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车横穿亚洲

一出博斯普鲁斯

四月初的一个早晨，载我们从斯坦布尔过海的小轮船靠上了海达尔帕夏的码头。在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的一片杂闹之中，我们推着自行车过了跳板；那跳板对我们便是亚洲的门槛，是一趟从博斯普鲁斯到太平洋、七千英里的内陆之行的开端。金角湾里的船只笼在晨雾中，雾里有一根桅顶上的「星条旗」正向两个刚出大学的美国学生挥手告别——这两个人已经打起精神，预备同西方文明的种种安适分别将近两年。

给我们指往伊兹密特的路的，是一位亚美尼亚医生的十二岁的小儿子；我们在斯坦布尔逗留期间是他家的客。他在我们旁边小跑了一段路，然后双手握住我们的手，带着孩子气的诚恳说：「愿上帝保佑你们。」——因为他心里装着亚美尼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念头：出没的匪帮，抢掠与屠杀。

环游世界的主意，是我们当作一份理论教育的实地收束而起的；采用自行车这一节，只是达到那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到了伦敦，我们定下了钻进亚洲大陆腹心的计划，而不去沿着它较为开化的海岸线绕行。至于穿行俄国与中亚所需的护照和别的凭证，有人劝我们到德黑兰之后再向沙皇的代表申请，因为我们是要从波斯进入俄国领地的；为此俄国驻伦敦公使给了我们一封介绍信。在伦敦，中国使馆的参赞——一位苏格兰人——帮我们拟出一条穿越天朝的可行路线，虽然他从一开头就想劝我们改了这主意。随后我们又向中国公使本人申请那份必需的护照。我们得到的答复虽然客气，却带着很重的责备味道。「中国西部，」他说，「到处是不法的帮伙，百姓本身也极不喜欢外国人。你们那种异乎寻常的行路之法，会招来那些天性好奇而迷信的人的扰害，若不是实在的危险。不过，」他想了一想又说，「若是你们的公使替你们请求护照，我们便看看能办到什么。我最多只能替你们求得官府的保护和帮助；至于百姓，我不能担保。你们要进那个国家，就得自己担风险。」第二天早上我们到美国使馆去，林肯公使正坐在他的私室里。他听我们把计划说了一遍，从书架上取下那部大地图，同我们把我们打算走的路线看了一遍。他不以为这件事办得通，并且担心他若给了官方的助力，万一结果不妙，他多少是要负责的。等我们说明父母已经应许，又说明无论如何都决意一试，他便拿起笔来给中国公使写信，念给我们听完时说了一句：「我很情愿不写这封信。」中国公使回复林肯先生的信而发下的那些文书，一年半以后我们离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处哨所、投进戈壁的时候，证明是断断少不得的。我们在伦敦最后一次拜访波斯公使时，他要看我们的自行车和车上的行装；随后他表示要为我们给德黑兰的朋友写信。骑车穿过欧洲之后，此刻我们正是往那座都城去。

自跨博斯普鲁斯铁路通车以来，往伊兹密特的马车路，连它那边的安哥拉军用大道，都迅速荒废下去。四月里这些路几乎不能骑车，所以大半路程我们只得走铁路路基。这条跨博斯普鲁斯的铁路，像沿意大利里维埃拉的铁路、像沿萨罗尼克湾的帕特雷至雅典线一样，很长一段是在伊兹密特湾边的崖壁上凿出来、穿过去的，有时贴着水边走，土耳其人叫做「陆上火轮」的那喘气声，竟被拍岸的浪吼压住了。斯库塔里到伊兹密特之间的地方，就农事之利而言，胜过我们所经的亚洲土耳其任何一处。它肥厚的土壤，以及土壤所养的茂盛草木，同内地那些不生五谷的高原和山地成鲜明的对照——后者许多地方荒凉得像阿拉伯的沙漠，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小亚细亚的面积与法国相等，可是河流的水量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

在改变小亚细亚面貌的诸般力量里，铁路是主要的一种，本地人对它接受得异常之快。机车已经在同这半岛驼运贸易所使用的十六万头骆驼争生意了。在盖伊韦——跨博斯普鲁斯铁路的最后一站，我们由此离开铁路，改走安哥拉大道——那些「沙漠之舟」正开始把货转给「陆上火轮」，不再像从前那样一直驮到博斯普鲁斯去。

我们到的那一年，这条跨博斯普鲁斯的铁路正由一家德国公司在苏丹直接庇护之下修筑与经营。我们冒昧问过几个本地人，他们看苏丹有没有足够的钞子办成这样一件浩大的事；他们极恭敬地答道：「上帝既已赐了帕迪沙许多产业与权柄，自然也必赐他足够的钱去用它。」

从博斯普鲁斯骑了一个星期，我们已过了阿拉达山，到了安哥拉高原边上那些不长草木、颜色斑驳的丘陵间。我们已经过了伊兹密特——那就是古时的尼科米底亚，戴克里先的都城；也已把萨卡里亚河那林木深密的河谷抛在身后——「比提尼亚山间的那个剪径人」当年带着他四百顶帐篷在那河岸上落脚，奠下了奥斯曼帝国的根基。自离开盖伊韦，一直有一名骑马的护卫——骑警——随着我们，那有时是官府硬派给我们的，因为他们急于照大维齐信里所说的意思办事。我们从客店门里出来，常常发现这位不曾料到的护卫等在那里，肩上挎着一支温彻斯特步枪，身旁立着一匹快马。我们一露面，他便跨上鞍，冲进聚着的人堆里。于是我们飞快地穿过城镇或村子的街道，本地人惊愕得无以名状，我们那位好虚荣的骑警则十分得意。只要他的马还有力气，或者说只要还没有走出村子的视界，他便催我们快走，喊着「快骑」。遇上一段坏路或一道陡坡，我们不得不下车，他就把马放成慢步，卷一支烟，把我们的坐骑同他的比较一番，说些不中听的话。可是一到下坡，或是碰上一段还算好走的长路，他的口气便换了。那时他要横穿旷野抄前面去截我们，或者在后头拉开嗓门喊：「慢些，慢些！」总的说来，我们觉得他们脾气不坏，也是很好的伴儿，只是他们对赏钱的兴致，末了逼得我们为自卫起见定下每小时一皮阿斯特的规矩。我们常把自己简省甚至不够吃的饭食同他们分着吃；他们也帮我们采买、张罗住处，因为我们发现，他们的话在小民中间几乎就是不成文的法。而且过河的时候他们大有用处，那些河深到非脱衣不可；只是他们那些性子烈的小马，有时并不情愿在屁股上再驮一个人、肩上再横一辆自行车。他们处处不放过机会，要叫我们记住随行必须有一名官府的代表。在路上某段荒僻处，或在傍晚那意味深长的静寂里，我们这位土耳其的堂吉诃德有时会神秘地向四周张望，把温彻斯特从肩上取下来横在鞍头，冲上前去迎那想象中的敌人。其实我们害人比被害的多，因为尽管我们极小心留意，自行车有时仍会惊了大道上的驼队与牲口，弄得它们乱奔或脱逃；被掀翻的驮子，我们也常帮着重装。每逢这种时候，我们那位神气的骑士便稳坐马上，抽着烟卷，不屑地微笑。

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位军中好汉的陪伴下，于四月十二日早晨上了安哥拉高原。春天的牧场上放着好几群有名的安哥拉山羊，还有肥尾羊，看放的是尤鲁克牧人和他们那些半野的巨大牧犬——那半凶的性子正宜于对付这地方出没的豺。牧人们不肯把狗的突袭喝住，直到我们被逼得极近，掏出手枪自卫才止。这些尤鲁克人是土耳其农民中游牧的那一部分。他们住在山洞或草草搭起的棚屋里，随意迁徙，或到牧草吃尽了便迁。他们的服色，无论式样还是质料都极原始；裤子和帽子用羊皮做，短袍用麦秆编。与尤鲁克人相对，这地方定居的居民叫做「土耳克」。然而这个词的意思是乡下人或蠢汉，土耳其人自己除了讥笑或轻蔑时决不用它；他们说到自己，总称「奥斯曼里」。

安哥拉羊毛之长，有时到八英寸，全是当地那特异的气候所致。同样的羊移到别处便养不好。连安哥拉的狗与猫，也以那一身绒毛长得异常而出名。快到安哥拉城时，我们在起伏的高原上飞快地比起速来。我们的骑警骑着他那匹跑乏了的马，在朦胧的远处渐渐化去，我们再没有见到他。这是往后好几个星期里我们最后一名护卫，因为我们决意不再要那实在拖慢我们的随从。可是到了埃尔祖鲁姆，省长不许我们不带护卫进阿拉什格尔德辖区，我们只得又带了一个。

我们此时到了有史迹的地面上。右手边，在萨卡里亚河的支流奥瓦斯河上，是伊斯塔纳斯这个小村子，弗里吉亚王弥达斯的古都就在那里；亚历山大大帝也正是在那里拔剑砍开戈尔迪之结，以证他有统治天下之权。我们此刻掠过的这片平原上，那位伟大的鞑靼人帖木儿同巴耶济德一世打了那场可纪念的大战，结果把这位奥斯曼的征服者擒了去。自从「亚细亚」这个名号只用来称吕底亚那一小块沿海地方的时代以来，这一带地方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事变的戏台。

我们滚进城时，今日安哥拉那些旧泥屋，同它古堡那巨石垒成的墙，成了强烈的对照。在安哥拉住了两天，我们离开经约兹加特往锡瓦斯的直路，绕道去看凯撒利亚城。靠安哥拉那位开明省长的努力，一条碎石路正修往这边来，其中到克尔谢希尔镇的一段已经修成。克尔谢希尔四周的丰饶与茂盛，对一座内地城镇而言是不常见的，可是那些低矮的泥屋和没有树的街道，仍给它那种亚洲土耳其每一个村镇城市都有的、干渴而单调得令人难受的样子。土耳其的建筑师取法的是巴比伦的泥屋，而不是尼尼微的大理石殿。我们见过土耳其人做房屋用的泥麦秸砖时，为取土竟从遍地的大理石板和巨石缝里去刮。有几处官署和几所较大的私宅，抹了一层石灰水算是好些；偶尔春天的暖雨会在泥屋顶上催出一层聊可解闷的绿，那常常做了家里那只山羊的牧场。一切都低矮而局促，门洞尤其如此。外国人撞了头，问何以造得这般笨，得到的是那句斩钉截铁的答话：「阿代特」——规矩；在土耳其和整个东方，规矩是一切力量中最强的。

我们进克尔谢希尔的情形，可以代表我们到处受到的迎接。人家一见我们走近，便有几个骑马的出来先看看我们那两匹怪马。他们向我们挑战赛跑，一路飞奔进了镇上的街道。还没到客店，我们就不得不下车。「骑呀！骑呀！」喊声四起。「不能骑，」我们解释说，挤成这样怎么骑得；人堆便在我们前头开出三四英尺。「骑给我们看！」他们又喊；有几个抢上来替我们扶车好让我们上去。我们费尽气力才叫这些执意帮忙的人明白，他们帮不上。等我们到客店时，那一群人几乎成了乱众，推着挤着，你绊我倒，又向一切看得见的人嚷：「鬼车来了。」店主出来，我们只得向他保证，这群人不过是出于好奇。自行车一过门槛，门就上了闩，又加了撑。人群拥到窗上。店主煮咖啡的时候，我们坐下看周围那些好笑的把戏与斗嘴。那些凭着同店主的交情得以同我们一屋的人，对外头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弟兄们那孩子气的好奇大加申斥。可是他们自己的好奇却化成了实物：我们的衣服，甚至我们的头发和脸，都受到细细的审察。我们要在小本子上记这一天的事，他们比先前挤得更近。我们那支自来水笔又是一个谜。笔被传来传去，讲解了又议论了半天。

我们的照相机是一只「神秘的」黑匣子。有人说是望远镜——他们对望远镜也只有个模糊的概念；也有人说是装我们钱的匣子。可是我们那张亚洲土耳其地图，在他们看来是最稀奇的东西。他们把它摊在地上，围着俯看，我们指给他们那些城镇。我们没到过的地方，怎么会知道它们在哪里呢？连名字又怎么会知道呢？真是奇了——奇了！我们替他们把自己这趟行程画出来，到过哪里，要往哪里去；随后又设法给他们讲明，从家里出发一直往东走，末了怎样能从西边回到出发之处。他们里头较为明白的人领会了这意思。「绕地球一周，」他们带着满脸的莫名其妙，一遍又一遍地念。

解脱终于来了，来的是安哥拉州农政总监奥斯曼贝伊派来的一名使者，捎来请我们吃晚饭的邀约。他说他已从君士坦丁堡的报上得知我们这趟行程，想同我们结识。他的字条是用法文写的，可见他受过欧洲的教育；半个钟头后同他握手，才见他原来也是欧洲的出身——一个阿尔巴尼亚裔的希腊人，是安哥拉省长的表亲。他说外头传开了一个说法：有两个鬼正从这地方过。那顿饭是土耳其菜那种甜酸杂陈、不相称的搭配，主人又用一架老掉牙的手摇风琴磨出那种揪心的土耳其乐来，更叫人无从解脱。

我们回客店时已经很晚，却发现人都还没有睡。我们要睡的那间屋（一共只有一间）挤满了闲人和烟。有些在下同我们的国际象棋与双陆相似的棋，有些在旁边看，一边抽那咕嘟作响的水烟。自行车已经上锁收好，人群渐渐散了。我们衣服也不脱就躺下，想让自己失了知觉；可是那顿土耳其晚饭、那烟气，还有赌棋人吵架的声响，把睡觉这件事弄成了不可能。半夜里忽然一声炮响，提醒我们正在土耳其的斋月之中。脚步声、大鼓声，还有土耳其风笛那哀怨的调子，从午夜的空中传来。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客店门口，在那里停了好一阵。斋月的斋戒是纪念《古兰经》降示先知穆罕默德的。它历一个月的四个月相。从天亮起——照《古兰经》的说法，「从你能分辨白线与黑线之时起」——好的穆斯林便不吃、不饮、不抽。半夜里清真寺点起灯，乐队整夜在街上走，闹得极凶。黄昏放一炮，通知开斋进晚饭的时候到了；半夜再放一炮，把人叫起来预备早饭；天亮又放一炮，作为重新持斋的号令。这在白天要做工的穷人自然极苦。为防睡过了头，天亮前有个更夫挨家走，在每个穆斯林的门上敲得震天响，警告他若还想吃点什么，必须立刻就吃。我们那些同屋的人显然打算「整夜不睡」，因为他们马上就动手做他们的早饭。那饭是怎样吃完的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睡着了，直到邻近尖塔上宣礼人唤晨祷才把我们叫醒。

我们早上洗脸，通常照土耳其的法子：用一只带嘴的器皿把水浇在手上。在土耳其人看来，洁净或许比在我们看来更近于敬神。可是他的道理与我们全然不同。他洗身洗衣都不用皂，却自以为比异教徒洁净得多，理由是他专用流水，决不让同一些水沾他第二次。土耳其人以为水流过六英尺便洁净了。为试他这份信，我们常见他从溪里舀水喝，而只在几码之上，妇人正在洗衣。

早炮一响，一切烧煮吃喝都停了，所以我们连一顿薄饼、酸乳和葡萄干的冷早饭也极难凑齐。薄饼是一种用麸面糊烙成的东西，薄得、韧得、几乎吃起来都像吸墨纸。这是土耳其农人的命根子。他到哪里都带着；我们也带着。因为它烙成极大的圆片，我们常在中间捅个洞，套在胳膊上。我们觉得这是最便当最合用的带法，吃的时候不必把手从车把上放开，遇上顺风还可当帆。酸乳是另一种几乎到处都有的食物，是用凝乳酶点成的奶。这东西，同一切不是流质的食物一样，他们都用一卷薄饼去挖着吃，每一口连那挖的一片也一同吃掉。葡萄干在这里同在这国家许多别的地方一样极便宜。我们花两皮阿斯特（约合九分）买一奥克（两磅半），可是不久便发现，土耳其的一奥克里含着许多「石子」——那自然纯属偶然。蛋也极便宜。有一回我们叫了一皮阿斯特——合四分半——的蛋，人家端上来二十五个。在亚洲土耳其，我们吃到过几样非常的菜，包括精心烹制的水蛭。不过最坏的搭配，或许要算那「开斋节汤」，里头有十几样东西，包括豌豆、李干、胡桃、樱桃、枣、白豆黑豆、杏干、碎麦、葡萄干等等——一概用冷水调在一起。开斋节是斋月斋戒之后宴乐的时节。

简省的早饭之后预备离开克尔谢希尔，我们发现土耳其人的好奇竟连我们装在车架里的行李内容也不放过。然而并没有丢东西；在他们中间逗留的日子里，我们连一颗纽子也没有少。偷窃不是他们的毛病，可是他们自取的余地颇宽。有多少回，客店主人「替我们分劳」，把我们出高价托他烧的一只鸡吃掉三分之一。

我们预备动身时，警察长在街上开出一条容我们骑行的道来，那街上已挤了一个钟头的人。我们从他们中间过去，他们喊着：「祝你们一路福星！」「若主愿意，」我们答着，举起遮阳帽还礼。

第二天夜里，在托帕克莱村，我们受到的迎接就不那么天真和气了。我们到村外时天已昏黑，立刻被一个正赶牛群回来的青年瞧见。警报一传开，人便像谷囤里的老鼠一样涌了出来。从他们的服色相貌看得出，他们不是纯血的土耳其人。我们问能不能得些吃的和住处，他们答：「有，有。」可是我们问在哪里，他们只朝前指，喊着：「骑呀，骑呀！」这一回我们没有「骑」，因为天太黑，街又坏。我们走着，或者说被那些不耐烦的杂众推着走，几乎被他们「骑呀，骑呀」的喊声聒聋。到了村那头，我们又问在哪里。他们又朝前指，又喊：「骑呀！」末了一个老人把我们领到一处看来像私宅的地方，我们得把自行车拖上一道又黑又窄的楼梯到二层去。人群不久把屋子挤得不透气，而且并不理我们请他们让我们清静一下的话。有一个壮健的青年显出那样一副作对的样子，我们只得把他推到挤满人的楼梯上，弄得那一堆人像一排木瓶似的倒了下去。随后房主进来，神色慌张地声明，他不能容我们在他家过夜。我们一再出现，人群里便起了一片讥笑的喊声；不过除了趁我们转过背去抓住后轮、又扔些土块之外，并没有别的动武。他们整群跟着我们到村边，到那里便站住了，看我们直到隐入黑暗里。这样的高处，夜里很冷。我们没有毯子，衣服也不够，不敢在乱石间露宿。整个高原上连一根可以生火的枝子也没有。不过我们总算是独自的了，那本身就是休息。大约走了一个钟头，我们看见离路不远一簇泥屋里透出灯光。从它周围的许多羊群看来，我们猜那是个牧人的村子。除了不安的羊，一切都静着，羊那绸子般的毛在初升的月光里发亮。晚饭还没吃完，因为我们闻到一股香味。我们把车留在外面，进了碰到的第一道门，沿一条窄过道走过去，到了一间屋里，四个样子颇粗的牧人正从中间一只大碗里舀汤喝。他们还没觉出我们来，我们便照例招呼了一声。这惊动了在角上玩的几个小孩子，他们叫起来，跑进内室去。这就把屋里的女眷引到门口，她们也尖叫一声，往后一缩，像要昏过去。显然异教徒到这地方来的事是极少极稀的。牧人们迟疑了一下才还了我们的招呼，他们的勺子落进汤里，目光定在我们那大遮阳帽、狗皮外套和短得出格的下衣上。妇人们这时已从那阵惊悸中缓过来，可以从隔板的缝里施展她们素常的好奇了。我们自己既镇静，便叫人生了信任，于是他们请我们坐下同吃晚饭。虽然只是一锅酸奶掺米的稀糊，我们也就着它吃了一顿。这当中我们的车被过路的邻人发现了。消息传遍全村，不久一群兴奋的人进来，两个强壮的土耳其人把我们的自行车扛在肩上。我们又被一片恳求围住，要我们骑；想着这样或许能换来一夜安稳的歇息，我们便应了，在一群土耳其农人的阵阵大笑里，在月光下表演了一回。回到住处，我们所得的酬谢只是两只油腻的枕头和一条当被子盖的脏毯。可是那极需要的歇息我们并没有得到，因为一眼看见那条被子时所起的疑心，证明是很有根据的。

四月二十日近午，我们的路在凯撒利亚以西约十英里处，猛地折进了士麦那与凯撒利亚之间那条宽阔的驼道。一长列骆驼正庄严地沿路上行，头里是一头小驴，赶驼人骑在上面，两脚几乎垂到地上。那头以顽固著名的畜生一动也不动，直到我们走到它旁边，它才忽然照它那特有的样子往旁一蹿，把骑的人掀到地上。第一头骆驼哼了一声抗议，开始往旁边挪；这横着走的势头沿队传下去，直到整支驼队同路成了约四十五度的角。小亚细亚的骆驼并不像它们亚洲的表亲那样普遍地厌恶马族；可是钢做的马，连它们也受不了。

路上一个急弯，使古老的阿尔吉什山进入眼帘，它在凯撒利亚城之上耸起一万三千英尺，头和肩上盖着雪。本地的传说告诉我们，挪亚的方舟在洪水上涨时曾撞在这高峰上；为此挪亚咒它，祷求它永被雪覆。正是因了这座山，我们才初次起了登亚拉腊山的念头。这里那里，在几座最显眼的峰头上，我们辨得出一些小小的土堆，那是史前赫梯人那些毁坏了的望楼。

凯撒利亚（古时的凯撒里亚）满是十四世纪塞尔柱人的遗迹与碑。箭头和别的古物天天被翻出来，给街上的野孩子做玩物。自从沿海汽船通行以来，它不再是从前那个驼运的中枢；可是就是今天，它那些有顶的市集也算土耳其最好的，看起来远胜君士坦丁堡的。这些有顶市集不过是些窄街，上面砌了砖拱，两旁排着摊铺。我们到客店去的唯一一条路正穿过这样一条街——可是在这样局促的地方，又有那样一群兴奋的人围着我们，我们觉得祸事是必定要出的。唯一的自救之法，是跑在拥堵的前头，尽快穿过去。我们冲刺起来；赛跑开始了。我们呼呼掠过时，那些毫无防备的商人和他们的客人忽然被从生意的念头里搅醒；紧跟在后的人群把一切都扫倒。桶与箱的倾倒，铁罐的乱响，陶器的碎裂，被踩在脚下的野狗的哀叫，只添了那一片大乱。

多亏君士坦丁堡美国圣经馆皮特先生的好意，我们带着给凯撒利亚以及沿途亚洲土耳其各处传教士的介绍信；我们启程前存在圣经馆的款子，也是凭这些信向他们支取的。此外我们还多蒙这些人的款待与好意。凯撒利亚传教事业里最触目的一节，是亚美尼亚妇女的教育——她们的社会地位似乎比她们土耳其的姊妹还要低。在本地的亚美尼亚人那里同在土耳其人那里一样，丰肥可以给妻子的身价添许多。一位传教士的夫人在他们看来既可惊异又可轻蔑。她走在街上，她们会彼此低声说：「那走过去的女人，丈夫的事她全知道，而且办得同他一样好。」跟着通常又压低声音加一句：「女魔。」起初要破除这种无知的成见、要姑娘们不花钱来上学都很费力；如今叫她们付学费，也难为她们找出地方来坐。

亚美尼亚妇人的衣裳大抵是某种鲜色的布，镶得很好看。她的头发总梳得精致，有时缀一串金币围在头上，或串在辫子上垂下来。腰上束一条银带，颈上一串钱币叫人留意她好看的脖颈。她们在溪边洗衣时，常露出脚踝上套着的一只金环。

土耳其妇人的衣饰简朴，又不露脸，同亚美尼亚妇人成鲜明的对照。灯笼裤，两侧开口的宽袍裙，腰身上缠一条披巾似的大带子，这便是土耳其妇人家常装束的大要。上街时有一件裹尸布似的长衣叫雅什玛，通常是白的，有时是深红、紫或黑的，从头罩到脚。我们在傍晚的暮色里路上遇见一群这样的人，她们那白的、飘动的衣裳，使她们看着像生翅的天人。土耳其妇人一般怕男人，怕外国人尤其厉害。乡下的却不如城里的表姊妹那样怯。我们常在村边或田里遇见她们成群做活，有时向她们要水喝。若是一群未嫁的姑娘——这是常有的——她们便退开，一个躲在一个背后。我们便让其中一个骑一骑我们那「很好的马」。这话总要引得她的同伴们一阵吃吃的笑，又把雅什玛往颈上脸上拢紧些。

内地各州路上的景象变化不多。安纳托利亚风景里最有特色的一样，是白鹳，它们成千成万地从埃及的冬居飞来，在村中屋顶上筑夏巢，无人扰它们。它们同鸦、鹊、燕一样，是农人对付蝗虫的好帮手。这一路上更有用的朋友是「斯马尔马尔」，一种粉色黑翅的鸫。除了骆驼、驴、马、骡的各样驼队之外，路上还常点着牛车，车轮是整块木头做的，没有箍，拉车的是那种特别的牛族——水牛。它们脖子胀鼓，鼻头抬起，鬃毛像猪毛，样子丑陋，在泥塘里打滚时尤其如此。

在村子里，我们不时经过一座原始的磨坊，是一道小溪打在地板底下一个平放的轮子上推动的；或者更原始些，是一头蒙了眼的驴不停地绕着它的圆路踱。街上我们常遇见小孩和老人在拾粪作冬天的燃料；也不时有个残废或病人叫我们「哈基姆」——大夫——因为传教士的医事使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以为凡外国人都是医生。他们走上来伸出手让我们按脉，请我们替那病想点法子，而我们看得出那病正很快把他们送进坟墓。

我们初次看见锡瓦斯，是从耶尔迪兹山顶上；本都王米特拉达特斯那座毁了的堡至今还立在山上——卢库鲁斯多次打败他，却始终不曾征服他。从这里我们极快地下坡，第三次从一座残破的旧桥上过了克孜勒河，半个钟头后便见「星条旗」在美国领事馆上飘着。我们注定要同我们这位代表朱厄特先生在一处过几个星期；因为到后一两天，我们中的一个得了轻度的伤寒，据说是路边喝溪水得的。这样的不幸，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因为在这般舒适的住处，又有传教士的女士们照看，好得很快。

锡瓦斯在颇为荒瘠的四周之中，比起别处来算大而兴旺，这是因为它处在黑海、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几条主要驼道的交会点上。它除了是鲁米利——塞尔柱时代的卡帕多细亚州——的首府之外，还是法国和美国领事代表的驻地，又驻着俄国政府为征收一八七八年条约所定战争赔款而派的一名代理人。此地官职的体面是用几分东方的排场与富丽撑起来的，连民主的美国的代表也如此。我们同朱厄特先生出行，前头由一名切尔克斯籍的差役开道，他穿一件长黑袍，一把大匕首从子弹带上挂下来。另一名本地差役通常押后，腰旁拖一把阔剑。夜里由他提那盏大灯笼，灯笼里蜡烛的数目便是品级的标记。「我得给土耳其人他们要的东西，」领事眼里带着笑意说，「排场和虚文。我若不给，在他们眼里就不算领事了。」为说明土耳其礼数之拘，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土耳其人正从自家的火里抢家具，忽然看见一个旁观的人在卷烟卷。他立刻停下手里的急事，擦一根火柴替人点上。」

我们所见土耳其虚文最出色的一例，是一件官文书上给苏丹的这样一段称呼：

「裁断者；绝对者；宇宙的魂与身；大地上一切君主之父；鹰君陛下；万物永恒秩序之因；一切荣耀之源；诸苏丹之苏丹之子——我等在其足下如尘土，其可畏的影荫庇我等；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阿卜杜勒·迈吉德之子，其居所在乐园；我等荣光的主，愿其圣体得康健、得力、得无尽之日；愿真主永在其宫中、其位上以喜乐与荣耀保之。阿门。」

这并不是低头小吏的谄媚，因为苏丹本人给他大维齐的称呼也透着同样的气：

「最可敬的维齐；世界良序的维持者；以智慧与识见处理公务者；以聪明与善解完成人类要事者；帝国与荣耀之厦的巩固者；蒙至高者赐以丰厚之才者；此时又为我福门之『掌印』者；我的维齐迈赫迈德帕夏，愿真主喜悦，长保其于高位。」

土耳其人虽不能说懒，却爱慢慢来。他们说，忍耐属于上帝，匆忙属于魔鬼。这一点在土耳其买东西的方式上表现得最清楚。我们到锡瓦斯的市集去看当地出名的嵌银器时，对此感触尤深。客人站在街上看摊上陈列的东西；商人蹲坐在铺板上。客人若有些身分，便爬上去同商人平坐。若是外国人，商人便很恭敬。商人根本不是商人，而是一位款客的主人。先端咖啡；随后卷一支烟递给「客人」，同时把社会上和本地的种种话题畅谈一番。咖啡与烟之后，才渐渐挨到买卖这件事上；不能突兀，那要失体面；要迂回，仿佛买什么东西只是顺带想起的事。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客人表明了要什么，议过货色的好坏，便随随便便地问价，像是并不怎么在意。商人答道：「哦，随您殿下的意思。」或者：「若蒙殿下赏光受作赠品，那是我的光荣。」这话什么也不算，只是那场必定跟着来的讨价还价的引子。卖的人手段柔如丝而脸皮硬如铜，开的价总是该值的四倍。于是真的生意开始了。买的人出他最后预备付的一半或四分之一；一场高声嚷嚷的唇枪舌剑，把这日常的滑稽戏领到收场。

土耳其人的迷信，没有比他们怕「凶眼」表现得更明白的了。在屋顶边沿摆一圈罐子，或用一只旧鞋装些蒜和蓝珠（蓝玻璃球或环），便是抵挡这邪祟的稳妥办法。街上若有个好看的孩子在玩，过路人便说：「哦，好丑的孩子！」怕惹了恶灵来害它的美。土耳其的农人一流自然最迷信，因为他们最无知。他们全无教育，不识字，不会写。他们所知道的大城只有斯坦布尔。巴黎是个统称，指整个外面的世界。有一次一位美国传教士被人问道：「美国在巴黎的哪一部分？」然而可以说他们一般是诚实的，也总是能忍的。他们一天挣六分到八分。这够他们买薄饼和肉饭，他们也只指望这些。他们只在节日吃肉，而且只吃羊肉。收税的人是他们唯一的怨事；他们把他看作一件不得不有的坏东西。他们并没有被压迫者的铁踵碾着的念头。可是他们是快活的，因为他们知足，没有嫉妒。一个土耳其人越穷、越无知，似乎就越好。等他有了钱与权，被西方文明「染」了，他便变坏。一位住了二十年的人说：「在最下层里，我有时见过真实、诚实和感恩；在中层里，少见；在最上层里，从未见过。」土耳其官员的可以贿买几乎成了谚语；可是在这样一个把「公库」看作「海」、把「不去喝它的人」看作「猪」的地方，这原是料得到的。公家的官员侵蚀舞弊，全是人所预期的。那是不得不有的坏事——「阿代特」，规矩，使它成了如此。官职是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的。土耳其的官员是最有礼、最叫人愉快的人之一。他的恭维极多，可是在贿赂上没有良心，也不大把德行本身当作报酬。我们很高兴能记下这条通则一个出色的例外，虽然那或许只在道理上。在从锡瓦斯往卡拉希萨尔的路上，在科奇希萨尔，我们一辆车坏得颇重，因而耽搁了。这期间我们做了本区一位卡迪的客——一位样貌可敬、性情和悦的老先生，我们是前一天正式拜访时同他相识的，那时他正代理镇长。他的家在近旁一道山谷里，一座高耸的峭壁的影子下。我们被引进客厅，同去的还有一位在美国学过医的亚美尼亚朋友，他答应这一回替我们做通译。

卡迪笑着进来，行了那通常好看的礼：右手自地面画到额前，画出个「三」字的样子。他说前一天同我们相处很愉快，决意若可能要再谈得长些——这或许是因为他想客气。照例的咖啡与烟卷之后，卡迪便随意闲谈起来。他显然笃信前定，因为他说上帝早已预定了我们这趟到他国里来的行程，连我们要吃什么、连我们所骑的那奇异的「车」的发明，都预定了。这样一趟行程、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其主意不该记在人的巧思上。这一切里头有个用意。我们冒昧谢他款待两个陌生人、而且是外国人时，他说这世界在上帝的领域里占的地方那么小，我们尽可以彼此做兄弟，不论各人的信念与见解如何。「我们的宗教信仰可以不同，」他说，「可是我们都属于同一位人类的大父；正如面色、性情、才智各异的孩子，可以出于同一位父母。我们应当时时用理性，对别人的见解要宽容。」

从宽容，话自然转到公道上。我们很想听他在这题目上的看法，因为那是一位土耳其法官、而且是相当高的官员的看法。「公道，」他说，「须施于最卑微的人；纵然犯法的是一位国王，一切人也都得服那神圣的公道之法。我们的行为是要向上帝交账，不是向人。」

从锡瓦斯往埃尔祖鲁姆的常路是经埃尔津詹的。可是我们在扎拉离了这条路，为的是去看卡拉希萨尔城和近旁的利吉西矿——那矿是热那亚的探矿人最先开的，如今由一班英国人在采。这一次的绕道走上了没人走的路，时令又极不巧；因为雨季来了，接连下了两个多星期，几乎没有间断。在科塞山脚下——那山立在小亚细亚两条最大的河克孜勒河与耶希尔河的分水岭上——我们的路被山洪堵住，洪水正盛时把面前的一切都冲走。我们在洪水边一座原始的磨坊里过了一昼一夜，那地方离人家那么远，我们只得往山里去三英里才弄到吃的东西。快到卡拉希萨尔之前我们涉过的耶希尔河，水漫过我们的肩头，我们把自行车和行李举在头上走；湍急的水流推着小石头撞我们，几乎把我们撞倒。这一带地方没有桥。骑马赶车的人一般涉得过去；还要什么呢？土耳其人同一切亚洲人一样，问的不是什么更好，而是什么将就得过去。远在我们到一条河之前，某个镇子或村子的居民便会围上来，满脸愁容地说：「基督教的先生们——没有桥。」一面指着前面的河，一面形象地表明水要漫过我们马的头顶。他们以为这就算定了；他们从来想不到一位「基督教的先生」会脱了衣服涉水。有时我们在泥里走着，自行车的轮子糊得那么死，连往前推也推不动。碰到这种时候，我们便就近找个躲避处，不论那是什么。到卡拉希萨尔的前一夜，我们进了一座废弃的马棚，那里头除了跳蚤，一切都逃走了。另有一夜是在小亚细亚与亚美尼亚交界处的松林里过的，据说那是边地盗匪出没的地方。我们的处境不能靠生一堆火来缓解，因为怕招了他们的注意。

我们终于在拜布尔特接上特拉比宗至埃尔祖鲁姆的大道，那对照如此之大，以至在它相当平整的路面上翻科普山，简直只当是一顿早饭的功夫。从这里我们初次俯看那有史的幼发拉底河谷；几个钟头后，我们已在它的河滩地上向着埃尔祖鲁姆那设垒的高处飞驰。

快到城边时，田里几个土耳其农人看见我们，向同伴喊道：「俄国人！俄国人！在那里！两个！」我们被当作沙皇的属民，这不是第一次了；整个地方似乎都怕他们。埃尔祖鲁姆是那一区的首府，倘若所定的战争赔款不付，俄国无疑是要索取那一区的。

进城的路故意在城垒之间曲折回绕，好免得受攻时被人一冲而入。可是这挡不住那无声的车子的突袭。我们乘着一阵大风冲进去，过了那些吓着了的守卫，他们还没把散了的神收回来，我们已在五十码之外。随后他们忽然省悟，我们是人，而且还是外国人——说不定就是那可怕的俄国探子。他们拼命追上来，可是太晚了。他们还没追到，我们已经进了镇守帕夏——军事长官——的宅子；我们有锡瓦斯领事给他的一封介绍信。我们见这位先生极好脾气；他对我们同守卫的那场胡闹大笑不止。他非要我们去拜省长不可——那位文职长官也是一位名望与势力都不小的帕夏。

我们本打算正式拜访省长，呈上大维齐给我们的信，并请他准我们前往巴亚济德——我们计划从那里去登亚拉腊山，那番经历将在下一章述及——只是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听说几天之前，有一位从巴格达来的英国旅行者提过同样的请求，因某些疑忌被驳了。所以我们同省长的法文通译一道走近他的私室时，颇为不安。一开头情形就不吉。省长显然心境不好，因为我们听见他在里面对屋里某人高声发作。我们从那沉重的厚帘子下过去时，两个替我们撑着帘子的侍从，对我们满是尘土的鞋和不合体统的装束投来颇为骇然的一瞥。省长坐在一把大扶手椅上，面前一张很小的写字桌，桌子放在一间空落落的屋子的尽头。照例致敬之后，他指了指长榻上的座位，随即看起我们的凭证来；我们则一面啜咖啡，一面抽那立刻端上来的小烟卷。这就给省长一个把素常的镇定收回来的机会。他显然是最严厉的那一类独断之人：若中了他的意，一切都好；若不中，一切都糟。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看了，从中国护照到那具小照相机，又讲了这趟穿行他辖地的路上几件最有趣的事。从他问的许多问题里，我们确信他是真有兴味，又极高兴地看见他脸上不时现出满面的笑。「好，」我们起身告辞时他说，「你们的护照明天以后随时可取；这期间我很愿意把你们的马匹按公家的费用喂养起来。」对一个土耳其人说来，这是个大玩笑，也向我们保了他的善意。

省长要求看的一场自行车表演，是我们往巴亚济德启程的那天早晨在城外一段平路上做的。好几位传教士和领事馆的人坐着马车出来，自成一小群。我们骑上去，「星条旗」与「星月旗」并排在车把上飘着。这一向是我们的规矩，在外交的场合尤其如此：总在自己的旗旁配一面所在国的小旗。这一点小安排逗得省长一笑；表演完了，他上前一步说：「我满意了，我很高兴。」他那匹披着华丽鞍具的白马此时牵了过来。他一跃上鞍，向我们挥手告别，带着随从往城里去了。我们自己又留了一会儿，向款待过我们的朋友们道别，然后再一次继续东行。

二登亚拉腊山

照传说，亚拉腊山是人类历史上两桩最要紧的事的场地。亚美尼亚人的传说把伊甸那圣地放在它脚下，人类最初的生命就生于那里；而在它孤峭的峰顶上，人类最后的生命从一场毁灭一切的洪水里得了救。这座山那不寻常的地理位置，似乎证成了亚美尼亚人的看法：它是世界的中心。从好望角到白令海峡贯穿旧大陆所画的最长一线，正过它；从直布罗陀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那一串大沙漠与内海——一条接连不断的低陷带——也正过它；它与黑海、里海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三处等距，而这三处低陷之地，如今是由三条各别的水系灌溉的，那三条水系都发源于亚拉腊的近旁。世上再没有一处地方见过、听过这么多人类的故事。在它冷峻的注视之下，帝国来了又去了；城市起了又倒了；人的生命曾凭着希望的翅膀飞上去，又在绝望的岩石上撞碎。

在眼睛看来，亚拉腊呈出一片沙与灰的缓坡，坡上升进一带绿，再上是一层夹着雪堆的黑色火山岩，然后是一片银光闪闪的顶冠。从山脚那炙人的荒漠，到上面那冰的尖顶，它垂直升起一万三千英尺。世上从这么低的平原（俄国一面两千英尺，土耳其一面四千英尺）升得这么高（海拔一万七千二百五十英尺）的峰头本就不多，因而能呈出这样宏大的景象的也不多。它同世上许多山不同，是孤零零立着的。小亚拉腊（海拔一万二千八百四十英尺）以及点在平原上那些更小的高地，只是一把尺子，用来量亚拉腊的巨大与雄伟。

小亚拉腊是三大帝国的交点，或者说界石。沙皇、苏丹与波斯王的领土，在它那锥形的峰上会合。俄国的界线从小亚拉腊起，沿着那道把它与大亚拉腊隔开的高脊，穿过大亚拉腊的峰顶，再往西北去一小段，然后急折向西。在大小亚拉腊之间的萨尔达尔布拉克山口上，驻着一小撮俄国哥萨克，提醒那些不法的部落：「白苏丹」在这里看管着。

两座亚拉腊合起来成一个椭圆的山体，自西北至东南长约二十五英里，宽约其半。从这座厚重的底座上升起两个亚拉腊的峰头，二者的底部直到八千八百英尺处还是连着的，而顶相距约七英里。小亚拉腊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截顶圆锥，大亚拉腊却更像一个宽肩的穹顶，由几道坚实而多棱的扶壁托着。亚拉腊那孤立的位置，它火成岩的构造，坡上那些小火山口与巨大的火山裂隙，以及四周平原上的火山渣与灰，无疑地证明了它的火山出身。可是照那位卓越的地质学家赫尔曼·阿比希的隆起说——他是登过此山的少数人之一——大亚拉腊与小亚拉腊都从来没有过一个大的中央火山口。可以确定的是，今日两山的顶上都没有火山口，也没有火山口的痕迹。不过一八七六年最后一次登顶的詹姆斯·布赖斯先生似乎以为，没有足够的理由说从前不可能有过火山口，而后被自己的喷发物填了。有史以来并没有喷发的记载。唯一近似的一件事，是一八四〇年摇动此山的那场地震，伴着地下的轰鸣和毁灭性的暴风。东北坡上鞑靼人的阿尔古里村和一处库尔德人的营地，被坠落的岩石全毁了。没有一个人剩下来讲这故事。布赖斯先生和别人都说过亚拉腊山雪线之高令人惊异，那雪线定在一万四千英尺；而阿尔卑斯的雪线只在九千英尺上下，高加索平均一万一千英尺，虽然它们所在的纬度只略高一点。他们以为，理由在于亚拉腊所处那地方特别干燥。布赖斯先生登山是在九月十二日，那时雪线正是最高的时候，他遇到的第一片大雪堆在一万二千英尺处。我们自己登山早在七月四日——实在是有记载以来最早的一次——所以在低到八千英尺处就见了雪，一万零五百英尺处已有大片雪堆。那时小亚拉腊的顶上还夹着雪，却没有被盖满。有这么多大片的雪堆，人自然要想山上会有丰沛的溪流淌下平原去；可是由于土壤多孔而干，水还没到山脚便全失了。连在七月这么早的时候，我们在六千英尺以下也没见到一道溪；就是在这高度以上，山洪也常在松散堆积的石头底下极深处流着，任我们怎么想法也到不了它跟前。尽管雪水的溪流稀少，亚拉腊山上却有一带中间地带，大约从五千英尺到九千英尺，覆着好牧草，靠重露和常降的阵雨保着绿。早晨的太阳一从天际探头，热气便开始从荒漠的平原上升，整日不断；这道暖流撞上被雪覆着的峰顶，凝成云与水汽。所以亚拉腊的顶，至少在夏天几个月里，通常从天亮后不久一直到日落都被云遮着。可是在我们登顶的最后一天，我们特别有运气，直到下午一时一刻，顶上还是晴的。

上坡那些峭岩之间，只找得到少数几样野山羊和野羊；再往下有狐、狼和猞猁。鸟与虫极少，可是蜥蜴与蝎子，尤其在最下的坡上，很多。亚拉腊中带那丰美的牧草招来放牧的库尔德部落。这些游牧的牧人，新阿尔古里的几个鞑靼人，以及萨尔达尔布拉克井边一营俄国哥萨克，便是惊动这座造化最宏伟的圣所的清寂的全部人类了。

有记载的第一次登亚拉腊山是一八二九年，登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帕罗特博士，一位在多尔帕特大学任教的俄籍德国人。他两次未成，第三次同三个亚美尼亚人和两个俄国兵一道登上了顶。然而他的登顶受人怀疑，不但邻近的百姓怀疑，俄国帝国里许多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也怀疑，尽管他的记述明白，尽管后来的观察者证实了它，也尽管有随他同去的那两名俄国兵作证〔注一〕。同他一起到顶的两个亚美尼亚人里有两个声称，他们是上到了极高处，可是在他们停下的那一点，看见四周还有高得多的顶耸着。这话随后成了全国的看法。一八三四年安托诺莫夫之后，地质学家阿比希先生于一八四五年作了他那次有价值的登顶。他到了东顶，那只比西顶低几英尺，离西顶也只有几分钟的路，可是因为天色可怕，他不得不立刻回头。他把同伴带到埃里万的官府前作证，那些人反倒同他作对，郑重地起誓说，在他们所到的那一点上，有一个更高的峰头立在他们与西边的天际之间。这就加强了亚美尼亚人以为亚拉腊不可攀登的信念；一八五六年俄国军事工程师霍季科将军同一班英国人登了顶，也没有把这信念打消。二十年后，一八七六年布赖斯先生登了顶，也没有说服他们那些有成见的头脑。这位先生登顶两天后到埃奇米亚津的亚美尼亚修院去拜访，人家把他介绍给修院长，说这是刚登上「马西斯」之顶的那位英国人。「不，」这位教中的尊长说，「那不可能。从没有人到过那里。那是做不到的。」布赖斯先生自己说：「我确信，凡住在看得见亚拉腊的地方的人——除非是埃里万某个受过特别教育的俄国官员——没有一个相信自挪亚老祖以来有人的脚踏过那圣顶。信之强竟如此过于见；或者不如说，成见之强竟如此过于证据。」

我们到巴亚济德，本以为会有一位从埃尔祖鲁姆来的美国传教士理查森先生在那里等我们。两年后我们回到家，才收到一封信解释说，他从凡城来的路上被库尔德匪徒掳去，做了俘囚，后来靠埃尔祖鲁姆英国领事出面才得释。人家预言我们若竟要穿过山坡上那些不法的库尔德部落去登亚拉腊山，也会落到这样的下场。所以我们第一件要办的事，是去见巴亚济德的州长，我们带着土耳其大维齐给他的一封信，为的是探明他愿给我们多少保护与帮助。我们在他那里见到一个切尔克斯人，他属于亚拉腊山口萨尔达尔布拉克的俄国营，一八五六年曾随霍季科将军登过此山。他和州长都以为这么早的时令登山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该在两个月以后才想这件事。此时比霍季科将军登山的时候（八月十一日至十八日）还早六个星期，而那已是有记载以来最早的了。两人都极力主张走西北坡，说那一面较缓。那正是帕罗特一八二九年登的那面，也是阿比希第三次尝试被逼回的地方。我们自己虽全无登山的经验，却以为东南坡——霍季科将军、那班英国人和布赖斯先生走的那一面——对一小队人要可行得多。不过有一件事州长是定了的：我们不带土耳其骑警的护卫不得近山，那是官府保护的标记。此外他还要去请亚拉腊库尔德人的头目来，设法同他说定我们的安全和上山的引导。我们走到街上时，一位亚美尼亚教授郑重地摇头。「唉，」他说，「你们绝办不到。」随后他把声音放低，告诉我们说，先前那几次登顶都是假的；「马西斯」的顶除了挪亚从没有人到过；我们要试的是全然不可能的事。

在巴亚济德我们连做登山杖的合用的木头也弄不到。两英寸粗、极干极脆的柳枝，是我们能弄到的最好的东西。这木头虽轻，等本地铁匠把铁钩铁尖铆在两端之后，每根登山杖至少重七磅；凡我们要的东西，我们都按准确的尺寸剪了纸样给他。接着我们请一个本地鞋匠在鞋底上钉了大钉子，那钉子是他用一把旧英国钢锉手工打的；后来因为我们不肯照他索的高价付钱，他竟要把钉子全拔出去。为这趟远行买食物，我们在镇上那些半塌的市集里花了三个钟头；那些市集自那场惨烈的俄国炮轰以来从没有修过。预备工作里最难的一桩，也许是同一个亚美尼亚脚夫讲定价钱，要他用他那两头小驴把我们的食物行李驮上山去。

傍晚到了，州长与库尔德头目都没有消息。我们虽极急于在坏天气来之前动身，却不可着急，因为卡拉基利萨的军事长官此时正做州长的客，在他的客人走之前要去见他，便是妨碍他待客的礼数了。第二天饭后我们正坐在那间又小又暗的屋里，一队人马急急到了客店；几分钟后，我们惊讶地听见有人用我们的母语招呼我们。我们面前站着一个面色深黑的青年，他旁边是一位又瘦又硬的小老先生，原来是一位奥地利蒂罗尔人，在巴黎做画师为业。他此刻正从特拉比宗一路游览，往俄国的埃里万去。他的同伴是萨洛尼卡的一个希腊人，在伦敦住过几年，几个星期前才从伦敦启程往波斯的德黑兰去。这两位旅人是在君士坦丁堡相遇的，那位会说英语、希腊语和土耳其语的年轻希腊人一直替这位画师做通译。他们在凡城就听说了「鬼车」，一到巴亚济德便直奔我们的住处。他们到这里就要分手了。等我们得知这位老先生（名叫伊格纳茨·拉夫尔）是一个阿尔卑斯登山会的会员、是有经验的登山家，便力劝他同我们一道登山。虽然六十三年的操劳与烦难已把他的肩膊压弯，我们终于说动了他随我们这一队走。那位希腊人坎察勉强答应也去，后来证明他是极好的通译，却是极坏的登山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带着坎察做通译，第二次去拜州长。因为库尔德头目没有来，州长说他要托我们带一封信给他。两名骑警明早陪我们走，另有几名先去通报我们将到。

七月二日早上十一时差十分，我们这一小队人马起行，前头是那两头惹人气恼的驴，驮着席、粮袋、换的衣服、登山杖、钉了钉的鞋和几盘粗绳，鱼贯走下巴亚济德的街道，后面跟着一群好奇的杂众。巴亚济德藏在一道伸出的山嘴后面，所以我们直到在平原上走了一段路，才看得见那峰头本身。它庞大如巨人的身躯忽然一下撞进我们眼里。我们停下来看——又看。我们见过的山峰，虽有几座更高，却从没有一座像我们初次望见高耸的亚拉腊时那样，叫我们心里充满那样一种感觉。我们没走多远，便看见一队库尔德骑手从山那边过来。我们的骑警颇为谨慎地上去迎他们，步枪横在鞍头。经过一番颇为神秘的交谈，我们的骑警打手势说没事。他们过来后报告说，这些骑手属于亲土耳其政府的那一派。他们说，库尔德人此时内部分裂，一部分对政府采了和顺的办法，其余的则不即不离。可是我们倒认为他们那一点小把戏，是为着他们「必要的随行」再多榨我们一点赏钱的计策。

我们此时所在的平原，是由阿拉斯河的一条支流排水的，那是一道小溪，稳稳走了两个钟头才到。我们不久便从两旁的小丘里出来，上了另一片辽阔的高原，那高原缓缓上升，一直伸到山脚。近处我们发现一棵孤零零的柳树，是我们整个视界里唯一的一棵；一班库尔德人坐在它荫下，避午后的日头，他们的马在近旁吃些沼地的草。这是有水的迹象，我们便被引过去，果然找到一道水很旺的泉。骑警走到他们中间去说了几句话，库尔德人似乎就安了心，可是他们的好奇却一点也没有消。他们请我们分吃他们那顿薄饼和山羊奶乳酪的简省的午饭。我们的衣服行李被一件一件议论，还带着高声的取乐；后来我们中的一个站起来，绕到那群人后头，把照相机按了一下。「那是什么？」人群里一个粗壮的家伙说，一面皱着脸回头看他的同伴。「对呀，那是什么？」他们跟着问，随即朝那弄黑匣子的人冲过来——那匣子他们显然当作某种巫术的器具。照相的人安安静静装作无辜，朝骑警眨眼，要他给个像样的解释。他应付得来。「那个，」他说，「是拿日头定时辰的器具。」于是那匣子传了一圈，每人都对着镜头凝神细看，然后抓抓头，向身旁的人投去一个茫然的眼色。我们留意到我们周围每个人都带着刀、手枪和马蒂尼步枪，腰上缠一条子弹带。我们想到，土耳其要剪这些山鸟的翅膀，所用的法子未免太差：竟把最好的战具卖给他们。照法律，除了官府的卫兵谁也不许带武器，然而枪与弹药在土耳其领地几乎每一座城的市集里都有卖。这些人以他们那野的、半独立的状态存在着，所显出的与其说是库尔德人的强，不如说是土耳其政府的弱——那政府想利用这样一个凶名远播的民族去压它别的属民。歇了半个钟头，我们预备拔营，我们那些库尔德同伴也是。他们不久便上了鞍，在我们前头驰去，兵器叮当作响，在午后的日光里闪亮。

在那道泉边我们已离开那条越萨尔达尔布拉克山口通往俄国的路，此刻走的是一条马道，蜿蜒而上，通到山南坡上库尔德人的各营地。平原上撒着沙与石，这里那里一丛一尺半高的坚韧的草，虽然时令还早，却已半干。要不是前一天下过雨，又有一阵强劲的东南风，这会是很热的活。就这样，我们的脚也起了泡、磕伤了，出发时穿的薄皮凉鞋实在挡不住什么。空气干，虽不十分热，我们不久便渴起来。我们尽力找水，却又不断地走了两个钟头才找到；那时到了约六千英尺处，离路五十码，我们看见一道景致如画的瀑布，水清冷而闪亮，是山上的。连那位老先生拉夫尔，也为亚拉腊融雪化成的这清冷的水，由衷地加入了大家的欢喜。

此后两个半钟头的上行，是穿过一片繁茂的花草杂卉；越往上走，它们越稀。其中显眼的有野石竹、罂粟和玫瑰。有一种小小的香草最多，人告诉我们说库尔德人拿它做茶。我们一路跋涉时，这些都把晚间的空气熏得芬芳；不时经过一个库尔德少年，他的羊群在山上的草地里吃草，那草比下面的要肥美得多。回头看，我们已经比那些高踞巴亚济德镇上的陡崖更高了，那些崖大约在平原最低处之上一千五百到两千英尺。此时俯望高原的景象极为宏大。我们虽都被这一天的劳作弄得疲乏，傍晚那含着湿气的凉空气却把我们低落的兴致提了起来。我们脚步轻快地往前赶，说笑着，唱着各国的曲子。法国的《马赛曲》——那位老先生也由衷地加进来——在岩石间响了又响，弄得那些牧童和他们的羊群都伸长脖子诧异。连那个亚美尼亚脚夫也把他对库尔德强盗的怕克服到这个地步，纵情唱起他惯唱的一支丧歌来；可是等库尔德人的营地一进视界，那歌就断了，再也唱不下去。这可怜的家伙本能地一把抱住他两头驴的脖子，仿佛它们就要坠下悬崖去。骑警带着州长给库尔德头目的信奔在前头。我们步行慢慢跟上，那亚美尼亚人和他两个宝贝则恭恭敬敬地远远落在后面。

我们走到库尔德营地那些黑帐篷跟前时，日轮已经触到西边的天际；这个时辰的营地显出颇为忙碌的景象。一切活似乎都是女人做的，她们的主子则蹲坐在四周。有些女人在一个圈栏里挤羊奶与山羊奶。另一些忙着在一只搅乳器里打黄油，那器具不过是一只三英尺长的皮囊，形状像巴西果，吊在一副粗糙的三脚架上；她们把它前后摇着，合着一支怪异的库尔德歌的调子。有一顶帐篷后头，几个人在一架原始的织机上织帐篷顶和席子。还有些人一手拿一团毛、一手拿一根线杆走来走去纺线。羊群站在四周，咩咩哞哞地叫，或安安静静地反刍。一切都显得极像家常、极太平，只有那些库尔德狗不然——它们朝我们扑来，大声凶吼，磨着牙。

库尔德头目却不是这样；他此时已把州长的信看完，带着致意的礼从帐篷里迎出来。他立在夕照里，是个颇高而身材匀称的人，黑眼睛，深色胡须，同他晒黑的面色相衬得好。他脸上有一种颇野而退缩的性情的印记，然而狡诈与欺瞒也绝不缺。他戴一顶介乎帽子与包头之间的头饰，宽大的土耳其裤外罩一件长长的波斯袍，袍子是鲜色大花的料子，腰上用一条子弹带束着。肩上斜挎一支后膛马蒂尼步枪，颈上垂一条沉重的金链，那大概是某次抢掠的所得。伊斯迈尔·德维里什那壮健的身架上，坐着一种从容的端严。

他请我们喝一杯茶，我们接受得颇为欣喜。走了十九英里、从三千英尺升到七千英尺之后，我们正是够格享受一次歇息的。就我们而论，那座库尔德帐篷真是一座宫殿，虽然将熄的火上那些绿松枝的烟几乎把我们的眼睛熏瞎。我们说头目请我们喝茶，他是请了——可是茶是我们出的；而且不单为我们这一队人出，还为头目六七个私交出。营里只有两只杯子，我们自然只好等我们那些库尔德相识把他们焦渴的喉咙润过。我们心里有事，透过晚间的暮色四望。远远在西坡上，可以看见几个库尔德妇人驮着重重的松枝跋涉，那松枝正同此刻熏我们眼鼻的一样。山那边，库尔德牧人在铃声里把牛羊赶回家。这一切在我们看来极其动人。我们想，这样太平的景象决不会是好战的强盗的巢穴。羊群终于回来了；牧人的呼喝停了；黑暗落下；一切都静了。

帐篷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像上头的星。黑暗越深，它们在营地这座圆场上照得越亮。我们此刻坐着的这顶帐篷是长方的，上面盖着山羊毛与羊毛掺合的织物，是库尔德妇人梳、纺、织成的。这帐篷料一概是深褐或黑色。各条幅接得很坏，以致那一夜的风雪大量透了进来。帐篷底下围着一道约三英尺高的编条栅，是用阿拉斯河沼地里采来的芦苇编的，一来挡牛，二来也稍稍挡一点风雨。隔出女眷的住处，用的也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宽度或高度。库尔德妇人远不像她们土耳其和波斯的姊妹那样蒙着面、关在内室里，她们在男人中间来来去去，爱说就说，爱笑就笑。隔墙之薄、之低，并不扰她们那惊人的从容。她们同男人相处极其随意。这一晚我们时常发现自己被一群山里的美人围着，她们坐着用黑眼睛盯我们，指点我们身上的种种奇处，彼此笑作一团。她们拿我们开的玩笑，不时引得男人们哄笑。这些妇人的衣裳是宽大的裤子——在我们国里更宜叫做「分裾裙」——一件鲜色的外裙和短袍，还有一顶小圆布帽，帽上围一条红黑的带子。鼻子的右翼上穿一个特别的钮扣形饰物，镶着宝石。这身如画的装束很衬她们那浓润的橄榄色肤色，和深褐睫毛下的黑眼睛。

一直没有要吃晚饭的迹象，直到我们打开粮袋，把几样生食交出去请人替我们煮。这些菜料一交到主人手里，另几间隔间里立刻现出两副锅灶来。半个钟头后，我们的主人与他的朋友们便放开他们那狼吞虎咽的胃口。过了好一阵，我们自己的饭端上来，我们发现分出去的十四个蛋只剩了六个；别的材料也照样短了，这事明显到这般地步，使他们那副装无辜的样子滑稽得可笑。不过我们想，库尔德人的拦路抢劫若不过是这样的形式，我们尽可以知足。晚饭过后，我们围着一堆慢慢燃着的火蹲坐在当地毯用的厚毡上，喝茶，抽那照例的烟卷。借着炭火的红光，我们可以看清周围的脸，并且捉住他们听到我们要登阿克山——镇尼那神秘的居所——时那骇然的眼色。临睡之前我们察看了一下处境。除了我们这一顶，所有帐篷里的灯都灭了。一点声音也听不见，只有我们周围几头睡着的畜生的粗重呼吸，或远处某个营地里一声狗叫。亚拉腊那巨大的穹顶，虽然还在上坡六到八英里之外，却像另一个世界的巨怪一样耸在我们头上。我们看不见它的顶，它高出那笼着的云那么多。我们回到帐篷里，发现骑警老爷们已被安置在最好的位置、盖着最好的被子睡了，而我们则理当在门边凑合，裹一条旧库尔德地毯。心术在库尔德人的性情里，显然比待客之道发达得多。

我们虽四时就起，七时还在营地。两个钟头就那样没了，因为我们那两位骑警老爷才屈尊从安眠里起身；随后又在吃他们的特备早饭上白费许多时候。我们自己只得将就薄饼和酸乳（吸墨纸似的饼和凝了的奶）。这一节过了，他们又断定，不备下一双凉鞋替换他们那沉重的军靴便不能走，因为从这里起马是要撇下的。我们雇了一个库尔德人替他们做鞋，他们又声明，不带上十个武装到牙的库尔德人同行，他们不敢往前。我们知道这只是库尔德人的计策——骑警同他们串通着——为的是从我们身上榨钱。我们仍旧不动声色，只随口暗示说，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付这么一大队人。这一宣布像着了法。库尔德人到此为止对我们这趟冒险的兴致一下子死了。连州长信里要他们派来陪我们上到雪线的那三个库尔德人，也断然不去了。提起州长的名字，只换来一声嗤笑。我们照巴亚济德朋友的劝告，本也指望库尔德人给毯子。我们已经雇下的那些，此刻被他们从帐篷前站着的驴身上一把抢了回去。这半天里，我们那又高又瘦、样子老实的脚夫一直不出声。此刻轮到他了。他要赶着驴走多远呢？——他看再往前是走不了多少的。忍耐至此不再是美德。我们立刻截住了话头，告诉脚夫，他要么往前走，要么连已挣的也不给；又告诉骑警说，他们所做的一切，等我们回去都要报给州长。在这颇为有力的劝说之下，他们顾不得排什么次序，闷闷不乐地跟着我们这一小队走出营去，走过那些扫了兴的库尔德人跟前。

没有向导，我们只能靠自己。我们的骑警远不是帮手，反成了累赘。他们什么也不肯背，连自己要吃的食物也不肯，而且对我们要走的地方全然无知。凭前几天的观察，我们决定沿东北方向、顺着缓坡走出去，直到撞上穹顶东南扶壁上那几道石脊。那些突出的岩石比山上任何别处都更近顶，靠着它们，我们可以避开这个时令还远远铺到山下来的那些滑溜陡峭的雪堆。

一出营地，坡便陡起来，也更难走；昨天那些小火山石此刻涨成挡路的巨石，驴在其间艰难穿行。它们常常把驮子掀翻，或者卡在两堵不肯让路的石墙之间。在我们设法把它们弄出来的当儿，我们常常想不出挪亚当年是怎么应付方舟上那些牲畜的。这两头驴若不是天性带些哲学家的味道，对我们把它们从窘境里弄出来的法子，它们是要强硬抗议的。我们说了它一句赶得不当心，脚夫便迸出一串土耳其的咒骂，弄得亚拉腊的岩石都响起愤然的回声。不服管的心气，似乎正同我们上升的高度成正比地增长。

我们此刻到了一片相当平缓的绿坡，它通向我们这条上山路上所遇最高的库尔德营地，约七千五百英尺。一看见那些黑帐篷，骑警又提起库尔德向导的话头，立刻坐下来讨论这问题。我们自己是不再讨论了，而且十分决意，不再同一班全然不能替我们做任何事的人打交道。我们在帐篷前停下，要奶喝。「有，」他们说，「我们有些。」可是等了十分钟，我们才知道那奶还在几百码外乱石间的山羊身上。我们省悟到，这只是骑警想歇一歇的又一个把戏。

再上五百英尺，我们走得没有多大麻烦，也没有争论，静默只被脚夫打破一次——他把拉基酒瓶从驴驮上取下来，问能不能喝一口。我们那点酒有限，是要用来掺雪水的，只得拒了他。

到八千英尺处，我们撞上第一片雪堆，驴陷到半身。要把它们抬出来、半抱着弄过去，得我们几个人合力。随后我们一直爬到十时，到了约九千英尺处，在一道幽静的山谷里、一条潺潺的山涧边停下吃午饭。这雪水我们掺着拉基酒喝。这当中景象越来越开阔。我们面前的平原几乎失了全部细节与颜色，化成了一个辽阔的整体。它虽不那么入画，却宏大得无可比拟。此刻我们看得出，在过去的世代里，熔岩是怎样从山侧的裂隙里冲出来，成巨大的流，顺坡奔下好几英里，直流到下面的平原上。这些熔岩层被风雨日月渐渐碎开，此刻呈出一道道破碎的火山岩的脊，形状变化多端，奇诡异常。

正是在这里，脚夫显出明显的不济的迹象，后来发展成彻底的瓦解。我们走到一片开阔的雪原，驴陷住了，在雪里无力地翻滚。就是在我们把驮子解下、扛在肩上背过去之后，它们也仍旧走不动。脚夫绝望地撒了手，连帮我们把驮子抬到近旁一个山头上都不肯——骑警已经先到那山头上等我们了。于是拉夫尔和我们只得把两驮行李扛着走了半英里的雪堆与巨石，后面跟着那个赌气的脚夫——他撇下了自己的驴，宁可跟着，也不肯一个人留下。到了骑警那里，我们坐下来商议处境；可是白天里不时遮住山顶的云此刻开始变厚，不久一阵阵雨便迫得我们急急退到近旁一道岩檐下避。那些在我们与山顶之间滚动的云，仿佛只是这场时势的风暴的一个兆。有一件事是定了的：脚夫再不能往山上走，而他又怕死了一个人回去见那些库尔德强盗。他坐下来，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他们这位同伙的窘境，给了骑警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他们此刻断然不肯没有他而再往前一步。我们的通译那个希腊人又随了多数；没有土耳其卫兵，他不肯冒这登山的险，而且他此刻也断定，我们的毯子不够在这么高的地方过一夜。我们失望，可是并不气沮，转眼看我们身旁那位不声不响的老先生。从他那坚决的面容上，我们读出了他的答复。我们将长久记着伊格纳茨·拉夫尔，记着他是最有胆气、最能坚持的老人之一。

此时只有一个办法可行。我们从存物里挑出一条小毯、一张毡、两条结实的长绳、够吃两天的食物、一瓶冷茶和一罐土耳其拉基酒，打成两个包扎在背上。随后我们吩咐其余的人回库尔德营地去等我们回来。下午二时半天又晴了，我们同这些不中用的同伴道了别，重新上行。我们此时在九千英尺处，打算在山上足够高的一点扎营，好在第二天把登顶完成，并在天黑前回到库尔德营地。我们前面是一片雪与秃岩的地带，其间我们还看见一种小小的紫花和一丛丛的地衣，越往上越稀。我们的路线仍朝东北，向着山的东南主脊。有时我们背着重驮在深雪堆里踉跄，有时手脚并用地爬过石缝里那些巨大的圆石。爬了两个半钟头，我们上了东南主脊的脊顶，约在那陡峭穹顶的底下一千英尺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路线由东北转成西北，此后整段上行都是如此。小亚拉腊此刻全在眼里。我们甚至辨得出它西北面一道深切的峡谷，那是先前看不见的。在它平滑而完美的坡上，只剩着去冬衣裳的几片破絮。我们也能远望那道连接两座亚拉腊、哥萨克驻营的萨尔达尔布拉克山脊。州长本是要我们到他们那里去的，可是我们后来定了直接从土耳其一面登山。

沿着这道东南脊往上，下午五时三刻我们到了约一万一千英尺处。这里温度计读华氏三十九度，而且一直在落。我们若再往前，夜里的寒冷——尤其以我们这样单薄的衣服——将变得不可忍受；而且我们也几乎找不到一块平得可以睡的地方。因此我们决定在这里过夜，天一亮再上。我们上头脊上有几座又高又峭的岩崖，因为可以算作比较有遮护的栖处而引起我们注意。我们在这些岩崖之间铺下毡毯，又把石头垒在空隙里，围成一个完整的圈子。这样一忙，我们竟一时未觉出此处景象之宏大。在我们面前展开的那片辽阔而含雾的全景上，落日残余的光线洒下一层金色，那金色也传到我们四周的雪堆上。小亚拉腊的峰头后面，一道灿烂的彩虹在垂泪的云上架成一座宏大的拱门。可是这只是造化万花筒的一转。那拱门不久便淡去，影子在平原上拉长、加深，混作一片，直到一切都失在夜幕垂落之后。远远在坡下的库尔德帐篷、他们晚间营火那袅袅的白烟，我们再也看不见了；只有偶尔一声狗叫，从那不可透入的黑暗里传上来。

空气越来越冷。温度计从三十九度渐渐落到三十六度、三十三度，夜里落到了冰点以下。雪从我们头顶上的云里落下来，盖住了我们那简省的饭桌，桌上摆着几个煮老了的蛋、几块硬土耳其面包、乳酪和一瓶掺了拉基酒的茶。这个时令喝冰茶无疑是一种奢侈，可是在亚拉腊山上一万一千英尺处、气温在冰点上，就不是了。拉夫尔先生在这般境况下算得上兴致极好。他表示很喜欢我们到此为止的进展；如今既已摆脱了那几位「老爷」随从，他以为我们成功的机会要亮得多。我们一同钻进那条唯一的毯子里，把老先生夹在中间。他把每一件衣物都穿上了，包括手套、帽子、风帽、斗篷和厚鞋。枕头我们用粮袋和照相机。那瓶冷茶我们扣在外衣里，免得它冻了。两旁和头上是洁白的雪；底下是一道巨大的深渊，那道石脊像一道暗下去的阶梯，往下面的世界降落。那可怕的静寂无物打破，只有风在岩石间的呼哨。一团团黑云不时像要压到我们身上来，打开它们的活板门，落下一场大雪。我们身上的热把底下的冰融了，衣服浸透了冰水。我们四周尽是雪和冰，却苦于焦渴。自同伴分手以来，我们一点水也没有找到，而手里那一瓶冷茶还得留给明天。在这般境况里、在这般局促的姿势里，睡觉是全然不可能的。一时，晨星从东边的天际探出头来。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看着它，看它以无可匹敌的美升向天顶，直到它终于在清晨最初几道灰白的光里淡去。

借着一支摇曳的蜡烛的光，我们匆匆吃了早饭，扎上钉鞋，把几样少不得的东西绑在背上，其余的行李留在营处等回来再取。七月四日天刚亮，凌晨三时五十五分，我们出发，做了此生所曾做过的最苦的一天的工。我们一开头就横穿那片开阔的雪原，往右边第二道石棱去，那石棱似乎通向上面唯一的一列岩石。这些大雪堆的表面夜里冻住了，我们只得用冰镐凿出脚窝，免得从它们那玻璃似的面上滑下去。沿这道棱我们苦爬了三个钟头，从一块巨石跳到另一块，或把自己从它们陡峭的侧面拖上去。那位老先生常常停下来歇，显出明显的疲乏的样子。「这是苦的；我们得慢慢来，」每逢我们的急性胜过我们的谨慎，他便用德语这样说。七时我们到了约一万三千五百英尺处，那以上似乎除了积雪的坡再无别物，只在一道此刻突现在我们惊讶的目光之前的巨大峡谷的边上，有几块凸出的岩石。我们朝那峡谷走去，一个钟头后便立在它的边沿上。我们这位可敬的同伴此刻抬头望着我们上头那陡坡，那里只剩下几块零落凸出的岩石，可以引我们穿过那片雪的旷野。「孩子们，」他丧气地说，「我到不了顶了；我夜里没有歇过，此刻站着都要睡着；而且我很疲乏。」这话简直像从一颗要碎的心里发出的一声哽咽。这位老先生起初本是反对登山的，可是一旦上了山坡，他那老阿尔卑斯的心气便带着旧日全部的劲头在他里头升起来；而此刻，几乎已经望得见目的地，他的力气却开始不济了。经过许多劝说与鼓励，他终于说，他若能歇上半个钟头、睡一会儿，他想还能接着走。我们便把他裹在他的大衣里，在雪里掘出一个舒服的铺位，一个人背靠着他坐下，免得他滚下山坡去。

我们此刻正在那深渊的边上，往它那不可测的深处望下去。这道巨大的裂口，宽有数百英尺，深有数千英尺，标出了亚拉腊的火山之力作用得最猛的那条西北至东南的线。这道裂隙也许是山上裂痕中最大的一道，它的熔岩无疑有一大部分是从这里泄出的。它从穹顶的底部起，似乎穿过游动的云，直到离顶约五百英尺处。这条线一直延到平原上去，成为一串小火山，那些火山口看来完好得仿佛昨天还在活动。衬在这大裂谷两壁上的坚硬的红岩黄岩，在对岸的边沿之上凸成锯齿状而骇人的崖。整个裂谷裹在一大片巨大而奇诡的冰柱里，冰柱在日光下闪亮，使它像一座天然的水晶宫。库尔德人的想象要替那可怕的镇尼描出一处居所，再没有比这里更合宜的了；造化要给死神那可畏的巨口作一个表记，也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了。

我们的同伴此刻醒了，精神颇为一新，于是紧贴着深渊的边继续上行。我们周围那广大的雪堆里，只有这里看得见岩石。我们小心前进，脚步轻如猫，一个紧踩着一个的脚印，死命抓住登山杖。一块松了的石头起先慢慢滑动，越滑越快，简直是飞。它撞在某道凸出的岩檐上，便腾起一百英尺开外，随后落进下面的云里不见了。每隔一会儿我们就停下歇一歇；我们的膝头像铅，高处的空气叫呼吸困难。此刻那列岩石把我们引到离深渊边只有两英尺处；我们小心地靠过去，细细探准有石头做底，一面昏着头往那深渊里望。

坡越来越陡，末了收成一道几乎垂直的崖壁，上面裹着雪和闪亮的冰。无从避开它，因为四周的雪堆都太陡太滑，不敢在上面攀。我们用冰镐凿出脚窝，半爬半拖地把自己弄上去，登山杖钩住上面的岩石，就这样上了它的高处，又前进到下一道崖壁。此刻一团云，暖得像用尽了的蒸汽，在这冰雪之中把我们裹住。它散开时，日光反射得更为耀眼。我们的脸已经痛得起泡，那副墨镜对我们酸痛的眼睛几乎没有什么遮护。

上午十一时，我们在雪上坐下，吃最后一口食物。冷鸡和面包吃起来像锯末，因为我们没有唾液去嚼它。那唯一的一瓶茶已经喝尽，我们苦于渴了好几个钟头。再一次发出起行的话。我们立刻起身，可是僵硬的腿在身下发颤，只得靠着登山杖支撑。我们仍旧苦跋了两个钟头，在冰崖上凿脚窝，或在那不可靠的雪堆里陷到大腿。我们看得出已近那大裂谷的顶端，因为云此刻全散了，视界毫无阻碍。我们甚至辨得出东北坡上那些黑色的库尔德帐篷，并且远远在下面，看见阿拉斯河像一道银带，穿行进那紫色的远方。我们周围的空气更冷了，我们把如今太单薄的衣裳扣紧。我们想，必是近顶了，可又不敢断定，因为正前方一道巨大陡峭的崖壁挡住了视界。

「慢些，慢些，」我们开始攻那陡峭的崖侧时，老先生有气无力地喊，我们一面走一面停下来扫开那靠不住的雪，或在坚冰上凿几个脚窝。我们推着拉着，几乎把彼此弄到了顶上，随后又拼一次死力，便立在一片辽阔而缓缓斜着的雪原上了。我们一脚踩穿那松软的面，陷到膝头以上，力气不济，跌跌撞撞地倒下；又爬起来跋涉，直到最后精疲力尽地倒在亚拉腊之顶。

我们只喘了一会儿气；随后对自己处境的完全的领悟涌上心来，把我们那已经耗尽的身体里所剩的几点微弱的火星扇了起来。我们在一根登山杖上展开从家里带来的那面小小的丝质美国旗，「星条旗」第一次在方舟之山上迎了风。我们又从手枪里放了四响，纪念独立日，打破了各处峡谷的静寂。在云之上远远的地方——那些云正在我们下面滚过世上三个最绝对的君主国——我们以自己简朴的方式庆贺了共和之政的一件大事。

从随附的写生图上可以看出，亚拉腊山有两个顶，相距几百码，东西两端斜成颇为显眼的崖脚，中间被一道深五十到一百英尺的雪谷、或者说凹陷隔开。我们所立的东顶相当开阔，比它西边的邻居低三四十英尺。两个顶都是亚拉腊那巨大穹顶上的隆起，像骆驼背上的峰，两个上头除了雪，什么痕迹也没有。

帕罗特与霍季科留下的十字架，同方舟本身一样，也再无一点痕迹。我们想起儿时画书上看过的图：那图上这山顶盖着青草，挪亚在明亮温暖的日光里从方舟上跨出来，面前是退去的波涛；如今我们四望，看见的正是这地方覆着万年的雪。我们也全然没有看见从前有火山口的证据，或许只有刚才说过的那道积雪的凹陷算是。这片万年的雪原，这把我们冻彻骨头的空气，无一处能叫我们想起自己正立在一座死火山的顶上——那火山曾因地下的热而抽搐震动过。

从这高耸之处望出去，景象辽阔得无从量度，也几乎宏大得过分。一切细节都失了——颜色失了，轮廓失了；连四周的山也似乎只是平原上一些凸出的脊。而且我们只能趁云来回移动时偶尔一瞥。有一回它们在我们下面开了，露出阿拉斯河谷，谷底那道闪亮的银带在深不可测的下方。我们不时辨得出西北四十英里外阿里格兹那些黑色的火山峰，以及西南那些遮住巴亚济德镇的低山。至于高加索，西边埃尔祖鲁姆一带的山，南边的凡湖，甚至里海——据说都在亚拉腊的视界之内——我们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若是个晴朗的日子，我们不但能看见高加索那些争高的峰——它们多年来构成文明世界的北墙——还或许能望见南边远处库尔杜之地的山，迦勒底的传说把方舟的停泊处放在那里。我们或许能带着哲人的心境，纵观整个阿拉斯河谷——三千多年来，那里一直是无数苦难与争斗的场地。作为这段有史的时期里两桩极端之事的碑记，两处地方或许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一处正在我们脚下，是阿尔塔沙特的废墟；照传说，那城是按流浪的征服者汉尼巴的图样筑的，公元五十八年被罗马军团攻破；另一处在更北的远处，是卡尔斯那座近世的要塞，不久之前还响着土耳其战争的雷声。

我们忽然被下面的雷声惊动。一场风暴正沿山的东南坡迅速上涌。下面那被晒热的平原上，空气仿佛在沸。云越涌越高，在深谷旁那些冷峻的峭岩间翻腾沸滚；不久我们便被它裹住了。温度计立刻落到冰点以下，浓雾被飓风驱着扑上我们，在我们起了泡的脸上结成冰柱，又把我们自来水笔里的墨冻住。我们那身夏天的衣服对这样一场意外的经历全然不足；我们被冻彻了骨头。再留在原处，便是拿健康、甚至性命去冒险了。虽然我们几乎看不出足够远的路，难以循着上来的痕迹退回去，可是我们不得不立刻一试，因为周围的风暴一刻比一刻厉害；我们每碰一下登山杖的铁尖，都能觉出电的放射。

我们小心地透过云望着，总算沿着我们在那缓斜的顶上踏出的痕迹，回到了那大裂谷的顶端；此刻它显得比先前更可怕了。我们在这里看出，在这样一场飓风里想沿它那险恶的边沿从岩石上下去，即便不是实在不可能，也是极其危险的。唯一的另一条路，是走那覆雪的陡坡。我们把冰钩深深扎进身后的雪里，便出发了。起初那股顶头的强风——它在顶上几乎把我们掀得站不住——多少挡了一下我们下降之势，可是不久我们便得了一种叫人毛发倒竖的速度。那是一番令人心悸的经历；我们仿佛在空气里本身航行，因为云把二十英尺以下的坡都遮住了。终于我们从云底下钻出来，到了午后的耀眼阳光里；可是我们仍旧飞驰了六千英尺，重重压在拖在身后的杖上，杖在我们身后扬起一道冰的飞沫。我们一次也没有停，直到抵达那穹顶的底部——昨夜在岩石间的营处。

不到一个钟头，我们便冲下了上来时费了九个半钟头的一段距离。到营处是下午四时，恰好离开它十二个钟头。收拾起剩下的行李，我们赶着继续下行。我们得拼命赶，务要在天黑前到库尔德营地；因为过去这二十七个钟头里，我们除了半品脱茶什么也没有喝，渴到这时已经几乎不能忍受。

我们一路滑下来的那片大雪堆，此刻开始显出险恶来。在这样低的高度上，雪已从底下融去，供了地下的水流，表面只剩一层薄壳。不久我们一行里就有一个人陷进这样一个坑里，陷到肩头，挣扎了好一阵才从这意外的雪浴里脱出身来。

过那些岩石与巨石时，下行慢得多，也累得多。我们这样忙了两个钟头，忽然一声呼喊在清朗的晚气里响起来。抬头看去，果然是我们那两名骑警和脚夫，正在前一晚我们同他们分手的那个地方。连那两头驴也在，向我们发出欢迎的一声叫。他们清早从营地上来，整天在山上张望，想找出我们的一点踪影。他们说早上有一阵曾看见我们，随后便在云里失了。他们这份挂念，无疑是因为巴亚济德州长要他们对我们平安回来负责，或许也因为他们盼着这样能挽回前一天失去的好意，从而把将来的赏钱加多些。此刻什么东西对驴都不算重了，连骑警自己也屈尊替我们拿了登山杖。

那一夜我们又围着库尔德人的营火坐着，四周还是那一圈好奇的脸。我们讲我们在阿克山坡上、随后又在它顶上的经历时，看他们脸上漫开的那种茫然的惊愕，是有趣甚至好笑的。他们始终极用心地听，然后默默地彼此相看，郑重地摇头。他们不能信。那是不可能的。老亚拉腊在闪烁的星光下冷峻而可怕地立在我们上头。对他们说来，它还是——而且永远是——那同一座神秘的、无人踏过的高山，是镇尼的宫殿。

三穿波斯到撒马尔罕

「全是胡说。」这差不多就是巴亚济德全城对我们所谓登上亚拉腊一事的看法。只有波斯领事和州长本人肯自称相信；他们送我们几封给波斯官员的信，又在我们动身前夕设了一席丰盛的饭，这就很能证明他们的诚意了。

七月八日早上，我们带着州长硬派给我们的一队骑警护卫，从巴亚济德那残破的城垒上骑车下来。聚着的杂众在分别时发出一阵响亮的欢呼。一个钟头后我们翻过卡兹利山口，「伊朗之地」便在眼前了。脚下是土耳其与波斯交兵的恰尔迪兰原野，像一片荒漠铺展到那边焦干秃裸的山，这里那里点着绿洲村落的树丛。那么，这就是诗人所说「夜莺歌唱、玫瑰开花」、「一步一花落」的地方了！我们想，那位苏格兰旅人的说法要真些，他把波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带盐的荒漠，一部分是不带盐的荒漠。」后来我们渐渐同意了麦格雷戈描写呼罗珊时的意思。「我们不妨设想，」他说，「地图上每一个标出的村子四周画一个小小的绿圈，其余一概涂成褐色。」那些从印度河向西横扫、只在马拉松原野上被希腊方阵挡住的雄师，必是从我们四周这些散落的废墟里出来的——那些废墟提醒我们：「伊朗曾经存在；她不再存在了。」成吉思汗与帖木儿那千军万马，把死亡与荒废从图兰带到伊朗；这两处相遇得那样频，彼此作用又反作用，如今都不过是遗忘之海上的两处标记罢了。

那队名义上的护卫陪我们越境走了几英里，到了波斯的基利萨肯德村，在那里把我们交给本区的汗款待；我们同他勉强用土耳其语交谈——说也奇怪，我们发现这种语言在我们横贯大陆的路上，一直到中国的长城为止，处处都用得着。傍晚我们在这位汗内眷的园子里骑了车；第二天天亮又上了「鞍」。我们指望起得极早可以躲开那过分的款待之累；换句话说，甩掉那既费钱又讨厌的护卫。到了下一个村子，迎面来了一个又喊又比划、像疯子似的人。下了车才知道，昨晚那位汗已经打发前站来过，要他们备好卫兵，等我们过时加入。果然有两名带械的差役正朝我们驰来，后来才知道他们带的是美国步枪，还有照例的大匕首，从子弹带上挂下来。这些人同骑警一样爱摆排场。他们常领我们绕远路，好在邻村向他们的亲友显摆我们。造化终于来救了我们。我们正站在一道显眼的山脊上，最后望一眼此时已在五十多英里外的亚拉腊山，一场风暴来了，下起核桃那么大的冰雹。差役们的马狂躁起来，他们冲在前头去找避处，我们便再没有见到他们。

在波斯走了五天，我们到了乌鲁米耶湖边，那是世上最咸的一片水。第二天清早我们涉着哈吉河那冰凉的水过去，几个钟头后到了大不里士的英国领事馆，由那位波斯籍的秘书接待。原来正当斯图尔特上校往俄国外里海边境去办「外交公事」的时候，英国政府却卷进了本地一桩风流案。此地美国教会学校毕业的一位格外聪慧的亚美尼亚美人，据说被一个年轻的库尔德骑士掳走，带到他山中的家去了。她的父亲恰好是入了籍的英国属民，便向他这个所归的国家请求援助，要把她救出来。伦敦同德黑兰之间立刻开始交涉，末了由波斯王本人向库尔德人正式提出要求。他们一再拒绝之后，据说有七千波斯兵奉命开往索克布拉克，由副领事帕顿先生统带。这件事终于闹到这样大，以致下院里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凯蒂·格林菲尔德是谁？」这问题到时候由那位女士自己回答了：她起誓声明自己已成了穆斯林，并且爱着那个同她私奔的人。不但如此，人们还查出她身上并没有一滴英国血，她父亲是奥地利人，母亲是本地的亚美尼亚人。于是波斯的骑兵连同他们那位大为扫兴的统领，很不光彩地撤了回去，把局面——连同一颗库尔德人的心——留给「凯蒂·格林菲尔德」做主。

大不里士有一件东西必定引人注意，那就是波斯君主的古堡——人称「阿尔克」，意即城堡。它有一面被近年的地震从上到下裂开，高处有一座小小的台，波斯的这些「蓝胡子」——或者不如说红胡子——从前惯于把内室里不听话的人从那里抛下去。就在这阴森的墙影下，本世纪演过一出惨剧。波斯那思辨的天才所生的异端，巴布教绝不是唯一的一种；可是它是最深地动了当世社会的一种，也是至今仍在、虽在暗中而且无首的一种。它的创始人赛义德·穆罕默德·阿里，更为人知的名字是「巴布」，意即「门」；他把无治的道理推到「省了棍子便毁了孩子」的地步，而且或许更坏的是：凡略能衬出妇人身段的服饰，他一概不禁。他并不是共产之徒——有人有时错把他归到那一类——他只劝富人把自己看作穷人的受托人。他起初并无取得世俗权柄之意，可是他和他那迅速增多的信众被那些迫害人的毛拉逼得造了反，于是有了一八四八年那场血战。巴布本人被擒，解到这座「波斯最狂热的城」——阿里诸子的葬地。就在这个地方，一队兵奉命齐放一排枪把他打死；可是烟散之后，却不见巴布。子弹没有一颗中的，鸟儿飞了——只是没有飞到最稳妥的避处去。他若终于逃脱，这样行出来的神迹会使巴布教不可战胜。可是他又被捉住，被处死，尸首抛给了那些吃腐肉的狗。

「大不里士」（意为「退烧」）对我们却名不副实。我们在此地的逗留拖了一个多月，因为这一回萨赫特莱本得了轻度的伤寒；又是那几位教会的女士细心看护，使他好得快些。这期间我们的邮件已经改寄德黑兰，人家许我们在这里截下。为此我们得以把分发局脏地板上那一堆堆信翻看一遍。土耳其和波斯的邮件都装在鞍囊里，驮在不上缰的马背上，由骑马的邮差或赶马人在后面赶着飞跑。因为邮局官员的疏忽，各国使馆领事馆都另雇专差。

大不里士近俄国边界，这使它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成为波斯最要紧的城市之一。因此这里驻着埃米尔·尼扎姆，即军队的统帅、也就是首相，还驻着王储。这位王储是俄国属意的人选，与英国属意的人选相对，都在等那预料中要空出来的王位。这两位大人都邀我们去见，对我们那「奇妙的风马」很感兴味——那车的速度经过夸张的传说，已传遍全国。他们还赏了我们一封往京城去用的专函。

这一程我们是八月十五日起行的，第一夜宿在土库曼恰伊，就是签订那有名的一八二八年条约的小村子；凭那条约，里海成了俄国的湖。第二天天亮不久我们便上了路，快到下一个村子时，赶上了一队奇怪的人马，他们刚走完一夜的长路。那是一乘波斯的驮轿，长长的轿杆前后各架在一头骡子背上，另有步行的仆人和骑马的卫兵。我们突然出现，惊得他那几头驮「灵柩」似的骡子四散——它们在下文里正会显出这个样子来；这乘特别的轿子里的人却始终没有露面。我们在头一篇里提到过在伦敦见过马尔科姆汗，他是波斯王驻圣詹姆斯宫廷的代表。此后看来他失了宠。波斯王上次访英时，随从中有几个人无论相貌举止都太年轻，弄得这位欧化的公使颇为难堪。这话过了些时候传到波斯王耳里；于是传谕，命那被控的人回德黑兰去。马尔科姆汗却深通东方的机心，不肯入这样的圈套，宣称此后要把闲暇用来在伦敦的报上发挥他对波斯政情的见识。波斯的外交大臣穆什塔沙尔·道莱特当时住在大不里士，被控与马尔科姆汗有叛逆的通信，他的处境就不幸地不同了。正是我们在那座城里逗留的时候，他那宫殿似的宅第被一队兵抄了，他像个寻常的重犯一样被押进牢里。他付不出人家索取的那笔高价的赦金，便在我们动身前几天被押着上了那条往京城去的可怕的路——那条路极少有人、或者竟没有人走得完。因为路上通常会有一名使者来迎，捧上一杯咖啡、一把剑和一条绳，请他们在其中择一种死法。这样，那乘神秘驮轿里的人就是他了；我们在村中客栈前停下时，轿门开了。走出来一个人，高大魁伟，须发是可敬的灰白。他那锐利的眼、清朗的五官和端严的举止，即便在失势之中也叫人起敬；而他佝偻的肩和憔悴的面色，泄露出他带着怎样沉重的忧愁和多少个不眠之夜走向自己的坟墓。

米亚内这个因毒虫而恶名远播的镇子，设有印欧电报公司的一处中继站。它那一行行笔直的铁杆，我们从大不里士到德黑兰一路紧挨着走；那不过是连接墨尔本与伦敦的那条巨大的线缆之链上的一环罢了。第二天夜里我们是在那位德国报务员的屋里过的。

波斯人好说谎的毛病是有名的。这个民族的毛病，有一次弄得我们很不便。不知怎的，我们把本要过夜的那个村子走过去了，那村子离路有一段距离。遇见一个波斯少年，我们问路程。他立刻就现成地扯了一个快活的谎。「一法尔萨，」他答道（四英里），其实他当时必定知道那村子已在我们身后。我们加快脚力往前蹬，为的是尽可能赶在暗下来之前；波斯虽在传说里是有两重曙光的地方，黄昏却只有一重，而且紧接着日落与黑暗。一法尔萨、两法尔萨都抛在身后了，仍旧不见人家的影子。天终于黑了；我们只得下车摸索前行。从渐渐上升的地面和石头，我们知道已经离了路。我们把车丢下，手脚并用地四处摸，想找出一点水的痕迹。焦渴，寒冷的空气，成群的蚊子隔着衣服咬，我们无法入睡。开始落起小雨。在这沉郁的守夜里，我们很高兴听见一支驼队的声音，便朝它摸过去，终于看出一长列骆驼正合着那提灯的领队的调子行进。我们那镀镍的车把和白色遮阳帽在灯光里一闪，便有一声尖叫，灯落到地上。后队的人拔出兵器冲到前面来；可是听见我们的声音，连他们也吓得后退——我们正用蹩脚的土耳其语想安他们的心。解释过了，骆驼不久也静下来。于是我们被灯笼和火把围住，驼队其余的人也被叫到前面来。最后我们动身，同那提灯的领队并肩走着；他不时跑到前头去，确认那条路。那一夜是我们所见过最黑的一夜。忽然有一头骆驼落进沟里不见了，哼了一声翻倒。幸而没有断骨，驮子重新装好。可是我们已经离了路，于是点着灯开始寻那踏出来的道。我们脚上磨破，肚里饥饿，渴得几乎不能忍，就在那沉沉的驼铃「叮咚、叮咚」声里跋涉到天明。末了我们到了一条流得很慢的河，却不敢畅饮，只漱漱口，隔很长的歇息喝一两口；有一次歇着歇着，竟因精疲力尽睡着了。醒来时正午的太阳照着，一群波斯旅人正俯身看我们。

从阿塞拜疆的高地——说也奇怪，波斯几乎所有的瘟疫都起于那里——我们忽然落进加兹温平原，那是波斯古地中海那个三角形的干涸盆地的一部分，如今大半是沙碱的荒漠。加兹温平原上由四周高地风化而积成的黏土尘，看起来像中国黄河流域的「黄土」，只是因缺水而不能生长。就连地面下那一点点湿气，也被坎儿井——即地下的水渠——吸走了；那些渠把厄尔布尔士山清冷的泉水送到荒漠中绿洲那焦渴的唇边。它们是凭着毫无差错的直觉挖成的，又靠着平原上每隔一定距离挖的竖井或斜井小心护着。我们有时下到这些井里去，缓解我们那被反光晒伤的——或者照波斯人的说法「被雪晒伤的」——脸；那时上面荫处的温度计还指着华氏一百二十度。

加兹温与京城之间那九十英里的平路上，近年沿山脚修了一条所谓马车路。绕过一道山嘴的急弯，德马峰和德黑兰便呈现在我们眼前了。不久，这座半近代的京城的石砌街道、人行道、路灯柱、有轨马车，甚至蒸汽电车，给我们的惊奇，正如我们那「风马」给那群一路护送我们到法国饭店的好奇人群的惊奇一样。

从波斯起，我们的计划是进俄属中亚，再从那里往中国或西伯利亚去。要进外里海州——俄国属地的边省——只要得那里的总督库罗帕特金将军许可就足够了；可是此后穿行土耳其斯坦的那一程，俄国驻德黑兰的公使说我们得等圣彼得堡的通盘许可。我们同英美两国的相识度了六个星期，仍没有回音。冬天要来了，非立刻做点什么不可。我们若被挡在北路之外，就得设法进印度：或者经阿富汗——人人都对我们说那是全然不可能的——或者穿波斯南部与俾路支斯坦的沙漠。后一条路我们已经从那位有名的旅行家斯图尔特上校那里得了一条可行的路线；我们是在他回大不里士领事任上的途中遇见他的。可是正在这个关口，俄国公使又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为省时计，我们不妨立刻往马什哈德去；若我们的许可没有电到那里，再往南折向俾路支斯坦作为最后的下策。我们的朋友们一致断言这是莫斯科人的诡计，为的是避免断然回绝。他们向我们保证说，俄国人决不会容外人察看他们在阿富汗边界上的所作所为；而且我们也决过不了俾路支斯坦那无人的荒漠。我们不顾一切劝阻，向聚来送行的外国人与本地人挥手道别，十月五日从那座设防的广场骑出去，上了「往马什哈德的朝圣之路」。

我们面前此时是六百英里的秃山、泥泞的盐沼、荆棘丛生的荒地和盐的荒漠，间或有几处坎儿井养着的绿洲。南边是了无生气的卢特荒漠，那「波斯的撒哈拉」，它的湿度是地球上迄今所记的最低者；同它相比，「中国的戈壁和中亚的克孜勒库姆都算沃土」。正因为我们后来在前一处有过一番长久而颇为独特的经历，才使我们不愿在此多写荒漠行旅——这里的艰苦到底被频密的驿站缓和了几分，也被黄瓜与石榴缓和了几分，这两样东西我们在长长的荒漠路段上是随身带着的。还有瓜，是我们在任何国度所见过最好的瓜，常常使我们不必去喝那咸得厉害的水。

然而这一番经历已足以使我们领会一件事：那两位民族诗人哈菲兹与萨迪，同托马斯·穆尔一样，是在想象里去求伊朗之地所不给他们的东西。那些「响着夜莺歌声的香林」，那些「玫瑰的凉亭与潺潺的溪」，就我们的经历而言，大体上只存在于诗人的梦里。

把韦拉明那被风沙埋着的废墟丢在右手——那是德黑兰还没影子的时候波斯的都城——我们穿过西尔达拉山口，有人认定那就是有名的「里海之门」；傍晚早些时候进了阿拉丹村。照例的人群从四面把我们围住，喊着「骑呀，骑呀！」这句话取代了土耳其那句同样意思的叫嚷。我们朝客栈骑去时他们喊：「快些，快些！」等我们开始把他们甩开，他们便抓后轮，又扔来一阵石头，把我们的帽子砸出坑，把我们没穿外衣的背打伤。这太过分了；我们下了车，显出自卫的本事来，他们便连滚带爬地急急逃开。可是我们还没到客栈，他们又贴到轮子上来了。到了客栈，他们涌过那道窄门道，把市集上的果摊撞翻。

我们被领到一间屋子里——说是屋子，其实是没有窗的一格，在那围着一个四方天井的蜂房似的建筑里；天井里此时挤着一队朝圣的人，打着三角形的黑白旗，旗上有波斯的国徽，同我们在波斯许多门上见过的一样，是警告人不得擅入里面所行的宗教仪式的。一股死尸的臭气显出有半干的人骨在那里，那是亲友们要运去葬在那座神圣的「静默之城」的。就这样，装在钉得松松的匣子里的死人，永远在波斯境内从这一头运到那一头。朝圣的人中有缠蓝色和绿色包头的赛义德，是先知的嫡裔，也有缠白包头的毛拉。众人都坐在那高台上，刚吃完晚饭。可是不一会儿，一个毛拉登上了马厩院子中间的土墩，照宣礼人的样子唤人祷告。众人都跪下，朝麦加低头。随后马备了鞍，那些狭长的匣子竖着缚在驮骡上，妇人所骑的马背上则装好双驮箱。那些蒙面的人钻进箱里，把帘子拉上；男人们一得号令便跃上鞍；三角旗打在前头，这一队人马便出发去走他们漫长的夜路了。这时我们才知道村里有一所驿馆，那是近年为外国人和别的走驿传、即换驿马赶路的人所设的歇处。这类建筑通常以屋顶上单独一间、伸出檐外颇远的房子为记。

我们立刻搬了过去。那看馆的人对自己屋子的洁净格外自负，因为他要我们进门前脱鞋。可是正当我们这位好夸口的主人踢起席子来向我们证明他的话不假时，他忽然退到后面去打发身上的几只虫子。

我们这趟亚洲之行，一路主要靠蛋过活；不过在波斯，我们发现更常吃的是抓饭，即用油拌的煮米饭，好比土耳其的酸乳。只要买得到鸡，这饭便配鸡做；随后我们通常会发现，波斯的鸡经波斯「仆人」——即服侍外国人的人——收拾过之后，不是没了翅膀，就是没了腿，或是别处短了什么；据说这种仆人「为着吃，什么下作事都做得出」。这些部件虽短了，头却总是有的；因为那些狂热的什叶派常从我们手里把鸡抢过去，不许我们拧掉或砍掉它的头。就是饭端上来之后，我们也得紧盯着周围那些脸不红的顺手牵羊之辈——他们是来致意的，又把屋子弄得满是他们长烟管和咕嘟作响的水烟的烟云。因为一个狂热的什叶派有时会把他的脏手指伸进一个「不信者」的菜里，虽然他事后或许会把那被玷污的器皿扔掉。而这样极端的狂热，竟见于一个以信仰上极其宽泛著称的国家。

有人通报村中的汗送礼来了。进来两个人，抬着一只大盘，盛满了瓜、杏干、糖、冰糖、干果、开心果之类；这一切我们自然都得转交给店主和他的仆人，而且要照它们价值的两倍付给送礼的人，算作回礼。这种客气的勒索，第二天早上又跟着来了一次更放肆、更不容分说的。虽然头一晚的盛筵是我们出的钱，虽然他给我们的铺盖实在是该他付钱请我们睡的，我们这位油滑的主人此刻却硬要三四倍的房钱。我们不肯多付，只付一定之数，便动身要走。于是他和他的成年儿子抓住我们的自行车。理论既然无用，我们手里推着车又冲不出那窄门，便把车放下，同对手扭打起来。一阵吵嚷的扭斗之后是重重的一跤，幸而我们两个都在上面。这场不寻常的骚动此刻把隔壁内室里的人引了出来。转眼间是一片女人的尖叫、一阵衣裙的翻飞，随后——我们的软木帽在火钳和铁架的敲打之下碎了。村里人被这样闹醒，终于来救我们，立刻着手调停。有那一队亚马孙般的援军在旁边待命再来一次，这调停我们是求之不得地接受了。这场不光彩的交战我们并没受重伤；可是那几下温柔的火钳，把「闺中之光」那一切甜蜜的幻想永远打掉了。

德黑兰至马什哈德这条路极古，无疑是历史上两座最古的都城——尼尼微与巴尔赫——之间那条旧商道的一段；这一点在拉斯吉尔德的车辙上看得极其分明。那些车辙许多地方在坚石上磨出了四英尺深。过了这里不远，我们开始领教那有名的「达姆甘风」的厉害，那风是因那个城的名字得名的。这风自然是逆着我们的。实在说，我们这趟亚洲之行，一路盛行的都是东风；我们若再作一次横贯大陆之行，一定留心朝相反的方向走。

我们这种特别的旅行方式，使我们的生活起居有极大的悬殊。有时真是几乎从崇高一变而为滑稽，或者反过来——从一个马厩或羊圈、一顿无花果和面包、一条灌渠当盥洗处，一变而为一座宫殿，一座东方的宫殿，有着东方一切的珍馐，还有一大群仆人伺候我们最细微的心愿。在巴斯塔姆就是如此，那里住着波斯一位最有势力的总督——那官名的字面意思是「国之柱石」——他还是波斯王的堂弟。我们是同一位在沙鲁德途中遇见的英国工程师一道去拜他的。前一晚我们正在这位先生帐篷里吃晚饭，总督派来专差，照那请帖的说法，请我们「把光辉带到他面前去」。我们进去时，总督从地上的座位上站起来——这是土耳其官员从不对我们施的礼；连他们中最有礼的，也会恰恰在这个当口很凑巧地埋头去看什么书或什么文件。他的礼数还更进一层：把我们的「马」锁起来，把我们做了他的「囚人」，直到第二天早上。埃文斯先生和我们应邀同这位大人吃饭，席上不得不特意备下长凳，因为这宅子里找不出一件像椅子的东西。总督自己照旧坐在地上，自己的几样菜摆在身边。他不时用手指从那些菜里挑出一块上好的烤羊肉或卷心菜卷来，递给客人——这在波斯算是最高的待客之礼。

行旅的景换过之后，我们于日落时立在比纳卢德山顶上，俯瞰卡沙夫河谷。我们两个星期的行程快完了，因为马什哈德城此刻已在望，只有十英里。我们四周是一堆堆小石子，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初见那「圣陵」时都添上自己的一份；那圣陵我们望见时，正在落日的辉光里像一团火球似的亮着。

我们正垒着自己那座小塔，一队回头的朝圣者向我们招呼道：「到底是马什哈德的人了。」「还不是，」我们答道，因为我们知道圣城的门一到黄昏便准时关闭。可是我们决意一试。我们飞驰而下，却快不过落下的夜。到平原时暮色已赶上我们。路边那条灌渠的岸上，显出一个移动的人影。我们疾驰而过时，他往后一仰，随后我们隐入黑暗中时，听见扑通和扑腾的声音。第二天我们听说，有人看见哈桑与侯赛因的魂灵掠地飞往圣城去了。我们到了桥边，过了护城河，可是城门已关。我们敲，我们捶，回答我们的只是一声空洞的回响。末了一盏灯笼的光照亮了那扇饱经风雨的门的缝隙，一张怪样的脸从中间的小口里露出来。「谁？」一个声音说，那阴沉的腔调简直像是圣墓看守人的。「我们是法兰吉，」我们说，「今晚必得进城。」「那不成，」他答道，「城门锁了，钥匙送到总督府上去了。」这一说，夜里的空气更凉了。可是我们立刻又想起一个法子。我们要送一张条子给英国总领事麦克莱恩将军，他早就在等我们了。这条子，同我们说话的这个人在收了一点赏钱之后，终于答应送去。我们后来知道，将军派了一个仆人带着特别的请求到总督府去。那里立刻派出一队骑手，命他们带着钥匙去「赫拉特门」。街上的人被这不寻常时辰的不寻常出动引来，跟在他们后面到了出事的地方。锁响了，链子哗啦，锈了的门枢嘎吱作响。那两扇大门开了，一群满怀期待的脸在圣城里迎接了我们。

马什哈德所以值得注意，主要在它那些有名的死者。它神圣的尘土里埋着我们那位老英雄哈伦·拉希德、波斯最伟大的史诗诗人菲尔多西，还有圣洁的伊玛目礼萨；在礼萨的陵里，任何罪人在缴清血税之前，连波斯王也动他不得；欠债的人在出具保状之前也是如此。不信教的人不得入内。

马什哈德是我们命运之轮要转的那个枢点。所以到后第二天接到俄国总领事馆的邀约时，我们心里颇不安。我们被隆重地引进一套陈设华美的房间，总领事和他的英国夫人盛装接待了我们。弗拉索夫夫人满面春风，在她那冒着热气的银茶炊旁边给我们斟茶。她等不及外交上那一套绕弯子的话，便说：「都成了，先生们。库罗帕特金将军刚来电，准你们前往阿什哈巴德。」这句冒失的话显然弄得总领事有些狼狈，他只能点点头说：「是的，是的。」这消息把我们心上一块重石搬掉了；这么说，我们那六百英里的荒漠之行并没有白走，穿越亚洲腹心的前景也亮起来了。

俄英两国领事馆争着款待，我们的健康此时几乎要被这过分的好意害了。此外我们还接到呼罗珊总督萨希布·迪万的邀约，他的富有在波斯仅次于波斯王。他虽已七十六岁，我们到他府上那一天，他身上简直缀满了钻石和宝石。有波斯王的摄影师做德语通译，我们谈了半个钟头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到的事里，有一件是几天前接到波斯王一道奇特的电旨：「凡有抗拒烟草专卖者，斩。」几天后又跟着来了一问：「已取几颗头？」总督迈着衰弱的脚步走到校场上去时，随行的朝臣约有三百人。这里派了一队波斯骑兵清场，好让那「奇妙的钢马」表演——据说那钢马从京城来只用了两天，走了六百英里。总督后来在一封为我们往边界去用的专函里表达了他极大的喜悦。

阿什哈巴德与马什哈德之间如今已修成的这条军路，显出波斯对俄国侵逼的防御何等薄弱。俄国因近来在马什哈德设领事一事上的得手而得意，很有力地「请」波斯修了这条路的一半以上；这条路连上外里海铁路，几乎使呼罗珊成了俄国独占的市场，又把波斯最富的省份向俄国的兵和炮敞开，以备他日进军赫拉特。就在写这几行的时候，若电报所言属实，波斯的边省德雷格兹又被割让给了俄国人乐于称作他们「波斯藩属」的那个国家。除了日增的商运之外，这条路还有许多从北边来的什叶派信徒走，其中有本地人所谓的「静默的朝圣者」。那是些大石头或圆石，由过路人一次朝圣城的方向滚几英尺。我们自己在离开马什哈德第一天路程将尽时，正做着这件虔诚的工，忽然被身后一个打趣的声音惊动。抬头看，招呼我们的是波斯电报的巡察斯塔尼奥·纳瓦罗，他正带着手下在附近一条线上做工。我们同这位先生在一处电报站过了第二夜，一晚上很愉快地凭电线同马什哈德的朋友们闲谈。

我们下一处歇脚的库昌，坐落在几乎看不出来的分水岭上，那分水岭把赫拉特河谷同里海分开。这座城在几个月以前被一场剧烈的地震全毁了。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的报纸报道说：「这场可怕的灾难中已寻获遇难者遗体一万具。同时死了牲畜五万头。这座曾经重要而美丽的、有二万人口的城，如今只是一片死亡、荒废与恐怖的景象。」

从这里到阿什哈巴德，那条军用大道的修筑很能说明俄国工程之能。它在八十英里之内翻越科佩特山七道不同的山口。我们决意若可能就一天走完，因为中途没有歇处，而且一想到终于要从半开化走进半文明，我们也着实高兴。日落时我们正在翻天亮从库昌出发以来的第五道岭，几分钟后便滚到下面谷中波斯海关门前。这里除了茶杯出奇地大——我们用它解那不可忍的渴——并没有什么迹象显出俄国边界已近。这一天我们看够了幽深的峡谷和高耸的尖峰，水却极少。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一道水旺的泉，当时正泡着一个波斯旅人没洗的衣服；我们责他不顾行路人，他却坐在旁边讥诮地笑。

我们望见俄国海关时天已擦黑；那是一座铁皮顶的石屋，同我们撇在身后那些波斯泥棚成强烈的对照。我们疾驰而过时，一位俄国官员喊住我们，可是下坡路上停不住，而且天也黑得太快，容不得耽搁。阿什哈巴德还有二十八英里，我们虽被这极苦的一天累坏了，却务要在那一夜睡在俄国的旅馆里。天越黑我们越快，末了以每小时十二英里的速度冲下一道峡谷似的窄谷，朝着我们与荒漠之间那第七道也是最后一道岭去。晚九时半我们立在岭顶上，面前是卡拉库姆的沙荒，笼在幽暗里。在我们脚下几千英尺处，阿什哈巴德城灯火通明，像荒漠之海岸上的一片灯塔。我们下车时，一支俄国乐队的乐声隐隐从黑暗里飘上来；我们正对着这奇异的景象出神，忽然一声机车汽笛把我们从遐想里惊醒。荒漠那边，一列外里海铁路的火车正平稳地滑向那座城。

第二天晚上，外里海总督库罗帕特金将军本人热诚地欢迎我们回到文明的生活里来。同他和他的朋友们吃饭时，他和气地向我们保证说，只要我们是美国公民，此外便不需要任何荐引，就有资格从俄罗斯帝国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

从阿什哈巴德到撒马尔罕，我们这趟自行车之行断了一节。我们的俄国朋友劝我们利用外里海铁路，不要冒险穿越那可畏的卡拉库姆沙地。这样一趟路若沿铁路走，水和食物在一定的距离上都有，所受的艰苦不过是后来我们在中国荒漠上所受的一小部分；可是我们极想在冬天到来之前赶到一个地方，好有把握在第二年内到达太平洋。多蒙布哈拉车站铁路当局的好意，我们的车厢被拨到侧线上，使我们得以去看十英里外那座东方的古城。十一月六日我们到了撒马尔罕——帖木儿的古都，也是外里海铁路如今的终点。

四越天山入中国

十一月十六日早上，我们最后看了一眼撒马尔罕那些蓝色的圆顶与尖塔，还有夹在其间的宫殿与陵墓的废墟，随后便骑车往泽拉夫善河岸去。沿俄国正经的驿道走的这四天、一百八十英里路，遇到的只是寻常旅行里那些寻常的波折。我们穿着俄国的高筒靴涉过「蛇」峡那些险恶的浅滩，经过那块人称「帖木儿之门」的金字塔形板岩，出来便上了克孜勒库姆草原的一角；那草原从此以令人难受的单调铺到锡尔河岸。这条河我们是用一道简陋的绳渡过的，当时渡上还挤着一支过路的驼队；随后我们立刻开始沿奇尔奇克河谷往塔什干上行。本地人正从田里采的那些发黑的棉花，山上渐渐压低的雪线，泥泞的路，寒冷的空气，还有那些巨大的白杨落下的叶子——都在警告我们冬天近了。

我们本希望至少到得韦尔诺耶，那是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与中国边界交会处附近的一个省城，从那里等明年春天一开，我们可以或经西伯利亚、或横穿中国继续走。可是这一层我们注定要失望。俄国当局迟迟不准我们进外里海，使我们到塔什干至少晚了一个月；此刻又因雨季来得早，往北去的路连本地的车都几乎走不通。这件事，加上亚历山德罗夫山那边、往韦尔诺耶路上大雪的消息，使朋友们劝我们在他们那里过冬的话颇有了些分量。

而且我们想，这样一个安排于将来未必没有好处。到此为止我们在俄国境内行走都没有护照。我们所有的凭据，只有在阿什哈巴德得的库罗帕特金将军那句「过来吧」的电报，以及在撒马尔罕罗斯捷尔佐夫伯爵口头许我们前往塔什干。而且我们刚向土耳其斯坦总督弗列夫斯基男爵申请的护照，也只能用到西伯利亚边界为止；万一横穿中国的路走不通，此后沿途还得向各处的总督一个个去申请。要得一张从塔什干经南西伯利亚直到太平洋岸的通行许可，只有圣彼得堡才能发，而且只能经我们所过省份的最高长官转请。

进土耳其斯坦的许可绝不是容易得的，凡研究俄国中亚政策的人都明白。所以当弗列夫斯基男爵开恩准了我们在这省城过冬的请求，又准我们其中一人趁这期间回伦敦一趟时，我们不免颇为吃惊。这一趟我们是定了的，为的是置备几样急需的自行车用件，并把我们这桩事业成功所需的别的安排办齐。抽签的结果，回去的差事落在萨赫特莱本身上。他经外里海与外高加索两条铁路、里海与黑海到君士坦丁堡，再由「陆路快车」经贝尔格莱德、维也纳、法兰克福、加来，十六天便到了伦敦。

塔什干虽然差不多与纽约同纬度，却因有亚历山德罗夫山挡着西伯利亚的暴风雪和卡拉库姆沙漠的炙风，气候反倒更为温和。奇尔奇克河的一条支流划开了城里本地人与欧洲人的两部分，虽然后一部分的居民里也绝不是没有本地的成分。两部分合起来占地同巴黎一样广，人口却只有十二万，其中十万聚在本地的、即萨尔特人的那一区。城里有一批流动的喀什噶尔人、布哈拉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常住的则大多是吉尔吉斯人、鞑靼人、犹太人、印度人、吉卜赛人和萨尔特人；「萨尔特」是个总名，指城居的人，以别于游牧的人。

我们的冬寓是在一家典型的俄国人家里找的，同住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后备军官。他念完大学、服满兵役，此时在塔什干替他父亲办事，他父亲是莫斯科的一个批发商。同他我们可以用法语或德语交谈，这两种话他说得都比他本国的俄语纯正。我们那位好脾气而肥胖的房主，是早年拓殖的时候从南俄的草原迁来的，靠着地价的自然增长发了财。

俄国的茶炊是俄国家庭最有特色的一件东西。除了每餐一大碗白菜汤之外，我们这位俄国主人总先来半杯伏特加，中间再消掉一瓶啤酒，然后以两三杯茶收场。这家的主妇所喝的只限于茶和汤，通常便在分量上补足种类上的不足。实在说，有一天她告诉我们，六年多以来她一滴水也没有喝过。这却有一个很说得过去的理由。塔什干的水，同布哈拉泽拉夫善河的水一样，会把一种叫「雷什塔」的危险的虫带进人身里去。我们在别处再没有喝过比我们塔什干主人那冒着热气的茶炊旁更好的茶。再穷的农人——无论钱上还是心上——也都买得起茶、感得到茶那提神的力量。连哥萨克深入中亚荒野去袭掠时，也靠它撑着。俄国人同中国人不同，以为糖是喝茶必不可少的伴侣。加糖有三个法子：把糖放进杯里；把一块糖含在嘴里，透过它把茶吸进去；把一块糖吊在喝茶的一圈人中间，轮流荡过去让各人用舌头碰一下，然后喝一口茶。

塔什干这名字的意思是「石城」，可是大多数房屋是一层的泥屋，造得很低，免得地震带来惨祸。屋顶极平，又造得很坏，雨季里天花板不漏反倒是例外。每一所房子都抹了石灰水或刷了白漆，正面直对着街。后院侧院都很多，前院却没有。这在俄国城镇宽阔的街上倒不算坏。塔什干的街格外宽，两边有渠，奇尔奇克的水在双行、甚至四行的白杨、洋槐与柳树底下潺潺流过。这些树在这里长得异常茂盛，只把一根枝子插进土里便成。俄国人经营灌溉二十年，已使造化得了机会在从前的荒地上养起千千万万棵树，可是木材仍旧比较稀而贵。

城里的官署大都极其朴素，不加铺张。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那座新的俄国主教堂、新建成的学校，以及一个本地希腊人开的大零售店，这些都是俄国建筑的好样子。城里的机构里有一座天文台，一座博物院——里面有土耳其斯坦物产与古物的一批初具规模的收藏——还有一所给本地人看病的施药所，由塔什干学校的医科毕业生在那里种牛痘。那座颇为宏富的图书馆，原是为总督的官署搜集的，藏有世上关于中亚的最好的一批著作，范围不但及于书籍与小册，甚至及于杂志与报上的文章。说到游乐，城里有一座戏院，是巴黎歌剧院的小小仿本；还有军人俱乐部，那里有台球与赌博，每周有聚会、舞会与音乐会；这在俄国驻军的城镇里本是常例，可是在塔什干格外讲究。人告诉我们说，这座会所的大小、建筑与陈设，在京城与莫斯科之外无与匹者。

塔什干久以「名声受损、家产败尽者的避难所」著称，或者叫「触了皇帝之怒以后的官场炼狱」。城里最好的房子之一，住的是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他是已故俄国海军总提督之子、沙皇的嫡堂兄弟，看来对自己流放的生活是欣然认命的。他的时间大半花在塔什干城外他那家丝厂的事务上，以及霍占特附近他的农庄上；我们逗留时，芝加哥的某家商号正在给那农庄配备灌溉机械。他一切账目都用开给他圣彼得堡受托人的支票支付。他的私生活颇不合常规，甚至颇为平民化。到他家去的客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夫人的美貌和他酒杯的大小。这位大公的例子说明：在俄国的军人阶级、甚至贵族之中，赞成从事实业的风气正在增长。政府自己因了克里米亚战争那惨痛的一课，也懂得了一个大国所立的根基不能只是门第与贵族。塔什干今日日增的兴旺，多半得力于这种影响；不过就军事上的要紧而论，它正迅速让位于「赫拉特的钥匙」阿什哈巴德。

俄国的村社所特有的那种平等与友爱的精神，已经带进了中亚。我们常见俄国农人和本地人在同一所房子里住着相邻的两间；在做买卖的时候，各色人等似乎都随意甚至亲热地打成一片。孩子们也是如此，他们在街上不分彼此地一起玩。这样一群群杂处的孩子，我们看过不少回，看他们用羊的踝骨「弹球」，又颇觉有趣地听他们那半俄语半土语的胡话。如今正在办学校，教本地孩子俄语与俄国的法子；俄国商人也为同样的目的收本地的学徒。

在塔什干，正如在东方任何一座欧洲人的城市里，酗酒、赌博和世风的松弛都随着西方的道德与文化一同来了。军官与官吏之间的嫉妒与钻营，在离中枢这么远的地方或许也不足怪，因为这里通向显达的路似乎只有公职一条。整个冬天各种饭局与聚会上，战争这个话题总是人人欢迎的。有一次传开一个消息，说阿富汗的埃米尔阿布杜尔·拉赫曼汗已濒于死。据说人家正大举预备一支越帕米尔的远征队，要在英国属意的阿尤布汗从印度被送来之前，把俄国属意的人选、撒马尔罕的伊沙汗扶上王位。年轻的军官们立刻议论起自己升迁的机会，以及圣彼得堡将要颁下多少勋章来。塔什干的社交聚会，与其说是交游，不如说是宴饮。相识的人能极其欢畅地同吃同喝，可是谈话里很少有相契之处。他们很难懂我们为什么走这么远来看一个在他们许多人看来是流放之地的国家。

春来得早，并不等于能早离冬寓。必需的文件办齐之后，不能走的路还把我们焦心地囚了一个半月。这些文件除了当地的护照之外，还有一张从塔什干经土耳其斯坦与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任凭通行的许可，那是由美国公使查尔斯·史密斯先生从圣彼得堡代办来的。往太平洋去这一路我们于是有了把握；然而尽管人人都说骑自行车穿越天朝是行不通的，我们仍决意一直走到边界上，到那里再打听确实些的消息。五月七日我们骑出塔什干时，许多好心朋友最后的话是：「不要进中国。」

到了奇姆肯特，我们的路线猛地离了那条曾是俄国欧亚两京之间的主干道；德·莱塞普在给沙皇的信里提议修一条铁路把奥伦堡同撒马尔罕连起来，走的就是这条路，其长度约等于圣彼得堡到敖德萨，一千四百八十三英里。这里也是俄国为圈住草原上那些不服管的游牧人而渐渐筑起的那道堡垒之墙的关键一环；照戈尔恰科夫一八六四年的通牒，俄国「于利于理」都该到此为止，然而就在那个时候，切尔尼亚耶夫将军正把他的兵推向如今的省城塔什干。也是在这里，我们开始了沿天山山脉一千五百英里的行程；那行程直到我们在巴里坤那边翻上山脊、再下到戈壁沙漠的炙沙里才终了。中国与西方之间那条历史上的大道，就从这里走。

从奥利埃塔往东，我们面前是约二百英里辽阔的草原地带。近山处是一片湖泊、沼泽与溪流的旷野，那些水到夏天便干。这就是中国僧人玄奘所说的「千泉」之地，「黑中国」的王国曾建在这里；许多人以为那是「长老约翰」的国度之一。可是远在我们左手，是阿克库姆的白沙，那无云的空气在上面不停地颤动，像炉膛喷出的热风。这些荒漠大约占了整个土耳其斯坦草原的一半，其中没有一处比此刻在我们前面的「白沙」之北那「饥饿草原」更可怕。据说即便在傍晚凉下来的时候，行路人的脚底也会被烙焦，随他走的狗非把身子钻到那炙人的地面之下便不得歇。草原本身那单调的样子，到冬天只有更甚；那时雪把凹凸的地面抹平，甚至非得每隔一定距离立些泥柱，替吉尔吉斯的驿夫标出路来。可是到了春秋两季，它那干燥的地面却像着了法一样披上青绿与野花。花和鸟的颜色都极华美。有一种鸟约有塔什干与撒马尔罕房屋间成群的寒鸦的一半大，身子亮蓝，翅膀是红的；另一种大小与习性都像我们的云雀，粉色的胸脯配着黑的头与翅。可是这春天的华彩已经开始在逼近的夏日的炎光下消退。运木料的长车队，以及偶尔一辆辕弓铃响得不成调的旅人的篷车，都被一团闷人的尘土裹着。

我们不时赶上一群俄国农人，他们正从欧俄闹饥荒的地方迁到土耳其斯坦这条大道沿线的拓殖村落去。这些村子的特点是极长，所有房屋都朝着那一条宽街。多数只是泥屋，有些则讲究到有门有窗、抹了石灰水。近旁通常立着那辆残破的旧板车，它在奥伦堡大道上许多个月的行程里当过家。俄国人能被劝着从故土走几百英里来，在草原上那些半野的部落之间用这样原始的方式落户，这很能说明他们拓殖的本事。他们眼下很少务农，而像吉尔吉斯人一样靠养马、牛、羊、山羊过活，此外还养俄国的猪，那猪很像丛林里的野猪。从前那些掠夺的哥萨克军屯——其实他们比被征服者更多地同化于吉尔吉斯人——如今正被村社、即公有的制度所代替，这制度正渗进这些沃土，有条不紊地取代蒙古的习俗。可是俄国这下层人的无知，几乎同本地人自己的一样触目。我们一进村子，铁匠便撂下铁砧，木匠撂下工凳，店家撂下柜台，挤奶的女人撂下手里的活。我们在正街上游行一遍之后，人群便在驿站屋前围住我们。各样的问话与惊叹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有一个会问：「这两位先生受过洗么？他们真是基督徒么？」因为无知到这般地步，这些俄国拓殖者绝不是他们德国同侪的敌手——那些德国人分到的是最坏的地，日子却过得好些。

草原是学忍耐的好地方。没有地物可作标记，你仿佛永远到不了什么地方。它呈出一片无边的平展，那起伏又匀得连中间的凹槽都藏住了。骑马的人、有时整支驼队，都神秘地没进那些凹槽里去。因此我们常常能惊起路边吃草的一群羚羊。它们会伸着脖子立一会儿，随后像放了一枪似的奔开，用那细如烟管的腿蹦起三四英尺高。我们的平均速度约每小时七英里，虽然路面有时被尘或沙弄得那么松软，非铺些草作底不可。一天之中几乎没有一个钟头没有一到二十个吉尔吉斯骑手随着我们，在后面驰着喊「好呀！」他们尤其好奇要看我们怎样过路边的溪。他们立在岸上，专注地看我们脱衣、把自行车和衣服扛在肩上涉过去的每一个动作。随后他们便要同我们赛跑；若路面容得下，我们也乐意显一显「鬼车」的几分能耐。正是在这样一次赛跑里出了我们少有的一次意外。路两边站满了近旁一个帐篷村的人，他们跑出来看赛。有一个吉尔吉斯人忽然朝他原先起步的反方向折回来。车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撞上他，把他掀得脚离了地，骑车的人从车把上飞过去，左臂落地，脱了臼。靠旁人相助，臂膊被拉回窝里，包扎起来，直到我们到最近的一个俄国村子。这里唯一的医者是个信祈祷治病的瞎眼老妇。她那把肌肉推回原处的按揉之法倒真有效，同时还念祷文、画十字，那是俄国下层人常用的治法。有一例据说是把一段祷文写在一片涂了黄油的面包上让病人吃下去，病就好了。

我们用俄国的驿道却不是它的客户，按法是无权享用驿站的便利的。我们从撒马尔罕一路走来发现，单靠给赏钱并不总能免得夜里被人请出最好的铺位让给驿路的客人，尤其若那客人恰好佩着定制的铜钮扣。为免这份不便，也为得些特别的照应，我们弄到一封土耳其斯坦邮电区督办的信。这封信许多时候都很有用，有一次在奥利埃塔甚至是非有不可。我们一进驿站的屋子便被人用怀疑的眼色打量；我们要水洗手洗脸，人家便指街上的灌渠给我们。我们要一间好些的屋子，人家反问我们：现有这间不够好么？又问我们打算占多久。显然我们说英语给我们招来了暗地里英国探子的名声；等我们问起路上经过的几处城里的牢狱，主人心里便更确定了。无论问什么，他们都答：「我不知道。」可是文件一出示，立刻换了一副面目！此时道歉不绝，除了茶、面包和蛋——俄国驿站照例的口粮——我们还格外得了鸡汤和一种奶酪馅的煮饺，那是把奶酪裹在面里煮了，再用黄油浇着端上来。

在俄国旅行的人向来有贬俄国驿站的习惯，可是事实是：能不能领略这种颇为原始的招待，全看你是从欧洲的旅馆来，还是从波斯的客栈来。有些是干净的，有些脏。无论如何，在一天长途的末尾看见朦胧的天际隐现出一所白色的小屋子，走近了又看见门前那根黑白相间的柱子和它四周闲着的篷车，总是令人欣喜的景象。门口照例会有一群吉尔吉斯驿夫。向那位村长出示文件之后——他起初总要犹豫一下，不肯让我们的「马」住进客房——我们便立刻把满头尘土的脑袋伸到洗水槽的轴子底下去。虽然用这滴水盘的装置，我们背上淋的水往往同脸上的一样多，可是想到多了总比不够好——在土耳其和波斯就常不够——我们也就安慰了。随后我们在冒热气的茶炊前坐定，独自安静地沉思；将落的日光照着屋角那尊贴金的圣像，照着贴满彩画的墙。天黑下来，茶炊那微沸的乐声渐渐停了；屋里飞来飞去的燕子也止了啾鸣，落在头上的梁间安顿了；我们自己便裹着皮里的大衣，在蒙皮的长凳上躺下。

因为我们的车出了一连串毛病中的第一件，我们在比什佩克做了植物园园长好几天的客。这园子是圣彼得堡皇家植物园的一个分支，正在这里用外国的种子与苗木作些有价值的试验。人告诉我们说，桃树长不好，可是苹果、梨、樱桃和各种浆果长得同我们家乡一样好。黑麦却要三年才长到在美国一年的高度。这些人从俄国人那里得了些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夸大的想头。我们在各处驿站屋里看见许多美国名人的彩印画像，其中最多的是爱迪生。人告诉我们说，他的留声机已经在比什佩克露过面了，可是本地人似乎并不明白那是什么东西。「哼，」他们说，「我们常听过比这好的乐呢。」坦纳医生在这遥远的国度里也不无他的一份名声。他在美国绝食的时候，这里正有人在做一件类似、只是并非自愿的事。有一个吉尔吉斯的信差冬天被派往山里去，在雪里迷了路，二十八天没有吃东西。他终于被人找到，已经饿疯了。人家问他想吃什么，他答：「什么都要。」他们糊涂地把「什么都」给了他，两天后他死了。他有好长一段时间被人叫作「土耳其斯坦的坦纳医生」。

我们离开正经的驿路绕了七十五英里，去看伊塞克湖；就它的海拔而言，它大概是世上最大的湖，约有日内瓦湖的十倍大，而在五千三百英尺的高处。它那略带咸味、从不结冰的水里游满好几种鱼，我们帮着从一个俄国渔人的钩上摘下不少，又帮着在他岸边那间简陋的小屋里把它们吃掉。还有一个俄国哥萨克在那里，他刚从纳林堡那边翻过积雪的「背阴」阿拉套山来；从他不断朝渔人的女儿投去的眼色里，我们不久便看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上这湖去要过那有名的布阿姆峡，即「快乐关」，那是我们亚洲之行上最宏大的景色之一。它那沸腾、翻白、不可阻挡的急流，只要水量再大些，便足与尼亚加拉的急滩相比。

我们回驿道是走一条没有人走的路，翻阿拉套山。从那点着吉尔吉斯帐篷村落和他们放牧的牛羊的楚河谷起，我们推着车爬上那条崎岖的小道，那道像一架神话里的梯子，蜿蜒上到低垂的云里去。我们推着车爬过此生所爬过最陡的一段坡。景色宏大，却荒凉。点在青坡上的野郁金香、石竹和美女樱，是我们这番苦工里唯一可喜的消遣。正当我们转过最高的顶时，云散了一瞬，露出我们前面两个吉尔吉斯骑手。他们惊得倒退，望着我们，仿佛我们是空中的魔怪；直到我们又从对面那较缓的坡上下去不见。午后很晚我们出到平地上，可是并没有像我们所料的看见驿道或驿站；除了乱石间几座吉尔吉斯的毡包，什么也没有——那毡包像埃及阿拉伯人的帐篷散在金字塔倒下的石块之间。

我们此刻便朝那些毡包走去，因见一场风暴正迅速逼近，便求人卖我们一夜的住处。这请求人家答应得再愿意不过，因为他们正盼着这场「看热闹」。挤奶的女人出去到那一排排用毛绳系着的羊与山羊那里，骑手们赶着不上缰的马去把散放的牛群赶回来，一路把这消息一顶帐篷一顶帐篷地传开。天黑时这毡包已挤得要溢出来。我们被让到门对面的上座，身后垫着毯子和枕头。火的烟从屋顶中央的口子里袅袅上去，借着火光看我们主人们的脸是有意思的。我们从没有遇见过性情更和平的民族，另一面也没有遇见过更容易受惊的。怕「凶眼」是他们的一个特性。我们才安顿不久，那位伊禅、即游方的苦行僧便被请了来，要把「鬼车」可能带来的邪祟赶走。他一进门便开始抖肩、发颤，仿佛要进入出神的状态。我们这位苦行僧相识是个智力在中人以上的人。他到过印度，甚至听人说过美国。单这一件事便足以使他有资格摆出在座众人的教师的架子。我们喝茶时——喝茶是他们近来从俄国人那里学来的习惯——他就「阿美利康」这题目对听众长篇大论了一番。

雨此时倾盆而下。中央那个口子上拉过毡子盖住，一端用一根杆撑起来，好让将熄的火冒出的烟散出去；这一端随风向而移。吉尔吉斯的毡包，或者更该叫帐幕，虽只是一副圆形的骨架，外面照主人的贫富蒙着白毡或褐毡，却不是一所盖在沙上的房子，就是最猛的风暴里也不是。它的结实与舒适，想到它可以被拆下运走之快，实在令人惊异。半个钟头之内整座村子便能消失，夏天往北迁，冬天往南迁。我们在路上赶上过多少支吉尔吉斯的队伍，长长的帐骨与毡子缚在双峰驼背上——因为单峰的骆驼受不住北方这般严酷的气候。男人总是骑在骆驼或马背上，女人则跨在那些训好可骑可驮的黄牛与犍牛上。男人从不走路；若有什么要牵要拉的，那便落在女人身上。常年骑马使许多男人成了罗圈腿，再加上他们惯常的肥胖——在他们那里肥胖是尊贵的标记——便显出一副滑稽的样子。

他们对我们的好奇略得了满足之后，有人提议为我们杀一只羊。肉与面包，除了富有的吉尔吉斯人，是从没有人吃的。他们那到处都有的马奶酒——相当于土耳其的酸乳、即凝了的奶——以及别种乳制的食物，有时掺些粗面，便是穷人的主食。我们主人的妻子是个健壮的妇人，我们已见过她能像男人一样轻捷地跃上马背；此刻她从门口进来，提着一只成年羊的毛把它拎着。她把羊翻过来仰躺着，用膝头按住；那位屠宰的行家便从腰带上抽出匕首，高高举着，直到在座的人抚着他们稀疏的须，郑重地念一声「奉安拉之名」。我们被这一天的骑行累坏了，还没等这场宴的张罗办完便睡着了。近半夜被叫醒时，我们发现火上那只大锅里的香气只把吸引力和人群都加多了。此时挑出最好的几块给客人。那是几片肝，配着他们那特别的肥尾羊尾巴上的几块脂。主人为表示最高的待客之礼，把这些在一点热油里蘸一蘸，然后伸过手来用手指放进我们嘴里。这一回要把我们那阵恶心压在对吉尔吉斯礼数的体谅之下，实在要费不小的力。照他们那特有的豪爽，毡包里每一个人都得多少分尝这席；不过那些做了所有活的女人，只能将就着吃剩的东西和主人已经啃过的骨头。可是这种什么都分的性情也有它的另一面：他们也指望我们什么都同他们分。凡露在外面的小玩意儿小摆设，他们都要我们赏给他们。车上任何一颗多余的螺丝、一块手巾、一包茶或一块糖，立刻引起他们的贪心。后一样在女人和年轻的看客们眼里算是糖果。我们主人那位好看的女儿「库米斯江」，以从我们衣袋里偷糖块为乐。宴罢，众人又抚须，郑重地念安拉之名，谢天赐的丰足，随后各人都说出他对这一席的称许。

睡前那位苦行僧领众祷告，同他在日落时所做的一样。祷垫铺开，众人都朝麦加低头。就寝所作的预备，只是从毡包里那一堆毯子中取出几条铺开。吉尔吉斯人没有为此脱掉许多衣服的习惯；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们觉得这习惯倒颇便当。我们六个人一起在地上躺下，围成半圆，脚朝着火。显然是这家宠儿的「库米斯江」，在毡包远端有一张粗粗搭起的小床。

韦尔诺耶，即旧日的阿拉木图，街道宽阔，木屋砖房都低矮，招牌是俄文的，显出一派西伯利亚的样子。四面到处趴着的、历次惨烈地震的废墟，立刻告诉了我们街上何以这样冷落。我们到访前一年那几次可怕的震动杀死了好几百人，附近整整一座山陷了下去。它那些执意不走的居民，唯一的指望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或外里海铁路能有一条支线来，或者俄国重新兼并富饶的伊犁省，使这里成为一处少不得的货栈。尽管有这些周期而来的灾祸，韦尔诺耶却已经有了、并且正在法国建筑师保尔·古尔代的才具之下建造着中亚所能找到的几座最好的建筑。那座孤儿院是一座宏伟的三层楼房，此刻正按试验的路子在造，要试它抗震的强度。

我们这段愉快的逗留里，一件主要的事是伊万诺夫总督所赐的。他邀我们在哥萨克一年一度开往山中夏令营地时走在队伍的前头。照例的宗教仪式之后，他们从城里的校场上鱼贯而出。我们因不得已被留了一会儿，纵队开拔了好一阵我们才赶上。我们车把上美国旗与俄国旗并排飘着，一路飞驰到前头去时，行列里欢呼一阵接一阵，连总督和他那一班人也脱帽还礼。到营地我们得看了一场特别的骑术表演。只要缰绳一绞，马便卧倒在地，骑手蹲在马后把它当作战阵中的屏障。随后他们全速冲出，跃身下地，又跳回鞍上；或者两腿挂着，探身拾起一块手巾、一顶帽子，或一名假作受伤的兵。这一切动作我们都用照相机照了下来。这些哥萨克和他们的吉尔吉斯马的耐力，我们有过一次实际的试验。一天路程的前半我们赶上了一名哥萨克信差，他对那「脚踏车」——俄国人这样叫自行车——发生了那么大的兴味，便决意尽可能多看些。他同我们待了整整一天，走了五十五英里。他主要的酬报，是看那些本地人吃惊的样子：他会隔着田地朝他们喊，叫他们来看「热闹」，又加一句解释说，我们是一路从美国骑来的美国先生。我们的速度并不慢，那可怜的家伙常常不得不用鞭子，或者喊：「慢些，先生们，我的马乏了；镇子不远了，不必这样赶。」事实是，我们一路所见，即便是有名的吉尔吉斯马或土库曼马，也没有一匹能在最平常的路上走得同我们一样轻快而迅速。

在韦尔诺耶我们开始搜集关于中国的实在的消息，可是除了我们那位和悦的主人古尔代先生，人人都劝我们不要作那趟打算中的行程。只有他，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旅人，劝我们在阿尔丁伊梅尔离开西伯利亚的路线，去看中国的城市固勒札；他说在那里靠驻当地的俄国领事帮忙，我们可以试一试前面说过的、从中国驻伦敦公使那里领来的中国护照是否有效。

几天后我们正沿伊犁河谷上行，那条河我们是从伊犁斯克堡那座造得很好的俄国桥上过的；从巴尔喀什湖来的船，航路以此为尽头。这里有新的面孔引我们好奇地看。作为中亚居民与中国人之间人种上的过渡，我们此刻置身在两个分明务农的族类之中——东干人与塔兰奇人。我们几次做这些人请的客，都为他们极其洁净、节俭和勤勉所动；可是他们那深陷的眼睛，似乎透着一种不顾一切的残忍。

这些人的清真寺外观像中国的庙，而他们自己则像是穿着半吉尔吉斯衣裳的中国人。他们的女人也不蒙面，不过比草原上那些粗豪的姊妹要腼腆得多。这些人守信，又极重还人的情。我们表演之后，他们通常以一席甜食和黄色的东干茶相报。我们便在他们那些修理得很好的葡萄架的荫下享用，一面听少年们弹一种特别的弦乐器所奏的乐——或者说不成调的声音。那琴的弓分两股，同琴弦交织得那样，每一拉都同时奏响两根弦。另有一个乐人通常用小棍敲着一只碟子相和。

这些人就是满人引来代替固勒札一带卡尔梅克人的那些人；一八六九年他们又把从前被主子所流的血，极其可怕地报在主子身上。富饶的伊犁省有二百五十万人口，被他们的屠杀弄成了一大片坟场。四面都是淤成沼泽的渠、抛荒的田、毁掉的林，还有成废墟的城镇村落；有些地方地上至今撒着被杀者发白的骨头。

我们沿伊犁河谷上行时，一堆堆石头依次标出图尔根、扎尔肯特、阿克肯特和霍尔果斯诸镇的旧址；这些名字俄国人已经在他们的拓殖点上用起来了。其中最大的扎尔肯特，是将起来的边镇，要取代已被撤出的固勒札。从这里往东约二十二英里，俄国那座白色的大堡霍尔果斯森然立在同名的河岸上；按一八八一年的条约，这条河如今是天朝的界线。在一道俯瞰渡口的岩檐上，一名俄国哨兵在一处凄清的哨所的孤寂里来回走着。我们用我们那辆俄国板车当渡船扑进水里时，他停下来看我们。「平安无事，」我们听见他喊；于是在石底上一路磕碰着，我们从俄国进了中国。「啊，是的，」我们想，「『结局好才算好』，可是这只是开头呢。」

几分钟后我们冲过中国海关那道拱形的车门，已经出去好几码，那些闲着的官吏才明白从他们眼前掠过的是什么东西。「停下！回来！」他们用蹩脚的俄语喊。在一片喋喋的人声、簌簌的袍子、嗒嗒的鞋声、摆动的辫子和鸦片与烟草的烟云的混乱里，我们被带到那位首领官员面前。他戴上那副大眼镜，把中国驻伦敦公使写在我们美国护照上的签注高声念了一遍。等他再念到这样一趟行程是骑「脚动之车」完成的，他的诧异更增；那时随员们正好奇地摸着那车。我们的衣服受到细细的审察，尤其是纽扣；我们的帽子和墨色的眼镜被从头上取下来，传给各人轮流试戴，引起许多笑。

因为俄国在这西北边陲势力最盛，我们那些俄国文件本来足够让我们越境进固勒札。只有过了这里，我们的中国护照才成为必需，而且或许还是无效的。照例的签注盖了、写了之后，我们便出发，开始了在本地人所称的「中国」、即「中央之国」里六个月的经历；因为在中国人那里，罗盘还有第五个方位——中央，那就是中国。走了不远，我们听见身后马蹄声。一个卡尔梅克人朝我们驰来，脸上带着不祥的神色。我们心怀戒惧地下了车。他在二十英尺开外猛地停住，跳下地，手脚并用地爬上来，开始在我们面前磕头。他磕了好一阵，随后一言不发，只带着狂野的惊异望着我们。到了近旁一个村子，一个惊惶的中国人从那默然的人群里跳出来，扑在路上我们前面，我们的困惑便更增了。我们灵巧地一转，避开了他的头，从他伸开的辫子上轧过去。

固勒札有俄国领事和哥萨克的驻所，至今还维持着俄国的电报与邮政。邮件是用三四辆板车组成的一列从边界运来的，在那些原始的路上哗啦作响地颠着，卷起一团尘土，前后有武装的哥萨克驰骋，最前头一名前导举着一面俄国旗。就是在固勒札的邮局里，也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卫兵守着钱箱。这支邮运的队伍，我们此刻在午后炙人的暑气里赶上了，他们正在一道小溪边歇着。我们得知人家几天前就在等我们，并且已在绥定镇的驿站里给我们备好了住处。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继续往固勒札去。

固勒札虽是中国人所筑、中国人称它宁远，可是它那些夯土的房子却很像俄属土耳其斯坦的城镇。自俄国人撤出以来，中国人已在城的四周筑起那照例的四方城墙，三十英尺高、二十英尺厚，垛口还在修。可是那些成行的白杨、那些石灰水和那些板车，仍旧留着，提醒我们俄国人曾一度占据。有好几天，我们是这杂处的居民兴奋注目的对象。我们那所俄国式住处的门窗被人群围住。为替主人解围，我们作了一次公开表演，并经道台许可在城墙顶上绕了一圈。足有三千人挤在街上和屋顶上，看我们同四个东干骑手的赛跑——那是他们向我们挑的战，他们在下面环城的道上骑。绕城一周是两英里。骑手们一冲而出，第一英里末尾时领先。到第三个转角我们赶上了他们，最后在极大的兴奋里以二百码之先到了终点。连固勒札守军的统领也被追看的杂众推到一边去了。

五横穿戈壁，进长城西门

俄国的势力至今在固勒札占着上风；我们到后第二天查问我们那份中国护照往北京去是否有效时，这势力便有力地显了出来。那位俄国领事——我们事先已凭韦尔诺耶伊万诺夫总督的信得了他的好意——断言那护照不但有效，而且远胜于从此处入华的任何旅行者所出示过的。他劝我们不要作这件他称为莽撞的事，说即便有最有力的文件也不该作；劝不动，便派他的通译陪我们去固勒札的道台那里请他照例签注。

这位大人虽极感兴味，对我们这桩事的胆大却几乎觉得可笑。他说照我们打算的走法，什么护照也保不了成功；在他容我们一试之前，我们必须等北京的批示。他说这一等要费不少时日与钱，就算利用经西伯利亚与恰克图的电报与邮路也是如此。这实在叫人丧气。可是几分钟后我们发现，这位大人竟得把那位有学问的书吏叫进来，替他在中国地图上指出我们打算走的路线，连京城北京在哪里也得他指，我们便开始怀疑他对中国邦交事务的见识了。这事又交回领事去办；第二天他回话说，他先前的保证是可靠的，道台会照例签注，并且立刻把一封沿途官员都可以读的通行文书交给横贯全国的驿传发出，在我们到北京之前很久便会送到。这样容易的成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取得在中国旅行的正当凭证之难、也之必要，从前一天三名阿富汗来客被拘一事，以及几个星期前一位德国旅行者连翻穆扎尔特山口去喀什噶尔的许可都被驳一事，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想，俄国人的交情不过如此。

既得了官方至少许我们去冒这趟往北京的险，我们便给托木斯克的警察长发了一电；我们本预料要被迫走西伯利亚一线，所以曾把伦敦寄来的信件、照相材料和自行车用件都指定寄那里由他代收。这些用件已不能再拖了，因为我们的软胎、滚珠和车轴都磨得很坏，有一个后轮的钢圈因缺辐条而在八处断裂。然而这些用件直到我们发电之日以后六个星期才到；那封预付回费的电报，隔了一个星期才有回音，倒是先来要额外的邮资。这笔钱连伦敦预付的，正好合五十元。西伯利亚严冬之后的暖天气把车胎胀得远超它本来的尺寸，以致运到时几乎不能用。我们的照相材料也有一部分被邮局官员无用的检查毁了。

这样耽误的时日，我们尽量用来熟悉中国的语言和中国人的性情；因为我们既无向导、通译，也无仆人，有些地方连官府的帮助也没有，或许再没有哪一个旅行者像我们这样事事依赖百姓。中国话是世上最原始的语言，或许正因此而最难学。它词汇的贫乏使它的语法几乎只成了句序与声调的问题。有多少回我们的话因一个音调错了，传出的意思同本意大不相同。就是人家把分别告诉我们，我们的耳朵也辨不出来。

我们的预备工作主要是一道删汰的功夫。我们此刻得为万一必要时的强行赶路作准备。车把和鞍柱都截短以省重量；连那两只嵌在车架里、我们自己在离英国前请了专利的皮行李袋，也换成了两只用毛披巾和中国油布给我们做的睡袋。把衣服上的纽扣和多余的部分剪掉、把头脸都剃光，也被朋友们列进了删汰的单子。为同样的缘故，我们两架照相机中的一架——我们向来把它背在背上，夜里在被子底下换片——卖给了绥定一个中国照相的人，好腾出地方多装一袋粮。多余的胶片连同我们多余的行李，都由邮路经西伯利亚与恰克图寄出，等我们到北京时相见。

如今钱的问题是最伤脑筋的。「单这一件，」俄国领事说，「就足以叫你们的计划落空。」那些登广告说能开「通行世界任何地方的信用状」的西方银行家，说得至少是太笼统了。总之，我们从伦敦带的信用状过了博斯普鲁斯便没有用了，只有一家英国财团经办的波斯帝国银行例外。在君士坦丁堡的美国圣经馆，人家算是私人情面，容我们买些开给亚洲土耳其沿途各位传教士的汇票。可是在中亚我们发现俄国的银行家和商人不收英国的票据，于是只得把信用状邮寄莫斯科。我们离塔什干时刚把它寄去，并嘱汇现款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次克。此刻我们又得往那里发电，叫他们再经恰克图邮路转寄北京。手边的现款，加上那架照相机卖得的价——它卖的银子超过它自身重量的一半，合四磅三分之一——我们想足够、或者不如说已是我们所能带的极限，够我们走到那里；因为一趟三千多英里的路所需的中国钱的重量，照俄国领事看，是我们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中最大的一个。中国内地除了制钱——那是铜锡合成的圆片，中间有孔可以串起来——便没有别的铸币。新近才铸的「两」、专为中国市场铸的墨西哥银元，以及别的外国铸币，还没有从沿海传进来。不过出境六百英里之内，我们发现俄国的钱和话在鞑靼商人中间都还使得；而本地人即便在戈壁那边也更喜欢「腾加」、即喀什噶尔的银角子，因为它比从元宝上敲下来的大小银块便当得多。然而一切都得用我们随身带的戥子、即中国的小秤来称，秤上刻着分、钱、两的进位。可是这些名目的价值是按制钱算的，而且几乎每一处地方都不同。这种非得处处提防的必要，加上劣银和灌了铅的元宝之多，以及中国人连极小的买卖也要「打折扣」的习性，很容易把一个在中国旅行的人变成一个十足的夏洛克。内地既没有银行也没有兑换所，我们只得在固勒札把整趟三千多英里路上所需的银子一次买足。「要多少呢？」这个问题，靠我们过去在亚洲旅行的经验才答得上来。我们算得极准，有一件事可证：我们到北京时口袋里剩的银子值半元。我们的钱此刻构成行李的主要部分；行李连照相机和胶片，每人正好二十五磅。银子大半被剁成小块，塞在车子的空管里，好避开中国人的好打听——若不是更坏的东西的话。不过我们很高兴地说，始终没有发觉有人图谋抢劫，虽然设法敲诈的事很多，而且有时如下文所见，是颇为严重的。

七月十三日天亮，堡上长号齐鸣、臼炮轰响，把我们叫醒。告别是前一晚就说过了的。只有我们那位好心的俄国房主起来了，往我们粮袋里再添一份吃的；他说我们要到塔勒奇山口高原上的吉尔吉斯牧村才买得到食物——我们正要由那条无人走的路抄过去，接上从绥定出来的那条所谓御道。关于这条路直到戈壁沙漠的情形，我们从固勒札的天主教传教士那里得了极准确的消息。「天山北路」与「天山南路」这两个说法，显出中国人是充分明白这条历史上的大道之要紧的；这条路接着从长城最西的门斜穿蒙古境内的甘肃、经哈密与巴里坤到乌鲁木齐的那一条。从乌鲁木齐起，两条天然的大道分出去，一条通黑额尔齐斯河的源头，一条通往伊犁河谷以及咸海里海洼地别的路线的各山口。后一条路如今每隔一段便有中国的堡与屯戍控制着；俄国是在塔尔巴哈台与科布多的贸易点上于前一条路上取得了更稳固的立足之后，才近日放弃它的——因为她很早就看出了这条通往横贯中国唯一可行之路的最自然的入口之要紧。在一片辉煌的落照里，在一天炎热的爬坡之末，我们最后望了一眼伊犁河谷；一个钟头后，天擦黑时，滚进了高原上散在丰美牧草间的一座吉尔吉斯牧村。

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发现自己的名声已从固勒札传了过来。头目上前来道平安，我们经过时，毡包门口那厚重的毡帘被掀起来，算是致敬。提神的马奶酒在晚间的营火旁传开时，主人们议论着这趟穿越中国的行程的危险，脸上不时现出疑虑的神色。就这样，从头到尾，每一个判断都不利于我们，每一个预言都是失败、若不是更坏的事；而此刻我们趁月初升溜出帐篷，连我们周围那些幽灵似的山峰，也像未来之事的表记一样把影子投在前头。这景象里有一种如此虚幻的东西，使它极为动人。清早有二十来个骑手备好了马要护送我们上路。分别时他们都下了马，向安拉祷求我们的平安；随后我们骑走时，他们默默地用手指横过自己的喉咙，郑重地挥手告别。这些西边的游牧人对那曾经沿着这同一条大道送出一个成吉思汗的国土，怀着的就是这样近乎迷信的恐惧。

我们沿流入艾比湖的奎屯河那道窄谷而下，把山鹿从那树荫遮着的小河边惊起，到了一个地方——那里从前是一伙边地强盗的巢，我们那些替我们担忧的朋友曾对我们说过许多他们的事。在一座火山形的山脚下，躺着他们旧巢的废墟；仅仅一年以前，他们还惯从那里出来劫过路的驼队。他们被官府剿灭之后，他们头目的头连着那条垂下的辫子被挑在近旁一根杆上，装在笼里免得被猛禽啄，作为对一切想图同样名声的人的警告。在这荒僻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过夜，因为固勒札那个俄国铁匠的疏忽，我们一个齿轮在这里出了极严重的毛病。这一天已太晚，来不及往回走十六英里到那吉尔吉斯营地，再在那里弄马走剩下的五十八英里回固勒札；因为我们断定别处修不了这样的坏处。我们的睡袋此时在潮湿的地面与浓重的山露之间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那沁人的寒冷，以及不时传来的某种游猎的野物豹子似的叫声，使我们大半夜没睡，手握手枪等着一场预料中的袭击。

五天后我们重过这里，正在那大「瀚海」、即干涸之海的沙地与盐壳洼地上苦行。山洪把沙沟里的盐溶了，随水带下，蒸发之后积成厚层，在流动的沙丘之间成了一条比较硬的路。过那些沙丘时，我们走得极慢。有一段十五英里的路我们走了六个钟头，其艰难不亚于外里海铁路沿线土库曼荒漠的任何一段。照我们的无液气压表，这里海拔只有六百英尺；在七月的太阳底下——连我们的毡帽都挡不住多少——我们半拖半推着车穿过一英尺深的沙，一面拍打颈上脸上成群的蚊子。这些害人的东西在这一带低地是我们所遇见过最大最多的，孳生在中间那些沼泽里；那些沼泽只是因邻近村民的疏懒才存在着。夜里人家在门窗前烧起冒烟的火挡这些不请自来的虫子，把屋里的人也熏得半死。一切行路人都戴手套，戴一个把头脸罩到眼睛的大罩，手里拿一根马尾拂子在肩上前后抽打。我们没有这样的防护，昼夜都受苦。

往乌鲁木齐一路的山洪，比我们以往所遇的都更频、更险。傍晚时融雪，以及白天被晒热的平原上升起的凝结的水气，把早上几乎干着的沟壑灌满、涨溢。有一道水连它的十条支流，把石头与巨砾冲过一道宽一英里的游移的河床。正是在涉这样的水的时候——那里全副力气都要用在保持自己和行李的平衡上——蚊子便得以放心地把先前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到玛纳斯之前那条河又急又深，非得用官府正经的车不可。有一套三匹马的车，一步踏错，便被冲离渡口进了深水，被带得很远。当时有一队中国的行货车正在过河，载着从印度来的货，要运往边远各省和俄国边境。韦尔诺耶的鲍曼将军曾告诉我们说，英国货就是这样绕了一整圈，从没有人看守的后门进了俄国。

不断涉水与步行，我们的俄国鞋袜再不能穿了；有一只袜子还被一条中国狮子狗偷偷一口咬得几乎脱落。我们只得换买中国那种短的白布袜和草绳鞋；就骑车和涉水而论，这倒是极好的替代，轻而软，又干得极快。不过小腿露着，我们至少在正式的场合还得留着旧袜子的上半截来用。正因为衣物这样少，我们在路边溪里洗澡时只得把贴身衣服匆匆洗一下，湿着穿上等它干，或者让它挂在车把上一路飘着。连我们自己也惊异：人一旦出了西方礼俗的范围，所需要的竟这样少。

从玛纳斯到乌鲁木齐，我们开始见到较多的耕作与丰饶。玉米、麦和稻都长着，只是颇矮而稀。稻绝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是中国的主食，只南部如此。在北部、尤其在边远各省，它更被看作富人的奢侈品。小米和粗面——「面」条就是用它做的——至少是平民一半以上生计的根基。至于中国人吃老鼠的说法，我们以为也不大真，虽然我们有时倒懊恨他们不吃。一个多月没有肉之后，若弄得到一盘老鼠，我们也会吃得有味的。另一面我们倒得知，中国有一个会社的人是自愿吃素的，还有一个会社的人凡能以更好的方式服事人的畜生——如驴、马、狗等——的肉一概不吃。

乌鲁木齐，中国人叫红庙，至今保着它古来的声望，是新疆巡抚辖区的治所；新疆包括中国西部不在蒙古与西藏界内的全部。多亏它位置之好，每逢一场新的灾祸之后它总能很快复起。它如今经塔尔巴哈台镇同俄国、经天山山脉此处的大缺口同中国内地都做着不小的买卖。它坐在一座景致如画的环山之中，前面是那座孤立的「圣山」，山下一座造得很好的桥跨过它那急流的河。这座城是我们横贯全国途中主要的标记之一；行程的一大段到此完了。

进中国的城，我们向来有一条规矩：一直快骑，到了客店便把车锁起来，不容人群聚起。可是乌鲁木齐太大太曲折，这一手使不出来。我们不得不在正街上下了车。兴奋的人群朝我们挤来。其中有一个中国人会说几句俄语，他愿意领我们到城那一头一家舒适的客店去。这一场街头游行把一大群压倒一切的人引到了客店院里，也向全城宣告「洋马」来了。人告诉我们说，一个月前就贴过告示，说有「两个新世界的人」要骑「奇异的铁马」过境，请人人不要扰害他们。因此民间的好奇被提到了顶点。我们从近旁一家饭馆吃过晚饭回来，看到了一幕新奇的景象。我们住处的门窗都被箱子、棉花包和巨大的车轮堵住了，为的是挡住那按不住的人群。我们的主人激动得流泪；他搓着手出来，恳求我们说，我们只要一试进去，就会引起一冲，把他的房子挤塌。我们听了他的恳求，条件是许我们搭梯子上屋顶，以避开人群那恼人的好奇。我们在那里坐着度过暮色，下面的人群虽稍受挫却并不气沮，站着把我们每一个动作都看在眼里。夜幕和一场细雨终于来救了我们。

第二天早上派了一队兵来解围，同时各位官员的礼物也开始送到，从总督直到本地监狱的管事。中国的礼该受多少，又该给送礼的人多少赏钱作还礼——这是那门最精细的技艺、中国礼数里最精细的一点；可是在这样丰盛而繁多的礼物之中，我们简直茫无所措。水果和茶送来了，还有肉和鸡，甚至一只活羊。我们那些中国名片——名片在中国人那里是身分的大标记——此刻被送出去，回随礼来的那些帖子；应人家所请的自行车表演，也定下了时辰。

远在那时辰之前，从客店到城那一头巡抚衙署一路的街上和屋顶上便开始挤满了人；我们请求派了兵来给我们开出一条可以并排骑行的路。然而这挡不住人群把我们互相挤撞，或把棍子插进轮子，或在我们骑过时把帽子鞋子扔到我们前面。望见巡抚衙署时，他们把我们完全围死了。那是我们所遇最坏的一次拥挤。无论怎样我们都上不了车，虽然众人越来越不耐烦。他们不住喊我们骑，却不给我们地方。外面的人把里面的人朝我们推。我们朝衙门涌去的时候，费尽气力才保得住平衡，才不让车被压坏；而我们那位俄国通译马夫一直骑在马上在前头，在众人头上拼命地喊、拼命地比划。衙门口派了二十名兵拿着棍子挡住众人。我们到他们那里时，他们把我们和车一把拉进院里，随后想用棍子敲打够得着的头与肩来堵住那潮水，连我们那位不幸的通译马夫的头肩也敲上了。可是没有用。这一波人海之前，什么都被冲开。此刻出来接我们的巡抚本人也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只是请他们在衙署院子四周让出地方来看即将开始的表演。那一天下午，成千的拇指都竖了起来，赞那奇妙的「腿踏车」——即两轮的车——他们看着我们那不敢自夸的花式骑法和几样特别的动作。巡抚请我们在衙里用了点心，随后劝我们从后门走、绕一条远路回客店，让那群人在前门等到天黑去。

中国的饭馆或茶馆当着西方会所的职分。一切时事与闲话都在这里一面吃、一面赌，一面传播议论。他们的一种赌赛我们常见，似乎是彼此伸出手指、又拉开嗓门大喊；那其实是对数目，中国人用手指打出一到十的记号。第二天早上我们走进一家挤满人的东干馆——即本地穆斯林的饭馆——那便是众人兴奋地讲述前一天之事的信号。我们立刻被请：这一个请喝茶，那一个请吃一早上的「糖包子」，即果仁加糖的包子；第三个则端着他那罐烧酒过来，请我们「陪他喝一杯」。各国的中国人似乎都是为吃而活；从这个讲究口腹的民族里，发展出了一个全是好厨子的国家。我们在中国、戈壁一带之外的饮食，比在土耳其或波斯好得多；正因此，我们才更耐得住那日增的艰苦。一盘和菜炖的肉片，浇着开胃的汁，加醋的萝卜片与葱，两个中国馍馍，一壶茶，通常每人约合三分二厘。中国什么东西都切成片，好用筷子吃。这筷子我们终于练到能夹起一个鸽蛋的灵便地步——那是筷子一技的最高造就。中国人的口味宁酸不甜。糖极少用在什么东西里，茶里更绝不放。上层人所喝的那种泡开的茶花，实在是不放糖更有味。在许多较小的镇子里，我们上饭馆有时会给店家带来不小的损失，因为人群跟着我们涌进来，一路把桌子、凳子、碗碟都撞翻，然后围成一圈看「外国人」吃，还把他们的鸦片烟与烟草的烟添进那已经闷人的空气里。

参观乌鲁木齐本地的钱局，使我们见到了铸造前面说过的制钱的原始法子。每一个都是铸出来的，不像西方那样冲切打印。局里的监督请我们在启程那天早上吃了一顿特备的早饭。

中国人是东方——就我们所知，也是欧亚两洲——唯一在爱吃一顿丰实的早饭上像美国人的民族。这比俄国的习惯合我们的用得多；俄国的习惯逼得我们只靠面包和淡茶去做一天里大半的活。

从乌鲁木齐起，我们决定走北路经古城与巴里坤往哈密去，为的是尽量避开天山南坡塔里木盆地的沙。巡抚派了两名护卫照管我们，把我们交到下一处驿站。又给他们文书，要我们平安到达后由接手的官府签署。这个办法是沿途每一位主要官员都采用的，不但为遵那位伦敦公使写在护照上的请求，主要还是为报答我们表演自行车之惠而给我们体面；可是许多回我们都把那些狼狈的护卫撇下，让他们带着没签的文书回去。我们若照寻常的方式旅行，不但这些优遇未必能得，我们的打算恐怕还会被地方上的阻挠完全挫败，正如许多想用驼队作同样行程的人所遭遇的那样。官员与百姓的好意，是穿行中国不可少的伴侣；说到底，我们的自行车才是我们最好的护照。它到处克服了人家对外国人的反感，使我们受到诚恳的欢迎。

我们那些兵的服色极其入画。朱红号衣的前后都用黑丝绣着他们的军衔字样。宽大的裤子外面套着马裤，那马裤只遮腿的前面和两侧，后面在中国靴子的布靴筒之上剪开。他们不戴帽，而把一块印花布紧紧缠在头上，像美国的洗衣妇一样。他们鞍子垫得很好，却仍免不了被我们的高速颠得不住震动。每到一处歇息，他们便向好奇的人群大讲他们路上的经历。听他们生动地描述那神秘的「叮」——他们指的是里程表每一英里的一响——是很好笑的。可是几乎每句话末都要加上「快得很」这个词，可见最叫他们佩服的是哪一点。而且他们极不愿在白天的热里赶路，因为在中国夏天赶路都在夜里。他们会在天亮前好几个钟头把我们叫起来动身，虽然我们先前请过他们不要来扰我们。我们到巴里坤那一个星期的路程，因天然路面好、条件顺，是按每天五十三英里走的，比我们横贯全国的通常平均多八英里。从固勒札到长城——我们的里程表在那里坏了——一路的距离我们都量得很准。这样我们不久便发现，中国一「里」的长短比「两」的价值还要变化不定。按时按地，一度之内有算一百八十五里的，也有算二百五十里的；甚至方向不同也常常使距离差得很多。这样的速度，护卫自然不能同我们同行。官场的礼数此时只限于预先发出的公文。穿过这一带异常荒野的地方，我们遇见了好几群羚羊和野驴，本地人正用他们那长而重、带叉架的鸟枪打它们。路边的野兔异常不怕人，我们因此有时能用手枪弄到一顿有肉的晚饭这样的奢侈。

在巴里坤（鞑靼人的地方），英国势力的最初迹象开始代替渐退的俄国势力出现，虽然远出长城之外俄国制造的痕迹也绝不缺。英国的细白糖此刻开始取代俄国的方糖。我们的橡皮车胎，本地人的叫法从俄化的法文变成了「印度橡皮」。英文字母也认得出来，出现在本地人取用的旧纸和包装布上，连兵们所佩的镀金纽扣上也印着「三重镀金」。从这里往哈密的路猛折向南，从一道九千多英尺的山口越过天山渐低的支脉；天山像一道屏障立在两条历史上的大道之间，把西迁的浪头折开，一些去喀什噶尔地方，一些去准噶尔。在山口的南坡上，我们遇见许多驮驴的大队，把松木拖下来，要供那打算从肃州往乌鲁木齐展修的电报线作杆子。这一年六月，报上有这样一条消息：

「数月之内北京将以电线同圣彼得堡相连，从而同全文明世界的电报系统相连。据土耳其斯坦《报》最新一期所载，从北京来的电报线已西修到喀什噶尔城。这条线的欧洲一端在奥什，如今只有约一百四十英里的一小段还隔断着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直通电信。」

哈密是那种可以算作少不得的城市之一。它在大戈壁的边上，又是南路与北路——即通往西方世界的南北两道——的交会点，这处绿洲是必需的歇脚地。我们停了两天，作必要的修理，并为荒漠的艰苦养养力气；这期间同当地主要官员照例互相拜访。论社交上的礼貌，中国人、尤其那些「读书人」，是有理由看不起西方的蛮夷的。礼貌一般被比作一个气垫。里头什么也没有，可是它把颠簸缓和得极好。作为一套讲究的仪节，礼貌在中国或许已达到它的顶点。那么多的尊称，在西方人看来叫人昏乱甚至发狂，在这里却只是用来把那分等的尊卑关系时时摆在眼前。那些较有阅历的官员，若想对「外国人」格外客气，便不把两手合拳举在自己额前照例道一声「好吗」，而是把合起的拳放在我们的手掌里。所以同中国人握手，我们往往两手满满的。交换名片之后——那表示他们的来访会受欢迎——他们便照各人品级或步行、或坐车、或乘轿而来，而且总带着或多或少的随从。我们回拜总是应邀而去，骑着车，或者独自去，或者若找得到通译便带着通译，因为我们的中国话还苦于不够。俄语很帮了我们的忙，虽然不总是直接的。比方同绥来的道台谈话，我们的俄语得先译成突厥语，再由突厥语译成中国话。这些谈话里较有见识的，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和世上别的国家，尤其是英国与俄国——据传说这两国已在阿富汗边界上开了仗。可是大多数谈话一般是一串琐碎的问话，开头通常是：「贵庚？」因我们那时胡须已经长足，常为我们博得「野人」的称号，人家猜的岁数便远超实数。有一个甚至猜到六十岁，所说的理由是，中国人到那个年纪之前长不出这样的胡须。他们坚持称我们为兄弟而又显然没有什么根据，这常使我们惊异；末了才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必是兄弟，「因为你们护照上都写着姓『先生』」。

八月十日傍晚天已擦黑，我们才到哈密绿洲尽头的上路水小村。大戈壁以它可怕的孤寂在我们面前铺开，像一片无尽空间的汪洋。渐深的黑暗把它的幔子投在这景象上，任凭想象替我们描出童年梦里的那些噩景。我们仿佛立在世界的尽头，望进那虚无之境。我们想着到中国长城还有四百英里这样的荒地，忧虑的念头扰得我们不能安睡。可是清早一起我们便立刻出发，上了塔克拉玛干那八十五英里的沙地。这是我们可能遇到的最坏的一段，因为过了库什这个驼站，我们就要走上蒙古境内甘肃伸出来的一角。这一狭长地带此刻在我们左手，在哈密与南山之间，它的地面、土壤和气候都相当参差。有几条水量丰沛的河从南山流来贯穿它，又有从孟加拉湾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来的含湿气流，所以它那些「荒漠」地段并不是塔里木盆地那种凄凉的孤寂，也不是中亚的「黑沙」「红沙」。几乎处处地面下不深就有水，洼地里有泉涌出，往往外围还绕着绿洲。到处地面都走得马、通得车。这一带比较肥沃的地带把戈壁切成两大段，自二千年前被征服以来于中国关系极大，因为它是同西部各省交通唯一可行的孔道，也是横贯全国唯一一条大道上更要紧的一环。冬夏不断的运输维持着一列正经的驼站。可是我们此刻是在一小块地道的戈壁上——那在蒙古话里是「沙漠」，在中国话里是「沙漠」。到处是同一幅没有尽头的画面：起伏广漠的流动的红沙，间杂着石英卵石、玛瑙和红玉髓，这里那里被几片坚韧的矮丛调剂一下——那矮丛是荒漠驿站的燃料——或被一行行小丘调剂一下，那些小丘一个接一个，像无岸的深海面上的浪。风比土壤天然的不生更能阻住一切草木，只有低伏柔韧的草得生。枯死的草被狂风连根拔起吹散，像风暴之海上一片片泡沫。这些可怕的风自然是逆着我们的；加上车辙常常很深，便使骑行全然不可能。许多个疲乏钟头的单调跋涉，只被某头被弃的驮畜的骨头、或不时一队中国大车——或者不如说两轮篷车——所调剂；那些车载着货，用五六匹马或骡拉着。他们在好几英里外便看见我们来，等我们走近便伸长脖子诧异地望。那些骡子领头的竖着耳朵，怀疑地打量我们这奇形怪状的车，随后在它们二十英尺长的挽绳里远远向外一蹿，把载得很重的车从深辙里拉出来。可是赶车的人眼睛太忙，顾不上留意这类小小的偏离。他们诧异得说不出话，一直望着我们，直到我们又朝对面的天际去不见。再往前，我们会遇见一批中国的移民或流人，正往天山南北坡沿边的沃土去。就连远处的伊犁河谷，也多是这些人在填住。他们步行，把他们那异常沉重的担子挑在有弹性的扁担上，这些可怜的人一天只能走一站，即十二到二十英里。在他们的忍耐与坚韧面前，我们羞愧得不敢再想什么艰苦。

荒漠上的驿站屋不过是一处极咸的浅井旁边的一簇泥屋。大多数驼队白天在这里住下，夜里赶路。这里没有饭馆之类的东西；各人得轮流在客店那间对众人开放的厨房里自己做饭。我们自然也被看作同别的规矩旅客一样，要自带口粮、自己下厨。这事我们以前在找不到饭馆的地方常做过。有多少回我们满抱着从近旁市集买来的东西走进客店，占住灶和炊具，动手做一顿美国式的饭，而这期间总有一百来只眼睛茫然惊异地盯着我们。可是这里在荒漠上，除了极粗的面什么也买不到。问他们有没有一个蛋或一块菜，他们便用责备的口气喊「没有」，那意思无异于说：「我的天！老兄，在戈壁上你还想要什么？」我们只得将就着用嵌在泥灶顶上的铁锅煮自己的茶，再用从哈密带来的糖做一种加糖的饼。我们给它起了个诨名叫「戈壁饼」，虽然它确实很带着咸水味和那只公用锅里先前所煮之物的蒜味。我们通常要多做一大份，以备第二天路上吃；有时事实证明，是备了那只半饿的客店狗的半夜饭。晚饭与就寝之间的那段时间，我们总用来借一盏原始的油烛灯那微弱摇曳的光记笔记；那灯是我们整趟中国之行里所有的最好的灯。

写在中国旅行的情形，若不提一提那些不但盘踞客店房屋、而且盘踞几乎所有下层人身上的虫子，便绝不算完全。虱与跳蚤似乎是中国生活的必要条件；实在说，对有些人来说，抓痒似乎是唯一的运动机会。我们甚至见过铺子的掌柜在一个有太阳的午后坐在自家门前，以从内衣里捉这些阴险的东西为乐。它们似乎是不得不有的坏东西之一，人也不以为讳。中国客店里那些用夯土做的、冬天像灶一样烧热的睡炕，一年四季藏着这些害物，更不用说有时给我们的那些脏被子和油腻枕头了。我们若不是有自己的睡袋，又把照相机、粮袋和外衣当枕头，日子是过不下去的。就是这样，疲乏的人也难得什么歇息。

荒漠上最长的一站是三十一英里。那是我们唯一一次真正受渴的苦。除了戈壁平均海拔很高——约四千英尺——我们这一路有相当一部分是阴天，在甘肃一带甚至遇了一场大雷雨。这些偶尔的夏雨在这里那里形成一时的小湖，不久便蒸发，除了一层盐花什么也不留。别的地方地面则被突来的急流冲出沟来，那些急流从偶尔遇到的丘或山的坡上撕下来。这些干了的河床是我们在戈壁上所找到的唯一连续的硬地面；虽然就是在这里，我们有时也会在一个坑洼里被急停下来，沙飞过我们的头顶。

我们到荒漠行程中所遇最高一列山的顶上时天已擦黑，那时无液气压表约指六千五百英尺。可是我们所指望的驿站小屋没有，迎着我们的却是一座蒙古的旧庙。我们发现这类庙宇通常都像这一座一样，设在某个难行的山口顶上，或某道洞穴般的峡谷口上，好让那些虔诚的祈求者最得其便地去平息造化那些发怒的力量。我们走进那位喇嘛光线微弱的屋子时，他无疑正做着这一门功课；可是他同一切东方人一样，什么也不容它妨碍宗教功课的进行。他目光定在一点上，手指在膝上那串珠子上飞，舌头在那些成套的祷文上飞，快得叫我们头晕。我们立着没人理，直到他念完，才立刻被请喝一杯茶，并被指点出我们的去处——再过五里。我们朝那里在渐深的黑暗和迅速转凉的空气里跋涉；因为就温度的两极而言，戈壁既是西伯利亚又是印度，而且是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内。有几个后来证明极热的日子，早上却冷得叫我们的手脚发麻刺痛。

一味的面包和茶，加上苦重的体力活和心里的焦虑，终于使我们的力气不济了。

不断喝咸水使我们其中一个病得什么食物也留不住。八月十五日傍晚起了高烧，我们拖进白墩子站时，他不得不立刻躺下。另一个则借着我们那点药，设法压住那些不祥的症候。可是他急于尽其所能，竟出了一个严重的错。他没有拿安替比林，却把硫酸锌这毒物给了他——那药我们是带着在眼睛被碱尘刺得发炎时用的。药已吞下去才发觉真相。我们从地上拾起那张纸、读上面的字时，两人都是焦心的一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默默地对看。幸而那是过量的，随即而来的呕吐把病人和那位焦心的医生都解救了。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病人此刻提议同伴撇下他先走，若可能便回头送医助或适宜的食物来，但不要留下把自己也弄病。另一个却不肯撇下他走。而且第一处有适宜食物与水的边镇安西州，只有一天的路程。于是决定再努一次力。可是早上来时，一场从东南来的猛烈飓风把沙吹到我们脸上，简直把那病人在车上吹倒。我们渴得要死，疲乏得说不出，又烧着热、又被那枯人的暑气烤着，终于到了疏勒河岸。我们急切地扑进它流得很慢的水里，涉过去，到了安西州的城墙底下。

安西州在近来的东干之乱中几乎全毁。如今除了一堆堆瓦砾、毁坏的庙和散落的神像碎片，看不见什么。无人照管的园子再挡不住进逼的沙，有些地方沙已经漫过城垒了。我们几乎是虚弱得摇摇晃晃地穿过它废弃的城门，朝那可怜的市集去。我们所能找到的肉只有猪肉——那正是穆斯林与儒者之间的一道界口。那位东干的饭馆主人不肯煮它，再三劝说之后才答应让人在外面做好拿回来在他屋顶下吃。有了较好的水和较实在的食物，从这时起我们开始复元。可是我们前面仍有一股强劲的顶头风，扫过疏勒河沿岸绿洲之间那许多段荒漠；又因不断步行，我们的草鞋布袜几乎磨光了。为这个缘故，有一晚我们到玉门镇便晚了。在它暮色那凄清的静寂里，一个骑马的人正穿过荒原过来，手里提着一只极大的中国灯笼，一面照中国人的习惯高声唱着，为的是赶开夜里的鬼祟。我们忽然出现，他吓得后退，随即匆忙下马，把灯笼的光照到我们身上。「你们是那两个美国人么？」他神色慌张地问。他这一问叫我们惊讶。在这荒漠的地方，我们并不知道有人识得我们的身分、有人在等我们来。他随即解释说，他是奉玉门知县之命出来找我们、把我们迎进镇去的。他这话里还提到一个名字——凌大人；这名字自我们离开乌鲁木齐以来，人几乎都是带着敬意提起的。这位人物是谁，我们除了打听出他是肃州城里一位有势力的官员之外，别的一概打听不着；那城此刻只有一天的路了。

我们的亚洲之行始于、也终于北纬四十度线附近；此刻我们在这条线的最西端，撞上了中国的长城。此处横断它的嘉峪关，即「玉门」，原先这样叫是因为它通往和阗地方，中国商人从那里带回那种宝贵的矿石。这一道关，连同近海的山海关和南口的居庸关，是这「万里长城」上主要的几道门；这道墙在被成吉思汗冲破之前，曾有一千四百年之久替这帝国挡住蒙古的游牧人。长城如今的样子属于好几个时代。以严酷的蒙古气候里那种骤然剧变的温度而言，秦始皇原来的工程是否还有一段存留，是可疑的。从鄂尔多斯到黄海几乎整个东段，都是在五世纪重建的；北京平原西北边界上那道双重城垣，在十五与十六两个世纪里修过两次。北京之北，这巨大的建筑平均高约二十六英尺、宽二十英尺，至今完好无损；而在沿戈壁边界的许多西部地方，如我们眼前这里，它不过是一道约十五英尺高的土垒；有相当长的距离，如沿肃州到甘州的路，它已成段成段地完全消失。此处的关与墙都是近来修过的。我们此刻看得见它景致如画地起伏着，一直到西藏诸山。到了那里，它在向西一千五百多英里的行程之后便完全止住。想到我们眼前所见，我们不能不笑起那位法国神父——他曾用一部详尽的书去证明「中国的长城」不过是一个神话。

我们此时已过了又一处久所盼望的标记；我们前面平原深处躺着肃州城，它是中国电报线的终点，会使我们重新同文明世界有电的接触。可是我们与那目标之间隔着额济纳河，此刻正因新涨的山洪而水大。我们把行李和车子平衡在肩上，开始小心涉过去。可是正在那时，我们看见远处过来一个人，看去像一位骑马的中国官员，他的仆人在后面牵着两匹披着华丽鞍具的空马。他们一见我们便加鞭赶前，正当我们过到河中央时到了对岸。那领头的人此刻在马镫上直起身，把帽子在空中挥着，用清楚然而蹩脚的英语喊道：「好啊，先生们，你们到底到了！」在这世界的偏僻一角这样意外地听见母语，实在叫人一惊。这位奇特的人物虽然穿着正经的官服，面色却浅，剃光的头上垂着一条赤褐而非黑色的辫子。我们淋着水从河里出来时，他热络地握住我们的手，而他那慈和的面容一直因欢喜而焕发着。「见到你们我很高兴，先生们，」他说。「自从听说你们动身横穿中国，我一直怕你们会在路上病倒。五分钟前我才得到消息说你们到了嘉峪关，便立刻带了这两匹马出来接你们过河——我怕那河对你们太深太急。上马吧，我们一同骑进城去。」

过了好一阵我们心里才闪过一个念头：这或许真就是我们听过许多回的那位神秘的凌大人。「是的，」他说，「这里人是这样叫我的，可是我真的姓斯普林加德。」他随即讲下去，说他生在比利时；他曾作李希霍芬男爵的同伴在中国各处游历，因此对这国家和它的人民极为熟悉，所以回到沿海时中国政府请他做肃州的海关官员——那个职位正是为抽从西北各省进来的俄国货的税而新设的；他已改穿中国衣服、改用中国的生活方式，而且许多年前娶了一位在天津天主教学校里受教育的中国姑娘。我们听这段浪漫的经历听得那样入神，几乎没有留意到通往凌大人府第的街上排满的人群，直到一声炮响把我们叫回眼前的处境。从我们身旁那张快活的脸上的笑容，我们立刻知道这场接待该问谁负责。府门此刻由一大群仆人推开；我们衣衫破烂，一下便从荒漠那不好客的艰苦里滚进了安逸的怀中。

盈余并不总像亏空那样容易处置——至少就我们在肃州的饮食而论，我们是这样想的。凌大人的餐桌为这特别的场合摆成外国的样式，有刀有叉，上面简直堆满了丰盛与繁多的东西。竟还有黄油，是用西藏牦牛的奶做的；还有炼乳给我们加咖啡，那是我们一年多前离开土耳其以来第一次尝到的。凌大人告诉我们说，他有一次把一罐这样的乳送给中国朋友，被他们当作了擦脸的化妆品，并且被那家的女眷们这样用了。因为缺黄油，中国许多传教士以猪油代替，中国人则用各种油炸他们的油饼。我们发现凌大人的夫人是一位极好、甚至颇有巧艺的厨师；他那对健壮的双生女儿能读能写自己的文字——这在中国妇人是难得的本事。因为不习惯外国的礼数，她们从不肯同我们同桌吃饭，可是晚上会同她们的母亲进来加入家人的圈子，高声给我们念她们父亲的几件公文。她们念得极其流利而明白。

作为我们这位极受敬重、甚至被人崇敬的主人的客人，我们受到城里几乎所有官员的拜访。凌大人从来没有被迫答过这么多的问。为自卫起见，他末了只得编出一篇成套的话，每逢一个应酬的场合便讲一遍。百姓也围住府门，嚷着要看表演。我们自己的衣服虽已送去煮了，却不能拿这作推托的借口。到了所定的时辰，我们骑着车穿城而出，身上那几件从凌大人私人衣橱里取出的宽大的中国衣裳在风里乱飘。我们的中国鞋也不断掉下来；我们抬脚去把它套正时，人群便为他们所以为的某种花式骑法而欢呼起来。

从戈壁的荒瘠到额济纳河谷那茂盛的草木——那里的草与谷实在因太重而倒伏——是一个极其解闷的变换。到处是水。连路面许多地方也临时充了灌渠。往甘州去的路上，我们有时不得不骑在那些隔开淹着水的麦田、小米田和高粱田的窄泥墙上；这几样是黄河以北主要的谷物。也有时遇到稻田和罂粟田；可是供中国出口贸易大宗的蚕与茶，我们在北方各省这一路上却全然没有看见。除了黄河的「黄土」不需上粪之外，中国可耕之地似乎四千多年来一直保着它们的肥力，全靠农人细心地把庄稼从土里取走的一切以另一种形态归还土壤。中国人的耕地很差。他们用弯木的犁、木齿的耙和柳条编的耱，几乎只把地面刮一刮；而且不像西方农夫眼里所珍重的直线，他们的垄沟弯曲如蛇。他们成功的真秘诀似乎在于他们细心地滋养土壤。城镇里所有的秽物每天天亮都由专门的苦力运出去留作粪肥；而干草、麦秆、树根和别的植物余料，则极其精心地省下来作燃料。中国农人以手上的巧艺补他农具的粗陋。他锄草锄得那样仔细，地面上几乎没有一片不属于庄稼的叶子。各种水泵与水车都有，或用手、或用畜、或用风来带动。所以他们的耕作之法更像种菜园，而不像欧美通行的那种大面积的耕作。地贵得不能拨去作牧场；林木几乎处处都为耕种而牺牲，以致本地那种厚得惊人的棺材的料子如今得从外国进口。

溪与灌渠那样多，我们身上不断地或湿透、或糊满泥。我们赤着的手臂与腿晒得那样黑、又糊了那样一层，有一次一群褴褛的村人竟问我们「外国人」洗澡不洗澡，像他们那样。我们疾驰下坡冲进一个村子，会引起惊惶或恐怕，尤其在女人孩子中间；不过头一阵过后通常便是吃吃的笑，因为我们的样子——特别从后面看——似乎叫他们觉得极其可笑。那车子本身在他们无知的想象里也有种种模样。它被叫作「飞机器」和「脚行车」，还有人把它当作「火轮车」、即机车——他们对机车只听过最模糊的传闻。他们不知它动力何来，往往因此叫它「自行车」，正如上海的本地人惯把电灯叫作「自来月」。

在中国西北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我们显然被当作了某种半人半马之物；人家走上来在我们骑着车时察看，要看骑的人同车究竟是不是一体。我们被求骑的人烦扰得那样厉害，末了只得靠些托词求解脱，因为我们发现断然的拒绝是没有用的。我们会答应收若干钱才骑，想这样把拒绝的担子推到他们身上去。可是他们毫不气馁，会传帽子敛钱。有好几次人家说村里买不到蛋，一说要表演，蛋便成打地出来了。我们也这样受到茶的馈赠，用这法子把现钱的花费省了不少。人对「洋马」的兴味有时大到使买卖甚至游乐都停下来。这类事里颇值一记的一件，发生在中国一个节日里。我们骑过那些挂了旗的街，街上挤满了近乡的农人，他们是被为这场合请来的某个走江湖的戏班招来的。实在说，就在近旁的露天戏台上，正演着一出戏。我们还没觉出来，便滚进了它挤满人的看场。女人们坐在临时搭的凳子上，一面扇扇子一面闲话；男人们则无所事事地成群站着。可是他们的注意忽然被这一头的吸引力唤起，于是一场总的猛冲，把为这场合搭的那些临时小摊损坏得极凶。那些戏子虽然被人完全丢下、心里无疑也被好奇烧着，却不能失掉中国人所说的「面子」。他们仍旧对着空座位继续他们那些难听的喧闹、做作和对白。

进凉州——那是二百多年前一个信天主教的中国人所建的城——的最后五十英里，我们不得不步行，因为出了一件事故，害得我们此后整趟中国之行都吃苦。在一条窄道上迅速下坡时，一辆车的踏板撞在一丛草掩着的凸起上，把车轴撞断，滚珠撒了满地。我们推着那把光轴倒插在曲柄里的车走了几英里。可是这车这样一扭伤，不久便显出来。在一道陡坡上猛地一颠，它便整个瘫了，把骑的人从车把上掀了出去。车架下段在先前已裂的地方齐齐断掉，上梁在那一跌里几乎弯成两折。在这可叹的境地里，我们很高兴在这座「荫下之城」里找到了苏格兰传教士劳顿先生；中国内地会最偏远的一处就是他在这里立的。可是就是有他和本地最好的工匠帮忙，我们的修理也不见效。沿途好几处我们都因此耽搁。末了车的前后两部分完全分开了。这地方没有钢这样的东西，没有合用的工具，也没有一个人懂焊接的头一条道理。我们劝本地铁匠说一辆精细的自行车不能像中国车轮那样受锤打，劝不明白，便自己动手。我们把一根铁条放进那空管里撑住它的形状，又用一圈电报线沿上下两根杆从前到后绕过去，然后绞紧，使两部分尽可能紧地并在一起。车架一摇一摆，补过的后轮打着偏心的转，我们在此后到海边那一千英里路上的样子，想必颇为可笑。

跨过黄河——那是我们在亚洲所遇最大的河——一座浮桥通向兰州府城。它的位置在黄河大转北的那一点上、又在西方的门户开始处，于形势极要；它景致如画地坐落在中国最大的果产区之一，这些都使它成为帝国最要紧的城市之一。在河对岸那些居高的高地上，我们停下来给这如画的景象照相。照常，人群涌到镜头前面，要往那神秘的镜片里看。我们所遇见的传教士都劝我们在中国不要照相，怕触犯民间许许多多的迷信；可是我们在这方面所遇的唯一麻烦，只是引起了民间的好奇。我们不久便学到，为了照出中国人的脑袋以外的东西，得先把镜头对着相反的方向，然后猛地转向我们要照的景。我们过河时，那座船桥在奔涌的人众底下那样吱嘎摇晃，使我们很高兴重新踏上城里街道的实地；这里的街是用花岗石与大理石块铺的。我们在照常的喧嚷里骑过正街时，一个衣着讲究的中国人从一家铺子里冲出来抓住我们的臂膊。「你们说英语吗？」他喊道，那口音那样像美国人，我们立刻从车上跳下，握住他的手，当他是同国之人。实在说，除了出生，他样样都是同国之人。他是若干年前中国政府作为一种试验派到我国去受完备的美国教育的那一批官员子弟之一。我们不能在这里把那场试验的历史照吴先生所讲的写出来——他们后来怎样被控剪了辫子、失了国性；怎样因此被召回本国，又怎样因为情趣与习惯都是外国的，反被百姓与政府贬而不是擢；以及末了怎样单凭才干之力渐渐使人不得不承认他们。他此刻是被政府派出来，主持从肃州往乌鲁木齐展修电报线的；因为政府怕在这职位上用外国人，只会加重本地人早已加在这外来新物上的那种作恶之力的名声。「电杆」与「旱天」这两个说法字音相近，使民间生出一种流行的信念：那时横过全境的一行行杆子，是长久以来的旱灾的祸首。一夜之间，有几英里的杆子被一个结社的秘密号令齐根锯断。斩了几颗头之后，杆子此刻正在恢复，上面标着「奉旨竖立」的字样。

我们同英国传教士雷德芬先生一道，想出城往他山里的家去时，又被挤在一堆人里。他劝我们把别在腰带上的武器藏起来，怕众人见了会被激出什么暴举。可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教了我们：在中国，一把手枪若不拿出来给人看便一文不值。论执着，这群人超过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一群。他们跟着我们出城，跟过三英里到了教会的宅子，又在那里声明打算无限期地待下去。雷德芬先生又怕闹出事来，劝我们回城去直接请巡抚保护。这一着证明是好的。在衙署校场上的一场特别表演，替我们博得了一位品级仅次于皇帝第四等的人的宝贵的好意。我们不但在城里逗留期间得了一队卫兵，往西安府去的一路也得了；一纸预先发出的公文保住了我们处处受到好的接待。为使我们此后受人敬重，人家给了我们一面盖着官印的黄色小旗，同我们的「星条旗」并挂。旗上写着「游学生」的名号，还写着那些最常被问到的问题的答案——我们的国籍、去处和年岁。随后又命本地炮局最好的工匠照公家的费用把我们这两辆坏车尽可能修一修。可是事实证明修得不多；他大半时间是用来量尺寸、描样子，另有别的用处。若他的心意已经实行，那么今日兰州府是有了一辆本地造的「脚动之车」了。

我们在这座城的逗留，特别同吴、朱、穆三个姓连在一起——这三个姓在中国的姓氏里绝不算少见。我们听说有个男孩就叫「六十五」这个抽象的数目，因为他祖父恰好在他出生那天到了这个年岁。穆先生是本地的电报员，我们同他、同我们上海的朋友吴与朱来往。中国电报系统里所有的报务员都要求能读能写英文。为此在兰州所设的学堂我们有时去看看，还帮那位中国教师听学生背书，用的是劳特利奇的拼字读本。他呢，也常来分享我们的「洋餐」；那餐是我们几位说英语的朋友用从传教士那里借来的刀叉摆的。百合与竹笋、鱼翅与燕窝，以及许多别的中国珍味，此刻都丰盛地端上来，还有那永远相伴的一碗饭。在吃喝这件事上，中国的礼数极为繁重。讲究的人家只用圆桌。上座总是靠墙的那个位子。主人举起筷子在空中作号之前，一口也不能吃。随后便是一片静默；因为孔子说：「食不语。」宴会上若有人得了一杯茶，他必得先请屋里每一个人——无论多少人——然后自己才喝。中国礼数真正的根基似乎是这样：他们必得客气到肯让，你必得客气到肯辞。中国之行的前一段我们不懂这条大原则，害我们犯了许多沉重的错。为表示愿意与人亲近，我们几乎把人家让的东西都接受了；我们只怕这叫那些有礼的馈赠者大为扫兴。

六谒见中国的首相

我们离开兰州，官员们自己想来并不惋惜，因为我们听说有人担心那些不断聚在电报局周围的人群会闹出乱子来。然而我们也舍不得离开那几位和悦的朋友，去同吸鸦片的人为伍；因为我们此刻所在的这一省，就沉溺于这个嗜好而论，仅次于四川。从天黑到就寝，村子的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人都进了那些污秽的鸦片馆。连我们那名随行的兵，一从他那背上生疮的官马上取下木鞍，便取出他随身的灯，动手在针上熔一只黑色小盒里那蜡样的东西。熔到合适的稠度，那膏便在一块金属板上搓成尖头，好塞进那笛形烟枪的孔里。半夜要花在这件事上，剩下半夜的很大一部分则用来在那特别的中国水烟里抽一小撮一小撮的烟草。照中国总税务司赫德先生一八八二年初发的一件公文，沉溺于吸鸦片的人远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吸到过量的更少。更可怕的是把鸦片当毒药用，尤其在中国妇人中间。政府从鸦片进口税上抽得巨款，又默然听任大多数省份种植它；在那些地方，商人与官员分享这被官府明禁之物的利润。

我们此刻所走的这一段历史上的大道，在黄河两个转弯之间，我们发现比先前所走的更有人走。除了照常的马、驴和两轮篷车的驼队，我们不时遇见一群剃了头的西藏人，或是作使者、或是贩那有名的西藏羊皮与皮货以及气味浓烈的麝香囊。送葬的行列也是常见的景象。中国的风俗要求死者的遗骸运回本乡，无论他生前漂流得多远；因为单运一具尸首往往花费很大，他们一般先葬在临时的墓地或停棺的村落里，等凑够了数目好结成一大队。不过官员们死后同生前一样，是独自带着随从走的。我们遇见过一具棺材，架在杆上由三十二个人肩着。棺上照例栖着一只白公鸡，据说那鸡在运送途中承着亡者的魂。在葬礼上——尤其是父亲的葬礼——风俗还要求子女把哀痛公开表出来。除了许多别的孝行之外，长子有责任沿路在各处庙前散假的纸钱当作魂路上的过关钱，好使亡者的行程顺利。

西安府在秦朝时是中国的都城，二千多年前便是头等要紧的城，如今仍是帝国最大的地方之一，人口之多大约只有广州超过它。它那四面对着四正方向的城墙，每一面都长过六英里，中间各开一座有高楼的宏伟城门。正是在这里，在一座几百年前所建的景教旧堂的废墟里，发现了那块有名的碑，如今大英博物院正出高价求购。它稠密的人口所聚起的扰人的群众，加上时令已晚，使我们尽量把逗留缩短。只用一天便到了潼关，那是黄河流域的中枢要塞，也是中国防守最好的地点之一。这里两岸峭壁夹立，这条巨流狂奔而过，仿佛在抗议它那突然的折向。这一回我们的渡船不是中国苦力的背，也不是颠簸的牛车，而是一条宽大的平底船，一次可以载一两辆车。它是像威尼斯的贡多拉那样在船尾摇橹的。我们为吃饭短短停留的时候，那几百人的一群一直跟着我们的脚步、把日子弄得难过，此刻看着我们上船。我们到了对岸，在起点下游一英里处，开始从河谷循着那有名的「黄土」里挖出的一道裂缝上高原去。这黄土不但把它所染浊的河命了名，而且因它所包的地域之广，连皇帝本人也由它得了名号——皇帝自称「黄帝」，意同「天下之主」。这是中国最肥的土；照李希霍芬男爵说，它不过是历代由北方沙漠的风积起来的尘土，有些地方厚至少两千英尺。人们为克服这些黄土的垂直壁所造成的交通之难，显出了许多巧思。有几条最常走的路挖到四十到一百英尺深。因为宽很少过八到十英尺，车辆的往来要靠错车处，像苏伊士运河上的「站」一样。这些两壁夹着的道既不排水、风也扫不进，便随季节或成尘床、或成泥塘；对我们，秋雨已把它们变成了后一种。虽然走的是曾令马可·波罗赞叹的御道之一，我们此刻所过的却是我们所见过最坏的几段。上山的路，尤其是进直隶平原之前通「天门」那些梯级似的坡道，又陡又不分级，撒满掀起的大石块，沉重的大车全凭添的马力硬抬过去。那些桥的罗马式砌工足证中世纪中国文明之高，可是早已被丢给岁月去侵蚀；而近来的东干之乱又在整个地方留下了数不清的废墟。

山西省的人以特别节俭著称，可是我们看出这一种长处有时是以诚实这更高的德行为代价的。屡次企图敲诈之中最严重的一次，出在一个偏僻的乡镇；那一晚我们到得很晚，因为方才丧气地发现我们在路上极少犯的错里有一个，使我们整整绕了五十英里。我们被那些抄野路的岔道累得异常，想早点歇息。实在说，正因此我们对中国的礼数不如本该的那样留心。来访的官员暗示要看月下的表演，我们没有理会；也没有到客店门口恭恭敬敬送他们出去。他们照例带着假笑说「别再送了」，我们便乐得听他们的话。我们这一点失礼，使他们和我们自己在聚着的杂众眼里都失了敬重。他们以为有了官府的默许，此刻便可以放肆非常了。到此为止，我们同中国人交往，凡是合理的事——即便从本地人的眼光看是合理的——我们从没有反对过。我们早就懂得了那句中国谚语的分量：「要免人疑，就不可关着门过日子」；因此我们向来认他们有那共同的特权，可以把我们的私室和行李翻遍，只要不把什么东西弄坏。他们用舌头把我们的纸窗舔湿，好用他们那特别长的指甲无声地划个洞，我们也从不反对，虽然有些早上起来我们发现窗纸整片都没有了。我们有时动手打扫客店院子，只是应店主之请；可是靠着那流行的「外国人一碰便枯」的迷信，这事办起来极容易。人家叫我们「洋鬼子」，我们也从没有露过一丝不快；因为我们得知，至少在年轻的一辈那里，这是他们知道外国人的唯一称号。可是在这一夜，我们的容忍到了尽头，便动手把那些闯进来的人一个个撮了出去。在一片嘟囔与威胁之中，我们把灯灭了，那群人同我们都歇了。第二天早上店主照例开出一张过分的账，我们也照例只给一半或三分之一，他末了照那惯例的口气一面抗辩说给少了，一面收下。店主的嘟囔煽动了早早聚来的人群；从他们的低语和眼色，我们看得出有某种麻烦正在酿成。我们此刻赶紧把车推到路上。正在那时，店主受了人群的撺掇冲出来抓住车把，同时索要一个连他原来的价都超过的数目。敲诈至此自明，理论既然无用，我们只得用拳头自卫。人群朝我们围上来，直到我们背靠着旁边的墙、掏出武器，那进逼之势才忽然变成退却。随后我们转取攻势，把留在路中央的车夺了回来。店主和他的朋友此刻又抓住后轮。我们只有抓住他们的辫子才勉强把他们拖开，可是就这样，我们还没能上车，他们又抓上来。又对他们直接攻了一次，我们才得以上车飞驰而去。

这件不快的插曲之后又走了一个星期，我们到了有名的直隶平原的花生、猪与辫子之间。大片的花生田正在犁，预备把花生过一道极大的粗筛，从沙壤里筛出来。白薯也多。这些东西，还有用一种特别的干枣和米做的、包在三角形玉米叶里煮的饭团，我们每天天亮时从早起的街头小贩的锅里买来，随后便到本地的饼铺去；那里擀面杖的响声预告着在滚烫的亚麻油里炸的有嚼劲的油饼，以及贴在瓮形炉上的厚面饼。

我们此刻已近行程的终点，这是好事，因为我们的车和衣服都快成碎片了。我们赤着的小腿被霜冻得刺痛，因为在最冷的几个早上我们会看见四分之一英寸厚的冰。夜里因铺盖不足，歇不安稳。用草烧热的炕不久便凉，害我们半夜只剩那薄薄的睡袋挡风湿。

可是在数不清的独轮车踏出的道上，我们此刻正快到终点了。十一月三日傍晚，百姓称他们京城为「京师」的那巨大的城墙，忽然从周围树木的一道空隙里进入眼帘。我们那三千一百一十六英里行程的目标此刻就在眼前，第七十一个骑行日的工也几乎完了。暮色里我们进了「满城」的西门，开始穿行它拥挤的大街。等我们到了使馆街——本地人自大地称之为「外藩之街」——夜色已把我们憔悴的面容和破烂的衣服遮住了。在一个灯光暗淡的院子里，我们同北京饭店的英国主人打了个照面。我们求宿，他说：「请原谅，我可以先问问你们是谁、从哪里来吗？」我们那不足取信的样子，无疑足以为这一点谨慎作解。可是就在那时他神色一变，热络地招呼我们。此刻解释都不必要了。《北华捷报》驻保定府的记者已经把我们的事发到沿海去了。

那天晚上美国公使的儿子来看我们，并从他自己的衣橱里挑出几件借我们穿，等中国裁缝把我们的衣服做好。借着这一身羽毛，我们才得以接受外国与中国官员的邀请。有礼的盘问不算少见；我们只怕人家对我们所称的这趟行程未必全信，直到我们在使馆街的尘土与泥里骑了一趟，证明中国的路对自行车旅行并不是完全走不通的。

秋雨把京城与它的海口天津之间那片低地淹得那样厉害，我们只得放弃骑车到海边去的念头——那两辆车此时也经不住非常的负荷了。另一面，坐屋船沿白河而下三十六个钟头，倒是一段颇为愉快的消遣。

我们在河上的第一晚因一件不寻常的事而值得记住。忽然铁盘的敲打、号角的呜呜和男女老少的喊叫，把我们唤醒，使我们意识到有什么异常的事在发生。随后我们才留意到，无云的天上那满月已经过了月全食的一半。我们的船夫此刻也加入了那一片喧闹；月亮全被遮住时，喧闹达到了顶点。人家解释说，是「大龙」想把月亮吞下去，必须尽量弄出最大的声响把它吓走。月亮重现时是欢呼。我们那些船夫虽懂几句洋泾浜、即生意上的英语，我们却弄不清中国的天文学。横贯全国之行里，我们发现各省方言之间有足够的相似，使我们一路能从一种类推着学会另一种的一点皮毛；可是我们此刻竟看不出洋泾浜里那句「你行走看见」同英语的「你去看看」之间、或那句「那是头一号生意」同「那是一等的买卖」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这套胡话在中国沿海已成了一种独立的方言。

到天津后我们去拜访美国领事鲍曼上校，我们带着北京几位朋友给他的几封信。在他好客的家里吃晚饭时，他提议说总督或许乐意接见我们；若我们没有异议，他便往衙门去一封文书。鲍曼上校的秘书丁家立先生曾有一段时候做总督几位公子的教师，同总督本人也颇熟，他好意地愿意做通译。第二天早上得了应允的回话，把我们拜访的时间定在再一天的下午。可是在所定的时间之前两个钟头，总督来了一信，说直隶省（李鸿章本人正是这省的总督）的藩台、即布政使要来作一次意料之外的公务拜访，请把我们的拜访延到第二天早上十一时。我们这封意外的信还没读完，白河上的炮声已经报告藩台的船到了城前。这么晚才把约会延后，眼看要相当难办，因为我们已经买好了往上海的船票，定第二天早上五时坐「飞鲸号」走。可是多蒙轮船公司的好意，安排我们在开平铁路线上的塘沽坐一条拖船，到大沽沙洲外面赶上那条轮船。我们在天津上火车，就是迟到轮船开走后七个钟头也还赶得上。白河上从天津到海湾那四五十英里，轮船行驶极慢，因为这条窄河转弯很急——大洋轮船的船头或船尾常常撞上两岸、把岸犁掉一块。

第二天早上我们进领事馆时，看见三乘轿子和十来个苦力在等着抬我们一行人去总督的府第。若在别的情形下，我们是要用我们那「钢的坐骑」的；可是拜访中国「最大」的人物，非得有排场不可。我们甚至有些疑虑：穿着骑车的衣服见这位大人合不合体？可是我们决定以不能带行李为这一失礼作辩解。

中国人在一个外国人身上最先留意的是他的衣服。在他们看来，衣服必须宽大，而且要垂挂得能遮住身体的轮廓。外国人那短的宽松上衣和紧裤子被看作绝不雅致，若不是简直不成体统。

不多久我们便出了外国租界，穿行在那人口稠密的中国城里又窄又曲的街巷之间。我们所遇的轿子里坐的总是某位大员或官员，他带着照例的一队仆人前导、脸上带着照例的过分端严的皱眉扫过去。我们这两个平常的「洋鬼子」竟用这种代步之具，使我们成了闲人与过路人相当好奇的对象；实在说，若不是这样，我们倒要觉得不太自在了。众人那不含同情的注视和中国那些难听的声响，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进衙门院子时，院里满是空轿子和苦力仆人，都在等那些来作公务拜访的官员。衙门本身是些低矮的一层建筑，照通常的中国样式用木料和土砖围着一个内院筑成四方形。当窗玻璃用的那种普通中国纸，早已在岁月的侵蚀和乱人的手指戳弄之下不见了。就是在这里、在中国首相的衙门里，污脏与破败也处处可见。我们被引进的那间外室同它的外表相称。糊在低矮的墙和扁塌的天花板上的纸，以及长榻上的花布罩，都又脏又破。屋里满是从各处来的官员，等着大人的召见。各人都穿着官服、戴着盘子似的帽子，帽上有表明品级的顶子或标记。各人都是一副富态、吃得很好的样子，脸上罩着一种自大而端严的神气。我们托去递中国名片的那个仆人回来，请我们跟他走。穿过几间屋子，再沿一条又窄又暗的过道走，我们到了一个内院。这里有好几个仆人像哨兵一样站着候令；另有些人拿着各自受托的话来去匆匆。这就是使这地方有几分繁忙中枢气象的全部了。院子一边是「外国客厅」的门。那位穿号衣的仆人把我们引进去，他带来总督的话，请我们稍候，等他把一件要紧的公事办完。

我们此刻坐着的这间外国客厅，是全国官邸中唯一的一间；这一处对外国习俗的迁就，就这位站在中国政府之首的人对西方观念的态度而言，是有意味的。我们四周一切都是外国的，只有屋角一张中国长榻。屋子中央摆着一张最新式样的圆沙发，配着椅子与长凳；一头是一只外国炉子，为我们的到来新近生了火。靠墙放着一面落地镜、几只托架和几件绣品。屋里的陈设里最有意思的，是李鸿章本人、造炮的克虏伯、造船的阿姆斯特朗，以及那位不朽的「中国戈登」的像；据说戈登是唯一曾从中国人那里赢得一星敬慕的外国人。

我们等总督的时候，他的次子、丁家立先生的学生进来，照外国的样式给我们作了介绍。他的英语流利而准确。他是个聪明伶俐的十九岁少年，那时正要去初应中国的科考；若中了，便有资格授官。他虽是总督之子，也得靠自己的才干上进。

我们同总督的儿子谈了十来分钟到十五分钟。他问了许多关于我们行程细节的话。「你们怎么能没有通译、向导、仆人就走得下来呢？」他说，「这里每一个外国人就是从这儿到北京，也非得有这些人不可。」他问我们中国人有没有骂过我们。我们答说，我们在中国旅行通常用的中国名号是「洋鬼子」，别号「野人」。他脸上泛起红来，说：「我得替我的同国人道歉；望你们原谅他们，他们是不懂事。」这位少年对美国和美国的制度表示极深的兴味，又说若能得他父亲应许，他一定要到我国去一趟。这是当时同总督在家的唯一的儿子，他的长子是驻日本的公使。最小的那个是总督最爱的，据说也是最聪明最有出息的，却在我们到天津前几个月死了。

我们正谈得起劲，总督本人的到来被通报了。我们都站起来，以示对这位首相的敬意；格兰特将军曾把他列为当世三位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总督前面有两名近侍。我们面前站着一个看去有六英尺多高的人，虽然他的头与肩已因年高而颇为佝偻。他那宽袍是用颜色华贵的绸做的，可是实在极其朴素。任何装饰对李鸿章那天然的端严与庄重都会是一种亵渎。他慢步走进屋来，停了一下看我们，随后伸着手上前来，一丝淡淡的笑在他脸上浮动，把他那目光的锐利柔和了。他照外国的样式热诚地握了我们的手，一点仪节的架子也没有，便领头进了旁边一间屋；那里一张长长的议事桌占了半间屋子。总督在上首的扶手椅上坐了，示意我们坐他左边两个位子，丁家立先生和他的儿子坐在右边。将近一分钟，两边一句话也没有。总督的目光专注地定在我们身上，或许像一位好将军一样，在开始此后那一场问话的炮轰之前先把战场彻底察看一遍。我们呢，也一样忙着在心里给他那些最显著的体貌特征打稿。他的脸分明是椭圆的，从极宽的额头收到一个尖下巴，下巴半被他那稀疏的灰「山羊须」遮着。他的头顶照清朝通常的样式剃光，只留一撮头发作辫子；总督这条辫子又短又极细。他干而发黄的皮肤显出起皱的迹象；每只眼睛下面和上唇两端各有一道厚褶。他没有那在蒙古族大多数人身上看得极分明的高颧骨和杏形眼。在那稀疏的胡须之下，我们辨得出一张颇为慈和然而坚决的嘴；而他那双小而锐利、略为深陷的眼睛，射出的光或许只是它们曾有的那把火余下的一点摇曳的炭。他的左眼因几年前一次麻痹的中风而半闭着，使他显出一种颇为狡黠、诙谐的样子。整副容貌是一个直觉极强的人的容貌，必要时有本事把自己的主张压下去，而在要作权变时又有精明的常识肯让步。

「好啊，先生们，」他终于由丁家立先生作通译说，「你们这趟长途看来并没把你们弄坏。」

「听大人这样说我们很高兴，」我们答道，「知道我们的样子能替我们在中国所受的待遇说好话，是叫人欣慰的。」

我们希望读者念着中国礼数的要求，能原谅我们没有直说：我们若看着还健康，那并不是他同国人的功劳。

「你们所经过的各国之中，你们以为哪一国最好？」总督接着问。

读者对我们答这一问，无疑会料我们要照礼数说以为中国最好；或许总督本人也有同样的期待。可是在说一句十足的谎与不说出真话之间，大约有足够的分别可以护我们免受十分前后不一之责。所以我们答说，在许多方面，我们以为美国是我们所见最伟大的国家。我们自然本该说，世上没有一个通达的人会想把别的国家放在天朝之上；我们这一直率引出了几分诧异，因为总督说：

「那么你们既以为美国最好，为什么还来看别的国家？」

「因为在没有看过别的国家之前，」我们答道，「我们并不知道美国最好。」可是这个答复总督显然当作一句遁词。他绝不满意。

「你们作这样一趟奇特的行程，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颇不耐烦地问。

「看看、研究一下这世界和世上的人，」我们答道，「作一番实地的训练，给理论的教育收个尾。采用自行车，只因我们认为那是达到这目的最便当的手段。」

然而总督不能懂：一个人既能借别人的体力赶路，怎么会愿意用自己的力气；也不能懂我们何以要取道中亚与中国西北，而经印度的南路本要容易得多、危险小得多。他显然把这当作一个猜不透的谜丢下了，转到另一条线上去。

「你们以为波斯王是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么？」这是他接下来的一问。

「就东方的意义说，或许是强的，」我们答道，「可是同西方各国比便很弱。而且他连所有的那点权柄似乎也在失掉——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听俄国人的摆布。」

「你们以为俄国终究会设法占据波斯么？」总督插进来问。

「那自然是难说的，」我们答道，带着我们这样年岁的人被引着同一位首相谈政治时所会有的窘。「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俄国如今凭她的外里海铁路，已在离波斯最富的呼罗珊省的省城马什哈德约四十英里之处；她如今有一条从俄属外里海的省城阿什哈巴德越科佩特山到那座城的、工程很好而且大部分铺了碎石的路；而这条路的一半是波斯人被颇为强硬地『请』着修的。」

「你们以为，」总督又插进来问——他对俄国人的兴味此刻开始转到更切身的方面——「俄国人想要中国的伊犁省么？」

对这一问，我们本可以很得体地答一个「不」；理由是我们以为俄国已经有它了。她只等着把它收进去，等她确信自己西伯利亚一侧防得更好的时候。西伯利亚大铁路一成，兵可以便当地运到她领土的那一部分，俄国对伊犁省的态度也许会变。可是这话我们没有对大人说。我们只答说，我们相信凡有价值的东西，只要她以为可以不受惩处地取得，俄国是很少放手的。她如今一车一车地把货经伊犁运过边界进中国北部和西部，一文关税也不付；而另一面，从中国过俄国界的，连一片茶叶、一根棉线也得付一笔过重的税；加上她已在固勒札设了邮政、电报和哥萨克驻所——这样看来，她如今似乎并不把伊犁省当作同俄罗斯帝国全无关系的地方。

听到这里，总督清了清喉咙，沉思地垂下眼睛，那意思无异于说：「唉，我知道俄国人；可是没有办法。」

这时我们冒昧问总督：我们所听说的是否确实——俄国是否同中国订了一约，据以有权在中国内地几个省份设领事？可是他很灵巧地避开了这一问，反问道：

「你们在中国不觉得路很坏么？」

这一问倒可见总督对本国的了解；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们拿出了自己所能凑起的最好的中国礼数。我们说，中国既还没有采用自行车，她的路自然不宜于那种代步之法。

总督随即请我们描述自行车，又问这样一种车是不是在百姓中间引起了不小的惊惶。

我们告诉他说，自行车从中国人的眼光看，可以有各种描述。中国驻伦敦公使给我们的护照上，把自行车叫作「坐坐脚动之器」。内地的百姓则给了它种种名号，其中有「洋马」、「飞车」、「自行车」等等。最生动的描述，或许出自我们听见的一个中国人向邻人讲述自行车初次出现在他那安静的小村里时的话。「那是一头小骡子，」他说，「捏着耳朵赶它，踢它的肋巴叫它走。」总督脸上漫开一个端严的笑。

「百姓没有想偷你们的钱么？」他接着问。

「没有，」我们答道。「从我们那寒苦的样子看，他们显然以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的衣物因行路的方式而不得不少，有时落到像行乞的游民，往往成了人可怜或轻视的对象。或是因为这个，或是因为我们那奇特的行路方式，似乎把一切拦路抢劫的念头都消散了；我们横穿中国三千多英里，连一颗纽扣也没有丢。」

「你们所遇见的各位长官待你们好么？」他问；随即又加一句：「你们既是读书人，被人催着在每遇一位官员时都表演一回，不曾受些委屈么？」

「几乎所有的长官，」我们说，「待我们实在都极好；可是我们不很敢断定，若我们不曾欣然答应表演骑车，同样的优遇是否还会给我们。」

谈话此刻歇了一阵。总督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又从一名近侍举到他嘴边的那根又长又细的中国烟枪上吸了一口。吸一口，烟枪便拿走去磕净重装。歇了一小会儿，他又接着谈；可是此刻他所问的都是私人的事。我们不加评说地列举几条，只为给我们这位问话人的性情再添几分光亮。

「这趟路大约花了你们多少钱？你们指望把花的钱都挣回来、或挣得更多么？你们要写一本书么？

「你们沿途发现了金矿银矿么？

「你们爱吃中国饭么？一顿饭花你们多少钱？

「你们多大年岁？」（这是中国主人通常最先问客人的话之一。）「成家了么？你们父母做什么行业？他们有钱么？置了许多地么？」（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多少以所有的地的多少为限。）

「你们到上海后要给父母发电报告平安么？

「你们要作这样一趟行程，不算莽撞么？假使你们在亚洲腹地被人杀了，就再没有人听得到你们的消息了。

「你们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总督对我国的政府与制度显出相当的了解。）

「你们要在美国竞选什么官职么？你们有指望进国会么？

「在美国得花钱买官么？」这是最后一问。

我们两人都相当迟疑，不知怎样答这一问。末了只得承认有时确有这样的事。「唉，」总督说，「这是美国政治上一件很坏的事。」可是在这一责上，他对本国比对美国还要严厉。说到这里他提及我们，冒昧预言说，我们或许会因这趟行程而出名到这个地步，以致可以不花钱而得官。「你们两个都年轻，」他又说，「什么都可以指望。」

谈话中总督屡屡微笑，有时甚至近于越出中国礼法的界限而低声笑出来。起初他的接待较为拘礼，可是他的兴味不久便使他撇开了一切仪节；到这次会见将终时，问话与讨论都问得极快。我们同盘问的律师打过一点交道，同美国的记者也交往颇广；可是我们确信，论真正的好问，李鸿章是无与匹者。我们几次想告辞，每次都被总督一个问题打断。丁家立先生实在也被译述之劳弄乏了，以致许多长的答话是由总督的儿子译的。

这次会见尽可能照外国的样式进行。我们抽了烟卷，还开了一瓶香槟。末了总督为「大美国」的康健祝了一杯，会见便就此结束。

最后我们谢总督给我们的荣幸。他答说我们一点也不必谢他；他只是尽他的本分。「读书人，」他说，「总要接待读书人。」

总督费力地从椅子上起身；仆人挽住他的臂肘，把他半抬起来。他随后同我们慢慢走出屋子，穿过院子到正门。他在这里热诚地握我们的手，照中国的样子作揖送我们出去。

李鸿章实在便是天朝的皇帝；如今这位「天子」——那位年轻的皇帝——不久之前才成年。李鸿章是中国智识的高峰，她几乎一切进取的主张都从他那里出来。他今日站的位置，是外国的进取之气同本国的成见与守旧之间的调停者。有人说李鸿章心里其实是排外的；说他用西方人，只用到够他们把如何不用他们也过得下去教给他自己的同国人为止。这话是否确实，我们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这位总督承认外国的方法与发明所可得的好处，并且用它们来使他的国家上进。帝国几乎一切大问题的决断都落在他身上。几乎没有一道谕旨或任何一件文书不经他署名、或不在他直接照管之下发出。事无大小都要亲自去管，是这个人一种分明的性情。有条理的办法加上一副异常的心力，使他得以完成他那赫拉克勒斯式的重任。在东方的天际，李鸿章像那明亮的晨星一样发光，告人更明的黎明将至。

脚注

〔注一〕（原注：在帕罗特博士一八二九年那次有记载的首登亚拉腊之前八年，罗伯特·克尔·波特爵士的《格鲁吉亚、波斯、亚美尼亚及古巴比伦尼亚游记》里有这样一段；他在当时是西南亚洲方面的权威：「〔亚拉腊山〕这些不可攀的高处，自挪亚的时代以来从未被人的脚踏过——纵然那时也未必；因为我的想法是：方舟停在那两个头〔大亚拉腊与小亚拉腊〕之间的空处，并不在其中任何一个的顶上。各个时代都有人多次尝试攀登这几座骇人的山的金字塔，都是徒然。它们的形状、积雪与冰川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从冰的地带起算到最高点的距离那样远，单是寒冷就足以毁掉任何有胆气坚持下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