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看中国译丛 · 宗教与民俗
中国三教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
10.8 万字
- 著者
- 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 译者
- 波多
- 原著
-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1913 年
- 出处
- 英国传教士 · 温州、牛津
- 卷帙
- 12 章
- 版权
-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一九一三年牛津请苏慧廉去讲中国宗教,讲了十二次,这是讲稿。他在温州住过二十五年,既读得懂《易经》《道德经》的原文,也在乡下看过人怎样拜灶君、怎样请道士。经典的考据和街头的见闻,两边对得上。
导 读
一九一三年,牛津大学请一位在中国住了近三十年的英国人来讲中国的宗教。他讲了十二次,讲稿就是这本书。
威廉·爱德华·苏西尔,中文名苏慧廉,一八六一年生于英国哈利法克斯,一九三五年去世。循道公会的传教士。
二十二岁那年他到了温州,一住二十五年。他做的事很杂:传教、办学、开医院,还给温州话造了一套罗马字拼音,让不识字的人能读经。一九〇七年他离开温州,去太原做山西大学堂西斋的总教习——那所学校是庚子赔款办起来的。一九二〇年,牛津大学设汉学讲座,请他去做教授,一直做到去世。
他另有一件功业:把《论语》译成英文。那个译本至今还在印。
这十二讲的安排,是按题目而不是按年代。
前三讲讲三教的创立者:孔子及其学派,老子、庄子及其学派,佛陀与佛教。此后九讲横着切:上帝的观念,人怎样与神圣存在往来,宇宙是怎么回事,灵魂、祖先崇拜与死后的世界,道德理想,罪与报应,官方的祭祀,以及个人的宗教。
他的长处是两样东西都懂。
他读得懂《易经》《书经》《诗经》《道德经》的原文,也在温州的乡下看过真人怎样拜灶君、怎样请道士、怎样给亡人烧纸。所以这本书里既有经典的考据,也有街头的见闻,两边对得上。
他是传教士,行文常拿基督教来比——讲上帝观念时比较「天」与耶和华,讲灵魂时比较魂魄与灵。这些比较照译,不删也不加按语。那是他的立场,也是他那一代人理解中国的方式。
有一处要说明:书里他反复辨析中国古人究竟是一神还是多神,用了不少西文术语。译文把这些术语的意思译了出来,没有保留原词。
十二讲,底本是哥伦比亚大学藏本的扫描件。
第一讲 宗教与中国的三教
中国三教
威廉·爱德华·苏慧廉 著
据一九一三年英文版译出
已译部分 献辞 原序 卷首诗 第一讲
译稿进度说明
献辞
谨以此书纪念理雅各牧师,神学博士、法学博士,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一位伟大的学者和虔诚献身的传教士。
原序
这些讲稿于一九一二年暑期在牛津大学王后学院讲授,由传教士培训委员会主持。该委员会由一九一〇年爱丁堡传教大会的续行委员会设立。讲稿是为准备赴中国工作的学员编写的,因此旨在介绍中国公认的三种宗教。我虽力求作出相当全面而准确的说明,但无论是分配到的讲授时间,还是多数学生对这一问题所具备的基础知识,都不容许我作穷尽性的论述。
尽管如此,一定程度的原创研究仍是必要的。我利用了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考虑了近代的见解与批评,并采用了一种新的叙述方法。因此,我将这些讲稿付印,希望它们不仅能为初学者提供入门读物,也能为已有一定研究的人提供指引,尤其希望它们能促成比过去条件所容许的更为充分的探讨。
这些讲稿是在远离实地的地方编写的,这使我不得不依赖记忆,也无法从书房走进庙宇,请一位中国学者同行。这本来是防止轻率概括的极好办法。即使在中国人中间生活了三十年,仍可能发现自己对具体细节所知甚少,这实在令人惭愧。实际情况是,对传教士而言,创造一种新鲜、含氧更为充足的空气所带来的吸引力和振奋,远远胜过呼吸中国众神殿中陈旧的空气,或研究其宗教仪式中那些空洞无意义的做法。然而,他的职责在于说服人。如果能凭借深入的了解,使人相信旧有的空气有害,进而促使他们打开心灵的窗户,让更为神圣的空气进入,他便能怀着更大的热忱,也更有效地完成这一职责。
宁波的 谢泼德牧师给予了宝贵帮助,我在此致谢。我的女儿也为这一系列讲座讲授了两次家庭礼俗,但那两篇讲稿未收入本书。
苏慧廉
牛津
卷首诗
一团炽热的星云,一颗行星,
一枚晶体,一个细胞,
一只水母,一头古爬行动物,
以及穴居人栖身的洞窟;
随后,爱与责任之感萌生,
一张脸从泥土转向高处:
有人称它为进化,
也有人称它为上帝。
古老吟诵的回声,
祭坛火焰的微光;
百座神庙的石上,
镌刻着神圣的名字;
人耐心追寻那奥秘,
在心灵、星辰和泥土之中:
有人认为这是迷信,
也有人相信其中有上帝。
一名执勤冻僵的哨兵,
一位为儿女挨饿的母亲,
饮下毒芹汁的苏格拉底,
以及十字架上的耶稣;
千千万万卑微而无名的人,
曾走过那条正直而艰难的路;
有人称之为献身,
也有人从中感到上帝。
卡鲁斯教授作,转引自 霍顿博士《重大问题》。
第一讲 绪论 中国三教
中国有三种公认的宗教。欧洲人通常称之为儒教、佛教和道教。其中两种,即儒教和道教,产生于中国本土;另一种佛教,虽然在公元纪年以前已为中国所知,但直到公元一世纪才正式传入。
三种宗教都曾得到皇帝的承认和恩宠,可以看作中国既定宗教制度的三个方面。无论如何,直到最近的革命以前,情况一直如此。在不同时期,三教都曾各有兴盛之日。佛教徒曾经得势,道教徒也是如此;但在大部分时期,儒教在朝廷中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它通常被视为国家宗教。
佛教和道教对儒教一般采取宽容态度,即使它们自己处于优势时期也是如此;儒者却始终警惕自己的对手,甚至加以迫害。不过,这种迫害从未达到欧洲所表现出的严酷程度,因为矛头主要指向寺庙和僧道机构,而不是居住其中的人。儒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哲学;哲学很少能激起足够的狂热,使人进行过分猛烈的迫害。或许更确切地说,哲学有足够的智慧,能够看出迫害的愚蠢。无论如何,虽然国家曾对中国的穆斯林,也曾对道教徒发动灭绝性战争,而且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但三教之间的宗教战争,或因宗教而起、类似宗教裁判所的恐怖,在这里却不曾出现,因为宗教情感从未强烈到足以导致如此恶毒的极端行为。
有一次,我走近一位十分精明的中国牧师的住所时,他对我说:“我隔着河就认出你来了。”
我问:“那么远,你怎么能把我和同行的中国人分辨开来?”
他回答:“你穿着白衣服。”
我说:“可是其他人也穿白衣服呀。”
“啊,”他话中有话地回答,“可你们外国人的白,白得很;你们外国人的黑,黑得很。”
这话是否适用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性格,我暂且不论。用它来形容我们的宗教迫害,确实很恰当。尽管其中许多迫害同样出于政治盘算,但那种盘算背后,还有强烈的宗教偏执作支撑。中国大体上缺少这种偏执;到目前为止,在迫害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只是政治盘算,而不是对宗教或神灵的热爱。
由此,我想提醒诸位注意一件你们大概都已知道的事:在一般民众中,三种宗教并不互相排斥。儒教除了平静克制地面对人生以外,对人性中的精神需求很少或几乎不作安排;佛教较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弥补了这一不足。孔子对于死后是否继续存在语焉不详,而道教关于长生不死的较明确教义,又对此作了补充。三教之间,互补多于对立;它们合在一起,比其中任何一种单独存在,都更能满足人的需要。因此,在民间,三教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分界。大体上说,各教的祠庙都向所有人开放,也为所有人所利用。
所以,我们无法把中国人划分为三个彼此独立、互相排斥的教会或宗教共同体,就像区分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和基督教会的宗教改革支派那样。因此,那些宣称中国有数亿佛教徒的作者,其说法并不比另一些把同样数亿人全算作儒教徒或道教徒的作者更有根据。
诚然,受过教育的人中,有一部分严格信奉儒教,并由衷地鄙视佛教和道教。然而,这样的人数很有限,因为他们中很少有人在丧事中完全不请和尚或道士,甚至同时请两者来主持仪式;在疾病或困厄之际,也很少有人完全不向这些宗教的神灵求问。佛道两教的教士,作为一个通常缺乏学问的阶层,大多局限于各自的教门;在俗信徒中,也有少数人只奉佛教,或只奉道教。但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这种成见,也不作令自己为难的区分。他们不属于三教中的任何一教;更准确地说,他们同时属于三教。换句话说,他们兼收并取,哪一种形式最能满足眼前的需要,或最适合他们在某种场合求助于宗教的目的,他们就采用哪一种。
因此,中国人所说“三教合一”,确有许多道理。这种看法使一般民众能够按照各自的意愿,前往任何一座祠庙。一个人在同一天,为着同一个目的,先后拜访三教的庙宇,心中并不觉得矛盾,也不觉得不妥。这就好比一个人为治同一种病,接连求诊于三位不同的医生,例如一位采用对抗疗法的医生、一位顺势疗法医生和一位草药医生;他不会因此觉得矛盾或不妥,而且还可能颇为明智地自行判断,究竟服用谁的药。
现在,让我们转而考察中国人用来称呼自己“宗教”的词语。我已经说过,中国有三种公认的宗教或学说。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它们合称“三教”,通常说作“儒、释、道三教”。这里采用的是中国人惯用的次序。第一种是儒教,欧洲人通常用一个由其创立者孔夫子之名拉丁化而来的词称呼它。早期天主教传教士把“孔夫子”拉丁化,造出了欧洲通行的那个名字。“儒”字有文雅、有学问之意,所以“儒教”就是有学问者的教。第二种是释教。“释”是“释迦牟尼”的简称,后者是梵语释迦牟尼的汉语形式,也是佛陀的一个名号。因此,“释教”就是佛教。第三种是道教。“道”字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此处只须知道,它意为“道路”。道教的创立被归于老子;关于他,后面还要进一步说明。
“教”这个字需要稍作深入考察,使诸位对它的意义有更清楚的认识。因为当你们看到这个字用于三种教门时,由于你们一生都熟悉宗教和教会的观念,很自然就会把用于自身信仰的那套术语也用于三教,把它们理解为三种宗教,或三个教会。
然而,“教”并不等于我们所理解的“宗教”,也不等于“教会”。从字源来看,它的古代字形由“击打”“孩子”和“模仿”三个部分组成。由此可以推想,它原来表示“用责打使孩子模仿”,也就是模仿父母的榜样。后来的字形由“击打”和“孝”构成,使人想到严加管教,以使孩子孝顺的意思。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不打不成器”这类观念,在中国有古老的依据。“教”字今天的动词意义是“教导”;作为名词,用“学派”“教门”或“主义”已经足以表达。它并不包含我们所谓“教会”的意思,也只能不十分贴切地表达我们的宗教观念。中国人意识到这种不足,又觉得需要一个表示某一种宗教的名词,近来便从日本采用了“宗教”一词。日本人先前已调整这个词的用法,以满足表达西方宗教观念的需要。我们不必停下来讨论它的来源或意义;只须知道,“宗教”现在已被采用来表示宗教,更确切地说,表示某一种宗教。
还有一个我先前提到过的词,值得在这里先作说明,那就是“道”。我们稍后会更详细地讨论它,不过现在先说几句,或许有助于后面的理解。道教徒把这个字视为自己专有,并用它来称呼自己的教门;然而,“道”其实是三家共用的词,因为三家都致力于道的理论与实践。由此,人们很容易推断,“道”所指的就是宗教。不过,这只是它的意义之一。“道”属于那种意味丰富而又难以捉摸的词,任何单一的对应词都无法将它完全把握。
且看老子唯一著作、篇幅简短的《道德经》的开头:“道可道,非常道。”这里的“道”出现了三次,两次是名词,一次是动词,直译便是:“可以被‘道’出来的‘道’,不是永恒的‘道’。”原文另译作:“不能通行的道,不是永恒的道。”这里使用拉丁文的“维亚”,意为“道路”。在这一句里,“宗教”不能作为“道”的译词。老子一开篇,就把他自己努力解释的同一难题摆在译者面前:道究竟是什么?在这一处,人们曾把它译作上帝、自然、理性、逻各斯、法则、原理;而也许最明智的做法,还是保留“道”。
这个字本身的构造,也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提供充分帮助。它由“首”和“行进”构成,通常的意思是道路、路径或通道。从哲学意义上,可以把它界定为宇宙的永恒秩序。从绝对的方面说,它几乎可称为大写的“自然”;从相对的方面说,则是小写的自然。
讨论道教时,我们还将进一步考察它的定义。就目前的主题而言,暂且采用卫三畏博士的解释,也许是最合适的。他把道描述为“自然中未知的因素或原理”,以及“它在物质和心灵中的作用方式”。因此,可以把道看成一种永恒、无所不在而又非人格化的原理,宇宙由它产生,并由它维持和支配。孔子、老子,以及他们前后的所有圣贤,都是道的阐释者;他们所阐释的,是道在造化中的表现,尤其是它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希望,到这里,我们已对“儒、释、道三教”这几个字有了足供讨论使用的认识。顺便说明,“三”字的意思就是三。
现在,我想稍为详细地解释三家之间的主要区别。首先必须记住:中国的宗教并非始于孔子或老子,正如印度的宗教并非始于释迦牟尼,以色列人的宗教也并非始于摩西。孔子、老子和佛陀所接纳并加以改造的,是当时已经古老的宗教体系。他们是宗教改革者,而且每个人都只代表那些宗教的一个方面。他们各自希望实行的改革,都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旧有的本土信仰和习俗不肯消退。民众虽然采用了改革者的名号,他的许多观念也成为共同的思想资源,但实际上,这些新观念主要是叠加在旧信仰、旧习俗之上,并没有取而代之。
例如,虽然佛教曾在印度居于主要宗教地位达一千年之久,印度却从未真正完全成为佛教国家。最终,那棵被佛教攀附着生长的老树,重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长得超过了寄生者,并把它排挤出去。基督教也可见到类似情形,即新的信仰覆盖在异教信仰和习俗之上。不过,基督教在其较为发展的形态中,凭借自身的生命力杀死了老树,只让旧有的轮廓仍然可见。换一种比喻说,基督教以效力更强的精神原则逐步渗入,从旧材料中溶解掉了异教的原则。
说到中国本土的两种宗教,可以认为,它们直到公元前六世纪,在同时代的两位圣人老子与孔子的影响之下,才开始作为各自独立的教门存在;其中孔子较晚。二人宣扬的思想,代表了旧宗教中的两个不同层次:孔子强调政治与宗教的一面,老子则强调禁欲与神秘主义的一面。在这两层以前,还存在第三个更早的层次。两人都没有宣扬它,实际上还试图超越它;那就是古老的、带有巫术和通灵性质的万物有灵论,它是普通民众的主要宗教。
这种第三种形态,尽管受到孔子的怀疑,仍然延续下来;它还完全占据了以老子为创始人的教门,虽然《道德经》中并没有一句话鼓励它。严格说来,这种带有巫术性质的第三种形态,既不是儒教,也不是老子之教,但它混合了两者的成分,后来又掺入佛教观念,如今成为普通民众中盛行的宗教。而它也不限于平民:即使一般儒者,也深受这些迷信浸染;至于道士,则更是全身心投入其中。
不过,我必须向诸位说清楚:老子、孔子以及两家中的优秀人物,提出的哲学与宗教,远远超出了这种较低的形态。在他们以前,中国的伟大人物也是如此。孔子和老子都自称追随前人的足迹;在他们看来,前人的生活与教诲,代表着上古纯真的黄金时代,他们既将那个时代理想化,也加以崇敬。
现在回到这两位哲学家最初的学说。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老子认为,“成为怎样的人”本身就是“有所作为”;孔子则把“有所作为”与“成为怎样的人”联系起来。这就是信仰与行为、静观与行动的古老问题,在世界上各种发展程度较高的宗教中都可以找到。
老子采取的是清静无为的态度:让道在虚静的心中运行,无须人为用力,它便会通过顺从而不争的生命,对其他所有人发生作用。换言之,让人成为道无意识的,或更准确地说,潜意识的媒介,道就会平静地通过他流向别人。孔子也提出过类似思想;但对孔子而言,努力与静定同样必要。意志必须锻炼,德性必须培养;“作为”对于“存在”的必要性,正如“存在”对于“作为”的必要性一样。老子希望让道畅行无碍,自由运行,显出其光辉;孔子则希望把水道挖深拓宽,并改善它的坡度。
道家创始人对儒者说:“你们的宗教、德行和知识,全都没有用,甚至比没有用还糟,因为一切都是勉强的、不自然的。只有自发的、自然的东西才有价值,其他一切都妨碍道。因此,你们费尽心力辅助自然,在改善人类方面究竟有了什么进步?如今的世界,比起最初纯真无邪的时代,不知坏了多少倍;而这一切,正是由你们的宗教仪式、所谓德行和学问造成的。任其自然吧,让自然、让道自由运行,原初的幸福便会回来。”两位哲学家都向后,而不是向前,寻找黄金时代;他们的追随者至今也仍如此。
这两套信仰与实践体系的创立者,其教诲中有许多真正值得赞叹的内容。赴中国的传教士完全可以为此欢欣:上帝曾将这样心地纯洁、精神高贵的先觉者赐给那个伟大的国度。一个民族的理想,是它最重要的财富。理想最高的民族,也就能够上升得最高。尽管中国人在上帝以及人与上帝关系方面的观念存在缺陷,妨碍了他们向上的进步,但他们的圣贤仍然值得一切敬意。他们面向太阳,而不是面向黑暗中的丑恶;世界上另一些民族曾陷身于那样的黑暗。
我喜欢沉思那段最终迎来耶稣基督降世的奇妙的一千年,并在心中描绘人类的少年时代:人类逐渐发现并讨论那些迅速形成的共同体所面对的问题,而共同体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日益复杂;人类发明书写体系和书写工具;能够把思想记录下来的人,从同辈中脱颖而出;尤其重要的,是人类发现了自然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由不受控制、彼此对立的力量杂乱堆积而成。在那个时期,人类的心智格外敏锐,观察力格外锐利;也正是在那个时期,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同时在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希腊得到表达。
这些中国哲学家所面对的问题何等深奥,其中有些至今仍未解决;而他们可供借鉴的论著又何等稀少,甚至完全没有。我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由衷敬重他们伟大的心灵和真诚的志向,因此敦促诸位,无论在思想中还是言谈中,都应给他们充分的尊重。孔子“祭如在”。我们也相信灵魂不朽,而且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希望有朝一日能来到世界上伟大的先觉者面前;我们愿意在那时问心无愧,因为在他们不在场时,我们也维护了他们的名誉。
这并不妨碍公允地批评他们,甚至反驳他们的观点,只须像“他们就在眼前”那样去做。至少,秉持这种精神,我们就不会把那些他们并无直接责任的迷信产物,硬说成是他们亲手生出的。
研究一个民族的宗教,有两条路径。一条是直接寻找它所发源的泉眼;另一条是考察那泉水汇成活泼河流之后所经过的河道,或考察它最后流入的那片宽广而停滞的沼泽,看它如何在那里消散了原有的力量。
前一种方法,即研究历史源头,是伟大的汉学家理雅各博士在《中国宗教》中采用的方法。他曾任本大学教授。约翰·罗斯博士近著《中国古代宗教》,也沿着理雅各博士的路径前行。后一种方法,即考察当代实际状况,则是 德格鲁特博士采用的方式。他已经出版了六卷篇幅宏大、颇有价值的著作。这些书,是他长期而细致地研究当代中国人宗教实践的成果,尤其关注中国南方厦门附近的居民。他曾在美国哈特福德传教学校发表一系列讲座,概括自己的观察,并以《中国人的宗教》为题出版。
两种方法都各有风险。如果一项宗教研究只限于早期创始人的教诲,而忽略它发展到今天的状况,那么它对这一宗教整体的呈现,必定十分不完整。另一方面,如果研究只限于实际行为的表现,而未能公允看待创始人的理想,同样不能公允地对待这一宗教的整体。一个民族的宗教理想,虽然可能铭刻在它的内心和良知之上,却常常只能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极不充分的体现。仅仅观察外在行为,并不是理解灵魂深处愿望的最佳途径。
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一方面敦促诸位认真阅读、留意并深入领会德格鲁特博士的讲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意见:他在描述中国人的宗教时,只强调了证据的一面,把这条溪流描绘成“裹在沼泽外衣之中,阴湿而污浊”,却没有显示出,其中始终存在一股活水,“一面急流向前,一面涤净自身”。古时善人疏通的流水仍在奔行,虽然常常载着人类无知留下的污物,它却始终是一条具有净化作用的河流。
所以,在这些讲座中,我固然充分承认水中溶入了大量迷信,但更希望让诸位看到:那里毕竟有水。并且,这水过去曾经、现在仍在发挥良好作用,开辟并保持着宗教的河道,为更高贵的“活水”预备道路;那股活水如今正向前奔流,开始注入中国宗教生活的河道。
不过,一方面,我会努力向诸位展示其中一切美好而真实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这些传教士手边已有的可贵材料;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有责任指出,三教在哪些观念和力量上存在不足。那些观念和力量,是我们西方人有幸继承的,是我们相信至关重要、也知道自己能够提供的。有时,为使人注意到宗教迷信的愚蠢过度之处,并加以破除,谴责,甚至讥讽与蔑视,或许有其正当理由。但我想诸位会同意:要建立并推进正确宗教的事业,更有效的方法,是把握中国圣贤学者经过世世代代忠实而艰苦的劳作,辛勤积累起来的优秀材料。
我们应永远记住:中国与我们一样,志向高远的人,只有“经历许多艰难”,才能得到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他们视之重于生命的知识积累,作为无价的遗产,流传给了自己的同胞。这份遗产也不只留给他们,还留给了我们。到了今天,我们正把一种宗教推介给中国人,而且态度并不总是像应有的那样温和。如果没有中国学者广泛而准确的观察,没有那套在自身范围内十分出色、使各种观察各得其明确区分的术语,我们所推介的宗教,也就找不到足够适切的表达媒介。
现在,我想我们可以认为,孔子所传下来的宗教,根源在于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它无疑教导人们崇拜自然的力量,或许更确切地说,是崇拜支配自然现象的神灵。然而,这些神灵全都从属于一位具有人格的最高统治者,他治理整个造化。作为“上帝”,他接受皇帝的祭祀;作为“天”,在非人格化,或较少人格化的意义上,所有人都由他而生,都可以向他呼求。孝道还要求人们不忘已故祖先,并以祭祀来奉敬他们。
后来,一部分由于佛教的偶像崇拜和道教的英雄崇拜,一部分由于孔子本人受祀背后的那种观念,国家开始追封杰出的已故政治家与英雄,任命他们为各地的守护神,甚至承认他们在死后世界中的权威。如今,这些守护神的庙宇随处可见。虽然庙宇往往由道士或和尚管理,但三教中没有任何一教声称这些庙宇专属自己。为了叙述方便,我仍将这一类崇拜归入儒教,因为理论上儒教才是真正的国家宗教;这些守护神既可视为儒教衰变或发展所产生的结果,也可认为具有道教的来源。
儒教的信奉者主要是官员与读书人。除了上述衰变了的,或至少已经大为改变的形态以外,它还有孔子所规定的礼仪与实践,以及对孔子本人及其亲传弟子的祭祀。道教也有自身的神灵和仪式;这一学派已经从追求绝对与不朽,衰变为追求法术、崇拜鬼神,并普遍实行孔子与老子以前宗教中的巫术性做法。佛教也有自己的崇拜对象,尤其有为亡者举行的仪式。至于约五百万至一千万穆斯林和二百万基督徒,当然属于他们各自的类别。
综上所述,中国有三种公认的宗教。其中,儒教通常被视为国家宗教,但道教和佛教也获得承认。佛教由印度传入;儒教和道教则是本土宗教,由共同的原始根基发展而来。这种原始宗教起源于史前的万物有灵论,但在儒道分立以前,已经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同时仍保留着万物有灵和巫术的成分。儒教和道教的精神性都未获得高度发展;大乘佛教的传入,激发了精神上的探究与实践,影响了另外两教,同时又受到两教的影响。三教不能看作互相排斥。三者都自称传授“道”,也就是宇宙秩序与人类的关系,但它们并没有一个足以令人满意地表达“宗教”的词。
在公元纪年开始以后,中国的民族宗教经历了一项重大发展,部分出于内在力量,部分出于佛教影响。这就是对已故贤人、政治家、武将和官员的追封与崇拜。他们成为各地的守护神,如今与祖先一起,成为重要的祭祀对象。由于这一类崇拜属于国家宗教的一部分,我将它归入儒教,尽管三教中没有任何一教承认它专属自己。
概括固然容易,却同样容易令人不满;所以对三教作概括,也许并不审慎。不过,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说:儒教代表中国生活中的政治、宗教与道德层面,在其创始人的思想中,群体和国家居于首位;道教可以看作代表个人,代表民族生活中禁欲、通灵与巫术的一面;佛教同样可视为以个人为中心,尤其代表有关死后归宿、救度,以及尘世生活“虚空的虚空”的思想。
本阶段译注
本书原文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要读者。正文保留作者的立场以及对儒、释、道的评价用语,未将其改写为译者的判断。关于佛教传入年代、宗教迫害、教派人数及文字起源等表述,亦按原著呈现。
第二讲 孔子及其学派
诸位从课程提纲中想必已经看出,这一系列讲演是按专题而不是按历史顺序安排的。不过,为了使诸位对三教赖以立足的权威基础有所了解,我认为开讲之初,宜先用接下来的三讲,简要讨论它们伟大的创始者和传承者。正如讨论基督教,若不顾及我们的主及《圣经》,便会大失其价值;讨论远东诸宗教,若忽略其创始者与原始教义,也同样如此。
中国与人类其他民族一样,最初发现并传播宗教观念的人,我们已无从知晓。当中国神话进入传说时代时,首先出现的名字是伏羲,相传他是中国人的第一位统治者,通常认为他在位于公元前二八五二年至前二七三八年。关于他,我只须提到两件事。第一,人们把著名八卦的原始形式归于他的创制:一个八角形图式,内含八组由连续线段与断开线段构成的符号。它在占卜与自然哲学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二,他曾在山东省的泰山举行祭祀;泰山是中国的圣山之一。记述这次礼拜活动的文字依据,虽比所述事件晚了两千年,却仍值得注意,因为这是我们现有材料中,对中国最早宗教礼拜活动的第一项记述。他所举行的祭祀,在后世成为天子向高于自身的神圣力量献祭的专有权利。
略过相传为农业与医药之父的神农,我们来到黄帝时代,即公元前二七〇四年至前二五九五年。关于这一时期,文献还提到其他宗教仪式,并把建造“第一座供奉祭品的庙宇”的功劳归于黄帝;它很可能用于祭祖。黄帝的继承者少昊在位时,他本人及其官员沉迷于异端教说,大概属于巫术或通灵之类,以致怠慢并违背了对上帝的祭祀。继位的颛顼压制这些异说,恢复了正统祭礼。关于这位统治者,此外几乎一无所知;但仅此一举,便很可能使其人民免于重新陷入粗陋的万物有灵信仰——他们当时正缓慢地从中脱离出来。
原注:夏德《中国古代史》,第二十一页。
颛顼的孙子、著名的帝尧(公元前二三五七—前二二五八年);尧那同样著名的继承者舜(公元前二二五八—前二二〇六年);伟大的治水者兼帝王禹(公元前二二〇五—前二一九八年),亦即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创建者;推翻夏朝末代荒淫君主、建立第二个王朝商朝的汤(公元前一七六六—前一七五四年);以及推翻商朝末代暴君、建立著名周朝的武王(公元前一一二二—前一一一六年),连同他那位能干的弟弟文,武王临终时任命他为摄政——这些是最著名的“神圣统治者”中的几位。儒家与道家都把文明和宗教的发展归功于他们。
不过,尽管这些人之外还有其他圣人被提及,尽管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我们现有的中国古代宗教记录,却大多有赖于这位中国的“素王”。正是他编订古代文献,并以五经的形式将其传下:即《书经》、古代《诗经》、《易经》(亦即占卜之书)、鲁国编年史《春秋》,以及《礼记》。不过,至少最后一部后来经历过相当大的修订。
儒教与这位大圣人及其教导如此密切相连,而他又以自己认定的前代最优秀人物的教义为其学说基础,因此,我现在打算简述他的生平与事业。为此,最妥当的办法,莫过于重述三四年前我将《论语》译成英文时所写的一段文字。
原注:苏慧廉译《论语》,奥利芬特、安德森与费里尔出版社,一九一〇年,定价十五先令。
孔子
公元前五五一年,中国这位伟大哲学家出生之时,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周朝已走向衰落。曾在尚武的武王血管中强劲奔流的血液,到了他那些日趋衰弱的后裔身上,已变得稀薄。封建制度本为巩固帝国而设,在软弱君主手中,却使帝国沦为交战诸国的集合,等待着中国的拿破仑——秦始皇——登场。正是他修筑了著名的中国长城;在孔子身后的时代,他注定要摧毁诸侯的势力,把彼此敌对的领土统一为一个大帝国。这个帝国在不同王朝统治下,延续并扩展到了我们这个时代。
因此,孔子生于一个动荡的时代。诸侯的力量超过了名义上的天子;在比他们自己更狡猾、更富野心的大臣怂恿下,彼此侵夺征战。受苦的百姓被征税者的铁蹄践踏,被从田间拖走,服徭役以供君主享乐,又被驱赶参加与自身毫无利害关系、也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战争与劫掠。孔子生平中的一些事件,足以证明这些话并非夸张。例如,据说他有一次经过泰山,听见山坡上传来一个女子悲伤的哭声。他派弟子去问她为何独坐在如此荒僻的地方号哭。女子回答:“我的公公在这里被老虎吃了,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如今我的儿子又遭了同样的命运。”孔子问:“那么,她为什么还住在这样可怕的地方呢?”女子回答:“因为这里没有苛暴的统治者。”孔子便对弟子说:“你们记住:苛政猛于虎。”
诸侯的权势滋生奢侈,奢侈滋生淫欲,淫欲又带来无情的毁灭。有些君主公然蔑视一切道德,过着不知羞耻的生活。孔子自己的国君鲁公接受八十名歌女为礼物,便是一例。此举迫使孔子辞去官职,抖落脚上心爱的故国之尘,开始漂泊流亡的生活。有德之士对政治改革失去希望,便弃官遁世,或隐居山林,或远离喧嚣的人群,艰苦耕作以求温饱;在他们看来,大地总比君主的心肠仁慈和善。某些隐士因忧患而愤懑,甚至讥笑孔子徒劳地企图遏止“滔滔”之乱,那乱流正像洪水一般不可阻挡地席卷天下。
应当记住,当时中国的疆域,远不及今日中国领土的一半。它仅限于北方六七个省的范围,南面几乎没有越过长江。其余地区零星居住着原住部族;后世他们逐渐被驱逐到现今国境以外,或至今仍存居于南方和西部的山区。
我们的圣人,就出生在这样的中国。有人将他的祖先追溯至第一个王朝的伟大创建者黄帝;至少,似乎有理由相信,他出身于贵族。倘若不必记述与圣人诞生有关的传奇异象,倒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不过,这里无须讨论它们。对于他的幼年和教养,我们也不必多作停留,只须指出:他小时候喜欢摆弄祭器、模仿庙堂仪式,这已经显露了他日后的兴趣。
他后来的事业受良心约束,连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也很难说得上;他必须等到身后,才获得应有的赏识。他虽享高寿,周游列国,始终光明正大地行事,又赢得弟子的敬爱,但在当世诸侯眼中,他不过是个迂腐的哲学家,抱着不可能实现的田园理想。直到他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去世,一些人才认识到,那座“大山”确实已经倾倒。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各代君主一直高声颂扬,竭力想把它重新建立起来,然而都不同程度地归于失败。
圣人的生活习惯,可以从《论语》第十篇中得知。弟子们以他们自己和老师所共有的郑重态度,对他作了详尽描绘。他在公共场合的举止谨慎到了极点,在私下也不容许自己过于随便,连卧床的姿势都不例外。他温厚仁慈,却从不放松拘束,即使面对自己的儿子也是如此;很难想象他会做什么事来逗儿子开心。他的习惯,或许连同性格,可以用第十篇第九节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席不正,不坐。”他是一个极其讲究礼节的旧式君子。我们现代人举止上的随意,更不用说轻佻,在他看来,都会近乎不道德。
至于他的思想与道德态度,从以上习惯也不难推知:首先,他是一个注重礼法形式的人。这个词浓缩了他的性格。他自制力惊人,而责任始终是指引他的磁石。他自幼有宗教禀性,终其一生也始终笃于宗教。他的头脑过于均衡,不会赞同迷信者的奇想;对不可见的世界,他保持敬意,却从不亲近;保持虔敬,却从不热烈。他只把上帝看作至尊,而从未看作慈父,因此感情的泉源便不能欢悦地涌流;事实上,这种欢悦在他看来大概会显得轻浮。他并非没有真情,只是认为,作为哲学家,应当严格约束感情的流露。
他把严格而可敬的荣誉准则,与温文有礼的风度结合起来,给追随者留下极深的印象,也影响了地位更高的人。但即便为了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更不用说谋取个人利益,他的荣誉感也绝不容许礼貌堕为谄媚。在那个败坏的时代,恶行招摇过市,美德却羞惭绝望地退缩;而他的道德生活始终没有受到玷污。
他的学说虽然主要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却绝非没有超越单纯人事的因素。不可见世界的力量,在引导人履行对他人的义务方面,被承认具有作用。上帝,即最高的主宰,被视为应当敬畏和崇拜的存在。宇宙的秩序由他产生,人类不同的等级由他规定。与他相伴的还有许多神灵,各自在天上与人间事务中有特定的管辖范围,善人受它们引导和保护。人的祖先之灵也应当受到崇拜,而且尤其应当如此,祭祀时须如同他们在场一样;社会的安宁幸福有赖于这种崇拜。在这一体系中,神祇与精灵可以无限增殖。自然的结果便是:中国国家所奉、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儒教的神祇,即使完全不计道教和佛教,也已经多得不可胜数。
为了接近崇拜的对象,必须举行祭祀;这种祭祀与其说为赎罪,不如说为求取悦纳,因为空手前来是不合宜的。围绕这些祭献,人们表达了刚健的道德情感,也承认祭者献礼时的心意比礼物本身更有价值。耶稣基督终将止息中国每年因祭祀而流淌的血河,并随之消除偶像崇拜与迷信;这只是时间与忠实事奉的问题。不过,我们是否也可以承认:孔子所保存并传下的祭祀,使人通向神圣居所的道路一直敞开,直到那伟大的赎罪之日来临?
罪及其惩罚受到承认,但惩罚被期待发生在今生,而不是来世。人被要求改正恶行,而非主要着重悔罪并祈求赦免。祈祷被承认为一种义务,也被认为能够蒙悦纳、发生效力;但它不是日常的祷告,也不是使人圣洁的与神相交。它更多是一种心境,或一种正式祭祀,而祭祀之前应当斋戒沐浴。这里不需要祭司阶层,也不需要中保:祭者自己就是自己的祭司,祭物则是使其获得悦纳的媒介。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是其人民的大祭司,官员是其辖区的大祭司,父亲是其家庭的大祭司。祭礼规条繁多,因此在重大的场合,必须有司仪或礼仪主持人维持秩序。只有皇帝可以向上帝——高于诸王者——举行国家祭祀;但天会倾听所有人的呼求,甚至包括悔过的作恶者。孔子没有否认来世,只是避免讨论;而他坚持要求以祭礼追念祖先,并命人“祭如在”,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确认了死后生命。
他的伦理规范优良而实用,却绝非英雄式的。它是散文式的,而非诗意的;使人尊敬,多于使人赞叹。事实上,无论就宗教还是道德而言,孔子的整套规范都更像冬月的银光,而不是太阳金色的光辉与温暖。它不给想象留下余地,也不激发想象;对他而言,浪漫会令人反感,而把另一边脸也转过来,则会显得怯懦。他甚至没有达到老子主张善待仇敌的高度,因为若以善报恶,还拿什么报善呢?相反,他宣扬复仇是一项神圣义务:人不应与杀父者共戴天,遇到杀兄者不应还须另去寻找兵器,也不应与杀友者同居一国。
“说谎”一词没有出现,但他极力倡导诚实的价值。他的五项根本德目是仁、义、礼、智、信,而君主应当成为人民效法这些美德的榜样。事实上,在他的教导中,君主仿佛是乐曲专为之谱写的独唱名家,人民则是合唱队。必须始终记住,孔子是一位朝廷中人;因此,在他的体系内,美德的恩泽应当从朝廷的高处流向民间的低处。道德与宗教礼仪,是他医治当世种种弊病的万应药。可惜诸侯竟轻视了他的药方。
他道德教导的最高点,是以否定形式表述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人请他用一个字概括其准则,他选择了“恕”。理雅各博士将其译作“相互报偿”,但它似乎不止于此,因为相互报偿的意思是别人怎样待你,你便怎样待别人;“恕”却含有顺从自己较善良天性的意思,也就是宽厚待人。这是一种更高尚的情操,尽管它仍缺少基督教那一最高教言所具有的生命活力。
孝敬父母,在圣人的宗教与伦理中居于首位;父母死后,这一义务仍被延伸到一种程度,对生者的生活构成不公平的重负,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几乎无人能偿清。随之而来的是敬重长者。某处把通奸说成最大的罪,不过孟子认为,一个人死而无子,不能使家庙香火延续,才是最严重的过失。他还教导人忠于君主与朋友,办一切事情都凭良心。正直、自制、礼貌与节度,同样占有显著地位。财富和学识都不能与道德品格相比;品格的价值高于世间一切荣誉。一个里巷之所以可贵,不在其富有,而在其有德。德行与宗教礼仪,比刑罚具有更强的教化力量。品格终会显露,无法隐藏。人应避免偏见,培养公正的判断;只有真正有德者,才可以信任其爱憎。巧言善辩之人并不可靠。
归根结底,至善既不是享乐,也不是荣誉或财富,而是美德,因为美德才是真正幸福的基础;获得美德,则须依靠个人意志的力量。
不过,孔子的目标与其说是革新个人,不如说是革新国家。他的思想与目标兼具伦理和政治性质;他希望通过回归上古的德行,使古代黄金时代复兴。因此,如前所述,君主作为人民之父,必须带头。正如滋润大地的江河发源于山顶,道德的革新也必须从国家的最高处开始。可惜那些山巅没有水;孔子能够倾注其上的一点水,也在如此稀薄的道德空气中迅速蒸散。富人既然已难以进入道德高贵的境界,那么,一代代受奢侈与淫欲诱惑而堕落的君主,又怎能把道德纯洁所蕴含的活水,输送给人民枯萎的心灵呢?在这些干旱的高处,孔子失败了。即便在自己的国家,在最有成功希望的时候,别人送来诱惑国君的八十名歌女,也比圣人的崇高德行更有力量。最终,他的学说最初获得较强健的生长之处,是清贫弟子的心中,而非权贵的朝廷。尽管在世时,失败如影随形地追着他漂泊的脚步,他的哲学却没有随之消亡。它固然从未使广大人民全然满足——道教与佛教的成功便是明证——却能吸引守成而受过教育的人,并已成为中国宗教与道德的基础和最高层。
一个人能如此长久地受到一个庞大民族的尊重与爱戴,不能不被列入过去最强大的影响力量之中。然而,对于愿意研究《摩西五经》的人来说,无论作为立法者、行政家、道德哲学家,还是宗教先知,孔子都显然不及比他早一千年的摩西。他本人的著作,以及弟子的著作,都缺少那种跃动的神圣脉搏;正是这种脉搏,使《旧约》的历史、诗歌与鼓舞灵魂的预言具有长青的生命力。尽管眼界有限、性格缺乏弹性,孔子仍高尚地尽其所能,利用手边那些较为逊色的历史、诗歌与礼仪材料造福人类。他从毁灭一切的时间那贪婪的巨口,以及无知者更野蛮的手中,抢救出如此多内容丰富、饶有趣味而又富于价值的材料,传教士和学者都应当对此深深感激。
除了孔子编订的五种经典文献,中国人现在还把四书列入圣典,即《大学》,其简短经文出自孔子,而传文出自一位弟子;《中庸》,由一位弟子编集圣人关于中道的教导;《论语》,亦即孔子的言论,由弟子或再传弟子编成;以及据说由孟子本人编成的《孟子》。
公元前二一二年,中国的拿破仑秦始皇,作为孔子一派哲学的敌人,搜求并毁掉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这类书籍。公元前一九五年,高帝推翻短命的秦朝,拜谒孔子墓,并献上一头牛。公元一年,孔子获追封为“褒成宣尼公”。公元五十七年,朝廷下令把他与周公一同祭祀;此前,周公一直被视为周朝完美人格的典范。四九二年,他被尊为“文圣尼父”。六〇九年,他的祠祀与周公分开,各教育中心都建起了孔庙。六五七年,他被称为“先师孔子、至圣”,其称号一直沿用到今天。历代对他的祭祀均属中祀,直到一九〇七年,也就是新教来华传教一百周年之年,已故皇太后将祭孔升为大祀,因而使其与上帝并列。这是她对西方将耶稣基督尊为神的回应。在过去五年中,对孔子的公开而严厉的批评,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如今的共和政府强烈反对他的许多政治主张;至少在一个重要地区,为了宗教自由,已经下令将其神位移出由公款维持的学校。
尽管孔子竭尽所能,他仍未能担当伟大宗教领袖的角色,因为他未能引领人民脱离注定会走向无穷迷信的万物有灵信仰或多神信仰,达到他所寻求的统一:那位唯一、真实、无限的上帝,那位创造者、赋予世界美好者和慈父。新的曙光已经出现:这个民族的灵魂将要求获得自己理应分享的更崇高真理,而孔子的心智只曾隐约把握到这种真理。届时,他将回归一个光荣的位置,任何基督徒都不会否认这个位置——成为这个蕴藏伟大潜力的民族最杰出的经学大师和伟大的道德哲学家。
孟子
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人。如果这个数字有任何真实根据,它大概应包括他在六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周游各国时所有曾来听讲的人。在这些弟子中,据说七十二人是与他较亲近的追随者。《论语》只提到其中三十六人的名字,而其中约有六人的地位特别突出。编纂《论语》,亦即孔子言论集的,是这几位弟子或他们的学生;《大学》和《中庸》则有赖于其中两位。这两书属于儒家直接传承的四部经典,有别于孔子亲自编订的古代五经。我们不必在这里逐一讨论这些弟子,而可转向孟子,他的著作就是四书中的第四部。
“孟子”的拉丁化写法意思是哲学家孟氏。除了他书中所见的事迹,我们对他所知很少。他的出生时间被定在公元前三七二年,即孔子死后一百年。据说他享年八十四岁,于公元前二八九年去世。理雅各博士说:“因此,他生命最初的二十三年,与柏拉图最后的二十三年重合。亚里士多德、芝诺、伊壁鸠鲁、德摩斯梯尼,以及西方其他伟人,也都是他的同时代人。把孟子放在他们中间,他完全可以正视他们,不必自惭形秽地低头。”
他生于中国东北部的邹国,邹与鲁紧邻,因此他的早年是在其伟大宗师孔子的故乡附近度过的。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孟母是中国令人敬佩的女性之一。每一个学童都知道,孟母为了儿子而“三迁”。
起初他们住在墓地附近,孩子便以模仿送葬者为乐。母亲说:“这里不是我儿子该住的地方。”于是迁居到集市。到了那里,他又玩起做商人的游戏,“夸耀货物,与顾客讨价还价”。孟母不满意这种环境对儿子性格的影响,便再次搬家,这一次住到了学校附近。这个善于观察、喜欢模仿的孩子,开始学着学生受教时的礼仪举止。母亲说:“这里才是适合我儿子的地方。”他们便在此定居。
一天,附近的屠户正在杀猪,好问的孩子问为什么杀猪。母亲随口答道:“给你吃。”她立刻意识到这话不实,又怕教会儿子说谎,便出门买了一些猪肉回来。然而,她最著名的一次教导,是割断正在织的布。儿子长大入学以后,有一天从学校回来,她问他学业进展如何。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还可以吧。”她立刻拿起刀,把经线一割为二。孩子被这异常举动吓住,鼓起勇气问是什么意思。于是母亲向他说明:她对这匹布所做的,正如他自己正在对人生所做的一样。这一课无须再教第二次。
据说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弟子。我们确切知道的,只有他自己所说的话:“虽然未能亲自成为孔子的弟子,我仍努力通过其他人[即孔子的门人]来修养自己的品格、增进自己的学识。”他像自己的伟大宗师一样,将岁月花在诸侯与统治者的朝廷,试图以孔子学说为基础,灌输道德与政治理想,纠正他们的施政。据说他晚年致力于编纂自己的著作,门下弟子从旁协助。他的思想与教导兼具伦理和政治性质,甚至可以说兼具政治与宗教性质。他的著作显示出无所隐讳的直率,足证其勇气;也显示出深刻的洞察,足见其非凡才智。
在代表守成学派的孔子与孟子之间,那些被他们归为异端的独立思想家,已经进行各种思辨;这些人的特点,几乎足以使人把他们列入道家一派。例如,杨子以个人主义的形式鼓吹一种无政府思想,即人人以自身为法则;墨子宣讲一种共有主义,把爱视为消解人类一切苦难的力量;荀子及其学派则宣称人性本恶,与公认的人性本善之说相反。性善说源于这样一种推论:天本身是善的,人的本性既由天赋予,天便不可能赋予人恶的本性。孟子出生的时代,在哲学上比孔子时代更为发达,因此他在论辩中运用哲学观念,比其宗师更加自由;孔子认为思辨无益,甚至危险。
概括孟子的教导,难免损其神采。不过,就与我们当前主题有关的部分而言,可以简述如下。
他像孔子一样,承认人之上有一种至高力量;又像孔子一样,使用非人格化的“天”字来表示这种力量。他仅三次使用具人格意味的“上帝”一词,其中两次还是引述经典。天是万因之因,是第一因。人的本性由天赋予,因此本质上是善的;不过,这种善必须不断培养,才能保持并发展。由于天资不同,有些人修养起来比别人容易,但所有人都被召唤趋向美德,也都有能力达到美德。诚然,人会在行为上作恶,但他们知道,自己的恶行违背了天赋的本能。即使恶人,只要哀悔而洁净自身,也可以事奉上帝。因此,向上帝悔改与培养美德,都是明确的要求。天还使人民隶属于君主与领袖,他们应当协助上帝,不仅治理人民,而且引导人民走正道。当他们不再如此行事时,便可以被废黜,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遵循孔子,主张保持国家对天以及自然神灵或守护神的祭祀,当然也包括祭祖。不过,他关心祭祀,远不及关心道德教化,而其道德教导与宗师一致。同样,他很少关心人最终的归宿;他虽不否认来世,实际上还通过丧祭默默认可它,却把注意力限定在现世的责任,而非来世的种种可能。
关于这位地位仅次于其伟大宗师的人物,我们只能作以上过于简略的考察。我必须就此转入同一学派中另一位划时代的继承者,以结束本讲。
朱子
自孔子时代之后,经学注释先后出现过三个重要学派。第一个兴起于汉代(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二〇年);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兴起于宋代(公元九六〇—一二七八年);第三个兴起于刚刚结束的清朝,即满洲王朝(公元一六四四—一九一二年)。朱熹,也就是朱子,生活于宋代,生卒年为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他读书极广,早年研读道教与佛教典籍,也有可能接触过伊斯兰教与景教思想。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仍用于研究古代经典与儒家著作。可以肯定的是,他为这些著作所作的大量注释,以及他的哲学论著,七百年来一直代表中国的正统。虽然清代一些杰出学者曾严厉批评他的见解,它们仍是全国具有权威性的准则。
他坚持孔孟关于人性本善的学说,也支持儒家的国家祭祀制度。实际上,他忠实地力求维护宗师所确立的一切标准。有人指责他否认上帝的存在与灵魂不朽。例如,他把天解释为“理”;这种定义,加上他思想中占优势的不可知论倾向,无疑影响了许多同胞的心灵。然而,在其他地方,他又绝非无神论者,也绝非不可知论者,这一点从他的注释中即可看出。下面引用翟理斯博士的一段话,或许有助于说明他的立场。
“在一处文字中,朱熹使用了不容误解的语言:
‘我们称为天的那片苍苍穹宇,不停地运转,也就只是如此而已。像人们那样,说其中有一个按罪降罚的存在,是说不通的;这类说法没有根据,也没有证据。’
“不过,以为朱熹完全否认不可见力量的存在,是一种错误——我自己也曾犯过这种错误。谈到儒家经典中的‘天’字时,他说:
‘有时应解释为天空,有时为主宰,有时为理。’
“他在另一处又说,一切不可见的力量或作用,都可以归于‘天’之下。有一个人问死后是否会回来,他明确回答:
‘去了便完了;已经散去的物质,怎么还能重新聚在一起呢?’”
原注:《第三届国际宗教史大会会刊》,第一卷,第一〇九页,克拉伦登出版社。
在这最后一句中,朱子所指也许是显灵与鬼魂,而不是离开肉身的灵魂是否继续存在。他的著作译成英文的极少,欧洲学者也从未对其作过彻底研究。因此,目前最好暂缓判断。不过,似乎有理由说,他没有为本民族的宗教生命增添什么,反而助长了一种与探索和知识为敌的不可知论。
近来,尤其在中国人中间,人们广泛讨论儒教究竟是一种宗教,还是仅仅一种哲学。就孔子而言,没有人会坚持认为他是摩西或穆罕默德那样的宗教创始者;但他显然是一位重要的宗教领袖。他面对一种已经衰落的宗教,尽其所能依照更早的典范使之恢复;他自己遵守它,热心提倡人们遵守它,并把整个体系建立在这种遵行之上。他承认一种或多种不可见的力量,认为它们产生并支配人的命运,也承认人与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和义务;他大力提倡向这些力量献祭并服从它们,坚持要求祭祀亡者时“如在”,而且至少编订过相关礼仪。这一切都表明,他不只是一个哲学家,也应占有宗教领袖的位置。作为精神力量,儒教并不生机勃勃,也从未如此,因为它在精神上缺乏脉动与感情;它趋向不可知论的倾向,又构成了真正哲学的致命障碍,而真正哲学赖以呼吸生存的,恰恰是研究与探求,即使面对看似不可知的事物也是如此。
第三讲 老子、庄子及其学派
现在我要向诸位介绍一个与孔子所创教派大不相同的教派的奠基者。在孔子身上,看不到那种使老子及其早期追随者富于魅力的自在洒脱。我们仿佛从人伦义务与礼仪规制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一下升到了山巅,俯视深不可测的神秘与思辨之渊。这里有惊奇与迷人的境界;那里则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与寻常职责。但这里也有滑路、悬崖、可怕的坠落、嘲弄人的精怪和讥笑人的妖魔。孔子的追随者行走得较为稳妥;老子的追随者却滑倒跌落,被精怪与妖魔攫住、迷惑,以至于不再为高处的壮丽、深处的庄严而震动,却生活在那些将他们网罗其中的鬼魅的恐惧之下。
老子
关于老子,我们所知甚少。他是否确有其人,甚至也有过争论。一位汉学家否认他唯一的著作《道德经》的真实性;另一位则宣称,该书内容是在佛教影响下形成的,而其假定作者的各种称呼表明,所谓老子,其实就是佛陀。然而,老子作为历史人物的存在,通常仍获承认,他的生年被定在公元前六〇四年。关于他诞生的众多传说,我们无须讨论。有记载说,比他小五十岁的孔子,曾在他年事极高时与他会面。据说,这位老哲学家对年轻来客颇为严厉,告诫他说:“先生,去掉你的骄气与多欲,去掉你的巧饰言辞和放纵意志。这些都对你没有好处。”这次会面的记载并不能使人明白多少,但据说孔子后来评论道:“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跑,我都知道。然而跑的可以设网捕捉,游的可以下钩钓取,飞的可以用箭射下。至于龙,我却不知道它如何乘风穿云、升入天空。今天见到老子,我只能将他比作龙。”这次会面是否确有其事,仍是疑问。
据说,老子曾在王朝宫廷掌管档案,或管理府库;晚年离任,向西而行。到达边境时,守关者恳请他在遁世之前,将自己的思想写下,造福人类,据说《道德经》便由此产生。虽然其真实性有争议,书中学说却公认为原始道家信仰的基础。因此,可以相信,它代表了老子所倡导的见解;即使不是他亲自编成,这部书也在不断增补中传承下来,直到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至少,这部著作确实存在,而且我们知道它十分古老,因为在公元纪年开始前一个世纪,人们已经知道它的存在。下面,我将尽力使诸位对它的内容有所了解。
原注:艾伦《中国早期史》,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出版。
《道德经》
学习者一开始便被一个引人入胜的词所困惑,这就是“道”。如前所述,这一教派的信徒之所以被称为道家,其教被称为道教,正是由这个字而来。不过,这个字在中国本来并不是新词,因为很明显,老子以前已有富于思考的人探索道、追随道。简言之,它的意思是“路”——那条根本的道路。在发音与含义上,它与佛教的重要词语达磨,即“法”,颇为相似,因此,道家思想早期曾受印度影响的推测,值得认真看待。但在老子之前,“道”就已被用来描述自然的运行,可以解释为自然的进程或道路,也就是自然法则。
有一位作者将它译作“上帝”;其他人则译作“宇宙至高理性”、“世界的大道”、“逻各斯”、“道路”或“自然”。也有人保留原词不译。看来,西方语言中确实找不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词。在读到华特斯所用的“自然”这一译法之前,我已经尝试用它解释“道”的各种用法。正如我说过的,若用大写首字母的“自然”表示绝对意义的道,用小写的“自然”表示道的相对或具体表现,那么这两个词就较为接近其意义。倘若诸位还能从泛神论的意义上,设想一种力量——一种“使人趋向正义的力量”——它非物质、不可界定、永恒而无处不在,又在万千形态或力量中表现出不同样貌,那么,便能略知老子似乎力图表达的观念。依照这个意思,若以“力量”代替“道路”作意译,《道德经》开篇可以解释如下:
“能够加以界定的力量,不是永恒的力量;能够用来称呼它的名字,不是它永恒的名字。无名时,它是宇宙的起源,直译就是天地的起源;有名时,它是万物的生母。因此,只有永远不受欲念支配的人,才可看见它的奥秘;总受欲念支配的人,只能看见它外在的显现。这两者,也就是神秘的、非物质的一面与显现的、物质的一面,名称不同,起源却相同。它们的统一是深奥,是深奥之又深奥,是一切奥秘的门户。”
他说,道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触;它没有实体,却包含一切实体;它生成一切、遍及一切、养育一切、成就一切。它没有形状,却包容一切可能的形状。他告诉我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道以自身为法则。当道被看作不变或永恒的存在时,它没有名字;当它产生秩序或现象时,它便可以命名。就其本性而言,它宁静、空虚、独立而不变;就其运行而言,它周行于一切存在之中,无处不发生作用,而其作用神秘、自发、不费力气。它是宇宙的最初原因,也是所有生灵,尤其是人的典范与法则。它还代表一种原初完满的理想状态:万物和谐、自然而然地运行,善恶尚未被认识。回到这种状态,便构成老子哲学中的至善。
因此,道以“德”,亦即德性的形式,作为道德原则进入人的生活;《道德经》的名称,即“道与德的经典”,便由此而来。有德者总是力求在一切事情上顺应道,但他如道一样,并不强争。他像水一样谦下,总是趋向最低处;然而水虽是世上最柔软的东西,却能消解最坚硬的东西。道反对争斗,所以老子倡导无为,也就是不干预或清静主义。这种清静精神自然导向以德报怨的教义;孔子不采用这一主张,而在这里,它却有明确的表达。战争也因此成为可憎之事。杀戮众多的将军,应当悲哭哀号,身着丧服。
以上是这部归于老子名下的短篇论著中的一些思想。其文体过于简约,不仅极难翻译,也极难理解。他似乎常在努力表达某些思想,而这些思想之深邃,超过了他所掌握词汇的承载能力。传教事业的一项目的,是向人揭示他们在精神上的可能性;老子对此作出的贡献何其高贵,我们理当向他致以感激和敬意。尽管《道德经》有偏颇与缺欠,它在传教士课程中所应占的地位,仍应比迄今所获的更为显著。
总而言之,老子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非人格化的道,即一种非人格化的原则或力量。从绝对意义上看,它不可测度,不可界定,也无法命名。从相对意义上看,它以种种面貌出现在宇宙的每个部分。将它译作“上帝”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在一处晦涩的文字中,他说:“它似乎在上帝之前就已存在。”然而,道是一切事物的源泉与支撑。它平静、不费力而又不停息地向善运行;人若委身于它,不抵抗、不争夺,便可达到自身最高的幸福。苦难源于人偏离了道所具有的原初纯真与质朴状态。最好放弃一切学习与知识追求,回到道那绝对简朴的生活之中。到那时,战争、争斗和苦难便都会止息;个人顺着平静的时间之河漂流,终将融入道的海洋。
正如华特斯所指出的,蒲柏的下列诗句,在意旨上与比他早两千多年的中国圣人十分相近:
万物不过是一个宏伟整体的部分,
自然是它的身体,自然也是它的灵魂;
它贯穿万物而变,却又在万物中如一,
在大地如此宏大,在空灵的穹宇亦然。
它在太阳中送出温暖,在微风中带来清新,
在群星中闪耀,在树木间开花;
它活在一切生命中,延展于一切空间,
遍布而不分割,运行而不耗尽;
它在我们的灵魂中呼吸,赋予肉身以生命,
在一根头发中与在一颗心中,同样充实、同样完满。
对它而言,无高无低,无大无小,
它充满万物,界定万物,联结万物,使万物平等。
庄子
正如苏格拉底有柏拉图,孔子有孟子,佛陀有马鸣,我们的主有保罗,老子也有庄子。孟子与庄子是同时代人,是中国古代最出色的两位作家,或许也是全部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两位;而很少有人阅读的庄子,在想象力上更胜一筹。两人的文字都以深沉的真诚结合悖论式的奇趣,以幽默精神结合锋利的论辩,因此不断使人想起柏拉图的《对话录》。
《庄子》最好的两个译本,是翟理斯博士与理雅各博士的译本。两种都应当读:先读翟理斯教授的,以享受阅读的乐趣;随后或同时读理雅各教授的,作为必要的校正,尤其对于根本性的术语更是如此。翟理斯译本附有奥布里·穆尔牧师撰写的一篇很有价值的导论,将庄子的哲学与希腊哲学,尤其与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作了比较。
原注:翟理斯《庄子:神秘家、道德家与社会改革者》,夸里奇出版社,一八八九年,十先令。理雅各《东方圣书:道家经典》,克拉伦登出版社,一八九一年,二十一先令。下文译引有赖于上述著作。由于无暇重新翻译,我为便利听众理解,擅自作了若干改动。
正如孟子的文字比其宗师少些简略、多些光彩,庄子也是如此。老子那几乎令人无法理解的简约与幽深,在《庄子》中得到铺展;大量有趣而诙谐的故事,更增添了它的魅力。
那么,庄子的教导是什么呢?他的第一篇,着力揭示单凭感官知识的无用,以及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
“这种相对性学说,在希腊哲学中如同在现代哲学中一样常见;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以它为基础,推出两种相反的结论。或者说,一切感官知识都是相对的,而感官又是获得知识的唯一器官,所以真正的知识是不可能的;或者,感官知识的相对性使人把感官与理性明确区分,转身离开外在世界,倾听内在的声音。前一条道路是怀疑论,后一条是唯心论。在希腊思想中,前者最早的代表是智者学派,后者则是赫拉克利特。
“庄子属于这组对立中的哪一方,是毫无疑问的。他揭露虚假而肤浅的思想,起初看似在摧毁知识。就连苏格拉底,也曾因为他的破除式批判,以及对流行见解不停的质疑,而被称作智者派人物。但庄子身上没有怀疑论者的成分。”
原注:奥布里·穆尔,见翟理斯译本,第十九页。
第二篇讨论对立面的同一。在这里,他与赫拉克利特一样主张万物为一,因为道家——儒家亦然——本质上是一元论的。万物都“被包容在抹去差别的道之统一中”;智者“进入无限之境,便在那里获得安息”。未得其门者“受自身心智的尺度引导,只看到矛盾、多样与差异;圣人则看到多归于一,在这一之中,主观与客观、肯定与否定、此处与彼处、某处与无处,相遇而交融”。
为了使诸位能够自行判断他的道论,并认识这位伟大的中国神秘思想家,我将引述若干段话。他说:
“道虽有情实,也有表达的力量,却是无为的,亦即不费力的,而且无形。它可以传授,却不能接受;可以领会,却不能看见。它以自身为根,也就是自有;自古以来,天地尚未存在时,它便已延续不息。正是道使鬼神成为鬼神,使上帝成为神;它产生了天,也产生了地。它在太极之上——太极即宇宙由之形成的原始团块,或世界之卵——却不能因此认为它高;它在太极之下,却不能因此认为它深;它先于天地的产生,却不能因此说它历时长久;它比最古的上古还古,却不能如此衡量它。也就是说,它不受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制约。狶韦氏得到了道,因而安排了宇宙的秩序;也许这里是发现并描述这一秩序的意思。伏羲得到了道,因而掌握了以太的原理,即气母,也可能指四时。北极星得到了道,因此自古以来从未偏离其位。日月得到了道,因此从未停止照耀。堪坏得到了道——他是昆仑山神,人面兽身——因而据有昆仑山。冯夷,也就是水神,得到了道,因而遨游大川。肩吾,也就是泰山神,得到了道,因而居于泰山。黄帝,也就是第一个王朝的创始者,得到了道,因而登上天上的云气。颛顼,一位传说中的统治者,得到了道,因而居于玄宫。禺强,北方之神,得到了道,因而被置于北方之上。西王母,西方女神,得到了道,因而在西方荒野拥有其座位;无人知道那里的开始,也无人知道它的终结。彭祖得到了道,从舜的时代一直活到五霸之时,共八百年。傅说得到了道,因而成为武丁的宰相,顷刻间治理天下;如今,他驾着银河,以人马座和天蝎座为骏马,列身群星之中。”
他又说:
“宇宙出现以前存在的,是道。道使事物成为其所是,而它本身不是一件事物。没有什么能够产生道;然而一切事物之中都有道,并且不断地产生它,永无止息。”
原注:理雅各译本,下篇,第七十二页;翟理斯译本,第二九一页。
有些地方,道似乎与天相混,或交替使用,例如下例:
“人的双脚在地上所踏的,不过一小块地方;但继续走向尚未踏过之处,便能轻易行过很长的距离。同样,人的知识虽少,只要继续走向自己尚不知道的领域,便能认识天的含义。他认识到,天是大一、大奥秘、大光明者、大构成者、大无限、大真实、大规定者。这样,他的知识便完备了。作为大一,他领会它;作为大奥秘,他展开它;作为大光明者,他观照它;作为大构成者,它对他而言是一切的原因;作为大无限,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它的体现;作为大真实,他审察它;作为大规定者,他牢牢把握它。
“如此,天对他而言就是一切;与天相合,便是最明彻的智慧。奥秘以此为枢纽,开端也在于此。既然如此,对它的解释就仿佛没有解释,对它的认识就仿佛没有认识。起初他不知道它,后来才逐渐知道。在探求中,他不应给自己设限,却又不能没有限度。时而上升,时而下降,继而从把握中滑脱,道却仍然是真实的,今与古一样不变,始终没有缺损。难道不能说,它永远能够作最广大的显现与展开吗?我们为什么不研究它?又为什么要为它困惑?让我们用不困惑之事去解释困惑之事,直到不再困惑;这样,便可达到彻底摆脱困惑的境地。”
原注:理雅各译本,下篇,第一一二页;翟理斯译本,第三三三页。
关于第一因的问题,书中有如下提出和讨论:
“少知,也就是‘所知甚少者’,说:‘季真主张偶然,接子主张因果。这两个学派的思辨,究竟哪一方正确?’
“太公调回答:‘鸡鸣,狗吠,这些我们知道。但即使最有智慧的人,也无法说出为何一个鸣、一个吠,更无法猜透它们何以竟会鸣吠。
“‘让我来解释。无限小不可理解,无限大不可测量。偶然与因果,都只适用于受条件限制的事物,因此两者都不对。因果意味着有一个实际存在;偶然则意味着完全没有任何原则。有一个名称,并有其体现,这便是有物质的存在。没有名称,也没有体现,对此固然可以言说、思考,但说得越多,离它越远。
“‘尚未出生的生物,无法阻止它走向生命;已经死去的,无法追寻其踪迹。从生到死不过短短一段,其奥秘却不可知。偶然与因果,不过是先验的解答。我追寻开端时,只见无穷的时间;我寻求终点时,也只见无穷的时间。过去与未来时间的无限,意味着没有开端,并与物质存在的规律相合。因果与偶然给了我们一个开端,却是只适用于物质存在的开端。道不能是一个有形的存在;如果是有,便不能是无。道这个名称,只是为了方便才采用的。’”
理雅各把这一句译为:“道这个名称,是为了描述而使用的一个譬喻。”他很正确地指出,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陈述。
“‘因果与偶然都限于物质存在,怎能关系到无限呢?假如语言足够使用,只需一天便能把道完全说明。正因为语言不够,我们即便谈论整天,也只能解释物质存在。它既不能通过言语传达,也不能通过沉默传达。在既非言语又非沉默的状态,也就是沉思入神之中,它超越性的本质才可能被领会。’”
原注:“偶然”所译原词为“莫为”,即无人作为、无人造成,也就是没有第一因;“因果”所译原词为“或使”,即有人使之如此,也就是存在第一因。理雅各译本,下篇,第一二九—一三〇页;翟理斯译本,第三五〇—三五一页。
下一段讨论的是:人不能像占有一件东西那样占有道。
“舜问他的老师丞:‘人能得到道,把它据为己有吗?’丞回答:‘连你的身体都不是你自己的,道又怎么能是你的呢?’舜说:‘如果我的身体不是自己的,请问是谁的?’丞说:‘它是天地,也就是宇宙,托付给你的形体。你的生命不是自己的,它是天地托付给你的一种调和之气。你现在具有的本性,也不是可以据为己有的,而是天地托付给你,要你顺之而行的。你的后代不是自己的,而是天地托付给你的蜕变。你行走,却不知如何行走;你安居,却不知为何安居;你品尝,却不知其中缘故。这些都是天地法则的运行。既然如此,你又怎么能得到道,把它据为己有呢?’”
原注:理雅各译本,下篇,第六十二页;翟理斯译本,第二八一—二八二页。
庄子常以使孔子显得逊色为乐,屡屡描写孔子由于无知,而向老子或其他道家贤者求取启示。以下是几次虚构会面中的一次,其中孔子被写成向老子求教:
“孔子说:‘今天您有闲暇,请谈谈至道。’老子回答:‘以斋戒和修持净化你的心,把灵魂洗得像雪一般洁白,抛弃你的知识。道幽深难言……人度过尘世的一生,就像白马掠过一道缝隙,此刻尚在,顷刻便去。没有谁不一样受到生死出入的支配。一种变化带来生,另一种变化便成为死。生物为之哀鸣,人类为之悲伤;弓套脱下,衣囊放落,在纷乱之中,灵魂振翅而去,身体也随之踏上返归的大旅程。
“‘无形者真实,有形者不实,这是人人知道的。正在通往得道之路的人,并不在意这些问题,普通人却议论不休。得道意味着不再议论;议论意味着尚未得道。道一经形诸外在,便不具有客观对象的价值,所以沉默胜于争辩。既然它不能转化为言语,最好便一言不发。这就叫作大得。’”
原注:理雅各译本,下篇,第六十三页;翟理斯译本,第二八三页。
有人想把道限定在一个地点,正如另一些人曾想把天国限定在某处;庄子便以如下极端的方式回答:
“东郭子问庄子:‘你所说的道,在哪里?’庄子回答:‘无所不在。’东郭子说:‘无论如何,请指出一处它所在的地方。’庄子说:‘在蚂蚁里。’东郭子问:‘为什么说得这么低下?’庄子说:‘在稗草里。’东郭子反对说:‘更低了。’庄子说:‘在瓦片里。’东郭子叫道:‘还要糟。’庄子说:‘在粪秽里。’东郭子便不作声了。
“庄子接着说:‘先生,你的问题没有触及根本。市官获向主管询问怎样检验猪的肥瘦时,总要在最不容易肥的部位察验。所以,不要执着于某个特定方向,因为没有什么能逃出它。这就是至道,理想的言说也是如此。周、遍、咸,是三个读音不同而意思相同的字,它们的旨趣是一个“一”。
“‘试与我一同到达无何有之宫,在那里,在万物同一之中,把你的论说推向无限。试与我一同实行无为,也就是不强作努力、保持虚静,让道在我们心中自行运作;在那里,你可以静止安息,没有忧虑,获得快乐。如此,心便超脱具体事物。它并不漫游,却也不自觉在安居;它往来,却不觉得有阻隔;它前后运行,却不觉得有目的;它上下于无限之境,即使最伟大的智慧,也不能在那里找到尽头。
“‘使事物成为其所是的力量,不受那些事物限制。事物的界限,只是它们作为事物本身的界限。无限者的有限,有限者的无限,这便称作盈虚、更新与衰败。道造成盈虚,但它自身既非盈也非虚;它造成更新与衰败,但它自身并非两者之一;它造成开始与终结,但它自身并非两者之一;它造成聚合与离散,但它自身并非两者之一。’”
原注:理雅各译本,下篇,第六十六—六十七页;翟理斯译本,第二八五—二八七页。
庄子还描写过一位浸润于道的老人,如何教导另一人卜梁倚进入道。人物很可能是虚构的。初学者被写成一个才智卓越、品德高尚的人;那位老道家年纪很大,面色却如孩童,他把这归因于道的作用,因为道家相信,人有可能避免衰老与死亡。
“老人说:‘卜梁倚有圣人的才干,却没有道;我有道,却没有他的才干。但我愿教他,也许能使他成为真正的圣人……于是,我循序渐进地教导他。三天之后,他便能将一切世事从心中排除。做到这一点以后,我继续以同样方式与他相处;七天之后,他便能把关于人与物的一切思虑从心中排除。做到这一点,我继续教导,九天之后,他便能把自己的生命看作身外之物。此后,他的心像清晨一样明澈;再往后,他便能看见自身的独一性。领会了这种独一性,他便能排除一切过去与现在的念头,也就是超脱时间。摆脱这些之后,他便能洞察生与死并无区别这一真理:生命的毁灭并非死,另一个生命的传生也并非生。道伴随并迎接一切事物,在它们倾覆时存在,在它们成就时也存在。它的名字叫作纷扰中的安宁,意思是,这些纷扰促成它的完满。’”
原注:理雅各译本,下篇,第二四五—二四六页;翟理斯译本,第七十九页。本书如此标注卷次与页码。
像老子一样,庄子也教导,人已经从原初纯真的状态堕落;唯有舍弃所谓智慧和人为文明,才能恢复失去的境界。因此,在第九篇中,他抗议文明与治理的人为造作,主张原始自然状态更为优越。他以马在天生状态下何等快乐来说明自己的看法;甚至陶工也会破坏陶土的本性,木匠也会因干预树木的原始天性而伤害它。伯乐把马从野外牵来,给它们烙印、剪毛、削蹄、套上羁绊、加以拘束,关进马厩,结果有三分之一死去。随后,他使它们忍饥挨渴,训练它们小跑、疾驰,给它们梳刷修整;前有衔勒的痛苦,后有鞭打的恐惧,结果死去的超过一半。同样,树木乃至陶土,都在干预它们的“技艺”手中受害。治理天下的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人民有某些天赋的本能,干扰这些本能,便是人类苦难的原因。
“在自然本能占主导的时代,人们行止从容,目光安定。那时山上没有道路,水上没有船,也没有桥。一切事物都在各自适宜的领域中生长。鸟兽繁衍,草木生长。鸟兽可以牵着走;你可以攀上树,探看乌鸦的巢。那时,人同鸟兽共居,整个造化浑然一体。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分。人人一样无知,其德便无从偏离;人人一样没有邪欲,便都处在自然完整的状态,这就是人生的完满。
“可是,圣人出现,以仁爱使人踉跄,以对邻人的义务束缚人,疑惑便进入天下。随后,他们热衷于宗教性的乐舞,又忙于礼仪,天下便彼此分裂。
“假如事物自然的完整性未受损伤,谁能造出祭器?假如天然的玉石未被琢破,谁能造出奠酒杯?假如道未被抛弃,谁能引进仁爱和对邻人的义务?假如人的自然本能可以作他的向导,又何须宗教乐舞与礼仪?……为了制造各种器物而破坏事物自然的完整性,这是工匠的过错;为了推行仁爱和对邻人的义务而毁弃道,这是圣人的错误。
“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便相互摩擦颈项;愤怒时,便转身扬蹄相踢。它们的自然性情不过如此。但加上辔头与马衔、额上装了金属饰件以后,它们便学会了怒目斜视、转头咬人、反抗、吐衔或咬辔。于是,它们的本性败坏了——这是伯乐的过错。”
原注:理雅各译本,上篇,第二七六—二七七页;翟理斯译本,第一〇七—一〇八页。
同样,人民本来纯真,直到“圣人用礼乐来烦扰他们,企图矫正他们;又把仁爱和对邻人的义务摆在眼前,以满足他们的心。于是,人民开始在好知中跛跛绊绊地奔走,在求利中相互争夺。这就是圣人的错误”。
在那个纯真的黄金时代,人民“端正无私,却不知道这样便叫作义;彼此相爱,却不知道这样便叫作仁;诚实忠厚,却不知道这便叫作忠;履行约定,却不知道这样便叫作信;在质朴的生活中相互效劳,却不觉得是在给予或接受什么恩惠”。
因此,“统率军队,是德的最低形式。赏罚,是教育的最低形式。礼仪与法律,是治理的最低形式。音乐与华服,是快乐的最低形式。哀号与服丧,是悲伤的最低形式。这五者都应随着内心的活动而来”。
“至高的礼貌没有矫饰,至高的对人之义不靠计算,至高的智慧不费思虑,至高的仁爱不认亲疏纽带,至高的信任不需凭据。”所以,“应当舍弃有意追求的刺激,使心摆脱扰乱,除去妨碍德的纠缠,穿透阻塞道的障碍”。
原注:以上三段依次见理雅各译本,上篇第三二五页、上篇第三三四—三三五页、下篇第八十七页;翟理斯译本,第一五二页、第一六二页、第三〇七页。
另一个故事也把一位老道家写成孔子的老师。当然,这件事是虚构的;但任何人若将《论语》及其他儒家书籍,与《道德经》和《庄子》相比较,都不能不注意到:两个体系中,有许多特点最好用“道家式的”来形容。在这个故事中,向孔子施教的是一位老渔父,不过,该篇通常被认为是较晚的作品。老渔父责备孔子追逐外在礼仪与形式的影子,而幸福只有在道的实质中才能找到。他说:
“从前有个人,十分害怕自己的影子,又厌恶自己的脚印,因此决意逃开它们。可是,他抬脚越频繁,留下的脚印便越多;即使跑得很快,影子也始终不离身。他因此以为自己跑得太慢,于是拼命奔跑,一刻不歇,结果力竭而死。他不知道,只要走进阴影,便能摆脱自己的影子;只要停下来,便能不再留下脚印。真是愚蠢啊!
“如今,你,也就是孔子,忙于仁爱与对邻人义务的细节,考察同与不同的区别、动与静的变化、授与受的准则、爱与憎的情感,以及喜与怒的节制,却仍不能避免你所说的那些灾祸。”
后来,他又说:
“礼仪是人发明的。我们原初的纯真由天赋予,本来如此,不能改变。因此,真正的圣人效法天,珍视自己的原初纯真,不受人为要求的左右。愚人却把这一切颠倒过来。他们不能效法天,只得退而依赖人;他们不珍视原初的纯真,所以总在承受尘世的变迁,却永远达不到目标。唉,先生,你早早便浸染于虚伪,直到晚年才听闻大道。”
原注:理雅各译本,下篇,第一九七—一九九页;翟理斯译本,第四一八—四二〇页。
他对圣人及其干预世事的作风,实在没有多少敬意,甚至指责他们是盗贼产生的原因:
“正是圣人的出现,”他说,“造成了盗贼的出现。驱逐圣人,让盗贼自处,天下才会得到治理。正如溪流停了,沟渠便干;山丘削平了,深谷便填满;圣人绝迹,盗贼便不再存在,天下就能安宁。反过来,只要圣人不消失,大盗也就不会消失;即使把用来治理天下的圣人增加一倍,也不过把盗跖的利益增加一倍。”
为说明这一点,他接着说:
“若用斗斛量物,斗斛也会被偷去;若用衡器称物,衡器也会被偷去;若用符玺取信,符玺也会被偷去;若用仁爱和对邻人的义务来端正人心,这些也会被偷去。”
原注:理雅各译本,上篇,第二八四—二八五页;翟理斯译本,第一一三—一一四页。
在这方面,他还攻击那些备受尊崇的帝国奠基者尧与舜,也就是孔子认为足以垂范万世的“神圣统治者”。他说:
“尧舜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他们那些精细区分,不过相当于在墙上凿个洞,再用荆棘堵上;相当于一根根梳头发,或数着米粒做米饭。他们究竟怎样造福了当世?……人们争夺财富如此激烈,儿子杀父亲,臣下杀君主,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在正午穿墙行窃。我告诉你,这一大祸的根源出自尧舜,它的枝蔓还将延伸到千世以后。千世以后,人将以人为食。”
原注:理雅各译本,下篇,第七十六—七十七页;翟理斯译本,第二九六页。
庄子宣称,得道之人能超越财富与占有的诱惑:
“他让黄金藏在山中,让珍珠留在深渊;不以财产钱币为所得,远离富贵;不因长寿而喜,也不因早死而悲;不以通达为荣耀,也不以贫困为羞耻;不会攫取天下的利益,以为自己独有的殊荣。他的卓越,在于懂得万物同属一个府库,而死与生应当一视同仁……
“他在最深的昏暗中看见,在没有声音处听见。在最深的昏暗中,唯独他能够看见、辨别;在无声的深渊中,唯独他能够听见和谐。因此,一层幽深之后还有更深之处,他都能在其中辨认事物;一层神秘之后还有更神秘的范围,他都能把握各自最精微的特性。如此,他与万物交往,虽然最不占有什么,却能给予它们所求;虽然始终向外奔赴,却仍安居于自己的居所。”
原注:理雅各译本,上篇,第三〇九页、第三一一页;翟理斯译本,第一三七页、第一三九页。
另一个故事中,孔子为自己的失败而哀叹:诸侯拒绝他,弟子与朋友离弃他,于是他向一位道家哲学者询问缘故。所获回答如下:
“你没有听说过吗?郭国人逃命时,有个名叫林回的人,丢弃了极其珍贵的礼玉,却把自己的孩子背走。有人猜想,是因为孩子更值钱;但孩子的价值很小。也有人猜想,是因为礼玉不便携带;但孩子带来的不便大得多。那么,他为什么留下无价的礼玉,却背走孩子呢?林回自己说:‘礼玉不过是钱财的关系,孩子却是天赋的关系。’所以,在患难灾祸之中,人们会舍弃单纯的金钱关系,却始终紧紧守住来自天的关系。”
原注:理雅各译本,下篇,第三十四—三十五页;翟理斯译本,第二五三页。
无为或清静的原则,并不排斥行动。下面这段话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因此,真正的圣人仰望天,却不以协助天的名义干预它的运行;使自身的德完善,却不受德所累;依道而行,却不筹划算计;与德相合,却不倚恃它;践行义,却不把它积存为功;回应礼,却不把它变成禁忌;承担人事,而不逃避;调整法则,使之不乱;信任人民,而不轻视他们;利用人与物,而不弃置他们;虽然认识到自身或事物不足以有所作为,却也明白不能全然不为。因为不明于天的人,品格不会纯洁;不浸润于道的人,不会成功;不明于道的人——可叹啊!
“那么,道是什么?有天道,也有人道。不费力而有尊严,这是天道;用力争取而随之困顿,这是人道。天道意味着为主,人道意味着受役,也就是仆人或奴隶的状态。天道与人道相去何其远!让我们把它们清楚地区别开来。”
原注:理雅各译本,上篇,第三〇五—三〇六页;翟理斯译本,第一三四页。
为说明干预道,也就是干预自然的愚蠢,书中给出这样一个生动奇想:
“南海的统治者叫倏,意即疏忽;北海的统治者叫忽,意即急躁;中央地带的统治者叫浑沌,意即尚未成形,或无形。倏与忽常在浑沌的领地相会,总受到他的厚待,便决定报答。他们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和呼吸,唯独浑沌没有。我们替他凿出来吧。’于是,每天凿一个孔,到了第七天,浑沌死了。”
原注:理雅各译本,上篇,第二六七页;翟理斯译本,第九十八页。人名的英文解释依作者保留。
下面这段关于道的非凡言论,似乎把它描绘为创造者、保存者与毁灭者。随后,庄子谈到认识并信赖道的人所具有的信心,并将这种人的神圣之乐,区别于其他一切快乐,视之为最高者。他说:
“我的师啊!我的师啊!你打碎万物,却不以为残酷;你施恩于万世,却不以为仁慈;你比最古的上古更古,却不以为年老;你覆盖并包容宇宙,塑成一切形态,却不以为技巧。这就是天乐,也就是神圣的快乐。
“所以说:‘知道天乐的人,生时与天相行,死时不过是变化;静时,其性与阴相合,也就是与消极或静止的因素相合;动时,其性与阳相合,也就是与积极或活动的因素相合,如波涛兴起。因此,知道天乐的人,不怨天,不尤人,不受事物困扰,也不受亡灵谴责。’又说:‘他的行动与天相合,静止与地相合,以不受扰动的心治理天下。不惧鬼神,不为魂灵侵扰,心不受扰动,万物便为他服务。’这就是说,他凭借虚心,也就是谦下,以及清静,贯通宇宙,与万物相通。这便是天乐。天乐是圣人的心,也就是灵魂;他以此养育、牧养天下,亦即整个国家。”
原注:理雅各译本,上篇,第三三二—三三三页;翟理斯译本,第一五九—一六〇页。
以下是他讨论知识的真实性与至人的一个例子:
“一个学道者问老师:‘那么,什么都不能知道吗?’
“老师回答:‘我怎么知道呢?不过,我试着对你说说。怎么能知道,我所说的知道,其实不是不知道;而我所说的不知道,其实不是知道呢?现在,我问你: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患腰痛而死;鳝鱼又怎样呢?住在树上危险而令人紧张;猴子又怎样呢?人、鳝鱼和猴子,谁的居处在绝对意义上才是正确的?人吃肉,鹿吃草,蜈蚣吃蛇,猫头鹰与乌鸦吃鼠。这四者之中,谁的口味在绝对意义上才是正确的?猴与猴配,雄鹿与雌鹿配,鳝鱼与鱼相伴。至于毛嫱和丽姬这两位著名美人,鱼一见她们便潜入深水,鸟一见便高飞,鹿一见便奔逃。谁又能说,哪一种才是正确的美的标准?在我看来,人的德行以及是与非的标准,如此模糊,以至于不可能真正知道它们本来是什么。’
“弟子问:‘如果连您也不知道好与坏,至人难道同样不知道吗?’
“老师回答:‘至人,也就是达到最高发展的人,是神。大水沸腾,他不觉得热;大河冻结,他不觉得冷;急雷劈山、风暴掀海,也不能使他恐惧。这样的人会乘风为车,驾驭日月,遨游尘世以外,死生都影响不了他,何况好坏这些考虑呢?’”
原注:理雅各译本,上篇,第一九二页;翟理斯译本,第二十七—二十八页。
关于死亡的幻象,他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贪恋生命不是迷误?厌恶死亡,不是像迷路的孩子不知道回家的道路呢?”
随后,他举了一位诸侯新娘的例子:她离开荒野中的家时,泪水浸湿了衣裳;可是享受过宫中的欢乐之后,又后悔当初哭泣。他问:“我怎么知道,死者不会后悔自己当初对这一生的贪恋呢?
“梦见宴饮的人,醒来可能面对悲伤与哭泣;梦见悲伤与哭泣的人,醒来可能参加田猎。人在梦中,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有人甚至在梦中解梦,只有醒来之后,才知道那是梦。终有大觉醒到来,那时我们才会发现,这一生其实是一场大梦。愚人以为自己现在醒着,还自以为知道自己究竟是君主还是庶民。孔子和你都是梦;而说你们是梦的我,也不过是一个梦。”
接下来,便是他那著名的蝴蝶梦:
“从前,我庄周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翩翩飞舞,确确实实是一只蝴蝶,尽情享受自己的乐趣,不知道自己是庄周。忽然醒来,恢复了自身,确确实实是庄周。如今,我不知道当时是我梦见自己成了蝴蝶,还是此刻我是一只蝴蝶,正在梦见自己是人。我与蝴蝶之间,必定有某种区别。这便是变化的一个例子。”
原注:前引梦境文字见理雅各译本,上篇,第一九四页;翟理斯译本,第二十九页。
有三个信奉道的朋友,其中一人死了。故事把孔子写成派遣弟子子贡前去,看能否提供帮助。子贡到了那里,却发现活着的两位正拨琴而歌,歌声令人感伤:
“啊,回来吧,桑户!
啊,回来吧,桑户!
你已经重新回到真实的自己,
我们却仍作为人,留在这里。
啊!”
弟子回来,问孔子他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这些人在尘世范围以外寻求乐趣,我却在其中寻求……他们以人为造物者的同伴,在空灵的宇宙中寻求乐趣,把生看成赘物或瘤子,把死看成割除瘤子。既然如此,他们哪里知道生之前或死之后的事情呢?……他们朦胧而茫然地从事无为,也就是清静之事,以为自己处在世间尘垢之外。”
故事又让弟子问孔子:“可是,先生,您为什么仍遵循尘世范围以内的道路呢?”
作者给孔子安排了一个奇怪的回答:“我是在这里受天判罚的人。”
原注:理雅各译本,上篇,第二五一页;翟理斯译本,第八十三页。
一位学道者躺着喘息,濒临死亡,妻子儿女在身边哭泣。他的一位朋友前来探望,对他们说:“安静,走开,不要打扰他经历变化。”随后倚着门,对将死之人说:“造物者真伟大!他,或者它,如今要把你变成什么呢?要带你到哪里去呢?会把你变成老鼠的肝,或虫子的手臂,也就是一种并不存在的东西吗?”
将死之人回答:“父母叫儿子往哪里去,儿子便往哪里去。自然之于人,比父母更重要。当它催我去死时,如果我不服从,便是不孝。它又会有什么过错呢?大宇宙以这个形体承载我,在生时给我有用的劳作,在老时给我安逸,在死时给我休息。使我的生成为好事的,必定也会使我的死成为好事……一旦懂得宇宙是一座大熔炉,造物者是一位大铸工,我们去到哪里,又会是不适宜的呢?”
原注:理雅各译本,上篇,第二四九页;翟理斯译本,第八十二页。
在讨论“至乐”的一篇中,我们见到下面两个故事。该篇开头便问:“世上究竟有没有完满的快乐?有没有真正活着的人?如果有,他们做什么,守持什么,逃离什么,依附什么,投向什么,躲避什么,爱什么,又恨什么?”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去吊唁,却见他蹲坐地上,敲着瓦盆唱歌。惠子说:‘妻子与你共同生活,养育儿女,衰老而死,你不哭她,已经够过分了;如今竟敲盆唱歌,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庄子回答:‘不是这样。她刚死时,难道唯独我能与别人不同吗?可是,我追想她在生命出现以前的开端。那时不但没有生命,连形体也没有;不但没有形体,连气,也就是精神,都没有,而是混同于广大无边之中。随后有一次变化,她便有了气的存在,也就是精神;又一次变化,便有了形体;再一次变化,她便出生。如今又变而为死。这就像四季依次运行。她如今仰面躺在那里,睡在大室,也就是宇宙之中;我若在旁号哭,便好像不肯顺应自己的命运。所以,我停止哭泣。’”
“庄子在楚国时,看见一具空骷髅,已经晒白,却仍保持原来的形状。他用马鞭敲了敲,问道:‘先生,你是贪恋生命、违背理性而落到这一步的吗?还是为某个将亡的国家效力,被斧头砍死的?还是由于作恶,给父母、妻子与儿女留下羞辱?还是因为饥寒的苦难?或只是你的寿数已经终了?’
“说完,他拿起骷髅,枕着它睡下。夜里,骷髅在梦中出现,对他说:‘先生,你谈得像个哲学家,但所说的一切,都是尘世生活的纠缠。死后没有这些事。你想听我谈谈死亡吗?’庄子说:‘想。’骷髅便继续说:‘死后没有君臣之别,也没有四时的劳务。我们顺流而行,岁月与宇宙相同。即使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也没有我们快乐。’庄子不信,说:‘如果我请生命的主宰恢复你的形体,给你骨肉皮肤,使你重新回到父母、妻子儿女和故乡旧识身边,你愿意吗?’骷髅听了,睁大眼睛,皱起眉头说:‘我难道要舍弃王者的快乐,再去承受人世的劳苦吗!’”
原注:以上两个故事见理雅各译本,下篇,第四—六页;翟理斯译本,第二二三—二二五页。
庄子将死时,弟子想为他厚葬。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星辰为礼玉,以万物为送葬者,难道不是一切现成都齐备了吗?你们还能增添什么?”
翟理斯博士在这里优美地引述了《摩西之葬》:
“他所受的尊荣,难道还不高吗?
山坡就是他的棺罩;
他庄严安卧,天使在旁侍候,
群星是高高燃烧的烛光。
幽暗岩间的松树,像低垂的羽饰,
在他的灵床上方摇曳;
在那孤寂之地,是上帝亲手
将他安放在墓中。”
然而,弟子争辩说:“先生,我们担心乌鸦与鸢鸟会吃掉您。”庄子回答:“在上面,我是乌鸦和鸢鸟的食物;在下面,我是蝼蛄和蚂蚁的食物。夺去一方的食物去喂另一方,为什么这样偏心呢?”
原注:理雅各译本,下篇,第二一二页;翟理斯译本,第四三四页。
“我曾感到一种存在,
它以崇高思想的欢悦激荡着我;
那是一种庄严的感受,
感到某种更深地贯穿万有的东西。
它栖居于落日的光辉、
环绕的大洋、流动的空气、
蓝天,也栖居于人的心中;
它是一种运动,一种精神,
推动所有能思考的生灵,
以及一切思想所及的对象,
并贯行于万物。因此,我仍然……”
“那受祝福的心境,
使奥秘的重负,
使这整个不可理解的世界
沉重而令人疲惫的重量,
得以减轻;那宁静而受祝福的心境,
使感情温柔地引领我们向前,
直到这肉身的呼吸,
乃至血液的运行,
几乎都已停息。
我们的身体仿佛入睡,
却成了活着的灵魂;
眼睛因和谐的力量,
与快乐那深沉的力量而安静,
我们便洞见了万物的生命。”
原注:华兹华斯《丁登寺》。
道教的衰败
时间不容我详细叙述道教的衰落。它没有守住宗师的神秘思想,继续那些合乎理性的思辨,而是很早便投身于中国哲学与实践中的巫术一面。它把这些方术的起源追溯到黄帝——一位著名的传说帝王,其年代通常被定为公元前二六九七年至前二五九七年。事实上,道教徒把他视为本教方术一面的真正创始者。不过,无论巫术是否像弗雷泽博士所力图证明的那样,是一切宗教与科学由之发源的根株,可以肯定的是:黄帝并不是中国巫术的创始人,尽管他可能是一位强大的巫师。
不能把巫术或妖术的罪名加在老子身上。老子与庄子崇高的道德与精神教导,即使不优于佛陀的,也足以与之比肩;后继者却无力承受它们,实在可惜。即使在《庄子》中,尤其在据说早于他的《列子》中,我们也能见到怪诞因素:有人能穿过坚实岩石,从骇人的悬崖跃下而不受伤,穿火而不焦,凌空行走数千里、离家多日,还有人不死而升仙,等等。我们不知道,他们本意是要人按字面理解,还是当作譬喻。至少,我们知道后人按字面理解了这些故事。数百年来,甚至直到今天,人们一直寻找长生药与点金石。今天的道教信徒会上刀梯、过烈火、把长针穿过脸颊,以许多奇幻把戏蒙蔽百姓。无知的人民所信赖的各种法术与巫术,都要请他们施行。人们请他们清除凶宅的鬼祟,驱逐附着众人的恶魔,赶走城中的霍乱精怪,向窃贼施加咒诅,并主持求雨咒术。自张道陵以来,道士的主要职业便是施展神异;他的后裔至今仍以道教教宗的身份在中国居于领袖地位。
此人对道教衰败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人。据说他生于汉代公元三十四年,是张良的后裔。张良是辅佐汉朝建立的三位英雄之一;据说汉朝第一位皇帝登基后,他拒绝一切赏赐,专心寻求长生不死药。其后裔张道陵,据说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最后发现了长生药,成为仙人,加入神仙之列。他将秘诀传给儿子;他的后人至今仍凭皇帝任命,担任道教祖师或教宗。张道陵或他的某一位后裔,在公元一一一六年获皇帝尊为玉皇上帝,通常称为玉皇;百姓把他与真正的上帝混同。自张道陵以后,道教的发展便一路向下。每年把新的圣者或神祇加入神谱时,皇帝都会征询这位教宗的意见。人民继续受迷信奴役,主要应归因于道教整体的影响,尤其是这位教宗的影响,这一点几乎没有疑问。
为了叙述方便,我把中国几乎可称为第四种宗教的现象——将民族贤者奉为神,并任命为守护神——归入儒教名下。实际上,这种崇拜的起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出自道教影响,尽管道教与儒教一样,都不把这些神祇专认作自己所有。今天,道教的主要神祇是三清这一三位一体,即老子、盘古——混沌或造物者——以及前述玉皇上帝。
遍布全国、盘根错节的众多秘密会社,大多与道教相关。义和团的狂热,是最近的一例。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相信,只要拥有道教符咒,兵器就不能伤害他们;经道士祝祷的马尾拂尘,还能把射来的子弹反弹回射手身上。
道教影响中国历史的过程,尚有待撰述。它的作用比通常认识到的更大。皇帝也曾是其信奉者。中国的拿破仑秦始皇焚毁古书,可能就与它有关。几百年间,它影响中国朝廷,同时影响政治与国家宗教。
它从佛教吸收了一切能够吸收的东西,却没有吸收其中较高尚的因素。它建立自己的天界,用泥塑造出可怕的地狱,把野蛮心智所能发明的一切酷刑装入其中,又将老子、众多其他人物,以及自然界的各种力量,奉为神祇。
不过,仍有一些较为纯洁的心灵,在道教中寻求那些曾启发其创始者的真理;道教之外富于思想的人,也阅读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事实上,这些真理中的许多,多少在不自觉间已长久栖居于人民的思想中,由此为那更伟大的道预备道路。因为“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老子与庄子,已经为他预备了道路。
第四讲 佛陀与佛教
佛陀这一名称,解释起来,就是知者、觉悟者或圣者。按照目前普遍接受的说法,他约生于公元前五四三年。古人的教导直到较晚时期,主要仍保存在人的记忆中;不过,似乎没有多少理由怀疑,书写技艺及其工具的发展,在整个文明世界为第一次伟大的复兴准备条件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即基督纪元以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段,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及其他哲学家;印度将其最伟大的道德与宗教领袖兼改革者佛陀奉献给世界;波斯产生了琐罗亚斯德;希腊产生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及许多其他人物;犹太地区则产生了以斯拉、以赛亚,以及以色列的众先知。
在这些人当中,影响人数最多的,是佛陀。他不仅深刻影响了远东无数的人口,其力量也传到了西方。如果以下看法有任何根据,即诺斯替主义至少有一个派别是佛陀教义的西方形式——“诺斯替主义”一词在意义上与“佛教”相同——那么,甚至基督教也曾一度面临被他支配的威胁。
原注:普弗莱德勒《原始基督教》,第三卷,第一三九页。
一个对人类施加如此巨大影响的人,他的生平与事业,不可能在短短一讲中完整叙述。我只能概述其生平、教义、教义的发展与传播、大乘思想传入所引起的变化,以及今日佛教在中国的状况。一种宗教,曾使野蛮民族发生转变,使某些原本没有文明的民族获得一种文明,使已有部分文化的民族更具人性,又让数百万人对来世抱有得救的希望,确实值得前往远东的传教士认真研究。他们应当由此认识那里有哪些趋向正义的力量在起作用,学会辨别其中有效的成分与无力或有害的成分,并懂得怎样最好地同情那些真诚寻求光明的人,以利用手边的材料照亮人们的道路。尤其应当理解这样一些人:一盏宝贵的灯,尽管光线微弱,却曾照在他们的路上;他们不肯让它被无情吹灭,也不肯听任别人以贬损的方式歪曲它。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佛陀生于公元前六世纪。这样看来,他与孔子、老子属于同时代人。他的父亲净饭王,是一个小邦的首领,国都迦毗罗卫位于今日尼泊尔境内。他的族名是释迦,人们熟知的称号“释迦牟尼”即由此而来,意思是释迦族的圣者。他的个人名字是悉达多。早年,他以悉达多之名生活在父亲的宫廷,接受宗教、文字与体育方面的教育,为日后预定的生活与职责作准备;不过,他后来离开了那条道路。他还有一个名字,或许是成年后的名字,叫乔达摩。与悉达多相比,人们更常用这个名字称呼他。
他的受孕、诞生及后来的生活,周围环绕着无数传说。其中包括:“他并不像常人一样出生;他没有人间的父亲;他自愿从天上的宝座降入母胎;他出生后立即显现出无可误认的迹象,表明自己崇高的品性与未来的伟大。出生之时,天地一同向他致敬;树木自行俯身覆在母亲上方,天使与大天使也在场相助。他的母亲是人类女子中最善良、最纯洁的;他的父亲出身王族,是富有而有权势的君主。把他将要放弃的显赫地位,与后来生活的贫寒相对照,使其自我舍弃与降尊俯就显得更加伟大,被认为是一项虔诚的事业。在远离迦毗罗卫的国度,轻信的听众并不留意:这些灿烂的叙述,与其中所含的人名地名之间,其实存在矛盾。
“纯洁而神圣的摩耶,经过七天斋戒与独处,梦见自己被大天使带到天上;未来的佛陀在那里化作一头华美的白象,从她的右侧进入身体。她将梦告诉丈夫,丈夫便召集六十四位首席婆罗门解梦。他们回答:孩子将是一个儿子,将成为转轮王,也就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或者,如果出家隐修,他将成为佛陀,‘为世界除去无明与罪的遮蔽’。”
原注:里斯·戴维兹《佛教》,第一八二页,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出版。
塞纳尔先生指出,佛陀诞生的许多传说,与太阳神话何其相似。例如,“白象像白马一样,是太阳的象征,而太阳是天空的普世君王”。
“佛陀受孕时,出现三十二种征兆:一万个世界充满光明,盲者得见,聋者能听,哑者能言,伛偻者挺直,跛者能行,囚者获释,等等;整个自然欣欣向荣,天地间的一切存在都充满欢喜。用一种大胆的修辞来说,甚至地狱之火也熄灭了,受罚者的苦刑也减轻了。在胎中度过的十个月里,孩子清晰可见,盘腿端坐,洁净庄严;他向守护自己的天使说法,还伸出手来,却不伤害母亲。
“正如供奉圣物的塔不能再用来守护较不神圣的东西,他的母亲也不能再生别的孩子,因此在他出生后第七天去世。孩子出生时,向前走了七步,以狮子般的声音宣告:‘我是世界之首,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生。’天地间再次出现那三十二种喜庆的征兆。
“一位年老的圣者……看见这些征兆,受到引导来到迦毗罗卫。人们把孩子抱来,想让他向老人致敬;然而,孩子非但没有如此,他的双脚反而奇迹般地放到了苦行者结绺的头发上。”这位苦行者“预言,孩子将成为佛陀,又因自己活不到那一天而落泪”。
原注:里斯·戴维兹,同书,第一八四页。
在命名之日,博学的婆罗门察看他身上的相好,再次预言他将成为转轮王,或者佛陀。另一个说法是,婴儿被带到庙中时,“当时印度神谱中的所有神祇,全都起身向他礼拜”。七岁时,他被交给最有本领的教师教导;这些教师却发现,他所知道的比他们能够教授的还多,便惊愕无言地退下。青年时期,他的体力发展得如此出众,竟超过所有人,能够把一头大象掷出很远,又能将箭射入地中如此之深,以至于射出一眼泉水。这些故事显然是后世的发明,可以同那些讲述他后来施展神迹的虚构故事归在一起。它们只是奇观,缺少善的恩泽,因此与这位伟大善人的品格不相容。
撇开这些故事的神话部分,在一种较为平实的叙述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真实:他的母亲摩耶从北方山区嫁来,希望分娩时能回到提婆达诃自己的故乡,也就是娘家。在前往那里的途中,行至蓝毗尼林,旅途劳累使孩子提前出生。数百年后,佛教的君士坦丁——阿育王——在当地立了一方碑石,一八九六年十二月被发现。摩耶在分娩七天后,为这位伟大儿子的诞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孩子由她的姐妹抚养,这位姐妹也是其父的一位妻子。
到了适婚年龄,他结婚并生下一个儿子罗睺罗。我们知道,他伟大的心灵承受着一个永恒问题的重压:今生与来世的生存,为何充满痛苦和悲伤;他也沉思存在的原因与意义。至于那些推动他离家探究奥秘的经历,即便故事并不真实,也应该是真实的。据说,一天他独自散步,遇见一个衰朽的老人;另一天遇见一个在病痛中挣扎的人;又一天遇见一具尸体;后来,他又见到一位神情安详的隐士,与此前所见形成对照。苦难的奥秘沉重地压在心头,他“常听见人类那寂静而悲哀的音乐”,于是决意到隐士中间,寻求自己刚见过的那份安宁。他离开家庭、妻子与孩子,走向群山。
他出走的故事极富人情:夜里悄悄离去之前,他先来到妻子房门口,犹豫着,渴望再把孩子抱到怀里,却又不得不放弃这最后的快乐,免得惊醒沉睡的母亲。多年后归来的故事更加动人。他已是剃发的苦行者,衣着再无王子的气派;始终爱着他的忠贞妻子,伏地哭泣,双手抚着他的脚。随后,她悲伤地站起,退到一旁,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丈夫已不能再作自己的丈夫。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印度和中国都盛行苦行隐修生活。两国之间除了商贸,也存在思想往来,这种可能性相当大;这种往来或许能解释,我们在老子与庄子那里发现的某些观念。
他向苦行者请教,并与他们共同生活,但他们的方法并没有解决他的疑难。他实行种种斋戒、身体折磨与苦修,以此像他们一样使身心受到控制。事实上,他在这些修行中走得远远超过别人,以至于有一天力竭倒下,失去知觉。苏醒以后,他吃了食物。这使苦行同伴深感痛心;他们原指望他极端苦修以后能够获得某种启示,如今却失望地离开了他。
恢复体力期间,他在一棵菩提树,即菩提榕下沉思。正如后来时代的路德一样,他认识到苦行与外在礼仪的愚妄;同时,他充分领会到一切存在与事物,无论神还是人,都是无常而不真实的,一切生存都意味着痛苦。这一观念在印度并不新鲜。但使他成为觉悟者的认识,是痛苦有救治之方:通过爱一切存在,无论人与物,消除自我,便可解除苦难。他从那棵圣树下出发,宣讲并实践自己的教义;教义由此传遍东方世界。
据说,他两次受到魔罗,也就是魔鬼的诱惑。第一次发生在离家之后不久。“邪恶之灵魔罗出现在空中,劝乔达摩止步,许诺只要放弃这项事业,七天之后,就给他一个统治四大洲的普世王国。话语未能奏效,诱惑者便以仍有希望战胜敌手来自慰,说:‘迟早,他心中总会生出一个伤害、恶意或愤怒的念头;到那一刻,我便是他的主人。’《本生经》的叙述者说:‘从那时起,他便跟随在后,窥伺一切过失,像影子紧贴投下它的物体一样。’”
原注:里斯·戴维兹,同书,第三十二页。
第二次发生在他放弃苦行、被朋友抛弃之后。“这时,乔达摩心中又发生了一次斗争。巴利文和梵文的叙述,都调动了印度心灵所擅长的丰富诗意形象来描写它。危机在某一天达到顶点。佛教徒为尊敬的导师所写的传记,用最奇异的传说围绕着这一天的每件事,甚至把乔达摩心中闪过的思想,都以华丽的描绘化成黑暗或光明的天使。他们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他的灵魂斗争,便描写他庄严、平静、安详地端坐,承受一个可见的诱惑者及其邪恶天使的猛烈进攻;敌人持有各种兵器,而自然力量的恐怖动荡,则映衬出诱惑的巨大。
“‘当救世者与邪恶之王开始交战,一千颗骇人的流星坠落,乌云与黑暗笼罩一切。大地连同其中的海洋与山岳,虽然没有知觉,却像有知觉的生灵一样颤抖,仿佛深爱丈夫的新娘被强行从新郎身边拖走,仿佛藤蔓的花串在旋风中摇撼。海洋随着地震的震动而涌起,河流倒向源头,生长了无数古树的高山峰峦崩碎落地;狂暴的风雨在四周呼啸,震荡的轰鸣变得骇人;太阳也裹入可怖的黑暗,一群无头的精灵充满天空。’
“后来的佛教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领会了这些物质形象下面隐藏的精神真理,值得怀疑;他们大多数无疑相信,那是一场真实的物质性战斗,也有一次真实的地震。然而,试图用取自有形事物的词语,压缩表达关于无形事物的观念,结果失败,并产生凝固为虚假而矛盾信条的表述,这并不是印度独有的现象。”
原注:里斯·戴维兹,同书,第三十六页。
可以认为,无可合理怀疑的是:佛陀在漫长生命的余年里,始终克己,传播教义,招收和教导弟子,建立自己的教团。这个教团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一同,构成仅有的三种具有世界性视野、并以传遍世界为目标的宗教。
“他是国王之子,却每天与最低贱者、被社会排斥者交往,穿着破衣,挨门乞食;面对印度强大的种姓观念,仍到处宣告,他的宗教是向所有人施予慈悲的宗教。作为教师,他表现得十分宽宏包容。例如,他接纳一切确实受到民众欢迎的神祇,不过,也在自己的体系中明确将它们置于低得多的地位,因为他常说,圣者高于诸神。”
原注:艾约瑟《佛教三讲》。称其为“国王之子”有所夸张,因为他的父亲不过是一个小邦首领;不过,这确是佛教国家中流行的观念。
后来的观念又告诉我们:“他并不满足于在地上传播宗教,据说还升上天界、下降地狱,到处宣讲解脱之道。”必须记住,在他看来,诸神自身也没有达到最终状态,仍受到轮回法则的支配。传说还说,临近生命终点时,他在锡兰一座山上向弟子说法,忽然获得荣耀,或说接受了火的洗礼;一道光焰降到他身上,在头部周围形成光轮。
他的生命终点实际发生在巴特那的西北方。据说临终时,“天地开始震动,巨声可闻,一切生灵一同悲叹,哀悼他的离去。他经过拘尸那伽罗时,一个贫穷工匠献上最后一餐。他刚刚拒绝了地位最高、最富有之人的供养,却接受了这个人的供养,以表示谦卑,用他的话说,是‘为了人类’。”死后,“弟子将遗体放入金棺,棺木立刻变得如此沉重,任何力量都不能移动。忽然,他早已去世的母亲摩耶从天上出现,哀悼儿子。棺木便自行升起,棺盖弹开,释迦牟尼合掌出现,向母亲致礼。火葬时,人们发现其身体‘普通火焰不能焚烧;忽然,佛胸前神秘的符号喷出一道火焰,将身体化为灰烬。众人急切地收集这些遗灰,此后给予近乎神圣的崇拜,并将它们带到各个佛教国家,为妥善保存,安放在专为此建造的佛塔中。’”这便是中国所见众多佛塔的起源,尽管原始观念早已发生变化。
我几乎无须告诉诸位,上述描写有很大一部分形成于较晚时期。不过,我认为应当让诸位了解这些传说,因为它们构成中国乃至整个远东佛教信仰中十分显著的一部分。例如,北京城外某寺一座美丽的大理石佛塔上,便清楚雕绘着佛陀受诱惑的情景。其中某些事件与关于我们的主的记述相似,尤其是受诱惑的故事,这一点不言自明。李提摩太博士曾给我看过从日本一座寺院取得的绘画卷轴摹本:佛陀与三名弟子已越过一条溪流,另有八名弟子留在这边。这以非常显著的方式,使人联想到汲沦溪,以及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的痛苦祷告。佛教一向以兼收并蓄和善于仿效著称,有充分理由推测,它较近时期的许多表现形式,源于基督教。我这样说,同时也充分承认,佛教对基督教的影响,可能也远远大于通常所认识到的。
以较为平实的方式归纳,我们可以作如下推断:乔达摩出身贵族,可能生于母亲返回娘家的途中;他在当时的优裕生活中长大,结婚并有一子;今生与前生的问题,以及死后无穷轮回的问题,压迫着他敏感的心灵;他明知违背父意,仍秘密离开祖居,加入苦行者的行列。这些人远离人世喧嚣,至少要为自身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不满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正如同一时期孔子不满本国隐士的生活一样。于是,他认识到苦行式自我沉迷的错误,以及克制自我的伟大真理,并以此为解除生存之苦的途径。在他手中,这个真理不只导向消除自私,最终还导向消除有知觉的存在本身。他开始宣讲这种教义,并成功地使本国及邻近地区的大量同胞深受影响。他的一生始终克己,坚信人人平等享有其宗教的权利,因此认为种姓制度不公。他高龄去世,遗体火化安葬;遗灰长期未被扰动,直到十四年前被发现,并移往缅甸。最后,他留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以若干简单教义教导人类,又为追随者中较富哲学思考者备有更复杂的学说。
接下来,我要请诸位注意,佛教如何成长为强大的组织,如何不但在发源地、而且远远超出其疆域传播。这一过程极其有趣,也极为非凡。佛陀深受向他显现的光明感动,又深信它具有拯救人类的力量,所以,如我已经说过的,他悟道后立即出发,把自己的好消息先传给苦行同伴,再传给家人,此后传给广大同胞。正如我们的主知道,自己的教导在真正意义上将成全律法与先知,同时又清楚看到,它会使自己与人们的一切既得利益、宗教职业势力及固有观念发生冲突,佛陀也知道,自己的教导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与当时强大的力量对立。他的宗教促使种姓制度瓦解;这一制度过去无论有何价值,都构成人人平等及人类基本兄弟关系的强大障碍。然而,他既已放下一切,除了不自珍惜的生命外,再无可失,便踏上使命之途。结果,他在世时便得到众多追随者;去世时,又把一个组织完善的僧伽,也就是僧团,交给亲传弟子,委以维护和传播教义之责。“他指定继承人,将钵与袈裟交付给他,并传授一些凝练的语句,体现佛教教义的精髓和实质。此人又以同样方式指定继承人,于是形成一系列祖师。”在很长时期里,各人都是“当世教团的临时领袖,将据称出自释迦牟尼佛的教导,代代相传”。
一般认为,佛陀的教义并未立即写成文字,但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在他去世后一百五十年内,便已被记录下来。不同作者增添注释,形成不同解释;随着时间推移,为了重申和订正应被视为正统的教义,举行了各种全体性结集。较晚但最著名的一次,在蒙古王朝的迦腻色迦统治下,于克什米尔举行;他在公元一世纪在位。据说,完整的经典直到“公元四一二年至四一三年之间”才最后定型,即锡兰现存巴利文经典。正如《新约》逐渐形成,佛教经典也是逐步成长的,而且过程漫长得多。佛陀去世与现今经典编成之间相隔如此之久,以至于事实与虚构几乎不可分解地混在一起。
佛陀广泛旅行、甚至把教义带到锡兰的故事,不必当作真实记载。事实上,他是否曾离开恒河沿岸诸国,都很可疑。只有在教团成长之后,广泛传教才成为可能。
亚历山大大帝侵入印度之后的政治局势,对此大有帮助。继起的强大统治者接受佛教,极大促进了传播。“印度诸国的整个集合,在亚历山大死后陷入政治混乱;从中兴起了一个帝国,很快吞并其余诸国。它由一个出身低微的冒险家创建,佛教徒称之为旃陀罗笈多,希腊史家称之为桑德拉科托斯。”他的卑微出身本不能为婆罗门接受,然而他与他们相处友好,他的儿子也是如此。“他的孙子阿育王,生活于公元前三世纪,其别号毗耶达西,或普利耶达尔辛,通过遍布印度的无数石刻流传至今。他把几乎整个印度统一于权杖之下。他接受佛教信仰……动用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巩固并扩展佛教教团,成为印度佛教的君士坦丁。”
“阿育王正式承认,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只是从教团受封而来。他在公元前二五二年召集全体性结集,以确立正统教义;又规定各教区每五年举行一次集会,收紧教团纪律;在印度各地建造佛塔,慷慨资助寺院。不过,他最伟大的事业,是设立对外传教机构,即达磨摩诃摩多。该机构向所有周边国家派出热情的传教者。他们自愿贫困,穿着破衣,手执钵盂,但背后有阿育王全部政治与外交影响力的支持。他的亲生儿子摩哂陀,前往锡兰传教,全岛随即接受佛陀的信仰。
“同时,喀布尔地区、犍陀罗、克什米尔和尼泊尔,也受到佛教影响。此后,每一队从印度前往中亚的商旅,都有佛教传教者随行。
“正因如此,早在公元前二五〇年,便有十八名佛教使者来到中国。他们至今仍受纪念,每座较大的寺院中,他们的塑像都占有显著位置。”
原注:艾约瑟,同书,第二十一页。
阿育王品德高尚,但无疑,在这一时期,佛教的普及使它接纳了民间流行的迷信信仰与实践,从而大大偏离佛陀原有的简朴。各种虔敬仪式、朝圣、供养、神话观念与思辨,都轻易进入其中。人们又相信,在释迦牟尼之前已有一连串佛陀,使本已足够纷繁的崇拜对象更加复杂。“乔达摩曾自觉而坚定地离开思辨,除非它与解脱问题不可分离;但在印度的思想气氛中,朦胧的幻想不知不觉地生发,并发展成宏伟规模的宇宙史。它们摆弄无量的时空,创造无数世界,为每个世界配上一组虚构的佛陀。历史上的乔达摩,净饭王之子,被投映到整个无尽的过去。阿育王时代,这类观念就已经盛行。”
原注:哈克曼《佛教》,第四十八页。
阿育王死后,帝国很快分崩离析。希腊—巴克特里亚诸国向印度西北推进,使希腊与印度文化融合,其痕迹至今仍可见于佛教艺术。米南德王,其印度名称为弥兰陀,活跃于公元前二世纪,是这一王朝最伟大的君主,后来成为佛教的保护者。希腊—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很快受到蒙古人群的压力:先是斯基泰部众,后来是月氏部众,侵入印度,旋即在西北建立印度—斯基泰帝国,亦即贵霜帝国。
这一帝国最著名的君主,是活跃于公元一世纪前期的迦腻色迦。他像阿育王一样,成为佛教强有力的保护者。在他统治期间,“这种宗教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并发生大乘与小乘两派的分裂。他在克什米尔召集一次著名结集,新佛教在会上得到承认,“三部关于圣典的重要注疏获得认可”,用梵文写成,支持大乘教义。因此,小乘一派至今不承认这次结集。
大乘学派的发展,应归功于生活在迦腻色迦时代的马鸣。他的论著《大乘起信论》,现有汉译本,是大乘教的福音书。他还发表过一部具有传奇性质的佛传。“尽管从此出现横贯佛教的巨大裂痕,佛教仍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在印度成长兴盛。”它的影响如此之大,对民众迷信的触动又如此之小,以至于婆罗门教相形之下变得无足轻重。到公元四世纪,佛教已经成为“印度大多数人口主要而居支配地位的宗教”。
在这一时期接近尾声时,著名的中国旅行者法显,完成了从中国穿行印度的重要旅程。他发现那里的佛教仍处于“强盛而壮丽”的状态。他留下的记述,对研究者具有不小价值:它既显示了当地佛教的力量,也显示了其衰败,而他回国后还要继续传播这种宗教。另一位著名朝圣者玄奘,在七世纪游历印度;他所记述的“舍利崇拜、纷繁传说、乏味的神迹故事、对咒语力量的信仰、驱魔术,以及印度自然崇拜的残余”等,不自觉地揭示出佛教已经偏离创始者的理想多远;在这一点上,它类似于中世纪衰落时期的基督教。
在这一世纪,面对衰落的僧侣阶层与败坏的信仰,婆罗门教开始重新抬头。据说,八世纪出现迫害;此后直到十一世纪,佛教缓慢衰亡,原因既在外部压迫,也同样在内部腐败。十一、十二世纪,“毁坏偶像的穆斯林的狂热”席卷大地,佛教遂完全消失。“从那时起,乔达摩佛的宗教便不再存在于自己的发源地。直到今天,只有古代佛教的遗迹,仍使恒河与印度河沿岸诸国,吸引着所有关心这一非凡宗教的人。”
简略勾勒佛教在发源地的兴衰以后,让我们回头考察它传入中国的经过。
原注:前引佛教在印度衰亡的叙述,见哈克曼《佛教》,第六十三页。
佛教于明帝在位,也就是永平时期,公元五十八—七十六年间,正式传入中国。不过,很明显,在此以前,中国已经对这种宗教有所了解,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我已提到,公元前三世纪有十八位传教者来到中国,据说遭到皇帝囚禁。两国之间存在交往,可能既有直接往来,也有通过蒙古部族的间接往来;这种交往,会把佛教思想的知识带入中国,哪怕并不完整。当时,这些思想正在积极影响印度人,也影响向他们施压的北方部族。神像和其他崇拜物,也可能已经进入中国,而我们在此前的中国宗教记录中,并未见到它们。无论如何,据说汉明帝梦见一个金色形象,便派遣使者到印度,打听西方出现的那位伟大导师。派遣使团这一事实本身,便说明两国之间的道路是畅通的。
中国基督徒曾多少次设想,是否有世界之光的一缕微芒,照入遥远中国的宫廷,使君王遣使西行;又曾多少次推想,假如使者继续向更远的西方走去,会发生什么。然而,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梦超出了佛教扩张所自然造成的结果。
公元六十五年,十八位使者从洛阳的朝廷出发,洛阳如今称河南府。他们于六十七年归来,带回佛像、佛经和两名印度僧人。佛教由此在中国立足,但其后两个半世纪,中国人不获准出家为僧,因此这一时期所有僧侣都是外国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进展甚微。事实上,直到中国本土僧侣阶层建立,并形成由本国人控制的教团,这一宗教才广泛扩展。基督教传教士很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一个由外国人控制和资助的教会,不能指望在中国取得全面地位。只有当基督教会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我们才可期望看到它引导这个民族的道德与精神命运。
因此,我们看到,佛教得到中国僧侣阶层的加强,并归其主持之后,中国信徒便开始长途跋涉、历经艰险,前往印度朝圣。法显、玄奘和义净分别在第五、第六和第七世纪作了这样的旅行。他们留下的著作,记录了这些朝圣的成果。
公元五二六年,“印度佛教祖师菩提达摩,佛陀继承者序列中的第二十八代,离开故土,移居中国;此后,中国成为祖师传承的所在地”。
儒家始终反对佛教的发展。佛教“违反常情地松弛家庭与爱国的纽带”,以及“寺院中的许多弊端”,促使儒家采取行动。八世纪时,韩文公撰写了著名的反佛奏表。早在同一世纪之初,“官方迫害已经爆发”,据说一万二千名僧尼被迫还俗,佛教长期遭到禁止。九世纪中叶又发生一次迫害。中国记录说,当时有四千六百座寺院被毁,僧团全部财产被没收,超过二十六万名僧尼被迫回到世俗生活。十世纪前半叶,又有一个严厉镇压这一宗教的时期,三万座寺院关闭。
这些镇压,以及后来的镇压,大多数具有地方性质,都不足以消灭佛教。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种精神渴望,而儒教与道教都未能为此提供相应途径,尽管后者极力模仿这个外来对手。
我已经提到,佛教祖师最终定居中国。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成为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向东亚乃至中亚和东北亚传播的中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在他的影响下,佛教成为当地接受的信仰。他的一位妻子出自中国皇室,另一位来自尼泊尔,正是在她们影响下,他接受了佛教。十五世纪时,基督教通过景教与西方方面的活动,在中国已为人知数百年;西藏佛教此时发生了一次重大改革,其影响遍及东方,尤其遍及西藏与蒙古的喇嘛教。蒙古是在伟大的蒙古征服者忽必烈,也就是马可·波罗的保护者影响下,通过西藏而皈依佛教的。这发生于十三世纪。朝鲜于公元四世纪直接从中国接受佛教,日本则在六、七世纪由朝鲜传入。在所有这些国家,佛教都有不同形式,分为多种多样的派别,其中既有大乘,也有小乘。
不过,现在应当向诸位说明佛陀的若干主要教义,并简要解释大乘学派如何改变了它们。如今,小乘一派较为准确地代表这些教导,在两派中,它无疑较为正统。不言而喻,两者都不是佛陀最初所教导的佛教;但大乘所作的改变,在性质上几乎是革命性的。
佛陀的教义
如果有一个词可以作为理解佛陀教义的万能钥匙,这个词似乎就是“无常”。进入佛陀心中,并且似乎由之生发其他一切教导的观念,是一切都短暂、流逝、不能恒久。我们也习惯说类似的话,但在这方面,我们会把不变而永恒的上帝排除在外,至少直到近来都是如此。佛陀却不同。他既不否认梵天,也不否认其他神祇,但把它们全都包括在同一个无常法则之下。诸神可以享受神的快乐数千年、数十万年,然而这种状态的性质,与我们的状态一样无常。因此可以看出,尽管佛陀在理论上绝非无神论者,他关于诸神可变的观念,却使它们在基督教正统看来,降为低于真正神明的存在。基督教正统关于神不可变性的定义,无论是否正确,至少可以说,佛陀的多神论,按我们的观念,就是无神论,因为他的“神”也像我们一样,不能恒久,而且受变化支配。
这种变化由“业”这个词表示。
业并不意味着我们通常所说的命运。它指前世所作行为的总和,换言之,是已经投入运行的各种力量的合成结果。因为佛教中似乎有一个恒久不变的事实,那就是因果法则。一切存在,诸神、人及所有生物,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都是前生所作行为的结果;如今,它们正在领受应得的报偿。“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一法则在佛教中被推前了一个阶段:诸神、人及万物现在收获的,是自己在前生所播种的结果,而它们对于那个前生,可能一无所知。业始终延续,必须得到清偿;甚至诸神,也可能必须进入较低的生存形态,以偿付以往恶行尚未清结的部分。“漫长生命链条中的每一个个体,都继承所有先行者所做或所成的一切善恶”——这些先行者,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其过去的自己——“并恰好从他们停下的地方,接续迈向觉悟的努力。”
原注:里斯·戴维兹,同书,第一〇四页。
这就把我们带到佛陀关于灵魂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关于无灵魂的观念。佛陀诞生于人类哲学觉醒的非凡时期,宇宙与存在之谜迫切要求解答。关于神圣、宇宙起源、灵魂、轮回与解脱的思辨,充满印度的思想空气。佛陀主要的理论主题,与其说是神学或宇宙论,不如说是心理学。漫长的苦修过程,培养了他的内省精神;结果,他在自己内部找不到别的,只发现一束不断变化的感受。由此,他提出不存在恒常灵魂的学说;甚至也不存在一个恒常的核心,在身体死亡时迁移到另一身体中。要说明佛陀如何否认“有任何灵魂——任何种类的实体——在死后以任何方式继续存在”,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引述乔达摩本人的话:
“说明了有关上帝或诸神永恒存在的无根据的信念如何产生以后,乔达摩转而讨论灵魂,列举关于它的三十二种信念,并宣称这些都是错误的。简述如下:‘那些乞食者和婆罗门,根据什么原则,出于什么理由,主张未来存在?他们教导说,灵魂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或两者兼有,或两者皆非;它有限,或无限,或两者兼有,或两者皆非;它将有一种或多种意识形式;其知觉有限或无量;它将处于快乐、痛苦、非苦非乐,或苦乐兼有的状态。这些便是主张死后有意识存在的十六种异说。另有八种异说,主张灵魂无论是物质、非物质、兼有或皆非,有限、无限、兼有或皆非,死后都无意识地存在。最后还有八种,主张灵魂按同样八种方式,死后处于既非有意识也非无意识的存在状态。’讲说结尾道:‘诸比丘,将导师束缚于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渴爱,已经斩断;但他的身体仍在。只要身体仍在,诸神与人就能看见他;但生命终结、身体解体之后,诸神与人都不会再看见他。’”
原注:里斯·戴维兹,同书,第九十八页。
基督教并不妨碍人作这样的设想:譬如一千年以后,自己经历的变化将如此巨大,以至于要认识那时的自己曾经是今日这个人,甚至比现在回想婴儿时代、把自己与当年的孩子联系起来更加困难。但他仍可毫无困难地坚持认为,贯穿始终的,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是同一个个体或人格。就前生、今生与来生的联系而言,佛陀否认这一点。他所采用的联结,并非恒常的灵魂核心,而是神秘的业观念。个体虽停止存在,其行为却在另一肉身形式中继续存活,作为后果进入其中。这些报应进入怎样的状态,完全取决于其性质。有一种暂时幸福的状态,可能在天界延续数十万年;相应地,也有地狱中的痛苦状态。此外,还有再生于此世,或转生为此世各种生命形式。因此,佛陀承认天界与地狱,但它们同样不能恒久;再生迟早会发生,而且总伴随着苦。
正是这种悲观而夸大的苦说,在佛陀的体系中占据如此突出的地位。它在“三相”中有明确表述:
“诸比丘,无论诸佛出现与否,有一事实始终存在,成为存在的固定而必然的构造:存在的一切组成部分,都是无常的。佛发现并通达这一事实;发现和通达以后,便宣布、教授、发表、宣说、揭示、详细解释并使人明白:存在的一切组成部分,都是无常的。
“诸比丘,无论诸佛出现与否,等等,如上所述,有一事实始终存在,成为存在的固定而必然的构造:存在的一切组成部分,都是苦。佛发现这一事实,等等,并使人明白:存在的一切组成部分,都是苦。
“诸比丘,无论诸佛出现与否,等等,有一事实始终存在,成为存在的固定而必然的构造:存在的一切要素,都没有自我。佛发现这一事实,等等,并使人明白:存在的一切要素,都没有自我。”
原注:沃伦《佛教译文选》,第十四页。
我们确有理由说,佛教建立在这三个命题之上。没有任何东西恒久,一切都短暂,因此没有什么值得执著,一切都可以舍弃,如同佛陀舍弃一切。存在意味着苦,所以应当追求的幸福,是不存在的幸福,是完全安息的幸福,是般涅槃的幸福。既然没有真正的自我,没有真正的“我”,就应以爱一切人与物,舍去那个看似存在的我;做到圆满,便可以今生证涅槃,来世入般涅槃。束缚于存在的,是对生命、生命中的事物以及自我之渴求、欲望与执取。要达到涅槃,必须熄灭这个自我,以及这种渴望存在的欲求。在这种克己学说中,有许多地方使人想起我们的主的教导;但一旦考察动机与目标,相似之处便到此为止,因为两者相去两极。一方是最深的悲观主义,另一方则是人类在当前处境中所能设想的最崇高的希望。
在结束这个极不完善、也过于简短的复杂深奥主题概述之前,还有一个词,我必须再停留片刻,这就是“涅槃”。如今,我大概已无须强调一个确定的事实:涅槃不必然意味着存在的消灭。它虽有灭除之意,却不必然意味着生命终止。在佛教经典中,它背后的观念,是熄灭对生命与自我的渴求、欲望、攫取或执著;这些必然导致苦,而熄灭它们则带来安息。在这种不受激情、邪恶,甚至快乐扰动的安息状态中,存在着今生的最高善。达到这种境界,却尚未达到佛果之圆满觉悟的人,可以期待在下次轮回中以阿罗汉继续存在;达到圆满觉悟的人,则可以期待佛陀那完全的涅槃,也就是般涅槃,那时“诸神与人都不会再看见他”,他如灯熄灭,其业也再不能形成个体。
还须向诸位说明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佛陀崇高的道德教导;其二,是虽然只有加入乞食僧尼团体,才能获得佛果与阿罗汉果,却也为不能完全加入僧团的在家信徒作了安排。佛陀经过许多犹豫,并充分认识到伴随的危险之后,设立了尼众团体。必须记住,他认为解脱不依赖时间、处境或地点。因此,深陷世俗事务的人,达到涅槃虽然困难得多,却绝非不可能。即使在家人不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只要过克己而慈爱一切众生的生活,其业便会带来更高形态的转生;届时,他们甚至可能获得成为乞食僧尼的崇高机会,最终达到佛果的幸福。我们的主说:“天国在你们心里。”佛陀也以有些相似的方式教导:解脱在于人自身,不依赖形式与仪式,甚至不依赖禁食或戒绝某类食物;不过,他倡导饮食有节,并坚持戒酒。
关于道德规范,佛陀为所有追随者订立了五项戒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致醉之物。
又增加三项戒律,在家人可自愿遵守,出家人则必须遵守:
夜间不吃不合规定的食物。
不戴花鬘,不用香料。
睡在铺于地面的席上。
出家人还须遵守另外两项:
不跳舞、唱歌、奏乐或观看戏剧。
不接受金银。
以上便是佛教僧团的十戒。
如今,僧人受戒时,要将十戒重复三遍,内容与上述相同,形式略有不同;同时还要念诵下面这段广为人知的文字:
我皈依佛。
我皈依法。
我皈依僧。
不言而喻,佛教经典详尽讨论了佛陀教义所引起的哲学问题,也讨论在家人与出家人的道德及日常行为义务。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学生与教师,丈夫与妻子,朋友与伙伴,主人与仆人,在家人与僧侣之间的相互责任,都得到很好的阐述。原始佛教当然没有祭祀、祈祷和崇拜,取而代之的是禅思;禅思在高级阶段,会导向入定状态。经典为这些禅思制定规则,并列出极佳的思考主题;人们相信,在神秘的入定中,可以获得六种超越的智慧和十种超越的能力。在这种近似出神的状态中,修习者从欢喜进至狂喜,再从狂喜进至完全的宁静。不过,“最古的佛教轻视梦与异象”,认为这种神秘入定,“与神圣的八正道相比,实际重要性很小”。八正道如下:
正见。
正思惟。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尽管佛陀的生活与教导美好纯洁,缺少神圣的帮助者,加上人对于灭绝的厌恶,最终还是使以他命名的宗教发生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从何而来,仍有待科学研究。我认为,没有理由怀疑,源于基督教会的观念曾影响佛教团体;但基督教或弥赛亚观念是否与大乘学派的产生有关,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支配北方与东方佛教的强大学派,其创立被归功于迦腻色迦在位时期的马鸣;迦腻色迦约于公元十年即位。无论起源如何,新引入的观念都如此重要,以至于新教派被称为“大乘”,即大的运载工具,与“小乘”,即小的运载工具相对照,以表示后者在教义与救度能力上都相对狭窄。两派都曾在印度兴盛;中国至今仍有小乘,不过盛行的是大乘。
大乘的特点包括以下几项教义。
至高而永恒的存在
大乘学派早期的支持者宣称,他们相信有一种不可测度的至高存在,万物存在于其中,并由之而出;这种信念依据佛陀的一句幽深言论。然而,正统的小乘学派拒绝这一观点,使公正的研究者更有理由认为,引入此教义具有革命性质。大乘信徒的观念是:这一绝对存在曾以无数方式显现自身,尤其通过诸佛显现,而乔达摩便是其中之一。由此可推知,大乘信徒不难承认世界上的伟大圣人也是佛,因此也可以如此看待耶稣基督。
菩萨
佛陀本人虽然已成为普遍的崇拜对象,而且这种方式明显违背他自己的教导,但人们更常向菩萨祈求。原因很简单:他们像降生前的佛陀一样,放弃进入最终涅槃的机会,以献身救度人类。他们完全具备进入佛果最终阶段的资格,却如此爱一切生灵,甘愿在无数年代中暂不进入完满状态,以满足众生所需、拯救苦难世界,并随时回应困厄者的呼求。其中最受欢迎的两位,是阿弥陀与“慈悲女神”观音,对他们的称念从不止息。既有一种保存万有的宇宙灵魂以人身显现的教义,又有众多救世者的教义,便不难理解,佛教为何能够把传入各地时所遇到的神祇,承认为至高者的显现和人类的救度者。
西方净土
虽然在哲学上仍承认涅槃的终极含义,实际上,菩萨的乐土,如今已经成为这一派虔诚信徒的最终目标。地狱与轮回,当然是继续存在的其他阶段;不过,轮回观念从未像抓住印度人的心灵那样,深深抓住中国人的心灵。
祈祷与称念
既然承认神圣存在同情人类苦难,又渴望施以援助,自然的结果便是,到处都有祈祷,至少也有称念;这一观念原本并不属于早期佛教。在中国北方喇嘛教盛行的地区,转经轮使这一点显得特别突出。它是佛陀那较高尚的法轮观念的一种怪异表现;在原来的观念中,法轮像太阳一样向前转动,照亮世界。然而在整个中国,都能见到供有众多天神、菩萨与罗汉的寺院;有时一座寺院中便有数百尊,人们向其焚香、称念。
僧侣阶层
正如基督教会中,使徒职分退化为职业性的教士或祭司阶层,佛陀所建立的简单乞食团体,也经历了同样变化。一群堕落无知的僧尼,只是拨动念珠,低声反复念诵令人疲乏的祷词,便算推动法轮;只是使佛像前的灯永远亮着,便算维持觉者的光辉。如今,生者灵魂的得救,通过称念与仪式,似乎比通过禅思与克己更有把握;亡者灵魂若要脱离地狱之苦,则只能依靠得到丰厚报酬的僧侣法力。其中当然有善良真诚的人,想必偶尔也有博学者;但大多数不识文字,往往品行不端,而且安闲到了几乎无须再求涅槃的地步。
综上所述,原始佛教建立在万物永恒地无常、对苦的夸大估计,以及灭除自我是唯一出路这些观念上。新佛教,也就是大乘,承认一种超越无常的存在,其目标则是通过信仰和称念救度者,获救进入恒久的天国。作为哲学,佛教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很可能比一般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作为宗教,它深刻影响了整个远东的生活与思想。我认为,大乘形式的佛教,对基督教传教士而言,是朋友,而非敌人。因为它使中国人的心灵熟悉了一些观念,而这些观念对于正确理解基督教至关重要。基督教在信仰和实践两方面,都蕴含着比自身以外更高、更健全的潜能,能够实现东方曾奉献给世界的最优秀思想家的最佳理想。
结束本讲,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引述一位非基督徒的中国作者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
“基督教通过强调更高的生命,教人认识死亡的渺小。例如,它指出,痛苦、损失、考验与贫困,是为更高生命所作的极好训练;因此,人因依赖一种更高力量而在患难中沉静自信。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考验看作爱人的上帝所赐、对信仰的高贵检验。因此,真正的基督徒在苦难中坚强。他任何时候都希望培养自己天性中的精神一面。佛教却不是这样。佛教徒的目标,是使自己与世界分离。他把困厄看作苦难,因此想摆脱身体,成为精神。由此可见,这与基督徒把苦难看作通往更高事物的阶梯,有很大不同。基督教还以改造世界、使所有人向善为目标,通过这种方式,甚至把物质世界也变成天国。上帝也已经启示了这一明确旨意。由此可见,佛教急于逃离世界,与基督教恰成对立。既然违背上帝的旨意,佛教徒在此世逆其旨意而行,又怎能指望由此进入更高的天国?佛教抛弃世界,基督教却要救赎世界。何等鲜明的对比!”
原注:此文由莫安仁牧师译为英文,载《教务杂志》,一九一二年七月。
第五讲 上帝观念
关于上帝观念的起源,人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有人认为它起源于亡故的祖先,是原始人尊敬和供养死者的习俗逐渐发展而来的。这种习俗并非中国独有,在各种原始人群中都能发现。我无意驳斥这个观念,不过,在祖先崇拜普遍存在的中国,其文献记录中,我找不到足够证据来支持它。还有人把起源归于梦,也就是鬼魂理论:亡者在生者的梦中重新出现,对于未开化者而言,那梦如现实一样鲜明。但古代文献中找不到足以证明这种结论的痕迹,尽管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非无足轻重。
高延博士在哈特福德传教学校的讲演中明确宣称:“中国宗教的原始形式,以及至今仍在的真正核心,是万物有灵论……同样的因素,也被发现是许多原始宗教的根源与中枢;甚至我们时代像赫伯特·斯宾塞这样的杰出思想家,也把它置于自己体系的前列,视为一切人类宗教,无论哪一种的起点。在中国,它建立在一种笃定的信念上,即宇宙及其中存在的一切生灵和事物,都具有生命。”
另一方面,罗约翰牧师博士在近著中采用理雅各博士的措辞,同样斩钉截铁地宣称,中国原始宗教是“一神论的,而非单一主神论的”——也就是说,他们“信仰并崇拜众多不同等级的较低神祇,所有这些神祇都隶属于至高上帝”。
他进一步说:
“试图将中国原始宗教追溯至祖先崇拜或鬼魂信仰,是依赖一种毫无根据的理论,而且与一切已知事实直接冲突。因为我们一步便进入这样一种宗教:其中有一位上帝,凌驾天地间的一切,其他所有神灵都隶属于他。”
他又说:
“这个名字毫无预告地从历史第一页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就在中国考据家所承認的可信历史开端的门槛上,上帝之名与其他宗教事项便像密涅瓦一样,以完整形态呈现。我们不得不推断,这个名字及其相关宗教仪式,与中国人民的存在同样古老,正如后来以色列的情形。”
因此,关于上帝观念的起源,我们这里有四种理论:祖先说、梦或鬼魂说、万物有灵说,以及先天一神说。就中国而言,目前可将这些归为两个对立学派:较早的一派,最近由罗约翰博士代表;较新的一派,则以高延博士为主将。一方面,罗约翰博士明确断言,一神论是“中国人的原始宗教”;另一方面,高延博士毫不含糊地宣称,“中国宗教的原始形式,以及至今仍在的真正核心,是万物有灵论”。
关于我们自己的宗教,乃至一般宗教,同样的讨论仍在继续;诸位对双方提出的论据已经十分熟悉。那么,对中国有神观念的起源,我们该怎么说呢?罗约翰博士假定,既然在最古的记录中发现了对一位至高主宰的信仰,这种信仰便必然为中国民族所固有,或与之共生。可是,一个民族已经迈出创立文字系统这一巨大的步伐,并且显然在文明上获得重大进展以后所表达的信仰,是否就等同于其未发展阶段的信仰?这样的设定,显然超出了我们的知识,或事情本身的可能性,所能支持的范围。
至少同意高延博士说法中的一部分,即中国宗教从原始万物有灵信仰发展而来,岂不是合理得多吗?我们是否还可以进一步说,在有文字记录以前,中国人已经被引导着作出了惊人的发现:自然是统一的,天地构成一个宇宙,并认识到有一位凌驾诸神的至高上帝?这种知识,是由特别启示赐下,还是推理过程的逻辑结果;是由观察自然法则而来,还是由首领或君主领导下的社会发展而来,我们不必在此停留讨论。至少,两派中的基督徒都会同意最终最要紧的一点:那神圣的磁石,一直在各地把人的精神从物质与短暂无常的渣滓中向上吸引,使之趋向他自己,也就是属灵与永恒者。
至于高延博士的理论,四十年前麦嘉缔牧师便曾在中国提出相似见解,并遭到激烈反驳;高延以这一理论作为其著作的基础。我绝非要否认,中国本土宗教原初具有万物有灵的基础。因为,如果现代所说一切宗教都起源于原始万物有灵信仰的理论正确,那么从逻辑上说,中国无论有何宗教,也必然通过类似过程兴起。
我也不想否认,某一种万物有灵信仰,至今仍是其“真正的核心”。归根结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万物有灵论。如果按默里博士词典的释义,理解为“把活的灵魂归于无生命物体和自然现象”,并且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个物质对象——一块石头、一截木块——具有灵魂,像通常认为人的灵魂与身体那样,相互联结,并被限定在同一个位置,那么,我认为今日中国的宗教发展中,并不存在这种观念。历史时期是否有其存在的证据,则是解释的问题。但如果万物有灵论是指,我们和中国人都称为物质对象的东西,可以成为某个神灵的寄居之所,而这个神灵能够自由出入;并且,一切自然现象由灵性存在造成,这些存在不必内居于现象之中,也不必是现象的一部分,那么,我就不难同意他。不过,在我看来,较早的“多神论”一词,更适合描述这种情况。就我所能理解的而言,现代中国人对待神像的心态,与罗马天主教徒或希腊正教徒对待其圣像的心态,并没有多大差别。
然而,在我看来,重要的是不要让一个名称,即便是“万物有灵论”这个名称,左右自己的判断;应当探究的是,中国人从最初可能较低的万物有灵状态,已经上升到何种高度。我与高延博士一样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宗教的低下与迷信状态,但也确实在这个国家的伟大思想家心中,看见了一种壮阔的提升:他们超越单纯万物有灵的层次,进入纯粹精神的领域。
那么,中国人的有神观念是什么呢?简要而言,我们知道,其国家宗教承认一位至高存在,以非人格的方式称为“天”;以人格的方式,则称为“上帝”,亦即在上的主宰、至上的统治者,换言之,最高君王。在不可见的世界,他由众多神灵或神圣存在辅佐;在可见的世界,则由圣人与统治者辅佐,其中居首的是中国皇帝。皇帝作为大祭司与上帝的代理者,独有以“上帝”之名向他献祭的权利;不过,作为非人格的天,甚至作为上帝,所有人都可以接近他。
这些观念如何产生,超出我们所能断言的知识范围。我们可以推测,但中国没有证据,我们这里也同样没有。我们是否有朝一日能证明世界任何地方的宗教起源,谁能断言?至少可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几乎尚未开拓的研究领域。一千五百年前,《竹书》从一位古王被扰动的墓中重见天日。有些墓葬被认为仍完整无损,年代可上溯五千年,例如山西的前王朝君主尧舜之墓。斯坦因博士最近在西北边境一处被沙埋没的驻军遗址中,发掘出保存极好的木简,写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因而使我们得以查看当代中国人此前从未亲眼见过的那类文字。大英博物馆最近还收进一批羊肩胛骨,上面刻有古代文字,可能写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等到中国人摆脱迷信,开展科学的考古研究时,还会有些什么发现,现在无法预言。
不过,即使中国出土了新材料,也不意味着它就能告诉我们这个民族的原始宗教是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原始故乡仍有争议。他们是土著民族,还是像看来更可能的那样,从亚洲中部或西部迁来,到达黄河岸边,沿河谷定居于山西、陕西、河南,也就是我们在历史黎明时发现他们的地方,并楔入我们知道当时存在的众多原住部族之间?这个问题仍无定论。假如他们不是土著,而是移民,那么其早期观念便须到别处寻找。无论原居何方,也无论走过何种道路,他们的历史都写在那里;倘若我们有更加发达的眼力,也许仍能看见。既然人类尚无这种眼力,我们便只能把研究限制在人民的信仰与实践之中。一方面,是它们在今天呈现的样貌,因混入佛教及其他外来成分而变得复杂;另一方面,是它们在本国古籍中呈现的样貌,虽然仍远离源头,却已较为接近。
我尤其要诉诸后者,也就是圣典,因为它们是我们现有关于这个民族宗教与文明的最早记录。它们也许并不能告诉我们原始宗教是什么,正如其他民族的古代著作也不能一样。在人类学会把简单思想画成图形以前,漫长时代的幽暗,我们尚无法穿透,因此信仰的起源仍不在视野之内。不过,从中国最早的记录中,我们知道他们是有宗教的人民。人由上帝赋予的本能与理智,在各地都要求从一种自身以外、不可见的力量中获得满足,中国尤其不例外。无论如何设想它,如何称呼它,它总是一种使人趋向正义的力量。在强大自然力所激起的惊奇与敬畏中,初醒的理智,很早便迫使人用非物质的观念思考。无论古今,无论那里还是这里,知识增长与对伟大真理的真诚探究,都没有削弱求知者的惊奇和敬畏。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惊奇并未减少,敬畏也未减退。我们可以为两者感谢上帝:为仍使我们如孩童的惊奇,也为并非恐惧的敬畏。恐惧使人退避,敬畏使人靠近。
在这里,或许应当向诸位指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观念的可靠来源是什么;其中许多观念,至今仍是国家宗教的基础。孔子以前的思想,可以见于五经,也就是五部圣书,都由孔子编订。关于孔子及其早期追随者的思想,另一些材料则见于四书。这五经四书,我在第一讲中已经略作提及。此外,还有道家作者的著作:《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其他作品。我们还有中国的希罗多德司马迁所作的《史记》,以及其他种种论著与史书。就五经而言,首先是:
《书经》,也就是记录之书,通常称《书》,或历史之书。这是我们现有最早的历史著作。其实,它几乎不能称为一部历史,因为其内容更接近归于各位上古帝王的言辞,或他们与臣下之间的对话。所涉年代从公元前二二〇〇年到前六〇〇年。
《诗经》包含歌谣与宗教歌曲,其中一些可能作于公元前两千年。许多篇章显露出原始质朴的状态,那时文明的规约尚未使社会生活变得人为造作,也尚未造成妇女的幽居。
礼仪之书,也就是《礼记》,是一部汇编;离开孔子之手以后,又有许多增补与改动。其内容除其他事项外,还涉及私人生活、公共生活与庙堂中的礼仪惯例,无疑有助于说明早期宗教实践。
《易经》,也就是变化之书,是一部占卜之书,据说由文王于公元前十二世纪被囚时写成。它可能以当时已有的占卜观念为基础。他的儿子,后来成为武王者,为其增加注释;孔子又增加一层注释,尤其着眼于道德。人们相信,此后仍有增补。
鲁国编年史《春秋》,按年代记录孔子故国鲁国的事件。其后附有一部重要注释,称《左传》,成书甚古,可能由孔子撰写;除其他内容外,它也有助于阐明宗教观念与实践。
那么,这些古籍告诉我们怎样的上帝观念呢?首先,让我们考察所用的名称。
我们现有最古老的书,是《书》,亦即《书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首先用来表示神的名称是“上帝”。“上”的意思是在上或居于其上,“帝”的意思是统治者。“帝”字的源流不清楚,但其含义并无疑问。在经典中,“帝”常常单独使用,不带“上”字;有些地方显然指至高存在,另一些地方则指地上的统治者或皇帝。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里有一位明确具有人格的神;在古老《书经》带我们进入的那个时代之前很久,国家的统治者就已认识并崇拜他。这一点从该名称初次出现的段落措辞中即可看出。书中告诉我们,第二位历史上的统治者舜,即公元前二三一七—前二二〇八年继尧而起者,在正月初一接任其职;他借助天文仪器,依照日、月与五星制定历法后,立即向上帝举行规定的祭祀。同时必须注意,似乎与这次祭祀相联系,他还用另一种祭法祭祀六位尊者,关于他们我们一无所知,也许是掌管某些星宿的神灵;又用另一种祭法祭山川,并将祭祀扩及众神。因此,在有记录历史的开端,我们便发现,国家元首同时支持一种崇拜至高存在的一神信仰、一种祭祀山川的万物有灵信仰,以及一种祭祀众灵的多神信仰。而且,这里的措辞清楚表明,所记录的祭祀并不是新近的做法,而是起源甚古。同样清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承认一位人格神,凌驾于一切之上。
我们接下来要考察的名称,是“天”。紧接上述记录的一段告诉我们,次月,也就是当年二月,舜向东巡行至山东,在中国最著名的山岳泰山举行燔祭,并祭山川。文中没有说明燔祭献给谁,但历史上后来同类仪式表明,它献给非人格意义上的天。在五月、八月和十一月,他依次巡至南、西、北方的大山,并在那里祭祀。回到都城后,他以一头牛祭“文祖”,或诸位有文德的祖先;所指可能是此前担任君位的人,而非他自己的血缘祖先。
直到《舜典》末尾,我们才真正遇见“天”字;即使在那里,它的解释也未必一定含有神性。它第一次明确与神圣观念相连,是在《大禹谟》中;禹是舜的继承者,也是第一个王朝的创建者。这些话是舜在命禹接位时说的。
他说:“天的历数已经落在你身上,你终将登上君位。”随后又说:“如果国家陷于困苦贫穷,天所赐的福禄,亦即你的神圣福分,将永远终止。”因此,这里便是现存记录中最早使用“天”的实例。它显然不是一个新名称,而是由来已久。
舜尚在世时,命首席大臣兼继承者禹,使土著苗族的君长归服。禹告谕部众,斥责苗君傲慢,称其背弃正道、败坏德行,放逐善人而举用不肖;随后说:“天正在降罚于他。”并命令部众同心合力前进。苗君却强得难以战胜,于是禹的首席大臣劝道:“能够感动天的,是德;它无远弗届。骄傲招致损失,谦逊得到增益,这是天道。我们的帝王,也就是舜,早年住在历山时,常到田间,每日含泪向仁慈的天,以及他那不仁慈的父母呼号,把一切罪过都归在自己身上……至诚能够感动神灵,何况这个苗君呢?”禹接受劝告,撤回部众,让他们在朝廷或庙堂中舞蹈,可能是宗教舞蹈。七十天后,苗君受其感化,前来归服。
上述引文取自中国最古老书籍中的最古部分,其中有三个重要名称,各自都曾被主张为翻译上帝的恰当用词。按出现顺序,第一个是上帝,第二个是天,第三个是神。上帝明确是一位人格神,确实是万王之王,因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君王能向他献祭;其他任何人这样献祭,都等同于谋反,因为祭者借此声称自己具有皇帝的大祭司职分,也就声称拥有王位。
其次是“天”,即非人格的上天。所有人都可礼拜它,从宝座上的君王到国中最卑微的人,它都会倾听其呼求。南方人仍保留非人格意义的“天”这一名称,北方人却以“老天爷”这一尊号将其人格化;这个称号可解释为尊贵的天,也可解释为可敬的始祖天。
“天”字最早是什么形状,我们并不知道。翟理斯博士指出,在某些古体中,它写成人形。我还可以补充,中国有一句常言:“天是放大的人,人是缩小的天。”翟理斯指出:“似乎并没有试图画出天空的形状。另一方面,‘天’字正像史前画者笔下可以预期出现的人形;铭文集所见钟鼎上的这个字,直到公元前六、七世纪,仍保持这种无可误认的形状。此后,头部被压平成一条线,双臂上举,形成另一条与头部平行的线。”
“天”字也有天空、一天和天气之义。在第三届国际宗教史大会的发言中,翟理斯博士审慎地补充:“这里并不是说,具有人的形象的神这一观念,早于安置他的天空这一观念;只是说,在中国文字中,‘天’字的图形着重表现神的意思,而非天空的意思。不过,天空仍是口语中‘天’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也仍是两种意义中更常见的……据说,在象形文字时代,有一个表示可见天空的更早符号,由三条横线组成,如今已经不用。”
原注:翟理斯《中国古代宗教》,康斯特布尔出版社,一先令。《第三届国际宗教史大会会刊》,第一〇六页。
对这个字的这种理解,使翟理斯博士凡遇它表示上天,便译作上帝。如果能够接受这个观点,中国人便与亚洲和欧洲多数民族相一致:在他们那里,表示天空或上天的词,后来成为表示神的词,例如提乌斯、德瓦、代乌斯、忒奥斯、狄瓦因。如果我认为其证据充分,会很乐意追随翟理斯博士。因为,设想原始人的初醒智慧,被神圣之灵从周围终将消逝的尘土中吸引出来,不再只关注过去满足身体需要的熟悉事物,而把惊奇的眼睛转向天空的奇妙,这是合理的。惊奇的黎明,就是宗教的黎明,而最伟大的奇观莫过于天空。我不否认可能有中国作者作过相同解释,但我尚不知道有谁像翟理斯这样解释“天”字。顺带说一句,旧式教育中,学童第一课习字,就是“大人”加上“一”所组成的三个字,即“一大人”;“天”字可以拆成这三个字。不过,目前在我看来,把“天”译作非人格的上天,而非人格化的上帝,仍较稳妥。
“译名问题”由来已久,曾引起许多争论。十七世纪,康熙皇帝希望采用“天”字来表示上帝,以解决他的朋友耶稣会士与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士之间的争执;后两会却坚决反对这个名称的非人格性质。有人越过皇帝向教宗申诉,教宗支持他们的意见,于是具有明确人格意味的“天主”,即上天之主,此后一直成为罗马教会采用的名称。据天主教作者所说,教宗主张凌驾于皇帝裁决之上,是阻止皇帝皈依的原因之一;而在他们看来,皇帝当时几乎就要皈依,并将带动整个中国。
还有一个名称,我要请诸位稍加注意。它出现在上面引过的段落中,就是“神”。新教传教士之间,围绕“上帝”和“神”的争论,一度十分激烈。直到今天,印行的《圣经》仍有一些用“上帝”译那个词,另一些用“神”。从《书经》中最早使用“神”的引文,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出,它在那里并非指一位神,而是指许多神。事实上,若没有限定词,它从不表示单数的某一位神。舜祭上帝、六宗及山川之后,又祭群神;“群”的字面意思是成群。“神”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表示意义的偏旁,代表“神圣的示告”;另一部分表音,同时也有“伸展”的意思。
一般而言,“神”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灵,尤其指值得尊敬的灵,与“鬼”相对。鬼原先类似希腊语代蒙所指的灵性存在,如今却有恶魔之义。不过,应当注意,“神”已经成为许多神祇或精灵的通俗称呼,尤其是风神、火神等自然神。它也用作全部神圣存在的总称。
那么,暂且把范围限定在两个名称:人格的上帝,以及非人格的天。古籍对两者的性质作了怎样的陈述呢?为便于比较,我列出《书经》中所有使用这两个名称的地方,又比较了《诗经》中的含义,所得结果如下。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天”的出现频率远高于“上帝”。更仔细地考察便发现,归于上帝的性质,也都同样归于天;此外,天还具有一些不曾与上帝相联系的性质。人们似乎更多把上帝理解为统治世界的君王,而不是与人类有父子关系的存在;仰望天时,却不仅将其视为君主——虽然天也被称为皇天——还认为它与人有更加亲近的关系。
今日中国人的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看法:人们礼拜天,向天呼求、号哭;但经典中那位神,或耶和华,也就是上帝,其至高君权似乎反而阻挡了普通人的接近,使接近他的权利留给其代理者,即地上的统治者。
我们在《书经》和《诗经》中发现,不论把神看作人格的上帝,还是非人格的天,都赋予其下列性质:
他能听、能看;他享用祭品;他有心思;他得到人的协助,把工作委托给人,尤其是君王与大臣;他可以受到尊崇和事奉;他令人敬畏,具有可畏的威严,应当受到畏惧;他赋予人道德感,而人能否保持他的恩宠,取决于道德品格;他的旨意光明,可以认识,而且必须服从;有德的君王合乎他的心意,作恶者却不蒙眷顾,反受震怒;他赐给有德君王安宁与尊荣;君位的任命掌握在他手中,这种任命有其条件,不能指望他永不收回,因为恩宠可能失去;他给予保护,也可能撤回保护;他警戒、纠正并惩罚恶君,甚至使之受苦、败亡、毁灭,书中明确给出过实例。
以上是同样归于上帝与天的主要性质。此外,《书经》和《诗经》还把其他性质归于天:
天生养人民;赐君主以勇武与智慧;降福于善者,降祸于恶者;规定社会秩序、宗教与社会礼仪,以及人的德行;降下雨水;施恩于人并帮助人;其旨意没有差错;它不缩短人的寿命,是人自己如此行;它不因偏私的人情而与某个人相系;它命人端正品格;赋予人本性,怜悯人,满足其愿望;只有德能感动它,但人可以向它呼号、哭泣、祈祷,因为它会倾听。
除上述许多性质外,《诗经》还说,上帝伟大,赐谷物以养人,赐安慰,却也有憎恶;他闻馨香,向文王说话,成为典范或准则;还有一段含义不确定的文字,说他在地上留下脚趾的印迹。至于天,《诗经》还提到从天而来的访客,称天无情、不公,说天可以被冒犯,又称天为父母,向天祈告,说文王在天,描写天启迪人民、聪明明察、赐福赐昌盛,并说帝在大天之中。
由此可见,中国早已为接受基督教的启明作了大量准备:它认识一种在上的力量,伟大、慈善而公正,赏善罚恶,可以通过祈祷接近。只须像基督教那样,在“天”上加一个“父”字,天父便像地上的父亲一样可以亲近。这个观念很容易为人民理解,因为他们历来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一旦向他们提出,他们并不难领会神的父母性,也就是神与人的亲子关系。
随着时间推移,较为宽泛的“天”这一名称,因加上“地”而发生变化。这或许是接受了一种看来形成较晚的观念所致,即一种二元的力量,或两种力量。我知道,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与高延博士著作的一项基本原则相左。他说:
“帝国最古老、最神圣的书籍教导,宇宙由两种魂或气组成,称为阳与阴。阳代表光明、温暖、生育和生命,也代表这些美好事物所出自的天;阴则与黑暗、寒冷、死亡和地相联系。阳分化成无数善的魂或灵,称为神;阴则分化成微粒或恶灵,称为鬼。它们赋予一切生灵与事物以生命,也构成人的灵魂。人的神,又称魂,非物质而空灵,如同它所出自的天一样,构成人的理智、性格中较精纯的部分及其美德;人的鬼,或魄,则被认为代表其较粗浊的性质、激情与恶习,这些借自物质的大地。出生,是这些魂的注入;死亡,是它们的离去:神归于阳或天,鬼归于阴或地。因此,人是宇宙内在的一部分,是从大宇宙自然产生的小宇宙。”
诚然,阴阳两字确实出现在中国最古的两部书《书经》与《诗经》中。但《诗经》中没有任何一处具有高延博士所说的含义;《书经》中只出现一次,而且年代相当晚。这种二元观念,直到周朝初期才首次表达出来;孔子便生活在这个王朝,其年代为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前二五五年。新王朝的实际创建者武王,在《泰誓》开头提出一种新颖而引人注目的说法:“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万物之中,人禀赋最高。人中至诚、聪明而明察者,成为大君;大君是人民的父母。”
这里似乎出现了从早期至高一神观念向下的变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又把地上唯一的统治者同时称为人民的父和母,也就是亲长;换言之,他是神对人民的代理者。由此推知,天地背后仍有一神观念,应该不失公允。然而,这种较逊的称谓,以及后来的二元观念,已经大量进入书籍与普通人的词汇,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较简单的一神思想。如今,除皇帝祭上帝、民间奉天仍保存原来观念外,从皇帝到最普通的人民,都以天地,也就是宇宙、自然,这一双重面貌来崇拜至高力量。
我没有发现人民祭祀上帝的证据。在我熟悉的全部记录中,只有地上的最高统治者祭祀他。人民只有通过非人格或较概括的天,后来又通过天地这一形式,接近他。在全部有记录的历史中,他始终由众多神灵辅佐;这些神灵的数目,从早期到孔子时代,无疑有增加的趋势,事实上,不只直到孔子,而是此后一直如此。人民不满足于崇拜神圣存在,又被对恶鬼的恐惧所控制。这从何时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但很清楚,“鬼”原先的意思接近 代蒙,并非 恶魔。毫无疑问,历久的祖先亡灵崇拜,助长了对死者以及一般鬼魅的畏惧:祖先不仅活在另一个环绕人间的领域中,能够赐福和保护,也能够降灾于作恶者。这种恐惧不断增长,直到今天,使上下各阶层的人民都为之束缚。
从四书中可以推知,即使在孔子时代,崇拜与恐惧对象数目的增加,也已成为负担。似乎也很清楚,与其把孔子看成宗教怀疑者,不如把他看成这些迷信的改革者。他的态度与苏格拉底相似:他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寻求合乎道德的神,却认为日渐繁多的神鬼及人民的迷信令人厌恶、有害。据说,他不谈怪异与鬼神,并劝人虽应敬重鬼神,却应远离;他似乎是说,巫术与通灵并非可取的题目。他仰望天,恭敬地寻求认识并遵行天意,却似乎不把天视为正式礼拜的对象。他承认有一种公正力量引导所有人,同时似乎将普通人的祭祀完全限于自己的祖先。在经他编订的周代礼书中,我们发现如下祭祀范围的规定: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并举行五种家内祭祀,皆在一年之内完成。
“诸侯祭自己疆域内的四方,祭疆域内的山川,并举行五种家内祭祀,皆在一年之内完成。
“大夫举行五种家内祭祀。
“较低级的官员祭祀自己的先人。”
正如理雅各博士所说,中国学者“都一致主张,从天子直到普通人民,人人都可以祭祖”。我们几乎还可以补充:虽然人人都应敬天、顺天,并普遍敬重神灵,孔子留给人民的主要祭祀对象,却是祖先。在这一点上,似乎无须怀疑,他是以净化者的身份,出现在自己所处的众鬼崇拜时代。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他说:“祭祀不属于自己的鬼神,也就是家庭范围以外的鬼神,是谄媚。”
然而,孔子这种清教式的净化失败了,因为他未能使人民与他自己所敬畏、所回应召唤的那种在上的正义力量,形成明确的精神交往。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老子或庄子做得更不成功。
亡者崇拜,加上佛教传入,使祭祀已故贤者的庙宇大量增加。人民蒙昧地崇拜他们,却不知道其来历,甚至不知道其姓名。早期对自然神的崇拜,又经道家一派发展,造就了无数神祇:上至天界与苍穹,下至地上与地下,无所不在。因此,没有什么不受某种神灵支配,以至于中国人觉得自己“被一群敌人包围”;若想使生活值得过下去,就必须安抚它们。空气中充满善恶的灵性存在,而且大多数是恶的。
孔子以前,偶像崇拜似乎尚不存在,至少并不普遍。它很可能直到佛教传入以后才开始盛行。此后,道教与佛教的竞争,又促使偶像增多。有一点必须始终记在儒教的功劳簿上:它虽然允许民间庙宇引入神像,却从不允许制作上帝的形象,也始终反对大量塑造孔子像。它以木牌位作为祖灵之座,使祠堂大体上没有偶像;不过,建祠宗族或家族的始祖夫妇画像,会在祭祀时悬挂,有时甚至永久绘在牌位后面的神龛中。
道教在认识神圣存在方面,提供的帮助很少。《道德经》有一段说,道似乎在上帝之前,因而使上帝低于道。庄子谈到造物者,但他究竟指谁,并不清楚。由于没有上帝,后世道教徒便把老子及其他一些古代贤者奉为神,尤其是神话中,乃至历史上,发现自然法则的人。它还更进一步,把道教祖师张氏神化,使其成为如今的玉皇上帝,也就是尊贵的帝王上帝。
道教与佛教都没有为中国古代的上帝观念增添有价值的东西,反而使其退化。人民蒙昧崇拜的“神”或“圣者”数量大量增长,主要应归因于这两教;这些神圣对象已成为一片乌云,遮蔽上帝,使他从人们迟钝的视野中消失。多神信仰的纷杂,破坏了人们对宇宙物质与精神层面一致性或统一性的探求;而对于真正受启明者,信仰与经验都揭示,这种统一表现于神性之中。
第六讲 人与神圣存在的关系及接近之道
本讲,我要向诸位说明,中国人如何理解人与不可见世界的关系,以及人接近神圣存在的方式。
无论这种观念如何产生,是经由万物有灵的过程,还是来自直接启示,有一个事实始终存在:在一切已知的历史时期,中国人都有一种本能,引导他们相信自身以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这种全人类共有的本能,终于开始获得我们最重要哲学家的承认;他们不仅承认它长期受到低估,而且承认它对于哲学具有首要的重要性,确实不下于理智。本能引导蜜蜂造出数学上精妙的蜂房,给予燕子惊人的辨向能力;在人身上,它把人引向不可见的世界,并在其较高的发展形式——信仰——之中,引人向上趋近神,使人的本性与神性相交融。太阳的辉煌也许使肉眼眩惑,山间的空气也许使人陶醉,但这些远不能满足他,反而使他对于永恒的渴望更加锐利,迫使灵魂深处呼喊:“更神圣的光啊,破晓吧!”而他不朽的精神,则努力“呼吸更神圣的空气”。
中国人也是如此。历代以来,无论这种本能起于何等卑微的源头,也无论在目力昏暗的寻找中偏离了多远,中国人的本能,或若诸位更喜欢这个词,便称为信仰,始终在摸索神圣存在。“你为自己创造了人;他若不在你里面安息,便不能获得安息。”中国人在崇高的山巅和幽深的谷地寻找他,并以许多形式和方式,自以为找到了他;但他们的心仍在不满足地呼求。天坛位于一座壮丽园林的中央,历经漫长岁月,始终没有屋盖遮断它向天仰望的视线。中国无数风景秀美之处,都有佛寺、道观和修院;人们远离喧闹的人群,试图离开凡人的世界,与不朽者为伍。近三十年前,我敬重的前辈弗雷德里克·加尔平牧师对我说:“有些人告诉我,他们向自己的神祈祷,而神确实回应了祈祷。我该怎样回答?说他们弄错了吗?我告诉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回应者是上帝。他是一位慈悯的父,即使真诚的人叫错了他的名字,他也回应他们。因为在这样蒙昧的时代,上帝并不追究。”
上一讲中,我力图说明,从最早的已知时期起,中国人便承认一位宇宙的最高君王。他们很早发现造化的统一性,这便要求有一种至高力量;他们一方面以非人格的天来表示它,另一方面以人格化的上帝,即最高主宰来表示它。虽然在最古的经典中,后一个名称先出现,我却并不反对翟理斯博士的看法:天可能是更早的观念。我们实际上不能声称有什么证据;但设想天的神圣性观念先于上帝,并非不合理。后一称号明确含有统治之意;如前所述,它似乎更自然地出自已有组织的社会状态。
如果这一理论有什么佐证,主要便在于:有记录的历史中,各阶层人民始终可以不受阻碍地向天祈祷,却没有地上统治者以外的人祭祀上帝的记录。周代礼制虽力图把平民的宗教限于祭祖,把公共或地方神祇的祭祀限于地方统治者,把上帝的祭祀专属皇帝,但我已引过的文字表明,天,甚至上帝,都会倾听人民的呼求。由此可以推知,当以君王的身份,也就是上帝这一形式理解神时,只有他在地上的代理者,即人间君主,才能正式接近他。另一方面,天这一名称以较宽泛的意义传达神圣观念;若把它理解为护佑人世的力量,则所有人都可以接近。
这里最好区分两件事:人人公认的向天呼求的权利,以及祭祀观念所伴随的限制。今日人民向天叩拜、呼求,过去也很可能一直如此;但并没有授权,允许他们以任何方式向天献上哪怕最简单的祭品。他们确实献祭,而且看来也是献给天;然而,唯一获得认可的皇天祭祀,是皇帝的祭祀,正如他是天的唯一祭司,亦即大祭司。
值得注意的是,“天”常常代替“上帝”,或表达其君王属性,甚至在同一句话中也如此;但“上帝”却并不用来替代“天”。不过,两词关系密切,也十分明显:直到今天,皇帝祭祀上帝的坛,仍叫天坛。简言之,正如理雅各博士所指出,中国人使用“上帝”,有些像以色列人使用体现君王权威的“耶和华”之名;使用“天”,则类似较宽泛的“伊罗欣”。
无论是谁接近神祇,也无论这神祇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受到承认的接近方式总是相通的:很少有人,甚至从没有人,空手前来。上至皇帝,经过礼仪规定的斋戒,向上帝献上丰盛祭品;下至国中最卑微的人,也许只能供上廉价的几炷香,或再加一对小蜡烛,都要带着某种供物前来。从皇帝向神献整牛燔祭,到穷人将一只鸡献给自己的神,然后与家人分食,祭祀遍及全国。
这类祭祀不被视为赎罪,而只是为了求取悦纳,或为已蒙恩惠而感恩。猪是最常用的祭牲,其他家畜也都用作供献;事实上,几乎一切人类食物都可以献祭。因此,每年有数十万,可能数百万动物被宰杀,作为求恩或感恩的祭品。它们不只献给神祇,也献给祖先;祖灵继续行使父母的权利,需要以今生美食的馨香使其愉悦。从早期起,祭毕便与朋友分享祭肉;受赠者应当珍视这些神灵享用过的食物,不把它仅仅看作寻常馈赠,而视为含有某种神秘的益处。
我在这里引入祭祀这个题目,是为了说明,它构成人接近神祇与灵体的主要方式。而且,祭祀并不限于神祇和善灵;“恶鬼”或“魔鬼崇拜”极为常见,人们以私人或公共祭祀安抚它们,使它们停止不受欢迎的侵扰。不过,祭祀的性质与方式,尤其是皇室祭祀,留待讨论国家宗教时再说。
现在,我要请诸位注意一个与当前论题更为直接相关的问题,那就是祈祷。根据《书经》中关于此事的少数记述判断,古代祈祷多为临时口述,形式只是直接陈告。不过,当时已有写成文字的祷辞;今日一般的习俗,则是将祷辞写下,在祭坛前宣读,然后焚烧,或张贴在神龛上及附近。古代没有纸,写下的祷辞便须刻写在竹简或木片上。
《书经》的《金縢》一篇,保存了一次这样的祈祷及其留存经过。武王病危时,深爱他的弟弟周公,主动向他们共同的三位祖先献祭祈祷,慷慨地愿以自己的生命代替君王。随后占卜显示,武王将会痊愈;祷辞则藏入匣中。武王两年后去世。又过了一段时间,这篇显示周公慷慨与忠诚的祷辞被取出,他的侄子,也就是年轻的皇帝,深受叔父高尚精神的感动。周公原已受命担任他的监护者及帝国摄政。虽然这番祈祷不是向上帝,而是向王室祖先所作,却显示出一种刚健气概,值得我们赞叹。祷辞说道:
“你们的主要后裔,也就是君王,正患严重而危险的疾病。如果你们三王在天上负有护佑这位天之大子的职责,请让我代替他。我孝顺父亲,具有许多才能与技艺,适合事奉神灵。你们的主要后裔却不如我多才多艺,也不如我适合事奉神灵。而且,他在上帝的殿堂中受命,援助天下四方,使你们的子孙安定于下界。四方人民都对他敬畏。啊,请不要让天所赐的这项宝贵任命坠落;这样,我们所有先王也就永远有所依凭。我现在将用大龟求取你们的指示。如果你们答应我的请求,我便带着这些玉器和玉圭归去,等待结果;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便将它们收起。”
原注:理雅各《中国的宗教》。
不过,祈祷并不是古籍中显著的特点;而按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即包含崇敬、与神相交,或祈求精神提升与成长,它也从未成为丰富中国礼拜生活的一种因素。古往今来,其主要形式都是祈求某项特定福分,而且通常,即使并非总是如此,也只是世俗的福分。古人和今人一样,生病时祈祷,并以占卜求知答复。孔子生病时,弟子提议为他祈祷,他却以一句含蓄的话婉拒:“丘之祷久矣。”
在狂热迷信盛行的当代,这句话很可以为我们有效运用。孔子具有崇高的信心,相信天不会作错;天既给予他生命,也给予他使命;在完成天所交付的工作之前,他不会死去。
《论语》中另一次、也是除此以外唯一一次提到祈祷,是孔子回答一位大夫的话。此人想把孔子拉到自己一边,孔子却不赞同他。大夫以提问的方式,明白暗示与自己结盟会有好处。他狡黠地问:“‘与其讨好堂上的神,不如讨好灶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灶神,也就是厨房之神或家中的神灵总管,在这里暗指他自己;堂上之神,即家中名义上的主神,则暗指君主。孔子同样含蓄地回答:“不是这样。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是孔子最出色的话语之一,也很有价值,因为它表明:孔子承认天的最高权威;即使不居帝位,也可以向天申诉;而这样的申诉具有最终性。
各种表示祭祀的词屡见于儒家经典,与此相比,表示祈祷的词却显著罕见。通篇总共只出现约六次,对古人在这方面的态度,也没有提供多少说明。凡是出现的实例,或与之相关的情形,都只涉及世俗利益。这种儒家的态度,至今仍然如此。一位中国高官曾这样说:“你可以把愿望告诉天,却不能向天祈求。”别人问:“那么,你们究竟做什么呢?”他回答:“什么也不做;我们又能做什么?只是等待天意。”从理论上说,儒者所持的,便是这种宿命式或哲学式的态度。但实际上,他家中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如此坚忍;当生活的苦难重重压来时,他自己也并非如此。那时,他便带着供物,以书面或口头祷辞,求助于神谱中的其他神祇。在悲伤与患难中,中国人与其他人类一样,向那伟大的未知者呼求,在一切可能获得帮助和安慰的地方,寻求帮助和安慰。
原始道家比儒家更少关心祈祷。它的虚静学说,使祈求即使有用,也成为不必要的。让自己顺应道,沿着神圣之流漂行,除此之外无事可做;既然如此,也就无须祈祷。但今日道士却是全国主要的代祷经营者。无论在家或出家,这种“祭司”都花许多时间为请托者求神,又占卜神意。中国自古便有求雨,如今每年这类礼拜活动,主要由道士发起并主持,几乎可以称他们为全国首要的“求雨者”。同样,无论是为个人、住宅,还是为村镇驱逐邪灵,例如可怕的霍乱之鬼,他们都主持咒术。道士与佛僧也为死者诵经,祈求冥府统治者释放受苦的亡魂。但这并非起源于中国,甚至也不能说真正源于佛教;它或许改编自更西方传来的观念,可能出自所谓基督教。
原始佛教没有祈祷的位置,但大乘学派向诸佛与菩萨祈求,尤其向阿弥陀以及佛教的圣母、慈悲女神观音祈求;观音崇拜形成较晚。北方常见的喇嘛教佛教徒,手持转经轮行走,或转动路边常见的大转经筒;遍及中国的幡旗在田野中来回飘动,发出不息的祈愿。因此,不能把中国看成一个没有祈祷的国家,因为每阵风中,都有某种形式的祈祷在表达自身。
也许在佛教中,可以找到祈祷的最高境界,这或许与西方及基督教观念的渗入有关。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向观音呼求:“啊,你听见世间的呼声,拯救苦难中的人!”但大多数人的祈求,目标仍是世俗的。僧人或虔诚信徒花很多时间,低声吟诵自己全然不能理解的经典片段,或不停重复“南无阿弥陀佛”,即“荣耀归于阿弥陀”。真正遭遇困厄时,他们也会挣脱程式,向天呼号,正如很久以前庄子所写的那位道者,呼喊:“父啊,母啊,天啊,人啊!”全世界的人类也都是如此。
关于祭祀与祈祷的关系,可以指出,孔子在《礼记》中作过一个重要陈述:“祭祀不应带有祈求,因为那意味着谋取个人利益。”由此可见,祭祀本身便被视为祈祷。事实上,似乎有理由相信,不伴随口头言辞的祭祀,是最早的祈祷形式,不只在中国如此,在以色列人中,乃至世界各地,也是如此。其他人无疑已充分考虑并阐述过这个想法,虽然我想不起自己阅读时曾遇见。至少在中国,祭祀似乎先于祈祷,或将祈祷包含在内。
讨论祭祀,自然引向另一个问题,即祭司的职分。在西方国家,献祭大多促成一个特殊阶层的分化,由男子,甚至女子,组成祭司群体。但在中国,并没有与亚伦一系相对应的制度。古代虽然任命官员守护庙宇、筹备祭品,他们却不构成独立阶层,也不是执行献祭的祭司团。皇帝是全民族事奉上天的大祭司;诸侯是其疆域中的君主兼祭司;族长是宗族的祭司;父亲是家庭的祭司。大体而言,这仍是中国关于祭司职分的观念与实践。
佛教到来以后,当然发生了一定变化。今日,佛教和道教中所谓的“祭司”与僧侣,确实构成独立群体,履行一些我们与祭司观念相联系的职责,例如献供、称念祈祷、占卜及主持丧葬仪式。儒教没有这种独立的祭司阶层,所以国家有时为图便利,在与国家宗教相关的某些礼仪中,同时雇用僧人和道士。这种做法,孔子肯定不会赞同。
佛教与道教都有大批教职人员,少有人受到教育的“束缚”。佛教还有许多尼庵,某些地方偶尔以风纪败坏为由加以禁绝。佛教僧尼剃尽头发;寺院与尼庵往往有丰厚的资财。没有这种条件的,则靠向信众募化维生。在教育、道德与宗教方面,中国佛教都处于很低的状态。
道教有出家与在家两种道众。出家道士不剃须发,蓄着胡须,头发依古代中国习惯挽成发髻。在家道士通常已婚,靠种种与其迷信宗教形式相联系的法事谋生。他们是法术与巫术的主要主持者;这些活动在中国如同其他民族一样,起源于史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国家宗教中较低层次的自任祭司;由于没有更好的名称,我们把这一层次归在儒教之下,但孔子本人必定拒绝承认这种关系。他们愿接受任何委托:驱鬼、度亡魂出地狱、通过占卜或灵媒求问神意、组织盛大的公共游行护送疫鬼离境、安排戏剧庆祝神的“生日”。事实上,没有哪一项迷信生意是他们不愿插手、赚取不义之财的。
对这种道士而言,要安抚的是儒、道、佛哪一家的神或鬼,完全无关紧要;要诅咒的是哪个穷得偷白菜的小贼,也毫无区别。他可以诅咒此人在床上、餐桌旁、道路上、河流中,诅咒其全身各处,连同所有祖先和子孙;一切都可以为他赚钱。他是原始求雨者和巫师的后裔,靠同胞的苦难生活。倘若没有这些苦难,他便须创造出来;事实上,他确实如此,因为他总得活下去!佛僧也许低俗、无知、迷信,但除了半开化的喇嘛之外,大多数昏昏欲睡而不害人。道士,尤其在家道士或驱邪者,心智却扭曲得几乎不能矫正。即使皈依基督教,他似乎仍斜眼看事;圣保罗对那位希腊同类的斥责,在中国仍然适用:“你这充满各样诡诈的魔鬼之子。”
在家的女祭司、女灵媒或女驱邪者,与她们的男性同行相似。她们往往是已婚妇女,丈夫靠她们的收入生活。她们主要充当通灵媒介,所召请的一位或多位女神附在身上,通过她们讲话。我书房窗下,便有这样一位妇女的住宅与神龛。几乎每天都有请托者前来咨询。那两位听她召唤的女神,借她的嘴大声商议,一位声音低沉,一位尖细,丝毫没有使我的生活更舒服。
由此,我们进入占卜这个题目。在中国宗教的全部历史中,很清楚,人不仅可以接近神祇和灵体,也可以得知它们的意旨。不过,有一个重要问题,我希望得到更充分的说明:是否曾有人通过占卜,直接求问上帝或天的旨意?我想不起这样的实例。就记忆所及,古代占卜即便不是完全,也几乎只限于求知祖先的赞同或反对。人们认为祖先可以借助卜具,与地上的子孙交流,并有能力在这方面表达神意。诚然,人可以知道天意,但通常是在较宏大、较概括的意义上,而不是针对具体事项。人们可以向天或上帝陈告自己打算做什么;皇帝,甚至举起反叛旗帜的统治者,都曾这样做。他们相信,自己奉神意从事这些行动;成功完成以后,又进一步告成。但占卜最初似乎限于祖庙。随着其他神灵,尤其亡故英雄或大臣的灵魂被神化,占卜的范围也扩大了。今日,很少有寺庙不把卜具作为重要陈设。孔庙是一个显著例外。这也许说明,中国较高层次的思想反对漫无分别地占卜;至少就孔子而言,人们不愿把他变成问卜的神谕而轻慢他。我不敢说,关于所有孔庙,这个判断都正确;但它们格局相同,而我拜访过的孔庙中都没有见到卜具,因此推断,各处普遍没有。
古代卜具是某种草的茎秆与龟甲。龟象征长寿或不朽;顺便说一句,它也象征不道德。据说,伏羲根据龟背的纹路发明八卦。正如中国经典内容洁净,可以毫不犹豫地交给年轻人阅读,中国的占卜也似乎从未像罗马人那样,沉迷于观察羊内脏的粗陋做法。我们也很少发现生殖器崇拜、男女宗教性卖淫,或希腊、闪米特民族堕落时那些难以言说的狂欢仪式的证据。中国宗教的迷信也许令人忧伤,但很少,甚至从不,以其粗鄙令人震骇。
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曾像罗马占卜者一样,观察鸟的飞行来预测;不过,他们一向把某些鸟兽看成吉凶预兆,而脱离肉身的灵魂,也常化为狼人、狐狸、老虎、鸟等。古代,凤凰是最重要的祥鸟;它的出现,被视为神圣使者的到来,明确预示圣人或圣君兴起。孔子去世前不久,有人捕到一种不同寻常的鹿。据说,孔子认出,这就是自己出生时曾向母亲出现的鹿,如今前来宣告他的工作已经完成。
自孔子时代以后,占卜工具发生变化,也有所增加。如今最常见的,是肾形竹根从中劈开,形成两半,每半都有一个凸面和一个平面。献供之后,有时也在说明所问之事以后,将两块掷于地上。若一块正面朝上,另一块正面朝下,便为吉兆;其他落法则为不吉。
另一种探知神意的方式,是扶乩。这不像在欧洲那样,是近代的新事物,而是由来已久。乩笔连在悬于横梁的架子上,人们认为神祇会引导操作者的手,写出神秘符号;除了入门者,谁也不能解释!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把许多竹签放在竹筒中,摇出三根。三根签分别对应道士保管的纸条,他便把上面写有若干诗句的副本交给求问者。这些诗句,被认为显示占断的性质。我的一位同事,曾说服一名道士,把与自己从竹筒中摇出的签相对应的纸条交给他。
那些签文告诉他,他将有一个儿子;果然,不久儿子便出生了!
人们也借梦求取神圣指引。我认识一位儒家读书人,曾多次到庙里过夜,每次都睡得很不舒服,等待神赐一梦,指示应当采取的道路。他对结果并不热心称道。
总而言之,我想诸位已经看清,中国人并不怀疑人能够接近神圣存在,也不怀疑它们能够使人知道自己的意旨。不过,他们的心思如此注重物质,以至于这种接近大多为了世俗目的,很少为了道德或精神的发展。在三教中,我们都找不到这样一种境界:在祈祷中与神相交,热切崇敬,因神而心醉,灿然进入神的临在,渴望分享他的道德与精神本性,并同享他的圣洁。而这一切,都可以在摩西、众先知、上帝的基督,以及他的使徒与圣徒向世界启示的卓越宗教中找到。
第七讲 宇宙观念
中国人与人类其他民族一样,几乎没有什么材料能够证明,其原始先民已经把自然作为整体,获得足够全面的认识,进而为宇宙之谜所困扰。最古老的两部书,也就是《书经》与《诗经》,并未使我们了解古人关于宇宙和人类创造的观念。直到周朝,也就是中国的奥古斯都时代,我们才遇到对哲学观念的探讨。此后许多思辨的基础,是五经之一的《易经》。它通常被译为“变化之书”,但这个译名十分不充分。
有些作者,包括高延博士,误把它称为中国最古老的书,事实并非如此。就现有形态而言,它并不早于孔子时代,很可能还晚得多。整部书建立在一种中国特有的符号体系上,叫作八卦。这一符号体系有两种形式,最初的形式被归于第一位半历史性的统治者伏羲,即公元前二八五二年的人物。公元前十二世纪,文王对它作了改变。他被第二个王朝商朝的尼禄式君主纣辛囚禁,便以增加组合、变换次序并撰写简短说明来消磨时日。他的儿子武王最终推翻纣辛,建立第三个王朝周朝,又增加一篇极简短的论说。此前,原始符号已有两种更早的解释,不过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
孔子对八卦以及文王、武王的简短解释,产生了浓厚兴趣。据说,他把自己那部书的皮绳翻断了三次。《论语》又记载,他说,如果生命能够延长,他愿用五十年研究《易》,然后便可以免于大过。对这段话的解释存在争论,但无疑,它表达了他对这套符号的高度评价。他对各种排列组合的兴趣,主要在伦理方面,因为他试图说明它们对道德世界的影响。
理雅各博士认为,“三爻卦最初只是作为占卜的辅助工具而创制”。它们后来确实发挥这种作用,但最初就是为此而造,却不大可能。更有可能的是,它们是结绳记事时代的遗存,用来表示某些天文观察。《易经》书名中的“易”字,由日与月构成;在日常用法中,连续的线,也许可以说是不打结的线,被称为阳,而阳也是太阳的常用名称;断开的线,也许可以说是打结的线,被称为阴,而阴是月亮的常用名称。孔子或其一位弟子,在《易经》中明确说过,它是在尝试表达自然现象。他说:
“圣人,也就是文王,能够综观天下一切复杂的现象。随后,他在心中考虑如何把它们图示出来,并通过卦象,表示其物质形式与特性。因此,这些图式称为象,也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
在众多其他解释中,莱布尼茨提出过一种以数字解释《易》的方案,而且似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二进制”。
据说,著名的二元理论,正是从这部谜一般的《易经》中兴起。对此,我可以说,文王与武王的原始说明并未提供证据;直到孔子或其弟子增添附传以后,阴阳二字才出现。几乎可以肯定,文王与武王并不是阴阳理论的创始者。
原注:麦嘉缔牧师认为,这个八角图式与西方神话学中的八神体系有关,即开创人类的父亲、母亲、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因为这八种家庭关系,也分别用于八卦各方位。
他们那个时代,也许已有二元性的用语,但就我所能发现的而言,还没有获得后来的明确界定。这种二元术语显然是后世哲学思辨发展的结果,因为具有现代含义的阴与阳,在儒家经典及老子的《道德经》中,几乎没有位置。庄子使用过这些词,但直到距今约一千年的宋代,这一体系才支配了中国人的思想。
十二世纪的朱子,是宋代伟大的经学注释家,也是经典与哲学的权威。他研究八卦,写下详尽的自然哲学论著。直到今天,他的思想一直是中国的正统。四十年前,麦嘉缔牧师翻译了其著作的第四十九部分,但他的解释未获汉学家接受。他的译文需要修订;事实上,整个宋代哲学,都有待能够用现代哲学术语表达它的人,加以研究和阐释。
我们也许永远不能解读原始图式;即使能够,也不能肯定如此费力之后,便会增添多少知识。不过,我认为,我们仍可饶有兴趣地看待它,因为它是我们现有最有趣的象征之一,显示人类,至少中国人,如何从原始野蛮走向文明状态。如前所述,我不大相信它只是为了占卜而发明的;我带着几分经验性的猜测,把它与原始计数体系,或以历法安排季节的方法,或两者,同时联系起来。有些未开化部族至今仍给每件物品分别命名;若考虑到用计数体系取代这种做法的重要性,便更能体会这种发现意味着多么巨大的进步。现代数理科学的复杂难题,与能把几个简单数字符号相加的人,同连二加二都不会的人之间的距离相比,几乎算不了什么。又如四季、月份与周年循环,我们都视为当然,毫不在意;人类幼年却并非如此。印好的历书告诉我们,何时是岁首月初,何时是春分秋分,月亮何时盈亏,日月何时发生蚀象,蚀到何种程度。原始中国并不是这样。那时没有历法,月份与季节的次序,以及太阳年的长度,都没有确定。甚至发明历法以后,也仍不断出错。例如,《书经》中可见,每位君主即位后的首要职责之一,便是校正历法。确定太阳年的困难,从西方历史也可看出,因为直到格列高利的时代,我们才有正确的历法;俄国至今仍沿用格列高利改革以前的办法。
因此,早期中国人把简单的计数知识与天象观察结合起来以后,便不能不发现:天体一切复杂运动,以及地上无数变化,都受法则支配;他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宇宙之中。也就是说,自然的进程,即道,或自然法则,本质一致,却通过一种二元的分化,呈现无数不同形式。这种分化具有对立或互补性质,表现为光明与黑暗、阳性与阴性、男性与女性、善与恶,等等。不过,这项发现中的二元部分,似乎直到周代中期或末期才充分形成,至少才得到明确表述;事实上,进一步研究也许还会证明,二元观念是从巴比伦传入的。关于八卦,暂且说到这里。现在转向其他观念。
儒家对奇异事物保持值得称许的怀疑,因此保存的本民族神话与传说,自然少于道家。道家相信怪诞,不仅保存了古代神话,而且往往掺入大量杂质,又增添无数较晚的故事。印度教丰饶的想象,也刺激了中国人的仿效;如今,许多神话究竟原来在中国古人中怎样流传,后来同一神话或其他神话又怎样受到佛教输入的影响,已经难以分辨。民间关于创世的观念是:宇宙最初呈一个巨卵的形状,可以说是世界之卵;其中产生一个生命,或造物者,名叫盘古,又称“混沌”或“混沌之人”,可能指最先从混沌中建立秩序者。图画把他描绘成一个巨人,忙着挥锤持凿,开辟岩石,塑造宇宙。另一种说法则是,他的死亡产生了现有的物质宇宙:“他的呼吸化为风云,声音化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化为四方与五岳,血液化为江河,筋脉化为地层,肌肉化为土壤,须发化为星宿,皮肤与汗毛化为草木,牙齿骨骼化为金属,骨髓化为珠玉,汗水化为雨;他身上的寄生虫受到风的孕育,化为人类。”
原注:梅辉立《中国读者手册》,第五五八条。
卡鲁斯博士指出,这“不仅是北欧巨人伊米尔神话的中国版本,也是巴比伦提阿玛特故事的中国版本”。他又说,“盘”表示碗、盆或其他中空器皿;“古”则依写法不同,可表示古老,或坚固、坚实,所以“这个名字显然意味着原始深渊,或用更简练的德语说,乌尔格伦德。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巴比伦提阿玛特,即深渊一词的翻译”。我不否认这个神话可能有共同起源,但须提醒诸位,卡鲁斯博士的解释方法显然不同寻常,含义也不像他宣称的那样清楚。事实上,这个名称及其起源都笼罩在疑团中。我们不知道它何时开始在中国使用。古代文献没有提到它,中国第一位大史家司马迁也没有提到;不过,没有这样的记载,也不能证明它的起源不古老。
在距今近两千年的汉代,显然受到印度思想刺激,有人说,从创世到捕获麟,也就是孔子认为预示自己将死的那种罕见鹿类,已经过了二百二十六万七千余年。一千年前的宋代,这段时期又被增至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这一时期分为十纪,第一纪的开创者,是前述盘古,即第一个被创造的存在。我不必逐纪讨论,只须指出:据说第八纪发明了纺丝;其中一位统治者被称为有巢氏,暗示他最先为自己建造住所;继起者为燧人氏,即生火之人,也就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第九纪出现了伏羲,又称包羲,通常被视为中国第一位半历史性的君主,也是文明的奠基者。他的年代被定为公元前二八五二年至前二七三八年。与其他中国早期君主一样,据说他神奇地受孕,母亲感天而有身,怀胎十二年。在他以前,据说人民像禽兽般生活,以树叶或兽皮蔽体,吃带毛带血的生肉,知母不知父,男女结合不讲礼法。伏羲教人烹煮食物、播种收获,并以纺成的丝制作乐器。他又发现书写之术,取代结绳记事;人们相信,这种技艺通过黄河中出现的一匹龙马背上的图文,受到神圣启示而传给他。婚姻法则的确立、历法的形成,以及原始八卦的发明,也都归功于他。
我列举这些,是要说明:中国人清楚认识到文明不断进步,人从一个并非“比天使微小一点”,而只是略高于禽兽的阶段,上升到了如今的地位。
离开这些传说,转而询问古代哲学家关于宇宙创造说了些什么,我们发现,能够指引我们了解其宇宙观念的材料很少。孔子及其弟子尤其如此。儒家本质上具有政治与道德性质;对于孔子,超出实际事务范围的思辨,几乎没有吸引力。老子也没有给我们多少帮助。他的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同时代的孔子一样,兼具政治与道德性质,虽然其基础是表面近于无政府思想的无为学说,即人人依自然法则生活。
在庄子那里,我们发现大得多的进展。他在好几处谈到道或天的法则,仿佛那是一种活的存在,是万物的创造者与变化者。例如,第六篇说,道“以自身为存在的根本。在天地以前,自古以来,它便安然存在。神灵的神秘存在由它而来,上帝的神秘存在也由它而来。它产生天,产生地。它先于太极”——也就是一切物质由之产生的原始以太。
同篇另一处,他借一个形体畸变的道者之口说:“造物者何其伟大!竟把我造成如今这个畸形的样子!”然而,此人并不抱怨。再往下,他又让另一个人说:“啊,我的师!啊,我的师!他,或它,赋予万物各自相混的性质,却不以为义;恩泽遍及万世,却不以为仁;比最古的上古更古,却不自以为老;覆盖天空,承托大地,雕琢塑造一切形体,却不以为是技巧——这就是我从中获得快乐的存在。”这里的他,或它,究竟代表道,还是道之内一种有生命、有知觉的力量,并不清楚。
第十二篇又说:“在万物的太初,空旷中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可以命名的东西。在这一状态中,最初的存在产生了;虽已存在,却仍无形。由此,事物才得以产生,并各有我们所说的自身特性。无形者,或混沌,发生分化;接着,我们所说的赋予过程便不停进行。两种过程持续运行,事物于是产生。事物完成时,各自独特的轮廓形成,我们称之为形。形是身体,保存精神于其中;各有特殊表现,我们称之为性。”
第十三篇又说:“帝王之道,是以天地为创造者,以道及其特性为主宰,以无为为常则。”
最后再引第十四篇中的一个例子。他说:“天怎样不停地运转!地怎样始终安处!日月是在争夺各自的位置吗?谁主持并引导这一切?谁把它们约束、联结在一起?是谁不劳不费地促成并维持它们?难道有某种秘密机关,使它们不能不如此?还是它们就这样转动,不能自行停止?云又怎样成为雨,雨又怎样形成云!谁如此丰沛地布散它们?是谁不劳不费地产生这种自然的欢娱,又仿佛在激发它?风从北方兴起……”等等。
因此,在庄子身上,我们看见了探问的心智。他似乎以如下主张回答永恒的问题:自然现象背后存在智慧,一切存在都由心智创造,万物从原始以太演化为他所见的无数形态。
佛教携带印度思辨传入,无疑构成一种刺激;然而,中国的思辨始终没有真正离开早期思想奠定哲学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一种尚未充分发展的一元观念,最终分化为二元;儒家与道家都有这一观念。理雅各博士说:“《易》,也就是《易经》,编定之后,又过了一千多年,儒家才形成原始物质的学说。”就儒家而言,这也许正确;就道家而言,则不正确,因为《庄子》中已经表达了它。这一学说似乎直到本千年初期,在宋代著名儒者朱熹影响下,才得到儒家的接受与阐释。不过,众所周知,朱子不仅精通后来由他大力阐释的正统著作,也熟悉并受到道家及佛教思辨的影响。
在本千年间,阴阳学说已经如此深入人民的哲学、宗教与实践,以至于讨论中国宗教时,不能忽视。高延博士认为,万物有灵信仰是中国宗教的原始形式,也是至今的真正核心;他显然还认为,从原始时代起,这种万物有灵信仰就被理解为具有阴阳二元的性质。作为工作假说,我并不反对把万物有灵信仰视为中国宗教的原始形式,如同看待其他一切宗教,包括我们自己的宗教一样。不过,研究宗教起源时,考察“从中凿出的岩穴”固然有趣,观看已经凿出的石材,却更有趣、更有价值:看它发挥了什么作用,被雕成什么形状,又刻出了何等美丽的纹饰。万物有灵信仰也许确曾是中国宗教的原始形式;在那个早期阶段,无论他们还是我们的祖先,也许都认为山丘与溪流具有内在的灵魂、内居的精灵。但中国人早在许多时代以前,便已从内在之灵的观念上升到超越之灵的观念。如前所述,今日中国的神像、树木与河流,其具有内在生命的程度,并不高于罗马天主教或希腊正教教堂中的圣像,甚至低于弥撒中被认为获得生命的圣体要素。
简言之,万物有灵信仰也许是中国宗教的原始形式;但阴阳二元学说,作为高延博士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无疑在近代宗教、哲学与实践中发挥强大作用,我却找不到充分证据,证明它像高延博士所认为的那样古老。这种二元论的历史,仍须仔细研究和阐明,因此,我必须带着一定保留来谈。不过,经过一次确实过于粗略的古籍考察,我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材料表明,二元理论是中国人的原始观念之一。《书经》与《诗经》都没有按现代意义提到它。《礼记》提到过,然而该书现有形态形成得晚得多。至于高延博士特别援引的《易经》,在文王与其子武王所作的古老部分,我找不到这种理论。事实上,直到周朝后期孔子时代,阴与阳才被引入;即使那时,也尚不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体系。
我不知道阴阳理论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处于什么地位;但看来直到本千年开始,自宋代起,尤其朱子时代,这一理论及其全部细密解释,才支配中国生活。它在近代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是十分明显的。对于高延博士描写其当今强大影响的部分,我愿明确表示赞同。
那么,这种二元宇宙理论,这把打开宇宙奥秘的双齿钥匙,究竟是什么?可以简述如下:最初一无所有,一切空虚。随后,物质以无形之气的形式出现;究竟自发产生,还是由创造者造成,并不清楚。这种混沌之气称为太极,即最大的终极,或原始物质。它经过漫长旋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粗重,沉降为地;另一部分精轻,悬浮为天。沉降的部分叫阴,另一部分叫阳。
我已经说过,据称这一二元论所出自的《易经》,其“易”字由两部分构成,上部指日,下部指月。还须提醒诸位,阳后来也表示太阳,阴也表示月亮;它们又指光明与黑暗,随着时间推移,包含许多对立观念,例如正与负、男与女,等等。事实上,欧洲作者常把它们称为“男性与女性的原则”。较早表达这种二元观念的两个词,是乾与坤:乾表示天、坚硬、强健等,坤表示地、柔软、弱等。较早的乾坤与较晚的阴阳,常常都可以译为“宇宙”。
因此,无论起源如何,有一个事实不变:二元论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实际采用的理论,并深入国家与家庭生活最密切的关系。自然界的一切,非阴即阳。天、光明、温暖、男性、父性、力量、生育力与生命,都是阳;地、黑暗、寒冷、女性、母性、柔弱与死亡,都是阴。
这一原则也被运用于不可见的领域。必须记住,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深地生活在灵界包围之中,并让自己受其支配。周围与其说是空气,不如说是神灵;但这些神灵并不被认为固定内居于物中,而是不断来去。它们或独自到来,或成群出动;无处不在,数目超过中国千百万的人口。不可见的世界,被设想为中华帝国的准确复制。上帝是灵界皇帝,有众多官员、衙门、差役、监狱、刑罚,以及无数灵界百姓。
这些灵体也符合二元观念。即便想批评,我们也不能过分苛责,因为自己的体系中,同样有善灵与恶灵的二分。中国人关于不可见世界的观念,也区分阳的善灵与阴的恶灵。不过,古代是否已清楚作出这种区分,值得怀疑。如今,有两个词表示这些灵体:神指善灵,鬼指恶灵。但神最初即使不是完全,也主要用于自然神灵;直到较晚时期,才用于有肉身或离开肉身的人的精神。如今,神属于阳,表示仁善的灵,无论自然神,还是善良的亡魂;它甚至也用于活人的精神。
另一个词是鬼,表示阴或恶灵。它原初的意思类似希腊语的代蒙,指脱离肉身的人的灵魂。随着时间流逝,中国人像我们一样,将其含义限定为各种恶灵。经典中常把鬼神连用,概称诸灵;但当时代蒙尚未变成后来那种恶魔,鬼神所指的是自然神灵与人死后的灵魂。例如,孔子说过如下的话,这也涉及超越性问题:“鬼神显现其德的力量,何其丰盛!我们看,却看不见;我们听,却听不到……它们使天下人斋戒洁净,穿上最华美的衣服,前来祭祀。随后,它们仿佛浩浩荡荡,在头顶上,又在四面周围。”
原注:《中庸》第十六章。引文按作者英文译回。
没有证据表明,即使在孔子时代,灵体也已经按善恶意义分为阳与阴。这种区分,可能是在晚得多的时期,受到佛教影响才出现的。不过,更古时期已有有害力量使人感受到其存在,这一点可以肯定。《论语》告诉我们,人民驱逐不祥时,无疑像今天一样喧闹,孔子总要站在祖庙的台阶上,安慰祖灵,免得它们受声音惊扰。这也许只是一种过于郑重的做法,像祖先仍然活着那样对待他们。至少,它表明,以法术驱除不祥,在他的时代已经流行,甚至无疑在此前漫长岁月中也一直如此。
充满中国的众多灵体,促成了一种知识体系的发展。它出自阴阳观念,称为风水,即风与水,换言之,是自然哲学。神灵控制宇宙的每个部分,所以人的每一种行为都会影响它们;人便必须避免做任何可能扰动不可见力量的事情。于是,一套细密的堪舆与亡灵术体系出现了,可能由原始巫术发展而来。风水的精细化,以及所附加的堪舆与亡灵术内容,形成于较晚时期,当然,人们仍将它归源于中国那部神秘之书《易经》。该书中找不到这种性质的东西,虽然据说作为其基础的八卦,已被赋予后来阴阳理论的一切发展。
因此,阴阳二元体系已经超出单纯思辨宇宙秩序的理论,发展成一种应用知识。理论本身简单,群众容易理解;但一旦进入实践领域,无数可能组合便要求专门人才的智慧。所以,中国有一大批专家,靠解释自然力量谋生;几乎可以说,是靠解释自然中鬼魂世界的运作谋生。他们出自各个思想流派,也来自各社会阶层。高傲的儒家学者,对这一学说及其风水或堪舆的发展,同最愚钝的佛僧、或通灵的道教灵媒一样,深信不疑。
既然神灵无处不在,又可以寄居任何东西,那么,每一种新的行动,都必须先确认不会扰动神灵,这便至关重要。因为神灵有能力,也有意愿,向扰乱其安宁者报复。因此,若要翻动久未动过的土地,建屋,甚至修猪圈,没有人敢在请教堪舆师、弄清是否破坏风水之前动手。修墓也必须谨慎择地,先讨论其风水条件,确认能使死者灵魂安息;否则,死者属阴的部分不得安宁,便可能化为特别凶厉的恶鬼,使家人遭殃。因为一个家庭的兴旺,不仅取决于生者的努力,也同样取决于亡者的善意。
因此,这一学说造成的结果,是无数棺木长期不葬,等待选出合适的墓地。我曾在一位绅士家中讲道,身后放着一口棺材,我原以为是空的;礼拜结束后才知道,棺中已有遗体停放六个月。尽管许多高明的风水先生尽力寻找,也可能正因为他们的努力,吉地始终未能选定。无论走到中国哪里,都能看到尚未安葬的棺木;有些由于生者贫穷,许多则由于风水的繁难。
有时,一个家庭多年遭受厄运,堪舆师便说,是父母墓地选得不好。于是,人们掘出死者骨骸,装入瓮中,迁到较好的地点。
这种关于阴阳、风水、善恶神灵,尤其恶灵的学说,若不是中国人性格中已经形成温和的宿命观,简直会使生活不堪忍受。也有一些人,无论有学问还是无学问,都把整件事置之不理,照常生活。另一些人却因事事谨慎,使生活成为负担。有的人出门旅行以前,一定要请教街上众多算命者之一;这些人随时准备宣布,其阳占优势,还是阴占优势。阴阳先生决定每一种新行动是否适宜,无论订婚、婚期——新娘本人对此没有发言权——开店、孩子第一次剃头,还是蓄须,事事如此。不仅要请教先生,行动之前还常须向某个神祇献供,祈求保护。
二元学说也进入道德领域,因为德被认为属阳,恶则属阴。因此,充满德行的人,也充满阳;他发出的阳气,能够克服一切阴或邪恶的影响。这个观念含有一定真实性,以至于厌恶或畏惧阴的影响,对许多人修养德行有所帮助。而且,善人所施的阳性影响,对于别人,以及他所居住的地方,都有价值。孔子曾说,使一个里巷美好的,不是财富,而是德行;虽然他说这话时,并未联系阴阳观念,后来的追随者却相信,真正的德之阳气,会从善人身上发出,驱散原可能作祟的阴性或邪恶力量。
因此,在这一方面,阴阳宇宙论对中国生活产生过有益影响。这并不是说,德行起源于这种理论。中国的德行历代相传,源于古代高尚之士;他们爱德行本身,也爱它为今生增添的美与力量,以及它对来世所给予的希望。但是,当这一学说离开哲学家的书斋,作为应用知识进入人民日常生活以后,便在他们肩上加了一副任何民族都难以承受的重担。它堵塞了国家致富的道路。矿山不应开采,免得惊扰神灵,给地方带来灾祸;铁路也不应修筑,理由相同。河流与水道不应取直,新式灌溉工程也不应兴办,尽管这些可以使大批人民免于饥荒;钟楼或高大建筑也不应兴建,免得破坏风水。另一方面,佛塔却遍布全国,大多由信奉阴阳者建造,为的是妥善保存当地风水。这实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人民中的德之阳气还不够活跃,以至于非添一座高塔,便不值得信赖!
初读高延博士下面这段话时,我赞许地作了标记;但进一步考虑后,却发现有许多值得批评之处。
他说:“在中国的传教士,如果希望战胜偶像崇拜,首先必须摧毁对恶鬼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所根植的经典宇宙论,即阴阳教义;直到今天,它仍构成最高层次的儒家真理与智慧。他们必须教导中国正确认识自然及其法则。中国的皈依,所需要的,不下于文化、知识与思维方式的彻底革命;历来塑造这些的,是古代,以及使古代发声的经典。”
原注:高延《中国人的宗教》,第二十页。
关于教育,我同意他的看法,因为我坚信,“教导中国正确认识自然及其法则”,是传教事业不可忽略的一部分责任。但我不认为传教士必须先摧毁对恶鬼的信仰。传教士如何手持《新约》走到中国人面前,却解释说基督所驱逐的鬼从未存在,这并不容易明白。崇拜恶鬼与研究恶鬼,是两件不同的事;一种新的爱所具有的驱逐力量,也就是对基督的爱,足以终止恶鬼崇拜,使中国人的心摆脱对恶鬼的奴隶式恐惧。我毫不犹豫地这样说,因为我在数千个事例中见过它的效果。而且,阴阳宇宙论也并不构成今日儒家最高层次的真理与智慧。最高的真理与智慧,表现在《大学》的开篇;它讨论教育的目的与实质。孔子在那里规定:“教育的目标与宗旨,是使明德显明,革新人民,止于至善。”阴阳组合远非最高真理与智慧;《论语》《大学》《中庸》或《孟子》中,甚至一次也没有出现这个组合。最后,我也不认为中国皈依,需要像高延博士所要求的那样,使文化、知识与思维方式发生如此彻底的革命。基督来不是要毁坏,而是要成全;在中国,已有宏伟的神圣真理基础,可供他在其上建造。所需要的是建设者,而非毁坏者。传教士最伟大的职责与喜乐,不是摧毁较不美好的事物,而是宣讲更加美好的基督。他如此充分地满足中国人心中的渴望,以至于阴阳、风水、鬼魂与恶魔都变得微不足道,仿佛并不存在。此外,耶稣基督真正的阳性影响,经由基督徒进入他人的生活,比许多佛塔更强大、更有效。
第八讲 灵魂、祖先崇拜与末世观
考察灵魂问题时,首先必须区分身体中的灵魂与离开身体的灵魂。有些名称同时用于两者,因此很有价值,表明人们相信灵魂及其个体性能够继续存在。
有一个词,成为一大批重要心理学著作所探讨的主题,这就是“性”,意思是本性或性格,尤其指人的本性。孔子虽偶尔提到它,但公认的专长是道德哲学,而非心智哲学。因此,我们看到,一位主要弟子说,他们听过老师讨论文化与修养,却没有听过他讨论性,亦即灵魂,或天道,亦即天的运行或法则。换言之,他不愿离开道德与政治哲学家的本职,被引入心理学或神学的思辨领域。
然而,他并未完全不留下自己观点的证据,只是不同于某些追随者,尤其那些写下大量形而上学著作的宋代学者,他没有留下经过系统论证的陈述。因此,我们只能从流传下来的零散言论,以及他对灵魂相关事物的一般态度,推断其思想。
《论语》中,他只一次谈到性,说出后来举国皆知的一句话:“性相近,习相远。”通常的理解是,人出生时,本性大致相似,但在生活实践中逐渐相去甚远。另一种解释认为,他意指人初生本善,而在实践中逐渐偏离。孟子明确倡导人性本善的学说。在他的时代,人究竟性善、性恶、既非善也非恶,还是兼有善恶,已经引起广泛讨论。
不过,关于孔子的观点,最明确的陈述见于《中庸》。其中说:“天所命定,或赋予人的,称为性,也就是本性或灵魂;顺应这种本性,称为道,也就是正路;调节这条道路,称为教,也就是教导。”这里承认,人内在有精神,有它应当遵循的正路,也有引导它沿此道路修养的必要。他接着说:“道不可片刻离开;如果可以离开,就不是道。因此,君子对于看不见之处谨慎,对于听不到之处戒惧。没有什么比隐秘更显露,没有什么比细微更彰明。因此,君子在独处时也警醒自守。”字面意思便是“谨守其独”。
后来,他又说:“唯有至诚者,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性。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性,便能同样发展他人的性;能够充分发展他人的性,便能同样发展其他生物的性;能够充分发展其他生物的性,便能协助天的变化与养育之功;能够如此,便能与天地构成三者并立。”这里陈述的天地人三才,已经成为中国信条的重要内容。不必因此假定孔子意指人与神平等,而应理解为:人是神圣作用得以实现的三大力量之一。
他随后又说:“诚,使自身得以完成……诚是万物的起点与终点;没有诚,便没有事物,因此君子重诚。通过诚,他不仅完善自己,也完善他人。自我完善意味着德行,完善他人意味着智慧。这两者,德与智,是其性,也就是本性的道德品质,一方面向内,另一方面向外,体现道,即正路。”
最后又说:“唯有完满的德,才能实现完满的道。因此,君子尊重自己有德的本性,以问学为志业,探求最广大之处,也深入最空灵精微之处,力求高明,同时遵循中道。”
从以上引文,诸位可以清楚看出,孔子明确说,人有由神圣力量赋予的性或精神,有一条神圣规定、应当遵循的道路;人须受教,才知道这道路是什么;智者则必须以至诚探求它,亲自践行,并由此影响广大人民,使之同样践行。这一切都很好,但人们自然还想知道,这个道,或这条道路,通向哪里。它只适用于今生,还是性,也就是灵魂,在离开身体以后仍继续存在?
孔子对这类问题没有明确作答。一位弟子问他对鬼神应尽什么责任,得到那句著名的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弟子又大胆追问死亡,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弟子只得以此为满足。
原注:《论语》第十一篇,第十一节。
另一次,有人问死者是否知道子孙对自己的事奉,他回答,如果明确说死者知道,担心孝子会因献供而耗尽家财;反过来,如果说死者不知道,又担心不孝之子会完全不敬奉亡亲。
原注:《家语》,即家中传述的言论。
因此,他虽然不愿明确断言,死者是否知晓生者的祭祀,却绝不能由此证明,他对死者继续存在抱持不可知态度。他是极其笃于宗教的人,既严格遵行祖庙礼仪,也主张严格遵行。他没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心肠;因此,我找不到证据,表明他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倡导这些礼仪。事实上,他的全部行为,以及他所要求的祭祀诚意,都表明:虽然他没有就人类灵魂的延续作出教条式陈述,他却相信它,甚至可以说,视为当然。用《论语》的话说,他“祭神如神在”;他自己又说:“吾不与祭,如不祭。”
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及其正统追随者直到今日所持的态度是:灵魂离开身体以后,仍应被看作继续存在;生者有责任以死者在世时所喜爱的东西供献,表达亲爱与尊敬,即使并不能确定,死者是否真正知道这些供物。
还有明确证据表明,从早期起,中国人便相信,死者继续关心生者的事务。古代帝王每当准备采取重大行动,总要在祭祀时正式告知祖先,求取赞同;显然,他们相信亡者能听见,并能表示赞同或反对。这正是占卜的力量所在,因为古代通过这种方式求知的,似乎是祖先的意志,或通过祖先表达的天意。
佛教传入以后所发生的偶像崇拜、英雄与贤者神化,以及神祇增多,使占卜离开祖庙,进入祭奉这些后来崇拜对象的庙宇。
在儒家经典中,我找到两个,也只有两个表示离体之灵的词:一个是神,另一个是鬼。后来还使用了魂、灵、气、魄、明等词,但这些出自后来的哲学思考。经典中的神,既指自然神灵,也指离体之灵。随着时间推移,它也开始表示仍在身体中的人的灵魂。如前一讲所说,经典中的鬼,指代蒙,也就是离体的灵魂;《诗经》中还有一次用它表示精怪。后来,它才逐渐表示恶灵。所以,我们最初看到,这两个词合成一个说法,偶尔作神鬼,更常见的是鬼神。我找不到证据,证明麦嘉缔牧师及如今高延博士所主张的观点,即古代哲学已经发展到能把每个人的灵魂界定为鬼与神两部分组成的二元体。更找不到证据,表明孔子以前的形而上学已经发达到,将人的灵魂划分为后世哲学讨论中的三部分与七部分。没有什么使我们能够断言,古代中国人所信的,不是每人具有统一的灵,而此灵在离开今生以后仍保持统一。在出现相反的新证据以前,我仍会相信,阴阳二元理论不是原始观念,而是起于周代。因此,我认为,到那时,一种较简单的二元理论才被运用于人的灵魂:某些灵成为神,另一些成为鬼。直到更晚时期,我们才开始发现,单个灵魂被看作二元构成,属阴的部分由鬼,也就是阿尼玛表示;属阳的部分由神,也就是阿尼姆斯表示。在这一发展中,鬼代表动物性的灵魂、激情,或本性中较低的部分;神代表生命组织中较高的部分。
在这个较晚时期,又引入两个词,表示灵魂中鬼与神的两个部分,或互补成分,即魄,对应 阿尼玛;魂,对应 阿尼姆斯。就我所能发现的而言,直到公元纪年开始后相当久,魂才进一步分为三,魄分为七。这也许是对同一个灵魂的各种功能所作的粗略心理学区分,而非像有人暗示的那样,把灵魂明确分割成许多各自独立存在的实体。我无意轻视中国往昔思想家解释困难心理问题的努力。他们真诚地尝试格物,也就是探究事物的本性或整理事物之间的关系,虽然往往徒劳,甚至显得可笑,我们又何必蔑视?想到欧洲自身形而上学的历史,在我看来,我们几乎没有理由嘲笑中国思想家那些过于强调逻辑的体系。而且,我们究竟真正了解多少中国哲学?是否曾有任何欧洲人真正研究过它,仍是一个问题。相关著作浩繁,术语难以准确翻译。事实上,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仍有待研究和撰述。
回到三魂七魄,虽然它们也许原本只是哲学观念,这一观念却已渗入民间。即使无须假定最初就有把灵魂分成十部分的意图,民间理解却已经产生这样的结果。不过,本质上仍保持两分,即魂,也就是阿尼姆斯,有理智的灵魂;以及魄,也就是阿尼玛,感官欲望的部分。至于魄,如果死者妥善安葬,它便回归所出自的大地或较粗重的元素,似乎不再存在;但若安葬不当,或拖延太久,魄便成为极其危险凶恶的鬼,无恶不作。这类恶鬼,以及变形兽类、鸟类和其他事物的精灵,例如狼人、狐精、虎精等,会附在人身上,有时造成可怕的群体附体现象,许多人因此死亡。现代病理学家大概会把这种流行现象诊断为一种癔症,但中国人宁愿“相信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证据”,对他们而言,鬼非常真实。假如皈依基督教必须等待中国人对鬼附体的信仰被摧毁,那就要等很久了。
至于灵魂中属神的部分,也就是理智、道德与精神性的阿尼姆斯,如今称为魂或灵魂。“魂”字由表示云气的“云”,以及表示离体之灵的“鬼”组成。“云”这一部分也许只表音,不过更可能与字义有关,暗示空灵之气。“灵”字由雨滴和巫者构成,意思是巧慧、聪明,起初可能与求雨有关。两个字合用,成为如今传教士用来表示灵魂的“灵魂”。中国人还用另一个词表示这种阿尼姆斯,或灵魂中较高的部分,即“明”。它意味着,人的灵魂摆脱了阴,或较粗重的本性,变得空灵,便上升到阳的领域,也就是光明之中。“明”也与神连用,成为神明,表示有别于恶鬼的神圣之灵。
中国人对于三魂七魄,无论抱有何种迷信或不正确观念,我想诸位都能看出,其中仍有许多可供运用的良好材料。他们认识到,放纵感官欲望的人,会使自己的鬼性增长,损害甚至消灭神性或较善良的部分;相反,人的灵魂可以通过培养神性或较高本性,摆脱粗浊的激情,在此世进入光明,并在另一存在领域成为“明灵”。想知道一个民族能够陷入多深迷信的人,应读高延博士辛勤搜集的那套珍贵而浩繁的实例。他为传教士与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巨大帮助。虽然我不能同意他的某些结论,也认为他让谁都无法轻描淡写的迷信黑暗,遮蔽了中国最优秀人物著作中,以及许多当代中国男女生活中确实存在的美,但对于他为我们所有人提供的贡献,我只有钦佩。
综括正统儒家关于灵魂的观念,可以说:虽然有人可能受到佛教灵魂灭绝观念的影响,灵魂继续存在却得到普遍接受;不过,对于死后是否知晓世间事务,理论上仍持不可知态度。这种不可知,或者更准确地说,缄默态度,受到孔子鼓励。然而,他也像其追随者直到今日所做的一样,向祖先献供,一部分出于孝敬,一部分出于一种感觉:死者也许有知,能够赐福保护,也许也能做相反的事。这是哲学上的态度。不言而喻,广大民众并不受这种疑问困扰。
现在转向道家。几乎从一开始,追求不朽就是道家信仰的核心。庄子哲学鼎盛的时代过去以后,这一学派便生活在一个想象不受约束、充满仙人与精怪的世界。其鬼魅神仙数不胜数。道教信徒是中国的通灵者;巫术、法术、附体与驱鬼,是他们赖以呼吸的生命,甚至是实际生计。可怕的义和团事件,见证了他们的得意时刻。面对现代步枪,他们挥舞具有灵力的马尾拂尘,外国人的子弹又能奈何?被派去对付他们的中国士兵,竟不敢开枪,怕帮助他们的神灵把子弹反弹回来,杀死莽撞的射手。
道教徒不仅相信灵魂可以在肉身死亡后继续生活,而且从很早时期便相信不死或升仙,相信身体与灵魂都能进入仙人之境。他们可以像以诺和摩西一样离去,从此不再被看见;也可以像以利亚一样,被光明之车接走。有些人的说法似乎暗示,灵魂会融入终极的气,消失于绝对者,如水回归海洋。但这并不是普遍观念,因为图像清楚地把仙人画成活着的、留须的老人,以及面容温和的女子,穿着中国古装,也许正在下棋,或从事其他仙人的愉快活动。
这个题目无须长篇讨论。只须指出,两千多年来,道教徒一直在寻找长生不死药。据说,有些人找到了构成仙药的神奇草木,服用后升入福地。我不知道这种寻找是否仍在继续。不过,人心本能的呼声,而且我相信也是神圣的呼声,从未离开道教徒的心。我们可以为这种渴望欣喜,因为与活着的基督相交,道教徒的心可以获得我们同样获得的满足。即使他们的观念与方法幼稚得可怜,我也不愿轻视。可怜,承认这一点便够了;那是儿童心灵可怜的幼稚,仍在未被开辟的自然森林中惊奇、徘徊,体验阴翳林地所带来的种种惊叹、恐惧与欢乐。
至于佛教,它以大乘形式来到中国,至少在中国获得接受的是这种形式。经过无数轮回以后,灵魂停止存在的小乘观念,在中国也有人倡导;转生动物与其他生物的复杂奇说,无疑也影响了中国生活。但大乘佛教接受个体继续存在的信仰,并认为,这种继续存在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人在今生的行为。随着佛教传入,或至少很早便与其相关,来世被分成天堂与地狱两种状态。这种两界区分,深深抓住了中国人的心灵。其最初来源,我们没有足够证据判断;它也许来自比印度更西方的地方,与基督教某个支派有关。无论如何,佛教以外的中国人也接受了这个观念。在大多数,甚至可能所有城市的东岳神庙中,我们都能看到天堂与地狱的表现形式,体现一种从西方传入以前,中国所不知道的观念。
这些表现形式十分生动,尤其是地狱图景;因为无论中国还是欧洲艺术,对于天堂种种可能境界的攀升,都不及对于地狱恐怖的深入。中国画家笔下天堂的平庸,很难吸引多少人;但他们描绘的阴间酷刑,却可能使人因恐惧而被迫趋向天堂。那里,逼真的人物塑像被面目可怕的鬼卒锯成两半,在臼中捣成肉泥,妇女被投入血池……罢了,我不必用折磨诸位感情的方式,把诸位赶进天堂。每一种刑罚都与受刑者的罪相应;有时,犯罪的特定器官正承受痛苦净化,也被生动表现出来。也许值得惋惜的是,我们的祖先没有用大理石,或像中国人一样用较易毁坏的泥土,塑造出他们以言语唤起、却不那么直观的酷刑。假若他们这样做,眼前景象也许早就使其心软化,使其教义更为人道。
这种外来的天堂地狱观念,由于阴阳二元学说,在中国找到了契合之处,因此很容易成为民族信仰的一部分。我不认为它是为政治目的而被接受,但无疑,官员认为它具有威慑价值。事实上,原本简单的来世赏罚观念,发展成一套十分完备的制度。到城隍庙看看,便会发现,官方所设想的来世,以一个衙门为中心,正像此前中国各城市那些施行不洁司法的衙门。主审、助审、警役、差役、行刑者,一应俱全;当然,灵界的下属更加狰狞可怖。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有人告诉我们,一个魂随身体入墓,一个魂进入祖先牌位,第三个魂前往他界,但在庙宇所表现的死后生活中,三魂七魄的观念却显著地缺席。那里呈现的是个人的灵魂,诚然被赋予身体形象,但他或她作为一个整体,处在天上或地下某一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官方承认个人的延续、灵魂的统一,以及罪、义和将来的审判。因此,无论儒者中存在何种不可知态度,善于哲思的佛教徒抱持何种涅槃观念,官方修建的庙宇中所表达的,便是中国正统的官方看法。
我把上述观念与佛教联系起来,是因为在进一步研究缺乏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这些与中国古代观念不同的末世思想,并非阴阳学说自行发展而来,而是在佛教传入时期从西方输入的。它们如何进入佛教,仍有待更充分的证明。可以确定的是,大乘学派虽然宣讲灵魂转生动物界的学说——它及其自然推论,即戒杀动物,影响了务实的中国人,却从未支配他们——也明确宣讲灵魂在天堂或地狱中继续存在。如我已经说明的,它还把通过善行与虔敬仪式,使灵魂得救进入天堂,作为实践的重要部分,尤其与观音崇拜,即佛教形式的圣母崇拜,或不倦地称念阿弥陀相联系。
佛教教职人员,无论出家或在家,其收入的重要部分,来自以法术释放地狱中的灵魂。在这种对灵魂,也对金钱的贪求中,道士与他们既是对手,也是同伴。两者即使未明说,实际上都声称掌握天堂与地狱的钥匙,因为都宣称,只要报酬足够,便能打开地狱之门,把已故父母从正在承受,也许本该承受的痛苦中解救出来。
因此,就传教士的工作而言,当他向中国人宣讲因果法则并不限于眼前可见世界时,会发现,人们为他作的准备甚至已经过头。他所能做的,是净化中国人心中粗陋的想象;正如在我们中一些人的有生之年,我们自己也不得不净化观念,以同样真实、同样深切的理解,替代物质的火与物质的蛆虫。
现在,我们进入本讲更为微妙的部分,考察祖先崇拜。如果有一种非基督教的,甚至有人声称反基督教的教义,需要以同情和宽厚对待,那就是这一种。祖先崇拜非常古老,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在中国,它深深扎根于民族灵魂,向过去延伸,几乎可以说,一直延伸到第一位中国父母的死亡。它会不会确实是最早的宗教形式,即使不是,也至少是最早的精神发展形式呢?换言之,上帝也许借死亡,把人引向生命及他自身;那死亡是父母的死亡,也许是母亲的死亡。即便未开化之人,也通过身体与灵魂那奇异的纽带,通过亲子之间神秘的关系,与母亲相连。
因此,祖先崇拜是中国最根本的宗教。除去其他一切,人们并不觉得失去了多少;中国真正的无神论,是拒绝在祖先神龛前祭拜。其他几乎一切都可以舍弃,也可得到谅解,唯独这一点不行。所以,诸位可以看出,宽厚对待这一教义何其重要。它虽常经过一层污浊的自私,根却扎在更深的孝爱之中。我认识一位受旧式训练的中国售经传道人,他曾宣讲,听众所有祖先都在地狱,因为他们不曾相信耶稣基督。即使这是真的,也不是最得体的说法。真正孝顺的儿子,会毫不犹豫地追随父祖,与他们一同受苦。因此,一批基督徒派代表来见我,请我运用影响力,不让此人再到那个地区,也就不足为奇。
延伸到坟墓以后的孝道,是一根由四亿股细线组成的绳索,把民族、宗族和家庭联结起来。有必要割断这条强有力的纽带吗?如果有,又该由谁来做?有些传教士不肯容许任何形式的宽容;另一些则愿容忍,无论是否加以改变。归根结底,解决这件事的不会是外国人,中国人会自行解决。
它的原始形式已经消失,因为生者的需要,不容许继续遵从孔子以前及孔子时代的要求:儿子在父母墓旁,衣衫褴褛、半饥半饿、蓬头垢面地守三年。这种习俗,可能起于遗体尚不入葬、没有棺木而暴露山坡的时代;悲伤的儿子守护自己深爱的父母,防止野兽侵扰。三年丧的严厉要求,早已减为适当安葬、服丧“三年”,以及合宜的祭祀。教育的进步,还将进一步减轻亡者之手的重压,至少减轻它过去所采取的形式。如今,许多受现代教育的中国人,以及整体而言的中国基督徒,甚至比许多传教士更反对祖先礼制的负担;我们尽可以把问题留给他们解决。
那么,中国这一真正根本的宗教,起源是什么?答案超出了能够证明的范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早便将它呈现于眼前。第一位历史上的帝王尧,决定把王位让给继承者舜时,向已故的前人宣布继位之事;这些前人,可能是自己的祖先,也可能是此前的君王。舜即位后任命各职人员,其中一人的职责,是管理宗,也就是祖庙。这是《书经》中首次提到庙。其他祭祀地点也存在,但似乎是祭上帝或自然神的露天坛。必须记住,在那些早期年代,还没有英雄崇拜、圣人崇拜,也没有如今使中国不堪负担的大量偶像崇拜。事实上,可以说,今日中国祭祀各类神祇的无数庙宇,其起源几乎同样有赖于祖庙和佛教。我所指的是有屋盖的庙宇,而不是露天祭坛;没有理由怀疑,后者出现得更早。
与此相关,我想提到一个字,对它我还没有机会作充分考察,这就是“禘”。这个字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与神圣示告及一般神圣事物相关,另一部分是帝,即统治者,也就是上帝中的帝。它表示古代帝王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祭祀,准备极其谨慎,献给最初的祖先;但究竟是当朝始祖,还是民族始祖,并不清楚。
孔子认为这种祭祀的意义极为深远。关于这个字,我只能说到这里。原始人究竟先因自然力量的神灵化,还是因离体的人类灵魂,或更准确地说,因人的灵魂脱离身体,而被引向礼拜,中国没有材料可以证明。
从舜以后,祖庙与祖先祭祀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也就是王室祖庙与王室祭祖。音乐、舞蹈或仪式动作,以及占卜,都与之相连。如今,至少在民间,这已完全让位于族长或家长简朴恭敬地献上食物,随后由族人或家人共享。凡宗族盛行之处,便有祠堂;乡村尤为常见,一个村落往往由同一宗族、同一姓氏的人组成。在这样的村庄中,有一座主要祠堂,最高位置属于在当地开创宗族的那对祖先夫妇。宗族中各个兴旺支派,也各建分祠,奉祀本支始祖。每名族人都有详细登记,因此人人都能追溯自己的世系,不仅追到当地的第一位开创者,还能追到更早居地的先世。在孔、曾或张氏宗族的一位苦力面前,若幼稚地夸耀自己祖先在十四世纪率兵作战,或“随征服者渡海而来”,相比之下,这种夸耀就显得更加幼稚。至于普通家庭的牌位,一般把前三代安置在辈分最高者家中,因为家庭的奉祀范围以此前三代为限。
宗族祠堂通常拥有足够的捐置田产,由各房、各支或各家轮流耕种。收益用于筹备规定的祭品,剩余则归承担筹备责任的族人所有。这些捐产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通常鼓励教育。凡族中取得功名的人,都可获得丰厚的年度资助,或持续若干年,或终身享有。
我曾租用许多祠堂作为基督教礼拜场所,这种经历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很罕见。我的做法之一,是使人们明白:基督徒虽不能向死者献上物质供品,但基督教并不敌视对祖先的敬爱,因为祖先曾为子孙付出许多;这种敬爱,正是祖先崇拜中更高尚、更具精神性的特点。祖先难道不也是中国基督徒的祖先,如同是非基督徒的祖先吗?中国基督徒难道不认识自己对祖先的亏欠,不像未信教的同胞一样,对他们怀有真诚的爱吗?不过,既然祖先如今是灵,他们所珍视的,便是内心的态度,而非献上的、终将败坏、且他们已不能享用的物质食物。对传教士而言,同情与劝导,比讥讽或好斗更有力量。
亡者崇拜有许多令人惋惜之处。它滋生不少迷信,成为压迫生者的负担,也使中国人的心偏离了对全人类伟大父母的寻求与接近。不过,其中也有许多值得赞赏、值得保存的东西。方式将会改变,精神却不必消亡。
第九讲 道德理想
一个民族中品格最优秀者所表现的道德理想与精神眼界,是衡量其生命力的最佳标准。可以把它们称作民族生命的血压计,记录国家机体中的生命压力。政治机体如同身体机体,道德与精神状况低下时,民族的神经力量也随之受损;国家虽然可能继续存在,甚至延续数代,却处于生命力衰弱、松弛、迟钝、半昏睡的状态。
中国便是如此。一千年来,它没有经历道德与精神的复兴,而生活在一种虚假、使人衰弱的自然哲学所造成的压抑气氛中。麻木笼罩其上,因此,既没有提高道德标准的努力,也没有关于今生与来世光辉境界、足以使人心潮激荡的远见。
如今,复兴已经发生。促成复兴的力量,或直接属于基督教,或与基督教力量相联系;因为离开基督,古老民族便无法从麻木中被唤醒,进入新的生命。唯有在基督里面,才有人与民族获得重生的生命力量。中国受到基督教理想活力的孕育,目前正在承受分娩的阵痛。新生命的诞生,将为人类带来新的贡献。这一贡献不会完全独立于过去,因为新生并非全新的创造,它从先辈那里取得形式,甚至精神。因此,中国的复兴将具有欧亚混合的性质,既不全然欧洲,也不全然亚洲,而是二者融合,并有自身特色。没有理由因“欧亚混合”这个词而疑虑。欧亚混血者的问题,不在其血统,也不在其天生品格,而在教养。母亲往往被鸨母买来养大,父亲既不欣喜于孩子的出生,也不关心孩子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又能期待什么呢?新中国的引导者若选择得当,它便会增添世界的道德与精神财富;若选择不当,我们便会在道德与精神领域,再次遇到那令人不快的欧亚混合问题。
不过,我要谈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从中国可信历史的开端起,道德就显著地被承认为人的责任,以及国家、家庭和个人幸福的基础。孔子说,真正有德的人,即使居于未开化部族中,也能受到尊重,甚至改变他们;这很好地表明,他认识到道德品格的普遍价值。
然而,不能以为道德像密涅瓦从朱庇特头中诞生一样,一开始便已完整。历史清楚证明,道德也在成长。使西方道德观念及其运用进步的过程,同样在中国发生作用。社会成长,以及从游牧转向农业定居生活,使人际关系日渐复杂,也带来道德观念的成长。在吞食生肉、男女杂处、子女知母不知父的状态中形成的道德,不可能原样延续到人们定居为共同体以后;随着共同体扩大,复杂关系又要求不断调整。进入历史时期很久以后,道德状况仍远低于今日。人对人的残忍,至今尚未消失,而在古代尤为明显。活人随死者埋葬,司法刑罚野蛮,而且很可能还有人祭。中国以人命献祭的宗教做法,比本国早数百年停止。丧礼开始用刍狗,取代人命,或也取代牲命;丧仪中扮演死者的人,接受献给亡者的供品以后继续活着,不再像更早时期可能发生的那样被埋葬。甚至到孔子时代,古老野蛮制度仍有残余。例如,一位弟子的兄弟死后,寡妇与管家提议,埋葬侍从陪伴死者。弟子表示同意,却天真地建议,最合适的侍从当然就是寡妇与管家。此后,不言而喻,这件事便没有再被推进。
至于司法上的野蛮,虽然不人道的酷刑,以及对死刑犯的肢体毁伤,直到几年前还在实行,但对普通罪犯施行肉刑,却远早于欧洲停止。也许不必多说,但我顺带请诸位注意这些,是为了表明:中国的道德与其他地方一样,逐渐成长,而非生来完善。
公共道德的建立,被归功于中国民族的传说奠基者伏羲,其年代通常定于公元前二十九世纪。如前所述,婚姻制度、文字、最初的弦乐器,以及烹煮肉食的引入,都归功于他。文字与烹饪成为道德进步的条件,也许不难理解;但音乐也被如此看待,在一个通常被错误认为像中国人这样缺少音乐才能的民族中,也许不易理解。然而,后世的孔子像柏拉图一样,认为适当的音乐有力地帮助道德;早在他以前,音乐便已分为宗教与世俗两类。
直到公元前二十四、二十三世纪的尧舜时代,我们才进入历史时期。关于尧的简略记录说,他“恭敬、睿智、有文采、善思虑,始终从容,又真诚谦恭。他的光辉照到帝国四方,由最高处达于最低处”。一场持续很久的大洪水淹没天下,他便寻找能够治理的人。大臣推荐把这一重要职责与荣誉交给皇帝的长子。皇帝说:“唉,他不可靠,又好争执,能行吗?”于是另任他人。后来,他在位七十年,寻求继承者,要求朝臣推荐人才,不论地位高低、贫富。众人都推荐一个叫舜的人。问及品行,首席大臣答道:“他是盲人的儿子。父亲性格乖戾,继母不可信,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又骄横;但他能以孝行使家庭和睦,逐渐引导他们约束生活,不再走邪路。”皇帝说:“我要试试他。我把女儿嫁给他,通过我的两个女儿,观察他的表现。”于是,把两个女儿送到妫河北面舜的住处,嘱咐她们恭敬。是否两个女儿让老君王难以管束,因此他认为,舜若能管住她们,治理天下也就易如反掌,史书并未说明。无论如何,舜表现令人满意,后来继承了王位。
原注:这段及下文多数引文,出自《书经》,即古代历史之书。
《舜典》开篇描写舜的品格,像描写前任一样,称他深沉、明察、有文采、睿智、温和、恭敬而至诚。他的德行从卑微处显露,上达君王耳中,君王便愿让他居于王位。关于即位之后的他,首先记述的是:他致力于把人伦的五项根本责任阐明完善,使它们普遍得到遵守。据说,这五项责任,是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五种社会关系中应有的德行。直到今天,或至少直到昨天,这五者仍是五伦,也就是五种人伦关系;同样,仁、义、礼、智、信,后来成为五常,即恒常的五项德行基础。
又记载,他编定法律,以流放减轻五种肉刑。通常认为,这五种刑罚是黥面、割鼻、断足、宫刑,以及各种死刑。然而,在近两千年后的孔子时代,其中若干,甚至全部,显然仍存在。无论如何,舜留下了仁厚的榜样,成为民族理想,而且并非完全未获实现。他又以鞭刑、杖刑,以及某些罪行可缴罚金赎免的办法,缓和法律的严酷。无心与意外的过失应予宽赦,蓄意犯罪则须严惩。据说,他曾说:“我要谨慎,我要谨慎,使刑罚有恤悯之心。”这里又确立一条伟大而仁厚的原则,对中国生活产生了价值。即使我们,也才开始再往前走一步,说:“使刑罚具有矫治作用。”
他任命负责天神、地祇和人鬼三类祭祀的官员时,又强调恭敬与道德品格的重要,说:“早晚都要恭敬,要正直,要清洁。”任命乐官时,则是为了“教导子弟,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宏而庄重,强健而不苛刻,果断而不凌人。诗是心志的言辞,歌使言辞流动,声音配合歌咏,律管使声音和谐;八音,或八类乐器,因而能够协调,没有一种损害另一种,使神与人和合”。任命各官以后,他对他们说:“啊,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奉命,以此协助事天。”
继位的是大禹,中国第一位工程家。他筑治河道,约束了中国著名的大洪水。正是他打破了使自己得以登上王位的传统,即不问血统,选取全国最优秀者为君。他指定儿子继承,确立了世袭君主制度;这一原则在中国是否有价值,可以争论。无论如何,那里刚刚以刀剑争论过,结论对它不利。
即位以前,他巡视并划定天下区域。应舜之请,他表达如下见解:“君主若能认识为君责任的艰难,各大臣也认识为臣职责的艰难,政治便能治理得当,人民也将勤勉向德。”这里有一项重要原则,后来成为儒家伦理的主要观念之一:君主是德行的源头与起点,一切德行由他而出。
高度有德的君主,造就高度有德的人民;败坏的君主,造就败坏的人民。王位具有导向善或恶的力量,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地方亦然。从中国最早的帝王时代直到孔子,这一教义一直存在;孔子接受、倡导它,也一度因此失败。然而,它只部分正确;若完全依靠它,便成为全然不真,至少经不起检验。不过,没有人能够否认,有德的朝廷,以及败坏的朝廷,都对民族生活产生深远的道德影响。
后来,禹谈到吉凶,说:“顺从正道便有吉,违背正道便有凶,如影随形,如响随声。”再后来,舜召他继位时,说了如下话:“我看见你的德行何等伟大,功业何等卓著。天的历数落在你身上,你终须登上帝位。人心不安定,与正道的亲近十分微弱。要明辨,要专一,才能真诚守住中道。”
为了表明对德行的重视,我可以再引一次禹的首席大臣所进的劝言:
“能够感动天的,是德;
没有它不能到达的远方。
骄傲招致损失,
谦逊获得增益。
这就是天道。”
另一次,他的一位大臣谈到可以从行为中发现的九种德行,并解释说,称某人有德,便意味着他会做出某些行为。九德是:“宽宏而令人敬重,温和而坚定,直言坦率而恭敬,有威仪而谦恭,平和而勇敢,正直而和悦,慷慨而明辨,果决而谨慎,勇武而公正。”这些便构成良吏的德行。
可见,在这一早期阶段,虽然还没有对德的构成作出完整界定,我们已看到,君主的职责是成为德的榜样,而德被视为王位立足的基础。第一个王朝末期,最后那位邪恶君主桀,把朝廷变成纵酒狂欢、群魔乱舞之地,这一点便得到进一步说明。
据说,最终把桀逐下王位的汤,在浴盆上刻有这样的字句:“日日更新自己,日日更新自己,一天又一天更新自己。”如果那真是浴盆,而不只是洗脸盆,我们很乐意强调他在清洁方面树立的良好榜样。但与论题更相关的,是如此早的时代,便认识到每日进行道德净化的价值。一个民族面前有这样的理想,并把它传承了整整四千年,这是无价的遗产。汤自己也出身王族;他对驱逐夏君桀的行为感到懊悔,担心后世会“议论纷纷”,把他看作篡位者,毁坏禹的神圣世系。他的大臣便提醒他:“夏君之所以覆亡,是因为德已完全蒙蔽,人民如同陷入泥淖与炭火。于是,天赐大王勇武与智慧,使你成为万邦的榜样与引导者,延续禹的旧道……我王的德行,成为众人乐于听闻的话题。他不亲近淫乐与女色……以义处理事务,以虔敬治理内心,便能给后世留下伟大的榜样。”
汤自己在告辞中说:“在上的最高主宰,即上帝,甚至赋予下民以道德感,使他们保持应有的本性。”他去世后,首席大臣把汤之子立为君王,并在训辞中再次强调,唯有德才能赋予占有王位的神圣权利。他说:“如今陛下继承父亲的德业,一切取决于怎样开始统治。要建立爱,你应当爱长者;要树立敬,你应当敬亲族。开始于家庭与邦国,完成于整个天下。”最后又说:“上帝的道路并非不变;向善者,他降下一切福分;向恶者,他降下一切灾祸。只要你有德,即使功业不大,万方也会幸福。若你无德,即使功业很大,也会毁掉祖庙。”
尽管屡受告诫,年轻君王仍沉迷享乐。于是,大臣终于宣告:“这是真正的不义,正在因习惯而成为他的本性。我不与如此悖逆的人共处。”他把君王迁到父墓附近住了一段时间,使之转为真诚向德,随后恢复其位。据记载,年轻君主俯首至地,说:“我这个小子,不懂得德,正使自己成为不肖者。我因私欲蔑弃一切正当法则,因放纵违背虔敬,很快就要遭到毁灭。天所造成的灾祸,尚可躲避;自己造成的灾祸,却无处可逃。”
另一处,大臣对他说:“王的德若不衰失,便可保有王位;否则,将失去九州。夏王不能保持德行,轻慢神灵,压迫人民,皇天便撤去保护,遍观万方,寻找可受恩眷之人,殷切求取德行专一、没有杂质者,使之为神灵之主,或神圣的君主。伊尹与汤都具有一德,能够满足天心。汤承受天的光明恩眷,成为九州万民之主……并非天偏爱汤本人,天只是眷顾纯一的德;也不是汤求取人民归附,人民只是归向纯一的德。德若专一,事事吉利;德若二三,也就是不纯,事事不吉。善恶的结果不会错落在人身上,因为天依其德而降祸福。”
又说:“德没有固定的老师,至高地尊重善,就是老师;善也没有不变的主宰,或原则,而与专一的心相联系。”关于这个王朝,我以一段告诫后世君王的话作结:“天观察下民,首先考察其义,据此赐予长寿或相反的结果。不是天缩短人的生命,而是人自己使之中途终止。”
我想,诸位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十分笃于宗教,并明确认识德行的价值。下一王朝仍延续同样精神;事实上,无论理论上,还是相当程度的实践中,德都是中国民族血脉中的生命力量。血液循环无论多么不畅,它仍维持了这个民族的生存。
现在转向周代记录。这个因孔子及其同时代人物而闻名的王朝,从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延续到前二五五年。此前的商朝继夏之后,延续约六百五十年,却同样因末代君主纣,或受,的荒淫而终结。德是一种坚韧的植物,但奢华宫廷的潮湿空气,会窒息其生长。正是在这位中国的尼禄受统治时,文王被囚,为消磨沉闷时光,重新编排了作为经典《易经》基础的八卦。最后,他再也不能抗拒人民的呼声,举起了成功的反抗旗帜。他的死亡,使领导重任落在儿子肩上;儿子后来成为武王。最好的说明,莫过于引述《泰誓》的几段话。他说:
“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万物之中,人最聪明。人中至诚、睿智而通达者,成为大君;大君是人民的父母。但如今商王受,上不敬天,下使人民遭殃。他沉溺饮酒,肆意纵欲,胆敢施行残暴压迫。惩治犯罪者时,还连坐其所有亲属;任用官员,依据世袭。他专事修建宫殿、高台、亭榭、池湖及一切奢侈之物,使你们万民深受其害。他焚烧忠良,剖开孕妇。大天震怒,命我已故父亲文王,恭敬显扬天威;但功业尚未完成,父亲便已去世……受没有悔改之心,仍傲慢箕踞,不事上帝与天地神灵,又怠慢祖庙,不在其中献祭……天为保护百姓,为他们设君,为他们设师,使这些人能够协助上帝,安定天下……我如今率领你们众人,执行天所命定的惩罚。天怜悯人民,人民所欲,天必使之实现。请协助我一人,永远肃清四海。时机已到,不可错失。”
还有许多类似记述,清楚表明,宗教与道德被看作维系社会结构的双重纽带;君主只有凭德行所赋予的神圣权利,才能统治。不过,在转向中国的“素王”孔子以前,我只有时间再提一位周朝的伟大奠基者。武王有一位弟弟周公,品格高尚,是孔子的完美典范。孔子晚年因很久没有梦见他,便觉得灵感已离自己而去。
武王仅在位七年。诸位还记得,其中有一次他病危,弟弟周公高尚地前往祖庙,请求祖先施加影响,取走自己而留下王兄。他说明,自己的品性非常适合事奉神灵,而兄长更适合居于王位。求死的请求没有获准,王兄得以继续统治一段时间。
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出色地履行职责。他使天下秩序井然,尤其致力于年轻君王及人民的道德成长。有一篇很有意思的节酒训辞,被归于他名下;其中说明,酒使前两个王朝败亡,并规定,对于坚持故犯的醉酒行为,应处死刑。
我引用孔子以前的记录,比原计划略多一些,因为我认为,让诸位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孔子无论多么伟大,他自称“述而不作”,是正确的。很容易从较早经典中继续举例,说明“德与义是伟大的教训”,而孔子的伟大事业,就是用自己的心智筛选前人的宗教与道德观念,只保存他认为可取的那些。除非说他以新形式呈现已有理想,否则可以排除他自己创造了什么的说法。不过,这绝非小事。这样的工作有其必要;他简化宗教礼仪,使之成为全国准则;他阻挡日益增长的迷信;在道德发展上,他的贡献超过中国任何其他人物。这些都如此明显,没有人会争辩他的伟大,也不会否认,他是中国最高尚的儿子。
现在,让我们转向四书,认识孔子及其亲传弟子所表达、此后一直成为全民族准则的道德与精神观念。
有三部书,使我们能够清楚认识孔子的品格与教导。一是《论语》,在他去世后编成,收录其言辞或对话;二是《大学》,据说经文由孔子亲作,说明教育的目标;三是《中庸》,由一位弟子记录孔子关于品格与行为中道的教导。为了呈现孔子以及其学派直至今日的见解,最好的办法,是介绍这些书中与本讲主题有关的内容。我先从《大学》说起。
《大学》以一句高尚的话开篇。我很高兴,在最近的英国大学大会上,听到了它的回声:大会明确强调,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塑造品格、培养人。中国大圣人早已认识这一观念。我再引一次《大学》开篇:“教育之道,或教育的目标,在于使明德显明,革新人民,止于至善。”他接着说明,知道目标以后,心意便确定;宁静安定取代犹疑,专注思考引向成就。但正如自然有次序,先根后枝,德的推广也有次序,从君主开始,以人民为终点。他说:“古人想使光明的德昭耀天下,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为此,先要整齐自己的家庭;为此,先要修养自己的外在行为;为此,先要端正自己的心;为此,先要使心意诚实;为此,先要尽量扩充知识。知识的扩充,在于探究事物。”也就是科学研究。
所以,这里承认,诚意与智慧引向正心,再由此达于个人行为、家庭,以及国家。必须始终记住,这尤其指君主,因为他应当成为人民的榜样。但在其他地方,我们发现孔子也充分承认,不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人人都有过高尚生活的责任;最贫穷的臣民也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君子。事实上,隔了一句,他便宣告:“从天子直到普通人,都是一样,都应以修身为根本。”
原注:君子的字面意思是“君主之子”。
一位亲传弟子为简短经文作传,逐句阐释。这里不必详论,只引一两句值得注意的话:“文王何其深远!为君,止于仁;为臣,止于敬;为子,止于孝;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往,止于信。”又说:“孔子曾说:‘审理诉讼,我与别人一样。所需要的,是使诉讼不再发生。’”换言之,在理想国家中,德行应充分发展,以至于争讼及各种恶行都不存在。
关于诚意,这位弟子说,它意味着不自欺,并把这种状态描述为内心得以自适。所以他说:“君子独处时,也警醒自守。小人独处,无恶不作;看见君子,便立即想掩饰自己,隐藏恶行,显得善良。君子看他,却如同看见心肺一样清楚,这样掩饰有何用?所以说:真实存在于内的,必表现于外。因此,君子始终慎独。”下一句话则暗示,独处时,人反而最不孤独:“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多么令人敬畏!”他又说:“正如财富装饰房屋,德行装饰自身,使心境安舒,身体自在。因此,君子始终使心意诚实。”
利他的原则,在这位弟子的传文中得到充分表达,例如:“君主以应有的方式对待年老亲人,人民便兴起孝心;以应有的方式对待长者,人民便学会敬长;怜恤年幼无依者,人民也如此行。这样,他便有一个准则,可以像木匠的矩尺一样,规范行为。自己厌恶上级怎样对待自己,就不要如此对待下级;自己厌恶下级怎样对待自己,就不要如此事奉上级……不愿从右边承受的,也不要施于左边。这就是矩尺之道。”
最后,有一句话重复了两遍:“国家不要把财富当作财富,而应把义当作财富。”
现在转向《中庸》。我们发现,其经文由五个简短段落组成,由孔子的弟子子思编集,概括老师关于中道的教导。随后是阐释,其中经常引述孔子。我不进入这些阐释,只重述经文:
“天所赋予的,称为性;顺应这种天赋本性,称为道,即道路;规范这条道路,称为教,即教导或教育。道不可片刻离开;如果可以离开,便不是道。因此,君子对看不见之处谨慎,对听不到之处戒惧。没有什么比隐秘,或暗中所做的事,更为公开;没有什么比细微,或最微小的行为,更为明显。因此,君子独处时,也警醒自守。
“喜怒哀乐尚未发动,称为中,或均衡。情感发动而各得其度,称为和谐。中是宇宙根本原则,和是贯穿宇宙的道,或法则。让中与和达到完满,普遍的秩序便会出现,万物便得到养育。”
阐释部分告诉我们,这条和谐的中道并不远离人。普通人虽然无知,也可以行于其中;但它也有连圣人都不能达到的层次。又说:“人若充分培养自身神圣本性的原则,并以同情为基础加以实行,便离道不远。”这又概括为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书中还说,君子从自身求取端正,不向别人有所要求,因而无所不满;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因此,他宁静从容,等待天意;小人却冒险走向最危险之处,侥幸求得好运。最后,还有一段漫长而精彩的诚论,因为“只有至诚之人,才能完善自己由天赋予的本性”,进而完善人与物,协助天地变化养育之功。
我想,诸位从以上十分简略的梗概,已经能够看出:《中庸》为希望过纯洁道德生活的人,树立了令人敬佩的标准。它不仅陈述金律,还再次强调,独处时人反而最不孤独,因为精神世界具有更高的约束力量:即使暗处,不可见的力量也注视其生活与品格。我认为,我们传教士应深深感谢孔子如此为我们预备道路。他是一位称职的教师,引人走向普世的基督;我们有幸把基督带来,“不是要毁坏,而是要成全”。
时间不容我概述《论语》的全部教导,只能简言之:其中有优良的道德教导,而且与中国其他经典一样,完全没有别的民族古代著作中可见的那些猥亵内容。《论语》两次陈述前述金律,也经常提及仁、义、礼、智、信五种德行。不言而喻,它极力强调孝亲与敬长。
孝亲敬长被称为一切人伦责任的根本。孔子说:“年轻人在家应孝顺,出外应敬长,谨慎而诚实,广泛爱人,亲近善者。这样做了以后,若有余力,再用来学习。”孝道不只在于供给父母物质所需,更在于至诚的亲爱。双方应有极深的体谅,使子女甚至能够在父母开口之前,便知道其需要。据说,一位弟子与母亲如此心意相通,有一次他远在山坡,母亲急需他回来,便咬自己的手指;痛感传到远处山上的儿子身上,他便急忙回家相助。父母的平等得到充分承认:在儿女的感情与待遇中,母亲与父亲应当同等。
儿子的孝道并不意味着盲从,因为当父母要做错事时,它要求儿子怀着充分敬意,反复劝谏。孝道也不因父母死亡而终止。孔子时代,长子必须在父母墓旁度过三年丧期。此外,儿子们还必须定期举行祭祖礼。我已表示,现代中国会自行解决祖先崇拜问题。在此期间,基督教传教士应当认识,其明显迷信的外表之下仍有善的成分;应记住,它比其他任何因素更有力地维持了对不朽的信仰,而同情地加以考量,比粗暴对抗更为有效。
除前述德目外,《论语》也提到其他品德。适当的勇敢得到承认,圣人的一位主要弟子便以此著称,最终为保卫君主而死。忠君也受到高度赞扬。有三种人,值得一个人准备为之而死:君主、父母与老师。礼貌、认真或忠诚投入、谦逊与谦卑,都被强调。巧饰或轻快的言辞遭到贬抑,夸耀与结党也一样。淫欲受谴责,诚实与信义受推崇;孔子甚至说,不知道没有这些,人如何立身。仁爱与同情,是诸德的总和。事实上,使一个里巷值得居住的,是仁德,而非财富;没有德,孔子便认为此人不适合参与宗教礼拜。
我只能简略提及孟子,他之于这位中国的苏格拉底,犹如柏拉图。他阐释并强调宗师的伦理,没有作实质性的增添。在他的时代,关于人的本性是善是恶、人出生时禀性善还是恶,出现了广泛讨论。孟子顺着宗师所暗示的方向,坚持人性本善。这是人性由神圣力量赋予这一教义的自然推论,因为既然天是善的,就不可能主张它给人恶的本性。人会作恶,这一点得到承认,但被归因于不良教养。本性原善,人在实践中却离开了先天的善。
道家对孔子所阐述的道德原则,也没有增添多少。它的重点,至少最初的重点,是清静。这一学说的自然结果,在《道德经》中得到优良表达:作者主张以善报恶。孔子未能达到这一层次,正如我们大多数人在实践中也做不到。这一观念在孔子时代已为人知,从有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便可看出:“您认为以德报怨如何?”他回答:“那么,拿什么报德呢?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至于佛教,它对中国道德观念的主要增添,是倡导一种值得怀疑的动物慈悲。蛇与害虫被放生,肥壮的牲畜、鸟和鱼在佛寺中受到饲养。许多人禁食牛肉,一部分出于感念耕田之功,更主要则受印度观念影响。不能说佛教为中国伦理观念增添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它反对夺取任何生命,使孔子及其他圣人已倡导的慈悲更具分量。
也许还应补充:欧洲人常见的愤怒与暴躁,被视为外国人尚未达到三教伟大创始者所力倡的自制境界的证据。对中国人而言,怒是四种恶习之一,四者为酒、色、财,也就是贪欲,以及气,也就是愤怒。
结束时,我要抗议反复使用“中国人的恶习”这类话语所造成的不公。一个真正邪恶的民族,不可能长存并壮大,而中国却历时久远,发展强盛。不幸的是,中国确实有很多恶行。醉酒存在,却并非日常习惯;另一方面,赌博与通奸十分普遍。溺婴,即杀害女婴,并不少见,几乎完全出于贫困。污言秽语从人口中滔滔而出,甚至幼童也如此。愤怒、争吵、斗殴与杀戮经常发生。偷窃、抢劫、贿赂与勒索充斥。说谎欺骗很普遍,却也明确被认作错误,尤其在被揭穿时。极其残酷的行为也不时发生。
然而,总体而言,这个民族中最优秀的人具有令人尊敬的德行;广大人民过着简单的生活,虽愚钝无知,却也规矩,常常彼此表现出很大的善意。贸易中诚实是最好的办法;迄今,中国商人与本国人或外国人交易,其口头承诺一直是可信的保证。
因此,我们所前往的,是一个知道正道的民族;我们能够带给他们的,是一种使人趋向正义的力量。
第十讲 罪及其后果
有人说,汉语中没有一个词能够表达我们所理解的“罪”,这话颇有道理。罪是基督教教义体系中的一个根本观念。这样安排是否恰当,不属于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但有一点是事实:我们很大一部分教义以及教会的宗教职事,都建立在罪这一基础之上,例如人的堕落、赎罪、献祭、归信、信仰、救恩、称义、成圣、末世论等等。因此,向中国人宣讲这些教义,就必须使他们清楚地了解,我们所说的罪究竟是什么意思。同样重要的是,传教士也应当知道,民众从这些用语中领会的意义,与传教士赋予它们的专门意义有何不同。在这里,我愿向可能需要这一提醒的人进一言:不要认为,考察我们传教士在中国所用的每一个专门术语,掌握这些词在本地原有的意义,并亲自弄清未信基督教的中国人究竟怎样理解我们的用语,是在浪费时间。要记住,我们不得不采用已有的词语,而这些词语早已有了自己的含义。正如基督教曾赋予“爱”这个词以新的意义,今天我们也在以比中国人通常所用的更为充实的意义来使用汉语词汇。其结果是,传教士使用一个词时,自己心中所想的意义,往往并未传达到听者那里。因此,研究术语确有实际价值。对一个词的语感,可以部分地从阅读中获得;但只有与民众往来,观察他们自己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些词,才能使这种语感臻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领会词义的细微差别,从而达到清楚的相互理解。
我们用来表达罪的词,就是这样的例子。主要有三个:“罪”,表示罪;“恶”,表示邪恶;“过”,表示过犯。它们常常组合成双音词,如“罪恶”或“罪过”。还有一些词,如表示冒犯的“犯”、表示祸患的“孽”、表示过失的“愆”,通常与“罪”或“过”组合使用;这些词,我就不再讨论了。
然而,这些词,无论单用还是组合使用,没有一个能确切地表达我们对罪的理解。最为接近的“罪”字,也有犯罪的意思。信教的人很快便会习惯这种用法——也许习惯得太过容易了;我们也能够举出有根据的先例,说明这个词可以用于接近基督教观念的意义。然而,许多尚未熟悉这套说法的中国人,仍会因为被叫作“罪人”,也就是犯人,而感到不悦。他们既不是杀人犯,也不是小偷或恶棍!他们违反了帝国的哪一条法律呢?即使指出,在神明出巡的队伍里,有些人戴着锁链,披头散发,身穿囚服,背上写着“罪”或“犯”字,仿佛是神明凯旋行列中的俘虏,这也不能使提出异议的人获得我们所希望的理解。因为这些人之所以充当神明的囚犯或俘虏,是由于他们曾经许愿:倘若疾病痊愈,或者蒙受其他恩惠,就以这种方式还愿。
“罪”字现在的字形由两个部分组成:网与非。它表示因做错事而落入法网,换句话说,就是犯罪。第二个字“恶”,由心与亚组成,也就是次一等的心,或者不正常的心,意思是坏、邪恶。有时候,在说一个人坏或邪恶之前,先掂量一下对方是怎样一个人,是明智的。第三个字是“过”,其构造颇为奇特,由歪斜的口与行走之意组成。它的意思是越过,在道德意义上便表示过犯。
以上简要说明了我们不得不采用的三个主要用语的构造与意义。我们还必须向这些词中注入更为充实、甚至可能略有不同的意义。下面,我打算多少按照历史的脉络来讨论这个问题,说明中国人过去和现在对于罪、罪的后果,以及摆脱这些后果的方法,究竟持有什么观念。
上一讲中,我已经说明,中国人有一套令人赞叹的道德准则。他们明确承认,这套准则具有神圣权威的认可;他们也观察到因与果之间合乎逻辑的联系。因此,他们必然具有,而且确实具有,对于罪及其后果的意识;事实上,在全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他们一直具有这种意识。不过,正如我们自己国家中也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因与果、罪与罪的后果,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辨别。疾病、死亡以及任何形式的不幸,这一类灾祸,并未与它们的原因清楚地区分开来,而被视作惩罚:也许是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过错,也可能出于迷信,被归因于一件与这场灾祸并无真正关联的事情。记住“罪”字现在的字形表示因做错事而陷入法网,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常常在本意是说自己受苦或受罚时,却称自己为罪人。事实上,这是人们对于这个词极为常见的一种理解。许多中国信徒称自己为“罪人”,其实只是说,他们正遭受命运的打击、某种疾病或其他灾祸。他们往往不知道原因何在,却认为自己必定做过某件道德上不当的事情,或者疏忽了某项宗教义务,才招来了这场他们不明所以的苦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历代历史中,人们不仅承认罪具有受罚的意义,也承认它具有道德和精神上失职的意义。我们所见关于神圣报应的最早记载,出现在第二位帝王舜的时代。如各位已经看到的,舜宣称,上天正在向苗国之君降下惩罚。按照舜的说法,天罚之所以临到这位君主,是因为他治理失当、傲慢无礼,违背了天道与德行。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他抵抗了不断推进、来自外部的中国人的侵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记载声称,神圣的惩罚因其道德上的过失而降临;舜则是惩治他的“罪”,也就是罪行的工具。
在舜的继承者禹的时代,我们读到:“天把自己的旨意赐予有德之人,使他们获得五种礼服和五种章饰;但天谴责有罪之人,为他们设有五种刑罚。”因为“天的听闻与观察,依从我们百姓的听闻与观察;天所显示的威严,依从我们百姓对威严的感受——上界与下界,就是这样彼此相通。治理大地的人,应当何等恭敬!”由此可见,神圣的赏罚得到了明确的承认,但其范围限于今生。这不必使我们惊讶。《旧约》中所表现的,大体也是这种看法。我们还会发现,在孔子以前,乃至佛教传入以前的时代,这一观点始终延续着。这并不是说,其中完全没有隐含对来世报偿的承认。这样的承认是存在的,尽管中国原有的宗教并不了解天堂与地狱的二元划分。我曾请各位注意,武王与周公的祖先身在天上,并能对天施加影响。这已经足以证明,人们并不认为,有德之人所受的报偿仅限于今生。
至于上天在今生赐予的保护、恩宠与恩赐,作为德行的报偿,自禹的时代以后便屡有记载,尤其是涉及能否继续保有王位的问题。皇帝居于其位,承担着道德和精神上的责任。他若能守住这一托付,就会蒙福;他若辜负了这一托付,上天就会降下灾祸,甚至废黜他及其家系,将这一责任与尊荣交给更为配得的人。因此,即便是皇帝,也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成为“罪人”,甚至比普通人的罪更重。
早在第一个王朝初期,大禹的孙子在位时,就有了这样的例证。这位君主生活放纵,行事轻率。他的五个弟弟看出覆亡将至,便各作一首诗,悲叹兄长背离了德行。第一位弟弟的话中,有这样几句:
“放眼天下,
平凡的男子与女子,
任何一个都可能胜过我;
然而,倘若君主一再失德……”
那么,除了败亡,还能有什么结果呢?第二位弟弟说:
“宫中成为纵欲之地,
郊野成为游猎之场;
以美酒为甘,以音乐为乐,
高大的屋宇与雕饰的墙壁纷纷兴起,
这些不过是覆亡的前奏。”
其他几首也大致如此。
后来又有一朝,担任王室天文官的权臣疏忽职守,以至历法全然失序。于是,新君授权一位诸侯,去“执行上天规定的惩罚”。这位诸侯号召军队协助自己时,对他们说道:“如今这两位天文官,已经完全败坏了自己的德行,沉溺于酒,不能自拔。”因此,他以上天使者的身份出征,惩治这两个人。
不过,君主失德而遭受天罚的两个最鲜明的例子,是夏朝末代君主与商朝——也称殷朝——末代君主的事迹。这里只讲第一个例子就够了,因为第二个与它十分相似。
这位君主名叫桀。他和后继王朝的末代君主,在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程度,正如尼禄在罗马历史上一样。二人都是残酷、淫欲与放纵的恶魔。汤起兵反桀时,在誓言开头说道:“并非我这个小子胆敢发动叛乱,而是夏王罪行累累,上天已经决定要灭亡他……夏王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惩罚他……请你们诸位官员帮助我这一人,施行上天的惩罚。”
后面的记述清楚表明,桀的罪行,既是违背德行,也是冒犯上天。显然,这里“罪”的用法,与我们所说的罪所包含的观念十分接近。汤登上王位后,自己这样说:“夏王泯灭了自己的德行,施行暴政……你们百姓遭受他的残酷伤害……便众口一词,向天地神灵申诉自己的无辜。天的道,是赐福善人、惩罚恶人。天降灾于夏,使它的罪行显露出来。因此,我这小子接受上天充满光辉与威严的旨意,不敢赦免其罪,冒昧献上一头黑色的公牛,向高天的神圣主宰郑重禀告,请求准许将夏王作为罪人处置……愿每一个人都谨守法度,使我们能够得到上天的保护。你们有什么善行,我不敢隐瞒。我自己有什么罪过,也不敢宽恕自己,而要使一切审察都符合上帝的心意。你们万方若有罪责,就让它归于我;我这一人若有罪责,不要牵连你们万方。啊,让我们恒守诚意,以求得美好的结局。”
我向各位引述这段非同寻常的话,是要说明:罪被认为是对德行的冒犯;不仅如此,它也是对上帝的冒犯,上帝将加以惩罚。诚然,这种惩罚施于今生,文中没有说它会延续到来世。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旧约》时代也是如此,因为人们所关注的是当前的生活,至于未来,则还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形成明确的界定。
同样,当殷朝的尼禄——纣——已经令人无法忍受时,武王便起而讨灭他。武王明确表示,自己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纣不敬上天,纵身于邪恶,残酷压迫百姓,以致皇天震怒。纣既不事奉上帝,也不事奉天地神灵;他又荒废祖庙,不在其中举行祭祀。除此之外,他还荒淫、酗酒、轻率妄为、横征暴敛,以至无辜者的呼声直达上天,而这种国政所散发的恶臭,也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天上。因此,武王作为上天的工具,“恭敬地执行天罚”,以“敬从上帝的旨意”。
关于这一方面,我不必再作长篇论述,下面转向孔子及其学派的教导。
最近,英国一位著名教育家对我说,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令他特别感兴趣: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伦理不依赖宗教的认可。我回答说,事实远非如此。中国人的伦理始终受到宗教的认可和约束;至少,也受到祖先崇拜这一观念所包含的重要权威的约束。而且还不止于此:在这一切背后,还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的道德本性由天所赋予,社会秩序及其附带的义务,也是神圣的安排。不仅孔子以前的经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儒家时代的《四书》也同样如此。
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仍然存在:孔子及其亲传弟子,与其说着重讨论罪的性质和后果,不如说更着重于教人培养德行。他们既为了德行本身,也为了德行在今生所带来的幸福与好运而提倡它。至于恶就是恶,而且至少在尘世间必有与之相应的后果,他们似乎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
孔子谈到“罪”的一个主要场合很值得注意,因为它表明,得罪上天,会使人陷入全无希望的境地。他说:“一个人若得罪了天,就再没有可以祈祷的地方了。”然而,即使如此,改过之门仍始终向每个人敞开,而且确有作用。孟子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即使是个恶人,只要斋戒沐浴,也可以事奉上帝。”这里孟子所说的斋戒沐浴,显然不只是身体上的举动,因为他和孔子都十分强调,正式的祭祀与礼拜背后必须具有相应的精神。
原注:《孟子》,第四篇下,第二十五节。
过犯,也就是“过”,在经典中并不少见。改过受到提倡,而且被认为足以补救。孔子说:“犯了过错却不改正,这才真可以称为过错。”至于有罪之人、恶人,或不肯悔改的犯过者,将会遭遇什么,经典并未加以讨论。其中隐含着他们不会有好下场的意思,却没有说清究竟会怎样。孔子说:“人生来应当正直;没有正直而仍能保全性命,不过是侥幸。”孟子则明确说,祸福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并引《诗》为证:“不断努力,使自己符合天意,就能为自己求得许多福分。”他还引用《书》说:“上天造成的灾祸,尚可躲避;自己造成的灾祸,却无法逃脱。”他在别处又说:“既然知道这种做法不对,就应赶快停止。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年呢?”
原注:《论语》,第十五篇,第二十九节;第六篇,第十七节。《孟子》,第二篇上,第四节第五、六段;第三篇下,第八节第三段。篇节编号依原书。
由此可见,至少就今生而言,因果律被公认为道德世界的法则。至于坟墓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性质,孔子和他的弟子,无论谈及善人还是恶人,都保持沉默。
对于尚未掺入其他成分的原始道家,大体也可以这样说。不过,道家的创始人更富于思辨,他们设想了一种脱离肉身的幸福状态,而这种状态将由今生的道德与精神发展而来。至于不道德或缺乏精神修养的生活,在最终归宿上会有什么后果,则没有得到明确说明。
事实上,直到佛教传入,来世的状态才开始得到明确描绘。即使在今天,严格遵循孔子教导的人,虽然通过祖先崇拜承认死者仍然存在,却至少在理论上,不认为自己的任何一位祖先身在地狱。这种想法,是一个孝子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古代中国人与《旧约》时代的人颇为相似:他们期待赏罚在今生实现;至于赏罚是否会跨过坟墓之门而继续存在,则全无说明。在中国,这并不十分令人惊讶;至少,不像以色列人的情况那么令人惊讶,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的邻邦埃及人,对于死后的状态已有一套详尽的学说。
佛教传入以后,中国人关于来世的观念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不怕重复,我愿再概述一下此前谈论灵魂时所说的话。当时我曾说明,天堂与地狱的划分,加上灵魂轮回的学说——这些在中国早期著作中都找不到踪迹——使赏罚延伸到一种无尽的生命之中,并使人们开始教导避免惩罚的方法,以及解救那些被认为未能逃脱惩罚者的方法。随之而来的,和其他地方一样,是僧侣影响与权力的增长。后来,罪、来世的报应、解脱与逃避惩罚的方法,以及救度理论,进入了道教,甚至进入了儒家的祭祀体系——如果官方对守护神的祭拜,也能够称为儒家的话。
因此,今天我们在官方宗教中,可以看到,每一处官府所在地,也就是每一座城市,都有中国的冥王与冥府的形象。另一个世界已经被看作这个世界的摹本。上有天界的君主上帝,下有地上的君主天子向他祭拜。上帝有大批臣属,有宫殿,有遍设各地的衙门,有安置善人的地方,也有令恶人受苦的可怖地狱。在上帝之下,还有其他的“帝”,即神圣的统治者,以及“王”,即神圣的君王,都居于灵界。
阴间衙门中有许多审判官,配有书吏、差役和施刑者,还有因今生所作所为而受审的囚犯。每一个被拘押的亡魂,都要被带到负责审理其罪行的审判官面前:无论是不孝、通奸、抢劫、残忍,还是其他无数种违反道德或习俗的行为。想隐瞒事实毫无用处,因为簿册不是已经把这些事一一记载得无可辩驳了吗?这可怜的囚犯,在生前也许相信,只要宴请那位无时不在察看、纸像常年贴在厨房里的灶神,再给他的嘴唇抹上甜食,他向阴间衙门的记事者禀报时,就只会说甜言蜜语,而将记在纸上记忆中的恶行掩饰过去,或者干脆忘掉。然而,审判官翻开簿册时,却找不到宴饮或蜜糖发挥作用的痕迹。也许,那场把灶神化作烟送上天的火,烧痛了他正直的灵魂,使他忘记了蜜糖和肥美的食物。无论如何,记载已无从否认,这可怜的囚犯只得去受苦刑。他又怎能抱怨呢?他一生之中,不是始终都能看到那些极其生动的警告,告诉他将会发生什么吗?锯、钳、磨、锤、沸油、烤叉、血湖,以及人所能想出的整套刑罚,他不是早已熟悉了吗?还是因为见得太多,反而心生轻慢,如今才要受到一番严厉的矫治?不论实情如何,他都无法逃脱因自己的罪而招致的千重报应。
这种对来世的二元划分,无论应当视为功还是过,都不能归于纯粹的儒家。在国家宗教中,它来自大乘佛教,经由道教的渠道而传入。原始道家还没有形成如此鲜明的分界。只有在采纳了这一外来观念之后,它才形成这种看法;而依照后世道教与中国人的固有倾向,它随即又给这一观念披上中国的外衣。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典型地体现着这个民族的性格。它完全愿意接受外来的观念,却喜欢将其本土化。因此,道教虽然接受了大乘佛教整套关于终极归宿和救度的教义,却拒绝采用佛教的术语;它反而影响中国官员,在幽冥中建造中国式的衙门,设置中国式的刑罚,任用中国式的审判官。一切都必须是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
由此可见,佛教对中国宗教思想产生了近乎革命性的影响。中国的道德与哲学体系,对于不可见世界的描绘原本不足;这种不足,凡是后来得到填补的部分,都是由佛教来填补的,而且谁也不能抱怨它提供得太少。如前所述,佛教并未给纯粹本土思想家的道德教导增添什么有价值的内容。在实践中,它也许代表着仁慈和人道,并且在对待动物与寄生虫方面,把这些原则推向了过度;但它并未给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的崇高理想增加什么。它的影响,在于有关最终归宿的学说。道教从这些学说中取出灵魂,不大顾及它的感受,便硬把它装进一个中国的躯体之中。结果是,道教虽然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尤其保存了中国古代的神话、法术乃至神秘主义观念,却又与佛教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因此,僧人与道士在祭祀亡者的节会上彼此交好,并从中获得乐趣与利益。
我不必长篇讨论佛教所描绘的来世,只需指出:它即使最初并非以大乘的形式传入,如今也以这种形式存在;而在大乘佛教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些重要观念,是原始佛教所没有的。它关于报应与救度的观念,并不存在于最初的学派,显然是从外部传入的。此前已经谈过,佛教通过诺斯替主义——也就是佛教的另一个名称——影响了西方神学。几乎不容怀疑,西方关于报应与救度的观念,可能是弥赛亚观念,更可能是基督教观念,构成了中国和日本所见大乘教义的基础。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佛教僧侣穿着与自己相似的法衣,举行的仪式也与自己的仪式极为相近,便认为这是魔鬼为了挫败圣母教会而作的安排。任何熟悉佛教仪式的人,前去参加罗马天主教礼拜,都会感到十分熟悉。就连佛教的唱诵,也使用一种外国语言,即音译的梵文;正如罗马天主教堂的礼仪使用拉丁文一样。
因此,就终极归宿而言,中国佛教的教导是:有罪的灵魂在死亡时,被送往阎王的监狱;在那里承受了应得的惩罚,并饮下使人忘却前生的水之后,才得以出来,进入由前世在地上的生活所决定的形体之中,无论是男人、女人、兽、鸟、鱼,还是寄生虫。这种灵魂转生的学说——可说是进化观念的萌芽,或其歪曲形式——解释了佛教徒为什么善待各种生物。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正是这种来世学说,赋予僧侣以权力,也使佛教对中国宗教生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救度论的问题上。中国人对于得救持有什么看法呢?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儒家的思想态度,各位应能看出,得救这样的观念,在儒家中并不占突出地位。得救之道,在于过有德行的生活。上天赐福并接纳这样的人。如果他做错事,过着邪恶的生活,那就让他改过,上帝便会接纳他。如果他死于自己的罪中,那么,上天使他灭亡,也是他应得的。至于此后的情形,则不加讨论。
佛教到来时,带来了来世分为两种境地的观念,提出痛苦与惩罚会延续到肉身死亡之后,同时又提出有可能摆脱这个邪恶世界的影响。这些观念在思想与精神上都形成了刺激。人们开始提出一些问题,而儒家没有答案,道家的答案也不充分。我们自然可以推想,对无数悲伤的人来说,父母或子女死后的命运,成了令人忧虑的事情。佛教虽然带来了地狱的苦难,也同时带来了一线救度之光。这光也许微弱,但它不仅使深渊的幽暗显得更深,也为活人显出了一条向上的道路;甚至对那些已经滑落深渊的人,也透出了一丝光亮。
直到伟大圣贤的时代,中国人的精神探索已经发现,道德与精神世界中存在着善恶报应的法则。然而,对于这条法则在今生以外如何作用,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甚至在今生,它似乎也并非普遍适用。至于如何摆脱恶,对于广大受到诱惑的人来说,所能得到的帮助,只有那条艰难、几乎不可能走通的修德改过之路。这种教导在它所达到的范围内是好的;可是,没有祈祷和与神圣者相通的教导作为辅助,人就仍然受制于自己的软弱与恐惧。佛教带来了一套明确的学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这种赏罚依循自然法则,延伸到不可见的世界。但它并未止步于此。它还带来了一种救度的教义;这种教义原本并不属于它,而是经由借用,才成为它自己的一部分。凭着关于终极归宿的二元划分,以及对于救度的确信,它给整个思想氛围注入了新的活力,渗透进民族的思想与文学,占据了道教,甚至浸透了后来的儒家哲学学派,以致国家宗教也不得不在公共守护神的庙宇中,容纳一种经过降格处理的佛教特色。
要看佛教怎样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也许最适合从道教文献入手;其中最好的作品,出自受过儒家教育的人之手。以道教著作《感应篇》为例,这是一部论述行为及其后果的书,成书距今将近一千年,是中国最流行的宗教著作之一。它的开头这样说:
“祸与福并没有固定的门径,也就是说,并非预先注定,而是人自己招来的。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
“因为天上地下,都有记察人间过失的神灵,按照人所犯过错的轻重,削减其命中所定的寿数。寿数削减,就会导致贫困与卑贱,遭逢许多忧愁和苦难。人们会厌恶他,灾祸与不幸伴随着他,幸运与福气避开他,凶星又给他带来灾殃。等到命中所定的寿数耗尽,他便死去。
“头顶北方星宿中的神明,也记录人的罪恶,削减其命定的寿数。每个人体内还有三位神灵,在干支循环中特定的日子,上升到天庭,报告人的罪过。每月最后一天,灶神也会这样做。
“凡是犯过的人,大过要减去一纪,也就是十二年;小过要减去一算,也就是一百天。大小过失,表现为数百种行为。想要长寿的人,首先必须避免这些事。合乎正道的,就应前进;不合正道的,就应退避。不要走邪僻之路,不要在暗中欺瞒自己。应当积累德行与功德,慈爱一切生物,忠诚、孝顺、信于朋友、敬于长者。应当端正自己,感化他人。应当怜悯孤儿,善待寡妇,尊敬老人,爱护幼者。即使虫类、草木,也不要伤害。应当为别人的不幸而悲伤,为别人的好事而欢喜;帮助他们摆脱困厄,从危险中救出他们。应当把别人得到的福分看作自己的福分,把别人的损失看作自己的损失。不要揭露别人的短处,也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应当抵制邪恶,传播善行。多让给别人,少取归自己;受到侮辱而不怀怨恨,蒙受恩宠则心存感激而惶恐;施恩不求报答,赠与别人也不后悔。这样的人就称为善人,所有人都尊敬他。天道保护他,福禄伴随他,一切邪恶的影响远离他,神灵护卫他,所作所为无不顺遂,他也可以期望获得不朽——字面的意思是成为神仙,换句话说,就是光明的天使。想成为天上的仙人,也就是高等仙人的,应当积累一千三百件善事;想成为地上的仙人,也就是低等仙人的,应当积累三百件善事。”
接下来,书中列举了一长串恶行。开头说,如果一个人的作为不义,行为背离正道,把作恶当作本领,等等,那么他的寿命就会缩短,尚未偿清的罪责还会落到子孙身上。这份恶行清单还提到,使用感应巫术伤害别人,例如埋藏某人的人偶以图毁灭其人。接近结尾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些幼稚的规定,可能是后人增入的。全篇最后这样说:
“当一个人的心念趋向善时,即使善事尚未做出,吉祥的神灵也已经跟随他;当心念趋向恶时,即使恶事尚未做出,凶恶的神灵也已经跟随他。如果一个人已经做过坏事,后来却因悔恨而改变行径,不再作恶,恭敬地奉行一切善事,久而久之,他必定会获得福气与吉庆,正所谓‘转祸为福’。因此,善人,也就是有福之人,言谈向善,心思向善,行为向善。每天坚持这三种善道,三年以后,上天必定降福于他。恶人,也就是命运不佳之人,言谈趋恶,心思趋恶,行为趋恶。每天坚持这三种恶道,三年以后,上天必定降祸于他。人们为什么不努力行善呢?”
这是每一位传教士都应该读的一部书。它代表了中国对于善恶行为作详细说明的最高水平,也是全国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我还必须提到另一本小册子,叫作《功过格》,也就是记录功德与过失的日记。
书中列出善行与恶行,并标明相应分数,使人可以核算自己的行为,用善行抵销恶行。劝止一场争斗,记功三分;劝人一年不食肉,记功二十分;恶意说长道短,记过三分;报答恩惠,记功二十分;守约似乎也被看作一项功德,记功一分;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同样记功一分;保持诚意,每日记功一分;泄露邻人的秘密,记过五十分。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道教徒相信,道德上的过失会造成恶果,而且这些后果不会随着今生结束而终止。道士为亡者举行的仪式,更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点。至于活人的得救,主要通过悔悟与改过来获得;而亡者的救度,则必须借助仪式。人们可以祈求道教的三尊神,也可以祈求西王母这样的女神——她是西方乐土的王母——以及天妃,也就是天后。后者尤其受到水手等人的崇拜。不过,人们向这些神明祈求的拯救,主要还是从今生的困厄中得到解脱。
佛教依循其自身的性质,以及后来从西方吸收的成分,更明确地致力于为延续的生命作实际准备,并求得其中的救度。它的救主是阿弥陀佛、未来佛,尤其还有那位所谓的慈悲女神观音;无论男女,都向她祈求。人们常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来称呼她。这里,人们所寻求的拯救,同样大多涉及今生的事情,但并不限于此。事实上,许多信众会在规定的时期内,甚至终身戒食荤肉,并用念珠计算无数次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或其他诵念的次数,目的都是为来世作准备。有时,他们还冒着危险,长途跋涉,前往遥远而著名的寺院,以积累功德,并取得一张通往天界的凭证。这张凭证可以放进棺材之中,确保他们因在今生的虔诚,而在灵界得到接纳。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明确承认罪及其后果,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来世。传教士所面对的,绝不是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民族。他们的观念也许粗疏;我们祖先的观念不也如此吗?也许后世的人,也会这样评价我们的观念。至少,我们所带去的,是一位充满恩慈的天父与一位全能救主的教义。
第十一讲 官方祭祀或公共宗教
中国文明的全景正在帷幕上以惊人的速度变换,呈现出万花筒般的景象,以至几乎无法说清,这个国家如今的官方宗教究竟是什么,甚至无法说清它是否还有官方宗教。一个民族如果突然废弃所有尊称,也很可能随之丢弃礼貌、敬畏,乃至宗教。中国人刚刚废除了“大人”“阁下”等一切尊称,从最高层到最低层,人人都只称“先生”。许多庙宇中的神像也被清除。例如,在遥远的云南省城,城隍庙遭到闯入,冥王及其各处地狱的塑像都被毁掉。道路上的坑洞,被神像的残骸填平;如今,车马行人就从它们上面经过。捣毁偶像的过程始于一八九八年,当时许多庙宇被改为学堂。太后重新掌权后,这一过程突然受到阻止。现在它又开始了,谁也不知道它将止于何处。可以确定的是,民众会要求宗教;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基督教国家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好的机会,可以展现基督教全部的力量与美。在重要的山西省——我曾有幸担任该省第一所大学的校长——如今传来一个尚不可靠的消息,说有人提议设立一个官方的中国基督教会,而且省内所有高级官员都表示有意加入!既然旧的官方宗教,幸而再也不可能恢复原貌,那么,我又该怎样论述这个国家的官方宗教呢?
然而,我绝不确信,过去的一切已经彻底过去。一个民族,不会因一时猛烈的激动,就永远抛弃那些深入骨髓与血脉的悠久传统。这样的传统会重新显现力量;即便最终演化成其他形式,它们仍会长久保留旧有的精神。因此,王位的消失,固然可能意味着那座独一无二的天坛上不再举行祭祀;祭天的终止,也可能为一切官方宗教敲响丧钟。然而,旧制中仍可能生出某种新的形式,如同一盏将熄的灯发出最后的微光,而晨星的金光,正缓缓照上中华的山峦。在这段过渡时期,研究者若能了解这种“刚刚过去的当下”——倘若容许我这样称呼它——所具有的官方宗教,其意义或许还不只在于考察古迹。
儒、释、道三教都曾得到帝国的承认,因此,从皇帝到最卑微的官员,都要到三教的庙宇中礼拜。无论神祇属于儒家、佛教还是道教,皇帝与官员都为其庙宇提供资助,并在神前行礼。他们这样做,是将其视为维持全国宗教生活的一项公务。有时,这只是一项职责,一项令人厌烦的公务;有时,则是诚心的礼拜。许多官员说,自己在这方面的举动,只是迁就民众的无知,并以高人一等的口吻表示,自己对这一整套东西全不相信。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大多数人与普通民众一样迷信;他们礼拜时的恐惧与期待,也与最无知的平民并无二致。如今有人告诉我们,这一切强制性的官方祭拜,将突然终止。不错,中国的事情变动很快;可是,只要民众还需要雨雪,只要洪水与瘟疫仍会带来毁灭和灾难,那些无知而要求苛切的民众,就仍会向官员施加压力,只有意志坚强者才能抵挡。分娩的阵痛还没有结束,新的信仰还没有诞生。
那么,中国的官方宗教是什么,或者曾经是什么呢?它最崇高的中心,是对上帝——统御万有的君王、至高存在——的崇拜。它最外层的边界,则是对鬼神的祭拜与制御。在中心与边界之间,有一圈圈同心圆,分别环绕着自然神祇、圣贤、祖先以及被神化的人物。
首先,让我试着向各位描述皇帝对上帝的祭拜。正如前面所说,这一最高的礼拜行为及其伴随的献祭,是皇权的标志与象征。只有皇帝——天下的大祭司、天之子——才可以举行这项自有史以来便已存在的大祭。
天坛坐落在一片广阔的园林之中,园内遍植柏树。它位于北京旧城之外,却被后来形成的汉人郊区,也就是外城的城墙围在其中。北京常有晴朗明丽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游览天坛,是世间所能提供的最令人难忘的体验之一。远远望去,白色大理石砌成的祭坛,如同镶在翡翠海洋中的一颗精美珍珠。附近还有皇帝为神圣职责作准备的斋戒殿,建在大理石台基上,高达九十九英尺;它那庄严壮丽的三重圆形屋顶耸向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中如宝石般闪耀。
然而,皇帝所见的景象却并非如此,因为他必须在隆冬深夜履行职责。那时寒气逼人。一位常在那里执事的人告诉我,即便穿上高筒棉靴和最厚的皮裘,强壮的人也难免寒透骨髓,有些人甚至因此丧命。君主在冬至之日宰牲献祭;此时,渐趋衰微的太阳已到生命力的最低点,即将重新恢复青春。这一仪式在起源上,是否与其他地方所见的“垂死之神”神话有所联系,我无从肯定,也无从否定。不论怎样,在祭祀的前一天,皇帝会离开——或者说,过去会离开——宫殿,“乘坐由大象牵引的御用车驾,在约两千名显贵、亲王、乐师和侍从的护送下,前往天坛。仪仗沿南路而出,到达只供皇帝通行的正阳门,穿门之后,再行两英里便到天坛。皇帝先到斋宫,以独处默思,为履行职责作准备;因为人们认为,倘若他心中没有虔敬的念头,幽冥中的神灵便不会前来享祭。为了帮助自己保持虔敬,他注视一尊铜像:铜像穿着仿佛道士,一只手的三根手指覆在嘴上,表示缄默;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牌,上面写着‘斋戒三日’。礼拜开始、所有执事各就其位后,牲畜被宰杀。焚烧牲肉的气味升起,将祭品送达神明,皇帝便开始行礼,每一步都有礼官引导。祭天在午夜举行,大坛四周竖立着许多杆架,悬挂成千的火炬与灯笼;炉中的火焰把光芒投向大理石坛台和衣冠华美的众人,使这一庄严典礼格外震撼。”
原注:卫三畏《中华帝国》,第二卷,第一百九十六页。
迄今举行实际祭拜的这座露天祭坛,是中国一切建筑中最重要的一座。它以简朴见其宏伟。因此,理雅各博士来访时,感到自己正身处圣地,便脱下鞋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下面的描述,根据艾约瑟博士的一篇记述改写。
原注:艾约瑟《北京》。
祭坛由三层圆形坛台组成。最下层直径二百一十英尺,中层一百五十英尺,最上层九十英尺。这里可以看出三的倍数:三乘三得九,三乘五得十五,三乘七得二十一。最上层以大理石板铺成九道同心圆。按照艾约瑟博士的说法,皇帝跪在中央的圆石上,也就是宇宙的中心。按照清朝的规定,他则跪在第二层通往最上层的台阶下。他面向北方,因此采取臣属的位置与姿态,承认自己是天的臣民。中央圆石周围,第一圈铺九块石板,下一圈十八块,再下一圈二十七块,依次按九的倍数增加,直到最外圈达到九的平方,也就是八十一块。九是中国哲学所偏爱的数字。再往外,是各层坛台及其围墙所形成的圆圈;最外面,则是地平线的圆周。因为天坛始终体现着天圆的观念,正如祭地的庙坛体现着地方的观念一样。天蓝色也是天坛的主色,正如祭地时以土黄色为主色一样。
举行祭祀时,上帝的神位安放在最上层坛台的北面。由此可见,偶像崇拜从未被容许进入这一崇高仪式。接着,皇帝的祖先,也就是本朝五位奠基者的神位,分列两侧,面朝东方或西方。中层坛台东侧,安放太阳神位,其下另有四个神位,分别祭祀北极星、五星、二十八宿和群星。西侧安放月亮神位,其下另有四个神位,分别祭祀云、雨、风、雷。由此可见,受祭的并不只是上帝,也包括整个天界的众神。皇帝伟大的祖先,曾经在地上为帝,如今与天上的帝一同受祭;他们并非与上帝平等,而一方面是在宴享中陪侍上帝,另一方面是上帝在天上的主要伴从,因为中国国家宗教的性质,本质上以地上的世界为中心。整个典礼,是向上帝、伟大的王朝祖先和天界众神,感谢他们在一年之中自上而下赐予的福泽;祭地的典礼,同样也是感谢大地所赐的恩惠。然而必须记住,人们对上帝与祖先的理解,始终是精神性的、超越性的。他们甚至不像日月星辰这些次等神祇那样,被安置于特定所在。日月星辰之神虽然各有所在,实际上仍与其所依附的物体相区别;它们是控制这些物体的灵,居于其中,却又超越这些物体。
原注:罗约翰《中国原始宗教》。
而且,皇帝并不亲自祭拜这些次等神祇。他只祭拜上帝,以及在他之前、奠定其尊荣的历代帝王。他献给祖先的祭品,也并非与献给上帝的相等。诚然,这些祭品在性质与数目上,大多相似;所用的不是近代创制的东西,而是古代已经使用的食物与材料。不过,献给祖先的帛只有一匹,献给上帝的却有十二匹;每位祖先面前有四盏灯,上帝面前则有六盏。最能体现区别的祭品,是安放在上帝神位前的一件蓝色玉制圭杖,象征一切权力都属于他。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献给上帝的全燔祭。所用的必须是一头毛色纯一、毫无残缺瑕疵的公牛。
典礼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环节,是宣读祝文。专司其职的官员宣读时,一切音乐停止,皇帝与百官都恭敬地跪着。祝文读毕,放在上帝神位前,皇帝俯伏,按规定的次数叩首至地。随后,祝文、帛及其他一些祭品,被投入炉火之中。还可以提到,整个典礼持续很久,在大部分时间里,乐师与舞者都在坛下表演。
祝文的性质,更清楚地显示出献祭在祭祀者心中的意义,因此下面列出一组祝文。这些祝文曾在公元十七世纪明朝末年使用。当然,必须记住,在它们写成的时候,不仅佛教,而且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影响,都已经在中国显现。尽管如此,它们显然仍具有中国思想的特点。这组祝文用于一个特别的场合:当时已决定更改至高存在的称号。此前,这一称号是“昊天上帝”,也就是光明之天中的、或统御光明之天的至高主宰;如今则拟改为“皇天上帝”,也就是尊皇之天中的、或统御尊皇之天的至高主宰。
原注:理雅各《中国的宗教》。
各位会注意到,这里祈告的是所有天神地祇,不仅包括冬至祭上帝时一同受祭的神灵,也包括其他一切自然神灵。由此可知,上帝的至高地位毫无疑问;他不仅统御天,也统御地,确实是宇宙之主。地上有一位君主,天上也有一位上帝。所有自然神祇,都不过是承行其意旨的臣属、奉行其旨意的使者;但他们能够为人类代求。因此,第一篇祝文,就是向这些被神化的自然现象或自然力量而发的:
“我,大明皇帝,谨备此文,告于日神、月神,五星之神、黄道诸宿之神及满天群星之神,云雨风雷之神,全天各有职掌的神灵,五岳之神,五镇之神,启运、兴圣、神烈、天寿、纯德五山之神,四海之神,四大河流之神,地上各有职掌的神灵,天下一切天神,天下一切地祇,本年太岁之神,十月月将之神及每日值日之神,以及郊坛四周土地之神。
“下月初一,我们将恭率官员与百姓,尊崇居于皇天的上帝之大名,仰望九重高远的苍穹。谨预先告知各位天神与地祇,并烦请各位为我们施展神力,尽心竭力,将我们微薄的愿望传达于上帝,祈求他施恩,接纳并眷顾我们,欣然接受我们将要恭敬奉上的尊号。
“为此,我们备下此文,告知各位。诸神应当清楚我们的用意。谨此奉告。”
大典之日到来,皇帝这样迎接上帝真实而不可见的降临:
“往古之初,混沌广大,无形而幽暗。五行尚未运行,日月尚未发光。其中既无形象,也无声响。神圣的主宰啊,你以统御之权而出,首先分开清浊,也就是轻清与凝实。你造天,你造地,你造人。万物由此获得存在,也获得繁衍的能力。”
随后,以这篇祝文奉上更定的尊号:
“上帝啊,你为物质的阴静与阳动之力开辟运行之道后,你的创造便继续进行。神灵啊,你生出日月与五星,它们的光辉纯洁而美丽。天穹如帷幕展开,方形的大地承载其上的一切,万类皆得安乐。我,你的臣仆,冒昧恭敬地向你致谢,并在礼拜时向你奉告:上帝啊,谨尊你为皇。”
接着奉献帛与玉,并祝告如下:
“上帝啊,你俯允垂听,因为你如父亲一般眷顾我们。我,你的孩子,愚钝而未开明,无法尽述自己的心意。感谢你接受我们的奉告。你的大名尊贵无比。我们恭敬地陈列这些宝玉与丝帛,如燕子欢欣于春日,赞颂你丰厚的慈爱。”
然后进献食物,并祝告如下:
“盛大的筵席已经陈设,我们欢庆的声音如雷。至高的神灵俯允享用我们的祭品,而你的臣仆,心中自觉渺小如尘。肉已在大鼎中煮熟,芳香的食物也已备妥。上帝啊,请享用祭品,万民便将获得幸福。我,你的臣仆,蒙受你的恩惠,实在有福。”
献酒时祝告如下:
“伟大而崇高的主宰降下恩惠与眷顾,我们如此渺小,几乎不足以承受。我,他卑微的臣仆,一面礼拜,一面向那位年岁无穷的主宰,奉上这珍贵的酒杯。”
随后致谢,辞曰:
“上帝,万有之主,作出命定,便使天、地、人三才产生。他在天地之间分别安置人与万物,一切都为天所覆盖。我,他微小的臣仆,祈求他降下恩命,启迪我这个藩属,使我能永远在至高天庭中进见于他。”
第二次献酒时说:
“形形色色的众多生灵,都因你的恩惠而获得生命的开端。上帝啊,人与万物,在你的慈爱中如居乐土。一切有生之物,都承受你的仁慈;然而,谁知道自己的福泽从何而来呢?主宰啊,唯有你,才是万物真正的父母。”
到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献酒时,又说:
“珍贵的筵席广为陈列,饰玉的几案已经排定,珠光般的美酒伴着乐舞奉上。和谐之气充盈,人与万物皆得安乐。他的臣仆心中不安,因为如此深厚的恩德,实在无从报答。”
撤去祭品时,又说:
“歌乐的仪节已经完成,而我们微薄的诚意仍无法尽述。你至高的仁慈没有穷尽。你如陶工一般,塑造了一切生灵。无论大小,都被你环绕护佑,免受伤害。对你恩德的感念,仿佛铭刻在你卑微臣仆的心上;然而,我仍无法尽述自己的情怀。你以莫大的仁爱包容我们,虽有我们的过失,仍赐予我们生命与昌盛。”
送神时,接着诵读两篇祝文:
“我们已依恭敬的礼仪呈上册文;神圣的主宰啊,你也俯允接受我们的奉祀。诸舞已经演毕,音乐已经九奏。上帝啊,请赐下你的大福,增益我皇家的幸福。金石乐器已奏出旋律,百官的玉佩也发出清响。神与人一同欢喜,赞颂上帝、万有之主。我们颂扬他的伟大名号,哪里会有界限,哪里能够衡量?他永远使高天安定,使厚地稳固。他的统御永无终止。我,他卑微的臣仆,俯首伏地,沐浴在他的恩泽与光荣之中。”
最后说:
“我们已经礼拜,并将伟大的名号写在这珍美的册页上。如今将它陈示于上帝之前,投入火中。这些珍贵的丝帛与美食,我们也一同焚献,并献上诚挚的祈祷,愿它们随着层层火焰,上达遥远的苍穹。大地四方都仰望他。全体人类,地上一切万物,都因这伟大的名号而共同欢欣。”
理雅各博士的书已经绝版。这一大段引文值得各位注意,因此我冒昧将它完整引述。我想,各位会同意,无论中国宗教的起源如何,以这一组祝文为代表的最高形式,已经达到一种明确的观念:精神超越物质。时间不容许我逐一描述上文所提到的诸多天神地祇各自的庙宇及其祭祀;人们认为,他们都会齐集于刚才所述的典礼。城北有地坛。德阿尔莱先生告诉我们,这座祭坛原先建在天坛旁边,后来迁至城市另一端,祭天与祭地也由此分开。如今,地坛位于城外北面,天坛则位于南面。日坛在城外东面,月坛在西面,北极星之庙则在北面。农业创始者神农的祭坛及其庙宇,就在天坛近旁。事实上,似乎一切天神地祇,都有各自的庙宇。
祖先崇拜,加上佛教的传入,自然而然地发展为将许多已故贤者奉为神明。起初,一个人去世以后,只受自己后裔的祭祀,不受他人的祭祀。因此孔子说:“祭祀不属于自己的鬼神,也就是并非自己家族的鬼神,是谄媚。”在皇帝与诸侯的宗庙里,虽然有许多官员协助祭祀,而且他们不是受祭祖先的后裔,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祭祀主体。不过,这一观念很容易向外扩展,于是,对国家有恩德的人,也开始受到不限于自己后裔的祭拜。
因此,早在基督纪元以前,学宫中就已祭祀周朝伟大的周公。到公元五十七年,孔子作为国家恩人的伟大地位,得到朝廷承认。从那时起,他与周公一同受祭,直到公元六〇九年,二者的庙宇才分开。此后一直到今天,居于首位的便是孔子,也就是“先师至圣”。
因此,全国每年春秋两季,都向孔子献祭。去年春祭时,我也在场。黎明以前,夜色尚深,山西省的所有高级官员都来到孔庙。那景象极为庄严。我不禁想,此后是否还举行过祭祀?今后还会再举行吗?
时间不容许我详述这些仪式的华丽与鄙陋。各位不妨试着想象:一座巨大的庙宇笼罩在幽暗之中,许多彩色灯笼发出微光;大圣及其获封弟子的神位前,祭坛上陈列着令人不悦的牲体;还有他在世时就熟悉的弦乐器,以及悬在木架上的石磬,那是他所喜爱演奏的乐器。歌者与舞者一边歌唱,一边依式而舞,缓缓吟诵着“伟大的哲人孔夫子,最初的先觉,最初的圣人”之类的诗句。五六位高级官员身穿华丽朝服,时而站在台阶下面露天的庭院里,时而俯伏,以额叩地;每逢献祭,又从侧面的台阶上行,进入殿中,再次俯伏,随后退回庭院,如此反复。在这整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文人与侍从,始终百无聊赖地等待仪式结束,好分取祭品。这是一幅既庄严又奇异的景象。在深夜的诡谲气氛中,人会感到自己仿佛突然穿越数千年,回到一个早已过去的时代。它真的已经过去了吗?即使还没有,也正在迅速消逝。我很高兴,自己曾是它最后一批见证者之一。因为黎明正在到来。然而,当晨光无情地驱散黑暗中的幻景时,它的明亮也带来了一丝惆怅。
得到尊封的,不只是孔子,还有许多其他贤者。我已经谈过神农,那位在神话中教人耕作的帝王。他代表民众的衣食之“食”,而蚕桑的守护者则代表衣;赤面火神代表火,青色雨神代表雨,其他亦然。中国的战神,是关帝。他是公元三世纪的一位著名将领,在十二世纪受到尊封,十六世纪又被提升为“帝”,也就是神的等级。
如果要把尊封或神化的整个过程向各位讲清,需要另设一讲。这里只须指出,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就连声誉尚在争论之中的李鸿章,也已受到尊封,有了自己的祠庙。每一府以及下属的地方行政区域,都有自己的守护神。他掌管城墙与护城河,也掌管其中的一切灵界力量,其地位与那位以“父母”身份治理稠密民众、却往往过于耽于肉欲的官员相当。我已经提到,这些守护神居住在城隍庙里。他们在肉身尚存时,原本也是官员;即使如今成了神灵,也没有脱离人世的关系,因为在神明的居住部分,仍然可以见到内眷。现任官员每月两次前去向他致敬。
官员的宗教职责,既不少,也不轻松。皇帝作为全国的大祭司,如何面对较高的神明,一乡、一县、一省等地方的长官,也就如何面对当地神祇。他有义务使诸神保持好心情;他不仅必须使活人彼此和睦,也必须使神灵与活人和谐相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兼任家长与祭司。因为政府的核心观念源于家长制时代,所以它始终保持着家长制的性质;至少,直到不足一年以前仍是如此。
当瘟疫在南方污秽的河渠中肆虐,或者在北方通风不良房屋里的有害空气中横行时,地方官的职责,不是确保所谓“风水”——空气与水——得到净化,而是劝说瘟神迁往某个更富有的地方。这样一来,他就像一个灵界警察,职责是把那些惹麻烦的家伙赶走。
“我一生所见最令人难忘的景象之一,是三年前温州城送走霍乱瘟神的场面。据估计,全县约有两万人死于这场可怕的疫病。最后——那时疫情其实已经开始衰退——人们定下日期,要盛大地送走这些不受欢迎的来客。此前连续许多个夜晚,队伍打着灯笼,喧闹地穿行于城内和郊外的每一条街道,也沿着高大的城墙行进。到处火炬熊熊,灯笼闪烁,满城灯火仿佛正在过节。在为瘟神准备船只的时候,每条巷子里都供食安抚它们。船本身并非用坚固木料造成,大部分却是纸糊的;不过,鬼神实在愚蠢,竟分不清能够航海的船与一件会漏水的纸糊制品。日复一日,停放纸船的庙里挤满了祭拜者。他们把奉献的银钱装满了船——当然是假银钱,因为中国人节俭,而鬼神又容易受骗。如此诱人的供给!如此丰盛的数量!哪一个像样的鬼会拒绝呢?那个重要的夜晚终于到了。下面就是我当时看到并发表过的记述:
‘附近所有有势力的神祇,都隆重地齐集在东岳神庙。诵读过许多祷词——倘若这样称呼不算糟蹋“祈祷”一词——又燃放了无数爆竹之后,整队神明在深夜出发,护送这些来访的瘟神及其船只前往江边。
‘那是一幅怪异的景象。随行护送的人群约有五千至一万人,每个人——全是男子,而且几乎全是年轻男子——不是拿着一根长竹竿,竿端悬着灯笼,就是举着熊熊燃烧的火炬。我们以前也见过游行,却从未见过如此精心铺陈的场面。整支人群并不按通常缓慢的仪仗步伐行进,而是在狭窄街道所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快地奔跑,人人扯着嗓子大喊。任何曾经面对过,或逃避过这种呼号人群的人,都知道它会令人怎样心惊。一到江岸,纸船便迅速下水。一位比同伴更勇敢,或者更不爱惜生命的船夫,已经准备好把它拖往下游;在那里,神灵很快就被火焰包裹着,送往别处。护送队伍刚一出城,城门便立即关闭;纸船刚一放下水,所有灯火就匆匆熄灭,人人悄悄地迅速从另一座城门溜回家,好让神灵迷失方向,无法再找到回来的路。中国人何等聪明!神灵又何等愚笨!中国人显然认为,自己比他们所祭拜的神或鬼都聪明,这倒使人不禁纳闷,他们为什么还要祭拜它们。
‘在这一带,人们习惯告诉瘟神,温州是个很穷的地方;但有一座城叫扬州,那里百姓富有,房屋漂亮,女子美丽,一切都远胜这里。在温州江上游的处州,遇到这样的场合,人们总是告诉瘟神,温州比处州更好。于是,人们就这样把瘟神彼此转送——这一切,似乎与夫子的教导颇有出入:“自己不想要的,不要转给别人。”’”
原注:苏慧廉《中国传教记》。
当天不降雨时,地方官也有义务忍受不小的辛苦,促使雨神意识到自己漠不关心的冷酷。因此,他成了本地的祈雨者,而这是一项沉重的职责。仁慈的上天也许年复一年降下丰沛的雨水,他却任凭雨水冲走土壤,淤塞河道。河流缺少防护,改换河道,横扫大地,给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的人带来死亡与毁灭,黄河就是例证;然而,把丰沛雨水蓄存起来,以备旱季之用,却不在他的职责之内。他挥霍而无知,所能做的只是祈求更多。例如,黄河洪灾的根源在西部的陕西与山西,但他并不追究这些可怕水患的原因,而大多满足于一轮轮迷信的祭拜。这并不是说他喜欢如此,因为长久干旱时,他可能必须走访许多庙宇,跋涉远路,不仅诸多不便,还要长时间暴露在酷热之下。有一次,我劝说一位权势很大的巡抚:祈求甘霖,就像一个败家子挥霍了父亲的产业之后,又伸手索要更多;与其祈雨,不如兴建灌溉工程,把雨水蓄存起来。他回答说:“我若不去祈雨,百姓就会起来反对我。”由此可见,官员一生要扮演许多角色,而且还有许多主子。
各县及地方官员还有一项职责:每年到谷神庙举行宗教仪式并亲自耕地,以此为百姓作表率。皇帝在京城也同样行事,或亲自参加,或派人代行。他们还必须每年四次率队出行,迎接四季。其中最有趣的是迎春,官员们身穿贵重的皮裘,前往城东门外祭拜。街道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观看华丽的队伍。走在前头的是一个坐在轿中的乞丐——当天做一日官。另一顶敞轿抬着一个木制人像,人们用柳条和棍棒朝它击打,认为打得越厉害,这一年便越好。这项做法以及仪式中相关的其他言行,是否又能成为一个例子,加入《金枝》所列举的众多事例,证明古代迎春或复活节庆典具有共同起源,我只能留给人类学家去研究和判断。在东门外举行仪式的庙里,备有一头大纸牛,旁边还有一个纸糊的牧童。纸牛身上涂着斑驳的颜色,用来预示这一年的情形,例如雨水是否很多,或火灾是否频繁,等等。仪式结束后,人们便用装饰过的枝条击打纸牛与牧童,把它们打成碎片,争抢纸片带回家,以求好运。
大火过后,还有一种奇特的礼俗,即举行感恩仪式,名为“谢天恩”。我想,心存感激的,大概是那些没有受灾的人。无论如何,人们会公开演戏,并在火灾现场和火神庙中献上祭品。必须记住,中国的戏台主要与庙宇相联系。凡是稍具规模的庙宇,都有戏台,而没有讲坛;事实上,基督教无论传到哪里,都在那里引入讲坛。戏是演给神与人共同观赏取乐的。中国基督徒不肯缴纳地方习俗为这类演出而强征的人头摊款,与其说是因为戏的内容,不如说是因为它与异教祭祀相联系。在这一点上,戏台迄今几乎构成了与祖先崇拜同样巨大的传教障碍。因为,即使有人对基督教抱有好感,也不愿为了拒绝给一场戏出几个钱,而得罪族人、朋友和邻居;毕竟,那场戏也许是他们一年中唯一令人兴奋的活动。当他们看到,基督徒因这种消极抵制而被人闯入住宅、抢走财物,自己遭到殴打与残酷对待,甚至全家被逐出家园时,这一切就使许多渴望从基督教得到力量与安慰的人,不愿舍弃自己已经拥有的物质安稳。
尽管我很希望强调中国宗教中有益而健全的一面,但我不得不承认,在官方宗教中找不到这样的一面。事实上,除去对上帝的祭拜,从整体来看,官方宗教是一大堆幼稚的迷信,往往有损有识之士的尊严,道德价值贫乏,精神上的启发也很少,甚至几乎全无。即使是天坛中最崇高的形式,按照通常的举行方式,也几乎没有基督教国家盛大公共典礼中所具有的那种高尚情操、庄重自信、纯洁措辞,以及强烈的精神向往。中国人的官方祭拜,纵然不能说完全如此,也几乎是一种为求物质利益而进行的物质性祭拜。它虽然承认一位具有人格的上帝,显示出对人的灵魂继续存在的信仰,并且描绘了道德报应,但其中的精神价值,相对说来却十分缺乏。
第十二讲 个人宗教
归根结底,对传教士来说,最重要的既不是公共宗教,也不是宗教哲学。他与公共宗教的关系也许很少,与宗教哲学的关系可能更少。然而,一个个普通人的灵魂,才是他首先必须研究和耕耘的园地。这片土壤是什么性质?其中繁盛生长的杂草与花朵有哪些?它能够承受什么样的新种子?又需要什么样的肥料?这些都是他必须面对,并努力寻找答案的问题。有些人凭借一种近乎直觉的能力,便能找到答案。另一些人,几乎既不能辨别条件,也不能思考出解决办法。他们只知道把一切翻耕掉,无论好坏或无关紧要;然后在干旱的土壤表面,撒下未经温厚同情浸润的种子。这种种子如同稻种,播种前需要先把外壳泡软,生长和充分结实时,也需要温暖与水分。有些人有洞察力,能够看出自己播种之地的土质,以及它在眼下能够承受并培育出何种、多少种子。另一些人则没有这种本能。
有些人深信自己所传的信息具有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便以为,最能体现这种优越性的,是一种足够高人一等的态度,让听者感到自己低下而羞辱,产生不必要的不适。这通常不是使人乐于接受的好办法。居高临下地对人说话,并不妥当。有一条十分明智的准则:即使面对乡村听众,也不要低估他们的理解力;应当以朴实而坦诚的态度,用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因为基督教的荣耀,正是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容易地领会并实践它。“在同样的处境下,你希望别人怎样向你传道,就应当怎样向别人传道。”这句话,应当刻在每一个传教士的心版上。设身处地,站到对方的位置上,想一想,你愿意别人怎样向你说话,又怎样劝你归信。
那么,中国人的个人宗教是什么呢?可以这样回答:依孔子本人的理解,儒家将个人宗教限于祭祀祖先,过一种足以令祖先满意的道德生活,以及承认上有一个公正、无所不知的天。人的每一个念头和行为,都显露在天的面前,而天又有众多神灵臣属相助。道教劝导信众在今生追求平和,或安静无为;又通过道德生活,以及与万物有灵观念、法术仪式和对成仙者的崇拜相联系的迷信做法,寻求仙人的境界。佛教则号召信众频繁称念诸佛与菩萨,配合斋戒、朝圣以及道德而利他的生活,以逃脱地狱,升入天界。这是一种尚称公允的概括;但像大多数概括一样,一旦涉及具体个人,就仍然是不完整的!
我已经提醒过各位,中国人并没有划分为这三个各自独立、彼此分明的群体。不能把他们分别装进这样互不相通的隔间里。这并不是说没有区别。区别确实存在,但主要是思想与性格上的差异,而不是分属不同学派的区别。事实是,三教的主要教义和原则已经结合得如此紧密,几乎不可分割地沉积在民众的思想与性格之中。这种沉积,母亲的影响可能并不亚于父亲。低估妇女在中国的力量,或者在其他东方国家的力量,总是错误的。在孩子容易受到影响的年龄,无论儿子还是女儿,都由母亲照料;她把自己的宗教观念印入他们心中。即使儿子后来接触了外面的世界,这些观念也仍然留存。正如有人颇有见地地说过的,儒家把妇女置于较低的从属地位,而妇女则通过接受并扶植它的对手佛教,作出了自己的报复。
如今,可以说私人生活中的宗教分为两部分:家庭宗教与个人宗教。凡了解中国人的,几乎都会承认,私人宗教更常表现为家庭共同遵行的仪式,而不是个人的宗教生活。这与这个民族的性格、历史和哲学完全相符。国家宗教与国家政体一样,都建立在家长制的基础之上。皇帝不仅是天子,也是百姓的大家长,是全国在法律与宗教上的父亲。同样,一省的长官是本省在法律与宗教上的家长,道台之于一道、府官之于一府、下级地方长官之于所属区域、族长之于宗族、支族之长之于支族,以及父亲之于一家,都是如此。这一家,也包括儿子、儿媳和所有孙辈。
个人生活中宗教的家庭层面,似乎被孔子以前的中国礼制限定为祭祀家族较近的祖先,而孔子也支持这种规定。对于这些祖先,家庭及其每一个成员都负有道德与宗教上的责任。不过,我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孔子也承认神圣者——也就是天——与个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使人心生敬畏,使人承担一项托付;即使它并不鼓励人通过祈祷直接接近天,也足以使人满怀信心地仰望天,并遵从内心所感受到的天的指引。
然而必须记住,在中国,构成社会单位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在家庭生活中,一切都归入共同的财产,由父亲支配;因为父权就是法律。因此,家庭宗教比个人宗教,更确切地代表着普遍的态度。不过,公允地说,孔子明确承认儿子的权利、责任与独立人格,因为他清楚主张,一个人不能让父亲、老师或其他任何人代替自己承担道德义务。道教与佛教也强调个人责任,而且更为突出。此外,人性在世界各地都会显露出来。因此,即使在家庭事务中,父权通常也像一根藏在暗角或锁在柜里的桦木戒尺,只有发生严重过错时才拿出来。家里人知道它在那里,通常就足以受到警醒。当然,有些父亲滥用父权;另一些人则过于频繁地朝柜子看去,这并不明智,就像我们国家也有人这样做一样。但个人的灵魂,仍被承认属于他自己。因此,只要个人的宗教信仰足够正统,家庭礼仪也照常遵守,家中成员便可自行决定自己的宗教生活。基督教恰恰在这一点上引起不安,因为它违背那些古老得无法追溯的家庭礼仪,从而分裂或扰乱家庭这一单位。而家人相信,家庭的幸福,甚至其存在本身,都有赖于这些礼仪。
今天的家庭宗教,所包含的远比古代儒家礼制所规定的多。仅有前三代祖先,已经被认为不够了。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品性为人所知得太清楚!也许,其中有些人怀恨报复,恰恰属于死后也可能惹出麻烦的那种人。不论怎样,家宅中的守护神,如今已不再限于祖先的神位。事实上,似乎即使在孔子的时代,家神也不只限于祖先。他在某处谈到过家中的五位守护神;直到今天,家庭中仍有与他所说相似的一类神祇。凡是有能力修建大门的人家,入口处便可见门神:两个硕大的人像画在两扇门板上,神情严厉,保证能吓退任何觊觎这处诱人住所的妖魔。还有那位十分重要的灶神,定期上天,报告这家人的善行与过失。讽刺的是,这家人还必须向他献供,再用火焰将他从所绘纸张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人不禁会想,他们有时一定会产生干脆不放他走的念头。还有厅堂、各间卧室,甚至床铺的守护神,以及一些远没有这样体面的地方的神灵。
在每位神灵的神位前,至少逢初一、十五,都要点香燃烛,并在适当的节令供奉食物。幸好,神灵总是只满足于祭品散发的香气,因而把实在的食物,留给那些更有实体的享用者。
如果一家人从事某种买卖或手艺,还必须祭拜该行业或技艺的守护神;这些神祇通常出自道教。这是年纪最小的学徒的职责,也给基督徒青年学习一门手艺带来了另一项严重困难。玛门,也就是财神,是商人的守护神;在广州这样的地方,进入商铺时,几乎不可能不擦着敞开门口的财神神龛而过。
如果一家人务农,就必须安抚土地与庄稼的守护神,并在播下种子的地方插上旗幡。这些旗幡可能源于佛教,但通常由道士制作,用以保护种子免受邪灵侵害;正如庄稼成熟时,农夫本人也必须睡在田间,防止窃贼收走他的庄稼。
如果家中有人患病,就必须一座庙接一座庙地献供,直到病人康复——或者出现相反的结果。甚至医生开出的药方,也必须请神明裁定,或者干脆向神明求取药方。也许,病人的某个魂魄游离了;他的热病呓语或昏迷状态,使人觉得存在这种可能。若是如此,就必须借助某座道庙中神明的力量,把游荡的魂魄找回来。
没有得到儿子、渴望洗去这种羞耻的妇女,必须到能够回应她们恳切祈求的道教或佛教女神面前礼拜,向女神许愿,承诺献礼。女神的神龛前,常摆满作为谢恩供品送来的小男孩塑像。孩子生病时,也必须向这位神明祈求康复。有些道庙中供着一对年老夫妇的泥塑像;孩子夜里不安稳时,人们便祭拜他们,相信他们能够使孩子安睡。还有掌管天花、麻疹以及一般小儿疾病的女神。
时间不容许我逐一讲述家庭宗教范围内那无数的迷信。其仪式简单,目的也显而易见。仪式包括点烛、上香,并按规定次数鞠躬或跪拜。再进一步,就献上食物。其目的不是道德或精神的发展,而是物质上的顺遂与家庭的安适。
只有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家庭生活才产生一种新的理想:家庭与一位神圣的父亲相联系,依赖他,信靠他;并在一位神圣救主的恩典与真理之中,从道德与精神两方面发展家庭生活及其品格。中国的基督徒父母接受这一理想,具有精神性质的家庭礼拜,取代了低下的迷信。家庭在道德与精神的纽带中,找到一种双重的结合,其所能成就的,比过去仅以物质福祉为联系的单一结合更为崇高。
详细论述家庭宗教中种类繁多的迷信表现,是容易的;然而,转到个人宗教的问题时,事情就没有这样简单。如果所谓个人宗教,是指对神灵的恐惧,以及试图通过献供来安抚它们;或者是指信赖它们,并试图在今生事务中获得它们的帮助,那么中国人非但不是没有个人宗教,反而是世界上最有宗教性的一些人。如果另一方面,我们所说的个人宗教,是指在神圣而永恒的存在面前,培养道德与精神的能力,那么,恐怕广大民众便不能称作有宗教信仰的人。
与此同时,我也要向各位说清楚,在一些地方,确实有这样的男女:他们通过个人宗教,努力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以及道德本性上的力量。他们不满足于把物质生活或家庭生活中的事物,视作今生的一切。中国人较高层次的人性,与西方人较高层次的人性相似。仿佛有琴弦在另一个维度中振动,牵动着此处的心弦;仿佛远方有歌声,却听不清其中一个个音符;仿佛有仁慈的存在,以不可见的双手护卫并召唤;仿佛另一种陌生而更加甜美的生命,环绕着此生。不论怎样,总有某种存在于某处的东西,只有通过道德与精神的努力才能达到。而他们愿意作出这种努力,愿意付出任何努力,不计代价。中国确实有一些这样的人,而且还有千百万人,已作好足够的准备,能够回应那种清晰召唤他们走向更高生活的声音。
这种准备,来自道教的向往,来自儒家对不可见世界尚未明确界定的承认,尤其来自大乘佛教关于救度的方面。儒家代表道德、对不可见者的敬畏,以及公共宗教;道教代表神秘主义,也代表一种寻求仙人境界的私人宗教,其方式往往怪诞。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整个远东的宗教生活中,佛教也许都是最有影响力的精神因素。我这样说,同时也承认并珍视儒家与道教历代所维持的观念:人不仅对祖先、也对天负有责任;生命在死亡之后仍然延续;而且,宗教为道德提供了权威依据。
然而,作为宗教,我只能把儒家与道教列为精神层次较低的宗教。在我看来,佛教虽然充满迷信与昏沉,却仍有资格在精神意义上居于二者之上。同时,我不希望各位误解我的意思:依我的估量,三者合在一起,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仍属于较低层次,纠缠于迷信之中,不足以发展一种开明的精神生活。它们即使达到最高的发展,也仍未达到那种在上帝之中的喜乐,以及通过与他相通而获得的振奋人心的自由感。这正是基督教的光辉,也是那些已经超越形式与仪式束缚的基督徒所享有的崇高特权。
我曾在心中回顾自己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朋友,问自己,他们的宗教状况如何。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虽然属于官员阶层,必须参加公共祭祀——也许恰恰因为如此——却多少带有怀疑态度。然而,他们毕竟是在宗教气氛中长大的,怀疑只是他们性情的一个方面,也许不过是表面的一层涂饰。另一面,则是对于宇宙中不可见力量的敬畏,至少也是尊重。真正的无神论极其罕见;事实上,我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
此外,他们之中有些人,自幼在儒家经典的氛围中成长,具有孔子那种敬慎的心态。他们以一种哲学上的满足安慰自己:履行职责,就是完成今生的天命,也因此为来世的命运作好准备——倘若真有来世的话。他们中许多人研读过道教与佛教书籍,很熟悉两教的宗旨与修持方式。
也有少数人,不能从两种本土宗教中得到满足,便采用佛教的修持方式,在一段时期内戒肉,反复诵念佛号或经咒。我亲自认识的这样的人,只有一两个;不过,具有这种倾向的官场中人,在旅行途中借机到访佛寺或道观,并虔诚地在神佛前礼拜,并不罕见。过去,这一类人偶尔还会辞官,退隐到寺观之中。如今,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少了。
有些人会在一定时期内专心从事宗教修持,或奉道教,或奉佛教。这段时期可能持续几周、几个月,或几年。通常包括禁食某些食物,以及每天反复诵念某些祷词或经咒。较为虔诚的人,有时还会因此踏上朝圣之旅,通常前往某座著名佛寺,往往必须辛苦跋涉,并花费不少钱财。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远行到偏僻的寺院,在那里花一定时间诵念和举行宗教仪式。作为回报,他们从住持那里得到一张凭证,证明其虔诚,并保证他们在来世获得解救。
例如,在长江以南的普陀岛上,有一座著名佛寺,每年都有大批人前往。旅程颇有危险,因为必须乘中式帆船渡海。这些船不但没有舒适可言,有时还得面对可怕的天气,甚至可能遭遇夏季中国沿海常见的破坏性台风。
有一位老妇人,曾经走过这条艰苦的旅途,并获得两张进入天界的凭证,一张要放进棺材,另一张要在葬礼上焚烧。后来,她皈依了基督教。归信一段时间之后,她把这两张珍贵的凭证送给了我的妻子;多年来,它们一直是她最重要的财物。我常常想到,一位只见过两三次外国人的中国老妇人,竟愿意舍弃由自己终身信奉的宗教的一位住持盖印、以文字保证她进入永恒幸福的凭证,转而接受一个陌生人口头的应许,这需要何等非凡的信心。然而,她所换得的,并不是一个陌生人的应许,而是真切地体会到,自己已与那位长久寻求、终于找到的存在相通。
许多秘密会社过去存在,今天也仍然存在。其中有些纯粹出于政治目的而成立,往往反对当时的王朝;不过,一般说来,它们兼有政治与宗教性质。另一些则完全出于宗教目的,成员立誓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禁戒也并非这类会社唯一的规条,因为会社的守护圣者或神祇,也成为每个成员个人的守护者,受到他特别的祭拜。毫无疑问,有些会社促成了一种独立于家庭宗教的个人宗教的发展。一般来说,它们与道教相联系;虽然受到法律禁止,也许恰恰因为受到禁止,它们仍不时在广大地区兴盛。长远来看,它们往往蜕变为政治组织,而这实际上正是遭到查禁的真正原因。有时,它们引发叛乱,助长狂热;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变中,这种狂热便曾以可怕的方式显现。
普通中国人的个人宗教,只能说属于较低层次。它包括在新年的头一两天,尽可能多地逐一走访神庙。他随身带着一只篮子,装满小蜡烛和香。每到一处神位前,就点两支蜡烛、三支香,行礼致敬,感谢过去一年受到的保护,并期待这种保护在新的一年继续——倘若神明愿意,最好还更多一些。他这样忙上一两天,随后便希望这一年剩下的时间,不必再与宗教打交道。因为要记住,宗教并不是一种乐趣;一年中其他时候去祭拜,便意味着生病,或遇上某种麻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与宗教打交道越少,他就越幸福。去庙里看看,各位会发现许多谢恩的标记;然而,它们所感谢的,都是疾病痊愈、获赐子女,或者在忧虑与困苦之后得到的其他现实好处。
当然,他在家里还有一些宗教义务,但所费的精力和钱财都不多。他会留意在家神的神位前点香,并在适当的时节,安排在祖先牌位前以及各位家宅守护神前供奉食物。他也可能每晚在门前点一盏灯笼,一方面方便行人,算作一件功德;另一方面,则是祭拜统御天上、地下与地上的三位主宰。同时,他点燃三支香,执香向外鞠躬,似乎既祭拜这三位主宰,也祭拜天界众神,最后把香插在门柱的缝隙中。
宗教大显作用的时候,是他患病或死亡之时。那时,便请来僧道:患病时,举行宗教仪式,安抚引起病患的神或鬼;死亡时,则主持丧葬仪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仪式的规模,都取决于家庭支付费用的能力。
他承认道德是宗教的一部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正被不可见的眼睛注视着,并且会被如实报告。这往往既能阻止恶行,也能鼓励善举。这种善举,可能表现为不杀动物,或者放走本来最好消灭的害虫;但它们也会采取更实际的形式,成为真正的慈善与仁爱行为。诚然,对于他人的苦难,人们也存在许多冷漠。这种冷漠的根源,一部分在于贫困,一部分在于畏惧邪灵。例如,救助溺水者时,人们担心,若阻挠了那把不幸者诱入水中的鬼魂,它就会向救人者报复。倘若我们国家也有中国人所相信的那些鬼怪,救人的举动同样会大受阻碍。然而,人们仍有许多同情与善行,表达出一种在根本上具有宗教性质的情感。
尽管如此,就中国人总体而言,个人宗教仍不能算达到很高的水平。它大多与现世的保护和利益相联系,只有相对少数的人,为了道德与精神上的成就而修持。各位很容易看出,这种情形为何难以改变:因为,倘若不把观音算在内,中国人就没有一位可以让他们以爱敬慕的神。众神殿中充满了各司其职的神祇,其性质足以激起恐惧或尊敬,却不能唤起个人的爱,也不能唤起精神相通的向往。事实上,我遇见过无数人为求现世利益而献供祈祷的例子,却没有遇见过向神明祈求力量,以过一种圣洁生活的人。
他们的神祇本身的性质,使个人与神相通的观念——基督徒寻求与天父或永活而圣洁的救主所享有的那种相通——成为不可想象的事。例如,一个人能与火神、众多地方守护神、巨大而无动于衷的佛像,或者孔子与老子,产生什么“甘美的相通”呢?他可以在有求之时,在困苦与恐惧之中,向他的神祈祷;然而,要寻求相通和精神的启发,他又能到哪里去呢?
我愿意尽可能公允地评价那些为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宗教思想家,也反对不必要而缺乏善意的歪曲;我承认三教对于公共道德、个人道德,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家庭与个人福祉的价值。然而,在其中,我找不到接近那种精神相通、那种因上帝及其作为而有的喜乐,或那种光辉的精神感召的东西。这些不仅见于《圣经》,也是我们从基督教国家许多美好心灵的经验中所熟悉的。哲学上的宁静,庄重地履行眼前的职责,以及不动声色地等待自己的命运,都值得高度钦佩。不过,这些品质并不常见,也不能与那种更为充实的精神生活所带来的丰盛感相比;后者是在清醒而喜悦地与神圣者相联结时产生的。人若不认识主,就不能与他相通,不能爱他,也不能以他为乐。正是这种认识,使个人宗教从较低的状态,提升到更有力量、更为喜乐的状态。
中国人祭拜对象的繁多,本身就使这种状态无法实现。因此,个人宗教大多处于令人遗憾的低下水平;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我不能说它曾达到很高的境界。我这样说,同时也坦率承认,一个人生命中的精神方面,可能不为外部观察者所知;我也不愿相信,竟没有人的思想能够超越偶像崇拜的外在形式,进入至圣所。我很愿意见到这样的人。然而,除了那些与耶稣基督一同进入其中的人以外,我还从未见过。
最后,请容许我说:各位将要前往的地方,十分需要你们。你们所传的信息,是人类生命与光荣的冠冕;你们所面对的机会,无与伦比。我们中有些人,只恨自己不能年轻三十岁,好亲眼看到你们将要看到的景象。愿各位怀着正确的精神前去,始终宽宏,永不畏惧;愿你们自身常存主耶稣基督、天父与圣灵的恩典、慈爱和团契,因为他们总是愿意将这一切,赐予愿意领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