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家常

第一章中国人的性情

若单以外表的举止而论，中国人无疑是地球上最讲礼数的民族。只是这套礼法过于繁复，其要求又过于铺张，以致在大多数场合，形式取代了实质。譬如中等以上人家的中国人极少徒步出门，他们坐独轮车、坐轿子，或另有别的代步之法。两人路上相遇，礼节要求他们必须落地站定，互道寒暄；寒暄既毕，又须各自坚请对方先行登车上轿，尽管按年齿或身份该谁在先，两边心里其实都一清二楚。

正因为有这一套，他们常常故意扭过头去，装作没看见极要好的朋友，好躲开这些没完没了的仪节；可是遇见欧洲人，他们倒从不迟疑地上前招呼，因为对欧洲人只消点一点头便够了。几个人一同进屋，或是一同入席，也是同样叫人厌烦的一番讲究。人人都想争先，却又不敢冒犯尊卑的次序——一旦在这上头失了分寸，此人从此便要被归入没有教养的一流。同外国人做生意时，本地人是伸出手来任人握，而不像与自己同胞相见时那样：两手相拱，举到脸前，自己摇一摇。

礼节问题也给中外之间的交涉添了不少麻烦。譬如衙署正面开着两扇大门，两侧另有边门。唯有品级与接见的官员相当或更高的人，才可以由正门进去。广州的总督有好些年不肯接见领事团，就因为领事诸君不肯从边门进衙门。论个人品级，他们都低于总督，可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若从小门进去，便有辱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国家的体面。这里不妨补上一句：日子久了，总督到底还是让了这一步。

觐见皇帝就更难安排了。这样的觐见直到一八七三年才实现，而在此之前，差不多天天磋商，前后议了半年。中国方面愿意答应觐见，却坚持要行叩头之礼——连宗室亲王也从不敢省略的礼。所谓叩头，是跪伏三次，每跪一次以额触地三下。

各国公使断然拒绝行此礼，坚称他们所代表的政府与中国平等，而在他们本国，觐见君主也并不要求这类仪节。中国方面直到被威胁要断绝一切邦交，才让了步。最后议定：在皇帝御座前的台前三鞠躬，以代叩头。到了一八九八年，法国公使径直走上台去，直接对皇帝讲话，此后普鲁士的亨利亲王也照样办理。

要明白中国人何等看重这类跪拜之礼——传教士对此倒从未拒绝过——只须知道一点：连皇帝本人也免不了。据一八九四年二月一日的一道谕旨，皇帝晋见皇太后时所须遵行的仪注如下：

“朕，皇太后，将于来三月初二日在慈宁宫赐宴皇帝及诸臣工。皇帝入座之前，应趋至御座之下，行三跪九叩之礼。进茶时，由总管太监代朕以奶茶一盏赐皇帝。进盏之法如下：御茶膳房侍卫首领将茶捧至殿门，于此交与总管太监；皇帝在丹陛之下承接，先行叩头，然后跪而饮之。饮毕，再叩头谢恩。其后，由侍卫人等依次向在座诸臣工进茶。”

进酒的仪注与此相同，这里略过不提，只引谕旨的结尾：

“宴毕，皇帝立于殿中御座之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向朕谢恩；礼毕，诸臣工亦照此行礼。”

外交礼服上佩的礼剑，也曾引出长篇累牍的争论。剑总算保住了，可外国人在眼镜一事上不得不让步。凡视力不好的使臣，在正式觐见的场合只好仰仗某位肯帮忙的同僚搀扶引路。

礼节常常严重地妨碍公事，也妨碍生意。何天爵先生讲过一个美国人的事：此人与一位官员有交涉，登门拜访。主人接待得极为客气，仆人立刻端上茶来。那官员双手捧起一盏茶，举到齐眉高，郑重其事地奉给客人。客人正渴，接过茶盏一饮而尽。主人的神气顿时变了：先前的恭敬一扫而空，换上一副倨傲面孔，公事一句也不肯听，这位倒霉的客人几乎是被撵出门去的。

这美国人一连触犯了两条中国的礼法。其一，他接茶时应当站着；其二，更要紧的是，主人不先举盏，他一滴也不该沾唇——而主人举盏，同时也就是请他告辞的暗号。假如他是这官员素知的平辈或尊长，喝多少盏茶都不要紧；可他是个生客，主人正是用这法子来试他的身份高下，看他懂不懂人情世故。

在读过书的中国人中间，不懂这些是没有的事。礼节在学堂里就要教，是本地教育中不可缺的一门。于是中国人瞧不起那些把这类事看得无足轻重的外国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常谈话中那些客套的说法，听在欧洲人耳里觉得极有趣。有一条定不可易的规矩：说到自己和自己的一切，须用最卑下的字眼；说到旁人的人与物，则须用最尊崇的字眼。无论相遇搭话的是两位官老爷还是两个叫花子，他们的对话大抵是这个样子：

“请教尊姓？”

“小弟贱姓王。”

“府上在哪里？”

“寒舍在——”下面报出地名。

“有几位令郎？”

“只有五个小犬。”

直呼本地人的名字是极大的冒犯。尊长可以这样叫，可他自己若被人这样叫——哪怕是孪生兄弟——也要勃然大怒。总得称“老兄”或“贤弟”，或诸如此类的说法。外国人通常拿差事当称呼来解决这个难题，叫作「仆欧」、苦力、花匠、厨子、马夫等等。

底下这则轶事，可以说明中国式礼貌中自贬的一面：

有个中国人穿着他最好的一件绸袍去人家串门，恰好惊动了一只老鼠——那老鼠正伏在门上的梁上，在一罐油里大快朵颐。老鼠仓皇逃窜，把油罐打翻，浇了这位倒霉客人一身，好衣裳全毁了。那人气得脸色发白，主人出来了；照例寒暄过后，客人这样解释自己的模样：

“小的方才走进贵府，惊动了贵府的老鼠；老鼠逃命之际，打翻了贵府的油罐，泼在小的这身贱衣上。这就是小的何以竟以如此不成体统的样子，出现在贵府尊前。”

我从中国礼数的这条准则里，找到了我们买办在他一个孩子病中那番怪举动的解释。我知道孩子病势危重，便十分关切地问起。做父亲的却笑吟吟、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这孩子大概是要死的。他这样没有心肝，叫我大为骇然，后来我同一位比我更懂中国人的朋友谈起此事。

“你这判断错了，”他对我说。“那做父亲的心里也许痛极了，可照中国的礼节，他有责任不让你替他难过，不拿他自己那点不值一提的伤心事来劳你的神。同一套礼节也要求你去安慰他——尽管他表面上像是毫不在意。”

我只好承认：那人的冷酷叫我骇得太厉害，我压根没想到他还需要安慰。

在这些人中间，凡是拒绝，凡是不中听的实话，总要用或多或少兜圈子的说法讲出来。我们那种想什么便说什么的习惯，在他们看来极其唐突。反过来，他们用种种托词把真意包裹起来，我们又看作虚伪做作的凭据。这不过是中外之间彼此难以相契的诸多缘由中的又一条罢了。

一个仆人想加工钱，或是挨了主人一顿责备、丢了“面子”心里窝火，他绝不会把这些实情告诉主人说要辞工。他会编出某个亲戚害病或是死了，要不就说自己病了。主人若真看重这仆人、想留住他，可以向旁人打听他不满的真正缘由。打听清楚之后，若愿意把这委屈补上，也须一面装作相信那编出来的托词一面办——否则仆人便丢了“面子”，主人纵有让步，也留他不住。

本地人若想向邻舍借点什么，而邻舍不愿意借，那邻舍绝不会说出拒绝的真正理由，因为那是失礼到了极处。他另找一个理由，还要附上最恳切的懊悔之词，说自己竟不得不拒绝像来借的这位这样一位可敬的人——而这一切，是在明明看得出他所要借的东西他多得很的情形下说的。

争执之际不直骂对头本人、而去骂他家门的风气，也出于本地人这种爱绕弯子的性情。要伤一个仇人，再没有比诬他的祖宗是罪犯、是骗子或别的同样不体面的东西更管用的了。同样的恶言若加在他自己头上，他反倒不会觉得这般刺心。

下面这则轶事，可见仆人为保全“面子”——也就是保全体面——所下的功夫。我们有位朋友打了他的仆人，起因连他自己也知道算不得什么。他赶忙拿出几块钱来抚慰受辱的仆人，仆人也收下了。过了几个钟头，他忽然听见自家门前爆竹连声，大吃一惊，出去一看，门外已围了一群人。一问才知道，那仆人把钱交给另一个仆人去买了爆竹。爆竹一响，便是向所有人宣告：主人做错了事。既不能逼主人当众道歉，这仆人便用这法子，在亲眼看见他挨打的众人面前，把自己的体面挣了回来。

第二章不重诚实，不求确切

举国上下不重诚实、不求确切，由此生出种种叫人光火的行径——作伪、藏掖、使诈、揩油；中外之间的许多嫌隙，正是由这些行径而来。我们谈这个题目，是凭着确凿的见闻。同各色人等——商人、仆役、匠人、官员——相处数年，使我们有资格断言：他们的心思是这样一种路数，二加二等于四，他们是断然不肯承认的。他们会设法说服你，说等于三，或者等于五；而一切争执又照例要请出那位好说话的中人来居间调停，中人既有意让两边都过得去，便判定它等于三个半。在《银钱》一章里，我们还要看到这种不求确切在金融上造出何等叫人头晕的局面。

邮政也常因这种不精确而吃足苦头。信封上只写“寄我祖母”或“寄我叔父”，此外别无一字，是极平常的事。古伯察神父记过这样一桩事：

“我有东西要送往北京，便告诉我雇的一位塾师，说他不妨借这机会捎一封信给他母亲——他已有四年没有她的音信了。他于是唤过一名学生来，给他一张纸，说：‘给我母亲写封信，快些写，送信的人等着呢。’

“我大为诧异，问那孩子可认得他母亲。回说不认得。‘那他怎知道你要对她说些什么？’我问。得到的回答极有说服力：‘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学作文两年了，各样漂亮的写法都熟。你当他不晓得做儿子的该怎样给母亲写信么？’那学生不多时便把信拿来，不但写好，而且封好了，做先生的郑重其事地写上收信人。这封信搁在天下哪一位母亲身上都合用，哪一位母亲听人念了，也都会同样欢喜。”

我们不止一次在生意上遇到这样的事：一批货的价钱谈了半天，我们只当是按十六两一斤计的，到最后关头才发现要按十二两一斤来称。于是一切又得从头讲起。

出门赶路，若路程以里计，还须问明是长里还是短里。这要看路上有多少难处。走下坡，甲地到乙地也许是四十里，可照本地人的说法，回来便成了六十里。这样他好开价。

长短的尺度、地亩的尺度，名目虽同，用在何处，值也就不同。量木头的尺不是量石头的尺；凡在这个一切都说不准的地方盖过房子的人，都领教过这一尺数值不一所带来的混乱。分、丈、亩这些地亩单位，各地相差更是无穷无尽。

人口清查办得如此“大概齐”，以致谁也不真知道这国家究竟有多少人，政府尤其不知道。不过在这一桩上，含糊其辞确有很硬的财政上的缘由。谈买卖时——这是我们亲身领教过的——本地人会想尽办法把事情留在悬而未决、模棱两可的地步，你极难把他逼进一个他脱不了身的两难之境。看来，凡能破他这套把戏的法子，尽可用得，不必于心不安。

对日本一战期间，朝廷曾遣使臣持皇帝致日本天皇的国书前往，为议和张本。国书里用极堂皇的辞句，痛惜两国之间的这场误会。至于议约之权，使臣所得的不过是：所议条件若于我有利，便予认可；若不利，便予驳回。日本人自己也是东方人，当即把使臣打发了回来；最后不得不派李鸿章亲往，授以明确的全权，方议成和约。

我们侨居中国期间，天天在小得多的场面上领教这同一套路数。生意上稍有一点难处，登门来的便是当事人的朋友。当事人自己不露面，生怕欧洲人不肯白费工夫，三言两语便逼得他当场拍板。派一个中人来，正好把这番磨缠拖长。

心思既是这样一种路数，公然作伪便成了再自然不过、再容易不过的事。我们有实物为凭：中国货里没有一样是本地人老老实实经手的。这一层，我们在《商人》一章里还要细说。

一位写中国的作者记过这样一则轶事：

“有一回，美国使馆的参赞要向一位本地官员收取纹银数百两，作为百姓滋扰美国侨民的赔款。契约上写明了银子的成色和分量。银子是分成小包送来的，每包封签上都写着五十两。

“这位美国人深知某些官员的脾气，便备下一杆准星的秤，随手取一包来称。秤上只有四十七两。再称别的几包，也都一样。于是他把银子全数退还那官员，捎话说：若一个钟头之内不把足色足两的银子送来，此约即作废，并将具报北京。回话是：足数的银锭随即送到。

“当天下午，这位美国人应邀到那官员家中吃饭。主人迎上前来，哈哈大笑道：‘今天早上我想拿次银子蒙你，心想你是外国人，分不出好歹；不想这些事你倒比我还在行。’他接着说，他原本备下了两包银锭，只等这点小把戏被识破，就把好的那包送去。”

中国的圣贤书里，道理上也讲爱真话；可在实际上，说谎并不算不体面。反倒相反，说谎被看作手段高明、脑子灵便的凭证。它是本地教育的一部分；你说某人讲的不是真话，他一点也不动气，只是笑一笑，说你比他精明。那种把说谎列为禁条的、玄之又玄的荣誉观念，在他那里是没有的。他所认的只是“面子”——荣誉的赝品。丢面子还是保住面子，才是天大的事；只要他被戳穿时能有个漂亮的法子脱身，他尽可以说谎而不丢面子。

揩油同这份保全面子的苦心配得极合。西文里有个字，字面是「榨」，指的是日常交易中一切或明或暗抽取的佣金。在中国，它占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一样事逃得过它。俸禄微薄的官员和他手下的一应人等，成套成法地向百姓揩油。若有一套确定的章程把官俸提上去，也就用不着靠这些不成文的路数来贴补——而这些路数，是人人都晓得、人人也都容让的。

揩油的门道同这个帝国一样古老。据说它起于仆役和一切受雇之人只得饭食衣裳、不另给工钱的年代。此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论，可以断定的是：时至今日，揩油之风到处都扎下了根，要除掉这弊病，看来是万万不能的。

大体说来，中国仆人是老实的；就是说，主人的东西他们一样也不偷。领班的那个仆欧经管着被褥衣物、银器、家具、衣裳，连首饰也归他管，而这些东西极少有失。从前甚至可以把主人的钱袋交给本地仆人；如今雇的外国人多了，这便办不到了。然而他们纵然老实，揩起油来却是谁也不放过。他们从不嫌活多，反倒愿意到应酬多的人家做事，因为那里油水更厚。

外国人也曾想把家里这套盘剥断掉，自己上街买东西，结果是白费气力。遇到这种时候，仆人一点也不窘，只从从容容跟在主人身后，向照顾过的各家铺子一一收他的佣金。铺家早等着他；而铺家把这笔开销加进价里，加得那样阔绰，以致大体上，外国人当初若索性让仆人去买、由他把油水揣进腰包，反倒合算些。这里不妨补一句：做仆人的通常都先摸清楚，揩主人的油揩到哪一步为止才不至于出事。

主人若想躲开这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抽头，等着他的诡计便没有个尽头，样样都奔着一个目的：把他自以为革掉了的老规矩再立起来。他也许买一杆秤，以为从此不怕短斤缺两，末了却发现那秤是照十四两一斤而不是十六两一斤刻的星。他也许弄到一杆准秤，锁在柜里。于是买来的东西分量是足了，可厨子自有办法把一部分退还铺家，把退来的钱落进自己口袋。

辞掉仆人也止不住这风气。后来的那个也许更坏，因为他不但要揩自己这一份，还要多揩出一份来补前任的缺。听说北京某国公使馆的公使，为了断绝仆人揩油，把他的门房——揩油的头号经手人——辞退了。多年之后他才发觉：他这一班仆役，以新门房为首，一直照旧把工钱付给那被辞的人，直到他死，连丧葬费也替他办了。他们还在钱庄存着一笔账，每年三次把息钱分了。

同中国人争辩这项老例如何不合道德，是白费唇舌。凡有权柄的人，无论身份高低，无不如此行之；人人都知道有这么回事，而在沾光的人看来，这至少是天经地义的。

第三章不惜光阴

光阴，无论是自己的还是旁人的，在中国人眼里全然不值钱。我们从没见过一个本地人守时赴约。存心想准时的，至少也要迟到半个钟头；其余的人，一天之内什么时辰都可能来，只除了约定的那个时辰，而且从没有谁为迟到略道一声歉。他压根不觉得这有什么必要。

干日常活计时，最简便的省工省时的法子，他们也一概不理会。用一辆车把料从工地这头运到那头，这念头似乎从来没进过他们的脑子。他们宁可来回跑上无数趟，一趟只搬几块砖。盖房子的工地四周活像一个蜂窝，旁观的人看着那许多毫无用处的来来往往，简直发怔。所用的家伙又糟又不中用，可天底下没有一种力量能叫他们改用别的。有一天我们偶然看见花匠拿一把小刀挖草，便买来一柄锄头，做给他看：用这个，几分钟里挖掉的草比用小刀挖一个钟头还多。他接过锄头，赞叹地端详了一番；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园中散步，却见他正拿着那把小刀，勤勤恳恳地挖草。

在自己家里做活时，本地人什么时辰动手都可以，什么时辰歇手也都可以。白天睡掉半日、夜里干到很晚，是极平常的事。不幸住在中国人家近旁的外国人，只能在最不成时候的时辰里睡觉。闲谈要扯到夜深——世上再没有比他们更爱说话的了——觉是没法睡的。到了早上欧洲人该去办事的时候，头天晚上闹腾的人却正睡得沉。要让本地仆人按时就寝，是最难不过的事；可另一面你尽可放心：午饭一撤，他们必定舒舒服服睡上长长的一觉，这时候若要他们做点什么，他们是大为不快的。

有位朋友这样解释中国何以举国上下都这样糟蹋光阴：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每周休息的日子可盼。没有什么东西催着他们把一定量的活计安排在两个礼拜日之间做完，好教每一天、每一个钟头都各有各的份儿。孩子们从天亮上学到天黑，没有游戏，除了吃东西也没有课间歇息，一年到头天天如此，只除了一天——大年初一。于是他们自小便得了这样一个印象：光阴是没有尽头的。

那套教书的法子也助长了这种对时间的奇怪的含糊。每个学生各念各的，把功课高声念出来，念多久由他自己。他觉得背熟了，便走到先生跟前，背对着先生站定——好让先生断无看见书本的可能——开口就背。先生不问一句，也从不讲解：所谓功课，只是把死记下来的文句复述一遍，丝毫用不着动脑筋。也只有一个不把光阴当回事的民族，才造得出这样一套文字：要穷一辈子之力才学得会，以致一个人好容易握住了这件工具、可以开始做学问的时候，人已经站在老境的门口了。

同中国人来往，欧洲人不得不忍受没完没了的酒饭和没完没了的造访之苦。英国人马嘉理先生给他们下过一个定义：“只见来，不见走的朋友。”况且，你断不能一下子弄明白一位中国客人的来意。他会说一千桩事，没有一桩同他此来的正事沾边；他喝茶，一袋接一袋地抽烟，直到临走的一刻，才顺带提一句正事。若不这样，便有违一切规矩和成例。这不过是他所耽嗜的那种含糊其辞的又一例。开门见山、一来就说明来意，倒要叫人把他看作一个既无机心、又全不懂世务的人了。

即便同某个本地人极熟，凡要谈一桩交易，起头的接洽也非得经买办（即经手生意的中间人）不可。我们不止一次早上到了写字间，见有人在那里等着，而且是我们再熟不过的人。他们本可以当下就说明来意，却偏不如此。他们整整一个上午泡在那里，同买办下棋；直到我们吃过午饭回来，才得知他们要谈的是什么买卖。接着又是一番耽搁：得打发人去取货样。他们明知不看货样便谈不成交易，可头一回来，从不把货样带在身上。轮到我们有东西要卖给他们时，耗掉的工夫就更多了。

中国人的消遣里也见得出不把光阴当回事。一台戏一演就是整天，看客就在戏园里吃、喝、抽烟。抽鸦片的人——这样的人很不少——一天里至多只有几个钟头能办事，其余的时候都消磨在那伤身的嗜好过后那种飘飘然的昏沉里。单是抽烟这一件小事就极费工夫。烟袋的锅极小，抽一口就得重装一次、重点一次。为省火柴，抽烟的人手里捏着一小卷慢慢燃着的草纸，朝某个方向一吹，它便窜起火苗，可以当火柴点烟。

在中国，时刻的分法，说“早上”“晚上”也就够准了。一个人若答应早上办一件事，那么从六点到晌午之间的任何时候他把话兑现了，都算守时。本地人若带着表，那是因为表的滴答声叫他们觉得有趣。他们懒得上弦，而且怎么也弄不明白：外国人把分分钟都当回事，白白耽误他几分钟就要不耐烦。我们留给中国人的印象，大约就同那只跳来跳去、闹个不停的狗留给那只又懒又阴的猫的印象差不多。

第四章不讲究安适

爱安适，并且想法子给自己弄来安适，显然是文明人的举动；可是一个民族尽可以有文明而无安适。十八世纪的法国——那个大世纪——正好说明这一点。它自以为极文明，世人也这样看它，看到公然效仿的地步；然而今日凡到过凡尔赛宫的人，没有谁会说那是一处安适的居所——按我们今天所说的安适。像中国人这样守旧的民族，欧洲百年前处处可见的情形至今仍在，一点也不足为奇。

所谓文明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受某些道德法度管束的人，安适不过是他的文明的一个物质的表记。这一层既然说定，那么即便承认中国人是文明的民族，我们也毫不迟疑地断言：论不洁，论无视最寻常的卫生之道，当今天下没有哪一国比得上他们。

他们的城池四围有高墙，把地面圈死，全不管人口的增长。街道狭窄，拥挤得简直难以想象。除北京之外，两乘轿子能并行而过、不必把一乘抬高的街道，是极少的。

差不多所有城里，正街都是铺过石板的——或者不如说，曾经铺过。阴沟若有，便从街心穿过，上面也只松松地盖着石板，那里冒出来的气味，外国人受不了，本地人却全不觉得碍事。没铺石板的街上，各色污秽应有尽有。猪——通常是黑猪——满街乱走，在泥浆里打滚，充当清道夫。

天津街道那种离奇的高低不平，还有我们的人力车陷住动不得的车辙，我们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中国的城我们去过不少，究竟哪一处该拿不洁的头名，我们还拿不定主意。也许该归北京。北京不同于别的城，有宽阔的大街，只是几百年的堆积把街面抬得那样高，原先的房屋如今几乎陷在地下。店铺和各样摊档侵占路面，侵占到这样的地步：街虽宽，走起来并不比别处宽绰多少。

要真正明白一座无人照管的城可以败坏到什么样子，只消在下雨天到北京走一趟。这座城当初是按极堂皇的规制造起来的。宽阔的大街，高耸的城墙，墙上隔一段便有一座玲珑的楼——在它落成的那个年代，它的确是全文明世界里最美的一座都城。如今，唉！街上的石板一处处剥落，车轮掉进坑里；说这些昔日堂皇的通衢如今反成了交通的障碍，并不冤枉。

我们头一回进北京，正赶上风雨天。我们的车没有弹簧，在破碎的路面上一路颠簸，把人颠得骨酥肉烂，而且时时像要翻过去，把我们掀进一个个黑黢黢的泥坑。使馆所在的那几条街，尤其值得一提。我们的骡子在泥里陷到腰胯，我们当真替自己担起心来：只怕要在这一片污泥的海里翻船。我们下榻的旅馆同法国使馆是紧挨着的，可是从这边到那边，我们不得不雇车，因为中间隔着一个个泥塘。天旱的时候，尘土又呛得人透不过气来。

无论城里镇上，各行各业乃至居家的营生，都实实在在地漫到街上来。各家门前的那一片地，住户都当作是自己的，爱派什么用场便派什么用场，常常大碍行人。本地人对公家的东西是不上心的。只要有一处能挪作私用，他们绝不迟疑。路上的石板、坟地的墙砖，只要没人看守，会给搬得一块不剩。

大路——即公家的道路——坏到不能再坏。这有几层缘故。头一层，路是路所经过的那片田的主人的产业。他得为这条路照样纳税，得的好处却并不比旁人多。不难想见，他把这公用的通道缩减到不能再缩减，往往只剩一条小径。其次，牲口少，肥料极难得，庄稼人一心想弄肥，便把牲口走过的路面土挖去，撒到自己田里。这样的事做了不知多少年，路于是成了沟，一下雨便成了渠。两辆车相遇，往往非得把一辆抬过另一辆不可。我们见过本地人——毡鞋和破衣都浸在泥里——一连拽上几个钟头，想把他们那辆可怜的车从泥里拖出来。他们在这样的苦境里的那份耐性，总是叫人佩服的；不过也不妨添上一句：天晴的时候，我们从没见过有谁动手把路修一修。

城里的照明，简直配不上「照明」二字。北京的外国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每年拨八万两银子给这座城点灯；管这事的官先扣下四万两归自己，把另外四万两交给底下人，吩咐他去办照明。这一位又留下两万两，交给他底下的人，如此层层发放下去，到末了，原先那笔银子只剩下几个铜钱，交给一个苦力去买油买灯芯；油灯搁在一只碟子里，摆在地上。来了个叫花子，把油喝了——北京的照明便是如此。

中国的客店，连最起码的卫生设置也没有，那份脏，简直无从设想。院子里挤满牲口——骡子、小马、骆驼——蹄子刨地，嘶叫驴鸣，闹得欧洲人整夜合不上眼，中国的客人却似乎毫不受扰。照古伯察神父的说法：五十头驴子同时叫，挨次叫，或者一声不叫，在本地人听来全是一样。每座城里成百上千的狗，那份吠叫嗥叫，他一点也不嫌；饿死的狗的尸首，他也一样不嫌。狗死在哪里便烂在哪里，除非有哪个精明人把狗肉拿去卖——在中国，凡可以吃的东西，很少能逃过这个终年在饿死边缘上的民族的口腹。

本地人的屋子直接坐在地面上，没有地窖，又冷又潮。门总是敞着晃着，因此冬天挡不住多少寒气。窗子糊着纸，寒、雨、暑、尘，一样也挡不住。据说有位到过美国的官说，那边的监狱比他的衙门还要安适些。

在通商口岸，欧洲运来的玻璃窗如今用得很多；沿海村子里拿磨薄的贝壳当窗，只是透光极少。什么地方的窗户门洞都不多，而且从不按可以通风的样子安排。夏天，本地人的屋里是断断待不住的。多数屋子还是各色虫豸的渊薮，种类之多，数目之众，客店尤其当得起这一句。

除北方之外，屋里是不备取暖的家伙的。富贵人家有时见得着火盆，里头烧炭饼。人靠多加衣裳取暖，在屋里同在外头一样穿着。北方的炕，比起西洋人的火炉来，实在是很不够用的替代。那是用砖砌成的一个箱子样的东西，横在屋子的一头，一家人都睡在上头，从里面烧草或烧炭。因为总是一把火烧完了才生下一把，睡在上面的人便一时烤，一时冻。无论是这个，还是满屋子的煤气，都挡不住本地人睡得香甜。

多数中国人家里只有一件炊具：一口大锅，锅底极薄，砌在灶上。一次只能做一样菜，而且这一样正在锅里的时候，连一碗热水也得不着。森林早已砍光，煤矿至今只在浅处开采，所用的柴火主要是树枝和干草。这些须得不断往锅底下添；锅底薄，一点小火也能烧热。城里卖热水的铺子很多。买水来把饭泡热——饭是一次煮出许多来的，为的是省柴。

各色人等的中国人，对床上的安适一概不讲究。就算有床，也不过是木头搭的一件东西，没有褥子，也没有枕头。头——或者不如说脖子——搁在一段竹子、一块漆木、一块磨光的砖上，也有什么都不垫的。女人通常在脖子底下垫点什么，免得弄乱了头发——头发不是天天梳的。

本地的衣着，夏天倒还合理。身上两件：一件褂子，一条宽裤，裤脚常在脚踝上扎起来。男女穿的差不多一样。衣料是棉布，多染成蓝色；有钱的穿绸子长袍，往往绣得很讲究。冬天衣裳里絮棉花或丝绵，出得起的还穿皮。因为完全不穿内衣，风便在皮肉与絮袄之间来回穿行。

虽说养羊的庄稼人不少，羊毛却不纺也不织，只西边几个偏远的省份例外。本地人从不洗衣，也不补衣，冬衣一破，絮子从窟窿里冒出来，样子十分古怪。至于叫花子那一身褴褛，简直没法形容。

剃去前半个头的风气是满洲人入关带来的，实在说不出一点好处。冬天男人戴缎帽、绒帽或皮帽，天太冷时再加一顶风帽。夏天，天生的遮盖既已剃去，头顶就那样晒在毒日头底下。女人无论什么天气都不戴帽子。冬天头上扎绒条，夏天插绢花、戴草辫和假首饰，遮阳挡寒一概无用。同欧洲的情形相反，中国男人很少秃头，女人倒常常秃。

中国人从不戴手套，看见欧洲人戴，便觉得极稀奇。本地人用长袖子护手，可是一有活计要做，把手露在外头也毫不在意。衣服上从来不见口袋。极少数用手绢的人，把手绢塞在前襟里。若有文书要带，便掖在腰带或束腰的带子里，于是常常丢掉。报上满是寻找遗失的票据和别的要紧文书的告白。

本地的鞋子荒唐得很。脚背露在外面，一点不暖和，略下点雨便湿透，鞋底不过是些破布和纸片缝在一起。夏天我们虽也见过中国人跳到河里去，却可以放心断言：便是有钱人，也不大顾惜自己的身子，难得洗一回澡。有一种说法：中国人一生只洗两回，生下来一回，死了一回。我们所见过的唯一按时行的盥洗，是饭后用热手巾擦一擦脸和手——这是殷实人家饭后要递上来的。茶馆里有伙计四处走动，给茶客送这样的热手巾。

有位不懂中国规矩的外国太太，见一个孩子脏得触目，便问那母亲多久给他洗一回。那女人大为见怪，回说自从孩子生下来，她一回也没给他洗过。凡近看过一群本地孩子的人，都可以亲眼证实这段轶事不假。

我们常有机会同中国人同乘火车、同乘轮船，他们对最起码的清洁和体统一概不顾，总叫我们骇然，也常常叫我们受累。船上坐头等舱的，身边跟着一大帮人。他们把自己关在舱里，多半连饭也在舱里吃，舱里飘出来的，是炒葱、鸦片和别的一样叫人难受的气味混在一处。有位在长江上跑船、挂英国旗的船长告诉笔者：他向来立下规矩，头等舱不载本地人；有一回却让人说动，破例收了一位有人郑重荐来的中国太太。这位太太带着随从，照例把自己关在舱里，起先一切安好，到了开饭的时辰，众人刚在桌旁坐定，忽然听见一片响亮的鸭叫。声音正是从那位中国太太的舱里传出来的。船长诧异自己身边何以有了个鸡鸭棚，便叫来仆人，问是怎么回事。那人一本正经地回说：他家太太把她的鸭子带进舱里了。于是太太连同她的家禽，当即被不客气地撵到下舱去，船长从此发誓：再不为任何一个本地人破例。

第五章女子

中国没有老光棍。男孩一到成年，父母便替他娶亲；在父母看来，头一件本分，就是保证他有男嗣，好在他与他们身后祭祀他们。这桩婚事，最相干的两个人却全不与闻，它纯粹是长辈的事。媳妇一经选定，男家便送一笔钱到女家，算是补偿他们抚养教导的花费——其实就是把她买下来。她随即被送到新郎家里，从此便要在这里过一辈子。她再也不能回娘家去，便是日后守了寡，若还想当得起一个节妇的名分，也不能回去。

待嫁的女子穿一件宽大的红袍，从头裹到脚，头上戴一顶极大的红帽，帽上垂着红盖头，把面目遮得严严实实。这样装束停当，便被关进一乘轿子，轿子四面是绣工繁密的红呢，一个窗眼也没有。轿子连同里头的这位囚徒，前面有一长列人马开路，抬着她的嫁妆和家里的什物。一班乐手——响是很响，却说不上和谐——走在最前头；这一行人一路小跑，直奔新郎家里，她从此在那里待嫁，婚后也仍旧住在那里。

女子一下轿，立刻就要受她即将进门的这一家女眷的品评，或褒或贬。她们当着她的面议论，就像议论一头新买来的、预备添进圈栏的牲口。这可怜人的受罪，从此开了头。为了把她的依附地位显得更分明，行礼的时候另有一个老妇站在她身旁，托着她的两只胳膊，替她做出该做的揖。所有亲友都被请来道贺。每来一位，乐声便轰然响起；新郎、新娘和家里人都要用一套恭维话、连同许多躬拱之礼，迎接来客——两手相拱，举到脸前，自己摇一摇。这些动作新娘一样也不能自己做，全靠身边那位老妇代劳。这套仪节有时要闹上好几天，只要还有客来，便不算完。等到礼毕，这一对年轻人已经累得不成人形，觉也睡不上。

从头一天起，年轻的媳妇事事都得听婆婆的；而这位婆婆，多半要把自己当年做媳妇时所受的罪，一一报在这倒霉的儿媳身上。媳妇成了全家的奴仆，人人可以轻慢她，直到她做了母亲，情形才有变化——若生的是儿子，变化尤其大。年轻媳妇中间自尽的那样多，实在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她们的境遇往往苦得很。

既然婚事全不问当事人愿不愿意，那么自然而然，年轻的男女之间从来没有往来。男女不同学，缘故很简单：女孩子大抵不受什么教育。这条通例各处也有例外，譬如南京，约有一成的女孩子上学，上到十三岁。

许多写中国的旅行家说，中国的男子没有一个不识字。我们知道这话是错的，因为我们到各省去办事，遇见过许多中国人，连我们递给他们的文书也认不下来。一八九一年欧洲人办的一次调查表明，不识字的约占七成。就算女子占了这数目的一半以上，男子中间也仍有三成上下不能读不能写。话虽如此，某一种教育确实推行得很广，而且极受敬重，这也是事实——因为唯有它才使一个人有资格做官。

再回到中国女子这题目上来。同中国人说话，若问起他家里的女眷，或者随便提到她们，都是极失礼的。他自己万不得已要提到时，也总用最难听的字眼。除通商口岸外，从来见不到本地人带着妻女一同出门。我们也从没有在宴席上遇见过中国女子，请来侑酒的歌女舞女不算在内。

本国的律法准人娶几房妻室，只要养得起；但正室的名分归头一位，别房所生的儿子都算作正室的。中国女子做妻子时虽然时时受屈辱，对自己的儿女却有绝大的权威，便是儿女自己也做了祖父母，依然如此。她死了，儿子替她守孝三个月；她丈夫若露出一丝一毫的伤心，却要成为众人的笑柄。丈夫可以再娶，娶多少回都不要紧；寡妇再嫁，便算不得体面人。她若在丈夫墓上自尽，还会得到死后的褒扬。无论如何，她总要以一生侍奉亡夫的父母，来表明她对亡夫的敬意。中国人中多妻的到底是极少数，他们的文字似乎也透出他们在这上头的看法：一个女子在屋顶之下，是「安」的意思；两个女子，是「争吵」的意思；三个女子，是「奸私与淆乱」的意思。

就我们自己所见，中国女子总是阴郁而拒人于外的。人生在她们面前呈现的那副乏味面目，也许该负一半的责任。不管缘故如何，她们好争吵是随处可见的：一开口便是滔滔不绝的话，嗓门尖厉，神色凶狠，活脱脱一副泼悍模样。当然，这条通例也有例外。

穷苦人家的女子做最重的活计，有钱人家的太太却绝对地闲着。为表明自己的身份，表明自己连刺绣一类的手工也一概不做，她们把指甲留得极长，有时还套上金银的甲套，或是在上头挂了铃铛。在通商口岸，铺子里偶尔也见得到女客，不过做买卖的通常是上门去接生意。

女子出门行走极难。缠足这荒唐的做法把她们弄得同瘸子差不多；可这一双畸形的脚是身份的标记，能使她有机会嫁进有钱人家。在乡下，这样的残毁使女子在农活上帮不上多少忙。田里可以看见她们随身带着小凳子，靠着凳子还能做点捆扎的活计；然而在别的许多国土上，女子于农事出力极大，中国的农事却享不到这份助力。她们连一桶水也提不动，这或许可以解释：何以无论衣服还是身子，都极少用到水。缠足之风在腹地各省最盛，南北两头的女子大抵免于这一野蛮的习俗。

第六章祭祖

祭祖是这个奇异国度全部社会结构的拱心石。几万万活着的中国人，同千百万万死了的中国人牢牢系在一处。正是这一崇拜，使父母几乎在儿女未及成年时便替他们完婚，好教他们有后嗣，靠着祭祀与供奉，使自己身后的日子过得舒坦。无论境况何等寒窘，一家总得有许多孩子；若是没有，便抱养几个；有些地方，孩子甚至成了买卖的货物。

关于中国幼儿的命运，外间有种种说法。有的著者竟断言女婴被拿去喂猪。这话虽不能说确实，可是父母之穷与孩子之易夭，两样都太厉害，以致死了的孩子常被扔到街上，给满街乱走的猪吃掉。北京和别的许多大城里，有车子四处收这些尸首，运到城外，投进生石灰里。这也就说得通：田野间何以见不到小小的坟，何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孩子的出殡。

孩子病得凶险时，常被丢在野地里等死，不然他的魂魄或许会回来惊扰家里的人。男孩最受看重，因为唯有男孩才有资格主持祭祖；儿子要讨父母的欢心，便送棺材给他们，父母领受了还要道谢，小心地收着，得意地指给朋友看。

死者葬在自家的地里；若地方不够安置一门老小，便向邻人租一块。下葬并不入土：棺材放在地面上，再堆土把它盖住。有时田里的坟堆密得几乎没有下种的余地；这样的糟蹋地力，在别的任何国家都要叫人痛惜。

替父母办丧事是最神圣的义务，活着的人把田产卖到一尺不剩、连房子也常常卖掉，只为能给死者尽到该尽的孝敬，这是常有的事。加以婚事也所费不赀——妻子是买来的——那么中国何以处处见得到穷困，也就不难明白了。

父母死了，儿子按理该守孝三年，实际上减为二十七个月，有时只守一年。最不讲究的满洲人以一百天为限。这期间一切营生照说都该停下来。真照这规矩办的只有做官的，他们通常在守孝期内辞去职位。

本地人死在离乡的地方，几乎无一例外都预先安排好，要把尸首运回本乡本土，在那里受祭——唯有受祭，魂魄才得安宁。旧金山和别的城里的中国会馆便以此为宗旨，这是众所周知的。规模小些的同类会馆，中国各省都有；凡到这些地方去的人，都能看见成堆的棺材，随时可以取用。

我们住在中国的时候，曾有机会亲见一位商界要人的丧事预备，那份花费叫我们大为吃惊。死者是一家纱厂的总办，同我们住得很近。装着他那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的棺材，装饰极华丽，停在供着祖宗牌位的大厅上。每天都有贵重的酒食摆在棺旁；这里不妨添一句：这些酒食后来都由家里人和僧道认认真真地吃掉喝掉了。

和尚们穿着极讲究的法衣，整天一唱一和地念经。到夜里换成道士，衣饰也一样华丽，头发高高地挽在头顶上，和尚则是剃了头的。这套法事做了六个月。这期间，棺材周围渐渐堆起纸糊的东西，凡死者生前日用所及，样样都有。我们看见各色家具，还有马、车、仆人、轿子、衣裳，全是纸做的。

出殡那天，这些东西都在队列里各有各的位子，到了坟上便一并烧掉，同时烧掉的还有大量金锭银锭，是用金纸银纸糊的。人们相信，这些东西化成的烟能供亡魂受用。把贵重的菜肴摆在坟前（事后再吃掉）以及焚化纸物的事，每隔一段时日还要重来一次，这样糟蹋掉的财物，数目实在骇人。

论者把中国人在迁坟一事上的守旧之气说得太过了，甚至担心坟墓遍地会成为修筑铁路的大障碍。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北京到山海关、吴淞到上海两条铁路沿线的坟，连同外国租界之内的坟，都已迁清。只要银钱给得够，这些迁移办起来并没有多大难处。

本地人相信：坟若都被平掉，便要改朝换代——这个念头，如今在位的当权者是着意扶植的。不过反过来说，若不改朝换代，再过几百年，可耕的地便要在坟墓的侵占之下荡然无存了。

第七章宗教

中国人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算不得虔信的民族，他们唯一有生气的崇拜是祭祖。不过通常得到承认的宗教有三种：儒教、道教、佛教。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三家其实只是一家，因为各处庙宇之中，孔子、老子、佛陀的像都并坐在同一座神坛上称兄道弟。这倒并不妨碍庙里别的地方还供着成群结队的各路专管的神。

约束中国人的道德准则，是孔子所教的那一套。这位哲人并没有创立什么宗教，虽然他在著述里顺带认可了当时已有的若干礼仪。魂灵之事他不措意，并且明说：人尽为人子、为人臣之责，比祭祀不可知的鬼神要紧得多。

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公元前二〇〇年，汉高祖曾亲至其墓前致祭；然而直到公历元年，才有庙为纪念他而立。今日这样的庙宇已数以千计。孔子的学说经历代注疏而广布，如今汇于九部经书之中，后文还要说到。

有一点须为中国人表彰：无论古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经典，像他们的经典这样彻底不沾淫邪的念头；也没有哪一个时代，他们的祭祀曾与狂欢纵乐或人牲相连——这类事在别的异教民族史上到处留着痕迹。这份使人振作的洁净，或许正是他们的社会秩序得以长久存续的缘由。经书劝人一切的善，责人一切的恶：教人敬重父母、谦抑自持、轻视财货、痛恨不义、施惠于人、乐于劳作与读书。可惜得很，这些训诫并没有被切实遵行，尤其不被在位当权的人遵行，中国的安乐与富强因此大受其累。

道教为老子所创。老子与孔子同时，而年长于孔子。中国人深受其苦的种种迷信，看来都要由道教负责。「道」的意思是「路」。老子最初用这个字，似乎是指人要胜过邪恶所当走的那条路。后来「道」被人格化，被看作宇宙间最先的存在。人们说它永恒、不可见，却不能救助世间的人。人所能做的，不过是静观此道，努力不离乎此「路」而已。

道教作为一股明确的势力出现在中国史上，约在第三世纪，那时它不过是一堆迷信的杂凑。其后受佛教改造，吸收了佛家的一些教义与做法。它至今仍守着旧日的迷信，尽管在它的著作里，它劝人奉行的多是佛家与儒家的道德。还可以补一句：今日自称道门中人的那些道士，对道教教义中属灵的那一面是全然不问的。

中国有一个传说，说是当基督降生的时候，在位的皇帝梦中得知西方生了一位圣人，并得了指示，命他遣使往迎。皇帝依梦而行，那使者行遍天竺，把佛教带回了中国；如今佛寺已遍布全境。佛门僧侣自成一套等级，归皇帝节制，其愚昧与道士同侪不相上下。这些僧人——所谓和尚——诵的经是从梵文转写过来的，字句的意思早已荡然无存。

佛教另有一支，称为喇嘛教，行于西藏与蒙古。佛教传入西藏在公元七世纪，传者为松赞干布（他与佛教创始人同乡），并建都于今之拉萨。他的两位王后与他同样热心，据说曾创建大昭寺与小昭寺，都是该地最著名的宗教院落。此后纷争四起，内战继之，佛教于是第二次传入西藏。僧侣被称为喇嘛，其首领之位定为世袭。此教兴盛了三百年，其间住持们破了独身之戒。后来拉萨出了一位改革者，他于一四一九年去世时，留下三座寺院，僧众三万。他力主僧侣重归独身。也是在他手里，法衣的颜色由红改为黄。他留下两名弟子，嘱他们世世转生。人们相信他们果然如此做了，今日他们的称号便是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

达赖喇嘛的第二世组织起一班宗教尊长，号称「活佛」。活佛共一百六十位，在蒙古的官府登记在册。其中西藏三十位，蒙古七十六位，青海三十五位，昌都五位，北京十四位。

十七世纪时（一说十五世纪），久掌西藏政教两权的这两位喇嘛，被人劝说遣使前往满洲君主的朝廷——那位君主正要倾覆明朝。结果是：满清一朝自此对西藏的喇嘛加以护持。十八世纪，有人起而反抗达赖喇嘛所立的摄政，招来中国军队干预。摄政被立为王，然而其权威终究维持不住。过了些时候，又一场变乱使中国方面派驻两名大臣，以皇帝的名义治理西藏。这一制度沿用至今；当年古伯察与秦噶哔两位神甫想见达赖喇嘛、劝他归信基督，正是被这两位大臣挡住的。外人从来不得进入这座圣城的界内，直到近时，英国军队在荣赫鹏上校率领之下，不但进了城，还亵渎了达赖喇嘛的寺院，逼他在西藏与英国政府之间的条约上签了字。

西藏如今的政事，操在达赖、班禅两喇嘛与四位摄政所组成的会议之手，而受中国大臣监管。中国的权柄之所以始终居上，正因为历代转世的大喇嘛年幼的时候太长。直到不算很久以前，达赖喇嘛的父母还能设法让他转生在一个合自己心意的孩子身上。因为他们选中的人有时与皇帝选中的不合，一七九二年便有定制：此后活佛的人选，须以抽签定之。

达赖喇嘛一旦入于安乐的长眠，僧侣们便查访那前后出生的一切男孩，尤其要查明他们出生时有无神异之兆。所得的消息呈送北京的中国大臣。于是便有若干婴孩由父母抱往拉萨。写着他们名字的签放进一只金瓶，从中抽出一支。被抽中的孩子到了两三岁上，便以极隆重的仪典加冕；而在他漫长的幼年里，权柄自然全落在中国大臣手中。

班禅喇嘛——藏人认为他比达赖更近于属灵——驻锡扎什伦布，距拉萨约七百里。他的名号意为「可敬可亲的大师」，他不问世俗之事。班禅第六世罗桑班丹益希，曾受乾隆皇帝之邀，于一七八〇年入京参与皇帝七十寿辰的庆典。热河行宫那几座著名的庙宇，正是为迎接这位尊者而仿西藏扎什伦布寺之式建造的。这位贵客染天花而殁，遗体虽送回西藏，北京他所住过的寺中仍为他修了一座宏丽的陵塔，他的僧衣至今还保存在那里。

蒙古各部奉喇嘛教甚笃，中国的皇帝为了稳住他们，在北京及其近畿广建寺庙与僧院。山西省有一处名寺，年年招来成千上万的蒙古香客。喇嘛教徒中改奉基督教的极少，一旦改奉，立刻被逐出族群。在蒙古，宗教治理的方式简单而带家长气，被逐出族群与死无异。

如今佛教的神谱里只有一位女神：观音。她常被塑成怀抱婴孩的样子，那时与圣母升天的图像像得惊人。小神的数目极多，有一位著者曾走进一座庙，里面竟有两千零四十九尊。受供奉最盛的是关帝与观音。

皇帝是天子，也是日坛唯一有资格行礼的祭司。他每年两次前往北京，在那里敬拜献祭。他护持佛教与道教，但只在日坛与孔庙里伏地叩拜；在别处，他不过向佛陀——道教神谱众偶像之首——略一鞠躬而已。妇人不得入日坛之内。

中国人家里都设有小小的神龛，在龛前向各路神明献供。然而他们最要紧的崇拜是祭祖，祖先的牌位供在堂屋最显眼的地方。他们相信亡者的魂灵在家宅或坟茔一带徘徊，能够按所受香火之厚薄，给家中活着的人降福或降祸。

就宗教的外在实行而言，并没有召集信众聚会的仪式。所谓敬神，就是在要讨其欢心的神像前烧香，同时由狡黠的僧人敲锣摇铃，好教神明留意到这位敬神的人。蒙古的寺庙里，乃至私人家中，都有转经的轮子。轮上贴着经文，先以大声惊动神明，随后把轮子转起来。古伯察神甫讲过一个心思灵巧的蒙古人，他把转经轮接在一道小瀑布上，这样便能既得神明的欢心，自己又一点工夫也不耽误。还可以补上一句：倘若神明不肯顺遂敬神者的心愿，后者也决不迟疑地要罚他；据说有一位地方官曾用竹板打一尊执拗的神，下手之重，竟把那位神打成了齑粉。

宗教之心在中国分布得很不均匀。国中许多地方，尤其在北方，有成百座废弃的庙宇，还有大片大片的地方一个僧道也没有。唯有祭祖是处处都有的。北方与西北有成千上万的回民，祖上来自波斯。他们奉教从未受过阻挠（单是北京就有二十四座清真寺），但他们性情强悍，不甘服从官府的辖制。他们中间常起变乱；若是出了一位大先知做首领，怕要给天子添出不小的麻烦来。

河南省地近全国之中，那里有一村犹太人，落户已不知多少年月，自行其宗教仪节而无人阻拦。基督教几百年来则没有多大进展。

关于这一层，宁波主教赵保禄先生在他一八九七年所著《另一个中国》一书中说：

「归信基督教，要本地人付出他们舍不得付、因而拒绝付的物质代价。许多地方的农人不种稻而种罂粟，稻子值钱少得多。基督徒是不许种罂粟的。这样一来，中国人一改教，便须改换生计，另谋一条活路；而在这样一个百业之中人人挤成一团的国度里，另谋生路是极难的事。于是，尽管心里有几分愿意，这些可怜人即便已经归信，也多少要受引诱，去舍弃一个眼看要断他们生路的宗教。

「再有便是那一千种迷信，像一张大网，把中国人生活的一切细节都缚在一起。生、婚、死有迷信，年头年尾有迷信，月亮的圆缺有迷信。人病了要问卜，盖房子、搬家、开铺子、上学、送葬要问卜，有迎神赛会、有求雨止瘟的祈祷也要问卜。简直可以说，本地人一举一动、一步一趋，无不受着某种迷信的支配，而这些迷信遍及各样年纪、各种身分。它们作为必不可少的一股线，织进公私生活的经纬里；这样专横的一种力量，什么都逃不过它，要挣脱它似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归信的人要挣断这条把所有人缚在一起的锁链，所需的勇气无法计量；而且不单需要勇气，还需要「面子」。

「对许许多多中国人来说，迷信不过是地方上的风俗，行之而无所信，只为随众而已；但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对迷信笃信不疑，觉得其中大有深意与分量。这后一种是虔敬的性情，非有一套祭祀不足以安其良心。

「这些虔心的人里，有不少曾以侍奉偶像、念珠诵咒、远赴名刹进香、向和尚买来生的功德等等，挣得了自以为有的功行。归信基督要他们把这一切属灵的家私都舍掉——那可是多少年、多少气力挣下来的。他们得亲手毁掉自己所敬拜之物，把偶像逐出家门；一想到这一层，纵然心里已经动摇，也仍旧却步。

「另有些人吃斋吃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许四十年；这些年里他们从不抽烟、不饮酒，鱼肉不沾唇。他们只吃菜蔬、香料和茶，为的是保来世的安乐。当我们终于使他们相信：他们虽出于好意，走的却是错路，他们便想仍旧吃斋，只是改为着那真正的善了。单是要破自己定下的这条生活规矩，就叫他们满心恐惧——这恐惧是不难体会的。有些人甚至因此真的病得不轻。

「在这一切良心上的顾虑之外，还要加上对「面子」的担忧。中国人讲面子，好比别国人怕舆论，只是要强烈得多，普遍得多，也专横得多。「丢了面子」就是成了笑柄，许多时候，宁可死也不肯丢。本地人要做基督徒，就得迎头碰上这个厉害的成见。他一旦舍弃祖宗传下的迷信，便要受同胞的白眼。

「然而最难措手的一点、最难迈出的一步、于心于面子都同样重大的牺牲，是舍弃祭祖。这一崇拜扎根之深、流行之广，以致许多人认为它是中国人归信路上头一个大障碍。经书把孝列为众德之首。事实上它也确居首位；骂一个做儿子的最狠的话，莫过于说他不孝。有些无法无天、什么都敢拿来取笑的人，独有这一句骂得动他们。不孝的儿子不是人，是个怪物。本地的基督徒不能参与祭祖之礼，往往招来家人狠毒的怒气，甚至更狠毒的折磨。

「对传教士的工作与用心，世人怀着种种成见，其多且杂，由此生出猜忌与仇恨。这些成见好比一把扇子，扇起来吓唬百姓，好把传教士撵走。有权有势的官员与士人，毫不迟疑地用鄙俗的图画和无耻的谤书来玷污基督教。他们的诬词虽荒谬，却不是没有影响；其中最不近情理的，反而最见采信、传得最广。譬如说传教士挖小孩的心、肝、眼睛，这个说法几乎全国都信。一八七〇年，在天津杀害仁爱会修女的那些人，把修院里搜出的一瓶腌洋葱拿给众人看，说这就是挖出来腌着的小孩眼睛。要破除这样的成见，显然还得费许多时日与气力。

「读书人是这个国家的祸害，他们既是掌权的一层，尤其是搅局的一层。他们读书并非出于爱文章、喜哲理，而是为着地位与势力。其中许多人在自己一方地面上简直就是霸王。他们是法利赛人，随时预备散布煽惑之言，撺掇百姓作乱。

「阻碍基督教传布的缘由虽既多且强，却还不是难以逾越、足以叫人灰心的障碍。它们并不使中国的归主成为道义上不可能之事，倒反而更显出从事此业者的功德与诚心。

「把中国责之过苛的人，往往并不处在认识中国的位置上；许多人是照着旧说法讲的；差不多人人都言过其实、以偏概全，把远非人人该得的责备加在全体中国人头上。尤其错的是：要求他们胜过别的异教之民，或胜过欧洲的老基督徒——把他们与后者相比，本来就不公道。

「我们并不是说他们个个都良善诚实，但我们要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活得比人家所以为的要好；他们是能够归信的，而且会做很好的基督徒。」

我们大段引用赵保禄先生的著作，是因为在华外国传教团中最有权威的人物之一的见解值得一听；他有机会亲眼看到基督教的教导在本地人性情上所生的作用。

第八章迷信

中国人虽不虔信，并且惯于把佛、道两家官定宗教的败坏归咎于其教中的僧道，另一方面却极其迷信。

他们的迷信之中最普遍的一种——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免——是风水。照字面讲，这两个字的意思是「风与天气」。外国人从来没有谁能就这项迷信给出一个说得通的解释；被记下来的，只是它的存在与它的效验。矿藏不得开采，是因为怕犯风水。天主教堂的尖顶所以常遭本地人反对，是因为它可能截断风水与近旁住户之间的往来。北京的主教座堂要加上尖塔，是费尽了各样的周旋才得到准许的。

一个人在自家屋上砌一道烟囱，若邻人抱怨说他的风水因此受了妨碍，那烟囱便非拆掉不可——除非此地是通商口岸。几年前，在一个约开口岸，总督反对在一座小山上盖欧式房屋，他在给皇帝的奏折里一本正经地说：全城根基所托的那条龙，血脉就在这座山下，房屋的分量会大大压得它不舒服。

风水扮演的是吃人妖怪的角色，中国人自摇篮到坟墓，一举一动无不顾及它的存在。婚嫁、殡葬之前必要问过风水；谁敢违背它的裁断，那真算得上勇士了。它的意旨由算命先生传达出来，凡有举动——哪怕只是动身出门、开张铺子——都要向他们问一个吉日。我们从没有见过一条帆船起锚而不先敲锣摇铃、或不放一通爆竹的：那是为了赶走近旁可能盘桓、要与这条船作对的邪祟。

日蚀被认作有龙要吞太阳，其时锣声与爆竹之声大作，喧闹得真正骇人，为的是把那怪物惊走。朝廷虽养着足以解释此种天象的天文官，却与百姓同怀此惧，只看官报《京报》上登的下面这道谕旨便知：

「钦天监奏称：朕御极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将有日全蚀。得此凶信，朕心惶惧，反躬自省，思所以致天怒于国中者何罪。兹命将元旦庆典从简，是日例行筵宴一概停止，在廷诸臣皆着素服，同为吾国祈天垂悯。」（一八九七年九月三日）

本地人为着挡开那些于生人图谋不利的鬼神，肯下极大的工夫，也肯花极多的钱。他们里头见识开通的，因为善于折衷调停，大抵总能以或大或小的让步达到自己的目的。举个例：有几位官员就争得了在直隶、湖北开采煤矿的准许；不过要真正动到中国那些巨大的矿藏，还得经过长久而艰难的磋商。

中国人不可死在床上，若死在床上，魂灵便要回来作祟。所以到了临终的当口，人被抬到屋外，放在一块板上。若来不及这样办，那张床就非毁掉不可，屋里的陈设也须整个改过。我们的买办死后，接任的人不肯用他的帐房，直到我们把屋子的样子改了才罢：我们用一道玻璃隔断把它分成两间；即便如此，他还是怕被亡者的魂灵缠上，虽说那人是死在自己家里的。

僧道从中作伪之多，自不待言；举一个例，便足以见出这些教门中人是用什么法子来欺弄百姓的轻信。家中有成年人过世，便请了僧道来驱亡者之魂。他们在地上撒一层沙；屋里总少不了老鼠或猫，这些畜生在沙上留下的爪印，便被说成是死者魂灵离去的脚迹。这一类骗术的花样与数目，几乎叫人不能相信。

迷信还靠一部叫《玉历》的书来养着，那是一部故事与事迹的汇集，意在教人道德。它一部分成于宋朝，初版见于一〇三一年；此后屡有增补。书中各篇里都有一位叫「上帝」的角色，是冥府里判官一流的人物，赏罚由他裁定。书中讲到地狱与炼狱；所以基督教的传教士一讲他们的道，本地人便以为说的就是这位「上帝」。僧道无人认可此书，可它仍被好心人四处白送；因为一般人都相信：让这书传到众人手里，便有指望博得神明的欢心。

这部书劝人以善行赎罪；对女人，它许下的至高之报是来世变作男身。对男人，这些劝善故事大半许以科场得意为行善之报，而散发《玉历》的人，他们的子孙中式最为荣显。责罚有时施于今生，有时施于来世。恶人或遭雷殛，或在阴间受种种折磨。郎中因庸医误人性命的，要变作驴子。这一集劝善故事把种种功德都归给不吃荤腥的人，归给买活鱼活鸟放生的人。理所当然，书里的富人一概是恶的，穷人一概是善的。

且录其中几则：「嘉定沈某，年十八，为雷所殛。见有火光绕其鞋底；察之，鞋底乃以印过字的纸叠成。」中国人对印过字的纸极为敬重。这些纸从街上及别处细心收拢，到一定的时节，送进孔庙里依礼焚化。

「某巨富的养子好打官司。他骄横已极，不怜老者，不恤贫人，无所畏忌。数年之后，他患了喉疾，什么也咽不下去，瘦到骨头几乎戳破皮肉。一日他把自己关在房里；妻子心慌，进屋去看，见他已变作一头驴子，只剩一只脚还是人的。」

「林某是个穷人，他相信只要能弄到一块风水好的地做父母的葬地，家业便会兴旺起来。他于是伪造了一份地契，把原主父母的坟迁走，换上自己父母的。后来他父亲在梦中现身，对他说：『福田在心，不在得好风水。夺人田土的人，既无兴旺，也无后代。』林某一家末了都死在牢里。」

「明朝有位极有名望的郎中蔡某，常把药白送给穷人。一日他妻子昏迷不醒，魂游冥府。她在那里见到一位官长，对她说：『你儿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德，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行事；但因他父亲行善，他将得三等的功名；主考已奉了这里的命令了。』」

「南京朝天宫里住着一位道人，因病而面目大毁，百药不效。一天傍晚，他遇见一个少年，对他说：『你认得我么？』道人说不认得。少年说：『你在宋朝做太守的时候，把我连同我家十七口一并处死。三百年来我一直找你报仇，如今总算找着了。』当夜那道人就死了。」

从这部劝善之书看来，中国人对轮回转世当有一种模糊的观念。

第九章传教士

基督教在中国留下的最早痕迹，是古都西安府的一块碑，年代可上溯到六三五年。此碑的摹本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可证在那样遥远的年月，天主教已流布甚广，甚至颇为兴盛。一位名叫阿罗本的罗马传教士，于七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发现景教徒已先他而至。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派，斥一切圣像——尤其圣母像——为拜偶像之征，只以十字架为其记号。

六五一年，唐高宗在位，第一座天主教堂落成。七一二年，僧徒挑起的头一次教难指向基督徒；然而到七四四年，皇帝又以礼接待了一位罗马神甫。七八一年的一方碑铭表明：其时汾阳城之王、又为朔方诸军统帅者，乃是一位基督徒。德宗朝（德宗殁于七八三年）亦曾兴建天主教堂。

此后，中国的史册里再不见传教士的踪影，直到元朝的一二四六年。这一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因鞑靼人将要入寇而惶恐，谋划使他们归信基督，为此遣两名方济各会士入其地。两人备尝艰苦，终于抵达贵由汗的朝廷；汗令他们参与自己的登基典礼，随后打发他们带一封傲慢的信回复教皇，信中的意思是：他不明白为何有人要来劝化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并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这位大汗于一二四八年死后，圣路易又遣了几位神甫携礼物入鞑靼。摄政收了礼物，却把传教士打发回去，答复比前一次也高明不了多少。圣路易并不灰心，再遣两名方济各会修士出使。一二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们到了蒙哥汗——成吉思汗的侄孙——的朝廷；然而所得的结果并不比前人好些。蒙哥的继位者忽必烈，即元朝的开创者，曾遣马可·波罗随一位使臣往见教皇，请派传教士来传授基督之道。格列高利十世应其请，派出两名多明我会士。

尼古拉四世所遣的另一位神甫，受到在位皇帝的优遇，做了四十二年的北京主教。这位皇帝对基督之道颇能容纳，虽然他自己所信的，正是今日大多数中国人所信的那一套，即：宗教只有一个，其形式则由历代的哲人依时依地而变。

自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中国传教史上是一段空白。一三七一年有十三名传教士、一三九一年又有二十六名动身前往极东，此后都杳无音信。教皇与教会的兴致，似乎是在方济各·沙勿略往日本之时才重新振作起来的。他于一五四一年登舟，一五四九年抵日本。由日本他又往中国，然而积劳已深，于一五五二年去世。

多明我会自十四世纪起，便着手劝化亚洲。其会中一位神甫于一五六五年进入中国。他传教大为得手，官府为之惊恐，遂把他逐出国境。一五七五年另有一位西班牙神甫入境，也被逐出。一五七九年，著名的利玛窦神甫到了广州。这位神甫以其地理、天文、算学之学赢得了皇帝的敬重。他在北京得了一所房子，因其学问上的效力而由朝廷供养。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劝化了二百人入教，其中不少是有名望的人物；这些人在翻译教中典籍一事上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利玛窦神甫明智地容忍中国的礼仪，尤其是祭祖之礼。

他的继任者却禁止这些礼仪，于是开了那场争端——基督教在中国的事业，为此吃尽了苦头。一六一八年，此前一向宽容的万历皇帝下令传教士一律出境，并禁止本国人奉基督教，北京的教堂与住院也被封闭。万历的继位者于一六二〇年登极，因帝位岌岌可危，被人劝说延请葡萄牙兵相助，并召回传教士。

传教士于是回来了，其中数人受命修订历法——此事此前由回回天文家担任，错谬甚多。这些传教士里最著名的一位是汤若望。一六三四年，崇祯皇帝既要平定内乱，又要拒鞑靼人于境外。进退两难之际，他劝汤若望放下其宣讲和平之教的本业，去主持一座铸炮厂，铸造安放在北京城墙上的重炮。

明朝倾覆、满洲皇帝入主之后，汤若望获准留在北京；一六五〇年，一道谕旨钦准了基督之教，并许其建堂。汤若望神甫还被任为钦天监的正堂，并有权任命监中七十名属员。头一位满洲皇帝死后，回回天文家怂恿摄政把汤若望及其同伴下狱。他们被判死罪，却因一场地震与宫中一场火灾而获释。汤若望殁于一六六六年。

这一时期，除在朝廷供职的四人以外，传教士都被撵到广州，不许在中国境内往来走动。然而复职的回回天文家在历法上又出了新的错谬，只得再求助于汤若望的继任者南怀仁神甫。今日北京观象台上那几件精美的仪器，正是这位神甫监造的。他于一六八八年去世，丧葬之费由皇帝出。

法国的大臣卢福瓦派了四位神甫来华，既为地理之事，也为教务。他们于一六八五年三月三日自布雷斯特登舟，一六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抵宁波。由宁波入北京，康熙皇帝对天主教颇有好感，赐他们住在皇城之内，并为他们建了一座教堂。有皇帝的眷顾，基督教的势力四面铺展开来。耶稣会士明智地不去理会龙华民神甫那样不合时宜地挑起的礼仪之争。创立于一六六三年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也登场了，天主教于是兴旺起来。

一六九二年，中俄议和立约，使臣随员中的一位传教士于订约有功，宗教自由因而重新得到确认。其后皇帝又患危险的热病，经一位传教士以金鸡纳治愈，皇帝的眷顾便更深了一层。

与此同时，禁行礼仪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与容忍礼仪的耶稣会之间的争执，已经闹到了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认为自己有责任裁断，遂判多明我会为是。他因此遣特使来华，告知皇帝：本国的基督徒不得参与中国的礼仪，尤其不得祭祖。此前对基督徒那样有好意的皇帝，冷冷地接见了这位使者，把他遣返本国，并将其随员连同北京主教颜珰一并下狱。颜珰主教被判流放，后返罗马，于一七三〇年去世。从基督教在中国的利害着眼，教皇所犯的错，再没有比这一次更大的了。

皇帝又下新谕，令传教士必须认可中国的礼仪，并须立誓永不回欧洲。不肯从命者一律逐出境外。使团的通事毕天祥神甫被提审，流放广州，在那里做了十二年的囚徒。

教皇的特使既在皇帝这里碰了壁，遂于一七〇七年决意以自己的名义颁布克雷芒的教令。他随即被拘，押往澳门。他在幽居之中仍照教皇的教令指挥教务。后来他被擢为枢机，一七一一年去世，年仅四十三岁。

康熙皇帝对传教士优容之至，甚至命其中的德理格神甫做他第四子的师傅——这位皇子后来继位，年号雍正。一七一五年，这位神甫起了一个不幸的念头，向皇帝口授一道奏疏，想说动他认可罗马教廷的裁断。一七一六年教皇的谕令公布之后，德理格神甫被下狱，加以镣铐，并遭鞭挞。全靠他昔日的学生求情，才得释放。及至嘉乐使臣来华之时，他又一次被加镣受笞。他一直坐牢，直到康熙驾崩。康熙一朝，耶稣会的神甫曾受命重绘中国舆图。

康熙的继位者雍正在位时，一场酷烈的教难开始了。这位皇帝即位之元年，礼部奏请：凡欧洲人中因有学问而可备使用者，留在朝廷；其余尽发往澳门。教堂改作公家的用处，天主教则被严加查禁。此议于一七二四年得皇帝俞允。后来，留在朝中的三位耶稣会士向皇帝上了一道禀帖，恳求撤销查禁的谕旨。他们得到的答复是：

「住在福建省的欧洲人（即西班牙的多明我会士）想抹掉我们的法度，扰乱我们的子民。该省当事之人已将此情奏闻，凡关系全国之事，我们不能不听其警告。

「你们说你们的法不是邪法，我们信你们；若我们以为是邪法，有什么能拦着我们毁你们的堂、把你们逐出国去呢？所谓邪法，是那种借着教人为善的名目，实则煽起叛乱之心的法。倘若我们打发一群和尚喇嘛到你们国里去传他们的道，你们又怎么说呢？

「利玛窦神甫是在万历元年入中国的。当时皇帝所办的事，我们不去细说。那时你们人数还少，你们的教民与教堂并没有遍及各省。直到我们先皇一朝，你们的道才撒遍全境。我们看在眼里，却不敢作声；不过，你们虽骗过了我们的先皇，休想骗得过我们。你们的法督促你们把中国人尽数变作基督徒。倘若你们办成了，我们又成了什么？成了你们君王的臣民。你们劝化的人，除你们之外，不认别的权柄。我们很明白，眼下还没有多少可怕的；然而等你们的船运来成千上万的人，怕就要生出大乱子来了。」

教皇本笃十三世曾遣两名耶稣会神甫来贺雍正登极，他们于一七二五年到北京，与京中其余传教士一同获准觐见。行过例行的叩拜之后，皇帝赐茶，并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凡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所归的旨趣也是一个；然而没有哪一种，能与中国读书人之教相提并论片刻。」除此之外，再也引不出他别的话来。一七三五年他死时，传教士经营下来的事业已所剩无几。

他的继位者乾隆沿其旧策。他把北京的本国基督徒尽行拿办，并下一道谕旨：欧洲人中唯有以其学问可备使用者方许留下，且不得在中国人或鞑靼人中劝人入教；其余都拘在广州，出入只能乔装改扮、趁夜赶路。

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神甫因擅长绘画而得皇帝青睐。巴多明神甫以及其后的宋君荣神甫，则因通晓汉文与满文而受宠。他们被派做皇家学馆之长，在那里教授拉丁文与鞑靼文，以备将来与俄国往来时充当通事之用。另有一位蒋友仁神甫，因在圆明园中装设喷泉，又因监制中国舆图及乾隆战功图——这些图后来奉路易十五之命，由柯升在法国镌版——而大受赏识。

一七四二年七月十一日，教皇本笃十四世重提礼仪的旧案，颁布通谕，以最重之罚禁行中国礼仪。直到今日，凡往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仍须在本区主教面前立誓，一字不苟地遵守此令，誓词还须抄一份呈送教皇。

意料之中，教难愈演愈烈。传教士一个接一个被处死或被放逐。一七九七年至一八〇五年间，只有三人得以进入北京。一七九六年登极的嘉庆皇帝，即位之初便下谕：传教士留在中国者处死。一八一一年，这位皇帝未撤前谕，却许李拱辰、索德超、毕学源三位神甫留在北京，任钦天监正与监员。与此同时，他下令毁掉数座教堂，并毁掉北京的葡萄牙遣使会院。此后直到一八三四年，教务由本国神甫掌管，为首的是退居蒙古的薛神甫。毕学源主教一死，钦天监中最后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成员也就没有了。一八三四年，遣使会的孟振生神甫——后来做了北京主教——赴蒙古与中国神甫薛某会合，接掌教务。

顺带可以说一句：在中国，做买卖的从来不曾遭过教难；然而正是为着他们的利益，鸦片战争打出了动摇本国至尊之位的第一击。财货上的利害，终于办成了无辜者的血所办不到的事。

一八四四年，奉派来华订立商约的拉萼尼先生出力周旋，替传教士争得了一道宽容之令。经他恳请，总督耆英上书皇帝，请免于查办那些在法度之前行止无过的本国及他国基督徒。皇帝准了他的奏，并颁谕旨。然而此谕久为具文，教难照旧。

一八五一年，外方传教会的瓦谢神甫在云南省被捕，闷死狱中。一八四五年，古伯察神甫——本章所述细节多半以他为据——偕秦噶哔神甫，定下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到拉萨去，向喇嘛们亲口宣讲基督的福音。中国的驻藏大臣不许他们进入圣地。两位神甫机敏而镇定，居然打动了一位官员替他们说话，由他安排派人护送他们回广州。事实上，一路之上，托这位保护人之福，他们所到处都受到礼遇。

这两位传教士于一八四三年走遍中国，发现昔日流布甚广、且极兴盛的那个宗教，如今只剩下淡薄的痕迹。他们幸而能引动上层人物对欧洲学问的兴趣。他们在朝中有地位，凭此地位，本可像从前的佛教徒那样轻易地把整个中国劝化过来。佛、道两家在朝政上都不起什么实在的作用；只要不干预本国的政事与礼仪，什么宗教都是被容忍的。传教士所见的是这样一个国家：除了对孔子的若干尊崇之外，并无国教可言。

因此，说下面这句话并不算狂妄：若不是历代教皇在礼仪一事上那样不通世故地固执，基督之道今日在中国怕早已扎下深根；这个古老的帝国受传教士开导，也早该感到新生命那使人复苏的气息，投身近世进步的行列，而不至于到头来要被炮口逼着前行。

一八六七年，福建省又起大乱、大兴教难。教堂与礼拜堂被拆毁，多明我会士只得带着教民逃入山中避难。自那以后，传教士的境遇大为改善。他们可以自由传道，也可以在全国各处置产。法国自始便是极东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保护者。一八九七年，德国以实际手段表明了它保护本国传教士的意向：因两名德籍教士被杀，德国占了山东的胶州湾作为抵偿。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教士被杀竟成了割地的由头。

一八七八年，百姓受官绅与士人的煽动，在天津杀害了圣文生会的修女。这些不幸的女子不单被处死，而且简直是被剁成了碎块，以致无从辨认。当时法国在该省的兵力足以把城池化为灰烬，然而所索所得的补偿，不过是一笔银钱与惩办凶手而已。就连要在事发之地建一座纪念的礼拜堂，也还费了长久的交涉才得准许。

据可靠的说法，德国占据胶州湾，以及德国兵士无端杀害本地人，是义和团之乱的直接起因；而这场乱子已酝酿了一个世纪。敌意虽是向着一切外国人发的，传教士与基督教的机构却似乎最遭忌恨。这样的乱子日后在中国怕不会再见了。那个老帝国像是为它所有的迷信与礼仪作了最后一次抵抗。这个「无骨的巨人」被推倒了，从此再不能安安稳稳地躺在旧日的成法上。中国非往前走不可，非照近世的路数自谋其生路不可。

不妨指出：以传教士为牺牲的那些乱事，从来不是虔信的狂热所致——中国人在宗教上太冷淡了，起不了这个。它们倒是官员与士人的手笔，这些人怕自己的势力从手里溜走。本地人一切行事的底下，总找得到自身的利害；无论在宗教上还是在政事上，性情感应都不是他们的长处。这也有助于说明，基督之道在他们国中何以进展如此之慢。

这里不妨列些数目。在蒙古，比利时的天主教传教团估计两千万居民中约有两万天主教徒。满洲在一八八四年有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二十三人、仁爱会修女十二人、教民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人。山东北境一八九一年有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十四人、天主教徒一万八千一百四十五人；山东南境有德籍神甫十五人、天主教徒二千一百五十人；四川有天主教传教团神甫一百人、教民约十万人；湖北有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三十四人、教民四千五百八十九人；江西的遣使会有教民二十万人；安徽在一八九八年有耶稣会神甫四十人，管辖教民一万零八百三十九人；江苏有同会神甫一百一十六人，管辖教民十万四千三百三十八人；浙江有遣使会士十三人，掌九千名中国人的教务；福建在一八九一年有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二十七人，管辖教民三万六千人；广东有天主教传教士三十一人、教民约五万人；云南有外方传教会神甫二十三人、教民一万人。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湖南、贵州、广西的数目则无从获得。我们虽多方搜求，除海关的报告（一八九一年的数字取自于此）与耶稣会所刊的一份名录（安徽、江苏一八九八年的数字取自于此）之外，找不到任何官方的文书。

就我们所能得到的材料合计，共有天主教传教士四百九十八人，教民四十万。再为那些无从统计的省份加上二十万，我们以为大致是公允的。上面所举的各省，一八九一年有新教传教士五百九十六人，信众五万二千人。为其余各省添上两万人，或许也就相去不远了；因为有许多省份连一个入教的人也没有——我读过一位传教士的信，他在信中便这样说，并慨叹自己在蒙古白费了十四年工夫。

新教传教士认真在中国做起事来，要到十九世纪初年才开始。

天主教的传教团有一笔要紧的进项，来自他们在通商口岸置下的产业，这些产业的价值一直在涨。其中有些每年的租息已高过当初的买价。他们靠这些进项以及欧洲汇来的款子，养着他们的教堂、众多的学校、医院、诊所与孤儿院。

新教传教士差不多都是有家室的人，他们也办学校、孤儿院、诊所和医院。他们固然不免要忍受许多匮乏与艰苦，处境却比天主教神甫好受得多。凡有条件的地方，他们都住得舒适；夏天为避暑热，还常到山里或日本去。

天主教与新教两边都做了极大量的著述之功，中国典籍的许多译本都得归功于他们。这里只举其中的几种：马礼逊博士著名的字典，以及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理雅各博士所译的中国经书。

第十章传教士（续）

俗话说「凡事都有两面」，那么听一听东方人自己对传教士一事有何说法，或许不无益处。一位在美国某大学任教的日本学者，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何以憎恶传教士》的文章，解说本地人的态度。

「在中国，没有哪一件事比传教士问题更纠缠、更难解、更蕴含着危险——因而也更亟须迅速了结。说它纠缠，是因为它牵涉的不只是宗教，还有政治权利与社会风俗。那是一场冲突：一边是绝不退让的信仰，另一边是在伦理形态上同样绝不退让的信仰。发动这场冲突的人，是奉神圣的召唤、要把主的福音之光传到一个民族中间去的；而这个民族，是世上最自负、最自满的民族，对自身信仰的笃守之坚，刺刀、大炮，乃至京城被劫掠一空，都不足以撼动。

「传教士甘愿为事奉他的主而牺牲性命，这份心志再高贵不过。然而，若想一想德国为着两名传教士的死便夺去胶州与整整一省；又想一想一名法国传教士受了虐待之后，一艘法国炮舰随即开到，索取并得到了巨额赔款，外加大片的采矿与实业特权——那么，传教事业在中国的结果，又再可叹不过。

「中国人信他们自己的经书，其诚恳不下于最正统的基督徒信他的《圣经》。他们相信，凡这世上值得学的智慧，尽在其中。若说此外还该有别的，在他们听来，就等于对一个基督徒说《新约》尚须增补。可如今，中国经书里的道理被人斥为谬误，另有一套教训摆在他们面前；那套教训之于中国人的心性，犹如空气之于鱼。

「譬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这一诫，与祭祖之道全然相悖；而不肯领受这样的基督教训，随之而来的便是警告：说异教徒与不信的人，其灵魂要受永不熄灭之火的煎熬。你道这类咒诅，中国人听着能受用吗？

「聚在传教士周围的人群里，颇有些不成器的角色，人称『吃教的』——这些男男女女口口声声信传教士的道理，为的是领他们分发的米粮。本地入教的人成了众矢之的，并不因其新信仰，而因其背弃了本地的风俗，又因其不肯出钱襄助各种宗教的与地方的节庆。后一节曾有谕旨明禁，不许因不出份钱而加迫害；然而官府的准许，既挡不住乡邻的排挤，也消不去人们对这祸根——传教士——的仇恨。入教的本地人若行了不端之事，在下级衙门里必有传教士撑腰，到了最后一级『法庭』，撑腰的便是炮舰。

「传教士自居官绅品级，也是一桩惹人厌烦的事。乘坐官轿、用那专供官员的绿呢，本是官员独有的体面，传教士径自享用起来，还凭条约索取并确保了这项权利。我看，这些便是中国人对传教士的暴行与仇恨的主要缘由。

「现在再看一看传教士所用的传教方法，从中国人的眼光去看。

「首先，传教士们至今没能议定：那独一之神，在中文里该用哪一个词。于是耶稣会士、英国人、美国人，各用各的名号。耶稣会士用的一个词，意思是『天主』；美国人取的一个词，意思是『真神』；英国传教士用的一个词，意思是『上帝』。

「所传的教义又如此纷歧，中国人听了必定一头雾水。这不仅见于基督教的两大支——罗马公教与新教——之间，在新教各宗派之间尤其如此。在中国传教的有圣公会、浸礼会、卫理公会、基督科学派，有英格兰、苏格兰、加拿大的教会，末了还有摩门教徒，多维派的门徒或许也在其列。这些宗派彼此之间自然不睦，各自申斥对方的异端。

「第三桩叫人反感的，是《圣经》译成中文时那副笨拙的文笔。这样的译本，既不足以让明理的本地人广为诵读，又人人见了都觉得刺目；因为世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讲究辞藻之雅、文章之美。今日的译本之于中国人，好比一部哲学论著用蹩脚英文译出之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再者，古犹太人的风俗于中国人毫无趣味可言，也看不出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要他们接受那些风俗。

「第四桩触犯中国人的，是用妇女充当传教士。不必多说，妇女在中国的地位与西洋各国不同；也不必多说，女传教士的出现，招来了多少误解与讹传。中国的妇女数百年来被严严实实地隔在社交之外；如今本地人眼看着西洋来的女子整日在街上行走，还常常与男子臂挽着臂，又听她们用一口中国话劝人改信——那口中国话之高明，也就同中国洗衣工的英文差不多——这在他们看来，该是何等光景？若论宗教上的功效，她们之于中国人，正如英格索尔之于一个长老会信徒。

「话虽如此，我却绝不是说在华传教一事已告失败，或是说它害多于利。他们兴办学堂，传布世俗的知识；他们设立医院；他们那高尚的一生本身就是公道与仁爱的活教材——凡神智清明的人，都不会否认其中的善果。

「那些抛下亲爱的家园、置身于敌意的中国人中间、以性命相许的人，其基督徒的勇气与不懈的努力，我是敬佩的。他们不需要我的称许，因为他们的碑铭刻在人心的肉版上。

「通观在华传教的整部历史，直到一九〇三年的中美条约，才见得一线希望。那约中有一条，向着解决中国的传教士问题迈出了头一大步。此条规定：传教士不得干预讼事；中国的公堂对入教之人不得另眼相待。另一面，入教的人免于摊派庙宇神像的份钱；传教士可以购地建屋，供传教之用，但不得为个人谋利。至此，在华的传教事业才头一回立在了公平的根基上。」

第十一章报刊

套一句现成的话：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对日之战是一记电击，使她那庞大而迟钝的躯体猛然一颤，有了生气。电光闪过的一瞬，当权者的张皇失措清晰可见；随后万籁俱寂，整个国家仿佛又要坠回那昏睡之中。然而欧洲人到底看清了这一大团人众的虚弱底细，便一拥而上，争攫利权；中国的执政者这才明白：从此再也不可能缩回原先那种漠然无所谓的状态里去了。

于是他们试着走到前头去，领导那些他们明知势在必行的变革。有那么一阵子，年轻的士人——其中便有康有为；一八九八年九月的宫廷之变使政权复归守旧一派，他自此流亡在外——曾自以为得计，觉得自己终于把皇帝推上了变法之路，而这正是守旧派没能办到的事。种种报馆言路，便由他们的这番尝试而兴；下文将略加介绍，同时也不遗漏那些年代更早的。

目下中国出版的报章杂志不下七十种，其中包括纯文学的，以及专攻一门的——如医学、农学、算学之类。

名列首位的，是那份可敬的《京报》，世上最古老的报纸，创办于一千年前。这是政府的官报。凡上谕、部院大臣与御史的奏折，一概登载，正因如此，它成了极可宝贵的史料。行政上的弊端、官员被参被革的缘由，以及许多别处通常轻轻带过或干脆讳言的事情，也都在上面公之于众。毫无遮掩，毫无隐讳；世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把公事袒露得这样坦白。至少就表面而论，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在体恤百姓的疾苦与愿望上更见诚意。

为了证实这番话，这里从《京报》较近的几期里摘录几则：

「一八九七年五月四日。——朕闻蒙古王公袭爵之时，无不向所属勒索银钱。着自今以后，此项银钱一概不准交纳；凡查有勒索情事之王公，均应惩处。」

「一八九七年五月四日。——据御史周承光奏报，揭露各省州县办理盗案、命案之积习，及其非刑逼供之事。凡遇此类案件，州县本有速为审结之责，庶几百姓不至因其玩忽而受累。乃据御史所奏，州县反任案情拖宕，并故意生出枝节，以便从中取利。更有用非刑逼令证人供出合其心意之词者，致刑狱不得其平。着各督抚随时留心查察讼狱中舞弊不公之事，并将有此等劣迹之州县据实参奏。」

「一八九七年五月十日。——据古北口提督奏参各员废弛已极，以致各旗兵丁得以两次冒领钱粮。着将该员等交兵部议处。此事料非仅此一处，着各满洲将军一体查明具奏。」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各省督抚每年密考所属官员，缮印呈进，本系旧例。朕藉此考语，尚可略知所托付牧养百姓之各员贤否。既然如此，则下述一事殊不可解：前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奏报，盛称思恩府知府周天霖为人可靠、有才干、且廉洁。今前署广西巡抚史念祖所奏，则截然不同；谓该知府才具平常，平日行事，实不足以胜此要职。此中情节，必须查明。着广西、广东两省巡抚确查具奏，该知府究竟是否为属下百姓所敬服。两抚均不得因对此人有所爱憎而稍存成见。」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九日。——御史张兆兰参奏州县中盛行以仓储粮石营私牟利之弊，以致亏空累累，无从与朝廷清算。各员当时时省记：凡有城垣之处，仓廒中均须按其户口多寡，储粮若干，以备水患、荒歉、兵燹及别项灾变之时散放。惟准其粜去陈粮若干，再以新收补足。乃据御史所参，彼等反听陈粮霉烂于仓，而将新粮粜卖自肥。一旦有事，其后果如何，不难逆料。着各省督抚认真查办，并令将仓中粮石尽数粜出，所得价银发商生息。再着各州县每年将生息银两数目及仓廒实存之数，据实开单呈进。」

由这几则摘录可见，全国上下官场的贪墨是何等严重；同样可见，确有一套或多或少还起作用的稽核之法，也确有一片为民兴利除弊的苦心。与中国人交往有年的人都晓得，清廉的官员为数不少，张之洞便是其中一位，欧洲无人不知。倘若有一位精力充沛的君主，把这些能干而存心良善的人物召集起来，结成一股有锋芒的力量，这个国家的前途便大有可为。

维新一派一度有一份机关报，名叫《时务报》，三日一出，后来又添了一份同名的日报。康有为奉召入京陈说变法之策时，此报被定为官报。他在上海的同人被这样大的抬举吓住了，不肯承受，赶紧把报名改掉，又把手头存着的一批送给康有为。《时务报》于是改称《昌言报》；及至维新一派垮台、康氏之弟被杀，它便与反对派断绝了一切往来。上海租界里如今仍有七家鼓吹变法的日报。同在此城，天主教传教士出一份《格致汇报》，其中也载政事新闻；英国传教士出两份报，兼载政事与宗教之事。上海另有七种中文报，属于许多大城市——尤其巴黎——泛滥成灾的那一类。这类报读者甚众，主要在下层人中间。

中文刊物的几个名目，可以让人约略看出公众关心的是些什么。以下所列并不完备：《新学报》《算学报》《农学报》《蒙学报》《医学报》《工商学报》《童蒙教育报》《中国学生报》，以及《湘学新报》。末一种尤可注意，因为它出在长沙——那是中国排外情绪最激烈的城市。

广州出三种本地报纸，订价一年不过三四块钱。各类题目无所不谈，惟涉及政事时略有保留。在各种刊物上，可以读到论电话的、论电学的、论疏浚水道的、论丧葬奢靡的、论中西教育之法孰优孰劣的，还有论外国报纸、论万国公法、论鸦片贸易、论科场舞弊、论整顿军政、论种植罂粟、论孝道的，以及许多别的切于时务的题目。凡此种种，都显出思虑在苏醒、眼界在开阔，于将来是好兆头。

香港、天津、汉口、杭州以及满洲，另有若干报纸。其中多半出自英美传教士之手，至于读者若干、影响如何，我们所知不详。

报刊之力，凡明白事理的中国人都是承认的。张之洞在一册小书里说：「几乎每一省都有各种报纸流通；藉此，向来只埋头于孔子之学的士人，以及住在僻远之地或山中的农人，终究可以知道一些他们所居之国的事情。那些一辈子住在空谈云雾里的人，将不得不面对一桩事实：他们周围的世界里有实实在在的东西，非认清、非应付不可。」

在中国，表达意见还有一种通行已久的老法子，就是在州县官及别的官员宅门上头贴揭帖，指摘他们的政事。这类揭帖常常引出民变；每逢有大的排外举动之前——如天津、芜湖、古田诸案——总能见到大批张贴。

古伯察神甫在他论中国的书里，讲到那些说书的人：他们从这一镇游到那一镇，把本国史事中有趣的段落讲诵出来，并加评说，颇有希腊行吟诗人的遗意。听众不少，因为本地人只要有一丁点借口，便极乐意把手头的活计撇下。这些说书人有时也扮起鼓动家的角色；几乎把这个国家毁掉的太平天国之乱，他们多半在煽动上出过力。

近几年来，有教育价值的书籍大有长进。印刷与插图之法既有改良，许多从前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书，如今人人可得。今人著述的汇刻，四十册一部，只值六七块钱。经书连同注疏都已重印，其中最要紧的是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以及一部一千六百二十卷的类书。此事值得记下，于中国中等人家的教化是好兆头；此外还不妨补一句：记述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的游记，也已刊行。

第十二章教育与政治

按道理说，在中国，官职只有考试中式的人才做得。这类考试对一切人开放，不问出身，贫富可以在最完全的平等上同场角逐。

功名有三级。头一级在州县城里考取。更高一级可在省城每年一次的考试中取得；最高一级则授予那些在京城三年一次的考试中中式的人。州县考试所得的凭照，只赋予应选下级差使的资格；凡有志于较高官职的，便须继续攻读，去取更高的功名。

这一层层的较量并无年岁的限制；屡试不中，仍可一考再考，许多人一生就耗在谋取那最高一级的功名上。前两场都已中式、又按期赴京应试的九十岁老者，皇帝也可以把这功名赐给他，不过这样赐下的凭照并不给他做官的权利。

考试——尤其京城的考试——素以极严著称。先由一班官员查验应试者的资格，确认他们持有准其入场的凭照。随后把一只封套送交考官，封套外有记号，里面写着应试者的姓名。第二班人检查过应试者身上并无夹带的片纸只字，便发给他笔墨纸砚和题目。接着把他锁进一间屋子——毋宁说一间号舍——约二十四个时辰，门口有兵丁看守，不许外面有任何消息递进去。写成的卷子加封编号，连同装着姓名的封套，一并送交第三班人。这封套要等卷子评阅完毕才拆，如此则评卷的人在下判语之前，并不知道写卷子的是谁。

每逢三年一次的京城考试，赴考的约有一万四千人，其中取中的至多一千五百。字迹是否工整，对考官的取舍关系甚大，往往一处笔误便足以使人落第。御史屡次指陈科场的积弊。有人说，题目可以事先用银钱买通探得；考官的去取也可以出钱买；富家子弟又往往觉得雇个寒士冒名入场最为省事，事后再把中得的凭照买下来。

惩治贿赂考官的法令极严，一经查实，便要抵命。一八九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京报》载：有人写信给考官，请他留意六名应试者，信中并附银票一万两，此人被判处死。奏报中又说，写信的人在钱庄里并无存项；这一层大约与刑罚之重不无关系。

中国人的教育，不过是一场漫长的记诵功夫。孩子五六岁入学，先读三种启蒙的经书。这些书是些短小的劝善故事，教学童敬父母、祭祖先、畏天子、远小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道理。从这些书里，他们约略知道了四时节气、四方、五谷、六畜、音律、数目、本国史事的大概，以及历朝相承的名号。这书须得背熟，其中所有的字，学童还得学会写。

这一层功夫做完，便给他另一部书，里头列着本国那些体面的姓氏，也要一一记住。凡做官的人，姓氏必须见于此书。再往下是一整部《家宝》，即种种格言，凡公私生活之事无不涉及。

学童把这些背熟了，便给他中国教育的拱心石——儒家的九部经书。这里头有些段落在今天已全然不可解，尽管如此，仍得背下来。可解的部分，则是一部真有价值的道德论著。此外做些诗赋的功课，再读一点史地，这一套课程便算完备。不妨补一句：所读的史地知识，出自基督降生前几百年写成的经籍。

科举之法是唐朝的一位皇帝在约一千一百年前创立的。在此之前，官员由民间推举。这套法子几乎丝毫未变；不过近来两江总督张之洞略有更张。他在第二级功名的考试中要求通晓某几门科学，而应试的人在这方面至今显得很弱。一八九八年有上谕把这位总督所拟的办法通行全国；这一革新究竟结果如何，还要过些年才见分晓。

中国人无论什么赌都爱，于是科考也常常成了投机的由头。广州从前有一种彩票，把可能中式的人押作输赢，活像押赛马。姓名拈阄而定，持中彩号码的人依那应试者所得的名次，领取多寡不等的一笔钱。这一行的利头极厚，开设的人为得这项专利，付给总督将近五十万块钱。

一八七四年，中枢因这种投机把科场败坏得不成样子，才着手干预，宣布其为非法。它换个名目照旧开了下去，直到一八九四年，一道谕旨把总督和另外几个牵连在内的官员撤了回来。这一阵子的振作看来并不长久，因为一八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京报》上，还读得到香港一个彩票经理因拖欠六十万两的专利银而被饬拿的事。

有了凭照的人虽有做官的资格，官缺却还须另外拿钱去买。这被认为全然合法，许多明发的谕旨都足以作证。除了向朝廷缴银子，还得给那些管着委派的人送上贵重的礼物。这种风气常常引出舞弊。我们认识上海的一位住户，本任某机器局的总办，后来得了道台的缺。升任不久他就死了，随后才发觉局里的款子短少了二十五万两。这笔钱多半是拿去买那个新缺的，而这倒霉人还没来得及补上就死了。

中国的官员个个被一群随员围着，非分等次地打点过这些人，话才递得到主人耳中；至于要得皇帝一次召见，那规费更是数目惊人。清廉的官儿固然也有，可通例是蝇头小利也不肯放过。不过，参劾一位官员的结果，往往不过是逼他把所得与上司分润罢了，所以他也约束着自己的贪心，免得到头来还要分给旁人。

文武的品级分为九等，以帽顶上的珊瑚、水晶或铜制的顶珠为别。因此说起某人，便称「水晶顶的官儿」（五品）或「珊瑚顶的官儿」（一品），如此等等。西洋人所用的「曼达林」一词，中国是没有的；他们所说的「中国」与「中国人」这两个称呼，中国人自己也不用。北边人自称「汉人」，南边人自称「唐人」。「曼达林」出自葡萄牙话，意思是「发号施令」。文武官员则统称「官府」。

高级官职虽都由中枢支配，中枢于各省政事却并不过问，至多是从考试中式的人里择人任用或把人撤回罢了。这套政制很像一个联邦，责任层层相属，从一家一户起算。再说一遍：中央之权只是笼统的稽核；皇帝虽为汉人之父、法度之源、至高无上的主宰，他的统治却从不至于变成对百姓的暴虐；百姓所受的苦，来自那些与他们直接打交道的当权者的欺压。

中国没有内债，也不可能有。皇帝从不向臣民举借——他要用什么便取什么，因为身为一家之长，那本来就是他的。皇帝的长子也未必就是嗣君。他可以自己指定继位的人，从诸子中挑最有治国之才的。本朝最能干的皇帝之一便是第十四子；当今的皇帝光绪，则是前一位皇帝的侄儿。

在中国政制这座建筑的顶上，是都察院；它品评一切官员，连天子也不在例外。当今皇帝还是个三岁孩子、正随在他伯父的丧仪行列中时，有一位御史把一封奏章交给他的随从，反对他继承大统，又为表明自己所信之诚，当着这位新君的面自尽了。

一八七一年，一位御史公然把自己的主张同当国的恭亲王相抗；亲王宁可对美国公使失信，也不敢触犯这位御史的非议——虽说御史的品级比亲王低得多。

他们中间有些人至今仍具此种无畏的独立之风，御史安维峻前后两次的奏章便是明证：一次是参权势熏天的李鸿章与云贵总督岑毓英，一次竟是参那位可畏而记仇的慈禧端佑皇太后本人，他因此被撤职，发往蒙古军台效力。这两道奏章曾登在《京报》上，今录于下：

「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八日。——以李鸿章与侯爵左宗棠相比，一则其人及其家赀财之厚、权势之盛、党羽之广，一则左公之清贫自守，则孰为爱国之人、孰为廉洁之士，不待明察即可决矣。」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后向来干预国政，本无此权。他日何以自解于列祖列宗，又何以自解于信任她、忠于她的百姓？」

在位者须负责任，这个念头在中国人心里根深蒂固。皇帝被看作对上天负有百姓安乐之责，他的辛劳、光阴与心思，都该用在百姓身上。官员则须对上司交代他治理属下的好坏，而这责任并非一句空话。他们心里明白，所以小心着不把属下逼到公开造反的地步。

《京报》每天都在证明善治是何等要紧。今从这张纸上随手摘引几则：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护理湖南巡抚王廉奏报：乾州厅同知王勋因将两名过堂之人杖责过重，致其毙命，前经监禁，今该员业已身故。惟例载罪人虽死，罪名仍应拟定，着将该员拟杖一百。其行杖之两名属吏，各拟杖九十；因二人亦已瘐毙狱中，只可将此拟罪存案而已。」

「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山东巡抚所属各员承办黄河泛滥各处农民迁往安稳地方一事，该抚应负其责。各该农民被迫仓皇弃家，以致死于饥困者以千计。因此之故，数员着即撤回。」

「一八九四年三月一日。——上谕重申各省督抚每三年密考所属官员操守政绩、据实具奏之责。」

「一八九四年五月十六日。——有妇人无辜下狱自尽，承办之州县着即撤任。」

「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二日。——某御史因纵容属吏以举发相挟、勒索银一百两，着即撤任。」

「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各员因不能查禁私盐，着即撤任。」

「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三名问官因恐吓凌虐一名传讯到案之妇人，致其自尽，着即撤任。」

「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二日。——某州县因不能弭止回教两派争斗所酿之变乱，着即撤任，并解省候审。」

这一类事例还可以没完没了地列下去，这里只再举一件。约三十年前，一名官员被兵丁所杀；结果三十三名官员——知府、同知、道员——被判负有责任，一律斩首，该省的巡抚与布政使则被流放。

一家之中任何一人的行为，全家都要担着；某些罪名，譬如谋害皇帝，则满门处死，连怀抱中的婴儿也不免。

村里的地保由众人公推，负一方各户行止之责。同知、知府、巡抚、总督，各有轻重不等的责任。水患与饥荒要算在巡抚或总督头上，因为用官面上的说法，他们是「百姓的父母」。

要说明中国的法度如何把责任层层系住，还得再向那部取之不尽的《京报》讨材料：

「一八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有痴愚之人杀其母，概不准援情减等，依弑亲之律拟凌迟处死。其兄、本村地保及左右邻舍，因未将凶手痴愚之状呈报官府，各拟杖一百。」

「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二日。——有少年醉后杀其祖父，拟凌迟处死。其父以教子不知节饮，着令亲视行刑，并于行刑前后各杖四十。」

抑制长官暴虐的，主要是怕激起民变。然而非得欺压到极处才会闹起来，因为刑罚残酷，而秩序一经恢复，官员们极少有不报复的。

另一方面，百姓遇上好官也会表示感戴。送万民伞便是这类表示之一。还有一种，是在长官任满时请他把靴子留下，挂在城门之上。

一八八九年六月，宁波附近的象山发生过一场骚动，极可说明百姓与当权者之间的关系。该处种鸦片的农户原与官府议定：每年纳银八百块，作为捐税，官府则不来搅扰他们的营生。一八八八年，象山设了收捐局，每担鸦片抽二十四块。起初因农户抵制，这笔捐收不上来。到一八八九年春天，他们终于认了，前去纳捐。收捐的人却冒失地又加了五块，说是抵付征收的开销。农户由此发作起来，捣毁了局子，一直追那收捐的人到他躲进去的那座衙门门口。一位官员出来弹压，也不得不逃命。随后人众散去。事后地方上的绅士出面，提议把这项招怨的捐改为每年认缴二千块，农户答应了；收捐的人另换了别个，那官员降了一级，为首闹事的几个受了惩处。

百姓之所以驯服，靠的是怕受刑罚。李鸿章把太平天国的首领处死，比起戈登在苏州受降时许他们不死来，更懂得朝廷的势所必然。不妨补一句：世上再没有哪个地方，能用这样少的官吏、又不靠警察和军队，把这样庞大的一群人管得如此安分。欧洲各国若有一天当真决意瓜分这个帝国、各治其分得的一份，开销之大将使为填补开销而征的赋税变得无法忍受。

中国人但愿官府尽量少来干涉他们的事。遇有争执，多半请人评理了事。农户结成团体，自卫田禾，以防盗贼；在满洲那类易遭游牧部族侵扰的地方，官府还准许商人的行会向车辆牲口抽捐，用以支应护送货队的费用。官员们屡次提出，只要给一笔定数的报酬，便由他们来保护商旅；商人却一概谢绝，宁愿自己管自己的事。

中国人在西伯利亚的聚落，简直是一个个小小的共和国，有一位长老对官府负责，而他们并不向官府纳税。官员们那出名的勒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不然。他们同别的中国人一样，吃用极省；自李鸿章死后，按欧洲人的说法，中国已没有富人了。一位知府若能在三年任上积下两三万块钱，便心满意足。俸禄少得可笑，总督每月不过六十块上下。某些税项的盈余固然归他们，可即便如此也积不成大数目。于是他们不给手下人发工食，这些人便毫不遮掩、毫无廉耻地向百姓揩油。任用私人之风到处都盛：一家里有一个人进了某位官员的衙门，其余的便跟着都来；一位知府的门下，有时多到数百人。据古伯察神甫说，中国政事之坏，还大半坏在人员的不定上。满洲一朝明智，不去撤换汉员而代之以旗人，却留了一手：不许任何官员在一个位子上待过三年，又规定官员不得在本省任职。这法子在防备官员结党上是够有效的，然而它的弊病也同样显露出来。官员们住在任所像客人一样，对与自己毫无瓜葛的百姓的休戚漠不关心，一心只想多捞些银子。规劝也好，控告也好，他们一概充耳不闻，因为任满之后，他们就要到帝国的另一处去了。

人员不定还有一个结果：官员往往全然不懂他所治百姓的方言，对本任的公事更是一无所知，于是只好听凭那些本地出身的属吏摆布，而这些人才是真正当家的。笔者曾在上海因法租界公董局的一桩事，亲身验证过这番话不虚。事情不过是过一张地契；为把它办下来，那班人索价之狠，使法国当局的体面一刻也不容考虑。前后换了三任知府，交涉仍不得了结；最后是法国领事把公董局买下并付过款的那片地径行占住，升起国旗，声言有谁敢动它便要唤炮舰来，地契这才交了出来。

眼下的政事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得力，弊端多得数不清。这是因为大权多半握在一个老妇人手里；她意志如铁，对帝国的分崩离析却全然视而不见。她的精力都用在把权柄留给自己和她那班亲信，以及聚敛财富上。她是中国旧传统的化身，深信中央之国至高无上。

政事之弱，没有哪里比朝廷本身更显而易见的了：在那里，皇帝既不被敬畏，也不被遵奉。我们不妨再翻一翻《京报》：

「一八九四年五月十二日。——皇太后之车驾届时未备。」

「一八九五年一月四日。——有持械之徒在几乎紧挨皇宫墙下之处劫走囚犯。」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一日。——御史秦裕参奏保举肥缺人员之定章遭人破坏。户部司员竟敢结为一党，任满之时彼此互换位置，既不禀知堂官，亦不候皇帝简放。因此之故，挨次候补该缺之人，永无得缺之望。着新任堂官所属各员，嗣后加意稽查，以杜此弊。」

「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九日。——各部大臣之马夫与轿夫，侵占本应发给考官及其属吏之米粮；虽已有旨饬令惩办，仍复如此。」

「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库丁与城中盗贼通同作弊，聚于库门之外，俟库门一开，乘机行窃。」

「一八九七年三月一日。——醇亲王随侍太监一名，伙同其府中仆役十八人，于某木商衙门门首将其劫走，并告知其家属，须出赎金方可放人。」

这些事看去虽属细故，却大有意味，足见上层的紊乱到了何等地步。

另有一股左右中国内政的强大势力，来自士人。这些人考试中式，因而指望得官。他们代表着在野的一派。他们无处不在，窥伺着他们指望取而代之的那些官员的举动，随时准备指摘其一举一动。因为有学问，他们的议论在百姓中间分量极重。官员们怕他们，因为把百姓的怨诉递到上司那里去的正是他们。

御史与这些士人时相往还，照理他们的影响该是有益的。可惜他们所学的只有孔子的教训，于实务一概不通，又是外国人最狂热的仇敌——他们把外国人看作败坏其哲理的祸首。凡有屠戮之事，他们总是打头的；一八七〇年天津仁慈堂的修女被害，天津道台因未能弭祸而被判发往军台效力，就在此事之前不久，他们还送过他一把万民伞。

中枢诸人之所以敌视欧洲的思想，大半因为他们对外国及外国人一无所知；这无知之深，有这样的例子：一八七〇年有一位大员奉派赴欧，行囊里特意备了一百五十磅盐，唯恐路上买不着。直到今天，学生用的画本上，还把外国人画成耳朵垂到地上，或是像大猩猩那样短腿长臂的模样。他们不愿去结识这类怪物，也就一点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另一件不幸，是中国人自己对本国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们同各色人等谈过，尤其同那些有身份、有见识的商人谈过，他们无一例外，对维新一派的种种举动淡然置之，仿佛那是月亮上的居民的事。也许是他们过于谨慎，不敢踏进官员们看守得那样严密的政事这块地界。

维新一派至今所成就的极少，因为他们的举措没有章法、没有条理。他们以为有了名目便有了实质，忘了要改变几百年来的思想与习俗，非得极慢不可。帝国各处都在试着办些事情。这些留待另一章细说。

名重一时的总督张之洞，是中国最能干的政治家之一，他在一册小书里说：

「近来仿行西法，颇有所尝试，而不得不承认，其中多有不成者。究其败因，可举数端。有等人专顾一己之利，只为自身打算，无始终其事之勇。又有一等，于兴办所必需之费用计较太过，以致此处提倡、彼处废弛，终无善果。再者，朝廷自身举措不坚：一时力主变法，一时又下令禁止。买了机器，却没有会使机器的人；有了兵船，却没有水手。凡此种种，都可见于本属可嘉的努力之中，却少了见识。」

官府种种试验的失败，百姓一无所知。前面说过，只要不碰着他们眼前的利害，政事如何，他们并不放在心上。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古伯察神甫讲过，有一回他在一大群中国人中间，试着探问他们属意谁来继承皇位。他得到的回答只有这么一句：

「『我们何苦拿这些没影儿的猜想来劳心费神呢？国家的事有官府照料。他们领着这份钱，就该办这份差；我们不必为不相干的事自寻烦恼。白白操心政治，那才是傻子。』

「『说得极是！』其余的人都附和。随后便有人提醒我们：茶凉了，烟也灭了。」

甲午中日之战期间，本地人听到战事与败绩的消息时那份漠然，我们是亲眼见过的。那神气仿佛这一切与他们本国无干，倒像是别国的事。

在结束政事这个题目之前，还得说一说太监。翻遍中国历代王朝的衰亡，处处都找得见他们那祸害的痕迹。宫中一切执事的都是太监；皇城的门在日落时关上之后，墙内便只剩一个男子——天子本人。

太监是皇帝以及宗室若干人的特权。中国史册上初次提到太监，在纪元前一一〇〇年的周朝。他们那半官方的角色则相对晚近，始于纪元后一一〇〇年，晋朝的和帝——他的大将班超率兵得胜，一直打到了犹太地。

皇帝按例可有太监三千；实际上只有两千。亲王、公主各可有三十名；皇帝的侄辈与幼子各二十名，从兄弟辈各十名。当年助顺治开创本朝的铁帽子王的后裔，也各可支使十名太监。

宫中的太监须由各王府供给，每府五年须进八名，每名给价二百五十两。这些必须是保过的太监，在府中当差已有年头。这一条进用之法本来远不敷用，好在宫中另设一册公开的名簿，愿当太监的自去登名，许多做父母的便为此把儿子卖了。

皇帝的太监中有十八名是喇嘛，在世间代表着观音大士的十八位罗汉；他们照料宫中女眷的祈祷诵经之事。这十八名中若死了一个，便由一位同辈补上——这位同辈对这个缺极是热中，至于他有没有这份道行倒在其次，因为这缺极肥。另有三百名太监是演戏的；他们给女眷唱戏，遇有特别的、官样的场面，则在皇帝面前承应。

太监共分四十八处，各处有各处的职掌与体面。每处由一名六品、七品的太监管带；总管则是三品。太监寻常的月给，不过是米若干和银二两；然而论起那出名的「揩油」的本事，中国再没有哪一等人比得上他们。

太监性情轻快，好热闹。他们极疼孩子，没有孩子便疼牲畜，尤其是狗。赌博是他们最爱的消遣，一得空便赌。几乎人人抽鸦片，而且准许在宫里抽。

本朝第二位皇帝康熙年幼时，四位辅政大臣下令不许授太监以官职名位；自那以后，他们便没有机会在政事上插手。在保举人员一事上，他们至今还有几分势力，因为他们这方面的荐举常被采纳——不消说，谋缺的人为此付了不少钱。

中国世爵承袭的规矩，也值得一说。除了少数几种世袭罔替的爵位，品级并不像在欧洲那样原样传下去。亲王之子降为郡王，郡王之子再降一等，如此递降，直到第十二等。此后子孙便湮没无闻，除非在这一代代由高而低的承袭之中，又有新的功劳使受爵的人得以升上几级。这样一条法度，把十二代中无人为国出力的人家重新退回平民之列，其中的明智不能不叫人佩服。

第十三章刑狱

理论与实际之间的鸿沟，再没有哪一处比中国的司法更为宽、更为深的了。中国的法律就总体而论算得上平和而近人情；为防止弊端、纠正积习，条条框框也订得不少；然而公堂之上呈现出来的，只是一幅贪墨、勒索与酷虐不公的图景。

一座市镇衙门或巡捕公堂所需的全副器具，就摆在中国地方官住宅的廊下。那里可以看见一座铺着红毡的高台，台上放一桌一椅，也都披着红。伸手可及之处，是鞭子、竹板以及别的刑具和拷讯之具。一旁挂着锣和槌；照规矩，无论昼夜哪一刻，凡有需要官府主持公道的人，都可以敲这面锣。官长听见了，本该披上官服出堂，听取诉状。所以有那么一句话：「法的眼睛从不合上。」

这一堂的判决并不总是终审；有些案子可以上控到更高一级的衙门，甚至可以上达皇帝，由御笔朱批定谳，此外再没有更高的裁断了。

审案的时候，唯有官长一人是坐着的。被告与证人都得手膝着地趴伏在地下，只要官长还在堂上，就得一直这样跪着。遇到欧美人也在证人之列，这条规矩便引出许多纠葛和交涉。

中国法律的刑名里并没有「监禁」一项。监狱不过是羁押之所，关的是证人，以及已经定罪、等着行刑的人。犯人连口粮也不由官家供给，那是他家里人和亲友的事。

最大的弊端就由此而生，连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也不能免——近来的一次查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狱卒向犯人的家属亲友勒索高得出奇的数目，不给钱，就可以听任他们饿死。那次查办还查出，有些犯人刑期早满，仍旧被扣着不放，为的是再「敲」一笔。有外国人管着的地方尚且如此，纯粹中国人管的牢狱是个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地牢狱之惨，是无论什么话都形容不尽的。一切卫生的设置全无，于是最叫人作呕的污秽随处可见。想到这些牢狱同时又是证人、欠债之人以及待质被告的临时住处——照西方的法典，这些人在罪名未定之前都算无辜——这般景况就更没有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了。不过，看看穷人家里那种肮脏和困苦，倘若中国的牢狱能赶上欧洲最坏的一等，那就非但不叫人害怕，只怕有一半人要去犯罪，好换得一个舒服的住处。

中国的公堂上没有律师。虽然三令五申禁着，律师的位置多少还是由一班帮闲之人顶了去，这类人实在没有更好的名目，姑且称他们作「寻例的」。案子的断法，不单依着法律——法律又时时被新颁的谕旨修订增补——还要依着成案。「寻例的」的本事，就是替人找出一条成案来，而他们从来没有找不到的时候。这些人大抵有钱，打点关节、买通官长，便都由他们居间经手。

在如何取得真实口供这一层上，官长被给了极大而又极危险的活动余地。他很少要证人具结起誓，他的道理是：一个人若存心作伪证，誓言也拦不住他，何况作伪证在中国并不算刑事的罪过。他既不指望被告说实话，也不指望证人说实话。他先把他们分开来问，然后再合在一处问，仔细留意他们言语上的矛盾与脸上的神色。倘若这样还断不出个所以然，他有权把他疑心说谎的证人打一顿。审着审着忽然停下来，喝令差役掌嘴、打到出血为止，这在公堂上并不稀奇。

古伯察神父记过一件事：他见一位官长手里握着一把写了数目的签子。审案当中，隔一会儿就往地下扔一根。旁边的人拾起来，高声念出上面的数目，官长便据此知道这个证人该挨多少竹板。板子打完，再接着问。

证人常常带着镣铐跪上好几个钟头，或者被吊起大拇指，不给吃不给喝。可想而知，本地人是能不打官司便不打官司的。无奈有不少读书人正靠着讼事糊口——他们在衙门里做书办幕友之流——于是常常为着自己的好处，把百姓那点好争的性子挑逗起来。

有人把地方官这些做法上告到康熙皇帝那里，他的回答是：地方划分得这样细碎，中国人的性情又这样好争，叫他的百姓畏惧法律、尽量少去动它，原是好事。他主张争端由年高的人和乡里的耆老出面调处。

何天爵先生告诉我们，他曾亲眼见三个被控偷窃的中国人受这样的处置：每人的两臂都在背后由手腕处紧紧缚住，绳结上再系上绳子，把人吊到树上去。他们就那样在烈日下晒了三个钟头，放下来时已经不省人事，肩膀脱了臼，肿得厉害。救醒过来，他们依旧喊冤；可是一见更狠的刑具正在预备，终于招了。这类拷掠是法律明文禁止的，地方官在详报里也从不提起自己曾用它来逼证人说出合自己心意的话。

再举一例，可以见出中国取供的手段。被告是一个本地的教民，因信教被邻里挤兑。人家告他杀人，而案发那一天他根本没有出过教堂的门。

审问是这样进行的：

同知：有人看见你在出事的地方。你招不招你到过那里？

被告：自八月初七起我一直在教堂里，所以不可能在那里。

同知：可是初七正是出人命的日子。打他五百竹板；他非招不可。

（那桩命案是八月初九、初十两夜之间出的。板子打过，问话又接着来。）

同知：你招不招你到过那里？

被告：不可能的；我在城里教堂的房子里。

同知：再打他五百，打脊背。你非招认案发时你在场不可。

被告：我不能同时既在那里又在城里。再说，倘若是我干的，早跑了，还敢留下来到堂受审么？

同知：你的话太多了。掌嘴二百。你非招不可。

被告：我不在那里。

同知：再打腿二百。

到这个地步，堂上一个书办走到这可怜人跟前，对他说：「你还是招了吧；你若一味不认，后头还有更狠的刑候着你呢。」

同知：怎么样，招不招？

被告：我不在那里；不过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就说我在吧。

同知：啊，到底招了！押下去！

这个人满身血污，遍体是伤，一步也走不动，是由差役抬出去的；抬走之前，他们还不忘在他颈上、手上、脚上加了重镣——既狠毒，又全无用处。

说来也怪，本地人对这一套并不怎样愤慨，多半是因为世世代代受惯了，便当作是免不了的事。立德夫人在《我在中国农家的日记》里说，她在一户农家过夏天的时候，自己的表和另外几样值钱的东西被偷了。她向该管的衙门报了案，衙门立刻不知凭什么把这家的儿子拿了去，用刚才说过的那种刑逼他招供。

立德先生认定这孩子是冤枉的，便自己去查访，查出案发时节有流窜的无赖在附近出现过。他叫人跟踪拿获，果然是这几个人做的案。那儿子自然放了出来，他父母摆酒庆贺他回家，还请了立德夫妇。两位都不忍看下去：这孩子原是壮健的，如今整个人垮了，连走路都勉强。在西方国家，做父母的一定要讨个说法，而且多半讨得到；在中国，却根本没有人想到这上头去。

中国法律所认的刑罚有五种：笞杖、枷号、刺字、流放和死刑。投递匿名信而酿成人命的，处绞。

法律规定：在谁的地界上发现了尸首，谁就得担干系，并且要自证不是凶手。于是就有这样的结果：要害一个仇人，再没有比跑到他的地界上去死——自尽也好，别样死法也好——更狠的了，因为一旦落进官长和他那班差役的手里，家私也就必定败光。自尽在这个古怪的国度里如此常见，常有人单为报仇，便死在仇家门前。

镇江有个妇人，向一个店主讨六文钱，店主不给。她便吞了鸦片，死在店里。店主不得不买一口棺材把她葬了，又雇了僧道来做法事，把她的魂灵赶出铺子，免得日后被缠。他就这样花去二十多元，只为的是不去打官司。

死刑有三等：绞、斩、凌迟。头一等最不算辱没，末一等最辱没，只用于弑亲、谋逆以及干犯皇室的大罪。

因为孔子教人说，人生第一件本分是把身体完完整整交还给祖宗，所以被斩的犯人，亲友常肯出大笔的钱，求准在下葬前把头缝回身上。这件事从来只在一个条件下才准：头必须反着缝上，脸朝后。这种全尸的执念，是外科在中国行不开的最大障碍。许多人宁可死，也不肯截去一条肢体。外国医生动手术是实在冒险的，万一不成，性命都可能不保，尤其是在保护不及的偏远地方。

有身份的人犯了死罪，往往被「请」自尽，这被看作离开人世最体面的法子。犯人接到一只黄绸包着的漆匣，打开来，里面是一束白绸绳子。这不出声却说得极明白的意思，若二十四个时辰之内还不领会，刽子手就要上门了。

枷是一副木架，像一张桌面，长三英尺、宽二英尺九英寸，由几块拼成，合起来当中留一个洞，恰好套进犯人的脖子。轻的三十三磅，重的到一百二十五磅。枷上钉一张纸牌，写着戴枷人的姓名、年岁、籍贯和罪名。这副难受的项圈昼夜不得卸下。犯人不能躺下，吃饭也得人喂，因为他的手够不着自己的嘴。

在租界上，外国人由领事法庭审，中国人由会审公廨审——公廨由中国官府委派的本国官员一人与外国人一人合组而成。华洋之间的诉讼，中国人若是被告，案子在会审公廨；若是原告，则在领事法庭，由领事会同另外两位绅商审理。中国人依中国的法律受审，除了不用刑之外，判的和在中国公堂上一样：竹板、枷号、流放。刑罚里有时也列入若干年限的监禁。租界里施行债务监禁，本地人不履行契约的也照办，效验很大。取保开释的办法也已经采用了。

下面从一八九四年一月二日的《京报》上抄一件杨昌濬总督的奏报，既可以见出中国人性情的一面，也可以见出这里是怎样追究干系的。事情是一家人为着怕被带到衙门去，竟蓄意把一个害病的亲人杀死在仇家门前，以图报复。这一家都是大通县的庄稼人，住在马长书任乡约的那座回民寨子里。

张玉龙和他的妻子张常氏，是被杀那老妇人的儿子和儿媳。寨墙该修了，一八九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张玉龙到邻近一个汉人村子里，向一个姓朱的借了一辆车，用来拉修墙的料。车不小心弄坏了，张玉龙送还时，车主不肯收，一定要他赔一辆新的。张玉龙不答应，那村里的汉人便把他扣在村中，扬言他若执意不买新车，就把他送官。

同时又有人到回民寨的乡约马长书那里告状，要他逼张家赔偿。马长书于是把张玉龙被扣的事告知张家，劝他们各人凑出一份钱来买新车，省得再生枝节。他还谎称此事上头已经知道了，上头断定张家必须另买一辆车赔那辆坏的，而且墙是大家都得益的，所以买车的钱该各家分摊。

张家听了，便聚族商议对策。买新车也不成，上公堂也不成，谁都想不出别的路来，于是那病妇的侄儿张海书，同儿媳、也就是被汉人扣住那人的妻子张常氏，商定把老妇人抬到乡约的住处，割下头来藏起，再反告这官儿杀人。张家之所以拿定这个主意，全是被马长书那句假话所误。他们认定：这位乡约不是偏袒汉人，就是怕他们怕到了凡有所求无不依从的地步，决不会出来帮自己教中的人。

张海书为人凶悍霸道，把家里别的人压得死死的，他们终于依了他的计。四月二十五日夜里九点半，这狠心的侄儿和儿媳劝老妇人说，让另一个侄儿张海背她到乡约家去，求他帮着把她儿子放出来。到了地头，张海把老妇人往地下一摔，摔得极重，人当场昏了过去。趁她昏着，张海书把一把刀交给张常氏，命她砍下婆婆的头。那年轻妇人下手了，没有砍下来。老妇人被疼痛弄醒，开口喊救命。张海书怕被人听见，这时儿媳已经晕了过去，便逼张海把人杀完。张海两刀把头砍下，扔进了河里。同伙中有一个叫马林鸟七儿的，事情还没动手就先逃了。

张家回到家中，打算第二天就去告乡约杀人。不料还没等他们去告，官府已经得了信，凶手都被拿住，问成了罪。张海书、张海、张常氏因杀死姑母兼婆母，判凌迟处死，不必等刑部核准便就地正法。张海书的头在案发之地枭首示众。

马林鸟七儿虽与被害人没有亲属关系，行凶时也不在场，仍然算他有罪，判杖一百、流三千里。被害人的儿子张玉龙被汉人扣着，对这桩案子一无所知，可是案子的头一个起因在他，所以也判杖一百、流三千里。乡约谎称上头已经断定张家非买新车不可、否则便要送官，因此误了张家，判的也是同样的罪。至于那位乡约的上司，他对此事毫不知情，只是名字被下属借用了去，案子未及议处，他人已先死了，也就无从论断。这案另一个远因是车主索赔，他被认为多少也有罪，判杖八十。

这一桩离奇的判决里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官长费尽心力，务要把凡与此案有一点牵连的人——不论直接间接——统统罚到。中国人为什么怕打官司，也就不难明白了。这份官方的、可信的奏报里，还把乡民的贪婪暴露得十分清楚。中国下层的人，一旦切身的利害当前，什么过分的事都做得出来。凡是想煽动民众的，所凭借的正是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基督教教义传布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入教的人不肯再摊本地祭赛的费用，于是没有入教的人负担便加重了。

第十四章乞丐与社会主义

在一个做工的人每天只挣两分到五分钱、还要靠这点工钱养活一家的国度里，一个人非得穷到极处，才会落到讨饭的地步。欧洲工人过的日子，在多数中国人看来已经算得上奢侈了。本地人里，凡是一家子一个月能吃上两回肉的，就算挣得不错。他们的饭食主要是米，煮的时候不放盐，就着苦菜下咽，好歹有点味道。偶尔也有一小块鱼，鲜的或腌的，或是一片猪肉，但这样的时候极少。做工的人当真是挣一天吃一天，哪一天挣不到该挣的数目，他和一家人就得饿着。凡是能入口的东西都有人卖，连变了味的肉也卖。烂果子市上从来不缺，也从来不愁没人买。

中国最要紧的事，不是叫做工的人轻省些，恰恰相反，是把活计一分再分，好让尽可能多的人有事可做。官府历来那样不肯让机器进来，缘故就在这里：怕被机器挤掉饭碗的人闹起事来。人人都拼着性命护住自己那一份活计的权利。一八九七年，汉口的船夫同武昌、汉阳的船夫之间就出过流血的械斗，汉口人说对方在他们视为自家地盘的那一段江岸上揽了生意。直到总督派的兵赶到，人心才安定下来。

在这个连一份活计都要死争的地方，什么东西都不会白白糟蹋掉；所以一个人一旦沦为乞丐，那就是当真一无所有了。我们在北京见过大冬天里赤身露体的乞丐。中国城门口聚着的那些人形，是再没有更不堪入目的了：凡人身上有的病痛，他们身上都有。还能走动的便挨门挨户去讨，谁要是不肯给他们所要的那一点点，可就有的受了——第二天他会带着同伴再来，再不给，人就越添越多，直添到成百上千。据说乞丐是有组织的，有丐王，也有丐后。每人分定一块地面；有些商家每年向这个组织纳一笔钱，图个不受搅扰。中国也有几处本地人办的善堂，其中一种是收养弃儿的，只是墙内自有一套盗窃侵吞的门道，把这些善举的本意都糟践了。

西方世界里那些自以为是社会主义学说创始者的人，最好记住一句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古伯察神父告诉我们，十二世纪时中国曾有过一场为改善贫民而设的试验，那一套构想便是拿到今天的思想家名下也不算辱没。这办法出自一位名叫王安石的学者，他很得神宗皇帝的赏识。照他的办法，国家要把天下的物力全握在手里，成为唯一的、包揽一切的雇主。全国各处都要设立官局，有权每日核定工价、粮价和货价。若干年内只由富人纳税，所收的钱存在国库里作为储备，分给年老的、贫穷的和找不到活干的人。

土地一概归国家所有。每一州县设一个管农事的衙门，每年把田分派给农户，并发给他们下种所需的种子，条件是日后要用种子或别的出产照价归还。为使天下各处都按各自的土宜出产，这衙门还要核定某地该种什么，并把种子发下去。某一地方年成歉收，就从有余的地方调粮去接济。

这套办法的鼓吹者相信，照此行去，各地各色人等都可以安居丰足，因为这样一场彻底的更张会使巨富之家土崩瓦解，贫富也就随之拉平。皇帝被这些看去头头是道的道理说动，给了倡议的人全权去施行。据当时史家的记载，这件事并没有办成，百姓反而比从前更苦了。

发下去作种子的粮食，没有用在原定的用处上：有的吃掉了，有的卖了或换了别的东西。农户对自家的田事失了兴致，不肯再为着交给别人的东西下力气。再者，办这样一套统辖的开销大得惊人，而这笔开销究竟该由国家出还是该由农户出，又闹成了争端。

神宗一死，他所宠信的这位大臣便被罢了权，接任的人极力把他所行的一切痕迹都抹去。十一年后，新任的大臣死了，王安石的办法又彻头彻尾试了一回，结果坏到这般地步，以致他的名字成了众人诅咒的对象，主张这一套的人也都被逐出了中国。这些流亡的人出了长城，散到鞑靼的荒漠里去；那里正在筹划成吉思汗那场可畏的入侵，他们无疑给这桩大事出了很不小的力。

第十五章陆军与海军

所谓中国的军队，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是由一群杂凑起来的人组成的：他们被贫穷和鸦片拖垮了身子，身上却缀满花花绿绿的旗幡，手里多半拿着老式的火绳枪，大小长短不一。兵是招募来的，只有满洲一处例外，那里当兵是应尽的义务。我们曾见李鸿章的卫队配着毛瑟枪；一八九八年普鲁士亨利亲王来华受接待时，上海道台的兵也拿着这种枪；可是别的地方我们所见的都是老式枪，中日之战的时候，新兵操练干脆用竹竿。然而枪上短的，旗上补了回来——每八个人一面旗，而且五颜六色，那景象至少可以说是很好看的。每个兵还发一把油布伞，用肩带挂着；伞之外往往再添一把扇子，塞在袖里或掖在褂子里。背包和一应野营的器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长辫子盘在头顶上，外面裹一条小包头。天热时这样弄既难受又不合卫生；下雨时一头湿发压在头顶上，那份难受更不消说。所以无论军中民间，最怕的就是雨天。平壤一战正值大雨倾盆，兵士们都把伞撑开，伞柄顺着领口插进去。不消说，日本人打起来毫不费力，因为除了那把伞，每人胸前背后还各缀一块白布圆牌，上面写着营号。竟还有人活着回来，倒真是奇事。

脚上的装束和头上的一样荒唐：不是毡底的鞋，稍一沾湿便透；就是钉了大钉的粗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一双脚磨得满是水泡。中国人穿着能走得轻快的，只有草鞋一种。日本人也穿草鞋，只是不经穿，每人一天至少要一双，因此大军之后须得跟着极大一批补给。有些由欧洲军官操练过的队伍，已经改穿了一种类似制服的衣裳，可是脚上依旧照旧；而且只要还留着辫子，军用的帽子就根本谈不上。

据说至今还有成千上万的兵，是当真怕自己手里那支枪的，放枪时把头扭开、眼睛闭上。就连学会了瞄准的，也照样敢朝一英里外的东西开火。正是凭着这样的枪法，中国人把海兰泡轰了十九天，除去打伤打死十来个人、打碎几块砖和几扇玻璃，什么损害也没有造成。炮兵则往往不会使新式的炮。前些时有一艘奥地利兵舰驶进汉口，向炮台鸣礼炮。炮台想还礼，放了五六响忽然停住。事后中国的管带解释说：「打死到第三个炮手，我们就决定不放了。」

当兵这一行在中国是不大体面的。武官只列第四等，投考武举的又是读书人中最不聪明的一批。他们为此所受的教育，一是像文举一样背诵经书，二是学骑马射箭。取中与否，按他们能平举多重的东西来分等。这样的本事在近代的战争里值多少，就不必说了。

中日战争时我们见过鞑靼的马队，那真是穷到了极处。可怜的小马身上尽是污泥，鞍子破了洞，里面的草絮露在外面；骑马的人也一样邋遢，怎么看都不像行伍中人。他们带着弓和一种弯刀，前头是一班号手，吹得人受不了。

军需和战地医院这两样，中国军中根本没有。上次战争中，官府很不情愿地准了几位英国传教士的太太随军充当看护。不过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人命既这样不值钱，怎么会有人傻到要去照看伤兵。

兵士得自己拿饷养活自己，而饷又常常发不下来，于是只好靠抢掠过活。上次对日之战刚完，许多兵被撂在外省，身无分文，只得一路劫掠才回得了家。《京报》上满是散兵游勇和逃兵为非作歹的记载。

多年以来，每位总督都有自己的一支军队，要用什么人来操练，悉听其便。眼下雇了不少欧洲人做这件事，政府为此花去很大的款子。可是这些款子都被挪到别处去了，兵操练得很差，军械局里也几乎是空的。

在这些军械局里，同在中国一切工厂里一样，要想有好结果，非有欧洲人照管不可。这一点本地人是很想省掉的；凡是当真省掉了的地方，成绩都惨不忍睹。有许多军械局由留学欧洲的中国人主持，而经验证明他们比不上欧洲人，因为他们当初学得浮浅，或者只是死记，很快就忘了。

南京的军械局是本地人主持的，却办得兴旺。中国人对此很得意，逢人参观必要提一句：这是我们自己当家办的。「这可真是看得出来！」一位俄国军官讥讽地说——他看见预备做枪托的那些木料上正冒出绿芽来；他们显然不懂，这类用途的木头必须干透。不但如此，他们还断定克虏伯厂运来的一门炮太长了，便动手把它锯短。他们又打定主意要做实心的开花弹，也就是不会炸开的炮弹！

《京报》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

「一八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谕：赏给禁卫军中骑射中靶者。步射中靶者同赏。」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六日：总督阅福州驻军。据其奏报，兵士刀牌娴熟。将弁马步射亦皆精到。」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安徽巡抚奏报，以弓箭不娴，撤回将弁五员。」

《京报》上还满是将弁废弛渎职的报告，我们不必拿来烦读者了：饷册上开着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兵；兵士出去抢掠，上司则多少默许，好借此省下他们的饷银。若照军官们自己的报告来看，这个国家里再没有哪一处的废弛，比得上与军队有关的一切。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做不了好兵。他们能吃苦、不贪杯、耐劳、也肯守纪律；只要操练得法、吃得饱、饷发得足，他们比起别国的兵来并不逊色。他们自有其脾性，这是实情，不过在正当的军纪之下，这些脾性或许也就没有了。譬如说，从正面攻他们，他们打得很好；可是一有侧翼或抄后的动作，威胁到他们的退路，他们就会大乱。英国军官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役中都留意到这一点。他们还避免短兵相接，从不等人用刺刀冲过来。

史册上记着，一八四二年之役中满洲兵表现得极其勇敢。英军攻下镇江时，退守内城的旗人全数战死，无一生还。留在城里的，先把妻子儿女杀掉，然后自尽。武人的名节不许他们投降。这一点名节观念，也常常使这个国家失掉最强干、最用得着的将领。一八四二年、一八六〇年两次战事以及中日之战中，最勇敢的将官打了败仗便毫不犹豫地自尽，《京报》随后便以种种身后的哀荣加之。

朝廷的军队叫作八旗，兵源出自满洲人、蒙古人，以及一六四三、一六四四年间随同征服者推翻明朝的那些北方汉人的后裔。八旗中每一旗都有这三种来源的兵额。凡成年的满洲人都在其中，并领取米粮。从八旗中挑出三四千人，编成禁卫军。此外，一八六二年又编成一支一万八千到两万人的军队，有马队、炮队和步队，名为京营。这支军队自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五年由英国军官操练；如今它还行着当年那一套操法，其战力如何，也就可以想见了。

各省的兵叫绿营，水陆都有，担任戍守和缉捕之事。按说每处该有四五千人，可是凡有驻兵的城里，所见的不过是几个穿着号衣、样子不济的人罢了。上次战争明白地证实：太平无事之时纸面上纵有一支军队，其能用的程度也远不完全。亨利亲王来访时我们见过当值的兵，他们的军械和号衣都是新的，而全无一点章法的样子明明白白地说出：这些人是临时为了这个场面才招来的。

中日战争之后，中国便没有海军了。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和旅顺几乎没有交战就被消灭干净。然而按说在一个有极多人口靠打鱼过活、因而理当极通水性的国度里，招募水兵原该是很容易的事。

北洋的舰队由一位英国老准将统带，从军人的眼光看，他的样子颇不体面。本国的将官除少数外，不是一味怯懦，便是全然无能。其中有一小部分曾在欧美的海军学堂受过训练，可是重要的指挥并不交给这些人。在威海卫统兵的丁提督一出海就要病倒，因此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待在港内，被日本舰队追得狼狈不堪。他后来自尽，于是替自己挣得了身后的哀荣，而不是他若活着必定要受的处分。

我们认识一位法国海军军官，他一度被派为北洋舰队的督查。他从来没有机会做他份内的事；倒是李鸿章派他去为天津机器局修一段铁路支线。他抗辩说，他所受的军事教育并不曾教他铺枕木铺铁轨。李鸿章的回答是：欧洲人什么都会做。于是这位军官只好把路修了。

军中和水师里的位置，同文官的位置一样，非向有权委派的人送上重礼不能到手。单凭这一条，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政府的军务虽然花去极大的款子，却仍旧这样不中用。也正因为有这一套，李鸿章阅视天津机器局时，摆给他看的是上了漆的泥炮弹；前面说到的那位法国海军军官，虽然委了中国舰队的总督查，却一样东西也不准他去查看。

眼下正在法国军官的经理之下建造一支新的舰队，也在编练一支新的军队。武备学堂也办起来了，聘着欧洲的教习。

中国的兵船不可不提——那是些平底的船，船头上画着极大的眼睛（说是为了看路），配的是老式的生铁炮。这些无害的战具，配上同样无害的水手（水手多半连号衣也没有），到处都看得见。它们的用处似乎主要是载送官员。本地人说，有它们在，海盗才不敢放肆；可是我们以为，外国兵舰进了中国的海面，对剿灭海盗所起的作用，远比这些看去唬人的兵船要大得多。

中国人自己是以爱好和平自夸的。驻美公使梁诚爵士在近作的一篇文章里论到这件事说：

「儒学的传布，为中国的尚武之风敲响了丧钟。两千年来，中国在始终如一地奉行和平之策这一点上，未曾有分毫游移。这或许要归因于一个事实：凡在中国的事务中居过要位的人，无一不是孔子的真正信徒。其结果是，在中国，『笔胜于剑』一语并非高调的自夸，而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治国原则。今日统治这个帝国的是读书人，当兵的位置较低。武者居文者之下，这是举国上下公认的道理。

「或许有人要说，中国人这样坚守和平之道，给自己招来了许多本可避免的麻烦。诚然，他们几乎把国门敞开给外来的侵略：他们没有一支管用的军队，也没有铁甲战舰。这些弱处人人看得见，走马观花的人也读得出来。可是中国的力量并不浮在表面。这个民族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危机，或许要数十三世纪那一次：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人把兵火带进欧洲腹地之后，又在中国摧枯拉朽，无坚不摧。而中国从这样一记足以令人瘫倒的打击之下恢复过来，快得惊人。

「说来也许出人意料，世界上开明的舆论正一步步走向中国两千年前就已达到的那个关于尚武的立场。为尽量减少战争的可能，仲裁如今被公认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上策。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只要各国仍旧武装到牙齿，就总有一种强烈的诱惑，要去试一试自己手里的兵器究竟管不管用。

「只要火药库里还存着火药，就随时有一星火花引起爆炸的危险。然而世界各国肯共同裁军的那一天，看来还很遥远。在这一步走到之前，世界的和平是绝不可能有十足保障的。」

第十六章外国租界

英国在各通商口岸都设有租界，共二十五处。法国则在上海、汉口、广州、重庆、天津设有租界。此外还有种种实业上的租让权分授于各国，下文将略加论述。这些租界当初交到外国人手里时，地面上满是坟茔，要迁走这些坟，须得本地人点头答应。多数情形下，用银钱开路，总能把他们良心上的顾虑打消。

由侨居中国的商人聚成的侨民团体，最终各自成了独立的市政机构。他们筑起街道，装设了得力的路灯，又组织并供养起一支巡捕。租界之中堪称典范的是上海租界；英国人不假外援，全凭自行抽税办成这番事业，他们引以为荣是有道理的。

在上海这座城里，英美两国的侨民合为一处，称作公共租界。这里有港口，全世界的船只都在此下锚停泊；也有一座座华厦，是当年几年之间便能挣下一笔大家当的商界巨子们盖起来的。近郊一带点缀着精致的别墅，草坪开阔，浓荫蔽日。一片极大的场地不单作跑马场，也作运动场，各色球戏——足球、板球、高尔夫、马球、网球——都在这里玩。这片地是以象征性的价钱卖给侨民的，条件是永远留作游乐之用。较小的口岸也有类似的园地。连法国人也沾染了这种爱好户外游乐的风气，如今尽情玩起几年前在本国还闻所未闻的种种运动。

上海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的赛马，引来邻近各口岸、甚至香港和横滨的游客。这里的赛马有一点与别处不同：骑手一律须是跑马总会的会员，不许职业骑师上场。马是没法在本地繁育的，因为种马和母马都被严密地留在蒙古和满洲；不过靠着精心的饲养与挑选，中国矮马的品相已大有长进。

上海租界的妇女另有一个会所，夏天在那里作户外运动，冬天则举行雅致的宴会。

骑马是男女都喜爱的消遣。秋收之后，每逢礼拜六便有一场猎纸赛马，全城上流人物尽出。因灌溉的沟渠河汊极多，一路上障碍不少。有一个会豢养着一群猎犬。曾经有人从英国运来狐狸，结果一败涂地：这些畜生到了异乡无处藏身，转眼就被捉住。如今是由一名骑手在前头拖一块浸透香油的海绵跑，猎犬循着气味追去。有些地方小猎物极多，正好供人尽兴。上海近旁的野物大半被本地人猎走了，猎者便乘着船屋溯长江而上——那些船屋中有几只布置得极为讲究。

租界里也有戏院，是私人集资建起来的。上海有两个业余剧团，一法一英，在演出的精彩上互相较劲。欧洲的戏院里，能比这里更叫人尽兴的也没有几家。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理，组成租界的两国侨民都可派代表入局。预算由纳税人大会议定。巡捕与法庭归领事团管辖。法租界则由领事一人执掌司法、统辖巡捕；他按例是公董局的总董，但把权柄委给一位推选出来的董事长。

按租界章程，本是不许中国人住在租界内的，然而界内的中国人仍旧极多：公共租界二十五万，法租界五千。此外还有数不清的人就近住在界外。章程是靠取个欧洲名字来规避的。可惜当初没人想到划出一块地带，禁止界内建造中国式房屋；结果中国人几乎把欧洲人挤了出去。中国房子一所可住几百人，比欧式住宅抢手得多，于是常有把欧式房子拆掉、腾地方盖中国房子的事；这样一来，外国人愈多，可住的房子倒愈少。不过就卫生而论，把本地人放在租界之内、由外国人管着，总比让他们挤在界外要好——界外时时闹瘟疫。

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由欧洲人、锡克人和本地人充当；法租界则只用欧洲人和本地人。人数大体上够用，足以让租界内的三十万本地人和界外的几十万人不敢造次。此外侨民还自行编成义勇队，分步、骑、炮三队。

我们住在上海期间，亲见过两次骚乱：一次起于推独轮车的罢工，一次起于法租界清坟之争。头一次由巡捕会同义勇队与海军陆战队弹压下去，不曾流血。第二次则不得不打死了几个本地人——他们捣毁了一处巡捕房，还扬言要闯进租界。

说到实业上的租让权，外国公众再谨慎也不为过；若想免于折本，最好在投资之前先向中国信誉素著的洋行打听打听。该问的是：所涉的地方如何，物产如何，居民的脾性如何，官府的态度如何，当地有哪些难处，运输有何门路，以及将要出产的新货究竟有无销路。几年前见诸报端的那些租让权后来成效甚微，正说明这番忠告很有必要。

中国人正在起变化，他们从日本身上学到了几分。他们不再愿意听任本国成为租让权的乐土，任外国人从中发财。这类事情，只要他们肯下力气，自己是办得来的。英国驻北京使馆商务参赞新近的一份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向来的看法是：凡有官府插手的中国企业，都难以寄以信任。然而这一成见如今似乎须得修正了，因为各处都在组织本国的公司，专用中国资本来修铁路、开矿山。」由此推想，往后租让权若再给外国人，也只会附上特别而极严的条件。

中国矿务铁路的管辖之权，已从矿务铁路总局转到新设的商部手里；商部一上任便颁布了几套新章程，其中不少条款怕是不利于国家迅速开发与开放的。这些章程所要确立的主旨是：凡此类事业，必须以华股为主。

若是华商公司须借助外国资本，所借之数不得超过全部股本的五成；外国公司则须留出三成股本，供华人认购。抵押的数目，不得超过修筑铁路或建设矿场原估工价的三成，且只准以机器和房屋作押，土地一概不得设押。凡商部批准的铁路租让权，无论给华人还是外人，都须于批准后六个月内动手勘路，勘定之后六个月内动工兴筑。

请领铁路租让权的人，不得同时请领相连的矿权；所订各项合同，一律须报商部核准。请领矿照，每张所占之地不得逾十平方英里，长不得过宽的四倍。探矿执照以一年为限，持照人只有在地面上查勘的权利。

眼下，各国精明的资本家正在帝国各处相距遥远的地方经营所得的租让权，修港口、筑铁路、开矿山——因为世人都晓得，大凡自然界有的矿藏，几乎无一不慷慨地埋在古老中国的地下。

第十七章主要物产

中国的物产，首先要说的是鸦片——这味既害人又济人的药，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是中国向外来势力敞开门户的缘由。鸦片的种植在许多省份已经到了极大的规模，谷物因此大受其害，本地人的身体与生计也大受其害。

各个阶层都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我们认识不少极聪明的中国人，一天之中能用在正事上的不过两三个钟头，其余光阴都消磨在恍惚与昏睡里。如今官府已准许种植罂粟，交通又日渐便利，烟土的贩运越发通畅，这祸患何时是尽头，谁也料不到。

只消知道下面这件事，便可想见情形之严重：山东的通商口岸芝罘不过是座小城，一八九一年只有三万二千五百人，当时城里已有一百三十二家烟馆，还不算在家里吸食的中国人。温州人口八万，一八九一年有烟馆一千一百三十家。

如今罂粟几乎把麦子和豆子的地都占了去。幸而稻田不宜种它，否则连这主食也要荒废。官府一再想禁止、或至少限制这项种植，可是官员们从来不肯认真出力。

这作物现已在十八省中的十二省种植，产出的价钱因地而异，四川的最贵，云南的最贱。这样值钱的东西自然免不了掺假，不必多说。掺进去的杂物形形色色，只须加上少许印度烟土，便可把味道遮掩过去。

有些城里成立了戒烟会，入会的人不但自己立誓不吸，还誓不雇用吸烟的人做仆役、工匠或伙计。然而收效甚微：只要中上等人家仍旧吸鸦片，下等人就总找得着不计较这桩恶习的东家。

鸦片的买卖是中国官府一项要紧的进项，然而种种迹象都表明：本地所产的烟土有很大一部分并不经海关便流通出去。海岸无人巡查，中国帆船很容易把它由一处运到另一处。各口岸的海关都报称进口大减，而经海关的本地烟土却填不上这个缺口。据现有的统计推算，每年至少有六万担本地烟土是私运的，官府因此少收了好几万元的税。

丝是中国另一大宗物产。丝的贸易可上溯到极远的古代。阿拉伯人在基督纪元之初、甚至更早，便与中国人通商。罗马人是经波斯人之手得到丝的，说他们曾与中国人直接往来，也不算过分。缫丝与织丝大约起源于中国；直到今日，中国所用的衣料仍只有两种：丝与棉。

丝市在上海和广州；最大的买主是法国、瑞士、意大利和美国。生丝集散的中心从前在伦敦，近来里昂、苏黎世、米兰已把这垄断从英国人手里夺了去。验丝的多是法国人。

中国出口的丝，大半出自食桑叶的蚕。另有一种叫野蚕的，养在山东和满洲，食柞叶，所出的丝主要用来织本色茧绸。

从前从茧上缫丝纺线全用手工，如今手工与机器并用，机器出的货色最好。手工缫丝时，泡茧的水用炭火烧，水温忽高忽低，这是丝质低劣的缘由之一。再者，农人也不肯费事把盆里的水滤一滤，丝因此多少带些污垢。断了的丝头常常接得粗率，织成的料子表面便起了结。

中国人生性马虎，好茧坏茧一并丢进盆里。每盆该放多少茧也不一定照数，丝的粗细与韧劲便参差不齐。这样一来，货色的好坏就不单取决于蚕的品种和茧的完好，也取决于手工缫丝的人手艺粗疏。本地的收丝客把各处农人缫出的生丝收拢来，打上一个叫「牌号」的记印，以此分等。这样收来打了记号的货，销路的好坏全看这商人的信誉如何。有几个牌号名气已大到足以成为议价的标准，其中最著名的是「金麒麟」。

到一八九五年为止，全国只有四家机器缫丝厂，都在上海；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机器才获准在全国通行。上海办起二十四家，镇江两家，苏州两家。总督张之洞又在武昌设了一家。这样一来，蚕茧的供应便全然不够了——从前只要供一千五百口丝盆，如今要供九千口。

见了这情形，农人便大批养起蚕来，全不顾自己能供上多少桑叶喂它们。结果蚕食不饱，一染病就不可收拾，茧既瘦小，出丝又少，而茧价与工价却都涨了一倍。

由此可以算出，那些没有远见便贸然设厂的人蚀了多少本。这些厂大半没有足够周转的本钱，全靠借贷支撑。凡是用本地人做监工的厂，照例是上下其手，工人无人照管，丝缫得粗劣，出来许多卖不掉的货。为着这些难处，不少厂只得关门。

杭州知府开了一所蚕学馆，主持的是一个中国人——此人由海关税务司派往法国专习此事。

茶是中国第三大出口货，生在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的山上。一年采好几回，自五月至七月，一茬接一茬，极快。本地人趁叶子嫩的时候便开始采，头一茬出的茶香味最佳。第二、第三茬时叶子已长足，产量最大。最末一茬采的是最大的叶子，用来碾成茶末，或压成砖茶，销往西伯利亚和蒙古。

叶子采下之后，装进布袋，布袋放在底上有孔的箱子里。本地人上去踩踏，把叶中一种带绿的汁水榨出来，那汁水主要是鞣酸。而后用手把叶子揉成种种形状，盛在筐里，听它发酵；最后再焙——除非这茶是留着自家吃的。

这一应工序都是小茶农在或合宜或不合宜的地方做的。茅棚往往肮脏不堪，又不蔽风雨，做出来的茶自然有毛病。每年茶季，有称作「品茶师」的验货人到汉口、上海、福州来，多半是俄国人，间或有英国人。他们尝过茶味，按香气的高下分等。

印度和锡兰在种茶上已成了中国的劲敌。印度茶大半出自一种长在平原上的树，可高到三十英尺左右。这种树的叶子极多，鞣酸也重。它的叶子用机器揉，又在露天里焙，这有害的成分便大半留在了叶中。这种茶比中国货便宜，泡出的汤色又浓，同一把叶子可以冲好几遍。为着这几条，英国人大量吃这种茶，味道更清雅的中国茶反倒受了排挤。据说中国的茶树若种在大吉岭的山上和康格拉的谷地，再用机器焙制，香味竟胜过中国手揉的茶。中国有几省的人见自己的茶无人问津，便移种了英国人的树种——这是一桩令人惋惜的试验。

砖茶主要产在汉口，这行业操在几家极有势力的俄国商号手里。砖茶运往西伯利亚有几条路：或经巴统，再由伏尔加河的商队和船队转运；或经天津，由商队运去。一八九七年又试过伦敦一路，从伦敦用轮船运到叶尼塞河口。这砖茶是西伯利亚人和蒙古人断不可少的东西，他们把面和着茶汤一起吃。西伯利亚有些地方，巧克力块大小的小砖茶还当钱用。

中国其他要紧的物产，还有棉花——种在长江流域和三角洲一带，主要供上海、宁波、汉口的纱厂用——以及亚麻、黄麻、烟草、甘蔗和绸缎。皮货本地人用得极多，虽说如前文所述，他们的衣裳是棉的或丝的，按时令决定絮不絮棉。尽管本国用量这样大，一八九七年仍有价值不等的皮货一百七十九万一千零八十张出口。这些多半是猫、狗、狐、羔、绵羊、山羊、兔、貂、松鼠、银鼠、旱獭的皮，其中还夹着几张虎皮和豹皮。

此外出口的还有皮褥、驼毛、猪鬃、马尾、羽毛、小牛皮和麝香。麝香取自西藏山中的雄麝，连着天然的囊一起出口，掺假的极多。植物油也出口，虽说本地人自己用去不少来制蜡烛。编织的草制品是一宗要紧的出口货。这类活计不像日本那样在工厂里做，往往是一村人全上手，各人在自己家里做一小段，然后由人收拢来打包出口。

油在本国的销路极大；本地人吃极多的煎炸食物，既没有黄油，猪油也少，便只好用油。油是用最粗陋的法子榨的，气味通常令人作呕，好处是便宜。米和盐依法禁止出口。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物产在省与省之间流转，供本国人自己消用。

中国的农人极穷。但愿交通一旦改善——铁路筑成，内地水道开放通航——他们辛苦所得的物产便能运到通商口岸，找着买主。听说在北方，人口中四成是生产的人，六成是搬运的人，由此便可想见他们眼下处境何等吃亏。羊毛、皮张、谷物这类东西，背上人力搬运的重费，落到生产者手里的利润便所剩无几了。

米是最要紧的主食，凡宜于种稻的地方处处都种，连大路上也种。农人所用的农具最为粗陋，主要是一张只在地皮上划一划的木犁，和一把巴掌大的锹。凡要费大力气的家什，一概不受欢迎。

差不多一切活计都靠手做。犁地连人也上去拉，虽说也用骡子。灌溉处处都有，所用的器具往往极笨拙。水牛在此帮着出力，也用来踩田和犁地。牲口既少，肥料便奇缺。为着这个，什么都拿来用，连剪下的头发也不例外。既无资本修筑大道，驮畜又少，山区便无法大规模耕作。有些湖里有浮岛，是用竹子编起来再铺上土做成的。岛上住着许多人家，还在上面种庄稼。

中国一家人赖以过活的那一小块产业，是极少分割的。儿子娶了亲，媳妇便住进夫家；家里添了一张要吃饭的嘴，这大约也是新人受人冷眼的一部分缘故。

北方和西边种麦子和大麦，我们也见过荞麦地。这些地方的人还吃燕麦和玉米。甘肃一省的饽饽是照欧洲法子烤的，别处则差不多都是煎的或煮的。米可以酿出一种极易醉人的酒，用小杯盛着热喝，人人都喝。这酒若经过提纯，又在瓶里存放些年头，外国人喝着也不难受；可是通常酿得粗率，味道并不好。

中国有一桩奇特的风俗，可见官府何等看重农事。仲春头一日，皇帝率三位亲王、九位大臣和一大队随从前往先农坛。行过祭礼，一行人便到田里去，皇帝用一张金柄的犁推八个来回。户部尚书执鞭在右，本省的首宪捧种在左，另有一人在皇帝身后把种子撒进犁沟。三位亲王各推六个来回，九位大臣各推十八个来回，都有官员随行；最后由从农人中选出的几位老者把犁沟盖上，算是收尾。这块田里收的粮食，要仔细存进仓里，留作祭祀之用。按例各省官员都该在本省照此行一遍礼，可是多年以来，只有皇帝还守着这规矩。

关于养鱼，还要添上一笔。长江和注入长江的湖泊里鱼极多，本地人拿它变了钱；至于他们的法子当不当得起「养鱼」二字，就请读者自己去断了。他们用竹帘子把浮在水面的鱼子兜住，又用漏斗形的网捞小鱼苗，然后担着走乡串里，卖给农家放进自家的池塘。头些时候还喂些食——蛋黄，加上煮熟切碎的豆子和草——此后除了捕捞，便再不过问。从长江里弄来的鱼种在池塘中不能自行繁衍，所以放苗的事年年都得重来一遍。不必说，这样草率的法子，出了热带的水域是行不通的。

第十八章银钱

这个国家的币制乱得出奇。本位是「两」，而两并不是一枚钱，只是一定分量的银子——一个中国的「盎司」，十六两为一斤，一百斤为一担。银子铸成锭，每锭合若干两。谁若想弄清这本位究竟有多重，那便是踏进了一座迷宫的第一步，能不能走出来还很难说。

条约议定的、用于中国与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两，是广州的两。这一两本该重三十七点七八三克，实际上通常只有三十七点五八克。此外还有漕平两，即上海通行的两，重三十六点六克。再有关平两，是管理进出口的章程所认的两。不仅如此，每座城里还有好几种不同的两，其中数天津最乱。天津做买卖用的是行平两，比上海的两要重上四分至六分。

以两计的买卖，结账有两个法子：付银元，或付银锭。西班牙银元直到十六世纪才出现在中国，大概是经由侨居菲律宾的西班牙商人之手传来的。这种钱如今已不流通了。用得最多的是墨西哥鹰洋，在上海更是只认这一种。这些银元多半从伦敦运来，也有少数来自美国。

本地人接钱之前总要把银元验一验，可各人眼光不同，甲肯收的乙未必肯收。中国南方的银钱业中人养成了个习惯：每枚银元都打上自家的戳子，以便日后认得出，或足价收进，或干脆不收。钱上戳子一多，很快就不能用了：打得凹进去，连摞都摞不起来，末了只好送回银炉重铸。在上海则只用墨笔在上头做个记号。上海设有银元市，每天定四次银元合几两的价。到了丝季茶季，这价钱往往要涨；银元因运往内地、香港或朝鲜而缺货时，也要涨。照理说，一百元合七十二点六两，一枚鹰洋合零点九〇二七两。

五分、一角、二角、五角的辅币在通商口岸行得通，内地却极少流通。天津造币厂铸的北洋银元在华北通行，中部和南方却没人认得。在满洲，中国官府发行了一种吉林铸的银元，合制钱九百八十四文。

银子是以条或方块的形式运进来的，送到银炉里铸成锭。这些银炉极其简陋。银条先在炭盆上烧热，再用斧子劈开，锤成一块块约五十两重的——重量全凭匠人估摸。碎银在坩埚里熔化，往熔汁里投进适量的铜，使成色大致与上海的标准相当。熔银倒进模子，模子粗粗地仿着中国鞋的样式。铸好后在水里冷却，送去公估局。开银炉须领地方官的照，官府并不过问炉里的事，但律法对私铸伪银者惩治极严。

上海的银炉限定七家，每家四座炉，一天能铸出七万两的银子——想到这城里的生意一天要用一千万两，这数目便显得极小了。公估局也是官府设的，官府同样不管它如何行事。各大城市都有公估局，上海有两家：一家管北路的买卖，一家管南路的。它们的陈设比银炉还要简陋，一张桌子、一瓶墨、一杆秤，似乎就够了。银子的成色全凭看。行家看的是金属的颜色，看银锭在浇铸时侧面结出的小孔与棱纹——那些孔纹使它看去像一块细密的海绵——还看冷却时主要在内面中央结出的那些圈纹。颜色越白，孔纹越小越深，圈纹越细越密，银子便越纯。

银锭的重量用墨写在内面上。若成色高于上海的标准，便在锭上打一个戳，标明该在所写的重量之外加多少补水。若低于标准，则退回银炉。钱庄把银子存在地窖或银库里，每箱装六十锭，靠苦力抬来抬去。中国的票据在钱庄兑现时要扣一笔搬运费，缘故就在这里。把成色不一、分量不一的银锭和价值不一的两折算来折算去，其中的纠缠可想而知——何况各地公估局又互不认别处城市的戳记。

中国有许多地方不收银元；在这些地方，若不用制钱找零，便得把银锭剪开来付。称这些碎银用的手秤有两套星子：一套收进用，一套付出用。

无论做哪一路买卖，事先总得弄明白说的是哪一种两。北京的房租用最轻的两——广州两——付；货款则须用重些的两，即行平两；别的账目又用别的两，如此等等。这种种不同的折算，给中国人留下了无数讨价还价的余地——而无论买卖大小，他们是从不放过还价的。

还有一样没说，就是本国的钱币：制钱，也就是铜钱。有句笑话说：路上若遇见一车铜钱，那是有人要去还一块钱上下的债。听说八英磅的铜钱才合一元，这话便显得不算夸张了。这种钱当中有方孔，可以像串珠子一样五百文、一千文地串起来。史书里约在公元前二三五四年便有制钱的痕迹，它或许是世上最古的钱币。四十多个世纪以来，中国所铸的钱币仅此一种。它是用铜和种种合金铸的，合金中以锌为主。起初这类钱铸成种种形状，像铲、像剑、像刀，最后才定为圆形、当中开孔。这最末一种形制，约出现在丹尼尔王在位的时候。十五世纪的钱至今还有在流通的，只是收藏家把这些算作近世之物。

从前有一位皇帝想凭空把国库的银钱翻一番，办法不过是把铜钱的值头加一倍。这项举措的痕迹至今还留在某些地方，所以借据上若写明是「双钱」，欠的数目便是「单钱」的两倍。铜钱的值头还有另一种出入。某位皇帝曾想推行铁钱，没有成功，最后折中办理：八十五文当一百文算。这数目后来又改作七十七文，于是货价便要看一百文算七十七还是算八十五而定。糟蹋本国钱币的最后一次尝试，是铸一种大钱，一文当小钱二十文；因为它的分量只有小钱的四倍，各处都不肯收，唯有北京例外——那里有数目不多的大钱按实值流通。

还有用沙、锌和铜掺铸的钱。在钱铺里可以看见伙计把这类钱从真钱里拣出来。它们是在流通的；河南省有些地方，本地人上市要带两种钱：真的和假的。有的东西用这一种买，有的东西用那一种买。有些货还有两个价钱：一个是好钱的价，一个是坏钱的价。中国人那副善于周旋的性子，正好应付得了这一切纠缠。

有专门的钱庄发行纸币，先要向官府交足抵押。这些票子的值头高低不等，多半定得极低；见票即可兑成铜钱或银子。用起来并不比前面说的那些钱方便多少。人在收票之前，先得打听清楚：它兑的是哪一种钱，是真铜钱还是假铜钱，一千文是按八百五十文、七百七十文还是五百文的串来算。

在满洲，铜钱奇缺，人拿着票子到出票的钱庄去兑，只能领到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现钱，其余的给一张开给别家钱庄的条子。如此辗转，要跑上七八家才算完。只有一吊（一百六十四文）的小票才能全数兑现。

最叫人想不通的是：币制如此，帝国各处的买卖却依然极为兴旺。一八七七年，欧洲各国的代表致函中国大臣，建议改革财政制度。中国的枢府承认所陈的道理有理，也表示愿意看到这些改革办成；但又说，按凡关涉全国之事的通例，此举须交各省大吏议复。照办之后，各省一致反对更张。现行的这套繁复制度一旦废除，钱庄和官员两头的好处就都没有了，所以他们主张一切照旧。

我们没有提到金子，因为金子不作钱用。它用来打首饰；外国银行则把它铸成条块运出去还债。中国至今开采的金子不多。眼下满洲正在淘含金的沙，这差不多就是仅有的采金法子了。

据新近的一份报告，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官府把福建西北部的开矿专权授予了几名中国和法国的资本家。一位极有声望的法国矿师曾在那里探过矿，把邵武一带的金矿田仔细勘查了一遍。据称这些矿田极有价值，现拟集股一百二十五万元开办公司，着手开采。

第十九章财政

欧洲各国的预算，一边列收，一边列支；中国的办法却不同：每一笔开销都对着一笔指定的进项。值得留意的是，这种预估从不打算与实情相符；预估一经定下，日后进项无论多了还是少了，预算上的数目永远一成不变。

这种情形最奇的例子是田赋。某省若有亏空，而又无望把进项凑足预估之数，差额便由朝廷补上。若进项超出预估，多出来的就必得换个名目掩过去——报作馈赠、富户捐输之类——因为律例禁止加征田赋。据说，总督、巡抚只有在解交所征之数不足八成时才会受责；解得多于此数的，反有奖赏。征收之官若得了大笔盈余，照例要对巡抚、学政、按察使以至下面各级僚属慷慨馈送。长江一带各省至今有亏空，据说仍是四十年前平定的太平天国之乱的遗留。可是人人都知道：这几省的田地无不精耕细作，出产比乱前只有多而无少。

一八九七年英国驻上海领事举出的一例，颇可见中国办事的路数。

某关口对一艘由外国人租下的中国帆船所收的结关税是一万二千文（合七两五钱）。那外国人并未抱怨税重，只请给一张收据。给他的收据上写的是四两。他无法叫那位中国征收官明白：付了多少便该开多少的收据；于是求助于本国领事，请领事设法或退还银钱，或补一张合式的收据。往来的公文里，中国官方说得极明白：四两已足抵此项税额，一查税则便知；不过所说的「两」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两，而是要足够在北京兑成库平一两的数目，因此其中已包含铸费（官中用银，是银锭）、耗折、运脚与征收之费。由此可见，只能开四两的收据。换言之，此案中征收的费用几乎与税额相等。

田赋每亩约二百文，合每英亩四分之三两。若以中国国土的一半可耕计，得四万万英亩；照此当有三万万两的进项。纵使因旱涝或内乱减去三分之一，又将税率每英亩减去半两，仍应余一万三千八百万两——与实际报销的二千五百万两相去甚远。其余的想必是流进了别的沟渠，而且是在朝廷完全知情并且默许之下。

江苏、浙江两省以米交赋，每年运往京师的近十万吨。其中六分之一走运河的老路，其余由中国帆船或招商局的轮船经水路运去。这些运脚极其高昂。

细察其办法，便知在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直捷的。米价由官府不时出示晓谕定下，所定之价以市价为本，再加上一笔代表运费及其他种种开销的银子。于是往往出现这样的事：课税所据的价值，竟是市价的两三倍。

州县之官既是地方长官，又是征收官；由他买米入仓——更确切地说，是由他在仓上的同僚代买，这样一来，米的成色好坏便无从争论了。米接着交到运输行号手里，由他们运到北京附近的通州交卸。

一上来先让这些行号扣去一成二，算作路上的耗折；就是说，每收一百担，只须在通州交出八十八担。运十万吨要吃掉一百五十万两。这笔银子，任何一家外国轮船公司只要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便肯承运。

盐是官府专卖。为课盐税，中国分为七区，按理任何一区的盐都不得卖到邻区去。因太平之乱，四川曾供湖南、湖北两省食盐，这权宜之局至今犹存。

盐取自海水晒煮，也取自四川、山西的盐井与盐泽。它只能由官府发卖——官府将盐存在盐仓里——或由领了引票的盐商发卖，这些商人各管若干地方。引票是永久的，可以父子相传，世代承受。引价高低不一，淮区的一张值一万二千两。持引者有权向官仓买进定额的盐，再在指定的地界内售卖。这买卖的利钱厚薄，全看地界选在哪里。盐商把货运到自己的地界，仍旧存进一处官督的盐栈，从栈上发卖。到栈时他要把名字登在栈簿上，并把引票缴上。各批盐按登簿的先后发卖；卖毕发还引票，持票人便可再做一轮。

盐价相差极大：海边每中国斤（六百分）一文半到两文，有些地方——譬如淮区——则要八文到十文。卖价则自福建、浙江的每斤二十五文，到淮区、四川的六十文以上。

每年的食盐用量估计为二千五百万担。以每斤成本五文、售价四十文的平均数计，消费者为只值七百三十万两的东西付出六千二百万两，相差五千四百七十万两。照理，朝廷从这笔数目中所得，总该多于账面上的一千三百五十万两。

各种税法之中，抽厘最为繁复。设卡所收之税叫做「厘金」，外国人把那些关卡叫做「刮钱卡」，倒也贴切。厘金起于一八五三年，到一八六〇至六一年间遍行全国，本为筹措平定太平之乱的军饷。当初原说是暂行的，可是在赋税一事上，无论哪一国，暂行的都极容易变成长久的。

抽厘的卡子多得数不清，沿运河每二十英里便有一处。据说税率是有定数的，然而无论问商人还是问官员，都无从得到确切的说法，仿佛谁也不把税率放在心上。这样的税法，正合本地人性情中那种不求精确的脾气。货主往往包年纳费，图个省事。上海的绸布公所多年来运往苏州的货，便是照包年的办法完纳的。他们因此成了垄断，公所以外的人则被课得倾家荡产。

逃避足额厘金最常用的法子，是把货物的分量报得低于实数。此事有官府串通，小小的馈送在这类安排里既有用，甚至也是少不得的。田赋上也有同样的含糊：地契从来不写地块或田产的丈尺。因此外国人置产，稳妥的办法是请本国领事派人把地界丈量清楚。

货物一经长途转运，厘金便重得惊人。人人都说它阻滞了内地的商贸，理当裁撤；但只要还容它存在，若章程整饬，每年所得也断不止账面上的一千三百万两。

厘金项下还包括某些行业必须领帖所纳的税。苏州便有织造业的税，也有烧砖的税。这同一位在欧洲颇有名望的中国将军所说的话恰好相抵——他说在他的国家里，没有谁要为做厂主或做商人而缴钱。

同列此项下的，还有温州向帆船按趟征收的税，其中一部分归按察使，一部分归巡抚，一部分归驻防的统领。事实上，四面八方尽是名目繁多的税，各级官吏各有所入。这些税究竟有多少，无从估算，因为多少都出于随意。

海关是帝国岁入中唯一可靠的一项。这个衙门由欧洲人经理，办得极好，总税务司是赫德爵士。在他精明的经理之下，每年所收已从四百万两增至二千二百万两以上。除海关税外，帆船所运的货物另有课税，那是归中国人管的，结果照例可想而知。只要在上海看一眼江面上那一片桅樯如林、四百吨至六百吨的帆船，再浮泛的观察者也会信服：账面上的三万三千两，勉强抵得上一个星期的进项，绝不是一年的。

鸦片税也是如此。据我们所能找到的仅有的统计，此项进项只有约六分之一进了国库。

厘金收入的分派方式最为奇特。这笔钱并不要求全数解交朝廷，再由朝廷统筹转拨。一部分流入各省的藩库，再从那里支出，派作五花八门的用场。这类用场若一一列出，足可成一巨册。某处机器局的经费，出自远隔数省的鸦片税或盐税；某所学堂的经费，来自另一处地方的厘金。还有别的指定款项，用来养兵、办技术学堂以及其他机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凡研究此事的人，无不认为中国的岁入大可增加，从而使国家可用之财增多。然而这只有把内地的税制彻底改革才办得到。不难想见，任何这类尝试都会遭到官员们的死命抵抗，因为现行的办法给了他们丰厚的进项，一经更张便都没有了。

第二十章商人

人常说中国人天生是做买卖的。他确有商才，这不假，只是他对生意的理解自有一套。首先，他是个投机家。凡是手边碰得到的带赌性的机会，无论是正经买卖里的还是别处的，他没有不利用的；谁若想找闲着不动的本钱，那非到中国之外去找不可。中国赊借之便，以及远在欧洲想到这类东西之前就已通行的票据流通，养成了本地人做生意的胆大，这胆大往往使他们胜过欧洲的对手。凡做买卖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比本钱相当的外国人所敢冒的险更大。

这一套全以钱庄为根基。钱庄的票子在它经营所及的一圈地面上通行；一家本钱一万两的钱庄，在外流通的票子值二十万两，是常有的事。担保这些票子的并非它的本钱，而是它放出去的款。这里不妨说一说利息。中国人算利不按月也不按年，而是按日；息率天天变，有时一天里变好几次，年息在三厘到三成之间上下浮动。借钱的人可以眼看着自己欠的数目随这些变动而涨落，这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一场很有趣的小赌局。

中国人懂得契约的分量，一般也肯守约。要他不认自己画的押，非得是情势上万万办不到才行。就还债这一层说，本地人的商德无可指摘。讨价还价的时候，为占上风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可价一旦讲定，他必定老老实实照办。他跟他的日本兄弟一样好赌，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赌得讲信义。不过他的交易另有阴暗的一面，我们下文再说。

丝的买卖里，从不要中国商人签什么合同。欧洲的商行把条款记下来，这就够了；从来不会为条款起争执。别的行当里，还是要立字据为好。就这件事，我们不妨再提一笔：租界里至今保留着中国因债拘人的老规矩。只凭债主一纸控告，欠债的人，或者他的妻、子、母亲、账房先生，便可被拿去关起来。中国人承认这办法合法，尤其在租界里，因为在那里交保便可放出。这法子既快，也确实有效。

批发买卖里没有工夫无休止地讲价，倒可以让中国人一口报出价来；零售就大不相同了。定价的不是货物的值钱与否，而是买主是何等人。譬如同一件东西，欧洲人出的价便比本地人高——除非他会说中国话，那样便享得天朝子民的优待。可是本地人与本地人做买卖，那价便讲得没个完。买的卖的谁也不肯一口报价，因为一口报了，这桩交易便失了全部的分量。最后占便宜的，总是最机灵、最能说、最耗得起的那一个。工夫是全然不算数的。

本地人起家的本钱有多少，外人极少知道。不止一位大商人，是从买一盒火柴起家的——把火柴一根一根拆开来卖给推独轮车的，供他们点灯笼。因为用的是铜钱，买卖可以做到小得不能再小。又因为息重，资本周转之快，世上没有别的国家赶得上。当年主张把法定利率定为三成的人所持的理由，读来极有意思；其中许多条，就是欧洲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也驳它不倒。

前面说过，中国人在履行契约上是言而有信的，可这并不妨碍他在所交货物的成色上作假。在中国久历商场的人可以断言：本地商人若自信不致被察觉，交出掺假或次等的货来是从不迟疑的；因此货物出运之前非验不可。我们亲眼见过一些最奇怪的欺诈，作伪的人从中并无半点好处可得，纯粹是为满足一种乖僻的性子。我们曾在蚕茧里发现小铅弹，塞进去的孔还仔细缝好，用丝盖住。这么做，卖的人所得的分量微乎其微，买的人却损失极大，因为这样的茧一概沉到热水盆底，成了只能贱价出售的下脚。中国的靛青已经不能用了，经每一道经手人层层掺杂，它的着色之力全给毁尽。菲律宾的靛青号称天下第一，偏偏不幸落到中国商人手里。如今只有日本人还买一点，别的买主是断然不肯沾手了。

我们曾在羽毛的管子里发现针——费尽心思塞进去，为的是加重分量。鸭绒里常掺进剪碎的鸡毛充数；要把这些本来轻易可以不掺的东西挑出来，得几百个女工做上几个星期。凡是能掺水掺泥的，都掺得足足的：棉花、羊毛、绒毛、皮子，常受这样的对待。货包里还找得出砖头和铁块。这类作假往往弄得货物卖不出去，然而并不能使它绝迹。

我们记得一件小事，正好说明这种风气。我们的买办替我们向本地人买了些皮子。皮子卷成大捆，用粗绳一圈一圈缠住。我们那位买办知道真分量是查不出来的，便毫不迟疑地备下了一杆假秤。卖的人是知道的，却并不见怪。两边各占了各的便宜，因此都很高兴。事实上，凡是有些体面的商人，秤上都刻着两行星：一行买进用，一行卖出用。

中国人一年有三个结账的日子，其中最要紧的是年关。这一日人人清理自己的财路，设法把欠项了断。就我们所知的那套赊借之法而言，不消说，这样的结算往往只是虚应故事：旧债是靠新债还的，而新债又要等到来年年关才了。不过这年年一回的规矩也有好处：眼前的窘迫总算有个了结，信用全然完了的商人则被逼出这一行去。年初一那天，城里的街上景象颇可入画。天一亮，人们提着灯笼出门去清账，这些灯不到最后一笔债了清是不肯吹熄的；到那时他才肯承认：新年的太阳已经出来了。

中国各行各业都讲分工，而在商事上分得最细。一走进铺子，看见伙计之多，与存货的多少以及大约的本钱全不相称，不由得叫人诧异。这一半是因为：本地人一旦自立门户，便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亲戚连同妻家的亲戚统统用起来。他们有句俗话说：「火一生起来，一家人都该烤得暖和。」

让伙计分沾生意的红利，这在中国几乎是通行的办法。连扫地的苦力也有他的一份。事实上，合伙同利的精神处处发挥到极致。每一座大城里都有同省商人结成的行会，行内的公共利害都在那里商议。这些行会凡有可能总要讨好官府，可到必要的时候，也不惜公然与官府相抗。

商人之间的争执大半由这些行会调处，所断即为定谳。它们实在就是商会：整顿贸易，议定捐税，养着救火会与救生船，接济贫困的会众。它们连同士人一道，成了对官吏专横的一道有力的制约——官吏办事，总得把他们掂量在内。

第二十一章对外贸易与条约

在中国的外国商人，无论做出口还是做进口，主要都经营批发。零售生意大半在本地人手里。有少数外国人开了铺子，卖钟表、首饰与新奇玩意儿，生意还算兴旺。药房通常由欧洲人开设，照英国的成例，开药房的不必有文凭；他们除卖药外，还兼售照相材料与香水。

丝的买卖可以同本地商人直接打交道，因为他们都说洋泾浜英语。经营别种货色的人则全然不懂英文；外国人又极少会说中国话，于是一个跑街或买办便成了少不得的人。这位中间人供给各样消息，此外还替人做那一番中国人最爱做的讨价还价的前期功夫。丝行里也有买办，不过他所司的是账房、大伙计、打包头目之类的差事。

运进中国供本地人用的货品，成色往往极次。英国的棉布该当别论。这种布织得粗，但必须结实耐穿，因为是男女做衣裳用的。衣裳的式样千篇一律，所以幅面宽窄要合一定的尺寸；厂家要想招揽主顾，就非照这个尺寸做不可。

商行大半是英国的；其次以德国的为重，再次是法国、美国、瑞士等国。德国商行的数目自一八七〇年以来大增，如今已是英国人的劲敌。丝的买卖主要在法国人和瑞士人手里，茶叶的买卖大半由俄国人经营。日本同中国的往来贸易也颇可观。

主要的银行是英国的；此外有俄国的一家、法国的一家、德国的一家、日本的一家，还有中国自己的一家。最后这一家几乎专办国内实业的筹款，例如官办的铁路。

承办中国与世界各地之间贸易的轮船公司，也以英国为首，吨位的六成五属于该国。中国有一家轮船公司经营沿海与内河的运输，与英国人竞争，两边都极兴旺。内河向外国船只开放，为经营者提供了一片极有利可图的天地。

许多以外国资本设立的本地保险公司，火险、寿险都有，虽然英、德两国的公司甚多，它们仍能分得好红利。本地人很懂得保险的好处。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从前常有放火骗赔的事，这弊病蔓延得极快，官府最后不得不用断然的办法：房屋失火的中国人先行拘押，直到他能证明失火出于意外为止。在此以前，不少人都觉得保险公司大有用处，靠它好把年关的账目结清。

运进中国供本地人用的主要货品有：棉布，英国、印度和日本的棉纱，呢绒，美国、俄国和苏门答腊的煤油，五金，清一色来自德国的苯胺染料，窗玻璃，怀表、座钟，酒类，缎带，以及欧洲和日本制的阳伞。

上海和香港是进口货的集散中心，以上海为首。进口的棉布中，约四分之一是美国货，一小部分是日本货，其余是英国货。英国的棉纱几乎全被印度货取代，而印度货又受着日本货的竞争。印度的纱主要出自用英国资本开办的纱厂。

羊毛在进口货单上所占的地位不大，但对它的需求在稳步增加。煤油用木桶或洋铁罐装了运来，那些空罐子事后有种种用途。油存在栈房里，再转运内地。中国不造木桶，便用箍着竹篾的大纸篓；这东西很结实，只是经不起海上的航程。近年来，俄国油和苏门答腊油已与美国货竞争。不远的将来，中国或许能自出其油。眼下已有专家受一家德国财团之托，在长江上游一带钻探石油。

五金的进口也在增加。等到这个国家把自己丰富的矿藏开采起来，这项需求便会减少。一九〇三年，湖南运出纯锑三千吨，锑矿石也是三千吨；日本买去两千吨，还有一大批运往美国。同年，大冶的铁矿出矿石五万吨，全运往日本。为借得日金三百万元，这些矿山如今已抵押给一家日本财团，为期三十年；并须聘用一名日本工程师，日本的官办铁厂则每年向其购买矿石七万至十万吨。汉阳铁厂造的钢轨品质极佳，一九〇三年的产量估计为一万六千吨，平均每吨售价三十二元。

进口的苯胺颜料清一色是德国货，这是因为该国厂家肯下功夫迁就主顾的需要，把染料装在小瓶小盒里运来。中国是做极小买卖的国度，我们在内地行走时，曾亲见这种小瓶里的东西被零星拆卖。在北海口岸，我们查得一批进口的苯胺染料共八万零二百一十六瓶，值不到一万元，然而每一瓶上都贴着一张好看的彩色石印画。

窗玻璃很得本地人的喜欢。它和煤油一样，随着运输的便利，用途将大为推广。钟表在进口货单上也占相当的分量。中国人极看重钟表，凡出得起这份奢侈的，往往一买就是一对。可以断言，海关册上的数目并不代表钟表进口的实数：表体积小，容易夹带，任凭官府怎样查禁也拦不住。酒类是从法国运来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主要是外国人喝，中国人还是爱喝本国的米酒。

缎带多是提花与织锦的，妇女用来装点衣裳，代替从前上等人家普遍使用的刺绣。日本的阳伞正迅速取代欧洲制的。中国人也做油布面、竹骨的伞，卖得极便宜，人人有一把，连兵丁也不例外——常见他们不带枪，却没有一回不把伞插在肩带上的。

进口的五金中也有金银。金子这一项，出超略略在中国一边，出口多于进口。银子则不然。由于实业的扩充、铁路的兴造以及其他各项经济开发——这些可以说在这个国家已经切实动起来了——对银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之许多买卖里银子正在取代笨重不便的铜钱，所以今后许多年里，银子仍得靠进口。

本章末尾，我们略谈一谈通商条约。欧洲与中国的军队几次交锋之后，都订有条约，其中一项便是为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取得若干便利。前面已请读者留意各省官府四处设卡抽税之繁。这些条约的用意之一，就是使外国商人免受这些税捐，让外国货只须完纳海关税便能到达本地的消费者手里。

办法是发给子口单。所谓子口单，是海关出具的凭证：对进口货，声明税已照章完纳；对出口货，则保证税将照章完纳。两种情形下，商人都该免缴一切厘金。

各省官府很快便找出了规避这项条约的门路。在出口一面，有一种叫「落地税」的税，向生产者或第一手买主征收。譬如蚕茧，本来每担纳税一两五钱，一入子口单之列，出产地便要课到六两。外国买主若不肯出这笔钱，生产者或经手人便被传到征收官的衙门；官府劝服人的手段无可抵御——坐监、打板子之类的道理最是显眼——于是买主终归要付，那六两便算进了售价里。茶叶在产地也被课得倾家荡产，其甚至于此：下金蛋的鹅眼看要被逼死了。此事屡经向官员们指出，他们却全不理会这些警告。

子口单这套办法的弱处在于：核免那些已经完过税的货物，偏偏交给了那些切身有意破坏条约的省级官员——条约断的正是他们的财路。实际办起来，单子转到本地代理人手里，代理人便凭它以出单的外国商号的名义在通商口岸以外买卖。

如此一来，既是中国人在实际做买卖，厘金便非他们缴不可。外国商人的数目极其有限，只准在若干通商口岸落脚。长江一线自入海口直到上游的各埠，在中国商人看来都是上海市面的属地；这些口岸中没有一处准外国人做批发，虽说零售是许他做的。

本地人抵挡外国人闯入这块地面的法子，是对开设行号的外国人实行抵制，并且把那些被查出向被抵制的商号买货、或替它们买货的主顾的信用彻底毁掉。子口单的办理全归中国人掌管；这便说明了为什么在广州，轮船运来的货先照条约的条款在海关完税，随即又逼着货主缴一笔本省的厘金，再加一笔充本省军需的防费。三样税都缴过之后，货物也只能在一片有限的地面上流通，而在这片地面的边界上，又是新的税卡。

条约虽规定外国人可在广州境内任何地方设立行号，实际上他们却被挤在一小块租界里。房东若不幸把城里的房子租给外国人做买卖，便要受官员们无穷无尽的刁难与迫害。这一小片外国人的居留地，时时有暗探盯着；若有本地人被查出替他的东家运货而未缴各项税卡的钱，便以走私论处。势力雄厚的商人行会也与官员们联手，一同抵制子口单的办法。

一八九六年安德鲁先生的遭遇，把官员们在子口单一事上的作为照得分明。他带着一批棉布和棉纱到梧州去，货物的子口单都办得齐备。到了地头，才发现有一条官船先他一步到了，船上的差人四处传令，禁止本地人买他的货。他连给自己和随从弄口饭吃都很艰难。英国驻广州领事出面干涉，交涉了两个月，禁令才撤销，他得以把货脱手，亏了一大笔。后来他固然得了赔偿，可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从此再没有人试着照他那样做。此后内河航行已对外国人开放，若干厘金也划归海关管辖。然而一切刁难要肃清，还得有很长的日子，道理很简单：官员们总要把自己的进项守到不能再守为止。

于是各省官府与朝廷之间的利害之争就这样继续下去。这场争执大概只有等到铁路与电报结成一张网，使各省与京师之间的音信往来变得迅捷时，才会止息。到那时，朝廷便能对各省官吏是否奉法、是否称职了如指掌，改革也才有可能。

第二十二章黄祸

工业的欧洲当真受着亚洲——尤其是中国与日本——的竞争威胁么？许多人口口声声说的那个黄祸，当真迫在眉睫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是：那样的局面终有一日到来，并非全无可能；但依我们凭事实与实地观察所见，那一天还远得很。

诚然，中国已不再是二十五年前那个“农夫之国”了。各色大工业陆续办了起来，而且已颇有规模。到上海走一趟，观者便可明白这番变化。江的两岸，工厂的屋宇连绵成行。右手是东方船坞与万国船坞，还有挂着“荷兰皇家石油”招牌的油栈。左手是几家大纺纱厂；隔江的浦东，耸立着万国纱厂的烟囱，厂子四周已长出整整一座村镇。这家厂雇工两千五百人；再往下游去，江南制造局雇工三千。

初见汉口，气象更其可观。武昌与汉阳的烟囱分立大江两岸，把烟云吐在这两座姊妹城之上。左岸做的是纺织，右岸做的是冶金。武昌两家官办纱厂用工三千人；汉阳的钢铁厂则一昼夜能出钢轨八十吨，用工一千二百人。据说到一八九九年为止，日本还没有可与之相比的钢铁厂。

再往南去到香港。闽江一带景致如画的山谷里，有容得下一千七百人从容做工的船厂。香港本身则夸称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糖厂；此外还有纺纱厂、玻璃厂、火柴厂等等。

平心而论，发展大工业所需的种种条件，中国无不具备。它的煤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虽说开采还很不得法，出煤已足够供给新兴的工业。开平煤矿供给北方各路的燃料；汉阳的钢铁厂与南京的造币厂则用萍乡的煤。这种煤含磷太重，炼不出高炉所用的焦炭，焦炭便只好从日本运来。铁与别的矿藏储量极富，只等着有人把它们从地底下放出来。

除这些天赋的资源之外，中国还有至少八千万可用的工人，日工钱平均不过十分到三十分。在澳门，拣茶的一日挣十分或十一分，纺工做足十一个钟头得十二分。武昌的纱厂不用女工，纺工一日二十分；万国纱厂的女工起手十分，做熟了得三十分。福州船厂的工匠一日约二十五分。汉阳钢铁厂里最好的工匠月得十元，苦力一日得十五分到十八分。铁路上的工人平均一日约二十分；而欧洲人所开印字馆里的本地排字工，月薪可高至三十元。

看了这一切好处，黄祸之险似乎已迫在眉睫；可是在下最后断语之前，还有别的情形须一并考虑。

首先，中国没有资本。可以断言：只要财政还是这样由官吏把持、这样糟糕地经管下去，中国便永远不会有资本。百姓穷极；婚娶、丧葬、赋税，以及祭祖所需的花费，把他们的钱掏得干干净净，还要拖进债里去。便是号称豪富的官老爷，也不过是比着旁人说的富而已；举国的岁出，尚不及巴黎一城的预算。

以这样有限的财力，中国人却试着不借外人之手，自办种种工厂。几乎无一例外，结果都很惨。厂房刚刚盖起，便要借钱买机器，跟着又要借钱买原料。有许多厂从来不曾开过工，办厂的人先已倾家荡产。

即便是开成了工的，成绩也不能叫人满意。除了被借来的本钱的利息啃食之外，中国人在生意做到一定规模之后，便不善经营。他们一心想撇开洋人的指点，于是常常出大错。我们知道有一家缫丝厂，竟没有预备浸茧的水池。另一桩事，更可见这些一片好心的本地实业家何等天真。几位要紧的中国资本家凑了二十万元的股本，开一家公司，要开采厦门附近的一座煤矿。他们的自信还不至于到了连外援都不要的地步，可是他们不去找欧洲人，却断定：一个曾在欧洲人厂里做过事的中国人，一样顶用。于是他们请了福州船厂一位从前的钟表匠来。在他们看来，一个好钟表匠理应是个好矿师。这位临时凑数的矿师，把头一个矿井开在了海边上。井挖到一定深度，水灌了进来，这桩事业就此断送。

用人唯亲是中国工业界的大害。厂子一开工，东家的亲戚朋友便一齐进厂，全不管合用不合用、有没有本事。他们把生意败坏得最厉害，尤其因为人人都另有自己的一笔私账要照应。管事的人对手下的营私舞弊闭上一只眼，指望手下人对自己也照样什么都看不见。即便请了洋人做总办，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们的抱怨，本地的东家是不理会的。

中国人自办的企业，是不足以成其为黄祸的。危险——如果有的话——将来自那些用欧洲资本开办、全由欧洲人经管的工业。而即便在这种情形下，能够竞争取胜的唯一指望，也只在本地人工的低廉。说到本地的人工，可议的地方就多了。它的质地通常是下等的；凡需要出力气的活计，中国人总要三个才抵得上欧洲人一个。既然如此，中国的工钱比起欧洲多数国家来，也就并不便宜多少。

在缫丝一行里，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出：欧洲人所管的厂里，本地女工在同样的时间内，做出的活计比意大利或法国的女工还多。可是如别处所说，缫丝的活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农家的茅屋里用手做的，或是在本地人监管的作坊里做的。这两种情形下，出来的货色通常都次。

别的行业里，成绩就没有这样好了。中国人生来懒散、马虎、不干净。到本地人经管的大厂里去看一回，再多疑的人也会信这句话不假。在上海的造币厂，我们看见工人闲站着；别处去过的地方，连监工带几个工人竟真的在打盹。本地许多工厂里那种杂乱与肮脏，非笔墨所能形容。南京造币厂便是一个好例子。厂里装的是头等的新式机器，却堆满了破布、旧箱子和各样废物，看着活像一家杂货铺的后院。机器房里的乱，还比不上旁边那几间照中国样式盖的工房：那不过是一面敞开的棚子，工人在里头做工、吃饭、睡觉、抽烟。因为分日夜两班，睡的、抽的总与做工的混在一处。厂里还附带着剃头的、梳辫子的，甚至还有说书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新的工业的中国，装配着新式机器，由内行的欧洲总办指挥；可是我们不能设想：在这一片进步之中，单单工人站着不动。他会生出他的前辈从不曾有过的志向与欲望。为着满足这些，他要为自己的手艺讨更高的工钱；而会用新机器的人不会多得用不完，他讨的，也就到手了。这番推想，有眼前的事实可作凭据。上海各纱厂的工钱，二十年来涨了三倍；京汉铁路上苦力的工钱，也涨了一倍。

或许有人要说，中国人到底驯顺，一天要他做多少钟头都行。其实他们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柔顺听话。罢工在他们中间也和在欧洲人中间一样时有发生。他们懂得劳力联合的好处，日子过好了，这份懂得也不会减退。几年前，汉阳铁厂的工人就因为厂方许下的话没有兑现而罢过工。修铁路的苦力更是动辄哗变，起因多半是包工头的盘剥。

关于银价跌落及其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本也大可一说，只是篇幅不容。这里只消说一句：倘若工业世界当真有一场黄祸等着它，那个世界是有准备应付这一天的——哪怕这意味着生产中心的重新分布。一个刚刚生到工业生活里来的国家，若竟能在几百年间取那些背后有着世世代代开明资本家与熟练机敏工人之经验的国家而代之，那才真是怪事。

第二十三章国史概略

西文里「中国」与「中国人」这两个字，中央之国的居民是不知道的——会说外国话的除外。古时有一种习惯，是拿在位王朝的名号来称呼百姓。若照这个规矩，中国人该是改一次朝代便改一次称呼。实际上，北方人自称“汉人”，取的是纪元前二世纪的汉朝；帝国中部的人则自称“唐人”，取的是纪元后七世纪的唐朝。

外国人所以采用「秦」这个名号，通行的解释是：马来人与这里的土著往来之时，正值他们自称“秦人”的年代，即纪元前三世纪。马来人把「秦」读转了音，读作「支那」，葡萄牙人与英国人便据以拼成了西文里中国的名字。中国人若守着他们早先的习惯，如今该自称新的「秦人」才是——满洲王朝所取的正是这个字音，其义为“洁”。

在开列中国朝代的长名单之前，我们先略述他们那段与别的民族一样都有的荒渺时代。中国经书中某些章句与摩西所记之相合，颇可注意。略引数条为证：

“自为始终者，创天地。”——庄子

“有生不生。”——列子

“天地初辟，未有男女；女娲抟土造人，此人类之真正起原。”——《风俗通》

“天地之初，惟有天地，其后乃有一男一女。”——孔子

“昆仑之巅有园，和风不息。此园近天之闭门。”——淮南子

“人与禽兽同居，宇宙不过一大家，德行流行，不知有死。”——庄子

“求知无厌，遂致人类之堕落。”——淮南子

“水漫地面，淹没万物。”——孔子

“当尧之时，天下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四方。”——孟子

按中国的神话，宇宙之父是盘古。继他而起的有三位君王：天皇、地皇、人皇。孔子把历史的开端定在伏羲之世，据说是纪元前二九五三年至二八三八年。那是黄金时代：德行行于天下，幸福与丰足随之。

到了厘定历法的黄帝（纪元前二六三七年），我们才踏进较为确实的历史地界。他一朝的历史，就是与群雄长久争战、终于将他们制服归顺的历史。中国史书称道他用兵有节制：只诛首恶，不伤百姓。他修路造船；此外还有一件有用的事，是创立了至今沿用的十进的度量衡。

他的儿子少昊，在史上留下的痕迹不多。人们把中国官制的创设、把朝廷职官分为不同等级并以外在的标识相区别，归在他的名下。继他而立的是他的侄子颛顼，被说成是天文之学的重兴者，甚至是创始者。他还把帝国的疆界南拓到东京，北拓到满洲。

他的曾孙尧，是中国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以体恤民生著称。下面这几句话是归在他名下的：“百姓若寒，是我之过。百姓若饥，是我之罪。百姓若犯法，我当自视为真正有罪之人。”在世上别处还只有强力与暴政支配着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关系的年代，一位君主竟能道出这样的道理——中国人珍重他的遗念，原不足怪。

尧曾使女婿舜与自己共治天下；尧崩，舜被推为继承之人，而不是尧的儿子。舜到了后来，也把大权分给了禹——即后世所称的大禹——禹疏导沼泽之地，使之可以耕种。他还留下治国的训诫，被谨慎地收在经书里，直到今日还在传授。

舜崩于纪元前二二〇八年，禹被推为帝。他在位七年；临终之前，下令把那个发明用米酿造醉人之饮的人放逐出去。这几位最早的帝王的时代，留下了这样一句成语：“民之所欲赏罚者，即天之所欲赏罚者。”

到禹为帝为止，王位都是传给最贤的人；他自己也曾指定他的辅相为继承者。可是——或是由于臣民的感念，或是由于他儿子启的野心——启取了帝位；把大权传给家族中的一员的规矩，从此立了下来，尽管继位的未必一定是儿子。启成了中国第一个朝代的开创者，这个朝代号为夏。

此后十七位帝王相继而立，以罗马人一般的荒淫玷污了这个王位；到纪元前一七七六年，诸侯推翻了这一家的末代之君，代之以成汤——商朝的开创者。他在位之时闹过一场大饥荒，恰与法老和约瑟时埃及的饥荒同时。

这一朝共二十八帝。中国史书里记着纪元前一六二七年、太戊在位时塞索斯特里斯侵入印度之事。盘庚在位之时（纪元前一四〇一至一三七四年），黄河改道之事被记录了下来——甘达神甫称这条河为“可怕的旅人”——都城也迁到今日北京附近的地方。盘庚所遗的治国之法，至今还叫注解经书的人赞叹不已。

这一朝亡于纪元前一一〇九年。商朝末帝纣，是个不得人心的暴君，被西伯之君武王所推翻——武王便是周朝的开创者。武王的辅相太公，从贫贱无名中被拔擢到那样尊显的位子上，留下了论兵法与论善治之道的著作，至今列在经书之中。

书写之术在周朝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样本，是用铁笔刻在竹简上的。在这一朝，中国是许多小国的联盟，由天子总统其上。这个时代的历史，详载着一套极其繁缛的朝廷礼仪，其遗迹便是今日官场的礼数。

在这个时期，贝币渐渐被铜钱代替。器乐与歌唱、绘画，都为人所知了。主要的食物是米、菜、猪肉和鱼，主要的饮料是烧酒，即米酒。当时的记载中，已提到丝制的衣裳。

约在纪元前一〇〇五年，穆王曾远行到西藏。有人说他到过波斯与叙利亚，受过塞米拉米斯的接待，但此说有争议。在他以前，中国不知有马；而他那一朝的记载里，提到他把八匹马送进御苑牧放。

周朝的第二位天子是成王。他的叔父兼辅相周公有个儿子名叫伯禽，与年幼的天子同受一样的功课：天子有了过失，便责罚他这位堂兄弟，理由是：他若做了好榜样，天子便不至于犯错。这位严父打发儿子出去治理一方时所说的告诫之词，也留了下来：

“去吧，我儿，”他说，“去治理天子交付你的百姓；做他们的朋友，不要做他们的主人；做他们的父亲，不要做他们的君长；以他们的利害为你的利害；以行公道、以使人易于亲近你，为你首要的事。”

正因为周公所立的治国良法，周朝才能在位八百年。

在这个时期里，特洛伊之围发生了，琐罗亚斯德在波斯创立了拜火之教，扫罗做了以色列的王，所罗门建了圣殿，来库古给斯巴达立了法。接着这些事而来的，是巴比伦之囚、佛陀的出世、居鲁士征服小亚细亚、大流士败于马拉松、薛西斯败于萨拉米斯、伯罗奔尼撒战争、万人大撤退，以及罗马一直到布匿战争为止的种种征服。

正是在周朝灵王在位之时，孔子诞生了（纪元前五五一年）——这位无冕的君王，万世之师表。他自称不过是个传述者，所传述的是由半属传说的尧、舜、大禹诸帝所阐明的中国上古的社会、政治与道德的原则。直到今日，中国的政治还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中国人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这套政体所以异乎寻常地长久，早年的耶稣会传教士归因于孝道与父权之说；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由于后来立下的一条办法：一切位置都向最有才干的人敞开，不问门第与出身。于是，既然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一向都被朝廷所用，反对的一方便始终没有称职的领袖。

周朝将终之时，秦人扮演了法兰克人在高卢的角色：废除封建之制，给这联合起来的诸国送上了第一位专制的君主。秦王政于纪元前二四七年创立秦朝。不过几年工夫，这位君主便把国中八个王国并成了一个帝国。他修驰道、筑堡垒，练起大军来抵御鞑靼人——他们不住地侵扰边境。他这一朝是血腥的，他身后之名也因此为人所诅咒。据说他为了实现他征服的计划，断送了一百四十万人的性命。

在这一朝里，读书人因见自己受了冷落而起的反对——历来读书人所代表的都是守旧的一党——闹成了一场剧烈的风波。纪元前二一三年，皇帝召集各地长官与别的官员，并召集读书人，想听听他们对他的政治有什么意见。有一个阿谀之徒说话竟贬低了一切前代的帝王，惹恼了一位读书人；这位读书人说了许多话，其中一条是：他以为该把帝制废掉，把国家重新分成列国。皇帝的辅臣李斯奉命答复这些话。他的答复是：这班文人不懂政事上实际的需要；他们眼睛只看着过去，不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世；于是他斥他们为公众福祉的仇敌。

随即下诏，命焚尽天下之书，只留医药、农事、卜筮及黄帝一家的史书。一场大焚书就此举行。有些读书人设法暗中保全了许多卷册。中国人今日写字所用的字体，正是得自这位李斯丞相——依某些著作家的说法，这字体是“他们民族的胶合之物”。试举例说明：假若在白种人中间，“人”这一类的字也用实物来表示，那么尽管读音各各不同，文字仍会成为思想共通的载具，足以保证并维系这个种族的统一。

纪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自张家口直到山海关。第一批吊桥也是奉他之命造的。

他这一朝，是以最后一桩残忍的事收场的：杀掉自己的儿子扶苏。他死的时候，依照他的遗命，许多妇人、孩童、仆役与友人被殉葬在他的坟茔之中。

继他而立的是二世皇帝。这位皇帝受一个宦官的操纵，自己则纵情于最坏的荒淫。他毒死了自己的兄弟，又把前朝那位贤相李斯剁成了肉泥。那权倾一时的宦官把国事弄得糟极了，四方于是并起而反。末了皇帝自尽，他的孙子子婴继了位。这位君主亲手结果了那个惹出无数祸端的宦官。然而要挡住反叛的洪流，已经太迟。他被起事的人处死，他那不肖的祖父的骨灰也被扬到风里去了。叛军的首领于纪元前二〇二年创立了汉家，是为汉朝。他平定了西边诸州，建了藏书之府，并订立了第一部规定各罪刑名的法典。这一朝里有一位吕后，以她的罪恶与无能著称。

武帝（纪元前一二二年）征服了匈奴之国、大夏，以及阿姆河一带的全境。纸与墨是汉朝发明的。在这以前，写字用的是绢，和一种砖末和水而成的汁液。戏剧与傀儡戏也在这时出现了。孔子的后裔被授予世袭的爵位，家族中年最长者在朝中位列公爵。这一朝里，佛教于纪元后六十七年传入中国。

这一家也是因宦官的流毒而亡的：宦官之祸引出了曹操将军领头的一场变乱。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于纪元后二二〇年在中国北方立了魏国。在江西，另一个觊觎大位的人立了吴国；汉家的后裔被赶进四川，他们给四川起的名号是蜀国。这一段时期号为三国，兵戈不断，由此生出种种豪侠的传奇与英雄的功业，讲说起来，直到今日还叫中国人心里发热。

在这段时间里，希腊已落入罗马的统治，它的文运从此止息。汉尼拔战败，基督被钉十字架，高卢为尤利乌斯·恺撒所征服。奥古斯都被尊为皇帝，圣保罗被戴上锁链解往罗马。

三国重新合为一个帝国，是魏国之君所为；他创立了第二个以“晋”为号的朝代（二六五至四一九年）。继这一家而起的是宋、齐、梁、陈、隋诸朝，都是昙花一现。那是一个纷争与内战的时期，其间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大运河的开凿。

一位能干的将军李世民重整了秩序，把他的父亲唐公扶上了帝位。他于六二六年继父而立，称唐太宗。他在位之时，即穆罕默德迁徙后的第六年，摩诃末之教出现在中国。一个半世纪之后，四千名阿拉伯武士应召前来平定一场变乱，事后便在中国住了下来。他们保住了自己的信仰，可他们作为一族的面目却消失了。

自六八四年至七〇三年，帝位由武后所据。这位奢纵的女主曾下过一道诏令，规定各色花卉该在哪几天开放。这一朝出了四万八千首诗，编成九百卷。缠足之俗也起于这个时代。那些畸形的残足，得了一个诗意的名号，叫作“金莲”。

纸币是这一朝末几位皇帝中的一位所准行的，但官家银号所发的很快就没有了，让位给私家所发的。现存最古的报纸《京报》，也是在这个时代创办的。印刷术是中国人在六世纪将终时发明的。这法子与谷登堡的不同，谷登堡用的是活字。中国人拿刻好的木板代替活字，这种印法至今在中国还大行其道。

到唐朝，宦官又得了权。八二六年，他们弑了敬宗皇帝，把他的兄弟文宗立在帝位上。文宗虽是他们所立，心里却厌恶他们，曾主使一场诛尽宦官的密谋。事情败露，宦官们便报复：他们纠集党羽，一日之间打杀了一千六百名官员。文宗一直受他们挟制，直到八四〇年死去。宦官接着把他的兄弟武宗立在帝位上，把他的几个侄儿撇开，并且杀掉。武宗是第一个与佛门僧侣为难的皇帝。他下诏命僧人离寺还家。武宗死于八四六年，宦官于是立宣宗为帝。这位君主也想挣脱他们的恶势力，同样没有成功。

继他的懿宗恢复了佛门的种种特权，并从印度请来了这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的一节骨。迎骨之日，行了隆重的大礼。当时一位有名的诗人韩文公，极力上书，斥责这桩迷信之举。他说：帝国本已有好的法度，用不着到远方去另寻；他又说：一个人若亲身前来，将因其教义扰乱人心而被遣送回国，如今却隆重地迎接他的一节骨头——这是荒唐的。这位严正的谏臣被贬到一片荒僻的地方去做长官，他却把那地方开化了。后来他被召回，死时备极哀荣，并得了“文公”的谥号。

懿宗的后人昭宗得罪了宦官，于是被他们废掉囚禁。这一回，诸大臣起而反抗，把皇帝复了位，并夺去了宦官的职权。朱温将军——后来受封梁王——把他们屠戮殆尽，只留下三十个极老极少的。不久，昭宗便被他这位解救者下令弑杀，皇帝的家人与大臣也都被沉了水。只留下一个儿子，扶上帝位。此子后来让位给那位得手的将军，终于在九〇五年被弑。

唐朝在位之时，回教徒在卢瓦尔河畔被查理·马特挡住了，罗马在最初几位教皇治下独立了，爱格伯特与阿尔弗雷德大王做了英格兰最初的国王。

九〇五年，梁王朱温登位，称太祖皇帝。他一即位便不得不与一个对头将军李克用交兵；李克用的儿子接着打下去，并自称皇帝，号庄宗。太祖皇帝被自己的儿子弑杀，这儿子又被他的兄弟末帝所杀。末帝困守京城，自尽而亡。梁朝就此终了。

庄宗做了中国之主，死在自己军队的一场兵变里。他的义兄弟即位，号明宗。这两位君主都自称是唐朝的继承者。九三七年，鞑靼人在中国北方立了辽朝。辽朝出了九位皇帝，统治高丽、满洲和蒙古的一部分。

此后又有三个不足道的朝代，自号为晋、汉、周，在连年不断的战乱中相继据位。九五〇年，一位将军赵匡胤被他的军队推为皇帝。他称太祖，定国号为宋。在那些小朝廷的年月里，人们心里只有打仗，读书人受了冷落、被远远撇在一边；他鼓励他们回来。他关心臣民的休戚，颁下一条法令：非得帝国之主准许，死刑不得执行。这条法令至今还行着。有时也有例外，但总要向皇帝奏报。太祖为立定自己的权位，不得不打许多仗；这些仗他都打赢了，末了把帝位传给他的兄弟太宗。与鞑靼人的战争，占去了这位皇帝一朝的岁月，也占去了他的继位者真宗的一朝。

前文别处提到过的那场社会主义的试验，是在神宗手里彻底试行的。穷人免税，富人加征。新法在陕西一省行得最彻底，结果是阖省的人都穷了下去。农事荒废，田地因而不长庄稼。等到这结果显露出来，试验也就作罢了。

到这一朝的哲宗（一〇八五至一一〇〇年），宦官又设法弄回了权柄。鞑靼人仍旧不断地扰乱帝国；一一一七年，徽宗与他们中一位已自称皇帝、创立了金朝的酋长结了盟。这位金朝的皇帝结束了辽家的统治，把辽主俘了去（一一二五年）。他乘着这场胜利，索取黄河以北的全部土地。于是帝国便分在金、宋两家之主的手里。两家争斗不休，直到成吉思汗把两家一齐灭掉，才算定了纷争。金的都城在北京，宋的都城在南京。为保证京师的粮秣，大运河又延伸到了北京。

宋朝前期，中国人开始行种痘之法。诚然，照他们的法子，人往往是真的染上了这病；不过他们究竟是自己给自己种了痘。针灸之术也是从这时起在中国通行的。学医的人在扎满小孔、外裹麻布的铜人上练习，好把针扎得分毫不差。平面与球面三角在这个时代已为人所知，数学之学也很受推重。

宋朝终了，比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早了一百年。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都已出世，而英、法、德、西诸国的文学还在襁褓之中。中国的文学在这样遥远的年代里已经烂熟，它最有名的著作都已问世。

在金、宋长久相争的时候，蒙古人的势力因连战连胜而壮大起来。一二一〇年，他们的首领、有名的成吉思汗侵入金国；宋朝的理宗答应助他，条件是要分得蒙古人所取的土地。可是不出所料：一二三四年金的势力被灭之后，宋主的要求便被推翻了，鞑靼人把到手的都留下了。成吉思汗一个儿子在位时，五十万人侵入中国；征服之业由他的继位者贵由、蒙哥与忽必烈汗完成。

理宗死于一二六四年。他的继位者度宗把国事托付给一个不中用的大臣，自己则沉溺于酒色以消愁。宋朝的末帝随他的母亲太后避难于汉口，被擒获，解到忽必烈的朝廷（一二七六年）。宗室中有一人被拥立为帝，与鞑靼人相持到一二七八年，终于在一场水战中把大业永远断送了。他的大臣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把妻儿投入海中；随后把他那年幼的君主抱在怀里，跟着跳了下去。蒙古诸帝与金国交兵之时，开封府之围中，人们第一次听见了大炮的声音。

马可·波罗那次有名的远行，正是在忽必烈汗在位之时。一二五五年，两位威尼斯商人——马可的父亲与叔父——带着珠宝与别的货物从君士坦丁堡动身。他们在里海一带的鞑靼人中间过了一年，在布哈拉过了三年，一二六一年到了忽必烈的朝廷，在那里住了几年。这位君主打发他们回去，派了一位使臣同行，并带了一封给教皇的信，请他遣派传教士来教授基督之道。

格里高利十世遣出两名多明我会修士，年轻的马可随他们同行。他成了皇帝的宠臣，在皇帝手下供职十七年。一二八〇年，三位威尼斯人参与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征服之役，马可·波罗被任为一处的长官。一二九五年他们回了本国；一二九八年，马可·波罗做了热那亚人的俘虏，口述了他的游记。一三二四年他去世时，是威尼斯大议会的议员。

忽必烈汗曾遣一支大船队东征日本，却被击退，他的舰队落得与有名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一样的下场。

这位君主行用一种树皮所制的纸币，设立了驿传，以便他那广大帝国的各处互通消息，又设了巡捕之制。这巡捕之制极其得力，据说旅人从国之此端走到彼端，也不会受人侵扰。他把活佛引进了西藏，凿通了大运河，还铸了两件精美的铜仪——今日在观象台的前院里还看得见。一二九四年他死去时，留下了太阳所照见过的最大的帝国：北起北冰洋，南到马六甲海峡，东起日本海，西到里海。

继忽必烈的是他的孙子铁穆耳（汉名成宗）。这位皇帝在位两年，继他的是他的侄儿武宗——建孔庙的就是他。此后是仁宗，再后是英宗；英宗因想抵制佛门僧侣的专擅，被他的义子弑杀。一三二四年泰定帝即位，一三二九年文宗即位。文宗是头一个把成吉思汗尊为本朝开创者、并在日坛行祭的蒙古皇帝。他在朝中优礼一位来自西藏的僧人，宠信之厚，惹得文人们切齿。一三三三年继他而立的是顺帝，其时才十三岁。这位少年皇帝长大成人之后，纵情逸乐，对四处逼近的变乱不闻不问；一三五二年，中国南方起而反他。顺帝因屡败而气沮，退往鞑靼之地，把这帝国丢给了中国人的明朝。

这有名的一朝，开创者原是个佛门僧人，后来做了个卖命求功的兵，投在那些想抖落蒙古人枷锁的义军里。有人说他不过是个强盗头子。义军多半确是些盗匪的队伍，这是很可能的。这一类事情，若干成了，人们便看作英雄；若败了，在史家眼里便只是强盗而已。不管怎么说，朱元璋不久便统领了一支大军，登极称帝，年号洪武。蒙古人被赶到长城以外，新朝的京城定在南京。到第三位皇帝——交趾支那与东京的征服者——手里，蒙古本部也成了中国的一省，朝廷迁到北京，以此城为帝国的都城。

蒙古的诸帝从不把百姓的休戚放在心上，也不曾费力去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他们只是以征服者的身分行事，并且忽视了作为中国政体根基的那种教养。事实上，他们在自己所统治的土地上始终是外人。所以当新皇帝宣称：为君者应当设法照料臣民的需要，而不该只想着自己的逸乐与利害——他所诉诸的，正是中国人心里最珍重的感情。四十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守着他们最初几位大帝所表达、并见于一切经书的这个信念：治人者对治于人者负有重大的义务。

中国的太学翰林院，在蒙古人手里已沦于湮没，如今被救了回来。法典重加修订，各城都设了学堂，还开了公家的藏书楼。这些藏书楼一直维持到满洲的大君乾隆一朝之末。这位明朝皇帝还设了收养老人与孤儿的善堂。他的宽和，从他对待蒙古俘虏的态度上看得出来——那些俘虏被押到中国腹地，桀骜不驯到了极处，有人请求把他们杀掉。“送他们回本国去，”他说，“给他们衣食，直到他们能自谋生计为止。我们深信，他们的不安分是因为思念故土。”

中国史上的一位英雄、徐达将军，在击败蒙古人一事上出力极大。乾隆在他的《中国史》里这样说他：

“徐达为人极沉默，却有极深的识见。他与部下的将佐平等相处，同其祸福，无须多说，他们对他忠心不贰。他的谦逊尤为难得。他攻下过一座都城、三个行省，强攻拔取的城池好几百座；可是回来的时候，他悄没声地回来，连随从都没有，人们在他家里看见他，正与几位有学问的先生谈天。他一生在皇帝面前都恭敬有礼，举止收敛到那样地步，叫人以为他连话都不会讲。皇帝这样说他：‘朕有命，他便去办；事情办完了，他回来，既不骄矜，也不声张。再没有比朕的徐达将军更方正的人了；他清白洁净，如同日月。’”

洪武定下了中国的衣冠与礼仪的仪注。他把宦官降为宫中的仆役；一三九四年，他命朝中的传教士为中国重绘了一幅舆图。他死于一三九九年；他的儿子建文帝经过一场血战被废，废他的是他的叔父——这位叔父于一四〇三年自立为帝，号永乐。这位皇帝死于一四二四年，北京的皇城便是他在今日的地址上建起来的。前文已经说过：十五世纪里，世上没有一座都城在壮丽上比得过它。

继永乐的英宗，须对付鞑靼人的一场变乱。他冒失地把军权交给了一个宦官，那宦官打了败仗。他于是亲自统兵，也被打败，作为俘虏被掳到鞑靼之地去了。他的兄弟自一四五〇年在位到一四五八年。这位兄弟死后，英宗被放了回来，复了位。他据着帝位直到一四六五年去世。

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宪宗。他行了两桩不得人心的举措，使百姓对明朝的爱戴大为削弱。头一桩是设一个宦官的衙门来断人生死。这荒唐的举措造出了最可怕的暴虐，行了五年之后才废掉。第二桩错处，是把大片田庄赐给皇族中人，从而重立封建。中国已有好几百年没有封建了；对一个热烈地守着平等观念的民族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招人恨的制度。他们无法心平气和地看着一个人得到足以养活一百户人家的土地。

宪宗死于一四八七年。公家常平仓的创设归功于他的儿子孝宗；这些仓至今还在，一直储得满满的，以备荒年。一五〇五年，帝位为武宗所据；这是个懦弱的君主，他一朝里变乱与阴谋层出不穷。宪宗的一个孙子名世宗，于一五二二年继位。他这一朝，北边有鞑靼人的蹂躏，又有日本人三次入寇，三次都没有得手。这位君主的遗诏里有这样一段奇特的自责：

“朕在位四十五年，历朝在位之久，少有及此者。朕之职分，在于事天、在于恤民。朕明知此义，却仍容自己受方士之欺，他们许朕以长生。此一过失，使朕为公卿与臣民立了坏榜样。朕愿以此自责之辞补过，并望于朕身后颁行天下。”

这位皇帝虽然懦弱，却在一五二四年建起了北京今日所称的外城，在内城之南。它的城墙筑于一五六四年。继他的是他的儿子穆宗，自一五六六年在位到一五七三年，一朝之中没有什么大事。

穆宗的儿子万历就没有这样的福气了。变乱与日本人的入寇搅扰着他的国。一五六〇年，葡萄牙人在澳门立住了脚，从地方官那里取得了设立货栈的许可。差不多同时，西班牙人占了菲律宾。他们在那里遇见一个中国人的聚居地，这聚居地长得极快，惹起了新主人的猜忌。一六〇二年，三位官员奉使前往菲律宾，却没能把使命交代出来，因为西班牙人不懂中国话，中国人也不会说西班牙话。西班牙人那种南方人的躁急想象，疑心侨民中间正酝酿着反叛之意，便决意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过几个月工夫，两万中国人被屠杀了。

西班牙人随后为这场胜利向圣方济各谢恩——这胜利着实可疑，因为他们毁掉的正是自己的殖民地，而这殖民地的兴旺全靠中国人的劳力。中国的政府对自己出洋的子民的命运漠不关心，对这场大屠杀一句解释也不曾索取。

新的侨民很快就来了，把西班牙人的暴行忘在脑后，顶替了旧的。到后来，等他们又多得过了头，便又来一次斩尽杀绝。这一次次的屠杀，所依据的正是在墨西哥灭绝阿兹特克人、在秘鲁灭绝印加人的那一套原则；它们在中国人心里留下一个长久的印象，认定外国人大抵都是野蛮的——这原不足怪。

中国政府因帮助了满洲人努尔哈赤的对头，于一六一七年与他起了冲突。这便是那场终将摧毁明朝的风暴的开端。中国将领的无能招来了一败再败；一六二〇年万历死时，局面已很不妙。一位能干的将官熊廷弼曾把入侵者的势头挡住；可是继位仅数星期便死去的光宗之后即位的天启皇帝，懦弱到听信了宦官的阴谋，把熊廷弼召了回来。这一举的后果立刻显了出来。中国的军队每战必败，尽管他们有炮，却不会用。

这就成了四方起事的信号。努尔哈赤死于一六二六年，其时已是辽东半岛之主。继他的太宗侵入高丽；一六二七年明朝末帝崇祯即位时，满洲人已进逼北京。守这座城的是一位能干的将领，却因被指与敌通谋而遭宦官杀害。太宗不知何故被遣到长城以外，直到一六三四年才回到中国。中国人接连几仗都败了，这时吴三桂将军挡住了太宗的进兵。太宗死于一六四三年，征服中国之业尚未告成。

其时另有一个盗魁名李自成，正着手攻取中国的北方。一六四一年他席卷陕西与河南。一六四二年他攻下开封府，把它烧了。接着他占了西安府。

他在那里自立为帝，号“李闯”。派去讨他的官军都倒到了他的旗下。一六四四年四月，他靠内应进了北京，皇帝与皇后并几位忠心的官员一同自尽。李自成于是登了帝位；他把先帝的尸身剁碎，又杀了先帝的两个儿子。长子逃脱了。

对先帝始终忠心的吴三桂将军，请满洲人来助。李自成便携着大内的库藏逃走。鞑靼人被当作解救者迎了进来，他们君主的儿子被立为皇帝。吴三桂去追赶敌人；回来之后，他答应扶助新朝，却提了几个条件：中国女子永不得入宫为妃；鞑靼的衣裳不得强加于妇人。他还要求：三年一次的大比，头名不得给鞑靼人。另一面，男子他倒情愿依鞑靼的风俗，就是剃头留辫。中国南方为最后这一条抗了好些年；等到看出反抗没有用处，他们便折了个中，把那讨厌的辫子盘起来藏在包头巾底下——厦门与汕头至今还是这样戴法。可是如今，中国人不管是从本国哪一处出洋、到外国哪一处去，都忠实地留着他们的辫子；要叫他们放弃这风俗，怕是非得用武力不可——当初这风俗，也正是武力加在他们头上的。

明朝的后裔在中国南方被拥立为帝，可他们自己分裂了；鞑靼的军队打了十五年仗，把他们扫灭干净。就此终了的这个明朝的时代，以文事之盛与文明的大进著称。这时候的青花瓷，极为收藏家所宝贵。这个时期出过一部两万二千卷的大类书，共缮写四套。只有一套保存了下来，还残缺不全。单是目录就有三千页。永乐一朝，宫中的藏书楼藏书不下一百万卷。这一朝当国之时，斐迪南与伊莎贝拉驱逐了摩尔人，亨利四世在法国在位，美洲被发现，达·伽马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路。莎士比亚、拉伯雷、笛卡儿、路德、哥白尼、塞万提斯、伽利略、马基雅维利与塔索，也都在这个时代出现。

明家倒了之后，满洲人到处驻下鞑靼的兵，却谨慎地留用中国的官员，好叫本地人对新朝有一份关心。不过他们也定下了防患的办法：任何官员在一处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年，且不得在本籍之省做官。他们这样防住了拥护旧朝的任何阴谋的机会，同时却也给中国的文明与富庶下了致命的一击。

前文另一章里说过，这些只任三年的官员，一心只想多搜刮银钱，公众的福祉便受了害。即便他们存心良善，任期也短得不够他们兴办什么改良之事——何况兴办了，后任还可能撂下不管。结果他们对身边的事都不大上心，听凭道路、沟渠、城墙、军械所一一坍败下去。旅人在帝国各处所见的那种荒废破落的景象，其缘由就在这里。

鞑靼女子不缠足，鞑靼男子也极少娶中国女子。除此之外，征服者已被被征服者同化了：他们用了中国的语言，并自认为中国的文学与过去的共同继承人。满洲文在朝廷里还学，可只当作一种官用的文字。弓在军中仍极受敬重，因为满洲诸帝的胜利正是这件兵器挣来的。

顺治皇帝死于一六六一年，中国的路易十四——伟大的康熙——八岁登极，由四位辅政大臣佐理。这几位头一件事，便是把宦官之首处了死，并下诏禁止宦官中任何人得任官职、得受尊号。

辅政大臣索尼死后，年方十四的少年皇帝亲握政柄。他试行了许多改革，其中一件是废缠足。他为此下过一道诏令，无奈偏见太深，行了四年，诏令只好撤销。

吴三桂将军的儿子一向作为人质留在朝中。康熙疑心做父亲的不忠，便召他来北京。他的答复与征服者威廉当年如出一辙：皇上若一定要逼他，他便来，不过要带着八万人一同来。他的儿子谋了一场变乱，被一个告密的人出卖，首事的人都被处死。

吴三桂已经平定了云南、四川、陕西以及再往北的一带地方，这时起兵为儿子复仇，不料死了。他另一个儿子把这场仗打了一阵子，终于自尽，争斗就此了结。

一七二〇年，一位俄国使臣带着沙皇彼得大帝的国书来到北京。为接见的礼节，闹了许多麻烦。中国方面要使臣趋近他们的君主时行照例的跪拜之礼，俄国人不肯，最后是照西方的仪式接见的。从那时起，北京便一直有俄国的使馆。

康熙死于一七二二年。他这一朝值得称道的事，其一是对传教士的庇护。在他的护持之下，出了一部一百卷的文选、一部一百六十卷的类书、一部一百卷的草木之书、六十六卷的朱熹哲学著作，还有一部收四万字的字典。

康熙在位之久，其间扰边的诸部一直被步步逼退。这些边地的战事，我们无法细说；只需说：到皇帝去世之时，中国在中亚的统治，南北两路都已稳固；一切可能的敌人，都在长久而艰苦的、以果决之力推行的远征之后，被赶到沙漠之外去了。

继位的雍正皇帝死于一七三五年。他这一朝以禁教著称，禁教之事在乾隆皇帝手里接着办了下去。一七七五年，这位皇帝远征西藏讨伐苗人得手；他又攻入尼泊尔，征服了廓尔喀人，一直打到离印度边界六十英里之内。一七八〇年，他请西藏的班禅喇嘛到热河来见，并为安顿他建了那些至今还令人赞叹的庙宇。他还命人为宫中藏书楼的全部书籍编了一部目录，每种都附有考订之语，并修了一部五百卷的帝国舆地之书。他自己也是个诗人；虽然事务繁重，又要议政、要引见——这些照例在天亮以前就开始了——他仍写了三万三千九百五十首诗。

满洲一族的文学，除乾隆之外，几乎只有一位作者可作代表，名叫蓝鹿洲；他编过一部判牍，又有二十卷书信与论说。在后者里，我们看到对佛教的激烈批评：僧尼被说成以他们的勒索与败坏人心的榜样，给百姓造下极大的祸害。中国也和罗马教廷一样，有一份禁止刊行的书目，禁的理由或是有伤风化，或是内含悖逆之说。主张复明的著作，就属于后一类。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之后，让位给他的儿子嘉庆。让位前不久，他接见了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英国使团。

嘉庆一朝，中国出现了秘密的会社，其中最要紧的是白莲教。这些会社的名号看不出它们存在的理由。它们似乎是一种共济会一类的东西，立意在干预政事，或是照看国家的利害。到目前为止，它们主要的角色是与外国人作对。有人在北京街头行刺皇帝，把人们的注意引到了白莲教上；此教不久便并入一个叫天理教的会，后来又并入三合会。再后来，我们将看到，义和团一会也显赫起来。

一八一六年，又有一个以阿美士德勋爵为首的英国使团要求觐见。议了许久，决定使臣可以免行叩头之礼——这也是当年给马戛尔尼勋爵的优待。使团一路行得很快，到了北京，绕城墙走了一圈，便被引到圆明园去。刚到，就有人传话给使臣，说皇帝要即刻接见他们。他们一路不曾歇息，礼服也还没运到，便以为受了慢待，虽然有人向他们保证将照欧洲的仪式接见，他们还是不肯奉召。结果是他们连皇帝的面也没见着，就被打发走了。

这便是一场长久较量的开端：要迫使中国的皇帝以平等之礼与欧洲各国相待——这场较量到我们这个时代，才以欧洲人得胜告终。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对世界的其余部分一无所知，四围又都是进贡的属邦——没有哪一个国家配与他们的国家相提并论。他们见过葡萄牙的商人与传教士都俯首行那屈辱的跪拜之礼，便一直坚持：谁也没有权利在不致他们自己从不敢省略的那份敬礼的情形下走近他们的皇帝。

这里顺便记一笔：一八〇二年与一八〇八年，英国舰队两次占据澳门，为的是不让法国人拿它作用兵的基地。中国人为此激烈抗议，声称葡萄牙人不过是租了澳门，英国人这是侵犯疆土，该以武力惩办。英国人被迫退走，中国人的自负因此大为增长。有一位俄国使臣因拒行跪拜之礼，也被勒令回国去了。

一八一二年奉嘉庆之命所做的一次户口普查，查得人口三亿六千二百四十四万七千一百八十三人。若不是有战乱、水灾、饥荒、瘟疫，尤其是太平与回民两场大乱，今日的人口大概要加一倍，因为世上没有哪个民族有这样能生养。

嘉庆死于一八二〇年，他的儿子道光继位。一八二八年，因一桩海盗的案子，中国允准法国在广州设立领事以作补偿。与广州的通商，多年来都是经由一个叫作“行”的中国商人公会居间办理，这公会对官府负责。官府从这个组织里得了许多好处，尤其是征收关税的人，得的私利极大。一八五三年东印度公司的专利被废止之后，律劳卑勋爵被派到广州保护英国的利益。总督把他的国书退了回去，表示愿意与一个商人的公司打交道，却不肯承认一个不以进贡之邦的身分前来的国家的代表。官府下令中国人断绝与外国人的一切商务往来；律劳卑勋爵退到澳门，使命未成而死在那里。一八三七年，因欧洲商人经由中国的行商递上禀帖，一位新的管事人义律上校获准留在广州，管束商人与水手。

其时中国的出口还不甚要紧，而因为鸦片的进口，贸易的顺差大大偏向欧洲人一边；凡不能以货物抵付的债项，中国人只得以白银偿付。一八三三年呈给皇帝的一份奏报显示：十一年之间，将近六千万两白银——在当时是一笔骇人的巨款——流出了帝国。中国人虽不善治经济之学，这一条断语却没有错：照这样下去，国家不久便要穷了；因为这一大笔银子，换回来的既没有什么效劳，国中也没有留下别的货物，只留下鸦片这一味害人的药。

一八三七年，翰林院的掌院提醒皇帝：若每年有一千万两流出国外，国家不久便要破产。《京报》上刊出许多奏折，最后议定：要除此害，唯一的办法是从根上下手——驱逐外国人，并销毁一切搜得到的鸦片。义律上校于是也退往澳门；英国人做了一次徒劳的海上示威；局面一直不曾变动，直到那场被误称为“鸦片战争”的战争爆发。

我们说它被误称，是因为如前所见，祸根出在中国银钱外流这桩叫人不安的事上；而从官方的文件里可以看出：英国并不曾谋求庇护鸦片的买卖，甚至在议和的条约里连提都没提到它。此后吸食鸦片被禁，犯禁的人就在欧洲人的货栈门前处决。义律上校发过一道通告，声明：中国方面若认为查抄鸦片是正当的，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会加以干预。

中国派了一位钦差大臣林前往广州禁绝鸦片贸易。义律上校经由英国商人向这位钦差交出鸦片两万零二百九十一箱；这些鸦片和进石灰与盐水，趁退潮时倒进海里。岸上派了人看守，不许有人捞取分毫；有个本地人想捞一点儿，当场被斩了首。

林接着颁下告示，严刑禁止鸦片的买卖，并开列了一份英国商人的名单，打算把这条法令用在他们身上。为了止住白银的外流，他下令：凡进广州口岸的船，运进多少英国货，便须运走等值的中国货。英国方面的管事人于是又一次退往澳门。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着，直到一桩事情把危机催发。有个中国人在与几个英国水手争闹中被打死，林要把凶犯交出来法办。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其后又有一次与海盗的遭遇，一个英国人受了伤，使人觉得中国官府为了替被杀的中国人报仇而与海盗通谋。与此同时，林号召百姓拿起武器驱逐外国人，并且下令不许供给这些可恨的闯入者以粮食。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两艘英国兵船遇上一支中国船队，向它进攻，把它打散了。随即下了一道上谕，命将外国人尽行驱逐，断绝对外通商。

此后的战事，我们没有篇幅细说；这里只记下一种做法——欧洲人与中国人的一切交涉中都见得到的做法：一面议和，一面用兵，两下同时并进，好让中国方面一旦在武力上得手，便可以把已经许出去的重大权益收回。于是，香港由中国大臣琦善割让给英国，赔款也由他许下；而与此同时，皇帝却从帝国各处调兵，并在一道上谕里说：那些悖逆的外国人就要把他们的头目解到北京，听候按律处置了。战事以广州的陷落、舟山群岛与扬子江三角洲的被占而告终。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订立了《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给英国人取得的，除别的之外，有赔款两千一百万元、香港的永久割让，以及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口的开放。换约之时，英国公使璞鼎查爵士声明：他的政府绝不庇护鸦片贸易；他并请中国官府采取必要的办法防止走私。可是走私仍旧大规模地进行，而且有英国商人相助；中国人始终不能明白：一个不赞成这项非法买卖的政府，怎么会管不住自己的臣民不去做它。

道光死于一八五〇年，把帝位留给他的第四子咸丰。一八五六年，有一个中国人认出一条挂英国旗的船上有个水手是海盗，经他指告，那船在广州口岸被搜查。船被中国方面扣下，英国旗被扯了下来；这是直接违犯《南京条约》，因为条约订明：遇有争端，须由英国领事出面。中国人对领事巴夏礼的抗议的答复，是放火烧了外国人的住所，在香港屠杀了邮船上的水手，并把死者的头颅拿到附近村庄里去传示。英国舰队再度夺取了炮台，但从欧洲派来相助的团队被留在印度镇压印度土兵的变乱，直到一八五八年英国人才再次攻下广州，并擒住了那位顽固的总督叶名琛。在他的衙门里搜出了《南京条约》——这一件事说明：皇帝从来不曾知道许给外国人的权益有多大。

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马赖神甫被擒受难。为了索取这件事的补偿，法国在广州被轰击之后立即与英国结了盟。法国的葛罗男爵带船十一艘，英国的额尔金勋爵带船十五艘，俄国的普提雅廷伯爵带船一艘，美国的列卫廉先生带船两艘，一齐出现在白河口外，要求觐见皇帝，被拒绝了。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日，联军攻取了大沽炮台；六月里签订了第一次《天津条约》。

这个条约订立了税则，并第一次把鸦片贸易合法化：每箱抽税三十两。一八五九年三月，葛罗男爵与额尔金勋爵离开中国，委托布尔布隆先生与卜鲁斯爵士料理换约之事。下个月，《京报》郑重宣告：夷人遁走了。一八五九年六月，十八艘英法船只护送两国的代表到白河口。他们发现河口被拦断，想强行通过时遭到攻击而被击退。淹死了三名炮兵，伤残四百七十四人，其中八名是军官，还有一位是英国的水师提督。

法国与英国不能咽下这样的侮辱。于是决定再派一支远征军：计二百艘船，载英军一万人，由格兰特将军统带，法军三千人，由孟托班将军统带。炮台很快被攻下。英国人从香港带来一个由欧洲人训练的中国团，打得很勇。联军不久占了天津，开始向北京进发。中国方面一个接一个地派使者来阻他们前进，可是没有一个是有权与敌方议约的；显而易见，皇帝不过是想拖延时日。末了，皇帝的一位侄子表示他有权议定条件；对方便告诉他：条约只能在北京城墙底下的通州订立。

英法两国的代表团随即前往；议了五个钟头，定妥了九月十八日在通州与中国的委员会晤。代表团回到联军那里去报告议定的办法时，发现那地方已被一支中国大军占住，他们便做了俘虏。沙诺瓦上尉——后来升了将军——脱身逃出，其余的人多半被处死，连领事巴夏礼在内，死法五花八门，无一不残酷得难以想象。杜吕克神甫与英国炮兵上尉布拉巴宗的尸身被狗吃了。被擒的十三个法国人，中国方面在圆明园被攻取之后只交还了六个——而且是何等模样的六个！

九月十八日，中国人在张家湾战败；九月二十一日，又在八里桥战败。联军探知残军已在圆明园内重整，便决意进园攻打。法国人先到。炮兵军官德皮纳先生与海军少尉维维农先生攀上了墙，孤身抵住几个鞑靼人的进攻，受了重伤。同伴们赶来相助，园门不久便打开了。可惜没有人想到派一队骑兵绕墙抄到后面去，于是皇帝带着他的女眷和宦官，顺着通往蒙古热河的路逃掉了。联军随即抢掠这座宫苑。无价的珍宝——历代累积的收藏——堆满了一间间巨大的殿堂。这些东西被肆意夺去，绣工厚重的丝绸被当作口袋，用来盛装劫得的财物。

额尔金勋爵得知那些在通州被诱杀的人的下场之后，下令烧掉这座宫苑；孟托班将军不肯让自己的兵参与这场毁坏，也拦不住。宫中的藏书楼被毁，中国的抢掠者又烧掉十一座宫殿，把这事做完。这些宫殿有多美，从残迹上还想象得出；其中一座是纯粹路易十五式的精品。

十月九日，联军在北京城下扎营，把炮架到离宫城很近的地方。皇帝的兄弟恭亲王留在城中与联军交涉，可是他吓得没了主意，不知如何决断。到十月十五日，他终于开了城门。二十四日与英国订了新约，二十五日与法国订了新约。这些条约中最要紧的一条，也是最伤中国人自尊的一条，是各国的公使从此驻在北京——这些公使日甚一日地向守旧的中国人逼进一个道理：必须以平等之礼与他们相待。

在中国这样与外国的势力较量的整段时间里，太平之乱正在她境内燃烧。一八五〇年，中国的各秘密会社鼓动起种种事变。终于有一个失意的读书人洪秀全，做了一伙起事者的首领，称“天王”。他曾受过新教的教诲，虽然并未皈依这个信仰，却大量地引用圣经里的话；据说他的旗上以十字为记。可以确定的是：在一些传教士眼里，他被看作命中注定要使基督教在中国得胜的人。教过他的那位传教士到南京去投他，不久便看清了这人的真面目，不再受骗了。

天王夺取了扬子江三角洲之后，在南京立住脚，把城中的守军屠戮一尽，连满洲兵的妻儿也不放过。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向北京进发，一直到了天津城下。他们屡屡耽搁，救了京城。一八五五年，派往北边的这支入犯之军消散了。英国人派了一艘兵船，船上载着文翰爵士，去与太平军的首领会谈。天王对英国人所提条件的答复表明：把中国看作万国之首的，并不只是北京。

文翰爵士和他的译员密迪乐见到天王时，他身边是一群姬妾，服侍他的都是女子。从他占据南京起，直到一八六五年败亡，他从来不曾在自己的军前露过面。他过的是游惰淫佚的日子，而他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忠王——此人才具与精力都非同寻常——却四处转战。

这场变乱的首领，把“王”的封号加在他那些出身农夫的部属头上。中国将领们的极度无能，加上他们彼此倾轧，使这伙盗匪得以蹂躏地方、造下最惨的暴行，前后将近十五年。

正是在这场乱事之中，一八五三年四月，上海组成了义勇队。三合会这个秘密会社起事，把上海县城落到了乱党手里。官军围攻不下。法国的海军提督拉盖尔拨了四百名水兵去助他们。城墙被轰开一个缺口，乱党却退进屋子里放枪，把攻城的人逼了回去，水兵死伤六十名。围困继续下去，乱党终于在一次拚死的突围中被歼灭。直到一八六〇年，皇帝年幼时摄政的恭亲王，才从英国公使口中得知这场乱事的真相——在此之前，中国的将领们发出的一份份捷报把实情遮掩住了。这一件事，是中国吏治败坏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拿官军的饷组织了一队欧洲人的志愿兵。这一队成了后来由戈登上校统带的英中军队的种子，取了一个自负的名号，叫“常胜军”。这支军队明明白白地表示：本地人只要训练得好、统带得好，是有极过硬的军人品质的——因为这场乱事到底是靠他们才荡平的。法中的一支队伍也参与了这场战事。

戈登原是工程队的上尉，曾在三角洲一带做测绘之事。他对这一带地方了如指掌，等到他统带英中军队时，这一点给了他无穷的用处。他的将才与临事的沉着，使他在本地兵中间极有威望；他领着他们打赢了许多硬仗，而在败仗里他们也不离弃他。苏州攻下之后，他呈递了辞呈：他不愿担那处死九名降将的干系——这九人的性命本已许下不杀，却奉李鸿章之命被处决了。李鸿章的说法是：他们到他面前时头没有剃，说话的口气又倨傲。

朝廷因他的功劳，许他一个高位并赏银一万两，他两样都不受。不过他后来仍回到军中，把他的事做完；等他最后引退之时，太平军手里只剩下南京一城了。官军用四万磅火药的地雷，把这城的城墙轰开一个缺口。天王于是吞金自尽。

在这一切进行之时，咸丰皇帝一直留在热河，周围都是守旧的人，他在那里想着雪耻的法子。他于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在那里。他指定儿子祺祥继位，并从最顽固的守旧之人中选了几位作为辅政大臣。到那年十一月初一，少年皇帝进京之时，恭亲王得皇帝生母与皇太后的允准，把那几位辅政大臣拿了起来，赐以白绫。祺祥的年号改成了同治。

一八五六年，云南省爆发了回民之乱，起因是与汉人争执，而官府偏袒汉人。这场乱事打了十七年，直到一八七三年才平定，云南从此人烟凋敝、满目疮痍。一八七〇年发生了前文别处提到过的屠杀仁爱会修女之事。十位修女实实在在地被撕成了碎块。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领事馆的参赞西蒙先生、法国使馆的参赞托马松先生及其夫人，还有一对年轻的俄国夫妇，也都被杀了。官府向俄国公使解释说：他们以为那两个年轻的俄国人是法国人。所得到的补偿，只有一笔赔款，和一八九七年才姗姗来迟地重建那座被烧的教堂；而那位怂恿凶手的鞑靼将军，倒在一八九七年得了身后的褒荣。

同治死于天花，时在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他的侄儿、即今上，其时才三岁，被立在帝位上，年号光绪。恭亲王做了首辅，咸丰的遗孀皇太后与少年皇帝的生母一同摄政。后者死于一八九五年，局面便由皇太后一人做主了。同治的遗孀阿鲁特皇后，则在一种神秘的情形下不见了。

法国在安南与东京建立保护之权，就在这一朝。一八八四年，恭亲王被剥去一切权柄，李鸿章开始了他那贻害无穷的事业。不久，对日本的战争便来证明：欧洲人给中国人的教训，一点没有起作用。他们被发现同《天津条约》之后一样毫无准备——尽管为军械与海军的装备已经付出了极大的款项。平壤一战，中国人折了五百人便投降；鸭绿江的海战，更显出他们军官的无能，简直叫人难以置信。旅顺是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它的工事花掉了政府三千万元，攻取它，日本方面只死了十八人、伤了二百五十人。要塞中所藏的三百尊大炮、两千五百万发炮弹、三千四百万发枪弹，可以说未曾交一次手，便落入敌人之手。

唯一略有几分体面的抵抗，是丁提督在威海卫做的（这位提督一出海便要病）；自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到二月九日，他守住此地，抵御日本的舰队。陆上的同僚却把炮台献给了日本人——那时日本人因道路难行，连炮都没有带来。夺得炮台之后，他们便掉转炮口打那支舰队。其余的事是众所周知的：《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出面干涉，为中国保住辽东半岛；而作为这番效劳的报偿，旅顺让给了俄国，胶州湾让给了德国，威海卫让给了英国，广州湾让给了法国。

一八九八年年初，中国政府仿效西方各国的样子，试着变法。所拟的办法既关涉各省的税收，又要变更科举取士的条件，正与官吏们的财路直接相冲。另一条变法的办法，触动的是中枢的大员。他们最看重的特权之一，便是拆看呈给皇帝的奏折，并决定这些奏折该不该递上去。光绪想知道自己帝国之内究竟出了些什么事，便下令：一切奏折收到之后，须直接、立即呈给他本人。他又谕令各省的总督巡抚用电报把辖境内的事奏闻。他还奖励修筑铁路，好让国中各处的往来更快捷、更周全。所有这些办法都激起了官吏们的切齿之恨——他们看出：自己的搜刮与欺压一旦让皇帝知道，便是身败名裂。他们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同盟，就是皇太后；限制这位鼓吹如此危险之举的年轻改革者的权柄，于她正合适。

所有这些事，到一九〇〇年终于酿成另一个会社——义和团——的起事。这事的起因表面上有许多条，根子上却只有一条大的：对外国人、对外国势力、对外国新事物的仇恨。百姓被人教着相信：只消齐心合力奋力一举，便可以把“西洋鬼子”永远赶出去，此后自管照自己的法子过日子，不受外人的干涉。

这场祸事酝酿了好几年，侨居的外国人也几次三番被人警告过有危险，却好像没有人当真把它放在心上，直到祸事发作、几千条无辜的性命被断送。起事的近因是明摆着的。头一条，是教士这个叫人头疼的问题——这个题目前文已详细说过。其次，强加在这帝国头上的种种政治上的屈辱，又是一条不满的缘由。这是外国人第一次在帝国本土之内占据中国的土地。这样下去究竟到何处为止？本地人不安地这样问自己。德国人毫无手续便占了胶州湾，尤其叫人恼火。德国兵此后的行径更添了这份恼恨：他们待邻近一省的居民极其残暴，烧过、炸过整村整村的地方。义和团的大本营设在山东省城，德国领事在北京被杀，都不是偶然的。说来也怪，布尔战争初起时布尔人战胜英国人的事，对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影响。一位就近观察时局的英国传教士对笔者断言：正是布尔人的榜样，促成了北京到天津之间铁路的有计划的毁坏。一九〇〇年的春天，国之北部闹旱。直隶、山西、陕西、甘肃诸省的田地都种不下去。迷信的本地人把这看作外国人作祟的凭据：掌管风雨的神明，因朝廷把种种权益许给外国人而动了怒。许多省里贴出了大量的揭帖。有一张上说：天主教与耶稣教不敬佛门，因而触怒天地，从此再不会有雨云降临大地。它接着说：“天兵八百万即将下凡，扫尽洋人，廓清帝国。洋人一日不灭，雨一日不来。”这样的揭帖在中国一多，祸事的日子便离得不远了。

煽动的人也在百姓中间忙碌着，说外国人在井里下了毒，说铁路上的工人被扔进滚水的大锅——因为要用他们的油来润火车的轮子、要用他们的眼珠来点电灯。听了这些人的号令，凡是欧洲的东西一概被禁绝：不许再点煤油——那是该诅咒的灯火；不许再用俄国的钱——那是鬼子的钱；不许再与野蛮人讲什么折中！

官吏们用尽一切力量怂恿这些举动，起事不久就遍地皆是了。软弱而孤立的人，自然最先做了这股民愤的牺牲品：传教士、教民，以及在内地的测绘队与探矿队，都是最先倒下的。这场风潮不久便蔓延到北京，那富贵权势之所在。京中被围之事，大家都知道。所毁坏的极多，有些——譬如翰林院连同它那珍贵的藏书楼被毁——是无法弥补的。德国领事克林德男爵在往总理衙门去的路上，被一个佩着官员标记的中国人所杀。这件事使北京的各国公使确信战事已迫在眉睫，他们立刻着手加固自己的据点，以便支撑到救兵到来。幸而他们中有几位当过兵：窦纳乐爵士曾在英国的团队里当差，康格先生在南北战争时做过伊利诺伊州一支队伍的上尉与少校。在这危急万分的关头，他们出力极大。

将近六十天里，这一小队守军连同依附他们的本地人，得抵挡围攻的人。当时的记载，特别提到北堂的樊国梁主教的英勇——北堂是一座天主教的大堂，离使馆两英里，在内城中部偏北。这座教堂因为塔尖太高，一向被认为妨碍这一带的风水。

如今它成了攻打的目标，却不曾受大伤。附近一所育婴堂就没有这样的运气：有人在其中一所房子底下引爆了一个极大的地雷，炸死一百二十名本地教民，其中四十八个是孩子。整个被围期间，主教与外界完全不通消息，他的得救近乎奇迹。

与此同时，外国的军队迅速集结，开来解围。据说皇太后与她的随从是在救兵到达前一刻才离城的；又据说围攻者的一切调度，都出自官军统帅荣禄之手。这就证明：这场风潮是政府所支持的，也是那位严厉的老太后本人所支持的。

威尔逊将军在他论中国的书里，对这一点作了有趣的佐证：

“似乎已无余地可以怀疑：皇太后、诸位亲王、许多大员、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人，以及经制之师的统兵大将，与义和团是完全联成一气的，意在杀尽本地的教民、各宗派的传教士、外国的商人与实业家，最后杀尽各缔约国的外交代表。同样可以断定的是：主持其事的人所以极力推动这场风潮，是因为他们指望并深信，它必能使每一个外国人或死于中国，或被逐出帝国的疆界。中国各派势力之间这个邪恶的联合，是在其失败已成定局之势时才露出瓦解的迹象的；而这一刻，直到从日本、马尼拉、美国、交趾支那、印度、南非、德国、意大利与俄国集结起来的救援之师会齐于大沽、并开始向天津与北京胜利进军之时，才算到来。”

等到看明白驱逐外国人的风潮已告失败，直隶总督李鸿章便以强硬的手腕着手恢复秩序。不多时，中国东北一带的武装抵抗便全都止息了。

论者对中国的将来，看法极不相同。它作为一个国家能否保住完整，会不会被欧洲各国瓜分，还是会与日本联手结成一个强大的亚洲之国、足以抵挡西方世界的攻击——这些都要留给往后的几个世纪去决定。日本在新近对俄国的战争中获胜，中国的问题也许会呈现出一副全然意想不到的面目。

皇太后的死，也许会引出一连串影响深远的事变。在她七十年机诈而多事的生涯的暮色里，这位有权势的女主似乎终于在见识与心地上都开阔起来了。她已渐渐更看重较高的文明，尤其是在英国与美国所体现的那一种。就在不久以前，西方人听到一个消息而吃惊：中国已在日内瓦公约上签了字；而这位与远东目下这场大战的爆发间接大有关系的太后，捐银十万两，办起了中国的红十字会。

同大多数登上宝座的人一样，这位太后有足够多的名号来标明她的尊位——共有九个；不过人们只简单地叫她慈禧。她自称是个改革者，有她自己的一套；但她请世人记住：她所要改革的，不只是宫里的亲族与随从，还有三万万左右的臣民，而这些人多半把“革新”与“邪恶”看作同义之词。人们可以怀疑她自称改革的诚意，她以铁腕治国的本事却是不容怀疑的。回看五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这个庞大的帝国屡遭重击而仍能不散，实在叫人诧异。它没有散，便是这位不寻常的女人的精力与铁腕的一座纪念碑。

这篇中国史的概略，以这位太后一生的记述作结，是很相宜的。一般的印象以为慈禧的父母出身最下等，这是不确的。她的父亲是一位满洲贵人，一度在北京做过要紧的官。后来家运不济，他辗转各处，末了到了广州，几乎一无所有。可是他的两个孩子却注定要成就大事——儿子做到中国军中的提督，女儿则登上中国的帝位，在孤高的尊荣中统治世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在他的家运最低的时候，这位父亲把他那健康而俊秀的女儿，以五十两银子卖给了一位与皇室远房沾亲的提督。几乎从她做婢女之初，她便深得新主人夫妇的看重。他们自己没有孩子，而照中国人的眼光，这女孩子生得格外动人。他们觉得她貌美、举止可爱、有才具、有心机。他们请了先生教她；她学了读书、写字、伦理、天文，以及别的女子的本事；不到十五岁，人们已把她看作广州最聪明、最叫人中意的少女之一。

一八五〇年，慈禧十六岁，中国的年轻皇帝颁下诏书，命凡满洲族的女子都到北京的皇宫去，听候挑选，以备充作君王的嫔妃。这少女读到这道诏书，费了许多口舌，说动她那对中国所谓的“养父母”，准她去应选。他们把她的名分从婢女改为养女，照满洲贵人之女的样子给她打扮起来，送她到北京。在当时的皇太后——挑选的裁判者——面前走过的六百多个女子里，只取中了十个，慈禧便在其中。

这是极了不起的一跃——头一天还是个婢女，第二天已列在国中最尊贵的女子之间。这精明的女子并不让得意冲昏了她的判断。她着手筹划，要博得皇帝的欢心。进宫五年之后，她为皇帝生下了继承皇位的人——皇后是没有儿子的——从此她的势头便无人可及了。然而她仍旧对皇后曲意奉承，待地位低的嫔妃格外体贴，从不仗着自己的尊位自恃。靠这套手段，她把所有人都征服了。皇族中人、朝中的贵人、帝国的大员，到时候都一一落入她的掌握；他们成了她意志的工具，成了她为取得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而下的这盘精明棋局上的棋子。

她涉足政术之场、并因国策问题而与别的能人第一次冲突，是在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之后。怡亲王与一位名叫肃顺的大臣，极力反对向“洋鬼子”让步。慈禧恨外国人并不比他们少，却比他们明智，主张和缓。双方为争取皇帝的听信，展开了一场大较量。慈禧和她的同党虽极力周旋，仍旧节节失利。正在这时候，皇帝忽然“因受了寒”而崩逝了。这“寒”得了人力多少相助，则没有记载。

将死的皇帝颁下遗诏，派怡亲王一党在他儿子年幼期间摄政；可是丧事过后没几天，北京却因一道上谕的出现而大哗——这道上谕据说代表那位其时才四岁的新君深思熟虑之意，所派的摄政者却是他的生母与正宫太后。另一党自然抗议，结果是怡亲王与另一位贵人蒙恩获准自缢，那位大臣则被刽子手砍了头。慈禧从此公然握住了政柄。

在与列强交涉上，这位善于谋算的太后很快就显出：她固然不愿意鲁莽地去侮辱、去挑衅，却也决没有让自己的国家被外国人蹂躏、被外国人摆布的意思。像蒲安臣被杀、天津天主教修女被屠这一类可痛的事，虽不能直接追到她身上，却是出自受她信任的人之手，而她对这些人的罪行处置得宽纵得可疑。她深信不疑——而且自幼所受的教诲就是如此：倘若“洋鬼子”闯进禁地、掌了国事的任何一分权，中国的政体必定要倒。

她的儿子同治到了该亲政的年纪，却成了个不中用的人。于是国之实际的元首与名义的元首之间，起了一段争斗。这位意志坚强的母亲，冷冷地把皇帝的谕旨中凡她不称意的一概搁在一边；不久，“天子”便“龙驭上宾”——照中国的说法，做了天上的客人。人们一向相信，慈禧在把儿子送往更高一层的活动之地这件事上，帮过天命的忙；虽然她与闻其事，从来不曾得到证实。

这位一意孤行的女人并不理会承继的法度，而是自己定了这一条。恭亲王的长子是合法的继承人，可是她的侄子、醇亲王的幼子更合她的意。一天夜里，这孩子从奶房里被抱了出来，安放在空着的帝位上。凡对这违法之举有异议的人，都忽然从人世间消失了。

自她丈夫死后，这位不寻常的东方女子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她所施展的大权，主要出于她天生的意志之力与治事之能。她一向机诈、狠毒、专横——这一点连仰慕她的人也无法否认。她是玩弄两面手段的大行家。多年前那场几乎危及世界和平、把成千外国人的性命置于险境、并把文明各国的联军匆匆引到北京来的义和团之乱，是她暗中挑起并培养的——不信这话的人极少。这件事几乎把她自己也断送了；可是在她看来，那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为达到心里想要的目的，她对手段从来不加顾忌。

然而，尽管她的公务生涯有这许多丑恶之处，人们仍不能不承认她那颗雄才之心的绝顶的力量。非得对中国的情形了如指掌，才能体会这位东方的叶卡捷琳娜所完成的这桩巨大的事业——把这个国家维系成一体，把欧洲各国挡在门外：这些国家一直不断地催逼变法，而变法有引发内战之虞，足以危及她的宝座。

这便是那个古怪的老妇人的故事。到了生命的暮色里，她似乎正在改变看法，她见识与心地的眼界似乎正在扩大。据说她那几位与帝位很近的侄孙——皇帝是没有子嗣的——将要受一番彻底的英国式的教育。近来她又鼓励皇族与贵族的年轻人到别国去游历，去领会西方进步的观念。她准许他们在欧美的大学里读完他们的学业。也许她觉得：中国在四围高墙之内走了几百年，所达到的文明之上，毕竟还有更高更好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