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在中国

一军医

（一）少年时代

生于伊灵——幼年丧母——体弱多病——求学时断时续——习医——巴黎求学岁月——蜡像塑造——获准入皇家外科医学院——任威斯敏斯特医院住院外科医生

约翰·卢瑟福·阿礼国与格莱斯顿先生同年出生，生于一八〇九年五月，而辞世仅比这位政治家早了六个月。他的出生地是伊灵，死于威斯敏斯特，此前已在那里退隐闲居了二十七年。他生来孱弱，出生仅一天便在伊灵教堂受了洗。母亲早逝，使他的童年失去了阳光；他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医生，兼擅绘画，却似乎无力填补这幼小生命中的空缺。于是，少年时代在他心中毫无黄金岁月的光环，反倒是一段灰暗、凄清的记忆，所给予他的，与其说是那种通常点燃少年雄心的炽热憧憬，不如说是对坚忍意志的磨炼。

（原注：他很早便不再使用「约翰」这个名字，因此从来没有人以此称呼他。）

他幼年寄居在英格兰北部的亲戚家中，在赫克瑟姆上学，同学中有约翰·斯温伯恩爵士和道森·兰姆顿先生。

他的学生时代没有多少值得一提之处。其实，他早年的教育似乎极不正规，因为身体欠佳，常常长时间中断，不得不出海航行，或换个地方调养。然而，勤勉本是他的天性，足以弥补少年时代的这些缺憾，并且在他此后的整个生涯中都打上了印记。

十五岁那年，他回到父亲家中，开始学医。依照当时的风气，他拜父亲为师做学徒，同时又进入威斯敏斯特医院和皇家威斯敏斯特眼科医院，师从那位杰出的外科医生格思里。他对艺术的热爱此时已经显露出来，并得以时常出入钱特里的雕塑工作室，一偿所好。在那里，「凿子落在大理石上，发出音乐般的声响，工匠们不时哼几句小调，四下里一片宁静安详，他在其中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每逢半日休假，他都在钱特里那里练习塑像。

第二年他去了巴黎，此后似乎一直把那座欢乐之城视为一种天堂，因为正是在那里，世界第一次真正向这个十六岁的青年敞开。从此开始了那种工作与享乐交融无间、难以分割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七十多年，从未间断。在巴黎那令人振奋的氛围里，在那种自由独立的生活中，少年的才能迅速成长。他仿佛一下子就长成了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他注定要以医为业，于是在解剖学、化学和博物学上刻苦用功，同时对艺术和文学也抱有浓厚兴趣；他掌握了法语和意大利语；总之，这十二个月或十八个月的逗留，他利用得极为充分。

有一本小小的袖珍笔记簿，记着他赴法的旅程和他在巴黎的部分功课，我们从中摘录几段，以见这个少年的性格与观察能力。

一行人于一八二五年八月十七日在海关码头登船前往加来，航程历时十四个小时。上岸之后，这少年「饶有兴味地观察天空与海面的种种景致，还拾起贝壳和鸟兽的骨头，它们在海里浸泡得干干净净，洁白如象牙，十分好看」。平凡的事物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在巴黎默里斯饭店用过晚餐后，他「很愉快地听一个人用他所谓的美洲长笛吹奏曲子」——接着他描述道：「音色圆润之极，我觉得他所吹奏的曲调，其甜美远胜过我所听过的任何一种音色如此清亮的乐器」，如此等等。这显然是一种主观印象；正是他自身的解放，使最平凡的事物变得美丽，使最简单的声音有了灵性。正如格雷诗中那位病后初愈的人——

谷中最卑微的小花，

风中最质朴的音符，

寻常的太阳、空气与天空，

在他眼前都开启了天堂。

在巴黎的第一个星期日，他「深为那些绘画之美以及大量浅浮雕作品所打动」。随后他在杜伊勒里宫的花园中散步，「那花园的广阔，那些雕像与喷泉，就整体气象而言，远远超出了我原先的一切想象」。

在凡尔赛，他「对其中许多绘画极为欣赏。花园极其宽广，喷泉极多……但一切都过于人工雕琢，因此很快便令人目倦」。从这些细微的观察中，已可看出他的艺术本能与分寸感，这些禀赋在他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极好的作用，倘若他的命运最终落在别的领域，这些禀赋或许也能为他赢得声名。

他来巴黎怀着一个严肃的目的，即研习内科与外科，他也确实严肃地追求这一目的。与此同时，他在法国首都的艺术界和文学界广泛交游，没有让自己的任何一项才能荒废。在他求学经历中，有一件事颇能说明他的为人，那就是他掌握了蜡塑和石膏塑像的技艺。继在钱特里工作室的尝试之后，他在巴黎正式拜师学艺，技艺精进到这般地步：年纪虽轻，在巴黎期间却能靠出售自己制作的解剖模型维持生计。他提到其中一件卖了五十几尼；几年之后，他又记下「两条手臂和两条腿，与真人等大」，得了一百四十几尼。这些作品还为他在国内赢得了荣誉：一八二五年，他获得艺术学会颁发的「金质伊西斯奖章」，次年又因原创的彩色蜡塑模型获得该学会的「大金质奖章」。还有一件事或可一提，也颇能见其性情：虽然他晚年是该学会的活跃会员，但与他相熟的学会秘书伍德爵士，却一直不知道卢瑟福·阿礼国爵士如此年轻时就已获得过学会的奖章。伍德爵士说：「这件事很有意思，我很高兴有人让我注意到它。」这些作品有的保存在外科医学院的博物馆里，另一些用特制蜡料制成的，则由政府购去，供印度各医学院使用。

前面提到的那本袖珍笔记簿里，简明地记录了他跟随一位迪蓬先生学习塑像的课程。我们从中摘出他第一课的笔记。从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周密、观察的敏锐，以及追求精确的本能——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很快就在这门技艺上臻于精妙，也使他在一生其他所有事业中获得成功：

九月一日。今日开始上第一堂塑像课。我看迪蓬先生用蜡塑造一个小男孩的面部模型。他把眼睛开了出来，但依我看并不十分准确。我特别留意到的只有一点：他用工具时大量用油。随后我看了三个截肢后近髋部大腿的模子，都是用蜡浇铸的。一个在水中浸过，一个用软皂擦过，第三个则仔细上了油。上过油的那个铸出的模型最为完美，不过我以为，无论水、皂还是油，都用得太多了。三个都是用深红色的蜡浇成的，其中一个被装到迪蓬先生正在制作的那具模型的一条大腿残端上。有些地方它比大腿略小，有些地方又嫌太大。他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改，结果残端完成之后，看上去虽极为逼真，却绝谈不上精确。

在离开巴黎的生活之前，不妨再录一段当年巴黎的大众娱乐在这个年轻学生眼中的模样，读者或许会感兴趣。可惜这是那本笔记簿中的最后一则，而在此后七十年繁忙的人生中，我们几乎再也得不到日记之类的帮助了：

昨天（一八二六年九月十日，星期日）我去了「瑞士山」，那是林荫大道上一座极大的游乐园，星期日寻乐的巴黎人中最体面的一部分都聚集在那里，入场费十苏。园内有一座很大的餐馆，你可以像在普通饭馆那样，在公共餐厅里用餐；另有一长串雅间，可供四人、六人或十二人的聚会，窗外便是花园。窗前紧挨着一片由树木围成的空地，树冠如华盖般覆于其上，那是专供跳舞的地方。一侧是乐池；我听时，里面有一支极出色的乐队。天气不大好，白天下了几场大雨，可是衣着雅致的女子和仪表体面的男子似乎仍然非常多，有些人甚至衣饰华丽，我想这倒是件稀罕事，因为巴黎的绅士们在穿着上似乎远不如我们，正如法国女士比英国女士更会打扮一样。看她们装束的高雅品味，看她们身段的优美曲线，实在令人赏心悦目。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记不得见过哪个稍高于社会最底层的法国女人是邋遢不整的，而真正不优雅的也极少，尽管一般说来她们的相貌并不出众。

用过晚餐，我去看那座「瑞士山」。我吃饭时它就发出一种声响，很像远处的雷鸣。我全然不知那是什么；因此可以想见我的惊讶：一转身它突然出现在眼前，我看见一个人，似乎坐在一把椅子上，从我身边呼啸而过，速度之快，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像闪电——快到这样的程度，虽然从顶端到他们落下的底部大约有二百英尺，我却只来得及看清有一个人坐在一种像椅子似的车子上。

这座山由木板搭成，与地面约成六十度至七十度的角度，然后逐渐趋于平缓。从出发处到停止处的距离，我想前面已经说过，大约二百英尺。

这个平台宽度足以让三辆车子同时滑下，一辆同时回升——也就是说，有四道铁槽，与车子赖以行驶的小轮子严丝合缝。除了椅子，还有木马，女士和先生都可以乘坐。我看见好几位先生骑马而下，还有一位女士。那些马在我看来蒙的是真马皮，里面大概是木马。马上配有鞍、镫和缰绳。有一个人骑着这样一匹马滑下来，在镫上一起一落，仿佛骑的是真马；这引起了一阵哄笑，周围的人立刻叫起来：「英国佬！英国佬！」我相信他确是个英国人。看着这些英雄们脸上流露出的焦虑，再想到他们其实万无一失，又比照着周围那些哈哈大笑的人群，效果十分滑稽。有时一位老练的英雄骑上一匹马，滑下来时满脸得意之色；这时效果就更加滑稽了，因为他活像一个大婴孩骑在一匹相应放大的木马上。不过我想，人生处处皆是如此：人们会为本身微不足道、只是一时被环境放大了的举动——比如在这里，飞快的速度、欢乐的人群和远处的音乐——而欣喜若狂，其程度不亚于为一件本身真正伟大、却没有外在排场点缀的行为。

听到音乐声，又想看看久闻其名的舞蹈，我便走近跳舞的人们。书上说，法国人跳起舞来兴致极高；可说真的，看他们跳四对方舞，谁也不会这么说。诚然，这种舞按照惯例是不许太费力的，但他们那副全然无精打采的样子，使我觉得这与其说是乐事，不如说是苦差。可是当一支轻快的华尔兹奏起，人们跳起华尔兹时，我……

笔记至此中断。

从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二年，四年的学生生活，可说的、需要说的都不多。四年中有两年半，他担任威斯敏斯特医院和眼科医院的住院外科医生；二十一岁时，他已获得皇家外科医学院颁发的外科执业证书。这一时期他继续从事塑像，并收徒传授这门技艺。为期刊撰稿也占去了他一部分闲暇。

学生生涯刚一结束，一个机会便摆在他面前，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道路，只是其方式与任何人所能预料的大不相同。

（二）伊比利亚半岛，一八三二—一八三七年

葡萄牙的王位之争——外籍军团——阿礼国先生于一八三二年从军——这支部队及其首领的特点——肖上校——战役中的种种事件——阿礼国先生在医务上的重要贡献——一八三六年加入西班牙外籍军团——战事结束

葡萄牙出了乱子。篡位者唐·米格尔坐在王位上。有人提议让合法的君主玛丽亚女王登上那个王位——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她的父亲、前巴西皇帝唐·佩德罗，他自称布拉干萨公爵。

法国和英国都激起了同情，两国都招募了非正规部队，与这位皇帝陛下所领导的葡萄牙立宪派协同作战。这种差使，对于自一八一五年以来一直在和平与闲散中消磨岁月的少年血气之徒和老兵，同样具有诱惑力。于是在英国凑集起了一小支「解放者」军队，另有一支与之相应的海军。

前面说过，年轻的阿礼国曾师从著名的军医格思里。师生二人之间生出的情谊，远远超出了职业的范围。这少年不仅是一个聪颖过人、为老师增光的得意门生，而且显然，二人后来在威斯敏斯特共事的那些年里，又重新燃起了一种终其一生的私人情谊。因此，当曾在圣赫勒拿岛为拿破仑诊病的奥米拉先生请格思里先生为英葡部队推荐一名外科医生时，格思里立刻把阿礼国叫来，同他商量他的职业前途。结论是：鉴于他还年轻——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想在伦敦开业是徒劳的，不如到国外军中服务几年，那样最为有利。这个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当时给他的这个职位，这不仅提供了积极从事本行工作的前景，而且似乎为年轻人心中所向往的那种冒险开辟了道路。接受这一职位后不到二十四小时，阿礼国就已在前往朴次茅斯和亚速尔群岛的途中了。到达那里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在船上值勤。

然而这种局促的差使束缚了他的抱负，他急于调往陆军。于是他向指挥海军陆战营的霍奇斯上校申请，要求进入他的参谋部。上校见他模样极其稚嫩，打量他时颇有些迟疑，但一听说他是格思里特别推荐的，便说：「哦，那就另当别论了；来吧。」

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三七年的半岛远征，对今天这一代人来说，其意义不在于它们的起因、目的和结果，而在于其过程和种种插曲。这些插曲在一般观察者看来，并没有在历史的大势上留下什么痕迹；它们之所以值得记忆，主要是因为其戏剧性的效果，因为人物性格的交锋，因为其中所展现的个人勇气、才干与忠诚，以及嫉妒、阴谋与无能，爱与恨，还有那掠过人生舞台的种种光影。插手别人的争吵，自然会把一切不协调之处都翻到面上来。援军无论是否真的傲慢，总免不了被认为傲慢；受保护的一方也同样免不了被认为忘恩负义。双方都容易低估对方的功绩，夸大自己的功劳。对于各自效力的条件，双方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互相曲解对方的动机，总是按表面上最低的价值来估量。每一方都期待对方给予某种情感上的承认，而日常的摩擦与不可避免的误解，又不断加深了得不到这种承认时的失望与怨恨。而且当事的不止两方，而是多方。轮中有轮；各派之间彼此耍弄的花招，在一方看来近乎背叛，而在另一方，也许又有近乎变相哗变的闹情绪。军饷问题自然是怨恨的一个经常性来源，因为需要外援的国家总是囊中羞涩、拖拖拉拉。当年达尔盖蒂上尉给他那出色的出饷人——荷兰人——开过一纸证明，能有资格领到这种证明的国家，恐怕寥寥无几。然而尽管有种种弊端，整件事情之中仍自有一套章法，有一种朝向目标的推进，只不过代价最高，浪费最大，对管理不善的悔恨也最为痛切。

但是在这些非正规的战役中，最令人惊异、几乎有悖常理的，是雇佣兵的忠诚。这种振奋人心的情感，像荒漠中的野花一样自然生长，作为甘愿牺牲的动机，似乎使爱国之心也相形见绌。受雇的士兵虽是异邦人，却往往比本土子弟更加忠实，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效忠性质更为单纯，更为明确直截。这种异邦效忠所具有的直接的个人性质及其可转移性，在一般雇佣军人的生平中都有例证；其中最好的例子，或许莫过于在马哈拉贾兰吉特·辛格麾下任炮兵上校的亚历山大·加德纳那狂野而危险的生涯，他的回忆录最近由休·皮尔斯少校编订出版。造就士兵的，究竟是战斗的本能、世代相传的英雄气概，还是军纪？激励他的，是他所为之奋战的事业，还是仅仅是对他直属长官的忠心？无论我们如何解释，英国军团在葡萄牙也好，在西班牙也好，都保持了其民族勇敢坚忍的本色，一如为自己的国王和国家而战。若考虑到他们是以何等杂乱的方式召集起来的，这一点就更显得非同寻常。为了规避《外国征兵法》，他们打着雇工或移民契约的幌子，在苏荷区的贫民窟里秘密招募；扮作「摘啤酒花的工人」，偷偷前往格雷夫森德；趁着夜色秘密登船；再把一群由街头渣滓组成的乌合之众训练成军——对于这些情形，负责招募这支队伍并把他们调教成形的军官们，留下了一些生动而幽默的描述。任何一位有声望的军官，要同意带着这样一群无赖「穿过考文垂」，必定对这一族类的根本素质抱有极为乐观的信念。

在招集这些新兵中出力最多、并在半岛两次战役中担当要角、屡建殊勋的那位军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这支部队及其战地经历的妙趣横生的描述。查尔斯·肖爵士无论就天性还是就经历而言，本人都是一个典型的军人。至于他的剑将以何种身份出鞘——作为雇佣军人，作为保卫家园的爱国者，还是作为以实玛利式的冒险家——那只能由环境来决定。那种好猎喜险的本能，能在远处嗅出危险，就像《约伯记》中那匹嗤笑枪矛的战马。他走上从军之路的经过本身就极富特色，值得一提。

他少年时酷爱游猎。当选择职业这一重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时，游猎替他作了决定：选择法律。理由颇为别致——这位年轻绅士观察到，律师似乎享有最长的假期！他已经开始攻读，正在前往圣安德鲁斯开始新课程的途中，却发生了一件事，使他的思路改了道。他遇见一批法国战俘正从一处要塞押往另一处，他们的惨状使他深受触动，当即起了当兵的念头。这一灵感攫住他的具体方式是：他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成这些战俘中的一员，并想象自己成了解救自己和同伴的英雄。

他在圣安德鲁斯的学业，受这股新的热情搅扰，进展平平。那片历史悠久的高尔夫球场给了他些许解脱，在两种相互冲突的志向之间起着一种中性的抚慰作用。但他的烦恼最终是由当地一片有名的水塘解决的，那水塘名叫「女巫池」。在女巫之祸沉重地笼罩着这片土地的野蛮年代，这池水的功效可大了。被怀疑的人被扔进水里。倘若她浮起来，便证明她有罪，当即被烧死；倘若她沉下去，那就证明了血肉筋骨的比重之高。妙极了！这年轻人要让自己一生的命运接受这一方便的神判。他要跳进池里，要么作为律师沉下去，要么作为军人浮上来！

经过这番别出心裁的洗礼之后，入门的秘仪也很快随之而来。这位年轻军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低地国家屡经战阵。他因另有差遣而错过了滑铁卢之役；在那场决定性战役之后的太平岁月里，里士满的田园生活似乎有十五年之久圈住了他那未能满足的抱负的视野。从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面，征召之声传到了他隐居的地方，一下子唤醒了他沉睡的全部精力。葡萄牙年轻女王麾下的一个军职向他发出了邀请，他欣然应命，全心全意地投身于玛丽亚女王的事业。

肖少校不仅是一位骁勇的军人，还是一位笔头生动的通信者。正是从他写给家人的信中，我们得以看到他整个军旅生涯中种种事件最鲜明的闪光，尤其是与本书主人公关系最为密切的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这些信件是他本人在西班牙的军事行动结束时编订出版的。

在葡萄牙指挥外籍旅的霍奇斯上校，似乎是赌气离开女王军中的，他也出版了一部战役记述，不过其辩解和开脱的用意，并没有增加它的史料价值。

从这两位军官当时留下的记述中，我们得到了慷慨而有力的证言，足以说明阿礼国先生在严酷的军旅考验中表现如何。事实上，他的战友和指挥官们，先是在葡萄牙，后来在西班牙，似乎争相自发地称颂这位年轻外科医生的作为，其中最为褒扬的，莫过于在西班牙统兵的德莱西·埃文斯将军。那是一位英雄和一位仁人的记录：高昂的尚武热情，服从于对所效力的事业、对托付给他照料的战友生命的更高责任。一个非战斗人员的勇敢，对男子汉气魄的要求并不亚于士兵的勇敢——事实上往往更高，因为他缺少实际交锋的激励，是在被动和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面对危险的。这些确实非同寻常的证言，虽已时隔六十年，其中几段读来仍令人欣然。

肖写信给家人说：

一个农夫在前面领路（他们不穿鞋，脚就像手一样）。我脱了鞋，往下爬了大约五十码，抬头一看，只见我一个很喜欢的士兵紧跟在我上方，后面跟着拉穆斯的密友、助理外科医生阿礼国（一个挺好的年轻人）。我命令那士兵停下；可他答道：「上尉，大人您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死也跟着。」我便无话可说了。我对年轻的阿礼国动用军令，因为我看他十分激动；可是不行，他认为需要他尽医生的职责，非跟着不可。我时刻担心他会滚下去，便把脚趾和手指紧紧扣住崖壁，好让他掉下去时不至于把我也带下去：人性就是这么自私！有两三次我决心回去，但那士兵的话逼着我往下走。约莫半个钟头，我们到了崖底，相信我，我感谢了上苍。

我沿着岩石嶙峋的海滩往前走，在那里发现可怜的拉穆斯躺在一块岩石上，像是睡着了，衣服全都撕破了，头上一道可怕的伤口；全身摔得粉碎；但脸上的神情表明他并没有受什么痛苦。我吃惊地看到他没有穿鞋；但在爬上一块尖利的岩石时，我找到了他的鞋，还有他仰面头朝下摔下去时鞋跟挂住留下的痕迹。发现我们下来一趟毫无用处，我便对下来的人说，我不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往上爬，并派一个农夫去找条船；可他既没找到船，也没弄到绳子把我们拉上去。又是自私心作祟，我作为资格最老的人带头往上爬——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就不会有人往后跌到我身上！我到了顶上——双手磨破，两脚青肿；令我高兴的是，年轻的阿礼国也上来了，只是虚弱得很，我不得不大量给他喝我的白兰地。

此时医务人员所要履行的职责极为艰巨。英国营的外科医生苏珀曾亲身参加过「七月三日」，被由此灌输的尚武精神冲昏了头，辞去了外科医生的职务；他的军人生涯就在这一天开始，也在这一天结束——他在为法国营传达命令时，死在霍奇斯身旁。接替他的是卢瑟福·阿礼国先生，他同样喜欢「枪林弹雨」，只是目的不同——为的是身处近旁，好及时救助任何一个负伤的人。阿礼国虽然年轻，在学识和经验上却很老到：凡认识他的人都极为敬重他，上阵打仗的人都爱戴他，因为他们确信，只要他的服务能对他们有益，他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危。这一天，我看见他在最暴露的位置上为官兵包扎伤口，那份镇定，就像他身在伦敦的医院里一样；想到他凭着自己的学识、经验、勇敢和勤勉，在波尔图、维多利亚和圣塞瓦斯蒂安救活了多少人命，他心中必定永远怀着那份欣慰，我不能不对此表示羡慕。然而九月二十九日那一仗之后，他所经受的考验是巨大的。

由于佩纳菲尔、费雷拉桥诸战以及安塔斯一带的多次交锋，各总医院分配给英国人的病房都已住满；因此，英国伤员分散在各个医院里，说的话又没人听得懂，其苦况可想而知。霍奇斯和阿礼国设法把受伤的外国人集中起来，但陆军大臣百般阻挠；简直让人怀疑，既然士兵已经干完了活，没用了，那就死得越早越好。

真相迫使我陈述一个我宁愿回避的事实，但让那些将要当兵的人知道，他们的效力有时被估以怎样的价值，是理所应当的。这话出自唐·佩德罗之口，不过就我对他的观察而言，我想当时一定有旁人在怂恿他。医生提到，有几个英国人的腿和胳膊必须截去。「不行，不行，」唐·佩德罗说，「你们英国人就是喜欢截肢，因为你们的人可以领抚恤金，那可是很花钱的。」

无论是我以营长身份提出的申请，还是阿礼国以首席军医身份、霍奇斯以外国人代表身份提出的申请，对奥古斯蒂尼奥·若泽·弗莱雷都毫无作用：于是那些可怜的人挤在一起，没有床铺，没有护理，没有衣服，甚至没有药品，成批成批地死去。

这些信中提及阿礼国的地方如此之多，又如此不拘俗套、出于自然，足以证明这位年轻外科医生给他的战友们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为了你们大家，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的伤口愈合得出奇地好……我认为，无论是医术还是悉心照料，我都大大受惠于阿礼国。」葡萄牙战役结束时又写道：「不知道阿礼国是否知道他已获得了塔与剑勋章？军中没有谁比他更配得上这枚勋章，无论就其勇敢还是就其对伤员的仁慈而言。」「药品奇缺，情形可怕；但靠着阿礼国和葡萄牙医生们积极而热忱的协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令人惊叹。」

波尔图各医院的恶劣状况，是肖的书信和霍奇斯较为正式的记述中屡屡提及的话题；而阿礼国亲笔留下的关于这场战役的唯一记录，恰好是与医务有关的公文，因此我们把他的一件呈文全文照录于此。从中可见，一个二十三岁、涉世未深的少年，已有成熟的判断力和对职责的宏观把握，而更重要的或许是，他驾驭工作的能力，即便出自一位老手也毫不逊色。

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日，于波尔图

敬启者：查病员所处之地，屡受敌方炮火威胁，故已将其迁往较为安全之所，至少可免敌方炮弹之虞。然此番调整，于伤病员在其他方面实属极为不利。现病员自楼宇上层迁出，拥挤于走廊及底层——众所周知，此等处所空气远欠洁净，于病人康复殊为不宜。我方人员，连同英国水手，均安置于一间病房之内，该房虽尚称宽大，然就四十八至五十名病员所需之空间与空气而言，相去甚远；而此数一段时间以来乃为常数，且值此雨季将临之际，此数只恐有增无减。

加之该房间所处位置特殊，实无从有效通风，亦不能保证空气自由流通，而此事于恢复健康之重要，不亚于其他任何疗法。

有鉴于此，职不仅自认有权，且有责任，将此事提请阁下垂注；深信凡为阁下麾下官兵利益福祉所拟之措施，只须证明其确属必需，必蒙阁下鼎力支持。现有医院之中，病员诊治一向困难重重，诸多安排亦多不利；而此番被迫之变动，加诸原有状况，致使职之病员所处境地过于危险，职实不能缄默，亦不能坐视。以我等目下处境，凡枪伤病员，职均不敢担保其速愈，一般病员亦然；且拥挤之医院中各种疫病不幸甚为常见，病员极易染患，职因此万分焦虑，亟盼采取措施，将其安置于较为有利之处所。

职谨提出以下办法，敬请阁下斟酌核准，职相信并希望其极为切实可行。职拟请拨给宽大住宅一所，专门收容所有英、法伤病员。如此，总医院可减少病员近百名，且此等病员因言语不通，实为种种麻烦与不便之渊薮，经常不断——不仅如此，更导致种种混乱，既有害于病员，亦有损于如此重要之军事机构之声誉。合乎此用途之房屋甚多，不难列举，因房主逃离，已归政府处置。职此刻即可指出一处，经粗略察看，相信可资利用——即圣伊尔德丰索广场上毗邻教堂之一座街角房屋。

此项安排所得之益处，绝非初期另行筹建之麻烦与困难所能抵消。届时病员可分类安置于不同房间，而不致如现今这般混杂拥挤——外科与内科、热病与截肢者混处一室；如此安排，病员染患疫病之可能将大为减少，而病员亦更直接处于医务人员之照看与管束之下。医生与病员所处条件均将改善；且将外国军人自一所纯属葡萄牙人之机构迁出，亦将大大便利全局之事务。

略述其益处，倘职不向阁下陈明其中极为重要之一端，便是有所遗漏，即此举于伤病军官之妥善诊治大有便利。军官不必再在各自营舍中就诊——营舍往往紧靠第一道防线，于其本人危险甚大，于医生亦多不便——而可迁往安全之所；且届时完全归医务指挥，其官阶便不能为其谋得饮食等方面种种有害之通融——此类通融，即便我辈中最明智者，一旦力所能及，亦往往甘冒风险以求享受。军官们可以享有一切必需之舒适，同时又受到小心防护，免于一切不慎之过度。

职所预见之主要困难，想必阁下亦会立即虑及，然依职看来，远非不可克服。职不需要任何葡萄牙军官之协助，唯需军需官或供应官一名，职完全仰赖其按时如数供应燃料、肉类、酒、禽类，以及其他诊治病员所需、现每日供应总医院之物品。此事至关紧要，因为此一环节稍有差池，不仅使职之努力功亏一篑，亦将严重损害职所照料之全体人员。此外，每十五名病员需配葡萄牙仆役一名，负责烹饪、洗涤被服、清扫病房，以及护理兵职责以外之其他杂役。另设一院之开支，理应极为微薄，事实亦必如此。现专供我方使用之床铺、支架及器具，在任何其他医院同样适用。实际所需之主要且最昂贵之物，不过锅炉两三具、炊具若干，外加浴盆一个而已。此项开支是否会构成沉重负担，职可放心交由阁下裁断。

倘于事有便，或阁下认为于军务有利，英、法伤员之外，亦可将阁下旅中受伤之葡萄牙士兵一并收容。职别无多言，倘阁下需要更多详情，敬请参阅职就此事致肖少校之函。职完全明白此举将为自己招来何等劳苦，以及更为烦累之沉重责任，然职有职责在身。职并不贪求劳苦，亦不愿承担责任；但倘此二者乃是职努力尽责之结果，职能够坦然面对，并相信自己有足够之精力与毅力，排除万难，尽一切在职能力范围之内之事。职最殷切之愿望，是证明自己不负阁下之信任与所托。——谨此，阁下之忠顺仆人

卢瑟福·阿礼国

致外籍旅指挥官霍奇斯上校等等

保卫葡萄牙女王的战役结束之际，保卫西班牙克里斯蒂娜女王的战役又开始了。前一场战役中的艰苦经历，并没有使肖上校或外科医生阿礼国却步，他们都加入了德莱西·埃文斯所组织和指挥的西班牙军团。肖在一八三六年写道：「我到伦敦时，发现我的朋友阿礼国担任医务部门的首长，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因为他在艰难困苦中的历练，使他无疑成了最合适的人选。」由于追述这些军事行动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我们只录肖上校一封颇具代表性的信。信写于一八三六年五月六日两点钟，圣塞瓦斯蒂安：

亲爱的母亲：轮船延期开航，所以我再给您写一封信。我和我的旅疲惫不堪、伤亡惨重，获准今晚返回这里。今天上午打得十分惨烈，本旅伤亡约四百名士兵和二十七名军官；其他旅损失没有这么大。我是怎么逃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仁慈的上帝保佑了我。我的表被打碎了，子弹穿透了斗篷、外衣、长裤、衬裤和衬衫，只把我擦青了一块。一颗强弩之末的子弹打中了我的胸口，另一颗把我的绑腿横着划开了。我们要攻破的防线十分可怕：极其陡峭，喷吐着火焰；没到脚踝的黏土使我们行动迟缓，敌人想打谁就打谁。敌人不仅在防线后面表现出色，而且冲杀出来，有两三次一时把我们打乱了阵脚。阿礼国受了轻伤。

对葡萄牙医院状况的严厉指责，不妨以下面这段作为一个令人愉快的对照，并以此结束我们对这些艰苦军旅冒险的生动记录的摘引：

一八三六年九月，于巴约讷

你上岸后，去找我的朋友阿礼国，自我介绍一下，请他带你参观各医院。如果我没有大错的话，那里普遍的整洁和井然有序，以及伤病员所受到的关怀和照料，会让你又惊又喜。阿礼国手里的这副牌极其难打。他很清楚，有许多伤残的可怜人，倘若是在英国军中服役，会被送回英国，保准领到抚恤金；但他也知道，一个从克里斯蒂娜女王军中被送回英国的可怜人，非但领不到抚恤金，通常还只能挨饿。因此，他出于一种值得称道的慈悲心肠，把许多人留在医院里，放在自己眼皮底下，好让他们这样得到足以苟延性命的给养。

阿礼国先生于一八三七年退出军旅，退役时官居医院副总监，曾获塔与剑勋章，以及在葡萄牙服役三年的战争纪念章，另有查理三世勋章十字章、天主教徒伊莎贝拉勋章司令十字章，以及对卡洛斯派两次主要战役的纪念章。

他宣称，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六年经历，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最有魅力的岁月」；在那段时期的某些日子里，他享有「完满的个人欣慰与实在的幸福，其程度之高，是对将来不敢奢望的」。此后，他将有六年截然不同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最终引向了他一生的转折点。

（三）英国，一八三八—一八四四年

一八三八年返回英国——阿礼国重操旧业——获奖论文与著述——詹姆斯·佩吉特爵士的评价——任半岛索偿审理委员——一八四二年任解剖监察官——《解剖法》的缺陷——一八四一年与培根小姐成婚——被迫放弃外科生涯

一八三八年回到英国后，阿礼国立即重操本行。那一年，他出版了一册八开小书，题为《英国西班牙军团医疗史及统计札记》；一八三九年和一八四一年，他又两度夺得皇家外科医学院的杰克逊奖，该奖授予就评议会所选题目撰写的最佳论文。第一篇论文题为《论脑震荡》；第二篇题为《论胸部损伤及胸壁手术》。这两篇论文的价值，自然在于作者得以充分利用他在半岛服役七年间对枪伤的亲身观察和经验。

对于这些医学著述，詹姆斯·佩吉特爵士评论道：「它们可能使人惋惜他竟被说动而放弃了外科研究。因为这些论文显示出一种极强的能力：准确地观察和记录事实，并借助当时他人所掌握的一切有关事实的知识，来检验他自己和别人的见解……我怀疑在本世纪上半叶，是否有人写出过比这更好的关于头部和胸部枪伤的论文。」

至于那本叙述西班牙医院经历的小书，这位权威人士也评论说：「它以极为生动清晰的笔法，讲述了六十年前外科行医和战时照料军队所遭遇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在当时的西班牙，或许比西欧任何其他国家都要严重，今天看来或许已不可能出现，但读来仍饶有兴味，而且无可怀疑，卢瑟福·阿礼国爵士对这些困难的如实记述，有助于加以补救……对本国陆军医务部门的改进有所贡献。」

一八三九年，阿礼国先生加入皇家内外科医学会，并受聘为锡德纳姆学院外科讲师，在那里讲授了关于复合伤、截肢等题目的一系列课程。

不久，他的本行工作之外又多了一项差使。这项差使与大规模的行医恐怕很难兼顾，不过在他外科生涯的起步阶段，除了时间之外，似乎也不需要作出多大牺牲。然而这差使艰巨、繁重，而且完全是义务的。西班牙政府与外籍军团之间因军饷问题闹得很僵。事情始终无法解决，最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和裁决众多的索偿要求；应该军团将军及各校级军官明确而一致的请求，阿礼国先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委员。他担当此职，资格非同一般：他在战役中已显示出第一流的办事能力，此外又通晓当地语言和国情，这是不多见的，而且他的人品能赢得众人一致的信任。他在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持续了两年，于一八三九年圆满结束。

西班牙委员会的工作刚刚结束，一八四〇年，阿礼国先生又被外交部委派，在两国政府组成的英葡委员会中担任类似职务，负责处理曾在一八三二至一八三五年米格尔战争中服役的英国臣民的索偿要求。该委员会的工作也于一八四四年圆满完成；和在西班牙委员会时一样，阿礼国先生分文不取，照他的说法，是为了使自己的判断不致有所偏颇。

（原注：他为这些工作所得到的唯一有价值的酬报，是在若干年之后才给予的：他进入外交部任职的日期被提前到一八四〇年，从而把半岛各委员会的任职期间也计算在内。）

在西班牙委员会工作期间，一八四二年，经本杰明·布罗迪爵士的大力推荐，阿礼国先生被任命为内政部属下的一个职位，即解剖监察官。当初激起一场风潮、最终导致议会于一八三二年通过一项名为《解剖法》的法令的那些情形，如今再去翻检，既令人不快，也毫无益处。和本国许多其他立法一样，这项法令是一种妥协，企图借巧妙设计的措辞来回避困难，把真正的意思掩饰得面目全非，看上去仿佛是另一回事。「该法在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归于失败：它不够诚实，所授予的权力也不足。」总之，经过十年的试行，这项法令已渐渐无法施行，对其执行方式进行改革已是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阿礼国先生被提名为该法所设的两名监察官之一，他以早已经过检验的务实干劲走马上任。不到一年，两位监察官便呈上了一份长篇报告，内容颇为有趣；从波尔图医院报告那个样本，我们可以推想他们是如何透彻地揭示了种种困难，又是如何切实地提出了克服之道。一八四三年又呈上了第二份报告。但政府是一架笨重迟缓的机器，总要等待某种比单纯论证「应当如何」更为强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发现十五年之后，在他与内政部的关系终止十四年之后，阿礼国先生仍在撰写极其明晰而切合实际的备忘录，论述在何种条件下方能促使称职的监察官「去执行一项极不完善的议会法令」，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意外。

正是在我们所回顾的这段时期内，发生了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有意味的事件。一八四一年五月十七日，他刚满三十二岁，与培根小姐结为夫妇，她是同名雕塑家培根的女儿。婚礼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由时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教士的米尔曼院长主持。他的家庭生活美满无波，夫妇二人情投意合。

然而此时，「他的梦境起了变化」。展现在这位年轻外科医生面前的事业，本是前程无量。就个人条件而言，没有谁起步时的装备比他更好了。他干练、周密、热忱、勇敢，富于常识；正如我们在他学生时代所见，他手法灵巧精确，艺术才能也绝非等闲；总之，他具备一个出色外科医生的一切素质，按常理必能跻身名家之列。国王学院的军事外科讲席正虚位以待，威斯敏斯特医院的助理外科医生一职也已为他准备好。然而这一切都不得不牺牲，另辟蹊径，因为一场疾病在他身上留下了双手和双臂麻痹的后患，从而断绝了「一切行医做手术的梦想」。

这场病是半岛留给他的遗产。像凯撒一样，「他在西班牙的时候发过一场热病」，那是在围攻圣塞瓦斯蒂安时染上的一种极其严重的风湿热。这场病使他在许多个月里受尽了难以言状的痛苦与折磨，虽然病情一度部分好转，但七年之后似乎仍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他所谓双手那种「神秘」的病症。事实上，人们都认为，他能从如此凶险的病中活下来，实属难得。他的两个拇指从此再未恢复功能，以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笔迹都难以辨认。

本行的事业就这样被粗暴地断送了，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很可能觉得，自己的人生之舟尚未真正起航便已触礁沉没。这倒也符合世人对自身命运通常所作的那种短视的判断。然而——

冥冥之中自有神明，

塑成我们的结局，

任凭我们如何粗削；

阿礼国懂得了前人和后人许多人都懂得的道理：顺境与逆境常常乔装来访，二者极易被人错认。天意对它所眷顾的人，施用一种点金之术，能把他们苦难的灰烬化为纯金；看似灾祸的，不过是撕开了一层帷幕，帷幕后面是一个比他们怀着遗憾而舍弃的那个世界更为丰饶的新天地。

二奉派来华

受命之重要——《南京条约》造成的新局面——新任领事们非同寻常的责任——对外交往的演变与范围——开路的商人——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相互经历——其结果——承袭这一段历史的英国人——不堪忍受的局面——猛药——猛药失效之处——东西方观念之间的鸿沟——唯有通商提供了安全的交往媒介——通商的疗愈之功——然而随之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却造成摩擦——中国政府的专横干预——其对待夷人的传统方式——对人权的否认——交往中法度的缺失——对中国暴政的零星反抗反而加重了弊端——东印度公司为逐利而甘心屈从——公司特许状期满——英国政府随即力图建立官方往来——中国人的坚决抵制——首任英国使节律劳卑未获接待——受尽侮辱——英国政府下达自相矛盾的训令——既要像公司时代那样安抚中国人，又要同时开启外交关系——律劳卑诉诸经验——他死于澳门——第三任使节义律上校重拾屈从政策——一无所成

一八四四年，阿礼国先生正当走投无路之际，获授一项任命，这不仅是他本人的荣誉，也为选中他的政府增了光彩。《南京条约》已于一八四二年签订，根据这一条约，中国要设立五位领事，他便是入选的五人之一。倘若人生中真有什么事件配得上这样的说法，那么就诸多理由而言，这次为阿礼国先生的才干所开辟的出路，确可称为天意所成。他本人直到晚年都承认，自己早年所受的历练并未白费，而是「在不知不觉中为他一生的伟大事业作了准备」。负责这项任命的大臣，为一个职责尚属未知的职位挑选了一位才干已经证明的人，若说他当时并未充分意识到自己为国家效了多大的力，这也情有可原。对于那些不在正途编制之内的人，政府衡量其长处时并不总是如此明察；另外一些在类似情形下作出的任命便已表明，候选人是否称职，何其容易地被置于与公众福祉毫不相干的种种考虑之下。

驻华领事馆是一项全新的创设，是向未知之境的一次冒险，是一场既无航标也无海图的航行，成败全系于开路领航者的个人品质——他们的判断力、应变之才与首创精神。远东这片新天地的开放，关系着重大的利害，而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所用之人的手里，因为他们实际上已在训令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当时没有电报，所谓通往印度的「陆路」也才刚刚开始用来运送邮件和旅客。即便是最英明的政府，也无法制订出一套通用训令，去预先应付那些超乎寻常经验范围的种种变故。因此，这份差事的条件本身便构成一场严酷的考验：一个官僚习气的官员在其中会萎缩得毫无用处，甚至更糟；而对一个强者而言，它却是一剂强效的兴奋剂，简直就是生命的气息。

所以，究竟由谁来受托实际开创与中国的新关系，是一件事关重大的事情；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读者大概会看到，这是一桩幸运的意外：国家在众多杰出外科医生中失去了一位，换来的却是一位其贡献堪称独一无二的政治代表。

对华关系

要充分理解《南京条约》所造成的中英关系状况，就必须把整部历史都记在心里——不仅是我们自己通商往来的历史，还有我们在远东的那些先行者各国的历史。因为，尽管我们当时以及此后一直都在努力、也一直都希望，把这一国际问题局限于有关贸易、人身保护之类的几条干巴巴的命题，可是历史的、人性的以及一般政治的种种因素，却无法从这个问题中剔除出去。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是自己过往的必然产物，中国人亦然；如果说我们已积累了一大笔关于中国人的经验，那么他们关于我们的经验也毫不逊色；说实在的，平心而论，他们的经验还更为全面。因为在中国人眼里，我们所代表的不只是我们自己，不只是东印度公司，也不只是一两代胆小怕事的商人，而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我们的先驱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罗马教会的传教事业，以及所有那些无果而终的赴京使团。

三百多年来，所谓中国人的「对外教育」一直在进行之中：就他们与外人的交道而言，他们的习惯正在形成；他们的判断力也在接受训练，所凭的正是源源不断供给他们的那些确凿材料。简言之，与欧洲人的交往，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一堂漫长的课，教的是驾驭西方人的艺术。我们无意之中一直在教他们如何对待我们，就像我们训练动物表演把戏一样；而对中国人所能说的最坏的话，不过是他们青出于蓝，学得比教的还好——这或许于他们、于我们都是一种损失。

在这段漫长历史的编年记录中，有许多事迹值得铭记，也有许多事迹是另一种颜色，而这两者都不限于某一方。早期的冒险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正如任何时候人类其他任何群体中都有好坏一样。举例来说，有兄弟二人与极早的时代有关，先来的那位博得了中国人的好感，留下极好的印象，以致后来的那位受到了热烈欢迎；然而他很快便滥用了当地人的慷慨，对他们肆意施暴，最终导致他被强行逐出中国，通商的门路也因此受到限制。总的看来，在华先驱者的记录颇为可鄙，暴力、贪婪与怯懦在其中占了很大成分。

英国人作为最晚到来者，承袭了全欧洲的种种劣迹，他们既为自己的过失，也为前人和邻人的恶行与不足付出了代价。这代价就是他们在唯一获准通商的口岸——广州——被迫忍受的那种不堪忍受的屈辱，而且这屈辱还在不断加重。

正如有些污秽只有用火才能涤净，中英交往的种种苦楚，除了公开开战之外，也别无补救之道。一八三九年开始、一八四二年以《南京条约》告终的那场战事，自然被视为对积年怨愤的一次彻底清算，是和平与相互尊重的新时代的先声。

至于何以连这样一场决定性的、一边倒的战争，也未能化解那长年不息的纷争，随着我们的故事展开，或可部分见其端倪。

事实上，中国与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之间，鸿沟深不可测，绝非任何条约所能弥合。如此异质的两个群体相互交往，好比焊接两种性质不同的金属，只有接触而无熔合。诚然，从某一方面看，形势本来极有利于彼此亲善，因为国与国之间最安全的交往媒介，莫过于那种使买者与卖者两蒙其福的通商。当初吸引人们远涉重洋来到亚洲海岸的，唯有对通商的追求；而为这些外来者打开中华帝国大门——哪怕只开了一条缝——的，也正是当地人同样的愿望。纯粹的商业关系，在相互善意这一点上，几乎无可挑剔。一位自一八二四年起便住在广州的美国商人亨特先生，这样记下了这种关系在广州老住户心中留下的印象：「与那些被指派同我们交易的中国人打交道，一切都十分便利，加之他们那有口皆碑的诚实，再加上人身财产绝对安全之感，凡在此久居的人——简言之，凡是『老广州』——几乎没有一个在最终离开他们时不怀依恋。」

亨特先生更进一步，证实了官方对于外人人身安全的「悉心看护」，而这些外人所生活的，乃是一群风俗与成见都与一切外来事物格格不入的百姓之中。

那么，既有共同物质利益这一平实的基础，又沐浴着当局主动给予的保护的阳光，何以双方在两百年间竟未能摸索出一种相安共处之道？这个谜的答案，唯有耐心审视战前与战后的种种事件，才能找到。

即便只是概述外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也会远远超出本书的篇幅。况且也无此必要，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后来的那些发展，它们在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战争中达于顶点；要公允地评价此后的事态，似乎就必须对这些发展略作回顾。

一方是中国政府与百姓，另一方是外国商人及其代表，双方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利害冲突，这一点从双方贸易的持续不断与日益增长中已看得分明。而双方对这项贸易之好处的共同体认，则表现在彼此都随时准备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作为向对方施压的手段。因此，产生摩擦、并由暴行而引出报复的，并非交往的实质，而是交往的偶然情形与附带条件；其中最易引起冲突的两个条件，一是法度的必然缺失，二是对彼此身份地位的不可避免的误解。

若听任双方商人自行其是，他们虽无法律，却会自成法度，因为双方都已习惯于一种习俗的约束，这种约束在其范围之内比任何商法或刑法都更有力量。然而，正如人生中没有任何问题能够孤立存在，在这件事上，国家与民众的双重干预也不断阻碍着商业往来的顺畅流通。

中国人的干预与西方政府对贸易所加的限制毫无相似之处，因为后者即便最苛刻的时候，通常也是明确而可以预计的：有关税税则，有港口与警察章程，还有国家的法律。而中国官方监管外国贸易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无从预计、专横武断，受贪欲与嫉妒支配，并听凭个人的一时好恶。中国当局既然要对付的是夷人，便遵循其古代帝王的格言，「以不治治之，乃所以深治之」。又见夷人驯顺，便渐渐习惯于对他们施加种种侮辱，犹如一个恣意妄为的学童摆弄一只被捉住的动物，除了怕遭报复之外，别无任何顾忌。中国人迫害外国人，良心上不会有丝毫不安，因为对于外国人而言，公正与不公正都是毫无意义的字眼。这种傲慢与其说出自什么成文的信条，不如说出自一种深藏于其道德观念底层的传统情感；正如今天的中国百姓称外国人为「鬼子」而毫不觉得冒犯一样，战前那些受过最好教育的官员，也真心实意地把外来者视为一个低等的、甚至堕落的种族。迟至一八七〇年，一位英国代表在致中国首席大臣的信中还抱怨说：「读书人无论言谈还是文字，都让百姓看出他们把外国人视为夷狄、鬼怪或禽兽。」自那以后，除了出于审慎而不得不有的收敛之外，并无任何改变。因此，在交往中法度缺失之外，又加上了对人权的特别否定，而当地人方面自然随之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的神态。外来者实际上被置于法外。他们不时力图伸张自身的独立，却如同牛犊踢刺，只能使痛楚加剧而非减轻。当时的主调是屈从，而屈从招来越来越多的欺凌，直到杯满而溢，战争随之爆发。

倘若我们问，任何阶层的英国人怎么会甘受这般屈辱，唯一能给出的回答是：他们是为了逐利。倘若我们进一步追究，要把责任落实到某一方，那么几乎毫无疑问，主要的罪责必须归于东印度公司——直到一八三四年特许状期满之前，对华英国贸易一直由它统辖并垄断。利德贺街的董事会只要汇款，至于远方的代理人为满足这些要求而不得不忍受何等侮辱，他们毫不在意。「攸关的利益过于宝贵，不能因个人方面的考虑而使之陷于争执……至于维护国家荣誉，本董事会则留待王室为之。」这便是他们一成不变的态度。代理人一方权衡利弊，得出结论：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他们都必须保住那无所不能的董事会的欢心。由于这样行事，本可保护英国臣民免遭凌辱的威望便被拿去做了交易；公司职员的卑躬屈膝，诱使中国人日益骄横，这也怪不得他们。公司代表的态度，是一群违背自己更好判断而执行训令的人的态度。诚然，偶尔他们的判断也会压倒训令，于是他们会试图为自己的权利抗争一番。一八三一年便有这样一件事，当时中国当局对白银出口新加了限制。公司委员会主席林赛先生对此举甚为愤慨，

扬言要停止贸易。然而结果却是委员会让了步，并把商馆的钥匙交给一名中国官员，以示屈服。

这一经时间认可的过程，自然并未因其主要起因的消除而停止。公司的垄断结束之后，它仍照旧延续，毫无间断。事实上，当英国的代理人从律劳卑开始改为代表王室而不再代表公司时，情形反而大为恶化。英国当局对于此中局面所知甚少，竟至于迁就方便，委派了若干中国人早已习惯于轻侮相待的人物，来充当国王的代表。可是中国人对于这一新举措所预示的变化，却有着准确的预感。他们已从韦德尔船长、安森准将等人那里领教过一艘国王兵船的指挥官会提出何等要求；于是他们正确地推断出，一位国王的代表与一名公司的大班，地位将截然不同。因此他们决意把一切开启国际关系的努力扼杀于萌芽之中，并为此动用了他们所熟悉的一切武器。两广总督不仅拒绝与英国使节往来，还把他囚禁起来，截留他的信件，以致需要一支海军力量才将他解救出来。然而，指使中国当局出手的并非恶意，而是政策——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将外国人拒于千里之外的既定政策。

英国政府为驻华首批王室代表所规定的行为准则，着重强调的是怀柔，一如东印度公司及其大班的时代。他们须「审慎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威胁言辞，避免请求我国陆海军力量加以保护（极端情形除外），亦不得作任何激怒中国人民感情、或违拒其意见与成见之事」。《国王亲署致驻华商务监督训令》中的这一条被忠实地执行了；而命令使节「驻节广州港」的那一条却无法遵行，因为中国的省级当局对此加以否决。英国代表的怀柔态度所换来的，是中国人拒绝接待他、拒绝承认他，并伴之以最粗鄙的侮辱。他们不仅以侮辱相加，诸如篡改他名字的译音、换上含有恶劣意思的字眼，对他本人施以种种无礼，而且还干涉他的家仆，甚至断绝他的食物供应，以此迫使他放弃在广州的职位。他们的行径使律劳卑在向本国政府报告这些事件时表示，「两广总督犯下了侮辱英国王室之罪，理应索取赔偿」；此言引来威灵顿公爵（一八三五年二月二日）一段冷冰冰的评语：「陛下欲在其臣民与中国之间建立通商往来，所凭者并非武力与暴力，而是阁下所奉历次训令中再三谆嘱的其他怀柔措施。」律劳卑的公文证明，他对局势了解得十分透彻。「我们在这些人面前，或者不如说在他们的政府面前，」他写道，「谈判也好，自卑自贬也好，何曾得到过什么好处，何曾争得过什么要点？档案所载，唯有随之而来的屈辱与耻辱。反过来说，我们以迅速果断的方式行事时，又何曾失去过什么正当合理的好处或要点？档案同样告诉我们，这样的措施无不大获成功。」他并建议本国政府「立即商议采取何种最佳方案，以求强行订立一项通商条约，或一项保障一切欧洲人正当权利、兼顾其公私利益的条约——不仅是英国人，而是所有依照国际法原则前来通商的文明民族」。

律劳卑被中国官方的野蛮行径以及本国政府的冷遇逼上了死路，继任者先后是东印度公司的两名旧职员，他们唯有抛弃英国国家使节的身份，屈从于中国人越发乐于加诸其身的种种侮辱，才能勉强立足；而对他们的抵抗越是软弱，这些侮辱也就越是恶毒。

事实上，律劳卑身后，谆谆嘱咐于他的那一路政策得到了一丝不苟的遵循，其中尤以一八三六年受国王任命、排名第三的继任者义律上校为甚。这位军官为了安抚中国人，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训令的范围。尽管巴麦尊一再命令他直接与当局通信，而不要经由行商转递（原注：行商是中国政府指定的一个商人团体，负责经营对外贸易，并就外国商人的行为向政府负责。），并命令他不得在文书开头用「禀」字，而且他本人也一再表示同样的意见，但义律上校却完全屈从了中国人的要求。他经由行商通信，并明确地以「敬谨」之态接受当局的「谕令」。自然而然，他让得越多，被索取的也就越多，直到怀柔已至穷途，再也无可退让。一八三七年，英国使节竟可以（经由行商）这样致函广东巡抚：「具禀人谨向大人恭陈：凡事悉遵圣意，既属职分，亦为具禀人殷切之愿。」事情已差不多到了这一地步。这种极度谦卑的结果是，义律上校被迫在广州降下旗帜，退居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理由是他无法按照女王陛下政府为他规定的条件与当局保持往来。

三战前原委

（一）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的增长使贸易差额不利于中国，令中国政府惊恐——英国制造商对同一事实亦深以为憾——白银外流——政府反对鸦片进口——官员参与这项贸易——虚文当道——亨特先生的描述——义律上校自告奋勇制止走私——遭广州当局冷遇——鸦片贸易的主要庇护者——朝廷与鸦片买卖——弛禁之议——皇后——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派禁烟——他在广州毫不通融的行动——外国商人与英国使节遭软禁——义律上校缴出鸦片

一段时间以来，贸易本身也已成为令人不安的根源；而耐人寻味的是，使双方同感忧虑的，恰恰是贸易的同一个特点。贸易差额对中国不利：一八三八年，中国须拿出价值二百余万英镑的金银，来抵补进口超过出口的差额。英国制造商惋惜的是，中国适于外销的货物太少，其购买力因而受限；中国当局则真心惊恐地看着他们视为国家财富命脉的东西年复一年地流失。因为不仅金银以在他们看来为数甚巨的规模出口，那些从印度运来原棉和鸦片的船只，回程时也常常装载中国的铜钱充作压舱物。中国人为阻止或减缓贵金属外泄，采取了种种粗陋、专断而全然无效的手段。鸦片是百姓最迫切需要的商品，向来要以现银支付，而普通货物则可以同中国土产以物易物。因此，撇开道德或政治上的考量不谈，也就不难理解，何以鸦片这一货品竟会成为战前那一段痛苦纠葛中如此显眼的因素。

说当时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并不是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律治理的国家，尽管事实上，即便在国家纯粹的内政之中，法制也被有系统地歪曲着。然而在对外关系上，几乎是势所必然，一切法度的痕迹在实际中都被抹得干干净净，商人们时时陷身于幻象与陷阱交织的迷宫之中。没有哪一条章程是照其颁布的原样施行的，也从来没有人打算这样施行；真正的用意通常完全是另一回事。说那时的法律「违之者荣于守之者」，实在是字字属实。

许多中国的鹰隼扑向外国贸易这具肥尸；各色官府争相分赃；朝令夕改的命令，往往不过是一班官员用来抢占另一班官员上风的计谋而已。游戏的规则人人心知肚明，最崇高的奉公宣言，总是与最腐败的行径形影相随。

广州主管贸易的两大官员，一是两广总督，一是粤海关监督；后者由北京另颁委任，独立执掌关税。走私自然是成体系的。虽有严厉的法令，平日搁置不用，偶尔可借以罗织不慎之人，但走私却在每一个贸易门类中公然进行，而其主要庇护者正是总督与粤海关监督。鸦片进口在官方是被禁止的，然而没有哪一门贸易受到过如此周到的保护。趸船停泊在被视为中国外洋的水域，即珠江口的群岛之间。但鸦片是由总督自己的船只运上岸的，利益也归他所有。这项买卖是在本地商人与官府之间一种时常变动的约定下进行的，官府屡屡借端与商人寻衅，以便有个勒索的由头。向鸦片商征收的规费由官员们瓜分，可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信不过对方会公平分账。为了防止有人从中做手脚，一艘中国兵船惯常到各趸船巡视，登记其交货数目，同时为管带私人收取一笔小小的规费，并为此正式出具收据。

一八三七年，一位新任粤海关监督来到广州。依照前任的惯例，他一上任便会同总督颁布严厉告示，禁止贩卖鸦片，甚至还装模作样地抓了几个烟贩。这番作态，与以往历次一样，不过是为了掩盖一笔比以往都更重的勒索。烟贩和船户拒不接受这些条件，船户们还烧掉自己的船只以示抗议。于是两位大员自行造船，连同早已参与此项营生的官船，将全部鸦片运进广州。烟贩和船主为反抗总督与粤海关监督的勒索而罢市，贸易一度中止，随后便以这种方式恢复了。这些勾当在北京也从来不是什么秘密。事实上，每逢有高官进京，鸦片的市价总要大涨一番，因为这位官员或其随从必定携带大量鸦片到京城出售。广州印行的商情通报会刊登此事，丝毫不隐瞒护送鸦片的是哪一位官员的名字。粤海关监督过去是、如今仍是皇家的宠信之人；人人都十分清楚，过去如此、如今依然如此：他要将在广州的收成与他的靠山们分享。他得到这一任命，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竟是一门经皇帝谕旨以极刑严禁的买卖！中国官场在行政上施展的种种规避手段，织成一张大网，这里无须一一追索，上面所举的例子可视为整个体系的典型。「然而，在一八三八年间，中国当局开始采取非常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大体上针对鸦片贸易；皇帝谕旨宣布，对贩卖鸦片者和吸食鸦片者一律处以死刑。」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几乎无法想象公共事务是在怎样一套成体系的装模作样之下进行的。

亨特先生说：在广州的生活与生意，是一个像斯芬克斯之谜那样无从索解的谜；一切事情之所以运转顺利，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与别人吩咐我们的完全相反。别人的确吩咐我们要「凛遵毋违」，要「战栗恐惧，毋得怙恶不悛、任意妄为，自干天怒」！我们不时被提醒，我们是「蒙恩寄居此土」。我们一再受到恫吓，说「若将洋泥售与民人，定必严惩不贷；实属忍无可忍」。然而我们照旧卖我们的鸦片。我们停在伶仃的趸船不得再在该处逗留，而须「即行进口，或各回本国」。四海之内共主之心，诚然满怀矜恤，一向优容夷人。但如今再不能宽限了，「即将派遣巡船，以不可抵御之炮火轰击」外国船只。然而尽管有这些恫吓，那些船只从来纹丝不动。我们「每月只准游玩三次，且须有通事随行」，可我们想什么时候散步就什么时候散步，而通事是我们最后才会见到的人。

（原注：见《旧中国杂记》，基根·保罗出版社。）

如此等等，列出一长串禁令，而无视这些禁令的，向来少不了官员们自己的份。

鸦片贸易是怎样进行的，我们也可以从亨特先生笔下得到确切的描述，他本人既是参与者，又是目击者。这段描述把中国普遍盛行的那种虚文当道的风气，刻画得淋漓尽致：

我们在南澳岛内侧下锚，紧挨着两艘英国双桅船「欧米伽号」和「芬德利总督号」。在我们靠岸一侧，停泊着两艘中国兵船，挂满了旗子；其中一艘挂的是副将亦即水师统领的旗号。我们深知同官员们打交道须履行哪些「手续」，因此料定会有一位官员来访；在他来访之前，没有一只中国小船会靠拢过来，帆船不会，连卖杂货的小艇也不会。我们刚收好帆、把一切收拾停当，「大人」就乘着他的座船来了，那是一种宽与长几乎相等的平底船……福斯特船长在舷门迎接他。他举止从容，仪态端庄。奉上雪茄和一杯酒之后，「统领」便询问我们何以在南澳下锚。账房告诉他，本船由新加坡驶往广州，途中因风向与水流不顺，不得不驶来南澳补充柴水。大人物专心听罢，说道：「所需一切物品，均可取给；惟一俟装载上船，务须刻不容缓，开往黄埔，因大皇帝不许远来船只驶赴别处口岸。」随后，他一本正经地从靴筒里抽出一份长长的红色文书，交给他的师爷，好让我们知晓其中大意。内容如下：

上谕

照得广州一口，为外夷准予通商之唯一口岸，断不容其任意游荡，前往「中国」别处。惟「天子」矜恤之怀，浩如沧海，凡因风涛逆阻、乏食困苦者，不忍不予以续航之需。一经接济，即不得逗留，务须立即驶离。钦此。

道光十一年六月初四日。

这道「上谕」收回封套，又塞进他的靴筒之后（以备再有外国船只「遇难」时派上用场），大人便起身离座，这是一个信号，他的随从便都回到船上去了，只留下师爷。随后二人被请进船舱用些点心；用罢，我们便谈起正事来。那位官员开门见山地问道：「船上有多少箱？都在南澳卸吗？还要往北去吗？」同时暗示说，北边的官员格外严厉，不得不奉行「寰宇大皇帝」的旨意，如此等等。但我们的回答同样清楚而爽快：本船不往南澳以北去，所载约有二百箱。接着便是规费的问题，这是按照「一切照旧例」这一中国的老好原则解决的。一切就这样安排得舒舒服服，酒喝了，雪茄抽了，大人便说「告辞」……中国买主一见「官方」拜访已经过去，便纷纷自由上船来。一两天后，有几艘商船从大陆驶向锚地。它们驶近时，我们认出了桅顶上的一面暗号旗，其样式在离开急水门之前就已交给我们了。我们也升起自己的暗号旗，那些帆船便在我们近旁下锚，并在短得惊人的时间里用它们自己的小船从「玫瑰号」上接走了鸦片；这批鸦片已在广州售出，并在那里付过了款，约定在此锚地交货。这正好说明了在广州商馆里的外国卖主与中国买主之间所存在的完全信任，而这样一笔交易，若有任何一方违背任何一项条件，另一方都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补救可言。

义律上校在澳门避居之地，自以为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再一次设法讨好中国当局。他以前委曲求全的种种努力，换来的只是层层叠加的侮辱，以及针对他本人的种种可憎的指控；但他不顾这一事实，决意再试一次。于是，当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鸦片风潮爆发时，他自告奋勇，愿协助查禁内河走私。总督本是这一弊端的罪魁祸首，他一口回绝了这番好意，说——这话完全属实——他自己一挥笔就能禁绝这项买卖。

义律上校不理会这番冷遇，仍然发布了一道命令：「凡英国人所有之纵帆船或其他船只，经常或偶尔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者，应于三日期满以前驶离，此后不得再以此等营生驶入虎门以内。」同时明确警告他们：「倘有英国臣民因坚持在虎门以内从事此项贸易，而以重罪致中国人死命者，将处以死刑；此等船只之船主，倘其船只为中国政府所扣押，将不得英国政府之任何援助或干预；凡受雇于此等船只之英国臣民，对于以武力抗拒中国政府而可能引起之一切后果，均须承担责任，与其在本国或任何外国抗拒本国政府或任何他国政府者一律办理。」义律上校如此无端地替中国行政当局越俎代庖，使自己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也为一年之后接踵而至的悲剧事件铺平了道路。用俗话说，他在中国人面前「露了底」：因为他既然自称能够禁止内河的鸦片买卖，便默然承担了在珠江口禁止这项买卖的责任，而英国的趸船正是停泊在那里的。事实上，正是中国人把这一责任紧紧压到他身上，才成为这场战争表面上的起因。因为可以肯定，义律上校作为英国国王的代表任职三年期间，既未对中国人有过任何挑衅，也从未以任何方式抵制过他们的侵凌。

然而这时，局面骤然一变。鸦片问题已在朝廷的议事中相当认真地辩论了一段时间，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是查禁还是弛禁。看来，当朝皇帝道光在这些议论中所起的作用很是次要；事实上，作为国家政务中一个能动的因素，他似乎并不比他的后继者们更有分量。据说他是一个和善而软弱的人，深知国家的困难，但身边的宠臣却向他谎报这些困难。当时宫廷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似乎是皇后；她凭着才干，也凭着魅力，登上了这一尊位。她的一生虽然十分短暂，却对整个帝国的事务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人们认为她有一种罕见的知人之明，善于为要职选拔人才。她是一位改革者，

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而最令人称奇的是，考虑到她周遭的思想风气，她在扩大对外交往一事上持开明见解，并且是主张弛禁鸦片的那一派的首领。有一份上呈给她、力主此举的奏折，经皇帝发交广东巡抚邓廷桢，邓与其同僚复奏表示赞同。皇后政策的得势激怒了她的仇敌，促使他们竭尽全力要把她扳倒。据说皇帝在这场争斗中保持中立。结果反对派占了上风，他们趁皇帝的亲生儿子死于鸦片、皇帝正沉浸在丧子之痛之时，把他拉到了自己一边；这件事使皇帝在个人感情上对鸦片深恶痛绝。

然而，这一问题此前已推进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直到风暴爆发的那一刻，义律上校都还满心以为鸦片贸易将被弛禁。

朝廷最终的决定是断绝这项贸易，为此派遣一位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授以全权，执行皇帝的谕旨。他于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抵任。钦差大臣林则徐，是与这场战争相关的人物中，除义律上校本人之外最为人所知的一个。他精力过人，意志坚决，因此就某些方面而言，派他去承担这项非同寻常的使命是选对了人。他是福建人，官高位显，曾任湖广总督，即华中诸省的总督。此番他受任两广总督，并以钦差大臣身份查办鸦片问题。作为中国的行政官员，他一向颇得人望，无疑具有许多高尚的品质。倘若他肯花些时间研究自己要处理的外国问题，倘若他没有被起初过于轻易的成功所误，他或许能够使本国的对外关系建立在互相通融的基础之上。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应当看得出来，要阻止中国百姓购买一种他们有着压倒一切的嗜好的商品，是绝无可能的。他提出要在一年之内使国人戒绝吸食鸦片，期满之后犯者一律斩首，这显示出他对人性极其无知。这不过是他的暴烈，以及他不能兼顾问题两面的一个例子而已。不过也须记住，他既已承担执行皇帝的训令，那么他在解释这些训令时能容许自己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就很难断言了。

（原注：一八三九年晚些时候，事过之后他访问澳门，当地为他举行了公开的欢迎仪式。这究竟是出于公众对他专制权力的敬畏，还是出于对他新近运用这权力的赞许，抑或只是承认他此前早已确立的声望，大可存而不论。）

（原注：不过，这或许只是中国人惯用的夸张措辞的一例。一位官员会为了一点小过失而扬言要把仆人立即斩首，其实一点也不当真。）

他的行事毫不通融，这在中国人当中是极不寻常的。他握有全权，便把它用到了极致，威慑所有地方官员，使之唯命是从。广东巡抚本人深深卷入鸦片买卖，钦差大臣对此了然于胸；巡抚为求自保，只得装出十二分的热心去执行钦差的命令。中国的大员们通常要应付来自下属的种种阻力，林则徐就这样把它们一扫而空，于是便放纵自己刚愎的性情，结果不但没有实现改革，反而把国家拖入了一场使天朝威望扫地的战争。

林则徐抵达广州不到三个星期，针对外国人、尤其是针对鸦片贸易的严厉措施便达到了顶点：他把全体商人囚禁在广州的商馆之内，并以进一步加害其人身相威胁。在这一危急关头，义律上校离开澳门寓所，历尽艰难赶到广州，以便与同胞共患囚禁之难，并充当他们的首领和代言人。钦差大臣林则徐既已将商务监督控制在手，便向他提出了极为过分的要求，其中包括把英国商人所有的鸦片全部交给中国人；这些鸦片共计二万箱，价值二百余万英镑。被囚的商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英王代表向他们提出的要求；而且，由于近来的风潮已大大妨碍了贸易的正常进行，他们一想到自己是在把货物清仓甩卖给一个有偿付能力的买主——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些条件的应允无疑也就心安了几分。他们于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开出了鸦片的交货单。值得称道的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在一份奏折中，对某些英国商人的恭顺加以褒扬。

（原注：正如在补偿解放奴隶财产一事上那样，英国政府此次也对鸦片的物主们造成了严重的不公。义律上校开给财政部的汇票遭到拒付，因为他本无开具汇票之权；商人们等了四年，才得到一笔极不充足的赔偿。）

这一向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要求作出的重大让步，不过是此前英国人步步屈服的顶点而已。没有讨价还价，而是以如下的措辞迅速地、无条件地缴出了鸦片：

义律致钦差大臣

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于广州

义律等，今始荣奉贵大臣三月二十六日钧谕，系奉大皇帝谕旨颁发，饬将英国臣民手中所有鸦片，悉数交与贵大臣所派之尊贵官员收缴。

义律理当忠实而完全遵行此谕，兹谨恳请贵大臣指明本国载有鸦片之各船应驶往何处，以便全数缴出。

其确实数目，一经查明，即当如实呈报。

义律上校甚至不给自己时间去核实数字，仓促之间许下了比实际存在的更多的鸦片。结果，在新的鸦片运到之前他无法交足，只好以鸦片商的身份进入市场，购进足够的数量，才得以履行自己的承诺。

（二）缴烟之后

义律上校抱怨被长期囚禁——钦差大臣林则徐的暴虐有增无已——葡萄牙人的卑躬屈膝——英国商人被逐出澳门的家园，到船上避难——钦差大臣穷追不舍，报复不已——中国人对人身和财产主张绝对管辖权——

索交一名英国水手处死

这一切之中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以价值二百余万英镑的私人财产作为赎回英国臣民自由的代价，这一慷慨的牺牲，究竟给中国当局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印象当然不佳，因为鸦片交出之后，义律上校连同整个侨民社会仍被严密囚禁在广州达数周之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被切断。缴烟一星期后，义律上校致函巴麦尊勋爵说：「封锁日益严密……我国与这个帝国交往以来，其政府在未受挑衅的情况下率先采取侵犯英国人生命、财产与自由、侵犯英国王室尊严的措施，这还是第一次。」同一天，钦差大臣扬言要断绝被围商人的水源。又过了一星期，义律上校写道：「封锁并未放松……情形恰恰相反。」他虽然显然很不情愿，也不得不把「近日的种种措施称为公然的抢劫和肆意的暴行」。钦差大臣林则徐「在缴烟之后仍继续实行禁锢、侮辱与阴险的恫吓，已使此事跻身于迄今一国胆敢加诸另一国的最无耻的暴行之列」。两星期后，他承认，「以我目前的处境，向一位决意背信弃义的中国高官提出抗议」乃是徒劳，其中有一种凄凉无告的悲哀。

即使广州囚禁的危机过去之后，中国人对残忍的胃口也依然越吃越大。英国侨民被迫到船上寻求安全，钦差大臣却以不肯罢休的报复心，从一处锚地追到另一处锚地。他发布告示，命令百姓「截断并尽绝」对英国人的一切供应；告示说，有些英国人「已到香港外国船上居住，诚恐其穷蹙之际，或有登岸至沿海外村小乡购买食物者」，遇此情形，「民人应将其驱回，开枪轰击，或擒拿之」。「即使其登岸汲取泉水，亦应阻其前行，勿使得饮。」另一份告示则称：「此水业已投毒，我民切勿取饮。」一八三九年夏，钦差大臣下令对英国小船，凡发现其孤立无援或无力自卫者，一律加以袭击，造成了许多血案。

这些野蛮行径无须一一细述。上面所举，已足以说明中国政府是以怎样一种精神，在和平时期、在毫无挑衅的情况下，把节节退让、完全顺从的英国人逼入了绝境。而他们报答卑躬屈膝的那种典型方式，在战争进行期间，由钦差大臣林则徐——也就是上述野蛮行动的始作俑者——起草的一份长篇条陈里，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表现了出来。他说：「英夷既如此急于复开贸易，我等不妨于准其通商之外，另附一条，令其献上义律首级；此人乃一切祸端之魁首，扰乱和平之人，诸般纷扰之根源。」——最后这句话所含的真理，恐怕连作者自己也未曾完全意识到。

在这样的情形下，把英国臣民的人身和财产交由中国官员任意处置，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广州当局坚持的正是这一点，即「完全服从中国刑律，包括依照中国的审判方式处以死刑」。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要求，中国人不过是在援引先例而已。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曾先后应中国当局的要求，交出本国人去受绞刑；虽然这项权利已有将近二十年未曾行使，林则徐显然认为此时正是恢复它的好时机。他要求英国代表无条件交出一名据称杀死了中国人的凶手以便处决，由此把中国式的审判究竟是什么，解释得明明白白。义律上校几乎是带着忏悔的口吻申辩说，卷入那场斗殴的是不止一国船只的大批上岸休假水手，他无法从中查出所谓的凶手；中国当局对此全然不予理睬。女王的代表遭到钦差大臣林则徐用污言秽语公开斥责，罪名是窝藏凶犯、拒不交出，以及犯罪性地违反中国法律，而这些法律「已由我屡次告示、明白谕令所示」。这道气势汹汹的告示之后，接着是一份最后通牒，限十天之内交出那名不知其人的凶手，否则便要剿灭英国侨民；侨民们只得全体逃离广州，到澳门避难，而澳门当局又应中国钦差之命把他们驱逐出去。葡萄牙人这一效忠之举，得到了钦差大臣的正式嘉许，由其下属官员转达，文曰：

案奉钦差大人批复：前据禀称，英夷已尽数离澳，葡萄牙总督及理事官实力协同驱逐，并忠实弹压滋扰等情。兹奉批开：

葡萄牙总督及理事官能如此遵谕驱逐，足见该官等恭顺尽职，殊堪嘉尚。本大臣即偕同总督亲赴澳门，加以抚慰奖励。仰即遵照，立即转饬知悉，毋违。

义律上校在致葡萄牙总督的一封公函中，称其行为是参与了「对英国臣民施加的前所未有的、不讲待客之道的敌对措施」。

（原注：瑞典公司商馆的末任大班龙思泰爵士写道：「根据一七〇三年的条约，葡萄牙可以说是把自己置于大不列颠的保护之下。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其海外属地，这个强国从未不向其盟友提供所需的援助。」一八〇三年，英国人还曾保卫澳门，抵御法国人。）

至于鸦片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或者一名英国官员仅凭一位中国官员的一纸要求便交出价值二百万英镑的这种商品，这一独一无二的交易的是非，限于本书的篇幅，无法深入讨论。但显而易见，这样一个要求，是在广州总督建造船队、把商人的鸦片从趸船运往他的省城之后不到两年提出来的，它是如此荒诞，以致一旦依从，其后果若不是公开的战争，便只能是彻底屈服、放弃中国这一贸易场所。当然可以设想，如果对这件事套用中国人通常的准则，把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告示像以往的那些告示一样，看作新官上任的一番虚张声势，那么这些要求或许本可以不受惩罚地搪塞过去。事实上，葡萄牙人就是这样搪塞过去的，办法很简单：把他们的鸦片暂时运到海上，过后再运回来。有理由推测，钦差大臣本人原本就估计对方会搪塞，而如此巨额的财产竟被爽爽快快地扔到他手里，这意外的成功反倒令他有些为难。因此可以说，我们与中国的冲突，是由双方各自打破了先例的延续性而引起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指望虚文依旧，中国人则指望顺从依旧。双方都被误导了，除了诉诸武力裁决之外，再没有别的和解之道。

四第一次中英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年）

义律上校遣唯一的船只赴印度报告局势——英侨束手无策，三个月间备受中国人迫害——两艘兵船到来——中国人发动攻击，被击退——远征军自印度及英国开到——封锁广州河道——向中央政府申诉的尝试均遭拒斥——舰队北驶白河——琦善奉派议约——远征军南返——在广州附近开议——英舰摧毁虎门炮台——虚与委蛇的谈判——河道封锁，而商务部分恢复——中国人大举备战——义律上校对中国人的信任——战事继续——广州受制，缴纳赎城费——民众的凯歌——战事扩展至北方沿海——义律上校与琦善的协议为两国君主所共同否认——海军中将巴加爵士到来——大力进兵——城镇炮台相继攻陷——南京告急——钦差伊里布、耆英奉派议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缔约——伊里布其人

义律上校与其同胞在遭受种种酷待之后，派一艘船前往加尔各答，向印度总督报告局势，同时也向伦敦递送了一份相应的报告。这是英国代表手中唯一可以调遣的船只，它一离开，义律与商人团体便在三个关键的月份里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国人自然要趁此大好时机，把他们的虐待之杯斟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满。不幸的义律上校仅剩的一种报复手段，便是通知商人们：他已吁请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禁止中国茶叶及其他物产输入其领土——据说这一宣告令钦差大臣林则徐恼怒异常。然而，一八三九年九月十一日，英国军舰窝拉疑号出现在现场。舰长士密认为，为保护同胞，他起码能做的是封锁广州河道，以报复“中国政府下令断绝食物供应，以及中国百姓奉命对女王陛下的臣民无论走到哪里都开枪射击、加以捕拿；其中确有数人已遭杀害”。

英国人这一点小小的生气，立刻在中国人身上见了效：针对义律的激烈告示撤回了；食物不再禁售；并开始了若干谈判，商议在拦江排栅之外恢复贸易。士密舰长随即迅速解除了封锁。

然而没过多久，中国人又恢复了咄咄逼人的姿态，竭力强迫英国商船驶入虎门以内，并重新要求交出杀害一名中国人的凶手，否则外国船只须于三日内离去，违者立予摧毁。英船遂退泊铜鼓洋，那里成了所有兵船的会集之所。双方的困难日甚一日，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直到十月二十九日，另一艘英国军舰海阿新号到来，与窝拉疑号会合。两舰载着义律上校驶往穿鼻，目的是促使钦差明白宣示其意图。它们随即遭到中国水师提督率领的二十九艘战船攻击，将其击退；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的第一次敌对交锋，就这样发生了。

此后的军事行动历时将近三年，当时已有详尽的记述，其中最佳者莫过于伯纳德所著《复仇女神号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三年航行与作战纪实》；与之对读，颇有裨益的是四十年后欧德理博士在掌握全部文献的情况下所出版的简明史著。

（原注：《欧洲在亚洲》，卢扎克公司出版。）

英国政府得出结论：容忍的限度已被逾越。中国当局在一八三九年的所作所为，迫使英国政府在两条路之间作出抉择：要么弃英国臣民及其利益于不顾，要么向中国人索取对他们的合理待遇。英国选择了后者，决定要求订立一项商约，使对外贸易得以在人身和财产均有保障的条件下进行。为支持这一决定，在英国和印度装备起来的陆海军于一八四〇年春季集结于中国沿海。这支部队的新奇之物中，有若干吃水很浅的小型铁壳汽船，其中最著名的是复仇女神号，由伯肯黑德的莱尔德先生为东印度公司建造，满载时吃水仅六英尺。这艘极其灵便的小船，在精力充沛的舰长霍尔指挥下，充当远征军的万能杂役，立下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功劳。广州河道的封锁，此前已数度宣布又数度撤销，一八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终于由海军准将伯麦爵士正式宣布，作为正规作战计划的第一步。数日之后，海军少将懿律接掌舰队指挥权，并被任命为与义律上校共同行事的全权代表。

在对中国皇帝发动全面战争之前，英方已用尽一切办法，试图经由广州以外的渠道与朝廷建立联系。为此，巡洋舰布朗底号被派往厦门港，当地官员不但拒收英国海军将领的信函，还下令攻击送信上岸的小艇。巡洋舰对此侮辱予以还击，向中国炮台和战船开火，随后返回香港向海军将领报告经过。约在此时，即一八四〇年七月初，舟山岛被攻占。取道宁波递交巴麦尊勋爵致北京内阁一函的企图，又被该口岸当局所阻，于是英军封锁了杭州湾和长江口。以封锁中华帝国这条大动脉来向北京朝廷施压，是义律上校最得意的办法，后来也成了他所有继任者的办法；

一八四〇年开始的这场战争，最终于一八四二年得以胜利收场，靠的也正是贯彻这一方略。

经由南方海港通达朝廷的尝试既告失败，交涉的地点便移到了京城附近。一支强大的舰队随即在白河口外下锚——这一示威对京城构成了足够的威胁，促使朝廷委派一名官员与义律上校会谈，并接收巴麦尊勋爵那封未能递交的信函。皇帝为此选中了满洲显贵琦善。琦善外交的首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的目的，就是促使外国军队迅速撤走，以解朝廷之忧。这一目的在与义律上校的一次短短会晤中就达到了：天津被宣称离皇帝的宫阙太近，不宜作谈判之所，于是决定将交涉移回广州，并另派一名钦差取代那位不可理喻的林则徐。舰队随即于九月底前后退回舟山。人们普遍以为，在谈判期间已议定停战；但不久便发现，所订的唯一休战，仅适用于宣布休战的舟山一岛。两位英国全权代表于十一月前往澳门。

在此期间，广州附近的备战工作一直在大规模地积极进行。打着休战旗前去联络的尝试，均被武力击退；有人指出，中国人对白旗的含义颇为精通，足以随意用它来保护自己，而对方打出白旗时却置之不理。钦差大臣琦善于十一月底抵达广州，恰与另一位全权代表懿律少将因病离任同时，于是英方的谈判再度落入义律上校一人之手，直到伯麦爵士被任命为他的同僚为止。

此时相互对峙的两位外交家，究竟英方还是中方更急于避免战事，实难断言。为免促成冲突，双方都没有把谈判推向底里，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落实他们在天津举行的那次会谈。

中国人的敌对示威，以及他们为堵塞河口而作的非同寻常的努力，迫使英国海军总司令采取攻势，攻击河口的外围防御。炮台和火炮连同中国战船队一并被摧毁，攻击部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印度土著兵和皇家海军陆战队。河口之内尚有大片工事，双方都已作好了次日清晨再战的一切准备；但就在英军大炮即将开火之际，中国水师提督派出一只小舢板，上面载着一个老妇和一个男子，提议停止敌对行动。这一看似毫无指望的求和，竟真的促成了停战，并展现出订立和约的前景，只是细节照例被小心地藏在幕后。在义律上校所给予的休战期间，中国人一如既往地积极加强和扩展其防御。这就迫使英方持续戒备，因为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有一点值得注意：海陆军将领对于中国人所谓的和解意图，从未与义律上校抱有同样的幻想。他们的看法依据的是亲眼所见，而不是任何中国官员口头上的表白。

一月二十日，即攻打穿鼻炮台后的第十三天，义律上校从澳门宣布：“初步协议业已达成。香港将予割让，中国人须赔款六百万元；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直接进行官方交往，贸易于十日内恢复。”他还说，这一良好结果“应归功于所有仍在与之谈判的显要人物一丝不苟的诚信”。英国全权代表片刻也没有耽搁，立即履行了这项尚未完成的协定中他那一方的义务，而这义务是实打实的——把攻占的炮台归还给中国人。穿鼻炮台的交还仪式于二十一日举行，英国国旗被正式降下，中国旗帜在旗舰的礼炮声中升起取而代之。另一方面，英军对香港的占领则照常进行，仿佛两位全权代表之间的协议已是最终定案。

随后，中英全权代表在河道之内一个名为二道滩的地方举行了认真的会谈。然而封锁依旧维持，以至于一艘前来观察事态发展的法国轻巡洋舰无法进入河道。不过义律上校邀请该舰舰长陪同他出席与琦善的会晤，以“襄助”其事。与此同时，这位中国钦差的和解态度遭到了皇帝的严厉斥责；正当会谈进行之际，信使已从北京出发，带来的是战争的使命，其内容不亚于剿灭夷人。琦善被革职；和平谈判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广州城墙上张贴的一纸告示，悬赏五万元购取英国全权代表和海军准将的首级。

这场一厢情愿的休战期满之后，公开的战事重新开始。虎门炮台不得不再度攻占，英国国旗再度升起。此事完成之后，河道封锁竟被解除了。这一颇为引人注目的举措，无疑源于义律上校始终表现出的、压倒一切的急于立即恢复贸易的心情——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学堂里学会了把本季生意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看来可以断定，他对这一个目标所赋予的极不相称的价值，模糊了他的眼光，甚至可说败坏了他的整个政策。商船获准溯河而上，但附有一项奇特的保留条件：须先清除中国人为阻碍航行而设置的木桩、铁链和栅栏。尽管如此，舰队仍须一路苦战才能抵达广州，而义律上校在此期间从未停止向中国人求和。休战和停火接二连三，性质全都一样，只对一方有约束力；和战杂糅至此，与其说属于十九世纪，不如说更像是中世纪的事。人们普遍担心和平难以持久，贸易因而推进得格外起劲；由于双方同样急于把本季的货物装运出去，

中国当局看到商务如此进行，倒也并无不快，他们正好利用这段间隙，加紧推进其粉碎入侵之敌的宏大部署。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日，双方议定停止敌对行动；义律上校在外国商馆住了一些时日，得以探察新任钦差们的意向，随后宣称对他们的“诚信保证”完全满意，两星期后——也就是停战一个月之后——他又以同样公开的方式重申了这一点。义律上校离开广州商馆时，怀着他所宣称的坚定信念，力劝海军高级军官将其舰只撤离城边，以表明我方的和平意向，同时撤回为保护商馆而驻扎的海军陆战队卫队。

商人团体丝毫没有分享全权代表的这份信心，如前所述，海军将领们也没有。事实上，他们对事态的转向极为不满，以至于伯麦爵士乘东印度公司的一艘汽船前往加尔各答，向印度总督陈述局势。

（原注：暂时接任指挥的海军准将辛好士，对外交进程深感屈辱，以至于人们相信，他于一八四一年六月在香港去世，正是因此而加速。他的临终请求是将遗体运往澳门安葬，因为他担心进一步的和解措施可能导致香港被交还给中国人。）

这是四月中旬的事。五月初，人们看到军队源源不断地开进城附近的炮台。大量为焚烧舰队而准备的火筏已无法掩藏，而城墙四周也张贴出了措辞极具威胁性的告示。无论义律上校对中国当局的和平保证是否已经动摇，他于五月十日乘复仇女神号回到了现场；据说，为了向中国人表明他仍然相信他们的诚意，这一回他还偕同妻子前往——她大概是第一个踏上广州土地的欧洲女子。

又过了好几个星期，英国全权代表才终于让自己的幻想彻底破灭。于是他向商人发出公告，警告他们作好准备，随时撤离商馆，同时那艘少不了的复仇女神号被调到近处，以保护整个外侨社群。中国人在掩饰其战备方面极尽巧思，甚至到了最后，眼见再也无法隐瞒之时，他们还试图发布一道谕令以消除外国人的疑虑，谓“以安商情而靖贸易”——据人们言之凿凿地断言，其目的在于出其不意地将整个外侨社群一举歼灭。

中国当局一面这样设法麻痹外国人，一面早已通过乡老通知本地居民，将家眷财物迁离河边一带。就在这道安抚人心的告示发布的次日，即五月二十一日，战事重开的信号发出了：一批设计精巧的火筏被放出，顺潮漂向英国船只，意图将其焚毁于锚地。这一计谋未能得逞，部分是由于失算——约一百只火筏中仅有十至十二只被点燃——部分则是由于英国官兵的勇敢无畏，他们驾小艇钩住够得着的火筏，把它们拖离预定的航道。事实上，这些精心制作的器械的破坏力反倒落到了中国人自己头上，有些火筏在城边搁浅，烧着了郊区。这次惨败之后，一方攻击炮台，摧毁了一支规模极大的战船队；另一方则捣毁并洗劫了外国商馆，不过其间也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区别对待。

对广州的进攻此时正式展开。五月二十六日，城后高地已被攻占并以重兵据守，整个中国阵地完全处于英军俯制之下。进攻的一切准备均已就绪，而这本会是一场兵不血刃的行动，因为城墙内侧恰有一处高地，提供了一个军事制高点，只需一支极小的部队便可毫无风险地控制全城。就在这紧要关头，义律上校出面阻止了陆军司令郭富爵士和海军司令辛好士准将的行动。实际上，义律上校已同意休战，所要商讨的并非与中国议和的条件，而仅仅是英军撤出广州的条件。其中主要的几条是：全部中国及满洲军队，约计四万五千人，须撤出城外——当局证明了他们对这些军队有完全的控制力；当局须支付赎城费六百万元，作为交换，所有沿河炮台归还中国人，但附带条件是黄埔以下的炮台在最终议和之前不得重新配置火炮。前后在这些沿河炮台中被缴获或摧毁的火炮达一千二百门，无论如何都要费些时日才能补充。

结束这一事件的插曲对日后的事态关系重大，值得特别留意。协议缔结两天之后，城中及附近各乡的武装乡勇开始大批聚集于高地，威胁英军阵地，甚至向前发动进攻。战斗随之而起，持续了两天，其间中国人的队伍不断壮大，虽然不止一次被英军驱散，但散而复聚，人数更多，再度进攻。这样一来，赎城似乎只是争斗的开端。最后，英军司令坚持要广州知府亲自出城，去向乡勇劝说，令其散去，此后英军才重新登船。这一事件在广州人心中留下了一个信念：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们把驱逐夷人的全部功劳都归于自己。

（原注：在一八四四年发布的一份告示中说：“须记得，吾民当日系经劝谕，方未扑杀尔等兵丁。”）

这一信念注定要在日后结出许多苦果。

皇帝否认了所有这些和平安排，并下令待英国船只一撤走，就修建新的、更坚固的炮台并配置火炮。广州这段反常的插曲过后，战事转移到了北方沿海。香港港湾宽阔，避风良好，出入便利，被认为是极佳的海陆军基地，这座岛屿很快便成为海上和岸上都异常繁忙的场所。中国人大批被吸引而来。商贩、工匠、营造匠、木匠、仆役、船夫、摆摊的小贩和普通苦力纷纷涌入岛上，个个都在英国政府之下，或在与商业机构相关的行当中，

找到了有利可图的活计，而那里早已设立起商业机构。据估计，一八四一年一年之中，从大陆迁来英国这块新领地安身的本地人不下一万五千，他们在装备那支即将进犯东部沿海的大远征军时，自然出了不少实在的力气。不幸的是，一个弊端很快显露出来：部队中疾病流行，死亡累累。士兵们染上一种热病，人们认为——不论对错——其起因是翻动了由风化花岗岩构成的土壤。不过，也有可能是在广州河道那片不卫生的三角洲上征战的艰苦，使士兵们在紧张过后易于罹患那些与香港之名相连的疾病。这场灾难性的疫病给这块殖民地留下了恶名，历经多年的卫生改良之后仍未消除。

义律上校与琦善缔结的协议，既为皇帝所否认，也同样断然遭到英国政府的否决。义律上校被召回，于八月二十四日离开中国；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爵士已于同月十日偕海军中将巴加爵士抵达，人人为之欢欣。此后，战争便有步骤地、大力地进行下去。

这些军事行动历时十二个月，但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形，就不会觉得太长：中国沿海及其奇妙的群岛，当时航海者几乎一无所知；船只全靠风帆推动；它们须在距基地近一千英里之处作战——而那个基地本身也只是暂时占据、并不稳固的地方；调动一支由五十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外加运输船和补给船，需要极其谨慎。事实上，真正令人惊奇的是——这也为有关的军官们增添了莫大的光彩——在如此规模的一次远征中，包括溯当时完全陌生的长江而上二百英里，伤亡竟如此之少。还应当记住，在这场对华战争中，为保护私人财产、避免伤害百姓，英方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严格防范措施。

在敌对行动推进的每一步之间，中国政府都被给予了充裕的时间来反思；然而，无论是攻占沿海的炮台和城市，还是从便利的地点向内地发动的袭击，都不足以使北京朝廷求和。厦门、镇海、乍浦、宁波、吴淞和上海相继被攻克，舟山再度被占领。中国人对这些地方的防守绝非不堪一击，只是方法陈旧、武器低劣而已。各口岸的防御工事规模浩大，架设的火炮为数极多。守军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武器和技术都占优势的攻击，表现得相当英勇，有好几处直到刺刀冲锋时才放弃土垒。直到舰队溯长江而上，控制了连接富庶产米诸省与北方京城的大运河，并在南方都城南京城下驻泊，才算触及了帝国的战略中枢。

因此，朝廷在南京派出钦差大臣与璞鼎查爵士议约。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尽量体面地接受他的要求，同时在这种降服的情势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为朝廷保全颜面。于是，那盼望已久的商约终于在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缔结了。

受命主持谈判的两位钦差大臣伊里布和耆英，都是地位显赫、声望极高的人物。关于后者，人们说他是开战以来第一个敢于向其皇上直陈实情的高级官员。他们联名上奏朝廷的奏折——皇帝批准签约的谕旨即以此为据——以明晰、质朴和直言不讳著称，在这些方面与惯常那种谄媚、推诿和浮夸的腔调形成了鲜明对照。关于耆英，我们在后文中还会读到更多。

伊里布当时已年迈体衰。当时的著述者提到他的名字时，无不怀着几近崇敬的尊重。他本任两江总督，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奉命前往宁波，要让其所辖的舟山岛清除外国人。因此，在宁波被占和乍浦被攻陷的过程中，他与外国将领有了往来，由此产生的一批往来书信，对双方都不失体面。英军司令将一批中国俘虏的伤口加以医治，供其所需，并赠以小额钱款，然后予以释放。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似乎打动了伊里布，他作为回报，将一批在杭州关押了一段时间的英国俘虏送到乍浦，并按照他的标准给予了优厚的款待。遣送俘虏时附有一封致郭富爵士和巴加爵士的恭敬信函，这大概是中国高级官员与外国人之间第一次配得上“信函”之称的往来文书。这些情形预示着今后交往的顺利。伊里布奉派前往广州，任钦差大臣，办理条约实施的细节。他在那里去世，由耆英接任；耆英于一八四三年六月将条约的批准书带到了香港。

五一八四二年条约

一桩一边倒的交易——中国人不认为它具有约束力——遭到有势力者的谴责——中国人的良知与之相抵——因此其履行不可能出于自愿——汉人与满人之比较——对条约的厌恶为二者所共有——要使条约得到履行，需要极大的决心

有了和战两方面这样的前因，和约缔结之后，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要出现正常的国际关系，从道义上说是不可能的。

一八四二年璞鼎查爵士在南京签订的条约，文法结构简明清楚，在文字所能及的范围内，也满足了一部公平贸易宪章的全部条件，却沾染了一桩一边倒的交易所固有的毛病。事实上，中国人根本不把它看作一桩交易，而是视之为暂时套在他们身上、理当设法挣脱的一副枷锁。德庇时爵士告诉我们：「在北京，几乎每一个有地位、有势力的中国人都反对履行条约的规定。条约的议订者与那些谎报防御能力、欺蒙君上的怯懦将军们一同蒙受了恶名。」事实上，条约的义务在他们的良心上分量极轻，只有在被严格地按条款约束之时，他们才会遵守。

高层人士对条约公然加以谴责，这只不过是以文字证实了事情本身已显而易见的道理：中国政府把《南京条约》视为一种兵家诡计，一种换取眼前喘息的权宜之计，「不过是一时的安排，以便从损失中恢复元气」。

于是，官方的心意与政治上的良知，完全站在了我们所谓背信弃义的一边。这种状况一直原封不动地延续到我们今天，只不过一方的审慎与另一方的压力，一般说来使其外在表现有所缓和而已。

在这种情形下，要指望条约得到履行，只能靠实际动用当初迫使其签字的那种强制力量，或者使中国人心中牢牢确信，这种力量随时可以召来。然而，英国既然不可能永远施以强制，那么要建立并维持令人满意的实际往来关系，就要求负责执行条约的英国官员具备一种罕有的个人品质的结合。事实上，他们必须摆出一种自己并不拥有的权力，凭借本国以武力获胜而赢得的威望行事，指望自己的主张能得到对方的默认。倘若从一开始便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姿态，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那么很难说对条约的遵守不会成为中国人的例行公事，并最终获得习俗那种神圣的权威。然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被容许获得习俗认可的，不是对条约的遵守，而是对条约的不遵守。

战争的进行过程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虽然某些个人或因比同时代人见识更高，或因操守更正，愿意以公道对待敌人，但是在皇帝谕旨中得到权威体现的国家良知，却把对夷人守任何信义的想法斥为荒谬。由此可见，一切援引约定之约束力的申诉，若无武力为后盾，何以都毫无结果；由此亦可见，无论在一八四二年条约之前还是之后，外国在与中国交涉中每一次动用武力，何以都颇见成效。这一点实在是我们对华关系的要义所在，尽管在实际交往中它照例被置之不顾。

至于中国政府在战争与和议中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德庇时爵士曾在政府中的两种成分——汉人与满人——之间，作过一个饶有趣味、发人深省的区分，其他观察者也各自独立地作过同样的区分。因此，无论是在处理官方交往时，还是在推测中华帝国的前途时，这都是很值得留意的一点。德庇时爵士先是在华充任公司代理人，战前又一度短期担任英国使节，最后在战后数年间出任商务总监督，与这两个民族的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十分丰富。他断然指出，温和与仁慈总是出现在满人一方，而汉人官员的特点则是冷酷无情，兼以奸诈。他说，战争完全是后者的作为，和平则是前者的功劳。「牛大人是个地道的汉人，和他的同类一样，战事未临时高声主战，战事临头却无力支撑；而鞑靼人则大体主和，虽然事到紧急时也能尽其职守。」两个民族无论就群体还是个人而言所表现出的截然相反的性格，是熟悉二者的外国人普遍谈论的话题。「伊里布，」德庇时说，「生为满人，却具有汉人所无的品质：为人坦率，用心诚实……他早年身为君上的顾问，曾力劝皇帝不要在限制本国臣民吸食鸦片的问题上把英国人牵扯进来，以免招惹对外纠纷。」

林则徐失败之后接替他的满人琦善，也是一个讲信义的人。他先是尽力避免战争，继而尽力结束战争，并在战事中途与义律上校议定了一项协定，据此割让香港，并以六百万元作为广州的赎城费。然而，皇帝既已训诫他「激励国人忠义之心，将逆夷首级盛以筐篮解送京师，盖与之讲理断无是处」，他便不得不假托诈术来为自己开脱。他把这项协定说成是一条计策，因为「援兵尚远」；但他又声称，他「与夷人积怨甚多」，不过是在等待时机，「一旦可行，即予剿灭」。

这位干练的政治家遭到弹劾时，罪状之一是：「尔以香港予夷人栖止，有违我寸土不让之成法。」他只得答辩道：「臣之所为，不过迫于时势，佯为允许，以资暂缓羁縻，实无此意……不过虚与委蛇，以杜夷人更肆猖獗。」

他在为关提督的行为开脱时，也持同样的立场。关提督是一位勇敢而可敬的将领，曾在珠江上请求并获得了停战：「其与夷人议和，不过借以缓兵，俾得整军御敌。」

满人的礼数也同样引人注目。据亨特先生引述，乔斯林勋爵在会见琦善之后说：「我们进门时他起身相迎，以极大的礼貌与谦恭接待了使团。说实在的，这些高级官员的风度，即便放在欧洲最文雅的宫廷里，也足以为任何廷臣增光。」一位法国使节在会见耆英时也有类似的印象：「我到过欧洲许多宫廷，」他说，「会见并结识过其中许多最杰出的人物，但就举止之文雅、仪态之庄重与从容而言，我从未见过有谁胜过这些中国人。」

官员中最高尚者尚且如此被迫装出一副心中并无的奸诈，以迁就时尚，那些品格较低下的人更是张口叫嚣，要以不义来回报信义。有一点值得回味：最凶横的官员——例如钦差大臣林则徐——正是把他们那套滑头的策略建立在夷人众所周知的守信之上，因为夷人「一经约定，便视为神圣」；这就好比罗马将领利用犹太人拘守安息日的成见。中国人尽可以把自己手中的那一端绳子忽松忽紧，因为他们知道另一端是牢牢系在信义这根柱子上的。签订条约的钦差大臣们在奏报朝廷时也证实，「英人始终诚实相待」。

英国人的轻信，诱使一般的中国官员有计划地行骗。例如，一个名声不佳、身为广东巡抚的鞑靼人便奏报说，他「决意以银两将其打发，此为最省之法……然一经将其打发，并将通往广州之水道尽行堵塞，便可再断其贸易，使之陷于极为窘迫之境」。这几乎一字不差地预示了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年第二次战争中在大沽炮台发生的事情。一本据说出自钦差大臣林则徐之手的小册子——正是他肆意妄为的暴行挑起了这场战争——在证实夷人一贯守信之后，力劝朝廷「切勿议和：暂行停战，权宜一时，以便从损失中恢复元气，此即我所求者」。

在国家的运作中，满、汉两族相辅相成。满人有世代尚武的传统，最适合担当统治者的角色；而汉人按其传统，与其说是治国之才，不如说是经商之人。由此或可推断，这个国家物质上的进步，将更多地仰赖于缺点多多的汉人，而非具有统治本能的满人。事实上，北京朝廷久已处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汉人的影响之下，除了涉及王朝利益的事务之外，支配国家行为的是汉人而非满人的伦理。如我们所见，林则徐之流以及汉人一派的主张，通常压倒了那些参与处理这场对外纠葛的杰出满人——其中有些还是皇族成员——的意见；道光皇帝被引导着宣称，像英国人这样的民族不应被容许存在于世上，这也完全合乎汉人的情绪。

对条约的敌意，无疑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公允地归因于这样一个政府所蒙受的军事屈辱：在它看来，战争即是叛逆，而叛逆即是弑父。中国人对征服者的愤懑，也不能用那些骑士精神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标准是从那些即便在战时也惯于以平等身份相见的民族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他们是在按另一套规则玩这场游戏。然而，即便作了种种这样的体谅，支配中国官方行为的道德原则，在西方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中，除了「背信弃义」之外，都找不到别的字眼来称呼。西方国家所理解的交战状态，并不存在于他们的观念之中；他们的战术——绑架、在水中投毒、酷刑折磨并屠杀俘虏，等等——与他们在和平时期的做法相差无几，因为无论战时平时，其依据都是在涉及外国人时对人权的默然否定。

由此可见，即便有了条约，要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引入安全和平的轨道，要遇到何等的困难；有多少事情取决于新任领事们的机敏与才干；而他们又能指望从委派他们的部门得到多么少的帮助。因为无论本国政府有时如何明察，战后也和战前一样，它依然受制于自己的代表。距离太远，通信太慢，即便最警觉的内阁，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发出一些笼统的训令。遇有紧急情况，「身在当地的人」会按照自己的判断、情感或权力所驱使的那样行事；我们已经看到，即便巴麦尊的明确意图，也曾因他在华某些代理人的个人癖性而受挫。

六战争的果实与和平的前景

英中双方的主张不可调和——国际平等为中国人所不能想象——商人所陈述的英国目标——其要求之不足——其政府的见识较为清醒——英国政策的摇摆不定——中国政策的前后一贯——条约只在为避免再战所必需的限度内遵守——广州不肯就范——一八四一年赎城之举为日后当地诸多纠纷之根源

交战双方的主张绝对不可调和，彼此之间不可能自发地达成妥协。中国人永远不能承认、甚至不能理解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胜者与败者这一种关系，便是他们国际伦理的全部内容，从头至尾。因此，倘若他们曾在心中设想过要由一场战争来决定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必定采取了一种粗暴而简单的东方形式：谁的脚踩在谁的脖子上？于是，英国与中国之间要交付战火来裁决的问题便是：谁居上风？今后由谁对谁发号施令？为公道起见，必须承认，中国人比他们的对手更清楚地认识到这场争执的真正含义。令他们困惑不解、并在此后导致长期误会的，是他们事后发现，胜利者在索取胜利果实时竟是那样懈怠。他们是否真的指望自己的军队能够取胜，或许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他们那根深蒂固的自夸武勇的习惯，可能连他们自己也蒙骗了。有了这一保留，中国人开战时的心态，便可从钦差大臣与两广总督一八三九年九月的一份告示中窥见一斑：

试问夷兵虽众，能及我万分之一乎？即谓夷炮猛烈有力，其火药岂能久用而不竭乎？彼若敢于入口，不过片刻焚烧，即成灰烬；彼若胆敢登岸，准令百姓人人得而擒杀之。此等夷人，安得不知畏惧？

从英国方面看，伦敦以及各大工业中心的商人们，以引人注目的克制态度阐明了这次对华远征的目标。说到这里，似乎不妨提一提那个时代的商界对中国事务所惯常抱有的那种热切而明智的关注。当时英国及英属印度对华贸易，连同金银在内，年值尚不足一千二百万英镑，可是我们看到，一八三九与一八四〇两年间，有一系列措辞干练的呈文递交政府，上面署有全国所有重要商行的名字，表明他们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尽管他们未能领会其全部含义。这些文件的签署者毫不绕弯地指出了为使女王陛下臣民的商业利益立于令人满意的基础之上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由此看来，当时身为外交大臣的巴麦尊所得到的真正启示，乃是来自英国及英属印度那些独立的商人与制造商；他们给予他的不仅是启示，还有抛弃尊贵的东印度公司那一套怯懦传统、并以常识的准则来处理我们与中国当局关系所需要的勇气。

在呈递外交大臣——以及应外交大臣之请而呈递——的各份呈文中，代表关心远东事务的伦敦商人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所上的那一份，或许从商业角度对整个事件作了最清楚的阐述。呈文人先简明扼要地回顾了我们在华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并一一追溯其原因，然后陈述了他们的意见：「屈从今后只会使祸患加剧，应以强大兵力为后盾，设法从中国取得若干让步，使贸易得以立于稳固而持久的基础之上。」最后，他们概述了一项他们认为可以促成这一结果的通商条约的要点。

第一，不仅准许进入广州，还准许进入北方若干口岸——如厦门、福州府、宁波，以及扬子江与杭州——此等口岸位于北纬二十九度至三十二度之间，邻近丝、南京布及茶叶产区；英国呢绒、长厄尔绒及羽纱的主要销路，即在这一带海岸。

第二，在上述各地或在广州，通商关系一般与中国本地人进行；但若贸易仅限于某几家行号——此点我等极不赞成——则中国政府须为其所选定之商户的偿付能力作担保。

第三，在华从事正当贸易之英国臣民，中国政府及其官员不得以下等人相待；其社交与家居生活，应听其自由采用欧洲习俗，得拥有货栈，得携妻室家眷同住，并受中国法律之保护，免遭侮辱与压迫。

第四，进出口关税税则，由英中两国政府议定，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

第五，女王陛下之代表，以商务监督身份，得与皇帝及其大臣并与地方当局直接往来；并准其驻扎北京或某一指定口岸，以保护英国臣民并管理贸易。

第六，如有违犯中国法律之事，其惩处应以犯者本人为限；英国臣民不应被视为须对彼此之行为负责，而应各自负责——不得将无辜者与有罪者混为一谈。

第七，倘中国拒绝普遍开放口岸，则应以购买或其他方式取得一岛之割让，以便在其上设立英国商馆。

我等以为，按照诸如此类之条件，英国对华贸易便可在维护本国信誉并有利于本国之情况下进行；若必须动用武力以取得此等条件，我等不信英国人民以及欧洲各国人士会对此有所异议；至少我等谨提出，采取此一办法值得一试，因若不采取，则唯一之出路，似乎只有将此项重要而日益增长之贸易拱手让与走私者与海盗。——谨呈，等等。

拉彭特

约翰·阿贝尔·史密斯

克劳福德

这些条款，以及提出这些条款时所采用的假设语气，表明商界当时对局势的把握毕竟还是何等不完全。他们虽然充分认识到动用武力的必要，并力主使用武力，却似乎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认为所期待的条约无论如何总可以通过友好谈判而取得。他们并未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武力，便一无所得；有了武力，便无所不得。

英国臣民的地位竟已沦落到何等深渊，以至于把他们置于中国法律的保护之下，而不是让他们永远处在法律和人类共通的公议之外，竟可被视为一种恩典！所幸的是，政府汲取了以往的经验，又较为通晓政治学，所采取的方针比商人们为它划定的更为一贯，而在向中国政府索取的让步上，也远远超过了商人们的要求。政府没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法律，而是规定英国臣民的人身与财产依照英国法律得到保护；条约中的这一规定，六十年来一直是在华各国人民自由的守护神。公众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含糊不清，即便通过最有权威的渠道表达出来时也是如此，这一点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注定要对日后事务的处理产生影响。英国政府在进行战争和议定和约条件时固然见识清明，然而由于缺乏见识充分的公众舆论的持续支持，它的对华政策屡屡倒退。在长时间的疏忽期间，这场战争本欲压制的种种有害势力被容许卷土重来，收复失地；结果，整整六十年间，我们的对华交往一再为那种旧有敌意的周期性复发所损害，而正是这种敌意曾经激起了战前的种种暴行。

在中国朝廷方面，无疑存有一种愿望，要在实质上履行条约，以免战事重开之虞。谈判进行期间，道光皇帝的最后一道谕旨是：「务须妥为筹办，永杜兵端，毋留未尽事宜，致滋疑窦。」至少在英国仍握有舟山这一实质担保期间——即至一八四六年为止——是不必担心会有公然违约之事的。然而，中国的主战派——有别于较为通情达理的满人——对条约痛加诋毁；德庇时爵士认为，局面之所以得以维持，全靠国家财力枯竭：「常赋已无从征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们都有充分理由推定对方会暗中规避条约；而对广州这个由来已久的祸源所施的宽纵，更使这一推定变成了确定无疑之事。义律上校犯下了一次判断上的失误——说这种失误是他的特点，大概也不算冤枉他——偏偏想让中华帝国所有地方中的广州免受战争的压力，于是在一八四一年，正当沿海战事方酣之际，他接受了广州的赎城费。这笔交易令人如此费解，以至于女王陛下的财政部不知如何处置这笔款项，经过大量解释性的往来公文之后，宣布无法按照女王陛下代表的本意来使用这笔款项。这种误入歧途的宽大，使广州人的骄横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和约订立之后，城内及附近地区的百姓都深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消除这种危险的错觉本是这场战争的首要目的之一，因此，迎合广州的骄气，不可避免地成了此后一切积怨的祸根。

（原注：回顾那一时期的事件，无论如何简略，都不能不随时提到当时负责照管英国在华利益的那位官员。然而本书并不打算对义律上校的公务记录下什么断语。单就一点而言，他的所作所为在财务上违规之处太多，不可能逃过议会的注意；可是，正如其他被带到那个法庭面前的人一样，他所受的攻击和所得的辩护都不是就事论事的。威灵顿公爵和墨尔本勋爵称赞他的「勇敢、冷静和献身精神」，其真诚无人能够怀疑；此外还不妨加上他那种敢于担当、全无畏惧的非凡气概。然而，英国王室在华的首批代表，由于所受委任的性质，注定要失败。他们所奉训令的条款不止是自相矛盾——简直是相互抵消。一面要开启与中国人的官方关系，一面又要安抚他们，这无异于把炸药的配料混在一起。事实上，英国政府在不知不觉中给它的代理人出了一道两难的难题。律劳卑撞上了其中一角——坚持外交地位；义律上校则撞上了另一角——以怀柔争取对方政府；世上任何本领都救不了他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个。）

七新型交往之一：广州（一八四二—一八四七年）

条约落实的根本困难——务求彻底之必要——钦差大臣耆英其人——他与英国商务监督的融洽关系——广州民情桀骜——英商屡遭凌辱——中国政府即便未曾怂恿，也一概宽纵，朝廷与地方大吏莫不如此——德庇时爵士的证词——他的消极应付——任由中国政府躲在暴民身后，实为失策——入城一事一再延宕——事态达于顶点——撤出舟山——广州的侮辱变本加厉——德庇时爵士先是曲为开脱，继而要求赔偿——巴麦尊出任外交大臣，德庇时的方针随之陡变——巴麦尊的公文明快清晰——德庇时爵士突袭珠江防务——广州城已任其处置——却订下一纸不尽如人意的协议——不顾商人抗议撤去保护——一八四七年六名英国人遇害——得到惩办——英国保护问题全盘浮出——广州领事反对在商馆前停泊兵舰——巴麦尊下令必须派驻一艘——约定入城延至一八四九年——民众为胜利冲昏头脑——民众之威力——及其限度——一批饶有趣味的往来函件——由民众口授、德庇时爵士与耆英签署的最后协议

一纸条约，为中国官员普遍所憎恶，而在中外交往的主要中心广州，官僚与百姓尤其深恶痛绝；要贯彻这样一纸条约，其所需之力，好比要把一池水维持在人为的水位上——两者之成败，都系于是否周全。保住蓄水池完好无损，比起与处处渗漏讨价还价要容易些，正如人的意志在某些情形下，滴酒不沾反倒比浅尝辄止来得轻松。因此，执行条约，执行整部条约，且只执行条约，似乎本是英国官员理所当然应循的途径，这条路对于刚强者与软弱者同样适用。五十年前也好，今天也罢，英方人员中无疑有人明白这一点，虽非人人都明白；但人事分配的结果，恰恰是在最迫切需要这一成功基本条件的地方，它却最少得到体现——那便是广州，那座时作时息的火山。因为即便总监督近在咫尺，驻于仅一百二十英里之外的香港，也不足以让我们在广州的关系这口水箱滴水不漏。德庇时爵士大体上是一位称职的官员，但他多少也沾染了人类通有的那种缺憾：明知何者为是，却未必总是去做，或未必总能做到。事实上，他本人便是最坦率的证人，证明了他听任在广州滋长起来的那套东拼西凑的政策如何破产——他之所以听任，或许是因为别无他法。

依约派驻的首批英国全权代表，在中方同僚钦差大臣耆英身上，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好运气。耆英是皇帝的近支宗亲，又与伊里布同为促成和议的主要人物，他的任命想必可视为朝廷对条约效力所能给予的最佳承认。德庇时爵士说：「耆英是欧洲人在世界那一隅所曾接触过的人物中，远为最卓越的一位；论品秩最为尊崇，论人品亦最可敬重。」因此，与耆英打交道令人愉快，也有助于保持自尊。

两位官员不幸都须应付一个桀骜难驯、扰乱和平的因素，横亘于双方关系之间。由于找不到更确切的称谓，只好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广州的百姓——他们「自一八三九年以来，历经种种事变，对外国人始终怀着真实的仇恨与故作的轻蔑，怙恶不悛」。

中国当局向来惯于利用民众来侵扰外人，至今依然如此。在中国，正如在大多数国家一样，任何时候都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排外情绪，随时可供煽动者汲取，不论这些煽动者身在官场与否；而这种情绪也会自发地爆发。只要拨弄这些潜伏的情绪，散布可憎的谣言煽惑民心，官府随时都能挑起一场排外骚乱。这是一件政治器械，中国官场使用起来早已驾轻就熟。它代价低廉，颇具诱惑；此外对他们还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一旦因暴行被追究责任，他们尽可推说那是「无知愚民」的过激之举，与己无干。然而，这种力量对于驱使它的人并非全无弊端。它如同火一般，点燃容易，控制却难，民众的激愤往往越出煽动者所划定的界限，于是不少机关算尽的人反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塔西佗说：「奥托有足够的权威下令作恶，却没有足够的权威阻止作恶。」这句话用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统治者身上，恰如为他们每一位分别写就的一般。

广州的无赖百姓享有一种特殊的豁免，不受官府约束。二百年来，他们不仅一向受到纵容，被悉心教导去欺凌、蔑视外国人，而且在战争期间，还获准脱离官府自行组织，并在广州城以赎金换得保全之际，自诩有驱逐入侵者之功。这些事件的虚妄奏报传到皇帝那里，皇帝不仅赏赐了为首之人，还鼓励百姓对外国人采取进一步的敌对行动。战时大量散发的武器，日后成了诱发暴力犯罪的有力因素，而凌辱外国人不过是其中一种表现而已。

广州这些自行组织、自行操练的团练，绝不肯俯首帖耳地接受新秩序——新秩序的订立，他们并无置喙的余地。在积蓄与演练对外国人的仇恨和轻蔑方面，他们早已青出于蓝，超过了官方的教导；如今仅仅因为他们的政府在一个遥远的省份被迫订了约，他们可不愿骤然改弦易辙。于是，条约签订后短短三个月内，便有煽动百姓施暴的揭帖四处张贴；不久，英国商馆遭到有组织的攻击，房屋被焚毁。

广东巡抚非但不设法弹压此类暴行，反而「在废墟尚在冒烟之际」奏报朝廷，称百姓「出于义愤，对贪婪的夷人稍有过激之举」；而某些城郊乡村的百姓请求加入城中的武装团练，也蒙朝廷降旨，温语嘉许。这样一来，朝廷与省府都与民众对外国人的敌意、对履行条约的抵制，联成了一气。德庇时爵士写道：「广州暴民的过激行为年年岁岁、周而复始，直到一八四七年杀害英国人的四名凶手被当众斩首，其后又有十一人受到惩处，方才止息。」

然而，出自负有保护本国侨民免受侵害之责的英国公使之口，这岂不是一份令人惊异的证词？英军驻守着鼓浪屿与舟山，香港有陆海军兵力，而中方钦差又口口声声愿意为外国人提供保护与赔偿，英国当局对这些接连发生的暴行却一味默认，这似乎需要作一番解释。显而易见，本地官府即便敢于弹压广州百姓，也不愿去弹压。耆英本人虽有心主持公道，也肯对个别罪犯追究惩办，但在暴民面前却退缩了。英国代表看来亦复如此：他在细枝末节上督促对方遵守条约时十分警觉，可一旦涉及广州人，便似乎陷于瘫痪。

（原注：「侨民」一词借自法语，颇为便利，省去许多迂回说法，有时也免去歧义。无论「同胞」「同为臣民者」还是「同为公民者」，都不足以完全表达一位在享有治外法权之国任职的官员与其所保护、所管辖之人之间的关系。）

他与广州人的种种伎俩周旋已久，不会不知道这些暴行有日积月累之势；他又是个极讲实际的明白人，不会不懂得在源头截住毒流才是明智之举。然而，「中国政府可悲的政策……竟容许广州民众……于一八四六年将有组织的无法无天推至顶点」，而受害者正是英国商人。为何不采取任何措施，至少保护他们免受这种无法无天的后果呢？

广州那帮犯罪的乌合之众与当地官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要想理清是毫无指望的，正如对于至今仍屡见不鲜的类似情形，想要一探究竟同样徒劳。但无须特别的洞察力便可看出，容许一个组织健全的政府借口无力管束本国百姓，这种政策是何等荒谬。此种托辞一经接受，外人的安全便荡然无存，因为他放弃了对该国政府的追究，却没有得到任何别的保障作为补偿。广州听任滋长起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它所能结出的果实只有一种——暴行，暴烈程度与日俱增，终至酿成屠杀。

条约所赋予的入城权利一再延宕，这是一个试金石，让中国人摸清了英国政策的软肋。倘若当初干脆坦率放弃这一权利，后果倒还不至于如此恶劣；因为以百姓尚未准备接受为公开理由，一次又一次地拖延，无异于对暴民奉承过度，同时又助长了他们的暴戾之气。英国政府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广州那些无法无天的暴徒面前「自曝其短」的。

德庇时爵士所说的「顶点」，出现在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正是在一八四六年，最后一名英国士兵撤离了中国国土；而德庇时爵士证实，归还舟山之后，中国官员的口气变得更坏了。连耆英本人也忘了他的温文尔雅，行事「粗率唐突，即便不说是傲慢无礼，也是他此前从未有过的」。

一八四六年七月，外国商馆遭到一场暴乱冲击，商人们被迫集合起来，抵御人数极众的攻击者。德庇时爵士把这次骚乱归咎于一名英国商人，并由领事不按常规对他处以罚款。同年十月，两名英国水手在广州城内遭到凶残殴打。他按照例行公事，以一份七行的公文向外交部报告了此事。他说：「两名英国商船水手误入城中，遭民众暴力凌虐」；并补充说，他「认为防止水手在广州城内游荡，乃是领事的职责」。与此同时，他指示领事设法惩处那艘船的船长，因为他竟准许手下水手上岸自由活动；他还提议赋予领事更大的权力，以便对英国臣民普遍加以约束。这位全权代表的见识，似乎始终无法超出这个水平。

一八四七年三月，一行六名英国人，其中包括驻香港皇家炮兵指挥官切斯尼上校，在沿珠江上溯游览时，险些丧命于一群暴民之手。他们比那两名水手走得远得多，若说结局并未更糟，那全靠一位中国官员带着随从近乎奇迹般地出面干预，他本人也被暴民推搡殴打了一番。那种对他人认为恰如其分的顺势疗法，总不好用到切斯尼上校身上，于是德庇时爵士正式照会中国当局，要求惩办肇事者。中国人的罪孽之杯被认为已经满盈，复仇者终于被放了出来。

那么，不妨一问：英国代表何以突然生出这股魄力？

上面提到的那个时刻，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耐人寻味，因为就在撤出舟山、中国人重新骄横起来的同时，西半球发生了一件政治大事，对英国的整个态度影响至巨。英国政府更迭，巴麦尊接替阿伯丁执掌外交部。巴麦尊勋爵在其漫长的公职生涯中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如此显著，以致英国威望的消长，可以按他在任与否的时期来追溯，其精确程度，不亚于按月相的盈亏来推算海潮的涨落。任何一个爱国的英国人，若去翻检这位政治家六十余年全盛活动的档案，便会发现，直至今日，凡是论及中国的公文或演说，没有哪一篇能像出自巴麦尊勋爵之手的那样，给他带来如此真切的满足。它们是常识的化身，有时甚至会被视为老生常谈；然而切合实际、真实可信、清晰如军号之声。他上任不过半年，给德庇时爵士的一道简短公文，便暂时把这位谨小慎微的官员变成了一位英雄。德庇时爵士就那两名水手受辱一事平心静气地作了汇报，回复却是外交部一纸简慢的训令，提请他注意应受惩处的不是受害者，而是施暴者——他当时之惊愕，可想而知。

巴麦尊勋爵于一八四七年一月十二日写道：

兹训令阁下，务须要求惩办犯此暴行之人；此外，阁下应以明白确切之言词告知中国当局：英国政府断难容忍中国暴民一旦将英国臣民置于掌握之中，即可任意凌虐而不受惩处；倘若中国当局不能运用自身权力惩处并防止此类暴行，英国政府将不得不自行处置此事。

这一振奋人心的号召到来之时，德庇时爵士恰好刚刚就切斯尼上校一行遇袭一事与中国方面展开交涉，因此他响应起来也就格外踊跃。这位全权代表一八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公文中，有一句话以异乎寻常的清晰标志着潮流的转向。德庇时爵士写道：「外交部档案当可使勋爵阁下确信，过去三年间，本人一直受训令严格束缚，奉行极度隐忍之政策……依本人之见，采取果断措施之时机确已到来，再事隐忍实为失策。」这些训令的来由，可以从斯坦利勋爵一八四五年的一篇演说中推知。他在谈到中国时说：「就我们近来的经验而言，我相信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更重视他国的公信；而且我必须说，直到此刻，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或民族，比中国更严格、更恪尽职守地照字面履行其所订立的约定。」一位王室大臣，在广州暴行连续三年、条约中某项明确条款遭拒不履行之后，竟说出这样的话，这若不是说明驻华商务监督向政府隐瞒了情况，便是说明政府本身得出的结论，与其派驻人员公文的主旨截然相反。如果这样说能为政府的见解开脱几分的话，那么斯坦利勋爵所表达的看法，当时的报纸也在随声附和。其中一家报纸说：「中国人行事堪称信守不渝，今后亦绝无失信之虞。」

德庇时爵士受了这番新的鼓舞，又得到海陆军将领的鼎力支持，便着手戳破暴民无法无天的气泡，使中英关系走上正轨。他的做法是突袭珠江防务，事先看来并未经过任何外交上的铺垫。德忌笠将军率领香港驻军的一支分遣队，由中国舰队的三艘小汽船载运，以一次漂亮的军事行动横扫珠江沿岸防御，炸毁火药库，钉塞了八百二十七门重炮的火门，使广州城「完全任由我方处置……而英方无一人丧生」。沉醉于这样一场胜利之中，这位全权代表误以为广州的麻烦从此了结，也情有可原。「数月未决之事，中国人五分钟内便让了步。」然而他栖身其中的，终究不过是一座愚人的乐园；那种曾使英国人许多胜利黯然失色的半途而废的老毛病，也笼罩了德庇时爵士的初次外交尝试。一八四七年四月六日与耆英订立的七款协议，其中的瑕疵，倘若换作别的官员经手，这位英方谈判者本是一眼便能看清的。他曾经大而言之，断定中国政府的诚信与其交出的抵押直接相关；可是轮到他自己办事时，这位全权代表却放弃了实实在在握在手中的保证，也不知是出于某种疑虑，还是一时之间又改变了信念，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托付给中国人的诚信，而没有任何担保。

关于如何保护商人、防止他们遭受袭击，巴麦尊勋爵曾于一八四六年十二月写道：「凡英国臣民身处险境，而其地为英国兵舰所能抵达者，英国兵舰即应前往，且将奉命前往，不仅前往，还须视需要留驻。本人看不出有何理由撤销此前给予阁下的训令，即须经常有一艘兵舰停泊于广州商馆可及之处。」巴麦尊勋爵的这一承诺，是商人安全的最后一道锚。是否在商馆附近停泊兵舰这一问题，使商界与当地官方意见分歧；而本国政府既已如此明确地采纳了前者的主张，商人们便鼓起勇气，为他们认为应有的权利据理力争。他们获悉德庇时爵士在军事胜利的志得意满之中，决意将女王陛下的全部兵力撤出广州，便斗胆对此举提出强烈抗议。然而德庇时爵士虽同意保留一部分兵力，却始终未被说服，不认为有此必要。一八四七年八月，他致函本国政府，宣称「广州商馆需要此类船只驻守的程度，从未有如今之低」——此后他一再重申这一看法，直到十一月二十日，他写道：「和议以来第一次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已无需派驻汽船。」这距离黄竹岐六名英国青年惨遭杀害，只有十六天；那场屠杀极其残忍，令人发指，地点离广州城不过三英里。其时附近没有兵舰，这一点令人痛惜不已，因为有几名遇害者被留活口的时间相当长，倘若附近有任何英国兵力，本来是可以救出来的。

这场屠杀自然使广州的外侨社会受到极大震动，他们觉得自己的警告与请愿遭到了无情的漠视。在广州居留的英国商人上书巴麦尊勋爵，援引勋爵本人关于在广州派驻英国兵舰的训令，说道：「我等目睹该官员（德庇时爵士）对威胁我等之危险视而不见……并扣下其奉命提供之保护，实感万分惊异与遗憾。」他们又说：「我等所遭之大祸，即此执迷不悟之结果。」

一八四七年的武装远征在保护生命财产方面的成效，不过如此。至于这次成功进犯所换来的新协议，其效力纯属地方性质，商人们对它的价值评价甚低。他们在八月所写的呈文中说：「若认为不宜按新协议第四款所设想之方式推行一项普遍措施，则不如仍让商人们自理，反倒好得多」；至于那次军事突袭及其后果，他们陈述道：「四个月前之远征所引起之正当恐慌，以及此番徒劳谈判所维持之骚动，已使贸易蒙受不可估量之损害，而外国人之处境却丝毫未见改善。」

有关的主要各方对政策持如此不同的见解，这正典型地反映了自一八三四年英国政府与中国建立关系以来，在此后大部分时期里，保护者与被保护者之间一向存在的关系。

广州的这些事件，以及英国政府所采取的果断行动，使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全以及保障这一安全的手段这整个问题，以确切的形式提了出来。德庇时爵士的转变固然意义重大，却并非一切。巴麦尊勋爵政策的目标，仍有可能被这一体系中某颗小行星的干扰引力所偏移。当年广州领事给他添的麻烦，几乎不亚于后来那位著名的蒂弗顿屠夫给他添的麻烦；而勋爵以何等耐心，力图向这位下属阐明人类行为最基本的道理，实在令人钦佩。这位领事的惯常做法，是「向阁下报告民众又一次对一群英国人肆意无端的攻击」，同时却反对采取任何防卫措施，无论是在侨民中组织志愿队，还是让一艘英国兵舰停泊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

领事如此行事，目的是避免在中国民众心中引起猜疑。德庇时爵士一向与这位领事意见一致，如今却不得不告诉他的下属：「巴麦尊子爵认为，倘若我们仍如在广州那样采取低声下气的姿态，我们将丧失战争所赢得的一切优势。」

勋爵接着写道：

对方但凡企图不以平等相待，我方必须在其刚一露头时便加以制止……必须使中国人懂得并深信：倘若他们攻击我方人员与商馆，便要吃枪子……本人非但不像领事那样反对组织武装团体，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保障，可免于诉诸武力之必要……请相信，使任何人安分守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你有能力、也有决心以武力对付武力；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世上其他人毫无二致。

从此后五十年的历史来看，人们不禁要说，巴麦尊勋爵这番断语，把永恒的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了。

然而，当我们想到，一个「阅历丰富」的人竟需要这样的训诫，却仍被多年留任于广州这样一个动乱中心而无人过问，其后果如何——

我们对此后周期性地收获的累累暴行，还能大惊小怪吗？

四月协议中唯一重要的一款，是将南京条约中赋予进入广州城及其他通商口岸之权利的那一条，明确暂缓施行两年。德庇时爵士曾要求，要么准许他「入城回拜贵大臣」，要么「明确指定一个期限，期满之后英国臣民可普遍自由出入」。耆英答道：「入城回拜之意，甚善。惟民情尚未允洽。」耆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德庇时爵士随即明确认可将这项条约权利的行使推迟两年，并在给巴麦尊勋爵的报告中把这一特权说成无足轻重。

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广州的英国侨民，都不这么看。在后者看来，开放广州城乃是新近那次远征的根本目的；商人们在上巴麦尊勋爵的呈文中说，那些团勇既已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与英国人对抗，我军无功而返，遂「使各阶层民众为一场臆想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不准入城一事便作为一件战利品留在了守旧派手中，到一八五六年，终于成为一场新争端、一场新战争的症结。

对于「民众」而言，这并非臆想的胜利，而是千真万确的胜利。即便以五十年的经验回顾这桩交涉，也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座城市已完全任你处置，你却反过来向它让步，而不是让它向你让步，这实在是本末倒置的判断。最起码可以期望的是，趁军队尚在当地，便一劳永逸地打开城门，维护南京条约的尊严，从而消除日后最具酿祸之机的争端根源。

在一点上，德庇时爵士与上书者们意见一致，那就是「追溯广州民众的行径，其根源在于一八四一年的战事，当时我军在城后放过了他们」。然而商人们正是在向巴麦尊勋爵指出，德庇时爵士本人实际上正在重蹈这一先例。

德庇时爵士在华的仕途注定以悲剧收场：正当他接连发出一系列颇为乐观的公文之际，黄竹岐血案的消息令他大吃一惊。抵罪之迅速，已到了人们所能合理期望的程度，因为钦差大臣不敢再授人以柄，招来又一次惩罚性远征——那一次未必能像上年四月那样轻易收场。

一八四七年的广州纠纷，使中国民众的威力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鲜明地凸显出来。民众的非分要求与形势的逼迫，把朝廷逼到墙角，迫使它亮出底牌；结果，那个令英国官员绝望了十四年的隐秘联合体被分解为其组成要素，一时间变得可以对付。这番试验表明，朝廷除非万不得已，不敢与任何民众运动相抗；然而一旦形势需要，官府要驾驭百姓，却是易如反掌。德庇时爵士在最后几份公文之一中写道：「耆英若愿行使其对百姓之权力，显然足以办到，此已得到证明。」官府自己受了胁迫，便对百姓施以相应的胁迫，即便是奉外国人之命亦在所不惜；而向外国人「屈膝逢迎」，对中国的这两方来说都同样是耻辱。两股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印证了一切对华交往的原则：强硬生出怯懦，温和生出骄横。民众一旦强硬，官府便让步，与他们站到一边；官府一旦强硬，百姓便屈服。这便是一八四七年广州之役的教训；这些教训此后被一再遗忘，又一再以日益高昂的代价重新学来。

然而，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还带有一种准外交的性质。他们彼此打交道，仿佛是国中两个享有平行或并存管辖权的等级。不过，在英国公使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民众的非分要求所演化出的最引人注目的一幕，乃是民众企图直接与他进行外交交涉。如此奇特的一段插曲，至今仍值得研究。民众此举之所以格外令人吃惊，是因为此前人们只知道他们是一群凶残而无法无天、惯于施暴的暴民，由于长期不受报复，他们对外国人的仇恨愈发刻毒。如今，他们尝到了一个务实之人的「铁拳」，几乎就要把自己的英雄交出去正法，于是便设法与他们曾经蔑视的这个强国谈判。

正当德庇时爵士严词索偿之际，那几个行凶村落的耆老给他送来一份呈文，满纸睦谊善意。「来吧，让我们彼此辩论」，便是这份新奇文书的要旨。耆老们提议订立一项制止暴行的公约，颇有几分类似基尔曼汉姆协定，用以取代国家的法律。「前在江南所订条约，小民未能明晓」；换言之，那份条约缺乏效力，因为「官府之议，断不能与民间自立之约相提并论……此岂不胜于官府徒劳无功之告示檄文乎？」他们说：「是以议定邀集阖城公正有声望之绅耆士子，会同贵国殷实大商，共立和约。」

德庇时爵士虽不能正式接受这样一份文书，却将一份副本转呈外交部，并向外交部透露，他相信其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耆英本人——这一猜测不久便得到证实。这份文书流传甚广；耆英在与德庇时爵士的正式往来公文中，采用了其中的论点与措辞。结束双方谈判的那份「和约」，其实不过是为外国人在乡间散步时提供警察保护而已；然而与此相抵的，是一项新的限制：外国人此前已被拒于城外，如今又被拒于乡村之外。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无论这份和约价值如何，它毕竟是由民众提议、再由两位全权代表批准的。

从以上对新型交往最初五年间广州事态的匆匆勾勒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由来已久的政策并未因条约而有所改变。中国政府将外国人拒于国门之外、把他们严格约束在帝国最边远的海上前哨的既定决心，已被武力所摧折；但中国人从未放弃全部或部分恢复其地位的希望，也从未放过任何一个为军事失败雪耻的机会。正面进攻既不可能，便可以用游击战术无休无止地骚扰入侵者，趁其哨兵打盹时下手，把其首领哄得团团转；凭武力失去的，或许便可以凭武力与诈术的巧妙结合重新赢回，因为狡计本是弱者天然的凭借。五十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这场较量的条件各有不同，但岁月并未改变东方与西方之间这场斗争的本质。

八新开口岸：福州、厦门、宁波

中国钦差访问香港——议订虎门条约——中国人借此取得对殖民地帆船贸易的控制——收复失地的徒劳努力——新口岸遭受批评——厦门——一八四四年阿礼国暂驻该地——译员巴夏礼——福州——出师不利——官员与暴民的傲慢——阿礼国任领事期间失地收复——家眷到来——贸易稀少——使武夷茶贸易改道之难——阿礼国的商务报告——他对一系列新课题要点的把握

由缔约之人留下来执行条约的各项规定，本是理所当然。璞鼎查爵士被任命为首任香港总督、商务总监督兼英国全权公使；耆英及其两位同僚则为中国的钦差大臣。双方的交往极为融洽。中国自尊心所受的创伤虽深且新，钦差大臣们对新局面的接受，却超出了最能忍辱的哲学所能要求的限度。他们应邀亲临这座已被割让的岛屿，在那里交换南京条约的批准书；他们热诚地投身于这个社群的生活，对其初创的种种制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醉心于英国文明，返回广州”。这么说来，中国当时是真的皈依了，耆英则成了这块年轻殖民地的守护圣徒！然而，这位机敏的满洲人如此热情洋溢、和蔼可亲，其实另有目的：那就是要从根本上瓦解南京条约。

只要璞鼎查爵士是在女王陛下舰炮的掩护下谈判，他便是局面的主宰；可一旦在开阔的场地上与中国人较量，形势就颠倒过来了，因为中国人目标明确，而且懂得如何达到目标。五个领事口岸的贸易如何进行，需要作出安排；香港殖民地与中华帝国之间在罪犯、债务人等等方面的关系，需要加以界定；而更为重要的是，出入香港港口的本地船只必须加以管理。为这些目的而必须进行的谈判，给了耆英一个大好机会，去贯彻中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虎门条约于一八四三年十月由璞鼎查爵士与耆英在虎门议订。英国代表似乎是在手头没有逐字英译本的情况下就签署了中文本：根据其中的条款，中国当局承担起保护殖民地水域内帆船运输的责任。璞鼎查爵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此把一件什么样的武器交到了朋友们手里，直到经验证明了它的破坏作用。于是，外交上所失去的，只好设法靠劝说来部分地挽回。为此，历任香港总督都竭力劝诱耆英放弃一部分无意中授予他的权力，因为这些权力的行使正在毁掉岛上的贸易。但这一结果恰恰是中国人蓄意所求，所以除非再打一仗，否则休想让他们让步分毫。

璞鼎查爵士迟迟不行使南京条约所赋予的进入广州城的权利，同时却让中国人充分享受他们在虎门条约中所获得的让步，这同样必须视为他政策上的一个瑕疵。对于这位首任缔约者的这些失误，最好的开脱理由，或许就在于他的继任者们，虽有多年的实际经验作指导，却也同样犯下了这些当为而未为、不当为而为之的错误。

在其他方面，璞鼎查爵士为实施条约所作的安排，在前所未有的情形所能容许的范围内，似乎还算切合实际。

新口岸的开放，除上海之外，受到英国报界一部分人士的非议，他们或许并非不乐意借此向“对南京条约独负其责的托利党政府”扳回一分。他们谴责开放这么多口岸，理由是这只会增加与中国人冲突的地点。三年之后，《泰晤士报》宣称“厦门、福州和宁波作为贸易场所一无是处”，而香港本身作为商业殖民地也同样遭到鄙薄。有些报刊重新提出了战前数年间曾被广泛讨论的主张，鼓吹取得若干岛屿的主权，作为商埠，以代替大陆上的口岸；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年后科布登先生又一次重提这一主张。“再弄两个小岛，”他在一八六四年说，“只须把它们辟为自由港”，以香港为范本。而其用意，竟是要取代贸易已在那里开展了二十年的沿海条约口岸。

新口岸中有三处——上海、宁波和厦门——于一八四三年在璞鼎查爵士主持下开放；福州则于一八四四年开放。这几个地方大致等距离地分布在上海与广州之间一千英里的海岸线上，并非随意选定。它们都曾在某个时期充当过与欧洲、南亚或日本进行对外贸易的集散地。多年以前，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验茶师就曾极力推荐福州为最宜于装运茶叶之地。一八三二年，东印度公司装备了一支考察队，由胡夏米先生率领——他和公司其他职员一样通晓中文——乘租用的阿美士德号船访问北方沿海，取得了关于上海商业潜力的第一手可靠资料。担任胡夏米使团秘书兼助手的郭士立先生，曾数次冒险航行，其中一次乔装成中国人，乘本地帆船远赴天津。当时海岸尚未测量，航行因而颇有危险，但通过这些途径，大量相当准确的资料——其中一些已经过时——得以提供给那些选定条约口岸的人。

宁波以文风昌盛著称，居民体面而聪慧，对外国人态度友善。然而，宁波虽是繁盛的沿海贸易的集散地，却因河道水浅、河口缺乏锚地，加之毗邻上海，种种因素合在一起，使得外国商务在宁波港无从发展。

一八四四年，刚接替璞鼎查爵士的德庇时先生（当时的称呼）任命阿礼国先生前往福州。不过，这位新领事实际上是在厦门初次登场的：他在那里滞留了四个月，从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到一八四五年三月，代理该口岸的名义领事。在厦门，他立刻显示出那种精力和明察，这些品质后来在他的仕途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在上述期间有两件要事须办妥——英国驻军撤出鼓浪屿，以及领事日后的住所。后一件事看似琐碎，在中国却是非同小可，因为套用波洛涅斯的话说，在那里，居所往往就宣告了主人的身份。强迫新来者像在广州那样住在狭小的范围之内或是污秽的陋屋之中，正是中国当局在百姓眼中贬低他们的无数手段之一。阿礼国先生凭本能便懂得威望的重要，而他在伊比利亚半岛所受的历练又教会了他卫生的价值。循着这两颗指路之星，他压倒了官员们的阻挠，在短暂代理期间不仅取得了一块宽敞的地皮，还按自己的设计建起了一座房屋。此事，再加上他对当局的一贯态度，给厦门领事馆打上了尊严的印记，这印记从此再未完全磨灭。必须承认，他在用人方面极为幸运，尤其是他在厦门遇到的那位译员——一个完全称他心意的人，或者不如说是个少年，因为他只有十六岁。那就是巴夏礼，我们帝国缔造者中最勇敢、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事实上，关于他们二人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八年间在厦门、福州，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上海的共同作为，我们所依据的记录，主要来自斯坦利·莱恩·普尔先生编辑的巴夏礼爵士日记与书信，以及阿礼国爵士本人于一八九三年为这部传记提供的笔记。这位领事给年轻的译员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巴夏礼在一封家书中描述他“身材高而清瘦，穿上靴子约有六英尺……举止谈吐极有绅士风度，而且异常彬彬有礼”。然而，直到抵达他的正式任所福州，这位新领事和译员的胆识才受到真正的考验。

福州的地位高于另外两个口岸：它与广州一样，既是省城，又是管辖两省——即福建和浙江——的总督驻节之地，并驻有满洲八旗兵。人们相信，中国政府极不情愿开放福州为通商口岸，而这似乎正足以成为英国谈判者坚持开放它的理由。福州贸易量小，这或许反倒使该口岸更适合用来做试验，以检验那些将要支配新交往的原则。

由于斯坦利·莱恩·普尔先生在上述著作中已相当详尽地叙述了那里发生的主要事件，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在细节上流连了。我们看到，阿礼国先生于一八四五年三月底到任时发现，他要做的不是维持威望，而是挽回在福州已经丧失的威望。事实上，无论就中国人的傲慢而言，还是就英国官员的屈从而言，广州的故事都在这里重演。领事被拒于城外，还受到其他种种侮辱，而他本人所走的，正是在广州已证明为祸甚烈的那条以屈从讨好的老路。他住在一间棚屋里，连德庇时先生匆匆来访时都羞于在那里接受本地官员的回拜；他排场全无，甚至不敢升起领事旗，唯恐伤了中国人的感情——这位领事很快就给自己和本国侨民招来了他那份谦卑所必然导致的后果。暴民的暴力和凌辱，起初是当局为了吓唬外国人而加以怂恿的，此时已发展到了连当局自己最终也感到惊恐的地步，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开埠后的两年之内。

（原注：“代理领事数周的李先生，被安置在城外桥上游一处泥滩上的一所以木桩架起的破屋里，每日潮涨潮落，都漫到他的门口；他在城内——他本有权在那里要求住所——或在这块瘟疫之地以外的任何地方谋求哪怕像样一点的住处，一切努力均属徒劳。”——《泰晤士报》驻香港通讯员，一八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阿礼国先生毅然着手扭转这股颓势，但过了一年，民众的暴行和官员们刻意的无礼才最终被扑灭。因为说来奇怪，正如莱恩·普尔先生所精辟指出的，广州的每一桩暴行都会在福州引起回响，这清楚地表明了气象学家所说的“扰动中心”究竟在哪里。

然而到头来，英国官方的优势地位还是完全确立了。领事和译员二人齐心协力，终于使骄横的旗人被枷号示众，较小的恶棍被重重鞭笞；而在一八四六年离开福州之前，他们还迫使当局为英国臣民所受的伤害支付了可观的赔偿金。这些强硬措施的功劳，无疑首先应归于商务总监督德庇时爵士：他一八四四年首次以官方身份访问该口岸时，对那里可悲的状况深感震惊，于是授权新领事寻求补救之道。这一坚决政策对官员们的效果，与那种屈从政策的效果同样迅速而自然；读一读德庇时爵士的证词是颇有教益的：在索得补偿之后，“领事与地方当局的关系极为融洽”——这正是我们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所一再得到的教训。

福州在中国沿海口岸中以风景秀丽乃至雄伟、气候相对宜人而著称。城内人口逾五十万，

城区广阔，坐落在闽江左岸，由一座四十五“孔”的石桥与外国人居住区相连——所谓“孔”其实并非拱洞，而是桥墩之间的空当，桥墩上平铺着巨大的花岗岩石板，构成桥面。如今，商人的住宅和商号、海关以及各国领事馆，都设在南台。南台是一座周长约二十英里的岛屿，将闽江干流与其支流乌龙江隔开。早年，英国领事馆设在城墙之内一座佛寺的院落里，距南台的码头和商业区有三英里，须穿过狭窄而臭气熏天的街巷才能到达。一俟能为阿礼国夫人准备好还过得去的住处，她便来与丈夫团聚了；她是第一位踏入福州城的外国女士，她的到来在百姓中引起了不小的好奇。一年后，阿礼国夫人的母亲和妹妹——培根太太和培根小姐——也加入了这个家庭；尽管人们的好奇心仍然十分强烈，她们还是被安然护送着穿过汹涌的人群，来到城中心这块宁静的飞地。这番情形令人联想到修道院的生活。领事馆地势高，可以俯瞰壮丽的山景：两条河流从山坳深处流出，下方铺展开的大城构成了如画的前景，而在中景里，层层梯田到了时令便泛出一切绿色中最娇嫩的那一种。这样的环境宜于一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我们在曾共享这种生活的巴夏礼爵士的传记中可以窥见一斑。他以最热烈的言辞谈到阿礼国夫妇待他的厚意：他曾患热病，若非领事的医术——当时别无任何医疗援助可求——必定一命呜呼，是他们夫妇把他照料康复的。他们借书给他，开阔了他的学识眼界；毫无疑问，与这个和蔼可亲、多才多艺的家庭朝夕相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少年过早被迫中断的博雅教育。对于一个十三岁便离开学校的少年来说，这种慈亲般的影响的价值实在难以估量；他写道：“阿礼国夫妇对我的恩情，我永远无以为报。”这话并不夸张。

最初几年，福州实际上并无对外贸易，只有鸦片贸易，而鸦片贸易是在口岸界限之外的海上据点进行的；这种贸易对中国当局和英国当局来说都是看不见的，其看不见的方式，恰如哑剧中的丑角哈勒昆对小丑和老潘塔隆来说是看不见的一样。为英国制造品开辟市场的几次零星尝试毫无起色，因为只有一个英国商人在那里勉强维持，甚至有人提出了放弃该口岸的问题。福州商业发展的前景，取决于它邻近那个古老的茶叶栽培中心——著名的武夷山区，位于西面约二百五十英里处，不过这个名字也被用来遮掩许多低劣的产品。由于要改变通往广州的既定贸易路线存在着严重障碍，而又缺乏足以克服这些障碍的进取精力，这一有利的位置又过了十年才被切实利用起来。由于一位美国商人与中国人合作经营，福州大约在一八五三年开始成为茶叶装运港，其地位逐年上升，终于可与广州和上海相匹敌。但由于它的繁荣始终建立在这单单一种商品之上，该口岸的命运也就必然随着中国茶叶贸易的普遍衰落而衰落了。

在福州这样的口岸，除了把官方交往置于良好的运作基础之上，在少数外国人——常住者和过客——与本地居民之间维持秩序之外，领事的职责必然是极其轻松的。但把职位当作闲差，不是阿礼国先生的性情。他对这个国家是个陌生人，关于它的一切都有待学习。他身边围绕着种种问题，全都饶有兴味，其中有些亟待解决；他必须把自己的口岸经营成功，否则就要“弄个明白”。在他任职福州的后期，他的劳动成果之一便是一系列商务报告，部分已由政府刊行。这些报告证明，他对一切与贸易起源有关的情况都作了穷根究底的研究，并把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原理，应用到当地的、对他来说全然新奇的条件上。考虑到这一整套课题与他以往的经验是何等隔膜，他能立即着手应对，并牢牢把握其要点，显示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才智。因为那些早期的论述毫无敷衍之处；恰恰相反，比起此后半个世纪中出现的大多数同类著述，它们既更为精练，也更为深刻。近来评论中国贸易的人士所作的主要概括，其实早已在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的三份福州领事报告中阐述过了；而近几年的讨论就中国人的性格与行事方法所投下的许多自以为新颖的光亮，也早已以更完善的形式，展现在那些湮没无闻的驻华商务监督署档案之中。

九上海

上海——地位之重要——领事巴富尔——市政制度的萌芽——外国居留地——当地百姓的信任与礼貌——一八四六年阿礼国出任领事——内地游历——游历的限度——领事的职责

四个新开口岸之中，上海无疑最为重要，而它的首任领事也选得格外幸运。此人便是马德拉斯炮兵部队的巴富尔上尉。他好比一位睿智的营造大匠，为今日世界上最大的商埠之一奠下了根基。巴富尔上尉经营居留地之初，措置极为得当：商人们享有经营买卖的一切便利，领事本人又与当地官府保持着良好关系，中外两方社群之间并无敌意。当地的情形也有利于这一切：外国侨民不像在广州那样被圈在一隅之地，他们有充裕的回旋余地，在周边地区往来完全自由，而那一带田间小径四通八达，水道网络更是完善。那一方百姓性情温和，甚至有几分胆怯。总而言之，一种健康的局面逐渐形成：双方似乎都没有什么积怨，而当地百姓由于一项他们从未经历过的、规模宏大且日益扩张的对外贸易，物质上迅速富裕起来。

商务场地与居住的管理办法十分简单，几乎是自行运转。中国政府划出一片土地供外国人居住，面积之大，足以应付一切可以预见的用途；地点则是璞鼎查爵士在签订条约后自南京返程途中亲自指定的。当地业主的权利丝毫未受侵犯，凡欲在此定居的商人及其他人等，均可自行与当地人洽购建筑地块；由于所付地价远高于土地的正常价值，购置起来并无根本性的困难。但因牵涉的业主众多，过了好几年，整片区域才全部转入外国人手中。土地仍归王室所有，以永租方式持有，只需缴纳少量地租，由各国领事馆代收，此制沿用至今。道路逐步勘定，沿江岸边修起了泊船的码头。今日那个拥有庞大文书班子、一支威风凛凛的巡捕队伍、掌管着十三万英镑预算的工部局，当初就是以「道路码头委员会」这样一个谦逊的名目诞生的。起初似乎曾有一种设想，要为三个缔约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国民分别划出各自的保留地；但商务上的实际需要，很快便抹去了英美两国之间这种理论上的区分。两国各自名义上的居留地，在一切实际用途上都合而为一，成为一个五方杂处的侨居地；后来登场的列强，也同最初的开拓者享有同等权利。

一八四六年秋，阿礼国先生前来接管这片经过如此明智经营的地盘。他在厦门的四个月、在福州的十八个月，都不过是为上海领事馆中等待着他的真正工作所做的准备。他把译员巴夏礼也带到了上海——两人合作已久，配合得十分默契。此时的上海，已经开始实现造化赋予它的地位，成为一个大商港；常住侨民统共不过一百二十名欧洲人，却已在组织成那种新奇的共和体，也就是今日如此兴旺的那一种；而其商业利益之重，使得侨民们不仅在处理自身事务上，而且在公共政策问题上，都具有相当的分量。

前面说过，上海周围一马平川，无论陆路水路，都极便于出游，游客与猎手都能在此找到称心的消遣。那时这一带的猎物出奇地丰富。「环颈」雉——如今在英国的猎场里已占尽优势的那一种——一直到城墙根下都成群出没，有时还会闯进外国侨民的花园。沙锥、鹌鹑和各类野禽，应季时数量很多，野禽的种类尤其繁杂。外侨社群的各色人等，都充分利用了他们所享有的行动自由。新到的传教士和新到的猎手一样，都因为在上海可达的城镇乡村里从事本行既容易又安全而大受鼓舞。在条约准许的范围之内，外国人很快便成了当地人司空见惯的景象，而这一地区据估算，人口稠密程度与比利时不相上下。双方不但关系友好，而且当地百姓与外国游客之间建立起一种惊人的信任。那时外国人并没有随身带钱的习惯，因为唯一通行的钱币笨重不便携带。他们用「字条」，也就是开给自家买办的支付凭单来付账。在那些早年岁月里，外国人到内地游历，购买给养时，往往只在一张纸片上用铅笔涂几个天书般的字样便算付了钱；而那些深信不疑的农夫，也就诚心诚意地收下，丝毫不存疑虑，有时竟要隔上好长一段时间才拿去兑现这些原始的支票——或许要等到持票人碰巧有事要去上海一趟。

不过，外国人穿着本国服装，虽可在规定区域内自由往来，一旦越出界限，便被认为是冒险之举。这当然也在名义上违反了条约，其后果须由旅行者自行承担全部风险。因此，那些按捺不住深入内地之欲望的人——此等人为数极少——便改穿当地人的服装作为伪装。福钧深入中国产茶区考察，就是这样去的。远途游历既困难又危险的看法，后来渐渐消散了；大约到一八五五年，猎手和旅行者开始毫不伪装地到禁地去探察，令当地民众大为开心，也让那些供他们借宿的庙里的和尚得了好处。

领事当局在中国所处的地位，既特殊，责任又极重大。其本国国民不受中国司法管辖，只服从本国法律，而这些法律的颁布、解释，乃至必要时的执行，都由领事一手承担；因此，这位官员在道义上须就其同胞的品行，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负责。另一方面，保护同胞不受中国人的一切侵犯，又是他的首要职责。在这两种相反的职责之间，领事需要调动他所能调动的全部审慎、勇气和明断；而由于各人秉性不同，或迫于当地情势，诸位领事在解释所奉训令、权衡公务上的种种不同要求时，方式各有差异，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前面已经说过，巴富尔上尉在保护和扶助其在沪同胞的一切安排上，表现得极为明智。他预见到，尽管当地百姓性情温和，但与内地毫无约束地往来仍可能招致风险，于是审慎地将英国臣民的游历范围，限定在距上海一日一夜路程之内——这一界限，与十八年后何伯提督为防御叛军而划定的「三十英里半径」，竟出奇地吻合。

（一）青浦事件

三名传教士遇袭——领事阿礼国强索赔偿——其持久影响

上海的事务一向平静无事，直到发生了一桩事件，才使潜伏的扰乱之力骤然活跃起来。阿礼国先生到任后刚刚一年多，三名英国传教士便遭人行凶，这件事引发了上海英国当局与中国当局之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大的较量。三位当事的传教士是麦都思、雒魏林和慕维廉三位先生，袭击他们的并不是当地性情温和的百姓，而是官府漕粮船上被遣散的水手；这些人被官员们弃之不顾，任其像遣散的兵丁一般自谋生路。袭击发生在一座名叫青浦的有城墙的小县城，地处准许游历的范围之内，三个英国人险些丧命。阿礼国先生刻不容缓，向中国当局要求充分赔偿；而中国当局出于本能，躲到了那一套在广州屡试不爽的推诿托辞后面。碰巧当地最高官员道台曾在南方那个口岸历练过，他全然不知自己在上海面对的是一个与他以往所遇之人截然不同的角色，于是把广州武库里那些锈迹斑斑的兵器统统搬了出来，满心笃定地指望把领事的要求化为乌有。推诿之计用尽，便试之以恫吓，扬言激怒的百姓将向领事和他的译员报复——完全是广州那一套路数。可是，要对付阿礼国和巴夏礼这等样的两个英国人，恫吓恰恰是最糟的战术；这张牌一经打出，中国人这一局也就输定了。

这是那种考验人的道德骨气的紧要关头，一个人究竟是真正的人，还是一架誊写机，就在此刻见出分晓。这个局面也如电光一闪，照亮了我们当时和现在与中国一切关系的枢纽所在，因为这条原则永不过时。因此，有必要把这位负责官员所扮演的角色、他所得到的支持、他所冒的风险以及他的行动所收到的实效，一一陈述清楚。三个英国人平白无故地遭到了一场几乎致命的暴行；中国当局以蛮横和推诿拒绝赔偿；倘若对这种拒不伸张公道的做法忍气吞声，那么对上海日后的良好关系而言，其后果将同前十年在广州一样致命。负有保护同胞之责的官员，该怎么办呢？除了与中国人和睦相处之外，他并没有别的训令；那时英国还没有电报可通；即使与远在八百五十英里外的香港商务总监督联络，也只能靠偶然开行的帆船。拖延就等于屈服。此时摆在领事面前的，是一个不容回旋的抉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只得把自己的仕途前程托在掌上，凭个人的责任当机立断。倘若时间容许他与香港的全权大使交换意见，我们可以断定，结果必将是一事无成；因为阿礼国先生采取强硬措施的消息甫一传到，文翰先生（他刚刚接替德庇时爵士）便真心实意地惊惶起来。他写道：

查外交部一八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颁发贵领事之训令，并念及领事权限职守之有限，贵领事未经事先禀商女王陛下全权大使，径行采取自认为适当之各项步骤，本大臣不能不深表遗憾。盖依女王陛下政府新近颁到之严令，本大臣实不敢认为有权批准，云云。

所幸的是——对这位领事、对英国贸易的和平发展都是幸事——巴麦尊的一项具体训令在上海得到了遵行。港内泊着一艘英国军舰，即配炮十门的双桅横帆船「奇尔德斯号」；更要紧的是，舰上有一位真正的英国汉子，舰长皮特曼中校，他与领事一道，为所采取的行动承担了全部责任。

领事阿礼国在交涉用尽之后所采取的措施，是向中国当局宣布：在得到满意解决之前，英国船只进出口的货物一概不纳关税；此外，那支由一千四百艘帆船组成、满载进京贡米、整装待发的庞大漕船队，不准离港。「奇尔德斯号」停泊在漕船锚地下游的江心，所处的位置足以使这场封锁收到极大的实效。道台怒火中烧，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发出了威胁，而且无疑还试图煽动民众和整个游民阶层。道台命令部分装米的漕船启航；然而尽管有五十艘战船护航，船主们却不敢冒险闯过坚毅的皮特曼舰长横在江上的那道无形屏障。

暴行发生在三月八日。十三日，领事向道台递交最后通牒，限他四十八小时内交出罪犯。通牒遭到漠视，于是上述各项措施付诸实施——值得一提的是，此举得到了另外两个缔约国领事的完全赞同。与此同时，副领事罗伯逊由巴夏礼充任译员，乘女王陛下的军舰「埃斯皮埃格尔号」前往南京，将全案面呈两江总督。案子在那里得到了迅速处理，总督下令给予充分赔偿，罪犯受到惩处，距暴行发生恰好三

个星期。漕船的禁运随即解除，诸事恢复常态。

（原注：此事全部经过，可参阅德·昆西以其独特笔法写成的论中国的小册子，原载一八五七年《泰坦》杂志。）

这一教训的效果从未磨灭：自那天起直到今日，英国与中国的官员和百姓之间，在上海及全省境内一直和睦相处。

英国领事手中竟握有如此现成、又不流血的强制手段，当然是极不寻常的情形。暴行发生的时间与漕船队启航的时节偶然凑在一起，使领事手中有了一件利器；即使单凭这一件，最终也足以迫使中国人就范——前提是在此期间，此事没有从领事手中被拿走，改由香港的全权大使来处置，而这位大使的见解，上文已经引述过了。漕船队被扣的消息一旦传到北京朝廷，毫无疑问会有措辞极为严厉的谕旨发给该省总督，而他和他的属员都将因玩忽职守、危及官粮供应而被问罪。然而，一艘外国军舰出现在南京城下，更使这股压力倍增。距离上一次类似的示威迫使朝廷屈膝，还不到六年；倘若再度容许这样的侵入，必将招致皇帝震怒，降罪于那些倒霉的省里大员。因为南京与广州、福州等其他省会不同，它邻近帝国的战略中心，扼守着通往内地的交通大动脉，正当长江与那条著名的大运河交汇之处，而大运河连接着京城与长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区。封锁出海的漕船队，同时封锁这些内河水道——这是轻而易举便能做到的——就足以扼住中国的咽喉。总督就此事专折驰奏，为自己的仓促行事开脱，说是「夷酋到省，恐致上廑宸虑」。

本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裁决，与对前一年德庇时爵士在珠江上那次漂亮远征的裁决大体相同：「对你的成功深感欣慰，但下不为例」；换句话说，就是「要做你就自担风险，我们则视结果如何，或加赞许，或予否认」。或许更公道的说法是：英国内阁当时一如既往，存在着互相冲突的见解；政府表面上的摇摆不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恰好轮到哪位阁员发言——是外交大臣、殖民大臣，还是别的哪位大臣执笔起草公文。

数年之后，阿礼国先生在评论我国对华关系这一总体问题时写道：「使中国地方官员对侵害英国臣民所招致的直接后果心存有益的畏惧，使他们确信：此类暴行给他们个人带来的麻烦与危险，必将远甚于他们竭尽全力保护外国人、缉拿行凶者所需付出的代价——在这个国家，这似乎是英国人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保护。」即使巴麦尊本人，也不能把此事的法理与常识阐述得更为精确了。

（二）叛乱

太平天国叛乱——叛军占据上海——围城清军侵扰外国租界——被英美武装逐退——法国人与起事者的争端——法租界随之扩大——英美侨民社群自行治理——清朝官员战败后的模范举止——法国的交战行为——中立问题的棘手——对华人难民的处置

此后五年，上海事务一帆风顺，日益兴旺；直到近代降临中国的最大灾难，将它的阴影投到这个省份和这座城市之上。太平天国叛乱发源于南方的广西省，沿着几条大商路直抵长江，再顺流而下，所过之处一片荒芜，其惨烈的蹂躏于一八五三年三月八日抵达南方的都城南京。全城瘫痪，于十九日投降，看来未经什么抵抗；满洲驻防兵丁全部两万人，被毫不留情地屠戮殆尽，无一幸免。举国上下，官民一体，陷入极度的恐慌。官军——就其存在者而言——在叛军大群人马的冲击下如此轻易地土崩瓦解，这很可能促使那些几乎无处不有的无赖之徒，也起而自行劫掠。有这样一伙人，据信隶属于某些秘密会社，却与太平军主力毫无关联——太平军当时正在长江沿岸人烟稠密的城镇里纵火屠杀——出其不意地袭占了上海县城。一位目击者说：「消息如晴天霹雳。」无论城内城外，谁都没有想到这座城会有危险。起初百姓惊慌失措，但在他们身上，恐惧似乎与犯罪近在咫尺；随之上演的一幕，正是在广大地域上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那一幕——普遍的劫掠与破坏。「几百名平日里天真淳朴的乡下人——他们准是像鹰嗅到腐尸一样嗅到了猎物，因为那时天才刚亮——一拥而上扑向海关，把椅子、桌子、窗户、门板，凡是能搬走的东西统统抢走，只留下满地的书籍文件，被人毫不客气地踢来踢去、踩在脚下。」

从一八五三年九月起，到一八五五年二月止，这伙叛乱者占据县城达十八个月之久。官府过了一些时日，才得以集结起兵力来驱逐他们。不过他们确实展开了一种围城战，最终也达到了目的。追述其经过并无意思。我们所要留意的，是这段权力真空时期对外国官员、外侨社群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

第一个影响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外国人所能集结起来的武装力量，与围城的清军之间，竟发生了一场武装冲突。中国兵丁扎营在外国租界之外不远处，而租界是不在战事范围之内的。但中国军队的纪律从来就不怎么严明，营中那些不守规矩的散兵游勇，使租界里的外国人不断陷入麻烦。事实上，外国人到租界后面那片用作跑马场的空地上去休憩游乐，已经变得十分危险。不受报复，便产生了它一贯产生的结果：兵丁们的侵扰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有组织。外国人终于被迫为自卫而还击。在清军一次声势浩大的侵入之后，三个缔约国的领事匆匆会商，决定向清军统领送去一项要求，令其将所有兵丁撤离租界附近，否则当天下午四点钟，外国全部可用兵力将向其阵地发起进攻。这些兵力包括：女王陛下的军舰「恩康特号」

和「格里西安号」的海军陆战队员与水兵，美国军舰「普利茅斯号」的陆战队员与水兵，港内商船上的若干水手，以及约二百名充当步兵志愿兵的侨民。英国部队由奥卡拉汉舰长指挥，领事阿礼国随军同行；美国部队由凯利舰长率领，领事马辉随行；志愿兵则由副领事威妥玛指挥，此人后来出任女王陛下驻华公使。对清军阵地的攻击大获全胜；事实上，抵抗似乎微乎其微。自始至终亲历此役的韦特摩尔先生，将这一情形归因于城内叛军不约而同的配合。然而据他在将近四十年后所写的文字，此举仍是「一场即便算不上鲁莽、也堪称冒险的行动」。

女王陛下政府在外交部六月十六日的一件公文中，「完全赞同阿礼国先生之所为，并认为其于非常艰难之境况下，表现出莫大之勇气与明断」；英国侨民社群也一致向领事阿礼国、副领事威妥玛以及有关的海军军官致以最热烈的谢意，感谢他们「使我等之生命财产免于迫在眉睫之危难」。他们还补充说：「倘稍露迟疑怯懦之态，必将酿成严重后果，伤亡亦将远甚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没有参加这次对租界的共同防御。要解释这一点，须知他们从来就没有心甘情愿地融入那个五方杂处的体制，而是随着岁月推移，越来越自成一体，把起初不过是一处领事驻地的地盘不断扩展，直到囊括了两片人烟稠密的城郊，环抱着县城城垣的一半；而起初称作「居留地」的地方，后来也就被称为「租界」了。

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他们要为自家的缘故同叛军寻衅，并非难事。争端的结果，是泊在城墙脚下的法国军舰对县城进行了一番毫无成效的炮击。随后大炮被运上岸，架在城郊——这片城郊后来便被划入了法租界的界限——为了让炮火施展得开，那里的房屋都被拆毁了。一连多日的炮击，终于在城墙上轰开了一个实际可用的缺口，接着法军与同他们结盟的清军联合发起强攻。攻击被击退，进攻者损失惨重。

这些军事行动，加上十八个月间有组织的政府的缺位，所造成的种种后果之中，最直接的或许就是法国人在他们架设炮台的那片土地上立住了脚跟。出于军事上或别的什么理由，一大片人烟稠密的城郊被夷为白地，于是这片地方便很容易占用，也便于开辟街道马路。法国人如此占据的这片地区，与上海那个五方杂处的租界之间，隔着一条潮汐河浜。

另一些后果不那么显眼，但就人道利益和国际商务而言却更为重要，它们很快就在那个五方杂处的租界里显现出来。其中第一项，便是外侨社群担负起了自治与自卫的职能，并创立了那个重要的市政机构；它在公共服务方面所建立的记录，同任何同类机构所曾建立的一样出色。倘若没有临时应急而设的种种保护措施，游民与罪犯的侵扰早已把外国人居住区淹没，使它落到县城那般荒凉的境地。而这种不得不依靠自身力量的处境，无疑赋予了上海侨民那种自信的气质，这气质成了他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特征。

这场冲突对中外当局之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若不略加解释，恐怕很难理解。在某些国度里，军人「争强好斗，动辄厮拼，在炮口之下博取泡影般的虚名」，那里存在着一种叫做军人荣誉的心理虚构之物，它可以用种种方式来象征，比如说一根棍子顶端的一块破布，勇士们会为它欣然赴死。孕育了欧洲种种荣誉准则的尚武传统，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那些战败的清军将领脑子里并没有「雪耻」这回事，他们只是满足于在营盘四周张贴告示，宣称「夷人本当悉数歼灭，惟彼已纳银三十万两以自赎，尚须另缴三十万两」。然而在此后的围城期间，他们的举止却堪称模范，最操心的就是避免侵犯外国人居住区。不管作何解释，事实是：一八五四年四月四日「泥城之战」以后，中国人与外国官员的关系，反倒比战前更好了。不出十天，双方便在和睦商议之中共同选定了一处新营地，既不妨碍围城者的军事行动，也不损害外国租界的不可侵犯。

因此，在英国政府于起事者与清军之间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所要求的一切措施上，以及在管理和约束那些为躲避野蛮战祸的劫掠而涌入外国租界的中国难民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就近的代表协商办理，都没有任何障碍。英国代表的中立却很难维持：由于形势使然，它对被围的叛军采取了一种善意的形式，因为这些叛军要继续存活下去，全靠从外国租界、或经由外国租界得到的补给。法国人的举动又使局面复杂起来——他们既与起事者结下争端，便作为第三个交战方登上了舞台。于是法国当局提出申诉，抱怨「竟在我英国卫队眼前、并在其保护之下，向法国之公开敌人供应补给，殊属丑闻」——须知法国当时正与英国结盟，在克里米亚进行战争。领事阿礼国原本就因那个五方杂处的租界所处的位置为向城内输送补给提供了种种便利，而觉得颇有失体统；他对这位法国同僚的呼吁郑重相待，并以此为题，向海军高级军官提出交涉，敦促他若有可能，配合租界内已在采取的执行英国中立的各项措施，另筹办法，以便「我们能够对三个交战方——清军、起事者和法国人——都给出一个诚实的交代」。与此同时，在一次上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侨民集会上，这一方针以全体一致的决议公之于众。

难民涌入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这样迅速的解决；不过这与其说是中国人从中作梗，不如说是由于英国全权大使的谨慎。领事在一八五四年六月五日致包令爵士的公文中，这样描述了这一弊端：

大批华人蜂拥而入，违背其本国官府历来之禁令，在我界内擅自栖身，搭起成街成巷的木屋砖房，为种种罪恶污秽提供藏身之所，使我等陷于一种离奇而全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境地。关于此事，本领事只须指出一点：阁下（其时正盼总督莅临视察）如肯在居留地内步行一周，本领事确信，阁下必当承认此弊已然过甚，且增长过速，断难置之不理。外国侨民之健康、其财产之安全，乃至此地能否继续作为外国人居留之所，均使我等势必从速且断然确立某种管辖权。

三个月之内，经过一番重要谈判，诞生了外籍人员管理的海关；这必须被视为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叛乱插曲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成果，远非其他可比。

（三）中国海关

走私之猖獗与肆无忌惮——阿礼国决意禁绝——他关于此事的报告——中国海关的腐败——英国政府协助征税的努力——因与他国所订条约而化为泡影——对全体外国贸易的损害——权力真空时期意外找到的解决办法——太平天国叛乱给贸易带来的推动——阿礼国会同法美两国领事接管海关，代中国政府征收全部税款——期票的使用——使期票无法强制兑付的种种情形——期票最终注销

领事阿礼国自抵华之日起，便注意到对外交往中的若干显著弊端，于是竭尽全力，设法消除或减轻它们。这些弊端成了他呈给上司的许多忧心忡忡的报告的主题，因为阿礼国先生对待自己的职守，总是既郑重其事，又通观全局。多年之间，这些努力似乎并无成功的希望；但终于云开一线，展现出至少可以对付其中一项弊端的前景，那就是走私。走私之风如此普遍，以致看上去竟像是中国一切商业往来中必不可少、理所当然的一个特色。由于它的根子深深扎在中国人的性格与文明之中，那些负责征收海关税收的官员贪赃受贿，也就不带任何污名。这种做法就范围而言虽然无所不在，就程度而言却绝非漫无节制；在逃税的便利如此诱人的情况下，商人们想必常常会为自己的克制而感到吃惊。

诚然，在沿海流传的种种传说中，确有一些走私方面的绝技，成了一个缺乏共同话题的侨民社群饭后佐以核桃和酒的好谈资——比如说，有一艘子虚乌有的船，从中国出港时报的是空载压舱或装煤，到了英国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卸下满满一船茶叶，这些茶叶上船时根本就没有经过海关。反过来，在英国装上船的满满一船工业品，在驶往中国的途中，就中国海关的记录看来，竟像一船冰块似的融化得无影无踪。还有一桩奇招，多年来在餐后闲谈中经久不衰，被奉为胆大包天的走私之极致。英国货物以「复出口」的名义向海关报关，不纳关税。商人把空了的货箱装满丝绸，这些丝绸便仍打着原来的英国唛头装船运出，报称是白洋布，并就那从未缴过的进口税申请「退税」。这类妙趣横生的轶事，属于拉伯雷式的幽默一路；同样的幽默，也激发出兰开夏某位工厂主的一句豪言。那时棉花稀缺昂贵，往细布里「掺」进熟石膏之类的东西，以凑足每匹布规定的分量，这种手艺几乎被抬高到了一门精湛艺术的地位。消费者抱怨说，这样调配出来的布一洗就不成样子；这位和蔼可亲的兰开夏人却宣称，就他而言，不到能织出一根棉纱都不用的白洋布来，他是决不会心满意足的。

上海自然是走私贸易的大本营。至于广州——另一个唯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那里的走私，是按照一套由海关当局自己规定的章程来进行的；亚历山大·马地臣先生在下议院委员会作证时的大意是：广州的税则如此之轻，商人根本犯不着走私。然而领事阿礼国先生却不作如是观，他认为走私制度是一大弊害，并向它展开了一场毫不留情的战争。他不仅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迫使英国商人在与海关打交道时遵守条约的字面规定，而且还认为自己有责任迫使中国官员本身恪尽职守。人人都对这种不正当的做法感到痛心；在废除这些做法的努力中，许多英国商人都十分乐意配合领事，外交部也一再被敦促采取行动，改革这些积弊。阿礼国先生在呈给其上司商务总监督的许多报告中，详尽地阐述了这一局面的种种困难与反常之处，下面这段写于一八五一年的摘录即可见一斑：

西方之商务与海关制度，同东方截然相反之原则与惯例，如何能够结合起来，使二者协同运作，而摩擦与损害又减至最低，对于现行条约之起草者而言，无疑是一道难题。外国商人以诚信为本之贸易活动，如何能与中国海关之腐败无能之行政以某种方式相联，使受损者仅为后者之税收，而非外国贸易——此一任务表面看来较为简单，然于谈判诸公，似乎亦成不可逾越之难关。然而对于这两道难题，他们无论如何必须为其中之一觅得妥善之解决，否则无论签订何种条约，其真正使命仍未完成，而日后一切贸易关系之基础，亦将动摇不稳，难以令人满意。

我们不能设想英国政府忽视了这一重要事实；恰恰相反，英国政府似乎曾真诚地设法应对此一困难，本着诚意承诺协助中国当局征收英国贸易之关税。倘若不是很快从外部引入了一个扰乱因素，而对此又似乎未曾作出充分的防备，这一方针会否失败，亦未可知。我们所指的，是与其他国家政府所订条约之批准，这些国家在此一点上拒绝承担任何协助保护中国税收之义务。本来人们或许会以为，中国政府既已从其最应畏惧之强国手中取得如此重大而无可置疑之利益，总不至于愚蠢到一有机会便将其弃置；然而事实竟正是如此，而美国专使还以删去一切协助条款而自矜其功。于是便有两项条约同时生效，二者所据之原则各不相同——在一个极为根本之点上，此约颠覆彼约。情形严重到如此地步：英国条约中关于缴纳关税之各项规定，根本无从得到公平之试行；而自从我国修改航海条例，向外国船只开放我国港口之后，任何按照该约所设想之制度行事之尝试，便全然行不通了。

我们发现，为确保这些条约按其现有条文所欲达到之根本目的，显然还缺少一样不可或缺之物，即一个廉洁而有效率之海关；而谁看不出，这在中国是无法做到的呢？因此，我们所做的，不是太多，便是太少。我们要么就应拒绝让与征收海关税之权利，要么就应以取得某种更好之保证、确保此项权利得以公正行使为条件。须知一个外国强国纵然可以将此项权利给予中国皇帝，却不能同样轻易地给他以廉洁忠实之臣仆，而没有这样的臣仆，海关税便无从公平征收。以片面之方式、凭显然不完备之手段，企图从此项权利中得益，这种做法本身必然

有害于条约所要着力发展与保护之贸易。时至今日，已无须多说：对于此弊，当初并未作出充分之防备，其结果便是永无休止、无法调和之对立。自美国条约生效之第一天起，缔约双方，无论中方外方，彼此之间以及对于双方之长远利益而言，都被置于一种虚假之地位。皇帝取得了一项他无人相助便无法妥为行使之权利，而外国商人则被加上一项法律义务，在此种情形之下，这项义务足以使其通商特权形同虚设。前者每日都面临损失其全部或部分税收之危险，而这项税收，乃是他依据条约、作为给予外国人通商特权之代价而合法享有的；后者则只要承认自己有义务缴纳此项税收，便无法获利经商。

海关之损失，显然只是由此产生之祸害之一；外国贸易所受之损害，才是更为重要得多的直接后果。或许有人会对此表示怀疑；然而，当任何人在经营一笔买卖时，都无法把握其货物在出手之前的成本会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出入，而他的紧邻却可能借此占到这么大的便宜，同时通常的利润幅度又很少超出这个范围——那就很难得出其他结论了。再者，我们若考虑到，局部走私的自然趋势，乃是抬高买方市场之价格、压低卖方市场之价格，那么它对贸易之普遍繁荣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便显而易见，不容置辩了。无论它能使少数人一时致富，终究必将使多数人陷于贫困。

英国全权大使或许认为，就贸易利益而言，走私只会影响中国的税收；美国专使显然正是如此断定，并据此行事的。但经验已充分证明，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它所依据的，不过是对全局的一偏之见。

所有这些困难的解决，以及那场看似毫无希望的拨乱反正之争的终结，是以一种各方想必都完全始料未及的方式到来的。那便是一八五三年叛乱团伙攻占了上海县城。

县城陷落之日，海关便停止了职能，但贸易却照常进行，毫未中断；事实上，由于当地人急于把手中的货物变成现钱，外国商人又急于把买下的货物安全装上船，出口贸易自然受到了刺激。然而此时却没有人能够征收税款。阿礼国先生一旦认定某事理当有所作为，从来就不胆怯；他向他的法国和美国同僚——这两位似乎也从来不曾犹豫于追随他的引领——提出了一个办法，既可以弥补中国政权的这段空白期，同时又能第一次开创足额征税的先例。这个计划是由各国领事亲自执行中国官员从来没有执行过的职能——对卸岸和装船的货物严格登记核算，收取应纳的税款，代为保管，待中国政府重新在上海恢复之后交还。不过收取的不是现钱，而是期票；这些期票的兑付条件十分复杂，因为必须在有关的各国国民之间保持待遇平等。事实上，其中的种种变数，使得这些期票根本不可能被强制兑付；最后它们全部被注销，退还给了商人。因此，自一八五三年九月至一八五四年七月这十个月间，上海港实际上一文税款也没有征收。

（四）外籍海关的创立

临时制度——英美船只足额纳税——他国船只免税进出——美国人随之效法——阿礼国对中立的严格看法——在外国居留地内设置中国官员有违中立之虞——临时制度崩溃——阿礼国吁请中国官府——道台吴健彰重设海关——种种积弊卷土重来——阿礼国的抗议——吴健彰的来历——他私下通融，放船免税进口——阿礼国准许英国船只照此办理——上海于是成为自由港——阿礼国设法应对困局——外籍海关的最初设想——成功的条件——与道台会商——委派代表——一八五四年七月十二日新海关开张——李泰国先生出任总税务司——使外籍海关当即成功并长久成功的条件与根本特点

所谓「临时制度」，四个月间运转顺畅，但并不公平：英美两国船只足额纳税（以附有条件的期票支付），而其他国家的船只，由于它们的领事是由商人兼任的，进出港时一概免税。从九月到一月，照此办理出港的，计有普鲁士船一艘、汉堡船一艘、暹罗船两艘、奥地利船一艘、丹麦船三艘、西班牙船两艘，共计十艘——这当然对那些货物须足额纳税的竞争商人造成了严重的不公。英国领事尽可以辩说，这些拖欠税款的船只所载货物在全部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比正常情况下走私者之于诚实商人所占的比例更大，却终是徒然。美国领事同情后者，于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日通告退出这项临时约定，并立即付诸实施，放行了「奥奈达号」和「科学号」两艘船，既不收款，也不要任何担保。此后，英国当局再也不可能继续让本国国民背负竞争者已经如此甩掉的负担了；况且从更广泛的考虑出发，英国政府早在三年前就已宣布，由英国方面替中国人征收关税本身就是不适宜的。因此，临时制度无论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多么值得称道，作为权宜之计多么方便，也已注定要失败了。下一步便是设法以某种方式促使一个合法的中国海关重新设立起来。

若不是阿礼国先生在交战双方之间的中立问题上持有严格的看法，这件事本来可以早些办成。外国租界的土地已被宣布为神圣而中立的。允许任何中国官府利用这片土地，哪怕仅仅是为了征税，似乎也违背了它的中立。况且，中国官员若在那里执行职务，要么得以武力自卫，不管兵力多么少，要么就得由外国人来保护，无论哪一种，都会损害租界的中立。当中国官员提出另一个办法，改在江面船上执行海关职能时，同样的反对理由又出现了：在那种情况下，外国人也必须保护收税人员免遭叛军袭击。海关的职权因此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但是，三个缔约国领事作为中国政府受托人的临时制度一旦崩溃，那么除了让上海彻底成为一个自由港，或者设立某种中国海关之外，便别无选择了。两害相权——不必多说——阿礼国先生选择了后者，临时制度失效不到三个星期，他便已「吁请帝国官府于某一方便地点重设海关」，同时表示愿意为海关的运作提供必要的便利。事实上，道台吴健彰于二月九日重新设立了海关，而那个临时征税制度——英国政府从来就不赞成的一种制度——也就在这一天最终正式宣告终止。

海关在道台吴健彰的督理下一经恢复，所有最恶劣的弊端便立刻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

阿礼国先生就条约权利、就严格执法与公正精确之必要，对这位官员再三告诫，全都白费了口舌。这位道台从前是广州的商人，名号「爽官」；不知是早年的熏陶激起了他对「做买卖」的热衷，还是后来混迹官场败坏了他的良好品行，抑或——这最有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双倍剂量，却又缺少二者各自应有的约束，总之，这位海关监督一上任，便同一个个商人私下讲起价钱来。经他通融，一艘不来梅船「阿里斯蒂德斯号」获准进出港，任何一条海关章程或港口规则都不必遵守，任何税费都不必缴纳——除了或许以好处费的名义付给吴本人的那一份。另有两艘美国船、一艘英国船，也照此办理。这些事实报到阿礼国先生那里，他便向道台问责；得到的却只是遁词而不是解释，于是他从此公开准许英国船只享有中国当局自愿地——虽然是暗地里——给予那些肯同他们做肮脏交易者的同样特权。这就是说，从一八五四年四月起，上海彻底成了一个自由港。

于是，终于出现了一张真正的白纸，等待着一番新的试验；阿礼国先生立即着手筹思某种新的办法来应对困局。那位中国海关监督尽管很乐意为了自己的好处在关税上讨价还价，但对关税的彻底废除，却同外国当局一样不满；他根据自己在广州的经验，提出了种种替代方案，以求有效征税。然而看来，在这样一位随和的官员手里，或者在任何可能接替他的人手里，他那些对付走私的药方比病症本身还要糟糕；于是另辟蹊径的必要，开始认真地盘踞在各缔约国领事的心头。其结果是一个新颖的方案，最早在领事阿礼国一八五四年五月一日致包令爵士的公文中提出。他在公文中虽承认「此项尝试不无重大困难」，却宣称：「倘能以某种方式，使关税之征收，就海关行政之执行而言，置于三缔约国之有效监督之下，则本领事尚未全然放弃成功之希望。」

他又补充说：「若另立任何其他基础，本领事相信，一切既欲裨益中国税收、又欲保护诚实商人之努力，按事理而论，必将归于徒劳。」这一设想在六月十五日阿礼国先生拟定的一份建议备忘录中进一步成形，他在其中写道：「在现行条约之下，此事为重重困难所困，唯一出路，须求之于将外国人之廉正与警觉，与中国之权威相结合。」

他接着提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任何拟定的方案都须得到「中国当局之自愿同意」；然后建议「将一名负责可靠之外籍海关监察员，作为三缔约国之代表，与中国行政当局相结合，由各领事与道台会同委派，给予优厚薪俸」。薪俸定为每年六千元，全体外籍职员的开支为一万二千元，随后还列出了种种行政细节。

阿礼国先生提议，由法国领事馆一位名叫史密斯的法国先生，出任他与美国领事一致同意向道台推荐的监察员——这足以说明那个年代并无国与国之间的猜忌。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他致函爱棠先生，请求后者正式批准这项任命。

下一步是举行会议，三位缔约国领事——阿礼国、马辉和爱棠——接待了道台；道台与他们讨论之后，大体上采纳了上述「建议」，只是作了一些修改。

会议决定，不由三位领事共派一名代表，而是各派一名，三名代表组成一个「监察员委员会，统一行动，步调一致」。由于监察员执行职务时，很可能引出许多涉及本国管辖权和国际管辖权的问题，会议也为处置这些问题作了规定；在发给监察员的指示中，凡是在毫无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人的智巧所能预见的一切可能情形，直到内部管理的细枝末节，都一一加以考虑。七月六日，各领事正式宣布新组成的海关委员会成立，十二日新海关开张，三位监察员是：英国的威妥玛先生、美国的贾流意先生和法国的史密斯先生。

新海关当即大获成功：它实现了设立它的每一项宗旨，为中国政府征足了应得的税收，也使商人们再无相互之间谋取不正当好处的诱惑。一八五四年的这个海关，不仅经受住了叛乱与战争的冲击、条约的扩展、通商口岸由五个增至三十个、缔约国由三个增至十三个的种种考验，而且根深叶茂，枝干伸展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尽管有权势很大的各省官员反对，因为它把他们的收入引入了朝廷的渠道，削减了他们的财源——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它赖以建立的原则是何等健全。这项制度起步时所依托的三人委员会，不过是徒有其名；海关的领导权从一开始就是一人之权，因为三位监察员中，只有一位具备为这个新部门注入生机所需的知识、才干或热忱。

第一任英国监察员原本只是暂时借调来开创这项新事业的，几个月后便由领事馆译员李泰国先生接替；李泰国先生为进入中国政府任职，正式脱离了英国公职，而威妥玛先生则回去履行他副领事的职务。监察员委员会的职能不久便归并为总税务司一职，授予了李泰国先生；他一直任职到一八六三年，才因中国政府拒不批准他为阿思本舰队所订的各项合约，而被迫辞去中国政府的职务。

这里只须再提一句：就在上海海关设立的同时，女王陛下政府发来训令，将英国商人在权力真空期间为缴纳关税而开出的、总额达一百万元的期票予以注销，因为其所附的条件使这些期票在法律上无效。

外籍海关的组织，虽然只是为应付一个不大可能再度发生的紧急局面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这件事却构成了理想的对华关系的一个简短缩影；因此，不妨指出它的根本特点及其创立的条件。

第一，中国政府已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愿意听取劝告。

第二，腐败与松弛是其本性中固有之物，非借外力不能根除。

第三，外力若要施用得宜，收挽救之效，就不能颠覆中国的权威，而必须

补足中国人在行政上所完全欠缺的那一要素，即阿礼国先生所概括的那简洁的四个字：「警觉廉正」。

第四，中国的权威与外国人的警觉廉正相结合，已使中国海关成为一种改革的奇迹；这种结合本可使中国的整个行政焕然一新。它为什么没有推广到国家的其他部门，这个问题，不过是换个说法来哀叹错失的良机罢了。

第五，这一制度是建立在最广泛的国际基础之上的。

（五）阿礼国先生离开上海

升任广州领事——他给上海欧洲侨民留下的印象——侨民对他的正直与才干的信赖——他的家庭生活——最初的著述——广州的局势——种种困难与阻挠——阿礼国于一八五六年事变爆发前回国

阿礼国先生在上海的任期，便以这些卓越的功绩告终。他被擢升为广州的首席领事，但他在这个北方职位上又留了一段时间，得以亲眼看到上海县城重新回到合法官府手中，港口附近恢复了和平。起事者实际上已被困得断粮，于是放火烧城，趁夜各自尽力逃命；那一夜恰好是中国农历年的除夕，即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有些人或许逃脱了，但大部分人落入了敌手；此后数星期之内，附近一带随处可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证明逃亡者受到了何等残酷的对待，令人想起维庸某首墓志铭中那幅逼真的图景。

那年四月阿礼国先生离开上海时，英国侨民向他赠送了一份赞誉有加的颂辞，法国人和美国人也都热诚地加入其中。这份颂辞有一个特别可贵之处：它几乎是全体一致的，却又绝非不加分辨的一味恭维。作为当时侨民社群社交关系的一个奇特写照，不妨一提的是，这份文件是分成两份递交的，内容大致相同，措辞却各异。之所以要分作两份，缘故在于当时的「蒙太古家族」与「凯普莱特家族」之间通常恪守的一种礼节：双方都认为，签名排在对方之后是有失体面的事；因此，侨民社群中两位为首的人物，只好各领一份名单，分别领衔。

一位持论如此严格、性格如此不肯妥协的官员，在一群独立自主的侨民中间生活八年，又不得不把他们当作自己治下的子民看待，要想在执行种种具体行政事务时从不招人怨恨、从不引起摩擦，那是不可能的。况且，他的公务作为过于果断，也不可能博得普遍的赞同。然而，颂辞的撰写者们坦率地承认了这一切，同时写道：「对于阁下之任何公共政策，我等作为个人，无论赞同或异议至何种程度，皆愿公正承认：阁下始终一贯，心无旁骛，以公职为念而行事。我等相信，阁下自始至终所持守者，乃是凭良心认定之是与义，从未有任何不当之外来影响，使阁下有所偏离。」事实上，上海侨民——我本人亦忝列其中——都以他们的领事为荣，仰望他，就像士兵仰望一位他们绝对信赖的统帅一样。与这样一位「无畏无瑕」的人物接触，他们觉得自己也变得高尚了。尤其是，他在中国当局面前维护本国尊严的方式，罕有人能与之比肩；单是对这份爱国功劳的感激，便足以掩盖许多过失。由此而生的敬意，使侨民们对他身上那种换了别人或许会被视为冷漠的东西也就释然了——因为在社交生活中，他举止矜持，甚至有几分倨傲；这无疑部分出于秉性，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全神贯注于本职的公务与责任，潜心研究一切与工作有关的事项，钻研那些合乎他心性的学问。也不妨说一句——这对双方都无贬损之意——那些占据了年轻人闲暇时光的强健消遣（而这个侨民社群是非常年轻的），并不是这位领事本人所怎么喜好的。他自己的消遣，更多属于文墨与沉思一类。他不肯为博取人望而放下架子。

他的家庭生活使他在交往上别无所求。他对妻子一往情深，曾以半是独白的形式，向她倾诉了一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思考，这些文字比什么都更能显示出他天性中深沉的真挚。一八五八年三月，这位挚爱的贤内助从他身边被夺走，他那平静的外表几乎没有什么波动；但面对生命中这一巨大的空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依靠自己的精神资源。当他卸下上海事务对他精力的沉重需索之后，这份孤独便感受得更为深切；正是在广州相对清闲的日子里，他写出了第一篇认真的、向期刊投稿的政论文章。这种抒发思想的途径，此后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的第一篇论文，是一八五五年十月发表于《孟买评论季刊》的《中华帝国及其命运》。紧接着又有第二篇，题为《中华帝国及其对外关系》，这篇文章在该刊上占了足足七十八页。两篇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篇论述中国国情的出色论文，至今并未因时光流逝而过时。

也是在同一时期，他写成了那一组短文，以《人生问题》为题匿名出版。对于这本小书，我们不打算作什么评价，宁愿引述多年以后它给一位读者留下的印象。朵拉·格林韦尔在一封收入其《回忆录》的信中说道：「我遇到了一位朋友，一本似乎能把我全部的理性天性都带上一道的书。无论现在还是从前，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书；这是一本我常常渴望、却从不敢奢望的书——一本以基督徒的精神、却又从自然的立场来观照人生本来面目的书。」

阿礼国先生在广州领事任上的那一年，并没有什么轰动一时的事情。那里表面上一片沉寂，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沉寂；风暴在一八五六年十月爆发，那时阿礼国先生已经回国，享受他那实至名归的第一次休假去了。营商上长年累月的阻挠，与中国当局沟通时的老一套困难，构成了他呈给上司包令爵士的报告的主旨。直接往来问题和入城问题，一再被搁置，至今仍悬而未决。条约规定的入城权利被明确推迟到一八四九年，却丝毫没有使问题的解决变得容易一些。恰恰相反，这一让步只是使中国官员和百姓更加坚定了永远抗拒这项要求的决心。一八五五年巴麦尊勋爵出任首相，这项沉睡已久的要求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政府训令包令爵士，要他争取与中国地方官府不受限制地往来，并充分行使进入一切通商城市——广州也包括在内——的权利。对于这一类反复提出的申请，总督叶名琛照例以传统的推诿作答，从而埋下了随即爆发的那场大祸的导火索。

阿礼国先生本人既然与导致一八五六年秋天战事爆发的那一连串事件无涉，这里不妨暂停叙事，回过头来看一看构成我国对华关系主题的若干一般性问题。

十领事阿礼国论总体政策

论国际关系诸文——远见——与后来事态的关联——广州进城问题重新提起

西方各国强行与中国交往，由此产生了种种国际问题；在认真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当中，阿礼国爵士居于首位。自一八三三年以来，英国政府任用的领事和外交人员名单甚长，而在中国对外开放通商之初那一片由错误和误解构成的混沌之中，力图理出一套合理可行的方案的，唯有他一人。另一位领事官密迪乐先生，虽然同样目光远大，但对于处理日常事务的需要来说，或许过于偏重哲理了。领事阿礼国的政治哲学则不然，它完全是从他日复一日所要处理的事实之中生长出来的，因此本质上是切实可行的。

看起来，五十年前讨论我们今天所谓「中国问题」的文字，大概带着太浓的陈年旧史的霉味，对于这样一代人未必有多少读头：他们只是被时局的雷霆惊醒，才对远东事务产生了兴趣，而且这兴趣至今仍是敷衍了事的。然而，阿礼国先生有一种直抵事物核心、把握那些不变原则的本领，因此他早年的研究，并未因岁月流逝而失去其正确性与价值。当今的探究者尽可以放心地倚重这些深思熟虑的观察，把它们看作英中关系中一块奠得既稳且正的基石。时间的推移非但没有减损这些意见的效用，反而增加了它们的价值。因为观察的基点既然延展到很长一段时期，那些由个人偏差、环境变化以及其他暂时原因所造成的误差，便从整个考察中剔除了出去，求真者也就因此获得了一个可靠的标准，据以检验自己的结论。一八四九年的预见，在一九〇〇年的事态发展中得到了应验，这有力地证明，早先的那些概括并非巧妙臆测的产物。

因此，在这里介绍领事阿礼国在他来华尚属不久之时的一些思考，似乎是合理的。这些思考以种种形式出现：有的见于机密公函，有的见于私人备忘录，还有的是一些为撰写文章而作、显然始终未曾扩充成篇的札记。其中一则札记写于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九日，总结了《南京条约》施行六年的结果，完全可以当作外国与中国交往记录中的一块界碑。

为方便读者，这些文件及其他文件的若干摘录，已刊印于本卷的附录之中。（原注：见附录一。）它们虽然直接关系到写作当时的政策，却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情形。它们表明，中国人对待外国的态度，那时没有任何改变，此后也没有任何改变。「同样傲慢而敌对的心态依然存在，他们的政策仍然是在百姓眼中贬低外国人……倘若（我方）没有力量使任何正当的要求得到重视，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统治者仍将是东方人中最难打交道的……我们不能指望，无论我们还是皇帝作出任何努力，就足以一下子改变这个民族的性格和习惯，哪怕只是一座城市居民的性格和习惯。」

这位目光远大的领事一面主张以坚决的政策维护条约所赋予英国的一切权利，一面又及时告诫，不可把索取让步的要求推得太远。在这一点上，他与英国政府屡屡阐明的政策是一致的，即不要为了争取更多而危及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阿礼国先生清楚地指出，大不列颠可能不得不打开的那些门户，将会有西方列强蜂拥而入，这对英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

这些强国，由于没有如此重大的利益可能受损，也就缺少了这一有益而极其必要的约束，因此可能会被诱使在一个半开化的朝廷里，重演那些旨在摧毁我国影响、损害我国在东方贸易的阴谋与反制计划；这些阴谋与计划，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欧洲各国的首都进行着，从前也曾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进行过。

对于现今存在的局势，恐怕再也找不出比领事阿礼国所描绘的未来图景更为准确的写照了：

俄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美国，各怀猜忌，又一致与英国相争，它们的传教事业或商业与政治图谋，在目标与发展上彼此冲突；倘若大不列颠坚持要求自由进入朝廷和各省，这些国家都能够在整个帝国制造出这样的混乱、争斗和骚动，其结局只能是欧洲人被逐出中国，一如从前被逐出日本，或者是一场

内战；在这场内战中，欧洲的武力很可能分站对立的两边，结果是作为在该国拥有商业利益的国家两败俱伤。这一切又可能导致占领领土的企图，起初如在印度那样，出于自卫而提出，此后又出于必要而持续下去。俄国在北方和东方伸展它巨大的臂膀，大不列颠在南方和西方，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在中国海和印度洋拥有各自的殖民地，一场在中国土地上争夺排他性利益或支配性影响的角逐，或许会以北京为中心，把整个欧洲卷入敌对关系之中。

在那些早年的日子里，阿礼国先生和密迪乐先生的预言中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那就是都没有顾及那个如今正在远东格局重组中扮演如此积极角色的强国。那时，人们连想都没有想到德国会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然而它登上舞台，只是更加证实了所有这些预言的正确。

不过，我们眼下所考察的这篇对英中形势的详尽阐述，其更为直接的意义，在于它与此后数年间接踵而至的一连串事件的关联，也在于它与英国政府观点的演进相吻合，而这种演进几乎可以追溯到这篇文字写成的日子。一八四九年是外国与中国交往中的一个关键时期，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关于开放广州城的最后一张期票到期，而且遭到了拒付。中国当局为准备履行条约规定而先后得到的宽限年份，被他们——至少是被民众——用来使这一规定永远无法履行。文翰先生溯江而上，要求履行一八四七年的协议，该协议曾许诺两年之内准许入城；他得到的却不是耆英那种圆滑的搪塞，而是两广总督徐广缙粗暴的拒绝；徐广缙还在民众的一片欢腾声中，下令建起一座牌坊，纪念第三次击退夷人。事态的转折点这时已经到来，英国政府如梦初醒。他们不得不勉强得出结论：七年来他们一直受人愚弄，他们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当；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的让步是在往水上倒油，好让风浪平息，而实际上却是把这种易燃之物浇到了火上。如此成体系的错误，不可能不受惩罚。总之，人们开始认识到，在广州如此软弱地放弃的阵地，不用巴麦尊勋爵那句预言性的话来说，不再同中国人「动一次手」，是收复不回来的。

英国政府的注意力既然就这样认真地转向了中国，他们便与其全权代表，即香港总督，书信往还，商讨遏止英国威望下降、使贸易和居留利益得以安置于令人满意的基础之上的最佳办法。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这位全权代表要获取消息或听取意见，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驻上海的领事阿礼国；而他远在距多事之地一千英里之外，当时甚至连广州都还没有见过。阿礼国先生敏捷地响应了上司的征询，所作的答复内容丰富，无所畏惧，条理之清晰和论述之周全都堪称大家手笔。在一八五二年一月十三日致文翰爵士的一件公函里，可以追寻出这一新政策的发展脉络。（原注：见附录二。）而在一八五二年六月十七日的另一件公函里，整个局势被和盘托出。（原注：见附录三。）

这一持续多年的机密公文往来（原注：见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构成了即将揭开的那一章历史的自然引言。在导致与中国第二次决裂的那些交涉中，领事阿礼国本人并未参与，因为他当时正在英国休假；但在那里，在有关这场战争的起因与目的的讨论中，也听得到他的声音。

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间，阿礼国先生就事态的进展给报界写了一系列信件，努力让英国公众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其原因何在，可能会有什么后果。这些信件后来汇印成小册子重新出版，当然是匿名的。

十一《南京条约》下的贸易

英美两国对华交往的唯一动机是贸易——这种贸易的单纯——主要进出口大宗货品——考察对华贸易的资料——进口过多引起双方的恐慌——英国对华贸易的特殊情形——亏损逾三成而始终不辍——以货易货的做法——账目因此无从算清——任何时候都弄不清盘面上的底细——东印度公司的旧传统也拖累了贸易——例如大量囤货——这些做法逐渐改进——在华置产的好处——耶稣会士早已看到并付诸实行——后来外国商人亦然——美国的对华贸易——币制相近——中国出口过多，先以现银抵补——后来改用伦敦银行的信用

别国的情形姑且不论，英国与美国同中国的交往，从最初到如今，无论承平还是交战，除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别无其他目的；因此，这一交往中的每一步，都必须放到它与促进国际商业的关系里去衡量。战争与外交，地理探险与改革，乃至学术研究和彼此之间的相互教益，统统都是从属于这一主旨的辅助手段；那么，把当初发动、至今仍在推动所有这些辅助力量的那件东西究竟是何模样，尽量简略地考察一番，似乎是合宜的。

中国的对外贸易，从最初兴起直到今天，始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单纯。无论出口还是进口，都只是寥寥几种大宗货品构成了它的全部总量；就这一点而言，今天的统计数字与五十年前的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第一次战争结束时，中国的主要进口货是：来自印度的鸦片和原棉，后来随着蒸汽纺织厂的兴起，又添了棉纱；来自英国的，是漂白和未漂白的素色棉布、棉纱、若干种毛织品，以及铁和铅，几乎占了全部货值。那时来自美国和欧洲大陆的贸易，对总额影响不大。至于中国土产的出口，在上述时期几乎只限于一种货品——茶叶。后来丝的地位日益重要，货值很快便超过了中国的这一大特产。大黄是中国人在茶叶之外颇为看重的一种货物，理由是外国人要靠它来保养身体，断了供应，便可轻而易举地挟制他们。然而这种货物从来没有取得多大的商业价值。糖、樟脑和席子也在出口之列，席子在美国销路甚旺。不过，直到近年，中国各口岸才开始运出品类齐全的杂货。这一贸易经历过许多起伏，有它周期性的消长涨落，但总的说来一直在平淡无奇地向前发展，而英国及其他西方货物的进口尤其如此。

倘若把对华贸易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情形逐一加以回顾，注意不同时期商人和制造商的种种怨言，以及他们随时感受到的商业发展的障碍，那是颇有教益的。如果能够把长久起作用的原因和一时的偶然事件区分开来，做这件事就更有意思了。然而，给那些身处生存竞争之中的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并不总是最具持久意义的东西。商人在喜欢找替罪羊这一点上，与世人并无多大不同——也就是说，人们普遍倾向于把不幸归咎于外在的而非自身的原因。顺境如同健康，在享有它的人看来，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是每个人理所当然归于自己的功劳所应得的寻常报偿。逆境则被归因于鬼祟作祟，受害者都成了自然力量或人间敌对势力的殉难者。因此，要从商人自己的讲述中弄清哪些是真正帮助他们前进的因素、哪些是真正的阻碍，就如同要从与种田人的闲谈中得出农业状况的一般结论一样困难。商情通报是现代自由贸易时代人们熟悉的产物。它负责记录市场的实际状况，并说明市场何以不是另一番光景。假如有人环游全球，把各大商埠发出的这类寻常报告比较一番，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妖魔。本来一切都会好到极点——只可惜有某些不利的影响。那可能是某位财政大臣或关税委员会的反复无常，可能是君王的掣肘，是战争、瘟疫或饥荒——这里是洪水，那里是干旱；总之，总得有个什么东西，来替各个商人、制造商或种植园主开脱他们在道义上应负的责任。中国和日本几乎从来不缺这类宿命般的贸易障碍。多年间，叛乱是商人们的眼中钉，后来是官吏，还有较小的叛乱；某个时期是现银短缺，另一个时期又是廉价白银过剩。在缅甸，阿瓦国王长期被视为一切商业祸患的根源。在日本，大名和币制轮番充当了这个角色。印度则从来不缺灾祸，足以解释那里发生的一切，恐怕还绰绰有余。然而，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尽管就其本身而言都实实在在，却从来不能解释全部，甚至很少触及问题的核心。它们好比天气现象，可以观察，可以利用，也可以预作防备，对于直接受其影响的人来说也极有关系。但就贸易的总趋势而言，这类事件不过是深海洋流表面上的风暴而已：真正关乎公众利益的，唯有那浩浩荡荡向前奔流的巨大贸易量。对于影响这股有益洋流之流向的种种情形，把商人们的言论汇集起来，所得到的也只是一幅折射过的图景。所以，要评估商业的进展，我们只好退而求助于统计表上那些朴素的数字，而这些数字本身在完备与否上也还不尽如人意。

（原注：中国全部对外贸易，进出口合计，现在每年约值七千万英镑。）

对华贸易的某些时期，我们掌握的资料相当完备，例如战后的那十年，那时贸易的运行牵动着英国商人及其政府的心思，其程度此后几乎再未有过。中国政府的情形也可以这样说；前面某一章已经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是，在那个关键时期，压在双方心头的竟是同一桩苦恼——即中国出口的土产不足以抵付进口的货物。这对中国政府的影响，是引起了它真切的恐慌，因为要抵付进口的超额，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外流。在英国方面，这一苦恼落到制造商头上，表现为中国人没有能力消纳足够数量的英国织机产品。双方各自提出的补救之道，都充分体现了各自的传统。中国方面的办法是消极的、阻挠的、禁止性的，而且全然徒劳。英国方面的建议则是积极的、扩张的，合乎现代商业的精神。中国的补救办法是禁止白银出口和鸦片进口，因为鸦片是需求最为迫切的货物，通常要用银锭或银元来支付。英国的补救办法则是刺激中国土产的出口。然而这里有一个悖论，妨碍人们看清形势。英国的对华贸易一直是在亏本经营，有些商人估计，一个来回下来要亏三成三。也就是说，制成品在中国出售要亏一成五到两成，所得货款再购成中国土产，运到英国出售，又要再亏一成七到两成。

这种无利可图的贸易，何以会年复一年地自愿做下去？要解释这一点，就必须记得，在蒸汽轮船问世、苏伊士运河开通缩短航程之前，这两个市场相距何等遥远。我们还得考虑到一切商业中都有的那种赌博或投机的成分，以及那种「希望复希望，永远抱希望」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任何远途冒险都不会有人去做。对于这一现象的道理，格雷格森先生作过一个十分简单的概括。下议院委员会问他，能否解释「多年来一直亏本却仍继续经营这一奇特做法」，他答道：「制造商们的推理是：既然亏损已经相当可观，出口就会减少，因此他们可以再出口一次。他们通常都打错了算盘，因为他们的同行也持同样的看法，结果出口量维持不减，亏损也就继续下去。」

格雷格森先生如此直截了当地陈述的这种情形，并不像人们自然会以为的那样只是一时的现象。此后许多年里，这些引人注目的特点或多或少一直是对华贸易的特征；倘若再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委员们恐怕会惊讶地发现，那个老谜题依然有待解答：何以这样一种规律而单纯的贸易，做起来似乎竟无利可图？供求的情况既然摸得一清二楚，本来可以指望对商人有利的价格会自动形成。事实上，格雷格森先生的解释似乎还需要其他一些解释来补充，而其中有几条在一般读者看来，难免有些离奇和牵强。当时通行的那种特殊的记账方法，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商人，使他们看不清自己眼下经营的得失。这种贸易实际上是以货易货，某一批货物卖出去，并不一定意味着这桩买卖就此了结。买卖双方为了记账方便，商定一个名义价格，但这个价格几乎总是着眼于回程所购的茶叶或其他土产。于是，英国货被看作在中国备下资金、用来购买茶叶的手段，而茶叶则被看作制成品货款的回程汇款，又是在英国备下资金、再去购买同类货物运往中国的手段。贸易就这样在一个永无休止的圆圈里旋转，无始亦无终，根本无法确定盈亏究竟发生在这一循环的哪一点上。出口货物的结果不佳，人们指望能由进口土产的有利结果来弥补，反之亦然，如此循环，以至无穷。因此，没有哪一笔交易是就其本身来论得失的，也没有哪一笔交易得到商人不偏不倚的关注。他们的账目并不显示某一张发票上实际的盈亏数额，那套公式只记下这桩买卖作为一项汇兑操作，是以什么价格「备下一块银元」的。银元的平价定为四先令四便士，一张英镑发票的结果若是以低于此数的价格得到一块银元，自然就是赚了，高于此数便是亏了。然而这样登记下来的盈亏只是暂时的。银元本身从来没有兑现过：它不过是账房先生的一个虚构，只有再投进中国土产时才获得实际的价值。所以，最终的标准在于：以银元计价的中国土产发票，在伦敦出售时能收回多少英镑，而这一收入与那块银元在中国「备下」的成本相比又如何。但只要再投资的循环不中断，就连这个最终结果也仍然只是暂时的。

商人们不必在亏损发生时就去面对它，也无法在利润赚到时就把它兑现。一年的账目远未结清之前，随后一两年的买卖早已发出，无可挽回；而最新一份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所涉及的交易，都已成了陈年旧事，比起那些寄托着未来希望、吸引着商人全部兴趣的新买卖来，只是一门枯燥的功课。生意就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是摸黑做的，商人的目光始终向前，过去的经验却不能在判断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盲目地信赖平均数的拉平效应，或许是经营这样一种商业最稳妥的原则了。商人们自己常说，从经验中得出最清楚的推论，对种种可能作出最审慎的估计之后，最聪明的人却是那个能够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做生意于是成了一种具体而微的宿命论。

此外，对华贸易还受到东印度公司某些传统的严重拖累，这些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拽着它的衣襟不放。其中一项保守的遗风，是从海上战争的年代传下来的，即在航线两端都囤积货物的原则。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公司在伦敦仓库里存储的茶叶，绝不能少于两年的供应量；公司停止经营贸易之后很久，这种货物的存量往往仍接近十二个月的消费量。同样，制成品也在中国的货栈里越积越多，不论是有意为之，还是纯粹出于习惯的力量。商人似乎继承了这样一条原则：囤着货物，等待某个理想的价格，把自己或委托人的资本锁住，在不断贬值的货物上承担日积月累的费用，最后或许还是在财务或别的压力下贱价脱手。望着满满一「栈房」货物，似乎能得到某种满足，仿佛储存在那里的货物已经是到手的财富，而不是变现的障碍。

那种原始的状态如今已成过去，因为近三十年来世界的进步，所革新的虽不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本身，却是经营这一贸易的那套特殊制度。资本的分布和汇兑银行的服务，打破了许多保守的教条。最早那批看出必须革除行业积习、毅然决定货一到港就「先卖了再说，后悔也认」的商人，曾被那些守旧的同行怜悯，以为他们日后少不了要后悔。然而在他们身上，智慧已由她的儿女证明是正确的。

以上对于从东印度公司继承下来的种种贸易习惯的粗略勾勒，虽然具有代表性，却远不完备。无论在《南京条约》之前还是之后，都有许多旁门、专门行当和例外情形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给个人带来了可喜的结果。其实，处处都有通往财富的旁路，有比纯粹的商业更有利可图的辅助行业。对商业抽取的各种「税」，诸如保险、运费、仓储、驳运、包装、融资等等，总的说来都为资本提供了稳妥而丰厚的回报。在那些家庭普遍不善理财、资本稀缺而昂贵的国家——远东一般就是如此——凡是处于有利地位、能够利用这种形势的人，都既有机会、也有动力去投资房地产，因为那些使产业流入市场的条件，同时也为新业主提供了房客。耶稣会、遣使会以及其他修会，以其一切行事所特有的那种专心致志，沿着这一形势所明白昭示的理财路线走下去，在他们所到之处的人口稠密的中心城镇内外，逐渐积聚起数量极为庞大的房产。他们借此使整片整片的本地居民，甚至还有外国人，永远向教会纳贡，从而使他们的传教事业不必依赖基督教国家的资助。许多外国商人也效法这一精明世故的榜样，同样使自己不必再依赖商业经营。

美国的对华贸易，大体上既免除了这种循环制度的弊端，也享受不到它的好处。币制的相近有助于简化美国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虽然美国很早就向中国出口制成品，但这些货物抵付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只是杯水车薪。因此，他们必须大批运送现银来购买回程货物。这方面没有统计数字，但亨特先生偶然提到，有一艘船在其他货物之外载运了三十五万元，另有三艘船合计载运了一百一十万元，这可以看作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除之前贸易情形的典型。后来，这种支付土产货款的方式被伦敦银行的信用证所取代，凭信用证开出的汇票，成了从印度运来鸦片和其他土产的货主们最便利的汇款工具。这一循环是三角形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至今依然如此。

（一）茶叶

贸易不振的原因——寄托于「自由」贸易的希望落空——改善的努力——一八四七年的特别委员会——英国关税过重——估价方面的种种不合理——当时的年消费量——关税收入——印度茶叶贸易的开端——罗伯特·福钧先生——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于一八三四年引种茶树——阿萨姆公司一八三九年成立——福钧奉派赴华——茶树原是印度土生——科学种植的进步——茶叶贸易的起伏——印度和锡兰茶叶贸易的最终成功——西方方法胜过东方方法的一例——锡兰引种茶树——锡兰茶业的迅速增长——中国何以在市场上被取而代之——印度种植园主的机巧与进取——一场种族与进步的胜利——中国政府的阻挠措施

一方面大声疾呼要有更多的中国土产来平衡贸易，另一方面，运来的那一点点土产却只能亏本出售，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其解释部分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找到：对华贸易从东印度公司的苛刻垄断下解放出来之后，自然出现了一阵「热潮」，而热潮过后，又同样自然地接踵而来了失望。在某种程度上，英国财政部对主要出口货——茶叶——所课的沉重关税，也应对这一反常现象负责；因为英国的关税是压在贸易上的一块机械的死重，妨碍了其他经济因素的自由作用。中国的茶叶供应实际上是无限的，英国对茶叶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然而每年仍有约二百万英镑的现银作为贸易差额从中国运走。如何把这一数量的白银转换成茶叶，使两国都得其利，可以说是摆在商人及其政府面前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达到这一目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降低英国的进口关税。一八四七年下议院「对华商务关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当时中国贸易实际状况的许多有趣细节；从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降低茶税一事面临着何等重重困难，那是我们今天几乎无法想象的。

所谓对华自由贸易——所谓「自由」，意思是摆脱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开放之初，凡每磅售价在二先令及以下的茶叶，一律从价征税百分之九十六，二先令以上的则征百分之一百。这种从价税对政府和商人双方都极不公道：海关在该征低税率时征收高税率，而商人一有机会，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纠正这种不公。有人试图补救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把茶叶归为三类，并把从价税改为从量税，按类别每磅征收一先令六便士至三先令不等。这一办法仍然行不通，最明目张胆的不合理现象屡见不鲜。同一批茶叶，品质完全一致，分运伦敦和利物浦两地，在一个港口按较低的税级估税，在另一个港口却按较高的税级估税；而海关概不纠正，尽管多征的税款可能使商人倾家荡产。

这种荒唐的局面到一八三六年才得到补救，那时关税统一改为所有茶叶每磅一律征收二先令。后来又加征百分之五，所以到一八四七年，税额为二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政府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估量关税的升降对茶叶消费的影响，因为最终的零售价格取决于关税。一八三四年对华贸易允许竞争之后，其直接效果是降低了茶叶的「到岸」成本，而这又立即影响到英国的茶叶消费量。但由于进口关税维持不变，而茶叶的原价却大为降低，消费增加所带来的全部好处都归了财政部。

当时大不列颠的年消费量为每人一磅十盎司，总计四千六百万磅；而且事实表明，凡是关税较低之处，消费量都相应较大。在马恩岛，关税为每磅一先令，一旦取消了对该岛进口数量的限制，消费量便迅速升至每人二磅十盎司。在海峡群岛，则为每人四磅四盎司。

「在纽芬兰、澳大利亚和其他殖民地，人均消费量比本国大得多。」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至今仍保持着嗜茶者之首的地位，人均消费量平均不下十磅。俄国和美国的消费量，估计按人口平均每人略多于一磅。

殖民地的居民一向是最有眼光的茶叶消费者。四十年前，他们就用上好的红茶取代了那种味道辛冽的绿茶——后者原本满足着矿工营地和简陋的牧羊站的需要；近几年来，他们又对香味馥郁的锡兰茶表示赏识，每年消费的数量都在增加，相应地取代了来自印度的较粗的品种。嗜茶口味的「地理分布」呈现出一些颇为奇特的现象。例如在联合王国，茶商发现爱尔兰的顾客要求最上等的茶叶。美国在澳大利亚早已弃用绿茶之后，仍长期忠于绿茶；即使后来部分改用红茶，合美国顾客口味的也不是锡兰茶或中国工夫茶，而是那种味道涩重的乌龙一类，日本就大量供应这类茶叶。

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废除之后，茶叶的成本价格大为降低，于是那固定的税率，不再像最初规定时那样相当于货值的百分之一百，而是据估计对工夫茶平均达到百分之一百六十五，大大超出了立法机关制定税则时的本意；因为他们原本估计可得税收三百六十万英镑，而茶叶数量增加甚多，关税收入已升至五百万英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主张降低关税的论据和证据都是无可辩驳的。然而，一八四七年的倡导者们所希望的，似乎至多不过是降到每磅一先令，而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使税收暂时受到损失。可是在我们今天，政府按每磅四便士的税率，从这项货物上征得将近四百万英镑，而按人口计算的人均消费量已升至六磅，每年总计达二亿三千五百万磅。

当商界如此竭力寻求发展中国茶叶贸易的途径之时，另有一些他们似乎毫无察觉的因素正在起作用，彻底改变了这一贸易，使中国沦为一个次要得多的出口国。在一八四七年委员会所询问的证人当中，有一位几乎可以说掌握着中国茶叶贸易的命运，尽管他自己大概并未意识到。此人便是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的园长罗伯特·福钧先生。他曾以伦敦园艺学会代理人的身份，在中国若干产茶区游历，同时又受东印度公司委托，考察中国种茶制茶的工序，并把茶籽、茶苗以及制茶的熟练工人带到印度。在印度种茶的想法，东印度公司早就有了。福钧之前二十年，人们已在上阿萨姆发现了土生的茶树，但直到一八三四年印度政府决定试种茶叶之前，这一发现并未受到切实的重视。这一计划最初体现在印度首任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一八三四年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所定下的方案是「选派一名聪明干练的代理人，前往槟榔屿和新加坡，会同当地官员和最聪明的华人代理商，商定办法，以获得纯正的茶树和真正的种茶人」。当时中国的局势不利于推行这样一项事业。不过，印度本地的资源随即开始得到利用。茶叶种植的先驱阿萨姆公司成立于一八三九年，其业务一直延续到今天。和约签订、中国新口岸的贸易顺利开展之后，威廉·本廷克勋爵的设想，终于在福钧的两次出使中得以实现；他成功地把近两万株茶苗从华中的红茶和绿茶产区运到了印度。从后来的经验看，印度即使单凭自身的努力，或许也能发展起这项巨大的产业；然而几乎无可怀疑的是，正是这位务实的苏格兰园丁的进取之举，提供了有力的推动，把种茶提升为一项举足轻重的国家利益。从中国引进的茶树与本地土生的茶树之间，杂交进行得十分活跃，由此培育出的品种不下一百个。种植园主们现在认为，本地的茶树本来就足以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根本无须杂交；但若非亲身实践，恐怕什么也说服不了他们相信这一点。

（原注：他的前任都是孟加拉威廉堡的总督。）

印度种茶业的起伏如此剧烈，单是这些起伏本身，就足以构成工业史上一段有趣的插曲。在这项事业的试验阶段，狂热与恐慌交替出现，其必然结果便是产业的大规模易手；所以，早期的开拓者中，能够最终享受到自己牺牲所换来的报偿的，为数相对很少。种植园主们一路上被种种困难纠缠，其中包括不尽如人意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劳力的供应。输入的苦力死亡率多年居高不下，政府最终不得不出面干预，于一八六三年颁布了严厉的章程。这些困难和其他困难都一一成功克服之后，这项产业的兴旺便如瀑布下游的尼亚加拉河一般顺畅地流淌，直到来自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完全淹没了这一贸易原产地的供应。

印度茶在世界市场上取代了中国茶——就连俄国现在也进口印度茶了——这是西方的进取精神侵入东方习俗的古老领地的一个有趣例子。当然，这只是笼统的说法，因为在所有这类比较中，日本要么必须被排除在外，要么与其说应归入它地理上最近的邻邦之列，不如说应归入进步国家的前列。一旦证明在英属印度领土上种茶「有利可图」，西方人的干劲便迅速投入这一产业，经过好几轮的成败循环，可以说踏过了许多开拓者的尸体，供应并分销于英国市场的产量从无到有，稳步增长到每年一亿五千四百万磅。

锡兰引种茶树要晚得多，在那里，茶树恰逢其时地取代了因病害而毁掉的咖啡；如今从该岛运来的茶叶，已紧紧逼近印度本土的供应量，达到九千万磅，超过印度供应量的一半。锡兰的进展速度极为惊人。一八八三年，岛上最有经验的居民预言茶叶出口终将达到两千万磅的总数时，还自以为过于乐观——当时出口量还不到一百万磅。印度和锡兰的产品就这样突飞猛进，而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却已萎缩到两千九百万磅——四十年前中国轻而易举地垄断着这项贸易，如今却只占十分之一左右。

如此巨大的取代，是怎样造成的呢？首先，无疑是由于人们发现茶叶可以在印度有利可图地种植之后，便大力跟进。但除此之外，这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胜利，是进步对停滞的胜利，是革新与试验的精神对保守自足的精神的胜利。印度的种植园主亲自研究了种茶的一切条件，精选茶树品种，发明机器来完成中国人几百年来靠手工完成的一切工序，向这项事业投入了充足的资本，并以最高明的技巧使产品适合顾客的口味。此外，他们还通过在世界各地大做广告、参加博览会以及许多别的手段，把自己的商品硬推进了那些原本绝不会找上门来的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的种茶人却没有任何人关心他们的成败；他们的茶园都在内地，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园地，园主之间毫无为进取目的而联合的凝聚力。因为中国人虽然能够联合，也确实会联合，但通常是消极意义上的联合，为的是阻挠而不是促进某种行动；而印度的种茶人却树立了进取性、生产性的明智合作的榜样，不把力气浪费在阻碍对手上，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自己的事业。他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偿。

中国政府的短视，无疑也促成了中国茶叶贸易的衰落，因为从产地到装船口岸，他们一直对茶叶征收名目繁多的过重捐税。然而平心而论，也应当记得，他们的苛捐杂税最沉重地落在低档茶叶上，可低档茶的装运数量却始终不减，从消费者的利益来看已经足够多了；而那些完全负担得起税捐的上等茶叶，却几乎已不再输入大不列颠，全部供应都流向了俄国。俄国的茶叶向来以品质优良著称，也确实名副其实，人们对此往往给出种种离奇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俄国商人收购的，正是如今在英国找不到市场的中国上等茶叶；英国公众的口味已经完全偏向印度和锡兰的产品，以致一杯好的中国茶竟成了一种奢侈品，只有那些能够在寻常贸易渠道之外得到这种货物的人才享用得到。

（二）丝

上海的丝业扭转了贸易差额——中国是丝的原产国——丝原先主要从广州出口——新口岸上海的优势——欧洲蚕病流行——上海弥补了缺口——意大利和法国设法从中国和日本获取健康蚕种——巴斯德先生战胜蚕病——欧洲产丝者重新兴旺，中国人也分享其利

就在英国商人急切地寻求补救办法、以消除对华贸易逆差这一大弊之后不到六年，整个难题便因自然因素的作用而消失了。促成这一变化的重大因素，是上海贸易的迅速增长，尤其是从该港大量出口生丝。这种被意大利人亲切地称为「高贵之物」的货物，早在一八五三年的出口值就已超过了茶叶；潮流已经转向，贸易差额已经逆转，没过几年，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便比以往流出的时候还要充沛。

在一切商品原料之中，丝或许是最具古典意味的。一种如此光泽、如此纯净、如此经久的纤维，是古今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它卑微的来源所引起的特殊兴趣，在欧亚早期交往的年代里，又给这个题目蒙上了种种神话和传说。古人知道中国是蚕桑的摇篮；事实上，中国正是因其最著名的产品而得名「赛里斯」，希腊人和罗马人便是这样称呼它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产丝国家，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得到蚕种的，即使白桑——蚕赖以为食的那种桑树——不也是从中国引进的话。虽然欧亚两洲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竞争者，中国作为丝的产地，却并未失去它的名声，甚至并未失去它的首要地位。

丝的贸易和生产所经历的起伏变迁，比起茶叶被取代的那段相对简单的历史来，会提供更为丰富多彩的趣味。这个题目虽然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但如果不提一提四十多年来各大产丝国之间一直在进行的激烈竞争，就无法清楚地追踪中国商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这些国家中名列首位的是意大利，法国则相隔颇远，

居于其次。几百年来，欧洲的需要主要靠这两个国家的产品供应，印度、黎凡特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也各有贡献。日本在严刑峻法禁止与外界交往的整个时期里，一直在为本国的需要养蚕缫丝，后来才以出口国的身份加入这一领域。

五口开放之前，从中国得到的丝，全部产自南方各省，由广州出口。新口岸上海对其老对手的优势，在任何方面都不及在丝业的发展上表现得那样显著。这个北方口岸距离全国最富饶的产丝区只有一段便捷的运河水程，这一地利立即被中外商人合作加以利用，没过几年便发展起一项健康而极其令人满意的贸易。在此之前，丝的供应一直由国内需求来调节，一个外来主顾的加入，对中国的养蚕人起了极大的刺激作用。过了几年，新开放地区的产品才得以被欧洲的制造商充分检验和赏识。中国的养蚕人和商人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把向外国市场输送更大批量货物的各种安排筹划成熟，并尽其所知，使之适合新主顾的要求。供求两方齐头并进，双方都获利丰厚，直到贸易和生产都已准备好响应一种新的刺激；而恰在此时，新的刺激果然来了。

欧洲的蚕开始染上病害；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丝产变得朝不保夕，不足以满足制造业的需要。中国的丝源随时准备涌入由此造成的空缺，而且有极为优厚的价格在等着它。一八五六年从上海出口的丝数量极大，其结果鼓舞了养蚕人和中外商人在次年作出更大的努力，那一年该港的装运量达到九万包，价值大约一千万英镑。这批货物在一八五七年的金融恐慌中投入市场，结果一败涂地；但它给这项贸易带来的推动力，在随后许多年里仍然感觉得到。

与此同时，意大利人为了挽救如此宝贵的一项产业，已是智穷计竭，他们首先设法从中国和日本获取健康的蚕种。最初的试验没有成功，因为蚕卵在航行途中就孵化了；于是他们专门租用轮船，精心装备，配置各种设施来保存这一珍贵的货物。他们还试过取道西伯利亚的商队路线运送蚕种，以免蚕卵过早孵化。事实上，伊阿宋寻找金羊毛的历程，其曲折离奇恐怕也不过如此，比不上意大利人——法国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寻求健康蚕种的种种奇遇。经过多年焦虑乃至近乎绝望的努力，把中国和日本的蚕种引入欧洲总算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外来蚕种所产的蚕，久而久之也难逃这种寄生虫的侵袭。直到科学来援助养蚕人，才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补救办法，南欧国民财富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得以保全。最终提供办法、使人能在蚕卵中查出这种毁灭性寄生虫病原的，是巴斯德先生；于是，把染病的蚕卵挑拣出来加以销毁，蚕种便得到了净化。这就为欧洲蚕业恢复到甚至超过往日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因为养蚕人在逆境这所学校里学到的许多宝贵教训，如今在命运再度向他们微笑之际，大大派上了用场。

尽管欧洲的蚕业已经复兴，中国、日本和其他东方国家的丝仍在西方市场上保持着自己的地位，继续构成远东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运往的欧洲市场，的确已不再是英国，而是法国、德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因为近四十年来，大不列颠的丝织业经历了一场革命，斯皮塔佛德、诺里奇、麦克尔斯菲尔德以及其他地区的传统产业，实际上已转移到了她在制造业上的对手那里。

（原注：东方国家供应欧洲的丝，占西方全部消费量的一半——其中中国占全部供应量的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日本占百分之十二。）

（三）鸦片

中国最大宗、最引人注目的进口货——这项贸易的特殊之处——名义上是违禁品——却公开买卖——停泊在广州河道中的船只——或停泊在通商口岸附近——吴淞——鸦片货物在进入上海港之前卸入旧趸船——鸦片贸易作为对外交往中一个因素的重要性——鸦片快船——鸦片市场变动甚大——海盗——快船都有武装——时常遭到袭击——反常的处境——阿礼国对鸦片贸易的厌恶——他的理由——在上海的经历使他修正了看法——这项贸易与我们对印度和对华的商业紧密相连——任何禁绝它的企图都只会加重其害——仍然希望这项贸易得到节制或废除——致包令爵士的公文——他很想设计出某种方案——他一八七〇年的最后建议——英国政府的暧昧态度——东印度公司传统的继承者——这些传统禁止公司的船只载运鸦片——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一八八五年中国政府将进口税提高两倍，并请求香港政府协助征收

中国贸易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分，一向是鸦片；尤其是英属印度的产品经政府大力改良和推动之后，在中国市场上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对其他国家所产鸦片的需求。一八四五年，进口鸦片的价值超过了其他一切货物的总值，所报数字分别为二千三百万元和二千万元。由于当时中国土产的出口估计为三千七百万元，显而易见，鸦片在调整贸易差额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鸦片来自印度，它的货款也必须汇往印度，因此鸦片和同样来自印度的原棉，便构成了汇兑的枢轴。鸦片是用白银支付，而不是用土产交换的，所以人们很自然地把每年从中国运走的白银损失归咎于它；这笔白银据推测达到二百万英镑，不过这个数字似乎有所夸大。

这种货物的贸易，无论就其经营的条件而言，还是就围绕它而形成的舆论而言，都与一切寻常商业不同。在一八五八年额尔金勋爵订立条约之前，许多年间，鸦片进口名义上一直是违禁的，然而这种货物的买卖却与任何其他货物一样公开，政府对它的干预也同样少。松弛与纵容既然是中国官场的特色，那么即使官方庇护一项国家明令禁止的买卖，也没有什么稀奇；所以，要从表面现象去推断负有责任的政府在这件事或任何别的事上的真实想法，是靠不住的。保全面子向来是中国人心中极为珍视的目标，出于这种需要，鸦片贸易便须有一套特殊的运作机制。前面已经说过，战前载运鸦片的船只停泊在广州河口的某些碇泊处，按照住在广州或澳门的商人的指令交货。这些船只也沿海岸北上巡游，由船长充当船东的代理人，直接与中国人交易。《南京条约》之后北方口岸开放，鸦片趸船便停泊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海岸的便利地点。这些碇泊处中最重要的一处在黄浦江上的吴淞，距上海陆路九英里。那里有时停泊着十来艘旧船，至少也有六艘，都已拆去帆缆，搭了棚顶，不再能出海。货源的补给，早期靠快速纵帆船，后来靠轮船；在一八五八年条约之前，这些船把鸦片卸入趸船，不受任何监管，然后载着其余的货物溯江而上，驶往上海。那剩下的货物往往只是零星几件包裹，海关却一丝不苟地加以查验，而那价值连城的鸦片货物，却被视若无物。

在外国人对华交往与在华居留的整个格局中，鸦片贸易是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例如，沿海一带以及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邮政通信，实际上就依赖于它；因为鸦片是贵重货物，付得起极高的运费，鸦片快船可以不惜工本地航行，这一点在《航运》一章中还将详述。

这种货物价值高昂，从多方面影响着这项贸易的经营方式，其中特别的一点，是载运它的船只必须全副武装。战前战后，中国沿海都海盗成群，对他们来说，鸦片这样便于携带的货物是无法抗拒的诱惑。沿海的快船通常是载重一百至二百吨的小型纵帆船，虽然它们航速优越，有风时总能自保，但遇上无风天气，除非准备好以炮火应战，否则就会束手无策。反对这项贸易的人有时断言，这些船只本身也好不了多少，简直就是海盗，因为它们强行进行帝国法律所禁止的贸易，并且武装起来对抗官府。鸦片船屡遭海盗袭击，有时被劫被毁；然而即使在英国领事的敦促之下，中国政府方面似乎也从未有过任何干预或抗议。尽管如此，欧洲船只像私掠船那样武装起来做买卖，终究是一种反常的状态，虽然在本世纪头三十年里，这种情形远非罕见。

领事阿礼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从他在福州任领事之初，直到一八七〇年最终离开中国，始终是一贯的厌恶，其态度之坚决，以致他在福州的报告中提出的某些反对这项贸易的论点，结论多少超出了前提所能支持的范围；这一点他在后来的年月里，也在那些早期公文的页边批注中承认了：——

「一项被中国当局同样斥为非法而有害、明令禁止的贸易，使英国臣民和英国官员都处于一种非常反常的地位，使后者显得是在串通或纵容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中国人必定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正直与诚信。

「在华这项非法买卖所招致的恶名，有不小一部分落到了销售地所属管辖的领事官员身上，落到了其臣民从事这项贸易的整个国家身上；而世界上最大的走私贸易的基础也由此大为扩展，随之养成的是一种违反他国法律的习惯。

「鸦片必然与我国制造业贸易的扩大相抵触、相对立。

「人们论战争的那句话，用在鸦片的非法买卖上还要更加贴切：『多数人之所失，即少数人之所得。』

「无论我们转向哪一边，映入眼帘的，都是与这项骇人听闻的贸易以及大商行的垄断相关联的某种弊害。」

为了对这项买卖中的经手人公允起见，他在同一份一八四五年的贸易报告中又补充说——

「既然在印度，种植和出售鸦片为了财政收入而得到认可和鼓励，而那些购买这种药物、并通过在中国脱手而获取财富和地位的人又不受任何责备，那么，试图把全部罪责单单推到这桩交易的最后一批经手人身上，便是徒劳的。」

这些是一个初来乍到、想必也不怀成见的头脑，第一次审视我国对华商务交往状况时所得的印象。它们必然是一些多少有些抽

象的感想，建立在对一项当时在福州尚不存在的贸易之实际情形极为有限的了解之上。在上海这个大商埠待了几年之后，领事的眼界大为开阔，他看到，这个鸦片问题的内涵，远比单纯的哲学家所见的要多。他在一八五二年就此事所写的一份机密报告，便是从更具政治家眼光、也更讲求实际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的。在那份文件中，他不仅仅是痛惜这一弊害；他在热切寻求补救之道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实际上的种种困难，以及以更坏的东西来医治坏东西的危险。

他在致约翰·包令爵士的一份公文中指出：「鸦片贸易不单单是一个商业问题，而首先并且主要是一个税收问题——换句话说，是一个财政、国家治理和赋税的问题——大不列颠全部收入的九分之一和英属印度收入的七分之一都系于其上。

「据官方报表，一八五〇年大不列颠对印度的贸易，出口制成品价值八百万英镑，对那个国家留下了一大笔贸易顺差。此外，印度每年还须把一部分岁入汇往英国，用以支付印度公债的股息和政府的部分开支。这些汇款如今是经由中国、借助在那里出售的鸦片而有利地汇出的；若不如此，就必须承担高昂的费用，而这必然会削减贸易和印度国库的财源。

「再看中国，那里能够找到销路的制成品，价值还不到一百五十万英镑；然而我们购买运往大不列颠的茶和丝，却不下五百万英镑，其间的差额便是用鸦片来支付的。

「因此，攸关的是一项价值一千万英镑的英国制成品贸易，以及九百万英镑的税收——六百万归英国国库，三百万归印度国库。

「从国家的角度看，二者之中哪一个更重要——是商业本身，还是从中得来的税收？然而两者对我们的帝国利益和商业利益都如此至关重要，以致长期以来，任何可能危及其中之一的风险都令人疑虑惊恐，并使我们为维持对华关系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带上了一种怯懦的色彩——其后果尤为不幸，因为在东方人的心目中，这肯定是软弱的表现，而对于弱者，中国人是既无情又无信的。

「鸦片贸易尽管不合法，却构成一个根本要素，对它加以干预，就会打乱整个运作循环；这一点必定已经显而易见，无须再作论证。

「考察一下鸦片在其中占据如此突出地位的这项巨大贸易的实际细节，就会发现它与三国之间的每一项贸易活动都盘根错节、无法分开；要承认这一项而无视那一项，从任何实际意义上说，其困难程度就如同要结识连体双胞胎中的一个，却否认认识他的兄弟一样。

「英国政府要制止或大幅减少鸦片消费，任何这样的企图都不可能奏效，而只会给印度、给中国、给整个世界带来更严重的祸害：因为这会促使人们在如今尚不产鸦片的地方强行生产它，并把这项贸易抛进更无顾忌的人手中，使之摆脱在英国旗帜下所受的一切约束——正是这些约束，才使这项贸易没有沾染走私最恶劣的特性，没有与其他危害生命财产的不法行为和海盗行径混为一谈，以致断送两个种族之间一切友好或商业的关系。只须记住以下几点就够了：如前所示，这项买卖使我们在东方的全部商业都充满活力；没有这样一种备下资金的手段，整个贸易就会萎靡不振，其目前的规模虽然巨大，很快就会缩减到另一种微不足道的程度；而且这两个贸易部门彼此交织得如此难解难分，即使它们对彼此不那么不可或缺，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把它们分开。最后，在这样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冒险中，大不列颠要失去的东西很多，而中国却几乎得不到、甚至完全得不到什么好处。」

尽管有这一切重大的考虑，阿礼国先生仍始终不渝地希望看到「鸦片贸易及其带来的种种矛盾、反常与虚伪的情形」即使不被废除，也能有所改变。在一八五四年五月六日致约翰·包令爵士的一份周详的公文中，他全面检讨了我们在中国的整个处境，其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我们的关系若要有任何好转，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要么设法劝诱中国政府通过使这项贸易合法化来减轻弊害，要么就在一堵石墙挡在面前的情况下进入讨论的领域……合法化将大大减少我们条约之外这样一个旁支所造成的障碍；但是，考虑到中国在商业上对欧洲、对美国、尤其对大不列颠可能变成什么样子，如果印度政府放弃它从种植鸦片中得到的三百万英镑岁入，而我们的商人甘愿忍受为了平衡贸易差额而输入白银这种一时的损害或不便，那将要好得多，最终也更为有利。」

将近二十年之后，我们发现阿礼国先生仍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减少鸦片贸易，而又不致打乱印度的贸易和财政；他在一八七〇年离开中国时的最后一个举动，便是提出一套重新安排财政的方案，使鸦片贸易可以经历一个缓慢而无痛的消亡过程。

（原注：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在五十年的活跃生涯中始终如一反对鸦片贸易的人，在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堕落为单纯的论战之后，竟遭到了英国禁烟协会的非难。）

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一向是暧昧的。它作为大规模种植鸦片者，继承了东印度公司的遗产，不得不沿袭公司的传统。这些传统曾使公司在经营贸易的年代陷入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之中：他们专门为中国市场种植罂粟，竭尽所能使产品适合中国人的特殊嗜好，却拒绝在自己开往中国的商船上装运一箱鸦片。他们以为，凭这一政策，便可在中国当局面前撇清自己，表明自己没有参与一项被该国政府明令禁止的贸易。这样一来，输入鸦片的事便落到了私商身上；而每当广州和澳门议论起这个话题，谴责这项贸易最为激烈的，莫过于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义律上校尤其如此，他离开公司、成为英王的代表之后，对鸦片买卖的抨击始终不遗余力。

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中国政府以前曾屡次考虑过，而且人们满以为一八三七年北京会采纳这一政策。可是钟摆却摆向了相反的一边，即禁止，合法化直到一八五八年才被采纳。然而这一主张一经采纳，便进展神速，以致一八八五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求，获准将一八五八年规定的进口税提高两倍，并请香港殖民地政府在征收上给予特别协助。

（原注：鸦片的进口税已经照例征收了一百年，禁止进口是在一七九六年之后才下令的（据欧德理）。）

（四）中国的出口

领事们刺激贸易的努力——阿礼国在福州的工作——他的公文——一八五一年的博览会——阿礼国送展的中国产品

条约签订后的头十年里，各位领事不断努力，激励外国商人抓住一切机会扩大与中国贸易的联系，这一点不应略而不提。领事阿礼国在福州期间，工作的重心便是从各方面搜集资料，尽力加以整理，再提供给他的同胞；如果说他在呈给全权公使的公文中，有时对他眼中商人们的冷漠和缺乏进取心有所指摘，那也必须归因于他一片可嘉的热忱，要使自己的职位为国家带来裨益。同样的精神也贯穿于他在上海的所作所为。一八五一年万国博览会征集展品时，阿礼国先生和他的副手巴夏礼都热心地提供各种可能具有商业价值的中国产品样品。他向上海商界请求合作搜集材料，却发现他们对此举的结果并不怎么乐观；他在一八五〇年十二月致全权公使的公文中说，「上海的英国和外国居民似乎觉得，由于无法进入大的制造中心或原料产区，他们处于太过不利的地位，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这个帝国的资源，都无法给予公正的展示，只能极不充分地加以表现，而且那种表现方式与其说能增长见识，不如说更容易引起误解」。他接着说：「商界得出的这一结论，已在很大程度上使我的一切努力陷于瘫痪。」尽管如此，他仍以手头有限的手段，着手搜集中国的物产和工艺品标本，送交贸易部供博览会委员们使用。美术品方面，他送去了种类繁多的青铜器、镶嵌木器、瓷器、滑石器和珐琅器，以及种种精巧玩意儿——这些东西后来在世界上声誉鹊起，以致欧美各国首都的商人每年都派人前来大批采购。中国人用于染色的二十种深浅不同的蓝色染料、织锦缎以及中国织机织出的许多贵重织物，都有很好的代表；还有剪刀、针、剃刀之类较普通的器具，其中有几种在最近几年的领事报告中还被特地推荐给英国制造商注意，仿佛这个建议是第一次提出似的。原料方面，送去了大麻、靛青和许多其他天然产品的样品。英国商界当时似乎非常急于增加中国土产的进口——无论是茶、丝还是其他任何货物——以平衡出口贸易；想到这一点，就会觉得有趣：在那样早的年代，就已经有若干出口货物被描述和分类，并附有其产地的说明，而这些货物直到最近二十年左右才在中国的出口货单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有六种不同品类的羊毛，还有驼毛，如今在中国北方各口岸成交量都极大。也许直到一八六一年新口岸开放之后，外国人才见到这些货物的大宗批量；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一发现之后，经过若干次试验性的装运，又过了许多年，中国北方的这些特产才成为公认的对外贸易货物。这些货物如今包括草帽辫、绵羊毛、山羊毛、山羊皮、狗皮、驼毛、马尾、猪鬃以及其他许多出口货，其实即使在北方口岸开放之前，它们也完全可以运到上海的外国市场上来。所缺的，是知道这些产品可以买到，以及在中国、欧洲和美国组织起销售它们的市场。激励人们探究这些问题，正是早年领事报告的目的之一；当年播下的种子似乎在贫瘠的土壤里埋了三十年，这一事实使人有理由期望：如今商界人士所立足的基础既然优越得多，国际商业更大的发展或许正留待未来的冒险家去开拓。

（五）英国的出口

增长缓慢——上海丝业扭转了局面——白银因而流入中国——阿礼国对特别委员会报告的评论——他对真实状况的把握

这一贸易部门所呈现的，几乎只是一部极其缓慢地改善的记录，其间有一些颇为剧烈的波动，原因明显，也都是暂时的。《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一年，从联合王国运往中国的货值为一百五十万英镑；一八五二年为二百五十万英镑；一八六一年为四百五十万英镑，一八六二年降至二百三十万英镑，一八六三年又升至三百万英镑；此后稳步增长到七百万英镑，并实际上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只有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一年间的两三年升到了九百万英镑。

曾在一八四七年委员会作证的商人们持有一种理论，认为只要增加中国的出口，中国人便能购买更多的制成品；这一理论完全没有被后来的贸易进程所证实。因为自那以后，中国的出口虽然大为扩展，单是丝一项就足以抵付全部外国进口货而有余，进口货的数量却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实际发生的仅仅是：直到一八五三年左右还人人痛惜的中国白银外流，变成了每年白银稳定地流入中国。女王陛下的驻华商务总监请领事阿礼国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发表意见，他对欧洲、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整个贸易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显示出他对真实情况的把握比伦敦商人们要广阔得多。在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一份公文中，有如下几段：——

（原注：近二十年来，外债、军备之类的重要因素对金银流动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金银流动与严格意义上的「贸易差额」之间，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存在简单的关系。）

「证人们就我国贸易所提供的证词，几乎全都容易误导那些对细节不甚了解的人。这一关系〔即从印度进口鸦片和原棉〕的存在被掩盖起来，由此暗示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只有在印度对华进口不构成我国商业的一部分、且不与大宗制成品的进口直接竞争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为了尽我所能抵消蓝皮书中就这部分问题所载片面证词的错误倾向，我冒昧地向女王陛下政府提出一些事实和推论，在我看来，它们最有力地揭示了委员会上反复强调的那个论点的谬误——那个论点是：我们只须看我们自己的茶叶消费量，便可知道我们能交换出去的制成品有多少——这是我们对华进口的唯一限度。可是进口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棉毛织品，因为我们从中国出口的茶和丝已值四百万英镑左右，而制成品却连二百万英镑的有利市场都找不到；而且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期间、在战事开始之前的自由贸易时期、以及条约签订以来，都可以看到大致相同的比例，或者不如说大致相同的不成比例。假定由于降低茶税或其他任何原因，我们从中国的出口增加一倍——一八三三年以来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又根据什么资料来推断英国制成品对华出口将按同一比例增加？换句话说，根据什么来推断每多运出一百万英镑的茶叶，就会有等值的钱花在我们的棉织品上？

「这种预期的结果，与过去在中国的一切经验相抵触；只要稍加思索便可明白，一些根本要素被忽略了。第一，中国人方面有大约一千万元的贸易逆差，在能够稳妥合理地期望我们纯粹英国货物的对华进口有所增加之前，这一逆差必须先行调整，而为此需要额外出口两千万磅茶叶和一万包丝。第二，即使我们从这里的出口如此增加，明天就使贸易恢复了平衡，我们货物的进口会按什么比例增加，也必然取决于棉织品与鸦片及原棉之间竞争的结果——这三种货物都是中国人需要的；而在假定的改善之下，每种货物各占多大比例，则取决于我们的顾客对不同货物的相对偏好程度。事实证明，后两者是我国制成品的劲敌，而且没有任何理由预期这方面会有有利的变化。

「因此，认为我们对华进口的唯一限度在于大不列颠的茶和丝的消费量这一论点，如果像证词中所表现的那样，是专指英国货物的进口——即棉织品和毛织品——那就是谬误的，而且只有抛开进口贸易最重要的特征，把鸦片和原棉当作既不存在、对英国大宗贸易也毫无影响的东西，才能自圆其说。

「这种推理方式的影响尤其有害，因为它出自精通实际商务的绅士之口，而且声称是为一种弊害提出补救办法，而这种弊害其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只要同样的原因在起作用，它就必然会一再重现。过去三年间的对华贸易一直是亏本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毁灭性的，原因并不在于英国人不多喝茶，也不在于中国人觉得多穿我们制造的棉布不方便，而仅仅在于，在这样一个市场上，供应没有根据对可能需求的准确估计而加以审慎调节。不幸的是，我们国内的商人受到我所引述的那种推理的引导，以为我们买的茶叶越多，中国人花在棉织品上的钱也就会按比例增多，而且可以拿前者当作后者的准确估计。于是，条约签订后运来的货物，与中国市场的实际需要或需求状况如此不相称，结果立即造成货物积压，价格也随之必然下跌。弊害还不止于此：对于这样巨量的过剩供应，必须有回程货抵付，于是运出的茶叶多于英国市场的正当需求所提示或所能容纳的数量，而在这条链子的另一端，也经历了同样的跌价和毁灭性亏损……

「我在本报告及以前的报告中都已陈述了我的坚定信念：除了单纯增加我们从这里的出口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已力图说明，其中主要和最重要的，是进入一级市场；取消或有效控制一切财政上的借口，不让它们限制我国货物在内地的自由流通以及中国土产从内地运往口岸的过境运输；最后，废除内地游历方面一切屈辱性的限制——这些限制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容易使中国统治者得以维持一种敌视外国人的傲慢态度，并以危害极大的勒索和拖延来束缚我们的商业。」

其实，这项贸易的条件比商人们所想象的要简单。中国人并不对进出口的平衡作什么精细的估算，只是购买那些提供给他们、并合乎他们需要的货物——外国制造商要满足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准则可循。

（六）本国贸易

省际贸易——雇用外国船只的好处——中国出口的是茶和丝的剩余——沿海贸易——盐

中国一切对外商业的大蓄水池，是这个国家自身源远流长的地方性省际贸易；这种贸易大部分处于外国人的利益范围之外，只是在近四十年来，它开始为日益扩大的沿海帆船和轮船船队提供货源，才与外国人发生了关系。中国商业借外国船只经营的这一巨大发展，早在一八四八年就被阿礼国先生预见到了：——

「本国贸易如今所处的不利条件，已经沉重到明显地使之萎缩的地步，给中国百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抬高了一切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因此，任何能使他们的商业免于用帆船运送贵重货物时所遭受的危险、延误和损失的措施，最终必定会证明是一大恩惠，具有长久的价值，尽管起初看来可能适得其反。

「从政治角度看，把他们帆船贸易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转到外国船只上，是非常可取的，因为这比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地位，使中国百姓和统治者意识到，他们要获得巨大而实在的利益，便须依赖西方各国，从而有效地挫一挫他们的骄矜傲慢——这种骄矜傲慢正是他们一切敌视外国人的态度的根源。

「从商业意义上说，直接的好处在于能更大规模地有利使用外国船只；这也有助于开发五个口岸的资源——尤其是那些迄今很少做对外贸易的口岸。我已详细说明了运输业如何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特别是就糖而言，它有希望在本口岸为替中国人大批装运这种货物及其他货物铺平道路。

「把较贵重的货运部分转到外国船只上，对沿海海盗的打击，将比两国政府所能采取的任何镇压措施都更为有效，因为海盗行为实际上将变得无利可图……

「在这方面的任何成功努力，其自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扩大我们澳大利亚殖民地与中国之间、以及我们海峡殖民地与这两者之间的贸易——单是增加像糖这样一种体积庞大、经常消费的货物，就足以消除海峡贸易所面临的一大困难……

「如果这一点可以指望，我想可以有把握地断言，用不了多久，外国船只就会在这里找到大量有利可图的用武之地，而且完全不包括与欧洲的贸易在内。」

有人说过，就茶叶而言，出售供出口的数量，不过是为本国消费而生产的茶叶中溢出的部分；对丝也可以作同样的评论。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消费国，自始至终，构成其出口贸易大宗的，正是它能够匀得出来的这两种货物的剩余。是否还有中国其他某些产品的剩余，也同样可以加以利用，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说对外贸易以其单纯为特色，只限于极少数几种标准商品，那么本国贸易却不能这样说，它的品类极其繁杂。中国沿海和内地的运输贸易，根本无法提供任何统计说明。对它作出的任何估计，几乎都不会比那些对人口所作的随意估计更令人满意。早年一八四二年条约开放的口岸还是新口岸的时候，领事们曾不遗余力地搜集有关纯粹中国商业的一切资料，他们很自然地把这种商业看作将来扩大对外贸易的原料来源。在福州，阿礼国先生任领事、他那位精力充沛的翻译巴夏礼任助手期间，情形尤其如此。例如，这位勤勉的官员编制了一八四六年三个月的贸易报表，我们从中看到五十多种进口货和同样多种出口货的数量与估值，详尽之至：进口货由五百九十二艘帆船载运，共五万五千吨；出口货由二百三十八艘帆船载运，共二万二千吨。对于远洋帆船，他作了一个有趣的概述，区分了它们往来贸易的口岸和吨位，并附有所载货物的简要摘录。全年计有来自二十个不同地方的一千六百七十八艘次到港，驶往二十四个地方的一千三百一十艘次离港；而领事在一八四七年谈到这个口岸时却写道：「本口岸与英国或其他外国通商的前景，丝毫看不出来。」无论在中国的哪一处游历，每个旅行者都会惊讶于那些不断流动着的货物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正是这一点，使人对中国商业无限的潜力充满信心；这种商业似乎只在等待一个环节，把这个帝国的资源与西方世界的进取精神连接起来。

除了可以作出上述大致估计的海上贸易之外，中国还一向有着庞大的内陆贸易；在沿海海盗猖獗、尚未得到外国帆船和轮船之助的时候，凡是价值足以负担运费的货物，都经由内陆路线运送，而且往往是从一个海港运到另一个海港，例如广州与福州、宁波、上海等地之间；至今，上海与其以北各省之间的大量贸易，仍是经由内陆水道进行的，尽管从地理上说，这些省份似乎从它们自己的海港进出更为便捷。

笼统说来，政府与省际贸易的关系，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收税人的关系，它对货物课以它认为货物能够并愿意负担的各种捐税。然而，官吏们的任意征敛，被中国商人规避捐税的天才所缓和，双方相互让步，很容易维持一种相安无事的局面。

政府与商人发生最直接关系的贸易项目是盐。盐在整个沿海一带都有出产，西部各省也从盐井中取得。和许多别的政府一样，中国人长期以来把盐作为政府专卖。由于实行专卖的方式在若干方面体现了中国行政所依据的根本观念，巴夏礼一八四六年在福州就此所作的一些笔记，或许至今仍有意义；这些笔记已作为附录印在本卷之后。

（原注：见附录四。）

十二航运

东印度公司商船——鸦片快船——沿海船只——贸易探险——长江——日本——远洋贸易——美国航运——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英国废除《航海条例》——澳大利亚发现黄金——远洋竞争——对华吨位——定期商船——丝——英美竞争——中国快船——轮船——苏伊士运河——本国船只——划艇

在重要性上仅次于所运货物的，是运送货物的船只。那种雍容华贵的大商船——东印度公司商船——当时已经笼罩着往昔的光环。它那从容不迫的航行，两年才一个来回，随季风而定，把「新」茶运到伦敦时，茶叶已将近一年陈了；还有它那一整套舒舒服服的习惯，在我们所写的那个时代，都已成了传说。然而，要领略新事物，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旧事物作最后的一瞥。东印度公司商船是垄断制度登峰造极的化身。船长之职，专门留给利德贺街上那些权势无边的董事们的门生，作为一条发财的捷径；而且就像中国的督抚一样，这一职位实际上只能任职寥寥几年，因为董事为数众多，他们的亲眷又枝繁叶茂。船长的特权、外快和种种「优待」实在太多，以致一个船长跑上四五趟，就可望积下一份丰厚的家产；高级船员和下级船员也按其级别享有类似的机会。他们获准占用一定的舱位吨数，船长的份额为五十六吨，可以装自己的货，也可以租给第三方。这项权利价值几何，从一位船长所提供的数字便可判断，他根据实际资料，估计连同在印度沿岸「口岸间」的中途航程在内，一个来回的运费为每吨四十三英镑。船长们还享有客票收入，据同一来源估计，每趟为一千五百英镑。此外还有一些在我们今天几乎无法理解的「优待」，却能带来惊人的收益。这些数字取自英尼斯船长呈交东印度公司的一份陈述书；他代表自己和同僚，为垄断终止所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这位船长表明，他最后三趟航行，平均每趟收入六千一百英镑——其中薪水只有一百八十英镑！——还不算「投资利润」，而对这项损失，他相当大方地放弃了索赔。每趟八千至一万英镑，被认为是对一位船长收入并不夸大的估计。公司除自有船只外，还租用船只作为补充，而这些租船的船长一职，实际上是出价最高者得，通常的额外费用约为三千英镑，买的就是当船长的特权——当然，这一职位严格限于合格的、经过遴选的人。

如此难以置信的特权会被滥用，损害过于宽纵的公司，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事实上，船长们与欧洲大陆的港口，以及与联合王国那些他们根本无事可去的港口，有系统地进行走私贸易；一旦被追究，他们也会找出借口，例如遇上风暴或缺乏淡水之类，其做法颇具中国风味。海峡群岛、锡利群岛和怀特岛为这种非法买卖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当有人扬言要采取措施加以取缔时，岛上的居民大为惊慌。一八二八年，督察船长从圣玛丽岛发回的正式报告说：「这些岛屿从未有过像今年这样走私如此之少的情形，大部分居民因此陷入极大的困苦之中，因为直到如今，走私一直是他们的主要营生。」船只还在公海上与同伙会合，由他们接走走私货物。对于这类行径，最难理解的是，董事会虽未纵容，却似乎无力制止这些不法行为。他们的严词申斥、决议、精心措辞的公告，以及为取得违规者罪证而规定的种种措施，与中国政府时时作出的那些徒劳无功的努力颇为相似——中国政府对于其行政中的不法行为，同样无力禁绝。造成这种无能为力的原因之一，也极富中国色彩：走私者在官府中有朋友，向他们提供最机密的消息。

（原注：关于这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中叶的走私组织的有趣细节，参见皇家海军亨利·肖尔阁下所著《走私的年代与走私的门道》。）

然而，东印度公司在一个重要方面，花的钱是物有所值的——那就是其船员的能力。公司不遗余力地确保这支船队的效能，因为这些船不仅仅是货船或客船。它们按战时编制维持，配备训练有素的船员。东印度公司商船曾在海上有过许多英勇的战绩，甚至敢于同正规军舰交锋。

可是，在如此奢华的条件下经营的贸易，什么样的运费或商品利润才能支撑得住呢？这固然是气派非凡，却不是做生意之道；所以东印度公司一方面给它的雇员提供了发财的门路，另一方面无论经营船运还是商业，都没有为股东赚到多少钱，这是毫不足怪的。这家公司是那种并不罕见的现象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进步者变成了阻挠者，把自己打开的门又堵上了。许多年来，它一直扮演着占着马槽的狗的角色，把个体商人挡在门外，而自己却几乎没有从垄断中得到什么好处。每当独立商人成功地站稳脚跟——当然是在重重困难之下——他们总是证明了自己的经营方法更为高明；远东贸易的发展应归功于他们，而不是东印度公司。英国船东们一直不断地要求分享绕道好望角的航运，而且还有许多印度人拥有的船只从事对华贸易；公司故作姿态，不肯装运它自己种植的鸦片，正好为私商留下了这个有利的缺口。

世界上那些航海国家不受那种严重束缚英国船东的限制，却听任东印度公司这样一个毫无根据的垄断维持了如此之久，这多少有些令人惊讶。这一事实似乎证明，本世纪初航海事业的活力普遍低落。但是，接替这样一种家长式的体制之后，把经营条件压缩到合理经济水平的普通商船获得了丰厚的收成，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司的运价给运费的降低留下了极为宽裕的余地，降低之后仍能给船东带来可观的回报。因此，公司特许状的期满，给远洋普通运输业带来了巨大的刺激；不过，由于起点是这样一个高高的利润高原，改进船舶构造和管理的动力并不怎么迫切。

在本世纪上半叶，船只的尺寸及其载货能力发展得很慢。东印度公司商船平均约一千吨，有些船大至一千三百吨，而公司租用的船只似乎在五百吨上下。它们的载货性能都不好，载货量不超过其登记吨位。在随后的普通商船运输中，大船被认为不适合对华贸易，三百吨被视为便利的尺寸；直到贸易的扩大，以及对速度和经济营运的双重需要，才迫使船东们采用较大型的船只。

鸦片快船则是完全另一类的船只，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代表着垄断在与开放贸易长期斗争中的一方——资本、既得利益和进取精神的垄断。这些快船，起先是帆船，后来是轮船，凭借它们所拥有的种种优势，得以把这场角逐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事实上，这场角逐的余音尚未完全消散，苏伊士运河和海底电报便一举改变了整个东方贸易。它们所载的贵重货物，以及几乎同样宝贵的消息，为鸦片运输船保持最高效能提供了资金。每一趟航行都是一场竞赛，竞争者虽少，角逐却毫不逊色。事实上，当竞争缩小为两家对决时，斗争就变得最为激烈。直到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鸦片快船体系才达到其组织的最高峰。那时，中国的两大商行——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都经营着强大的轮船，前者主要往来于加尔各答和香港之间；它们从印度港口起航的时间经过精心安排，恰好能在英国邮轮抵达新加坡时将其截住，在那里接收船东的信件，然后趁邮轮还在加煤，立即驶往香港。它们的航速足以在一千四百英里的航程中领先大英轮船公司的邮轮两天；白天望见陆地，黄昏时便悄悄驶入香港岛背面某个隐蔽的海湾，把私人邮袋送交那位商界巨子，让他就着波尔图酒细细消化，然后或者藏身于峭壁之下，或者再出海一两天，船上也许还载着一群心急如焚的乘客。

对手宝顺洋行则把精力特别放在中国沿海。它的快速轮船会在印度和英国邮件抵达香港一小时后启航，把船东的信件送到长江口，再从那里由陆路火速送往上海。哪怕只在极短的时间内独占一个市场或一批消息，也是不断鞭策船东、高级船员和水手们的动力。公众如何看待这些做法，可以从凯珀尔海军上将一八四三年的日记中的一则记载推知：「一艘不知名的鸦片快船自孟买抵达，只带了船东的信件。可恶。」

这一切当然以船与货归同一业主所有为前提，否则就是对他人的财产擅作主张，即使不是冒险的话。在战前的年代，船与货由同一方经营管理纯属必要，因为鸦片必须存放在水上，随时准备听候开航的命令。一八三九年缴出的两万箱鸦片，如果当初决定那样做，本来完全可以运到马尼拉或别的地方去。约翰·撒克船长在一八四〇年议会委员会上接受询问时，被问到如果中国人下令把鸦片运走，他会怎么办，他答道：「我会把我的鸦片运到马来群岛去，换槟榔和胡椒……我在广州有一条船，装不到茶叶，我本打算让她载着鸦片开走。」因此，船与货之间的某种一体关系，是当时这项贸易的必要条件；这种出于必要而产生的做法，在其经济上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仍作为一种习惯延续了许多年。

拥有或控制船只的雄心，成了对华贸易的一个特征，小商行竞相仿效大商行。似乎一个商人的声望，要到他手下有了一条或几条船听候调遣，才算圆满；而拥有船只之后，第一件事通常就是试图对所有来者强行实施一种准垄断，或是在货物上，或是在消息上。能像撒克船长那样派遣一条船去执行某项特殊使命，对那些较有进取心的商人具有一种魅力，这或许可以追溯到他们都还是正当盛年的人这一情况。

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一年间接踵而至的一连串事件所提供的诱因，使这种热情经久不衰。在此之前，叛乱的蔓延、海盗的猖獗，以及弥漫于中国商人阶层中的普遍动荡与猜疑，使他们纷纷投靠外国国旗的保护；对于轻便沿海船只的需求，各航海国家都慷慨响应，但主要是北欧的船东。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〇年间，在中国沿海悬挂汉萨同盟诸城市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旗帜的那样一支蚊子船队，或许是前所未见的；易北河、威悉河和波罗的海沿岸许多节俭的家庭，就靠这些管理出色、装备精良的船只所挣的钱过活，并且兴旺起来。这些船大多按定期租约经营，获利极丰；因为租金标准是从英国挥霍无度的时期沿用下来的，而这些船的经营却节俭得——同时也高效得——在当时的英国几乎无人梦想得到。一艘

登记吨位一百五十吨的纵帆船，每月挣一千五百元——这是并不罕见的租价——一年之内必定就把船本挣回来了，因为那时一块银元值五先令。然而，中国人把他们租来的舱位转租出去，也赚了很多钱，以致外国人也被引诱去做同样的生意，却不具备同样的知识，也不能确保在往来的各个口岸得到忠实的合作。

以这种方式调度船只的习惯，不论是否有利可图，都起到了一个作用：一旦出现新的门路，便于派出探路的船队；而在上述时期之内，这样的门路确实大规模地出现了。一八五八年本身就是一个时代。这一年订立了《天津条约》，在沿海另开三个通商口岸，在直隶湾内开三个，在长江沿岸又开三个。北方三口，除天津之外，商界对之几乎一无所知；英国全权公使选中了登州和牛庄，这表明在此后的岁月里，政府与商人在见闻上的相对高下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看来，在那个时候，政府对中国的了解领先于商人，正如后来商人领先于政府一样。这些不为人知、几乎闻所未闻的口岸，在条约签字到批准之间的那一年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此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从中国方面打听有关它们的消息。

在上海外国居留地两英里之内——宁波江上也是一样——大型远洋帆船一排排紧密地停泊着，首尾相接，舷舷相靠，形成一座连绵不断的平台，人可以踏着它们的甲板一直走到江心。它们那些没有帆桁和索具的桅杆，在天际矗立如一片茂密的丛林。它们的数量之多，只要想到一八四八年曾有一千四百艘同时装载漕米，便可略知一二。对于这支庞大的船队及其贸易，上海的外国商界却甘于几乎一无所知。它们往北方做生意，人们笼统地称之为「山东船」——那时「山东」就代表北纬三十二度以北一切不为人知的地方。那个年代，中国地图对沿海商界所传达的信息，大约和一八九八年那场讨论之前对一般英国公众所传达的差不多。这些帆船把大量外国制成品和鸦片运往北风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地区，而如今那些地区的几扇门正在打开。怎样才能利用这个门户，抢先占领市场呢？必须抓住时机，进行一番商业探察，以取得据以筹划日后经营的资料。于是，一八五九年春，在规定的条约换约日期前几个月，几家商行极其秘密地装备了几支商船队，前往直隶湾。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找出哪一个海港可以充当登州的货物集散地，因为该城虽然离海很近——近到一八九四年日本海军可以一时兴起、拿它来炮轰取乐——却没有可供停泊的锚地。几批寻宝的「阿耳戈英雄」——本书作者也是其中之一——在寻找这样一处锚地的时候，四月间一齐来到了烟台港，他们误称之为芝罘，而这个名字后来竟沿用成了定名。那么，这里显然就是那个新口岸了，尤其是海湾和城镇都显示出已有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这里距登州足有四十英里，但再近就没有锚地了。外国来客立即开始与当地商人结交，他们像尼哥底母那样试探着行事，在夜里做他们真正的生意，而把明媚的白昼用于在当地四处探察。这些探察充满了新鲜的趣味，因为山东海岸与长江三角洲恰成对照：这里用驴子代替船只，石头路代替运河，光秃荒凉的山岭代替柔和碧绿的稻田或棉田，还有石头房屋，以及像香槟酒那样闪闪发亮的蔚蓝的空气。

我们自己那支人马的流动大本营，是一艘漂亮的英国纵帆船，装着各式杂货，船长是个老水手，走到哪里，满嘴的粗话就留到哪里。不过没过多久，我们便把旗帜移到一艘宽敞的住家船上；那是一种混合型的船，适于长江下游那种有遮蔽的浅水，严格说来却不宜航海。接着，一艘汉堡三桅帆船来充当仓库船，替下了那艘英国纵帆船去执行更活跃的任务。那条船的船长也是个人物，十分聪明，却很粗鲁，满船都是烟草汁的痕迹，船长室里弥漫着奇怪的刺鼻气味。

商业的先驱们就这样打进了楔子的尖端，在心里标出了未来居留地的地址，诸如此类，然后便等候口岸开放的正式公告。在此期间，还有辽东湾最东北角那个不为人知的牛庄有待发现，而为此，上面提到的那条船提供了极其诱人的便利。这趟旅程完成了，途中不免担惊受怕，还因天气恶劣而耽搁了行程；据我们所知，一八五九年五月，英国国旗第一次在辽河上出现。那年夏秋两季，还访问了湾内其他许多港口和港湾。我们对威海卫变得非常熟悉——不是作为通商之地，它从来不是通商之地——而是作为一处比芝罘更为隐蔽的便利锚地。那些先驱者对于湾内这些港口乃至整个海湾的命运，是多么懵然无知！他们哪里梦想得到那个宁静的港湾日后将目睹怎样的场面：随后筑起的防御工事，中国海军像落入陷阱的老鼠一般在那里作最后的绝望抵抗；最后，英国国旗在那些高地上飘扬！

条约当然没有获得批准，不过英国全权公使在大沽受挫的消息传到先驱者那里时，只是一些阴晦不明的中国传闻，这些传闻虽然彼此矛盾，其中却贯穿着一条不祥的一致线索。然而，事态已经转变的最确凿的证据，是官吏们对芝罘的本地商人和百姓横加干涉，禁止他们与外国人来往，并责成他们对外国船只的停留负责。因此，船只不得不驶到看不见的地方去；正是在这种窘境之中，威海卫港提供了一个多么受欢迎的避难所。

为了结束在芝罘那种难以忍受的悬而未决的状态，那艘汉堡船起锚向西驶去。一接近白河口，形势便立即明朗了：一艘英国船也看不见，只有俄国通讯船「亚美利加」号和一艘美国船；彼此交换了消息，从那里打听到了大沽惨败的详情。这个消息自然把在湾内发起的一切商业冒险都搅成了一锅粥。剩下的事，只有以尽可能少的损失把它们收场——这个过程直到圣诞节前后才告完成。

长江上将要开放的三个口岸，情形则完全不同。它们尚未指定，其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占据着两岸的敌对势力的形势。何况南京以上的航道完全不为人知，于是由谢拉德·阿思本船长去勘探航道，同时由额尔金勋爵乘坐英舰「狂怒」号进行政治上的侦察——劳伦斯·俄理范为这次航行给我们留下了一篇十分动人的记述。然而，直到一八六一年，这条大江才由海军上将詹姆斯·何伯爵士正式开放。于是，贸易立刻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在这片荒凉的景象中绽放开来。在海军上将溯江上驶汉口的航程中，六百英里的江面上几乎看不到一片帆影。不到三个月，江面上便满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中国船只，一片生机。多年来，中国内地被太平军像水库一样堵住了，所以一旦开了口子，商业的洪流便奔涌而出，远远超过了现有任何运输工具的运载能力。因此，对轮船的需求来得十分突然，凡是能烧煤的东西都被征来效力。从汉口到上海三天的航程，轻货运费起初每吨二十两，合六英镑。内河轮船的先驱是「火箭」号，它是一家美国商行订造、原本用于广州河道的船。紧随其后的是其他专为长江建造的轮船，没过多久，定期的贸易便开展起来了。于是那个老传统又抬头了：每家商行都要拥有自己的内河轮船，有的还不止一艘。有一段时间，轮船证明是一座财富的矿藏。商人们因此被诱入一种他们既未受过训练、也无此才能的技术性行业，而自然的后果不久便接踵而至。

说到内河轮船，有一点值得回顾：起初，英国商人是向美国订造长江轮船的。那些船轻巧、宽敞、豪华，极其适合它们的用途。然而没过几年，局面便颠倒过来，美国人自己带着他们的设计说明书来找克莱德河的造船商，用铁来建造他们的内河轮船。自一八六一年以来，这些船的构造和管理已作了许多节约和重大改进，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必再深入细节了。

长江的开放引起了茶叶贸易的一场革命，因为华中所产的茶叶，以前要靠人背着翻越梅岭运到广州，如今却可以经水路又便宜又快捷地运到汉口；汉口在开埠的当年就成了一个辅助性的装运港——所谓辅助，是相对于远洋航程的起点上海而言。然而没过多久，这个华中大商埠本身也成了远洋运输的集散地。林赛公司所有、由皇家海军邓达斯船长指挥的「苏格兰」号轮船，享有第一艘溯江直抵汉口的远洋轮船的荣誉，从而把中国内地开放给了与外国的直接贸易。不到两年，又有一艘帆船被拖带上溯，装上了一船新季茶叶运往伦敦。

然而，在一八五八年这个奇迹之年的全部收获中，最有意思的一项是日本对外开放。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发现了一个充满活力、智慧和美的新世界——一个建立在奇异基础之上的精致文明。倘若能为那个时代的人揭开未来的帷幕，当一部在人性趣味上超越一切虚构作品的史诗在他们眼前展开时，他们的想象力将会何等震惊！但首先，要同正在觉醒的日本做生意，却谁也不知道做什么、怎样做；与此同时，那里的生活、艺术、风景和法律所带来的迷人新奇之感，又在同世俗商业的要求争夺首要地位。对于商业先驱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门户。日本人会买什么样的货物，他们又有什么东西可卖，自然是首先要探询的问题。为此，必须派出装载试销货物的船只四处探察，而这就为那种在中国沿海大行其道的轻便船只提供了用武之地。正是借助它们，日本各港口的对外贸易才向世界敞开。早在一八五八年，满载曼彻斯特货物的快船「海市蜃楼」号——已故的约翰·彭德爵士在其中有利益——就在上海停泊了好几天，等候命令，准备试航日本，但船东们明智地断定，这次冒险为时尚早。

到此为止，我们所论述的，只能算是大军的前哨，如果不对主力——即国际贸易的普通运输船只——作一些叙述，这个题目就很不完整了；这些船只在其所属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我们虽然力图尽可能把注意力限定在对华贸易——后来发展为远东贸易——所涵盖的范围之内，但要充分了解其中所使用的商船的发展，就非得站在一个更具世界眼光的立场上不可。因为东方航运的历史，与本世纪中叶在全球其他相距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在三四年之间，发生了一些震动世界的事件，构成了在本世纪下半叶留下深刻印记的那场商业革命的基础。商业的普遍性，以及它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永不枯竭的创造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绝妙的体现。一个半球上的马铃薯病害，另一个半球上的黄金出产，以及英国《航海条例》的废除——这些性质迥异的事件，在这短短几年里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了世界的航运业。

一八四七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的确切消息第一次震惊了世界；四年之后，类似的现象

又在澳大利亚出现。与这些事件同时，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在海德公园举行；无论我们对博览会与黄金发现的相对影响作何评价，对于博览会给南半球和东太平洋的黄金前景所作的那场绝妙宣传，看法只能是一致的。从此以后，整个世界，无论工业、商业还是金融，都随同一个脉搏跳动，这一事实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得到新的例证。仿佛全球各自分隔的部分汇成了一个大水池，被迫保持一个共同的水平面，只受到波浪起伏那样的扰动。新的黄金供应使货币充裕，抬高了一切商品的价格，刺激了农业和制造业各部门的生产；然而那种古老而又常新的求富热情，在整个文明世界重新传播开来，对人类物质进步所起的作用，恐怕比实际拥有这些新财富还要强大。荒凉之地迅速有了人烟，产生了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食物、衣服、住房、工具以及各种器具。总之，人潮涌向美洲去寻找粮食，涌向金矿去寻找购买粮食的钱，对世界的运输能力提出了如此巨大的要求，非作出巨大的努力就无法满足。

在所有国家之中，对这一刺激反应最灵敏的无疑是美国：造船业正是在那里取得了最巨大的进展。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总吨位，一度有与大不列颠匹敌之势。美国航运界的注意力特别集中在中国，在那里，进取之心得到了极好的报偿，不仅在往返的远洋航程中如此，在沿海贸易中也是如此，而沿海贸易中就包括鸦片这一便于携带、利润极高的货物。英国商人和船东自然不会不经斗争就放弃他们在对华贸易中的份额；但他们是在打防御战，并承受着这种作战状态所附带的种种不利。他们为应对对手的进逼而在船舶效能上所作的每一项改进，都立即招来对方的反制，使机敏的美国人再度领先。约在一八四五年，美国向中国派出一种新型船只，航速超过了英国最新最好的船，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英国人对此的回应是建造快船，一八四六年由阿伯丁的霍尔公司首开其端。其中第一艘是一条小船，在争夺中国沿海贸易的竞争中获得成功，于是又建造了较大的快船，就这样你来我往，此起彼伏。

后来，主要来自爱尔兰的赴美移民，对可用的吨位提出了需求，而应付这一需求的，却是一些不适于这项工作的船只，勉强凑合；美国造船商立即看到，在这条重要的大西洋航线上投入一种较优良的船只大有好处。

紧接着这场有益的东西方竞争而来的，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划时代事件之一——加利福尼亚的淘金，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决定性地把航运竞争中的优势推向了美国一边。对移民和物资来说，海路是通往加利福尼亚的真正路线；但航程漫长，而淘金者的主导情绪就是对路途距离的不耐烦，于是缩短运输时间，对活的「货物」来说成了迫切的需要，对新船所要运载的易腐粮食来说也几乎同样迫切。因此，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把速度、舒适和容量结合起来。其结果便是本世纪中叶那历史性的美国快船，扬起一片如云的白棉帆布，遍布每一条海上通道，望之令人赏心悦目。这些船容量很大，所载的净重比其登记吨位多出一半；它们像游艇那样建造和装配帆索，达到了在公海上从未有过的航速。这支优美船队的先驱，从纽约驶往旧金山——这是一条禁止外国船只参与的「沿海航线」——然后空船压舱直接返航，单是去程，船东就赚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美国人不仅实际上把加利福尼亚的贸易握在自己手中，而且立即把由此得来的优势用于争夺对华贸易，从中获利。这些船卸空之后，便横渡太平洋，在广州或上海装载运往伦敦或纽约的茶叶和其他土产；这一三角航程所费的时间，比当时英国船只所限的往返中国的直达航线多不了多少。由于美国快船在这一环程中所挣的运费，比英国船往返一趟所能得到的多出约三分之一，竞争使后者吃尽了苦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的船不断加入美国船队，直到它们几乎垄断了不仅纽约与旧金山之间、而且中国与大不列颠之间的贸易。事实上，英国航运业陷入了最严重的萧条，新增吨位的减少，几乎与美国吨位的增加相当。进入英国港口的外国船只也有了惊人的增长，挤掉了英国人拥有的吨位。

（原注：现代的船只所载净重比其登记吨位多出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重量与体积合计约为登记吨位的两倍。）

正是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一八五〇年废除《航海条例》这一猛药，使英国船东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因为如果他们在这些法律的保护下尚且不能自保，那么当抵御全世界竞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被撤除之后，他们又怎能生存下去？然而，正如常有的情形那样，最黑暗的时刻正是黎明之前的时刻。保护性立法的撤除，证明是英国船东命运的转折点。在一定程度上，这本身就是一个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它使船东完全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他不得不设法提高船只的效能并节省开支，而必须承认，这方面的改进余地相当大。有许多保守的成见需要破除——例如有一种成见认为，船宽与船长之比若小于一比四便有危险；恪守这条成见，使英国船与美国船比起来成了椭圆形的木盆，而美国船多年来一直在证明一比五乃至一比六的比例更为优越。这条长期抗拒浅显道理的英国公理，终于不得不向必要性让步。其他许多陈旧的条件也是如此，包括船长、高级船员和水手的素质与资格。

英国为改进商船所作的努力，既受到澳大利亚发现黄金的刺激，也从中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帮助。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上的岛屿，比美洲大陆上的旧金山更加完全地依赖海上交通。何况它是英国的领土，在那里不能享有任何排他性的特权，竞争完全不受束缚。美国的快船队当然准备为澳大利亚做它为加利福尼亚做得那么出色的事；但大不列颠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运输贸易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前景，这激起了英国人的斗志，要作出最大的努力，即使不能收复失地，至少也要守住自己的地盘。

七大洋上很快便满是互相竞争的巨型强力快船，报纸以天数记载它们驶往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航程，就像今天以小时数记载横渡大西洋的轮船航程一样。古老的壁垒似乎被淹没了，世界各地的海上运输融为一个大整体，为商船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开辟了道路。吨位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吨位，开始受到各大金融中心的全面控制，正如遥远国度所产的金银受其控制一样。然而那时还没有海底电报，此后二十年间，海上通信体系中仍留有许多空白，由此造成某些航线上时而船多为患、时而船少为荒的交替局面。

新增吨位的泛滥，恐怕没有哪一项贸易比对华贸易感受得更快了。那些把货物和移民运到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中等尺寸的船只——那时那里还找不到回程货——空船压舱驶往印度或中国「揽货」，成了一种普遍的习惯。这是一个吨位供应的来源，住在那些国家的商人无从预计，尽管对于一个坐镇商业世界某一中心的头脑清晰的人来说，作出这样深远的估算或许并非力所不及。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那个过渡时期偶尔出现的地方性船荒。一八五四年，一艘英国船从悉尼压舱驶抵香港。船东在当地的代理人，即所谓「收货人」，建议船长立即北上上海，据最新消息，他在那里准能以高运价揽到货载。那位谨慎的船长不愿冒这个险，拒绝开船，除非代理人保证他以每吨六英镑十先令的运价装满一船运往伦敦的货物。代理人同意了。船到装货港时，恰逢那里无船可用，大批土产等着装运，于是立即以每吨七八英镑左右的运价装满了货。顺便说一句，正是这艘船碰巧从香港带了一批邮件到上海，因为那时大英轮船公司的航班每月只有一次，这条航线上也没有别的轮船。那正是对俄战争爆发之后不久。这艘船——名叫「阿克巴」号——开走两天左右，当被认为已经万无一失的时候，一位住在当地的美国商人按捺不住，夸口说他已托这艘英国船把俄国海军将领的公文密封好，寄给了上海一个可靠的人。听到这番心腹话的人是个好爱国者，立即把此事报告了殖民地总督，总督又报告了资深海军军官，后者同样毫不迟疑地命令轮机单桅战船「响尾蛇」号前去追赶那艘船。追赶成功了；俄国公文被取出带回香港，呈交给那位精通多国语言的总督约翰·包令爵士。

同一时期的另一件事将表明，一个大胆的经营者如何可能在没有电报、甚至没有快速书信往来的帮助下，大规模地利用世界的吨位。伦敦就有这样一位经营者，他估算了全世界吨位的预期供求，预见到中国将出现我们刚才举例说明的那种船荒。于是他着手租用悬挂各国国旗、正在从事远途航行的船只，让它们压舱驶往中国各口岸，在那里装载运往欧洲的货物。租船人在中国的代理人听说有船从世界四面八方向他们驶来，而当时运价低迷，在他们看来也没有什么好转的希望，对于这一做法的高明之处便远远看不明白；然而他们的眼界是有限的。船只开始陆续到达时，难以为它们找到有利的货载，似乎预示着这番冒险将以失败告终；然而后来到达的船只却挣得了极为丰厚的运费，证明了主事者的先见之明。潮水确实如所预见的那样涨起来了；可是它很快又退了下去，在最后一份租约履行完毕之前，那使许多周密计划归于失败的时间因素又插了进来，大概使早先的利润都被最后的亏损吞没了。

然而，对华运输的大宗，并不是由这些行踪不定的外来船只承担的，而是由那些定期商船承担的；它们在伦敦、利物浦或纽约装载制成品、煤和金属，从中国载着茶、丝和其他土产返航。这想必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因为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平均回程运费似乎约为每吨五英镑；即使去程运费只按其三分之一计算，船东在一个来回中也可得每吨七英镑左右，而这个来回在十二个月之内是可以轻松完成的。不过必须记住，当时从事这项贸易的船只较小，营运费用也相应较高。久而久之，国内外的航速和装卸便利都进一步提高，从伦敦出发的快船便在去程中顺道跑一趟澳大利亚，以填补等待新茶上市的这段时间。

丝的出口大幅增长之后，由于丝的价值很高，对受青睐的船只另付一种特别运价。然而，这种贵重货物虽然在必要时付得起极高的运费，其总体积却太小——约为茶叶的十分之一——不足以对中国的一般运输业产生重大影响。有一定数量的丝定期经由「陆路」运送——即由大英轮船公司的轮船运到苏伊士，再由铁路运到亚历山大港，在那里转船运往最终目的地马赛或南安普敦。但轮船的舱位太小，只能按比例分配给申请人，所收运费为每吨二十五英镑。一八五六年，在特殊情况下，有一艘帆船载运了六千包丝，价值七十五万英镑，据说这是迄当时为止任何一艘商船所承担过的最大一笔货值。这个数额大得出人意料，以致货主们无法通过保险完全抵补自己的风险。这次航行一开头便遇到了一桩离奇的厄运，表明即使在最有利的

情况下，人的判断也难免出错。这艘船的船长，大概是对华贸易中最为成功的一位；正是由于人们对他的判断力抱有非同寻常的信任，商人们才把如此巨额的货物托付给他照管。他虽然深感对货物安全负有个人责任，却经不住一个星光灿烂的美好夜晚的诱惑，从上海的锚地起锚，顺江而下驶往吴淞，结果在那道人所共知的沙洲上搁了浅，次日清晨，出港的邮轮从他身边驶过。这艘船自然被报告为「搁浅」，于是邮轮所带的那些要求投保的信件便统统作废了。船虽然只在软泥上搁了几个小时，船长却不敢不检查船底就载着如此贵重的货物出海。为此，他不得不让人把船拖回十四英里水程之外的上海，卸货，剥下船底的铜皮，重新包上，再装货，重新启航。结果这成了她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航行，商人们，尤其是那些只部分投了保的人，都焦虑万分。然而命运偏偏如此安排：当这艘船在公海上航行的时候，她所载的货物正在升值，因为在此期间，欧洲的丝荒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起航时耽搁了一两个月，途中又多花了好几个星期，这段时间恰好使丝货获得了足够的利润，奠定了好几份可观家业的基础；而那位因判断失误才造成这一结果的船长，到了伦敦却受到热烈欢迎，几位走运的货主还给了他丰厚的酬金。这艘幸运的船便是基利克船长的「挑战者」号，她在一八五二年和一八五三年同美国快船「夜莺」号的竞赛中出尽了风头，又在一八六三年成为第一艘在汉口装运茶叶的帆船——一艘名垂史册的船。

在《航海条例》废除之后航运界最为阴郁的时期，有一次集会上，在场的船东们异口同声地宣告这一行业已经毁灭，却有一个人勇敢地站起来，力挽颓丧之潮。据林赛先生在其《商船史》中所引，布莱克沃尔的著名造船家理查德·格林先生说道：「英国船东终于坐下来，要同美国人公平公开地较量一番了，我发誓，我们一定能胜过他们！」林赛先生又说，格林先生说到做到，不久他便为一位对华商人汉密尔顿·林赛先生建造了六七百吨的「挑战者」号，专门用来与美国的「挑战」号一决高下——后者比她大一倍多，被认为是当时水上最快的船。两船虽然从未相遇，但这艘英国船无论在航速还是在货物干燥无损方面，其表现都使那艘美国船黯然失色。这艘开风气之先的布莱克沃尔快船较量的是另一个对手，而这件事使人将中国快船的演进与万国博览会多少有些奇妙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建造了一艘造型和做工都极其精美的船，用来载运游客去参观那次盛会。后来她被投入对华贸易，以她的尺寸而论，正适合这项贸易。不知是否事先安排好的，一八五二年她在上海遇上了「挑战者」号，两船同时装载茶叶。这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照例表现为双方的拥护者就驶往伦敦的这场比赛的胜负下了巨额赌注。用赛马界的话说，这是一场险胜，英国船比她的对手早两天到达。正如游艇或赛马的主人常常不甘心失败一样，「夜莺」号的船东们为下一年的航行在装备上作了一些改动。比赛再次从同一个港口、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结果也一样，只是更有利于英国船了。

两艘船孰快孰慢这样一件小事，竟引起普遍的激动，这只能用人们开始意识到当时正在兴起的英国航运复兴的意义来解释。这种兴趣远远超出了直接有关人士的圈子。举一个例子：一艘邮轮的甲板上，当一艘帆船的信号被读出来时，顿时热闹起来。在海上与一艘船相互通报本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当「挑战者」这个名字传开时，乘客和船员都奔到船舷边，凝神注视着那优美的黑色船身和映着朝阳的白帆。她正在马六甲海峡，返回中国去跑她的第二轮。乘客中有个年轻人流露出不知道为何如此骚动，便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就像说不出最近一届德比赛马的冠军是谁一样。那时的世界似乎变得年轻了。人们的想象投向一个洒满希望金光的黎明，而后来的事态当然并没有辜负这种希望！

就这样，中国海成了英美两国船舶争夺优势的主要战场，斗争在这里进行得最为激烈。正如格林先生所说，这是一场公平公开的竞争，对双方都同样光彩，对整个世界也有百利而无一弊。英国航运界的干劲被彻底激发起来，苏格兰的船东和造船商很快便走到了前列。英美两国交锋之后没过几年，英国造船商便在铁这里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助手，铁开始被用于建造帆船。率先采用这一创新、并把高速与其他制胜条件结合起来的船，是格里诺克的马克斯顿船长的「群岛之主」号；一八五六年，她在从福州到伦敦的航程中击败了两艘比她大一倍的最快的美国快船，名声大噪。随着铁的广泛使用，蒸汽动力也逐渐被引入远程航行，这对英国竞争者同样有利；就这样，由于种种有利条件的凑合，加上坚持不懈地加以利用的努力，英国航运的优势终于确立起来。

（原注：美国和英国的快船最初都是木制，外包金属皮。其后试造了涂牛脂的铁船，但到帆船快船那些著名竞赛的鼎盛时期，它们全都采用了复合结构——即铁骨架、外铺木板、再包黄铜皮。这种船型（现已过时）是最快的中国帆船快船的基本特征。此后，铁制和钢制轮船成为永久的运载工具，那些白翼翩翩的商船便不复存在了！）

在叙述这些船只的成绩时，我们多少提前说到了那支著名的运茶快船队的出现，这支船队称雄远东航运约有十五年之久。这场角逐的开端，要追溯到一八五一年，那一年，利斯的快船「恒河」号与两艘美国船「飞云」号和「秃鹰」号从中国赛航到伦敦，最后一段从韦茅斯沿英吉利海峡而上，双方你来我往地抢风行驶，十分有趣，结果英国船比对手早六个小时驶过邓杰内斯角。那个时期，单论数量，英国船处于压倒性的劣势，因此像上面这样偶然的胜利，足以激励造船商鼓起勇气坚持下去。阿伯丁的快船「斯托诺韦」号、「金绿石」号和「凯恩戈姆」号，继伦敦建造的「挑战者」号之后，不负众望地同当时最好的美国船争夺速度的锦标；而在一八五六年的那场竞赛——如前所述，由格里诺克的铁船「群岛之主」号获胜——之后，美国国旗实际上已退出了这项一年一度的角逐。然而竞争并未因此有丝毫松懈，反而愈演愈烈。以往的成就使有关人士看到，船舶的构造、帆装和装备都有无限改进的可能，这种想法于是生了根，成为一种狂热。每年都有新东西问世，第二年又催生出更新的东西，直到演化出一种似乎在设计和工艺上都已登峰造极的船型。英国快船彼此竞逐海上的蓝绶带，其兴致之高，丝毫不亚于当年有别国国旗参赛的时候。

一八五六年福州开辟为正式的茶叶装运港，给速度竞赛带来了极大的刺激。在此以前，这个港口因官方的种种限制而未能发挥其天然优势；这些障碍最终得以消除，武夷山的产品得以改由其应有的出口外运，主要应归功于那家首屈一指的美国商行的进取精神。这件事标志着茶叶贸易的一个新纪元；因为福州距茶园比另外两个港口近得多，在那里就可以把当季的头茶装上船，有望比行内惯常的时间早两个月把新茶运到伦敦。可以一提的是，作为保守主义的奇闻之一，恰恰是这一情况竟被用来在商业上贬低从这个新港口装运的货物。据说它打乱了行内既定的常规，会妨碍夏季休假；还有人一本正经地争辩说，要让伦敦的买主关心茶叶市场，最早也只能在十月份。然而新茶的芬芳，终究不可抗拒地扫除了这些蛛网。它非但没有上市太早，世界上最好的造船商很快便忙于建造能使新茶早到哪怕两天的船只。行内对新茶是如此如饥似渴，以致作了特别安排，便于经纪人在船驶过格雷夫森德之前就拿到样品用来兜售；快船进坞的第二天，若有哪家杂货店不能在橱窗里陈列一只印着那艘快船名字的茶箱，那一定是一家无名小店了。于是，一年一度从福州出发的运茶竞赛，成了当年的盛事之一。优胜者可得奖金，后来又逐渐实行了按航程天数分级计算的浮动运价。

在那一万二千英里的漫长海上航程中，比赛竟跑得如此难分难解，这最能证明这些船只的卓越，也最能证明其船长们的高超航海技术。好几次，同时出发的船只在一百天的航程中彼此一眼也没见过，直到唐斯锚地的雾散开，才发现它们近在咫尺；从那里起，比赛的胜负便取决于领港员或拖船了。关于一八六六年的那场大竞赛，林赛先生——我们在叙述这些细节时大量参考了他关于商船的那部宝贵著作——写道：「这场竞赛在一切从事海事的人中间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五艘船出发——『爱丽儿』号、『太平』号、『赛里斯』号、『火十字』号和『太清』号。前三艘在同一天离开福州，此后在整个航程中彼此失去踪影，直到进入英吉利海峡才又相遇，而它们抵达泰晤士河的时间，彼此相差不过几个小时。」此后仍不断有极快的航程出现。一八六八年「爱丽儿」号与「浪花」号竞赛，一八七一年「泰坦尼娅」号也跑出了一次快速航程；但林赛先生把桂冠授给了「兰斯洛特爵士」号和「温泉关」号，称之为「有史以来横渡大洋的两艘最快的帆船」。前者登记吨位八百八十六吨，一八六八年以九十天跑完了从福州到伦敦的航程；这艘好船的船东还记下了一个与船帆推进力有关的有趣事实。在快船竞赛期间，许多有经验的航海家对快船装备所必需的那过量的帆面和沉重的帆装是否有价值，一直心存疑虑。他们说，这些船「被压在满帆之下，把自己埋进了海里」。在上述那次航程之后七年，「兰斯洛特爵士」号的船东写道：「中国快船竞赛的狂热过去之后，我把所有下桅都截去八英尺，上桅和帆桁也相应缩短。然而这样一来（无疑船员也相应减少了），她的航速却丝毫未减。」这并不是罕见的经验。

不要以为中国的土产或中国的进口货全都是由快船运载的。快船担负的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专门留给最贵重的土产和每季开头的几个星期。那一阵热病过后，一年的贸易便安定下来，进入可以称之为家常便饭的状态，这时，那些航速适中、容量大、驾驶节俭的船只，便为船东挣得稳定而实在的利润。有一句公认的格言说，赛跑——至少是争夺利润的赛跑——并不总是快者胜。格林先生的公司在澳大利亚和印度贸易中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他常说，在他全年的资产负债表上，他发现是他的慢船替他的快船付了账。当蒸汽取代风帆之后，这条经济规律也并没有失去效力。

（原注：格里诺克的詹姆斯·麦卡恩先生说，所有这些竞赛快船的尺寸实际上都差不多，都配备双倍的船员，总数约三十三人，相当于今天一艘二千五百吨商船的船员人数。「兰斯洛特爵士」号除了茶箱下面的卵石压舱物之外，还在船底污水道、外板与内衬板之间装了一百吨配好的压舱铁，以确保船身极为「稳当」——这在逆着季风顶风抢行驶出中国海时，以及在其他时候满帆「硬撑」时，都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因素。）

真正的快船称雄还不满十五年，轮船便开始侵入它们的领地。一八六四年，绕道好望角的轮船航行开始证明是可以成功的；到一八六六年，利物浦的阿尔弗雷德·霍尔特先生首先开办了他的「蓝烟囱」航线，最初有「埃阿斯」号、「阿喀琉斯」号和「阿伽门农」号三艘，这一点便得到了确证。然而，帆船快船虽然被取代，对华贸易中的竞技色彩却并未消失。长江的开放，使湖南、湖北的「黑叶茶」几乎与经福州出口的「红叶茶」同时运到海边，从而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新茶早到的兴趣。直到一八六一年，华中各省的茶叶都是经由一条又慢又贵的路线运往广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要靠挑夫肩背。汉口开埠后，立即成了这些茶叶的集散地，远洋船只开始在中华帝国的腹心装货。有好几年，一直有两组竞赛——一组从福州出发，一组从汉口出发——彼此抢了对方的风头，这项运动也就变得有些乏味了。

使长江作为贸易路线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的，是一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随之而来的轮船构造的改进。因为从那时起，远洋轮船在汉口装货，享有航程短、加煤站便利的一切好处，福州竞赛当年的那股热烈劲头，又在更大的压力下复活了。每一年都有新的设计出现，力求把最大的载货量和载煤量与最高的航速结合起来，以致几年前还要到十一月才运到的新茶，如今七月初便上市了。最后一场大竞赛发生在一八八三年，是「格伦奥格尔」号与「斯特林堡」号之间的角逐。到那时，印度茶在各大消费市场上正迅速占据优势，取代了中国茶，而中国茶再也负担不起由不惜工本建造和营运的轮船来运送的那份体面了。从此以后，远东的一切土产都降到了日常的水平；货物由定期班轮往返运送，全年按固定的间隔开航，运费由共同协议规定，这项贸易具有了一种大规模公共马车式运输的性质。

苏伊士运河使黑海、地中海和北海各港口与远东各港口直接联系起来，从而使对华贸易在横向上获得了巨大的扩展。俄国的志愿船队由一些很大很快的轮船组成，每艘可运兵二千，它们把茶叶从汉口直接运到敖德萨。英国和德国的企业，以及法国的法兰西火轮船公司，都发展了与马赛和热那亚的贸易。安特卫普、不来梅和汉堡成了几条重要轮船航线的终点港。日本的商船队在我们主要关注的那个较早的时期尚未引起普遍注意，它值得单独写一部专著。

通过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国和日本的本国船只大量被外国船只所取代，资本因此发生了巨大的错位。这一影响在中国沿海感受得尤为严重，特别是在大沽、上海、宁波这样一些大航运港口，那里从前都有庞大而兴旺的船东群体。在日本，这种扰动大概要小得多，因为那里的人民更善于灵活地适应不可避免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两国至今仍有一支庞大的帆船队从事沿海贸易，它们凭着吃水浅，以及有权在未对外开放的港口通商，而免受外国船和轮船的竞争。

在从前，规避外国旗帜禁令的诱惑，曾在中国沿海造成种种稀奇古怪的现象。本地人发现雇用外国船只对自己有利，便绞尽脑汁把它们打扮得像中国船。乍看起来，这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中国帆船没有帆桁，船身的构造与现代船只的差别之大，在两件用途相同的东西之间已经无以复加。帆船具有某些有助于浮力和安全的特点，例如水密隔舱，既加固了船身，又把沉没的危险减到最低。但它们的航行性能，除了顺风「放帆」之外，简直不值一提。外国造的船只抗风耐浪，受到中国商人的青睐，而那面旗帜则被他们视为护身符，可以防海盗，或许有时也可以防官府的盘查。大体说来，本地船东或租船人最希望的，大概是他的船在海上被当作外国船，在港内被当作本国船。为此，有些船采用了中西混合的帆装，而更为普遍的做法，是在船头雕像两侧各伸出一块木板，画上长江以南的帆船所带的那种圆睁的中国式眼睛。船头上那只睁开的眼睛，是为了让中国的港口官员对未经许可的外人在场闭上他们的眼睛，这样一切便都按照中国人性格中最为珍视的那种方式安排妥当了。

在华南，人们只求得到旗帜的好处，而不要船只的外国外观。外国旗帜挂在本地造的小船上，有一大批这样的船以葡萄牙旗号从澳门出航，时常在沿海干出严重的不法勾当。香港的华人，生于斯长于斯的英国臣民，把他们的船只登记注册，领取殖民地的航行执照，执照须经常更新，以此约束其不轨行为。凭着这些证件，他们沿华南海岸作短途航行，并在广州河口一带经营地方贸易。这些载重一百至二百吨左右的船只被称为「划艇」，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更多地听到它们。

十三商人

（一）外国商人

他们与本国官方代表的关系——与本国商业利益的关系——他们的团结——品格高尚——慷慨大方——眼界开阔

在本书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说明，双方主要官员的品格对事态的进展有着多么大的影响。然而，另外还有一个因素，虽然所起的作用较小，方式也不同，却也促成了总的结果，不应完全略而不论，那就是中外两个商人群体的个人品质和传统特性。正是他们，创造了一切对外关系的实质内容；在中外官员之间的一切斗争中，首当其冲的也正是他们。永远处于危险之中的，是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最先感受到动乱冲击的是他们，最先收获和平果实的也是他们。

外国商界与其官方代表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没有摩擦，因为那个责令官员保护民间群体的人身、促进其利益的最高当局，同时也授权官员管辖这些受他们保护的人，并按照官员所认为的时势需要，对他们施以专断的管束。在这种情况下，职责必定常常显得左右为难，行动的准则也必定常常受到严峻的考验；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居留当地的外侨群体未能在所有场合都与本国政府的代理人看法一致，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国家和代表的身份上，对华商人每逢危急关头，往往被加上一些与他们的肩膀并不相称的道义负担。讲坛上那种浅薄的道德说教，如果照字面理解，就等于劝他们全部清盘，把所得分给穷人，而把一般债权人置之不顾——这种说教对他们影响甚微；然而在某些场合，官方也向商人们宣讲，或者说是冲着商人们宣讲，言下之意是他们有义务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好处。对于这种利他主义的告诫，即使没有别的回答，也只要申辩一句就够了：在这样的义务理论之下，商业就无法存在，而商业在政治上的种种附属物也就成为多余。迄今还没有发现哪一条通往商业繁荣的道路，可以不要那推动进步的努力的根本动机——即个人的雄心、贪欲，或者无论我们用什么名称来指称文明生活这部复杂机器的驱动力。玛门毕竟是一尊神，对他的崇拜与对厄洛斯的崇拜一样普遍，对于种族的延续也几乎同样不可或缺。而且，要取悦这两位神祇，要为人类的崇高目的效力，靠的不是集体的献祭，而是严格意义上个人的献祭。因此，对华商人抓住每一个获利的机会，完全不顾本国的总体政策，这并不是什么可以指责的事。他们的本分不是去解释天象预兆，而是利用大好时光。如果有时碰巧私人受逐利热情驱使而采取的行动，给某位外交家在促成某项宏大的国际安排方面的努力造成了困难，那么过错显然在于他没有考虑到一切经济问题中的支配因素。贸易不是为政府的政策而存在的，政策却是为贸易而存在的，而贸易的命脉在于绝对的行动自由和个人主动性的自由发挥。英国贸易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功，只能是各个单独成功的总和，而这些成功只有通过商界的每一个成员专心致志地尽好自己的本分才能取得。可以肯定，任何商人都没有理由为了社会的某种理想利益——即使这种利益有可能实现——而放弃一个获利的机会。必须把商人和政治家区分开来。他们的职能有时或许会有重叠，但他们各自对国家所负的责任，性质虽然互补，却是不同的。

人们时常指责对华商人太狭隘、太自私，对此可以似乎有理地答复说，恰恰相反，他们要说有什么毛病，倒是太宽广了；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并不像新开拓国度里的殖民者的利益那样与总体的进步紧密相连——在那种地方，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对华商人来说，进步意味着放进竞争的洪流，而他们是没有能力应付这股洪流的。国家的总体利益要求开辟新市场；制造业部门的利益在较小程度上也要求同样的事情；但商人的利益，尽管他们看上去代表着本国及其产业，实际上却是与扩张相对立的。然而他们身上那种追求进步的种族本能如此强烈，以致他们的私人利益实际上常常为之让路；所以我们看到，在外国对华交往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居留当地的商人总是站在前列，帮助放出那场将他们淹没、又带来新的冒险家占领地盘的雪崩。

即使对于商人与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之间的关系，人们也并不总是理解得很清楚。在世人眼中，商人虽然是本国贸易的化身，但他们从来都只不过是分销这一贸易的媒介，对贸易的总体扩展并无利害关系，而对扩大个人所占的份额却有着强烈的利害关系。那些为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或许还为大不列颠及其他制造业国家更多的人提供生计的生产活动，与他们无关。对流经他们货栈的货物抽取一定百分比作为过路钱，这就是他们雄心的极限。因此，应当把商人与生产者或制造商明确区分开来；在这一点上，温格罗夫·库克的一些评论值得引述：——

「商人的算计不会超出他们自己的生意范围。他们为什么要超出呢？商人的眼睛是猞猁的眼睛，而不是鹰的眼睛，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幸事。一个极有远见的商人总是冒着破产的危险，因为最为确定无疑的因果序列，在时间上往往最不确定。」然而，同一位作者又评论了英国商人和制造商双方的无知和狭隘，批评他们没有利用所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去开发中国人的贸易资源。他说：「国外毫无探究的精神，毫无干劲，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目光从那永恒的市布上移开片刻，从来没有想过是否可以用别的某类货物更好地应付局面。口岸开放时，曼彻斯特作了一次巨大的盲目努力，那次努力失败了。从那以后她便陷入了冷漠，听天由命。」至于制造商们赖以推销其货物的商人，他说：「他们到这里来，是要在五到七年之内发财致富，不是来把英国的白布硬推销到偏远地方去的。他们的工作是购买中国土产，」他接着说，「但是，如果英国制造商需要非同寻常的努力、精心搜集的情报，以及坚持不懈地深入内地的进取精神——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那他就必须亲自去做。英国的出口贸易养活不了商行，但足以支付那些与国内制造商直接联系的旅行代理人的费用；这些代理人应当让国内的委托人掌握充分的情况，并通过这里已有的商行来开展业务。弊病在于英国货没有被摆到内地城市的中国人眼前。」

（原注：《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的中国》，劳特利奇出版。）

这些评论中虽有一些不确之处，却不应因此掩盖它向英国制造商提出的总体建议所具有的精明和预见性。隔了四十年之后，他们已开始照此行事；尽管进展迄今仍很缓慢，他们也正在认真领会库克先生建议的另一部分，即「除非你的代理人会说当地人民的语言，否则与中国内地的一切交易都是不可能的」。

官方与非官方对事态的看法之间的某种分歧，在战前那个时期就已开始显露出来。东印度公司垄断结束之前，独立商人就已察觉，公司代理人那种卑躬屈膝的手法，既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损害了公司本身的利益；商界虽然人数不多，却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并表明他们对公共商业政策有自己的主见。由于外国人在中国的整个处境建立在根本错误的前提之上，失望、恼怒和惊恐便成了常态。每一个有关的人，无论官方还是非官方，都因此感到委屈，却没有人愿意为这种委屈承担责任。互相指责的倾向是自然的结果。当他们的代表未能保护他们免受中国人的侵犯时，商人们便发出怨言；而官员们反过来也不惮于反唇相讥，声称商人们自己的挑衅或轻率行为，也是导致层出不穷的困难的原因之一。隔着两代人的回顾视野，如今不难看出双方的过错所在——商人们太不体谅他们的代表所处的困境，而官员们则未能看出，他们与中国人发生分歧的原因，远比任何私人偶然的轻率——即使能够证实的话——要深得多。早期各位「监督」的公文，尤其是乔治·罗宾臣爵士的公文，流露出对广州商界的某种嫉妒，认为他们通过在英国的关系施加政治影响；因此监督们似乎很想让商界的意见失去信誉。一个只有百来人的孤立群体竟然四分五裂、派系林立，这若是真的，也够奇怪的了；然而事实是，正是根据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有人提出论据，否定他们不时向本国政府提出的陈述。他们的见解被贬低，他们的动机被怀疑，他们目光短浅的自私被人痛惜。一八三五年定下的这个调子，一直变换着花样延续到差不多我们今天，凡是想要公正地评价过去六十年间英国对华关系的人，都必须记住这一情况。

然而，在华的商人群体远非一盘散沙；总的说来，他们对于与其利益攸关的政治事务，看法一向格外一致；至于广州的那个老外侨群体，任何暗示不和的字眼都再不贴切不过了。和睦是他们的处境强加给他们的结果。被囚禁在一块狭小的地方，四周是怀有敌意的百姓，始终面临着共同的危险，广州的外国居民仅仅出于自我保全的本能，便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们成了纳尔逊称呼他手下舰长们的那种「兄弟连」。一八四二年以前不许妇女进入，即使在条约之下，那里的婚姻生活条件也令人望而却步，这使它基本上成为一个单身汉的群体，大家生活得几乎像一家人，又像一同出征的战友。在华外侨群体至今——即使在他们的家庭生活已经发展成熟的今天——仍以其无私的好客和友爱为特色，而这种特色的萌芽，无疑可以在那个原始的社会中找到；那个社会在广州和澳门之间来回迁移了三十年，直到一八五六年才告结束，那一年他们的商馆最后一次被毁，旧日的生活终于解体。

然而，这些早期居民值得称道的，还不止于他们生活的特殊条件所规定的彼此忠诚。他们尤其体现了真正的绅士气度和情操——当地的条件无疑也与这种道德产物有些关系。他们住在玻璃房子里，门户洞开；他们

彼此之间无论如何也躲不开，也逃不过那种经常而又锐利的相互观察。因此，无论这个群体公认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在一个言行都公开接受集体评判的社会里，每个成员都不得不按照这些标准去生活。而这个标准确实是很高的。诚实、荣誉、勇气、慷慨、高尚，是整个群体共有的品质；那些并非天生具有这些品质的人，也不得不装出自己并不具备的美德，而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终于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害群之马无疑也是有的，但由于从来不会被粉饰漂白，他们便不会像在较为发达的社会里那样传染整个群体。

这些有利于品格形成的内部条件，又被欧洲人在华生活中唯一一个外在于这些居民的特点大大加强了，那就是他们与周围大批中国人的接触。与所谓劣等种族交往会产生什么影响，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在这类问题上作笼统的概括是靠不住的，每一个事例最好都按其本身的情况来考虑。在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中，有几点像金刚石的柱子一样矗立着，确定了外国居民对待本地人时不得不遵循的原则。首先，这些外来者是被成千上万的人包围、挤压着的个体；因此，他们必须保持一种不可动摇的威望来抬高自己，在那个异族世界的眼中必须永远是英雄，而且必须结成统一战线。把同样的原则从物质领域推广到道德领域，外国人必须保持他们这个阶层正直、慷慨、可靠的名声。他们一诺千金，其口头承诺必须与契约一样可靠；他们绝不能在异教徒面前自贬身价，也绝不能容忍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诱惑，去占自己同类——高加索人或基督徒，或者无论我们用什么名称来指称白人——的不正当的便宜。无论他们私下有什么分歧，任何一个白人都不能允许自己默认本国人在当地人眼中受到贬低。他们必须个个都无可怀疑。这些便是有效地维持了欧洲人在华品格的若干考虑。与中国人这样一个如此不同、道德标准也如此不同的种族交往，虽然必然会产生这种接触通常所有的那种使人堕落的影响，然而实行上述那样的行为准则，在品格形成上所获得的实际收益，大概使对华商人仍然得大于失。

如果不提一提那使商人们成为一群精选之士的自然选择过程，这个问题就说得不完整。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它既没有近年来吸引大批移民流向世界遥远地方的那种交通便利，也没有那样的冒险天地。商人群体是一个封闭的团体，自然而然地受到一些极难逾越的障碍的保护。单是航程就要花六个月。书信很少能在一年之内得到回音。因此，生意上的一切安排都必须有长远的预见。即使在通往苏伊士的陆路开通之后，与中国的交通仍靠帆船维持，直到一八四五年大英轮船公司的第一艘轮船「玛丽·伍德夫人」号抵达香港；那艘船只能容纳寥寥几位乘客，载货量也不比一艘大驳船多。再往后，当轮船每两周向中国运送一次邮件时，旅费依然十分昂贵，只有少数精选之人才负担得起。把一个人送到香港，要花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英镑；而在那个认为必须置办大量行装的年代，恐怕还要在这上面再花同样多的钱。通商开放后在中国立足的商人，要么本人就是财力雄厚的人，要么就是地位显赫的英美商行的心腹代表。当地没有银行，一笔生意要持续一两年，需要投入巨额资本，信用必须维持在极高的水平，不仅在中国的商人与他们在伦敦、利物浦、纽约和波士顿的通信商号之间如此，而且在这两者与世界金融中心之间也是如此。经过这样一台扬谷机，只有好谷子才能通过。在中国和印度的英美商人，作为一个阶层，优于其他商业群体的一般水平，这是自然的结果。对于合伙人和商行首脑来说是如此，对于他们的「助手」来说也同样如此。那里没有英国通常意义上的那种「书记员」，只有来自邻近居留地澳门的葡萄牙人。从英国派来的年轻人，都是尽可能精心挑选的，因为他们很宝贵。他们不仅代价昂贵，而且一旦有了伤亡，可能要花一年时间才能补上。此外，在当时中国所处的那种境况下，健康方面的意外始终令人挂心，派一个仅仅是书记员而别无所长的人出来，是划不来的。他还必须具有潜在的才干，因为谁也无法预见，多快就会出现紧急情况，要求他担负起最重大的责任。因此，每一个新聘的人都必须得到他的直接雇主以及与之联号的国内总行的充分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亲属关系在人选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整个制度的趋向是尽量缩小在发达社会中把主人与雇员隔开的那道鸿沟。在教育和修养上，他们是平等的，因此纪律的缰绳可以松松地握着，一切服务都是心甘情愿、明白事理地完成的。权责下放的制度发展得如此充分，以致助手实际上成了他自己那一部门的主人，他对这一部门的成败，与首脑一样热心。大多数商行实行「共餐」制度，全体人员，无论雇主还是雇员，都同桌吃饭，这有力地促使大家处于一个共同的社会水平。

还有一件事进一步大大提高了助手的地位，那就是印度和中国的商人从东印度公司继承下来的那个可以称之为娇纵雇员的传统。他们获准自己做买卖，经营同样的货物，同样的买主和卖主，而且比他们的雇主还多一些便利：商行的一切消息都由他们掌握，还享有免费使用商行各项设施的特权。这种制度容易产生什么样的弊端，是再明显不过的，无须赘述；但是，助手本人就是一个商人，有时比他的东家还要成功，却不必承担东家的责任，这当然无损于他的社会地位。

六十年前，在华外侨群体由正当盛年的人组成。平均年龄大概不超过三十岁——四十岁的人就算是白胡子老头了。在这方面，情况已经发生了渐进的变化，成年居民的平均年龄想必至少提高了十岁。然而，在华外侨群体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保持着殖民地所特有的那种乐观和充满希望的特点。命运的逆转从来不曾使其成员畏缩。他们早已习惯了丰年与荒年的交替，一个灾难性的季节在他们看来，不过是随后将有一个丰收季节的预兆；而一连几个坏年头，只会使转机更加确定无疑。这一希望之泉，常常帮助对华商人把春天的清新一直带进冬天的冰雪之中。此外，他们所从事的行业的性质，也培养了一种博大的精神。在批发贸易的学校里受过训练，习惯于在大的曲线上运作，对华商人始终感到血管里流着商业巨子的血液；甚至有人指责他们，说他们就像世界各地那些没落世家的子弟一样，在物质基础已按事物的自然进程消失之后，仍在维持那份排场和气派。不仅如此，还说那种与受保护制度的继承人相称的宏大观念，使他们不能胜任近来落到他们头上的那种锱铢必较的竞争。

那个受限制、受保护、带有准贵族色彩、半社会主义的社会，至今还保留着它的一些传统和精神；但那个结构本身，不可能抵挡住现代进步的冲击，已经被一扫而空了。新的成分加入了远东商界和一般社会的构成，其基础已经扩大，与外部大世界的联系也成倍增加。在无数方面都有了改进，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一项，是家庭生活的发展，以及长期居住所带来的对这片土地更为持久的眷恋。生活即使不如从前奢华，却舒适、精致、文明得多了；男男女女无须作出重大牺牲，便可以在这个国家安家，而这里在早年不过是一个暂时流放之地。以前不需要的慈善事业如今比比皆是；人道的渠道拓宽了，却不能说是以牺牲深度为代价的，因为无论别的方面有什么变化，外侨群体的慷慨依然像美好的旧日一样豪爽。

然而，对于过去那一代人某些较为刚健的美德，我们不妨表示惋惜。面对中国世界，欧洲人那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几乎完整无损地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七十年代，它是外国人道德力量的堡垒，也是中国人敬重的对象，如今却已被推倒了。不仅外国人在私人的冒险事业中，在竞争的热潮里自甘降低到中国人那种手法的水平，而且一些大金融财团也深陷于种种阴谋之中，而这些阴谋对上一代人要么毫无诱惑力，要么诱惑了也是徒劳；甚至列强本身也降格走进了那个不光彩的角斗场，在那里，体面像角斗士多余的衣服一样被抛弃，比中国式还要中国式的虚伪，披着基督教的外衣招摇过市。基督教世界的道德优势，在上百个方面被无耻地出卖了，使得西方与东方之间，除了更强的活力和军事力量之外，几乎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区别。

总而言之，对华商人在他们那个时代和那一代人中，不愧为本国利益和政策、本国男儿气概和品格的代表。他们的爱国心并没有因为世界性的交往，因为与一种和他们自己截然相反的民族生活的接触而减弱，反而因此得到了扩展，变得更为理性。这些条件造就了他们的宽广与节制；以更宏观的国际问题的考虑来调和一时的迫切需要，这种习惯自始至终是在华商界的特点。治国之道虽然不在忙碌的商人的职责范围之内，但为公正起见，必须说一句，中国的商人们始终忠于一种理想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标之高、运作之切实，都超过了西方任何一派政治家——俄国的政治家除外——所能奉行的政策。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的舆论群体不断发出的预言，如果当初多受些重视，那就好了。

（二）中国商人

经商的才能——商业道德标准很高——妨碍巨额积累的种种情形

买卖是两方面的事，所以，一部关于对华贸易的记述，如果略去中国商人的能干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完整的。他的国家的对外商业，在不受本国政府官吏干扰的时候，能够让参与其中的各方都做得如此顺手，正是他的功劳。中华民族在其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所获得的一切本领之中，没有哪一种像买卖之学那样臻于炉火纯青的境地。中国人具有犹太人那种对交易的热衷。从农夫到王公，各个阶层都用钱来思考，那种估价的本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本现成的计算表，不断地把各种物件和机会折算成现钱。他们就这样用拍卖人的眼光审视人类及其一切成就，手里拿着一本无形的账簿，

外界的种种印象自动转换成市场上的语言，因此，把一切形式的评价都归结为以银元为共同尺度，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对现代美国人或任何其他商业民族一样自然。具有这种思维习惯的民族，天生就是商人。如果说他们有许多东西要向外国人学习，那么他们也有许多东西可以教给外国人；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之内，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能找到现成的、热切的生意人，这对未来可能发展起来的更广泛的交往是一个可喜的兆头，同时也最清楚地指明了与中国人建立融洽关系的真正途径。从货物离开生产者那一小块园地之时起，到它送达也许远在千里之外的最终消费者手中为止，在搬运和转运货物的每一个细节上，中国商人都是行家。时令季节都经过周密的规划；在那些在外人看来是一团乱麻、毫无头绪的迷宫般的货币、度量衡之中，他们准确无误地理出了线索；还演化出一整套精细的商业惯例，以适应这种千头万绪的商业的需要，以致最简单的操作也带上了某种仪式的意味，其总的效果是使这些复杂的轮子运转得既迅速又平稳。

更为难得的是，作为贸易成功的最高条件，还应当指出商业诚信的形成；这种诚信虽然不是中国商人所独有，却是他们的显著特点之一。正是这一要素，使得在订立条约以前的几代人中，能够与外国人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商业往来，而无须忧虑，没有摩擦，几乎也不用防备。它也使外国人与本地商人之间形成了最为融洽的个人关系。

亨特先生说：「一季的生意做完之后，便与行商订立下一季的合同。合同的内容是某些品质和种类的茶叶，有时按固定价格，有时按茶叶到货时的市价。这些合同除了双方各自记在账上之外，从来没有别的记录，不立书面协议，不盖印，也不作见证。蓄意违约的事从未发生过；在品质和数量方面，行商们都一丝不苟、诚实谨慎地履行了他们的义务。」

（原注：《广州番鬼录》。）

此外，中国商人一向以他自己形象地称之为「大度」的品质而著称。这体现在：他在一切交易中都出手大方；在一切实质问题上寸步不让，而对细枝末节则相对不大计较；从不因拘泥小节而让一笔交易告吹；只要不致带来实质性的损失，就迁就别人的成见；有一种「温和的通情达理」——倘若可以借用这个词来表达这层意思的话——从而免去了争执；还有一种男子汉的气概，对于一份不走运的合同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怨天尤人。由于体面的中国人深恶诉讼，他们在商业往来中的保障，建立在理性、诚信和不赖账的基础上，正如西方各国的保障建立在解释契约的咬文嚼字上一样。

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制度，若不牺牲双方各自赖以维系的原则，是很难真正融合的。如果说在东印度公司退出之后紧接着的那个时期，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之间一片和谐，那么这一结果显然是外国人实际上顺从了中国人的原则和商业道德而取得的，而迄今还没有发现比这更高明的原则和道德。事实上，中国人经商的才能，对他们的外国同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影响。本地商人及其职员办事如此干练敏捷，以致外国人养成了一种习惯，把经营业务细节的主要部分交给他们去办。旧日广州那种历史悠久却不合常理的公行制度被买办制度取代之后，外国商行与其华人职员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密切，以致几乎无法把两者区分开来；第三方把东家当成代理人、把代理人当成东家，由此引起的误会也屡见不鲜。

这样一种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不能不助长外国商人的某种老爷式的超然态度，而气候条件又大大加强了这种倾向。总之，那个总管变成了一个奢侈生活的执事，而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使人消沉的影响，因此中国人始终有占上风的趋势——名义上是仆人，实际上却是主人。凡事总要同买办商量；如果雇主胆敢省去这道手续，那么由此而来的交易几乎必定会因说不清的原因而失败。不过，他的意见很少被拒绝，而许多最大宗的买卖都是由他发起的。双方通行的是无限的信任，这种信任常常以相当数额的欠款这种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有时是这一方欠那一方，有时是那一方欠这一方；它也经常表现为把大笔现银送进遥远的内地，到茶和丝的产区去采购。许多年间，人们一直沿用老办法，土产一上市就订购，有时甚至在上市之前就订购。就茶叶而言，在三四个月里，属于外国商人的大笔资金掌握在本地代理人手中，远在物主鞭长莫及之处，物主对代理人的所作所为无法进行任何监督。这些资金每一次都以所购土产的形式安全地归还了，这些土产按买办为抵补一切费用而任意定下的价格记在外国商人的账上。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人们会以为，用不着多大的洞察力，就能预言做买卖的利润最终会落进谁的腰包。事实上，买办通常是靠牺牲雇主而发财致富的。与此同时，他们之间却一直存在着最真诚的友谊，往往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

（原注：中国商人阶层除了在经营生意时出手大方之外，其慷慨以及对昔日恩惠的感激，也非同寻常，以致西方人的头脑无法理解。把这些事写出来，读起来会像是一篇「童话」。）

人们自然会以为，在中华帝国这样一个广阔的商业天地里，由如此能干的商人去开发，结果必定会积累起巨额财富。然而，即使充分考虑到隐匿财产的种种动机，即便是最富有的家族，其财富恐怕也远不及西方国家中并不罕见的那种程度。对于这种局限可以举出若干理由，主要是家族制度：它要求不断地重新分配财富，使每一个成功的人都受到一大群寄生者的纠缠，这些人除了挥霍无度、吞噬他的家业之外，还有机会以其不端行为毁掉他的事业。然而，个人财富尽管由于这些以及其他原因而被限制在很有限的范围之内，可用于正当生意的资本却是充裕的。由于这个国家的金融家实行一种相互支持、相互担保的合作制度，信用极高，使得帝国那枝蔓广布的商业能够在极小的现金资本核心之上运转。中国的钱庄组织出奇地完备，汇票在帝国最遥远的各地之间都可以流通兑付，货物的流转维持着平衡，而金银起的辅助作用相对很小。

一个民族的真正特性，大概在他们脱离了家乡的种种习俗、被迫去适应陌生的环境时，才表现得更为清楚。跟随中国人到他们出了大力去开发的各个商业殖民地去，就会发现，他们在这种自愿的流寓中，把他们在祖国经商成功的最好要素都带去了。西伯利亚边境恰克图附近的大商埠买卖城，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居留地，居民大多是山西人，他们在财力和社会地位上都享有极高的尊重。城里的街道整齐、宽阔，也还算干净。房屋坚固、整洁、雅致，有小巧的庭院、装饰性的影壁等等，据说整体的风格胜过中国本土各大城市所见的。流寓的环境本身似乎就有利于更高的生活水准，既摆脱了不事生产的亲戚的拖累，也摆脱了政府官吏的恶意窥伺。

在菲律宾群岛和爪哇，来自南方各省的中国移民一直是当地贸易和工业的灵魂。在英国属地，如新加坡和槟榔屿，情形也是如此，这些地方实际上是英国国旗下的中国殖民地。香港和缅甸各港口当然也不例外。

汤姆森先生对槟榔屿华人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世界上一切准许华人定居的地方：——

「我的读者，倘若你有一天在槟榔屿定居，就会有人把你介绍给一位华人包工头，他什么事都肯签约承包。从他的衣着你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生活俭朴却爱干净的人。他会按照你选定的任何图样给你造房子，限定多少天完工，逾期就要受罚。他会给你提供一份详尽的说明书，其中一切都包括在内，连最后一颗钉子也不遗漏。他有一个兄弟，会按照图纸或样品，承包为你制作所需的每一件家具。他还有一个兄弟，会给你和你的夫人缝制各式各样的衣服；还有第三个亲戚，会替你找仆人，并承包供应市场上所有的本地和欧洲美食，条件是他每月的账单要按时付清。

「事实上，这里的外国居民几乎所有的舒适，以及他在这个遥远海岛上那座欧洲味十足的家中所享有的种种丰盛的奢侈品，都要归功于华人。」

（原注：约翰·汤姆森著《马六甲海峡等地》。）

无论在哪里，人们都发现中国人是富于进取、值得信赖的生意人。被马尔瓦尔人或孟加拉人那无穷无尽的精明算计搞得焦头烂额的欧洲人，觉得在海峡殖民地与华人做生意简直是一种享受。这个种族在美国和英国各自治殖民地所受的迫害，也并没有完全熄灭中国人带往遥远国度的那一点荣誉感。一位现已去世的「四九年人」，曾向笔者讲述过他本人在旧金山长期经商期间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经历。一个与他有生意往来的华人突然销声匿迹，欠了福布斯先生好几千元。这笔账成了账簿上的一块心病，最后正式「注销」，也就被忘掉了。几年之后，一个饱经风霜的华人登门拜访，令福布斯先生大吃一惊；来人自称就是那个欠债的阿辛，要求结账。福布斯先生嫌翻查旧账簿麻烦，不大相信地问阿辛是不是真的要还钱。「当然啦，」欠债人说。于是把连本带利的账单开给了他；阿辛仔细核对，作了几处更正，然后解开腰带，把钱一分不少地摆在桌上，随即又消失在他来处的茫茫天地之中。

十四香港

英国的两座界碑——中国海关与香港——选定该岛——殖民地的生命力——罪犯的逋逃薮——中国官方的敌视——举足轻重的商业地位——直辖殖民地政体——对华人居民的管理——华人的进步——英语教育——物质进步——各项实业机构——领土的扩展

过去六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留下了两座界碑，作为英国政策的具体体现——中国的海关和香港殖民地。这两份文献以不可磨灭的字迹，证明了英国在全世界扩张的动机和方法。无论功过，它们的记录都是无法推诿搪塞的。这两项制度都是典型的英国式的，因为它们都不是某种梦想的实现，也不是预先拟定的计划的实施，而是从当地条件中自发生长出来的产物，与大英帝国本身的成长颇为相似，而那些帮助建造这座大厦的人，也几乎同样缺乏自觉的远见。

大英帝国与世界的关系是难以界定的，只能在一些零散的实例中显露出来。印度对此有所启示——各殖民地的启示则大得多；香港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作为英国理想的一个实现，连同它的缺点和失误、优点和成就，一起展现在世人面前。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感到在中国沿海缺少一个英国据点；在割让之前的十年间，有人提出了无数建议，其中有些明确指出香港本身就能满足这一需要。然而，关于这个新港的地位，各种建议相互抵消，直到事态的发展把这个问题从议论的领域中移开，交到了命运的手中。

最早来到这个岛上的英国人描述说，岛上住着几个饱经风霜的渔民，可以看见他们在岩石上张网晒鱼。耕作只限于一小块一小块的稻田、番薯地和荞麦地。遍地的蕨类植物使某些地方显得有些青翠，但总的说来，这是一块没有树木、崎岖荒凉的花岗岩。留下这一记录的是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勋爵的随员们，他们还作了另一项意味深长的观察。这座十二英里长的陡峭岛屿，有许多深水海湾，构成了一个被陆地环抱的港湾的一侧，他们称之为香港海峡，可以停泊任意数量的最大型船只。一八三九年，英国人被中国当局严厉的命令先后赶出广州和澳门，这些逃难者便在这个宽敞的避风港里为他们的船只找到了栖身之所，后来又为自己在岸上找到了立足之地。是严峻的必要性，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把他们送到了那里。同样的必要性又规定，这一小群人一旦在那里安顿下来，就要扎下根去；而由于这个机体内在的生命力，成长便是自然的结果。正如欧德理博士所中肯指出的，这个小小的社会团体并不是在香港发源的：它在澳门和广州商馆里已有过一段漫长的准备历史，因此可以看作是从较老的蜂房里分出来的一窝健壮的蜂群。

占领后的最初几年里，选定这个据点的事在报刊上招来了许多廉价的批评。有人说它在商业上令人失望，在政治上是个失败，建议放弃这个地方。人们拿它和舟山岛比较，贬低香港——舟山是根据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的同一条约归还给中国的；甚至迟至一八五八年，额尔金勋爵还惊叹道：「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怎么会宁要香港而不要舟山，真是难以置信。」

然而事实上，在这件事上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自觉的选择。可以说，是这个地方自己选择了自己，因为最早的英国移民别无他途。至于舟山，它曾几度被占领又被放弃。十八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那里设有一个商站；如果说那个商站最终被放弃，无论是出于它本身的得失，还是为了香港，那也肯定不是没有体验过那个较北的位置的价值。保留舟山可能带来的商业上或其他方面的好处，无论假设得如何，香港作为贸易中心、工业中心和世界大航运港口之一而实际取得的地位，都对选址以及在其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辩护。广州既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又是中国人敌意的焦点，所以靠近广州是英国货物集散地选址的必要条件，也是可以保卫商业的军事据点的必要条件。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在中国沿海指出哪一个地点能像香港那样完美地满足这些条件。

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这也是意料中的事。在中国人口中最有活力、也最不安分的那一部分人旁边建立一个英国据点，这样的试验不太可能不犯错误就进行下去，而确实也犯了许多错误。事实上，从它诞生之日直到今天，关于其事务管理的内部纷争和相互指责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一个既没有利益的多样性、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缓和透视的政治小天地里，这是不可避免的。殖民地的全部利益，都在近视眼的焦距之内。于是鼹鼠丘成了高山，兄弟眼中的一粒微尘，也像显微镜下的微生物那样大。在头二十年里，这个小人国政府各部门首脑之间盛行着激烈的争斗，如果一个年轻殖民地的进步取决于其统治者的智慧，那么这些争斗必定会置它于死地。幸而有一种更高的法则支配着所有这些事情。

自由带来了它必然的后果，许多年间，这个新殖民地成了中国罪犯的一个诱人的「阿尔萨提亚」，成了海盗的逋逃薮；这些海盗可以极其容易地时而扮作海盗、时而卸下这个身份，并且可以在那里策划阴谋而不必担心受到监视。太平天国叛乱最猖獗的时候，海盗行为与叛乱搅在一起，二者已无法区分；当局必须既坚定又警觉，才能防止香港港口成为交战双方海战的战场。在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的战事期间，广州当局悬赏购买英国人的首级，受此诱惑的中国人肆无忌惮地进行着一种结伙抢劫。

因此不可否认，在香港存在的头十年乃至第二个十年间，从大陆来的移民中掺杂着不良分子，令负有责任的统治者忧心忡忡。

中国当局自然从这个殖民地诞生之日起就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们虽然被迫在形式上承认该岛及其附属地是英国的属地，却仍然对在那里定居的中国人保持着一种秘密的权力，甚至企图征税。他们无法染指它的贸易，只有由本地船只经营的那一部分宝贵贸易除外，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要摧毁这一部分。凭着娴熟的外交手腕——对此他们理应得到最高的赞誉——他们取得了对往来香港的商船帆船的控制权，并对它们加以种种限制，意在使其贸易无法进行。根据同一条约，他们还争取到任命一名英国官员在香港充当中国的税务代理人——不过，这一让步被英国政府以其良好的判断力否决了。然而，中国人对于把香港变成一个海关关卡的想法十分执着，四十年来从未放松努力，直到一八八六年的协定终于部分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使他们的坚持得到了报偿。

出于一些即使不算很崇高、却是很合人情的原因，英国的外交和领事人员从来没有以同情的眼光看待这个殖民地——事实上，在中国人企图削减其权利的时候，他们还常常站在中国人一边。

本国政府本身，也并不总是以父母般的体贴对待这个小小的殖民地。它还在襁褓之中，财政部这个吃人的妖魔就开始张开大口，像东印度公司那样索要汇款了。岛上维持着一支驻军，不是为了居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帝国体系中一个战略据点的安全。殖民地居民被勒索承担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费用，总督奉命要从他们身上把这笔钱榨出来。然而防御工事本身却被忽视，任其陈旧过时、毫无用处；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坚持要把它们现代化的是民间群体，而不是政府。最后达成的折中办法是，殖民地居民提供大炮，帝国政府提供炮台。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直布罗陀的例子：那里一直没有船坞，直到民间群体坚持不懈地争取了许多年，才终于克服了英国政府的勉强，为其海军设施提供了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附属设备。这个殖民地在对华战争中受害甚多，但本国政府拒绝让它分享从中国人那里勒索来的赔款。

然而，这些以及其他种种不利，都被一个自由港和一个安全港湾所提供的好处抵消了，并最终得到了补救。香港坐落在一切东方商业的航道要冲，东方商业心甘情愿地向这个殖民地纳贡；它从四面八方吸引来贸易，数量稳步增长，成了整个远东海上运输的枢纽。繁荣的潮流势不可挡——它涌入了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华人居民的素质不断提高。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积累了财富；最贫穷的人也为自己的劳力找到了有报酬的工作。这个殖民地曾经沾染的犯罪现象减少了，这既是由于物质繁荣的排斥力量，也是由于行政当局的明智措施；因为殖民地状况的改善，不能不归功于历任行政长官。在这些人当中，最值得称赞的莫过于麦当奴爵士（一八六五至一八七二年）。他驶入港口时望见一座庞大的建筑，别人告诉他那是监狱，他便说：「我不会去把它填满，而要制止犯罪。」他差不多说到做到了——成了作恶者的克星。

（原注：一八九八年全年进出口船舶吨位达一千七百二十六万五千七百八十吨，其中一半悬挂英国国旗。）

直辖殖民地是招致最尖锐批评的一种政体。其立法机构中的民选议员属于少数，最终只能默认构成行政当局的官方多数的决定。然而，这样的少数绝非没有影响，因为说到底，保障人民自由的是公开性。一个不必担心执政责任的反对派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扩大了其批评的范围，并使其中那些敢于坚持己见的成员的抨击带上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它传到了公众的耳朵里，而对由此激起的不利舆论的顾虑，不可能不对行政当局的作为产生影响。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一任总督轮流被看作统治过这个殖民地的最坏的总督，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无论如何，他的功绩大概永远不会得到当地同时代人的公正评价。「鹳王」虽然公正而有远见，却可能比在任期间让大家过得舒舒服服的「木王」更招人非议。

香港既已定为自由港，政府的职能实际上便局限于内部行政，而最重要的问题是控制蜂拥而来的华人居民。这是一个新问题。诚然，以前也有华人群体在外国统治下定居，例如在海峡殖民地、在爪哇、在马尼拉，但那些地方离他们的故乡很远，使移民们不得不服从当地可能对他们施加的任何规章。距离甚至起到了过滤器的作用，把渣滓挡在了外面。但香港离中国，比怀特岛离汉普郡还近。作恶者可以随意来去。一夜之间就可以蜂拥而入，第二天早晨又可以撤得干干净净。密探就像家蝇一样无法控制，每当

中国政府认为宜于采取敌对态度时，他们都证明自己有能力在殖民地制造一种恐怖统治，以致走出武装巡警的巡逻范围便有危险。显然，首要的事情是与本地人群体达成谅解，使他们守规矩，在华人移民中扬善抑恶。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公共卫生要求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实行更严格的监督。殖民地创立之时，卫生科学才刚刚露出曙光，它的教导一旦为人所知，就必须施用于那些在不顾其要求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生活状况。一方面要容忍本地人的风俗、家庭习惯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要在一种即使最好也令人衰弱的气候中，为整个社会的福利着想，这使英国行政当局捉襟见肘，当然也引起了无休止的相互指责。然而这件事终于办成了。一场接一场的大火，与卫生改革的推进以及居民经济状况的改善相配合，使居民的住所大为改观，以致他们的住房如今比起印度本地城市的住房来并不逊色。华南人天性爱清洁，对于秩序，即使是来自外国的秩序，只要引进得当，他们也能赏识。

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如何把华人这样一个异族人口纳入英国法律的道德范围之内，因为法律若不能诉诸公众的良知，便是徒然。把外国的成文法强加给一个在口头传统中长大、靠其统治者看不见的纽带约束着不去作恶的种族，这样一项事业能否成功，是不能有把握地预言的。对于印度那些心思精细的本地人采取类似的做法，其效果被描述为「以一种单纯的技巧游戏，取代一种公认的道德，而在这种游戏中，本地人可以让我们许多子还能赢我们」。索伯恩先生说：「印度的商人和放债人阶层，对一场好官司的错综复杂和出人意料津津乐道。」华人的情形却不是这样。香港的居民已经如此程度地消化了这种外国法律，以致无论它是否满足他们天生的是非感，至少支配着他们的外在行为，犯罪已减少到很低的程度；至于诉讼，则相对罕见；诉讼是不体面的事，在中国人的商业经济中没有地位。

华人接受殖民地统治的最好证明，是华人居民人数的不断增加；他们把经商资本集中到那里；他们投资于房地产和当地的实业；他们把自己与殖民地的总体利益视为一体，把它当作家园，而不是暂时流寓之地。用来安抚华人的手段，总的说来必须认为是成功的。先是警察监督，然后是在一连串称职的官员主持下的官方保护，再后来是在殖民地立法局和治安法官中有了代表。殖民地行政当局明智地让华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一种自治，这种自治比在立法局中投票所能表达的任何东西都要有效得多。纯粹华人的事务由本地人的委员会管理，同时对其行事牢牢地加以控制，这似乎满足了政府的一切目的。自始至终的目标，是查明华人的合理要求，并在可行的时候予以满足；而华人对这些示好之举的回应，是表现出一种任何社会都无法超越的公益精神。在女王广阔的领地上，是否还有二十五万人比这个昔日海盗和亡命之徒的巢穴——香港——的居民更懂得珍视有秩序的政府，是大可怀疑的。

作为一个教育中心，香港发挥着一种其价值难以估量的作用。自殖民地创立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受到行政当局以及民间各阶层的关注。各传教团体自然很早就投入了这一领域，许多年间，他们与商界坦诚合作，为本地人和欧洲人兴办学校。然而，久而久之，要么是发现双方的目标有了分歧，要么是对成绩的估计不同，许多教会办的教育机构便失去了支持。

不过，在一段萎靡不振的时期之后，殖民地的教育计划又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各宗教派别之间的竞争，以及把羊群中的羔羊领进各自羊圈的共同愿望，激励着传教者们的努力；他们的热忱又反过来影响了殖民地政府本身，至少就扩大他们共同努力的领域而言，取得了最令人欣慰的结果。

华人引进了他们自己的学塾制度，同时也充分利用了政府和各基督教团体所提供的教育便利。他们是一个善于用脑的种族，完全能够吸收基督教世界所能提供给他们的最好的东西。但殖民地的教育制度只满足于一种扎实而实用的商业教育，这种教育使大批华人具备了充当书记员、翻译等等的能力，从而成为在中国沿海传播英语知识的途径，并在本地人与欧洲人的思想之间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媒介。

香港的物质进步充分说明了其居民的干劲。岛屿地势陡峭，几乎没有可供经商或居住的立足之地。构成维多利亚城滨海前沿的那一狭长地带，只容得下一条街道，迫使城市向崎岖的山坡上扩展，山坡很快便被辟成了之字形的台地：房屋的地基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使它们看上去像一座座城堡。这一带常有倾盆暴雨，街道和道路必须修得坚固完善，其程度恐怕无与伦比。桥梁、涵洞和水沟全用琢过的花岗岩砌成，再用不透水的水泥填缝，暴雨的雨水排泄得就像从船甲板上流走一样干净。这些市政工程的完成，花费了巨额资金，也需要指挥得当的劳力，而劳力的供应向来是可以无限依靠的。完成这些工程的功劳，必须由政府和民间群体平分。

这个岛的供水条件很差，不得不在离城最远的一侧开挖巨大的水库，引水渠要在坚固的花岗岩山体中开凿一英里多长的隧道。这些以及其他工程使香港成为远东那些较老的殖民地所羡慕的对象。那些宫殿般的建筑也是如此，岛上唯一的天然产物在其中得到了最有效的利用。开采花岗岩石块——中国人在这方面和在修整建筑石料方面同样是能手——规模如此之大，以致明显地改变了岛屿的轮廓。

这个岛作为商业用地的一大缺陷是缺少平地，殖民地居民的进取心便不断地致力于弥补这一缺陷。在海滨一次又一次地填海造地，当然花费了大量金钱，使建筑面积扩大到如此程度，以致那条名叫皇后大道的大街，如今不是沿着一座新城的前沿、而是沿着它的后方延伸了，而所有建筑中最为精美的，都是最近在新填海地上建起来的。这类改进工程的一个特点是，在施工期间，人们总认为它们是毫无意义的浪费，是某个投机家的野心或某个理想家的心血来潮所致，从而不断地印证了那句苏格兰俗语的真理：「傻子和小孩永远不该看半截子的活儿。」香港也没有例外于这样一条普遍的规律。

殖民地的实业与它在其他方面的进步完全同步。华人区简直就像一个忙碌的蚁穴，各种手艺日复一日地勤勉操作，那种勤勉似乎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到。由外国人经营的规模较大的企业，在整个远东的经济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工程和造船业一向在殖民地进行。能够容纳现代战列舰、并能像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出色地完成其所需的一切修理或更新工程的干船坞，使香港成为各国海军的汇集之地。岛上各种制造业十分兴旺。除了纱厂之外，还有世界上几家最大的、装备了最新改良设备的制糖厂，加工来自华南、台湾、菲律宾以及东印度群岛其他产糖国家的原料，从而为输往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和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了一项可观的出口货物。殖民地由此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自身的商业，而它的战略位置又使它得以保持一切远东商业赖以运转的枢纽的地位。

正是单凭这一枢纽地位，而不是凭当地的资源，这个殖民地才得以创立了现代世界最成功的金融机构之一。汇丰银行的历史与整个殖民地的历史颇为相似，都是成功之后继以萧条与兴旺交替的时期。时而处于波谷，时而处于浪尖，这家银行凭着内在的生命力，度过了顺境逆境中的一切变迁，终于几乎垄断了远东的汇兑业务，成为伦敦金融市场与中华帝国行政当局的财政需要之间公认的媒介。

作为其成功的一个条件，不应忽视的是，这家大银行与香港或中国所有其他成功的股份企业一样，从创办之初就具有广泛的国际性质。它虽然在法律上注册于英国属地，董事会中却有各国的代表人物，轮流担任董事长。事实上，这种国际性质可以列为殖民地本身成功的要素之一。外籍移民不受任何限制，甚至不被排除在陪审员名单之外。他们可以自由地取得财产，经营生意，随心所欲，利用殖民地的一切资源，并享有与生来就是英国臣民的人同样充分的人身和财产保护。他们来去自由，无人盘问，不查行李，日常生活范围内的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许可证。甚至也没有人问他们是否珍视这些好处；事实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批评他们生活于其下的制度，就好像他们曾参与创建这些制度一样——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参与了——正是这一点，标志着英国制度的生命力，无论在本国还是在其遥远的属地。

岛上的生活条件极其局促，证明是其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很早就有人说，取得构成港湾一侧的一部分大陆，是殖民地的一个需要。然而，直到联军占领广州、由领事巴夏礼主持行政之时，这一想法才有了实际的形式；这位不知疲倦的人最值得注意的成就之一，是在英国实际上正与中国政府交战期间，他竟主动地从该城的总督那里租得了九龙的一部分土地，后来又由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予以确认。火炮以及其他攻击海防炮台的手段的改进，使这个岛极易受到攻击；而欧洲各国在中国沿海建立海军基地的举措，加上这个国家本身力图成为一个现代军事强国的种种努力，使得为了保全这个岛，把相邻领土的足够面积纳入其防御范围之内，成为绝对必要的事。英国政府效法德国和俄国的先例，与中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安排，据此以九十九年租期为英国取得了所需的扩展。体现这一协议的专条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在北京签订。

十五澳门

与香港的对比——一个有趣的遗存——贸易便利——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双方都值得称道——成功抵抗荷兰人——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英国的贸易竞争者享受澳门的款待——与广州的贸易——香港成为对手——澳门黯然失色——赌博、苦力贸易、海盗——人口——许多改良的摇篮——知名人物

从香港到澳门三个小时的航程，把人带进了另一个世界。港内昼夜四处穿梭的小火轮那永不停歇的汽笛尖啸，换成了教堂钟声那令人昏昏欲睡的鸣响；遇见的不再是熙来攘往的忙碌人群，而是一位披着黑色头纱的女子，独自端庄地走在一条曲折而寂静的街道中央。喧嚣的现代世界与属于过去的世界，恐怕没有别的地方对比得如此直接。

澳门这块居留地，是中国人的宽容与葡萄牙人的坚韧的一座纪念碑。葡萄牙人在与中国交往的早期，就学会了使用一把与中国当局搞好关系的万能钥匙。那就是大方地满足他们的贪欲，而葡萄牙人从贸易利润中完全负担得起。正如他们自己在一五九三年致腓力一世的信中所说：「要在此地维持下去，我们就得在这些中国异教徒身上花很多钱。」此外，澳门还是那个英雄时代的一个有趣遗迹——在那个时代，一个新天新地成了欧洲冒险家的梦想。这个地点极其适合它注定要为之服务的商业和传教的目的；因为尽管十六世纪那些寻宝者犯下了种种罪行和暴行，宗教因素在他们的一切事业中都占有很重的分量。居留地位于珠江本身之外，却在其宽阔的河口之内，面向大海，同时又经由一条内河水道——珠江的一条支流——与广州城相通。它拥有两个避风港，足以满足中世纪的航海需要。

（原注：单是命名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无论是他们所乘船只的名字，还是他们为所到之地取的名字，如纳塔尔、特立尼达等等。据说瓦斯科·达·伽马在桌山的花岗岩壁上刻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向茫茫大洋宣告他使命的神圣。英国冒险家也深受同样的虔诚精神的熏陶。直到今天，海上保险单仍以「奉上帝之名，阿门」开头；而提单——近一代人以来，它塞满了各种条款，像一部综合性的议会法案，全都旨在免除船东作为承运人的责任——从前却以「承蒙上帝恩典装运」开头，以祈求「上帝保佑这艘好船平安抵达她所要去的港口」结尾。）

澳门这个小半岛，把经商的便利与气候的宜人结合在一起，其程度在热带地区是绝对无与伦比的。那些长久注视着砖墙、瘴气弥漫的沼泽或忧郁大海单调刺目的反光而感到疲倦的眼睛，总能在它如画的风景中得到清新的慰藉。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里也是安置外国人的理想地点，因为可以把他们挡在视线之外，像检疫中的船只那样隔离开来，并加以有效的约束。这个地理位置正适合中国人以断绝粮食供应来控制夷人的传统手法，这种管束方式的效力，在这个居留地历史的早期就已得到证明。中国人采取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措施，把商人限制在澳门，在那里给他们一些优待，条件是他们规规矩矩。

十六世纪初的葡萄牙冒险家——现代世界受惠于他们之处甚多——选中这块「东方陆地与开阔海洋之间的明珠」，作为他们从非洲海岸一直延伸到日本诸岛的那一串商站中的一环，是很明智的。对于贸易本身，中国政府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反对意见；看来对于外国人本身，也是如此。只要他们的存在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便可以毫无保留地奉行「怀柔远人」的古训，因为中国人天性并不是一个不友善的民族。事实上，据传说，外国人在广东沿海岛屿定居，纯粹起源于好客之举：一五一七年，一艘被风暴打坏的船获得当地官府的准许，在那里修理船身、晾晒货物。葡萄牙人在定居澳门之前，曾出入过好几个港湾，他们的主要据点是上川岛，沙勿略就葬在那里。约在十六世纪中叶，一支以澳门为基地的大股海盗围攻广州城，省里的高级官员走投无路，便向葡萄牙人求援；葡萄牙人立即前来解救该城，打败了海盗，攻占了他们的巢穴。广州当局出于感激和策略的双重考虑，随即准许葡萄牙人占住澳门，也乐于在这个战略要地设置一支如此有效的力量，来制衡本地的海盗。

像澳门这样一个孤立的地方，竟能在近四百年间不靠武力、只凭往日功业的威望，在彼此友好的条件下据守下来，这既说明了葡萄牙人的手腕，也说明了中国当局的克制。葡萄牙的占住者每年向中国政府缴纳约一百五十英镑的地租，作为交换，他们实际上享有独立。「商人们充分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能在澳门定居，既不是由于任何征服，也不是作为协助剿灭海盗的报酬，因此他们牢记两条原则——与省里的官府保持良好关系，并尽可能改进他们与中国的独家贸易。」的确，中国人一直保持着行政管辖的种种形式，居住、建房等等都须经他们准许——这些规定或许在理论上比在实际上更令人烦恼。对葡萄牙人，中国方面对人身的管辖权行使得颇有节制，但对本地居民则保持着完全的权力。然而，葡萄牙人对这种顺利运行了三百年的关系变得不满起来，到了订立条约的时代，他们便设法改善自己的地位。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逐渐摆脱了中国的宗主权，最终在一八八七年凭着高明的外交达到了这一目的：这一年，帝国政府把对澳门的主权让与葡萄牙，作为该殖民地协助征收中国鸦片税收的报酬。

在荷兰与葡萄牙之间争夺商业霸权的长期战争中，澳门也未能幸免，但这个殖民地在一六二二年和一六二七年成功地击退了两次进攻。那个时期，它的实力甚至使这个小小的居留地能在中国本土的帝国角逐中发挥一些作用，因为据说有一支来自印度的四百人的部队，在两名葡萄牙军官的指挥下，经陆路前往北京，支援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与入侵的满洲人作战。这批援军还没有投入实战，便原路返回了。

荷兰人虽然未能以武力占领澳门，却夺取了其他一些贸易殖民地，并终于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他们的亚洲商业。在日本，他们完全取代了葡萄牙人，而日本的「黄金与战利品」曾使这个殖民地大为富足。一六六二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这并非没有缘由——那些从日本逃出来的葡萄牙人便退居澳门。

其他竞争者也开始出现，要求分享远东贸易的权利，于是澳门成了各国商人的客栈，他们在这里与中国的大商埠广州做生意。这些客人中为首的是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两家公司在澳门都设立商馆长达约二百年之久。

英国公司最初是根据与果阿总督订立的条约使用澳门锚地的，后来又根据一六五四年克伦威尔与葡萄牙政府订立的条约，该条约准许英国船只进入葡属印度的所有港口。十七世纪末以前，已有船只从英国直接派往澳门。英国冒险家并不满足于在离大商埠这么远的地方停泊的特权，但与广州的直接贸易还有待争取。一六五五年，指挥「伦敦」号的精力充沛的威德尔船长，以炮轰虎门炮台、强行溯江而上来对付广州官府的阻挠手法，此后他受到总督的友好接见，获准充分参与广州的贸易；据说这使那些心怀嫉妒的澳门商人大为懊恼。

这个葡萄牙殖民地失去了自己的直接商业，却从中国的一般贸易——无论由谁经营——中征取的贡赋得到了补偿。四周环绕着宽大游廊、内部有宽敞凉爽的深室的厚重房屋，至今仍见证着澳门往日的荣华。它们如今虽已荒废，或许还被改作了较卑下的用途，却使人得以窥见条约签订以前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和商人们所过的那种安逸生活。在凉爽月份的生意季节里，整个商界都迁往广州的商馆，船只则停泊在黄埔的深水锚地，一年的工作就在这两地之间完成——在工作期间，无疑是够辛苦的。尽管有一些同时代人的证词与此相反，人们很难把在广州商馆里那种近乎囚禁的生活，想象成一种令人

享受的生活，而只能把它想象成一种为了某个目的而不得不忍受的生活。无论如何，当最后一船茶叶运走之后，那情景就像学校放了假。商人们带着全班人马登上豪华的河上画舫，顺流而下驶往澳门，那里有一个悠长的假期供他们享受。每年至少有一次，外国人与中国当局完全意见一致：中国当局严禁逗留，照例在商人们生意一做完就勒令他们离开。不过，想留下来的人也不难留下来。

在英中两国爆发战争之前的那场纷扰中，这个葡萄牙殖民地——无论是否出于被迫——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把一群无助的人赶出家门，驱赶到海上去，即使是奉一位东方暴君之命，也与卢西塔尼亚骑士精神的传统很不相称。然而，英国人很可以原谅葡萄牙人这一不人道的举动，因为它迫使这些逃难者在广州附近的海面上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而这个家园注定要使「天主圣名之城澳门」那日渐黯淡的荣光相形失色。

一八四二年的条约使英国商人能够自立门户，澳门因此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收入；但即使在这种黯然失色的状态下，它的繁荣时代当时也并未完全结束。

占领香港，为英国商人提供了以前由澳门提供的一切所需，还附带着葡萄牙政府无法给予的安全。香港的港口无比优越，满足了一个现代海港的一切要求。这些优势是不可抗拒的；然而，商人们搬出那些曾度过一生中最愉快时光的宽敞宅邸时，显然是恋恋不舍的。他们中有好几位保留着在澳门的住宅，用作休憩之所。「宝顺在澳门的舒适寓所」为凯珀尔海军上将提供了一个惬意的休养地，在他前后无疑还有许多航海界的兄弟也在那里休养过；因为澳门的海风，对于皇后大道的居民来说，几乎与对于条约签订后长住广州商馆的那个群体一样，是极大的解脱。直到今天，有快速宽敞的轮船往来，澳门仍然是周末游客、野餐者、度蜜月者之类的人喜爱的去处。

澳门的人口估计有华人七万五千人，葡萄牙人不到四千人，其中纯血统的比例不大。中国沿海的所谓葡萄牙人与果阿的葡萄牙人不同，正如中国人与印度本地人不同一样。他们在总体经济中满足了一种需要：在中国当书记员，他们像那不可或缺的巴布一样，天生适合这种工作；在印度则当家庭仆役和贴身仆人。随着商行里打字机的增加和口授记录做法的推行，澳门人的文书服务大概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抽纸烟，与人无害。

澳门虽然多年来因失去对外贸易而萧条，但它的天然优势久而久之又吸引来一些新的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振兴了它衰颓的繁荣。中外商人都觉得，在这座安静的老城里经营一部分茶、丝及其他货物的生意很方便，那里税负轻，劳力充足。一些不那么可取的买卖，也在这个殖民地找到了它们自然的归宿。它成了获利丰厚的苦力贸易的大本营，多年来，这种贸易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庇护所，无论人间的法律还是神的法律都不怕。不过，值得葡萄牙政府称道的是，这种贸易在一八七四年被废除了。如今殖民地的收入主要来自鸦片和赌博的牌照费，收入超过支出的盈余，每年为穷困的母国提供一笔可观的贡金。

还有另一种在历史上与这个殖民地有关联的营生，不能完全略去不提，不过提到时应当说明其可以从宽的情节。我们已经看到，在瓦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前，海盗行为在亚洲沿海十分猖獗，在欧洲也是如此；在那样一个时代，大西洋上成功的海盗因袭扰共同的敌人西班牙而赢得荣誉，那么，指望一个远在亚洲、比那时早一个半世纪就已与欧洲隔绝的孤立殖民地，能预先具备基督教世界那正在觉醒的良知所带来的道德上的精致讲究，是不可能的。直到本世纪中叶，就连最开明的种族也还容忍奴隶制本身；如果说澳门人对于奴隶制的温和形式，以及对于在他们周围盛行的其他种种罪行，暗中抱有某种容忍，那就必须承认，诱惑就近在他们手边。几百年来，他们一直是在对海上劫掠者的行径耳濡目染中长大的。虽然不能说海盗行为在家长式的澳门曾经成为一种家庭制度，但家族习俗使年轻人的出路受到很大限制，据说曾有过这样的事例：挥霍无度的儿子们，不孝地对他们父亲在沿海的帆船下手，以期弥补家庭财务的亏空。无论这类纠正亏空的办法是否真的付诸实施过，这类传说在相对晚近的时候，而且与一些知名的姓氏联系在一起，编织进了当地的街谈巷议之中，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心态；在考虑澳门与中国海盗的关系时，应当把这一点考虑在内。

澳门对外国与中国关系史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单纯商业利益的范围。三百年来，它一直是外国人进入中华帝国的大门，一切来自外部的影响，无论好坏，都是从这个狭窄的开口渗透进来的；它同时也是向西方世界揭示中国的媒介。第一座灯塔是在澳门建立的，象征着外国人在中国的启蒙使命。第一台印刷机也是在那里安装的，它使用活字，而不用中国人所用的整版雕刻的木板。马礼逊那部著名的字典就是从那台印刷机上印出来的；许多年间，《中国丛报》也是在那里印行的，这份刊物主要由英美传教士主持，是有关中华帝国的可靠资料的一座完美宝库。中国的第一所外国医院是在澳门开设的，种牛痘也是在那里首先施行的。中国传教事业之父利玛窦，就是在十六世纪从澳门出发，开始了他穿越中国内地的冒险旅程，最后到达京城，在那里对朝廷施加了一种近乎奇迹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基石。因此，这个小小的葡萄牙居留地，在中华大帝国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中，扮演了一个并非微不足道的角色。

与其历史相关的人物中，最光彩夺目的，或者至少是最为人熟知的，是「印度使徒」圣方济各·沙勿略——此人极具感召力，以致人们相信他有说各种方言的神奇天赋，而事实上，他似乎连一个普通的好语言学者都算不上，对远东的本地人讲话只能通过翻译。沙勿略死后葬在邻近的上川岛，他的遗骸先移到澳门，后来又移到果阿。沙勿略和利玛窦的名字，为澳门存在的第一个世纪罩上了一层光环。早期居民中另一位举世闻名的人物，是诗人贾梅士：他坐在一个由大自然堆叠的花岗岩巨石形成的、几乎被海水冲刷着的岩洞里，写成了葡萄牙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歌颂伟大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的冒险事迹。属于本世纪、也就是英国时期的人物，这里只须提两位。一位是罗伯特·马礼逊，英国汉学之父，他于一八〇七年由伦敦会派往中国。这位非凡的人物在离开英国之前，就已攻克了汉语入门的种种难关。他是借助一位年轻的广东人，并勤奋研读大英博物馆的手稿，以及皇家学会借给他的一部拉丁文—汉文手抄字典，才做到这一点的。他的老师陪他一同作了前往中国的漫长航行，航行途中马礼逊「从早到半夜」埋头苦学。到广州后，又请到一位北京籍的老师，是天主教的皈依者，汉语的学习便孜孜不倦地继续下去。这些劳动最持久的纪念碑，是那部由东印度公司花费一万五千英镑印行的汉英字典。自他以来，这部经典之作一直是所有汉语学习者汲取知识的源泉。

艺术只有一位代表，那是一位名叫乔治·钱纳利的爱尔兰绅士，他从一八二五年起住在澳门，直到一八五二年去世。钱纳利先生的素描和油画散见于许多收藏之中，我们为本书插图从其中若干收藏中取材。

十六海盗

与香港和澳门的关联——英国海军剿灭海盗的行动——其历史意义——官府与海盗的关系——护航制度——严重的弊端——香港的立法——轮船航运的进步——对海盗的致命打击

海盗行为这样一个对塑造对华商业交往起过如此大作用的因素，在本书这样的综述中是不能置之不理的。香港和澳门两个居留地，不得不与这一由来已久的「制度」发生接触，因为这两个地方离海盗的中心，就像离台风带的中心一样近。从第一次战争直到相当晚近的年代，驻中国的英国舰队几乎完全忙于两项任务：测绘海岸和河道，以及镇压海盗——即使在与帝国政府交战期间，这两项工作也没有中断。这两种做法都是反常的，因为都僭越了中国政府的主权职能。然而，对于打击其海盗臣民的行动，中国政府从来只表现出一种有气无力的兴趣。事实上，海盗行为本身似乎享受着中国政府和百姓惯于对各种弊端给予的那种听天由命的容忍，所依据的是「无法医治的，只好忍受」这条原则。土匪与其未来的受害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就像据说某些食肉动物与注定要成为它们猎物的动物和睦相处一样，这种情形也并非中国所独有。成功的首领，无论是土匪头子还是海上劫掠者的头目，时常能在帝国中获得很高的政治地位。温格罗夫·库克说：——

「每当发生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们总会发现有某个土匪插手其中。这片土地上向来到处都是土匪。鞑靼人占据中国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土匪头子刚刚占据了北京，而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刚刚自缢身亡。把荷兰人赶出台湾的是一个海盗；帮助广州人守城抵抗鞑靼人的，是一个『著名海盗』的儿子；而前些日子在宁波消灭葡萄牙海盗船队的，也是一个海盗。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中国的沿海都有海盗出没，内地都有成群的强盗横行。」

在他所引用的《京报》中，帝国政府自己这样描述了盗贼的横行：——

「他们掳人勒赎；他们假冒捕役；他们打造快船，诡称是保护田禾，每船配以十人至二十人，在江河上巡弋，强行劫掠行旅的船只，或强抢疍家的妇女。村庄里的居民畏之如虎，不敢抵抗。农夫须向这些盗贼缴纳规费，否则庄稼一熟便遭抢劫，整片田地被抢得精光。在京畿之地，他们夜间纵火，以便借救火防护之名，行抢劫掳掠之实。」

当官府认为收编叛匪或盗贼为其效力对自己有利时，便宽恕他们的罪行，授予他们官职和荣誉。在东京对法国人进行游击战的黑旗军首领，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倘若传闻属实，一八九五年在威海卫中国人最后的绝望抵抗中殉难的已故英勇的丁提督，也是一个例子。官府与海盗之间的关系往往如此暧昧，以致外国海军军官在讨伐海盗时，有时可能未能作出恰当的区分。被当作海盗扣押的船只，偶尔会证明自己是缉私护税的船，从而逃脱了本应落到它们头上的命运。然而，如果说官府曾因认错身份而吃过亏，那么它也得到了充分的补偿；因为海盗行为与走私被巧妙地搅和在一起，英国殖民地的武装力量反过来也可能被中国当局提供的情报所诱，以为自己是被引去攻打海盗，实际上却充当了缉私巡船。不过，经过激战消灭那些带着种种犯罪证据的海盗船队的事，发生得实在太频繁了，使人对被如此处置的船只的一般性质毫无怀疑的余地。

然而，打击海盗的力量并不限于女王陛下海军的正式军官。各国的外国人都以各种身份被卷入沿海运输，充当对付海盗的解毒剂；这对正当贸易无疑是有益的，却也并非没有一些严重的弊端。欧德理博士告诉我们，在战后的头十年里，香港水域海盗成群，整条海岸线都在一个勒索集团的控制之下，和平的商船帆船不得不重重武装起来，以致从外表上看，商船与海盗船毫无区别。在此期间，欧洲水手投效以香港为大本营的本地海盗，这些海盗从香港获得补给，并在那里随时打听贵重货物和军舰的动向。外国人也受雇于诚实的商人；中国商人开始租用欧洲小帆船作沿海航行，从而得到欧洲国旗的保护、欧洲船员的威望，以及欧洲船只较好的航海性能。轮船也开始被雇来为本地帆船护航。

护航制度的推广带来了最可怕的弊端，因为受雇从事这一行当的那类外国人，既乐于把他们的服务卖给商人，也乐于卖给海盗；他们从诚实商人的保护者变为压迫者，就像中国的渔民与海盗互换角色一样容易。在中国沿海和江河上，上演了许多悲剧——无疑比外国公众所知道的多得多。上海领事麦华陀先生说，中国人雇来保护其水上财产的外国人，在内河犯下了种种暴行，而中国官府和百姓都无力制止。在长江上的镇江任领事的阿德金斯先生，也在同一年，即一八六二年，报告了外国人在江上犯下的一连串残忍的谋杀案，而本地官府拒绝过问。这些罪犯除了本国的司法管辖之外不受任何管辖，因此，除非碰巧有他们本国的某位代表在场，他们便可以肆意行凶。太平天国叛乱从四面八方吸引来一些亡命之徒，对他们来说，在谁的旗帜下效力都无所谓——劫掠是他们唯一的动机。以海盗罪审判外国人的唯一一桩引人注目的案件，是一个名叫伊莱·博格斯的美国青年，他于一八五七年在香港最高法院被判有罪，处以终身流放。从这些经历来看，令人担心的是，一旦中华帝国的任何一部分陷入混乱，无法无天的外国人对当地居民来说，将是比本地海盗和土匪还要可怕的祸害。

关于护航制度所滋生的弊端，以及与之有关的外国人的品性，温格罗夫·库克作了一番生动而又实事求是的叙述。他关于一支葡萄牙护航船队被消灭的简明记述，把当时中国沿海盛行的那种无法无天的状态，以及官府对海盗的传统态度，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所以引用库克先生一八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发自宁波的信中的一两段，无须致歉：——

「在甬江口外作业的渔船，每年缴纳的护航费多达五万元；往来于宁波和福州之间的木材帆船，以及其他本地船只，使每年缴纳的保护费合计达到二十万元（七万英镑）。这些数字令人吃惊，但我已下了功夫核实其准确性。

「从事这项护航业务的船只是葡萄牙划艇。这些船武装齐全，装备精良。既没有官府的帆船，也没有葡萄牙的军舰来对付或管束它们，于是它们便成了

这一带海岸的主宰。这些私掠船滥用权力，乃是事理之必然。人们控告它们犯下了最骇人听闻的暴行。据说它们袭击村庄，掳走妇女，杀害男子，焚毁房屋。它们成了比它们受雇去驱逐的海盗还要可怕无数倍的祸害。据说，向葡萄牙领事申诉也无济于事；当场被抓获、移交给这位领事的葡萄牙水手，竟被放任从领事馆的牢房里逃走。不论对错，中国人认为这位领事与那些既充当护航者又充当海盗的恶棍串通一气……海盗船队的首领——我现在说的是三年前的事——是一个名叫布兴有的广东人。宁波当局力量薄弱，决定宁可与他讲和，也不愿屈从于葡萄牙人的暴虐。

「布兴有被授予三品官衔；他的船队——并没有全部由官府出饷，因为中国人负担不起——名义上交给了布兴有的兄弟……在经历了几次血腥的挑衅之后，布兴有——据信并非没有得到宁波道台的同意——决心消灭这支葡萄牙护航船队。

「为此，布兴有的兄弟从整个沿海召集了他的蛇船和护航帆船，集结了约二十艘，人数大约五百。葡萄牙人不久便听说了这些准备，但他们似乎惊慌失措。他们的船有的往南驶去，有的在江口被擒。七艘划艇躲进江里，停在葡萄牙领事馆对面。这些划艇上的水手把一些大炮搬上岸，把领事馆布置成防御状态，或许还指望附近有欧洲人的房屋、加上领事馆的身份，能使他们免遭攻击。结果并非如此。就在我上面提到的那一天，广东船队溯江而上。葡萄牙领事立即逃走了。划艇在对方逼近时向他们打了一排舷炮，随即船员们弃船向岸上逃去。约二百名广东人，还有几个欧洲人随同，追着这一百四十名葡萄牙人和马尼拉人上了岸。街上发生了一场战斗。战斗为时极短，因为葡萄牙人的表现极其卑怯。马尼拉人还表现出一些勇气，但葡萄牙人甚至无法说服自己躲在领事馆的围墙后面为活命而战。这座设防的房屋被这些中国人攻占并洗劫，葡萄牙人逃到坟地里藏身，遭到追击，其中四十人被枪杀，或被追赶着用长矛刺死……

「这场屠杀虽然残酷无情，交战双方也半斤八两，但必须承认，广东人行动有目的、有纪律。三艘悬挂着旗帜停在江中的葡萄牙商船划艇没有受到骚扰；也没有一个欧洲人——葡萄牙人除外——受到这些杀红了眼的屠夫哪怕是一点侮辱。当时流传的关于苏埃罗及其葡萄牙党羽的种种故事，比最恶劣的海盗故事还要骇人听闻，宁波和外国居留地的舆论都强烈地站在广东人一边。」

然而，如果说香港是海盗组织的中心，那么它也是剿除海盗之努力的中心。女王陛下的舰船摧毁了成千上万艘重装武装的海盗帆船，而殖民地政府的立法和警察也忠实地配合了这些行动，始终致力于根除海盗。然而这些措施似乎并未对这一祸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作为他镇压犯罪总方针的一部分，麦当奴爵士对海盗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他在殖民地内部从根子上打击这一祸害，惩办窝赃者，并对所有出入港口的中国船只实行更严格的监督。他还力求取得中国政府的合作，因为没有这种合作，就休想取得持久的成功。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请求中国人合作。在攻打一个海盗巢穴的最艰苦的战斗之一——一八五六年宁波附近的石浦湾之战——中，女王陛下的双桅横帆船「麻鳽」号就是由一艘华人所有的轮船拖着穿过海湾的瓶颈进入战斗的。但中国海关的轮船巡船给予香港政府的协助，性质太过暧昧，并无实际用处，因为中国人所追捕的对象，与其说是海盗，不如说是走私者——中国的高级官员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些走私者心怀嫉忌。

警察的积极行动和沿海运输管理条例的结果，是提交殖民地裁判官审理的海盗案件大为减少。然而，单凭这一点并不能断定这种罪行实际上减少了，因为这也许只表明，殖民地政府的有力行动迫使海盗改变了策略。外国船只也绝没有免于海盗船队的关照，尽管它们很少在海上遭到公开袭击而沦为猎物。当外国人成为攻击目标时，海盗们便采用另一种战术：让一伙人暗藏武器、以乘客身份登船，一声信号便一齐动手，杀害船上的高级船员。即使在轮船实际上已在沿海取代了帆船之后，由于船长疏忽大意，这一手法也常常得逞。这些袭击进行得极其巧妙大胆，有时就发生在香港与澳门之间短短四十英里的航程上，有好几次几乎就在香港港界之内。

我们充分肯定驻华英国舰队——唯一一支过问此类事情的舰队——不知疲倦的努力，也充分肯定香港殖民地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中国沿海武装海盗行为的减少，即使还谈不上绝迹，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归功于商业的发展，而在这一发展中，轮船的推广使用起了主要作用。由外国人组织、由中国人雇用的一条条强大的轮船航线，逐渐垄断了贵重货物的运输，从而使海盗这一行当变得过时而无利可图。然而，外国商人最好不要忘记，他们对被他们所取代的这一「制度」还欠着一笔人情。若不是有海盗，以及官吏们那几乎同样是海盗式的勒索，中国人就不会去寻求外国人、外国船只或外国轮船的帮助和保护。因此，海盗行为不仅促成了对它自身的医治，而且帮助开创了一个以中外利益相互结合为基础的贸易繁荣的时代；这或许预示着进一步的发展，在那些发展中，同样的成功要素可以继续富有成果地结合在一起。

十七亚罗号战争（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

划艇——亚罗号事件——进城问题——英国外交部的口吻——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广州商馆被毁，外国居民出逃——在……的作战

自英国占领香港之初，广州当局就一直企图以种种阻挠性的规章来摧毁香港的「帆船」贸易，而一八四三年的善后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依据。然而，随着华人开始大批定居岛上，自由商业的要求便显示出力量，逐渐冲破了官吏们的种种限制计划。香港政府扶持华人移民正当的商业抱负，通过了几项条例，使他们能够登记自己的船只，悬挂英国国旗航行，并前往对英国船只开放的各口岸贸易。登记证书只发给那些有资产、有声望、在殖民地承租官地的人。获准在殖民地登记的那类船只，是本地建造、本地帆装的，或多或少经过改造，具有良好的航海性能，当地俗称「划艇」。广州当局对任何旨在解放贸易的措施自然都侧目而视；而像叶名琛这样一位凶悍的钦差大臣，也不大可能错过一个机会，去报复那些胆敢行使因居住在那个可恨的殖民地而获得的特权的「本地人」。

这些登记船只之一便是「亚罗」号，船长是英国人，水手是中国人。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正午，这艘船在营运途中于广州被中国当局下令登船搜查，官方的派头十足；据中国方面的说法，船员被以「通夷」的罪名强行带走，船上的英国国旗也被扯了下来。这一侮辱英国国旗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如何遭到抗议，结果又如何，已经屡经叙述，这里无须细说。中国人传统的傲慢，就像在林钦差的时代一样，又以全部的恶毒重新表现出来；英国代理人再一次面临两难的抉择：要么屈服，从而加重以往的积怨；要么采取强硬立场，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些积怨。当时负责广州英国利益的是一个专心一意、勇气十足的人，如果放手让他去做，巴夏礼先生会采取什么方针，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决定权却在香港总督、女王陛下全权公使兼商务监督约翰·包令爵士，以及海军总司令迈克尔·西马糜各厘爵士手中。

我们已经看到，迟早不得不与广州当局清算旧账的可能性，在此前几年中一直萦绕在女王陛下政府的心头，尽管他们不会主动采取任何行动使这一问题陷入危机。如果说总督曾怀疑亚罗号所受的侮辱是否构成了充分的挑衅，那么随后关系陷入僵局，便大大帮助他下了决心。英方只要求为国旗所受的侮辱作一个简单的补救，而中国人对于如何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想出这类补救办法，本是行家里手；但一切商谈都被拒绝了；总督不肯接见任何外国官员当面会谈。于是，亚罗号这个小问题便融入了进城、以及会见省级官员这个更大的问题之中；而这些权利，一直在种种借口之下被拒绝给予英国代表，违反了一八四二年的条约。

碰巧的是，这个问题最近已在英国全权公使的议事日程上占有了颇为明确的位置。一八五四年，克拉兰敦勋爵指示约翰·包令爵士，要抓住任何机会解决「进城问题」；约翰爵士于同年四月就此事给叶钦差写了一份长篇照会。照会毫无效果，几个月后，又在另一个方向上作了一次努力。广州百姓的桀骜不驯，以及在那里相继任职的帝国官员们那种不可理喻的傲慢，常常促使人们向「恺撒」上诉；在过去，也不止一次地试图把广州的种种积怨提交朝廷裁断。这些尝试都是出于对各省与京城之间关系的完全误解。然而，一八五四年，还是决定重新努力，与帝国政府建立直接联系。而且当时的情形似乎预示着，这次出使会比以前几次有更好的结果。修订条约中的税则和商务条款的时候已经到了，除了广州那桩由来已久的积怨之外，还有若干与履行条约有关的事项，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理由，足以为一次不带武装的白河之行辩护。人们认为，各条约国联合行动，会增加受到友好接待的机会。于是，约翰·包令爵士和美国公使麦莲先生，带着一班得力的翻译，一同前往天津，法国公使馆秘书不久也随后赶到。

朝廷委派了高级官员与他们交涉，因为担心如果对他们不以礼相待，这些夷人就会回到南方，与当时正威胁着南方各省的叛军联合起来。然而这次出使的最终结果，只是被允许平安离去。额尔金勋爵在评论这些交涉时，根据后来发现的密折，把朝廷给中国官员的指示归结为一句话：「打发夷人走路」；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概括历来给中国全权大臣的一切指示。在这次白河之行中，外国全权代表们像以前几次一样，采用了东方人拜见大人物时手里带着礼物的习俗。他们估计，在帝国国库空虚的情况下，追缴上海最近那段无政府时期所欠缴的关税，对北京政府将是一个诱人的饵。然而，这个提议似乎无法让北方的官员们理解：他们不熟悉商务，误以为这个提议是请求豁免欠税，便立刻把这块喂刻耳柏洛斯的甜饼让了出去，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方便的办法来堵住夷人的嘴。

同年十二月，似乎出现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再次向广州的闭关自守发起进攻。太平军封锁了珠江，在一场「阵地战」中打败了官军的水师，并真的在威胁省城。在这紧急关头，叶名琛恳求英国军队援助。约翰·包令爵士随即率领一支五艘舰船的海军力量前往广州，保护外国商馆；这支舰队的出现，同时也对叛军起到了所期望的威慑作用，叛军撤走了兵力。总督这下终于确信交往的障碍已经消除，便向总督叶名琛请求会见；但叶名琛依然顽固，像从前一样拒绝接见，而且带着一如既往的轻蔑。一八五三年在北方也发生过完全相同的事情：江苏巡抚通过领事阿礼国向商务监督文翰爵士请求，派一艘女王陛下的舰船协助防守南京，抵御预料中太平军的进攻。在提出这一明确请求之前的几个月里，已有过多次措辞类似的往来文书。这一请求极为迫切，然而在给女王陛下全权公使的称谓中，却略去了两个重要的字，这两个字表明他的权力来自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统治者。阿礼国先生评论说：「这样的省略，正是我们所要打交道的这个民族的特性，因为即使在国家存亡危急之际，他们也无法抑制自己对夷人的傲慢和轻蔑。」他们当然是傲慢而轻蔑的，然而，这样的字眼是否足以充分解释对全权公使官衔的这种删削，或许还值得怀疑。尽管他们已被机械的力量强迫着给予外国官员以表示平等的称谓，但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信念中，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只能用一种不合文法的说法来表达。因此，如果我们要问，一位钦差大臣怎么能自贬身份，去向那些他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肯给予的夷人求取保护，那我们就必须考虑中国自古以来、从未受到挑战地看待一切外邦的那种观点。因为自相矛盾的正是这种观点本身。在把夷人仅仅看作桀骜不驯的臣民的叶名琛看来，一面命令他们援助，一面拒绝他们的请求，并没有什么前后不一致之处。这种立场与越山主义者的立场颇为相似：他们在异端的社会里，凭着一种排除了相互对等观念的神授权利，为自己要求宽容。人们太常忘记这把理解外国对华交往史的钥匙了。

约翰爵士毫不气馁，一八五五年六月，借新领事阿礼国先生到任之机，再次提出要求，请准予将新领事引见给钦差大臣。他的信过了一个月才得到答复，而且照例是用轻蔑的口吻。

叶名琛非但没有因为在保卫省城、抵御叛军进攻时间接得到的援助，或因为约翰·包令爵士接二连三的恭敬请求而稍有缓和，反而针对广州外国居民的生命和自由，发动了一场新的攻势。这场攻势遵循着传统的路数。一八五六年夏，城内外到处张贴着煽动性的揭帖，谴责外国人，煽动民众对他们的憎恨。像往常一样，接踵而来的是对孤身无助的英国人的人身攻击；而且，与十年前的先例一样，广州排外情绪的爆发也在福州引起了回响，七月间，一位美国绅士在那里一场被煽动起来的骚乱中丧生。局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六月间接替阿礼国先生的领事巴夏礼先生郑重警告钦差大臣：这类行为如果不立即受到当局（人人都清楚当局正是煽动者）的制止，必然会导致令人痛惜的后果。中国人对这一抗议的回答，便是对划艇「亚罗」号的侮辱。因此，把那一事件孤立起来看，就完全没有抓住它的意义：那就是把导火线错当成了地雷。

那些身在现场、熟知此前种种事件的人毫不怀疑，英国当局如果宽恕眼前的侮辱，就会像林则徐的时代那样，招来越来越大的侮辱。外交部最近几份公文的口吻，使总督下定了强硬的决心；领事巴夏礼观点的明确，也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应完全忽视，它对促使这两位负责官员作出明确决定也起了一份作用。在公共生活中，两位必须合作的官员彼此互不信任，并不是罕见的现象。约翰·包令爵士与迈克尔·西马糜各厘爵士之间显然就是这种情形。他们需要某种沟通的媒介，使彼此能够互相理解，而

这种媒介便是当地的舆论。商界二十年来——也就是自他们有了发言权以来——始终坚信唯有实力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此时人人都主张在广州采取强硬措施。碰巧的是，他们拥有一条特殊的渠道，能把自己意见的分量施加到那两位负责人身上，而对于这一点，无论他们自己还是其他有关各方，都几乎没有察觉。约翰·包令爵士本人曾在「那些财大气粗的大商行所施加的巨大影响」与他的计划相左时对此表示过痛惜。如今他却要从另一个意义上体验这种影响了，而且大概并未意识到，因为顺风鼓满船帆的时候，船上的人是不大觉得风的。

在华的商行中有两家独占鳌头。其中一家的合伙人是全权公使的儿子；两家都以豪爽好客著称，尤其对海军军官。凯珀尔海军上将在日记中写道：「那些豪商巨贾，宝顺洋行以及马地臣，都是门户大开、广纳宾客。他们住在宫殿里。」前一家商行所占用的两座楼房之一「耆英楼」——约二十年后成了香港大酒店——简直就是一个供各级军官出入的海军俱乐部，而海军将领和上校舰长们则在商行高层相邻的宅院里找到舒适的停泊之所。这两家大商行并不总是步调一致，但这一次，它们各自的行动汇聚于同一个焦点，比任何三心二意的联合都更为有效。一夜又一夜，在行政与管理两方面、在海军与政界两个阵营中，人们都在从容不迫、而又越来越强调地议论着广州问题。信念随着红葡萄酒和雪茄一道被吸收进去；后来发生的事情有时被称为「商人的战争」，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骰子已经掷下了。广州这个大泡沫，历届英国政府和代表的心头之患，终于要被戳破了，尽管其间有所耽搁——这种耽搁在当时固然令人遗憾，但从长远来看，或许反而有助于把事情办得更彻底。读者如欲追寻随后十二个月间对广州的种种军事行动，最好去参阅斯坦利·莱恩—普尔先生的《巴夏礼爵士传》、那位睿智的观察家和生动的叙述者温格罗夫·库克先生为《泰晤士报》所写的那卷通讯，以及海军中将肯尼迪爵士最近出版的那部令人愉快的水手之书。这场战役像一出充满意外的戏剧那样展开。由于海军上将手中的兵力太少，无法扩大最初对省城的行动——那座城并没有一触即降的迹象——迈克尔·西马糜各厘爵士只好满足于通知总督叶名琛：尽管总督阁下下了禁令，他还是带着一队水兵卫队造访了总督衙门；然后便以封锁珠江来维持敌对状态，等待援军。

亚罗号事件发生在十月。十二月，外国商馆被中国人焚毁，总督叶名琛发布告示，悬赏购买英国人的首级。商界退到香港，也有少数人退到较为安静的澳门。叶钦差的报复追着他们而来，与一八三九年林钦差的所为如出一辙。维多利亚城的郊外时有暗杀发生；一八五七年一月，殖民地最大的面包师被人收买，在他早晨供应的面包里掺了一袋砒霜，只是由于剂量过大，起了催吐的作用，才没有得逞。

一八五七年上半年，在珠江的各条河汊支流中搜剿中国战船的积极行动，使局面热闹起来；这些行动由准将义律开始，由准将亨利·凯珀尔以辉煌的规模继续进行——凯珀尔恰逢其时地乘着「罗利」号巡航舰到来，他在回忆录中谈起这艘船时，充满了自豪和深情。然而，这艘好船在驶近澳门时触礁沉没，沉在浅水里的时候，正在向法国国旗鸣炮致敬，因为在锚地里望见了一艘法国军舰。准将和他的军官、水兵就这样离了船，不久便分配到一些适于内河作战的小船，很快便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突袭，一直打到佛山镇，摧毁了一支支阵势森严、部署得当的战船队，准将称之为「海军史上所记载的最漂亮的小艇战斗之一」。肯尼迪爵士当时以见习军官的身份参加了这些远征，他的描述为那位海军元帅的记述提供了一个十分必要的补充，在某些细节上作了更正，并以极其逼真的笔法填补了其中的空白。不读肯尼迪海军上将那篇精彩而朴实的故事，就无法对这一年在珠江上的作战的重要性作出恰当的估价。

广州的纠纷在英国引起的印象，与这类事件在那里通常引起的印象一样。事情的是非曲直通常被置之不理，赤裸裸的事件本身却为攻击当时在任的政府提供了方便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像在辩论俱乐部里那样随心所欲地陈述和论证。亚罗号的风波，使英国政治中最不相容的成分暂时融合在一起。当德比勋爵、林德赫斯特勋爵、威尔伯福斯主教、科布登先生、布赖特先生、格莱斯顿先生和迪斯累里先生竟被发现结成一体、同心协力时，驱使他们的既不是对问题的共同了解，也不是对争议问题的任何真诚关心，而是对首相的「同仇敌忾」。反对派的演说家们从叶钦差公开发表的文书中领取他们的辩护词，把这些文书当作中国问题的出发点，毫不费力地发现一切高尚和诚信都在中国一方，一切背信弃义和残暴都在英国代表一方。反对派联盟虽然成功地通过了对政府的谴责动议，其态度却并未打动公众；巴麦尊勋爵诉诸选民，结果以巨大的多数重新执政。

这个问题本身对英国的公众人物影响何其微小，从那个时期主要政治家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对此事的记述，便可推知。中国的命运，或英国在华商业的命运，根本不在他们心上；他们的视野只局限于内阁当下的命运，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国家政策的全部和终极。英国政治家对于其党派斗争舞台之外的一切事务漠不关心，在全世界造成了多少令人痛惜的后果啊！

约翰·包令爵士成了这场战争的替罪羊。他是一个哲学激进派，曾任和平协会会长，他往日的朋友们不能原谅一个向事实的无情逻辑屈服的空谈家。他曾任广州领事，研究与中国人交往问题的机会，比在他之前或之后担任这一职务的任何人都要好。在争取行使进入广州的权利方面，没有人比他工作得更坚持不懈。额尔金伯爵被任命为英国高级专使之后，约翰·包令爵士的全权公使职务被取代，他仍任香港总督，于是轮到他来对他的继任者「尽地主之谊」，而他从继任者那里得到的却是冷遇。事实上，额尔金勋爵毫不掩饰他对这个殖民地及其一切事务的厌恶，并以一个决定表明了他对总督的态度：总督永远不得看到广州城——那块由于约翰爵士的努力而即将向世界开放的应许之地。

（一）额尔金伯爵及其使命

攻占广州——《天津条约》——对条约的评论——条约的后续——未去北京——对此的评论——如何对付中国人——钦差大臣赴上海商议税则——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钦差大臣迟迟不到——额尔金勋爵的愤懑及其对广州策略的改变——广州问题即中国问题——中国人要求放弃公使驻京——额尔金勋爵的同意——对此的评论——对日条约——大沽惨败

与此同时，从英国运兵的运输船正以最高的速度——在那个年代并不很快——绕过好望角驶来；海军也得到了几艘强大舰船的增援，其中包括那支蚊子船似的炮艇队，它们注定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先是在作战中，后来又在巡逻沿海和江河、保护和平商人方面。额尔金勋爵抵达香港，正值威廉·皮尔爵士指挥的「香农」号巡航舰和索思比舰长指挥的「珍珠」号巡航舰同时到达，这使那里长期受苦的英国侨民为之振奋。然而，额尔金勋爵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已经收到了来自印度的不祥消息，因此，应总督的紧急请求，他擅自决定无论在哪里遇到运兵船，都将其截住，改道驶往加尔各答。他到香港没有几天，便预见到在中国将有一段无限期的无所作为的时期，而且无论如何他都得等候他的法国同僚到来，没有这位同僚就得不到法国的合作；于是额尔金勋爵决定亲自前往加尔各答，并带走了「香农」号和「珍珠」号两艘巡航舰。这支受欢迎的援军不仅恰逢其时地到达印度，而且众所周知，在击退兵变的狂潮中立下了英勇的战功。

在这一切之中，命运似乎在眷顾中国人，威胁他们的，不过是对珠江及其支流的一种消极封锁，此外别无更大的危害。然而，英国立即派出了一支新的远征军，来接替被调往印度的那一支。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于秋季到达，迫使中国就范的任务便落在他们身上，另有香港驻军作为补充；当然，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海军都是必不可少的兵种。

额尔金勋爵从容地回到中国，会见了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男爵。勋爵阁下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人们饶有兴趣地猜测的话题，随着实施的时间日益临近，更是如此。人们揣测，他的目的是不管广州，另行北上去作一次徒劳无益的追逐。为了使这样一个毫无效果的计划至少不在没有抗议的情况下实施，商界在六月间额尔金勋爵到达时向他递交了一份致辞，措辞如下：——

「关于我们与整个帝国关系的重新调整，我们目前不敢妄发议论，不过我们随时准备把我们的意见和经验提供给勋爵阁下差遣；但对于这个问题中我们称之为『广州难题』的那一部分，我们愿意借此最早的机会，把我们的意见记录在案——这一意见是建立在长期的、不情愿的、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是世代相传的经验之上的——那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妥协，或者任何未能使广州人彻底屈服的解决办法——任何未能教会他们对本国政府在与独立国家关系中所承担的义务怀有健康的尊重，未能教会他们对为和平贸易目的来到他们海岸的外国人更加以礼相待的解决办法——都只会给他们自己带来更多的苦难，给我们带来更多灾难性的中断。

「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目前的困境中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勋爵阁下必定明白，我们的最大利益在于和平一边，在于尽早得到的稳固和平。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极其恳切地反对任何未能把将来发生动乱的最后一个因素都消除掉的解决办法。」

据温格罗夫·库克的解释，这番分量很重的话的意思是：「勋爵大人，您必须拿下广州，把广州握在手中，再到北京去谈判。」他还说：「这里上至最高层、下至最低层，人人都是这个意见。」我们从这位新任全权公使的私人信件中得知，这绝不是他的意见。他写道：「我将要采取的方针，与商人们的看法不合。」然而他对

他们致辞的答复却十分圆通，以致他可以说「这在当时使他们感到莫大的满足」。额尔金勋爵书信集的编者删去了这句话的其余部分。这位新任全权公使甚至希望「在上海缔结一项条约，然后赶紧回国」——这种希望，只有在完全无视我们以往在中国的全部经验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几乎可以说，只有在对这些记录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

（原注：温格罗夫·库克写道：「说真的，约翰·包令爵士虽然在这里和国内都备受指责，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却比英法两国的高级外交家们更合乎常识。」）

然而，他从印度回来，联军集结之后，却发现历史和常识所规定的方针毕竟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那就是在广州开始敌对行动。然而额尔金勋爵对于形势的无情要求，似乎屈从得颇不情愿。事实上，他对广州这一序幕、以及对他的整个使命的态度，是颇为反常的。贯穿于他已发表的那部分通信中的两个主导思想是：「这令我反感，但我还是做了」；以及：「把这桩倒霉的差事办完，赶紧回家。」额尔金勋爵的心理素质本身，我们并不感兴趣，除非它影响了他的行动，并在国家在华利益上留下了印记。然而从这个角度看，它就是公共财产，与历史创造者的任何其他品质一样，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我们发现他与委派他的政府意见相左，因为他以羞愧的口吻谈论他的使命：「亚罗号那个倒霉的问题，是我们的一桩丑闻。」为什么？女王陛下政府曾经对亚罗号问题深思熟虑，曾交给法律官员研究，断定理由充分，并毫无保留地按这个意思写信给他们在中国的代表。那么，促使额尔金勋爵持相反意见的，是更多的知识，还是更高明的判断呢？而无论是哪一种，在接受这一使命之前先把这一点弄清楚，岂不是更好吗？

然而事实上，亚罗号问题并不是额尔金勋爵所要处理的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它早已融入了我们与中国的官方关系这个大得多的问题之中。

真相似乎是，额尔金勋爵来到中国时，满怀这样一种信念：在我们的一切争端中，中国人一直是被压迫者，我们一直是压迫者。对于我们与他们的交往，他所能说的，没有比「可耻」更恭维、更明确的话了。对于他自己的同胞，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对于中国人，则只有好话——直到他们与他本人发生冲突，他们才立刻变成了「蠢货和骗子」。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广州城前集结了敌对的兵力之后写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自己感到羞愧……当我望着那座城市时，我觉得我正在为自己在连祷文中挣得一席之地，紧排在『瘟疫、疾病和饥荒』之后。」然而，随着他逐渐接受了事态，他又写道：「如果我们能够不经大屠杀就拿下这座城，我将认为这是一桩好差事，因为广州人与外国居民的关系无疑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可是，为什么会有「屠杀」，无论多少呢？他这样反对的，不过是他自己的一种幻想而已。然而奇怪的是，额尔金勋爵竟以为除他之外人人都一心要搞这场屠杀；而当一切都过去之后，「从来没有哪一座中国城市在敌军占领下受害如此之少」，他却把这一圆满结局的功劳全部归于自己！他写道：「如果叶名琛在对他提出的温和要求之下就投降了，我就会招来海军、陆军以及文职人员的一齐咒骂，而领头定调的则是传教士和妇女们。」这样一种纯属假设、又如此一概而论的影射，在生活中的任何关系里都不会被认真看待；但是，任何了解海军或陆军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断言，这两个军种中每一个官兵的人道精神，都与额尔金勋爵本人的一样无可指摘，尽管其表达形式可能有所不同。当这座「由于其本国统治者的愚蠢以及我国统治者的虚荣和轻率而注定毁灭」的城市被占领、屠杀的幽灵已经消失之后，额尔金勋爵同情的对象又转移了：「一想到我们如此无情地毁坏了」——毁坏的不是这个地方或这里的人民，而是——「一个几百年来完整无损、未被外人玷污的地方的威望，我就不禁感到忧伤。」倘若他是在目睹了温格罗夫·库克所描述的那座城市的某些恐怖景象之后写下这番话的，他对其被玷污的惋惜也许就不会那么痛切了。然而，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灌输对中国古老历史本身的敬意是一种极为有益的教训，可是看到一个肩负着挫败其历史威望之使命的人，却为自己正在做的事受着良心谴责的煎熬，实在令人感慨。人们不禁希望这桩「差事」当初交给了更平凡一些的人。

那些由于其「虚荣和轻率」而使「这座城市注定毁灭」的英国官员中，有些人也在写私人信件，其大意如下。巴夏礼先生在额尔金勋爵初到中国之前写道：「我满怀信心地希望，只须流少许血，一切困难便可得到圆满的调整。诚然，广州必须陷落。我看不出不先走这第一步就能达成任何安排的希望，但我相信，随着该城的陷落，敌对行动便可结束，皇帝届时便会同意在北京接受一位代表。」然而，额尔金勋爵一旦与中国人实际打起交道来，便发现自己也必须像别人一样严厉。早在一八五八年一月十日，即占领该城一星期之后，他写道：「我用相当傲慢的口吻给巡抚写了信。我这样做是出于好意，因为我现在知道他们是何等的蠢货，知道他们因自己的骄傲和诡诈，给自己——或者不如说是给那些可怜的百姓——带来了何等的灾难。」然而，这位新手刚刚开始发现的东西，那些老手们多年前就已经懂得了。

（原注：在第二次出使结束之前，额尔金勋爵对于他起初所贬低的那些人中至少一位的看法，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一八六〇年他写道：「巴夏礼集精力、勇气和才干于一身，是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在哪里还能找到能与他匹敌的人。」）

他对他的同胞总的态度，并不比他对那些已经、而且还将在中国承担重负、饱受煎熬的官员们的态度宽厚多少。他从加尔各答写道：——

「身处劣等种族之中，真是一件可怕的事。自从我来到东方，我很少从男人或女人口中听到一句话，能够与基督教曾经降临世间这一假设相协调。无论对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都是憎恶、轻蔑、凶残、报复。」

从中国写道：——

「此刻整个世界都因嗜杀成性的狂热而发了疯，像我这样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很难在他们中间保持自己的理智。」

又写道：——

「我所见到的令我厌恶我的同胞的事，比我以往一生中所见到的还要多……我心中有一种热爱正义、憎恨罪恶的本能，这一切使我始终处于沸腾之中……我在船上遇到的两三个与在华商行有关的人，口口声声都是要大规模地流血和屠杀。」

自提斯比人以利亚的时代以来，「唯我一个义人」的理论中始终隐含着一个谬误，而一切不分青红皂白的抨击都是徒劳无益的，这两点就足以回答如此一概而论的诅咒了。然而，在这些表面的情绪发泄之下，额尔金勋爵心中对他的整个使命怀有一种严重的疑虑，这种疑虑想必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有同感：「当我们以如此可怕的暴力和野蛮的劲头，闯入往昔传统的这些最幽暗、最神秘的深处时，我们是在为谁效劳呢？」这是他在通过炮台之后于天津写下的，如今欧洲的秃鹫正在这个垂死的帝国上空盘旋，这番话很值得重温。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日，联军占领广州城。叶钦差被俘，押上明轮单桅战船「不屈」号，送往加尔各答，后来死在那里。他不在了，与其他官员打交道也就容易些了。他或许是唯一一个因攻击外国人而被追究个人责任的中国官员。

在联军总司令指派的三名委员主持下，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不过实际上，工作和责任全落在三人中的一人——巴夏礼先生——身上。他劝说本地的巡抚柏贵恢复职务，在监督之下管理城中事务，秩序部分地得到了恢复，外交和军事首脑们便撤走了——人们普遍认为撤得太仓促了——去筹备北上的远征。

然而，委员们被留下来维持秩序，手中的兵力却不够，又受到一些使他们寸步难移的指令的束缚。英国海军上将在珠江上积累了近一年半的经验，本应对广州问题有所了解，而联军的全权代表们显然对此一窍不通。这一点从当时舆论所称的额尔金勋爵「第一次示弱」中便可看出。当傀儡柏贵被从囚禁中带出来、在联军司令官之下授予权力的时候，他竟泰然自若地要求位居英国海军上将和陆军将军之上，而额尔金勋爵违背了他自己事先对座次等所作的安排，承认了这一要求，从而为联军委员与中国官员之间将要形成的关系定下了基调。一八六〇年，恭亲王试图引他落入一个类似的圈套、使他本人屈居次位时，额尔金勋爵有理由记起了这件事。这些安排的结果，几乎完全在意料之中。城内及周围村庄的不安分分子，发现外国驻军毫无作为，很快便开始煽起往日的余烬。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已被征服，像以前几次那样着手重新组织力量；他们从秘密的暗杀计划开始，因为不受惩罚而胆子越来越大，渐渐地竟敢攻击和骚扰城中的驻军，而驻军对于侮辱就像皇家骑兵卫队门前的骑哨一样无力还击。占领军被围困了，攻占省城的威望在几个月内便烟消云散，官绅们装作相信夷人只是在河上，在公文往来中故意无视他们在城中的存在。在整个一八五八年，委员们和军事指挥官们不断发出呼吁，但远在北方的首脑们实际上置之不理，只是把被围部队的缰绳收得更短，以避免与攻击他们的中国人发生任何可能的冲突。额尔金勋爵起初认为，广州的动乱是尽快与帝国政府达成解决办法的一个好理由；但是，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个解决办法达成之后，对该城的官员或绅民都毫无影响。广州问题的解决，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找到的。

这里可以一提的是，在巴夏礼先生任委员期间，除了管理城市之外，还安排了几件重要的事务。其中有为外国人将来居住而选定沙面地址的问题；有一直办得不能令人满意的苦力移民的管理问题；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第一次租借九龙——那块位于香港对面的大陆、构成港湾一侧的土地。如前所述，这一重要的让与，是完全由巴夏礼先生主动交涉取得的，军事当局是事后才被说服同意的。这是对温格罗夫·库克所提要求的第一个回应——他曾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占领九龙半岛，因为「如果有别的国家这样做——又有什么能阻止它们呢——香港港口就要落入他人之手了」。一八五九年还进行了几次重要的探察旅行，巴夏礼所到之处，都受到官员和百姓的热情接待，其中一次远达西江上游，然而那条江对外国

贸易的开放，却在此后四十年间一直搁置未办。

全权代表们下一个目标，自然是以广州作为抵押，到北京、或者到任何能遇到持有正式全权的谈判者的地方去谈判。进展很慢，因为舰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帆船，必须等候顺风的季风；直到六月，全权代表们才在白河之内会齐——那时河口的炮台已被打哑，大炮也被缴获。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公使都随额尔金勋爵到了天津，个个一心要订立条约，同时又互相监视。中国人的抵抗手段暂时已经用尽，钦差大臣们便前来以谈判阻止外国人继续前进，或者严格准确地说，是来让出使他们离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东西。可以肯定，当时他们所得到的指示，从头到尾就是这些，后来也是如此。就形式而言，谈判的工作似乎落在了李泰国先生身上，他的职位不久便不再属于他了；然而用额尔金勋爵的话来说：「这个条约谁都订得出来。」

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的这项条约，其内容完成了克拉兰敦勋爵的指示；构成其主体的商务条款，与商人们应额尔金勋爵之邀所呈递的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大体相符，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他们的要求，在另一些方面则有所不及。条约中没有提到鸦片，但鸦片后来被列入了税则；还插进了一条容许基督教传教的条款，却似乎没有怎么考虑其中所涉及的后果。外交部曾要领事阿礼国写过一份专门的备忘录，其中主要论述了在行使诸如在内地杂居这类新特权时所应伴随的预防措施；然而，除了商人的情形——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风险——之外，阿礼国先生的警告无论在条约正文还是在附属章程中都没有受到重视。

然而，在额尔金勋爵看来，「条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东西」，是「驻北京的公使」；巴夏礼先生写道：「没有这一条，这个条约一文不值。」把「取得」换成「失去」，这也正是中国谈判者的看法。事实上，这是普遍的看法。在北京派驻外交代表，完全可以看作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战争的首要目标，正如扩大商业和进入广州是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战争的首要目标一样。然而，当「这场可悲的战争结束了」，「他重获自由」之后，额尔金勋爵却把他的兵力连人带物全部撤走，好像在逃避什么似的，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由于这一举动构成了英中关系中一个真正的危机，似乎值得花点时间来考虑一下它的影响。事后判断，当然很容易看出额尔金勋爵匆匆离开白河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对他的政策的公正批评，应当严格限于当时所知的情况。他的经历与他的前任们如此相似，以致他明白，中国人是「对道理一无所让，对恐惧无所不让」。他曾亲眼看到女王批准的以往条约的批准书从广州的一堆杂乱文件中被翻出来，正如叶钦差所说，这些东西不值得送到北京去；他知道，中国人遵守《南京条约》，只是在武力或恐惧迫使他们的限度之内，而其中关键的一条规定，多年来一直被规避，后来又被毫不掩饰地傲慢地否认了；他知道，他本人所参加的这场战争，以及他出使中国的整个使命，都是由于省级当局拒绝让他的前任们或他本人进入广州城墙之内而引起的。在他本人给叶钦差的最后通牒中，额尔金勋爵所要求的，不过是履行《南京条约》，其中包括进入广州城，以及赔偿英国财产所受的损失。然而，中国政府虽然如此害怕战争，却宁愿冒战争的危险，也不肯打开一座遥远的省城的城门。那么，外国公使驻在神圣的京城本身，在他们看来是无比严重的冒犯，他们又会怎样看待呢？这项要求实际上是中国钦差大臣们唯一加以抵制的要求。当一切都已写好、准备签字时，他们退缩了，说签署这样一个条件是要掉脑袋的。得到的答复是一个断然的威胁：进军北京；于是钦差大臣们一言不发地在文件上签了字。这场危机持续不到二十四小时。谁也不会相信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奇迹般的转变，也不会相信钦差大臣们被迫的签字改变了中国政策的一项根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条约的「现值」是多少呢？能想象它会被自愿履行吗？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它是在胁迫之下签订的，唯一的眼前目的就是把夷人赶出门外，而把钥匙留在门里？《京报》上发布的上谕是怎么说的？「夷人驾船闯至天津。经桂良等晓谕，现已起碇出洋。」如果说我们以前的条约需要一种实质性的保证才能得到履行，那么这一个就更需要了。检验诚意的试金石就握在额尔金勋爵自己手中；他显然应当使用它，亲赴北京请求觐见皇帝。也许会被拒绝，那样的话，他至少会知道自己的处境。以他手中那支得力的兵力，进军北京本来是轻而易举的；最坏也可以占领天津和大沽炮台，直到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

（原注：额尔金勋爵对使用「夷」这个忌讳的字眼提出了抗议，但对于说他服从了钦差大臣之命的说法却未表示异议。）

这是当时在华官员和民间群体普遍持有的看法，那时任何不幸的后果都还没有显露出来。巴夏礼强烈地表达了这一看法，他痛惜「额尔金勋爵不去北京就走了这一不祥的疏忽

——他没有进入北京、没有觐见皇帝，就到日本去了」。我们无从得知温格罗夫·库克会对此说些什么，但从另一位报社通讯员在上海收到条约签订的第一批消息时所写的报道中，可以推知当时流行的看法：——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三日，上海。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战争』现已结束，直隶湾内的舰队正在分散。额尔金勋爵昨天带着新条约来到此地，他的弟弟卜鲁斯阁下将乘本班邮船把条约带回国。这份文件在女王批准之前不会公布，但与此同时，其要点可以大致猜到。外交家们深信新条约将『令人满意』。这话说得够满的了，可是它怎么会不令人满意呢？皇帝被我们大胆进逼天津吓得魂飞魄散，宁愿答应我们所要的一切，也不愿看到我们离他的京城更近一步。不可能有多少讨论——使臣们只须提出条件就是了。那么，新条约规定：赔偿在广州的损失，偿付部分战费（以广州作为担保），开放更多通商口岸，自由进入内地，容许基督教，以及公使驻京。唯一的遗漏似乎是额尔金勋爵本人没有去北京；因为除非驻京的权利立即得到中国政府的实际承认，否则每当我们想要行使这一权利时，必定会引起令人烦恼的争论。《南京条约》所让与的进入广州的权利，由于我们代表的怯懦而没有坚持，本应给我们一个有益的教训。皇帝惊恐之际，对他什么都可以办到；可是一旦压力解除、舰队散去，法老的心必定会刚硬起来，那时中国人就会运用他们的机巧，在他们胆敢的范围内规避条约中的尽可能多的条款。不过，但愿等天气稍微凉快一些、事情可以办得舒服一点的时候，额尔金勋爵还会到他的新盟友的大本营去作一次友好的访问〔他曾不止一次以此相威胁〕。」

（原注：《苏格兰人报》，一八五八年九月十八日。）

这便是当时尚未受到明显后果影响的舆论。一年之后悲剧发生时，人们自然说得更加直白了。巴夏礼那时写道：——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打算、现在也不打算——只要能够避免——履行额尔金条约。那是他们违心让与的，而我们却忽略了一切确保其得到履行的必要预防措施——我指的是一八五八年七月我们那样离开天津，而没有留在那里直到条约实际生效。您会记得，海军上将和额尔金勋爵，所有的人，是怎样急急忙忙地离开，跑到日本和别处去消遣。他们这一步，恰恰把他们以前所做的一切都一笔勾销了。」

事后十八个月、大沽受挫后六个月，劳伦斯·俄理范写的东西完全证实了巴夏礼的看法。他说：「这样一个成就」——即进军北京——「的政治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英国公使在京城是否受到接待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接着他为这一疏忽列举了一些开脱的理由，倘若这些理由是由额尔金勋爵本人在当时所写的公文中陈述的，本会更有说服力。

额尔金勋爵本人在上议院所作的解释，也并不更令人满意。他说：「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受命办理条约的批准。条约从来没有交到我手中。我从来没有去北京的选择余地。」倘若勋爵阁下有更充分的理由，他绝不会选择把自己的辩护建立在咬文嚼字的技巧上。然而这番演说却使诸位勋爵一时「莫大地满足」了。

（原注：当时似乎普遍认为，额尔金勋爵之所以没有前往北京，是由于他那些学识渊博的顾问们的劝阻，他们声称他那样做会「使帝国土崩瓦解」。）

未能使条约最终完成这一疏忽之后几个月，又有一个作为，对此很难给出任何清楚的解释，俄理范在他的《纪实》中也不试图加以解释，只是转录了官方的公文。额尔金勋爵在离开中国之前，把他自己所建拱门的拱心石抽掉了，使条约沦落到巴夏礼所说的「一文不值」的境地。在中国钦差大臣的要求下，他提请女王陛下政府暂缓实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英国公使驻在北京。促使政府采取这一致命方针的那些论据，完全不切实际，在历史和经验中都毫无根据，无须再去追究，因为它们与曾使女王陛下的大臣们在十四年间容忍其代表被拒于广州城外的那些论据属于同一类——而进入该城的权利刚刚才用武力收复。一代又一代的英国驻华代理人，就像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一样，未能从前任的经验中获益，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以国家为代价去买他们自己的经验；把这一点作为理解许多失败的钥匙来加以注意，是最有教益的；因为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仍在像循环小数那样无限地重复着。即使到了十九世纪末的今天，尽管补救的原则从我们交往的整个全景中瞪着我们，我们似乎仍像以往一样远未抓住它。额尔金勋爵的做法，既为在中国应当怎样做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也为应当避免什么提供了最清楚的警告；它之所以对今后最有指导意义，是因为结果紧跟着原因，就像雷声紧跟着闪电一样。他的命运——显然很违背他的意愿——是对中国作战，以恢复一项因某些英国代表的软弱和执迷不悟而失效的权利；然而，在一场完全成功的战争的最后一幕中，他却以更大的规模犯了同样的错误，使将来的某届政府和某位全权代表不得不再对中国打一仗，去收回他所送掉的东西。这种同一错误的不断重复，应当如何解释呢？看来，英国以及其他列强——尤其是美国——的代表们，对中国人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有所了解，于是习惯于从他们自己的意识中演化出一个主观的中国人，放在身边，与之玩「明手牌」，而结果自然是像最新的外交俚语所说的那样「输得一塌糊涂」。他们的公文里满是这种游戏——不问东道主而自作打算；而一旦对质，东道主却原来是个与那个供内阁使用的聪明自动木偶完全不同的人物。于是，在这一发现的震惊之下，失意的外交家便以谴责对方的背信弃义——卑鄙、下作等等——来发泄情绪，而他先前胜利的实质早已从他手中溜走了。额尔金勋爵的气质，使他比他的任何前任——或许义律上校除外——都更容易陷入这类幻觉。他虽然在第一次交锋中就确信中国政治家是「蠢货和骗子」，然而那个幻影很快便压倒了经验的实际，他把本国的利益托付给了被他如此斥骂的那些人的信义，放弃了他手中握有的一切保证。

那么，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秘诀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能干的人——他们当然并不想失败——都没有掌握它呢？温格罗夫·库克对这个有趣的问题作了部分的回答。他写道：「我所见所闻的结果，使我确信，目前我们对中国内部正在起作用的那些因素的性质一无所知——绝对一无所知。奇谈怪论之类比比皆是，但都是空想的产物，而不是从事实中得出的冷静推论……把中国佬当人看待，要求他尽一个文明人的义务，你就不会再和他有什么麻烦了。」这不过是巴麦尊勋爵那个药方的另一种说法：把中国人看作「与人类其他成员并无多大不同」。然而，对于那些器量较小的人来说，这个公式向来太简单了。他们要把它复杂化，试图钻到中国人的脑子后面去，替对手出牌，同时也出自己的牌，结果闹出了笑话。我们在什么样的具体立足点上与中国人打交道，或许不如我们坚持这一立足点的一贯性来得重要。把他们当作受保护者，把他们当作未成年人或低能者来原谅，同时又允许他们享有成年人和正常人的全部自由和特权，这显然是荒谬的。同时把他们既当作附庸又当作独立者，只能导致混乱和严重的不公。任凭与他们的约定变成废纸，是使他们毁灭、使我们失败的最可靠的途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在中国，就像在整个外交界一样，是律法和先知的全部。额尔金勋爵至少在理论上已经达到了这种简明，他对上海的商人们说，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他「一直遵循两条简单的行动准则。我从来没有提出过一项我不相信既温和又公正的要求；而一项要求一经提出，我从来没有退让过」。

额尔金勋爵把那么多东西押在帝国政府的诚意上，他对此抱有什么样的疑虑，搅扰着他的安宁，从他急切地抓住任何可以支持其信心的稻草这一点，便可部分地推知。他听说签订条约的「他的朋友，两位钦差大臣」被派往上海与他会商税则，便欢迎这一消息，认为这「证明皇帝已决意接受条约」。然而，皇帝早在七月三日就已颁布上谕，以最正式的方式通知额尔金勋爵，在全权公使离开天津之前明确批准了条约；那么，何必再急于寻求皇帝诚意的进一步证明呢？俄理范先生告诉我们：「这道上谕是额尔金勋爵的坚持从皇帝那里逼出来的」——还加上威胁要把当时在河口的一团英国士兵调到天津来！事实上，两位钦差大臣的使命，与额尔金勋爵所以为的完全是两回事。这两个人被派来，是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千方百计阻止夷人进京；正如两年之后额尔金勋爵本人被派回中国完成他的工作——把上述夷人带进帝京——一样。在这样两种使命之间，既不可能调和，也不可能妥协。

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说，钦差大臣们是奉皇帝的明确命令前往上海的：（一）废除整个《天津条约》；（二）如果不能全部废除，就尽可能多地废除，尤其是关于公使驻京的那一条。从外国人的角度看，这次使命的表面目的，是商定税则和通商章程——然而中国人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并为此委派了代表。至少有一方认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其结果为代表们赢得了很高的荣誉。鸦片正是通过被列入进口税则而得到承认的，看来主要是应当时在场的美国公使列卫廉先生的要求。

除了税则之外，有两个主要问题占据着条约谈判者的心思——在英国方面，是广州的现实局势；在中国方面，是将来的驻京问题。额尔金勋爵希望借助和约，结束官员和百姓九个月来一直肆无忌惮地骚扰广州占领军的敌对行动。然而，官员、士绅和练勇们所要攻击的，正是条约本身，就像他们对待一八四二年条约时一样。这场运动毫不含糊。政府并不在广州办公，而是在邻近的佛山镇，接替叶名琛的总督黄宗汉在那里坐衙发令。占领广州两个月后，联军在那里扶植的傀儡承认，集结练勇的目的是收复省城。条约签订并被皇帝接受两个月后，总督黄宗汉公开悬赏三万元购买巴夏礼的首级，并千方百计煽动百姓把外国人赶出省城。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帝国的政策，也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它得到了皇帝的完全认可，正如从前类似的行动曾得到

他父亲的认可一样。为了毁弃或削弱条约这一宏大目的，在中国人心目中，手段是否正当、是光明磊落还是背信弃义，是毫无区别的。

额尔金勋爵九月间从日本回到上海会见钦差大臣，却因他们迟迟未到而大失所望，于是以威胁的方式同他们开始了联系：他说要回天津去，这样就省得他们费事慢慢走完到上海的路程了。他们终于到达之后，他便展开了一场针对广州的外交攻势，于十月七日要求知道黄宗汉和团练局凭什么权力组织对联军的攻击。钦差大臣们天真地答复说，他们提议颁布条约。这一轻率的答复招来了十月九日的反驳：条约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由上谕公开批准，在「和战」问题上，要使额尔金勋爵满意，需要的不止是「文书和表白」；他要求撤换总督黄宗汉。钦差大臣们于是说，他们已向朝廷参劾黄宗汉，希望不久就能把他撤换。他们还将奏请皇上撤销对那些敌对团练的授权。额尔金勋爵以为广州问题就这样处理了，便转而办理别的事务。然而广州的敌对行动又毫无减弱地继续了三个月，直到采取了比与钦差大臣们办外交更为强硬的手段才告终止。英国政府终于被激怒了，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勋爵于十月十四日致函额尔金勋爵说：「对练勇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是使广州人承认《天津条约》的唯一办法。」没过多久，额尔金勋爵本人也转而相信这一点了，因为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在斯特劳本齐将军对乡村练勇进行了几次成功的报复之后，额尔金勋爵写信给他说：「应当利用凉爽的天气，使广州附近的乡民习惯于我军的存在，并严惩胆敢攻击我军的练勇或其他人。」到这时，他也已经意识到，他十月间所依赖的那个诺言已被规避，于是他在一月二十二日告诉钦差大臣们，他「对广州的事再也没有什么话要同他们说了——我们的士兵和水兵将亲手收拾那些练勇」。

新策略的效果是立竿见影、令人满意的。联军一开始四处活动，便在那些敌意最深的地方受到欢迎。斯特劳本齐将军一月二十八日写道：「在佛山，我们受到官员们极其客气的接待，百姓也恭恭敬敬。」到排外团练总局所在地花县的五天之行，同样圆满成功；整个广州地区处处如此。额尔金勋爵现在能够以更大胆的口吻对钦差大臣们说话，用更加直白的言辞向他们发话了。

他在二月间写信给他们说：「联军的克制，被组织练勇的官绅们误解了……这种侮辱和暴行的习惯，必将以铁腕加以镇压……凡执迷不悟者，必将予以歼灭。」根本不需要这样极端的补救办法，因为窃贼们一旦明白看门狗已经放开了链子，便不再骚扰这户人家，而回到和平体面的生活方式中去了。额尔金勋爵三月间写道：「官方的煽动一停止，居民的敌对情绪似乎也就平息了。」这就与领事阿礼国的看法一致了，后者写道：「这就清楚地证明，广州人那种长期培植、屡被援引的敌意，完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完全出于官吏们的意向，是北京朝廷政策的一部分。」接着，撤换总督黄宗汉的困难也消失了。事实上，他与叶名琛一样，未能驱逐夷人，撤换他的上谕自然也就随之而来。到那时，他去留与否对联军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即使他留任，他也会像士绅和他们的练勇一样，心平气和地接受外国人占优势这一既成事实——他们从来没有打算冒着生命危险去作战。袭击落单的人、暗杀、绑架、虚张声势，这就是他们全部的战斗本领；当这些不再奏效时，他们便若无其事地退回到私人生活中去。官员们一旦明白自己有了主子，也同样顺从。

广州这段插曲的意义，在于它与整个中国问题的关系。外国与中国的交往有着如此规律的节奏，以致其中任何一部分都可以看作整体的缩影，就像一张墙纸的图案一样。从广州我们得知，对国家利害的计算、从政策出发的论证、甚至不被相信的威胁，都不过是「浮云过风」，即便作为思维练习也毫无益处。唯一有效的是具体的事实；不是条约，而是条约的执行。

钦差大臣们早已向额尔金勋爵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要求，而且措辞极为得体，因为提出一项请求与满足一项请求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两位中国签约人坦率承认，他们是在军事压力下未经仔细审阅就签字的，某些条款对帝国政府极为不便，尤其是在北京派驻公使的权利。额尔金勋爵同意向本国政府提议，政府也同意有条件地放弃这一权利。额尔金勋爵强调保留这一权利作为一项权利，却忘了在中国，一项有条件地放弃的权利，就是一项已被确定无疑地抛弃的权利。不仅如此，它非但不能巩固剩下的东西，反而构成了一个有利的立足点，据以要求进一步的让步——这不仅在对华关系中如此，在国际关系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因此，期望「女王陛下政府关于驻京问题的决定，将促使中国政府在女王陛下的代表前往白河换约时以礼相待」，是再离谱不过的了。经验所指向的，恰恰是相反的效果。

以上这些批评性的评论，绝不是要贬低额尔金勋爵的出色工作，贬低他真正的政治家才能，或讥笑他的敏感和高尚情操。然而，他的错误就像钢铸件上的一道裂纹，孕育着毁灭；而同样的裂纹至今仍在损害着我们许多较小的外交铸件，所以，不对这些错误给予应有的考虑，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问题。至于其他方面，额尔金勋爵作为公文撰写者，是既多产又能干的——他在牛津得了双科一等荣誉，并非浪得虚名。不过，人们很难从他的文字和演说中寻求关于中国问题的启示和指导。它们被自我辩护所损害。其中许多篇是精心的努力，要把较坏的说成是较好的理由，而其政治哲学在已有确凿资料可用的地方，却过多地建立在思辨的观念之上。

一八五八年七月的最后一天，额尔金勋爵率随员启程，开始了那次令人难忘的日本之行，劳伦斯·俄理范对这次航行作了极其巧妙的记述。这段插曲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勋爵阁下来了，看见了，征服了——一个月后头戴新的桂冠回到中国。在上海，他看着税则议定，然后又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开拓性航行。那就是溯长江而上，直达华中大商埠汉口。谢拉德·阿思本船长是那次别开生面的冒险航行的领航人。此后，额尔金勋爵便动身回英国；然而在离开中国之前，那些已做和未做之事的幽灵萦绕着他。「种种情况使我得出结论：北京朝廷即将对我们背信弃义。」这是他为他那种矛盾的政策、为他用玫瑰花露来打仗的真诚尝试、为他在关键时刻使判断服从于情感所写下的忧郁的墓志铭。

与此同时，把《天津条约》带到伦敦的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正带着条约、女王的批准书以及他作为英国驻华公使的国书返回中国。情节的结局就要到来了。一八五九年六月，新任使节在白河口受到了血腥的「接待」，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终于昭然若揭。人们普遍认为弗雷德里克·卜鲁斯是一个比他哥哥器局更大的人。何伯·格兰特爵士写道：「他生性正直高尚，是个好汉子；外表高大强壮，面容格外和善。」然而，即使是他，也花了很长时间才看透新的局势。他在大沽炮台下惨遭挫败之后，八月间写道：「我深感遗憾的是，在放弃长驻的时候，没有详细规定公使在北京应受到怎样的接待。」然而，挡住他进京之路的并不是什么细节问题。那是一种绝不见任何外国公使一面的既定决心；奇怪的是，竟然不仅又花了一年，而且又打了一场仗，才终于使英国全权代表及其政府确信：中国自始至终、从北京到广州所传达的信息，就是把条约摔在他们脸上。

（二）额尔金勋爵的第二次使命

进军北京——《北京条约》——英国公使馆的建立——俄国与英国的对比

中国人在大沽的背信弃义当然必须报复。联军各国装备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被重新任命为全权代表。一八六〇年那场著名的北京战役及其种种悲剧性事件的历史，已经由许多军事和文职作者——其中大多数就是他们所描绘的场景中的当事人——印刻在世人心中，因此在这里只须略述事件的梗概即可。

在两国政府的初步协议中，英国的兵力被限定为有效兵员一万人；但经法国人同意，实际投入战场的人数超过了这个数字，而法军则有六七千人。英军由何伯·格兰特爵士将军指挥，法军由孟托班将军指挥，后者后来被封为八里桥伯爵——「一个英俊潇洒、颇有军人风度的人，看上去不到六十岁」。

海军分别由海军中将詹姆斯·何伯爵士——「一个高大、仪表堂堂的人，风度翩翩，极有绅士气派」——和海军将领巴热——「一个出众的人，很有冷幽默，但脾气不好」——指挥。

（原注：《何伯·格兰特爵士日记》。）

两国盟军一起行动，互相等待，每一步都要商量，隔日轮流占先，由此产生的摩擦起初令人烦恼，但最终被双方指挥官的圆通手腕克服了。

第一步军事行动是占领舟山港作为中间基地。此后，英军由运输船运到大连湾登陆，法军则在直隶湾对岸的芝罘登陆。在这两处为预定在二三百英里以西的直隶省海岸登陆作准备。英军包括一千名状态极佳的骑兵，以及一个阿姆斯特朗炮连，这种炮当时是第一次投入实战。法军没有骑兵，从日本输入马匹的尝试没有成功，他们一方缺乏拖曳牲口，使远征军从临时基地启航大为延误。终于，七月二十六日，一支二百多艘船的舰队——蔚为壮观——把两国军队运到离白河二十英里之内，在那里下锚，等待好天气和详细的侦察。

这场战役中唯一的一着战略，是选择登陆地点。大沽炮台一年前曾强大到足以把詹姆斯·何伯爵士打退并使之遭受重大损失，此后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封锁白河入口是生死攸关的事。在炮台集中火力之下，横在河口的铁链拦江障碍是无法强行突破的；只有吃水最浅的船只才能驶近到五英里以内；正面进攻是不必考虑的。然而，两国将军之间在行动方式上暴露出明显的意见分歧。法军司令决意在炮台以南的海岸登陆；英军司令则更加坚决地选择大沽以北八英里的北塘河口作为登陆地点。他们的观点如此不可调和，以致商定各行其是，只是同时出发。然而，经过更仔细的研究，孟托班将军改变了主意，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提议何伯·格兰特爵士与他一同在北塘登陆。

于是，八月一日，两军各有第一批二千人登陆，战役正式开始。北塘炮台轻而易举地被占领了，「一位好心的老人」指点出哪里埋着装了药的炮弹，只要脚一踩上某个炮机，就会点燃引信而爆炸。沿着一条穿过一片「盐碱泥沼」的高堤，联军到达了可以从后方攻击大沽炮台的阵地。左岸的炮台虽经英勇防守，还是被攻克了；由于它们控制着对岸的炮台，后者便没有进行抵抗。白河就这样打通了，可以把部队和补给运往天津，天津便成了联军进攻北京的作战基地。

两位全权代表在场，妨碍了军事行动，他们在途中停下来，与尚未被打败的敌人谈判。这些做法的不幸后果不止于延误。有一次，似乎险些酿成一场军事灾难。中国人利用联军的异常轻信，一面与他们进行友好的谈判，一面策划把军队诱入张家湾一处便于扎营的场地；部队正向那里进发时，总司令写道：「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发现了一支强大的鞑靼哨队，见我们走近便退去了；再往前一点，只见大队的骑兵和步兵，步兵排列在我们右前方一条大沟渠后面，展开着许多旗帜。」与此同时，在两英里外的通州与高级官员谈判的使者巴夏礼、罗亨利及其他军官，连同他们的护卫一起被抓获囚禁，后来全都受到残酷的折磨，其中大多数人按照中国的战争惯例被杀害。

何伯·格兰特爵士发现他的四千人马正在被包围，便于九月十八日发动攻击，击溃了中国军队，并于二十一日在其余部队赶来会合后继续进军。然而没走多远，道路又被堵住，只好在离北京十英里的八里桥再打一仗，孟托班将军在此战中表现卓著，他的封号便由此而来。

中国人非但不承认自己战败，次日反而以平等的身份重开谈判。办砸了这件事的钦差大臣们被撤换，由皇帝的弟弟恭亲王接替，他打着白旗送来信件，说他准备议和，但「对我们那些可怜的俘虏只字不提」。联军全权代表拒绝谈判，除非先送还俘虏；于是恭亲王又送来一封信，说俘虏安然无恙，但只有在交还大沽炮台、联军舰队撤出白河之后才能送回。

额尔金勋爵曾要求亲自向皇帝递交女王的国书。恭亲王拒绝了这一要求，额尔金勋爵随即便放弃了。恭亲王胆子更大了，接着威胁说，联军一旦进入京城，就立即处死俘虏。全权代表们反驳说，交出俘虏是停止敌对行动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徒劳的拉锯中浪费了一个星期之后，九月三十日向北京发出了最后通牒。中国人的答复是请联军退回张家湾——他们的军队在那里遭到大败——表示愿意在那里签订条约。这场较量就这样一直维持着，直到联军的大炮架设在离北门不到六十码的地方，轰塌城墙的时刻即将到来。

随同联军的伊格纳季耶夫将军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北京城的地形。他借给何伯·格兰特爵士的一张地图，标出了北京城内每一条街道和每一所重要的房屋，那是俄国驻京传教团中一位懂科学的成员测绘的。资料是坐着一辆大车穿行街道取得的，在车上测量角度，而装在车轮上的一个计数器则记下所行的距离。若没有这张图，进攻就会按照孟托班将军的提议从南面发动，那就要穿过商业区即汉人城区，先后攀越汉城和满城两道城墙。地图清楚地表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北面都是最理想的进攻点，那里在一大片开阔平原与满城城墙之间毫无阻隔。

关于焚毁圆明园——这是对杀害和虐待使者及俘虏所作的一次蓄意的报复——关于皇帝以「秋狝」为名出逃热河、从此再未回来、关于俘虏获释以及他们对囚禁生活的叙述，这些富于戏剧性的事件，我们都略过不提；新条约于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在礼部大堂签订，签字的是恭亲王——「一位文弱的绅士，显然被恐惧压倒了」——和他的助手恒祺。《天津条约》得到了批准，并勒索了一些额外的赔款。法国条约中载入的特别条款，将在后面的一章中提到。

（原注：见第二卷第二二四页。）

最后一幕的特点是一种有些令人想起一八五八年天津的匆忙。向北京的进军十分缓慢，使战役的高潮令人不快地逼近了水路交通将被冰封的季节；「天气变得严寒刺骨，有些山头已被白雪覆盖」。何伯·格兰特爵士那位从不缺席的顾问伊格纳季耶夫，以「他一贯的极度好意」向他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情报：白河不久就要封冻，在北京逗留是不安全的。插图中所画的罗亨利先生带着条约策马飞奔的情景，颇能代表整件事的性质。条约本身无关紧要——条款的履行才是一切。

然而，在外交逆境的学校里总算学到了一些教训。北京没有撇下而不留公使的代理人，天津没有撇下而不留驻军，大沽炮台在最终议和之后仍由联军占据了两年左右。

「送走旧的，迎来新的。」由卜鲁斯阁下继额尔金伯爵出任全权公使，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告别仪式上有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收尾：即将离任的女王代表让出尊位，请他的弟弟坐上去，并把他作为英国正式派驻的代表介绍给恭亲王。新时代开始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的代表，在天子的京城里就任了。

季节已晚，虽然已租得两座府邸作为英法两国公使的住所，但需要大加改造和修缮才能入住，而这在海路交通因冰冻而断绝之前是无法完成的。因此两位公使决定撤出北京过冬，把各自的公使馆交给一位年轻的领事官员托马斯·阿德金斯先生照管，他自愿坚守这个职位，直到次年春天全权公使们回来。

阿德金斯先生并不是寓居中国京城的唯一外国人。还有一位法国遣使会的神父，名叫孟振生，他在联军进军期间一直成功地藏身于本地教徒之中，等到使臣们凯旋入城，才从藏身之处出来，坐着四人抬的轿子在街上露面。城内还有常设的俄国机构，它已有一百七十三年从未中断的历史。它最初由雅克萨之围中被俘的人组成，后来成了东正教的一所修道院，也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政治哨所，对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〇年突然登场的那两位手腕高强的外交家来说，是无价之宝。这个传教团是一面窥镜，俄国借以窥视中国国家的内部深处；而对中国人来说，它却是一扇瓶底玻璃的窗户，外部世界透过它折射给他们看。俄国政府挑选其代理人所依据的原则，与我们挑选大学划艇队员或全英板球十一人队的原则一样——就是挑最合适的人。像北京传教团这样一个重要而有远见的计划，不会听凭机遇或资历的主张来安排，而是始终保持在最高的效能上。其成员——六名神职人员和四名俗人——每十年更换一次。他们从修士大司祭以下，个个都是出色的语言家，说汉语像本地人一样，还精通满语和蒙古语。他们与中国官员的关系不事张扬，却亲如兄弟。无论行政机密、朝廷政治还是官场阴谋，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朝廷与任何外国人之间的往来，很少有逃过俄国传教团档案记录的。其人员凭着自身的圆通和传统的威望，免受暴行或侮辱；正如日本的大名们在其排外檄文中宣称，除了俄国人之外，任何外国人都可以侮辱而不受惩罚，在中国，俄国人这个名字也是一道平安符。英法远征军向北京进军时，俄国秘书波波夫先生有事离开京城，在去天津路上的一家本地客店里过夜。店里挤满了败退的中国兵，波波夫先生有幸听到了他们关于他本人的激烈谈话。他们要把他拖出来就地杀掉，这时店主出来劝阻。「那个外国人是俄国人，」他说，「动他一根手指头可是危险的。」

波波夫先生此行的任务，是去迎接随联军向北京进发的伊格纳季耶夫将军。极其重要的是，他必须与英法全权代表同时到达，以便把中国从厄运中拯救出来。中国的绝境，正是俄国表明其长期不渝的友谊之真诚的良机。外国人来了，要占据这个帝国，推翻这个王朝。他们的残忍本性不久便在焚掠圆明园中暴露无遗。中国朝廷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忧惧，从皇帝逃往一个几乎无法到达的避难所便可证明。在那可怕的危急关头，为了「打发夷人走路」，皇室认为任何牺牲都不算太大。伊格纳季耶夫将军证实了他们对侵略者意图的最坏的担忧，然后向他们揭示了唯一的得救之道。只有一个对中国友好的强国出面干预，才能阻止联军的图谋。他有能力向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进言，使他们撤兵。他以一个象征性的代价向中国人提供这项至关重要的服务。只不过是调整一下边界，划进一片荒凉的地区——那里住着强盗，出没着老虎，没有哪个官员能在那里谋生，只配作流放之地，还有一段崎岖的海岸，从来看不到一片中国的帆影。恭亲王欣然接受了这天赐的解救之方，于是，那片名为滨海省的大地区，连同它六百英里的海岸线——正是它给了俄国「东方的主宰」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就被惊慌失措的中国统治者签字让出去了。一年之后，在一天的公务办完之后，恭亲王与某位外国外交官边喝茶边闲谈，谈到了这笔交易；那位外交官说，联军从来丝毫没有在订约之后在中国留下一兵一卒的打算。亲王大惊失色，然后郑重地问道：「你是说我们受骗了吗？」「完全受骗了，」对方答道；于是亲王那副颓丧的神情，据这位后来与他相识二十年的外国人说，是他在亲王或任何别的中国人脸上都从未见过的。就这样，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在没有任何一般意义上的自己的武力的情况下，却足够机敏、足够大胆地驾驭了他那些交战邻国的武力，攫取了这场战争唯一实实在在的果实，同时还履行了对中国的友谊义务，并谴责了掠夺中国的人。

这位俄国使节没有其他订约者那样急于离开北京的动机，因为那将把他们困住的冰，恰恰为他提供了取道西伯利亚回国的最快捷的道路。他摆脱了这些「夷人」，几乎与恭亲王本人一样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一来，外交舞台便全归他一人了。他订立了他的条约，在冬季从后门——穿越蒙古——离去。

伊格纳季耶夫是英国社交界所熟知的人物，对英国了如指掌。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一样，他和蔼可亲、富于同情心——一个「迷人的家伙」。他对英国公使馆的代理人彬彬有礼、平易近人，在向阿德金斯先生告别时表示，只要皇帝不回北京，他孤身在此是不会有事的，但如果皇帝回来，他的处境就不妙了。不过，「如果你担心有什么麻烦，就到俄国传教团去吧：他们会照顾你的」。

一八六〇年的冬天，给中国的政治家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那雷霆万钧的大军像一阵龙卷风一样过去了，身后留下一片大平静。那「微小的声音」也离去了，手提箱里装着一个省，得来不费一枪一弹，甚至不费一声呐喊。两种截然相反的外国类型，就这样同时呈现在惊愕的中国人面前。哪一种留下的印象更深，还能有什么疑问吗？

冬季里，为春天接待外国公使作了种种准备。设立了一个外交部门，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最初的三位大臣是恭亲王、桂良和文祥。衙门于一月间由上谕设立；一八六一年三月，卜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到达，真正的外交才告开始，其线索将在后面的一节中接续下去。

十八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〇年条约下的交往

（一）外交的序幕

不能指望条约会自动履行——外国公使的退让态度——对英国游客的压制——北京人的敌意——和解失败——中国人拒绝与普鲁士订约——窥见真相——根深蒂固的驱逐外国人的决心——君主不在京——女主垂帘——外交礼仪搁置——外国公使自命为中国的监护人，使其任务复杂化——与满洲政治家的愉快交往

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卜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在北京住下来的时候，外交还是一张白纸，要由他们来写下最初的字迹。条约——所有的条约实质上都是一个——是他们的宪章；条约的完整履行是他们唯一的保障。因为条约既然不是平等双方之间有取有予的交易，而纯粹是强者强加于弱者的东西，那么其义务就不会自动得到履行，而只会遇到一种持续的反压力，就像被强行拦住的水在寻找堤坝的薄弱之处一样。何况，条约的双方——外国人和中国人——彼此并不相识：各自的目的、动机、脾性与品格，以及会影响各自的种种考虑的性质，都模糊不清。这是一种不确定的局面，需要警惕和谨慎。毫无疑问，双方的代表都意识到了最初几步的重大意义。在那个关键时刻中国人的想法，只能从他们的行动中推知。至于外国人——至少是英国公使——心里最关切的是什么，我们从公使随员中的一位成员笔下可以略知端倪；此人虽然本身不属于外交圈子，却自称是使团早期岁月的授权记录者。这一自许，从芮尼医生那本书的序言是在加尔各答总督府写成这一事实，便得到了默认——他是以医生身份随额尔金勋爵到那里去的。公使们到北京才五天，芮尼医生就写道：「现在开始的，也许是英国在北京永久驻节最困难的部分——即让中国人相信，我们是一个相当无害、心地善良的民族，愿意与他们和睦相处而不是相反，而且我国政府的愿望是，其臣民在合乎情理的范围内，尽量尊重他们的民族偏见。」

在一个以两场动摇了中华帝国根基的战争为代价换来的使节纲领中，把这样一种无懈可击的情操放在最前头，作为身在北京的理由，未免有所欠缺。然而芮尼医生并没有指出在那里设立外国公使馆还有什么别的目的。他的论述没有超出单纯的「驻节」。一位印度总督在「巡行」的每一站都宣布自己是和平之人，一位新娘希望过一种还算贞洁的生活，其天真程度也不会超过一位外国公使那种要对中国人表现得还算不错的虔诚愿望。人们不禁要问，那么「困难」在哪里呢？芮尼医生作了解释。

原来，有两名英国军官未经必要的领事和地方许可，到长城去游览了一趟，而且还「在圆明园被毁后不久就去那里参观，表现出低劣的趣味」。卜鲁斯先生一到，就收到了对这些不检点行为的正式抗议；必须承认，中国人很懂得苏格兰妇女所说的「吵架先开口」的策略价值。他们先走了第一步棋，立即使英国公使处于守势。他的回应是专断地行使权力，禁止英国人访问北京。这一限制本身并没有多大的直接意义，因为当时受其影响的人很少；然而作为新外交的开场之举，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尽管「只是一小步」，它却是从所有条约国臣民所享有的权利上的一种退让——那项权利允许他们为经商或游乐而旅行，不仅可到北京，而且可遍及中华帝国。它就像给整个乐队定音的音叉。

我们不能设想英国公使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偏离行使大大小小权利的原则，而他很清楚，在中国的经验对这一原则来说，本是一个漫长的、不间断的、有力的论证。芮尼医生向读者提供了理由。他说：「中国人似乎非常敏感」；而且「考虑到一切情况……担心外人的随意来访……可能会不利于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新时代开始之际建立和睦的感情」，公使便决定把英国人（而且只把英国人）挡在京城之外。

这一解释，就像对公使馆本身目的的解释一样，使我们感到不够充分。这些过度敏感的人，仅仅六个月前还在折磨和屠杀外国使者和俘虏，为了这些暴行，焚掠圆明园被认为并不算过重的报复。犯下这些暴行并承受了惩罚的高级官员，竟突然变得如此娇弱，以致一想到有个无害的游客去看看宫殿的废墟就受不了，这个想法似乎有些离奇。至于城里百姓的敏感，芮尼医生本人在写下上述那番话三天之后就有所体验了。他说，「一阵大呼小叫、起哄喝倒彩」之后，接着便是「石头从我身边嗖嗖飞过」。然后「我的马被一块石头打中了」，受惊狂奔。同一天，公使馆的另一位成员在城里另一处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芮尼医生认为石头是孩子们扔的，这很可能。中国官方为攻击外国人的暴行开脱时，最喜欢的说法就是把它们归咎于少年和无知的穷人，然而这丝毫不能减轻飞石的冲击力。我们应当充分承认中国人所具有的美德——而且他们的美德很多——但熟悉北京街道的人，没有谁会认为娇弱是他们的主要特点。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外交事件，都不能否认，在这场新的较量中，是中国人先见了血，同时也实际试探了入侵力量的态度。

芮尼医生日记中的另一根「稻草」也值得注意，它表明了潮流的方向。在谈到从各口岸送到公使那里的第一件商务案件时，他记下了这样的结论：「在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几乎每一起争端中，起初都是我们理亏；但不幸的是〔对谁不幸？〕，中国人同样一贯地采用错误的办法来纠正问题」，以致「我们最初所犯的错误完全被人忽视了」。这一评论专指商业事务，而在北京试行外交一个月之后就作出这样的概括，未免太笼统了。

公使很快发现，他安抚中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特别令他们烦恼的并不是那些「偶然的来访者」，而是各种情状下的外国人，尤其是卜鲁斯先生本人、他的同僚及其医务人员和其他随员，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伊格纳季耶夫将军毕竟并没有把外国的瘟疫一扫而光，中国政治家们也并未完全放心自己已免于军事危险。四月间，何伯海军上将、士迪佛立准将和巴夏礼先生访问北京，受到了礼貌的接待；但芮尼医生告诉我们，当恭亲王得到保证，海军上将不会留在那里时，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至于准将，只要有一支相当规模的英法部队驻守天津和大沽，他在附近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公使们本身一样，他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必然之物，只好尽量忍受。然而，既然不得不忍受更大的祸害，按照西方的推理，一座内陆城市里多一位或少一位海军上将，似乎不必那样搅乱中国人的平静心境。然而恭亲王还不能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这类事情。每把一个外国人拒之于一臂之外，无论他的地位或身份如何，都是一种收获，就像每消灭一只蝗虫对农夫来说都是一种收获一样。

因此，当普鲁士使节艾林波伯爵在英国公使为其身份担保之下前来，要按照已经订立并批准的那些条约的样式订立条约时，他的努力遭到了种种貌似有理的手段的阻挠。这位使节被拦在认为能够阻止他前进的最远的地点——即天津，谈判在那里令人烦恼地拖延了四个月。最初也是最后的症结，是驻京的要求，中国人绝对拒绝让步。最后，他们同意以签约十年后再进京来折中。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减为五年，条约于是在一八六一年八月订立。旧日广州的手法就这样复活了，好像一八五七年以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作为卜鲁斯先生的回声，芮尼医生对这一做法的评论值得注意。「看起来很像只是在拖延时间，希望在那个期限届满之前，外国人在京城的居留将全部结束。」这里我们瞥见了自始至终贯穿于一切中国外交之下的根本真相——那就是总有一天要把外国人赶出这个国家的目的，这一目的从未有片刻放松。没有哪个外国人能指望解开中国人推理的乱麻，理解排斥一个国家怎样有助于驱逐已经驻在京城的四个大国的代表；但从上述评论可以推知，卜鲁斯先生开始认识到，对中国人以礼相待并不是英国驻华代表职能的全部和终极。事情还有另一面。事实上我们知道——虽然芮尼医生没有记下这一点——卜鲁斯先生开始看到有必要抵制中国人的反动压力；他决心使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服从他的意志——他确信自己能够做到——而不是在赢得他们信任的徒然希望中屈从他们的意志。

梦寐以求的大事终于实现了，那就是进入京城；可是实现的情形与预期的是多么不同啊！既没有君主，也没有朝廷，只有果壳而没有果仁。外交如何开始，也就如何延续下去，是一连串的幻觉，部分地破灭了，却又以慢慢消逝的希望紧紧抓住不放。

乍看起来，外国代表的任务无疑似乎很容易：他们只须向一个战败国发号施令，锤打已经软化的金属就行了。倘若他们团结一致，倘若他们能够对自己的使命持一种简单的看法，这一方针在事实上会像在原则上一样简单；然而，从一开始，他们对各自国家的责任，就因他们所设想的对中国的责任而变得复杂起来，程度各有不同。试图遵循两条被如此深的裂缝隔开的政策路线，结果必然是跌进裂缝里去。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太大的课题，无论条约国还是它们的代理人都无法把握。她对那些打破了她闭关之墙的国家的人道、宽容和保护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却没有任何同类的东西可以回报它们——既没有感激，也没有合作，甚至没有诚信。对此，只有在她的冷漠妨碍了她自己的福利的范围内，中国才可以受到责备，因为她的政治家们

把西方列强那种强加于人的关切归因于任何动机都比归因于纯粹的博爱更接近事实。即使在同宗同源的民族之间，国际关系按其本性也是自私的，甚至更坏；越是戴上利他主义的面具，就越容易招人怀疑。对于邻国的态度，中国从来没有动摇过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

然而，并不全是幻觉和死海之果。获得进入京城的外交通道，总算有所收获。中国官吏那种精心做作的傲慢，换成了有教养的满洲人的温文尔雅。交谈成为可能了。外国人的话有人专心倾听，回答时也坦然相对。这一变化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它令人想起马戛尔尼勋爵与乾隆皇帝的时代，想起德庇时爵士与耆英的愉快交往，想起自一八四一年以来参与作战或议和的那些满洲政治家所留下的良好印象。如果说北京外交早年那种亲切的私人关系，并不能明确归功于任何持久的有形结果，那么，谁又能说得清，这些友好的礼尚往来避免了多少祸患、化解了多少灾难呢？

然而，为了理解一八六五年北京的局势，有必要简述一八六〇年十月《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批准之后的事件，以填补我们叙述中的空白。

（二）新口岸与长江的开放

沿海七个新口岸——何伯海军上将的长江远征——他与太平叛军的关系——汉口、九江、镇江开埠通商——汉口的恐慌，居民因惧怕叛军而大批出逃

新开放通商的口岸——北方的天津、牛庄和芝罘；汕头和台湾的两个口岸；海南的琼州——大大扩展了对外商业的范围，也使外国人管理的海关和领事机构必须大加扩充。然而，新安排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长江的实际开放。它之所以引人关注，一是因为它提供了通往帝国商业中心的通道，二是因为它使外国人与太平叛军发生了直接接触，也可能发生冲突。因为当时大江两岸，叛军和官军的据点犬牙交错。因此，贸易要么在交战双方的默许下进行，要么就得有效地保护它不受任何一方的干涉。显然，这是一件必须审慎从事的事情。

这条大水道的流向和通航能力，以及两岸军事力量的部署，额尔金勋爵本人已在一八五八年作过充分的侦察；条约中没有指明的那几个待开口岸，在当时所作的勘察中已经相当明确地指出来了。总共要开三个。镇江位于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新近从叛军手中收复，已经确定。另外两个在更上游，尚待选定。

按照条约，长江的开放以两岸恢复朝廷的统治为条件；但既然没有什么比江上的商业运输更能加速这一结果的实现，中国政府便默许英国当局进行这一尝试，至于可能与叛军发生的麻烦，风险由英方自负。目的是「开放江上的一般沿海贸易」；额尔金勋爵离开中国时，把这项事业交给何伯海军上将去办，并把巴夏礼先生派给他，为此暂时解除了巴夏礼在广州的委员职务。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一日，海军上将先于巴夏礼先生，率领一支浅水轮船分舰队从上海出发。他带着一支考察队，成员有萨雷尔上校、布拉基斯顿上尉、施约瑟先生和巴顿医生，他们的活动记载在布拉基斯顿的《长江上游五月记》里；还有几位美国传教士；两位后来成名的法国人，欧仁·西蒙先生和堵布益先生，后者最终成为法国取得东京的媒介；一位法国武官；副军需总监助理吴士礼中校；以及上海商会的一个代表团，另有几位私人。不知是领港员自恃船吃水浅、有蒸汽动力，还是自从以前的勘测以来江道变化太大，船只在江口一艘接一艘地搁浅；每搁浅一艘，就派一艘同伴守在旁边，以致还没有驶过所谓的狼山水道（那里是著名的黑鸡品种的故乡），就只剩下海军上将的供应船「科罗曼德尔」号还能行动了。为了不耽误时间，海军上将决定乘坐这艘非战斗船只继续驶往叛军的都城南京，试探太平军的态度和意图。

轮船在灿烂的阳光和静止的空气中慢慢驶近码头时，沿江的炮台上挤满了人，却寂然无声。

有人问海军上将：「长官，如果他们开炮，您怎么办？」

「噢，我就退到射程之外，派人去问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语调深沉而从容，颇似比肯斯菲尔德。

派了一名军官上岸交涉，几名叛军头目上了船，达成友好谅解的前景似乎令人满意。这无论对太平运动本身的历史，还是对外国与它及与中国的关系史来说，都是一个关键时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太平军不久之后的命运，当时就隐藏在詹姆斯·何伯爵士的头脑之中；在随后几个月里，他与他们的每一次接触，都为最终作出那一重大决定所依据的资料增添了明确的一份。尽管海军上将当时对太平军的评价不过是「一伙有组织的强盗」，他还是决心给他们公平的机会；由于不能与叛乱者进行外交往来，他决定亲自监管与他们的关系（一八六一年三月八日）。「我将采取的原则是，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必须把太平天国的当局视为事实上的政府……而这一原则很可能导致在他们占领的地方进行的一切贸易都要缴纳双重税（向叛军和官军），因此我希望就此问题得到明确的指示。」

与南京叛军当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江上来往、处于其炮台射程之内或其他情况下的英国船只不受骚扰；为此，已决定在该城对面的江面上驻泊一艘军舰。需要取得太平天国首领们对这一安排的同意，不过，即使得不到这种同意，也更有必要坚持这样做。第二个问题涉及对外贸易与叛乱运动之间的总体关系。海军上将的下一个目标，是与叛军首领们达成谅解，使上海和吴淞周围三十英里的地区保持中立。

在尚未加入考察队的巴夏礼先生到来之前，詹姆斯·何伯爵士不准备进行明确的谈判，便回到他留在下游搁浅的分舰队去了。但他想到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和机会，在太平军的大本营对他们有所了解，便在南京让三名志愿者上了岸，他已查明当地当局并不反对他们留下。他们将作为叛军的客人留在城里，直到海军上将回来。这一行人包括吴士礼中校、候任九江副领事休斯先生，以及上海商会的一位代表。在岸上，传教士慕维廉牧师也加入了他们，他是从上海经陆路到达南京的。所以这一行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星期后，海军上将在巴夏礼先生陪同下回来，在经过一些幼稚的阻挠之后，驻泊一艘警卫舰的安排圆满解决，考察队便继续溯江而上前往汉口；在汉口以及九江、镇江都设立了领事官员；一八六一年三月十八日，在上海发布通告，宣布长江开放。

这次考察获得了许多关于叛军的情报，这些情报都证实了这场运动纯属破坏性的性质。航行途中的某些事件也使来访者深受教益。考察队还在汉口的时候，太平军攻占了五十英里外的一座有城墙的城市，那是几天前分舰队上驶时经过的地方。这个消息在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引起了普遍的恐慌，随之而来的景象是无与伦比的。商会代表的报告中是这样简略地提到它的：「居民走得一干二净，没有一家住宅或店铺开门，想买货物、核对行情或进行调查，都同样不可能。」

有一天，深深的汉水里挤满了帆船，人几乎可以踏着船上的席篷从一岸走到另一岸。第二天，凡是能浮起来的东西，都挤满了逃难的人家，他们的家当岌岌可危地堆在甲板上；一支船队——其数量之多、景象之如画，恐怕是从未见过的——遮盖了长江宽阔的江面，扬着帆逆流缓缓而行。

巴夏礼先生是一个极重事实的人，他这样描述他所目睹的情景：——

「夜幕降临在成群的百姓身上，他们和哭泣的家人以及残存的财物一起躺在武昌城墙下，一心只想逃离本应保护他们的城防……他们登船时的喧闹和哭喊声彻夜不停，然而天亮时却是一片寂静，其动人心魄不亚于先前的骚动。到那时，所有逃难的人都已离岸，放眼望去，江面上满是各式各样的帆船和小船，载着三镇的大部分人口慢慢向上游驶去——几天前我们还估计三镇人口有一百万之众。」

这一次以及许多次类似的、身无长物、宁可冒任何死亡的危险也不愿落入毁灭者之手的人类的悲惨大逃亡，后来结果如何，没有任何记载；把汉口的情景放大一百倍，也不足以使人想象太平天国叛乱十五年间所造成的浩劫。

（三）何伯海军上将对叛军的政策

对他们只能预期毁灭——强制他们保持中立、尊重外国财产——上海周围三十英里半径——英国公使和外交部的犹豫——被海军上将的坚定所克服——叛军攻占宁波——那里的贸易安排——叛军的背信弃义——上海必须保卫——它的危险处境——叛军的蹂躏——对他们的攻势——肃清三十英里半径——英法海军将领之间的亲密关系——卜鲁斯先生被争取过来——战役——收复宁波——中国人组建外籍武装——华尔——白齐文——组织镇压叛乱的中国政治家——戈登将军接掌「常胜军」

所有的目击者中，没有谁比何伯海军上将受到的触动更深，这一景象无疑促使他对叛乱的弊害形成了成熟的看法。四月六日，他写信给海军部说：「看来很可能会接踵而来一段为期不定的无政府时期，在此期间，帝国的商业城镇将被摧毁，最富饶的省份将被荒废。对于这种对外国贸易极具破坏性的局面，我看不出有什么补救办法，除非双方——如果可行的话——都承认领事口岸的中立，这样这些口岸便会成为中国商人和资本家可以避难的安全之地。」为实现这一计划所迈出的第一步，便是责成叛军

在南京的政权：他们的军队不得进入上海或吴淞三十英里之内。然而，女王陛下驻京公使和国内政府对这一想法接受得很慢；罗素勋爵虽然大体上赞同海军上将的政策，却规定除直接保卫英国财产外，不得使用武力。卜鲁斯先生从北京写来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公文，其中对各种可选方针的利弊、可能的情况和风险权衡得如此周到，以致从中唯一可能得出的实际结论，就是最后得出的那个结论——把决定权交给海军上将，并答应无论他采取什么方针都予以支持。事实上，外交部和北京公使馆忠实地代表了对事务的正统看法，按照这种看法，国家政策首先被归结为一场官员们求自保的游戏，归结为一些往往与实际情况关系不大的理论和一般原则的运用。海军上将的头脑却是用另一种模子铸成的。在他看来，形势的需要就是一切，官场的权衡无足轻重，对责任的恐惧则根本不存在。现场的人看清了该做的事并决心去做，最终必定会把政府争取到自己一边，因为政府喜欢有一条强壮的手臂可以依靠。有詹姆斯·何伯爵士这样的人，就不会有引起纠纷的危险，因为纠纷大多产生于对纠纷的神经质的恐惧，而从来不会产生于径直而明确地走向目标。然而，还是需要海军上将亲赴北京一趟，再加上将近一年的往来信函，才使英国政府一点一点地转到他的观点上来。

与此同时，太平叛军向宁波推进；卜鲁斯先生曾拒绝批准保卫宁波；叛军在承诺不攻取该城之后，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攻占了它。法国海军将领卜罗德和英国舰长科比特会见了那里的叛军首领，以期了解他们的计划，并「防止他们迄今所犯的暴行，设法作出一种安排，使贸易能从该城进行。法国海军少将卜罗德将与我协同行动」——何伯海军上将十二月七日写信给科比特如是说。

该城被攻占后，海军上将指示科比特舰长：如果叛军要征收什么税，他要设法使税额不超过朝廷税则所规定的数额。三个条约国还为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外国人居住区的安全作了安排。然而，处境十分困难，因为叛军毫无秩序观念，也毫无信义。事实上，要在遵守罗素勋爵中立指示的同时保护英国臣民，这个问题正在迅速变得不可能解决，因为与南京太平天国当局订立的协定被他们置之不理，上海本身也受到了威胁。

海军上将对于保护英国利益需要做些什么的看法，一直在稳步发展；一月间他写道，九江和汉口对我们的贸易已变得与上海同样重要。一个月后，他更加明确地向海军部力陈他的计划。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说：「自我回到此地以来，每次报告上海的情况时，我都有责任把叛军在其近郊造成的破坏和暴行十分突出地提请诸位大人注意。这些行为发生的地点离城太近了，与法英军队占领该城所应得到的尊重不相称，也不能不影响到该城的粮食供应和本地贸易。」

紧张局势终于因罗素伯爵放宽限制而得到缓解。他先前已经说过，保护条约口岸「可能是适宜的」，并说他「认为，只要我们的部队〔北京战役后留下的驻军〕占据着上海和天津这两个口岸，我们就应当保卫它们」。可是现在，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一日，他对整个局势采取了一种更为切实的看法，下达了女王陛下的命令：「何伯海军上将不仅要保卫上海、保护其他条约口岸，还要保护英国国旗和长江，总之，英国商业要得到女王陛下军舰的援助。」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冬，上海的局势变得十分危急。叛军首领们通知各国领事，说他们打算攻取该城，接着便焚烧村庄，蹂躏黄浦江两岸直至军事防线枪炮射程之内的乡村。居民们采取了特别的地方防御措施，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这个唯一能保全性命的避难所。这些事件的压力促使詹姆斯·何伯爵士采取了更为明确的行动；他认识到，要有效地保卫上海及其供应来源，就必须对叛军采取进攻行动，把他们从三十英里半径之内所占据的一切地方赶出去。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海军上将都与他的法国同僚，以及英法陆军的指挥官们携手合作。一八六二年二月十三日由这四人签署的一项协定，解决了保卫上海城这一当务之急。向英国公使的一次呼吁，使他彻底转到了「前进政策」上来。海军上将在二月二十二日写道：「我强烈建议，由您本人和布尔布隆先生责成英法指挥官，把某一线以内的地区」——具体指明——「肃清叛军」；而答复之爽快、之毫不含糊，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我们不能容忍上海被饥荒拿下，或被叛乱毁掉，正如我们不能容忍它被攻陷一样；在中国只须有一点经验就可以确信，如果我们严守城墙之内的防御，其效果就是让攻击我们的人相信我们无力在野外与他们交锋。」

作战计划在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詹姆斯·何伯爵士、卜罗德海军将领和士迪佛立准将签署的一项协定中确定下来，并在当年初夏和随后的秋季丝毫不差地付诸实施。作战初期，卜罗德海军将领阵亡；人们对他的牺牲深表哀悼，最哀痛的是他的英国同僚，两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我曾在多大程度上享有他的信任和敬重，将永远是我心中一个纯粹的满足之源，」詹姆斯·何伯爵士在这位海军将领阵亡的当天，即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七日写道，那时他本人正因负伤而困在舱中。

宁波的叛军在短时间内安分守己之后，又变得咄咄逼人、出言侮辱，甚至按照旧日官府的老办法悬赏购买外国人的首级。值得记住的是，太平叛军即使在那样衣冠不整的状态下，即使完全可以从外国人的好感中获益，却丝毫不缺中国人最傲慢的那种自命不凡。其首领的妄自尊大，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皇帝们。太平军要求外国人服从他们的管辖，并惯常用侮辱性的称呼称呼外国。人们对这类事情，就像对一个疯子的怪癖一样看待。然而，它们忠实地反映了扎根于中国人心中的东西。

外国人和外国船只在那里的处境就这样变得无法忍受，同月，乐德克中校从叛军手中收复了该城——这是一次辉煌的战功。收复之后他写道：「城里曾经住过五十万人，如今却看不到一个居民的踪迹……河道里满是尸体和腐臭的污物。」收复宁波是一场英法中联合讨伐浙江叛军的战役的开端，这场战役与上海周围的战役同时进行。

两年后最终镇压太平天国叛乱的种种军事行动，无须详细追述；然而，一方面是英法指挥官，另一方面是正在组建的中国军队，两者之间发展起来的关系成果如此丰硕，值得特别记住。这段历史虽然已被写过许多次，但追述本国和外国在动机和行动计划方面的一些接触点，以及这种结合所产生的防御观念的演变，或许仍不算多余。

太平天国叛乱蹂躏华中和华南各省许多年之后，中国政府才振作起来，认真努力抵抗。镇压运动起源于两湖总督，他的主要副手和继任者是曾国藩，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时期的两江总督。他的弟弟浙江巡抚曾国荃是军事统帅，而他们中间最能干、最有魄力的李鸿章是江苏巡抚。官军已逐渐向南京收拢，人们认为，很可能正是这一合围过程，迫使叛军到江苏和浙江人口稠密的地区去寻找出路和新的觅食之地。叛军在其队伍中招募了一些外国人，并大力设法为自己弄到外国的武器弹药；为此，以及为了别的目的，与海上保持联系对他们极为重要。一位巡抚也开始招募外国人，组建一支特别部队，按外国方式操练和装备，由外国军官率领。在官军一方从事这项事业的外国代理人是弗雷德里克·华尔，卜鲁斯先生一八六一年五月提到他时称之为「一个叫华尔的人，一个前加利福尼亚的冒险家」。不到一年，卜鲁斯先生写道：「在华尔先生组织和率领的中国部队中，我看到了一个军事组织的核心，在中国动乱的局势下，它可能证明是极有价值的。」事实上，「华尔的部队」——后来以其夸张的中文名称「常胜军」而为人所知——从一开始就被詹姆斯·何伯爵士抓住了，他的鼓励和支持在其早期对它起了根本性的作用。海军上将把华尔当作战友看待，与他并肩作战，从而给了这支新募的部队以军事地位。当中国士兵还是新兵的时候，他与他们协同作战，从叛军手中夺取阵地，然后根据华尔的保证——他的人能够胜任这项任务——把阵地交给他们防守。华尔本人是一个朴实无华、沉着大胆、不惜性命的人。在他短暂的征战生涯中，他身上中弹累累，其中一颗子弹打进他的嘴里，毁坏了上颚，使他说话困难，不久，那颗致命的子弹终于击中了他。继他指挥的是他的副手白齐文，此人虽然是个好军人，却缺乏华尔的圆通和节制，与发饷的人闹翻了，对他们使用暴力和威胁。他被李巡抚撤职，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因为这支中外混合的训练有素的部队失去了首领。在这紧急关头，李鸿章请求英国当局借调一名军官来指挥这支部队。英国的海陆军代表的责任，就这样扩展到要找一个合适的英国人来接替白齐文。他们首先选中的是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奥伦上尉，他任职时间很短，继任的是皇家工兵的戈登上尉。

戈登于一八六〇年来到中国，恰好赶上参加北京战役的最后一幕；一八六一年他在天津度过，在那里被推崇为一个模范人物和有功的军官。一八六一年冬，他与卜鲁斯先生和恭亲王就镇压叛乱的问题进行过会谈；但他们的想法，以及英国政府的政策，当时都还不够成熟，未能产生任何实际结果。一八六二年春，戈登随他的部队来到上海，在士迪佛立将军麾下参加了肃清三十英里半径的作战；士迪佛立将军热情地称赞了他大胆的侦察工作，戈登早在克里米亚就已因此出名了。次年冬，他忙于勘测和绘制从叛军手中收复的地区的地图；一八六三年春，他的上司让他出任华尔部队的首领。仅就当时人们所认识到的他的才能而言，选中戈登无疑是所能作出的最好选择；因为士迪佛立将军虽然在

天津和上海都与他很熟，但无论他还是任何别人，都不能说曾预见到后来讨伐叛军的战役所揭示出来的那些卓绝的品质和那种感召人心的力量。戈登接掌「常胜军」时，这支部队已经受过两年的训练并经历了正规作战，士兵们完全可以算作老兵了。然而，戈登将以他那充满活力的个性，以及勤勉地运用「某某军士」这一使人脱胎换骨的手段，为这支部队注入新的生命。部队中实际雇用的外国人有多少，难以确知，但一年作战期间的伤亡详细报表上列有一百个名字。戈登的统御能力，管理那帮形形色色的外国人所受的考验，恐怕比管理整个本地部队还要严峻；然而，从这群偶然凑到一起的人身上，终于得到了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东西，在司令官的激励之下，这个国际混杂的群体中涌现出了好几个出众的名字。

戈登于一八六三年三月接掌指挥权时，三十英里半径之内已经完全肃清叛军六个月了；「常胜军」的首要任务是保持这一地区的肃清，其次是尽其所能把战争推进到更远的地区。它的效能，尤其是就后一目的而言，有赖于仍驻守通商口岸上海的英法指挥官的支持与合作。有一段时间，这种合作有中断的危险。被撤职的白齐文将军把他的冤屈带到北京，他那巧言令色的谈吐给那里的美国和英国公使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卜鲁斯先生替他出头，给英国指挥官士迪佛立写了措辞强硬的公文（一八六三年四月十日），力主恢复白齐文的职务，撤掉戈登，还要向戈登解释说这一步骤并不是对他的非议云云。公使一再重提此事，既对上海的指挥官，也对国内的外交部；但李巡抚态度坚定，举出了撤换白齐文的有力理由，以致刚刚接任英军指挥的伯朗少将与李鸿章一道坚决抗议撤换戈登——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英国将军那时还从未见过戈登。现场的人战胜了在远处空谈理论的人，而后者所依据的又是所能想象的最坏的资料——那个犯过错误的人对他自己的陈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卜鲁斯先生与戈登很熟，他的政策一定另有未在官方公文中说明的理由，因为这些公文所陈述的理由，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有大才干的人来说，是不充分而且狭隘的。

我们说过，伯朗少将当时还没有见过戈登。他于四月间从印度来到中国，接替士迪佛立将军指挥驻华英军。他是一个精悍的人，性格活跃，很快就掌握了局势。首先真正看出这位年轻的工兵军官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的功劳，大概应当归于他。伯朗将军到达后的最初几天，在上海居留地的一家宽敞的洋行里做客，那座房子有一条宽阔的游廊，通向所有的卧室。一天清早，将军被刚刚收到的一封信弄得激动不已，衣冠不整地跑来跑去，手里拿着一张粗糙的中国纸，找他的东道主。「你认识戈登少校吗？」他说。「当然认识，一个很好的人，据说是个第一流的军官。」「可是，」将军嚷道，「他是个天才！你看看我刚从前线收到他的什么东西，」说着他展开那张黄白色的纸，上面有几张草图，还有几行不大清楚的铅笔字，标明他的位置和进攻太仓（奥伦上尉曾在那里被击退）和昆山的计划——两座城都在通往省城苏州的交通线上。「这个人是个天才，」将军反复说，「必须支持他。」几天之后，又一封这样难以辨认的信到了，于是同样的一幕又加倍强调地重演了一遍。「我告诉你，那个人是个军事天才；这就是我对他的称呼，一个军事天才，」这位衣着整洁的矮个子军人以他那种活泼的、反复强调的方式说。「我要竭尽全力支持他。」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解除「常胜军」的驻防任务，使整支部队在基地稳固的情况下，腾出手来从事进攻作战。这一有效支持戈登部队的计划被丝毫不差地付诸实施，将军后来在报告攻克太仓和昆山的官方公文中是这样描述的：「我有一支野战部队协同行动作为支援，在我们界线的最边缘移动……这对戈登少校的作战有很大帮助。」他又说：「昆山既已攻克，戈登少校现在提议以该城为他的大本营……由于抚台打算以太仓为他的大本营，我将把太仓划入界线之内，从而使官军完全有信心守住它，因为他们知道随时可以得到我的支援。」伯朗将军这一果断行动对「常胜军」的命运何等至关重要，在三个月后就看出来了：那时白齐文将军带着一批不满分子投奔了太平军，这一举动使戈登对他自己部队中留下的外国人是否忠诚产生了严重的疑虑。然而，白齐文在叛军营中毫无成就，不久便在一次与戈登的秘密会晤中请求安全通行证和赦免。可是，随着与这位「常胜军」新司令官的交往加深，白齐文接下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为了在他们之间消除对各自交战一方效忠的一切矛盾，干脆把两方都抛弃，两人合兵自立，攻取苏州，在那里招兵买马，进军北京。这种合伙根本不合戈登的心意，但这个建议足以表明李鸿章对这个被撤职的首领的估计是多么精明。

（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

通过赫德先生向李泰国先生发出订单——在皇家海军阿思本舰长指挥下装备舰队——北京拒绝批准他们的协议——朝廷不肯让外国人处于有权威的地位——种种误会以及李泰国先生最终被牺牲——舰船遣散出售——关键问题是收复南京

那种支配着中国政策、使这个帝国永远无法拥有一支陆军或海军的对外国援手不可克服的不信任，同一年又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大失败中得到了另一个显著的例证。一八六一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先生回英国休假，他在北京的代理人是赫德先生（现为爵士）。与中国大臣们就帝国海军力量薄弱问题进行的会商，导致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据此，赫德先生受权向李泰国先生发出订单，订购若干艘武装舰船，由英国人担任军官和水兵。李泰国先生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执行了这份相当「大的订单」，聘请谢拉德·阿思本舰长指挥这支舰队，舰队按战时标准装备。英国政府在外国招募方面的种种困难都被克服了，因为那时政府已准备不惜一切援助中国政府。舰队如期抵达中国，李泰国先生和阿思本舰长前往北京，请帝国政府批准他们的协议。这被拒绝了，部队被遣散，舰船被出售，中国人为此在金钱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他们对付款并无异议。

这一计划似乎是在这样一块礁石上触礁的：李泰国先生坚持认为，舰队是皇家的，舰队司令不应听命于总督或省级官员，而只应听命于皇帝，并通过李泰国先生本人下达命令。这是对中国政府这座大厦本身的冲击，只有在相信政府在其无助的状态下必定会答应任何事情的情况下，才会认为这是可行的。然而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过，把海军力量交给地方的另一方案，同样是不可能的，这已被后来试图在中国海军中使用英国军官的种种失败所证明。像这样不问东道主而自作打算的例子，是前所未闻、后所未见的。这简直像一场巨人规模的恶作剧。舰船确确实实就在那里，配备了军官和水兵，装备了武器。这是一个危险的结，必须迅速地砍断或解开。循着阻力最小的路线，李泰国先生被当作了替罪羊，公使把「两手按在」他的头上——按得相当重——「承认众人一切的罪孽」，然后把他打发到旷野里去。从总体利益来看，牺牲李泰国先生或许是摆脱这一纠葛最稳妥的办法，因为他是一个好斗的小个子，专制权力握在他手中，可能会招来种种不便。然而，失败的责任属于所有有关各方——恭亲王、文祥、赫德先生、卜鲁斯先生以及英国政府。他们各自带着不同的、或多或少模糊的想法参与这一计划，只有李泰国先生本人的想法例外——当他与英国海军军官订立合同、并要满足英国法律的严格要求时，他的想法就不得不变得明确起来。中国大臣们当然不可能懂得一支外国装备的海军究竟意味着什么，大概也没有把心里的真实想法全盘托出；李泰国先生和赫德先生是有远大抱负、却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卜鲁斯先生是一个见过世面、有过历练的人，从他的地位来说是他们所有人中责任最重的，因此在自欺欺人、让英国政府受到误导这一点上，也是最应受责备的。他批准了这个计划，否则它根本不可能实行。可是，他批准的究竟是什么呢？他「高兴地看到阿思本舰长即将重组缉私部门」（一八六二年十月六日），迟至一八六三年二月八日，他还写信给恭亲王，谈到「殿下如此明智地订购的轮船舰队即将到来」——好像那是一双官靴似的！然而舰队到达时，却发现有关各方都在各说各话，于是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女王陛下的公使曾采取了什么步骤，来弄清恭亲王的真实意图，弄清这些意图是否经赫德先生正确转达、经李泰国先生正确理解，并完整地通报给了女王陛下政府。看来，在李泰国先生最后一次逗留北京期间，卜鲁斯先生事实上改变了主意——无疑是出于有力的考虑。李泰国先生收到公使的一个口信，敦促他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并答应公使馆给予全力支持，于是他便前往总理衙门，照他惯常的作风强硬地发号施令，满以为英国公使在背后撑腰。可是在这样破釜沉舟之后，他却发现自己被抛弃了，理由是一些他无法理解的国家利害。这就是李泰国先生本人当时对一位住在北京的知心朋友所讲述的这场危机的经过。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计划必然是一次在黑暗中的跳跃。对英国政府来说，它意味着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猛然推翻最近宣布的政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可能发生的误解采取极其周密细致的预防措施，并不算多余；然而——就迄今公开的情况而言，因为记录中无疑缺了一环——这项事业从一开始似乎就完全没有这样的预防措施。

问题的症结无疑在于南京的形势。李泰国先生用来促使对方接受他的条件的杠杆，是立即攻克太平天国都城的前景；以总督曾国藩、他的弟弟以及江苏巡抚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正在集中兵力攻打南京。与李泰国成交，取得新舰队的效力——就这一特定目的而言，这种效力大概被大大高估了——即使借助某种含糊的措辞，以便在眼前的目的达到之后留下摆脱协议的漏洞，这种诱惑也是极其强烈的。若不是李鸿章态度毫不妥协，本来可能会作这样的尝试，因为正是他粉碎了舰队计划。他承认，有了这些舰船的援助，确实可以使总督的军队立即攻下该城；但他充满信心地补充说，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假以时日也会成功，与其把李泰国所要求的那种权力交到

任何外国人手中，不如丢掉这座城、这个省，乃至整个帝国。白齐文的事在这位巡抚的脑子里记忆犹新——事实上，白齐文那时就在离他不远的叛军营中。李鸿章的论据决定了这件事。舰队始终没有正式服役。江苏战役的全部经历，在李鸿章的脑海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那是他一生中最有意思的时期，而其中没有哪一段插曲比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更能使他的回忆变得生动。一提起那段插曲，他就会激动起来，说得绘声绘色。

（五）叛乱的终结

戈登的辉煌战役——他与李鸿章的争吵——以及和解——其他法国和英国军官协助镇压叛乱——俄国提出援助

戈登的征战持续了一年：其间有巨大的成功，也有几次挫折，不止一次的危机，以及许多令人气馁的事。与李抚台那场有名的争吵，说明了在考虑东西方民族的合作关系时值得记住的几点极有用处的东西；但它最主要的意义，也许在于它揭示了戈登本人那种独立不羁、支配一切的性格，这是他终生的显著标志。在苏州与叛军首领们订立了一项混乱不清、几乎无法理解的约定，据此饶他们不死，他们却被李鸿章下令斩首。戈登对此大为愤慨，像又一个阿喀琉斯那样退回自己的营帐。为此，他受到伯朗将军、卜鲁斯先生和外交部的热烈赞扬，他们都斥责李鸿章是最可憎的罪人，不应再与他有任何来往。两个月后，戈登没有同这些人中的任何一方商量——不过并非没有得到友好的劝告——改变了主意，恢复了与巡抚的友谊，重新积极投入战场，于是先前赞许他按兵不动的同一片合唱声，又来赞许他的行动了。一八六四年二月十日，卜鲁斯先生写信给恭亲王，其中说到「戈登少校将免于与李巡抚有任何往来」。不到一个星期，戈登就自行放弃了那个立场，留给公使去随意解释这一态度的转变；公使的解释办法，是求助于外交虚构这种代用货币——它在这一行当内部通用，但在其约定俗成的领域之外毫无市场价值。新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曾在现场调查此事，写了一封很有见地的解释信，倘若公使有时间利用它，本可以为「修正」先前的判断提供一个说得过去的根据。然而戈登的行动逼得他不得不摊牌，使他别无选择，只能先默认，再去找理由。然而，外交部远在国内，不可能这么快就转回来，他们已根据最初的消息，撤销了对戈登少校为中国人效力的一切批准。这道命令到达戈登手中时，他已经自行正式辞职了，所以不再有权力上的冲突。这支部队虽然对镇压叛乱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最后一幕——攻克南京——却留给了总督曾国藩独力完成。

戈登的成功中并非最小的一项，是在这支部队完成任务之后和平地将它解散；因为就其规模而言，这支部队的开支极其浩大，而在中国人手中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常胜军」死得恰逢其时，这是它的幸运。倘若它存在得更久，很容易就会使它在短暂的生涯和有限的范围内赢得的惊人威望烟消云散。或许，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归根结底完全应归功于它最后一位首领的人格；他留给人类的遗产，与其说是一份功业的清单，不如说是一种生命——不朽的生命。

戈登的声望和他功业的光辉，过分地遮盖了在邻省浙江进行的、以宁波为海上基地的英中和法中联合战役。就其程度而言，这些作战对最终推翻叛乱的必要性，丝毫不亚于江苏省的作战；在许多人之中，后来主持福州马尾船政局的日意格，以及那位胸怀宽广、后来调任京城总主教区并在那里去世的田嘉璧主教，都值得人们记住。其他省份的若干起事也造成了麻烦和忧虑；但就本书的叙述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一八六四年目睹了这场大叛乱的最后一幕。

要在任何合理的篇幅之内，哪怕是粗略地追述那场巨大浩劫的经过，都是不可能的——它对人命的肆意摧残，超过了德国三十年战争的惨状。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这场运动中外国不得不与之接触的那一面，它的政治影响，以及它对中国政府地位的影响。碰巧只有两个国家直接参与了对叛军的进攻作战，但在镇压任务中，它们得到了所有国家的道义支持。事实上，若不是英法两国积极行动，俄国似乎很可能准备单枪匹马地承担整件事情。俄国政府不时表示赞同英法两国协助中国政府平定叛乱的行动。俄国也在中国人对其外国盟友的致谢之列；她至少以「一万支步枪和几门大炮」的形式提供了物资。这批军火经过漫长的旅途运抵北京时，俄国公使认为有必要向他的英国同僚解释，这些武器只是针对叛乱的。此外，俄国曾经——或者自称曾经——认真打算派遣一支自己的大部队协助镇压叛乱。俄国公使馆的一位成员彼得罗夫先生，一八六二年秋在上海待了一个月，就此事与中国当局频繁会商，并亲自把会商报告带给当时在日本的波波夫海军将领。彼得罗夫先生在上海期间拜访了英国海军上将，把这一计划告诉了他。这一计划没有实行，据戈尔恰科夫亲王向纳皮尔勋爵解释，原因是俄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以提供有效的援助，但他们希望向中国人表明，他们衷心赞同英法的政策，并可能为了道义上的效果，在审慎允许的范围内展示他们的旗帜以示协作。

北京政府充分认识到平定叛乱的重要性，以及外国援助在这方面的价值。那支夭折却耗资巨大的阿思本舰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而上谕授予戈登的种种荣誉，也表达了宫廷在这场可怕的噩梦消散时所感到的难以言表的宽慰。最后一道总结这场运动的上谕，以一种在这类程式化的文书中并不常见的克制而真诚的口吻说道：「其所造之惨毒荼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恶贯满盈，神人共愤。」

（六）撤出广州

双方的好感与互相称许——巴夏礼先生对该城的出色治理

一八六一年十月联军撤出广州，由于毫无波折，这件事过去时没有引起丝毫轰动。单凭中国高级官员为此发布的告示中的一段话，这件事就足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历史界标：——

「英法联军驻扎广州四年之久，对阖城兵民始终和睦相待，兵民亦以礼相接，以诚相与，自始至终相安无事。今联军撤退，英法领事仍驻城内，各国商民亦得常川出入或随意居住。尔等兵民务须照驻扎期间一样，以恭敬礼让相待。」

把这与仅仅三年前的情形比较一下吧！占领之所以成功，并产生良好的持久结果，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委员巴夏礼的卓越品质；他在公文中是这样谦虚地提到这件事的：「百姓信任一个强有力而不压迫人的政府，加之他们本身易于治理的性格，大大便利了在这样一座人口逾百万、极其错综复杂的大城市中维持秩序的工作。」「广州问题」就这样终于得到了使各方都满意的解决。

（七）皇帝驾崩

他逃离京城——其子继位——两宫太后垂帘——恭亲王血腥的政变

在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个时期，仅次于镇压太平天国叛乱的重大事件，是咸丰皇帝的驾崩。这位不幸的君主在联军逼近时，不顾其谋臣们最强烈的劝谏，抛弃了京城，一八六一年八月死在他的避难之所，他的独子被立为嗣君，年号同治。新皇帝是个孩子，必须安排摄政。这一摄政权是如何落到两位太后——一位是幼帝的生母，另一位是先帝的正宫皇后——手中的，当时在京的外国人并不怎么清楚。恭亲王发动政变，把摄政班子中的三名男性成员煞有介事地加以审讯，然后处死，这并不像当时人们轻易以为的那样，是为了除掉什么想象中的「排外派」，而单纯只是为了把帝国置于他本人和皇帝生母的掌握之下。北京的「党派」一向是、直到今天仍是外国人难以理解的谜，他们在当时很少有可靠的途径了解情况，往往容易被一些「口号」所左右，而这些口号有时正是为了误导他们而制造出来的——因为中国人一点也不讨厌利用外国人容易据以形成看法的那种一知半解。

（八）这些事件对外交进展的影响

外国外交的不足——君主不在——联军承担了保护中国的义务——无法施加强制——卜鲁斯先生的远大眼光——地方与中央的行政——试图迫使中央政府强制地方——中国大臣们的轻蔑态度——卜鲁斯爵士的绝望——他抓住种种稻草——中国人的普遍反动

这些不同的事件，对与朝廷的外交关系的进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我们已经看到，北京的外交是一项靠输入资本开办的事业，在当地得不到任何支持，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消耗自身。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让外国的观念转译成中国人能理解的东西，也没有一种媒介可以让外国人理解中国的政治观念。当戈登无法让翻译把他的意思转达过去时，他便要来一本字典，把手指按在「白痴」这个词上——在为交换民族观念建立一种共同通货方面，最正统的翻译也不能超出这一点多少。即使中国的政治家们真心皈依了这种革新，要强行推行外国的形式、外国的名词、外国的程序——要一举变革一个被古老惯例僵化了的行政体系——最初的困难也依然存在。而事实当然恰恰相反：他们反对新的关系，就像他们曾经反对军事入侵本身一样。因此，在建立一个可行的国际

交往方案方面，不能指望中国方面提供任何帮助。他们根本不希望有这类东西，他们的抱负至多不过是造一个缓冲器，让外来的冲力消耗在上面。这个缓冲器就是总理衙门。因此，外国外交若要维持下去，就必须依靠它自身的资源，而这资源的基础就是武力。把外国人带到北京的武力，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都必须在一段不定的时期内把他们留在那里，并使他们有效地发挥作用。武力无疑能使外国公使们甚至实现中国体制中那些为给其外交的运作扫清道路所必需的结构性变革。然而，如果说西方各国政府有哪一件事比其他任何事都更决意要让自己相信的话，那就是：武力的法则在中国已被最终废除了；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与（凭武力）签署一张纸的时间恰好一致，敌对的精神已经离开了中国人的心灵；而爱与理性的法则，无须任何开场白，就要取代那促成了新关系的法则。无论人们是否相信，这个奇特的悖论都将成为今后一切行动的准则。

一盘开局时「王」不在棋盘上、后来又在「后」受保护的情况下继续下去的棋，显然是无法下的。外国公使们所要打交道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他们非但没有从一开始就教它的成员认识到自己的新义务——像教孩子一样训练他们，而在外国事务方面他们确实是孩子——反而一开始就把中国政府当作一个太娇弱、经不起管教的婴儿来对待，结果自然是这种对待方式所惯有的那些后果。外交家们流露出如此急切的心情，想把君主哄回他的宫殿，以致中国大臣们很快就学会了利用这种心情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说某项让步「会在热河产生良好的效果」，就足以诱使外国代表们在办理公务时放弃一个又一个的要点。在这种纵容体制下过了六个月，皇帝驾崩了，局势便大大恶化——因为外交家们现在手中真的有了一个婴儿，还有一位「垂帘」听政的女摄政。从此，在那孩子长大之前，连递交国书这一最起码的形式都没有指望了，而到那时，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就这样，那本要整个强加于北京朝廷的欧洲外交方案，在门槛上就重重地绊了一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然而中国人却恢复过来了。他们看到那些「凶悍的夷人」扔掉了武器，对他们的恐惧也就消失了，于是那个一点一点地蚕食战争与和约成果的过程又重新开始了。

当然，当外国列强出面干预镇压叛乱时，强制帝国政府的整个想法——即使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也就公然化为乌有了。联军不能一只手打倒他们正用另一只手扶持的东西，因此帝国政府不仅享有豁免，而且知道自己享有豁免——知道他们最近的征服者如今已完全承担了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维持这个王朝的义务。因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外国人的抗议越是空洞，声音就越大，但夷人不能去攻打一座满是他们自己人质的城堡。

远离行动的现场、对当地的需要了解不全面，往往使卜鲁斯爵士在细节问题上的结论站不住脚，有时还迫使他在本应指导其下属执行者行动的地方，反而跟在后面；然而，每当他就中国的地位及其对外关系的全局发表意见时，他的看法都是宏大、明晰而具有政治家眼光的。他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中国政府的威信扫地必然会导致什么后果。他早期的一份公文中有一句简短的话，揭示了他的远见：「在这些海域造成一个新的东方问题的，很可能是中国的虚弱而非她的强大。」毫无疑问，这一思想支配着他的对华外交。从表面上看，严厉乃至严格，似乎可能与加强中国的虔诚愿望不相符合，然而我们现在知道，她当时最需要的，正是被督促着去履行她的义务，这本是她自身福利的必要条件。

正统意义上的外交领域既然被封闭了，北京又没有外国的利益，公使们活动的题材便完全由各通商口岸提供。一八六一年开放的口岸共有十五个。所发生的问题，大体上可以界定为因地方官员违反条约而引起的索赔，要求中央政府予以纠正。这颠倒了中国人的办事方法，即使政府态度友好，也不容易做到；而政府既然怀有敌意，困难就变成了不可能。英国公使经过一年的尝试，开始认识到他这项西西弗斯式任务的艰巨。一八六二年七月，他写信给外交部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行政原则与我们所实行的完全不同，缔结一项条约是困难的开始，而不是困难的终结。」

同时他写信给一位领事说：「与北京政府建立直接关系所要取得的重要成果，是避免地方上的暴力行为……新制度要运转得顺利有效，还需要时间……但你不得超出以和平方式努力纠正所抱怨的弊端的范围。」几个月后，在致各领事的一份通函中，他这样仔细地重申了这一指示：——

「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北京政府对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遵守条约……从而摆脱我们迄今所处的那种错误地位，即由我们去强制地方当局和百姓，替帝国政府做它的工作。开创这种新的关系制度，只能循序渐进、耐心从事；但必须坚定不移、锲而不舍地努力，以便迫使中国政府教导其人民……」

同时，他用这样的话向外交部概括了局势：「在帝国政府本身迫使其地方官员遵守条约之前，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无法置于安全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这件事上，最需要强制的恰恰是中央政府本身！

然而，所有这些不用任何武力而「迫使」地方官员、「迫使」帝国政府的说法，令人想起中国那句古老的格言：「以不治治夷」。世界稳稳地驮在乌龟背上，可那乌龟本身又驮在什么上面呢？中国大臣们看着外国人踏上一场沙漠远征，在那里他们将耗尽力气而永远碰不到敌人，心中必定暗自得意。公使为了贯彻他的要求或劝诫而唯一肯使用的警告和威胁，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空炮弹。恭亲王在答复其中一份威胁性的照会时说，他「揣想阁下使用这种直言不讳的语言，是为了激励中国政府有所作为。殿下确信，按所示的方式行事，并非阁下的本意」。如此等等，没完没了。外国外交的力量给中国政府留下的印象，二十年后被一位美国公使比作「拳打棉被」。上述由卜鲁斯先生开创、英国政府一贯奉行的政策，被在野时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精辟地称为一种「理想政策」，在追求这种政策的过程中，国家的具体利益却听任其丧失了。

详细追述在这些有趣的序幕之后条约权利瓦解的过程，未免乏味。更切题的做法，是引用英国公使十二个月后在致恭亲王的一份照会中对结果所作的回顾。这份照会及其复照在当时被认为极为重要，下议院专门调阅，并作为单独的蓝皮书（一八六四年第六号和第八号）发表：——

「卜鲁斯爵士希望恭亲王明白，他有理由对以下两点深感不满：

「一、各口岸普遍无视条约规定；

「二、政府对外国人的总的态度。

「上海和宁波如今没有落入叛军之手，完全是由于联军的努力。倘若上海陷落，朝廷的权威就会遭受一个永远无法恢复的打击。

「卜鲁斯爵士并不期望为这些效劳得到什么非同寻常的感激表示，但他曾希望中央政府至少会坚持在各口岸忠实地遵守条约。他还曾希望中央政府会以稍微增强一些的魄力，致力于组织一个称职的行政机构。

「这些期望都没有实现。在若干口岸，条约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天天遭到违反；而中央政府即使并非不愿意，也显得无力实施更好的秩序。卜鲁斯爵士提出抱怨时，外务衙门所发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要么是因为地方当局并不畏惧外务衙门，要么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外务衙门是认真发这些命令的。

「外务衙门走过了发布指示的形式，但抱怨的原因依然如故，要么是因为地方当局不害怕，要么是因为外务衙门不在乎。鉴于被抱怨的官员没有一个受到惩处或撤职，鉴于以敌视外国人著称的官员被任命到使他们有更多机会纵其排外倾向的职位上，而态度友好的官员却被调走，卜鲁斯爵士不能不——尽管很不情愿——推断：帝国政府即使并不反对友好交往，至少也不愿采取必要的措施，去教导百姓和地方当局明白中国是真诚希望与外国建立友好关系的。

「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听取这些警告，应由中国政府自己考虑……」

「恭亲王复照，一八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关于英国公使照会中所坚持的、条约应与法律同等看待的主张，亲王须指出：条约即与帝国政府的法律同一、违约即等于违法这一原则，正是中国政府所遵循的原则，其唯一的愿望就是外国也以同样的眼光看待条约。

「至于各省尚未结的案件，亲王希望英国公使查阅案卷，逐案将详情告知，衙门当即行文有关各省政府，催其从速办理所列案件……」

「卜鲁斯爵士复照，一八六三年七月二日。

「殿下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承认条约为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法律，违约即被视为违反这些法律。然而殿下的照会中，并无任何内容表明这一原则将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我曾列举若干事例，说明地方当局不顾女王陛下领事的抗议，蓄意置条约的明文于不顾，其目的无非是要削减女王陛下臣民的特权。殿下在复照中对这些案件只字未提，也没有告诉我已采取了什么步骤来纠正这些不平，或防止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只是要求我送交一份所抱怨的不平事项清单；并告诉我将督促地方当局从速解决。这样的提议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我有什么理由认为殿下现在将要发出的指示会得到遵行，而

我却看到，我所确知殿下曾为纠正诸如……之类的暴行而发出的命令，都被违抗了呢？」

在这些国家文件中，中国与外部世界当前和未来的关系被准确地描绘出来了。撇开地方性的和暂时性的问题不谈，这些照会也可以标上一八七三年、一八八三年或一八九三年的日期，因为在这三十年间，局势实质上一直没有变化。

我们看到，英国公使的态度是无望的恳求和含糊的告诫；中国大臣们的态度则是有弹性的抵抗。人们不禁要问，在沉闷的礼仪面具之下，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领会到了这一局面的真正的滑稽之处：外国人无能为力地焦躁着，却已被拔掉了牙齿，大部分心思放在保全中国和这个王朝上；他们敦促进行军事、财政和行政改革，同时却容忍最起码的义务得不到履行。

卜鲁斯爵士是一个太明智的人，不会意识不到外国外交在北京毫无成果。他的私人信件——其中一部分由李泰国先生在一八六四年发表——在这一点上比他的公开公文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他看出这是一个需要下猛药的病症，但不幸的是，他所有的药只会加重病情。卜鲁斯爵士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又抓另一根——先是抓住海关总税务司，然后又抓住他那些同僚的集体——来扭转那极其不利于他的局面。我们在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二日的照会中，看到了后来所谓「合作政策」的开端。那是这样一种安排：一个外国人的事要成为所有外国人的事，使条约各国能在中国人面前结成统一战线。不幸的是，这样一种政策是结不出果实的，因为五六个利益各异、脾性不同的国家，只能在无所作为这一点上联合起来。因此，合作政策把所有国家的手脚都捆住了，反而使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地免受外来干涉。

从卜鲁斯爵士的公文中可以看出，北京外交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它假定中国政府是中央集权的，而不是分权的；假定帝国的行政取决于北京的主动，驻京公使们可以从这个遥远的地点保护本国在整个帝国的利益。这一假说在学术辩论中或许可以增光添彩，人们却把它当作现实来行事，而为了使之变为现实所作的斗争，四十年来耗尽了外交的资源。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中国政府的特点不是专制，而是民治和各省自治。行动的原动力是从下而上，而不是从上而下；要颠倒这一历代相沿的秩序，就等于把上诉法院变成初审法院：为了讨一笔商人的欠债而告到大法官面前，却要先把整部法律机器颠倒过来。因此，在中国的外交，一直是一场令人沮丧的努力，试图在没有足够杠杆的情况下，把一个楔子的粗头打进去。诚然，武力或许连这一点也能做到，然而武力恰恰是唯一被禁止使用的东西。

既然纠正不平不是在可以强行索取的地方，即在受影响的地点去寻求，而是到京城去寻求，中央政府便被要求对地方官员行使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地方官员摆脱了他们所敬畏的当地压力，便轻而易举地规避了京城那种新奇的、违反体制的干预，违反条约而不受惩罚，这种情形在外国公使获准驻京之前是闻所未闻的。条约无疑已在一个纯粹的夷人措辞所能做到的范围内，成了「国家的法律」；但一棵长成了的西方法制之树，不可能那么容易地移植到一片陌生而难以驯服的土壤中去。因此，从法律出发的论证，只能诉诸耳朵而已。卜鲁斯爵士所得出的实际结论，在他致恭亲王的信中的两段话里说得很简单：「我的目的一直是通过帝国政府寻求纠正，以免除在各口岸以武力示威来寻求纠正的必要。然而显然，由于殿下不愿坦诚地接受这一政策，我的努力归于无效。」「要么是帝国政府不愿运用其影响使条约得到公正的履行，要么是它没有力量使其命令得到服从。」卜鲁斯爵士倘若去掉「要么……要么……」，简单地说帝国政府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那就说得更中肯了。

尽管有这些明确的看法，那种要把一场等于革命的中央集权强加于令人莫测的中国政府的试验，在随后许多令人厌倦的年头里仍不得不继续下去，在此期间，条约赋予外国人的权利越来越多地被搁置了。

头两年中朝这个方向取得的「进展」，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先生在一八六三年回到中国时是这样概括的：——

「我离开中国的时候，皇帝的政府迫于形势，而且对一八六〇年联军袭击北京所造成的有益的恐惧记忆犹新，情绪正处于最佳状态，愿意接受指导，对帮助心存感激，并准备以公平对待外国人来回报这种帮助。我回来时看到的是什么呢？局面完全改变了。那副旧日的傲慢神态又出现了，那套排外的胡言乱语又出现了，对一切条约的公然嘲弄又出现了……总之，一八五八年条约所取得的一切地盘都已丧失殆尽，我们被推回到战前所处的地位——无助的抗议和无力的威胁的地位……由于极其拙劣的处理，多年的辛劳付诸东流。外务衙门把我们的欧洲代表看作一群有名无实的国王……恭亲王再也见不着了……他声称正忙于更重要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