因之而安。大行皇帝在日，友爱恭亲王之情，始终如一；朕等自当仰承此意，优予懋赏。惟该王屡辞不受，恐再启骄矜之渐。其谦抑之心，朕等嘉之，故仅交宗人府择议一奖而已。惟当著之于册：该王在军机大臣任内，于朕等实多匡助；近来办事，尤为谨慎持重，可称。

「今春所降之旨，本因该王不留意于仪节细故；朕等虽不得不严加惩处，然其本意，前旨已明。举国之人，想皆深悉其故；惟恐后世不能尽察当日情形，倘此旨永载于实录，恐令恭亲王身后横被讥议，使其白璧之名平添一瑕。兹命将前次宣示恭亲王革职之旨，自本朝实录中删除。朕等之所以厚其有功之臣者如此，亦使其令名永保而不玷。」

太后本是个随情绪转的人，这几道谕旨，无非照实反映了这一点——在她专政之初如此，直到她专政的末了也还是如此。四年之后，恭亲王便因与她的同列合谋，除去她的宠幸、总管太监安德海，而招来她深长不解的恶感。

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乱（一八六四年）

叶赫那拉同秉朝政的最初几年，她一面稳稳地学会治国的种种法门，一面渐渐把她那位好脾气的同列推到幕后；而在天下臣民的心里，这几年是与那场大乱的衰颓与最后覆灭连在一起的喜讯——自一八五〇年以来，这场大乱已把帝国最膏腴的一大片土地糟蹋殆尽。中国的史家（这一班著书之人，材料大半彼此因袭）都把削平此祸之功，归之于名督曾国藩的才与胆；而这一回，他们的称许确是当之无愧。〔原注一：他便是后来那位曾侯之父。此曾侯于一八七八年出使英国，英国报界竟许他以他并不具备的文才，与他并不赞同的开明之见。其诸孙一部分受教于英国，近来却以一种自夸不与外人往来的爱国守旧之风著称。〕这位以文人而知兵者，同他的同乡与同僚左宗棠一样，〔原注二：左宗棠平定回乱之功，前此已在曾国藩麾下讨平长毛而著名；其小传见附录。〕都属于孔门之教所一向造就、且至今仍在造就的那一类豪杰之士——此种教法虽有种种弊病，此种人物却于中国百姓大有裨益。他的名字在中国的贤者中位分甚高，是廉直与明达的爱国之心的代名词。

慈禧之所以能为一代之主，有一个秘诀：凡有才者，她一眼便看得出、也看得重，尤其是带兵之才；她失手的时候，都是听凭迷信压倒了见识的时候。她对曾国藩的品格与才具，敬重到了极处：起初无疑是他的军报打动了她富于想象的心思——那些军中与围城的故事本极动人；后来则是亲自领略了他那份货真价实的德性。除荣禄一人之外，大约再没有哪位大臣在她心中占过这样的地位；而荣禄是满洲的族人，曾国藩则出自湖南那以倔强自立著称的乡绅门第。从一部记太平天国之乱的中国著述里，我们不但能清楚地看出曾国藩的为人与他所理解的忠爱之义，也能看出年轻的慈禧太后其时已享有何等奇特而无人置疑的专断之权。不过在读这部著述之前，还有几件与太平军最后覆灭有关的事不可不记——那是英国人也在其中占了要角的事；而英国目击者的记载，恰好坐实了我们对谕旨与中国官文书之史料价值的疑虑。

咸丰帝已于一八六一年八月败亡于热河的行在。圆明园毁于英法之兵，和局已定，两宫垂帘之政开始。恭亲王以「议政王」的身分，在一八六〇年十月的和约议定之后，头一批举动之一，便是请他国家的征服者出兵，去打中国的叛贼——长毛据长江之险，正教朝廷一天比一天不安。这里有一个极能说明中国治术的例子，在今日也不无其相似与借鉴之处：当英法之兵正集于上海、准备北犯之时，长江各省的中国大员竟已不避嫌疑地请他们出兵剿贼，而被拒之后还颇为怏怏，以为此拒殊为不智，因为它置英国在其最要紧的通商中心的利益于不顾。「常胜军」的历史，此处无须复述。一八六二年一年之间，它把长毛遏于江苏一省；一八六三年二月，英国政府准许把「中国的戈登」借与中国，统带此军。此军不久便把战局扭转，使官军得势，并为曾国藩最后的戡定之功铺平了道路。一八六三年十二月，省城苏州克复；次年七月，贼都南京陷落，贼「王」身死，此乱遂大致告终。为把中国夺回来交还满洲皇朝，欧洲人殒身者颇有其数，其中还有一位法国的提督；虽然起初的公论主张严守中立，而即便在那时，也有不少人以为中国若能摆脱其昏聩的统治者，未始非福。然而在那道记曾国藩克复南京的凯旋谕旨里，对戈登与他那无可估量的助力，竟一字不提；而下文可见，曾国藩提到这位英国统领，只有一处，还是指他曾主张以不仁之法处置一个手无寸铁的俘虏。照千古不易的成法，他把自己的成功归于大行皇帝咸丰的「圣德睿智」；此种成法，用因袭的辞令表出了东方人心目中的君权神授与君上无过之义（这一义，我们在今日日本将军们叙其大捷时那种谦抑的战报里，几乎能一字不易地重见），而在中国，它与承认外夷之存在——更不必说承认外夷之有功——本是两不相容的。此事值得一记，因为曾国藩是个格外明达而有胆气的人，若说破例，他比谁都更有可能破例；而他心里明明白白：正是这个戈登，手执一根藤杖，一年多来把长毛一路赶着走，而他是从劫掠满洲君主的圆明园那件事上，兴冲冲赶来做这桩差使的！

然而叶赫那拉对南京之克，其喜不可掩；她以幼帝的名义所降的那道纪功行赏的谕旨，是她文字的一篇佳例。兹节录如下，既有永久的兴味，也可借以照见慈禧的为人。

克复南京谕

「曾国藩六百里加急飞递红旗捷报及奏折一件，报称：南京克复，贼酋自焚，太平之众全数荡灭，并擒获其大头目二名。朕披览之下，欣忭感荷，无以复加；此固普天臣民所同庆也。长毛之酋洪秀全，〔原注：所以称长毛者，以其不肯结辫，示不服满洲之治也。〕于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首倡逆谋；自广西而渐及湖南、湖北与长江各省，直至直隶、山东，举天下几无一寸之地不被贼骑之迹。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陷南京，遂窃建其伪都。生灵之丧于其凶残者，何啻千万！其恶贯固已盈矣，神人之所共愤也。

「皇考赫然震怒，敬承天讨，命武昌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督师。该督廓清湖北，继而东下江苏，以期尽歼余孽。其后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并为督办江苏、安徽军务钦差大臣；其建树之大，与其付托之重相称。

「及皇考宾天（一八六一年），江苏、浙江之城邑已半为官军收复；皇考遗诏之中，尤以未及亲见此乱之平为憾。朕缵承丕基，仰遵先志，恭聆两宫皇太后之训，擢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授以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四省军务全权，俾一军令而免歧出。

「自受命以来，该督与彭玉麟、曾国荃之军相为表里，〔原注：曾国荃即其弟，后封伯爵，久任两江总督。〕水陆并进，方略精严。收复城池百有余处；来援南京之贼众十余万，尽被诛歼，「馘其左耳」。〔原注：此不过取古义之辞，其俗久废。〕南京于是被围严密，外援断绝。本月初，外郭陷落，歼贼约三万；而其所谓王者与其死党，犹据内城死拒，力战不已。

「据曾国藩奏：官军既克外城，贼乃大修内城之备。我军攻取龙膊子山，继以炮火猛轰。诸炮台左近，掘地道、迎地道，往来激斗，死伤枕藉。十六日黎明，我军大集，于城墙下发地雷，轰开缺口约二十丈。我军蜂拥而入，破城四出；贼自城上发火药库，我军多有死者。幸诸将立斩数名欲逃之人，始未至于溃乱。

〔此下详叙战事，从略。〕

「至丑正，天王伪殿与诸贼酋之宅皆火光冲天。有一贼酋率其党千人自大殿突出，窜匿南门附近民房；歼其众约七百，而生擒之，搜其身得玉玺二方、金印一颗。寅初，贼党约千人，衣我军服色，自太平门地道遁出；我骑兵追之，尽俘尽歼于湖熟镇，生擒其酋伪『荣王』。讯之，此酋名李万材，供称：我军入城之夜，伪王七人乘夜潜逃，皆为官军所杀。

「据他贼供称：首逆洪秀全已于一月前服毒自尽，葬于伪殿庭中；其子即所谓幼主者，袭其伪号，城破之日亦自焚而死。又一贼酋李秀成，受伤匿于近处，我军擒之，并获伪天王之兄。三日之内，歼贼十万有余，其中伪王、伪将与大头目约三千人。

「此番大捷，全赖上天眷佑、列祖列宗默相，与两宫皇太后之先见明断：简任贤能以统军旅，故能上下一心，成此大功；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于是可慰，天下臣民之愿，于是可偿。朕自顾凉德，深愧不足以当此大勋；且念皇考未及亲见其未竟之志底于成，尤为怆然。此乱历时十有五年，南京为贼所据者十二年，蹂躏行省十有余，陷城数百。其终得荡平，实赖诸将「栉风沐雨」，备尝万苦，以歼此不可言状之逆贼。朕自当以非常之赏，酬其非常之劳。曾国藩首创湖南团练，兼造战船，屡获大捷，全一省于将亡；克复武昌，肃清江西，进兵而东，城邑次第收复。今日勋业之克底于成，主要由其方略之精、胆气之壮、任用得人与措置调度之出众。着加恩晋太子太保衔，赏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

〔此下有受赏诸将长单，首列前述曾国藩之弟，封伯爵。〕

「一俟官军寻获伪天王洪秀全之尸，即行剉尸枭首，传首受其蹂躏之各省，以泄众愤。至所擒二贼酋，着槛送京师，讯明后凌迟处死。」

又有旨宣示：皇帝将亲诣列祖列宗之庙与各坛庙行礼谢恩，并祭告天下名山大川之神。

有一位记此乱的中国日记家，述「天王」之死状曰：

「自官军克句容，贼困南京，如兽在笼，已成绝境。四月初，城围既合，外援断绝。贼众日食一餐，且极菲薄。天王令人将草根树叶捣为丸，颁与其左右诸酋，曰：『此天赐之甘露也；吾在宫中，久不食他物矣。』又令每户收此物十担，储于宫仓；愚者从之，而贼众多置之不理。

「伪『忠王』李秀成自句容脱出，奔入南京。入城即鸣鼓撞钟，召天王与诸酋升殿，共议危局。洪秀全至，昂然登座曰：『至高者已降旨于朕：天父与朕之天兄基督命朕下临此肉身之世，为万国万族之唯一真主。朕何惧之有？尔等或留或去，悉听尊便：此江山如铁桶之固，尔等不肯守，自有他人守之。朕有天兵百万，彼十万不洁之清妖，又岂能入城？』李秀成闻此妄语，痛哭而出。

「然不及五月中旬，洪秀全已知此城必陷；二十七日，万念俱灰，取毒药和酒。举杯于顶而呼曰：『非天父欺我，乃我负天父耳。』如是数言，遂饮之。至夜半，其恶贯满盈，辗转号痛而死。虽其临终之言略近认罪，而实无真悔之意。其党闻之，以绣龙黄绸之衾裹尸，依其教法不用棺椁，葬于宫苑一隅。既而立其子伪幼主于位，而讳言天王之死。终亦泄露，于是守城者之气，沮丧至于绝境。」

曾国藩奏折中述掘出伪天王之尸曰：

「其尸自足至首皆裹龙绣。秃首，须髯半白。臣验毕，斩其首，聚薪焚之。伪宫中有黄姓妾一人，即其亲手殓者，供称：天王久不见其臣下，故能匿其死十有六日。臣已将其伪玺解送京师，交内阁大库存案。」

奏折又云：

「所擒之伪『忠王』李秀成，臣已亲加穷鞫；其亲笔供词凡三万余言，详述发逆之起因，并陕西等处尚在流窜之贼之现状。其言极称：于广东、广西败贼不宜过苛，苛则徒使二省怨望朝廷之心愈炽。臣思其言颇有理致。

「臣之僚属皆力主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来贺时，亦力主此议。惟臣窃以为：我圣朝威望之隆，何须以此等小丑槛送京师，以充俘馘之饰？今伪天王之首正传示遭乱各省，足矣。且臣恐李某途中或绝食自尽，或有人图劫；盖此人于民间之得人心，实出意外。城破之后，曾有乡民匿之；及其终被擒获，其被擒之村人竟诱杀我军一人以报之。李某入槛之后，营中又解到一贼酋，即所谓『松王』者；其人一见李某，即跪而致敬甚恭。臣因决意斩之，业于本月初六日正法。

「伪天王之两兄，性皆残暴，所为秽恶不经之事甚多，李某亦深恶之。就擒之时，二人神智昏瞀，惟喃喃念『天父、天父』而已。臣既无可讯问，又见其病已垂死，遂于李秀成正法之前二日，将二人一并斩决。兹奉两宫谕旨，嘉臣所办，并令将三逆之首传示各省以泄众愤。臣已将其首悬于高竿之上，见者无不称快。

「今大功既成，臣因窃思：本朝武功之盛，超迈前代，所平诸乱，皆足以光我国史。五十年前四川、湖北之乱，不过波及四省，贼所据者仅二十余城。康熙朝吴三桂之变，蔓延十二省，贼陷城邑三百余处。而此番长毛之乱，规模之大，前古未有，其军中且出了几个了得的头目。南京一城，竟无一贼出降；宁自焚而不肯就擒者甚众。此等事史册所无。臣等以为，其终得转危为安，全赖大行皇帝圣德睿智，非此不足以致胜。皇考于宫中力行撙节，故能筹措巨款，以给军需；择将极慎，而赏赐极厚；自身睿智，而未尝不虚心听诸将之言。两宫皇太后与皇上恪守其法而益加光大，故能扫灭僭逆，大彰圣治。臣等谬膺重寄，独深痛大行皇帝未及亲见其勋业之底于成也。」

大乱既平，曾国藩以总督留驻南京四年。（湖南人至今仍以为，此缺照例该归湖南人做。）其间惟一次短暂的离任，是往山东讨捻回之乱。一八六八年九月，调授直隶总督，年底启程赴京；南京百姓为他送行，情状之盛，颇为罕见。到京之后，礼遇极隆；他以大学士之衔，抵京次日早间与军机诸臣会议，随即奉召入对，由一位亲王引见。幼帝坐御座之上，面西；两宫太后在其身后，黄帘遮蔽，慈安居座之左，慈禧居座之右。前文所引记此乱的那部中国著述里，作者自称把这次召对及此后数次召对逐字记下；其中于慈禧在此等场合的辞气与手法，颇有可观的消息，故摘录如下。有一点须留意：作者与他同时之人一样，一开口便认定东太后慈安虽居长，却等于无有，而此中全部的意味，只在慈禧与召对之臣之间。

曾国藩入殿，依礼跪下，跪行数尺，奏曰：「臣曾国藩恭请圣安。」乃脱帽叩头，恭谢圣恩。此等仪节既毕，起身趋前数步，跪于台下预设的垫上。以下即其问答：

慈禧太后：你离南京时，一切公事都办完了么？

曾：都办完了。

慈禧：练勇、散勇都遣散了么？

曾：都遣散了。

慈禧：共有多少？

曾：遣散练勇二万余人，另募额兵三万。

慈禧：这些人多半是哪省的？

曾：湖南人少，安徽人最多。

慈禧：遣散时安静么？

曾：很安静。

以下又问曾国藩的历任履历、家世等等甚多。问毕，略候片刻，召对即毕，曾国藩叩头退出。每一次——这样的召对为数甚多——太后显然都事先细看奏报、公牍，把要问的话预备停当，而所问一律是上述那种短促锐利的口气：这位「帘后」的妇人，对着这位替她保住了江山的老臣，永远是那样发号施令、居高临下、俨若帝者。

那部著述述及正月十六日朝廷赐宴满汉大臣时曾国藩所居的要位（宴上演戏六出，肴馔之多「不可胜计」），接着记他陛辞的召对：太后就直隶水陆各军的整顿之策，把他细细盘问了一遍。他任直隶总督一年有余。其时总督驻节保定府，故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之起，虽在职分上他难辞其责，直接的罪过却不在他。是年六月，两江总督遇刺，朝廷命曾国藩仍回原任，直隶则以李鸿章代之——李在此任凡二十四年。曾国藩其时体力已衰，想辞去两江之命，慈禧却不容他推托。她降旨强调南京一任事务之繁重，与曾国藩之特别相宜——此缺他从前办得极好。她说：「即使目疾未愈，亦尽可总揽大纲。」

南行之前，曾国藩做六十寿；恩赏优渥，赐物甚丰。太后亲笔写了一首贺诗赐他，又赐御书匾额，题曰「柱石干城」，并赐佛像一尊、嵌玉檀香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匹、绉绸十匹。陛辞召对时，有下面这番有趣的问答：

慈禧：你哪日离天津的？

曾：二十三日。

慈禧：戕害洋人的首犯正法了么？

曾：尚未。领事对臣说，俄国公使将到天津，法国公使又要派员监视行刑，故不能草草处决。

慈禧：李鸿章定了哪一日正法？

曾：臣起程之日，他传话说，指望昨日办结。

慈禧：天津的百姓安静了么？

曾：如今已十分安帖。

慈禧：出事之后，知府、知县何以逃往顺德？

曾：初被革职时，不知将得何罪，遂悍然无耻，弃城而逃。

慈禧：你右眼全不能见物了么？

曾：全瞎了；左眼尚能视。

慈禧：别的病都好了么？

曾：大概可说都好了。

慈禧：看你跪起颇为轻便，身子还算结实罢？

曾：不及从前了。

慈禧：马新贻（前任两江总督）被刺一事，好生奇怪，是不是？

曾：诚为异事。

慈禧：他是极好的督抚。

曾：是，他办事认真，为人廉正持平。

慈禧：你在直隶练了多少额兵？

曾：三千。前任总督用旧法练兵四千。臣本拟再练三千，共成一万之数，已与李鸿章商定，照此办理。

慈禧：南方非有训练得法之兵不可，此事关系极重，你须留意。

曾：是。目下虽属承平，然不可不备不虞。臣拟于长江数处筑炮台。

慈禧：若能把门户守得稳当，那是极好的事。这教案总是不断地给我们生出麻烦来。

曾：诚然。近来教士到处生事。入教之民每欺压不肯「吃教」者，教士又一味回护教民，领事又回护教士。明年法国条约到了修改之期，于传教一事的全案，须格外用心，通盘再议。

十一月，曾国藩陛辞，慈禧此后再未见他。一月之后，他到旧任接印，头一件事便是审讯刺杀前任总督的凶手，判以凌迟处死。次年夏，他乘船巡视，遍历名胜；见昔年为长毛蹂躏最久的州县，法纪民生已然尽复，颇为自慰。有一回看见彩饰的「花船」、听见船上笙歌，他欣然道：「我总算活着看见本省复了乱前的旧观。」十二月，他迁入总督衙门——那衙门他从前是当作太平天国「天王」之宫见过的。然而他已无多日子办这一方的大政：一八七二年年初，他中了第一次风瘫。数日之后，他坐轿去迎自京中来的一位大员，一路照例背诵他心爱的经书文句，忽然向从人打手势，却已说不出话，只能含糊作声。当晚他在日记里写道：「余病不能治事。道光二十六、七年（一八四六至四七年）间，每一为诗，辄发癣疾而不寐。今则不然：但觉昏瞀糊涂，目中见有黑花飞舞，肝气亦乖。哀哉！既不能如朝露之速尽，又不能望精力之复还以尽吾职。人生之悲，孰有过于如此淹滞人间而无所用者乎！」次日又写道：「精力日衰，将遗下无数未了之事、未竟之业。志愿零落如满地黄叶，而收拾无期。自登第以来三十年，位极人臣，而学无所得，德亦未臻笃实。老而无用至此，能不愧乎！」再次日，正看一件公文，又中一次风。稍苏，他嘱长子曾纪泽：身后丧仪一遵古礼，不许僧道在他灵前做法事诵经。次早他虽极虚弱，仍执意要看一篇本省乡试的中式之文。傍晚家人扶他到园中散步，与儿子同归之际，最后一次发作了。众人把他抬入大堂，他端坐其上，俨然临堂议事之状，就此长逝；寿虽已高，按年岁算却不过六十二。那部著述的作者说：「南京之人，无不如丧考妣；且传其殁之一刻，有星陨于城中。凶闻上达，宸衷震悼，辍朝三日。」

皇太后降旨，以无可复加的感戴与敬重褒其忠臣，称之为「朝廷之柱石」，历数其勋绩，命于凡他讨伐长毛所经之省，一律建祠致祭，以「表朕眷念此善良忠贞之人的至诚」。

六慈禧与太监

近世中国的史家、御史、帝师与皇嗣的师傅们再三申说的一件事，便是明朝之所以由弱而颓、终至亡国，全由太监之制败坏了宫廷与其左右的官场。数百年来，以此为题、循着最上乘的古文格调写成的箴规，源源上达宸听；至于上书之人，其位置大半得自能通天听的太监，而进一步的升迁也还指望着他们，则不在计较之列。这类奏章，通常不过是中国官场那一套陈腐的门面话与空洞的口号（在这一点上，中国并不孤单）中的一部分；而太后——正是在她治下，此弊滋长到了骇人的地步——素来也乐于在这出精心排演的滑稽戏里扮好自己的角色：郑重其事地嘉纳诤臣之论，并对她那班鹰犬爪牙的太监之所为，表示极大的愤慨。

自然也有人是真心而雄辩地抨击这一恶制与随之而来的诸弊；事实上，近五十年来但凡称得上改革家的人，无不把裁撤太监列为使中国跻于文明列强之林的头等要务。一八九八年政变的头一个起因，无疑在于总管太监李莲英对光绪帝的怨恨（多年前皇帝曾叫人打过他），以及他并非无端的忧惧——他料定皇帝整顿京师庶政之后，接下来便要把心思放到宫廷、放到裁撤太监上去。至于义和团之变，已有确证：这位声名狼藉而权势熏天的内廷总管，把他在主子跟前的全副分量都用在了排外一边；若论公道（也就是说，倘若他不曾受俄国使馆的庇护），和约「黑名单」上最先几个名字里，本该有他一个。此处提及李莲英在近年这两场国难中所扮的角色，主要是要说明一点：正统之士那些老生常谈，一如既往地道出了极真实而普遍的积怨；都察院里的假嗓子，在各省的深处自有一片不满与厌恶的低音与之相应。正因如此，近五年来尤其如此，凡有进取心而爱国的中国大员（例如袁世凯总督与唐绍仪一流人——他们深知这种野蛮的中古遗制之存留，把中国在世人眼中降得多低），以及众口一词的华文报界，都力主朝廷此后不必再用太监；据说摄政王也倾向于此，然而——这班「谄佞之徒」的势力就是这样大——此举无疑难办，甚且或有危险。早在一九〇六年，《泰晤士报》驻北京的通讯员就已在谈论早日裁撤太监的可能，把它算作当时地平线上光芒万丈的诸般新政之一。然而在中国守旧者的心目里——这心目在中国至今仍有极重的分量——支持此制的成例与理由，可以举出千百年来的一大堆：此制远在耶稣纪元之前便已通行至今，与中国人所接受的多妻之义相合，又照顾到宗祧承继之正——而在以祭祖为国教的国度里，这一层至关重要。话虽如此，周初圣王的黄金之世，太监在国家的体制中原是没有位置的；后来周室衰微、列国纷争之时，孔子曾以不满之辞论及其祸——故圣人之言，正可引为反对太监及其所为的依据。

本朝定鼎北京（一六四四年），满洲人以征服者的身分，把中国宫廷现成的一切机构与人员——太监也在内——一概接收下来，但立刻着手裁抑其权柄与机会。少年皇帝顺治第一次御门听政时，满汉大员便联名进言，抗议近来内廷奴才的种种跋扈之行，声称此辈「只堪洒扫，断不宜使之近至尊」。章程随即订立，至今（在纸面上）仍然有效：太监一概不得居任何官职，其虚衔品级亦不得高于四品顶戴。更要紧的一条——鉴于总管太监魏忠贤当年那场牵连极广的阴谋（明朝末帝曾将其正法）——是当时立下的这条法：太监无论借何名目，一概不得出京。此后二百年间，赖康熙、乾隆两位大有名的皇帝的善政与家法，宫中太监大体上管束极严；然而到了本世纪，在荒淫之主咸丰治下，颓风大炽，甚至在叶赫那拉登场之前，太监的恶势力已在紫禁城中重居首位。及慈禧当国，明末那一套腐败、倾轧与野蛮行径，遂渐渐复其旧观，且成了她那个朝廷的常态。

慈禧一朝，太监之横，绝无可疑：他们在她庇护之下所行的种种弊政，公然而不加掩饰，且随年岁而增，随她自己对物议的日益漠然而增；到一八九八年以后，她的宠幸、内廷总管李莲英，竟不惮公然夸口：他要捧谁、要毁谁，尽在一念之间，连坐在宝座上的天子他也不放在眼里。至于宫中淫乱的传闻不可胜数——说宫内太监与优伶为慈禧张罗种种荒唐的游乐——自然并无近于直接的证据：御史的屡屡弹劾，以及广东人与别处文人那些刻毒的著述，最多不过是旁证而已。康有为及其同党的文字，尤其显然出于盲目而不择手段的仇恨，于众所共知之事与史实都错得离谱，故凡涉及太后或荣禄之处，其言之可信程度，不能不大打折扣。然而众口之言，在中国与在别处一样，总有几分事实的根柢；而在北京——那里的百姓一向对慈禧显著地忠爱——对于她那个宫廷之奢靡淫佚，以及太监当权之害，却从来只有一种说法，没有第二种。至于这班下贱的小人对懦弱而无自制的皇帝所起的可悲影响，也同样无可置疑：天性本已颓靡的君主，往往在他们的怂恿下沉溺于恶习，速其自毙。慈禧自己的儿子同治帝，便是这样的下场，此为众所周知；而咸丰与光绪之死，纵非由此所致，其被那腐恶的环境所诱，以致速其死期，也是毫无疑义的。近七十年来天朝与满洲皇室的内幕之史，与宫中太监及其牵连极广的种种阴谋，实在纠缠得分不开。慈禧当国的半个世纪里，宝座背后的权力（说得实在些，那是高位之上的一股黑暗势力），便是她那几位宠幸的内廷总管。其中最后一位、比她活得还久的李莲英，从帝国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人皆以其诨名「皮硝李」称之，〔原注：此名之由来，是他十六岁净身入宫之前，曾在原籍直隶河间府一家鞋铺学徒；太监多半出在那一带。〕视之为宫中许多惨剧里的头号「刮地皮」与元凶。他对其主子的影响，实在惊人：除大朝之外，她对他一向亲昵随和，纵容他放肆无拘，这份自在，无论哪个朝臣、哪个她自己的家人（大约只有荣禄除外），都不敢梦想。

一八六一年朝廷驻跸热河、皇帝病中之时，年少的叶赫那拉留意到并且赏识了一名近身伺候她的太监的机敏与勤谨；此人名安德海，在载垣之谋的危局中做了她忠实的爪牙，又在她与年少侍卫荣禄往来时做了她的传话人与心腹。及她垂帘听政，他遂成了她最宠信的近侍与使者，后来更成了她的「引魂之鬼」，与闻她一切的雄图与密谋，自己也从中得利不少；同时又把他那确乎不凡的才艺，用在替这位少年孀妇解闷上——张罗宫中排场繁重的仪典与戏剧，而这正是她心爱之事。安德海自己也颇能演戏，人物生得极其漂亮。

正在此时——垂帘之局尚未坐稳，载垣一案的余音还在直隶回荡——都察院里的领袖人物开始上疏，参慈禧宫中显而易见的奢靡与传闻中的淫佚。年少的叶赫那拉性既刚愎，本已不耐规谏与约束，又自恃左右一班人的势力与忠心，这些谏诤于她的行事丝毫不生影响；然而她向来讲究礼数与体面，又极善于「保全面子」的功夫，故对那班以说教为业的人，尽可以表示十二分的赞同与嘉许。在最初几年里，我们屡见她以措辞极其得体的谕旨，宣示种种虔敬的志愿——那些志愿，谁也没打算叫人当真，而人也从没当真过。下面这道谕旨颁于垂帘之第三年（一八六四年），便是一例；其中说到太监在宫中大肆窃取之事，尤为有趣——此弊直到今日，未尝一日中断。

以两宫皇太后名义颁于同治三年之谕旨：

「御史贾铎奏称：风闻内廷承应戏差之太监，其戏衣皆取内府所贮贡上绸缎裁制；且称此辈日日在御前演戏，常得赏赐动辄数千两。请即行禁止，以遏邪僻之渐。

「就此折而言，应行声明者：上年大行皇帝二十七月之丧虽将期满，朕以梓宫尚未奉安山陵，特降谕旨，一切庆典概行停止；同时仍谕各处照例呈进时节贡品与各省进献，以备日后内廷戏衣之用，此事本拟俟大葬礼成，另降谕旨办理。朕并借此旨，将向来传优伶入宫净身之例永远革除；诚以皇帝冲龄，凡足以启其奢靡逸乐之渐者，皆当断然杜绝。今御史此折，实令朕骇异。当此寇乱未平、生民涂炭、帑藏空虚、度支不给之日，朕心忧劳，何能稍释？况大行皇帝梓宫尚未奉安，尤当如此。岂有容此等事之理！〔原注：此种辩法，在同样情形之下，举国皆然。仆人曰：「我岂能刮主人的皮？」〕且内务府大臣职司宫中金银绸缎之册籍，非奉朕旨，一丝一缕不得擅动。此足证诸般传闻之全无根据矣。

「惟朕深居宫禁，外间之事不能尽知，则所传亦未必全然无因。或有不肖太监在宫禁之外为非作歹，如其有之，断当不惜一切以止之。着即严切查办，从重惩治。

「皇帝读书之暇，其左右侍奉者，必须诚实谨厚之人，可与讲论治道；倘所侍者皆邪佞之徒，专以谀言悦其耳、以奢靡柔曼之戏悦其目，则皇帝必生种种不可问之习。而人主之过，虽极细微，其贻患于国家者往往极远。着内务府大臣责成总管太监严束所属；此后如有敢于妄为、气焰凌人者，即行交步军统领衙门严拿重惩。倘有此等事，总管太监亦以失察革职，内务府大臣并当严议不贷。将此旨缮录存于内务府及各处值房档案。」

京中人人皆知叶赫那拉酷嗜戏曲，故此旨自然被视为「好文章写在废纸上」。而可注意者：自此以后，直到她的宠幸、总管太监安德海惨死为止，御史们仍不断参她，不断痛斥那与日俱增的奢靡——那奢靡此时已把京师的度支搅得一团糟，并在各省新添了许多差徭。

一八六六年，有两位胆气过人的御史为此上疏，心里所指的正是安德海的不法之行所致的诸弊：

「简择御前近侍，宜加慎重。历代之祸，未有不直接起于太监之播弄与流毒者。此辈以表白忠勤而潜入人主之信任、甚至人主之亲爱；巧言令色之术，无不精熟。一旦得邀宠庇，即广植党羽，浸假而自成一不可撼动之势。臣等因请及今防患，简择家世清白、行谊可信之人以侍御前。御前尤不宜有年少貌美之太监——此辈立意要在皇帝身上植其影响，一俟皇帝亲政，必以之济其私。」

两宫皇太后以皇帝名义，就此折降旨云：

「所奏切中事理。史册之中，因太监而致祸者不胜枚举；前代人主为此等『鼠狐』所蛊惑而至于败亡者，正当为朕炯戒。赖列圣之神明，非但禁太监干预政事，亦从不许其通于人主之耳、于人主有所左右；故二百年来，太监之权早成陈迹，此辈谄佞之徒，无从施其倾陷之伎。自两宫皇太后垂帘以来，亦谨守本朝家法，不许此等巧宦近于左右。朕读此折，不能不谓其于太监擅权可致之祸，见之甚明。读之之心，正如「履霜而知坚冰之将至」。〔原注：语出《易经》，言祸患之将临。〕嗣后如有此等谄佞之徒，欲淆惑朝廷之聪明者，即当立予查办，并奏闻于朕，从重治罪。朕所愿者，凡在左右侍奉之人，皆品行端方、操守无疵，庶使邪僻卑污之门，永远杜绝。」

这便是慈禧最拿手的「做给看客瞧」的功夫。而在「深宫之中」，日子照旧：仍是那一场东方的小特里亚农式的行乐；而总管太监在这位年少太后跟前的分量，一天大似一天。人人知道，茶楼里也都这样传：他一句最轻的心血来潮之语，在紫禁城中便是法；叶赫那拉与他常照史剧里的装束扮上，泛舟宫中的湖上；他屡屡穿只有天子才可用的龙袍；太后还当众赐过他象征王权的玉如意。既是如此，则捕风捉影、把实事夸大的传闻之盛，也就势所难免：于是有人说安德海根本不是阉人；又有人说叶赫那拉生过一个儿子，其父便是他；〔原注：广东的文人把此事记得极详，说这个儿子今日尚在，名邱敏。〕更有许多离奇动人的故事，说宫中宴乐如何淫佚，说书生冒充太监混入宫禁，随后被处置于宫下的地道之中。种种关于纵乐的传说与流言，多半自然是编造的；然而当日咸丰荒淫之世，宫廷与后宫之腐败既然昭彰而无可否认，此类传闻便势所必至；而随着岁月推移，京师中那股无可抗拒的舆论，以及太后生平中若干确凿无疑的事迹，纵不能坐实这些传闻，至少也使它们显得有其道理。

在这些事迹之中，有一件影响极远：她破了本朝不许太监出京的家法。一八六九年，她手头不宽裕，又想不惊动恭亲王与同秉朝政的那一位，替自己的私囊添些进项，遂差她的宠幸安德海以特使的名义南下山东，以她的名义征取贡物。〔原注：近年出版的一部凭空虚构之书（《中国宫廷秘史》，一九一〇年巴黎版）对此行有一段离奇的记述，其中把总管太监的名字写作「萧」。此一妙误的由来，是这位太监因身材矮小而绰号「小安儿」，正如李莲英举国皆称「皮硝李」一样。〕其时总管太监已深为宗室诸王所切齿，尤其是恭亲王——不但因他在慈禧跟前的势力日增，也因他在宫中待谁都倨傲无礼。有一回太后竟简短地传话给恭亲王，说她正忙着同太监说话，不能召见——此辱恭亲王终身不忘，而这份宠幸也因此送了命；由此更牵出亲王的失势，以及别的于国家关系甚重的后果。

总管太监的这趟不合法的山东之行，以及他在该省的猖狂行径，正给了恭亲王一个久觅不得的机会：既可报复此人，又可在两宫太后之间挑起争竞与嫌隙。山东巡抚丁宝桢是个有才有胆的官员，曾在平定长毛之役中立过功；他见这位骄横的太监竟僭用朝廷之威，大为愤怒，又深知宫中情形，遂径报恭亲王，请示办法。巡抚的公文到时，慈禧正以演戏自娱；恭亲王片刻不停，立即求见同秉朝政的慈安太后，投其虚荣、乘其柔弱，当面拟就一道谕旨，劝她签发：命将此太监就地正法，连按例解京审讯的过场也免了。慈安被逼得紧，勉强应允，心里明明预感到她那位强悍同列的怒火将带来何等祸事。据说她把钤好的谕旨交与亲王时，曾对他说：「西边儿必定为此杀我。」恭亲王随即命人星夜驰递。

此一有趣的文件，其文如下：

「丁宝桢奏称：有太监在山东滋事。据德州知州禀报：有太监安某及其随从，乘龙舟二艘，由运河经过该州，仪从煊赫。彼自称奉旨出京采办龙袍。舟上悬黑旗一面，中绘御用三日之徽纹，两舷复张龙旗、凤旗。〔原注：凤旗表示其为两宫皇太后所遣。〕其随行男女甚众，并有女乐工，工于弦管。运河两岸观者如堵，惊异叹羡，目送其行。上月二十一日适为该太监生日，彼乃衣龙袍立于舟首，受其从人朝贺。该州正欲将其拿问，而舟已扬帆南下。该抚并称，业已饬令即行拿获。

「朕阅奏骇然。此太监未奉朕命，擅自出京，肆行不法，若不加以惩处，何以肃清宫禁之风、何以慑服为恶之人？着山东、河南、江苏三省抚臣，即将太监安某——前经朕赏给六品顶戴、赏戴蓝翎者——严拿务获；一经其同行之人指认属实，即行就地正法，毋庸解京，不准听其巧言饰辩。倘有不能拿获者，惟该抚臣是问。」

慈禧有好一阵子还蒙在鼓里，既不知其宠幸之危，更不知其死。总管太监素来极不得人心，恭亲王与慈安太后无疑正因此才得以把此事瞒住，直到犯人已无可救为止。十日之后，慈安又降一旨——同前一道一样，是恭亲王从她手里逼出来的——记太监之伏法，其文云：

「丁宝桢现奏：太监安某已在泰安府拿获，就地正法。本朝家法，于约束太监最为严切，凡有干犯，惩治极重。历来严禁其擅赴各省、滋生事端。乃安德海竟敢悍然犯法，其罪伏诛，正所应得。嗣后凡为太监者，宜以此为戒；倘再有可议之处，不但正犯治罪，内务府各处首领太监一并议处。此后如有太监诈称奉旨赴省办差者，即行锁拿，解京治罪。」

此旨读来底气不足，仿佛谋事之人对叶赫那拉将至的震怒所抱的惧意，已渗入字里行间。慈禧判人死罪的谕旨，措辞与此大不相同：那种锋利的笔锋——她的权力，泰半便是从这「笔力」里来的——在这里是没有的。

安德海在山东伏诛的同时，随行的几名太监也被处绞；另有六人逃脱，其中五人复被拿获正法。总管太监的家属则发往西北边地为奴。慈禧的宠幸伏法数日之后，那名脱逃的太监潜回北京，托太后的另一亲信近侍李莲英把消息递了进去。起初她简直不能相信：她那位胆小怕事、一向退让的同列，无论被人逼得多紧，竟敢背着她、独自担着干系签下这样的谕旨。及至她明白了究竟，宫中便见识了一场滔天大怒——这种阵仗，此后多年他们是要看惯的。她径直奔到她那位同秉朝政者所居的慈宁宫，怒气冲冲地要一个交代。慈安吓坏了，想把过错全推到恭亲王身上；此说却无济于事。一番恶吵之后，慈禧扬言必报此仇，拂袖而去。此事是叶赫那拉生平的一个转折：在此之前，她与她那位心志较弱的同列一向相安无事，垂帘之局在外观上也全是平等的。自此以后，她把更多的时间与更细的心思用在国政上，稳固自己的地位与权柄，明明白白打定主意：再不许任何人染指她至高的权威。从此她断然居中国统治者之首位，把她的同列彻底推到了幕后。

风波之后的次日早间，恭亲王入朝听政，慈禧严词切责，扬言要革他的职、夺他的爵。这一回她到底没有办他，然而此过她永不宽恕，到时候自会报复：终其一生，他都在领受她的怨恨。她的头一着，便是同治崩后，把本该继统的恭亲王之子撇在一边。后来她固然又让他做过大官，然而其一，是她少不了他的效力；其二，是她对他的女儿——她收为己女的那位——确有真心的疼爱。

继安德海为总管太监、为太后心腹近侍者，便是前文提到的李莲英。此后四十年，这个内廷的奴才注定要在中国的朝政中扮演要角：成千人的生死操于他柔软的两手之间，帝国最高的大员由他捧起，也由他摔下；十八行省的厚贡，都要向他缴纳。李十六岁「出家」（中国人对净身之事，惯用这个婉词）时，〔原注：僧人受戒，亦用此语。〕以貌美而知礼著称，这两桩长处在慈禧跟前从来都极见分量。据可靠的记载，他发迹甚早，与太后亲昵到这般地步：竟得享种种非常之便，在她面前可以坐着，甚至坐在御座之上。在她的寝宫之内，他不待问便可随意谈论任何事；年岁既久，与老佛爷愈发无间，他遂成了她一切军国要务上正式而有权威的谋士。到后来，他对外人——甚至对大员——提起太后，竟用「咱们」二字，那本是血亲之间或地位相当而亲密的人才用的称呼；而在他的党羽中间，他惯被称为「九千岁」，几乎近于亵渎——因为皇帝才是万岁。惟有在隆重的大典上，他才守他那个等级应守的仪节，做出恭谨的模样。

李氏贪墨、聚敛、睚眦必报，对仇敌与对手残忍狠毒；然而有一层却须替他说句公道话：他对他的主子至少是一心一意、忠贞不贰的，每逢危难，无不竭尽全力以保她的安适与周全。此外他还有些别的好处，不但投合慈禧，也投合许多满洲大员——那些人挤在他私宅门前求见，并不觉得有失身分。他性情爽快，好说笑话，戏演得极好，〔原注：慈禧直到年岁很大，还爱与这位宠幸一同扮戏。北京有一张她的照片出售，她扮作观音大士，李氏则扮一名菩萨侍立在侧。〕故事也讲得极好，待客又极大方；而最要紧的一条，是他阔得很。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太后出殡之日，这位老仆的情状悲凉，几乎令人生敬，叫人一时忘了他七十年来堆积如山的罪恶。他既老且病，那一小段须步行随行的路，几乎都挪不动；然而在那一大群官员与宫仆之中，惟有他一人显出确凿无疑的深挚哀痛。看着这位暗中造史者聪敏的面容，人不免要想：当他蹒跚走过外交团的看棚、最后一次扈送他那位伟大的主子——那些漫长而多故的岁月里的心腹、甚至可说是同伴——之时，那副精细的头脑里正转着什么念头。半个世纪里他事之以不倦的热忱与忠诚；在一个仆人的忠心通常可以买卖的国度里，这并非小事。少年时，他是随轿步行奔走的近侍；自那时以来，他们二人一同经历过何等的荣华，又经历过何等的污秽！而今他孑然孤立，四围尽是新面孔，眼看变局迫在眉睫。然而尽管年寿已高，他那一行的生涯又最耗人，这老人的体魄却远未枯竭。

他太聪明，不肯蹈他那位倒霉前任的覆辙：从不擅自下省勒索，也从不谋求或僭称高官显秩，很谨慎地守着四品顶戴——那是太监依法所能得的极品——安之若素。然而在太后的庇护之下、且是她全然知情，他把差徭、陋规与贿赂办成了一套常规的制度，向帝国每一位大员抽取，所得还常与老佛爷分肥。别处已说过，一九〇〇年后朝廷播迁在外，太后与总管太监在收取「贡献」与规费上，几乎是合伙做买卖、共用一个钱囊。其时总管太监不及其主子的运气好：他埋在京中的全部私藏都丢了。那批财宝本「窖」在一处稳当地方，只有他几个心腹知道；不料其中一人把秘密卖给了法国兵，法兵一举掘去，得了极丰的横财。朝廷回銮后李氏头几件事之一，便是求得老佛爷之准，把那个告密者斩了，事情办得也没什么过场。今日北京钱业中人估计，总管太监的家资约值二百万镑，大半放在京中的当铺与银号里；这个数目，大致是他近八年来在各省贡献与卖官规费中所分的份额。若知一个缺分曾使他一次进账三十二万两——约合四万镑——则此数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致富的一个秘诀，是从不轻视蝇头小利。下面这封信的原件在我们手里（并制版附印于此），是他写给一个常年承办宫中差使的商人的；这一类交易，他与此人想必做过不少。信纸是最粗劣的一种，照例附的那张名片，则是个不起眼的生意人的名片；写信人的笔调，简截了当：

「王七爷台鉴：

自前次奉晤，时在念中。敬颂福寿绵长，诸事顺遂，如此则不负弟所望于足下者矣。兹有一事奉恳：弟囊中空空，深以为愧，敢请台端借银票一千五百两，即交来人带回为荷。专此，容图后叙。

弟 李莲英 顿首」

至于数目，李氏对承办与供应宫中之人在每一种场合该出多少，心里有数得很；至于这笔「借款」会不会不来，那是根本不必问的。

他鼓励宫中大肆挥霍，这是确凿的，也不值得奇怪；然而他对财政的把持，远远越出了内帑的范围，且不止一次在关系国史的大事上贻害无穷。譬如一八九四年中国败于日本、蒙受奇耻，其一大原因，便是他把巨额的海军经费挪去重修并装点颐和园——这项工程，他与其党羽从中得利不少。一八八五年，醇亲王被派总理海军衙门，以庆亲王、李鸿章、曾侯为佐。然而曾侯（他本是创办海军衙门的中坚）身故之后，海军事务遂落入一班年少而无阅历的王公手中。一八八九年皇帝亲政，头几件事之一，便是下令重建圆明园——那座宫苑自一八六一年毁于联军之后，一直是一片废墟。因无款可拨，李莲英便献策：把海军的款项移作此用，好让老佛爷有一处像样的住处。事遂如此办了；自此海军衙门在国家财政上便成了内务府的一个分支。及中日战起，太后降旨裁撤海军衙门。此旨颇招物议；然而海军衙门与修园之款，久已并作一笔账，故她这道谕旨的意思不过是：园工既已告成，款项也已用尽，这笔账就此可以结了。至于问那些钱能否从园子里拨还海军，显然是白问，无益可得。

一八八九年，总管太监随醇亲王第一次巡阅北洋海口，旅顺、威海卫两处水师基地皆在其内。当时人人议论：所以敬事这位太监者，比敬事那位王爷还要隆重得多。北洋水师上下，自丁提督以降，个个极力巴结这位权势熏天的内廷总管，指望列名于他的门下；于是贿赂与谄媚，把他团团围住。中外的论者，多把甲午之败归咎于李鸿章；然而他们想必忽略了一件连这位大总督也不敢公然说破的事：本该用于养船、办械与整顿海防的款项，十成里有九成被总管太监挪去了宫中（其中大半又进了他自己的腰包），故到需用之日，船上的兵心怀怨望，炮械也不中用。读过皮普斯日记的人当记得，在英国史上同样紧要的关头，英国海军也有过极相似的情形——所幸未曾动摇其官兵的士气。

李莲英之仇视光绪帝，无疑是政变的一大关键，也是此后慈禧与这位名义上的国君之间日益疏远、日益对立的一大关键；且有人说，皇帝之死也与此大有干系——皇帝之死，在京师原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这位太监既恨且惧皇帝的锐意变法，也恨且惧一八九八年蜂拥入京、以新教主自命的那班广东谋士；故他之成为守旧党的头号谋主与党人、并做他们的说客去怂恿太后重新训政，也是理所当然。可以放胆断言：倘若他在慈禧跟前那份大势力不是用来助拳匪而是用来阻拳匪，倘若他不曾助长她对拳匪法术的迷信，排外之祸决不会越出山东的边界，中国百姓也不至于背上那笔沉重的赔款。一个鞋匠的学徒，竟能左右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在亚洲的政局与宫廷生活里，这真是何等耐人寻味的一桩题目！看他在其主子下葬之日的那副模样，这个人心底最深处的念头该有多苦：他孤零零站在坟墓边上，守着一笔他的国家付了极重代价的不义之财！

拳乱最炽之时，李莲英的权势大到了极处；那时端郡王对太后与军机诸臣申说己见，惯于特别点明：凡有举动，无不经总管太监谋议允准。他会说：「某某谕旨，是经李总管点了头的。」他这样说，意在先堵住反对之口，因为他很知道，凡总管太监赞成的事，敢反对的人极少。太后赏赉拳匪、又悬赏令兵勇杀欧洲人时，正是李氏力请，她才答应把这些非常之费由内帑开支。

及援军逼近北京，连最执拗的人也看出拳匪这支箭已射尽，总管太监便消沉屈辱了一段日子：不但因其预言落空，也因宫中人人看得出，他那位主子照例要找个替罪羊，而怒火正要往他身上发。她自己既为恐惧与愤怒所激，则迁怒于这个当初力劝她走上败亡之路的人，亦属情理之常。使馆解围的那一天，澜公慌慌张张奔入宫中，大声嚷道洋鬼子已经进了城。慈禧转过脸来问他：这话叫他怎样同他先前的大话对得起来？「想必鬼子是飞来的罢，」她说，「两天前你还在对我讲天津左近的辉煌大捷；可你心里明明白白——我也明明白白——总督与李秉衡早都死了。」李莲英正立在近旁，听了这话便出去告诉那群战栗的太监，还添了一句：「老佛爷的气，不是说得出的。没法子了，咱们只有逃，往陕西退。到了那里，只等援兵一到，把这些鬼子轻轻易易赶回海里去。」然而这一路播迁的艰险，落在总管太监身上比落在老佛爷身上还要沉重；直到朝廷在西安安顿下来，他才回过神来。

有一位随扈在外的内务府官员，给京中一位同乡通了些消息，于朝廷在那段乱世里的日子，以及总管太监与太后其他内廷宠幸在政事上所起的作用，颇有可观的照见。以下是自这些信中摘出的几条零散记载。

岑春煊（陕西巡抚）到山西边界迎驾时，老佛爷掀开轿帘望着他说：「你可知道我们在北京吃了多少苦？」他答道：「臣不能尽知。」她怒指李莲英道：「都是他干的好事，他把我坑苦了。」总管太监低头无语，这一回竟没话可说。后来这位无所畏惧的岑抚见李氏手下的太监四出搜刮、把地方骚扰得不堪，立刻据实上奏，求得太后有几分勉强的允准，将三名犯事的太监就地正法。他极想把总管太监也算在里头，然而想到太后何等倚重这位近侍，怕惹她不便与不快，终于不敢冒此险。饶是如此，李莲英也算是死里逃生。后来李氏定下神来，朝廷的日常也上了轨道，这太监便借荣禄之力向巡抚报复，把他调任山西巡抚。他这样办，一则因山西一缺被视为险地——恐联军追来；二则因岑春煊渐渐替太后办起内务府的开支来，愈办愈得力。这位巡抚以清廉不阿闻于天下，故一经掌管宫中账目，开支立见大减。此一整顿的头一个结果，便是把太监们的「规费」一概断了，把他们的月例定成一个确定而有限的数目。岑春煊迅速做到了与太后亲密而可托心腹的地步，总管太监因此怒火愈炽，千方百计要害他，终于借荣禄之助，说动太后不再用他在跟前当差。然而有一个多月之久，老佛爷每日都要花上几个时辰，同这位刚直方正的官员议论公私大小之事；倘若她能把他与他这一流人留在左右，以制满洲族人与太监的贪风，于她原是大有好处的。岑春煊调任山西之后，总管太监竟毫无顾忌地把他以巡抚身分呈给老佛爷的许多奏折扣下、毁掉——凡是李氏不愿主子看见的。他渐渐把主子的信任与宠眷恢复得与从前一般无二；到朝廷回銮之前，他那份亲昵跋扈，比他生平任何时候都有过之无不及。在召见极高大员之时，他甚至敢拒绝代传太后的谕示，直截了当告诉她：他乏了，今天的公事也够多的了！

这一时期朝廷向南方各省征取的大宗贡献，头一道手都要经过李莲英；他的屋子里堆满了龙袍、贡绸与其他贵重之物。凡以银两解到的贡献，太后得其一半，太监们分其五分之一，余下的交与荣禄充军饷并供其自润。太监们在西安与开封的这笔买卖既如此有赚头，李莲英便竭力劝阻老佛爷回銮，拿列强将要报复的种种可怕预言去吓她。不过李氏的动机也不全在于钱：他确有很长一段时间满以为使馆的「黑名单」上会有他的名字——而那名字本也该在上面。他吩咐二总管崔某每日把北京的最新消息报与他知；直到庆亲王的报告使他放了心，他的胆气才回来，也不再反对回銮。他后来对太后新政的那副迁就姿态，大半出于荣禄的良言相劝——荣禄力劝他收敛守旧之见与暴躁之性。

解到西安行在的贡银共五百余万两，各省的份额分别登记。协助总管太监稽核贡账的，是老佛爷的另一位宠幸、一个姓孙的太监；其贪婪与凌人的「刮取」手段，几乎不在其头儿之下。有一回湖北解贡的委员正向内务府交银，孙某用戥子过秤，说分量短了。委员道：「断无此理。湖北的银锭每只足足五十两，不会有错。」这太监傲然看着他说：「你解过几回贡？你懂得宫里的规矩么？」那委员吓坏了，还是一口咬定分毫不差。孙某便怒道：「这么说，你是说老佛爷的秤不准了？」正要动手打这倒霉的委员，老佛爷自己听见了争吵（她住处的院子极小），走出来吩咐太监把银子搬进她自己屋里，她要亲自过秤。她说：「我看近来漏得很不少；我的太监原就是替我看着别叫人骗了的。」那委员十分丧气地退出，走到门口，遇见内务府大臣继禄；继禄对他说：「我们都知道你受了委屈，可你不必介意。这班太监近来没什么进项，老佛爷把他们盯得极紧，你须体谅他们。况且他们在北京还丢了好大一笔。」

广东解到的贡物共二十四色，太监们却擅自把其中九色驳回不收，意在逼人送礼；主办的官员大为惊惶，怕老佛爷说他把太监不肯收的那些东西私吞了。这是他们私征贡赋最惯用的手法之一；另一种手法，是借太后的名义大量采买而拒不给钱。西安一城乃至全省的百姓，深受其扰，尤其是当其时陕西久旱，饥馑已在起头。据岑巡抚的账中所记：面粉每斤九十六文，鸡蛋每枚三十四文，猪肉每斤四百文，鱼几乎买不到——这些价钱，约合中国南方通行价格的六倍。

许多太监似乎以折辱皇帝、拿些琐碎的事情磋磨他为乐，常把他激得暴躁起来。西安行在有一封信里说：皇上仿佛有些神志失常，整日同小太监们玩捉迷藏一类的傻游戏，被太后撞见打断，便立刻缩到墙角，一脸阴沉。有时被惹恼了，他会大发脾气，把屋里的碗盏朝侍从头上摔。这类传闻须谨慎看待，因为总管太监与守旧党中人常常故意传布此说，以败坏皇上在外间的名声。

如前所述，一九〇二年朝廷自播迁之地回銮以后，李氏在太后跟前的势力，较前只有更大，宫中一切内务皆归他一手总揽。不过他也照他主子的样子，自称已彻底信服变法之必要；甚至在军机诸臣与他自己改了若干条之后，对她预备立宪的方案也表示了赞成。他照旧用那副亲昵的口吻同太后说笑，不止一次被人听见预言她将来必入基督教。他说：「老佛爷，咱们如今不过是假鬼子罢了。」

然而尽管年事已高、身体也不济，他仍旧死死抓住总管这份差事的油水与特权不放，至今犹然；凡他手里所有的法子（而那是很多的），无不用来死保太监之制与他自己的位置。一九〇一年，前两广总督陶模上了那道有名的奏折，力言宫中妃嫔既已大减，太监宜以宫女代之；李氏从中运动得手，把这道折子扣住不让上达，直到他有效地布置停当、使人无从在太后面前替此议说话为止。陶模的奏折如下：

「国之兴衰，全系于人主之德。人主所亲者皆贤正之士，则国受其福；所信者皆趋时苟合之徒，则乱亡必随其后。以一人之身而总揽万几，兼理宫闱内务，其位固极尊荣，而其责之重，实非人力所能胜。即令左右皆刚正之臣，人主犹当兢兢焉惧其或败。况于君民之间，横亘一道由至卑至贱之人所成之藩篱，国家又安得免于大祸？此辈未必人人皆奸慝巨恶；然人主终日为不学无术、不知义理之徒所围绕，一味逢迎其喜怒、承顺其嗜好，便足以败坏一君。即至劣之大臣，其导君于恶之机会，亦不及此辈；而太监则终日不离左右。与太监相亲狎，其德性必至销磨；受其熏染之君，必不能与其臣民相通。

「然欲拔此病根，当如农人之去田中稂莠：若留其根于土中，迟早必复萌。斩草除根，乃为治法。皇上春秋已长，德性日进；当其锐意图新之际，而不得不与此等人相处，其心中之痛，当何如耶！前代之用太监，以宫中妃嫔众多之故；今上之掖庭甚简，尽可以宫女侍其起居，而内务府之公事，则可用世家而有学识之人任之。此等职守，何必用太监？

「目下西安行在所用太监极多，正可乘此裁减，只留其较为安分者二三十人。并宜明降谕旨：回銮以后，永不再选太监，宫禁之政，通盘整顿。如此则积年之弊可除，而圣朝之光，永耀千古。

「方今筹议新政甚多，诸大臣条陈亦夥。以臣愚见，太监一事，似小而实大于一切；变法之能否有成，大半系于此辈之去留。此制外国皆已革除，独中国尚存，招致物议讥讪甚多；一旦革之，必得文明各国之敬重。臣忝任外官，例不得妄议宫禁之政；然当此之际，窃以为进其愚忠之见，实为臣职，聊以少报两宫殊恩于万一。」

自那一日以来，痛斥太监之制者屡见不鲜，其将裁撤的传闻也时时有之；然而他们的势力却不见有多少消减，而像陶模这样有胆有守的官员，在满朝之中不过极少数。纸面上的新政条陈固然多得很，一篇篇预告着在某个尚未定下的将来如何刻己奉公；然而有一件事最足以见今日的实情与守旧势力之顽固：华文报界近来已由昔日那种硬朗的独立，一变而完全落入官府的掌握；而那从前痛斥太监与种种致国于颓的「少年中国」之声，如今在这片土地上只剩下微弱的一丝了。

七一桩礼节之争

下面这道密折，是御史吴可读于一八七八年所上。它于太后的生平与为人并无直接的照见；然而其有永久的兴味与价值，在于它使我们多少看得出中国官场那种漫无边际的自大，以及慈禧于其中生息起居的那个朝廷何等幼稚无知。此类文书——有心去找的人，便会发现其数不可胜计——把西方外交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弥漫上下的鄙夷夷狄的民族情绪面前的无能为力，衬托得格外分明；而它也令人诧异：列强与其使馆虽屡经难堪的教训，何以至今仍抱着那些安逸的幻想、仍走着那些省事的路。若从大处再回到小处，去看那位以一己之人格左右人群命运、左右其国五十年外交的非常之女子，则此类文书所揭出的情形，不能不使人对一个显然高出其环境的头脑，生出毫无保留的敬佩。最后，此折之中还潜伏着一种（或许并非有意的）滑稽之趣，就凭这一点，在我们叙述的此处把它当作一道小菜插进来，也说得过去：

「奏为请息廷臣之争、免各国使臣觐见跪拜，以昭大度而尊国体；兼因此事我不能强人以必从，久议至今已成僵局，谨密陈管见事。

「自各国使臣初请呈递国书之日起，将近六月，廷臣议论至今，未得一解。始则议其可否觐见；既定可矣，又议其可否强之跪拜。

「臣与若干小臣论及此事，窃疑其中究有何等大关系，值得如此纷扰不宁？孟子有言：『君子何必与禽兽较？』

「臣尝闻而信之：外国之君，为其臣民所废立，一如棋枰上之子。臣又亲见住京之洋人出行，其家中妇人或步或乘轿在前，男子驯顺随于其后，如仆从然，而彼曾不知耻。彼与中国立约数十，其文不下万言；试问其中可有一字言孝亲、修德、与九经之义者乎？无有也！可有一字言礼、义、廉、耻——我国之四维者乎？亦无有也！其所言者，惟利而已。『某条于中国有利』云云。彼心中惟一利字，且以浮华之利诱我中国之民。此辈并礼义智信之为何物亦不知，而我乃俨然责之以五常之德！彼并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天伦亦不知，而我乃欲绳之以五伦之义！在臣看来，此无异于聚犬马羊豕于公堂之上，而强此辈演习舞蹈之节也！

「若必使之跪拜，于朝廷之尊，何所增益？若免其跪拜，于人主之威，又何所损？

「然廷臣以为：于此事再三筹议而后允其所请，则彼将曰：『中国于此细故尚须如此逼迫方肯让步，则他日大事，我辈更有何望？』如此，则或可使其无穷之求索就此而止：我得体面，彼失体面。惟以臣愚见，国之体面不在洋人之如何看我，而彼之挫辱，亦不由此而致。彼一旦看出我果真把觐见跪拜看得极重、不肯免之，而同时又明知我断不敢与之开衅，则彼必益坚其请，且以兵戎相恐吓。我之弱既已自暴，彼将无所不为矣。

「臣闻其文书与条约之中，竟将彼辈胆敢称为『皇帝』的小魑小魅，与我圣主并列而齐观！廷臣于此等奇辱尚能相安而不以为耻，则外国使臣之不肯跪拜，又何劳其纷纷？二年之前，俄夷自伊犁及西北诸路逼我，攫我广土，其侵略之烈，为我与夷狄交涉的全部史册所未有；其深谋诡计，使国家几陷于至危之地——廷臣彼时亦不闻有耻。而今乃谓使臣不肯跪拜，是中国之奇辱！廷臣似以为外国不肯遵我中国之礼节，中国便算丢脸；以臣愚见，彼若果然遵行，倒足以危我国家。自古以来，朝廷之定策，不外两端：一曰时势之所迫，二曰力之所能及。当今中国之情势，不足以争此一节；我之国力，亦断不足以强他国从我之意。故中国当务实以求强，而于目下则不妨委曲以求全。

「昔孔子之徒问为政之道，夫子答以三者为先：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其徒又问：万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夫子曰：『去兵』，次『去食』。由是可知：圣人之论为政，于此等事，断不许人轻率鲁莽而决之。凡事当预为熟筹，定一明白的章程；断不可仓卒未定而妄行，徒使国家陷于艰难。廷臣于觐见一案，本应先将各方情形通盘细审，权其轻重，并计中外强弱之势，度其可争与否。中国若不自知其弱，自当据理力争，不必较其轻重之殊；然于今既自知不足以争，则当即告各使臣：朝廷免其觐见跪拜之礼，凡中国朝仪所有的种种仪节，于彼一概从免。如此，则不至于把虚弱之形显露于外，而外人亦将看出：我于彼辈个人，原看得极轻。此岂非明达而识大体、足以折服华夷的一桩范例？

「乃我则不然：先必推阻不肯接见外使；既已不得不让此一步，又转而必欲其跪拜。其结果只有一个：终须在其抗议之下让步；而此番退让，势必做得神色不佳，处处像是被人逼出来的。当年订天津条约，我们所错，正是这个错法。臣深信：若用廷臣之议，朝廷所处之地位必不足取；愚见以为可解此难者，惟在皇上自行圣裁，晓谕诸臣：此事本属细故。外国使臣非中国之臣民，何必令其遵中国之礼？彼若行之，而礼节草率生硬，岂不成了一场戏谑？倘使外国使臣因此贻笑于人，则中国岂不违「柔远人以宽厚」之义？万一——此事大有可能——旁观之人于如此可笑之状忍俊不禁，则外人以出丑为辱，因而怒发，或竟以此向中国宣战，亦未可知。故似宜明降谕旨，免各使臣行中国朝仪；万一其昧于礼数而有所冒犯，我亦当明达宽容。廷臣宜止其琐琐之争；当念与此辈洋人争执，殊非我之所宜。如此，则大度之至，于斯可见。惟须同时剀切声明：此旨乃皇上自出宸断的宽典，且与诸臣之议相反；不得援为成例，使外人由此而向中国别索他利、或于别处相挟制。如此，则我可自全其尊，而又可杜绝我民以为国雪辱为名而报复洋人之一切可能。此外惟有力图自强，以待其时而已。

「末了尚有一言进谏。彼狡悍之洋人，或于觐见之时竟敢向皇上进言，亦未可知。廷臣宜预备妥当的应对之辞，庶免临时仓皇失措。

「臣草此无用之折，本一荒远僻陋之愚民，于国家大政一无所知。狂妄冒昧，谨以此折上陈，自知罪在不赦。」

两宫皇太后就此折降旨曰：

「览奏，所陈不为无见。着准各国使臣觐见，并准其照各该国朝仪行礼。如此，则朝廷之柔远人者可见其宽，而华夷之辨亦得其正。」

有一事值得一记：此折的作者，正是那位刚直无畏的御史吴可读；后来他为抗议慈禧所定继统之不合于法，自尽于同治帝陵前，其名遂家喻户晓。中国最勇敢最优秀之人所持者（且至今仍持者）既如是，则那些荒唐之见何以能使愚蒙的百姓骤然揭竿而起、加害洋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吴可读对洋人条约中那种锱铢必较的商贾气的辛辣鄙薄，正是中国正统士人态度的典型。

八同治帝的亲政与死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两宫皇太后以同秉朝政之名降旨，追述当初何以垂帘（她们又一次把此事说成是被人硬加于身的），并宣示：皇帝典学已成，她们打算把政柄交还于他；因命钦天监择吉日，由皇帝亲政。星卜之士奏称正月二十六日大吉（就皇帝本人而论，这话可谓妄言），两宫遂于是日降下第一次垂帘的最后一道谕旨，其文值得录出：

「皇帝今日亲政，朕等于此吉庆之事，欣幸之中亦不能无所惕惧，虑其更张之后或有未协；然念列圣皆敬畏上天，兢兢焉以绍述前谟为务。目下四海尚未尽靖：云南、陕西与西北一带，寇乱犹炽。皇帝当念上天与列祖列宗付托之重，所系者惟其一身；凡事谨遵本朝家法。政事之暇，宜以其时研讨经籍、稽考史事，于古今治乱兴衰之由，悉心究问。当以节俭勤政为本，力求庶政之尽善。此朕等自垂帘以来，孜孜以求、悬于目前的唯一宗旨也。」

此旨之末，照例是勉励军机大臣与各省大员忠勤事上的一番话。

就皇帝而论，这些极好的训诫似乎没起什么作用，或竟一点作用也没有：他自亲政之初，待他母亲便不孝，甚至可说不敬。这也不足为怪：须知他自幼便显然更亲近东太后慈安，而宫中种种倾轧与阴谋——尤其是两宫之间的——他又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此时年方十七，已带了几分他那位母后独断而专横的天性。他那种自行其是的态度，还得了慈禧替他择定的妻子——贤德的阿鲁特氏——的鼓励。这位皇后出于贵胄，是帝师之副崇绮之女。乍尝至尊之权，这位少年皇帝与他年轻的皇后似乎全然没有看出自己处境之危；然而不久他们便要从苦头里学到：慈禧是违拗不得的，要在宫中与她相安而处，只有一条路——彻底顺从她的意志。头一桩不快，起于皇帝不肯把国家的文书送与母后过目；而不久便有了别的、更严重的龃龉之由。然而凌驾于这一切、隐伏于这一切之后的，是一件不祥的事实：皇帝若有子嗣，阿鲁特氏自那一日起便是圣母；一旦皇帝身故，皇太后之号便理所当然地归她。如此，则无论如何，慈禧都要被撇到一个默默无闻、权柄无几的地位上去。我们评断此后诸事时，断不可忽略这一层，尤其在推究同治崩后太后何以不惜一切、且不惜违背宗祧承继的神圣大法而硬立另一个稚子为帝时。除了她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违拗、以及她扫除挡路之人与挡路之事时那种全无顾忌的手段之外，凡持平而论此际她的作为者，总不能不承认一件事实：同治帝没有子嗣，于她全然有利；而万一皇帝「乘龙驭而登遐」，其皇后也早早随之而去，于她同样全然有利。

论者一致认为：慈禧纵容这位少年皇帝的淫佚之习；及至病成，又听凭那病把他本已单薄的身子毁掉，并不替他延请本来请得到的良医。内务府大臣中有一位名桂清者，〔原注：此桂清是近任直隶总督端方的叔父，人望甚佳。〕痛心皇帝的荒淫，预料其必不永年，遂乘机进言：请将那班不肖太监加于皇帝的恶劣影响革除，对皇帝的举止、德行与身体多加照拂。他一片热心，甚至把几名犯事的太监斩了；然而这样一来，不但触怒太后，连皇帝本人也恼了他——皇帝既不要左右之人的规谏，也不要他们的帮衬。可怜的桂清只好辞官而去，听皇帝自蹈其运。他的同僚、内务府大臣文锡与桂宝，却是全然另一路的人物，且公然是太后一党；他们非但不阻皇帝的邪行，反而怂恿他，以致京师中无人不知、无人不传：他们同皇帝常常厮混于外城最坏的去处，与一切下流之辈为伍。连宫里也以此为丑闻：皇上狎游而归，往往已过了早朝召见大臣的时辰。他屡次卷入酒后的殴斗，与汉人城中最下等的渣滓为伍；故其染疾而速死，一点不足为奇。早在一八七三年便已看得出，龙座不久将虚。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他出天花；病中，两宫皇太后奉请出来主持国政。是月之末，他降下这道谕旨：

「朕本月幸得天花，〔原注：中国人视此病为吉兆，若发得顺利尤然。〕两宫皇太后于朕躬调护，慈爱无微不至；又俯允代阅一切章奏文牍，代理庶政，朕心深为感戴。理宜再上徽号，以少答两宫无涯之恩于万一。」

皇帝的身子既已亏损，禁不住数病交攻，其体况坏到极处；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夜八时，两宫皇太后与内务府诸王大臣约二十人在侧，他「乘龙」而上宾了。侍于榻前者，有恭亲王、醇亲王，亦有慈禧的忠仆与倾慕者荣禄。皇帝崩后，有一位比同僚胆大的御史，弹劾那两位公然怂恿皇帝荒淫的内务府大臣；慈禧此时于他们已无用处，便将二人革职。为进一步表明她对忠勤无私之人的嘉许与倾慕，她又召桂清复任，褒其忠荩；桂清却辞而不就——此时他对「为太后效忠」的德行值多少钱，心里已有了自己的一本账。

皇帝既无子而崩，慈禧要保住她那至高之权，本可一路顺风而且名正言顺；无奈有一桩宫中人人皆知的麻烦事实：大行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已有身孕，或将为先帝诞下嗣君。倘生男，则阿鲁特氏与慈安在名义上所得之权，自然都将高过于她：因为她「圣母」之号已随同治之崩而失效，而她本来的名分，不过是个次等的妃嫔而已。她既为皇帝之母，故在其冲龄时理当居于独尊之地；而今这一层已经完了。她当初的权柄之据，全在她的母位；如今除了她那无边的野心、胆气与才智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合法的名分与天然的骨肉之亲了。儿子既崩，阿鲁特氏的产期又迫在眉睫，她的地位显然非下猛药不足以保其权势不衰。

宗室的尊长之中，有不少人妒忌叶赫那拉一支的势力；他们之中颇有一股强劲的主张，要立可敬的道光帝长子之孙、幼小的溥伦贝子为帝：以辈分论，他低于大行的同治一辈，其名分本极正当；然而有一层纠葛——他的父亲原是从别支过继入长房的。主此议的王公贵胄指出：幼小的溥伦几乎是唯一一个既合承继之法、又能使大行同治帝之灵得享应有之祭的人选。〔原注：太庙与各陵的岁时之祭，须于列祖列宗每一神主之前行叩拜之礼；而与最近崩逝之君同辈者，不可在其位前行此礼，更不可由其本人行之。〕

然而慈禧保位保权之意太坚，于情理、宗教一类的顾虑，一概不肯让其有半分分量。倘为达其目的须破祖制家法，她也断不是会犹豫的人；她自信凭自己的才智与都察院里那班鹰犬的奴顺，总能把事情圆过去，至少能把一切反对压下去。此时她与那位同秉朝政的同列正不睦——慈安在杀她总管太监安德海一事中有份，她始终不曾原谅；她既恨恭亲王，又疑他；而她决意在阿鲁特氏分娩之前除掉这位年轻的皇后，也几乎没有可疑之处。此时皇室中与她往来亲密的，惟有她的妹夫、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这位王爷有才干，惟习性荒唐，所娶正是她心爱的妹妹、小叶赫那拉；由此便不难明白：她决意把这位王爷的幼子扶上宝座，其中的缘由何等有力。皇帝冲龄之时，她可以继续治天下；即便皇帝活到亲政之年，他的母亲——她的妹妹——也当可望施其影响，使他守孝顺之道。慈禧之所以不取恭亲王之子，一半是因为她永不宽恕其父在安德海之死与别的事情上的所为，一半是因为这位少年贝勒此时已十七岁，几乎立刻就要亲自当国。慈禧知道得很清楚：果真如此，则照紫禁城中强势一方铲除碍事的对头与并立的权威的成法与传统，她不是被打入全然的冷宫，便是被人强行送上西天。故她非阻此议不可；而她照例行事迅速而彻底，很快便把对手那些散漫无章的动作压了下去。她主要借她那位宠幸太监之力，巧施手段，把溥伦一党与恭亲王一党可能的联手拆散；同时借荣禄之助，又调来一支为数不少的李鸿章的淮军，为自己的谋划铺好道路。布置既定，她便召集宗室与大员之会，公推并简立新君。

这场郑重的会议，开在紫禁城西边的养心殿，离同治帝驾崩的那座宫，约有半里之遥。除两宫太后之外，与会者共二十五人，内有若干亲王与宗室、军机大臣，以及若干京中最高的大员；而这些人里，汉人只有五个。溥伦之父载治在座，恭亲王亦在座——二人正代表着所谓正统的继位之权。殿外各路要道上挤满了太监；慈禧又借荣禄之力，早已把紫禁城中一切要害之地，交与她全然信得过的兵把守。其中有不少是荣禄本旗的兵，另有几支主要由叶赫那拉族人与其党羽组成的队伍。奉慈禧明谕，新寡的皇后阿鲁特氏不得与会，只得恪守妇道，伏在她那位已着好礼服龙袍的夫君榻前哭泣。

议事殿中，慈禧与其同列相对而坐于两座之上；在场官员一概跪着。慈禧照例居先，且理直气壮地担起主谈的角色。她开口便说：择立新君，刻不容缓；不可因指望先帝或有遗腹之嗣，便任宝座虚悬。恭亲王大胆表示不然，以为阿鲁特氏分娩在即，把皇帝驾崩的消息暂压数日，并无难处；届时若生男，即可名正言顺地立为君；若生女，那时再择嗣君，也还来得及。诸王与宗室似都赞同此议，慈禧却一挥而置之，说南方尚有未平之乱，倘使人知道宝座虚悬，皇朝很可能被推翻。她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军机诸臣与几位老成大臣——包括南方的三位汉员——都表示赞同，因为他们明白：世局一乱，新近还很活跃的长毛余党极容易再起而反朝廷。

东太后于是表示己见：当立恭亲王之子为嗣。恭亲王照例的礼数，叩头自陈：不愿此等大荣落到他家，并提议立年幼的溥伦。溥伦之父转而自陈其子不堪当此重任——他心里其实并无此等顾虑，不过照例须作此谦退之态而已。慈禧对最后说话的这位道：「这与本案无涉。不过你既不过是奕纬（道光帝长子）的嗣子，那么以嗣子之子入承大统，你们谁能举出成例来？」恭亲王被点名作答，迟疑之间，举出明朝十五世纪一位庙号英宗的皇帝为例，以为可援。太后于历代成例无一不了如指掌，答道：「此例不好。英宗其实不是前一位皇帝的儿子，是一位宫嫔诓在皇帝名下的。他那一朝灾祸连年：他先是被蒙古人掳去，后来又在北京闲居八年，宝座却由他兄弟占着。」继而转向她的同列道：「至于我，我举奕譞（醇亲王）之子载湉入承大统，并劝诸位不必再拖延了。」恭亲王闻言，回头对他的兄弟怒道：「长幼之序，就这样全然不顾么？」〔原注：恭亲王行六，醇亲王行七。〕慈禧道：「那么就付诸公议罢。」她的同列也不反对。公议的结果是：诸王之中有七人——以醇亲王为首——举溥伦，三人举恭亲王之子；其余与会之人则齐齐举慈禧所举之人。投票是当众而为的；这个结果，全出于那个多年来人人公认为中国真正主宰的女人的强悍意志与慑人之势。投票既毕，慈安——她向来只求和平了事，不愿久议——便表示此后一应布置，悉听她那位同列作主。

此时已过九点，外面狂风扬沙，夜寒彻骨；然而慈禧当大事之际从不浪费一刻光阴，立命派一支得力的内廷护军，前往西城醇亲王府，并带去八人抬的明黄御轿，把这位小皇帝接进宫来。同时，为把恭亲王缠住、免得他生事，她把看守大行皇帝遗体之责交与他；而宫城则由荣禄的兵团团围住，守卫森严。她之远胜于那班与她为敌者——那些人优柔寡断、办事全无条理——正在于她对此等细节的周到经营；这个女人身上这一点拿破仑式的本色，足以解释她许多被她本国人归之于「运气」的成功。午夜以前，小皇帝已被安置在宫中；这个不祥地入了紫禁城的孩子，一路哭个不住。随他同来的还有他的母亲（慈禧之妹）与几名乳媪。他这一朝的头一件事，与他日后许多的苦楚一样，是本朝的成例硬加于他的：他立刻被带到停灵的殿上，在大行之君的灵前，按他那点稚龄所能做到的样子，叩头行礼。随即以两宫皇太后的名义降旨——她们于是再度垂帘——旨中宣示：「不得已而择立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嗣；俟其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

如此，新寡的皇后阿鲁特氏被彻底撇开，她那尚未出世的儿子之权也预先被抹煞。慈禧又一次轻易而彻底地得了胜。此旨颁下之后，凡走出议事殿的人都看得明白：无论是那位年轻的寡后，还是同治那尚未出世的孩子，都不大会再生出多少麻烦来了。

为着体面，也依本朝成例，内务府诸王大臣联名具折，恳请两宫皇太后再任垂帘；而两宫这一边，也照例演了一出戏，援那句用滥了的老理——皇帝冲龄，天下臣工不可无所禀承——含笑俯允所请。不过照例总须显出一点勉强的意思；故慈禧批答此折时说：「披览此折，益增朕等之悲怀，益觉时局之艰难；盖朕等本冀垂帘一事，不过权宜暂行之计。着即知之：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据说小皇帝也「恭谢两宫此一盛德」——于是这出悲喜剧的一切过场，便都走完了。太后随即传旨：把三海与圆明园已经动工的修缮之事一概停下；所持之由，是两宫垂帘之后，此后数年既无暇、亦无心于游乐；而真正的缘故则是：皇帝一死，两宫便没有出紫禁城的必要了。

慈禧之能把自己的意思硬加于军机，把她妹妹的幼子立为嗣君，逆一个强有力的党派之意，又违本朝之法，全出于她的精力与势力。她那副人格的魔力与她那种直截了当、令人心折的手段，比一切成法的力量还要有效。若再想到一件事，此事与她这场胜利便更显得非常：早有人告诉过她——军机诸臣也知道——那位幼帝身子有亏，即在当日看来，他日后能生子嗣的指望便极渺茫。凡知此情而非议她这番简立之人，本可据一极强的理；无奈他们既乏胆气，又无决断——因为倘承认此事，则太后所可能有的动机，显然只有一个：一己的野心。

自那时起，直到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十五两日皇帝与她先后崩逝为止，有一种说法流布甚广，且时时有人说破：这位开国之始便如此不祥的皇帝，必不能活过她；且有许多人预言，不等他到了亲政之期，他便要死。人人都料定慈禧必活过他，理由极简单：惟有如此，她才有望再一次安排承继、继续垂帘。我们知道，这些凶兆的预言者都错了——光绪毕竟得了几年亲政的恩期；然而我们也知道：政变之后，若非怕南方生变，他的性命早已不保，另一个小皇帝也早已登极了。

新朝的年号定为「光绪」，义为「光大之绍续」；取此二字，一则要着重表明新君乃满洲最后一位大有为之君道光帝的嫡系子孙，二则寓一层指望：咸丰、同治两朝的晦气，从此可以完了。两宫垂帘之后的又一举，是给大行皇帝的未亡人上一个徽号；然而这份体面，并不足以阻止她于三月二十七日自尽——她以此抗议加于她自身、加于她丈夫之灵、加于其遗腹之嗣的名分之上的莫大冤屈。这是当时通行的非官方的说法；至于所谓自尽是否属实，向来众说不一，且必将继续不一：疑慈禧害死这可怜的女子者，大有其人，而这疑心也是很自然的。太后的辩护者则说：既已把光绪立为君、事情已成定局，便再无动用非常手段之必要。然而即便说这话的人，也少有——甚至没有——人肯说：倘若形势果然需要，非常手段便不会用。证据的天平，无疑是偏向暗害一边的。然而无论其死之由为何，有一点是确凿的：阿鲁特氏之死，对舆论的震动，远过于她活着时所能有的任何影响。其结果是：都察院与各省的奏章如雪片飞来，痛陈立醇亲王幼子为君，有违祖制与千古承继之大法。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所有这些抗议，矛头都明白地指向慈禧——她那位同列之无足轻重，已是众所公认的实情。有一段时间，慈禧的人望（连带叶赫那拉一族的地位）大受影响；四年之后，御史吴可读自尽于同治陵旁，以彰此事之重、以耸天下之听，太后遂不得不向这场风潮低头，第二次、也更郑重地立下保证：绝不使大行皇帝永远无嗣，以致祭飨无人。此誓她如何践行，后文自见。

醇亲王以新君之父的身分上折，请准他辞去所任的各项差使：因为身为臣子，他理当向皇帝叩头；身为父亲，他又不能向自己的儿子叩头。这道折子读来，令人不快地想起狄更斯笔下的裴克斯涅夫先生。折中说，他初闻其子被立为大宝之嗣，「几至晕厥，罔知所措。舁归之后，身战心悸；如狂如梦，以致肝疾大作，病体实堪虑焉。与其苟延残喘，作道光皇帝无用之子，毋宁使幽宫之土即掩其骸骨为愈。」

太后批答，命她那班忠顺的大臣「按此事之特殊情形」，细拟一个折衷之法。其结果是：准醇亲王辞去各差，凡朝廷典礼之须向皇帝行礼者，一概免其与列；惟仍留他一个泛泛的名分，「备两宫皇太后顾问」，随时听候差遣。两宫万寿之日，准他私下行礼，不必随班于皇帝之列。其亲王之爵，定为世袭罔替；并命他把他的历练与老成之见，传授给接任神机营统带的惇亲王——此命他想必是奉行了的，因为该营此后的褴褛无用与将官之贪污，愈发有名。

回想第一次垂帘之设，可见在天朝上国，历史能被弄得何等丝丝入扣地重演。

九吴可读的抗争与尸谏

同治的年轻寡后一死，承继之是否合法、慈禧所犯的种种违制之举，便成了守旧而较有良心的拥护本朝之人深以为忧的大事。不满的头一个迹象，见于一位满洲内阁学士所上的奏折：他于幼帝光绪既立的局面固然一概承认，却要求朝廷立下保障与担保，以便日后厘定承继之统，并为无嗣的大行皇帝同治立后。其折如下：

「立嗣之事，全出于人主之独断，非臣下所得干预置议。惟其所定之制或须稍加损益始可尽善者，则忠臣自当直抒所见，即谓势所不容己，亦无不可。

「普天之下，方仰望大行皇帝享国长久；乃竟龙驭上宾，未留一嗣。两宫皇太后睿断所定之嗣君，固无可议；尤以两宫已有明诏，许日后为大行皇帝立嗣，其善为尤著。此足见两宫厘定大统，一如民间过继之例：故不但为大行皇帝立子，且将来必以嫡孙一线相承，使大行皇帝之统绪接续无间，万世不绝。

「其议本极美善；惟臣读宋史，于此不能无深虑。宋之开基之主赵匡胤（十世纪）遵其母杜太后之命，以其弟而不以其子为嗣，说定俟其弟身后，大统仍还其子。〔原注：此处所指之事，其合法的储君乃自尽而死。此一影射，太后自能一望而知（纵未必受用）：她之破本朝之法而立光绪，确已致阿鲁特氏于死。以中国士人的眼光看，此种影射几与明白的指控无异。〕然其弟既得天下，听其枢密诸臣之邪说，弃其侄之名分不顾，竟以己子承统。当日赵匡胤之从母命，遂为后世所不绝之讥。倘杜太后彼时能尽其职，立下不可破之券，以保大统之复归正支，则一切乖谬皆无由生：其诏令将如泰山之不可移，如夏禹九鼎之昭然可见；枢密之臣纵有邪心，亦无从文饰其乱统之举。

「由此可知：大统之定虽在一时，而所关者万世。且我朝之得天下，岂非以克己与骨肉相笃之力乎？〔原注：作者所指者，即顺治冲龄、第一次摄政的乱世（一六四四年）之中，满洲诸王贵胄同心协力，戡定祸乱、驱除汉人乱党与僭伪之事。〕列圣相承，圣德昭垂，有史可征。故臣断不疑今上他日有子，必即以之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使大统循正支而下。此固两宫之本意；然史事可鉴：日久年深，难保不有人复进九百年前枢密之臣的那一套话，遂使两宫的深谋远虑尽付东流，而后世亦无一定之则可循。臣故请：准令诸王大臣，今即明定一不可破、不可易之券，昭示天下臣民，以定大统。」

慈禧于承继一事，此时已颇不耐烦；而她自己的良心与那班忠爱之臣所见，大约也相去无几。她此番所降的朱批，短促、锋利，带着火气：

「此事前已明降谕旨，」她说，「为大行皇帝立嗣一节，业已宣示天下。今该员所请，狂妄已极，且其吹毛求疵之习牢不可破，殊堪痛恨，着传旨严行申饬。」

许多大员的奏疏与谏诤，都把承继是否合法一事之关系于举国、其影响之及于祭祖大义的根本，说得极重。然而话既说尽，以京中六部为首的士大夫也就倾向于承认既成之局；无论如何，并不见有什么成气候的舆论敢与太后的意旨相抗。此事之乖于法，显然不小；上天照例必要把朝廷的罪过降在无辜的「愚民」头上。然而中国官场那种各顾一己、彼此猜忌的脾性，使一切同心协力、共图匡救的念头都无从谈起。

不过毕竟有一位官员，敢以死殉其所信；他用那个古老的法子——自尽——把举国的注意都聚到此事之重大上来，其效非任何锦绣文章所能及。义愤填膺的忠臣以自尽表其至痛，此一行径，中日两国的史家同声称许，同声以为正当；且不能不承认：作为对付一切专断之政的一种辩难，它有一样无与伦比的长处——那便是无可再驳。且此中另有一种从容的胆气与有学问的达观，令人不能不想起罗马贵族最上一等的风范；也正因如此，在一个爱其正统一如爱其太平、不欲二者受扰的民族里，这样的死才有这样的分量。

在幼帝光绪的承继不合法一案里，日后必以「护持国本与正教」之名留于中国史册的，便是御史吴可读——一位最上一流的刚直无畏的读书人。为着他绝笔奏折里所陈的理由，他在同治崩后等了四年，一直心存那点渺茫的指望：士林与官场普遍的不满，或许会凝成确定的形势，促使太后厘定日后的大统，另降一旨，以慰同治那被夺了嗣的幽魂。此望既成泡影，他便择了一个于古义最为正当的时机——大行皇帝奉安之日（一八七九年）——自尽于陵旁，并留下一篇绝命之词；他自知这篇文字将长留于举国士大夫的心中。他一死，立刻使慈禧认了错。她看出御史这番抗争底下那股舆论之强，立即照他所恳求的那样立下保证：日后必为同治立嗣，以慰其责问的英灵。且吴可读之死影响她的行事、扰动她那迷信之心的，还不止这一回。后来——尤其在西狩西安之时——她把降在朝廷头上的种种灾祸，看作他的作用，看作自己罪过的报应。

孔门哲学所结的那颗精华之果，其立身之则与临事之从容，于此可见；正因其值得我们细心而同情地体味，我们把这位忠贞的抗议者之死的始末，连同他的奏折的译文，全数录出。

他自尽于马神桥的一所小庙中，离同治的陵寝极近。他关于身后之事的种种细嘱，处处为使家人与朋友少费一分周折，其士人君子的本色跃然纸上。对那位看庙的道士——一个「歹人」——他写了下面这封颇见其为人的信：

「周道士不必惊惶。我并无意累你。我不得不借你这块清净之地，作一个正人君子死处。事后即刻报官，并将我拜匣中的奏折速为呈递，不得迟误。替我买一口便宜棺木，内里漆黑。我的衣服都已齐备，只须把靴底的皮子割去，再把我放进棺中。我手指划破了些，故你或见有血迹，即此之故。棺木有二十两尽够了。我想知州未必需要相验。棺木请上一道漆，把缝隙填满，钉好，听候两宫对我遗骸的处分。然后在大行皇帝陵旁买地数尺，从速将我下葬。〔原注：葬处虽近，然必在藏诸帝陵的大苑墙之外。〕我不必归葬祖茔；忠正之人，随处都是好安身之地。

「我匣中有银四十五两；付过棺价与葬费之后，余下的你自己留着。至于我的表与身上别的东西，我从家里带来了什么，家中一一有数。你须留心，不许人亵渎我的尸身；我儿子日后当代他尽这最后的孝道，必深感你的好处。你也不必怕知州的衙役来为难你；只是切记，不许动那只装着我上两宫奏折的匣子。

「明早可将我的尸身解下，放在阴凉之处。我怕你万一无意间撞见我吊在那里，故先服了一剂鸦片，以求必死。你若还敢像这几日那样干预我的私事，只会把你自己牵进案子里去，反招祸殃。

「我所求于你者，惟速即报官，并不许妇人小儿进来看我的遗体。此中并无什么怪异反常之处；死于此时，已成不可推卸之责。知我者怜我而已，如此而已。吴可读最后切嘱。」

其次是给儿子的遗嘱；这封信里凝着孔门学者最珍重的许多理想与信念，其质朴的庄重、其家世之骄与尽分之安，读来令人恻然：

「志焕吾儿：闻我死讯，勿惊惶，切不可以哀恸惊动家中。你母亲年老，你妻子年轻，几个可怜的小孙儿还都是襁褓中人。告诉他们我死了，却不必为我的自尽伤心。我家的谱系上溯五百余年；二百年来族中屡有女子入侍掖庭，三百年来我家世以耕读为业。十八代以来，家声不坠；我今年七十，虽少年时略有放浪，一生行事，自问无可指摘。凡道义之大端，无人能诬我有所亏欠；正因如此，亲友与旧日的门生才总要请我去讲孔门之学。近日大学士左宗棠侯再三延我为其家塾之师，我辞了，因大行皇帝奉安之期已近，我要静候今日之事。

「自二十四岁中举以来，我行事谨饬，居官守礼。读史之际，每为忠君爱国之事所动，古人之风烈，令我时而涕泣，时而欢欣不能自已。

「大行皇帝崩时，我本已决意由都察院代奏，上书两宫，并已打定主意甘受其罪；然而一位老友看了我的稿子，力劝我不要递上去：一则我从前也曾因这样的莽撞受过处分，二则他说稿中所引时事，有几处不尽确实。我因此等到今日，如今是再不能等了。我甘心一死，好教我一生的志愿有个着落，一生的忠悃有个归结。我的死，与外间那些中伤我的谣言，毫不相干。

「你接到这封信，即刻到蓟州东十二里、紧靠皇陵的马神桥三义庙来。到那里寻道士周某；他知道我埋在何处，我已托他替我买棺，内里漆黑。我的殓衣都已齐备，只托他把靴底的皮子割去。〔原注：殓衣须一律洁净簇新；把靴底割去，靴子看上去便不那么破旧。〕他还要在皇陵近旁买一小块地，作我的坟。这比把我的遗骸运回祖茔要好得多；我实在不必归葬那里，因你叔父已葬在你祖父母之侧。你记得的，二十年前他因家事之故，自尽于北京的寓所；如今我为国事之乱而效他。人必要说我家的坟地成了不祥之地，你不要理会。你自然想把我的遗骸运回去，切不可如此。你只把我离京前照的那张相片带回去，放大了挂在家中厅上，以合古人存殁者遗容之义。何苦劳费千里之遥去抬一口棺材？

「万一两宫因我言语之狂悖而重谴我的遗骸，你也尽可放心：当此圣明之世，断无以我之罪波及妻孥之理。你只须向亲友借些盘缠，够你出京便好；此后纵使沿途乞讨，也要设法回到家乡去。万不可留在北京；留在那里，只会招人注目，反使你父亲的处境更险。〔原注：即指以此致使两宫毁伤其尸。〕

「我儿身上我最不放心的，是你嘴快；这一节你务须痛改，凡事勿躁。倘有人说你父亲是忠臣，你不必驳；说他是正人，你便应了。马援将军诫兄子之书、王修诫子之言，你要细细读。

「你母亲出于旧日的将门，嫁我时本是有指望的。自过门以来，奉事我的父母极其孝谨，孝名甚著。我愧无福给她福泽荣华：她如今老了，膝下只剩你一人。你须把她接回家去，善养其晚年。

「至于你祖父留下的那几亩薄田，我不能责你效法古人尽让与诸弟；但至少求你与他们和睦同居。你的妻子是明理的人——替我告诉她：一家之和，全在妇人的性情。我曾知有一妇人诈死，以此感动其夫善待兄弟；然此乃烈举，远非你妻子的德行所能及。

「我身上那四十两银子，〔原注：约合十镑。〕待周道士付过棺价与葬费之后，余下的都给他。你到蓟州，先去见知州——我已有信给他；再到庙中，须另给他们些钱，酬其这一番烦扰。此后回北京，静候两宫对我一案的处分。

「我那些小小的欠债，你须一一清还，好教我此生终于安然合度。当此之际，我心中自然纷乱。两宫将如何处分，殊难逆料；然我此心无愧，其余又何足计？至于你自身的安危，我想你尽可不必害怕。

「替我向张之洞致意：只恨不能再同他作几回当年那样的长谈。也去见左宗棠侯。他近来待我不厚，然谗言坏了他的好意，我也不以为怪。他从前的种种照拂，我常记在心；我知道他决不会让你挨饿。

「你妻子替我生了孙儿，是我的福分；你万不可存倚仗她娘家养活的念头。故须即刻动身回乡，不得延误。至于那位道士，这样利用人，我心里过意不去。他是个歹人，然而也只好将就。告诉他：我很抱歉把他的庙用在这桩事上；棺木他只须费十两，另花几两买那一小块葬地便是。我是个无用的官，得此已是过分。

「我为何迟到今日？因不愿在这紧要关头以我的死讯惊扰两宫。自光绪皇帝登极以来所降的种种谕旨，都令我感动至深，深恨自己不能更好地效力于两宫。古之忠臣，每以自尽谏其君之昏乱。两宫决不可与唐明皇——寇至而弃其都者——或宋理宗——愚昧而召来蒙古之祸者——一流君主相比。然而我之死，所本的道理，与那班忠臣却是一样的。

「你此后回家去，教你的孩子们读书。我上两宫的奏折，你不要拆开；那折子已经封好，我已托本州知州代为呈递。」

他上朝廷的这道奏折，事实上（看他给儿子的信便明白）正是一篇针砭当国者之昏乱的文字；而顺带地，它也把正统之士对大统承继一事的见解，照得十分清楚。折首开明其所以作此折之意——也正是他为之而死的那个指望：使太后厘定日后的大统，依成例与本朝之法，为同治帝立嗣。这篇非常之文，其文如下：

「罪臣窃闻：国之既治，未必遂无乱之可虞；世之既安，亦未可遂忘变之可虑。使乱与叛皆以为绝不可能而无庸置念，则于如此至治之世进言于人主，实为多事而无谓。若于本无危殆之处而强请圣明见危，则直是招致不祥而已。

「昔者罪臣明知有死与囚系之险，而以一时义愤，敢于犯颜直谏。彼时御前诸王大臣请将臣交部治罪，而大行皇帝同治竟赦臣，使臣既不死于刀锯，亦不系于囹圄，更不致因对簿公堂之供词而重触天怒。臣三次当死而未死。臣不求苟全此身，而此身竟得保全：故臣此数年之馀生，实大行皇帝所赐也。

「乃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地坼天崩，大变遽作；是日两宫皇太后降旨曰：『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嗣，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

「罪臣跪读此旨，涕泣不能自胜。反复思之，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于此实有两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嗣，而不为大行皇帝立嗣，其一也。盖嗣皇帝既承继文宗显皇帝，则其入承大统，非如理之所宜，出于大行皇帝之命，而出于两宫之命。是则将来之大统，自必仍归嗣皇帝之子，纵无明文，其势亦然。然此旨既明定如此，则援为成例：大统竟可由过继而传矣。

「罪臣深知：为人臣者，当今上在御、举国方致其崇敬忠爱之时，而遽言其身后之事，殊非小可。然二百余年以来，我朝家法相承，皆父子授受；此法当为万世共守，凡自认同出一本者，皆宜坚持不易。且醇亲王忠贞谋国，贤王之望，天下所共钦；其一折之出，我辈无不感奋而益坚其忠。其言即其心之镜，安得有半点虚伪？臣读其折，喜极而泪不能禁。异日醇亲王倘得知臣此一微末之折，或将怒臣之乖僻，或将怜臣之愚戆；然无论如何，断不至责臣以言语挑起无谓之争。

「嗣皇帝性情温厚，其『宝位』受之于皇太后，终其身自必与两宫同一心意。然宫中既有正人，亦有谄佞；异议纷纭，在所难免。试以史事证之：宋初虽以赵普之贤且大，亦首先奉杜太后之命而行。又明代一位老成之臣、大学士王直，尝以中国之臣无人敢言，而竟由黄竑（广西土人）上疏请景泰帝复立故太子为嗣，深以为耻。贤者之所为尚且如此，则不忠之臣更何待问？老成之臣尚且如此，则新进之徒又何足责？既有定制而废之，固为不可；况我今日并无定制乎？故当思所以补此两误、以归于正道者。臣因请两宫皇太后再降明旨，明白宣示：日后大统，必归大行皇帝所立之嗣；纵嗣皇帝有子百人，亦不许任何臣工变乱此旨。如此则名分既正，事体既定，日后永无纷乱之虞；而本朝父子相承之家法，亦得遵守。如此，则大行皇帝今日之无后者有后，两宫皇太后今日之无孙者有孙；而万世而下，大统之得以次第相承，皆归美于两宫，其令名不易不朽。此即罪臣所谓两误犹可归于正道者也。

「罪臣本欲于大行皇帝崩时即行上奏，由都察院代递。然又念臣既已去官，例不得上书言事。且此事何等重大！同一进言，出于亲王大臣之口，则谓之谋国之远猷；出于微末小臣之口，则谓之妄人之游辞。臣万不料满朝忠贤之臣，竟一致以此为无关目前之急务，以为不足议而置之。臣因此坐待，宝贵之光阴一日日过去，而竟无一人为此动念。

「其后臣复蒙恩眷，再得召见，授以主事之职，分发吏部。此已四年有余；而满朝诸臣，于此重大之事，竟似无一人一念及之。今大行皇帝奉安之期已至，臣恐已往之事，将渐渐从人心中淡去。时既无多，臣前此迟疑之由，亦已不复存在。仰观圣灵乘龙上升，回望宫阙，臣心惘然；见桥山之遗弓剑，〔原注：相传黄帝自此升天，其衣冠葬于此。〕而念先君之遗泽。臣谨以大行皇帝宽仁所赐之此数年馀年，恭奉于两宫皇太后之前，以求为大行皇帝得一短短之旨。

「惟臣将去此世，心神已乱。此折之文不甚明畅，脱漏亦多。臣平日上折，例须改稿两次；此番则无从如此细改。臣本非古人之比，安能如古人之从容镇定？昔有人赴死，行而不能直其身。旁人问曰：『君惧乎？』曰：『惧。』曰：『既惧，何不返？』曰：『惧者，吾之私也；死者，吾之公也。』此正臣今日之情状。『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原注：语出曾子，孔门高弟之一。〕罪臣何敢自比于曾子之贤？臣虽将死，其言未必善；然愿两宫与皇上怜臣此最后之哀鸣，勿以为不祥之兆，勿以为无病而呻者之闲言。如此，则臣死无憾矣。宋之一位名臣有言：『事未至而言之，狂也；俟其既至而言之，则已晚，且亦无益。』虽近于狂，人主总以事先受警为善；为臣者断不可留一『言之已晚』之愧。臣衷心所愿者，惟愿臣言之不验，俾后世笑臣之愚；而不愿臣言之验，俾后世称臣之智。宁使臣类于杜牧，〔原注：此人略如中国之马拉普太太，史称其言必不合时。〕纵效之为失职亦所不辞；毋宁使臣得比于史鱼——其尸之见，果如其所期，成为对其失德之君的有力规谏。庶几臣愚而忠之言，终有见信之一日。

「臣伏乞两宫与皇上，以顺治、康熙两朝为法，宽猛相济；进用贤能，以致太平之治；勿竞外人之所尚——竞之则我中国之前途必危；勿创列祖列宗所不屑之新奇——创之则必贻后世无穷之祸。此臣之绝笔，臣之末祷，亦臣一生之终与一生之成也。

附陈：

「臣曾任御史，故敢冒昧上陈。惟以现任之职不得径达天听，谨请本部堂官代为呈递。又：大行皇帝奉安典礼本部应派之员，原无臣名；臣曾恳大学士宝鋆将臣列入。宝鋆断不能预知臣之自尽，故其保举之事，与彼无涉。当此圣明之朝，谁复设想殉葬之古俗——幸而久废者——复行于今日？特臣哀痛过甚，不能自抑；盖今日吾君龙驭归天，天下同哭，其恸有不可言者。

「大统承继一事，臣既已恭谨而详尽地披陈所怀，谨以罪臣之名，上此一折。」

十慈禧独秉朝政

同治的丧期既满，其遗体也照钦天监所能指望的最吉之法安葬停当；又赖吴可读之力，其母郑重许诺日后必为他立一个名正言顺的嗣子，他的英灵也得了抚慰。于是紫禁城中的日子，又在东西两宫同秉朝政之下，回到了旧日的轨辙。

然而不久，这位新君——一个神经质而体弱的孩子——便不自觉地成了那个把他扶上宝座的女人的眼中钉。他由幼儿长成童子，宫中人人皆知、人人传说：他显然更亲近慈安太后——慈安待他和蔼体贴，早把这孩子的心收了去。他孤零零的童年一片天真，遂常往东宫去；而慈禧那副骄傲，是连在一个孩子心里也容不下对手的，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眼睁睁明白：这位未来之主的心性，正由另一个女人陶铸。又不乏有人对她说：她那位同列暗地里别有用心，怂恿这孩子与她作对、惹她不快。如此，则这位少年皇帝势必日益成为两个女人之间猜忌与龃龉之由。

慈禧之恨这孩子的偏心，与恨她同列的怂恿，无疑是一样深的。在宫中，人人、事事都可能被用作倾轧与党争的工具；少年皇帝的态度，不能不使她深为忧虑。她很明白：慈安凭她自己，永远成不了可怕的对手；然而她日后若得皇帝的信任与扶助，再怂恿皇帝做一党之中枢以与她为敌（后来皇帝果然如此），于她便不免有险。皇帝的冲龄之期将尽，她便更须处处预为之防。她可没有打算蹈乾隆朝那位皇后的覆辙——那位皇后以「恣意奢靡、耽于戏曲、忤逆皇帝之母」的罪名被废入「冷宫」，尊号封典一并削夺。

一八八〇年圣驾谒东陵，其时小皇帝九岁；两宫之间又添了一重龃龉。此番慈安显然受了恭亲王的撺掇，要摆出自己的身分与权利，遂坚持在陵寝祭祖的一应礼仪之中——以及在每座「宝城」（覆盖地宫的坟丘之称）前照例的跪拜之中——都居先。及两宫至咸丰陵前，冲突转剧。慈安以大行皇帝元后自居，据中间之位为其应得，同时把她的同列摆在自己右边，而把左边的尊位空着。她犹不足，又提醒她的同秉朝政者：凡祭飨咸丰之事，慈禧只能以先朝贵妃的名分列位，因为她晋为圣母皇太后，是在咸丰身后之事。既是贵妃，按礼在祭时便当侧立而稍后；慈安左边那空着的尊位，则属于咸丰未登极即已去世、身后追尊为元后的那一位之灵。慈禧看出这份羞辱是恭亲王与宗室诸王指使出来的，断无相从之理，断然坚持要据她实际的位分与权柄所应得之位。争执虽短而极烈。不出所料，慈禧占了上风；然而她也觉得：在祖宗陵寝之前、在众多扈从眼前演这样一场，几近于亵渎，无论从哪一面看都不成体统。这一回——分明是预谋的——她被人弄得失了面子；此事立刻影响到她此后的举动，以及她与其同列的关系。〔原注：奇怪的是，帝陵竟屡屡成为此种不成体统的口角之地：久闷于宫禁之中的种种委屈与意气，每每在此发作。一九〇九年慈禧奉安时便有一例：同治、光绪两朝在世的妃嫔为了同样的先后之争与新皇太后（隆裕）失和，竟不肯回城，赌气留在陵上，直到朝廷特派一位宗室公爵前去恭恭敬敬地请她们回去为止；守礼之士以为大不雅。〕

谒陵之时，荣禄任步军统领，护卫两宫之责在他身上。然而回京不久，他便做了一件慈禧断不肯放过的事——纵是她的头号宠臣也不能——因而大触其怒。自热河载垣之谋以来，尤其自同治崩后那场危局以来，这位权重的满人所得的宠信之厚，非比寻常；他又是内务府大臣，可以随时出入紫禁城。然而一八八〇年，他大约是宫廷生活太闲而生了倦怠，竟做出一件轻率之事：与先帝后宫中的一位女子私通。把这桩丑闻报与太后的，是帝师翁同龢——他与荣禄向来不睦。事后宫中盛传：慈禧不肯听凭侥幸，竟亲自在宫中女眷所居之处拿住了这个犯人——那可是大逆不道的重罪。无论真相如何，荣禄的一切差使都被干净利落而悄无声息地革去，此后七年，他闲居家中。这一回，慈禧维护了自己的骄傲，代价却是牺牲自己的安适与安全之感；不久她便有理由懊悔失了这位最忠诚可信的谋士。满朝之中，她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顶替他；他的良谋、胆识与忠贞，她都觉得缺了。然而既已把他斥退，她便不愿再改主意，以免在他面前、在满朝面前失了面子。而他之被斥，无疑使她与慈安之间的龃龉更深——她疑心慈安在荣禄那桩私情里有份。

终于，一八八一年三月，两宫为总管太监李莲英日增的势力与骄慢的做派，大大地吵了一场。慈安抱怨说：她这位同列的宠幸与心腹奴才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视她的权威如无物，以致她连自己手下的人也嘲笑她。她痛陈此等情形，又极不客气地说到那桩众所周知的事：这太监公然被称作「九千岁」，而此号的意思，便是他只低皇帝（万岁）一等，可享近乎御用的尊荣。〔原注：此号本起于明熹宗朱由校朝的一个恶名昭著的太监；那太监因得其荒淫之主的宠信，死后竟被其主追封。安德海也曾自称并使用此号，见前。〕

这一次的争吵极其刻毒，此后两宫也再未言归于好。当时众口纷纷、且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慈禧怒不可遏，再不能容忍任何人染指她的权柄，遂害死了她这位同列；一般都说是毒死的。在东方宫廷的空气里，此等指控既属必然，也同样无从证实或证伪；若不是因为一件不幸的事实——凡挡了慈禧野心之路或触了她的怒的人，往往活不长久——我们本可以不理会此番以及别处所起的暗害之说。无奈这样的场合太多，不能一概抹煞，也不能只当作巧合。此番慈安骤患一种来得蹊跷的病，用谕旨里的话说，便是于三月初十日之夕「乘仙驭以远游」。照例，她在临终之前拟了一道遗诰；读者可以看出，这遗诰于当日的政务几乎全不涉及——即便在她临死之时，她似乎仍照理所当然的成例，把这些都留给她那位刚强的同列。遗诰先述她身为咸丰帝元后的名分，又记幼帝冲龄以来于典学一事未负所望（她于此事一向极为留心），接着说：

「予虽以国事繁重，日不暇给，然体质素称强健，本冀克享遐龄，得受皇帝孝养。乃昨日偶感微疴，皇帝即命医诊视；继复亲临问安。不意骤转沉笃。今夕七时，神识遂昏，痊愈之望，殆已无存。予年四十有五，垂帘之重，垂二十年；徽号屡加，庆贺之典屡举：予复何憾焉？」

依她所请，并依成例应有的谦抑，国丧由二十七月减为二十七日。这道遗诰的结尾有一处近于人情的笔墨，似乎可以断定慈禧未曾插手其间：其中说慈安素来「于宫中崇尚节俭，以身作则；凡朝廷典礼中其分内之事，一切铺张虚饰，悉予屏绝。」多年来御史与大员参慈禧的话，大半都指她的奢靡；则这一笔，连同慈安临终请从简治丧、以俭终其俭之一生的遗愿，实在是明明白白的一记。

慈安死了。这个少年时的玩伴，这个与她一同面对过紫禁城中庄严莫测之事的女子，这个后来因无子嗣而在圣母皇太后跟前自甘退让的女人，这个多年来意气不振的对手——慈安再不会来烦她了。此后慈禧不必僭越名分，便可独自驾驭国家这条船：帝国唯一的垂帘之主。

同列既死，她便又生一念：要摆脱那种凭年深日久的权位而理所当然地进言相劝的约束；要独一无二、无可争议地主宰国运，为举国公认的元首。多年以来——其实自她的宠幸太监安德海被恭亲王与她的同列所斩以来——她与这位亲王一直不睦，且嫉其势力与他那名副其实的谋国之誉。多年前她如何褫夺他「议政王」之号，前文已述。她既少不了他的效力，又想借重他的老练——尤其在外交之事上——只好勉强而不得已地容着这位首相。然而到一八八四年，她觉得自己已足以独立支撑；而与法国的战事（起于中国对越南东京宗主之权的争执）恰好给了她一个机会与口实，把恭亲王与他军机处的同僚一举扫除。

罢黜他们的当下借口，是中国的师船在闽江被法人焚毁；然而太后真正的缘由，是她相信亲王正与少年皇帝暗中结党与她为难，并且相信近来那道由几名御史联名、痛斥她德行败坏、奢靡无度的奏折，他多少要负些责任。

她罢黜这位能干的辅弼之臣的那道谕旨，正是她最拿手的笔墨，其中显出许多足以说明这个非常之女子何以能长治而不败的特质。她所提及的事实，与此后许多史事直接相关，颇堪玩味：

「国家元气未复，时局艰危；政事丛脞，民心不安。当此之际，尤以廊庙得人为要，而军机处尤须为庶政之枢纽，运转灵通。

「恭亲王当差之初，尚能尽心匡辅；乃日久渐生自满之心，恬然安享禄位；近更倚位而骄，任用私人，因循不振。每当朕谕令军机处力图振作、一心为国之时，该王及其同列辄固执己见，不遵谕旨奉行；故屡被参劾，或谓其掣肘，或谓其无用。且有言其私德不检、以徇私纳贿之心保荐大员者。

「本朝家法至严，若参劾恭亲王谋逆之言果有其实，朕断不稍事迟疑，必置之于法。惟朕不信其竟敢如此行事，此节姑置勿论；所论者惟前举各款，似皆言之有据。仅此已足以大损国家；朕若再事宽容，他日何以上对列祖列宗？后世之讥议亦必不小；且他日皇帝亲政，若仍是此等局面，其不能光大本朝，可断言也。

「所参各折，朕若发抄一二，则碍于体制，无从曲全该王之过，且势必将数位老臣一并罢斥。惟朕心宽大，不忍遽出此等峻厉之举；念恭亲王与其同列大学士宝鋆效力多年，今乃至于严谴重处，实深恻然。又念恭亲王宿疾缠身，宝鋆年事已高，故从宽典。为酬其旧劳，朕决意使其令名得全，以终馀年。兹加恩：恭亲王着仍留世袭亲王爵并一应俸禄，惟所任各职一概开去，从前所食双俸亦即裁撤；准其退居私第，安心调养。

「大学士宝鋆，亦准其致仕退休，其现有品级衔名均着保留。至李鸿藻，入直军机有年，识见迂狭，历练全无，于所司之事，一无所成。〔原注：慈禧于此人素无好感，因一八六一年咸丰的遗诏，正是他受肃顺之嘱所拟。〕兵部尚书景廉，似以因循敷衍为尽职之道，其人于事理全然茫昧。此二员均着开去现职，日后另以较低之任用之。工部尚书翁同龢入直军机为时甚近，正值多事之秋，尚未与闻要政，故不予议处。兹加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上行走，仍留工部尚书之任，并仍充皇帝师傅。

「朕于恭亲王及其同列之行事与趋向，留心观察已久，深知其暮气已成，断难望其振作有为。若仍令其在任，朕深信其终必酿成国家大祸而自罹重谴。故今出于矜悯，姑从轻议，以为预防。朕之罢黜此一亲王与诸大臣，非因细故，亦非因御史之参劾；更非一时意气、未经熟虑而为之也。」

此旨一下，恭亲王便退出了局面，投闲置散，直到一八九四年；其时甲午之役初挫，年岁渐高而见识益深的慈禧，才又回过头来请他出山。他在太后跟前的势力，终究未能全复第一次垂帘之初的旧观；然而自复出至一八九八年身故，他的声望——尤其在外国人中间——仍极隆重。慈禧虽不爱他，却也不能不承认：他受此贬黜，其举止不失其体。

上述谕旨之后，接恭亲王之任者为礼亲王——八大王族之长，努尔哈赤幼子的后裔。与他同直军机的，还有张之洞之兄与孙毓汶等人。〔原注：孙毓汶一直深得眷顾，至一八九四年十二月，皇帝为翁同龢所动，把他罢了。彼时太后于政事少所过问，正在颐和园里以演戏与别的消遣度日，于朝局则冷眼旁观；故孙毓汶的性命，一时确有危险。〕孙毓汶与帝师翁同龢势不两立。慈禧简他入军机，正是行她最爱用的手段：在辅弼之臣中制造嫌隙，以其相争之力的合势，来保她自己权威的平衡。

太后的下一着，激起了一片反对与非议之声。她降旨：此后凡遇紧要之事，军机处于复奏之前，须先与皇帝之父醇亲王会商；又添一句：俟皇帝亲政，再就此另降谕旨。此举不但破天荒地不合于制——因为它使皇帝的父亲事实上成了行政之首——且隐然有背弃一八七五年向天下所立重誓（为同治帝立嗣）之虞。于是人心中又一次剧烈地生出忧惧：怕醇亲王日后劝其子把大行皇帝承祧之分弃而不顾，使醇王一门成为新的一系之祖。亲王行此之利极大：如此则他与其妻（慈禧之妹）生前可得帝后之尊，死后可享帝后之飨。同治一朝在名分上便几近于抹去，在后世的史册里只落得个大清长房不体面的收场，而叶赫那拉一族则势力独尊。如此，则日后的倾轧、叛谋、诡计与宫闱的阴谋，便有了极广的余地。其所造成的局面，与英国史上约克、兰开斯特两家相争而生的局面，颇有几分相似。

宗室盛昱与其他士人上疏力争，恳请太后收回此命；并提议：倘真需醇亲王之言，宜由他直接向太后陈奏，不必与军机会商。上疏者引证种种理由，无不在保全醇亲王的面子的同时，使他无从接受此任：他们疑其体力是否经得起这番劳顿，疑此任之职守与其尊贵的身分是否相称；同时又预料到：这样一个事实上授以独裁之权的位置，势必使他失却人望，而太后自己必是第一个为之惋惜的人。

况且嘉庆皇帝不是早在一七九九年明谕过：除非事出紧急非常，亲王不得在军机处当差么？

「其实，」他们结论道，「亲王以其身分之故，不能与常人同受刑罚；正因如此，他便不宜居政府之职。恭亲王固曾居此高位，然不过暂时之事；且当日所授之权，远不及今日拟授醇亲王者之重。臣等因敬请皇太后恪遵本朝家法，将醇亲王参与机务之旨收回。」

上疏者最后还指出几层难处：亲王断不能每日清晨入宫伺候；他也不能僭越御前之权，要军机大臣到他府上会议；而万一身为军机之首的亲王有所差失，御史弹劾起来，于体制亦有未合。

御史赵尔巽（此人刚正，后来曾任东三省与四川总督）也上疏同此旨趣，说：倘若事事都要请示醇亲王，则军机处便成赘疣；而醇亲王身为皇帝之父，居此任断无可能。他说：「皇太后若须其谋议，何不随时命亲王到前，面陈所见？如此则并无不可。」

慈禧答复这些谏诤道：

「先朝圣训，自当敬谨遵循，此固无疑。惟须知：自朕垂帘以来，形势所迫，不能不常与一亲王面商机密。此系时势使然，非朕所求，尔等当共谅之。数日前朕命醇亲王参议军机之旨，与寻常例行之事无涉——此等事本不与彼相干——所指者惟军国紧要之务。朕并无、亦从无授以定职之意；而彼于朕所授此一参议之名，尚且再三固辞，正因其屡恳，朕乃许以俟皇帝亲政之日再降谕旨。现行之制，纯属一时权宜。朕一身独任之难，其繁其重，尔等断不能知。至军机处诸臣，切勿以醇亲王参议为词，借以推诿己责。末了朕更愿诸臣此后于人主行事之苦心多加体察，毋以此等吹求之论渎扰于朕。所请着不准行。」

此类朱批，读来竟颇令人想起伊丽莎白女王，以及她对付她那班忠顺臣民同类陈情的手段。

十一慈禧退居

一八八七年，光绪年满十七，慈禧眼看不得不把君权的外在名器交还给他。此一变局，自然使她左右的近臣与族人惴惴不安——十年以来，这班人都在她那不受牵制的威柄与恩泽之下沐浴春光，新朝一立，他们的位置与特权便难保无虞。因此，当她照例表示愿意归政退休之时，恳切的奏请与谏阻纷至沓来，求她再主持一时的国政；而她终于肯让人劝住了，也就不足为怪。直到一八八九年二月，她才乘皇帝大婚——娶她弟弟桂祥公之女——之便，明确地把政柄交与皇帝。

其时慈禧五十五岁。将近三十年间，她实际上主宰着这天朝上国。独裁之甘美，她已尝够；权柄之欲，她已餍足；此时看来，她并非不愿享一享自己劳作的果实，把紫禁城里那一套刻板的公事，换作颐和园中的逸乐与较为自在的生涯——其时颐和园正在重修。她生性好动喜变，于日复一日的召对与批答早已生厌；列强饕餮土地，于中国边疆步步进逼，她也不能不忧；则那一种金碧辉煌的清闲与游赏，自不能不使她动心。何况光绪既在，她若仍居大位，除非公然行篡夺之实，别无可托之词——在皇帝尚未试之而见其不胜任之前，此举断无说得过去的理由。中外若干著作家都说她此时所行的是「以退为进」之策，谓其手虽藏而实未尝真从紫禁城的政务中抽出。此说不无几分道理；然而慈禧在颐和园的退居，大略说来延续了十年，其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与她私囊进项直接相关者外，她的确不再过问国事。

不过，君权的外在名器虽已卸去，慈禧却绝无意做一个可有可无之人，或与时局脱了干系。在那依着蔽护北京的西山脚下的华屋之中，她尽可以密察皇帝的举动，尽可以照拂她在京在外的私人。至于她进退百官之权——其中大半的主意出自总管太监——则始终不曾交出。

慈禧之以其爱侄女配帝，用意在不蹈她当日为其子同治择配的覆辙：同治娶了贞烈刚毅的阿鲁特氏，遂生出对她不利的危险阴谋，直到死亡替她除去了那些碍事的人为止。有此前车，她这一回择配，所着眼的不是皇帝的欢愉，而是她自己的打算——她须在皇帝身边安一个人，替她看着他的行止与好尚，并随时禀报。此一角色，她的侄女扮得尽善尽美。此女貌不动人，性情脾气也不讨人喜欢，却颇得叶赫那拉一族的机敏与刚强。她与皇帝自始即不相得。宫中并不讳言：二人时有剧烈而缠绵不休的口角，而每每是这位年轻皇后得胜。其自然之结果，便是光绪日渐显出偏爱两位资深妃嫔的情形——即世所称的珍妃与瑾妃。

皇帝亲政之际，叶赫那拉一族的尊长中间，颇有一种强烈的意思：要趁此机会，把皇帝之父在宗藩序列中的位号抬高，高出他素来所居者，以为日后追尊为帝之地，从而巩固本族的地位与权势。此议如何提出，慈禧又如何不肯依从，而同时又极力给足醇亲王的「面子」，颇可借以窥见中国皇室大政中那些暗流之一斑——此种暗流，欧洲人极难看清。

醇亲王一党的意思，由前都察院副都御史吴大澂上疏于皇太后而道出；其时吴大澂正任河道总督。此疏先述醇亲王总理海军衙门之劳，称美其忠爱、勤慎与谦抑之至，继而谓他究竟是皇帝的本生父，本朝「以孝治天下而得天下」，则于此更当加隆。上疏者又请：宜准天子特加尊崇于其父，本诸孟子所云「凡礼之大本，在使当事者各得其安」之义。

照例，上疏者广引前代故事以壮其说，举乾隆御批朱子史书中所载一事为证：宋朝之时（西历一〇五〇年），朝中两派为当称皇帝之父以何名号而相争。彼时乾隆以批注者之身分，其见解与史家相左，盖他主张：皇帝之父，即以孝道而论，自应得特殊之尊崇。他又举明朝一事（一五二五年）：皇帝之父本止生而封王，而皇帝欲追尊之为帝。换言之，乾隆——本朝典故之最高权威，此称不为过誉——把父子之天伦，置于臣工就其名分关系所能援引的一切议论与成说之上。上疏者最后请以「皇父」之号加于醇亲王，并请皇太后以此为归政前之末一举，庶几皇帝的孝思得以昭示于天下。

大有理由相信：上述一疏，实出于关系最切的贵要之授意，意在给太后一个机会，既可借以宣示己见，又可大大地荣宠醇王一门。她在称美亲王及其始终不渝之忠悃以后，接着说：

「予每欲特加殊礼于醇亲王，彼辄泣涕固辞。一次予特许其乘杏黄轿，而彼终未敢一用。其忠诚谦退、不自为谋如此，天下臣民与予所共见也。

原注：杏黄之色，严格言之，为御用所专。

「忆本朝之初年，亲王曾具密折，历陈前代故事，深虑今日吴大澂所引之例，将为谄谀奸佞之徒所借，以为彼进不当之请。故预上密折，吁请俟皇帝亲政之日，于彼之爵秩名号一概不加更易。人臣忠荩，未有如此之卓然者；予深嘉之，而勉从其请。今予将归政，醇亲王所虑者果见于事实，故不得不乘此机会，将其原折宣示天下，俾人人无复以此类之请希图生事；而此贤王之诚，既已昭然，亦足为众所取法。」

醇亲王一八七五年的原折，别无可观，惟有一端可注意：即在其时，他已觉出帝系淆乱之危，而深忧日后局面之难于调剂。他辞让恩荣之本意，明言是要杜绝谄谀之徒与心迹可疑之辈借他为阶、在紫禁城中结党——此事后来果然发生。他所深虑者，是皇帝亲政之后，「草茅微贱之人，或将以巧言逆谋眩惑圣听，播弄是非，因以自致高位。」

于是皇帝之父的位号，仍旧是世袭亲王；然而此事断未了结，日后现今摄政王任满之时，仍有重提之可能。

原注：果尔，则得益者将不止叶赫那拉一族；盖今上之祖母（醇亲王之一侧室）尚在，凡追赠其夫之荣，她势必与有其分，而光绪之母则被摈于外。

慈禧归政后不久，皇帝之父醇亲王遂得疾，病势日增，至一八九一年一月一日而薨。一八九〇年，都察院深以孝道之律令仪节须严加遵守为念，特上疏谏诤，请太后与皇帝留意省视病者之义。慈禧的批答，则是把御史们申斥了一顿，直截了当地叫他们各管分内之事；其口吻令人不能不想起伊丽莎白女王对付同类陈情的手段。然而她到底把这话听进去了，自此终一八九〇年之夏，屡次亲临醇亲王病榻。

这位亲王素为慈禧所喜，她待他远过于其诸兄；他死了，她颇为惋惜，且觉少了他那老成而无所畏的谋议——她的举措，向来多得其指授。他是个死心塌地的满人，于旗人的权势与特权极其护惜；他在越南东京之役后的一次廷议上所说的一句话，将长留于中国的史册：「与其受制于这班汉人乱党而拱手让国，毋宁以天下与洋鬼子。」此语所由发，乃因广东一省对满人及其统治日益不满之故。

她在记述亲王之薨、称其内廷行走、总理海军事务及统领神机营之勋劳的谕旨中，详定治丧与葬礼之仪，并以己名赐藏经被一床，以覆其遗体。

原注：亲王于海陆军整顿之勋劳，其成效三年之后在对日之战中得了验证，而国人并不尽以为满意。

她加于他的封号是「皇帝本生考」——此号虽近于不言自明，在中国人看来却极为尊荣；又谕丧礼之规模，须「上以彰皇帝之恩，下以尽皇帝之孝」，同时又须留意，不可有伤于死者素著的谦抑。凡此种种，皆本于她「执两用中」的一贯宗旨；她指望借此息灭一切关于「僭越之渐」的议论，并使爱新觉罗氏释然于醇王一门野心过甚之惧。最后，她依乾隆所立之例，降旨将故亲王的府第分为两半：一半留作其本支家庙，一半则因是光绪的诞生之地，辟为潜龙邸。

一八九四年，皇太后年届六十；按中国的想法，此乃当特行称庆致贺的大事。老佛爷人望方隆而且日隆，威权与势力俱已稳固，本指望在颐和园的清闲之中，筹备一场旷古未有的盛大庆典。颐和园自一八八九年奉皇帝之命重修，款项取自海军衙门及其他各部，其时恰已工竣。

原注：颐和园之名出《礼记》中语，意谓使天赋之高年得其安养。

外省大吏多被召入京，与闻庆典之事（顺便也帮着出钱）；其中便有那忠心耿耿的荣禄，恩眷正隆，重回主母之侧，简为统率京城诸军的将领。（此前三年，他在西安做着将军的闲差。）举国大小官员，人人都被「请」出其俸禄的四分之一，作太后的寿礼，此项贡献合计必在数百万两之谱。种种迹象都指向一场极盛的庆典；自北京至颐和园御道十馀里之间遍竖彩坊的旨意也已下了——不料对日之战一起，中国的兵事接连挫败，太后不得不重新斟酌形势，终于把庆典的一切筹备一概撤消。她以皇帝的名义，颁下这样一道颇为凄然的谕旨：

「本年十月，欣逢予六旬万寿之庆，本为普天同庆之盛事，海内臣民，当共申忱悃，以伸祝嘏。原拟皇帝率百官诣颐和园行庆贺礼；臣民亦已捐输银款，于京师至颐和园御道沿途，建立彩坊，装点景物；并设高坛，讽诵梵经，以祝厘祉。予非故为矫情，坚却众心；盖当筹议庆典之时，海宇乂安，民生康阜；且康熙、乾隆两朝六旬圣寿，均有盛典可援。故予允皇帝孝养之请，定于颐和园受贺。岂意倭人竟敢构衅，自入夏以来，侵我属邦朝鲜，毁我舟师。我惟有仗剑致讨，兴问罪之师；目下大军方且前进。中朝两国生民，同罹兵燹之惨，予念其颠连困苦，中心时切；爰自内帑发银三百万两，以给前敌军饷并抚恤之用。

「万寿之期虽近，当此之时，予何忍以声色自娱？臣民之贺，非奏凯奏捷，其忱亦无由而实。着将万寿典礼改于宫中行之，颐和园一切筹备，即行停止。懿旨。」

皇帝于后另缀孝语，谓：皇太后此举，正合其素所特著之懿德；己虽有私愿，于此事亦惟有敬遵慈命而已。

中国之为日本所败，一败涂地而蒙羞，于满清一朝的威望损伤实非细故，且直接引出南方各省鼓吹变法的激烈风潮，由是而有戊戌政变，而有义和团之乱。此战是否可以不牺牲更大、不受辱更甚而得免，颇可疑；故皇太后一如其平素之明敏，于皇帝所决之策，既不置一词，亦不分担一分干系。且她自己也明白：由于她那总管太监的主意与作为，海军的经费多年来一直被裁被夺，以供她重修与装点颐和园之资——此中情节，当时中国最负重望的谋国之臣，也有全然不知者。

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世人多归咎于他，谓他劝朝廷以兵力维持中国对朝鲜的宗主之权；然而就我们所亲知者而论，他与其他处境相似的大臣一样，直到最后一刻仍在犹豫，因为他深知无论向哪一面走，所冒之险都极大。那些本可据以据实作史的文书，不幸于一九〇〇年毁于天津总督衙门与北京总税务司的寓所，故此一惨败之战的近因，恐怕永无从完全确凿地考定。李鸿章知道：日本图中国之心，此前已有两次以金帛买免——第一次在一八七四年，以偿款了之；第二次在一八八五年，许其与闻朝鲜之事，而此一让步，正是酿成今日之危局者。他明白：即令他肯放弃中国在朝鲜的权利（此项权利于中国政府实无真正之益），此一让步或可换得一时之安，然而不久必致失东三省；其必然之势，正如一九〇五年中国承认朴次茅斯条约之款的那一天，东三省的命运便已注定一样。日本之攻中国的地位，在交涉上之无理，正与其开衅所用的手段相等。日本经营有年，李鸿章尽知之；本国海陆军之废弛，他亦尽知之；然而他左右的官员，正如一九〇〇年的满人一般，深信中国之力远胜于人；而中国驻朝鲜的办事大臣袁世凯又向他保证：日本一旦开衅，英国必出而相助。英国政府之同情，固无可疑，观其驻汉城总领事的态度与举动，昭然可见。

原注：即禧在明爵士，一九〇八年由袁世凯奏派为军机处洋员顾问。袁世凯为日军进逼所迫，自汉城出走之时，由英国水兵一队护送至仁川。

中国史家公然指李鸿章怂恿朝廷与皇帝行侵略之战，此说在外国也普遍为人所信。实情是：李鸿章起初极主张遣一军往平朝鲜之乱，然而一经看出日本之意本在启衅，他便转而反对任何足以引起对日之战的举措；虽然如此，可以断言：到最后关头，他终于为其德国顾问的黩武之气所动，违其自己较为明白的判断而行；而遣那命途多舛的「高升」号载着注定殒命的一船人往朝鲜，此一举他也是在与北京商定之后、在明知此举即意味着战争的情形下，方才准行的。「高升」号一沉，开战之初的挫败一报，他自然设法把自己应负的干系减到最小。外国人怪他与日本开战，本国人则攻他把中国卖与日本，一如后来攻他把满洲卖与俄国。慈禧于这位总督并无多少爱惜之情，虽则她佩服他过人的才智与圆熟的手腕；然而战后他为几位御史所痛劾，而她自己的名字也被牵连于所归之咎中时，她便一如其素常，尽力回护了他。一八九五年，御史安维峻毅然上疏，径归中国之祸于太后与李鸿章。其疏曰：

「李鸿章向以交接洋人而自进，遂至妄自尊大，以为己功莫与京。倭寇既叛，彼似惟恐其历年侵渔所积、寄存日本之巨款尽付东流，故力阻用兵。及宣战之旨既下，其失望之情甚著，衔恨怀贰，竟以粮械资敌。彼所日夜望者，惟在倭人得胜，以验其前言；故裁减前敌军饷，而以其款自肥。凡力主力战者，彼必力排之；闻败则喜，闻捷则戚。其部下诸将，莫不俯首承顺其意，每遇敌辄望风先遁。都察院劾李鸿章不忠误国之章疏充栋，臣不必更赘一词。

原注：「倭寇」即日本人，此系照字面直译。

「惟臣尚有欲言者：叶、卫二将，业经革职拿问，而此时方匿于天津；总督衙门竟为逋逃之渊薮。此事众所共知，断无虚妄。又如丁汝昌者，本奉旨拿问，乃说动李鸿章代为吁请，谓其身系国家安危，独得一种神秘之秘术——系美国新创之法，惟彼一人能运用之，可使左右之物尽归无形。李鸿章竟敢以此荒诞之术上陈于皇上之前；臣窃以为：若容其称引此等神怪不经之谈，是公然亵慢朝廷而无所忌惮也。乃皇上左右诸臣，无一敢与之抗者；或者其人皆老迈昏耄，不复能任忧劳之累；心神游荡于千里之外；抑或亦为李鸿章此一能使山川尽隐于云雾之中的奇术所慑。果尔，则其谋国之所以云雾迷离，而于李鸿章之欺罔巨伪竟茫然不觉者，亦可以得其解矣。

「至于派邵友濂、张荫桓为全权大臣议和之旨，至今未经宣布；盖军机处实不敢公然出一『和』字，虽则其于用兵既一无所成，于力持国家应有之权利亦复不能。臣视其所为，直如掩耳盗铃：窃钟而走，自掩其耳，浑忘他人之无不闻其声也。诸军机殊不知：举国上下，人人早已知我之乞和矣。日本既以邵友濂其人为不可，军机处乃至议以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代之。此真骇人听闻。李经方不过是一个自称张邦昌的日本汉奸之婿而已，其人臣前已劾之。若容此等不可言状之奸人赴日，正中倭人之下怀，其议必至为此辈凶顽巨盗所大欺。日本之强，徒具其表耳；其实中已朽烂。今若不能迫倭一决胜负，而俯首受此下贱侏儒所定之约，则我直是属国而已，任何条约之中，皆不得复以敌体相称。易言之，我堂堂天朝，不惟为庸懦者所败坏，且为奸人所卖。普天臣子，无不切齿，恨不得食李鸿章之肉。

原注：李经方现任驻英公使。

「又有人谓：此番屈辱乞和之策，实出于皇太后总管太监李莲英之怂恿。臣不欲以茶坊酒肆之传闻为重；然皇太后既已归政于皇上，皇上若仍容其指授，或听其干预国政，则上何以对列祖列宗，下何以对天下臣民？李莲英何人，乃敢干预朝政？此传闻苟有一分之实，皇上即当严惩此辈——纵无他故，亦当依本朝家法内监不得干政之令而治之。

「实则朝廷为李鸿章所慑，凡其所陈，无不信而不疑；而军机处大半为李之俯首听命者，惟恐拂其意则彼将举兵作乱，遂多方为之蔽罪脱刑，且极力为之文饰于皇上之前，殊不知其人本怀二心。其心固欲反，特无其力耳。其军皆贪污无用之辈，毫无韬略战志；其士卒因饷项屡被侵蚀，常在哗变之边。全军毫无同袍之气；近日天津所练之洋兵一小队，已足以破李鸿章及其全军而有馀。此言之真伪，一验即知。彼若早有其力，必早反矣；既不能反，则惟有凌蔑皇上、置谕旨于不顾而已。其目中并无皇太后与皇上，观其敢以使物隐形之怪术欺侮圣聪，即可知之。

「臣不胜惶愧骇异之至。惟望皇上今日大奋天威，宣李鸿章之罪于天下而诛此贼。如此则我军士气立振，倭寇可以尽歼。同时臣亦请皇上将臣一并处斩，以为此番直言之罚。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实鉴临之。臣于此事之结局，心固泰然；故披沥肝胆，上陈于皇上之前，惶恐待命，伏乞圣裁。」

皇帝答此直言之疏，颁下一道谕旨，其中处处见慈禧手笔而无可掩。此疏既攻及她的宠幸李莲英，只此一端已足使她挺身出面；且毫无疑问，其时她正密察皇帝的举动，凡一切章奏文书，均按时批阅。

「近来时事多艰，朕尤深愿广纳言路，虚心听受御史不偏不倚之言；即其奏对之中措词失当者，亦概不加谴。荷蒙皇太后慈允，凡有裨于民生之计画，朕无不加意讲求；朕之实意图治，天下臣民想已共喻。乃御史安维峻今日所上一折，全据传闻，中有『皇上若仍容皇太后指授，或听其干预国政，则上何以对列祖列宗，下何以对天下臣民』之语。

「此等语气，狂悖已极，无可名状，直是狂人之信口乱道。若于此而不加严惩，将来或致皇太后与朕之间因而生隙。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西陲军台效力赎罪，以为众戒。所奏之折掷还，以示鄙薄。」

慈禧于本国之败于日本，深感其辱——日本者，中国史家每每自慰地提起：其文明与文教之启蒙，原受之于中国的文士与工匠。她惟恐直隶再遭征服者的蹂躏，故不惜一切而准和；李鸿章又向她保证，俄国与其欧洲盟邦断不容日本割取东三省之一寸，她遂更以为可行。前已言之，她不肯让李鸿章做替罪之羊，无论是给她那班怏怏不乐的满洲族人，还是给南方那些声色俱厉的攻讦者；因为她明白他处境之难，也明白中国武备之可悲，并非直接由他负责。然而妇人之情，总须寻一个人来归咎：那一场灾祸，夺去了她与她的京城一场本该光耀千秋、使她之名传之无穷的盛典；则她之痛责皇帝不经她的详知与首肯而擅开此败衄之战，也就不足为奇。两人之间的嫌隙自此而始，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一八九八年的公然敌对与暗中图谋；慈禧与其侄之间这一段长久的怨毒，后来把宫禁分成了对垒的两营，直至二人俱死方休。

据与宫廷生涯相接近者所言：亦自此时起，皇帝的皇后——慈禧的侄女——与皇帝公然乖离，而随着皇帝变法之志渐生渐着，二人的关系益形恶劣。自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六年，皇帝对其尊贵的姨母的态度，无可觉察之变，恭谨承颜亦未见减；然而市井小民却深知其中已有裂痕——在中国，这等事他们向来是知道的；及至一八九六年，皇帝的生母（慈禧之妹）死了，人人便都明白：光绪与皇太后之间最后一线和好与可能复合的联系，已经断绝。

原注：皇帝的皇后即今之隆裕皇太后。

十二戊戌变法之兴起

一八九八年之初，军机处的班子如下：皇帝之叔恭亲王；礼亲王，其子娶荣禄之女；刚毅；廖寿恒；以及大学士、皇帝旧日的师傅翁同龢。

原注：刚毅是个冥顽不化的守旧之徒，也是京中义和团一事的首恶主使。少年中国至今谨记他当日的一句话：「学堂书院之设，徒长汉人之志，开汉人之才，于满洲一朝为大患：此辈学生，亟宜尽行诛绝。」

太后仍在颐和园过着那种尊荣而闲适的日子，左右常有两位知心之人相伴：荣禄之妻与她的养女大公主。据种种传闻，她正以昆明湖上的野宴、排场极大的戏文、以及往附近寺观与山间神祠的游赏自娱，于此等消遣之暇，则寄兴于吟咏丹青；而紫禁城中的一切举动，她都由刚毅与礼亲王处随时得知，无一遗漏。国政虽已交与皇帝，她仍不时进城小住一两日；皇帝那一面，则每月必五六次恭诣颐和园，向老佛爷请安，一丝不苟。此时两人的关系，表面上还算融洽。光绪凡将颁重要谕旨，无不先禀太后；慈禧待他，也大抵十分和霭。诚然，她也不止一次申饬过他，缘由是太监们把他性情暴戾、苛待左右的话报到她耳中——这些话多半是李莲英为一己之私而怂恿出来并加意夸张的。然而光绪心里明白（后来的事也证明了）：那只柔软的手套里裹着的是铁腕。每逢太后进京，他一定谨守成礼，跪迎于宫门。他到颐和园请安，不得自行通报，须跪候于内门之外，专等总管太监传旨召见。李莲英恨他，最喜欢让他干等，有时竟晾上半个时辰，才去禀知老佛爷。每次请安，他又与寻常的宫中官员一样，非厚赂伺候太后的太监不可；实则这班鹰犬待他的恭敬，还远不如他们待许多满洲大员。在宫禁之内，这位天子确乎是不大被人放在眼里的；故而一八九八年夏那百日维新之中，他所显出的果断与锐气，在朝中许多人看来，竟是一桩惊人而扰攘之事，也显出他若得其时，未必便有辱其母——慈禧之妹——身上那一脉叶赫那拉的血。

在此以前，于皇帝影响最大的官员，是帝师翁同龢。他直到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才重入军机，其时正当对日之战开局惨败、前一班军机被黜的危局；然而他身为帝师，自皇帝五岁起，便一向可以出入宫禁。他是京中南派的领袖。江苏人（本朝一切大儒之乡，亦全国文教之渊薮），憎恶满人那种褊狭的守旧，连带把直隶近畿一带的汉人也一并厌弃——那些人的见识与立场，与满人本无甚分别。南北之争，实起于光绪初元。北派的两员主将，一是徐桐，汉军旗人出身，学问甚好（究其心迹，则不啻一满人），曾为同治帝师；一是李鸿藻，直隶人，与翁同龢同时入直军机。南派则以翁同龢与潘祖荫为首，潘祖荫苏州人，文章学问皆极超卓。此一党争及其演变，不可不详说，因为它正是一八九八年变法之由来，是其后慈禧复出训政之由来，归根到底，也是义和团之乱的由来。

二十余年间，这四位大员同在北京为僚，无论公私场合，往还不绝。他们那些文墨上的争辩——多半是机敏的南人占上风——一时传为京师谈助。四人操守都有清誉，故新进的士子入仕之后，皆乐于投其门下；而南派的羽翼尤众。李、徐二人因此生妒，愈积愈深，终于在一八九九年会试取进士时公然发作：其时李鸿藻为主考，潘祖荫为副。潘祖荫职司甄拔上卷，荐一江苏人为状元，李鸿藻不肯画诺，竟把这一名头给了直隶人。潘祖荫当众斥李鸿藻偏私不公，有意抑南人，且讥其学问不过第二流。

一八八〇年俄人据伊犁之时，徐桐、翁同龢分任礼部、工部尚书。宫中集诸大臣会议，翁同龢力主与俄一战；徐桐先已许诺相助，临事却撒手不管，弄得他狼狈而失了面子。二人自此结下深怨；及至各为一党之魁，仇隙益烈。翁同龢与荣禄也不睦：一八八〇年那桩事，是翁同龢把他那段渎乱的私情告到太后跟前，致其罢黜，荣禄始终不曾饶过他。荣禄身为忠顺的满人，自然袒护北派，而私怨所在，亦驱使他站在那一边。

九十年代之初，两党的仇隙有增无已；一八九四年李、翁同入军机，朝廷本身也卷了进去——太后袒北，皇帝袒南。当日人们还只说李党、翁党；后来便径称太后一党与皇帝一党，市井不恭之口，呼之为「老娘班」与「小子班」。潘祖荫与李鸿藻皆卒于一八九七年。李鸿藻既死，徐桐便开始暗中设谋，阴图不利于皇帝，口口声声称他为「汉奸」。徐桐做过同治的师傅，在太后跟前自然大有分量；然而光绪断然不肯让他入军机。他厌恶这老头子到了这般地步：自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八年，只召见过他一次。徐桐有一个得力的同党，便是刚毅——此人不分南北，凡汉人一概痛恨，而他那份能耐，恰恰被有效地用来离间慈禧与皇帝。一八九七年，刚毅进言，请皇帝下旨将满洲兵认真训练、器械精良。光绪答道：「你竟还抱着满兵能战那一套早已破产的旧见么？朕告诉你：他们全然无用。」刚毅大怒，立刻禀知老佛爷与诸铁帽子王，说皇帝乃满洲一族之公敌，正谋着把要缺大位尽授汉人；这话自然在宫中激起一片切齿之声。

连朝廷的外交，也受了京中两党相争的牵动。太后、满人与汉军旗人，主张与俄国结好；皇帝、翁同龢与南方汉人，则倾向亲近日本，意欲仿效该国变法自强之成效。李鸿章其时已无足轻重：因人皆归咎于他召来甲午之祸，其言论大不为人所重；然而他仅有的一点势力，也是用来与帝党为难的。皇族中最尊的长者恭亲王，其老成之见，连太后有时也肯迁就；他是唯一与汉人一党保持和睦的满洲贵臣。他自己便是极好的读书人，向来推重翁同龢的文才；甲午之战本非出于他的主意，而他与翁同龢同时被召回军机，其时他已闲居了十四年。

有一事外间知者不多：翁同龢在这时候极想得派为特使，前往俄皇加冕之礼——缘由是他看出太后对自己的敌意日深，而他预感风波将至，愿得避于事外。一八九五年有旨，将翁同龢「毋庸在毓庆宫行走」，他便再不能像从前那样随时随地左右圣意，于是他的对头们得以从容进谗，其计遂行。

一八九八年之初，军机领班恭亲王患肺疾与心疾，皆不治之症，遂请假养病。皇帝曾三度随太后亲临其邸问疾，并命御医诊视。四月初十日，恭亲王薨，慈禧为降懿旨曰：

「恭亲王奕䜣，朕之懿亲也。多年以来，赞襄机务。当穆宗初元，朕与已故慈安皇太后同御垂帘，其时沿海各省叛乱方炽，国势阽危；恭亲王襄助朕躬，克靖内难，厥功甚伟，朕因锡以殊荣，以酬其劳。三十余年间，忠荩不渝，虽其间一度不与朝政。嗣复召入军机，屡当艰巨，无不尽瘁效力。近以旧疾复作，朕屡偕皇帝亲临其第，冀其早占勿药。不意昨日溘然长逝，当此国家多事之秋，而朕失一腹心之臣，悲怆曷极！今日朕已亲诣其邸奠醊，追念畴昔，五内摧伤。着赐谥曰『忠』，入祀贤良祠，春秋享祀；其茔墓修葺，着由官款支给。所以示朕笃念懿亲、痛失贤辅之至意。」

这道谕旨，把宫中党争与倾轧当下加于太后的影响，明明白白地映了出来；也显出她虽名义上已不预闻政柄，却仍是这个帝国随心所欲的独裁之主，随时可以摆出这副身分来。这一回皇帝也另降了一道谕旨，语气全然屈居慈禧之下；随后又下一道，号召诸大臣效法恭亲王的忠贞。末了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亲王的遗折曾劝皇帝凡事皆遵皇太后之训示、整练劲旅、澄清吏治。

恭亲王之死，关系甚大。在一面，满人一党失掉了他们最尊的代表——一位以老成之谋为众所仰的长者，一位向来以自身势力遏止他们仇汉仇外之倾向的政治家。他是道光诸子中最后的一人，其在太后跟前的地位，与同辈诸王迥乎不同。设使他不死，义和团之乱多半不至于起。在另一面，皇帝一向服膺恭亲王的劝谏，直到他死后，皇帝才一头扎进康有为一班人的变法之策；而那些主张，亲王虽非顽固的守旧派，也必有许多是断不能赞同的。翁同龢所失的也甚重，这一点他自己十分清楚：恭亲王原是他最好的奥援。

亲王身故未几，翁同龢便把康有为荐于皇帝之前，且奏称康有为之才远在自己之上。翁同龢所指望者，无疑是康有为得邀圣眷之后，可以借此扶植南派以敌满人，尤其是以敌他那两个死对头刚毅与徐桐；至于康有为竟至于劝皇帝与老佛爷本人相抗、并图谋于她的圣躬，那是他万万不曾料到的。他的用意，不过是博个声名，并巩固自身与本党的地位而已。皇帝纳其所荐，遂于四月二十八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四日）召见康有为。

翁同龢曾对他的朋友兼同僚廖寿恒说：他要看这次召见的结果如何，再定自己的行止。倘若康有为大得圣意，他便留任；不然，便求去。他又添了一句：若端午节照例的赏赐仍由皇帝颁给他，他便知道自己的位子一时还无险。他所求者，不过是躲开太后的公然敌视——广东籍的侍郎张荫桓，眼下就正当其冲，人人都以为他随时会被罢斥。不料康有为与其一党竟说动皇帝，坚意把张荫桓留在任上；此后一百天里，他成了光绪的左右手，演着那出注定收场的戏；而老佛爷则「深居宫苑」，静待其时。

四月二十日，翁同龢告病假一周——这是保全面子的手段，足见他已觉出风雨欲来。二十三日，皇帝颁下他变法诸诏中的第一道。事先他已在颐和园就此与太后商定，并特地召见了荣禄。慈禧向他保证：只要满人历世相承的特权不受侵夺，她于他所拟的新政绝不作梗；同时她严令他立刻把翁同龢撵走，说此人正鼓煽一场仇满之举，倘若得势，势必断送本朝。荣禄则极力向皇帝举荐一位有名的维新之士，即湖北巡抚陈宝箴之子。此事颇可留意，因为欧洲人中间流行一种见解，以为荣禄一向与变法为仇。后来的局面固然逼得他反过来与这位他此刻所荐之人为难，然而这与其说是他的见解变了，不如说是维新一党的路数走上了出人意表而又极危险的一途。第一道变法之诏如下：

「近年以来，诸臣条陈变法者众，朕因迭降谕旨，设经济特科，汰除冗兵，罢武科旧制，并饬广建学堂。凡此诸端，无不斟酌至再而后定。顾国中风气未开，论者于变法之途径，言人人殊。其自命为守旧爱国者，则谓一切旧章皆当墨守，新说概在屏斥。此等迂谬之论，实不足取。试思时势之所需与国势之孱弱！若仍因循坐误，兵不加练，财不理财，士不通今，工不习艺，尚安望与列邦争衡，而超弱为强乎？朕惟人心浮动则法令不尊，法令不尊则龃龉易生，驯至朝廷之上党派分立，势同水火。如是，则宋明两朝之积弊覆辙，将复见于今日，其危可立而待也。上古圣王，未尝胶执一时之见而不知变通，譬犹夏而葛、冬而裘也。

「兹特明白宣示：嗣后自王公以至士庶，人人皆当努力向上，以变法自强为务。学问之道，仍以圣贤经训植其根本；而于泰西各国之学，凡切于时务者，皆当博考详求，务祛空疏无用之弊，以期收实效。至若剿袭浮辞、鹦鹉学舌，及徒骛新名者，尤在所戒。朕所期者，去无用而兴实学，本之古训而合乎时宜。京师大学堂着为各省之倡；凡各部主事、宫廷侍卫、候补州县、大员子弟、满洲世职，均准入学肄业，以储人才而应时艰。毋得迁延，毋得徇私，毋得视朝廷谕旨为具文。」

次日，旧式八股取士之最后一科的榜单揭晓——皇帝原是打定主意，以此为旧制之终局的。原拟中状元者又是江苏人，太后却亲改榜次，把这一顶人人艳羡的桂冠给了贵州人，藉以示其恼恨翁同龢所自出的那一省。同日又下一诏，劝谕宗室子弟赴欧洲求学；即天潢贵胄，亦当鼓励其出洋考察各国政情。此数诏在满人中间所激起的震动极大：他们觉得，有史以来第一次，根本的东西被人动摇了，一朝特权世守的藩篱危在旦夕。孟子不是早说过么：「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第二道诏书颁下的次日清晨，翁同龢销假回值，一如往常，于寅刻赴颐和园，预备随军机诸臣入对。迎着他的却是一名军机章京，将一道谕旨递到他手里，告以罢黜之命。这是慈禧为满人一党而出的第一着明棋，也等于皇帝公然承认自己仍在人管束之下。谕旨如下：

「朱谕：朕近屡见大学士翁同龢办事多未允协，为众论所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之时，辄狂妄任性，喜怒见于词色，竟敢于朕前任意可否，渐露揽权狂悖之迹，实难胜枢机之任。核其情罪，本应严加查究惩处；惟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曾为朕师，不忍遽加重谴。翁同龢着即开去军机大臣差使，回籍听候；以示朕曲予保全之意。」

另有一道谕旨，更明白地证明皇帝全在慈禧的号令之下：旨中饬令嗣后凡二品以上大员，一经授职，均须亲赴皇太后前谢恩。这是破天荒的新章，因为自甲午之战以后，太后已不再逐日召见，惟于万寿及国家大典之日始接见臣工。同日另一道谕旨，则将荣禄调任直隶总督，驻节天津。次日清晨，荣禄与康有为同被召见。皇帝命荣禄整顿直隶各军，并添一语：变法一事，深望其忠诚匡助。至于召见康有为——此为其后多次同样晋对之第一次，却是《邸报》上所载的唯一一次——竟历数时之久。康有为深恶而且深畏慈禧，一开口便竭力挑动皇帝与她为难。他再三申说：太后之赞成变法不过是做样子；又痛诋她在颐和园肆意奢靡、荒佚无度。他说满人之治在南方所以不得人心，主因便是百姓鄙薄这位太后；并把她的私生活比之于唐朝那位声名狼藉的武后。他劝光绪把她永远撤置于闲地，说她正是变法的头一重阻碍。皇帝迅速而彻底地落入康有为的笼络之中，此后所颁诸诏，无一不出康有为之手。以后来所知之事参证，又参之几乎举国一致的中国人之公论，实在很难说康有为没有私心与自谋：他是要凭着左右皇帝之力，在朝中揽有实权，而皇帝那份易感易动的性情，恰被他拿来作了自家的工具。从这一层看去，他之痛诋太后与荣禄，与其说出于忧国之愤，毋宁说出于一种明察：只要慈禧一日在位，他的抱负便一日无从施展，他自己的地位也一日无从稳固。

十三百日维新

康有为初次召对之后，变法的上谕便一道接一道地下来。自宋代以来奉行不替、中间仅康熙一朝短暂停辍过的旧科举取士之法，至此断然废去。皇帝谕称：此后科场当试以切于时务的策论；四书五经虽仍为文章之本，而应试求仕者，尚须通晓各国史事与当世政情。恰在此时，礼部尚书许应骙（其人虽系广东籍，却是个死硬的守旧派）被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参劾，指其阻挠新政。二人吁请皇帝「立彰天威，即将许应骙降为四品官，以儆效尤」。其折中说：

「臣等仰见皇上锐意变法，又以兴学育才、敦睦邦交为念。查礼部总司天下学堂，而总理衙门总揽邦交之政。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才具平庸，骄矜无知，冥顽不灵。皇上深知非彻底久远之变法不足以图存，又切于奖掖人才，特开经济特科；乃许应骙竟敢轻诋谕旨，公然谓此科为无用之新法。其意在尽量少取，使此科不为士林所重。皇上所拟诸新政，无一不遭其阻挠。其与门生故旧言谈之间，专事诋毁西学；凡讲求新学之士，皆其所深仇。皇上所最忧者，正以此等人才太少；而许应骙所最愿者，则在将仅有之数人亦一并摧折。

「总理衙门之事，一语失措，即足以启衅召兵；职任之重如此，苟非深谙外情、洞悉彼族图我之术者，断不能有所补于国。许应骙于中学未称淹博，而于西学则鄙夷之。其狂妄自大，实为国家利权体面之隐忧。以此等人而用之总理衙门，臣等窃以为骇异；若将其撤去礼部之任，所裨益者不可胜计。其阻挠新政、沮格圣谟，即当立予罢斥，亦所以儆戒守旧诸臣——此辈无一非国家之患也。皇上若将其降为四品，则外人之讥笑可免，而变法之业大进矣。」

得此奏，光绪命许应骙自行陈明。其复奏原文如下；观此一折，则康有为之为人，远不如其推崇者所描画的那般可爱：

「臣以直道自持，遂致结怨于人；今蒙皇上许臣自行剖白，不胜感戴。御史参臣轻诋谕旨，彼何由知臣之用心？其言显属无据。查经济特科之议，臣与李鸿章本极赞成。惟臣尝言：此新法推行，务须慎重；取中者过多而滥予位置，转恐坏变法之本意。臣并非欲将取录之格悬之过高，特不肯为邀时誉而使应试者进身太易耳。臣等奏疏尚未宣布，该御史何由预知臣等之反对新政？其言纯出臆度成见而已。且皇上谕旨中多有与礼部全不相涉者，如武科之改章、军中冗员之裁汰是也。

「又参臣于门生故旧之前诋毁西学，为新学之士所深仇。臣籍隶广东，于洋务不为无阅历，历来保荐通晓西艺之人不一而足：如华廷俊之精于枪法，方耀之长于制炮，皆其例也。臣于所奖掖之士，无不勉以讲求时务，屏弃浮华无用之学。

「御史谓臣与士人为仇，其所指者显系康有为。康系臣同乡，其少年时臣即知其为无赖之徒。既中式归里，专以唆人兴讼为事，声名甚劣。其入京也，交结御史，夤缘要人，自诩深通西学，冀得肥缺。曾三次求见于臣，臣深知其人，拒不接纳。彼遂于广东会馆立会，入会者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令解散之。康之衔臣，由此而起。及皇上召见，彼向同乡夸言将获超擢；及仅得总理衙门章京一职，大失所望。于是造作蜚语，怂恿御史攻臣，冀将臣这一长官排挤而去。此正其素行也。大学士李鸿藻尝言：标榜西学者，往往其实并无所学；欺世盗名，而世人辄以其自许者许之。康有为满腹荒诞不经之想，剽窃西报陈言，诋毁本朝旧制，以图自树声名。其所条陈，全不可行；其居心则尤不可问。若仍留之总理衙门，而不将其革职遣回广东——此其所应得也——则泄漏机要、酿成交涉，势所必至。若听其留京，彼与其党必且朋比为奸，惟以树党倾轧、煽动阴谋为事。

「其革命之邪说，贻患于国家者实非小故；御史谓臣为其死敌，此语则诚不诬也。

「御史又参臣鄙夷西学。臣屡次召对，每以开矿、造船、备军火为言；此诬之无据，皇上所洞鉴也。惟自胶州湾之役交涉以来，总理衙门办事日益棘手，徒事此等无谓之口舌，于大局亦无所补。臣故吁恳皇上开去臣总理衙门差使，庶谗谤可息，而臣亦不至久尸此不称之职。伏乞圣鉴。」

许应骙如此痛诋康有为，皇帝大怒；然而此人素蒙太后眷庇，皇帝一时终无勇气将其罢斥而开罪于太后。慈禧将两折都看过了，许应骙所警诫的变法党人有革命倾向一节，暗暗打动了她。自此之日起，她表面上虽不反对变法，心里却对康有为左右皇帝一事起了疑忌；只是她宁愿静候其时，深信只消她一句话，光绪便会把他斥退。她特地召见王文韶——王方自天津来，已将直隶总督一缺交与荣禄。王文韶力持许应骙持重之见，以为皇帝所拟数事不可轻行。此次召对之后，皇帝下旨准许应骙仍留原任，惟诫其此后在礼部与总理衙门当差务须振作。许应骙以为这是一场大胜，全赖慈禧庇护，于是愈发与新政为难；及其礼部满员同官、慈禧的从兄弟怀塔布公然出而附和极端守旧一派，他的气焰便更盛了。

皇帝下一道谕旨，则命整顿直隶一省疲敝已极的满洲驻防各营，并命各省仿京师大学堂之例，设立学堂与中学。

御史文悌上了一道守旧的奏折，参其同僚宋伯鲁、杨深秀以私怨嫉恨许应骙为由，蒙蔽圣听，离间两宫。皇帝大怒，即以其折中所自诩痛斥的党争，正是他自己所煽起为由，将文悌革去御史之职。

原注：一九〇一年，慈禧将自开封府启程回銮之际，此人曾奏请太后不必回京，谓其宫禁已为洋夷所污。

文悌既受此责，便怂恿怀塔布往颐和园，代他向老佛爷求情。太后却不肯为此事出头：她当时于皇帝并无具体可指之处，宁愿把绳子尽量放长，任维新一派去跑。但她却使她的旧日门生裕禄入直军机；此人便把北京的一举一动源源报与她知。裕禄属刚毅那一派的极端分子，以其同类那种冥顽不灵的愚拗，深恶新政。后来一九〇〇年他做直隶总督，于刚毅尽杀洋人之谋出力不少，且为义和团中著名的首领。军机处有刚毅、王文韶、裕禄这样三个守旧之人，则无论皇帝怎样降旨，变法总无真正的机会与实心的指望；然而守旧一派要转守为攻，还须先把慈禧明明白白地拉到自己这一边，连荣禄也一并拉过来。

约在此时，光绪又因一名御史书法上的小疵——写错了一个字——加以申饬。然而一星期之后，一道明显出于康有为影响的谕旨下来了，命此后科场考试不再以书法别为一门：「衙署之中某些差事，字迹端楷诚为可贵；惟此后当另设专考，以取录缮写之员。」

原注：皇帝于此等事颇以精严自负；少年官员中畏惧他的很不少，因其性躁而御下如军法之严。

六月初八日，一道谕旨命于全国筹办官报，以康有为总司上海总局。此等官报皆官办之报纸，其旨在广开风气、扩充见闻。报馆由官给经费；所出各号须按期进呈御览；许其畅所欲言，凡有积弊，皆当无所畏避地揭发。并谕令康有为即照此意拟定报律。

六月二十三日，又有一道措辞峻厉的谕旨，责成大小臣工认真讲求新政。皇帝于旨中称：向来因循玩愒，实堪痛心。谕曰：「因循不振，乃内政大病之征；痿痹不仁，百弊丛生。如湖北巡抚陈宝箴实心任事，锐意求新，而竟为官绅所丑诋。嗣后尔等务当体朕之忧，同心实力，庶几惩前败而图后效。」

又一道谕旨，命设立水师学堂，为重建海军之先声。京师设铁路矿务总局。广东维新之士梁启超，则被派管理译书局，刊行西国政治经济与格致诸学的名著，月拨经费银一千两以充其用。

然而比这一切更骇人听闻的一桩新举，忽然落到旧制拥护者的头上——那是因荣禄一折而下的谕旨；荣禄于兵事之改革，本是极力赞成的。旨中宣示：皇帝将于九月初五日恭奉皇太后乘火车至天津，在彼阅兵。守旧诸人一想到两宫竟要坐火车，无不骇然；而慈禧素来喜欢在西苑乘那条小铁路，一听说有此新奇之游，倒十分高兴。满洲的礼法固已为此议所骇，而下一道谕旨给它的打击更重：那道旨裁撤了若干有名无实、废而不用的衙门与闲曹——那都是些肥缺，数代以来养活着成千上万的闲人，任其坐享陋规，为国家之累。

此旨一下，指为违背大清家法之声大哗；四面八方都向老佛爷吁请，求她保全统治阶层的特权，降旨收回成命。两天之后，又是一个霹雳：礼部堂官——许应骙与太后的亲戚怀塔布都在其内——以壅蔽主事王照条陈之罪，一概革职。王照那件条陈里，建议皇帝奉皇太后出洋，先游日本，终以遍历欧洲。守旧派中居高位者眼见「底米丢的手艺危在旦夕」，几乎全体齐往颐和园，向皇太后进言：救国之道，惟有太后重出训政之一途。老佛爷叫他们且等着——沙漏将尽，她却还不到出手的时候。

康有为看出前途有险，便乘慈禧之静默——他误以为那是犹豫——怂恿皇帝起而抗其权。他再一次向光绪断言：太后口口声声赞成变法，全是假的；恰恰相反，中国之不能振作，其最大的障碍正是她本人，举国之贪墨与委靡，实以她的势力为根由。国帑每年数百万，供她在颐和园穷奢极侈地挥霍，何以竟听之任之？他劝皇帝出其不意，以兵围其居所，执其身，幽之于西苑湖中某一小岛，以终其身；此后再下一道谕旨，历数其罪，宣示此后永不许她与闻国政。这一番话是在宫中一处密室里说的；然而有种种理由可信：此事已由李莲英专派的耳目太监之一报与慈禧知道了。皇帝糊涂，竟听其怂恿而许了此谋，惟决意俟朝廷天津之行再行发动。他明白：此事欲成，必得能调动军队；而他也明白：只要荣禄一日统率直隶的洋操各军，他便断不肯让那些兵对他毕生的恩主动一根指头。在皇帝看来，此乃当前最大的障碍。至于真正的危险——慈禧那绝大的人望与层出不穷的机变——他似乎估量得太轻，把她的按兵不动错当成了举棋不定。

当下他仍旧不断降旨：一道命于北京修筑碎石马路，一道命编练民团以备国防，又一道准许满人愿出京者，得往各省自谋生计。七月二十七日，他最后一道要紧的变法谕旨发布了——以后来之事观之，这是一道读来令人酸楚的文字。

「朕之推行新政，采用泰西之法者，盖以中国与泰西同以养民为治国之首务，而泰西于此道行之较远；故采其法，不过补我之所不足耳。乃我士大夫昧于域外之事，以为欧洲绝无文教可言。彼等于西学之种种门径——其旨在开民智、厚民生者——一概茫然不知。民之体魄以强，寿算以增，皆由于此。

「岂以朕汲汲求变，遂谓朕为徒慕新奇者乎？朕之爱民如子，出于天之所付托，亦出于列祖列宗之所以畀朕者。非使斯民尽登于乐利之域，朕不敢谓为君之责已尽。且列强环伺我疆土，侵夺之事屡见不鲜；非取彼所以致强之本而师之，则我之危局无从挽回。朕之所以忧者，天下未能尽喻，皆由守旧之徒有意曲解朕意，从而造作无稽之言，以摇动人心。每念海内穷乡僻壤之民，于朕所行新政茫然不知，朕心忧戚。用是明白宣示朕意，俾天下咸知其君之可信，而与朕同心以图变法自强。此朕之切望也。着将朕历次变法谕旨一并刊以黄纸，颁行天下，俾众周知。嗣后州县各官，准由各省督抚代递奏章，俾朕得悉民间疾苦。并着将此旨悬挂各衙门大堂，俾众共见。钦此。」

然而沙已漏尽。慈禧此时从「深宫静摄」之中出来了，光绪那短短的一场，就此终局。

十四戊戌政变

一八九八年八月——即七月之末——宫中的局面（知者不过数人）是这样的：皇太后已为守旧一党争取过去；然而她还按着不动，要等到九月间她与皇帝依议同赴天津之后，方下那决断的一着。她打算在天津与荣禄面商，然后再行训政；因为其时南方各省对她的敌意昭然可见，她愿意尽力予以化解，故在布置未周之前，不肯有任何公然揽权的举动。八月初一日，皇帝其时驻跸颐和园，召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与之久论国是。袁其时年四十，其骤致显达，本出于大学士总督李鸿章的庇护；然而在他的同侪与仇家之中，颇有不少人把一八九四年那场惨败的日本之役归咎于他在朝鲜任驻扎大臣时的专断行事。他自汉城发回的报告与建言，纵非事端之所由起，其为危局之所由速成，则无可疑：中国政府因之遣兵入朝，正当日本求战而备战之时，于是中国在那「隐士之国」的宗主之权遂绝。然而此事既未损及袁的声望，也未损及他在朝中的势力。

此番召对之后，皇帝竟全为袁所表白的维新之诚所动，深信自己已得一强有力的奥援。皇上早已看明白：他如今非与老佛爷那毫不通融的敌意正面相值不可；不久之前，他不过因为留意了康有为「宜自操威柄」的一句进言，便被她严词申饬。他知道荣禄总是忠心拥戴他那位女主的；而举国的满洲显贵之中——就北京而论，连汉人也几乎算在内——一旦老佛爷公然站到守旧一边，便无一人敢与之抗。京中高位之臣可望其同情与助力者，唯有粤人张荫桓与贵州人李端棻二人而已。然而他若能把北洋新练之军握在手里，守旧一党或尚可扑灭。欲成此事，则身为直隶总督兼统新练各军的荣禄，必须先行除去，且须赶在太后得讯之前。皇帝因而拟定：使人于天津督署之内将荣禄处死，随即以其麾下练军一万人驰赴京师，将皇太后禁锢于颐和园。同时京中最著的守旧诸臣，即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骙，则于各人私第拿获，立解刑部狱。此计出于康有为、御史杨深秀，以及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之谋。初次召对之时，皇帝便已把他决意维持并推行新政之意告知袁世凯，并问他：若授以重兵，可否忠于其君。袁对曰：「臣敢不图报皇恩于万一，虽涓滴之于沧海、一沙之于大漠，亦必竭其驽钝；一息尚存，当效犬马之劳。」

皇帝为袁之言辞、恳切之态，及其似出于至诚的维新之热所全然安心，当即降旨如下：

「现当时艰，练兵一事最为要务。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于训练之事尤为认真。着赏加侍郎候补衔，专司练兵事宜。所有应行兴革事宜，准其随时具奏。方今国势，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袁世凯务当竭尽血诚，实力训练，以期成一劲旅，仰副朝廷统一兵制之至意。钦此。」

初次召对，并未提及除去荣禄之事。袁甫出仁寿殿，皇太后即召之入其寝宫，细诘皇帝所言。老佛爷道：「练兵尽可以练。这道旨意还算在理，只是皇上太性急了些，我疑他心里另有深谋。你且候他再召见一次，然后听我的吩咐。」

太后随即传皇帝来，告以必须将康有为拿问，因其议论她的私德与操行，语多不敬。她并未告诉皇帝：她已知道他有夺其权柄之谋；而那个针对她与荣禄的谋划究竟有多大，其时她也还不知道。惟泛言申斥，责他于她的孝道一日不如一日，已昭然可见。皇帝唯唯，许以照办拿办康有为之事；然而就在当晚，皇太后正在昆明湖上泛舟为乐之际，他遣其心腹太监宋玉莲赍一道谕旨入京——那谕旨是皇上亲笔所书，字迹拙稚未成：

「前经谕令工部主事康有为督办上海官报局。乃至今尚未出京，殊堪诧异。朕深知国势阽危，故亟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之讲求治理之法。康有为以其所学有专长，曾蒙召见一次（原文如此：实则康氏曾蒙皇上数次召见）；又因报馆实为开民智、启风气之要端，故派其督办官报局。其责任非轻，且此举业已特筹经费。着即迅速前赴上海，毋再延宕。钦此。」

康有为得旨，晓其中意，次晨即乘首班火车出京，安抵塘沽，登沿海轮船赴上海。

原注：康氏其后得英国庇护而脱身之事，本书著者之一实与有力焉；其始末载于一八九九年第一号蓝皮书第四〇一号文书，叙述甚详。

太后闻其已去，大怒，电令荣禄拿康；然而不知何故（电旨到津之时，康尚不能抵津），荣禄竟不加拿办。其时他还不知有人谋其性命，否则未必肯如此宽大。康有为从不曾以此见德于他，反倒始终指荣禄为奸恶仅次于皇太后之人，是维新与维新党人的头号仇敌。其实荣禄正是当初保荐康有为于皇帝之前的大臣之一；直至他死的那一天，他还常戏称自己是「康党」中人，老佛爷听了大乐，每每笑问他：你那位朋友康逆，近来有什么消息？就在那日早上，即八月初二日，皇帝召见了维新党人林旭与袁世凯；袁复申其忠诚不贰之意。皇上随即移驾紫禁城，意在自彼处而非颐和园施其对付太后之计——颐和园里，几乎每一个太监都是她的耳目。

显然，直到此时，皇帝对自己成事的指望还远未绝望：次日晨间他又下了两道谕旨，一令各处学堂教习西洋语言文字，一令州县官吏澄清吏治。

初五日晨，袁世凯陛辞赴津，得最后一次召见。皇上于紫禁城乾清宫接见他，百般防范，惟恐所语为人所闻。在那间晨光几乎透不进去的幽暗殿堂之上，皇上最后一次坐在那张漆金的大龙椅上——不多时它便要重归皇太后——把他所决意付托的差使，一一告知袁世凯。袁须将荣禄处死，随即率所部之兵即刻回京，把皇太后拿住幽禁起来。皇帝赐他一枝小箭，为奉旨行事之凭信，命他星夜赴津，即于督署之内将荣禄拿下，立行斩决。光绪又交给他一道谕旨：事成之后，即以他署理直隶总督，并着来京预备召见。

袁世凯誓言必谨遵办理，不与一人交言，乘首班火车出京。其时老佛爷正定于是日上午八时自颐和园入西苑，行先蚕坛之祭；皇帝恭谨地赶到西苑的迎秀门——湖上诸殿即在其地——候于门外，恭迎太后入内。

袁于午前抵津，径赴荣禄督署。他问荣禄，可当他是忠实的盟弟兄么？（二人数年前曾换帖结拜。）总督答道：「自然。」「你正该如此，因为皇上遣我来杀你；我如今反把他的谋划出首，只为我忠于皇太后，也为我与你的交情。」荣禄听了这话，面上似无所动，只说他不解老佛爷怎么会全然蒙在鼓里，又说他这就进京，当晚便去见皇太后。袁把皇帝的谕旨交与他；荣禄乘专车，午后五时稍过便到了北京。

他径投西苑湖上诸殿，直入太后寝宫，把那条严禁外省官员未奉特旨不得擅自入京的规矩，以及那更为森严的宫禁出入之制，一概置之不顾。他未经通传便到了太后跟前，三跪叩首，呼道：「求太后救命！」老佛爷道：「你在这禁地之中要什么救命？此处既伤不着你，你本也不该在此。」荣禄遂将那谋划的始末，一一陈于其前。她一听便透彻，且立刻以那足以使她克服一切阻碍的胆识与男子般的见识应付所需，命他密告守旧党诸魁首，传他们即刻到湖上诸殿听候召见。（皇帝其时尚在紫禁城。）不出两个时辰，全班军机大臣、数位满洲亲贵（庆亲王素有嗅察时局之能，此番已告病请假，故不在其列），以及各部堂官——连皇帝革掉的那两位尚书许应骙与怀塔布也在内——都齐集于太后之前。众臣跪奏，恳请太后再出训政，救此古老帝国于夷狄之教化所生的祸患。当下议定：紫禁城的护卫，一概换以荣禄本部之兵；荣禄则暂且回天津本任，听候后命。会议至半夜方散。皇帝定于次晨五时半入中和殿，阅礼部所拟祝版之文，预备翌日秋祭社稷之礼诵读。他出了那座殿，便被侍卫与太监拿住，送往湖心小岛上的宫室（即「瀛台」），并告知他：皇太后随后就来。

皇太后随即以皇帝的名义颁下谕旨如下：

「时局艰难，百务待理，各项政事均须有明训以为依归。朕躬夙夜孜孜，勉尽厥职，虽竭尽忧劳，犹恐一有迟误，贻误国家。兹敬念皇太后自同治初年以来，两次垂帘听政，励精图治，德洋恩溥，凡遇艰危，无不措置裕如。朕仰承列圣付托之重，上念宗社，下念苍生，屡以国事吁恳皇太后训政。今蒙慈恩俯允所请，实为天下臣民之福。着自今日始，皇太后即于便殿办理政事；后日朕率诸王大臣于勤政殿行礼。所有应行典礼，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继此旨之后，又有一旨，将御史宋伯鲁革职，其罪名为素行不端、滥保匪人（所指即维新党人梁启超）。太后于此御史别有宿怨，因他曾于近日一折之中，胆敢弹劾她的操行；惟以他于谋害其身之事并未与闻，故饶他一死。

慈禧随后驾临瀛台，随行者惟李莲英一人；李已奉命把皇帝的太监尽行换过，代以他自己的党羽。（光绪旧日的近侍，非被处死，即被发往驿路效力。）这一场大有戏剧意味的会见，其情形我们所据者，出于一位满人之口——他是听桂祥公爵所述，桂祥即慈禧之弟。皇太后直截了当地告诉光绪：她已决意留他一条性命，且至少目下还容他保住皇位。然而自今以往，他须受严密看管，一言一语皆须报知于她。至于他那套维新的章程——起初她原是奖许过的，万想不到他那昏聩的妄自尊大竟会把他引到这般愚蠢的地步——则一概撤销。他怎敢忘了她待他的莫大恩德：把他扶上宝座，又宽厚地容他亲政理事？他不过一个可怜的傀儡，本来就没有做皇帝的分，她要废他，随时可废。她说：满洲的显贵之中，没有一个不愿他被废、不催她再出训政的。不错，汉人里头是有几个同情他的，那都是叛逆；这班人，她自会按次收拾。光绪的妃子（即珍妃，他的后妃之中，看来惟有此人与他情意相得）于是跪在慈禧面前，求她不要再责备皇帝。她竟敢进言：皇帝究竟是名正言顺之君，即皇太后也不能废天命之所归。慈禧怒斥她退下，命将她幽于宫中别处；她便一直幽在那里，直到一九〇〇年，这位记仇的太后终于得了机会，把这个放肆的妃子干脆利落地处置了。

原注：一九〇〇年联军入京，朝廷预备出走之际，慈禧下令将她推入井中。（见后文。）

皇后与光绪几乎话都不说，却奉命与他同住。她既是慈禧的侄女，自可放心托她监视皇帝，把他的一举一动尽行禀报。除皇太后在场之外，皇帝所能见者惟皇后与随侍太监而已。

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光绪始终只怪袁世凯一人卖了他。他的屈辱，他所苦心经营的一切治国之图的断送，以及他在「瀛台」上熬过的二十三个月幽囚，都是袁世凯给他的。他临终之际，几乎最后的一句话，便是叮嘱他的弟弟们记着他这些年的苦楚，并许下诺言：必向那害他的人报此仇。至于荣禄，他说：荣禄以皇太后之事为先、赶去报信，原是人情之常；何况自己既已谋他的死，也就难望他有什么忠爱之心。老佛爷的怨恨也是人情之常：他既谋算了她而又败了。惟独袁世凯，是曾经郑重立誓效忠听命的。此后皇帝再不肯同他说一句话，纵在袁做了直隶总督、权势煊赫之时，也是如此。

今日袁世凯闲居林下，而恐惧之影常罩其身：因为皇帝的弟弟——今之摄政王——已践其诺言了。龙座周遭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情曲折，便是这般样子；而人心这一味，在万民命运之中究竟如何计算，则是一个永无了局的难题。

十五慈禧复出训政（一八九八年）

光绪的朝已经完了；剩给他的，只有一个皇帝的名号。机会他是有过的：凭着少年人的一腔热忱与一堆新学说，他与高居庙堂的黑暗势力赌了一场孤注，而他输了。正如同治崩后的那一回，慈禧又可以把自己得遂的野心装点成一桩美德。她曾放手让侄儿去做，她曾退出局外，把这条国家的船交与他掌舵；如今他既把船驶进了风波险恶之海，若举国公议要她重新执柁，这便是天意，与她无干。光绪之愚，怪不到她头上，正如二十三年前她的儿子习于恶行、早岁而夭因而把她送回权位，也怪不到她头上。事情是明摆着的（而且有的是声音在她耳边印证此事）：列宿运行，无不在为她那不受羁绊的权柄效力；至于她于其间略施的一点点助力，是不会有人去细究的。

光绪的朝完了；但他这个人——那副孱弱忧郁的躯壳——还在，而慈禧向来不喜欢半吞半吐的办法，也不喜欢暧昧不明的局面。自这位可怜的君主踏进瀛台那所亭阁牢狱的那一天起，她便着手安排他如何「龙驭上宾」、如何「往游九泉」，一切都合于经传的成法；同时也安排另一位年幼、亲近而又驯顺的人来坐那把龙椅，好让她把训政之局无限期地把持下去。然而南方各省民气浮动，欧洲人对皇帝那些乌托邦式的梦想又抱着一种古怪的同情，随时可能有所表示，故她明白此事非从容审慎、循礼而行不可。十月初，满城都在传说：皇帝将于旧历年底晏驾。

光绪是幽在自家宫里的囚人，而且他自己很清楚，死期已定；然而他还得扮那位傀儡天子，按着时令做那些规定的仪节。八月初八日，他遵左右之命出来，当着满朝的面，向慈禧太后行三跪九叩之礼及其他应有的仪注，以昭示他自己的一无所有与她的至高之权。当日下午，他在荣禄一支重兵的护卫之下，自西苑往夕月坛行祭。就这样，在那最后一击到来之前，这位可怜的皇帝把国家典礼的空架子一一走完；身为大祭司而自己即将做下一个牺牲，当他在御驾的煊赫仪仗中被抬回那处孤零零的受辱之地时，心里该是何等的苦！

于是慈禧安下心来办她的政事；归政多年，她重执朝柄的兴致丝毫未减。首先，她须替这一番反动的政策向自己、向她的大臣、向普天下有个交代。她须除掉那些有罪之人，把合她心意的人聚在自己周围。

中秋刚过、皇帝那一趟凄凉的出行刚了几日，太后便动手提醒宗室诸人：他们的身分并不能保他们不受不忠的报应。她记着载垣那一案，故凡满洲亲族中略有结党营私的迹象，她都极为着紧。这一回，她的警告化作一道谕旨，把贝勒载澍永远圈禁于宗人府的「空房」。载澍竟敢同情皇帝的变法；他又倒霉，娶了慈禧的一个侄女，而且与她极不相得。故当百日维新之初他劝皇帝把老佛爷干预朝政之事一举了断时，那位「内室之小人」便一五一十地报了太后，于是从一开头便把太后的同情与手段拉到守旧一党那边去了。

原注：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满洲宗室（载澍）后由今上之弟、当今摄政王开释出狱，并被授以满洲某旗营的统领；授职之日，正是一九〇九年正月袁世凯被开去直隶总督之任的那一天。与叶赫那拉一族相对的帝党，对他的复起极表赞成。

政变刚过的那一阵，京中舆论对皇帝拟行新政之得失、对废止新政之是非，议论不一；然而这座靠贡赋供养的都城，其政治嗅觉大抵是昏睡的，它所真正敬服的，无非是权力的雷厉风行。故就大体而论，人心是向着老佛爷的。况且她自有一套俾斯麦式的导引舆论之术：借太监之口、借茶楼之谈，把消息的暗流引到该去的地方，其手段最能投合士子与市民的心性。此番着力申说的，一是皇帝之不孝——他竟谋算他那年高而尊贵的姑母，此在守礼的孔门中人眼中是不可赦的；二是他得了洋人的同情与扶助——这一条足以使他在最开通的中国人眼中也万劫不复。于是众口遂归于一说：皇上确是失了分寸、失了自制，皇太后之重出秉政，实属天经地义。

连那些原本声言在皇帝的新政里看见了中国新纪元之曙光的使馆，后来也接受并说出了这个看法。外交之为物，其顺着阻力最小之路而行也如此之柔韧，其（在本无成见之时）承认并宽假一切既成事实也如此之圆熟，故不多时，各使馆——英国使馆亦在其内——的官方态度，竟变成了惋惜皇帝行新政之操之过急；而这些新政，正是在华的每一个洋人多年来所力促的，也正是太后自一九〇〇年以后在原则上接受、并再度被人当作中国行将振起之明证而额手称庆的。

一八九八年六月，英国公使还在皇帝的变法诸诏里看出「朝廷终于彻底认明了非根本改革不可」的凭据。到了十月，变法的首领康有为已由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救出慈禧的报复之手，并由英国兵舰送往英国属地就庇——他误以为英国会为进步之故、即便不为人道亦当为自身之利而实力干预——我们便看见那随机应变的潮头一转，变成了承认这样一件事实：「皇太后与满洲一党深为自身之安危所惊，视变法之举为满洲统治之敌」！又过了两月，大约是受了那太平与亲善之节令的感染，索尔兹伯里侯爵竟一本正经地接到窦纳乐爵士的报告，说太后于其六十四岁万寿之日召见了各国公使夫人共七位，太后「无论是对每一位宾客所表示的亲切关注，还是她那彬彬有礼的和蔼，都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那一天，为敷衍礼数，那位傀儡皇帝也被陈列出来，并被弄着与诸位夫人一一握手。于是幕落，变法这出戏演完了，与闻其事者（或几乎所有与闻其事者）皆大欢喜。

原注：见《蓝皮书·中国第一号》，一八九九年，第二六六、四〇一、四二六号文件。

虽然如此，英国公使及旁人仍为那不绝的风传所扰——传说「皇太后行将对皇帝下毒手」——竟至于出面警告中国政府，说此等举动大拂欧洲人的体统与情理之感。总理衙门被告知：皇帝若骤然崩逝，各国将为之不悦而惊。及英使干预之事传入茶楼、又见于报章，人情大为愤然：此纯属中国家事，前朝成例不一而足，洋人的劝告断无置喙之地。皇帝之取洋人新奇之说，在满人眼中已是罪过；而他之招徕洋人的同情与扶助，则满、汉之所同恶。

然而不久，一切又落回那些走熟了的旧辙；百姓晓得老佛爷重新执柁，心里是安的，甚至是喜的。京中有人着意散布一种说法——为那场行将上演的问罪之戏预作铺垫——说光绪本曾谋弑太后，故如今之惩，较之其罪，反嫌其轻。文士们作应景之文，动辄把皇上比作唐朝那位（公元七六二年）指使弑其当朝皇太后的皇帝。

原注：中国官场的手段，有一事可为例证：上海道台请英国总领事协拿康有为时，竟毫不迟疑地说皇帝已经死了，是被变法首领谋害的。见《蓝皮书》一八九九年第一号，第四〇一号文件。

于是人人公然预言光绪将死，并预先把这件事的影响打了折扣；毫无疑问，此事在中国北方引不起什么议论，纵然它在南方的后果可能极为严重。人心既已备妥，皇太后便以那位行将就戮者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说天子病重；无人表示诧异或忧惧，而自各省征调良医入京侍疾，也被认作礼数上不可少的敷衍。这道谕旨里说：「朕自四月以来」——即自百日维新之始——「久婴疾病，缠绵不愈，医治罔效。」这是宣告他行将被送终的一纸例文，中国人也正是这样领会的。

奉召入京侍疾的医家之中，有陈莲舫，多年来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医者。下面这一段关于他在京中的经历与其职守的记述，系当时他本人供给本书作者之一，在《泰晤士报》上刊布的。

「上谕既下，令各省督抚遴选名医入京，为皇上诊视，陈莲舫遂奉苏州巡抚之命，即刻北上。此事本身，且不论其职守之不合口味、又无厚利可图（陈氏于此深知），在一个年逾七旬、体质素弱的人已非轻易之举；然而这差使是躲不掉的。他因把自己那一大摊诊务交与两个心腹的助手（亦即弟子）掌管，又自巡抚处先领了六千两银子，作为川资与酬劳，便径赴北京，到军机处报到。到时，他发现另有三位颇有声望的医家已奉旨在京伺候。法国使馆的多德福医士早已做过他那次载入史册的觐见，他对天子病症那番出奇的诊断，还在使馆界中供人取乐。这位老医家谈起那法国医生对此症的议论与他所拟的治法，语中毫不掩饰其轻蔑。他自己形容皇帝的病，其措辞颇类历史小说家写欧洲中古医者之口吻：他恭恭敬敬地说到在其主上贵体之中运行的气与邪，又高深莫测地说到潮热及其幽微之由，又直截了当地说到一些于中国读者比于英国读者更为相宜之事。虽然如此，他的形容分明指向呼吸之器的病——他说此病已逾十二年——指向元气大亏，又指向一种他归之于忧思过度兼形体虚弱的发热之证。他离京之前（约在十一月中旬），热已退，病人的证候确已大见起色；然而以他之见，此症关系至重，故决意设法把它交在几位年辈较轻的同道手里——此意后来赖贿赂宫中若干官员而得遂。有人问他，可认为皇帝的病已到危殆之境，他答得像句乩语：若皇上能活到中国的新年，则此后其气力当随春气渐复，痊愈可期。

「到京后数日，陈氏由一位军机大臣传旨召见；皇帝与皇太后在宫城南面的一座殿里等他。这一场诊视，极能见出环绕中国之主的那一重神圣，也极能见出那支配中国内政的守旧之坚。陈氏行过例有的叩头之后，跪着进了他君上的殿，又跪着挪过整间屋子。皇帝与皇太后分坐御座上一张矮几的两边，在这一场召对的大半时间里，两人是对面而坐的。皇帝面色苍白，神气委顿，喉间作痒不止，显见是在发热；他那张瘦削的鹅蛋脸、分明的五官与高鼻，在这位医家眼中（用他自己的话说）竟有几分像个洋人。太后给他的印象，是一位保养极好、看去极为精明的妇人，对病人的身子似乎极其挂心，对他的起居极其周到。医者向皇上动问，于礼是大不可的，故由太后陈述病状，病人间或以一言或一点头表示所言不谬。在太后这一番独白之中，这位医家依召对的成规，始终把目光钉在地上；直到太后发话，他才得以仍跪着把一只手搭在皇帝腕上。这并不是诊脉，不过以手掌平贴而已，先贴腕之此侧，再贴彼侧。此事既毕，太后接着讲病人所苦：她形容了他的舌苔，以及口中与喉间溃烂的证候；然而医者既不许亲自查看，也只好将就这一番颇不合医家体例的形容。他说得好：病人的尊贵逼得你目不敢离地，则要看他的舌头，实在是难。太后于此症说毕，陈氏得以退出，把他的诊断连同日后调治之法呈与军机处，再由军机处正式上达御前。他所进之言，大旨不过是开几味中土正宗的补剂，并请尽其可能地静养心神、休息形体。」

原注：见一八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泰晤士报》。

这位老医家那句乩语式的预言应验了。皇帝果然活到了新年，此后气力渐复。此中固有一部分出于皇太后对外人干预的真实忌惮，然而主要还在于她看清了中国南方舆论之反对她的力量，以及笼络此种舆论之为得计。两广一带，因处决粤籍诸变法之士而激起的仇满之心，是毫无疑问的：这班桀骜的南人痛诋满人及其一切作为，其声色俱厉；要煽起一场新的大乱，本不需费多少力气。南方是很清楚的——在中国，消息传得快——皇帝的性命危在旦夕，而年底便是定下的死期；于是各省的抗议与警告之词纷至沓来，涌到京师，不但投到各部院，且径上御前。其中有一封电报，署名的是上海一位知府名景元善者，他以「上海全体绅、士、商、民」的名义，援引那道宣告皇帝有病的谕旨，吁请皇太后、宗室与军机处准皇上「虽在违和」仍亲理万几，并请打消一切逊位之念。他形容江苏一省民情积愤欲发，又直言皇帝若死，洋人恐将干预。慈禧对这个有胆气的官员大为震怒，不是因为他实际上指她预谋弑君，而是因为他竟敢以其后果相恫吓。她下令把他即行革职；他恐再触天威，遂逃往澳门。然而他这一番硬话，无疑于救皇帝的性命是有力的。

各省大吏之中，有胆识、无私心而肯为皇帝说话的，只找出一个：两江总督刘坤一。当此之际，他的分量太重，不便公然申饬；慈禧且声称嘉许他那不为己谋的胆气；然而她对他此举实在恼怒之至。此举与他那位同僚——武昌总督、文章之士张之洞——的乖觉投机，恰成鲜明之照。只要风头还顺着那一边，张之洞本是变法一党的热心鼓吹者。就在六个月前，他还向皇帝保荐过几位新进之士（其中便有他自己的幕僚杨锐）；而风暴将作之际，光绪且已召他入京，要他以军机大臣之任赞助新政。然而皇太后一旦表明自己站在守旧一边，而皇帝笼络袁世凯及其军队之谋又归于失败，张之洞便立刻电奏老佛爷，力赞其政策，并请严办变法诸人。此等进言原属多余：慈禧既已扶犁下地，便不是那种功未毕而撒手的女人。

八月十一日，她召荣禄入京，助她扑灭变法之事。刑部适上一折，请派钦差大臣会审康有为一党。慈禧批复，令其会同军机处办理，并「从严」根究诸犯。同时她命将皇帝所信任的谋主与友人张荫桓下刑部狱，谕中说此人「声名恶劣」。这道谕旨又乘便声明：朝廷欲于用法之中寓宽仁之意，故不为普遍之查禁，亦不作报复之举，「虽明知多有知名之士与官员为变法者所惑」。

原注：张荫桓曾因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庆典之事受封圣迈克尔与圣乔治勋爵士司令；后被谪戍新疆，终被处死。其被诛之直接起因，是义和团之乱初起时端王所下的一道命令。

另有一名变法之士徐致靖，依同一道谕旨被判永远监禁于刑部狱；一九〇〇年八月，他为联军所释，随即径赴太原府投案就法，不屑受洋人所予之开释。此一事最足以见中国官员的心地，以及他们对国家元首谕旨的敬畏。

太后的下一着，出于荣禄之议，是以皇帝的名义颁一道谕旨，替这一番反动的政策辩解，并安守旧一党之心。这篇文字最足以见她的手段：一面把皇帝写成已悟前非之人，一面又把变法所生「疑惧之情」的过失，尽归之于「臣工奉行不善」，于是人人的面子都保全了。下面这篇节译之文，其趣味是不磨的；因为同样的说辞，今日仍在使用，而且将来满人一旦要应付立宪政治那些迫在眉睫的难题时，无疑还要用到：

「朝廷此次变法，其本意在图国家之富强，以苏民困。非好为纷更，亦非薄视旧章；尔臣民当知朕之所为，实属正当而不得不然。

「惟疑惧之情已起，朕不能视而不见。此皆由臣工奉行不善，以致讹言四起，愚民惑于邪说。譬如朕裁撤冗设六部衙门，原为公家起见，而其立见之效，乃是章奏纷陈，请将通国政体尽行改造。可见若不将朕意通盘宣示，此等议论流传，必生大患。为杜其渐，兹着将前经裁撤之京师六衙门，一律照旧设立。

「又如朕前准设立官报，并许臣民一体上书言事，本欲广开风气，以通朕之耳目。乃上书之权大遭滥用，其所陈者往往琐屑无用，近且渐有倡言革命之势。着自此以后，凡上书言事之例，一概照旧章严加限制。至于官报，朕察其于政事毫无裨益，徒滋民怨，着自今日起一律裁撤。

「作育人才、兴起实业，本以学堂为正途，着照旧办理；各地方官当体察本境舆情，依已定章程，继续振兴教育。惟前次所谕改庙宇祠祀为学堂一节，着即停止，恐滋民间不平之议。总之，天下之事，凡与成法相违者，概不得为。

「时局艰危，朕于政事惟当持其中道，凡过激之举、纷扰之弊，一切屏除。朕之责在秉公持平、不偏不倚；尔诸臣工之责，则在使政府各部之设施，皆归于经久而安定。」

荣禄至是入直军机，并总统北洋诸军，兼掌兵部；他遂成为全国权势最重之臣，其地位在有清一代实无成例可援。他又一次对太后尽了忠，对这个自热河播迁以来他一直服事的女人守了信；他得了他的报酬。荣禄在政变一局中所扮的角色，招来严厉的訾议——尤其在国外——这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然而以中国官员的眼光看去，他扶太后以抑其侄皇帝，不过是尽其本分而已；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始终不失其持平、通达与可靠。后来义和团起事之时，中外报章对他的那一片痛诋，一半出于康有为及其党羽所散布而无人驳正的虚词，一半出于（由此而生的）使馆的成见与消息之不确。后文将要说明：他一切的努力，都在遏止那场狂热之乱的潮头，并劝阻他的女主人不要做出愚蠢的事来。在满洲宗室的怯懦、昏昧与残忍之中，他的远见与胆识始终卓然而立，令人可喜；慈禧长期秉政之下，在办事之才与无私之爱国心上可与他比肩的，惟有曾国藩一人（其生平前文已略述）。

自此以后，直到他一九〇三年身故，我们总看见他在慈禧的右手边，是她最信任、最得力的谋士；她这个人是选对了的。后文有一章将会说到：一九〇〇年间曾有一时，老佛爷为那一片喧腾扰攘所乱，又为她自己的指望、她的迷信与她亲族的鼓噪之言所误，容端王及其一班狂热之徒把荣禄的势力侵蚀了一阵子。虽然如此（观景善日记可知），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她所求教、所求慰的，总还是他；在最后败亡的黑暗时辰里，她所倚仗的也是他，——而他从未负她。她活着看明白了：他所进之言，虽她有时置之不理，却无一不是正论。近世中国史上事事难凭，独有一事可凭，那便是：荣禄的身后之名，在他本国人与外国人心目中，理应远高于他迄今所得的评价。他自己并不晓得两宫西狩之时外间散布的许多谤言；回銮之后，各使馆待他的冷淡，使他大为伤心，也大伤他的公道之感。此后直至他死，他常对亲密的友人说：他决不悔自己当日抵拒义和团的立场，只是洋人对他的敌意与忘恩，他既不能解，也不能恕。有一次，据记载，他说道：他当日之所为，「并非出于爱彼辈之心，不过是忠于皇太后与大清朝廷而已；虽然如此，既然他所行之事恰与洋人之利相合，他也就不该一点功劳都得不着。」

至于变法诸人应得何等处分，皇太后与荣禄商议良久，且极郑重。荣禄主张严厉镇压，以为此事关系大清朝的威望。六名囚犯由刑部讯问，荣禄又细问他们：康有为对皇太后究竟是何居心。康宅中搜出的文书，把这场阴谋的每一层底细都揭了出来，于是军机处奏请将六犯尽行处斩。他们犯上谋逆，既属确凿无疑，则久延讯问显然不宜；况当此满、汉两边党见皆炽之时，鞫问一拖，加深满汉之隙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老佛爷但求乱局早了，遂准了军机处之议；于是八月十三日，变法诸人被处决。他们死得极勇，行刑于城外，观者如堵。

据说在杨锐的文书之中，检出了几封皇帝亲笔与他的信，语涉机密，痛诋皇太后。另有杨锐的一道奏折，参太后德行败坏，与若干位高之人有暧昧之事，其中一人便是荣禄；这道折子上还有皇帝亲笔的朱批。折中引了广州城里流传的歌谣，说到太后所谓的秽行，又警告皇帝：大清朝倘于此时而亡，其罪当归于慈禧及其恶行，正如公元前十二世纪商朝之亡，由于纣王溺爱其妃妲己一样——妲己的淫乐，是史有明文的。杨锐把太后在颐和园的起居，比作这位声名狼藉的妃子在她那「酒池」之畔宫中所行的种种暴恶之事。故替严厉手段辩护的人便说：太后既亲眼见了皇帝亲笔所书，见了这等悖逆之词竟得他的赞许与扶助，则她心怀报复，决意把他与变法一党的干系一刀两断，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道处决变法首领的谕旨，是皇太后自己会同荣禄拟的，却以一种刻毒的反讽，用皇帝的名义颁行。此旨以朱笔书写，以示其特别郑重；而此种体例，通常只用于君主亲手所下之诏。谕中先申说国家政事非改革不可，又说朝廷深虑治理之日益艰难，接着说康有为及其党羽乘时局之危，纠结逆谋，意在倾覆朝廷；所幸其奸谋败露，全案尽发。谕旨接着说：

「又据奏，该逆等胆大妄为，私立会党，其意在倾覆满洲，为汉人谋利。朕祗遵圣训，以孝为百行之先，躬自倡率，此尔臣民所共知也。乃康有为著述，其旨趣邪僻败伦，满纸悖谬之说，专以诋毁圣教、灭裂圣道为事。朕初以其稍通时务，用为总理衙门章京，继又派令督办上海官报局事；乃该犯并不赴任，逗留京师，专谋不轨。若非仰赖列祖列宗默佑之灵，其谋败露，则大祸之来，实不堪设想。康有为为此案之首恶，现已潜逃；着各该衙门严拿务获，即行正法。」

谕旨接着将康有为的同党梁启超处以死罪——此人学问极有声望，后来避地日本，在彼处主持一份报纸，其声誉之隆，也是当之无愧的。其次则为军机章京三人，其时正在刑部狱中待鞫。谕中又说：据军机处之见，处决稍缓，恐致酿成革命之举；故此六犯一概免其复讯，着即行处斩。

处置了康有为的党羽与从犯之后，谕旨再一次申说其首领之罪大恶极：

「我朝立国，一以孔子之教为本。康有为此等悖逆，实为神人所共愤。天地之气，断不容庇此等之人；率土之众，自当共诛此等秽类。至其党徒之中，多为其邪说所误者，其数不可胜计，朝廷皆已录其姓名；惟朕心宽大无外，此等谋逆之事，着即不复深究。凡有干涉者，其各以康有为为戒。尚其笃守圣贤之教，洗心向善，以事朝廷。」

原注：一九〇四年皇太后七十万寿之日，曾降旨大赦一八九八年参与变法之人；惟首领康有为、梁启超明谕不在赦列，孙逸仙博士则因别案在逃，亦不与焉。

朝廷虽「宽大无外」，慈禧又声明除处决变法六首领之外别无他举，然而每一念及从前那些针对她个人的攻讦，她的「天威」仍不免为之震动。紧接上引之旨，又下一道谕旨，将张荫桓以一条含混的、老一套的经典罪名谪戍新疆。他的真罪，在于他曾参劾皇太后奢侈；而英国公使竟敢出面为他乞命，更使她对他益发衔恨。

又一道谕旨，把原拟的天津之行取消了；此系出于荣禄的恳请，他深恐有人行刺皇太后。往通商口岸走一趟，换一换北京那种深宫的岑寂，本已勾起她这位妇人的好奇之心；然而她还是听了这位统帅之言。同时整顿军伍之事雷厉风行，并乘此机会犒赏直隶各军。

荣禄既入京，遂以裕禄继其直隶总督之任。这个偏执的官员，颇得皇太后的信任。他昏昧得出奇——即在满人之中也算出奇——办事之才全然没有；后来天津一带义和团之滋长，责任正在他身上。惟当此一时之危局，猜忌汉人之风正盛，老佛爷觉得非有一位满洲总督坐镇畿辅，不足以防革命党人的有组织之举。

北京城中，与维新诸人有过公开牵连的大员，此时只剩一个未受惩处，即礼部尚书李端棻。他等了几日，见历次谕旨里一概不提他的案子，遂具折自请：以其所犯之罪（保荐康有为及其他维新之人入朝供职），从重议处。这道奏折本身极堪玩味，因为它照出了中国政事内部运行的几处本色。上折之人先自认其罪，又对其罪之竟未被追究表示诧异，继而把朝廷迄今所施的宽典郑重志谢，最后说自己良心终日不安，伏乞皇太后定其罪名，「以为群臣妄荐匪人于朝廷者戒」。慈禧的批复同样耐人寻味，照例以皇帝的名义颁下：

「李端棻所奏，览悉。该员素蒙特恩眷遇，乃竟以逆贼康有为荐之于朕，其后数次召对，又屡申前荐。今逆谋既已败露，而后始行自陈其罪，是其人颇有几分小智鬼诈，朕断无再事宽容之理。李端棻着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钦此。」

原注：李端棻于一九〇四年大赦时自新疆戍所放归。

此一始末与其间的往复文字，处处令人想起猫之戏鼠。

其时守旧一党的暴烈举措，已在南方激起一片愤慨之声，彼处纷纷结社，以拥戴光绪皇帝。上海洋人租界所出的报纸，每日痛诋皇太后与荣禄，语极狂厉，而荣禄尤为众矢之的。撰此等文字者，显系受亡命在外的维新领袖指使，声言北京之变根本是排汉的，其结局必是帝国一切要缺尽授满人。另一面，若干省份又有人煽起仇外的骚动，以为皇太后见此等民气之发抒，必大称心。此种局面所伏的危机实非小可；宗室御史晖章遂上一折，措辞极其坦直，为皇太后指陈其事。

上折者先贺朝廷神武果断，一举戡定康有为之逆谋，谓此一功业将永为老佛爷之令名。继而论及华南情形如下：

「近日讹言繁兴，盖因奉旨正法诸犯皆系汉人，遂谓两宫有意抑汉而伸满。我朝满汉一体，从无畸轻畸重，此固天下所共知共谅；然康有为余党实借此等讹言以为煽惑之资，其势将贻国家之忧。」

上折者既论谕旨之徒托空文、大率无济于事，遂献议：宜于素称忠纯谨守的汉员中，择数人特加恩典，以此安人心而释群疑。他说得很在理：既已使犯大逆者伏其辜，则始终效忠者自应量予褒奖。他又请将数月以来上折痛斥维新、力诋所谓新学流弊者，一概升擢任用。末了他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忠爱之忱出于汉人，其有裨于帝国之完固，胜于出自满人——这一层治术上的见识，正投合老佛爷的机敏。皇太后的批复，表面上是一番申饬，于所争的实际问题却异乎寻常地含糊其辞。她只着力申明朝廷处分之绝无偏倚，自称一秉大公，于满于汉，均无成见。然而不多日，上折之人便得了升迁；而为证其无所偏袒，皇太后竟于同日黜罢大员六七人，其中有一满人；又以荣禄曾保荐维新党中一人为由，命将荣禄一并交吏部议处。此不过「保全面子」而已。

一如往常，凡有近于指摘之言，必激其振作，皇太后于是连下谕旨。其一申明内地洋人与北京各使馆均须妥为保护；其一训诫各省大吏，慎选属员；又其一令各省督抚陈言献替，同时叮嘱他们不得因党见而互相攻讦，因为「朝廷于此等攻讦所由起之居心，洞若观火」。

其后皇太后又借一道泛论为政之道的训谕，为她身为中国满人之主的政策留下一番辩解。此旨之中，有一段颇值一引：

「为政之善否，自古以无乱为验；国之能自卫者，未有陷于危亡之理。我朝列圣相承，垂六世之睿智，立政以至公至仁为本，其规模几于尽善。水旱之灾，朕无不立沛恩膏；河决为患，朕所先念者惟民之安。从未尝行签兵之法，亦未尝派及徭役。宫中供役，向不取汉家女子。似此仁心恻怛之实，宜乎举国臣民同心翊戴，宜乎朕可望上下之人各安其业，虽至编氓佣力之辈，亦得共享升平之福。乃竟有奸慝之徒，怀叛逆之谋，公然倡言，流布四方；更有大臣毫无操守，敢以逆党荐之于朝，以济其私。念及于此，朕之义愤几不可遏。然朕业已颁行大赦，于此等鬼蜮伎俩，概不深究。」

此旨之末，照例是对官场的一番训勉，并求其躬行至德。

皇太后接着又起复了几名为皇帝新近黜罢的守旧要人，其中以许应骙最著——他曾参劾维新党人王照。皇帝一党至此瓦解殆尽，在北京已无一人可为之奥援。为维新运动、或者不如说为其主要鼓吹者之一说话的最后一位大员，是甘肃布政使满人增和；他因此触怒老佛爷。那道招致他立即革职、永不叙用的奏折，于帝师翁同龢之被黜，言下深致惋惜。

皇太后随后把注意移向各省，严饬刘坤一——他以病乞免南京之任。皇太后以文言旧套提醒他：朝廷加于其身的恩眷何等隆重；着他毋得妄借词遁，仍当照旧供职，且须益加勤勉，于属员之遴选尤宜慎重。

翁同龢的胆大妄为，仍在皇太后心中隐隐作痛。听任此人在原籍体面赋闲，官阶不削，别无惩处，于她心中的分寸大不相合；而荣禄向与这位帝师有嫌，自然也不会替他解劝。于是她又借一道以皇帝名义颁下的谕旨，向这位年迈无害的老儒泄了一回私恨，其手段之刻，最足以见其性情。此旨颇堪玩味，兹录于下：

「翁同龢在毓庆宫授读之时，其教法殊多未善：于经史精义，从未能剖析明白，惟日以古玩字画进呈，希图取悦朕心，分朕之意。又每借谈论时务，探朕于时事政见之所主。如甲午与日本用兵之际，其言忽而主和，忽而主战，末乃劝朕弃京城而去。其人好张大其词，以求与己见相合；职守之内，昏谬乖张，其贻误所及，今已成几于不可收拾之局。上年春间，渠力主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己百倍。朕方以国势危迫，亟思自强，不得已而勉从康有为变法之言。乃康有为竟乘朕之宽假，阴图不轨。推原祸始，翁同龢实尸其咎，其罪之重，断难曲宥。此外获咎于朕者尚不止一端：如朕不从其所请，即形于辞色，怫然不悦，甚且出言胁制。当此之时，其语多有大不敬者；追思其欺陵之状，至今耿耿。前经降旨令其开缺回籍，揆其罪状，此犹不足蔽辜。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异日怀二心之臣工戒。」

原注：翁同龢已由今摄政王降旨开复原官原衔。皇帝之得直，可谓迟矣；而其党人的幽魂，即在九泉之下，犹不免随中国官场之升沉而升沉！

翁同龢住在江苏常熟的老宅，直到一九〇四年六月才去世，凡识之者无不敬爱。他绝非近侍御前的那班老臣一般碌碌无闻之辈，而是个颇有骨力的人物；被黜之后，他始终存着一线指望：老佛爷一旦宾天，他或可再出，为皇帝、为维新之业效力。这期间，他倒给本县知县添了不少麻烦与忧惧：他每月必往谒见三次，摆出一副请命的样子，跪而言曰：「公奉有朝廷密旨，稽察某之言行；某今谨来听候，以助公奉行明旨。」知县既不敢保这位一度权倾朝野的大学士他日不再起用，其处境之尴尬可想而知，何况翁氏一门又是阖境第一大族。

戏弄地方官之余，这位大学士便以读书著述自遣；其间所作的书札，后来刊为一卷，最见其人之可亲，是个学者，也是个诗人。他笔致清疏闲远，兼带玄思与哲理之趣，向为士林所推重。他的家资既未被籍没，故其晚年居于故里，大约比在京城官场中周旋于倾轧劳碌之间要快活些；及其身殁，忠爱与明达之名远播于本省之外，而自其殁后，声望更日隆。

皇太后看出：皇帝废罢旧日经义取士之制，士林之心已大为动摇，遂降旨尽反皇帝前令，守旧一党无不称快。举国士子交口称颂，以为老佛爷识见之精，于此可见一斑。平心而论，皇帝新定的考试之法，行之伊始，确曾生出旧制所无的弊端——旧制以糊名易书为第一要义。皇太后于此事措辞如下：

「我朝以四书文取士，其法所本者，在明圣贤立教之本原，与程朱传注之正义，盖谓学问之基端在乎此。行之二百余年，成效彰著；近乃渐染浮华之习，士子专以剿袭陈言、空标虚号而侥幸获售。论者遂咎其制，实则不然：其咎在主司不得其人，坐使弊窦滋生。持论之家未明此理，妄诋旧制，甚至谓经义之学一无实用。彼辈不知：场屋所试之经义，不过入仕之初阶、进身之试验而已；果系有用之才，虽令其依唐宋相沿之成法为诗赋，亦断不至因此而不能自见于世。若其人本有躁妄不经之习，则以时务策论课之，适足以长其恶而益败其性耳。用是明降谕旨：嗣后一切考试，仍复旧制，专用经义命题。前此所准设之经济特科，试行以来，流弊滋多，着即裁撤。朝廷之意，欲使抡才大典，名副其实。主司士子，均宜屏去浮靡之词，一以经术为宗。至有用之学，朝廷固愿其讲求不辍，惟宜责成地方官经理为便。农工商务，诚宜整饬规模，俾有条理；然道途悬隔，文牍繁多，若统归京师办理，殊非所宜。着于各省省城分设局所，先自天津试办，为各省之倡。京师原设之局，着即裁撤。」

「女子之心多变」，慈禧的心思，也从未久循一辙。她时时挂念着自己在朝中各党眼里的人望，又要调停那一种种相激相荡之力的微妙均势——那正是她治术上的得意处，也是她权柄之所恃——于是我们又见她下了一道谕旨，申明她自称奉为圭臬的一番道理。此旨中透出几分焦虑，似乎怕对维新诸领袖的惩处要招外间的严词非议。皇太后因谕曰：

「自古称至治之世，莫不以恪守圣人之道为本；然临事制宜，随时变通，亦势所必然，故天下断无一成不变之法、必守不易之方。近者屡行整顿之政，力矫海内积久相沿之弊，此固人所共见；乃竟有不逞之徒，借变法之名以行叛乱之实。朕既已加之以刑，逆流遂遏。然此非谓朕自此不复举办一切应办之事：凡于生民有利、于国家有益者，无论其为更张、为守旧，朕必次第行之。岂有因噎而废食者乎？朕于此事迭颁谕旨，中外臣民断无真正误会之理；惟朕深惜者：诸臣议论殊无定见。当逆谋方炽之时，几无一折言及国家此等隐忧，更无一策以为补救；及事既败露，则又有揣摩朕意、争欲以此邀功者。此辈昧于大体，殊不知朝廷措置庶政，一以天下之公利为断，舍此更无所徇。朕所由之道，中正而已，无所偏倚。兹再申诫尔中外臣工：各宜洗涤肺肠，永除新旧门户之见。凡有奏陈，但当就一时一事之所急者言之，毋得凭空臆造条陈，以侥幸迎合朕意。」

皇太后接着又留意于举国生民的疾苦，命再筹良策，以遏黄河在山东境内连年为患、漂没生灵田庐之祸。对于以往整治「中国之忧」的种种举措，她并无幻想——自古以来，此事即是贪墨之吏的乐土；她也不会指望自己那一套劝善的陈套，能令百姓觉得有何可喜。皇太后说到「黄河堤工屡加修筑，而迄未睹永久之效」；然而她所开的药方，不过是令军机处会同各部及都察院会商而已，实在难以令人放心。其后她又派李鸿章前往，就地估算兴办有效河工所需之款，这也不足以使天下人相信她一片仁心之出于诚。

一如一八六一年载垣之谋既覆、她初握大权之日，此时的皇太后也是四面出击，精力过人，观其此一时期谕旨之多可知。黄河之事既毕，她又转向另一桩由来已久、呼号不已的积弊——数百年来压在中国下层百姓身上的一种苦：讼狱之迁延无期、费用之重，以及凡不得不向中国官府求直者所受的种种磨难。

皇太后在这道谕旨里，对此中弊窦知之甚悉——这些弊窦本是中国人无不烂熟于心、而官文书向来不提的。老佛爷「宽厚仁慈」之名播于天下，大半正由于她在此类事情上的直言不讳。举国上下，尤其在北方，农夫与商贾向来以为：老佛爷若说有失，只失之于太过心软；她那份极端的和厚，虽属可嘉，却屡屡成为祸端。一九〇〇年北京的百姓，正是把洋人与教民未及在援军抵京之前被尽行屠戮一事，归之于她这份不合时宜的「仁慈」。在这道论讼狱的谕旨里，皇太后说她近日得知：案件每每一搁数月，而无辜之人竟因候质而被羁押，遥遥无期。

「各衙门之中，种种需索无所不有；胥吏狱卒非得重贿，辄故意壅阻案件，不令审理。一人下狱，则举家之累可知。若非冤抑之极、势不能堪，谁复肯兴讼于公门？而法吏爪牙乃得如此凌虐告诉之人。推原其弊，总由州县官有意稽延，置民瘼于不闻。朕心实深悯之。着即定立章程，将积压各案迅速清厘。倘有玩延，定予严惩不贷。」

又一道谕旨，同样映出这位「圣母」的仁心与她笼络人心之意：

「近来各省就地正法之案，其犯多系持械行劫。此等罪犯所为虽极可恶，而其情实堪悯恻。论者每谓其铤而走险，由于饥寒所迫；当此之际，人往往忘其所为之必抵于死。此辈筋力强悍，志气坚忍；使能舍其邪途而归之行伍或耕稼，未始不可为良民：较之投诸囹圄、终于肢解，孰为可取？且其所犯之罪，上累父母，下及家室，一念及此，亦足使其终身不安。朕深居九重，所念者惟生民之福；朕所日夕企望者，惟在德化大行，刑措不用。用是谆谕尔百姓：当知朕于尔等疾苦，悯恤出于至诚；其各勉为良民，毋再为暴戾之行，徒自贻患而已。着将此旨宣示于帝国至远之区，俾众咸知朝廷爱民之切、恻怛之深。」

中外洋人对皇帝所表的同情，令皇太后大为愤恨；这份同情，一时也见于英国公使及北京使团中其他人士的态度。然而她奉行的是「和戎以待可战之机」之策（此策她得之于经籍，详见他处），遂于是年入冬之初，邀各国公使夫人及使馆女眷入宫觐见，待之极为殷勤周至，一日之间便博得众人之心。她这番亲善全出于假装，我们从她自己的话里已经知道；而自此以后，她愈来愈受守旧派魁首刚毅的左右，亦无可疑。荣禄请假出京之际，刚毅得以说动她：欲增国家武备，第一要着在于举国编练团练。山东及此一「爱国」运动的其他渊薮，有传教士就近观察时事，不久即看出：此种整军之举，锋芒首先指向洋人，而其所以发端，正由于皇太后嘉纳了刚毅那一套激烈守旧的主张。

下面这道谕旨颁于是年之末，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视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端与凭据；其出于刚毅及其一党的怂恿，殆无疑义。

「自来君民之间，未有可以不通声气、不共趋向而能相安者。地方一切应办之事，固当责成州县倡率经理；然非绅民与官府同心协力，则国家之政终无可成。即如积谷备荒、编设保甲、训练团练诸端，似皆寻常之务，而办理得法，则其有裨于国者至大：盖预筹荒歉，则民命得全；编设保甲，则盗贼可御。至于团练，但使按期训练，历时既久，便可驯致举国皆兵之势。一旦国家有事，其用之不可胜言。

「着先从直隶、奉天、山东三省办起，凡该处地方官，均当剀切晓谕绅民，务使实力奉行。其地已有此等成局者，酌加更定，归于画一可也。先自省城试办，推及各属。将来即以此三省新章为准，通行各省一体遵办。」

此旨其余部分，不过是照例的劝勉与告诫，无甚可观。就这一纸文书而论，尚不能断定皇太后本人是否明白：她将在这所谓团练之中放出何等力量；而她后来对义和团的反复游移，即使不足为证，至少也透出一点消息：她之行此，是一时冲动，且知之不尽，受了刚毅的摆布。然而此事的分量迅速加重，故数日之后，我们便见她又下一旨，可见团练可成国家一大武力之说，已渐渐印入她的心中——而我们知道，在那心中，向洋人复仇的念头是始终潜伏着的。这第二道谕旨里有这样一段：

「近日时事，至可痛心，朕日夜居于深宫，念念在此，惟思亟练劲旅，以安黎庶而致富强。前此屡降谕旨，令整饬军伍、修明道路、举办团练保甲者，无非为固国本、慰民心而已。」

她重申前旨大意之后，接着颇为凄楚地抱怨道：这些谕旨「多被置若罔闻，或不过由此一省官吏转行彼一省官吏，自督抚而逮于州县，循例递下，终乃束之高阁，视同废纸而已」。她坦承此种对待上谕之法向来如此，且相沿已久而成故例；然而她坚言时至今日不可不变，遂命此后一切谕旨均以特制的明黄纸刊印，遍谕海内，务使家喻户晓。

她又恳切申诫，勉以爱国之忱，并勉以那种惟一能使庶政有成的切实任事之心；随后命各地方官与绅耆父老常相接洽，又命统兵将领将朝廷举办军政之本意，剀切晓谕于士卒。

此旨结语云：

「倘朕之百姓能于承平之日预备万一之变，去其自私偷安之念，则一旦临事，其同心之志实为金城之固，断不至无所报效。由是国基益巩，国威益振，朕之所期于尔众者，于是乎在。用特剀切谆谕。」

继此又有一道谕旨，仍是旧套的文字，劝将士笃念国恩，无甚可记；其所生的效验，也决不比她屡次告诫各省官吏、屡次责令振作任事者更为显著。有些著述家指着慈禧此一时期所下的种种谕旨——其多且直——说这足以证明她实有整顿国政之志；然而这些文墨里究竟藏着什么用意，其中有几分可以当作出于朝廷传统陈套之外的真话，在任何一件事上，外国人固然难以得一确切之见，就连宫墙之外的中国人也难。有一点是确凿的：她自己并未以躬行表率示天下，使天下信其诚；她也丝毫不曾整饬紫禁城的内政，或革除她宫廷中那些人所共见、人所共知的积弊。

老佛爷这一番文事与政事的大举，最后仍以回到那件最刺心的恨事作结：那个图谋她神圣之权与她自身的首恶，竟得逃之夭夭。她自称深信天下人尚未尽知康有为罪恶之深，遂于十二月又下一旨论此事，其文曰：

「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奏称：于康有为原籍搜出文件甚多，大率系康党往来书札，并石刻图记数方，业已一并呈进御览。此等书札，悖逆之词累累。其中一处，竟拟举谭嗣同（已正法之维新党人）为中国民主国总统！其往来书札纪年，并不奉本朝正朔，而别用孔子降生纪元；更有一人竟敢肆其狂悖，指斥本朝为『一无可用』。此等丧心病狂之言，足见此辈之罪，殆有过于寻常叛逆与弑父之徒。所有书札中牵连者不可胜数，惟朝廷意存矜恤，不欲深求，已谕令将此项书札一概焚毁。

「朕前次降旨，宣示康有为所结逆谋及其乱政之图，本欲防患于未萌。乃据近日所闻，尚有不明真相之人，执言康有为不过锐意变法而已。故特举此逆党书札之事，明白宣示，以见康有为实系丧心不道之枭獍，断无可疑。朕深信中外臣工，自上至下，既明此理，自必将其乱政邪说置之不足道之列。庶几正论得伸，邪说尽息。」

慈禧于是安坐于她那尊荣之位；而那场不久便要撼动帝国根基的大乱，其种子也就此播下了。

十六义和团之由来

义和团之史，纪载已详，论其缘起与助成之种种因缘者，佳篇亦多，似无庸再赘一辞。然荣禄致其友闽浙总督许应骙书中之数段，或可略发新义：非独于该团在直隶滋蔓之由，即于这位皇太后最宠信、最倚重的谋臣之为人、私见与政术，亦足见其一斑。此书作于一九〇〇年七月之初。

「拳匪之起，在山东冠县十八村，初名『梅花拳』。李秉衡抚东时（一八九五年），不惟不禁其所为，反收之以为团练。去岁夏间，拳众与官军数次冲突，而带兵官竟以用兵之故为抚台参革，所获拳犯，悉数省释。其时拳首公然自称明室后裔，其会中女子一支曰『红灯照』者，即以其名名之。去秋既得此鼓励，其势遂蔓入直隶。景州知州出示晓谕，戒民毋信其所谓法术，谓此辈拳民，不过白莲教之改头换面耳。此州牧素与法国教士相得，制军闻之，行文查究，立予撤任。弟深以为惜：当日弟与王文韶同膺直隶之寄时，皆深知其人而敬之。

「去年九月杪，直隶已有拳众公然树大旗，上书『神助灭洋，请尔同入爱国团练』之语。某处有僧人为会首，率众焚毁当地教堂。其后于刘八焚掠教民房舍时，知县出兵击之。兵一开火，拳众即溃，其为首之僧道悉被擒获，毙于枪下者三四十人。此事本足以昭示天下：所谓刀枪不入之说，何等荒唐；官军收拾此辈江湖幻人，直如缚鸡之易耳。诸僧身上搜出符咒经文，知县鞫讯之后，即行正法。

「布政使廷雍，于祸端之启，实咎有攸归。闻十日前彼传集所属僚佐至署参谒，宣化知府适过其地，亦随众趋前。知府言曰：『嘉庆年间亦尝有此类邪教，仁宗睿皇帝谕令剿办之。』廷雍曰：『事随时异，今日何必更援往年？』知府对曰：『历书诚已不同于昔，然列祖列宗所垂之明训，固当奉为万世之准绳。』廷雍无辞以对，惟瞠目相视，默然而易其词。

原注：此员后为联军所斩，以其为义和团祸首之一也。

原注：此宣化知府，后于两宫西狩之初经过该城时，蒙皇太后擢用。

「六月二十一日懿旨初下，命将此辈勇敢拳民编为团练，且称其为爱国之士，所在多有，宜各省一体收录；弟读之，竟通宵不能成寐。辗转反侧，屡起屡卧，心中且喜且惧，莫能自持。夫收召此等义勇以御外侮之侵陵，其意固善；倘能周密筹画，绳之以纪律，付之以良将，必有大用无疑。然设使措置失宜，此辈必至不可收拾，其结果惟有溃乱与祸败而已。老友同僚，想必以弟言为然：拳民所怀之志，实出于爱国。民教之间积怨已深，遂不得不驱我至兵戎之边；而朝廷竟行险著，『延敌以决战于都城之下』。此犹赤足履白刃而不却者也，其忠愤之气，固无可疑。

「然当其初起，拳众犹惧官军攻剿，不敢大集；即此一端，可知其未尝无常人畏死之心。恃之以独当一面，终不可信；惟弟窃谓（公或以为迂诞之论）：正可藉其狂热，以激我经制之师之锐气。若论战阵之实用，此辈直是无用之物；然其自诩神术妖法，或足以夺敌人之气。若我辈竟真信其荒诞之言，或倚为临阵之可恃，则大谬不然，且必至于覆亡。纵令法术之说果有一二可凭，要亦本于左道；公所深知：历代史册之中，此等惑众之说终酿成叛乱以抗本朝者，不一而足。顷奉电示，谓弟不必过虑，以公所见，六月二十日津沽之战，拳民颇能自效。弟则未敢遽信；且南北之人，其战力与气质相去甚远，不可不察。南中诸省，会党、盐枭与亡命之徒充斥，如积薪然，一星之火，随时可以燎原。此辈以赌博为业，以不逞为常，实无爱国之心；若大量招之以成军，无异驱豺狼以斗虎。其结果，虎一无所损，而公治下亿万如羊之良民，反受荼毒。北方拳民则不然，其所激者非攘夺之欲，乃一种宗教之狂耳。公亦知之：北人性愚而执，南人性敏而不足恃，故欲并驭之而立一定之策、成共举之事，纵非必不可能，亦难之又难矣。一八九四年与日本用兵，我军畏倭甚于畏虎，自知万不能敌，遂弃械而不敢当前；军机处之所以震怒者，非正坐南人此性乎？……

原注：荣禄致书之许应骙，籍隶广东，其时正任福州之总督。

「拳民非节制之师，然敢战敢死。我国之人而能奋其勇，且以偿宿怨于洋人为快，见之诚可喜可异。然若因见此辈之勇，遂谓举国将从而效之，自此可以尽祛洋人之为患，则大误矣，其举亦必败。故弟为执事计：前奉编练团练之诏，不妨断然不奉行，无所迟疑。弟进此言，并敢保公循之而无危。行事自当审慎，而要在勿使朝廷之诏转为不逞之徒聚众之口实。弟方在忧惧之中作此私函，辞意仓卒杂乱，惟公恕之；并望早赐复音为幸。」

（署名）荣禄

十七景善日记

原注：景善，满洲正黄旗人，生于一八二三年。一八六三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为编修，尤以精研宋儒之学著称。次年简为内务府主事，一八六九年升郎中，一八七九年擢内务府大臣。其父广顺，道光朝曾任内务府总管大臣，与宣宗相知有年；又系皇太后母族之戚，与满洲显贵诸王公往还极密。故景善于宫中掌故所闻，于近侍宸极之满汉大员的议论与行止所见，皆非他人所能及。历官京师数部之后，一八九四年致仕。他曾为端王载漪、澜公载澜及惇亲王（道光幼子）诸子之师傅，故与义和团诸首领关系至密。

即以一九〇〇年八月北京那一场天崩地坼、赤地千里的惨状为背景，景善的结局仍称得上格外可悲。在兵燹与横死之上，在义和团、甘肃悍卒与外夷入寇的危难之上，这位老儒的家门之忧、妻妾之阋、儿子之不孝，读来竟比国家迫在眉睫的种种大祸更为凄怆。此亦有其由。八月十五日，联军入京、皇太后西狩之后，其妻、其大妾与一子妇皆自尽。他仅多活了数个时辰，死于长子恩珠之手——被推入自家院中的井里。此子后因窝藏持械拳匪，为英军所枪毙。

此日记乃译者于八月十八日在景善宅中的书房内检得，其时一队锡克兵正欲焚之，抢救于俄顷之间。所记自一九〇〇年一月至八月，其中多琐屑无谓之事。兹所选录，主要取其足以见皇太后在那一场仲夏狂悖之祸中所扮的角色——见这个女人的铁腕与权术，亦见努尔哈赤那班不肖子孙今日那种深不可测的愚昧。尚须声明：一八九四年致仕的景善，须与约一九〇四年殁的敬信分别清楚。敬信亦满人，为慈禧所宠，京中洋人多识之。他历任要职，官至大学士，两宫西狩后仍留北京，看守宫禁。一九〇〇年九月引各国使臣遍观紫禁城空寂殿宇者，即此人也。凡与之相识者，无不推重。

景善虽官阶相埒，外人却全然不识其人；惟其履历有一小传（敬信亦别有一则），载于英国公使馆中文参赞处按期编纂之《京外大员职名录》，一九〇二年版，上海别发洋行印行。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五日）。——澜公今日来看我这个老师傅。他讲了许多山东巡抚毓贤所办的「义和团」的事。随后又说起昨日在宫中的召见：除大学士、各部尚书与内务府大臣之外，圣母皇太后还召见了恭亲王、其叔载滢、载濂与端王。老佛爷宣示她要另立新君之意。她说：「国人怨我立光绪为帝，谓其昭穆失序，加以指斥；且他既受我扶立之恩，而于我大失孝道。他不是与南边的乱党合谋害我么？故我今拟废之，别立新君，定于正月初一日即位。至光绪逊位之后应上何等名号，则须尔等大臣议之。废立之事，前朝自有成例可援：明之景泰帝曾降为亲王，其兄陷于蒙古八年，归而复位。」殿上寂然良久。末后大学士徐桐奏称，宜上「昏德公」之号——意即德行昏昧，亦犹言用心虽善而办事糊涂——此号元朝曾加于被废的宋帝。老佛爷以为然。继而她向众人宣称：新君之选，她心中早已定了，便是端王的长子——此子于圣躬之忠爱，人所共知。此后端王应常川入直宫中，照料其子的功课。至此，大学士孙家鼐请旨陈奏。他恳求太后勿废皇上：南省必因之生变。立新君之权固在太后，然须俟「万年之后」（即今上宾天之后）方可行之。「慈颜」大怒；她回顾孙家鼐，命他记着：此乃家族之议，汉人得与其列，已是格外之恩。她说，她的意思早已告知皇帝，皇帝并无异词。太后随即命在座诸人往勤政殿伺候，俟她与皇帝到来，同观册立大阿哥的诏书草稿。至于正式宣布其即位，则俟正月初一日。

原注：此一刚直之臣的履历与为人，附录中另有一则。

众遂至所指之殿门外候着；顷之太后的乘舆到了门口，众皆跪下叩首三次。随行的太监甚多，她命他们都留在外面。她遣总管李莲英去请皇帝；皇帝乘舆而来，在外门下轿，向已在殿内正座上坐定的太后行了叩礼。她招手命他入殿，他又跪下，众官仍跪于外。太后叫道：「进来罢，不用跪下。」命他坐了，随即传诸王大臣——约三十人——入内。老佛爷把她此举的缘由又说了一遍。皇帝只说：「太后所议甚是，正合朕意。」于是大学士荣禄将军机处所拟的诏书呈上。她通读一过，即命颁布。于「万岁爷」被废一事，只字未提；所议者惟立大阿哥而已。随后军机诸臣留下续对，诸王则奉命退出，故澜公不知此后所议何事。皇帝神色恍惚，如在梦中。

原注：此诏见本章之末。

三十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日）。——今日刘顺与我剃头；他今晚要回宝坻县家里过年去。长子恩珠迫我给他五十两银子买一件貂褂；此子不肖，最是忤逆。齐寿卿今日来看我；他已搬到「魁榜」胡同去住了。他告诉我，他的岳父毓贤要放山西巡抚了。毓贤因一法国教士被戕之事开去山东巡抚的缺，此后老佛爷召见过他，还夸他办事清正持平。她并不赞成大刀会要把洋人杀尽的主意，因为她不信他们办得到。毓贤常往端王府去，两人密谈甚多。端王扬言：他若做了总理衙门的大臣，一切与洋人的交涉，三言两语便可了结。此人性暴而少文。

原注：被戕者系英人，非法人，即卜克斯牧师，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遇害，其时毓贤的调动早已议定。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今日我七十八岁了，儿子们笑我耳聋。此辈皆不肖子，断不能有其父今日之位。我在他们这般年纪，二三十岁之间，宣宗已称赏我的学问，御赐条幅一幅，上录朱子之语。

今年必多怪事，众人皆如此说。今年闰八月，而庚字之年遇闰八月，自来是凶兆。新君本应于今日以「恒庆」——大吉遍及之意——为号宣布即位；然次子恩霖告我，今年元日的祭祀是大阿哥在万寿殿行的，不过代光绪皇帝行礼而已。大阿哥是个十四岁的孩子，极聪明，而性情暴躁。他自景山门步行至殿上。

五月初五日，端阳节（一九〇〇年六月一日）。——六时起身，正在内小屋里洗脸，门上霍贵拿了大学士刚毅的名帖进来，并送来猪肉十斤，是节下的礼。我还不知道他已从涿州回来了——他是同赵舒翘去查看「义和团」的举动并具折复奏的。他叫来人传话，说今日上午要来看我。

原注：正月至五月之间所记，无甚可观。

长子恩珠与恩顺今日往齐寿丞家看戏去。幼子恩铭在颐和园当差，此后四日，老佛爷要在那里听戏。我倒诧异刚毅怎么不在园中。想是他昨夜方回京，故明日早晨才能到军机处销假。

申时（下午三时）。——刚毅来过了，我留他吃了午饭。他是个好内弟，虽小我二十岁，其识见之明、持身之谨，军机处中无人能过。他说昨日傍晚有洋鬼子兵数百进了城。他与赵舒翘于下午四点半到京，即刻着手拟给皇太后的折子，奏陈那些天降的义和团，预备明早呈递。端王告假五日；昨晚刚毅去看他。二人正在王府里议论时局，庆亲王的一名护卫队官来传话。他向端王请了安，禀称约三百洋兵已于午后自天津开来，是给使馆卫队添兵的。庆亲王恳请端王勿阻其入城，说多几百个少几百个洋人，无关紧要。他望端王传谕所部虎神营，不要与洋鬼子为难。老佛爷的意思，是准他们护卫使馆的。端王细问情形，那队官说庆亲王接到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说这一队并未带炮。端王听了冷笑道：「寡岂能敌众？多一百个少一百个小鬼，济得甚事！」刚毅却说，他极力劝端王传令九门提督崇礼，阻止洋兵入城；无奈荣禄早已下令放他们进来了。刚毅为此深恨荣禄，也猜不透他是何居心。去年年底，端王与荣禄本已议定废皇上而立大阿哥；端王自己也承认，若不是荣禄在老佛爷跟前分量重，她断不肯选他的儿子做大阿哥。乃今荣禄却终日诋毁义和团，一再告诫太后不可加以鼓励庇护。只要荣禄一日与团为难，端王与刚毅便一日不指望太后能一心一意地扶助义和团。近日端王告诉刚毅一事，可见她眼下的态度：他的儿子大阿哥扮作义和团的装束，同几个太监在颐和园里演习拳法。老佛爷看见了，立命把他关在屋里。她又申斥大学士徐桐，责他不好生管束学生，容他做出这等——用她的话说——不成体统的事来。

刚毅从端王府出来，由前门出城，看见洋兵进来。他说百姓口里咒骂，却无人动他们。这有什么要紧？他们一个也休想出得了这城。刚毅此番涿州之行，已使他深信全省上下同心如一人；连十几岁的孩子也在操演。毫无疑义，这一回洋人是要被扫荡干净的了！在涿州，那位姓龚的知州拿了几名团首，刚毅与赵舒翘却命把人放了，还叫他们演一演那降神的法术与拳脚。真是异观，几乎令人不敢相信：其中数人被火枪打了，有的还不止一枪，竟自地上爬起来，毫发无伤。这一场是在州衙的大堂院里演的，看的人挤得如一堵墙。赵舒翘说他多年前在本籍陕西也见过类似的把戏；而史册所载，汉末张角以黄巾倡乱，率众五十万，连下名城，其时亦有此等奇迹。据说他们是受玉皇大帝护佑的，刀枪不能入。刚毅与赵舒翘明日就要具折上奏，陈明此行所见，并请太后将「义和团」收编为官军之一支。惟须归端王与刚毅节制，因为荣禄身为北洋统帅，于他们能否敌得住洋兵，殊不置信。

原注：道教至尊之神，亦为义和团所奉的守护之神。

总管李莲英虽是义和团的热心护法，且不厌其烦地把他亲眼所见的种种神技讲给老佛爷听，然而只要荣禄反对朝廷明白鼓励此事，「圣母」是否肯听他的，实无把握。况且太后的性情本是好和的；她阅历的春秋已多。她那点雅致温和的嗜好——爱画、爱诗、爱看戏——我是深知的。她高兴的时候，是天下最和易最好说话的妇人；然而一发怒，其威可畏。先父曾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有一回正撞在她的气头上。那是同治六年（一八六八年），她听说总管太监「小安子」已奉同秉朝政的东太后之命在山东正法了。她指斥内务府诸大臣通同一气，负她而不以实情相告；又说恭亲王正谋害她的性命，左右近侍尽与其谋。过了多年她才恕了先父。安德海的同党太监，一概由内务府慎刑司刑讯。及查出告发总管太监的人，她便下令在宫中把他活活打死。然而如今老佛爷的心肠软了，连对洋人也是如此，不肯听凭人把他们杀掉。只须她一句话，洋人便可立时尽灭，鸡犬不留，所有洋楼洋房亦可荡然无迹。刚毅在我这里坐了约两个时辰，便去看端王；端王正候着李莲英今日下午进城。

原注：即安德海的诨名，见前。

工部侍郎昆秀来看我。他说庆亲王私下里常常嘲笑义和团，说他们全不中用，明白人连一笑也不值得给他们。然而在人前，他却极其谨慎——上礼拜老佛爷问他对义和团的看法，他不过含含糊糊地说，团练于保卫国家或者有些用处。

九时。——长子恩珠从齐寿丞家看戏回来；他说人人都在议论荣禄糊涂，昨日竟放洋兵入城。齐的岳父毓贤自山西来信给他，说眼下山西入团的人还少，但他正尽力提倡此事，好教山西与北方各省联成一气，「以灭那些触怒皇上的人」。据传闻，袁世凯如今已入了洋教：他若再在山东弹压此事，虽死不足蔽其辜。

恩珠之妻甚不孝；今晚与我的大妾口角，两个女人几乎动起手来。妇人真是难养；孔子说得好：「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我七十八岁的人了，为家事所苦；子妇的不肖，老年人实在受不起。

五月十二日（一九〇〇年六月八日）。——幼子恩铭今日近午进来；他在护军营当差，随扈太后自颐和园回城。荣禄昨日早晨到园里去，蒙召见甚久。他把义和团焚毁铁路的情形细细奏明。太后大为惊惶，立意即刻回南海的西苑去。看来她于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说，始终拿不定主意。荣禄又请了假。他不在军机的时候，刚毅与启秀在她跟前最有分量。恩铭说，进城的路上她不住地催轿夫快走，神色不宁，一路上只管拿扇子扇着。到了西苑的迎薰门，皇上与大阿哥跪接。她一进宫，便召端王入对，说了许久。可惜老佛爷总不肯早下决断、早作处置。如今皇上在召见时从不开口，虽则太后每每问他的意思。董福祥随扈进京；他今日在召见时攻讦荣禄，向太后说：只要肯攻使馆，他保五日之内把使馆夷平；而荣禄不助义和团，实是大清的逆臣。他说，若不趁此机会与洋人算一算旧账，国家必危。董福祥是个粗人，满口秽语，对我们满人尤其骄横。刚毅恨他，眼下却巴不得利用他。

五月十四日（六月十日）。——军机大臣启秀今日来过——他给我看了一道与洋人绝交的诏书稿，是他预备请太后钤用的；然而到此刻为止，她还没有露出要与洋人开战的意思。午后我到澜公府上去，今日是他福晋的生日。他外院里住着一百多名义和团，多是乡下人，由佐领文顺统带。其中有五六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忽然昏迷，口吐白沫，随后跳起来乱抓身边的东西，口中作种种怪声。澜公相信，到时候他们能以法术指引他，找到教民（俗称「二毛子」）的住处。他说他福晋常进宫去，已把这些事都告诉了老佛爷。大公主（皇太后的养女）在后门外的府第里住着二百五十多名义和团，却不敢奏知太后。她的兄弟载滢贝勒也在学这套拳法。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会！甘军如今正开进外城，成千上万的人正预备出京。

五月十六日（六月十二日）。——荣禄今早到军机处。领班礼亲王不敢奏明太后：昨日永定门外有一个洋鬼子被甘军杀了。礼亲王退出之后，荣禄被召入殿；刚毅猜他是劝太后下令叫董福祥带兵出城，同时降旨对被杀的洋人加以身后之荣。其余军机大臣一概未蒙召见；荣禄退出之后，径回私第，与同僚一语不发。传闻还有洋兵要来北京，太后不准他们入城。此事荣禄与她意见相同。他曾建议：可听凭在京洋人尽行出京，惟攻击各国所派的使臣，究属违背万国公法。

原注：即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

五月十八日（六月十四日）。——昨日将近天黑的时候，恩珠进来告我，有义和团数百名进了哈德门。可惜我脚跛，不能出去看，只得打发郝景亭去打听。我真是不虚此生，得见今日之事：除使馆外，洋人的房子几乎烧光了。通夜之间，满城四处火光腾起；好一番壮观！刚毅打发人来说，他与澜公三更时分到顺治门（西南门）去，为焚烧法国教堂的义和团打气并加指点。教民被烧死的有好几百，男女老幼都有，人肉烧焦的臭气之大，澜公与刚毅不得不掩着鼻子。天明，刚毅入宫上军机。总管李莲英告诉他，老佛爷在南海西边的小山上看了这场大火，顺治门法国教堂的焚毁看得清清楚楚。李莲英对她说，是洋人先在哈德门里向人丛开的枪，因此激怒了爱国的好汉，才杀教民以报复。徐桐似乎出不得家门，因洋鬼子把街口堵住了；老佛爷替他着急，已命庆亲王去向各国使馆说项，放他过去。她诧异义和团的胆勇，刚毅相信她快要准许大举攻打使馆了。然而李莲英警告他：过分称誉义和团，反招她的疑心；且除荣禄外，军机诸臣都不敢向她进言。太后正迁往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因这些惊扰，在西苑睡不安稳。

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十七日）。——今日外城大火，终日不息。那些鲁莽的义和团在大栅栏烧了一家洋药铺，火势迅速蔓延，把开金铺、开银炉的富商店面都烧了。《书经》说得好：「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义和团里本有好人，然亦多有歹人，一心只在抢掠；这班人穿着团里的号衣，把真正的「爱国好汉」的名声都败坏了。前门外城楼着了火，太后命荣禄派旗兵上城，以防匪徒自大清门进内城。

午后我的甥女过来看她姑母：她家附近喧嚷交战，把她吓得不轻，因此他们要搬到北城她公公家里去。

我听说端王已说动老佛爷派他做总理衙门的大臣；又说她已授权他勒令一切洋人出京，但须加以保护，不许义和团加害。我的老友启秀也做了总理衙门大臣，内阁学士那桐也是。那桐近日上折，劝朝廷趁各国援兵未到之先宣战；老佛爷把他放在总理衙门，帮着端王与启秀办理洋人出京之事。庆亲王于义和团仍旧不置可否。荣禄自请护送各国公使走一半路程到天津，但他有个条件：须把直隶总督的缺从裕禄手里撤下来。我妻今晚忽然病重；她只管胡言乱语，在炕上翻滚，像是痛得厉害。请了雍大夫来，用针灸治了。

五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日）。——昨日午间，裕禄的折子到了。他说洋鬼子竟索取大沽炮台，恳请皇太后即刻对他们宣战，使其骄横背信之罪得以抵偿。军机处立即特开会议。老佛爷震怒，但说要到今日才定夺；今日诸王、各部院堂官与各旗都统，都要在特召之列，一同入对。端王、启秀、那桐给她看了各国公使的一件照会，言辞极其无礼，勒令她立即归政，废黜大阿哥，恢复皇上的权柄。各国公使又要求皇上准洋兵一万入京弹压。刚毅来告诉我，他从没见过老佛爷这般震怒，连听说康有为谋逆的时候也不曾如此。她喝道：「他们怎敢过问我的大权！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洋人的欺侮，真是无所不至了。且待我灭此朝食。」

原注：此件系伪造。

原注：语出《诗经》。

老佛爷的怒气实已按捺不住；荣禄也罢，别人也罢，此时谁也劝不住她了。她对荣禄说：他若愿意，仍可自请护送各国公使到天津去，但因他们提出那种悖谬的归政之请，路上的安危她不能担保。她并非一定要他们的命，只说她准使馆卫队入城，是对他们的体恤；她约束义和团，是为他们的周全；而所得的报答却是如此。她说：「与其奉洋人之命而让出我应有之权，不如拼一死战而亡。」

慈禧太后虽是个女人，却有男子的全副胆气，其才识且过于常人。

五月二十四日，酉时（下午五时至七时）。——（六月二十日）方自内弟大学士刚毅处归来；今晨召见之事，彼一一见告。寅时（三时至五时），军机诸臣齐集西苑，老佛爷于仪鸾殿召见。礼亲王、荣禄、刚毅、王文韶、启秀、赵舒翘，无一不到，惟皇上未与。此系特召，为召见诸王大臣之前的预备，意在使军机诸臣于时局有新闻新见者，得先行上陈。

荣禄含泪跪于御前；自承洋人今日若致中国宣战，实其自取，然恳圣母垂念：如端王及军机诸人所议，攻打使馆，恐将贻祸本朝宗庙，并及社稷土谷之神。彼问道：围攻此孤立无援之数百欧人，纵尽歼之，于事何补？于天朝武功何所增光？其为劳师糜费、用非其地，灼然可见。

老佛爷答云：果如尔言，则不如趁攻击未起之先，劝洋人出城；民间义举，今已非我所能禁抑，即欲禁抑亦不能。尔所献之策不过如此，则此后军机会议，尔可无庸与闻。

荣禄遂三叩首，退出召见之所，径归私第。彼既去，启秀即自靴筒中取出宣战谕旨的草稿。太后览毕，称曰：「好极，好极！此正合我意。」

继而逐一询问军机诸臣之意，众口一词，皆以主战为是。其时已届召见诸王大臣之期，李莲英入内，导太后回宫进茶，然后再幸勤政殿。

宗室诸王之居要者，皆跪于殿门外，候两宫驾临：恭亲王、醇亲王、端王；贝勒载濂、载滢；澜公及其弟贝子载瀛；庆亲王暨军机五大臣；庄亲王、肃亲王、怡亲王；六部九卿满汉堂官；八旗二十四都统；内务府大臣。两宫同时乘四人肩舆而至。皇上先下舆，跪迎；「圣母」下舆入殿，总管太监李莲英与其副手崔进扶掖之。皇上面色惨白，就太后座侧的下首御座时，众见其战栗。

老佛爷先命在场之人皆近御座前；继乃声色俱厉，谓洋人近日加于己身之侮慢，断难容忍，于天家体统亦有所不可。至昨日以前——实则至读到公使团致总理衙门那件照会以前——她本意原在剿办义和团；乃彼辈竟悍然请她将朝政交还皇上——而皇上之不堪为治，已有明验——至此遂断定时局已无和平了结之望。天津法国领事杜士兰竟索交大沽炮台，其无礼已甚；然犹不及诸使干预她身为人主之大权那一荒谬之请，令人痛心。今主意已定，心志已决；即素所倚为谋主的荣禄，亦不能夺其志。

继而她更就在座的汉人而言，命众共记：我满洲一朝二百五十年来，于国家有大恩大德；朝廷于南北臣民，一向持平抚育，不偏不倚。列圣治天下，敬遵圣贤之训；赋敛之轻，超迈前代。百姓遭灾之日，岂非屡发内帑以赈之？当她临朝之世，削平祸乱，岂非至今犹为南方各省所感戴？故今日群臣之责，在同心翼戴朝廷，助朝廷一举而绝洋人之侵陵。此事已忍之太久。举国但能一心，则使此辈夷人晓然于往日之宽大并非怯懦，亦非难事。往日之宽大，诚不为不厚：本「怀柔远人」之义，天家待彼辈无不优礼有加。圣祖康熙且许其传教之自由，此一失当之仁，遂为后世历朝日增之悔。她说：论其大本，则此辈洋人蔑弃圣贤之至教；论其细故，则又亵侮中国人之风俗与素所奉持之信念。彼恃其兵力之强；而今日中国所恃者，则有千百万忠勇爱国之义民。岂非童子亦且执兵以卫其国乎？她素以为咸丰十年（一八六〇）联军之得从容而去，实太便宜了他们；当日苟能上下一心，中国已可得胜。今日复仇之机，终于至矣。

继乃顾问皇上之意。皇上迟疑良久，颇露难色，请太后从荣禄之言，勿攻使馆，并护送各国公使安抵海口。然又添一语：此事仍当由太后裁决，臣不敢稍任其责。

军机中汉员之最后进者赵舒翘继而进言。彼恳老佛爷即降谕旨，将内地洋人尽行剿灭，庶免奸细窥伺、以我义举之虚实报于外人。太后命军机会议此议，俟酌定后具奏请旨。

其后满人立山、汉人许景澄、袁昶，则各以次恳请太后勿与天下万国宣战。彼等谓中国断无不败之理；即幸而不至于瓜分，内变蜂起、四海鼎沸之患亦所必有。袁昶更言：己在总理衙门当差二年，所见洋人，办事大抵尚通情理，尚知公平。端王自称得自公使团、索太后归政的那件照会，他并不信其为真；以彼之见，各国公使断不敢作此干预中国内政之语。

端王闻言即起，厉声问太后：汉奸之言，亦将听之乎？太后责其言语粗厉喧哗，然仍命袁昶退出殿外。自此更无一人敢置一词。

太后遂命颁发宣战谕旨，即日通行全国；并宣谕将于开衅之先亲诣太庙告祭。派庄亲王、澜公为义和团总统；然慈禧明白告知二人：洋人各使若肯于今日午后出京，则荣禄当竭力护送至天津。最后，太后命军机诸臣午刻再行入见，听候旨意。于是群臣皆得退，惟端王与澜公留下，又蒙特召多时。徐桐已自使馆一带脱身，亦与此次召见之列，太后以其得全，慰劳有加。

据云澜公向太后言及一梦：前夜他梦见玉皇。彼与所部拳民演习之际，天神现形，深嘉其人其事，许为忠义之举。老佛爷因言：唐朝武后（中国史上最著名之女主）践阼之初，玉皇亦曾如此显灵；她以为此兆分明是天神助中国而不助夷人。

未时（下午一时），刚毅回至宫中，见庆亲王在军机处朝房，惊惶失措。盖有满洲什长恩海者，方至其邸禀称：今晨于总布胡同对面，遇两洋人乘轿而行，他开枪击毙之。因端王与启秀早有令于各营：凡遇洋人，见即击杀；而此二人之一乃德国公使，故求庆亲王特为保奏升迁。端王已先闻此信，大喜。庆亲王与刚毅商议，决意即行入奏太后。刚毅以为洋鬼子多杀一个少杀一个，无足轻重，况已定议将使馆尽行剿平；庆亲王则不谓然，再三言杀害驻使乃非常之事。向来所杀者不过教士教民而已，今戕一公使，其激起外人之愤怒，必不可免；即如咸丰十年（一八六〇）我军所执英国议和之员，其事可鉴。

原注：此人后来被拿获正法，本章末所载都察院一折记其事。

原注：即巴夏礼先生，后为爵士。

军机遂入见。礼亲王以军机领班之资，将此信奏闻老佛爷，惟添一语，谓洋人先向百姓开枪，实属自取。太后闻奏，即命速召荣禄；而刚毅方忙于筹办拳民口粮军需，未及待其至而先出。

此刻我正握笔，人告我流弹在屋上呼啸而过；我耳重，全无所闻。恩珠云：甘军已开始攻打使馆，荣禄欲护送洋人至安全之地，其谋全然败矣。

刘顺方入，请假回家一星期。城中之人四散奔逃，络绎不绝。

五月二十四日，戌时（下午七时至九时）。——（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恩明适来告我：董福祥部拿获洋鬼子一名。其人已受伤，兵丁以刺刀挑之，押赴庄亲王府；口中犹作夷语喃喃。彼将被斩，擒之者必得重赏（庆亲王方奉命统领步军衙门）。「前车之覆，辙在目前。」愿此为那班蕞尔夷寇之戒——彼辈之兵，竟驻扎于宫门之外。（此指使馆逼近宫禁而言。）

原注：即詹姆士教授。

荣禄本已备齐，欲护送洋人赴天津，带满洲兵二千余人。彼固出于好意，然老佛爷今谓：甘军之毁使馆，她将不复阻拦。洋人若愿随荣禄出京，听之，必不加害；若定要留守，则咎由自取，「勿谓言之不预也」。

澜公遣人来，约我明日到他那里吃早饭；他此时公事缠身，苦不可言；然他与诸弟兄待我这老师傅，总是彬彬有礼，敬重如故。其人性虽好斗，而温文尔雅，异于常人。启斌遣人来问：我们可愿迁往他在北城的宅子，因我们这一带枪炮之声甚厉；然我耳聋，一无所闻。

原注：前文已见其全名启寿承。启斌乃其号，亲近者以此相称。

启斌正作书与其岳父毓贤，告以宫中召见之事。

澜公来书告我：今晚某某告知端王及启秀：那可恶的汉人袁昶，竟擅令将洋鬼子的尸首入殓。某某欲请端王将尸枭首，悬于东安门上。袁昶自辩其事，谓他与德国公使在总理衙门本有旧交，不忍令其暴尸不殓。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乃我辈这班汉奸，独于我堂堂天朝之敌、我古老种族之仇，施其慈悲。怪哉！

原注：景善宅在皇城东安门内，去今日使馆界之北界约四分之一里。

五月二十五日，申时（下午三时至五时）。——（六月二十一日）我的轿夫已逃出城去，故今日只得乘车往澜公邸。端王与大学士刚毅在焉；新卸步军统领之任的崇礼，与贝勒载濂亦在。端王今晨见过老佛爷；两宫已自西苑移居紫禁城。太后过西苑门与紫禁城西华门之间那条路时，见拳民夹道排列，为「圣驾」作仪仗，遂赏银二千两，并向其统领庄亲王嘉许其人材壮健。老佛爷谓端王曰：

「洋人已如釜中之鱼。四十年来，我为此辈卧薪尝胆，如越王勾践之蓄志复仇（公元前五世纪）。我待洋人，何尝不宽？岂非我且邀其妇女入西苑游览乎？今但使举国同心，其败必矣。」

我想端王是指望老佛爷此时便立大阿哥为帝；无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于此事甚得太后之信重。今春二月他在京时，曾郑重进言，戒太后勿信义和团，甚且敢于谏阻立大阿哥为皇嗣。若非刘坤一，大阿哥早已践阼矣；故端王深恨之。刘于第二次召见时奏称：光绪皇帝若被废黜，其省之民必起而叛。京中谁人为君，与彼何与？当今皇上御极以来，国家多难；此局也早该了结了。端王何不径入宫中，立其子为帝？董福祥的甘军与王府自有的满洲兵，必群起而拥戴之。惟荣禄若与为难，则老佛爷必袒荣禄。荣禄之妻，又终日在宫里。

原注：此为慈禧最亲昵之伴，实系荣禄之侧室；至一九〇〇年九月其嫡妻殁后，始得扶正。荣禄殁后她犹在，于老佛爷跟前始终极有势力。

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二日）。——今早往城西礼亲王府。只能坐我那辆小车去，因轿夫非逃回乡里，即已入了义和团。两个儿子恩珠、恩明，正张罗着让一百名拳民住进我家外院，看来还得供他们的饭食。虽说剿灭夷人这桩义举人人都该出力，无可非议，然当此艰难之日，即为拳民破费，我亦不免吝惜：如今米贵如珠，薪贵于桂。或者我老了，竟有几分像梁朝开国之君的兄弟萧龙，鄙吝成性，积钱成堆：每百万钱一堆，加黄标一；每千万钱一堆，加紫标一。史称其亲族皆以此诟病之；至于我，儿子们想弄我的钱，却弄不到手。

我见礼亲王意绪甚恶；其府中库藏之富，不可胜计；且身为军机领班，责任之重，非他所能胜。其人才具本小，我至今不解老佛爷何以简他继恭亲王为领班。他告我今晨军机会议大起风波：似乎刘坤一发来电奏，痛诋义和团，太后为之震怒。刘又私电荣禄，恳其遏止拳匪之乱；惟荣禄如何作答，无人得知。

刘坤一由保定府专差递到的那通致太后的电奏中，谓：若为抵御外国入寇，他极愿率所部全军北上；至于借其兵以屠戮数名无告之洋人，则断然不敢奉命。太后论及此事，引《左传》之言曰：「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盖谓我朝南北之势，其相依之密，正复如此；刘坤一身历洪杨之乱，于此当无人比他更明白。

老佛爷已谕庄亲王，以其统领步军衙门之任出示晓谕：凡取夷人男子首级一颗者，赏银五十两；妇人首级，四十两；小孩首级，三十两。

我尚与礼亲王谈论之际，荣禄乘轿过府来看他这位本家。其人神色甚倦，行则跛足。他大骂义和团，谓此辈全然不中用，成不了什么事。彼辈今日过后门时，竟敢当面辱骂他，骂他是汉奸。我心里不免想：荣禄这个名目倒也当得起；只是没有说出口。他是个有担当的人，满洲人中最有担当的一个；我深恐他的势力终将把我们的指望全数毁掉。

回到家中，闻端王、庄亲王遣兵围攻西什库教堂；守堂者不过洋兵数人，理应一鼓而下。礼亲王府去教堂咫尺之地，他入紫禁城，又须从教堂之南、由西华门而入。虽以邻近将有兵事而大为惶恐，却不敢迁往清静之处，恐他一走，库中的财宝便被人抢了。教堂想必不日即破。

我的院子如今满是拳民与甘军；这宅子已不复是我的了。这班该死的洋人惹出这许多骚扰，我何等恨他们！

同日，戌时（下午七时至九时）。——闻荣禄适遣专差送出一通电报，交袁世凯转致广东、两江、湖广三处总督。礼亲王抄了一份给我，嘱我秘之勿宣。其文曰：

「电示敬悉。以一弱国而抗十余强邦，其势所必至者，惟有全局糜烂而已。泰西各国向守一定之义：两国交兵，各国使臣仍当以礼相待。我列祖列宗艰难缔造之大业，岂可为此辈邪术妖民所危、一旦而覆亡乎？国家之命，岂可孤注一掷乎？拳民成事之望，不过梦影而已，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自上而下，自两宫以至于至微之民，无不受洋人侵凌不已、侮慢无穷之苦，此诚事实，无可讳言。义团之设，所以自称奉天之命而报复者，端在于此；然当此危疑震撼之际，仆虽竭力剖陈其祸，终归无益。仆方病且苦足疾，然自请假以来，已连上七疏痛劾此辈拳民。见其毫无成效，乃复扶病而起，冀能于两宫之前将时局剖析明白；而亦复徒然。

「今朝廷左右诸王大臣，交口而攻仆一人，此诸公所能想见者也。太后之言，仆不敢于此称引；惟可言者：皇族上下已尽入义和团，满汉之兵亦至少有三分之二与之通声气。彼辈之塞满京师街衢，如蝗之为灾，欲驱散之，极为难事。

「即以太后之圣明，亦不能与举国之势相抗。天若不助我，仆又何能违天？连日以来，仆昼夜筹思，欲求一脱身之策、万一之望。故于昨日早间（六月二十日）约各国公使会于总理衙门，意在以本部之兵护送全体洋人安抵天津。此策在仆看来，尚不无几分成功之望；乃端王之兵竟戕德国公使，自是以来，情势之变，瞬息千里，仆笔舌俱穷，不能形容。就仆一面言，军机会议及御前会议之中，与仆同调者，惟庆亲王与王文韶；然庆亲王一如其素，已告假而去，太后亦不复与之相闻；故此二人于仆实无所助。仆非畏死，所痛心者，青史之上将记仆之罪耳；天实鉴之，仆忧愤愧恧，不能自胜。仆受国厚恩，今惟有祷于列祖列宗之灵，庇佑我国家而已。此间大局，已近于不可为；惟望诸公各尽其力，为所辖各省筹万全之计。各宜勉旃，并望严守秘密。」末署：「荣禄泣白。」

据军机处传出之信：张之洞已电奏太后，自陈忠悃，并请是否应率所部北上，助剿夷人。张之洞者，逢迎取巧之人也，于皇上素无爱戴；他当日如何赞成册立皇嗣之谕，如何几乎附和废立之举，且引经据典、以嗣统合法与否之说自文其非，我辈至今不忘。此人随风转舵，无刘坤一那种守定主意的胆气。刘之反对义和团，其见解我所不取；然其为人方正，则无人能不心折。

原注：张之洞小传见附录。

（自此以下，记者详叙义和团之兴起与蔓延，于其法术、符咒与入教之仪节，言之甚详。此中事实，多已见于前人所刊之书，故此一部分大半从略。其可注意者，独在于足见满人中即最有学问者——太后亦在其内——迷信可至何等地步。兹仅举一例，以见此等荒诞不经之说，其为上流所笃信，几至覆亡本朝。）

拳民又有秘符，为黄纸一小方，临阵时佩之于身。上以朱笔画一物，非人非鬼，非妖非圣。有首而无足；其面尖锐，具眉目，有四道圆光。自此怪物之心以至于下体，有秘文一行曰：「我乃冷云佛；前有黑火神，后有老君身。」其身上又书「佛」「虎」「龙」三字。左上角书「先请天神」，右上角书「次请黑瘟神」。太后已将此咒背熟，每日诵七十遍；每诵一遍，总管太监李莲英即唱曰：「又去了一个洋鬼子。」拳民定人死生，有一奇法：以纸团焚之，视其灰之扬起与否。

彼辈或真信是神灵所判；其实纸团有用薄纸者，灰自轻而易为风举；用厚纸者，灰则罕有能起。又有卷得紧者，有卷得松者，松者之灰较易飞散，紧者不然，此亦显而易见。放火亦然：彼辈自称受神之指引，谓神欲毁何处，则剑锋所指，火即自出。其实此中亦有作伪：凡欲焚一处以便劫掠者，先使人以火油遍洒之；无油，则堆积柴薪于其四周，而以怀中所藏之火柴投之。

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三日）。——前所记之洋夷，今晨卯时（六时）正法，首级现盛于木笼，悬东安门正梁之上。所以用笼者，因其无辫可系也。其面目狰狞可怖，然究竟洋人的首级悬在我们宫门之上，总是一件快事。此令我忆及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刑部门外所见的那些首级，不过其中还有黑鬼子。荣禄曾想救此夷之命，甚且欲以兵力劫之；无奈端王、庄亲王已决意杀之，未及荣禄知信，先已行刑，故其兵赶到之时，那洋人的首身早已异处了。

原注：见六月二十日条下。

昨日两王将他锁系跪于堂前数时之久，他始终苦苦哀求饶命，呻吟之声，闻之最为难堪。老佛爷已闻其死，命赏擒获之兵五百两，较示谕所许之数多至十倍。

据我院中的拳民，本欲夺去我的雪茄，后来回心，以我年纪极老，仍许我留着。如今凡属洋货，即火柴亦不得用；而那班拳民头目张德成、韩以礼，都是粗鄙无学之徒，竟连天潢贵胄也待之以极恭敬之礼：真是一件怪事！

澜公载澜今日午后来看我。他告我一件奇事：今早大阿哥竟骂皇上是「鬼子徒弟」；受责之后，且真个批了皇上的嘴巴。皇上遂将此事奏闻太后，太后勃然大怒，命太监崔某鞭大阿哥二十。端王为此极怒，然他怕太后怕得要命：太后与他说话，他便「如芒刺在背，汗流浃面」。

董福祥昨日奏太后，谓使馆已技穷力尽。老佛爷自紫禁城苑中高处的假山上，望见使馆一带火光迸发，又屡有人奏称：洋人终于灭尽了。乃至午后稍晚，许景澄蒙召入见，呈上他与袁昶合拟的一折，痛诋义和团；他奏太后：所焚者非使馆，乃翰林院；甘军纵火烧之，冀火势蔓延，得以攻入使馆。太后大失所望，甚为不悦，痛责董福祥，随即召荣禄入，与之密谈甚久。

今日有天津获胜之捷音：裕禄奏称，洋人攻打大沽炮台，被杀甚众，兵船亦沉没数艘。据云天津洋人几乎全数歼灭。

今日于庄亲王府外，处死华人教民数百。定谳之官为庄亲王、奕库、奋彻、桂春。无一得免，株连之下，无辜与有罪同尽者甚多。太后本是一位心地仁慈的妇人，闻此大戮，深为骇然。有人闻她说道：天主教民但肯悔改自新，未尝不可为之留一条生路。

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五日）。——今晨六时，义和团众约六十人，由端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并贝勒载濂、载滢率领，径趋大内搜拿教民。行至宁寿宫门外，两宫犹未起身，团众喧哗，呼皇上出见，斥其为洋人之友。为之发言者，端王也。此事我得之于内务府大臣文廉——今晨正是他当值；他骇于端王的狂悖无忌，疑心他是喝了酒。老佛爷方进早茶，闻外间喧闹，又闻团众叫嚷要杀尽「二毛子」，遂疾步而出，立于阶上，诸王与团首则麇集于阶下庭中。太后诘问端王：尔竟自以为是皇帝么？若非如此，何敢如此恣肆无礼？她要他明白：能立君、能废君者，惟她一人；她更要他记着：能立其子为大阿哥的那个权柄，也能顷刻之间把他抹去。倘他与诸王以为国事方乱，便可于此等事上任情而行，那是大错而特错了。她喝令他们退去，此后非奉召当差，不得再入宫禁一步；惟须先行叩首，为其无礼向皇上请罪。又以薄惩其罪，命诸王各罚俸一年。至于那几个团首，敢在她耳目之前如此鼓噪，着即就地正法；守外门的荣禄亲兵奉命立刻行刑。此刻老佛爷于义和团恚怒之甚，人人都想荣禄从此可以把攻打使馆的事止住了。皇上于此事大为惊恐，事毕，恭谨叩谢太后慈护之恩。

又记，晚九时。——老佛爷因怒端王及其党羽，忽决意停止京中的战事，现已允荣禄前往使馆议和。今日下午六时，枪炮俱止；荣禄亲率所部至使馆区北面的桥上。洋人自藏身之处出来，开始交涉；有人举一木牌示之，上书：「现奉皇太后谕旨，妥为保护使馆。」荣禄本望能诱致各国公使与他会商，以复秩序。三个时辰之内，未发一枪；乃恩明适才进来告我，局面又变：老佛爷听到洋人赴京援兵大败的好消息，于是又决意放手任义和团去干，誓要「食洋鬼子之肉，寝洋鬼子之皮」。

六月初四日，戌时（晚七时）（一九〇〇年六月三十日）。——刚毅今日来访，留下用了晚饭。据他说，董福祥今早亲赴荣禄宅第，向他商借所部的重炮。人言荣禄在城中存有武卫军的军械甚富，足以在数时辰内把洋人的房屋悉数轰成齑粉。

董在荣禄门外候了一个多时辰；及得入见，便大言恫吓，荣禄却假作睡去。「不应，隐几而卧。」董乃责其无礼，这位统帅只是一笑，末了说道：董欲得炮，惟有一法，便是去求老佛爷把荣禄的头连炮一并赏他。「你此刻就去请起罢，」他说，「她以为你是条好汉，你有什么要求，她必定依你。」

原注：语出《孟子》。

董福祥盛怒而去，径奔紫禁城，其时召见的时辰早已过了。至皇极殿门外，他大声喧嚷，命太监入奏：甘军统帅在外候旨请见。恰好老佛爷正在绢上画竹，被这一搅，大不高兴。然而还是宣了董进去，他伏地跪下。「怎么，」太后说，「想必你是来奏报使馆已被荡平了罢？自上月底以来，这该是第十回了。」董福祥答道：「奴才是来求皇太后准奏，参劾大学士荣禄通夷卖国。奴才军中所需的大炮都在他手里；有了那些炮，使馆区内片瓦不存。可是他发过誓，纵是皇太后下旨，他也决不肯把炮借出。」老佛爷怒道：「住口。你原不过是个土匪；当日准你入营当差，无非给你一个改过自赎的机会。到如今你仍是土匪行径，全不知天威咫尺。真真是尾大不掉了。即刻出宫去，非奉旨召见，不许再教我在这里见着你。」

刚毅断言：只要荣禄在朝中的势力一日如此之大，使馆便一日打不下来。立山也是极得皇太后眷顾之人，如今已归到主张与洋人议和的一边，并已被那桐参了一本。

现今合城遍贴下面这道告示，系奉皇太后谕旨交庄亲王办理。人说她要从她自己的私帑里出这笔赏银：

「悬赏

「现在洋人教堂礼拜堂均已夷为平地，洋人无处藏身，势必四散奔逃。为此晓谕士民人等一体知悉：如有窝藏洋人者，一经查出，即行斩决。生擒洋人男口一名，赏银五十两；女口一名，赏银四十两；小口一名，赏银三十两。惟须明白：所擒者务须是生口，且须是真洋人。一经验明属实，赏银立即照付。特示，凛遵毋违。」

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购买夷人首级的赏格，比这要高得多；不过那时夷人还算罕见，而今唉，他们多得像蜂子一样了！

今早在庄亲王府门外有一场要紧的审讯，由义库、奋哲、桂春三人主持。义和团就地处决了九百多人，其中有些人所指与洋人往来的情节，全无凭据便杀了。被杀的里头，连襁褓中的孩子也有。奋哲此人不过一屠夫耳；老佛爷已为义和团约束不严之事责问庄亲王。

六月初八日，上午十一时（七月四日）。——毓贤的女婿齐寿成来，与我长谈。他在我这里的时候，城中炮声不绝；我宅子以南，逼近皇城墙处，李秉衡的兵正在一座高台上架炮。他们仍旧都极恨荣禄，因他不肯借炮；而他的兵对他忠心，任你怎样收买，也不肯违他的令。荣禄的胆识实在非常；近日他自言：「值暴君之世（谓端王也），则避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又有人告我：端王已把一颗御宝弄到手里，以便一有机会便立其子为帝；然而老佛爷若察知此事——多半是要察知的——端王的祸事便在后头了。

原注：语出《孟子》。

齐寿成告我：毓贤已为山西教士一事上了一折。十日之前，太后曾密谕于他：「所有洋人，无论在何处，见即杀之；即令彼等已备离晋，亦当杀无赦。」据说老佛爷本命将此谕遍发各省大吏；乃今传闻署理陕西巡抚端方、河南巡抚裕长以及蒙古诸大员所接到的谕旨却大不相同，「杀」字竟被改作了「保」字。人疑心有奸臣从中作梗，却无人敢奏闻皇太后。太后于毓贤此次的折子批复如下，已由最快的驿骑递往太原府：「着将所有洋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立即正法。毋使一人漏网，俾我疆土得除此秽恶乱源，我忠良百姓得复其安。」齐寿成又说：毓贤之深恨洋人，实出于其妻的怂恿，他很怕这位夫人。毓贤自己到任太原未久，官声甚好，以持平执法著称。齐又说：这道谕旨庄亲王闻之大喜；荣禄曾力谏其止，问老佛爷：屠戮妇孺，于中国有何荣光可言？他说：「徒为万国笑柄耳，而老佛爷素著仁慈之令名，亦将大受其损。」太后答道：「话虽如此，你那班洋人却要废我，我不过是清算旧账罢了。自道光以来，这位在我家里撒野的客人，一向欺凌主人；如今也该教大家知道，谁才是这屋子的真主人。」

昨日午后，皇太后渡至西苑水殿为水嬉之游，宫眷数人随侍。法国教堂的炮声轰个不住，末了震得她头疼，遂遣一内监传谕西华门守军的将领：在她回宫以前，一概停炮。

六月十一日（七月七日）。——裕禄上了一道可笑的折子，奏报在天津擒获骆驼四头，并杀洋人多名。荣禄已劝他停止攻打租界。说到荣禄，我听说董福祥近日曾雇一满洲兵去行刺他；那人非但不刺，反把这谋划告了荣禄。此兵原来便是杀那洋鬼子（克林德）的恩海之弟，董以为他必乐于效力，以助毁使馆之举。不料他是荣禄本旗的族人，正如《孟子》所称卫国善射的庾公之斯一般，「不忍杀那教他武艺的老统领」。荣禄又上奏老佛爷，提醒她《春秋》里那句人人皆知的话：凡文明之邦，外国使臣在其疆内，其身不可犯。他说此番攻打使馆，非但是暴举，更是一件蠢事，中国将为此遗讥千古。太后似乎以为：德兰士瓦那样的小国既能胜英国那样的大国，中国与万国为敌，自必更胜一筹；殊不知两事全不相类。他说：此时若即议和，局面尚可挽回；若使馆一破，则满洲的天下必完。他这番话说得极郑重，太后似乎渐渐也照他的眼光看事了。这班义和团，说是真能说，做却做不出什么来。

原注：《春秋》系孔子所修周代史事之书，为五经之一。

今日宫中得天津战事的坏消息，太后极为焦急；然而她仍不信洋人的强盗当真能进北京。

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一日）。——邻人内务府总管大臣文廉告我：老佛爷震怒。她苦于暑热；昨日又冲着大阿哥发作，狠狠申斥他无礼——他竟问能否准他护送太后往热河，把皇上留在北京与他那班洋朋友了断。有个小太监想哄她高兴，每听见一声炮响，便报说又打死了一个洋鬼子；老佛爷却道：「这几个礼拜的炮，足够把中国的洋人杀上好几遍了，到如今却几乎不见一点儿成效。」

六月十七日（七月十三日）。——荣禄昨日请问太后：倘义和团败了，北京为洋人所陷，将如之何？太后以汉代策士贾谊论朝廷与匈奴单于交涉之语答他：

「天子欲怀远人，惟在使其君主信我有为政之三表，而示之以五饵。」

所谓五饵者：一曰赐之车服，以坏其目；二曰盛馔宴飨，以坏其口；三曰声乐女伎，以坏其耳；四曰高堂美人，以坏其好奢之性；五曰天子亲临其席，以坏其骄矜之气。

所谓为政之三表者：一曰示之以爱；二曰出之以甘言；三曰以下位之人待如敌体。

太后说：两年之前，她曾召洋妇入觐，见她们于所受的礼遇欣然色喜，虽则她深知这班人的心是向着皇上而与她为难的。她如今还要以厚赐与甘言把她们笼络过来。

原注：她此事做得何等圆熟、何等成功，凯瑟琳·卡尔女士《慈禧写照记》一书言之已详。为圣路易博览会绘制御容一事，本身便是慈禧「为政三表」的一例；她对美国公使夫人康格夫人这位心地单纯的妇人施之，收效极著。（参看考狄《中国与欧洲各国关系史》第三卷第四二三页。）。

六月二十日（七月十六日）。——裕禄有坏消息来：天津已为洋人所得，如今他们多得像蝗虫一般。军机大臣中无一人敢把这消息奏与太后，端王却昂然而入，奏称洋鬼子之所以得城，是因义和团于所定的法事行得不虔；至于北京，则永远万无一失。今晨一早，荣禄已奏明老佛爷：他查得确实，那份声称出自各国公使、勒令她归政的文书，乃是伪造的，系军机章京连文冲奉端王之命所拟。故老佛爷此刻心绪断不和平；她怒气冲冲地对端王说：洋人若进了北京，他这颗脑袋是断然保不住的。她深知他的用心：他是想弄到摄政的位子；她要他仔细，只要她一日活着，便再不会有第二个摄政。「教他小心些，不然便把他儿子撵出宫去，他家的产业一概入官。」他所行之事，真真无愧于他名字里那个从犬旁的字。端王出宫，有人听他说：「霹雳来得太快，掩耳不及了。」

原注：端王名中第二字从犬旁，为咸丰所赐，因其系道光丧中所生；按中国律例，父母丧中二十七月之内生子，是有罪的事。

荣禄已把众统兵将领都说服，惟董福祥及其部属除外；众人已有共议：停止轰击使馆。荣禄自陈其不肯动用重炮的缘由，是那一炮下去，必至大伤宫阙与太庙。

老佛爷正遣人送礼物到使馆去：西瓜、酒、蔬菜、冰，并已表示，愿庆亲王去见各国公使。

人说许景澄暗中与使馆通着消息。

今日拿获一名送信的人，身带使馆书信十二件，解送庄亲王府。十二件中有三件是密码，总理衙门的通事译不出来；然而从其余各件看出：洋人死伤已在百人以上，粮食也将尽了。

齐寿成往太原府见他的岳父毓贤去了。毓贤已经具折奏闻：说他用计把洋人一网打尽，尽行锁拿，在自己衙门里一个一个地砍了。只有一个妇人，被割去两乳之后逃了出去，藏在城墙底下；寻着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今日大雨。刘大教自御膳房给我拿来八斤猪肉，我送了一大碗给出嫁的妹子。傍晚有马队一支，携炮数尊，过我门前。那是李秉衡的兵，要把这些炮架到紫禁城墙上的高台上去，以防洋人出击。整夜炮声甚密，据报哈达门一带已见着洋鬼子的影子。

六月二十一日（七月十七日）。——好天气。我步行去看礼亲王和澜公。最新的传闻说：裕禄的兵已经溃散，沿途骚扰乡里。据说他们吵着要饷，欠了好几个月了；通州与张家湾都被他们抢得干干净净。城东两门如今都关着，北面的安定门也只偶尔开一开。

看门的杨顺从京东宝坻县的家里回来，说那边还算安静。

据报李秉衡的兵大获全胜，把夷人赶到海里去了。然而今日下午东南方向仍闻密集的炮声。

澜公带了一大队义和团出去，说日坛里藏着教民，要去搜拿。

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二十三日）。——今早袁昶、许景澄递上第三道参劾义和团的折子，内中请诛军机大臣数人。他们这份胆气，只怕比他们的见识更值得称道；何况昨日李秉衡陛见之后，老佛爷又倾向于信义和团了。李自汉口来，现已简派与荣禄同为北洋统帅。他很有把握地奏称，自己能一鼓而下使馆；又再三说，列祖列宗的神灵断不会再教她受辱出京了。

今早我到澜公宅里去，遇见端王与李秉衡在座。他们正忙着筹划再攻使馆，李极力主张自翰林院一面掘地道。他已奏请皇太后：仿近日法国教堂的成例，用地雷轰之；他深信一炸之下，趁着那一片纷乱，洋人不难一举而歼。

老佛爷看过许、袁二人的新折，说道：「这倒是有胆气的人。许某我向来不甚喜欢；袁某在戊戌年却做得好，曾把康有为谋逆的事先告诉我。话虽如此，他们也没有资格拿这些絮絮叨叨、牢骚满腹的话来烦我。人主自能识别臣下的贤否；『尸祝越樽俎而代庖人宰牲』，是大大地不识分际。朕欲从宽发落，着传旨申饬，令其嗣后勿再以怨望之词渎我清听。」

原注：此系习见之典，犹西谚所谓「鞋匠莫论鞋以上之事」。

七月初三日（七月二十八日）。——老佛爷极信任李秉衡。昨日他与刚毅查出：皇太后那道尽杀洋人的谕旨里，「杀」字竟被袁昶、许景澄改作了「保」字。我适才见着刚毅，他说太后怒容之盛，直如天神。她说：「此辈之罪，当如高渠弥所受之刑，以两车分驰，裂其肢体。着即行正法。」谕旨随即颁下，惟其中并未提及改窜谕旨之事，因为此事有关国体；旨内只斥二人构煽宫禁、党庇洋人而已。二人今早俱已正法；我儿恩明亲见其死。想起袁昶的下场，我心里实在难过，此人本有许多好处；至于许某，我与他在内阁同事的时候便相识，从来不曾看重过他，他的贪墨是出名的。刀落之前，袁昶说：「愿太阳早复其位于天，而僭越之彗星见灭。」他这话的意思，是说端王的邪气蔽主，致使皇太后所行有违其本心。监刑的澜公怒喝他住口，骂他是逆臣，袁昶却毫无惧色，接着说：「我死得冤。数十年后，人必以感戴与敬重之心记得我的名字；那时你们这班谋恶的王爷早已受了应得的报应了。」他又回头对许景澄说：「我们不久便在黄泉相见。死者，归也。」澜公抢上前去，像是要动手打他，刽子手便赶紧把两人一齐结果了。

原注：高渠弥为叛臣，其罪其刑均见《春秋》。

原注：黄泉系古语，谓幽冥之界。

七月初八日（八月三日）。——今日为长子之事大为烦恼。他近来盗我巨款；我责他，他竟敢回说：我受国恩深重，惟有自尽才算报效得体。

李秉衡已赴前敌收拾溃军，阻遏洋人的进兵。他曾参劾荣禄，老佛爷把折子留中了。皇上向荣禄道劳，这位统帅答道：想着这两年的事，在所有臣子里头，他是最不敢指望得着皇上褒奖的。

原注：谓其在戊戌政变中所为。

七月十一日（八月五日）。——老佛爷已命荣禄设法护送洋人往天津，冀以阻住联军的前进。因此我听说：前几天某某劝启秀致书各国公使，请他们不带兵弁到总理衙门会晤，其意是要在半路上把他们一齐杀掉。启秀以为此计极妙；然而信虽去了几封，公使们总不肯出使馆。这几日之间，使馆又被攻了好几次。

昨日在哈达门大街上发现一个洋鬼子，半裸着身子。他见人便磕头，无论贵贱，连拾破烂的也求告，求他们饶他一命，给他几个钱。他说：「我们眼看就要都被杀了，可是我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荣禄手下一个哨官把他拿住，解到统帅府里。荣禄没有杀他，反把他送了回去。不过由此也可见洋人已窘迫到什么地步了。

七月十五日（八月九日）。——南边来的坏消息。裕禄的兵败了，洋人一天近似一天。老佛爷正盘算着往热河走，荣禄却力劝她留下，纵使联军进了城也不要走。澜公则嗤之以鼻，说他们根本进不来。有一件可以宽心的事：他们即便来了，也不会抢掠杀人。四十年前他们军纪之好，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足不出户，夷人没有一个走近我家。粮食上略有些为难，然而洋人几乎不进城，也没有害过我们。

七月十六日（八月十日）。——我的老同僚立山，宅子紧挨着法国教堂，被人告发说他私掘地道，接济洋人粮食。端王未奏明皇太后，便把他连同徐用仪、联元一并交了刑部。端王恨徐已久，因徐曾表示不以立大阿哥之举为然。至于联元，据说他的被捕出于某某之手，所坐之罪则是与袁昶往来亲密。三人今早俱已处斩。徐用仪比我还长（我今年七十九岁），他这样死去，实在可痛之至。然而他听说皇太后于此事一无所知，全是端王一人所为，便安然就死，并无怨言。他说：「僭越者之权，是不能长久的。至于我，能在洋人入京之前先死，我倒欢喜。」老佛爷若听说两个满人这样被处了死，必定大怒。立山与荣禄本是旧交。

今早有山西刘姓总兵者，向太后保证：他能在三日之内把使馆荡平；如此则联军必大惊，其进兵自然止住。适才炮声已大作。

义和团到底是一无所用。我早就说过他们成不了事。

七月十八日（八月十二日）。——洋人越来越近了。裕禄于十二日在蔡村用手枪自尽。他偏偏躲在一家棺材铺里，天下不祥之地，无过于此！他的兵在北仓、杨村、蔡村三处全军溃败。李秉衡十四日抵河西务，他百计收拾溃军，而两统领张春发、陈泽霖竟不肯战。李秉衡于是仰药而死。荣禄今日进宫把这消息奏闻老佛爷：君臣相对而泣，痛这班王爷与乱党给我们煌煌大国招来的祸。荣禄绝口不为自己分辩，真是个明白人。老佛爷说：她宁可自尽，并教皇上也自尽，也不肯离开她的京城。荣禄苦劝她听自己一句话：留在北京，并降旨将端王及其党羽处斩，以此向天下表明她自己的无辜。然而她似乎仍抱着一线指望，望义和团的神术能保住北京，故而轰击使馆之事，依旧轰个不住。

今日召见荣禄八次，召见端王五次。其余军机大臣都袖手枯坐，一无所献。

二十日（八月十四日），下午五时。——通州失守，洋人已开始轰城。今日军机在宁寿宫被召会议五次；据说太后要起驾往张家口去。申时（下午四时），澜公不经传报，闯进宫来，大叫：「老佛爷，洋鬼子来了！」跟着刚毅也到，奏称有裹头巾的大队兵马在天坛围墙内扎了营。太后说：「莫不是咱们甘肃的回子好汉，来打使馆的罢？」刚毅答道：「不是，是洋鬼子。皇太后须即刻出走，不然他们要杀害皇太后。」

又记，夜半。——适才在宫里召见了军机，刚毅、赵舒翘、王文韶在座。老佛爷问：「其余的人呢？」「想必都各自回家去了，丢下我们母子二人在这里自寻活路。总而言之，你们三个如今须随我同行。」她又转向王文韶说：「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忍教你受这个苦。你尽你的力赶来，随后跟上罢。」于是又对那两个说：「你们两个骑得好马。此后须臾不许离我左右，这是你们的差使。」王文韶答道：「奴才必尽力兼程追随皇太后。」皇上此时也插了话，神气出人意外地清爽有力：「是了，务必尽快跟上来。」召见至此而毕，惟太后起驾的确实时刻，仍未定下。荣禄因忙于收拾兵马，未能与见。

原注：「母子」之语，系比喻之辞。

二十一日（八月十五日）。——文廉告我：老佛爷今晨寅时（凌晨三时）起身，前后不过歇了一个时辰；匆匆换上早已命人预备下的乡下妇人穿的青布衣裳。她生平第一次梳了汉人的头。她说：「谁想得到竟会有这么一天？」宫里赶来了三辆寻常的大车，车夫都不戴官帽。

凌晨三点半，所有妃嫔都被传到太后跟前；此前她已有旨：此番出行，一概不许她们随扈。珍妃素来不肯顺从老佛爷，此时也随众而来，竟敢进言，说皇上应当留在北京。太后此时哪里还有工夫同人讲理。她毫不迟疑，喝令当值的太监：「把这个贱婢扔到井里去！」皇上大为伤痛，跪下求情，太后怒斥他住口，说此刻不是斗口舌的时候。她说：「教她立刻就死，好叫天下不孝的儿女、并那班『枭鸟』——羽翼一成便啄瞎生身之母的眼睛——都有个儆戒。」于是太监李、宋二人把珍妃拖去，投进宁寿宫外的那口大井里。

原注：枭为鸱鸮之属，系古典中的说法。

随后她对那战栗于悲愤之中的皇上说：「上车去，把帘子挂起来，别教人认出你来」——皇上身上穿着黑纱长衫、黑布裤子。接着老佛爷飞快地派定了各人：「溥伦，你坐在皇上车辕上照料他。我坐另一辆车，溥儁（大阿哥），你坐我的车辕上。李莲英，我知道你骑不惯马，可是你总得设法跟上我们。」当此存亡之际，似乎惟有老佛爷一人还镇定如常。她对车夫说：「使劲赶车。倘若有洋鬼子拦住你们，一句话也不许说。我来同他们讲，就说我们不过是逃回家去的穷乡下人。先往颐和园去。」于是车子启行，自宫城北面的神武门出去；内务府诸人与宫眷都伏在地下，叩送两宫万寿。只有三位军机大臣骑马随行，别的官员另约在颐和园会齐。邻人内务府大臣文廉远远地跟在两宫后头，送他们平安出城。他们是从城西北的德胜门出去的；在那里，车子一时被出城逃难的人潮堵得动弹不得。

下午四时。——太后的銮舆约在上午八时到了颐和园，两宫在那里歇了一个时辰。其时早六点钟，庆亲王将赴颐和园之前，遣人执白旗往城东齐化门一带正在轰城的日本倭人处乞和。城门大开，倭兵蜂拥而入。

我儿恩明带着几名兵丁在颐和园当值，两宫一行到时，个个衣裳狼藉，满面尘土。园门口的兵士简直不信这真是他们的主子，直到老佛爷怒问他们连她也不认得了么。车子从旁门赶进去，献了茶。太后传旨：把一切古玩、珍宝、陈设即刻装箱，运往热河；同时又打发一名太监回北京，叫皇后赶紧把紫禁城里一丝一毫的珍宝都埋起来，藏在宁寿宫的院子里。

原注：谓光绪之后，即今之皇太后，徽号隆裕。

端王、庆亲王、那王、肃亲王都在颐和园赶上了两宫；还有几位公爵，以及大员中的吴树梅、溥兴。各部司员十余人、军机章京三人，自此处起随扈。总兵马玉昆率兵一千护送两宫赴张家口；此外还有端王的虎神营旗兵数百，都是刚从攻打使馆的徒劳之役里下来的。荣禄仍在设法收拾他的队伍。

我刚听说老友徐桐——帝师、大学士——的死讯。他在家中自缢，家中妇女十八人随之同尽。他是真正的忠臣，又是位好学者。可叹，可叹！四面八方传来的都是同样的惨事；满洲最尊贵的门第，落得同样凄凉的下场。醇亲王下月本要迎娶的未婚妻，已阖家自尽了。实在可怜。

原注：醇亲王后奉皇太后特旨，娶荣禄之女。

如此，老佛爷生平第二次不得不逃出她的圣城，正如周天子之「蒙尘」出奔。南方各省不肯同举，把我们害苦了。端王一味排汉，罪过不小。孔子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到底还是荣禄说得对——义和团所谓神术，不过是小儿之谈。其力实不过秋毫之末耳。嗟乎，春花不再开矣！

我的妻子与家中别的妇人，像天下女子一般愚执，都打算吞鸦片。我拦不住她们；至于我自己，是决不肯做这等蠢事的。洋人强盗已经在城里别处抢掠了，可是我藏的东西他们万万找不着；我年老力衰，就此守在这里罢。我儿恩珠自昨日起便不见了，仆人也差不多逃光了。晚饭都没有人给我做了。

（日记至此而止。是夕，这位老人被他的长子杀害；他家中的妇女先已服毒死了。）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正月）朱谕，立端王之子为大阿哥。

「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仰荷皇太后垂帘听政，训迪殷拳，于朕之典学尤兢兢焉。自朕亲政以来，国家屡遭大故，朕惟思勤求治理，以报皇太后鞠育之恩，并竟大行皇帝所付畀之重任。

「乃自去岁以来，朕躬时婴疾病，深虑贻误国政。仰念列祖列宗付托之重，暨宗社臣民之望，因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乃朕疾迄未稍痊，以致郊庙社稷诸大祀，均不克亲行。

「当此时艰孔亟之际，仰见皇太后深居九重，宵旰勤劳，不遑暇逸，朕心实深惶悚，寝食俱废。追维列祖列宗创业之艰难，以此鸿业付朕，而朕德薄能鲜，实不胜此负荷。朕更念及：当初入承大统之时，曾蒙皇太后降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乃朕沉疴日久，诞育皇嗣之望已绝，大行皇帝遂至无后。国本至重，每一思及，哀痛惭惧，交并于中，而痊愈之望，愈成虚愿。

「用是叩恳圣母皇太后，于宗室近支之中简择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俾大统有归。朕再三吁请，皇太后慈恩俯允，特简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嗣。朕感激之忱，莫可名状，谨遵慈命，着立溥儁为大阿哥，承继大统。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史册之中，这样凄惨可怜的文书，实不多见。它不但是他自承其位不正的供状，是一道逊位之诏，更是他自己的死刑判牍，明明白白写在那里给天下人看。而这可怜的牺牲者，还不得不叩谢行刑之人，还不得不颂扬那个女人的「鞠育之恩」——正是她那不可遏制的权力之欲，自摇篮起便毁了他的一生。

北京都察院奏为拿获戕害德国公使克林德之凶犯恩海事，上西安行在折。

原注：此折未经明发，慈禧亦未降旨批复；系由行在某官员寄与上海某华文报馆，遂得刊布。

此折颇可见出：朝廷左右许多亲近之人，当日以至今日，于义和团及其排外之举心中怀着何等的同情，又如何揣摩皇太后即在败后的真意。它同时还照出中国官场心目中所谓军人之英勇，究是怎样一种东西。

「有日本人所雇之侦探一名，在日本军队所占地面各当铺搜查劫掠之物，于某铺死当之中得表一只，上有克林德之花押。当铺人云：此表系一旗人名恩海者所当，其人住旗城内一车马店中。此侦探名德禄，系神机营丁字队第八棚文案。德禄即往报知日本人，日人立遣巡兵一队赴该店。院中站着二三人，兵问其一：恩海在此否？其人答曰：『我便是。』遂就擒。讯问之际，恩海神色自若，毫无惊惧。问官问曰：『戕害德国公使者，是尔否？』答曰：『我奉领催之命，凡洋人上街者见即杀之。我是当兵的，只知奉令而行是我的本分。那一日我带着三十来个弟兄在街上，有一洋人坐轿子过来。我即刻站在街边稍偏之处，瞄准了向轿中放了一枪。抬轿的便逃了；我们上前把洋人拖出来，见他已经死了。我摸着他怀里有一只表，便取了作我应得的一分；我的同伴拿了一支手枪、几个戒指并别的东西。我万想不到这只表竟致败露；然而我杀了我国的仇敌，死也甘心。请即刻把我斩了罢。』

「通事问他当时是否喝醉了。他笑着说：『酒是好东西，我一顿能喝四五斤；可是那一天我一滴也没有沾。你当我肯拿醉酒来替自己遮掩么？』此恩海看来是个老实汉子；他的话说得勇敢而有气度，旁观的人因此都晓得：中国的行伍之中，并非没有英雄。次日他被交与德国人，就在他行事的地方处斩。臣等窃以为其忠勇之行，不可不上闻于皇上皇太后，谨将上情具奏。臣等以为其姓名不当听其湮没，伏乞皇上皇太后天恩，照阵亡将士之例，予以恤典。谨奏，伏乞圣鉴。」

十八追念两位烈士

上章所录御史的那道奏折，记那名在轿中枪杀手无寸铁的德国公使的满洲兵被拿获正法之事，其中不忘借机称贺太后与国家有此等勇武的捍卫之士；平心而论，此人赴死之际，倒也颇有胆气。然而中国的读书人若见闻更广、识见更明，则真正的英雄气概、那种最难得的道德勇气，当推袁昶与许景澄二人——前文已述，这两位大臣为了他们所深知的国家至计，从容捐躯。只要中国还能生养这样的人，只要孔门的教化还含有足以陶铸此等坚忍之士的道德之力，这个民族便无须绝望于它的将来。我们坚持要为这两个人争得我们感激的钦敬，并要把他们最后的几道奏折照录于此——在那些奏折里，他们警告老佛爷勿蹈愚妄，痛斥义和团，直面那环绕着龙座汹涌而来的一切无法无天与野蛮之力：为此我们不作任何辩解。他们的令名，在国人心目中已经很高了。真理必胜：他们的勇气与无私的爱国之心，已因当今摄政王的一道谕旨而得到追认——二人已入祀于中国先贤之列。

二人被害后不久，袁昶诸子致本家亲友讣书一通如下：

袁氏家属讣告亲友袁昶死事书，一九〇〇年九月。

讣书于例有的哀痛自责套语之后，接着写道：

「窃念先严之遭此奇祸，实由直言敢谏、力抗时趋所致；兹将其中情节缕陈于左，以告亲友。

「今年五月，拳匪之乱初起，先严时以总理衙门大臣之职，深忧时局，其同僚许景澄亦然。王大臣三次召见，先严面奏，谓拳民万不可恃。『臣曾亲往使馆街一带察看，』他说，『见拳民尸首横陈道旁，皆确系枪弹所毙，足证其邪术全不足用。此辈宜加剿灭，断不可用为官军。』皇上闻此言，转向许景澄，问中国之力果足以抗御外人否，又问及各国在外之情形。许景澄直答不讳，谓中国积弱至此，断不能与万国为敌。皇上闻其言，感触至深，竟执许氏之袖，神色甚为凄惶。许景澄怆然退出，遂与先严会同起草第一折。

「其后使馆被攻甚急，先严谓许景澄曰：『戕害使臣，大干万国公法。使馆若毁，各国必兴师复仇，国将何以堪？你我二人，纵以身殉，亦当力争此事。』遂上第二折。此折未见于邸抄，然拳党诸王大臣见之大惧，攻打洋人之事遂一时稍缓。使馆此番得全，实赖此折之力；而自是以后，许氏与先严之仇家，报复之念愈坚。

「六月下旬（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外国联军集结待发，将犯京师，先严谓许景澄曰：『吾辈不过待死耳，何必更迟？』遂上第三折。折中直言时局已濒绝境，即亲王与军机大臣亦从而称许拳匪，共欺两宫。欲免大祸、阻外兵，唯有一途，即翦灭此辈拳匪；而欲翦灭之，必先诛其为首之王大臣。折既上，先严语先慈曰：『事已至此，言与不言，均是一死。与其见杀于奸臣之手，毋宁就戮于市曹。倘以一死而能使朝廷憬然于时局之危，虽死无憾。』

「我等环跪先严之侧而泣。先严从容语我等曰：『我以身许国，此外更何所念？尔曹留京抑南归故里，可自决之。』复以忠君爱国之义，谆谆相戒。

「七月初二日（七月二十七日），先严被逮下刑部。次日未刻，『大节遂成』。法场之上，拳匪云集。有厉声诘之者，问其何故衔恨『义和团』而肆其谤言。先严哂而答曰：『大臣言事，出于职分。尔辈焉知？』

「狱卒告我等：先严与许公在狱中，谈笑自若，恬然无怖。曾索纸笔，书二十余纸；此稿为拳匪所得，焚之。所书者不知为绝命之奏耶，抑遗训家人之书耶？我等不能知，且永不得知矣。呜呼痛哉！我等不孝，竟遭此至痛之事；为子为人，两负其责。慈亲尚在，先严之葬未举，故不得不忍痛偷生，以尽为人子之责。本月初八日，拟奉先严之柩，暂厝于杭州『广友』之园，并护送先慈还里。当于厝所之旁，别设一室以奉先严之主，朝夕哭奠焉。」

若以从容赴不应得之死为英雄，则此二人诚英雄矣。读其奏折——尤以最后一折为然——令人不能不强烈地想起希腊罗马史上最好的范例。其立论之高远，其发乎天性的道德感，其对死亡的从容静观，都透着苏格拉底、塞涅卡与普林尼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给了欧洲文明以高贵坚忍的古典典型，并给了它许多最好的感发；也正是这种精神——去其个人主义的一面——成了日本强盛的根基。三折之中，最后一折是他们的绝命之音，其中自有真正的英雄之声：明达、恳切而无所畏惧。第一折虽以袁昶一人之名具奏，实与许景澄会同拟稿。许景澄曾先后出使圣彼得堡与柏林，在外交界颇有名；论其律身之廉与爱国之公，素不及其友之望重，然而无论他昔日有何过失，那使他赴死的坚定而高贵的志节，已足以尽偿之。

袁昶劾拳匪第一折，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

「自本月十六日（六月十二日）拳匪闯入京师以来，两宫逐日召见诸王大臣。国家之忧，上劳圣躬；两宫忧心如焚，冀得一策以安宗社、靖生民，而下询于臣等。然臣等至今未能弭祸，无以慰宸廑；愆尤实深，惶愧无地。

「臣谨为两宫追述嘉庆十三年七月间所降谕旨一道。旨中载明：山东、河南二省有奸民结会，号曰『八卦教』，谋为不轨。今之拳匪，实即『白莲教』之遗孽，两宫业已明降谕旨，命加剿除。去岁山东吴桥县知县曾具节略一通，于此教源流叙述甚详；两月以前，山东巡抚袁世凯覆奏，亦称拳匪断不足邀朝廷之恩，万不可编为官军。言之已至明白。又前任巡抚毓贤，奏报该教首领朱红灯一案，称此人诈称明朝后裔，煽惑愚民，一县骚然，逆迹日炽，蔓延日广，迨官军拿获渠魁正法而后已。所谓刀枪不入，本属虚妄；观其就戮之易，其伪立见。

「去岁臣访查此事，据总兵程文炳言：五年前（一八九五年）彼驻防直隶边界，其地多盗，号称『金钟罩』，与『金灯教』实为一党。一日有五十余人愿投效程军，程以枪击之、以刀刺之，试其所谓神术，则血流如常，诸术士遂死。臣所以举此者，正欲明此种邪说之妄；且可断言：凡倡此等会党者，皆凶狡叛逆之徒，包藏祸心，阴图不利于本朝——其诈称明裔者尤然。惟其党羽既众，自当以叛逆论治；其为叛逆，固无疑义。

「去岁十一月十三日，两宫召见臣，臣即以上情面奏，并言拳匪所谓仇教云云，不过借口；其谋逆之实，足当立予剿除。其后袁世凯新任巡抚，力行弹压，克尽厥职，遂有数处拳会被破被灭。地方复安，于是该省绅士文人——向者颇信拳匪，且訾巡抚为操切者——不得不服其所为之是，而自承受人蒙蔽。孰料山东之祸甫平，而直隶之祸转炽且蔓？此则总督裕禄断不得辞其咎：彼纵此疽之滋长而不加禁遏，冷眼旁观，一若不与己事。近日拳匪戕杀涞水知县，该督似乎至此方始恍然：所谓仇教者，特叛逆之假面耳。遂电奏请剿。乃朝议不一，久无成命。他处旋即波及，无他故也，涞水之匪逍遥法外故也。于是其胆愈壮，终至拆毁全省铁路、毁坏电线；铁路电线皆系官物，所费帑金不知凡几。可痛哉！奸民一朝之为，而数百万之帑随以俱尽！又毁教堂甚多，异日国家赔偿之重，可胜言哉。

「臣伏思拳匪仇教之变，实为国家至危至急之患。按我朝律例，有司听讼，当无所畏、无所私；教民与非教民，本无区别；断不容奸宄之徒藉口卫教而逞其私。乃不数日间，此辈逆匪竟敢犯我京师，其带甲之众，直逼乘舆。焚掠杀人，无所不至；焚教堂，攻使馆。两宫所居之宫阙，震动如遭地震。此等行为，非死无以蔽其辜；此时言宽，便是愚妄。

「本月二十日，匪徒焚正阳门外市肆千余家，全城最富之区，今成焦土。居民十去其九，市肆几无开门者。各省饷银不至，无以给军。四顾凄凉，笔不能述。纵此乱民横行国中，杀人如麻，劫掠如市，是自取笑于天下万国而已。各国公使为拳匪狂言所震，势不得已，调兵入卫使馆，然合计不过四百一十人，其来意显系自卫，非有攻取之图。

「十六日（六月十二日），皇太后面谕启秀及军机诸臣，向各国公使及其眷属传旨慰问。此一仁厚之举，彼等感戴甚深；蒙皇太后曲赐保全，恩意周至，铭感肺腑。各使旋即奏明：调兵入卫，纯出防范，绝无干预中国内政之意。并指天誓日，郑重申明：乱事一平，即当撤兵。其无诡谋恶意，实无可疑。今日当务之急，莫如肃清内城此辈乱民，一以安我百姓之心，一以释外人之虑。果能如此，各国添兵之说自可无从而起；乱既自靖，何须借力于外人？此中利害，昭然可见。」（以下为巡警与弹压诸端办法，兹从略。）

「或谓拳匪人数众多，尽歼为难，臣窃以为：今日之局，全由少数首恶所酿成，其余大半不过愚昧乡民而已。或又谓此辈身怀秘术，能得神力，臣窃愿以汉末张角『黄巾』之教，与元代『破头潘』潘光之事，为两宫诵之：此二人皆号称有神通，而其头终不免于落地。拳匪所以号称不畏刀枪者，一大关键，在其白昼蛰伏，入夜方始活动，呼神请仙以自助。其所夸之种种法术——咒语、符箓、请神、扶乩、五鬼搬运之类——不过邪术之陋技耳。使遇利刃，使中炮火枪弹，立仆而死。本月十七日（六月十三日）彼辈开始攻打使馆，为洋兵击毙者甚众，此事人人共知；昨日帅府胡同又有拳匪四十余人被击毙，其坛亦被毁。然则谓其真能避弹，岂可信哉？

原注：此胡同在今环绕使馆区的那片空地以北约四百码处。

「京师户口近百万，除此辈乱民匪徒之外，无不忠于朝廷、安分守法。拿获此辈拳匪而正法之，足以伸国法之威，安黎庶之心；匪徒之气既馁，良民之气自壮。京师一清，各使馆必感戴皇太后神灵庇佑之效，其奉两宫将如再生父母。外国添兵之举，届时自可据理阻止，或令其早日撤回，盖已无留驻之必要矣。

「末臣谨按《周礼》有云：『国有乱，则用重典。』又《书经》有『刑当其时，乃为天职』之训。由是观之，拳匪之当加剿灭，昭然明矣；此后若仍因循迁延，或行招抚编伍之类的支吾之计，必于事无补。各国兵力强盛，其愤已极。万一联合报复，则不可言之奇祸，即在目前。与其听凭外人代剿拳匪——如此则京师内外必大有战事、必大有杀伤，无辜之民同遭涂炭（所谓『玉石俱焚』）——何如我自靖之，以杜天下之谤口、塞訾议我国者之言。如此，宗庙可免于亵渎，生民受福无穷。

「大学士荣禄，忠爱勤恳。两宫若假以全权，成功可立而待。外交之难，若能相机因应，亦不难迎刃而解。臣谨以一事上渎圣聪：事权归一，实为今日免于奇祸之唯一保障。臣沥陈肺腑，谨具折上闻，伏乞两宫圣鉴训示。」

袁昶、许景澄会奏第二折，七月八日。

「自上月二十四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为拳匪所戕以来，拳匪围攻使馆，董福祥所部甘军甘为其助，无恶不作。使馆附近居民，死于其手者不可胜数。城东一带，公私庐舍，几于家家被其惨掠。

「拳匪初起，自称其事在与教民算旧账；既而并使馆而攻之。自使馆而推之，又转而加于我官吏与百姓之身。以叛兵乱民纵横于辇毂之下，肆其凶暴于良民，实我国史册之所未有。

「围攻之初，彼辈夸口：不出一日，使馆必片瓦无存；董福祥且屡奏称使馆已成灰烬。而事实则将近一月矣，洋兵死者几无一人，而使馆一带遍地皆拳匪之尸。当日所以哄动愚民者，谓其法术能避枪弹，今其言安在？五万乌合之众，攻不满四百洋人所守之数处使馆，一月而不能下，则其能为与其勇力，可以概见。天下宁有以此等『勇士』御外侮者乎？

「或谓真拳民为国效力，必不至此；凡纵火杀人者，皆非真拳民，乃外来匪类与江湖骗子，于其教本无干涉。臣等窃谓：一会之中，既紊乱至于真伪杂出，而伪者又得真者之默许以肆其种种暴行，则所谓真拳民者，其为至不足道之人，亦已明矣。

「况朝廷已明降谕旨，禁其执兵器、禁其继续焚杀，令其解散出京。乃彼辈置若罔闻，益肆其恶。无论真伪，此辈拳匪争先蔑弃国法。其怙恶不悛，人人皆当死；宽之适以长其骄，容之适以增其众。

「臣等前折曾请以全权付大学士荣禄，令其得用严厉手段，弹压此乱，而两宫不见听纳。今日之危，视昔百倍，臣等职分所在，虽冒死不辞，谨以愚陋之见上陈圣听。臣等窃念《春秋》之义：『兵交，使在其间可也。』按泰西各国公法，外国使臣视同半神圣之人，凡加以非礼者，即为得罪其所代表之国家。若纵此拳匪毁使馆、戕公使，各国必以为奇耻大辱，势必合力报复，虽倾其所有而不惜。今在京之洋兵虽少，而继之者有大军焉。以中国而欲与万国为敌，臣等窃谓非仅败绩而已，实举国之覆亡。六十年来，中国与各国立约，许欧洲教士入境传教。教民恃势欺凌同乡、侮慢齐民，固有之矣；其藉教士之庇以遂其私者，亦固有之矣；然地方官于此等事之漠然不理、断之不平，亦确有之。故非教之民积恨于教民，其故大半在官吏之无能无为。今日之事，不过前愆之所结之果耳。臣等不敢谓仇教之衅端其咎在民；然朝廷坐视教民与非教民之仇杀相寻而不问，则中国在天下之体统，实随之而堕，此不可讳者也。地方官以不能弹压为辞而自诿其不作为，尤不可。譬如一村之中，二邻交恶，两姓子弟宾从因而械斗，以致伤人毁产，则被害之家求偿，不求之于斗者，而求之于彼族之族长，盖维持秩序之责在焉。国事亦犹是也。

「欧洲之教，大别为天主、耶稣二宗：前者之教士称『神父』，后者称『牧师』。此辈拳匪于外国之教一概而论，不分宗派；不知俄人奉希腊正教，日人奉佛教，二国向未遣教士入中国内地传教，而拳匪全然不察。彼但见异服、但闻异言，即哄然以『毛子』呼之，必欲尽杀之而后快。以理衡之，此举为不义；以我国力之弱衡之，此举为不智。臣等更愿两宫垂念：中国亦有使臣出使各国。设各国怒其公使被戕而杀我使臣以报之，岂非中国假他人之手以自戕其大臣乎？皇太后顷者赐各国使馆果蔬面米，以『柔远人』之意示之。乃此辈拳匪恃其骄横之统帅（董福祥）为泰山之靠，攻打使馆如故。万一外人疑朝廷阳示敦睦而阴纵其炮攻，则他日无论如何剖白于疑谤之天下，谓朝廷实未与闻、且深恶此等杀戮之惨，其谁复信之？

原注：语出孔子。

「若使馆得以支持至事定之日，则各国公使既受皇太后之恩，感戴之余，自必据实告其政府：围攻之事，罪在拳匪，非人力所能预防，两宫于此乱之滋长，本无可咎。当此之际，处置得宜，则各国之疑可释，所费者至微，所得者甚大，邦交之复睦，亦易易耳。倘使馆尽毁，各国使臣尽歼，则朝廷今日之厚意，外间何由得知？欲使朝廷无佐证而自明于列邦，必不可得。今各国方以代中国靖乱为名，源源调兵而来。人多以为此不过借词，意在久据中国之土；外人自陈之意，惟至愚者信之。臣等愚昧，不足以测其真意，惟谓此等无法之拳匪，早宜剿除净尽。何必待各国索其剿灭而后行？尤何必待各国自行料理我所应自了之事乎？

「臣等深信：中国欲全其疆土，其唯一之望在保全使馆。今谨请明降严旨，申饬董福祥，令其撤兵出京；断不可再令其近使馆一步。并请明白宣示：凡拳匪及其党羽，有再攻使馆者，立予正法。官军既不为拳匪之援，则剿除拳匪易为力矣。同时臣等恳请授荣禄以便宜，限期将拳匪尽逐出京，以救国家『燃眉』之急，而杜将来之患。

「臣等明知天日之明，一时为此蝗蝻之灾所蔽，直言之下，或即自取其祸。然臣等窃念中国如病夫然，一息之存，皆不可必；则言之之惧，终不敌臣子职分之重。是以自知必死而仍具此折，伏乞两宫俯赐省览。」

袁昶、许景澄会奏三折中之第三折（末折）节录，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臣等谨陈：神京委于无法之乱，已逾一月，举国因之震动。今且将与天下万国构兵，其结局必为旷古未有之奇祸。

「咸丰年间，粤匪、回匪蹂躏十余省，十年而后定。嘉庆年间，白莲教之乱，糜烂三四省。史册所载，皆云官军苦战万难，而后秩序得复。然以此二役比之今日之拳乱，特小恙耳；今日之国家，则病入膏肓矣。何也？前此之事，上自朝廷，下至编氓，无不知粤匪之为叛逆；而今日则国中位望最尊者，且以拳匪为义民，故明知其为叛逆者亦不敢吐实。我之愚昧，适足以取笑取恨于各国。

「此事初起，其人不过愚昧乡农，不谙兵事；乃以『扶清灭洋』四字为号召，遂裹胁匪类无数。然此四字，以理绎之何解？若谓凡为中国之民、践中国之土、食中国之毛者，皆当深感本朝二百余年仁厚之治，愿以死力报朝廷之恩而卫其社稷，则臣等衷心赞之。若谓值国家大变之际，独乱民之力足以『扶』我倾危之基而致太平，则独不思能『扶』者亦能覆乎？今日能『扶』清者，明日即能覆清矣。此非叛逆之言而何？孰敢为此言者？

「臣等不肖，深知外人巢穴于我国之腹心，实为切肤之患。然处今日之势，其道在先修内政，而于外交诸务，谨慎将事。当俟时而动，择弱者而制之；如此，则国力可以次第见于天下，旧耻可以次第一雪。

「若各国无故而侵我，则凡奋臂而起、投身行伍者，虽力至微，臣等必首推为忠义。乃今朝廷与各国交谊方睦，忽倡『灭洋』之说，是无端而启衅于四境也。此等愚妄，直欲以我帝国为儿戏之物而毁之。且所谓灭洋者，灭在华之洋人乎？抑灭五洲万国之民乎？杀在华之欧人，继之者自有其人。若谓欲将天下非中国之人扫荡无遗，则虽至愚者亦知其万无可能。毓贤、裕禄及各省督抚，竟不能晓此至浅之理，几于不可思议。裕禄尤甚：招致拳首，待以上宾。恶名最著者数千人，充塞其督署；持一刺书『义和团』三字，即得自由出入。此辈坐于总督公座之侧，使朝廷之威信为天下所轻，使天下读书人之见识受辱。如张德成、韩以礼之流，本一省闻名之凶徒，今又为京师之巨害，而竟公然入奏保举，请授以官职！督抚之欺君罔上，未有若是之甚者。

「至裕禄奏报天津获胜诸折，臣等曾细询自彼逃来之难民多人，无一人不斥其言为诬。且众口一词，谓我军为洋人所歼者以数千计，甚且谓大沽炮台之失，全由裕禄先纵拳匪攻打洋人租界所致。彼辈怨恨裕禄，其言或不无稍涉夸张；然臣等以为：该督夸诞之奏，正与董福祥之妄言同出一辙——董福祥每奏称使馆已毁、守者已尽歼是也。董福祥者，不过甘肃一盗耳，降于官军而稍着微劳，遂邀朝廷不次之恩，致有今日之位。彼所以报圣恩者，乃结纳逆党、行同剪径之徒，岂其所宜？观其今日所为，则其狼子野心所蓄之阴谋，殆可预卜矣。

「裕禄位列封疆之最，与董福祥一流武夫大异，而其昏聩之甚，实难索解。无疑为朝中大臣诳言所误——此辈大臣且已引朝廷偏离素所遵循之正道。祸之所由，全在此辈大臣。

「大学士徐桐，生而愚騃，于当世之利害安危，一无所知。军机大臣刚毅，执拗狂信，与奸人为伍，媚事叛逆；启秀骄蹇而固执；刑部尚书赵舒翘则心术阴狡，工于逢迎。

「拳匪初入京师，两宫特开召见，王公大臣咸集，下询于臣等：抚之乎？剿之乎？臣等对曰：拳匪断非义民，于御外侮全无用处；同时恳切陈请，勿轻言与万国宣战。即于此时，徐桐、刚毅辈竟敢当御前而叱责臣等。今使十万新磨之刀果足以胜敌，则臣等亦非无天性爱国之心者，必将额手以待痛歼此辈外人之一日。倘处今日之势而万不能致此，则当称卖国之贼者，非臣等也，乃彼以其谬误而驱国家于危亡之境之诸臣也。

「五月间，两宫命刚毅、赵舒翘赴涿州谕令拳匪解散，乃拳匪强此二大臣跪于其坛前焚香，而彼辈则诵其无稽之咒语。赵舒翘深知此举之辱且妄，且尝公然自悔与其事；然其胆不足以违刚毅之意——刚毅固笃信拳匪法术者——故还奏之日，遂与刚毅同奏拳匪均已解散。夫拳匪果已解散，则今日其众之大增者何自而来？大臣具奏而率妄若此，朝廷将何以处之？

「天津已陷，外兵日益逼近。拳匪之法术，迄今于我无一效；臣等熟筹审度，谓不出一月，敌必叩我京师之门。伏望两宫深思其祸之所极，并念列圣陵寝宗庙或将遭亵渎之虞。臣等念及所可能发生之事，不寒而栗。而当此之时，徐桐、刚毅辈方且笑语相得。舟将沉矣，而彼辈泰然自若，一若真信拳匪可为避难之城者。以此等人而求为国谋，无异求之于痴人与醉汉。且国中位望至尊者，皇太后之大臣与军机诸员，亦已屈膝于拳匪之前。亲王之府、公侯之第，多有改设拳坛者。拳匪愚也，而其愚足以愚徐桐、刚毅之辈；徐桐、刚毅之辈愚也，而其愚又足以愚宗室诸王公。凡今日之祸，其源皆可直溯于此辈大臣——徐桐、刚毅及其党与是也。两宫若不即命将此辈明正典刑，以伸国法之威，则朝廷内外之官吏，势必人人奉拳匪之邪说；而各省督抚，亦必踵裕禄、毓贤之后尘，从而奉之、从而播之。

「且天威所加，不当止于徐桐、刚毅及其党与，凡在高位而以其盛夏之狂病庇护奖借拳匪者，皆当同罹之。彼虽与两宫有至亲之谊，或身为天潢贵胄，断不可因此而幸免于其罪之罚。惟其如此，乃能使外人晓然于：此番拳匪之狂、此番挑衅于万国之举，乃少数昏谬之官吏所为，绝非朝廷之意旨与愿望。如此则兵戈可立化为玉帛，而社稷神明之坛可保其不受亵渎。俟此数事既毕，伏乞两宫赐臣等以一死，俾徐桐、刚毅及其党与之魂魄得以慰藉。臣等当含笑就戮，长往泉台。臣等愤懑惊惧，不能自已，泣血具折，伏乞两宫俯赐省览。」

十九慈禧治术拾遗

袁昶与许景澄，并非仅有的向皇太后进言、指陈其袒护义和团之危险与愚妄者。事变之初，年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深忧圣意为人所误、竟入自戕之途，乃拜疏驰奏，兼以电报与飞递驿传，恳请太后立止攻打使馆之举。慈禧批答此折的话，把她这一时期的犹疑显露无遗：一面是报复那可恨的洋人之望，一面是大祸将至之惧，二者相持而不下。景善的日记，已使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在种种相冲的情绪与瞬息万变的心念的猛烈煎迫之下是何情形；那些心念此起彼伏，正表现为她接到并批复这位南方总督的奏折以后一个多月里，使馆周围战事的时张时弛。她信刘坤一之忠贞不贰，一如信荣禄；他那老成的识见，多年来于她助益甚大。然而他的进言，终不能使她自复仇之路、自那不受拘束的权力之梦回头。所能收到的效果——无疑还得力于大沽炮台被联军攻陷的消息——不过是使她预留下几条脱身与卸责的岔道与后门而已。为此，她径直向各大国的君主与元首发出吁请，内中全是天真的捏造；接着又向被围的使馆里的公使们送去瓜果菜蔬，以示体恤，日后她还每每引以为傲，说这正是她诚信与善意的确证。其实太后此时不过是想两面下注，同时始终不肯放弃那个指望：只盼端王与他的义和团真能践其大言，把这班夷人赶下海去。

这位总督的奏折之可注意，主要在于它是中国士大夫一种牢不可破的根本心事的样本，而此种心事又是满洲统治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即：皇上是不会错的。此念所根据的事实是：对朝廷完全而不容置疑的忠顺，乃是孔教伦理、孝道与祭祖这一整套结构的基石。故这位总督一面痛惜朝廷之失，一面不得不把过失归之于太后以外的任何人，而对圣明与仁德极口称颂。

其折如下：

「此次兵端之开，由匪徒藉报复教怨为名，肆行焚杀，遂酿成大局艰危。各国合力遣兵舰来攻中国，其词则曰保护商民、剿办乱党。时事至此，各省自当筹备防务。臣已预为布置，倘彼族大举入犯，必竭力抵御。伏念两宫圣德昭垂，恩同天地；怀柔远人，益见宽大诚信，凡见于行事者，无不如此。

「窃维目下第一要义，在将朝廷之苦衷、致有今日之由，暨一贯宽仁之意，宣示中外，俾乱党无所藉口，不得再肆滋扰。

「兵事初起，臣与同官出示晓谕，令百姓各安生业，勿听浮言。今复据侨居外洋之华商呈请，力求切实保护在华洋人，以免彼处报复及身，其词甚切。适各国领事来见，议及保护教士商民之法，臣等因饬上海道与之妥商，以保长江一带及苏、杭地方之安靖。此项章程，以彼族不入此境为限。各领事已电达本国政府，臣亦电知出使各国大臣，详述此议。德国以其公使被戕，本欲异议，卒为各国所迫，亦允之。

「臣谨录两宫五月二十九日谕旨：『现在各国使臣处境万分危迫，朝廷仍尽力保护。』旨中并饬各督抚固守疆土，相机因应。又六月初三日致出使各国大臣电旨云：『现已派兵保护使馆，惟力薄，只能尽其所能。尔等在外，仍照常办理交涉。』

「是则朝廷于天津启衅之洋人，严加惩创以昭炯戒；而于无与此事之无辜洋官、商民、教士，则竭力保全。天恩与天威并着，昭昭如日月之明。

「臣等屡次吁恳保护各国使臣：此为万不可缓、一日不容或迟之第一要着。非独两宫轸念，知其必不可已，抑亦时局所迫，不得不然。

「出使大臣杨儒等电称：目前第一要务，在保全各国使臣及在华洋人性命。臣因伏乞简派得力兵队保护京师使馆，即所以保护我出使各国大臣之身。并请饬下各省疆吏，于所辖境内切实保护洋人，即所以保护侨居外洋之华民。臣不胜悚惕待命之至。」

慈禧以电旨并六百里飞递批答此折曰：

「览奏悉。朝廷本不欲轻启兵端，业已叠次照会各国政府并通饬各省矣。复经屡降谕旨，令保护各国使臣及在华洋人。是尔之所见，与朕意正复相同。所幸各国使臣除德使克林德外，均安善无恙，起居甚适；前一二日朕尚赐以瓜果食物，以示矜恤之意。各国如敢进犯尔等辖境，务当各保疆土，竭力抵御。目下虽尚相安，亦须力筹戒备，以防不虞。总之，朕决不甘为戎首。着将朕待洋人镇静宽厚之意，通知出使各国大臣，俾筹一和平了结之策，以顾全局。至道路浮言，最易滋生猜贰，切勿轻信。此旨着由驿马六百里加紧驰递，毋稍迟误。」

原注：慈禧于谕旨中最好用此种温和的讥讽。

此旨之前数日，即七月一日，太后曾亲笔拟就一道解释性的谕旨，为的是开导各国，备述朝廷如何一步步陷入今日的窘境。有一点颇可注意：就在十天以前，她还悬赏购买京中洋人的首级，并传旨毓贤把山西的洋人杀个干净——毓贤果然照办了。然而慈禧是读过经书的，又从亲身阅历中晓得：要在夷人中间挑起嫌隙与猜忌，是何等容易的事。

「迭遭不幸之事，纷至沓来，仓卒之间，中国与各国之衅端何由而起，朕实茫然莫解。出使各国大臣远隔重洋，又无由详悉其中情节，故不能向各国外部剖白中国政府之本意。用特将事之始末，详为宣示如左。

「直隶、山东两省，向有一种莠民，各于其乡习拳棒技击，兼以符咒邪术相煽。地方官失于觉察禁止，以致该处渐成不靖之局；一旦事发，拳匪之势遂不可收拾。其众且蔓延至京师，都人以为有神术，从者甚众，众情翕然向之。于是下等无赖之徒随声附和，倡为『杀教民』之说；至五月中旬，遂见诸行事，戕杀教民，焚毁教堂，阖城鼎沸，民情已非朝廷所能约束。

「祸机初露之时，各使馆请调卫队来京，朝廷体察情形之特殊，立予允准。前后入京洋兵约五百人，此即足见朝廷待各国之友睦。按常例，各国使馆及其卫队与地方官本不相接，无论亲疏，均无往来；乃自此项洋兵到京以后，兵士不专任保护使馆之职，竟登城垣，且巡行都城外围，遂致互相开枪，流血相寻。其恣意出入，竟至一次强欲闯入紫禁城，幸未得逞。以此之故，众怒沸腾，遍于都下；不逞之徒乘机焚杀，日益猖獗。当此之时，各国欲自天津调兵来援，而其自海口前进之队，中途被歼，其举遂不得不罢。此时两省乱民与百姓混杂已深，无从辨别。朝廷未尝不欲降旨剿办，惟操之过蹙，势将全局糜烂，而保护使馆之举，或反酿成奇祸。若竟剿办两省乱民，则两省教士教民必无一得全者，故不得不于两难之中审慎从事。

「值此情形，朝廷不得已，乃议请各使暂移天津，正在筹办之际，不幸德国公使某日赴总理衙门途中，竟被戕害。此事一出，乱首处境益危，譬犹骑虎之人，进退皆惧，不知其续骑为危耶，抑跃下为危耶。于是前议移使天津之事，遂成不便举行。朝廷所能为者，惟有力筹保护使馆万全之策，以备不虞而已。不意上月十六日，大沽口外兵船之洋弁与炮台守将会晤，勒令献台，且声言如不允所请，次日必以兵力取之。守将自不能负朝廷所托，洋人遂开炮轰击，力拒之后，台遂陷。兵衅由是而开，然非中国所启也。且中国自知积弱，岂有不揣其力，而一旦与天下各国同时开衅之理？又岂能恃未经训练之匪徒以成此事？此固各国所共见也。

「以上所陈，皆中国情形之实录，及所以万不得已而出此之由。出使各国大臣，务将此旨之意，详为剖陈于驻在国政府。朝廷仍饬各统兵大员保护使馆，惟力之所及而已。尔等出使大臣，仍应照常供职，毋得作壁上观。」

原注：即西摩尔提督的援军。

继此旨之后，太后——或系受军机处几位老谋深算者的怂恿——着手为中国治术中一件由来已久、且屡试不爽的法宝铺路，即：在各国之间制造嫌隙与猜忌；为此她致电俄国皇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日本天皇及别国元首。中国官员于此种外交之事的幼稚天真，于下面一点最可见其概：这些专为蒙蔽外国舆论而作的奇文，其抄件竟连同庆亲王与总理衙门诸大臣的手本，一并送进（其时仍在被围的）使馆里去。可以断言：这些天真的电报，以及此后发给中国出使各国大臣的那些转圜的训令，不过是慈禧心中惶惑的外在形迹——惶惑之由，则是大沽炮台的失陷、天津华界的被占，以及联军集结待进京师。故她若能够，便要预先在欧洲那班仁厚而一向易欺的君主中间结几个朋友，好好利用她所深知的他们在外交上的种种小弱点，以便到时候摆出一副为时势与命运所播弄的无辜受害者的样子。然而「深居宫禁之中」，她仍旧一味痴望：望义和团践其所许之捷，望那被她如此小心「保护」着的使馆终于陷落。

原注：见史密斯博士《动乱中的中国》第三六一页。

这里且略作旁枝。凡研究近代中国史而欲以其新近的教训备将来之用者，必将注意到一点：无论劝朝廷主和还是主战，中国与满洲的大小官员（不管以我们的眼光看是好是坏、是勇是怯、是廉是贪），于坦然承认其仇恨洋人及洋人的一切这一点上，却众口如一。此种心事，头脑简单而好夸口的义和团高声宣之于口，士大夫则委婉地随声应和，而政府中的一时之选——如袁世凯、荣禄、刘坤一其人者——亦同样直言不讳。那些以洋人之友自命者，所主张的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的虚与委蛇而已。此一层，很该使我们踌躇一下：不但在照着市面上的价钱收受北京外交界的姿态与宣言、以及所谓我们与某某官员关系极佳的那些保证之时，该踌躇；并且该引我们去想一想：究竟是我们这一面还是他们那一面有什么缘故，才生出这样持久而这样深的仇恨？若把五十年来中国大员的奏折翻检一过，则这一不快的特征触目皆是。间或也能遇到几个例外，如袁昶之流，肯口称敬重欧洲人；然而即便他的敬重也是有保留的，绝不至于到推心置腹的地步。我们那种长年不改的易欺——正是这副资质，使中国经籍上那套「利诱」之术用在洋人身上无往不利——无疑也多少可以解释中国官员何以轻视我们的智力，何以我们总不能从阅历中得一点教训。几乎可以断定：明日的义和团，也必像一九〇〇年那样，先就被我们的汉文参赞处一笑置之（若不是喝一声彩的话）。至于中国官员对我们那种始终如一的敌意，却别无解释可寻；因此，为顾全我们的体面计，最令人快意的办法，或许莫如假定：他的态度所本的情绪，正与以弗所人底米丢一流相似——表面上是替他们的女神亚底米的香火担忧，骨子里却是替自家的生计着急。

言归正传。以下是奉皇太后之命，于七月三日分致俄国皇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日本天皇的电文译稿。同时致法兰西与美利坚两共和国总统的两通，日期却奇怪地署作六月十九日（大沽炮台陷于十六日），其文已见于考狄先生极精确详审的《中国关系史》第三卷。

七月三日电：

「致俄国大皇帝：敬问大皇帝安好！我两邻邦二百五十余年来，邦交敦睦，未尝间断，较之任何两国之交，尤为亲厚。

「近因奉教之民与吾民积不相能，遂为匪人乱党所乘，从而生事；其结果则各国遂疑朝廷亦预其事，与教为仇。贵国驻朕之廷之公使格尔思，且尝请我总理衙门剿办乱党，以释各国之疑。惟当其请之之时，京城已遍地乱民，煽惑百姓，颇树声威。不独兵丁，即民间亦莫不切齿于奉教之人，思有以报之；甚且宗室诸王中亦有入其党者，谓天朝断无以基督之教与本土旧教并存之理。朕所深虑者，惟恐政府举措稍涉操切，反致酿成奇祸（即使馆之覆没）；又恐南方各通商口岸同时并起仇教之变，则大局更无可为。朕方竭力谋一两全之策，而各国显然不谅我处境之艰难，遽以兵船轰陷大沽炮台，以激成事变：今则兵连祸结，百害俱至，举国之扰攘，为从来所未有。各国之中，与中国交谊之厚，无逾贵国者。朕昔尝特派李鸿章为专使，前赴贵国京城，代我与贵国订立密约，至今存于内府档册。

「今中国迫于情势，非力所能制，致与文明各国结怨；不得不倚重贵国出为居间调处。用敢诚恳吁请大皇帝俯允出任公断，以纾我之艰难。朕翘企德音，不胜悬盼之至。」

同日，皇太后又以皇帝名义，由中国驻伦敦公使转递，致电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其文曰：

「敬问大君主安好！自中英立约通好以来，英国于中国从无图占土地之意，所亟亟者惟在振兴其商务而已。今念敝国陷于兵祸，情形可危，而中国通商之利，十之七八皆在英国；且贵国税则之轻，甲于天下，各海口于洋货进口，禁限亦少：以此之故，半世纪以来，我通商各口与英商相安无事，彼此交受其益。

「乃今变生仓卒，中外交疑。用敢请贵国试思：万一情势辗转，敝国不能自主，各国合谋，遂其久蓄之志，以分我土地，则贵国之利必大受其害，而通商之业亦必从此不振。当此之时，敝国方竭全力筹兵筹饷以自保；同时惟有仰赖贵国之美意，出为调停。谨此奉恳，敬候示复。」

又以皇帝名义，由中国驻东京公使转递，致日本天皇书曰：

「敬问大皇帝安好！中日两国，辅车相依，唇齿相济，交谊素称亲睦。上月闻贵国驻京使馆书记官被戕，曷胜悲悼；方将缉凶惩办，而各国不谅我心，妄生疑虑，遽占大沽炮台，遂使敝国身陷兵燹之惨。就今日之势观之，欧、亚两洲适相对峙，各整其师，以争不可两立之欲；故当此关头，一切全系于我亚洲两国之能否协力自固。西方各国贪土地如饥，虎视眈眈，注目于我，其所图必不止于中国。敝国一旦瓜分，贵国之欲保其自主，亦必大费周章。利害既同，则当此危局，自应捐弃细故之嫌，惟以时势所需为念，相与为同舟之国。用敢仰恃大皇帝出任公断，谨候德音，不胜企祷。」

此等奇文，奉太后之命，已录入本朝实录——而她那一道道义和团时期的上谕，却为着「信史」起见，都从同一部实录里郑重其事地删掉了。我们只能指望：日子久了，诸如此类的事实，或可医好欧洲外交界与官场对中国文字那种不讲理的崇拜——那本是一种从本地塾师那里染来的拜物之教，又因通晓这门古老文字所常常带来的自重之感而益深。

这几道御电，把中国外交的幼稚浅陋照得分明；而此种性质，外国人往往不解，总以为东方人的心里藏着极深的机谋与秘密的消息。若就当时中国政局的已知事实来看这几件文书，剥去一切人为的光彩，则简直难以想象：一个政府竟会把这样幼稚园的东西公之于世，并且存档立案。然而常有的情形是：中国政治里这种幼稚园的成分，恰恰成了欧洲外交那副精密而分工极细的机器的绊脚石；洋人既不知如何对付外务部那班老小孩们那可疑地一望而知的伎俩，便只好自解自慰，把一种极高明的神通与本领安到他们头上。人若注定要屡战屡败，则把马基雅维利、塔列朗与梅特涅三者之长一并归之于对手，或许也不算不智。就英国的利害而论，十年来中国之事所昭示的头等教训之一，便是我们外交机构（尤其是领事一途）的改革实已刻不容缓；而为此项改革向唐宁街进言而终归无效的英国公使，已不止一位了。

二十仓皇出京与行在朝廷

写日记的景善，已把八月十五日黎明之前太后与皇帝出京之事，一一记得详尽。此后朝廷一路的行程，另有大学士王文韶致浙江友人的书札可考；此札后来登在上海的一家白话报上。我们从中既得了印证日记确凿的可贵旁证，又得了许多有味的记载。

王文韶于八月十八日在怀来追及两宫；此前三日之中，他们所受的危难与困苦，不可胜计。十九日之夕，驻于贯市（距京七十里），宿在清真寺内。其地有回商字号「同广裕」——即北路商队雇脚力的著名承办人——把所能办到的粗粝之物尽力供奉：粗面、菜蔬、小米粥而已，又为下一程备了骡轿。因随扈之兵奉命远远落在后面（只要尚有联军马队追蹑之虞，便不许近前），两宫之至，事先无人通报，也无人疑心他们是谁。及至下车，风尘满面，困顿愁苦，四围立时围上一大群避难的闲人与村民，争着打听京里的消息。据一位目击者说，皇帝惴惴四顾，说道：「这都要谢义和团。」老佛爷身处患难之极而毫不气沮，立刻喝令他住口。

次日，乘骡轿行九十里（合三十二英里），夜宿岔道，已在长城之外。此处于接驾之事全无预备，两宫备尝辛苦，卧于土炕之上，连一副像样的铺盖也没有。所幸延庆州知州为太后觅得蓝呢轿一乘，故这一日有一程坐得略为舒服。又，中午在居庸关打尖，总管太监李莲英向村人讨得了几只茶碗。

十六日自岔道行至怀来，五十里的路，走得极苦。此时已有朝中若干官员与内廷执事陆续赶到，一行遂成大车十七辆，此外尚有老佛爷的肩舆与皇帝的骡轿。銮舆前行，出走之信渐次传开，于是有谣言四起，说这班人是冒充的，假托天子与老佛爷之名——此等谣言之起，无疑因太后仍梳着汉家发式，身上穿的还是出紫禁城时那一身平常衣裳。虽有这等谣言，怀来知县、湖北人吴永却始终未得两宫将至的消息；及至御驾一行在无数人众簇拥之下进了他的衙门，他连朝服也来不及穿，便照那身家常打扮抢下阶来迎驾。跪拜之后，他要把那些吵嚷好奇的闲人轰出去，老佛爷却拦住他，说：「不必。让他们尽管围着看。瞧瞧这些老实的乡下人，倒也解闷。」在此处，粗粝之食既已三日，太后总算又吃着了一顿知县进的燕窝汤与鱼翅；知县又替她备了一副女人的衣裳，并替皇帝与大阿哥各备了衣服，太后为此再三称谢，感念不已。

朝廷在怀来歇了一日，王文韶便是在此处赶上的。老佛爷待他极其亲切，简直是情意殷殷，慰问他一路所受的辛苦，又一定要他同进那碗燕窝汤，说是经过这许多大苦头之后，他吃着必定与她一样受用。她还责备皇帝，说他见了这位老臣，竟不知道好好道谢——人家对朝廷这一片赤心，何等令人感动。

自怀来起，庆亲王奉命折回北京，与联军议和。他深知此事之难，去得很不情愿；临行前与太后长谈一次，太后再三向他保证：深信他有本事把和议办成，并嘱他一切照一八六〇年恭亲王的成法办理。

王文韶所记朝廷启程一段，颇有可观，值得照录其文：

「两宫黎明出宫，所乘不过民间常车。至贯市，始得舆轿。皇上与溥伦同乘一车，直至怀来，知县始备肩舆一乘；其后至宣化，方为扈从觅得大轿四乘。皇后亦于此处追及两宫。

「仓皇之间，并未携得换洗衣服；皇太后衣饰甚为寒素，几乎不可辨认，加以改梳汉式之头，容颜为之大异。出京第一夜，寄宿逆旅土炕之上，一如最下等的行客；晚膳并无米饭可得，只能进小米粥而已。稽之载籍所记诸般祸变，未有如此可怜者也。

「至怀来，境况稍稍转好；然侍从太监仍寥寥无几，老佛爷左右并无一个妃嫔可供使唤。出京之初数日，礼亲王、荣禄、启秀（皆军机大臣）俱不在扈从之列，故太后命端王入直军机。始则厉声诟责，数其贻祸国家之罪；日久同尝跋涉之苦、患难之辛，辞色遂渐渐转和。此中亦有端王福晋在宫中极得势之故。

「弟至怀来时，随扈者为端王、庆王、那王、肃王、溥伦诸人，率领群僚者为刚毅，另有章京二十余员。马统领之兵及端王旗下若干营，充当扈跸；所过城镇村落，无不抢掠。然此亦不足深怪：铺户尽闭，无处可以买得粮食也。

「兹再补叙数日以前之事。直隶总督裕禄在南苑以南某处棺材铺中自戕；李秉衡则于通州兵败之后仰药而死。联军自通州进逼京师之初，朝中已议及巡幸之事，惟车马难于筹办，议者以为万难。十九日夜半，炮声大作；弟自喜鹊胡同寓所听之，即由声势远近，知其攻势步步逼近城垣；继而枪弹如雨，呼啸而至。二十日午间，炮火最烈，有人来报，谓皇城两门已被强攻而下。弟无从查实。是夜本轮到弟在宫中值宿，然末次召见之后，已不得入紫禁城，诸门皆闭。直至二十一日（即八月十五日）早七时，弟始得入紫禁城，方知两宫已仓皇出走。前一日军机被急召五次；末一次，只有刚毅、赵舒翘与弟三人在侧。老佛爷凄然顾我辈曰：『尔等只剩三人矣。其余想必皆已逃散，撇下我母子听天由命。我要尔等都随我同行。』既而顾弟曰：『尔年太老。我不愿尔同受此等辛苦。日后能赶来便赶来罢。』皇上所嘱，亦是此意。

「其时已近夜半，两宫犹迟疑未决；孰料天甫破晓，两宫竟在纷乱得不可名状、仓皇万分之中出城而去——弟之惊愕，可想而知。是日弟不得回寓，皇城各门尽闭；次日上午十时，乃自后门出城。途中遇着荣禄，其人已在轿中晕厥，抬轿的怯懦逃散，把他丢下不管。他说：『事到今日尽矣。你我素来不信这班义和团；如今且看他们把老佛爷弄到了什么地步。你若见着皇太后，请告诉她：我去收拾队伍；倘能不死，日后再来伺候。』

原注：即皇城的北门。

「别过荣禄，弟至城中北门与西北门之间的一座小庙暂歇。那住持的意思，以为洋人必将把城里的庙宇烧个干净，因为庙宇尽被义和团拿去作法；又说值此危急万分之际，实在不便款留客人。正说话间，有人来报：洋兵已上了城墙，就在离我们最近的两门之间，居高向街上开枪；城已合围，惟洋人并不扰及平民，只是见着「勇」字号衣与穿号褂的便射杀。僧人既不肯留，弟遂投奔近处一个姓韩的内务府执事家中。弟的轿夫仆从，早已一哄而散。午后不久，闻说西直门尚可出城；于是车、轿、牲口一概弃置不顾，只带随身的银钱衣物，趁着薄暮徒步动身。前面的路，被逃难的人塞得水泄不通。弟取道鼓楼，沿皇城北面的几处海子而行。傍晚下起一场骇人的雷雨，遂在景家借宿一宵。其时炮声已息，而皇城北面一带，似乎尽在火中，通宵之内，处处新起火头。夜间三时，闻西面各门已开，城守之兵尽逃，而洋人尚未到得那一带。

「弟本拟乘车，无奈溃散之兵已把可用的牲口搜罗干净。所幸次子设法说动了刘把总，替弟从城里赶出一辆车来，几经险阻，居然办到。弟本是徒步出京的，至西北门附近的桥边，见此车已在彼相候，次子骑一骡随之，所余五名仆人徒步跟着。行至海淀（近颐和园的一个镇子），饭铺尽闭，勉强寻得一点吃食，即匆匆追趋两宫，至贯市宿焉。次日续行，闻两宫驻跸怀来，遂于二十四日追及。计下周中旬可抵太原府。

「一路之险，实非言语所能形容。沿途铺户，尽被溃兵成群抢掠一空，而这班溃兵却诡称是扈驾之兵。此辈土匪每一程都抢在我们前头，把乡间刮得净尽；及至御驾到时，扈从之兵索办供应，居民之窘急、局面之纷乱，实在惨不忍睹。所过州县，真可谓赤地千里矣。」

自怀来起驾，朝廷行三日至宣化府，在彼驻了四日，一面休息，一面预备入晋的行程。沙河镇的守边官为两宫备了绿呢官轿，朝廷与军机处的一应仪注，也渐次恢复旧观。太后兴致极好，事事都要问一问。譬如过鸡鸣驿时，邻山之巅有一座庙，康熙曾为之留下御制诗碑，她几乎要停下来游览，费了好些话才劝住。

宣化府颇为纷乱，然朝廷的供奉却好了许多，全赖当地知县陈本的热心与干练。老佛爷在此处接到庆亲王自北京来的第一封奏报，所陈情形甚为可痛。

八月二十五日，朝廷离宣化（此时皇后带着几名近侍随驾，人数又添），夜宿一处叫左卫的驻防之地。举国之凋残，于此处的住处上看得分明：戍卒尽逃，衙署尽被抢掠焚毁，只剩两间小屋，又臭又潮。除了用泡湿的面做的饼，别无食物可得。两间屋子，一间归老佛爷，一间归光绪与皇后，朝中大小官员则在那狭闷的院子里各自将就。这一回，老太后的镇定也不由得失了。「此地实在可恶，」她抱怨道，「虫豸满屋，我竟合不上眼。我到这把年纪，落到这般田地，成什么话。我这情形，比唐玄宗还要不如——他不过被迫逃出京城，眼睁睁看着爱妃被杀罢了。」又有一个不曾证实的消息，说联军已把她宫中贮宝的库房抢了，太后听了自然更难平息，一时之间，随侍之人都怕触她的怒。

八月二十七日，朝廷越过山西边界，夜宿天镇县。当地知县是个满人，闻奉天及东三省别的城池失守，已经自尽；一城之内，残破纷乱。两宫所进的晚膳，还是狱官匆匆张罗来的。所幸岑春煊赶到，人心为之一振：此人识见与胆气俱高，进了些鸡蛋，又献上一副装烟袋与钱囊用的腰带荷包，老佛爷大为欢喜。

原注：其时他是新任的陕西巡抚。此前他曾率兵北上勤王。

八月三十日，朝廷驻跸大同府，寓于当地总兵的衙门。在此停留四日，总兵极力张罗，供奉大为改善。

九月四日，抵太岳镇，是日行了三十五英里；到得那里，仍是潮湿的屋子与粗劣的饭食。然而太后的兴致已经恢复。十六日过雁门关时，太后下令停舆，以赏山色。「此处倒令我想起热河来，」她说。随即转向皇帝：「其实这样出了北京，见识见识天下，也很有意思，是不是？」「若换个好些的时候，自然有意思。」光绪答道。此时岑春煊捧了一大束黄花来进献，太后深为所动，回赐他一罐奶茶。

七日，到原平，地方官所能预备的，只有一户百姓的土屋；不知怎的疏忽了，屋里还搁着几口空棺材。岑春煊先一步赶到，听说此事，忙纵马来向太后请罪并请旨。幸而「慈颜」未怒，且「圣度优容」。她说：「棺材若搬得动，便搬走；只要不在正屋里，留着我也不甚在意。」到底还是一概搬走了，免得老佛爷沾上什么不祥之气。

九月八日在忻州，地方官备了三乘明黄御轿，故十日两宫进太原府时，仪从倒也不失体面。朝廷驻于巡抚衙门——正是六个礼拜前毓贤屠戮教士的那所血迹斑斑的房子。巡抚毓贤出城迎驾，跪在道旁；老佛爷的肩舆过来，她命舆夫住轿，叫他近前。他上前之后，太后说：「去年腊月你陛辞的时候，一口咬定义和团真能刀枪不入。唉！你错了，如今北京都陷了！不过你奉旨办事，把山西的洋鬼子扫得干干净净，这一层办得极好。人人都为这件事称道你，况且我也晓得你办事之公之勤，声名何等之高。话虽如此，洋鬼子如今嚷着要拿你抵命，我或者只好照办李秉衡的样子，把你的官革了；但你心里不必着急，我这么办，不过是拿土迷他们的眼，为的还是咱们自己的打算。只好耐着性子等罢，但愿有好日子。」

毓贤照例磕了九个头，回奏道：「奴才张网以捕之，鸡犬不留；然革职治罪，奴才亦甘心领受。至于义和团，其所以败者，正因不守本教的规条，滥杀滥掠并非教民的良民。」

这一番话，旁边好几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其中一人写信到上海去，把它说了出来。毓贤说完，老佛爷叹了一口气，吩咐起轿。数日之后，她便颁下了第一道惩办祸首的上谕，将毓贤及其他拳首革职；不过在此之前，她已亲自去看过那些不幸的教士殒命的院子，并把那一场屠戮的每一节细情，都向毓贤盘问了一遍。据记载，当她津津有味地听着这段说不出的怯懦与残忍的故事时，大阿哥正在院子里大摇大摆地来回走着，挥舞毓贤送他的那把大刀——那魔鬼的勾当，正是这把刀办下来的。要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位非常之女子的原始本能与那种最粗野的复仇之欲，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朝廷驻太原期间，老佛爷与毓贤还见过一面。这一次召见，她既已明白洋人在此案上非要他的命不可，又深知这位巡抚在太原百姓中何等得人心，遂用一种绝不会听错的口气告诉他：近来棺材的价钱涨了——这是一句明白而委婉的暗示，劝他趁着更坏的下场未到，还是自尽为妙。

太后于太原所备的华美居停，甚为满意；尤其见着乾隆四十年为巡幸五台山圣地所制的那一批金银器皿，格外欢喜。这些东西都为此番接驾擦得锃亮，陈设开来极有气象，「慈颜」为之大悦。「这样的东西，北京倒还没有。」她说。

朝廷抵太原的次日，荣禄赶到，老佛爷待他极其亲厚。他把自己取道直隶一路的经历，以及义和团所造成的遍地残破，向太后一一细奏。此前他已递上一折，折中所见的那些品格，正是他所以见爱于圣母、所以卓然不同于满朝谄媚之徒与读死书的蠢材之处：

「奴才于七月二十一日（即八月十五日）黎明，趋赴宫内景运门，始知圣驾已西幸。适遇户部尚书崇绮，方拟同趋行在，忽闻城之东北门与北门俱已失守。遂由他门出京，奴才之意，首在收合队伍。然与宋庆、董福祥两统领屡次会商之后，不得不断言：我军屡挫已甚，非得大批援兵，断无再战之望。士卒惊溃已极，全无斗志。奴才因而东行，至保定府，与崇绮同寓莲花池。竟夜与之纵论时局，冀于国家所罹之祸中觅一出路。崇绮悲愤之情，终不能自掩；次日晨，遂自缢于外院，遗书与奴才，中附有上呈两宫的绝命折一件，并临死前所作诗一章。兹一并恭呈御览：盖奴才窃谓其自尽可悯，其秉义之笃亦可嘉也。其人实清操绝伦，于挽回国难一事，有心而无力，惜哉。他生平视义和团之法术如粪土，以为智者之一笑亦不值。当此危疑之际，失此可托之同僚，实为重创；然奴才既忝膺统兵之任，则一息尚存，此身之重责固不容诿也。

原注：崇绮为大阿哥之师傅，同治皇帝之岳父；其女嘉顺皇后（阿鲁特氏）于一八七五年自尽，见前。

「崇绮遗骸，奴才已就便权行安置。兹专差驰递此折，奏明其殁之情状：盖以为其死不可无闻、不可无恤也。应得何等身后恤典，伏候圣裁。

「奴才现拟兼程前赴太原府，一则恭请圣安，一则静候贻误国事、不能消弭祸乱之罪谴。」

慈禧览奏，予崇绮以极优的身后恤典，褒其忠诚朴直。

荣禄继续北上，行至直隶边境某城，其妻病故——她原是到保定府才与他会合的。抵太原之日，老佛爷以一片至诚欢迎他，并将其侧室刘氏晋为「夫人」，即正室之位。（此妇在太后跟前向来极有分量，行在之日益增，回銮之后尤为显著。）

慈禧问荣禄今后的方略。荣禄照他一贯的直率回道：「老佛爷，只有一条路。非杀端王并那一班误你的王公大臣不可，然后回北京。」

有一桩轶事，出自一位随扈的满洲大员之口，足以见此时皇帝、太后与荣禄三者之间的情形。荣禄到太原府时，光绪特遣人召他。「你总算来了，我很喜欢，」皇帝说，「我要你即刻把端王正法。」

「无皇太后之旨，臣何能如此？」荣禄答道，「只凭皇上一道谕旨便能办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原注：此语暗指一八九八年九月光绪下令将荣禄就地正法之事。

荣禄的处境，若非极蒙太后眷顾，实在险象环生：守旧与维新两派都不喜欢他。周围尽是走极端的人，他那副天生的常识、那套「中庸」的主张，替他树了不少敌。他也不能自居于「清操绝伦」——那是他极口称许其同僚崇绮的话。在太原府，就有人当面在老佛爷跟前参他，说他包庇一个名叫陈泽霖的，纵其大举侵蚀军饷。荣禄本已饬令追缴，后来却奏称那笔银子已被联军掳去；而参他的御史竟直言不讳地说：买转他这番回护的价钱，是纹银四万两、上等燕窝二十斤、绸缎四箱，由一个姓姚的哨长送到他寓所去的。太后照她的老办法，把折子留中不发；不过她无疑把这消息留着，末了总要归到她自己的私囊上去用。荣禄在生日之时，以及在亡妻的吊唁之礼上，也收了极多的银钱与贵重礼物，多到引起了总管太监李莲英的刻毒之嫉——那太监此时正竭力要把自己被联军兵士抄掠一空的窝巢重新铺起来。

在太原府，赶来随扈的官员太多，钻营遂大盛；为了班次与名分，一个个都窝着火。那些从北京仓皇出走、任重道远、同尝危难辛苦的人，向圣母要求特别的褒奖与优先的资格。这些人个个都以为：自己该压过那些同品而直到危险过去才归班的人一头；至于那些如今从各省赶来钻营升迁的，就更不消说了。

召见之时与军机会议之上，议得最多的，是朝廷回銮北京、抑或迁都于南方或西方某一大城之事。张之洞上过一折，力主湖北当阳，理由是它居中。这位「读书而误事」的人为此议所郑重提出的一条理由，竟是「当阳」二字（意即面南而向）本身便是吉兆，预示日后的好光景，因为皇帝坐朝，总是面南的。张之洞在朝中的对头，从这个意思里看出一层隐语：是要皇帝复辟掌权。

然而此时老佛爷的谋议之中，荣禄已是首屈一指；召见之际，他军机处的同僚鹿传霖与王文韶，无不唯他马首是瞻。他不住地劝太后即刻回京；后来太后决意如此，与其说是因各省大员奏折纷至沓来，不如说是因她信得过他的老到眼光。朝廷驻太原府期间，此事争论不休；及至九月将尽，有风声传到太后耳中，说联军正派一支快军前来问罪，以为死难教士复仇；她于是决意立刻启程赴西安府，到那里便不怕再有追兵了。朝廷遂于九月三十日启行；不过在中国，「保全面子」是根本的道理，皇太后与丫头一般无二，故此行是用下面这道简短的上谕布告天下的：

「现因山西一省荐罹饥馑，供亿维艰；且该省并无电报可通，诸事迁延，殊多未便。用是不得不继续西巡，进驻西安。」

入陕之行，两宫的体统与安适，一应预备俱极周到；惟途中刚毅之死，使太后大为伤感——此人是义和团的第一护法，也是御前诸守旧之臣中最顽固、最凶狠的一个。他在一个叫侯马的地方病倒，三日而死，虽有都察院副都御史何乃莹奏请留下看视，终于不治。老佛爷极不愿把这病人丢下，其哀戚之情，为平日所罕见。他死后，太后对他的儿子（此子随扈至西安）颇为关切，且常向他说起他父亲如何爱国、如何忠贞。

到西安府，朝廷驻于巡抚衙门；太后先在原来备给陕甘总督巡阅时暂住的那一所房子里住了一阵，后才移过来。两处衙门都为两宫预备停当：墙壁漆成御用之红，外院四周围以栅栏，栅外便是禁卫的营房，以及各部与九卿轮值人员的临时住处。行在的布置，虽然地方局促，大体仍仿北京的规模。「行宫」的正殿空着不用，两庑则作为待漏官员的朝房。正殿之后有一室，入门为六扇屏门，开着其中两扇，可见宝座设于室之正中，饰以黄绸。朝仪即在此处举行。此室之左，为每日召见之所；再后便是太后的寝宫与内室。皇帝与皇后住一间小屋，与老佛爷的寝宫相通；再往西，另有三间小屋，是大阿哥住的。总管太监住老佛爷东边的一间。行在一切起居供奉的安排，势必只能凑合将就；内帑一时又极支绌，故各省源源送来的银钱与实物贡品，其收纳与看守，颇费太后的心。当宫中用度还由巡抚岑春煊照料的时候，一切极其撙节：譬如两宫膳食一项，他定的数目是每日二百两（约合二十五镑）；老佛爷有一回说，这不过是北京同一项的常例开支的十分之一。「如今咱们过得倒俭省。」她说；巡抚回道：「这数目再减些，只怕更好。」

太后点每日的膳单，向来是叫值班太监每晚送上约一百样菜的单子来。出京一路苦过之后，南边送来的燕窝、海参供应充足，她很受用，从前鸡蛋母鸡那样的粗饭，换成了讲究的菜式；皇帝却照旧只吃素。她传谕：每餐不得过六样菜。牛乳一项，她亲自留心——她素来喝得很多。御居左近养着六头乳牛，喂养之费，每月在她账上开销二百两。她身子大体尚好，惟苦于消化不佳，自谓是水土不服与一路劳顿之故。偶有夜不成寐之时，则用按摩：太监里颇有几个极精此道的。朝廷在西安府安顿下来以后，太后又被劝着许了演戏，看来大致与在北京时一般爱看。然而她心里无时不悬着京城与各国议和的进境，凡有电报到来，立刻呈进。颐和园被糟蹋的消息，令她又怒又痛，尤其是留京看守的太监孙某来信说：她的宝座被扔进了湖里，兵士竟在她寝宫的墙上画了、写了些「淫亵不堪的图画与字句」。及至听得和议条款议定——即后来见于九月七日议定书的那些条款——她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条款既已定局不可更易，她便于一九〇一年六月降旨，定九月回銮。此旨以皇帝的名义颁下，其文曰：

「圣母春秋已高，朕自应倍加调护，冀享康宁遐福。溽暑长途，殊非所宜。兹定于七月十九日启跸回銮，现正预备恭奉慈舆，取道河南前进。」

拳首之中最著名的一个，即庄亲王之弟恭公，是带着家眷随朝廷到西安的。老佛爷明白此人在侧必累及自己，遂决意把他撵走。他一家人从一种苦境落入另一种苦境；一路上无一官员肯加照拂，末了辗转流离，公爷只得在一个小衙门里当个下役，勉强糊口，而他那年轻美貌的妻子则被卖为奴。可见老佛爷此时已经明白自己走错了路，明白纵容义和团是何等的荒唐。在那些明旨查办的拳首或伏诛或自尽之后，有人听见她有一回说：「这班王公大臣，仗着跟我沾亲带故，一味夸口说大话；他们一口咬定洋鬼子决占不了中国的上风，我糊涂，竟信了他们。他们糊涂到几乎把大清的江山断送了。我惟一替他惋惜的，只有赵舒翘一个。我实在替他可惜。」

庄亲王之弟的下场，明明白白地显出：官与民都已看出太后对义和团的观感真个变了；因为再穷贱的人，也没有一个肯抬举他的。

无论是赴西安府的路上，还是回銮的路上，太后对乡民的生计与百姓的疾苦，都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山西的赈款，她捐得很慷慨，对灾民自称极表同情。她对皇帝说：从前深居宫禁之中，她从来不晓得百姓苦到这般地步。

朝廷驻西安府期间，皇帝比戊戌政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留意政事；然而老佛爷虽与他从容商议、征询其意见，凡是紧要之事的决断，他其实并无发言之分。他的脾气依旧阴晴不定，有时还很暴躁，故朝中许多大员总宁可把事情径直呈到太后跟前去。此时有一项重要的任命，是老佛爷应皇帝亲口之请而下的，即以前任帝师孙家鼐入阁拜大学士。此人于一九〇〇年正月因立大阿哥之事辞官，以为立嗣即等于废帝。此后拳乱之中，他一直住在北京家里，宅子被抢，本人若非荣禄庇护，必已送命。也就在此时，鹿传霖入直军机。使馆被围之初，他弃江苏巡抚之任，率兵约三千北上，要保北京以御洋人。不料未到京而京已陷，他遂遣散所部，回直隶原籍住了几个礼拜，再转赴太原府随扈，老佛爷待他极其亲切。他的事颇可玩味，因为他直到身故都在军机大臣之任，而他对治国之术、对中国在天下的地位，其见解与拳乱以前一模一样，与北京许多大员并无二致。他从南方任上率兵进京之举，亦耐人寻味：可见各省官员半独立的地位，以及凡有主见之人可以放手去做的余地。南京与武昌的总督敢于违拗太后的意旨，敢于自行斟酌是否向洋人开衅；而他们的属员，同样尽可与他们意见相左，尽可照自己认为妥当的办法行事，甚至调兵遣将也无妨。

原注：参看后附之传略（见附录）。

各省派赴西安行在解送贡品的委员甚多，其中一位办完差事回苏州本任之后，给北京一位友人写了一封信，把行在朝廷的情形描述得极其详尽。兹节录数段于下。此件在当时系私相授受，本不预备刊布，故于宫廷及其举动，颇能照出一些官家文书里所没有的光景：

「皇太后仍是一手总揽大政，行在内外，事事由她做主；跟前最有分量的，是荣禄与鹿传霖。

原注：鹿传霖已于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卒。

巡抚岑春煊近来失了宠。诸臣之意，都极愿她早日回銮。她的气色极好，望之绝不像四十以上，其实已经六十四了。皇上则似乎终日郁郁，不过近来倒发福了些。大阿哥今年十五岁，人肥而貌粗，举止鄙野。他好穿军装、好摆行伍的架子；看他去听戏的样子——戴一顶金绦毡帽，穿一件皮坎肩，罩一件红色军氅——简直要把他当作个拳师。城里的年轻戏子与地痞，他没有一个不认得的，来往的尽是最下流的人。不过他骑术倒好，音律也颇不弱。在戏园子里，若是场面上出了错，他常常当场立起来把人训斥一顿，有时索性跳上台去，把那家伙抢过来，自己奏一段。这一切，弄得这孩子在正经人中间名声大坏；他的一些胡闹，也传到老佛爷耳朵里，据说曾把他狠狠地打过。他最近一桩罪过，是与太后身边一个宫女勾搭上了，为此吃了大亏。他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极其厮混，那太监引着他放浪到了极处。……前日舍友高某说起他来，打趣道：他『由候补皇帝，转眼就要做废黜的大阿哥了』；这话一点不错，因为他从不读书，所好的全是恶习，举止又粗野骄横。且举一事为例：十月十八日，他带着兄弟与叔父——就是那位义和团的澜公——后面跟着一大群太监，在城隍庙的戏台那里与几个甘肃勇丁打起架来。太监吃了亏，场中看戏的几个小官员也被人众揍了一顿。事情起初，是因为太监要占戏园子里最好的座位；后来的结果，可见这班家伙坏起来能坏到什么地步，又可见他们在极大的官儿跟前有何等的势力。太监不敢直接向甘军报复，却去向巡抚岑春煊告了戏园班主的状，撺掇他把西安城里的戏园一概封了；不但如此，还给班主上了木枷，游街示众，好不难堪。他们打动巡抚下这道令的说法是：皇太后因山西饥荒与国家迭遭大难，心里正难受得很，见了这些不合时宜的热闹场面，实在不快；于是那道封戏园的告示，连带把饭馆与别的游乐场所一并勒令歇业。满城的人都晓得这是太监干的好事。后来还是内务府大臣继禄有办法，说动总管太监去求老佛爷降旨开禁。事情果然照办了，不过真正的缘由自然不便明说，告示上写的是：近日得雪，年岁可望丰稔，百姓为报答上苍之德，各戏园照常开演，『惟不得再滋事端』云云。

原注：他先前伺候慈禧之子同治，也是这么干的。

「总管太监在西安，似乎不像平日那样滥用威权，多半的心思工夫，都花在收纳与看守贡品上头。若是送来的东西成色分量不合他的意，他便不肯收，于是那一省的官员便有说不尽的麻烦。

「十月里老佛爷六十五岁万寿之前数日，巡抚岑春煊提议全城结彩，并照例进献贵重的寿礼；溥侗却极力反对：『中国已到绝境，』他说，『连本朝的祖陵与发祥之地都在洋兵手里。老佛爷哪里还会想做寿？这事断断使不得。』于是此议遂寝。不过这位巡抚实在极想博个名声；他嘴上大言不惭地摆出一副不依傍人的姿态，暗地里却并不耻于巴结总管太监以及别的能替他出力的人。据说他新近与那个在召见时唱名的太监辛某结了『拜把兄弟』。想必正是靠这一层了不起的干系，他最近才升到尚书的品级，因而得在行在的范围之内乘轿——他自然觉得这比坐车体面些。

原注：中国官场之中，再没有比彼此相妒、动辄背后诋毁中伤更寻常的习气了。

「董福祥已回甘肃原籍，其部下仍留西安，归邓统领节制——此人在剿回之役中极著战功。

「看来老佛爷心里还存着战胜洋人的指望，因为近来夏震武上了一折，她读了格外高兴。折中保荐一个『蛮子』，说此人有非常的韬略；并称倘若这位天赐的将才不能在最后一战中把联军各国的兵马一齐击败，他情愿把自己与全家的脑袋都赔上；因此恳请皇上准这个人一显身手，以救国家。」

二十一义和团诸魁之死

中国的官吏可谓是一班各行其是之人，通常既不能有群体的英勇，也不能有任何持久而有组织的爱国之举；可她那套处世哲学有一个可注意的特色与结果：这些官员——即便是那些众所周知在紧要关头露过怯懦之态的——受君上赐死之命时，大抵能泰然处之，以从容而达观的顺受迎接它。北京议和约款交涉之中被开列惩办的那几位义和团之魁，其死状恰是这一点的一个有趣例证；而这也顺带照见了中国人性情中的一种特质，从而多少说明了她那套政制之所以稳固长久的缘由——那政制所据的，正是对国家元首绝对服从与忠诚这一条儒家的大德。

尽管各国一再坚执不移地要求将义和团的首要与庇护者处以死刑，皇太后自然是不肯就范的，因为她自己原是与这场运动全然同情的。她同几位主要辅臣反复长议了许多次，直到看明白只有走这条路才有望得着满意的和款，才终于极不情愿地于一九〇一年二月准了一道上谕（由荣禄拟稿），把那些在她完全知情并赞许之下领着那场旨在把一切外国人赶下海去的暴动的人，弃于他们的命运。以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太后在这场仇外运动中同谋乃至发难的种种情节而论，读这道上谕而不多少体会到这个妇人的狠辣、以及她对除自身安危与权柄之外一切事物那份玩世的漠然，是不可能的。饶是如此，慈禧起初仍不肯把各国所求一一照办，显然指望着以折中与再议来保住她那几位宠臣——端王、辅国公载澜与赵舒翘——的性命。这道以皇帝名义所发的上谕如下：

「去岁夏间，拳匪构乱，以致衅开友邦。现庆亲王奕劻、李鸿章业将和约先行条款议定。追原祸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愦狂悖，妄信拳匪邪术，抗违朝命，置朝廷剿办明诏于不顾。非特不遵办理，且从而怂恿庇护，遂致其党羽日众，妄行滋事，衅端一开，大局遂不可收拾。皆由此辈之昏谬，致令董福祥这等顽悍矜诞之徒，敢于炮击使馆，使宗社几濒于危，举国陷于扰乱，生民涂炭已极。皇太后与朕所历之险，实非笔墨所能罄；追念所受之苦，中心痛愤，郁而未伸。试问酿此奇祸者，何等罪名，方足蔽辜？

「前此各谕，处分尚失之宽，兹应再加惩治。革职庄亲王载勋，纵拳众攻法国教堂及使馆，且出示悬赏，有背条约（按：此指悬赏购取洋人首级一事）；又身为凶悍拳匪之首，戕害无辜多命。姑念其罪不容诛，加恩赐令自尽，着葛宝华监视行刑。

「革职端郡王载漪，为宗室首倡，宣战外洋，实由其发；笃信拳匪邪术，妄开兵衅，罪无可逭。辅国公载澜，助庄亲王出示悬赏洋人首级，亦应革去一切爵秩。惟念此二人均系懿亲，从宽改发新疆，永远监禁。革职陕西巡抚毓贤，前任山东巡抚时即笃信拳匪；及至来京，复于朝廷之上盛称其术，致诸王大臣多为所惑。其任山西巡抚，戕杀教士教民甚众，实为昏谬嗜杀之徒，酿祸之首，无出其右。前已谕令发往新疆，此时计已行抵甘肃，着即传旨就地正法，由该省藩司监视行刑。

「至已故大学士刚毅，亦笃信拳匪，且至悬赏购取洋人性命，使其尚在，亦应处死；今既身故，着即追夺原官，撤销一切恤典。

「董福祥业经革职。虽仍留武职原衔，然围攻使馆一事，其咎终不能免；纵其所奉之令出自诸王大臣，而该员昧于外情，纪律废弛，昏愦无能，实应从重治罪。惟念其平定甘肃回乱之功，及其在该省汉回民人中素得众心，着加恩从宽，仅革其现任而已。〔原注：正因董福祥在甘肃极得人望，太后恐再生回乱，故迟迟不敢下令诛之。〕

「左都御史英年，于悬赏洋人首级一事原持异议，本应从宽；惟其持议不力，不得不予惩处。着革职，定为斩监候。〔原注：此项判词实与终身监禁无异。〕

「至军机大臣赵舒翘，据朕所知，向未有仇外之迹；前遣其驰往查办拳匪，回京复奏，亦无回护拳匪之词。惟其疏忽之咎终不可掩，着从宽革职，定为斩监候。〔原注：皇太后自始便极想回护此人，对他素有私交之重。此后据更多消息与当时物议复核其案，则其所行大半出于刚毅的指使、甚而是命令；各国公使坚执要他的命，实未掌握其罪责轻重的任何确证。〕

「大学士徐桐、帮办武卫军事李秉衡，均已自尽；惟物议甚严，着均革去原官，所有身后恤典一概撤销。

「各友邦公使当亦深知：拳匪之乱，实由此辈有罪臣工所酿，绝非朝廷有意为之。朕于惩办诸犯，毫无宽假，凡我臣民，当可由此而知近日时局之艰危矣。」

因这道上谕的措辞仍不足餍各国公使之意——尤其关于端王与载澜的处分——一星期之后又下一谕，命将这两位满洲首领改为斩监候；此项处分终又减为永远发往新疆。刚毅则追加「戮尸」——在中国官员眼中，这是极重的耻辱；赵舒翘与英年则奉旨自尽。最后，军机大臣启秀与大学士徐桐之子——此人步乃父后尘，是仇视一切洋物最为激烈的人——被判斩决，并于北京如期正法。

依各国公使最后的要求，又下了一道上谕；其措辞分明可见是迫于强力、不得已而为之。谕中开复了先前因劝阻太后勿信义和团而被处死的五位大臣的官职荣衔。若要翻案而不给他们留下几分咎责，未免大失「体面」，故谕中云：

「前朕召集诸臣廷议，令其明白陈奏，俾朕得以持平定夺；乃该大臣等吞吐依违，遂为不肖诸王大臣所乘，卒以致祸。旋即交章参劾，终至骈戮。朕追念该大臣等平日办理交涉，尚属有才；着加恩开复原官，以示矜恤。」

赵舒翘之死。这位军机大臣是太后所宠信的大臣之一，她到最后仍设法保他不死；起初只判了终身监禁。他被囚在西安臬司的狱中，家人尚得往视。在那道判他监禁的上谕颁下的前一天，老佛爷曾在军机召见时说过：「我真不信赵舒翘对拳匪有一丝一毫的同情；他的错处，只在把这场乱子看得太轻了。」这话传到赵耳中，他自然大为振奋，以为性命必可保全。可几天之后，外间纷传各国坚执要斩他；西安正是他的乡里，这消息使满城大哗。城中绅耆约三百人具了一份联名的公呈，赴军机处，以合城之名求免其死。军机诸大臣不敢把这呈子递到太后跟前；可刑部尚书——他与赵有亲——在答复这班代表时，直言处斩他是极不公之举。

到了元旦那天，这些传闻有了更确的形状；那一天太后召见军机自早六点直到十一点，可对是否照办处斩赵舒翘之请，仍未决定。鼓楼一带街上挤满了大群人，扬言倘若把赵推出去处斩，他们定要劫法场。喧声之大，使军机诸公恐生变乱，于是决意求太后准赵自尽。此议既上，慈禧不情愿地准了，于次日凌晨一点钟颁谕，并定于当日下午五点钟复奏其死。巡抚岑春煊奉命赴狱，照例向赵宣读上谕。赵默然听毕，问道：「还有旨没有？」岑说：「没有了。」赵说：「必定还有。」这时他的妻子插言道：「没指望了，咱们一同死罢！」于是把毒药给他，他服了一点；可直到下午三点钟，似乎丝毫不见效验，他精神仍旧极好，还同家人从容细议身后丧事。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自己一死于他年迈的母亲身体有碍。整整一天，他屋里挤满了亲友同僚；巡抚起初曾设法阻止他们进来，末了还是让了步，因此在场的人极多。赵对他们说：「我落到这步田地，全是刚毅害的。」巡抚见他声音清朗坚定，到这时辰仍毫无将死之象，便命一名差役给他吞些鸦片。到五点钟，鸦片看来仍不见效，又命差役给他灌下大量的砒霜；此后他翻倒在地，躺着呻吟，以手捶胸。过了一会儿，他叫痛难忍，求人给他揉胸；可他体质之壮、意志之强，到十一点钟仍显然余生未绝。巡抚极为不安烦扰，深知老佛爷对这样久延不能奉旨复命，必要他有个交代。他说：「限我五点钟复奏其死，这人偏不死，可怎么办？」差役们出主意：把几张厚纸捻成条子，蘸上烈酒，塞住他的口鼻气道，如此便可速毙。岑春煊准了这法子；塞进五个纸捻之后，人便死了。他的妻子痛哭之下，随即自尽。赵到死都不信皇太后会容他死；多半正因如此，他才故意少服鸦片，好拖延时日以待赦命。

庄亲王之死。庄亲王载勋带着一位侍妾与一个儿子，到晋南的蒲州，静候太后对他的处分。他寓在一处官家的馆舍里。钦差葛宝华带着赐令自尽的上谕到时，正是清晨；饶是如此，他一到，馆中仍照礼放了爆竹迎接。这声响把庄亲王惹恼了，他厉声向下人斥问：这个时辰闹这样的动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钦差到了。」王问：「是为我来的么？」他们答：「不是，不过是路过办公事。」钦差被引进来后，王便向他连连打听朝中之事，葛宝华简略地答着。谈了一会儿，葛出去察看馆舍；在后面他找到一座旧庙，选了一间空屋，作为庄亲王自尽之所。他自屋梁上垂下一条丝绦，牢牢系好，又吩咐知府与知县派兵弹压。这些预备停当之后，他回到王前，告以有上谕宣读，命他跪听。〔原注：此乃定制。〕庄亲王把身子挺得笔直，说：「是要我的脑袋么？」钦差不直答，径自宣读上谕；王则恭敬地跪下了。宣毕，王说：「原来是自尽。我早知道他们非要我这条命不肯罢休。只怕连咱们老佛爷也未必长久得了。」随后他请钦差准他与家人诀别，钦差允了。这时他的侍妾与儿子已得知钦差的来意，进了屋来。王对儿子说：「你要记住：凡你力所能及的，都要为国家去做；无论如何，不能叫这些洋人把祖宗挣下的这片大好江山夺了去。〔原注：庄亲王为灭明的努尔哈赤之直系后裔。〕」他儿子痛哭不能答，那侍妾则由悲恸欲绝而至晕厥。王不为所动，问道：「死所在哪里？」钦差答道：「请王爷到后面那间空屋去。」王随他而去，见梁上垂着丝绦，回头说道：「大人这一番安排，真是周到得很。」说着便把绦子套在颈上；不过几分钟，气便绝了。

英年之死。英年是个十足的懦夫。头一道命他在西安监禁的上谕颁下那天，他的家人便弃他而去；他整夜哭泣，心里极其难过。他向差役们苦诉庆亲王不肯出面回护他。次日是元旦，人人忙着过节的预备，很少有人理会他，他便哭了一天。将近半夜，哭声忽然止了；次日清晨，仆人发现他俯卧在地，满脸是泥，已经死了。他是吞泥自窒而死的；可因为赐令自尽的上谕尚未正式颁下，他的死讯被压了四十八个钟头，此后才报知巡抚岑春煊，由他奏报老佛爷。

毓贤之斩。就地正法的上谕到时，毓贤已在解差押送之下起程往流放之地去了；可他病着，只能虚弱地蹒跚而行。得知这消息，他神情恍惚如痴，与那位杀气腾腾、大逞其凶的山西巡抚判若两人。临刑前一日，他病得极重；到了行刑之时，他弱得须人扶着才到得刑场。前一天，兰州府的绅耆表示要为他设饯行之宴，他谢而辞之，说愿把最后一日安安静静地过。他写了一副对联，以谢众人这番礼敬；城中父老又议定并告知他：刑场将张挂红布，如逢喜庆一般，以示对他的敬意。傍晚，各主要街道上贴出告白，号召百姓务求为他请命；可毓贤知道这全然无用。他把自己的行事写成一篇告示式的自陈，硬气地坚称他之死应视为光荣而爱国的结局，并嘱百姓万勿阻挠行刑。末了他亲手写了一副绝命的对子，他死后这文字传诵于全国。其一大意为：

「臣死君，妾死夫，孰谓不宜？所可伤者：老母年已九十，幼女方及七龄；老者谁养，幼者谁抚？为人子者，其孝何由得尽！君命之，臣奉之。我尝杀人，今我被杀，夫复何恨？所愧者一事耳：食君之禄有年，历膺三省重任，而所建之功不逾沙漠之一粒、沧海之一滴。嗟乎！负国恩至此。」

其二为：

「臣以罪当斩。此际心中别无他念，惟愿死之光荣，如生之清白。〔原注：此非虚语。毓贤虽冷酷狂悖，而以清廉自守、轻财不苟著称于时。他死时家贫，衣物之中竟找不出一套新到可充殓服的。山西百姓至今仍极敬其名，称颂其抚晋之政，并谓正是他那股傲然之气护住了本省不为外人所侵。百姓曾为他立祠，后为餍各国之求而拆毁。〕与其苟延残喘、辱身囹圄，毋宁速死。臣负太后厚恩，今谁为解其忧？惟愿诸公在朝，尚能设法以复我颓运，并善尽尔等分内之责，以纾两宫之艰危。」

次日午后一点钟，毓贤身首异处；围观者甚众，以哀恸之声送其终。

启秀之死。启秀与徐承煜同在一九〇一年二月某日清晨，于北京鞑靼城墙外正法；行刑时有不止一位欧洲人在场观看。得知将死，启秀所问的只有一句：「是奉谁的命？」当被告以谕旨自西安府来时，他说：「是皇太后的意思；那我死得心安了——只要不是奉洋人之命。」这位军机大臣数月之前曾被日本人拘押，庆亲王曾以其老母病笃为由把他保了出来；可等他母亲此后死了，庆亲王便力劝启秀「以自尽使忠孝两全」。这话出自庆亲王之口，其意几乎无从误解；可启秀并未照办，因此颇受了些物议。

二十二老佛爷罪己

各国之怒既因首要拳魁的诛戮与远窜而稍解，皇太后也看明白今后的国策非讲和与变法不可；于是她头一件事，便是为后世修饬她这一朝的史册，颁下了一道极可注意的上谕（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三日）：

「去岁夏间，拳匪构乱，遂开兵衅；据我京师，胁制朝廷。其时所颁谕旨，实出不肖诸王大臣之手；彼等乘时局纷乱，竟敢擅用御宝，所发文书，全乖朕意。前此屡经隐约昭示，谓朝廷处境万难，实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凡我臣工士庶，当能于言外得其意指。

「兹既将有罪各员按律惩办，着内阁将五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日（西历六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四日）所有谕旨，一并呈览，凡系矫托伪造、不合体制者，均予撤回注销。庶几史册得其实，而朕之诏令亦得其应有之尊严。」

既已为身后之名作了这番料理，慈禧便着手「谢罪」——自然是于天家的「体面」有所顾全——就她肯认的那些过失作一番陈说。另有一道以皇帝名义所颁的谕旨，对朝廷在一九〇〇年那场危局中的干系作了一番天花乱坠的叙述，又凄切地描画了她与皇帝西奔途中所受的苦；其中郑重认罪，并许下改弦更张之愿。作为中国如何造史的一个范本，这道诏书有其长久的兴味与价值。

罪己之诏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西历一九〇一年二月十八日）

「去岁夏间，拳匪肇乱，遂致开衅友邦。其后京师大乱，朕奉皇太后銮舆，巡幸西省。特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公使议停兵、订和约。近日该全权大臣电陈和议大纲十二条，朕已允之；同时谕令其按中国力所能及，逐条详加斟酌。

「今既得补救前愆之机，朕自当颁此罪己之诏，俾天下臣民共知朝廷所处之艰危，其纷扰为何如也。

「或有愚昧之人，谓此次大祸半由朝廷袒庇拳匪所致：此辈殆未见朕五六月间迭次谕旨——剿办拳匪、保护教民，言之至再。无如此等叛逆及其党羽，迫朕于无可如何之地；朕百计苦谏，力竭声嘶，目睹社稷将倾而莫能挽。事变之来，迅如飙驰；至七月二十一日，京师遂陷。是日皇太后与朕已决意自尽于列祖列宗之神主与社稷之前，以谢九庙之灵。乃当此哀号扰攘之顷，为诸王大臣所持，强挽而出；其地弹如雨下，敌炮如林。仓皇魂悸，遂有西行之举。凡此诸难，岂非拳匪所酿哉？圣躬之濒于险、祖宗基业之濒于覆、繁盛之京师化为荒墟、沟壑填满国之重臣之尸：然则谓朝廷尚能袒庇此辈肇祸之匪，其可得乎？

「然拳匪之起及其贻祸之烈，实亦有可寻之由。」（诏中接下来归咎于地方官不能持平办理民教之讼，遂致民情郁结不平，而予拳匪以可乘之机。其势又因初次弹压所遣官军之无能而益张。末乃论及那些袒护拳匪的贵胄重臣之昏谬与进言之误。此诏实足以证实袁昶、许景澄三折中所陈之见——这两位忠直之臣正为此三折而捐躯。诏中叙拳匪入京之状，又以「尾大不掉」叹朝廷之势，随后接云：）「虽然，当使馆被围之际，朕曾屡饬总理衙门诸臣设法止兵，并与各国公使保持往来，以示朝廷抚恤之意。此后一节竟未能行，盖攻守之间枪炮不绝，当此情形，朕亦无从责其必行。设若不幸而使馆果陷，中国又何以保其疆土之完？所以得免此奇祸者，实赖朝廷竭力维持；而所赐被围使馆之酒果西瓜，亦足见皇太后仁厚之意。友邦公使体谅此情，自是理所当然；当此危局而各国仍能尊重我为自主之国、保全我疆土之完，足证联军已不复以罪责归之朝廷。惟其如此，朕于臣民之昏愚暴戾益增愤懑；追念既往，且羞且恨。朕深信此次议和，各国必不至于强索我力所不能及者。已谕令议约全权大臣庆亲王、李鸿章从容商榷，凡关大体者必与力争，而于各案特殊情形亦当体察。各国素好持平，果欲此番议和有成，自必顾念中国力之所能。为此，朕望全权大臣尽其忠爱之诚，竭力以赴。

「当京师危迫之时，朕已谕令各省疆臣各保其境，毋得妄开兵衅。东南诸省所以得安然无事者，全赖朕谕旨严令保靖之力。各国商务丝毫未损，督抚亦得维持常态。惟东南诸省平日高谈整军经武，一旦有事，辄张皇失措，不可收拾；不恤朝廷万千之难，袖手旁观，徒逞空言高论以自饰，甚且訾议其君父。朕愿彼等思之：当銮舆仓皇出禁城之日，风声鹤唳，入朕惊悸之耳，一如追兵之至。自昌平州北趋宣化，朕躬亲奉侍皇太后。母子皆着敝衣，至于饥时，欲求一盂豆粥而不可得。天下至贫之民，所受寒饥之苦，亦罕有过于朕当日之狼狈者。彼自命为忠臣孝子者，其亦尝一念其君父蒙难受辱之际，分内所应尽者何事乎？

「一言以蔽之：凡臣民有过，其咎终归于朕躬。朕今追述此事，非欲翻检旧愆，实以警戒臣民勿蹈覆辙，此朕分内之责也。二十年来，每遇中外交涉之难，朕未尝不严词训诫。然「卧薪尝胆」之语，习用既久，几成空文；所谓整顿庶务、清理财政者，亦徒托空言而已。危机一过，因循徇私如故，卖官鬻爵如故，朝廷受蒙蔽亦如故。愿我臣工于夜深人静之际扪心自问：即令无此拳匪之乱，中国果能自致于强国之列乎？未罹此祸之前，立国已属万难；今经此浩劫，虽至愚者亦当知我之贫弱更甚于昔。朕告我受国厚恩之诸大臣：值此邦国多难之秋，务当别显廉正忠爱之节。赋税之事，宜从新厘定，俾足以偿各国赔款，而又须顾念小民之贫困。铨选官吏，首重操守，而于有用之才尤宜极力奖掖。

「为大臣者，其责不过二端：曰除积弊，曰去故习。持公秉勤，为理财治军之本；国之元气与前途所系，一如人之血脉。

「皇太后训育朕躬，垂三十年，劬劳不倦；乃一旦之间，其功尽隳。宗庙神祠之被亵渎、被倾覆，朕不能忘。北望京师，一片残破污秽；千百位大员之家荡然无存，亿万生民之身家性命同殉此劫。朕自责且不暇，又何暇责人？朕所以颁此严切之诰者，正欲明示：一国之兴亡，全系乎君民之奋惰；而邦国之弱，实由吏治之腐。朕再申前谕：与各国邦交宜敦睦，武备宜修，言路宜开，人才宜任。愿我臣民恪遵此谕，各尽其忠。皇太后与朕切望诸大臣深悟此理：智慧惟自忧患中生，而责任之感，端在不懈。通谕天下知之。」

此诏颁于二月，与太后接受各国在北京议和所定条件同时。自那时起，直到六月间全权大臣把和约条款最后议定，她的心情始终惶惑不安；加以西安居处之不适，又有荣禄与各省督抚一再进言，遂使她愈发急切地盼着回銮之日。

只剩一桩为难之事，便是端王之子——那位大阿哥——尚在她的朝中。慈禧很明白：只要这位拳匪首领之子还是储君，她便难望与各国驻京使臣有和洽的往还，也难望得着外间的同情。倘若他将来做了皇帝，自然断不肯听任其父长在窜逐之中；而要各国准端王开复回京，也一样断无可能。可这少年既已郑重其事地被册为储贰，本非可以轻易废置之事。老佛爷再一次显明：祖宗承继的大法，抵不过一个强悍妇人的意志。

撇开政局不谈，人人都知道慈禧早已后悔选了端王那个粗野无礼的儿子做大阿哥。他那些放荡、有时甚至不堪的举动，不止一次使她失了颜面。即便在她面前，这少年对朝仪也不大理会，对自己的身分与将来的位分更是全不顾惜。因此慈禧多半并不以有此借口把他自储位上废掉为憾。在那道取消其储位的谕旨中，她说其父端王几使国家濒于覆亡，所负于列祖列宗之罪永不能洗。为给这位大阿哥、也为给自己在这尴尬之局中留些「体面」，诏中称他自知在目下情形之下断无承继大统之理，故已自行吁请太后收回成命。太后准其所请，并命他即刻迁出宫禁，同时授以宗室最末一等的公爵，又免其以此衔承担任何差事。她如此裁处，是有意标明这位大阿哥已何等失宠：所授爵秩既低，又无差事无俸禄，便注定他只能过贫寒暗淡的日子。这位自龙座上跌落的储君，今日在北京汉城最下流的去处里是个有名的人物：好酒，行止不检，以赌为生，只以一个有着传奇身世、模样如画的浪荡子而闻名——若不是命途不济、若不是可恶的洋人，此时他便是中国的皇帝了。

废了他之后，太后又放出话来：为同治那孤零零的一缕英灵择嗣之事，要等到「得人而后行」——这话人人明白，意思是：承继大统这样至关紧要的一件事，须等中国的外交与内政都立在更稳妥的根基之上，方好定夺。凡此种种言辞之中，光绪皇帝乃是一条「不长久的命」，似乎人人心照不宣：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于是老佛爷在播迁之中，达观地披上了那身忏悔的白衣、点起了那支赎罪的蜡烛，以为重返北京、再度握权作预备——她很清楚：在北京，洋人的记性是短的，而他的耐性是长的。一九〇一年六月，和款议定；九月七日，各国使臣郑重签订了和约，那一纸「集体无能的丰碑」，此后许多年的祸根便由此播下。在西安，「深居宫禁」之中，她尝到了悔意，而其中不无恐惧的催发；在回銮的途中（自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一九〇二年一月六日），她一面预备着那套要用来笼络蛮夷的手腕与风致，一面仍为疑惧所困。与此同时，在北京，官场见议和诸人的态度与所定条款如此，便迅速卸下了那身惶恐的衣裳，重又昂首阔步，重新笃信自家那不容争辩的优越。这种气象随处可见，到此后修订商约的交涉中开出了它十足的花朵；而这也再一次使留心此事的人看清一条不易之理——那是许多年前一位最早驻华的英国代表所发现的：这个民族对道理寸步不让，对畏惧则无所不让。

官场这种世传的倨傲优越感之复苏，有一个最可注意的实例；说来意味深长，它恰恰出在皇帝之弟醇亲王（今之摄政王）赴柏林谢罪那一趟差事上——那件事一度几乎使德中两国决裂。按和约第一款，醇亲王被特别指派担此使命，亲赴德国向德皇转致中国政府对克林德男爵被戕一事的歉意。他于一九〇一年七月十二日自北京启程，所奉训令对中国政府致歉的仪节有明确规定。德皇就此事所提的礼节形式，醇亲王以为与其所奉训令不合；而人们当记得：在德国政府迟疑一番之后，中国这套消极抵拒之策终于占了上风。下面这几通往来电文，有其长久的兴味。醇亲王（名载沣）于九月二十六日自德国致电议和全权大臣庆亲王与李鸿章如下：

「军机来电敬悉，谕令臣相机因应，并示以折中办理为宜。钧座此策之明审，臣深为佩服；幸而臣事先所行，已与此意相符。本月十四日德皇已下令停办典礼之预备；惟臣察知御用列车尚未撤回，其侍从武官亦未离臣一行，因揣其于争执各节或尚有转圜之望。遂与荫昌久议时局，命其以德文致书某德员〔原注：此系德人姓名之汉字音译。〕，请其向外部从中善为说项，并明白剖陈：中国断不能允此使命行跪礼；德国于坚执此节亦别无所得；若事终不谐，徒使两国同为天下笑耳。因恳德皇俯允臣之私请，将此节撤去。同时又请充巴伐利亚中国领事之德人照会外部，词意相同，并请准予商议此节。越四日，臣命吕海寰回柏林任所，相机布置；次日又电告以军机于此事之意旨大略。二十日午后，巴伐利亚领事来见，告以已接外部来电，询臣何日启程赴柏林，并望速行；盖德皇现已允将跪礼一节撤去，惟须于呈递谢书之时，只由荫昌一人随行，其余随员另在一处相候。

「是晚接吕海寰函，称德皇必将接见；既一切疑难之节均已议妥，德皇数日内即欲赴乡间。当此情形，臣以为于仪节细微处不宜过于坚执，且时日已迫，遂请德皇宫内大臣备专车一列，以供臣行。二十一日〔原注：此系中历日期；觐见之日为西历九月四日。〕午后三时抵波茨坦；德皇遣一将官以御用马车来迎。臣与随员均寓于宫内，款待无不周至；并议定次日于先皇后陵前献花圈之后，即行呈书之礼。次晨臣往谒其陵，正午御用马车来迎，至新宫；既导入德皇之前，臣即朗读两宫慰问之书。随员则在邻室相候。礼毕，仍送臣回寓；午后二时，德皇亲来回拜，极为和蔼，与臣久谈。奉其命备汽艇一艘，臣乘之游湖及孔雀岛；次日观其阅兵，并觐见皇后。德皇恳臣在柏林多留数日，并建议臣往观军械厂，并赴斯德丁阅亨利亲王所统之舰队。此等盛意，臣难以固辞；觐见皇后之后，遂移寓柏林旅馆。仰赖国家威灵，此事得以妥为了结；臣使命既已办妥，谅可稍慰两宫之廑念。伏乞代为奏闻。载沣。」

皇太后欣然对这趟差事的结果表示嘉许；在中国政府眼中，这无疑又是一次外交上的大捷——每逢中国物力已然尽失之时，这种胜利似乎反倒来得最容易。读上面这通电文，人简直难以想到：这位亲王此行的本意，是要为一桩残暴的凶杀赎罪——那凶杀是在中国政府与朝廷的全然认可之下加之于一个友邦代表身上的。北京各使馆中人普遍以为：今日的摄政王自那趟赴德谢罪之行归来以后，长进了许多。今年以来，他的几位兄弟出洋，名义上是为中国那亟待整顿的陆海军去求取知识；这些使团几乎在每一个文明之邦都受到了王侯之礼。可在北京留心时局变化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把这些出洋看作不过是一出演过多次的旧戏重演，是要为摄政王一家与朝廷在中国百姓眼中挣些体面，而非当真有整顿官制的定见或愿望。

二十三两宫回銮

皇太后自京城出奔之时、以及此后朝廷驻跸西安之日，其心境仍带着那种游移不定、忽此忽彼的脾性——这正是她在整个拳乱与围攻使馆期间举动的一贯特色。这一半可归因于她年事已高，一半则因星士与卜者互相牴牾的影响：每逢危难，她对这班人的话最是看重。关于她极易受吉凶徵兆与迷信之说所动一节，我们已在别处论及；而其影响在她这一段生涯里最为触目，且在回銮途中细枝末节的事情上处处可见。

荣禄在西安、李鸿章在北京，一直有计划地施其影响，劝太后回京；可在和约条款未曾议定、在她未被说动下旨从重惩办拳魁之前，盘踞她心中的显然是猜疑与恐惧——她仓皇自太原府出奔西安一事，便是明证。李鸿章自始便看出中国政府赞成攻打使馆是何等愚妄，他所用的力，正是要使太后对这一国策之愚有更清楚的认识。当危局最烈之际（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她眼见外国兵力压来，把拳民与官军节节击败，遂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命他自广州兼程北上，因为亟需一位通晓外情的能员。太后甚至提议他自上海乘俄国船只赴天津——「或可借用」。李鸿章的复电由袁世凯转奏，表面恭顺，而言下分明指朝廷应为目下之祸负责。他说：「深感圣恩倚畀之重；惟不能不追念：臣督直二十年，粗有成效之新政，乃以一朝之愚举而尽毁。当此危局，臣一无凭藉，恐难再膺此艰巨之任。」他甚至还驳了太后关于行程的提议，说「俄国在上海并无船只；即有之，当此兵衅已开之时，亦必不肯借」。末了，他以英国公使请他俟各国公使安然自北京护送至天津之后再行起程为由，为自己迟迟不动开脱，说：「臣实不知此等安然护送之举能否办到」，因而请袁世凯代奏：俟其「病体稍可支持」，即由陆路北上。对这位大总督直言不讳的电文，慈禧的答复只有同样干脆的两行：「李鸿章着遵前旨，兼程北上。时局艰危，毋庸再以迟延为词。」

尽管有这样严峻的谕令，李鸿章对自己的处境自有一番极清楚的算计，仍旧留在上海，名义上是在议事，其实是在观望使馆之围的结局。七月二十三日《泰晤士报》驻上海访员访问过他；他当时说：除非有确证使他相信皇太后已悟其愚，并肯对受辱各国采怀柔之策，他不会北上到任。到七月底，他看明白朝廷已决意出奔，便遣专差呈上一封极可注意的奏折，措辞极其直白地责备朝廷，力主立刻改弦更张。这折子在太后离京之前送到她手中；其中若干段落极值得迻录，因为那正是李鸿章最好的一面，显出那种有胆识的明达——正是它使他二十年间为中国第一号人物，且驰名世界：

「窃维我中华帝国与外夷之间，自古以来兵衅屡起；国史所垂之训，莫要于先审彼我之强弱，而后定所以处之之策。自道光中叶以来，外夷之逼于我疆者日甚一日；至于今日，实已危迫之至。庚申之岁，彼入我京师，焚我圆明园；文宗显皇帝被迫西狩，遂以致崩。人子之思报此仇于万世，臣民之怀此不解之志，固理所当然。然自彼时以来：法人夺我安南，属藩尽失，永无收复之望；日本与我构兵，逐我于朝鲜。更有甚者，割地之辱接踵而至：德据胶州，俄继之而并旅顺、大连，英索威海卫、九龙，并拓上海租界、增开内地商埠，法又索广州湾。如此侵凌，接二连三，我岂能默尔而息？不思修我武备者，怯夫也；不望报复之日者，无耻也。臣受国厚恩，天下所属望者亦不薄。倘中国果能有一场光荣克捷之战，臣之欣幸何待言？得见诸夷终于臣服，恭拜于龙座之前，实为臣暮年之至乐。

「然臣不能不认此可哀之实：中国实不足以任此举，我之兵力断不足以当之。若以保全疆土之完整为主而论此事，则谁肯为击一鼠而毁其旁之无价之器？所谓「投鼠忌器」者是也。亦不待卜者之明，即知以卵击石，其卵必碎。试以近事一端证之：近日拳匪与官军数万人攻天津各国租界，守之者不过洋兵二三千；苦战十日，洋人死者仅数百，而我军死者二万，伤者亦如之。又如北京使馆，本无坚垒可守，公使及其僚属亦不谙兵事；乃董福祥之众围攻月余，死伤数千，而终不能得。

「今各国之舰队方以巨舟疾运大军，最重之炮亦运抵我海岸。中国有兵力足以当之乎？有一将足以御此入寇乎？各国若发兵十万，取北京易如反掌，两宫其时将无可逃。或又欲奔热河，然此番已无胜保其人为之扼后追之敌；或又欲如乙未马关之议，再开和会乎？然今日之势与当年迥异：当年伊藤侯尚肯与臣以全权大臣之礼相见。今为拳匪所卖、为众所弃，两宫将于何处得一亲王、一枢臣、一大员而能实实在在为之助者？国家气运，尽赌于一掷之间；臣念及将来之变，血为之冷。使在明君之世，此等妄称神通之拳匪，早已骈首就戮矣。史册岂不载乎：汉室之亡，由于信方士隐形之术；宋室之亡，由于其君信神兵披神甲之荒诞之谈？

「臣年近八十，死期不远；受四朝之恩。今若犹迟疑而不尽其言，则他日于冥途谒见列祖列宗之灵，何以为颜？故不得不披沥此诚，吁恳两宫立斥此辈邪术之徒，即行处决。

「并宜亟简一大员，涤除此等凶顽之众，并护送各国公使安抵联军大营。臣不避酷暑，自广州兼程至上海，谕旨催臣赴京者已迭次到手。臣纵有百病，亦不敢以病辞；惟细读谕旨，知两宫尚未采持平之策，仍在奸人之手，犹以拳匪为良民，致使人心愈摇、举国惶惑。且臣在上海，麾下并无一兵；即令兼程赴阙，沿途险阻万端，其结局多半不过是替叛乱跳梁之徒多添一具可剁为肉糜之尸而已。故臣暂驻于此，筹划募兵筹饷之策，并借此察探敌情，凡于时局有益之交涉建议，亦随时进呈。一俟筹备就绪，臣即星夜北上。」

李鸿章这番直言，对皇太后不无影响。她于八月十九、二十两日在怀来以皇帝名义所颁的谕旨，是外间所见的头一批确证：她已决意改行怀柔，以便日后得以回銮——而这件事，她早已料到，多半会因联军之间那势所难免的分歧与猜忌而变得容易些。

八月十九日那道谕旨，先说整场拳祸与攻打使馆之事皆起于民教相争，随后又抱怨各国「剿匪」之举虽出于善意，其行事却似有侵吞中国之心，且大失体统与友睦之道。她一本正经地说：中国政府在北京虽处万难，仍极力保护外人之身家性命；而竟得此恶报，殊出意外。若不是各国使臣对中国的治术素来轻信到无以复加——这在过去已证之甚明——这样的话出自一位精明之主，实在难以想象。可慈禧照例是有把握的：正当这些谕旨颁下之时，俄国为着自家在北京的打算，也正在用几乎一样的说辞为中国政府开脱。

在上引那道谕旨之末，太后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理议和；可她也承认：与那些挟兵威、方得意的外人交涉，起初恐难定出一个妥当的办法。因此她把此事交由这几位全权大臣自行斟酌：或径电各该国外部，或与上海各国总领事商议（原文如此），以求从中调停！以慈禧之精明，自然看得出此时北京的气氛未必于她有利，而蒙蔽各国外部与上海领事，总比蒙蔽那些刚经过围城的人容易些。

次日又有一谕，也以皇帝名义颁下，语气却全然不同——那是对朝廷罪责的一番凄切自承、对臣民同情的一番恳求，以及一番归于正道的劝勉。「尔等当洗心涤虑，去其疑贰之见，以匡朕躬之不逮。朕实不德；然时会将至，朕当自明：上天未尝不使朕知其过而深自痛悔。」通篇读来，有一种不常见的恳挚之音；诏中以皇帝之名，把国家所遭的一切祸殃一概引为己咎，同时提醒臣工：这一切灾难的祸根，要上溯到他们习于因循苟安、耽于逸乐之日。诏中于痛悔之极，坦承朝廷之责：「朕为天下之主，乃不能为斯民御灾捍患，本当立即自尽，以谢宗社与土谷之神；惟念于圣母皇太后年高，人子孝养之责不敢遽废耳。」

变法之策，至此已明白揭出，定为此后治国不可少的要义。诏令各省及在京大员即刻赴行在，以便迅速开办新政；又嘉奖长江诸省督抚能按「条约章程」保境安民；并再次向奉教的中国百姓申明朝廷保护与善意之意。

朝廷这几番言辞，经庆亲王与其同僚向各国转达时更增光彩，不久便收到了预期之效，使朝廷与其辅臣于自身安危一节得以放心。于是九月初，我们便看见各省督抚与大员联衔上奏，力请朝廷即刻回銮；倘若联军当真有对皇太后采取激烈手段之议，这样的话是决不会说的。其时朝中正广议今后都城应设于何处，众说纷纭。这道督抚联衔的折子由袁世凯拟稿，寄南京刘坤一代递；折中明白归罪于拳匪及其首领之酿祸，并欣幸于「往者困扰两宫之疑难，今已代以对时局较为明澈之了解」。折中提到朝廷或将离太原府而更「巡幸」西安，诸臣深以为不可，并陈其既非上策、亦多不便。作为中国大臣议论大政与方略的一个样本，折中下列一段颇可玩味：

「诚然，古者国有危难，迁都之事不止一见；然彼时之敌未能深入我腹地而久驻，出师不久即须退还。今日之势则大不相同，故史册成例殊不足据。至于陕西一省，向为兵乱之区，其民贫困，商旅不通。七百年前，西安固曾为帝都，今则凋敝已甚。其地逼近甘肃与新疆，回匪出没，又与俄境相接，实非建都之所。设使联军挟其得胜之势而决意西上，孰能御之？万里重洋尚不能阻之，况陆行较近者乎？」

折中又提到本朝发祥之地与列祖陵寝皆在京畿附近，且就地理而论，京师最宜为政令之中枢；诸臣并提醒朝廷：各国已许诺，倘朝廷回銮，即当撤出北京，并不再割取土地。他们说：若朝廷执意更西行，则此二事皆不可得，因为各国公使今日所望者，正是中国之主回京。万一联军久占北京，则满洲之失势所必至。诸臣又预言瓜分及其他种种祸患，包括财政之窘、以及无从于西安或其他僻远之地供给行在。倘若赴西安之意已不可回，则至少应即颁一谕，声明驻跸彼处不过暂时，一俟太平尽复即当回京。「国家之存亡，全系于朝廷于此一事之裁夺。」折末恳请两宫准庆亲王转告各国公使：联军一经撤退，即当明降谕旨宣示回銮之期。

督抚等另有一折，称俄国外部大臣曾向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表示：以陕西之贫瘠而论，建都西安必多不便，两宫想必因而将移驻甘肃兰州府。诸臣就此一节奏称：

「主张建都西安者，自谓有黄河与潼关之险，可为天然不可逾之屏障。然彼等忘却外人之炮射程极远。潼关一带，黄河阔不及二英里，而彼之炮易及其倍。两宫所恃者惟土炮与少数劣等洋炮而已，断不能守。外人必将深入腹地，控扼水道，绝我转运与接济。即令一国为之或有所难，数国合力则易如反掌。

「况按万国公法，友邦有权遣使驻我京师。若和议既成而各国允我迁都，则彼必坚请遣使入陕。经此番之事，彼等必要洋兵护其使馆；而去海愈远，其兵必愈多。于是河南、山西、直隶各要地皆须驻洋兵以通其声援，中国终将遍地洋兵矣。故朝廷之不宜离京，昭然明甚。承平之世犹或可议，败衄之余而思之，则万万不可。外人同心协力，中国则涣散无纪；彼有厚力可恃、有援军可继，中国则两者皆无。若欲与一国构兵，必先与数国订盟；无论如何，非先广储枪炮军火不可。此时此际，殊非计议此等事之时。臣等窃谓两宫于此诸端尚未深察，谨为陈之，伏乞圣明速赐睿断。」

不过慈禧在裁夺之前，须先确知各国不至于把她交出大权列为议和之一条。这一层既已安心，她此前对回銮所显的犹疑，便像一件衣裳似的自她身上脱落了。守旧的官员与士人本曾纷纷断言：老佛爷再也不肯见那被亵渎的京城、再也不肯谒那被污秽的宗庙。可她虽性喜迷信，究竟是个头脑极清、眼光极远的女人，断不会把这类情感上的顾虑看得至重，更不会在自己大权的去留悬于一线时让它压过分量。她此前的犹疑，以及她对张之洞等人劝她在华中另立新都之议的留意，归根到底都是「体面」二字。她只在自身旧日的尊荣与权柄能得保障时，才肯回北京。可议和之事既已推进，她又看明白：循着那条国际猜忌的老路，她尽可以不受惩处地回到北京，甚至还会受人迎候；于是她便着手预备早日回銮。庆亲王逐日把全权大臣议定和约的进展详报于她；她对条款之宽大喜出望外，只等着道路——夏雨之后向来多少不能通行——修得能舒舒服服地走了，便可动身。在收拾装运太后与朝廷驻跸西安期间所收「贡物」那庞大数量的耽搁之中，她又得着了确讯：京中她那几处库窖并未被洋兵劫掠。这好消息使她愈发急于早归，好在太监们有所偷窃之前亲自照看起运。

八月二十四日（西历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日），这支长长的行列自太后暂驻的巡抚衙门出发；随扈之众极多。启程之际，她先在城外一座小庙里祭了关帝——本朝的护法之神（顺带一提，也是拳民所奉之神）。自此朝廷缓缓北上，每日约行二十五英里，先驻河南府，再到开封——她的六十六岁生辰即在此庆贺，并在该处驻了几个星期。沿途所设的行宫与为她起居所作的种种预备，与朝廷自北京出奔时所受的秽陋困顿，恰成鲜明对照。

正当她驻跸开封之时，和约在北京签订。也是在她离开该城之前、九月之末，李鸿章死了。他通晓外情、长于交涉，于他那位主子极有裨益；得胜的联军所以肯给中国这样宽大的条款，无疑大半出于他的力。太后虽深知其才，却从未待他以特别的恩宠，也一直不肯把他放进军机，借口是听不懂他的乡音。可他死后，她却给了他一项本朝汉臣从未有过的荣典：除了他历任官职的各省照例建祠之外，并在京师为他建祠。

有一件事很能显出她秉政之持平与明达：她虽曾责他为甲午之战及其惨败的祸首，却始终不以皇帝把他自直隶总督任上革掉那种躁急报复之举为然。和约签订之后，她又加赠他身后的荣典；同时借一道谕旨，嘉勉并申谢庆亲王、袁世凯及协助议成和款的诸人。她尤其称许荣禄之忠——「力主剿灭拳匪，且于军机诸务之外，于保护使馆一事出力最多」。

为她生辰演了几场盛大的戏之后，朝廷离开封继续北行。启程前夕，太后特意当众严责满洲的知府文悌〔原注：文悌一八九八年曾任御史，因守旧被皇帝革职；戊戌政变后，慈禧复其恩宠。〕——此人竟敢劝她不要回京，并断言奸猾的洋人必将劫持圣驾：这是一出很有用的做给众人看的戏。

渡黄河时天气极好，她祭了河神，以谢且赎。地方官造了一艘极华美的龙形大船，她与宫眷即乘之渡河。自此以后，人们留意到：凡有外国人在观看御驾行列的人丛之中，她必格外殷勤有礼。抵京之前，她还颁了一道谕旨，命勿阻止欧洲人观看回銮的行列；而按惯例，各使馆本已出示，禁止本国人在御驾经过时上街。凡此种种都表明：太后此时确有以一切可能之法笼络欧洲各国之意；而若记得这乃是她刻意所定之策——借取悦外人以行其日后的国策——则她的举动非但不减其趣，反倒平添了几分可笑。

进直隶省境时，她颁了一道措辞几近热络的谕旨，宣示皇帝一俟回宫，即行接见各国公使，且接见之处即在禁苑正殿。中国人读这道谕旨而不知和约中原有此项对夷人的特许，自然会视之为天家仁厚宽大的自发之举。同一谕中，太后又宣示她将亲自接见各国公使夫人，并称她对昔日与她们友好往还之事怀着极愉快的追念。于此我们又看到一项按最好的古典范本刻意拟定的方略之施行——所谓「驭强梁蛮夷之道」是也。

一九〇二年一月六日正午，御驾专车抵达北京南城墙外新搭的临时车站，那地方紧挨着马家堡旧站。站旁搭起了几座装饰华美的大席棚，以迎老佛爷与皇帝；棚中设着金漆宝座、景泰蓝的供器与许多贵重瓷器。在京大员数百人到站伺候，另为外国人辟有专处。当这列三十余节的长车缓缓进站时，可以看见老佛爷那张精悍的脸自车窗里焦切地四下打量。与她同车的有皇后与大公主，总管太监李莲英随侍在侧。众官一认出太后，一齐跪下；内务府大臣继禄多事地朝外国人高声喊着叫他们脱帽（其实他们早已脱了）。头一个下车的是总管太监，他随即去清点各省所贡的贡物与财宝的长单——那是堆积如山的行李，自启程起便一路随行，且始终在太后亲自照管之下。太监之后是皇帝，他显然极其紧张；得太后一个眼色，便匆匆钻进轿中，飞快地被抬走了，对在场诸臣不置一词、也不示意。

皇帝去后，太后出来，站在她那节车厢尽头的踏台上。有人听见她说：「我瞧外国人来了不少呢。」她照中国妇女的礼数向他们致意——欠身而拱手。庆亲王随即上前迎驾，同来的还有王文韶（李鸿章死后由他接任议和全权大臣）。他们请太后上轿，她说：「不忙。」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站了约五分钟，兴致勃勃地同旁人说话，气色极好，看去比实际年岁年轻得多；直到总管太监回来，把行李财宝的清单呈上，她凝神细看了一遍，露出满意的神色，才交还给他。

此后，经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请，铁路的外国总办与工程师被引见于她，她为一路上安排妥善向他们道谢。随即她上了轿——那轿比给皇帝的更大更精——被抬往宫中；一名她所宠的太监在轿旁小跑，一路不断提醒她看路上有趣的景物。凡有外国人在望，他便禀报太后；有人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说：「瞧！老佛爷，快瞧那个洋鬼子。」太后便微笑着极和蔼地颔首。自汉城南门入内，轿夫径把她抬到前门内鞑靼城墙那一大片瓮城之中——那里有一座满洲护法之神的庙。城墙上挤满了看的外国人。他们自上俯瞰庙前的院子，看见老佛爷下轿，跪在关帝像前上香，几名道士在旁诵经。她起身后又抬头望着那些外国人，含笑颔首，然后才被抬进门去，入了紫禁城。约下午两点钟一到内廷宁寿宫，她便立刻命太监们把出奔时埋下的财宝起出来；发现果然分毫未动，她喜出望外。

其次，她一面顾着日后与洋人的往还，一面也顾着全国的物议，颁下一道谕旨，追赠珍妃身后的荣典——读者当记得：朝廷自宫中出奔那天早上，正是奉她之命把珍妃投井的。谕中称许这位死者的贞德与可敬的胆气，说她「因未能随扈而从容自尽」，不忍见宗庙被毁被污。因其忠信，特赐谥号，并在宫嫔的位分上晋一级。此谕普遍被视为已把对死者的补偿尽了情理之分；因为在中国，死者仍旧活着、仍旧在一个影影绰绰、却同样真实的品秩之中行走。活着的时候，一个珍妃在老佛爷国策的需要面前算不得什么；可一旦死了，她的魂灵便非安抚补偿不可。

许多看过皇太后抵京的欧洲人留在车站上看她那列长长的行李车卸货，那是极有趣、也极长见识的一幕。最先卸下的是皇后与大公主的黄轿，以及四顶给主要妃嫔用的、镶黄边的绿轿；其余宫眷则坐官车，每车两人。她们统共约九十人，安排乘车之际颇有些嘈杂混乱，几位年长宫眷的饶舌尤为惹眼。她们去后，太监与小吏们便转而料理太后那一大堆私人行李——其中连她日常所用的炊具与家常器皿都在内。这桩事、以及大量银锭（每一箱上都写着进贡的省份或城名）的搬运，一度由军机大臣监视；可这活计足足要干几个钟头，不久他们便由荣禄领头，上轿进城去了。人们留意到荣禄似乎极衰弱，行走时由两名身材几近魁梧的随从搀扶着。

自正定府到保定府、再到北京，朝廷有史以来第一次乘火车。下面这段行程的记述，承《泰晤士报》主笔惠允，转录自该报一九〇二年三月所刊的一篇文字。它显出皇太后性情中一个有趣的侧面——那位精于持家、看紧自家什物的主妇；并把那个生气勃勃的人格刻画得分明：她对转运与家计琐务所倾注的细心，与她对朝仪细节、或对国家大事上历朝成例的讲究，竟无二致。凡此种种，都不免使人强烈地觉得老佛爷与那位「小伍长」之间颇有相似之处。

「十二月三十一日一早，朝廷抵正定府，有大队马队扈从，随行的官员、太监与仆役极多。行李由车队载运，据目击者估计约三千辆。太监三四百人，厨役与其他伙房杂役几乎同样多。要为这样一大群人安顿住处是不可能的，何况城中最好的地方早已被自北方前来迎驾的大员及其随从占尽。朝廷在正定府驻了三天；其间景象之纷乱难以形容：行李胡乱堆着，把每一处空地都塞满了，太监仆役便在行李堆的四周与上面露宿，以亚洲人特有的木然忍受着极大的身体之苦。然而天寒至此（一月一日夜间温度表降到华氏零下二度），这些奔波之人中仍有许多忍不住哭叫起来。中下级的官员因觅不着住处，只得在车站附近随便找些临时的遮蔽过这几天；而站上则挤满了一群毫无纪律的兵。第二天夜里，行在的马厩起火，虽在未酿大损之前扑灭，却大大加剧了普遍的混乱；在全无组织与约束的情形下，本极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一月三日朝廷将启程赴保定府的确讯传出时，这一群又饿又杂的人——他们所代表的正是亚洲最大帝国的堂皇与骄矜——分明如释重负。

「自黄河到正定府的铁路终点，约二百五十英里之间，这支愈聚愈众的御驾行列几乎一路都是乘轿、坐舆、坐车或骑马而行；其景象在许多主要之点上，令人想起司各特笔下欧洲中世纪的仪仗。每一位满洲亲王的扈从骑士自三十人至百人不等；在华北那些权充道路、坑洼不平而冻得铁硬的土路上，满载的大车络绎不绝，在短促的冬日里吱嘎呻吟地走着，入夜则由持火把的兵士引路，一直走到指定的宿处。可对皇太后与皇帝、以及总管太监与宫眷而言，这一路却是安舒的，道路更是名副其实地被弄得平顺。御轿所经的整段路，都被改成了一条平滑匀整、闪着光的黏土大道，脚下松软而无声；不但石子被拣得一颗不剩，而且行列将近时，还有成班的人拿羽帚扫地。每隔约十英里便建有设备齐整的行馆，各色食物无不备办。据一位本地承包人说，这条御道——自然于本国寻常的车马往来全无用处——每八码约费墨西哥银元五十元，合每英里约一千镑；有些地方的黏土还得自极远处运来。在一个处处寒伧的国度里，这足以作朝廷与官府挥霍无度的一个典型例证。

「离正定府的时辰由皇太后定在一月三日上午九点半。这位如今已六十七岁的非凡妇人有一点很能见其性情：即便细枝末节，她也不肯听凭偶然、不肯假手他人；她那不容置疑的权柄，其长臂自宝座一直伸到下房。她并不给人以琐碎烦人之感，却分明使人感到一种女性的人格；而这位四十年来主宰中国命运的雄才，竟丝毫不以过问家中伙食与转运的小事为屑。人不能不想：这样一个女人，倘若生平曾有某种机缘或影响，使她看清她这一朝的贪墨、欺罔与冷血的残酷之真相，她本可以成为怎样的人、本可以为她的百姓做出些什么。

「朝廷所乘的专车，比利时铁路当局与盛宣怀早已预备停当；依太后之命，定于上午九点半开行。可这位既尊贵又专断的女主，七点钟便到了车站，同来的有皇后、瑾贵妃与诸女官。皇帝先她而到，她一到，皇帝便在站台上跪下行礼，众目睽睽之下如此。此后两个钟头，太后毫无倦容，一面照料她那庞大的私人行李的发运，一面在站台上随时召见各色文武大员。她还召见了雅道先生，与他友好地谈了许久，对为她起居所作的周到安排极表满意，并说以轿易车、乘这节陈设讲究的客厅车，颇为欣快。她着意让总工程师明白：她极看重把朝廷的行李什物留在自己够得着的地方；这一点她说得很有分寸，却毫不含糊。

「到末了，四列货车发出之后，她这桩心事才算落下；可有一层须说明白：到保定府仍旧要照样亲自监视，无论如何不许把这些辎重先运到北京去。这件事里带着几分女性的天然之情，几乎不能不使人觉得这位皇太后与别国的同性之间毕竟有几分同类之感；其中对随扈之人是否廉洁的言外之意，也颇耐寻味。

「站台上的景象极其有趣。人人向来以为中国朝廷的起居行止总是深藏帘幕之内；这一回——其实整段旅程都如此——却全然颠覆了这种成见：丝毫不见有意或有心把两宫遮挡起来、隔绝观瞻。人群安安静静地看着，并无任何起哄之意，随来随去，听其自便；袁世凯那一千名充作皇太后扈卫、随行赴京的兵，簇拥在御驾一行四周，甚至挤进了他们的车厢。当这位帝国之主召见她最高的臣工时，那些臣工的随从竟无一人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把百姓挡在应有的距离之外；这一幕确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性情中那平易的一面——凡到过总督或知县衙门的外国人，无不对此留下深刻印象；不过在眼前这件事上，这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都必定是一番新奇而可记的经历。

「在本国看客眼中，宫眷与随侍的太监同外国铁路员司一样是可看之物；其中瑾贵妃是个模样讨喜、活泼的年轻人，最惹众人注目。这位贵妃衣饰鲜丽、脂粉浓抹，对这列车上的一切都极感兴趣——这于中国铁路事业的前途实在是个好兆头——她自这节车厢跑到那节，与诸女官喋喋而谈。宫眷人人佩珠累累，皇后所佩尤精；而且个个吸纸烟，不复用那历来的水烟袋。这在乐观的人看来，又可算是一个进步的先声。皇太后召见之时，有时一次长逾一刻钟，皇帝始终侍立其侧，一言不发，神情多半怠倦；不过据说他一旦有了生气，那神色便给人以极聪慧的印象。年轻的皇后五官不错，只是在欧洲人眼中脂粉用得太过；她看去也很郁郁，对四周的事物兴致索然。皇帝与两位皇后所着都是素净颜色的绸衣，极为简朴。

「上午九点半整，这列载着中国之主回京的专车开行，计机车一辆、车厢二十一节，次序如下：载仆役、轿子、大车与骡子等的货车九节；铁路员司所乘的守车一节；头等车两节（诸亲王）；皇帝专车一节；随扈大员（荣禄、袁世凯、提督宋庆、鹿传霖、山西巡抚岑春煊、内务府大臣等）所乘头等车一节；皇太后专车一节；皇后与贵妃专车各一节；随侍太监所乘二等车两节；总管太监所乘头等车一节；以及雅道先生的公务车一节。

「各节专车系奉铁路督办盛宣怀之命不惜工本预备的。皇太后、皇帝与皇后三人的车，陈设极尽奢华，摆着贵重古玩，一律用明黄绸装裱；每节车中都有宝座、卧榻与接见之所。给宫眷用的车厢里，还体贴地备了厚重的窗帘；不过并未用上，因为这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显出要遮掩的意思。行车之际，皇太后那节车成了众宫眷偕其太监的聚会之所；太后则以大量时间与那位声名颇不佳的总管太监以及皇帝闲谈。

「皇太后身上有一种在专断的性情中常见的特点，而且极为显著：她极迷信。北京朝中的卜者与星士并非闲职；且其言之见听，还胜过寻常上折言事之人；给朝廷卜算之职颇有可图。这一回，这班在册的术士把圣驾回京的吉时定在一月七日午后两点；因此请雅道先生照此安排一切，而皇太后又再三叮嘱他：她极看重在那个时辰抵达京城永定门。总工程师指出：如此则须早晨七点自保定府开行；可这位刚毅的中国之主并不为此等事所阻。清晨六点，这位了不起的妇人便到了车站；其时天寒地冻，风沙大作，因天尚未明，兵士执灯笼火把在前引导轿夫。这一幕的种种细节，极能动人遐想。行李之事又一次占去了皇太后全副心神；她那最后一列满载南方各省贡物的货车，仅比御驾专车早开二十分钟。可以想见：这位尊贵女主要亲自照看自家财物的种种要求，给铁路员司本已不轻的责任又添了极重的一层。

「保定府发生的一件事，很能自侧面照见皇太后的性情。上文所说那几位中国大员，本乘在皇帝专车与太后专车之间的头等车中；因觉地方局促，与铁路员司商量后另加了一节头等车挂上。太后一眼便看见了，即刻查问；所得的解释未能称她的意。那节多加的车当即被摘去，袁世凯与他的同僚只得不情愿地回到那拥挤不堪的车里；而太后在离站之前还亲往察看，问他们一路可舒适，并对各项安排大表满意。

「上午十一点半，专车分秒不差地抵达丰台——芦汉线自卢沟桥来，在此与京津铁路相接；自此以下由英国当局接管。安排之妥善与准点，使皇太后大为宽心；饶是如此，她对抵京的时辰仍旧牵挂，屡屡拿自己的表与路上的钟对照。雅道先生在丰台向两宫辞行时，她再次表示此番初乘火车极为满意，并许诺不久再乘，还要亲临汉口至京师通车的典礼。她赏银五千元，分给这条铁路上的欧洲与中国员司，并赐雅道先生双龙宝星二等。

「自丰台起，英国人所管的铁路径通鞑靼城的正南门（前门）；可上文所说的卜者星士早已定下：为取吉兆、并合旧例，御驾一行须在马家堡下车，自永定门循直路入汉城，再往宫中。因此正午时分，朝廷离了铁路，乘轿入城，其仪仗之盛，已极中国官府之力所能及。此景在欧洲人笔下曾被称为壮观，而一位日本访员则说其布置只配得上他本国乡间的戏台。无论如何，皇太后在如常先她而到的皇帝恭迎之下，于其术士所定的吉时，进了这座她十八个月前那样狼狈弃之而去的城。就目下北京的情形、以及谕旨中那种收敛的口吻看来，这几位智者所择之时倒是不错的。

「末了不妨附记一笔，以见世风：皇太后的寝车由盛宣怀督造，其中陈设着一张欧式床。可另一面，车中也备着吸鸦片的一应器具，既奢华，又极合用。」

朝廷回銮约一星期之内，各国使臣便照和约所定的条件如期受了觐见。人们留意到：老佛爷仍旧一如往昔，据宝座台上最高之位，而皇帝所坐则较低、且几乎无足轻重。此后在宁寿宫接见各国公使夫人时，外交团领袖的夫人呈上一篇颂词，「恭迎皇太后陛下回到她美丽的京城」。那篇文字措辞极其亲切、几近热络，可见皇太后以巧妙的奉承与「笼络」来怀柔各国那套精心预谋的手段，已然收到了预期之效。围城的惨怖、一九〇〇年的凌辱与骄横，已然被忘了；各国代表又准备着如从前一样，彼此倾轧，争相以攻讦对方来换取中国的欢心。

太后受各国命妇颂词之际，谈到她对欧洲人、尤其对来客的亲厚之情时那份动容，给人印象极深。她以一副十足恳挚之态说明：当年是「宫廷之变」迫她逃出北京的；对各国使馆的好朋友们所受的种种不便与苦楚，她深致歉意，并盼旧日的亲厚之谊得以重续。这些外国命妇辞出时，既极满意于皇太后的降尊纡贵，也极满意于自己得以施展这样一番宽宏大度。这次接见不过是此后许多类似场合的头一次；只消翻一翻此后种种描述太后与欧洲人交际一面的著作，便可见老佛爷当初对荣禄所言——古法驭夷之有效——并没有大错，她当初许给他的话也不错：只消善用几分降尊纡贵的礼数，一切便都会被轻易地原谅、轻易地忘掉。

于是生活重又落回旧辙，中国的京城中一切如故；联军的驻兵不久便成了街上熟见的景象，商贾与幸存的中国居民也渐渐回来了。与所谓天朝政府往还的那出滑稽戏重新开场；随之而起的，是那一切阴谋与国际间的猜忌——正是靠着它们，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才得以在种种相互挤压之中勉强维持某种平衡。

自此直到他死，龙座背后真正的力量无疑是荣禄；可各国使馆仍被围城的记忆与回响搅得糊涂，对一切不合他们既定的拳乱成因之见的消息一概生疑，因而未能看清真相，只把他看作一个本该与同谋诸人一同受罚的嫌犯。可此案的实情、以及景善大人日记中所无可争辩地记下、并为别的独立见证所确证的他个人的举动，当时各国使馆是无从得知的。因此荣禄头一回正式拜会各国公使时，所受的接待使他大为不快。他向外交团中一位素来与他相处还算好的人指天誓日地说：一九〇〇年他除了竭尽全力护卫并保全使馆之外别无所为；可人家全然不信。他为这不白之冤气恼之极，竟一本正经地求皇太后准他退出军机。可慈禧把局面看得极明白，向他保证自己对他全然信任，并以一道极其褒扬的谕旨驳了他的请求：

「大学士荣禄，忠爱勤恳，为国之良臣，朕久所倚任。当拳匪之乱，举朝纷嚣，独彼一人镇定无畏，持正不挠；国家之得保，实赖其力，厥功至伟。今时局虽云粗定，而此番国难之创痛未复，积弊亟待廓清，新政亟待推行，凡我臣工，皆当共赞此举。朕在宫中尚且宵旰不遑，该大学士受朕深恩，岂宜遽萌退志，独遗朕以无穷之劳？彼一念及人臣事君克己尽职之义，其心宁能自安？所请着不准行。」

此后到她去世之前，北京的百姓与外侨还有两次机会，得见皇太后自短程的火车之行归来；每一次她那种和蔼、几近亲昵的态度都成了众人的话题。头一次是在次年春天，她往东陵去；回来时照例在前门瓮城的关帝庙前致祭，并与几位曾在宫中见过的命妇滔滔而谈。自庙中出来，她叫一名太监取来望远镜，急切地在城墙上俯望的人丛中搜寻，一见熟面孔便挥动手帕。有一回她甚至向上高声问起某国公使之女的起居。满洲的亲王与内廷诸臣对皇太后这般降尊纡贵于那些——即便经了一九〇〇年——他们至今仍视为外夷的人，掩不住其愤懑之色。他们气恼之至，竟撺掇继禄去求太后停下、上轿；太后对这请求丝毫不予理会，显然很得意于自己正在破坏朝仪。可人们也留意到：皇帝对那些外国人则全无理会，似乎沉在一种深而无精打采的忧郁之中。

第二次是一九〇三年四月皇太后谒西陵之后，其时她那位忠诚的朋友与辅臣荣禄已死了四天。这一回她意气极其消沉，下车时行动迟缓，全无往日的生气。她的兄弟桂祥跪在站台上接驾，她只对他撂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荣禄是你荐那个没用的大夫给害死的。」便一言不发地上轿去了。也正是在这一回，她在保定府为她所建的行宫里接见几位外国命妇时，直截了当地提到该城曾发生的屠杀外国教士之事——「那自然与她毫不相干」。到这时候，慈禧多半已因说得多了而说服了自己确实清白无辜；可无论如何，凡与她接触过的外国人，大多被她那份风致与看似恳挚的态度赢了过去。

在回到宫中那套惯常的日子之前，皇太后——她在谕旨中好为自辩的脾性似乎与日俱增——又颁了一道谕旨，为她重新赢得了各阶层中国官员的同情。谕中照例劝勉忠顺臣民协力赞助她变法之举、去其旧习、勉于为善之后，又如画地描述了她与皇帝在那次被迫「西狩」途中所受的苦。谕中提到此行那些不可忘怀的惊惧与哀痛之后说：

「朕今重返宫阙，见列祖列宗之庙巍然如故，肃穆无改。仰瞻先灵，凛然生畏；而朕之衷曲，益增哀疚。惟愿上天眷佑，容朕犹及有所建树耳。」

又在后文提到陕西、山西大旱几至于饥馑之后说：

「国家财力窘迫已极，朕之所用，皆取之于民之膏血。若更以加赋报其忠爱，则朕何以自处？故朝廷自当裁省寻常之用，以撙节为今后之准绳。除宗庙陵寝必需之修葺外，所有宫殿之修理装饰，非万不得已，概不准动用帑项。」

二十四太后的新政

一九〇〇年那场大变、京城中那一片荒残可憎之状，以及她流离道路所受的苦楚，使皇太后深切地体认到本国固有的孱弱，以及补救之举的迫不容缓。早在前章所录那道罪己之诏颁下之前，她便已以其一贯的果断向天下宣示：她要行新法，要与那些陈腐的旧例决裂——她已明白，那正是国家腐坏的祸根。她此后的国策，事实上（虽然她小心地始终不肯承认）恰是为皇帝一八九八年那样热切开办的诸般举措作了辩护；所不同者，在于她无一处不曾防到：既调停御座周围种种牴牾的利害，又解除各省顽固之徒的反抗之力。

太后归心于新的治国之道，第一次昭示天下，是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在西安以皇帝名义所颁的一道谕旨。这篇文字由荣禄襄助拟就，是慈禧那种男子气的明达与治术的一个出色样本，只是不免带着中国谕旨中比比皆是的那种冗长复沓。全国士人读之，无不欢欣鼓舞，连广州与南方各省——其时太后在那里本不甚得人望——也是如此。本地报纸称之为中国史上最惊人的一道谕旨。它一面雄辩地劝百姓接受变法之义，一面又极有力地为中国与中国人在天下人面前作了辩解。其措辞极其巧妙，务使国中各派都得安抚，从而抬高了老佛爷的声望。「少年中国」一派尤为振奋，因为这道谕旨使太后明白地舍弃了那个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政制基石的绝对独裁之义。人人都明白：若非一九〇〇年那些惨痛的教训，她断不会如此彻底地背离满洲王朝的成法、背离宗室的成见、也背离她自己以往一切的信念；因此，对她年届暮境仍在残破的京城中以这样的手腕与胆量重理万机，众人的钦佩也就更切。这是那压倒一切的天性之勇然自现；而对这样一位君主——她分担了举国的屈辱、坦然承担既往之失、并许以此后要有新而更好的办法——举国的同情实在难以吝惜。

自然，以一切过往的经验而论，她的臣民之中、以及多数外国人之中，有许多人怀疑她的诚意，把这道谕旨与别的谕旨一样，看作「魔鬼害病时」的那一套，这也是难免的。可自朝廷回銮之后，她身边的近臣与大员渐渐看明白：这位自信的妇人确是认真的；而她又持续不懈地把她的新政压在那些不情愿的宗室身上；于是她在百姓之中、尤其在南方（那里因她一八九八年严酷镇压广东维新诸人而对她大失所望）的声望，便渐渐恢复了。自此直到她死，无论她的辅臣与大员心迹如何，她生平每一桩举动都带着她于变法一事出于至诚的分明印记，而其言其行皆有可稽。

她自义和团一事中，以极高的代价学到了如今所要施行的这番道理；饶是如此，她到底始终不曾忘情于那几位拳魁：直到最后，她仍不忘称许他们对她一身的忠、以及他们要驱逐外人那一番忠勇之志。可她也被迫在这所严酷的学堂里学会：那番举动是全然无望的；她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后直到中国强盛起来为止，一切仇外之举都须禁绝。

于是她毫不退缩地向她的百姓宣示了一次在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向。可以断言（一八九八年皇帝之事已充分证明）：本朝任何别的君主若要宣布这样激烈的更张，断不能不引起严重的分裂、甚而内战。可她应付时局的手腕如此高明，她谕旨的文体与议论对士人又如此有力，以致众人大体上都被说服了。即便最迂执的尊孔之士，也被她那番巧妙的暗示所折服——即：倘若孔子本人面对今日国家所须面对的这些难题，他自己会取何种态度。

那道记其转向的谕旨，其文颇可玩味：

「盖闻天地间有不易之常经，而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原注：一八六一年崇厚致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一件公文中，在情形略相仿佛之际，所引的正是同一句话。自那时以来，外国观察者对此事最常有的评语便是：「变得愈多，愈是老样子。」〕《论语》亦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所不变者，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与夫五常之道：此如日月经天，万古不易。至于其余，则本无胶柱之理、无一定不移之见；琴瑟不调，必改弦而更张之。自古以来，历朝莫不有所更张、有所革除；我列祖列宗亦屡以因时制宜垂示后人。我朝初定北京时之制度，即与建都盛京之日大不相同。

「大抵论之：凡一制行之过久，未有不流于故常者；其已成陈迹者，自当变通。今日所急，莫要于不惜一切以图自强、以裕民生。自西狩以来，皇太后昃食宵衣，劳于国事。〔原注：汉文原语作『昃食宵衣』。〕

「朕痛自引咎：二十年来积弊日深，而所以除之者辄复因循，以至国势之危一至于此。当此和议进行之际，亟须整顿政体，庶几我天朝他日得复其富强之旧。皇太后今已决意：当取法泰西各国之良法美制，以匡朕之不逮，而以既往之失为将来之鉴。

「自光绪二十三、四年以来，言变法、议更张者非不多矣，而皆失之空泛虚浮。戊戌之年，逆首康有为所酿之祸，以其可能之流毒言之，实较此后拳匪邪术所致之害更为可危。至今康逆及其党羽犹在海外著书立说，倡为悖逆之论，以摇惑人心。其文之意，不过无政府而已；且不惮借爱国之名以为号召，其实欲启纷争。故有『保国』『保种』之说，而受其惑者多不悟：其主旨不在变法，而在倾覆本朝；且欲于皇太后与朕之间构隙。此辈奸谋，乘朕躬违和之际而发；故朕再三吁请皇太后训政，而皇太后俯允，朕心至慰。皇太后洞察时艰，捷若神明，拯朕于危殆，而于诸逆速施显戮。惟皇太后除此奸慝，从未有阻抑变法之意；而朕于某些事之应变，亦从无尽废祖宗旧法之念。我忠顺臣民当知：皇太后与朕之本意，无不在执其中道；母子一心，惟欲于两歧之议中折衷至当而已。

「朕今奉皇太后懿旨，知其已决意力行变法。虽然，朕虽深信当以中外良法美意熔于一炉，而断无所谓反动，亦无所谓革命。我国政体之大弊，端在墨守陈法过甚、泥于文字过甚；其结果则庸吏充斥、而真才寥落。庸常之辈奉文牍如神明，而在位之胥吏则视之为聚敛之符；于是各衙门之间公文如山，日积日多，而于国事之实益则一无所有。反之，有真才者灰心丧气，厌而去之，为满目庸劣所壅塞，无由自见。我全国之政，坏于贪墨；而我国进步之初步，则为『成例』二字所梏。

「至今所谓讲求西法者，不过粗通其语言文字与工艺之末，而此等断非欧洲文明所由立之本。其文明之精神，实在于上下之间有真实之体恤相通，在于责其臣工出言必信、任事必勇。我列圣所垂之训，其理与欧洲各国致富强之本原本无二致；而中国至今未悟，徒取西人语言技艺之皮毛，而于其因循积弊之习则丝毫不改。舍其实而取其名，专袭外形，如此而望自强，其可得乎？凡变法欲其有效而可久者，必本于求实与求廉之诚心。

「兹特谕令各该衙门：详细考求泰西各国政治之制，并与中国今日之制参互比较；不独朝廷中枢之建置，凡关民生之要者——如科举学堂之制、军政之整饬、财政之厘定——皆在所考。并令其详议：何者当变，何者当废；何者当取法于外，何者当仍存中国之旧。我所亟需者三：人才之源源不绝、国计之有本、军伍之精练。以上各条，限两月内复奏；朕当据以恭呈皇太后钧裁，然后见诸施行。

「朝廷驻跸太原之日，曾切望臣民有所匡助，奏章亦颇不少；然所陈之言，大抵非剽窃报馆之论，即出于足不出户之书生一偏之见。其言往往似乎近理，而其实无稽；其通病则在自负太过，遂无恢廓之识。所陈可行者甚少：盖言人所长而不及其短故也。有侈谈变法与外国富强、而自欺于学问本原者；亦有迂执之儒，终日谈说圣贤之道，而于当世之急务懵然无知。今赖尔诸臣执两用中，去此二弊，以进尔言。朕欲尔等详晰敷陈，以备采择而定所行。

「然第一要义，较创立新制尤为紧要者，在得有干才之人。无才则法不能行。若我变法之文，无臣工尽职之精神以照之导之，则整顿国是之望，尽付诸空言矣。朕深知专守资格序迁之陋习，实为致今日几不可救之一大端。今若欲去之，首在不复私其所便，惟以公是公非为念，别求切实之法以求其称职，庶几公事得人。倘尔诸臣仍复株守故常，因循怠惰；仍复推诿卸责，以空言事君而自饱其橐：则国法具在，断不宽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于此可注意者：这道谕旨使皇帝把一八九八年那批维新之人及其一切作为一概唾弃诋斥。然而无论太后于补救之举如何真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位专断的女人生平从无当着近侍直认其过的弱点；在东方的宫廷里，威望不是这样保住的。她此时已准备采行康有为及其同志所倡的许多新法；可为着至关紧要的「体面」，必须让人看得明明白白：同样的东西一到她手里，便根本不同、而且高出一等。在宣示她新见之际，她断不能说任何可被解作直接为那场她自己曾如此严酷压平的维新运动辩护的话。因此，必须让「愚民」明白：她如今这一套章程，决不像康有为与他那班「逆党」那样「革命」。饶是如此，她所拟的变法之举与他们不相上下，有几处还犹有过之；唯一真正的分别，不过在于这一回是她——老佛爷——首倡，而从前她是反对者罢了。

回顾她回銮之后那六年的生涯与治绩，对她归心变法之诚，实无多少可疑之处；不过并无理由相信她对外国人的观感有何好转。义和团之兴与之亡、以及北京之陷，以雷霆之力使她懂得的一课，是：国不自强则国必亡——这一课，西方各国的政治家也未必都已学全。她已明白：西方物质上的力量不是引几句经书就抵挡得住、推翻得了的；中国若要作为自主之国而存续，就非效法日本、按西法整顿军备武防不可。而在慈禧，明白便是动手——正是这一点，比任何别的品性都更使她与那班沉溺于委顿宿命、束手无策的满洲亲贵与官员判然有别。

她一开始所面对的局面，绝非简单。除了宗室那些沿袭已久的特权——她已看清他们那种傲慢的无知究竟值几个钱——她还必须小心应付各省缙绅与士人的情绪，那是中国集体智力的脊梁。同时，就各国而言，她又必须十足地保全她那份体统——她在本国百姓中的威望正系于此，即那种「朕即国家」的气派，而这在一九〇〇年的事变中已被狠狠地动摇过。她要在他们眼中现身的，不是一个受责的忏悔者，而是一个身不由己、无辜受害之人。事实上，要扮的角色有好几个，而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一九〇一年二月自西安颁下的那道谕旨，全国的士人都盛赞其为第一流的文章；可各省官员大多（这在一切成例与经验上都说得过去）只把它看作一篇经典的「顺口之言」，于是照旧我行我素，心里断定老佛爷不过一如平素，拿它来消遣、拿它来迷洋人的眼；而倘若手下的人办得慢些，她也未必不高兴。直到最后，即便面对她临终那道谕旨的恳切劝勉，各省仍有许多官员出于私见与私利，硬说老佛爷不过是在做戏；可我们在她这六年间无论公私的行迹里，找不出任何足以坐实此说的东西。就在回銮前夕，她颁了一道谕旨，其中把自己的信念表露得极其明白：

「自一年前朕仓皇去国以来，」她说，「未尝一刻不追思国难之由，深自痛悔。今赖社稷神灵之佑，将返京师。每念致败之由与积弱之故，深恨未能早行变法；今则决意力行一切可能之举，以整顿国是。当尽去成见，取法泰西之善政。朕决意此后惟务实际，以拯国家于腐坏之中。所须举办之事，有非旦夕可成者；然回銮之后，必当次第举行，无一或遗。

「因事关紧要，荣禄等力请朕明白宣示所怀，昭告天下，俾知朝廷之志断无游移之理；庶几中外臣工皆知激发，同心协力，始终不懈。故特降此旨，郑重申明朕意：国势至此，于变法一事断不容再有规避延宕。我之所望于将来者，惟此而已。朕与皇帝为吾人所珍重之一切计，舍毅然力行此新政之外，别无他途；当审其所当务者何事，而任其所当任之人以佐之。我母子一心，惟图挽此颓运。尔天下臣民，所以事上者，莫善于协力同心以赴此的。」

慈禧不但已看清西方物质之力远胜于我，也已看明白：教育与交通的日渐开通，正在她自己的百姓中稳稳地生出极大的智识与政治之力；而她看得出，那昏聩无能的满洲人迟早非与这股力量打交道不可。从她就这一微妙之事所颁的谕旨中，明白可见她已洞悉满人之治所面临的危险。她看出：他们那些阶级的特权、收贡之权、以及本朝创业者以兵力与时机所得的君临之利，如今都已不合时宜；倘不设法以融合之道消弭之，则不久必将使满人自身陷于重大的危难。本朝创业者为保满洲血统之纯而立的家法之一，便是禁与汉人通婚。此法虽在南方各驻防屡遭破坏，在京畿一带却大体有效，起到了维持治人之族与其门第的作用。可太后此时已明白：中国若要保全其为自主之国，与其靠满人自身的振作，不如把汉人的精力与才智接在满人的本干之上。一九〇二年一月，她回銮后不久，便以一道可注意的谕旨把这番见识见诸实行，劝令此后满汉通婚。她说：「本朝开国之初，两族风俗语言迥异，禁止通婚，自有其故。今则彼此之别几于无有；为天下计、且顺乎民情，此禁自应弛之。」同一谕中，太后又斥中国缠足之俗——此俗满人从未沿用——并劝士绅之家合力矫此戕生残忍之习。不过此事并不强人。惟有一端，她仍愿墨守满人之旧，即宫中妃嫔之选，此后仍须专取满洲之家；她不愿「使宫闱之内有淆乱纷争之虞，亦不愿蹈明代滥选妃嫔之失——此事关乎大统之正嫡承继」。她也不愿使本族亲贵冒那种必将招致的危险：倘使汉人大族之女得入宫禁，谋危本朝之事必不可免。此法乃努尔哈赤一举而定、为历代御龙座者所共守的，即：「不用满洲太监，不纳汉人妃嫔。」

她下一步，是以一道坦然痛惜本族亲贵昏昧无知的谕旨，准宗室王公遣其子弟出洋肄业，庶几这一团昏庸之中或可稍得发酵。凡年在十五至二十五、体质健全的子弟均可入选，其费用由官家支给。

对满人如此。可说到教育这一整个问题——她断言这才是中国一切困难的根本——她与袁世凯、张之洞反复商议之后看明白：只要那套经义之学仍在、其成法仍深入人心，它便必定是整顿国体一切有效之举的首要障碍。再三斟酌之后，她断定：除非把科举旧制连根拔去，则于西学上的修修补补断无实益。那套两百余年来铸定了程文、也催眠了官吏的循环论证之法，只要一日仍在功令之内，便必定压倒一切别的教法。太后特意在谕旨中指出：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那位模范的执政周公之世，便已有学校，其规制与今日外国的大学相去不远；她又证明：所谓经义程文之制，可以说是晚近才有的花样，乃明代（约一三九〇年）才首次创行。到一九〇四年，终于依袁世凯之议、并得张之洞赞同，颁旨废除科举旧制，以新式学堂之毕业为入仕的唯一正途。同时，她鉴于此前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已造出一批在政府眼中极不相宜的革命之士，便下令此后设法多遣学生赴欧美。

这一划时代的宣示之后，又接连颁下几道要紧的谕旨，其中尤要者，是限十年内尽除鸦片之令。这道谕旨集舆论之诚与力于一身，收到了极出人意料的成效，于中国民族的道德感与自振之力实在大有光彩。以这道谕旨之下变法之广，与那些号称要整顿京中吏治的谕旨之几乎全然落空相比，对照极其触目：后者因在位官吏一味阳奉阴违的抵拒，结果不过是把旧弊换个新名目延续下去罢了。当时新设的一个部——外国人曾誉之为真进步之徵者——是邮传部；而它自设立以来，便以贪墨之风著称，其无能与靡费在中国人自己中间也成了笑柄。

料理过教育之后，老佛爷又把注意转到一件近来屡见于开明官员奏折的事上：即废除本国所谓刑名之制中盛行的酷刑与其他积弊。她明白：中国若要各国允其撤销洋人的治外法权，就必须仿照文明之国拟定并施行民刑法典。她就此所颁的谕旨，其体裁虽极好，却似乎少了几分她同期别的谕旨中那种笃信之力；例如与禁烟、兴学两事之谕相比，便大不相同。其宗旨显然与她以往一切的见识与做法相背；而平心而论，尽管拟定法典费了不少笔墨，就各省衙门那些野蛮的做法而言，其成效实在微乎其微。她谕令：在刑律颁行之前，斩决为极刑之最重者；凌迟与肢解身体之刑，以其野蛮，一概废止；黥刑、笞杖与缘坐亲属之罚，均着停止。她说：这些酷刑本自明代传入中国，满人不过连同别的中国旧俗一并沿袭，其实有违本族较为仁厚的本性。

最后，为顺应南方舆论那无可错认而日增的趋向，慈禧迈出了施行立宪的第一步：派出以贝子载泽为首的一班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所行的各种政体及其成效。这一行考察归国之后，一九〇五年秋便颁下了那道著名的谕旨，其中明白宣示她预备立宪之意；至于何时施行，则视情形、并视官民于预备此变上所显的勤惰而定其迟速。作为一篇专为打动中国人心而设的精巧议论，这篇文字自有其独到之处。其文云：

「自我朝开国以来，列圣相承，垂训后昆；其立政之要，莫不以因时制宜、随势而变为本。今日中国危险日增，大半由于拘守旧法之不智；若不变通学制政体，则上负列祖列宗之意，下孤我民之望。出洋各大臣奏称：各国之所以富强，多本于立宪之政，本诸民意，故上下相通、情谊相孚。是以朕当思所以立宪之道：既使大权仍统于朝廷，又使庶政公诸舆论。惟我国目下尚无预备、民智未开，操之过急，反于事无补。故必先改官制，继以更定法律、广兴教育、厘定财政、整饬武备，并设巡警之制，俾官民咸知行政为何事，以为立宪之基础与预备。」

即便是慈禧，要拟出这样激烈而全面的更张章程而不招致那些视旧制为衣食之源者最强烈的反对与讥议，也是不可能的。不过在北京，因无敢言的报纸，这反对便在暗中进行，其方式仍是那沿袭已久的一套：凡一切变法归根到底所倚赖其善意的官吏胥僚，一味死守旧法。倘若换了一个不如慈禧专断、不如她得人望的人，宗室诸人无疑早已别谋更强硬的手段；可他们深知自家这位老佛爷，对她的雷霆之怒是极知敬畏的。正因她地位与威权非常，她才得以把仿日本之制建立立宪的机器安置起来；而有理由相信：即便到今日，许多守旧的满人仍不把那件事当真。

可尽管有立宪之许，南方的舆论——有香港与上海本地报纸那班自由之笔在，向来言无所忌——对太后的新政仍直斥不讳，而其攻其国策的总由头，则是她向欧洲人卑躬屈膝、有失国体。他们既无她那种男子气的明达，也无她正视事实的胆量，更不肯体谅她所处的种种艰难；其中许多人又对满人之治怀着极真切的憎恨，于是肆意诟骂；而各通商口岸的外国报纸，对她的用心本就疑忌，又不忘她在那场仇外之变中所担的干系，态度也大抵不表同情，甚或含有敌意。两边都少了一层认识：不知这个女人的雄劲与生气。她的论者不曾明白：这位太后同大多数世人一样，是善恶相杂、智愚并存的，极易为境遇与身边的人事所左右，也极易为那种本质上属于女性的善变所左右；可归根到底、而且首要的，她是一个天生的领袖，是第一流的政治家。

下面几段自当时上海报纸所刊文字中摘出的话，很能照见「少年中国」的心气（正如印度的「巴布」一般）——见于其排满之倾向与偏执的沙文之气。有一位论者以太后宴请各国使馆之事为题，写道：

「凡宴客而其人知感、且有以相报者，自无不可；然设席以飨猜忌我者，究有何益？我中国人每见乡愚谄事洋人便觉可鄙；然而以皇太后之尊，乃自屈身与各国公使夫人、甚至与商贾下等人家的妇人厮为亲昵，此又当作何说？如今宫中已备洋馔，餐室亦仿泰西式样陈设；赴宴之客辞行时向其皇家主人称谢，而次日其使馆便在我外务部大发雷霆。然则欲以此化其蛮野之习，则她那些酒食不过白费罢了。实则这些客人毫不客气地把今日之盛宴与围城时她送往使馆的瓜菜相比，而这比较于太后殊不为荣。此事渐成笑柄。当年俄国大宴李鸿章，所费尚得其值；莫非太后今日亦望有同样的结果落在自己身上么？」

另一位论者所见较近于我们所知的实情，他怀疑皇太后是否当真爱慕洋人的做派，抑或不过是佯为交好，而暗中另有深谋以图他日之报复。

「以其年岁而论，」他说，「竟能尽改素习、并与其教养天性全然扞格之人结此情谊，实难置信。洋人岂不会自问：那些劫掠过她宫室、并逼她把最忠信亲任的臣子交付刀斧之人，她心里果真能有几分真情么？」

不过这位作者也难以相信她还想再来一次义和团之举，并坦承自己也弄不明白。

「以太后目下之所务观之，似乎不在整顿充实国家之力，而在不惜一切以聚财；则其最终之意，或不过是要保证：无论时局如何，她的晚年总能过得安舒罢了。」

饶是如此，慈禧不理会这些讥议，笃信自己所见之是，仍旧沿着她所定下的、为帝国将来安危所必需的路稳稳走下去。即便她这样强的人格，也不能指望一日之间便克服宫中宫外那些盘踞已深的成见与守旧之力。她死时，那套旧制的许多重镇（如太监之权与官吏有组织的贪墨）几乎仍旧无人置喙、丝毫未动；可她临去之际，毕竟已划出了一条粗略的航道——倘能忠实地循之而行，这艘国家之舟或许仍能在前头那片险海的礁石浅滩之间平安驶出。

二十五荣禄的遗折

荣禄之死，于皇太后是一大伤痛。她漫长的一生之中，其治世凡遇危局大事，几乎没有一桩不曾大得这位忠仆之助。得知他的死讯，她自保定府行宫颁下一道谕旨，称许这位故臣的忠爱与明达：他自捐纳生员起家，历官至内务府大臣、将军、总督，所任无不著有勋劳。他去世时，已臻人臣在中国所能得的最高之位，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谕中，太后特别着重他在一九〇〇年力谋与各国和好的努力。此外，为示恩眷，她赐他一幅织有梵、藏两文陀罗尼真言的经被，以为殓时之覆；并命恭亲王率御前侍卫十员，前往故臣宅第，代她致祭于这位大臣之灵。她赐谥「文忠」，并赐以非战功之将、非宗室之人所能得的最高世职。其牌位入祀贤良祠，又自内帑拨银三千两（合三百五十镑）以助丧葬之费。

荣禄的遗折在中国从未刊布过；可据侍奉太后的人说，她读了极为动容。折到之次日，她便颁下如下谕旨：

「已故大学士荣禄，当国家至危之际，为朕之首席军机大臣；其谋国之忠、事上之勋，无论中外，皆未足以尽知之。朕倚之如左右手，一切筹画，悉赖其言。两月之前，因其病体，不得已准其假；不幸药石无灵，遂尔溘逝。朕披览其遗折，于国家前途、生民疾苦，言之至深且切；追念其生平事迹，哀恸之极，唯有涕泣而已。前已颁赐身后诸恤典，兹再谕：于其柩发之前一日，再行御祭一次；并将其生平事实宣付国史馆立传。凡从前所有记过之案，一概开复注销，以彰朕眷念忠良之至意。」

荣禄卒时六十七岁（一九〇三年四月十一日）；若非拳乱期间所受的困苦劳顿与心力之耗，多半还能多活许多年，以事其主。他一死，庆亲王与其贪墨的党羽便愈得势（庆亲王是当时唯一品位够高、可继荣禄为军机领班的满人），此后在宫廷倾轧那些暗地的迷宫里，一直把持着这权柄。

荣禄本质上是个持中道的人，一心要求那皇太后口口声声所愿的「执两用中」。倘若他还在世，尽可断言：他必不赞成太后那样急遽地准行那套尚未消化的立宪章程；而有他的劝阻，老佛爷多半也不会执意行之。回銮之前，他曾一再促她在谕旨中把话说明白：变法乃保全国家所必需；可他同已故的伊藤侯一样，主张缓进而审慎。今日凡留心立宪章程种种情形的人，对他这番劝告之明智，怕是很难怀疑的。

下面是他那份至今未曾刊布的遗折的译文；这件文书为戊戌政变、以及当时慈禧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投下了可贵的光。就别的方面而论，它也证实了许多推断——那些推断本已有相当完整的证据链，所缺者正是荣禄这样有分量的见证。

「奴才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负两宫恩深而报称无状；今气息将尽，谨跪呈遗折，伏乞圣鉴。

「奴才不肖，受皇太后厚恩非浅，本望上天假以年岁，得竭犬马之力以事我主。伏念奴才起家侍卫，咸丰十年随扈文宗显皇帝巡幸木兰。其时国势至危：内有逆匪之乱，外则英法夷人陷我神京。奴才等目睹宗庙被亵、圣驾出京——盖依孟子所言，国君于夷狄逼其都城之时，当避之也。

「銮舆抵热河后，奴才得以内廷大臣之职侍奉皇太后；及文宗大渐之际，奴才谨以郑、怡二王阴谋不轨密告皇太后与皇后。文宗宾天之后，二逆王僭摄大政，皇太后所处之险，非人臣所忍言者，历有多日。所幸皇太后独断于衷，复蒙天佑，转瞬之间即除此凶逆，拯国家于垂危。此后垂帘听政有年，乱匪削平，四海乂安。

「奴才屡沐圣恩，擢至内务府大臣，故得常侍左右。及穆宗毅皇帝龙驭上宾，皇太后即以迎立今上光绪皇帝入宫之事委之奴才。恩同覆载，而奴才报称蔑如。

「奴才任步军统领时，获咎于皇太后；此后七年，虽待罪而未膺应得之谴。其后皇上亲政，皇太后归政于上，遂授奴才西安将军；旋又召回原任于京师。光绪二十四年，两宫决意采行泰西政法，皇上召见奴才，授以直隶总督，驻天津，令择取外洋良法，以救中国政体之弱。孰料康有为丧心病狂之逆谋，竟致败坏两宫之大计。皇上误听该逆及其党羽之诳言，虽为时甚暂，而孝养之诚确一时有亏。尤以其亲笔所书一谕为甚：谓其变法之举为皇太后所阻，又谓皇太后既拂进取之意，则其干预国政实为国家之危。皇上于奴才亦震雷霆之怒，奴才又几膺斧钺之诛。及奴才密请陛见，将逆谋始末面陈于皇太后之前，皇太后复应我等之请，毫不迟疑，再出训政，雷厉风行，尽加显戮于此辈逆党。

「光绪二十六年，若干寡德之王大臣得邀圣听，遂使睿明亦为所惑，信拳匪之邪术妖法；以至宗庙几成劫灰之中心，国运悬于一发。奴才屡次吁请皇太后剿此逆众，而不得俞允。其时屡获严谴，在家待罪四十日，自分必死。然皇太后仍屡询奴才之见；虽未尽见用，而卒得免于最大之祸——即戕杀各国公使一事。此一节，皇太后此后屡屡垂示感念之意。

「两宫出京巡幸西安之际，决意惩办此辈丧心之王大臣，此后即于庶政各端次第推行切实之新政。近两年来，所成已属不少。自两宫回銮，天日重光；即东西洋人亦无不称颂皇太后之仁厚，与其待中外一体之至公。

「奴才一年以来缠绵病榻，而至两月之前犹能勉承重任。此后不得已请假，并奏请开缺；乃皇太后遣太监赍温谕与人参〔原注：人参乃中国药典中补虚之圣药；凡其形状似人身或人身某部者，相传具有神异之效。其最上者为满洲与朝鲜野生之参，以之充贡。〕，命奴才速愈以复视事。

「然虽有皇太后之庇佑，终不能免奴才于病势之末。喘疾屡作，呼吸日促，今已衰惫至极，死在旦夕。奴才谨以末命恳请皇太后力行新政，庶几我中国渐臻于欧洲列邦与日本之富强。奴才在军机之任，屡见任非其人；此固致弱之一源。而尤要者，则州县之选任、与赋税征收之法，非根本改弦更张不可。皇太后躬行节俭之美，倘能使天下更普遍效之，则善矣。深居宫禁，皇太后于民间实情无由尽悉；若非扈从之费过巨，奴才本当奏请朝廷按时巡幸各地。高宗纯皇帝尝数次巡行，而古之明君亦以此为常典。此时奴才神思已乱，不能多言。伏愿皇太后圣寿无疆、圣名日隆，凡奴才所祝愿于皇太后者，悉得实现；如此，则奴才虽死犹生。

「此折系奴才口授嗣子良揆缮就，呈递驻跸保定府之皇太后。自知语多疏漏，伏乞宽宥；谨请圣览。奴才荣禄，伏阙以末命，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西历一九〇三年四月十日）」

二十六太后的末日

一九〇八年夏，慈禧素来强健的身子现出衰象；这一点她临终的遗诏中有记载，而与皇帝同时抱病这一事实并看，其分量也不小。至于皇帝之死的缘由与情形，将永远无人能确知；它同紫禁城里许许多多别的隐秘一样，埋在李莲英与他那几个心腹的心里。即便在京城满汉大员之中，说法也各异；关于慈禧与她那位不幸的侄儿竟于一日之隔先后而亡这一惊人的巧合，众说纷纭，彼此牴牾。凡有心寻找的人，都不难找到旁证，足以坐实这样一个结论：那位久被威胁的皇帝，是被以总管太监为首的守旧一派「除掉」的——他们实在有太充足的理由畏惧他一旦大权在握而无所掣肘。同时也不无可能：当日颐和园中许多阴谋与举动，慈禧并不知情；那些人预见到她或许不久于人世，便照东方的做派预作了防备，有意瞒着她。事实上，以许多目击者可信的证词而论，这似乎是对那些用「巧合」之说显然难以解释的事情的一个合于情理的解释。下面关于太后末日的记述，大半取自当时在朝当差的两位大员——一满一汉——的陈说。他们的证词与论断，大体与那些消息最灵、最可靠的中国报纸相合，而这些报纸自京城所得的消息通常也出自官方。我们采用这些说法，自然是有所保留的；不过在这件事上，倒愿意让皇太后得着他们的好评与我们的疑惑所带来的便宜。这两人同时而死，或许当真出于天命；可即便最富同情的评者也不能不留意到：据她那些忠仆所述，她在皇帝死后随即的举止，丝毫不像哀恸，倒像是如释重负。

皇帝是前一年秋天病重的，重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渐渐不得不停止照例的祭祀——那些跪拜起伏极耗体力。人们渐渐觉得皇上多半活不长了；而有一件事被人留意、并作为意味深长之事记住：老佛爷早些时候曾下令为醇亲王一九〇六年二月出生的幼子延请专门的乳母。人人都明白这道命令意味着已选定这位小王子承继光绪；可虽有多人设法要她就此表态，她总不肯，理由是她从前的经验并不吉利，她所选的人招来了许多误会；何况本朝家法：储君只有在皇帝弥留之际才可依法选定〔原注：此项家法为高宗纯皇帝所立，以防朝臣钻营于储君之门。〕——而这条家法，一九〇〇年她册立端王之子时是全然不顾的。

就此而言，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慈禧那迷信的天性、以及御史吴可读以死相谏时所发那些不祥之言的记忆，无疑使她后悔当初选立光绪时所犯的破坏承继大法之举。近年来她不止一次设法以追赠身后荣典来安抚这位已故御史的英灵、并安抚舆论。到她治世之末，中国在与法国、日本以及联军历次战事中备受屈辱之后，人们常听见她表示悔恨：说自己被引入歧途，以致招来天怒。一八八八年天坛遭雷击，此后紫禁城正门失火焚毁，她都视之为上苍不满她所为的表徵。此后皇帝在一八九八年与康有为及其党羽的密谋，在她眼中又成了一次天谴天罚。因此不妨这样推想：当那班拳匪亲王使她相信他们的法术有灵、能把洋人赶下海去时，她便一把抓住这个指望，当作重获神佑、补赎往愆之途。她册立端王之子为她儿子同治的嗣君（从而越过光绪），固然又一次破了本朝的家法；可毫无疑问，她是明知其险而为之的，因为她笃信：这样一来，她的家与她自己必能更添声望——因为那幼帝之父，权位仅次于她，必将被中国百姓奉为天降的救星、可恨的蛮夷的克星、国家的救主。换言之，她既看出自己所犯的过失已使她在举国眼中大受损伤，便决意孤注一掷以图挽回。此后自播迁归来，她明白这场豪举自发端处便与她以往任何一桩错事一样地失于误导，于是又以一个迅捷的大转身显出她那了不起的胆量与应变：采行了那些她从前所反对的变法之举，并取消了端王之子的储位。她就这样把自己与拳魁的一切干系斩断了，其干净利落，正如她把她治世的史册中一切袒护他们的谕旨一概抹去时一样。这番转向、以及醇亲王幼子入承大统，其在今日所造成的结果，是把皇族这一支旁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立得更稳。如今朝中已有人相信、甚至认定：第一代醇亲王——光绪之父、当今皇上之祖——终将被追尊以「帝」号，这实际上等于以身后之名使他成为一个新支派的开创之祖。承继之事，即便在中国人眼中也并不简单；人们本大都以为（例如《泰晤士报》驻北京访员一九〇八年十月即如此推想）皇太后会立溥伦承继光绪，从而使大统回到长房。这在全国正统的士大夫眼中必定极合心意；而作为安抚那位死谏御史悲愤之魂的法子，也比她实际所取的办法更为有效。莫理循博士在事前论及此事时，道出了众人的看法：再立一个幼儿承继光绪（因而又要有一段漫长的摄政），于本朝将是大险。毫无疑问，今日的局面——少了那只半个世纪以来把中国那副散乱的政体拢在一起的强手——正苦于这样一件事实：此后许多年内，最高权柄势必操于一位摄政王之手，而这位摄政王的地位自始便被皇族长房所施的强大影响所侵蚀。选立醇亲王之子将造成、或者不如说将延续怎样的局面，慈禧是完全明白的；无疑正因如此，光绪嗣君的人选才一直拖到她临死那一天。及至最后事势逼人、非有所决断不可时，有两件事在她心里分量最重：其一是她许过荣禄的诺言；其二是她对庆亲王毫不掩饰的厌恶——庆亲王正是为溥伦争位的头号说客。而她想把皇太后的名分与权柄留给她所钟爱的侄女（光绪之后），哪怕只为酬答她多年忠谨侍奉之劳，也是人情之常。换言之：直到最后，人情的算计与她自己的好恶，仍旧压过了正统成法的要求与她良心上的不安。

一九〇七年整个冬天与次年春天，太后一如往常地康健。四月，她照例移驻颐和园，整个暑天都住在那里。可暑气一来，她的痢疾旧患复发；八月又中了一次轻微的风瘫，其结果是她那张本来以七十之年而显得异常年轻的脸，现出了憔悴倦怠之色。别的方面，她的身子似乎还好；说话的中气确实丝毫未减，于国事也仍旧孜孜不倦。她常说自己有志活到维多利亚女王的岁数——她口口声声对这位君主极为钦佩；她还说在这位英国女王的面相上，看得出与她自己一样的寿者之纹。她时常召见、且对她颇有影响的道士高某，曾预言她将比本朝以往任何一位太后都长寿；可这预言并未应验：她死时比其中三位都年轻。

一九〇八年夏，老佛爷对达赖喇嘛定于秋间来朝之事极感兴味。总管太监求她取消此行，理由是「活佛」与天子同住一城，向来是不吉的：他说，非僧即君，必有一死。〔原注：总管太监之所以反对这位佛教教主，其实是为他自己：喇嘛向迷信之人索取供养，自然要削减他自己的进项。〕慈禧答道：她早已在心里认定皇帝的病是治不好的，因此看不出有何理由要拦住达赖喇嘛前来。饶是如此，七月间她还是召了几位在外国学过医的中国医生来给皇上诊视——其时皇上已极消瘦、极衰弱。他们报称皇上所患是肾病。他们对这位至尊病人的检视与对症候的判断，势必只能草草，因为礼制不许施行应有的检验；不过他们自称已查实心力甚弱。另一面，南方报纸的作者则毫不迟疑地断言：这一整套诊病之举不过是一出戏；只要御座周围那些人认定皇太后多半不久于人世，皇帝之死便必定随之而来。

据京中普遍的看法，这一时期老佛爷与皇上的关系尚称和睦。据说在皇上病势转剧之前不久，皇太后曾鼓励他多过问国事，并遴选若干要缺的人选；她确实又恢复了把谕旨拿给他画诺的旧例。维新之人王照自逃亡处归来投案时，这位一八九八年曾誓要取他性命的太后，竟请皇上裁夺该如何处置他。皇帝沉吟良久，提议免其一死。「自然可以，」老佛爷答道，「我本就打算饶他；不过想听听你的意思。我很知道你是真恨康有为那一班人的，所以我还怕你会坚持把王照立刻斩了呢。」她显然相信自己已把皇上心中一切违拗她意旨的念头彻底拔除了。

皇帝的身子越发不济之后，太监们奉命：他去见皇太后时不得让他久候；军机召见时，也免了他跪候太后起驾与还宫之礼。一位在朝中位分很高的满员证实下面这件事属实。有一天早上，皇上看过一份内有数处失实之语的御史奏折之后，对军机诸臣说：「传闻之不足信一至于此。譬如朕自知实在有病，而此处却说朕并无病。」皇太后接口道：「是谁敢造这样的谣？拿住了必定砍头。」光绪接着说：「朕实在一天比一天弱，眼看皇太后万寿将至，所应行的礼节恐怕办不下来了。」老佛爷体恤地答道：「你身子好起来，比你给我磕头要紧得多。」皇帝跪下谢她这番恩言，却当场晕倒了。庆亲王于是建议召一位在欧洲学过医的医生屈永秋来诊视，可这建议直到后来才被采纳。次日皇上问那几位在值的御医——他们所受的医学之传，仍是自唐代传下来的那一套——他的病是否会致命。他说：「尔皇帝之心大为不宁。」御医吕永彬答道：「以皇上目下之状，并无致命之症。伏乞皇上宽心：忧惧者，臣等之事也。」

慈禧中风之后，外间关于她病情的传闻最为骇人；她既察觉各省舆论已因此激动，又顾及此事与本应颁行的宪政之关系，便决意不再迁延，把她一九〇六年所许之诺付诸实行。于是八月初一，她颁下一道谕旨，其中所显的高远治略与日本君主如出一辙，且显然以其为法：谕中许诺九年之内立宪政体全然成立。同时谕令各衙门厘定一切必要之更张，以便新制之施行。颁此谕时，她表示但愿能活到亲见中国第一次开国会之日；又说：倘若端王之子当日不负所望、仍在储位，此时已足以在皇帝身后担起国政了。她说自己年事渐高，愿于暮年退居颐和园。只要局面仍如今日，紧要之事仍须取决于她；可她极盼训政之期不致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九月间，前直隶总督袁世凯五十寿辰，其时朝廷仍驻颐和园。老佛爷以厚礼赐这位亲信之臣；在京大员几乎人人赴其寿筵，献礼道贺。可显眼的是皇帝之弟醇亲王（即今之摄政王）缺席：他告了短假以避此事，也未送礼。

寿筵间还出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宾客所赠悬于壁间的众多寿联之中，有一副格外惹人注目，直到被匆匆撤去。其一书：「戊申年八月初五日」（此正是戊戌政变危局之日：袁世凯把密谋告知荣禄，遂使皇帝实际上被废）；另一则书：「皇上万岁！大人万岁！」

「万岁」二字非人臣所可当；因此这几个字的言外之意，被解作是指袁世凯图谋大位。显然是某个仇家送来这副对子，以提醒众人袁氏十年前卖君之事；而它们之被挂出，或出于袁家人的纵容，或出于疏忽。四个月后这位前总督垮台时，人们记起了这件事，并不免把它与醇亲王不赴寿筵一事联在一起。

九月间，达赖喇嘛抵京；可因礼节细目有争执，觐见之期延后。最后议定：教主向御座行叩头之礼，皇帝随即起座，请喇嘛与他同坐于一张藤榻之上。这一礼节达赖喇嘛极不情愿，议了许久才勉强接受，因为他觉得行叩头之礼于他的尊严大有损伤。他带来许多贡物，因此对老佛爷未以他所期望的礼敬相待，愈发失望。他的觐见在十月初举行；席间太后请他按时为她祈祷长寿康宁。

十月间，各国公使也在颐和园受了接见；同月二十日，朝廷回西苑过冬。这一次是她最后一次御驾出行；皇太后照例乘御舟循那条连着颐和园之湖与西苑之水的河渠回城，一直行到河畔的万寿寺。人们留意到：她离开颐和园界内时，曾恋恋地望着那自湖岸升起的高墙，又自那里望向渐渐隐入远处的群山。她转向坐在她脚边的瑾贵妃，说恐怕皇帝的病势危急，会使她此后许久都不能再来这处她最爱的居所了。

老佛爷坐在她那艘雕着龙凤的华美御舟的高台上的一把藤椅里，四周环侍着她所宠的太监与半打宫中的要紧女官。她由两名太监扶着下船，坐进那顶把她抬进寺院界内的轿子时，那份生气与好兴致成了众人的话题。她在万寿寺行了照例的祭礼——这座寺是她厚加布施的；可她死后，人们记起一件不吉之兆：最后一炷香竟没点着。出寺时，她嘱僧众每日诵经，为她将至的万寿祈寿。

出寺之后，她又带着女官们到城西直门外的万牲园去。到园门口，她执意下轿，把全园步行走了个遍。见到从前从未见过的野兽，她表示兴味与欣喜，并宣称此后要常来。她向饲养的人问了许多话，对狮子尤为留意；她问园中总办（一位内务府的满员）那些兽是哪里来的，弄得左右大为好笑——这事那位总办自然一无所知。「你对禽兽之学像是不大在行，」她说，随即撇下这位讪讪的总办，极随便地同一个饲养的人攀谈起来。总管太监李莲英被这种不寻常的走动累得够呛，恳求太后不要劳乏；老佛爷却分明带着几分促狭之意，偏要催他绕着园子快走。这一场既不寻常又极其随意，其情景不能不使英国人想起另一位强悍的女王巡视另一座花园的光景——在那座园子里，园丁与那只柴郡猫的脑袋都难保。凡目睹那一天游园的人，无不畅论他们这位主子那份出奇的精神与生气，断言她还有许多年好活。

太后于出人意料之事的记性向来惊人；这一回她提起端方自欧洲回来时献给她的那头象——那头象连同几只她在宫苑中无处安置的野兽，正是万牲园的最初起因与最早的居客。那头象原由两名随它自哈根贝克兽苑同来的德国饲养员照管；这两人屡次抗议管事的官员给那牲口的口粮不足，却都无效。终于那象慢慢饿死了，饲养员领了未满契约的酬金回欧洲去，这结果使那位有过的官员大受太后的严谴。她此时提起这桩旧事，并对园中大多数野兽看来照料得还好表示满意，不过管虎的人挨了一顿厉声的申斥。

太后回西苑之后，一切都让位给十一月三日她七十三岁万寿的庆典预备。城中主要街道都张灯结彩，宫中又安排了连演五天的特别戏文。除了朝廷照例的祝嘏之外，还专为达赖喇嘛安排了一场典礼：他要率其僧众在太后跟前行礼。皇上的身子已不容他在仪鸾殿正殿御座前行那规定的跪拜之礼；他于是派了一位亲王代他行此礼——凡知道这在这样的场合意味何等深远的人，都明白他的病势确已危殆。此后又有一事印证了这印象：他同样不得不打消亲临紫光阁赐宴达赖喇嘛之意。那位教主本已奉命跪在宴堂之外恭候圣驾，为此大为恼怒。

万寿之日早八点，皇上自瀛台寝宫起驾，前往正殿。可他形容枯槁、满面愁苦，老佛爷见了动了恻隐，便命随侍太监扶他上轿，免了他此后的侍班。当天稍晚，她颁下一道特谕，褒奖达赖喇嘛之忠，并命他即速返藏，「在彼颂扬中国朝廷之厚德，并谨遵朝廷之命」。万寿之日的下午，皇太后以她所喜的化装之戏消遣：她扮作观音大士，带着一大群妃嫔、公主与太监，人人都着戏装。他们在湖上野宴；太后看去兴致极高。不巧到傍晚她受了凉，此后又过量地吃了一味奶酪拌海棠，整个夏天缠着她的痢疾旧患便又发作了。次日她照常办事，看了极多的奏折并一一批答；可到十一月五日，她与皇帝都病得不能召见军机，于是国事停了两天。

得知太后病了，达赖喇嘛赶忙献上一尊佛像，说应即刻送往山中她的陵寝——那陵寝在庆亲王监造之下刚刚完工。〔原注：荣禄之后，守护陵寝之任由他接任。〕这位教主力主速将这尊有灵验的佛像送往她将来的葬地；他说若办得快，她的寿数便可延长许多年，因为此时于她不利的星宿逆冲，抵不过这尊佛像的法力。老佛爷得达赖喇嘛这番吉言，大为宽心；次日早晨便照常召见。她命庆亲王即刻前往陵上，把这尊灵验之像供于神案。〔原注：皇陵在北京以东约九十英里，占地极广，神道壮丽，饰以中国最佳式样的建筑精品。其制为四重宫殿，一重高于一重；第四重即最高一重之后，是那座按古称谓叫作「宝城」的巨大土阜，其下便是宽敞的地宫。〕她嘱他对陵工格外留心，务须查明她所吩咐的种种细节都已照办。庆亲王对这吩咐略有难色，问她当此她自己与皇帝都病着之时，是否当真要他离京。可老佛爷不容置辩，断然命他照办。「这几天我未必就死，」她说，「我已经觉得好多了。无论如何，你照吩咐的办去。」

十一月九日星期一，皇太后与皇帝都到了军机召见；又特别召见了即将赴任的直隶学政。这次召见中，老佛爷颇带愤懑地说到学生一辈越来越好发革命之论，并命这位学政尽力遏止他们的政治举动。

此后不久，又有四位自各省来的医生被引见去看皇上。当天下午他病势剧转，自那天起便再没离开过他的寝宫。次日早晨他遣人（或是有人代他）恭问皇太后起居——太后其时也困于房中，不能召见。御医对两位至尊病人的禀报都极不佳；他们怕担干系，恳请内务府大臣另聘医生替下他们。军机传话给庆亲王，命他兼程回京，有极紧要之事亟待他到。他昼夜兼程，十三日早八点左右抵京，急忙入宫。

他见老佛爷精神尚好，自信终能痊愈；可皇帝分明正在沉下去，人已昏迷，间或有短暂的清醒。他最后一件有知觉的举动，是嘱皇后转禀皇太后：他不能前去侍奉，深以为憾；并盼她不再迟延，早定储君。这些恭顺的话是出于自发还是受人授意、乃至究竟是否当真出自皇帝之口，人们对此颇有疑议。

庆亲王一到，便在仪鸾殿举行了一次要紧的召见。太后尚能升座；她虽显然虚弱，那不可屈的胆气却使她压住了身上的病痛，说话仍如平素一样有力而清楚。一位消息灵通的军机大臣对这样一番意志之力惊叹不已，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实：她把整个军机完全牵引并压服在自己手里。在场的有庆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以及大学士张之洞、鹿传霖与世续。

太后宣示：按光绪元年那道谕旨——其中规定大行皇帝的宗祀应予保全，故同辈之嗣君须居其后——如今已到了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之时。她说自己心中早有所属，不过想先听听军机诸臣之见。庆亲王与袁世凯于是保荐溥伦，若不用他，则荐恭亲王。他们以为前者既是道光皇帝的长房曾孙，最合资格；醇亲王似乎也倾向于此。可其余诸军机则主张选立醇亲王的幼子。

听过诸臣之见，老佛爷宣示：早在她把荣禄之女许配给醇亲王时，她便已定下：这段姻缘所生的长子当立为储君，以酬荣禄一生对她的忠诚、以及拳乱之时他对本朝所建的至大之功。她郑重声明：她以为正是他拒不助攻使馆，才保住了满人。本年三月，在荣禄的未亡人——她最老的朋友——临终之前，她又重申了这个许诺。因此她此时要授醇亲王以「监国摄政王」之号——这名号比一八六一年她与另一位太后给恭亲王的「议政王」还高一等。

听到这个决定，醇亲王离座，在太后跟前连连叩头，深言自己不堪当此。袁世凯又一次有胆地进言，力陈溥伦的资格更合：他确是诚心以为承继大统应归于长房嫡传的正轨；而他显然也十分明白醇亲王是他的死敌。老佛爷厉声斥责他，说道：「你以为我老了、糊涂了；可你此时也该明白：我一旦拿定主意，什么也拦不住我照着办。国家艰危之际，幼主固然于国是一险；可你别忘了：有我在此，还要指点扶持醇亲王呢。」随后她转向其余诸臣接着说：「即刻以我的名义拟两道旨：一道授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一道命醇亲王之子溥仪即刻入宫，在宫中教养。」她命庆亲王把这两道旨知会皇帝。

光绪其时尚有知觉，听懂了庆亲王的话。他说：「立一个成年的人，岂不更好些？不过皇太后自然最明白。」听说醇亲王授了摄政之任，他表示欣慰。这是下午三点钟的事；两个钟头后，那幼小的王子已被抱进宫来，由其父带着去见皇太后与皇帝。次日早七点，在值的御医禀报：皇上「鼻翼扇动、胃气上逆」——凭这些症候，他们知道大限已到。夜里，他自知死期将近，以几乎难以辨认的字迹写下了遗言，开头是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

「朕为醇亲王次子，皇太后择朕入承大统。彼素恶朕；而朕十年之苦，则袁世凯与另一人实尸其咎。」（据说第二个名字已无法辨认。）「至其时，朕愿将袁世凯即行正法。」

这份文书由皇后收存；不过曾有不相干的见证人见过。其措辞足以说明：皇帝在最后一年里的任何和顺之态，必是出于畏惧，而非旧情复萌。

当天稍晚，颁了一道谕旨，昭告京师与天下：他们君主的病势已极危殆；并令各省火速遣最精的医生驰赴京师，或许皇上的性命尚可挽救。谕中详述了光绪病症的种种表徵，无论其真其假。世人大抵视之为一桩久已预料的无关紧要之事的例行告示。

下午三点，皇太后到瀛台看皇帝；可他已昏迷，认不得她。此后他略微清醒了一阵，侍者便劝他穿上寿服——按礼制，君主当着此服而终。通行的习俗是：可能的话，病人须在临终之际穿上这身衣裳，因为死后才穿被认为不吉。可皇上执意不肯；到五点钟他死了，在场的有皇太后、皇后、两位妃嫔与几名太监。皇太后并未留下来看给遗体穿龙袍的仪节，径自回了自己的宫，在那里下令颁布他的遗诏，并宣布新君即位。

皇帝遗诏中最可注意的一段如下：「念我国势之艰危，故于中国旧制之外，兼采外洋之新法。力求民教相安。整军经武，广设学堂。振兴工商，并筹新定法律，为立宪政体开其先路，俾我臣民永享升平之福。」在提到摄政王之任命与大统之承继之后，他（或者不如说太后代他）结语中再度提及立宪，并勉其臣工洗心涤虑、豫为之备，俾九年之后新制得成、圣意得遂。

此际老佛爷看去精神特别好，其活泼与锐利使左右无不吃惊。她下令以新君名义再颁一谕，内含对大行皇帝照例的褒扬，以及幼帝对皇太后施恩使他登极的感戴之词。

读者当记得：御史吴可读在光绪初年自尽以死相谏，所争者正是承继之失序——其时同治皇帝无人承嗣，其英灵便孤零零地无人代行宗祀。如今幼儿溥仪既已过继于同治为嗣，践了慈禧当年在那件轰动的死谏之后所许的诺言，则那失序之事似乎又要重演：除非能寻出法子解此难题、兼顾两位大行皇帝之名分，否则光绪之魂在冥府也要同样落得无嗣孤悬之境。倘若光绪身后无嗣无后，无人在其神位前行那至关紧要的祭祀，那么正统之士必将再度大为触忤，而吴可读的先例或将为别的御史所效法，这是几无可疑的。皇太后深知此事之重，便以她那专断的手腕、以一着史无确切成例可援、却因其简明与新奇而似乎使各方都满意、使一切成见都平息的方略，把它解决了。她就此所颁的谕旨如下：

「穆宗毅皇帝未有储嗣，曾降谕旨：俟大行皇帝光绪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今大行皇帝光绪亦龙驭上宾，亦未有储嗣。着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祧大行皇帝光绪。」

凡略知中国宫廷礼制与承继之法那一团乱麻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简明（而又这样新颖）的权宜之计，在从前类似的场合本也尽可采用，因为所需的不过是让在世的这一位皇帝对已故的两位担起双重的身分罢了；而人也不免要想：倘若出自一个不及慈禧专断刚决之人之手，那掌管此等事的经学之士是否还会这样痛快地接受这个办法。

此后又有一谕，皇太后把一切例行政务悉数交给摄政王，只把一切国之大事的最后裁夺留给自己。这一安排的效果，是把醇亲王放在与光绪本人几乎一样的有名无实的君位上，直到幼帝成年、或直到皇太后身故为止。换言之，慈禧又一次开动了那副机器——自她丈夫咸丰皇帝死后，她正是靠它取得并把持至高之权的。几乎可以断定：此时她满心指望自己还有许多年好活，且把布置作得务使她到最后仍能享有不受间断、不打折扣的权柄。她就此所颁的谕旨中，照例以时局艰危为其所行辩解，其中明言摄政王治理国政「均秉承皇太后之训示」；而几无可疑的是：倘若她不死，皇帝之弟所能有的自主之权与自发之举，绝不会比那位不幸的光绪多出一分。

二十七慈禧之死与葬礼

十一月十四日，在漫长而紧张的一天之末，太后就寝，虽因操劳而疲惫，气色却显然好了许多。次日她照常于早六点起身，召见军机，又同大行皇帝的遗孀、摄政王及其福晋——荣禄之女——谈了一会儿。以幼帝名义颁下的一道谕旨，尊她为太皇太后，尊光绪之后为皇太后。为庆贺这些新尊号之上、并宣布摄政王之任，已在筹备隆重的典礼。不料到正午，老佛爷正在进膳，忽然晕厥，历时甚久且甚重。等她终于苏醒过来，人人都看得明白：这几天的劳顿与激动已使她病势复转，而她的元气早被那场长久的痢疾所耗。她自知大限将至，便匆匆把新的皇太后、摄政王与军机诸臣召进宫来；众人齐集之后，她口授了下面这道谕旨，语气之平静与她平日处置日常政务时一般无二：

「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旨，令醇亲王为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均由其秉承予之训示裁夺。予今疾已弥留，痊愈无望，着自此以后，国政均由摄政王裁定。惟遇有极重大之事，须请皇太后懿旨者，摄政王当面请皇太后训示，遵行办理。」

这道谕旨结语的分量，凡熟悉中国宫廷成规与这位太后生平的人，一望而知。其措辞之巧，正是有意给新皇太后与叶赫那拉一族留下一个在任何紧要关头得以干预的余地，从而保住该族最后的权柄、并在摄政王或其党羽有不利之举时护住该族的地位。而这一层防备的效果，在不久前端方因太后葬礼中所谓失敬而被革去直隶总督一事上已然显出：这件事清楚地表明摄政王的局面并不好打，而新的皇太后隆裕大有护住本族地位、并循其那位尊贵前人极相似的路数加以利用之意。

颁下上引那道谕旨之后，皇太后病势急转直下，命人拟好她的遗诏呈她过目。这事很快办妥。她读过之后，亲手改动了几处，其中尤要者，是添上了「不得已而再出训政」一语。她主动解释添此一语的缘由，说：因为她之出而秉政，不止一次被人误指为出于个人的权欲；而事实上，国家的安危在她心里向来与她自己的心愿同等分量，她是被形势逼到这个位置上的。遗诏末尾那段动人的话——即以「回念五十年来」开头的那一段——也出自她自己的手笔。写这段时她说：她这一生并无可悔之处，只愿它还能再长许多年。此后她慈爱地与她身边众多的侍从宫女一一诀别，那些人无不悲恸，其哀出于至诚。直到最后，她神志始终清明；即便在弥留之际，她说话仍旧安详，仿佛不过是要起驾往颐和园去一趟。有好几次，众人都以为她已经去了，她却又苏醒过来；直到最后一刻，守在她榻前的人仍不免指望（或者，在有些人是害怕）她还会胜过死神。末了，在她气绝之顷，众人照中国的规矩请她留下末命。这位半个世纪来塑造并主宰了中国百姓命运的非凡妇人，其答语意味深长得出奇。她说：「此后，万不可再令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务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代之亡，即亡于宦官，其覆辙足为我朝之炯戒。」慈禧之死也如其生：自己凌驾于法度之上，却又斤斤计较于他人之奉行。仅仅几个钟头之前，她还安排把权柄交到本族一个妇人手里；而此刻面对那幽暗的彼岸，她却迟疑了：不愿把这样一套制度延续下去——那制度若不在极强的手中，必将使天下大乱。她之死也如其生：是一个凭一时之兴、心思瞬息万变的人，一个变化无穷的女人。

晚八点，她伸直四肢，面南而逝——按中国人的观念，那正是君主临终应取的方位。据见她去世的人说，她的口始终张着；中国人解之为：死者的魂灵不愿离身，不肯往九泉之下去。

慈禧就这样死了。待她的女官与侍女为遗体穿上绣着御龙的礼服之后，她与皇帝的灵柩便自西苑抬进紫禁城，一路上臣民跪伏两旁；灵柩循礼备仪，分别恭奉于宫中两处殿内。

慈禧的遗诏——那支确曾胜过千军万马之笔所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大体上是对那些经典范本的忠实摹写，是一个以文字为宗教的民族的统治者正统的天鹅之歌。其文如下：

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遗诰

「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忝列嫔御。穆宗毅皇帝冲龄践阼，其时寇乱未平，方在力剿。不独发逆、捻匪迭起为患，而贵州苗乱、回匪滋扰，亦复蔓延。沿海各省疮痍满目，生民几于涂炭，四顾之间，困苦无告。

「予乃与文宗显皇帝之元后、东宫皇太后同心协力，共膺重寄，夙夜勤劳，未尝稍懈。恪遵大行皇帝之遗训，督励中外文武及统兵诸将，指授方略，务复升平。用贤纳谏，无不虚怀。水旱之灾，随时赈恤。赖上苍眷佑，寇乱以次削平，转危为安。厥后穆宗毅皇帝龙驭上宾，今甫崩逝之德宗景皇帝以支子入承大统，其时局之危更甚，民生之困更甚。内则灾异频仍，外则强邻侵逼，无有已时。

「予于是不得已而再出训政。两年前曾降谕旨，宣示朝廷预备立宪之意；本年又明定实行之期。庶政纷繁，皆待予之裁决，予竭尽心力，未尝一日偷安。所幸禀赋素强，尚能勉支重任。惟本年夏秋以来，屡形不适，而国事方殷，不容稍息。寝食俱废，元气渐衰；即当此时，亦未尝一日休养。而昨日德宗景皇帝复弃天下，予之哀痛遂不可支。至此实不能再有所支持，已至万无生望之地。

「回念五十年来，内忧外患相寻而至，无有间断，予之一生未尝有一刻之宁。然今日于应兴应革诸务，已有确实之进境。嗣皇帝方在冲龄，正宜受善教之时。摄政王与内外臣工，自此当同心尽忠，以固国家之基。嗣皇帝务当以国事为念，毋徒溺于哀戚。惟愿其勤于典学，异日更光大列祖列宗之伟烈：此予今日至切之祝也。

「服制以二十七日为限。

「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十月二十三日（西历十一月十五日）」

太后所上的谥号统共不下二十二字，其中十六字是她生前已有的，另六字是在宣告她大行并称颂其盛德的谕旨中加上的。头一个字「孝」——即对其夫而言——是历来加于大行皇后的。有一件事很能显出士人之不切实际、或其玩世：她这几个新加之字中的第二字作「钦」，意谓恪守祖宗成法！第三、第四两字为「配天」，这便把她与孔子并列；而第五、第六两字更把她抬到这位圣人之上，因为那是「兴圣」之意，而孔子不过是「显圣」而已。此后在本朝的史册里，她将被称为「孝钦显皇后」；按中国谥法之例，这是有史以来任何女主所未曾得过的最高之号。

自她去世以来，皇太后的威望与她在百姓想象中的分量，非但未减，反而有增。她的灵柩先停于宁寿宫，后移至紫禁城北景山脚下的一座殿中，以候卜定的吉日下葬；在灵柩四周所聚的，不只是中国历代君主通常所得的那些循例的哀荣。无论官民都觉得：他们随她而去的，是一只强有力的指引之手，以及一个在他们多数人看来不但以其官家身分、也以其人情之常而动人的人格。他们对老佛爷那份亲切的追念，在自她去世之日直到一年后她的神主自皇陵被隆重迎回紫禁城那一天之间，各个时节所行的隆重祭奠上表现得清清楚楚。

佛门的中元节在七月，正当她死后的九月；其时在紫禁城外紧挨景山的一大片空地上，扎起了一艘纸糊的华美大船，长逾一百五十英尺。船上满是随侍太监与宫女的纸人，又备着供这位显赫的死者在幽冥中使用的家具与肴馔。船头设一宝座，四周跪着随侍官员的纸像，个个身着朝服，仿佛慈禧的英灵正在升座受朝一般。

中元节那天早晨，摄政王以皇帝名义在船前致祭，随即把船点着烧了，好让老佛爷在「黄泉」之下享用。她下葬前一两日，又照样焚化了数以百计的纸扎侍从、马队、骆驼与别的驮兽，好教她的魂灵仍能享有她生前所惯有的一切排场。

下面关于她葬礼的记述，转录自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泰晤士报》：

「十一月九日清晨五时，本是星士所择、以奉移大行皇太后梓宫自紫禁城暂安之所前往东陵为她所建陵寝的吉时。为便于各国使臣，此时辰后来改在上午七时。

「送葬行列的安排、以及外交团在其中所任之事，大体与光绪皇帝出殡时相同；惟马队人数更多、装束更整，巡警也显然更精神、衣着更好，而整场仪仗就许多方面而论也更为壮观。可对于五月间目睹过大行皇帝出殡的人来说，这一场少了一样使那次分外如画生辉的东西：那一天明亮的阳光把行列中每一处细节、每一点特色都自宫墙灰暗的底色上映得分明。这一天天气寒冷，云层低垂；而灵驾迟迟不到外交团所立之处，其间长久的等待，不免使观者意兴阑珊。

「梓宫由八十四名杠夫抬着——这是抬着这具笨重之物通过城门所能容的最多人数；出城之后，灵柩便移到一具更大的、由一百二十人抬的杠上。前导步行的是摄政王、由满洲亲王组成的护卫，以及军机诸臣，并有章京随行。其后先是一队军容整肃的兵，再后是许多骆驼，赶驼的蒙古人携着帐杆与别的物件，以备沿途搭建「席棚行宫」——灵柩在这四天赴陵的路上，每夜即停于其中。蒙古人之后，队中擎着当年一九〇一年太后自西安回銮时所献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万民伞；这些伞在本月十六日灵柩最终入葬时都焚化了。飘摇的伞盖之后是一群喇嘛大德，再后是銮仪卫的一队人，擎着满洲的祭器、佛门的法物与绣旗。行列中格外惹眼的，是三辆华美的车驾，其鞔饰帷幔皆用明黄绸，绣着龙凤；还有两乘与皇太后出行时所用相仿的舆轿——这些也在陵上焚化了。队中还有六位总管太监也颇引人注目，其中便有那位声名狼藉的李莲英，以及那位常随太后轿旁、生得矮而俊的侍者。总而言之，这场面极其庄严；中国人说：自武后（约公元七〇〇年）之葬以来，中国还不曾有哪一位皇后的丧仪有这般排场——而史册所载，武后陵中曾生殉侍者数百人。

「巡警的布置以其出奇的得力而引起众人注目，许多中国人把这归因于当今皇太后时时畏惧行刺。行列所经，凡闭着的门户一概有兵严守，又特别防备掷弹之事。街上的守卫既多且警觉，通盘的安排都显出纪律与整肃。行列中少有混乱，也全然没有这类场合常有的乱嚷。

「九十英里之外，在一处四围是原始松林、背倚护山的静谧之地，便是东陵；那具巨大的灵驾沿着铺了黄沙的大道，走了四天，正是朝它而去。陵寝即在那里，本是忠心的荣禄为他的女主所建，其费用在官家档册上记作八百万两。它紧挨着「定陵」——她丈夫咸丰皇帝的葬地。其西是她的同僚与共同垂帘的慈安太后之陵，其东则是咸丰在登极之前便已去世、此后被追谥为皇后的元配之陵。叶赫那拉一生、尤其晚年，对自己这处最后的安息之所极为看重、也极以为荣，时时亲往视察，对承办营造与装饰之人要求极其严苛。一八九七年有一回，工程实际上已经完竣，她却因柚木柱子不够粗壮而令其重建。荣禄死后，守护此陵及其中珍藏之责归了庆亲王——那里有玉雕的祭器、金银的巨瓶与香炉，陈设于地宫之中；有承放灵柩的嵌宝之床；还有那些永远侍立在侧的宫女与太监的石刻人像。陵上最后的仪节既毕，诸王、内廷大臣与大员向这位显赫的死者作了最后的辞别；当今皇太后率其侍从、以及咸丰、同治两朝尚在的妃嫔在地宫中行了最后之礼，那扇厚重的石门便被放下，慈禧的安息之所从此永闭。

「大行皇帝葬礼之费，官家所载以中国财政特有的那种精确，计银四十五万九千九百四十两二钱三分六厘。因在中国，丧葬之费最能映出死者的身分与其至亲的『体面』，故把这数字与皇太后葬礼之费一比，便格外有意味——后者约在一百二十五万至一百五十万两之间。传闻摄政王曾想削减这笔开销，可在势力极大的叶赫那拉一族的不悦之下，到最后关头放弃了。老佛爷这场盛大的葬礼极得北京百姓的称许，这是确凿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五十年来她是一个通人情的人物，也是一位伟大的君主。

「把太后的神主自东陵奉迎到紫禁城太庙安位，是一场极其庄严的典礼，最能显出那种使祖先崇拜成为中国人生活中头等大事的情感之生生不息。那神主不过是一片雕漆的木牌，上以满汉两种文字书着死者的名号，下葬时已循礼在场。陵门大石门一闭，这位大行君主的魂灵便被认为已迁于神主之上；因此对这神主所致的尊礼，与她生前所受的一般无二。神主被高高奉于一辆蒙着明黄绸的华美车驾之上，有大队马队护送，自东陵起程，分三日之程，缓缓庄严地行往北京。每程夜宿，都停在特为此建的亭中；司仪之官跪着，恭恭敬敬地「请」它离辇安歇。为着这位大行者魂灵所居之物的经过，御道特加修治，由成群的人洒扫过；它已成了一条圣途，凡俗之足不得往来。奉着神主的行列将近京城门时，摄政王与朝中一应大员跪迎。一切往来都停了；街上万籁俱寂，百姓跪伏于地，向老佛爷的英灵致敬。车驾缓缓而庄严地自紫禁城正门抬入，直到本朝太庙——那是全国最神圣之地——在那里，它被「请」入九位列祖列宗与三十五位后妃之间它应有的位次。可在此之前，还须先把慈禧之子同治与她儿媳的神主自那庄严的行列中移出；因为按礼，新到的神主须向诸祖行礼，而以父母之神主在子媳神主之前行此礼，是不合体统的。这行礼之事由摄政王代幼帝行之：在庙中每一位神主前各行九叩，通共约四百次叩拜。行毕之后——其序皆按死者的尊卑长幼——同治皇帝与其后的神主才又循礼被「请」回庙中，并代他们向慈禧的英灵行礼；慈禧的神主已被安在她昔日的同僚与共同垂帘者慈安太后的神主之旁。至此，这位非凡妇人生前身后的最后一桩礼节便告结束；可她的魂灵仍在守护着紫禁城与她百姓的国事，而百姓笃信：它终有一日会把这个民族自一切苦难中引向一个圆满的结局。时日既久，她性情上的弱点与生平的过失渐被淡忘，而人所记得的只有她的伟大。要为这位了不起的满洲人写墓志，再没有比她自己那道遗诏更好的了：它超乎她治世中一切琐屑与屈辱之上，从容地正视死亡与变迁，在我们眼中把她抬到——借《旁观者》一位作者之语——「希腊人所想象的那种渺茫的、理想的人间治世之境：其时君王皆为哲人，而哲人皆为君王。」〔原注：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

二十八结论

柯尔律治说：「凡一概而论之断语，皆不公。」法国的哲人则说：「能解者，必能尽恕。」要理解皇太后的生平与人格，首要之务是把我们心中的种族成见涤除干净，并设法体会几分她生于其中的境遇与传统。前引《旁观者》那篇深思之文说得好：「她生息、劳作、秉政于一个与西方一切思维方式与行事标准全然殊异的环境之中；治史之人的第一步，便是要看清：评断她当用她自己的尺度，而不可全用我们的尺度。」若以她本国舆论与日积月累的证据这一粗略之尺来衡量，慈禧之名将作为治术上的奇才与天生的君主而载入中国史册——一个「有男子全副之胆量，而智识过于寻常男子」的女人。

在「少年中国」至今仍遥不可及的变法与报禁之开尚未到来之前，不能指望任何中国作者写出关于皇太后生平与时世的有用记述。尽管在京官的日记与档册、以及深知她的人的亲身回忆之中存着大量的材料，中国至今并无任何于人情或史料上有价值的著述问世。自官方与正统的立场看，为太后作一部实录式的传记乃是亵渎。诚然，在各通商口岸受欧洲保护的本地报纸、以及香港与新加坡的报纸上，广东的作者曾写过关于太后人格的观感与她生平的简略记述；可这些文字被排满之恨扭曲偏颇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于史几乎毫无价值，与历朝正史那些干枯的编年一样无用。前文已提到过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本是在新加坡一家报上连载的一批书信，后以《中国危机之内幕》为题重印；作者署「文清」之名，其实是康有为最热心的门徒之一。此书以其一味的痛诋与不负责任的失实而可注目，其用意分明是要在国人心中造成一种仇满的气氛（而最终得利者是广东人），并劝阻各国不要容太后回北京。这位作者搬出一肚子典型的「西学」，把太后比作瑟茜、塞米拉米斯、卡特琳·德·美第奇、梅萨利娜、富尔维娅与尤利娅·阿格里皮娜；又引但丁与罗塞蒂以张其说，并在痛骂之中掺进少量可以查证的事实，好使他的叙述略具几分逼真。可他的判断，实在是一概而论得可以。他既不顾慈禧无可否认的长处，也不顾其可恕之情由——她所受教育之缺陷、她所处地位之艰难；因此他这部书几乎一无可取。

同样于史实之确无甚价值的，是欧洲人——尤其是外交团的命妇与她们的朋友——所记关于太后的多数记述与观感：他们所见的她的人格与用心，是在典礼场合照在龙座之上的那种虚假之光中的映影；再不然，便是落在她那套刻意的手腕与拿捏得极好的仪态风致的影响之下。倘若她的朝仪与国俗容她与欧洲的外交官及男宾往还，她必定也会在他们身上取得并施展那种自她非凡的生气与意志之力所发的、直接而切身的影响——那种影响，西方人已惯于同德皇威廉与罗斯福先生之名联在一起。她既只能与外国人中的女眷交际，便竭力——且从未失手——在她们心中造成一个温婉端淑的妇人的印象；因此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在回銮之后与她接触过的人都称许这些品性，连那些曾在她宫墙之下饱受围城之怖的人也不例外。她那神秘朝廷的魅惑、那难得一见的仪容、她仪态中那份真切的风致、以及她举止间那似乎全无机心的和易，凑在一起，在见过她的欧洲命妇心中造成了一个印象：其可亲的程度，正与其违背一切常识与经验的程度相称。在某几桩著名的事例上，这印象的效力甚至明显地反作用于议和条款的交涉。

自景善的日记中，我们得着一份对慈禧性情的评断，出自一个多年来时时得以近身观察她的人之手——这评断当时与如今都为民间的公论、为京中茶馆市集的常谈所印证。慈禧性情虽变幻无常、不加节制，虽如孩童般缺乏道德之感，虽无所顾忌地好权，虽多烈性与报复，可她既不是「文清」所描画的那个野蛮的怪物，也不是美国杂志上那位慈善为怀、如时装画片一般的施予贵妇。她不过是一个胆气与生气异于常人、意志强、野心无涯的女人，一个女人，一个东方人，凭她所知的那点光亮、按她那一族与那一阶层的成法过完了她的一生。景善在日记中说：「太后天性喜静，阅历春秋已多。其雅致温和之趣、其好画好诗好戏，予知之甚稔。心境好时，为妇人中最和易可亲者；然其震怒之时，则可畏之至。」这里所画的正是活生生的那个女人，出自一位公正而有同情的观察者之手，并无别有用心：这个女人能赢得并留住她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人物的忠爱，更不必说她的仆从与侍女；这个女人对身边一切事物那份切人的兴味与同情，既不因年岁而枯，也不因日久而淡；然而她一句话，便能使那班凶悍的拳魁在她面前畏缩。女人心多变。慈禧二十四岁便已自作主张、实为帝国之主，原本没有多少机会去学着节制她的性情与她的心绪。自始至终，她所有的便是独裁者的手段与脾气。她所受的教养出自这样一个宫廷：人命不值几文，权柄靠着无情而残酷的手段维持，而叛谋与暗算只等着当权者一露出软弱的迹象；她又如何学得会把紫禁城中那些狰狞的野蛮做法革除出去？

且让我们记住她的时代与她的处境。想一想这个女人的境遇与教养，想一想她嫁给一个荒淫的傀儡，想一想她此后在皇城那座镀金的囚牢里的生涯——那里有无休无止的仪节、卑劣的倾轧与人为的罪恶。在中国与欧洲各国建立最初的邦交之前，北京的朝廷与它的做派同中世纪的欧洲极其相像；而自那时以来历次的溃败与入侵，也不曾改动它那些珍视的成法与手段。借一位近人论中世纪史之语：北京宫中的生活，正如我们的十四世纪，「既有博学之至，又有粗鄙之极；既有孩童般的欢愉，又有猝然的惨剧；既有一步登天的运气，又有转瞬而至的杀身之祸。十三、十四世纪即便是那些作恶之人，也带着某种天真。他们许多难题，其实正起于这样一件事：这份孩童般的坦率，竟与盛年男子那种未经消磨的精力结在了一起。」无论慈禧犯下了怎样残忍与报复的罪行——而那是很多的——有一点该为她说句公道话：她大抵有着与她的信念及地位相称的胆量，而且是当众而为的。在一个东方君主非此不足以自立的凶狠之下，确有一颗遇着适宜之境便能仁厚的心，还有一种粗豪的幽默——那是满洲人常见而可喜的一点性情。

我们也该记住：在今日的东方（正如在人道之说兴起——如今已有过分之虞——以前的我们欧洲一样），痛苦与死亡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寻常的风险；在御座四周那场野心、爱憎永不止息的大博弈里，寻常的东方人是轻易便去冒这类风险的。慈禧在这场大博弈中扮了她那份君王的角色；可史册上并不曾载她何时纯出残忍或嗜杀而取人性命。她送一个人去死，是因为那人挡在她与那份圆满而稳妥地满足其权欲之间。当她的怒火转向外人的骄横时，她把中国境内每一个欧洲人交给刀斧手也毫不迟疑；当皇帝所宠的妃子顶撞她的威权时，她下令立刻处死她也毫不犹豫；可在所有有案可稽的事例之中，除了一桩之外，她的手段都是迅捷、干净的，而以东方人的眼光看，也不算不仁。她不喜欢用刑，也不喜欢让人慢慢地死。在她一切复仇的谕旨之中，我们看到的总是同样的东西：毫不迟疑地把挡路的人从她路上搬开，同时全然没有那种与专制常相伴随的、多余的残酷。其手段实在近于伊丽莎白式，而非佛罗伦萨式。

慈禧若在早年便养成了自恃，那也不足为怪；因为在她那一班朝臣之中，她实在指望不上什么帮手。在那些委顿的经生、腹便便的酒囊饭袋、鸦片鬼、昏聩的宿命之徒与宗室的贪墨食客之间，她确乎像是一个不合时宜之人，是一次「返祖」——返回那使她那些强悍的祖先夺得中国的雄劲与精力。她似乎是这个衰朽王朝天生的、不可避免的统治者；她之所以自成法度，大半也因为她周围鲜有堪以领袖、堪以统驭之人。

她禀有极其女性的好奢之心，耽于逸乐；在她生平的某一时期，按其宫廷的成法而论无疑也是纵恣的。可她把这些与一种精明的常识、以及一种显著的置产聚财之癖结在一起。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凡事都力求执其「中道」；而她极少让好逸乐之心蒙住她的眼、或妨碍她在正经事上的用心。

同许多气象威严而好用兵的伟大统治者一样，她极其迷信：凡禳解凶兆、敬奉中国各教那千百神鬼的种种仪节，她都一丝不苟地奉行，对僧道术士也施与甚厚。饶是如此，一如英国的伊丽莎白，她那份入世的天性归根到底仍强过她一切的迷信。那种曾极成功地拿捏住她那班腐败近臣的弱点与情欲的硬朗常识，从来不容任何对幽冥之力的顾虑严重地妨碍她对眼前之事的驾驭，也从不容它约束她那不容置疑的权威之欲。

构成这位太后非凡人格的品性既多且杂；而其中对她的人望与权柄贡献最大的，我们要首推她的胆量，其次是某种质直与爽朗——这两样都与寻常满洲人那种畏缩迂曲的习性成了鲜明的对照。她的胆量是无可置疑的；即便在拳乱恐怖那些混沌之日里，它也不曾离弃过她。景善不过是许多为她那不可屈的心志与镇定作证的人之一。在足以动摇最勇之人的胆量的荒残与毁灭之中，我们看见她从容地在绢上画竹，或下令停止炮轰使馆，好让她在湖上游赏。她在自家门口迎击并镇住那班凶悍拳魁的一幕，其戏剧之力何等强烈；而出奔的那天早晨，唯有她一人镇定自若，发号施令冷静得像是要去野餐一般。在这样的时刻，她教养与性情上的一切缺陷，都在她那些更高贵的品性不可抗拒的感召之下被人忘了。

对这些品性、以及她治天下的天授之权，慈禧自己是笃信不疑的；而她要人对她本人、以及她在天地格局中那至尊之位给予应有的承认与敬重，其坚决不下于德皇陛下。她笃信自己至高无上，加之那种迷信的心思，在她那幅由卡尔女士为圣路易赛会所绘的画像自外务部起运赴美之日表现得尤为触目。她认为这幅她御容的写真，按礼制之郑重而论，应受与她本人同等的尊敬；并下令在京城街上专为它修一条小铁路。凭此法，那「圣容」得以在明黄绸的华盖之下端端正正地运行，而太后也免去了想到自己的写真被苦力扛在肩上的念头——那样的行进方式，其不祥之意太触目，教人受不了。画像离宫之前，皇帝被召来在它面前跪拜；而当它经过市街、沿铁路而行时，百姓恭谨跪伏，仿佛那正是血肉之躯的老佛爷。此类事最能凸显一件事：拿欧洲的行事与观念之尺来公平评断这位太后是不可能的。要得着几分合宜的气氛与透视，我们非回到都铎王朝之初不可。

她自己说话直率，因此极易察觉、也极厌恶谄媚。凡在她心中地位最高的，都是那些骨鲠敢言的强者，如荣禄、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对那些想以阿谀邀宠的人，她怀着极深的鄙夷，而且毫不掩饰——虽然在某些情形下（例如张之洞），她因其学问纯熟或胆识过人而不加计较。她这一性情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回她阅过翰林院考选的试卷之后，颁下了这样一道措辞犀利的谕旨：

「翰林考试内有名严震者，所进之诗，其体裁固佳，惟其中多有称颂本朝之语。此人显系有意牵及当今之主，甚且肆为谀词，其文中竟有『今有女中尧舜在位』之句。〔原注：尧、舜乃中国上古（约公元前二三〇〇年）两位圣王，其治世之道经孔子称述而不朽。〕朝廷今日衡文取士，其准则与历代无异，其意在于由其文章诗赋以见其人品之高下。乃严震此作，不过一篇颂谀之词，全无端重之意。此事关系匪轻：所涉者，人品与德行之养也；断不容其相沿成风。考官置严震于一等之首，着改置于一等之末。此后考官阅卷，务当加意详慎。」

慈禧偏袒自己的满洲族人，自属人情之常；可她治国之所以稳固，一大秘诀无疑在于她那广阔的持平、以及她在政府各部之中于汉满之间所保的巧妙均衡。她已看明白：这个国家的头脑与精力必出自汉人；满人若要保住他们的权位与闲职，就非得有汉人的善意与各省官吏一辈的效忠不可。自她秉政之初，直到她把本族的拳魁交给刀斧手那一天，凡舆论不利于满人时，她惩治起来从不手软。一八六三年有一桩事可为一例，涉及她所宠的一位将领胜保：此人一八六〇年在抗英法入侵之役中出过力，颇得她的感念；而由于侥幸与朝中的懵然，他被算作曾阻住联军进逼热河之人。为这些所谓的功劳，她曾特加褒奖、优予荣典。可一八六三年，他在陕西与太平军作战时，照中国带兵之人不少见的做法，奏请以要职招抚一名叛首。慈禧于此法之险已有充足的见识，不准其请，并指出其中的弊端。胜保竟敢把她的谕旨压下，径以此职授了那叛首。倘若成了，或可自解；可那个昔日的匪首偏偏背信，反倒证明了慈禧之明：他伺得良机，重又举旗作乱，杀官数员，陷了几座要城。胜保被拿解进京；讯问之下，他招认了若干罪状，其中有一条是行军时纵容妇女随营——按中国军法，此乃死罪。可别的指控他都不认，而且态度骄横，要求与原告对质。慈禧颁下一道极具她本色的严谕，宣称按其罪本应处斩；惟念其剿平太平军及抗拒英法入侵皆有微劳，特加恩赐令自尽——他随即照办了。

前已说过，慈禧极其迷信；可只消想一想她自幼便不得不濡染其中的那种中世纪式的、满是方术巫觋与鬼神的气氛，此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她遵孔门之训，于一切宗教之事始终持一种宽广容忍的态度；可她虽不大愿意议论那不可知之神的事，却随时准备去安抚它们，并容她日常行事听凭术士星家之言的指点——所谓「或梦，或乌陵，或先知」是也。于是我们看见：她在其子冲龄垂帘的头一年（一八六一），以其子之名颁了一道谕旨，读之令人不能不想起巴比伦、想起方士星家位列朝廷显要的那些年月。

谕文起首云：「七月十五日夜，南方有流星陨落；越十日，西北方复两见彗星。上天垂象，示警非虚。近一月来京师疫疠流行，其势不减，朕心深为忧惧。皇太后面谕朕躬：此等天象之示警，实缘政体有大失、积弊未除、民冤未雪之故。」谕末则劝诫诸臣「悉屏浮华之事，庶几上天鉴我敬慎之心，而或转其怒」。

前面几章已说过：朝廷自播迁回銮、她择定入京吉日时，是何等一丝不苟地咨询星士；而她要人严守其言的那份急切，显然出于至诚。她对兆象的在意，似乎与拿破仑一样，是在服从某种外来而高于她本人的本能——可她天性中另有极实际的一面，每逢大事当前、每逢她至高的权柄受到威胁时，这一面便毫不含糊地抬起头来。她无时不想取得祖宗之灵的善意，且把它们的存在视作活生生的实在；可即便对这些神灵，一旦她那专断之权与它们应得的顾念正面相撞，她也从不迟疑地把这些显赫的死者撇到一边，只满足于日后以适当的敬悔之词加以安抚。此类事最著名的一次，便是她不顾本朝承继之法，剥夺了她儿子同治皇帝受人宗祀之礼——她明知在中国百姓眼中这是一桩极大的罪。

她迷信的性情，在择定她陵寝之地与营造其事上表现得最为触目，而朝中的堪舆之士也就此大得其利。一八七三年同治亲政，其第一桩差事便是扈从两宫皇太后往东陵；在那里极郑重地择定了两处吉壤——群山环抱、流水滋润——并禳除了一切邪气。此后还须再行仪节、再作术数推算，以定动工的吉日；而慈禧对这些、以及陵寝的装饰，直到她死那一天都怀着最浓的兴味。为使陵工严格合于她的命格所需、使她的墓穴成为一处相称而百灵呵护的安息之所，她把总监之任交给了荣禄——他因此得了一个满洲官员极为觊觎的长久差事，其中的巨额「浮收」乃是历来的成例。这两处葬地的堪舆条件颇费周折：慈安太后之陵最后不得不向北移十五英尺二英寸、向西移四英尺七英寸半，祖宗之灵才算完全满意；而慈禧之陵则向北移七英尺四英寸、向东移八英寸。

慈禧不畏任何人。自她得权的头一刻起，她便笃信天授之权、笃信自己的「命星」，把权柄当作醇酒来品味。她对帝国最高的大员训话时所得的快意，从她谕旨的字里行间读得出来。早在一八六二年——即她还不满二十七岁之时——我们便看见她郑重地告诫军机诸臣尽职，劝他们持身更严，并革除贪墨之习。「彼等固非不可咨诹于下位之人，惟当慎防结党营私、招纳羽翼。」又有一次，她特意让御史们参劾恭亲王，说道：「尔等论为政之道，当记孔门之训：『为善不倦；正身端行，乃治平之正道。迎难而上，克而胜之，然后可得安逸。』」这一类文字最投中国士人之好，慈禧写得又好又多。她以替官吏们制作格言为荣；可人总不免疑心：她一面工工整整地写下这些描红本上的老生常谈，一面舌头是顶在腮帮上的——正如我们确知的那样：当她着意施展《泰晤士报》驻京访员所称她那「少女般的天真放任」，以重获康格夫人与外交团命妇的好感时，也正是如此。

皇太后在她各阶层臣民中的人望与威信，是无可置疑的。尤其在北京、并在整个直隶，她是一种极普遍而极真挚的爱戴的对象；提到她的名字，人们少有不带钦仰与敬慕之词的，其情形与英国人对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感情极为相似。虽然她在拳乱及其给百姓所招之苦上所担的干系是众所周知的，可老佛爷几乎未受什么责怪。她的臣民正是为她的缺陷而爱她：为她那把国家押上一掷的莽撞胆量。在下层百姓之中，普遍的看法是她已尽了力，而且用心是好的。那计划本身是壮丽的——把洋人赶下海去——在她的百姓看来，那是配得上他们的君主、也配得上一个更好结局的。倘若这一回失败了，那是天意；来日总有一天，成功会证明她的明智。他们若有什么怪她之处，也不过是怪她在回銮之后竟屈尊与可恨的洋人亲近；可即便在这一点上，她所得的也多是同情而非责难。

对于那绝大多数从未见过她、只凭众口相传的分量知道她的百姓而言，老佛爷便是胆量、慷慨与心地仁厚的化身。倘若他们知道她时有暴怒之发，这一点在一个相信怒气积而不发便是体内烈毒的民族眼中，于她也毫无损伤。朴实的直隶百姓不无几分幽默地体谅他们这位尊贵君主生怒气的本事，一如体谅她那女性的善变。在他们眼中，她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也是一个可亲的人。在一个把无情的官吏与刑讯视为长久以来天经地义之一端的国度里，她那许多冷血的暴虐之举所受的着意，并不比——不妨这样说——十五世纪末英国斩杀伯爵之事所受的更多。

本书作者之一曾有幸见过太后一次，其时她正乘舆前往东陵。她一早在朝阳门外的东岳庙用过早膳，正往通州去。她的轿子经过一列跪着的乡民时，帘子是开着的；人们看见老佛爷睡着了。那些善良的乡下人大为欢喜。「瞧，」他们喊道，「老佛爷睡着了。她的事情实在太多啦！真是难得的一个人——能这样瞧见她，多好！」

人们公认慈禧是超乎讥议、也超乎她严厉加诸他人的法度之上的。例如：在她颁下禁止狱中笞挞与刑讯的谕旨之后不过数星期，她便把维新之人沈荩杖毙（一九〇四年七月），而舆论并不以为这件事有何出奇。又过了几天，正当为她七十万寿筹备庆典之际，她另颁一谕，辞谢皇帝恭上的徽号及其所附的进项，理由是她无心庆贺，「念及满洲子民因俄日两军所肆之毁而受苦，深为痛楚。我之所愿，」她又说，「惟在臣工同心，行更宽仁之政，俾我百姓得享遐龄，安枕而卧。此即所以为我七十诞辰称庆之最善者也。」沈荩之魂想必也就此得了安抚。

至于她时而发作的睚眦之狠，是无可置疑的。正如景善所承认的：即便她最忠心的钦慕者与仆从也都明白：她震怒之时，避得远些为妙；万一避不开而在场，也切莫拂逆她。他们知道：凡敢质疑她那绝对之权、或敢讥评她取得并保住此权所用手段的人，休想指望什么宽容。可他们也知道：对于忠诚的效力，她有着君王般的记性；而且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一样，她从不忘记她的朋友。

她在华中与华南的不得人心，自甲午之战后变得显著，至戊戌政变时则趋于激烈；其根源本是排满的、政治性的。这在广东尤盛，多年来太后在那里被鼓动之人指为旷古未有的淫恶之怪。粤人性情躁烈而机敏，其政治议论素来发之以活泼而略近粗俗的形式；而若记得世人（并不限于远东）好把秽德加诸戴冕之人这一通习，我们便有理由不对这一方所加于皇太后的种种荒诞指控给予过重的分量。华南那班躁进之士与写谤文者的言论，其可注意之处主要在于：它们透露了中国政制中所固有的、种种足以分崩离析的可能，并证明满人之治在那个新兴的教育与政治活动最为触目的地方，已沦于近乎被人轻蔑之境。

一八九八年流行的一首打油之作，颇能道出广东街市之人对本朝的态度。略译其意如下：

「我大清朝有三件事问不得：

「皇上到哪一座祖坟上去尽孝？

「皇太后祭的是哪一位神？

「公主们嫁的是些什么丈夫？」

第一问是影射皇帝身世之可疑；第二问所指是一桩子虚的元旦祭典，近于摩洛之祭，是那班刻毒的广东人加在慈禧与她宫中女眷身上的。末一问则指满洲族内通婚之俗——在中国人眼中（他们连同姓为婚也不以为然），这是既不合法、又不合道德的。

不过这些不过是一方一地的表现，而且自戊戌政变之后已大失其鼓动之力。上海本地报纸上所见的排满之倾向，其中许多采取了对太后个人敌视的形式，也不过是「少年中国」那些朦胧的向往与求变之心在一地的结果，并不足以代表多少郑重的舆论。官吏一辈与士人整体上是忠于太后、并以敬意视之的。他们不讳言对她的睿智与治术的钦佩——正是这些，使这个帝国在极艰难的境遇之下不致解体。中国之得以自太平天国之祸中复苏，他们大抵归功于她选用并支持曾国藩；而国家之得免于骤然革命之危，他们则归功于她一八九八年的明断。他们承认：若非她一八六〇至六一年间对载垣之谋的高明处置，本朝能否再维持十年，也很难说；而如今她那只强手已不再握着舵，他们也明白：这艘国家之舟多半要漂入险恶的水域了。

慈禧日常生活的常态，在卡尔女士那部确切而如画的记述中已描画得很好——那是关于宫中礼仪与游娱的头一部权威的记录，也是中国宫廷起居的头一幅信实之图。除了天生对国事的敏悟（与她自远处极为钦佩的维多利亚女王相似）之外，慈禧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日，始终对文学艺术怀着活泼的兴味，并有一副健旺而不挑剔的消遣之胃口。她对戏文有一种根深的爱好，对化装与仪仗之戏亦然，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享用；她对伶人怀着行家的兴致，对演出多有指点，而每日的戏目也都是她自单子上亲点的。有一件事曾成为话柄、并招致御史的一些非议：即便朝廷播迁在西安那片荒僻的省城之中，她仍召伶人随扈，照常演戏。

她的私生活无疑有其不同的阶段。在九十年代初重修颐和园之前那一段，我们所知甚少。可到了中年，当她把那套「中道」的道理与做法融会之后，她的趣味变得简素，起居也有了规律。她极爱颐和园，爱它的园林与山间的湖水；到晚年，她尽可能少进城去。她爱颐和园的自在、爱它没有拘板的仪节、爱她的水上野宴、也爱与她所宠的女官们亲密的往还——她会同她们谈当日的消息与宗室间的闲话。与这些人——尤其与荣禄之妻和大公主——她会没完没了地谈从前的事，并筹划将来。

她对文学的爱好与对史事的深知，很为她赢得了官吏一辈的敬重——在那些人，经书便是宗教。不过她读书颇为广博，甚至可说是兼收并蓄；她惯于每日拨出一定时候，让专门练过朗读的太监把古今的书读给她听。她笃信教育之用，虽然也清楚地看出把新酒装进旧皮袋的危险；到她晚年，她看明白：帝国情形变化之速，已使中国圣贤的智慧作为施政的根基而言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了。她在这一点上的明澈，与她一八九八年的举动相比，实在惊人；不过应当记住：她当年反对皇帝变法之举，大半出于个人的忿懑与尊严受损之感，正如她一九〇〇年决意出而领拳民一样。早在一八七六年京师设同文馆以教授语言与格致之学时，我们便看见她公开申斥一位御史——那人奏称算学只宜归钦天监去管。

「朝廷所以设此馆者，」她说，「诚以士子当习算学天文之基。此等学问，非如该御史所言，乃奇技淫巧之属。着我臣工潜心研求，不日自可精熟；同时亦当避免专治经籍所致之偏狭。今我借取外洋教法，正欲以广我之学、以精我之确，并无废弃圣贤之教之意。如此，则于士子之心术，又何损焉？」

前面几章屡次提到慈禧第一次垂帘时宫中的奢靡与纵恣。御史们就此所上的谏章既多且直，其所指陈又极其具体，几乎不容人怀疑这位太后确实当得起他们义愤的指斥。那一时期——尤其自一八六二至一八六九年——的一切记载，都指向太监势力之恶且日增：他们的贪墨与怂恿挥霍，使得各省藩库不断被索求无度。可即便在她那可以说是荒纵之极的日子里，慈禧也总有那份雅量，在公开场合赞同劝谏者那些正大的建议，并以力主撙节的表白来安抚舆论。她自要遂她天家的心愿、要她那些华美的仪仗与聚敛而来的贡物，可御史们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一八六九年同治皇帝大婚之际，军机曾郑重地劝阻她增加宫中用度，理由是百姓已因太平天国之乱而困穷；她便颁下一道谕旨，声称「朕心因百姓之苦而忧惧之至，即身所御之粗服、几上所进之菲食，亦觉靡费而不忍」。她于美德之慷慨，实与她于公帑之慷慨相埒。可也须记得：她宫室之营造、陵寝之修建与宫中庆典所耗的巨款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官员与太监的浮收——无论军机如何郑重地痛斥靡费，这在实际上是被公认为与天朝的政体不可分离的。慈禧完全明白：记在她内帑名下的庞大开销，有许多是花在「浮收」上的；可她好脾气地默认了这一在中国人身上像祖先崇拜一样根深的习俗——而她自己也从中获利不小。在接见外交团命妇时，她常打听家常用品的市价；她高高兴兴地解释说：这是为了好让她那位总管太监知道，她是明白他那些骇人的浮报的。

不过，与她那份好铺张的排场与偶尔的天家豪赐并存的，慈禧还有一种主妇式的节俭本能；年事渐高，这本能近乎吝啬了。中国之主的内帑并不依凭什么划定分明的王室经费，而是仰仗当日的时势、仰仗天下的年成与商务——各省官府所征浮收之中提出的成数，便是朝廷开销之所出。〔原注：自高宗纯皇帝以来，此项开销平均每年约四千万两。〕这些解款之无定，多少解释了皇太后聚敛之性，解释了那种松鼠般的本能——它驱使她把巨款埋在宫中的库窖里，并在紫禁城中囤积大量的绸缎、药材、钟表与各色珍玩。她死时，据一位朝中大员估计，她的私财——连同库窖中所藏的大批金佛与祭器在内——约值一千六百万镑。这个估数出自中国人之口，势必是粗略的；可有一件事是相当确凿的：一九〇〇年朝廷出奔时埋在宁寿宫的那批黄金，值六千万两（约合八百万镑）〔原注：这笔窖藏的本钱，是一八六一年自僭政的肃顺处抄没之资。〕；而各省解到太原与西安行在的「贡物」，也约当此数。

慈禧以自己的容貌为荣，而这也不无道理：她直到高年仍保着清润的肤色与年轻的面庞。（在她去世前不久为她画像的一位画师面前，她曾表示希望把她的皱纹略去。）她绝非全无女子的爱美之心，每日在妆饰上要费不少工夫，对梳头尤其讲究。一九〇〇年朝廷仓皇出宫的紧要关头，人们还听见她痛切地抱怨不得不改梳汉人的发式。

她的健康与生气一向出奇。她自己把这主要归因于早起、起居有常，以及常喝牛奶——她通常喝的是凝成一种奶酪样的酸奶。她饮食有节而精，骨子里是个讲究口腹的人，喜欢精致别致的菜单。鸦片她同别的享用一样，用得极有节制；可每日事毕之后，她极享受她那一筒烟。那时她惯常歇息一个钟头，其间时时吸上几口；这场午憩，宫中是断不敢来惊扰的。她十分清楚滥用这味阴柔之药所生的祸害，也赞成由唐绍仪等大员倡议所定的禁烟之法。可她对那些同她一样能有节制地用它的人怀着同病之情，加之她自己体会过它安神提神之效，便坚持那道禁烟的谕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不得剥夺六十岁以上之人的这一惯常慰藉。事实上，她乐于为众人颁下禁令，而对自己、以及对那些已充分证明能循中道而行的人，则宽以待之。

这便是慈禧：一个凭其了不起的人格与生涯，必将在世界史上那些被奉为伟大之标尺与枢纽的统治者中占一席之地的女人。她生涯之惊人成功、她党羽之热烈忠诚，都不是靠任何寻常的剖析或比较便能轻易解释的；可毫无疑问，这主要出于那种被称作「魅力」的、神秘而无从界定的品质——那品质似乎与道德、伦理、教育以及我们所谓的文明都不相干；其感召是普遍的，其对绝大多数人的效力是不可抗拒的。正是这个女人的这份魅力，加上她那强烈的生气与平易近人，替她赢得了敬重、往往还赢得了爱戴，连那些大有理由痛惜其手段、否认其准则的人也不例外。这份人格的魅力、这股微妙而带磁性的气息，无疑正是那股惊人之力的秘密所在——凭着它，她无论为善为恶，统治了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正是这份魅力，把中国最勇敢、最出色的人才招到了她的身边；而也正是这份魅力所留下的记忆与传说，如今已使老佛爷之名罩上了传奇般的德行与超乎常人的智慧。

欧洲人以西方的道德立场来研究她那非凡人格中种种繁复而出人意表的面相时，通常着重并痛斥她那冷血的凶狠与嗜杀的暴怒。我们并不否认这些事实，也不为她的罪责开脱；可仍须承认：要她遵从一套她势必一无所知的道德与行事之准则，是不公平的；而若以她自己的前人与同时代之人的尺度、以她臣民的公论来衡量，她算不得一个邪恶的女人。也请记住：在为时并不很远的英国史上，为着所谓国家之利，处死之刑也曾施用得既不吝啬、也不温和；在伊丽莎白与玛丽·斯图亚特——两位都是文雅的女士，且都不喜见血——之世，人被绞死、剖腹、分尸，为的是王座更大的荣耀、为的是护卫基督之教。

慈禧之死也如其生：到最后仍锐气不减，仍不耐于病榻的束缚使她不能起身去做新一天的事，仍对将来抱着指望。直到最后，她心里所念的仍是国家，仍是那套立宪的新章——她已在其中看见了中国与她自己一个崭新而光荣的时代的景象。而当大限来临时，她如同面对人生一样面对它：心志坚强，言语豪迈，走向那未知之境，仿佛不过是要去赴一场夏日的野宴。她恋恋不舍地与这人世、与她曾如此兴致勃勃地过过的这一生作别；可她不像英国那位都铎女王，她从容地向那不可避免者低了头，以坚定而帝王般的尊严退出了这一幕，笃信着自己将来那崇高的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