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真相

第一讲（一）

诸位，这几次讲演的用意，是把我所知道的中国吸食鸦片的实情讲给诸位听。这是一个极要紧的题目，牵动着印度岁入中七百余万英镑的存废，而更要紧的，是牵动着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品格与声誉。关于前一项，我只想先说明一句：我并不打算单从权宜之计上来论这桩事——尽管从权宜上讲，道理也确实充足；因为，倘使我相信「英东禁止鸦片贸易协会」所断言的那些话，就是关于吸食鸦片如何毒害中国人的那一套说辞，其中有一半是真的，那么我必是头一个站出来、以我这微末的声音反对这项贸易的人，哪怕由此损失的不是七百万英镑，而是七十个七百万。然而，正因为我确知这些说法，以及该会支持者日复一日向印度政府、向本国政府、并且也向在华英商所提出的一切严重指控，不但是荒谬的夸大，而且全然不实——只是些虚影、幻象、妄念——所以我才站出来，要把帷幕掀开一角，让诸位看明白：这些指控的背后并无实体。倘使我对鸦片问题的了解只来自书籍、小册、报章文字和寻常的街谈巷议，我是不敢来耗费诸位的光阴与心神的，因为在那方面，诸位所能得到的消息来源与我并无二致。但我今天来到诸位面前，是带着相当的亲身阅历与专门的见闻而来的：我在香港做执业律师将近十五年，在那里，我日日所见不单是吸食鸦片的风习与后果，还有生烟与熟烟两种状态下的鸦片生意。我在那里有幸充当英国及其他外国各大商号的法律顾问，也替中国人办事，上自殷实商贾，下至卑微苦力；因此在那整段年月里，直到今日，我与在华的外人和本地人，尤其是与经营鸦片生意的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往来。处在这样的境地，我每天都与那些最能提供关于鸦片与吸食鸦片之可靠消息的人打交道，而我的阅历是：中国人所行的吸食鸦片之法，是全然无害的。这是一桩再明白不过的事实，凡在华居留而稍一留意此事的明白人，都不能不注意到它。整桩争端的关键全在这一点上；因为倘使我向诸位证明，在中国吸食鸦片之无害，纵不胜于英国人之饮啤酒，至少亦与之相当——而我答应诸位，我是要加以确凿证明的——那么，照拉丁人的说法，问题就此了结，更无可争之处；印中鸦片贸易便将如我所言那样，在道德上、政治上、社会上都站得住，无可非议，而那些反鸦片的鼓噪家们的差事，也就像奥赛罗的一样，从此没有了。诚然，印中鸦片贸易的反对者爱在他们的议论里夹进一些与本题全不相干的政治事项；他们这样做，是要把这问题撑得比它实际的分量更大些，好迷住公众的眼目，欺哄那些心志薄弱的人。举例说，他们把那场名不副实的「鸦片战争」硬扯进来，翻来覆去地念叨。那场战争，无论有理无理，都影响不了眼下争执的要点。它是既成之事，如今把它牵进鸦片问题里来，是徒劳的。虽然我不得不把这整场论争相当完整地讲一遍，我还是要请诸位把心思稳稳地盯住真正的问题，简言之即：中国所行的吸食鸦片，是否有损于身体与德行？若是有损，印中鸦片贸易是否促成了这些后果？

我不妨在开头就向诸位保证：我发表这些见解，不是为着在华商人的利益，无论华商洋商；也不是代表任何党派；我来到诸位面前，更没有任何私人的目的，因为我在鸦片问题上，直接间接都无金钱上或个人上的干系，实际上在香港或中国的任何商务上也都没有。我只是看见公众心里盘踞着一些毫无根据的妄念，这些妄念已经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至今还在作恶。我愿意把它们驱散，若是我办得到的话。再者，这几次讲演的发表与刊印都是我自掏腰包，并无他人相助；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多少有资格被看作一个秉公无私的见证人。

我想不出还有哪个题目，明明只涉及简单的事实，又在党派政治的范围之外，却耗费了这么多的辩论，流行着这么多大相径庭的意见，像这鸦片问题一样。在一边，有人说我们出于私利，曾经并且仍在把鸦片硬塞给中国人民；说印度政府在帝国政府的默许与支持下种植此物，为的是给自己的岁入添上七八百万英镑，而且明知它据称会给中国人带来的恶果，还把它输往那个国家。此外还有一项指控是针对英商的，说他们为了利得而参与这项贸易——或者照斯托尔斯·特纳牧师的说法，是为了好让他们挣得「王侯般的家业」。特纳先生从前在香港当传教的教士，如今已多年充任禁烟会那位活跃而勤勉的书记。「王侯般的家业」是特纳先生最爱用的字眼，他无疑发现这话在公众中的某些小圈子里很吃得开——那些人宁愿相信自己同胞的坏处，不肯相信别国人的坏处，大概是以为这样最能显出自己行事的纯洁与无私。

禁烟会及其支持者断言，有一桩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吸食鸦片不但害身，而且害魂；我想这意思是说，此习对耽溺者的体质是毁灭性的，对其道德本性是败坏性的；并且说，中国人民看待鸦片贸易是如此的深恶痛绝，以致本地人不肯从那些帮着把此物供给他们的人——也就是英国人——手里接受福音。他们声称，用鸦片败坏了中国人，耗尽并抽空了整个民族的丈夫气概，还带着一大串随之而来的祸害；这些我随后会说得更详细些。而这一切，据说都意味着英国和英国政府——尤其更是印度政府和在华英商——负着极大的卑劣、极重的罪责和最坏的堕落。这里我顺便指出一点：倘使中国人对鸦片的反感真有那么强烈，那么他们不但把我们所能运去的印度鸦片一概贪馋地买下，还在自己国内大规模种植此物，这倒是颇为奇怪的事。禁烟会及其支持者又说，鸦片的种植与吸食在中国起源颇晚；虽然他们并不直截了当地说是我们把这些习惯引进去的，但在他们全部的文字与演说里，始终贯着「一片深情的愿望、一片愉悦的指望」，盼着读他们的书、听他们的演说的人自己得出那个结论。我该告诉诸位：持完全相反见解的人，是在华的全体英国居留民，只有少数几位新教传教士不在其内（对他们我是愿意恭敬地称说的）；这些人包括英国商人、他们为数众多的助手（一个受过教育、极其明达的群体）、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各等商贩，还有在华的一切其他外国商人与居留民——德国人、美国人等等，因为在中国可以遇见许多国籍的人，他们与英国人合成一个和睦的社群。

把这些人都算上，他们国籍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可我敢说，诸位在其中找不出百分之一的人，不告诉诸位说那些传教士与禁烟会所抛出的见解荒谬绝伦、虚假不实；找不出百分之一的人，不宣称在中国吸食鸦片是一种无害的、甚至是绝对有益的行为；不宣称它并不使心智或体质衰退，不宣称关于它败坏德行的那些说法纯属不实。凡对此题目格外留意过的人都知道：罂粟是中国本土所有的，一如它是亚洲其余之地本土所有的；吸食鸦片在全中国是、并且一向是一种普遍的风习，大概已逾千年之久；此习并不限于少数人，而是在成年男子中普遍行之，所受的限制其实只在能否弄到此物。这也是我的阅历；它得到了别人的印证，所以我可以把它当作一桩事实说出来。我用了「新教的」这个词，是因为在华虽有大批罗马公教的传教士和若干希腊正教的传教士，但据我所知，从未有一位这些教派的传教士对鸦片贸易提出过指责。

那么，这种看法为什么如此普遍呢？因为那些外国居留民天天与中国人混在一处，晓得他们的习性风俗，听他们说话，卖东西给他们，又从他们手里买东西；并且他们人人都晓得此地正进行着关于鸦片的论争，晓得本国正奋力设法阻止印度政府容许鸦片输入中国，于是他们对这题目格外关心，比平常情形下更仔细地审察这个问题。我说，他们身在当地，认识那些正在吸食、并且已经吸食了多年而身体心智并未受损、并未衰颓的人，因此不可抗拒地得出了与我相同的结论。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我对这题目极为关心，尤其是在过去五六年里。我曾徒劳地寻访那些在书本上、报纸上和公众讲台上被反复说及的、可怜的吸食鸦片的牺牲者。我一天又一天地走遍香港人烟最稠密的地段——香港是个大城市，华人居民约有十五万——最富的区和最穷的区都走过。我每天在自己的事务所里接待各等华人，看他们，同他们说话，就种种事情盘问他们，可我在他们中间从未找到一个这样的吸食鸦片的苦命牺牲者。恰恰相反，比这些吸食鸦片者更机敏、更精干、更明达的人，我是很少遇见的。

诸位，香港可以说是、而且事实上就是中国鸦片贸易的总汇所在。从印度和波斯运来的鸦片，都先运到那里。它实在是一个集散的总栈，中国其余各处的此物都由它供给。不但如此，它还是输出「熟烟」——也就是可供吸食的那种状态——的口岸，这种熟烟大半在那里熬制，运给世界其他各处的中国人；因为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只要力所能及，总得有他的烟枪。再者，香港的华人工价较高，在行业与生意上所得的利润，也比在他们本国所能得到的为多；因此比起本国的同胞来，他们更有力量享受烟枪这一项奢侈。那么，假如吸食鸦片真生出那些所称的恶果，香港无疑正是那些恶果会以最充足的力量显现出来的地方。而在那里，丝毫也找不见这些恶果。一桩事实胜过一千条理论；我把这一桩事实交给诸位，并且挑战特纳先生或禁烟会的任何其他鼓吹者来驳倒它。现在我要让诸位看看我是怎样得到印证的。关于这个题目，我有一位见证人，他的证言简直无可辩驳。香港殖民地医官兼医院监察、学识渊博而办事得力的菲利普·艾尔斯医生，以最有力的方式证实了我的陈述。这位先生担任我所说的这个要职已约十年。到香港就任之前，他曾在印度医务部门供职，在那里对鸦片和吞食鸦片做过专门的研究——因为在印度鸦片是吞食而不是吸食的。在香港，他有充分的机会研究吸食鸦片的效果，把这奇异之物弄个透彻明白，这样的机会，别的医家实在少有人得过。他的日常职务之一，便是巡视香港的国家医院——那是一所极好的机构，各国人一概接待，由干练的医家主持——还有监狱、华人自办的那所唤作东华的中国医院，以及本殖民地其余一切医疗机构。这样，他眼前便摊开了一片极广的观察天地。我还可以补一句：艾尔斯医生是唯一一位成功消除了华人上等阶层对欧洲医生的成见、并且赢得大批本地病家的欧洲医师。这一桩事实，足以说明他的一般才干、他的专业造诣，以及他熟悉华人社会生活的途径。在他呈交香港政府的一八八一年年度报告里（我相信那报告的一份此刻正在、或者本该在唐宁街殖民部的文件格子里），有这样一段：

「我已得出结论：吸食鸦片是一种性质极无害的奢侈，耽溺于此所生的唯一麻烦，是把本该用在必需之物上的钱财虚掷了。八钱合一英两零二十九喱，这个份量的鸦片足以毒死一百个人，而有一人一日之内把它吸尽，并且这样已经吸了二十年：换句话说，他在那段时间里化作烟雾吸掉了约一千英镑，而为了这一项耽溺，他不得不叫自己和家人缺少许多绝对的必需之物。入院名单上有吸食鸦片者三十五名，他们每日所吸合计八十四钱半，即价值七元的鸦片。本年观察所得的结果，只是把我在一八八〇年报告里关于吸食鸦片所说的一切重新证实了一遍。」

艾尔斯医生还不时在禁烟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之友》上发表种种有趣的医学文章。下面是他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话，那篇文章的全文见该刊第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我对它〔即吸食鸦片〕的看法是：它可以成为一种习惯，但这种习惯并不一定是逐步加重的。十二个人里有九个每日吸一定数目的烟，正如吸烟草的人那样，或者如饮葡萄酒、啤酒的人每日饮两三杯那样，并不想再多。我以为过度吸食鸦片者，比过度饮烈酒者或过度吸烟草者更属极少数。照我的阅历，此习若行之有度，并不为害于身体……我并不想替吸食鸦片这件事辩护，但面对关于这一恶习的那些轻率之论与夸大之辞，总该照实记上一笔：印刷品里所见的那种迟钝、昏沉、委靡的吸食鸦片者，没有一个在华居留的人相信其为常见；而我所遇见的欧洲人里，也没有几位相信他们在生意上曾占过自家吸食鸦片的买办的便宜。」

且让特纳先生来驳倒这一段，若是他能的话。若是他不能，那么他一八七六年出版的那本书〔注一〕又成了什么？那本书可以称为禁烟会的福音书，随后我会让诸位同它更熟悉些。而禁烟会本身又该成为什么？它在那些虚妄不实的计划上糟蹋掉了几十万英镑——那都是宽厚的英国公众所捐，本来可以用去减轻这座广大京城里的困苦与穷愁，或者另派别的有用之处。

香港政府为着岁入，把熬制鸦片并在本殖民地内发卖的特权或专利包了出去；我敢说诸位听了会吃惊：如今这位鸦片包商为此项特权所缴的款子，每年约合四万英镑。为把这件事讲清楚，我该先告诉诸位：从印度、波斯等地输入的鸦片，是生的、未经熬制的。在这种状态下，它被做成坚硬的圆球，每个大小约如一枚荷兰乳酪，只是颜色更深。要使它可供吸食，须剥去外皮，切成细丝，加水煎熬，直到成为半流体的胶黏之物，颜色与稠度都像糖浆。这种状态下便叫做「熟烟」。做成熟烟之后，装进小罐小筒，密封起来，便可运往世界任何地方。我替这位鸦片包商当了至少十年的法律顾问，从他和他的助手们那里，我得到了极好的机会去了解鸦片的真相。我因此得以走到幕后，所以我熟悉此题的机会，是别的欧洲人少有的。已故的那位鸦片包商，我初到中国时便认得，可以称他为私交之友。我说鸦片包商，指的是那位名义上的包商，因为鸦片专利实际上一向由一个合股的团体持有。我那位朋友是执照上具名的主事人，同批发商打交道，与本殖民地政府办一切交涉，并且主要经管熟烟的生意。我同他相熟到那样的程度，在鸦片以外还有那么多业务上的往来，以致我不断有机会熟悉鸦片生意里的一切奥秘。至于我自己亲身阅历所引我得出的结论，前面已告诉过诸位；而我从未遇见一个在中国住过的人——传教士除外——其阅历与我不同。我曾设法寻访这所谓可怕之物的牺牲者，可至今从未寻着。

我敢说，本国有许多人因禁烟会的鼓吹者所散布的那些虚假夸大的故事，以为若是到了香港，便会看见成群的可怜人，面色惨白、形容枯槁、撑着拐杖，都是吸食鸦片的牺牲者。他们若真到了那殖民地，是要大失所望的，因为那里遇不着这样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在那里所能看见的华人，个个都强健、康壮、神情明达，而且——请诸位记住我的话——都很有本事照顾自己。我的华人委托人里，我想不到百分之五是或多或少不吸鸦片的。我认识的人中，从最早的年岁起便吸食鸦片的，总数至少有五六百之多——青年、中年、年事已高的人，一生都吸鸦片，其中有些大概还吸得过度，可我从未在他们任何一个身上看出衰败的征象。我特别记起一位老人，认得他已逾十五年；他如今还健在，身子好；我上一次见他约在两年前，看去同十年前一样康健强壮。他不但体魄康健，而且心智格外矍铄，实在是我所遇见过的最精明的老先生之一；要找一个比他更干练的生意人，或者一个更肯处处设法占你上风的人，是不容易的。他身上吸食鸦片的唯一迹象是牙齿变色——凭这一点总能认出过度吸食者，因为过量吸食鸦片与过量吸食烟草有同样的效果，只是程度轻些；而过量吸食烟草，我随后会向诸位说明，乃是两者之中更有害的一种。华人的牙齿照例极白——大概是饮食简素、素来有节的效果。他们以自己的牙齿为傲，一日刷两三次，所以要分辨重吸者与有度吸者并不困难。两者摆在一处容易比较；我可以说，重吸者虽不常遇见，可一遇见，便会发现他在才智机敏上丝毫不逊于有度吸者。我所提到的那位老先生，像他许多同胞一样，一天的事务了结之后，到了晚上便安顿下来，一气享受两三个钟头的烟枪；可是，纵有这样可怕的过度——照禁烟会那些人的说法——他依然强健无恙。不止如此，他有两个中年的儿子，都是康健活泛的人，吸烟枪的勤勉与他们老父不差上下。这一类的人我认识不少，可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有什么衰弱或败坏是由此习而来的。

诸位，我已告诉过诸位，在华英商在鸦片问题上所持的见解与我相同。可也许有人要说，商人是有干系的人；事实上特纳先生在他书里差不多就是这样说的。他当然是要人推想：他们在这题上所说所想的都不该有分量，因为这所谓罪恶的贸易正是为着他们的利益而经营的，因此他们绝不会说出什么可能断了自己财源的话。为着我同胞的缘故，我倒真愿那些关于王侯般家业的话都是真的。山在远处望去是青的，走近了往往发现荒旱如沙漠；不幸的是，这些辉煌的幻景如麦克白凭空看见的那把短剑，并不「既可触亦可见」，只是「从那热燥的脑子里」生出的王侯般家业罢了。特纳先生在他书中特别提到一家著名的商号，那是中国乃至整个远东最老、大概也最大的一家，在整个商界都受敬重，其公益心、无尽的慈善和普遍的仁厚是众口称道的；他给这家商号加上「鸦片商」的污名，自然是说他们正凭鸦片挣着那想象中的「王侯般家业」。这位先生倘使在把书抛向世间之前稍稍费一点力去查问，就会发现他这样称说的那家商号，至少二十年来与鸦片几乎毫无干系。那也许不算什么要紧的事。他若肯再费一点力去查问，便不难查明我现在告诉他的这桩事实——而且是我亲身所知的事实：在中国靠鸦片挣得大利的商号，只有两三家而已；它们因商业上难免的起落消长，把这行生意的大部分揽到了自己手里；而全中国其余的英国商号，以及一切外国商号，德国的、美国的和别国的，其实与鸦片生意几乎毫无瓜葛。自然，商号偶尔也要替某个需要一两箱此物的客户代办鸦片，但那只是生意里顺带的事，并无什么值得一说的利润。我十分确信，倘使真能把这据说是许多人大利之源的鸦片贸易制止住，那么除了我说的那两三家之外，这行生意的禁绝对其余的商号并无分别。特纳先生这个大错，正可见他那本书通篇的不确。在把恶名加到一家著名商号头上之前，即便不说审慎，即便不说品味，起码的体面也该使他就此题目仔细查问一番。这一层他显然没有做；而且仿佛还要使事情更糟似的，他那本书虽早在一八七六年便已问世，可在一八八二年二月号的《十九世纪》杂志上一篇文章里，他又无端提到这家商号，所用的字眼既不正当，也全无根据。他把这家商号同另一家如今已散的行号并提，说「他们在法律上是走私犯，可这罪过在他们良心上压得很轻」。一位福音的牧师，兼英东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的书记，说出这样的话来，可真漂亮。这句话纵使是真的，于作者自称的目的也全无必要；他为什么要说，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就是这位先生，凭他持之不懈的努力，把那些虚妄而有害的鸦片见解，在过去八年里主要地硬塞给了公众；而那个最有害的组织——禁烟会——之得以长久存在，也要归于他。他就是那个弗兰肯斯坦，造出了一个妖怪，欺骗并惊吓了那么多极好的人。我要让诸位看明白，这妖怪到底只是个可怜的纸糊鬼，其形体实质不过同雪莱夫人在她那部巧妙的传奇里用来惊吓读者的那一个一样多。另一方面，也别让人以为——我相信有些热心家已经这样说过——这行生意之落入少数几家之手，是因为在华英商发觉鸦片是不洁之物，于是把手洗净，不再参与；若照这个道理推下去，那少数几家自然要被断定为极无顾忌的人了。那是一种谬见，而且还是一句不实之言。我不信在中国有哪一家英国商号，或别国国籍的商号，若是机会来到眼前，而他们认为这行生意能生利，不会在明天就成为「鸦片商」——照特纳先生的说法；因为他们和我一样认为，鸦片贸易是一桩完全正当合法的生意，与贩烟草、贩葡萄酒、贩啤酒一般无异；比起贩烈酒来，更是不知要少多少可非议之处。

第一讲（二）

在往下讲之前，我须得先把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若干实情提请诸位注意。这样做实在是必要的，好让诸位把握住事实，看清眼前的路径。鸦片问题本该是个简单的问题，可是由于禁烟会、尤其是它那位书记兼活魂灵特纳先生的诡辩与曲说，我们眼前摊开了一片广阔的田野，我少不得要带着诸位穿过它，把那个幻影从平原上赶走。此地的公众极容易把中国想成一个像意大利、法国或英国那样的国家。他们一刻也梦想不到中国实际上是何等庞大的一个帝国。倘使他们想到了，并且能够把全局收入眼中，那么他们对于那些关于我们「硬把」鸦片塞给中国人、并因此败坏了这个民族的离奇故事，大概就不会那么轻信了。人老了，少年时学过的许多东西都忘了，尤其是地理；我敢说，不少学童在这门学问的这一支上，都能教训我和别人。须记住，中国这个国家是不能同法国、西班牙或英国相比的，因为它是个广大的帝国，幅员如欧洲一般，人口却多出五六千万。那么，要能把这样巨大的帝国仿佛强攻下来，要让一小撮英国商人成功地把鸦片硬塞给这个了不起的民族、并因此把他们整个儿弄堕落，这是何等骇人的功业！可这正是那些反鸦片的仁善家、以及他们的祭司和先知特纳先生所声称的；他那些热切的门徒也就这样信着。对他们我只想说一句——「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些明明白白的实情，禁烟会那些人是不肯提出来的。他们向公众说话、恳求公众支援的时候，所用的口吻仿佛我们打交道的是一个与我们自己幅员相当的国家，住着一群原始的半开化的人。再没有更大的谬见、更彻底的不实之言可以抛出来了。中国人不但是开化的，而且是有教育的民族。直到不久之前，就人口比例而论，不识字的人在不列颠诸岛反比在中国还多些。

须记住，中国帝国包括十八个省，每一省都大得足以自成一国。我此刻说的是中国本部，没有把西藏、蒙古和满洲算进去——那是中国西面、西北面和北面的广袤之地；也没有算中国在中亚的大片领地，而这些都是那个大帝国的一部分。这十八省中，有许多比大不列颠还大；其中一省幅员与法国相等。虽然在一种意义上说，全国通着一种语言，可不但每省有自己的一种方言，与别省的不同，而且还有、不妨说，数不清的次方言。「方言」一词也许不很确当；它比方言更甚，因为不单是每省，而且每府每县都有一种方言，彼此相异之深，以致一省或一地的人在多数情形下同另一处的人根本无法口头相通，正如一个法国人同一个英国人，彼此都不懂对方的话时无法互通一样。诸位常会遇见相距不过十五二十里的村庄里的人彼此不能交谈。我在自己的事务所里就见过一个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人，没法用中国话同邻省福建的一个人说话。这两人的本乡村落相距不过十里，而他们交谈的唯一媒介，竟是欧洲人同中国人办交涉所用的那种粗鄙的混杂话，叫做「洋泾浜英语」——一种最可笑的蹩脚英语。那么，诸位若把这些都算进去：每省的语言彼此不同——实际情形差不多就是这样——每省有各别的方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风俗各异、各有成见；我要问诸位：对于英国这样一个遥远的小国，要能把这十八省中每一省的人都弄堕落、弄下贱、弄败坏，这难道不像是一桩巨大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业吗？可这正是禁烟会对他们自己国家——这个遥远的小小英国——所提出的指控！

我说过这些省份各有特有的风俗，但也有些风俗是共通于全体的；其中一样是吸食鸦片；另一样，说来遗憾，是对外国人的憎恶与轻蔑。他们无一不把外国人看作劣等种族，鄙薄其风俗、语言与宗教。在平民中间，凡外国人，无论哪一国的，都被称作「番鬼」，即「外国的鬼」。较上等的人称外国人为「外夷」。要说明全国对外国人所持的这种强烈成见，我举不出比这更好的例子了。即便在英国的香港殖民地，下层人也仍用「番鬼」一词指称外国人。为纠正这种情形，一八五八年订立天津条约（这是两国间现行的条约）时，条约的作者额尔金勋爵很得当地让人插入了一条规定：「外夷」一词不得再用于英国臣民。那么，诸位若把这些都算进去：这三亿六千万人不但散布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上，各处同样抱着对外国人的成见，彼此之间又各有成见，分成十八个各别的省或国，说着不同的语言；那么，设想他们会在被所鄙薄的外国人引进之后，不妨说同时一齐采纳吸食鸦片的习惯，这合乎情理吗？倘使这些人至今仍鄙薄我们的风俗，一如他们鄙薄我们的宗教，一如他们鄙薄凡属于我们的一切，那么怎么能说我们正把这外来之物硬塞给他们、以致他们灭亡呢？

我已提到，吸食鸦片之习是这十八省所有人共通的。无论住在山谷里还是山上，他们都吸鸦片。特纳先生是吸食鸦片的大敌，是它决不妥协的反对者；我若把他说成一个对此习抱有强烈成见的人，我想并没有冤他——我自然也无意冤他。我们当中最好的、最智慧的、最能干的人都有成见，说这位先生也有他的成见，并不是给他加什么污名。待我随后让诸位更熟悉他那本书时，我想诸位在这一点上会同我意见一致。人有了这种强烈的先入之见，便容易不能公平地判断事实；简言之，他们是透过一种虚假的介质看东西的。在平常人看来够明白够清楚的东西，在受成见左右的人眼里现出另一种颜色，被当作不实或误导而放过；然而有时候，纵有成见，明白的真相还是会漏出来。法律著述家有一条定论：真话是人心所自然的，一个人被就某点盘问时，第一个冲动是说真话，只有在他有时间思量之后，才倾向于偏离真话。在特纳先生这本书第十三页上，他证实了我的陈述。他是这样说的。前面那一段我不必读给诸位听，因为上下文并不改变我所引那段的意思。他是在驳斥主张鸦片者的一种说法，即鸦片有抵消瘴疫与寒热之效、因而有益；他说：

「这些奇怪的论证有两条。第一，中国人之普遍偏爱鸦片，是由于那个国家多瘴气；第二，用鸦片是对中国人所食之不洁、甚而腐败的食物的一种有益的矫正。对第一条的答复是：吸食鸦片所及的地域，面积约如欧洲一般大，其中所含的地势、土壤与气候的种种差异，大概也不相上下：有像我们本国沼泽地带那样平坦的大平原，也有像苏格兰高地那样的山岳地带。寒热症在许多省份里几乎不为人知——然而在那个广大帝国之内，处处地方、一切气候、一切土壤、种种不同的情形与境况之下，中国人都吸鸦片。」

这是斯托尔斯·特纳牧师的证言，而他是反对印中鸦片贸易最奋力的、我相信也是最能干的鼓吹者。可他随后又添上一句：

「但没有一处是人人都吸鸦片的。吸者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一个或大或小的成数。」

好吧，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他们人人都吸鸦片。妇女照例不吸，小孩也不吸。只有成年男子、并且是买得起此物的人才吸。中国以其幅员之广、人口之众而勤劳，至今仍是个穷国。虽然它的天然资源相当可观，百姓的大部分境况却很窘。只有在极贫之上的人才有力量偶尔吸一吸鸦片，只有小康之家才能习常地吸。吸食鸦片其实是一项奢侈，凡力所能及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耽于此，正如手头宽裕的英国人饮茶、饮葡萄酒、饮啤酒，或者吸烟草一样。吸食鸦片的后果，并不比英国日常所用的这些东西更有害，其役人的程度也不更甚。恰恰相反，照我自己的观察，我深信习常饮葡萄酒或烈酒的人，比吸鸦片的人远更容易过度、更容易被此习所役。诸位如今已知道，这一点有艾尔斯医生的大权威为证。然而特纳先生面对这个极伤他自身的承认，他和他的门徒却要英国公众相信：我们把少量鸦片供给中国人——而此物在中国几乎每省、每府、每村都大量种植并使用——就是在败坏并贬损整个民族。那么，倘使吸食鸦片之习曾经存在、并且如今仍存在于这十八省、这广大强盛的帝国之内，一如特纳先生所承认的，那么能有一刻说英国与此有什么关系吗？除了说英国人同其他外国人一样，在过去四十或四十五年里输入了一些此物，其数量远少于中国本国实际所种的之外，还能说什么？我说英国没有。我说吸食鸦片已存在千年或更久，而中国人之用此物，所受的限制只在他们购买力的大小。可是，住在中国的英国人与本国这里某些英国人之间，怎么会有这样分歧的意见呢？我的答复是：前者，即在华的英国居留民，他们在这题目上的见闻得自实际的阅历，得自与本地人的亲身交往，得自自己眼见、自己耳闻；而在英国的人取得消息只凭传闻。传闻的证言是他们唯一的指引；而我随后会向诸位证明，这种传闻的证据是最坏、最不可靠的一种。可问题依然在：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英国这样有教育有见识的人中间，在报纸普及、游记书籍又便宜又丰富的时代，竟会存在这样异乎寻常的意见分歧？我现在就把这两种相反见解的缘由讲给诸位。

第一条是：中国在一万英里之外。那个国家若像欧洲大陆一样近在我们眼前——它的幅员正与欧洲大陆相等——那么英国人，连这些反鸦片的鼓吹者也在内，就会同他们在华的同胞一个心思了。那时欺人之说的场地离我们这样近，妄念就再也支撑不住了——若在那样的情形下它还能有一刻存在的话——人们会一眼看穿它。假如有人要证明我们正凭着卖烈酒、啤酒或鸦片给欧洲大陆上的人而把他们整个儿弄败坏、弄堕落，而且做此事的人还去怜恤那些人、庇荫那些人、抚慰那些人，仿佛他们是个劣等的半开化的种族，一如反鸦片的人对中国人所为——那么，凡试图这样异想天开行事的人，纵不被当作十足的蠢材，也要被当作梦想家而受人嗤笑；可这两件事是完全平行的。实在说，若把中国人现有的对外国人的成见、中国人的健全识见以及他们节俭有度的习性都算上，那么要在欧洲做成这样惊人的成绩，该比在中国容易些。不过，这件事最好的例证，大概要算眼下在英国由威尔弗里德·劳森爵士领头、反对酒类贸易的那场鼓噪。酗酒之害不像所称的吸食鸦片之害，它是实在的祸害，而且人人都承认它是。在这一点上大家意见一致；然而我们岁入中有很大一部分，约二千六百万英镑，是从烈酒、葡萄酒与啤酒的税上来的，而正是这些东西的滥用生出了那些祸害。劳森爵士之为印中鸦片贸易的死敌，与之为酒类贸易的死敌，是一般无二的。他为什么不把同一条准则一并施于这两者呢？他为什么要求政府放弃印度鸦片所得的八百万，却不要求废除这里英国从那么邪恶的来源所得的烈酒税、葡萄酒税和啤酒税呢？他和他反鸦片的朋友们若是能够，是要禁止印度种植和输出鸦片的；那他和他那些戒酒的同道，为什么不号召本国禁止制造含酒精的饮料呢？几个月前有一次反鸦片的集会，我想是在纽卡斯尔，劳森爵士到了场。这位尊贵的从男爵在一段诙谐的演说之中忽而庄重起来，把鸦片贸易所得的这八百万英镑说得轻如鸿毛，仿佛这数目小得可笑，并且宣称凡不信此项收入能找到替代的人便是「道德上的无神论者」——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就不得而知了。他为什么不号召政府放弃酒精所得的二千六百万？这笔钱对英国的分量，并不比那八百万对印度的分量更重，若真有那么重的话。他为什么不宣称凡说我们找不到替代的人便是「道德上的无神论者」？我这样答复：因为一桩事情与本国有关，他和其余的公众都很熟悉；而另一桩关乎一万英里之外的事务，他和他们对此所知甚少，甚而一无所知。劳森爵士和他的追随者很清楚：他们若鼓吹废除烈酒、葡萄酒和啤酒的税，公众定要把他们当作蠢材与梦想家而嗤笑；而另一方面，他们若要求关掉我们所有的酒厂、酿坊和一切酒馆，便要被当作十足的疯子。可事涉印度与中国就大不相同了。在那两个国家的事务上，这些热切的先生们尽可随心所欲地逞兴，把最明白的事实置之不顾。

第二条是：在英国这里有那个势力雄厚的团体，「英东禁止鸦片贸易协会」，它唯一的目的便是达成其名称所示之事，即废除印中鸦片贸易，所持的理由是此项贸易正在败坏并毁灭中国人。说来我深为痛惜：这个协会得到英国一些极有势力的人的支持——贵族、大主教和教会的其他尊长、各宗派的教士、理当受同人敬重的人——但他们在这鸦片问题上实在所知甚少，甚而一无所知；他们一味相信该会的办事人告诉他们的一切，除此之外对事实并无所知。只要把这一点算进去：这个团体手中有巨额的款项，得到所谓「宗教界」很大一部分的支持，并且在全国各处都有分会与办事处——读者便不会看不出，这种异乎寻常的幻觉、这些关于吸食鸦片的虚妄无据的妄念，是怎样盘踞了公众的心的。从前我们也有过为推行重大公共目标、并为传播本国了解那些目标所必需的知识而结成的团体；但诸位会发现，这些协会大半所处理的是公认而现存的事实。举例说，从前有「反谷物法同盟」。那个同盟的用意人人都明白；主要的事实大家都承认，因为它们就在英国这里，人人看得见。只是在两大政党之间，对于该不该用某一特定办法处置它们，有见解的分歧而已。那个同盟是为一桩重大的国家目标而结成的；可我所说的这个禁烟会，却是为推行少数几个人的见解而凑起来的——我承认那是些极可敬的人，但同时也是极热切的人——我实在不妨说是狂热的人——他们在一个自己极不完全了解的题目上，抱着最不正确、最虚妄的见解。

与此同时，这个协会凭着它那位无处不在、不知疲倦的书记——不妨称他为这个同盟的「总枢」——和它其余的办事人，时刻在那里警醒着。随便哪位先生，若在印度或中国对吸食鸦片有过不好的阅历，而写信给报纸；若在我们哪个科学团体的会上读一篇文章，对那些鸦片恐惧症者所称的事实提出异议，他便被盯上成了猎物。阿礼国爵士品格高尚、深知中国、才干卓著，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他为把鸦片问题以正确适当的面目呈于公众之前，在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号的《十九世纪》上发表了一篇有力的、实在说是无可答复的文章《鸦片与常识》；于是特纳先生便抢着在同一评论一八八二年二月号上刊出一篇对驳的文章《鸦片与英国的责任》，这篇我前面已提过。这篇文章号称是对前一篇的答复，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只是把他那本书的冷饭重炒一遍，于它自称的用意全然无成。阿礼国爵士后来又本着同样可嘉的用意，在一八八二年初向艺术学会读了一篇关于鸦片问题的有力而有趣的论文。听众中有许多科学界的先生和别的人。阿礼国爵士知道鸦片的真相，他在文中讲了出来。斯托尔斯·特纳牧师也在场；他晓得阿礼国爵士所作的揭露于他大有损伤，他对这一阵排枪的效力如此惧怕，以致为了把他那些惊慌的追随者重新收拢，便在两三天后在水族馆仓促召集了一次他最忠心门徒的集会。我敢说在他那次会上，并没有一位主张鸦片的鼓吹者在场。我想那次集会从未登过告白——报上我确是没有见过它的告白——而特纳先生在那个场合劝勉他的追随者坚守真道，并且以一种无疑令他自己和听众最为满意的方式，驳倒了阿礼国爵士的事实、数目与论证。报上的文章与来信也是如此。许多对鸦片问题所知甚详的先生发表过信件，从主张鸦片的一面论此事；于是特纳先生和别的反鸦片鼓吹者立刻猛扑上去，把那些关于败坏人心云云的、早已破产的陈腐故事再说一遍。不过近来，自这几次讲演的初版刊出以后，特纳先生宁愿把反鸦片的鼓噪办得安静些了，因为我想我已把他和他朋友们的热劲浇了一瓢冷水。他如今的办法，是把几位医界先生和别的人——他事先已摸准了他们的意见——私下聚在一处密议；随后便拿出几条早已裁好晒干的决议案，在欢呼声中通过，再登到报上去。这一套除了骗骗禁烟会那些痴迷的上当者，并骗不了别人，而这些东西本来也主要是为开导他们而设的；正如那位美国的演说家，虽然在国会里对着空板凳说话，却做成了一篇在他邦科姆选区的选民看来极好的演说。

反鸦片的这一切文章、演说与决议，都照着同一个模式。它们把某些从未经证实的说法假定为现成而公认的事实，然后从这些所称的事实里推出结论。这种论证的办法实在难以称其公平；它无疑把持相反见解、而又不肯使用同样手段的人置于不利之地。这一点在特纳先生登在《十九世纪》上的那篇文章里尤其显著。那里作者把他所有的事实都当作不言而喻，一上来便直入本题，继而以一位学究的十足自信开导读者，仿佛那学究凭着自己的公理与设准，向景慕他的学生们讲解「驴桥」的奥秘。英国人迄今对鸦片问题所知甚少、甚而一无所知，所知的只是从禁烟会那里听来的；其中有些人对该会的教导深信不疑，哪怕只因为那些人大半是教士和别的品格高尚之士。这里我不妨说一句：假设主张鸦片的那一方——或者我该更确切地说，一般公众——也有一个对立的协会来传播他们的意见，也组了一个委员会、握有充裕的款项，也有职员去推行他们的主张，那么这个英东协会三个月之内便要被勒死；因为虚构之说无论装得怎样像样，终究抵不过事实。有一句老话说：「人人的事便是无人的事」，主张鸦片这一面的情形正是如此。在华的外国商人作为一个整体，于印中鸦片贸易并无利害关系。这行生意明天被禁绝了，他们也不在意，所以他们并不出力反对禁烟会。一般公众对此事也很少关心、甚而全不关心；真正想到要驳斥反鸦片之人那些骇人的曲说的，其实只有那些出于职责感而行事的人，或者像我这样一直追索这个问题、由实际的熟悉和对其各方面的彻底探究而对此题怀着非寻常之关切的人。所以对方才得以差不多独占了整个场地。在同样的条件之下，任何欺人之说都能得手一时。然而反鸦片鼓噪的日子，幸而正近于终结了。过去一年里，有一片光从种种来源照到了这个题目上。无知、成见与狂热的不洁雾气正在散去，鸦片的真相终于渐渐可见了。这里我要说明：我用「欺人之说」这个词，并无意指摘支持这个协会的任何善良仁厚之人的动机。我说的是这桩事，不是说造出它或支持它的那些人。

第一讲（三）

前面我已略略提到就鸦片一事对英国政府与英国国民所提出的那些指控。现在我要把它们更详细地条列出来；因为我想，若不这样做，这题目便不能彻底弄清。我把特纳先生那本书和他答阿礼国爵士的那篇文章都极仔细地读过；我也读过在伦敦、曼彻斯特、利兹各处就此事所作的反鸦片演说；它们归结起来都是一回事——一篇不过是另一篇的重复。照我所理解的，禁烟会的指控归总起来是这样的。他们声称：吸食鸦片一旦开了头便放不下；它毒坏血液，削弱神经与筋肉之力，以致强健的人一用鸦片便迅速萎弱，不堪劳作；吸食鸦片既麻痹身体也麻痹心智，弄出痴愚，至少弄出心智上的衰弱；它把用它的人败坏到这样的地步，竟使诚实勤劳之人由社会上有用的一员变成懒散不诚的恶棍；它抽空民族的丈夫气概，像蠹虫一样啮食中国人的命脉，损害公众福祉，甚至威胁到这个民族的存亡——除非把吸食鸦片之习止住；而据他们说，要止住它，唯有断绝印度鸦片的供给。他们实在是主张：把印度鸦片卖给中国人，不但是对中国人民的罪行，而且是对人道的罪行；说中国各处流行的苦难与罪恶，若非全部，至少大半是直接或间接由用鸦片而来；而这一切可怕的后果，都要英国负责。他们还说，把英国的鸦片卖给中国人妨碍了正当的商务，据称在本地人心里激起了对英国这样大的怨恨，以致中国人不肯买我们的货物。而尤其是，他们主张印中鸦片贸易阻碍了基督教的进展，中国人不肯从一个背负着把印度鸦片输入中国这等可怕罪行的民族手里接受福音。自杰弗里斯法官那个时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可怕的一纸控状，也从未有过一纸像它这样——幸而如此——全无根据的控状。实在说，旧时反对黑奴之制所提出的一切责难，都被搬出来反对这项无害而完全正当的印中鸦片贸易了。特纳先生在《十九世纪》上那篇文章里，竟然泰然自若地把两者归入同一类，并且谦恭地提议停收鸦片岁入，由英国补偿印度政府的损失，正如她当年补偿奴主一样。你们那位政治上的仁善家在处置别人的钱财时能有多么大方，真是惊人。我向来以为，印度政府至少在过去六十年里，是受着一个伟大而鲜明的目标驱使的——即托付给它照管的那亿万苍生的改善、幸福与昌盛；我至今仍这样以为。我一向相信，帝国政府，无论一时由哪一党执政，心里都存着本国的昌盛、荣誉与尊严，都受着一种真诚愿望的感动：对普天下秉公行事而无所惧，并在我们自己的人民、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处交往的一切民族与种族之间，尽可能多地播布幸福；我至今仍持此见。约五十年前，我们把奴隶制的污点从自己手上洗去，出于纯粹的责任感而行了这桩伟大的公道之举，既无外来的压力，也未流一滴血。这一举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当时奴隶制在每个国家都存在，而且已存在了几千年。我们知道，三十年后，一个同宗的民族为成就同样的事业，付出了一场长久而血腥的战争，以及总额远超我们国债——那是几百年积下来的——的钱财。我们那桩功业显出了这个伟大民族当日的心胸与肝胆，而我不信我们此后退化了。自那时起，我们花了许多百万的钱财，把奴隶贩卖从海上扫除，并力图在全世界终结那可咒的祸患。在做这件事时，金钱的损失是我们牺牲中最小的一项。我们所付出的不止是钱。我们在这场奋斗中失去了英国一些最优秀、最高贵的儿子的性命。这些是配得上一个伟大民族的行为；同它们相比，禁烟会的目标便渺小到了全不足道。崇高与可笑，再不能比这更鲜明地面面相对了。

过去五十年里，英国人民心中有一种情感是占着上风的，那就是一种有丈夫气的、宽厚的热望：在全世界护卫弱者不受强者欺凌。然而如今这个协会却把这些对英国的污蔑、这些站不住的指控到处散播，而它这样做的唯一凭据，只是一小撮狂热的传教教士向它所作的陈述，而这些人无据而离奇的见解，竟被当作教条领受，仿佛怀疑它便是异端。何况，我们若真犯了加在我们头上的罪恶之半，也不用这个禁烟会来声讨；全国会像一个人那样站起来，把它永远压碎。在华的英国商人里，没有一个不会出声反对它的——是的，哪怕他正挣着特纳先生书里说的那种王侯般的家业；因为我可以向诸位保证：诸位在中国的同胞只是在那片土地上寄居的人，他们人人都盼着在本国终其天年，他们对祖国的爱之热、对祖国荣誉与尊严的感念之切，不输于住在本国的任何一班英国人，无论那些人地位何等之高、财富何等之厚。

为向诸位证明——若还需要更多证明的话——我在传教士与禁烟会的极端见解上并未言过其实，我要把他们最新的一篇作品交给诸位。它出自源头，形式是「在华福音传道士」上英国下议院的一纸请愿。这纸请愿由北京的传教士起草，就其一类而言算得一件珍品。单给读者一段节录是不行的，所以我把它全文录出。它是去年夏天写成并分送签名的，在上海与香港的报纸上登过。文件如下：

「　上禀尊严的英国下议院：

下列具名之在华福音传道士谨呈：

鸦片贸易是中国的一大祸患，吸食鸦片的毒害，是不易言过其实的。它役使耽溺者，耗尽其资财，毁坏其康健，削弱其心智之力，减损其自重，麻木其良心，使其不能尽职，并引他在道德上、社会上、体质上步步沉沦。

英国与中国的条约中插入了使鸦片贸易合法的条款，又因英国在印度的政府与为市场生产鸦片一事有直接的关联，故大不列颠对鸦片在此国所造的惨祸，负有不小的责任。

此物之使用在中国正迅速蔓延，因此欲求成功制止此祸的可能，日见渺茫。一八三四年洋货输入为一万二千箱；一八五〇年为三万四千箱；一八七〇年为九万五千箱；一八八〇年为九万七千箱。此外还须加上本地所种之数，而这在最近十年里已大增，如今至少与洋货输入相等，照某些权威的说法则是其两倍。

只要使鸦片贸易合法的条款仍留在英国的条约里，中国政府便觉得无从以此事所需的力度与彻底去处置此祸，并自称无力有效地遏止它。

鸦片贸易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英国人，产生许多误解、猜疑与厌恶的根源。

鸦片贸易既给对外商务招了恶名，又引起银两的大量外流，目前每年约达一千三百万英镑，因此大大地阻滞了洋货的生意；而只要此项贸易存在，一般商务便不得不继续受害。

英国政府与这害人之物的贸易有关联，激起了对我们这些基督教传教士的成见，严重妨碍我们的工作。在人民看来，这是一桩显眼的自相矛盾：英国一面把福音的仁惠教导献给他们，一面却把一种使他们下贱、使他们败亡之物大量运到他们的海岸上来。

鸦片贸易在道德上是全然无可辩护的；一个基督教政府与这样一桩贸易有直接的关联，是深可痛惜的。

中国究竟是否有力制止其境内各处的鸦片生产与吸食鸦片之习，无论对此有何疑虑，都不应阻止尊严的议院去履行一桩明明白白的道德义务。

因此具呈人谨恳尊严的议院从速以最大的审慎考量此事，设法将使鸦片贸易合法的条款从英国与中国的条约中除去，并把印度罂粟的种植限制在尽可能窄的范围之内。

尊严的议院如此行事，便使中国得以自由地处置这桩正在蚕食其元气、并妨碍此国正当商务与基督教传布的巨大祸患。

我们还恳求尊严的议院立法，以免鸦片成为印度与缅甸本地各族的大患，一如它之为中国人的大患；因为我们既知它加于中国人的祸害，想到别的种族也要像他们一样受鸦片之咒，便不能不生出最有理由的惊惧。

我们相信，尊严的议院如此行事，必得将亡之人的祝福、一切善人的称誉与全能上帝的嘉许。

具呈人将永为祷祝。」

我读过这纸请愿后所生的念头是这样的：首先我想到，这些传教士像那不幸的波旁王室一样，「什么也没学到，什么也没忘掉」。其次我想到这些传教士对商业利益所显出的那份异样的关切。他们说：「鸦片贸易既给对外商务招了恶名，洋货的生意与一般商务便受了阻滞；而只要鸦片贸易存在，便不得不继续受害。」可奇的是，提这个抱怨的不是那些据称利益受了损的人，而是传教的教士，而这些人本该对此题所知甚少、甚而一无所知；他们不是商人，与华洋商界之人往来极少，而且，他们若各守本分，断不可能有他们看来如此熟稔的那种商务见闻。本该知道洋货或洋商生意是否因鸦片贸易而衰退的人，是在华居留的外国商人，照看这些利益正是他们的本分；然而说来奇怪，这些先生并未提出这一类的抱怨。那些商人无论是作为本人，还是作为在英国或别处的委托人之代理，都与洋货和一般商务直接相关；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全由他们经管。香港有一个商会，上海另有一个，会员都是精明的生意人，对自身与委托人的利益极为警觉，并与本国同类的商界团体不断通信；此外这两地都出着极好的日报，这类不平若真存在，尽可在报上畅言；然而北京那些福音传道士却要下议院和世人相信：在华的外国商人——那些素来机警的人——竟对自己的利益瞎了眼，在岗位上睡着了。那么，这些商人为什么从未抱怨商务因鸦片贸易而受损呢？岂不就因为这样的抱怨在事实上毫无根据。我恐怕对作出这个最无根据之断言的传教士们来说，是「愿望做了思想的父亲」。人人都该最懂自己的本行，而诸位大抵会发现，一个外人若自称对你的事务极为关切，又就此硬塞给你一堆无谓的劝告，那他实在并非出于促成你利益的愿望，而是另有一个全然不同的目的在心里。北京这些传教先生的情形正是如此。关于这纸异样的请愿，还有一点我要请诸位注意。起草的人显然觉得脚下的地在往下滑，于是在弓上另添一根弦，把他们的同情推到中国以外，把英属缅甸也收到自己的庇荫之下。实在说，我觉得北京这些传教的教士若是能够，不但要取代印度总督去经管印度帝国，甚至要取代女王陛下和她的政府。

不过这里为对整个传教界公道起见，我该说：他们并非个个都像北京的同道那样痴迷。至少有一颗明亮的星，从笼住其余人的那片埃及般的黑暗里照出光来。英国循道公会自由教会的加尔平牧师，是中国东岸一个重要口岸宁波的一位可敬的传教教士。他不像那个国家别处他的大多数同道，有人请他在这纸奇怪的请愿上签名时，他很得当地拒绝了。加尔平先生实在可敬。他并不患北京同道那种盛夏的疯病。倘使在华的新教传教士个个都像他，我们便不会听到这些关于印中鸦片贸易的荒唐骇人的故事，而传教的辛劳大概也会有更大更好的成果。下面是加尔平先生有丈夫气、通情理而又不失体面的回复：

「　北京艾约瑟牧师及诸位先生：

先生：贵会六月二十四日的通函一份，并反对印度鸦片输入、上英国下议院的请愿书式一纸，均已收到，谨此奉告；对促成此项请愿的精神与动机，我亦谨表同情。但同时我也须表明，对所拟的请愿我不以为然，对其中许多陈述我不相信。

若从广大而真确的意义上看基督教，视之为一种伟大的再造之力，把它仁惠的精神吹拂众人、促成众人的福祉，那么过度使用或滥用鸦片，以及滥用其他任何事物，自然都是它顺利推进的严重障碍。但这与另一种看法大不相同，那种看法是：把眼下中国传教工作表面上的迟缓，归因于印度鸦片的输入。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世界，基督教传教的影响至今所及的只是极少数人，因为除鸦片之外，还有许多严重的障碍阻着它的推进。

再者，我谨表明我全然不赞成请愿中所陈的那个想法，即中国人民或中国政府真心急于除去鸦片之滥用。补救之法向来、如今也依然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我也不相信印度鸦片的输入若立刻停止，中国政府便会着手去毁掉一宗极丰厚的岁入来源。恰恰相反，我确信中国本地鸦片的种植会随即增加。

因此我谨将现在这个式样的请愿书退还，并建议基督教传教士最好把注意力与影响力转向中国人自身。

谨此

加尔平

英国循道公会自由教会

宁波，七月十五日」

这些最可敬可重、却又痴迷不悟的先生们，无疑以为他们的请愿在立法机关那里会有些分量。我相信、也希望它会有，只是未必正是他们所期望的那一种；因为它若不被照它该受的那样处置，即被当作对下议院的十足轻慢，我实在要觉得奇怪；因为在我看来，它不但侮辱了议院合体的常识，也侮辱了每一位议员个人的常识。我这样说，绝不是指这些传教教士有意陈述他们明知不实之事，也不是指他们有意侮辱或误导立法机关，因为我确信他们个个都做不出这种事。我确信他们彻底相信自己所陈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可须记住，虚妄不实的陈述一旦发表，它对公众心理的作用与对社会的损害，并不因其作者以为那些陈述确属真实无误而稍减。

我已向诸位说明，特纳先生承认吸食鸦片在中国各处都普遍。可他说，中国人并非人人都吸。他在书中断言鸦片在中国种植是近年才有的事。那一段在第二页上，是这样的：「罂粟原产于亚洲——人类最初的居地——在埃及、土耳其、波斯久经种植，近来在中国与满洲亦然。它在我们的园子里是人所熟知的，在英国有些地方野生，在萨里则有人种植，供应伦敦市场的罂粟壳。自希波克拉底的时代至今，它一直是医家在同疾病与死亡搏斗时无可估价的盟友。」

这差不多是我读过的最奇特的一段话了。大的包着小的，罂粟若原产于亚洲，自然也原产于中国与满洲，而这两处连同中国其余的疆土，足足占了整个亚洲大陆的四分之一。这一层特纳先生倒并未明言否认，但很明白，他是要他的读者相信罂粟并非这些地方的原产，而是近来才引进去的。这一段里含着巴麦尊勋爵所称的那种谬误：「有分别而无差异」。至于罂粟原产于整个亚洲、尤其是其最肥饶的部分，例如中国与满洲，那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并无差异；而所谓分别，则在于它在那些地方被种植只是近年的事。罂粟可以在一整块大陆上野生，而只在其一部分被种植。我随后会凭极好的权威、并以最有力的推断根据，向诸位说明：罂粟不但原产于中国，而且在那里为医药与吸食以外的种种用途而被种植，至少已有两千年，大概已有四五千年。一位寻常的读者，尤其是对亚洲地理不熟的读者，读了特纳先生书里这一段，会断定中国与满洲根本不在亚洲，而是近年才从那块大陆上把罂粟引进这两处去的。反鸦片者的福音书，就讲到这里。

现在我要拿另一本书来同特纳先生对质，而这本书的权威，人人都须承认胜过他的。这是一八八一年末由中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所刊的书，那位官员当时还称先生，如今已封爵，就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身佩圣迈克尔与圣乔治大十字勋位；他对中国与中国人的了解，大概胜过任何在世的欧洲人。这位先生关于鸦片所讲的，同禁烟会迄今款待世人的那一套大不相同。这本书是公文性质的，由上海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统计处印行，供中国政府采用与参酌。它的地位同特纳先生所刊的那一册大不相同，而后者只是禁烟会受薪的书记兼奋力的鼓吹者。赫德爵士在对外贸易这一范围内，完全掌管着中国的岁入。凡对外国船只开放的通商口岸，都有一位外籍海关税务司，而赫德爵士是这些税务司的最高长官。他是一位理当为中国政府所信任、所敬重的人；一位有学问有才干的人，更不必说品格极高；而且我相信他是能找得到的最精通中国学问的人之一。他说鸦片在中国自远古便有种植，而且在一星半点洋鸦片进入这个国家之前，那里便已有人吸食了。下面就是他那本如今声名大著的黄皮书里的一段：

「除洋药之外，另有本地所产之物。所产总量，无从取得可靠的统计。四川一省，一般相信是本地鸦片的主要产地兼主要消费地，距该省最近的口岸宜昌估计本地鸦片的年产总量为二万五千箱；而远在海边的另一口岸宁波，则估为二十六万五千箱。凡此种种答复，均只能视作许多揣测而已；但就此事而言，有两项陈述可作为事实来看：其一是，就我们今日所知，本地所产鸦片的数量并不超过洋货输入之数；其二是，在欧洲人开始沿海售卖洋药之前许久，本地鸦片便已为人所知、已有生产、已在使用。」

特纳先生那句大胆的断言，说鸦片在中国种植是近来的事——他要读者从中得出的显然推断是：正因印度此物输入中国，才引得本地人在那里种起鸦片来——就讲到这里。再说那个最无根据的指控，说中国人因我们把鸦片引进他们国家而厌恶英国人、英国商务因此衰退：我向诸位保证，那统统是无稽之谈。这些说法不止是虚假的假定，简直是不实之言。凡对中国与中国人略有阅历的人，无不十分清楚：中国全部对外贸易中，英国人至少做了五分之四；我们不但占了这行生意里的大份，而且有一桩无可置疑的事实：在凡与中国订过条约、有过往来的各国之中，英国人是、并且多年来一直是最受中国人民敬重的。我说这是一桩不容争辩的事实：尽管我们从前有过那些走私的纠葛，有过特纳先生最爱铺叙的那几场对华战争，可时至今日，无论上下贵贱，从官员到卑微的苦力，英国所受的看重仍高于任何别国。与中国的贸易若在哪方面有所衰退，那也可以追到别的、不同的缘由上去，而那些缘由不在我分内论说。

第一讲（四）

那么，英国与英国人为什么在中国人心里有这样好的声名呢？不过因为在华的英国商人与英国人，对所接触的中国人行事荣正不苟——因为他们与本地人往来时和厚、体贴、肯予方便——因为他们对中国官员及他人旧日那种粗鲁骄横的态度不加计较，反以善报恶，并以调和的气度和君子的、磊落的举止表明：英国人并不是人家教他们去相信的那种野蛮人。靠这些办法，在华的英国居留民大大打破了中国人所自筑的那道对外国人的成见之篱，从而为传教士的辛劳铺了路，实际上使传教的工作成为可能。若还要别的证明，以见英国人为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所重，那便在这桩事实里：我们自己的同胞赫德爵士，在入中国政府之前曾任本国的外交职务，如今占着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这个崇高尊荣的位置，而且我不妨补一句，他是中国政府所信任的顾问。

不久之前，广州的总督到香港访问港督；这样一位中国显贵对女王陛下的代表行此礼数，我相信在那以前是没有前例的。这位大员坐车经过香港街道时，口里不断地叹道：「好个了不得的地方！好个了不得的地方！」他指的是那些精美的建筑、宽阔洁净的街道——与广州的街道成强烈的对照——以及他周围稠密忙碌的人烟。而更近一些，就是在一八八二年夏天，又有一位更尊的人物正式拜访了马师阁下——港督宝云爵士离任期间，由他得当地主持本殖民地的事务；我说的是现任广东广西两省的总督，通称「两广」总督，这个官职的重要仅次于直隶总督李鸿章大人。诸位想一想，倘使我们真像禁烟会所称的那样在败坏并毁灭中国人民，或者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对我们真有什么实在的不平，会有这样的局面吗？

关于这一点，我忍不住要讲一件我初到中国不久所遇的事。一位可敬的中国人请我替他立遗嘱。他为此给了我一份用汉字写的指示，我请人译了出来。读那译文时，我发现他的指示条理极清；而令我欣慰、又与我这题目相关的，是他开头的这一段话。他说：「我在香港英国政府所施行的公正仁慈的法律之下，经商积得相当的资财；如今自觉康健渐衰，愿将此项资财加以分配。」在香港，像这位中国人这样的有成千上万，上海与中国各通商口岸也是如此。他这样说话，只是道出了凡在华与英国人有往来的同胞的共同心情。这些中国人既有这样的心情，难道还会同时意识到我们正如禁烟会及其同盟新教传教士所极不公道地提出的那样，靠毁坏他们同胞的康健与德行来发财吗？不会的；这些心情表明他们对我们有十足的信赖、敬重与感谢；因为中国人既受够了本国官吏的压迫与掠夺，这世上便再没有别的民族比他们更彻底地领会公共事务中的公道与公平；正因如此，他们才敬重英国的治理，因为他们由阅历得知，英国的治理正是这二者的化身。

本国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香港实际上是怎样的地方。它如今是一座繁盛美丽的城市，而它所坐的那块地方，前不久还是一片荒秃的岩石。商务带着它开化的感染力，把它变成了「一件美的东西」，「东方世界的一颗翡翠」。四十年前，英国政府派了一位委员去报告那地方可否建市镇或居留地。他回禀说，那里只够盖一所房子。他万想不到，在那块荒瘠不宜人居之地上，几年之内便实现了诗人写下的那个梦：

啊，愿我们有一座自己的明亮小岛，

远在蔚蓝的夏日海上，孤悬独立，

那里树叶永不凋零，繁花常开的荫下，

蜜蜂一年四季都在花间饱餐。

他万想不到，就在那块地方，不久便会有成千上万所房屋，其中有些是宫殿般的建筑，内有许多基督教的教堂，也有几座异教的庙宇，因为那里良心的自由是至上的；华人居民逾十五万。这些人都过得不错。其中有些是殷实的商人；许多是店东；有的是匠人；还有极大一批是劳工或苦力。本殖民地没有贫民问题。那里的人都小康，或者能过得舒适；更要紧的是，他们都快乐知足。一支人数不多的警队便维持了全地的太平；因为多亏历任贤明干练的总督，本地的犯罪已减至最少；在常住居民中，重罪极为罕见。真正生出麻烦的是大陆上来的犯罪之辈，因为香港有一处不利，就是紧邻珠江上的两座大城——广州与佛山——那两处以海盗及其他犯罪之辈闻名。诸位可以让一个孩子从城这头走到那头，不必担心有人骚扰。实在说，本地人自己就是最好的警察；因为把中国人通盘来看，他们是世上最安分守法的民族。他们敬重英国政府，一如英国人自己敬重它。他们把家眷带到香港，在那里定居，住得十分自在，在那里所得的安稳与快乐，是他们在本国永不能得的；因为在香港，法律面前人人完全平等，一向如此，不论种族、肤色或国籍。那里人人的身家性命都有保障。在中国则不然。

这些都是商务的果实；商务随身带来太平与丰足，扫去无知、狂热与迷信的尘埃——它开垦了澳洲与北美的荒原，在那里铺展起繁盛的城市，立起法律与秩序、真实与公道、太平与幸福、宗教与敬虔。这些是英国商人的功业，是他们为我们的君主赢得了她所戴的帝国冠冕，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妇。正是这些人做成了这一切；而且更好的是，他们使英国之名在全世界受到尊崇敬重，并把福音送到了每一片土地上。然而特纳先生和别的反鸦片狂热者，偏要把恶名加到这些人头上，只因为——居然如此——有些英国商人曾与这项完全正当的印中鸦片贸易有关。

特纳先生在他书里把中国政府说成一个父母般的政府，一发现有什么害民的行为在行，便立刻设法制止。我告诉诸位一桩事实：至少就法官与高级官员以下而论，世上从来没有过比它更腐败的政府〔注二〕。公道这东西是不花钱便得不到的；若这样说不算用词不当的话，因为这所谓的公道是天天在买卖的。腐败浸透了整个官吏阶层。我亲眼所见的事，无辜者受刑、有罪者脱逃的情形，我若细述出来，能叫人毛骨悚然。这正是香港的中国人何以如此敬重英国政府的缘故，因为它的治理公正而公平。

还有一点我要格外着力地印在诸位心上，就是这个：任何人若听说吸食鸦片据称对中国人有那样可怕的效果，又听说我们强把此物塞给他们、不管他们愿不愿都逼着他们买的那种恶行，便会以为这些中国人是一群简单朴拙的人，有点像马达加斯加的土人——一个新近由传教士从野蛮里救出来的民族；以为他们是个弱小的种族，没有心智的筋骨、没有心志的力量——一个柔顺、朴拙、易受劝诱的种族。这又是禁烟会力图印在公众心上的若干谬见之一，而尤其是它那位书记特纳先生巧妙地设法灌输的。要证明这一点，我只须给诸位读他书里的一段。但在读之前，让我先向诸位保证：天底下再没有比中国人更精明、心思更活、更懂门道的种族了。论心计与机巧，我愿押一个中国人去对任何一个欧洲人。在第三页上，诸位会读到：

「中国所消耗的鸦片比世界其余各处之总和还多，而输入中国的鸦片，几乎全部由加尔各答与孟买装运。东方与西方，英国、印度与中国，借罂粟汁这个媒介彼此作用、彼此反作用。只须提一提这三个大国与此物的关系，便足以表明此项贸易中牵涉着一个极严重的问题。英国是种植者、制造者与出卖者；印度提供田庄与厂房；中国是买主与消费者。显然随之而起的问题是：英国这个民族继续生产并出卖一种对消费者如此有害之物，在道德上是否正当，在政治上是否合宜？不过在我们考量这个问题之前，须先说明英国这个民族是怎样落到这样不体面的地位上的。否则，英国政府竟真牵连在这样一桩贸易之中，这桩事实恐怕要显得难以置信。举例说，倘使有哪位大臣不知羞耻到这个地步，提议英国大规模地去做烧酒的生意，用国家的款项、由政府的人员、在议会的检查与管束之下，每年生产并输出价值一两千万的杜松子酒与威士忌，去醉倒中非那些人口众多的部族，他必要迎来一片愤慨的公愤。然而我们当作荒唐空想而斥之的那同一桩事，我们却容它成为现实。我们正凭着做一种货物的批发商所得的利润维持我们的印度帝国，而这种货物，说得最好也坏得和杜松子酒一样。」

这是公平的类比吗？把开化的、智慧的、有教育的中国人同中非的野蛮土人归入同一类，这是诚实的吗？是公道的吗？我向诸位保证，这只是特纳先生那本书何等误人的一个恰当样本，也是人们何以成了禁烟会上当者的一个教导的例子。这便是特纳先生用在自己国家、自己同胞身上的言语，只为取悦他自己和他那些狂热的追随者。中国虽是异教之国，却是开化的民族。中国人的开化不是从昨天算起的。当英国还住着涂着彩色的野人时，中国已是一个开化而繁盛的帝国。当古希腊还在挣扎着立国之时，中国已是一个安定的民族，有宗教、有法度、有文字，其渊源远在时代的迷雾里。当那位被误称为大帝的亚历山大自以为征服了世界、叹息再无别国可服之时，中国这个强大的帝国，人口亿万，其开化通盘而论远胜他所知的任何一种，正是一个繁盛的民族，而且幸而远在他和他征服之师的攻击之外。五千年前，照牛津的中文教授理雅各博士告诉我们的，中国人信奉一位上帝，实在说已有一套神学和一套伦理，即今日所称的孔教，无疑胜过希腊或罗马的。他们那时有、如今仍有自己的一种文字，其贤哲与思想家的著作都用它记下来。用那种文字写成的书，有三千多年前的留存至今。理雅各博士写了一本有学问而极有趣的书，题为《中国的宗教》，其中说明中国人不但在今日、而且在五千年前便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那么我再问一句：斯托尔斯·特纳牧师本人也不是等闲的中文学者，他用这样牵强而不适用的比较去误导他的读者，这是诚实的吗？是公平的吗？实在说，印中鸦片贸易——即便假定吸食此物对身体真如所称的那样有害——同从英国把威士忌运给中非的野人，这两者之间能有任何类似之处吗？没有人比特纳先生更明白他这个比喻是虚假而误人的，因为他在中国住过许多年。一个寻常人读这位先生的书，会把这比喻当作恰中肯要而吞下去，最后对我们在中国所行的罪恶感到骇然，而这无疑正是他所期待的结果。我近来遇见一位女士，我与她在业务上通信已有一阵。谈话间我们偶然说到鸦片，这题目一提起，她便惊恐地翻起眼来，宣称她为自己的国家加于中国人的不义而羞耻。特纳先生在开化的中国人与非洲野人之间所作的那个奇妙类比，分明在她身上生出了他所要的效果。不过我很快便替她解了这个惑，此后我也有幸替别的许多抱着同样妄念的人解过惑。说来遗憾，我们这些反鸦片的狂热者所收的最丰厚的改信者，正是在女子中间。我敬重那些女士这番痴情的妄念，它表明她们的心比她们的头脑好；她们的善意跑在前头，使她们轻易成了牺牲者。罢了，罢了，我愿她们的慈善之心不久便能转到更值得的渠道上去。不幸的是，英国许多人的心里都浸染了同样的谬见，这全要归于禁烟会那有害的教导，以及该会可用来散布其教义的那套强有力的机器。我实在抱憾不得不这样说到特纳先生和他那本书，因为我敬重他是个教士、是个学者、是个君子；但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有一件事是确凿的：诸位若要驳倒伊斯兰教，便饶不过穆罕默德与《古兰经》。

关于中国人大体的性情，我已讲了一些。现在我要凭权威再说几项这民族更具体的特性，因为诸位彻底弄明白这些中国人是何等样的人，实在要紧，这是关系到整桩问题根柢的事。倘使我向诸位证明——我相信我能极确凿地证明——中国人与我们一样明达、一样有本事照顾自己，而心计与机巧远胜于我们，那么我想，诸位便不大会相信他们傻到会容我们用鸦片毒害他们，一如所称我们正在做的那样。善与恶的混合，大概再没有比在中国人身上所见的更奇怪的了——有心计，爱占人上风，撒谎到令人难信的程度，两面三刀，多疑，连自己的亲属和私交都不放心；固执己见，虚荣，自满，骄傲，伪善，欺诈。这是我给诸位讲的他们的性情；但这是他们本性中最坏的一面，因为他们另有许多可取之处来相抵。现在我要把另一位更有资格的权威所讲的他们的性情呈于诸位之前。尊敬的约翰·格雷博士，神学博士，直到不久前在约二十五年间任香港的会长，但那段时间的大部分、若非全部，他都是广州英国教堂受人敬重的、忠于职守的主任牧师，并住在那里。格雷博士如今还在壮年，是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是人情世态的敏锐观察者；是个稳健、笃实、通达的教会中人；他的优长为人推重至此，以致我想凡在中国住过的英国人，没有一个留下的名声比他更受尊崇。他与中国人、也与自己的同胞多有往来。他在中国还游历甚广，论中国人民的性情、实在说论一切与中国相关的事务，再也找不出一位更有资格的权威了。一八七八年他刊行了一本极有价值而可信的书〔注三〕。这不是只到中国匆匆一游的人所作；这是一位在那个国家久居而明达的英国人所作，是一位深思的观察者、一位研究极深并把自己的题目弄得通透的人所作。他在第一卷第十五页上说：

「这民族已繁衍到『如海边的沙』，论其道德的性情，极难说得公道。中国人的道德性情是一部用奇怪的字写成的书，对另一种族、另一宗教、另一语言的人来说，这些字比他们那些构造奇特的字符更繁复、更难解。在同一个人身上，看来不相容的美德与恶德并排而列——温顺、和蔼、驯良、勤勉、知足、欢悦、顺从长上、孝于父母、敬重年老，在同一个人身上，竟与不诚、撒谎、谀媚、背信、残忍、嫉妒、忘恩、不信人为伴。」

这是一位英国教士兼学者所讲的中国人的性情。格雷博士不是传教士，而我所驳的那些关于鸦片的异常而虚妄的陈述，大体正是出自传教的教士之手；其缘由我随后会讲给诸位。我对这些传教先生抱着最高的敬意。在他们传教的辛劳上，我完全同情他们，没有人能比我更看重他们在这方面的事业，也没有人比我更愿意为他们素来所显的才干、敬虔、勤勉与精力作证。但他们并非不会错；而当他们舍弃或疏忽自己神圣的职分、踏进政治的角场时；当他们脱下白衣、以政治斗士的身分入场较量时，他们便难免遇上应其挑战、驳其见解的对手，而若在交手中偶尔挨了重击，也无权抱怨。他们在自己神圣的使命上是热切的；但这桩事实固然为他们增光，却也表明他们关于鸦片贸易的那些异常断言即便不该受疑，也该审慎地领受。正是这些人，要为这个问题上流传开来的无据之见负责。

那么，还有一件事岂不意味深长：格雷博士在广州人民心中所受的推重与敬爱，胜过凡在他们中间住过的欧洲人——也许只有已故的布鲁克·罗伯逊爵士（他比中国人自己还中国）是个例外——然而他在那部有价值而详尽的著作里竟没有一句反对鸦片的话？这位人情世态的精明观察者、这位明达的英国教士，在广州度过了那么多年——广州之为中国南方鸦片的大埠，仅次于香港——却对他同胞据称在那个国家所犯的罪行默然不语，岂不是异乎寻常？格雷博士是一位爱国的英国君子。诸位能有一刻设想：倘使我们真在败坏并毁灭广州这座大城的人民，尤其倘使我们真在阻碍福音在中国的推进，他的声音会不雷鸣般地起来斥责这不义吗？格雷博士既是精通文墨的作者，又是真挚而雄辩的讲道人；然而在这桩所称的国家罪行上，他的声音却是沉默的。能设想他写这本论中国和中国人风俗习惯的书时，倘使特纳先生与禁烟会所散播的那片呼号里有一分真实，他会遗漏了对鸦片贸易之罪恶的铺陈吗？他对那罪恶一字未提，这行贸易所称的一切祸害在他书中只以其缺席而显眼，这岂不值得注意？这里我要问一句：格雷博士在这重大的鸦片问题上的沉默，就全部情形而论，岂不正是一篇对反鸦片鼓噪的雄辩抗议，与他在书里专写一章斥责这场欺人之说并无分别？

但还是回到中国人的性情上来。卫三畏博士，一位品格极高的传教教士，他既是传教士，我不必说，自然不持我这样的见解；他另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极好的书〔注四〕。书中他把中国人的性情描述得极为详尽。他先在第二卷第二页上告诉我们，一位名叫田奇石的流行文士对外国人是怎样想的。

他说：「我自庆生于中国，常思设想我若生在海外地极之处，当是何等光景；那里的人远离古先王化民的训诲，不知人伦，以草叶为衣，食木，居旷野，穴土而处。我若生在世上这样的境地，与田野的禽兽便没有分别。可如今我幸而生在『中土』。我有屋可居，有饮食，有精雅的器用，有衣冠，有无尽的福泽——真可谓至福在我。」

这仍旧是每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只有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的人除外；那些人与外国人混处之后，发觉自己先前对外国人的成见并不实在；可他们只是一小撮，是大海里的一滴水。然而据说正是这些人在我们的指使煽动之下，吸着我们的鸦片，毁着自己的前程与康健。卫三畏博士在同一卷第九十六页上又讲到他们：

「比肉体的罪更难拔除的，是中国人的虚伪，以及随之而来的卑劣的忘恩这一宗罪。他们之不顾真实，大概比任何别的毛病更使他们的品格在基督教世界的眼中低落。撒谎被人察破，他们并不觉得羞耻，虽说他们还没有到自己撒谎时不自知的地步，也不怕神明为此加以惩罚。凡在他们中间居留的人和一切游历者，都痛斥他们的谎诞。」

第一讲（五）

我随后会举出实例——我亲身所知的实事——来证明卫三畏博士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而且还要证明，中国人会撒谎，不单为利得、不单为达成某种不正的目的，而且只为编造故事的乐趣，或者为取悦、方便一位朋友。卫三畏博士接着发了些道德的议论，并且承认中国人既有许多极污浊的恶德，也有许多美德。他们无疑有许多美德，是的，而且是品质纯正的美德，其中便有商业上的信义与廉正。论经商的天性与习惯，我把他们排在英国人之次。在对父母的亲爱上、在对家宅的眷恋上、在对年老者与有德者的崇敬上，他们胜过任何别的民族。这不是那种会任人用鸦片愚弄的人。他们还有一样美德，而且与本次讲演的题目极为相关，那就是有节制；他们实在是地球上最俭省、最刻己、最有节制的民族。

中国人不但在用鸦片上有节制，在含酒精的饮料上也是如此。我想一般人并不知道，中国各处都制造并大量饮用一种烈酒，外国人通称之为「三烧」。它极便宜，在香港不上税，我相信在他们本国也不上税。我想一品脱一瓶，一个便士就能买到。那是一种用米蒸出来的威士忌。中国人习常饮用，尤其在饭后；我想香港或任何通商口岸的外国居留民，没有一个不晓得这桩事实。中国的惯例是，欧洲人的仆役每天清早上市，把当日所需的食物和别的家用必需品买回来。就我自己的仆役而论，我见那瓶三烧一天一天地买回来，同他们寻常的日用食物一样按时不误。然而我从未见过我的仆役有一个喝醉，或者带着酒意。更有一层：三烧既这么便宜、这么多，全香港都在饮用，可我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喝醉，也从未听说有谁因酗酒被带到法官面前。对我自己的同胞，我可说不出同样的话来。这岂不是最有力的证据，足见中国人是个极稳重、极有节制的种族？然而特纳先生偏要把这些人同非洲的野人归入同一类？那么，一个在饮烈酒上这样有节制的民族，会在鸦片上放纵过度吗？尤其倘使此物真有传教士所加于它的那种致醉与毁人的性质？

我还说过，中国人是个极俭省的民族。一个苦力每月六元，约合我们的钱二十四先令，便算是极好的工钱了。每月两元他就能过得舒舒服服。他大概每月还要寄一两元给本乡村里的父母或妻子；因为中国人一般说来，纵然再穷，总有个妻子，因为在那里男子早婚若非宗教的一条，也算是一桩本分。余下的钱他们攒起来以防不时。那么我再说一句：中国人若是这样有节制、这样俭省的人——而他们确实如此，这是无可置疑的——那么烈酒的那条道理，不也同样适用于鸦片吗？事情的真相是：吸鸦片的人里，放纵到相当程度的是极少数——大概五千人中有一个。中国人一天的工做完了，觉得疲乏倦怠，若是力所能及，便吸上一两口烟枪，很少再多。若有朋友来访，他便请朋友吸一筒，正如我们请朋友喝一杯雪利酒或抽一支雪茄。这样用烟枪是有益而无害的。耽于此事的人饮食照旧，睡眠也不见差。用烟枪实在还把他们从饮烈酒和别的恶习里引开了。我自己相信，吸食鸦片对习常行之的人有良好的影响，远胜于耽于烟草，而烟草只是一种有毒的草，全无治病之效。我在英国这里见过不少青年因吸烟过度而发颤、整个人乱了章法，可见这不卫生的麻醉之物一旦过度，对神经系统的作用何等可怕；实在说，我常听人说过度耽于烟草往往引起脑软化：这样的后果，从吸食鸦片是从来不曾生出过的。

我在这几次讲演的纲目里说过，「英东禁止鸦片贸易协会」所抛出的那些见解是建在谬见与虚假的假定之上的，而这正可解释该会的鼓吹者何以收了那么多改信的人。现在我要告诉诸位这些谬见与虚假的假定究竟是什么。实在说，这些东西相当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本来通达、善良、仁厚的人，在鸦片问题上被引入了迷途。

这些谬见中的第一条是：罂粟并非中国的原产，而是近来才引进那里的，大概是经英国人之手。而真相是，罂粟原产于中国，正如大家公认它原产于亚洲一般，而且在中国已为种种用途使用了几千年。

第二条是：在中国吸食鸦片，如今与从来都只限于人口中的一个小小成数，但由于印度鸦片输入该国，这个成数正迅速增加。而事实是，此习如今、并且几百年来，在全中国的成年男子中都是普遍的，其使用所受的限制只在能否弄到此物。

第三条是：吸食鸦片有害于身体，而且比饮烈酒更有害。而真相是，前者不但无害，而且有益于身体，除非行之过量，而那是全然的例外；至于饮烈酒，则毁坏康健，贬损品格，煽动耽溺者行凶，并毁掉一切过度耽于此习之人的前程。

第四条是：是供给调节需求，而不是需求调节供给。待我细论这一条时，我想特纳先生在他那本奇书里为支持这个异常理论所作的陈述，倒要让诸位颇为吃惊。用这样完全站不住的命题，可见狂热者为支撑他们骑到死的那匹嗜好之马，会走到何等极端；可见走投无路的人在鼓吹一桩无望之事时，会怎样抓住影子来支持自己的理论。这样的人既愿某种情形为真、为实有，便从不肯停下来细察自己用以支持它的论证。倘使特纳先生脑子里的鸦片不到那样骇人的地步，倘使他是凭理性与常识之光在写，那么他既不会梦想抛出这样一个理论，也不会存一丝希望能找到一个傻到相信这条教义的人。

第五条谬见是：吸食鸦片与吞食鸦片同样有害。而事实是，这两种做法之间有天下最大的差别，我随后会向诸位确凿地证明。关于这一点我不妨告诉诸位：特纳先生在他书的附录里，大量引录了在种种场合所取的关于吞食鸦片的证词，而那与吸食鸦片并不相干；这并不是说我连吞食鸦片若有节制也是害人之习这一点都愿意承认，因为此题的医学证据目前极为歧异。这里我正好说一句：鸦片虽然服用过量可以致死，但单是吸食此物，无论多少都不会致死。从未有过吸食鸦片中毒的案例见诸报道或传闻；实在说，这样的事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我敢说这话会使有些人吃惊，但它仍然是一桩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六条是：凡吸鸦片的人，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过量的吸者，或者必然正在走向过量；而且此习一开了头便放不下，耽溺者只得一直吸下去，直到最终毁灭。这一条我会凭最好的证据向诸位说明，是全然不实的；据我所知，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习常地或偶尔地吸鸦片，并未从此习中显出任何不良的后果；而顺便说一句，此习比含酒精的饮料容易戒断得多。

第七条是：中国政府如今、或者曾经，急于制止鸦片之习，甚而只是遏止鸦片在中国人民中间的使用。这是人心所曾生出的最可笑、最无根据的念头之一。有句话说「最瞎的莫过于不肯看的人」，而这里，我会向诸位说明，正是这句格言最有力的例证。

第八条是：在华的英国商人靠鸦片发着大财。而事实是，印中贸易只对极少数商人有利，而英国商人作为一个整体在这行生意上毫无利害关系。这是特纳先生最宠爱的一条谬见，他在整本书里、尤其在《十九世纪》上那篇文章里，都显出一副要把它用到尽的决心。他显然已说服了自己，相信有几家英国大商号靠此物发了巨财，而且他似乎已拿定主意，对这桩罪大恶极之事永不宽恕。

第九条是：若断绝英属印度的鸦片供给，便能止住、或者有效遏止中国吸食鸦片之习。而事实是，若把现行的印中鸦片贸易制止住——倘使真有可能制止的话——其效果恰恰相反。我会向诸位清清楚楚地证明：目前这样经营的印中鸦片贸易若被终结，那么输入中国的鸦片便会得着那样一股推力，使此物的消耗大为增加；而那时如今与鸦片全无往来的英国商人和别国商人，便都会大举做起这行生意来；同时，从前引起那么多纷争与不快的鸦片走私，又要在中国沿海盛行起来。

第十条是：中国官员反对鸦片输入中国，是出于道德上的缘由。而事实是——凡头脑清楚而熟悉中国的人都知道——这种反对的真正缘由，是想保护并促成本地鸦片的种植，把洋货挡在外面，从而不让支付洋货的银两流出国去。

最后一条，但绝非最不要紧的一条，是这个谬见与痴情的妄念：印度鸦片输入中国，已经阻住并且正在妨碍基督教在那个国家的推进；若此项贸易停了，中国人、或者他们中的大批人，便会接受福音。而事实是，吸食鸦片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毫无关系，正如米和曼彻斯特的货物与此无关一样；待我更详细地处置这条荒谬的谬见时，我有十分的把握向诸位说明这一点。此刻我只要指出一桩值得注意的事实：中国境内布满了罗马公教传教士的网络，其中有几位我有幸深交，可我从未听说他们中有谁提出过同样的抱怨；恰恰相反，我一向听他们得意地说起自己传教辛劳上的大成功。不过须记住，这些罗马公教传教士——这是他们极大的可敬之处——把整个魂灵投进自己的工作，把全副时间献给传教的辛劳，从不搅进政治，也不插手国事。这些便是盘踞了反鸦片者心里的虚影，而禁烟会所抛出的那个怪物正是由此生出来的。在后面几讲里，我会回到这些谬见上来，一条一条加以处置。

我要以一位极高而全然秉公的权威关于鸦片无害的证言来结束本讲，而这证言有力地印证了我前面所讲的一切。已故的约翰·克劳福德，皇家学会会员，是一位在英国、在整个东方、我相信在欧洲都声誉卓著的学者。他与已故的名外科医家本杰明·布罗迪爵士同时，并是他的挚友。克劳福德先生在一八五六年以前曾任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处居留地的总督。他在远东居留多年，在那里研究其地其民；他游历过暹罗、爪哇、婆罗洲与菲律宾群岛，把那些地方、马来半岛以及印度洋和中国海上别的种种国度弄得极熟。一八二〇年他在伦敦刊行了《印度群岛史》（那时欧洲人到那一带相对少，所知也更少），据我所知那是一部颇有价值的著作。三十六年之后，即一八五六年，他在这期间用七年游历印度、又用别的办法把自己的题目弄得通透之后，刊行了《印度诸岛及邻近各国志》。这书由伦敦著名的布拉德伯里与埃文斯商号印出，此刻就在我眼前。这是一位朋友在这几次讲演初版刊出之后借给我的。这是一部有趣而有价值的书，充分显出作者的学问、探究、广博的见闻与才干，以及他好学而精力充沛的品性。这书刊行的时候，离「英东禁止鸦片贸易协会」这个奇妙的同盟问世还有许多年，实在说，那时关于鸦片问题还没有什么大的论争。所以这位卓越之人在鸦片题目上的意见，应当看作全无偏倚的，因为他确实没有私己的目的要满足。翻到第三百一十三页「鸦片」一条，我们读到下面这些话：

「鸦片目前在马来群岛、在中国、在印度支那各国以及印度斯坦的少数地方大量消耗，其情形与葡萄酒、烈酒、麦酒和苹果酒在欧洲被消耗的情形大致相同。它有害的性质被人反复强调，但强调者一般都是对它的效果并无阅历的人。像任何别的麻醉剂或兴奋剂一样，习常地用它难免会有滥用，而它既比别的兴奋剂更有诱力，滥用大概也更多些；但这确是可以稳妥地加到它头上的极限了。成千上万的人用它而无恶果，正如成千上万的人用葡萄酒与烈酒而无恶果。凡阅历长久而判断得当的人，我不知有谁不曾得出这个合乎常识的结论。奥克斯利医生是一位卓著的医家兼博物学者，他在新加坡的阅历比任何别人都长，而那里此物的消耗率是最高的；他的意见如下：『过量使用、或者不如说滥用此物，确确实实会引起早衰、食欲丧失以及一切分泌的病态；但我见过一个人有节制地用此物五十年而无任何恶果；我还记得马六甲有一个人这样用它，活到八十岁以上。有几位有吸食之习的人向我保证，若有节制，它既不损害机能，也不缩短寿命；同时他们也充分承认过量的害处。』这些话里没有一个字，若移到烈酒、葡萄酒、甚或烟草的使用与滥用上去会不同样真确。那位写苏门答腊历史的人，其阅历与健全的识见都不容置疑，他早就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鸦片在治病之效上胜过任何别的兴奋剂，是不容否认的；而它胜过烈酒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已由我的朋友本杰明·布罗迪爵士的崇高权威永远定案了。这位出色的哲人说：『鸦片入胃之后，其作用不是刺激神经系统，而是抚慰神经系统。在某些情形下或许不然，但那是通例之外的罕见例外。吞食鸦片的人处在被动的状态，在此物的作用之下满足于自己那梦一般的境地。他无用，但不为害。含酒精的饮料则大不相同。』见《心理探究》第二百四十八页。

「不妨看一看在那些据称此物之用最为害人的国度里，消耗的相对数量究竟如何。在英属新加坡居留地，由于工钱高、华人居多，消耗率约为每人每年三百三十喱，即三百三十个成人剂量。在爪哇，华人不足人口的百分之一，工钱也较低，消耗不超过四十喱。即便在中国本国——那里的消耗据以为极大——也不过一百四十喱，这主要是由于人民贫穷，此物对他们大半是够不着的。不可忘记，在所论的一切国度里，鸦片有一部分害人的性质因其备用之法而大为减轻，那办法便是把它化成一种吗啡状之物，再在这种状态下吸其烟气。而且各处的消耗都受重税的限制。印度的鸦片首先便缴一项合三百万英镑的税。同一批鸦片在人口六万的新加坡再缴三万英镑的捐；在人口千万的爪哇则缴八十万英镑。可见害于康健的不是用鸦片，而是滥用鸦片；而在这一点上，它与葡萄酒、蒸馏的烈酒、麦酒或麻汁并无实质的分别。这些货物的滥用之间或有深浅之差，但那并不容易断定，大概也不值得费力去估量。寻常兴奋剂所致的醉态并没有什么神秘，因为我们对它熟悉；而鸦片所致的醉态则不然，我们对它陌生。对后者我们一般只能凭想象来引路，于是把它同拼死与杀人的行为联在一处；而真要在这类场合用到此物的话——其实从来没有用过——它定然是平息而不是煽动这种念头的。」

第二讲（一）

我的第一讲是以一张谬见的清单结束的——反对印中鸦片贸易的那些异议、以及就此项贸易对英国所提出的指控，都建在这些谬见之上；我当时说过，我还要回到它们上来，一条一条加以处置。我在那一讲的前段也说过，公众心里所生的那些关于中国吸食鸦片的异常幻觉，其缘由之一，在于公众是凭传闻的证据形成自己意见的，而且是最坏、最不可信的那一种传闻。我说不可信，是因为传闻的证据虽然在我们的法庭上一般不予采纳，在某些情形下却可以是很好、很可靠的证据。这一点既关系到这一切谬见与虚假断言、以及建在其上的那些妄念之根柢，我便要向诸位说明：为什么在本案中，传闻的证据是最坏、最不可靠的一种。首先，我要请诸位想一想中国人在谎诞与欺诈上的一般品性——凡著述中国与中国人的人都承认这一点，而在他们中间住过的欧洲人的一般看法也支持这一点。我绝不是说每个中国人必定是说谎者，或者必定习常地为不正的目的说假话。要点倒是：中国人并不照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意思去理解真实。中国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以其不可信而出名。法官们一般不满足于律师对证人所作的寻常直询与盘问，常常自己再加一番搜根问底的讯问；而且遇到中国人的案子，一般要比只涉欧洲人时索取更多的证据。

照我与中国人相识的经验，我可以说他们是个脾气极好的民族，尤其是在好脾气不费他们什么的时候；可他们也是个极好报复的民族，我想大多数异教的民族大概都是如此。我知道有些案子，为满足私怨、或为达到某个目的——那目的的理由我们是难以领会的——一个中国人竟凭空捏出一桩控告，又由假证人来支撑，而那些假证人训练得那么到家、把自己的角色排练得那么熟，以致那控告叫人难以怀疑，几乎无法驳倒。靠这样的手段，无辜的人被定了罪、受了重罚，或者被不公道地逼着付出大笔钱财。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有些案子，照呈到我面前的证据看来，在法律上完全清楚、完全站得住；可是把每个证人静静地带进我自己的事务所、把他的证言逐一过一遍，整座架子便像一叠纸牌那样塌下来；因此，纵使我委托人的案子本身仍然站得住，他所带来佐证的证人对此事却一无所知，所知的只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到头来会发现，这一桩是某人告诉他的，那一桩是另一人告诉他的，如此一个接一个地传下来，一串证人里没有一个对所称的事实有实际的见闻。在这类案子里，大概全无什么不正的动机。

说到这一点，我不妨提一提中国人性情中另一个独特的方面。他们惑于虚言到这样的地步，连事实明明在自己这一边的时候，也要把真相加以修饰。在这种场合，他们爱给自己的说法镶上一道谎言的花边，大概以为这样一来便能使真相现出更鲜亮的颜色，在法庭与陪审员眼中显得更有利。中国人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这样：诸位若就某一特定题目向一个中国人提诱导的问题，就是说，诸位就某点盘问他，而提问的方式使他以为诸位想得到某一种特定的答复，那么他便照样给诸位那种答复，纯是出于好脾气。在这种情形下，他的想象力丰饶得惊人。他一发现自己的答复令人高兴、并且其中有个目的在，便会把这一类的消息尽诸位所愿地供给提问的人。不但平民如此——他们相当于这里的工人或劳动阶层——这个习惯实在浸透了中国社会的最上层。卫三畏博士的书里说到，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撒谎被人察破并不以为羞耻。这样的道德上的迟钝，是很难理解的，对一个英国人尤其如此。我们太习惯于把真实放在第一位、太习惯于憎恶作伪与说谎，以致我正经地向诸位保证这些事实时，几乎像在编造故事。

我若讲几桩绝对真实、并且我亲身与之有关的小故事，大概能把这件事更清楚地摆在诸位面前。一位如今在香港的中国商人，有一次托我向一位船长追索货物短交的赔偿；从他交给我的文件和他带来的证人看，我毫不犹疑地断定他这桩案子站得住，虽然我知道这人是不说实话的。到了法庭上，我既知我委托人的癖性，唯一担心的便是他不肯满足于单讲真话，而要用谎言把它修饰到那样的地步，以致法官不信他的说法。所以我不但自己用「洋泾浜英语」告诫他，还吩咐我的华人书记兼通译也告诫他。进法庭之前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可要讲真话。你讲真话，案子就赢。你讲谎话，就输。」那人进了证人席，我不得不说，那一次他确实讲了真话，而且只讲真话；但从他的神情举止我看得明白，这件差事叫他极不自在。盘问过后他离开证人席时，我大感轻松。被告——我很高兴他不是英国人，虽然他管着一条英国船——一句谎话接一句谎话地讲。这一点毫无疑问；法官斯诺登先生，即香港现任的帮审法官，最后命他离开证人席，并判我的委托人胜诉。虽有这样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却看出原告仍然不满。我出了法庭，他跟着我出来。他还是显得不乐，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等我们走出法庭的范围，他竟责问我，说我封住了他的嘴，剥夺了他讲谎话的那份快活。他说：「你为什么叫我不许讲谎话？那个人讲了好多谎话。」我答道：「唉，那个人输了；你赢了。」可他满脸怒色，闷闷地走开了。

现在我讲另一桩——一桩完全不同的案子。这一回的法官是已故的香港首席法官司马理爵士。那是一位在交趾支那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控告他在香港的代理人——也是他的同乡——没有把托售的货物交代清楚。原告把案子交到我手里。到了法庭上，支撑被告的那些证人看来与讼事的内容毫无关系。然而他们发誓作证时极为放肆。盘问之下，其中一个证人彻底崩了。首席法官当即止住此案，把被告的行为称作「他到中国以来所遇最露骨的欺诈企图」，并依他所有的特别权力，把那假证人收监六星期。这位因作伪证而受罚的人，原来是我们所称的文科硕士。他实在是一位候补的官员，在中国品级很高。我该告诉诸位：在那个国家里并没有正规的世袭贵族，除官员这个阶层之外也没有什么贵族。事实是——而鉴于特纳先生把中国人同中非的野人相比，我这里不妨提一提——在中国，在这些质朴天真的「土著」（反鸦片的鼓吹者为合自己的便利便这样看待他们）生息之地，教育是品级与位次的唯一准绳。他们那里有一套考试取士之法，无疑是世上最古的。我说过，这人是文科硕士，照常规是会被派到一个要职、取得官员品级的。我相信在他受刑时，他正是朝廷文官考试里取录青年士子的正式考官之一。这案子结了，我便把它丢出脑外。可令我大为诧异的是，第二天香港有六七位头面的中国人来见我，恳求我把这人从监里弄出来。他们宣称，全香港的华人社群都因自己上等品级中的一位、一位有学问的文科硕士被押进外国的监狱而觉得受了屈辱。他们向我保证，这是能加于中国人民的最大的侮慢。我答道：犯人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一层只加重了他的罪过；他是有意作伪证，为的是欺骗我的委托人；而外国人社群认为他所受的刑罚实在太轻，因为他若是个外国人，所受的刑要重得多。可他们不能从那个角度看这件事，不满而去。他们后来向港督递了请愿，求把那人放了，但没有成。我把这件事讲给诸位，用意是要说明中国人——不但下层的，连较上等的——对真实是何等的全然轻蔑。这类案子我还能补上许多，都说明中国人并不照我们那个意思去看真与假的分别。

为把我所讲的说得更明白些，我要给诸位读一段香港所出的日报《德臣西报》社评里的短短一节。那报纸的日子是一八八一年十月三日。主笔是一位在那里住了二十年的先生；他颇有才干，对中国人的性情了解得极透；我还不妨提一句，他是特纳先生的近亲。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证人可不可靠这个问题，凡与本殖民地司法程序有涉的人都不断遇到；而在大多数重案里，这类证据可信到什么程度，这责任通常压在陪审员身上，所以此题牵动着一大批居留民。本地一位卓著的权威不久前曾表示过他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证人不可能作出精确的证言，哪怕确切的真相最合他的目的也不行。这话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而且直接触到这场讨论的一个方面，即就细节是否严格精确而言的可靠性。但一个证人尽管未能作出那种极确切、极精确的事实与细节的叙述——而这种叙述对加强真实证言大有助益——他仍可被视为真实之证人。不过这里所说的证人之可靠，指的是他们是否有意讲出自己所信为真实之事。在中国事务上有权威的某人曾在什么地方说过：若把中国的治理之法仔细思量一番，那么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何以以吝于真话广为人知，便不特别令人诧异了。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人生有那么多种局面，在那些局面里一句漂亮的整话是一宗有价值的货物，以致剩下的唯一诧异，便是他居然还会被人知道讲过真话。」

这正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篇文章其余的部分写得很有力，但读完要费太多时间；我所引的这一段已足以说明中国证人之不可靠，连在庄严的法庭上也是如此。

那么我想，我已向诸位说明，我们这些天朝的朋友，作为提炼真相的原料，是颇不中用的。然而正是从这些人身上，传教士们取得了关于吸食鸦片那些奇妙后果的消息；而这些消息越是被人贪馋地吞下，供给便越是大方，这倒恰好给特纳先生那套关于供求的异常理论作了一个例证，而那理论我随后还要多讲几句。既已把人们设法从中汲取可信证据的那口「真实之井」展示给诸位，我现在要转到这问题的另一面，说一说那些从这个源头取事实的人——一般公众关于鸦片与吸食鸦片的见闻主要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其品性与资格如何。

说到传教士，我前面已声明我对他们抱着最高的敬意，而他们也很配得上这份敬意，实在也配得上整个社会的体念。我除了就鸦片问题上他们那些虚妄的见解与不正当的行为所作的断言之外，若再说什么于他们有损不利的话，那必是没有凭据的；因为要找一班比他们更可敬、更勤苦、更尽心的先生是很难的。在华的外国人里，他们大概是做得最苦、拿得最少的一个阶层。他们有一桩工作要做，而那工作的难处在本国只被一部分地了解；那就是把这些异教之民归化到基督教来的差事。这些人认为他们所奉的孔教以及嫁接其上的别的宗教——那些似乎正合他们的性情——远胜于我们的；他们指着我们的先知与圣贤说那是昨天的人物，并且带着相当的轻蔑看我们的文字、法度与风俗。这局面真正的难处就在这些事实里；请诸位信我：说鸦片与基督教在中国的迟缓推进有什么关系，既荒唐又不实。在华的传教教士实在不是弄清鸦片问题之事实的最适当的人。倘使有个外国人在英国这里问我，他到哪一边去最可能得到关于英国人民风俗习惯的最好消息，我必劝他设法去结识我们各宗派里一些实做本职的教士，因为他们是人民所信托的朋友与顾问，分着人民的喜乐，同情他们的忧患、他们的匮乏与需用。他们是有教育而实事求是的人，正是能提供关于本国与本国人民之稳妥而精确消息的那一类人。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会承认。同一条道理却不适用于我们在华的传教教士；因为他们不像本国的教士，他们不是中国人民所信托的朋友与顾问，而且对人民内里的生活所知实在很少，不能说他们同情人民的匮乏与需用。无疑有几部关于中国的极好的书是传教教士写的，例如我已引用过的《中国总论》，还有卢公明博士的著作；但凡在中国久住的人，对他们所讲的凡涉及其传教辛劳的一切、以及许多别的事项，都要打些折扣来听。就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可以从其户外生活、文字与法度上了解的部分而言，他们是够有资格判断的；但他们既不被允进中国人的社会，又不得人民的信赖，就吸食鸦片而论，便不能被当作关于本地人内里社会生活的权威。他们在中国人中间的地位，与英国教士在本国同胞中间的地位完全不同；倘使有位朋友就中国与中国人向我提这样的问题，我最后才会介绍他去打听消息的人便是传教的教士。这些传教先生若在英国本国，无疑会有自己的俸禄与牧师住宅，与本国的正规教士同列。但在中国情形完全不同。在那里，人民不但鄙薄他们，还笑他们所要教的那套信条。福音的质朴，对他们来说太冷清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既充满了奇异之事，凡不摆出惊人的灵迹、不源源不断地供给超自然伎艺的信条，在他们看来便不足取。凡读过理雅各博士那本论中国宗教的书的人，一眼便能看出这一点。中国人有一套比基督教早三四千年的公认的信仰，而他们对这桩事实是很清楚的。他们既鄙薄欧洲人，又自视为优等的种族，便不大可能把传教的教士引为心腹，或者就私人与个人之事供给他们什么可信的消息。总之，中国人与传教士之间并无融洽可言。

不过我们中国的朋友是个极有礼的民族，他们对传教士在外表上无疑是、并且将继续是很客气的；尽管他们也许把传教士看作冒昧的闯入者，对他们的提问还是会给以恭敬的答复；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给出真的答复。一个可敬的中国人，比如商人、店东或匠人，若在自己的社群中被人知道他已归信基督教、甚至只是起过这个念头，他便要觉得自己蒙了耻。我在中国虽然住了那么久，却想不出有过一个正式的中国委托人是基督徒。我所有的本地委托人——商人、店东、书手、匠人与苦力，而我在业务上同他们打交道的有成千上万——都是异教之人。极罕有的情形下也能见到自称基督徒的中国人占着可敬的位置；但说来遗憾，我不相信这些人里有谁是真诚的。我自己的事务所里用过一个书记约十二年；他是个在香港圣保罗书院受教育的青年。那书院如今已停办，但在办的时候，学生在那里受到极好的教育，而且衣食都周全。他们不但像中国学塾那样学中文，还学会把英文读得好、说得好。他进那学堂时不过七八岁，离开时大概十四五岁。他是个极好的书记，是个极明达的青年，英文写得说得都好。那么，若有一个例子可望出一位真诚的归信者，这便是了。他从小被严格地照基督徒来教养，上教堂，按时读圣经，实在说，他在那书院所受的厚待远胜于英国许多学堂里的英国少年。可连这孩子也不是真诚的归信者。

他约十八岁时成了亲，这是中国青年的常例。他把打算告诉我时，求我向警察总监替他求一项准许，好在婚礼上放「爆竹」——那是一桩异教的风俗，据说可以驱走邪鬼。我提醒他说，我向来以为他是基督徒；他便说：「哦，这是中国的风俗。」不过我还是替他求到了准许。可他的婚礼并没有照英国国教的礼在教堂里举行——他做圣保罗书院学生时本是常去那教堂的——而是照中国的样式办的，一套古朴的仪节，其形式无疑是异教的。他根本没有到教堂附近去。几天之后我对他说，他没有在教堂里成亲。他笑了，说「他和他妻子既是中国人，便只能照中国的风俗成亲」。

让我再讲一桩恰当的事。我在香港认识一个人，因为难找到懂英文的合用的本地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陪审员名册上唯一的中国人。他英文说得相当好。他是在已故的马礼逊博士牧师——那位有学问的汉学家，在我之前便在香港住过——所主持的学堂里受教育的。他那学堂极好，出过几位很好的学者。我见过这人进陪审席，也常见他进证人席，手里拿起圣经，招摇地亲吻。我从前以为他是个真诚的基督徒，并且乐于见到这样一位可敬的中国人（因为他在一家银行里占着负责的位置）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可这人，我后来从最可靠的来源得知，心里是个异教之人；他家里一向供着偶像，就是我们所称的「佛像」。他也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仅此而已。

还有一个人也是在马礼逊博士的学堂里受教育的。理雅各博士同他很熟，算是他的一位庇护人。我想众所周知的是，多妻在中国是一种风俗，凡在那里稍有体面地位的中国人若没有三个、四个或更多的妻子，倒算是例外；他妻子越多，在同胞中的分量便越重。这人其实有三个妻子，而当他所谓的头一位妻子死了，他大为惶恐，怕理雅各博士发现他另有两个妻子，因为照风俗，其余的妻子该作为孝眷参加头一位妻子的丧礼。这便是在中国大体所能遇见的那一类归信者。照例说，他们远不如他们异教的同胞诚实，也更不说实话；许多欧洲人因此不肯用归信者作仆役。为证明这句话，我这里给诸位引一段极有力的文字，出自一八八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孖剌西报》——那是一家办得很好的老报纸。文字如下：

「他们〔即传教士〕无疑赢得了一些人对基督教的归附，可这种基督教的价值何在呢？据我们所能判断的，它既无筋骨也无脊梁。在香港和各通商口岸，外国人对基督徒的仆役是避而远之的，一种极普遍的印象是：他们比他们异教的同伴更不可靠；而说到本乡本镇的基督徒，人们对其动机是否别有所图，总存着一分疑心。」

这些中国的归信者，是能从中拾得真相的那一类中国人吗？这样的人的证言有一丝价值吗？然而正是从这些人那里，传教士取得了关于吸食鸦片及其所称毒害的见闻。我敢说，在中国一切所谓基督教归信者中，诸位找不出百分之五是真诚的——其余的都是为取得某种个人的便宜而自称基督徒。这些所谓的归信者一般是最卑微阶层的人；因为我已提到，较上等的人，比如商人、店东与商贩，不但认为自己的宗教胜过基督徒的信条，而且要以奉基督教为耻，因为这样便要蒙羞，在邻人眼中显得可笑；而他们是一个对讥笑格外敏感的民族。我不是说中国人的教众中找不到几个真的归信者；若是一个也没有，那也断不该怪传教的教士，因为他们为收归信者而不辞辛劳，并且以无可指摘的生活证明了自己所信的真诚。我说过，他们的努力所遇的难处是极大的。须记住，在中国我们不是把基督教教给可怜的非洲人，不是教给马达加斯加或斐济群岛的半开化土人；我们打交道的是开化之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文字、风俗与宗教远胜于英国或世上任何别国的。中国人对此信得这样深，以致街上的苦力都自以为高过走过的外国太太先生——那些外国人也许正坐着他们抬的轿子。

公众心里所生的那个关于鸦片问题的幻觉，我认为全要由传教士负责。他们手里拿着自己崇敬的圣经，以为中国人该热切地接受其中所教的道理；既无法解释自己的失败，便一口接下某些中国人为不接受基督教、不听他们教导所提出的那个托词。他们觉得本国这里对他们是、或者可能是有所期望的，期望他们有大批本地的归信者聚成教众，像我相信传教士在马达加斯加等处所有的那样；却忘了那样的种族与中国人之间是无从相比的。在华的新教传教教士急于解释自己在那个广大的异教之国里所谓的失败，这并不奇怪。他们若不急，便不是人了。我说过，较上等的中国人不肯听传教士说话，也不肯同他辩论。他们不要听关于基督教的讲论，一听到对他们自己宗教有所贬抑的话便不耐烦起来。他们只说：「我们有一种比你们更好的宗教，我们打算守住它。」然而传教士以为自己本该有更好的成绩。他们的辛劳无疑是不辞劳苦的；既不见那在他们看来本该随其辛劳而来的成果，而他们满怀希望的心又抓住任何一丝像是借口的东西来解释自己的不足，于是便接下了那个陈腐可怜的托词——他们的归信者是受官员的撺掇才这样说的——即印中鸦片贸易是邪恶的，而在这个国家接受基督教之前，必须先把这项贸易废掉。中国人这套一眼就能看穿的推托，在我看来同警署报告里时而让我们见识到的那种著名的「诓骗把戏」实在太像一家人了，一刻也不值得理会。

第二讲（二）

中国人既知传教士的弱处，便拿它来做戏；而我能举出的、足见他们得手的最好例子之一便是这个：他们告诉传教士说，中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是出于道德上的缘由；可传教士从来想不到反问一句：「若是如此，贵国政府为什么不禁止全中国种植鸦片？在云南、四川两省，实在说在全国各处，每年都收起极大的鸦片庄稼；照你们所说，贵国政府既知鸦片的后果如此致命，为什么不把这害人之物的种植止住？」这个问题答起来倒要相当棘手，不过那些官员既是巧于诡辩的能手，无疑会编出一个似乎有理的答复，骗过发问的人。我们这些传教朋友的心眼只盯住问题的一面，以致连在这里也要被那些精明的本地人蒙过去。中国政府提出道德上的异议是近来的事，而我相信它这样做的缘由，是它已摸准了传教士的弱处，大概是通过上海所出的《中国之友》摸准的。

把这些算进去：近年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平均约十万箱，每箱就实用而言可算一英担；运到中国上岸的每箱价约七百元；通盘算来约合一千六百万英镑——那么，官员阶层何以强烈反对让这样一大笔现银流出国去，便不难理解了。他们既是贪婪的掠夺者，眼睁睁看着猎物从眼前逃走，却无力抓回来。他们想，这一千六百万若能留在国内，便全是可供「榨取」的正当猎物。因为中国虽是个庞大的帝国、天然资源丰厚，就贵金属而论仍是个穷国。一位经济学家无疑会对这些官员说：「我们固然把这么多鸦片卖给你们，可我们又把你们为此所付的钱全数还了回来，而且还远不止此，因为我们要买你们的茶叶和丝绸。」可一位官员只会笑这种论证。他会说：「啊，茶叶和丝绸你们反正非要不可；你们缺不了它们。我们要的是弄到你们的银子，而不把我们的银子给你们一点。」这才是中国政府反对印度鸦片输入该国的真正缘由，或者真正缘由之一。

传教士们，至少其中的大多数，接受了这样一个看法：只要能把印度鸦片输入中国一事止住，那么这个国家的归化便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倒也不假；只是那时间并不近，而是极远。中国人有极敏的幽默感；倘使英国人竟容自己被此地宗教界就鸦片问题不断受飨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证所哄骗，哄到把这项贸易止住的地步，那么随之而起的，便是对英国人常识、并因此对英国人宗教的那样一种轻蔑，以致福音在中国的传布实在要大受阻滞。对那些信赖自己感官之证据、并以平实的常识眼光看事实的人来说，鸦片的真相是如此清楚，以致他们一刻也看不出鸦片同基督教之间有任何关系。在我看来，那些接受反鸦片教义并到处散播它的先生，只好比那偏执一端的狂人——在别的一切题目上都清明，单在那一端上彻底发痴。要举这件事的例子，我再举不出比提一位理当受社会敬重的先生所作的演说更好的了；我向来认为他是下议院里头脑最硬的人之一，在一切题目上都有稳健的常识，只有鸦片一项例外。我指的是南达勒姆选区的议员皮斯爵士。一八八一年，下议院里照例的反鸦片辩论又开了场。皮斯爵士在那个场合作了一篇斥责印中贸易的演说，其中提到新近中美之间所订的条约，那条约有一条规定美国船不得把鸦片输入中国，又规定中国人不得把鸦片输入美国——而美国有大批华人，尤其在旧金山。那条约还涉及别的事项，而这一条不妨说是插进去的，为的是我现在要说明的一个用意。它是要显得像一种对等的交换，因为美国其实什么也没放弃，虽然装作放弃了什么，而她却凭这条约得了几项商务上的便宜。那一条是这样的：

「中国与美国两国政府互相约定并担承：不得准许中国臣民将鸦片输入美国任何口岸；亦不得准许美国公民将鸦片输入中国任何通商口岸。此项绝对之禁令，及于两国公民或臣民所有之船只、及于其所雇用之外国船只、并及于两国公民或臣民所有而由他人雇用以运送鸦片之船只；中国与美国均应以相应之立法施行此禁，而两国公民或臣民均不得引现行各约中优待之条，以抗本条之规定。」

我初次在一张香港报纸上读到这纸有趣而骗人的条约时，正因天气受阻滞留罗马；那条约是一八八〇年订的。我对局面以及与印中鸦片贸易相关的一切事实了解得透彻，我敢向诸位保证：至少就这一条鸦片条款而论，那条约纯然是一场滑稽戏。除了香港与旧金山之间的一条邮船航线之外，美国在中国各海上几乎没有、或者全无通商的轮船。她把自己的商船队护得这样好，以致如今已很少有施行这种保护的机会了。她并没有在印度与中国之间通商的船只，从来也没有过；而事实上，美国船在印度与中国之间、或运往香港口岸，一两鸦片也不载，多年来都不载，若说真有哪条美国船曾经载过的话。实在说，目前也丝毫没有可能她的船将来会在印度与中国之间运鸦片。美国担承不把印度鸦片运往中国，其自我克制的分量，同担承不把煤运到纽卡斯尔去是一样的。孟买、加尔各答与香港各口岸之间有定期的英国轮船航线往来，一切供中国生意的印度鸦片都由这些船直运到目的地。

我断言，从来没有比这更荒唐、更骗人、更不诚实的东西成为一纸国际条约的内容。整桩事情如此虚伪误人，以致我读了条约之后头一件事便是把它从报上剪下来，附一封说明的信寄给《泰晤士报》——那是受屈的英国人素来的庇所。这条骗人的款项，其用意只是要误导那质朴、仁厚、好脾气的约翰牛，而条约的起草者无疑以为他已为反鸦片的运动弄得半痴了。美国人的乖巧与中国人的精明，再难想出比这狡诈而虚妄的一条更好的样本。美国没有鸦片可卖、可运，因此在这一点上尽可以极为大方。不过倒也有一种可能：将来有一天鸦片或许会在西南各州出产，到那时候，美国政府——我不说美国人民，因为我对人民是极敬重的——便会设法从这纸宝贵的条约里挣脱出来，正如他们如今对与本国订的巴拿马公约所做的那样，因为当初促成那公约的那种可能性如今眼看要成为现实了。至于「不得准许中国臣民将鸦片输入美国任何口岸」这一条规定，自然是十足的胡话。倘使美国政府真打算禁止鸦片从中国或别处输入他们的国家，就不该把禁令限于中国臣民，而该推及一切国籍的人；实际上该把鸦片——医药之用除外——定为违禁品才是。要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些，诸位该记得我前面提过的：把生烟熬成可供吸食的那种形态、在中国叫做「熟烟」的专有之权，是包出去的。现在这位包商每年付给香港政府二十万五千元，即四万英镑，取得这份专利。他为这项特权付这样一大笔钱，缘由在于它给了他运往别处的便利，而不单是取得在香港熬制并发卖此物的专有之权；因为若这专利所能得的好处仅止于此，他是不会出这么高的租金的。更大的利源在于这样一桩情形：中国人无论漂泊到哪里，总得有这心爱的兴奋之物。诸位若到澳洲、菲律宾群岛、海峡殖民地、婆罗洲，或者法属交趾支那的西贡城，或者无论哪里有钱可挣的地方，都会见到成群的中国人。到南洋去，到桑威奇群岛或斐济群岛去，诸位会发现中国人在那里安乐兴旺，而且在他们家里总能看见烟枪。在香港握有熬制并发卖鸦片的专有特权，其便宜便在于此：香港是一条美国轮船航线的终点，那条航线往来于香港与旧金山之间。它也是英国各轮船航线驶往澳洲、塔斯马尼亚与新西兰的起点。这些邮船总要带上可供吸食的熟烟，因为那些地方都有人数众多而境况宽裕的华人社群，他们有力量享受吸食鸦片这项民族的奢侈。我已告诉过诸位，我替那家鸦片商号当了约十年的法律顾问，借此机缘，我对熟烟的生意知道得甚多。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为数极多，我想他们一年所耗的熟烟不下十万英镑之值。同香港的情形一样，他们在那里买此物的力量比在本国时强。他们工钱高，开店铺，是极好的生意人，在欧洲人要饿死的地方，他们能活下去并且挣钱。实在说，他们都境况宽裕，而中国人只要手里有钱，便非有他的烟枪不可。因此，供给加利福尼亚、澳洲、新西兰、塔斯马尼亚以及南洋群岛上那些大华人聚居地的中国人这份特权，便由香港的鸦片包商所享，因为他有办法用轮船把此物直运到那些地方，从而把一切别的竞争者远远甩下。这行生意纵有那纸奇妙的条约，至今仍在做着，运往旧金山的鸦片比条约批准之前一两也不少，而且也仍用美国船装运；因为条约只说中国人不得把鸦片输入美国，并没有禁止美国人或欧洲人这样做。鸦片包商如今所做的——若说他不是一向这样做的话——便是请香港一位美国商人或别国商人用那商人自己的名义替他装运此物，再把提单交给他这位鸦片包商。于是鸦片便以布朗、琼斯或罗宾逊的名义装运出去，到了旧金山，鸦片包商的受货人把它接过来，由他分给那座繁盛城市里的同胞。

倘使皮斯爵士不是个热切的人，不是凡似乎于鸦片贸易有损的话都毫不迟疑地吞下、凡这问题另一面所说所写的话都一概不信的人，他本该顺理成章地把这一套都看透的。下面是他在我所提的那篇演说里关于那条约所说的话，而在此之前他先作了一篇痛斥这项贸易之罪大恶极的话：

「就在去年，美国与中国之间订了一纸条约，那条约有一条明明白白地声明鸦片贸易在禁止之列，并且声明美国船不得成为鸦片的贩运者——这桩事实表明中国当局所表示的终结此项贸易之愿望是诚实的。」

皮斯爵士是最肯轻信人的；在我看来，那条约该照一种全然不同的意思去解。有时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意传给另一个人，便采取间接的办法。有一种办法是人人都明白的。诸位不去向琼斯先生——诸位本想开导的正是他——敞开心思，却在琼斯先生面前把话对布朗先生说；可实际上，诸位虽是对后者说话，却是冲着前者说的。那么，条约这条宝贵的款项，其全部用意便是玩一手同样的花巧。两国都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把这条虚伪做作的款项放进条约里，设法蒙住约翰牛、把他当傻子耍，而就他们彼此之间而论，各方都很清楚这一条对对方毫无意义。可这位皮斯爵士，一个通达精明的生意人，眼睛是睁着的，却被他的好脾气和反鸦片的成见弄瞎了，落进了为他设的圈套，容自己被这一眼可看穿的骗局欺哄，还在下议院里引这纸「假造的」条约，当作印中鸦片贸易如何可耻的证据，说美国政府打算就自己这一面把它止住、中国政府出于道德上的缘由愿把它废掉。我把这件事交给诸位，作为一个例子，以见本来通达的先生们一旦染上鸦片恐惧症，会走到何等地步，又会在这种情形下对实际的事实变得何等懵然。诸位想一想：李鸿章大人这位极有才干的中国政治家，以及那些乖巧的美国外交家——他们就这样摆出一副反鸦片仁善家的姿态——能够把一位有皮斯爵士这样声望的英国议员如此彻底地蒙住，该是何等的开心！

我虽揭出了这桩中美的把戏，却绝无意对皮斯爵士有丝毫指摘，他个人的品格是我与全国一同抱着最高敬意的。我确信他在下议院提出动议时是受着责任感和最纯正的动机驱使的，而他提到那纸条约时，也完全相信它出于真诚；在这一点上我同他最热烈的仰慕者毫无二致。论仁善家与基督徒君子，没有人比他更当之无愧地居于高位；而除了这桩鸦片的妄念之外，没有人比他把一份厚产用得更高贵。

对那位任禁烟会会长、德高而众所敬重的贵族，我也可以这样说；他一生都献给同胞的福利，尤其是那些最需要他帮助的人。我在本讲初版里提到过一位最可敬的主教长，他为本国同胞、我相信也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所尊崇所爱重，而他——我深为痛惜——也是信这鸦片妄念的；但我那样提他，绝无一刻要撇开他作为一个人、作为教会一位尊长所应得的敬重之意。我崇敬他、尊重他，并同任何在世之人一样钦佩他伟大高贵的品质。我既生于英国国教、长于英国国教，又真诚地依恋它的教义与教导，而且还有至亲至爱的人是那教会的牧师，那么我最做不出来的事便是对她的任何教士存不善之念、出不敬之言，对她最受尊崇的主教长更不必说。这三位善良正直的人，说来遗憾，只是许许多多极可敬之人的典型，其中许多还是本国的光彩；他们因心地纯正、善意满溢，被拖进了禁烟会所放出的那个妄念的漩涡——他们容自己被哄骗、被牺牲——实在说，是被那些反鸦片的狂热者牵着鼻子走；而那些人狂人一般的狡诈，在推行他们所认为正当之事时对所用的手段全不顾惜，并且把传教士的热忱、以及高等教育与用错了地方的才干所赋予的作恶之力，都拉来为自己助阵。正是这个激起了人的愤慨，逼我去做这件不快的差事：去贬斥、并以别的令人难受的方式提及那些除了这桩可怜的鸦片妄念之外我向来尊重敬爱的人。

关于这一点，我忍不住要提一位地位很高的先生，他从前在中国待过，实在该比这更明白些。这位先生竟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说在中国的一百位传教士里，没有一位不是要归信者先立誓不吸鸦片才肯收他入教会的。只要记住，这一百位传教士所收的所谓归信者大半属于极贫之人，若非属于民间的渣滓，那么我想任何传教的教士要取得这样一纸誓约都不会很难。他只要开口便能得到。倘使伦敦东区一个极穷的街坊里有位教士向他的教众提议，叫他们应许永不喝香槟，他必不费力便从人人口中得到这纸誓约；可倘使后来有位好心人请他们吃一席烤牛肉和葡萄干布丁，还有许多香槟来把这些好东西送下去，我恐怕他们那誓约便要显出极大的弹性了。

这些传教教士的教众也正是如此；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若有机会会拒绝享受烟枪的，无论他们为讨传教士的喜欢而怎样痛斥此习。传教士必然很清楚，鸦片是一项奢侈，只有付得起钱的人才能享受。那么，两三便士在我们看来也许是极微末的数目，在一个极穷的人看来可不是这样。三便士能买一个面包。中国人也是如此，尤其是住在本国境内的。中国通行的钱只有一种。欧洲人称之为「制钱」。十文该合一分，即半便士，但因所用的金属不良，通常要十二三文才合英国钱的一分，所以十分、即我们的五便士，约合一百三十文。一个穷中国人手里有这么个数目，便以为自己弄到了满满一口袋钱；若就一点米或咸鱼——那是大多数中国人日常食物的一部分——而论，倒也确实如此；可他若傻到去享受鸦片，几口烟便把这一笔全吞下去了。再说弄到这几文钱又有难处，所以实在只有手头能支使相当数目钱财的人，才有力量享受烟枪这项奢侈，至少是习常地享受。

再说那些所称的吸食鸦片之恶果：诸位常会从传教方面听到一些故事，说什么可怜人做了烟枪的奴隶，爬到传教医院的医官那里——那些医官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传教士——求人把他们耽于吸食鸦片的可怕后果治好。这些传教机构的每一位医官，大多本身也是那些流播的妄念的牺牲者，便接下他们的说法，可怜这些人，把他们收进医院；而且相信他们若不得适度地吸一些鸦片便会日渐消瘦而死，于是这位满怀善意与质朴的好好先生便大方地给他们一份配额，而他的病人得到这份配额是欢喜不尽的。他们既知这位轻信的医生心思的偏向，便把关于吸食鸦片之祸害的种种谎话灌满他一耳，而他毫无一丝怀疑便吞了下去。然而真相是：带着这类说法去找传教医官的人，若非全部，也大半只是骗子，一般是落魄的窃贼、无赖与恶棍——是民间最末的渣滓。他们连偷的力气都没有了，便被旧日的同伙赶出来，饿死或死在监里。这些人是地球上最有心计、最卑劣、最无顾忌的。他们很清楚传教士对吸食鸦片的全部想法，于是像那位随口附和的金格尔先生一样，备着一百个同类的故事，一股股灌进他们好心的施惠者耳里，而这些施惠者反倒成了他们的牺牲者。我毫不怀疑，这些无赖在自己中间拿这位好医生取了许多乐；因为中国人是不缺幽默的，对可笑之事极为敏感。这些人爬到某一所医院去；医生听了他们的说法喜不自胜，因为那些说法把他寄回本国、或者在《中国之友》上发表过的话都证实了。他与传教士通信；他们的说法被寄回本国；而这些病人在被当作治好而赶出去之前，有三四个星期的极好的饮食与安适，其中还有大量的鸦片。这些长大麻疯的被洁净了、复了原，可只是好让他们再去啮食那勤劳的社群。我这里不妨指出，香港并没有传教医院，所以我们从来听不到那些奇妙的故事发生在那地方；然而那些故事若是真的，正该在那里找到它们最有力的印证，因为本殖民地虽无传教医院，却有那所规模大而办理得好的国家医院，还有华人的东华医院，这两所都在艾尔斯医生的巡察之下。

关于吸食鸦片的这片喧嚷，大半便是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作者造出来的。那些故事里没有一个有一星半点真实。没有人能把鸦片享受到足以害己的程度，除非他有相当的进项；而这样的人若因享受过度而病了，他也不会上外国医院去，而会请医生到自己家里来治。只有落魄的贫民、窃贼或乞丐，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求进医院。

揭破这桩欺人之说的第一个人是艾尔斯医生。他到香港后发现，那里向来有个惯例，就是把监里重吸的犯人每日给一小份熟烟——他的前任以为若不给，这样的犯人便要日渐消瘦而死。然而艾尔斯医生明白得多；他立刻把这惯例废了。他不许给任何犯人一喱鸦片或别的兴奋之物，无论那犯人吸得有多深。结果是，这些素来被娇养的犯人哼哼唧唧，无疑装着病得很重；可过了不多时，他们便全好了。这位医生把他在这题目上的阅历发表在《中国之友》上。

这些人晓得什么能叫传教士高兴，于是便把关于吸食鸦片的种种可怕故事细细讲给他们听，而那些故事，如我前面所说，纯是编造。中国人要编一个似有其事的故事，只要合他的用意，那是尽可信得过他的。传教士自己不吸鸦片，因此无从驳倒这样讲给他们的谎话，也无从检验其真伪。他们只是把这些故事一概相信，再把它们送到伦敦的总部去，好让雄辩的舌头在埃克塞特会堂及别处零售出去。我毫不怀疑，每一班邮船都带回许多这一类看来凭据十足的故事，而其中每一个都是无根无据的。多亏了近代的旅行代办，多亏了如今旅行的便利，先生们可以轻易到中国去走一趟；他们中若有谁脑子里装着鸦片，便会带着给传教教士的介绍信去。到了香港，他们大概会被带去把东华医院看一遍，在那里看见许多害着各种病症的可怜的人；他们走的时候便满心确信给他们看的那些病人都是吸食鸦片的牺牲者。随后他们被带到一家烟铺去——或者照传教士爱用的称法，一处「烟窟」；可一家吸鸦片的铺子为什么要这样称，而伦敦卖烈酒的铺子却称作「酒宫」，我是弄不懂的——在那里给他们看六七个样子脏污的人，大半是窃贼与歹徒，都在吸鸦片；而这些人既安静不动，他们便断定这些人都在垂死之际，只剩几天可活了。他们若知道实情，大概会发现他们所哀怜的这些人，那时正静静地筹划当晚的一桩窃案或某一趟海盗的勾当。这一类游历的人到中国去，心里先存着成见，对关于吸食鸦片的任何话、一切话，无论多荒唐多骇人，都完全准备好去相信。他们在香港待两天，在广州待三天，在上海待两三天。他们在这些地方大作笔记，凡告诉他们的话，无论多难信多荒唐，一概不漏；回到本国便满心确信自己已「把中国弄明白了」，而其实他们只是把自己弄糊涂了，而且糊涂得十分彻底。他们若写作的痒癖发得厉害，大概还要就此题写一本书；这可怜的妄念便这样维持了下去。

第二讲（三）

看见自己的名字付印，诚然是件快事；

书总归是书，纵然里头空无一物。

特纳先生在他那一册里讲了一则他所称的「小小的寓言」，用意是要说明印度政府怎样以供给鸦片而害中国。诸位若容许，我也来讲一则短的。假设有位出身良好的青年先生，是「基督教青年会」这个极好机构的会员，在那里听过最雄辩的演说，讲本国容许印中鸦片贸易、从而助长吸食鸦片是何等的罪恶——因为诸位那位反鸦片的鼓噪家以为，一遇机会便把本国拖进泥里，乃是德行与得体的极致。我们就叫他霍华德先生吧；这是个好姓，从前曾属于一位极仁厚的人。他拿定主意要到中国去，亲眼看一看这整桩罪恶；因为尽管他对埃克塞特会堂那些教士导师信得深，他还是难以相信自己的同胞真会是他所听说的那种可怕罪恶的行凶者。他带了一封给香港一位传教先生的介绍信，又带了一封给那里一家商号的。他料想一到那里，便会看见街上挤满了样子可怜的烟枪牺牲者，爬着往自己的坟墓去；而那靠这可怕的鸦片贸易挣得王侯般家业的商人，则乘着两轮马车驶过，怡然自得地看着自己的牺牲品，正如人们料想旧时的奴主会怎样瞧着成群的奴仆往做苦工的地方走去。他除了精神活泛、模样康健的人之外什么也没看见，于是断定他所要寻的那些苦命人都在医院里，或者躺在自家屋里。他到他所持介绍信的那家汤普森洋行去拜访，受到一位合伙人的款待，那人请他在香港逗留期间就住在自己家里——因为我们在华的同胞是世上最好客的人。霍华德先生谢绝了，因为他打算住在他那位传教朋友詹金斯先生处。他心上的大题目是鸦片，所以他一上来便切题，问道：「本殖民地吸的鸦片多吗？」汤普森先生答道：「哦，多得很；每星期都有两三千箱运到这里。」霍华德先生问：「你们卖得多吗？」答话是：「不；这许多年我们在这上头什么也没做。」霍华德接着自己的题目问下去：「吸的人多吗？」「哦，多呀：每个中国人都吸。」这位探问的人决意要弄清事实，便又问：「可那些因吸食鸦片而受苦的人都在哪里呢？」汤普森先生「哈哈哈」地笑起来，不过这位先生正在写邮班的信，手头没有多少空闲。他对一位正在同一名助手结账的中国人说：「买办，你来；这位先生想知道吸食鸦片的一切。」买办就是在外国商号与中国人之间办商务交涉的代理人；他住在主人的号里，通常是个明达精明的生意人，而我还不妨补一句，是个积习已深的吸鸦片者。两人设法让对方听懂自己。霍华德先生把刚才问汤普森先生的话又对买办问了一遍，所得的答复也差不多。霍华德既失望又诧异，便带着他的介绍信去拜访那位传教士，把从汤普森洋行听来的话告诉了他。传教士说：「啊，他们那里是不会给你什么消息的；他们自己就在做鸦片生意。」可霍华德先生告诉他说，汤普森向他保证过他们多年没做这行生意了。传教士回道：「啊，他说的话你不可信。他那商号正靠鸦片挣着王侯般的家业。」霍华德问：「可吸的人在哪里？」「哦，我带你去看。」于是他唤来他的「小厮」阿春。他对阿春说：「这位先生想知道吸食鸦片的事。你带他到东华去，再到一家烟铺去，懂了吗？」阿春答道：「懂了，我懂了。」阿春自然是个虔诚的归信者，可他仍旧常在私下里享受烟枪这桩罪孽。他们便往东华去，那就是前面说过的中国医院；在那里给他看了几个形容可怖的人，都在吸那「卑污之物」，或者身边放着烟枪。两三个在打寒热发抖；另一个水肿已到末期；又一个在肺痨，如此等等。他们个个都是可怜的模样，瘦削、污秽、衣衫破烂。可怜的霍华德先生骇然退开。他问他的引路人：「这些人都是吸食鸦片要死的吗？」被问的人说：「是呀，一个个都是；再两三天他们就全死了。哦，顶坏！凡吸那东西的人都要死。」这人很清楚自己说的是假话，很清楚眼前这些苦命人只是些诚实安分的苦力，病到了末期，而他们在进医院之前大概嘴里从没含过烟枪。「是他们的贫穷应承了，不是他们的意愿。」他们是几天前才被收进东华的，在那里主事的中国医生给他们开的方子便是吸食鸦片，用来治病止痛。可怜的霍华德先生离开医院，痛切地思量世道的罪恶、尤其是他自己同胞的罪恶。至于汤普森先生，便被断定为一个虚伪欺诈之人、本国的耻辱，该当拿来示众。他与他的引路人随后往烟铺去。不过我要先他们一步到那里去，把那地方和里头的人描述一下。进门对面有两个穿得很好的人，衣服簇新，头剃得光，脑后垂着又长又漂亮的辫子。这两人侧身对卧，头略略抬起，吸个不停。若不是那副凶恶的相貌，他们尽可被当作可敬的店东。他们是两个窃贼，刚在一所欧洲人的宅子里行了窃，掳走了三四百镑之值的首饰，此刻正拿赃款享受自己心爱的奢侈。他们还把破衣换了新衣，剃了头、修了面，于是霍华德先生看见的便是这个样子。那么，凡遇着一个吸鸦片极重的人，一般都会发现他是犯罪之辈中的一个。这铺子里另有三个人在吸。他们是壮实的汉子，可模样污秽，因为他们刚给一条轮船装完煤，满身煤尘。一条轮船每日的开销不小，所以船长们极看重尽快把船上好煤，免得在港里耽延。做这项工的人通常按件计酬，每人大概各得半元。他们干得格外卖力，到做完的时候往往十分难受，想躺下来；他们的心跳大概乱了，整个身子都不对劲。他们手头既宽裕——因为半元、即两先令，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整的一笔钱——便决意上烟铺去，静静地吸上一两口，把心跳调回节律，使自己恢复常态。这几个可怜的苦力是够诚实的汉子。他们做工辛苦，是安分不扰人的人。在香港，每天都能看见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在那里苦干。

霍华德先生同那位传教士的仆役进去时，烟铺里头的情形便是如上所述。那两个穿得好的窃贼一见他们，心里有鬼，便断定一个是欧洲人探子、一个是中国探子，是来搜他们的。他们闭上眼，装作睡得正酣。他们其实怕极了被拿住，因为逃是没法逃的了。霍华德先生问引路人这两人是谁。「哦，这两位是正派的好人，头等人；他们到这边来吸烟。今天他们吸一筒；明天他们来吸两筒三筒；再后来五筒六筒；然后就病了，死了。哦，烟枪顶坏；那枪害死好多人。」霍华德先生说：「你说他们是好人、可敬的人？」「是呀，正派的好人；头等的中国先生。」霍华德先生紧闭着嘴唇、沉重地喘着气说：「哦，这岂不是可怕的事吗？」并且发誓回到伦敦要为他自以为所见的一切恶行作证。那三个满身煤尘的人虽然看去只是半醒，其实正在估量霍华德先生，拿他静静地取乐。一个指着他那顶烟筒帽嚷道：「哎呀！那个番鬼头上戴的是个什么怪东西！」另一个答道：「是遮太阳的。」头一个又说：「真怪！我们戴帽子是为把头弄暖，他们戴帽子是为把头弄凉。」那一个便回道：「哦，番鬼的头那么软，他们若不遮太阳，那一点脑子就要化没了；他们便要死，或者变成白痴。」〔注五〕霍华德先生见他们那副污秽的样子，断定他们是吸食鸦片的可怜牺牲者，已病到末期，便同引路人离去，从心底里怜恤他们；然而他的怜恤，比起这些所谓烟枪牺牲者对他和他那顶烟筒帽的轻蔑来，是算不得什么的。临走他问引路人：「开烟铺的指望赏钱吗？」那人答道：「哦，你给他一元，他就说谢谢你。」霍华德先生于是给了那人一元，那人显得诧异多于感谢；他离开铺子，满意自己终于见到了中国吸食鸦片的真正后果。他回到传教士处，把所见的惨状讲给他听，又大作笔记，并发誓要在本国就此事开导同胞。至于他的引路人阿春，这位可一刻不耽延地回到烟铺去，逼着铺主把他刚得的那一元分一半给自己；两先令这么容易就挣到了，他便安安稳稳地倚在一张榻上，吸了一两口烟，而这烟吸得格外有味，正因为它是禁果。仁厚的英国公众便这样被这些可笑的鸦片故事愚弄了。

阿春既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全中国替传教士和别的外国人当差的，有许多像他这样的——我便再给诸位一个样本，看这类人是怎样欺骗哄弄主人的。传教士詹金斯先生对阿春信得没有一丝保留，而阿春近来为自己的「例规」很伤了一番脑筋；因为中国仆役对自己这份差事的油水之敏感，一点也不输于吉姆斯、约翰·托马斯，或者我们英国这里别的任何家仆。实在说，我不妨稳稳地立下一条通例：家仆同马车夫一样，全世界都是一个样，「一点天性的相通便使举世成了亲族」；诸位刚雇下中国「小厮」，他的心便立刻活动起来，盘算在这个新地方除工钱之外还能稳稳指望多少回扣、多少剪头、多少刮下来的边角。给詹金斯先生一家供食物和别的家用必需品的店东兼买办叫祝阿龙，阿春对他所给的佣金或回扣不满意；他只得月账的一成，而他认为公公道道该得这个数的两倍。他既这样想，便为此向祝阿龙竭力抗争，而祝阿龙立场坚定，一成以上不肯再给。阿春是应付得了这个局面的。詹金斯先生一家饮食质朴而俭省，但有几样食物他们一定要最好的，因此他们的买办供给这几样、实在说供给一切别的，质量都没有可挑的。鸡蛋若不是绝对新鲜，肉类纵是野味，若有一丝一毫的「走味」，他们是一概不要的。阿春对这一切都很清楚，而他已决意要把祝阿龙挤掉。他自己偏爱鸡蛋，便从每天把那些新鲜鸡蛋取几个自用、换上陈的下手。同样地，牛肉、羊肉与鸡送来时既好又新鲜，他却不让这家人得着，而是搁到那层新鲜的光彩褪尽了才给。这局面在家里引起了一些骚动。小厮被叫来，给他看鸡蛋坏了、肉「走了味」；他大为关切，宣称立刻就去找买办，逼他把已造成的损失补上，往后供给合用的食物。詹金斯先生虽然生气，却不是不可平息的，并且愿意相信这是出了什么意外；因为他那位老而可信的买办怎会这样怠待他呢？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因为肉一次又一次地坏，更糟的是鸡蛋——嗯，不新鲜。到了一天早上，事情到了顶点：可怜的詹金斯先生敲开蛋来，里头不是平常那亮黄的蛋黄与无瑕的蛋白，而是一只几乎长齐了羽毛的小雏。惊骇与厌恶一齐涌上来，那旧亚当一时占了上风，他满腔怒气地吼着叫小厮。阿春来了，一副十足无辜的模样；而詹金斯先生既为自己的发作羞愧，这时已十分平静，便把这桩不巧的事讲明。他在平复下来之后甚至还寻回了几分好兴致。他指着那只小雏说：「阿春你瞧，这可太不成话了。我要蛋，就得给我蛋；我要鸡，就得给我鸡。可不要蛋和鸡搅在一块儿。」阿春领会了这句俏皮话，又晓得主人的弱处，便说：「哦哟，老爷，好极了，这话是头等的。『不要蛋和鸡搅在一块儿』」——这狡猾的东西把主人的话重了一遍——「哦，真有趣，好极了，老爷，哈哈哈！」詹金斯先生听了小厮这一点轻轻的奉承很受用，而小厮在他心里的分量也进了一两级。阿春的笑乐平下来之后接着说：「哦，老爷，那个人祝阿龙是个顶坏的人。他吸烟枪吸得太多；他不好好照应他的事，他整天吸。」传教士心里头一回亮起一道新光，便问道：「哦！原来如此？祝阿龙是个吸鸦片的？」阿春把那个字拖长了答道：「是——呀。鸦片太多，好多鸦片。老爷，你还是另找一个买办好——找个不吸的好人正派人。」詹金斯先生叹了一声说：「很好，阿春。看来我是得另找一个人了。你替我找个别人，记住，他不能吸鸦片。」小厮为自己的得手高兴得不得了，答道：「有了，老爷。有个顶好的人，他是头等的好买办。」于是所指的那人便走进来，他一直在外头听着。「这位是沈阿凤，他办什么事都正派」——而实情是，这位沈阿凤正是整个市上最大的骗子。詹金斯先生说：「哦，就是你。我盼你不用鸦片。」那人——他其实是个积习已深的吸者——答道：「哦，不用的，老爷；我从不吸；那烟枪顶坏。它害死了我爹，害死了我六个兄弟，还有我的——」可他说到这里被阿春一个眼色止住了，阿春看出他这位朋友照俗话说是「抹得太厚了」。沈阿凤发誓供给顶好的东西，而且果然如此，詹金斯一家从此不再为坏食物烦恼；可这家的太太若肯把新买办送来的每一块肉都正正式式地过一过秤，便会发现每一磅都短了两三英两，因为沈阿凤正是这样把给阿春的那一大笔成数补回来的。

要证明传教士正是照我所述的那样被人欺骗，我要请诸位看特纳先生自己书里的一段，就连他也在那里承认，他自己的一个归信者——那人向他保证过自己从不吸，无疑也立誓永不吸——竟被发现正在享受这桩罪孽。特纳先生在第三十二页上说：「我曾抓住一个人在吸烟，而他半个钟头前才对我否认自己是吸者，并且斥责这个习惯。」然而传教士关于吸食鸦片的消息，正是从这样的人那里得来的。为再添一层证明，我要再引艾尔斯医生在《中国之友》上那篇文章。他是这样说的：

「在东华医院，外来的人随时可以看见瘰疬与肺痨末期那些最可怕、形容最可怖的人在吸鸦片，而这些人一生中从前根本没有力量担负一天一筒的开销；然而那位欧洲来客离开那所医院时，却把那些后果归到滥用鸦片上去，而他若再往下问一问，便会明白那些后果是由病人入院所为的疾病造成的。照我在那里所见的，毫无疑问，肺痨到了后期的病人吸一筒鸦片，确实能使他呼吸的困难得到相当的暂时缓解，尽管给东华医院病人的是质量极差的烟土。」

于是，如我所说明的，便成了这样的局面：传教的教士因其神圣的使命和无可置疑的高尚品格，在英国被当作最可靠的见证人、被认为最当得起信任，而他们其实正是在这个自称了解得极透彻的鸦片问题上所知最差的人。实在说，他们是自己妄念的牺牲者。而最可悲的一桩事实是：这些传教先生怀着最好的用意，虔诚地相信推行这场反鸦片的鼓噪便是帮着除去福音在中国传布的一重障碍，而他们这样做，势必多少要疏忽他们真正如此渴望传布的那福音的工作本身，把传教的田地让给他们罗马公教的对手。

在英国这里呈于公众之前的鸦片消息，在源头上既已染污，又一手一手地传过来，从中国滤到本国的途中一层又一层地添上不洁，直到成为埃克塞特会堂、或者禁烟会那些办事人所零售的那种可怜的废料。有句公认的格言说：「故事经一道传递总不会少些什么。」若记住鸦片的那些故事多半带着奇异的成分，而传递这些说法的人几乎个个都是狂热地相信印中鸦片贸易那所谓罪恶的人，这句格言便显得更加犀利。我十分确信，在相信反鸦片妄念的每一千人里，诸位找不出两个曾踏上中国的土地、或者除了我所说的那些不可靠的来源之外，对他们所声讨的那些所称的祸害有任何了解。这样的人照例是印中鸦片贸易最激烈、最不肯妥协的反对者。我所描述的这些人，谈这个问题时一般都带着那样一副权威的架势，叫一个寻常人以为他们亲眼见过他们所描述的一切祸害。诸位若问他们中的一位在中国哪一带住过，或者他何时何地见过他所讲的那些惨状，他会轻快地告诉诸位：「哦，我在埃克塞特会堂听过甲先生、或者乙牧师把这整桩恶行讲明白了。」另一位会说他读过特纳先生那部论吸食鸦片的大著，而我已让诸位对它略有所知了。乔克将军斥责马丁·瞿述伟，因为后者否认女王在圣詹姆斯宫时住在伦敦塔里；马丁便问这位说话的人可曾在英国住过。将军答道：「在书面上住过，别的没有，」又添一句：「先生，我们这里是爱读书的民族；你在我们这里会遇见许多消息，叫你吃惊的，先生。」正是如此。这些反鸦片的热切之士在书面上到过中国，只在纸上懂得鸦片问题——若在香港或广州住几个月，脱开传教士的影响，他们的幻觉不久便要破了。我记得曾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位极可敬的先生不幸成了一桩毁婚之讼的被告。原告的律师口舌流利、想象丰饶，把他描画成那样可怕的颜色，又为他所称的那种对那位女士的无情行径痛打他一顿，以致这位被声讨的先生一时竟信了自己真有罪，冲出法庭嚷道：「我从前从没想到自己是这样可怕的恶棍。」人一听到吸食鸦片那些惨状时最初涌上来的感觉，正是这一类。因为不可忘记，禁烟会、尤其是它那位书记特纳先生的控状，不但把帝国政府和过去四十年的印度政府算在内，还把与中国贸易相关的一切英国商人、实在说把整个英国民族都算在内了。

在往下处置我所列举的那些谬见之前，我须就证据这个题目再向诸位说几句话，好让诸位能分辨那些试图就眼前这件事开导公众意见的种种见证人的价值高下。我极不愿以枯燥的本行事务烦劳读者，但在这种情形下我是免不了的。有一条法律上的规则，我想人人的常识都会首肯：审案时所引的证据，应当是本案性质所能容的最好的证据，而不是辅助的或次等的证据，除非实在没有更好的可得。在断定事实时，最好的见证人当是那些在寻常的职事中、或在履行其专业职责时得知那些事实的人，而不是只凭偶然或随意观察而得知的业余之人或自告奋勇之人。举例说明：假设海上有两条轮船甲与乙相撞；在相撞之前与相撞之时，甲船上除了照常值事的船副与水手之外，甲板上还有船上的事务长和一位搭客。那么，关于这场灾祸，甲船上最好的见证人并不是后两位——虽然他们看见了全部经过——而是实际担着行船之责的人，即船头的了望人（他的职责是望着礁石或浅滩、以及前头任何船只，并即刻把这类物体的出现报给值班的船副和舵工）；通常站在舰桥上的值班船副；以及舵工。为什么？因为前两人的特定职责既是了望并避开触礁搁浅、或与别船相撞，第三人的职责既不单是了望、还要照桥上船副的指令操舵，他们对这类事情必然更加留心，心思在这方面也磨得更锐，胜过那些并无此职责在身的人。其次好的见证人，是事故发生时正在值班的其他水手，他们的职责一般是照料船只、帆索的操作，并听从值班船副的命令，但他们既与操舵和船的航向没有直接关系，便不能指望他们对导致相撞、以及直到相撞之时所发生的情形有同前三人一样精确的了解。价值最小的见证人是事务长和搭客，缘由前面已说过。把这些规则施于我们眼前的问题，那么其结论便是：像艾尔斯医生这样的人的证言——我已给诸位讲了其中一部分——以及我随后要呈于诸位之前的别人的证言，其分量应当远大、也远更可靠，胜过那些对鸦片或其效果并无专门见闻或阅历、也无取得这种见闻之机会、更无取得它之职责在身的寻常人的证言，例如传教士，以及其他与华洋商人无涉、并且并无职务使他们与华人社群不断往来的人。

第二讲（四）

这些大大扭曲了反鸦片之人见识的谬见，第一条是：「罂粟并非中国的原产，而是近来才引进那里的，大概是经英国人之手。」我们不妨把第二条谬见同它一并来看，即：「在中国吸食鸦片，如今与从来都只限于人口中的一个小小成数，但由于印度鸦片的输入，这个成数正不断增加。」这里我先要问一句——罂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人会说：它是产生吗啡那种致命之物的植物。另一个会答：它是制鸦片酊所用的草。第三个会说：它是供给鸦片的植物，而鸦片在中国吸得很多、在印度吞得很多。这些答复就其所及而言都够对的；可都不完全，因为罂粟除了这一切之外还有许多别的用处。这种有价值的植物不但产鸦片，还产一种可供照明与食用的油，中国人用这油调润每日的米饭和别的食物，并且极常拿它去掺和另一种更肥的油。榨了油的籽拿去喂牲口，或者任它腐烂作肥。若不榨油，籽可以做成饼。壳用来制药；最后，茎与叶烧了可得草碱。女王陛下在华的领事之一威廉·唐纳德·斯彭斯先生对这一切都确知其实，我随后要把他那篇有价值的《宜昌口岸贸易及四川云南两省鸦片种植报告》介绍给诸位；实在说，我现在讲给诸位的消息主要承他所赐。罂粟原产于中国，这是特纳先生所承认的；而若记住那个国家的人民如今是、并且几千年来一直是亚洲最开化的人民——若记住农事在那个国家被看作最可敬的生业，每年春初皇帝都要亲持犁翻土，即可为证——若记住中国人是精熟的农人，而且习性极其俭省节约，那么便不能不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欧洲知道鸦片以前很久，这些人必已知道罂粟这最有用的植物，并且必已为经济上的用途种植它了。赫德爵士在他的黄皮书里说，「在欧洲人开始沿海售卖洋药之前许久，本地鸦片便已为人所知、已有生产、已在使用」。把这句话同特纳先生书中第二页上那段误人的话比一比——他在那里说「罂粟在埃及、土耳其、波斯、印度久经种植，近来在中国与满洲亦然」——诸位且自问一句：就鸦片这个题目而论，诸位能把这位先生当作可靠的指引、信他到什么地步？这里有赫德爵士，一位中国事务上的大权威，实际上承认至少三四百年前中国便已种植并出产本地鸦片；而特纳先生却在他那段虚妄的陈述里，设法引他的读者推断此物在那个帝国只是近来才出产的！读者自己可以在这两位权威之间择取。事实是，极古的中国典籍里便提到罂粟。在《后汉书》（自公元二十五年至二百二十年）的那个时代之后，罂粟花色之鲜丽、其汁之妙处、其籽强身之效，早在一千年前便已成为中国诗人的题目，大概还要远得多。唐朝（公元六百一十八年至九百零七年）的诗人雍陶咏过此花之美。诗人苏辙（公元一千零三十九年至一千一百一十二年）在一首诗里铺叙罂粟籽与罂粟汁治病强身的效力；同一时期另一位诗人苏颂称赞此物之美，并说它在中国处处都有种植。我不是中文学者，但这些话我是有高明的根据的。诸位由此便能清楚看出：鸦片是本地的植物，它的种种用途几百年来都为中国人所知，而鸦片之引入中国，英国人是毫无责任的，至于吸食此物之习更不必说。

我提到斯彭斯先生是女王陛下在华的领事之一。凡在那个国家居留的外国人都知道这些领事先生是什么人、是怎样的人；可我想英国这里的公众对此并不同样清楚，因为他们把这些人同驻欧美各口岸的寻常英国领事混为一谈，是很自然的；但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这两班领事是截然不同、各自分立的两个群体。驻后一类口岸的领事无疑都是极可敬的先生，往往还是在科学与文学、或者在陆海军中卓有成就的人；可他们终究只是英国政府的商务代理人，仅此而已，几乎没有、或者全无外交及其他职责要履行。中国的领事馆职事则完全是另一番地位。在这个国家里，女王陛下的领事不但是商务代理人，而且是受过训练的外交官；他们最初是通过极难的竞试而以见习生入职的。他们一律是中文学者，其中许多还是这方面的高手。领事有极重要的外交职责要履行，并且对在华的本国同胞还有司法上的职责要执行，这一切都要求高等的素质，唯有优良的教育与精心的训练才使他们能够履行。英国凭条约在对其商务开放的中国口岸、即所谓「通商口岸」，就本国臣民取得了治外法权，其中最要紧的是审断一切针对英国臣民的民事与刑事案件的专有之权。这些繁重而要紧的职责，便由女王陛下驻那些口岸的领事执行。这些先生实在说在许多方面比女王驻欧洲各宫廷的大使与全权公使权力更大。他们实际上握有如今英国这里女王陛下高等法院各法官所有的全部权力，以及海事法院、遗嘱检验法院与破产法院各法官所有的权力。此外，除了这一切繁杂的职责之外，他们还是女王陛下驻这些通商口岸的特派商务代理人，对英国船只及其船副水手有通常的管辖权。因此，第一要紧的便是：被授以这样莫大权力的人，不但须是品格极高、才干确凿的君子，而且须是受过优良教育、专门训练以充这些要职并履行其中种种繁重职责的人。现在在华的英国领事正是这样的人，过去也一向如此。我相信在本国或任何别国，都找不出一班比他们教育更高、更明达、更得力的人。若还需要什么证明以见这些高尚的素质，那便在这桩事实里：尽管他们身上担着艰难、微妙而繁重的职责，却从未发生过一例他们滥用这些权力的事。我至少不知有过。我向诸位保证，我这里所讲的全是真情实况。实在说，我向来觉得这是一桩奇事：我们与中国的商务及政治关系所造成的那种异常局面、以及因此而不得不授予我们驻那个帝国的领事代理人的那种非常的、例外的权力，竟未引起任何怨诉——没有政治上的纠缠，没有麻烦。我们如今回望四分之一世纪的阅历，可以自庆：我们这一整套繁复的机器运转得这样好，远景上没有乌云，我们目前在华的地位是晴和明朗的；我们与中国政府——从北京的中枢直到它在那个广大帝国各处的分支——相处得极好。实在说，并没有什么模糊了这幅风景，只有我们自己的同胞传教士所造出的、又被在英国这里让禁烟会的机器运转不停的那些「中国把戏家」放大成一头庞然怪物的那个可怜的鸦片幻影。这些可喜的成绩，要归于女王陛下在华的外交与领事职事，而其总辖是英国的外交大臣。这里我不能不向诸位提起那位卓越的老臣阿礼国爵士，他从前任女王陛下驻北京朝廷的公使，目前与中国这种可喜的关系，有许多要归于他贤明远见的方略。在华的英国居留民，没有一个不能为他在那个广大有趣的国家里所显出的卓越才干与真纯爱国之心作证。论英中事务，世上再没有比他更高的权威，尤其就著名的天津条约那个时期而论；他在这些要点上的若干证言我随后要呈于诸位之前。在长久光荣的生涯之后，他如今在英国享受他所应得的安闲，并且幸而是我此刻设法抹去的那些谬见面前一位有力的、活着的见证人。

那么，目前中国的外交与领事职事中最有才干、造诣最高的人之一，便是女王陛下驻宜昌——扬子江上的一个口岸——的领事斯彭斯先生，我前面已略略提到过他。这位先生在一八八一年到中国西部四川的商业首府重庆走了一趟。在那里他趁机对那个庞大省份的商业产物、尤其对本地鸦片的种植、中国西部鸦片种植的规模与情形、中国政府对此的态度，以及吸食鸦片对那几省人民——在那里此习看来几乎是普遍的——的影响，作了探问与考察。作这些考察正是他的专责。要证明这位先生的才干，再没有比他就此题呈给女王陛下外交大臣的那份有价值的文件更好的凭据了，而斯彭斯先生在致格兰维尔勋爵的附函中谦称它为「他所作的一八八一年宜昌口岸贸易报告」。谁若把这份报告通读一遍——而它极值得细读——我想他会断定它是曾经写就的最有才干、最可钦佩的国家文书之一。因此，在给诸位引录其中若干段落时，我要请诸位不要把它的作者当作一个受雇之人、一个在某些事上有利害而愿把它们摆在某种光线下的人——禁烟会的办事人无疑是要诸位这样相信的——而要当作一位正直、高尚、有荣誉感的英国君子的诚实陈述；他才干过人、心志有素养，重真实过于一切，在这件事上不能有别的目的，只求做诚实、公道、正当的事，而在吸食鸦片这个问题上，他向女王陛下的大臣讲的是真话、只是真话。关于四川种植罂粟，他是这样说的：

「四川一切产物之中，如今最要紧的是本地鸦片。去年九月，我有机缘奉公差前往四川的商业大都会重庆。我在该省四个月。其间我到过这片大鸦片之乡的若干地方，就鸦片的种植、消耗与输出问询了许多人，并仔细记下了贝伯先生与帕克先生在该地任职期间就这些题目所作的观察与所得的结论，以期在我的贸易报告中就当前这桩在商业上关系极大、在政治上关系也不小的事，尽可能提供确切的消息。四川除西部边境各处之外，每一州县都种罂粟，而以重庆府与夔州府两地为最。重庆府扬子江以南的一切州县、以及夔州府江北的若干州县，罂粟都是主要的庄稼，有些地方几十上百平方英里之内，它是唯一的冬季庄稼。这行生意的总汇在前一府的涪州城，其次——程度小得多——在夔州府的丰都县城。李希霍芬男爵在一八七二年写道，那时罂粟只种在土质较劣的山坡上；可如今它在各种田地上都可见到，山上与谷中都有。李希霍芬男爵自己也料到了这个变化，他说：『政府或许在某时会减轻那极重的限制；而四川鸦片若那时仍能在汉口得着现在的价钱，其结果便是种植罂粟的面积立即增加。』自他写下这话以来，种罂粟的面积大有增加，不过并非由于他所说的那个缘由。罂粟既是冬季庄稼，便不碍着米——人民的主食——只挤掉麦、豆之类的次要庄稼。它种在水田与河谷低地时——如今常是这样——收得及时，足以容米或别的庄稼接着种。就四川而论，很难说鸦片的种植严重地碍了粮食的供应。米的供应依旧，而所产的鸦片，减去它所替代的庄稼之值，便是该省额外多出的财富。

「我随后要说明，鸦片比它唯一可能的替代——豆或麦——是更有赚头的庄稼；而鸦片这项庄稼并不须按成数交给地主，其种植因此大受激励。不过近年在我所说的那些冬季成为一片广大罂粟田的州县，地主已察觉鸦片这项庄稼对佃户的价值，便除了夏季庄稼的份额之外，又讲定要分一份鸦片。实际上，凡罂粟普遍种植之处，地租已差不多翻了一倍。在离开田制这个题目之前，我不妨补一句：倘因收成不足以外的缘由欠租，地主便从自己手里的押金中取偿。年岁不好时，政府很愿意减免地主的田赋，地主也很愿意减免佃户的租粮。」

那么，诸位该记得，罂粟种植如此之广的这个四川省，正是中国一切省份中最大、也最远的一省；它是帝国十八省中最西的几省之一，西面与西藏接界。直到不久之前，四川对英国人来说，大约同五十年前的莫斯科一样难以到达，对欧洲人实在是一块未知之地；所以绝不能有一刻假称印度鸦片之输入中国与那里种植此物有什么关系。印度鸦片几乎无从进入这个省份，因为它离海不下一千二百英里。只是自邻省湖北的宜昌口岸开放以来——那是一八七七年四月的事——这一带才稍稍可以到达。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斯彭斯先生。下面是他报告里另一段：

「如今罂粟种在各种田地上：山坡、梯田、谷中的水田与低地。自一八七二年李希霍芬男爵到该省以来，这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那时它看来只种在山地上。我所问过的乡下人都一致说，鸦片种在好田上并多施肥料最有赚头。在印度，它最好种在村落近旁易得肥料的肥土上，而四川的农人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四川所行的罂粟种植极为简单。夏季庄稼一收，便犁地除净，把根与草堆起烧掉，灰撒在地上；粪肥施得很足。十二月下种，行距一尺半。到了一月，苗高几寸时，便把行间间苗并培土，使每行之间留出空道；随后便任苗自长，只时而把苗周围的土松一松，并保持无草。三四月间，依地势早晚不同，罂粟开花。低处以白罂粟远为常见，但也种红的与紫的。壳结成并长满时，施以水肥。四五月间割壳取汁。生汁蒸去水分，便成商上的生烟，重量减而价值增。」

斯彭斯先生随后把麦与鸦片两项庄稼的价值作了比较，说明后者的种植赚头正是前者的两倍。篇幅不容我把这个题目上的文字全数引给诸位，但其中有一部分与本讲这一节相关，所以我就此引一小段：

「还须记住，罂粟这植物的每一部分都有市价。取汁之后的壳卖给药商，制成药品；籽榨出油来，大量用于照明并掺和食油；榨油后留下的油饼是好肥料，叶也是；茎烧了取草碱。与这些便宜相对的是，鸦片须交租，而且要种得有赚头须多施肥；而麦若后接一季夏季庄稼，便几乎不交或全不交租，一般也不施肥。鸦片与麦的相对赚头，贝伯先生与帕克先生都极仔细地算过，他们的结果大体与我自己的观察相合。」

现在我要给诸位讲一讲云南省鸦片种植的简况，那大概是比四川更难到达的一片中国地方。贝伯先生同斯彭斯先生一样属于外交职事，如今任北京英国使馆的参赞。我就斯彭斯先生所讲的一切，同样适用于他。他是一位最当得起全无保留之信任的先生。一八七七年他游历四川西部，照他自己的话说，是那一年七月八日早晨出了重庆的西门，「满怀着那种一头扎进未知之境前的愉快期待」。他走完四川之后，便转入云南，循着格罗夫纳先生的使团所走的路线。他在一本极有价值而有趣的书里记下了他的经历，笔致如此悦人、如此生动，以致读者本只为查考而翻开它，也不可抗拒地要往下读。他的书由皇家地理学会刊行，极值得一般人阅读。这是如今所能遇到的少数几本可读的游记之一。书中关于鸦片种植的话很少，但凡论及此题的都极中肯要。他是这样说的：

「关于唯一的农产输出品鸦片，我们可以说得相当确实。四川与云南两省罂粟种植之广，叫我们大为骇异。我们初次听说此事是在湖北与四川的界线上，在一所茅屋里；那屋子出现在布莱基斯顿上尉著作所载的一幅图画里，即图中右边最高的那一所。这地方往南几英里，便出产本地鸦片中最有价值的一种。

「溯江而上时，凡有耕作之处，我们都见到大片的罂粟田。连沙岸上也往往种着它，一直种到水边；但直到我们在云南开始陆路行程，才真正体会到它产量之巨。我虽不免有不被人信的顾虑，同时却也自知我是把产量估低了：我估计罂粟田占云南全部耕作的三分之一。

「我们看见了它渐次生长的过程，从一月或更早时嫩苗出土，到五月间红、白、紫三色的花已在盛极而落。那个月里农人正在试汁，可我们没有看见收割。我们在罂粟中走了几百英里；我们在罂粟中吃早饭；我们在罂粟中射野鸭。连山里那些可怜的小棚屋，一般也伴着一小块罂粟地。

「那些本地叫做『鸦片鸭』的野鸭常给我们供一顿饭食，而它们确实像本地人所说的那样，似因吃了这种麻醉的植物而把自己弄得昏沉。我们可以大大方方走到离它们二十码之内，而即便那时它们也飞得极为倦懒。不过我们不必像本地人那样相信这些鸟的肉浸透了鸦片酊，以致能对食者起催眠之效。它们在云南北部东川的平原上数目极多，原来是翘鼻麻鸭。

「在同一地带、而别处则未见，我们遇到了灰鹤，那是一种气派不凡的鸟，也是常到鸦片田里来的。

「在我们看来，罂粟在各种土壤上都长得好，从扬子江边低洼的沙地到云南西部多岩的高处；但它似乎更自在些，或者至少更繁多些，是在永昌附近的沼泽山谷里，那里海拔七千零六十英尺（照加尔尼耶的说法是七千一百五十英尺）。

「废止鸦片协会的计划或前景，我在这里无意过问；不过他们若想给云南的鸦片种植以最强的推力，那就尽管去阻挠它在印度的生产吧。」

现在我已把关于眼前这两条谬见的若干极要紧的证据给了诸位；不过说到底，这个题目上最好的证言大概还是特纳先生自己的。他在书中第十三页上说：

「在那个广大帝国之内，处处地方、一切气候、一切土壤、种种不同的情形与境况之下，中国人都吸鸦片，但没有一处是人人都吸的。吸者只是一个成数，各地或大或小。」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但这里便起了一个问题：这个幅员与欧洲相等的广大帝国，十八省处处都在吸的此物，是从哪里弄来的呢？断不是从外洋来的，因为中国事务上的那位大权威赫德爵士在他的黄皮书里告诉我们：输入中国的全部印度与波斯鸦片，只够供给人口中百分之一的三分之一每年吸一小份此物。也不是从印度来的，因为中国有许多省份——而那里一省是指一片大如大不列颠的疆土——印度此物一星半点也很少或从未输入过。那么，供给这一切吸者的此物，其大宗从何而来呢？那必定是从中国的土地上来的，是从环绕着他们自家门户的鸦片田里来的，而那样的田在帝国每一省都看得见。

现在让我们回到赫德爵士的黄皮书上去，我在前一讲里提到过它，而在我看来，这个题目上真正需要的证据它都提供了。两方面都承认，吸食鸦片在中国每一省都或多或少地盛行，无论什么土壤，无论在谷中还是在山上。赫德爵士向中国各通商口岸、以及海南与台湾——分别位于中国南岸与东南岸外的两个大岛——的外籍海关税务司发了一道通函；各口的报称表明，这些通商口岸每一处都有许多吸鸦片的铺子，而输入中国的印度及其他外国鸦片总量约为十万箱。这些报称还揭出一桩事实：几乎每一处的洋药都用来同本地此物相掺，而本地此物质量较差，并且毫无疑问一概掺假；本地鸦片的种植与售卖为数甚大；而吸食鸦片之习或多或少是普遍的。我们不妨拿广州为例，因为那是一座极大的城。那里大概能找到两三百家烟铺，但出入其间的并不是较上等的中国人。他们正是同那种出入伦敦及英国其他大城酒铺的人一样的人。广州那些可敬的、境况宽裕的人，有力量在自家屋里备此物，是不会进烟铺的，正如这里一个可敬的人不会常去酒馆一样。倘使一个外来人在伦敦往酒馆里望一望，看见男男女女在那里喝酒，便以为除了这样的人之外没有人喝啤酒、烈酒或葡萄酒，那他便得出了一个错的结论。我们知道，这里几乎家家私宅都或多或少备着并喝着各种各样的酒。酒铺只是一个市镇里所饮含酒精饮料之量的一个指示而已。烟铺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它们表明此习在全国的盛行。诸位若在广州找到两百家烟铺——而我确信那里不会少于此数——那么诸位同样可以确信：广州大多数的私宅与行号里都有人吸鸦片。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样。中国吸鸦片的铺子可以用百、用千来计，因为中国大如欧洲，而人口更多。

第二讲（五）

赫德爵士那份报告虽在某种程度上是反鸦片的，但在这一点和别的方面都极有价值，而它本身便是对禁烟会那些虚假无据之断言的一个完全的答复。他不大会把中国所种或所吸的鸦片数量夸大；实在说，照理推断，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官员，倒该恰恰相反。中国除了那二十个不许外国人通商、实在是严禁外国人进入的口岸之外，另有许多要紧的口岸；而在这个国家的内地，还有为数众多的庞大城镇，宏阔、兴旺、人烟稠密，在那里烟枪之用随便得正如烟草的烟斗在我们这里一般。鸦片种得最多的省份是四川与云南，那是构成中国本部的十八省中最大的两个。这是西部的两个大省；但东部与中部各省也有种植，实在说全国各处都或多或少有种。虽然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毫无疑问，吸食鸦片在内地各省比在沿海更盛行，因为鸦片种得最多的正在那里；而且推断起来也在理：凡鸦片大量种植之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铁路、寻常道路也很少的国家，那里此物必最便宜、最充足，因此消耗最多。关于这一点，我要引一部极有权威的著作，作者是已故令人痛惜的吉尔上尉，皇家工兵〔注六〕，他惨遭杀害，全国都为之痛惜。吉尔上尉在第二卷第二百三十五页上说：

「我们对前面的路程既只有那样模糊的概念，便急于早些上路；可我们这时已在云南，这是中国吸鸦片比任何别省都多的一省，而早上要把人催动起来，其难也与此成比例。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贵州省家家有一支烟枪，云南则是间间屋里有一支，意思是男男女女普遍都吸鸦片。」

这是一个人的报述，而此人不但对他那趟有趣的旅程中所见的一切是个明达而细密的观察者，而且在吸食鸦片这个题目上全然秉公、全无私利。赫德爵士在这本书里并不自称给出了所吸或所输入的鸦片数量的确切报称，至于中国所种的数量更不必说。他在各口的属员——其中许多相距七百或一千英里——所作的答复都一致说，他们要取得任何数目都有极大的困难。因此这些数目不可当作绝对可靠，而赫德爵士也坦直地承认它们只是约数。在见到他的书之前，我曾就中国吸鸦片者的大概人数算过一回，所依的假定是中国本部人口为三亿六千万，此习为普遍，所受的限制只在能否弄到此物；我所得的结论是：中国有习常的吸者三百万，偶尔的吸者亦约此数。芝罘的税务司辛普森先生在答复赫德爵士的通函时，在黄皮书第十三页上说：

「向本地烟铺及别人所提的种种问题，要问出答复极为吃力，他们对任何打听都抱着猜疑，显然是怕此项生意行将被禁，或怕自己的利益要在某方面受损。因此，报称中所列的若干数目很难算得可靠，尽管为搜集消息已费尽了心力。」

这些税务司都是地位良好、受过教育的先生，而他们手下另有许多属员，所以他们搜集消息的途径，是任何不在中国公职之中的外国人绝不可能有的。汉口的税务司怀特先生答称：

「因为全然没有任何可靠的数目，所列该省及全国每年所产鸦片之数只能视作约数。我已留意从各种来源搜集消息，并已尽力所能及地加以比对核实。」

九江的税务司霍尔韦尔先生写道：

「据称江西省每年所产的本地生烟总量，我发现几乎无法稍有把握地查明。本地人的说法各异。」

这些报称何以如此不可靠，我随后要指出缘由。其中最异乎寻常的，是宁波税务司德鲁先生与宜昌税务司埃德加先生的报称。前者估计中国所种所耗的本地鸦片总量为二十六万五千箱，后者则只估二万五千箱——不到德鲁先生所估之数的十分之一。面对这一切出入，赫德爵士取了一个由他定夺的数目，实际上是说：中国本国所产的鸦片至少与输入中国的一般多。凭我对中国人和鸦片生意大体的了解、凭我自己所作的推算、并借赫德爵士的黄皮书以及斯彭斯、贝伯两位先生和别人的报告照到这个问题上的光，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二十六万五千箱比十万箱要近实情得多。

中国的鸦片商人向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供给消息时如此讳莫如深，缘由在于他们不敢供给，怕自己若给了确切的消息，便会在这过程中替那些官员提供「榨取」他们、或对他们的生意加税加禁的理由；因为中国的官吏自上而下，如我前面所说，是全世界最腐败、最残忍、最无顾忌的一班人。特纳先生告诉我们，中国政府是父母般的政府，对人民施慈父之爱，并时时劝他们向善。再没有比这更虚妄的了。在理论上，中国的治理之法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在实际上则恰恰相反。最高的政府与广大的人民之间少有相通之情。皇帝、他的家族与近侍都是鞑靼人，与中国人完全是另一个种族，风俗、礼仪、服饰与社会习性全然不同。各省的总督或巡抚在自己省内差不多是专断的君主。每人手下有一大群官吏，通称大人，而他们一般是人中最贪婪最腐败的；他们的俸给大半纯属虚设，因为人家指望他们自己给自己开支，而他们很懂得怎样去办。他们的税制既无章又不全，而榨取的勾当在全国各处是公然行之的。中国人最怕的莫过于透露自己的钱财，实在说，连任何可以借以推知其钱财的消息也怕透露。他若承认自己种了五十亩鸦片，或者一年买了一百担鸦片，那么他的财力与赢利便可凭一道简单的算术推出来；而他虽然尽可确信就赫德爵士和他手下的外籍税务司而论无须虑有不公，可他是那样多疑猜忌，总怕这些实情会经税务司衙署里的本地属员传到中国高级官员的耳里。

因此，一个中国人绝不肯说出自己产业的数量或价值，也不肯说出自己生意所得的赢利。他怕被掠夺；这便是简单的事实。我认识香港一位可敬的人，在那里有相当多的房产，这人即便在英国也要被称为富有。几年前他在广州——他在那里有一所房子——忽然被一位官员拿住投入监里。中国的监狱是怎么个样子，诸位可在格雷博士的书里找到。那不是一个父母般的政府该拿来安置最坏的罪犯、甚至野兽的地方。这人并没有犯罪，也丝毫没有做过足以招致这种待遇的事；他白白地问自己因何下狱，并要求与控告他的人——若有的话——对质。看监的人只耸耸肩，一句话也不答。他被关了两三个月。最后他得了一个暗示，而他认得出那是官面上的示意：除非他照俗话说「痛痛快快地拿出来」，而且要快，否则便要掉脑袋。他接了这个暗示，尽力讲了价，最后为换得释放，不得不付出七万元，约合一万四千英镑。始终没有谁对他提出过什么控告。

我还认识住在汕头的一个人，他做生意挣了很多钱。他在那里买下一大片滩地，加以开垦，变成有利的田地。住在那里的一位武官觉得他是个可供榨取的好对象；同我前面所讲那桩案子一样的过程又走了一遍；可这人没有那一位的智慧，死守着自己的钱不放。结果是，一桩诬告落到他头上，说他二十年前犯过拐带之罪，于是他被拉出去砍了头。中国的督抚与他们的属员便是这样弄钱的。特纳先生那个仁慈父母般的政府，就讲到这里。中国并没有正规的所得税，但有一种照我所说的方式征收的财产税。中国的官府会容一个人挣钱挣许多年，等他们认为他已积下够他们用的财富，便猛扑下来，要他拿出他们认为能榨出的那么多。中国的鸦片商人在有人打听鸦片时这样讳莫如深，缘由便在此。若各通商口岸的税务司得到了公道的报称，我毫不怀疑赫德爵士估为中国所种鸦片之量的便不是十万担，而大概是这个数目的四五倍。

这里我又须引斯彭斯先生的报告。要说明四川、云南与湖北三省吸食鸦片之盛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而这三省的幅员约与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相等。关于那几省吸食鸦片之盛行，他是这样说的：

「在给出四川鸦片产量的估计之前，为说明我不得不用的那些大数目，我须先提一提湖北西部、四川与云南吸食鸦片之习的异常盛行。它盛行到中国别处所梦想不到的地步。罗马公教的传教士布在四川各处，近百人之数，他们住在人民之中，有游历者所得不到的观察机会，他们估计该省全部成年男子中有十分之一吸鸦片。帕克先生走遍了该省人烟稠密的各处之后，所估的吸者比例如下：

「劳工与小农，百分之十；

「小店东，百分之二十；

「小贩、兵丁，百分之三十；

「商人、士绅，百分之八十；

「官员及其属僚，百分之九十；

「伶人、娼妓、窃贼、游民，百分之九十五。

「我同意帕克先生所说的，吸者的比例因各阶层的财力与闲暇而异；但我确信他对劳动阶层所估的成数太低了。中国劳工中人数最多的一类是苦力，即靠拾些零活为生、什么不须手艺的活计都接的日工。他们中吸的必定过半。至于不属『苦力』的劳动阶层，通盘可以这样说——他们只在一定的时节才有钱；而一帮四五十个工人或水手里只有四五个吸鸦片，并不表示吸者只有百分之十。十有八九，这一整帮里有一半人在拿到钱那天便把工钱挥掉了，直到所受雇的这桩活计或这趟航程完了，便再没有钱买鸦片或买别的什么。

「举例说，我上重庆那趟航程中，船上的水手只有四个按时吸鸦片，但另有七个在我们起程前便把工钱花光了的人，每逢我给他们几文钱便要吸。一个英国水手在海上接连几个月的全然戒绝并不能证明什么；能断定他是否有节的，是他口袋里有十英镑、又身在一条有十五家酒馆的街上时会怎样做。中国西部的工人也是如此：有钱时吸鸦片的人数众多，没钱时便只好将就。无论四川吸鸦片者在全部人口中确切的成数是多少，总比东部要高出许多倍。」

那么，听过这一切绝对无可驳倒的证言之后，许多人大概会以为不必再往下讲了。然而他们很不晓得狂热把人心攥得有多紧；他们很想不到，一句迷人的谎话一旦以其耀眼而俗艳的形貌攥住了人心、顶替了健全的真实，要从心里拔除它是何等困难。因此我所要应付的，不但是那些心如一张白纸的人，还有那些心里已被播下了生出谬误与狂热的虚妄种子、并且已牢牢扎根的人。现在我给诸位引一段阿礼国爵士那篇论文，那是值得细细研读的：

「我在这里不妨说一句：关于鸦片及其惨祸的那些主要论证与误人意见，虽然大半来自在华的传教士——我并不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有案可稽的、对夸大耸听之说最有力的抗议，却正是出自他们中的一位，即已故的麦都思博士；关于他，人家说得很确：他是『在华最有才干、最有阅历、最热忱的传教士之一』。他在原则上反对鸦片贸易的一切方面，所以他的陈述会被人乐于接受为无可指摘的证据。下面这段话见于一八五五年呈送香港商务总监督的一份公文。一位到过英国的美国传教士据报曾对英国公众说，『吸食这违禁之物的人已从八百万增至一千五百万，每年收割的死亡逾百万』，又把此项贸易称作『把英国之名在中国涂上最深的耻辱』；麦都思博士针对这段演说指出：『这样的陈述大有害处；它们在本国虔信与仁善的公众心里生出一种虚构而无据的激动，同时又使海外政界与商界之人的心对一切合理稳健的陈述硬如铁石。所给的估计连真实的影子都没有；它是一个骇人的夸大。』然而在一八五五年两位卓越而理当受敬重的贵族——沙夫茨伯里伯爵与奇切斯特伯爵——就鸦片贸易的规模呈给克拉兰敦勋爵的一份备忘录里，这些、以至更为『骇人的夸大』，却带着他们姓名的权威出现了。沙夫茨伯里勋爵把两千万中国人吸鸦片这个估计正式化了，又假定这个数目里有十分之一、即两百万人每年死去，并称之为『一桩骇人的事实』。骇人，诚然骇人！可倘使它只是想象的虚影，并且如麦都思博士所说，绝对连真实的影子都没有，那又如何呢？」

过去二十年或更久以来，仁厚的英国公众便是这样被那些鸦片恐惧症者哄骗误导的。禁烟会能这样轻易地募到五万英镑，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英国公众是仁厚的，一遇他们所信为正当的对象，便乐于把金子捐出来。实在可悲的是：在眼前这桩事上，他们的慷慨所代表的不单是损失掉的许多钱财，而是在一场有害的鼓噪上轻率挥掉的巨款；这场鼓噪一面抽空并毁坏一切美德中最可爱的一种——那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仁爱——一面又麻痹了传教的辛劳，损害了我们那伟大的印度帝国的贸易与岁入，并在全世界眼前污了我们国家的名声。看到那位受人崇敬的贵族沙夫茨伯里勋爵，在长久光荣的生涯之后，还有那么多别的善良卓越之人，竟成了这样可怜的妄念的牺牲者，也实在可悲、实在可悲。

我想现在已经明白了：无论从我所举的证言，还是从特纳先生自己的承认，都可见罂粟不但原产于中国，而且在那里自远古便有种植；并且鸦片在全中国普遍有人吸食，其使用的唯一限制只在能否弄到此物。

第三讲（一）

在上一讲里，我处置了这样一条谬见：说罂粟并非中国本土所有，而是晚近才引进去的，推想是经英国人之手；又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只占极小的成数，而自印度鸦片输入中国以来，这个成数一直稳稳地增长。

现在我接着来论第三条谬见，那就是：「吸食鸦片有损于身体，其害甚于饮烈酒。」我想我能极清楚地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同这一条一并讨论的，还有第五条谬见，二者是同类，那就是：「吸食鸦片与吞食鸦片，为害相等。」这条谬见是整个鸦片论争的根子，因为单凭它，那些反鸦片的鼓噪家才把自己的说教弄得像有几分道理，才一度在公众心里占住了脚跟。实则这两种行法之不同，差不多就像喝下一品脱烈酒同拿同样的烈酒擦一擦身子的表皮那样不同。再往下讲之前，不妨先说明一句：各国医家都承认鸦片是一味无可估价的药，至今没有已知的代用之物。斯托尔斯·特纳先生说，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直到今日，它一直是医家同疾病和死亡搏斗时无价的同盟。

佩雷拉这样描述此药：

「鸦片无疑是整部药物学中最要紧、最可贵的一味药。别的药我们总有一种或几种代用品，鸦片却没有——至少在绝大多数需要它那特殊而有益之效用的场合是没有的。它的好处不像某些贵重药物那样迂远而不定，而是即刻的、直接的、明显的；而且它起作用时并不带来疼痛或不适。再者，它被用来——而且极有成效地被用来——解除日常常见的种种病苦，其中有些是伴着剧烈的人间苦楚的。」

下面是新近出版的奎因博士《医学辞典》里对鸦片所下的说明：

「鸦片与吗啡自然居于首位，至今仍不失为我们最有力、最可靠的麻醉剂；它们尤其可贵，是因为在同类药物中几乎只有它们兼具强大的镇痛之力，凭此可以止痛而不使人入睡。鸦片于各种失眠固然可贵，而在斑疹伤寒及别的急症中，当谵妄与久不成眠似将危及性命之时，尤为对症。鸦片的主要短处，是用后随之而来的消化紊乱，以及这样一桩事实：耐受极快养成，因而须逐渐加量，才能抵住习惯的抵消之力。」

禁烟会及其追随者断言，酗饮烈酒不但为害不及吸食鸦片，而且说后者这种行法大伤体质，对耽溺者又有那样异乎寻常的吸引，以致此习断断不能摆脱；实际上，酒徒还能改好，吸鸦片的人却不能。这是全然不实的。倒过来说还更近于实情。经常饮烈酒对身体的影响——且把真醉和醉后的种种后果撇开不论——是在身体里造成器质的变化：它作用于医家所谓的「显微组织」，而人的整个躯体正是由这些组织构成的；它又使血中带毒，于是血不再是一种健旺的、在躯体中自在奔流、使全身强壮的液体，而是滞缓地流着，在血管里造成器质的变化，并因人的体质与禀赋之异而引出种种疾病。惯饮烈酒者最常罹的病有三种：肝病、心的脂肪变性，以及瘫痪。凡学医三个月的学生，若诸位走进解剖室，没有一个不能指给诸位看一副「酒徒的肝」。他一见那东西，立刻便知道：这可怜人因为不断耽溺于酒精，毁了自己的体质与健康，把自己送上了不该这么早的末路。惯饮还有另一桩严重的后果。此习不但无可挽回地毁坏全身的健康、以致无从医治，而且引出疯狂；我相信我说得不算过分：全国各处疯人院里的疯人，至少有一半是因为过度耽溺于酒精而疯的。佩雷拉博士在他那部著名的《药物学》里说，一八四〇年汉威尔疯人院所收男病人中，有一百十例，其中归因于不节者不下三十一例，另有三十四例归因于合并的原因、而不节是其中之一；然而特纳先生和他的门徒们还说，饮烈酒比吸鸦片是较小的恶习！

至于饮烈酒除了害及当事人之外还害及旁人，我不必提醒诸位，因为这一层不幸每天都在报纸上说得太动人、太活灵活现了。诸位会发现：这个国家里每天发生的那些暴行，那些读了叫人不寒而栗的惨事——踢打妻子、有时竟把她踢死，殴打并以别的方式虐待无助的孩子，在街上凶猛地袭击无辜的人——都多多少少是饮烈酒的结果。连传教士也承认，吸食鸦片并不生出这类祸害。我前面说过，真实是人心天然之物，纵然在与本旨无关的地方也要自己显露出来。特纳先生在他书里并不敢争辩这一点，我要请诸位注意那一段。他在第三十三页上说：

「即便在醉酒与吸食鸦片之间，也有看得出的区别。我们须承认，吸食鸦片是一种平和得多、也文雅得多的恶习。鸦片瘾者不同伙伴争吵，也不把妻子踢死；当此药的魂灵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是够安静、够无害的。」

就事实而论，这话全对；不过倘若言外之意是说中国人等药性过去之后便要凶暴起来，那在事实上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吸鸦片，只是因为他喜欢，并且知道它既是宜人的镇静剂，又是无害的兴奋剂。一个人在热带的天气里整天做工，不论是体力的活还是脑力的活，到了日暮，总觉得神经不宁，便要找一样兴奋之物；而他能找到的最无害、最有效的，就是那管烟枪。等到鸦片与吸食鸦片被人了解得更清楚了——我相信本国多数医家对这题目如今所知尚浅——我深信医界会大量开出吸食鸦片的方子，不单作为饮烈酒的代替，而且作为一种医治之法，在许多情形里将被发现是无价的。在这一点上，有一位卓越的医学权威同我所见相合，我随后要提到他。有恒常之度的惯吸鸦片者，极少或者从不饮烈酒。在本国，各色兴奋之物喝得这样随便，人们从不把它们当作毒物；可实际上它们是可怕的毒物，而且是极厉害的毒物。另有一部极有权威的医学著作，是泰勒博士所著〔注七〕。它在法庭上一向最受重视；在医界也享有最高的评价。该书第三百十五页「酒精中毒」条下说：

「检视所见，胃部极度充血或发炎，黏膜一例呈鲜红色，另一例呈暗红褐色。若死得快，胃内容物中或有一股特别的酒气；但若所饮不多，或在检视之前已过了许多钟头，便闻不出来。脑及脑膜充血，有时内膜之下有血或浆液渗出。杰奥海根医生所观察的一例中，饮下一品脱烈酒，八个钟头内致命，胃黏膜上见有黑色的溢血；而胃内容物中却查不出一点酒精。烈性酒液作用于胃黏膜，其情形与砒霜及别的刺激物所生者极为相似，极易引出矿物刺激剂中毒的疑心。盖伊医院博物陈列室里有一幅图，很好地说明了酒精的局部作用：整片胃黏膜皱缩得厉害，呈深褐红色。在一切作用于脑的液体中，此物对胃的作用最强。一八六三年七月，伊普斯威奇的验尸官杰卡曼先生转来一例七岁小儿的酒精中毒案，可以说明这句话之不误。有一女孩清晨四点钟被发现全然不省人事地躺在地板上。她曾取到一些白兰地，用一只四分之一品脱的量器喝下，那量器空着落在她身旁。她在十分钟前还同母亲说过话，可见症候来得极快。四个钟头后亚当斯先生见到她。那时她已全然不省人事，深陷昏迷，皮肤发冷，满身冷汗。曾略吐过。自初被发现时起，十二个钟头之内，这孩子未曾恢复知觉便死了。」

泰勒博士在这题目上是极够格的权威，上面所引足见酒精是何等毒物。如今酒精，如我前面所说，在人身上造成器质的变化，而鸦片——无论吸食，甚至吞食——都不造成；而烈酒一旦相当过量地耽溺，所生的病是绝对不能医的，因为既然全部的质地与材料都已彻底而毁灭性地变了，任何医术也不能给人换上新的组织、新的血、新的胃或新的肝。而鸦片的情形则全然不同，因为无论一个人怎样耽溺于鸦片，不管是吞是吸，所生的效果总是可医的。吞食鸦片如此；至于吸食鸦片这种刺激小得无可比拟的行法，这条道理更是加倍有力。一个人可以吸鸦片吸得毫无节制，直到因食欲不振、消化受损而像要入土；然而他所患的不过是功能上的失调，那总是可医的。鸦片不论以何种形式使用，都不在人身上造成任何器质的变化。过度吞食或吸食鸦片，可以损及食欲与消化，可是也就到此为止。我这样说，是有极够格的医学权威为据的。这一桩事实，把鸦片与酒精放进了全然不同的两类里。前者若吞食有度，我相信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至于吸食此药，则绝对无害可言。而酒精若饮得随便，纵然并不过量，迟早也要毁坏人的身体，像慢性毒药一般作用于躯体，而经验表明，这必定以败亡与死亡告终。德昆西在他的《自白》里告诉我们，他吞食鸦片十八年而安然无恙，是在滥用鸦片八年之后，才在某些方面受到此习之累的。

现在我再从佩雷拉博士书里引一段。该书第四百四十六页「惯醉之后果」条下说：

「不断饮用酒类，会引出身体种种病态，这里只能提其中最显著的几种。其一是一种有种种名目的病：震颤谵妄、酒徒谵妄、酒毒狂等等；其特征为谵妄、四肢震颤、不能成眠、脉搏极数。其谵妄别具一格，通常是臆想有某些物事在前，病人急欲抓住它或躲开它。其病理尚不明白。有时——但并非总是——与脑或脑膜的炎性状态相连或由之而生。有时则更近于神经热。鸦片已被发现是解除此症的一味要药。疯狂是过度而惯常地饮用酒类所生的另一种病。」

如今我想，那些反鸦片的作者尽管把吸食鸦片骂得那样不堪，却从没有一个人说过疯狂是吸食鸦片的效果或伴随之症。因此必须认为，吸食鸦片、甚至吞食鸦片不生疯狂，是大体上公认的。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一桩无可争辩的事实，即：疯狂与暴行并非吸食鸦片之所生，而饮烈酒无疑要生出它们。

最近我同一位行医的朋友谈到鸦片，他在伦敦大开诊务已有二十年。此前我也常同他谈起这个题目，他承蒙见告，把他的见解说得极有意思、极其扼要。我可以告诉诸位，这番意见不是出钱买来的，也不是像在法庭上打官司那样专为支持某一宗旨而预备的。它纯然是自发的。我们都知道，凡专门之人，无论医生、律师、测量师或别的，都多多少少易于偏向请他们效力的那一方的看法，因而所出的意见也或多或少同那一方的看法相合。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这样做的人犯了什么道德上的过错，也不等于说他们写下或说出自己不信为真的话；恰恰相反，他们对自己所作的陈述是深信不疑的。心的天然倾向就是偏向自己的病家或委托人所主张的看法；于是两位地位与品格都最高的医家或律师，也会执持不同的意见。可是人家给我的这一番陈述，所处的地位全然不同。写它的人心里不可能有偏向；它纯是研究与阅历的结果。我对这位先生的见解抱着十足的信任。他是威廉·布兰德先生，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他说：

「没有任何器质上的病可以追溯到鸦片的使用，无论直接间接，也无论用量有度还是大为过量。换句话说，没有哪一种特定的病是同鸦片相连的。不当地或不必要地使用鸦片，可以、而且无疑会引起或多或少的功能失调；可是这不过是任何别的致病之因——如暴食、浊气、心中焦虑——都可以这么说的事……

「无论鸦片所生的功能失调有多大，哪怕到了极度过量的地步，只要把此习断了，这一切影响都会过去，身体不久便复归于完全的健康。酒精若饮之有度，无疑对某些人有益；可是另有些人的身体连最小的量也容不得，它作用在他们身上像毒药一般。但凡过量饮酒，无论何人，迟早要生出病来；这病就是全身血管——尤其是那些叫作毛细管的细小血管——所起的器质变化：它们胀大，管壁因而变弱，终至瘫痪，不能再收缩以推送血液。其结果是血的停滞，又引出更进一步的变化，如各脏器的脂肪变性；因为须记得，酒精是随血运行的，因而能到达最远的组织。除了这种普遍的脂肪变性，可归咎于酒精的特定疾病，还有那种叫作『肝硬化』的肝病，以及极常见的『布赖特肾病』。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见到鸦片与酒精之间一个重大而要紧的差别。第二个重大的差别由第一个生出。那就是：我已说过，酒精若过量饮用到一定的时日——这时日多少要看个人的易感程度——器质的变化、也就是疾病，便不可免；而最可悲的是，那是真正的疾病，不只是功能上的失调；所以纵然劝得那些放纵过的人完全戒酒，已成的祸害仍要留下。更坏的进展或可挡住，可身体再也不能复归于完全的健康。那个『恶魔』已经抓住了，再也不能完全松开。这便是过量用鸦片与过量用酒精之间第二个重大的差别。

「我关于吞食鸦片所说的若属实，常识便会推出：吸食鸦片必定相对无害，因为照这个用法，真正进入人身的有效成分实在极少。它的影响同烟草一样，全然施于神经系统；等这影响过去，便留下（同烟草的情形一样）或大或小的再来一回的渴望；但既然不生器质的疾病，我看不出有度的吸食鸦片何以就必定比吸食烟草更使人堕落。」

这里我再从斯托尔斯·特纳先生书里引一段，这一段对他自己的立论实在大为不利。他怎么会把它收进去，我只能照我已说过的道理来解释：真实是人心所固有的，有时纵使要穿过重重偏见与扭曲的见识，也要自己显露出来。这一段出自孟加拉文官中的鸦片首席验查官伊特韦尔医生的证言，见该书第二百三十三页：

「我在中国住过三年，不妨陈述我所观察的结果。我可以断言到这个地步：滥用此药的恶果并不常常落到人眼里；而当真有这样的例子时，此习又往往是因为身有某种痛苦的痼疾，病人为逃避那痛苦才投向这个法门。不过我十分愿意承认，情形并不总是如此；无疑有许多人耽溺此习到了有害的地步，所受的驱使正是那种在最文明的国家里也能使人成为酒徒的病态冲动；然而这些例子无论如何是不显在公众眼前的。在文明的英国，要发现滥用酒类之恶果的凭据，并不需要费力去找；我们那些敞着门、挤满人的酒宫和我们的街道，在这题目上提供了充足的见证；而在中国，鸦片之恶果的这种公开凭据至少是没有的。至于此药惯常的使用对大众的影响，我必须断言，看不出有什么有害的结果。那里的人民大体上是筋骨强健、体格匀称的一族，其劳动的部分能在烈日之下、在不卫生的气候里作巨大而持久的劳作。他们的性情愉快而和平，即便在下层人中间也极少听到争吵斗殴；而论一般的智识，他们在东方人中理当名列前茅。因此我要以此作结：至今仍缺乏证据可以说明，有度地使用鸦片对体质所生的恶果，比有度地饮用酒类更甚；而与此同时可以确定的是，滥用前者对受害者的影响不及滥用后者之可怕，对整个社会的祸害也不及后者之惨重。」

针对禁烟会的种种断言，还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么？我现在难道没有权利说一句：「我凭你自己见证人的口定你的罪」？

我自己的观察表明，吸食鸦片比吞食鸦片迷人得多，而吸鸦片的人决不会退回去做吞鸦片的人。吞食鸦片，我想我已经说过，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我想这些陈述把吸食鸦片、吞食鸦片与饮烈酒这个问题摆在了同禁烟会的鼓吹者所投射的全然不同的光里。后者谈起印度鸦片输入中国，说那是吸食此药之风的起源；至少也说它使本地人比原来吸得更多。这类说法毫无真实可言。且拿一八八〇年为例，采用赫德爵士所举、而英国商人也认可的数字——我认为那数字是十分准确的——那一年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为十万箱，每箱重一担，合约六千吨。把这六千吨分摊到整个中国——我前面已一再说过，中国大如欧洲，人口有三亿六千万——诸位便会发现，每人每年所得之量微乎其微，因而赫德爵士从它的使用上看不出对国家财政、人民财富或人口增长有任何损害。而在联合王国，我们的人口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那一年却消耗了二十万吨酒精——威士忌、杜松子酒、白兰地——以及葡萄酒和啤酒十亿九千零四十四万四千七百一十六加仑。倘使把这些烈酒、葡萄酒和啤酒都兑在一处，成为一个浩大的湖——一只巨大的「魔鬼酒钵」——那酒足够联合王国的全部人口一齐在里头游泳。可是，倘使把因这该死的混合物而流下的所有心碎的妻子、寡妇与孤儿的眼泪都收集起来，那将汇成一片愁海、一个苦难的大洋，是世间从未见过的。然而本国的慈善家与基督徒把全部光阴、精力和许多钱财都用去扑灭中国那桩纯属想象的冤屈，却对在他们自家门口轰响的那些可怕的祸害闭上眼睛！

斯托尔斯·特纳先生那本书和禁烟会的全部用意，是要把中国的吸食鸦片写倒，最终的指望是禁绝印中鸦片贸易；而世上没有谁比特纳先生更清楚：吞食鸦片不是中国人的行法；说实在的，我疑心中国根本不知有此事。然而他明知这一切，还抛出那个蛮横的论断，说吸食鸦片与吞食鸦片为害相等；因此把这两种行法之间的巨大差别讲清楚，便成了头一等要紧的事。特纳先生书后的附录里有一大堆证言，其中很大一部分同本题全不相干，因为那些全是讲吞食鸦片的——我断言、并且将要清楚地证明，这种行法同吸食鸦片截然不同，对体质的磨折要厉害千百倍。艾尔斯医生说，吸鸦片的人一天所吸之量，若是吞下去足以毒死一百人；而艾尔斯医生在这题目上是极大的权威，因为他不但在中国上等阶层中大有诊务——那些人或多或少都吸鸦片——而且他每日的职务使他同犯罪的阶层相接，那些人是最易在这类官能之乐上放纵过度的。

下面是艾尔斯医生在《中国之友》上那篇文章里关于这题目所说的话：

「至于吸食鸦片，凡自认吸鸦片的囚犯，狱中一粒也不给他。也不给他任何兴奋之物作代替；我并未发现立刻断掉此习有什么恶果，也未发现除了对一般健康稍加留意之外还须有什么防范。有几个极好的吸鸦片的样本落到观察之下；其中一例是一个人，十九年来每日吸二英两，狱中既不给他鸦片，也不给杜松子酒，更没有给他任何麻醉剂或兴奋剂。头几天他苦于不能成眠，可不久就健康良好，并且表示很高兴摆脱了此习。……照我的阅历，此习若行之有度，于身体并无损害。就是狱中所说的那个最过度的例子，论他那身量，要找一个营养更好、发育更佳的人也难。」

至于吞食鸦片，最好的医学权威们对于有度地吞食或饮服鸦片是否有损于身体，意见尚且分歧。无论如何，吞食鸦片不是我们眼前的问题，也不是这几次讲演的题目；这几次讲演的题目是中国的吸食鸦片。斯托尔斯·特纳先生在他附录第二百四十页里，引了詹姆斯·托德中校的几段陈述，托德说：

「这种有害的植物（即罂粟）夺去了拉其普特人一半的美德；它一面掩去这些美德，一面又加重他的恶德，使他天生的勇敢带上一种疯狂的凶暴之色，使那本该焕发智慧之光的面容带上一副痴愚的神气。」

第三讲（二）

这一段讲的全是印度拉其普特人吞食此药，同中国人吸食鸦片毫无干系，也不可类比。同一页上还引了奥本海姆医生的话，见佩雷拉的《药物学》，如下：

「惯常吞食鸦片的人，一望而知：周身消瘦，面色枯黄，步履蹒跚，等等。」

如此等等。诸位可以看出，这只适用于吞食鸦片。附录里还举了许多这样使用鸦片的后果的例子，有了这两段，再往下引便无用了。说实在的，就同本题相干与否而论，斯托尔斯·特纳先生大可以把关于暴食或饮烈酒之后果的医学证言或别的证言也一并收进书里。然而把这两种行法搅在一处，好把读者弄糊涂、引入歧途，于他的用意是合适的。顺便说一句，奥本海姆医生那番话，已被乔治·伯德伍德医生爵士驳得干干净净；这位卓越的医家久居孟买——那里有一个中国人的侨居之地，其中大多数、若非全部，都是惯吸此药的人——他对吞食鸦片与吸食鸦片的后果了解得极透彻，他的证言理当得到最高的重视。再者，特纳先生书中第八页提到德昆西论吞食鸦片的那本书，题为《一个英国鸦片吞食者的自白》。还有比这更不老实的么？德昆西是吞鸦片的人，不是吸鸦片的人。下面就是我所说的特纳先生书里那一段：

「那部《自白》，其实不是自白，而是一篇为自己一生的辩白，是一篇苦心经营的文章，要用迷人的文笔之光彩，把自己的名声粉刷一遍，把一种自我放纵的习惯所留的污点涂抹过去。」

试问有谁听过对德昆西出这本书的动机作如此离奇的解说？照他的意思，德昆西是以吞食鸦片为耻，才写了这本书替自己的行径开脱；照斯托尔斯·特纳先生的说法，如此可怕、可耻、堕落的——诸位请注意——不是吞食鸦片，而是吸食鸦片。这类论证何等荒谬，我想我能叫最单纯的人也看明白。一个人倘使不幸染上了一种可耻的习惯，譬如说过度饮烈酒，他万万不会想到去就这题目出一本书，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毛病。然而这正是特纳先生加在德昆西头上的。可是实际上，他以为德昆西以吞食鸦片为耻，是全然想错了；德昆西倘使真以为耻，断断不会写那本书——顺便说一句，那是我们文学中最迷人的书卷之一。在它出版以前，知道他德昆西吞食鸦片的大概还不到六个人；而在那部书的序里，他说「他的自责算不得认罪」。我知道特纳先生是一位决不会故意行不老实之事的君子，更不会明知不实而有意说出；只是他被偏见蒙得太厉害，他那天生清明的理智被这鸦片问题、被他对禁烟会的职责扭曲变形，他的官能与推理之力被弄得这样乖谬，以致他要么看不出吸食鸦片与吞食鸦片这两件事的分别，要么明知有分别，却自以为把它们归作一类是有道理的，因为两者都出自鸦片；于是他要说服自己、也说服他的读者，说它们为害相等。可是在他这本书里，他拿德昆西——那个自认每日吞食三百二十喱的吞鸦片者——同一个每日吸一百八十喱的中国吸鸦片者相比；而每日吞三百二十喱同每日吸一百八十喱的分别，约如一千比一，实际上那便等于生与死的分别；然而斯托尔斯·特纳先生偏要把这两种行法搅在一处，好叫不留心的读者推想二者之害相等。禁烟会和它那些轻信的拥护者所满意的，就是这一类论证；而整个宗教界、整个国家、整个立法机关，就被要求凭着这些论证起而拯救受害的人类，废除这印中鸦片贸易。

既已提到德昆西，我忍不住要揭穿一桩极可耻的欺骗：自从我这几次讲演的初版问世以来，禁烟会的某些代理人或拥护者，就拿这桩欺骗来愚弄公众。德昆西这部书，我已说过，是一本极有趣味的书；它是同一作者十四卷集子里的头一卷，一八八〇年由爱丁堡著名的亚当与查尔斯·布莱克书局出版，每卷售价两先令，就印工、纸张和整体的装帧而论，实在算很公道，至于版权，早已满期了。虽然斯托尔斯·特纳先生把这本书误说成德昆西悔罪之作，我却恐怕多数读者读过之后，所生的效果倒是引他们去吞鸦片，而不是叫他们远离此习；我随后给读者引一段，这一点便可明白。实情是：德昆西深谙人情，靠笔墨为生，他所存的心思，在娱悦读者者多，在改造读者者少——因为不管怎么说，一出演得好的喜剧，在众人眼里总比一出悲剧更受欢迎，哪怕那悲剧演得再高明。我绝无意非议我们这位作者《自白》的大体；可是说他写这本极迷人、极别致的书时，大大地往如画处着笔，又大大地借重了想象，凡肯让自己享受一回读这本书之乐的人，我想都不能否认。如今禁烟会某位极热心的代理人或鼓吹者，怕德昆西这部书——它因特纳先生和我自己的书而被牵进这场论争、引起了注意——会使读书的公众觉得鸦片到底并不像反鸦片的鼓噪家所说的那样可怕，便干起一桩卑下的勾当来：把这部书大加删改，又把他自己的别的材料塞进去，把吞食鸦片写成世上最可怕、最骇人、最败坏人心的行法，然后把这锅大杂烩印出来，以一便士这样极公道的价钱，让这无耻的滑稽模仿本泛滥全国。凡有趣味、能消遣的段落统统删去，塞进去一些不堪的东西。它扉页上题的是「一个鸦片吞食者的自白；托马斯·德昆西的名著。版权本」。整个儿不过是那部真书的一个滑稽模仿——而且是极坏的一个。首先，它表面上就有一句谎，因为版权已满期，而它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原书的翻印本；其次，它所含的材料还不到真书的六分之一，每一页上都盖着「赝品」二字。它曾在伦敦史密斯父子书报公司各处的书摊上出售，我相信全国各地也有。几个月前我自己在查令十字车站买了两本，不过我想这件妙不可言的文字伪作此后已被撤了。然而我敢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就是：在鸦片问题上毒害读者的心，使人以为鸦片是可怕的毒物、吸食鸦片比过度耽溺酒精更有害。这桩「虔诚的欺诈」，大大辜负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的英名——他那纯正而古典的英文是我们语言的光彩——也伤害了一般公众，他们是在虚假的名目下掏出钱来买了这一便士的谎话。整桩事情之说得过去，正如某个十等的涂鸦匠把乔舒亚·雷诺兹爵士、或者英国画派别的大家的杰作「临摹」一番，再把那不堪的拙劣之作印成油画印刷品，让这冒牌货泛滥全国，指望叫公众相信奉上的是原作的真摹本。可是这些反鸦片的狂热家是不在小节上拘泥的；他们在要把是说成非的那种疯劲里，不惜诋毁死者、中伤生者。我举出这件事，是要让我的读者看看这些人为了把他们的虚构强加给公众，会使出何等无顾忌的手段。

现在暂且撇开德昆西和他的书，来看看艾尔斯医生关于吞食鸦片与吸食鸦片之别说了些什么。在我已经引过的那篇登在《中国之友》上的文章里，他说：

「我做这些观察颇感兴味，因为我在印度多年的阅历使我深知吞食鸦片的后果，而我惊讶地发现吸鸦片的人同吞鸦片的人竟如此不同。我倾向于相信，在一般人心里这两者已经混为一谈。吸食鸦片同吞食鸦片不可相比。后者是一种可怕的恶习，极难医治，并且很快就在服用者身上显出十分显著的体质上的影响。」

艾尔斯医生说得很对，这两者已被搅在一处了，这要多谢斯托尔斯·特纳先生和他的同道。为把吞食鸦片与吸食鸦片的分别再讲明白些，且拿吸烟草这桩人人熟悉的事为例。我想一般人并不知道：烟草若由内服下，是一种剧烈而几乎立时见效的毒物。极少的一点进了胃，便能很快致死；有些医家还奇怪，怎么刺客们没有拿它来行他们那阴毒致命的勾当。烟草没有药用之性；在化学家和医家眼里，它只是一味毒物。它的生物碱、也就是有效成分，是烟碱，一种毒性之猛烈、发作之迅速足以同乌头碱、士的宁、氢氰酸并列的毒物。实际上四者之中，还要数它居首。在我已经提到的泰勒的《法医学》第三百二十一页「烟草中毒」条下写着：

「此物若大剂量服用，无论是粉末还是浸剂，所生的效果十分显著。其症候为昏厥、恶心、呕吐、眩晕、谵妄、四肢无力、全身肌肉松弛、战栗、体力全然虚脱、体表发冷并出冷黏之汗、抽搐、瘫痪，以至死亡。有些例子中有腹泻，兼腹部剧痛；另一些例子中则是心区有一种下沉或压抑之感，转为昏厥，或生出死亡将临之感。伴着上述症候的，有瞳孔散大、视物昏花兼意识混乱、脉搏细弱几不可触，以及呼吸困难。烟草中毒上法医之庭的事不多。这尤其奇怪，因为它是一种容易弄到的东西，而持有它又不像持有别的毒物那样会引起诧异或疑心。一八五四年六月，有一人被控用烟草毒死一个十周大的婴儿。他把一些烟草放进婴儿口中，据他说是为了叫孩子睡着。婴儿完全被麻醉，第二天便死了。……烟草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含有一种液态的挥发性生物碱，即烟碱。」

同一页「烟碱」条下，他说：

「这是一种致命的毒物，同氢氰酸一样，小剂量便能极迅速地致命。我试过，一滴便在三分半钟内杀死一只兔子。十五秒钟内这动物就站立不住，前后腿剧烈抽搐，背部痉挛地弓起。」

尤尔博士的《艺术、制造与矿业辞典》第二百五十页「烟碱」条下写着：

「这种生物碱是烟草的有效成分。……烟碱是一种极厉害的毒物，一滴放在一条大狗的舌上，便足以在两三分钟内要它的命。」

关于烟草及其生物碱之为致命毒物，就说到这里；然而我们都知道，只要不耽溺过度，吸烟草是全然无害的行法，而且几乎人人为之；如今倒是要找一个不吸烟草的人——不论老少、不论贵贱——才成了例外。我们最伟大的思想家、哲人、诗人、政治家和数学家大多吸它，而且我相信多数情形下是有益的。有度地耽溺，于体质无损，我倒不如说它的效果是医治的、有益的；诸位极少能找到一个烟瘾重的人是酒徒、甚至只是喝烈酒的人。然而这种给千百万人以慰藉与快乐的植物，无论是天然的还是制成的，只要由内服下极微的一点，便是致命的毒物。鸦片也是如此：惯常吞食它或许有害，吸食它却不但无害，而且对身体确有裨益。它是防止酗饮与醉酒的一副十足的护身符，因为它对神经系统所生的效果同葡萄酒相似、而宜人得多，却不像酒精那样使血中带毒、毁坏健康，并把人引向败亡、耻辱与死亡。自然，吸食鸦片同别的一切享受之物——茶、葡萄酒、烈酒、啤酒、烟草——一样，可以被滥用；但过度耽溺的少数人，比起滥用酒类的众多之人来，其数目之小简直微不足道。至于吞食鸦片，过量便致死，而吸鸦片的人却可以从早到晚享用他这件奢侈，看不出有什么损害。由此可见，吸食鸦片与吞食鸦片根本不能归作一类，它们是截然分开、判然有别的。

这里我不妨再提一提威尔弗里德·劳森爵士在纽卡斯尔反鸦片集会上的演说。演说的人在言谈中颇有风趣地提到一个反吸烟草协会，那曾是个活跃的组织。该会在卡莱尔开过一次会，看来那位主讲人——一位精力充沛、想象力惊人、口才流利的人物，俨然又一位斯托尔斯·特纳先生——把弗吉尼亚烟草及其对信奉者的可怕影响痛骂了一通，骂词用尽之后，特别指出吸烟草足以缩短人的寿命；可是说到这里，听众里一位快活的中年北方人打断了他，说：「这我可不晓得，讲演先生，我父亲一直吸到八十岁！」「啊！」那一位应声道，自以为应付裕如，「令尊是个例外；他是个异常强壮康健的人。凡见到你这位硬朗结实的儿子的人，都必定知道这一点。他若不吸烟草，寿数还要长得多。」「这我也不晓得，」那乡下人答道，「因为他还活着，身子好好的，烟草照旧吸。」如今劳森爵士这番演说，倘使是在一个为抗议反烟草协会那套理论而开的会上发表的，他必定得分；可是照眼下的情形，我倒要把他这番演说算作替我在鸦片问题上的见解说话的；因为，借一句有名的句式，我要对这位可敬的从男爵说：「您听了会不会吃惊——我不但能给您举出一对吸鸦片的老父与儿子，而且能举出父、子、孙三代同堂、都还在世、都吸鸦片，而且一辈子都吸，于健康毫无损害？」

不过吸烟草纵然可乐，我仍主张：至少对亚洲人而言，吸食鸦片不但更惬意，而且益处大得多。烟草没有医治之性，不过是一味毒物；鸦片则是已知最可贵的药，凡别的镇静剂都无效之处，它的力量便显出来。作为镇痛之药，别的药无一能及。鸦片有一种独有的性质，就是它不能挥发，或者说几乎不能。把一块鸦片放在烧红的铁板上，它不会挥发，就是说不会化成蒸气散去、而可用化学的法子收存起来以复其原状。它会被燃烧所毁；热要把它烧掉，正如烧掉一块糖或别的不能挥发之物一样。而一种能挥发之物，譬如硫磺，经同样的处置，不但不被毁掉，只是化作蒸气放出，用适当的法子还能重新收住、复成硫磺。所以当诸位把鸦片装进烟枪、把那一丸凑到灯上时，燃烧的效果便是把鸦片的有效之性毁掉；吸的人把放出的烟吸进口中，再从口里或鼻孔中吐出。因此他要把鸦片的有效之性弄一点进身子里去，唯一的法子就是像吸烟草那样吸它。而烟草恰恰相反，它是能挥发的；只是那毒性太易挥发了，大量化作蒸气从烟斗的斗里跑掉，又极快地从口中吐出，所以吸这致命毒物的过程并不生出害处，身体天然的复元之力把那恶气的影响中和掉了。吸鸦片与吸烟草的分别，看来是这样的：前一种，诸位吸进口中的不过是一味贵重芳香药物的烟，这药若按适当的分量作为药服入胃中，有强大的医治之力；那烟吐出之后不留下任何物质，而在经过之际对神经施以一种愉快而全然无害的激发之效。

至于烟草，吸进口中的是一种污秽有毒、全无医治之性的草的烟气，连同它挥发出来的物质；而这气味对于没有经过那番必要的痛苦与难受以习惯于它的人来说，是最令人作呕、最可憎的。烟碱，烟草的生物碱，不过是一味致命而迅速的毒物，只对刺客有用。吗啡，鸦片的生物碱，只有在过量时才有毒；无论内服还是皮下注射，它都是已知最奇妙的镇痛与镇静之药。我深信，等医家们把鸦片与吸食鸦片研究得更透彻，医界将确立这样的定论：吸食鸦片不但全然无害，而且极有裨益；因而它最终不但可以压倒饮烈酒之风，也许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取烟草而代之。可是本国至今很少有医家把鸦片当作专门之学来研究。他们只知道英国药典里所载的它的用法与性质；甚至那些在印度吞食此药的地方行过医的人，看来至今也没有完全了解它的一切性质。艾尔斯医生自己就承认，他到香港之后，发现吸食与吞食此药的效果相差如此之大，大为惊讶。我这里不妨提醒读者：我们有、或者曾经有过一个反吸烟草协会，正如如今有一个反吸鸦片协会。前者那些拥护者加在烟草使用之上的荒谬之辞，有太多活生生的反证摆着，于是那场鼓噪被人笑倒，不是寿终正寝，便只剩下苟延残喘、时发时歇的存在；可是倘使烟草之吸这桩所谓罪大恶极之事是行在非洲的，我想那个协会就要死得难得多，至少也要显出更多的生气来。禁烟会若不是因为一切所谓祸害的发生之地是在一万英里外的中国，而能驳倒他们荒谬断言的见证人也住在同样远的地方，早就同它落得一个下场了。不过请诸位相信，禁烟会的日子屈指可数：它气数已尽，像那阵反烟草的狂热一样，不久便要归入过去之物。我自以为，这几次讲演的发表与刊印，已给了这场鼓噪沉重的一击和极大的挫折。

前些时候我有幸读到伯德伍德爵士登在《泰晤士报》上一封极有趣、极出色的信，前面我已提到过他；他在印度行医的阅历逾十四年，并把鸦片问题当作专门之学来研究。我想他的证言，比任何不懂医的人——无论那人如何博学多才——都要值钱得多；一个是对自己的题目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的知识，另一个至多不过是空谈理论。请诸位相信，那位罗马诗人是深知人情的，他说：「要信那亲历其事的人。」那篇文字既博洽又有趣，太长了不能全读，这里引一段：

「我的读者可以凭我所举的各家自行判断；不过我从他们那里、并从我自己的阅历所得出的意见是：鸦片在亚洲之被使用，同酒精在欧洲相似；而且考虑到人对它天然的渴求与普遍的喜好、教会对它的宽容、它一般有益的效果，以及并不生出什么恶果，那么有度地惯用鸦片，其正当之理同有度地用酒精一样充分，实则还要充分得多。

「本杰明·布罗迪爵士一向被引为反对以鸦片入日常之用的最著名的专家；可是他的话是怎样说的呢（《心理探究》第二百四十八页）：『鸦片入胃所生的效果不是激发，而是抚慰神经系统。在某些情形下或许不然，但那是通例之外的少有的例外。吞鸦片的人处于被动的状态，在药性之下自得于他那梦幻的境地。他于世无用，却也不为害。酒类则全然不同。』吸食鸦片是中国人用此药的方式——印度政府正是为此被特别加以责难的——而说得最保守些，它也是温和得无可比拟的一种耽溺。如前面所说，我认为它绝对无害。我甚至不把它同吸烟草归作一类，因为吸烟草本身若过度，是可以有害的，对二十五岁以下的少年人尤其如此；我的意思是说，吸食鸦片本身之无害，如同吸柳树皮、或者吸泥炭火的烟、或者吸沸水的汽。……军医总监摩尔近来登在《印度医报》上论鸦片的文章我没有见到，但从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归航邮报》转引加尔各答《英国人报》的一段评介看来，那篇文章对印度政府制造鸦片并售与中国人所得之岁入在道德上的完全正当，作了极详尽、极有力的辩护。他引香港艾尔斯医生的话：『凡在华居留的人，没有一个相信印刷品里所见那种迟钝、昏沉、委靡的吸鸦片者当真那样常见。』又引李泰国领事的话：『在中国，败家子、行为淫邪的人、酒徒，以及形形色色的坏人，都滑进了吸鸦片者之列；因此此药看来要替这个国家一切的恶德负责。』英国驻汕头领事格雷戈里先生说，摩尔医生在吸鸦片的人中间住了几个月、走了几百英里，却从未见过一例鸦片醉。摩尔医生直接证实了我自己的说法：中国人在吸鸦片之前原是极厉害的酒徒。我还找到一部出色的民间故事集（翟理斯所译《聊斋志异》），几乎每一章里都有证据，表明鸦片传入之前中国人普遍的饮酒之习，虽然用酒是违背佛教的根本戒律的。摩尔医生所说吸鸦片的人不患支气管与胸部疾病，这一点极值得深思。另一方面，我发现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大受痨病之苦。传教士不许他们吸烟，又不许他们早婚——而早婚是他们国家积数千年阅历而成的明智风俗——于是他们堕入那些败坏污秽的习惯，而痨病在各处都是这些习惯无情的见证与鞭挞。等到咯血起来，烟枪便是唯一的纾解之物。」

伯德伍德医生不但在鸦片问题上见闻广博，而且无疑是迄今出现的反鸦片鼓噪最有力的对手之一。他在《泰晤士报》上的几封信轰动一时，把斯托尔斯·特纳先生惊得无所不用其极地要抵消它们的效力。到了这个关头，他忽生一个妙想。他发现在英国医家和别的够格的权威中间，众口一词都说反鸦片的叫嚷毫无根据，于是他想出一条绝妙的高招：断言英国人偏见太深、不足采信，把他们一概抹倒。下面是他在《十九世纪》杂志那篇有名的文章里就此题所说的话，前文他曾设想一桩案子，以中国为原告、以大英国为被告：

第三讲（三）

「鸦片这一恶习的有害之效，为普世的阅历所证实。人尽可以把那条神学上的格言用在它身上：凡历来所信、凡各处所信、凡人人所信者。有两层考虑可以表明，寥寥几个异议之声并不减损这个总的结论。这些人大都在一点上说得很明白：鸦片对谁都坏，只有对中国人不坏。若有人提议在英国自由使用鸦片，他们必定大惊失色；而印度政府为使印度本地人不致沾手所作的努力、或者所谓的努力，他们是赞成的。在另一点上，这些异议者又都一样：他们每一个人都偏袒我们眼前这桩案子的被告。他们全是英国人。没有一位法国或德国的医家、没有一位中国的权威，被引来证明鸦片之无害。这些辩护者中有些是鸦片商人，他们硬说那使他们发财的药物是中国的福泽与恩惠；再不然就是一位在印度事务部供职的先生，他认为吸食鸦片同『转转大拇指』一样安稳。」

愚妄或狂热还能走得更远么？英国人都有偏见。我不知特纳先生可曾想过：他自己既是英国人，也许在这问题的另一边也有一点偏见。是的；艾尔斯医生、伊特韦尔医生、军医总监摩尔、伯德伍德医生，还有一大批站在本行前列的卓越医家，还有阿礼国爵士、科尔伯恩·贝伯先生、唐纳德·斯宾塞先生等等，都不足信——因为他们是英国人！他们若是德国人或法国人，自然就当得起十足的采信了。像克里特那位祭司兼先知一样，斯托尔斯·特纳先生认定他的同胞个个是说谎的。〔注八〕可是且慢，我岂不记得这位先生约在一八八二年十月召集过一次英国医家的小型会议，会上拟定了若干谴责鸦片的议决？当然记得。请帖是沙夫茨伯里伯爵发的。我倒想问问斯托尔斯·特纳先生：当时在场的医界诸君和别的先生，是英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若没有大错，他们全是英国人。斯托尔斯·特纳先生以为那几位先生可信么？我倒想他是以为可信的；于是特纳先生的信条便成了这样：「英国人只要在鸦片问题上同我意见相合，便是可信的。他们在这题目上同我意见相左，便全不可信。」特纳先生爱拿神学的格言款待读者。我如今也送他一条法律上的格言，我想用在他身上正合适。译成明白的话就是：「凡所言自相矛盾者，不予听取。」自然，读者已经看出，特纳先生讥讽「一位在印度事务部供职的先生」，指的是乔治·伯德伍德爵士；他在《泰晤士报》上那些辛辣的文章给特纳先生的事业以如此的打击，而他为常识与真实所作的努力，正是特纳先生所要压下去的。

既然特纳先生的口味喜欢异域之物，我如今就给他举一些外国的证言，或许能叫他吃一惊。一八五八年以前的许多年里，西尼巴尔多·德马斯一直是西班牙王廷驻北京的特命全权公使。这位贵人在中国、印度、爪哇、婆罗洲和马六甲游历甚广，还学了中国话，好把这些地方的游历用得更有益。一八五八年他用法文出了一本论中国与中国人的书〔注九〕，特别论及鸦片问题，并专辟了极有意思的一章来讲它。这书在巴黎出版，据我所知从未译成英文。要说最不会料到能从他口中得到这一类证言的人，大概就是一个西班牙人了。然而事实如此。西尼巴尔多·德马斯这部书，实在是至今所写的为英国在印度与中国之方针辩护的最有力之作。我简直不以为连斯托尔斯·特纳先生也能指这位先生偏袒，或者说他的证言受了私人动机的左右而不予采纳。下面是他就这题目所说的一部分：

「我不妨先说一句：无论作为私人还是作为公职人员，我个人在这项（鸦片）贸易上从来没有丝毫利害，因为须知西班牙的船从来没有往中国运过一箱鸦片。因此我来谈这个题目，是全然公允的。我在加尔各答、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马尼拉，以及他们本国许多地方都接触过中国人；在那里我学了足够的中国话，可以同本地人交谈，并把鸦片问题弄个明白。我相信我是懂得这问题的，而我的见解也可算是全无成见。

「有人讲道反对鸦片，斥之为真正的毒物，并把以此药为经营牟利之物的人视为有罪。一份体现这些见解的陈情书，由许多传教士签名、得奇切斯特伯爵支持，呈给了维多利亚女王。伦敦又开过一次会，与会的是些行善的先生，由沙夫茨伯里伯爵主持，会上拟了一份同样宗旨的上女王书；这份文件我随后要详加论及。最后，上下两院的若干议员也发言反对售卖鸦片。另一方面，在中国立足的基督徒商人、许多知名之士，如德庇时爵士和别的极可敬的人，却主张吸食此药比饮用发酵的酒类害处要小。我要本着十足的诚意与公允来解说这个问题。在印度、马六甲、爪哇、菲律宾、婆罗洲和苏禄的沿海市镇，中国人想在哪里吸鸦片就在哪里吸，想什么时候吸就什么时候吸，而且买得比在广州、上海更便宜，内地的城镇就更不用说了；然而众所周知，在所有这些国家，尽管气候不卫生，吸鸦片的中国人却格外康健强壮。正是这些吸鸦片的人被雇作农工、泥水匠和脚夫，耐得住极大的疲劳，干着最吃重的活；他们作为移民的名声如此之好，近几年还有人设法招他们到利马和古巴去落户。这些人中死亡的成数并不超过寻常之率；而我必须承认，我在上述各国认识的中国侨民不在少数，却从未听说有一人死于吸食鸦片，或因此得过什么重病。

「只是到了初抵中国，我才听说这种麻醉之物据说有那样可怕的效果，才听说吸鸦片者所吸进的那股烟气被称作毒物；我还得补一句：在我所到过的中国各处，从未听闻有谁因吸食鸦片而死。我曾问过几位我认为可信的本地人，问他们可曾听说有人因此习而死；他们答我说，对一个吸得极无节制的人也许会发生，但只在他忽然被断了这项耽溺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讲起他亲见过这样一例。他认识一个积习极深的吸鸦片者，穷到了极处，有一回被发现昏迷不醒、几乎没气了；有个好心人路过，把几口鸦片的烟气吹进他嘴里，他立刻像是缓了过来，不久便能自己吸一筒，于是十足地活转了。我承认鸦片本身是毒物，可是请问：火把它所烧的种种东西，哪一样不改了样呢？」

我倒想知道斯托尔斯·特纳先生对这一段作何想法。这里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西班牙绅士，中国话说得好，住在本地人中间，研究他们的习性，尤其是他们用烟枪的事，而他宣称此习无害。那么试想，马六甲、爪哇、婆罗洲和菲律宾的这些中国人，倘使不吸鸦片而惯用烈酒、葡萄酒、甚至啤酒，哪一个明白人能有一刻以为他们还会是西尼巴尔多·德马斯所见的、而且至今仍是的那种能忍耐、强壮、康健、勤劳的人民？

再来看唐纳德·斯宾塞先生关于鸦片之效果的证言。我仍旧引他那份一八八一年宜昌贸易报告：

「至于此习对那些普遍沾染它的人民有何影响，意见只有一个。李希霍芬男爵是到过四川的最有阅历的游历家，他注意到此习异乎寻常地普遍之后，说：『除湖南一省之外，我在别处都不曾见过鸦片的使用像在四川这样看不出效果。』科尔伯恩·贝伯先生对这个省和这里的人民所知，胜过任何在世的英国人，他说：中国没有哪里的人民像这里这样宽裕、这样强健，也没有哪里的人像这里这样吸这么多鸦片。在这些有分量的名字之后，我添上我自己短短的阅历。我所见的四川人民是壮实有力的汉子，住得、穿得、吃得都比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好，气色也更健。我在他们中间所见形容枯槁、身子消瘦的人，并不比各国因疾病而有的为多。患痨病一类慢性消耗之症的人，若是吸鸦片，便容易被粗心的观察者归进『毁掉了的牺牲者』之列；我所见的衰弱与吸鸦片并见的例子中，有几个照他们自己所说，正是这一类假牺牲者。也有些人的健康确是被吸食加上别的官能上的放纵一同掏空了的。无疑还有些人只是因吸得过度而衰弱，因为凡事过度都有其报应。然而四川一地人民总的健康与安乐是很可观的；对于他们做工的能耐、吃苦的能耐，以及他们替自己置办的物质上的安适，所有游历家都热烈地作证。」

现在请容我问读者一句：他能有一刻以为，四川的人民倘使像嗜吸鸦片那样嗜饮烈酒、甚至只是嗜饮啤酒，我们还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么？那些人还会「这样宽裕、这样强健」、这样壮实有力、这样「住得、穿得、吃得都比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好，气色也更健」么？我想不会。那么从这样的情形该得出什么公允的结论呢？无非是：吸食鸦片是一种无害、甚至有益的行法，除非耽溺过度；而如今已经明白，过度耽溺是全然的例外。我想我说下面这话离真实不远：在中国遇见一个过度吸鸦片的人，在本国至少能遇见一百个过度耽溺酒精的人；而后者的效果是不能医的，过度耽溺鸦片则全然不同。那么我想可以推断：就吸食鸦片有无恶果而论，这件事已在实际政治的范围之外，只该归入感伤的领域罢了。

现在我给诸位引一段博学的图迪休姆博士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他是圣乔治医院的讲师〔注十〕；这一段对我这部分题目大有发明。该书第二卷第八十八、八十九页上他说：

「鸦片的医药用途，有史以来一向为人所熟知，因而今日反倒不被人更好地赏识，实在可怪。在这件事上，正如在许多别的事上，我们其实不过是渐渐走出那些黑暗时代的境地；在那些时代里，许多好东西连同对鸦片的知识一并失掉了。……这些以及别的考虑，使我四处寻觅一种更便当的法子，既能得吗啡之效，又无其不便、甚至无其危险。我从德沙姆与贝纳尔的实验（《法国科学院周报》第四十卷第三十四页）得知，吸食鸦片时有一部分吗啡是挥发而未分解的；于是我用鸦片受热所生的烟气作试验，先在自己身上，后在别人身上；等到我把中国人用此药的法子弄得十分熟悉，我便得出这样的信念：在这里，治疗学上最有意思的难题之一，已经以最巧妙、同时又最安稳的方式解决了。我手里握着一种东方各族所熟知并广泛使用的力量，而整个西方世界却对它的用法忽视、无视、斥责并轻蔑。」

换成不是行内人的话说，图迪休姆博士发现吸食鸦片不但无害，而且是一种可贵的医治之法。

至于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证言，我若觉得合适，本可以举出几位真正可靠的中国商人与买卖人的证言，那将把我所说关于吸食鸦片无害的一切都坐实。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这类证言无论多么有力可靠，我深知必定会被禁烟会的代理人和传教士们指为不足信；而他们那一边无疑也会——我承认是本着最大的诚意与善意——举出所谓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别的全不可靠的本地人的反证来。这类人里有一位名叫邝其照的，自称「前中国出洋肄业局成员，驻美国」，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写了、或者据称写了一封论此问题的信给《伦敦与中国电讯报》。这份文件里的陈述夸大其词、引人入歧，而且在许多方面根本不实。我很怀疑这封信究竟是不是一个中国人写的，疑心它要么是禁烟会某个代理人或鼓吹者在伦敦此地写好、寄给邝其照签名的，要么是某位美国传教士写的。无论如何，写信的人显然对他所写的题目毫无真知，这是明白的。要证明这一点，只消看其中一段；写信人在那里要说明鸦片对初尝的人比烟草或烈酒更诱人。他说：

「关于这两种兴奋之物的差别，还有一层要说：鸦片的激发之力大得多，因而也更危险。它也更惬意、更迷人。并非人人都喜欢酒的味道；烟草的气味一开始中意的人极少；可是无论哪一国的人，都觉得烧鸦片的香气宜人而诱人，所以我毫不怀疑：倘使伦敦也像中国那样开起烟馆来，此习不久便会在英国人中间盛行。」

这话是不实的。凡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都知道，情形恰恰相反。我久居香港，从未知道有哪一个英国人、或别国的外国人吸鸦片，虽然我遇见过许多试着吸过几筒的人。他们都对我说，那股气味令人作呕，毫不生出什么快感。欧洲人厌恶鸦片的烟气、从不耽溺烟枪，这桩事实表明：邝其照先生自幼无疑便在传教士的教导之下，因而被禁用此药，他对自己说得这样流利的题目一无可靠的知识。到了适当的时地，我准备拿本地人就此题的证言款待斯托尔斯·特纳先生，叫他瞠目结舌，叫他和他的门徒狼狈逃散。

现在让我给诸位引一段璞鼎查爵士的公文；他从前是英王陛下驻华的全权公使兼总督，这份公文是他约在五十年前写给外交大臣的。它极为重要，因为它表明：早在那么久以前，本国的英王陛下政府和她在华的代表就费过一番心力，要查明吸食鸦片有损中国人身体与德行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一点真实：

「许多人以为鸦片输入中国是一桩有百害而无一利之事、是苦难之源，这个想法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就我个人而言，我未能发现一个这样的例子；虽然我承认，鸦片一经滥用，可以极为有害。再者，同样的话适用于任何一种过度的享乐；可是从我到中国以来的亲身观察、从各方面所得的消息，以及最后从官府中人自己所说的话看来，我深信有些人归咎于鸦片之使用的那种道德败坏与倾家荡产，多半出自对这题目了解不周和夸大其词；而在中国因吸食鸦片所生的祸害，还不到在英国以至印度因那两国大量过度饮用烈酒而每天看得见的祸害的百分之一。」

现在正好把我答应过的德昆西《自白》里那一段引给诸位。我把它荐给威尔弗里德·劳森爵士一看。他在酒精之醉同吞食鸦片所生的兴奋之间所作的区别，既有教益，又有趣味。他说：

「这些倾向中有两种，我要举出来作为寻常酒醉的确诊之征、即其特有而不可分的标记，而鸦片无论用得怎样过度都决不生出这两种来。其一是自制之力的丧失，涉及一个人一切的行为与意图；凡耽于葡萄酒或蒸馏酒而过了一定限度的人，无一例外地（虽然快慢不等）渐渐被它侵占。舌头和别的器官不听使唤：醉汉说话含混不清；对某些字眼，他作出滑稽地认真、却往往徒劳的努力想把它们说出来。眼睛迷乱，看东西成双；抓得过少，又抓得过多。手伸偏了。腿绊倒，失去协同动作的能力。一切人都朝这个结果去，只是快慢不同。其次，另有一个特征可以注意：在酒精之醉里，这过程总像沿着一道拱；饮者不断上升到一个顶点，再从那里循相应的级次下降。上升的过程里有一个极顶，一经到达便不能重来；而那固执的饮者盲目地、不自觉地、却总是不成功地想把这享受的至高之处恢复过来，这就诱他陷入变得危险的过度。到了这快乐的极顶之后，势必要循着相应的阶段崩落下去。有人当我的面主张说，他们曾喝绿茶喝醉了；伦敦有个医科学生——他的专业学识我有理由十分敬重——前些天还对我说，一位病人在病愈之中吃牛排吃醉了。其实这一切都取决于对『醉』下一个严格的定义。

「关于鸦片，这头一个也是最要紧的错误既已说了这许多，我再略提第二个和第三个，就是：说鸦片所生的精神之高扬必继以相应的消沉；又说鸦片自然的、甚至即刻的后果是麻木与停滞，身与心皆然。头一个错误，我只消简单地否认它；并向我的读者保证：我服鸦片的那十年里——不是按时服，是断断续续地服——凡在我许自己享受这件奢侈的次日，总是精神格外好的一天。

「至于据说随吞食鸦片而来的、或者不如说（倘若我们相信那许多土耳其鸦片吞食者的图画）伴着吞食鸦片而有的麻木，我也否认。诚然，鸦片是归在麻醉剂一类里的，到末了或许会生出几分这样的效果；可是鸦片最初的效果，总是、而且是最高程度地激发并振奋身体。它作用的这头一段，在我初习的时候总要持续八个钟头以上；所以倘使吞鸦片的人不把服药的时辰安排得使它麻醉之力的全部分量正好压到睡眠上去，那只能怪他自己。

「首先，凡提到鸦片的人——无论正式提及还是顺带提及——都不是在断言，而是径直认定：鸦片能致醉、或者会致醉。读者啊，请你放心，由我担保：任何分量的鸦片都不曾、也不能使人醉。至于鸦片酊（俗称劳丹），那倒的确可以使人醉，只要一个人受得住喝那么多；可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含有那么多纯酒精，而不是因为它含有那么多鸦片。至于生鸦片，我断然断言，它不可能生出任何与酒精所生者相似的身体状态；而且不仅在程度上不可能，连在种类上也不可能；它所不同的不单是效果之量，而是效果之质，全然不同。葡萄酒所给的快乐总是迅速上升、趋向一个极点，此后又迅速衰落；鸦片所给的快乐一经生出，便八到十个钟头平稳不变：借医学上一个术语上的区别来说，前者是急性的快乐，后者是慢性的快乐；一个是摇曳的火苗，一个是稳定均匀的光热。可是主要的区别在这里——葡萄酒扰乱人的心智官能，鸦片则相反（若用法得当），在这些官能中间引入最精妙的秩序、法度与和谐。葡萄酒夺去人的镇定，鸦片则扶持并加强它。葡萄酒使判断摇动，使饮者的轻蔑与钦佩、爱与恨都带上一种反常的鲜明与炽烈的夸张；鸦片则相反，它把宁静与平衡传给一切官能，无论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而就脾性与一般的道德感情而言，它所给的不过是一种生命的温暖，是判断所赞许的，大概也是原初的、洪水以前那种身体的康健所常伴有的。譬如说，鸦片同葡萄酒一样使心胸与仁爱之情舒展；可是有这样一个显著的差别：醉酒时忽然生出的那种好心肠，总或多或少带着伤感而短暂的意味，因而遭旁人的轻视。人们握手，誓结永久之交，又流泪——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而兽性显然占了上风。可是鸦片所带来的那种更和善之情的舒展，不是热病式的发作，不是倏忽即逝的阵发；它是健康地复归于一种状态，而那是人心在深植的痛苦刺激——那刺激曾扰乱并抵触一颗本来公正善良之心的冲动——被除去之后自然会复归的状态。诚然，便是葡萄酒，到一定的程度、对某些人，也倒能使智力振起而稳定；我自己一向不是嗜酒的人，却也常觉得六杯酒对官能有益，使意识明亮而强烈，并使心里有一种『以自身之重而平衡』之感；而一般人说某人『被酒改了装』，那话实在荒唐之至；因为恰恰相反，多数人是被清醒改了装，而且改得厉害；人们饮酒的时候，才把自己真实的性情色彩显露出来，那自然不能叫改装。然而葡萄酒终究不断把人引到荒唐与放肆的边缘；过了一定的程度，它必定要把智力的精力挥发掉、吹散掉；而鸦片则似乎总是把骚动的安抚下来，把涣散的收拢起来。总之，一言以蔽之：一个人醉了、或者将要醉了，他是、而且自觉是处在这样一种境地：那把他本性中仅仅属人的、而且太常是属兽的部分抬到了至高之位；而吞鸦片的人（我单就其为吞鸦片者而言，并假定他身体正常康健）则觉得他本性中更近于神的部分居于上位——就是说，道德之情处在万里无云的宁静之中；而在这一切之上高悬着那伟大智力的大光。

「这就是真教会关于鸦片的教义；而这个教会，我自认是它的教皇（因而不会谬误），又是自封的驻各处经纬度的钦使。不过须记得，我是站在广博而深切的亲身阅历的地基上说话的；而那些曾论及鸦片的非科学的作者，甚至那些专门写过药物学的人，大多由他们对它所表示的惊惧可以看出，他们关于它作用的实验知识竟是一点也没有。」

第三讲（四）

我如今已经处置了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条谬见。第四条是特纳先生在他书里郑重其事说出来的——我也十分确信，他的追随者同样郑重其事地接受了它——那就是：供给左右需求，而不是需求左右供给。他在第一百五十二、一百五十三页上说：

「这项〔鸦片〕方针的辩护者，徒然想躲在供求这条寻常的贸易法则后面。这些经济法则的运行，并不能免去两端发动它们的人的责任；因为，虽说供给单独能造出需求是荒唐话，可是毫无疑问：只要那件货物不是绝对的必需之物，充裕而不断维持的供给便会增加需求。当年丝由商队运过中亚，欧洲一件丝袍值同等重量的黄金，这闪亮的织物便只留给帝王贵人，在平民中间不能说有什么需求；而如今充裕的供给却在除了最穷的人之外的一切阶层中间造出了需求。一个贪想丝衣的女仆，实在可以说她那份需求是被造出来的：充足的料子不断摆在她眼前，又使她无从得到它。不过几年以前，如今每日或每周买报的许许多多人，那时对报纸并无需求。在这件事上，一便士、半便士的报纸之供给，大可以说几乎是单独造出了需求。这类例证可以举之不尽。」

照这样说，伯明翰的首饰商和曼彻斯特的商人只消把他们的货不拘多少运往中国，便会发现销路现成，越多越好。他们所有的货都会被人接去；他们只要留心价钱不要太离谱就行，不然就同那女仆的情形一样，中国的劳动阶层虽然帮着造出了需求，却无从享用那供给。这个道理若站得住，一家商号便可以随心所欲地造出多大的买卖，而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行。今年它不必像去年那样只运五万英镑的货，只消运出十倍的数目，需求照旧会跟上。实情是——凡不被狂热蒙住眼睛、肯凭冷静的理性与常识来看这题目的人都很明白——往中国或别处运去过量的货物，纵然那货物在当地是有人要的，其效果也不过是把市面塞满。只有在需求存在、在人有求得此物之心、或者人民想要某一类东西的地方，货才能顺当地、有利地脱手。我确信我们若把运往中国的鸦片加一倍、甚至加两倍，本地人都会很快买去，因为那里对印度鸦片需求极大，只因它药力较强、气味较佳。而且须记得，中国是个庞大的帝国，本地人想要多少印度药也弄不到。我最近有机会同一位在伦敦此地立业的德国先生谈过，他做鸦片生意多年，把鸦片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像酒商品酒那样尝它、闻它；他断言印度鸦片有一种中国或波斯产品所没有的香气，实际上前者的气味相对宜人，后者的则令人厌恶。我相信这是中国人喜欢印度鸦片的缘由之一。至于我自己，我得说，我虽极厌恶烟草的气味，对鸦片——不论何种形状——的气味却更为嫌恶；我想一切欧洲人都是如此。实际上，吸食鸦片是中国独有的行法。

能把这一层证得最透的，莫过于赫德爵士同他各处海关副税务司之间的往来文书，那都载在我一再引用的《黄皮书》里。这些税务司说，印度药几乎总是用来掺进中国货里，为的是给它添味、好让它更可口，可以这么说。斯托尔斯·特纳先生所立的这个论断，简直荒唐，一刻也站不住。我并不想对这位先生本人出一句伤人的话，他的才具与干劲是无可置疑的，我对他也很敬重。除了鸦片之外，任何题目上他都不至于写出不合情理的东西来；可是一有鸦片在脑子里，他便发出全然立不住的种种论调，而我很遗憾地说，他那班忠心的追随者竟奉之如福音。且回到供给造出需求这个论调。特纳先生举例说，报纸税撤销以前，全国报纸极少，而税一撤，报纸便多起来；他以为这足证在这件事上是供给造出了需求。这是最谬误不过的。对报纸的需求一向存在，只是不幸因为从前压在出版业身上那些苛重的知识之税，供给才受了限制。那时候，便是一份周报也是一桩大事业。乡镇上有志气的人也许办起这样一份报，可是苟延残喘一阵之后，几乎必定要垮，并不是没有读者，而是税太重、读者买不起，因为那时的价钱不能不高。先是每一份报要纳一便士的税。其次，原料按重量纳税，而且出厂之前就得纳。再有，每一条广告还要另纳税；于是那倒霉的报馆老板四面八方都碰上勒索。从前，一份《泰晤士报》或伦敦任何一家晨报，哪怕是旧的，也有人争着要看。哥尔德斯密斯在他的《荒村》里写乡村酒店，说：

村中的政论家谈吐何等精深，

传来传去的消息比他们的麦酒还陈。

人不难想见那酒店里一群人伸着脖子，越过那位有权持报的人的肩膀，想瞟一眼伦敦的报纸。可是这些苛税一撤，局面就两样了。办一份报、印一份报的成本减到从前的约五分之一。凡稍大的市镇都有了自己的日报和周报，因为需求一向存在，而由于那些近乎禁绝的税，才没有供给。求知消息的渴望一向都在；这些禁绝性的税一经取消，有志的主笔或老板便看出机会，办起报来——并不是因为供给会造出需求，而是因为他知道需求早已存在，于是他估量能找到多少读者就印多少，不多印。他若印得超过所需，多出来的便要砸在他手里，成了一堆废纸。可是照特纳先生的论调，他印得越多就卖得越多！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套供求之说简直荒唐。它若能有一刻站得住，中国以及别的国家便要被那些从未在当地见过的东西淹没。那就没有理由不把大批女帽和缎鞋运往中国——我们知道，那些东西放在那里一千年也不会有人用。我把斯托尔斯·特纳先生这个著名的论调举给诸位看，是要让诸位看看：为了支撑这场愚蠢、无据而极有害的反对印中鸦片贸易的鼓噪，塞给英国公众的是何等一文不值的论证。

下一条谬见是第六条，就是：凡吸食鸦片的人，都是、或者几乎都是无节制的吸者，再不然也必定要变成那样；而此习一经开头，便不能丢掉，吸量还日见增加。全不是这么回事。遇见一个无节制的吸鸦片者，完全是例外；我这样说的理由前面已经讲过。在华的每一位英国居留民都支持我这个看法，其中有艾尔斯医生，他的权威简直无可置疑，他在这一点上的意见我已载在第七页。我认识成百上千的人，每天在事务完了之后吸鸦片，却从未显出一点衰颓。除了年事极高的人和犯罪的阶层，吸鸦片决不在办事的时辰里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中国人太精明、太会盘算，不会在做工的钟点里把光阴消磨在这种享乐上。烟枪一般说来，比我们这里的葡萄酒和雪茄用得还有节制，因为中国人的习性极其俭素。特纳先生所说的那种过度耽溺，我一例也没见过；而我在中国、在伦敦此地，都能找出几百位欧洲的见证人来证同样的事实。我屡次把中国的小店主和做工的人同本国同类的人在节制、勤勉与俭省上相比，而我很抱歉地说，每一回都是中国人占上风。

禁烟会和他们的书记特纳先生所抛出的那套话——说鸦片迷人到这个地步，一个人一旦用上便丢不开——是全然不实的。本地人会断断续续地吸上两三天，然后一个星期甚至更久都不再吸；可是实情是：此习是愉快而有益的，凡供得起的人少有想停的。无疑的事实是：吸食鸦片倘使真生出传教士和禁烟会所说的那些可怕后果，中国便不会是如今这样人烟稠密的国家。中国若是举国之人都沾染上酗酒那样的恶习，决不可能这样长久、这样成功地支撑下来。看这一面的正当法子，是姑且设想一下：中国人不是像斯托尔斯·特纳先生所说的那样做「鸦片瘾者」，而是——借这位先生自己的话——「在中国各处，在各样气候各样水土，在这庞大帝国里各种境遇各种情形之下」，都放量饮烈酒。那么我们还会见到中国人是我们所见的那样勤劳、刻苦、节俭、俭省的民族么？我想不会。不节制必定带来它信奉者的毁灭，而吸食鸦片并不伴有害人的后果。约莫三十年前，照阿礼国爵士所说，有一位美国传教士宣称中国有两千万吸鸦片的人——无疑都是被英国政府与人民诱入这桩不道德之事的——而且每年有两百万人死于此恶习之效！这个骇人的说法，被沙夫茨伯里和奇切斯特两位勋爵一字不疑地信了。然而我们如今有一位中国的官员赫德爵士，在他的官方《黄皮书》里郑重其事地告诉中国政府：全帝国不过两百万吸者；印度鸦片供给其中半数人以不多的量；人民的健康、财富与兴旺都不因此而受损。

下面是西尼巴尔多·德马斯就这题目所说的话：

「鸦片贸易的鼓吹者中最奇特的一位，是沙夫茨伯里伯爵，伦敦为禁绝此项贸易而组织的委员会的主席。这位贵人的诚意与善良的心地，我丝毫不怀疑。为一个遥远的异邦的福祉与保护而下场，又不顾本国与故土的利益奋力为之，这里头有一种宏大慷慨的东西。我由衷地钦佩这样有血性的人，也钦佩能产生这样的人的国家；可是我遗憾沙夫茨伯里勋爵行事不更谨慎些，遗憾他着手这个问题之前不曾更仔细地研究一番；尤其遗憾他在表达见解时不曾采取更有节制、更有体统的口气。他若那样做了，便可以免去这样的指摘：把自己的名字与认可借给了一份被统计上的错误弄得不成样子的文件，其中有些错误是违背常识的；并且对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作了无端而不该有的侮辱。

「他在给女王政府的陈述里论道，吸食鸦片每年在中国杀死两百万人。这位贵伯爵怎么会有一刻以为，每年有这么多人自愿自杀！两百万成年人为享一种快乐而把自己毁掉！他难道不觉得快乐与死亡这样的对照何等荒谬？他能相信中国的人性同欧洲的两样么？不举出丝毫证据便把这样离奇的断言公之于众，合乎道理么？我们若细究那些加在鸦片商人与种植者头上的指控，便会看到同样的不符与同样的不公。以为单是英国人做鸦片生意，是一种错误；因为一切外国人都一样，尤其是美国人，都在输入并售卖它。

「沙夫茨伯里勋爵谈到输入中国的鸦片之值时说，商人们『抢』中国人。我简直不知道哪一样更可笑：是这位贵伯爵所表达的意思，还是他表达的方式。我可以向勋爵保证：在以鸦片为业的商人中间，有品格极其正直的人，有十全十美、极有教养的绅士，他们不但不可能『偷』任何东西，而且在高尚的情操、公正与切实的仁厚上不逊于世上任何人；我只消举一个人，而我举他是因为他如今已不在世。我指的是已故的兰斯洛特·颠地先生，在这问题初起的那段极难堪、极紧要的时候，他被视为鸦片贸易中利害最深的人之一。……凡在中国待过的人都知道兰斯洛特·颠地先生以慷慨与慈善著称。有一回我同他从印度同船到欧洲，见过他许多善举，这里只举一桩，免得离题太远。统舱的客人中有一位天主教传教士；颠地先生看见了，一句话也不对人说，便替他在头等舱订了一个铺位，补了差价，并请我去告诉他过去住。那位传教士大为感激，可是说他替换的衣物不够，住进那舱房里会不自在，何况还有女客。颠地先生明白这个为难之处；他偶然听说这位教士打算去耶路撒冷，便请他把那头等舱房的价款收下〔注十一〕，那位穷传教士由衷感谢地收下了。」

我倒想知道斯托尔斯·特纳先生对这一段作何想法。他不采信英国人的证言，除非那证言同他自己的见解相合。这里有一位西班牙贵族、学者、游历家兼老练的外交家的证言，给他！我恐怕他会发现外国的证言同本国的货色一样不合口味。顺便说一句，这位兰斯洛特·颠地先生是著名的宝顺洋行的股东——该行此后已经散伙——而特纳先生在《十九世纪》杂志那篇文章里说他们「在法律上是走私犯」。

下一条谬见，第七条，是：中国政府如今、或者从前，急于要禁绝或遏止中国人民用鸦片。这是反鸦片的人所公认的论断或教条之一。还有一条谬见，第十条，我要同时处置掉。那就是：中国官吏反对鸦片输入中国，出于道德上的缘由。说中国政府如今、或者从前，出于道德上的理由急于要禁绝此项贸易，再没有比这更谬误、更明白地不实的了。我前面已经说过，而且除了禁烟会那些痴迷的信徒以外人人都相信：中国政府反对印度鸦片输入国内，唯一的用意是护住本土的药、阻止银子外流，并且总的来说是排斥外货。这一层，西尼巴尔多·德马斯在他约二十五年前所写的书里已经指出。

中国政府倘若真想禁绝或遏止鸦片之用，总该先从自己做起。他们该先把本国种罂粟的事禁掉。我们有赫德爵士这样高的权威为据：远在外国人输入任何鸦片之前，中国早已种它、用它。中国人是极其守法的民族；中国政府倘若真想禁绝罂粟的种植，办起来毫无难处，正如我们的政府在联合王国禁绝了烟草的种植一样。我想在康沃尔和德文郡，还有爱尔兰的某些地方——譬如那条「金脉」——种烟草是极有利可图的。怀特岛以及本国许多别的地方也种得。那么这里为什么不种？只因为种它是违法的，而政府有力量执行法令。爱尔兰或英格兰的农人若种起烟草来，不久便会被查出，立刻就得停。同样的事在中国办起来还要容易得多。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去禁绝罂粟的种植？只因为它并不想禁，因为它从鸦片——无论土产的还是外来的——得着一大笔岁入，又因为吸食此药是人民古老的风俗，久经阅历知其无害、甚至有益。倘使当真能在中国禁绝吸食鸦片，人民必定要转向那早已充足而便宜的烧酒，那才真要造成中国的衰败：因为那时我们就要看见那里的劳动阶层耽于烈酒，于是争吵、凶暴、把妻子踢死——特纳先生承认这些决不是吸食鸦片的结果——便要接踵而来。我倒但愿我们能把我们的酒徒变成吸鸦片的人。这一改若只是救得那些可怜的妻子和她们无助的孩子不受丈夫与父亲的虐待，我们也就成就了一桩可贵的事。凡人民固有的习惯，尤其是那些存在了许多世纪、若非数千年的习惯，而又明知无损于他们自己、无损于国家的安全与安定、实在是无害的，没有哪个政府会去干涉。我们从赫德爵士书里得知：就能查明的而论，中国所种此药的分量大概同输入的差不多。这摆明了只是个约数，而赫德爵士并没有给出根据，只有他各处副税务司的呈报，而各份呈报彼此不同，他自己也承认不可靠。这些税务司据以造报的消息，不过是他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搜集来的闲谈：无疑那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实则也是唯一的消息。可是经贝伯与斯宾塞两位先生、以及许多别的独立权威在这题目上投下的光来看，没有人能怀疑：中国所产的至少是外来输入的三倍。

一八八〇年和一八八一年中国贸易的海关报告与领事报告，都证明中国北部与西部各省鸦片产量不断增加；而近来到内地游历的传教士和别的人也报称，自那道号称禁止种植的上谕颁下以来，罂粟的收成比从前还大得多。一八八〇年宜昌海关代理税务司的报告表明：该口岸印度药每年平均的输入不超过十担，而宜昌府本地的产量估计每年在一千担以上。唐纳德·斯宾塞先生在他一八八〇年的贸易报告里，对那一年中国西部所产鸦片的总量作了这样的估计：湖北西部两千担，四川东部四万五千担，云南四万担，贵州一万担；共计九万七千担——实际上，单这几处之数就抵得上那一年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的全部。他一八八一年的报告如何，我前面已经讲给诸位听了。须记住，这还只是中国西部的产量。在山东、直隶、内地各省以及满洲，此物种得极广，而别的各省也都产出较少的分量。对这广布的罂粟种植毫无遏止之举，是众所周知的。索尔坦与史蒂文森两位先生去年从八莫往镇江途中经过云南，描述那地方像「一片罂粟的海」；斯宾塞先生又告诉我们，一八八〇年和一八八一年湖北西部种罂粟的地亩比前几年更广。满洲是中国东北一大片疆土，属这个帝国；在满洲和中国本部的北方各省，罂粟的种植面积也普遍增加。实际上，并没有人下什么工夫去阻止它。关于这题目，斯宾塞先生在他一八八〇年的报告里说：

「在湖北西部，官府对种鸦片的农人或鸦片的种植并无干涉；就我所能查明的而论，本报告所提到的各省，任何官署也都没有干涉。在云南，它直接得到官方的鼓励；而在各处，种植都是自由的。它的出产被看作国库岁入的丰饶之源、官吏与走私者的外快之源、农人与商人的利润之源，以及人人的乐趣之源。几乎人人都吸，几乎人人一有机会就把它私运到各地去；在这件事上，贫富之间、读书人与不读书人之间、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全无分别。」

有了这样的证言，而且得到许多别的、同样不带私利的人最有力的印证，还有谁敢说中国政府真有心禁绝罂粟的种植？

现在来看西尼巴尔多·德马斯就这一点有什么话说。他考究了印中鸦片贸易的历史，证明中国政府反对此项贸易的唯一用意是阻止银子外流，然后说：

「以为官吏们急于要阻止鸦片输入国内，是全然错误的。这些官吏中有许多自己就吸它；他们多数人、若非全体，都收受馈赠，对鸦片走私闭上眼睛。除了那位著名的林则徐和在朝的少数几位之外，其余的人——我想连耆英本人在内——都从这项非法的买卖里得过好处。德庇时爵士在华任全权公使时，就屡次提醒耆英注意那些在地方官纵容和鼓励之下进行的走私。」

我在上一讲里提到阿礼国爵士近来在艺术学会的一次会上宣读的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人人都知道这位先生的才具与崇高的品格，这足以十足地担保：凡他自己的阅历或无可置疑的来源所不能证实为真的事，他决不会断言。他说话又有权威。因此可以把他当作一位全无偏向的见证人。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无私人的利害，也没有理由说出任何不十分确切的话。他在我所说的那篇论文里说：

「无论当初的动机或真正的缘由是什么——这一层颇有可疑之处——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在一七九三至九六年最初那几道上谕里，还是晚到一八三二至三四年间颁下几道禁止外来鸦片输入的上谕时，都丝毫没有提到禁止的道德理由；而这一条在后来的文告里、尤其在李鸿章去年七月给禁烟会的信里，却被张扬地摆出来。这几道上谕中最早的一道（一七九三年）所举的理由，只是说它『耗费内地人民的光阴与财产，使他们拿银子和货物去换外夷的污秽之土』。而晚到一八三六年，臣工上疏给皇帝，指明鸦片贸易同纹银外流的关联时，他们看这问题一般也是从政治与财政的性质着眼，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而且在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三九年林则徐大举下手之前所颁的几道上谕里，关于吸食鸦片之害即便有也极少提及，而关于银子外流的话却说得极明白。我随后要指出，这种『污秽之土』在中国各省正被广泛种植、被他自己的臣民大量吸食；想到这一层，我们不妨质问一句：后来几年里被那样着重而愤慨地指出的、因大量输入鸦片而逆转的贸易出入与纹银的流失，是不是禁止这外来之药的主要动机。我们有可靠的根据：『自通商开始直到一八二八至二九年，贸易的出入一向于中国有利，大量银子积在中国。自那时以后，贸易的出入掉了方向，银子开始流出中国。银子既然日稀，价自然涨；而国内的铜钱——那是唯一的通货——本已因滥铸和掺入成色较低的外国钱而贬值，同它名义上折合的纹银相比便显得更贬；这一变化的影响沉重地落在一大批要紧的官吏身上，终于落到岁入本身上。臣工就此上疏，纹银的出口便被禁了。』」

第三讲（五）

有了这一段，还怎么能有一刻说中国政府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或者真急于要禁绝吸食鸦片与种植鸦片，我实在想不出。实情是——而且明摆着，在我看来简直不需要任何辩护——正如阿礼国爵士和西尼巴尔多说得那样有力：政府不愿看见这许多银子流出国去。

阿礼国爵士同传教士和禁烟会的代理人不同，他关于鸦片和鸦片贸易的知识是在他日常职务的正常过程中得来的，因而必然对这题目有确实的了解。他的证言，同斯宾塞、贝伯两位先生以及一大批无可指摘的见证人的证言一样，属于「最佳证据」一类。可是禁烟会的代理人为了贬损他的证言，说阿礼国爵士改了主意；说他从前是反对这项贸易的，如今却替它辩护。我不相信这个断言有什么确实的根据；但即便有，这桩事实又证明什么呢？什么也证明不了。请给我指出一位过去四五十年里不曾或多或少改变、修正过自己见解的公众人物。罗伯特·皮尔爵士是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过了六十岁，还改掉了自己一生所执的自由贸易上的见解。他这样做是对是错？阿礼国爵士倘使在早年对印中鸦片贸易所持的见解同他今日不同，那么经过对这题目更切近的研究、经过近十或十五年来投在它上头的强光，他修正、甚至完全改变自己的见解，并非不合情理。这又是反鸦片的鼓吹者为守住阵脚、为维持他们那无据而立不住的论调所作的拼命努力的又一个例子。

中国政府一向是最严格意义上的保护主义者。他们的想头是：中国能自给，人民能自备一切所需，无求于外国。他们肯把本国出产卖给外国人，要多少卖多少，并且乐于收他的金子；可是只要办得到，他们就不肯向他买。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不过他们本不至于这样执着、这样把自己的说辞摆出来，若不是传教士们的态度、还有那个极有害的、好管闲事的、全无英国气味的团体禁烟会的态度，经《中国之友》传到了他们耳朵里。中国政府雇着中国书办和通事，都是极好的英文学者。这些人把禁烟会的用意一一讲明；官吏们一面笑那个会所抛出的种种荒唐话，一面却十分愿意把这个会当作自己的盟友。于是便有了阿礼国爵士论文里提到的李鸿章给斯托尔斯·特纳先生的那封信；人几乎要疑心这封信是斯托尔斯·特纳先生自己替李鸿章写的。没有谁比李鸿章更清楚，这封信通篇是虚伪与谎话。不过且慢，其中有一处确是真的。李鸿章对特纳先生说：「贵会久为我与我国许多人所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李鸿章和他的朋友们一面轻视斯托尔斯·特纳先生和他的会、一面打心底里恨他和他那班传教士同道，却在这件事上同他们打配合、顺着他们的意思做到十足。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能把印度鸦片赶走就赶走；赶不走，就把税定得高些，好减少它的供给；无论如何，总要靠高税替自己添些岁入。照眼下的情形，中国政府从印度药上得着两百多万英镑的净岁入，又从本土货的税上大约得着这个数目的一半。他们有缉私船不断巡查以禁绝鸦片走私，还采取别的严厉步骤防止此事；可是走私仍旧不小，而且请诸位注意，干这事的不是英国人或别的外国人，正是他们自己的同胞。我这里不妨说一句：这一点上流传着极大的误解，是禁烟会在此地的代理人巧妙地散布的；不过我在收场之前要把它扫干净。中国政府只要能把税加到合它的心意，是十分愿意让印中鸦片贸易长久下去的。他们全部的用意就在这里。特纳先生谈起中国政府有父母之风。《京报》——在某些方面类似《伦敦公报》——上不时刊布上谕。其中便有告谕百姓的文告，劝他们戒除这样那样的恶习。可是这些毫无效力，也没有人指望它们有效力。那不过是些空架子，没有人理会；然而百姓看了高兴。这些文告或告诫从来不是认真的，特纳先生对此一清二楚。卫三畏博士在他书里提到，公元前两千年中国就禁过造酒；然而这行生意至今在那里兴旺。中国各处至今有度地饮酒，正如有度地吸鸦片一样。

赫德爵士说：「远在欧洲人开始沿海售卖外来之药以前，本土鸦片早已为人所知、所产、所用。」英国驻华领事之一沃特斯先生说，罂粟在中国西部各处种得极广；走遍几乎全中国的科尔伯恩·贝伯先生不但印证沃特斯先生的说法，还说据他自己的阅历，云南一省有三分之一的地种着鸦片。唐纳德·斯宾塞先生和一大批对这问题极熟悉的人，也给出了最有力的印证。那么，有了这样一些见证人的陈述摆在面前，诸位还能有一刻相信斯托尔斯·特纳先生么？——他说中国种鸦片是晚近的事，他只信自己希望为真的事，而他的陈述毫无根据。如今亚洲现存的各民族中，唯一还能称为文明的就是中国；而特纳先生偏偏告诉我们，正是这个国家晚近才知道这味无价之药，因为这样说合他的用意。

中国可以说是亚洲的园圃。鸦片在那广大洲土肥沃的平原上已种了几千年；一切亚洲民族中最古老最文明的一个，难道会是最后才把这味药引进本国种植的么？——而特纳先生自己在他书的开头一章里，对这味药的医治之性还作了那样有力的证言。那位先生作此陈述，唯一可能的理由，正如我已经暗示过的，不过是要诱使读者相信：若不是印度鸦片输入中国，中国人原不会种此药、也不会吸它。关于我这部分题目，我不妨提一句：有一位极博学的人丁韪良博士——北京同文馆的总教习——写过一本书，指出中国是炼金术的摇篮，那门学问在欧洲听说它之前五百年就已为中国所知。这样一个民族，会像特纳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知道这味不可或缺的药，或者会在他们肥沃的国土上疏于种它么？我还可以补一句：英国药典里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药，连同另外许多种药，中国人已经知道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

第八条谬见是：在华英商靠鸦片发大财。这一条我想前面已经处置得差不多了，如今不必再多说。禁烟会及其拥护者的一大要点，像是把英国商人说成猛禽，说成一群贪婪凶狠、胸中没有人情的东西，跑到中国去挣王侯般的家业；就像那个传说中的少年，据说临离父家时得了他那精明的父亲这样一句告诫：「挣钱，我的孩子——能规矩挣就规矩挣——可总要挣钱。」于是英国商人怀着这样的心思到了中国，像鹰落进鸽群，自取一份王侯般的家业——在斯托尔斯·特纳先生看来，这种家业在那花花之国多得像黑莓一般——等到他帮着把这个民族败坏了、毁掉了，便优雅地回国享用他不义之财。对这一套最好的回答，就是本地人同这些商人之间如今存在、并且一向存在的和睦关系。英国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在鸦片贸易上并无利害；他们中间也没有谁从事走私或任何有损于中国本地人的勾当。论教养、论对商务的透彻了解、论严正的操守、论切实而健全的基督教，这些先生不在大英帝国任何一群人之下。

禁烟会的鼓吹者爱散布、而他们自己同他们受蒙蔽的追随者一样深信的另一条谬见或者说错误的假定，是第九条：停止印度鸦片的供给便能禁绝或遏止吸食鸦片之风。他们满以为，只要能禁绝印中鸦片贸易，就能给这个在中华帝国十八省里或多或少都盛行的古老风俗以致命的一击，不多久我们便会听说中国全然没有吸鸦片的事了！这是人所能抱的最大的妄念。试想有人说，我们若不再把啤酒、黑啤和威士忌运往丹麦、法国或意大利，便能遏止全欧洲白兰地或别的酒类的消费——这同那个假定差不多正相匹配。

假定当真能把英属印度鸦片的供给停掉，而且实际上也停了，结果便是中国人在本国把罂粟种得比如今还多，而那种叫作「马尔瓦鸦片」的印度药仍旧会输入中国，因为英国政府纵然想禁，也禁不了它的制造与出口。葡萄牙人是最先把印度鸦片运进中国的，他们会去种这味药，不但在他们印度的属地果阿种，还要在他们有殖民地的非洲种。再者，他们会鼓励印度那些出产马尔瓦鸦片的土邦多种，而那是我刚说过我们管不了的。波斯鸦片的种植也会大受刺激。请听西尼巴尔多·德马斯——一位确实而全然公允的见证人——如何证同我的话。他在那部极有价值的书里这样说：

「说东印度公司倘若禁止在它的领地内种鸦片，这件货物便会从中国完全消失，又是一条谬见。罂粟在赤道同北纬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间长得很好；爪哇、菲律宾、婆罗洲、埃及等处都大量出产，中国本身亦然，多年以来每年都产出几千箱。爪哇所产的鸦片味道或许同马尔瓦、贝拿勒斯所产的不同，看来品质较次；但吸的人不久便会习惯，而且多半会宁取前者而舍后者。惯吸哈瓦那雪茄的人不喜欢马尼拉雪茄，而一般吸马尼拉的人又宁取马尼拉而舍哈瓦那。眼下别的国家不出口鸦片，只因为印度鸦片太便宜。

「那么请问，一再掷向东印度公司的那句责难究竟是什么？说它靠种鸦片每年得着至少三百万英镑的收入。难道公司该禁止种这味药，好让别的国家去取其利么？我在上下印度都游历过，对那地方略知一二，我深信那里的人民已经税负过重，而要向他们另征一项税来抵这三百万，实在是极严重的事。而且请问，这桩牺牲是为谁作的？为减少中国所吸鸦片之量么？断断不是；因为中国人照旧要吸那么多。英国这一桩牺牲，只会便宜那些要接手种鸦片、以供给印度药既已撤出的中国市场的国家。至于商人，又有什么可指摘的？要鸦片的岂不是中国人？出于自愿买它的岂不是中国人？——而且并没有一个外国人以身作则或以言语劝他们这样做。出了自己的口岸、到『趸船』上去取货的，岂不是中国人？中国这个民族是由小孩子、还是由不辨是非的野人组成的？譬如说，英国女王难道该担起矫正中国人习惯、或者说恶习的差事，替他们整顿海关行政、替他们巡守中国海岸么？英国政府或任何别的政府凭什么权能做这种事？倘使想要的不是这个，那么要的是什么？这一片叫嚷究竟是针对谁、针对什么？

「有人说趸船泊在江河口上，英国兵船就泊在它们旁边，而领事们是知道的。这全是真的。领事们承认这一切——实际上，他们还常常托这些鸦片船把公文带去香港。领事同中国的督抚就这些趸船辩论过多少回了？他们说：『我们并不庇护这些船；你们为什么不把它们赶走？』我再说一遍，这一切是尽人皆知的，而这样很可惜；因为只要有正当的法律许可，鸦片输入中华帝国，于朝廷国库原是大有好处的。……

「不能指望英国政府通过它的海军将官去阻止本国臣民做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而让美国人、荷兰人、丹麦人、瑞典人和葡萄牙人因英国人的退出而得着更大的利润、继续经营这项贸易。」

英属印度的鸦片供给若停了，我们便会看见一班商人结成团伙，把所能找到的鸦片一概买下，而澳门将成为供应中国市场的波斯、爪哇与马尔瓦鸦片的大栈房；于是运往中国的外来之药，分量大概要比如今输入那个国家的多上四倍，而所谓吸食鸦片在中国的祸害便要加剧。由于一种虽出自好意却愚蠢的方针，禁烟会所说如今正由现行印中鸦片贸易加在中国本地人身上的那种最终的败坏、堕落与毁灭，反倒要被大大加速；而英国和英国的传教士所挣得的，只会是中华民族的轻蔑和全世界的讥笑。我已经给诸位证明：中国政府声称要禁绝吸食鸦片，并非出于真心；倘若出于真心，罂粟决不会像如今这样遍植全国。单是赫德爵士在这一点上的证言，就把这件事弄得毫无可疑。有了那位先生的书摆着，这场反鸦片的鼓噪还怎么能继续下去，我实在不懂。他是中国政府的官员，最不会刊布任何有损中国政府或人民的东西。这些反鸦片的鼓噪家在旷野里已经四十年，毫无长进，只是在谬误与妄念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即便如今处处败北，他们仍旧——我随后要讲到——执意在下议院把他们那套无据的论调重新抛出来，妨碍公众的议事。

照眼下的情形，赫德爵士这本书必定会让每一个公允的人看明白：禁烟会自成立以来直到今日的那套说教，是谬误的、引人入歧的、有害的。然而面对这部大为不利的官方《黄皮书》，我们仍旧被许多讲台上、被教会里地位最高的尊长、被各宗派的牧师，平心静气而又郑重其事地告知：我们正在败坏并毁灭整个民族，只因为我们给中国人送去分量比较不多的纯净不掺假的鸦片，而那于他们是有益而非有害的。可是消息如此灵通的赫德爵士怎么说呢？他说这些鸦片——每年约六千吨——是被一百万吸者有节制地消耗掉的；若把中国人口只算作三亿，那便是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的三分之一。

传教士和禁烟会面对直接驳倒他们的事实，还说中国政府深恶鸦片；可是他们从不告诉我们，那个政府深恶的是他们自己。恭亲王对英国公使那句有名的话是怎样说的？他说：「把你们的鸦片和你们的传教士都带走。」如今中国政府并不恨鸦片；它眼下从此药得着极大的一笔岁入，而且一心只想把数目加大。我毫不怀疑，恭亲王和别的朝廷大员——包括那位道德最严正的李鸿章——都在尽情享用他们假装那样痛恨的印度药。可是他们确是打心底里憎恶传教士；全帝国受过教育的人也憎恶，中国人一般都憎恶。这一层没有谁比传教士自己更清楚。那本由一位官员所写、名为《辟邪纪实》的可耻的书，靠他那些同僚之助在中国各处广为流传，把这件事证得再明白不过。那本无耻的书是冲着在华全体传教士——天主教的和新教的——而发的，它把最污秽的罪行、最可耻最恶心的行径都栽在传教士身上。实际上，它正是那场可怕的天津教案的先声；然而传教士还告诉我们，只要停了印中鸦片贸易，千禧之福便会降临。我这里不妨指出：鸦片倘若真像新教传教士和禁烟会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可怕、给它的信奉者带来那么多苦难，那么这本书里竟不提鸦片、不提吸食鸦片，就显得很奇怪了。针对印中鸦片贸易的叫嚷，倘有一半是真的，这里正是作者痛斥外国人把这可怕之药引进国内之罪恶的绝好机会。倘若福音因为这印度鸦片而遭人反对，这里正是作者大发议论、痛论其不义的绝好时机。中国人的心里倘若当真对吸食鸦片所生的祸害有什么感触，能有一刻设想这本书的作者——一位受过教育的官员，实际上是士林中人——会放过这个机会，不去痛斥传教士和外国人把这可怕之药引进国内、靠中国人民的恶习与苦难牟利么？这本书通篇不提鸦片，岂不是最雄辩地证明：这些传教士针对鸦片贸易所发的叫嚷并无真实可言？请诸位相信，真实的情形是这样：中国人厌恶并疑忌传教士，并不是因为鸦片是祸害，而是因为他们憎恨并鄙视基督教。从禁烟会那里，人从来听不到一句要撤走传教士的话；通篇只是「把你们的鸦片带走」。我十分确信：我们若答应把传教士撤出中国，那个国家的政府必定毫不迟疑地让印度鸦片免税进口。要证明这一点，没有比中国政府近来以何等的热心与执着打赢那桩著名的乌石山案更有力的了；那是一桩性质上属于追索地产的诉讼，被告是福州的一个新教传教团体。已故的弗伦奇先生，英王陛下在华在日最高法院的法官，审了这案子，开庭将近两个月。这案子花了中国政府约十万元，合两万英镑；他们对结果很满意，虽然他们收回的那块地还不值这笔钱的十分之一。

特纳先生和禁烟会别的鼓吹者宣称，我们待中国人极其苛酷；说我们是硬从他们手里勒出天津条约、把他们逼得不得不准鸦片合法入境；说我们起头把鸦片私运进中国，到末了同中国人吵了起来。可是另一方面，也不该忘记中国人是怎样待我们的。在我们把鸦片引进中国、照他们所说开始同中国人争吵之前的一百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买他们的茶和丝，用现银付账。在那整段时间里，我们受官吏最大的凌辱。我们的代表和我们的人民被侮辱，常被虐待，有时被杀害。至于鸦片走私——反鸦片的人想在这上头大做文章——有一点是论此事的著作家和演说家像是忘了的。首先，我想我能给诸位证明：严格意义上的走私，在中国其实从来不曾由英国人——实则也不曾由别的外国人——干过。可是即便为论辩起见承认寻常意义上的走私确实存在，那又怎么样呢？几百年来，文明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则是：一国没有义务理会另一国的税则。这条原则在过去是奉行得极严的。譬如说，从前英法之间有过极大的违禁贸易。当白兰地税重、而且比如今更被人看重的时候，把它私运进英国是极有利可图的生意。在自由贸易成为本国法度之前，丝绸、花边和许多别的货物也是如此。我们的政府对此一清二楚，却从没有一刻想到要为此向法国政府提抗议。他们若真提了，对方多半会答道：「我们无法阻止我们的人民做这事。我们丝毫没有鼓励他们。我们要防你们的人民把英国货私运进我们国内已经够忙的了，你们那一边也得尽力防我们的臣民把法国货运进你们国内。」因为我想我们的人民照互惠的原则，自己也同法国的私贩有些违禁的往来。那是几百年来的法则，如今依然如此。

不过近年来所谓「国际礼让」渐渐为人所理解，各国之间在这题目上有一种更好的风气在传开，虽然我说过，法则依旧未变。我们的政府倘若得知如今此地同法国之间有一套有组织的走私，我敢说他们会设法制止，至少会把消息告知法国政府，好叫他们的税吏有所防备；而我确信法国政府也会同样待我们。这要归功于近四十年来两国之间生出的较好的感情。所以，一经发现中国对印度鸦片需求甚大，英国和别国的船便把这件货运往中国；毫无疑问，他们大受中国官吏的鼓励，可是从我们这边却得不到任何帮助。运鸦片的人是自担风险做这桩买卖的。这一切西尼巴尔多·德马斯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些船的船主并没有真正的走私行为。中国人公然上船来买了鸦片带走，同官吏们「打点」停当，可以这么说。这些所谓走私者是各国人都有的。做这事的有美国人、葡萄牙人、德国人，也有英国人。照欧洲各国的国际法则，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本该有一套像样的缉私机构，把走私禁住。然而不但没有，这种行径还公然得到中国官吏的鼓励，其中有些还是地位很高的官。

隔些时候便要闹出一场风波；愤怒的抗议便送到英国政府，两国之间便生出恶感；而中国人自始至终拿我们当蛮夷看，对我们用最侮辱的言语，一有机会就叫我们的人民受最大的凌辱。这一切传教士都不理会。他们像是已经十足地说服了自己：是我们把这项贸易硬加给中国人的；于是他们既不顾事实，也不顾道理。同中国有鸦片走私这件事本身，就表明被私运的这件货在那个国家需求极大。人决不会把一件在某国并无大量需求的货非法运进那国去。他们不会拿性命财产去冒险，除非知道这一冒险能得大利，而这样的大利只有在需求极大的货物上才挣得到。正因为发现对印度鸦片有需求，这所谓违禁的贸易才兴起来。这最有力地证明：中国人极看重鸦片，而且是他们招来、此药才被引进去的。我相信如今德国、古巴同英国之间在烟草上就有不小的违禁贸易，正因为这件货在此地有需求，而税又极高。实情是：反鸦片那些人的论证若仔细掂量起来，几乎没有一条不是两面都能切的，而且切向他们自己那一边时力量要大得多。

第三讲（六）

现在说到走私，我应当把这题目上似乎流行的误解澄清一下。南京条约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批准，不管在那以前的做法如何，我要郑重地说一句，并且不怕人反驳：自那条约签订以来的四十年里，在中国没有任何英国臣民做过走私、准走私、或任何类似走私的事。那份条约里虽然没有提到鸦片，可是有一桩无可争辩的事实：自订约之时起直到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为止，印度鸦片一向按从价税自由入境。这一层西尼巴尔多·德马斯在他书里讲过，阿礼国爵士在他那篇有价值的论文里也讲过。无疑此后中国人自己把鸦片私运进本国，而且至今还在这样做。他们实在是积习难改的走私者，香港的英国当局已经发觉无法禁绝此事。过去三十年里，本殖民地不时颁过法令以求遏止此风，并非全无成效；譬如约二十五年前颁过一道条例，禁止帆船在日落之后到——我想是——次日早六点之间出港，并强令每一条出港的帆船启行前把一份「舱单」留在港务长署里；我知道因违犯这道条例而被控的案子不少。

中国人的走私仍旧或多或少在进行，不过我想如今规模并不大。至于英国当局或英国人对此事有什么纵容或参与——实际上，我可以把在华一切外国人都算上——那是全然没有的。这话我有《中国之友》充分为据，诸位记得那是禁烟会的机关报。看来不久前任香港总督的轩尼诗爵士去年秋天在诺丁汉社会科学大会上演说，言谈中说到香港英国侨民走私的事。那篇演说我自己没有读过，这是从该报的记述里得知的，现在念给诸位听。那一段是这样：

「现任香港总督极不得他治下英国侨民之心。这场争执的缘由与是非，我们不敢置喙；不过在转载这位总督对该殖民地的谴责时，公道起见，总要指出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现有敌意这桩事实。我们也很遗憾约翰爵士没有说明：这些亡命的走私者是中国种。就我们所知，并无根据指香港有哪一个英国人牵涉在这些不法的勾当里；英国商人把鸦片卖给中国买主，他同这项买卖的关系到此为止。」

关于英国臣民在中国走私这个妄念，就说到这里。至于广州的粤海关监督——他从中国政府包下广东、广西两省的税收，在任内的用意就是从这两省的商界尽量榨取——他有一队英国造的快速汽艇，炮位沉重，名义上是为禁绝走私，实则是要挫伤香港口岸的商务；他们用这队武装巡船把港口封锁住，专抢往来于本殖民地的本地船。香港的兴旺把这位监督气疯了，他和他的巡船一有机会便欺压到此地来的本地帆船。他们以为那些船都该到广州去，好肥这位监督的进项。许多中国商人把这类受欺压的案子交到我手里，那些武装巡船简直是扮了海盗，扣住无辜的帆船，拖到广州去，把船连货一概没收；可是我很抱歉地说，只有极少数几桩案子我能替他们讨回公道。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十五或二十年，本该由英国政府加以禁绝。就中国官府、船主和本地商人而言，这不过是合法化的抢劫；而就英国政府和本殖民地的居民——外国人连同本地人——而言，这是一套侮辱与暴行，是极严重的伤害，是对国际法明目张胆的违犯，任何欧洲国家都不会容忍别国如此。我提这一层，是要说明香港政府和帝国政府在这极其不法、极无道理的情形持续期间，对中国何等容忍、何等隐忍。这实在是极严重的事。一八四一年义律爵士代表女王接收香港时，曾出告示招中国人到此地落户，许诺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本地人凭着这个信义，才把家小财产带到这块殖民地来。可是如今这支海盗似的船队像猛禽一般在殖民地四周盘旋，扑向往来此港的本地船只，还怎么能说他们的财产受着保护？

这部分题目收尾时，我可以简括地说一句：禁烟会针对印度鸦片输入中国所提的指控，正好比在法国成立一个协会，以英国人喝了干邑便酩酊、便堕落、便倾家为理由，要禁止干邑输入英国。法国倘有一班人狂热昏聩到提出这种见解，立刻就会被人笑倒。对反对白兰地贸易的回答将是：「英国人自己造了、也喝了许多杜松子酒和威士忌；他们法国人若不再送白兰地去，英国人也不过是多造多喝自己出产的烈酒罢了。」再没有比这两桩事更相像的了。

在讲到印中鸦片贸易的反对者长久以来用以欺哄社会的最后一条谬见之前，我想先说一说斯托尔斯·特纳先生在他书里、以及反鸦片贸易的鼓吹者就天津条约所作的陈述。他们宣称：以政治家与基督徒绅士之最高品格著称的额尔金勋爵，是硬从中国人手里勒出这个条约、逼他们把鸦片列入条约税则的。特纳先生在他书第九十五页上把英国的行径比方成这样：

「强者把弱者打倒，一只脚踩在他胸口上，问道：『你肯不肯让我自由地敲你的前门，随意把毒药供给你的孩子？』弱者在那碾人的重压之下喘着气说：『肯，肯；你要什么都依。』于是强者欢欢喜喜回家去，庆幸自己再不必干那不痛快的后门买卖了。」

这个比方实在荒唐，全无适用之处。一个人倘若卑劣到照上面所说那样行事，只要有人付钱买他的毒药，他的毒药从前门进还是从后门进，于他是无足轻重的。实情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以来，鸦片一直公然准许入境，毫无为难，也无人反对。斯托尔斯·特纳先生这个比方若说还有一点着落，那也不是着落在把鸦片列入税则上，而是着落在条约里关于准传教士入华的那一款上，因为那才真是中国人咽下的苦药。一八五八年议订天津条约时，英国货的税则须定下来。中国的议约大臣不但照例地、毫无压力地提议把鸦片按如今所定每担三十两的税额列入税则，而且实在是坚持要这样办。根本不必施加压力，实际上也没有施加。它同别的货物一样被列入税则。李泰国先生当时同今日英王陛下驻北京的公使威妥玛爵士同任额尔金勋爵特使团的中文参赞，而且我相信他那时在中国任职，所居要职正是如今赫德爵士所居之位；他就这题目的意见如下：

「近来有人或多或少确凿其词地说，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是从中国人的畏惧中硬拧出来的。在最近伯明翰的集会上，有人径直说额尔金勋爵在天津『勒取』了此物的合法地位。这个断言毫无真实可言；为了对额尔金勋爵的英名公道、对一切有关的人公道，我以为我不该再缄默下去。我同今日我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爵士同任额尔金勋爵特使团的中文参赞。天津的一切交涉都经我之手。自始至终，双方没有一个字提到鸦片。税则的修订以及一切关乎我国贸易的问题，都有意留待日后商议安排；并且议定为此中国的钦差大臣须于次年冬天到上海同额尔金勋爵会商。天津条约于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军队撤了，额尔金勋爵便利用这段间隙访问日本，在那里缔了约。其间拟订税则之事，既由中国方面、也由额尔金勋爵之意，落到我身上。我拟到『鸦片』一项时，问他们打算怎样处置它。回答是：『我们已决定把它列入税则，称作洋药（外国的药）。』这就是所谓『勒取』的分量，准确不过。我还可以补一句：我所拟的税则虽包含进出口货物约三百种，中国钦差大臣却一字未改地采用了；税则里若有什么他们不中意的东西，断不至于如此。天津条约签订五个月之后，一切压力早已撤去很久，签约的中国钦差大臣依照所议到了上海，同他们的同僚会商、经过应有的斟酌之后，同额尔金勋爵签署了拟好的税则，连同由受命办此事的使团属员会同拟就的别的通商条款。中国政府准许鸦片为合法的进口货物，不是出于胁迫，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经过斟酌而定的。」

李泰国先生的证言是全然无可指摘的，这就是他的陈述。他把整桩交涉解说明白，而它同特纳先生和禁烟会的断言在实质上正好相反。他这番叙述分量更重，因为我相信他在见解上倒是偏于反鸦片而非相反的，而且订约之时他是在中国政府供职的。实情是：中国人之所以催我们加税，若不是有禁烟会撑腰，断不会如此。天津条约订立时，奥利芬特先生是额尔金勋爵的秘书。他就这题目说：

「因为公众心里对这题目有许多误解，我愿就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意向，证实李泰国先生所说。

「一八五八年我被派为同中国议定通商章程与税则的专员；我随额尔金勋爵赴日本期间，李泰国先生受命同中国方面为此指派的属员商议细目。我回到上海之后，同中国政府所派的大臣把这几位先生详拟的税则逐条过了一遍。到了『鸦片』这一项，我告知那位大臣：我奉额尔金勋爵之命，倘若中国政府愿意把此药略去不列，我不坚持把它列入税则。他不肯略去。我随后提议把税额定得高于税则上所拟之数；可是他反对，理由是那会增加走私的诱因。

「我希望这个妄念——以为如今同中国的鸦片贸易是英国公使从那个国家『勒取』来的——能就此彻底消散。」

不过斯托尔斯·特纳先生无疑还要说：「哦！这几位先生是英国人；你不能信他们。」然而我想这类异议在我的读者和全国人心里不会有多少分量。

既然说到了这问题的政治一面，我就对此事的印度一面说几句。斯托尔斯·特纳先生和反鸦片的人一般都指责印度政府自降身分去做鸦片的制造商与贩卖商，并引已故劳伦斯勋爵据称提过的一个建议：放弃这项买卖，把此药的种植与出口交给私人经营，而以重征出口税来弥补损失。劳伦斯勋爵倘若真提过这样一个办法——我很怀疑——我简直不以为他能仔细斟酌过这个问题。无疑从抽象的道理上说，一国政府做商业买卖是违背健全方针的，更不必说把某项贸易的专利收归己手；然而这件事已经做了许多年，欧洲大陆有些政府至今仍行此道，而且并无什么特别的理由。不过印中鸦片贸易是全然例外的一桩。遇上例外的情形，便须用相应的办法。印度的鸦片业是古老的；而此药运往中国，是几百年前在葡萄牙人手里开始的。印度政府倘若采纳劳伦斯勋爵据称的建议，结果便是印度所产的鸦片要比如今多得多；于是不但传教士和禁烟会如今所抱怨的那些祸害要加剧，而且印度政府还会发现自己因此药的出口税而岁入大增。这一层，极够格的权威西尼巴尔多·德马斯已经证得十分确凿；他对这问题研究极深，而且除了揭示真实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用意。

把印度这项贸易放开，有许多可反对之处。照如今的情形，印度政府每年给种鸦片的人预支款项，使他们能种出此药。这些预支是按低息或者名义上的利息放的。政府一旦放弃专利、把贸易放开，那么小农——他们大概占全体的百分之七十五，无论种罂粟还是种别的——便要听凭那些印度的祸害、那些放债人摆布。于是可怜的种植者不必向政府付百分之二三的预支利息，却也许要付五倍于此的利息，外加一笔讼费；而万一他不幸不能按期付款，将来还有一笔大得多的账等着他。遇上这种情形，得土地出产之利的便是那些放债人——我想他们是叫作马尔瓦里人——而不是种植的人。至于这一改在道德上如何，我看不出这样安排能得着什么。倘若用直接的手段从鸦片得岁入是不对的，用间接的手段也一样不对。在结束这部分题目之前，还有一点我想说几句。特纳先生在他书里说得煞有介事，他的门徒无疑也奉为事实：每有一英亩地种了鸦片，就挤掉了同样多的稻米，一个是毒药，一个是民命所系。这是全然谬误的；凡中国种稻的地方——我猜印度也一样——一年都收两季。稻在春夏两季种（也就是雨季），因为这种谷物只长在水多的地方。

罂粟只在旱季长得好，就是秋末和冬天、稻子收完的时候。罂粟要肥土，所以种它之前农人得把地上足粪；等罂粟收完，地又养足了力气好种稻，如此轮作下去。这一层我在这篇讲演的初版里已经说过；此后斯宾塞先生一八八一年的报告出来了，充分印证了我的看法。斯托尔斯·特纳先生这一番陈述准确到什么程度，于此可见。

现在我来讲最后一条谬见——禁烟会多年来抛出的那座妄念的庞大高楼，就是建在这些谬见、蠢见与妄想上的。这一条最站不住，却在该会拥护者心里分量最重，因为它给他们全部行动提供了存在的理由。那就是：印度鸦片输入中国阻遏了基督教在那个国家的进展；此项贸易若停了，中国人便会接受福音。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更无据的妄念；说实在的，把印中鸦片贸易同福音在中华帝国的传布搅在一处，我觉得很近于亵渎。倘若当真有本地人以我们运鸦片到那国为由而拒绝接受基督教，那个理由不过是托词。

中国人是机敏而工于心计的一族；他们要达到一个目的，极少用直截的手段，倒是宁愿拐着弯去达到。他们鄙视并憎恨基督教，可是不会对你说，更不会同你辩论、同你争执这个题目。他们宁可用旁敲侧击的法子把它打发掉。他们是极有礼极周到的民族，深谙这一套手段。我毫不怀疑：倘使英国的鸦片贸易明天就禁绝了，再没有一个英国商人经营此药、再没有一星半点运进中国，而一位传教士走到中国人面前说：「我们如今两手干净了，我们政府已经把鸦片贸易停了」，然后翻开他的书，同他们讲起基督教来，他所得到的不过是一阵嘲笑。他们会说：「这个人以为英国人不再卖鸦片给我们，我们就都该做基督徒了。他们若不再卖米、不再卖呢绒给我们，我们想他们大概要说我们该做回教徒了。」

我知道这个民族的精明和敏锐的幽默感，所以我毫不怀疑他们还会用另一种说法。有一个故事讲一位苏格兰牧师责备他会众里的一个人饮酒不如所应当的那样有节制。那人有理由知道这位牧师并不总是躬行自己所讲的道，便回道：「说得都很好；可是您晓得耶路撒冷的街道是怎样扫干净的么？」牧师不得不承认不晓得；桑迪便答道：「那么，就是这样：各人把自家门口扫干净。」我很能想见，在我所设想的情形里，一个同样精明的中国人会对传教士说：「你为什么要我们信你的教？你的教很坏。你们好多人喝烧酒喝得太多，喝醉了打架，打老婆打孩子。中国人不喝醉。中国人不打老婆、不杀老婆。烧酒太多很坏。喝酒对英国人很坏；你为什么不回家去教他们做个清醒、正派的人？」请诸位相信，中国人晓得我们那些小小的过失，对我们本国的所作所为十分明白。

我们每年不过送六千吨鸦片到中国；照赫德爵士——他在这题目上该是个可靠的权威——所说，这对那广大帝国人民的健康、财富或人口的增长并无觉察得出的损害。实情是：所谓中国人反对基督教，归结起来不过是这个：因为我们有些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道德上并非毫无瑕疵，我们就不该请他们弃自己的教而从我们的教。完美不是任何民族、任何教派的信徒所能达到的。我们倘若有本事、又糊涂到去停止印度鸦片运往中国，那国的本地人也会找出别的理由来抱住自己的信仰、拒绝基督教。他们能够、而且无疑会指出我们中间那可怕的不节制之祸；他们还能提到联合王国众多的酒厂和啤酒厂，提到我们的《纽盖特记事》，提到离婚法庭的案卷。总之，他们会说：「你们并不躬行自己所讲的道。那么你们要把我们变成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同样的说法在基督教国家里也被人用过一遍又一遍；看到受过教育的明白人成了这种虚妄推理的牺牲品，实在可叹。传教的牧师们这一桩可悲的错觉，正是眼下这场针对印中鸦片贸易的、有害而极愚蠢的鼓噪的根源；不过我相信、也希望，它如今正迅速走向尽头。

几年前我到日本小住了一阵。在京城东京的时候，有一位受过教育的日本绅士在那里作了一次讲演，他英语说得又好又流利。他在讲演里谈到宗教，考究日本人何以不接受基督教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心像一张白纸；只要是好的教，我们都愿领受，我们并不偏执于自己的教；可是我们反对基督教，因为我们不以为它是好教，因为我们看见基督徒不敬老，又那样放纵，又那样对苦力凶暴。」可是这些理由同样不过是托词。日本人并不吸鸦片，而他们用来反对基督教的那套理由，中国人也一样用得上。东方人的心大抵相同，无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印度人。在宗教或政治问题上，他们很懂得怎样换地方站。至于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我盼望那一天会来。到那时他们将是全世界最有力量的民族，大概还会成为我们自己在宗教与道德上最好的教师；可是眼下我看不出他们归信有什么眼前的指望。我这样说，是着眼于新教传教士在这鸦片问题上所取的立场。依我看来，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极荒谬而无据的妄念更足以妨碍传教事业的进展。传教士们解释他们的努力至今成效何以显得这样小，说那所谓罪恶的鸦片买卖是挡在他们路上的唯一绊脚石。他们说，把这桩恶劣的贸易停了，福音便要像青翠的月桂一般繁茂。这类说法在传教士自己和一般信教的人中间很吃得开，于是反鸦片这个方针便有了归附者。然而我可以向诸位保证，这一切陈述所依的地基是全然谬误的。我们所对付的不是野蛮民族，而是文明民族。一国的宗教你可以改，它的风俗你却改不了；中国即便明天就归了福音，中国人照旧要吸鸦片。加尔平牧师在他给北京传教士的信里一语中的，他说：

「若把基督教看作一种广大而真实的东西、一种伟大的更生之力，把它仁慈的灵吹到众人身上、增进众人的福祉，那么自然，过度用鸦片或者滥用任何别的东西，都是它顺利进展的严重阻碍。可是这个说法同另一个说法大不相同：以为如今在中国传教事业看来进展迟缓，要归咎于印度鸦片的输入。中国自成一个世界，基督教差会的影响至今不过及于一小撮人，因为除鸦片之外，还有许多严重的障碍挡着它的进展。」

前面说过，天主教的传教士从来不曾抱怨他们的传教之劳被鸦片贸易所阻。我曾有幸在香港做一个富裕而要紧的天主教团体的律师，那团体在中国、台湾和北圻各处都有传教站；我可以把那个修会的首领称作私交之友，然而我从没有听他或他手下任何教士有过这一类抱怨。我同一位天主教的先生极熟，他深得香港天主教主教和天主教界的信任，我同他谈过传教的事。他从没有说过这样的抱怨，相反，他一向谈的是天主教差会在中国各处的成就。在这上头不该忘记：中国人待一切外国人都一样，他们不分彼此——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美国人、葡萄牙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一种人。天津教案的死难者，除了我想有一位俄国先生之外，是一群法国修女。我在第一封信里载明的那份上下议院的请愿书，只出自新教传教士之手；我十分确知，没有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签名。由此可见，英美传教士所说这个阻碍福音在华传布的东西，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妖怪，并不真有其物。香港的包尔腾主教是华南的传教主教，他在鸦片问题上虽不算权威，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该是消息灵通的；他估计中国新教的归信者有四万人，天主教的有一百万人。相差悬殊；不过也不该忘记，天主教在华的差会大概比新教的差会早两百年。倘若我从这四万归信者中算百分之五、即两千人，是真心诚意、能把自己心里的信仰说出个所以然来的，我相信我对这些传教士所造就的真正而诚实的归信者的确数估得并不低。可是我虽然知道这个，却远无意因此责备传教士。凡明白那些虔诚之人在进行他们的劳作时要应付多少难处的人，所奇怪的不是他们做得这样少，倒是他们成就了这么多。在这一点上，我要再说一句：我决不把任何过错归在我们的传教士身上，除非就他们在吸食鸦片这件事上听凭某些中国人和别的人哄骗这一层而言。没有谁比我更体念他们的虔敬、学问、热忱与勤劳；而像我这样去指摘他们的行事、驳他们的见解，于我是一桩极可悲的差事。然而好的事业不能、也不该靠虚假去推行；而这反鸦片的妄念正是虚假，如此而已；在它从传教士的路上被扫除之前，传教的田地上不能指望有更扎实的收成。两千个真心的归信者，依我看毕竟是极大而可喜的成绩，想一想我们的传教士要克服多少极大的障碍：先要克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成见，再要把那在他们心里扎根极深、可以说已经揉进中国人天性里的拜偶像而耽于声色的信仰挪开，而把福音的真理栽在那地方。我十分确信，这两千个归信者中的每一个，都将像那一粒芥菜种，要结实、要在日后结出许多果子来。不过不该忘记：照加尔平牧师那句简洁而贴切的话，中国是「一个自成的世界」，它所容的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第三讲（七）

吸食鸦片这个风俗，在中华帝国自古就有。要叫中国人戒掉他们心爱的这味药，正如要叫尼亚加拉的水倒流一样。至于天津条约，传教士们那样说它，既不公道，也不知感恩。它所做的，不过是把几年来中英两国官府与人民默认同意的局面加以正式的厘定。那条约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极其审慎地拟订的，而那位政治家以仁厚慈爱格外著称，又有能干的属员相助，这些属员在这些品质上也毫不欠缺。传教士们似乎忘了：正是这份他们如此痛斥的天津条约，才是他们如今得以在中国立足、得以在那里传福音的凭据。若没有这份被大加诟病的条约，他们在中国便没有立足之地。条约里有额尔金勋爵亲自拟的一款，规定我们可以自由地在那国传布基督教。那条约是传教士的护符。他们如今若受中国官民的侵扰，所要援引的正是它。他们为着一个目的把它骂倒，又为着另一个目的倚靠它。我这里不妨顺带指出：北京的传教士们对这条约的性质似乎有所误会。从他们给下议院的请愿书看来，他们像是以为条约里有一条特别的款项，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使鸦片输入中国合法化；可是那是弄错了。条约里关于鸦片根本没有什么「条款」。「鸦片」二字唯一出现的地方是税则，在那里它同胡椒、肉豆蔻之类别的应税货物并列，正如李泰国先生所说的一样。那么很明白：这几位传教士先生拟请愿书的时候，手边并没有一份天津条约；我很怀疑他们当中可曾有谁通读过那条约。他们像是把「鸦片合法化是从中国政府手里拧出来的」这个妄念牢牢嵌进了脑子里，于是觉得读那条约全无必要，一切都想当然了。

我想我如今已经指明并充分驳倒了过去三十年里潜入印中鸦片贸易反对者心里的那些谬见；这些谬见昏了人的官能，蒙了人的理性，扭了人的判断，迎合人的偏见，惑了人的感觉，顺了人的性情，直到它们彼此交织熔铸，凝成一个似是而非的、迷人的、诽谤的大谎！一个残酷、虚假而阴险的谎，把它的信奉者和它的受害者一同引入歧途，而且还是打着宗教与慈善的名义。——一个有枝有叶的谎，那样高贵体面，那样多情虔诚，那样圆滑油腻，那样被抚爱被奉承，打扮得那样神气，用真实的衣饰层层镶边缀褶，以致连替这婊子妆扮的人都看不出自己造出来的是个赝品；于是这花哨的娼妇招摇而行，一路受人礼敬，而那穿着粗褐衣裳的素朴诚实的「真实」，却无人理睬地独自赶路。——我已经指明：这场反鸦片的惊扰是个假象、是个笑话、是个妄念——是一枚亮晶晶的伪币；我已经把它敲碎，向诸位证明它尽管表面银光闪闪，底下不过是贱金属。

现在让我把要点重述一遍。我想我已经无可辩驳地讲明了——

第一，中国人是文明的民族，习性极其俭素，在鸦片、烈酒和各色兴奋之物上尤其如此。

第二，吞食鸦片与吸食鸦片之间并无、也不可能有任何类比或比较，二者各自独立，用法与效果全然不同；而吞食鸦片并非中国的风俗。

第三，过量的鸦片同过量的烈酒一样有毒，能立时致死。

第四，吸食鸦片是无害而全然不碍事的行法，除非耽溺无度；而无度之事极少有，难得的程度正如英国人对茶或烟草的过度耽溺。

第五，即便耽溺无度，吸食鸦片所生的任何萎靡之效，只消把此药停用一小段时日便可去除。

第六，无论有度还是无度，从未有人因吸食鸦片而死；而死于此因，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

第七，吸食鸦片这个风俗比酗饮烈酒、甚至比吸烟草，都远不那么缚人，也更容易戒断。

第八，吸食鸦片是一件奢侈，只有宽裕的人才享用得起，穷人全然够不着；除了西部中国和另外某些罂粟种得极广、鸦片比较便宜的地方之外，劳动阶层也是力所不及。

第九，吸食鸦片在整个庞大的中华帝国里是普遍的风俗，正如联合王国的人民喝茶、喝葡萄酒或喝啤酒一样；它的使用唯一的限制，就在于人民能否弄到此药。

第十，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赫德爵士承认：近年来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分量最大之时也不过够约一百万人每人用一点点；而用他自己的话说，「国家的财政、人民的财富、人口的增长」都不会因一件只从享用者口袋里掏出五便士到十一便士的奢侈而受什么特别的损害，何况享用它的中国人为数相对不多。

第十一，罂粟在中国本部各省以及满洲都种得极广；中国每年所产的本土之药，大概是从外国输入的三四倍。

第十二，在中国西部，罂粟种得比帝国别处更广、鸦片也吸得更普遍，可是人民的身心健康、财富、勤勉与兴旺并不见丝毫衰颓；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人格外强壮有力。

第十三，中国政府声称愿禁绝帝国内吸食鸦片之风，如今不是、从前也不是出于真心；罂粟遍种全国、政府又从本土之药上收取岁入这桩事实，便是明证。

第十四，香港既是印度鸦片的大栈房、又是此药备作吸食之用的最大加工之地，而那里的本地居民（其中约四分之三是成年男子）境况良好，因而比中国大陆的同胞更有力量耽溺于吸食鸦片；所以倘若吸食鸦片真有所谓的祸害，香港正是这些祸害会以最恶劣的形态显现之地——然而那里根本不知有这些祸害。

第十五，多年来在英国掀起并散布的反对印中鸦片贸易的叫嚷，如今没有、从前也没有任何实在的根据；这场叫嚷起于在华新教传教士的抱怨，而那些抱怨同样毫无根据，那些传教士不过是被某些别有用心、惯说谎话的本地人为其一己之私、或为中国政府之私而愚弄了。

第十六，鸦片之列入天津条约的税则，是中国官方明白表示的愿望与请求；额尔金勋爵曾经希望、并且通过他的秘书奥利芬特先生向中国官方提议，把此药的税定得高于三十两，可是中国官吏不肯，怕税一提高便会给走私以推动。

第十七，禁烟会的历程以一连串接连不断的错误与荒唐为标志——开头便是那个骇人的虚构（出自一位美国传教士的杜撰）：说中国有两千万吸鸦片的人靠印度之药供给，而这些吸者每年有两百万死于此习；而这个反鸦片的团伙之所以还活着，全靠不断重复同一类已被戳破的谬见、诡辩与不实之辞。

第十八，过去与现在同中国有往来的英国商人，全然不沾禁烟会就走私与鸦片贸易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污名〔注十二〕；他们非但不曾对中国与中国人行不义之事，他们对二者的行径一向、而且至今都以荣誉与正直、以始终如一的礼貌与厚道为其显著之色；这些商人于本国是有功的。

第十九，禁烟会自成立以来直到今日，除了造孽别无所成：它以好事的努力掣肘英王陛下政府在本国、在印度、在中国的举措；它以不实之辞从行善好施的人手里抽走巨额款项，又把这些钱挥霍在散布无据的论调、在对我们在华同胞作有害的讥评上；公众应当收回对这个会的信任，不再多给它一个铜子儿。

第二十，除了两广的粤海关监督、即包税人的武装巡船对香港的封锁——那给香港的中国商人和往来此地的帆船主带来极大极苦的困厄——之外，英国这个民族，由它的政府和人民，已经充分履行了英王陛下的代表亨利·义律爵士在接收香港时对中国人民所许的诺言；这块殖民地的兴旺以及它众多、繁荣而安分的中国居民，就是充分的证明。

第二十一，一面固然要同中国政府及其各处督抚维持最和睦亲切的关系，一面也该把广州的粤海关监督、即包税人那极无道理的封锁迅速禁绝；这件事只消由英王陛下驻广州领事着手办理，必要时得驻北京的英国公使支持，坚定而不失礼貌地向两广总督交涉即可；那位总督不能不承认这些巡船加在香港和它本地商人身上的严重不公与残酷伤害，而他有权力，所欠的只是肯不肯的一念。

在这几次讲演里，我说过中国人的一些恶习，也说过我们自己的。不过英国的人民有许多美德，是几百年养成的；其中之一是广大宽厚的仁爱，它把慈善的洪流不断倾注到全世界去。这是一种贯通各阶层的美德，上自我们所尊崇的女王，下至她最卑微的臣民。人走在伦敦街头，看见四面八方环绕着那些高贵的慈善机构——医院、疗养所、老弱之家、教育机构等等，全靠自愿的捐助维持——这些是我国人民古往今来仁爱与慈善活生生的凭据，心里不能不激动。然而这些辉煌的丰碑，也不过微微见出那环绕我们、长流不息的慷慨之水。请看公众对几乎每天都有的呼吁回应得何等慷慨。请看俄国犹太人受迫害的事、中国北方的饥荒、爱尔兰的困苦与变乱。此外还有那种「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的施予，世人看不见，却知道它不停地在进行，而且大概是其中最慷慨的。就我所知，世界的历史上找不出别的民族、别的人民有与此相匹的。我们中间既有这样活跃而不息的仁爱，就该留心别让这股善流被引进无谓的渠道里去，因为那是关乎全体公众的事。

如今，我虽然敬重禁烟会所有的职员与拥护者——我承认他们是出于最好的动机，他们仁厚与诚信的品格我也不加怀疑——却忍不住要再说一遍：他们这场讨伐印中鸦片贸易的圣战，既无道理，又有害处，而且很足以造出我所反对的那些后果。它鼓励中国政府打着虚假的名义向我们提出站不住的要求；它是对一项产业无端的干涉，而那项产业除了从感伤上说之外毫无可议之处，并且养活着印度千百万同为陛下臣民的人。它还要从那广大属地的岁入里砍掉八百万至一千万英镑，而这笔钱如今正用在改善它稠密人口的境况上。再者，它对有用的、正当的立法施以最恶劣的反对与阻挠，因为它把自己那套无据而已被戳破的论调硬塞进立法机关，挤掉或者耽搁了真正有用的法案。

我要说，禁烟会在它鼓噪着要废除这印中鸦片贸易的过程中，正在诋毁自己的同胞、在全世界眼前把这个国家抹黑，弄得外国人可以凭我们自己的口定我们的罪，可以拿我们全然无辜的虚伪与卑劣、拿我们从未犯过的罪来讥讽我们。〔注十三〕我要说，这个会的历史，不过是一笔精力白费、才具误用、财富空掷、仁爱变质、博爱发疯的沉闷流水账。这个会的会员大概从不想一想他们已经造成、并且正在造成的祸害。我们的政府七八年来一直设法同中国政府议定一份修订的通商条约，而就在旁边，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治团体竭尽全力掣肘、瘫痪并挫败我们政府的努力；它实际上对帝国政府与印度政府的举措采取了彻底敌对的态度，同李鸿章——中国的宰相、最有势力的公众人物、精于外交之术、正竭尽全力要在烟台条约一事上占我们上风的人——进行未经授权的非官方通信。我要说，正是这个会把李鸿章写给它书记斯托尔斯·特纳先生那封大胆而误人的信，当作真理与公道的化身摆出来。禁烟会这样做，算得爱国么？算得正当么？这个团体自命为一个小集团，摆出准官方的身分，仿佛独揽了一切美德；政府还该容它把这有害的组织继续办下去么？我想不该。我相信世上再没有别的国家——连自由已经放野了的美国也算在内——会容许这样一个好管闲事的、反国家的、有害的团伙存在。它不该像如今这样设法同英王陛下政府作梗；它的会员、每一个关心中国的英国人、实则全国上下，都该尽力扶助政府，使同中国议订通商条约的交涉顺利收场。然而这个好事的团体眼下的打算是什么呢？在它最近的一份出版物里——那是一部最谬误、最误人的材料的汇编，书名还卑劣地抄袭了本书——它宣布下议院的议事日程上有下面这项动议，打算在一八八三年会期提出，即：

「兹谨奏请陛下：倘若陛下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就天津条约所定鸦片税项进行交涉，愿陛下政府明白告知中国政府：在该条约的任何此类修订中，中国政府将被当作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看待，有充分之权按其所认为相宜者自定进口税则。」

好一个谦逊的提议！看来女王的大臣们在同中国政府交涉时是信不过的，于是就要请陛下撇开她那班依宪法辅佐她的人，亲自告知中国公使说他的政府将被当作独立国家看待，云云。实际上，这个提议至少就此而言等于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我毫不怀疑，它会被议院两边压倒的多数否决。我倒希望它被逼到表决，因为我相信那结果会一劳永逸地、明明白白地向全国显出：这个反鸦片团伙作为一个政治团体何等微不足道、它的说教何等虚假有害，并且敲响它存在的丧钟。这类动议若通得过，英王陛下的政府便无从施政了。这件事实在荒唐得不值议会认真处置；我把它举给读者，与其说为了别的，不如说是为了显出这个反鸦片团伙那种彻头彻尾的愚蠢、痴迷与狂热。我要把下面这几行诗荐给这些政治慈善家和业余政治家，在我看来，这几行正说中了他们：

「他绝非褊狭之徒，依他深思之见，

英国啊，你的利害与秘鲁一般轻重；

战火已逼门前，他却不见危殆，

只对众人一例发那不偏的叹息；

他是举世唯一坚定的庇护人，

每一国的朋友——只除了他自己的国。」

至于传教士本人，除了这场不幸附在他们身上的鸦片狂热之外，我所要说的只有对他们的称誉。这世上从没有产生过比他们更尽责、更值得敬重的一群人；在艰苦、困厄与说不尽的难处之中，他们怀着勇气与欢欣走他们的路，不为危险、不为极大的匮乏与艰辛所阻；若不是他们对自己神圣使命的坚强信心与不衰的热忱，这些是断断克服不了的。对他们最终的成功，我所怀的疑虑大概同他们自己一样少；可是在这鸦片问题上，「他们为自己殿宇的热心把他们烧尽了」，他们不知不觉替那些狡猾的异教徒做了棋子。愿他们去推行他们的好事业，别由着自己被最狠的仇敌哄骗；尤其愿他们离政治远些。牧师插手这类事情，从没有变得更好的，相反，他这样做必定成了一个坏政客、一个更坏的教士。但愿那些为推行一个虚幻之物而募来的巨款，能转到传教士的经费里去，好改善这些传教士的境遇，在那不友善的气候里、在那摆在他们面前的苦斗中，给他们添一点安适。「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优厚地、我要说极优厚地给传教事业的仆人以报酬，便是在饿着这桩事业。至于我一再提到、其著作我一再批评的斯托尔斯·特纳牧师，我有幸在中国认识他。再没有比他更可敬更好的君子、再没有比他更能干更热忱的传教牧师到过那里。我这样提到他和他的著作，心里最远的念头就是哪怕一刻把什么不正当的动机加在他身上。他是传教牧师中挡在阵前的第一流人物，当得起称赞与尊敬。到如今，传教士们像是在不肥的地上耕作的农夫，想在从前只长粗草的地方种出好果子来；虽然至今结的果看来不多，那不友善的土地已显出要出产的迹象，而我深信终有一天他们的劳作要以丰盛的收成得到报偿。

我如今已就鸦片问题讲了真实、讲了全部的真实、并且只讲真实；至少我的本意是如此。这样做时，我恐怕叫许多善良卓越的人难受了；我知道我也叫自己难受了。我只能再说一遍：我从没有打算把什么不正当或不足取的动机加在他们任何人身上。凡从事反鸦片鼓噪的人，我承认都是出于最好的动机。我自己自始至终所怀的唯一动机，是要除去那些占据了这些可敬之人心里的无据的妄念；这些妄念对我们在华的同胞、对慷慨的英国公众都极不公道——正是英国公众一直给这个禁烟会供着经费，使它能把它的活动办下去，弄得我们那伟大的印度帝国的行政为难。我再说一遍，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这件事上毫无利害，对如今从事鸦片贸易的任何商人的利益也毫无偏向。我在这件事上两手绝对干净。在这几次讲演初版的序里，我已经解说过我怎样、为什么来作这几次讲演；那就是我的解说，毫无保留。我承认我在这题目上有极强的感情，可是同我意见不同的人也有。我要请那些极卓越极可敬的人记住：多数问题都有两面；请他们尽可能设想一下：另有一些人同他们的见解完全相反，而在自己的信念上同他们一样诚实；请把我当作这样的人之一，并以他们自己感情的强度来衡量我的感情。我说这话，是因为我听说有一种传言，说我在印中鸦片贸易上多少有些私人的利害。若果真有此传言，它在事实上是毫无根据的。这类风传我无从阻止；可是我再说一遍，它们全无根据。我的用心既然诚实，便尽可以不以为意，并且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上一句——我虽远不敢自以为比邻人好些：

「我以诚实自武，坚如铠甲，

这些话从我身边吹过，不过是无谓的风，

我并不理会。」

附录

（香港总商会主席、怡和洋行的弗朗西斯·布尔克利·约翰逊阁下致伦敦商会会长查尔斯·马尼亚克议员的公函）

香港总商会

香港，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敬启者：本会委员会注意到近来在联合王国有人就本殖民地作了若干陈述；这些陈述在公众看来不幸像是出自够格的权威，然而它们是无根据而误人的。

委员会以为，所指的这些陈述不但足以损害本殖民地的名声，而且会在本国政府与帝国议会处置因香港岛与中华帝国毗邻而必然发生的那种密切政治与商务关系所生的种种问题时，使它们的方针受偏见影响，从而损害本殖民地的利益。

委员会就此事致函阁下，不加任何客套；因为它斗胆相信：在一切正当的渠道里促进英国在海外的商业经营，是伦敦商会所怀的宗旨之一；而为此目的，显然应当使贵会那有影响的委员会诸君、乃至联合王国上下，对英国在各殖民地与各国的贸易与商人的处境与品格有一个真确的认识。

本殖民地总督轩尼诗爵士现正请假在英；在不久前于诺丁汉举行的社会科学大会上，他作了一篇论遏制犯罪的演说，据报其中说过这样的话——我引九月二十二日《诺丁汉与中部各郡每日快报》：「在我所治的这块小殖民地上，每月有一百万英镑在鸦片一项上易手。可是随着商业的活跃与利润而来的，是因鸦片、因它的消费、因它的走私而增加的犯罪。香港同中国打着一场小规模的长年鸦片战争。鸦片走私者是一班亡命之徒，他们以这块殖民地为根据地——他们在那里购买大炮弹药，装备起重武装的帆船，就在望得见本岛的地方同中国皇帝的缉私巡船打海战。有时皇帝的税吏被打死，有时走私者被打死。两边的伤者常被抬进本殖民地来。这一切生出一类总督难于遏制的犯罪；难于遏制，是因为那些从中获利的人的势力，不论他们是本地的商人还是某位总督的财东。」

这样耸人听闻地画出来的一幅图，因其极度的夸张，对这一带水域的实况作了不真实的描绘，必定要使人对本岛居民——他们大多守法，操着诚实勤勉的行业——同邻近大陆的官府之间的关系，作出全然不正确的推断。

轩尼诗爵士说，本殖民地每月有价值一百万英镑的鸦片易手；他关于这项贸易规模的这个断言，分明是要显出其中所牵涉的利害何等广大深远，从而显出这项买卖多半会得到何等有势力的庇护——而刚才所引那番话的通篇意旨，必定要使一般读者以为这项买卖在很大程度上、若非主要地，是违禁的。

第三讲（八）

下面这些事实，可使贵委员会判断：这样貌似有理地暗示出来、甚至是直截说出来的那个伤人的指摘，就实际的局面而论究竟有几分可以成立。

一八八一年由印度与波斯输入香港以及「全中国」的鸦片是：

马尔瓦土，自孟买来　三万五千七百二十九箱；

孟加拉土，自加尔各答来　四万四千一百二十四箱；

自波斯来　六千七百六十三箱；

合计　八万六千六百一十六箱。

约值一千万英镑。

除极少而无关紧要的例外，这些鸦片全部都经过本港——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贸易如今实际上已被英属印度的几家行号所独揽；不过其中大部分之所以算作香港的贸易，其意义正如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货运可以算作埃及的贸易一样。我所说的全部输入额里约有一半，是立刻转运出去的：或用原来载它来的那些外国船，或用别的外国船，运往上海，在那里照例向海关报关，而海关是在外国人的正式监理之下的。

其余的里头又约有一半，即全额的四分之一，由外国船运往别的对外通商的条约口岸，在那里照例报关。至于本殖民地本身的贸易——无论是由外国船与本地船运往澳门或广州，或是用本地船运往非条约口岸（即外国船不能前往贸易的口岸与地方），或供本岛食用，或熬成烟膏再运往加利福尼亚与澳洲，或供走私之用——所占的约为印度与波斯输往中国的全部输出额的四分之一，就数量说约二万一千箱，约值二百五十万英镑，即每月约二十万英镑，而不是轩尼诗总督所断言的每月一百万英镑。

本港既无海关，那构成本殖民地本地贸易的二万一千箱鸦片究竟如何处置，便无从得着十分准确的统计。就本地食用以及熬成烟膏输出而言，可以估计每年在本殖民地熬煮的约有二千五百至五千箱，余下的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五百箱则须另行交代。若以为这个数目是被走私的人带进中国去的，那便是全然不顾这项贸易一切已知的情形，也不顾另一个事实：中华帝国缉私之制，论其侦察之密，大概是世上编得最精细的。每一条路上、每一个临河临水的村子里、沿海每一个口岸、村落与渔汛之处，都有一个眼睛不闭的关卡，使一只最小的船也极难靠岸而不被查检、不被迫交那些号称国税或地方税的捐。这些捐究竟有多少是老老实实征收、老老实实呈报的，便无从查明了。一般信各关卡是由省里的官府包给那些出钱买差的官员的；照西方的观念，这样编成的一种职司会被看作已经腐坏、它的制度也会被毫不留情地责难，可是那些包征税课的关员收取额外之利、并部分地豁免税项，大概是一种「准乎」公认的惯例，全帝国各色人等都默认了的。

然而这个制度与香港殖民地及其商人并无干涉，其结果他们也不负任何责任。那些载着土产离开大陆、或载着进口货到那里去的帆船，绝大多数无疑都从当地的关署领到了出口的放行单与报关的入口单；所以本港同沿海各处之间用本地船所做的那宗大贸易，无论是鸦片还是别的货物，既照帝国的惯例纳了中国沿海所征的寻常税课，大体上就是全然合法的。

本岛同大陆之间鸦片以外货物的走私，可说是几乎不存在；因为条约口岸入口时所纳的值百抽五的从价税本极低，别的口岸所能照样征收的大概也以此为限，为躲这点税而走非常的路线，所须担的重费是不合算的——便连那无处不在的关员都躲得过也还是不合算。鸦片因其便于携带、又能埋在水下而不至大坏，加上税重，所以走私起来比较容易、也比较有利；可是从广州的本地关署所得的报数看，几乎可以确定：无论在条约口岸、还是在不对外通商的口岸与地方，逃税的数量每年不过二千至三千箱。（见议会文书——中国第二号，一八八〇年。）而这样估出来的走私之数，并不像轩尼诗总督所说的那样，是用专为此事重装大炮的帆船、冲过缉私巡船打到大陆去的；而是每次藏几个烟球，藏在往来本港与广州及沿海各处的轮船上中国搭客的身上与行李里，或是藏在样子毫不起眼的寻常商帆与渔船上，或是藏在多人摇桨的快船上，或是用种种花样——正如联合王国里躲避烟税的人所惯用的那些花样。围着本岛的那些缉私巡船确实维持着一道有效的封锁，使鸦片走私不能比目前的规模大得多，这大概是真的；而中国的帆船与小船在广州河口若不赶快听凭巡船查检，便被追赶，必要时还被开枪拦住，这也是真的。然而本岛同大陆之近，远不是中国海关税收的害处，反而对帝国南岸外国贸易上税课的征收极为有利。这岛若离大陆比现在远，或者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在外国政府之下的自由港，那么中国官府查禁鸦片走私时所遇的难处，必定比现在大得多。到那时候，鸦片大概会由本地船从更远的囤积之地运往中国各口岸与各处，如从新加坡、西贡或法国所保护的东京之地；而缉私巡船要把他们自己那整条海岸线看得像如今封锁这个贸易集中并受制于此的岛那样有效，便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轩尼诗总督说本殖民地同邻近的大陆处于长年的战争之中，是毫无根据的；他暗指本地贸易的走向有害于中国的税收，也是毫无根据的。恰恰相反，事实的情形表明：香港这个岛的地理条件不但给了中国政府以现成的手段来护卫它正当的税收，而且不幸地还使广东省的官府有力量在香港同中国南方各口岸之间用本地船所做的洋货贸易上额外加征，超出各国条约所许的限度。

本商会现正就这件所谓额外加征之事尽可能查明实情，以备向女王陛下的政府具呈；而在那呈文上，此后或许有必要请贵委员会代为斡旋。有理由相信：中国缉私巡船对本岛的封锁，既是为防鸦片的非法买卖，也是为征收这项额外之税。

关于本殖民地贸易的大致情形，足以证明诺丁汉那篇演说里含着严重的失实之处，以上所说已够；可是为了用关于事实的官方报数来确切地显出约翰·波普·轩尼诗爵士那个具体指摘之毫无根据，谨请贵处注意随函附上的几件文书——那是本殖民地政府与本商会委员会之间的往来书信及其附件的抄本。

代理辅政司遵署理总督阁下之命，应委员会之请，已把下列各件送交本商会，即：

一、库务司兼总登记官关于本殖民地鸦片贸易的报告摘录。

二、船政司的报数，列明从事鸦片走私的本地船只的性质，以及自一八七七年四月以来送交海事法庭审理的所谓走私案件的件数。

三、警察总监的报数，列明自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以来中国海关缉私巡船在本殖民地附近所作攻击与扣拿的总数，以及向警署报告的件数。

库务司关于一八七六年鸦片贸易的报告，证实了本商会上面所列、根据独立来源所作的那个大概的估计——即从本殖民地走私入中国的鸦片的大概数量。

船政司的报数表明：本殖民地并没有像轩尼诗总督所说的那样，备有专为鸦片走私而装配、并重载大炮的一类特别船只；而报告里所举的五件案子——那是五年之内送交海事法庭审理的全数——可以看出：被控从事非法买卖的船上所查出的鸦片数量少到这个地步，分明每一件的藏匿都是发生在一只寻常的商帆上。从这份报数还可以明白一点：轩尼诗总督所说那个为鸦片走私而设、并同中华帝国长年作战的武装组织，船政司署里是一无所知的。

警察总监那份报数所涉的，是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二年（含首尾两年）之间向警务当局报告的全部案件，即中国缉私巡船的扣拿、以及巡船同本地船只在邻近的中国海岸上的斗殴，这是很有教益的。

案件共二十三件，而其中据报与鸦片贸易有关的只有六件；所扣鸦片的价值，一件只值三元，另一件最多也只值八百元。这就证实了船政司那份报告所说的同一意思：这一带水面上流行的鸦片走私，其规模是比较不重要的；而说本港备有专为此事重装大炮的帆船、在做一宗大规模的私贩买卖，是何等荒唐。

这五年之内缉私巡船所作其余的十七件扣拿，照报数看来与鸦片无关：其中七件是盐船，一件是硫磺与硝石，三件是杂货，两件是糖。另有四件，货色的详情未经载明。

这份报数又列明：所审核的这五年之内，本地船只同缉私巡船斗殴而致死的伤亡，向警署报告的共有几件。这类伤亡共八起，可是看来没有一起同鸦片走私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一起是由与本殖民地有干涉的任何私贩案件引起的。

一八七八年八月，香港岸上有一个渔人被缉私巡船所放的一枪误杀；那巡船当时正追一只载着杂货的帆船，后来那船因违犯中国的某项章程而被扣。

一八七九年五月，有一只缉私巡船上的三个人在同一只载盐的帆船斗殴中被杀。盐既不在本岛出产、也不在本岛熬制，所以这场斗殴并不是在本殖民地、也不是在本殖民地水面之内生出来的。中国制盐是凭官给的照，作极严的专卖；除正式领照的人之外，贩盐便是私货。贩私盐的人同税官之间发生重大的斗殴，众所共知是全帝国常有的事，《京报》上也屡屡说到；而警署报告里所说的这一件，那只帆船必定是从中国境内的一处往境内的另一处去，并不在英国水面之内。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一个人在一只小船上被杀；那船正载着本殖民地的两位先生从大陆打猎回来。船经过水道中国那一边的一个关卡时，被命令停下；因没有立刻停住，便有人向它放火枪，船上一个水手极不幸地被打死了。这一件看来并没有走私的企图。

本年四月，有一个人在隔开香港与大陆的那条狭窄水道上，在一只划船上被杀；而就在今年六月，又有两个人在英国水面之外、一只载着硫磺与硝石的商帆上被杀——这两样东西在中国是禁运的货物。这两件看来都与鸦片无关。

所以，关于约翰·波普·轩尼诗爵士那几项指摘——其大意如下：

甲、本岛是一班亡命之徒行事的根据地，这班人同中国做着一宗大规模的鸦片私贩买卖；

乙、为做这宗买卖，重载大炮的帆船在此装配，并同邻近的帝国长年作战；

丙、这些帆船就在本岛望得见的地方同中国的缉私巡船打水战，双方死伤甚众；

事实则是：

甲、本殖民地同中国海岸之间并没有一宗大规模的鸦片私贩买卖。恰恰相反，就贸易的规模而论，走私的鸦片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大半是小批带进中国的——便于携带、容易藏匿，正如一包包烟草被走私进联合王国一样。

乙、就船政司与本殖民地警务当局所知，过去五年之内本港并没有为鸦片走私而装配过武装的帆船。鸦片走私除由往来中国沿海各轮船上的搭客去做之外，若还另有人试着做，便是用寻常的商帆、或用划船，而这种非法买卖之能得手，全靠船快而身小。

丙、丙项所说的那种交战，过去五年之内并未发生过；同一时期之内，与鸦片走私有关的死亡也没有一件入过警署的耳目。本殖民地附近本地船只同缉私巡船之间发生过的、带有死亡的重大斗殴，都是同邻近的中国海岸上别种货物的私贩买卖有关的，而就所知而论，本殖民地于此并无干涉。警署所报税官受伤的唯一一例，便是上面所说的那只盐船一案，而那一案已表明纯是中国自己的事。

还可以补一句：鸦片以外的货物，本殖民地同大陆之间的非法买卖即便有也极少；而且从来没有人指说外国人直接或间接从事过任何一种走私。

最后，委员会不能不表示遗憾：约翰·波普·轩尼诗爵士做了本岛五年的总督，对任内此地所发生之事与所通行的局面，本有最充分的机会得着准确的消息，却竟被引着说出那些于事实无据、而其所要引起的推论又足以误人的话——这些话必要损及本殖民地的名誉，而本殖民地正当的利益，人本来很可以指望他是最热心护卫的。

本函的抄本将由署理总督阁下转呈女王陛下主管殖民地的首席大臣，并送联合王国各商会。——谨此，先生，您最恭顺的仆人，

（署名）约翰逊

主席

致伦敦商会会长、下议院议员马格尼亚克先生，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