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论·下卷

一中国人的工艺

中国人在生活享受方面，以及在个人所能指望受到法律保护的安全程度方面，都胜过他们的近邻，这主要是以人民的勤劳为基础的。农业在各种劳动部门中居于首位，每年举行的亲耕典礼给予农业的尊荣，是出于对农业关系公众福利之重大的深切认识；这不仅是为了给人口提供稳定的粮食和劳力供应，也是为了以适度的赋税满足政府的需要，并且是出于长期的经验，即治理一个农业社会比治理一个商业社会或尚武社会要容易得多。尽管耕作受到鼓励，但仍有许多土地荒芜着，其中有些是全国最肥沃的土地；这部分是因为百姓没有排水改良、使之成为良田的技术和资本，部分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足够的收益前景来鼓励他们投入必要的开支，有时也是因为地方土匪的横行使偏僻地区不宜居住。

地产尽可能由宗族或家族持有，不实行限嗣继承，也少有过于庞大的地产。土地全部直接由朝廷授予持有，不承认任何自主地产；如果说封建时代曾有过中间领主，那么如今已不为人所知了。一般土地保有的条件，是缴纳每年的地税、转让时的契税，以及代替为政府服劳役的一笔折银，这笔费用一般并入直接税之中，有点像兵役免除税。土地所有者在县里登记姓名，领取一张「红契」，只要缴纳地税，便可保证其占有权。这笔税额根据土地的肥瘠、位置和用途而不同，从最好的土地每英亩一点五元，到贫瘠或山地的每英亩二三十分不等。由于转让或出售土地所征的税费很高，有时竟达售价的三分之一，百姓便相互接受白契，作为所有权和纳税责任的凭证。有时，多达二三十张这样的卖契附在原来的红契之后，没有红契，这些白契即使不是毫无价值，也是可疑的。为了让官府掌握土地转让的情况，以确保赋税的征收，习惯上要提供一张「契尾」，上面注明买卖条件和该产业应纳的税额。所有权不需要其他证明；这种转让方式的简便和有效，与西方各国所实行的繁琐规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必要时，各省当局会颁布修订的田土律例，一八四六年广州就曾这样做过。

祖传的产业及其上的房屋由长子继承，但他的兄弟们可以带着家眷继续住在上面，并把他们的份额永久传给他们的子女，或者也可以达成友好的协议；女儿从不继承，异姓的养子也不能继承。承典人必须实际占有该产业，并负责缴纳赋税；除非明确另有约定，原业主在三十年内随时可以付还原价赎回土地。律例第九十条至第一百条载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其中有些与希伯来人所确立的法律相似，目的也相似，即把土地保留在同一宗族或支派之内。圈占新近的冲积地，必须经官府知晓，但条件并不苛刻；对于荒芜的山坡和贫瘠的地块，在课税之前，给予充分的时间，让开垦所投入的资本得到回收。

如果考虑到他们的田地面积之小，中国人与其说是农夫，不如说是园丁。他们也不懂得许多使天然贫瘠的土壤变得肥沃、并以最低廉的代价通过适当施肥和轮作来保持天然肥力的方法；但他们以辛勤的劳动弥补了农具简陋的不足。他们的农具既少又简单，现在制作的大概与几百年前所用的相差无几。在松软的土地上，宽锄比任何其他工具用得都多；它那镶着铁刃的宽大木板的重量，增加了锄击的力量。锹、耙和镐用于菜园种植，犁和耙用于稻田耕作。犁除了镶铁刃的犁铧之外，全是木制的，犁铧平放，入土约五英寸。整个农具如此简单粗糙，使人觉得它的发明者是一个劳工，他厌倦了用锹翻地的劳苦，便叫牛来帮忙，把他的铲子绑在一根横木上——把牲口拴在一端，自己扶着另一端，他对这种减轻劳苦的办法如此满意，以至于从未想到要进一步改进它，最多不过把铲子磨尖成犁刀，把横木弯成犁辕和犁把而已。耙是一根粗重的木杆，装着一排结实的木齿，并配有一个框架来操纵它；或者是一个三角形的器械，装着几排铁齿，驾驭者站在上面，使它陷入泥浆之中。

水牛用于稻田耕作，黄牛和驴用于旱地耕作；马、骡、母牛和山羊也以各种方式为农夫效力，常常以最滑稽的组合套在一起。纽霍夫所描绘的一个人赶着他的妻子和他的驴套在同一张犁上的情景，太不像话了，在中国不会常见，尽管这一情景被一再重复、用来作比较，以至于人们几乎指望一上岸就看到一半的妇女套在挽具里。然而，在农场上使用杂七杂八的牲口组合这一点上，这个国家是否比得上德国和荷兰的某些地方，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钉马掌铺的布置，与欧洲各国的很相似，只是工具极其简单。把要钉掌的可怜牲口捆绑起来的方式，对于大多数劳累过度的马和骡来说，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小心。牲口被固定在一个架子上，几乎完全离开地面，同时一根绳子绞在它的鼻子上，用一根绞棍随意拧紧，以控制它最轻微的不驯。北方用铁掌；在很少用马的南方，马通常不钉掌，不过前蹄常常套上与蹄子相合的皮鞋。

除了能够引水灌溉的地方以外，稻田的整治需要一场早雨。稻种先要浸泡，等它开始膨胀时，便非常密地撒播在一小块施有液肥的秧田里。秧苗长到约六英寸高时，便移栽到大田里，这些大田原来是一片难看的沼泽，几天之内就变成了覆盖着勃勃生机的绿色的田野。劳工一手拿着秧苗，在泥里跋涉，每走一步就把五六根秧苗插进泥里，秧苗不需要进一步照料便会生根；六个人一天可以插两英亩秧，其中一两个人负责给其他人供应秧苗。用这种方式种一中国亩所需的稻种为三十七斤半，或三百三十磅——约合每英亩两蒲式耳半。产量平均为十倍。地租通常根据收成的多少来缴纳，地主缴纳赋税，佃户自备农具种子；租期为三年、四年或七年；条件根据土地的位置和好坏而不同。（从江苏省运往北京的漕米为六十九万六千吨，每吨六百四十斤，合九十七万四千四百担；浙江四十四万五千吨，合六十三万三千担；江西八万吨，合十一万二千担；湖北五万吨，合七万担；共计一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担。其中一八七五年由招商局运往天津的为六十二万六千九百担，由沙船运送的为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五百担。）

谷物不是撒播的，这便于根据需要锄地和除草。田里种两种作物，一种在另一种之后成熟；玉米和豆类、黍和芝麻、或高粱和南瓜就这样间种在一起。在松软的土壤中，犁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但在北方，常用的农具是一种刃部几乎成直角的宽锄。巴罗描述了一种在北方普遍使用的播种犁，它非常节省时间和种子。「它由两根平行的木杆组成，下端包着铁，用来开沟；这两根木杆装在轮子上；每根木杆上附有一个小斗，把种子漏到沟里，后面固定着一块横木，恰好擦过地面，把种子用土盖上。」这就是耧车。

人们所描述的梯田耕作之普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有关中国的错误印象是怎样从一些也许并非完全不正确、却因描述方式而传达了错误观念的记述中流行开来的。山坡开辟成梯田，主要是为了种稻，或者是为了保持本来会被冲走的土壤；这就使梯田一般说来只限于南方和东方各省。广东和福建的大多数山地，除了山脚附近以外，都不适于耕犁，而在北方，为了种一季棉花、小麦或小米，没有必要花大本钱去修梯田。在修筑梯田上花费了大量的劳力，许多原本无用的山坡因此变得有收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每座山都被切割成一块块的田，也不意味着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花园。梯田在古代巴勒斯坦的农业中，大概比在中国更为重要。黄土地区的天然梯田，以及它们非凡的便利和肥沃，已在前面一章中提到过。不过应当记住，这种梯田在长江以南是没有的。

农夫的聪明才智，在他为保证稻田供水而采用的各种方法中表现得很充分。有些地方在平地上挖池塘作为蓄雨的水库，需要时用桔槔从中汲水。也有由两个人用绳子提着一只桶，以摆动的动作迅速地把水从池中舀到小沟里的，这样汲水也很快。一种受人喜爱的办法，是利用一条天然的小溪，把它从一块田引到另一块田，直到灌溉了整个山坡。在有这种用水便利的地方，梯田耕作最为发达，尤其是在大城市附近，那里对粮食的需求使耕种者的劳动有可靠的报偿。这样分成一级级小台阶的山坡，景色是美丽的；每块田都由一道田埂隔开，田埂兼作篱笆、小路和堤坝三种用途，溪水在田埂旁潺潺流淌，令人神清气爽，主人要它流向哪里，它就流向哪里。这种原始的山地灌溉方法，在中国比在瑞士实行得完善得多，而一般旅行者对瑞士的这种灌溉更为熟悉。在中国，很少把水浪费在草地上。第一次考察这些沼泽般的小田的人，会惊讶于它们为昆虫、软体动物、蛇和鸟类所提供的食物之多。

人们还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水车来帮助这项劳动，有的用牲口拉，有的靠人力，还有的由它所提升的水流本身推动。最后一种在湘江、赣江、闽江及其支流的两岸非常普遍，凡是河岸便于安装的地方都有。高大的竹制水轮，牢固地装在岸上的轮轴上，或装在打入河床的柱子上，配有水筒，庄严地转动着，每天把它们汲取的二三百吨水倾入装在高出水面二三十英尺处的水槽里。这就是筒车。另一种是箱形水槽，里面装着一根由两个人踩踏板转动的轮轴，是一种比较笨拙的装置，用于提升不高的地方；一串刮板绕着两根轮轴、尽可能紧贴地在槽里运转，把水以均匀的水流提升十到十二英尺。这就是龙骨车。

在南方和东方各省，凡是能用船的地方，很少使用牲口拉的车辆，运输靠人力；农具和从田里收获的谷物都由劳工背着。在广州附近，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耕田的人干完活后，把水牛放开，自己扛起犁、耙

和锄头，连同挽具，一起扛回家去。只有渡过长江往北走时，才会遇到成群的驮畜驮运货物和粮食；在那里，道路上也挤满了坐车的人和推独轮车的人。在大平原上，顺风时独轮车上还会扯起一面帆，帮助推车人在平坦的路上推行。

中国人施肥施在作物上，而不是施在土地上，无论是种子还是正在生长的庄稼都是如此。把粪便与泥土混合、晒干制成粪饼，为大批的人提供了生计，他们不分时辰地挑着令人作呕的担子穿过狭窄的城市街道。路旁挖着粪坑，街上放着粪桶，住宅之间设有茅厕，其中的东西用船和桶运走；但是，知道这些东西迟早会被运到市场上出售，对于天上清新空气的这种不断污染，只是一点小小的补偿。科学也许终有一天会弄清，怎样才能获得这项必要工作的好处，而不必像在中国人中间那样令人作呕地暴露在外。除了粪池的这一主要成分之外，其他物质也被勤奋地收集起来，如理发铺里的头发、燃放过的爆竹和街上的垃圾、厨房和旧建筑中的石灰和灰泥、烟灰、骨头、鱼和动物的残骸、运河和池塘底的淤泥，以及各种各样的粪便。在江苏，冬天在稻田里起的垄上种一种小叶的苜蓿，春天把它们拔起撒在田里，与稻茬一起耕耙进湿润的土壤里，它们的腐烂为秧苗提供了大量的氨。人们还把植物废料收集起来，用草皮盖上，然后慢慢地焚烧；剩下的是一种肥沃的黑土，在播种时就撒在种子上。花生、豆子、乌桕、茶籽和菜籽等榨油后剩下的渣滓，与泥土混合制成饼，卖给农民。辽东所产的豆饼，就这样为汕头的棉农和蔗农提供了一种肥沃的混合肥料。

成熟的谷物用钩刀和镰刀收割，或连根拔起；在人手如此充足的地方，长柄大镰、割草机和带架镰刀都是没有人知道的。稻草被做成扫帚；稻谷在一只一边围着帘子的桶边上摔打脱粒，或者捆成束运走堆垛。广州附近的打谷场是用沙和石灰的混合物，在一个用矮墙围起来的倾斜地面上充分夯实而成的；最后一层加一点水泥，使它不透雨水；只要保养得当，可以用好多年，全村的人都用它来打稻子、豌豆、芥菜籽、萝卜籽和其他种子，或者用不钉掌的牛踩，或者用连枷打。在有霜雪的地方，打谷场每季都需要修整；每个农户通常都有自己的打谷场。

在需要中国人注意的作物中，粮食作物占了如此大的比例，以至于除了麻、蓝靛、棉花、蚕丝和茶叶之外，为制造业而种植的作物都是很不重要的。主要的产棉区是长江流域，白棉和黄棉在那里并排生长。所用的肥料是从运河里挖出的淤泥，与草木灰一起撒在耕过的田里，约在四月二十日播种。种子发芽后播种，每穴五六粒，下种时用灰擦过，必要时间苗。冬季作物收获以后，棉田很容易整治好，以便种植棉苗，棉苗在生长期间要精心照料、间苗、锄地和除草，直到八月间开始开花。当棉桃开始成熟裂开时，种棉人在它们掉落之前把它们收集起来，清除棉花中的棉籽和棉壳。人们仔细地观察天气，因为夏天干旱或秋天多雨都同样不利，而且由于棉桃从八月到十月陆续成熟，收成部分受损是常有的事。棉籽用一个转动两根辊子的轮子分离出来，每个农户把棉花卖给城镇里的商人。有一部分他留着在家里织布；纺车和织机是农民家中常见的家具。每个省都种棉花，大部分就在当地使用。北京周围的棉株还不到一英尺高；棉桃大都被清理出来用作絮棉，而木质的棉秆则给穷人提供燃料。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对这种作物的种植作了详尽的说明，这种作物的全部收成使帝国的千百万人有衣可穿，而不必依赖任何别的国家。

麻在梅岭以北大量种植，福建也有；用葛做的夏布用来做夏季的衣服。有四种植物所产的纤维可以织成以这个名称为人所知的布，即：广州的大麻；苎麻，一种荨麻；直隶的苘麻；以及红麻。染蓝色所用的染料来自两种植物，南方的蓼蓝，以及在上海和舟山种植的「靛青」即菘蓝。在北方各省，桑树作为遮荫树和果树种植，在那里它长成一种五十英尺高的美丽树木；在其他地方，由于桑叶的大量消耗，种桑成为产丝省份的一项重要劳动。有些种桑人让桑树长到自然的高度，另一些人则把它砍低，以增加枝条和桑叶的产量。在浙江，一月份把桑树砍截，去掉无用的枝条，只留下外侧的枝条，把它们修剪成两三个尖头，以迫使桑树向外伸展。桑树成行种植，行距十二英尺或更宽，株距为行距的一半，并且与相邻一行的空隙相对；行间种豆类或蔬菜。桑树用种子和根蘖繁殖，但由于不断被采叶，很快就失去活力，这时便把它们连根拔掉，换上新的幼苗。

甘蔗只是南方和东南方的作物。它的名称「蔗」是一个本来就有的字，这支持了甘蔗原产于中国的看法，同样的论据也适用于小麦、麻、桑、茶以及一些常见的水果，如李、梨和橙。甘蔗在机器里压榨，蔗汁熬成糖，或者煮开后在街上叫卖，供百姓饮用。糖寮的榨车只是两个直立的圆柱，甘蔗在它们转动时送进去，蔗汁流入池中；然后熬浓，送到糖房去经过必要的工序，使之适合上市；这种粗糙的制造方法损失很大。

许多植物是为了取油而种植的，油用于工艺或烹饪。大戟科油桐属的两三个品种以及麻风树的种子被收集起来，压榨出一种油，用来调和漆和颜料，或涂在船上以防船蛆和其他虫害。这种油进入人体是有害的，但对使用或压榨它的人似乎并无伤害。乌桕树生长在东部各省；这是一种美丽的树，其形状和叶子像白杨，可以成为任何国家遮荫树种中的一个有价值的品种。美国驻上海领事德尼先生最近把一批乌桕种子寄到加利福尼亚，那里正在努力试种。这种树已为了取其木材而引进印度。它的种子像常春藤的浆果一样成簇生长，十一月间采收；成熟时蒴果裂开，脱落后露出两三颗种子，外面包着一层纯净坚硬的白色桕脂。要制取桕脂时，把种子从果梗上摘下，放进一个底部有孔的敞口木桶里，在沸水上充分蒸。十到十五分钟后，包在种子外面的桕脂变软，便把它们倒进石臼里用木槌轻轻捣打，使桕脂脱落。然后把全部东西放在热筛上筛，桕脂便与种子分开，不过里面还夹着包在种子外面的褐色种皮，看上去很脏。这种状态的桕脂被装进一个草编的圆筒里，或者放在用铁箍箍在一起的一层层稻草上，在一台简陋的榨床上加压，桕脂便以半流体的状态清清地流出来，很快凝结成块。用它做的蜡烛在热天会变软，有时要在彩色的蜡里蘸一下，给它加一层外壳。一百三十三磅种子可以得到约四五十磅桕脂。

花卉园艺和树木栽培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其提倡者的努力，是为了造出一些奇特或古怪的东西，而不是为了改良果实的品质或增加花朵的数量。繁殖植株的一种常用方法，是把茎劈开一道口，在茎的周围绑上湿土，把劈开的部分的一半埋在湿土里，直到生根，然后把整个一截剪下来。这就是高压法。使树木矮化或迫使它们长成奇形怪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刺柏、柏树、松树、榆树、竹子、桃树、李树和榆叶梅被选来做这种盆景；刺柏被整形成鹿或其他动物、宝塔等形状，逼真得出奇，还要加上眼睛、舌头或其他部分，以使它更加相像。这种做法的原理，在于通过限制供水、束缚根系，以及在枝条幼嫩柔软时把它们弯成所需的形状来阻滞树液的循环，然后把它们在盆中保持在这种被迫的姿势，剪去一切茁壮的新枝，直到大自然像在妇女被缠裹的小脚上那样放弃抗争，向人工屈服为止。这些东西，就像雕刻和绘画中类似的作品一样，表明了这个民族未经陶冶的趣味，他们欣赏奇异怪诞的东西甚于自然的东西。有些放在大瓦缸里的盆景，由竹子、花卉和矮树紧密地生长在一块假山石上，遮荫着缸里的水，金鱼在石缝间游来游去，这些都是中国艺术的优美典范。人们虽然不懂得水族箱的原理，却成功地把动物和植物的生命结合在这些家庭的雅致装饰之中。

每年一度的亲耕典礼起源很古。在北京，这一典礼是在先农坛用一张专门保存的装饰华丽的犁耕种籍田，皇帝扶犁耕三道垄，亲王耕五道，大臣耕九道。然而这些垄太短了，所以本朝的君主改变了古制，耕四道垄，然后再从地上折返。典礼结束后，皇帝和大臣们登上毗邻那块地的观耕台，一直待到整块地耕完为止。所收的麦子用于偶像崇拜的祭祀。由于参加者的身份，北京的这一典礼显得更加隆重，但京城的百姓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因为皇帝及其随从举行典礼时，他们是不许进入围墙之内的。全国所有的高级官员也都必须举行这一典礼，每年四月间举行，排场或大或小。

在各省，这一典礼的举行方式各不相同，由于有两个与农业有关的节日相距很近，往往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受重视。一个是每年的耕籍仪式，另一个日子更早的是「立春」即「春天的第一天」。那一天，每个城市的知府和他的属员们到城外指定的地点去，有鼓乐和一大队市民随行，抬着一头纸扎的水牛或黄牛穿过街道，这头纸牛连同同时祭拜的一尊神像，在有些地方被抬进他的衙门。在这里，把全部东西放在祭台上，在场的官员们绕着它走，用鞭子抽打这个偶像，然后放火把它烧掉，在场的百姓争抢残片。除了纸牛之外，还做一头泥牛，抬出东门，有时它还伴随着或腹中装着几百个小泥人；仪式结束后，把它打碎，人群把碎片和小泥人抢走，把碎末撒在自己的田里，希望以此确保好收成。这就是鞭春。

在宁波，这一仪式的主要特点是全体地方官员庄严地祭拜一头泥塑的水牛和一尊牧童的神像。然后知府耕一小块地，他和他的同僚们便散去，直到次日黎明再到另一座庙里聚会。在这里，「民之父母」们在神像面前行一连串的跪拜礼，并念诵祷文，其中有些人对这种崇拜毫无敬意，另一些人则也许表现出深深的虔敬。仪式一结束，便把泥牛抬出来，由全体官员组成的行列绕着它一再走过，按照信号击打牛身，最后在牛头上重重一击，结束仪式。人群随即冲上前去，把这个偶像撕成碎片，每个人都拿走一部分，撒在自己的田里。

各种各样捕鱼和养鱼的方法，与他们的农业操作一样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的巧思和技能。有些人估计，广州府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人口靠水为生，需要促使他们发明和尝试许多巧妙的捕鱼办法。用麻线织成的网，放在薯莨的溶液里煮过，以防腐烂。成群结队沿海作业的渔船两两出海，部分是为了船员能够互相救援和保护，但主要是为了合力拖网。在河流的浅水处，打下一排排粗大的木桩，把网系在上面，每次潮水涨落都要检查和更换。此外，照看这些网的人还在船上系着抄网或拖网，网上加了重物，使它沉下去，捕捞在水底觅食的鳎鱼、鳐鱼和其他鱼类。二十英尺见方的罾网悬挂在竿子上，由岸上的绞盘绞动一根缆绳使之升降；网眼上涂着蛋白作饵。

沿海的渔民形成了一个勤劳但颇为不安分的群体，当海盗、抢劫或上岸劫掠有更大的获利前景时，他们绝不把自己的事业局限于本业。他们的船不能再出海时，仍被认为可以在陆上使用，于是把整条船放在潮水达不到的石头地基上，改成住房，或者把船拆开来搭建简陋的棚屋。

人们大量训练鸬鹚在江河湖泊中捕鱼；它们会在一声信号下散开，然后衔着猎物回来，不过很少不采取套上颈圈的预防措施。一个船夫可以很容易地照管十二到十五只这种鸟，虽然水面上可能有几百只，但每一只都认得自己的主人。如果一只鸬鹚捉住了一条太重、它独自对付不了的鱼，另一只就会来帮忙，两只一起把鱼抬上船；但与那些弱小或幼小的鸟被毫不客气地抢走猎物的情形相比，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当几百只鸬鹚一起捕鱼时，场面极其热闹喧嚣。这些鸟本身用豆腐和鳝鱼或鱼来喂养。它们三岁时下蛋，蛋常常由家鸡孵化，雏鸟用鳝鱼血和碎肉喂养。夏季几个月它们不捕鱼。一对鸬鹚的价格从五元到八元不等。

贻贝用系在一根绳子上的圆筒形篓子捕捉，让篓子随潮水在近底处漂流。类似的捕捉陆蟹的笼子沿着稻田的边上放置，用干鱼作饵。当退潮留下

河岸露出干地时，船上的人便下船去蹚泥，或者一只脚踩在木板上撑着滑行，寻找栖息在淤泥里的东西。

在有月光的夜晚，一些低矮狭窄的小艇停泊在静水中，船舷上系着一块浮在水面上的宽白木板；月光照在木板上，受骗的鱼便跳到木板上或跳进船里；在有月光的夜晚，可以看到澳门附近有二三十条这种诱鱼船在从事这种捕鱼。有时一条装有踏板的船沿着岸边来回行驶，用木板敲击船底和船舷；受惊的鱼便被拖在船尾的网捕住。许多小船的船员联合起来，用拍水和击水的办法把鱼赶进他们的网里，或在涨潮时把鱼赶进河边的一个水塘里，用篱笆很容易把鱼拦在里面，等水退了再捞出来。潜水者在水下敲击木棍，把猎物赶进为它们设下的网里，或者当鱼被声音吓得躲进泥里时，用脚趾把它们夹住。无论是用飞蝇钓鱼还是用钩线垂钓，都不大流行；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钓具的精美，或者根据鱼的口味配制飞蝇所表现的学问，都不足以补偿其单调乏味和收获之少。

中国人就是用这些以及其他办法来捕捉鱼类的；当人们看到有多大一部分人靠吃什么、怎样生活时，听说中国的人口有多少百万，就像一年有多少天一样，也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对于那些习惯了西方各国的工厂和机器的人来说，他们所耗费的人力似乎是巨大的，但是，在中国也许没有什么事情会比过早地、轻率地引进节省劳力的机器造成更大的苦难。人口如此接近生产资料的限度，有时甚至超过它，以至于那些将要失业的人，由于不知道最好的谋生门路，又没有自谋生计的手段，在能够为他们提供救济和工作之前，就会受苦，并造成无法估量的苦难。例如，广州附近有六七个用人力锯木头的木场，但它们全部加起来锯出的木板，还不及一个带动三四把锯的水轮所锯出的多。然而，这些木场里雇用的二百人，如果在目前的状况下被解雇，即使他们不去捣毁他们的竞争者，恐怕也会半饥半饱；不过，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旦那些看到改良之优越的人确信改良有利可图，改良就会被引进。

中国人的机械工艺和工具，也具有前面在他们的农业中所说的那种简单性——仿佛发明的才能或改变一件东西的念头都随着发明者一同死去了，而由于他的后继者全无改动它的愿望，他的发明便得到了最好的专利保障。这种盲目的模仿在许多事情上都是他们的特点，但在机械和冶金方面，主要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所用材料的真正性质，而这种知识我们自己也只是在最近才熟悉的。在缺乏更好的样板的情况下，它造成了对一切改进的冷漠，这与他们一般的勤劳和对文学的爱好形成了奇怪的对照。设计的简单贯穿于一切操作之中，一件机械只要以最为人知的方式引导了操纵它的手的力量，或者帮助完成了令人厌倦的操作，就被认为已完全达到了目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用来帮助人力，而不是用来取代人力的。然而，它们虽然简单，其中有些却既有效又巧妙，不少还被做成可以兼作两三种用途。例如风箱，这是一个分成两个隔层的长方形箱子，上层有一个活塞和两个活门，把风压进下层，再从风嘴里送出去；走街串巷的补锅匠干活时把它当凳子坐，干完活又把它当工具箱；不过，它在所有这些用途上确实都不怎么得力。

在冶金技术方面，中国人只达到了中等水平，总的来说不如日本人。他们在其他一些部门进展甚少，也许可以归因于这一缺陷，因为那些部门没有特别尺寸或特别精密的工具是做不成的。铁、铅、铜和锌矿都有开采，不过采矿、选矿、冶炼和提纯金属的方法尚未得到充分的考察。黄金很少用来做首饰，但大量用于镀金；金线通常是进口的，金锭只作为金块为人所知。戈登先生发现，福建乡间的百姓完全不知道黄金的价值，因为他只能把西班牙金币当作一元一枚使出去，当地人从未见过这种金币。

中国人在金银器的镂刻、锤鍱和雕刻工艺——如篮子、名片盒、茶壶、梳子等——方面，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首饰也极好地展示了与他们的天才非常相称的精巧的累丝工艺。用金属丝编成镂空的花篮，外面镂刻着花朵，珐琅上各种各样的图案，并镶嵌着宝石，也许可以被看作本国金属工艺的杰作。

各地都用粗糙的方法制钢，但进口的外国钢正在逐渐提供更好的产品。这种金属所制成品的质量，最好地表现在用最坚硬的石头雕刻的装饰品上，这些雕刻在别处从未被超过。铁被铸成薄板和各种相当大的器械，但他们所铸造的最大的东西，即钟和大炮，与国外所生产的轴和蒸汽锤相比是很小的。熟铁主要打成日常生活所需的钉子、螺钉、铰链和小物件，不过它的质量非常好。中国人的「白铜」，是一种合金，含铜四十点四、锌二十五点四、镍三十一点六、铁二点六，偶尔还有少量的银；这些比例与德国银差不多。「据说在矿石状态时，把它研成粉末，与木炭屑混合，放在罐子里用文火加热，金属在蒸馏器中化为蒸汽上升，然后在水中冷凝。」这种合金新的时候看上去像银子一样有光泽，被制成香炉、寺庙供奉用的花架、盒子、各种各样的精巧物品，以及一些不在火边使用的家用器皿。人们用它做一些令人费解的工艺品，比如包在瓷器里、装着石头的柄和嘴、侧面刻着字的茶壶。白铜的外观和延展性差别很大，大概是由于蒸馏后加入了不同的掺和物。

铜比铁更少用来做炊具，但随着大量进口使其成本降低，铜的使用大概会增加，因为在南方，铁很快就会生锈。铜锣、铙钹和号角、灯、用来制作敬神用的「金花」即金箔花的铜箔，以及本国的铜钱的制造，大概耗用了全部铜的五分之四。铜锣在一切场合都要用，一天中任何时候都能听到它刺耳的喧闹声，如果住在水边就更是如此。它是一种由二十份锡和八十份铜组成的合金，是用一百斤「红铜」和二十五斤锡熔化制成的。合金被浇成薄板，然后经过长时间熟练的锤打，直到获得所需的响亮音色，铜锣便做成了。

钟和鼎常常铸得很大。北京的钟（见上卷所述）音色特别丰满；它们几乎全都没有钟舌，是用木槌敲响的。承接敬神时焚烧纸钱之灰的鼎，上面也铸有宗教性质的铭文；藏有这些东西的寺庙的僧人，都以向人展示他们古老的钟、鼎和其他类似的珍品而自豪。从前在乾隆皇帝的赞助下所制作的铜器，如香鼎、狮子、天文仪器以及无穷无尽的各种装饰品，就美观和精良而言，大概代表了他们在这一冶金部门的最高成就。

金属镜曾经是中国人所制造的唯一的反光镜，如今几乎已被玻璃镜所取代；其合金与铜锣的相似，只是加了一点银。这些铜镜长期以来以一种奇特的性质而著称，其中有些在阳光下能反射出镜背上凸起的文字或图案；这是由于在磨光的镜面上用很浅的线条描出了图案的轮廓，然后把整个镜面反复磨擦，直到这些线条与其他部分同样明亮，只有在最强烈的阳光下才能显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透光镜」。（对这一特点，还有其他的、也许更正确的解释。）除了已经提到的金属器物之外，装饰性的古铜像和铜像，以其奇特的形状和精细的抛光及纹饰而引人注目，提供了中国艺术在模仿人体方面的最好范例。它们大多是小雕像，以怪诞的形状和姿态表现人、神、鸟、怪兽等；其中有些用嵌入金属刻槽中的银丝或金丝，以错金银工艺装饰着精致的卷草和花卉，十分美丽。

玻璃制造主要在广州进行，玻璃在窗户、酒杯、灯、镜子和其他家具方面的使用日益增多，这表明中国人很愿意从外国采用他们认为有益的东西。为回炉而进口碎玻璃的做法已完全停止，但燧石从英国运来供吹玻璃工人使用。熔炉很小，而且由于工人不了解好玻璃的成分，他们的产品质量不一。外国窗玻璃如今运来的价格如此便宜，以至于本国那种透过它看东西会变形的劣质产品正在消失；彩色器物和吊灯仍在制作。中国人迄今所生产的最精致的物品，是阿尔冈灯的磨砂灯罩。用「料器」——本国古代对一种介于玻璃和瓷器之间、类似人造宝石的玻璃质合成物的称呼——可以做成美丽的装饰品。耳环、手镯、鼻烟壶、瓶、杯等，都用它来做，有素色的、彩色的和杂色的，种类繁多。这类物品中有些分层呈现出不同的色调，每一层在不需要的地方被磨掉，就像雕刻浮雕宝石一样；主要的颜色是蓝、红和黄。制作这种东西的技艺比制作玻璃的技艺为人所知的时间更长，但其发明比瓷器晚。

硬石和宝石的切割和镶嵌在一定程度上有人从事。眼镜是用水晶、烟晶以及一种类似凯恩戈姆石的玫瑰色石英在车床上切割研磨而成的，中国人因其颜色而称之为「茶晶」，即「茶色的石头」。他们的眼镜并不总是准确的，佩戴者不得不叫人把镜片磨了又磨，直到适合自己的眼睛为止。镜片用一根在其自身粉末中工作的钢丝锯在车床上切成边缘平直的圆形。戴的时候，镜框搁在颧骨上；两片镜片之间有铰链，有时用环圈或坠子挂在耳朵上。外国式样的眼镜正在取代这些原始的光学器具，但人们仍偏爱水晶。有时也有人尝试切割钻石，但钻石不是中国人喜爱的宝石。钻石和刚玉都被用来钻孔，以便锔补破碎的玻璃器和瓷器；酒杯、罐子等用这种方法不用胶粘剂就能牢固地接合起来，可以盛液体。这就是锔瓷。这两种宝石都用来切割玻璃，但另一种不少见的方法，是在要断开的地方抹上油，然后用一根点燃的香沿着线慢慢移动，直到它断开为止。

德庇时爵士在他那部有价值的著作中，汇集了半个世纪前所知道的有关瓷器原料和制造的全部重要资料，但此后人们对中国工业的这一部门已有了更好的了解，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西文中「瓷器」一词源出「波塞拉纳」，这是葡萄牙人给这种器皿起的名字，因为他们以为它是用蛋壳、鱼胶和鱼鳞熔合而成的，以模仿海贝即宝贝的珍珠质。这种随口命名的例子，就像中国人因橡胶的外观而称之为「象皮」一样。

儒莲先生所译的《景德镇陶录》（巴黎，一八五六年），提供了本地人关于江西景德镇瓷器制造的记述，并从其他来源增补了大量材料，因此他的著作是其专门领域中一部真正的经典。他把瓷器的发明定在公元前一八五年至公元八五年之间，第一座窑是在东汉章帝时在新平（离现在河南省的中部不远）开设的。从那以后，随着在其他地方发现原料，瓷器制造逐渐扩展开来，特别是在鄱阳湖东岸的浮梁，那里至今仍生产最好的瓷器。塞夫尔瓷厂的萨尔维塔先生为该书写的第二篇序言，详细叙述了约一七二二年这一技艺传入欧洲的经过，以及此后的改进，直到欧洲瓷器在美观方面远远超过中国或日本瓷器的时候。在太平天国叛乱的可怕蹂躏期间，景德镇的瓷厂全部停工。

对萨尔维塔先生论文的一个极简要的摘要，就可以说明瓷器的成分及其制作过程：所有种类的瓷器都有两种物质；一种是坚固的、不熔的、能耐高温的材料，另一种在低温下即可熔化，在二者一起经过窑烧时，把自己的透明性传给前者。前一种称为「高岭」，得名于景德镇以东一道名叫高岭即「高山岭」的山脉，这个词已在欧洲被采用，作为瓷器中一切黏土质或长石质成分的名称。另一种称为「白墩子」，这个中国名称本来指用加工过的石英制成的砖块，称为「墩」，但如今一般用来指可熔的成分。在饶州府附近发现这两种物质都非常纯净，导致了公元五八三年在那里设窑；中国工匠能区分每一种物质的许多不同品种。那些如今被视为珍宝的精品，显然只是在公元一〇〇〇年前后以来才由这些窑烧制出来的。

高岭土来自风化的花岗岩，经过研磨和几次淘洗，成为极细的粉末；最后沉淀下来的东西被放在一层层叠起的布上，在轻微的压力下干燥成均匀的泥料，准备入窑。白墩子的砖块也用类似的方法制备；另外一些工人把黏土和石英——中国人恰当地称之为骨和肉——按照器物所需的比例混合起来。一般说来，中国瓷器比欧洲瓷器含硅更多，含硅石七十份、矾土二十二份、钾和钠六份，还有微量的石灰、锰、镁和铁。塞夫尔瓷含硅石五十八份、矾土三十四份半、碱三份、石灰四份半；长石越少，瓷器的美观越差，但其耐久性和实用性则增加。为了准备入窑的泥料，把两种成分的砖块放在一个大池子里，由水牛或人踩踏，直到充分混合成一团稀泥，然后在石板上分成小块再加揉练，直到交给工匠在车床和模架上制成所需的形状和大小。从他们工作的粗陋图画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工匠所用的机械非常简单。萨尔维塔先生高度称赞他们不借助欧洲所用的机械就能制成大缸的技艺，并指出他们在这些操作中大量使用脚——这是所有亚洲工匠的一个特点，无论旅行者走到哪里都会注意到。他们的有些做法比日本陶工所表现的还要低劣粗糙，但篇幅不允许在这篇概述中加以描述。

中国瓷器的釉含有与石灰和烧过的蕨草灰相混合的硅石，其比例视不同品种的需要而定。在混合这些成分的过程中，草灰大部分被去除了，釉实际上是由碳酸钙熔化的石英构成的。液态的釉根据器物的性质，用浸釉、洒釉和刷釉的方法施于素坯上；有时用一根管子吹成露珠般的细雾，反复多次。这就是吹釉。

准备入窑时，坯件被送到专门精于烧制的工人那里，不同大小的坯件被放进专门适于烧制各类器物的窑里。大缸需要单独的窑，以便使火候适合其大小和厚薄，并以均匀的火力连续烧好几天。杯子和小件器物一个叠一个地放在较小的窑里烧，这些窑有的是敞口的，有的是封闭的。煤和木柴都用作燃料。烧成功的器物从窑中取出后，便加以装饰和上色，绘上各种各样的色彩和图画，正是这些使中国瓷器如此受人追捧。他们的某些红、黄、绿色的底色，在别处从未被赶上过；仔细的分析表明其中含有铜、钴、铁、铅、锑和锰的氧化物。有些最稀有、最美丽的色调，似乎是偶然试验成功的结果，其知识随着这种瓷器的制造一同失传了。中国的画工很少用神话或宗教人物来装饰他的瓷板或瓷瓶，而宁愿让他的想象在自然景物的奇异组合中纵横驰骋，然而，在这些组合之中，那万无一失的本能或许多代人积累起来的经验，很少让他偏离真正的艺术构思。花在某件小小的瓷器装饰珍品上的劳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马修·阿诺德先生笔下那位「灵巧的工匠」的形象——他

「用朱砂在某只清亮的瓷瓶上点染，

那是一件御赐之物——清晨他就开始描画，

整日不停，入夜后，灯光

照亮他专注的额头和纤瘦的双手」

——这样的形象，在中国大城市的贫寒街区里，大概可以看到几十次。

由于不懂分析化学，他们在调配颜料时只能凭经验行事；但一般说来，他们用氧化铜调绿色和蓝绿色，用金调红色，用氧化钴调蓝色，用锑的氧化物调黄色，用砷和锡的氧化物调白色。这些材料的制备和施用，比起最精美的欧洲瓷器来，其发挥的余地和美感都较少，其效果更像是珐琅而不像是绘画。萨尔维塔先生承认，中国陶工在烧制开片瓷，以及某些色调，如海绿、深玫瑰红和鲜艳的蓝色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这些在欧洲还没有被赶上过。

他们特有的一种雅致的装饰方式，见于乾隆年间所制的「玲珑瓷」，字面意思是「清亮的瓷器」，又称孔眼瓷或米粒瓷。用一种戳子把坯体戳穿，挖去足以构成图案的部分，在坯件最后接合、准备入窑之前，把釉填入这些孔中。烧成后，釉变得透明；两面常常画上不同的图案，利用这些孔眼来配合两组图画。在他们的套瓶中，偶尔可以看到机械技巧的一例，那就是在一只瓶里面再烧一只瓶，外面的瓶是镂空的，以便显出里面的器物；烧制这种器物一定是非常困难而没有把握的。

在广州出售给外国人用的瓷器，是在该城按照买主的奇想彩绘的，在本世纪里，它在国外已被等同于中国艺术，而实际上它是两三种风格的混合。它的特点是在盘子上满绘色彩鲜艳的圆形画框和小插图，其中画着英雄、武器、鸟类等等人物景物，或者在彩色或白色的底子上画着场景。这就是广彩。这种瓷器中国人一般不用，但不幸的是，它的制造已开始影响他们的民族趣味。这种风格与那种人所熟知、长期被认为是真正天朝瓷器的蓝色柳树图案完全不同。这种颜色确实是帝国各地穷人所用的普通陶器和粗瓷的特色，但那种图案并不那么常见。

这里不可能详谈这个问题的所有细节，这个问题如今正引起极大的关注，雅克马尔、普赖姆、杨格等许多人都已作过考察。对中外书籍和收藏的进一步研究，将会发现新的事实、传说和标本；一旦整个亚洲都有充分的自由去寻觅和发掘，我们就可以期望找到稀有的古代器物，就像在埃及发现那些小香水瓶的情形一样。

除了餐具之外，瓷塑人像和神像也很常见，瓶子常常卖出过高的价钱，这是由于它们在精细、色彩、年代或形状方面具有某种只有本国鉴赏家才能欣赏的特质。瓷器之神本身通常也是用这种材料做成的。殷弘绪在他关于瓷器制造的记述中说，这位神之所以成神，是因为他对完成皇帝命令他烧制某些特别精美的瓶子一事完全绝望，便投身于一座窑中自焚；这个可怜人被烧死后，从窑里出来的器物使皇上非常满意，于是皇上把他封为神。这就是风火仙师童宾的传说。广东的肇庆和其他许多地方都生产便宜的粗瓷，其中有些非常纯净洁白。

瓷器的出口是向西方进行的一项非常古老的贸易，因此偶尔在离中国很远的地方发现瓷器标本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埃及和小亚细亚发现的中国瓶子，上面题有中国诗人的诗句，这表明在十世纪或十一世纪亚洲的两端之间就有了往来。罗塞利尼似乎是最早注意到这种古代贸易遗物的人，那是一八二八年他在埃及进行研究时，他获得了两三个。在答复德庇时爵士来信的一封信中，他说，他在一座古墓里一个「用棕榈叶编的小篮子」里，与其他埃及制品一起发现了这样一个小瓶，他把那座古墓的年代定在公元前一八〇〇年至一一〇〇年之间。他的原话是：「我进入这三座墓中的一座时，在那里发现了……」云云，这已是再明确不过的了。他还补充说，农民们曾向他出售过许多类似瓶子的碎片，他原以为那些都是很晚近的东西，直到这一发现才表明它们是真正的古物。

从那以后，又拾到了好几个；纽约阿博特博士的埃及收藏中有十七个，全都来自埃及，但除了罗塞利尼的那一个之外，没有一个是从古墓中直接到埃及学家手中的。莱亚德和切斯诺拉在塞浦路斯和阿尔班买到过类似的瓶子。然而，像罗塞利尼的发现这样一个有确凿根据的事实，也为其他在形状、色彩和题字上与之完全相同的瓶子具有同样古老的来历提供了一些证据，因为阿拉伯和埃及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早已停止；但由于五十年来，在细心而有能力的人所打开的无数古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这样的瓶子，人们便倾向于认为，罗塞利尼的那座墓可能曾两次用来埋葬木乃伊，或者他弄错了它的年代。

五种不同的题字及其书写风格已被刻印出来，麦华陀爵士给出了每一种的译文，并追溯出这些诗句的原作者。其中一句出自王维（公元七〇二至七四五年，按：原文如此），为「明月松间照」。第二句为「只在此山中」，年代为公元八三一至八三七年。第三句节自韦应物（公元七〇二至七九五年）一首八句诗中的一句：「花开又一年」。第四句的年代为公元一〇六八至一〇八五年，出自著名诗人苏东坡之手：「杏花红十里」；这是从下面一副五言对句中节录的：

「一色杏花红十里，

状元归去马如飞。」

德庇时爵士把这句题字归于基督纪元以前所写的一首中国歌谣，但他没有提出如此早的年代的证据，他大概是弄错了。第五句题字与上一句同时代；它是邵雍一首绝句中的一句，为「料得少人知」。普赖姆在他论陶器的著作中给出了五个瓶子的摹本，其题字与麦华陀所解释的相同；他的第一百四十二号和第一百四十六号是这张单子上的第二种；他的第一百四十三号是第一种；第一百四十四号是第三种；第一百四十五号是第五种，其形状与其他几个不同。莱亚德在阿尔班发现的那个瓶子上的字，是用非常潦草的草书写的。

这些瓶子的年代和来历引起了许多探究，但证据的分量表明，它们是由直到一二七八年宋朝灭亡时一直在广州和杭州经商的阿拉伯人带到埃及和阿拉伯去的。正如威尔金森在他的《古代埃及人》中所说，它们大概被买主用来盛装描画妇女眼睛和眼睑用的眼影粉；它们原来的用途大概是盛放薄荷油和其他油类、发胶和牙粉，不过现在人们一般用它们来装鼻烟，就像店铺里所见的香精和油类装在玻璃瓶里一样。这些瓶子在大小、形状、颜色和装饰上的一致，表明这种贸易只限于中国的一个港口，因为如今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极其繁多的品种，这是我几年前在广州的店铺里寻找题有与埃及所发现的相同字句的瓶子而未能如愿时所查明的。福钧先生找到过一个与第二种题字相同的瓶子，巴夏礼爵士碰到过另外三个，但如今它们的稀少证明了这种变化；而这些瓶子大概是真正的古物。后者还在中国类似的瓶子上发现了另外两种题字，其作者生活在公元五八四年及以后；他根据这种诗体是后世才引入的，来反驳它们年代极其古老的说法。它们起源较晚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其材料和书体风格的年代，如果中国的记载还有一点价值的话，二者都不可能早于汉代；像这五句这样简单的诗句，诚然有可能是由一些已经失传的作者流传下来而为后来的诗人所采用的，但这种可能性与其他证据相比是毫无分量的。然而，在亚洲的考古研究扩展得越广，我们就越会发现，现存的书籍和碑铭并没有包含发明和旅行的最早年代。

中国人的廉价陶器在颜色和脆性上与埃及陶器相似，但在不上釉时，孔隙较少。茶壶、锅、盘、茶壶和家用器物、澡盆、可以与大酒桶相比的盛水大缸、花哨的塑像、小雕像、小人像、玩具、花盆和其他成千种物品，到处都是用黏土烧制的，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店铺里用缸来盛液体、粉末等；花园里用缸来养鱼、接雨水、盛粪便和废物；船上和家里用缸来派其他地方的桶、提桶和盆所派的用场。在这种瓦罐里烧水、煮一盘菜，比在金属器皿里要快；热量似乎一放到火上就几乎立即透过了陶土。鼓形凳和园凳、栏杆上的回纹装饰、做成水牛形状的别致花盆——表现水牛在从它身上长出的一棵树的树荫下吃草——还有鱼、龙、凤凰以及其他用来装饰屋脊和作滴水兽的东西，都是用这种陶器制造的。扁平的人形被嵌入框中，表现成群的人物，或者把形状优美的字排成句子，二者都挂在屋子的墙上，这种材料的用途总起来是极其繁多的。

中国和日本特有的漆器，其光泽来自一种漆树的加工过的树液，两国都为此目的种植这种漆树。从其他植物，如麻风树、油桐和盐肤木中，也可以得到木油，漆器品质的不同就是由于使用了这些较差的成分。德经描述说，真正的漆树在叶子和树皮上都像梣树；它约有十五英尺高，长到七年时便可以产漆，人们在夏夜从树干上割开的口子里小心地收集漆液。漆液装在桶里的饼块中上市，收集漆液的人在准备上市时，小心地遮住脸和手，不让这种有刺激性的汁液沾上。一千棵树一夜的好收成，是二十磅漆液。最好的漆在浓缩状态下与其说是白色的，不如说是黄褐色的，用涂了柏油的纸严密地封起来，不让它接触空气。漆器的胎通常是干透的松木，打磨光滑，缝隙用麻絮或纸糊住。用猪胆汁——常常掺有极细的沙子——调成的胶料作为底子。调好的漆，是把漆液溶于泉水中，加入花生油、猪胆汁和米醋，在阳光下用宽而平的刷子搅拌，直到完全混合为止。

处理木胎的主要目的，是给它上一层能够接受漆、并能经受温度变化而不透的底子。这种底子根据器物的品质而有很大的差别；它要均匀地一层一层地涂上去，每一层干了之后再涂下一层。最后一层用浮石或最细的砂岩打磨，再用一块光滑的石板把底子磨平。准备好以后，把器物拿进一间装着纸格窗、隔绝一切空气的密室里，在那里涂上一层清漆。然后放进一间暗室里阴干。最好的漆器要把这道工序重复十次到十五次。有些工人对液态的漆非常敏感，不能安全地从事这一部分工作；另一些人则做完全部工序也毫无不适。在这些工序中，加入颜料使漆呈现褐色，或者掺入金箔以仿制洒金——即砂金石，一种遍布铜屑闪光的褐色玻璃。

描金由另一批工人在一个大作坊里进行。图案的形象画在厚纸上，然后在纸上满扎针孔，让白垩粉漏到桌上，形成轮廓。另一个工人用刻刀或针刻出线条，把掺在漆里、调到所需稠度的朱砂填进去，完成这幅画。然后用毛笔在上面敷上金箔，或者用丝绵团扑上金粉；金常常掺有极细的灯烟。真正的漆除了制作这种器物之外很少用于别处。中国的「漆」字包括了这种漆以及各种油和涂料，因此在描述他们的材料时产生了一些混乱。有一种美丽的漆器，是把淡水贝壳和海贝的珍珠层以花卉、动物等图案粗略地镶嵌在漆料中，然后上漆制成的。这就是螺钿。另一种很珍贵的漆器，是在木胎上涂一层由细朱砂粉和漆调成的、三四分厚的漆层，然后在上面雕出凸起的图案。这就是剔红。生产这种漆器需要极大的劳力，所以价格昂贵，如今已不再生产了。

从其他树木的果实中通过简单压榨再经提炼而得到的油类，为数甚多。它们的制造和应用的细节，将来还可能为西方的工艺提供许多新的启示和工艺方法。据德经说，油桐的油榨出以后，按一两对半磅油的比例与铅白一起熬煮；开始变稠时，把它从火上取下，倒进密封的容器里。它能溶于松节油，用作清漆，或者清用，或者掺入各种颜料；它能长期保护木器不受损坏，也是一种很好的画工用油。与铁锈一起熬，就成了一种红褐色的漆。为了防止清用时渗入木头，并增加光泽，事先要涂一层用石灰和猪血一起熬成糊状的底子。这就是桐油。

丝绸的制造和瓷器、漆器的制造一样，都是中国人首创的，在这些方面，外国人迄今都没能完全赶上本国的产品。儒莲先生奉法国政府之命，勤奋地搜集并出版了中国著作中有关种桑和养蚕的记载——这是这个国家明智地关心扶植其一项重要工业的又一个例子。博韦先生所写的引言指出了一些值得养蚕者注意的要点；有人说，从儒莲的译本中所得到的这些启示，对法国从事蚕桑业的人所具有的价值，超过了政府自上世纪首次拨款以来为促进中国文学研究所支付的全部费用。

《书经》中关于蚕桑最早的记载见于《禹贡》。在谈到兖州（山东和直隶的一部分）的排水时，说「桑土既蚕」，仿佛这是一种寻常的作业；同书中关于丝的其他记载表明，在那个时代（公元前二二〇四年），丝已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织物。因此，《诗经》中提到各种丝织品，也加强了《外纪》中的如下记载：

「西陵氏之女螺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

黄帝于是始制衣裳。」

这一传说把这门技艺追溯到公元前二六〇〇年，或许是大洪水后五个世纪。据说西陵是她的出生地，螺祖是她的本名；她被神化了，至今仍以「元妃」之名作为蚕神受到崇拜。正如德经所说，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其他古代民族相似，都把纺织的发明归功于妇女，并将她们神化；例如，埃及的伊西斯、吕底亚的阿拉克涅和希腊的雅典娜，也都执过纺锤。宫苑中有一座名为「先蚕坛」的庙宇，供奉元妃，皇后每年四月在那里祭祀她。其祭坛、场地、祭品、仪式和建筑，都仿照先农坛，与之相对应。《礼记》中载有纪念纺织的节日，这与皇帝的亲耕相对应：「季春之月，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现在的先蚕坛是雍正在一七四二年（按：原文如此）修建的，但其建筑如今已相当破败。

中国政府对这一重要工业部门的关注从未间断，时至今日，它大概供应了百姓所穿衣服的一半。《圣谕》第四条的广训中说：「古者天子亲耕，

后亲蚕。以至尊之身，不惮勤劳，为天下先，所以率天下之人，使之务本也。」《耕织图》有一半是描绘这种制造的各道工序的；儒莲引述了二十多种有关这一题目的著作和作者。在这种材料的其他用途中，读者也许还记得，本书第二章中曾提到，在北京向神灵献祭以及每年在孔子神位前的祭祀中，要焚烧成千上万匹素色粗丝绸作为祭品的一部分。

蚕在生长期间，要小心地不让它们受到噪声或强光的惊扰；常常把它们从一个蚕箔移到另一个蚕箔，使它们有宽敞清洁的地方；对它们的状况和喂养要极其细心，并注意掌握让它们上簇结茧的适当时机。结茧需要三天，六天之后就到了闷杀蚕蛹、从茧上缫丝的时候；但由于缫丝通常由别的工人来做，养蚕的人便把茧装进一个埋在地下、衬着席子和树叶的缸里，一层茧一层盐地放好，这样可以杀死蚕蛹，又使丝保持柔软、坚韧和光泽；用这种方法保存的茧可以运到任何远的地方，或者缫丝可以推迟到方便的时候再做。另一种杀蛹的方法，是把茧摊在托盘上，两盘一组放在沸水的蒸汽上蒸，根据所受热度的大小，把上面一盘换到下面一盘的位置，注意既要杀死蚕蛹，又不伤及蚕丝。蒸过之后，丝可以立即缫出；但如果是放在缸里的，就必须先放进温水里溶化胶质，然后才能抽出丝来。

一八四四年法国派往中国调查其工业的使团，由熟练的专家组成，他们的报告包含了大量别处找不到的细节。一八四八年埃德先生在圣艾蒂安所展出的展品的分类目录中，仅与丝和桑有关的就有四百五十三件。由于太平天国叛乱期间熟练工人和工场遭到毁灭，丝织品的出口额再也没有恢复到一八五四年以前的水平，生丝仍然是出口的大宗。最好的丝产于浙江省，在商业上称为「辑里」、「大蚕」和「圆花」；蚕桑业的中心在该省西北部的湖州府。桑树到处都有生长，没有一个省份不产一些丝，但广东、四川和浙江所产的丝最好也最多。

山东、四川和贵州很重视从以臭椿、柞树和花椒为食的蚕的茧中收集野蚕丝。在山东，这种昆虫是樗蚕，它的食料是臭椿和蒙古栎的嫩叶，那里织出大量耐穿的丝绸。它不像以桑叶为食的家蚕所产的丝那样有光泽，出口的相对较少。这就是茧绸。运往国外的丝织品的比例，现在比五十年前少了，但国内的消费量如此巨大，以至于每年价值近九千万元的出口，对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八五四年，最好的生丝每包价格约为三百三十元，出口五万一千多包；一八六〇年，同样的丝每包五百五十元，出口近八万包；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欧洲的桑树发生病害，不过浙江和广东两省的战祸也毁坏了这一行业的大量财产。

中国的织机由两个人操作，其中一人坐在机架的顶上，在那里拉动踏综，并帮助变换机器的各个部件。这就是花楼机。工人们几乎能仿织任何图案，尤其擅长织绉纱以及官服所用的花缎和锦缎。普通百姓穿茧绸和线纱，他们常常用薯莨把它染成土色或黑色；这些织物做的衣服最耐穿。欧洲人所知道的许多精细的丝织品，中国人并不织造，他们的织物大多是厚重的。「罗」是一种美丽的织物，像薄纱，很少运往国外；它用来做夏天的长袍、蚊帐、彩带以及其他用途。英语中指缎、线纱和丝的那几个词，大概是由中文的「丝缎」、「线纱」和「丝」经由其他语言转借而来的。

中国人的刺绣技艺是众所周知的，各级官员和妇女的衣服、男女服饰中的钱袋、鞋、帽、扇子及其他附属物的装饰，以及绣制供出口的披肩、桌布等，对这类刺绣的需求为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提供了生计。绣架装在枢轴上，在平整的底料上画出图案。有许多种绣法，用线、辫带或绒线，工艺的质量、图案和美观更是千变万化；这是中国妇女的技艺，每个年轻女子都应当会绣。在围屏上，图案两面看起来一样，线头都巧妙地藏了起来。这就是双面绣。希伯来人似乎也知道这种刺绣方式，从底波拉之歌（《士师记》第五章第三十节）中的话「两面绣花的彩衣」可以看出，西西拉的母亲曾徒然盼望他把这种东西作为战利品带回家给她。人们为绣工编印了图案书，供他们仿照或组合。所用的丝是最精细、颜色最好的，在帽子、钱袋和鞋子的图案上还加入金银线，使之光彩夺目。轿子或灯笼上的流苏和绞绳，冬帽上戴的顶珠或纽结，以及精美的扇套和烟袋套、钱袋或荷包，只不过是她们针线活产品中的少数几种。亮片是用一个双刃的冲模从铜箔上冲出小环制成的，冲一下便从铜箔上冲下一个轮形的小圆片；把它们放在砧子上用锤子一敲就压平了，中间留下一个小孔。另一种制作方法，是把一根铜丝弯成圆圈再压扁。他们自己的针非常细，正在迅速地被外国针所取代；缝纫时，裁缝把针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把针推进布里时，用戴在拇指上的顶针顶着。

要确定棉花作为纺织作物传入中国的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经》中某些被一些注释家译为棉花的词的含义。然而，证据的分量强烈地反对这种看法；不过，约公元五〇〇年的一条史料明白地提到了棉布袍子；公元六七〇年，它被称为「吉贝」，这是梵文「迦波罗」的一种缩略形式。

现在的名称「棉花」，自然是由于它的种子外壳与华南常见的「木棉」即树棉的种子上那层丝状覆盖物相似而得名的。然而，欣赏作为贡品送来的棉布是一回事，把棉花种植引进中国则是另一回事，后者似乎直到宋代才有人尝试。十一世纪初，于阗人把这种作物带过来，在西北各省种植，于阗是种植棉花的地方。如果说这种迟迟的采用似乎难以解释，那么蚕桑从中国传入小亚细亚（公元五五〇年）更为缓慢，在中国的丝织品出现在那里十二个世纪之后才传入，就更令人惊讶了。蚕农和麻农对种棉的反对如此顽固，以至于直到元代，棉花才真正赢得人们的青睐；这要归功于一位热心公益的妇女黄道婆，她把棉种分发到整个江南，那里如今是主要的产棉区。

中部各省所织的耐穿的棉布，外国人称之为「南京布」，因为南京以生产这种布而闻名，它是中国织机的主要产品。如今它已很少运出国外，本地人甚至开始用外国布来代替它。在中国的那一带，棉籽在六月初播种，每英亩约八十磅；好年成每英亩产棉约二千磅，年成不好时减少一半。用豆饼水施肥，常常锄地，十月间摘棉桃，通常由每家在自己的地里采摘。把棉桃从架子上一根铁辊和一根木辊之间轧过，把棉籽挤出而不压碎，这样便把棉籽分离出来。然后把轧净的棉花弹松，准备纺纱，布由将要穿它的人用简单的织机织成，染成蓝色后穿用。织棉布所用的织机宽十二到十六英寸；构造简单；棉织品上不织花纹，中国人也还没有学会像印花布或白洋布那样在上面印花。

从西方运来的、如今与这种原始的中国制造品展开激烈竞争的各种商品，最终是否会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抵消它的生产，主要取决于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目前，本国的棉花产量如此之大，即使外国进口的原棉和棉制品全部突然停止，价格大概也不会上涨百分之十。唯一一次估计产量的尝试是在江南，估计为二万八千五百吨，这个数字与其说偏高，不如说偏低。

皮革用来保护鞋子的毡底，做马鞍、笼头、箭袋、挽具等，但全部消耗量很小，而且皮革质量极差。水牛皮和马皮鞣制后做鞋底皮，小牛皮做鞋面皮，供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做鞋用。所用的鞣料是明矾、硝石、薯莨和尿，鞣制过程完成得很快，使皮革既多孔又不结实。

补鞋匠带着几块南京布、丝绸和淡黄色的鞋底皮，沿街揽活，给顾客补鞋。一个人在街上走过时，把旧鞋交给补鞋匠，把破上衣交给缝补女工，同时叫剃头匠在他等候时给他剃头，这对他来说是不小的方便；这样三个人同时为一个人干活的情景并不少见。

所生产的毛织品，主要是各种质量的毡子，以及用粗驼毛纱织成的毯子或地毯。北方各省劳动的穷人用鞣制过的羊皮做衣服，在其他地方，毡子为他们提供做鞋、帽和地毯的材料。缩绒工序做得不很彻底，这种织物如果不用席子或棉布加以保护，很快就会散开。在户外干活的工人中，用好毡子做帽子的消耗量很大，他们喜欢那种做成空心摆线形状的双层毡帽，这样可以翻过来戴。在较冷的地区，驼毛毯为砖炕和铺砖的地面提供了一种耐用而便宜的覆盖物，但中国鞋的厚底使脚不需要额外的保护。有些这类毯子用彩色毛纱织成的图案和花纹，在布局上是很好的艺术品，不过远不如波斯地毯。用狗皮、鹿皮和狐皮缝成一种镶嵌图案，也能做成漂亮的毯子。编织和毛线装饰品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远为精美耐久的丝绣，在各种身份的妇女中取代了这些东西，成为她们的手工艺。

茶的种植和茶叶的制作，引起了中国和日本作者的注意；而茶作为一种饮料对人体的作用，则由西方著名的化学家和病理学家作了最仔细的讨论。它恢复身体精力的功效，以及作为一种最温和、最有益健康的饮料的功效，已在它的原产国经受了许多世纪的充分检验，并正在迅速地为全世界所知。以下是有关这种植物以及茶叶的制作和性质的一些主要事实，它们来自在中国的亲身观察，或来自有能力的观察者的著作。

在中国和日本的北方各省不长茶树；它的分布范围在北纬二十三度到三十五度之间，经度从江户一直到阿萨姆。直到公元三五〇年，我们才看到有关种植茶树以供冲泡饮用的记载。中国各地的人对先后采摘的茶叶有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如今已不用了。西文中的「茶」字，来自厦门城对这种植物之名的通常读音，那里读作「台」；在广州和北京读作「查」，在上海读作「左」，在福州读作「达」。俄国人和葡萄牙人保留了「查」这个读音，西班牙语作「德」或「台」，意大利人则「德」「查」两者都用。茶与山茶属的各个品种如此相近，以至于中国人对它们都只用一个名称。对一般观察者来说，主要的区别在于茶叶薄，而美丽的日本山茶的叶子是革质而光滑的。如果任其生长，二者都会长成高大的树。茶花小，单瓣，白色，没有香味，很快就会凋落；它的花瓣不如山茶的那样挺直。种子是三颗小坚果，颜色像榛子，包在一个三角形的壳里，成熟时裂开，种子之间有隔瓣。它的味道油而苦。有两种山茶是为了取其含油的种子而种植的，这种油在本地人中称为「茶油」；用于点灯和烹调。茶树大概只有一个种，所有的品种都是栽培的结果；但种植最多的是绿茶种。茶籽在十月成熟。把它们放在沙和土的混合物中，保持湿润，以使其新鲜直到春天；如果不这样把它们分开，它们就会发热变坏。三月间把它们播种在苗圃里，第二年把健壮的幼苗移栽出去，行距约四英尺。茶树长到三年时开始采叶，此后每年根据需求和茶树的长势或多或少地继续采摘，直到整株茶树变得十分衰弱、病害丛生，便把它拔起当柴烧，让位给新的茶苗。平均说来，这大约是在第八年。茶树很少超过三英尺高；大多数只有一半高，枝条杂乱，满是细枝，常常长满地衣，但根部周围锄得很干净。

所有的茶园都只是由小农照管的一片片茶丛，他们种植茶树，把茶叶卖给中间商，或者如果负担得起，更常常是自己采摘。那种拥有地主和贫苦劳工、双方都力图从对方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的大种植园或大农场，在中国是没有的；那里的农民还没有学会运用技术、机器和资本来为自己谋利，每一个农户都由一家人经营，他们倒是在茶叶的名声上彼此竞争。茶树种在山坡或山脚下，那里排水快，水分又不缺乏。这比土壤的成分更为重要，但如此不断地被削弱和剥光的植株，需要肥沃的肥料来补充它们的消耗。在日本，茶树有时被种作菜园周围的篱笆，但这样的植株是不这样采摘的。采摘最早的叶子时，采茶人小心地在枝梢上留下足够的叶子；要靠春雨来催发第二批也是最茂盛的一批叶子。如果春雨稀少或不下，茶叶的收成就会减少；雨水的及时对于有利可图的种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即使土壤、气候、施肥和制作等其他一切方面都很有利，缺雨也会成为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采摘做得最为细心，因为它要用来制作最好的红茶和绿茶；由于大部分叶子还没有长开，价格必然要高得多。这种茶叶上有一层白色的茸毛，就像嫩桦树叶上的茸毛一样，称为「白毫」，即「白色的毛」，大部分运往英国和俄国。上个世纪，称为「雨前」的绿茶，就是用四月间采摘的这种半开的叶子做的，其名称来自意为「雨之前」的两个字。第二次采摘根据纬度而略有不同——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那时叶子最茂盛。茶区的妇女和儿童都盼望着这个季节，把它当作自己干活的时候；她们成群结队地跑到已经买下树上茶叶的中间商那里，或者去找那些人手不够的农户。平均产量，最健壮的茶树每株产鲜叶十六到二十二盎司，少的只有十盎司和八盎司。茶叶制成后约为鲜叶重量的五分之一，一千平方码的地约种三百五十株茶树，每株直径两英尺。她们以最干脆利落的方式把枝条上的叶子捋下来，一边把枝梗和黄叶挑出去，一边把健康的叶子装满篮子，因为她们是这样计酬的。一天采十五磅就算干得好的了，一天的工钱是六到八分。采摘的时间只持续十到十二天。有一些制茶坊，自己种茶、自己采摘的人家把茶叶拿到那里按市价出售。拣茶要雇用很多人手，因为这与各种茶叶品级的纯正与否关系重大，茶商们为保持其货品的质量，非常注意使它们得到精心的焙制和正确的分拣。

对这一大工业部门的经营，显示了中国乡村生活的某些最好的特点。茶树只种在每个农户土地的一部分上，与稻子和蔬菜相比，它的种植只需要很少的照料。最精细的品种由僧人在他们山中幽静的寺院里照管和焙制；他们常常有许多小沙弥帮助制作小批量的茶叶，以高价出售。

茶叶送到制茶人那里后，被薄薄地摊在浅盘上，晾两三个小时以去掉所有的水分。与此同时，炒锅正在加热，热到适当的程度时，便把几把茶叶扔进锅里，迅速地翻动抖散四五分钟。茶叶发出轻微的噼啪声，随着汁液被逼出而变得湿软，甚至冒出一股明显的蒸汽。然后把全部茶叶倒在揉捻台上，每个工人抓起一把，揉成一个便于操作的团，在藤制的台子上来回滚揉，一边把叶子揉卷，一边挤去汁液和水分。即使非常小心，这道工序也会把手磨破。把茶团打开抖散，传给其他工人，他们重复同样的操作，直到传到领班手中，他检查茶叶是否已经卷曲。做好并晾凉以后，再放回铁锅里，锅下支撑着它的砖灶里烧着文火木炭，用手不停地翻动。如果需要在台上再揉一次，这时就再揉；在这样的操作中要花一个多小时，直到茶叶干成暗绿色，就可以收起来待筛分拣选了。在把焙好的茶叶用各种大小的筛子过筛时，由于接触空气，这种颜色会变得更鲜亮；还要把它们簸扬，分出碎末，然后分拣成各种品级的绿茶。最后，较细的品种再焙三四次，粗的品种如屯溪、熙春和皮茶焙一次。其余的就成为雨前、珠茶、大珠等等。用这种方法焙制的茶，中国人称为「绿茶」，而另一种即西人所谓的「黑茶」则称为「红茶」，两个名称都得自茶汤的颜色。

制红茶时，先让鲜叶在竹盘上摊晾一夜或几个小时，然后把它们抛到空中翻动拍打，直到变软；把这些萎凋的叶子堆成一堆，放置一个多小时，这时它们变得潮湿，颜色变深。然后把它们扔进热锅里炒五分钟，在藤台上揉捻，再放在户外的筛子上晒三四个小时，其间要翻动抖散。此后再炒一次、揉一次，使它们最终卷曲。木炭火准备好以后，把一个形状有点像沙漏的焙笼竖放在火上，焙笼中间有一个筛子，茶叶薄薄地摊在上面。这样烘五分钟后，再揉一次，然后堆成一堆，直到这一批茶叶全部过了火。烘焙结束后，把茶叶摊开，再在焙笼的筛子上薄薄地摊几分钟，这就完成了大部分茶叶的干燥和揉捻，使茶叶成为一律的黑色。现在把它们更厚地放回焙笼里，用手把它们推向焙笼的四周，以便让热气从筛子透上来、蒸汽散出去；上面再罩一个笼子以保持热量，但要把里面的东西翻动，直到完全干燥、叶子一律变黑为止。

由此可见，绿茶比红茶保留了叶子中更多的特有的油分和汁液，红茶在第一次炒过以后堆放时，要经过部分的发酵，并散发出明显的温热蒸汽。这样，它们在温暖潮湿的状态下与空气接触的时间较长，因而被氧化了，精细的分析会发现，红茶茶汤中所含的氧化的不溶性浸出物比绿茶多。在为药铺干燥毒芹、颠茄等药用植物时，也观察到了同样的差别。

绿茶主要产于长江以南、宁波以西，朝鄱阳湖方向走时浙江和安徽的山区。红茶来自东南的福建以及中部的湖北和湖南；广东和四川两省出产红茶、绿茶和砖茶。虽然每种茶树的叶子都可以焙制成绿茶或红茶，但一个地区的工人通过实践，能以上乘的风格和品质生产一种茶；另一个地区的工人则在另一种茶上做得更好。土壤对产品也有很大的影响，就像在葡萄种植中一样。本地人虽然只区分这三类，但其品种多得记不住，而且其名称大多不为商界所知。

红茶中的大宗称为「工夫」，即「精工细作的」，这个名称取代了一百五十年前的「武夷」，而如今它本身又正让位于「英国早餐茶」这个名称。最好的品种或者以产地命名，或者更常常根据其颜色或形状取一些别致的名称。香橙白毫称为「上香纯白毫」；此外还有「老君眉」、「石竹毛」、「红梅」、「莲心」、「雀舌」、「龙团」、「龙须」、「秋露」、「珠兰」等名称；「小种」和「包种」则指包装的方式。

在贸易中，茶叶更常按产地而不是按名称分类，因为人们发现，同样焙制得很好的茶，其产品风格上的显著差别年复一年地保持不变。这些差别产生于土壤、气候、树龄和制作上的不同，并通过巧妙的拼配为进一步增加品种提供了材料。因此，在红茶中，有来自两个省份的湖南茶和湖北茶，正如佐治亚高地棉和海岛棉表示两种棉花一样；宁洋、开寿、河口、星村等以及其他许多在中国以外无人知晓的名称，都是地名。有一位先生开列了一张产地的单子，每处都提供其份额和特有的产品，总共有红茶产地四十五处，绿茶产地九处。这些地区的面积约为四十七万平方英里。

从前面已经可以看出，绿茶的颜色和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迅速而熟练的干燥。如果这种茶是为制成后不久在国内消费的，颜色就无关紧要；但如果色泽影响销路，那么制茶人和掮客就不能忽视它了。最早运到欧洲的茶来自福建，全是红茶；但随着贸易的扩大，大概在广州偶尔也能看到一些精细的熙春茶，运去的越来越多，它们在英国和荷兰的外观也受到了赏识。然而人们发现，要保持一律的色泽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焙制得太轻，茶叶在航运途中容易发酵；如果焙制得太过，就卖不出去，这对制茶人来说更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足以应付这种需要。虽然没有专利局来登记给绿茶着色是从何时开始的，但这大概已有一百多年了。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波士顿港，从「达特茅斯号」、「埃莉诺号」和「海狸号」上被如此断然地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倒进海里的那三百四十二箱和半箱茶叶，大概并不能说明当时新英格兰的茶叶消费量。约翰·亚当斯把它们全都称为武夷茶，他提到三船货，仿佛这几艘船的货舱里没有别的值得一提的东西了。

霍姆斯博士在纪念波士顿倾茶事件一百周年的歌谣中，最后一节写道：

「那叛逆港湾的海水里，

至今还留着茶叶的余香——

我们北端的老居民在浪花中，

仍然尝得出熙春茶的味道；

自由的茶杯依旧满溢，

斟满永远新鲜的琼浆，

让她所有的敌人夜不成眠，

让正在觉醒的各国欢畅。」

人们注意到，移居澳大利亚的人，在离开英国之前很少尝过绿茶，到了新家后却往往更喜欢绿茶，就像这个国家的新移民一样。那种认为绿茶是在铜锅里焙制的流行观念，无疑是由于人们断定只有真正的铜绿才能产生铜绿色，而它的涩味又证实了这种错误的想法。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至今仍然相信它？

给绿茶着色的操作很简单。把一定量的普鲁士蓝研成极细的粉末，在最后一次焙炒时备用。把纯净的石膏放在木炭火里烧，直到它变得松软、容易研磨。然后把四份石膏与三份普鲁士蓝充分混合，成为一种浅蓝色的粉末。在最后把焙干的茶叶取出之前约五分钟，把这种粉末撒在茶叶上，工人立即用手把整锅两三磅茶叶翻动，直到颜色均匀为止。他的手出来时全是蓝的，但这种混合物使绿色的叶子呈现出更鲜艳的绿色。用量不大，大约每一百磅茶叶用半磅；由于石膏不是一种危险的或有刺激性的物质，中国人经常吃它，另一种成分的含量则几乎微乎其微。如果外国人喜欢黄色的茶，无疑也可以满足他们，因为中国人对这种奇怪的偏好大惑不解，他们自己从不喝这种着色的或上了「面子」的茶。在极少数的分析中也检出过姜黄根，但这些大概是需要在广州重新加工以掩盖霉变或满足某种需求的茶叶。不过，中国人不喝这种茶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叶子的性质，而不是由于它的颜色。绿茶的品种比红茶少，产绿茶的地区面积也较小。「火药茶」和「御茶」是外国人造的名称；本地茶商称这两种茶为「小珠」和「大珠」。前者揉成像霰弹或粗火药的样子；后者被称为「蟹眼」、「芝麻」和「珍珠」。外国人所称的「海森」，是「雨前」即「下雨之前」以及「熙春」即「繁盛的春天」的讹音。据说后者是一个少女的名字，早在一七〇〇年前后，她向她的父亲建议了一种更好的拣茶方法，随着他的上等熙春茶出了名，他的生意大为兴旺，于是他就用她的名字给这种茶命名。这个家族的成员至今仍在制作这种茶，称为「李逸馨」即「李氏上等香茶」的字号如今还在市场上，其声誉已保持了将近两百年。乌龙茶产于福建——这是一种带有绿茶风味的红茶，名为「乌龙」即「黑龙」，得名于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姓苏的人，被一株盘着一条黑蛇的茶树的叶子的香气所吸引。绿茶的大集散地是屯溪，在安徽省（按：原文作浙江省）。

「字号」是茶叶贸易中一个人所熟知的术语；它来自中文的「戳」字，即官员所用的那种印章，在茶叶贸易中指来自同一产地、品质相同的若干包茶叶。多年以后，某一字号的一贯优良，就像某一葡萄园的一贯优良一样，使它具有了市场价值。一八七三年，广州的两家美国商行之间，为了某一字号茶叶的权利问题发生了一场诉讼，两个掮客各自声称所卖的是真货。这样的字号从五十箱到一千二百箱不等，平均六百箱。英国的品茶师已经发现，在普通的工夫茶中掺入花香茶，可以大大增加其风味和销路。供本地人饮用的茶很少这样做，这种做法主要在广州实行。所用的花有玫瑰、桂花、晚香玉、橙花、茉莉、栀子和杜鹃。花梗、花萼和其他部分都被仔细地拣出，只留下花瓣。茶叶干燥温热、准备装箱时，把鲜花掺进去（橙花是每一百磅茶叶掺四十磅），就这样堆放二十四小时；然后过筛，用风车簸扬，直到把花瓣分离出来。如果香气不够，可以用茉莉或橙花再窨一次。茉莉的比例比橙花稍多；杜鹃则差不多一半对一半。从这些花中获得适当香气所需的时间各不相同，据说在所有这些花中，用杜鹃窨的茶保持香气最久。窨茶的方法因花而略有不同，因为桂花的小花不能像玫瑰或茉莉的花瓣那样用筛子分离出来。这样窨香的茶作为香橙白毫和珠兰茶运往英国。它被掺在上等茶中；这样增加这种有益健康的饮料的香气和味道，是很值得称道的。珠兰茶是圆粒状的，是把红茶洒上水使之变软，然后装进帆布袋里扎紧，用脚踩着滚揉很长时间，直到大部分茶叶成为这种形状；一经窨香，便包装待运。这种茶揉好晒干以后，只需上一层「面子」，就能在绿茶中冒充大珠和珠茶。

有人指责中国人在真茶叶中掺入别的叶子，并加入比玫瑰叶、枣叶和蕨叶坏得多的其他成分，以此来掺假；而已被证实的运出「假茶」的案例，被套用到了全部出口茶叶上。这种掺假有一部分是受外国人刺激的，他们想以一半的制作成本买到优质纯正的茶叶。上述细节清楚地表明，一种在从世界另一边的茶壶里倒出茶汤之前要经过那么多人之手、所用的机械只有一架风车和一口炒锅的商品，普通品种的价格不可能远低于每磅二十五分。上海人称为「马路茶」即「跑马场茶」的那种恶劣的混合物，就是本地制造商对廉价茶叶的需求所作的回答，直到英国的消费者抗议对他们的欺骗，其进口才被禁止。双方谁更应受指责，可以留给他们自己去解决，但在我们自己的报纸上，大部分的指责当然都落在了受诱惑的一方身上。然而，不能由此推断所有的廉价茶都是掺了假的。制作过程会留下大量的碎末，可以做成过得去的茶；许多地区的产品没有最好品种的那种风味，就像葡萄酒一样，承担不起那么高的焙制成本。茶叶掮客们知道这一点，事情自会得到平衡。茶末、叶脉和筛下的碎屑都被贫苦的本地人消费掉了，他们也在真茶叶中掺入别的叶子。在这方面，茶叶也许可以与任何其他大宗食品相比；当我们可以合理地估计从中国和日本运出的茶叶消费量超过三亿磅时，就必须承认，它是一种非常纯正的商品——假叶子所占的比例，大概连百分之五都不到。

还有一种藏人和蒙古人所知道的饮茶方式需要一提。中国西部富饶的四川省出产大量的好茶；其中很多经由西安府和甘肃出口到俄国，供应西伯利亚的居民。这种砖茶的制法，是把湿的茶叶压成砖或瓦的形状，大小和重量不一，长八到十二英寸，厚一英寸；这种形状比散叶更便于运输。我们已经看到，在西藏，它与其说是一种泡的茶，不如说是一种汤。砖茶是用粗叶或茶梗在沸水上蒸湿，然后压紧，直到又干又硬而制成的。饮用时，掰下一块，与牛奶、酥油和水一起煨煮，加一点醋或胡椒。这种东西起初并不诱人，但古伯察神父认可它在恢复衰竭的精力方面的提神作用。在把茶叶压进模子时，洒上米汤有助于压紧和干燥。在不普遍种茶的地区，中国人在真茶叶中掺入别的叶子以增加分量，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掺假。柳叶是这种混合物中常见的。大商队驮着砖茶穿越高原。

茶叶的包装大多在内地焙制的地方进行。常常在茶箱里面看到的大片干叶子，通常是一种特殊的竹子的叶子；铅皮是把熔化的铅倒在一块盖着几层纸的大方砖上，立即让另一块砖落在上面压成的。为了检验包装是否诚实，外国商人常常在构成一个字号的三百到六百箱茶叶上走过，随意挑出四五箱来检查。如果这几箱经得起检查，整批茶叶就凭它们的保证收下，然后过秤、糊纸、贴标签、写上字号，准备装运。在所有这些事情上，中国人都非常熟练。要计算出

茶叶贸易为多少人提供了生计是不可能的；机器也很难投入使用来取代人力。

茶叶传入西方各国起初是很缓慢的。马可·波罗对茶的饮用只字未提。据有些记载说，荷兰人于一五九一年把茶带到欧洲；但一两份样品并不能构成一项贸易，而且如果当时有人饮用，就会有记载提到它。一六六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塞缪尔·佩皮斯写道：「我叫人送来一杯茶（一种中国饮料），这是我从未喝过的。」将近七年以后他又说：「回家，发现我的妻子在沏茶，药剂师佩林先生告诉她，这种饮料对她的感冒和鼻涕有好处。」一六七〇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为七十九磅；一六八五年为一万二千零七十磅；其中大部分来自巴达维亚，在很长时间里每磅售价在十英镑到五英镑之间。一六五七年，加尔韦先生在伦敦开了一家店出售茶汤，每加仑缴纳八便士的货物税；现在的关税是每磅二先令一便士，即每人每年约四磅半，其中几乎全是红茶，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一七二五年，英国只消费了三十七万五千磅茶叶。现在英国的实际消费量为一亿二千六百万磅，还有很多在运输途中。美国的进口额值一千八百万到一千九百万元，即约六千万磅。俄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进口更多的好茶，所付的价格也更高，因为从前通往西伯利亚的陆路贸易负担不起运输劣茶的费用。阿萨姆现在的出口量为二千万磅，但这些品种单独饮用对公众的口味来说太浓烈了，是在拼配中消费的。茶树原产于阿萨姆，但它的发现只能追溯到一八三六年前后。爪哇和巴西也种植茶叶，但在任何有咖啡提供类似饮料、而劳动力价格又使本地茶与进口茶价格相当的国家里，都没有多少东西能鼓励制茶人。

一六二〇年皈依基督教的徐保禄（光启）所著的那部非凡的农书，载有关于种茶的简要叙述和指导。在这一章的结尾，他力劝人们多喝茶而少饮酒。「茶性寒，饮之过多，令人疲乏困倦。乡人饮茶，先加姜盐，以解其寒。此物之用甚广；种之则利溥，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民生日用之所资，人人日饮而爱之者也。」

化学分析已经使我们知道了用作热饮料的那几种物质，即茶、咖啡、马黛茶、可可、瓜拉那和可乐果的成分，分析表明其中含有三种成分，它们的功效无疑就来自这些成分。

把茶与水一起蒸馏时，可以看到一种挥发油；一百磅干茶约可得一磅，高度具有茶叶特有的香气和风味。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揉捻焙制时被从叶子中挤出去了，但即使残留的不多，它对人体的作用也是显著的，有时还很强烈。品茶师不断地品尝送来请他们审定的各批样品的质量，他们的方法是对着一把茶叶呵气，然后立即捂住鼻子，以便闻到这种挥发性的香气，作为一项重要的检验。他们还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检查茶汤，看它的味道、颜色和浓度。据说长期从事这一行业对他们的神经系统有不良影响。我们所喝的其他饮料，和茶一样，其特有的、受人喜爱的风味和香气，都来自在干燥和焙炒过程中在其中产生的化学物质；至少在它们的天然状态下，是觉察不到这些东西的。茶中另一种被认为是其对人体作用的主要诱因和回报的物质，是一种称为茶素（即咖啡因）的特殊成分。如果把几片研成细末的茶叶放在一块表玻璃上，盖上一顶纸帽，放在热板上，就会有一股白色的蒸汽慢慢上升，在纸帽里凝结成无色的晶体。它在不同种类的茶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在绿茶中从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五六。茶素无臭，味微苦，因此并不能吸引我们去喝茶汤；但化学家告诉我们，它含有将近百分之三十的氮。其他饮料如咖啡和可可中的盐类也含有很多氮，它们都有助于补充人体中正在进行的消耗，减少所需的固体食物的数量，也减少身体的磨损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倦怠，在食物较少的情况下保持身心的活力。茶在这方面也许比其他任何一种饮料都做得更令人愉快；但它对老年人的作用比其他饮料更大，它补充了他们衰退的消化能力，帮助他们保持肌肉，使身体比没有它时更长久地保持健康。因此，茶成为生活必需品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穷得买不起一点肉来下饭的六十岁的病弱老妇，也要就着她所有的东西喝一壶茶，她知道这样她会感到更轻松、更愉快，更适合于她的劳作，比没有茶时更能享受生活。她不知不觉地重复着中国人几百年前所说的话：「饮之则神清。」

第三种物质（茶中含量比上述其他饮料都多）也是南亚广泛咀嚼的槟榔和棕儿茶的一种重要成分，那就是单宁或鞣酸。它使茶叶及其茶汤有涩味，在焙干良好的红茶中含量达百分之十七，在绿茶，尤其是日本茶叶中含量更多得多。单宁的作用与油和茶素的作用分开来看尚未弄清楚，但约翰斯顿认为它有助于这种饮料令人兴奋、令人满足和镇静的作用。

茶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种成分，与其他食用植物相同，是麸质。它占叶子重量的四分之一，但要想得到适当的烹调方法所能发挥出的最大好处，我们就必须想出一种吃茶叶的办法。麸质的营养性质说明了砖茶何以在整个亚洲高原普遍使用。古伯察说，他是因为没有更好的东西才喝这种东西的，因为他不习惯；但他的赶骆驼的人常常要喝二十到四十碗。

如果说茶对人体的保健作用是如此巨大而有益，那么它自普遍传入西方人中间以来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不能忽视了。中国人那种居家的、安静的生活和习惯，其力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常饮用这种饮料，因为他们所啜饮的淡茶，使他们可以在茶桌旁随意消磨时间。如果他们习惯于以同样的方式啜饮哪怕是他们的淡酒，苦难、贫穷、争吵和疾病就会取代节俭、安宁和勤劳。在他们中间所见的普遍的节制，与其说是由于任何其他原因，不如说是由于茶。此外，它也在我们中间赢得了自己的地位，以至于在这一代，围绕着茶桌的种种联系，已成为说英语的各民族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们中间限制烈酒消费的最可能的办法之一，就是让那些身体尚未败坏的人改用各种热饮料。茶是中国人、日本人和蒙古人的最大福祉之一，至少十五个世纪以来它在他们的领土上的普遍使用，已经证明了它作为一种安神剂、兴奋剂和饮料的令人满意之处。如果一个人走过北京、广州或大阪的街道，看到茶馆和茶屋周围成群的劳工和闲人那种和气的欢乐，还怀疑茶作为协调和满足人类欲望与激情之物的价值，那就只能被看作是他自己未得满足的渴望的证明了。

茶是各阶层本地人的生活必需品，它的普遍被接受和日益增长的采用，充分证明了饮茶是无害的；在中国以外对这种饮料的偏见，主要可以归因于饮用浓烈的绿茶，这无疑是有害的。如果那些因此而戒茶的人改饮较淡的红茶，一般的经验证明，这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害处，而且他们可以确信，他们不大会被着了色的东西所欺骗。中国人和日本人喝茶都不加牛奶或糖，不加这些东西，茶汤特有的味道和香气更能品味出来。清茶不能泡得那样浓，否则就会尝到一种令人不快的苦味，而这些冲淡剂可以部分地把它掩盖起来。

在其他需要加工的植物产品中，有桂皮和樟脑。桂树（肉桂）普遍生长在广西、云南及更南的地方；中国这种香料各个品种的主要市场，是前一省份的平南。称为「桂皮」即「薄皮桂」的那一种，构成了西方所用的这种香料的主要部分。剥皮的方法是用刀沿着枝条划开，逐渐把皮松开；剥下来以后，在太阳下晒一天，这时表皮很容易刮掉，然后晒干成卷筒状上市。这一种和另外两种樟属植物的未开的花也被收集起来晒干，称为「桂子」，常常与桂皮一起包装；它们除了简单的晒干以外，几乎不需要其他加工。桂树的叶和皮也被蒸馏，得到桂油，这是一种香气浓烈而宜人的油，为制香者和厨师所用。很少有哪一类植物比旧名为月桂属的那些植物对人类更有用，桂皮和肉桂这两种芳香的香料就属于这一类；中国人把它们的木材、树皮、花蕾、种子、花、叶和油都用于木工、医药、香料和烹调。西文中用「卡西亚」一词来称这种香料，而不是把它限于那种药物（番泻叶），造成的混淆一直是错误的根源。

樟树是月桂属的另一个种，生长在南方沿海地区和台湾，它既提供木材，也提供樟脑，供出口和国内使用。樟树本身很大，能提供上好的厚板、梁木和木板。樟脑是从枝、根、叶和木屑中取得的，方法是把它们浸在水中，直到水被浸透；然后对这种溶液稍稍加热，升华的樟脑被收集在用稻草编成的倒置的圆锥体里，从上面剥下来的是颜色像粗糖一样的不纯的颗粒。格鲁贤描述了另一种取樟脑的方法：把从溶液中浓缩出来的凝块取出，放进一个铁盘里，用研细的土盖上；这样在盘中放两三层，然后用泥封上盖子，用文火加热，樟脑便升华到盖子上结成饼状。它以粗制的状态上市，运到欧洲后再加以提炼。樟脑的制作，把木材锯开做箱子、家具以及全部或部分用樟木做的船只，使大批木匠、船匠和造船工人得以就业。对樟脑和樟木板的需求不断增加，使台湾的樟树被迅速砍伐，以至于有理由担心它们不久就会被砍光。

中国工人的许多日常操作，都很好地体现了他们以巧妙的方法达到别处用复杂的机械才能达到的同一目的。例如，面包师把火放在一块由吊杆操纵的大铁板上，把它摆到一个嵌在砖石中的浅锅上方，锅里放着饼和点心，很快就烤熟了。燃料的价格使人们不论在哪里使用燃料都不得不节省；无论是在锻炉、厨房、窑还是住宅里，都看不到木柴或煤炭的浪费。烧贝壳制石灰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道矮墙围起一块直径十到十二英尺的地方，中间有一个洞，从墙下通过一条通道与一个坑相连，坑里用脚踏的风扇鼓风助燃。木柴松松地铺在这块地面的底部，在中间的洞口点火，用风扇扇旺，同时迅速地把贝壳倒进去，直到把围墙里填满；十二小时后，贝壳就烧成石灰了。傍晚时分，几十个村民聚集在燃烧的火堆周围，带着他们的锅来煮饭或煮菜。这一群群老老少少所表现出的和气，是中国下层阶级中所见的那种好交际和平等精神的一个令人愉快的例子。第二天早晨把石灰取出，筛好给泥水匠用。

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都满足于使用与谢菲尔德所产的相比显得粗糙的工具，但他们中有些人做出的活计却绝不可轻视。木匠的工作台是一条低矮、狭窄、倾斜的长凳，像刨刀架子，他坐在上面刨木、开槽、加工木板，用脚和脚趾把木板稳住。他的钻、钻头和锥子都用弓来转动，但他和铁匠所用的大多数刃具，虽然形状相似，却不如我们的方便。它们用磨石或砂轮磨快，也用一种像辐刨一样的冷钢来刮，把刃口刮薄。中国工人的灵巧常常为人所称道，在所有的工人中，走街串巷的铁匠以其小巧齐全的设备而拔得头筹。一位观察者写道：「几天前我看到一个铁匠在补锅，他的工具安排得异常紧凑。他的火放在一个铁盆里，形状很像煤斗，风箱的风嘴从后角伸进去。铁砧是一小块方铁，和我们的很相似，放在一个木墩上，旁边有一个分格的篮子，装着木炭和工具，还有他随身带着的旧铁和其他杂物。淬火用的水盛在一个瓦罐里，这时正派着最有用的用场——在锻炉火上煮他的饭。活干完以后，他吃了饭，把水泼在火上，把炭拣出来放回篮子里，把灰倒掉，把铁砧跨放在风箱上，再把火盆放在篮子上，把风箱挑在扁担的一头，篮子挑在另一头，就走了。」

这里提到的补铸铁锅上的洞的方法，是一种特别的操作。铁匠先把洞的边缘锉干净，把锅加热后，稳稳地放在一块盖着湿毡子的瓦片上。然后他把在坩埚里借助熔剂熔化的铁水倒在洞上，立即用一团毡子把它拍平，直到它把锅的上下两面的洞边都盖住，然后趁它冷却时锤打，直到它牢牢地固定在原处。另一种巧妙而有效的修补瓷器和各种陶器的方法，由走街串巷的工匠来施行，他们把作坊挑在肩上到处走，正如插图中所见。借助极小的铜锔子，即使是最精致的瓷器也能修好，用起来和新的一样；由于这种修补不用胶粘剂，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能经得起水泡。

在街上从事各自行业的大批手艺人，以及挨家挨户供应食物的人数更多的小贩，都提供了许多有趣的东西。他们每人都有一种特别的招徕方式。剃头匠弹拨一种像长音叉一样的镊子，货郎摇一面两边系着小槌的拨浪鼓，收破烂的敲一面小锣，卖水果的敲两根竹片，算命先生摇一个铃；这些东西，加上乞丐、小贩、行商等各种各样的叫卖声和呼喊声，使街道上充满了一场奇特声音的合奏。

中国工匠精细的雕刻常常为人所描述；每年都有许多样品运往国外。在他们技艺的产品中，很少有比那种内含十到十二个层层相套的独立球体的球更为引人注目的了。这就是鬼工球。雕刻的方法很巧妙。先把一块象牙或木头做成一个正圆的球，然后在上面钻几个锥形的孔，使它们的顶端全都在球心会合，钻孔时球心便被掏空了。在每个孔的侧壁上画出线条，标明要雕出的球的层数，然后工匠插入一把刃部呈半圆形的凿子或刻刀，刀刃弯曲，使得刀杆绕着支点转动时，刀刃在每个孔中以同样的深度切入象牙。在每个锥形孔的内侧依次切一点，切口便连接起来，最后一个小球便脱离开来，然后把它翻转过来，把它的各个面一个接一个地转到最大的孔的对面，在其他孔中用楔子把它牢牢固定，同时把它的表面磨光和雕刻。中心的球做好以后，再把一把类似的、稍大一些的工具插进孔里，用同样的方法再分离出一个球并加以磨光，然后再一个，直到全部完成，每一个球都在开始雕下一个外层球之前磨光和雕刻好。完成一个内含十五个球的球需要三四个月，其价格根据雕刻的精细程度，从二十元到三十元不等。有些

作者断言，这些奇特的玩意儿是用一个个半球巧妙地黏合而成的，有人还把它们放在油里煮了好几个小时，想把它们分开，解开其构造之谜。

扇子和名片盒用木头、象牙和珍珠母雕成高浮雕，其繁复精细显示了工匠的高超技艺和耐心，同时也显示了他对绘画的粗陋观念，人物、房屋、树木和其他物体的布局违背了一切比例和透视法则。用植物的根、枝、多节的树瘤等雕成鸟兽的奇异组合，可以做成美丽的装饰品，艺人在安排形象时利用了材料的天然形状。这就是根雕。宝塔、船只和房屋的模型全部用象牙制成，甚至连装饰性的屋顶、划桨的男人和从阳台上眺望的女人都表现出来了。用象牙细条编成形状优美的篮子；广州的店主们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图章、裁纸刀、棋子、筹码、梳子等，其精致细腻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同类工艺品。最繁复的纹章或复杂的花押，这些熟练的雕刻匠也能仿刻。民族趣味偏爱在平面上作这种雕刻；在房屋的墙壁上、围墙的花岗岩石板上、船只和店铺的木作上以及家具上都可以看到。大部分是好看的，但如果用西方艺术的严格规则来衡量，人物比例的失调和姿态的局促减损了它的美。

珐琅和景泰蓝器皿的制造，最近由于外国的需求而大受刺激。先用锤打和焊接做成所需形状的铜胎，在它干净的表面上刻出要施珐琅的图案，以标明在给各格间填珐琅之前要把铜丝焊在哪里。焊料是用硼砂和银做的，其熔点比珐琅高，把珐琅研成糊状，用刷子和尖笔填进图案的每一个格子里，直到把整个图案填完。各种颜色的「料」即原料，由对配方保密的匠人制成饼块，但所有的原料在中国都有。器物的质量取决于调配这些饼块以及在木炭火中熔烧颜料的技巧，器物就放在炭火里；冷却后把瑕疵和空洞填补好，再一次又一次地放到火里去烧。经过第三次烧炼后，在车床上磨平抛光，铜的部分再镀金。现在所做的样品显示出非常精细的做工，但其色彩很难比得上乾隆年间或更早的明代景泰年间的作品。也有许多次品被冒充为这一工艺黄金时代的作品。

为帆船和小船做帆、铺地板、做床铺等而织造席子，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生计。一面将近四百平方英尺的帆，花十元钱就能买到。成卷的席子大量出口，在国内更广泛地用来包裹待运的货物。一种用竹篾做的更结实的席子，用作搭建棚屋的材料，并有许多其他用途，这些用途在别处是用木板或帆布来实现的。藤条被大量编成席子、椅子、篮子和其他家用物品。有几个制造部门完全是由对外贸易催生出来的，或者因对外贸易而大受鼓励，其中主要的有：制造银朱、打金箔、切割珍珠母纽扣、把通草纸染色修剪做成假花、编织和彩绘装饰性的窗帘，以及制作蜜饯。

从广州出口的美丽的银朱，是把一份水银和两份硫黄研磨，直到它们成为一种黑色粉末，然后放进一个盖着铁盖、用泥严密封好的坩埚里制成的。火烧到这种混合物时，把盖子冷却以促成升华；据中国人说，积在盖顶上的是朱砂，积在四壁上的是银朱；把它们全部研成粉末，水飞，倾析，放在瓦片上晾干，用于绘画和制药、给蜡烛和纸着色以及制作红墨水。中国银朱之所以优良，取决于研磨的彻底。

常常有人说，中国人如此厌恶变革和改进，以至于他们会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但是，他们虽然不愿轻易改变久经考验的方法，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本世纪里，已经引进了三种新的制造业，即玻璃、青铜器和普鲁士蓝。一个中国水手把普鲁士蓝的制法带回了国，那是他在伦敦彻底学会的，现在百姓自己就能供应了。最近还开办了青铜和黄铜作坊，钟表也大量制造，只有发条除外。仿照外国手摇救火机制造的救火机正在逐渐投入使用。在对英战争期间，曾仿照从一艘沉船上取得的炮铸造了铜炮；英军攻占宁波时，发现船台上有一两艘仿照轮船、由人摇动曲柄带动轮子行驶的船的骨架。从那以后，在福州、上海、南京和天津设立的政府军械局，已经激发、启发并教给了人民许多机械的应用。然而，在他们看清自己的投资能够得到回报之前，敦促或开始进行没有把握的试验是不明智的。十年前在广州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一家本地公司成立，要用蒸汽机器纺棉纱，而当设备全部准备就绪时，棉农们却很不愿意把他们的原棉交出去。此外，应当看到，很少有人肯费心向他们解释或展示那些据说他们非常不愿意采用的改进。有人把犁送给上海附近的农民，但他们不肯用，不过，这与其说是由于他们不喜欢接受新东西，也许同样是由于缺少合适的挽具，或者缺少一点关于如何使用的指导。

从工业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的一般面貌是它最令人愉快的特点之一。广大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然而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可以称为乞丐，而拥有足以靠其收入生活的财富的人就更少了。财产相当安全，足以使诚实的劳动相信它一般会得到劳动的报偿，但如果这种劳动兴旺得超出了寻常的限度，官员的贪婪和邻居的嫉妒就很容易找到无数的手段来骚扰这个幸运的人，使他陷于贫困，而法律的执行又不够严格，不足以阻止他们。机械工艺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但由于他们面前没有更好的样板，也没有关于可以适用于许多用途的基本原理和动力的科学知识，这些工艺便一直停滞不前。大量的劳力必须得到使用，而劳力的低廉又使人没有必要去寻找机器来代替它。即使从国外采用少数几样东西，也可能牵涉到许多变动，以至于那些看到其好处的明智的本地人，想到失败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也会踌躇不前。随着文明的进步，资本与劳动之间以各种形式和斗争出现的冲突在全世界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中国的政体注定要在调整其勤劳的千百万人民之间的这些力量时，承受最大的压力。

模仿是中国人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发明创造；前者使人们满足于他们凑合着能用的东西，即使要耗费一些时间、浪费一些劳力，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聪明才智和科学知识也许会招致邻居和统治者的猜疑、花费或阻挠。许多工艺和发现的萌芽已经存在，它们的发展本会带来许多好处，并指向更多的发现，这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它们没有得到发展？撇开那种可以恰当地持有的观点，即欧洲人如今在工艺上所取得的惊人发现是上帝救赎人类之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不谈，缺乏相互信任、财产不安全以及异教对智力的败坏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他们对改进所表现出的冷漠。在他们中间，发明与其说是已经停止存在，不如说是缺少鼓励；——不仅如此，它还受到一种多疑的专制统治的遏制，而又没有必要的刺激来抵消这种遏制、推动它前进，而且还受到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的束缚。直到欧洲出现了宗教自由和自由讨论，那里的居民才开始在科学和工艺以及道德和良好政府方面有所进步；当一种更广阔的文明中那些使人高尚、使人开阔的原则进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心灵时，可以合理地期望，在今生的舒适方面，以及在接受那些原则、表现出证明适于享受来世之福的行为方面，都会取得迅速的进步。

二中国人的科学

中国人的科学

那种由于搜集和考察事实，或由于广泛阅读其所述可以信赖的书籍而产生的、导致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的心智的扩展，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德庇时爵士正确地指出，中国人「除了某种明显而直接的实用目的之外，并不重视抽象的科学」；他恰当地把他们中间科学的实际状况，与欧洲在采用归纳研究方法以前的状况相比较。即使是他们为解释自然奥秘而提出的少数理论，也没有任何想象力来弥补事实和实验的缺乏，因此我们读这些理论时，既不会为其想象力所娱乐，也不会从其研究中得到教益。也许，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欧洲人在考察自然的各个部门和各种力量方面所取得的迅速进步，使我们对中国书籍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胡言乱语的炫耀有些不耐烦了。除了中国人的头脑在天才和想象力方面普遍不如欧洲人之外，它还受到一种所有语言中最繁琐、最贫乏的语言的束缚，受到一种充满令人厌倦的重复和不能令人满意的理论的文献的困扰。在这些条件下，科学，无论是数学的、物理的还是自然的，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都进展甚少，如今它的各个部门都在等待着来自国外的新的推动力。

默里的《中国》（第三卷第四章）对中国人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造诣作了公允的叙述。中国人的记数法以十进制原则为基础，但由于他们的数字不因位置而改变数值，要清楚地写出解题的各个步骤是困难的。试验表明，按照我们的方法使用中国数字，省去表示一百、一千和一万的字（百、千、万），是很容易进行运算的；但即使这种改变是可取的，要使它普遍通行也还要很长时间。算术计算借助一种称为「算盘」即「计数板」的器具来进行，它只是一个浅盒子，纵向被一根横梁隔开，横穿着几根档；在横梁的一边，每根档上有五颗珠子，另一边有两颗。五颗珠子代表个位，那两颗珠子每颗值五个单位。当任何一根档上的珠子作为个位时，右边的一根就代表十位，第三根代表百位，依此类推；而左边的则表示十分位、百分位等。在这种器具上进行简单的计算又准确又迅速，但由于它只是在头脑中进行的计算的过程和结果的一种方便的指示，如果出了错，就必须全部重算，因为只有在算完时才出现结果。数字有三种写法，部分地相当于西文中拼写出的数词、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这三种形式，其中最常用的已在上卷列出；繁写的形式用于汇票和票据以防涂改，简写的形式用于一般运算、账目等，以及以比其他字体更紧凑的形式写下大的数目。这种记数方法为日本人和交趾支那人所采用，它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用的以字母记数的方法，以及英国从前所用的算筹，都有一些优点，但远远落后于现在西方普遍使用的阿拉伯数字体系。

算术论著很常见，其中解释简单的算法，并以例题和问题加以说明。最好的之一是《算法统宗》，即「综合算法」，共五卷，八开本，其作者程大位生活在明代。《紫薇山房数学》即「紫薇山房的数学」，共三十八卷，八开本，一八二八年刊行，包含几何、三角、测量等全套数学教程，还附有每一度每一分的自然正弦和正切表，以及对数正弦、正切、正割等表。这两部汇编的价值大多来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数学著作；后一部书中说：「西士纳白尔造对数。」

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注意算术的研究，史书中的记载表明，在汉代就有一些论著存在，此后直到宋代出现了大量综合性和专门性的著作。唐代有一位作者，在他关于立体测量的问题集中，悬赏一千两银子给能在书中找出一个错字的人。印度的代数方法为中国数学家所知，至今仍有人研究，尽管两国之间的一切学术往来早已停止。直到明末，这些学科进展缓慢。自从外国人开始应用西方科学以来，发展就很迅速了。伟烈亚力先生在他的《汉籍解题》（第八十六至一〇四页）中，对本国最有价值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作了扼要的介绍。有一部关于这些学科的非常全面的著作，是约一七三〇年奉旨刊行的《数理精蕴》和《历象考成》。

即使在有学问的人中间，数学知识也很少，普通百姓只在生意需要的范围内学习它；繁琐的记数法以及这类学问对科举考试帮助甚少，无疑使人们不愿去研究这种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似乎并无兴趣的东西。关于这些表中存在六处错误的一个奇特事实——巴贝奇发现，自一六三三年弗拉克的《人工三角学》出版以来，这六处错误在大多数欧洲对数表中一直沿袭下来——证明了中国人获得这些表的来源，以及他们照抄时那种模仿的忠实。中国作者乐于承认西方数学家的优越，一般都把他们在精确科学方面的进步归功于西方数学家。

从他们稀少的记载中，不容易了解古代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造诣，因为仅仅记载一次日食，与计算或描述一次日食是大不相同的。鉴于在尼尼微的发现——这些发现为西亚的上古时代提供了许多可靠的记载，而在更充分地加以研究时，也可能为说明东亚的历史和状况提供一些线索——人们最近又以新的兴趣仔细地考察了这些记载。《书经》中载有尧命令他的天文官羲和测定二至和二分、设置闰月、确定四季，以便农夫知道何时下种的一些记载。如果按照黑尔斯的说法，把大洪水的时间定在公元前三一五五年，那么到尧的时代，即公元前二三五七年，其间约有八个世纪；这足以使人观察到诺亚时代三百六十天的原始神圣年是错误的；也足以使人观察到约三百五十四天的太阴年同样不正确，需要进一步校正，据说这位古代君主以十九年置七个闰月的办法作了这种校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下令从巴比伦送给亚里士多德的天文观测记录，其开始的年代为公元前二二三三年，距尧死后只有几年；那时迦勒底人插入五天以补足太阳年，并把这几天作为节日来庆祝。提到这一点的黑尔斯博士说，许多古代民族，还有墨西哥人，都有同样的习俗，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人对这几天有任何特别的纪念，实际上，他们在太阴年中也不可能注意到这几天。

尧所设置的闰法一直沿用至今，变化很小。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康熙年间修正了历法，此后一直负责编制历书。采用儒略太阳

年，即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在如此遥远的时代是否已有，是很不确定的，不过公元一二〇〇年前后的《书经》注释家提到了西方各国存在这种历法。中国人对太阴年的重视，以及他们的七个闰月使太阴年与太阳年的真正协调之间只留下的极小差额（仅一小时二十七分三十二秒），不会使计算错乱到引起他们注意的程度。称为「六十花甲子」的六十年周期是何时采用的，即使在很接近可能的程度上也无法确定。虽然在任何一门知识中，消极的证据总是建立一种理论的最薄弱的基础，但它在中国早期的历史和科学中，仍然有很大的影响，而在天文学中尤其如此。中国人断言，这个六十年周期是在尧的时代以前将近三个世纪（公元前二六三七年）制定的，似乎完全是任意的，因为如今已经没有任何解释说明它的发明者黄帝或他的大臣大挠为什么选择这个数目。每一年都有一个单独的名称，这个名称由称为「十干」的十个字，与称为「十二支」的另外十二个字相配而成，重复五次。

这两套计时的字也用于分秒、时辰、日、月、黄道宫、罗盘方位等等。通过给十二支配以同样多的动物名称，并把十干两两分配给五行，它们还在占卜和星相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年（一八八二年）是第七十六个甲子的第十九年（按：原文作第十八年），即自其创立以来的第四千五百一十九年；但在中国的著作中，迄今还没有发现对这些六十年周期进行连续编号的痕迹。据《书经》，用这些字来表示时辰和日子，始于约公元前一七五二年，也许甚至在它们被组合成循环排列之前。这种六十分法在印度也早已存在，至今仍在沿用，在那里称为「木星周期」，「因为它的年的长度，是以木星按其平均运动通过黄道一宫所需的时间来计量的」。伯吉斯牧师在他所译的《苏利耶历数书》中说，该书把木星年的长度算作三百六十一天零二小时三十八分，并补充说：「无疑正是由于这个周期与真正的太阳年十分接近，它才被采用为一种计时单位；但据我们所知，这个周期起源于何处，有多少年历史，为什么要由包括木星五个完整周期的六十年组成，都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查明。」因此，这个周期、这两套字、二十四节气，以及在中国星相学和天文学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十二次和二十八宿，很可能会被发现是源于迦勒底人，而不是像有人所断言的那样源于印度人。虽然公认它们在印度和中国都很古老，但它们的采用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某些显著的相似之处则表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这个起源如此遥远，以至于它的由来完全是一个谜。

历年是阴历，但它的开始是根据太阳来确定的。新年在太阳进入宝瓶宫之后的第一个新月之日，这使它不早于一月二十一日，也不晚于二月十九日。除了分为太阴月之外，一年还根据太阳的位置分为二十四个「节」，即「节气」，每个约十五天；这些节气年复一年地连续下去，不受闰月的影响，第一个节气约在二月六日开始，那时太阳在宝瓶宫十五度。它们的名称与一年中的季节以及它们到来时自然界的明显变化有关，如雨水、春分、芒种、小暑等等。

中国人把黄道（「黄道」即「黄色的道路」）分为二十八「宿」或「宫」，即「星座」或「月站」，但它们不是均等分配的，各宿所占的度数从一度到三十一度不等；印度人则把它们大致按每十三度多一点来排列。它们的名称和相应的动物，以及与每一星座相应的主要星，列举如下：

一、角，蛟，室女座阿尔法（角宿一）等；二、亢，龙，室女座卡帕等；三、氐，貉，天秤座阿尔法、贝塔等；四、房，兔，天蝎座贝塔、德尔塔等；五、心，狐，心宿二（天蝎座阿尔法）；六、尾，虎，天蝎座尾部诸星；七、箕，豹，人马座伽马、德尔塔等；八、斗，獬，人马座诸星；九、牛，牛，摩羯座阿尔法、贝塔；十、女，蝠，宝瓶座艾普西隆、缪等；十一、虚，鼠，宝瓶座贝塔等；十二、危，燕，宝瓶座阿尔法及飞马座艾普西隆；十三、室，猪，飞马座阿尔法（室宿一）；十四、壁，貐，飞马座伽马（壁宿一）；十五、奎，狼，仙女座诸星；十六、娄，狗，白羊座阿尔法、贝塔；十七、胃，雉，白羊座诸星；十八、昴，鸡，昴星团；十九、毕，乌，毕星团；二十、觜，猴，猎户座兰姆达；二十一、参，猿，猎户座诸星（参宿七）；二十二、井，犴，双子座；二十三、鬼，羊，巨蟹座贝塔、德尔塔等；二十四、柳，獐，长蛇座德尔塔、艾普西隆等；二十五、星，马，星宿一（长蛇座阿尔法）；二十六、张，鹿，长蛇座卡帕、兰姆达、缪等；二十七、翼，蛇，巨爵座阿尔法；二十八、轸，蚓，乌鸦座伽马、艾普西隆等。

它们不是在四季中平均分配的，而是分配得非常凭经验。从第八到第十四宿属于宝瓶宫和北方，共九十八度；从第一到第七宿属于天蝎宫和东方，共七十五度；从第十五到第二十一宿属于金牛宫和西方，共八十度；最后七宿属于狮子宫和南方，共一百一十二度。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对天体的认识是很粗浅的。

黄道又分为十二宫或十二次，各宫长度从二十五度到三十八度不等，以代表它们的十二支或十二种动物命名，从宝瓶宫即鼠开始，接着是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和猪。这些动物在二十八宿中也有，但它们在一切星相计算中都用来表示十二支，很少与黄道联系在一起。东亚各民族经常使用它们，因此蒙古、暹罗和日本的普通百姓，由于把它们用于各种长短的时间，实际上比对那些专门的干支字更为熟悉。另一方面，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并不把这些或任何其他动物与十二宫、十二时辰和十二个月联系在一起，也不与二十八宿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往往表明中国人是从一个更古老的来源得到它们的。二十八宿之一的名称按照永久的轮转分配给一年中的每一天，因此，我们一周中的同一天，每隔四周就配有同一个宿名。每月的日子从初一到月末依次编号，一年的月份从一到十二依次编号，只有闰月除外，称为「闰月」；此外还把一个月三分为旬。

中国普通人的天文观念是模糊而不准确的。他们自己的科学书籍中所载的知识没有得到传授，他们仍然相信大地是一个平面，四方各约一千五百英里；日、月和星辰围绕着它运转，太阳距地四千英里。这个数字与地球的半径如此接近，以至于有理由像湛约翰那样推断，它是根据太阳在不同纬度的高度差计算出来的。天距地的距离，一位观测者测定为八万一千三百九十七里，他以后的另一位测定为二十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约合七万三千英里；这一切都表明缺乏仔细的观测。北斗星座在民间天文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俗话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由于这种情况，北斗已成为一种天然的时钟，而且由于斗柄总是指向天蝎座中的亮星，这两个星座是人们最熟悉的星座之一。然而，这些民间的观念不能被当作检验古代人所知道的东西的标准；在这一学科中，像伟烈亚力那样，认为他们所知道的比流传到我们今天的更多，与像湛约翰那样倾向于因为残存的少量知识中有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而不肯相信它们，对他们的科学成就来说，都是同样公正的。

中国人研究天文学是为了星相和国家的目的，他们所记载的对日食、月食、彗星等的观测，对欧洲的天文学家和年代学家有不小的价值。冯秉正搜集了从公元前二一五五年到公元一〇九六年间四百次日食的记载，伟烈亚力则提供了一份仔细编制的清单，列出了从中国著作中摘录的、在公元前二一五五年到公元一七八五年间观测到的九百二十五次日食和五百七十四次月食。凡是彗星亮得足以看见时，都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因为百姓把它们看作预兆，它们在星辰之间的运行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影响。约翰·威廉斯发表了一份中国记载中提到的三百七十三颗彗星的清单，大多摘自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史记》。它们从公元前六一一年延续到公元一六二一年（按：原文作一〇二一年）；这位博学的作者估计，这些记载总的价值使它们值得相信。中国人认为风水、推命和星相之间存在着奇特而密切的联系，由于这关系到每个人的运气，便对维持他们的错误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即使有了从欧洲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帮助，中国人在独自行事时，似乎仍不能在天文学上有所进步，而且不顾一切证据地固守他们的迷信。有一次，由于云遮蔽了天空，看不到日食，朝臣们便高高兴兴地去向皇帝道贺，说上天被他的德行所感动，免去了他目睹「天狗食日」的痛苦。一八二〇年前后，有一位本国的天文学著作家，名叫青来，在开明的两广总督阮元的赞助下出版了几部著作，甚至在那么晚的时候，他还「把天说成由十层同心的空心球壳或包层组成；第一层包含月亮的轨道；第二层包含水星的轨道；接着是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和二十八宿的轨道；第九层包层把里面的八层束在一起，每日旋转；第十层则是天上的主宰、大帝与众神圣贤居住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享受永恒的安宁」。他还说：「有两个北极和两个南极，即赤道之极和黄道之极。黄道之极调节着天体运转的种种机括，不停地转动。赤道之极是原始天体的枢轴，永远不动。因此，所谓两极，实际上并不是星，而是北方和南方的两个不动的点。」这一精明的宇宙论的作者曾师从欧洲人，他把这些言论作为他研究的成果发表出来。

五行的相生相克，为中国的哲学家们提供了对可见宇宙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不可能出现任何他们不准备用他们对五行之力演化的分析来解决的情况。由于通过这种奇特的体系来进行玄想，他们被引离了对事实和过程的仔细记录，而像笼中的松鼠一样转来转去，在对他们所讨论的元素的真正认识上毫无进展。下面列出他们所用的主要的五行配属，但在这里作全面的解释是不合适的：

水：其性润下；其味咸；其方北；其干壬癸；其星水星（辰星）；其色黑；其脏肾；其时冬；其象玄武。

火：其性炎上；其味苦；其方南；其干丙丁；其星火星（荧惑）；其色赤；其脏心；其时夏；其象朱雀。

木：其性曲直；其味酸；其方东；其干甲乙；其星木星（岁星）；其色青；其脏肝；其时春；其象青龙。

金：其性从革；其味辛；其方西；其干庚辛；其星金星（太白）；其色白；其脏肺；其时秋；其象白虎。

土：其性稼穑；其味甘；其方中央；其干戊己；其星土星（镇星）；其色黄；其脏脾。

五行相生相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这种空想的体系或多或少地为他们最有见识的人所接受；它在风水先生和算命先生手中成了一种咒语，他们借此摆出一副学问渊博的样子来欺骗百姓。日、月和行星影响着月下世界的事件，尤其是人的生死，它们颜色的变化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祸。太阳外观的改变预示着国家或其首脑的不幸，如叛乱、饥荒或皇帝驾崩；当月亮变红或变白时，人们就应当对这样预示的不吉利的时运心怀敬畏。

太阳的象征是圆圈中的一只乌鸦，月亮的象征是一只用后腿站立、在臼中捣米的兔子，或者是一只三条腿的蟾蜍。后者与古代美人嫦娥的传说有关，她喝了长生不老的仙药，立即升到月亮上，在那里变成了一只蟾蜍，至今在月面上还能看出它的形迹。月亮在秋天是一个特别的崇拜对象，这个季节出售献给它的月饼。所有的星星都被编排成星座，由一位住在北极的皇帝统辖；还有五位君主住在狮子座的五颗星中，那里有一座宫殿，称为「五帝座」。在这个天上的朝廷中，也有太子、后妃、皇子和公主、衙门，各星座都以人、动物和地上的其他事物命名。北斗作为司命之神的住所而受到崇拜，人的寿命以及与人类有关的其他事情都在那里衡量和分配。卢公明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载有其他与星辰有关的民间观念，表明了至今仍存在的无知，以及天体中不寻常的现象所引起的恐惧。朝廷在北京东西两侧相应的坛庙中分别祭祀日月（按：原文作天和日）。虹是从地上升起的浊气与从太阳降下的气相遇而产生的。

如果说他们的天文学知识可以被批评为远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那么也不应否认中国人在可以称为这门学问的浪漫一面上的某种美。在环绕着他们对星辰的观测、无疑在许多情况下也歪曲了这些观测的神话和传说中，有无数节日的来源和绘画的题材。其中一个故事，是对页所附的一只碗的装饰主题，那就是天鹰座（牛郎星）和织女星的传说，在中国和日本的神话中称为牛郎和织女。织女是太阳神的女儿，她整天忙于织布，以至于她的父亲担心她过于闭门不出，心想如果把她嫁给一个在天上银河（即银河系）岸边放牛的邻居，她也许会醒悟过来，过一种更开朗的生活。

「这个少女一成为妻子，她的习惯和性格就完全变坏了。她不仅变得非常快活活泼，而且完全抛弃了织机和针线，日夜嬉戏游荡；任何痴情的恋人都不会比她更痴迷了。太阳王对这一切大为震怒，断定这是丈夫的过错，决心把这对夫妇分开。于是他命令丈夫搬到星河的对岸去，并告诉他，今后他们每年只能在七月初七的夜里相会一次。为了在星河上架一座桥，太阳王召来了成千上万只喜鹊，它们便一齐飞来，搭成一座桥，用它们的翅膀和脊背托着这个可怜的恋人，仿佛那是一条坚实的陆地上的道路。于是这个作丈夫的恋人告别了哭泣的妻子，悲伤地渡过了天河，所有的喜鹊随即飞散了。两人就这样分开了，一个牵他的牛，一个在漫长的白天里勤劳地穿梭织布，太阳王又为女儿的勤劳而高兴了。

「终于，他们团聚的日子临近了，这位多情的妻子心中只有一个担心。万一下雨怎么办？因为天河总是满到了岸边，多下一滴雨就会泛滥，连鸟桥也会被冲走。但是一滴雨也没有下；整个天空都很晴朗。喜鹊们欢欣鼓舞地成群飞来，为这位小女子的纤纤小脚铺就了一条路。她高兴得浑身颤抖，心跳得比翅膀搭成的桥还要厉害，渡过了天河，投入了丈夫的怀抱。她年年如此。丈夫留在河的这一边，妻子从鹊桥上来到他身边，只有在下雨的不幸时候例外。因此，每年人们都盼望天晴，老老少少都一起庆祝这个快乐的节日。」（此段据格里菲斯先生的《日本童话世界》略加删节。）

这两个星座主要由妇女祭拜，以求在针线和制作绢花的技艺上变得灵巧。这就是乞巧。西瓜、水果、蔬菜、糕饼等连同香烛摆在客厅里，人们在这些供品前照常跪拜叩头。

一昼夜分为十二个两小时的时段，称为「时辰」，从夜里十一点开始，每个时辰又分为八个「刻」，每刻相当于我们的十五分钟，也用同样的字来称呼。计时的方法有多种，但人们正迅速学会用钟表来计算时间的推移，并宁愿采用我们的时间划分，而不用他们自己的。一种常用的代替钟表的东西是「时辰香」，那是用黏土和锯末充分混合、绕成螺旋形的长圆条；它从一个时辰的刻度匀速地慢慢燃烧到另一个刻度，直到全部烧完，以此来表示时间的流逝，最长的一种能烧不少于一个星期。日晷普遍使用，常常装在航海罗盘上，让固定罗盘盖的那根绳子在罗盘面上投下影子。德庇时认为，他们是从耶稣会士那里学到日晷的用法的。古代曾使用过各种形式的漏壶，从描述来看，其中有些对于这样一种笨拙的计时方式来说，精美昂贵得不成比例，以至于制作它们的主要目的，也许与其说是为了实用，不如说是为了美观。

历书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编制很早就由政府专门掌管，政府把赠送这一重要出版物看作它所能给予藩属或友邦的最高恩典之一。它每年在北京由钦天监主持编制，由于把印行伪造或盗印的版本定为刑事罪行，官方的星相家便垄断了对百姓有关每日每时吉凶的迷信的操纵。除了其中的神秘部分之外，这部历书还载有按各主要地方的纬度推算的日出时刻表、朔望的时刻、二十四节气的起始和长短、日月食、干支的配属、行星的会合等等。为方便百姓，出版两三种版本，每本价格从三分到十分不等。谁也不敢没有一本历书，唯恐遭到最大的不幸，冒在凶日办大事的极大风险。多年来受雇编制历书的欧洲人，是不许插手其中的星相部分的；中国人明知整个体系是虚假荒谬的，却这样帮助在百姓中延续愚昧和无知，这是有损于他们的名誉的。然而，像中国这样的政府，如果能借此影响自身的安全，或加强人民对它应有的尊崇，便认为有必要维护古老的迷信。

如果说他们的天文观念是模糊的，那么他们的地理知识就是可笑的了。他们本国领土的地图还算相当好，最初是由九名耶稣会士于一七〇八年至一七一八年间根据实地测量绘制的，此后又根据变更和区划加以补充和修改。他们的全部测绘图奉路易十四之命在巴黎刻成铜版，分成若干幅，总面积超过一百平方英尺，成为此后一切地图的基础。中国人在学校里不教地理，甚至连本国的地理也不教。因此，普通百姓对地球的形状和划分，以及世界各国的大小和位置，一无所知。他们的普通地图把这些描绘得错误百出，甚至连他们自己在蒙古和伊犁的属地也不例外——把他们听说存在的岛屿、王国和大陆，随意散布在边疆以外的各个角落。在大多数这类地图上，南北美洲和非洲完全被遗漏，而英国、荷兰、葡萄牙、果阿、吕宋、布哈拉、德国、法国和印度，则从北到南排列在西边，成为一连串的岛屿和岬角。南边和东边同样点缀着岛屿，如日本、琉球、台湾、暹罗、缅甸、爪哇、苏禄群岛等等，而俄国则占据了他们中国的整个北部边疆。

青来的地理著作不像他的天文著作那样错误百出，但未受教育的百姓，尽管他努力要更好地教导他们，仍然普遍认为大地是一个广阔无边、静止不动的平面。他们对大地上居民的观念同样荒诞离奇，足以为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书增色。他们想象，在大地的某些地方，居民都是侏儒，为了怕被老鹰叼走，便把自己成串地捆在一起；在另一些地方，居民全是女人，她们看着自己的影子便能怀孕；在第三个王国里，所有的人胸口上都有一个洞，他们互相抬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就把一根杠子穿过这个洞。这些就是小人国、女儿国和穿胸国的传说。至于指导航海者的海图，或帮助他在海上确定自己位置的仪器，中国人几乎或完全没有；从法显、伊本·白图泰及其他旅行家的记述来看，当他们的船只常去波斯湾和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并与南洋群岛进行大规模贸易的时候以来，他们在航海方面与其说是进步了，不如说是退步了。人们出版了路程书，载有各省主要干道上各地之间的距离，还有沿海港口、港湾和岛屿的名录，但后者没有附任何类似航海指南的东西，前者也没有路线图加以说明。他们在这些方面所拥有的知识，被藏在他们的书库里，就像一千年前拉丁和希腊的经典被藏在欧洲的修道院和城堡里一样。

在各种测量学和用来表示物体尺寸和重量的公式方面，他们只达到了实用上的中等水平。他们只有部分的三角学知识，也没有测定物体高度或其与观测者距离的仪器，然而他们的土地却丈量得很好，城镇中地块的面积也测算得很准确。「尺」是长度的单位，但它的标准值不容易确定。《中国商务指南》第二百八十五页载有一张在中国不同时间和地点对此所作的八十四次测定的表，其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六英寸以上。工部规定为十三点一英寸（按：原数字不清），但广州的商人所用的尺从十四点六二五英寸到十四点八一英寸不等；按照税则，一尺合十四点一英寸，一丈即十尺合三又十二分之十一码。在过去三十年中，税则所定的度量衡已逐渐被接受为标准，这大概终将导致统一。尺分为十「寸」，每寸分为十「分」。「里」用于计量距离，通常按一千八百二十五点五五英尺计算，一英里合二点八九里；这是根据每度二百里的估计，但在欧洲人来华以前，每度只有一百八十里，这使一里的长度增加到二千零二十八点三九英尺，一英里合二点六里，这更接近一般的估计。法国传教士把一度分为二百五十里（每里恰为一千四百六十点四四英尺，即法国天文里格的十分之一），又把一度分为六十分、每分六十秒，以与西方的记法相对应；这种度量并未被普遍采用。当今的统治者普遍设立了驿站，每隔十里即约一里格设一个。土地的计量单位是「亩」和「顷」；前者为六千平方尺，即八百零八点六平方码，一百亩为一顷。征收赋税、出租土地、估计收成，都以亩及其十进位的小数来计算；但调查表明，亩的实际面积越往北越小；在广州，约四点七六亩合一英亩，在北京是六亩，甚至更小。

中国人的度量衡共有二十四种，其数值的差别甚至比长度单位还要大。常用的重量单位，外国人称为「泰尔」、「甲提」和「披库」，即两、斤和担；它们的数值分别为一又三分之一盎司、一又三分之一磅和一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磅，因此大致相当于英国的盎司、磅和英担。中国人按重量买卖许多在西方各国按质量出售的东西——如木材、丝、油、酒、布、谷物、家禽等——因此有人开玩笑说，中国人除了鸡蛋和孩子之外，什么都按重量卖。他们常用的容量单位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及耳、半品脱、品脱和配克，用来零售米、豆等。小的量器是用竹节做的，不很准确，但配克量器即「斗」，形状像一个截头的方锥体，必须经过官方检验并加盖印记才能使用；在广州，它盛十斤重的东西，约合一点一三加仑。两的十进位小数，称为「钱」、「分」和「厘」（外国人称「梅斯」、「坎德林」和「卡什」），用于计算金银、珍珠、宝石、药材等；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钱，依此类推。中美两国的货币和重量之间的比例是这样的：每担多少两，或每斤多少分，就等于每英担多少元，或每磅多少分。

货币制度是按重量的原则安排的，其单位也有同样的名称，即两、钱、分、厘。唯一的本国铸币是一种称为「钱」的铜币，因为它原来重一钱；它又薄又圆，直径一英寸多一点，中间有一个方孔，便于穿串。正面在方孔两侧有满文的「宝」字即「通行」之意以及省名；反面有四个字「道光通宝」，即「（道光年间）通行之钱」。各省省城都设有铸钱局，归户部管辖。铜钱应由铜五十、锌四十一点五、铅六点五、锡二的合金铸成，或由等量的铜和锌铸成；但在过去五十年中，由于掺入了铁并减小了尺寸，它已贬值到伪造它都不合算的地步。每枚应重五十八喱，即三点七八克，但目前流通的大多数不到三十喱，与一块银元的兑换率在全国各地从九百文到一千八百文不等。

铸钱局的工人除非请准了假，否则必须留在局内，但尽管政府竭尽全力，私铸的钱仍大量发行，有时还得到铸钱局主管的默许。在中国，银和金从来没有大量铸造过。探究中国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这一差别的原因，似乎在于那种对他们的提升起了很大作用的商业自由。一方面，政府不够强大，无法制止伪造者；另一方面，它又不够诚实，不能在一系列年代里发行统一标准的铸币，直到赢得臣民的信任。它不肯接受劣质金属缴税，也不能强迫商人接受掺假的铸币。随着对外关系的扩大，它无疑将不得不发行一种由三种金属铸成的更好的国币。曾有人试图引进一种一两大小的银币，一八五六年在上海铸造过样品。约一八三五年，在福建和台湾曾试图大量铸造本国银元，以支付驻台军队的饷银。其中一种表明这枚银币是「漳州军饷，足纹通行，柒钱贰分」。另一种的重量和成色相同（四百一十七点四金衡喱），正面有中文铭文，背面有满文铭文，此外，正面还有一个寿星像，背面有一个鼎，以证明其官方来源。这些银币一出现就被大量熔化或伪造，很快就消失了。

外国银元从墨西哥和旧金山大量输入，成为通商口岸的交易媒介。付出银元的人常常在上面打上戳记，这很快就使它们作为铸币被毁坏了，然后被熔化提炼，铸成称为「元宝」或「细丝」（西人作「赛西」，即由「细丝」一词转来）的银锭；这些银锭重五钱到五十两不等，较大的银锭上打着县官的衔名和日期，以资证明。它们含纯银百分之九十七到九十九，但重十两或十五两的小银锭不如那些因其形状而被称为「鞋」的大元宝纯。金块铸成像墨锭一样的条状，每条约重十两，或者锤成厚叶，用冲头穿透一百多张叠在一起的金叶，可以检查而又不致把它们分开——这是防止作弊的一种预防措施。大量的黄金以这种形式运往国外。

赋税和关税用成色百分之九十八的纹银缴纳，与税务部门相联系的有特许的银号，税款就交给他们，他们因提炼和对其成色负责而被准予收取一小笔百分比的费用。银元和银锭都有人伪造，各阶层的人都请「看银师」即「银色鉴定人」来检验它们，这些人凭借经验，单凭眼睛就能判定一块银子中掺杂的程度，不过他们通常还借助试金石针，不同的成色使针呈现不同的颜色。人们编了一些书来帮助识别假银元；书中详细描述了制造假银元的方法；有些假银元是伪造技艺的奇迹。

特许的银行公司是没有的，因为政府的许可状或特许状没有任何分量，但所有大城镇都有私人钱庄。元朝曾大量发行纸币，马可·波罗大加称赞它的便利，他把大汗发行纸币看作炼金术的最高秘诀。波罗对这种做法的看法会使美国的「绿背纸币派」感到高兴。他在描述忽必烈的采购时说：「所以他每年买进如此大量的珍贵物品，以至于他的财宝无穷无尽，而他所付出的钱却一文也不花他的。如果这些纸币中有损坏了的，持有者便把它们拿到造币厂去，付出面值的百分之三，就可以换得新币。」据鲍狄埃根据《元史》计算，在忽必烈三十四年的统治期间，这种炼金术最高秘诀的发行总额相当于六亿二千四百一十三万五千五百元。然而，大汗的继承者们造得太过火了，当百姓发现他们拿出去交给蒙古人的一切贵重物品换回来的只有纸时，这就加强了洪武的起义（公元一三五九年）的力量，这场起义在九年之后以把蒙古人逐出中国而告终。然而，新王朝起初也不得不发行它的钞票，但百姓的商业本能很快就显示了它的力量，随着工商业的复兴，钞票在一四五五年前后被取代了。满洲人没有发行任何政府

纸币，直到一八五八年太平天国叛乱期间才发行，而且其流通从一开始就只限于京城；即便如此，人们也知道它没有任何信用或资金作基础。

任何个人或公司，只要呈报其组织情况，遵守某些法律并向政府缴纳某些费用，就可以开设钱庄。这种存款和发票的铺子，与一个城镇的商务相比，数目是很多的，但它们的资本平均只有两三千两；据说天津有三百家，北京不到四百家，其中每处都有几十家不过是分号。防止滥发钱票的办法，在于每个城市的钱业公所所施行的控制，每家钱庄的信誉都可以从它的业务中得知。钱票的流通在有些情况下只限于钱庄所在的街道或街坊；如果发现钱票是伪造的或一文不值的，收票人常常可以在一整天之内向付票人追索——这种习惯使钱票背面写满了证明姓名的字迹。相对说来，很少碰到伪造的钱票，这更多是由于钱票的流通范围有限，便于向钱庄询问，钱庄凭存根上的骑缝号认得出自己的票子，票簿上横跨印着两三个半截的骑缝字。在北京，拿银子去兑换时，钱票通常按顾客的意愿当场填写日期，顾客就在那里等着。票面价值从一吊到一百吊即一百串钱不等，但其价值取决于银钱的比价，由于比价每天都在波动，钱票很快就会回到钱庄。在银元久已流通的南方各省，这种钱票是没有人知道的；但它们非常方便，人们愿意为此冒一点风险。香港的钞票在大陆上一直流通到很远的地区。钱庄发出周游全国的信用函，以汇票汇款的制度与欧洲一样完备；不过收费很高，大量的银两经常在运送途中。这就是票号。

典当物品的习惯非常普遍，在各阶层中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当铺有三种，管理它们的法律严格而公平；它们数目众多所带来的主要弊害，是为盗贼提供了便利。当票在街上公开出售，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交易。这些铺子一般都很大，其中所储存的大量物品，尤其是衣服和首饰，表明了人们普遍光顾它们。定海的一家当铺的库房曾被英军用作医院，容纳了二三百名病人。商业活动的不安全当然导致了很高的利率，有时高达每月百分之三，视情况降低到每年百分之十二或百分之十。合法的当铺即「当铺」准许在三年内赎当，歇业时须提前三年通告。由于物品迅速贬值或有损坏的风险，对出售当物的限制对当铺不利。如果铺内失火，当户可以索赔全部当价；如果是从邻居家延烧过来的，只赔一半。

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不能不提，那就是它的结社倾向。这是一个应用于生活各个方面的富有成效的原则，但在一切工业活动中尤其显著。人们凝聚成各种会社；在城里和乡间，在买和卖、在读书、在打斗和在政治方面，每个人都必须与别人合作——女人和男人一样。属于一个或几个「会」，与它的命运息息相关，投身于它的斗争之中，似乎是促使人们活动的动力，这是中国政体中的民主因素所造成的，我们应当把这个民族性格的延续性以及许多奇特之处归因于此。在商业中，资本家联合起来创办大钱庄，出售畅销药品，或垄断主要的大宗货物；小农合伙买一头牛，货郎合伙包揽一条街的生意，挑夫合伙垄断一个坊的挑运，轿夫合伙供应一个城镇的全部轿子。乞丐由他们的会分配到一两条街上，如果侵入别人的地段就会被赶走。木匠、丝商、泥水匠甚至医生和教师的每一个行会，都致力于促进自己的利益，约束自己的成员，抵御自己的对手。村民们组织起来对抗强宗大族的诡计；肆无忌惮的官员会在他们最料想不到的时候遭到民众联合的抵制而受挫。妇女和母亲们组织会来置办嫁妆，买一件衣服或家具，为儿子办婚事。根据其目的，会的期限为一年、一个月或十年。这就是各种「钱会」「标会」。这些各种形式的合作使人们互相了解，同时也为肆无忌惮的人提供了压迫和打垮敌人、发泄仇恨和恐吓进取者的工具。然而，在人们学会更高尚的道德原则之前，这些结社的习惯给全体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同时也激发了群体的活力，没有这种活力，群体就会在盗匪横行和绝望中灭亡。

在中国人中间，战争的理论比战争的实践受到更多的注意，他们作为一个不尚武的民族的名声，在他们的邻邦中与他们的闭关自守和聪明灵巧的名声同样古老而普遍。蒙古人和满洲人、匈奴人和鞑靼人，都蔑视中国军队那种软弱无能的虚张声势，在战争中轻易地打败了他们，但在和平时期自己却反过来被他们征服了。书中对操练军队有详尽的指示，但很少付诸实践。武职候补者晋升所要通过的考试之幼稚，证明了古代短兵相接的遗风，也表明了人们对一个军官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标准至今仍然很低。个人的勇敢和膂力受到高度重视，古代英雄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在歌曲中受到颂扬，在小说中被加以渲染。

中国人的武器仍然是弓箭、长矛、火绳枪、刀剑和各种大小长短的大炮。弓更多地是在武科考试中用于表演，而不是在战斗中使用。缉私船上用画着虎头的藤牌来挡开长矛的刺击，各营穿着全套军服、配备全副装备列队检阅的仪式场合也用它。「绿营」即「本国军队」各营的军服，是一件棕色、黄色或蓝色的号衣，镶着宽阔的另一种颜色的边；裤子通常是蓝色的。铠甲用绗过的双层棉布制成，外面缀着铁片或用铜带连接的铜钉；头盔是铁的或磨光的钢的，有时镶嵌花纹，重二又四分之一磅，有护颈和护耳。号衣的背后写着一个「勇」字，胸前写着该营所隶属的是督抚、提镇还是皇帝。然而，尽管中国军队从他们的英国征服者那里得到了在这方面的贬损性名声，他们的勇气并不总是要等到逃跑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而这些征服者也曾不止一次地赞叹过同样这些人在由称职的军官率领时所表现出的沉着勇敢。

火绳枪是用熟铁打成的，滑膛；它的枪管比滑膛枪长，长到有时要在枪托上装一个支架，以便于射击；火绳是用麻或椰壳纤维搓成的绳子，射击前必须用手打开药池，这必然妨碍、几乎使它无法在雨天或刮风时使用。大炮是铸造的，虽然由于制造方法的关系口径不很一致，但用来鸣礼炮还是可以的。抬枪是一种长六到十四英尺、架在三脚架上的旋转炮；由于它不像大炮那样容易炸膛，它是中国人所拥有的最有效的火器。

火药大概在汉代末期（公元二五〇年）就已为中国人所知，但当时是否把它用于火器则不那么清楚。那一时期孔明的功业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他以类似拜占庭人的希腊火那样的方式使用火药，不过罗贯中（公元一三〇〇年）在他的《三国演义》中的生动叙述，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可靠的历史。格鲁贤（第七卷，第一七六至二〇〇页）举出了证明在基督纪元或更早就使用火药的证据。然而，欧洲从印度而不是从中国获得火药的推断，也有相当大的分量。早期的阿拉伯史家称它为「中国雪」和「中国盐」——这一事实只能说明它起源于东方——而中国的复合词「火药」即「火的药」，倒是表明它来自外国而不是相反。

梅辉立先生从中国的资料中搜寻并校勘了相当多的证据，涉及爆炸物在本国战争和日常生活中的引入。这位作者的结论表明，火药在中国源于外国，而且在他们的军队中使用这种混合物的时间，比一般所认为的要晚得多。他说，这项发明大概在公元五世纪前后来自印度或中亚，「也许是随着为娱乐目的制造烟火而传入中国的；在某个无法确定的时期，它取代了焚烧竹子发出噼啪声以驱邪的习俗」。在十二世纪中叶以前，没有证据表明火药被用作战争工具，中国人对它的推进作用的认识，直到十五世纪永乐年间才出现——那时距它最初用于爆竹已有一千年了。

大型火器是在明朝末年由外国教官引进的；抬枪和火绳枪在四个世纪以前就已为亚洲东部和中部所有地区所知，但由于机械不完善，那些民族没有一个能锻造或铸造大炮。火药混合和研磨得不好，不过其配比与我们的几乎相同。在官军中，本国的武器正迅速让位于外国武器，在称职的教官管理下设立的四五个制造局，制造各种各样的战争器械，不久就会使中国的武器和战术发生彻底的变化。他们的一些铜炮非常巨大、非常坚固，但由于炮架不好、操作手段粗陋，在实战中用处不大。

中国军队的军服，甚至在列队检阅时也不能使他们显得威武，任何人看了他们，都不会相信那些穿着宽松的号衣和裤子、穿着笨重的鞋、戴着竹笠的人，能被训练得与西方士兵相抗衡。检阅时常常用扇子或雨伞来消暑或遮雨，而这些检阅的主要目的，是在某个高级官员面前敬礼叩头。为了镇压叛乱，政府常常不得不用官职和赏赐来收买桀骜不驯的首领，从而瓦解和驱散它所不能战胜的敌人。然而，不管半个世纪前处于闭塞和无知之中的中国陆海军是多么可笑，对于最近二十年来所作的尝试，以及今后二十年内可能取得的成就的前景，却不能这样说了。下面这段根据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戈登上校的「常胜军」的经验对中国士兵素质所作的概述，与这个本书无法再多费篇幅的题目是切合的：「那种认为他们是一个怯懦的民族的旧观念已经基本被消除了，只要给他们适当的报酬、有效地率领他们，他们一点也不怯懦；他们习惯上的规律和秩序使他们在平时倾向于和平，而在战时则让位于一种近乎鲁莽的勇敢。他们的聪明和记忆事实的能力，使他们很适合于现代战争，他们性情的冷静沉着也是如此。在体格上，他们平均不如欧洲人强壮，但比东方大多数其他种族要强得多；靠着米饭、蔬菜、咸鱼和猪肉这样便宜的饮食，他们能忍受大量的劳累，无论是在温带气候还是在欧洲人不适于劳作的热带气候。他们的需求很少；他们没有种姓偏见，几乎不嗜酒。由于属于淋巴质或淋巴胆汁质，他们对炎症性疾病有显著的免疫力，结核体质在他们中间也很少见。」

他们在真正的文明方面的进步，不能公平地用他们在战争方面的造诣来衡量，尽管有人说过，衡量任何民族文明程度的两个最好的一般标准，是他们在杀戮同类方面的高超技艺，以及他们对妇女的尊重程度。如果单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在各国中的地位就远远落后了，而实际上，她目前在人口、勤劳和财富方面的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她和平的性格和政策。如果她的人民受尚武精神的驱使，她大概会呈现出一幅类似中亚那些不团结的游牧部落的景象，因为在孔子时代她分成五十多个封建国家的时候，她在生活技艺方面毫无进步。满洲皇帝曾试图征服他们的邻邦缅甸人和朝鲜人，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得不满足于正式使团来到北京时表面上的叩头之礼和几件贡品。暹罗人、交趾支那人、朝鲜人、西藏人、琉球人以及突厥斯坦的一些部落，名义上都是天子的藩属，他们的名字仍然列在藩属的名册上。前两国自一八六〇年前后已不再「进贡」；琉球人也不大可能再以任何身份回到他们在北京的旧馆舍了；而其他各国则从通商的便利中得到好处，不愿放弃。

孔子的训诫教导中国的统治者通过显示良好政府的优越来征服他们的邻邦，因为那样他们的敌人就会自愿前来归附；虽然中国统治者对那些完全处于他们权力之下的人的仁慈是虚伪的，正如他们的统治是不公正的一样，但那些向他们表示这种归顺的国家是自愿这样做的，它们的内政并不受到干涉。儒家政治的格言，加上人民的性情，在多年之中对这种准封建关系的性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弱小的国家仰望中国，因为它们找不到更高的可以仰望的对象，它们在公正的政府、勤劳和技艺方面的进步，在不小程度上应归功于过去几个世纪中它们与中国的政治往来。中华帝国是和平政策之可贵成果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每一个为人类谋福利的人的真诚愿望，无疑是希望这一庞大的人群，能通过同样和平地注入良好秩序和自由的真正原则，而基督教化，并从目前的无知和软弱中得到提升。

关于兵法和用兵的论著有许多，其中一部名为《兵士须知》，共十八章，包含一些很好的指导。第一章论述行军的方法、必须有所经地区的地图，并告诫军队不要不必要地骚扰百姓——这并不是无用的告诫，因为一队中国士兵常常像一群蝗虫一样落在大地上。第二章讲授架桥的方法、行军时谨慎侦察和派出斥候的必要；下一节继续讨论这一题目，并就扎营、布置哨兵、使军队保持警惕以及在营中严守纪律作了指示。书的其余部分主要是指导如何指挥一场实际的战斗，事先派出间谍，选择阵地，在最好的时机把军队的各个部分投入战斗。书中以奖赏的希望诱使士兵勇敢，以惩罚和死刑相威胁，防止他在战斗中逃跑或临阵退却。

音乐在鼓舞士兵、激励他们冲锋方面的作用受到充分的重视，但在我们看来，它配不上音乐这个名称，正如那一群穿着裙子、训练不足的蠢汉与一支欧洲军队相比配不上军队这个名称一样。不过，即使没有别的原因，单是它的古老，也使它成为音乐研究者极感兴趣的题目，

而它对人民的感染力，似乎并不因为它不科学而有所减弱。不管他们在音乐的理论和实践上造诣如何之低，没有哪个民族给予这门艺术比他们更高的地位。孔子把音乐看作治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它能调和、缓和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关系，使他们都协调一致地前进。据说这位圣人自己有一次出游时听到一支乐曲，此后三个月不知肉味——不过，尽管对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感情十分尊重，我们还是禁不住认为，如果那时的音乐并不比今天的好，那么没有音乐，他的饭菜也许同样可口。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像希腊人那样的音乐比赛，他们的努力一直致力于发展器乐而不是声乐。

下面列出声乐中用来表示音符的名称和字，不过它们的实际音高无法用我们的五线谱准确地表示出来。第二个八度的音，是在单音字旁加「亻」旁来表示的，或者像第二个「尺」字那样，在字底加一个特殊的钩。这些字依次是：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仕（高乙）、伬（高尺）、仜（高工）、仮（高凡）。

如果把这个音阶中的第一个音当作主音，它们就构成一个自然音阶的八度，外加一个多余的音，这个音比第二个音「四」高一个八度，而第一个音「合」比第八个音「六」低一个八度。但半音「乙」和「凡」很少使用，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然音阶的性质。他们没有半音音阶，至少他们的乐器没有一件是做来表现降音和升音的。

巴罗说，中国人是在一六七〇年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徐日升那里学到这种记谱法的，但日本和朝鲜也有这种记谱法，这就使他的说法站不住了。有两种音乐，称为南曲和北曲，二者性质不同，百姓很容易辨别。前者的八度似乎只有六个音，中国那一带的苗子和乡民的歌曲可以归入这样一种音阶，而八音音阶一般流行于所有的戏院和较有教养的圈子里。要弄清这些有趣的问题，还需要有能力的观察者作进一步的考察，把他们在中国各地听到的曲调按这样的音阶记下来；这些问题如今似乎把我们带回到遥远的古代，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有人注意到过。

在记写器乐时，要加上表示推、挑、勾等的记号，以指示弹弦的方法；二者结合成非常复杂的组合。例如，为琴写一支曲子时，「每个音都是一簇字；一个表示弦，一个表示徽，第三个告诉你右手的手指怎样用，第四个告诉你左手怎样用，第五个告诉演奏者在发出相应的声音之前或之后手应当怎样滑动，第六个也许说两个音要同时弹」。这就是减字谱。这些复杂的谱字很难学会和记住，因此中国人通常凭耳朵演奏。这种记谱法除了复杂之外，还必须几乎因乐器而异，因为适合于一种乐器的组合不适用于另一种乐器；不过只为少数几种乐器写谱，如琴和琵琶。

这些音符如果只是单纯地写出来，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结合着指示，就只表示它们在某一音阶中的音高，既不表示时值，也不表示绝对音高；它们是竖着写的，在行的旁边加上各种指示记号，说明某些音应当演奏多长的相对时间，另一些音应当颤音或重复一次、两次或更多次，以及演奏者何时应当停顿。在有些写出来的曲子中，拍子以固定的间隔出现；所有的音乐都是偶数拍，不用三拍子，但在乐队中节拍掌握得相当好。和声和对位他们一无所知；渐强、渐弱、降号、升号、倚音、连线以及其他帮助我们的乐谱表达情感的记号，他们大多不知道，他们的曲子也不定调。研究过这里所简要描述的笨拙而不完善的方法以后，就更能欣赏欧洲记谱法的简洁和适用了。

任何描述都不能使人对中国的声乐有一个真实的概念，很少有人在听过之后能够模仿它。德经说：「唱一首中国歌是可能的，但我认为，如果没有听过本地人唱，要唱出适当的调子是很困难的，我倒相信没有人能完美地模仿他们的音调。」在有些情况下，这些音似乎是从喉头和鼻子里发出来的，舌头、牙齿和嘴唇与它们关系不大，调节主要是用支气管的肌肉来进行的；在另一些时候，吐字需要稍多地用到嘴唇和牙齿。唱歌一般用假声；这一特点贯穿始终。无论是在戏院里还是在街上，在屋子里还是抱着琵琶或琴，男人和女人都用这种介于尖叫和嘶喊之间的造作的腔调唱，任何西方乐器都无法模仿。它的性质是哀怨柔和的，不饱满，音域也不宽，不过当两三个女子一起吟唱时，也不乏甜美。男人不唱低音和男高音，女子也不唱第二高音，在成千上万靠这门技艺勉强糊口、弹着琵琶或胡琴伴唱的街头艺人中，很少听到两个表演者一起唱的。佛教法事中的吟诵类似安布罗斯圣咏和早期的格列高利圣咏，只用敲木鱼打拍子来伴奏；在这种法事中，男孩的高音与男人粗哑的低音形成强烈的对比；有些男人能把他们的声部唱到低音的丙音或丁音以下一个八度，听起来阴森森的，像长号一样。

这里引录巴罗《游记》中所载的三支曲子中的两支，作为中国曲调的样本。第一支最流行，第二支在上海很普遍，称为「六板」，在通常的形式之外，开头和结尾各多一段。

《茉莉花》：

「好一朵鲜花，有朝一日落在我家，

我本待不出门，对着鲜花儿乐。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赛不过它，

我本待采一朵戴，又恐看花的人儿骂。」

关于音乐艺术的文献很多。有一部关于科学击鼓的论著，年代约在公元八六〇年，其中列出了约一百二十九支乐曲，其中许多源于印度。这就是《羯鼓录》。《汉文文选》中简要描述的七十二种乐器中，有十七种鼓，从寺庙中悬挂的用于辅助礼拜的大鼓，到用于战争、戏院和乐队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鼓。锣、钹、手鼓和乐瓶也有多种多样的描述；乐瓶是一种奇特的装置，由十二只杯子组成，杯中盛着多少不等的水，用棒敲击。这就是水盏。中国人喜欢小块发声的玻璃片挂在架子或灯上、被风吹得互相碰撞时发出的叮当声。这就是风铃。敲击排琴、摇响这些玻璃片或敲击挂在架上的大小不同的钹所发出的简单的声音序列，是一种受人喜爱的音乐。

弹拨的弦乐器没有打击乐器那样多，但它们显示出更多的学问。在他们中间没有见过任何类似竖琴或阿波罗之里拉的东西。「琴」即「文人之琴」，被认为是最完美的，比任何其他乐器都受到更多的重视；精于弹琴被看作一种文人的才艺。有一部名为《琴学入门》的书，共两卷，解释了一百零九个术语，并附有二十九幅手势图，以帮助充分理解第二卷中所载的二十三套曲子。还可以补充一句，这种琴起源很古，它的名称来自「禁」字，意为「禁止」，「因为它能禁止邪恶的情欲，端正人心」。它是一块长约四英尺、宽约十八英寸的木板，上面凸起，底下平坦，底下有两个孔通向空腔。这就是龙池和凤沼。有七根丝弦，穿过靠近宽端的岳山从板中穿过，在底下用轸子绷紧；在较窄的一端系在两个雁足上。面板上有十三个徽，「其位置使弦长先被分为两等分，然后分为三等分，如此等等，直到八等分，其中略去七等分。七根弦包含九度即两个五度的音域，中间的一根弦像小提琴上的甲弦那样作为中弦，外侧的每根弦都比它高或低五度来调音。这个音程被当作像我们小提琴上的八度那样来处理，因为琴的音域是由五度构成的。外侧的每根弦都比系统中相间的一根弦高或低四度来调音，因此在五度中有一个大全音、一个比小三度小的音程和一个大全音。中国人保持这个音程的完整，跳过半音，而我们则把它分为两个不相等的部分。因此很容易看出，琴乐的调式或性质一定与西方乐器的大不相同，以至于任何西方乐器都不能完全表现中国的曲调。弹琴的特点之一，是左手手指沿着弦滑动，以及使手指作出的颤音和其他动作。」这就是吟猱绰注。

还有其他与琴相似的乐器，一种有三十根弦（按：当指瑟），另一种有十三根弦（筝），用拨子弹奏。类似吉他、鲁特琴、西特琴、斯皮耐琴等的乐器为数颇多，有的用丝弦，有的用钢丝弦，但没有用羊肠弦的。气球形的琵琶有四根弦，排列和固定的方式像小提琴的弦；它长约三英尺，不上漆的面板上有十二个品，供演奏者按弦。弦按四度、大全音和四度的音程调音，因此外侧的两根弦彼此相差八度；但演奏者一般避免半音。琵琶常为流浪乐人和说唱艺人的歌唱伴奏。「三弦」即「三根弦的琴」，在轮廓上像雷贝克琴，但琴颈和琴头长三英尺，琴身是空心圆筒，通常蒙着蛇皮，琴码就放在蛇皮上。弦彼此按四度调音，在这一点上它似乎与希腊的墨丘利琴相当；它的声音低沉，这种乐器有时与琵琶合奏。另一种称为「月琴」即「满月琴」的弹拨乐器，有一个大而圆的琴身和短颈，像欧洲的双颈琉特琴或大琉特琴，但只有四根弦，而后者有十根或更多。这四根弦成对排列，每对两弦同音，两对之间相隔五度。它的声音比琵琶或琴更清脆，用于轻快的曲调，用指甲或拨子轻快地弹拨琴弦。在构造上与三弦相似的是胡琴，即二弦琴，它粗陋的外观与它发出的尖细刺耳的声音相称。这种乐器不过是一根竹竿插进一个同样材料的竹筒里，两根弦在竹竿的一端系在轸子上，越过竹筒上的琴码通到另一端；它们按五度调音。琴弓在两根弦之间穿过，由于两根弦彼此靠得很近，演奏它所需的很大一部分技巧，在于运弓时不致在试图发出某个音时擦到错误的弦上而发出不和谐的声音。欧洲人很奇怪中国人怎么会喜欢这件可怜的器具发出的刺耳的吱嘎声，但他们的乐器中没有一件比它更受欢迎，他们在演奏它时所显示的技巧，应当在音符的旋律上得到更好的回报。它的一种变体称为「提琴」即「鸣啼之琴」，是用椰子壳做琴身的；它的声音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加不和谐。这就是椰胡。

「扬琴」是一种洋琴，由或多或少根长短不一的铜丝组成，按适当的

音程调好，固定在一块共鸣板上；用轻巧的小锤敲击，形成一种初步的钢琴，但声音非常细弱。「笙」同样是风琴的雏形；它是一个中空的圆锥形匣子，相当于风箱，一边有一个吹嘴，与插在顶上的十三根长短不一的簧管相通；有些管子装有簧片，一部分向上开，一部分向下开，因此有些管子在呼气充满风匣时发声，另一些则只有在吸气、空气冲下管子重新充满风匣时才发声。管子成四、四、三、二的几组环立在顶上，带有按孔的管子安排得使演奏者在拿着它时可以随意按住或放开。按住第一组孔，轻轻地向吹嘴里吹气，便产生一种甜美的和声，随着气息力度的增加，扩展到八度和十二度。按住某几组，便发出另一些更尖、更响的音；吸出风匣里的空气，按住其他的孔，就可以使任何一根单独的管子发声。这是一件简单的东西，无疑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但它没有什么音域，也没有改变管子音色的手段。李太郭先生认为，它在原理和形式上与犹八发明的风琴相同；中国人把它看作一种奇特的乐器，而不认为它值得赞赏或注意。

他们的管乐器很多，但大多数与其说以甜美或音域见长，不如说以喧闹著称。「横笛」即长笛，长约为我们的横笛的两倍，用一根精心加工过的竹管制成，钻有十个孔，其中两个靠近末端，不用，一个在吹孔和六个等距的指孔之间。这个附加的孔上蒙着一层薄膜；这就是笛膜。吹孔钻在距顶端约三分之一处。没有按键，演奏者吹吹孔时一般用力很猛，因此声音尖锐刺耳，但几支笛子一起吹奏时，合奏要悦耳一些。与笛同类的是「唢呐」即单簧管，它在一切音乐演奏中都起主导作用，就像单簧管在西方乐队中一样。它有七个有效的孔，其中一个用拇指按住，但没有按键；喇叭口是铜的，松松地套在末端，铜吹嘴上饰有圆环，通过一个芦哨吹奏。它发出的声音尖锐震耳，他们的乐器中没有一件比它更能代表中国人的音乐趣味。一种较小的、音色较甜的，像竖笛，有时装上一个形状奇特的哨子，可以用鼻子吹奏。街头艺人有时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流动乐队。这类流浪的俄耳甫斯中，有人会把一支竖笛安在鼻子上，把一面小鼓挂在一边的肩下，在胸前吊一个挂着四面小钹的架子；这样装备起来的人，由一两只猴子跟在后面跑，或坐在他的头上和肩上，走街串巷，唱着一支哀怨的小调，用他的乐器为自己的歌声伴奏，用他的猴子招引人群。

号筒在原理上类似长号，因为它的管身可以缩进圆筒形的铜喇叭口里，可以随意拉长。它的声音非常低沉，在游行队伍中，它空洞的轰鸣与尖锐的唢呐和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另一种不那么低沉的号角，是用一根弯曲的管子做的，末端扩展成一个小喇叭口；管身由两节组成，一节可以抽进另一节里，因此音的深浅可以调节。一种长而直的号，像犹太人的丧葬笛，有时在丧葬场合可以听到，但这种号以及古今各种形制的喇叭、军号和其他管子都不常见。

「锣」是中国音乐的典型：在这块响亮的铜板上一阵急促的、震耳欲聋的敲打，伴以小鼓的咚咚声，以及唢呐和钹尖锐刺耳的合奏，构成了他们音乐演奏的主要特色。康熙皇帝曾试图在他的朝臣中引进外国的曲调和乐器，澳门的本地人从小就听到该城葡萄牙人的乐队和唱诗班的好音乐，但他们没有采用过一件乐器或一支曲子。中国音乐中似乎有一条规则，即锣只在敲击的快慢上变化，而把节拍变换成悦耳的间隔的任务留给鼓。李太郭先生说得好：「在声音的节奏性连续中什么是悦耳的，对这一点缺乏感知，与另一个事实有关——即民族诗歌中完全没有格律效果。诗句每行有一定数目的字和固定的停顿，但没有任何类似长短音交替的东西。在希腊人中间，铁匠落锤、划桨击水、披甲士兵的步伐，都启发了某种诗的格律，他们的音乐显示出一个充满奇特格律的世界。但在中国，在这个喧闹的国家里向耳朵袭来的一切声音和噪音之中，却听不到这类东西。」这种结果很可能部分是由于这种语言难以驾驭的单音节性质造成的；不过这个民族的天赋和气质是主要的原因。

一个中国乐队在全力演奏时，在欧洲人听来是一堆最不和谐的声音的集合，他立刻会想起霍加斯的《愤怒的音乐家》，认为那是它的不和谐之音的最好写照。听他们演奏时，仿佛每个演奏者都有他自己的曲子，都想以他的热情和力气压倒他的竞争者而出人头地；但仔细听的话，他会注意到，在一片喧嚣之中，他们的节拍掌握得很好，一个人奏高八度，不同的乐器在加入时也多少注意到声部，只是由于它们不是按同一个调定音，反而使混乱更加混乱了。婚礼和丧礼、演戏、宗教或民间的游行以及迎接官员的场合都要用乐队，但在寺庙或祭祖中用得不多；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多地使用他们所拥有的这种音乐了。百姓有音乐的耳朵，年轻人组织会社来学习和练习各种乐器，使自己能在婚礼或寿宴上演奏。至于采用外国的和声——青年们在教会学校受教后很快就学会了欣赏——由于二者之间差别太大，大概不会出现竞争。

从这番关于中国音乐的叙述中，很容易推断出，它不是那种能使听众跳起轻快舞蹈的音乐。戏班里的人有一种扮相或摆姿势的表演，古代似乎也懂得哑剧艺术，但其表演大概和木偶的蹦跳一样乏味。作为杂技演员，中国人不亚于任何民族，近几年来已有杂技班在西方许多国家的首都演出过。他们的一些表演非常惊险，例如向一个绑在柱子上的人投掷锋利的菜刀，直到他一动就会碰到刀刃上割伤自己，这是一种常见的表演。表演审判、定罪、刺腹杀死一个男孩的惨剧，就不那么常见了；那喘息的胸膛和死人苍白的脸色模仿得惊人地逼真。口技，用在撒了沙土的桌上移动的木棍写出对问神之语的回答（即扶乩），以及其他妖术或魔术戏法，早已为人所知。在舞蹈和其他形式的优美动作方面，他们完全欠缺，要把音乐和医药联系起来，几乎和设想中国音乐伴以四对舞和科蒂荣舞，或者穿着木屐般的鞋子的男人领着脚像蹄子一样的女人跳华尔兹或凡丹戈舞的回旋和迷宫步法一样荒唐。

他们在音乐上的欠缺，不会使我们对他们在绘画或雕塑上有多大的期望，因为这一切都源于对声音、形状和色彩之美的同样的一般感知，一方面欠缺，其他方面也可能得不到欣赏。中国人头脑中的这种欠缺（因为我们几乎不能随便称之为缺陷），在东亚所有的种族中都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他们中没有一个对自然或艺术中的美或崇高表现出很高的欣赏力，也没有创作出多少能证明他们懂得美的真正原则的作品。绘画比雕塑还要落后，但二者都不能说超出了对自然的粗陋模仿。

即使是最好的画家，对透视或明暗交融也没有正确的概念，而是尽可能地把物体表现在一个平面上，仿佛画家是从一个气球上作画，在头顶上直射的太阳下俯瞰大地一样。正如从他们在线描和风景方面的欠缺可以推断出的那样，他们在以正确的比例、姿势和表情描绘人体，以及把画面中的人物安排成自然的姿态方面，是非常失败的。画家们对人体各部分比例的研究，并不比外科医生对人体解剖的研究更为注意。肖像上的阴影被认为是一大缺陷，为了避免阴影，通常画正面像。风景画也不画阴影，远处的物体和前景中的物体描绘得同样细致，在任何尺寸较大的画中，近处和远处的视点都是变换的。他们的画没有消失点，这从他们不懂透视和真正的艺术要素就可以推断出来。

线描是他们喜爱的一种画法，富人用水墨画的人物和山水粗略写意来装饰他们的房屋；但西方各国画廊和画室中常见的最平凡的作品，中国画家也从未创作过。他们对抽象观念的一些表现，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奇特的，就像从他们国家带来的许多其他东西一样，以其古怪而引人注目。插图中那幅「人梦」图即是一例。

他们的着色技艺高超而准确——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过于准确，以至于画面由于细节一丝不苟的细腻而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一些效果，不过在画花卉、动物、服饰、装饰品及其他单个物体时，这种填满是真实表现原物所必需的，看上去很好。然而，人的面部色调并不比其轮廓画得更好，那种毫无生气的不透明，使人想到画家似乎是在他的主顾即将被埋葬、从悲痛的家人眼前消失的时候才被请来的。在广州得到的画，有些似乎可以推翻关于那个国家的画家只达到平庸水平的这些看法，但该城的临摹者的作品，并不是衡量本国未受训练之艺术的恰当标准。他们中有些人临摹外国作品的练习如此之多，已开始纠正他们自己的构图观念。然而，这些人只占全体的极小一部分，对民族趣味没有产生影响。盘子和碗上所见的图案，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比有时在广州得到的画更能公平地代表他们的艺术。在广州临摹版画的那种美妙的忠实，在象牙上的画，尤其是袖珍肖像和人物画中表现得很好，其中有些完全比得上别处所制作的同类作品。

作为中国插图艺术的样本，附近的两幅木刻可以被认为达到了他们最好成就的平均水平。第一幅的故事大略如下：崇安县有一个狡猾的平民，嫉妒周围所有人的好运，特别垂涎他的县官朱某的坟地。他希望从这块地的吉利风水中偷得好处，便偷偷地把自己祖先的墓碑埋在那里，过了几年便提起诉讼要求收回这块地。朱某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便到坟地去，在那里坟的风水确实完全合乎规矩，但挖开泥土，却露出了他仇人远祖的墓碑。结果诉讼判他败诉，朱某便把家迁到了红茶之乡，而他那嫉妒的邻居则得意洋洋地占有了这块坟地。然而，上天并没有这么轻易地宽恕这桩罪恶。一天夜里，刮起了一场前所未闻的狂风暴雨，雷电交加，难以形容，那可怕的轰鸣和闪光使远近乡村都惊恐万状，预示着这里可怜的居民要遭殃。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那座坟墓已成废墟，墓碑和墓志都被连根拔起，连尸体和棺材都不见了。上天的报应纠正了人间的不公。

那幅把暴风雨拟人化、表现其全部恐怖的插图，向我们展示了「雷公」即雷神，他几乎是中国神话中唯一被画成有翅膀的神。鸡头和鸡爪，代表闪电伴随着的劈裂声的锤子和凿子，环绕着若干面鼓以象征隆隆雷声的火圈，以及不可抗拒的闪电造成的破坏，构成了一个怪诞的整体，即使在东方形象的种种奇特之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画家描绘坟墓被毁被掘的有些稚拙的尝试，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关于第二幅插图的题材（与第一幅一样取自康熙《圣谕》的图解），我们得知：有一个姓袁的人，对一个相识怀着强烈的仇恨，一天早晨手持刀子出门，想要杀死他。一位坐在寺院里的老者看见他走过，惊讶地发现有几十个神灵紧紧跟着他，有的抓住他的刀，有的似乎在竭力拖延他的行程。「约一顿饭的工夫」，这位老者看见袁回来了，这一次陪伴他的有一百多个头戴金冠、高擎旗幡的神灵。袁本人的脸色也显得非常高兴，与早晨那副阴沉的面孔判若两人，以至于老人悲哀地断定，他的仇人一定已经死了，他的仇也报了。老人问道：「你天亮时从这里经过，是要到哪里去？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袁说：「我因为与缪某有仇，想去杀他。但经过这座寺门时，我心中生出了较好的念头，想到他的妻子儿女将会陷入困境，还有他年迈的母亲，他们都没有得罪过我。于是我决定不杀他了，这才这么快地从我的恶念中回转过来。」这位改过自新的杀人未遂者，因有一群神灵助手随行而内心满足，几乎不需要圣人的称赞来增加他的满足；他欢欢喜喜地继续赶路。读者可以注意到，其中的绘画构思和道德寓意与更西方的国家的颇为相似。

中国人的象征手法没有像它应得的那样引起外国作者的注意。它随处可见——在盘子和陶器上，在地毯、毯子、花瓶、墙上的画、店铺招牌和名片上。某些动物代表语言中人们所熟知的字，向本地人传达其意义而毫不混淆。由于读音相似，「蝠」表示蝙蝠和「福」即幸福，「鹿」表示鹿和「禄」即官俸。意为「长寿」的「寿」字，有多种表现方式——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一棵修剪成这个字形的松树；一只乌龟，它是最长寿的爬行动物之一；一只鹤，据信是一种能活到很大年纪的鸟；以及一个要一千年才成熟的神话中的桃子。龙和凤凰即「凤凰」，是新婚夫妇的象征，还采用各种组合方式来表示婚姻关系。

一块毯子有时能非常巧妙地向眼睛讲述一个故事。中央是卍字，即「托尔之锤」，读作「万」，象征着人类所渴望的一切幸福。右边是「鹿」，表示荣誉和学业成功，嘴里衔着「如意」即佛教的如意，意为文事顺遂。左边画着一只鹅，表示家庭幸福，两只蝙蝠

使这块毯子的祝福齐全。

在插图所示的瓷盘上，中间的人物穿着古代官员的服装，手持国家大臣的笏板。那个拿着葫芦和桃子的老人，表示极高而幸福的寿数；拿着篮子的人物相当于西方象征中的丰饶角。五顶帽子象征「五福」，即全人类所渴望的五种福分——富、寿、康宁、好德、善终。这就是「五福临门」。

名片和信笺的装饰常常表示一种祝愿和一句格言，这显示了设计者的趣味和心意。祝客人好运的一种最优雅而并不少见的方式，是在他茶杯的杯底画上某种吉祥的图案或一句有吉利含义的话。「福寿无疆」几个字常常出现在这个位置，常见的五只蝙蝠或三个桃子也可以用来表示同样的意思。这就是五福捧寿、三多。鸳鸯是人所共知的夫妻恩爱的象征；再如，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站在假山石上，象征田园生活的乐趣。有时在瓷板的边饰中，在连续的卷草纹之间，可以看到佛教特有的八宝图案，或表示其护佑的「八仙」。人们喜爱的龙，以无穷无尽的各种形态，装饰着较精美的杯、盘、碗、瓶，以表示皇家的尊贵，但平民是不习惯用这类图案的。

在通草纸——通常被错误地称为米纸——上所作的鲜艳的画，以其独特的精致和生动，值得特别一提。这种材料的天鹅绒般的表面与鲜艳的色彩形成了绝妙的对比，它是一种精细的植物薄片，由长的六角形细胞组成，细胞的长轴与薄片的表面平行，在薄片通常的状态下，细胞里充满了空气；它之所以具有特别适于着色的柔软性，就是由于这种结构。它取自一种通脱木属植物的髓，这种植物与楤木相近，生长在台湾和云南的沼泽地区。有一定程度的栽培，但大多是砍取野生植株的枝条而得，这种野生植物像接骨木。这种髓是中国内地贸易中的一个大宗，既被做成玩具，也被切成薄片。碎片用来填充枕头或垫鞋底，或用于任何需要一种轻而干燥的材料的地方。最大最好的薄片（十乘十五英寸）被挑选出来供香港和广州的画工使用，那里有数以百计的工人从事这种纸的制作。在厦门等地外国妇女的指导下，本地人现在用通草纸制作极其逼真的仿制花朵和花束。把髓切成近一英尺长的段，用一根棍子从一端捅进去把髓推出来；然后把它弄湿，放进竹筒里，它便膨胀起来，晾干后就是直的了。如果太短，不够所需的宽度，就把几段压在一起，直到它们粘合成一根又长又直的。切削用的刀像屠夫的切肉刀，刀刃又薄又锋利，最后一刻在一块铁木上磨一下。髓在一块方砖上切削，砖的两端护着一条薄铜片，刀就搁在铜片上。用左手把髓向刀刃滚动；右手稳稳地握着刀，慢慢地向左移动，同时工人在砖面所允许的范围内，把髓向同一方向拉动和滚动。削下的薄片从刀下滑出，这样一直削下去，直到只剩下三四分厚的芯子；节俭的工人把这个剩下的芯子留着自用或作为泻药出售。这种切削类似切软木塞的操作，削出一张约四英尺长的光滑薄片，最初的半英尺因为槽纹太多而不能用。新削的薄片压成一叠，用熨斗熨平，破裂处用云母补好。大部分纸被修剪成方形的薄片，供做假花的人用，在台湾每五百张卖八分钱左右。先把墨线稿弄湿，压在纸上，把轮廓转印上去，墨迹印得足以使工人能够填色；一张底稿可以用来描好几份，在大作坊里，不同的颜色由不同的工人分别上色。在广州，制作这种画的有两三千人。

中国人有时用来作画的另一种材料，以其奇特而非其优雅而引人注目，那就是树叶的网状叶脉，叶肉已经通过浸渍而去掉，叶膜中填入了鱼胶。在这种透明的材料上作的画看起来很漂亮，但颜色不能保持鲜艳。这就是叶脉画。中国人喜爱玻璃画，一些月夜景色或雷雨图是他们这门艺术的好样本。云和暗处用墨画成，在后面衬一张黑色的纸，给整个画面罩上一层很适合题材的暗色调。肖像和其他题材也画在玻璃上，但由于底子透明，画得不好的地方更加显眼；印度人大量购买这种画着他们的男神女神的玻璃画。镜子的背面也可以画画，效果奇特，方法是按照事先画好的图样，用钢针刮去水银，然后在刮去水银的部分作画。

雕塑主要限于用泥塑造或用木雕刻偶像，以及雕刻动物来装饰栏杆和庙宇。偶像一般做成坐姿，穿着衣服，身体只露出脸和手，因此没有机会模仿人体的肌肉和轮廓。守卫庙门的狰狞怪物，常常比供奉在庙里的那些毫无表情的神像显示出更多的艺术技巧，有些甚至显示出对性格和比例的丰富知识。在小雕像方面，他们最好的作品之一，是各阶层人物的准确的烧制彩绘泥塑；广州和天津的艺人精于此道。这就是泥人。

动物用花岗岩雕刻，用青铜铸造，在细节上显示出很高的技巧和耐心；但由于模型的畸形，造出来的动物确实可能是在任何世界里都从未见过的。狮子、老虎、乌龟、大象、公羊和其他动物的雕像装饰着桥梁、庙宇和坟墓。在南京通往洪武皇帝陵墓的那条排列着武士、马、狮等的长长的神道上的大象，是唯一还算像样的对其原型的再现；在北京附近昌平的他的儿子永乐的陵墓前守卫的那些巨大的石像，只以其巨大引人注目。建筑物的屋顶、木作和柱子上所见的繁复雕刻和怪诞装饰，其总体效果并非没有美感，尽管在细节上大大违背了真正的艺术原则，就像一张脸虽然没有一个好看的五官，其表情却仍可能讨人喜欢一样。用一整块石头或木头雕成的矮柱，顶上蹲着一只狮子，一条龙盘绕着柱身；或者一只蹲坐的狮子，身上爬着五六只小狮子，都是显示人民趣味的庙宇和坟墓的装饰。

中国人有幽默感，并以多种方式在他们的雕塑和绘画中表现出来。讽刺诗、讽刺文和漫画很常见，在龙座以下，谁也逃不过他们的笔墨，不过他们更喜欢不会连累作者的题材——例如这里从一八四〇年战争期间出现的许多漫画中选出的这一幅《英军觅粮图》。到目前为止，最好的雕刻作品是他们用多种石头、盘曲的竹根、木头和其他材料雕成的水果、花卉、动物等的仿制品；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欣赏的是工匠们用看来难以驾驭的材料做出怪诞组合和形象的那种不倦的耐心和巧妙，而不去寻求任何纯正趣味的迹象或崇高构思的体现。宗教或风水性质的题字常常刻在岩石的表面上，就像在印度和阿拉伯一样，这种语言那如画的文字在这样的地方显得很好看。这就是摩崖石刻。

建筑方面进步甚微，这一点已在前面第十三章中提到过——匈奴人和其他蒙古族系的民族在定居欧洲和西亚很久以后，也表现出这种欠缺；直到他们与南欧那些富于想象力的民族融合，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性格，宏伟的建筑作品才在后者中间出现。如果中国人在本国有一座帕特农神庙或万神殿的模型，他们也许会在每一个部分上都多少加以仿效，但他们会按同样的式样建造几十座。如果这个民族与更富想象力的民族经常交往，也许会使他们注入一些优雅和趣味，但在没有这种更高级的样板可以仿效的时候，他们是不大可能独创出来的。然而，在较轻巧的建筑，如亭子、凉亭、小阁和花架中，有一种在其他建筑中不常见的趣味和适宜，这与他们喜爱金碧辉煌而不喜爱坚固宏伟的习性十分相符。在这一点上，李太郭对雅典式、埃及式、哥特式和中国式风格特点的评论是很恰当的：「如果我们要看美、尺度和比例的全部优点，我们就应当到希腊的样板中去寻找；如果我们想要看某种粗犷而惊人的东西，我们会在埃及找到；如果宏伟加上永不满足的细部装饰使我们喜欢，我们只需去看一座大教堂就够了；最后，如果浪漫和古雅的东西吸引着我们的想象，中国人可以在他们广大帝国的深处向我们指出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在他们所有的建筑中都可以看到科学和构思的欠缺，但想象力似乎获得了随意嬉戏的自由；建筑师在发展一个方案方面所欠缺的，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弥补了。」

中国人在研究力学的原理和力方面进步甚微，但他们实际上已懂得大多数常见的力及其各种可能的应用。杠杆、轮轴、楔子和小齿轮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人所知，但楔子的变体螺旋却不常见。他们船上的滑车只有一个滑轮，但他们懂得绞盘的好处，并已在驾驶船只、打桩、起吊木材等方面采用了绞车。他们早就懂得利用一个在绳子上滑动的带钩滑轮来提升重物的方法，绳子的两端系在一个两端直径不等的圆筒上；利用这种装置，绳子绕上较大直径的一端时，便从较小的一端放出来，以很小的力气把重物提升两个圆筒周长之差的高度。这就是差动绞车。秤杆上的刻度表明他们懂得杠杆长臂和短臂上秤砣与重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称重方法用于黄金、珍珠和其他贵重物品。这就是戥子。上射式水轮用来转动石磨磨麦，带动杵臼舂米和从种子中榨油，下射式水轮则用来提水。这就是水碓和水磨。

在他们的大多数装置中，人力的消耗都很大；实际上，在许多装置中，其目的似乎与其说是为了节省人力，不如说是为了给人力一个方向。例如，他们在一块重石下面套上许多绳索，用杠子把它整个抬走，而不愿做一辆低矮的车子，以一半的人力把它滚走。

在其他科学部门中，这个民族的造诣很少，也很不完善。化学和冶金作为科学是没有人知道的，但其中的许多操作却做得相当成功。德庇时爵士详细介绍了一个本地人在广州应皮尔逊医生的要求、当着他的面所做的一些氧化水银和制备汞药的实验，这些实验「提供了一个奇特的证明，说明科学造诣很不相等的、极不相同而又相距遥远的民族能得到相似的结果，并为中国人在其现有知识状况下的精明和灵巧提供了不小的有利证明」。对于他们的冶金操作，也可以有把握地作出同样的判断；工艺的特点是衡量其工序效果的唯一标准。在青铜器方面，他们居于很高的地位，他们在木头和金属上所作的金银错工艺之精细，是无法超越的。

对中国人科学的这篇简要的评述，可以用对他们的医学和外科的理论和实践的简要叙述来结束。尽管他们几乎和印度人或北美印第安人一样迷信，但他们在生病时并不依靠咒语和符箓来求得解脱，而是求助于医生的药方，认为这是最合理、最可能恢复健康的途径；诚然，其中也夹杂着许多帮助药剂生效的奇怪做法。这些做法在帝国各地各不相同，显示了无知在涉及健康和生命的事情上延续和加强最奇怪的迷信的力量。卢公明搜集了许多例子，医药传教士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是一致的。

人体解剖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不过医书中讲授了一些关于人体内部结构的观念，这些医书以多种形式出版。伟烈亚力先生在他的《汉籍解题》中提到了五十九种医学和生理学方面的论著。其中提到的作者数目要多得多，有些生活在中国最早的时代，他们的许多著作在最奇怪的理论之中也显示出良好的见识和中肯的忠告。哈兰医生对中国人关于人体结构和主要内脏功能的观念作了清晰的描述，第一二〇页所示的图表现了民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因为外国人所可能传授给他们的东西，至今还没有普遍为人所知。

中国人似乎不知道静脉血和动脉血的区别，也不知道肌肉和神经的区别，把「筋」字既用于肌腱，也用于神经。据这些生理学家说，脑是阴的本原以其完美状态所居之处，脑底有一个髓海，通过脊柱与全身相通。喉穿过肺直通心脏，途中稍稍扩大，而咽则越过肺通到胃。肺是白色的，位于胸腔内；由六叶组成，悬挂在脊柱上，一边四叶，一边两叶；声音从肺上的孔中发出，肺主宰身体的各个部分。胸腔的中心（即心窝）是气之所在；喜乐由此发出，受伤便有危险。这就是膻中。心位于肺下，是身体的君主；思想由此发出。心包从心发出，包裹着心，一直延伸到肾。从心到脾、肝和肾有三根管子相通，但对它们的功用没有明确的认识。它们和咽一样穿过横膈膜，横膈膜本身与脊柱、肋骨和肠相连。图中所标各部分，依次是脑、喉、咽、肺、心、心包、与脾相连之系、食道、与肝相连之系、与肾相连之系、膈、贲门、脾、胃、网膜、幽门、肝、胆、肾、小肠、大肠、阑门、脐、膀胱、「命门」（有时被置于右肾）、直肠，以及溺道和粪道。肝在右边，有七叶；魂居于其中，谋略由此发出；胆在肝下，向上突入肝中，人发怒时胆便上升；勇气居于其中；因此，中国人有时设法取得动物的胆，如老虎和

熊的胆，甚至人的胆，特别是因罪被处决的臭名昭著的强盗的胆，吃下其中的胆汁，以为这样可以使人勇敢。脾位于胃和横膈膜之间，帮助消化，食物从脾进入胃，再经幽门进入大肠。网膜覆盖在胃上，但其功用不明，肠系膜和胰腺则完全被略去了。

小肠与心相连，尿液通过小肠进入膀胱，在阑门处与食物或粪便分离，小肠在那里与大肠分开。大肠与肺相连，位于腰部，有十六个回曲。肾附着在脊髓上，形状像蛋，精微的生殖之液由肾向上排到脑，向下排到精索和骶端；睾丸称为「外肾」，与肾相通。右肾或从右肾出来的通道称为「命门」，把精微之液送到精管。膀胱位于肾下，在回肠瓣处接受来自小肠的尿液。

关于骨骼只是简单地交代一下；骨盆、颅骨、前臂和小腿都被看作单块骨头，关节的突起完全被省略了，整个骨骼仅仅被看作一种内部框架，必要的肌肉部分被支撑在它上面和里面，但骨骼与肌肉之间通过肌肉和韧带的联系，并不比柱子与它所支撑的一堆泥土之间的联系更多。北京的太医院有一个约六英尺高的铜人模型，上面标着不同部位的脉的名称；铜人身上钻着许多小孔。这就是针灸铜人。公元一〇二七年，皇帝命人铸造了两具人体解剖模型，以说明至今仍在施行的针刺之术。血液对身体的灌溉相当复杂，作者们对其实现方式的说法很不一致。有些图画表现管子从手指和脚趾发出，沿着四肢上行进入躯干，在那里消失，或者尽其所能地到达心、肺或其他某个器官，途中在身体的大部分地方蜿蜒而过。这就是经络图。

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释身体的营养和内脏的功能，身体的健康建立在内脏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五金、五色、五味和五星之间的和谐联系之上；它们与所有这些都有密切的关系，它们的作用同样建立在无所不在的阴阳功能之上——阴阳是中国哲学中的万能溶剂。脉受到非常仔细的研究，其状况被看作身体各种状况的指标，甚至可以用来判断未出生婴儿的性别；每一个医生在检查这一重要征候时，通常都要大摆架子。

哈兰医生制作了一张表，显示据信存在于脉的不同部位与内脏之间的感应关系。每个手腕上的脉分为「寸」、「关」、「尺」三部（第一部离手最近）；按压力度的变化使这样指示的内脏范围增加一倍：

左手：寸部轻按候小肠，重按候心；关部轻按候胆，重按候肝；尺部轻按候膀胱，重按候肾。

右手：寸部轻按候大肠，重按候肺；关部轻按候胃，重按候脾；尺部轻按候三焦，重按候命门。

后两者的意思分别是「三条通道」和「生命之门」，都是纯属想象的器官，很难描述。

一个器官的病态，被认为是由于阴阳不和、有恶劣的体液存在，或者是由于邪灵更强大的作用，在这些因素被纠正之前，药物不能发挥其全部效力。身体的表面受到最密切的注意，因为没有一平方英寸没有它自己的名称。这就是穴位。根据以阴阳学说为依据的疾病诊断，把膏药和洗剂敷在这些部位上；走江湖的庸医和正规的医生都把道理和药剂一起施给病人——他们大概认为，如果药不掺和着信心去作用于寄寓在那里的有知觉的本原，它对它所要作用的器官就会失去一半的效力。

中国人的医疗实践远远走在他们的理论前面，他们的一些关于饮食和医疗实践的论著，包含着来自经验的很好的忠告。雒魏林医生翻译了一部本国的产科论著，其作者主要论述分娩各个阶段的最好的处理方法，只简略地谈及事物的道理，比生理学家们大有进步。这就是《达生编》。这一门医术几乎完全掌握在妇女手中。外科手术主要限于拔牙、用针刺破疮和肿块，或试图用按压或包扎来整复脱臼和接合骨折。有时他们也成功地做一些较难的手术，如截指、修补兔唇和镶假牙。在一个牙科病例中，四颗用象牙做的门牙串在一根羊肠线上，把线系在犬齿上固定在原位；这些假牙每季度更换一次，用起来还算过得去。针刺疗法在其坏的效果之中也有一些好的效果。（雷慕沙说，在中国施行的针刺术的最初概念，是十七世纪末一个名叫滕·赖恩的荷兰外科医生带到欧洲的。）施用各种强度的烧灼剂和腐蚀剂更为普遍，有时给病人带来令人震惊的痛苦。医院里曾出现过这样的病例：小小的疮由于使用了腐蚀剂而扩大，直到大片的组织，甚至重要的器官都被破坏，而那个江湖医生还用最终会治好的许诺来哄骗他那受苦的病人。艾灸，即把艾绒放在皮肤上燃烧，造成的伤害较小。

睫毛倒卷是一种常见的疾病，本地医生试图用把眼睑翻出、用两片竹片紧紧夹住固定，或用一把镊子夹住，直到眼睑边上松弛的皱褶坏死脱落的办法来治疗；然而，这种笨拙的方法往往使眼睛变了形，而毛病却没有治好。用许多奇怪的或令人作呕的东西做的膏药被敷在受伤的部位。伯驾医生提到一个病例：一个人因摔跤伤了虹膜，他的本地医生叫他把一只鸡劈成两半，一半敷在眼睛上作为膏药，另一半吃下去作为内治。很少有人尝试静脉放血，但用水蛭和拔火罐来从某一特定部位去血。发烧时不赞成放血，中国的说理者说：「因为发烧就像锅里的水在沸腾；如果我们要治好病人，就必须减火，而不是减少锅里的水。」这就是釜底抽薪之说。

许多骨折病例的处理方法，显示了愚蠢和明智的奇怪混合，这是由于他们对人体内部结构的观念与常识和经验所教给的东西相冲突而产生的。马国贤神父描述了他为防止一次摔伤的恶果而接受的治疗，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他从马上摔下来，昏倒在街上，被人抬进一所房子，一位外科医生很快就来看他。「他让我在床上坐起来，在我身边放了一个盛满水的大盆，在盆里放了一大块冰，使水冷到冰点。然后他脱去我上身的衣服，让我把脖子伸到盆的上方，他用一只杯子不停地往我的脖子上浇水，浇了好一阵子。这一操作施于那些发源于软脑膜的神经上所引起的疼痛，是如此剧烈、如此难以忍受，在我看来是无与伦比的，但他说这能止血并使我恢复知觉，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不久我的视力就清楚了，神志也恢复了。接着他用一条带子缠住我的头，由两个人拉紧带子的两端，同时他用一块木头使劲敲打带子中间的部分，这使我的头剧烈震动，给我带来可怕的疼痛。他说这是为了把他认为已经移位的脑子复位，确实，经过这第二次操作之后，我的头觉得轻松了些。现在又进行了第三次操作，他让仍然光着上身的我由两个人扶着在户外行走；正这样走着，他出其不意地把一盆冰冷的水泼在我的胸口上。由于这使我猛烈地吸气，而我的胸部又在摔跤时受了伤，可以想见我在这种折磨下所受的痛苦；但我得到的安慰是，如果有哪根肋骨脱了位，这种突然而剧烈的呼吸会使它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接下来的处理同样痛苦而离奇。施术者让我坐在地上，在两个人的帮助下，用一块布捂住我的嘴和鼻子，直到我几乎窒息。这位中国的埃斯库拉庇乌斯说：『这会引起胸部剧烈的起伏，把可能脱了位的肋骨压回去。』我头上的伤口不深，他用烧过的棉花塞住，就把它治好了。然后他吩咐我由两个人扶着多走动；不要久坐，晚上十点以前不许睡觉，到那时我应当吃一点稀粥。他向我保证，空着肚子在户外这样走动，可以防止血液淤积在胸部，在那里腐败。这些疗法虽然野蛮而令人痛苦，却使我完全痊愈，七天后我就能继续赶路了。」

一个受欢迎的中国医生日常繁忙的行医情况，可以用合信医生对广州一位名叫「大黄先生」的医生的描述来很好地说明。这个人在他的诊所里为病人开方一直到上午十点，然后便开始出诊，「坐在由三四个人急匆匆抬着的轿子里。先到那些名字和住址最先登记在挂号簿上的病人家里去，由于街道狭窄拥挤，为了免得费事找房子，便在病人的门外贴一张医生招牌的副本，好让轿夫能立刻认出房子而不致耽搁」。

医生被引进大厅或正房，这一家的父亲或兄长向他鞠躬致礼。按规矩奉上茶和烟袋，然后请他为病人切脉；如果是男病人，他就坐在病人对面；如果是女病人，中间隔一道竹帘，只有在需要看舌头时才撤去。把病人的右手放在一本书上使它平稳，医生神情庄重，一副博学的样子，把三个手指放在跳动的血管上，用每个手指交替地在里侧和外侧按压，然后用三个手指持续地按压几分钟，不是手里拿着表来记录脉搏跳动的次数，而是以一种沉思和盘算的心情来诊断疾病、预测其结果。手指拿开以后，病人立即伸出另一只手，以同样的方式切脉。也许会向父亲或母亲问一些有关病人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通常很少，因为人们认为脉象揭示了需要知道的一切。拿来笔墨纸张，开出一张药方，药方由许多味药组成，但只有一两味是最重要的——其余的是臣使或佐药。这就是君臣佐使。这些药全都取自植物界，大多是效力很小的单味药。药方被拿到药铺去配药；开方的人很少自己配药，由于大剂量很受欢迎（多多益善），所以用全部药煎成的汤药多达好几品脱，甚至好几夸脱，病人大口大口地喝下去，毫不费力；也用散剂、丸剂、大丸和膏剂。如果病人是一个政府官员或富人，便把疾病的性质、预后和治疗写出来供家人查看；为此医生的诊金

是一元。但一般说来，医生和病人的亲友都满足于口头的说明；如果这个人有口才，又有足够的厚脸皮利用口才为自己谋利（这两者在趋炎附势的人身上是很少缺乏的），他就会以一种博学而自满的神气描述病人的病情，以及治好他需要多少天。诊金用红纸包着，称为「谢金」，根据病人的财力，从十五分到七十分或更多不等；轿夫另外付钱。如果被请，医生会再来复诊，否则就不来了。更常见的是，如果病人吃了药方没有立即见效，就请另一个医生，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甚至更多，直到对医生厌倦了（因为中国人的耐心很快就会耗尽，他们对医生的一切断言的信心也绝不坚定），作为最后的手段，他们便去求某位仙人或某位有神奇治病能力的神。结果，病人死也好，活也好，都不是由于所受的治疗，因为治疗一般一定是无效的，而是看他的自然体力是否足以克服围困他的种种困难。

合信医生分析了一部流行的药典中所列的四百四十二种药物；其中植物药三百一十四种，矿物药五十种，动物药七十八种。作者列出了每一种药的名称、它所归的经、它的性质，最后是它的用法。药物分为六类——补药、收敛药、发散药、泻药、解毒药和理血药。在所用的药物中，有许多奇怪而令人反感的东西，如蛇蜕、龙骨、犀角或鹿角屑、蚕和人的分泌物、石棉、蛾子、牡蛎壳等等。甘汞、朱砂、红降丹、铅丹、砒霜、石墨和胆矾，都是医生所用的金属药物；韩德森医生列举了三十三种不同的矿物药。城镇中药铺的数目表明了药物的大量消耗；它们的布置像西方的药房，不过窗口不是摆着盛满鲜艳液体的大玻璃瓶，玻璃柜里也不是一排排的药瓶和细颈瓶，而是墙上挂着三四只分叉的鹿角，架子上摆满了一排排黑白两色的药罐。鹿角用锉锉成粉末，用于治疗痨病。许多根类药材，如大黄、龙胆等，都切成薄片来炮制；另一些用杵在臼中捣成粉末，或在一个窄长的铁槽里用一个紧贴槽壁的轮子来回碾碎。这就是药碾子。酸类和试剂的使用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这需要比中国人所拥有的更多的化学知识。植物药，如樟脑、没药、人参、大黄、龙胆以及各种各样的根、叶、种子和树皮，一般都做成丸剂或汤剂服用。一旦准确地弄清了他们书中所用的术语，而外国研究者对植物学和矿物学有了更好的了解，能够明智地检验这些方子，大概会在他们的书中发现许多有价值的药方。

人们有时抽签决定在十几个医生中请哪一个，然后一丝不苟地遵从他的吩咐，不管吩咐是什么，因为违背了吩咐就会使抽签失效。有时一个病人会去找一个医生，问他要多少钱才能治好他，多久能治好。他说明自己的病情，医生诊脉并查问其他各种症状，然后讲定价钱，先付一部分。于是病人得到适合的药，其数量和种类更适合一匹马而不是一个人，因为医生的理由是，在大量的药中，更有可能有一些会见效，而且他得到的钱越多，就应当给越多的药。病人喝下用一壶单味药煎成的汤药，停止干活，也不吃饭；然而，如果到了约定的期限还没有治好，他就骂医生是一个骗他钱的无知的江湖骗子，另找一个医生，跟他订立类似的约定，结果大概也差不多。对因果、症状和疼痛的精明观察，逐渐使一个精明的医生对他无知的病人拥有很大的支配力，其中有些人变得既富有又有势力；一个高明的医生被称为「国手」。

医生这一行有一套固定的收费制度，但报酬也常常听凭病人的慷慨。新药、丸药、散药和膏药在街道的墙上用花哨的招贴大肆宣传和吹嘘，其中有些极其淫秽；但中国人吹嘘新的秘方，并不刊登一长串病人的推荐信。人们为推销他们的药而想出的种种办法显示出很大的机巧。有时一个人在街边铺一张席子，把他的药罐和膏药排列好，便开始大声滔滔不绝地宣讲他的药如何好、如何灵验，直到聚集起一群听众，他设法说服其中一些人，吃了他的药会对他们有好处。他会先用一块砖猛击自己赤裸的胸膛，直到打得青紫，然后立即用一种洗剂治好这个挫伤，以此来展示他的药的效力，其实他事先已用一种药保护了内脏；或者他会割开自己的肉，用一种只有他才卖的神奇灵药在片刻之间把伤口治好。另一些更有学问或更专业的人，搭起一座挂满招牌和彩带的亭子或凉棚，安静地坐在下面等候主顾；或者满足于在一根竿子上挂一面旗子，标明他们的丸药的灵验。牙医把从主顾的颚中拔出的烂牙串成一条项链，把这些显示他们技艺的战利品像念珠一样挂在脖子上，走街串巷。然而，一般说来，中国人身体健康，因感冒或发烧而生病时，便躺在床上，停止干活和吃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管他们吃什么药，这都能让自然去自行治愈。他们也许和大多数民族一样长寿，不过由于缺乏卫生统计，我们无法在这一点上得出无可争辩的结论。

在中国最流行的疾病是眼病、皮肤病和消化系统疾病；间日疟也很常见。眼病所占比例之大，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雒魏林医生把它部分地归因于常在冬初发生的炎症，这种炎症听其自然发展，使眼睛处于不健康的状态，很容易罹患其他疾病。这种炎症超出了本地医生的医术，有时几天之内就使人失明。另一个多产的病源，是剃头匠把眼睑翻过来、清除积存在上面的黏液的做法。他补充说：「如果在这样做之后检查这个人的眼睛，就会发现它们非常红肿发炎，久而久之便发生慢性结膜炎，而这被认为是清洗不够的证明，于是这种做法被坚持下去，眼睑的内面便长满了颗粒。在另一些情况下，它硬化得像薄羊皮纸一样，睑板软骨收缩，引起睑内翻。」这种野蛮的做法常常引起角膜本身的浓密混浊，或者导致经常的疼痛和流泪，这两者即使不使病人失明，也会严重损害视力。以类似的方法清洗耳朵的做法，常常导致耳朵严重受损，有时甚至被毁坏。这样对待这些娇嫩器官的恶果，每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在自己身上一定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却仍然允许这种操作一再进行，真是奇怪。

在华东如此多的城市成功创办的传教医院的主持医生们，更多地注意肿瘤、脱臼、创伤和外科病例、眼病和皮肤病，而不是一般的临床疾病。这里所说的医院不过是诊所，附有一两间病房收治极重或特别有意义的病例；很少到本地人家里去出诊。

在厦门，甚至男孩中也常见哮喘，在广州和舟山则常见痨病。凡是在村庄和城镇附近种稻的地方，或多或少都流行间日疟。上海和广州之间有象皮病，但在南方各省，麻风病似乎是它的对应物。中国人认为这种令人憎恶的疾病是不治之症，而且会传染。设有麻风院供患者居住，但由于贫苦病人的口粮不足以维持生活，他们便挨街挨巷地乞讨，使每个人都大为烦恼。一个人一出现这种病，就立即被从家中隔离出去，成为一个被驱逐的人，与其他同样患病的人群居在一起，靠不可靠的施舍为生。设立麻风院是值得称道的，但由于主管者的管理不善和侵吞，它们未能提供救济；那些进不去的人不得不住在城北专门划给他们的一个村子里。麻风病人可以彼此通婚，但由于贫穷和其他原因，他们并不常常这样做，他们处境的艰难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这种疾病大概会一直在中国人中间存在下去，直到他们把房子建得离地面更高，城市的通风更好，饮食得到改善，那时它就会像在南欧一样消失。

炎症性疾病在中国人中不像在欧洲人中那样致命或迅速，痨病也不像在美国那样夺去那么大比例的居民。消化不良常常被治疗；赫本医生把它归因于大量食用咸货、腌菜和咸鱼、饮食不规律、吸食鸦片和过量饮茶；不过，后两个原因在厦门是否比在消化不良相对少见的广州更普遍、更有力，是值得怀疑的。后一地的外科医生成功地治疗了数以百计的结石病例，死亡率不到百分之十五。有些病人不到十岁，有几块结石重近半磅。这种病在华北几乎没有。由放纵和淫荡的习惯所导致的疾病，其后果不像在那些较多地食用肉类、生活水平较高、使身体更容易受毒素之害的国家那样剧烈。

肿瘤和各种异常增生之多且多种多样，可以用本地医生无力切除它们来得到满意的解释。那些健康生长的肿瘤一直长大，直到发生病变，因此有时长得极其巨大。一八三一年，一个名叫何鲁的农民到英国去切除一个重约七十磅的腹部肿瘤；他死在手术台上。没有什么病人比中国人更能刚毅地忍受手术了，而且由于他们属于淋巴质，手术后的炎症比欧洲的通常情况要轻。在北方各省的山区，甲状腺肿很常见；吉兰医生估计，在北京和热河之间的高地上的村庄里所遇到的居民，将近六分之一患有这种畸形，不过据说村民们自己并不认为这是畸形。

亚洲霍乱在中国一直是一大祸害，但在任何地方都不常成为流行病，不过散发的病例经常发生。一八二〇年五月，它在宁波肆虐，一位有见识的本地医生告诉米怜先生，据计算，在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三年的几个夏天里，宁波城及宁波府有一万人死于此病。一八四二年（按：原文作一八一二年），它在厦门、漳州及其附近流行；在前一地，连续六七个星期每天死亡一百多人。一八二一年和一八二二年，它在浙江的杭州猖獗，人们倒毙在街上，或在发病后一两小时内死去；据计算有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它的牺牲品，本地医生发现他们的药方毫无用处，便放弃了一切治疗。同一年间它在山东和江苏夺去了大批人的生命，它在中国的蔓延和在欧洲一样变幻无常，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越过那些看来同样易受侵袭的城镇。据说十六世纪初在华南曾发生过鼠疫，但近来没有听说过。

天花是一种可怕的祸害，虽然种牛痘的方法和效用在广州已为人所知五十年了，但即使在该城，它的采用也还很有限。它是一八二〇年由东印度公司的皮尔逊医生引进的，他把这种方法充分地教给了本地助手。种痘现在已推广到十八行省，政府也给予认可和资助；它之所以没有在减轻这种疾病的危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是由于百姓的疏忽，没有及时利用它。在免费为儿童种痘的地方，发现几乎不可能劝父母把孩子带来；孩子种过痘以后，要他们回来让医生看看种痘的结果就更难了。人痘接种早已施行，方法是把含有痘浆的棉团塞进鼻孔；这种方法偶尔也用于种牛痘。这就是鼻苗法。百姓不整洁的习惯，以及衣着单薄和饮食不卫生，引起了许多皮肤病，其中有些是不治之症。

医学很早就受到注意，关于它的各个分科有许多论著。但是，对长生不老药和点金石的追求，加上把对脉搏的仔细观察作为诊断疾病的主要依据，使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偏离了准确的诊断。常用的疾病分类分为九科，即：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咽喉科和正骨科。每一科都有一名从北京太医院选派的医官在皇室供职；但他在那里并不比他自己读书行医能得到更多的便利。国内没有病理解剖或比较解剖的博物馆，也没有讲座或解剖；旧习惯所认可的那一套陈规将一直沿袭下去，直到正在迅速取而代之的现代医术赢得它的地位。律例第二百九十七条规定：「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依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如无故害之情者，以过失杀人论，不许行医。若故违本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因而致死，及因事故用药杀人者，斩。」然而，这条法律很少付诸执行，医生们被容许按照医术去杀人和治病，只要他们的病人给他们机会。

博物学的各个分支，如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受到了一定的注意，因为属于这些学科的事物不可能不引起中国文学中所有作者的注意。然而，作为科学，它们都不存在，人们研究它们主要是为了给本地医生的药物提供材料。对这些人来说，什么东西都有用，就像麦克白的女巫们那口咕嘟咕嘟冒泡的大锅里的成分一样，东西越奇怪，他们就认为药效越强；在这一点上，他们现在的做法很像两个世纪前英国的医学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竟采取了这样的方向，但还没有出现一个有支配性影响的人来引导他们去研究自然，使他们离开神奇和空谈的东西。总的来说，可以说在学问的一切部门中，中国人都是不科学的；他们虽然搜集了大量各种各样的事实，发明了许多技艺，并使其中少数几种达到了很高的完善程度，但他们从来没有以一种能使他们正确理解某一个题目的方式去研究它，也没有对他们所掌握的有关的知识作出适当的分类。

三中国的历史与年代

中国的历史与年代

中国人民的历史在西方学者中所引起的注意，比它应得的要少，尽管在某些方面，没有哪个民族比它更有理由要求对其编年史作仔细而公正的考察。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对古老的自诩是荒诞可笑的，与摩西的年代学不相容；他们不仅使世界存在了亿万年，而且把他们君主的世系推算到远在创世之前，还赋予这些君主一种其本身就足以证明其荒谬的长寿。由于这种看法，有些人完全否认本国史家的可信性，关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定居和早期发展的整个问题，被认为是清醒的研究所不能及、几乎不值得一试的。这种错误而草率的结论，正在逐渐让位于对那些史书的仔细探究，这些史书表明，汉族子孙的早期记载中有许多是值得相信的，还有更多的是极有可能的。这里为吉本或尼布尔式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因为只要我们还没有一部关于中国及其与其他亚洲国家之关系的好的历史，我们就不仅无法对这个民族形成正确的看法，而且缺少许多充分说明人类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像法国作者那样把中国人的早期记载捧上天是容易的；把它们贬得一文不值——说它们是后世为迎合其作者的虚荣而编造的——也同样容易。这个民族和这些记载所得到的名声，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因于这种过分的赞扬和贬低，也应归因于他们史书本身的优点和缺点。然而，这些史书大多仍以原文形式存在，需要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它们充分显露出来，成为世界图书馆的一部分。

由于本国史家著作的卷帙浩繁和琐碎冗长，再加上缺乏能够或愿意承担哪怕是对这些著作作一个足以满足合理好奇心的摘要的译者，所产生的巨大困难，如今正在被中外学者慢慢地克服。人们热切地希望，这些研究将得到回报，使双方对各自在世界各国中的相对地位有一个更公正的估计。

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有她的神话历史，应当像她自己的史家所看待的那样，把它作为后世的编造，与较近的、公认的历史区分开来。她也有她的古代历史，其最早的年代和事件与神话混杂不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到近代历史的开端，逐渐变得更加可信和清晰。每一个在制作和保存可靠记录的做法出现之前建国的民族，其早期的记载必然是模糊而可疑的。适用于中国人的，对于其他古代民族也同样适用：「民族的虚荣和对奇异事物的喜爱影响了他们所有的人，一旦考察的精神取代了那种标志着民族以及个人幼年期的对奇事的嗜好，这些就为许多故事提供了材料。」对「保存一切技艺的技艺」的无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后来对奇异事物的记载，而不必假定民族的幼年期具有与个人幼年期同样的软弱和轻信的特点。本书没有篇幅也没有时间来详述统治过中国的各个王朝的历史和更迭，因为对一个不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来说，叙述它们是出了名的枯燥；那一大串缺乏持久趣味的古怪名字，以及缺少与西方各国相联系的魅力，使一般读者对它们不感兴趣。只需要对主要事件和变迁作一些叙述，以说明在别处偶然提到过的东西就够了。（关于这一题目，值得一读的著作有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和鲍狄埃的《中国》，以及译成英文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此外还有默里、格鲁贤、郭士立、德庇时的较简要的编著，以及较近的鲍尔杰和李希霍芬的著作第一卷。）

中国的史家试图解释他们周围世界的创造和起源；但他们不知道有一位创造者以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一崇高的事实，便发明了种种方式来解释它，在理论推测和互相争论中弄得筋疲力尽。其中有一位扬子，鉴于这些互相矛盾的假设，说道：「既然没有可靠的记载流传下来，谁知道远古的事呢？考察这些故事的人会发现它们难以置信，仔细审查便会使他相信它们毫无根据。太古之世，没有史书记载。既然记载那个时代的古书已被秦焚毁，我们为什么还要歪曲那些遥远的时代，满足于模糊的传说呢？然而，既然除了天地之外，万物都必有一个原因，那么天地显然是一直存在的，而那个原因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人和物，并赋予他们各自的品质。但是，起初产生地上万物的一定是人，因此人可以被看作是主宰，统治者的尊荣就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这段摘录是中国作者和史家的一个不坏的例子；有道理也有胡说，一半是在为一个正确的论证打基础，结尾却是一个极大的不合逻辑的推论，他们自己似乎很满意，但却相当确凿地表明，他们在搜集事实和讨论其意义方面是多么不肯下功夫。有些作者设想，世界的存在归功于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阴阳首先形成了宇宙的轮廓，而它们自己又受到它们所创造之物的影响。他们最明智的作者之一说：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

但这种精妙的解释，就像希腊人中赫西俄德的观念一样，对普通百姓来说太玄奥了；他们还想把这些力量和作用人格化、神化，但由于缺乏希腊人那种富于想象力的天才和优雅的趣味，他们的神人是荒诞不经的，他们理想中的存在者是奇形怪状的怪物。他们不知道也没有想象出一个像梵天那样居于太空、不可言说、没有形体的造物主；而最初的存在者盘古，却承担着塑造产生他的混沌、凿出将要容纳他的大地的艰巨任务。一种传说是：「混沌初分之时，两仪始定。混沌者，沸浊之水也，包裹并混合着两仪，如鸡子之在卵中；及其所生之盘古出，两仪之分别与作用始显。盘者，盆也，指卵之壳；古者，坚也，固也，意在表明最初之人盘古如何由两仪自混沌中孵出，然后安定并显示出产生他的诸因之排列。」

道家对这一宇宙起源论的迷宫般的奥秘钻研得最深，他们进而说明盘古做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做的。他们把他画成手持凿子和木槌，劈开并雕凿混乱地漂浮在太空中的巨大花岗岩块。在他有力的手所凿开的缝隙后面，可以看到日、月和星辰，那是他巨大劳作的纪念碑；在他的右手边，站着他劳作中形影不离的伙伴——龙、凤凰和乌龟，有时还有麒麟，它们与他一起是动物界的神圣原型和祖先，但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则不得而知。他的努力持续了一万八千年，他和他的作品一点一点地增长；天升高了，地铺展开来并加厚了，盘古的身材也每天长高六英尺，直到他的工作完成，他为了他的作品的益处而死去。他的头变成了山岳，他的气息变成了风和云，他的声音变成了雷；他的四肢变成了四极，他的血脉变成了江河，他的筋脉变成了地表的起伏，他的肉变成了田地；他的胡须像贝勒尼基的头发一样变成了星辰，他的皮肤和毛发变成了草木，他的牙齿、骨骼和骨髓变成了金属、岩石和宝石；他滴下的汗水增多变成了雨，最后（大山临盆，生出一只可笑的老鼠）附在他身上的虫子变成了人！

这就是盘古，这些就是他的功业。但这些怪诞的神话没有提供希腊寓言或埃及象征那样令人愉快的形象和人格化；它们使人疲倦而不能使人愉悦，只能说明其作者幼稚的想象力。继盘古之后的是三位形状怪异的统治者，称为天皇、地皇和人皇，他们是三种力量的化身，其踪迹和影响贯穿于中国的哲学、宗教和政治之中；他们的事迹和品格被极其郑重地详细叙述，他们被赋予了超过玛土撒拉的寿命来完成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统治持续了一万八千年（根据所引的作者不同或多或少），在此期间，良好的政府开始了，人们学会了吃喝，两性结合了，睡眠被发明了，还采用了其他的改进。人们会想，如果这些神奇人物的臣民也同样长寿，那么在这些以及其他有用的技艺方面本可以达到很高的完善程度；但盘古的伙伴、那只神秘的乌龟，背甲上用蝌蚪文字写着前世的历史，它没有活下来，它的记载也没有流传下来。在他们之后兴起的是另外两位君主，一位叫有巢氏，意为「有巢的」，另一位叫燧人氏，即「钻火的人」。前者是否像奥里诺科河上的印第安人那样为他的臣民发明了巢居，没有说明；但后者从天上取下火来给他们煮食，成了第二个，或者说第一个普罗米修斯。

这些奇想是从一部名为《幼学琼林》的通俗知识摘要，以及《纲鉴易知录》的开头几章中搜集来的。在朱熹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种较高明的哲学思考，前面第十二章已从中摘引过一段。另一段关于宇宙起源论的论述将表明，他对创世这一伟大事实的认识，并不比古代西方作者更为接近。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天运不息，昼夜辊转，故地榷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惟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渣滓在中间。地者，气之渣滓也，所以道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问：『想得如潮水涌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

「混沌未判，阴阳之气，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间放得宽阔光朗，而两仪始立。邵康节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则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个大开辟；更以上亦复如此，直是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小者大之影，只昼夜便可见。……

「康节言『天依形，地附气』。所以重复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于天地之外别寻去处。天地无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气无涯也。为其气极紧，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则坠矣。」

关于地球位于宇宙中心的第三种信念，从朱熹的这些玄想中，在有见识的本地人心目中获得了很大的力量。他的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平面，平直、方正而广大，四方各约一千五百英里（五千六百里），四面以四海为界。据估计太阳距地约四千英里。另一种计算是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第三种是二十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

在这些虚构中可以看到一点，那也是今天中国人的特点；没有引入一个诸神的等级来统治和居住在他们所创造的世界上，没有奥林匹斯山上的集会，也没有奥西里斯对凡人灵魂的审判；没有把人类的爱与恨、激情与希望转移到上界的力量身上；这里的一切都归于无形的作用者或本原，它们的工作被表现为在平静的秩序中进行。没有宗教，没有想象；一切都是冷漠的、无激情的、无趣味的。如果一个人要在这类虚构中寻找道理的话，也许可以认为它本身与希腊或埃及的神话同样有道理；但它不像在后两个国家那样，在崇高的诗歌中得到阐释，在华丽的仪式和盛大的节庆中得到表现，在精美的雕刻中得到再现，或在充满理想创造物的完美而壮丽的神殿和庙宇中得到保存。因此，它更显出它的本色，与它们相比，「相形见绌，显得愚蠢」——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因为我们能够考察二者，并把它们与真理相比较。

他们的纯神话历史以伏羲的出现而告终，他们的年代学与此前那些从四万五千年到五十万年不等的漫长时期毫无关系。然而，这些时期与印度人的劫相比，不过是一瞬间而已，印度人最高的纪元称为「不可说不可说」，需要在一后面加上四百四十五万六千四百四十八个零才能表示。如果伏羲的时代能够通过与其他民族的历史或现存的遗迹相比较，而以任何可能性加以确定，那就会在不小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其他国家的一些有争议的年代问题；但中国人在其整个存在期间的孤立，使得几乎不可能通过与《圣经》、埃及或波斯的编年史相比较和核实，把他们历史上的事件与其他民族的事件交织起来。也许在东亚和中亚广大地区的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像在摩苏尔、波斯波利斯和底比斯的发掘那样惊人而出乎意料的佐证。

中国史书把伏羲即位定在公元前二八五二年，他们所谓的「上古」时期就从他开始。黑尔斯和杰克逊后来的年代学研究所提出的反对通常的基督降生前四千零四年之说的证据，其分量足以使人对其真实性产生很大的怀疑，并导致采用一个更长的时期，以便为许多否则会被挤在太狭窄的时间范围内的事件提供时间。中国的年代学，如果给予它哪怕一点点信任的话，也有力地证实了黑尔斯博士的研究结果，尤其是在伏羲即位的年代上。这里不是讨论这两种纪年各自是非的地方，但按照他的算法，把创世定为五千四百一十一年、大洪水定为

基督降生前三千一百五十五年，我们就把中国古代史的开端放在大洪水之后三百零三年，挪亚去世前四十七年，约在变乱口音之前三个世纪。（原注：据理雅各博士之说则为三千三百二十二年，本书其他地方即采用他的年代，其权威大概与上述年代不相上下。）如果我们假定洪水以前的人已经具有世界地理的知识，而挪亚自视为全世界的君主，在去世之前把它分给了他的子孙，那么再进一步假定，黑发民族的祖先以及闪的家族和后裔中的其他人，在洪水后第三个世纪结束之前，从幼发拉底河流域穿过中亚的隘口和草原，来到了中国肥沃的平原，也并没有什么不可能之处。大灾变之后世界的地表是否与此前相同，并不影响这一点；如果时间足以让人类繁衍到合谋建造巴别塔那样的众多人口，那么在上帝所应许的祝福之下，人类也有充足的时间繁衍到足以组成殖民团体的程度。

理雅各博士认为，今天的中国人是一批移民的后裔，他们约在基督降生前二千二百年，经由中亚沿塔里木河谷，穿过沙漠进入甘肃，在尧、舜、禹等人的率领下，定居在黄河的河曲一带。这一见解是很合理的。这些移民发现当时的土地已被一些部落占据，他们把这些部落部分地融合进自身，部分地驱赶到贵州的山区深处，那些部落的后裔或许至今还留在那里。这些较早的部落可能提供了尧以前的那些名号和在位年代，而后来的中国史家便把它们编入自己的历史，理所当然地把上古的一切都归于「黎民」，即「黑发之民」。从大洪水到尧之间相隔一千年，这就为从西亚和中亚向中国那诱人的平原接连进行的几次移民留下了充足的时间；由于没有文字，或者记录遭到毁灭，这些移民只以朦胧可疑的传说的形式流传到我们今天。

据说伏羲及其七位继承者共在位七百四十七年，平均每人九十三年。追随厄舍尔的人认为这几位君主乃是中国人对洪水以前八位先祖的改头换面；德于尔邦侯爵甚至写了一部他所谓的《中国洪水以前史》，搜集了史书中有关他们事迹的一切记载。按照通常的年代学，大洪水约在尧即位之后十三年发生，而舜（八人中的最后一位）之死在基督降生前二千二百零五年，即变乱口音之后二十五年。按照黑尔斯的算法，这最后一个纪元比亚伯拉罕蒙召早一百一十二年，因此这八位中国君主与从闪到亚伯拉罕之间的先祖们同时，即从沙拉开始到拿鹤为止。而且，他们在位时间的长短，与其同时代人所活的五百岁年龄之间的比例，正如今天平均二十到二十五年的在位期与六十岁寿命的比例一样。乔治·史密斯所译读的亚述泥板，提到基督降生前二十八世纪为该君主国的建立之时；这一记载作为年代学上的纪元，其价值确实高于中国史书中的任何记载，而且或许有助于支持一个此前一直被视为神话的年代。

假定闪、含和雅弗的后裔，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那里得知空旷的世界就摆在他们面前，几乎一开始成家就开始向外拓殖，那么三个世纪的时间，对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中国来说并不算太长；他们或许是从以拦、亚述以及闪在波斯的其他后裔中分出来的。有人或许会认为，伏羲的都城略微暗示了他们的路线：穿过中亚，越过沙漠到达甘肃的嘉峪关，然后顺黄河而下，来到开封附近的大平原。但这些推测只是顺便一提；同样顺便一提的还有这样一种看法：教民渔猎放牧，规定时令节候，培养音乐，建立政府等等，与人们可以合理设想的一个殖民地的创建者及其继承者应尽的职责颇相吻合，后来便被归为他们自己的发明。当时人类寿命很长，这使得这些技艺和学问得以扎根，并使对它们的记忆保留在民间传说之中，直到后来的史家把它们写入著作。中国史家在这些首领直到尧为止的各朝之中，填满了一系列生活技艺和良好政治方面的发明与改进，足以把社会带到他们所设想的、与这些君主的品格相称的那种安乐有序的程度。中国人最早的记录与他们今天的性格太过吻合，因而不能完全取信；但它们呈现出一种希腊早期编年史所不具备的可信与自然的面貌。没有人主张它们作为历史是可信的，但它们总比《天方夜谭》要好。

六十甲子周期始于黄帝在位的第六十一年（即基督降生前二千六百三十七年），即大洪水之后五百一十八年，亚法撒死后八十二年，约在变乱口音之前同样长的时间，这一点值得注意。（原注：见《亚洲学报》，一八三〇年四月号，第三百九十四页。）把十个干支字用于日子以表示其先后顺序，始于基督降生前二十世纪禹在位之时，《书经》中还有其他段落显示了类似的用法。司马迁的史书中现在载有以六十年为一周期来排列年份的最早尝试；但不能公正地把他说成是这一体系的发明者。若是如此，几乎同样可以把他看作他全部编年史的发明者，因为他编纂这些编年史所用的材料，除了经书以外，现在都已散佚了。书中提到发明它的是一个名叫大挠的人，又说它是在一个朝代的中期这样一个奇特的年份被采用的，对于那些愿意就这类记载本身来接受它的人来说，这些都并不削弱其所称起源年代的可信性。

在黄帝与尧之间有三朝，平均每朝在位八十年，其君主由人民推举，很像以色列的珊迦、耶弗他等士师，其统治大概也与之类似。尧和舜的在位与品格，经孔子和孟子而不朽；无论他们真实的历史如何，这两位圣人追溯到那样遥远的时代去寻找典范，选定一个既非神话、又非确凿无疑的时期，从而既防止了怀疑论者的吹毛求疵，又避免了完全虚构的嫌疑，这显示了他们极大的睿智。

尧在位期间，即基督降生前二千二百九十三年，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洪水，据说是由中国北部的河流泛滥所致。那些把挪亚洪水定在基督降生前二千三百四十八年的人，把它看作是同一事件的另一种说法；赞同七十士译本年代学的克拉普罗特则说，它与基苏特罗斯的洪水（基督降生前二千二百九十七年）几乎同时；乔治·史密斯合理地推断，基苏特罗斯这个名字来源于亚述语中在洪水中幸存的古代英雄的名字哈西萨德拉。《书经》中对这场灾难的记载，很难适用于一场淹没一切的洪水：「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原注：见理雅各《书经》译本，第二十四页，香港，一八六七年。）他们推荐鲧，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但他劳作九年，未能把洪水排出，显出了他的无能。于是尧被劝以任用舜，舜召来鲧的儿子禹协助，通过疏浚河床和开辟新的河道，洪水才得以平息。这些零星的记载很难与挪亚洪水那样的大洪水相符，而更有可能是指黄河的一次泛滥或改道：黄河从现在的河道，即经直隶向东北流入北直隶湾，改为近来那条沿江苏低地入海的河道。地形方面证据的分量，加上强有力的年代学论据，据说曾就这场灾难在朝中进行的讨论，以及这一地区排干积水所经历的时间，都预设并表明这是一场局部的洪水，并加强了这样一种假设：中国人的史书中并不存在大洪水的痕迹。在我们对《圣经》年代学与中国年代学加以比较的观点看来，要使这些记录指向那一事件，比起假定它们指的是一场人力并非无法补救的局部灾害，需要对它们施加大得多的牵强附会。

直到禹即位为止的历代首领，可以在这里概括一下。纯粹神话的时期以燧人氏告终，传说的历史始于伏羲；伏羲与他的四位继承者（即第二、第三、第七和第八位）通常被称为五帝。他们的名号和在位年代如下：

伏羲，始于基督降生前二千八百五十二年；同期其他大事：大洪水，基督降生前三千一百五十五年。

神农，始于基督降生前二千七百三十七年；同期其他大事：挪亚去世，基督降生前二千八百零五年。

黄帝，始于基督降生前二千六百九十七年。

少昊，始于基督降生前二千五百九十七年；同期其他大事：亚法撒去世，二千七百一十五年。

颛顼，始于基督降生前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同期其他大事：闪去世，二千五百五十五年。

帝喾，始于基督降生前二千四百三十五年；同期其他大事：埃及君主国兴起，二千四百五十年。

尧，始于基督降生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同期其他大事：巴比伦君主国兴起，二千三百年。

舜，始于基督降生前二千二百五十五年；同期其他大事：亚伯拉罕出生，二千一百五十三年。

《书经》中关于尧、舜和大禹（基督降生前二千二百零五年）的记载，比亚伯拉罕以前任何其他人物的记载都要长。据该编年史记述，禹的功绩最先表现在治平洪水、把全国划分为九州上；由于他在舜在世时曾辅佐舜治理国政，所以他被一致推举继承空缺的大位，成为夏朝的创建者。尽管这些时代和人物的记录简略而支离，其中许多内容无法调和，但它们仍然胜过描述其他一些古国形成的荒诞故事，不应被当作琐屑之谈而加以嘲笑，或当作神话而加以摒弃。由于成功译读了西亚出土的记录，在澄清早期历史的模糊之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应当使我们对东亚现存的东西更加尊重，而不是抛弃那些残存的片断记录。没有人把它们视为像尼尼微出土的泥板那样可靠；但如果亚伯拉罕在此后不到一百五十年就发现埃及人生活在一个正规的政府之下，而大马士革、巴比伦、以力等城市当时已经古老，那么谁也不必不愿承认中国人有一系列君主，以及足以疏浚一条河道或修筑堤坝来约束它的人口。中国人看待这三位君主的光辉统治和无瑕品格，怀有的崇敬之情与犹太人看待他们的三位先祖大致相同；有过或者想象出这样的祖先和英雄，至少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阿喀琉斯、尤利西斯和罗慕路斯一样值得称道。在足智多谋的尤利西斯、好战的罗慕路斯和有条不紊的尧，与他们所代表的三个伟大民族后来的性格之间，也可以找到一种奇妙的相似之处。

中国史家对夏朝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君主禹和桀的行为提供了许多细节，其中一切可信的细节都取自《书经》和《竹书纪年》。理雅各博士公允地权衡了关于《胤征》中所载日食的各种论据，并提出了他对其真实性的看法，即使它还不能确定地归于基督降生前二千一百五十四年。一条这样确凿的记载，就能增强对许多模糊记载的接受；这些记载更可能是早已散佚的较完整文献的遗存，而不是后世作者的伪造，像中世纪伊西多尔的《教令集》那样。理雅各博士在《书经》的绪论中给出了《竹书纪年》的全译，从而展示了该书之外的中国古代史的一种来源。司马迁撰写他的《史记》时，还能看到许多其他著作，那是在竹书被发现（公元二百七十九年）之前将近四个世纪。班固列出了秦始皇死后所搜得的各种书籍的目录，共计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或篇，分属六百二十种不同的著作。鲍狄埃说得好，如果当时（基督降生前一百年）也有一份同样的希腊和罗马现存文献的目录，那在今天该是何等无价之宝。

据说禹在位时的记录之一，是刻在湖南衡山诸峰之一岣嵝山岩石上的一篇碑文，内容与洪水有关。它只有七十七个字；钱德明认为它是真迹，并把它的意思译述如下：

「尊贵的帝说：啊！辅佐之臣！谁来帮我治理政事？大大小小的洲岛（有人居住的地方）直到其顶端，鸟兽栖息之所，以及一切生灵，都被洪水广泛淹没。请出谋划策，把洪水退去，把堤防筑起。我早已完全忘了我的家，只在岳麓山顶上歇息。我以谨慎和辛劳感动了神灵；我不知时辰，只在不停的劳作中休息。华山、岳山、泰山和衡山，是我这项事业的起点和终点；功成之后，我在冬至举行了谢恩的祭祀。我的忧苦已经结束；自然界的混乱已经消失；从南方来的深流注入大海；如今衣可以制，食可以备，万国将得安宁，我们可以尽情享受永久的欢乐。」

（原注：见鲍狄埃《中国》，第三十一页；哈格尔《禹碑考》，巴黎，一八〇二年；理雅各《书经》，第六十七至七十四页；《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五期，一八六九年，第七十八至八十四页；《亚洲学报》，一八〇七年，第十卷，第一百九十七至三百三十七页。）

然而，自钱德明的时代以来，外国人有了更多机会对这一遗物进行更彻底的考察，他们的研究结果使人对其真实性大为怀疑，尽管还没有完全推翻它。理雅各博士在《书经》的绪论中，讨论了这块碑与那一朝代其他早期记录的价值，得出的结论是：它即使不是更晚的东西，也是汉代的伪作。诗人韩愈（公元八百年）作诗描写它的所在和情形，使它广为人知；但他到了那里，却在峰顶上找不到它，只引一位道士为曾经见过它的人。三个多世纪以后，朱熹同样没有找到，他认为此碑出自道士之手的看法，在他的同胞中很有分量。直到约公元一二一〇年，有一个名叫何致的人到衡山，从当时在一座道观中的石头上抄下了碑文，人们才真正见到它；又直到约一五一〇年，湖南省的另一位好古之士张季文，才以现在普遍接受的形式刊布了他的抄本。一六〇六年，有一个名叫毛曾坚的人又在岣嵝峰顶找到了这块碑，但他借助梯子和钩子才费了很大力气到达那里，发现碑石已经残破，碑文无法辨认。理雅各博士给出了毛氏抄本的缩小摹本，他的译文在若干细节上与钱德明的不同：

「我承受了帝的命令，帝说：『啊！辅佐之臣，佐助之贵人！那些曾是鸟兽门户的洲岛，如今可以登临了。你为大洪水献出了自身，天一破晓你便起身。你久在外面，忘了家室；你住在山脚下，如同住在厅堂里；你的智慧在筹划；你的身体劳损不堪；你的心全在战栗之中。你前去谋求整治与安定。在华、岳、泰、衡诸山，采用分水的原则，你的事业得以完成。你用残余的蜡烛，献上你洁净的祭祀。曾有纠结与阻塞，曾有淹没与迁徙。南方的大河顺着河道流淌；粮食的供给永远有了保障；万国享有安宁；鸟兽永远远遁了。』」

书写这块碑文的字体是古代的蝌蚪文，极难辨读，以致对其正确含义，甚至对两三种字形中哪一种是正确的，都存在严重的疑问。自毛氏的抄本之后，满洲学者官文在一八六八年任湖广总督时，在武昌俯瞰扬子江的高处黄鹤楼中立了一块石碑。他认为这是真正的「禹碑」的忠实摹本。麦华陀于一八六九年在《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上刊布了这块碑的摹本，以及衡山脚下现存的另一块石碑的拓本（据称是山顶原碑的精确复制）。把这三者加以比较，读者就会对确定这篇碑文可信性时所伴随的困难和疑问有所了解。麦华陀先生引用的一位当代本国作者说，关于此碑最早的记载出自唐代的秦镛，约在公元七百年，由此他推断唐代的人一定见过这块岩石及其碑文。他认为碑文是仙家的文字，完全无法辨读，因此一切辨读它的尝试都毫无价值，只会误导人。

在本国学者中存在着如此多相互矛盾的意见，外国人的裁断大可以等待进一步的发现，等到有能力的观察者能够亲自考察这些地方和碑刻的那一天。不必夸大《书经》和其他中国古代记录的重要性与可信性，它们可以被当作一个非常遥远的时期的著作来接受；如果对它们在孔子时代以前的漫长时期里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有更多交代，它们的可信性就会得到加强，但即使如此，它们仍然值得比某些近代作者所愿意给予的更为尊重的考虑。例如，德庇时说：「禹被描述为身高九尺，又说当时天上下金雨，这的确（正如马礼逊博士所说）降低了这一时期历史的可信度。」然而，姑且不去过分强调这一记载或针对它的反对意见，即使我们采用现在一尺合英制十四又十分之一英寸的长度，这个身高也不过比巴珊王噩略高一点；而如果把这里称作「金」的字译作「金属」（它同样可以这样译），那么这可能就是对一场持续时间异常长久的流星雨的记载。让人们以坦诚而审慎的态度研究这些古老的著作，权衡其内在证据，并尽可能把它们对那些遥远时期的记载与其他民族的记载加以比较，它们就会在不小的程度上阐明古代的历史和风俗。

默里先生根据冯秉正的著作，给出了关于夏朝记载的一个概要，它足以显示中国历史的内容。这里把它略加删节，并插入年代，引述如下：

「禹的即位（基督降生前二千二百零五年）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纪元。王位此前或多或少是推选的，从这一时期起便由长子世袭，只有每一个专制政府都难免会遇到的那种偶然而暴烈的中断。国家的编年史也呈现出一种更加规则、更加可信的形态，各位君主的在位时间同时也缩减到了一个可能的长度。

「禹理所当然地赢得了持久的崇敬，但这主要是由于他在前两位君主手下所建立的功劳。当他本人登上王位时，他已经年迈；不过他的统治的光辉仍有能干的谋臣维持，直到七年之后随着他的生命一同结束。许多重臣希望按照以往的惯例，把他的首席大臣、功勋卓著的伯益推上王位；但在这件事上，人们对父亲的敬重，因他的儿子启——或称帝启（即启帝）——的卓越品质而更加强烈，甚至伯益本人也坚持应当立这位王子（二一九七年）。他在位九年，只受到一个桀骜不驯的臣下的叛乱的扰动，由他的儿子太康继位（二一八八年）。但这个年轻人沉溺于享乐；音乐、饮酒和打猎完全占据了他的心思。中国人容忍了他二十九年之后，把他废黜了（二一五九年），提名他的弟弟仲康继位；仲康以有力的手腕掌握政权十三年。继他之后的是他的儿子相（二一四六年），相缺乏他的处境所需要的魄力，一味听从他的大臣羿的主意，结果被羿和他的同谋寒浞宣布为不能胜任统治。篡位者统治了七年，被杀；合法的君主召集他的拥护者，与寒浞和羿的儿子交战，力图夺回王位。相被彻底打败，丧失了王冠和性命；胜利者立即进军都城，对王族进行了大屠杀，自以为禹的姓氏和血统从此永远断绝了。

「然而，王后缗设法逃了出来，逃到一个偏远的城邑，在那里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少康；为了更好地隐瞒他的出身，她让他做了一个放羊的牧童。关于有这样一个少年及其职业的传闻，终于传到了寒浞的耳中，他下令把这孩子不论死活都带来。这位王室的寡妇于是把儿子安置在邻近一位诸侯的家中当庖正，那孩子不久就显示出与这一卑微地位极不相称的气概和性情，引起了主人的怀疑，只得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出身。这位官员一心效忠于禹的家族，不但保守了秘密，还等待时机使他复位，同时给了他一个偏僻地方的小小封地，他把那里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直到他三十多岁时，这位诸侯才联合了其他首领，集结起一支足以对篡位者发起反抗的兵力。篡位者仓促集结军队前来进攻，但被年轻的王子杼亲自打败并俘虏；少康和他的母亲在欢呼声中回到了都城。按照当时的年代学，他的在位被算作六十一年，其中包括寒浞篡位的四十年。

「少康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他的儿子杼（二〇五七年）也是如此，在位十七年；但此后的各位君主，在许多情况下沉溺于怠惰和享乐，使王者之名受到轻视。从槐到桀，即从基督降生前二〇四〇年到一八一八年，二百二十二年之间，九位君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编年史中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列出他们光秃秃的名字。最后，桀登上了王位（一八一八年），据描述，这位君主与他的配偶妹喜一起，施行种种暴虐和勒索以聚敛财宝，然后把财宝挥霍于无节制的淫乐之中。他们造了一个很大的酒池，深得足以行船，三千人同时在那里饮酒。池的四周还堆着一座座美味佳肴的金字塔，但谁也不许品尝，除非先从池中喝得酩酊大醉。随之而来的醉后争斗是他们最喜爱的娱乐。在宫廷内部举行着最卑劣的狂欢，那些试图谏阻这些放纵行为的德高望重的大臣，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放逐。人民对这些威胁到王朝覆灭的罪行既愤慨又悲伤；那些被罢黜的大臣们投到贤人伊尹的门下，劝他们之中最有才能的成汤——黄帝的后裔——执掌政权，保证支持他。他勉强接受了他们的恳求，集结兵力进攻桀；桀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出来迎战，但看到他的军队纷纷倒戈，便临阵逃走，在占据王位五十二年之后，在卑贱无闻中了此一生。」（原注：见休·默里《中国》，第一卷，第五十一至五十五页，一八四三年版。）

中国的编年史大体上都是这样写的；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占满了历史视野的全部；关于人民的状况、习惯、技艺或职业，记载甚少，人民只被看作君主的随从而已——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古代记录都有这样的特点。君主们掌控着他们在位时期的编年史，他们自己的虚荣心，以及他们关于统治和权威的观念，使他们把人民描绘成仅仅是衬托他们自身的威严与作为的背景。

商朝始于基督降生前一七六六年，即出埃及之前约一百二十年，对组成帝国的各封建诸侯国维持着一种强弱不均的统治，历时六百四十四年。它的第一位君主成汤，或称「成功的汤」，据描述曾对上帝进行宗教崇拜，在这个名称之下，所指的也许就是真神。据说由于一场持续七年的严重旱灾，这位君主曾祈祷说：「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如今大旱，理应由我承担罪责。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得罪了上下神祇。」关于他自己的行为，他从六个方面责备自己，话还没有说完，大雨就倾盆而下。

《书经》中所载这一朝代的零星记录，对于只想了解那个时代君主世系的学者来说，其价值不如对于那些探究中国政府在那遥远时代据以统治的原则是什么，其政体、宗教、司法和制约又是什么的人来得大。那个时代的正规记录永远不会重新找到了，但《书经》最后两部分的保存，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它们的存在，并鼓励那些试图重建中国早期编年史的人，即使对细小的片断也给予充分的重视。然而，这两部分自写成以来，对人民有极大的用处，以训诫和实例教导他们，一个国家的繁荣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他们的统治者又如何会使它走向灭亡。在这些方面，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任何古代著作可以与之相比。后来的科举制度使它们在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现存的十一篇，全都或多或少地论述了君主与臣下各自的职责，谆谆告诫双方，全体的福祉系于他们的忠诚。引一段话，便可使人对它们的教诲有所了解：「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原注：第四部，第二卷，第二章，第八至九节。）

从《竹书纪年》和其他较晚的记录中搜集起来的商朝编年史，与夏朝的编年史一样，几乎只是一连串君主的名字，其间偶尔穿插一些关于自然界和政治界某些重大事件的记载。奢靡而受人轻视的君主与刚健好武、令人敬畏的君主交替出现，国家的状况也大致与君主的品格相应；封建诸侯有时侵占邻国而增加势力和领土，然后又因某个新兴的国家而遭到削弱。书中列出了二十八位君主的名字，关于他们在位的记述确实比《创世记》中以东诸族长的记载更为详尽，但如果能对它们给予同样的信任，这些简略的记载就会更有意思了。

在这些记载中，坏君主所占的篇幅比好君主多，恶贯满盈的桂冠归于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纣辛。这一朝代爆发的战争很多，但也记载了其他一些事件，只是几乎没有什么能说明社会或文明状况的东西。旱灾、饥荒和其他灾难屡屡发生，并伴有可怕的征兆和骇人的景象；这种想象中的自然灾变与政治动乱之间的相互关联，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它源于君主作为上天代理人的特殊地位。人民似乎更多地指望他们本地的主人而不是他们的最高君主来管束和保护他们，按照命令聚集在各自的旗帜之下。《纲鉴易知录》说，第二十五位君主武乙（基督降生前一一九八年）是他们之中最邪恶的一个：「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意思是说，我已经杀死了神。

纣辛与妲己的名字，同夏朝的桀与妹喜的名字并提，在中国的编年史中，他们都是残暴与淫乱之极的同义语——正如罗马历史中的尼禄与梅萨丽娜一样。据说纣辛在一个冬天的早晨，看见几个妇女赤着腿在河岸上拾贝壳，便下令砍断她们的腿，以便看看能如此无畏地抵御寒冷的人的骨髓。他还叫人把一位谏臣的心挖出来给他看，要看看它与怯懦的大臣的心有什么不同。《商书》的最后一篇载有另一位大臣徒劳的谏言，他告诉君主，他的王朝正处于一个渡大河的人既找不到渡口、又找不到河岸的境地。许多这类行为使民心离散，直到中国西北部一个国家的首领文王，联合了主要人物来反对他的暴政；但文王去世了，把他的王位和权力传给了他的儿子武王。武王逐渐集结兵力，在河南黄河以北、淇水与卫河汇合处附近的牧野，与率领大军的纣辛相遇，暴君一败涂地。他感到自己为人所轻蔑，面前的挣扎已毫无希望，便逃回宫中，与他所有的财宝一起自焚而死，犹如另一个萨丹纳帕路斯，只不过他的自焚（基督降生前一一二二年）比那个亚述人早了五个世纪。

武王，即「尚武之王」，周朝的创建者，与他的父亲文王、他的弟弟周公，都以学识、正直、爱国和发明而跻身于古代最杰出的人物之列。周侯文王曾任纣辛的祖父太丁的首相，但因其忠诚而被囚禁。他的儿子使他获释，父子二人的言行在《书经》第五部中约占二十篇。周公比他的兄长活得长，成了他侄子的指导者和支柱；他的谏言占了这部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充满了智慧和公正。第十篇载有他关于酗酒的告诫，自那以后，这篇告诫在他的同胞中一直有着显著的影响。中国古代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比这一朝代的建立时期更为著名，这主要是因为其主要人物的崇高品格，孔子把他们视为一切智慧和高贵的化身。据描述，武王在筹划他的事业时曾祈求上帝的佑助，成功之后又献上感恩、祈祷和祭祀。他把都城从河南省迁到今天陕西的西安，都城在那里保持了很长时期。这位君主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把帝国分成许多小国，从而破坏了古代纯粹的君主制，只给自己留下一小部分领土和权力，而这在一位软弱的君主手中，完全不足以维持统治君主应有的地位或权威。诸侯国的数目，有一个时期是一百二十五个，另一个时期是四十一个，而到了孔子的时代，即这个朝代建立约六百年之后，是五十二个，其中有些是大国。约从基督降生前七百年起，天子的名号和权力失去了封建诸侯的效忠和尊敬，逐渐变得为人所轻视。它名义上的统治范围包括扬子江以北的地区，

南面的地区则被一些部落占据，关于它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理解的记录。

夏、商、周三代的历时，构成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漫长而晦暗的时期，从基督降生前二二〇五年延续到二四九年，即从他拉住在哈兰、底比斯第十六王朝统治埃及的时候，一直到安条克·索特尔和托勒密·费拉德尔甫斯在位、七十士译本译成的时候。

一、夏朝，由大禹创建，历时四百三十九年，至基督降生前一七六六年为止，共十七位君主，其在位的记录非常简略。同时代的重大事件有：基督降生前二〇九三年亚伯拉罕蒙召，一九一〇年雅各逃往美索不达米亚，一八八五年约瑟在埃及得到擢升，一八〇三年他的父亲来到埃及。

二、商朝，始于成汤，历时六百四十四年，共二十八位君主，至基督降生前一一二二年为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敌对诸侯之间的战争，君主的权力主要取决于他个人的品格。同时代的主要事件有：一六四八年以色列人出埃及，一六〇八年定居巴勒斯坦，一五六四年俄陀聂为士师，一四〇〇年底波拉为士师，一三五九年基甸为士师，一二〇二年参孙为士师，一一二二年撒母耳去世。

三、周朝，始于武王，历时八百七十三年，共三十五位君主，至基督降生前二四九年为止，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长的朝代。其中许多君主的统治不过是名义上的，封建诸侯国或增或减，视君主的魄力或诸侯的野心而定。基督降生前七七〇年，都城从陕西渭水附近的镐迁到河南西部的洛阳；这就把周室分为西周和东周。这八个世纪中同时代的事件太多，无法一一列举。如一一一〇年扫罗即位；一〇七〇年大卫即位；九九〇年罗波安即位；一〇八四年特洛伊陷落；七一九年撒马利亚陷落；五八六年耶路撒冷陷落；五六一年尼布甲尼撒去世；五五一年居鲁士即位，犹太人回归；四九〇年马拉松战役；三三五年亚历山大即位；等等。三三二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结束了埃及本土诸王的第三十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王朝，其第一个王朝约在基督降生前二七一五年始于美尼斯，即在所谓神农即位之后二十二年。

由于在长城以前，没有任何像金字塔、所罗门圣殿或叙利亚的遗址和土丘那样的巨大人工或艺术遗迹，许多人便怀疑这些中国早期记录的可信性。他们把这些记录归于汉代史家的杜撰，认为是他们把古书的零散残余加工成一部可读的叙述；因此他们试图对每一个说法都进行批判性的检验，而这样做所依据的事实却很少。金斯密先生通过参照人名、地名和称号的含义，巧妙地解释了《书经》的记载与雅利安神话之间的相似之处，并揭示出一种联系，这种联系至少具有精巧和优美的长处。这三个朝代几乎唯一确知的实物遗存，是现在北京孔庙中的十个石鼓。它们约在公元六百年于周朝古都附近被发现，自一一二六年以来一直保存在北京。它们是形状不规则的石柱，高十八到三十五英寸，直径约二十八英寸；上面的铭文磨损得很厉害，但残存的部分足以表明，它们是为纪念宣王（基督降生前八二七年）在发现它们的地区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狩猎而刻的。（原注：见《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七卷，第一百三十七页；第八卷，第二十三页、第一百三十三页。最后一篇文章为卜士礼博士所作，其中给出了铭文的译文和摹本，以及许多历史注释。）

在周室治下的各封建诸侯国中，西北方的秦国长期以来最为强大，占有全国将近五分之一的土地，其居民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秦国的一位君主，名叫昭襄王，把他的侵略扩展到公认的王室领地，迫使王室的主人、最后一位君主东周君拜倒在他的脚下。他虽然事实上已是整个帝国的主人，却没有采用这一称号，而是把它留给了他的儿子庄襄王；庄襄王灭绝了王室血统，结束了周朝，但他只掌握最高权力三年便去世了。

他的儿子继承父亲的胜利，直到把所有的小国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于是他采用了秦朝「始皇帝」（即「第一位皇帝」）的称号，并着手整顿他所征服的地方，巩固他的权威，使他的臣民享有比封建时代更好的统治。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委派郡守治理，并巡行各郡，察看有无不公之事。这位被称为中国的拿破仑的君主，是那种扭转事态进程、给后世留下印记的非凡人物之一；克拉普罗特对他评价很高，称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才能卓越的君主，但本国的史家却憎恶他的名字和作为。据记载，他在渭水之滨的新都咸阳，仿照所有向他臣服的诸王的宫殿，一一建造了完全相同的宫殿，并下令把每座宫殿中所有珍贵的陈设以及曾居住在其中的人都迁到那里，一切照原样重新布置。整个宫殿群占地极广，各部分之间以壮丽的柱廊和复道相连。他以前所未有的排场巡行他的领地，由来自各地的官员和军队随从，从而使人民彼此关心，并认同他的统治。他还修建公共建筑，开辟道路和运河，以便利各省之间的交往和贸易，并抑制了匈奴的侵扰，把他们驱赶到蒙古的荒野之中。为了有效地把他们挡在外面，他想出一个主意，把北方一些诸侯国的君主在其边境上修筑的短墙加以延长并连接起来，成为一道横贯帝国、从大海一直延伸到沙漠的大城墙。这一巨大的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十年之内（基督降生前二〇四年）完成，而那时它的修建者的家族已经覆灭了。这种保护国家的方式一旦顺利开始，大概就得到了全国的认同。的确，除此之外无法想象它是怎样完成的，因为人民被要求从每个地方提供一定数额的人员，在他们施工期间供给他们衣食，并一直承担这笔费用，直到他们那一段城墙修筑完成为止。没有哪个君主能够维持一支军队，强迫他的臣民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这样一项工程，或者在他死后把它进行到底。能够找到如此之多的劳工，这本身就是人口众多的附带证据之一。不管它在保卫边疆方面多么无效，它却使他的名字闻名于全世界，而他的秦朝也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中国，为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所沿用。（原注：见鲍狄埃《中国》，第三十页、第二百二十一页；《中国杂纂》，第三卷，第一百八十三页。）

这位新君主的虚荣心，使他力图销毁在他自己统治以前写成的一切记录，好让后世把他看作中华民族的第一位皇帝。他下令焚烧一切书籍，特别是孔子和孟子那些阐释《书经》、论述周代诸侯国的著作，因为他想抹去对周代的记忆。这道奇特的命令执行得如此彻底，以致许多中国文人相信，经典著作没有一部完整的抄本逃过了这场劫难，这些经文只是靠老学者们凭记忆重新写出才得以恢复的——这种复原方式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像在我们看来那样奇特。如果今天再演一次同样的文字悲剧，在中国很容易就能找到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凭记忆重新写出他们九部经典的正文和注释。然而，正如克拉普罗特所说：「事实上它们并没有全部失传；因为在一个书写如此普遍的国家里，要把普遍受到尊崇的著作的所有抄本都销毁，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当时，书写所用的材料非常耐久：它们是用刀笔刻在竹简上的，或者是用深色的漆写在竹简上的。」这场销毁无疑已经做到了尽可能彻底的程度，不仅许多著作被完全毁掉了，而且其他著作的准确性也因此蒙上了一层疑云，古代各朝的记录也变得既不完整，又令人怀疑。不仅搜寻书籍加以销毁，还把将近五百名文人活埋了，以便不留下任何人在著作中指责始皇帝干下了如此野蛮而疯狂的行径。

以如此残忍和血腥建立起来的秦朝，在它的创建者死后没有维持多久；他的儿子无法维持对那些半被征服的封建首领的统治，在名义上统治了七年之后，被一个投身行伍的冒险家刘邦所推翻。刘邦曾受雇于一位首领，担任其军队的统帅，在他占领都城以后，便利用这支军队来支持他自己的权威。他以高祖的名号成为汉朝的创建者，他的即位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朝代的英雄和文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品格上，都胜过其他大多数时期；直到今天，「汉子」，即「汉之子孙」一词，仍是中国人自称时最喜欢用的名称之一。

这一朝代的前十四位君主在陕西统治，但由于旧都已经残破，光武帝把都城从长安迁到了洛阳，正如七个世纪以前周朝所做的那样。在平帝（即「和平之帝」）在位期间，和平之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太地，这是一个常常引起人们注意的奇妙巧合。在明帝在位期间，即公元六十五年，朝廷派了一个使团前往印度，求取佛教的经典和经过认可的教师，皇帝打算把佛教公开引入中国。这种信仰在他的臣民中已经广泛传播，但从此以后它就成了中国人的大众信仰，并向东传入日本。这位君主和他的继承者章帝率领军队向西一直深入到里海，分化并征服了沙漠边缘和天山脚下的各个部落，在那个方向上把帝国的疆界扩展到比现在更远的地方。中国的统治在这一带时盛时衰，一直维持到约三世纪，似乎对那些地区的游牧民族起到了教化作用。在这些远征中，中国人听说了罗马人，他们的著作家对罗马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这段描述极具善于经商的中国人的特色，不妨与西方作者对中国人自己所作的许多描述相比较。

下面按顺序继续概述各朝代：

四、秦朝，《纲鉴易知录》的作者们算它止于庄襄王，只存在了三年，即从基督降生前二四九年到二四六年。

五、后秦朝，有时与前一朝合并在一起，但始皇帝自视为第一位君主，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然而它只延续了四十四年，从基督降生前二四六年到二〇二年。这一时期极东之地的动乱，其对生命的摧残，并不亚于欧洲迦太基人与罗马人之间，以及叙利亚人、希腊人与埃及人之间的战争。

六、七、汉朝与东汉朝。刘邦以他的封国之名为他的朝代取名为「汉」，他的家族从基督降生前二〇二年到公元二二一年统治中国，共二十六位君主。汉朝是中国政体和制度的形成时期；在中国统治了四百年的历代皇帝的品格和作为，与从大西庇阿到埃拉伽巴路斯同样四百年间统治罗马帝国的众多执政官、独裁官和皇帝之间，可以作一番富有教益的对比。汉朝的创建者因开创了以考试竞争选拔官吏的制度而受到尊崇，他的继承者文帝、武帝和光武帝，把文学、商业、技艺和良好的政治发展到了此前亚洲任何地方都未曾达到的程度。在西方，罗马人成了强大的世界霸主，而基督的降临及其教会仅在罗马的疆域之内建立起来，使这一时期成为人类进步的转折时代。

从汉朝的倾覆（公元一九〇年）到东晋的建立（公元三一七年）这一时期，由于时局的动乱造就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味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纷乱在《三国志》中有所描写，但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不能被看作比历史小说好多少。然而，它就像司各特的小说一样，比汉语中任何一部史书都更深地把那个时代的事件和人物印入了民众的心中。

八、后汉朝，始于公元二二一年，历两位君主，延续四十四年，至公元二六五年。全国分为三个国家，称为魏、吴和蜀。第一个在曹操之子的统治下，以洛阳为都，统治整个北方，在约四十年间是三国中最强大的。第二个在孙权的统治下，占有东部各省，从山东和黄河一直到福建的山地，以南京为朝廷所在。第三个在刘备的统治下，因与汉室有亲缘关系而被视为正统的朝代；他的都城在四川的成都府。

九、晋朝，由上一朝君主手下的一位将领司马昭创建，他在公元二六五年，即其主上去世的那一年，登上了他主上的宝座。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他的地位，到二八〇年把他的权力扩展到整个帝国。匈奴的入侵和内部的动乱，正迅速地使人民沦于野蛮。这一王室的四位皇帝在洛阳统治了五十二年，直到公元三一七年。匈奴以汉和赵两个朝代的名号，在陕西维持他们的统治，直到公元三五二年。据说这个蛮族中的一个人刘聪，在长安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宫殿，把他国内一万名最显要的臣民聚集在那里，过着中国前所未闻的奢华壮丽的生活。在他的侍从中有一支衣着华丽的女子卫队，其中许多人是出色的乐师，在他巡行时随侍左右。

十、东晋，与上一朝是同一王室，但由于元帝在三一七年把都城从洛阳迁到南京，他的继承者便被称为东晋，以示区别。十一位君主在一百零三年的时期中相继在位，直到公元四二〇年。当时佛教是主要的宗教，孔子的学说也受到高度的尊崇；愤慨的史家说：「庶子、僧尼、老妪、乳母执掌国政。」这一时期，有十二个独立而相互敌对的国王在中国争夺霸权，在北方和西方建立他们短命的朝廷。正是在这个时候，君士坦丁于三二八年迁移了罗马帝国的首都，北欧诸民族在阿提拉的率领下于四一〇年入侵意大利。

十一、宋朝，常被称为北宋，以区别于第二十二个朝代（公元九六〇年），是隋朝之前被称为「南北朝」的四个朝代中的第一个。它由统率晋朝军队、逐步征服了一切敌对国家的刘裕创建。他不满于他的主上安帝的软弱，叫人把安帝缢死，立其弟恭帝为帝；恭帝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让出了那顶空洞的王冠，于是刘裕在公元四二〇年以高祖的名号成为君主。八位君主在位至公元四七九年，其中许多人是残暴的怪物，很快就被除掉了；这时首相齐公萧道成，以他们的祖先对待晋室的方式回报了他们。

十二、齐朝。新君主采用了高帝，即「崇高的皇帝」的名号，但只享有这一尊位四年。四位君主在南京相继继承了他，其中最后一位和帝，被一个不忠的大臣在梁王的协助下围困在都城里；梁王在公元五〇二年推翻了这个存在了二十三年的朝代。

十三、梁朝。第一位皇帝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征服了他的大部分对手；据描述，他的领地大部分在扬子江以南，魏则统治江北地区。武帝为恢复文学和孔子之学做了很多事；印度和波斯的使节也来到他的朝廷，他公正的统治使国家得以休养生息。在他的晚年，他笃信佛教，以致像查理五世那样退隐到一座寺院里，但在人们劝说下重新戴上王冠后，他把时间用来向聚集的朝臣们讲授佛教的教义。三位继承者先后占据王位，其中最后一位敬帝在投降之后，于公元五五七年被军队的将领杀死，这位将领随即夺取了王冠。

十四、陈朝。这一王室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三兄弟相继在位。在这一时期以及

前三个王室统治的时期，匈奴族的魏国从公元三八六年到五三四年，在十一位君主的统治下据有中国北部，后来被强行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另外还有一个称为周的国家，不久就在长安灭掉了最后的魏，占据了中国西北部。在魏朝时期，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交往，大概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广泛和全面。魏的君主们与他们祖先的发祥地，以及贝加尔湖和鄂毕河以外直到北冰洋的各部落，都保持着和平的关系。贸易似乎在里海与朝鲜之间的整个地区都很繁荣，这一时期的记录载有这片广大地域中各国的情况，这是在别处找不到的。雷慕沙提到的这类著作之一，是太武帝在位期间（四二四至四五一年）派遣官员巡行其领地，并对其作出详尽记述的报告。

周的一位君主武帝（公元五六一至五七二年），曾把女儿嫁给他的一位大臣、隋公杨坚；杨坚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在五八〇年夺取了他的主上静帝的王位。几年之内，他把各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于公元五八九年在他手中重新统一了分裂将近四个世纪的全中国，从而使一个动乱的国度恢复了秩序。

十五、隋朝。这一王室的创建者，因考察了他的领地，并把它划分为相互隶属的州、郡、县，设置相应的官员，而在中国编年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声，这一安排此后一直沿用至今。他提倡文学和商业，并试图引进印度的种姓制度。在有力地统治了二十四年之后，他被他的儿子炀帝杀死；炀帝继续推行父亲的计划，在他在位的十四年中，把疆界经塔里木河谷扩展出去，并向南一直扩展到南洋。他被他的一位将领杀害，这成了几个野心勃勃的人起事的信号；但唐王扶助他的儿子统治了一两年，然后把他废除，从而结束了历时三十九年的隋朝，但在此之前，隋朝的两位君主已经让他们的臣民认识到了统一统治的好处。

十六、唐朝。这一著名的王统在和平中开始了它的统治；在他们据有王位的二百八十七年间（六一八至九〇七年），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西方最黑暗的日子，即欧洲笼罩在中世纪的愚昧和堕落之中的时候，却构成了东方最光明的时代。他们对周边所有国家都产生了教化作用，使这些国家的居民看到了法律高于官吏的政府的好处，并懂得了它的管理方法。南方沿海一带的人民完全开化，并融入了中华民族，他们总是自称「唐人」，即「唐朝的人」，以标志这一变化。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的贸易和状况，有一部有趣的著作，即《中国印度见闻录》，是两位阿拉伯旅行家在八五一年和八七八年游历这两个国家的记述，由阿布·赛义德编纂，雷诺于一八四五年译出。（原注：见《中国丛报》，第一卷，第六页；雷诺《游记》，两卷，巴黎，一八四五年；玉尔《契丹及通往那里的道路》，导言，第一百零二页。）唐朝创建者李渊之子李世民，可以说是中国编年史上最有成就的君主——他的智慧和高尚，他的武功和善政，他的节制、高雅的情趣和对文人的奖掖，都同样闻名。在他还是唐王的时候，就对他父亲的登基以及把唐的统治扩展到中亚地区贡献甚大。当唐室得到完全的承认，隋室末年崛起的十一个敌对国家被征服之后，都城从洛阳迁回长安，并采取一切措施，使动乱的国家安定下来，使分裂的国家在一个正规而有力的行政之下重新统一。李渊，即高祖神尧皇帝（字面意思是「崇高的始祖，神圣的尧帝」），感到自己难以胜任他那崇高职位的种种操劳，便把黄袍让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以「贞观」（意为「纯正的观察」）为年号，虽然他的庙号谥号是太宗文武皇帝（「我们尊崇的先祖，文武皇帝」），时在公元六二七年，他进一步扩展了他那所向披靡的武功。他最初的举措之一，就是设立学校，建立科举考试制度；他下令在帝国最博学的人士监督之下，刊行一部完整而准确的全部经书的版本，并以特别的尊崇礼仪来纪念孔子。人们花了非凡的心血来编纂和保存前代的历史记录，并编写近代各朝的完整史书；这些史书至今仍有待西方学者的考察。

他制定了一部法典，用以指导他的高级官员行使司法职能，并巡行他的领地，视察人民的状况。在他在位期间，帝国的疆界扩展到甘肃以西、天山以南直到里海的一切突厥部落，这些地方被置于四个都护府或镇之下，即按现在的名称，龟兹、毗沙或和田、喀喇沙尔和喀什噶尔。在最后一处以西，许多较小的部落归顺，对皇帝表示部分的臣服，皇帝把它们编为十六个都督府，由一位都护统辖它们自己的首领。他的疆界从波斯边境、里海和吉尔吉斯草原的阿尔泰山起，沿着那些山脉到达戈壁的北侧，再向东直到内兴安岭。粟特和呼罗珊的一部分，以及兴都库什山周围的地区，也都服从他。印度的尼泊尔和摩揭陀即比哈尔的统治者派使节前来致意；希腊皇帝狄奥多西于六四三年派遣一位使节到西安，献上红宝石和绿宝石等礼物，波斯人也是如此。聂斯托利派传教士也来到朝廷觐见。太宗以礼接待他们，听他们讲述其教义的主要信条；他下令在都城建造一座寺院，并让人翻译了他们的一些圣书供他审阅，不过现在已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当时曾有《圣经》的任何部分被译成中文。

太宗临近晚年时，出兵远征朝鲜，但那个国家的征服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儿子完成的。他在这一时期曾在渭水上泛舟时对儿子们说过一段话，一直流传下来：「汝知舟乎？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意思是：孩子们，你们看，托起我们这只轻舟的波浪，也能在一瞬间把它吞没；要确切地知道，人民就像这波浪，而皇帝就像这只轻舟。在他在位期间，有好几次有人企图谋害他，其中一次是他自己的儿子，但他都幸免于难，在位二十三年后去世，感恩的人民深深地哀悼他。中国的记载说，居住在他朝廷里的外国使节们剪掉了头发，有些人毁伤自己的面孔，割破身体，把血洒在灵柩四周，以表示他们的悲痛。不管这方面的真相如何，有许多证据证明这位君主品格卓越，他生前所享有的崇高声誉，是对他的优秀品质的公正褒奖。他完全可以与阿克巴、马可·奥勒留和康熙相媲美，也可以与下一个世纪登上王位的查理曼和哈伦·拉希德相媲美。

继太宗之后的是他的儿子高宗，高宗的懒散无能在他父亲的雄健之后显得更加可鄙，但他的在位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很大的篇幅，这是由于他的皇后武则天，即人们所称的「武后」，有着非凡的经历；她以媚术取得了对他的完全控制。这个女人的品格，无疑因本国史家给她的恶名而大受损害，但从他们的记述中足以看出，她虽然残忍，却懂得如何维护王权，击退外来入侵，平定国内叛乱，并满足人民的需要。她十四岁时被选入太宗的后宫，太宗死后，被送到一个隐居之所，太宗所有的妃嫔都被罚在那里以体面的禁闭度过余生。高宗还在宫中时，就被她的容貌所迷住，在一次与祭祖有关的国家典礼上见到她之后，便把她接回了宫中。他的皇后王氏为了把他的心思从另一个对手那里引开，也赞成他对武氏的宠爱；但武则天不久就取得了对君主的完全支配，使两个女人联合起来反对她；她设法把主要职位都安插上自己的朋友，通过一系列手段先后排挤掉两人，成了皇后。她用来引起对王氏怀疑的手段之一是：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皇后来看过孩子之后、高宗进来看他的孩子之前，她把孩子掐死，然后把罪名加在皇后身上；这导致了皇后受审、被废、被囚，不久又被处死。

武氏一成为皇后（六五五年），就开始逐步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早在皇帝于六八三年去世以前，她就独揽了全部政务，他死后她便公开执掌政权，以毫不软弱的手腕掌握了二十一年。她的将领们扩展了帝国的疆界，她的官员们执行她减轻人民疾苦的命令。她的残忍表现在杀害一切违抗她意志的人，甚至包括她自己的儿子和亲属；她采用天后、圣神皇帝、圣母、神皇等称号，与其说满足了她的骄傲，不如说暴露了她的骄傲。当她年老力衰时，她的儿子中宗在国内一些最重要人物的支持下，维护了自己对王位的权利，通过一场宫廷政变成功地把她迁回她自己的寝宫，她在那里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她的品格在本国的史书和民间故事中被丑化，她的行为被当作让妇女干预政治之害的又一证据。（原注：见《中国丛报》，第三卷，第五百四十三页；《广州杂录》，第四期，一八三一年，第二百四十六页以下。）

唐室共有二十位君主相继执掌权柄，但在武则天死后，他们之中没有一人比得上太宗；唐朝最终屈服于那些凌驾于其昏庸君主之上的野心勃勃的大臣。在玄宗在位期间，约七二二年，据说十五道的人口为五千二百八十八万一千八百一十八人。最后三四位皇帝表现出衰落王室的一贯特征——由他们提拔的宦官或宠臣操纵国政，挥霍国家的资源。最后，昭宗的一位将领朱全忠，曾在九〇一年帮助昭宗镇压宦官，却起兵反对他的主上，杀死了他，并于公元九〇七年迫使他的儿子昭宣帝退位。

十七、后梁朝。这个著名王朝的覆灭，使一切统治的纽带都松弛了，九个各自为政的国王争夺它的各省，其中有些人，如东北方统治契丹的阿保机，成功地建立了王国。新皇帝梁王未能把他的统治扩展到河南和山东两省以外。短短六年之后，他被他的兄弟朱友贞杀死，而朱友贞则在一位突厥将领的进攻下丧命，这一朝代于公元九二三年结束，历时十六年。

十八、后唐朝。征服者自称庄宗，称他的朝代为唐，仿佛是那一王统的延续，但这种博取人心的方式没有成功。像罗马皇帝佩蒂纳克斯、奥勒良等人一样，他被自己的军队杀死，军队另立了一位继承者；而他的孙子无力抵抗敌人，在宫中自焚，时在公元九三六年，从而结束了这个经过十三年挣扎的软弱朝代。

十九、后晋朝。曾协助推翻上一朝代的辽东契丹人即鞑靼人，迫使新君主在即位时（公元九三六年）向他们纳贡，割让直隶的十六个城池，并答应每年进贡丝绢三十万匹。这一可耻的屈服，使「天福」（「上天的福祉」）在本国史家眼中永远蒙羞。继位的是他的侄子，被称为出帝（「被掳走的皇帝」），于九四七年被那些扶他上台的人废除，从而结束了统治黑发之民的最卑劣的王室。

二十、后汉朝。鞑靼人此时试图征服全国，但被一位忠诚的将领刘知远击退；他于九四七年黄袍加身，以著名的汉室之名命名他的朝代；他和他的儿子统治了四年，到公元九五一年便被推翻。

二十一、后周朝。成功登上王位的郭威保住了他的宝座，但三年后去世，把权力留给了一个养子世宗，世宗有力的统治巩固了他那仍不稳定的政权。他的早逝和他儿子的年幼，使他的将领们决定把权柄授予新近被任命为君主师傅的人，这就结束了后周朝，时在公元九六〇年，只存在了短短九年。那位幼主被授予封号，并且像理查德·克伦威尔那样，被允许安静地生活到九七三年去世，这一点值得新君主称道。公元九〇七至九六〇年之间的这些短命王室，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五代」。当它们在黄河流域争夺霸权时，南方和西方的地区被七个王室瓜分，它们在相当安定的状态下统治着这些地区。福建由闽王据有，江南由吴王据有；四川、安徽和甘肃地区，由唐朝麾下的一些著名将领据有；另一位将领在广州据有广东，历两三代；还有一位在扬子江畔的荆州行使统治。一一列举它们是没有必要的。在这一时期，欧洲为诺曼人和萨拉森人的战争所困扰，那里的学术处于低潮。

二十二、宋朝，始于公元九六〇年，统治整个帝国一百五十七年，直到公元一一二七年。它的创建者赵匡胤被立为国家首脑的方式，使人想起禁卫军有时把他们的首领推上恺撒宝座的做法。军中将领们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君主之后，派使者去向他宣布他的新荣衔，使者们发现他正喝醉了酒，「还没等他来得及回答，黄袍就已经披到了他的身上」。在他在位十七年结束时，各省大都已经归顺了他在开封的政权，但辽和夏这两个鞑靼王国仍然独立。这种向中央集权政府的回归，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其自身疆域之内的统一，也证明了他们无力诱使邻邦采用同样的政府体制。宋太祖的继承者们，不得不与北方和西方的敌人辽和夏进行生存的斗争，这两个国家最近在前两个朝代中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使它们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在他的弟弟在位二十二年间繁荣恢复之后，以前的制度和行政区划在帝国的南半部得到了恢复；在能干的将领和忠诚的大臣的协助下，良好的政治得到了保障，各地的叛乱都被平定。真宗是第三位君主，他在位的四十一年是宋室最光明的时期。甘肃的夏王承认自己是他的藩属，但他向东北方的辽买来了一种怯懦的和平。在他以及他的儿子仁宗在位期间，文人和官员之间就治理国家的最佳方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些人，如史学家司马光，主张维护古圣先贤的原则。另一些人，以王安石为杰出的领袖，主张改革和变法，乃至彻底推翻现存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两个政党和平地争夺主导地位，各自满足于依靠论辩和真理来取胜。然而，这场争论不久就变得过于激烈了，新君主神宗的即位，使王安石得以排斥他的对手，随心所欲地处理国事。经过八到十年的尝试，全国的呼声使保守派重新掌权，激进派被流放到边境以外。像这样一场涉及中国人所珍视的一切观念的讨论，引发了对事物的本质和用途的普遍而深刻、敏锐的探究，这一朝代的作家们，以朱熹为首，在民族心灵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神宗的两个儿子无力抵抗北方的辽和夏两大部族，只好扶植第三个觊觎者来对付这两者。这就是女真，即金，今天满洲人的祖先；他们在一一二五年把徽宗掳去作了俘虏，次年又掳走了他的儿子，洗劫了洛阳，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地区。北宋就此告终。金于一一一八年在北京立足，一二三五年被成吉思汗逐出，逃回了他们祖先在松花江和辽河一带的故地。（原注：金朝君主的两座陵墓现存于北京西南五十英里房山县以西的一座山上；康熙曾加以修葺。卜士礼博士于一八七〇年曾往游览。）

二十三、南宋朝，是前一朝代的一部分，因为已经衰弱的北宋王室第九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的弟弟高宗，看到都城已成废墟，便逃往南京，不久又逃到东海岸钱塘江口美丽的杭州城。

南京遭到金人的洗劫，但杭州离他们太远了。杭州逐渐扩大、强盛起来，成了一座著名的都城。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后于一一六二年退位，退位后又活了二十四年。下一位皇帝是孝宗，他也把黄袍让给了他的儿子光宗，光宗又把它让给了他的儿子宁宗。宁宗在困境中，于一二二八年召来正在崛起的蒙古人为他效力，帮他对付金人。蒙古人当时正在北方边境，因一二二六年在兴夏战胜了夏国的唐古特人而踌躇满志，但他们离得太远，这时无法援助宁宗。不过，宁宗本人摆脱了危险，蒙古人也把他们的意图推迟了几年。从这时起约五十年间，宋朝在此后五位君主的统治下日益衰弱，直到最后一位后裔帝昺与他的一些朝臣一同溺死——其中一位朝臣把他抱在怀里，从船上跳了下去，把他们的生命、尊位和王朝一起结束了。南宋历九位君主，延续了一百五十二年，这些君主所表现出的才能不如北宋的君主，总的来说都远逊于唐室。他们对文学和和平技艺的奖掖，并没有伴随着他们前辈的那种魄力，因为他们不愿离开都城，亲率军队去孤注一掷。正是宋代学者的天才和哲学，才使宋朝成为中国的伟大朝代之一。

二十四、元朝，是汉之子孙所臣服的第一个外族统治。他们对逐渐蹂躏全国的蒙古军队的抵抗，因叛变和零散的战术而削弱，直到民族精神消磨殆尽。在成吉思汗攻占北京到宋朝最终灭亡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全体人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了蒙古人的统治。这些大汗自己没有一套有组织的政府，只要和平和赋税得到适当维持，便满足于让中国人充分施行他们自己的法律。忽必烈曾有充分的机会了解他的新臣民的性格，在一二六〇年蒙哥汗去世、他本人于一二六四年在北京立足之后，他在十五年间把他广袤的领地置于有条不紊的统治之下，并使其资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他虽然征服日本的尝试失败了，但在他有生之年，他在其他地方不断扩展他那漫无边际的疆界，直到它们既无法划定，也无法治理。他对才德和学问的奖掖，证明了他在中国所受熏陶的良好结果；而他的政权在别人手中只获得了昙花一现的荣耀，这主要证明了与他自己的民族相比，他在中国所拥有的是多么好的材料。（原注：关于蒙古将领和蒙古历史的一系列记述，见雷慕沙《亚洲杂纂新编》，第一卷，第四百二十七页；第二卷，第六十四页、第八十八页和第八十九至九十七页。）他是一位雄健而豪迈的君主，而且还有一个便利，就是他的作为和光辉由马可·波罗记述下来——一位与他的题材相称的记述者。在他在位期间加深和延长的大运河，是他的睿智和开明政策的永久标志。这一朝代有一座有趣的纪念建筑，建于一三一五年，就是北京以北长城居庸关的门洞。在这座拱门的内壁上，用六种不同的文字刻着一篇佛教咒语——蒙古文、汉文、畏兀儿文、古梵文、女真文和藏文。（原注：参看伟烈亚力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新编第五卷第十四页的文章；弗格森《印度及东方建筑史》，第七百零八页；玉尔《马可·波罗》，第一卷，第二十八页、第四百零九页。）

大汗死后，蒙古人在忽必烈之孙成宗即铁穆耳汗，以及成宗之侄武宗即海山汗（原注：此处应作海山曲律汗，汉文称武宗。见雷慕沙《亚洲杂纂新编》，第二卷，第一至四页）的统治下保持着他们的权力，但他们的继承者遭到了反对，或者被阴谋所害。官职也全由蒙古人充任，全然不顾以前按照文学资格授予官阶的方式，本地的中国人开始对这种他们无从参与的统治彻底不满。第十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名为顺帝，即妥懽帖睦尔，十三岁登基，沉溺于享乐，他的宦官和大臣们把中国人的财产和官职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羽之间瓜分。这种行为激起了他的臣民的反抗，出身平民、曾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揭竿而起，终于在公元一三六八年驱逐了蒙古人，元朝历时八十九年。（原注：据说他们之所以轻易被推翻，原因之一是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纸币最后变得一文不值。）

像以前的大多数朝代一样，新的朝代是建立在其前代的暴政、奢侈和软弱之上的；人民服从一个有力的统治，把它看作是真正体现了天命、维护了天道和宇宙和谐的统治；而一位软弱的君主，则由于那治理不善的国家所遭受的混乱、饥荒、海盗和叛乱，清楚地表明他僭窃了「神器」而不配居其位；这一切都被野心勃勃的首领们当作上天另作选择的证据，当作他们执行已经落到他们身上的新的天选的理由。在中国所有的革命之中，没有一次是建立在原则之上的；它们只是主人的更换，伴随着或多或少的生命毁灭，而对臣民的权利或统治者的权力并没有任何更好的认识。而且，如果对人对其造物主和对自己所负的崇高义务没有某种认识，就很难看出自由的宗教和政治制度的维持动力从何而来。

二十五、明朝，即「光明的朝代」。朱元璋即位时以「洪武」为年号，雷慕沙对洪武的品格作了很好的描绘，他因洪武在战胜敌人、巩固政权中所表现出的魄力和才能而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以南京即「南方的都城」为都，在位三十年后，把权柄传给了他十六岁的孙子建文。他的儿子永乐对这一安排不满，五年之后打败了他的侄子，夺取了王冠，并于一四〇三年把都城迁回北京。这位君主以在他主持下制定的法典而著称，这部法典经过一些修改和增补，此后一直是行政的基础。在嘉靖在位期间，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在万历在位期间，约一五八〇年，耶稣会士得以进入这个国家。也是在他的时代，曾于一二三五年被成吉思汗逐走的女真即金，又变得人数众多、难以对付，占据了北方边境。

满洲人中第一个声名显赫的首领是天命，他于一六一八年发布了一篇宣言，宣布他对明室的图谋，向上天告以他必须报复的七件事。这些事包括对过境人员的小小压迫、援助他的敌人、违背两国君主之间所订立的誓约与和约，以及杀害他的使者。这位凶猛的游牧首领已经僭称帝号，并且「发誓要屠杀二十万中国人来祭奠他的父亲」。天命蹂躏了中国东北部，对辽东的人民犯下了毫不留情的暴行，但他在一六二七年报仇尚未如愿之前就去世了，把复仇的事业和他的军队留给了他的儿子天聪。

中国军队与好战的满洲人作战，虽然没有成功，却很勇敢；满洲的首领不仅力图征服他们，还试图以许诺和赏赐来诱使中国军队背弃他们的效忠。这支小小的军队企图征服中国人，看来似乎是胆大妄为，但它得到了无数叛军的帮助；这些叛军像黄蜂一样在全国各地纷纷涌起，每一支叛军的首领都声称自己有权登上王位，而他们全都使他们共同的国家更容易成为入侵者的猎物。其中一个名叫李自成的人进攻北京，最后一位皇帝怀宗感到失去都城之后已没有什么希望，而他又已因自己的失德失去了臣民的爱戴，便先刺死了他的女儿，然后自缢而死，时在一六四三年，从而结束了历时二百七十六年的明室。篡位者得到了东部大多数省份的归顺，但统率北方军队的中国将领吴三桂拒绝承认他，并与满洲人讲和，请求崇德帮助他维护王位合法继承人的事业。这一请求被欣然接受，联军向北京进发，迅速进入了都城，而叛军首领在带走他的战利品时，已把都城变成了一片废墟。满洲人此时宣布自己是帝国的统治者，但他们的首领去世了，他的儿子顺治于一六四四年六岁时继承父位，被视为第一位皇帝；他的叔父阿玛王以他的名义执政，并改组了行政机构。

二十六、清朝，即「纯洁的朝代」。（原注：关于满洲人的起源，见克拉普罗特《亚洲论集》，第一卷，第四百四十一页。）在顺治在位的十八年间，他和他的官员们征服了北方和中部的大部分省份，但南方的沿海地区坚持抵抗入侵者，其中一位首领利用他的舰队，沿着整个海岸大肆破坏。一道命令要求所有中国人都采用鞑靼人剃去前额头发、把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子的方式，作为臣服的标志；这道命令使抵抗的精神在一些地方被压服，在另一些地方则被激化。正如德庇时所说，发布这道命令的人，在敢于如此冒犯被征服者的感情、把一种外在的普遍投降标志强加于各阶层人民之前，一定自觉非常强大。「在专制国家里，可以作出许多改变，而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并不注意，甚至并不知道；但民族服饰的全盘改变，却同样影响到每一个人，从最高层到最底层，这或许是所有征服标志中最公开、最有辱人格的一种。」许多人抵制这道命令，宁愿掉脑袋也不愿舍弃头发，但这道命令逐渐得到了执行，如今约两个世纪以来，它已成为中国人的显著标志之一，不过直到今天，福建沿海的居民仍在头上缠一块头巾来遮掩它。这个省和广东的居民抵抗入侵者的时间最长；一六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前朝的拥护者据守广州，入侵者攻占了它，目击者卫匡国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生动的记述。在广州被征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位勇敢的人郑芝龙以他的舰队袭扰他们；而他的儿子郑成功，即国姓爷，对沿海的骚扰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致康熙皇帝于一六六五年下令所有人民向内陆后撤三里格，以防这位英勇的人接近他们。这道命令普遍得到了服从，它提供了一个在中国立法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的那种权力与软弱奇特混合的例证；因为人们会想，一个能够强迫其沿海臣民蒙受巨大损失离开他们的房屋和城镇迁往内地的政府，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装备一支舰队来保卫那些城镇和家园。国姓爷发现自己无法对新政府的稳固造成任何严重的打击，便去了台湾，把荷兰人逐出热兰遮城，成了这个岛的主人。（原注：参看何必达从一份中文记录中译出的关于攻占热兰遮城的有趣译文，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十一期，第一篇，一八七六年。）

顺治于一六六一年去世，由他的儿子康熙继位（原注：见雷慕沙《亚洲杂纂新编》，第二卷，第二十一至四十四页；白晋《康熙传》；郭实腊《康熙传》）。康熙即位时八岁，在辅政大臣的监护下直到十四岁，那时他亲掌政权，以谨慎、有力和成功的方式运用赋予他的权力，使他几乎比任何其他亚洲君主都更为著名。正是在一六六一年，路易十四大约在同样的年纪亲掌了法国的主权，这两位君主的统治并行了五十四年。在康熙异常漫长的六十一年统治期间（这是中国编年史上最长的，只有商朝的太戊，即基督降生前一六三七至一五六二年，比他更长），他把领地向西扩展到浩罕和巴达克山的边境，向西南扩展到西藏的边界，在他广袤领地的每一部分都简化了行政，巩固了他的权力。帝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所表现出的统一与和平，或许主要应归功于他的规章制度；正是这种统一与和平，在国外造成了中国的制度和性格一成不变的印象。这主要可以归因于他对一切国务的孜孜不倦，他在选用官员方面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他对自己的节俭和对一切有利于他的领地的事情的慷慨宏大，以及他通过坚定有力地执行法律、不断监督高级官员的行为来增进人民幸福的真诚愿望。他的外国朋友和传记作者——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对这些品质的颂扬也许有些过分，如果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最严格的意义来理解他们的说法，那确实把他抬得太高了。不应该把他与英国的阿尔弗雷德或威廉三世、法国的路易九世或亨利四世以及其他欧洲君主相比，而应该把他与其他中国和亚洲的君主相比，在这些君主中很少有人比得上他。

他漫长统治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征服厄鲁特，平定天山南北的若干部落；一七一三年派遣使团穿过俄国领土前往土尔扈特鞑靼人的可汗那里，为他们返回中国领土作准备；他与沙皇之间北方边界的划定，张诚对此作了完整的记述；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对帝国的测绘；以及一部伟大的语言宝典的刊行。在许多事情上他对外国人表现得很宽容，这个国家在许多年里对他们的贸易开放。

他的儿子雍正于一七二二年继位，许多本国人认为他胜过他的父亲。他力图压制基督教，恢复在他父亲统治期间已有些废弛的古代习俗，总的来说，他执掌权柄似乎是为了臣民的利益。雍正被认为是一个篡位者，据说他把传位诏书上的「十四」改成了「于四」（译注：原文作把「四」改为「十四」，此据中国民间通行说法），他本人是第四子，而第十四子当时远在蒙古，不久就被逮捕囚禁，后来死在北京附近的一座宫殿里；他是否被处死，则不得而知。乾隆于一七三六年继承雍正，证明自己是他的祖父康熙的无愧后裔；他像康熙一样，有在位六十年的罕见福分，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享有和平。（原注：他的品格及对文学事业的热忱，总的来说配得上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杂纂》中题于其画像下方的诗句：「他不停地忙于一个令人钦佩的政府的种种事务，他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君主，也是他的帝国中最优秀的文人。」）一些地方性的叛乱扰乱了普遍的安宁，主要是台湾和贵州的土著；在一次无端进攻缅甸的战争中，他的军队遭到惨败，被迫撤退。尼泊尔人入侵西藏，促使达赖喇嘛向他求援，而他在援助时设法对整个西藏建立了监护，在所有重要地点驻扎军队，因此实际上他把那片广大的地区并入了他的帝国，但仍让喇嘛们主持内部行政。

乾隆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因修建无用的建筑和维持庞大的军队而耗尽了帝国的资源。他接待了俄国、荷兰和英国的使团，通过这些使团，西方各国对中国人的性格和他们国家的性质有了更好的了解。这些使团大大加强了中国方面认为自己优于其他一切民族的印象，因为他们把这些使团看作派遣它们的各国政府承认自己对北京朝廷效忠的表示。礼物被当作贡品，使节被当作其主上派来承认皇帝至高无上地位的代表，而他们提出的通商请求，与其说被看作一项对双方同样有利的贸易的相互安排，不如说被看作接受回赠礼物的另一种形式。乾隆把王位让给了他的第十五子，自己以太上皇的称号退位，而他的儿子嘉庆则称皇帝。

这位君主的品格放荡而迷信，他在位的二十五年中，屡屡受到反对政府的秘密结社和叛乱的扰乱，

以及帝国内外的海盗。一八一三年，宫中爆发了一场反对他的阴谋，他一度处境危险，但被他的侍卫和家人的勇气所救；他的一个儿子绵宁因在这次事件中表现英勇，被指定为他的继承人。以郑一和张保为首的约六百艘海盗船组成的船队，在广东沿海骚扰了好几年，最后在一八一〇年，省府利用首领之间的内讧，才把他们镇压下去。这支船队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珠江口，那里众多的港湾和水道，在官兵追击时为他们的船只提供了藏身和逃脱之所，而岛上的城镇则遭到劫掠，居民如有抵抗便被杀害。这个胆大妄为的团伙的内部组织，是由两个英国人特纳先生和格拉斯普尔先生弄清楚的，他们在不同时期落入海盗手中，被迫随同他们进行劫掠远征。海盗的气焰嚣张到如此地步，以致两广总督移驻澳门，并与葡萄牙人作了某些安排，请他们协助镇压。海盗船队遭到联合兵力的攻击，被封锁了十天，但没有受到多大损失；若不是两位首领之间的争斗发展到一场激烈的交战、双方都蒙受损失的地步，是很难有希望制服他们的。战败的那个海盗不久就与政府讲和，获胜的那个不久之后也走了同样的路。那个动乱时代的故事，直到今天仍是那一带老人们常讲的话题，而同一片水域至今仍有这些被中国人称为「海沫」的强盗出没。

嘉庆的统治于一八二〇年结束；根据皇帝的遗诏，他的次子被指定为继承人，年号道光。他比他的父亲表现出更多的魄力和公正，他亲自督察主要官员，从而整饬了吏治。他在位期间，他广袤领地的这一处或那一处，发生了许多地方性的叛乱和灾祸。一八二八年突厥斯坦的一场叛乱，中国方面在平定时表现出极大的残忍和背信，叛乱首领张格尔违背最庄严的承诺而被杀害。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二年台湾的一场叛乱和广东山民的一次起事，与其说是用武力，不如说是用金钱平定的；但既然在中国，和平既是良好政治的目的，又是它的证明，当局对于怎样达到和平也就不太讲究了。

他的人民中吸食鸦片之风迅速蔓延，导致他作出许多努力，以禁令、刑罚、处决和其他手段来遏制这一恶习，但都毫无成效。他的三个长子因吸食鸦片而死，以及因走私这种有害药物而导致的税收减少，激发了皇帝的决心。一八三七至一八三八年，朝廷在听取了主张使鸦片进口合法化的论点之后，征求了最高级官员们的集体意见；最后决定逮捕鸦片贩子。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行动，导致了与大不列颠的战争，并使中国向与其他国家更广泛的交往开放。皇帝保护他的人民免受这一祸害的真诚努力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然履行了条约义务，于一八五〇年，正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际去世。

他的第四子继承了他，年号咸丰，但在国家需要其领袖具备最高品质的时候，他却没有他父亲的那种热忱和魄力。叛军的蹂躏使帝国的南半部化为废墟，他们在一八五三年向北京的逼近，与其说是被官军，不如说是被洪水和给养的缺乏所遏止的。一八五八至一八六〇年与大不列颠的第二次战争，彻底打破了中国的闭关自守；战争结束时，这个不光彩的十一年统治于一八六一年八月在热河告终。他唯一的儿子五岁登基，年号同治；政权由两宫太后和他的叔父恭亲王掌握。在他在位的十二年间，新当局以其魄力成功地彻底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消灭了云南和甘肃的回民起事，并与各缔约国开展了外交往来。正当皇帝开始亲政的时候，他于一八七五年一月去世，没有子嗣。空缺的「神器」由他的堂弟、一个四岁的男孩继承，年号光绪。国事仍由原来的摄政者主持，她们如今对与其他国家新开展的关系更加熟悉了。真正的皇太后，即东宫太后，于一八八一年四月八日去世。

从本国前代史家不完备的资料来判断，并与外国人目前的观察相比较，毫无疑问，满洲人对这庞大人口的统治比明朝君主的统治要好；政府的施政更有魄力，官员的任命中宫廷宠幸和阴谋更少，生命财产更能免受地方官吏的勒索、盗匪团伙或法律程序的侵害；总之，满洲人的统治很好地发展了国家的产业和资源，而人口的增长、人民的忠诚和满足便是最好的证明。

明清两朝的君主在历史上被提及的次数比以前各朝的君主更多，因此这里列出他们的名单及在位年代。为便于查阅，还附上一份朝代表，取自作者的《汉英韵府》。在这份根据一部中文著作（《历代帝王年表》）编成的表中，秦朝与后秦朝合为一朝（第四），因而共计二十六个朝代。（原注：参看梅辉立《中国年表》，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四期，第八篇，一八六七年。）

明朝诸帝（年号、庙号、即位年份及同时代的君主）：

一、洪武，太祖，一三六八年；同时代：帖木儿、英王理查二世、苏格兰王罗伯特二世。

二、建文，建文帝，一三九九年；同时代：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帕里奥洛格斯、英王亨利四世。

三、永乐，太宗（成祖），一四〇三年；同时代：苏格兰王詹姆斯一世、英王亨利五世、教皇马丁五世。

四、洪熙，仁宗，一四二五年；同时代：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英王亨利六世、法王查理七世。

五、宣德，宣宗，一四二六年；同时代：奥地利的阿尔伯特二世、科西莫·德·美第奇。

六、正统，英宗，一四三六年；同时代：苏格兰王詹姆斯二世、奥地利的腓特烈三世、教皇尼古拉五世。

七、景泰，景帝，一四五〇年；同时代：穆罕默德二世、英王爱德华四世、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

八、成化，宪宗，一四六五年；同时代：苏格兰王詹姆斯三世、斐迪南与伊莎贝拉、法王路易十一。

九、弘治，孝宗，一四八八年；同时代：巴耶济德二世、苏格兰王詹姆斯四世、英王亨利七世。

十、正德，武宗，一五〇六年；同时代：苏格兰王詹姆斯五世、英王亨利八世、查理五世。

十一、嘉靖，世宗，一五二二年；同时代：苏莱曼二世、英女王玛丽、西班牙王腓力二世、法王亨利二世。

十二、隆庆，穆宗，一五六七年；同时代：塞利姆二世、英女王伊丽莎白、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

十三、万历，神宗，一五七三年；同时代：英王詹姆斯一世、法王亨利四世、法王路易十三。

十四、泰昌，光宗，一六二〇年；同时代：奥斯曼二世、西班牙王腓力四世、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

十五、天启，熹宗，一六二一年；同时代：穆拉德四世、英王查理一世、教皇乌尔班八世。

十六、崇祯，怀宗，一六二八年；同时代：教皇英诺森十世、勃兰登堡大选侯腓特烈·威廉。

清朝诸帝：

一、顺治，章皇帝，一六四四年；同时代：穆罕默德四世、克伦威尔、路易十四。

二、康熙，仁皇帝，一六六二年；同时代：英王查理二世、教皇克雷芒九世、波兰王索别斯基。

三、雍正，宪皇帝，一七二三年；同时代：马哈茂德一世、英王乔治二世、法王路易十五。

四、乾隆，纯皇帝，一七三六年，在位六十年；同时代：奥斯曼三世、英王乔治三世、教皇克雷芒十四世。

五、嘉庆，睿皇帝，一七九六年；同时代：塞利姆三世、拿破仑、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二世。

六、道光，成皇帝，一八二一年；同时代：马哈茂德二世、英王乔治四世、法王路易十八。

七、咸丰，显皇帝，一八五一年；同时代：英女王维多利亚、拿破仑三世。

八、同治，毅皇帝，一八六二年；同时代：拿破仑三世、俄皇亚历山大二世。

九、光绪，一八七五年。

（原注：顺治及其后四位君主的满文称号依次为：额尔德木布尔洪皇帝、郭沁洪皇帝（仁皇帝）、特穆格图勒赫洪皇帝（宪皇帝）、阿卜凯·威希耶赫（乾隆）和赛聪嘎·芬什恩（嘉庆）。又注：光绪生于一八七一年八月十四日。）

历代朝代表（朝代、君主人数、起讫年代）：

一、夏：十七主，平均每主在位约二十六年；基督降生前二二〇五年至一七六六年，历四百三十九年。

二、商：二十八主，平均二十三年；基督降生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历六百四十四年。

三、周：三十四主，平均约二十五年半；基督降生前一一二二年至二五五年，历八百六十七年。

四、秦：二主，一主在位三十七年，另一主三年；基督降生前二五五年至二〇六年。

五、汉：十四主，平均十六年半；基督降生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十五年。

六、东汉：十二主，平均十六年半；公元二十五年至二二一年。

七、后汉：二主，一主在位三年，另一主四十一年；二二一年至二六五年。

八、晋：四主，平均十四年半；二六五年至三一七年。

九、东晋：十一主，平均约九年半；三一七年至四二〇年。

十、宋：八主，平均七年半；四二〇年至四七九年。

十一、齐：五主，平均四年半有余；四七九年至五〇二年。

十二、梁：四主，一主在位四十八年，其余三主合计七年；五〇二年至五五七年。

十三、陈：五主；五五七年至五八九年。

十四、隋：三主，一主在位十六年，另一主十三年，又一主三年；五八九年至六一八年。

十五、唐：二十主；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

十六、后梁：二主，一主八年，一主七年；九〇七年至九二三年。

十七、后唐：四主，平均三年半；九二三年至九三六年。

十八、后晋：二主，一主七年，一主三年；九三六年至九四七年。

十九、后汉：二主，一主三年，另一主一年；九四七年至九五一年。

二十、后周：三主，平均三年；九五一年至九六〇年。

二十一、宋：九主，平均十八年半；九六〇年至一一二七年。

二十二、南宋：九主，平均十七年；一一二七年至一二八〇年，历一百五十三年。

二十三、元：九主，平均九年有余；一二八〇年至一三六八年。

二十四、明：十六主，平均十七年；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

二十五、清：至一八七五年为八主，平均将近三十年；一六四四年起。

按照公认的中国年代学，二十六个朝代中得到承认的君主，从大禹到光绪共计二百三十八位，若从伏羲算起则为二百四十六位；如果把一些篡位者和垂死的觊觎者的名字也算进去，第一个数字就增加到二百五十。从大禹到光绪即位（基督降生前二二〇五年至公元一八七五年）共四千零八十年，平均每个朝代历时一百五十七年，每位君主平均在位十七年有余。从武王即位到光绪共两千九百九十七年，平均每个朝代一百二十五年，每位君主十五年半。从埃及的美尼斯时代，即基督降生前二七一七年，到三三二年，曼涅托算出三十一个王朝和三百七十八位国王，平均每个王朝约七十七年，每位国王约六年。在英国，从威廉一世到维多利亚（公元一〇六六年至一八三七年）的三十四位君主，平均每人在位二十二年又三分之二；在以色列，从扫罗到西底家的二十三位国王，在五百零七年的君主制期间，平均每人在位二十二年。

四中国人的宗教

结果必有与之相称的原因，因此人们想要知道，中国人这个民族何以能如此长久地延续下来。在它自称已经存在的四十个世纪里，它的制度为何没有衰朽，这个种族为何没有让位于别的种族？是由于这片土地地理上的隔绝，使别的民族不易到达吗？是语言和文字统一并维系了受其教化的人民吗？或者，最后，是宗教信仰与统治阶级的力量共同作用，才造就了这个节俭、勤劳而务实的民族如今所见的安定与自由？大概所有这些原因都促成了这一结果，我们现在的目的，便是勾勒出它们似乎是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的。

他们国家的地理位置，甚至从极早的时候起，就使他们与亚洲其他种族隔离开来。这迫使他们在没有外来启示或外来干预加以修正的情况下，自行创立自己的制度。事实上，直到公元纪元前后，他们似乎一直没有什么重要的邻邦；在那以前，他们主要居住在黄河流域，即按帝国现今的划分，北方的九个省份。直到大约公元前二二〇年，这一地区都分布着封建诸侯国，它们之间的纷争，直到被秦始皇——即「始皇帝」——征服才告结束；他以铁腕塑造了人民，引导他们珍视安定、服从公正的法律。他由此为汉代的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至前一五七年在位）和武帝（公元前一四〇年至前八七年在位）铺平了道路，使他们得以在各自长达二十九年和五十四年的统治期间，巩固其良政的规划。

北方四省都位于中亚广大高原的东南坡上，通往高原的只有少数几处关隘，经由山间峡谷上升五六千英尺，到达荒凉贫瘠的戈壁平原。这片荒凉地带一向养活着游牧民族，也足以让商旅穿越其草原荒漠。当他们人口增多时，便周期性地冲出边界袭掠，蹂躏并削弱那些他们人数太少、无力征服，又太无知、无力统治的民族。中国人太不善战，无法长期制服这些部落，自己也从未向这一地区殖民，不过他们修筑长城以阻挡敌人、抵御其对自身安全的永久威胁的尝试，证明他们已学会了畏惧这些部落。然而，这片荒漠对于从塔里木河流域来犯的军队来说，是中国的一道比古代波斯和近代俄国西面的高山更好的屏障。对于斯基泰人、匈奴人、蒙古人和突厥人来说，相继向西用兵更容易、也更有诱惑力，中国因此得以保全，即使在被迫退守本土时也是如此。

西部边疆，从长城最西端甘肃的嘉峪关起，向南穿越全境直到海南岛，地势过于荒野崎岖，既不适于稠密居住，也不易穿越，因此中国人在这个方向上一向不受侵扰。至于如今如此暴露的东部海岸，古人没有足够强大的舰队来进攻中国；只是在本世纪之内，才有靠蒸汽运送的军队威胁她的海疆。

因此，中国人被天然屏障隔绝，既未遭受印度、西藏和中亚居民的攻击，也未与他们进行贸易，至少没有达到足以实质性改变其文明的程度。塑造他们的外来影响完全是宗教性的，是通过来自印度的佛教传教士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发挥作用的。这些热忱的人在十个世纪中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或随商队进入西北的市镇，或搭乘在南方港口通商的船只。

除了这种地理上的隔绝之外，中国人的语言更使他们在思想上与其他人类相隔离。在他们中间产生一种象征性的文字，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埃及人和墨西哥人也有别种表意文字，同样表现出这种文字的随意性以及推广它的困难。但中国人长期沿用这种文字，与它所证明的他们在思想和政治关系上独立于其他民族这一点，同样令人瞩目。外国人不愿通过这样一种媒介去研读中国书籍，而掌握这种文字的人也就在无意之中把自己隔绝于便利的思想交流之外。这表明，他们在上古时代不可能对梵文或亚述文字那样的拼音文字有多少了解，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像埃及人那样开始把他们的表意字改变为音节和字母；而表音原则比象征原则明显的优越性，也会逐渐确保前者取得胜利。然而，那样一来，封建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就会像在欧洲一样，导致形成不同的语言，或许还会妨碍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成长。在日本和朝鲜，符号与读音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如今这两个国家都有两种书面语言并行使用，即汉文和由汉文衍生出来的通俗文字。

这种隔绝对如此与世隔离的民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如今所见的结果，若非如此也无法取得。如果他们被更为开化的民族所包围，他们崇尚文学的倾向就绝不可能强大到成为一种制度；如果他们被迫不断地自卫，或者沾染了征服的欲望，他们也不会如此繁衍遍布全国。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大概都会使他们的民族生命过早地终结。

然而，隔绝在这个问题上只是一个潜在的因素。它本身并不能解释这种生命力，也不能说明其统一性和持久性的原因。这些原因必须到他们的圣贤和伟大君主——他们一直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的道德和社会教诲中去寻找，并到从这些教诲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中去寻找。把他们的民族特点与古今其他民族相比较，可以看出四个显著的差异并得出相应的推论。中国人可以被视为唯一一个在纯粹专制的政体理论下保持了民主习惯的异教民族。这个政府尊重其臣民的权利，将他们置于法律及其制裁和法庭的保护之下，并使君主在民众心目中，其统治能否延续须取决于一个能够惩罚他的更高权力是否认可。最后，它使皇帝之下各级官员的任用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学问造诣，从而防止了一切封建的、世袭的和僧侣的阶级与利益的支配。在中国典籍中，找不到任何一点犹太、亚述或波斯的习俗或教义以足够明确的形式出现，从而暗示其源于西方。一切都是本土观念和习俗的土生土长的产物。

一个异教民族真实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很难向没有在他们中间生活过的人讲清楚。人们在这类事情上自然享有很大的思想自由，并觉得他人对自己思想的约束难以忍受；描绘他们的宗教仪式和节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他们真正的信仰——那构成他们的宗教的东西，他们在危难中的依靠、在疑惑中的指引、在悲伤中的支撑、对来世报偿的希望——却不是能够迅速考察、也不是容易描述的。缺乏一种被普遍理解和承认的教义标准，每个人在奉行仪式或信奉教义时又给自己留有很大的余地，这往往使探究者感到困惑；而探究者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完全的知识，以及对这一教义或那一仪式在信徒心中所产生的影响的误解，又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难解。至少就中国人而言情况就是如此；尽管关于他们的宗教已经有过许多论著，却没有人十分令人满意地阐明他们信仰的真正性质和他们仪式的用意。其原因一部分在于人民自己对其仪式的性质观念模糊，因而无法清楚地加以说明；一部分也在于全国各地奉行的礼仪五花八门，同属一派的人所持的见解也彼此抵牾；所以在一个地区所见的东西，有时在邻省竟闻所未闻，而一个人的见解又会遭到另一个人的嘲笑。

在展开本章的概述之前，中国宗教有两个消极的特点值得注意，它们使中国宗教有别于大多数其他异教民族的信仰。这就是没有人祭，也不把罪恶奉为神明。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时代，在文明程度各不相同的民族中——这些民族不仅在地理位置和国力上相去甚远，而且兴盛于彼此相隔久远的时代，相互之间很少或没有

相互影响——人祭之盛行，常为人们所注意。在亚洲、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某些地方，至今仍有人祭；可望基督教教化和势力的扩展已使之大为减少，几乎已将其根绝。但在中国的史册中，却从未发现过人以同类作牺牲——「为心中的罪献上身所生的」——的明确记载，足以令人确信这曾是这个民族信仰或习俗的一部分；尽管在孔子时代以前，大概曾奉行过将已故君主或首领的仆从和马匹与之同葬的斯基泰习俗，孔子以后或许也偶有发生。这一特点虽然是消极的，但与至今仍存在于西非和中非部落中、并有记载说曾为阿兹特克人和埃及人、印度人和迦太基人以及其他古代民族（叙利亚人和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也不例外）所认可的出于宗教原因而大肆屠戮人命的骇人现象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中国偶像崇拜的另一个、也是更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没有把肉欲奉为神明，因而没有在宗教的名义下庇护和纵容那些在许多其他异教国家中使信徒精神萎靡、心灵污秽的淫荡仪式和狂欢。在中国女神的名单中，没有阿佛洛狄忒或吉祥天女；中国的祭司从未要求或认可过为塔穆兹哭泣，在米利塔神庙中献身，或难近母祭典上的淫秽仪式；在他们的圣殿里，也不像印度神庙那样蓄养舞女，或像科林斯那样蓄养娼妓。他们对阴阳二元之力的玄想，从未堕落到像印度人崇拜林伽和约尼那样、或像底比斯废墟上所描绘的崇拜阿蒙·凯姆那样的卑鄙崇拜。中国人虽然在言行上是一个放荡的民族，却没有企图让那些所谓享乐的追求者在毁灭之路上走得更远，没有让这条路穿过神庙，也没有把放荡之事置于女神的庇护之下以求使之神圣化。他们的神话中也并不充斥着神祇们风流韵事的可憎故事；恰恰相反，他们像罗马天主教徒一样，推崇并神化贞洁和隐修，以之作为使灵魂和肉体更接近至善的途径。罪恶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也被排斥于宗教之外；可以有把握地说，像在庞贝城中发掘出来的那种刻有「幸福居于此」字样的意味深长的标志，是从来不曾在中国的城市中展示过的。

在中国人品格的这些特点之外，还可以加上他们敬重父母和长上、普遍和平勤劳这些起着保存作用的特点。如果前一种美德与附于第五诫的应许——「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中国人民和中华帝国的长久延续，就是一座巨大的丰碑，证明了即使是那些只把上帝的律法铭刻在心上、而不曾把它写在手中的人，对它哪怕部分的遵从，也会带来良好的效果。

中国政治中对其延续有巨大影响的最后一点，是人民和统治者所承认的宗教信仰。共有三个教派（三教），通常被称为儒教、佛教和道教（或称理性教）；第一个是外国人的叫法，笼统地指一般读书人的信仰，包括国家宗教在内。然而这三教互不干涉，一个人可以在接受孔子的全部教义、并在国家典礼上祭拜孔子的同时，到佛寺中礼拜，或参加道教的节庆；这很像英国的一位律师可以去参加贵格会的聚会，或美国的一位州长可以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一样。在中国，没有一个泛指通常意义上的宗教的名词。「教」字的意思是「教导」或「所教的教义」，用于一切有信条或仪式的教派和团体；祭祖却从不称为「教」，因为人人在家中奉行祭祖，正如人人孝顺父母一样；它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一个教派。

在中国人中，从未发现有哪一种宗教体系教导以流血来赎罪的教义；这是证明其古老的一个论据。中国的国家宗教有着非凡的历史和悠久的渊源，虽然在历代王朝中有所变更，但在过去三千年中保持了它的主要特征。这种崇拜的简朴和纯洁引起了许多外国人的注意，他们对于其性质和起源的若干问题意见不一。他们的讨论揭示了关于它的种种极其有趣的细节；凡是参观过北京的天坛——皇帝及其臣僚在那里行祭礼——的人，一定会对它简朴的宏伟留下深刻的印象。「天」和「皇天」这两个词在古代使用时究竟含有怎样确切的观念，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对它们的崇拜大概是一种混合的崇拜，把物质的天空当作其造物主之力量的最崇高的显现，而那时造物主的品格还不像后世那样晦暗不明、不为人知——后世这种崇拜已堕落成了拜星教。

这些讨论与本题关系不大，只需指出其主要结论即可。这种崇拜的首要观念是：皇帝是「天子」，与天、地并列，他直接从天地那里获得统治人间的权利和权力，他是作为天地代理人的「一人」，是天、地、人「三才」中的第三位。怀着对自己崇高地位的这种观念，他要求所有的人都向他称臣。他不能恰当地把自己作为人民大祭司的职能委托给任何其他凡人，即在冬至和夏至两个节令到北京的天坛和地坛上献祭。因此，他并不像别的统治者那样仅凭权力而成为专制君主，而是自然法则的唯一体现，其权威的基础是神圣的。他个人要为自己统治的记录和结果向在他之上的两种力量负责。如果人民遭受瘟疫或饥荒，那是他的过错，他必须像一个不孝之子那样，以祈祷、献祭和改过来赎罪。一切人类政府都有的一个缺陷——统治者缺乏一种对设立掌权者的上帝负责的意识——就这样在中国得到了部分的弥补。这对统治者的暴虐和苛敛确实也起了约束作用；因为载有这套国家祀典的那些典籍，暗示君主要对任命他统治的神明负责，并暗示人民将会起来为自己申冤。官员们也都出身于民间，了解百姓的情绪，不敢轻易激起那种曾经扫除过成千上万同僚的怒火。

国家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物，但也包括人。祭祀分为三等：大祀、中祀和小祀，最后一等统称「群祀」。受大祀的对象只有四个，即：天，称为皇穹；地，同样被尊以「皇」字的称号；太庙，即供奉本朝已故君主神位的大庙；最后是社稷，即土地之神和五谷之神，每个王朝特有的保护神。当今的君主把代表这四大对象的神位平等看待，这有力地推定：如今所谓的「天」，指的是物质的天空。

中祀的对象有九个：日，即「大明」；月，即「夜明」；前代帝王的神灵；孔子；古代的先农和先蚕；天神、地祇和太岁。前六者在北京各建有专庙供奉。小祀即群祀，所祭的是古代的医药之神，以及已故的慈善家、名臣、殉节之士等无数神灵；云、雨、风、雷；五岳、四海、四渎；名山大川、军旗、路神、炮神、门神、后土、北极星及其他许多事物。国家宗教已从《书经》和《礼记》所载的古代简朴状态中腐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包括了地上的神祇和星宿之神、阴间的鬼魂、军旗和大炮，以及作为被神化者的形象和纪念物的偶像和神牌。

协助皇帝祭祀四大对象、并执行大部分仪式的人，属于宗室和礼部；但当他们行礼如仪时，皇帝作为大祭司，却不肯向这些更高的神明行他要求一切觐见他的人所行的那种礼，而只以三跪九叩来应付它们。当他生病或尚未成年时，这些祭祀一律暂停，因为不能恰当地由他人代行。他祭天时穿蓝色的袍服，以象征天空；祭地时穿黄色的袍服，以代表这尘世的黄土；同样，他祭日时穿红色，祭月时穿月白色。陪祀的亲王、贵族和官员穿着平常的朝服，但不许僧道和妇女参加。我们已经看到，只有祭祀蚕神元妃之礼是由皇后及其宫眷主持的。日坛在城东，月坛在城西，每逢春分和秋分，便派一位郡王或宗室亲王去举行规定的仪式，奉献规定的祭品。

冬至是这种国家祭祀的大日子。前一天晚上，皇帝乘坐由大象牵引的御辇从宫中出发，由约两千名显贵、亲王、乐工和侍从护送，前往天坛。仪仗沿着南面的御道出城，到达只为皇上一人开启的正阳门，从那里再前行两英里到达天坛。他先到斋宫，在那里独自静思，为履行职责作准备；「因为人们认为，如果他心中没有虔诚的念头，冥冥中的神灵就不会降临享祭」。为了帮助他静心，他注视着一尊装束如道士的铜像，铜像用三根手指掩着嘴，表示静默，另一只手捧着一块写着「斋戒三日」的牌子。祭祀开始时，所有执事人员各就其位，牺牲被宰杀，当燔烧牲肉的香气升腾而起、将祭品传达给神灵时，皇帝便开始行礼，每一步都由赞礼官指引。祭天在午夜进行，大祭坛周围的无数灯杆，以及燎炉中的火焰将光芒洒在大理石台阶和衣饰华丽的人群身上，使这一大典极为动人。

这种为某些不信教者所极力称颂的自然崇拜的司祭们，须以斋戒、沐浴、更衣、不近妻室、远离娱乐场合、不接触死者来为祭典作准备；「因为疾病和死亡会带来污秽，而宴饮会使心神涣散，不适于与神灵交通」。祭品有牛犊、野兔、鹿、羊或猪，献品有丝帛、谷物、玉器等。宰杀牺牲时不给它戴花环，也不把血洒在任何特定的地方或器物上。「其观念是宴享的观念；中国人认为，在祭祀至高的天神时，邀请别的宾客一同享祭，可以增加对它的尊崇。皇帝们邀请自己的祖先与上帝同席。父亲应当像天一样受尊崇，母亲应当像地一样受尊崇。再也没有比把父亲的神位与上帝的神位一同放在祭坛上更能表达完全的敬意的方式了。」对艾约瑟博士这番解释所祭对象何以合一的话，还可以补充一点：皇帝们认为历代的先王在冥府中仍然握有权力，因此以祭祀和祈祷祈求他们的赐福和降临。

律例对仪式上的违制或疏忽规定了轻重不等的罚款或笞杖，但「在这些处罚中，丝毫没有提到所祭祀的事物或神灵会不高兴；所须畏惧的只是人的怒气——无非是罚俸或罚款而已」。然而，任何普通百姓或未经授权者，若胆敢向皇天陈述自己的愿望，或祭祀这些皇帝所崇拜的对象，则等待着他们的是更重的惩罚：按情节轻重，处以绞刑或流放。卑贱的平民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崇拜任何形状的木石，但如果他们企图与天子——天地的代理人——一同崇拜被认为是他权力来源的对象，就要被处死。

皇帝作为天地的代理人、大祭司以及其臣民与更高神明之间的中保，他的这些自命与罗马教皇的自命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人关于天的观念似乎是泛神论的，他们祭祀天、地和地上诸神，意在包罗一切更高的神明并求其欢心。如果说从早期记载中可以不完全地搜集到的「上帝」的原初观念，似乎是一个至高的灵智，那么这一观念后来已经失落了。这种崇拜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影响之一，是使国家的僧侣阶层萎缩到完全无足轻重的地步——防止了一个能够或确实会利用君主的权力，既以宗教导师的身份加强其对人民的控制，又以政府效能所必需的助手的身份加强其对政府的控制的阶级的成长。

中国的大祭司们太贪恋权力和阿谀，不肯与臣民分享这种崇拜；而由于他们独揽了这种崇拜，他们自己就免除了强大的僧侣阶层所带来的政治祸害，人民也免除了政教合一的双重压迫。我们已经看到，经典中如此明白地宣示的民权，已通过普通的学校教育而得到灌输和延续；我们很快还会看到，祭祖不容许家门以外的祭司、祭坛或献祭的干预。然而，倘若不是皇帝本人不肯把自己那不可企及的尊荣让与任何人，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大概也仍然太弱，不足以抵御某种形式的僧侣阶层的诱惑性影响。一切都集于他一身，要指望他放弃或削减自己的特权，交出他为臣民制造或贬黜各种神祇供其崇拜的权利，削弱自己的威望，或者挫伤他的同祭者——朝中大臣——的傲气，那是奢望。印度编织的种姓锁链，西班牙铸造的宗教裁判所的镣铐，古罗马占卜官所行的愚蠢仪式，或者从前在埃及和叙利亚所见的骇人暴行和卑鄙崇拜——每一种都是在国家的认可下进行的——在黄河两岸都不曾出现过，也没有将它们的祸害传播开来，妨碍中国的法治。

因此，这种国家宗教是一场辉煌而奇妙的盛典；但正如不能把苏格拉底的教诲称为希腊人的信仰一样，也不能把它称为中国人的宗教。不过，它与「儒教」即「学者之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外国人通常称之为孔教徒，因为其所有成员和祭司都是尊崇经典的读书人。把儒教称为一个宗教派别，或者不把它仅仅看作一个泛指那些信奉孔子、朱熹及其门徒之著作的人的笼统名称，都有些不太恰当。「儒」字指读书人，公元一一五〇年开始被用作追随朱熹关于「太极」之玄想的那些人的称号。这位作者对经书的注释和他的形而上学著作，对他的同胞的影响，除孔子和孟子外，超过了任何其他人；而孔孟的著作，实际上也是按照他的解释来接受的。

孔子关于宗教问题的言论极少；他从未教导人对于高于国君或家长的任何权力负有什么义务，尽管他自认为受天之命来恢复古代先王的道统和礼制。他承认自己对鬼神所知不多；认为鬼神超乎人的理解之上；人的义务与其说在于祭拜不可知的神灵，不如说在于对亲族和社会尽自己的本分。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病重时，弟子们问他要向谁祈祷，他说自己早已祷告过了。朱熹把《书经》中寥寥几处晦涩的关于上帝的记载，全然解释成了唯物论；他使自然始于「太极」——法国人称之为「原初物质本原」——太极自身运行，化为阴阳二气。

德庇时爵士把这种阴阳的化生，比作埃及宇宙起源论中宇宙卵发育时的雌雄同体本原，并引了一段文字，说明印度人也有这种观念，而柏拉图所说的阴阳人也不过是这一神话的另一种形式。中国人也有卵的观念，认为太极是从卵中演化出来的，或者说其作用就像卵中进行的孵化过程，不过在他们那里，引入卵的概念也许更多是为了比喻，而不是作为原因的形式。朱熹的一些哲学观念已在本书上卷中引述过。他的唯物论体系令他的同胞倾倒，因为它比任何其他体系都阐发得透彻得多，而且给每一个自以为懂得它、能用它来解释所遇到的一切现象的人，留下了驰骋奇想的余地。冷与热、明与暗、火与水、心与物，每一种已知的或假想的动因、力量和物质，都被认为禀有这两种本原，这样一来，它们就成了一切问题的简单答案。宇宙间无穷的变化，自然界中形形色色的作用与反作用，以及一切可见与不可见的种种结果，都同样可以用这种因果形式、这种巧妙的演化论轻易地加以解释。关于神灵鬼怪是否存在，朱熹断言，我们所掌握的知识不足以肯定它们存在，他认为完全不去谈论这个问题也无妨——这是一种不可知论或漠然主义，如今已成为帝国中几乎全体读书人的信条。他的体系对于灵魂不灭以及来世的赏罚也不置一词。善行在个人本身或其子孙身上于今世得到报偿，恶行也是如此受到惩罚；但关于另一种存在状态，他和他的门徒都不曾谈及。

哲学家们虽然以这种方式处置了更高权力的存在问题，却并没有排除一切有灵智的作用者，而是设立了一类圣贤，即心地纯洁、智慧卓越、心地单纯的人，他们不时由天、上帝或别的什么力量所兴起，作为人类的导师和楷模，因而值得同胞们尊崇。这些「圣人」即完人的职责，是阐明天地的意旨；他们与其说是在说出自己的思想，不如说是在阐明和确定治理天下所应遵循的原则；他们是生而知之、不学而智的人，而普通人则必须学而后智。在儒教的圣人谱中，孔子居首；与他并列的有上古的帝王尧和舜，以及文王和他的两个儿子武王与周公；但自从这位「至圣先师」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过一个他那些骄傲的门徒愿意视为与他比肩的人——孟子只不过是「亚圣」而已。本朝已故的皇帝们被尊奉为本朝有功的神圣保护者，但一个新王朝的君主会像他们对待前朝君主那样对待他们，把他们降为寻常的神灵。读书人的鬼神崇拜已渐渐与民间迷信融为一体，如今在实际上已无多大区别；凡是能许诺解救或提供帮助的东西，人人都愿意去崇拜。研读经书的人自然接受经书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却并不认为这些观点与祭拜祖先、同乡民一起供奉观音或其他佛教偶像、或者请一个道士来写符相抵触。他一旦做官，也打算履行按职务要求他举行的一切宗教仪式，并在其余崇拜之外，再加上对皇帝的崇拜。

每一位地方官都按官方规定须在庙宇中举行种种偶像崇拜的仪式。崇拜的对象为数众多，除构成「群祀」的那些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皇帝还常常封立新的神祇，其原则与教皇封立新圣徒相同。对某些山川以及被认为主宰特定城市和地区的神灵的崇拜，在中国人中自古就很盛行，远在道教兴起或佛教传入之前，这无疑就是这种官方崇拜的起源。每个城市都有「城隍庙」，即「城墙与护城河之庙」，庙中供奉着称为城隍的本城守护神及其他神祇；每逢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朔望等日，官员们便到这里祭祀城隍以及社稷之神。广州城隍庙的门上写着：「人间是非真伪混淆，天上一切分明。」洛赫上校这样描述一八四二年时上海城隍庙的情形：

「在一片蜿蜒曲折的水面中央，有一座假山岛，岛上有一座两层的大殿，布置得可供富裕的公众游憩。雕花的木柱支撑着屋顶，窄小的空隙里填满了镂刻的奇形怪状的人物群像，而活动的格子窗则为游人遮挡正午的阳光。随处点缀在每一扇屏风和每一道檐口上的那些雕刻得极为精细的花鸟虫草，其优美和逼真，是无可超越的。这是居中的、最大的一座殿。另有许多同样形制、轻盈缥缈的建筑，高踞在人造假山区的角落上和一些奇特的小岛上。轻巧别致的木桥把大部分小岛连接起来，横跨在曲水的各个支流上，使每一个幽静的去处都能依次游到。在太阳运行到某个位置时，大殿的正面便被一座假山遮住，那假山的大块山石堆叠得极具匠心、极有品味，但在形状和布局上却刻意追求奇崛。树木、花卉和一丛丛青草被栽种在一些想必费尽心机才能为它们找到立足之地的地方。园子的另一处，有一片由矮树构成的微型树林，有幽谷和瀑布；树的叶、果、花都与树的大小相称。曲折的小径通到假山顶上，每一个转弯都经过精心设计，以便在每一处都呈现新的景致和物象，令人惊喜和陶醉。花卉和藤蔓从石缝中长出，树木悬垂在突出的岩石上，几乎从每一个视角都能看见小亭子，而洞穴和石窟、浓荫的凉亭和迷宫，则被布置来诱引粗心的游人，每一处都有恰如其分的题词，有的邀游人歇息，有的为哲人提供一处幽静的隐居之所。」

中国的官方记载列举出一千五百六十座附设于学宫的孔庙，其中所献的祭品全部由祭祀者吃掉或使用；据说每年在这些孔庙的祭坛上献祭的猪、兔、羊、鹿有六万二千零六头，丝帛有二万七千匹。城隍庙并不是官员们祭拜的唯一庙宇；他们像普通百姓一样，凡是认为能在事业或家产上帮助自己的东西，都要去叩拜。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官员的职责还包括以良好的政绩来确保风调雨顺，因此，如果年成不好或疫病流行，过错就在他们，消除灾祸的责任也在他们。他们所采用的办法既可笑又可悲。一八三五年，广州遭遇了长达八个月的严重旱灾，广州知府为此发布了如下的延请告示，这倒更适合于一位贝专纳人的酋长：

「署广州府潘，为延请事。照得久旷甘霖，旱象未已，祈祷未应，焦灼寸心。广东全省，岂无异人能驱龙致雨者乎？为此示仰军民人等知悉：如有本省或外省之人，无论僧道之流，能以术法致降大雨者，敬请其登坛虔诚祈祷。俟雨降之后，定当从厚酬以银两，并给匾额，以彰其功。」

这份延请告示引来了一个佛教和尚充当「求雨师」，知府在自己的衙门前为他筑了一座坛；那人手持铙钹和法杖，一连三天从早到晚在坛上徒然念咒，光着头曝晒在烈日之下，成了围观人群讥笑的对象。知府本人也因其愚蠢而被百姓讽刺，有人在他那份告示的抄本下面贴了这样一首四句诗：

「广州父母潘大官，

做事从来不讲理；

求雨不应无奈何，

又寻异人来驱龙。」

和尚的努力徒劳无功，并未使灾情有所减轻；迫切的需要使百姓们想尽一切办法来迫使他们的神灵降雨。当局下令禁止屠宰牲畜，换句话说就是宣布斋戒；为了把热风挡在城外，关闭了南门；各阶层的人都涌向庙宇。据估计，有一天有两万人前往一座著名的观音庙，其中有巡抚和知府及其随从，他们都下了轿，与众人一同步行。作为最后的办法，巡抚在降雨的前一天宣布，他打算释放所有未犯死罪的囚犯。雨一落下，百姓们便献上谢神的祭品，城的南门也打开了，同时还举行了一种古怪的仪式：把一头活母猪放在筐里，烧掉它的尾巴。

官员和读书人虽然承认这些仪式的愚蠢，甚至嘲笑对无知木偶的崇拜，却仍然参与其中。举一个例子：一八六七年，北京附近发生严重旱灾，一位御史建议，若由皇帝向龙献祭一只白虎，雨水就会被释放出来；因为「正是它的强敌使雨神不能行雨」。文祥奉派去举行这一仪式；没过几天便下了雨。这位官员对这种奇想固然付之一笑，却不能完全摆脱对其灵验的某种程度的相信。

信徒们有时会对他们的神灵发火，采取断然手段迫使神灵听取他们的祈求。据说，广州的一位巡抚在一次旱灾时，穿着笨重的官服，冒着热带的烈日，一再登上雨神庙；有一次去时，他说：「我向神求助，神以为我在说谎；因为他坐在庙里阴凉的神龛中，怎么会知道地面已被晒焦、天气炎热呢？」于是他命令随从用绳子套住神像的脖子，把这位神明拖到门外，让他亲自看看、亲身感受一下天气的情形。等这位大人在庙里凉快下来之后，神像才被放回神龛；不久便下了透雨，人们认为这完全证明了这种对待方式的好效果。皇帝本人在这种场合也会举行不寻常的祭祀，几乎每天都派他的亲属和朝臣到各处庙宇去祈祷焚香。官员们以种种方式争取皇帝对民间迷信的赞助，以取悦百姓，但这并不需要花费多少钱财。常用的一种方式，是恳请皇上为某座庙宇的门楣题写匾额，或奏请皇上给某位神祇加封更高的封号。一八二二年在广东战胜叛乱者之后，附近一位被认为帮助取得了这次胜利的神祇的神祠，获得了一个纪念这一事件的新封号，政府还出资为他修建了一座庙宇。

国家宗教和经典著作，尽管其中有无神论和冷漠的成分，但二者合起来的效果，在使人民不致堕入污秽的泥沟方面，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首要信条之一是人性本善，完全是由于不良的教导和榜样才变坏的。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接受这种教导，官员们在劝导人民服从时也一再提及；遵行这一信条必然带来的幸福结果，则用取自日常生活和一般经验的老生常谈的比喻来加以说明。中国人很少把神灵的报应或来世的惩罚作为改过的动机，而是以个人的福祉和今世社会的良好秩序为动机。孔子和他所描绘的古代圣王，经常被作为这种充分发展了的人类完美典型的范例摆在人民面前。经典的信条所要求的义务，在遵行之中便自带其理由，同时又提供了思考的材料；而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经典，凡是不重复这些同样义务的地方，大多充斥着无益的玄想或一本正经的胡言乱语。因此，这两派的僧道在理性行不通的地方，只能利用人民迷信的恐惧来施展手段，无法把整个人俘虏过去；因为人的理性在经典所及的范围内与经典的教导相符，只有在经典的教导不及之处，才去求助于占卜和祈求更高的神明。因此，主要由这样一些受过尊崇纯粹理性之教育的人所组成的政府，是不会被诱使迈出第一步去赞助这样一种性质不确定、而其道德约束力又公认不如他们已有的东西的宗教的。潮流或多或少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流动的；另外两教只要不干预政府，便得到容忍。若以启示的标准来衡量，孔子及其学派的教导确实是不完善、有错误的，只要人民没有更好的东西，他们就永远不能摆脱自私的无神论和愚蠢的迷信；但佛教徒的奇谈怪论既不能满足理性，也不能谴责罪恶，他们独身懒散的生活也无益于社会。如果说前者不好，后者就更坏了。

道教，即「道家」，出自老子，又称老君。据传说，他于公元前六〇四年生于楚国的一个小村庄苦县，其地据认为在河南省的鹿邑县。他比孔子早生五十四年。相传他出生时须眉皆白，在母胎中怀了八十年，因此被称为「老子」，即「老孩子」，又称「老君」，即「可敬的君主」。关于他早年的生活，没有任何可靠的记载流传下来，但正如赫西俄德的情形一样，他的门徒给他的行为和品格罩上了一圈奇迹的光环。儒莲先生翻译过他们为他所作的

传记，其年代约在公元三五〇年，收在他所译的《道德经》中。鲍狄埃说他曾被周天子任为守藏史，勤勉地钻研古籍，熟悉前代的一切礼制和史事。据说他一生中曾向西游历，但游历的范围和时间都没有记载，甚至是否确有其事也颇可怀疑。德经说他到过大秦，一个由罗马人统治的国家，但他忘了罗马人那时连意大利都还没有征服；也有人认为大秦就是犹太。他唯一传世的著作《道德经》，即「理性与德行之经」，是在出游之前于河南的灵宝写成的，但书中的教义究竟完全出于他自己，还是得自从印度或波斯传来的启示，则无从断定。全书只有五千三百二十字，分为八十一个短章；据说有一个版本的原文是公元五七四年在一座古墓中发现的。此书已由儒莲、湛约翰和冯·施特劳斯译出。有人把中国的道家、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的艾赛尼派、早期教会中的诺斯替派以及底比斯的隐修士相提并论，但它们之所以相似，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这些教派一旦得到承认，其成员便都想不劳而食、靠同胞的轻信过活——这足以解释它们的大部分相似之处，而无须假定它们的教义是彼此承袭的。

老子的教导与芝诺的教导颇为相似；二者都推崇隐退和静观，认为这是净化人性中的精神部分、灭绝情欲、最终复归于道的最有效的途径。他关于人类思想中最高深问题的教导，为他的同胞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使他们能够按各自的奇想，对这些问题形成种种极为不同的见解。在对无限的追求中，他只能以道之所不是来描述道，而把德描绘成一种无人能够达到的理想之德。（「道」或许可以译作柏拉图所说的「逻各斯」，这是任何教义所能与之相比的最接近的了。）在第二十一章中，二者是这样交融在一起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这样的教导几乎可以作任何解释；儒莲从各家注释中所作的摘录，使人对其分歧之大略有所知，不过其中大概还有许多值得一读的东西仍埋没在那些书页中。已知的注家有六十四人，其中三人是在位的皇帝；他们的解释在引导同胞读懂这部神秘的书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成问题的。对于那些能够把书中的憧憬和教义与希腊罗马作家的玄想、《阿维斯陀》的教导以及《圣经》的宣示相比较的人来说，老子的这部著作是极其有趣的。然而，他的同胞对这些伟大的作者一无所知，他们与其说把这种哲学体系看作一位务实的思想家的教诲，不如说把它看作一位智者的遐想。

在第一章中，他试图给道下定义。这是在向未知探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据注家说，「常无」和「常有」两语指的是无与有。

在第六十五章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德的努力：「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在第二十章中，这位孤独的愤世者似乎在为自己的教导收效甚微而发出悲叹：「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贯穿全书的主要目的是劝导个人修德，老子把修德的理由建立在事物的相宜之上，他试图把心与物的一切表现和法则都归结于「道」这个未知因素来加以证明。在第四章中，他试图用寥寥数语来表达他那些挣扎着的思想，描述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这样的话语，既不能给人类忧伤而有罪的心带来安慰，也不能使之悔改；人在困苦中不能到这样一种弃绝中去寻求指引或解脱，因此老子的格言落在了麻木的心上。不过，另一段摘录，即第四十九章，则比较切于实际；提供最高尚教诲的也不止这一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格言，需要借助各家注释来读；这些注释比任何其他向导都更能使我们正确地估量其价值。外国作者必然以他们自己更高的标准来评判这样一部著作；鲍狄埃先生评论上面最后一段摘录时就是如此：「人类的智慧绝不可能用更圣洁、更深刻的话语来表达了。」他把老子比作自己的同胞卢梭——这两人在对时弊的悲哀思考上确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另一处，这位法国作者走得更远，他把第四十二章中那些显然出自《易经》的模糊说法——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看作亚洲形式的圣三一教义及其发出论，以及《圣经》中善人与造物主重新合一的观念！

再从《道德经》中摘录一段就要占满我们所能用的篇幅了；不过像第三十三章中这样言简意赅的格言，是散见于全书之中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注家们一致认为，最后一句指的是灵魂离开肉体之后的生命。

这样一部著作，几乎不可能准确地译成一种欧洲语言；读遍所有的译本，便能体会到这一点。有些译者由于没有注意到贯穿其中的对偶句式——对句中的一句说明和界定另一句——而没有抓住老子教导的要旨。总之，他对于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义务缺乏明确的阐述；对于人作为家庭、乡里和国家成员的义务和权利毫无教导；最后，他对良心的呼声以及罪恶对人的灵魂的影响也保持沉默——这些依然表明，老子与其说是一位博爱家，不如说是一位禁欲者；与其说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位形而上学家。

塞缪尔·约翰逊先生在考察这部古代遗著的教义时，指出了它的崇高地位：「在中国文学中，没有一部书与此书相似；就目前所知，没有一部书如此崇高、如此富有生命力、在力量的根源处如此宁静；它的结构与它的精神同样奇妙；那些为表达可见的、确定的意义而造的固定的单音节文字，在这里被凝练成神秘而普遍的智慧的简洁格言，它们被如此微妙地从其通常的领域中转用来满足精神表达的需要，以至于公认几乎不可能有把握地把它们译成另一种语言……这是一部在伦理上和精神上极为纯朴的书，既不涉及玄虚的宇宙起源论，也不涉及民间迷信。它不像湛约翰所说的那样是一位老哲学家的玄想。它是切实认真的，发自内心，也诉诸人心。它的宗教类似费奈隆或托马斯·肯皮斯的宗教，又结合了一种他们所不具备的富于洞察力的理性主义。」

史家司马迁记载了孔子与老子的一次会面：孔子三十四岁时（公元前五一七年）前往京城学习国家祭祀的礼仪，那时老子应已八十七岁。理雅各博士记述了这次会面，但愿这段记述能更为人所知，因为其真实性并不十分确定。传说中的历史对此大加铺陈，但并不荒诞，而且与二人不同的性格颇相吻合。司马迁让这位年长的哲人这样教训年轻的哲人：「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回答说，他求道已二十年而未得，老子便以一种颇有第欧根尼之风的口吻回答，庄子是这样记述的：「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佗也，中无主而不止。」

这种玄虚的教导和坐待时运的态度，既不能使人愉悦，也不能使人得益；孔子比老子更了解他的同胞，也更了解自己的职责，他竭尽所能，以言传身教向他们显示他所认为正确之事的美好。这两位伟人的分歧，源于古往今来各地人心的差异。然而，《道德经》的教导对于后来道教的组织及其直至今日的种种怪诞，并不比《新约》对于修道院的传说或神秘主义者的荒唐更应负责。巴赞先生曾试图证明，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从巫术到神话、从神话到哲学的演进过程；当哲学在汉代及其以后直至唐代开始凝结为各个派别、形成有组织的教派戒律时，他们便拿出古老的本土神话来对抗新来的佛教徒，并模仿佛教徒，奉老子为神、以他的书为其教义的基础。在此以前，他只是中华众多哲学家中的一个；后来他才被当作一种宗教体系的创始人。假如诺斯替派把卢克莱修奉为神明，把他的诗当作教本，情形便与此相似了。

最早论述道家的作者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庄子和列子，他们的学说又被其追随者加以扩充。正如伟烈亚力所正确指出的，要从近代道教那一团杂乱无章的混沌中理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体系是很困难的；在那里，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对情欲的克制、对点金石的寻觅、护身符的使用以及在神前奉行斋戒和祭祀，与隐士们对神学和哲学中深奥问题的高深玄想混杂在一起。道教的一些后期作者谈论理性的方式，会令布朗森感到高兴，也适合刊登在《日晷》杂志上。古今超验主义者的教导，同样缺乏常识，对同胞也同样毫无益处。麦都思博士引述了一位中国道家对理性的一段奇妙的狂想式颂扬：

「有什么比天更高、天地从它而生呢？不，有什么比虚空更高、而又运行于虚空之中呢？大道是虚空之父母，虚空是天地之父母，天地生人与万物……老君（即理性）生于太初之前，立于大妙之始，浮于幽冥之海。他自然而然，自有自存，生于虚无之先，始于无因之有以前，周遍天地，其始其终，非年岁所能限量。」

教徒们认为，他们的创始人不过是这种力量的化身，而他们所称的「老君，元气之始，天地之根，占据无限虚空，万物之始，远在数目所能达到的最远处之前」，创造了宇宙。他们记述了他在当今这一纪元中的三次化身，一次在商代，

即公元前一四〇七年，一次在孔子的时代，第三次约在公元六二三年，当时一个山西人报告说见到一位自称老君的老人。只有这一派的道士才被看作它的成员；他们带着家眷住在宫观和小团体中，耕种宫观所属的土地，以此延续他们的团体；许多人过着云游的生活，靠出售符咒和秘方勉强度日。他们把头的两侧剃光，把其余的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髻，用一根簪子别住，身穿青灰色的袍子，很容易辨认。他们研习星相，自称能与鬼神交通，他们的书中载有形形色色的道士借鬼神之助行奇迹的故事。前面已经提到的《聊斋志异》就是这类书之一，德庇时还从另一部书中引述了一个关于庄子和他妻子的有趣故事。他们长期以来试图寻找一种能够确保长生不老的饮料；在唐代，皇帝和最高级的官员都被他们的妄想所迷惑。朝廷授予他们「天师」的称号，在长安为老子修建了一座壮丽的庙宇，内供其塑像；公元六七四年下令以《道德经》开科考试，有些道士登上了国家最高的荣位。从那时以后，他们便堕落了，如今被人看作无知的骗子和别有用心的术士，他们既乐于用自己的法术帮助求助者，也同样乐于用它来加害自己的仇敌。

在某些地方，道教信徒在三月初三赤脚走过燃烧的炭火；在玄天上帝诞辰那天，「他们聚集在这位虚构神灵的庙前，燃起一堆直径约十五至二十英尺的大火，由道士领头，怀抱神像，赤脚从火上走过。事先的仪式包括唱诵祷文、摇铃、洒圣水、吹号角、在火焰中和火焰上方挥舞宝剑以降伏魔鬼，然后他们便冲过这吞噬一切的烈火。他们坚称，只要心诚，就不会被火烧伤，但每逢这种场合，道士和百姓都被烧得很惨。然而，他们的迷妄竟至于此，百姓们认为这些法事大有益处，心甘情愿地捐出大笔钱财来置办祭品、酬谢做法事的人」。

这种仪式在福建和巴达维亚奉行，但并不十分普遍，因为在为了求得来世幸福而忍受并乐于承受痛苦和苦行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印度人恰恰相反。道教徒崇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其中玉皇上帝是最高的之一；他们的万神殿中还包括仙人、魔鬼、低级神灵以及无数其他崇拜对象。《搜神记》即「搜寻神灵之记录」中，记载了上面所述那位受人庆祝诞辰的神灵的出生：

「从前有一位名叫净德的皇帝，没有子嗣，他召集了一大批道士为他做法事，一连做了半年。宝月光皇后一夜梦见伟大尊贵的老君，与一大群上界神祇一同乘坐五彩的车辇，高举辉煌的巨幡，头上撑着鲜艳斑斓的华盖。伟大的教祖老君坐在龙车中，怀抱一个婴孩，婴孩全身毛孔中都放出无量光明，以各种珍宝的色彩照亮了宫殿的大厅。老君飘然而来，幡幢宝盖前导。皇后心中欢喜，恭敬地跪在他面前说：『如今我们的君王没有男嗣，我切望求得此子，使他成为我们社稷的主人。我匍匐仰望您的慈悲，恳切祈求您怜悯我，允我所请。』老君当即答道：『我特意要把这孩子送给你。』皇后于是感恩地接过孩子，随即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已怀孕一年。孩子降生时，身上放出灿烂的光芒，照得全国一片辉煌。他的容貌无比俊美，人人看他都看不厌。他幼年时便具有最清明的智慧和慈悲，拿出国中的财物和府库的钱款，分给贫苦受难的人、鳏夫寡妇、孤儿和无子女的人、无家可归者和病人、跛子、聋子、瞎子和瘸子。此后不久，他的父亲去世，他继位治国；但他想到人生无常，便把王位和国事交给大臣们，自己前往普明山，潜心修道，功德圆满后升天，享受永生。然而他又八百次降临人间，与平民为伍，向他们传授他的教义。此后他又八百次下凡，行医济世，治愈百姓的疾病；接着又是同样的一轮，他在冥府和人间普施仁慈，阐明一切玄妙的教义，解说道经，宏宣革新人心的伦理，彰显众神广布的功德，佐国救民。在另外八百次降世中，他示现忍辱受苦；虽然人们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仍舍弃了自己的血肉。此后他成为证果金仙之首，被尊称为清净无垢、自然而存、至高灵智者。」

这些虚构显然是印度神智学者的奇谈怪论的翻版，而不是老子的教导，但它们使他的追随者感到有趣，而老子本人那些深奥的言论，他们是完全不懂的。博学的儒者嘲笑他们的无稽之谈，但仍然深受恐惧的支配，因而常常受他们的愚弄，甚至明知会上当也还要跟着去做。道教的组织是一个正规的教阶制度。它受政府的监督，政府责成其首领对成员的一般行为和教导负责。首领住在江西的龙虎山，那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道观，许多信徒前往朝拜，从他们的供奉中收取大笔收入。首领死后，人们把一块铁投入附近的一口井中，等铁块浮起时，便发现上面写着他的继承人的名字。这一派的道士凭着他们荒诞的自我标榜和伪称，维持着对与他们自己同样无知而轻信的俗众的影响；他们蒙骗人的力量，只有随着真理和基督教的进步才会衰退。关于道教的作者、神祇、奇谈及其兴衰变迁的完整历史，还有待于撰写；一旦写成，它将说明大卫王在老子出生前六个世纪所提出的问题：「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而当老子的追随者能够说「耶和华啊，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老子为什么没能找到「道与德」了。

最流行的宗教派别，是「佛」的信徒；这个字在不同的方言中读音各异，又称浮屠，都是模仿印度语「菩提」即「真理」一词的读音；这个名字有时与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君主之一伏羲的名字相混淆。佛教的教义在中亚已传布了几个世纪，在中国西部也为人所知，但在汉代以前长期的战乱中，并不受重视。公元六五年，明帝派遣使团前往印度，据中国史家说，那是因为他梦见了一尊外国神的形象。使团于公元六七年返回，带着几位佛教法师来到洛阳。人们无法断定，这个使团最初是应道家的建议、去寻访据说出现在那里的一位智者而派遣的，还是像另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前面已经引述过的孔子的那句非凡的话——「西方有圣人」——而引起的。也有可能，这个使团是由于听到了一些关于基督降生和受难的模糊消息而派出的，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的传闻曾传到秦尼之地。在那个时代，他们可能听说过或遇到过正在罗马帝国和叙利亚进行最初几次布道旅行的使徒们。

佛陀的生平事迹，被他在印度的追随者用大量传说包裹起来，以至于中国人把他的生年定得太早——公元前一〇二七年——而据最可靠的权威，真正的年代是公元前六二三年；不过，既然他真实的凡世生命被看作一系列化身中的一次，那么这些出入也就不足为怪了。他是净饭王的儿子，净饭王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迦毗罗卫是尼泊尔附近的一座城池和国家，隶属于摩揭陀国王，其地如今是比哈尔的一部分。他的母亲摩耶，即摩诃摩耶夫人，在他出生十天后去世；据传说，他的出生没有痛苦，并伴有种种惊人的奇迹。他名叫悉达多，意为「成就者」，直到他成佛，即成为证悟真理的人为止。乔答摩或沙门瞿昙这个名字，是一个姓氏，在暹罗比在中国更为人所知；在中国，另一个家族或氏族的名字释迦牟尼更为常用。十五岁时，他被立为太子；十七岁时，他娶了释迦族的婆罗门少女耶输陀罗为妻，次年生子罗睺罗。二十五岁时，他决心出家修行，抛弃了前程和父亲的宫廷，到迦毗罗卫以外的森林中居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尝试种种方法以求心灵的满足，但都徒劳无功」。经过五年的苦行生活，「他终于洞察了人类的真实处境和需要」，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九年的传道生涯。他此时已成为佛陀，据描述，那是「进入一种冥想状态，放出明亮的光芒，思索四种真理」。

他在贝拿勒斯开始说法，宣讲四谛，这被称为转法轮。他把最初的弟子组成一个僧团，给他们订立了戒律；当人数增加到五十六人时，他便派他们到各地去宣讲「真理」，推行他的体系——他所有的弟子都被教导说，通过这一体系，他们可以在涅槃中获得最终的幸福。这一体系至今仍盛行不衰，其基础是个人的出家誓愿、弟子们在精神团体中的共同生活、自愿的贫穷和普遍的传道。释迦牟尼给他的追随者注入了如此的活力，以至于几年之内，印度到处都有他们的僧团；他还制定了有关教导、职事、惩戒和晋升的规则，这些规则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他在五八六年、三十七岁时回乡探望父亲之后，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宣讲佛经即法，共有三十五部经；一切佛教徒都尊奉这些佛经，认为抄写佛经对抄写者有道德上和健康上的功效，并能给家庭和国家带来好运。释迦牟尼活得足够长久，得以看到并纠正他的体系中的种种危险，因此在他于五四三年去世时，他得以把自己的许多权威授予他的两大弟子阿难和迦叶，从而把这个组织传给了后世。

这里所述关于这位非凡人物的少数事实，选自哈代的《佛教手册》，书中对印度作者关于这位圣者的记载作了很好的摘要。读这部书的人会对释迦牟尼教导中的一个特点印象深刻，它与后来的婆罗门教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那就是他削弱、几乎摧毁了冥冥世界和神灵作为约束人心、帮助人向善的力量。通过他那套善行和克己的体系，他的追随者与整个无形生灵的世界建立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修行进入它们的面前、与它们相交，以至于一位统管万有的至高主宰和上帝的道德约束被抵消了，人类良心中的罪恶感也被消除了。罪的消除被置于灵魂的掌握之下，人在来世所获得的幸福和力量的程度取决于个人自己——多少祈祷、布施、苦行和服从，便换来在未来的无限中多少荣誉、力量和享乐。过去的无限也被纳入有意识的现在，道德上的命运像物理上的引力一样运作，无数的因产生报应的果，或赏或罚。在这样一种神学中，因信得救是不可能的，为赎罪而献祭也是无用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代崇拜和孔子的教导高于佛教，使人的灵魂更易于接受道德律。

佛陀个人的生平和品格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美德，人们不愿过于仔细地掂量哈代《手册》中所列举的有关这些美德真实性的证据，以免抵消其效果；但阿诺德在《亚洲之光》那热情洋溢的诗句中为他造福众生的善行所描绘的灿烂图景，却把人完全带入了神话的领域，使人不禁希望悉达多的弟子们能够效仿《论语》及其平实的细节。不过，关于孔子和佛陀这两位伟大的导师，人们都可以欣然采纳斯坦利院长的话：「凡是相信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永恒要素是普遍的、神圣的人，都难免不去欢迎在别处出现的这些相应的真理或善的形式，也难免不去承认：这样一些圣徒般或神明般的人物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出现，即使不是在为一次更伟大的显现预备道路，至少也说明了那次显现，因为它表明，即使在如此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即使其效果与其伟大并不相称，为之所作的见证是何等有力。」

在中国，佛教僧人比道士更多，他们对民众的影响也来得更快。他们的鬼神崇拜允许吸收其他宗教的神祇和神灵，甚至更进一步，允许僧人崇拜其他万神殿中的神祇，因此他们能够适应所到各国的民间迷信，并把他们认为合适的一切外来神祇都嫁接到自己的神谱中去。此外，历代皇帝曾多次对他们的仪式和教义表现出极大的虔诚，修建了耗资巨大的寺庙，供养的僧人比耶洗别所供养的还多；但孔孟的教导在民间深入人心，不是能被连根拔除或压倒的。国家宗教与平民崇拜的完全分离，说明了在宗教问题上信仰何以如此自由。伊斯兰教和佛教、道教的仪式和喇嘛庙，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容忍，但它们没有一个在丝毫程度上干预过国家宗教以及作为天子的君主的独裁。众所周知，它们本质上都是偶像崇拜；这些形形色色的谬误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和要求之间即将到来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投下阴影。而宣讲十字架、唯独信靠其献祭而得救，与依赖善功以及各种形式的僧侣干预之间那种更为微妙的冲突，则还根本没有开始。

佛教在中国的力量，主要在于它能够而且愿意弥补民间关于来世以及主宰人类和万物的神灵之性质的观念的不确定。孔子对于这些看不见的事物没有发表过任何玄想，祭祖也只限于相信所爱的亲人就在身边，随时准备接受子孙的供奉。灵魂渴望知道一些关于坟墓之外的生命的事情，这种渴望

在相当程度上由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教导得到了满足，而且正如孔子的情形一样，这些教导又因其创始人真诚而有德的一生而得到阐明和加强。虽然这一教派直到约公元六五年才得到朝廷的认可，但这些教导在此前的一个时代里一定已经逐渐为人所熟悉。儒家道德家明确而实际的格言，与印度传教士所提出的模糊的玄想、界定分明的善功以及对来世福乐那令人向往却未经证实的许诺，二者之间不久便产生了意见冲突，这种冲突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人类经验中富有教益的一章，再次说明人不可能回答约伯那个大问题：「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义呢？」古代圣贤没有为茫茫的未来开出任何远景，没有给人以生命、爱、幸福或与先逝亲友重聚的希望，他们的门徒必然退回到无可奈何的宿命论中去。佛教则说：遵守我的十戒，过独身和冥想的生活，祈祷、斋戒、布施，你就会按照你的功德变得纯洁，并在一切生命所趋向的宁静涅槃中得到报偿。但佛教僧团没有学校系统来传授其特有的教义，而普通学校里所教的只有一套书，因此圣贤那些提升人心的训诫便在幼小的心灵中结出了应有的果实。贫穷、懒惰，以及父母在逆境中许下的将一个儿子或女儿终生献给佛的誓愿，至今仍是僧团大多数成员的来源。他们大多数人读不懂自己的神学典籍，欧洲人对其特有教义的了解，远比广大中国人多。儒者自恃官位和学问，可以嘲笑他们的装神弄鬼，但在软弱、痛苦和临死之时，却转向他们求助，因为他没有别处可去。二者都不知道福音书所启示的生命和光明，都在呼喊：「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

如果说，与希腊和埃及优美的形象和艺术相比，我们认为佛教的神话琐碎而贫乏，那么它至少没有带来任何淫秽的仪式或残忍的祭祀。佛教来自印度，那里对神的崇拜包括妇女卖淫、崇拜林伽和以人献祭，而佛教却显著地没有任何令人反感的特点。如果说它在道德上没有什么更高尚的东西可以提供给中国人，在对宇宙及其创造者的观念上也没有什么更崇高、更真实的东西，那么它至少没有认可淫乱或杀人，也没有通过把这类暴行奉献给神明、使之神圣化而将其置于法律所不及的地位。黑暗之君对人类灵魂的这种最后的侵害，在西亚是那样普遍，在中国却从来不为人所知，或至少从未被广泛接受。

不过，虽然佛教确实给了他们一套戒律和仪轨，向他们提出了正当的法则和行善的高尚动机，并对它所规定的善行给予相应的报偿，但它不能提供圣洁生活的最高标准、约束和激励。佛教徒一旦成为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很快便作为公认的导师进入了他们的宗教生活。他们使自己的教义适应本民族的神话，采纳了它的神祇，也把自己的神祇给了它，充当人与神、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中介和传译者，并在所有这些玄秘的事情上塑造着民间的信仰。这个组织完善的僧团，其成员数以万计，然而历史上却没有它篡夺政权、或把僧人置于法律之上的成功尝试的记载。这种倾向始终受到读书人的遏制，他们在经典中确实拥有比佛教徒更高的伦理哲学标准，既不会被皇帝的命令赶出自己的阵地，也不会被似是而非的论证诱使让步。在这些问题上的不断争论，有助于保持一种探究和竞争的精神，使双方都不致停滞。尽管佛教以其奇谈怪论和自以为是的崇拜，给他们的无非是糠秕，以伪善代替了虔诚，以它自己的教条代替了真理，使它的信徒对违犯任何律法都没有罪恶感，但它对中国民族生活的有益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

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对被认为弥漫并主宰这个世界的善恶鬼神的崇拜，与接受佛教是完全相容的；因此，佛教僧人逐渐成了民间迷信的大祭司，此后一直如此。他们起初是通过在本土仪式中效劳而博得人们的好感，后来便被视为举行这些仪式所必不可少的人。他们主要通过书籍和小册子来传播他们的教义，而不是在寺庙里聚徒讲学；他们所过的那种安静而闲散的生活，看来专心于读经和礼拜，却又并未完全脱离尘世，这对某些人也具有吸引力。中国到处都是寺庙，其中大多数有佛教僧人，但如果以为所有这些建筑之所以建造、这些僧人之所以被雇用，都是因为人们希望礼敬佛陀，那就不尽然了。佛寺所占的比例无从说起；仅广州一地就有一百二十四座，供奉着各种名目、各种神职的偶像，僧人们住在其中大多数寺庙里，充当前来礼拜者的助手。

佛教的教义要求弃绝尘世，奉行苦行，以克服邪恶的情欲，使其弟子能够享受来世的幸福。僧人立誓独身，住在一起，互相帮助，通过礼佛和念诵佛号来达到完善。他们剃光整个头部，以示纯洁，但不像古埃及祭司那样剃光全身；他们自称不吃荤，不穿皮衣或毛织品，靠化缘、信徒的布施以及耕种寺庙的田地为生。他们的生计很大一部分来自出售香烛、金纸，以及为丧事做法事的酬金。在大寺院里，如广州的海幢寺，僧人们举行全套的法事；而在别的寺庙里，他们也能设法谋生，许多境况较好的寺庙，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接待富贵的来客。出售符咒、演戏的收益、各街坊在中元节为施食饿鬼而付的酬金，以及为生者或死者所做的其他临时法事，也都是他们的财源。他们最大的寺院藏有大量图书，一部分僧人颇通文墨，但大多数人甚至对他们自己的经书也一无所知。作为一个阶层，他们的道德品格与其同胞不相上下，其中许多人是可敬的、聪明的、稳重的人，似乎真诚地希望通过宗教修行尽可能地使自己变得更好。（雷慕沙把这些教义称为「泛神论、理性主义和偶像崇拜的混合物」，颇为贴切。）

佛教的经文是用汉字音译的梵文，僧人和百姓同样不懂，现在也没有任何梵汉对照的词汇表或词典来解释这些字词。米怜博士谈到在礼拜仪式中使用人所不懂的语言时说：「那些相信外国语言具有魔力、认为一篇祷文正因为百姓一般听不懂，才更能蒙神悦纳、或更适于普遍的教化的基督徒，也有他们的道理。他们并非唯一持此信念的人。有些犹太人也持同样的看法；佛陀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都抱有同样的观念。从罗马教皇的宝座起，向东穿过整个亚洲，直到日本山伏的山中隐居之所，都信奉这种观点。古代欧洲嗜血的德鲁伊特，印度的裸体修行者，伊斯兰教的宣教师，中国的佛教徒，暹罗的比丘，日本的和尚，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亚美尼亚教会的博士，以及阿比西尼亚教会和希腊教会的神父，都认为宗教的奥秘越是不被理解就越受尊崇，百姓的祈祷（由人代行的）穿上外国语言的外衣，就越受天上的欢迎。这样看来，犹太会堂和清真寺、异教神庙和基督教堂，似乎都一致认为一种陌生语言的声音具有神奇的功效；既然有犹太人和穆斯林、阿比西尼亚人和异教徒站在他们一边，那些主张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人所不懂之语言的基督徒，当然是占多数的了。至于圣经、理性和常识恰好站在另一边，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不幸，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下面这段消灾咒摘自佛教的经文，它对中国人来说与对英国读者来说一样不可理解。僧人念诵它时，敲击一种形状略像头骨、名叫「木鱼」的响器，为他那单调的唱诵打拍子：

「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弥利都婆毗，阿弥利哆，悉耽婆毗，阿弥利哆，毗迦兰帝，阿弥利哆，毗迦兰多，伽弥腻，伽伽那，枳多迦利，娑婆诃。」

类似的祷词，连同阿弥陀佛的名号，要念诵成千上万遍以求圆满，这很好地说明了我们救主的训诲是何等恰当：「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阿弥陀」源于梵语「阿弥利多」，意为「不死」。）有一部佛书中的一幅插图，画着五千零四十八个空心圆点，排列成梨子的形状；每念佛号一百遍或一千遍，便把一个圆点涂满，然后把这张纸烧掉，送到阴间，记在信徒的名下。佛教徒有一套功过体系，德庇时爵士评论说：「这种同上天记账的办法，是和罗马教会的苦修和赎罪券一样愚蠢而危险的道德体系。」在佛教的这份行为等级表中，修一条路、造一座桥或挖一口井，记十功；治好一种病，或施舍一块足以作坟地的土地，记三十功；创办某项有益的事业，功德更高。另一方面，冤枉责备他人，在过的一方记三过；平毁一座坟墓，记五十过；掘出一具尸体，记一百过；断人男嗣，记二百过，如此等等。这种同上天记账的观念在中国各阶层中都很流行，账目通常在年底前后通过斋戒和行善来结清，比如修一段路、修葺一座庙宇或施舍食物，以表示他们的悔改并造福世人。虔诚的人选择节日向穷人施舍，每逢这种时候，成群的乞丐便聚集在他们门前，伸着手托着碗，施主则站在半开的门后，把米分给那些他不敢放进门来的喧嚷的人群。

考虑到这种宗教对人心的恶劣倾向约束如此之少，又如此轻易地为罪行提供了赎罪的办法，令人惊奇的是，它在中国人中并未取得像在西藏人、缅甸人和暹罗人中那样大的成功。对经典中合乎理性的教导的全面教育，以及独身的僧尼抛下父母任其自谋生活、有亏孝道，这些都在维护儒家那种较为纯正却冷漠无情的道德方面发挥了作用。僧人们始终遭到百姓中较明智的判断的反对；他们因其职业而被排斥在社交之外，不能作为伙伴或平辈进入社会，而被看作有事时才被叫来的仆役，因此他们既不能获得、也不能保持那种使他们能够结成一党或一个强大教派的对同胞的影响力。明代正德年间的一位官员王阳宁，曾上疏谏阻皇帝派遣使团前往印度迎取佛经和僧人，他的主要论据是将这一信仰的戒律和倾向与经典中更高的教义相比较，并自以为证明了后者包含了前者的一切好处，却没有它的荒谬和害处。读书人对佛教的反对，实际上是常识（诚然是未得到充分启蒙的常识）与迷信恐惧之间的一场论争；常识使人倾向于根据这一体系的原则及其在信徒的著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实际结果来看待这个问题，而由于他们自己对于坟墓以外没有任何可以期待的东西，他们又被引导着去接受它的一些教条，因为说不定其中毕竟还有些道理，而他们自己又没有更好的东西。结果，正如马礼逊博士所说：「佛教在中国，为学者所诋毁，为浪子所嘲笑，却为人人所奉行。」

康熙圣谕中反对异端的第七条，其广训和注释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矛盾：雍正皇帝在广训中贬斥佛道二教，推崇他所谓的「正学」即经典的教导，而他本人却每天礼拜由喇嘛侍奉的佛教偶像。他毫不留情地抨击把穷人家的孩子卖给僧人的做法，并指出，一个人若从不想着行善，那么诵读经书或念诵僧人所写的那些不可理解的咒语，是毫无用处、十分愚蠢的。他反对男女混杂聚集在寺庙里，认为这会导致不体面的行为，并附和他同一阶层中另一个人的话，那人在谈到一次庙会时说：「礼拜的大多是妇女，她们喜欢这些拜神的日子，因为这使她们有机会穿着漂亮的衣服去看人和被人看；而去那里的男人，大多是去游玩和看女人的。」「总而言之，这些放荡的僧人是懒惰的；他们既不肯在田里劳作，也不肯在市上经商，没有衣食，便动手想出种种骗人的办法来。」然而，这位古道的维护者虽然很好地揭露了这些偶像崇拜教派的愚蠢，却除了「家中供奉的两尊活佛」之外，拿不出更好的东西给他的同胞，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的思想引向这个世界之外。对于他们那烦恼而疲惫的灵魂，他最好的劝告和安慰是：「不求非分之福，不作非理之事，惟尽己之本分，自然获神明之佑。」

释迦牟尼本人的教导，在他去世以后的若干世纪里，已与他的追随者所增添的东西、仪式和谬误紧紧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许多他大概从未教导过的东西也被归在他的名下。与伊斯兰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不同，他个人的影响和本来面目已迷失在笼罩其事迹的种种神话之中，而崇拜和教义的纷繁歧异也令人无从解释。在明帝遣使之后，这一教派的祖师和传教者在中亚和中国开始增多，他们不得不针对中国的读书人为自己的教义辩护、作出解释并加以发展，同时还要劝导百姓奉行。在前一地区，他们的征服是彻底的，蒙古人至今仍然完全信奉佛教，正如欧洲各国当年完全信奉教皇制度一样

，直到宗教改革为止。中国佛教直至今日的历史尚未得到全面的考察，但近年来儒莲、比尔、艾约瑟、倭讷、诺伊曼、柯本等人为介绍它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佛教旅行家和道德家著作的翻译，揭示了在世界历史上一个迄今欧洲人全然不知的时期中，这一宗教思想和传教事业领域里的许多隐晦的见解和意想不到的事件。

中国各教派之间所表现出的互相容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冷漠，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地方，也就很少有什么激励人去努力。政府不容许任何被怀疑干预其自身影响的教派存在；由于没有一个教派得到国家的扶持，也就没有一个教派握有可以用来迫害别人的权力，而百姓对于琐碎的骚扰和无用的谩骂很快也就厌倦了。佛教僧团的延续，主要靠那些在困厄中许下誓愿的父母所献出的孩子，以及为在大寺院中服役而买来的孩子。偶尔也有人厌倦了尘世的烦恼，在晚年出家；米怜先生认识一个人，他剃度时有两个儿子，却全然不关心他们后来的下落。大多数小沙弥所受的唯一教育，就是背诵经文中的祷词和诵读经典。有少数寺院请有教师给僧人授课。

也有尼庵，其中大多数奉天后圣母为保护神。僧人们提倡设立尼庵，认为这是打动社会中较易感动的那一部分人——他们自己无法接近的妇女——的感情的好办法。「姐妹们」的传承靠买来的女孩和自愿出家的人来维持；年幼时买来的孩子不缠足。见习者要到十六岁才受具足戒，但在此之前便已穿上尼姑的服装；唯一的区别是，见习者只剃去前半个头，把头发编成辫子，而尼姑则全部剃光。她们在街上行走时，不容易分辨是和尚还是尼姑，因为两者都是天足，穿笨重的鞋，长袜套在肥大的裤子外面，穿短上衣，光着头。和天主教国家中的修女一样，中国的尼姑剃度以后——这与戴上面纱正好相反，不过二者都要牺牲头发——必须过一种虔修和苦行的生活，吃素，不问世事，一心只想着自己的永恒成正果，终日忙于庵中的事务。「每日的功课要由她主持；构成尼庵一部分的小佛堂里的陈设，必须由她照管，保持清洁整齐；那些来到佛前礼拜、寻求指引和安慰的男女，必须由她照料和帮助。有空闲时，要去探望病人和穷人；所有归依她、受她特别指导和精神教诲的人，都有权要求她的关心。为了能过隐居和克己的生活，她必须立誓终身守贞。婚嫁的念头绝不可进入她的脑海，与男子交往必须回避。她死后将归于虚无！」在福州，约五十年前，有一位官员得知尼庵中人生活放荡，便将所有尼庵一律断然取缔。此后尼庵再也没有重开供她们居住，不过这位官员为大多数尼姑找了丈夫。这样的做法，在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它显示了中国官员为社会福利而承担的职能。

她们大多数人既学读自己的经文，也学读经书，据说有少数尼姑对本国的学问颇为博通。每个尼姑在俗人中都有自己的弟子，她尽力培养和扩大自己的交游，因为她的生计主要靠这些人。她的每一位施主，无论男女，都从她那里得到一个新名字，正如她自己剃度时也得到一个新名字一样。捐助者的名字写在或刻在庵中显眼的地方；零星的酬金或捐款则充作一般开支。每逢为请她们做法事的人公开诵经时，每个尼姑还可以得到一角钱。她们的道德品格一向被说成是放荡的，但她们虽因淫乱而被人鄙视，却又因人们以为她们能借与鬼神的联系施展法力而令人畏惧。据说宁波府有三十座尼庵，其中的尼姑共有三百多人。

佛教仪式与罗马教会的仪式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古伯察神父列举了其中许多：「十字架，主教冠，喇嘛们在旅途中或在庙外举行某种仪式时所穿的法衣和斗篷；双唱诗班的礼拜，诵唱圣诗，驱魔，用五根链子吊着、可以随意开合的香炉；伸出右手放在信徒头上所行的祝福礼，念珠，神职人员独身，灵修退省，敬拜圣徒；斋戒、游行、连祷和圣水——这一切都是我们与佛教徒之间的相似之处。」除此之外，设立修女、崇拜圣物、为死者做弥撒、点烛焚香以及礼拜时鸣钟，也都是二者共有的显著习俗。他们的僧人同样宣讲一种炼狱，灵魂可以凭他们的祈祷从中解脱；他们同样用一种死语言举行礼拜，并声称能行奇迹。最后，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永为童贞的教义，是蒙古佛教徒所宣讲的一个信条，他们还奉行一种婴儿洗礼，由喇嘛将孩子在水中浸三次，同时念出孩子的名字，并为他祝福。

这些众多而显著的相似之处，使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断定，其中一些是从忽必烈汗以前进入中国的罗马教会或叙利亚教会的神父那里传来的。古伯察先生提出一种假设，认为大约那个时候蒙古地区佛教改革家的老师宗喀巴，是从某些向他传授基督教教义的欧洲人那里采纳了这些东西。另一些人将它们归于圣多马，但马若瑟却把它们归于魔鬼，说是魔鬼这样模仿神圣的母亲教会，以便诋毁和对抗教会的仪式。但正如德庇时所说：「对于那些承认罗马教会的大多数仪式是直接从异教借来的人来说，解释这种相似就不那么困难了。」在这一点上是不可能得出确切结论的。大概在不同的时代，双方都从对方借用过一些东西，而彼此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们的倾向如何。弗格森说明，东方教会的修道制度、独身和苦行善功极有可能是从印度采纳的；但由于迄今双方都缺乏可靠的记载，许多事情只能留待推论和猜测。

两者的礼拜也相似，而且同样庄严。一位目击者描述了他在一座佛寺中所见的情景：「那里站着十四个僧人，祭坛两侧各七人，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双手合十，两眼低垂，他们剃光的头和飘垂的灰色长袍，更增添了他们庄严的外表。他们所唱的缓慢的赞歌，那低沉而有节奏的调子，本也可以唤起庄严的情感，使人的思想离开尘世的事物。三个僧人为音乐打拍子，一个击一面巨大的鼓，一个敲一只大铁钵，第三个敲一个木球。唱诵之后，他们跪在矮凳上，向巨大的佛像鞠躬，同时以头叩地。然后站起来，面对面，开始缓慢地唱诵一些句子，音乐和唱诵迅速加快，直到都达到最快的顶点，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放慢，直到回复原来的节拍。这时，他们中有几个人按捺不住好奇心，甚至一面唱诵、数着念珠，一面离开自己的位置来向我们讨书。整个仪式使我强烈地联想起罗马天主教礼拜堂中的情景；僧人剃光的头、他们的长袍、故作庄严的神态、频频的跪拜、唱诵、念珠——是的，还有他们的偶像——都使人想起那背道的教会中与之相应的原型或对应物。」

佛教在摩揭陀国王阿育王统治时期取得胜利之后，被逐出印度，这种驱逐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此后它分成了北传和南传两派，前者以梵文为其神圣语言，后者以巴利文为其神圣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固定下来，因此，虽然没有发生实际的分裂，锡兰和恒河以东的佛教徒却与中亚和中国的佛教徒有了差别。盛行于蒙古人和藏人中的佛教形式，在地位和势力上的差异大于在教义上的差异；它被称为萨满教，汉语称为「黄教」，得名于僧袍的颜色——萨满意为克服了一切情欲的人，这是一个印度词。拉萨布达拉大寺中的达赖喇嘛是这一宗教的教皇，是神灵的居所。蒙古到处都是喇嘛，北京的朝廷也资助供养他们，以便更容易地维持对各部落的统治，不过满洲人一直力图通过部分扶持、逐渐分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权力，来取代他们的世俗权威。萨满的仪轨中载有喇嘛们所传授的主要教义，其中包括他们的十条主要戒律，即十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不食肉。六、不看华丽的丝绸或项链，不用香膏涂身，不彩绘身体。七、不唱歌跳舞，不变戏法，不演杂技，也不去观听这些。八、不坐高广大床。九、不非时食。十、不捉持生像、金银、钱财或任何贵重之物。这部书还有二十四节，指示在各种场所、在各种人面前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使用佛经时，信徒必须把自己看作置身于佛陀面前；他被禁止研读占卜、相术、医药、抽签、天文、地理、炼丹、符咒、法术或诗歌方面的书籍。几乎每一种求知的来源都这样对他们关闭了，难怪僧人们无知了。散布在蒙古和西藏的寺庙数目以及僧人所占的人口比例，都远远超过中国；而其典籍之卷帙浩繁，也不亚于其内容之枯燥乏味、毫无教益。（惠特尼教授说：「这大概是人们所曾辛苦记下、耐心研读、虔诚保存的最枯燥乏味的文献了。」）喇嘛们为一种形式主义的宗教采取了一种节省时间、迁就无知的好办法，那就是把祷词写在纸上，贴在由风吹转或用手转动的轮子上；寺庙里还设有外面刻着大字祷词的转经筒，风或手每转动轮子或经筒一次，祷词便算念了一遍。

佛教寺庙的布局很有统一性，有些寺院建筑是中国最精美的建筑之一。没有见过开凿的石窟寺，但许多地方都有把山洞改作寺庙的，作为礼拜之所，那都是些简陋的地方。走进一座佛寺，首先看到的是四大天王的四尊巨像，据信他们统治着须弥山四面的大洲，守护或奖赏礼敬其主的信徒；他们的脸分别为黑、蓝、红、白色，手中通常分别拿着剑、琵琶、伞和蛇。正对着门的是一座神龛，供奉着弥勒佛即慈悲者的像，那是一个非常肥胖、笑容可掬的人物，将在三千年后降世；神龛附近常常可以看到战神关帝以及四大天王麾下身披铠甲的将军韦驮的像。绕过一道屏风，下一座大殿里供奉着一尊高大的镀金释迦牟尼像，坐在莲花上，两旁是较小的阿难和迦叶像；他们的神龛里常有侍从的立像。这座殿里还有十八罗汉——早期在中国传播佛教、后被神化的传教者——的其他塑像或画像。在这些像的后面，塑有观音即慈悲女神的某种形象，她是各派所共同崇奉的最受欢迎的偶像。在大寺庙里，五百罗汉各坐一个座位，每一个都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特征，占满了一座大殿。此外还有佛陀的弟子聆听他说法、地狱中的酷刑，以及各种受尊崇的神祇、圣贤或地方神，因此很少有两座寺庙在各方面都一样。所有的寺庙都根据僧众的需要和财力，设有大小不一的客房、斋堂、书房和僧舍。

佛教僧团对广大中国人的控制，与其说在于他们的教义，不如说在于他们在祭奠死者的仪式中所占据的地位。这就使我们来考察中国人真正的宗教，那是他们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加信赖、并指望从中得到安慰和报偿的宗教——对已故祖先的崇拜。孔子的教义和国家宗教的仪典，体现的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和思想家的思辨性、理智性的教条，这些人很早就接受了他们的圣贤所提出的君子这一崇高理想的教导。老子的教义及其追随者的巫术和咒语，体现的是民间信仰中神秘和神奇的部分。佛教则抓住了人的日常生活，在困厄时提供解救，以低廉的代价使人免于来世的地狱，并使人在一轮又一轮的祈祷、读经或劳作中有所事事，最终归于涅槃。但这个民族的心，更多地寄托在家中神龛前向主宰祖先堂的两位「活神」所行的祭礼上，胜过寄托在其余一切之上。这种家庭崇拜在其他国家也曾流行，但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它在东亚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的确，每一种自然的情感都有助于加强这种简朴的崇拜。

我们已经指出，《诗经》的存在与撒母耳同时或更早，其中有许多地方提到这种崇拜，以及与王室奉行这种崇拜有关的某些仪式。在某些祭祀中，死者由一个年轻的亲属扮演，人们认为死者的灵魂附在他身上，他因而成为死者的有形形象。这就是「尸」。他被安置在高处，主祭者进入庙中时，请他安坐，并劝他进食，以便准备接受献给死者的敬礼。当他

吃完之后，便以祖先的名义作答；被神化的灵魂于是返回天上，扮演者也从座位上下来。在一首诗中，祖先通过其扮演者所作的回答是这样的：

「公尸嘉告。其告维何？

笾豆静嘉。朋友攸摄，摄以威仪。

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其类维何？室家之壸。

君子万年，永锡祚胤。」

这部古书的教导暗示，子孙若有卑劣、残忍或不义的行为，就会失去先人的庇佑——这样便把祭祖和福报与个人的品格联系了起来。另一首诗用这样的话概括了这一观念：「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本国文献中有许多故事，以实际遭遇的福祸来例证这一观念，而福祸都出于对应尽义务的遵行或疏忽。

伟大的圣贤孔子和孟子，以及更早的君主文王和周公，还有他们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都维护这些观念，而这些教导和榜样至今仍然像以往一样有力。在每一户人家里，按照家境的不同，都有一个神龛、一块神牌、一间祈祷室或一座家庙，里面供着写在纸条上或刻在木牌上的两位祖先名讳的简单题字。每天或在朔望之日，人们在它前面焚香；四月里，各地的百姓都聚集到家族的坟地去扫墓，围着一场欢宴般的祭祀礼拜先人。对孩子们来说，这具有我们的圣诞节或感恩节那样的一切愉快联想；家中所有能来的长辈，每年都在这一祭礼时聚集在坟前或祠堂里。父母和子女相聚，在神牌前鞠躬，在他们简朴的欢聚中，与寺庙或偶像、寺院或僧人、游行或旗幡鼓乐都毫无关联。这是家庭的事，外人不得干预；外人有他自己的神牌可以敬奉，在写着别家名讳的神牌前礼拜，于他毫无益处。孩子们长大以后，对他们从未见过的祖先的崇拜，就换成了对较近的先人的崇拜，这些先人在他们无助的童年和充满希望的少年时代生育、抚养、衣被、教导并鼓舞过他们，于是整个崇拜就变得更加个人化、更加鲜活、更加亲切。其中没有任何令人反感或残忍的东西，一切都是井然有序、慈爱而简朴的，足以加强家庭关系，巩固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维护孝敬和服从的习惯。虽然这种崇拜最强烈的动机，出于一种信念，即认为世间事业的成功，取决于对阴间父母之灵的供养，而父母之灵若长期受到冷落，便会怨恨而不肯赐福；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它对中国人的品格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促进了勤劳，培养了持家和节俭的习惯。

此外，它还大大有助于维护政府的这样一个特点：上天的监临，通过人民视为其代理人的皇帝即天子，显示给人民。父母的权威本身也因君主的这种特殊地位而受到尊重，孩子从小便养成了服从父母训诫的习惯，因为对他来说，家中的神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对他施加着无法逃避的影响的有人格之存在的居所；对他个人来说，它比任何民间的神祇都重要得多。那些神祇是要畏惧的，要祈求它们息怒；而那些「已完成考验的显赫先人」，只要礼拜者不失职，对他们就代表着爱、关怀和眷顾。

另一个间接的结果，是确定并提高了妻子和母亲的地位。如果妇女在家中不受尊重，那么一切为保护妇女而制定的法律都会失去效力。由于神牌上只能写一位「显妣」，家中当然也只承认一位妻子。另有妾，她们的法律权利得到规定和保障，也是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她们不得进入祠堂，她们的子女与其他子女一同排行，就像但和亚设在雅各家中一样。在中国，一夫多妻的家庭只占全部家庭的一小部分；而在母亲所能被置于的最神圣的位置上承认她与父亲平等，这在异教的一切堕落、污秽和道德软弱之中，大大有助于维护妇女的纯洁和她应有的影响。这是良好秩序最有力的支柱之一。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中国，妇女在法律、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与在基督教文化之外任何地方所曾达到的一样高，在没有基督教约束的情况下，也与所能达到的一样安全。对人民的另一个好处，即早婚，其所以普遍并被视为义务，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们担心，如果不早婚，就可能没有后嗣在家族的坟前继续祭祀。

这里所指出的三个主要结果，即防止了僧侣阶层的形成、确认了父母在其自身范围内的权威、把妇女和妻子提高到与男子和丈夫平等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制度何以能够长存。在这一体系中，孝道超越了上帝在其圣言中所设定的界限，已故的父母被子女当作神来崇拜，这既是事实，也是可悲的。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是偶像崇拜，这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人类中所曾确立的最微妙的偶像崇拜形式之一——本质上是恶，却披着善的外衣。

溺婴的盛行以及人们对这种罪行的漠然态度，似乎与对中国社会品格的这种看法相抵触，并使人怀疑中国人对父母的尊敬和孝顺究竟到什么程度；因为有些人会问：一个人怎么能如此崇拜和敬重曾经双手沾满他姐妹鲜血的父母呢？在每个国家，在异教迷信之下受教育而心灵扭曲、本性堕落的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这种矛盾，中国人也不例外。然而，要确定中国溺婴的程度以及促使人们干出这种可怕行为的全部原因，是极其困难的。在广州一带已经作过调查，所得的证据表明，这种事比较少见，并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不过也绝非没有，而且干了也不受法律惩处。在厦门所作的类似调查，则揭示了这类谋杀的可怕程度；然而，人们相信后者，却把前者的说法看作出于怕受指责或羞耻之心而对真相的回避。仅仅因为两个省份的一部分居民的做法，整个民族就被打上了有计划地杀害自己子女的烙印，而这些居民通常被他们的同胞看作全国最凶悍、最贫穷的一部分人。巴罗爵士听说，北京的街上每天都有车子来回收拾被狠心的父母扔出来的死婴和垂死的婴儿，但他并没有提到他在京城内外散步或骑马时曾经见过一具尸体。现在已经查明，这种车子里装的男女尸体都有，因此德贞博士所作的百人中被杀者不到一人的推断，似乎是站得住的。在广州的小巷和河涌中，儿童的尸体并不比成人的尸体更常见，而前者与后者一样，都可能是自然死亡的。

在福建省，尤其是泉州府和漳州府，溺婴之风比迄今所调查过的帝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盛行。雅裨理先生把调查范围扩大到泉州府的四十个城镇和村庄，发现比例从百分之七八十到百分之十不等，平均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女婴在这些地方被杀害。在漳州，在十七个城镇中，有些地方的比例在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三之间，偶尔高达三分之一，另一些地方则低至五分之一，平均有四分之一被处死。在该省其他各府，人们也承认有这种做法，但据有见识的本地人估计，比例较低，因为那里比以前贫困少些，人口也少些。调查是以尽可能公正的方式进行的，询问了各阶层的人，问他们自己杀过几个孩子，或知道他们的亲戚邻居杀过几个。兄弟八人中的一个告诉他，他们所有的孩子中只留下了三个女孩，有十六个被杀掉了。有一次，他到厦门岛上一个叫后垵的小村子去，全村的人都出来看他和卡明医生，后者不久前刚为一个同村人切除了一个大肿瘤。他说：

「从出来迎接我们的人群中妇女的人数来看，我们相当确信，她们在满足好奇心方面所受的约束，与男人一样少；询问之下，发现果然如此。我们被领到一座小庙里，我在那里有机会与围拢来的许多人交谈。第二次去时，我正在对他们讲话，一个男人举起一个孩子，当众承认他杀死过五个这样无助的小生命，只保留了两个。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的邻居们既没有表示惊讶，也没有表示异议，而且这个人显得朴实而懊悔，所以没有理由怀疑这是真的。他把自己的招认重复了一遍，接着以令人感动的朴实说道：『那是在我听你讲这件事以前；我不知道那是错的；现在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想得到在场村民的证词，便当众问道：『这个村子里有多少女婴一生下来就被弄死？』回答是：『一半以上。』由于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他们意见不同时就不是这样——而且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也完全确信男女人数不相等，所以他们所说的死亡比例，我们并不觉得夸大。」

人们为干这种违背天性的事所提出的理由各种各样。贫穷是主要原因；父母们认为，另一条出路便是让女儿过耻辱或奴役的生活，因为如果自己养不起孩子，就只好把她们卖掉。沿海各地有大批男子移居南洋群岛，这一事实无疑也促使父母们杀死女儿，因为即使把她们养大，也没有多少希望为她们找到丈夫。许多养得起女儿的人，宁愿把她们弄死，也不愿承担她们出嫁的费用；但调查表明，这种罪行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比在无知的人中间要少一些，而且他们也曾做过一些事情，劝阻贫穷的邻居不要把女孩处死。在毗邻的广东潮州府和嘉应州，百姓们也承认有这种做法，而且由于那里的情况相似，其程度大概并不比厦门一带低多少。北京的德贞博士在那一带进行调查有很有利的机会，他证明以前人们所相信的那些故事是错误的，这样被处置的孩子大多是尼姑所生的。汉口医院的师惟善博士在汉口进行的调查表明，这种罪行在贫民和农村人口中相当普遍，他列举了几个原因；那里男女的比例是十比七。

这种罪行最恶劣的特点之一，是各地对它都很少表示憎恶；然而实际的比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就整个民族而言，这一比例被大大夸大了，主要是由于把上述那样的事实和估计套用到全国。广州的一位巡抚曾就此事发布过一篇劝谕百姓的告示，告诉他们，如果把女儿都杀了，他们很快就会没有母亲了。在其他地方作过调查之前，把一小部分人的暴行加在全体中国人身上是不公平的；在我们得到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广州、宁波、上海等地的居民否认和隐瞒了他们羞于承认的事情之前，不相信他们关于自己通常不把女儿处死的断言，也是不公平的。

把他们这种可悲的做法与其他民族以及欧洲民族的做法相比较，我们发现，据休谟说：「在希腊和罗马几乎所有的城邦中，遗弃新生婴儿都是允许的做法；即使在文雅开化的雅典人中间，把自己的孩子丢弃给饥饿或野兽，也不受任何责备或非难。这种做法非常普遍；那个时代的作者没有一个以它应得的憎恶来谈论它，甚至几乎没有表示不赞成。普鲁塔克，那位仁慈善良的普鲁塔克，竟把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杀害——或者说遗弃——自己所有的孩子，以便把王位留给他兄弟欧迈尼斯的儿子，当作他的一项美德来提及。正是希腊最著名的圣贤梭伦，以法律准许父母杀死自己的孩子。」亚里士多德认为官府应当鼓励这种做法，柏拉图也主张同样不人道的学说。底比斯的法律禁止这种做法，竟被当作一种极大的怪事而受到抱怨。在各行省，尤其是在意大利，这种罪行每天都在发生。

人死时的丧仪，在全国各地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都不一定繁复或昂贵，所有重要的仪式最贫穷的居丧者也都能举行。福建人在垂死者的口中放一块银子，并小心地掩住他的鼻子和耳朵。人刚一断气，他们就在屋顶上开一个洞，以便从他身上出来的魂魄容易离去；他们认为每个人有七魄，与人同死，还有三魂，一魂进入极乐世界受审判，一魂附在神牌上，第三魂住在坟墓里。在有些地方，人临终时，亲属们来到房中，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把他抬到正厅里，让他穿着将要在阴间出现时的服装咽气。民间关于死者命运的观念如此分歧，以至于很难描述这方面的民族信仰；人们或多或少地相信轮回，但善魂或恶魂在被吸纳入佛之前所经历的种种变化的细节，几乎随礼拜者的想象而各不相同。那些被打入地狱的人，要受狰狞的鬼怪施加的各种各样的痛苦，最后才被释放出来，成为无家可归的恶鬼四处游荡，折磨人类，或者附在禽兽和爬虫的身体里受苦。

僧人来到时，尸体被停放在正厅的地上，旁边立一块神牌；附近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肉食、灯和香。僧人们诵经超度亡魂脱离炼狱和地狱时，不时叫在场的所有人哭泣哀悼，每逢这种时候，家中的女眷哭得尤其响亮，交替地发出

最悲切的哀声，接着又与新来的人嘻嘻哈哈。人们焚烧画有图像的纸和纸钱形式的买路钱；门口挂起白灯笼代替平常的红灯笼，还挂一张写有死者姓名、官衔、年岁等的纸条；为乐工和僧人搭起一座席棚。灵魂在僧人的帮助下走过出地狱的桥之后，便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封荐书，以便被接纳进入西天。（有人说，富人在死者口中放钱，是为了买通关节、进入天堂；也有人说，放钱是为了使亡魂能够开口说话。俗语「无银打口」即指此俗。）

下葬之前，如果这一家已从祖坟所在地迁走，就必须另找一处吉地安葬。人死后不久便入殓，穿上这一家所能置办的最华丽的衣服；一手放一把扇子，另一手放一张写有祷词的纸。中国棺材的形状像一段树干；棺板有三四英寸厚，顶上呈圆弧形（因此棺材又称「寿板」），做成一具非常结实的匣子。尸体放进去时，底下铺一层石灰或棉花，或用生石灰覆盖，棺盖的边缘嵌入槽中用灰浆封死，使气味不致外泄；如果棺材要在下葬前停放在家中，还要上漆。中国人常在生前花大笔钱购置和准备棺材；最便宜的五到十元，贵的则根据材料和装饰，从五百元到甚至两千元不等。尸体有时在家中或宅旁停放多年，早晚焚香。棺材或者放在门口附近的架子上，在正厅里加以遮盖保护，或者放在祖先堂里，一直停放到家境好转、能够安葬遗骸，或者找到了吉地，或者等到有机会、有财力让生者把遗骸葬入祖坟为止。

死者的直系亲属得到讣告，凡能来的都到家中吊唁并帮助料理丧事。长子或血缘最近的后人手捧一只碗，由两名亲属陪同，到附近的河边或井边去，用他随身带来的钱「买水」，把钱扔进水里。去井边的路上，照例要打着灯笼——即使是在中午——并大声哭号；他用这样取来的水在尸体穿衣之前为之擦洗。在尸体入殓之后、下葬之前，穷人家死者的儿子们常被派到这一家的亲友处去募捐，以便购买墓地、雇请哭丧的人或置办适当的祭品，在这种情况下施以援手被认为是一件善事；或许是怕得罪亡魂而遭其怨恨，才促使人们行此善举。棺材有时被债主扣押或查封，以迫使亲属凑一笔钱来赎回；有记载说，有些孝子为了筹钱安葬父母，竟卖身为奴，或暂时或终身。在另一些情况下，拖欠房租的房客会把一具棺材留在屋里，以防因欠租而被赶走。下葬那天，棺材旁摆上一份熟食祭品。主要的居丧者身穿粗白麻布孝服，走上前来跪在棺前，以头叩地，行全套叩头礼；两个穿孝服的人把香递给他们，插在香炉里。男性居丧者行完告别跪拜之后，女眷们也行同样的礼，然后是在场的亲友；行礼时有一班乐队奏乐。送葬的行列由所有这些人——乐队、神牌、僧人等——组成。在禁止宗教游行的北京，丧礼根据死者的财力和地位大事铺张。棺材放在一副由六十四人或更多的人抬着的笨重灵舆上，上面罩着绣花华丽的棺罩，有乐工、哭丧者、僧人等随行。有时车子蒙上白布，骡子也套上白色的挽具。

葬地由风水先生选定，它的位置对生者的兴旺有重大的影响。人们所设想的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影响着中国人的科学、宗教和习俗，在「风水」即「风与水」之规则的名义下，它至今仍包含着他们的大部分科学，并解释着他们的大部分迷信。随着真正的科学的推广，这种对自然哲学的歪曲将会消失，成为民间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而不再像现在这样是恐惧的来源。每一件奇怪的事都用风水来解释，风水先生们借用佛道二教的教义来强化他们的论断，也借用他们那一点点天文、医药和自然科学知识来加以解释。整个风水逐渐发展成一套堪舆体系，不过其中也包括了他们所拥有的宇宙起源论、自然哲学、神灵学和生物学。它是在十二世纪成为体系的，此后其影响一直在扩大。如果它只是一个由事实和幻想组成的五彩缤纷的万花筒，那倒是一种无害的消遣；但它如今渗入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因为人的灵魂和肉体，无论在今世还是来世，都被认为不断地受到自己的行为、亲属和所处位置的影响。因此，葬地的选择被认为会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而「风水先生」则懂得如何在这上面既使主顾得益，也使自己得益。

中国人把整个自然看作一个活的有机体，认为每个人都被无形的存在者所包围，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已故的亲人来取悦这些精灵。他们认为，死者的动物性本性把他们拘束在尸体所在的坟墓里，而精神性本性则要在旧日的场所和子孙周围徘徊。如果一座坟墓的位置使住在其中的魂灵感到舒适，便可推断，死者会把灵界所能赐予的一切赐给那些供其所需的人。一座坟墓，若其所在之处，天上没有星宿、地下没有龙脉、没有自然之气或山势的恶劣格局能够扰乱死者的安息，那就一定是吉利的，值得花大力气去取得。

堪舆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认为贯穿大地的两股气脉，即所谓青龙和白虎；吉地左有青龙，右有白虎。熟练的观察者借助罗盘、水流的方向、阳地和阴地的形状及其比例、土壤的颜色以及五行的生克变化，能够探察并描述它们。平民百姓对于这一结论所依据的基础一无所知，只是随着对僧人或江湖术士的信任的增加而出钱。

在南方，人们选择未开垦的山地，因为那里干燥，白蚁不会蛀蚀棺材；能望见水的山坡、一片矮树林或山顶附近的一道沟谷，都是吉地。在没有白蚁的北方，死者葬在田里；但无论哪里，都不把死者集中葬在城里或寺庙里的墓地中。坟墓的形状有时是一个简单的土堆，头部立一块墓碑；在南方各省，更常见的是希腊字母欧米伽的形状，或一把巨大的扶手椅的形状。假想的椅背处立墓碑，尸体葬在椅座中，椅座两侧用砖石砌起，在前面相向靠拢。有的坟墓用石头坚固地砌成，四角立着雕花的石柱，整座坟往往花费数千元。有记载说，一个风水先生为一家人选好坟地之后，患了眼疾，他认为是这家人给他吃了有毒的食物才得的病，为了报复，便雇人搬走了坟旁的一大块岩石，从而使这块坟地的灵验完全被破坏。坟地若能俯瞰良好的景色，就被认为更好。有些坟墓占地数百平方英尺，四角用矮石标出，石上刻着两个字，表明这是谁家的「宅」即「房屋」。北方坟墓的形状更为多样；有的是锥形的土丘，上面种着灌木或花卉，有的用砖石砌成小房子的形状，有的只是方形的墓或土丘；也有不少棺材干脆就放在地面上。中国人很少在岩石中开凿墓穴或挖掘大墓室；他们关心的是修一座好看的坟，同时又便于举行规定的祭礼。皇帝和显贵的陵墓占据着广大的园地，布置得像公园一样，点缀着装饰性的建筑，通向那里的是两旁排列着石像守卫的神道。永乐（公元一四〇三年至一四二五年在位）的陵墓，要经过一条将近一英里长、两旁排列着巨大石像的神道才能到达——狮子、獬豸、大象、骆驼和马各两对，一立一卧，还有文武官员六对；每一尊都是用整块石头雕成的。这一习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将近十世纪，不过大概在唐代就已为人所知。官员们准许立几尊石像作为自己的守卫。（据一八七一年一月三日《京报》所载，一处陵园的守陵人报告说，园中有树九万二千六百九十棵，大多是冷杉、松、榆等。看守这类园地的人惯于环剥树皮，以便日后把枯死的树木拿来给自己当柴烧。）

到了下葬的日子——通常是离死后第三个七天最近的吉日——亲友们聚集在家中。送葬行列中有一班乐队随行，死者的神牌放在单独的一乘轿子里抬着，有时还伴有一份祭品以及这一家所任官职的红色衔牌。居丧者全身穿白，或在头上缠一条白布；死者的儿子们必须做出悲哀的表情，穿上丧服，长子有时一路上由人搀扶着走到坟地，极尽悲痛之态，尽管他的父亲「仙游」可能已有多年。家中的妇女和孩子跟在后面，不时哭号。一个人走在前头撒纸钱，以收买那些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的好感。根据家庭的财力和地位，抬着各种不同的纸人和幡幢，再加上亲友和被这番排场吸引来的人群，有时使送葬的行列拉得很长。墓穴挖得很深，填回去的土里掺入大量石灰；只要从前的死者还有什么残留，就绝不把新的尸体放进旧墓里；人们燃放爆竹，洒酒祭奠，念诵祷文，最后焚烧纸扎的房屋、衣服、马匹、钱币以及死者在阴间可能需要的一切东西（德庇时称之为明智的节约）。然后把神牌和祭品带回；家人或者自己享用祭品，或者分给门口的穷人，神牌则安放在祖先堂里。死者已出嫁的女儿不被看作这个家庭的成员，不穿孝服；也不请她们参加父亲的葬礼。

为父亲守丧的期限名义上是三年，实际上缩短为二十七个月；律例中列举了必须守丧的人，第一百七十九至一百八十一条规定了隐匿父母之丧、谎报丧事以及不行应有礼仪的处罚。火化尸体或将其抛入水中，无情地将尸体在家中停放超过一年，以及把丧礼和丧宴变成寻欢作乐、男女杂处的场合，也都在禁止之列。死后三十天内，至亲不得剃头，不得更衣，而要显出一副邋遢不整的样子，仿佛悲痛使他们既没了胃口，也顾不得体面。在南方各地，半孝用蓝色，通常表现为穿一双蓝鞋，辫子里编一根蓝丝绳，而不是红丝绳；偶尔也穿做得很精致的草鞋。在北方各省，唯一可见的孝色是白色。名片上也标示着守丧期未满。富人在丧事上的花费很大，僧人为做法事得到大笔酬金，往往花掉一万元。在北方，购买一块坟地及其祭田的花费还要大。他们在那里建一座小屋，守墓人住在里面，耕种土地，看护坟墓。

皇后去世时，官员们要穿孝，摘掉帽子上的顶珠和红缨，用蓝色印泥盖印，并举行一套规定的仪式；官员一百天、百姓一个月之内不得剃头。一八三三年，曾以满汉两种文字公布了为皇后——「内助，十三年来居地配天之位」——之丧所规定的仪式的全部细节。皇帝驾崩时，全体臣民一百天不剃头，婚礼延期，戏剧和娱乐一律禁止，整个帝国笼罩着一种礼仪上的阴郁和不修边幅。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同治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早晨，北京街头撤去了一切红色的东西，与平日的热闹形成了惊人的对比。古时君主的葬礼上曾以活人殉葬，偶尔也有侍从和妃嫔自愿殉死的记载。德经说，顺治皇帝曾下令在皇后的葬礼上以三十人殉葬；但他的儿子康熙在皇后去世时，却禁止四名妇女为她殉身。

几乎家族中每一个成员的家里都有祖先堂，而长子家里是一定有的。在富裕的人家，它是一座单独的建筑；在别的人家，是专门辟出的一间屋子；在许多人家，则只是一个架子或神龛。神牌即「神主」，是一块长约十二英寸、宽约三英寸的木板，竖插在一个木座上。两块神牌上的题字如下：「皇清显考诚德黄公讳永福府君之神主，终身荣显，官至佐贰。」他妻子的神牌上写着：「皇清显妣黄母陈氏太孺人之神主。」神牌背后常凿有一个槽，里面放着写有更高辈祖先或家族其他成员名讳的纸条。每天在神牌前焚香烧纸，同时行一个鞠躬或致敬礼，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家庭祈祷。神牌按辈分顺序排列，同一辈的排成一行。如果祖先堂宽敞，家庭富有，便不惜工本用旗幡以及表示财富和品级的仪仗来装饰它，逢年过节它是亲友相聚的便利场所，也用于家中任何特殊的场合。住在澳门附近的一个人，花了约一千五百

元修建了一座祠堂，落成那天，他家中的女眷与他的儿子和子孙们聚在一起参加仪式。祠堂里也悬挂着先人的画像，但如今已不再制作塑像或偶像。

在所附的插图中，神牌排列在同一高度上，祭品摆在它们前面的供桌上；后面的墙上写着一个「寿」字。仪式进行时，燃放爆竹，焚烧纸钱；仪式结束后便摆开筵席。

四月上旬，即冬至后一百零六天，在称为「清明」的节令里，举行普遍的祭祖。在广东，这通常称为「拜山」，即「在山上祭拜」，但一般的说法是「扫墓」。全体居民，男女老幼，都到自家的坟地去，端着盛有祭品、供奠的酒以及供焚烧的蜡烛、纸钱和香的托盘，在那里举行种种仪式和祈祷。在这个季节里，坟墓要修葺打扫，仪式结束时，在坟墓的后面和前面各压上三块草皮，压住长长的红白纸条；这表示照例的祭礼已经举行，这些转瞬即逝的证明在风中飘动，时间足够长久，向这一家的所有朋友和仇敌宣告此事；因为一座坟墓如果三年无人照管，有时就会被人掘平，土地被转卖。与墓地边界、坟田转让或古墓地出售、坟墓的毁坏、盗掘和修葺有关的大量诉讼，都表明了这类财产的极端重要性。

德庇时说：「这些对死者表示敬意的形式，即使不值得称道，也是无害的；耶稣会士明智地容许他们的皈依者保留这些形式，因为他们懂得触犯中国人最珍视的成见会有什么后果；但是，那些蜂拥进入这些博学能干的人所打开的缺口的无知修士，或许是嫉妒耶稣会士的成功，把这一点当作罪名来控告他们，直到这个问题成为一场严重的争论，并被提交教皇裁决。教皇陛下支持了偏执而不明智的一方，结果导致各色修士统统被驱逐。」他在另一处又说，对祖先的崇拜「并不完全是偶像崇拜，因为他们祭祀的是无形的神灵，而不是以偶像形式表现出来的任何神灵的形象」。这一区别与希腊教会所主张的区别颇为相似，希腊教会不许用塑像，却允许用只画出面部和双手的金银圣像；因为德庇时爵士本人是新教徒，他大概会承认，对真神以外的任何对象的崇拜都是偶像崇拜；而中国人确实在崇拜他们的祖先，这从在坟前所献的如下这样一篇祷文中可以明显看出：

「维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三世次孙林光，敢昭告于先祖林康之墓前曰：岁序流易，时维春令。追惟报本，瞻扫坟茔。伏祈来格，佑启后人，俾之昌炽显荣。当兹时雨和风，愿报本源，敢不诚敬。尚冀永垂庇荫，惟恃尊灵。谨以刚鬣柔毛、鸡鸭鹅鱼五牲，果品五盘，清酌庶羞，恳祈来鉴。敬谨上告。」

教皇和多明我会士自己在马利亚、约瑟、塞西莉亚、依纳爵以及其他数以百计被神化的凡人的像前举行的仪式与此大致相同，他们为什么如此反对中国人崇拜祖先家神，这一点也许不容易看出；但一个新教徒竟把这种崇拜说成是「对死者表示敬意的形式，即使不值得称道，也是无害的」，就有些令人惊讶了。福钧先生也认为，「这种崇拜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出于比单纯的形式更高尚、更纯洁的源泉；中国人定期去祭扫先人的坟墓，礼拜并缅怀他们，这时他们心中怀着一种令人欣慰的想法：等到他们自己不在人世的时候，他们的坟墓也不会被忽视或遗忘」。这种情感确实在推动着他们，但人们会认为，这种崇拜的偶像崇拜性质是无可争议的。那些已接受《新约》教义、可以被认为有资格判断自己的行为和感情的中国人，都把这些仪式看作迷信的、有罪的。的确，这是一种比大多数虚假宗教体系都更少令人反感之处的崇拜形式——不过是在坟前洒酒奠祭、焚烧纸钱和蜡烛，然后全家在欢宴上团聚，加上几次简单的跪拜和祈求而已。没有像厄琉西斯秘仪那样成群结队的男女在山上纵酒狂欢，家中也不举行淫秽的仪式；一切都是愉快、得体而和谐的。家中年轻的成员从远方赶来——有时远在二三百英里之外——参加祭礼，全家人期待着这时的团聚，其心情与老英格兰人期待圣诞节、新英格兰人期待感恩节大致相同。兄弟姐妹、堂表亲和其他亲属一同参加祭祀和宴会；正是亲人们这种愉快的团聚——这大概是异教社会中最有利于巩固家庭情感的东西——构成了它很大一部分的力量，也将成为接受福音、把「两尊神」请出家门的巨大障碍。

这里所描述的丧葬仪式，是儿子为父母，尤其是为父亲举行的；但对于婴儿、未婚子女、妾或奴婢，则很少或没有仪式，花费也很少。这些人入殓后不加铺张地葬在家族墓地里；穷人有时用席子和木板把他们捆起来放在田里，使一切过路人触目惊心、掩鼻而过。一八三二年，广州的地方当局命令百姓把无处安葬的这类尸体送到义冢，由官府出资埋葬；此外，所有大城市都有以埋葬穷人为宗旨的善会。在有些地方，尸体用布裹着或装进棺材，放在墓地的地面上。人死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时，棺材常常寄存在义庄里，即由善会维持的公共寄厝所，在那里一放就是好多年。在一八四一年的战争中，广州一带的百姓对英国人最为愤恨的事情，莫过于英国人撬开了在这些义庄里发现的棺材，毁损了尸体。有一座房子里存放着数以百计的棺材，打开时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香味，而尸体的面容则呈干枯状。一位旅行者讲了一个故事：他的向导领他翻越湖北的山岭时，在走近几所房屋的时候，叫他戴上绿色眼镜遮住他那双蓝眼睛，他描述了自己发现那些房屋里全都整整齐齐地摆满了棺材时的惊讶。坟墓没有围墙；牛在坟间吃草，小路从坟上和坟间穿过。墓碑通常用花岗岩制成，碑文很快就磨灭了。墓志铭很短，写着朝代名、死者的籍贯、他在家族中的世系辈次和他的谥号。颂扬之词很少见，至于引用经书中的语句或诗句来表达某种情感，则完全没有。死在任上的官员，其灵柩被运回祖坟安葬，有时由官府出资。皇帝有时下令为有名的大臣支付丧葬费用。在对英战争期间，钦差大臣裕谦和在镇江府自焚的都统海龄，都受到过这样的恩典。

除了这些丧葬仪式和对已故祖先的宗教仪式之外，中国人还有几乎无穷无尽的各种迷信习俗，其中大多数带有禳解的性质，源于他们对侵扰人或帮助人的鬼怪和精灵的信仰。可以说，他们在寺庙里所行的大多数宗教行为，与其说是为了祈求福佑，不如说是为了避免灾祸。为了抵御邪恶的影响，人们佩戴护身符，悬挂辟邪物，例如用历代君主的铜钱串成匕首形状的钱剑；扎成一束的菖蒲叶和艾草，或一枝桃花；前者放在床边，后者挂在门楣上，用以驱赶鬼怪。一个人还会从每个朋友那里收集一两个铜钱，打成一把锁，挂在儿子的脖子上，好把他锁在人世，并使出钱的人为他的平安作保；成年妇女也戴项锁，用意相同。符咒很普遍。一种上面写着「三多九如」；另一种写着「眉寿」。三多是多福、多寿、多男子。富人在厅堂里悬挂古铜镜，用来治疗疯人；人们佩戴麒麟、葫芦、虎爪或八卦的图形或象征物，以求好运，或抵御疾病、火灾或惊吓。妇女和儿童身上几乎总是挂着或系着刻有短句的石片或金属片，据信它们在防止灾祸方面有很大的功效。富人为求此效，不惜花大价钱购买稀罕之物。

僧道除了受雇于祭奠和安葬死者以及耕种寺院田产（其中有些面积很大）之外，还采用许多办法来增加收入，其中很少是以改善同胞的境况为主要动机的。有些人沿街收集印有或写有字的纸，装在筐里拿去焚烧，以免孔子或佛陀的尊名受到亵渎；另一些人靠在门上写题字和符咒挣几个小钱；许多在乡间的人则靠寺庙所拥有的田产过着优裕的生活。两教的僧道都受官府承认、对官府负责的僧道官管辖，因此其中邪恶无行之徒很快就会受到约束。佛教徒印行一种名为「佩经」的小册子，内载向佩戴者所托庇的神祇祈祷的祷文。符咒的种类繁多，有的佩戴在身上或贴在屋里，有的写在树叶、纸或布上焚烧，再把灰放进汤水里给病人或孩子喝。这些符咒由道士出售，由「福」「寿」之类的字奇巧地组合而成。门神、北极星君、盘古、天上的星官、雷公电母或飓风之神、药王，以及几乎各种名号、各种神通的半神和仙人，都有人祈求，其中有些是人人都祈求的。店铺里在神龛中供一个「神」字，前面上香，一切令人畏惧和崇拜的对象都包括在这个总称之下。门槛特别神圣，早晚都在它旁边点香。

中国人畏惧恶人的游魂饿鬼，雇请僧人举行一种称为「打醮」的法会，以安抚这些扰乱人间幸福的东西；这种法会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相当于万灵节，由于它的排场和人们对它是否成功的普遍关心，非常受欢迎。广州的街道上搭起了遮篷，色彩鲜艳的廉价丝绸彩带横挂在街道上空和沿街两旁。每隔不远便悬挂着玻璃吊灯，与一些小托盘相间，托盘上摆着各种姿态的纸人，用以表现某个著名的历史场景，供观众取乐。到了夜晚，上千盏灯的光芒透过无数的晶饰闪耀，把整个场景照得富丽堂皇。僧人们在附近某处搭起一座台，向阎王念诵经文，并摆出放满食物的桌子供饿鬼享用。他们的小沙弥报出时辰，那些没有子女或亲友照管的半饥半饿的鬼魂便冲进来，扛起食物，搬去作为他们一年的口粮。乐队不时加入奏乐，用这些饿鬼生前听过的悦耳乐声使他们振奋；因为中国人以己度神，既要为那些出钱办这场招待的人，也要为那些据信从中受益的鬼魂，提供他们所喜爱的东西。法事做完以后，人群把剩下的东西拿走；不过在允许这样做时，僧人们有时会骗他们，只在筐子上面盖一层食物，底下全塞着刨花。

与此相关的还有八月的另一个节日，称为「烧衣」，届时为受苦的鬼魂焚烧折成衣服形状的纸，以及大量可以恰当地称为「纸钱」的东西——纸元宝，它们主要在焚烧之后才变得值钱。还要扎制配有相应家具的纸房子，以及代表家仆的纸人。麦都思补充说：「还要写立文书，当着证人的面签押，证明这些财产的转让，并规定这些财产到达阴间时，须如数交付文书中所指明的人；然后把房屋、仆人、衣服、钱财等连同文书一起烧掉，礼拜者深信他们的亲友得到了他们所送去的东西的好处。」这样，「他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这个节日和其他所有节日一样，伴有宴饮和音乐。为了进一步供养无子嗣的鬼魂，人们把他们的神牌收集到庙里，一起放在专门辟出的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称为「无祀祠」即「孤魂祠」，并雇一个人照看，在神牌前焚香。走进这样一间屋子，看到一二百块小木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知道每一块或每一对都像一个已经绝嗣的家族的无言的墓碑，这时所产生的感受，是任何满是瞪着眼睛的偶像的大殿所不能引起的。这些神牌看上去陈旧、褪色、破损，积满灰尘，被烟熏得漆黑，镀金的字迹都模糊了，在它们的沉默和被遗忘中，人看不了多久，就几乎会觉得仿佛还有鬼魂在它们周围徘徊。所有这些鬼魂，据认为都在中元节的祭祀中得到了安抚。

各阶层对偶像崇拜和迷信的赞助是经常而普遍的，成千上万的人靠精明地利用同胞的恐惧来谋生。南方的菩提树

和北方的槐树，或许还有其他古树，被人们崇拜以求长寿。人们时时特别出力修建或修缮一座庙宇或宝塔，以确保某地的兴旺或使其恢复兴旺，虔诚的人为此捐出大笔钱款。一八四三年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这种风气。一名英国军官从镇江府带回一尊火神「华光」的像，作为古玩送给澳门的一位夫人。神像在她家里放了几个月，在她家拆散、准备返回印度之前，这尊像同家具一起被拿出来拍卖。一大群人聚集起来，中国人的注意力被这尊神像吸引住了，他们仔细地察看，看它身上有没有经过开光的真正标记；因为人们认为，一尊神像在按规定的仪式把神灵请入其中之前，是不能恰当地作为崇拜对象的。他们确认之后，由两三个热心的人以三十元买下了这尊偶像，得意洋洋地抬到一家店铺，恭恭敬敬地安放在一间特意腾出来的屋子里。不久便召开了一次公众集会，通过决议，要利用这个吉利的机会，修建一座亭子，让这位如此灵验的神祇有一个体面的住处，接受应有的供奉，以求得并保持他的庇佑之力。于是发起了一次募捐，有的赞助者认捐五十元，有的认捐三十元，一共募得约一千二百元，用这笔钱在澳门以西的岛上买了一小块地，建起一座亭子或庙宇，在演戏的热闹中大张旗鼓地把华光供奉进去，并雇了一个人来照管他和他的住所。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受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所奴役，也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频繁地求助于占卜，以确定一项事业能否成功，或者一个拟用的方子能否治好病。这种愿望驱使着各阶层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算命先生的桌子和风水先生的铺子，而人们到庙里去的一个强有力的诱因，就是抽签占卜所作祈祷能否应验。一种占卜的方法是拿着一个劈成两半的竹根，大小和颜色都像一个普通的马铃薯，在祈祷时让它落下。这就是「杯筊」。礼拜者有时掷好多次，看看是否多数时候吉利；第一次失望时，往往会再掷，看看是否能迫使神灵更加眷顾。信徒可以自己决定竹根落地的哪种姿势算吉利，但通常一面朝上一面朝下被认为是吉兆。礼拜者离开神龛时的面容——有的满怀希望、决心成功，有的尽管再三叩拜占卜，却因神灵的冥顽和前景的暗淡而满脸懊恼沮丧地离去——提供了一个既令人伤感又富有教益的研究对象。「凡人就是这样软弱：他们即使经过深思熟虑，也不敢从事一项计划，然后却在请教了同样盲目的机运之后，盲目地碰运气去做。」

算命先生也用写有某些字的竹签来问卜，如六十四卦、签诗的题目或名单等。求卜者走到桌前说出他的愿望；他想知道天会不会晴，给他的孩子治病该在十几个医生中选哪一个，未出生的婴儿是男是女，他被偷的财物在哪里，或者任何别的事情。算命先生抽出一支签，把签上的字拆成若干组成部分，或用别的方法，把这些部分写在他面前的一块板上，再加上时辰、求卜者的名字、五星、五色、五脏以及其他种种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摆出一副极其神秘、极其博学的样子，从这一切中推出一句包含所求答案的话来。求卜者对它深信不疑，就像他进入了西比尔的洞穴、亲耳听到了她的声音一样，付了卦金便走了。另一些不那么精明的人，则查阅书本，书中所求的答案包含在一种模棱两可的德尔斐式对句中。中国人的抽签方法与古罗马人所行的并无多大不同。「普莱尼斯特所保存的签是刻有古代文字的橡木片。由一个男孩把它们摇在一起，为求神谕的人抽出一支。它们使我们想起布匿人的签杖。在其他地方也发现过类似的占卜签。」

购买一块建房的地基，尤其是选择一处墓地，要花很多钱，要占卜，还要多方打听。当一家人接连遭遇不幸时，他们有时会把所有的亲人都起出来，改葬到一个新地方，以驱除晦气。建房之前，要在插在地上的一根竿子上系一篇写好的祷文，祈求好运，求地下不要冒出恶鬼；上梁时，又在梁上贴一篇祷文，挂上符咒，以保房屋不遭火灾；最后，房子建成时，要把它奉献给某位保护神，并祈求它的平安。祈祷有时按照固定的格式，有时由祈求者自己说。有一次，在广州对岸的田野里，在坟墓之间，看见两个中年妇女由一个女仆陪着。她们在路边的一座坟上放了一个小小的纸神龛，其中一人跪在它前面，嘴唇翕动着在祈祷；神龛里什么也没有，但上面写着中国最常见的祈求语：「有求必应。」

人们以种种方式期待神的回应。有一次，黄昏时分遇到一个人在修葺一座孤坟，坟前点着蜡烛，摆着几盘饭和几杯酒。他跪下叩头，开始半出声地念叨着什么，这时有人问他，他祖先的灵魂是否听得到他的祈求。就在那一刻，一阵微风吹动了烛火，他回答说：「听得到；你看，他们来了；别打扰我。」人们常常许下有条件的愿，如果回应是吉利的，就做一些有用的事。澳门的一个病人曾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把一段坏路重新铺好——他后来确实这样做了，邻居们也帮了点忙；但不久后一个有点醉醺醺的酒鬼路过，掉进了公用的井里，人们认为这是极不吉利的。人们有时因为受了蒙骗去干蠢事，或被占卜所误，一气之下侮辱神灵，向它们吐唾沫，鞭打它们，甚至砸碎祖先的神牌。有许多传说讲述这种不敬之举所招致的报应，以及与此相反的做法所得到的善报；《感应篇》即「报应之书」以其关于人的行为之后果的种种故事，加强了这些观念。

对街头神祇的崇拜并不完全是官方的；广州的一些神龛有那么多妇女前去祭拜，以至于阻塞了道路。在这些地方和庙宇里，可以看出异教的非社会性；不管人群有多拥挤，每个人都自己礼拜，就像旁边没有别人一样。田野里筑有祭坛，上面放一块光滑的石头，人们在那里献上祭品、洒酒奠祭，以求好收成。很少有农民在春天完全不祭祀土地神和谷神；有些人还更进一步，在收获之后献上谢神的祭品。庙宇日夜开放，在城镇里是成群闲汉聚集的地方。礼拜者在一片喧闹声中照旧进行他们的礼拜，敲鼓撞钟以唤醒神灵，焚烧纸写的祷文，以头叩地祈求神灵赐福，然后离去。

中国人总起来在偶像崇拜上花费了巨额的钱财，尽管他们在时间和金钱上比印度人节省。富裕人家在安葬亲人时，为请僧人、买纸钱蜡烛等花费很多，但在准备丰盛的祭品时，祭品并不归僧人，因为僧人是不许吃肉的。全体人民的总支出是非常大的，包括修缮庙宇、购买偶像、诸如香烛纸钱之类的零星开支、符咒以及不时准备的较大的祭品。这个数目当然无法确定，但如果每人每天的支出估计为三分之一分，即四文钱，那么总数每年将超过四亿元；由于每天的祭祀如此普遍、如此经常，这一估计与其说偏高，不如说偏低。

对中国人宗教品格的这番简略描述，如果不提一提他们中间的慈善机构，便是不完整的。善行被要求作为诚心的证明；经书教人仁爱，佛教的经书也谆谆教导人们怜悯穷人、救济病人。人们常常私下施舍米或衣服，征收济贫捐的方式也十分直接而节省，使住户与附近的乞丐有一定的往来，但不给流浪汉和懒汉任何好处。广州城东附近有一所收容贫苦老弱病残或盲人的养济院，据说其开支约为七千元，但没有提到受救济的人数。管理者的侵吞和不诚实败坏了许多这类机构，使乐善好施的人不愿资助它们。华南所有的大城镇都设有麻风院，交一笔可观的入院费，就可以保证这些被遗弃的人终身过上舒适的生活；这种疾病的流行，使人人都愿意帮助为限制其蔓延而采取的措施。《中国丛报》（第十四卷）详细介绍了上海一所历史悠久的育婴堂的董事们所发布的报告，它显示了这个民族的条理性，也表明其管理中没有僧人参与。报告中对捐助者的功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因经费即将告罄而呼吁捐款以维持下去。报告提出了各种筹款办法，并提出种种理由劝人捐助，其方式与西方各国慈善机构通常的做法完全一样，正如其结尾一段所示：

「如蒙诸善长仁翁，推广仁慈，怜此无父无母之贫苦孤婴，每日各捐一文（合一元之千分之一），即足供养育婴一日之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捐微而无济。或借齿颊之春风，劝人乐助；或于福田之中，培植仁苗；或于已萌之芽，加以灌溉。如此随时乘机，勉力成就，则此堂之受益推广，当无量矣。」

报告说，死亡人数接近收容人数的一半，堂中婴儿共约一百三十名。报告末尾以办事的方式详细列出了收支明细。每年支出约一千五百五十元，各项收入则超过此数，因此报告称有五千元的结余，其中五分之四来自所募捐款的投资利息以及当铺货物的利息。

所有大城镇都有类似的机构，其中有些部分由政府资助。广州的育婴堂建于一六九八年，可容纳三百名儿童，一八三三年时估计其每年的维持费为三千五百元，那时这笔钱是通过对外国船只征税从外国人身上搜刮来的。这些育婴堂似乎起源较晚，不到两百年，可能是模仿罗马天主教徒的，或者是受了他们的启发。约在一七一〇年，一位著名的女教徒甘第大，为创办育婴堂出了很多力，显示了她所信奉的宗教的美好。米怜先生参观过宁波的一所育婴堂，他说，走进院子后，「一些粗笨的妇女从格子窗里窥视我们，怀里抱着哭闹的婴儿，脚边跟着肮脏的男孩女孩；这些妇女是乳母，这些孩子就是弃婴，每个妇女照管两三个。但我很少见过这样一群肮脏的、没洗过的、衣衫褴褛的小家伙。目前有六七十个孩子，男孩在一边，女孩在另一边。男孩在这里待到十四岁，然后被雇出去或被人收养；女孩待到十六岁，然后被聘为妻子，或被纳为妾或婢。它靠田地和房屋的租金，以及府属各县每年各缴纳三十六石（约五百磅）大米的捐税来维持。」

在大城镇里，还有其他以救济苦难为宗旨的民间社团，这些应当提一提，因为中国人在这方面所做的事，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在沿河的城镇中，有救生会，负责使溺水获救者起死回生，如果人已死亡，则提供棺材。在大城市里，有将穷人体面地安葬在公共义冢中的善会，还常常为一切前来求种的人免费种痘。天气一冷，便经常开设粥厂，并为那些突然陷入困境的流浪者和无家可归者准备房舍。救济贫苦贞节寡妇的会社由来已久，民间还有一种储蓄会，用以帮助人娶妻或安葬父母。

慈善是一种在异教自私的土壤中难以茁壮成长的美德，但即使是这样一些管理不善的机构，也是值得称道的，一旦更高尚的教导被嫁接到公众的心灵中，它们会有更好的前景。政府几乎每年都不得不花费巨款来救济饥民和灾民，并强烈要求富人为此捐助。在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东北各省发生大饥荒期间，民众中通常的勤劳、节俭和守秩序的习惯与这些自愿行善的做法结合起来，大大有助于那些分发粮食和钱款的人以有限的资金救济尽可能多的人。受灾者已经懂得，暴力和抢劫只会增加他们的苦难，加速他们的死亡。

中国人宗教的一般状况是衰朽的；皇家祭祀的庄严仪式、孔子的教义、佛教徒的仪式、道士的法术，同样都不能给人以安慰和教诲。但是，对恶鬼的恐惧和对祖先的崇拜——这两种把各阶层、各种才智的人都束缚住的信仰——仍然很强大；佛道两教所施加的主要影响，是由于它们的僧道与丧葬仪式有关。每一种都对人民施加了它所能施加的最大影响，但都未能给其信徒以现世的幸福，或确保他们来世的欢乐。对于重感情的、痛苦的或好探究的心灵来说，儒教是冷漠而不能令人满足的，而道教的超验主义或佛教的奇谈怪论则还要更坏一些。所有阶层的人都是无根据的恐惧和迷信的牺牲品，生活在无知和

谬误的迷雾之中，唯有真宗教和真知识之光才能将其驱散。

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偶像崇拜教派之外，民间还有许多半宗教半政治性的结社，其中之一，白莲教，即三合会，已在第八章中提到过。「烧香教」在《圣谕》中也受到谴责，但近来已不见提及。三合会在中国本土的公开行动相对平静，其各分会的会员只满足于保持反满的精神，吸收新会员，并在反抗中互相声援；但在暹罗、新加坡、马六甲和南洋群岛，它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对拒绝入会的人施以极其残酷的手段。会员入会的仪式与共济会的仪式极为相似，该会所宣称的宗旨也与共济会相同。新入会者在一尊偶像前发誓严守秘密，宣誓时站在出鞘的刀剑之下，誓词随后向他宣读；然后他砍下一只公鸡的头——这是所有中国人通常的发誓方式——表示如有背叛，下场亦将如此。会员之间有暗号，包括握手的方式和手指的动作。然而，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如此隐秘，以至于对其人数、内部组织或性质所知甚少；人们对其阴谋的厌恶，是防止其最终成功的最好保障。由某个精明狡猾的人引起的地方性邪说，不时在国内这里那里出现，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或自行消散。自一八六八年太平天国叛乱被镇压以来，没有传出过有关任何这类叛乱组织的一点消息。它们一概不许建庙，不许公开展示或游行，官府不时发布告示劝诫百姓不要参加；而律例中对一切非法结社所规定的刑罚，使统治者握有很大的权力，可以镇压他们认为可疑或谋逆的任何组织。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逐渐进行的，因此不容易确定其年代和方式。中国与阿拉伯海沿岸各港口之间的贸易，很早就把伊斯兰教徒（称为「回回教」）吸引到中国来，早在唐代，其传教者就来到了各海港，尤其是广州和杭州。他们还在往来于中亚的商队中占很大一部分，似乎即使没有受到欢迎，也没有遭到抵制，直到他们自然繁衍，成为人口中一个庞大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几乎从一开始，他们就能修建清真寺，开办经学，朝觐麦加，印行书籍，皈依者也能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而不受严重的阻碍。这一信仰的两大特点——独一真神的存在和偶像崇拜的罪恶——并未被隐藏起来；但这两点虽然得到宣扬，却没有在本教以外被接受，对国家宗教也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其原因不难找到。《古兰经》不得翻译的严格规定，使这部书为读书人所不及，信徒们甚至不能援引它来支持自己的信仰，因为成千上万人中没有一个懂得怎样读它。中国人自然既不能也不愿学阿拉伯文，而且也不像在波斯那样有一把剑悬在他们头上，逼迫他们加入穆斯林的行列。国家宗教和祭祖的简朴，使破除偶像者很难找到把柄来抨击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禁止一切真正的信徒吃猪肉，在一个主要依靠猪来获得肉食、而吃猪肉从未使他们在身体或精神上有任何损害的节俭民族中间，似乎是一条毫无道理的禁令。此外，对于像中国人这样有节制的民族，禁酒也是不必要的。那些喜欢以星期五或其他日子为斋日、以割礼作为信仰的象征、在没有偶像的庙里礼拜的人，如果愿意，尽可以这样做；但他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作为良民尊崇皇帝。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一般说来，从未因其信仰而受到骚扰。他们的主要力量在北方。最近在西北各省发生的、造成大量生命损失的那场斗争，几乎完全是在突厥或鞑靼教徒的煽动下开始的，纯粹是一场争夺统治权的较量。当甘肃被他们占据的城镇遭到毁灭时（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三年），北京的二十万穆斯林却完全安静，也没有受到当局的骚扰。

有些穆斯林担任官职，并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其中大多是武官。在他们的清真寺里，悬挂着一块照例题有向皇帝致敬之辞的牌位，而把先知的名字放在后面。清真寺里没有偶像或其他牌位，但悬挂着有关本教教义的条幅。广州的光塔建于唐代，称为「怀圣寺」；塔高一百六十五肘；它是由外国人建造的，他们常在五六月的黎明时分登上塔顶，向那里的一只金鸡风标祈祷，高声呼喊。这些记载取自本地的方志，其中还提到城北葬着穆罕默德的一位母舅。中国各地的清真寺布局相似，在许多方面与寺庙相似，其主要特点是巨大的拱门和墙上的阿拉伯文题字。阿訇们在极大的困难下学习阿拉伯文，很少有信徒能读或说阿拉伯语，他们只满足于遵守有关割礼、不吃猪肉和不拜偶像的教规。就所能看到的而言，他们以「主」的名义对真神的崇拜，对这个民族的多神崇拜，或者对提高道德风尚，都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广州出版了一部对他们教义的精要概述，题为《正教真诠》，共两卷，二百四十页，一八〇一年刊行。本朝政府对这一教派没有施加任何限制；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之间持续的斗争，纯粹是统治权的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

米怜先生参观了宁波的清真寺，结识了那里的阿訇。「他约四十五岁，面容异常慈祥而聪慧，举止有绅士风度。他的原籍是山东，但他的祖先来自麦地那。他能流利地读阿拉伯文经典，说阿拉伯语也很流利，但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中文，考虑到他中国话说得很好，生在中国，又是在中国人中间主持宗教的人，这就有些令人惊讶了。他的信众有二三十户人家，其中有一两个是官员。他把我领进与他的住所相连的礼拜堂。一段台阶通到一间屋子，屋顶很朴素，两边堆着一堆落满灰尘的家具和农具；柱子上装饰着《古兰经》中的句子。正对着你的墙上挂着一对装饰华丽的小门，据认为神圣的座位就在门里，一边有一个方便的书橱，里面放着他们的经典。他给我看了他平时主持礼拜时穿的服装——一件白袍和一顶彩绘的缠头——但他除了礼拜时从不穿这身服装，平时都穿中国服装。他们每星期有一个休息日，正好是我们的星期四。我问是否可以允许我参加他们的礼拜，他回答说，如果信众那天有事，他们就不费心来参加。他这一宗教的大本营在杭州府，那里有好几座清真寺，但伊斯兰教的低落状态似乎使他情绪低沉。我偶然看到入口附近有一块牌位，与其他每座寺庙里所见的一样，上面写着『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我问他，怎么能允许这样一块亵渎神明的牌位立在他视为献给真主——他称真神为『安拉』——的礼拜之所。他申辩说，他没有、也绝不会崇拜它，并指着它被放在很低的位置作为证据，还说，允许它放在这座建筑里只是出于权宜，因为如果本教的敌人指控他们不忠，他们就可以拿它来申辩！他最大的愿望是到麦加去朝觐，他特别详细地打听了船票的价钱。」

自从有了轮船以来，大批朝觐者前往麦加，他们回到本民族中间时，不能不扩大人们对西方各国的了解。突厥斯坦和伊犁的穆斯林居民按缠头的颜色和形状分为三类：一类戴红色的，一类戴白色的塔糖形缠头，第三类戴普通的阿拉伯缠头。长江以北整个地区穆斯林的人数无法确定，但大概超过一千万。在有些地方，他们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四川的一位传教士估计，该省一座城市里就住着八万穆斯林。

中国有犹太人存在，这是早就知道的，但关于他们过去的人数、状况和居住地的材料却很不完全。他们一度有数千人之多，芬恩先生认为他们属于从迦勒底回归的那一批人，因为他们有《玛拉基书》和《撒迦利亚书》的部分经文，采用塞琉古纪元，并有许多拉比的习俗。他们大概是经由西北的路线进入中国的，没有充分的理由否认他们自己所说的年代，即汉代。在最近三个世纪里，不管他们早先住在哪里，他们全都住在河南省城开封。马可·波罗只提到汗八里有他们，约翰·孟高维诺和马黎诺里大约同一时期也提到过，伊本·白图泰则在更早的时候提到过。在元朝的中国史册中，犹太人首次被提及是在一三二九年，再次是在一三五四年，那时元朝势力衰落，朝廷征召他们到北京参加官军。他们被称为「术忽」，即犹太人，其人数想必多到足以与穆斯林一同引起注意，朝廷还向他们征求兵员和钱财；但史册中没有提到他们的住处。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史书，也许还会发现其他有关他们存在的记载。

犹太人很早就被称为「挑筋教」，即「挑出筋来的教派」。德经说，他们又被称为「蓝帽回回」，因为他们在会堂里戴蓝帽子；但后一种称呼一定是地方性的。关于这个聚居群体的最早描述，是耶稣会士骆保禄约在一七〇〇年写的，它表明，那时的「清真寺」即「清净真实之寺」，是一座由四个独立的院落组成的大建筑群，内有用于居住、礼拜和劳作的各种围起来的建筑。礼拜寺即会堂，约长六十英尺、宽四十英尺，前面有一个带两排各四根柱子的门廊。在堂屋中央，两排柱子之间，是摩西的宝座，那是一把华丽的高椅，上面放着绣花的坐垫，诵读律法书时就把律法书放在上面。

骆保禄的这篇记述一直是最新的资料，直到施美夫主教从上海派了两名中国基督徒到开封去了解犹太人的现状。他们不懂希伯来文，但事先已受过如何抄写字母的指导，他们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还带回了一些写在类似羊皮纸的古纸上的《旧约》经卷。会堂在一八四九年的大水灾中遭到损坏，这个二百人的聚居群体陷于赤贫、无知和沮丧之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懂得一个希伯来词，他们的许多建筑已被变卖，以拆下的材料换钱维持生计。

一八六六年二月，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牧师访问开封，得知在这十五年间他们变得更加贫困了。他从一座清真寺的阿訇那里打听到他们的住处，「穿过挤满好奇观众的街道，来到一片空地上，空地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块石碑。一面刻着纪念会堂于公元一一八三年建立的碑文，另一面刻着一四八八年重建的碑文……我问道：『你们中间有以色列家族的人吗？』一个年轻人应声说：『我就是。』他的面貌证实了他的话；接着又一个、又一个人走上前来，直到我面前站着这个聚居群体所分的七个家族中六个家族的代表。就在那片凄凉的地方，会堂的地基都已被从地里挖了出来，那里已经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他们带着羞愧和悲伤承认，他们那神圣而美丽的殿堂，是被他们自己亲手拆毁的。他们说，会堂早已破败不堪；他们没有钱来修缮。他们已完全丧失了对圣语的知识；祖先的传统不再传授下去，他们的礼拜仪式也已不再举行。最后，他们屈服于生活的压力，把这座古老建筑的木料和石头卖掉，以解救身体的需要。」

他们估计自己的人数在三四百人之间，全都很穷，而且既然吸引他们的中心已经消失，很可能会离散而湮没。入口处那块写着「以色列之业」的金字匾额，已被放进一座清真寺里，这个群体中有些人已加入了清真寺的礼拜。

从那以后，他们的一位同族人，即现任上海主教施约瑟，也访问过他们，但城里的读书人不许他留在他们中间。约十二年前，这个群体中有一些人来到北京，但发现得不到维持生活的钱，不久便回去了。很可能在几年之内，由于会堂的拆除，他们的团结将被彻底破坏，以至于与他们的同胞完全融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两个人现在已成为佛教僧人，另一些人是有功名的读书人，他们全都不了解本族特有的仪式和节日。他们和穆斯林一样，从未把自己的圣书译成中文；但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岁月里，正如丁韪良博士所说，他们确实一直像「一块因某次巨大的民族灾难而从锡安山崖上崩裂下来、被抛到中国中原的岩石，它在那里屹立着，任凭世纪流逝，以其古老和孤独而显得崇高」。

注：本章所述三合会，可参阅《中国丛报》第十八卷。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可参阅《中国丛报》第十三、第二十、第二卷，德经《北京之旅》，格雷《中国》，艾约瑟《中国的宗教》第十五章等。关于开封犹太人，可参阅《中国丛报》第二十卷，玉尔所编《马可·波罗游记》，芬恩《中国的犹太人》，施美夫《开封犹太人调查记》，丁韪良《中国人》，以及米怜《在华生活》等。

五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

有记载的向中国人传授真神知识的最早尝试，归于七世纪的聂斯脱利派教会；不过，传说以及法布里丘斯所汇集的东罗马帝国教会作家的零星记载，都使人相信，在使徒时代以后不过若干年，福音之声便已传到了中国和印度支那。马拉巴尔基督徒所用的日课经中有一则传说，说中国人是由圣多马本人引归真道的；即使不接受这一传说，正如莫斯海姆所正确指出的，「我们也可以相信，基督教很早就传到了中国人、赛里斯人和鞑靼人中间。学者们搜集了种种论据，表明基督教信仰即使不是由使徒多马、也是由最早的一批基督教导师传到中国的」。公元三〇〇年的阿诺比乌斯谈到了在印度以及在赛里斯人、波斯人和米底人中间所行的基督徒的事迹。把蚕卵带到君士坦丁堡的聂斯脱利派修士（公元五五一年），曾在中国居住多年，有理由推想，他们并不是最早、也不是唯一前往那里传播福音的人。他们成功的程度只能留待推测，但「如果这样的光芒能够穿过如此漫长的黑暗岁月传到我们这里，那么有理由相信，它们是从一个更明亮的源泉发出的」。

聂斯脱利派到达中国的时间无法确切指明，但有理由把它定在早至公元五〇五年。索巴的埃贝德耶稣说：「宗主教萨利巴扎卡设立了秦尼和撒马尔罕的都主教区，不过也有人说它们是由阿凯乌斯和西拉斯设立的。」西拉斯于公元五〇五年至五二〇年任聂斯脱利派宗主教；阿凯乌斯于四一五年任塞琉西亚大主教。阿姆罗公布的隶属于这位宗主教的主教名单中，也提到了秦尼的都主教，按照设立的先后，它排在印度之后。

迄今在中国本土发现的有关聂斯脱利派工作的唯一记录，是一六二五年在陕西西安府发现的那座著名的石碑；虽然耶稣会士与其反对者之间就其真伪争论颇为激烈，但内证和外证的分量都使人对其真实性毫不怀疑。最近发现它保存完好，从它上面拓下的拓片几乎完美无缺。由阿罗本及其同伴的署名构成的叙利亚文字，使它成为本地人颇感兴趣的对象；这些文字以及碑顶那个奇特的十字架（见插图），无疑有助于它的保存。一八五〇年，一位中国人对它十分珍视，把它重新砌进了城外它原先所在的砖墙中。这块石头似乎是一种粗质的大理石。

自从卜弥格首次翻译、由基歇尔在荷兰连同原文一起出版以来，它已被多次翻译。一八四五年，裨治文博士发表了基歇尔的拉丁文译本以及达尔基埃的法文译本，还有他自己的一个译本，使它更为人所知。碑文的文体十分简练，即使是博学的本地人也不容易领会其确切含义。正如裨治文博士所说：「如果让一百个中国学生来研究这份文献，对于碑文某些部分的意思，他们大概会各有各的看法。」把其中四五种译本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最新的一种是上海伦敦会的伟烈亚力所译，他对整个问题的考察之详尽、之细致，几乎无懈可击。碑文如下：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大秦寺僧景净述

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和，令镇化海。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洎乎娑殚施妄，钿饰纯精；间平大于此是之中，隙冥同于彼非之内。是以三百六十五种，肩随结辙，竞织法罗。或指物以托宗，或空有以沦二，或祷祀以邀福，或伐善以骄人。智虑营营，恩情役役；茫然无得，煎迫转烧；积昧亡途，久迷休复。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圆二十四圣有说之旧法，理家国于大猷；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悬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宫，含灵于是乎既济。能事斯毕，亭午升真。经留二十七部，张元化以发灵关。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

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摸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绒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

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

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法栋暂桡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睿图。龙髯虽远，弓剑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于是天题寺榜，额戴龙书；宝装璀翠，灼烁丹霞；睿札宏空，腾凌激日。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道无不可，所可可名；圣无不作，所作可述。

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资而福祚开，大庆临而皇业建。

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且乾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亭毒。

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无愧心。至于方大而虚，专静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阶渐也。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殁能乐，念生响应，情发目诚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

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翚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词曰：

真主无元，湛寂常然；权舆匠化，起地立天。

分身出代，救度无边；日升暗灭，咸证真玄。

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时拨乱，乾廓坤张。

明明景教，言归我唐；翻经建寺，存殁舟航。

百福偕作，万邦之康。

高宗纂祖，更筑精宇；和宫敞朗，遍满中土。

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康乐，物无灾苦。

玄宗启圣，克修真正；御榜扬辉，天书蔚映。

皇图璀璨，率土高敬；庶绩咸熙，人赖其庆。

肃宗来复，天威引驾；圣日舒晶，祥风扫夜。

祚归皇室，祆氛永谢；止沸定尘，造我区夏。

代宗孝义，德合天地；开贷生成，物资美利。

香以报功，仁以作施；旸谷来威，月窟毕萃。

建中统极，聿修明德；武肃四溟，文清万域。

烛临人隐，镜观物色；六合昭苏，百蛮取则。

道惟广兮应惟密，强名言兮演三一。

主能作兮臣能述，建丰碑兮颂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

注：「波斯」这一名称当时为中国人所熟知，它既是当时在帝国境内的一个大教派的称号，也是一个与中国有了几个世纪商业和政治往来的国家的名称。碑文的这一说法，与早期教会的一般传说十分吻合，即《马太福音》中所说的博士，就是拜火教的哲人。「二十四圣」指《旧约》各书的作者。「八境」无法解释，有人认为指八福。「三常」或许指信、望、爱。「经留二十七部」，恰与《新约》的卷数相同。「东周」指洛阳，当时帝国在武后治下，她已将都城从长安迁到了河南的洛阳。「五圣」指玄宗以前唐朝的五位皇帝，他们的画像画得极好，仿佛就在眼前。唐代及以前各朝，僧人在国家担任文武官职并非罕事；伊斯的三个头衔中，第一个只表示品级，第二个是他实际任职的官衔，第三个是荣誉衔。「王舍」是梵语中一个地名的意译，为恒河岸边一座城市的名称，屡见于佛经；由于这是印度最重要的佛教城市之一，人们自然会认为伊斯原是一名佛教僧人。

分别在汉文左右两侧竖行而下的两行叙利亚文，是用福音体字母写成的，基歇尔译为：「亚当，助祭，副主教，中国的教父。当众父之父、宗主教约翰·约书亚圣座之时。」碑脚下的叙利亚文，据基歇尔所载，意为：「希腊纪元一千零九十二年，京城克姆丹的司铎兼副主教耶兹德博齐德圣座，突厥斯坦巴尔赫城的司铎、已故的米利斯之子，立此碑，碑上所刻者，乃我救主之道，以及使徒们向中国皇帝的宣教。」其后用汉字写着「僧灵宝」。接着是：「助祭亚当，副主教耶兹德博齐德之子。司铎兼副主教塞尔吉乌斯圣座。司铎萨巴尔耶稣。司铎、总助祭、克姆丹与萨拉格教会之长加百列。」下面用汉文附有这样的署名：「检校建立碑僧行通」，以及「助检校试太常卿赐紫袈裟寺主僧业利」。碑的左侧边上刻有六十七名僧人的叙利亚文名字，其中六十一名附有汉名。

这篇地道东方风格的文字，是迄今在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基督教碑文，它清楚地表明，基督教在中国人中间曾取得很大的进展。基歇尔和李明曾声称它是罗马教会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记录，但现在已没有人怀疑它所纪念的是聂斯脱利派的努力。

宗主教提摩太于七八〇年派遣苏卜哈尔耶稣前来，他在鞑靼和中国工作多年，归途中丧生，其职位由被祝圣为都主教的大卫接替。八四五年，武宗下诏，命从大秦来的那一教派的僧人——人数不下三千——还俗。九世纪的两位阿拉伯旅行家报告说，在广府被围时，有许多基督徒丧生。马可·波罗屡次提到他们，使我们可以断定聂斯脱利派既人数众多，又受人尊敬。他提到杭州有一座教堂，镇江有两座，是由本身就是这一教会成员的知府马薛里吉思修建的，他还提到中亚大部分城镇和国家都有他们居住。

马可·波罗和孟高维诺都谈到中亚有一位称为长老约翰的基督教君主。玉尔上校和鲍狄埃先生在他们各自编订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考察了他的领地的确切位置及其对这一信仰的影响范围，发现从前笼罩在他身上的那层神秘光彩，主要是出于道听途说，以及把不同的人混为一谈。当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征服使整个亚洲陷入动乱时，这位长老约翰——中国北方哈剌契丹鞑靼人的统治者——于公元一二〇三年败于成吉思汗之手。聂斯脱利派受了很多苦，但在元朝时期仍在中国勉强立足；自从伊斯兰教兴起以来，他们与母教会的一切援助和往来都已断绝。然而，早在此以前，他们就已不再保持信仰的纯洁，显然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来教导和传播《圣经》——碑文暗示，阿罗本曾在皇帝的赞助下翻译了《圣经》的一部分或全部。

目前，在帝国境内还不知道有他们的僧人所写的任何著作，或属于他们的教堂以及他们所建的建筑的任何遗迹，不过也许还能找到一些书籍。聂斯脱利派用作教堂和住所的建筑，当然不会比中国的其他建筑建得更好，一旦废弃，是不会长久留存的；至于书籍之所以不存，进一步的解释是，佛教徒和其他反对者可能搜寻并销毁了现存的书籍，而这些书籍即使被小心保存，也不会流传许多世代。伟烈亚力先生所搜集的中国作者关于此碑的记载证明，那些作者把景教与拜火教和摩尼教混为一谈，这样的混淆并不奇怪。唯有未来的记录才会向我们揭示，聂斯脱利派教会中那些在中国人中间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死的真基督教的忠实门徒和导师们的名字和功业。

罗马天主教徒在中国的努力是巨大的，但并不比这片工场的重要性所要求的更大。

他们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他们在选择手段上的审慎和在传教工作中的热忱，给他们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如果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宣讲福音，他们大概会逐渐使全体民众了解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他们传教的历史卷帙浩繁，其传教所依据的原则，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著作中了解，尤其是《耶稣会士书简集》、《传信年鉴》以及近来古伯察和马歇尔的详尽著作。本章的概述只需包括主要的几点，为此我们将主要依靠那些已经考察过这些资料的作者。

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第一个时期是十三世纪。一二四六至一二四七年柏朗嘉宾出使贵由汗之后，双方互派过几次使节，但彼此的交往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结果。第一次可以称为固定传教的尝试，是一二八八年由教皇尼古拉派遣的约翰·孟高维诺。孟高维诺于一二九一年到达印度，在那里传教一年，施洗了一百人，然后随一支前往契丹的商队出发，受到忽必烈汗的亲切接待。聂斯脱利派阻挠他的进展，他独自工作了十一年，直到这一时期的后期才取得较大的成功。他在汗八里建了一座教堂，「有尖塔和钟楼，装有三口钟，每小时鸣钟一次，召集新皈依者祈祷」。在那段时间里，他施洗了近六千人，「还买了一百五十个孩子，教他们希腊文和拉丁文，并为他们编写了几本灵修书籍」。

克莱门特五世听说孟高维诺的成功，于一三〇七年任命他为大主教，并派了七位副主教去协助他。他有两封信保存至今，信中对他宣讲福音的努力作了令人愉快的叙述，但关于他和他的助手们此后传播信仰的努力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则只有不完全的记载。孟高维诺奉命在他所有的教堂里用图画来表现《圣经》中的奥秘，以吸引蛮夷的眼目。他于一三二八年去世，享年约八十岁，「此前他已使三万多名异教徒皈依」。有一则记载说，在他的葬礼上，「汗八里的全体居民，不分彼此，都为这位上帝的仆人哀悼，基督徒和异教徒都出席了葬礼，后者撕裂衣服以示哀痛……他的墓地成了朝圣之所，汗八里的居民怀着虔诚的热情前往朝拜」。要估量这位神父及其继任者工作的真正价值，或者判定他们在向蒙古人传扬基督的十字架方面比聂斯脱利派做得好多少，都是不容易的。保存下来的关于孟高维诺的简短记载，对他的品格颇为称道，对蒙古人容许他努力教导他们的宽容也颇为赞许。听他说下面这番话，是令人感动的：「我已有十二年没有听到西方的任何消息了。我已经老了，头发白了，但这与其说是由于年龄，不如说是由于劳苦和患难，因为我只有五十八岁。我已学会了鞑靼语言和文字，已把全部《新约》和《大卫诗篇》译成鞑靼文，并让人极其仔细地抄写出来。我公开而自由地书写、诵读和宣讲基督律法的见证。」

教皇派尼古拉到北京接替孟高维诺，并派了一批二十六名方济各会士与他同行，但关于他们到达那里的情况，没有保存下来可靠的记载。一三三〇年，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顺帝——其年号当时称为至元——派一个名叫安德烈的法兰克人作为他的使节去见教皇，同时阿兰人基督徒也给教皇写了一封信，请求派一位主教来接替孟高维诺，因为那时尼古拉还没有到任。本笃十二世派了四名使节，其中一位是佛罗伦萨的约翰（即马黎诺里），他在中国居住和旅行了十二年之后，于一三五三年回到欧洲，带回了顺帝友好的书信。这一时期，在蒙古人中间的伊犁即固勒扎还有另一个主教区，西班牙修士帕斯卡尔一三三八年从该城发出的一封信保存了下来。看来，在蒙古诸王统治期间，这些传教士主要是在蒙古各部落中进行工作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一三六八年中国军队把忽必烈的孱弱后裔逐出中国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有关他们和他们的皈依者的消息，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因为他们自然会跟随蒙古人进入中亚。明朝最终建立以后，关于他们或聂斯脱利派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很可能在战败的蒙古人四处流徙期间，这两派的信徒逐渐陷于无知，由此又很容易地转入了伊斯兰教和佛教。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洪武即位之前的三个世纪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和中国北方有许多兴旺的基督教团体。

罗马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的第二个时期，包括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从一五八二年利玛窦首次在肇庆立足，到一七三六年雍正皇帝去世为止。在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前，已有过一些恢复在中国人中间那久已停顿的工作的努力，但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反对传播这种信仰，因为他们罪恶昭彰的行为是对这一信仰的莫大讽刺。中国政府更是强烈反对外国传教士居留。方济各·沙勿略于一五五二年随一名出使中国的使节从果阿出发，但马六甲总督扣留了佩雷拉和他的船，使节未能成行，沙勿略只好独自前往。然而，他死在了澳门西南约三十英里的上川岛（又称圣约翰岛），他的期望落空，他的计划也因他的同胞的横加阻挠而受挫。此后又有人试图实现这一计划，但这项事业留待耶稣会士去完成。耶稣会东方传教区的会长范礼安选派罗明坚去从事这项事业。他于一五八〇年到达澳门，开始学习中国语言。不久利玛窦来与他会合，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和挫折，他们终于在一五八二年在当时两广总督的驻地肇庆获准居留。总督准许他们在那里建一所房子，因为他们告诉他，「他们终于亲眼确证，天朝甚至比它那辉煌的名声还要优越。因此他们希望在这里终老，想得到一小块地，盖一所房子和一座教堂，在那里以祈祷和读书、独处和默想度日；他们在澳门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那里商业活动不断，喧嚣纷扰」。这样的开端，显示了在此后三个世纪中标志着他们工作进程的那种策略。其中丝毫没有提到把宣扬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作为他们布道的伟大主题。古伯察还告诉我们，他们撤下了圣母像，因为「有传言说这些外国人崇拜一个女人」，而代之以救主像；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开了一个先例，后来的历代又加以强化，那就是迁就本地的偶像崇拜。他们在与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以他们的谦恭有礼、赠送礼物和科学造诣博得了好评；古伯察以赞许的口吻概括了他们的原则：「他们正确地认为，对于如此多疑、如此充满文人自负的头脑来说，哲学家比神父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基督教的创立者为传播基督教所规定的手段，从未被提到过是他们的指南和依据，而建筑也就与所打下的地基相称。

一五九四年，范礼安劝利玛窦及其同伴脱下僧服，换上更受尊敬的儒服；不久以后，利玛窦从广东北部的韶州出发前往江西省城南昌，又从那里到了南京，南京虽然已不是帝国的京城，却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他被勒令离开，于是回到南昌，在那里获准创设一所宗教机构，安置他的同伴。然后他又前往南京，但遇到许多障碍，便到江南的省城苏州，在那里也办了一所学校。时机转好之后，他于一五九八年第三次来到南京，在那里受到友好、坦诚、有礼的接待，他关于精确科学的讲演也使人听得入迷。传教事业的进展如此可观，范礼安已任命利玛窦为会长，这使他有权管理传教区的内部事务，而他是很胜任这一工作的。他在韶州时结识的一位官员，已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在从海南执行公务回京时，被说动带他去北京；但遇到了阻力，这位朋友王忠铭劝他随自己回南京，因为京城的官员们发现他对炼银炼金一窍不通，大失所望，而当时正需要这些来支付对日本用兵的费用。王尚书走后，他和他的同事郭居静发现自己几乎身无分文，于是决定南返，尽管那时正值冬天。他到达苏州时身体十分虚弱，但康复之后，于一五九九年前往南京，省里的高级官员们在那里拜访他、帮助他，听他讲天文学，并使他得以购得一所房子。

一切都进展顺利，郭居静已带着经费和礼物从澳门回来。一个太监适时提议带利玛窦同去北京，利玛窦便利用这个机会，带着礼物乘一只帆船出发了。然而，那个太监想把礼物据为己有，便用谎言设法把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庞迪我扣留在天津达六个月之久，最后他的恶行被揭穿，这两个外国人奉旨被召进京。他们于一六〇一年一月四日到达北京，这时距利玛窦在澳门登岸已有二十一年。利玛窦举止讨人喜欢，学识渊博，再加上分送礼物，赢得了当权者的好感。他很快就使其中一些人成为他的信徒，其中徐氏，教名保禄，是他最早、最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并协助他翻译了欧几里得的著作。

万历皇帝亲切地接待了他，允许他和庞迪我住在通常接待外国使节的地方；后来又准许他们租一所房子，并给他们发放俸禄。与此同时，其他耶稣会士也来到北京与他会合，并在沿途各处设立据点，在他的指导下成功而顺利地开展传教工作。徐保禄和他守寡的孙女——她的教名为甘第大——成了这一新信仰的得力支持者。这一新宗教遇到了许多障碍，看到它发展的官员们感到有必要在它强大到足以藐视政府命令之前遏制它的发展。一六〇五年，由于传言葡萄牙人要攻打广州，葡萄牙人与广州的官员之间发生了很大的骚动；事态闹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官员们抓住一个名叫马丁内斯的教徒，将他严刑拷打致死。一六一七年的一道谕旨，命令传教士离开京城前往广州，从那里乘船回欧洲；但这道谕旨也和后来颁布的许多同类谕旨一样，他们认为方便遵守到什么程度就遵守到什么程度——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只要他们不扰乱治安或煽动叛乱，就不应当被驱逐出境。这道谕旨只在部分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工作，他们是如此勤奋，到一六三六年已出版了不下三百四十种著作，其中有些是宗教方面的，但大多是关于自然哲学和数学的。利玛窦制定了一套指导他们的规则，其中允许皈依者奉行祭祖的仪式，因为他认为这些仪式纯粹是世俗性质的。这件事后来成了耶稣会士与方济各会士之间争执的焦点。

这些传教事业的这位才华横溢的创始人于一六一〇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论技巧、毅力、学识和机敏，他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在他们的传教士中名列第一。他不让中国人接触《圣经》，而以偶像崇拜、仪式主义和神职人员的规条来代替福音的纯正真理，这些做法都被他的继任者坚持下来了，因为它们是派遣他们前来的那个教会的本质特征。耶稣会士把他颂扬为一个具备一切美德的人。同一教会的另一位作者对他的品格作了如下的描述：「利玛窦积极、干练、足智多谋，具有博得大人物欢心或赢得君主宠信所必需的一切才能；但与此同时，他对信仰上的事情知之甚少，正如科农主教所说，只要读一读他论真教的著作，就足以确信他连神学的基本原理都不懂。他与其说是神学家，不如说是政治家，他发现了在中国安然居留的秘诀。帝王们觉得他是一个百般顺从的人；异教徒觉得他是一个迁就他们迷信的传教士；官员们觉得他是一个谙熟一切宫廷权术的彬彬有礼的朝臣；而魔鬼则觉得他是一个忠实的仆人，他非但没有摧毁魔鬼的统治，反而在异教徒中间巩固了它，甚至把它扩展到基督徒中间。他在中国按照他自己的想象宣讲基督的宗教；也就是说，他把异教的迷信忠实地掺杂进去，从而歪曲了它，他采纳了对孔子和祖先的祭祀，并教导基督徒协助和参与偶像的崇拜，只要他们把自己的祈祷献给一个覆盖着鲜花的十字架，或者献给一个偷偷系在假神庙中所点的一支蜡烛上的十字架就行了。」金尼阁于一六一六年记述了他的事业，那时还能看到全部资料，因此人们对他的行为和动机，比对他以后的许多人了解得更为全面。

他死后，由龙华民接替他的职位，龙华民的经验、学识和判断力使他很适合这一职位。许多敌人的活动在一六一六年引起了一场反动，朝廷颁布谕旨，命令所有传教士离境；但他们得到了皈依者的庇护，尤其是由于徐光启的努力，他于一六二二年使驱逐令被撤销，迫害因此停止。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的才能和学识，经徐光启于一六二八年推荐而受到皇帝的赏识，不久便使他成为所有同道之首，并跻身于帝国最杰出的人物之列。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也蜂拥来到这片已由耶稣会士打开的土地，但那些想要建立自己势力的人并不欢迎他们。一六二〇年万历去世，宫中那些支持这一事业的皈依者也相继去世之后，反对它的新势力兴起了，在他年轻的孙子天启短暂的统治期间，麻烦日益增多。在明朝崩溃、当今皇室登上宝座（一六三〇至一六六〇年）的过程中，传教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他们的神父为躲避兵匪的骚扰而退避到安全的地方，皈依者必然得不到教导。北方的传教士站在满洲人一边，汤若望成了新君主及其谋臣的宠臣，被他们任命来修订历法。他成功地证明了原来主管历法的人不称职，历法修订后，他被任命为为此设立的天文机构钦天监的监正，并被授予一品大员的品级和俸禄。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财力，使其他传教士得以入境，在京城修建了两座教堂，并修复了各省许多已经荒废的教堂。

本地皈依者的努力对推进

宗教事业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些早期的信奉者中，保存下来了良（李之藻）、弥格尔（杨廷筠）等教名；但没有人比徐光启和他的孙女甘第大更有名。徐光启以其影响支持这一事业，并捐出家产帮助修建教堂，而经他修润的传教士著作，也为挑剔的学者所接受。他的孙女也一生行善。据杜赫德说，她为证明自己信仰的真诚，在各省修建了三十九座教堂，并印行了一百三十种基督教书籍来教导她的同胞。她听说几个省份的异教徒习惯于把孩子一生下来就遗弃，便办了一所育婴堂；她看到许多盲人为了挣钱在街头讲无稽的故事，便让人教导他们，派他们出去讲述福音书中的种种故事。在她去世前几年，皇帝赐予她「淑人」即「贤德妇人」的封号，并送给她一套饰有珍珠的华丽礼服和头饰，据说她把它们逐渐变卖，把所得用于慈善事业。她怀着与她曾如此热忱地爱慕和侍奉的上帝合而为一的活泼信心，领受了临终圣事。她和她的祖父后来被百姓神化，如今在上海因其善行而受到供奉。由罗马天主教徒管理的、位于该城附近的徐家汇（正确的写法是徐家汇，即「徐家村」）的大型传教机构，如今就坐落在这位杰出人物当年所拥有的土地上。另一位出身显贵、名叫阿加大的夫人，效法甘第大的榜样，热心于同样的事业。尽管这些皈依者的崇拜夹杂着许多谬误，马利亚、依纳爵等人也和基督一样受到他们的敬拜，但我们只能希望，他们的信仰是真诚的，他们的善行是出于谦卑之爱的驱使。（徐光启的《辩学章疏》全文载于《中国丛报》第十九卷。）

在他们工作的最初一百年间，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除了拥有男女皈依者之外，在国内的高门大户中也有朋友。在异教国家的传教事业中，很少有像早期罗马教廷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那样，拥有如此热忱的皈依者，其传教士也很少像他们那样得到富贵的支持者如此多的帮助和庇护。李明谈到，由于汤若望在朝廷中的声望和影响，从事这项工作的所有人都享有很高的恩宠。其中一位出名的人物是方德望，他在陕西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该省传教期间还行了许多奇迹。其中他提到：「韩城有一段时间遭到大群蝗虫的侵袭，蝗虫吃光了所有树叶，把草啃到根部。居民们用尽了他们自己的迷信和符咒的一切手段之后，去求方德望，他答应只要他们成为基督徒，就为他们消除这场灾害。他们答应以后，他便披上领带和白衣，郑重其事地走到大路上，四处洒圣水，一边念诵教会的祷文，尤其是怀着活泼的信心。上帝听了他仆人的声音，第二天所有的蝗虫都不见了。但百姓们不肯履行诺言，于是蝗灾比以前更严重了。他们十分悔恨地来到神父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恳求他再次出面；他又洒了圣水，蝗虫再次消失。于是全镇的人都皈依了，许多年后，这里还被认为是中国最虔诚的教区之一。他的传记作者提到，方德望曾被人从空中送过河；他预言了自己的死期，还行过其他几件这样的奇事；但最大的奇迹是他的一生，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实践一切使徒的美德，并对天主之母怀着温柔的虔敬。」

在顺治年间，北方各省的教堂和皈依者迅速增加，但帝国的南方尚未完全平定，那里的传教士支持明朝的皇位继承者，他的军队由两名基督徒中国将领瞿式耜（教名多默）和焦琏（教名路加）统率。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受了洗，教名分别为海伦娜、玛利亚和君士坦丁，他的母亲还给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写了一封信，表示她对基督教事业的忠诚，并希望通过教皇将这个国家置于上帝的保护之下。教皇亲切地给她回了信，但永历皇帝的死使罗马天主教徒的期望落空了。在顺治年间，汤若望及其同事在北京地位很高，各省的传教事业也很兴旺；但皇帝死后，朝政落入四位辅政大臣之手，由于众所周知他们反对这一新教派，便有人向朝廷上奏，陈述如不加以压制可能产生的祸害。应当提到的是，在此以前三十多年，已有几名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恢复了孟高维诺大主教在北京的工作，尤其是在福建省，一六四八年西班牙人刘方济曾在那里殉教。奏折中说：「耶稣会士反对他们的到来，这些修会之间关于『天』和『上帝』（用以称呼至高存在者的词）的含义和崇拜的争论，泄露了一个重要的秘密，即这一新教义的原则是被用来为那些谋求势力的人的目的服务的。人们还记得，天主教徒留在日本期间，所闻无非是阴谋、分裂和内战；如果不遏制传教士们招收各阶层人士的那种罪恶的热心，这些灾祸迟早可能降临中国。各修会的成员佩戴着勋章、念珠、十字架等特殊标志，随时准备服从他们首领的召唤，而一旦出现颠覆中国现存政治秩序和古老崇拜的成功可能，这些首领会毫无顾忌地率领他们采取行动。」辅政大臣们考虑了这份奏折，一六六五年，在他们指使下的法司判定：「汤若望及其同党，应按向百姓宣扬虚妄有害之教的惑众者治罪。」

尽管汤若望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的老师，地位尊荣，他还是与几名受过洗的高级官员一起被定罪革职。其中有些人丧了命，汤若望本人也于同年八月十六日因悲愤和痛苦而死，享年七十八岁，他曾在五位君主的朝廷中供职三十七年。南怀仁等人被投入监狱，其中一人死在狱中；二十一名耶稣会士和其他修会的一些人被驱逐出境。安文思说他自己「整整四个月身负九条锁链，三条在脖子上，三条在手臂上，三条在腿上；他还被判鞭打四十下，并终身逐出鞑靼。但那时北京发生的一场大地震，使他和他的其余同伴都得到了解救」。然而，他们的获救，大概更多的是由于康熙于一六七一年亲政后的恩宠，而不是由于地震；他很快便释放了南怀仁，任命他为钦天监的官员，并允许传教士们回到各自的教区，不过他禁止他的臣民信奉基督教。这一有利的变化，部分也归功于南怀仁指出了历书中的错误，这些错误表明编历者对天文学最普通的原理一无所知。他们错误地设置了一个闰月，那些不幸的天文官便与被囚的传教士调换了位置，他们设置的闰月被取消，一年也缩短了，令平民百姓大为惊讶。这位神父如此公开地嘲笑高位者的无能而激怒他们，是否明智审慎，是颇可怀疑的。南怀仁还编写了一部天文学著作，题为《康熙永年历法》，皇帝欣然接受，赐予他「大人」的称号，并封赠他所有的亲属。「他在中国没有亲属，但由于耶稣会士彼此互称兄弟，他们便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同样的称号。大多数修士都让人把它写在自己的门上。」

皇帝的恩宠一直持续，传教士们除了在文学和天文方面效劳之外，还以许多显著的贡献来报答他的恩典，其中包括为他的军队铸造大炮。一六三六年，汤若望曾为崇祯铸造了一批大炮，他的继任者南怀仁先后为康熙皇帝铸造了几百门。一六八〇年有一次，各种口径的大炮共三百二十门，要当着朝廷的面试放；但在试放之前，南怀仁「让人准备了一座祭台，上面放一个十字架。然后他穿上白衣，披上领带，向真神礼拜，按中国人表示崇拜的方式俯伏九次，以额叩地九次；然后他念诵教会的祷文，向大炮洒圣水，给每门炮起了一个女圣徒的名字，这名字是他亲自画在炮尾上的」。有些高级官员仍然反对容忍外国神父，浙江巡抚就着手执行禁止他们入境和传教的法律；但南怀仁向皇帝说明他们是优秀的数学家和学者，使他们获得了释放。没有一个外国人曾像这位能干的神父那样，得到中国统治者如此大的恩宠和信任。他以勤奋、学识和纯洁的品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机会都用于为他们谋福利，看来确实配得上这种恩宠。他在北京居住的三十年（一六五八至一六八八年），是在多疑的观察者的注视下度过的；但他的谦逊最终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他的著作和虔修也博得了他们的赞许。

在这整个时期——或者至少是自从其他修会来协助这一工作以来——正如前面已经暗示的，罗耀拉、多明我和方济各的门徒之间一直争论不休，其起因大概是彼此的竞争，但表面上则涉及对已故祖先和孔子所行的礼仪。利玛窦曾为耶稣会士制定过规则，其中他认为这些习俗仅仅是民事的、世俗的，可以容许皈依者奉行。然而，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反对这一观点，宣称这些习俗是偶像崇拜、是有罪的，传信部便据此谴责了这些习俗，一六四五年英诺森十世确认了这一判决。罗马教廷的这一教令使耶稣会士颇感恼火，他们着手设法使之得到复审。卫匡国作为他们的主要代表被派往罗马，他通过许多解释和证明，使宗教裁判所的法庭满意地确认了这些礼仪的民事性质，一六五六年亚历山大七世批准了这一意见。于是就有了两道几乎互相对立的「无误」教令，因为亚历山大小心地避免直接否定英诺森的通谕，他的判决措辞使双方都可以援引。当所有传教士都被囚禁或被遣送到广州时，出现了一个共同商议并决定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好机会。一六六五年，二十三名神父在广州的耶稣会修院集会，起草了四十二条作为今后的行为准则，全部获得一致通过。其中有关礼仪的一条如下：

「关于中国人祭祀孔子和死者的习俗，应始终遵循一六五六年经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陛下批准的普世宗教裁判所圣部的答复；因为该答复所依据的是最有可能的意见，并无明显的相反证据；既然承认了这种可能性，就不应对无数中国人关闭得救之门，因为如果禁止他们从事那些他们可以合法地、无损于信仰地从事的事情，并强迫他们放弃那些一旦放弃便会产生严重后果的东西，他们就会抛弃我们的基督教。」

这次会议的一名成员，多明我会士闵明我，不久便表示异议，争论又像从前一样激烈地重新展开。耶稣会士的反对者抱怨说，他们教导皈依者说基督教与他们自己的信仰一般来说差别不大，并容许他们保留旧有的迷信；此外，还指控他们奢侈、野心勃勃，为了插手国家事务而荒废传教的职责。耶稣会士对这些指控予以反驳，不过从莫斯海姆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中有些人部分地承认了这些指控是真实的。一六九三年，住在中国的宗座代牧、主教颜珰，凭自己的权威发布了一道训令，与宗教裁判所和教皇的决定截然相反，他在训令中宣称，「天」只不过是指物质的天空，中国的习俗和礼仪是偶像崇拜。一六九九年，耶稣会士以下面这份奏疏将此事提交皇帝：

「臣等虽系远方之人，谨恭恳皇上就以下各点明白训示。欧洲学者闻中国人有祭孔子之礼，有祭天之礼，有祭祖先之礼；虽信此等礼仪、祭祀皆本于理，而不知其真意所在，切望臣等为之陈明。臣等向来以为，中国之尊孔子，乃敬其为师表，其所行之礼，惟此一意，别无他意。祭祖之礼，不过所以表爱亲之心，追念其生前之恩。祭天之礼，非祭目所见之苍天，乃祭天地万物之主宰、创造者与保存者。臣等于中国此等礼仪，向来如此解释；然外邦之人，于此等要事，不能如中国人自身之确知，故敢恳皇上不吝赐示。臣等敬谨俟命。」

一七〇〇年，皇帝对这份奏疏以及另一份呈给他的奏疏的批复，被送交教皇；他在批复中宣称：「『天』指的是真神，中国的习俗是政治性的。」耶稣会士的敌人说，他们「通过向许多中国人索取誓言来证实御批中所表达的观点，而这些中国人中有许多出身最下层，不仅完全不懂他们本国文字中许多字的意思，甚至连基督教的教义也不懂」。双方都竭尽全力影响教皇的决定，但耶稣会士失败了。一七〇四年，克莱门特十一世的一道教令确认了颜珰主教的决定。这一决定是经过仔细而坦诚的审查之后作出的，其要点如下：「由于用欧洲的词语不便在中文中称呼真神，我们必须使用『天主』一词，即『天之主』，此词在中国已使用很久，并为传教士及其皈依者所认可。相反，我们必须绝对摒弃『天』和『上帝』这两个称呼；因此，决不允许在教堂中悬挂题有『敬天』字样的匾额。」梵蒂冈教廷已经派遣了一位特使兼宗座巡阅使前往中国，此人就是

多罗，他被祝圣为安提阿宗主教，以便在他所要前往的遥远地区拥有足够尊贵的头衔。

这位特使于一七〇五年四月在澳门登岸，受到澳门总督和主教表面上的隆重接待。他于十二月到达北京，但耶稣会士已使皇帝对他怀有成见，在一七〇六年六月皇帝给予他的一次召见中，皇帝提出了这个问题，以了解特使的看法。然而，经过一番拖延之后，这位宗主教公布了教皇的训令，而训令与君主的决定是相反的。康熙不是一个会把立法管辖自己臣民的权利转交给教皇的人，一七〇六年十二月，他下诏宣布，凡宣讲利玛窦之说的传教士，他将予以支持，而遵从颜珰之说的，则将加以迫害。他指派了考官来查问他们的观点，但已被放逐到澳门的多罗却以绝罚相威胁，禁止传教士们与考官讨论这些问题。澳门主教把特使软禁在一所私宅里，当特使运用他的教会权威和权力来对付他的敌人时，主教竟在他住所的门上贴出一纸训诫，劝他在三天之内撤销他的谴责，否则就处以绝罚，并要他向本教区主教出示他的特使身份的证明。多罗则以一个更为严厉的判决回敬主教。就在这个时候，即一七一〇年一月，有三名新来的传教士到达澳门，其中之一马国贤神父，记述了他们避开看守的监视、夜间去狱中拜访特使的经过。马国贤说，各修会约有四十名传教士与多罗——他不久前已被擢升为枢机主教——一起被拘禁，但他自己和他的同伴则未受拘束。这位枢机主教向广州总督送去一份抗议书，抗议对他的拘禁，同时还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说有六名传教士从欧洲到来，其中三人通晓数学、音乐和绘画。马国贤是被指定为画师的那个人，他说他只懂得这门艺术的一点皮毛，并记下了他对自己的职业被这样改变的不满，但不久他便顺从了。多罗于同年七月死于拘禁之中。

多罗的做法基本上得到了教皇的确认，一七一五年，教皇又经由里斯本派出另一位特使嘉乐，他在北京受到了善待。他「奉命向康熙表达教皇对他宽宏大量地善待传教士的真诚感激，请求准许他作为传教士之长或整个传教区的会长留在中国，并求得康熙同意让中国的基督徒服从教皇陛下关于礼仪的决定」。皇帝避而不谈礼仪问题，特使不久便看出，皇上不会交出他固有权威的任何一部分，于是在最后一次召见时请求并获准返回欧洲，他于一七二一年三月三日启程。十八世纪的头十五年，是罗马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最兴旺的时期。据说仅在两江总督辖区内就有一百座教堂和十万名皈依者。一七〇八年至一七一八年间，奉皇帝之命进行了全国测绘，由十名耶稣会士主持，其中以雷孝思、白晋和杜德美最为突出。这在当时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考虑到他们所拥有的仪器、所走过的广大地域以及他们助手所受的不完善的教育，其精确和完备最能说明测绘者的才能。（一七六一年，蒋友仁和刘松龄又进行了一次补充测绘，呈献给乾隆皇帝。）

各修会传教士之间的争论，一些皈依者对皇帝关于祭祖礼仪的命令的抗拒，再加上他自己的官员关于这一新宗教有破坏他的权威之倾向的陈奏，逐渐使他看清了这些传教者的真面目。一七一八年，他下令，任何传教士未经他本人准许，不得留在国内，而准许只有在他们保证遵守利玛窦的规矩之后才会发给。然而，任何欧洲传教士要前往中国，都必须签署一份誓词，保证完全彻底地服从克莱门特十一世关于这些礼仪的命令，毫不推诿地遵守那些训令。康熙了解了所有这些情况，便采取措施，逐步限制传教士的工作，把他们留在自己身边的宫廷里，同时容许各省进行迫害。马国贤的著作为这一策略提供了证据，这是中国政策的典型特点。

一七二三年康熙死后，政府在他的儿子雍正治下的意图更加明显了。一七二四年颁布了一道命令，严禁一切传播「天主教」即「天之主的宗教」——当时以及此后一直这样称呼——的活动。凡是北京不需要其从事科学工作的传教士，一律勒令出境，这使三十多万皈依者失去了导师。许多传教士躲藏起来，皈依者们冒着死亡的危险，表现出极大的忠诚来庇护他们。传教士们到了准许他们居留的广州之后，便设法回到他们的教友中间去，而且常常获得成功。留在北京的传教士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图恢复从前的宽容，但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各省的敌人骚扰皈依者以勒索钱财，他们找到了许多帮手，这些人知道这一被禁信仰的所有主要信徒的姓名和境况，帮助强迫他们违背良心，否则就失去财产。

雍正的谕旨在罗马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从那时起，他们经历了时静时乱的不同境遇，但总的来说，人数和影响都在减少，直到一八五八年的条约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十八世纪后期法国和欧洲的动乱，使传教事业的支持者把注意力从中国的传教区移开，而在中国国内，禁止传播基督教的法律的维持，以及某个热心的官员偶尔逮捕神父和教徒，又使其进一步减少。乾隆于一七三六年即位后不久颁布的谕旨表明，不能指望朝廷有任何支持；统治者们对这些外国人极为不满，几乎准备采取任何措施把他们从国内清除出去。也许他们个人的行为与这种做法不无关系，因为不能被指责为有偏见的马国贤，在谈到皈依者的人数时说：「如果我们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行事少些排场，使自己的举止适应各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皈依者的人数就会大大增加。他们的衣服是用最华贵的料子做的；他们从不步行，总是乘轿、骑马或坐船，后面跟着许多随从。除了少数值得尊敬的例外，所有的传教士都这样生活；因此，由于他们从不与百姓混在一起，所以很少使人皈依。我们神圣的宗教在这一带的传播，几乎完全归功于他们手下的传道员、其他基督徒，或分发中文的基督教书籍。因此，几乎没有一个传教士能够夸口说曾靠自己的布道使一个人皈依，因为他们只不过是给那些已被别人引导皈依的人施洗而已。」但这位传教士后来又为他们不布道提出了一个好得多的理由，他补充说，直到他那时的一七一四年，「还没有一个传教士能够攻克语言关，使一般百姓听懂他的话」。不过，这句话需要作一些解释。从一五八〇年到一七二四年，从欧洲派来的传教士约有五百人，在一个半世纪中平均每年不到四人。

新皇帝的意图一旦为人所知，骚扰基督徒的机会就不会久缺了。一七四七年，迫害波及所有省份，福建的白多禄主教和五名多明我会神父丧生。在其他地方能找到的所有外国神父都被遣送出境——当中国人以为其中有些人已经从放逐中回来过一次时，这种宽大就更显得突出了。四川和山西的传教区受害最深，但由于其牧者的热忱，比其他地方维持得更好；他们的主教穆天尺以及他的继任者博方济，在一七一二年至一七九二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设法留在了国内。云南和贵州的传教区不如四川的兴旺。在四川，艾若望于一七六七年被捕，为他前来宣讲的信仰受了很多苦；他在狱中关了十年，后来由于一位在政府中供职的耶稣会士的努力才获释放。此后几年，这一修会享有相对的平静，但一七八四年，由于在湖广查获了四名正在前往其传教区途中的欧洲人，官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搜查和逮捕所有外国神父及其同谋。广州传教区的司库德拉图尔先生——他们正是经由他的安排被送入内地的——被逮捕并押解到北京；而为他作保的行商，不惜拿出十二万两白银来换取自己的平安，还庆幸不已。

当时在四川的冯若望详细记述了他自己被捕、受审和坐牢的经过，以及他的传教士同伴所受苦难的许多细节。有十八名欧洲人因此被从各传教区带走，但没有一个人真正被处决；十二人被判终身监禁，六人已死去，但由于某种原因，皇帝在判决后不久便撤销了这道谕旨，让他们全都选择是为他效力还是离开中国；十二人中有九人宁愿离开，另外三人则去京城加入了那里的神父。这次搜捕如此严密，以至于很少有外国人漏网。博方济没有被捕，不过他有一次不得不在一所小屋里躲藏一个月，那地方如此狭窄，他几乎不敢咳嗽或吐痰，生怕被人发现。冯若望和徐德新退到马尼拉，在那里受到极大的礼遇，过了一段时间又得以回到四川。前者于一八〇一年安然去世，但徐德新于一八一四年被斩首（他后来被封为圣人）；一八一六年蓝月旺在湖北被绞死，三年后刘克莱也被绞死；在此期间，舍夫勒、博纳尔和迪亚斯丧生，一八五六年马赖丧生。但没有资料可以说明，在这些风暴中遭受死刑、酷刑、监禁和流放的中国神父和教徒有多少。当时的著作中所载的他们在酷刑和残酷的嘲弄下所表现出的坚贞不渝和欣然刚毅的记录，证明了他们对基督的信仰。马歇尔的著作中对这些细节作了概述，其人数大概可以合理地估计为数以百计。

从一七〇七年谕旨颁布到一八二〇年这段时期，比这以后的时期更少引起读者兴趣的内容。那时欧洲恢复了安定，敦促人们重新开始这一工作；此后，《传信年鉴》在各传教区会长和主教们的认可下，接续从前由《耶稣会士书简集》所记载的传教叙事。在任何时期都不容易了解传教区的状况和人数，因为在南怀仁和巴多明那兴旺的时代，所提供的资料只是数以百计的教堂、数以十万计的皈依者、数以十计的传教士、学校、传道员、神父和传教站之类的模糊估计。也许许多早期的统计资料已经散失，但要获得准确的资料从来就不容易，而且这些资料常常不向公众公布。与新教传教团不同，教会的整体并不要求传教区的管理者对经费的用途负责或作出交代。一八二〇年的一项估计是：主教六人，助理主教二人，外国传教士二十三人，中国神父八十人，皈依者二十一万五千人。一八三九年，《传信年鉴》中的一个表列出当年有主教八人，外国人五十七人，中国神父一百一十四人，皈依者三十万三千人。一八四六年的记录显示有主教十二人，助理主教七八人，外国传教士八十人，中国神父九十人，皈依者四十万人；四川列有男校五十四所，女校一百一十四所。一八六六年，他们报告有主教二十人，外国传教士二百三十三人，中国神父二百三十七人，修院十二所，其中七所有学生三百三十一人，皈依者三十六万三千人；这些数字只包括十八行省。一八七〇年的表显示，外国人（主教和传教士）二百五十四人，九个省份有中国神父一百三十八人，皈依者四十万四千五百三十人。

最后，从香港的《天主教纪录报》中我们得知，一八八一年的统计是：主教四十一人；欧洲神父六百六十四人；中国神父五百五十九人；皈依者总数一百零九万二千八百一十八人；修院三十四所；女修院三十四所。刊登这一摘要的报纸称其「出自最可靠的来源」，却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些传教区或修院位于何处、各省人数各为多少的资料。此外，也不大容易弄清什么才算一所修院，或者这些机构的程度在全国是否一致。除了在国内所受的教育之外，每年还有一些中国人被送到罗马，在传信部学院受教育。皈依者的总数包括了表面上奉行教会仪式的各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在这些信徒不时遭受的迫害中，有些人离开了信仰，但这些早期皈依者的后代中有许多人世世代代忠于他们的祖先在较有利的形势下所接受的宗教。因此，这一估计代表的是目前追随他们的人数，其中许多是早期皈依者的后代；这么多的追随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然增殖。我们没有关于每年皈依人数的资料。在华南的一个有罗马天主教徒居住的村子里，人们注意到，其增长几乎完全靠自然繁衍。天主教家庭的女孩只许嫁给同教的人。男子娶异教徒为妻，条件是她们答应成为天主教徒。这个村子里最初成为皈依者的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现在这里的信徒有一百多人，全都是这第一对夫妇的后代；这一增长完全是由于自然繁衍和婚姻。

自一八五八年的条约使门户进一步开放以来，传教区的管理已由不同的修会分担，它们在各省分配了自己的工作人员。遣使会负责直隶、江西和浙江；方济各会负责山东、山西、陕西和湖广；耶稣会负责江南和直隶东部；多明我会负责福建；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整个西部和西南地区以及满洲；米兰的一个修会负责河南，比利时的另一个修会在蒙古工作。一八四四年法国驻华使节拉萼尼先生，成功地使中国统治者正式承认了基督教，并使其信奉者得到保护，每一个传教事业的祝福者都应感谢他。中国当局容许这些活动的意图，是把它们限制在新开的通商口岸，只有在那里才能修建教堂，因为传教士不得自由进入内地。一八四四年的这一部分许可，为一八五八年条约中的宽容条款铺平了道路，那时在天津的四国从皇帝那里获得了对基督教工作者和信奉者在中国人中间之权利的更为明确的承认。这些条款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有效，事实证明，它们对基督的信仰及其信徒所起的保障和担保作用，甚至超出了最初提出这些条款的人的希望。

罗马天主教徒在中国人中间独自进行的工作

，自利玛窦被接纳进入北京之日算起，历时约二百五十年。他们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各种著作，不仅包括他们工作的详情，而且包括当时有关中国人的几乎全部知识。刘应、冯秉正、金尼阁、曾德昭、钱德明、李明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论文、译作、史书、游记等，至今仍可供那些想了解他们事迹的人参考。每一个读者都必定敬重这些在从事他们的事业中受苦和劳作、兴旺和死去的人。关于这项工作能否自养，值得考虑的是，他们的一贯经验表明，无论皈依者多么众多、多么热忱，欧洲的牧者和监督者的存在，对于他们的灵性兴旺都是不可或缺的。这究竟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特点，还是由于这些皈依者实际上所受的基督教教导和所具有的基督教原则太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容易判定的。很难指望异教徒在他们被教导去跪拜的图画、偶像和十字架面前，立即看出他们旧有的崇拜与新信仰的仪式之间有多大区别。在这方面，中国神父和传道员并没有被教导要把上帝的律法和圣言的权威置于一切人的教训之上，因为第二诫早已从十诫中删去了，这样就使禁止人制作、侍奉或跪拜这类东西的上帝命令归于无效。也许正是他们宗教训练中的这一缺陷，使这些中国神父一直处于外国人的监护之下，妨碍了在他们监督下维持能够自养的本土教会。

从前，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要冒相当大的风险，要经历耽搁和种种不确定性，这是由于那些受托照顾他们的向导软弱或无知，以及一旦被发现所要承担的风险。这一切如今都已过去，进入帝国各地甚至比康熙皇帝时代还要自由。在早期，人们对传教工作的开展，不像现在经过长期经验之后那样了解，对教育和自养也不那么重视。这些方面即使在欧洲也没有受到重视，我们不应指望这棵树的枝条比它的树干长得更加茁壮。在最近二十年里，不仅罗马天主教传教区的神学院增加了，到一八五九年已开办了十八所，而且随着仁爱修女会的引入，成千上万的幼童学习针线、读书和各种手艺，为有用的生活作准备。这些学校和孤儿院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为儿童和成人施洗，一直是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如果屡屡提及可以作为证据的话）为垂死者，即异教徒的垂死儿童施洗。据方济各·维罗勒说，从事这项工作的通常是年长的妇女，「她们有治疗小儿疾病的经验。她们带着无害的药丸和一瓶她们称颂其功效的圣水，进入有病孩的人家，查看孩子是否有生命危险；如果有，就告诉父母，说在用别的药之前，必须先用她们瓶中的洁净之水洗手。父母不疑有此善意的计谋，欣然同意，靠着这些无害的欺骗，我们在本传教区每年使七八千名婴儿受洗」。另一位传教士，近年来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徐德新说：「为异教徒父母的婴儿施洗的妇女，自称是献身于医治婴儿的人，免费给药，以履行她们父亲的誓愿，因为她们的父亲命令她们以此作为善行。」以这种方式被从永罚中拯救出来的受洗儿童的人数，在年度报告中有详细的记载，传教士们还为他们在法国和其他地方的资助者计算出这项工作所需的费用，以及每拯救一个灵魂的成本；而派遣这些女施洗者的求援呼吁，就是以这些表格报告为依据的。然而，即使是一个坦诚的、相信未受洗的婴儿将永远沉沦的罗马天主教徒，也可能会问：由妇女和未受祝圣的平信徒所施的洗礼是否有效？而偷偷地、以虚假借口所施的洗礼是否合乎礼规，就更成问题了。所有传教区每年以这种方式施洗的人数，不能估计为比五万少多少，有些年份超过十万。在一般情况下，孩子在这种偷偷的洗礼之后如果碰巧活了下来，似乎并没有人关心他。

对皈依者的教导微不足道，部分是由于一个教区的范围太大，部分是由于传教士对语言掌握得不完善。他们经常遭受的烦扰促使他们小心谨慎；诚然，如果一个传教士相信洗礼、坚振、告解和赦罪就是一个皈依者得救所需的全部信仰证据，那就不能指望他会认为有必要给他们长期的教导。许多年前，四川的卡拉德尔主教这样描述了通常使皈依者与同胞或官府发生纠纷的原因；这些原因至今仍部分适用。

第一，基督徒常被他们的敌人以及属于三合会或白莲教的人混同于这些会社的成员。

第二，基督徒拒绝为修建或修缮庙宇捐款，也拒绝为偶像崇拜的节庆和迷信仪式出钱；不过，据《传信年鉴》说，为了避免敌人的恶意，他们有时也负担随后的演戏费用。

第三，「在中国，婚约几乎是不可解除的，每当基督徒拒绝通过完成一桩已经开始的婚事来履行婚约时，他们就被看作违法者，并受到相应的对待」。这是最常见的纠纷根源，尤其是当女孩的父母在订婚后成了皈依者，而另一方又急于履行婚约的时候。这些婚约有时是以相当不择手段的方式被毁掉的，没有什么比基督徒拒绝遵守这些婚约更使他们招人憎恨的了。有一次，这位主教协助毁掉了这样一桩婚约：女孩的姐妹死了，父母便声称死去的那个才是订了婚的。他补充说：「我认为，父母的信仰和他们动机的纯洁，很容易使他们在上帝面前得到撒谎之罪的宽恕。」在其他场合，传教士们劝信教的一方发誓守独身，以此来设法解除这些婚约。

第四，由于与欧洲人的一切往来都被禁止，官员们便通过搜查十字架、日课经等礼拜用品，千方百计地寻找欧洲人在国内存在的一切证据。

第五，皈依者对祖先不够尊敬，这在异教徒眼中始终是一种冒犯，导致互相指责和令人烦恼的骚扰。

第六，由于皈依者必须撤下祖先的神牌，以便供上他们自己宗教的牌位，这种改变很少得到原谅，人们便借此进行迫害。

第七，新教徒不明智的热心，使他们打碎偶像或侮辱公众崇拜的对象，这是引起迫害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第八，传教士之间关于礼仪的争论，常常引起纠纷。

除了这些原因（其中一些现已消除）之外，自从条约准许容忍基督教以来，又产生了另一些原因，而且可能进一步发展。一八七一年天津教案之后，中国政府起草的一份节略中讨论了这些原因，并提出了八条管理章程。所列举的不满涉及：孤儿院中将儿童与外界隔绝；妇女参加宗教集会；传教士干预诉讼以庇护罪犯，以及他们互换护照；新教徒劫夺罪犯使其逃脱法网；传教士模仿中国官员的派头；最后，他们索还据称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而不问此地在此期间归谁所有。最后这一点此后已经停止，其他几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约束。

基督徒有时拒绝按照亲属所要求的偶像崇拜仪式安葬已故的亲友，后者因此有时把事情告到官府，或者进行种种小小的骚扰。为了保持新教徒的虔诚精神，传教士们发给他们苦像、圣髑盒和其他物品，「上帝在他们中间行了几件奇迹，以认可这种做法」。在神父和百姓的心目中，这些物品大概对那些骚扰和折磨异教徒、却从不侵扰基督徒的魔鬼有不小的影响。冯若望一七七四年从四川省城写信给他父亲说：「对异教徒来说，最明显、而且始终有效的证据，就是基督徒制伏魔鬼的能力。这些可怜的不信者受折磨之深，令人吃惊，他们只有在基督徒的祈祷中才能找到救治，靠基督徒的帮助他们得到解脱，然后便皈依了。离这里七八里格的地方，有一所房子被魔鬼骚扰了一个月；魔鬼虐待所有走近它们的人，还几次放火烧那所住宅。他们求助于各种迷信仪式，请来了本地的僧道，但都毫无效果；我所寄居的这家的主人现在已去帮助他们了。他是一个信心活泼的人，已经行过许多奇迹般的治疗。」

把这与鄂多立克修士关于「修士们在鞑靼如何对付魔鬼」的记述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在他的《游记》中我们读到：「全能的上帝赐给小兄弟会修士们如此大的恩典，以至于在大鞑靼，他们把从被附身者身上驱逐魔鬼看作毫不费力的事，确实不比把一条狗赶出屋子更难。因为在那一带有许多被魔鬼附身的人，男女都有，人们把他们捆起来，从远达十天路程的地方送到我们的修士这里来。修士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魔鬼立即从被附身者的身体中出来，魔鬼服从这一命令，立即就出来了。然后，那些从魔鬼手中获得解救的人立即要求受洗；修士们拿起他们用毡子做的偶像，把它们拿到火边，这时四乡的人都聚集起来，观看邻人的神像被焚烧。修士们于是把偶像扔进火里，但偶像又跳了出来。于是修士们拿来圣水洒在火上，这立刻把魔鬼从火中赶走；修士们再把偶像扔进火里，它们便被烧掉了。这时空中的魔鬼大声叫喊道：『看哪！看哪！我是怎样被赶出我的住处的！』我们的修士就是这样在那个国家为大批的人施洗的。」

当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即使自己不赞同，也容许他们的皈依者抱有这样的观念，并支持他们为被附身者驱魔的努力时，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有很高的知识或虔诚。如果说他们被从异教的黑暗中领了出来，那么他们被领进的光明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说有所改善的话，那光明也几乎亮不到足以使他们分辨树和人的程度。

佛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相似之处已在前面提到过，从一方皈依另一方的人所看到的变化，并不比从佛教转向儒教那些形而上学的玄想时所看到的更多。如果罗马天主教神父容许他们的皈依者在异教偶像前礼拜，只要在蜡烛里放一个十字架就行，那么对后者来说，把已故父母的名字放在「宗教牌位」的后面，一并加以礼拜，也就不难了。与这种许可相类似的，是上海附近一座罗马天主教祭坛上所雕刻的十字架与龙的组合（见插图），异教徒和基督徒都可以同样在它前面礼拜。

羔羊像、十字架等很容易代替铜钱和符咒，要相信前者和后者同样有效，肯定不需要多大的信心。新教徒撤下家中或店中写着「神」字的牌位，换上另一块写着「真主造天地人物」即「上帝，真主，创造天、地、人和万物者」的牌位，在它前面焚烧的香与在前者前面焚烧的一样。中国的半神被换成了外国的圣徒，不同的是，现在他们崇拜的是他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以前他们从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中多少知道一些那位古代英雄的名字和品格。他们确实不再敬拜天后圣母妈祖婆了，但俯伏在天后圣母马利亚面前，在真宗教上又有什么进步呢？百姓用同一个名称称呼佛教偶像和罗马天主教的圣像，对二者的仪式也使用大致相同的说法。这样的皈依者很容易数以千计；考虑到事情的性质，中国的全体人民没有早就成为这一信仰的「虔诚信徒」，那倒确实是一件怪事了。在这种情况下，皈依所依赖的几乎是任何其他种类的影响，而不是圣灵在一个明白的心灵和一个苏醒的良心中赐福于他自己的道的影响。（四川的皈依者有时从路边偷走偶像。）传教士们写道：「他们到达后三四个月就被迫布道，那时他们对语言的掌握还不足以使人听懂，也不足以使自己听懂，却看到听众立即接受了基督教。」

对于这些皈依者，除了根据他们的导师的著作所给出的或从中推出的判断之外，我们不作任何判断。人性的基本特征到处都是一样的，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的生活，无论在哪里都会根据真理的敌人所得到的自由程度，引起反对、诽谤、迫害和死亡。在罗马天主教的信徒中可能有真正的皈依者；但是，自从利玛窦在南京立足以来的三百年间，这一大批基督徒在中国的广大人口中产生了什么有益的影响呢？没有，绝对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影响。有些传教士写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一种虔诚的热情和真正的

基督教原则，值得大家效法。《传信年鉴》所载最好的书信中，有一封是徐德新写给他当时在槟榔屿的学生的。这是一封长信，其中（除一处之外）没有任何最严格的新教徒不会赞同的内容。同一集子中所载的、一八三八年在安南被绞死的传教士嘉林在狱中所写的大部分书信，也可以这样说。读了这两个人的书信——他们都为自己所宣讲的信仰而殉道——几乎不可能怀疑他们是真诚地爱着、信靠着他们所宣扬的救主的。他们的许多皈依者也在信仰上表现出极大的坚贞，宁愿遭受迫害、酷刑、监禁、流放和死亡，也不愿背弃信仰，尽管官员们为了避免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用尽一切办法诱使他们含糊其辞、心口不一。如果说丧失一切是虔诚的证据，那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配得上这种美德。但是，除非与偶像崇拜和迷信完全决裂；除非废除告解，停止对圣母的崇拜、佩戴十字架和念珠、依靠仪式和苦修；除非把全部《圣经》和十诫教给皈依者；简言之，除非以唯独因信称义这一根本教义代替种种形式的因行称义，否则，中国的罗马天主教皈依者的大多数，很难被认为比受过洗的异教徒好多少。

现在我们转而简略地考察一下新教徒在中国人中间的努力以及他们的工作所取得的结果。自从《南京条约》向他们开放五个口岸、使他们得以在帝国境内直接工作以来，还不到四十年，迄今的结果必然带有新事业的不完善性。他们的工作方式与其前辈的工作方式之间的根本区别，从「天主教」和「耶稣教」这两个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罗马天主教徒主要依靠他们的教导和仪式来使人皈依，新教徒则依靠宣讲上帝的道以及对其中活泼真理的祝福。

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是英国莫佩斯的马礼逊牧师，他是由伦敦会派遣的。他经由纽约，于一八〇七年九月到达广州，在纽约米尔纳和布尔两位先生的商馆里安静地住了一年。他很早就结识了小斯当东爵士，后者是他最坚定的朋友之一，当时已精通中国学问；英国商馆的大班罗伯茨先生劝他向中国人公开说明他要把《圣经》译成中文的意图，理由是这是一部基督徒极为尊重的神圣的书，中国人应当有机会研究它。由于与贸易有关的种种困难，他于一八〇八年不得不与所有英国臣民一起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他认为在那里谨慎地深居简出是明智的，以免过分引起葡萄牙神父的注意。他的同工米怜博士谈到他性格中的这些特点时说：「那种不肯被征服的忍耐，那种永不疲倦的勤奋，那种始终战战兢兢的谨慎，以及那种自然而然地寻求隐退的好学习惯，最适合于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

一八〇九年，他与玛丽·莫顿小姐结婚，并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翻译的任命，他在公司任职直到一八三四年。他的地位如今已为人所熟知，他与公司的公务关系为他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安全，使他能够勤奋而放心地从事他的工作。在他所处的境况下，他无疑做得很明智，因为若没有这个强大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他的字典很难印出来，他的《圣经》翻译和其他著作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进行。一八一四年，全部《新约》出版，其中约一半是马礼逊翻译的，其余部分是根据一七三九年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一份手稿修订的。

米怜牧师于一八一三年七月作为他的同工到来，住在广州，把妻子留在澳门。一八一四年，他带着约一万七千册《新约》和传单，乘船前往南洋群岛，在那里的中国人中间散发。他途中在邦加停留，然后前往爪哇，在那里受到莱佛士爵士的接待，莱佛士在支持和赞助传教事业方面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米怜得以走遍全岛，分发他所带的书。他从爪哇前往当时还是荷兰殖民地的马六甲，后来又回到广州，在那里未受打扰地住了下来，尽管当时一场严厉的迫害正在全国针对基督徒进行，徐德新就是在这场迫害中丧生的。米怜发现在中国很难开展他的工作（因为东印度公司不肯支持他），于一八一五年带着一名教师和几名印刷中文书籍的工人乘船前往马六甲；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一八二二年去世。

派马礼逊到广州的主要目的，即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他很早就在自己的住所里为他的仆人和熟人开始了主日礼拜，从未中断，不过在他生前，这种礼拜并未发展成一个正式的公开会众。他认为这是他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一八一四年，他的听众之一蔡高表白了信仰并受了洗，这使他深受鼓舞。蔡高是第一个皈依者，从他后来的生活来看，有理由希望他是真诚相信而得救的。

字典的编纂进展顺利，一八一四年，公司机构中的几位人士，其中以埃尔芬斯通先生和小斯当东爵士最为突出，热心于设法把它印出来。董事会以最慷慨的规模响应了这一申请，派来了印刷工汤姆斯，还带来了一个印刷所。第一卷于一八一七年出版，全书六卷，四开本，共四千五百九十五页，于一八二三年完成，耗资约一万二千英镑。它由三部分组成，即按部首排列的汉字、按读音排列的汉字，以及英汉部分。这部著作对增进中国文学知识贡献很大，它对传教事业的帮助更是大得多。这个计划对于一个人来说有些过于庞大了，而且有很多重复；一八五四年，第二部分以较小的开本重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补。

在字典付印的同时，《旧约》的翻译也在马礼逊和米怜的共同努力下进行，一八一八年十一月，全部《圣经》出版。马士曼博士在塞兰坡所译的另一个译本，于一八二二年完成，并用活字印刷。浸礼会的这个译本从未再版，在中国人中间流传的册数也比较少。这两个译本都能使一个真诚寻求真理的人明白其意思，尽管二者都有可以批评之处，也都有初译所难免的错误。它们如今已被列入被取代的译本之列，就像其他语言中威克里夫和丁道尔的译本、古拉丁译本和乌尔菲拉的译本一样，但人们将永远怀着感激之情看待它们。

在从事这些工作的那些年里，马礼逊出版了一本论救赎的小册子、《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译本、英国国教的祈祷书、《旧约》历史纲要、一本赞美诗集和一本《环游世界》；总共印刷和散发了近三万册。他仿照一本普通的英语语法编写了一部汉语语法，一八一五年在塞兰坡印行；还编写了一卷关于中国的纪年、节日、地理及其他方面的杂录，题为《中国一览》。他的著作目录共有三十一种，其中十九种是英文的；每一种都证明了他的学识和虔诚。一八二一年，马礼逊夫人去世，约八个月后他访问了马六甲和新加坡，在那里看到的情形使他十分高兴。英华书院当时由高大卫主持，这位创办人的来访，使院长和学生都受到了鼓舞。一八二四年，他回到英国，受到英王乔治四世的礼遇，得到了所有关心促进宗教和学术的人的赞许。在英国期间，他出版了一卷讲道集和一部名为《中国杂记》的杂录；他再次结婚之后，于一八二六年五月又一次离开祖国，这一次的情形与第一次大不相同了。在他离开期间，广州的传教工作由第一位中国传道人梁恭发即梁阿发负责，马礼逊曾按立他为布道员。这位可敬的人在广州从事布道和写作的有益工作，直到一八五五年在该城去世，而一八三四年他曾被迫从那里逃命。就时间而言，他理所当然地在中国新教本土传道人中居于首位，他的著作也非常成功，十分有益。

在马礼逊回来到他去世的那几年里，他主要忙于担任公司翻译的职务和从事著述。他的《回忆录》提供了这些著作内容的全部细节，以及他那有益而平淡的一生的详情。他晚年因五位来自美国的同工的到来而感到欣慰，自从米怜于一八一四年离开他以来，他们是第一批来协助他的人。一八三四年四月东印度公司的机构解散时，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的翻译，但他于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去世，享年五十二岁，那时他已因二十七年孤军奋斗而精力衰竭了。

也许从来没有两个人比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创始人更不相像了，也没有什么工作计划比利玛窦和马礼逊所采取的计划更不相同了。我们已经根据友好的资料概述了前者一生的事业。马礼逊被派出时，伦敦会的董事们这样表达了他们对他工作的看法：「我们相信，在你完成学会这门语言的伟大目标之前，不会有人反对你继续留在广州；这一点做到之后，你也许不久就可以开始把这一成就用于一个可能对世界大有用处的方向；也许你会有幸编成一部比以往任何一部都更全面、更准确的汉语字典，或者有更大的荣幸，把神圣的《圣经》译成人类三分之一的人所说的语言。」这样托付给一个人的事业，只是一个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它的策划者还是他们的合作者，都没有认为它会就此结束。他们知道，要使使用汉语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福音化并得到提高，这项伟大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而这里所提到的工作是其中最重要的。马礼逊登上中国海岸时，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即使他试图闯进去，即使采用利玛窦那样的办法，也没有最终成功的希望。如果没有东印度公司的保护，他是否能在那里住下去都是疑问。在他付出了全部的辛劳、信心和祈祷之后，他只看到三四个皈依者，没有教堂、学校或公开聚集的会众；但他的最后一封信流露出与他初次出来时同样的愿望：「我耐心地等待着神圣天意的进程所将展现的事件。主作王了。如果上帝我们救主的国度在中国兴旺，一切都会好的；其他事情相比之下都不太重要。」他死的时候，东亚变革和进步的日子正在破晓，但他的一生，无论就其成果还是影响而言，都远非失败。这两位传教士的原则都被他们的继任者遵循下去了，我们很愿意让他们的结果来检验他们是否建立在那块主要的房角石上。

新教在马六甲、槟榔屿、新加坡、廖内、婆罗洲和巴达维亚的中国移民中间的传教事业，从未在他们中间扎下多少根，目前都已停顿或放弃了。第一处是米怜于一八一五年创办的，办得最久，也最有成效，不过其他各处的工作也进行得很热心，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所有这些传教事业所取得的成果相对较小，除了工作人员太少之外，还可以归结为两三个原因。住在这些殖民地的中国人，主要是一些逃离或离开了家乡的移民，全都没有带家眷，有些人是为了躲避统治者的不公或压迫，但更多的人是为了谋求在家乡不易找到的生计。因此，他们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很少有人结婚或安顿下来成为有用的居民，受过足够的教育、喜欢或关心教导和书籍的人就更少了。这些群体深受三合会分会的困扰，而马来人那种不安定的习性，也正投合大多数来到他们中间的移民的脾胃。中国人来自本国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很快便学会了马来语作为通用语；他们的孩子虽然受着父亲给予的中文教育，却从母亲那里把马来语学得更加透彻。因此，中国人口的不稳定，部分地说明了传教努力何以在这些殖民地对他们没有留下多少持久的印象。

一八一八年，马礼逊博士在其他宗教之友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它的宗旨是为欧洲人提供学习汉语的途径，并使中国人能够了解西方的宗教和科学。直到一八四四年迁往香港为止，它一直产生着良好的效果。在马六甲传教期间，约有七十人受洗，约有五十名学生完成了学业，其中一部分是真诚的基督徒，所有的人都是社会上受尊敬的成员。有三四个皈依者成了传道人。然而，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书院的名义和排场，对于它所在地的民众来说是太超前了。在书院中所作的努力，如果用于在民众中间开办基督教与知识并重的普通学校，大概会更有成效。在一个无知的异教民族中间，让一百个人懂得一件事，远比让一个人懂得一百件事要好得多；宗教和科学的初步知识传播得越广越好。不过，这个传教站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足够的人员来管理许多普通学校。除了《圣经》和传单之外，所出版的书籍还有米怜博士主编的期刊《印中搜闻》、高大卫翻译的《四书》、马若瑟的《汉语札记》的一个版本、米怜传记，以及马礼逊的一卷讲道集。所印的中文书籍约有五十万册。

槟榔岛乔治城的传教站，和马六甲的一样，是伦敦会于一八一九年创办的，一直持续到一八四三年才停办。新加坡的传教站是米尔顿先生于一八一九年开办的；殖民地政府拨给了一块地，几年之内建起了一座礼拜堂和其他建筑。史密斯和汤雅各两位先生于一八二七年来到这个殖民地，但

没有待多久。郭士立从荷兰殖民地廖内过来，但停留的时间不够长，没有做成什么事；雅裨理也是如此，他于一八三一年从中国来到这里，不久便前往暹罗。这个传教站的德国传教士汤生于一八三四年准备离开时，把他的印刷设备卖给了不久前由帝礼士在那里创办的美部会传教站。由于当时在中国的前景显得不妙，美国差会的董事们打算在这里为中国人和马来人办一所管理完善的学校，逐渐发展成一所书院，并视财力所及开办尽可能多的初等学校；除了通常的布道和探访工作之外，还计划设立一个铸字所和印刷所，制作中文、马来文、布吉文和暹罗文的书籍。一八三四年十二月，伯驾医生牧师来与帝礼士会合，他在城中的华人区开办了一所医院，免费为病人治疗；一八三五年，沃尔夫从英国到来，两年后，狄金森、霍普、特拉维利几位牧师和诺思先生从美国到来，负责学校和印刷所。美国传教团所办的学校一直办到一八四四年，那时传教团迁往中国，马来部分被放弃了。

英国传教站在沃尔夫于一八三七年去世后，由台约尔和施敦力两位先生负责，前者是从槟榔屿和马六甲迁到那里的。台约尔多年来一直在为一套中文活字制作钢质字模，他耐心的努力已经克服了主要的困难，但一八四三年他的去世使这项工作中断了。不过，他已为两套字体中的大量汉字完成了字模，这项事业只需由一名熟练的技工继续下去，便可确保成功。后来美国长老会的柯理和姜别利两位先生完成了这项工作。在如今所用的那些字体精美、大小各异的活字中，我们不应忘记台约尔的开创之功。这位先生以罕见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标工作了将近十七年，无论住在哪里，都赢得了当地人亲切的尊敬。这个传教站一直维持到一八四五年，那时印刷所迁往香港，英国基督徒在这个殖民地的传教努力几乎全部停止。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据点作为在新加坡通商的各民族和各部落的辐射中心，是有特殊意义的。

爪哇的华人传教工作是斯雷特于一八一九年开始的，一八二二年麦都思前来增援，他一直负责这个传教站，其间虽有一些中断，直到一八四三年迁往上海为止。荷兰教会在他们的所有殖民地都开展了传福音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官员的帮助和指导，但除了用马来语向中国人讲道之外，几乎没有为中国人做什么事。荷兰殖民地的这类工作已留给了他们，外国差会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撤出了南洋群岛。美国传教士的努力直到一八四四年一直局限于婆罗洲和新加坡，那一年他们全部迁往中国。荷兰当局对这类努力所持的猜疑和限制态度，对这一变化也有影响。

一八三七年，麦都思对各传教站的工作作了一个概述，其中几乎只提到英国传教士，因为美国人那时才刚刚开始工作。「新教传教士认为自己被排斥于中华帝国内地之外，又发现在马来群岛各国有大批移民，于是首先着力于启发这些人，希望他们在受到适当的教导和影响之后，回到故乡时能把他们所学到的福音带回去，在同胞中间传播。抱着这一目的，他们在中国周围的各殖民地安顿下来，学习语言，开办学校和书院，编写和印刷书籍，与百姓广泛交谈，并努力聚集会众，以便向他们宣讲生命之道。自传教事业开始以来，他们已翻译了《圣经》，印刷了两种开本的全本《圣经》二千部、《新约》一万部、单卷经书三万册，以及五十多万份中文传单；此外还有群岛各种语言的《新约》四千部和传单十五万份，总计约二千万印刷页。约有一万名儿童在传教学校受过教育，近一百人受了洗，还培养出了几位本地传道人，其中一位曾向他的同胞宣讲福音，并为耶稣的缘故忍受了迫害。」

自从这段话写成以来，印刷和散发的页数增加了一倍多，受教育的学生增加了好几千，布道也相应地扩大了；又有一些人通过受洗和大体上一贯的生活表白了对福音的信仰。所有这些针对中国人的传教工作，现在都已停顿，除非荷兰人重新开始，否则不大可能很快恢复。中国本土更大的门户开放，以及愿意进入的合格人员人数之少，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从边缘地区和殖民地吸引到了边境，进而进入了中国本土。那种认为殖民地的移民会反过来影响他们国内同胞的想法，已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因为皈依者回到他们的异教同胞中间居住时，便湮没在人群之中，他们虽然可能没有采纳或认可他们旧有的异教习俗，但人数太少，无法协同工作，又太无知、太不熟练，无法开展这样的工作。

一八三四年马礼逊在广州去世时，在民众中间扩展传福音工作的前景，几乎和他登岸时一样黯淡；在那段时间里，中国本土只有三个助手来帮助他，因为鼓励他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美国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裨治文，与黄埔的海员牧师雅裨理一起，于一八三〇年二月到达。雅裨理留了将近一年，然后去了新加坡，后来又去了暹罗。他们在广州受到同孚洋行的接待，在最初三年里，他们中的一人或两人由该行供养，该行的合伙人此后一直是向中国人传福音的一切努力的朋友和支持者，直到五十年后该行歇业为止。裨治文收了四五个男孩作学生，但由于住处狭小，学校无法扩大，一八三四年学生们离去，学校便解散了，因为他们的亲友害怕受到牵连。

一八三三年夏天，梁阿发在广州城内外散发了大量书籍，这项工作很合他的心意。许多《圣经》和他自己写的传单已经送到了聚集应考的士子手中，这时官府出面加以阻止。一八三四年，当局下令搜查那些「通敌」协助律劳卑勋爵刊布告中国人书的本地人，梁阿发和他的助手们立即受到怀疑。他的两名助手被捕，其中一人因拒不招供被掌嘴四十下；另一人全部招供了，次日警役便到他的铺子里抓走了三名印刷工，搜去了四百册书和书版；这些人后来付了约八百元才获释放。梁阿发逃走了，一队差役到他的家乡去抓他，但没有找到他和他的家人，便抓走了他的三个亲属，查封了他的房子。他最后设法到了澳门，乘船去了新加坡。

此后直到十年以后，在广州很少散发书籍，但在沿海一直到北方的天津，散发了许多书，并尽可能地附以解释。这些航行中的第一次、也是最有趣的一次，是郭士立于一八三一年六月九日乘一艘从曼谷驶往天津的帆船所作的航行，在这次航行中，中国人好交际的性格，以及他们在不必害怕统治者的时候乐于接纳和款待外国人的态度，都清楚地显露出来了。十二月十三日他到达澳门后，被英国商馆那位开明的大班马治平聘为翻译，随胡夏米乘「阿美士德勋爵号」进行一次试探性的商业航行，这次航行历时约七个月（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五日），提供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官员对外交往态度的机会。他们散发了许多宗教和科学书籍，其中有一本概述英国的书，受到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回来后不过几个星期，郭士立又于十月二十日第三次出发，乘的是广州一家大英国商行雇用的鸦片船「气精号」，趁着顺风一直航行到满洲。这艘船于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日回到澳门，归途中访问了许多地方。五十年前，这三次航行的报告在英美两国的政界、商界和宗教界所引起的兴趣，如今已很难体会了。它们展现了与人类一半建立新关系的前景，而长期以来感到被排斥在所有这些不同利益的正当领域之外的另一半人类，则准备作出巨大的努力。

英国在打破壁垒方面带了头，宗教界则敦促开展传教工作。英美两国都给郭士立寄来捐款，鼓励他继续下去，还拨款帮助印刷《圣经》和传单。一八三五年，他断绝了与鸦片贸易的关系，担任英国领事当局的翻译，年薪八百英镑，他一直担任此职，直到一八五一年八月九日去世，享年四十八岁。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精通汉语的人，几年来通过本地基督徒在香港维持着一个传教组织。他用中文、日文、荷兰文、德文、英文、暹罗文、交趾支那文和拉丁文写的著作，共有八十五种；如今已很少见了。

一八三五年，麦都思来到中国，在同孚洋行的协助下，与美国传教士史第芬一起乘「休伦号」双桅船出航，带着一批书籍。在三个月的航行中，他们「走遍了四个省份的许多地方和许多村庄，在愉快而乐意的百姓中间散发了约一万八千册书，其中六千册是《圣经》的各卷，丝毫没有遭到侵犯或伤害；百姓总是笑脸相迎，官员们大都彬彬有礼、恭敬相待」。麦都思会说厦门方言，这使他能够在沿海各港口与帆船上的人交往。这次航行多年以后，福州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发现，在海坛岛上散发的一些书曾被人读过并记住了，这就使那里的人们为倾听进一步的布道作好了准备。

为此目的而发起的最昂贵的一项事业，是在一八三六年开始的，在中国人中间推进宗教事业的努力，很少有规划得比这更慷慨的了。纽约的塔尔博特同孚洋行买下了「喜马拉雅号」双桅船，主要目的是帮助传教士在中国及邻近国家的沿海散发宗教书籍，该船于一八三六年八月到达。当时正担任英国当局翻译的郭士立拒绝乘这艘船出航，因为那样的话他就必须辞去职务，而在中国又没有别的传教士懂得沿海所说的方言。因此，这艘船一直闲置到十二月，才在史第芬先生的指导下被派往群岛各岛巡航，同行的有不久前到达的英国圣经公会代理人李太郭。郭士立曾一再敦促采取这样的措施，而且他本人正是因为沿海航行意味着与鸦片贸易有牵连而停止了航行，他的这一决定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一月间史第芬先生在新加坡去世，这项事业的主要责任和指挥便落到了弗雷泽船长身上，而此人除了航海方面之外，似乎很不称职。狄金森和沃尔夫两位牧师代替史第芬前往，但由于这些先生中没有一个人懂马来语，他们与所停靠地方的百姓的直接交往比预期的要少。「喜马拉雅号」于一八三七年七月到达中国，由于没有合格的人可以随船出航，它便返回了美国。李太郭写了一篇这次航行的记述，在纽约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同孚洋行的金查理所写的一八三七年八月「马礼逊号」前往日本的航行记，那次航行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目的是把七名遭遇海难的日本人送回故乡。郭士立作为翻译随船前往，因为其中三人是由英国商务监督管辖的；这次远征没有达到目的，所有的人都被带了回来。在这些航行和其他航行中，总共大约有五万册书散发在沿海，而在广州、澳门及其附近散发的书则比这多一倍以上。

有些人批评这种不加选择的散发书籍的做法不明智，不大可能促进基督教传教的目标。这些从未亲身从事过任何工作的批评者说，用于印刷和散发书籍的经费，如果用来办学校，会好得多。在一个人们是否能读懂书籍尚未确定的民族中间广为散发书籍，而且是在无法解释赠书的用意、也无法询问其效果的情况下进行，乍看起来并不是一种很明智或很有希望的做法。但必须记住，在《南京条约》以前，这是接近这个国家人民的唯一途径。皇帝禁止外国人在广州以外的地方居住，而新教传教士不相信以屡犯皇帝法律者的身份出现在他的臣民面前是推荐他们教义的最好办法；工作人员准备就绪之时，上帝的旨意自会开辟道路。没有人认为，人们想要得到书籍，就表明他们能够读懂这些书，或者喜爱书中的教义。如果这个办法有相当的可能收到一些好的效果，那么它肯定几乎不会造成什么害处，因为中国人对印刷书籍的尊重使我们确信，这些书不会被随意毁坏，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被小心地保存起来。不过，散发传单和售书的工作，可能会进行得过于超前于传教工作的其他部分。写作、印刷和赠送宗教论著，要比与百姓坐在一起讲解《圣经》的主要真理容易得多；但在能读书的人中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而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不如在中国人中间那样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如果不加解释地把书送人，人们不明白用意，对书的兴趣也太少，不愿费心去弄清楚；如果传道人讲一篇明白易懂的道，听众大概会记住它的大意，但如果二者结合起来，他们会更用心地读书，也会更好地理解讲道；声音解释了书，书又唤起人们对传道人的思想和教导的回忆。

这些书的下落无从追查，这并不奇怪，在其他国家，这类工作的情形也是如此。一方面，有人看到它们在店铺的柜台上被一裁两半，用来包药和水果——这是店主对他自己最差的书也不会做的事；另一方面，一八四〇年英军攻占定海时，在水师提督的座船上发现了一本带有批注的福音书。它们肯定并没有全部丢失或遭到轻蔑的毁弃，尽管也许大部分就像撒在路旁的种子一样。在传教事业中，和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在尝试之前不可能预言几种行动方针的结果；如果相信许多得到书的人能够阅读，那么就有强烈的理由推动这一部分工作，何况这也是当时唯一能够影响大部分民众的工作。

一八三二年，裨治文创办了《中国丛报》，并得到马礼逊的鼓励，马礼逊和他的儿子只要在世，就一直为它提供有价值的论文和译文。它的宗旨是传播有关中国的正确知识，同时也是撰稿人的论文、游记、译文和文章的一个便利的汇集之所。它在裨治文和卫三畏两位先生的编辑下按月出版了二十年，其中载有它存在期间对外交往和传教事业的历史。此后，《教务杂志》记载了传教事业，而《中国评论》则承担了文学方面的内容。

一八三四年，伯驾医生加入了广州的传教团，于一八三五年十月开办了一所医院，在他的时间和财力所允许的范围内，为中国人免费治疗疾病，他主要致力于眼科病例和外科手术。这一方面的基督教慈善事业在中国已不是没有人知道的了。一八二〇年，马礼逊曾与李文斯顿医生一起在澳门开始施药，同样属于东印度公司的郭雷枢于一八二七年自费开办了一所诊所，发现病人迅速增加，便在澳门租了两所小房子，四年中有四千多名病人得到治愈或减轻了病痛。这一慈善计划得到了外国侨民的鼓励，共捐款约六千五百元，因此从第二年起，创办人除了付出时间和精力之外，不再有其他开支。一八三二年，诊所不得不关闭，一位乐善好施的瑞典人龙思泰爵士写了一份关于其工作的简短记述，并收入了几封写给郭雷枢医生的信，这里引述其中的一封：

「叩谢大英国医生老先生：伏愿杏林春满，橘井泉香；仍前名扬宇内，光耀辉煌，为天下至精至妙之国手。弟去岁抵澳，两目失明；幸蒙老先生妙法，全然医愈。高厚之恩，如山之高，如海之深；合家感戴再造之德。今欲回乡，深恩无以为报，愧恧殊深。铭感大德，时刻不忘。且老先生济世为怀，德政远播，上天必锡以遐龄，享受诸福。弟回敝省，老先生大名，当传之万世，千载不朽。叩谢大恩。言词拙陋，不足以扬盛名、达谢忱。恭祝永远安康。道光十一年，福建漳州府诏安县何淑叩首拜谢，呈大英国医生贵人。」

另一个病人以地道的中国方式，用一首诗来答谢他所得到的帮助：

「谨呈英国医生，伏乞垂览。弟目疾几至失明，幸遇先生，施药用刀，如拨云雾，重睹青天，喜不自胜。聊表微忱，谨成七言一章，并薄礼数事，伏望笑纳，则幸甚幸甚！

广施恩泽不求酬，如此医人秦后无。

妙药不知凡几种，神刀一刺又逢春。

若非董奉重生世，定是苏耽再降临。

他年若返家乡去，我立海滨作活碑。」

当伯驾医生的计划告诉行商伍浩官时，他欣然赞同，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他作这个用途，从第二年起便免收房租，直到一八五六年房子被毁为止。医院于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开始接收病人。这项事业开办时的特殊情况，使主持者不得不小心谨慎，而行商们自己似乎也暗中怀疑，这样一个纯粹慈善的目的，要耗费那么多时间、劳力和金钱，其中必定隐藏着某种目的，需要他们加以监视。一名通事的书办三四年中常在医院里，部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使自己很有用处。病人每天约有一百人，他们常常焦躁不安，不肯耐心地等候轮到自己，反而妨碍了自己的治疗；但他们所受的守秩序的训练，使这样一群人也能遵守规则。外科手术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成功的治疗在外面传开了，起到了宣传的作用，把这所医院推荐给本地社会的上层人士。如今已很难充分体会当时中国人对外国人所怀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无知和偏见，而消除这种无知和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慈善事业。另一方面，病人中间一再表现出的亲友之间的深情，父母对子女病痛的温柔关切，承受最痛苦手术时所表现出的刚毅，以及从外国人手中接过不认识的药时所表现出的信任，都使每一个旁观者对中国人品格的评价有所提高，而他们对恢复健康所表示的真诚感激，更增加了旁观者对他们的敬意。

这所位于新豆栏街的医院的报告，提供了有关其工作的必要资料，人们还采取措施，通过在中国成立一个学会，使整个事业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上。一八三六年十月，郭雷枢、伯驾和裨治文三位先生签名散发了关于此事的倡议书，其中这样解释了采取这一步骤的动机以及它可能产生的良好效果：

「在结束这些倡议之前，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想法，尽管这里不是详加阐述的地方。想到这个拥有三亿六千万灵魂的帝国，几乎完全不知道真正科学的光明，基督教几乎还没有在这里洒下一线温暖的光芒，关于物质与心灵、创造与天意的种种理论又如此可悲地缺乏真理，令人不胜感慨；看到这里无数的人正在遭受疾病的折磨，而慈善之手本可以解除他们的痛苦，更是令人深为感动。我们固然知道，唯有可称颂的上帝那荣耀的福音才能使人的心灵得到自由，唯有在对上帝的真知识中得到启蒙，人才能上升到他应有的智力高度；但我们在注意给予这一真理以它应当始终占据的崇高地位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不要贬低其他的真理。在那场将要彻底改变智力和道德世界的伟大冲突中，我们不可低估任何一种武器的价值。那么，作为唤醒中国沉睡心灵的一种手段，我们难道不可以高度重视医学真理，并寻求引进它，满怀希望地期待它成为宗教真理的婢女吗？如果能在任何问题上引起对真理的探求，岂不就是取得了一大进展吗？而引起对医学真理的探求，是大有理由可以期待的；因为中国在她的一切制度上无论多么排外，她都不能把疾病排斥在外，也不能禁止她的人民渴望解除病痛。那么，天意的手指难道不是清楚地指明了我们对待中国人民应走的一条路，指示我们通过传送那些旨在减轻或消除罪恶之恶果的良方的同一扇门，去寻求引进救治罪恶本身的良方吗？虽然医学真理不能使病痛者重新蒙上帝的恩宠，但对它的探求精神一旦被唤醒，或许就不会沉睡，直到它去探求真理之源；而带着健康之福而来的人，也许会成为一位慈悲的天使，指引人们去仰望上帝的羔羊。无论如何，这似乎是唯一敞开的门；让我们进去吧。不行动的信心也许可以等待别的门。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条行善而不作恶的仁爱之路，我们走这条路的责任，似乎是明白而不容推卸的。」

这份倡议书受到了欢迎，一八三八年二月，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公众大会，以成立一个学会，「其宗旨是通过提供医院、药品和护理人员等通常的帮助，鼓励医学界人士来华在中国人中间免费行医；但目前不考虑供养这些医生或付给他们报酬」。会上还制定了其他一些章程，但这里所说的原则，此后在其他地方开办的所有类似机构中都一直遵守着。此外，它还使这些机构一直处在传教差会的监督之下，使其驻院医生一直受雇于传教差会。第一个学会的创立者没有就传授宗教教导、散发传单或在有机会时从事传教工作的方式作出任何规定。最初那份倡议书的签名者还发表了一篇演说，进一步阐述他们的看法和期望：

「恢复健康，减轻痛苦，或以任何方式减少人类苦难的总量，都是值得博爱家追求的目标。但在实现我们的意图时，我们所期待的结果远远高于仅仅解除人类的痛苦。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能有助于打破偏见之墙和长期怀有的民族排外情绪，使中国人认识到，他们装作鄙视的那些人，既有能力、也有意愿成为他们的恩人。他们对福音的教师关上了门；他们发现我们的书常常用他们不易理解的文句写成；他们对商业施加了种种限制，使商业没有在他们中间激起它在不受限制或干预、得以自由发展时所一贯激发和培育的那种对科学的爱好、那种发明创造的精神和那种对思想的热爱。在为他们行善的途径上，我们的机会很少；但在这些机会中，行医施术是首屈一指的。它迄今已带来了良好的结果，今后还将继续如此。这是一种特别适合中国的慈善事业……在我们现在所关注的这一慈善领域中，动机的纯洁和无私表现得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更为明显。它们毫无掩饰地显露出来；它们吸引成千上万人的目光，激起他们的钦佩和感激。『医治病人』是我们的座右铭，它既是我们行事所奉的命令，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希望，靠着上帝的祝福，通过科学的医术，以一种不求报酬、不知疲倦的仁爱之心来实现它。我们之所以称我们的学会为传教学会，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将推进传教事业，也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来充实我们的机构：他们除了具备必要的技术和经验之外，还具有人们期望于传教士的那种克己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这项于一八三五年在广州顺利开始的事业，此后一直进行下去，成为后来所占据的各传教站许多类似医院的榜样。维持这些医院所需的经费，大部分是由在中国的外国人捐助的，如果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明智而有益的慈善事业，并且对他们的款项如何使用有所了解，他们肯定是不会捐助的。广州的医院甚至超出了其创办人的期望，它的许多建筑和病房证明了把它们捐赠给学会的侨民社会的慷慨。本地的官员、绅士和商人如今都很熟悉这所医院，并捐款维持它。在它存在的四十五年中，几乎一直由伯驾和嘉约翰两位医生主持，登记在册的病人约有七十五万，开支超过十二万五千元。内地的几个诊所也靠学会的补助维持着。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六年，合信医生在广州另外主持了一所医院，他以十八部中文医学著作留下了他工作的永久记录，其中许多附有插图。嘉约翰医生也出版了几种小册子，由他们和其他传教医生出版的这类适合民众阅读的中文著作，已有近五十种。

从有关在中国把医疗工作与基督教传教工作结合起来这一计划之开端的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出，外国人在广州所受的局限，在几年之内——长得足以显示其地位和适宜性——反而成了推动和帮助这项工作的因素。一八四二年中英停战以后，别的工场也开放了，在那里它的益处表现得更为显著。这场战争使百姓对他们所认为的强权无缘无故的不义进攻感到惊愕和愤怒。厦门就是这种情况，在一八四一年八月英军占领之前，那里从未有外国人居住过。一八四二年二月，雅裨理和文惠廉两位牧师到了那里，结识了鼓浪屿上的居民，这些人遇到能同他们交谈、回答他们询问的人，都很高兴。甘明医生开办诊所后，靠着他们的帮助，立即得以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百姓；而传教士们则向病人宣讲福音，并分发适当的书籍。百姓们如此乐于接受所提供的救助，不久一个人就只能顾得上照料那些拥挤在门口的盲人、跛子、病人和伤者了。又过了几个月，同样证明，当医生在一间屋子里为病人诊治时，传道人再也找不到比在隔壁屋里等候的人更好的听众了。不久，有几个人接受了邀请，来参加主日较为正式的礼拜，他们是出于好奇，想来多听一些关于外国人及其教导的事。医院的声誉，在到附近作短途旅行时便可看出，因为曾经得到救治的人不断走上前来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样，猜疑让位于感激，敌人变成了朋友，那些从未有机会了解外国人的品格、被教导把外国人看作蛮夷和鬼怪的人，也消除了他们的误解。四十年前在厦门留下的这种良好印象从未中断，整个那一地区已聚集起众多的本地教会。一八四四年上海开埠后，雒魏林医生在那里开始了同样的布道与行医相结合的工作，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宁波和福州不久也得到了类似的好处；这些地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得到了居住在帝国境内的外国人的资助。英美两国寄来了好几千元，以促进这一事业，一八五三年还在爱丁堡成立了一个学会，以发展这一方面的传教工作。

原来计划中培养中国青年成为内外科医生的设想，并没有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行医的传教士几乎没有时间好好教导他的学生，而除非他们在手术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天资，助手们便会厌倦照料病人的日常工作而离去。雒魏林医生谈到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失望。伯驾医生只有一个学生关韬在他的同胞中行医。黄宽医生在爱丁堡受过完整的医学教育，在广州的医院里有效地工作了许多年，直到去世。北京的同文馆现在设有解剖学和生理学讲座，这将有助于引进更好的医术。嘉约翰医生为传教医院中培养出的熟练医生人数之少提出了另一些理由，不过他的一些学生已经获得了收入丰厚的业务。另一些人则冒充

医生，在偏远的地方蒙骗百姓，其实他们只在医院当过几个月的学徒——这倒是进步的一个可喜的标志。然而，中国人一般不大可能立即抛弃他们自己的医术，而采用他们的同胞所学来的另一种医术，并支持他们推行新的体系。他们对医学的了解还不足以辨别科学与江湖骗术之间的区别；而一个本地医生在他无知的病人中间，如果一次外科手术失败或结果可疑，他理所当然地会担心法律上或人身上的后果，以至于常常不敢去尝试。

在华各传教医院历年发表的年度报告，提供了有关其管理的最充分的资料，以及有关前来求医者的许多细节。在一八七七年的上海传教大会上，嘉约翰和高德两位医生提交了论文，论述了这一工作的各个方面。后者讨论了医院行医与巡回行医的优劣；使病人接受宗教教导的方式；如何限制病人的人数以免把医生累垮；对助手的监督和对学生的教育；这种免费救治应当推广到什么程度；向那些有能力付一些钱的本地人收取诊费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最后，还讨论了不把牧师职能与医疗职能合二为一的理由。这些问题清楚地表明，过去多年的经验怎样显示了这项工作创始人的智慧和远见，以及它与其他工作部门相结合而发展的情况。如果把它作为一种辅助手段，那么在中国的内外科医生能够接手这项工作之前——正如中国传道人能够监管他们自己的教会之前——外国差会似乎没有理由减少目前所作的努力。

另一个名为「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慈善团体，于一八三四年十二月成立。该会的宗旨是「竭尽全力以低廉的形式编写和出版浅显易懂的中文论著，介绍适合中华帝国现状的各门实用知识」。在它存在的短短几年中，它出版了六八种著作和一份杂志；如果有更多能够撰写论著的人，其数目还会更多。此后，这类传教工作已由更适于发展其各个部门的各种机构承担起来，除报纸之外，适用的历史、地理和科学书籍的编写都是由新教传教士完成的。中国政府已指示其在各制造局学堂中的雇员翻译这类著作，为学生们提供良好的入门书籍。

它们作为福音传入的辅助和先导，其作用是非常大的。在智力较低的民众中间，在人们在学校里培养起对知识的兴趣之前，它们并不那么重要；但在虚假学问的自负和对文学造诣的骄傲使人们对他们自己的书籍以外的一切书籍都如此轻蔑的地方——中国社会正是如此——以引人入胜的形式编成的关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有趣叙述和介绍，往往能消除他们的这些观念（这些观念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拒绝，不如说是傲慢无知的产物），并激励他们去学习和阅读更多的东西。当中国人开始独立思考如今正在传入他们中间的那些伟大真理和原则时，报纸和其他期刊文学在他们中间的影响将是非常大的。他们已经开始讨论政治问题，而活字比旧式雕版的巨大优越性，也往往会加速他们采用外国的印刷方式。有些人可能认为，编辑报纸不是传教士的职责；但那些了解异教徒心灵之卑下惰性的人都知道，任何能够传播真理、唤醒民众的手段，都有助于推进宗教。孟买的《明灯报》以及印度各地其他类似的刊物，其影响是巨大而良好的；成百上千的人阅读它们，然后谈论其中所讨论的问题，而这些人是既不肯参加宗教聚会、不肯看《圣经》、也不肯收下一份传单的。在中国也将是如此；如果这是接近他周围那些有偏见、骄傲而无知的人的最可能的途径，那么采用这样一种传播真理的方式，与传教士的工作并非毫不相干。当本地的宗教团体开始成形时，这种教导和辩论的方式将留给其中最有见识的成员去做。

一八三五年一月，在华的外国侨民社会成立了第三个团体，它完全是由少数几位侨界领袖发起的。马礼逊博士去世后不久，有人散发了一份倡议书，建议成立一个名为「马礼逊教育会」的团体，既作为对这位杰出人物之价值和劳绩的一种比大理石或青铜更持久的纪念，也作为继续他为中国谋福利之努力的一种手段。从这份倡议书的签名者中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成员有罗便臣从男爵爵士、渣甸、同孚洋行的奥立芬、颠地、马儒翰诸位先生以及裨治文牧师；当即认捐了五千九百七十七元，还有约一千五百册书籍捐赠给它的图书馆。这种为他们所侨居之地人民谋福利的慷慨精神，给予关心此事的各位先生以及整个外国侨民社会以极高的荣誉，因为除了四五个人之外，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与这个国家有暂时的商业关系以外的联系。

马礼逊教育会的主要宗旨是「设立并改进学校，在其中教中国青年在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同时学习读写英语，通过这种途径，使他们能够获得成为明智、勤劳、节制、有德的社会成员所必需的一切教导，使他们适合于在各自的人生岗位上很好地履行他们对自己、对亲属、对国家和对上帝的义务」。在这份工作纲领中，指明了通过收集图书、聘请合格的教师和鼓励本地学校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其范围之广，只有其博爱精神可以与之相比。他们向英国和美国申请教师；从英国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可能找到一位；在美国则选中了一个人，即勃朗牧师，他和他的妻子于一八三九年二月到达澳门。在学会成立到它以自己的学校具体开展工作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学会做了一些事情，收集有关本地教育的资料，资助几个男孩，或者资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办的学校。

学会的学校于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在澳门开学，有六名学生；四年后迁往香港的马礼逊山，迁入由学会会长颠地在殖民地政府为此拨给的地皮上修建的宽敞校舍。一八四五年，勃朗有三十名学生，把校舍的所有房间都住满了。他在那一年的报告中说，作为他们信任的一个可喜证明，那一年没有一个家长要求让自己的孩子退学。勃朗先生说：「学校刚开办时，很少有人把儿子送来读书，即使是送来的人，正如其中有些人后来告诉我的那样，也是心怀忧虑、担心后果的。最早把一个孩子送到学校来的一个人说：『我们弄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要白白地供我们的孩子吃饭、教他们读书。我们以为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不良的动机。也许是要把孩子们从父母和祖国身边诱走，以后把他们运到什么外国去。』总之，这是一个谜。几个星期以前，这位父亲对我说：『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的三个儿子自从进了你的学校，一直在那里读书，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老大已经能胜任翻译的工作了。另外两个没有学到什么坏东西。你们教给他们的宗教，我原来那么害怕的，使他们变得更好了。我自己也相信它是真的，虽然我国的习俗不许我信奉它。我不再有任何恐惧了；你们是为别人的好处而工作，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现在我明白了。』」

考虑到百姓对外国人的一般看法，这种猜疑并不奇怪，这也表明，早该做一些与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相称的事情了。这所学校的办法，就像它设在新英格兰的某个城镇里一样；学生们离校时，都已具备在本国获得很高地位的资格。他们对老师的感情很深。从第四次报告中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去年春天，高年级班一个学生的父亲来到学校，告诉他的儿子，他不能再让他留在这里了，必须送他出去做事，让他挣点钱。他的父亲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被鸦片弄得神魂颠倒，已经把两个女儿卖作奴婢来换钱。这个孩子跑到老师那里，把父亲的话告诉他，并说：『我不能走。』老师想弄清楚这孩子是否真心，以及他对朋友们的依恋有多深，便冷冷地回答说：『也许你还是走的好，因为你大概可以在哪位先生家里当个侍役，一个月挣两块钱，比你在这里多挣两块，在这里只管你饭吃。』这个小家伙在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一直盯着他，仿佛对他所说的奇怪的话感到惊愕；老师说完以后，他猛地转过身去，放声大哭，喊道：『我不能走；我要是离开了这所学校，我就完了。』他没有离开，因为他的父亲并不想强迫他离开。」

另一个例子表明了一位学生的父亲在其独子死时所表现的信任：「他听到儿子生病的消息太晚了，没能在儿子死前赶到，他来的时候，是来埋葬儿子的遗体的。他自然因降临在他身上的不幸而悲痛万分，一想到这个噩耗对孩子母亲的打击，他的忧虑就更加深重。葬礼结束后，我和他谈了话。令我惊讶的是，对于为这个生病的孩子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医疗还是其他方面，他都丝毫没有抱怨，而是对给予孩子的亲切而殷勤的照料再三表示感谢。他说，他原来对儿子将来的作为抱有很大的希望，为了促成这一点，才把他送到这里来上学。可是现在，他的家族就要在他身上断绝了。我给他看了他儿子画的一些画，这是他儿子特别喜爱的消遣。他的目光落在这些显示儿子技艺的作品上时，泪水涌流得更快了。他说：『别给我看了，我受不了。我现在说不出话来。我知道你们待我的儿子很好。我可怜你们，因为你们的辛劳全都白费了。』我向他保证，我并不这样认为。他一直是一个非常勤奋、听话的学生，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他已经受到了关于真神和得救之道的教导，这可能使他得到了永远的益处。这位老人临走时转过身来问我，如果他再收养一个男孩，我是否愿意收他做学生，我作了肯定的答复。」

一八四六年，助理教师咩士先生来与勃朗先生共事；后者于一八四七年返回美国，学校于一八四九年关闭，主要是由于早期的赞助人离开了中国，而新口岸的开放又使外国侨民社会分散，以至于筹集不到经费。传教差会开始在这些口岸扩大工作，从事与马礼逊学校同样的教育工作。然而，这所学校做了一件好事，它培养了十来个人，他们如今在为国效力中身居高位，或者在有益的岗位上极其光荣地任职。前面一段提到的那个男孩，后来在爱丁堡完成了医学课程，成为广州的一位开业内外科医生，一生行善济世，受到中外人士的尊敬，一八七八年在那里去世。那一年，勃朗先生为了养病来到中国，受到这位黄医生和他的其他一些老学生的接待，他们对他的敬意使双方都感到光荣和欣慰；他们为他布置了一所房子，送给他一件精美的银器，还为他支付了前往北京、再回到上海的旅费。

直到一八四二年，新教徒使中国福音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备性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驻在中国以外，而在帝国境内的人，要实现他们的计划也遇到了许多困难。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努力招收学生办学时遇到了许多障碍，部分是由于家长们的恐惧和警役们令人烦恼的盘问，后者自然加深了前者；部分又是由于家长们只肯让孩子在学校待很短的时间。自从一八三三年以来，澳门的葡萄牙神职人员和政府本身，在这个殖民地没有做过任何妨碍新教传教士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总督下令查封了马礼逊博士的儿子所拥有的阿尔比恩印刷机，因为他出版了一份名为《中国杂记》的宗教报纸；总督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东印度公司反对这份报纸继续出版。一八三九年，总督向一位美国传教士暗示，在殖民地内不得散发传单，不得聚集公开的会众，但在自己家中聚集听众进行教导，则不会受到反对。印刷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一八三三年被查禁的那台印刷机，在东印度公司解散之后，于一八三五年在美国传教团的主持下又被运回了澳门。在本书作者主持下，它在那里的九年中，印出了好几种学习汉语的辅助读物。

在很长的时间里，广州城一直是中国最没有希望的传教工场之一，这不仅在它是帝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城市时是如此，直到最近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几个原因。外国人的活动只限于贸易。他们的居住地被限制在由获准与他们通商的行商公所所持有的几英亩土地上，一切交往都用一种称为「洋泾浜英语」的混杂语进行。本地统治者有计划地在百姓眼中贬低他们，百姓对这些陌生人除了称之为「番鬼」即「外国魔鬼」之外，不知道别的称呼。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激起了广州人最恶劣的情绪，而英军在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七年攻城未果，又增长了他们的自负。自一八五八年以来，市民们已能接受其他影响，并认识到他们的孤立和无知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灾难。

马礼逊去世时，裨治文博士和本书作者是当时在中国的仅有的属于任何传教差会的同工；一八三五年成立的基督教会只有三名成员。那的确是一个事情微小的日子，但从那以后越来越光明。合信医生在他的医院报告中这样描述了甚至十二年间的对比；这段摘录显示了当时所享有的自由，与近四十年后的今天相比是何等之少：

「每天来的中国人平均在一百以上，其中最恭敬、最诚挚的，莫过于那些动脉瘤被治愈、视力得以恢复、肿瘤被切除或结石被取出的人。这些礼拜必须亲眼看到，才能充分体会其意义。把新教在华传教最初几年的种种限制与现在的自由相比较，我们心中激起了深深的感触。那时，我们不许表明我们的传教士身份和目的，唯恐因此被逐出这个国家；一个中国人接受一本基督教书籍就会有危险，信奉这一宗教就要冒生命危险。现在，他可以接受并奉行基督的教义，而不触犯帝国的任何法律。当我们宣讲福音的真理时，或者当我们看着布道员梁阿发，想起他曾为了

逃命而长期流亡国外，如今又回来在他当年逃离的这座城市里大胆宣讲福音的真理时，我们心中的感触是可想而知而难以言表的。他理所当然地号召听众为天地的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而敬拜和感恩。他很有效果地讲述了救主的生平和榜样，并指着挂在屋子墙上的图画告诉听众，这些都是靠着救主的祝福、遵照他的训诫和榜样而施行的。每逢主日，所有的听众都得到《圣经》的单卷和宗教传单，平日所有的病人也都得到，因此成千上万册书从医院送到了数十个村庄和遥远的省份。」

在广州城被攻占之前，由于医院的感化影响，百姓对一切传教工作已变得相当友好。一八五五年城被起义者围困时，合信医生救治受伤的兵士，有时他的房子里挤满了伤兵。一八五八年联军占领广州之后，城内外的传教工作有所扩展，其深度和广度不断增长，以至于连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如今很少再有人把外国人称为「番鬼」了，他们到乡间和沿河旅行也很安全。德国人在广州和香港之间的许多地方设立了传教站，并沿河向东一直设到嘉应，那里的百姓比广州城周围或西边的百姓更加桀骜不驯。

一八四一年英国占领香港，促使美国浸礼会立即把那里作为一个传教站，罗孝全和叔未士两位先生开始了传教工作，两年后理雅各博士从马六甲迁到那里，伦敦会也随之而来。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也在最早的时候从澳门迁了过来。殖民地当局及时为其所有臣民开办了一套公立学校制度，因此从那时起，教会学校已不那么必要，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开办着。德国、英国和美国传教士在香港及其附近所从事的慈善工作，一直在和谐中热心地进行着，从这个殖民地出发开展工作的、在香港岛以北大陆上的各自独立的传教站，足足有五十个。整个广东省的传教站总数超过七十五个，全都是一八五八年以后有效地建立起来的。

厦门的传教工作是雅裨理和文惠廉两位先生于一八四二年在最有利的形势下开始的。英国远征军于一八四一年八月攻占了厦门城，离开时在鼓浪屿上驻扎了一小支海陆军部队。厦门及其附近的百姓也许不大关心当时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孰是孰非，但他们知道自己因此吃了很多苦，而且双方之间没有可用的翻译来进行沟通。这两位先生都能说当地方言，很快就有许多想了解外国人或与外国人有事务往来的人来找他们。中国当局也很高兴得到称职的翻译的帮助，这些显贵们的好评，对引导百姓来听传教士讲道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官员和士绅都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去，他们在那里有机会回答对方关于外国和外国风俗的合理询问，并传达基督教信仰的大要。这些官员中有一位是徐继畬，他后来成为福建巡抚，是《瀛环志略》的作者，他在书中提到了雅裨理的名字，并说他在编写该书时得到过雅裨理的帮助。散发的书籍不多，但每天都有一部分时间用来与百姓交谈；甘明医生开办医院以后，交往的便利就更多了。百姓们自然地把这场战争看作一场无端的暴行，由此引起的愤恨逐渐平息下来。在厦门，本地人与外国人之间并没有像在广州那样经过长期的交往教育。一八四二年在鼓浪屿如此愉快地开始的工作，已经扩展到福建省的大部分地区，并向西扩展到广东的潮州府。这个省的皈依者、本地牧师和学校，比中国任何其他省份都多。

福建的省城从未受到过外国敌人的侵扰，也没有遭受太平军之害，因此福州的士绅从未像许多其他省会的士绅那样四散，他们的影响也从未被打破。那里的传教工作是杨顺牧师于一八四七年从曼谷来到后开始的，不久其他美国和英国同工也来与他会合。他谈到，由于吸食鸦片的恶果，城中居民对一切外国人都怀有很深的偏见，鸦片毁掉了那些不肯停止购买它的人。三十年的经验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厌恶，甚至最近它还找到了一个表现的机会，把英国圣公会差会从乌石山上赶走，该会在那里租用房屋已有三十年之久，据说「伤了城中的风水」。这些偏见将随着新一代学者和商人的出现而逐渐消除，当我们想到他们在其他事情上进步之缓慢时，我们也就能够耐心地对待他们了。

美部会、美以美会和英国圣公会差会都把各自的传教站从城里扩展到乡间，几乎一直扩展到浙江和江西的边境，连同其助手在内，共占据了近二百个地点。除了这些机构之外，内地会在东海岸占据了三座城市和约十六个其他传教站。新教徒在福建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开展工作的地方，现在共有二百五十多处，分属七个不同的差会。在这些城镇的大多数中，一旦百姓充分了解了他们的目的，就一直对他们怀有好意；像建宁那样捣毁他们的礼拜堂或书店的事件，被发现是与其他原因搅在一起的。自一八六三年以来，有两三个英国差会占据了台湾岛，他们的传教士在各主要城镇的工作非常兴旺。马雅各医生在台湾府主持的医院取得了卓越的成功，成为赢得多疑的汉人和土著居民的好感、使他们愿意倾听福音的一种手段。在远离海岸的各地已经聚集起本地教会，目前由承担这一工场的两个英国差会经营的传教站有三十五个。这一进展并非没有遭到反对，因为几年前曾有两名皈依者被他们的同胞杀害而殉道。

广州以北的第一次具有永久性质的传教努力，是雒魏林医生于一八四〇年在舟山的定海开办了一所医院。一八四二年，在该岛处于英军控制之下期间，米怜（之子）恢复了这一工作。郭士立于一八四二年担任定海的中国地方官，并设法举行聚会。一八四三年六月，米怜离开宁波，穿着中国服装从陆路来到香港。他走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有人接替他的位置。他在那座城市居住期间的日记表明，各阶层的人都非常愿意与能同他们交谈的外国人交往。玛高温和麦嘉缔两位医生于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去那里开办了一所医院，随后娄理华、克陛存、罗密士和柯理诸位先生也来了，柯理负责一个有中英文活字的印刷所和一个铸字所。那座城市的医院里举行宗教礼拜，玛高温医生说：「我们劝每一个病人放弃一切偶像崇拜和邪恶，信奉救主的宗教。他们每十人一批被领进诊室，在离开之前，医生和本地基督徒助手向他们讲论宗教问题。凡是能读书的人都发给传单。」这样的工作开展得越多，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和平及有益交往的前景就越好；百姓对西方各国的科学和资源、品格和意图了解得越多，对西方各国的宗教和仁爱享受得越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双方也就越尊重对方。然而令人担心的是，破坏性的、瓦解性的影响会压倒和平的影响，在后者对中国人产生多少作用之前，就促成新的冲突爆发。

一八四一年英军占领宁波并深入乡间，其结果是使浙江省的百姓作好了倾听外国人讲话的准备。三四个差会于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八年间在宁波开始的传教工作，一直取得显著的成功，其各种机构也很完备。各传教团分别以该省的不同地区为自己的特定工场，通过礼拜堂、医院、学校、印刷所、巡回布道旅行和出售宗教书籍，传扬了真理。该省的大部分地区曾遭太平军蹂躏，一八六七年太平军被驱散以后，杭州和绍兴被占据为传教站。这两座城市几乎被毁灭，但它们的居民正在认识到，宣讲耶稣的教义并不伴随着任何武力或政府的影响。这种观念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相当根深蒂固，任何否认或解释起初都不大有效。浙江省的百姓比南方各省的同胞缺少活力和个性，但他们以单纯的心接受了信仰，在许多情况下不靠外国援助而维持其圣礼并负担其开支。在来自英美两国的六个差会目前所占据的七十个传教站中，自四十年前宁波和定海被攻占以来的进步是巨大的，甚至那些至今仍然置身事外的人也承认这一点。一八七四年在杭州城友好地解决一个令人恼火的问题，显示了传教士们的好名声。这个问题起因于美国人占用了一处山坡，他们是在那块地上还没有房屋的时候买下的，并在上面建造了自己的住宅。这些住宅被认为有损于该城的兴旺，于是发生了一场骚乱，被当局平息下去。随后士绅们提议在下城另找一块地，让他们迁走，这使各方都满意，同时也为今后的遵循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在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向外国开放上海通商之前，这座大城市几乎不为外国所知。它被攻占时，居民们吃了很多苦，但日益增长的商业不久便带来了繁荣。一旦能够作出安排，伦敦会便把它的医院从舟山岛迁到了上海（一八四四年），雒魏林医生立即开始了工作。他的诊室里挤满了人，据说从一八四四年五月到一八四五年六月，共诊治了一万零九百七十八名病人。这一善举的消息传遍了江苏省，消除了百姓对外国人的许多恶感和无知。它在城里产生的一个效果，是激励居民们在夏季四个月里开办了一个施诊所，为病人免费治疗。它被称为「施医公局」，即「施医的公共机构」。「有八九位本地医生来应诊，每五天为病人看一次病；其中有些人是义务应诊，另一些人则是付酬的。药品由各家药铺供应，一家药铺供应一天所需的全部药品，由施诊所的捐款支付。病人从三百到五百人不等。据说最近设立这个施医公局的原因，是一个来此居住的外国人已经这样做了，因此一些富裕的本地人希望以同样的方式显示他们的仁爱。」这样的精神给上海的居民增了光，因为在别的地方从未有过这样的行善竞赛，甚至也从未有人公开承认过医院所带来的益处。

一八三五年麦都思和史第芬两位先生沿中国海岸航行时，曾到过上海；下面是从麦都思的日记中摘录的他那次与官员会见的情况。官员们已邀请他进入登岸处附近的一座庙里，以便了解他们来访的目的，他正与他们交谈。

「这时又来了一位姓陈的官员，他是一个热情、面相粗犷的人，目光锐利，口若悬河。他立即主导了谈话，问我们是不是去过山东，同那里的一些大官有过来往？他问起胡夏米和郭士立两位先生，想知道我们打算到哪里去。我告诉他这两位先生都很好；但我们很难说要到哪里去，并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今日不知明日事。』但我接着说，你们本地的算命先生据说很灵，也许他们能告诉你。陈说：『要算这个，我自己就够格了；不过你是做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一个传教的人……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通报说本城的知县到了，几个官员进来请我去见这位老爷。他看上去是个中年人，我进去时他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我向他行了通常的礼，在对面放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这使他大为不安，他从看到一个蛮夷竟在他面前落座的惊讶中一回过神来，便命令我走近前去，站在他面前，同时所有的官员都喊道：『起来！起来！』我于是站起来，问是否可以允许我坐着谈话，他不肯，我便鞠了一躬，离开了屋子。陈和王随即跟了出来，想尽一切办法劝我回去；但我坚决拒绝，除非允许我坐下，就像我的同胞在类似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史第芬先生（他一直在外面人群中分发书籍）来与我会合之后，我们便较为随便地交谈起来，并把书分给官员们和他们的随从，以及在场的一些陌生人，直到他们全都走了。我们曾把所需的一些食品开列了一张单子交给王，请他替我们购买，我们会付钱的。这时东西送来了，他们要把这些东西作为礼物送给我们，我们看到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便决定收下这些东西，再回送他们一些东西。雨小了些，我们起身去散步，朝船那边走去，水手们正在忙着吃饭。我们想进城，便转向那个方向，但被官员和他们的随从拦住，只好不情愿地回到庙里。又谈了一个钟头，并与官员们一起吃了点心之后，他们便走了。在船附近的台阶上，我们看到一个装满稻草的筐子，上面放着五六本撕碎了的书，正要被烧掉。询问之下，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在推搡中撕破的几本书，为了防止它们被踩在脚下，要把它们烧掉。然而，我们想起陈曾吩咐他的仆人把他收到的书处理掉，这时才想到，是他命令当着我们的面把书烧掉的。因此，当火把点上去时，我们便拿起放在旁边的礼物扔到火上，把火压灭了。差役把东西拿开，又点上火把，我们又重复了刚才的动作；以此向他们表明，如果他们看不起我们的礼物，我们也不在乎他们的礼物。最后筐子被扔进了河里，我们对这种侮辱性的行为十分不满，离开了。」

这段摘录，人们可能会以为所说的是利玛窦时代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在活着的人的记忆之中发生的事情。自那以后该城所发生的进步和变化，是全国正在发生的情况的缩影。这件事发生后不到九年，麦都思就回到上海居住，一八五六年他因健康衰退而被迫退休，结束了他在传教工场上三十九年光荣的服务。他的字典、译作以及中英文著作（共九十三种）表明了他的勤奋；通过这些著作，他虽然死了，却仍在向中国人讲论他所喜爱的救赎主题。他所开始的工作，得到了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同工的加强，直到全体居民都听到了福音，长江以南的城镇也都访问到了。一八六七年叛乱平定以后，其他城市也被占据，直到现在江苏各地约有四十五处作为布道站。百姓们正在返回他们废弃的家园，荒芜多年的土地正在重新耕种；外国和本地的传道人和售书员把生命之道毫无阻碍地带到那里。

福音传入中国所带来的后果，很可能与在其他地方所带来的后果相同，

那就是激起私人和公众对这种与人心之败坏如此背道而驰的东西的敌意。有理由希望，一旦国家的首脑们了解了民众的情绪和意愿，朝廷就不会有多少有计划的反对。其主要理由在于这个民族的性格：当某些见解为许多体面而有见识的人所持有时，他们不会残忍到为了见解而杀人。政府官员全都出身于民众之中，而且这些显贵既不受任何国家教阶的支配，也不受其影响——不受任何这样一个僧侣团体的支配：它感到新信仰的进展会使它丧失影响和地位，因而决心利用国家的权力把新信仰压下去——这一事实使我们希望，那些可能接受新信仰的官员不会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放逐或罢黜。当年协助和支持利玛窦的徐光启就是如此。（关于上海传教工作的详情和成果，可参阅雒魏林博士的《在华医药传教》。）

中国人的一般性格是不重宗教的，他们对金钱和权力的关心，远远超过对任何宗教仪式的关心；他们绝不会像埃及人那样，因为波斯人在两军之间放了几只猫而打败仗。除了与祭祖有关的仪式之外，没有什么仪式是他们认为约束力大到愿意为之而战、并因别人不遵行而迫害别人的；而祭祖仪式的性质如此属于家庭范围，以至于成千上万的皈依者可以抛弃这些仪式，而百姓对此事却还知之甚少、也不会采取多少行动。一个凭良心行事的基督徒地方官，如果拒绝在城隍庙里的帝国守护神面前履行他的职责，就会有些惹他的主上讨厌，并可能被撤职。这些以及其他出于这个民族的性格及其政治和宗教制度之性质的理由，使人希望真理的酵母将渗透到全社会之中，使之更新、净化和加强，而不致削弱、瓦解或摧毁政府。但也有一些理由使人担心情况不会如此，这些理由出于百姓对基督教教义应有之结果的无知；出于政府对外国侵略危及自身稳固的恐惧；出于吸食鸦片的恶果和贵金属的外流；以及出于与肆无忌惮的外国人和怀恨在心的本地人的交往所造成的扰乱，这常常导致骚乱和政府当局的干预。

顺治和他的儿子在位时曾颁布谕旨，允许在全国容忍基督教；此后又一再加以禁止和迫害。政府长期以来的既定政策是不准其臣民信奉基督教，不准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其境内居住。一八四四年，法国使节拉萼尼先生提请耆英注意他们所受的种种限制，耆英上奏朝廷，得到了如下的朱批，从而推翻了一七二二年及以后各年的那些血腥谕令。他在这件事上的努力，值得每一位基督教和中国人的朋友感谢和纪念。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耆英跪奏。窃查天主教为西洋诸国所崇奉，其要旨在于劝善惩恶；自明代传入中国，向未查禁；其后中国人之习教者，往往藉教为恶，甚至诱污妇女、诓取病人目睛，经官查办治罪，有案可稽；嘉庆年间始定有治罪专条。是其所禁者，乃藉教为恶之人，而非西洋各国所崇奉之教也。

「今佛兰西使臣拉萼尼请将中国习教为善之人免其治罪，似属可行。应请嗣后无论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仰恳天恩，准予免罪。如有诱污妇女、诓取病人目睛，复蹈前辙，及另犯别项罪名者，仍照定例办理。至佛兰西及各国习教之人，止准在五口通商地方建堂礼拜，不得擅入内地传教。倘有违背条约，越界妄行，地方官一经拿获，即解送各国领事官管束惩办，亦不得遽加刑戮，以示怀柔。庶良莠不致混淆，而情法亦昭平允。

「所有习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缘由，臣谨据理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朱批：「依议。钦此。」

（「诓取病人目睛」一语，一位中国人这样解释：「传此教之神父有一习俗，人将死时，取棉花一团，内藏利针，以棉花擦其人之眼，乘机以针刺其瞳人，瞳人之液浸透棉花，其后用以制药。」这种愚蠢的观念，源于天主教神父为垂死者施行的终傅圣事。）

这道朱批对已在国内的基督徒给予了宽容，但他们只以「天主教」即「天之主的宗教」这个名称为人所知，而且所指的只是信奉天主教的人。后来，有人请法国公使说明，他向中国官员提出这一请求时，是否打算把各派基督徒都包括在内，因为对这一点曾有过一些疑问。于是他再次向耆英提出这个问题，耆英没有再次奏请皇帝，便发布了一份解释性的告示。不必引述其全文，这份告示以作者对各派之间区别的了解所能做到的程度，给予了所有基督教派完全的宽容。后来用来称呼新教的「耶稣教」一词，当时还不通行。耆英在引述了拉萼尼先生来文的大意之后，这样总结了他的结论：

「查前议通商章程，原有准在五口建堂一条，各国一体，并无区别。嗣因佛兰西使臣拉萼尼请将中国习教为善之人一体免罪，当经本大臣据情具奏，奉旨允准。其后因地方官有不应查拿、毁坏十字架及画像、塑像之事，复经议定，此等皆准其供奉。本大臣原不知各国习教礼节有此区别。今于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画像、塑像与否，凡习教为善者，皆应免罪。西洋各大国既一视同仁，只须习教为善，中国概不禁阻。其礼节或同或异，自应一体无分，概不阻碍。——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份文件中所说地方官不当查拿的那句话，大概指的是内地发生过的某件事。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上海道台根据皇帝的朱批发布了一道告示，其中把天主教界定为：「定期聚会，共同礼拜天主，敬奉十字架及画像、塑像，并诵读该教经典；此系该教之规矩，不合乎此者，不得视为天主教。」全国各地的各种会社和教派都被包括在「教」这个含糊的名称之下；它们是政府和良民的一种烦扰，这道告示提到了它们，并把它们排除在外。

一八四六年二月二十日，耆英在广州接到一道关于归还罗马天主教徒房屋的上谕，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传教士的看法：

「前据耆英等奏请，将习天主教为善之人免罪，其建堂聚会礼拜、供奉十字架及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业经降旨允准。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其免禁，此次所请，亦应一体准行。

「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如勘明原旧房屋尚存，确有凭据者，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

「此旨通行各省之后，如地方官将实在习教并非匪徒之人妄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

「若有藉教为恶，及招集远乡之人勾结煽惑，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滋事犯法，甚至谋为不轨者，仍各按其所犯本罪，照例治罪。

「至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

「钦此。」

新教差会的主持者认为违反这道朱批的最后一段是不对的，因此把他们的努力限制在通商口岸，他们的工作人员在那里有许多预备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安静地、总的来说和平地进行着，因为居民们发现传教士是他们的朋友。在所有的口岸都建起了礼拜堂、学校、医院、印刷所和住宅，到一八五八年，约有一百名新教徒在主持这些事业。皈依者人数很少，在统计表上没有多少成果可以显示。那是一个撒种的时期。

一八四九年，洪秀全的信徒开始在广东西部生事，他们被称为「上帝会」；北京当局无法把他们与新教徒区别开来，因为这些误入歧途的人所用的《圣经》译本中，新教徒就是这样翻译上帝之名的。他们迅速战胜官军，很快便使政府竭尽全力来镇压他们，并收复南京。一八五六年，由于广州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亚罗号」——一艘悬挂英国旗的走私划艇——问题上的不明智举动，引发了一场更危险的斗争，最后导致对中国宣战。一八五八年，随着在天津与聚集在那里的四国使节签订和约，敌对行动停止，人们认为这是在条约中加入有关在中国容忍基督教的某些明确规定的好时机。一八四四年道光皇帝的朱批，无论在统治者还是在百姓中间，都从未有过什么实际分量，罗马天主教徒也从未能够收回他们被夺去的旧教堂和其他不动产。其中大部分早已被人占用或毁掉了。

面对着刚刚攻占大沽炮台、用大炮控制着天津城的那些人所能调动的兵力，中国全权大臣对这样的提议大概不会坚持反对。英、法、美、俄四国，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代表，在上帝的安排下，与作为异教世界代表的中国面对面相遇了。他们是来要求安排通商、外交、民事和治外法权等方面的权利的，引进宗教特权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前两个国家所进行的战争与宗教毫无关系，如果中国人只在这几条上坚持不让，他们的两个同僚无疑也会删去有关宽容的条款。就在世界各国之间这种奇特的、最出人意料的道德力量与物质力量的相互关联之中——这涉及世界上大部分居民——中国新兴的基督教会的自由，通过一八五八年六月签订的条约中所载的以下四条宽容条款，悄然得到了保障。下面按其日期先后列出：

《俄约》第八条：「天主教原为行善，嗣后中国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于安分之人禁其传习。若俄国人有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官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

《美约》第二十九款：「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

《英约》第八款：「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

《法约》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此后与中国人签订的几乎所有条约中，都加入了一条大意与此相似的条款。它们给予皈依者的信仰和奉行的自由，是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所能希望的；但是

许多传教士因这些条款被地方官违反或漠视而感到失望。这些乐观的人常常忘记，要使百姓和他们的统治者认识到条约所载的新的自由和义务，需要宽容，也需要时间；而消除他们的无知，最好、最彻底的办法，是基督教在其皈依者中间所显示的纯洁和力量的活生生的证据。这些皈依者已经开始以他们的行为来显示他们的信仰了。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唯一需要提到的其他举措，是一八六〇年十月在北京签订的与法国使节议定的专约第六款，其内容涉及归还罗马天主教徒以前所拥有的产业。其文如下：

「第六款：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最后一句不见于该专约的法文本；而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款，法文是唯一有权威的文本，因此在中文本中偷偷塞进这样一条重要的规定，使之归于无效。这种做法与法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身份很不相称，因为签订专约时，法国的军队正包围着北京。）

在执行这一条款的细节时，本地的罗马天主教徒在传教士的支持下，索要据称早在利玛窦时代和明朝时就属于他们的土地，强迫这些土地的业主和占用者在没有补偿或补偿不足的情况下交出，表现出极大的不公和暴力，以至于中国许多地方发生了骚乱，结下了仇恨。本地人合法占有了一两个世纪的庙宇、房屋和店铺，都根据这一规定被索要，他们用武力拒绝交出。不满情绪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法国公使终于在一八七二年前后发布了一份通知，宣布今后不再受理传教士的这类索还要求，此后进一步的控诉才告停止。由于此前几年在贵州和四川有两三名传教士被杀，而凶手又逃往其他省份，这场纠纷更加复杂了。

山东主教在致其教徒的一封通谕中，表达了所有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对于解除他们长期以来所忍受、所勇敢承受的种种限制的感受，他在信中劝勉他们「保守并勤学圣教……也要祈求圣教大为兴旺，要记住，皇上对我们圣教的眷顾，完全出于天主的恩宠。接到此谕之后，各堂要连续三个主日为天主的仁慈向他谢恩。信友们在为这一非常的恩典而欢喜之际，要诵念圣母经，以表感激之情」。

彻底修订中文《圣经》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在那些最了解这项工作之必要性的人的心头；一八四三年英国传教士在香港集会时，召集了一次全体新教传教士大会，以采取措施准备这项如此值得期待的工作。马礼逊和米怜的译本，他们自己也承认是不完善的，马礼逊在去世前已开始对它作一些修改。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和马儒翰诸位先生曾合力修订《新约》，于一八三六年出版。

这次会议极为和谐，《新约》各卷不分宗派地分配给各传教站的传教士。关于「洗礼」一词的最佳译法引起了一些讨论，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个词不宜音译。这个问题被交给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无法就一个译名达成一致，便建议在拟议中的译本里，这个词留给各方自行选用。自利玛窦时代以来，各派罗马天主教徒都用「洗礼」一词来表示这一圣礼，马礼逊、麦都思以及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也采用了这个词。马士曼则喜欢另一个字「浸」，这个字很不常用，几乎总是需要解释；实际上只有通过这一仪式本身才能充分解释清楚。美国浸礼会的一些传教士采用了马士曼的译法，另一些人则提出了第三个字「浴」。后来，美国的差会否定了他们与其他弟兄在共同译本问题上的联合行动，指示他们另行翻译。

在香港的这次会议上，中文里称呼上帝的适当用词问题也被交给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报告说无法达成一致；因此，这一点和「洗礼」的译法一样，留待译本本身完成以后由各传教团自行决定。拟议中的译本的代表由各传教站的传教士全体选出，于一八四七年六月在上海开会。他们是伦敦会的麦都思、施敦力和米怜三位牧师，以及美国各差会的裨治文、文惠廉、叔未士、娄理华和克陛存诸位牧师；后五人中，娄理华死后由克陛存接替，文惠廉主教则始终未能积极参与这项工作。《新约》于一八五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译完，不久便出版了，对「上帝」和「圣灵」采用了不同的译名。

《旧约》由前面提到的三位于一八五三年译出；另一个更适合普通读者的译本，由裨治文和克陛存两位先生于一八六二年完成。郭士立也独自出版了两三个修订本。一八六五年，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用官话，特别是北方各省通行的官话，翻译《圣经》。这项工作是由白汉理、艾约瑟、包尔腾和施约瑟诸位牧师完成的；《新约》由他们共同于一八七二年译完，《旧约》则由最后一位独自于一八七四年译完。这是本世纪第六个完整的中文《圣经》译本。此外，还有《圣经》若干卷被译成南方的五种土话——在宁波和厦门，它们是用罗马字母而不是用汉字印行的。当然，这后一种译本，凡是没有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本地人都读不懂。

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女传教士的影响和工作，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是接近中国妇女的唯一或主要的途径，因此，她们最好学习语言，结识周围的家庭，从而投身于这项工作。在妇女被教导懂得她们作为男子伴侣的应有地位、并能教导她们的孩子懂得对上帝、对自己和对国家所负的义务之前，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得到提升，基督教的各种制度也不可能建立在永久的基础上。女校是男校必要的补充，如果一个男人只是在理智上被基督教的真理所说服，一个异教徒妻子很快就会把他拉回到偶像崇拜中去。中国人对女子教育的评价相对较高，这对多办女校是一种鼓励。西方各国完全由妇女主持的差会委员会的成立，使在中国的这些学校以及在妇女中间的医疗工作，既切实可行，又成为必要。如今，没有一个大的传教团被认为是完整的，除非有一位或几位妇女来从事属于她们的那部分工作；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和新教传教团都是如此。

自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开放帝国以来，福音工作的进展令人极受鼓舞。人们很快就发现，那种被认为存在于所有中国人心中的对外国人的仇恨和轻蔑，只需以仁慈和耐心的教导来对待，就会让位于尊重和信任。与英国的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以及在百姓中走私和吸食鸦片所造成的祸害，使沿海居民心怀怨恨；但由于这大多是局部性的，传教工作的扩大大大有助于消除那种滋养着厌恶的无知。医院对疾病和痛苦的免费救治，大大有助于改善交往，因此到今天，通商口岸及其周围的本地人的感情已经完全改变了。

关于新教在华传教工作的这篇概述，可以用一八七七年五月在上海举行的大会来作结束，属于二十个不同团体的一百二十六名男女出席了这次大会，讨论他们各方面的共同工作。大会的会议记录提供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工作的统计资料，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所能找到的都更为完备，而在三天的会议中宣读和讨论的二十七篇论文，包含了有见识的思想家们对与中国福祉有关的最重大问题的成熟见解。下表取自这份报告，考虑到大多数传教站都是一八六〇年以后开设的，它显示了教育和布道方面的显著发展。

一八七七年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统计（依次为美国差会、英国差会、欧洲大陆差会、合计）：

传教士驻在的传教站：四十一、四十三、八，合计九十二。

外站：二百一十五、二百九十、二十七，合计五百三十二。

已组织的教会：一百五十、一百五十六、十二，合计三百一十八。其中完全自养的：十一、七，合计十八；部分自养的：一百一十五、一百四十九，合计二百六十四。

领圣餐者：男，三千一百一十七、四千五百零四、六百八十七，合计八千三百零八；女，二千一百八十三、二千四百四十、五百八十四，合计五千二百零七。

八十一所男子寄宿学校学生：三百四十七、一百五十四、一百四十六，合计六百四十七。

一百七十七所男子走读学校学生：一千二百五十五、一千四百七十、二百六十五，合计二千九百九十一。

八十九所女子寄宿学校学生：四百六十四、二百零六、一百二十四，合计七百九十四。

八十二所女子走读学校学生：九百五十七、三百八十五、十五，合计一千三百零七。

二十一所神学院学生：九十四、一百二十、二十二，合计二百三十六。

一百一十五所主日学学生：二千一百一十、四百九十五，合计二千六百零五。

按立的牧师和传道人：四十二、二十八、三，合计七十三。

助理传道人：二百一十二、二百七十三、三十四，合计五百一十九。

售书员：二十八、四十六、三，合计七十七。

女传道：六十二、二十八、二，合计九十二。

礼拜用的教堂：一百一十三、一百一十八、十五，合计二百四十六。

礼拜堂和布道所：一百八十三、二百四十九、二十五，合计四百五十七。

一八七六年医院住院病人：一千八百九十、三千四百零五，合计五千二百九十五；门诊病人：四万七千六百三十五、四万一千一百七十，合计八万八千八百零五。

一八七六年二十四个诊所治疗的病人：二万五千一百零七、一万六千一百七十四，合计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一。

医学生：十九、十八、一，合计三十八。

一八七六年本地基督徒的捐款：四千四百八十二元、五千零八十九元，合计九千五百七十一元。

据所能查明的，截至一八七六年，加入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男子总数为四百八十四人。其中四十一人是平信徒，主要是医生，妇女和本地人都不包括在内。十二个美国差会派出了二百一十二名按立的传教士，同样数目的英国差会派出了一百九十六名；欧洲大陆八到十个差会的工作人员共计三十五人。一八四七年，各国传教士共有一百一十二人；到一八五八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二百一十四人；上海大会于一八七七年编制的一份表格列出，当时在中国积极从事传教工作的共有四百七十三人，其中包括十五名不受所列举的二十五个差会中任何一个差会雇用的人。其中二百一十人属于十个美国差会，二百四十二人属于十三个英国差会，二十人属于两个德国差会；全部人数中有一百七十二人是传教士的妻子，六十三人是未婚女子。

凡是熟悉中国实际福音工作的人都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这些统计数字丝毫不能说明已加入本地教会的一万四千名皈依者的品格和造诣，也不能说明对所统计的五千七百名儿童所施教育的范围和深度。那些指望刚刚从异教的无知、愚钝和不洁中被带入基督教光明之中的本地人，其心中能有比信仰和文化最初的萌芽更多的东西的人，或者那些严厉批评传教工作的这些成果的人，最好亲自更充分地考察一下传教工作各个部门的局限和性质。

这些项目中没有提到传教印刷所的印刷量，因为这些细节散见于过去一二十年中发表的数以百计的报告之中。以前由卫三畏、伟烈亚力和柯理分别在广州、上海和香港主持、累计近四十年的印刷所，已被更多、更大的印刷机构所取代；此外，运输书籍的便利使它们的出版物更容易送到国内最偏远的地方。长老会传教团印刷所和铸字所制造的中文和日文活字，为本地工人提供了印刷报纸和书籍的手段，而如果用雕版，这些报纸和书籍是永远不可能办到（以至于能够自给自足）的。这个机构每年印出三千多万页，所有其他传教印刷所的印量合起来比这还多一倍以上。这些机构每年散发得越来越广的这些读物对本地人思想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现出来。

在这些传教士中，有许多人的价值和劳绩早已为基督教公众所熟知。米怜和高大卫虽然未被允许在中国境内居住，却热切地盼望、勤奋地工作，以求基督的国度在中国降临和扩展。在传教士队伍中，很少有人在判断的健全和坚定不移地追求一个成熟的目标方面超过史第芬，他的目标是帮助完善《圣经》译本。他在为中国人服务之前，曾在黄埔担任海员牧师近三年，他在那方面的工作深受常来这个港口的人的欢迎。

台约尔那热忱而谦卑的虔诚和专一的目标，也为每一个与他共事的人所熟知。他在许多阻碍和困难之中，长期勤勉地努力完成一套中文金属活字，其动力是希望这套活字一旦完成，印书就能比用其他任何方法都更精美、更便宜、更迅速。他活着看到它部分地投入使用，并使自己确信这一计划是可行的。如果出于个人的友谊和人们对雅裨理的普遍敬重而要对他的品格和工作作一番介绍，那就会很快写满许多页；这些都完全值得他的传记中所作的更详尽的介绍。在其他传记中，可以提到娄理华、宾为霖、桑德曼、亨德森、台约尔、裨治文和艾奇逊的传记，它们将提供关于他们工作细节的资料。女传教士在这项需要各种各样的头脑和劳作的工作中也做了很多事，而且还将做得更多。马礼逊夫人玛丽、文惠廉夫人萨拉、粦为仁夫人西奥多西亚、波尔夫人露西、叔未士夫人亨丽埃塔、罗啻夫人和波罗满夫人，都在一八四六年以前死在中国——她们是此后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的数十位可敬妇女中最早的几位。

在结束这篇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简短概述之前，不妨提一提这项工作所特有的一些便利和困难。改造异教社会、按照基督教原则重建社会，是一项伟大而长期的事业，而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必须从对个人下功夫开始。未重生之心的抵制，只有靠圣灵的改造之力才能克服，但在《圣经》的真理能够被明白地接受或拒绝之前，必须通过一套手段使人的理智得到启发，使人的道德感得到教导。这种抵制并非中国所特有，但在那里它大概会比在其他一些国家带有更多的论战和辩驳的色彩。骄傲的读书人不愿把孔子贬低到救主之下，反而倾向于鄙视反复提到救主的名和他的赎罪，认为那不过是翻来覆去地讲「一个已经死了的耶稣，我们却说他是活着的」。麦都思提到一个中国人写来反对他的一本小册子，其中辩称：「蛮夷自己如此可悲地缺乏美德，却企图改善天朝的居民，实在荒谬。他们把一种毒品输入中国，损人利己，这是不仁；派遣舰队和军队去掠夺别国的财产，他们无义可言；任由男女在社交场合混杂，在街上挽臂而行，表明他们毫无礼的观念；拒绝先王之道，也远不是智；实际上，信是他们唯一能稍稍自称具备的美德。五常之中，四者皆缺，他们怎能指望使别人自新呢？再者，外国人一方面花大钱散发书籍以求移风易俗，另一方面却毫无顾忌地践踏字纸，这表明他们不尊重造字的圣人。此外，这些想要劝化世人的人自己就缺乏孝道，父母一死便抛在脑后，只给他们一口一寸厚的薄板棺材，从来不祭祀他们的亡灵一次，也不为他们在来世的用度烧一点点金纸。最后，他们让富贵之人不经过任何科举考试就可以做官，而不向国中最贫贱的人开放晋身之路。由此看来，外国人不如中国人，因此最不配教导中国人。」

对于这些论点——它们对一个中国人所具有的说服力，外国人很难理解——他们还常常加上那些来到他们海岸的自称基督徒的人那种放纵、不道德的生活和肆无忌惮的贪婪，并问道：抛弃他们久经考验的训诫而改信《圣经》的新奇教导，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学问的骄傲，在任何地方都是接受福音中那些令人谦卑之真理的巨大障碍，但在中国也许尤其如此，因为那里的文学如此受到尊崇和提倡。语言是传播福音的另一个困难，对本地人和传教士来说都是如此。中国人的教育方式非常适合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培养人对孔子的训诫绝对相信和尊崇，并服从以这些训诫为其行动大纲的政府；但它却削弱了人在其他问题上独立思考的智力。正如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的，这种语言本身，无论是用于书写还是用于说话，都是传达新真理的一种笨拙的工具，主要是因为每一个新字或新词都给记忆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不过，读写和说这种语言的人数之多，使人甘愿付出额外的劳动和耐心，去熟悉它的表达方式，并找出传达真理的最好方式。

一八四五年五个口岸向在其内外居住的二三百万人开放实际的传教工作时，人们很快就发现，当他们明白对他们所说的话时，他们对外国人还是相当友善的。十五年的不懈工作，把他们对最初一批传教士所怀的无知和猜疑，转变为即使不是对他们所传信息的接受，至少也是恭敬的尊重。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北京的被攻占和《天津条约》的批准，在外交手段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完成了中国对这类工作的开放。如今每个主日都有会众聚集，向他们讲解真理，颇受欢迎；要想有更多的会众，所需要的只是更多的传道人；早在所有口岸的传教工作完成之前，整个国家就会提供各种气候和地点任人选择。学习语言的便利在不断增加。各种方言的字典、词汇、短语集、语法和文选很快就会编成；现在的书目已经不少了。除少数例外，它们都是由新教传教士编写和印刷的。

自从一八三五年在广州成立第一个教会以来，教会不断增加，其中有些由本地布道员负责，伦敦会的两位布道员梁阿发和何进善，作为他们的同胞中最早成为受过教育的、热心的福音传道人的人，值得一提。未来充满了希望，教会对中国的努力不会停止，直到汉族的每一个儿女都受到《圣经》真理的教导，都有机会公平地听到这些真理，以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些努力将不断推进，直到那个广大帝国的所有城市、城镇、村庄和小村落里都有宗教的教师和信奉者居住；直到他们的孩子受到教育，他们的公民自由得到理解，他们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直到他们的穷人得到照顾，他们的文学得到净化，他们在今世的境况因另一个世界向他们的完全启示而得到改善。传教工作将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政府得到改良，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给予所有的人，中国跻身于世界上的基督教国家之列，与信奉同一信仰的各国人民互致一切应有的礼遇。

六中国人的商业

远古时代，外人向中国的统治者请求准许与其子民通商，在统治者看来，这类请求多半带有承认其威权的意味；随请求一同献上的礼物称为「贡」，被视为贡品，而前来通商的人自己也大抵这样看待这种往来。《书经》中题为《禹贡》的一篇，是世上现存关于一国物产最古老的文献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这些物产的贸易已颇具规模。篇中列举了丝、漆、皮毛、葛布、盐、美玉、金、银及其他金属、象牙和各种制成品；正如理雅各在译本中所考证的，这些东西大多可以与今天仍在出产的物品一一对应。这种贸易的起源与早期经过，记载大半已经湮没，但中国的史书足以证明，自禹的时代以后两千年间，类似的交易一直不断。它的作用，是把中国的典章制度推广到开化较晚的邻邦之中，并使对外贸易成为有利于各方的途径。在这个早期阶段，一切贸易所受的限制和课费都为数很小；及至贸易扩大，地方官吏贪心大起，巧立名目，加征种种非法规费，贸易的利益于是逐渐减损，最后在某些地方竟把它完全赶走了。

汉代以后，中国典籍中可供研究这一课题的材料十分丰富，值得外国学者细心剖析。马可·波罗、公元八五〇年和八七八年的两位阿拉伯旅行家，以及一三三〇年的伊本·白图泰，都各自留下了游记，其中对于中国对外贸易范围之广、价值之大，暗示得多，而细加考察的少。明代时，由于蒙古人使国土凋敝，这种贸易一度衰落；但到了一五五〇年前后，欧洲船只来到沿海，刺激本地的手工业发展起来并使之获利，外国各国与各国商人这才认识到：与中国通商，比攻打中国划算得多。

近一百年来，进出口的主要货品并没有多大变化；中国织机上织出的华美绸缎、中国的茶叶、漆器和窑中烧出的瓷器，至今仍然用来交换西方的棉货、金属、皮毛和呢绒。下面只须把那些格外值得注意、前文又未曾讲过的货品略加叙述，再附上几则关于目前贸易规模和经营方式的说明，便足以说明它的大致面貌。广州的赛缪尔·鲍尔在一八三五年所写的茶叶种植与贸易史，至今仍可视为这方面的权威著作。茶叶消费的增长也颇能说明问题：一六七〇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不过八十磅左右，此后茶的功用在英国人中间逐渐得到公认、饮用日广，到了一八八〇年，英国一国就需要一亿八千万磅才够供应；而中国输往别处的茶叶，还不止此数。

在中国贸易的货单上，头一项引人注目的便是鸦片；它的种植及其所引起的重大后果，需要详细叙述。中国医家把鸦片当作药物来用，为时并不很久；不过从《本草》提到罂粟的方式来看，有理由认为这种植物原是中国本土所有的。这种药品称为「鸦片」，是仿照西语中那个词的读音；而这种植物则称为「阿芙蓉」，是阿拉伯语名称的音译，大约在九世纪时从阿拉伯传入。它的名称很多，如「大烟」「黑货」「黑土」「洋药」等，最后一个是税则上所用的名称。两百年前撰写《本草》的那位作者，谈到这种植物和它凝结的汁液，说两者过去都少有人知；接着他简要地描述了采集的方法，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已经用作药物。此后数十年间，沿海并没有鸦片输入；但如今各省以至满洲都种植罂粟，无论何处，对种植都没有真正的限制。百姓自行采集浆汁、加工制作以供自用，方法与印度大致相同。早在一八三〇年，就有一位官员针对当时日渐蔓延的种植说，这「不但贻害良民，而且大误农功」。

印度巴特那地区种植罂粟的方法，有人作过如下描述：种植户（莱特）选定一块地——总是尽可能挑离家最近的一块——用篱笆围起来，然后反复犁耕、施肥，使土地肥沃松软，并把杂草清除干净。接着，他用小土埂把田地分成两块或更多的畦，土埂纵横走向视地势和土质而定；再从主埂引出别的小埂，把畦分成更小的方格。在田地的一端挖一口约十英尺深的水塘，用皮桶从塘里提水，灌入一条主埂，再按需要引到田里各处。由于种植是在旱季进行的，这种灌溉必不可少。十一月播种，二月和三月采浆，采浆期通常约六个星期。幼苗一出土，便开始除草浇水，一直持续到罂粟成熟。这时用一种叫「纳什塔尔」的刻刀在蒴果上划口——那是一种有齿的铁器，由三四片锋利如柳叶刀的薄片组成。划口在日出时进行，次日清晨再用一种叫「西图希亚」的刮勺把渗出的浆汁刮下，放进挂在种植户身边的盘子里。他把浆汁带回家，先放在大浅盘里沥干，再在空气中反复翻晾一个月，直到整块干湿均匀，便可以送到货栈去了。在货栈里，这些浆汁被倒进一个大池中，揉捏得稠度一致；揉好之后，按一只铜碗的大小搓成圆球，外面裹上一层罂粟花瓣，贮放在烘房里，直到可以装箱为止。成品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燥时是否用心，以及制球时用「莱瓦」即鸦片浆糊包裹得是否妥当。

种植户必须按约定的价格，把一定数量的鸦片交给收购官；这个数量是在罂粟开花时丈量田地后确定的。一西尔（合一磅十三盎司）罂粟浆汁，他大约可得一元六角五分，而浆汁必须达到一定的稠度。种植户多半事先已经领了预付款；他若把这种生鸦片卖给收购官以外的人，或是交不足估定的数量、而又有理由怀疑他私吞了，就要受罚。在印度全境，罂粟的种植、鸦片的制造和买卖，直到拍卖出口为止，都实行严格的专卖。倘若有人未与政府立约、未承诺按定价交售产品，便擅自种植，他的财产就会立即被查封，他本人则被迫要么铲除罂粟，要么具保如数交货。种植实际上是强迫的：如果种植户拒绝领取当年的预付款，他们就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把卢比扔进他的屋里；他若企图逃走，经纪人就把他抓住，把预付款捆在他的衣服里，再把他推回屋去。他既然别无办法，只好尽力去履行契约。主要的鸦片产区在恒河流域，占据了贝拿勒斯和比哈尔最好的土地，面积约一千平方英里。如今印度北部和中部遍地都是罂粟，别的用作粮食和衣料的作物几乎都被挤掉了。在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有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事罂粟的种植。波斯的种植面积近来扩大得很多，已有鸦片从那里运到中国来了。

鸦片的制造由官派的检验员监督，这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因为有许多东西会被掺进浆汁里，以作伪或增加分量。把浆汁弄湿，使之比天然的更稀；掺入沙子、软泥、糖、粗糖浆、牛粪、捣碎的罂粟籽，以及曼陀罗、榅桲和其他植物的汁液——这些手段都有人用，尽管几乎必定会被查出而蒙受损失。浆汁干燥得当、稠度约达百分之七十时，整块看去呈铜褐色；若在白盘上摊成薄层，则颇为透明，呈胆石般的黄色，质地略带颗粒。用刀切开，切口边缘齐整，不会拉出丝来；它颤巍巍的，像草莓酱——有人拿它和草莓酱相比，十分贴切。它的黏性相当大，抓一把在手里，把手翻过来，也要过好几秒钟才会掉下。

所产的鸦片全部运到加尔各答，存放在政府的仓库里，直到拿出来拍卖为止。拍卖有一个底价，按中国的市价分级确定。据推测，每箱的成本不过七百卢比左右，而卖价则尽市场所能承受地往高处抬。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他们煞费苦心；有一次，东印度公司有一批鸦片用不同的方法制作，为了试试中国人是否更喜欢这一种，竟把这批货的部分价款退还给买主。鸦片有好几种：土耳其鸦片和波斯鸦片售价最低，经亚丁运到中国；巴特那鸦片和贝拿勒斯鸦片在加尔各答出售；还有麻洼鸦片，是在英国管辖范围以外种植的。为了使它的竞争条件均等，一八四二年以前每箱征收一百二十五卢比的出口税，后来增加到六百卢比。鸦片先搓成圆球，再装进坚固的箱子，每箱重量从巴特那鸦片的一百一十六磅，到麻洼鸦片的一百三十四磅或一百四十磅不等。麻洼鸦片由当地人种植和制作，往往掺杂甚多；每箱装四百到五百块饼，那里的种植户所得的工钱，比孟加拉的莱特多一倍。

巴特那和贝拿勒斯的鸦片箱用芒果木制成，分为两层，每层有二十个隔格；鸦片球都用干罂粟叶仔细裹好。箱外包上兽皮或麻袋，接缝处封严，尽可能使它不透空气。鸦片拍卖之后，便不再另外课税。这项专卖的收入已经变得如此巨大、如此要紧，以至于印度一位著名的报刊主笔说，它的存废对政府而言是生死攸关的事。一八四〇年，这项收入略多于二百万英镑；此后稳步增长，到一八七二年达到七百零五万七千英镑；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间的年平均数为六百五十二万四千英镑；自天津和约以来，每年都在五百万英镑以上。这种药品的纯度和香味，一直有称职的科学人员悉心维持；到如今，中国人对它的偏好已经如此之深，竟使他们甘愿为之付出极高的溢价，

宁要印度货而不要任何本地产品。

两百年前，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一定极少；否则从一五八〇年直到十九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的著述里，必定会有所记载。直到一七六七年，输入量才达到一千箱，此后若干年间大致维持在这个数目，这项贸易大部分掌握在葡萄牙人手里。一七七三年，东印度公司小做了一笔尝试；七年之后，英国人在澳门以南的云雀湾设了一个由两只小船组成的趸货站，当时的价格约为每箱五百五十元。一七八一年，公司租船运货到广州，却不得不把这批一千六百箱的鸦片以每箱二百元的价格卖给行商之一的石琼官；石琼官无法脱手获利，又把它转运到南洋群岛去了。一七九一年的价格约为每箱三百七十元，鸦片是作为药材输入的，税银连同各项规费约为每担七元。一七九三年，广州当局开始对云雀湾的那两只船提出责难；船主们一方面饱受海盗和缉私船的骚扰，一方面又苦于离广州太远，便把鸦片装到一只船上，开到黄埔，在那里停泊了一年多，无人过问。后来这只船装满了货驶出珠江，鸦片则改由另一只船运进来。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一八二〇年，这一年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发布告示，禁止任何存放鸦片的船只进港，并责成引水和行商对船上是否夹带鸦片负责。葡萄牙人也被禁止把鸦片运进澳门，那里中国海关的每一名官员同样负有查禁之责，违者处以最重的刑罚。告示结尾，总督大人说道：「务须小心，切勿视此文为具文，以致误蹈法网；届时尔等欲求脱身，将如人之欲自啮其脐，万不可得。」

早在一八〇〇年，嘉庆皇帝就已经下令禁止鸦片输入，违者处以重刑，理由是吸食鸦片虚耗内地百姓的光阴、败坏他们的家产，拿他们的白银和货物去换外国的「秽土」。因此，公司的大班们建议董事会禁止从英国和印度装运鸦片到中国，但这一点办不到；于是他们只好禁止公司自己的船只运鸦片来华了事。一八〇九年，行商被责令具结，保证凡在黄埔卸货的船只都没有夹带鸦片；但他们设法规避了这项限制。在黄埔和澳门，这项买卖借着地方官吏的纵容照常进行：其中有些人监视着每一箱鸦片的交割，并从中收取规费；而他们的上司远离走私现场，每年坐收一笔贿赂，对违抗谕旨的行为视而不见。

中国常见的那种行贿受贿、包庇不法的风气，可以从与这项买卖有关的一件事情上看得很清楚。一八二一年九月，澳门有一个中国居民，一向经手从葡萄牙人那里收取、再转交给中国官员每年为放行鸦片而送的各项贿款；他因雇用匪徒殴打一个私人仇家，被官府逮捕。那些人把他抓到手之后，往他耳朵里灌水银，要伤他的头脑而又不致他于死；还逼他喝下一种可怕的汤水——滚烫的茶里掺着从他头上剃下来的短发。想出这种残忍主意、并出钱雇人下手的那个卑劣之徒，是一个讼棍，他恐吓百姓，为官府敛财，终于成了一方的祸害和恐怖。最后，一个与他有仇的官员把他的为人和所作所为禀告了总督，总督下令把他抓起来投进监牢；这时他便把怒气转向从前的主子，供出自己担任收贿之职，并说所有官员都按箱抽取若干，一直到驻防的水师提督为止。总督对这些情形无疑心中有数，此时却不得不过问了；但他并不惩办那些直接犯法的人，反而控告了首席行商——一个绰号「怯小姐」的富人——说他未尽保商之责，没有把每一只夹带鸦片的外国船都指明出来。他辩白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鸦片买卖，与做鸦片买卖的人也毫无瓜葛；他既不能搜查船只、查明船上装的是什么，也管不了那些鼓励和庇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但这一切都属徒然：总督不顾他怎样辩白，一定要他承担责任。他因此受到了处分；总督大人又向外国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发了一道文告，其中既有训诫，又有劝勉和恳求。他说，神明会护佑公平交易的商人平安渡海；而对于那些走私毒物的违禁之徒，则有人世王法的威严和阴间冥神的震怒悬在他们头上。他还说，美国人之所以贩运鸦片，是「因为他们没有国王管束」。鸦片船就这样被逐出了黄埔，而葡萄牙人除非收取高额税费，又不愿或不敢让鸦片进入澳门，于是商人们便在伶仃——澳门与虎门之间的一个岛屿——设立了一个由趸船组成的水上货栈。夏天，这些船移到金星门、急水门、香港以及江口外的其他锚地，以便更好地躲避台风；东北季风期间则停泊在伶仃附近。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八三九年。

在禁烟之令还有本国社会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从道义上加以拥护的时候，鸦片是怎样被输入这个国家的——这个问题如今除了作为一段历史之外，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是一幅令人痛心的图景：权势、习惯、手段和金钱联合起来，削弱并压倒了一个异教的、蒙昧的民族对一种他们明知正在毁灭自己的东西所作的微弱而零散的抵抗。这样一场较量的结局几乎不容置疑；一八五八年的税则准许鸦片纳税进口之后，本已衰弱的道义抵抗，似乎也随着鸦片走私的消失——它如今已升格为有执照的贸易——而消亡了。这项贸易的兴起和那一年以前的经过，可以从《中国丛报》各卷和在中国出版的报纸中查知。

把鸦片制成烟膏所用的器具，主要是三只半球形的铜锅、两个竹制的滤器、两座可移动的炉子、若干瓦罐、勺子、滤布和洒水器。把一只鸦片球切成两半，挖出里面的膏子；粘附在叶皮上或包在叶皮里的鸦片，先用文火煎三次，每次用一品脱泉水，滤入一只瓦罐中；第三次煎过之后，再把冷水浇在渣滓上；这样，从半个鸦片球（起初约重二十八磅，这道工序据说是按这个分量进行的）中，大约可以得到五品脱汁液。然后把球里挖出的膏子和这些汁液一起煮一小时左右，直到全部化成糊状，再用铲子把它摊在两只锅里，每次放在火上烤两三分钟，直到把水分烤干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要把它弄碎再重新摊开，最后一次烘干时还要用刀横着划开。然后把它全部摊成一块饼，浇上六品脱水，放上几个小时或一整夜，让它浸透。浸透之后，在锅沿上放一个布滤器，全部有用的部分便透过布慢慢滴进一只衬着粗竹纸的篮子里，再从篮子里落进另一只铜锅，滤过的汁液大约与浇在饼上的水一样多。渣滓再浸一次，随即过滤，直到几乎尝不出味道为止；这些较淡的部分通常约有六品脱。

然后把头六品脱汁液用大火急煮，一面洒冷水降温，以免溢出，一面用羽毛把浮沫撇到另一只器皿里。煮了二十分钟之后，倒入五品脱淡汁一同煮，直到全部蒸发到三品脱左右，再用纸滤入另一只锅里；把剩下的一品脱淡汁倒进刚倒空的那只锅里，把残留的部分洗下来，也煮一会儿，再一并滤入那三品脱中。然后把全部汁液放在小炉子上用文火熬，直到熬成适于吸食的稠度；熬的时候锅边会结出一圈，还要不时把锅从火上端下来，以延长熬制的时间，同时用棍子迅速搅动，并扇风，直到它像浓稠的糖浆一样，才取出来装进小罐，以备吸食。零售时装烟膏的盒子用水牛角做成，大小正好便于随身携带。最后，把含有植物残渣的渣滓连同浮沫和洗锅的水一起过滤，加水再煮，得到约六品脱稀薄的褐色汁液，把它熬到适当的稠度，卖给穷人。煎熬生鸦片的过程，对于不习惯的人来说极不好受，因为冒出的麻醉性烟气令人难以招架；凡是熬制烟膏的铺子、凡是吸烟的人，都带着这股气味。用这种方法加工，分量要损耗一半左右。马来人的制法大致相同。槟榔屿的习惯，是把第一次蒸发所得的干饼碾成粉末，浸透之后再过滤、再蒸发，熬成像鞋匠用的蜡那样的稠度。

烟枪是一根沉重的木管，头上装着一个杯状物，用来收集燃烧后剩下的残渣或烟灰；这个杯状物通常是烟管一端的一个小凹穴，它的作用是把烟斗抬高，与烟灯齐平。烟斗是陶制的，呈椭圆形，安在那个孔上，它平的一面有一个带边的小孔。吸鸦片的人总是躺着吸；德庇时书中那幅「吸鸦片的官员」图，画的是一个身穿官服、坐在桌旁吸烟的人——这是不可能的情景；倘若作者真见过吸烟的人吸烟，那么这幅画就更加奇怪了。吸烟的人侧卧在榻上，手持烟枪——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烟枪」——凑近烟灯，使烟斗可以挨近火焰。他用一根头上呈匙形的针挑起一粒豌豆大小的烟泡，放在烟斗的孔上，就着灯火点燃，一口吸尽，不让一丝烟跑掉。老烟客能把气憋很久，让烟充满肺部，再从鼻孔里呼出来。半流质的烟膏味道甜而油腻，有点像浓稠的奶油，但鸦片燃烧时的气味却相当令人作呕。一斗烟吸完，吸烟的人无精打采地躺一会儿，等烟气散去，然后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把买来的烟吸完，或吸足了规定的分量为止。开始吸的时候，人变得话多，爆发出一阵阵喧闹而愚蠢的欢笑；随着吸的分量增加、麻醉作用发作，这种欢笑逐渐变成一种茫然的苍白，面容也萎缩下去。接着便是沉睡，从半小时到三四个小时不等；在此期间，脉搏比吸烟以前变得更慢、更软、更细。一个人一旦成了这种嗜好的牺牲品，从这种睡眠中并得不到丝毫的恢复，反而感到全身的体力与心力普遍衰颓，

只要能平息对烟的渴求，便不顾一切后果了。

初学的人吸一两口就满足了，这一两口会引起眩晕、恶心和头痛，但吸得多了，分量便能逐渐增加。所谓「有节制的吸烟者」，看到周围无数受害者的悲惨榜样，心存警惕，力求把持分寸，尽量走到悬崖边上而不至于跌进无可挽回的深渊。为此，他们限定自己每天只吸一定的分量，并且在饭时或饭后不久吸，好让胃不致受损太甚。一个「有节制的吸烟者」——不过这个说法，就像说一个「有节制的窃贼」只从东家的钱柜里偷几个先令，或说一个「有节制的放血者」每天只从自己的血管里放一小匙血一样——每天很少能超过一钱的分量，也就是与一枚比塞塔银币或一枚法郎等重的烟膏；这个分量可以装十二斗。每天吸两钱，就被认为是过量了，很少有人能长期承受；那些害怕鸦片伤身的人，则力求不超过一钱。有些体质强健、意志更为坚强的人，在这个限度以内连吸多年，身体和精神都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不过即便是这些有节制的吸烟者，大多数也已沦为嗜好的奴隶，没有了这种刺激，便觉得周身难受、萎靡不振、昏昏沉沉，无法照常做事。

这种有害的药物，与其称为「享乐品」，不如称为「毁灭品」；关于它的恶果，各方面的证词如此一致，以致很少有人敢于公然为它辩护。槟榔屿医院的主管医师史密斯大夫说：「这种嗜好对人体的毒害，特别表现为神志昏沉、健忘、各种心智功能普遍衰退、消瘦、虚弱、面色萎黄、嘴唇和眼睑青紫、目光倦怠无神，食欲或是全然丧失，或是变得反常，最爱吃的是甜食或糖。」这些症状要在这种嗜好已经削弱了体力之后才会出现；但这个不幸的人很快就会感觉到药力的作用，表现为全身倦怠和衰颓，使他无法从事日常的营生——精神上的妨碍甚于身体上的。吸一口鸦片不会像喝烈酒那样使人醉倒；单就社会和家庭的安宁而言，吸烟的人比酒鬼少惹麻烦：前者从不在屋里摔椅子掀桌子，也从不在暴怒之下把妻子赶出门去；他从不在街上东倒西歪，也从不在阴沟里过夜；相反，他安静而和悦，只有在烟力过去之后才会烦躁。这种恶习的可怕威力，正在于那种遍及全身、难以忍受的倦怠，那种胃里的咬噬、两肩的牵扯和精神的消沉，逼得这「受害的」奴隶「再去寻求它」。关于中国人吸食鸦片的范围、哪些阶层的人吸食、每天吸多少、无可救药的烟客占多大比例，以及其他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饮酒方面都已经有过细致的调查——目前还没有机会作那样详尽的研究；因此，两种嗜好究竟哪一种更可怕，是无法断定的。这些统计数字，迄今在中国一直无法得到；即使将来有一个有闲暇、有能力的人来承担这项工作，也会十分困难。

本国一些乐善好施的人曾试过种种办法，劝说同胞不要吸食鸦片，比如散发小册子，指明它的毁灭性后果；配制药物，帮助吸烟者戒除嗜好；向官府告发烟馆等。广州有一位画师画了一组劝诫画，描绘一个鸦片烟客一步步堕落，直到以乞讨和死亡结束的全过程；这里所附的一幅，画的就是一个年轻的浪荡子正在纵情享乐。

一位中国读书人这样总结鸦片的恶果。他说，人起初吸食鸦片是为了提神、解乏，而结果是：「耗人精神，误人事业，削人血肉，荡人家产，丑人形状，诲人淫欲，泄人机密，犯人法纪，伤人命脉，戕人性命。」在每一条下面，他都清楚地说明了其中的过程，或举出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论断。「与砒霜相比，我说鸦片之毒要大十倍。人吞砒霜，是因为名誉扫地，陷得太深，无法自拔；这样被逼到绝路，才服下毒药，一下子就死了。而吸食鸦片的人，却是受到多方面的戕害。这好比挑高灯芯，火焰虽然旺了，灯油却耗得更快，灯也灭得更早。所以，年轻人吸烟，就会自促其寿，断绝后嗣的一切希望，使父母妻子无所依靠。身强力壮的人吸烟，肌肉便逐渐消耗殆尽，皮肤松垂得像个口袋；他们的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灰黑，骨头嶙峋得像劈柴。积习已深的烟客，整日伏在烟枪上打盹，毫无食欲；烟瘾一来，就无法抗拒。他们鼻涕长流，眼泪不止，整个身子都像是腐烂发臭了。粗心的旁观者看见这种样子，足以哄然大笑。那穷烟客把自己的每一件东西都当光了，还是游手好闲；到了烟瘾定时发作的时候，甚至会典妻卖女。我曾在安徽省见过一个姓陈的人，因为没有儿子，买了一个妾，使她怀了孕；后来他钱花光了，别的办法也都用尽，抵挡不住烟瘾，竟把怀着身孕的妾卖了几十块钱。这笔钱花完之后，他便上吊死了。唉，他的下场是何等悲惨！」

这个可怜的受苦人所感到的口渴和喉咙里的灼热，只有再吸一次才能消除，这是把他拖向毁灭的锁链中最牢固的一环。到了这个地步，他几乎已经无可救药了：吸烟的时间若拖得太久，就会眩晕、完全虚脱、眼泪直流；若完全断绝，就会全身发冷、疼痛，接着是顽固的腹泻，最后死亡。这种药物的恶果，会因为吸烟者所能得到的营养食物的多少而有所延缓或减轻；因此，那些最吸不起鸦片、更经不起它对精力的损害的穷人，死亡的人数也最多。鸦片烟枪的绝望的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所犯下的罪行，可怕而繁多。为了弄到鸦片，或者为了逃避它的后果，有人偷窃，有人纵火，有人杀人，有人自杀。有些人试图戒除这种致命的嗜好，办法是把烟灰泡在酒里制成药酒服用，逐渐减轻它的浓度，直到完全戒掉；另一些人则把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鸦片的比例越来越小，直到只剩下烟草为止。一般认为，只要一个人下定决心戒除，远离烟枪，不看、不闻，在户外尽体力所能地劳作，直到恢复精神、不再想念它为止，这种恶习是可以克服而不致丧命的。然而，能从这种奴役他们的暴虐嗜好中解脱出来的人很少，极少；在嗜好尚未深重之前，他们还抵挡得住它那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戒除的决心通常一拖再拖，直到锁链已经铸成，自己也觉得解脱无望了。

吞服鸦片是一种常见的自尽方式；在中国出版的报纸经常报道这样的事例：医生在病人断气之前注射阿托品，试图挽救他的性命；这类求救事例之多，令人痛心地表明了中国人是多么轻视生命。有时人们把吸鸦片的人与酒鬼相比，说前者受这种嗜好的损害较小；但这不过是在两种可怕的祸害之间权衡轻重而已，两者的结局都是丧失健康、财产、心智、影响和生命。鸦片对吸烟的人毫无益处，只会损害他的体力，蒙蔽他的心智，使他不能胜任自己在社会上的职分；没有它，他痛苦不堪，最后却死于他赖以为生的东西。

一八五八年，在战争的压力之下，鸦片进口已经合法化，朝廷再要禁止种植罂粟也就毫无用处了，于是种植迅速扩展到各省。由于运到中国的鸦片全都经由香港，而该岛本身的消费量相对来说一定微不足道，所以下页从中国海关报告中摘录的表格，可以相当准确地说明过去六年间进口鸦片的数量和价值。

虽然这项进口的数量和价值变动不定，很难作一个概括的说明，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每年的平均总量在一千二百万磅到一千三百万磅之间，大约价值六千余万元。价格方面，贝拿勒斯鸦片每担五百四十元到五百八十元，麻洼鸦片七百六十元，巴特那鸦片五百六十元，波斯鸦片五百四十元，熬好的烟膏则将近一千五百元。波斯鸦片和土耳其鸦片的进口虽在稳步增长，至今还不到总额的五十分之一。至于本国鸦片的产量，则只能作最粗略的猜测。

香港鸦片进口总额

一八七六年，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五担，值海关两三千六百一十九万一千二百八十八两；

一八七七年，九万一千二百担，值三千二百三十万三千九百六十三两；

一八七八年，九万四千八百九十九担，值三千七百一十七万零一百六十五两；

一八七九年，十万七千九百七十担，值四千一百一十七万九千八百九十二两；

一八八〇年，九万六千八百三十九担，值四千二百八十二万三千七百二十一两；

一八八一年，八万九千六百八十八担，值三千八百一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一两。

一八七七年，英国驻广州领事「据可靠消息」报告说，本地鸦片的产量达三万二千担；而在一八八一年海关关于鸦片的专题报告中，各关税务司的估计从一万二千担（广州的麦基恩先生）到二十六万五千担（宁波的杜德维先生）不等。在这份报告中，十九个通商口岸只有七个就这一项提供了数字。

关于这项贸易的发展和现状，上面这番概述大概已足够说明问题了。一位英国公使有一次在承认鸦片之害时，不胜悲叹地说：「在中国所有的进口货中，鸦片是她如今唯一离不开的东西。」但是另外还有许多货品；对本国贸易和对外贸易作一番考察，便可以看出这个帝国资源之广、种类之多。目前，中国人用本国船只与外国港口进行的贸易几乎已经绝迹，因为外国船运增加了，又有保险之便，本国商人托运货物，比用帆船风险更小、速度更快。一个国家商业的便利与安全，是最好的标志之一，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大体上治理得还算公正，所依据的原则能使工匠、农夫和商人有相当把握收获自己勤劳的成果。在中国，这种安全在相当程度上是有保障的——远远超过西亚——尽管在他们的衙门里和整个社会上可以看到种种勒索与腐败，这一点仍是最令人满意的证据之一，说明百姓大体上享有勤劳的报酬。安定也许往往出于强权的铁腕，但贸易、制造、航运和大宗商业事业，却必须使经营者有利可图，否则就会停止。中国人是一个极善经商的民族；他们的商人精明、有条理、有远见、有魄力，在小笔交易上对商业信用不太讲究，但在大宗买卖上，却表现出广泛的商业往来通常会培养出来的那种对于信誉和履约的重视。一个官员可以作奸犯科、行事不公而不致蒙羞，同样的行为却足以毁掉一个商人的名声；商人承担最大宗的交易也胸有成竹，因为他的契约有商界的联保和责任制度作担保，这比法律的制裁更为有效。这些组织就好比欧美那些渗透到各个行业中去的同业联盟、行会、公司、专利、合作社等。

与内地贸易相比，沿海贸易小得不成比例。大帆船可以远渡重洋，小船则小心翼翼地沿着海岸从一个岬角驶到另一个岬角，而且主要在白天航行。它们装载的货物有大米、咸鱼干、蔬菜、木材、竹竿、煤、石料和其他笨重的东西。在未开放的口岸之间，本国的贸易仍然雇用着成千上万的小船，船上的水手除了船以外别无家园；但轮船和帆船的发展，已经逐渐把沿海贸易转到外国船只手里了。

目前中国帆船常去的外国港口有新加坡、纳闽、婆罗洲、曼谷和暹罗其他地方、马尼拉、朝鲜和日本。运往这些地方的货物有粗瓷器、水果、棉布、廉价丝绸和种类繁多的金属器物。帆船运来的欧洲货物数量不大，但总称为「海峡土产」的各种食品、家用品和工业原料，种类却很多。从曼谷和马尼拉进口的主要是大米；从新加坡和婆罗洲进口的是藤、胡椒和槟榔；从苏禄海进口的是海参。这项贸易投入了多少资本、有多少船只、以什么方式经营、风险有多大，人们所知甚少。它正在逐渐减少，其中所有有价值的部分都已经转到外国船只手里了。

正如本书前几章所指出的，中国内河航运的天然便利异乎寻常，而且还经过人工的改进，以利于旅行和运输。倘若仓促地用吃水浅的轮船和汽艇取代江河运河上成群的木船，使大多数贫穷无知的船工失业，那对于国家的安宁将是一个危险的尝试。南方各省的糖、油和米，东部各省的茶、丝、棉花和瓷器，北方的皮毛、粮食和药材，西部的金属和矿产，都在不断地往来运输，需要无数的船只；再加上运盐和运送实物赋税所需的大量官船，往返于邻近城镇之间的大批客船，游船、官船和缉私船，最后还有数目远为庞大的、用作人家住所的船只——就可以看出内河船只的总数一定是极其巨大的。然而，要用令人满意的方式说出它的数目，或说明各类船只之间的比例，都是不可能的。对这些船只所载货物征收的子口税，带有国内消费税的性质，为政府提供了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大概仅次于地丁钱粮。据估计，单是经陆路运到广州出口的茶叶，所加的子口税和运费就达一百万元左右。满载货物的船只每经过一处税关，押货人就要呈上货单，写明自己的姓名和住址、船名和船员，以及货物的品名，缴清税费之后才能继续航行。这些地方对货物所征的税并不重，但路程稍远，税关就很多，又难免会遭到巡役意想不到的留难和勒索，这就大大增加了费用、耽误了时间。

自从一八四二年和一八五八年的条约订立以来，中英两国当局对于外国货和本国货在内地运销时征收子口税的权利和方式，一直争执不休——这一争执牵涉并扰乱了整个国家的税收制度。

如今对华贸易的经营方式，已经很少有从前那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了；行商的垄断和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都已废除，中外商人可以自由选择交易的对象。一八四二年条约订立之后，开始采用印制的正规准单、结关单和其他海关表格，以便利贸易，如今各口岸都已普遍采用。雇用外国人与中国官员和书吏一起办理贸易的具体事务，运作得很顺利，并正在逐步推广到一切商务。

贸易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可能增加；下面根据《中国商务指南》对主要货品作一简要介绍，对于不熟悉这项商业性质的人来说，也许会有些兴味。对外进出口贸易分为两支：一支是印度及南洋群岛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另一支是苏伊士地峡以外的贸易；前者货品种类最多，总值却小得多。质量较次的明矾运往印度，用于染色、制造玻璃和净水。八角茴香、多种豆蔻的种子、荜澄茄和姜黄，都因为有香味而受人欢迎。八角茴香是一种叫作八角的植物所结的五角形小荚；荚和籽都因为芳香而受人珍视，从中可以提取一种挥发油，欧洲人用于香料和药物，亚洲人则用于烹调。荜澄茄是一种藤本植物的果实，外观上与黑胡椒的区别，主要在于颜色较浅，并且籽与果柄相连处有一小段突起。它的味道温辣而略苦，有一种宜人的香气；中国产的运往印度，欧洲的需要则由爪哇供应。姜黄是一种植物的根，在南洋群岛和印度各地用作染料、香料和食品。它的根凹凸不平、多节，呈淡黄的藏红花色；气味像姜，味道略苦，两者通常一起配制咖喱粉。它的颜色太容易褪，不适于作染料，因为至今还没有找到能使它固色的媒染剂。

桂皮和桂油的出口量，远远超过上述各项的总和；桂子也是一种商品。桂油用于糖果和香料，需求量通常远远大于供应量。砒霜作为药用出口到印度；天然的硫化物即雌黄，有时也以印度斯坦语名称「哈塔尔」运出，作为一种黄色颜料。印度名称叫作「班格尔」的手镯和脚镯大量出口，与之一同出口的还有假珍珠、珊瑚和珠子；中国人在制作时仿造玉石和玉髓，印度人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那么好。这些饰物用途普遍而又容易破碎，因此在东亚的消耗量极大。黄铜箔即金属箔，被制成「金花」，供在神龛前面，装饰房间，巧妙地仿制成花束和各种人物景致；也用来给玩具贴面。骨头和角被制成纽扣、烟膏盒、

发簪等物，其中一部分运往国外。用竹和藤制成的各种实用品和玩赏品也很多，它们的出口是一项颇为重要的货品。椅子、篮子、手杖和伞柄、钓竿、家具之类，至今仍然制作得花样繁多。归入「古玩」一类的大批物品也是如此，诸如瓶、罐、坛、杯、神像、匣子、盘子、屏风、小雕像等等，用铜、铁、青铜、瓷、石、木、陶土或漆器制成。近二十年来，中国店铺里这些门类中的精品，几乎已被搜罗一空。

「卡普尔卡切里」这个名称，是从印度语「卡普尔卡奇里」即「樟脑根」讹变而来的，它是姜花属和山柰属植物的香根；运往孟买，用于制作香料、膏药和其他药品，也用来保护衣服免遭虫蛀。它的直径约半英寸，上市时切成小块，味道辛辣而略苦。高良姜是另一种为制香料和药物而出口的香根。它的英文名称可能是「高良」或「高凉」的讹音，出自广东西南部的高州，那里出产的最好。它是一种植物（汉斯定名）以及其他几种植物的干根；每年有成千担运到欧美，在那里用作强心剂和补药。它有两三个品种：较小的一种是红色的根，质轻而坚实，味道辛辣如胡椒。

较大的一种出自另一种植物，各方面都较差。两者都用作香料；鞑靼人把它的粉末掺在茶里，俄国人用它给一种叫「纳斯托伊卡」的酒调味。凡是根部带有姜那种辛香味道的植物，中国人都很珍视。「中国根」是一个商业名称，用来称呼两种不同的产品，本地的名称「茯苓」反倒容易使人误会。一种是菝葜的根，这种植物外观像藤，又像菟丝子；它的根是一种多节的褐色块茎，切开来雪白而多淀粉，味道微甜。另一种是一种奇特的菌类（茯苓属），显然是从松树根上生出来的，因为它就长在松树底下。这种东西切开来呈白色或淡红色，味道微苦而辛；在价钱便宜的地方，人们把它做进米糕里趁热吃，当作健胃药。它类似于卡罗来纳的「印第安面包」，也就是「塔卡霍」。

瓷器的出口在上个世纪数量极大，后来欧洲的工艺能以更低的价格造出更精美的瓷器，出口便减少了；约二十五年前，太平天国之乱使景德镇的工匠流散，出口便完全停止了。和平恢复以后，那些窑又开工了，西方各国对其精品的需求再度兴起，中国大有恢复其原有声誉的希望。亚洲大部分地区日常所用的粗陶器和瓷器，至今仍由中国供应。用牛皮熬制的胶，质量相当好，既供本国使用，也有出口到印度的。鱼胶是用鲟鱼及其他鱼类如马鲅的鳔和鼻熬成的，用于给丝上浆和烹调，也用于制作墨、水彩颜料和假珍珠。

一种用油纸或丝绸做的阳伞，叫作「基蒂索尔」（出自葡萄牙语），出口到印度；以其材料而论，这种伞相当耐用，而价格低廉，所以销量很大。烟草是中国种植最广的作物之一（因为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吸烟），也有相当数量运往印度群岛，供当地人使用。用象牙、玳瑁、珍珠母以及金银制成的器物，合起来在贸易中是一个相当大的项目，因为中国人精美的雕刻总有销路。工匠们很容易仿制珍珠母或玳瑁制的盒子、梳子和纽扣的新式样；银制餐具做得既便宜又好看，因此需求很大。漆器如今运往国外的不如从前多了，外国仿制的托盘和桌子，几乎已经取代了对中国漆器的需求。广东省出产一种带云纹的蓝色石灰岩大理石板，用来铺地，有一些运往国外；方砖则到处用来铺路、盖屋顶、砌炉灶和修水沟。在南方各省，这种砖烧得很好，铺成的地面很耐用。

用作桌上摆设的藤席和铺地用的草席，都是手工编织的。草席用两三种草编成，宽窄和花样各不相同；每年运往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虽然超过五百万码，但与本国的消费量相比，只占极小的一部分。铺地的席子成卷包装，每卷二十张，合四十码。麝香至今仍有需求，但往往大量掺假，或者因为麝有病而质量受损。它装在核桃大小的囊里；好的麝香呈深紫色，干而轻，一般结成光滑油润的颗粒；味苦，气味浓烈；在纸上一擦，留下的痕迹呈鲜黄色，摸上去没有沙粒感。有时里面掺进一种褐色的油性泥土，囊也常常是假造的；最好的麝香每磅约四十五元。

「南京布」是外国人给一种淡红色棉布起的名称，这种布产于南京附近和崇明岛；过去曾大量出口，但如今这种产品几乎已经停止了。它是已知最耐穿的一种棉布，其优良品质总能使种植者得到报偿。国家对外国人开放，以及太平天国之乱所带来的动荡，改变了丝绸贸易的性质。广州附近资本的损失和工匠的流散，几乎断送了从前佛山生丝和绸缎的出口，那里曾经织造的茧绸也很少见了。过去从广州运往国外的精美的绉纱披肩和围巾、纱和格子绫、缎子和衬里绸，都已日渐衰落。生丝占出口的大宗，达十万包以上，其中近三分之二运往英国。截至一八六〇年的六年间，年平均出口为七万八千五百包；一八三六年是二万一千包；最好的品种每担约五百五十元。丝织品每年的出口值约二百万两，主要是纱、茧绸、手帕、围巾、薄绸、線绉、绫和缎；缎带、缝纫线和经丝即捻丝，运出的不多。在各项贸易中，丝绸贸易除茶叶以外最有可能增长，中国人几乎可以按需求供应任何数量的生丝和丝织品。「酱油」的西文名称源于日语的「醤油」；它的做法是把一种大豆煮熟，加入等量的小麦或大麦，让它发酵；然后放进一层盐和相当于豆子三倍的水，每天搅拌，两个月后把汁液压出并过滤。另一种制法已在本书上卷第三百六十五页提到过。

除了上述货品之外，还有许多别的货物，单独来看在贸易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项，但它们每年的出口总额却达数十万元之多。其中鞭炮和山东用一种小麦的麦秆编成的草帽辫都运往美国。其他杂货中最值得一提的有：银朱、金箔、琥珀、贝壳、昆虫标本、扇子、姜、蜜饯和果冻、大黄、藤黄、樟脑、夏布、假花、白蜡、钓鱼线、线香、亮片、窗帘、植物油脂和图画。其中有些也许会成为重要的商品；除了银朱、藤黄和藤以外，所有这些都是本国的产品。

进口货的单子比出口货长得多，因为凡是在那里应该卖得出去、或者可能卖得出去的东西，差不多都曾不时拿到市场上来兜售；广州的中国人如果有意或者好奇，想得到别国的物产或制品，是从来不缺样品的。这里只须提一提那些单看名称还不足以说明其为何物的进口货。鸦片、大米、原棉，棉制品中的原色布、本色市布和粗布，人参、锡、铅、条铁、棒铁、箍铁，以及毛织品，构成了进口贸易的大宗。大米从南方诸岛运来；从前为了鼓励大米进口广州，对专运大米的船只免征船钞——一艘大船可因此得到约三千元的优惠。

从印度群岛进口的货物种类很多，但总量和总值都不很大。「阿加阿加」或「阿加尔阿加尔」是马来语名称，指一种海藻、江蓠以及其他几种海藻；把它煮沸、澄清，制成一种植物胶，在制作灯笼和丝织品时大量用来代替鱼胶；也可以做成冻子，但日本的海带已经把它取代了。「槟榔」是槟榔树的果实，英文称为「蒌叶果」，因为它要和蒌叶一起嚼。运到中国来的只有果实，叶子则在南方沿海种植；果实的形状和颜色像肉豆蔻，稍大一些，整个都可以嚼。它可以煮熟吃，也可以生吃；煮熟的切成片，和少量儿茶一起煮，然后晒干。运到中国来的只是去了外壳晒干的。嚼的时候，把一片槟榔包在抹了儿茶或染成红色的蚌灰的新鲜蒌叶里，整个嚼成浆，然后吐掉。嚼槟榔会使牙齿变成暗红色，但中国人很注意把这种污迹去掉。新鲜蒌叶的味道带有草香和芳香，略有辛辣；嚼槟榔的人很少让它离口；在得不到新鲜蒌叶的地方，这种习惯并不普遍。

「比什德梅尔」即「海蛞蝓」，又称「特里庞」，是一种海生软体动物（海参属），活着的时候最像一根在爬的香肠；有时长逾一英尺，粗两三英寸；栖息在太平洋诸岛和印度群岛周围的浅水中，靠潜水或用鱼叉捕获，经过清洗和烟熏加工而成。市场上的海参又硬又挺，呈脏褐色；在水里泡过之后像猪皮，炖熟了味道也和猪皮差不多。中国人把「海参」分成近三十种，不过在商业上一概分为白、黑两种，价格从每担二元到八十元不等。

燕窝、鱼翅和鱼肚是另外三种食品，中国的美食家认为它们有滋补之功，十分珍视，售价很高。燕窝是一种金丝燕的窝，这种燕子吃海藻（石花菜属），用自己嗉囊中分泌的胶状纤维筑巢。燕窝的形状像烟囱燕的窝，是在印度群岛的悬崖和岩洞里最危险的地方采集的。它的价格从每磅三十元到三元不等，每年的进口总量还不到五百担。中国人对鲨鱼胶质的鳍和胃的嗜好，有助于清除海中的这种凶猛的鱼类，远至波斯湾都是如此。用鱼翅做的汤与鱼胶做的汤相似，值得在别国的餐桌上占一席之地。

琥珀产于东方各地的海岸、莫桑比克沿岸、印度群岛，以及安南和云南的一些地方。它用来做朝珠和其他饰物的消耗量很大，这表明其供应是持久的，因为并没有从普鲁士运来的。中国人把琥珀粉用在高价的药里。他们的工匠还学会了用柯巴脂、虫胶和松香做成各种器物，仿制琥珀仿得惟妙惟肖。

牛黄，即反刍动物及其他动物体内的胆结石，在中国作为药材总有现成的销路；从牛身上取得的最为珍贵，常有人用管土和牛胆汁掺上毛发来仿制，或者掺进骆驼的胆结石作假。蒙古人非常珍视这些东西；广州人把纯正的羊黄和牛黄磨碎做颜料。

儿茶，又称「日本土」，是一种胶状树脂，取自一种槟榔树和儿茶金合欢；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以为它是日本出产的一种土；它之所以叫「卡奇」，是因为出自卡奇沼泽，那种树就生长在

那一带。最好的儿茶用手指一捻就碎，呈红褐色，在中国用作染料。儿茶有两种，黑的和淡的；前者是把金合欢的心材煮过，再把树脂做成小块；如今运来的不多，因为已被棕儿茶所取代。

「苏合香」的英文名称是从「拉萨马拉」讹变来的，那是阿丁枫的爪哇名称；它是一种取自安息香属植物的液体苏合香，是一种稠如焦油的芳香胶油，从孟买运到中国作药用。安息香是从外国运来的胶树脂之一，中国医家十分珍视；它的中文名称表明它来自安息，但它实际上是在苏门答腊和婆罗洲从安息香树上采集的，采集方法是在树皮上割口，与采鸦片的方法大致相同，一直割到树木枯死为止。它以块状上市，在那些岛屿的某些地方，这种块状的安息香从前曾被用作价值的标准。好的安息香满布透明的浅色斑点，断面呈大理石纹，加热或摩擦时散发出宜人的香气；它是远东的乳香，许多民族都曾把它用于宗教仪式——因为凡是崇拜者觉得如此可喜的东西，人们很快就推断神明也同样喜欢，于是所有信徒都把它当作一种美妙的香料来寻求。不过，安息香的进口量很小；市场上更常见的是阿拉伯乳香，用途相同。这种胶树脂是从科罗曼德尔种植的乳香树上渗出来的；它的颗粒呈淡红色，气味浓烈而略微难闻，味道辛辣而略苦，嚼起来使唾液变成乳白色；燃烧时有一股宜人的香气，留下少许残渣。「龙血」这个名称，大概相当于这种树脂的中文名称「龙血香」；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它上市时是由凝结在一起的树脂滴结成的块。它是苏门答腊常见的一种藤棕种子外面的胶质外皮，把种子放在篮子或袋子里摇晃，外皮就脱落下来；较次的一种是把果实煮过制成的。它用于上漆、绘画和配制药物。

中国人很少用丁香，主要是用来榨油，作为调味品和药品的一种成分，就像他们自己制造的薄荷油一样。胡椒的用量比丁香大得多，人们认为胡椒茶对发热有益；近来人们似乎对它退热的功效有所怀疑，因为进口量只有两万担，还不到五十年前的一半。婆罗洲的龙脑仍在进口，人们认为那个岛上的龙脑香树的裂缝里所得的颗粒和块状龙脑，比本国的樟脑药力更强；两者的价格之比和数量之比，都大约是十八比一。

棕儿茶取自一种钩藤属的攀援植物，把叶子煮过，再把煎汁熬浓，剩下一种棕黄色的皂状物质，既可以和槟榔一起嚼，又是鞣革和染色的一种价廉物美的原料。木香是克什米尔种植的一种菊科植物（云木香属）的根；运来时是干燥的褐色碎块，颜色和气味像大黄，燃烧时散发出宜人的香气；粉末用来做线香，薄片则掺进药里。

光玉髓、玛瑙和其他价值高低不一的宝石，中国人买来制作官员的顶戴、戒指、珠子和其他装饰品；这些宝石主要来自印度或中亚。每年有价值三十万元的小珍珠从孟买运到广州，在那里穿成串，用作妇女的头饰；珊瑚也是从南洋群岛运来的货物之一。珍珠母贝壳和玳瑁来自同一地区以及太平洋诸岛、马斯喀特和孟买，其中很大一部分又以纽扣、梳子和其他中国工艺品的形式再出口。

象牙仍然经由孟买从非洲运来，也从马来亚运来，大多来自曼谷；西伯利亚的化石象牙曾为宁波的镶嵌桌子提供过材料；但精美的象牙价格昂贵，使广州过去常见的许多象牙器物已不再制作了。犀牛角全都运到中国来雕刻成饰物，或者配成药剂和补药。但犀角的主要用途是作药和作护身符，因为每只角只能从末端雕出一只好杯子；削下来的碎屑都仔细保存起来，作别的用途。抹香鲸、海象、海牛和其他海兽的牙，以「海马牙」的名义少量进口；这些牙重十六到四十盎司，其牙质几乎和象牙一样致密，只是没有那么白。

有好几种木材运来，用于制作橱柜和镶嵌细工、配制药物和染色。其中有乌木和「毛柿」，两者都取自生长在印度和吕宋的柿属植物；常有人用黑色染料涂在柚木和其他硬木上，仿造得十分巧妙。「加鲁木」——又称鹰木或沉香木（沉香属）——出产一种叫「伽南」的木材，因其香气而极受珍视；这种树病变的心材就是名贵的沉香，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沉香。染料木材中，苏门答腊的「拉卡木」（紫檀属）、红树皮、苏木（云实属）和红木是重要的货品；进口的檀香木用于制香，还有花梨木、缎木、安汶木即瘿木、樟木和坤甸木，都以各种方式用于造船、建筑和家具。

一八六〇年以来，对外贸易的便利大为增加，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大为扩充，许多新的有用物品也传到了远离口岸的本地人手中。中国人出于恐惧和无知，一提起那些被他们称为「鬼子」和「夷人」、主要因战争和鸦片而为他们所知的人，一想到这些人的到来，就把一切可怕的事情都联想到一起。然而，他们正在逐渐认识到更广泛的商业交往和思想交流的好处。进口货中最值得注意、并带有几分这种开阔眼界之功效的，是煤油；在中国旅行的人，也像在阿尔及利亚、希腊和埃及旅行的人一样，很难不饶有兴味地注意到：一户人家从前唯一的照明只是一盏水灯或一支牛油蜡烛，引进一盏价廉而明亮的灯之后，带来了多少好处。如今某些外国租界已经用上了电灯，将来在远东无疑也会像在西方各国一样普及。不过，中国人不断被劝诱、被吸引去购买的种种新奇东西，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贸易的经营方式，在作者所著的《中国商务指南》（第五版，香港，一八六三年）中有所叙述，书中收录了中国以及其他各国的条约、税则、章程等。这项贸易的一个特点，是本地人一向用英语做生意——也就是说，他们用一种叫作「洋泾浜英语」的混杂语言做买卖，这种语言的奇特构成，在前面某一章里已经谈到过。用这种语言的中国人，非得让一句话的字数和语序跟他本国话里相应的说法一模一样，才认为这句话是完整的。这种混杂着中国话、葡萄牙话和马来话的词语与语法结构的杂种语言，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也许不算离题。假定有一个店主正在向一个外国人招揽生意，他说：「我请请你，一个好朋友，照顾我；假使你要什么头等货，我能给你捉来。我包卖本钱价，好比送礼一样；能做吗？」那外国人一本正经地回答：「这阵子我不要什么；什么时候假使你有顶顶头号的好东西，也许我来你店看看。」这样的句子听上几天，外国人也开始模仿起来，很快就学会了迁就对方的说法，于是这种混杂语言就流传下去了。别国的人也不得不学它，整个贸易都用这种贫乏的杂拌话来进行；本地人却以为这是正确的英语，但它几乎连让双方就家常事交换意见都做不到。日常与中国人交往中所遭遇的许多误会和麻烦，无疑都是由这种不完善的交流媒介造成的。

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开放的五个口岸的贸易，由本国海关官员管理，与从前在广州的做法一样，只是依据的章程更能保证廉洁和效率。然而，一八五三年上海被起事者占领，整个贸易陷入一片混乱，于是那位曾在广州当过行商的海关道，便请外国人协助办理他的职务。英、美、法三国公使为此各从本国人中提名一人，组成三人的税务监督委员会；这一制度为朝廷国库诚实地征收关税，运作得十分成功，因此在该城收复之后，这一制度便在那个口岸固定下来。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订立之后进行的谈判中，中国政府对这个办法的可行性深具信心，便把它推广到所有口岸，并置于一位总税务司的全权管辖之下。统治者就这样在这一重要的行政部门中利用外国雇员的经验和廉洁，打破了他们长期的闭关自守，为扫除自己在一切政事上前进的障碍开辟了道路。

下面的表格，是根据中国海关所发布的、俗称「黄皮书」的贸易报告编制或摘录的，可以使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并提供一些关于其国内贸易的统计数字。不过，几乎不必补充的是，关于与外国人无关的国内贸易，是几乎得不到有价值的数字的。不妨再说一遍：一海关两合一元三角六分半，即五先令六便士半；一担重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

中国对外贸易年值，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一年（单位：海关两；进口为净进口，即当年从外国直接进口的外国货价值，减去当年复出口到外国的外国货价值）

一八七一年，净进口七千零一十万三千零七十七两，出口六千六百八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一两，合计一亿三千六百九十五万六千二百三十八两；

一八七二年，净进口六千七百三十一万七千零四十九两，出口七千五百二十八万八千一百二十五两，合计一亿四千二百六十万五千一百七十四两；

一八七三年，净进口六千六百六十三万七千二百零九两，出口六千九百四十五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合计一亿三千六百零八万八千四百八十六两；

一八七四年，净进口六千四百三十六万零八百六十四两，出口六千六百七十一万二千八百六十八两，合计一亿三千一百零七万三千七百三十二两；

一八七五年，净进口六千七百八十万三千二百四十七两，出口六千八百九十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九两，合计一亿三千六百七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六两；

一八七六年，净进口七千零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四两，出口八千零八十五万零五百一十二两，合计一亿五千一百一十二万零八十六两；

一八七七年，净进口七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八百九十六两，出口六千七百四十四万五千零二十二两，合计一亿四千零六十七万八千九百一十八两；

一八七八年，净进口七千零八十万四千零二十七两，出口六千七百一十七万二千一百七十九两，合计一亿三千七百九十七万六千二百零六两；

一八七九年，净进口八千二百二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两，出口七千二百二十八万一千二百六十二两，合计一亿五千四百五十万八千六百八十六两；

一八八〇年，净进口七千九百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二两，出口七千七百八十八万三千五百八十七两，合计一亿五千七百一十七万七千零三十九两；

一八八一年，净进口九千一百九十一万零八百七十七两，出口七千一百四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四两，合计一亿六千三百三十六万三千八百五十一两。

海关税收，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一年（单位：海关两。依次为：土货出口外国所纳之税，土货运往本国口岸所纳之税，对外贸易税收总额，国内贸易税收总额，总计）

一八七一年：五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六十七两；一百一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六两；九百五十万零八千九百七十二两；一百七十万零七千一百七十四两；总计一千一百二十一万六千一百四十六两。

一八七二年：五百八十四万零二百六十一两；一百零九万九千七百二十四两；一千零二万九千零五十两；一百六十四万九千五百八十六两；总计一千一百六十七万八千六百三十六两。

一八七三年：四百九十七万八千一百七十九两；一百一十五万八千九百三十八两；九百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七十五两；一百七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七两；总计一千零九十七万七千零八十二两。

一八七四年：五百五十三万五千零四十一两；一百一十四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两；九百七十七万五千七百四十三两；一百七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九两；总计一千一百四十九万七千二百七十二两。

一八七五年：五百六十四万零六十二两；一百二十九万一千九百二十二两；一千零三万零二百二十六两；一百九十三万七千八百八十三两；总计一千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一百零九两。

一八七六年：五百七十七万二千七百零九两；一百二十二万二千八百六十两；一千零三十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一两；一百八十三万四千二百九十两；总计一千二百一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一两。

一八七七年：五百七十万零三千三百二十一两；一百一十四万零四百四十二两；一千零三十五万六千四百一十五两；一百七十一万零六百六十三两；总计一千二百零六万七千零七十八两。

一八七八年：五百八十万零三千四百八十五两；一百三十万零六千一百一十八两；一千零五十二万四千八百一十一两；一百九十五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总计一千二百四十八万零九百八十八两。

一八七九年：五百九十五万八千一百七十六两；一百四十二万六千八百九十四两；一千一百三十九万一千三百二十九两；二百一十四万零三百四十一两；总计一千三百五十三万一千六百七十两。

一八八〇年：六百六十九万六千二百九十两；一百五十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二两；一千一百八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五两；二百三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八两；总计一千四百二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三两。

一八八一年：六百八十六万九千四百八十六两；一百四十六万零一百八十二两；一千二百四十九万四千八百八十九两；二百一十九万零二百七十三两；总计一千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一百六十二两。

十年间中国茶叶出口（单位：担。依次为：红茶，绿茶，叶茶，茶末，砖茶，合计）

一八七二年：一百四十二万零一百七十；二十五万六千四百六十四；八十五；九百五十；九万六千九百九十四；合计一百七十七万四千六百六十三。

一八七三年：一百二十七万四千二百三十二；二十三万五千四百一十三；三百七十二；四百一十六；十万七千三百三十；合计一百六十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三。

一八七四年：一百四十四万四千二百四十九；二十一万二千八百三十四；叶茶无；三千五百零四；七万四千七百九十二；合计一百七十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九。

一八七五年：一百四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一；二十一万零二百八十二；叶茶无；二千五百九十四；十六万六千九百；合计一百八十一万八千三百八十七。

一八七六年：一百四十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九；十八万九千七百一十四；七十四；三千七百九十九；十五万三千九百五十一；合计一百七十六万二千八百八十七。

一八七七年：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一百七十四；十九万七千五百二十八；三十；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十四万七千八百一十；合计一百九十万零九千七百。

一八七八年：一百五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七；十七万二千八百二十六；叶茶无；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六；十九万四千二百七十七；合计一百八十九万八千九百五十六。

一八七九年：一百五十二万三千四百一十九；十八万三千二百三十四；叶茶无；五千二百七十；二十七万五千五百四十；合计一百九十八万七千四百六十三。

一八八〇年：一百六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五；十八万八千六百二十三；叶茶无；一万四千二百零一；二十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九；合计二百零九万七千一百一十八。

一八八一年：一百六十三万六千七百二十四；二十三万八千零六十四；叶茶无；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六；二十四万七千四百九十八；合计二百一十三万七千四百七十二。

一八八〇年与一八八一年中国土货出口外国表（数量单位随货品而定，价值单位为海关两；每项依次为一八八〇年数量、价值，一八八一年数量、价值）

丝，各种：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一担，二千九百八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四两；十万六千零三十二担，二千六百八十六万八千二百两。

茶，各种：二百零九万七千一百一十九担，三千五百七十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九两；二百一十三万七千四百七十三担，三千二百八十万零二百六十八两。

袋，各种：七十四万九千三百八十三个，二万零五百五十五两；八十六万零五百五十八个，三万一千零二两。

竹及竹器：按值计，一八八〇年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七两。

豆及豆饼：十五万四千六百四十五担，十五万九千九百九十六两；十一万二千六百二十八担，十三万九千零六十六两。

桂皮：三万八千七百八十五担，二十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二两；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六担，三十万零三千三百零三两。

樟脑：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七担，十万零六百七十九两；九千三百一十七担，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五两。

瓷器及陶器：七万五千一百四十二担，三十七万九千五百七十四两；七万八千五百零三担，三十八万七千零六两。

煤：十六担，三十四两；一千四百七十八担，三百零八两。

衣服、靴鞋：按值计，三十二万七千五百四十八两；三十五万八千三百零一两。

原棉及废棉：二万零三百一十五担，十八万二千九百一十八两；二万三千一百三十九担，二十二万八千三百九十一两。另有按值计者，四万四千九百四十八两；四万三千三百六十四两。

染料、颜料及油漆：六百七十六担，三千一百九十六两；二十担，一百八十三两。

扇，各种：六百二十八万七千九百八十九把，三万八千八百八十一两；二百零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七把，二万七千七百一十两。

鱼、食品及蔬菜：六万八千九百四十担，十六万五千九百二十二两；六万六千零八担，十四万六千二百六十二两。

爆竹：二万七千零五十一担，二十六万零一十两；三万四千三百八十担，三十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二两。

面粉、谷物及豆类：十四万九千三百九十担，十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三两；三万九千九百一十一担，四万九千三百六十一两。

水果，各种：七万三千七百二十担，九万二千九百一十三两；八万七千一百四十担，十万零六千七百五十六两。

夏布：一千一百八十五担，十万零四千七百一十九两；一千五百八十九担，十四万八千九百零五两。

麻：一万九千五百四十八担，十六万零六百零二两；二万零七百七十一担，十五万八千一百四十三两。

皮张及蹄：二万零七百八十六担，二十五万三千五百四十八两；三万八千五百二十六担，四十七万三千五百五十五两。

靛青：二千八百四十七担，一万三千七百六十八两；一千七百六十四担，七千一百六十八两。

龙眼：八千零八十担，三万四千六百六十九两；七千五百九十二担，三万零七百五十三两。

席及草席：三十八万四千六百八十张，五十三万三千零二十七两；三十六万零八百二十七张，三十五万八千五百三十七两。

药材：二万八千六百七十六担，十九万四千四百五十一两；三万一千九百一十六担，十九万四千零九十两。

金属制品：一万四千二百八十四担，十四万七千四百零五两；一万四千八百余担，十三万五千七百七十八两。

金属原料：二百一十七担，八百七十五两；二担，四两。

南京布及羊毛：六千五百一十一担，十二万二千八百一十五两；八千七百五十担，十七万二千二百零五两。

五倍子及蜜饯：四万七千六百九十担，四十三万二千七百七十四两；四万四千二百六十担，四十万零二千零一十七两。

纸、书籍、锡箔及铜箔：四万三千五百八十一担，五十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两；五万三千四百三十八担，五十九万七千四百九十六两。

藤及藤器：二千零八十五担，八千九百七十五两；二千七百五十七担，一万一千九百零一两。

大黄：六千一百五十三担，二十一万二千五百二十七两；六千八百一十四担，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五十七两。

皮，各种：二十四万四千一百九十三张，十五万二千四百八十六两；三十三万零九百二十二张，二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两。

草帽辫：四万八千九百七十担，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十两；五万零五百零二担，一百三十六万三千九百八十四两。

糖，白糖、红糖、冰糖：一百一十三万八千一百九十六担，三百二十六万三千八百八十九两；九十五万七千五百六十四担，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两。

烟草：一万九千零七十七担，十六万七千九百三十一两；七千二百五十担，七万三千三百八十六两。

粉丝及面条：二万六千九百九十一担，十二万五千四百二十二两；四万零一百二十二担，十五万四千一百五十九两。

其他货物，按值计：二百三十六万六千二百九十两；一百八十五万三千八百六十五两。

总计：七千七百八十八万三千五百八十七两；七千一百四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四两。

注：现今已有充分的材料可资参考，即海关的详尽报告，以及维也纳、巴黎、费城等地博览会的目录；一八四四年法国使团成员隆多、埃德等人的报告，至今仍有价值。

注：见《中国丛报》第五卷第四七二页。

注：见《中国丛报》第五卷第五四〇至五五三页。

注：见《中国丛报》第七卷第一〇八页。

注：一海关两合美国金币一元三角六分半。一担合英制常衡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

注：参阅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所出版的《一八八一年各通商口岸贸易报告》和《鸦片》（专刊，第二辑第四号）；叔未士《中国杂录》，澳门，一八四〇年；塞尔沃尔牧师《对华鸦片贸易之罪恶》，伦敦，一八三九年；马丁博士《中国的鸦片：统计与道德研究》，巴黎，一八七一年；卡尔金斯《鸦片与鸦片瘾》，费城，一八七一年；特纳《英国的鸦片政策及其对印度和中国的后果》，伦敦，一八七六年；玛高温博士文，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报》第四部分第二篇；帕皮永文，载《两世界评论》，一八七三年五月一日；凯恩博士《吸食鸦片》，纽约，一八八二年；伦敦出版的双月刊《中国之友》，以及英东禁烟会的各种出版物。

注：翠鸟和其他一些鸟类的美丽羽毛，也被制成饰物和头饰。

注：见《中国商务指南》第五版，第一〇六页。

注：斯凯勒先生说，他在维尔内听到一些中国居民同当地驿站的俄国军官讲一种混杂语言，这种语言可以称为「洋泾浜俄语」。见《土耳其斯坦》第二卷第一四七页。

七中国的对外交往

关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往，前人研究所搜集到的最重要的记载，以及直到一八三六年为止政治上和商业上的主要史实，德庇时爵士的著作的头三章都已仔细地整理过了。其实，「交往」和「使节」这些常用于东亚各国的字眼，本身就表明了与它们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因为其他国家的朝廷都互派常驻使节，而中国、日本、朝鲜和交趾支那的朝廷，直到最近还对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礼尚往来敬而远之，既不懂得其中的原则，也不认识它的好处。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曾向前两国派过使团，但这些使团与其说使它们了解了提出这种礼节的各国朝廷的真正目的和愿望，不如说加强了它们自居至上的观念。商业交往也同政治交往一样，要么是强加给这些政府的，要么是向它们乞求来的，经常受到这种不明确的安排所必然带来的种种令人烦恼的限制和中断；这种交往虽然对双方都有利，却从来没有按照西方商业所特有的互惠和平等的原则来进行。直到如今，东方各国的统治者和商人对他们自己和别人的权利还了解得不够，因而既不能也不愿同欧洲列强建立密切的关系。官员和百姓都不了解基督教国家的资源、力量和意图，而且对之心存畏惧，因此不愿让这些国家或其臣民不受限制地同他们交往。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像平托、安德拉德、威德尔等西方冒险家来到中国和日本的海岸时，发现这两国的政府都愿意通商；但是，后来欧洲人在邻近的吕宋、爪哇和印度等地区进行的征服，以及他们对当地人的残暴对待，使这两个国家担心，如果不及早采取排斥和限制的预防措施，自己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毫无疑问，为了保持独立，维持对自己臣民的统治，这种政策是最稳妥的办法。那时各国之间强权即公理的情形，比现在更为普遍；当时大多数欧洲人都相信，一切异教国家的土地理应属于教皇，只要有人力和手段，这种信念就会在各处付诸实行。倘若中国和日本的政府允许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殖民者在其境内定居和繁衍，它们大概早就土崩瓦解，领土也早被别人占有了。

德庇时在一八三六年就这个问题所汇集的资料，此后又由玉尔上校在一八六六年为《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所写的那篇出色的《绪论》，以及李希霍芬加以扩充和阐明；李希霍芬关于中国的著作第一卷的后半部，就是一篇关于「中国知识之发展」的详尽论著。李希霍芬把这个问题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公元前一一二二年以前关于交往的传说；二、从周朝建立到长城修筑（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前二一二年）；三、从长城修筑到唐朝建立（公元前二一二年至公元六一九年）；四、从唐朝到蒙古（六一九年至一二〇五年）；五、从蒙古势力兴起到葡萄牙人来华（一二〇五年至一五一七年）；六、从葡萄牙人来华到现在。把这些精深的著作摘要叙述，对于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来说篇幅太长了，这里只能谈谈其中最有趣的几点。西方各国关于中国的最早的有记载的知识，不会早于公元一五〇年的地理学家托勒密，而他自己似乎又得益于推罗的作者马里努斯。不过，《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也许在更早的时候，就以「秦」这个名称提到过同一个国家。此外，在此以前，关于孔子之国的存在的传闻，以及对那里所产的华美丝绸的赏识和需求，已经传到了波斯；这可以从波斯作家的传说中看出来，这些传说提到了古代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和使节往来，其中中国的国土、政府、人民和织物，都笼罩着一层权势与财富的光环，这层光环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些传说加强了这样一个结论：先知以赛亚以「希尼」之名提到这个华夏之国，是现存最早的记载。「中国」「提那」或「秦」与「希那」之间词首辅音的互换，不应成为辨认这个国家的障碍，因为这种读音的变化在中国至今仍很常见，例如潮州府就读作「提乌秋府」。

阿里安的《航行记》把提那城的位置定得也许远在东方的西安，但说得太含糊，不足为凭；不过，那座大城当时一定已为中亚的商人所知，他们对它的地理大概比那些著作流传下来的作者们了解得更清楚。在比「希那」更早的时候，「赛里斯」这个名称就更明确地指中国人了；在拉丁作家中，这几乎是唯一使用的名称，因为从那里运来的丝绸使他们一直记得它。这两个名称被用来指不同的地区，赛里斯被理解为位于北方。不同的名称似乎是根据人们把中国看作一条南方海路的终点，还是一次横越大陆之旅的终点而分别使用的。从前一个角度看，它的名称几乎总是「希那」「秦」「秦奈」「中国」的某种形式；从后一个角度看，对古人来说它是赛里斯之国，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则是契丹帝国。——这是玉尔的说法。梅拉把赛里斯人放在印度人和斯基泰人之间；托勒密把这个国家叫作赛里卡，把它的首都叫作赛拉，但把他们看作与秦奈人不同的民族，恰如一个中国地理学家可能把不列颠和英格兰混为一谈一样。他说，有一条漫长而危险的陆路，经由波斯到巴克特里亚，越过险峻的山隘和危险的小径，通往赛拉，走一趟要花大半年的时间。除了托勒密之外，普林尼也有关于赛里斯人的记载；直到查士丁尼时代，后来的作者们关于这方面的大部分知识，都是这两位作者提供的。玉尔上校对罗马人直到那时为止关于中国的知识作了简明的概括：「赛里斯人的地区是一个广大而人口众多的国家，东面濒临大洋和人类居住世界的边缘；向西几乎延伸到伊茂斯山和巴克特里亚的边境。那里的人民是开化的人，性情温和、公正而节俭；避免与邻国冲突，甚至怯于密切交往，但并不反对出售他们自己的产品；他们的主要产品是生丝，此外还有丝织品、毛皮和质量非凡的铁。」他又进一步说明，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写作的作者们，完全无法穿越遥远的东方去核实和纠正关于那里的市场和民族的种种说法，也无法准确地确定它们的位置。事实上，他们要得出准确的结论所遇到的困难，与一八四七年在福州写作的中国地理学家徐继畬所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他无法解释他所发现的罗得岛及其巨像与美国的罗得岛州之间的出入。

在希腊、罗马和波斯各作者所提到的市场中，只有少数几个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其位置。托勒密的「石塔」似乎是指塔什干，这个名称的意思与之相同，而且这个城镇至今仍是一个贸易中心。他所说的港口卡蒂加拉，可能是湄南河、湄公河、珠江或那一带其他某条大河河口的一个市场，航海的人可以在那里同当地人交换货物，而当地人那时完全不受陕西的中国人管辖，他所知道的赛里斯人就是这些中国人。卡蒂加拉更有可能要在广州附近去找，因为广州的史志记载说，在汉桓帝时（公元一四七年至一六八年），「天竺、大秦等国皆由南海来贡，自此遂有外国人在广州贸易」。在同一个朝代（东汉），有外国人从南方的都元、黄支等国来到中国。最近的约十天路程，最远的约五个月。

在陆地边疆上，中国汉朝的史书记载了武帝（公元前一四〇年至前八六年）为了取得月氏的帮助来对付他的敌人匈奴，努力与月氏建立联系的经过；月氏，即格泰人，曾把希腊统治者逐出巴克特里亚，定居在妫水以北。公元前一三五年，他派使节张骞出使，张骞被匈奴俘获，囚禁了十年，才带着几个随从逃了出来，到达大宛，即费尔干纳，又从那里到达更南边的月氏。他的使命没有成功，企图取道西藏回国，却又被匈奴抓住，直到十三年之后才回到长安复命。把葡萄引进中国，有人把功劳归于这位勇敢的使节，但此说颇可怀疑。

德经断定，关于在广州贸易的这条记载，指的是公元一六六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中国人称之为安敦）所派遣的使团，这个使团从南方经由东京或广州进入中国。生活在图拉真时代、比这早约五十年的拉丁作家弗洛鲁斯，有一段文字说明在奥古斯都治下罗马的威力受到普天下的敬畏和崇仰，说最遥远的民族——赛里斯人和印度人——的使节都带着大象、宝石和珍珠作为礼物前来——这是一种修辞上的夸张，与中国人关于安敦遣使入贡的记载不相上下，而且还没有那样确凿可靠。中国作者所提到的「大秦国」，究竟是指犹太、罗马还是波斯，如今已无法确切查明，不过玉尔断定这个名称几乎肯定是指罗马帝国，也称为「海西国」。之所以给这些地区起这个名称，是因为那里的人民与中国人相类似。克拉普罗特也这样说，李希霍芬也是如此，后者还补充说：「现在几乎所有论述这个问题的人都承认，中国人用『大秦』是要表示『大中国』，而另一方面，这又证明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秦』。然而，恐怕很难设想一个如此自负的民族会承认另一个民族比自己更伟大。凡是中国人觉得其力量相当可观的国家，都被冠以『大』字。」派往那个国家的使节报告说：「条支（也许是指波斯人）之境外有大海，由此向正西航行，可以到达日落之处。」像后来大多数这类尝试一样，安敦的使团似乎是失败了，没有为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间的交往或贸易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就回去了。它无疑是在当时的都城洛阳，以炫耀的排场和居高临下的恩宠被接待的，它的到来也作为天子荣耀和威名的又一证明而被载入国史。这一时期罗马与中国之间没有产生直接的贸易，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安息商人的嫉妒；他们作为这项贸易的中间人获得了巨额利润，并把他们自己织染的布匹卖给罗马人，他们知道，如果极东和极西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切利润就会越过他们的头顶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从最早的时候起，印度和中国丰富的天然产品和人工制品的贸易，就是促使冒险家从欧洲前来的巨大动力，而他们这一方除了贵金属之外，几乎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交换。「赛里斯衣料」，无论是丝织品还是棉织品，以及那些地区出产的其他珍奇之物，在罗马卖价极高，诱使商人们不惜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去取得它们；在好望角被发现以前的漫长时期里，情形也是如此。这项贸易的存在，使聂斯脱利派的传教士很早就能深入那些遥远的地区，并与他们在本国的资助者保持联系；同样，现代商业更为广泛的航行，也帮助慈善之士到达最遥远的部落，通过他们在世界另一边的资助者来进行他们的工作——其危险和耽搁，大概比使徒时代从耶路撒冷指导加的斯的一个传教团还要小。

科斯马斯（一位曾经经商的希腊修士，在公元五三〇年至五五〇年之间写了一部《基督教世界地形志》）关于中国及其物产的记载，涉及的是拜占庭皇帝治下的海上贸易。他把这个国家的位置定得非常正确，说它占据着亚洲的最东端，称之为「秦尼斯达」，这个名称大概是从波斯人或古印度人那里听来的，与西安那块石碑上的「支那斯坦」几乎相同。下一个世纪的另一个希腊人塞奥菲拉克特，描述了中亚的内部交往，以及一个伟大的突厥民族「桃花石」，他并不知道这就是中国人。也许他是把大约就在那时确立其权力的「唐」朝，以希腊化的形式误写了。中国与希腊帝国之间经由海陆两路的间接贸易不断增长，直到回教势力兴起为止。

在中国人关于那些西方王国的所有记载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力量、资源和地位的同样的漠不关心。运往西方的产品是各种形式的丝；但约在公元五五〇年蚕被成功地带到希腊之后，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就减少了。除了丝之外，棉织品、药材和香料也运往西方，但无法把与中国的贸易同与印度的贸易区分开来。《航行记》中所说的叫作「马拉巴特隆」的叶子，并不是一种中国植物，而是「塔马拉帕特拉」，一种桂树（它的叶子在罗马每磅售价三百第纳尔），现在称为马拉巴叶；它大概同印度甘松和樟脑混杂在一起，或被混为一谈。《航行记》中叫作「塞萨泰」的民族，大概要到阿萨姆或锡金去找，那里生长着野生的桂树，也是真正的茶树的原产地；但茶叶和蒌叶都不能被看作古代的马拉巴特隆。

近年来，往来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佛教求法僧的游记被翻译出来，它们关于亚洲中部和西部各民族所提供的详细情况，比所有希腊和拉丁作者加起来还要令人满意。其中以法显（三九九年至四一四年）、玄奘（六二八年至六四五年）和惠生（五一八年）的游记最为详尽。在中国和西藏的寺院藏书中已经发现的东西，鼓励人们作进一步的搜求，而且从中所得已足以酬答所费的劳力。比这些也许更有价值的，是汉、晋、唐各朝的正史，其时间从公元前二〇〇年到公元九〇〇年，其中只有部分内容已被完整地介绍出来。这些史书中琐碎的东西太多，全部译成英文恐怕连印刷费都不值得，一七八五年冯秉正把《通鉴纲目》译成十三卷四开本的尝试就说明了这一点。总的说来，这些史书关于叙利亚、波斯、希腊和安息的记载，比这些国家的作者关于中国的记载更为准确；例如，关于拂菻即君士坦丁堡的记述，比西方作者关于长安的任何记述都要详细。但正如玉尔所恰当地指出的，双方所得的片断见闻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对确切位置的同样的不确定，以及同样把属于一个半隐半现的帝国近边地区的事实推及全国。这可以同我们自己的一些旅行家相比：他们把在广州的所见所闻都推及十八行省。波蒂埃在他的《中国》一书中列举的直到一〇九一年为止来自大秦和拂菻的使团只有寥寥几个；但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贝勒博士的论著《古代中国人所知的阿拉伯人及阿拉伯殖民地》（伦敦，一八七一年）表明，直到宋代（公元一〇八六年），尤其是在唐代，阿拉伯人的来访是多么频繁。在晋和魏两朝，锡兰使节的来访很频繁，这些都是佛教的产物，但也通过贸易及其结果在不止一个方面得到了回报——正如坦南特爵士在他的《锡兰史》中所表明的那样。一二六六年，锡兰国王雇有中国兵士，并有使节来向他购买佛陀的圣钵。一四〇五年，明朝的永乐皇帝因他的代表受到维查耶巴忽四世的侮辱而恼怒，派郑和率领一支六十二艘船的船队和一支陆军，沿柬埔寨、暹罗等地的海岸巡航，以伟大的忽必烈的皇位继承人的身份索取贡品并颁赐礼物。次年，郑和又远航到锡兰，避开了国王设下的圈套，把国王和他的全家及官员都俘获了，一起押到北京。一四一一年，这些人被释放了，但另立了一位新王继承空出的王位，他在位五十年，直到一四五九年一直入贡；这只比达·伽马到达卡利卡特早三十八年。这是中国人在中国的疆界以外向海上伸张其统治权的最后一次尝试。

从查士丁尼时代到阿拉伯旅行家瓦哈卜和阿布·赛义德的时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仍在继续，景教碑就是一个证明。阿拉伯人的记述（公元八五〇年和八七七年），就其关于航行的路线、他们在中国航行所到的港口、那里百姓的风俗以及贸易的性质和经营方式的一般陈述而言，是可信的；事实上，它们是我们所拥有的西方作者关于中国人的最早的可靠记述，这使我们不禁有些怀疑：与其说从来没有人写过类似的东西，不如说它们已经失传了。这些饶有兴味的遗著由雷诺于一八四五年译出，附有原文和注释。第二位旅行家讲到了广府城遭到洗劫的事，这座城当时是所有阿拉伯商人的港口，在那次洗劫中，有十二万经商的回教徒、犹太人、基督徒和祆教徒即帕西人被杀害。这说明了贸易的规模和价值。广府就是澉浦，一个良好的港口，在今天同名的城镇附近，距杭州二十五英里，靠近杭州湾的乍浦；所谓「中国之门」大概就在舟山群岛及其众多的水道之中。阿布·赛义德关于广府的财富、规模和繁华的许多叙述，实际上指的是杭州城。钱塘江的涌潮使船只无法在杭州城外停泊，这促进了澉浦的发展。八七七年首府的毁灭，使一部分贸易转向了广州；而广州在那时以及此后很长时间里都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那一带的百姓也还没有多少脱离粗野的蒙昧状态。在马可·波罗的时代，所有从印度运来货物的船只都到澉浦去。

在他到达太平洋沿岸之前，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率领下，在地中海与里海之间的地区烧杀抢掠，又于一二四一年四月十二日在利格尼茨附近取得了一场大胜，这引起了教皇和其他君主对自身安全的恐惧。同一年，窝阔台死去，他的大军被突然召回，从波希米亚和波兰撤回到第聂伯河；此后，教皇决定向鞑靼人派出两个使团，劝他们更加人道一些。其中一位是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他带着下面这封信去见伏尔加河上的拔都汗：

英诺森主教，上帝众仆之仆，致鞑靼人之国王及人民。

不仅人类，即使无理性的动物，乃至世间机械的元素，都依照高级灵体的榜样，由某种盟约结合在一起，宇宙的创造者已把这些灵体的众军安置在永久和平的秩序之中；因此，我们不能不理所当然地感到惊奇：据我们所闻，你们侵入了许多基督徒和其他人的土地，把它们蹂躏得一片可怕的荒凉，至今仍以不息的狂暴，不停地把你们毁灭之手伸向更远的地方，断绝一切自然的纽带，不分男女老幼，不加区别地把刀剑的狂暴指向所有的人。因此，我们效法和平之君的榜样，希望把全人类团结在合一与敬畏上帝之中，警告、恳求并劝诫你们从今以后完全停止这样的暴行，尤其是停止迫害基督徒；既然你们犯了这样多、这样大的罪过，无疑已严重地触怒了神圣的威严，你们就应当以适当的忏悔向他赎罪；不要胆大妄为，把你们的狂暴进一步施展开去，因为全能的上帝至今允许列国在你们面前倒下。他有时这样放过世上骄傲的人；但他们若不谦卑自己，他必不会不对他们的罪过施以最严厉的现世惩罚。现在，看哪，我们派遣我们所亲爱的弟兄约翰及其同伴，携带此信前来，他们是以虔诚和正直著称、通晓圣经的人，我们希望你们亲切地接待他们，尊重他们如同尊重我们本人，相信他们代我们所说的话，特别是同他们商谈有关和平的事宜，并充分说明是什么驱使你们如此歼灭其他民族，以及你们今后有何打算；在他们往返途中给他们提供可靠的向导，以及回到我们这里所需的其他东西。我们之所以选派上述修士前往，是因为他们行为堪为楷模、通晓圣经，而且他们效法我们救主的谦卑，对你们会更有用处；倘若我们认为别的主教或有权势的人会更受你们欢迎、对你们更有用处，我们就会派他们去了。

达韦扎克先生的论文详尽地叙述了柏朗嘉宾和他的同伴本笃的旅行和经历：他们从基辅出发，穿过俄罗斯和布哈拉的平原，冒着危险跋涉了一百天，到达继承窝阔台之位的贵由的汗廷。他们先被各驿站的指挥官送往拔都的营帐，教皇的信在那里被翻译了出来；然后又被以最快的速度骑马送往哈拉和林，于一二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到达，几乎筋疲力尽。他们到那里几天之后，大汗的推选有了结果，所有的使节都被引见给大汗，唯独教皇的使节没有带礼物。教皇的信被宣读了，几个星期后，大汗以同样的口吻作了答复。这两位君主，由于约翰所带的信而在彼此无知的情况下如此奇特地互相结识，他们凭上帝之命统治全世界的自命之间，有着比他们所料想的多得多的共同之处。大汗的信如下：

鞑靼之王致教皇大人书

上帝之力，贵由汗，万民之统治者，致伟大的教皇。你和所有居住在西方的基督教人民，已派你们的使者送来确实可靠的书信，为的是同我们讲和。这是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也写在你的信里。因此，如果你们希望同我们讲和，你教皇、各位皇帝、各位国王、各城市中一切有权势的人，务必不要迟延，前来我处缔结和约，你们将会听到我们的答复和我们的意志。你们来信的内容说，我们应当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简单地回答：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应当这样做。至于你们信中所说，你们对屠杀人民、主要是屠杀基督徒、尤其是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摩拉维亚人感到惊奇，我们简单地回答：这一点我们也不明白。然而，为了不致显得我们对此默不作答，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回答：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遵从上帝和成吉思汗的诫命，而且听信恶谋，杀害了我们的使者——这里指的是俄罗斯人在卡尔卡河之战以前杀害的鞑靼使节——因此上帝命令消灭他们，把他们交到我们手中。倘若上帝没有这样做，人又能对人做什么呢？而你们西方的居民却以为只有你们才是基督徒，而轻视别人；但你们怎么知道他会选择把恩宠赐给谁呢？我们崇拜上帝，并凭借他的力量，将从东到西征服全世界。倘若我们人类没有上帝的力量相助，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大汗采取了教皇所没有采取的预防措施，把他的答复写成一种对方能懂的语言；这封信用鞑靼文写成之后，他让人仔细地向修士们解释，修士们把它译成拉丁文，不久便被打发回去了。他们于一二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离开汗廷，「整个冬天都在一片广阔的旷野中行进，通常不得不扫开积雪睡在地上，早上醒来常常发现自己身上盖满了雪」。他们于次年六月到达基辅；柏朗嘉宾因其所受的艰辛而得到了报偿，被任命为达尔马提亚的安蒂瓦里大主教。正如玉尔所说：「他们是最早把关于一个位于极东、濒临大洋的伟大而开化的民族的重新得到的知识带回西欧的人。」

法国的路易九世听说拔都的儿子、当时在西部边境统兵的撒里答是一个基督徒，便派了一个使团去见他，成员是修士威廉·鲁布鲁克（更准确地说是「吕布吕克」，这一点达韦扎克已经指出，玉尔也同意他的结论）和三个同伴。他们于一二五三年五月七日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克里米亚，从那里带着准备献给大汗的葡萄酒、水果和饼干出发。三天后，他们遇到了鞑靼人，鞑靼人先把他们带到一个名叫斯卡卡泰的首领那里；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耽搁和烦恼之后，这个首领才给他们提供了穿越俄罗斯南部平原、前往伏尔加河和撒里答营帐的旅途所需的一切。修士们企图使这些粗野的游牧民皈依，但语言不通以及对他们意图的猜疑，在双方之间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到达旅途的终点时，他们失望地发现，这些武士的统治者是一个昏庸的异教徒，他期望每一个获准来到他面前的人都给他带来贵重的礼物。一个名叫科亚特的聂斯脱利派教徒——鲁布鲁克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异端分子——位高权重，是与汗联系的唯一媒介。他叫修士第二天带着他的书籍和法衣，准备去见汗；这些东西是如此精美，以至于在觐见结束时，科亚特借口说第二次穿着它们去见拔都汗——鲁布鲁克及其同伴将被送往拔都那里——是不合适的，把其中大部分都扣下了。不久，他们便继续上路，沿伏尔加河上溯了一段路程；他们到达拔都汗的营帐时，拔都详细询问了法国国王的资源和实力，以及他同萨拉森人所进行的战争。在被引见时，「修士单膝下跪，但发现这样不能令人满意，便不愿争执，双膝跪下了。他被自己的姿势所误导，不但没有回答问题，反而开始为汗的皈依祈祷，并警告不信者将有可怕的后果。亲王只是微微一笑；但周围的首领们大声表示的嘲笑，使他十分狼狈」。这次会见之后，他接到命令，前往继贵由之后成为大汗的蒙哥的汗廷。这段漫长的旅程穿越中亚高原（比柏朗嘉宾找到贵由汗廷的地方更往东），花了四个月的时间，使他们吃尽了苦头。蒙哥接待这个使团时几乎谈不上客气，但在他们受了几个聂斯脱利派教士的盘问之后，还是获准觐见。所要求的礼仪与拔都的汗廷相同，他还被问到法国国王的财产，尤其是他拥有多少公羊、马和牛；修士惊讶地得知，鞑靼人不久就要去攻打这些东西了。他得不到留下来的许可，但被提供了一所房子，获准在那里一直住到天气转暖。在这个遥远的地区，他遇到了一个来自梅斯的欧洲建筑师威廉·布歇和他的妻子，还有许多亚美尼亚人、萨拉森人和聂斯脱利派教徒，大汗对他们都一概收容。他随汗廷到了哈拉和林，在那里差一点卷入危险的宗教争论；天气转暖时，他被迫回到拔都汗那里，拔都又把他往西南方向送去，直到他进入亚美尼亚，再从那里设法到达伊科尼姆，前后离开了将近两年。

这些使节没有印刷术来帮助传播他们的记述，他们的记述之所以得以保存，也许主要是由于派遣他们的人地位崇高。至于许多出身或地位较为卑微的旅行者，则没有什么动机促使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因此他们只是讲讲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随着讲述者

一起消失了。甚至马可·波罗的游记，倘若不是被囚禁中的闲暇促使他采用这种办法来排遣无聊，也许永远也不会公之于世。每一次对他的记述的考察，无论是关于他所提到或到过的城市的位置，还是关于他所详述的事件，都增加了它在准确性方面的声誉；考虑到他是在回国好几年之后，口述给一个同狱的比萨人鲁斯蒂谦、由后者用法文写下来的，他的准确性就更加令人惊叹了。一八一八年马斯登的版本在五十年间一直是主要的权威，但近来波蒂埃和玉尔的版本附有详尽的注释，使这位旅行家的记述大为人们所理解，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我们关于中世纪亚洲的知识。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先生，是尼古拉·波罗的儿子；尼古拉与他的弟弟马泰奥都是威尼斯的贵族兼商人，约于一二五四年首次离开威尼斯，一二六〇年离开君士坦丁堡，作一次到克里米亚的商业旅行；从那里起，一连串的事件把他们一直引向东方，到了中国。那时中国刚被忽必烈所征服，忽必烈是大汗，是鲁布鲁克所访问过的蒙哥汗的继承者。他们受到了优待，离开忽必烈时答应还会回来；约在一二七四年十二月，他们果然带着格列高利十世的书信回来了，随行的还有当时约十六岁的年轻的马可。他很快就成了皇帝的宠臣，得以到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去游历，前后在东方共住了约二十一年；三位波罗于一二九五年回到威尼斯。马可曾在大运河边的扬州任长官三年，这就意味着他懂得蒙古和中国的语言文字，否则他很难执行那里的官方职务。担任那个职位，这些本领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玉尔上校根据第七十五章中一个很容易解释的错误，推断他并不具备这些本领。这几位失踪已久的旅行者取道印度和波斯回到威尼斯时，样子完全变了，以至于他们的亲友和同胞都认不出他们来了。然而，他们的财富和引人入胜的叙述，很快就使他们恢复了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近来的编者们辛勤搜求，大概已经把关于他们以后经历的一切可知之事都汇集起来了，这些事如今已广为人知，这里无须再多说。

一二五四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启程去见蒙哥汗，请求减免他不得不向蒙古人缴纳的贡赋。他先于一二四六年派他的弟弟森帕德去见贵由汗，然后在贵由的继承者即位时亲自出发。他经过卡尔斯和亚美尼亚本部到达伏尔加河，在那里受到拔都的接待，并被从柏朗嘉宾所走路线以北的一条路送往哈拉和林去见大汗。他在汗廷逗留了六个星期，似乎受到了友好的接待，然后取道别失八里和准噶尔，回程前往撒马尔罕、布哈拉、呼罗珊，再从那里到大不里士。这两次出使的记述，描写了许多关于东方异教徒和途中野蛮人的奇异事物，无疑构成了国王的亲戚、科里科斯的海屯一三〇七年所写的《历史》一书的很大一部分。其中关于契丹的一章，见于玉尔的《契丹》一书；老海屯的记述，克拉普罗特已译出，载《亚细亚学报》第二辑第十二卷。这些人和波罗一家所处的地位不同，自然使他们每个人对同样的民族和事件抱有迥然不同的感情。孟高维诺的约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努力，恰好是在波罗一家回国的时候开始的，但关于他的工作，除了玉尔上校在他的《契丹》中所搜集的以外，没有保存下来任何详细的记载。

中世纪亚洲最重要的旅行家之一，是摩尔人伊本·白图泰，他在二十一岁时（一三二五年）开始他的旅行，直到三十年后才回来。他的著作已由德弗雷梅里先生和桑吉内蒂博士在巴黎亚洲学会的赞助下极其出色地编订并译成法文（四卷，巴黎，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五九年）。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绰号伊本·白图泰，意为「旅行者」）的漫游，与那个更为可疑的英国人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旅行同时，他以一系列朝拜本教圣地的旅行开始；在其他游历之外，他有一个时期还在麦加住了三年。他沿着地中海沿岸以及地中海与里海之间的国家，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最后到达德里，在那里住了八年，直到他逗留的末期，一直深受穆罕默德苏丹的宠信。这个多才多艺的摩尔人担任法官之职，不过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宫廷里，除了花他主子的钱之外，是否认真地关心过任何事务。一三四二年春天，他从一次暂时的失宠中恢复过来，被苏丹派往中国出使。原来有一位中国使节到了德里，请求准许当地人重建布坦的一座寺庙，因为那里的人贫穷，依赖平原上的居民，曾恳求中国政府为他们说情。伊本·白图泰带着丰厚的礼物被派去见中国皇帝，但拒绝协助建庙，除非那位君主履行向苏丹缴纳人头税的手续。这个使团刚出德里不远，就遭到一队印度教徒的袭击，不得不退回。它再次出发，到了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在那里发现有十五艘中国船或大帆船停泊着，每艘船的船员和卫兵多达一千人。使节让他的随从登上其中一艘船，而他自己留在岸上祈祷一帆风顺；这时一场风暴把那艘船连同船上所有的人一起沉没了。经过这第二次不幸之后，这个倒霉的摩尔人不敢回去见他的主子，便到了苏门答腊，又从那里设法到了中国，在刺桐即今天福建的泉州登陆。虽然伊本·白图泰尽管描述过北京，是否真的到过那里却值得怀疑，但他对刺桐、辛克兰（广州）、行在（杭州）、京兆府以及南方其他贸易中心的生动记述，既有趣又重要。尽管有夸张、名称和日期的混淆以及某些明显的虚构，人们还是很难不相信他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并断定他是诚实的、真有其人其事的。他提到，马可·波罗认为是君主筹款的绝妙办法的纸币的流通，已经完全把金属货币的使用排挤掉了。他在每一个大城镇都发现有回教徒，由他们同教的官员管理。

修士鄂多立克（一二八六年至一三三一年）的日记，包含了许多与中世纪中国有关的有趣内容。这位可敬的教士从巴格达出发，绕道苏门答腊，经过漫长而乏味的旅程，在「辛迦兰」（广州）登陆，然后从那里向东北经陆路到达刺桐。他说：「我们小兄弟会的修士在这里有两所会院，我把为信仰耶稣基督而殉道的我们的修士们的遗骨安放在那里。」这些遗骨是他从孟买附近的塔纳带来的。他从那里又到了福州、杭州和南京，再往北到北京，年迈的大主教孟高维诺那时还在世，他在那里住了三年。他回程到拉萨为止的路线，与一八四三年古伯察和秦噶哔所走的路线没有多大差别；他大概从这个西藏的首府继续往西，经过喀布尔和大不里士，于一三三〇年回到威尼斯，前后离开了十三年。次年，他的行程由同会的修士、索拉尼亚的威廉在帕多瓦笔录下来。

这部记述中提到了中国人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今天全世界都熟知，但同时代的其他旅行家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关于用鸬鹚捕鱼的习俗、留长指甲的习惯、缠足，以及大汗的帝国分为十二个省、有四个主要大臣的记载，我相信是那个时代所有欧洲旅行家中他所独有的。马可·波罗一样也没有提到。他所给出的中国驿站和各行省行政机构的名称，他用来称呼一袋米的突厥语术语等等，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真实性的标志。」另一方面，迷信对他们自己头脑的影响，使大多数前往中亚的教士旅行者——鄂多立克以及其他人——比在那个时期以前或以后若干世纪可能做到的更不可靠、更缺乏观察力。一切宗教性质的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在黑暗势力的直接作用下进行的，而他们正在冒险进入这些黑暗势力的领地。此外，这些虔诚的冒险家由于过于恐惧，不敢坦率地考察或准确地记录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总是试图用自己不完善或错误的观念来解释任何不寻常的经历，因而不断地被误导。与北京传教团有关的罗马天主教教士也是如此，他们的几封信保存了下来，最近由玉尔上校公之于众；其中有修士若尔丹、刺桐主教安德烈、维多利亚的帕斯卡尔，以及《大汗契丹国情况与治理书》的作者苏丹尼耶大主教（约一三三〇年）。

但是，在诚实的名声方面远比这些传教士更好的，是耶稣会士鄂本笃；在可以称为我们关于中国的知识的近代时期之前的那个世纪，他进行了一次横越沙漠的旅行，最后死在这个帝国的门槛上。鄂本笃生于亚速尔群岛中的一个岛上，青年时代在葡萄牙舰队中当兵。他突然皈依之后，作为一名庶务修士进入耶稣会服务——在他此后的生涯中，他一直坚决地保持着这个卑微的身份——并被派到阿克巴的宫廷。他在印度居住期间，以勇敢、明断和精通波斯语——当时亚洲的通用语——而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他被选中去作一次前往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的旅行；热罗姆·沙勿略以为有希望在契丹的都城找到那位基督教统治者、约翰长老的后裔。鄂本笃于一六〇二年从阿格拉出发，加入一支商队，同他们一起走了一条路线，经过喀布尔、兴都库什山，沿妫水到达它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源头，然后到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和肃州，他在肃州被扣留了十七个月，就在北京的传教团派人去援助他不久之后，终于死在那里。

他的旅程充满了可怕的艰辛；他之所以过早地死去，既是由于这些艰辛，也是由于他在肃州所受的漫不经心的对待。倘若我们能得到鄂本笃自己关于他的经历的记述，那么关于他所跋涉过的那些中亚未知地区的资料，将是无价之宝。然而，在那个边境城镇悲惨的扣留期间，他的日记或者遗失，或者被毁了，只剩下几条简单的笔记，以及他那忠实的亚美尼亚仆人以撒——北京没有一个人懂得他的语言。利玛窦本人根据这些材料编写了一篇记述，在这位传教士死后不久，发表于金尼阁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这篇记述的译文见于玉尔上校那部屡被引用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金尼阁的著作于一六一五年出版，后来被译成欧洲大陆的所有语言。我们可以把发现契丹和中国（希那）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的功劳归于鄂本笃。这是当时世界上遥远的各地之间交通状况的一个奇特的例证：北京最早的耶稣会传教士一定已经知道这一事实，而驻在印度的同一修会的修士们，却直到十七世纪很晚的时候还一直相信汗八里和它的基督教君主。

在许多方面，阿布·赛义德、马苏第、伊本·瓦哈卜和马可·波罗的实际描述，与鲁布鲁克和鄂多立克之流所记的细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有这些作者的记述都给人这样的印象：在他们的时代，中国对所有的旅行者都是开放的。伊本·瓦哈卜在谈到唐代所实行的规章时说：

一个人如果要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去旅行，必须带两张通行证，一张是长官发的，另一张是宦官（即副长官）发的。长官的通行证准许他出发上路，上面写着旅行者及其同行者的姓名，还有他们各自的年龄和所属的氏族。因为在中国旅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本国人还是阿拉伯人或其他外国人，都必须随身携带一张载有可以用来查验他的一切情况的文书。宦官的通行证则写明旅行者及其同行者所带的钱财或货物的数量；这是为了让边境关卡的官员知道，这两张通行证就是在那里查验的。每当一个旅行者到达任何一个关卡，那里就登记下来：「某人，某人之子，从事某业，于某年某月某日经过此地，携有某物。」政府采取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旅行者的钱财或货物遭到危险；因为一旦有人遭受损失或死亡，他所带的一切立即就会被查明，他本人或在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就会得到属于他的一切。

同一位作者还提到了住在西南方云南的马贝德族，他们每年派使节带着礼物来见皇帝，皇帝也每年回赠他们礼物。其实这些使团不过是伪装的商队，从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那里来，极尽恭敬谦卑之能事，带着礼物来献给天子。皇帝的尊严要求以价值三四倍于这种「贡品」的礼物回赠，并要求在使节们逗留京城期间给予隆重的款待。不必说，只要情况允许，商人们就会一再派出这样的使团。蒙古王朝覆灭之后，除了用这类计策之外，经由陆路进入这个国家似乎就不被准许了。

然而，直到满洲人征服这个帝国之后，对外贸易才被限制在广州一地；当今统治者的猜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害怕从某个方面遭到蒙古人所遭受过的那种报复。此外，外国商人自己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也必须被视为他们受到戒备和隔离对待的主要原因。德庇时爵士谈到葡萄牙人时说：「他们早期的行为，不可能使中国人对欧洲人产生任何好的印象；后来他们同荷兰人和英国人成了竞争者，商业上的贪婪之争，使他们全都显得更加不堪。直到今天，欧洲人的品格仍被描述为一个只追求商业利益、完全不择手段的种族。这些外国冒险家在衣着和举止方面在其他方面彼此极为相似，却不断地互相敌对，这使该国政府感到震惊，于是倾向于以一种猜忌和排斥的态度对待他们，而对于他们的前辈、较为平和守法的阿拉伯人，它是不曾认为有必要这样做的。」

贪婪、无法无天和强权，这些特点从中国人最初认识外国人起，就一直是他们对外国人评价的主要特征，而外国人也很少有效地纠正东方人在这些方面的看法。下面这段关于他们最初到来的记载，摘自一部中国著作，至今仍是本地人普遍意见中的权威：

正德年间（一五〇六年），西洋有称佛郎机者，自称入贡，突入虎门，以其铳声巨响，远近震动。事闻于朝，诏即驱逐，绝其互市。约在此时，和兰人——古时居于荒远之地，与中国素不相通——亦以大舶二三艘来至澳门。其衣与发皆赤，身长，碧眼深陷。足长一尺二寸。其形状怪异，民皆惊骇。

当时用来称呼荷兰人的「红毛」一词，后来转用于英国人了。

葡萄牙人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于一五一六年，即征服马六甲五年之后，乘一艘帆船驶往中国，他是第一个在欧洲国旗下驾船到中国的人。费尔南·安德拉德于次年率领四艘葡萄牙船和四艘马来船前来，他的公平交易使广州当局非常满意；他的大帆船获准在上川岛，即圣约翰岛停泊。他的弟弟西蒙于次年到来，他的残暴行为完全扭转了人们对他的同胞所形成的良好印象；一五二一年，中国人把他围困在港内，把他赶走了。他的其他同胞接踵而来，最早的几艘船中有一艘随着一些中国帆船沿海岸北上，成功地在宁波建立了一个商馆；在厦门也进行过贸易。一五三七年，广州附近有三处葡萄牙人的居留地，一处在上川岛，一处在大屿山西北一个叫浪白澳的较小的岛上，第三处刚刚在澳门开始。这座城镇的原址上原来有一座供奉「阿妈」的神像。「阿妈港」即「阿妈的港口」，葡萄牙文写作「阿玛考」，后来缩写为「马考」。一五四二年，商人们已经离开上川岛转往浪白澳；十年之后，沙勿略去世的时候，贸易集中在浪白澳，一五六〇年那里经常住着五六百名葡萄牙人。澳门之所以开始，是借口要搭建棚子来晾晒以贡品的名义输入、据称在风暴中受潮的货物。一五七三年，中国政府在连接澳门和香山岛的地峡上筑了一道关闸，一五八七年又设立了管理中国人的文官。由于他们在宁波的恶劣行为，葡萄牙人招致了百姓的报复，百姓起来攻击他们，「杀死了一万二千名基督徒，其中包括八百名葡萄牙人，烧毁了三十五艘船和两艘帆船」。据说他们的挑衅行为之一，是成群结队地到附近的村庄去掳掠妇女和处女；他们因此理所当然地丧失了在一个最适于欧洲贸易的省份和口岸的特权。四年之后，即一五四九年，他们又被逐出了在泉州新建的居留地。

葡萄牙人曾向中国皇帝派过四次使团。第一位使节皮莱资是果阿总督任命的，他于一五一七年随费尔南·安德拉德到广州，在那里受到了按照接待外国使节的通常方式的接待和款待。他的使命报到北京之后，正德皇帝受了马六甲苏丹的一个臣民的影响，对这个使团产生了反感，把皮莱资扣留在广州三年；安德拉德的弟弟的恶劣行为和葡萄牙人的品格，使皇帝下令设立一个法庭，审查这个使团是真是假，结果皮莱资及其同伴被判定为间谍，被送回广州扣押，直到马六甲被归还为止。马六甲并没有被归还，于是他和其他人于一五二三年九月被处死；另一些记载则使人推断他是死在狱中的。就这样，无辜者代有罪者受了苦。第二次使团是一五五二年由果阿总督根据沙勿略的建议派遣的，但这个使团只走到马六甲就走不下去了，因为该城的长官拒绝放它离开——这很能说明葡萄牙人在管理他们的新殖民地时所维持的上下尊卑和秩序的程度。第三次也是从果阿派出的，时在一六六七年，以阿丰索六世的名义，起因是康熙停止了澳门的贸易；费用由该殖民地负担（约四万元），而「其结果远不如他们的期望，以致议事会恳请国王陛下，除非情况紧急迫切，不要为澳门的臣民向中国政府说情」。一七二三年，张安多带着教皇给康熙的答复回到中国，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必要的时机，派一位使节麦德乐同他一起前往北京。他于一七二七年五月到达朝廷，七月辞行觐见；雍正「作为葡萄牙国王爱戴之忱的证明」欣然收下了他所献的三十箱礼物，回赠给他的国王的礼物也有这么多，此外还有从皇帝御席上赐下的一杯酒和几只瓷盘，以及给他本人和他的随员的其他礼物，这些礼物「之所以贵重，只是因为它们是一位君主所赐」。这次出使同一个世纪以前的那次出使一样，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而澳门居民却同样花了一大笔钱。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葡萄牙使团于一七五三年到达北京，其经过和结局与前几次大致相同；所有这些使团，都或多或少地展现出这样一幅景象：独立国家通过它们的使节，屈辱地向一个朝廷俯首称臣，而这个朝廷则乐于借着所受的朝拜傲慢地抬高自己，并刻意回避一切有关使团实际事务的话题，以便既不给予什么，也不拒绝什么。但是，在评价它在这些方面的行为时，不应忽视：朝廷从来没有把商业上的平等和规章同使节和朝贡联系在一起。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影响和财富逐渐减少。一位瑞典爵士龙思泰发表了一部关于他们直到一八三三年为止的活动的历史概述，其中包括对这个殖民地的叙述，至今仍是关于这个问题最详尽的书。一八二〇年，鸦片贸易移到了伶仃，而鸦片贸易是澳门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许多年来该地的商业一直处于低潮。一八四四年，钦差大臣耆英给予这个居留地一些额外的特权，其中包括准许居民不经许可建造和修缮房屋、教堂和船只，并准许他们以与其他国家同样的条件在五个对外开放的口岸进行贸易；而在此整整三百年以前，葡萄牙人曾被逐出宁波。氹仔的锚地被划入澳门的管辖范围，但葡萄牙官员请求免缴每年向中国人缴纳的五百两地租，遭到了断然拒绝。它作为避暑胜地的优越条件，以及它便于通往西面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游客和商人，但香港近在咫尺而又富庶，使它屈居次要地位。一八三九年至一八五〇年间，在鸦片战争和香港初创时期，它有过短暂的繁荣，此后是苦力贸易的扩大，这在二十五年间是它唯一真正的生意。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这个半岛割让给葡萄牙王室，尽管他们无力阻止苦力的输出；两国之间目前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一八六二年，基马良士总督在北京谈判订立了一项条约，在其第九条中，双方同意平等地互派领事官员，这就暗示——而不是明言——葡萄牙当局对关闸以内的领土拥有最高权力。然而，中国人发现这实际上承认了这个殖民地的独立，便拒绝批准这项条约，除非有一条明文规定声明他们对这个半岛的主权。因此这项条约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但贸易不受限制，中国居民继续增加；自一八四九年以来，就没有缴纳过地租。一八七三年苦力贸易的停止，使澳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衰落，如今它的收入几乎不够支付它自己的官员的薪俸；所有勤俭或富有的外国居民都已迁往别处了。

西班牙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贸易较小，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如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重要。西班牙海军将领黎牙实比于一五四三年征服了菲律宾，中国商人不久便开始与马尼拉通商；但西班牙人第一次试图进入中国，是在一五七五年才进行的。那一年，两名奥古斯丁会修士随同一位中国水师官员回国，这位官员是追捕一个著名的海盗林凤才到那里的，林凤曾被西班牙人从他们的新殖民地赶走。传教士们在广东沿海一个叫中左所的地方登陆，然后上行到广州，受到了礼貌的接待。知府把他们送到在肇庆的总督那里，总督对他们进行了询问；他们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两国之间结成密切的同盟，以谋双方的利益，同时还讲了他们的同胞对林凤所做的事；第二个目的是希望学习中国的语言，并把他们的宗教教给中国的居民。总督把他们置于一种体面的拘禁之中达几个星期，最后把他们送回了马尼拉——这无疑是奉了朝廷的命令，不过他所提出的理由是海盗林凤仍然逍遥法外。这个使团回来之后，菲律宾总督认为最好让贸易听其自然，因此拒绝了一批方济各会修士进入中国的提议。然而，这些修士还是乘一艘本地小船作了尝试，沿江上行到泉州，在那里被抓住，并被审问他们的意图。他们不懂那里的语言，被一个懂葡萄牙语、自称是他们朋友的本地人所欺骗，他又向知府歪曲了他们的意思；经过几个月的耽搁之后，他们懊恼地得知不会被准许留下，于是在一五八〇年回到马尼拉，再也不想重新进行这项事业了。

然而，腓力二世接到了那位中国水师将领提出的派使团去北京的建议，已经命令菲律宾总督进行这样一项事业。因此，他在一五八〇年组织了一个使团，由马丁·伊格纳修斯率领。得知在这次短途航行中，船被带到广州以北的海岸，一行人认为与其设法逆风驶回目的地，不如登陆，这就使人对那个时代航海者的技术评价很低了。使节和他的所有随从都被带到中国官员面前，这些官员大概完全误解了他们的目的，把他们关进了监牢；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耽搁之后，他们被带到一位更高级的官员面前，然后被送往广州，在那里又被关了起来；后来澳门的葡萄牙总督使他们获得了释放。这次倒霉的尝试，如果门多萨称之为使团是正确的话，那么直到一八四七年玛斯先生出使和他一八六四年所订的条约为止，这是西班牙政府为与北京朝廷建立联系而作的唯一一次尝试。那项条约的特点，是首次给予西班牙商人以雇用苦力作为契约劳工前往古巴的特权。苦力们在那里所受的虐待，使中国人于一八七三年派出一个调查委员会，并在查明真相之前暂停这一条款的效力。这一程序的结果，是哈瓦那停止了输入华工。

中国人在马尼拉进行着一项有价值的贸易，但西班牙人对他们特别苛刻。他们负担着特别的赋税，他们的移民与其说受到鼓励，不如说受到限制。许多年前，那里的中国移民所受的苛待，引起了他们的一个同胞的注意和愤慨；他回到广州之后，便竭尽全力影响本国政府的官员，把他所看到的情形作为样板和动机，诱使他们在广州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外国人。其结果是完善了公行那一套侦察和限制制度的主要特点，这一制度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一八四二年的条约为止——这又是外国人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报应的一个例子。

荷兰人与东方的贸易，是在他们成功地摆脱西班牙的枷锁之后开始的；他们刚一完成独立，便把武力转向他们的敌人在东方的属地，夺取了马六甲、香料群岛和其他地方。一六二二年，他们率领一支十七艘船的舰队出现在澳门城下，但被击退，损失了他们的司令和约三百人，于是撤走，并于一六二四年在澎湖列岛上立足。他们占据这个地方，使西班牙人和福建的中国当局都大为烦恼。按照那个时代的习惯，他们开始修筑一座堡垒，强迫本地的中国人为他们干活，对他们十分苛刻。许多劳工是荷兰人在进攻中俘获的囚犯。敌对和谈判交替进行，中国人声称荷兰人必须派一名使节到大陆上去见当局；于是他们派米尔德特到厦门，同知又把他送到福州去见巡抚。巡抚决定派一名使者去告诉荷兰人，如果他们迁往台湾，就准许他们通商，但这个提议被拒绝了。然而，

经过一连串的攻击和谈判，中国人的兵力不断增加，荷兰人的给养却日益减少，荷兰人终于接受了这个提议，迁往台湾，于一六二四年在那里修筑了热兰遮城。据记载，中国人在澎湖列岛中的一个岛上登陆了五千名兵士；他们坚决击退荷兰人对其国土的侵犯和占据，大概提高了他们勇敢的名声，也防止了别人重演类似的行为。他们向荷兰人提议以占据台湾来换取澎湖，这无疑是一步高明的策略，因为他们自己对台湾并没有丝毫的所有权，甚至不大清楚它的确切面积和居民的性情。荷兰人力图把他们的权力扩展到全岛，但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在热兰遮城周围的村庄里，他们对居民实行新的法律，废除了长老会议，在每个村子里委派一个头人担任监督，主持司法，并把他的行事报告给岛上的总督。

土著的道德利益并没有被忽视；一六二六年，新教牧师甘治士被委派到他们中间工作，他煞费苦心地传播基督教。土著不识文字，他们的迷信只是建立在晚近才产生的传说或习俗之上，因此，教给他们一种更好的宗教的前景是有利的。十六个月之内，他就教会了一百多人基督教的主要真理。工作进展顺利，教堂和学校日益增多，殖民者与土著之间的通婚使他们彼此的关系更加密切，已有好几千岛民受了洗；这时，荷兰驻东印度的总督们害怕触怒日本人——日本人当时正在迫害日本的基督徒，而荷兰人竟帮助了他们，这是荷兰人永远的耻辱——便限制了这些慈善工作，并阻止岛民继续皈依。就这样，正如在亚洲其他地方常常发生的那样，真正宗教的利益被献祭在玛门的祭坛上，而用这种方式买来的贸易，也因缺乏养分而衰亡了。

在明朝覆灭后随之而来的纷争中，成千上万的家庭移居台湾，其中一些在荷兰人的治下定居，另一些则建立了单独的移民点；他们的勤劳很快就把这个荒凉的岛屿变成了一片耕地，并增加了供出口的大米和糖的产量。移民增加得如此之快，使荷兰人惊慌起来；他们不去采取明智的措施来安抚和教化这些移民，反而试图阻止他们登岸，这就大大激怒了他们，使他们愿意参加任何有希望驱逐外国人的尝试。

与此同时，荷兰人与中国本土的贸易，同他们的对手葡萄牙人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当满洲人的优势已经确定无疑时，巴达维亚政府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广州去请求通商。一六五三年一月，舍德尔乘一艘满载货物的船前往，但即使在这位使节在给当局的礼物上花了相当多的钱，并得到了总督准许他的同胞建造商馆的许诺之后，葡萄牙人还是成功地阻止了任何进一步的贸易。不过，舍德尔被告知，他的主人们最好派一个使团到北京去；公司赞同这个建议，于一六五五年任命哥页和开泽为使节。这个使团的总管纽霍夫所写的关于这次出使的记述，使欧洲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比以前更多了——这几乎是它所产生的唯一的实际好处，因为作为一项商业投机，它几乎是全盘亏损。他们的礼物被收下了，也得到了回赠的礼物；他们不仅在皇帝本人面前匍匐跪拜，而且还向他的名号、他的书信和他的御座叩头，做了一切可能取悦新统治者的屈辱和朝拜的事情。他们的卑躬屈膝所换来的唯一特权，是准许每八年遣使一次，届时可以带四艘船来通商。

这个使团于一六五七年离开中国；此后不久，中国的首领郑成功（葡萄牙人把他的名字写作「国姓爷」）便开始准备进攻台湾。荷兰人已经预见到这次进攻的可能，自一六五〇年以来，在进行通商谈判的同时，一直在加强热兰遮城的守备；郑成功也只是派密使到他在台湾的同胞中间，把他的计划告诉他们。他在厦门着手准备一支军队，表面上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以对抗满洲人，同时照常与这个殖民地进行贸易，以消除一切疑虑；直到议会把从爪哇派来保护他们的舰队司令和军队打发走了之后，他才于一六六一年六月登陆了二万五千人的部队，占据了一个坚固的阵地。各堡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之后，总督派了二百四十人去驱逐敌人，只有一半人活着回来；港内的四艘船中有一艘被中国人烧毁，另一艘急忙驶往巴达维亚求援。郑成功乘胜切断了守军与周围乡村之间的一切联系，迫使小堡垒的守军连同大炮一起投降。热兰遮城这时被紧紧包围，但他发现自己伤亡惨重，便把围攻改为封锁，把怒气发泄到住在周围乡村的荷兰人以及帮助他们的中国人身上。一些牧师和教师被抓起来钉死在十字架上，借口是他们鼓励教民抵抗；另一些人被用作代理人，去谈判交出堡垒的事宜。瓦伦汀在他的巨著中清楚地叙述了他的同胞占据台湾的历史，特别是他们在热兰遮城的失败。他叙述了亨布鲁克牧师的一件事，纽霍夫也叙述了此事，下面就是从纽霍夫的游记中引来的：

在乡间被俘的荷兰人中，有一位亨布鲁克先生，是一位牧师。国姓爷派此人去见总督，提出交出堡垒的条件，并声言如被拒绝，就要向荷兰俘虏报复。亨布鲁克先生进了城堡，他被迫把妻子儿女留下作为人质，这就充分证明，如果他的谈判失败，他们只能从那个首领那里等来死亡。然而，他非但没有劝守军投降，反而以援军将至的希望鼓励他们英勇防守，并向他们保证，国姓爷已经损失了许多最好的船只和兵士，开始厌倦围城了。他说完之后，军事会议让他自己选择：是留在他们这里，还是回到敌营去——在那里他只能等着立即被处死；每个人都恳求他留下来。他有两个女儿在城堡里，她们搂着他的脖子，悲痛欲绝，泪如雨下，因为她们看到父亲准备到她们明知他必将被无情的敌人杀害的地方去。但他对她们说，他已经把妻子和另外两个孩子留作人质，如果他不回去，她们除了死以外别无下场；于是他挣脱女儿们的双臂，劝勉大家坚决防守，然后回到了敌营，临别时告诉他们，他希望自己能对那些可怜的同伴俘虏有所帮助。国姓爷严厉地听取了他带回的答复；然后让人散布谣言，说俘虏们煽动台湾人造反，于是下令杀死所有的荷兰男俘虏；有的被斩首，有的以更野蛮的方式被杀，共有五百人，尸体被剥得精光埋掉；妇女和儿童也没有幸免，其中许多人同样被杀害，不过有些最好的被留下来供将领们享用，其余的则卖给了普通兵士。被杀者中有亨布鲁克、穆斯、温萨姆、安普辛格斯和坎皮乌斯几位牧师，还有许多教师。

一支由十艘船和七百人组成的部队从巴达维亚赶到，被围的人开始采取攻势，但没能把国姓爷赶出市镇，不过他们遏制了他的行动，并调来了基隆和淡水的守军相助。不久，福建总督给荷兰总督揆一写来一封信，建议双方联合兵力，把国姓爷从沿海赶走，然后两家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台湾把他征服。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但那五艘船刚一离开，国姓爷就猛烈进攻，守军在被围九个月、损失一千六百人之后，被迫投降。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就这样在延续了二十八年之后告终了。

这一损失促使巴达维亚的议会重新进行他们以前攻打厦门的计划，那里仍有国姓爷的一支守军。博尔特率领十二艘船出发，于一六六二年到达闽江口，福建总督的代表前来拜访他，劝他派两名军官去与总督商议作战事宜。总督当时在乡间，那两名军官到达他的营地之后，很快就看出他们的首领之间不可能有真诚的合作；一个外国势力提议帮助他们对付中国人，这太像一六四四年吴三桂向满洲首领提出的建议了，满洲人不可能接受。博尔特想干点什么，便对国姓爷的舰队和守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以海盗般的方式焚烧和摧毁它们，这对于收复台湾和取得在广州通商的特权毫无效果，对于沿海的中国人却是一种骚扰。他于一六六三年回到巴达维亚，几个月后又被派往福建，率领一支更强大的部队，奉命在必要时对满洲人和中国人都进行报复，以便为丧失台湾取得补偿。总督友好地接待了他，在同叛乱的中国人进行了若干次小规模的战斗之后，厦门被攻克，守军被消灭，这就完成了满洲人对福建全省的征服。作为对这一援助的报答——不过这种援助的实际价值是很难查明的——总督借了两艘帆船给荷兰人去收复台湾，但国姓爷对派来攻打他的这支可怜的力量嗤之以鼻，博尔特只好驶回巴达维亚。

这些结果使议会十分懊恼，他们没有再派出远征队，而宁愿派一个以范·霍伦为首的使团到北京去，请求通商和准许建造商馆。他于一六六四年在福州登陆，在那里受到了礼貌的接待。皇帝的批准已经收到，但他不明智地拖延了前往京城的行程，直到把他的货物卖完为止。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荷兰人扣押了一艘违反他们殖民地规章从爪哇运送金银的中国船，总督十分恰当地表示，在归还之前，不可能达成任何友好的安排；因此，范·霍伦为了保全他的尊严，又不违反他本国政府的命令，只好让一名差役把那些金银像是用武力一样拿走了。

这些初步的争执将近一年才解决，然后范·霍伦及其随员离开福州，溯闽江而上，翻山越岭到杭州，经过一段乏味的旅程，到达运河，再到北京，在路上走了六个月，「在此期间他们看到了三十七座城市和三百三十五个村庄」。对着一个空空的御座一再跪拜，接着是国宴，伴之以献礼和赐礼——这个使团的接待也同它的所有前任一样。它也以同样的闹剧收场，这出闹剧既使接待它的那个傲慢的朝廷感到高兴，又与派遣它的那个基督教国家的身份不相称；「这次盛大的远征的唯一结果，是一封密封的信，他们对其内容一无所知，而事实上这封信并没有给予他们如此急切地请求的任何特权」。他们行了跪拜之礼，就使他们的国家被列入大汗的朝贡国之中，然后像忠顺的臣民应该的那样，按照他们宗主的意愿，带着他所愿意赐给他们的东西被打发走了。对于一段以对从未冒犯过他们的中国人进行掠夺和侵略开始的经历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结局。

此后一百三十年间，荷兰人没有再向北京派遣使团，而是在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地位上在广州进行贸易。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促使荷兰驻广州的领事代理人范罢览提议，借乾隆在位六十年之际，由巴达维亚政府派一个祝贺致敬的使团。他希望通过遵从中国的礼节，取得一些特权，使荷兰的贸易处于更好的地位；但人们本会以为，以前历次尝试的失败，应当已经使他确信，在一个刚刚打发走一个装备完善的使团的朝廷面前，再作新的屈辱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公司任命刚从日本回来的德胜为正使，范罢览为副使，另外配备了若干书记员和翻译，其中一人小德经，以《北京之行》为题，写下了他长期居住广州以及随使团前往北京旅行期间研究的结果。这个使团在隆冬季节经陆路旅行时所受的种种烦恼、屈辱和轻蔑，以及皇帝接见使节时所用的有辱人格的方式，就不必细述了：他的傲慢恰好衬托出他们的卑屈，同时显示了他的骄傲和他们对自己的真实地位和权利的无知。他们像罪犯一样被押到京城，在那里像乞丐一样被对待，然后又像江湖艺人一样被送回广州，一路上随时在押送者认为合适的任何东西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而押送者则站在一旁，嘲笑他们穿着紧身衣服做这些动作时的窘态。他们没有得到一次谈论公事的机会——中国人从来不把公事同使团联系在一起——而是被款待以宴会和戏剧表演，他们自己也穿着冰鞋表演了许多巧妙的花样，使皇帝大为高兴；此外，他们还得到了皇帝赐给的一些残羹剩饭，这些剩饭不仅因为来自陛下的御席而荣耀，而且带着他的牙印和好胃口的痕迹；「它们盛在一只脏盘子里，看上去与其说是给人吃的饭，不如说是用来喂狗的」。范罢览关于这次出使的记述，是任何一个欧洲人所曾被要求写下的、在傲慢的政府奴才面前卑躬屈膝而又得不到报答的最屈辱的记录之一。使团于一七九六年四月回到广州，除了向皇帝致敬之外，没有达到任何更高尚的目的；而这也正是中国人自己建议进行整个这一套表演时所打算做的全部；因为要理解他们对待客人的许多行为，就不能忽视他们对客人所抱的感情。

一八四三年，巴达维亚的总督派莫德曼到广州，调查新开口岸的贸易情况，并设立领事馆。那里的议会曾于一八三九年禁止中国人在他们的任何一个东印度殖民地定居，因为中国人善于垄断当地的贸易；但当这项禁令于一八七五年前后取消时，中国人却没有表现出移居爪哇的意向。一八六三年，范德胡芬先生在天津谈判订立了一项条约，使荷兰的贸易与其他国家处于同等地位。

法国政府从来没有派过正式的使团到京城去请求通商和行礼致敬，不过通过他们的传教士，这个国家使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使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了解，比所有其他基督教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一二八九年，美男子腓力四世接到了波斯的阿鲁浑汗的一封信，一三〇五年又接到了完者都的一封信，

两封信都提议共同对付他们的敌人萨拉森人。这两封信的原件至今仍可在巴黎看到。一六八八年，路易十四给康熙写了一封信，称他为「至高、至尊、至强、至宽宏的君主，亲爱的好友」，署名为「您最亲爱的好友路易」。一八四四年，法国任命了一个以拉萼尼先生为首的庞大使团，恢复了外交关系，他与中国订立了一项条约。

俄国人曾派过几次使团到北京，并迫使中国人以平等的地位对待他们。有记载的俄国使者第一次到北京，是一五六七年两个哥萨克彼得罗夫和雅雷舍夫，不过他们因为没有带礼物，没有见到那一年即位的隆庆皇帝。一六一九年，伊瓦什科·彼特林从托木斯克穿越沙漠到达北京；但他和他的同伴没有礼物，无法瞻仰「龙颜」，只带着一封信被打发回去了，而托博尔斯克和莫斯科的所有学者都无法读懂这封信。三十四年后，沙皇阿列克谢（一六五三年）派遣他的使节巴伊科夫，巴伊科夫拒绝在顺治皇帝面前跪拜，立即被打发走了。这次碰壁并没有妨碍贸易，因为在一六五八年、一六七二年和一六七七年，先后有三个商队使团到达北京。在这整个期间，俄国和中国的臣民和兵士时常发生争执，尤其是在黑龙江沿岸；两国都明显地感到有必要通过划定边界来解决这些纠纷和引起麻烦的借口，于是任命了专使，在尼布楚会谈，于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签订了北京朝廷所曾同意的第一个条约。其中的要点是：俄国人撤出他们已经占据了三十八年的雅克萨和满洲；贸易自由；以及沿外兴安岭划定边界。传教士张诚在解决这些争端中起了主要作用；倘若不是由于他的影响，双方大概谁都不会降低自己傲慢的要求；中国人是最难满足的。

彼得于一六九二年派义杰斯为使节到北京交换批准书。他穿越中亚的荒野和沙漠，比走海路花的时间还要长，因为直到一年零八个月之后，「他才得以感谢伟大的上帝，引导他们全都平安地到达了他们所向往的地方」。义杰斯自己关于这次出使的记述，对于它的目的以及他如何被接待，只有很简略的记载；但现在人们确实相信他曾在皇帝面前行过叩头礼。在他离开大约二十年之后，康熙派满洲使节图理琛取道俄国，去同土尔扈特鞑靼人的汗商议他们回归中国的事，几年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实现了回归。图理琛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因而约在一七三〇年又被派为使节去见沙皇，在彼得二世在位时到达彼得堡。一七一九年，彼得大帝又派出一个以伊兹玛伊洛夫为首的使团，去整顿当时处于不稳定状态的贸易——约翰·贝尔于一七六三年写了一部关于这次出使的记述。伊兹玛伊洛夫拒绝跪拜，直到双方议定，中国大臣无论何时被派往彼得堡，都要遵从俄国的礼节为止；对于一个从来不屑于派遣使团的朝廷来说，这当然是一个稳妥的条款。与俄国人保持良好关系显然是可取的，这使中国人对他们的使节格外尊重，并认真处理他们前来解决的事务。关于这一时期所进行的那种交往，最有教益的书之一，是郎喀的日记；他于一七一六年第一次前往，后来又去过三次，留下了他在康熙京城居住的记述。

一七二七年，叶卡捷琳娜女皇派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率领第五个使团前往，这个使团成功地把交往建立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即由六名神职人员和四名世俗人员组成一个传教团留驻北京，学习汉文和满文，以便培养翻译，使双方的联系能够令人满意地进行；传教团的成员每十年更换一次。约在一七三〇年，作为贸易载体的商队，由于在边境上的恰克图和买卖城设立了两个市场而受到了规范，贸易可以在那里受到章程的约束；最后一个商队于一七五五年到达北京。这个使团是所有使团中最成功的，部分原因是雍正皇帝想要培养其他翻译，以抵消耶稣会士的阴谋。这项于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签订的条约，一直有效到一八五八年六月——这是有记载以来寿命最长的条约。一八二一年率领换班人员前往的乔治·季姆科夫斯基的记述，叙述了他从恰克图穿越沙漠的旅程，并提供了许多关于喀尔喀人和其他臣属于中国的蒙古部落的资料。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写过一部关于北京的描述，但俄国传教团成员所写的著作，大部分仍是用俄文写的。到目前为止，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团已有十六位修士大司祭（一七三六年至一八八〇年）和许多修士。德贞关于俄国与中国交往的专著，极其细心地摘述了两国之间一切较为重要的事件。

英国人与中国的交往，虽然开始得比欧洲其他海洋国家晚，但其后果却重要得多，他们的贸易额也比所有其他外国加起来还要大。这种交往并不能使中国人对英国作为一个首要的基督教民族的品格形成一个公正的概念；因为在将近两个世纪里垄断两国之间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直到一八三四年其控制权结束为止，一直有系统地反对一切在中国人中间传播基督教教义和一般知识的努力。

第一批英国船只于一六三五年七月在澳门外下锚，由威德尔指挥；他是根据英国商人与果阿总督之间订立的「休战与自由贸易」协定被派往中国的，果阿总督还给澳门总督写了信。船队受到了冷淡的接待，威德尔被空洞的许诺所蒙骗，直到葡萄牙船队驶往日本之后，他才被拒绝通商。他的两三名军官到过广州之后，他非常希望参与那里的贸易，便率领整个船队驶到虎门炮台，把这一愿望告诉了炮台的指挥官，指挥官们答应在一个星期之内给予答复。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向中国人极力歪曲他们，使炮台指挥官决定用把他们赶走的办法来了结这件事。在船队等待的期间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一只运水的小船从炮台附近经过时，炮台首先向它开火发起了攻击。

「于是整个船队立即被激怒了，突然扯起了血红的战旗；他们起锚，趁着涨潮驶上去，在城堡前面停泊下来；城堡里射来许多炮弹，但没有一发哪怕碰到船身或缆绳；于是，他们再也不能容忍对方的虚张声势，每艘船都开始用舷炮向他们猛烈轰击；两三个小时之后，看到对方怯懦地衰弱下去，便放下小艇载约一百人登岸；这一情景使对方惊慌失措，立即放弃城堡逃走了；与此同时，小艇上的人毫无阻碍地进入城堡，在城墙上升起了大不列颠国王陛下的旗帜；当夜把所有的大炮都运上了船，放火烧了议事厅，并尽可能地加以破坏。船队的小艇还扣押了一艘满载木板和木材的帆船，另一艘装盐的帆船。又截获了一艘不太重要的船，用它的小艇给广州的主要官员送去一封信，抗议他们违反休战，为攻打城堡辩解，同时以和气的言辞要求通商自由。」这封信不久就得到了答复；经过一点解释性的谈判之后——中国人因为亲眼所见而急于使谈判得到有利的结局——在交还了缴获的大炮和船只之后，通商获得了准许，船只也装到了货物。

直到一六六四年才又有人尝试开辟贸易；在此期间发生了改朝换代，所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都受到了影响。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万丹和马德拉斯设有商馆，但他们与东方的贸易由于与荷兰人的战争而受到严重的妨碍；一六六四年恢复贸易时，只派了一艘船到澳门，但由于中国人对贸易的勒索，以及葡萄牙人的歪曲所造成的影响，那艘船没有卖出货物就回去了。然而，这并没有使公司灰心，公司命令它在万丹的代理人去打听最有利的港口以及最有需求的商品。他们提到「福州是一个商贾云集之地，出产中国的一切商品，如生丝和丝织品、白铜、金、茯苓、茶叶等」。公司已经与国姓爷在台湾和厦门的儿子开始了贸易，但这个粗野的首领对于贸易，除了把它当作一种手段，把船上带来的每一件新奇商品据为己有、对货物课以重税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概念。的确，同他订立了一项条约，在条约中，大班们——正如后来一八四二年的情形一样——规定了比中国货物和船只在英国港口所能享有的大得多的特权和轻得多的税。除了可以自由地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而无人随行、随时可以晋见国王、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书记、同自己愿意的人交易之外，还议定「国王所买的货物不纳税；进口的大米不纳税；一切进口货物售出后纳税百分之三，一切出口货物免税」。厦门的贸易比热兰遮的更为成功；一六七七年派了一艘小船到那里，带回了一份有利的报告。一六七八年，对这两个地方的投资是三万元的金银和二万元的货物；回程货主要是丝织品、白铜、大黄等；贸易继续了若干年，显然获利可观，尽管满洲人不断增加对它的限制。一六八一年，公司命令撤销它在厦门和台湾的商馆，在广州或福州另设一个，但一六八五年又恢复了厦门的贸易。

葡萄牙人一直设法阻止英国人在广州立足，直到约一六八四年为止；正如德庇时所说，他们竭力把英国人排斥在这个港口和这项贸易之外的那种愚蠢的固执，是与这些尝试和竞争有关的最引人注目的情况之一。在葡萄牙人来说，这就更加令人费解了，因为他们无法把任何东西运到英国去，也无法强迫英国人通过他们进行转手贸易；他们的政策真正是「狗占马槽」，后来他们也就因此饿死了。一六八九年，对输入英国的茶叶课以每磅五先令的税；据说主要的出口货物是各种丝织品、瓷器、漆器、大量的上等茶叶、一些扇子和屏风。十年后，董事会给首席大班卡奇普尔先生寄去了一份领事委任状，任命他为驻整个中华帝国及邻近岛屿的国王的公使或领事。一七〇一年，他试图开辟贸易，获准派船到舟山或宁波；于是用三艘船作了一笔价值十万零一千三百英镑的投资，但他发现政府的勒索如此苛重，商人的垄断如此压迫，结果这次冒险损失惨重，商人们不得不撤走。不过，公司对那个港口的贸易所抱的希望一定是很大的，因为那一年它对厦门的投资只有三万四千四百英镑，对广州的投资只有四万零八百英镑。一七〇二年，卡奇普尔还在交趾支那沿海一个被英国人占领的岛屿昆仑岛上设立了一个商馆。然而，整个事业于一七〇五年遭到了悲惨的结局：马来人起来攻击英国人，把他们全部杀害，并烧毁了商馆。据说是交趾支那人为了收回这个他们声称归他们所有的岛屿，唆使了这次背信弃义的袭击。

一七〇二年，任命了一个人，唯有他有权同外国商人交易，并把这种权利转包给有能力的人，这使广州的商人所受的勒索和冤屈更加严重。即使在这个时候，贸易似乎也还几乎没有形成一个正规的形式；但到一七二〇年，每年的商品数量和价值已经增加了许多，于是中国人对一切货物统一征收百分之四的税，并指定了一批本地商人，这些人为了取得与外国人交易的特权，为外国人缴纳关税和安分守法作保。进口税也提高到约百分之十六，买办在向船只供应食物之前，要被索取一大笔规费，此外还有很重的丈量税和给海关监督的「规礼」。这些勒索似乎还会有增无已，除非对它们采取抵制的立场。一七二八年，各方联合起来亲自向总督申诉，这样做了；然而，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个办法对政府来说是如此有效而方便，以至于不久公行就被重新建立起来，成为进行对外贸易的唯一媒介。对一切出口货物又加征了百分之十的附加税，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取消，直到一七三六年乾隆即位为止。征收出口税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自杀性的做法，在中国实际上是对于用本国船只和外国船只出口的货物所征的国内消费税或通过税的延续。

皇帝在取消新加的百分之十的税时，要求商人们跪着听宣读这道恩旨；但外国人全体集会，每个人都以名誉担保，决不屈从这种奴隶般的姿势，也不在不通知其他人的情况下作任何让步或提出任何妥协的建议。皇帝还要求交出船上所有的武器，后来在缴付了约一万元之后，这项要求也作罢了。行商不久便成为与政府联系的唯一媒介；他们自己就是征税者和种种冤屈的制造者，而当有人申诉时，他们又是自己行为是否公正的裁判者。

一七三四年，只有一艘英国船来到广州，另有一艘被派往厦门，但那里的勒索比广州更重，于是后一艘船撤走了。一七三六年，在广州的船只有英国船四艘、法国船两艘、荷兰船两艘、丹麦船一艘和瑞典船一艘；葡萄牙船在此以前已被限制在澳门。

安森准将于一七四二年到达澳门；由于「百夫长号」是第一艘来到中国的英国军舰，他坚决拒绝在得到给养之前离开珠江，并决意要求会见总督，这无疑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像安森那样，只要求本身正当的东西，并以一支不容轻视或激怒的武力作后盾，把果断与和善结合起来，一向被证明是对付中国人最成功的方法，因为中国人需要的既有教导，也有威慑。倘若在中国沿海经常驻有一艘军舰，也许可以使外国人免去许多个人的烦恼，防止对贸易的许多苛征；对外交往的历史所展示的，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无知而骄傲、不懂得自己真正利益的政府一方的种种烦扰，以及除了抗议之外别无他法的商人一方的种种指责而已。

由于政府的勒索，以及公行成功地阻止了与地方当局的一切直接交往，人们又一次尝试到厦门和宁波去贸易。一七四四年，「哈德威克号」被派往厦门，结果没有装到货就被迫回来了。一七五五年，洪任辉和哈里森两位先生被派往宁波，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但当「霍尔德尼斯号」随后前来贸易时，好不容易才装到了货；不久便颁布了一道上谕，把所有外国船只限制在

广州一口。一七五九年，宁波的商馆被拆毁了，所以那一年到那里去的洪任辉先生，对于恢复贸易毫无作为。这位先生毅力和才能都非同寻常，他在被派去执行这项使命的十二年前，就已经克服了学习中国语言的种种困难，能在广州担任翻译。德庇时爵士公正地指出：「他为雇主效力时所表现的魄力和努力，从雇主那里得到的却是忘恩负义的回报，这很可能比任何其他原因都更使他的后继者不愿去做这样一件吃力不讨好、无利可图甚至冒险的分外之事。」

洪任辉先生到达宁波后，发现在那里做任何尝试都没有用处，便乘一艘本地船前往天津，从那里成功地把他的申诉上达乾隆皇帝。朝廷派了一位钦差陪同他从陆路回广州；洪任辉先生到达后不久便去了英国商馆，各国的外国人都聚集在钦差面前，钦差告诉他们，粤海关监督已被撤换，货物所征超过百分之六的税一律豁免，船只的规礼和船钞也一并豁免。洪任辉先生这次事业的结局是不幸的，而中国人促成这一结局的方式则完全是他们的本色。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表面上的好兆头注定只是一场风暴的前奏。几天以后，总督要见洪任辉先生，说是要传达皇帝的旨意；他由他的同胞组成的委员会陪同前往。一行人到了衙门，行商提议他们一个一个地进去，但他们坚持要一同进去；当传洪任辉先生进见时，他们在第一道门被迎接进去，由伺候的官员表面上殷勤地引导穿过两个院子；但一到内院的门口，他们就被推推搡搡，甚至被强行推到总督面前；在那里，粗暴的引导者强迫他们按中国方式行礼，双方扭打起来，直到他们被制服并被按倒在地。总督看到他们决不屈从这种卑贱的屈辱，便命令手下住手；然后叫洪任辉先生上前，指着一道他称为皇帝谕旨的命令，说因为他违反北京的命令企图在宁波开辟贸易，要把他流放到澳门，然后遣送回英国。他还说，那个用中文替他写呈文的本地人，因为叛逆地勾结外国人，当天就要斩首；这一刑罚被施加在一个对这些官员所谓的罪行毫无罪过的人身上。不久，洪任辉先生被押送到澳门附近一个葡萄牙人称为「白屋」的地方前山，在那里被监禁了两年半，然后被遣送回英国。

洪任辉先生向公司报告说，只要给总督一千二百五十元的规费，就可以使他获得自由，但公司只满足于递一份呈文。他因企图违反中国法律而受到的惩罚，在任何别的国家都不会被认为是不应得的或不公正的；但一个为公司效力而吃了这么多苦的人，公司却忽视设法使他获释，这是对该公司最大的谴责。

正如奥贝尔在他的编年叙述中所叙述的，截至一八四二年的一百五十年间对外贸易的整个历史，是国际交往中一个可悲而又奇特的篇章。所申诉的冤屈是：船只装货延误，货物在运往广州途中被抢劫；政府每年张贴诬蔑性的告示，指控外国人犯有可怕的罪行；衙门差役的勒索；以及难以接近高级官员。行商由于其作为双方之间的商人和翻译的地位，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欺骗双方，不过他们要对外国人的行为和付款负责，而他们对外国人又不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约束，这使他们的处境决不舒服。中国政府对待外国人所遵循的准则是：「夷狄如禽兽，不可以治中国之道治之。若以大道理相绳，只会徒增纷扰。古先哲王深明此理，故以不治治之；以不治治夷狄，乃治夷狄之上策。」在亨利七世统治期间，英国对待外国商人实际上也是按同样的准则行事的；而中国人对于来到他们海岸的人所拥有的权力的观念，与宗教改革以前欧洲流行的观念并没有什么两样。

外国商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一无所知，这使他们受到各个阶层的轻视；一切交往都用一种双方都看不起的混杂语言进行，结果往往是误解、厌恶和仇恨。另一个产生困难的丰富根源，是水手们的骚乱行为。一七五四年，法国和英国的水手在黄埔把他们的民族仇恨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不吵架就无法做买卖；一个法国人杀死了一个英国水手之后，中国人便停止了法国的贸易，直到罪犯被交出为止，不过后来他又被释放了。中国人在黄埔的江中划出两个不同的岛屿，供每一国的水手游憩，以便今后避免这种麻烦。一七八〇年在广州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一个法国人夜间在一家商人的房子里杀死了一个葡萄牙水手，逃到领事馆去避难。中国人要求交出罪犯，几天以后，他被交给了他们，当众被绞死；这种惩罚无疑是他应得的，尽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干预完全发生在外国人之间的事。一七八四年，在鸣放礼炮时，炮膛里留下的一颗炮弹打死了一个本地人，中国人按照以命抵命的原则，要求交出开炮的人。巡役们知道英国人不大可能把他交出来，便抓住了那艘船的大班史密斯先生，把他当作囚犯押进城去。这位先生被抓之后，船上的小艇奉命载着武装人员从黄埔上来保卫商馆。然而，中国方面来了一个信使，声称他们抓史密斯只是为了就这件事审问他；被抓的人自己也附上一个请求，要求把那个炮手送到当局那里去，接受他们的讯问。人们过于相信他们的许诺，让那个人独自一人到城墙里面去见官员，于是史密斯先生立即获释，而那个不幸的炮手在被关押了约六个星期之后，奉皇帝的特旨被绞死了。这个人大概没有经过任何他自己能够理解的审判手续；对他的判决更加不公正，因为按照中国律例第二百九十二条，他本可以缴纳约二十元的罚金来赎罪。与这场悲剧相对照的是，中国人说（而且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话），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误杀了一名英国水手的本地人也因这一意外事件而被处决了。

在无法抓到有罪的一方或被告时，中国人是怎样行事的，一八〇七年发生的一件杀人案表现得很清楚。一群水手在广州喝酒，发生了斗殴，水手们把民众打得四散奔逃，在冲突中打死了一个本地人。贸易立即被停止了，为那艘船作保的行商被责成交出凶手。十一个人被逮捕，在公司的大厅里设立了一个法庭，由中国法官审理，英国皇家军舰「狮子号」的罗尔斯舰长同委员会一起出席。真正的凶手没有找到，但一个名叫爱德华·希恩的人被扣押起来，他留在广州期间，中国人对此感到满意；但当委员会想带他同去澳门时，中国人加以阻挠，直到罗尔斯舰长宣布，否则他就要把这个犯人带到他自己的船上去，他也这样做了。犯人既然已经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当局便只好编造一个故事来向京城的最高司法机构交代这件事，说这个犯人打开楼上的窗户，一根棍子不小心掉下去，正好砸在从楼下街上经过的一个本地人头上，致其死亡。这个说法被当作经英国人充分审问了证明这一情况的证人之后同意了的，奏报给了皇帝；皇帝的朱批认可了刑部的判决，下令犯人在缴纳法律规定用于支付丧葬费的通常罚金二十元之后予以释放。于是贸易恢复了。

一八二〇年，黄埔又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当局报告说，另一艘船上的一个屠夫——他在验尸那天自杀了——就是罪犯。董事会十分恰当地责备他们在广州的代理人参与了这种遁词，并谈到了「严格而坚定不移地坚持真实，作为一切道德义务的基础，必然会带来的首要好处」。

此后，外国人与本地人之间还发生过其他的谋杀和杀人案件。一八二二年在伶仃岛的英国护卫舰「托帕兹号」一案中，舰上的水兵在岸上遭到攻击，在斗殴中打死了两个本地人，舰长成功地拒绝了交出一名英国臣民。英国当局在这次事件中所采取的有尊严的、一致的行动，同前一年美国人在德兰诺瓦一案中的软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证明了坚持正义所带来的有益结果，因为此后再没有一个外国人被中国人处决过。它也证明了称职的口译和笔译人员的必要和好处，因为此案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礼逊博士的帮助，而前一年他的帮助曾被行商拒绝。

把这些案件集中在一起，是为了说明外国人一度在中国所处的反常地位。他们自成一个社会，在彼此交往中主要受他们自己的荣誉感的约束，但他们同中国人的关系，就像法学家所说的「自然状态」。总督、海关监督或首席行商一换人，就会根据这些官员的个人性格而采取新的方针。东印度公司的委员会对英国臣民，特别是住在广州的英国臣民，有相当大的权力，只要愿意，就可以把他们遣送出境；但其他国家的领事对他们的同胞几乎没有什么权力。贸易同政治一样处于松散的状态，没有一个公认的税则，这就助长了走私，使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抗拒和不满的情绪，每一方都尽可能地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公认的联系媒介，因为领事们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他们来来去去，升旗降旗，当局都丝毫不加理睬。贸易也许可以继续进行下去而不致把两国卷入战争，因为如果无利可图，它自然会停止；但是，只要它在这样不稳定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民族的品格就要受损，由此造成的歪曲使解释变得困难，因为双方谁也不理解、不相信对方。

一七八四年那个不幸的炮手之死，以及行商欠英国人的大笔债务似乎毫无收回的可能，促使英国政府注意国王的臣民在中国的处境，意在使他们的关系处于更好的基础之上。德庇时所叙述的一个名叫麦克拉里的船长于一七八一年在黄埔劫夺一艘荷兰船的恶劣行为，以及公司无力制止这类行为，也在促使王室决定派遣使团前往北京方面起了作用。一七八八年，卡斯卡特上校被任命为使节，但他在巽他海峡去世，使这次出使暂时推迟；一七九二年，出使以更大的规模重新进行，派马戛尔尼伯爵为大使，带着一大批能干的随员，力图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明确而可靠的基础上。两艘船被指定为补给船，陪同英国皇家军舰「狮子号」（六十四门炮）前往；无论是使团的组成还是给皇帝的礼物，都没有遗漏任何能保证其成功的东西。关于它给中国人留下的真实印象，所知甚少；在它留在中国期间，中国人对它非常重视，尽管估计花费了八十五万元，他们打发它走的时候，大概觉得这是一个朝贡国对他们朝廷所表示过的最隆重的敬意之一。从此以后，英国人被登记在遣使入贡的国家之列，因而只是更有义务服从他们的主子的命令了。

然而，对于欧洲世界以及英国民族来说，可以说这次远征打开了中国，因为人们对它的兴趣是如此之大，斯当东和巴罗的记述又是如此适于传达关于那个遥远国度的更好的观念。一篇评论文章说：「马戛尔尼勋爵使团的记述之所以在读者心中留下持久的印象，除了清晰、优雅而有力的文笔所产生的自然效果之外，还必须归因于参与这项事业的人数之多、他们性格之多样、他们已经享有或后来获得的声誉；海上航行的忙碌与热闹；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交往最终所表现的平和与成功；后者给予他们的欧洲客人的盛大接待；在『天子』华丽的园林中的漫步；在皇家运河上那如画的、几乎是浪漫的航行；或许还不亚于我们对每一项经过精心准备、部分由于人选和手段选择得当而取得成功的伟大事业所感到的兴趣。」这种关于中华帝国之宏伟和广大的印象，此后一直或多或少地留在斯当东记述的所有读者心中；但关于它的真正文明及其在各国中的低下地位，也传达了比以前更为真实的看法。

这个使团虽然在大多数主要问题上失败了，但它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这是不可否认的。它也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使他们即使不愿意谈判，也可以对他们无法避免的未来交往作出安排，并获取关于外国的知识，这些知识本会对他们大有好处。他们轻蔑地拒绝了像马戛尔尼、德胜等人那样的和平使团——尽管他们决意对这些礼遇的真正性质保持无知——这就使我们对他们后来所遭受的灾难失去了许多同情。他们以其特有的短视，把为了安排现存的、未被充分理解的关系而采取的手段本身，看作这些关系已经按照他们的心意确定下来的理由，并作为进一步勒索的动机。

这次出使之后的许多年里，贸易没有中断地进行着，尽管索取和税收有增无减，外国人的人身自由也越来越受到限制。一般说来，从上到下直到最低级的差役，整个政府都有系统地力图在广州的民众和市民眼中贬低和侮辱外国人，以便一旦发生任何骚乱，能够得到他们的合作和同情来对付「番鬼」。唉，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人放荡而粗暴的行为，给了他们太多诬蔑和勒索的口实，双方都常常把对方看作可以欺骗的正当对象。

一八〇二年，英国军队奉印度总督之命占领了澳门，以防法国人进攻，但不久和约的消息传来，中国人一提出抗议，他们几乎立即就重新上船走了。然而，一八〇八年，法国人再次威胁这个居留地，英国人在度路利海军少将的率领下，派了一支分遣队登陆，协助葡萄牙人防守，于是争执又起。中国人以前一直声称对这块领土拥有完全的管辖权——稍加考察就会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这时抗议对他们的领土进行武装占领，立即停止了贸易，并拒绝向船只供应食物。英国商人奉委员会之命上船，总督拒绝同海军少将有任何联系，直到撤走军队为止。少将企图乘武装小艇前往广州，但被击退了；最后，为了不使贸易进一步受到牵累（在保护葡萄牙人时，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一步），他明智地撤走了军队，驶往印度。本地当局的成功使他们大为高兴；他们在江边修了一座庙来纪念他们的胜利，还建造了一座炮台来守卫那一段江面，外国人称之为「浩官炮台」（后来被冲毁了）。中国人不懂得西方各国之间调节国际交往的原则，把西方国家之间在他们水域中的每一次敌对行动都看作是针对他们自己的，要求他们加以干预。尽管他们常常无力抵御本国的海盗——这一点已经一再得到证明，例如一八一〇年，以及一六六〇年国姓爷蹂躏沿海的时候——他们仍然自以为能够保护一切「归顺」于他们的外国人。一八一四年表现出了这一点，那一年英国护卫舰「多丽斯号」违反一个国家对其本国水域所公认的一切权利，仅仅因为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就在广州口外巡弋，捕捉美国船只。省当局命令委员会把它打发走，说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什么小小的争吵，他们必须在他们之间解决，不要把它带到中国来。委员会表示他们无力控制军舰的行动，于是中国人开始对商人和船只采取一系列的骚扰：禁止雇用本地仆役，进入他们的房屋抓捕本地人，骚扰和拦截因公在江上往来的船上小艇，阻挠船只装货，以及其他类似的骚扰行为——这是亚洲国家的政府在感到自己无力对付其恐惧或愤怒的真正对象时所特有的做法。这些措施终于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委员会决定停止英国的贸易，直到总督准许贸易像以前那样不受骚扰地进行为止；他们已经实际上离开广州前往黄埔，并沿江而下走了一段路程，总督才表示出真诚的愿望，想友好地解决问题。于是双方各派代表在广州会晤，主要的争执点终于得到了解决。在这件事上，按照国际法，中国人会被判定为完全有理。这时，总督向委员会让步了三个重要的问题，即：用中文、加封与政府通信的权利；不受骚扰地雇用本地仆役；以及保证不经许可不进入外国人的房屋；这些约定此后也从未被撤销或违反过。

这件事的处理，双方都怀着不小的忧虑，因为贸易的价值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双方谁也不能真正想要停止它。除了政府从关税和礼物中所得的收入之外，为外国所需要的商品的加工和装运，使帝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本地人有了职业，并使广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埠之一。总督及其同僚要对税收和贸易的和平继续负责；但是，由于他们不懂得繁荣商业的真正原则，由于他们害怕任何革新或变化、或者对少数半囚禁状态的外国人稍微扩大一点特权所带来的后果，他们认为他们的安全在于限制而不在于自由，在于以傲慢的态度来威吓，而不在于以和解来取悦他们的顾客。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能否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保持英国茶叶的正常供应，因此，委员会停止贸易这一大胆措施能否成功，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是否不知道一种消极的行动方针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力量。

本国政府得知这些事件之后，决定再派一个使团到北京去，在朝廷上说明事情的真相，如果可能的话，商定某种明确的进行贸易和与政府首脑联系的方式。像马戛尔尼勋爵一样曾任印度总督的阿美士德勋爵被任命为驻北京大使，亨利·埃利斯和小斯当东爵士作为副使和第三使与他同行。一大批能干的随员，以马礼逊博士为首席翻译，随同使团前往，还有照例那么多、那么多样的礼物。使团于一八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到达京城，但因为大使不肯行叩头礼，也不肯一到就去见皇帝，没有得到觐见就被立即打发走了；广州当局与皇帝左右的高级官员勾结，欺骗他们的主子以挫败使团，这也被认为是使团失败的原因。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它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皇帝及其官员对自己真实地位的完全误解，这种误解来自他们的无知、骄傲、孤立和虚伪，这一切结合起来，使他们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到不可抗拒的武力使他们接受改良的影响为止。这是这类尝试的最后一次，此后只剩下三种选择：诉诸武力，迫使他们达成某种公平的安排；完全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或者撤走一切贸易，直到他们提出恢复为止。事态的发展一直沿着第二种选择进行，直到采取了第一种选择，结果使整个海岸都向西方各国的事业开放了。

在东印度公司在华专营权结束的时候，和平贸易能否继续下去的前景是相当可疑的。富有进取心的马治平先生派出一艘船，去查明沿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贸易，结果令人满意地证明：无论百姓多么希望通商，当局都有能力而且决心制止一切贸易。违禁的鸦片贸易的进行方式，使人感到不久就会把两国卷进去；但公司名义上置身事外，不用自己的船只运送鸦片；然而，同一个公司在印度却竭尽全力鼓励这种毒品的种植和销售，到它解散的时候，每年从中所得的收入将近二百万英镑。东印度公司在华存在的整个期间，一直挺身而出，捍卫外国人的权利和人道，其方式是任何孤立的商人团体都做不到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国人更有礼貌地对待所有的人。作为一个团体，除了印刷马礼逊的字典和每年给英华书院一笔补助之外，它对于鼓励中国文学或在中国人中间传播基督教真理和科学，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马礼逊博士虽然当了他们二十五年的官方翻译，董事会却从来没有给过他列入职员名单这样一个空头的荣誉，也从来没有为他翻译和印刷中文《圣经》这一伟大工作捐过一分钱。他们反对一切这类努力；在它长期存在的期间，那个国家的本地人从来没有通过它得到任何手段，得知欧洲各国的宗教、科学或文明与他们自己的有什么重大的不同。

美国人与中国的贸易始于一七八四年，第一艘船于那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离开纽约，一七八五年五月十一日回来；船长是格林，大班山茂召回国后给首席法官杰伊写了一份清晰的航行记述。他的日记于一八四七年出版，包含了关于这次航行的唯一记录，提供了许多关于当时在华外国人之间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奇特事实。此后我们与中国的贸易稳步增长，许多年来一直居第二位。直到一八四二年为止，美国交往中唯一的政治事件，是一八二一年十月由于一个水手在黄埔杀死一个中国人而导致的贸易停顿。美国商人实在无力违抗中国法律——凡涉及外国人的，一律以命抵命——使德兰诺瓦的审判得到公正的结论，在得到他的生命不会有危险的保证之后，把他交了出去。据《北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记述说，在黄埔「艾米莉号」船上审判时，他们对伍浩官说：「我们在你们的水域里，就必须服从你们的法律；无论它们多么不公正，我们都不会抗拒。」这个可怜的人被强行从船上带走，当时在场的所有美国人都抗议他所受的审判不公；然后他被迅速押到广州，在公开的刑场上被绞死（十月二十五日）；次日尸体被交还，贸易重新开放。

美国政府既没有注意这件事，也没有对它的不公正提出抗议，而是仍然让它的公民的商业、生命和财产完全不受保护，听凭中国的法律和官员处置。驻广州的领事不过是商人，从本国政府那里既领不到薪俸，也没有经费在必要时雇用翻译，对他们的同胞也没有任何权力，他们来来去去，中国人丝毫不加理睬，也不予承认。

瑞典人、丹麦人、普鲁士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秘鲁人、墨西哥人或智利人在广州的贸易和交往，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这些国家都没有向天子的朝廷送过「贡品」，他们的船只在广州与英国人处于同等的地位进行贸易。一七五三年瑞典东印度公司一艘船上的牧师彼得·奥斯贝克的航行记，包含了许多关于贸易的进行方式和外国人地位的资料；那时的外国人比后来享有更多的自由，受到的勒索也更少。

广州人一概称他们为「番鬼」，这个称呼表明了一般民众的看法；这个「外国鬼子」的绰号，在多年之中大大加深了它所表达的轻蔑和恶意，不仅在广州，而且在整个帝国都是如此，因为外国人还没有被人认识就先被这样诋毁了。另一个词「夷」，因为英国条约禁止用它来称呼英国臣民或国家而引起了注意。这个字在条约中被译为「野蛮人」，但对本地人来说，它所传达的意思，不过是被这样称呼的人不懂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因而开化程度较低而已。「野蛮人」这个称号，对希腊人来说指的是不会说希腊语的人，对莎士比亚来说指的是非英国人；在中国人中间也是如此，「夷」包括了他们本国的大批子民。把「外夷」译为「外面的野蛮人」，就把外国人在受过教育的本地人心目中的地位歪曲了；这种地位并不是野人的地位，而是由于不懂孔子的语言和著作而产生的那种不通文墨的地位。

古代的中国典籍提到国家四方的四种野人，即蛮、夷、戎、狄；前两者似乎是用来称呼来自南方和西方的商人的，由于这些商人常常行为极其粗暴，这两个词便逐渐变成了更为特定的说法。在有人反对「夷」字的时候，偶尔也用其他的称呼来代替，如「西洋人」「远人」和「远来之人」。作为一个不加侮辱性附加语的总称来使用时，「夷」字与任何其他字一样适于称呼一切外国人；但最近的用法突出了「外国」和「洋人」这两个词。在受过教育的本地人中间，各国的国名越来越普遍地使用了，如以「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来称英格兰、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等国。

注：德庇时《中国人》二卷，哈珀家庭丛书，一八三六年。又见默里《中国》第一卷，一八四八年；蒙哥马利·马丁《中国》各处，一八四七年；《中国杂纂》第五卷第一至二十八页；金斯密文，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报》新辑第十四号，一八七九年。

注：李希霍芬《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及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柏林，一八七七年。

注：见《中国丛报》第一卷第三六五页；黑伦《亚洲研究》第二卷第二八五至二九五页；默里《中国》第一卷第一四一页；玉尔《契丹》第一卷第四十一至四十五页；史密斯《古典辞典》「赛里斯」条。

注：见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四十六页、第一百四十四页；克拉普罗特《亚洲历史图表》（巴黎，一八二六年），第六十八页；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第四七〇页；黑伦《亚洲研究》第二卷第二九四页。

注：见坦南特《锡兰》第一卷第六〇七至六二六页；玉尔《契丹》第六十六至七十六页；雷诺《九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印度中国游记》，二卷，巴黎，一八四五年；《中国丛报》第一卷第六、四二、二五二页，第三卷第一一五页；玉尔《马可·波罗》第二卷第一四九、一五六页。

注：见默里《马可·波罗》第四十九页、第五十九页；玉尔《契丹》第一百二十三页以下；达韦扎克的论文，载《游记汇编》第四卷第三九九页；《中国丛报》第十九卷第五二六至五三五页；雷慕沙文，载《铭文学院纪要》第七卷第三六七页、第三九一页以下。

注：见《中国丛报》第八卷第四一七、五〇六页；杜赫德《中华帝国及中华鞑靼全志》四卷，巴黎；季姆科夫斯基《俄国使团经蒙古赴华游记》二卷，伦敦，一八二七年；克拉普罗特《亚洲杂纂》第一卷第一至八十一页；德贞《俄国与中国的交往》，北京，一八七二年；马丁《中国》第一卷第三八六页。

注：见斯当东《使团记》第一卷第五至十二页；斯当东《英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三卷，伦敦，一七九八年。

注：见小斯当东《大清律例》第五一六页；奥贝尔《中国：其政府、法律、政策概略》第二八六页、第二八八至三〇九页，伦敦，一八三四年；《中国丛报》第二卷第五一三至五一五页；《马礼逊回忆录》第二卷附录第十页。

注：见埃利斯《出使中国记》，伦敦，一八四〇年；德庇时《中国杂记》二卷，伦敦，一八四一年；阿裨尔《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一七年中国内地旅行及往返航行记》，伦敦，一八一八年；马礼逊《中国一览》，澳门，一八一七年。

注：见山茂召《日记》，波士顿，一八四七年；《北美评论》一八三五年一月号；《中国丛报》一八三三年九月；小斯当东《杂论》第二版第四〇九至四三二页，一八五〇年；奥斯贝克《中国及东印度航行记》，福斯特自德文译出，三卷，伦敦，一七七一年。

八与英国第一次战争的起因

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特权于一八三四年终止。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帝的安排下，竟有这样一个团体一直作为基督教世界在中国人中间的主要代表而存在：就其性质、金钱利益和一般倾向而言，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与中国人保持和平关系；而在此期间，从阿拉伯到日本，亚洲其他每一个重要的王国和岛屿，都曾在某个时候成为当地民族与来访者之间冲突、战争或征服的场所。到了西方各国不再把这些地区视为觊觎的对象、不再到罗马去求取特许以攫取或占有它们可能发现的异教土地的时候，到了基督徒开始认识到并履行向这些蒙昧民族传播福音的责任的时候，它的垄断也就终止了。中国和日本曾一度对这样的传教事业和贸易都是开放的，但当时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把上帝纯正的道翻译成它们的文字、在它们中间散发。

我们相信，世上万国之事，都由全能的统治者为了实现他的应许、传扬他的真理而安排；那么，英国与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就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其未来的后果必将对千百万人类产生日益增长的影响。这场战争，就其起因而言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主要是由一场商业上的误会引起的；就其经过而言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它是强者与弱者、自知优越者与无知而骄傲者之间的战争；就其结局而言是可悲的，因为它迫使弱者违背自己的一切法律，为其境内的鸦片付钱，从而使其软弱的政府为保护子民所能施展的那一点道义力量陷于瘫痪；就其后果而言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在承认彼此义务的基础上，使世界的一半同另一半相互认识，而胜利者并没有提出傲慢的要求，失败者也没有作出屈辱的让步。这是中华民族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但强迫中国为被销毁的鸦片赔偿六百万元，却给英国的名声留下了一个污点。

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的特选委员会重申了它在一八三一年向广州当局发出的通知：公司的船只将不再来华，将有一名国王的官员作为大班派来管理英国的贸易事务。中国人所期望接待的唯一的「大班」，是一个商务头目，有资格通过行商这一通常而合法的媒介，以禀帖的形式与他们的官员联系。英国政府公正地认为这一变化相当重要，断定要监管本国的臣民和他们所经营的巨大贸易，需要一个由富有经验的人组成的委员会。因此，律劳卑勋爵被任命为英国对华贸易总监督，于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到达澳门；与他一同组成委员会的，有曾在公司任职的德庇时和罗宾臣爵士，还有若干秘书、医生、牧师、翻译等，他们的薪俸合计达九万一千元。到达广州时，巡役正式报告说有三个「番鬼」上了岸。卢总督一得知律劳卑勋爵已到澳门，便命令行商下去通知他，必须留在澳门，等到获得合法的准许才能来广州；因为总督没有接到朝廷关于如何对待这位英国监督的谕旨，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恪守旧章。律劳卑勋爵则奉命以书信向广州的总督通报自己的到来。从他所奉训令中摘录一小段，便可以看出英国政府设立这个委员会的意图，也可以看出它对于中国人关于对外交往的观念以及他们对英国官员的看法，所抱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巴麦尊勋爵说：

除保护和扶植国王陛下臣民在广州口岸的贸易这一职责外，阁下的主要目标之一，将是查明能否把这项贸易推广到中国领土的其他地方。……显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最好能与北京的朝廷建立直接的联系；因此，阁下应当注意寻找为这种联系铺平道路的最佳途径，但须时刻牢记，在这一点上必须格外小心谨慎，以免引起中国政府的恐惧或触犯其成见，从而因操之过急地企图扩大交往，而危及现有的交往机会。按照这一告诫，除非遇到非常紧急和意外的情况，阁下不得与中国当局建立任何新的关系或进行任何新的谈判。但阁下如果认为出现了进行此种谈判的机会，应立即向国王陛下政府报告这一情况，并请求训示；而在接到训示以前，阁下所采取的步骤，只能是那些大体上有助于使中国当局相信国王真诚地希望与中国皇帝建立最友好的关系、并愿与他共同采取一切可能增进两国臣民的幸福与繁荣的措施的步骤。

卢总督派去的人到得太晚，没能把英国监督留在澳门；派去拦截他的一名武官又在半路上与他擦肩而过；所以律劳卑勋爵最初得知总督的态度，是从一道发给行商的谕令中，下面摘录其中两段：

此次夷目律劳卑来省，并未在澳门候示，亦未向海关请领牌照，遽行来省，殊属违例！所有擅准进口之关役人等，已经移查究办。惟念该夷目初来，未谙天朝法度，姑不深究。……至其来省之意，为贸易事务。天朝设官，文以治民，武以慑奸。贸易细事，由商人自行经理，官不与闻。……如有新开事件，须俟恭折具奏，明白奏明大皇帝，奉到谕旨；天朝大臣不准与外夷私通书信。该夷目如投私函，本部堂概不收阅。至城外公司夷馆，乃夷人来省贸易暂时栖止之所，只准在馆内饮食起居、买卖货物，不准出外游行。

这两份文件以及写作者的期望，是多么不同！总督觉得，在开办新的事务以前，最稳妥的是等候皇帝的谕旨，因而拒绝接受一位外国官员的信。倘若他接受了，他就会招致上司的申斥，甚至惩处；他说监督来广州以前应当通报并请领牌照，所要求的也不过是公司人员每年从澳门避暑回来时一向照办的事情。律劳卑勋爵以为，他也同其他私人外国人一样，有不经通报便来广州的自由；但以他这样品级的官员，遵守他们的规章，本会更使中国当局满意。他在离开英国之前曾想到过这种情况，要求「在必要时授权他同北京政府交涉」；这个要求被拒绝后，他又希望把他驻广州的任命通知北京；这一点也没有获准，他又希望由本国当局给广州总督写一封信；但这被认为不合时宜，于是他奉命「前往广州，以书信通报自己的到来」。这些合理的要求并不会有损尊严；但圣詹姆斯宫廷偏偏选择派出一位贸易监督——一个兼有公使和领事权力的官员——并命令他以某种方式行事，而这种方式势必违反他所要前往的那个国家的规章，却没有为他遭到拒绝的可能预作安排。

于是他来到了广州，次日便以书信向总督通报，把信送到城门口。勋爵奉命不与行商打交道；因此，当他到达的那天早晨，行商们带着那道奉命到澳门去「谕知」他的谕令来拜见他时，他客气地打发他们走了，并告诉他们说：「他将立即以符合国王陛下的委任和大不列颠民族荣誉的方式，与总督直接联系。」关于他的信函被接收的经过，摘自他的往来信件：

一行人到达城门时，守卫的兵丁被派去向上司报告。不到一刻钟，来了一个低级官员，阿斯迭先生便把我的信交给他，请他转呈总督，这个官员却推辞不收，说他的上司正在前来。一个小时之内，陆续来了几个品级差不多的官员，个个都以更高的官员马上就到为借口，拒绝转递。拖延了一个小时，在此期间一行人受到了许多在这种场合常见的侮辱；然后通事和行商来了，恳求由他们把信转呈总督。约在此时，一个品级比先前来的都高的官员也来了，信被按照正式手续递给他，也同样被正式拒绝了。这位官员看了信封上的字，辩称「既是贸易监督来的信，就应由行商转递」；但在得知这份文件称为「书」而不称为「禀」之后，这个障碍在他们看来反倒成了次要的了。通事们要求抄录一份信封上的字样，当然被拒绝了。

约在此时，广协——一位相当于上校品级的武官——在一位品级略低于他的官员陪同下到了现场，信被三次递给他，也三次被拒绝。首席行商伍浩官与这位上校私下交谈之后，要求准许他同上校一起把信带去，看看会不会被接受。这被认为是企图绕过监督们的指示的狡猾伎俩，所以这个提议和其他类似的提议都被回绝了。突然，所有的官员都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同总督商议。在城里这样白白耗了将近三个小时之后，阿斯迭先生决定再等一段合理的时间，等官员们回来；不久他们又聚在一起了；于是阿斯迭先生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三次递给那位上校，然后又递给其他官员，他们都明确地拒绝，连碰都不肯碰它；于是一行人回到了商馆。

总督在一份奏折中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他在奏折中先说明，他的前任曾谕令公司大班作出安排，「仍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大班」一词适用于一切外国领事），然后叙述了发生的事情，并补充说：

该夷目不见洋商，旋赴城外投递书函与奴才卢。封面系用平行款式，并妄书「大英国」字样。窃思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有无官职，无从深悉；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启轻视之渐。当即饬令本管协镇韩肇庆，严切晓谕：天朝定制，从无与外夷通达书信之例；贸易事务，应由洋商转禀，不准投递书函。……伏查英夷贸易，向由洋商与大班经理，从无夷目之例。今忽欲设官监督，与旧章不符。且该国如有此议，亦应先行禀明派员管理何事、如何经理，以便具奏请旨，何者应准、何者应驳，俾得遵行。乃该夷目律劳卑并未明白禀报，遽行来至城外夷馆居住，并妄欲与中华官员文移往来，实属大乖情理。

总督在这里暗示，他的政府要求派一名大班来广州，用意只是想有一个负责的人可以打交道。因此，在他看来，他拒绝接待一个「夷目」即监督，并不是认为自己在拒绝一个大班驻在广州，他本人和北京朝廷也都无意拒绝，因为他们希望在广州通商的每一个国家的商务和臣民都有负责的首领来管理。约翰·昆西·亚当斯阁下在一八四一年发表的关于对华战争的演讲中讨论了这些事件，他断言，律劳卑勋爵的信函和使命遭到拒绝，便足以成为后来那场冲突的理由。他指出了容许中国人抱有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观念是如何失策，并揭示了这种观念使外国人处于屈辱地位的必然结果。然而，他对这种自命的强固程度只有一个不完全的认识，而且在卢总督与律劳卑勋爵之间的这场争执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提出来辩论。前者力图执行本国的法律，是无可指摘的；而后者也在尽力服从本国君主的训令。那些法律是否妥当——因为它们涉及皇帝对英国人的至上权——或者那些训令是否可行，只能由他们双方的主上去讨论和解决。这种自命是否构成敌对行动的正当理由，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律劳卑勋爵的信被拒绝之后，倘若他的政府有意解决至上权的问题，他大概会向本国请示进一步的训令；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内阁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或对

他们的代表所受到的无礼待遇提出抗议。

律劳卑勋爵拒绝同行商会商，总督又拒绝接受禀帖以外的任何文书，这就使双方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律劳卑在信中说明了他来广州的目的，请求总督阁下准予会晤，以便安排今后的交往；考虑到让总督得到准确的认识是很有好处的，城门口的那一行人倘若准许行商把信带给总督，本是明智之举。总督既恼怒又惊恐，便拿那些倒霉的行商出气。信被拒绝之后，行商们同律劳卑勋爵见了两三次面，但因为他们这时说，信封上若不写「禀」字，信就不会被接受，所以都被打发走了。行商们听说在广州的英国侨民中有一派人不赞成监督的做法，便试图在八月十日召集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开会，但没有成功；而勋爵在次日召集了他所有的同胞，发现他们大体上都赞成他的行为。十四日，鉴于他的信被拒以及总督随后的行为，他检讨了自己的处境。他建议重新努力，与北京朝廷建立更为明确的关系，办法是要求皇帝给予所有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以中国人在外国所享有的同等权利；接着他说：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目前的处境是微妙的，因为由于总督与我之间存在的分歧，贸易已陷入危境。我奉国王陛下之命「前往广州，在那里以书信向总督通报」。我尽力照办；但总督是一个狂妄的野蛮人，不肯给予我一向为委员会主席所享有的同等权利。他翻出早已废弛的命令，或者也许是临时编造出来的；但事实是，从前委员会主席们从澳门回来时，一向是去拜见总督的，而且一直持续到总督下令要他们去拜见他，他们才不再这样做。即使我把国王的委任贬低到通过行商禀请会晤的地步，从那些谕令的口气看来，显然也会遭到拒绝。倘若他派出武装力量，命令我上船，那我就可以体面地退走，而他也就把自己牵连进去了；但他们不敢采取这样的措施。那么，除了停止贸易或者我自行引退之外，还剩下什么呢？倘若贸易停止的时间稍长，对商人们的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对于无辜的中国人也是如此。但是，只要总督能领到他的俸禄、得到他的赃物，他对于商业、对于百姓的安乐和幸福，就漠不关心，好像他并不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我的处境则不同；我不能仅仅为了礼节问题，而使价值数百万的财产长期冒险。倘若贸易被停止——在护卫舰不在的情况下，这是很可能的——我也许不得不退回澳门，以便使贸易重新开放。那样一来，总督就达到了目的，委员会就受到了贬损。勋爵阁下，我认为，无论委员会是被武力逐走的，还是由于对商人施加的不公而退走的，总督都对英国王室犯下了暴行，同样应当受到惩罚。这里的整个统治制度，就是遁词推诿，把责任从一个人的肩上推到另一个人的肩上。……不过，我在离开之前，必定要用中文公布总督压迫中外商人的卑劣行为，广为散发，并说明我采取这一步骤纯粹是出于对他们的怜悯。我只能再一次恳求阁下，迫使他们承认我的权力和国王的委任；如果阁下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同时开放各口岸也就毫无困难了。

这就是充满这位英国监督心中的情感和愿望。他说总督不肯给予他公司大班所享有的同等权利，这是错误的。眼下的问题并不是会晤与否，而是他那封信的封面款式；因为公司的大班们都是把封好的文书作为禀帖，通过行商递交的。总督于十六日停止了英国的贸易，两天之后，针对他关于此事的命令已被执行的报告，发布了一份说明性的文告。这份文件表明了他维护旧章的决心，这里摘录几句，以与前面那份公文相对照。我们必须记住，总督深信他的皇帝对一切曾遣使入朝的外国拥有至上的地位，而他自己的官职又使他负有成功地对外国人执行法律的责任：

即以英吉利而论，倘有外国官员前往该国办理事件，岂有不将来意奏明该国国王、竟敢违背该国体制、任意自便之理？该夷目既称系属官员，更应深明此理。前次该夷目投递书函，本部堂未便收受，缘天朝定例，臣下不准与外夷私通书信，向来贸易事务，均责成洋商经理；如夷商偶有禀请查办事件，〔例应〕由该大班具禀呈递，候示遵行。从无外夷投递书函之事。

他接着说，本国官员与夷商之间从来没有过公文往来；他指的是平等的往来，中国政府的确从来没有允许过这种往来。至上的观念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下面这段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字便是例证：

洋商等因该夷目不遵旧章，禀请将该国贸易封舱，实属深明大义，殊堪嘉尚。律劳卑之抗违，势必出此，本应即行停止买卖。惟念该国王向来恭顺之至，此次遣律劳卑前来，断不致令其如此执拗抗违。该国每年所纳税饷数十万两，于天朝毫无丝毫轻重，有之无之，实不足一顾；至其哆呢、羽纱，更属无关紧要。惟内地之茶叶、大黄、湖丝，乃该国民人资生之源。岂可因律劳卑一人之过，遽绝该国通国之生计？本部堂仰体大皇帝一视同仁、怀柔远人之至意，于心实有所不忍！且该国各商冒险远涉重洋，来自数万里外，所望全在买卖获利。其经洋商邀集会议而不到者，乃系为律劳卑所管束，断非出于各商本意。若一旦全行断绝，许多远涉之人，将因律劳卑一人而破产，势必愁苦万状。……闻该夷目为人颇为沉实宏通，言语安详，若自行思量，定能辨别是非，切勿为左右之人所惑。……将来该国王闻知此番屡次饬谕批示，自知全属夷目之咎，断非天朝于该国王恭顺之忱不加体恤也。

于是，他派了一个官员代表团去见律劳卑勋爵，询问他为什么来广州，奉派来办什么事，以及何时退回澳门。那封信又一次递给了他们，但信封上的字样依然如故，他们仍然拒绝接触它。不过，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已足以向他们的主子报告他想知道的事了：双方争执的真正焦点，只能由他们的君主来解决。总督派出这个代表团，表明他希望作出某种安排；倘若律劳卑勋爵不是在两天之后实行了他向百姓呼吁的想法——向百姓说明总督停止贸易、使他们受苦的原因——贸易大概不久就会重新开放。这份文告只是详述了他到达以来发生的主要事件，把责任归于总督拒收他的信函的「无知和顽固」，结尾说：「大不列颠的商人希望在互利的原则下与全中国通商；在他们争得一项对两国同样重要的权利之前，他们决不会松懈努力；总督会发现，要实行行商那种疯狂的决定，同要阻止珠江的水流一样难。」

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以往的许多交涉中，由于双方都以不正确的观念为基础，别处所遵守的外交规则并不能作为指导；但公布这份声明却是不明智的、危险的。它不仅危及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也危及居住在广州的所有其他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而这些外国人的安全与利益，由于牵涉到他自己的争端，律劳卑勋爵在公文中却只字未提。幸而卢总督并没有放纵当时群情激愤的广州民众来平息自己的怒气，只是把公行的几个成员关进了监牢，因为他们让监督进了城。

九月二日，总督及其同僚发布告示，停止英国的贸易；告示中有许多不确实的陈述和荒谬的推理，禁止中外人等给予律劳卑勋爵任何援助或慰藉。同黄埔船只的交通也被禁绝了，所以实际上整个对外贸易都中断了。公司商馆附近派驻了一队中国兵，但这项禁令并没有使人感到个人的困苦。英国皇家护卫舰「安德罗玛奇号」和「伊莫禁号」奉命驶来保护英国臣民的船只和人身安全，两舰于十一日在黄埔下锚。它们通过虎门时，还击了炮台的炮火，双方损失都不大；下锚之后，便派一名上尉带领一艇水兵到广州去保护英国商馆。这些断然的行动使本地当局颇为不安，他们一方面准备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堵塞河道，在黄埔一带驻兵；另一方面，发现军舰停泊不动，才放下心来。

律劳卑勋爵通过商会和行商，对总督停止贸易的做法提出抗议；但在这个关头，他的健康迅速恶化，在护卫舰下锚三天之后，他决定返回澳门，等候训令。中国人在他下行途中把他扣留，直到军舰驶出珠江为止；他到达澳门两个星期之后，于十月十一日病逝。他一离开广州，贸易便重新开放了。皇帝听说军舰已经驶到黄埔，便把所有对此负有任何责任的官员一概革职或停职；但当他得知「律劳卑已被驱逐，两艘兵船已被拖过浅滩逐出」时，又恢复了大部分受罚官员的职位。总督也把怒气发泄到他的十个属员身上，对他们用刑，以「查明他们是否与外夷私相勾结」。在中国方面，这出戏以一道上谕告终：「英夷在内地互市，向无官员往来文移。惟必须有总理之人，专司其事；着该督即饬洋商，转饬该散商等寄信回国，另派大班前来，照旧章总理贸易事务。」

中国人在这件事中所依据的原则，是显而易见的。倘若允许以书信进行官方往来，那就等于在整个问题上让了步，不再把英国国王视为朝贡者，从而解除他及其臣民的臣属关系。这样做，不仅会允许他们以平等的身份进入中国境内，不受任何法律和习俗的约束，而且还会为他们抗拒中国的权力、以武力反对中国的管辖，并最终占据中国的领土打开大门。总督在谈到约束夷目的必要时，暗示了这一点：「于疆土亦有关系。」倘若允许喀尔喀人或西藏人用这样的方式行文，大概就会产生这些后果；皇帝对于作出这种让步的重要性的感受，是律劳卑勋爵本人所无法体会的。然而，天子和他的朝臣们却像孩子一样自相矛盾，在刚才引述的那道上谕中，放弃了他们公正地治理远道而来的外人的义务，要求这些外人找一个本国人「总理」其事，并住在他们中间——这就在他们境内确立了治外法权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如今却使他们深感烦恼。

中国人竟抱有如此错误而危险的观念，这是可悲的，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使他们误解了外国人的每一个举动。自从葡萄牙人最初来到他们的海岸以来，他们同欧洲人的全部交往，都促使他们更加相信：所有的商人都是狡诈的、专横的、贪婪的、桀骜不驯的，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加以压制，才能确保中国百姓的安全。皇帝听说兵船驶入内河时，愤怒之中夹杂着极大的忧虑，「恐尚有他船在远处停泊，接应该夷目」。他既然不明白北京所接待过的那些使团的真正性质，对于任何建立平等交往的企图就更容易感到惊恐，并且倾向于像抵抗以武力占据他的领土那样去抵抗它，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企图不过是占据领土的先声而已。

北京的统治者抱有这样的心情，是无可怀疑的；我们必须了解是什么样的看法和恐惧驱使着

他们，才能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倘若伦敦方面充分了解英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强加给律劳卑勋爵的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要么可以避免，要么会直接针对朝廷。友好交往的提议是向中国人提出了，但由于勋爵所奉的训令不切实际，这个提议并没有以一种既不引起软弱无知的一方的恐惧、又能充分说明英国——并通过英国说明整个基督教世界——寻求与中国交往的真实立场和意图的方式提出来。然而，只要北京朝廷凭借皇帝代天治理人类的身份，自居于其他国家之上，那么维护这种自命的斗争就必然会到来。事实上，这种错误观念在他们中间确实延续了约四十年，直到一八七三年六月，五国公使第一次觐见同治皇帝，站在他的御座前呈递国书为止。

广州的英国侨民清楚地看出了困难的症结所在；他们在一八三四年十二月四日上书枢密院中的国王，建议派一名钦差率领一支小舰队前往北方的某个口岸，安排今后交往的事宜。他们在这份请愿书中「把英国商业目前所受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归因于长期默认中国皇帝为他自己及其臣民所主张的、凌驾于其他国家君主和人民之上的傲慢自命」，并断言：「在不断然驳斥这种妄自尊大的谈判中，不能指望会产生任何根本有益的结果。」请愿者的建议在英国没有受到重视。内阁不赞成律劳卑勋爵公文中的那种精神，并向他表示，「国王陛下并不打算用武力和暴力，而是打算用和解的办法，来建立他的臣民与中国之间的商业交往」。在一八三四年的事件之后，倘若立即任命一位有小舰队作后盾的钦差前往北京，商定今后交往的条件，后来的战争也许可以避免；不过，更可能的情况是，朝廷会拒绝一切建议，直到被武力逼着谈判为止。

按照广州当时的情势，中国政府实际上不可能在对外交往方面推行这样一条政策：既要维护自己的自命，又要避免决裂的危险，既要从贸易中榨取尽可能多的钱财，又要压制英国商人的怨言。公司垄断权的终止，以及它对全体英国臣民的管束权的终止，已经削弱了地方当局控制他们的手段，其程度超出了当局自己的认识。

下一个贸易季度，贸易进行得使各方都满意。其他国家的贸易实际上也随英国的贸易一同停止过，但停止的时候正是一年中的淡季。他们的领事没有以官方身份参与这场争执，尽管他们的贸易被停止、同胞被监禁，他们是有一定理由抱怨的。被称为「外商」的中国店主们，曾被禁止同外国人进行任何交易，他们成群结队地到总督衙门去，很快就使这项禁令得以撤销。这道禁令本是行商自己唆使颁布的，因为这些店主从生意中获得了厚利，却几乎不受垄断者所遭受的那种勒索。省库在最近这件事中所花的一切额外费用，都要由这些不幸的行商来承担；而他们也只好尽可能地从贸易中把钱捞回来。在这样的制度下是不能指望有什么改善的；因为外国人一开始抱怨，行商便出于种种动机向总督歪曲他们的怨言，压下一切寻求补救的努力。有一位论述这个问题的作者，把外国人在那里的处境恰当地比作摄政公园动物园里的动物：「它们可以随意嬉戏，只要不闹出喧哗、不逃出牢笼就行。看守们严密地监视着它们，力图使它们安静下来，因为它们的吵闹使看守们烦恼，而一旦它们逃出去闯了祸，看守们又要负责任。它们彼此之间可以随心所欲。中国的当局并不指望从野性难驯、躁动不安的夷人身上看到他们自己那个大家庭所表现出的那种礼仪和规矩。」

与中国人关系的特殊状况，以及目前和将来贸易的巨大价值，使这些事件在英国和东方都引出了许多小册子作者。公司的职员们自然主张继续实行和平的做法，力言外国人应当遵守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帝国的法律，不要干预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另一些人主张占据沿海的一个岛屿，中国商人会立即到那里去做买卖；这个岛只在皇帝拒绝开放口岸、拒绝准许与其人民公平贸易期间占据。还有一些人反对诉诸武力，主张先派一位钦差到北京，说明本国政府的意图和愿望，要求给予在华外国人以中国人在外国所享有的同等权利，如果遭到拒绝，再强迫对方同意。有些人主张听其自然，在广州尽可能地照常做生意，直到形势迫使中国人采取行动为止。威灵顿公爵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不要丧失我们已经享有的东西。」他的意见在大多数方面都被采纳了。少数人认为，更明智的办法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在他们中间传播关于英国和一切外国的地位、力量和愿望的更为公正的观念。他们极有道理地指出：对这些问题的无知，会使一切改善现状的努力归于无效；中国人固然应为他们那种毫不妥协的傲慢负责，但他们实际上很少有机会了解关于来访者的真相，这也是他们的大不幸。所有这些建议都预料目前这种不明确的、反常的关系不会长久持续下去，而且都包含着许多中肯的意见和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最好，是一个既困难又重要的问题。当至上权的问题似乎已经以有利于天子的方式解决了的时候，违禁的鸦片贸易的毒素却正在他的子民中间发作，加速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英国的监督们这时住在澳门，等待本国政府的行动，只在广州留一名书记员签署舱单。外国侨民成立了益智会以及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其他慈善事业；他们还派了两三只船沿海岸航行，看看有什么机会进入这个国家、传播福音或在岸上居住。这些航行的结果充分证明，没有统治者的准许，要公开进入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而与百姓的有限交往也表明，外国人的名声一般是同鸦片贸易联系在一起的。紧靠海岸居住的人渴望扩大这项贸易，因为它给他们带来了巨额的收益；各主要口岸的官员也想分享他们在广州的同僚所得的好处；但那些心怀国家福祉的人（这样的人在中国有许多）则认为，对外贸易的扩大，会因鸦片吸食的增加而带来纯粹的祸害。

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六年那个贸易季度，监督罗宾臣爵士一直住在伶仃的一艘小帆船上，周围是停泊在那里的鸦片船；他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满意，建议本国政府购置一艘小船，作为委员会在那里的永久驻所，不受中国官员的管辖，并把委员会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他还表示确信：除非诉诸武力，占据珠江口外的一个岛屿，否则同中国政府建立适当的谅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他写道：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担心在东北沿海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件，也打听不出有什么新的危险。我从最可靠的来源得知，同样参与这项买卖、相互竞争的各伙走私者与官员之间的争斗，并不比本省更严重、更频繁。欧洲人从来没有卷入任何冲突或斗殴；这项日益增长、利润丰厚的贸易，掌握在那些切身利益完全依赖于它的安全和持续的人手中，正是由于他们的谨慎和正直，它才达到了目前这种日益增长和繁荣的状况；因此我认为，对于由他们的轻率而引起的危险，可以不必担心。万一发生什么不幸的灾难，我们在广州的地位除了给我们带来责任和危险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而我们现在是免于这些的。关于鸦片走私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想多谈，不过，用官船大肆进行的走私，实在很难称之为走私。一旦国王陛下政府指示我们阻止英国船只从事这项买卖，我们可以执行任何这类命令；但更为可靠的办法，是禁止在英属印度种植罂粟和制造鸦片。如果英国船只惯于违规犯罪，那么在伶仃设置一个权力机构，对它们实行有益的管束，似乎就更加必要了。

通盘考虑起来，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政府的代表，在一个异教国家的海岸上，从一群走私船中间发出的一份值得注意的公文。他说：「由于输入鸦片而引起的争斗，在沿海并不比在广州附近更严重、更频繁。」其实即使在广州附近，实际发生的争斗大概也有一半以上没有人知道；不过欧洲人从来没有亲自参与过其中任何一次。他们只是把这些冲突的起因和目标送到百姓能够得到的地方，然后在一旁静观他们为此而争斗。商人们的「谨慎和正直」，都用在把这项贸易培育到高度繁荣上了，他们是不大可能轻率行事的。由于沿海官员及其下属的贪婪和贿赂，最高政府命令他们禁止这项买卖的谕旨完全失去了效力；然而，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执行这些谕旨，并不能说明朝廷颁布谕旨是没有诚意的。从一八〇〇年的第一道谕旨到一八四〇年战争爆发，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北京朝廷禁绝这项贸易的愿望是缺乏诚意的。说政府自己在走私，因为它的缉私船参与其事，而无能为力的省级当局又对此眼开眼闭——这种借口，并不比拿英国或别处海关官员成功受贿来证明财政部腐败更令人信服。一项「日益增长、利润丰厚的」贸易，对于未开化的异教的中国走私者，同对于那些不断把毒品送到他手边的基督徒商人和垄断者，诱惑力是一样强的。这位英国监督倘若公开为一项给他本国政府提供二百多万英镑收入的买卖辩护，并主张不应妨碍这样一项「日益增长、利润丰厚的」生意，要比说一接到命令就能阻止英国船只参与其事坦率得多。

委员会驻在外洋锚地，广州当局是完全知道的，但双方都没有采取任何恢复交往的行动。巴麦尊勋爵指示监督不得通过行商与总督联系，也不得把他的书面文件称为禀帖。一八三六年，义律上校接替了罗宾臣爵士，他立即着手按照公司大班们过去的方式，恢复同中国官员的联系。他为这一做法辩护的理由是：他无权与总督直接进行官方联系；而中国方面值得注意的动向，以及整个对外贸易的不确定状态，使他有必要驻在广州。卢坤的继任者邓廷桢欣然响应这个提议，派了三名官员同行商一起到澳门去，在向皇帝上奏之前先作一些查询。总督在奏报中避而不提律劳卑勋爵，并请皇帝批准眼下的这项请求，理由是这符合谕令英国商人寄信回国派大班前来管理的旨意。这当然获得了批准；英国委员会从粤海关监督那里领到一张「红牌」之后，于一八三七年四月十二日回到广州，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约三十个月。义律上校在接到皇帝批准后给总督的照会中说：「本人谨向总督阁下敬陈：凡事遵从大皇帝的旨意，既是本人的职责，也是本人殷切的愿望；因此，对于现在收到的文件中所提及的各点，本人将小心遵办。」这番话说得很肯定，总督阁下后来便要求监督照他所许诺的去做。

这里所说的最高政府值得注意的动向，起于曾任广东盐运使和按察使的许乃济的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中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在这份奏折中承认，要禁绝这项买卖或禁止吸食这种毒品是不可能的；如果把外国船只从沿海赶走，它们就会到附近的某个岛屿去，本地船只就会出海到那里去同它们交易；如果对吸食者定的法律太严，就会无人遵守。他说，使鸦片合法化，就可以阻止白银外流，使正当贸易更有利可图、更便于管理，并使鸦片的消费得到节制。他提议对一切被查出吸食鸦片的官员，以立即革职作为惩罚；这样，目前那些禁止这项贸易的无效努力——其结果是普遍藐视一切法律——就会停止，因而政府的尊严也就能更好地得到维护。沿海的贸易将集中到广州，伶仃的船队将被解散，从而使一切外国人都更加完全地处于管束之下。

京城这一出人意料的动向，在广州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行商们不久便通知外国人说，伶仃的趸船很快就没有用处了。义律上校写道，他认为合法化来得太晚了，已不能阻止沿海的贸易；他还以先见之明补充说，「由于这一贸易部门的特殊经营方式而在英国臣民中产生的独立意识」，不久将导致更为严重的困难和暴力行为，需要他的政府进行武装干预。广州普遍认为这项贸易将会合法化，因此印度方面也相应地加紧准备扩大种植。总督及其同僚建议使之合法化，理由是：「每年从帝国漏出的数千万两宝贵的银子将得以保全」，税收将会增加，运送违禁货物的种种恶习

——以欺诈和暴力运送违禁货物——将得到遏制，由此引起的无数争吵和诉讼以及无赖游民的罪行将会减少。他们还自欺地认为，如果官员一经查出便予革职，社会上有识之士便不会放纵其恶劣的嗜好，而那些「自甘愚昧的牺牲者」——可怜的吸烟者——就只会在下层阶级中找到了。与这份奏报相关，行商们对于倘若鸦片贸易合法化，应当如何最妥善地经营，以及他们一般的经商方式等种种询问，作了答复；他们还说，控制走私贸易、禁止纹银出口，非他们力所能及，并说明贸易差额自然会使金银流出国外。这些文件写得公允得体，读了之后，不能不使人对中国人的深思熟虑、审慎周到和办事有条理，产生更高的评价。

然而，另有一些大臣认为许乃济的奏折是走下坡路的危险一步，便敲响了警钟。其中为首的是内阁学士朱嶟，他递上了一份措辞极为激烈的反驳奏折。他主张更严格地执行法律，并举出实例表明，只要各省当局认真去办，是能够把这项贸易压下去的；如果暂停禁烟的法律，百姓不久就会学会藐视一切法律；失职的官员应予撤换和惩处。他越说越义愤：「或谓禁烟之令，为胥役无赖所借以渔利。岂不知朝廷立一法，即必有犯法之人？法虽有时废弛不行，岂可因此而遂废之？犹之不可因噎而废食也。禁民为非之法，譬如防水之堤。若有人谓堤防年久无用，遂令拆毁，则奔腾泛滥、无所不至之患，岂可胜言！乃疆臣议及鸦片，惑于其说，以为禁而不能尽禁，不如不禁之犹愈于禁而不能禁其来者。……果能禁止鸦片之来，则洋银之出自止，二者之弊一时俱绝。况沿旧章而犹可补救于万一，何如变法而使来者愈多乎？」

他接着说明本国所产不能与外国货竞争，因为制作不会一样精良，而且「人情莫不贵异而贱常」。种植罂粟将占用现在用来种植养人的五谷的肥沃良田：「以衣食之大源，而移之于灾害之本，是犹医者治外感之疾，而反引之入于心腹也。粤东膏腴之田，一岁三熟，岂可弃以种此毒草乎？」他说，这个问题关系的不是财产和税收，而是百姓的福祉和元气；他引述《台湾志》中的一段，说明那里的土人如何因吸食鸦片而萎靡不振，并补充说，英国人把鸦片输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衰弱。他指出，康熙皇帝早在一七一七年就说过：「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而如今，不到两百年，「已见其所虑之端矣」。

许乃济主张许民而禁官，被他称为诡辩，「犹掩人之耳而盗其铃」。他指出这种区分是徒劳的，因为官员都出自百姓，无法分清谁是民、谁是官。准许吸食，会引诱那些现在出于畏惧法律而不吸的人去吸；因为即使仅仅是这项提议，已经使「四方奸民莫不翘首张目，指点顾盼，以为此禁一弛，从此永无约束、无所畏惧」。他断言，只有严刑峻法、切实执行，才能使他们改恶从善；最后建议更加严厉地执法，认为这是改过迁善的唯一希望。

这份慷慨激昂的奏折，又得到了给事中许球的另一份奏折的支持。许球论述了遏止白银外流的必要，建议派一位果断的大员去严惩汉奸，以增加法律的威严；这样，夷人就会畏服，因而改过，他们征服中国的图谋也就完全失败了。他列举了夷人肆意违法的几个例子，诸如在澳门平毁坟墓修筑道路，把货物在澳门卸下，再报运广州，以逃避税饷和港口规费，甚至像中国官员一样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只要稍加威力，他们就会重新俯首帖耳；但他们倘若仍旧贩运这种毒品，就应当同本国人一样处以死刑。这位给事中同意朱嶟对外国人这样做的用意的看法，即他们想先使中国衰弱贫困，作为预备步骤，因为他们在本国从不吸食这种毒品，而是全都运到中国来。这种流行的印象，主要是由于外国商人和水手不吸鸦片而产生的。

这两份奏折都被发交广州讨论，尽管当地官员已经向军机处递上奏折，赞同许乃济的建议。不过，这时有人很恰当地指出：「于此事议论不一，有请变通旧章者，有请仍申严禁者。必须通盘筹画，统观全局，务期定一永远无弊之章程。」这个问题，无疑是中国皇帝及其臣僚所审议过的最重要的问题，如今已被公开地摆在全国面前了；如果把一切情况都考虑在内，这是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最值得注意的一次会商。长期以来，吸食鸦片对吸食者的健康、心智和财产所造成的恶果，使那些关心国家的人深信有必要用法律来约束百姓；而每年以三四百万英镑的速度流出的白银，换来的却是随之而来的苦难和贫穷，这又使那些只关心国家的稳定与繁荣的人惊恐不安。这个问题的解决或处理，既困难又重要；结果证明，它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所能及的范围。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以及同胞的道德原则是薄弱的，因而认为用立法和严刑来约束和威慑百姓是正当的。他们不懂得商业往来的性质，认为限制白银出口既可行又必要；因为他们没有代替铸币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国家信用制度，否则政府最终就有破产的严重危险。有些人从未感受过这些苦难，却断言各方在禁止这项贸易时都没有诚意，说那不过是假装道德，而那些表面上反对得最起劲的人，恰恰最不愿意看到它停止——这样说对中国人是不公正的。巴麦尊勋爵在议会中作过这样的断言，印度的官员们也随声附和；但凡是坦率地考察过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或以能了解其真实感情的方式在百姓中间生活过的人，都无须别人告诉就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不正确。最高的大臣和萎靡不振的受害烟客，对于鸦片的恶果看法是一致的，而两者的处境，都差不多像一只可怜的羔羊被一条饥饿的巨蟒缠住一样。

中国人之间的这场辩论，也引起了外国人之间的讨论，而外国人大多数是从事这项买卖的。在这里，问题的要点在于：鸦片本身是否真是一种有害的刺激品；在从海南到天津沿海官员众所周知的纵容之下，中国政府的禁令是否出于诚意。有一位作者确凿地证明了经常吸食鸦片对人体的毒害，并证明即使只是极少量的经常吸食，也几乎必然导致无节制的、无法控制的吸食；接着他把谋杀的罪名加在贩运鸦片的人身上，断言「维持、鼓励和从事一项助长疾病、苦难、罪行、疯狂、绝望和死亡的贸易，就是这一可怕营生中的主犯的同谋」。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从事一项他明知有害于同胞的营生，是否因为他不做别人也会做，罪过就轻一些呢？他揭露了这个问题中的谬误、虚伪和罪恶。甚至连举世皆知是鸦片种植、制造和销售的主要经营者的董事会，也在一份公文中说：「他们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出于对人类的怜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乐于完全杜绝鸦片的消费。但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而且既然鸦片总会在某个地方种植，不管他们怀着多么仁慈的愿望，它总会被大量消费，他们也就只能照现在这样做了！」

另一个从事这项买卖的英国人为它辩护，理由是：现在是坏的，过去也一直是坏的；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突然加以反对，无疑另有原因。他断言，鸦片「是一种有用的镇静剂、一种无害的享乐品、一种珍贵的药物，只有对那些滥用它的人才不是如此」；少数人固然毁了自己，但多数谨慎的人却从中得到一种愉快的慰藉，为了得到这种慰藉，便养成了中国人那种坚持不懈的节俭和永不停息的勤劳。他估计，按每天一又三分之一盎司的分量计算，每三百二十六人中不过一人吸烟，全国受害的烟客不超过九十一万二千人。他还说，目前由大资本家经营这项贸易的方式，使它保持了体面；如果把这些人的品格加以丑化和污蔑，这项贸易就会落到亡命之徒、海盗和强盗手中。他认为，禁绝这项贸易的努力，同伊丽莎白禁止啤酒花的告示、詹姆斯一世那篇《驳烟草》禁止烟草的文章一样，完全是徒劳的。

对这一反驳，有两位作者作了回答，他们清楚地揭示了其中的谬误，并嘲笑了应当让这项贸易掌握在绅士们手中、由一家垄断公司来经营的说法。走私者把船开到海岸边，在那里等着百姓出海来买他的货物，他自己毫无风险地把货卖掉，「却冷静地评论中国政府不公正，不肯对某些国家实行国际法和互惠原则——而中国政府所知道的这些国家的臣民，恰恰是在不断地、严重地违反法律，而违反这些法律，又会动摇一切良好政府的基础，即国家的道德」。走私贸易的真实性质被揭示得很清楚：

把这幅图画反过来看。假设中国帆船偶然把一种像砒霜或升汞那样「无害」的东西，作为一种外国的时髦享乐品输入英国；几年之后，它风靡一时；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人都用它；而由于它的恶果，它被禁止了。假设中国帆船不顾禁令，停泊在圣乔治海峡，源源不断地供货；当那里的官员尽职到足以阻止它输入的时候，便不时地开到怀特岛和泰晤士河口去。假设消费量逐年增加，引起了政府和那些有见识的人的注意，他们预见到这种阴险的、无益的、危险的习惯迅速蔓延会带来苦难和毁灭。总之，假设这里所做的一切，换个名目在那里照样做了一遍。假设终于有一些维护公共道德的人被唤醒了，出来反对它的使用和蔓延；而在那个派出这个毁灭者来戕害私人幸福和公共德行的国家里，也有一两个虔诚而善良的和尚，向他们的同胞进谏，指出他们行为的罪大恶极——那么，一个衣冠楚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商人说出下面这番话来，对一方是何等的莫大安慰，对另一方又是何等的无可辩驳：「哎呀！我的朋友，你没看见我穿的绸衣、戴的水晶顶子吗？你不知道我读过孔子、孟子和全部五经，还能引经据典吗？你没看见那些夷人酷爱砒霜，非要不可，甚至肯出钱去买吗？要是不由我来运，而由那些没有资本的下等人偶尔、零星、没有保障地去运，那对他们岂不是更糟得多——对这一点你难道还有片刻的怀疑吗？」

这位作者指出，吸烟的人决不是每三百二十六人中只有一个，更可能的是，每一百五十人中至少就有一个是受害的烟客（全国总共约二百五十万人）。说鸦片对多数人来说是像葡萄酒或啤酒那样无害的享乐品，这种说法受到了驳斥；说它可以用来待客这种诡辩，也被驳倒了。他问道：「如果把这项贸易的辩护者的诡辩翻译给一个仁慈而清醒的中国人听，他会怎么想呢？他从哪里去找那遥远国度里那些品格高尚、心胸宽广的居民呢？怎么能使他理解，那些信奉并实践基督教道德的人，竟会主张一项对他的国家如此有害的贸易呢？怎么能使他理解，印度政府强迫不情愿的莱特去种植鸦片；把鸦片运到中国来的，并不是『亡命之徒、海盗和强盗』，而是一群资本家，他们自己当然不吸他们所运的东西，却安全而平稳地为印度提供税收；英国政府和其他人鼓励这项贸易；而从事这项买卖的代理人一直住在广州，受着被他们触犯了法律的那个政府的保护，却又因为某个卑微的海关差役胆大妄为，把二号原色布算作一号，就义愤填膺，向本国政府申诉呢？」

另一位作者揭露了这样一种论点的罪恶的谬误

——即权宜之计的论点——接着说明鸦片贸易对于在中国人中间传播福音是多么大的障碍。关于他们更为充分的论证，我们只能请读者参看他们自己的文章；但后一位作者为了表明其信念的真诚，悬赏一百英镑征求最佳论文，「阐明鸦片贸易对与之有关的各国和个人在商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利益所产生的影响，并指出他们对此应采取的方针」。然而，人们对这个问题如此冷淡，这项奖金始终没有颁发出去，尽管这个征文启事在中国和英国都曾广为刊登。

广州的总督及其同僚不久便得知，朝廷的意向倒是反对使鸦片合法化，尽管他们奉命就应对鸦片征收多少税额作出报告；为了表示热心，他们逮捕了几个经纪人和贩子。通事之一阿明因为出口纹银而受到严刑拷打，并被枷号示众；其他人则逃走了，才免受同样的对待。总监督天真地表示他的意见说，「鸦片贸易合法化，将使国王陛下政府大为满意」，但又提出，逐步把英国的资本转到其他渠道去，会带来有利的后果。一边是他本国的政府，它推动着鸦片的制造和输入；一边是中国政府，它此时正在作非常的努力来整顿鸦片；而他又深深感到吸食鸦片对周围百姓的损害，以及不断违法对他本国和一切外国名誉的损害——处在这样境地的人，自然会把拟议中的合法化措施看作及时的解脱。没有人比义律上校更希望制止这种毁灭性的买卖了；但他知道用法律来遏制它是不可能的，所以自然希望看到由走私所产生的许许多多政治上和商业上的弊端得以消除。的确，赞成这一方针的理由是很多的；但有一个事实永远不应被忽视，而且应当永远记在道光皇帝及其臣僚的功劳簿上：在他们困惑和软弱之际，皇帝却因为鸦片有害于他的百姓，而不肯准许鸦片进口。

这场冲突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双方力量如此悬殊——一方除了正义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另一方则拥有一切物质上和实力上的优势——其结局是不难预见的。义律上校作为公认的英国贸易首领，经由行商接到省当局的命令，要他把趸船逐出伶仃，并把皇帝的旨意转达给他的国王，今后禁止趸船再来。他回答说，凡不是由政府直接发给他的命令，他都不能转呈本国君主；并举出福建总督最近直接与一艘英国兵船的舰长联系的事例。于是总督不得不把他的命令发给广州知府和广协，由他们谕知义律上校。义律回答说，他答应把命令转送回国，并用一种地道的外交辞令——这与他本人和他的国家都不相称——补充说：「本监督已经诚实而明白地向阁下表示过，他的职权仅限于同贵国的正当贸易；而且，除这项贸易以外还存在着别的贸易，这一点至今尚未报告过他本国仁慈的君主。」义律上校随同这些「命令」一起，寄回了一份关于鸦片贸易状况的详细报告，以及一份关于宜与朝廷建立联系的备忘录。巴麦尊勋爵在复信中表示，「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样一项措施，尚看不出足够清楚的途径，足以使他们有理由在目前采取它」。他还说，不能给予任何保护，「使英国臣民得以违反他们与之通商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法律在这方面得到更有效的执行而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必须由那些因自己的行为而招致损失的人自行承担」。这位英国政府的「可敬的」官员所采取的立场，是最自相矛盾而又最方便不过的，值得记录下来，与来自北京的言论相对照。

一八三七年年底，英国国旗又在广州降了下来，监督退回澳门，因为他遵照训令，拒绝在文书上写「禀」字，而总督没有这个字就拒绝接受。一八三八年七月，马他仑爵士乘坐「威厘士厘号」（七十四门炮）到达；由于虎门炮台向一艘驶过虎门的英国纵帆船开炮，并把它拦下来查问马他仑或他的任何船员或女眷是否在船上，他便同中国水师提督关天培有了书信往来。「威厘士厘号」和另外两艘船停泊在炮台附近，这位中国提督为这个错误作了充分的道歉；他在这件事中的表现，无论就其判断力还是就其气度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马他仑爵士一到，义律上校便试图恢复与总督的通信，把一封不封口的信送到城门口；信被收下并送到总督那里，但到晚上又被退了回来，因为信封上没有所要求的字样。

道光皇帝从帝国所有最高官员的复奏中充分听取了全国的意见之后，加紧了禁绝这项贸易的努力。一八三八年四月，一个名叫郭亚平的本地人奉皇帝的特旨，在澳门当众被绞死，以儆戒他人不得从事出口纹银或输入鸦片的勾当。行刑由知县和同知主持，当着一大群中外人士的面，进行得庄严而有秩序。五十多只挂着英国或美国国旗的小船经常在广州口外往来，其中大多数从事走私。有时政府施展它的权力：船只被毁，走私者被捕受刑，销售也受到抑制；然后又同以前一样热火朝天地进行下去。这些小船很容易被捉住，因为政府对它自己的子民可以完全控制；但是，当那些配备重炮、人员众多的外国纵帆船在江上往来运送鸦片时，缉私船却不敢攻击它们。行商们就这些船只给所有外国侨民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生动地表现了他们作为夷人的「负责劝导人」的不幸处境：「近来我等屡奉督宪、海关宪札严行申饬；我等亦曾屡次致函各国诸位先生，将一切谕令章程详细告知，务望诸位完全遵照办理；乃诸位先生仍全然置若罔闻。」

由于朝廷的命令越来越严，中国百姓与官府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九月间，在黄埔附近，官兵与村民发生斗殴，死了好几个人，几十人被捕。广州的零售商被关进监牢，在别处查获的也被锁解到广州。据报道，在湖北，官员们对被捕的吸烟者施以割去部分上唇的刑罚，使他们无法再用烟枪。尽管如此，官员们的贪污受贿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在这个时候，邓总督本人的儿子也在做这项买卖，许多差役从走私船上查获鸦片，只是为了自己拿去零售。黄爵滋主张处以死刑的奏折在广州公布了；皇帝的朱批也催促采取更强硬的措施。黄爵滋在迅速地历数吸食鸦片的恶果时承认，它已经蔓延到满洲，渗透到官民各个阶层。白银流入「海外无底之壑」，使银钱比价不断上涨，以至于政府的公事都难以进行。接着，他检讨了为杜绝这一切祸害的根源而提出的种种方案，诸如严守海口、停止全部对外贸易、查拿走私者、封闭烟馆，最后是鼓励内地种植。他承认，缉私兵役和沿海官员所得的贿赂之多，完全使他们不再警觉；而内地所制的鸦片，又不能像外国货那样提神。作为最后的办法，他提议加重对吸食者的惩罚，把全部罪责归到他们身上，主张在给予一年的警告期限之后，凡仍吸食鸦片者一律处死。众所周知的分层负责制度，将通过要求每一甲、每一保具结保证境内没有吸烟者而得到加倍的强化。官员犯者不但要处死，他们的子孙还要被剥夺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一个大帝国的官员和大臣们真诚地希望为国效力，却又如此可悲地不明白自己处境的虚妄——他们自居于一个他们根本约束不住的国家之上，又为了一个形式问题而拒绝接待这个国家的官员——对于他们这种无能为力的处境，人们不能不抱有几分同情。他们想用法律和刑罚来遏制鸦片贸易，就好比想商定一个办法来阻止长江奔腾的流水一样。

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日，在商馆卸货时查获了约两担鸦片，挑夫被抓进城去。他们供称，是英国商人因义士先生派他们到黄埔，从一艘由塔尔博特先生承销的美国船上取这些鸦片的。总督根据这两个挑夫被歪曲了的供词，命令行商在三天之内把这两位先生和那艘船驱逐出境。塔尔博特先生递上一份文书，说明那艘船和他本人都与这批鸦片毫无关系，驱逐令便对他撤销了。行商们有理由恼火，他们通知商会说，凡是不肯具结保证不做这种事的人，他们一概不租给房屋，在交出这种保结以前也不开舱贸易；他们还宣布，如果因义士先生拒不离开，他们就要拆毁他的房子。商会抗议说，「住宅不受侵犯，是绝对必要的一点」，关系到他们的安全；于是行商们又转而恳求，说明他们处境的困难：一边是他们自己的长官，要他们对执行命令负责；一边是外国人，他们对这些人几乎毫无约束之力。商会只能对一位行商潘启官因此而受到的不公正惩罚表示遗憾，并重申它无法控制任何外国人的行为。

总督拒收义律上校的信函，使自己陷入了这种无能为力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他竟迟疑着不去逮捕因义士先生，而他只要说一句话，就能使民众冲向商馆和其中的住户，把他们统统消灭。作为另一种办法，他这时决定让外国人看看，本国人贩卖鸦片会有什么下场；在因义士先生仍留在广州的时候，他派了一名官员带着十五名兵丁，在商馆前面处决一个已经定罪的鸦片贩子何老近。那名官员正要在美国旗杆附近执行命令，外国人冲了出来，推倒了他正在搭的帐篷，大声告诉他不许在那里处决这个人。他完全没有料到会遇到这种反抗，急忙收拾起刑具，到附近的一条街上去，把那人绞死了。这时，一大群人聚拢来观看这些非同寻常的举动，外国人以为只要稍微强硬一点，很快就能把他们驱散，便试图赶走他们。然而，人群以拳头回敬，外国人被赶回商馆，关上了大门；人群这时已经变成了暴民，他们以为有两个本地人被抓了进去，便开始用石块和砖头砸商馆的门面、打碎窗户。他们占据广场约三个小时，危险已迫在眉睫，这时番禺知县带着三四个别的官员和一小队差役来了。他走出轿子，向人群一挥手，差役们便扑向三四个闹得最凶的人，当场就打起来，风暴随即平息了。约二十名手持刀矛的兵丁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站好；知县和他的随员坐下来，让行商和差役去驱散人群。官员们还向外国人保证，当夜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但对于他们干涉行刑的行为，或者他们自招此祸的愚蠢，却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件事使政府和百姓都更加轻视和憎恨外国人及其品格，更加害怕他们的图谋，更加感到有必要约束他们。外国人大多数从事鸦片贸易，在整个帝国面前，他们全都是违法者，而百姓自己却受着可怕的刑罚。

与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有关的细节和往来文书，这里没有篇幅细述了。义律上校这时重新来到广州，在一次全体大会上表示，他确信这些不幸事件的原因在于江上的走私买卖，并宣布他打算命令所有英国人的船只在三天之内离开珠江；他还希望，这些船只能迅速离开，从而使他不必进一步采取与省当局联系、请求他们协助驱逐这些船只的步骤。然而，他对同胞的命令和恳求都同样无效，于是他写信给总督，表示希望合作驱逐这些船只。他在一份公告中说，「这种买卖正在迅速地使英国人的品格蒙受深重的耻辱」，并使正当贸易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决意不推卸任何责任，要使它结束。总督不出所料，称赞了监督的提议，却把全部工作都留给他去做；并且以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自负口吻——这种口吻十分有效地抵消了我们对他们的困难所抱的同情——说道：「此等船只，本部堂视之，自不值一顾。」好像他只要威严地站起身来，那些船就会消失似的。不过，那些船还是逐渐离开了珠江。因义士先生走了，正当贸易于一月间恢复。

没有哪一位英国领事官员曾陷入比这更困难、更屈辱的两难境地；义律上校的努力为他自己赢得了荣誉。英国的报纸嘲笑他是中国海关的巡役，是一个帮助

怯懦的官府执行其命令的人，从而玷污了女王陛下所授委任的荣誉。虽然他并无意在虎门以内鸦片贸易的罪大恶极与虎门以外鸦片贸易的无害之间划一条界线，但以他所处的特殊地位，他有充分的理由采取某种行动，向中国政府表明：英国的权力不会保护英国臣民违反中国的法律。

这时，北京政府已经确定了它的行动方针。各省当局的复奏几乎一致主张加严禁令，以杜绝这项买卖。据我们所知，历史上还没有记载过一个专断的、专制的、异教的政府，在采取一条前途未卜的方针之前，先征询本国人民公共意见的类似例子。这个问题比军机处所认为的还要重大得多、困难得多，而他们的自负和无知又使他们无法审慎地、成功地处理它。毫无疑问，他的人民中最好的那部分以及整个民族的道义力量，在这一尝试中都站在他们的君主一边。许乃济因为提议合法化而被革职；三位宗室亲王因吸食鸦片而被降爵；各省因同样的缘故而逮捕、罚款、刑讯、监禁和处决的事屡见不鲜——这一切都表明了根除鸦片的决心。湖广总督林则徐奉命前往广州，授以全权，禁绝这项买卖。这时广州的鸦片买卖几乎已经停顿，交货量很小，而且价格亏本。许多差役被定罪，立即受到惩处；二月二十六日，冯安刚因涉及鸦片并参与黄埔斗殴，在商馆前被绞死。英国、美国、荷兰和法国的国旗因此都降了下来。当局扬言要全面停止一切贸易，总督敦促外国人把所有鸦片船都开出中国水域。

钦差林则徐于三月十日到达广州。皇帝派他来查办，务求彻底铲除祸源，因为皇帝说：「若不清其源，何以遏其流？深望积习永除，根株尽绝；朕想诸臣必能仰体朕意，为中国除此巨患。」广州有传闻说，皇帝在历数鸦片长期以来给他的百姓造成的祸害时，停下来流了泪，转身对林则徐说：「朕何颜见皇考列祖于地下！此患不除，朕死不瞑目。」这就是中国政府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而林则徐被授予了臣子所曾得到的最大的权力。虽然长期以来中国谕旨的无效，使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一般都把它们看作空话，但因为它们无效就说它们全都是虚伪的、官样文章，那就误解和歪曲了普通人的感情。林则徐似乎是很适合这项使命的；倘若他的开明程度有他的诚意的一半，他也许就会避免随之而来的战争，并确信合法化是他所能建议的最明智的一步。

钦差用了一个星期进行查访，在此期间外界没有听到他任何公开的消息；中外人士都焦急地揣测着他的计划。直到三月十八日，他才向行商和外国人发布了第一批告示；给外国人的告示要求他们交出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并具结保证以后不再夹带，违者处死。那些可怜的行商照例被告知他们负有劝导外国人的责任，并被严令务必取得这些保结，否则就要拿他们开刀示众。执行这些要求的期限是三天。粤海关监督已经下令把所有外国人扣留在广州——实际上是把他们囚禁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同船只的联系被切断了，商馆周围集结了军队，江上布置了武装巡船。二十日，商会通过它的主席、美国人韦特摩尔写信给行商，说他们将在四天之内给予明确的答复，并补充说：「本社会几乎一致认为，广州的外国侨民绝对有必要同鸦片买卖断绝一切关系。」这封信被送到钦差那里；夜里十点钟左右，行商们又同商会会面，告诉他们说，如果不交出一些鸦片，明天早晨就要把他们当中的两个人斩首。在场的商人，包括英国人、帕西人、美国人和其他人，以个人名义认缴了一千零三十七箱，准备交给钦差；但行商们次日早晨报告说，这个数目不够。下午，林则徐派人邀请英国大商人颠地先生到城门口见他；颠地先生表示，如果钦差发给他一张保证他当天回来的护照，他愿意去。行商们没有带他就回去了；次日早晨，其中两人伍浩官和茂官脖子上套着锁链，又来到他的住所，他们是奉命专程来传他前去的。他们到当时正在开会的商会去，但不久大家又都回到颠地先生的住所，在那里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辩论，结果外国侨民一致决定，没有护照，他不能进城。这个出人意料的要求在外国人中间引起了许多议论，因为它无疑是一个扣留人质的计谋；中国方面拒绝发给书面护照，倘若不是首席行商伍浩官把一切都拖延一天，等到星期一再说，结果很可能是把颠地先生抓起来关进牢里。那一天，颠地先生的合伙人进城去见了按察使，解释他为什么迟迟不去见林则徐。

二十二日，义律上校给总督写了一个照会，表示他愿意会见中国官员，并「一经得知大皇帝的旨意，即诚心竭力遵照办理」。中国人从这句话里几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既有权力、也有意愿禁绝鸦片贸易——而这是他肯定做不到的；因此，这句话容易使他们受骗。紧接着这个照会，他又给「拉恩号」的布莱克舰长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协助保护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并发出一份通告，命令所有英国船只，无论是鸦片船还是其他船只，一律开往香港，准备抵抗一切侵犯行为。第二份给英国臣民的通告，详述了迫使他对「省政府的公正和节制」失去一切信任的理由，并要求为所有希望离开广州的同胞发给护照，同时劝告每一个人都作好上船撤离的准备。义律随即前往广州，于星期日日落时分平安到达，他身穿海军制服，一路上都有巡船紧紧跟随，监视他的行动。然后，英国国旗升了起来；义律上校极其引人注目地把颠地先生带到领事馆，召开了一次公众大会，宣读了他前一天的通告，并告诉行商转告钦差，如果能让他陪同，他愿意让颠地先生进城。

他溯江而上，引起了中国人的疑虑，以为他打算强行冲出去，于是下令封锁商馆周围的所有通道。到那天晚上九点钟，外国人——共约二百七十五人——成了他们房子里仅有的居住者。巡逻队、哨兵和官员们匆匆忙忙地来来往往，号角声和锣声使黑夜更加混乱。

二十五日，各国的大多数外国商人签署了一份文件，保证「不贩卖鸦片，也不企图把鸦片输入中华帝国」；其中有多少人后来以这份保证是被迫作出的为理由而违背了它，无法说清，但签字的商行中有一部分后来积极地从事这项买卖。义律上校为他自己和他的同胞申请护照，并要求让仆役回来，却避而不提他三天前的诺言，也不提这些严厉措施的起因。他的要求被拒绝了；不许任何本地人把食物或水送进商馆；除非冒着极大的危险，信件无法送到黄埔或澳门；囚禁是彻底的，而且是在没有造成丝毫人身伤害的情况下实现的。曾经落在郭亚平、何老近和冯安刚身上的重刑，这时已经逼近了这项买卖的外国代理人；但没有一个人被碰过一下。

接着，钦差向所有外国人发布了一份劝谕，从四个方面敦促他们交出鸦片，即：因为他们是人，是有理性的；因为法律严禁吸食鸦片，违者重罚；因为他们应当体恤那些因吸食鸦片而受苦的人；还因为他们目前所受的拘禁，交出鸦片之后就可以解除。这份文件，像林则徐所发布的一切文件一样，表达得异常有力，推理异常严密，但也暴露出使他的前任们误入歧途的那种傲慢和无知。摘录一段就够了。在应当交出鸦片的第一条理由下，他说，否则天谴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并举出一些事例来证明这一点：

今我大皇帝以天德为心，欲绝此鸦片之流，是即上天之意也！天之所恶，谁能违之？即如英吉利之头目罗伯茨，违犯法度，欲以兵力占据澳门，即死于澳门！又如道光十四年，律劳卑闯入虎门，旋即忧惧而死；而暗中欺哄律劳卑之马礼逊，亦即于是年死！此外凡不遵法度者，或回国之后即遭天谴，或未及回国而冥冥中已被诛殛。可见天朝之不可违也！

随同这份劝谕，林则徐还通过知府和知县给义律上校发去两件公文，说明他对这位监督抗拒命令的看法，并要他交出鸦片。在外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上，这些命令破天荒地被服从了；义律上校表示愿意遵办之后，于三月二十七日发出一份通告，由于其后果重大，现全文照录如下：

本人，查理·义律，大不列颠在华贸易总监督，目前与本国及其他各国寓居此地的全体商人一起，被省政府强行扣留，断绝食物供应，被夺去仆役，并被切断与各自本国的一切联系（尽管本人曾以官方身份要求恢复自由，以便自主行事）；现已接到钦差大臣加盖各位官员印信直接发给本人的命令，要本人把本国人所持有的全部鸦片交到他手中。本人，上述总监督，出于攸关此刻身在广州的全体外国人的生命与自由安全的首要动机，以及其他非常重大的原因，不得不以大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该政府，命令并要求此刻身在广州的女王陛下全体臣民，立即把各自掌握的全部鸦片交给本人，以供女王陛下政府之用，转交中国政府；并使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船只听候本人直接调遣；并立即将各自所持有的英国人所有的全部鸦片开列清单，密封送交本人。本人，上述总监督，现以最充分、毫无保留的方式，代表大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对于每一位把上述英国人所有的鸦片交到本人手中、以便转交中国政府的女王陛下臣民承担责任。本人，上述总监督，还特别告诫此刻身在广州、拥有或受托管理英国臣民财产之鸦片的女王陛下全体臣民：倘若今日六时或六时以前未将上述鸦片交到本人手中，本人，上述监督，特此宣布，女王陛下政府对于上述英国人所有的鸦片不承担任何责任。并须特别了解：凡依照本通告交给本人的一切英国人所有的鸦片，其属于英国人财产的证明及其价值，将按照女王陛下政府日后规定的原则和方式予以确定。

这份通告所提供的担保，商人们认为是足够的，尽管义律上校无权承担这样的责任，他作出这种担保是越权的；不过，他既然是王室的授权代理人，他的政府就要对他的行为负责，虽然通告中没有、也不可能为交出的财产定出任何价格。

在发出这份通告的时候，还不能诚实地说外国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林则徐已经答应，一旦交出鸦片、具了保结，就立即重开贸易。另外那些「非常重大的原因」是什么，只能去猜测了；但这项要求立即得到了响应，天黑以前就交出了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义律上校次日便把这些鸦片呈交钦差。这些鸦片当时的市价约九百万元，成本则近一千一百万元。二十二艘船接到指示，驶往虎门附近停泊，等候交货的命令；钦差和总督亲自下行四十英里去监督交接。四月二日，交付鸦片的安排已经完成；到五月二十一日，全部鸦片都在虎门附近收存入库。

商馆周围布置了守卫之后，三天之内没有一个本地人走近那里；但到二十九日，羊、猪、家禽和其他食物被「恩赏」给了商馆里的人，他们大多数人拒绝把这些东西作为赏赐来接受，这使林则徐相信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缺乏食物。五月五日，守卫和船只撤走了，同船只的联系也恢复了。十六个被指名为鸦片贸易主要代理人的英国人、美国人和帕西人，被勒令离境，永远不许再来。二十四日，义律上校离开广州，与他同行的是那十六个被逐的人中的十个英国臣民。为了使女王陛下的大臣们进一步卷入他的行为，他以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保障为理由，禁止英国船只进港，也禁止任何英国臣民住在广州；然而，留在那里的其他外国人并没有感到什么严重的忧虑；这道命令是否妥当，受到了那些因它的实施而深受其害的人的质疑。

收缴鸦片的成功鼓励了林则徐去索取保结；不过，虽然口岸刚开放时大多数船长都签了字，此后不久便不再要求了。广州的英国商人拟就了一份给他们本国外交大臣的呈文，历数

中国政府停止合法贸易、把所有外国人扣留在广州直到交出鸦片、并要求他们具结保证不再夹带——这种保结使他们要为自己所无法控制的人负责——等等侵犯行为；但对于他们自己的非法行为，对于他们几个月前的诺言，对于引起这些侵犯行为的原因，却只字未提。不过，这份呈文的主旨，是敦促政府就监督在索取鸦片时给予他们的保证，宣布它的意向。

林则徐就如何处置这批鸦片奏请北京示下，皇帝命令他和同僚当着文武官员、沿海居民和外国人的面，把它全部销毁，「使之共见共闻，咸知震慑」。另一方面，在鸦片尚未全部交齐之前，义律上校于四月二十二日写信给本国政府，说他相信中国人打算以高价把鸦片卖掉，偿还原主，把差价装进自己的腰包，为使这项买卖合法化作准备，并安排把每年的进口量限制在一定的箱数以内；因此他建议「立即发表强硬的声明，向中国人索取对一切损失的完全赔偿」。他称林则徐「虚伪而背信」，但他为什么要把这些字眼加在一个看来是真诚地努力执行命令的人身上，是难以理解的；而他自己的照会，确实是容易使林则徐误解的。他所承担的责任的重大，以及写这封公文时所处的那种令人恼火的拘禁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份公文为什么与他以前的声明在意旨上如此不同。

鸦片被以最彻底的方式销毁了：每二百箱一批，放在池子里，拌上石灰和盐水，然后在低潮时把池中的东西放进附近的小河。派有监工防止工人或村民偷窃鸦片，有一个人企图拿走少量鸦片，当即被处死。凡是到过那里、察看过销毁过程的人都毫不怀疑：从英国人那里收到的全部二万零二百九十一箱鸦片（另有八箱是从澳门送来的），都被彻底销毁了——一个异教君主宁愿销毁会伤害他的子民的东西，而不愿靠出售它来充实自己的腰包，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例子。整个这件事，由于其中的种种对照，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将永远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

一八三九年余下的时间里，事态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贸易与敌对奇特交错的局面。英国商人不得不用挂着别国国旗的船只把他们的货物运到广州，这使钦差发布告示，劝谕英国船长把他们的船开进港来。这一做法引出了义律上校的一份反驳，说明他为什么禁止英国船只进港，并抱怨他本人受到不公正的囚禁，说这不是对待「一个为皇帝所承认、一向和平而无可指摘地履行职责的友好国家的官员」所应有的方式。然而，义律上校自己的往来信件表明，这种说法并没有公正地陈述双方之间的政治关系。

在贸易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香港发生了一场英国水手酗酒斗殴的事件，一个名叫林维喜的无辜本地人丧了命。钦差下令验尸，并按照中国法律要求交出凶手。监督在香港组织了一个具有刑事和海事管辖权的正式法庭，审判已被逮捕的水手。他还悬赏二百元，征求能使罪犯定罪的证据；并先后共拿出二千元给死者的亲属，作为对他们重大损失的一点补偿，也补偿村民们在骚乱中所受的损害。法庭组成之后，他客气地邀请省里的官员出席审判；审判结束后，他通知他们说，他无法查明行凶的人是谁。五名水手以扰乱治安罪被判处罚款和监禁，并被押送回英国，但出乎大家的意料，他们一到英国就全都被释放了。这件事的处理完全公正，钦差本应感到满意；但他随后的粗暴行为，实际上把这场争端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尽管在他看来，他在两件事中不过是行使同样的管辖外国人的特权而已。他发现交出凶手的要求无人理睬，便对当时在澳门的英国人采取措施，而这些措施势必给葡萄牙居民带来严重的损失。他的做法是出于对失去贸易的恼怒，结果只是损害了他自己的事业。为了使澳门无辜而无助的居民免受其害，义律上校和所有能够离开的英国臣民于八月二十六日离开了居留地，暂时到船上去住。在此期间，林则徐和邓总督在葡萄牙军队的护卫下巡视了澳门，但当天就回去了。这一举动使英国人脱离了他的掌握，却无助于他把鸦片船赶离海岸，也无助于诱使正当商人进港贸易。甚至在鸦片被销毁以前，鸦片的买卖就又开始了；当人们得知那一大批鸦片确实已被销毁之后，买卖更是迅速增长。林则徐这时开始看出，他的办事方针最终未必会像他所预期的那样成功，因为他必须留在广州，直到他能够奏报违禁贸易已被彻底禁绝、合法贸易安然继续为止。

他发现停泊在香港的英国船队太强大，无法赶走，便禁止居民向船只供应食物。这导致英国人与三艘帆船在九龙附近发生了冲突，不过并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九月十一日，义律上校命令所有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船只离开港湾和海岸，它们大多开往南澳去了。次日，中国人在澳门水域烧毁了一艘西班牙船「比尔拜诺号」，以为它是英国船。与这场争斗的一切奇特之处相一致，就在敌对行动进行之际，十月间又开始了继续贸易的谈判；钦差签署了协议，义律上校也为贸易的公平进行提供了担保。但英国船「担麻士葛号」擅自进港，其船长签了保结，这导致了决裂，也导致了再次要求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义律上校命令所有英国船只在「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两艘兵船的保护下，重新集结于铜鼓。他还前往虎门，要求在两国政府解决纠纷之前，撤销对英国人的威胁；这时关天培提督率领的十六艘帆船与两艘兵船之间发生了一场交战；三艘帆船被击沉，一艘被炸毁，其余的四散逃走。钦差禁绝鸦片贸易、维持合法商业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作为对英国人的最后一招，他宣布自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六日起停止英国的贸易，并发布了一道类似于拿破仑一八〇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柏林所颁布的敕令，禁止用任何船只输入英国货物。这时，大量的财物堆积在广州和船上，等待着通过正常贸易进行交换，而兴旺的却只有鸦片买卖。

一八三九年年终，两国已陷入严重的纠纷之中；由于这里简略叙述的事件就是这场战争的起因，为了对这场冲突的性质作出更好的判断，比较一下双方的看法是适当的。基督教国家之间彼此承认，对于来到本国海岸的人所行使的管辖权，与对本国臣民的管辖权几乎相同；但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把这种管辖权让给非基督教国家，如土耳其、波斯或中国，主要是因为在那里不能指望有多少安全和公正。中国人把来到他们口岸的外国人看作是被容许而来的；他们没有订立任何条约来确定双方的管辖条件，因为外国人自视为旅居的外人，而本地人又不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权利。中国禁止输入任何特定货品的权利是得到承认的，制定关税章程的正当性也是得到承认的。但是，西方各国的商人，只要不致使自己受到损害或丧失名誉，往往不把中国、暹罗等国的财政章程放在眼里；而在政府缺乏力量、人民又缺乏道德观念的地方，一切法律都执行得不完善。凡是熟悉这些国家的人，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经常公然违反法律、秩序、公正或礼仪，都不会感到惊讶；然而，外国人服从已经告知他们的公正法律的义务，当然不能仅仅用一部分当地人自己服从的程度来衡量。

中国政府讨论过使一项它无法禁绝的贸易合法化的措施，但在为此制定法律之前，它决定作最后一次更有力的努力来根除它。强权即公理，至少强权能使公理得以实行；倘若中国人有力量把每一艘违反他们法律的船只都摧毁，那么，尽管生命的损失会是可怕的，也不会有人出来反对这种做法。巴麦尊勋爵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为了使英国臣民得以违反他们与之通商的那个国家的法律而进行干预。」但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去冒犯这种力量；正是政府众所周知的软弱，使卖者和买者都胆大起来，以至于义律上校竟对外交大臣说：「把鸦片贸易称为走私贸易，是名词的混淆。」

林则徐想要得到颠地先生，大概是要把他作为人质，以使他的同胞交出手中的鸦片，而不是为了惩罚他违抗以前的命令；他没有料到这个要求会遭到反对，所以似乎不愿意立即把他抓起来，宁愿再试着劝说和命令一段时间，并把他和其他外国人扣留起来，直到他的命令得到服从为止；他把义律上校只看作一个商人头目。因此，当有人企图——照他的想法——把颠地先生从他手中夺走时，他担心会发生冲突，便立即采取最强硬的预防措施，以防猎物逃脱。他把无辜者和有罪者一起囚禁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应当给予体谅；可是，当义律上校这样把颠地先生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时，钦差感到，如果他开始区别对待，他的目的就会落空，就得不到鸦片了。此外，他意识到自己对少数手无寸铁的外国人拥有无限的权力，而在他看来，这些人几乎都是有罪的，所以他并不在意他的行动会落到谁的身上。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曾认真地打算做任何会危及他们生命的事。他得到这一大批财物之后，成功显然使他对自己的行为漫不经心起来；他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外国人的诚实和信用，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扣留他们，直到鸦片确实到手为止。既然他断定义律上校确曾企图带着颠地先生逃走，那么，他把义律提出的一旦获释便「遵照大皇帝的旨意办理」的建议看作诱饵而非真诚的提议，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他囚禁义律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囚禁、侮辱、威胁和强迫像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强国的代表，或是在违反西方各国所谓的万国公法，就像他囚禁的是暹罗或琉球的使节一样。他是否本应知道这一点，那是另一个问题；倘若他一到广州就坦诚地着手查明西方各国的实力、地位和商业，他就会发现，义律上校是真诚地希望在他努力完成其崇高使命的过程中与他合作的。中国的统治者希望遏制一项他们比我们更清楚、更切身地感受到其祸害的买卖，对于他们的这种愿望，让我们公平地对待吧；尽管林则徐的努力遭到了如此明显的失败，也让我们给予他应得的评价吧。

鸦片现在已经到手；没有人丧生，也没有人遇到危险；但英国政府觉得有义务为本国臣民的鸦片付钱。义律上校所提出的唯一的来源，是让中国人偿还。皇帝下令销毁鸦片；钦差执行了这道命令之后，接着便试图通过索取保结来把合法贸易同违禁贸易分开；向行商索取保结已经证明是徒劳的，但如果直接向外国人索取，就更有希望了。英国内阁并没有把保结作为开战的借口；照约翰·罗素勋爵的说法，英国方面的这场战争「是为了使女王陛下的监督和臣民所受的侮辱和损害得到赔偿；为了使商人们在暴力威胁下所遭受的损失得到补偿；最后，为了保证今后与中国通商的人员和财产不受侮辱和损害，贸易得以在适当的基础上维持」。因此，如果把这场战争看作是由这项贸易引起的，是为了收回因向英国监督交出鸦片而遭受的损失而进行的，那么它就是一场不义的战争。而且，考察一下两国的地位，这又是一场不道德的较量；这个事实是掩盖不了的：大不列颠这个首屈一指的基督教强国，实际上是在对一个徒然努力禁绝一种危害其人民的恶习的异教君主进行这场战争。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这场战争的；公正的历史学家也将永远这样看待它，它将以「鸦片战争」之名为人所知。

另一方面，每一个对中国怀有善意的人都觉得，这场战争所涉及的原则，远比仅仅收回鸦片的损失更为崇高；倘若英国内阁真的认为如此，他们本应提及这些原则才是。林则徐明知凶手无法找到，却一再要求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这不过是中国人傲然自居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在他们同其他民族的一切交往中，他们都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不公平和轻蔑的态度，使对方除了退出他们的海岸，或者作出任何稍有独立意识的人都无法忍受的屈辱的屈服之外，别无选择。与邻近国家相比，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她的皇帝、官员和人民都相信她是坚不可摧的、威严可畏的，在学问、权力、财富和疆土方面都极其富有。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可以从别的国家学到或得到什么东西；因为「外夷」的健康和食物都要仰赖内地的大黄、茶叶和丝绸。的确，他们所见到的西方的力量和人民，都是些不好的样本；但他们也有同样的机会去了解这些方面的真相。接受《圣经》的宗教、西方各国所知的各种有用的科学以及许多机械技艺，还有本国人民自由地出国往来——这一切都被他们那些傲慢的统治者禁止中国的亿万百姓享有；这样，他们宁愿继续做堕落的迷信的奴隶，对普通的科学一无所知，并被剥夺了基督教的仁爱、博爱和知识所能够而且愿意给予他们的一切。这种自居至上的态度，以及对其正当性的真实印象，是围绕着他们的一堵比北京以北那道长长的石墙还要高的墙。武力似乎是摧毁这样一道屏障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必要的，为的是迫使中国政府以平等的地位接待西方列强，或者至少使它像对待本国人民一样对待西方列强的臣民。在中国人被迫放弃这种错误的自命之前，解决纠纷的希望是很小的；至于使他们确信这种自命本身是不公正的、毫无根据的、愚蠢的，则可以放心地交给真正的宗教、有益的商业和健全的知识去逐渐施加影响。

英国议会就这一重大问题进行辩论的记录中，几乎没有一处提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特点。辩论几乎完全集中在鸦片贸易上，集中在敌对行动是否由于女王陛下的大臣们缺乏远见和防范所致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发言都表现出对原则和事实的无知：格雷厄姆爵士断言广州的总督们曾经认可过这项贸易；斯当东爵士说，如果不制止这些侮辱，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就会不安全，并说中国人最近的努力远远超出了该国以前公认的法律！卢欣顿博士坚持认为，地方官员的纵容使走私者可以免责；霍布豪斯爵士如实地说，政府之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鸦片贸易，是因为它有利可图；墨尔本勋爵更为坦率地说：「我们拥有特别适于种植鸦片的广大领土；我虽然希望政府不要如此直接地参与这项买卖，但我不准备保证放弃它。」威灵顿公爵认为，中国政府的努力是没有诚意的，因此不值得多加同情；而埃伦伯勒勋爵则谈到了一百五十万英镑的「来自外国人的」收入，如果放弃鸦片专卖、停止种植，他们就必须从别处去寻找这笔收入。没有人以鸦片被收缴为理由主张开战，但多数人赞成让已经开始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事实上，这场辩论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每当政治或利益横亘在道德问题的道路上时，即使是有良心的人也会对它视而不见。

维多利亚女王从来没有发布过任何宣战书，只有一道枢密院给海军部的命令，其中写道：「应向中国政府要求，对中国皇帝的某些官员最近对我国某些官员和臣民所采取的有害行动，给予赔偿和补偿。」这道命令的目的，主要是就如何处置可能被扣押的属于中国人的船只和货物作出指示。对于一个对万国公法一无所知的国家，也许不必履行宣战的手续；但倘若一八四〇年四月议会辩论时有一位北京派来的全权公使在场，他一定会说，他的政府的动机和行动被奇怪地歪曲了。现在是时候了：双方都应当在自己的议事中对彼此有更好的认识，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应当得到了解真相的途径。

中国人显然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斗争，开始调集军队、修缮炮台；林则徐这时已任两广总督，他购买了一艘大船「切萨皮克号」，并在澳门附近委任了一名道员，负责守卫海岸。英国人在中立国旗帜的掩护下进行贸易，林则徐也没有再去为难他们。不过，他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两封官方信函，希望她协助禁绝鸦片贸易；信中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同胞关于他们自身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的独特观念。尽管他对英国人有种种不满的理由，他对在海南失事的英国船「顺达号」的幸存船员却很友善，在他们到达广州之后，把他们送交给了他们的同胞。

注：见《英国蓝皮书·有关中国的往来文件》第四页；《中国丛报》第三卷第一八八页，第十一卷第一八八页。

注：见《中国丛报》第十一卷第二七页。

注：见《中国丛报》第三卷第三二七页、第二三五页。

注：见《中国丛报》第十五卷第六八页。

注：见《中国丛报》第五卷第一三九页、第二五九页、第三八五页以下，第四〇七页、第四〇九页、第四一三页及各处。

注：见《中国丛报》第七卷第四三七至四五六页、第六一三页。

注：罗伯特·皮尔爵士声称，这批财产是女王陛下的代理人未经任何授权而取得的；但当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六百万元的赔款时，英国政府却让它的臣民在伦敦领取他们的钱，而不是在中国支付，并且把一切费用都算在他们头上；又按照广州贸易有名无实时的市价来给鸦片定价，定出的价格几乎还不到东印度公司从中所得的一半。商人们连同应得的利息，损失了约二百万英镑，「皮尔爵士把一百万英镑从他们的腰包转进了国库」。——《中国丛报》第十三卷第五四页（转载自伦敦报纸）。

注：见《中国丛报》第八卷第九至十二页、第四九七至五〇三页；第九卷第二四一至二五七页。

九英国与中国第一次战争的经过和结果

一八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英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到达中国之前，伯麦爵士发布了封锁广州港的通告。住在那里的美国人曾请求林则徐准许他们所有在封锁开始以前到达的船只直接驶入内河。他批准了这个请求，但宣称，「谓英夷将行封港，乃荒谬之极，无异于肆口妄言」。义律上校也向百姓发布了一份宣言，广为散发，陈述英国人在林则徐手中所受的种种冤屈，并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从事和平的营生，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因为这场争执完全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事，女王已经派遣高级官员去把真相奏明皇帝。

伯麦爵士的舰队有五艘军舰、三艘轮船和二十一艘运输船，于七月四日到达定海港。对于招降的要求，中国官员们宣布，他们决心尽其所能进行抵抗；但抱怨说，要他们为在广州所犯的错误负责，是很不公平的，打击本应落在广州才是。进攻是在七月五日星期日进行的，这一天「威厘士厘号」（七十四门炮）向县城开炮，帆船和炮台还击。几分钟之内，炮台就被打哑了，三千人登陆，逼近城墙上布满兵士的定海城。当天夜里城被放弃了，大多数体面的居民都到宁波去了；许多中国高级官员阵亡，这一点，再加上见识了被用来对付他们的那支可怕的外国军队，使他们的兵士极度沮丧。

这次进攻的两天之后，两位全权代表懿律海军少将和义律上校乘「麦尔威厘号」（七十四门炮）到达舟山。他们把巴麦尊勋爵致皇帝书的副本送交厦门和宁波的当局，请他们转呈北京；但官员们拒绝承担这样的责任。

宁波知府采取措施，防止舟山的百姓「援助和慰劳」他们的征服者，派差役去记下那些供应他们的人；一个从广州来的买办被抓了回去。英国人以为中国百姓希望摆脱满洲人的枷锁，又希望安抚岛民，因而在为自己筹措给养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如本来可能采取的那样坚决。一小队人被派去把那个买办抢回来，但他们在岛上走了一趟而毫无结果，这表明百姓不愿与侵略者有任何瓜葛；而几个村中长老被捕，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郭实腊先生驻在舟山，尽力安抚百姓；当他四处劝导他们安分守己的时候，有些人问他：「你们既然这样希望和平，当初又何必到这里来呢？」

两位全权代表安排好岛上的政府、军队的驻地，以及对厦门、宁波、闽江口和长江口的封锁之后，离开定海，于八月十一日在白河口外下锚。义律上校上了岸，发现直隶总督琦善在大沽，便把那封信交给了他的差人；差人回来，请求宽限十天，以便把信呈给皇帝。在这段时间里，船只到辽东沿海去采办给养，好不容易才弄到。没有回音传来，二十八日便派了一支强大的小艇队上岸，带着一封给琦善的措辞严厉的信，这才查明，回信其实已经等候船只回来好几天了。于是安排琦善与义律上校于八月三十日星期日在大沽的一座大帐篷里亲自会晤。琦善以高超的手腕和才干为他那一方辩护，真诚地坚持这样一个论点：他的主子对英国人采取那样的做法，是毫无疑问的正当权利，因为英国人是、而且已经自己登记为他的朝贡的臣民。他不能就所有争执之点作出明确的处理，又争取到六天的宽限，以便再次请示北京。结果是一个合理的安排：琦善到广州去同英国全权代表会晤，在那里可以更好地查明真相；九月十五日，舰队回到了舟山。

在大沽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别处也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冲突。一艘失事船只的船员落入中国人手中，被押到宁波；一些出去采办给养的小队也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林则徐悬重赏捉拿英国船只和英国臣民，以激励他的部队；在澳门关闸内外驻扎了约一千二百人的部队。然而，士密舰长把两艘单桅帆船和一艘轮船开到他们阵地附近，很快就把兵士们赶走了，摧毁了他们的大炮和营房。

林则徐忙着招募乡勇、筹备广州的防务，但到了夏天，他奉命「迅速如火」地回北京。皇帝对他的这位臣子苛责得过分了：「汝不但不能断绝其贸易，亦不能拿获奸民。汝只以空言搪塞，于事毫无裨益，反致激起风波，衍生千端万绪之乱；汝竟束手无策，直如木偶一般。朕念及此，不胜愤懑忧郁。」尽管有封锁，贸易仍通过澳门转运茶叶和货物而继续进行；许多船只装货运往英国和美国。

懿律海军少将与浙江的伊里布订立了休战协定，双方同意各守一定的界线。由于驻地不好、疟疾流行和食物不当，疾病和死亡使定海的部队的健康和人数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七月登陆的四千人中已有四百多人死亡，住院的人数是死亡人数的三倍。百姓直到休战之后才敢重新开店；到岛上各处的巡视，使居民更好地了解到他们的临时统治者的个人品格，而有利可图的食物买卖，也鼓励他们进一步交往。

两位全权代表于十一月二十日回来，立即派一艘轮船送一封伊里布的公文给琦善；一个不懂白旗含义的官员向这艘船开了火——此后白旗的用意和特权就被理解了；琦善为这次不幸事件作了充分的道歉。十二月间恢复了谈判，但中国人宁愿抵抗也不愿对鸦片作充分赔偿的决心越来越明显了。琦善大概发现百姓对打仗的热情比他所设想的要高，但他自己的愿望是把事情「越快越好」地了结。作为最后选择提出了哪些要求，无从知道，但其中一项，即割让香港岛，他拒绝接受，并中断了讨论。于是伯麦准将于一月七日攻取了穿鼻和大角头的炮台；琦善当时在场，所见足以使他相信抵抗是愚蠢的，他于是止住了英军的进一步推进。

到一月二十日，中断的谈判已经进展到这样的地步，义律上校宣布就四点达成了初步协议，即：把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王室；分年赔款六百万元；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的官方往来；立即恢复英国在广州的贸易。根据这些协议，舟山和穿鼻将立即归还中国人，在宁波的俘虏将被释放，英国人则获准占据香港。义律上校的通告中所提到的琦善「一丝不苟的诚意」的一个证据，是他在香港张贴的告示，告诉居民他们现在归英国当局管辖了。此后又进行了两次会晤，在最后一次会晤时，四项条款中有两项——即第一期一百万元的赔款和二月一日以前开放贸易——显然不会履行了。朝廷意图的迹象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这个条约大概从来就没有被呈送给皇帝批准。

琦善把谈判进行到这一步，也许是希望以这样的条件解决纠纷会被他的皇帝主子所接受。另一方面，琦善一到广州，林则徐和他的同僚们就上奏反对和平的措施，而舟山的丢失令人痛心，更有力地支持了他们关于必须抵抗的建议。一支大军逼近白河，使皇帝惊恐，于是采取了和解的措施，提议在解决争端之前先移交广州查办；兵船一走，他又倾向于和平，下令在讨论进行期间不要攻击船只。但那些奏折已经改变了他的主意，在签订条约的时候，已经决定要打了。如果英国人不去占领并未给他们任何挑衅的舟山，而是溯长江和白河而上，驻扎在那里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那么和约大概很快就会订立。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中国人自居至上的虚妄观念会离开他们吗？

回顾四十年前的事，人们可以认识到这个条约的失败给双方带来的好处。相信中国终将接受福音的基督徒们的最大愿望，是希望它能向他们的慈善努力开放；但这个条约使这个国家对一切良好的影响——商业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仍像以前一样封闭，而走私、违法和吸食鸦片的祸害却依然故我。引出这次远征的危机不大可能很快再次出现；如果这次远征未能打破它的闭关自守，别的国家是不会去尝试这项任务的。每一个对中国怀有善意的人都怀着这样的希望：既然这场不幸的冲突不可避免，那么它的结果应当使整个国家充分向基督教国家的新生力量开放，同时又能免受其不良影响。

义律上校体会到林则徐的行为使皇帝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也知道无知与其说是双方的过错，不如说是双方的不幸；因此，他起初采取温和的方针，直到争执之点被公正地摆在百姓和朝廷面前为止，这是人道的做法。无论他的某些行为受到的批评是多么正当，他的政策中这一值得称道的特点，决不应该因为他始终如一地奉行这样的方针而招致那样一片谩骂。他的同胞本希望远征队一到达海岸，甚至还没有向朝廷提出要求，他就烧杀破坏；在他同琦善谈判期间，以及舟山被归还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对他所谓的容易上当的轻蔑的微笑。虎门条约虽然是两位全权大臣真诚地订立的，却被两位君主拒绝了，尽管理由相反：维多利亚拒绝它，是因为它给得不够；道光拒绝它，是因为它给得太多。

皇帝下令恢复战争，从各省调集军队到广州和定海，以便「剿洗净尽，歼除逆夷」，并敦促百姓像痛恨自己的仇人一样痛恨他们。他的上谕措辞激烈，说他的敌人悖逆天理，违背情理，与禽兽同心，「乃覆载所不容」，为神人所共愤，他必须履行上天所赋予的责任，把他们从地面上扫除干净。这道谕旨表明了这个骄傲的政府的真实行动原则：它断然拒绝了和平的提议，决意竭力维护它所想象的至上地位。中国现在要么胜利，要么崩溃。

敌对的意图已经如此明显，义律上校宣布伯麦准将将率领部队回到虎门；「复仇神号」的小艇在测量水深时遭到炮击，就在放弃舟山的同一天，亚娘鞋附近的炮台受到了攻击。悬赏五万元捉拿义律、伯麦、马礼逊和其他首恶，所有的防御工事都被整修得尽善尽美。二月二十六日，虎门的炮台全部被攻克，关天培提督死在他的岗位上。英国方面有九艘船，辅之以不到五百名陆军和两艘轮船。中国方面的兵力大概超过三千人，但炮台被攻占之后就不再抵抗了；总的损失据估计将近一千人。炮台修建得十分坚固，被舰船舷炮打死的人很少；火药库也保护得很好，没有发生爆炸；在炮台里找到的火药被用来炸毁城墙。在江的两岸和横档岛上，一共有八座大炮台，合起来形成一道炮台线，倘若掌握在欧洲军队手中，本是坚不可摧的，中国人自己这样认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次日，小船驶到头道滩，那里江岸上有一道长长的工事，还有一座由二千名兵士据守、配备一百多门大炮的壕营，江上还横着一道坚固的木排，表明他们决心在此据守。舰船和轮船向炮台和营地猛烈开火，对方也尽力还击，但伤亡最大的是在英国人登陆的时候。许多个人英勇的事例表明，中国人并不都缺乏勇气，但没有纪律和更好的武器，勇气也无济于事。将近四分之一的人被打死，营地被焚毁，「切萨皮克号」及其所有的储备被炸毁，船上的人大多被打死。轮船轻而易举地移开了木排，这使中国人大为沮丧，他们原以为这可以成为阻止船只接近省城的一道永久屏障。从这里起，直到距广州五英里的地方，道路都畅通了；当那里的炮台被攻下之后，知府于三月三日打着白旗来见义律上校，提议停战三天。

琦善已被勒令回北京听候审判；他在得知自己被革职时所上的奏折，是值得称道的。广东巡抚怡良被留下来主持全省事务，直到四位率领大军的将领到达为止。他们当中地位最高的是皇帝的侄子奕山，协助他的有杨芳、隆文和齐慎。在英国方面，郭富少将爵士从印度赶来指挥陆军，而伯麦爵士

则前往加尔各答招募兵员。广州城内外正在集结五六千人的部队，其中大多数来自西北各省，对市民来说，他们的陌生和可怕并不亚于外国敌人。

停战期满之后，英国人从通往省城的两条水道同时向广州推进；铁壳轮船「复仇神号」沿内河水道上行，扫除了途中的一切障碍，直到从海口到广州之间的每一座炮台、木排、炮位、营地和木栅都被攻占或摧毁，省城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商馆一直安然无恙，就在林则徐把外国人囚禁在那里整整两年之后，英国军队占据了它们。三月二十日，双方又商定了第二次停战，根据这次停战，贸易准许照旧进行；于是商船溯江而上，约有六个星期，贸易不间断地进行着——一方得到了他们的茶叶，另一方得到了他们的关税。这时新任总督祁贡和「靖逆将军」奕山到了；百姓心想稍有一点原因就会打破停战，便趁机搬走他们的财物，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一旦出事，他们会从自己的军队那里吃多少苦头。

五月中旬前后，中国人敌对的意图已经显而易见，尽管还披着友好表示的外衣；二十一日，义律上校通知所有外国人上船。秘密的进攻准备规模很大。准备了大火船和木排，沿江修筑了隐蔽的炮台，军队驻扎在寺庙里，大炮安放在街道上。就在义律上校发出通知的前一天，知府竟厚颜无耻地发布告示，向各阶层保证钦差大臣们的和平意图。他们发现猎物已经走了，便在夜间从水陆两路向船只发起攻击，但没有一艘船受到严重损伤。天亮以后，「复仇神号」前去追击火船和帆船，烧毁了六十多艘，同时三艘军舰打哑了沿岸的炮台。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搜查商馆寻找武器，并抢劫了三家洋行，这使知府大为惊慌，他对钦差说，这样造成的损失他将不得不赔偿。二十四日，郭富爵士和辛好士爵士率领的陆海军从香港赶到，准备包围省城。大部分军队在辛好士爵士的亲自指挥下，在省城上游的泥城登陆；辛好士爵士准备了许多船只，把二千六百人的部队，连同随军人员、大炮和物资，拖曳了约十二英里。一支分遣队登陆占据了商馆。郭富爵士在登陆地点附近一直待到次日早晨，然后全军向前推进，进攻城后的炮台和营地。随着英军的推进，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炮弹打不到英军，所以打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便开始在炮台外面集合，准备撤退。先头部队继续推进，把他们赶得纷纷从山上向城里逃窜；壕营被攻破，守军损失相当惨重，他们一到近战就四处逃跑；但在炮台里却发生了许多激烈的搏斗。

二十六日，一场倾盆大雨使一切行动都停了下来；两名官员也从这时已无人防守的城墙上要求谈判，同意派一个代表团来商议投降事宜。天黑以前没有使者出现，所以直到早晨，部队已经就位，大炮装好了弹药，引信点燃，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火的时候，义律上校派来了一个信使，要求在他结束谈判之前推迟进一步的行动。条件是：英军留在原阵地，直到交付六百万元的赎城费为止；三位钦差大臣及其全部军队撤到离城六十英里的地方；商馆财产的损失和焚毁西班牙双桅船「比尔拜诺号」的赔偿，立即交付或予以担保；以及将近五万人的中国军队撤出省城。义律上校在放他们走之前，确实应该要求奕山及其同僚为他们卑鄙的背信行为亲自道歉。他接受这笔赎金、使省城免遭攻陷，在当时就受到了尖锐的批评；而在此后十六年间，市民们一直保持着那种轻蔑的态度，证明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宽大。本国政府要他注意保护茶叶贸易的命令，在这一方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就无从得知了。

在英军占据高地的时候，来自贵州和广西的无法无天的兵士开始抢劫市民，市民进行报复，结果发生了流血事件，街上被打死了一千多人；一群约一万五千人的爱国村民，攻击留在城北山上的少数英军，但郭富爵士迅速前进，把这群乌合之众赶出约三英里远。次日他们又出现了，于是知府被告知，如果不立即驱散他们，就要炮轰省城；钦差们的威胁和劝说，在一名英国军官的协助下，终于使那群人退走了。纪律对单纯人数的优势，大概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显著：中国人的人数虽然超过英国人四十倍以上，却没有一个外国人被打死。

三十一日，知府提供了五百名苦力，帮助把大炮和物资运到江边；在义律上校第一次发出通知十天之后，一切都归还给了中国人。英军的伤亡是十四人阵亡，一百一十二人受伤，但约有三百人病死。中国人自始至终的损失，大概不会少于五千人，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大炮、抬枪和火绳枪。在部署兵力、设置隐蔽炮台以及装备部队和炮台方面，中国人表现出相当的谋略和技能，但缺乏纪律和信心，使一切防御都归于无效。奕山及其同僚上奏皇帝，详陈他们赎城的理由，并请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审查。

部队的疾病迫使英军留在香港休整并等待援军。伯麦准将作为全权代表之一回来了，从加尔各答带来了增援部队；远征队正要启程北上时，他和义律上校都在一场台风中遇险，这使船队又耽搁了几天。在他们启航之前，璞鼎查爵士和巴加海军少将爵士从英国直接到来，接替他们两人。璞鼎查爵士宣布了他的任命和职责，还给广州总督送去一件公文，向他保证，只要中国人不武装他们的炮台，不妨碍最近奉皇帝之命对英国船只重新开放的正常贸易，不骚扰住在商馆里的商人，现行的停战就将得到遵守。此后，在整个战争期间，广州的贸易一直在进行，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中断，照常缴纳关税和规费，好像根本没有发生敌对行动一样。

八月二十一日，远征队在郭富爵士和巴加海军少将的共同指挥下北上，共有两艘七十四门炮的战舰和七艘其他军舰、四艘轮船、二十三艘运输船和一艘测量船，共载约三千五百名兵士。六艘船和四五百名印度兵留在广州外海和香港，以迫使对方遵守停战。部队到达厦门，经过匆忙的侦察之后，向它的全部防御工事发起进攻，双方都没有多大的伤亡就把它们攻克了。二十七日攻占了该城，所有的武器和公家物资——墙炮、抬枪、火绳枪、盾牌、号衣、弓箭、长矛——以及大量的火药都被销毁了；在炮台里发现了五百门大炮。十四个月以前，英国皇家军舰「布朗底号」来到这个港口递送给北京的信时，防御工事只有城附近的两三座炮台；但此后，俯瞰港口的每一个岛屿和起屏障作用的岬角都已被占据并配备了武器，还修筑了一道一英里多长的石墙，墙上的炮眼用大石板覆顶，再盖上泥土以保护大炮，并在选择得当的地点修筑了炮位和棱堡。舰船的舷炮在这里没有多大效果，直到部队登陆，把那些「英勇地坚守在炮位上」的守军赶走之后，炮火才减弱下来，中国人才撤退了。城里被本地的盗匪洗劫一空，他们横行了好几个星期，直到那些怯懦的官员回来恢复职务为止。鼓浪屿由一支五百五十人的分遣队驻守，并留下三艘船保护他们。英国人在战船中发现了一艘按照外国式样建造的双层甲板船，已经下水，可以出海，装有二十门炮；所有的战船都被烧毁了。

九月二十九日，英国舰队再次驶入定海港，发现海滩自二月以来已经大为改观。城郊前面修筑了长达二英里的石墙和防御工事，此外还在精心选择的地点堆起了沙袋，筑起了多面堡。经过一场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勇气的防守之后，这些工事被攻克了；指挥炮台的总兵及其全部随从都战死在岗位上，发生了许多次白刃战。但勇气和人数都同样无济于事，两个小时之内，他们的防御工事就被扫清，城墙被攀越，全部守军被打散，全岛被征服；据估计，中国人损失了一千人。缴获了大量的大炮，其中有四十门仿照外国榴弹炮铸造的铜炮，以及大量的军需物资和粮食。一支分遣队被派往全岛各处，驱逐敌军，并向居民宣布他们现在归英国当局管辖。他们没有表现出前一年那样的惊慌；食物运来了，店铺开门了，普遍表现出对这些告示的信任。建立了一个军政府，留下了四百人的守军保护该岛。

浙江的军事行动由裕谦和余步云指挥；这两人都主张打仗，并尽其所能地加强了定海和镇海的防务，那里的炮台和火药库显示了他们行动的魄力。英国舰队于十月九日驶往镇海，次日早晨，一支约二千二百人、配备十二门野战炮和迫击炮的部队登陆，进攻镇海的城堡和壕营。这个阵地上有将近五千人，英军推进时，他们排成了良好的队形，向正面的纵队开火，射击也很准确，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两翼的两支分遣队；当三路几乎同时向他们开火时，他们的部队完全被打懵了，不久便全都溃散逃跑。他们不知道怎样请求饶命，所以有些人逃到乡间去，大部分人却向水边退却，被三路纵队追击，几百人被枪杀，几百人淹死。郭富爵士派人打出一面写着中文的旗帜，告诉他们如果投降就可以饶命，但扔下武器的人不超过五百个，不知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水面上很快就漂满了尸体，足有一千五百名兵士丧生。城和它的防御工事遭到炮击，守军被赶了出去。裕谦看到大势已去，企图投水自尽，但被人拦住，便退到余姚，据说在那里吞金自杀了。他是满人，无法忍受他的主子的不满；但他对落到他手中的两个英国人的残暴——其中一人被剥了皮然后活活烧死——曾引起了普遍的憎恶。约一百五十门铜炮，连同大量的火药和其他军需物资，都被销毁了。炮台和炮位上的大炮和炮架制造和安放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胜利者一进去就调转炮口对准逃跑的中国人。在镇海附近发现了一艘打算用人力推动的明轮船的船架，这同那些铜炮、旋转炮架以及在厦门发现的那艘护卫舰一样，表明中国人已经在模仿敌人的战争机械了。

十三日，宁波未经抵抗就被攻占了。许多百姓离开了城，留下来的人把自己关在家里，在门上写上「顺民」二字。安突德上尉占据了他从前被囚禁的牢房——在那里他找到了当初把他装在里面抬来抬去的那只笼子——并释放了所有的囚犯，以便腾出地方给他的炮兵分遣队。在这座建筑物里找到了约十万元的纹银，在库房里找到了七万多元，在钱局里找到了好几吨铜钱，在官仓里找到了大米、丝绸和瓷器，合起来是迄今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战利品。璞鼎查爵士起初打算焚毁这座城，但幸而为了他的名声，他决定把它作为冬季营地。他在镇海留下一支守军，于一八四二年二月回到香港，郭富爵士和海军少将则留在北方。

厦门、定海、镇海和宁波的陷落，非但没有使皇帝灰心，反而使他更加振奋。他的钦差、将军和高级官员们一般都尽了他们的知识和手段所能做到的，失败时，便歪曲对方投入的兵力，把罪责推到百姓、天气、帮助英国人的汉奸或水师装备不足身上，来掩饰他们无法完全隐瞒的失败。从广州带着胜利的纪念品被遣回家乡的部队，激发了西部各省的好战情绪。他们走后，奕山拟定了种种防御措施，其中之一是在省城附近招募二三千名乡勇，由他们自己的头目统领。百姓既然被教导要轻视外国人，便很容易被激起对外国人的愤恨，一些侮辱和放肆的事例被一再传播和夸大，以煽起复仇的情绪。此外，这些爱国者以为，倘若伟大的皇帝号召他们，而不是把这场争端交给琦善和知府那样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懦夫去处理，他们本可以为他向敌人报仇的。

因此，停战不久就被人以不光明的手段破坏了：他们在江里沉下了几百吨石头。英国皇家军舰「保皇党号」夷平了虎门的防御工事，尼阿斯舰长在黄埔摧毁了一些船只。这些炮台被摧毁、他本人从江上撤走之后，奕山便把注意力转向在省城附近修筑炮台、铸造大炮、操练乡勇，到新年时，乡勇已将近三万人。他还举行了一次公宴，

宴请城中的富户，以探知他们是否愿意为这些措施捐助经费。然而，由于省里的官员对装运茶叶没有设置严重的障碍，而他们办理这些事业的经费主要又来自茶叶的关税，英国官员认为最好不去理会他们。

在别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朝廷原以为厦门会遭到攻击，因为「布朗底号」的来访表明，这些「如鼠出入」的夷人知道它的存在；但这个省的百姓，除了厦门附近的人以外，对这场争端并不特别关心，他们对这场争端的了解，大概还远不如英国和美国大部分地方的人；在他们那里，没有派有「特派记者」撰写「来自战地的最新消息」的报纸来叙述这场斗争的进展，对他们来说，这场斗争就像远方的闪电在他们自己宁静的天空中无声地映照一样。厦门遭到洗劫，对该城的市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抢劫者大多是他们的同胞；当「都鲁壹号」的士密舰长在那里指挥了一段时间、他的为人为人们所了解之后，他们便回到自己的房屋和店铺，向守军供应食物，甚至还把一个逃兵送了回来，并协助追捕一些海盗。关于攻击的谣言总是报告给他，他的声明消除了他们的恐惧，所以在同知恢复职权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骚乱。鼓浪屿上的传教士们所作的解释，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占领该岛的目的，这也有助于达到这一结果。

镇海和宁波的丢失，使浙江东部向侵略者敞开了大门，这比广州被毁更使朝廷惊恐。皇帝任命他的侄子奕经为「扬威将军」，与他同行的有特依顺和文蔚，都是满人，统率大军，并唤起沿海居民武装起来自卫。「臣民人等！我疆土之内的居民！尔等皆我朝之赤子！二百年来，尔等践我之土，食我之毛。尔等中有天良者，必当痛恨此等悖逆作乱之夷，如痛恨私仇一般。断不可为其诡计所惑，与之往来居住。」这就是为鼓舞他们而发布的一道上谕的结尾劝勉之词。为了筹措作战经费，政府采取了卖官鬻爵的办法，并向富户摊派捐输，向百姓征收捐款；数额大的，便加以表彰和奖赏。琦善在北京受审，被判处死刑，却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获得缓刑，被派去作为奕经的参赞，但他始终没有走出直隶。林则徐也从伊犁被召回——如果他确实曾到过长城以外的话；伊里布因为善待并释放了在宁波的俘虏而赢得了英国人的好感，也被判处流放，但他也没有走出沙漠。

在天津和大沽修筑了防御工事，以守卫通往京城的通道，但白河口的沙洲本身就是足够的保护。由于担心英国人会向杭州城进军，全省的军队和一切可用的资源都被征调起来。郭富爵士只能从宁波经陆路进军才能接近杭州，他认为最好等待援军，因为他进入宁波时，可用的兵力已减少到六百人。皇帝对阵亡者家属的抚恤和对他们的追赠荣衔，激励了其他人奋勇作战，决心为他们的主子报仇。裕谦「投水殉国」，在昭忠祠受到很高的追封，他的弟弟获准把他的灵柩运进北京城。较为卑微的臣仆的名字，在上谕中也没有被遗忘，他们在「君王所乐于表彰」的人中也得到了一席之地。中国人就这样力图重新维护他们的至上地位，尽管他们为惩罚悖逆的夷人所作的谋划和努力，同老鼠商议「如何给猫挂铃铛」不无相似之处。

占领宁波是中国将军们的眼中钉，但市民们已经懂得了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一般都安分守己。他们在种种偷运掳掠来的财物的巧计中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例如把贵重物品放进棺材和粪筐里，裹在尸体上，藏在蔬菜或垃圾下面。有一队人在宁波附近追上了两个抬着一只大筐逃跑的人；追上并夺回筐子之后，发现里面蜷缩着一位衣着体面的太太，她被发现时却并没有叫喊。另一位是在一艘帆船的柜子里发现的；船长想仔细看看她裹脚的方式，便叫手下的人把那「尸体」从柜子里抬出来，这时一声尖叫揭穿了这个把戏；她被放走了，她想藏起来的钱也交还到了她手中。在大多数官员的住宅里都发现了鸦片；它的买卖没有因为战争而受到严重的遏制，双方也都没有提到它。

一八四一年年底前后，得到了在余姚集结着一支大军的情报。两艘铁壳轮船不久就载来七百人登陆，他们占据了一个阵地过夜，打算次日早晨攀登城墙；但守军放弃了该城。海军陆战队和水兵绕城墙巡视了一周，发现约一千人的部队排列成阵；双方交火之后，对方就开始奔逃。公家物资被销毁，城镇交给市民自己照管，双方都没有多少伤亡。将军在回程中视察了慈溪，但军队和官员都已逃走了。粮仓里发现的大米被分给了城里的人，分遣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回到宁波。在类似的一次到奉化的巡视中，发现官员和军队都已逃走，所以剩下的事只是销毁官府的物资，把大米分给百姓。这两次远征把「扬威将军」奕经及其同僚吓得逃到了江苏的苏州。有这样的将领，宁波附近的村民希望归英国人统治，也就不足为怪了；英军的节制所产生的效果，表现在最初的惊慌过去之后，百姓就很少或根本不去骚扰他们，并尽可能地供应他们的需要。

英军在宁波的营地刚刚安顿下来，中国人就于三月十日对该城发动了一次策划周密的夜袭，揭开了战役的序幕。前一天，许多兵士穿着平民的衣服进了城，埋伏在城门附近；凌晨三点钟左右，西门和南门遭到攻击并被攻破。莫里斯上校命令一队人去夺回南门，南门被夺回了，敌人损失相当惨重；像通常发生的那样，中国人一遭到抵抗，就忘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人人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使自己更充分地暴露在毁灭之下。天快亮时，守军在西门集合，拖着两三门榴弹炮穿过西门，遇到了排成密集队形的敌军主力，由一个骑马的军官率领。向这密集的人群倾泻的排枪把他们成片地扫倒，街道被尸体堵塞了，那个首领的马竟被尸体盖住，只见他徒劳地挣扎着想脱身。那些逃过正面火力的人，又遭到了背后的攻击；最后约有六百人被打死，五千人的全军被不到二百名欧洲人打散，而欧洲人只损失了一人阵亡、六人受伤。

然后，英国人准备进攻慈溪附近一座由八千人据守的壕营，约一千二百人登上了轮船。中国人把阵地选在城后两座小山的山坡上，选得很好；为了使敌人完全陷入混乱并将其驱散，进攻部队分成三路，同时从三面向他们发起攻击，结果造成了大量的杀伤。中国人在开始同对手短兵相接之前并没有逃跑，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那些威吓的姿势和呐喊、他们那些虎头盾牌和双刃刀，既吓不倒夷人，也抵挡不住夷人的手枪、刺刀和猛烈的冲击。在这些战斗中，英军各部队之间争先立功的竞赛，有时堕落成对逃跑的敌人的非人道的屠杀，敌人被看作好猎物而不是同类，有时被追出好几英里远。在这次交战以及进攻宁波的战斗中，大多数中国兵士来自西部各省，他们的身材和体力都超过以前所遇到的兵士。他们被每人四五元的赏银鼓动去进攻宁波，在他们的尸体上发现了一块块纹银。中国人有一千人死在战场上，其中许多是自杀的；英国人的伤亡是六人阵亡、三十七人受伤。

胜利者在早晨放火烧了中国人的营地，把所有用作军械库的房屋连同其中各种武器弹药都烧光了。部队接着开往山中的一个隘口长溪岭，但官军已经放弃了他们的营地，只留下「相当数量的上好面饼」。郭富爵士在他的公文中谈到了他的部下对居民的克制；在整个战争中，英国人都努力不伤害百姓，尊重他们的财产。英国人就这样打散了皇帝和他的「扬威将军」为歼灭叛逆而调集起来的那一部分大军。逃兵在杭州附近的同伴中散布了如此的恐慌，以至于部队开始逃亡，表现出要全部溃散的迹象；而百姓又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他们很自然地抱怨不得不供养这些打败仗的保卫者，还要忍受他们暴虐的勒索。

宁波和镇海附近的中国人对英国人如此信任，又从他们的存在中得到了如此多的好处，所以没有发生任何骚乱。中国将军们悬赏捉拿俘虏，诱使百姓埋伏起来等候掉队的人。有一个名叫坎贝尔的中士在定海附近被抓住，被装进一只口袋里抬到海边，装上一艘帆船，在乍浦上岸，然后才被解开头罩。他的一只耳朵被人用剪刀剪掉了，但到了杭州之后，他受到了很好的对待。在杭州被囚禁期间，中国官员常常询问他关于他的同胞的行动、兵力和武器的情况，从他们所提问题的性质来看，他对他们的智力评价很高。

五月间，郭富爵士所率的全部兵力，包括四个英国团的一部分、一个二百五十人的海军旅和少数印度兵，共约二千五百人；舰队有七艘军舰和四艘轮船。十七日，全军停泊在镇海以北约四十英里的乍浦港。这里的炮台和壕营里驻扎着约六千三百名汉兵和一千七百名满兵。英军照例分三路登陆，没有遇到抵抗，立即把对方秩序井然的军队和守军变成了一群逃兵，每个人都扔掉武器和号衣，大步飞逃。一队三百名满兵看到退路已被切断，便退进一座有围墙的庙宇，庙的入口又窄又暗。每一个企图进去的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其中一人是汤林森中校。最后，一部分墙被炸开，使庙里的人暴露在敌人的步枪之下，一两枚火箭又使建筑物起了火，把里面的人从阵地上赶到下面的房间里；抵抗停止时，只有五十人被俘，其余的人不是被烧死就是被闷死。侵略者的总损失是十三人阵亡、五十二人受伤。

乍浦的防御工事被攻克了，敌人损失约一千五百人，英国人随即向城内推进。这是满人第一次真正同英国人交手；他们或者是害怕失败之后会遭到不加区别的屠杀——倘若他们是胜利者，他们就会这样做——或者是不能忍受自己的耻辱，大批地自杀了：先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然后割断自己的喉咙。在他们的住处发现了几十具尸体，有些还没有完全断气；另一些人被阻止了自杀；在许多情况下，发现年幼的孩子守护着他们年老或有病的父母，在可怕的焦虑中等待着征服者的到来，他们以为征服者除了立即杀死他们以外，不会有别的做法。英国外科医生们尽力为他们所遇到的受伤的中国人包扎伤口，这些关照对中国高级官员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伊里布本人写来一封信，感谢将军和海军少将给饥饿的人饭吃、照料伤员的好意。这位老人力图报答这种好意，尽可能使他手中的俘虏过得舒适一些，并在释放他们时给了他们钱。英国将领们销毁了官府的一切物资，重新上船时，把俘虏们带着一点小礼物释放了；他们回到杭州之后，大声称赞这些外国人。

远征队继续北上，到达长江口，抵达吴淞口，六月十六日，船只在沿江西岸伸展足有三英里的坚固的石砌炮台前面占据了各自指定的位置。其中一座工事环绕着宝山县城，架有一百三十四门炮；其余的工事总共有一百七十五门炮，其中四十二门是铜炮。这些防御工事由一支经过精选的部队据守，由陈化成指挥。船只刚刚就位，炮台就开火了，双方互相炮击了约两个小时，中国人操炮颇有技巧，也颇有效果。海军陆战队登陆冲进去时，他们英勇地同对方交手，战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在战船中有几艘新式的明轮船，有两个木制的明轮，由一个绞盘带动，绞盘的齿轮与轴上的齿轮相啮合，由炮甲板上的人推动。这些船正划着逃离危险，轮船追上去把它们打哑了。守军和部队共有不下五千人，被打死的中国人约有一百人。两江总督牛鉴当时在场，他在奏报炮台失守、部队溃散时说，他冒着最猛烈的炮火，「炮弹无数，在天空中可怕地纷乱飞舞，落在他的前后左右；远远望去，只见逆船屹立，高如山岳。逆夷之凶悍，不可思议；官兵死于岗位者甚众。一切抵御遏止之努力均归无效，退却势所难免」。

阵亡者中有陈将军，他曾不辞劳苦地操练他的部队，给他们分派岗位，

并以他自己勇敢献身的精神激励他们。在一篇关于他的记述中说，进攻那天早晨，「他穿上朝服，拜祷天地，然后命令全体将弁兵丁备好军械弹药」。牛鉴的行为并不能鼓舞他们，大多数军官看到炮台残破的样子，便「上前请求撤退」。海军陆战队冲进炮台时，陈化成的副将建议撤退，他却向他拔出剑来，说道：「我错信你了！」他又一次激励部下，亲自装填和施放抬枪，最后身中多伤，倒在炮台的墙上，临死时还向着皇宫的方向叩首。皇帝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在他的家乡和他阵亡的地方为他立了祠；在上海的城隍庙里有一尊他身穿朝服的坐像，人们在像前焚香。他的家属得到了一千两的赏银，他的儿子被特旨赏给举人。这篇记述中还提到上海流传的一个传闻，说他死后约两个星期，通过松江的乩坛传下消息，说他已被昊天上帝擢升为雷部的副总管，所以他虽然生前未能剿灭逆夷以报皇恩，死后仍能对国家有所帮助。

除了铜炮之外，各种物资都被销毁了；铜炮中有一门年代久远的西班牙炮，还有一门三百多年前的中国炮，两者的形状都很奇特，后者像一只小口的坛子。十九日，英军共二千人登陆，从陆路向上海进发。攻取吴淞之后，随同海军少将担任翻译的郭实腊先生成功地安抚了百姓，劝他们留在家里；他还负责采办给养。船只用一次舷炮齐射就打哑了城附近的两座小炮台，部队未经抵抗就进了城。这里可以看到以前善待百姓、尊重他们的财产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利洛上尉说，沿江岸行军时，他经过两个村子，那里的店铺都开着，店主都在店里，左右两边聚集着一群群的人看他们经过。部队占据了军械局、当铺和庙宇，销毁了官府的全部物资，并把粮仓里的大米分给了百姓。缴获的大炮共三百八十八门，其中七十六门是铜炮；有些铜炮取名为「平夷」「靖夷」，另一些叫「贼之判」，还有一门十二英尺长的炮叫「夷」。市民们自愿出来供应食物，并说几天以前城里曾发生过一场严重的冲突，那是他们同官员之间的冲突，因为官员们想征收一笔守城的捐款，而那时他们自己正准备弃城而逃。城墙前面的船上挤满了带着财物逃难的居民，其中许多人几天后又回来了。部队于六月二十三日撤出上海，使它成为迄今攻取的城市中受损最轻的一座，这主要是由于百姓自己努力保护了他们的财产。停泊在城外的八百多艘帆船没有受到伤害，但船主们无疑被迫为勒索的三十万元赎金出了一份钱。璞鼎查爵士这时重新回到远征队，萨尔顿勋爵与他同来，带来了陆海两军的大批援军，于是立即着手准备溯长江而上，切断大运河跨越长江的交通。

中国官员不懂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主要是通过英国人雇用的本地人带给他们的传闻来了解敌人的意图的，因此常常误导皇帝——在提到可能遭到攻击的地点时，是无意中说错了；但在说到敌人的人数和他们在胜利时的行为时，却是有意的。上海的陷落以及可能向松江和苏州的进军，使他大为惊恐，他这时开始认为，逆夷真的打算溯江而上到南京和大运河去，而他原来被保证说那不是他们的目的。于是他把军队集中在镇江、南京、苏州和天津这四个他担心有危险的地方，并派耆英和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牛鉴办理民政事务；军事则仍交由无能的奕经管理。长江沿岸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有适于修筑炮台的位置，牛鉴明智地拒绝在镇江用木桩堵塞大江，以免惊扰居民。不过，还是下令准备火筏和火船来保卫该城，并在那里和南京集结了援军，其中一部分驻扎在城外，一部分编入守军。落入英国人手中的文件的口气，表明了朝廷对于这次溯江行动的结果所感到的焦虑。

这时，英国全权代表发布并散发了一份宣言，「以告该国百姓」。他在这份文件中，与义律上校以前的做法大致相同，列举了英国人在广州所受的种种冤屈：林则徐为了勒索鸦片而对他们进行劫掠、侮辱和监禁，英国监督为了使他自己和他的同胞免于一死，才交出了鸦片。中国政府派琦善为钦差到广州去处理事务，然后在他谈判期间撕毁条约，背信弃义地诉诸战争，这种两面派的行为是「得罪英国的又一重大事件」。虐待被绑架的俘虏，谎报战胜英国人，从而误导皇帝、延误战争的解决，是另一个得罪的原因。把贸易限制在广州，建立行商的垄断，通过他们的诡计对贸易施加压迫性的、不公正的勒索，以及许多不必一一列举的较小的冤屈，构成了这份诉状的最后一项。要缔结和约，必须答应三件事，即：割让一个岛屿供通商和商人居住；赔偿损失和费用；以及准许两国官员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友好而得体的交往。然而，这份宣言对于战争的真正起因——鸦片贸易——却只字未提，在这一点上，它远不是对问题的坦率、公正的陈述。它更像拿破仑在《箴言报》上发表的公报；考虑到大不列颠和中国在道德上和智力上的状况，它未能维护前者的崇高地位。

璞鼎查爵士明知吸食这种毒品是折磨这个民族的最大祸害之一，他本应在这样一份文件中，不给统治者或臣民留下任何余地去设想这场战争是为了维护和支持鸦片贸易而进行的。他不可能不知道，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的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是由于他们禁止这项买卖的努力没有成功而引起的；而如果他们失败了，鸦片贸易就必将不受遏制地继续下去。在这份宣言中，至上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必须放弃它；但对于中国政府想要遏制这一可怕祸害的正当愿望，却没有给予任何鼓励和保证。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他鼓励采取任何反对这项贸易的行动，他就不能指望从他在印度或英国的上司那里得到什么提升或奖赏，因为他们指望这项贸易带来它所能带来的全部收入；也不能指望得到商人们的体谅，因为如果他告诉中国人，他们在任何地方发现鸦片快船都可以攻击，可以尽量没收鸦片，英国的力量不会干预，商人们是不会感谢他的。

大约与此同时，皇帝也发布了一道告示，历述他为制止战争所作的行为和努力，说明他为消弭灾祸、镇压叛逆所做的一切。在这份文件中，鸦片贸易以及他长期以来为禁止它所作的努力，尤其是林则徐的措施，被看作这场战争的起因；最后，他对英国人在厦门、舟山、宁波和别处的进攻给他的子民造成的苦难和损失表示痛惜，并劝勉他们再接再厉。这场战争在中国百姓心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它是一场鸦片战争，主要是为了维护鸦片而进行的——这是永远令人遗憾的。但是，国家也像个人一样，通常必须更多地依靠强权而不是公理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当自知软弱使他们采取不光明的手段来恢复自己的权利时，在清算的日子里，人们很少去想导致这些行为的诱因。英国在金钱方面的要求，当时并不被认为是苛刻的；但她本应、而且当时也能够通过她的全权代表，有效地使自己摆脱对这项买卖的一切认可。既然墨尔本勋爵能够希望这项买卖不那么令人反感，璞鼎查爵士当然也可以同样公开地表示他对它的存在感到遗憾。他大概并不认为吸食鸦片有多么大的害处。

七月六日远征队离开吴淞时，舰船、轮船、运输船等共有七十二艘，其中大多数是大船。它们分为五队，另有一支由五艘小轮船和补给船组成的先遣队负责测量江道，每一队都由一艘护卫舰或七十四门炮的战舰领头。一支拥有科学、技能和纪律的小部队，对于大批没有纪律、无知而互不信任的兵士所具有的优势，世界上很少见过比这次大胆的行动更为显著的例子。且不说人数上的巨大悬殊，舰船集结自地球上遥远的各个角落，侵略军中有许多种语言和民族，他们的船只之巨大，给养之充足，武器之优越，这支小部队对于它那无能的对手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也同样显著。看到这样一支舰队驶上他们的大江，居民们又惊讶又恐惧。

镇江离长江南岸半英里，四周有一道周长四英里的高城墙，城后有相当高的山。运河从南面流来，紧挨着城的西侧城墙，江和运河的两岸都有大片的城郊——这时完全处在舰船大炮的控制之下，从某些位置上还能炮轰城内。城北的一座陡峭的小山部分地遮住了城，使舰船上看不见，直到占领了这座小山的山顶，才看得见城后的三座中国营地。将军把他那七千人的小部队分为三个旅，由萨尔顿勋爵、舒德和巴特利三位少将指挥，另有一个五百七十名官兵的炮兵旅，由蒙哥马利中校指挥。中国的营地里有三千多人，大多是湖北和浙江两省的兵士。城内的满洲守军有一千二百名正规兵和八百名来自青海的蒙古兵，还有八百三十五名汉兵，共计二千六百到二千八百名战斗人员；全军由海龄统率，他在时间所允许的范围内部署了兵力，加强了防御手段。他给皇帝的最后一份奏报以这样的保证结束：「奴才惟有竭尽心力，以图仰报国恩于万一。」

萨尔顿勋爵率领的右路旅很快就把官军赶出了营地，官军不等他逼近，远远地放了三四排枪就溃散了。利洛上尉说，当志愿人员小队接近营地时，他们经过山上的一个小村子：「村子并没有被放弃；有些房子关着门，另一些房子的居民站在街上，呆呆地惊奇地瞪着我们；虽然他们正在观看外国人同他们的同胞之间的一场战斗，而且自己也有被枪打中的危险，他们却若无其事地吃着饭。」

舒德少将率领的中路旅在城的北角登陆，要攀登那一边的城墙，并阻止营地的部队进入城门。他遭到了持续的火力射击，他的部下在坚决的抵抗面前架起梯子往上爬；他们一登上城垛，就把鞑靼兵赶在前面，虽然对方英勇地争夺每一段通道。在他们攀登城墙的时候，从北面和东面向城内不断射击，在这种掩护下，他们肃清城墙之后，向西门推进，征服了城北部的一切抵抗，把鞑靼兵赶到城南区。

巴特利少将率领的左路旅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早到达西边，因为被运河耽搁了；运河在这里宽七八十英尺，形成了这一边的一道深壕。西门被炸开了，爆炸把门里堆着用来加固门闩的一大堆沙袋也一起炸飞了。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七艘载着炮兵的小船驶入运河，准备上行到城门；但在快到城门对面时，被城墙上猛烈的火力击退，人们被迫丢下前面三艘船，躲进沿岸的房屋里；其余的船在一些房屋的掩护下停下来，直到同伴们回来会合，然后全部回到船上。于是二百名海军陆战队登陆，与三百名印度兵一起，很快就夺回了船只，把伤员运了回去。然后这一队人冒着城墙上猛烈的火力架起梯子，排除一切抵抗，攻上了城墙。

三个城门的一切抵抗都被克服之后，人们以为城已差不多被征服了。于是郭富爵士因为天气炎热，命令部下停止前进，并派一支小部队沿西城墙去占领南门。这一小队人走了约半英里，遇到一队八百到一千人的鞑靼兵，在一块空地上排列整齐。他们开枪沉着而有秩序，但他们的英勇毫无用处，因为这一队人向他们放了一排枪，就冲下城墙，立即把他们打散了，不过并不是没有遇到一些抵抗。然而，被打散的鞑靼兵继续在街上和从房屋里零星地射击，这主要只是激怒了他们的敌人，增加了他们自己的损失。

天气的炎热过去之后，总司令在郭实腊先生和几个中国人的引导下，率领两个团进入城南区。他所遇到的那种凄凉悲惨的景象，似乎使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将感到恶心，因为他在公文中说：「我们所进的每一所房子里都有鞑靼人的尸体，主要是妇女和儿童，或被投入井中，或以其他方式被他们自己的人杀害；我很高兴把部队从这可怕的毁灭景象中撤出来，安置在城的北区。」那的确是一幅可怕的景象。随同

郭富爵士的利洛上尉说，他们来到一座被认为是知府住宅的大建筑物前，把门撞开，发现里面空无一人，陈设却很齐全，而且规模很大；「我们放了一把火烧了它，继续前进」。他没有说这种野蛮行为有什么目的或好处。他离开将军，拐进一条街，撞开一座大宅子的门；映入他眼帘的景象令人震惊：

我们越过堆在门口作为路障的一堆堆家具，进入一个院子，院子里扔满了贵重的衣料，到处是凝结的血块；在通向祖先堂的台阶上，躺着两具年轻的鞑靼人的尸体，已经冰冷僵硬，看样子是兄弟。他们刚跨进自己家的门槛，就因失血过多倒在那里死去了。我们跨过这两具尸体，走进堂屋，迎面坐着三个女人，一个母亲和两个女儿；在她们的脚边躺着两具年长男子的尸体，喉咙从一只耳朵割到另一只耳朵，失去知觉的头枕在亲人的脚上。右边有两个年轻的姑娘，美丽而娇弱，蜷伏着，竭力遮掩着一个活着的兵士。在战斗激烈的时候，热血沸腾，人与人之间进行着生死搏斗，伤者的痛苦、苦难和痛楚的景象是不会引起注意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人性；但当激动随着胜利而平息下来时，回顾之下而无动于衷的心，就几乎不能算是人心了。即使是一生过着劫掠和杀戮生活的最年老的人，他那最冷酷的心在注视这悲惨的景象时也不可能不为之所动。我看到这情景，惊骇地停住了脚步。那母亲脸上那种冷漠的、难以言表的绝望的表情，变成了轻蔑和仇恨的剧烈扭动，最后爆发为一阵痛骂，接着是泪如泉涌，这似乎——如果有什么能够的话——使她得到了一些宽解。她走到我跟前，抓住我的胳膊，咬紧牙关，狠狠地皱着眉头，指着那些尸体，指着她的女儿们，指着她那依然华丽的房子，又指着她自己；然后后退一步，紧握双拳，用嘶哑的声音——我从她的手势可以看出——诉说她的苦难、她的仇恨，我毫不怀疑，还有她的复仇。我试图用手势解释，表示愿意为她效劳，却遭到了唾弃。我竭力使她明白，无论她现在的苦难有多大，在她无人保护的情况下，苦难可能还会增加百倍；如果她肯接受我的引导，我可以把她安全地送出城门，到乡下去；但这个可怜的女人不肯听我的，这时全家都在大声号哭。我所能做的，只是阻止兵士们用刺刀去刺那个男人，他自我们进来以后一直想逃走。

生命的毁灭是骇人听闻的。有些满人关上房门，从门缝里可以看到他们从容地割断他们女人的喉咙，把孩子扔进井里害死。在一所房子里，一个男人把妻子按在井口上锯她的喉咙时被枪打死了，他已经把孩子扔进了那口井里；她的伤口被缝合了，孩子们的性命也得救了。在另一所房子里，发现了不下十四具尸体，主要是妇女；他们对侵略者的恐惧和仇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每一个满人都宁愿抵抗、战死、自杀或逃跑，而不愿投降。据估计，四千名满人中，幸存者不超过五百，大部分人是死于自己之手的。

官署被洗劫，一切武器和物资被销毁；库房里只找到六万元的纹银。民众开始抢劫；有一次，他们唯恐自己的贪欲受到制止，竟在一条街的两头放火烧房子，以便不受干扰地抢劫一家当铺。大街小巷扔满了丝绸、皮毛和其他贵重的衣服，那是抢劫者看到更值钱的东西时扔掉的；印度兵和随军人员能找到什么就拿什么。于是在各城门派驻了人员，把本地人出城时带的东西以及他们扔过城墙的东西统统拿下来，这样盗贼们反过来又被剥夺了。部队登陆后二十四小时之内，镇江城内外便成了一片废墟和毁灭；后来东城墙的一部分被炸毁，所有的城门都被拆除，以防不测。英国人的总损失是三十七人阵亡、一百三十一人受伤。

在镇江上演这些可怕景象的同时，在长江北岸的仪征县却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对照。四天以前，轮船「复仇神号」的到来曾引起了不小的惊慌；晚上，一位中国绅士带着一些礼物来到船上，打听是否有攻击县城的意图。他被告知，如果他送来肉类和食物，就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他所带来的一切都会付钱。早晨，食物送来了，他留在船上看轮船追赶并截住帆船；这些新奇的动作使他大为惊奇，使他对侵略者的魄力有了新的认识。晚上，他被吩咐送来更多的食物，于是三只小船上行到县城去采办。百姓没有表现出敌意，在他的帮助下，英国人在一座庙宇的院子里开设了一个市场，在那里购买给养，装上小帆船，运到舰队去。二十一日，这个人按照约定来陪同一大群英国人从船上到他家里去，他已为他们准备了宴席。通过一个中国男孩的媒介，交流进行得很顺利，城里人的惊恐也平息了；还发布了一道告示，说明一切安分守己的人都不会受到伤害。这位绅士邀请了一大群亲戚朋友，为客人们摆了酒席；在这整个时间里，都能听到从镇江传来的炮声，在那里，这些正愉快地吃喝着的人的同胞正在进行敌对的交战。回到船上时，主人又表示了额外的敬意：每位军官走路时，两边各有一个衣冠楚楚的人为他扇扇子。在作为市场的庙宇里，又摆了一次酒席。双方都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英国人的克制也不是没有好的效果。这种奇特的对照，在中英之间的战争中是屡见不鲜的。

一些大船被拖曳着驶往南京，全舰队于八月九日到达那里，那时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但英国将领们希望避免重演镇江那样的惨剧，也给牛鉴送去一封信，提出以三百万元赎城。

这座著名的城市位于长江以南约三英里，但外城墙的东北角伸到离江边不到七百步的地方；西面城墙有一段沿着林木茂密的小山山脚延伸，然后穿过平地绕到南面，两面都有一道深壕防护。城郊就在这片低地上，郭富爵士打算在那里炮轰全城，从东面攻入，同时在其他地点进行牵制，使守军无所适从。他的部队只有四千五百名有战斗力的人；据尽可能了解到的情况，城里有六千名满兵和九千名汉兵。十一日，萨尔顿勋爵的旅在一个村子登陆，从那里有一条石板路通往东面的一个城门，其他分遣队驻扎在附近。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八月十五日天一亮就发起进攻；两江总督被告知，除非钦差大臣们出示他们谈判的授权书，否则进攻必将进行。

在镇江陷落和南京被围之间，收到了中国官员的几封来信，其中一封是耆英写的，措辞和解，表示希望和平。璞鼎查爵士以同样的口吻作了答复，对战争及其继续所造成的灾难表示痛惜，但说明他不能同任何未经正式授权议和的人会晤，无论其地位多么崇高。皇帝大概直到镇江陷落之后，才接到他的大臣们关于议和的任何建议；因此，对伊里布和他的同僚来说，把对南京的进攻推迟到能从京城得到答复为止，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英国人心中照例对他们的诚意抱有怀疑，把这一切都看作完善防务、为百姓撤离争取时间的计谋；因此，攻城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以便使对方更加确信：如果一方在搞什么欺骗，另一方肯定是认真的。

十四日夜里，离炮兵开火只有不到三个小时的时候，伊里布、耆英和牛鉴联名给璞鼎查爵士写信，请求在早晨会晤，届时他们将出示他们的授权书，并安排下一步的事宜。这个请求被勉强答应了，因为前一天布政使和鞑靼副都统的表现很不令人满意，拒绝出示授权书，也拒绝讨论议和或赎城的条件。封锁所造成的困苦越来越大；七百多艘从南方来的船只被阻在镇江，还有一支庞大的船队停在运河的北段，所以如果不解除这种压力，全省就有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某种可能。运河边上扬州城的当局已经送来了五十万元作为该城的赎金，而牛鉴却只肯出三十三万多元来赎省城。

然而，在这次会晤中，皇帝授权他们与英国人谈判的谕旨被出示了；作为回报，璞鼎查爵士的授权也向他们作了充分的说明。钦差大臣方面的代表是耆英的秘书黄恩彤和满洲副都统咸龄，全权代表方面则由使团秘书麻恭少校和马儒翰先生出面。在场的利洛上尉幽默地描述了从存放皇帝谕旨的匣子里庄严地把它取出来的情形，以及下级随员看到外国人毫不敬畏地随便拿着它、检查它的真伪时那种惊愕的样子。条约的大纲当即拟就，由黄恩彤带给他的上司。咸龄将军笑着说，条件虽然苛刻，但如果中国人是胜利者，他们所要求的也不会比这更宽。这几位官员举止彬彬有礼，尤其是黄恩彤，凡是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对他很有好感。

起草条款需要极其审慎，大部分工作落在马儒翰先生身上，所以直到十七日深夜，最后的定稿才送到中国人那里。十八日，全权代表请将军和海军少将停止敌对行动，同时还安排了双方代表于次日会晤。在此期间，英国军官们考察了城的附近地区，部队对食物的需求引起了一阵兴旺的买卖，这对中国人大有好处，也很使他们高兴。

十九日，耆英、伊里布和牛鉴带着一大批随员，第一次拜访英国人。轮船「美杜莎号」把他们送到「皋华丽号」旁边，璞鼎查爵士在海军少将和将军的陪同下，在后甲板上接待了他们。军舰上挂满了旗帜，一群身穿蓝色和猩红色服装、衣着鲜艳的军官，与中国人鲜亮的绉纱和袍服相映成趣。这次拜访是礼节性的，钦差大臣们吃了点心，参观了军舰之后就回去了，表示对所见的一切感到满意。他们在这种新奇的处境中举止得体；耆英和伊里布虽然都是在深信他们的君主凌驾于一切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的统治者之上的观念中长大的，却没有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懊恼。在此以前，他们已经送上了一份关于攻陷镇江之后远征队进展情况的奏报，请求答应侵略者的要求；其中承认了他们的军队无能，坦率地向皇帝陈述了进行有效抵抗的不可能，并提出了有力的理由，说明答应英国人的要求是最明智的办法。奏折中暗示，如果战争不结束，还会有更多的灾难，并以一种最不伤皇帝虚荣心的方式来考虑对争执之点的让步。他们把要支付的二千一百万元，部分看作在打发兵士和水手回家之前赏给他们的礼物；部分看作清偿行商所欠的正当债务，因为行商无力偿还，这些债务就要由政府承担；部分看作对鸦片的赔偿。五口通商要准许，因为其中四口已被占领，这是诱使侵略者撤走的唯一办法；香港可以割让，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盖了房子。这份奏折是一种奇特的努力，想使这颗苦药丸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主子稍微可口一些。

几天之后，英国全权代表在一大群军官的陪同下上岸回访，钦差大臣们在一座庙宇的门口迎接他们，领着他们穿过一队身穿新号衣、不带武器的兵士进入庙内，两国的乐队同时奏起了音乐。这次拜访延续了双方之间融洽的了解；房间里为此铺了地毯，挂了灯笼和字画，附近的空地上容纳了一大群本地人。二十六日，璞鼎查爵士及其随员——包括他的秘书麻恭少校、马儒翰、罗伯聃和郭实腊三位翻译先生，以及另外三位先生——前往约四英里外的运河码头，一位副将和两位参将在那里迎接他们；运河两岸站满了兵士。然后一行人骑上马，由一队骑兵开道，在城门口受到伊里布的秘书们的迎接；队伍在一队满洲骑兵的护卫下向会晤地点行进，满洲骑兵那毛发蓬松的矮马和飘逸的服装，同使节的卫队及其骏美的阿拉伯马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他本人被引导着穿过外门，走过院子，穿过第二道门，登上台阶进入第三道门，在那里下马，同钦差大臣和总督一起走进屋里。房间布置得很雅致，周围站着一群身穿礼服的官员随从。璞鼎查爵士坐在耆英和伊里布之间的首席上，双方的随员依次落座，每两人之间有一张小桌子，按照中国的通常方式上菜。这些礼节过后，便讨论了这个最重要的条约的十三个条款：

一、两国永久和平。

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向英国人开放通商和居住，贸易按照一个明确的税则进行。

三、「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

香港岛割让给女王陛下。

四、赔偿六百万元，作为一八三九年三月「作为英国监督及臣民性命之赎价」而交出的鸦片的价值。

五、赔偿三百万元，偿还所欠英国商人的债务。

六、赔偿一千二百万元，作为为「中国大员暴虐不公之举取得补偿」而派遣远征军所花的费用。

七、二千一百万元的全部款项，须于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付清。

八、中国立即释放全部战俘。

九、皇帝对帮助过英国人的子民给予全面彻底的赦免。

十、在开放的口岸制定正规而公平的进出口关税和其他规费的税则，另征一次子口税，货物便可自由运往中国各地。

十一、今后的公文往来，按双方的地位以平等的方式进行。

十二、英军所占各地的归还条件，视赔款的交付而定。

十三、互换批准书和实施条约的时间。

这项条约的正式英文本和中文本，以及中文本的直译，载于《中国丛报》第十三卷和第十四卷；在该刊中，还可以找到关于这场就此结束的斗争的完整记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政治的、商业的、道德的还是思想的——来看，它都将永远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其深远的影响涉及一切民族的福祉。

与条约有关的事项安排好之后，璞鼎查爵士提议就「导致战争的纠纷的重大起因，即鸦片贸易」讲几句话。但是，（利洛上尉说）他们一听到这个，便一致拒绝谈论这个问题，直到他们得到保证，说他提起这个话题只是作为私人间的闲谈为止。

然后他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急切地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公平地对待他们，在我们的领土上禁止种植罂粟，从而有效地制止这种对人类如此有害的买卖。他说，按照我们的宪法，这是办不到的；他还说，即使英国选择对她的农民行使这样专断的权力，只要这个毒瘤还在中国人自己中间没有根除，就中国人而言，这也不能遏制这一祸害，只不过会把市场转到别人手中而已。他说，事实上，这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如果你们的百姓有德行，他们就会戒除这种恶习；如果你们的官员廉洁奉公、服从你们的命令，就不会有鸦片进入你们的国家。在我们的领土上抑制罂粟的种植，主要取决于你们，因为印度所种植的几乎全部产品都往东运到了中国；然而，如果这种习惯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恶习，而你们觉得你们的力量目前还不足以制止人们的沉溺，那么你们可以放心，无论有什么法令，你们的百姓都会设法弄到这种毒品。因此，立即使它的进口合法化，从而取得富人和你们的官员的合作——这样他们就不再被排斥在外了——借此大大限制现在存在的走私的便利，岂不更好吗？他们承认这个论点言之成理，但表示确信他们的皇帝主子决不会听取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句话。为了使他们相信他所说的并不是出于什么险恶的用心、想要达到一个对我们更为有利的目的，他简略地叙述了英国从野蛮状态兴起和发展到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财富和文明程度的经过；这种迅速的兴起，主要应归功于仁慈而宽大的法律，辅之以商业，而商业带来了力量和声望。然后他随便提到了一些政府企图排斥某些为民众所喜好的东西而未能达到目的的例子；他所提到的例子之一是烟草，如今烟草已经合法化了，它不仅为王室带来了大量的收入，而且在英国比在别处吸得更有节制。

对于一个为同胞谋福利的人来说，这段叙述引起了许多令人忧伤的感想。一方面是四五位中国高级官员，他们虽然是异教徒，不懂得真正美德的原则，却显然同情并支持他们的君主为拯救他的人民于一种恶习而作的徒劳无功、方向错误的努力。「你们为什么不公平地对待我们，禁止种植罂粟呢？」这是他们焦急的询问；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中间没有足够强大的道德原则来抵御鸦片烟枪。「你们的百姓必须有德行，你们的官员必须廉洁，那样你们就能阻止鸦片进入你们的国境。」这是回答；这恰恰就是冷酷的卖酒人对那个沉溺于酒的酒鬼的伤心欲绝的妻子所说的话——当她恳求他不要把酒卖给她那个已成酒奴的丈夫时。「如果我们停止种植罂粟，别人也会把它运给你们；即使英国选择对她的农民行使这样专断的权力，也遏制不了这一祸害，」使节补充说，「你们最好是使它合法化。」虽然国家在抵制和禁止一种恶习的力量方面与个人有些不同，而璞鼎查爵士谈到限制劳动的法律上的困难也是对的，然而，「我们不运给你们，别人也会运」，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借口！对于他们被告知无法禁止的东西，没有向他们提出如何最明智地加以限制的建议；没有暗示过包税制度——这种制度本可以为他们在完全放任和禁止之间提供一条中间道路，而且朝廷大概也会认真考虑的；对于英国政府本身在其印度领土上强制种植这种有害物品一事所处的真实地位，也没有作任何坦率的解释。倘若那个政府的首脑和大臣们指示他们的全权代表：在他们的其他要求都已得到满足和让步之后，对于那些在更坏后果的威胁下、被在其境内缴获它的人彻底销毁的走私鸦片，就不要再索取赔偿了——那么，这个政府在人类眼中该是多么崇高啊！一个曾经付出一亿英镑来解放奴隶的政府和内阁，当然可以免除一个异教国家这样一种强加的义务，而不是派遣它的军队去勒索区区几百万——而单是从这一项物品中得到的一年的收入，就足以绰绰有余地偿还给它自己的臣民了。为了这笔可怜的钱，本来可以在这个时候教给中国皇帝和他的子民的那个伟大的道德教训，就必须失去了。利洛的《中国事件纪实》（伦敦，一八四三年）第一七三页记载了此事；奥克特洛尼中尉在他的《中国之战》第四四八页也略提到了这一点，他说璞鼎查爵士曾准备了一份文件供中国官员参考，建议他们准许以易货的方式进行鸦片贸易。

璞鼎查爵士询问，如果英国派一位使节到北京，是否会受到接待；耆英向他保证，这无疑会使他的主子高兴，但后者把什么样的观念同这样一个建议联系在一起，就只能推测了。会谈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当队伍穿过一大群人回到船上时，从人群中听不到任何表示厌恶或恐惧的声音；一切别的念头都被压倒一切的好奇心淹没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恰好是一八三九年英国臣民——其中包括在场的三位翻译——奉林则徐之命离开澳门的周年纪念日；一八四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全权代表们驶入白河，要求会见琦善；次年的这一天，厦门及其广大的炮台陷落；而如今，三年的较量终于获胜，中国不得不屈服，她的权贵们从高位上走了下来，她那道至上、孤立和自负的墙被打得粉碎，再也不可能恢复了。她的统治者显然很有风度地接受了这个严厉的教训，这似乎是迫使他们放弃其可笑的自命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尽管无论怎样一再重复也不为过的是：仁慈、光明正大的交往与和平使团的效果，从来没有得到公正的尝试。

二十九日，安排在「皋华丽号」上签订条约。签字之后，大家都在桌旁坐下，海军少将作为旗舰上的主人，提议为英国女王陛下和中国皇帝陛下的健康干杯，舰队和陆军鸣礼炮二十一响，并在主桅和后桅上升起英国国旗和一面黄旗，以示庆祝。条约于当晚送往北京。江河和港口的禁运立即解除，部队重新上船，准备回到吴淞。六百万元没有多少耽搁就付清了；九月十五日，收到了皇帝的批准。使团秘书麻恭少校立即动身去取得女王的批准，从南京到伦敦全程都乘轮船（只有在埃及的八十英里除外）——在当时这是一项非凡的壮举。皇帝的认可也以一道给耆英的朱批的形式发布了，那是对耆英关于了结事务的奏报的答复，其中指示解散军队，重建被毁的炮台，致力于和平，并筹措履行各项条款的事宜。总的说来，这是对条约的一种庄重的认可，丝毫没有流露出报复的情绪或准备今后抵抗的意图。

舰船和运输船组成的船队顺江而下，于十月底重新在定海集结，没有损失一艘船。甚至在离开南京之前以及在顺江而下的途中，陆军和水兵，特别是印度团，就因霍乱、热病和其他疾病而减员，有些运输船几乎失去了行动能力；到达香港之前，死亡人数已超过一千。

到达厦门时，全权代表听说在台湾失事的「纳尔布达号」和「安号」被俘船员的悲惨遭遇，极为愤慨。前者是一艘运输船，载有二百七十四人；它触礁时，所有的欧洲人丢下二百四十名印度人听天由命，其中大多数落入中国人手中。「安号」是一艘鸦片船，船上五十七人被俘，押到台湾府。俘虏们被分成小批，在被囚禁期间彼此很少联系，而缺衣少食、住处肮脏以及中国监狱中的其他苦楚，使他们的囚禁更加痛苦，许多印度人因此死去。八月十三日，除了十个人以外，幸存者都被押到城附近的一块平地上；其中一人，「安号」上的舵手纽曼先生，走在队伍的最后，他作了如下的叙述：

他被从轿子里带出来，要把他的双手反铐在背后时，他看到有两个俘虏的镣铐已经去掉，拒绝再戴上。他们两人都喝了酒，大吵大闹，向他喊着说他们都要被砍头了。他劝他们安静地服从，但他们仍然拒绝，于是他先扭下了自己的镣铐，然后把他们的镣铐给他们戴上，这使兵士们非常高兴；但当兵士们想把他的镣铐重新戴上时，他拒绝了。正当他们要把他绑起来的时候，他偶然看见主官就坐在他旁边。他走到主官面前，倒身叩头，开始唱几句他常在庙里听到的中国话。那位官员对这一举动非常高兴，便转身命令兵士们把他抬回城去。其余所有的人，共一百九十七人，被隔开一小段距离跪着，脚戴镣，手反铐在背后，就这样等着刽子手；刽子手们挨个走过去，用一种双手握的刀把他们的头砍下来，并没有让他们伏在砧木上。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一个坑里，头颅被装在笼子里挂在海边。

格利先生一直记日记，直到他死前三天；「安号」的登纳姆船长也记了日记，他是被留下来要送往北京的俘虏之一。两部日记都详细地叙述了这些不幸的俘虏所受的待遇，使人们对这个允许进行这种屠杀的政府的失败所怀的同情减少了。据说这是根据满洲总兵达洪阿送上的一份谎报，奉朝廷之命进行的。得知他们的悲惨遭遇之后，璞鼎查爵士发布了两道中文告示，详述了主要的事实，使人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并要求将主持此事的撒谎的官员革职惩办，没收他们的财产，以供受害者家属之用。闽浙总督怡良向英国使节表示了真诚的遗憾，并亲自调查了事实，结果总兵和道台被革职流放。当俘虏们还在台湾府的时候，英国皇家军舰「巨蛇号」被从厦门派去要回他们，正是通过这次航行，才第一次得知这次野蛮处决的真相；这艘船后来又到那里去接回运输船「赫库兰尼姆号」的失事船员。

厦门、宁波和上海的市民都欢呼战争的结束和他们的港口向外国贸易开放；但广州却不是这样。被遣散的乡勇仍然留在城的周围，尽管有命令要他们回乡重操旧业，而他们大多数人大概既无乡可回，也无业可操。心怀叵测的煽动家们利用英国军队打算在省城对岸建立一个居留地的谣言，以士绅的名义发布了一份文告，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抵抗侵略。它所引起的狂热，又被一份煽动性的宣言推向了更高的程度，这份宣言明白地暗示要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但知县们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措施。一份邀请函被散发出去，邀请市民和外省的绅士到公所集会，商议公众事务。公所里又贴出了一份反驳的、但不那么激烈的宣言，它的效果是使约一半的人散去了。这份文件的作者劝同胞们不要采取轻率的措施，告诉他们没有省当局的准许，任何土地都不能被占用，任何住宅都不能被占据，并敦促他们遵照他们圣明君主的谕令，与英国人和睦相处。

十二月六日，一些小贩和印度水手在猪巷发生了斗殴，印度水手被追到广场上，那里的暴民迅速增多，约在两点钟开始拆毁公司花园周围的一道砖墙，强行打开了一所商馆，很快就把它洗劫一空，里面的人从后门逃走了。一伙守在英国旗杆周围的人放火烧了旗杆，火势蔓延到走廊，其他部分也很快着了火，到半夜，猪巷以东的三所商馆都在熊熊燃烧。为首的人满足于烧毁英国领事馆之后，便力图阻止盗贼把抢来的东西带走；但约在半夜，他们被迫逃走了。

这些亡命之徒很快就为在废墟中找到的银元互相争吵起来；直到中午，差役和兵丁才敢攻击那一堆堆扭打在一起的亡命之徒，逮捕了其中最显眼的几个，并在船上水手的协助下夺回了一些银元。后来，外国人所受的损失得到了全额赔偿，共计六万七千三百九十七元，一些为首的人被处决了。

参加这场战争的陆海军军官，大部分都得到了晋升或荣誉头衔。郭富爵士被封为从男爵，后来在印度又立了战功，被晋封为贵族，封号为「镇江府男爵郭富勋爵」；全权代表和海军少将都获得了巴斯大十字勋章。马儒翰、罗伯聃和郭实腊三位翻译先生，他们的工作艰巨而重要，却没有从他们的政府那里得到任何特别的奖赏。分给兵士和水手的战利品奖金数额很少。战争期间英国人因船只失事、疾病和伤亡而损失的人数超过三千；死亡率在印度团和欧洲新兵中最高，特别是在广州城后的作战和攻取镇江之后。

英国政府奖赏了它的军官，而皇帝则对他大部分幸存的将领的行为表示不满，但对那些死在岗位上的人给予了追赠的荣誉。海龄连同他的妻子和孙子被赐予专祠，他的儿子们得到了提升。耆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虽然许多文武官员被判了死刑，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丧命，只有一八四一年十月从宁波逃走的浙江提督余步云是例外。

关于进行对外贸易的关税和章程的确定，立即引起了全权代表的注意。他向英国商人征询情况，但以前征税的方式是如此杂乱无章，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向他提供任何可靠的情况，说明那些钱实际上是怎样处理的。双方把整个事情交给了曾在广州经商的罗伯聃先生和耆英的秘书黄恩彤。为了解决这些纷繁的事务、恢复安宁，伊里布被派往广州任钦差大臣。他一到任，便着手平息民众对条约的不满，他的告示是中国官员在不能确信仅凭权力就能达到目的、又不想激怒对方时常常采用的那种恭维与训导、哄劝与命令相混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次，它对于消除误解、平息激动大有作用；但这位告示的作者从事这些艰巨的职务不久，便以七十二岁的高龄「出缺」了；他一生中有一大半时间在为国家担任高级职务，他在最后两年中的行为和远见，为他自己增添了光彩，也提高了他的民族的声誉。他的同僚耆英接替了他的位置，并在条约签订十个月之后，在香港与璞鼎查爵士互换了南京条约的批准书——签字的是同一班人。然后，该岛通过一道宣言被以女王的名义接管，宣读了任命璞鼎查爵士为该殖民地总督的委任状。自那时以来，它对中国福祉的影响，比那些指望一个如此靠近中国、以更高的福祉和进步为宗旨的英国殖民地能成为一个良好榜样的人所期望的要小。一个自由港大大助长了走私，经常使大陆上的本地当局恼怒和束手无策，并导致对他们征收合法税收——特别是对鸦片征税——的努力进行武装抵抗；与此同时，被它的较大安全所吸引而涌入的中国商人，正在逐渐把这个岛变成一个受英国统治保护的中国人居留地。港湾北侧的九龙半岛于一八六〇年被划入，为军队的军需部门提供用地。一个秩序井然的基督教政府对其治下一个较不开化的民族施行仁慈统治的影响，很快就因为发放鸦片专卖执照和赌场执照、并在道义上认可走私而被抵消了。

税则和通商章程于七月二十二日公布。在这个税则中，一切加在皇家关税之上的陋规和非法勒索都被禁止，每一种货物都定出了固定的税额，很少超过成本的百分之五；各种粮食一律免税。商业往来被置于一个明确的基础之上，取代了从前那种松散的经营方式；行商的垄断结束了，对船只勒索的规费被废除，代之以每吨五钱的船钞；引水费减少了许多，以至于引水人在付给沿江巡役照例的规费之后，所得几乎被剥夺殆尽。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纠纷由领事解决，严重的案件则由一个混合法庭审理，定罪之后，由双方各自惩办本国的罪犯。

实施这些章程的告示，是中国政府所曾发布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作为新秩序的开端，它为那个民族增添了光彩，因为那个民族的统治者出自他们自身，并能对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来。耆英在提到战争和和约之后，关于税则接着说，一俟户部的答复到达，「即通行各国，与英国一体遵照。从此干戈永息，共享利益；中外商民，获益匪浅。自今以后，务须各释嫌疑，各安生业，勿以前此之兵戈，存芥蒂于胸中。盖此等嫌怨，徒足以阻两国人民之和好耳」。还应当补充一句，作为对朝廷应有的称赞：在船上和岸上为英国人效力、与本国作对的成百上千的人，事后没有一个因此而受到任何骚扰。许多人被抓了起来，但钦差说，他「已仰蒙大皇帝天恩高厚，所有以往之事，概免治罪；……嗣后毋庸虑及被人牵告，致生疑惧」。

这些新安排使主要的中国商人感到满意，却使粤海关监督和其他那些靠非法勒索中饱私囊、养肥亲友的人不高兴。公行这块永不枯竭的海绵再也吸不出水来了；但当局还想最后榨一次，要商人们拿出五百万元，商人们拒绝支付，并且以极大的决心和团结退出了生意，使海关监督及其同伙一筹莫展；最后他们在自己中间凑了约一百七十万元，这差不多是他们对统治者的最后一次捐输了。在这个团体中居于领导地位达三十年之久的伍浩官，约在这个时候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他是外国人所知道的最了不起的本地人，在担任首席行商这个困难的职位期间，在处理不断落到他身上的微妙而困难的事务时，表现出极大的精明和才干。他年轻时从厦门来到广州，他的财产——大概被高估为四百万英镑——平静地传给了他的子孙。参阅一位老居民（亨特先生）所著《广州番鬼录：条约时代以前》（伦敦，一八八二年），这本小书除了关于本篇叙述中提到的人物的许多个人回忆之外，还生动地描绘了半个世纪以前广州的生活。

这时，外国人社会也因马儒翰的去世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终年二十九岁。他生于中国，把自己同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及其在知识和基督教方面的进步融为一体。他二十岁时，在父亲去世后被任命为英国监督的中文秘书，在同省当局和林钦差的一切争执中，以及在整个战争期间直到宣布和平为止，他都以荣誉和效率担任着这个责任重大的职位。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官员的思维习惯了如指掌，这使他特别适合于同他们成功地打交道，并使他们了解外国列强的意图和愿望；而他对一切本地人的真挚的善意，又使他们确信他所说的话是真诚的。南京谈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他所完成的与这一事件有关的许多中英文互译工作，使那些对一切外国语言一无所知的钦差大臣们确信，他们受到了公平的对待。

他是一个卓越的基督徒，一有机会，总不忘向他的本地朋友谈论《圣经》的教义。新教传教士们计划修订中文《圣经》译本，引起了他的关注，人们期望他会给予帮助。他以他的影响、他的笔、他的财产和他的祈祷，为这个民族的福祉作出了贡献；认识他的本地人对他的信任，在一八四二年的骚乱和一八四三年的谈判期间，常常在广州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于八月二十九日，即南京条约签订一年之后，在澳门去世，被安葬在新教墓地他父母的身旁。璞鼎查爵士宣布他的去世是「一场真正的国家灾难」，本国政府也是这样看待的。他还恰当地补充说：「马儒翰先生是人人都熟悉的，凡是有幸与他相识或结交的人，无不爱戴、尊敬和器重他，因此，要想对他的私人品格加以颂扬，只能是徒费言辞」；而他自己的悲痛，不过是凝结着对马儒翰的怀念和对其功绩的崇敬的普遍感情的一个典型而已。外国人社会得知他死时很穷，身后留下一个一直依靠他生活的未婚妹妹，而且他的公务账目有些混乱，便立即出面捐了将近一万四千元，使他的遗产和亲属摆脱了一切困境，以此表示他们对他的价值的敬意。

十月八日（这一天在中国历书上是个吉日），英中两国全权代表在虎门签订了一项补充条约，从而结束了谈判。这项条约规定，除其他事项外，准许一切外国人以与英国臣民同样的条件进入五个开放的口岸；这一条是应耆英的要求加进去的，为的是让大家都了解他的政府的意图；因为他和他的主子都不知道「最惠国」这个人们喜欢用的说法，他们希望并期待着把每一艘船、每一面旗帜都置于同等地位，以避免一切争执。

人们也许会期望，中国政府这时会对鸦片贸易采取某种行动，因为这项贸易仍在不受遏制、不领执照地进行着。鸦片纵帆船在香港港口进进出出，尽管印度政府在加尔各答出售的鸦片，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是不准在岸上存放的。然而，没有颁布任何谕旨，很少或根本没有查获，也没有人注意到它；钦差大臣也没有提出任何禁止、合法化或管理它的建议。以死刑惩办吸食、购买或出售鸦片的旧法律仍然留在律例上，但没有人害怕或在乎它们。这种态度完全可以用下面的推测来解释：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经历了这么多事，认为今后要避免与英国人再发生麻烦，就只有容忍那些已经无法挽救的事；他们在试图禁止鸦片时已经吃了很大的苦头，再去碰这个危险的问题，可能会引起另一场战争，何况它现在又有武装精良的英国船只保护。公众舆论仍然强烈地反对它，或者说，为了前后一致，皇帝不得不禁止它合法化。参阅蒙哥马利·马丁《中国：政治、商业和社会》第二卷第四章（伦敦，一八四七年），这一章包含了一位女王陛下驻香港政府成员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极有启发性的思考。

璞鼎查爵士听说有人打算以新税则准许未列名货物按百分之五的税率进口为借口，把鸦片运到广州去，便发布了一份英中文对照的告示，说明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他还禁止英国船只驶到北纬三十二度以北，并向中国人暗示，他们可以逮捕在那条线以北、或在沿海五个口岸以外任何地方发现的一切人员，没收一切船只；此外，他还公布了一道枢密院令，对违反条约这方面规定的英国船只，每次处以五百元的罚款。所有这一切，主要是为了蒙蔽他们，把违禁贸易的责任推到中国政府身上，把违法的责任推到那些出海到走私船上去的人身上；这些告示和命令，也同他们的谕旨一样，是要「存案备查」的。这一点在英国皇家军舰「塔利亚号」的贺布舰长一事上表现了出来：他因为拦截了两三艘驶往上海以北的鸦片船，而被从他的驻地召回，调往印度，在那里他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干涉英国臣民的事业」了——这是引用巴麦尊勋爵给义律上校的公文中的话。这有效地吓阻了其他英国军官去干预这件事。

然而，这项贸易在商业上的影响，在英国是看得很清楚的；二百三十五位商人和制造商签名向罗伯特·皮尔爵士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他们在其中证明：「只要允许违禁的鸦片贸易存在，对华商业就不可能在一个永久安全和令人满意的基础上进行。即使使之合法化，这项贸易也必然会破坏大不列颠与中国的商业，使中国不能成为——否则它本可以成为——我们制造品的一个有利的市场。它会从两方面造成祸害：第一，它使这种毒品的消费者衰弱和贫困，从而使他们无力购买我们的产品；第二，由于那时中国人出售他们的产品所得的报酬，会像现在一样主要是鸦片——近年来他们输入的鸦片的价值已经超过了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茶叶和丝绸——我们自己的制造品因此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请愿书表明，在一八〇三年至一八〇八年间，单是毛织品一项每年的需求量，就比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九年间英国所有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多出将近五万英镑；而在这期间，鸦片贸易已从每年三千箱增加到三万箱。在商业史上，没有什么比关于鸦片买卖的这些讨论更确凿地表明：当贸易同道德或人道发生接触时，它是一种多么冷酷无情的东西。这些请愿者为他们的制造品申辩，但东印度公司是不愿意它的市场被破坏的：在这件事上，罗伯特·皮尔爵士，甚至威伯福斯——如果他当首相的话——又能对他们怎么样呢？问题在于应当照顾哪一派制造商。但是，这些「地位最高、最受尊敬的商人和制造商」中，没有一个人提到与鸦片的种植和吸食相联系的生命的毁灭、家庭的苦难、身心和财产的耗损以及其他许多祸害，除非这些祸害同他们的货物的销售有关。有一家报纸为了调和这件事，竟建议制造吗啡来引诱中国人，这样，如果他们要吸，时髦的吸烟者就可以有一种精致的制剂了。

内阁补偿那些把财产交给义律上校的商人的做法，同这项贸易的性质恰相符合。那六百万元，本来可以在中国分给那些应得的人——这样做不需要任何费用——却被运到英国去铸造，这笔运费和铸费使它减少了相当一部分。然后，由于确定鸦片交出时的市价以及持有鸦片凭单的人领取款项的方式，他们所得到的还不到原来直接或间接付给东印度公司的一半，从而使它减少了将近一百万英镑。此外，由于支付的方式，他们甚至在所许诺的数目中又损失了将近五分之一，约一百二十万元。然后，他们又损失了全部资本四年的利息，约四百万元。商人们所损失的，正是政府所得的。在这四年中，公司由于鸦片价格的上涨至少获利一百万英镑，而罗伯特·皮尔爵士也把这么多的钱从商人的腰包转进了国库。这是同鸦片的商人和货主们进行的一场有失体面的、可怜的讨价还价；那个内阁多年来一直鼓励他们在中国沿海进行这项贸易，然后又强迫他们接受施舍给他们的东西。

公众舆论将永远把就此结束的这场较量称为一场鸦片战争，一场为了为被没收的鸦片取得赔偿而发动和进行的战争——而且，撇开中国政府对之一无所知的西方国际法的种种细节不谈，这些鸦片的被没收是完全正当的。自愿向林钦差认缴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的英美商人，正是以这一行为承认了自己是违法者。然而，战争似乎是打破北京朝廷那种令人无法容忍的自命的唯一途径；凡是了解那个朝廷的性质和那个民族的特点的人，都很清楚一场战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结果也表明这种期望是有充分根据的。议会议员们表示，他们终于从一件坏事中脱身，感到很满意；他们一再表示的愿望——希望福音之光和基督教文明的福祉现在能够传入中国的亿万人中间——是一种廉价的祈求和平的善意的祭品，有点像古希伯来人犯了罪过之后献上一只山羊羔一样。贾斯廷·麦卡锡在《我们时代的历史》第十章中对整个战争所作的简短而精辟的概述，相当坦率地揭示了它的主要特点。

南京条约的宣布在欧洲和美洲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主要是在商界。比利时驻新加坡领事奥古斯特·莫克塞先生被派往中国，进行调查，以便向他的政府报告，指导它开辟贸易的努力。荷兰政府命令巴达维亚当局派遣通戈·莫德曼先生，目的也是一样。普鲁士国王任命格鲁贝前往中国，调查为德国制造品寻找市场的前景。西班牙内阁通过马尼拉当局，指派玛斯先生到这个新的领域去。澳门总督平托先生在回国之前，被任命为葡萄牙女王陛下的专员，就新秩序下澳门的权利和特权进行交涉，他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些有利于该地贸易的条款，但未能使中国人把澳门割让给葡萄牙。这几位先生都是在一八四三年下半年到达中国的，他们大多数人在耆英于十二月回京之前同他进行了会晤或有过联系。

美国和法国政府很早就任命了驻北京朝廷的特命公使。美国专员顾盛带来了总统致皇帝的一封信，现全文照录，作为当时西方国家认为适合于写给大汗的那种居高临下而又谦恭的奇特混合的称呼的一个例子：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致中国皇帝书

我，约翰·泰勒，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合众国包括：缅因、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佛蒙特、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肯塔基、田纳西、俄亥俄、路易斯安那、印第安纳、密西西比、伊利诺伊、亚拉巴马、密苏里、阿肯色和密歇根——给您送上这封亲笔签名的和平友好的信。

我希望您身体安康。中国是一个大帝国，占着世界的一大部分。中国人很多。您有千千万万的子民。合众国的二十六个州同中国一样大，不过我们的人没有那么多。初升的太阳照着中国的大山大河；太阳落下时，照着合众国同样大的山和河。我们的领土从一个大洋伸展到另一个大洋；在西边，我们与您的疆土只隔着一片海。从我们的一条大河的河口出发，一直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走，我们就航行到日本和黄海。

现在，我的话是：两个如此伟大的国家的政府应当和睦相处。它们应当互相尊重，明智行事，这是恰当的，也是合乎天意的。因此，我派顾盛到您的朝廷去，他是这个国家的一位聪明博学的人。他一到中国，就会问候您的安康。他奉有严格的命令，要到您的大城北京去，在那里递交这封信。他将带着秘书和翻译。

中国人喜欢同我们的人做买卖，卖给他们茶叶和丝绸，我们的人付给银子，有时付给别的东西。但是，如果中国人和美国人要做买卖，就应当有规矩，使他们不违反你们的法律，也不违反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公使顾盛有权订立一个条约来管理贸易。让它公正吧。不要让任何一方占不公平的便宜。让人们不仅在广州做买卖，而且在厦门、宁波、上海、福州以及其他一切对中国和合众国都有利可图的交易的地方做买卖，只要他们不违反你们的法律，也不违反我们的法律。我们不会袒护作恶的人。我们不会支持那些违反你们法律的人。因此，我们不怀疑您会乐意让我们的和平使者手里拿着这封信到北京去，在那里递交；并乐意您的大臣们奉您的命令同他订立一个条约，来管理贸易事务——使任何事情都不会扰乱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让条约由您的御笔签署吧。它将由我凭着我们的大议会，即参议院的授权签署。

愿您身体安康，愿和平长存。

主历一八四三年七月十二日写于华盛顿。您的好朋友。

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顾盛先生乘帕克准将的护卫舰「白兰地酒号」到达中国。他把他的使命的一般目的以及他奉命前往北京的指示通知了程总督，程总督立即把他的到来报告了朝廷；朝廷以一种表明皇帝不愿给对方任何冒犯的口实的迅速，重新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授予他比以前更大的权力。这艘护卫舰为广州的领事馆带来了一根旗杆和一个风向标；风向标做成箭的形状，当它的箭头转向四方时，迷信的百姓以为它向四周散布着毁灭性的影响，刺穿了天地的一切吉祥之气，从而在他们中间造成疾病和灾祸。这时城内外恰好流行着一场不同寻常的疾病，风水先生和医生们宣称，除非拆掉那支致命的箭，疾病是不会停止的。于是百姓去见领事福布斯先生，请求他拆掉那支箭，他答应了，换上了另一种形状的风向标。次日，士绅们贴出了一张告示，称赞拆除风向标的做法，并请百姓不要把美国人当作疾病的原因而对他们怀有恶意。

耆英向百姓宣布了他的任命和权力之后，前往虎门会见璞鼎查爵士，并被引见给德庇时总督，然后从那里到澳门，住在该城郊外的望厦村。他派了三个人作为他的助手，即黄恩彤、已故行商之一潘仕成和知府赵长龄。顾盛阁下是唯一的专员和特命全权公使；弗莱彻·韦伯斯特先生任秘书；神学博士裨治文牧师和医学博士伯驾牧师任中文秘书，裨治文博士兼任牧师；奥唐奈、麦金托什、赫尼斯、韦斯特和小彼得斯几位先生随同使团工作。

顾盛先生已经拟好了条约的大纲，这大大缩短了谈判；草案中少数有争议或有疑问的地方经过修改和解决之后，于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在望厦由两位全权代表签订，在场的有帕克准将和其他几个美国人，还有一大群中国人。它的细节之详尽，以及它对中国政府给予居住在其境内的外国人的权利的清楚说明，使它直到一八六〇年一直是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主要依据。

耆英离开广州后不久，民众就开始出现骚乱的迹象。一群先生正在公司的花园里散步，暴民撞开了大门，他们不得不乘船逃走。次日晚上，暴民又聚集起来，想要占据那个大花园，但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就被从通道里赶了出去。两三个美国人护送一个同胞回家，在回来的路上遭到了投掷物的袭击；于是其中一人朝低处开枪，想把人群赶回去，却不幸打死了一个名叫徐亚满的本地人。知县调查了这个案子，巡抚向耆英作了报告；但程巡抚并没有设法派足够的兵力去压制民众。他在给美国领事的公文中，在命令他交出凶手之后说：「经查，被杀之人系清远县人，在广州并无亲属。然若系本城之民，当时即足以成为攻击之由，因消息一传于众，众必以再焚商馆、劫掠其中财物或诸如此类之举为之报仇。百姓对凶手极为愤恨，势必时时互相议论，不报此仇不止。」

次日，一队海军陆战队从轻巡洋舰「圣路易号」来到广州，秩序恢复了。耆英把这个案子提交给顾盛先生，说他确信「凶手应当偿命」，请求他下令迅速审理此案。顾盛先生在答复中对所发生的事表示遗憾，表示愿意进行调查，并就必须更好地保护在广州的外国人、以防止这种事件再次发生和使两国卷入纠纷发表了一些意见。耆英以体谅的态度作了答复，但仍然维护他的政府和法律的权威：「由此观之，两国之人民，我国之民可以安分，合众国之民亦可以安分，而两国政府和好之后，其民反可相仇；两国官员虽日日议论和好，亦不过空言而已。是以正在议定和约之际，两国之民忽而相争，致伤人命。」他还谈到了广州百姓的蛮横和凶暴：

自英人带兵以来，此等游民结党成群，或恃强抢劫，或招集壮勇以谋生计。是以用兵，为官民之所危，实为此辈之所利；中外商人所愿之安靖，正此辈之所不愿也。……闻广州之民，向来敬爱合众国之官民，以其安分讲理；即有嫌隙，亦能设法调处，与英人迥异。不料本月十六日，因徐亚满之死，致生仇隙。此事所闻不一；本大臣平情而论，以为贵国商人无故轻率伤人性命。然百姓存心寻衅，本大臣甚恐其借此滋事，或托言为之报仇，而实则别有他图。

美国公使在随后的一份公文中，提到了一八四一年五月「马礼逊号」船上的小艇船员被俘时少年舍利之死。这件事已由加尼准将提请中国政府注意，并已支付了七千八百元作为所受损失和损害的赔偿；但现在是重提此事的适当时机，因为这件事和徐亚满案互相说明了必须为外国人取得更好的保护。耆英调查了这个案子，并报告了他的前任祁贡的一系列措施；他的答复如此彻底地摆脱了中国国家文件中常见的一切浮夸之词，以至于人们几乎难以相信这是一位两广总督写的。第一次伤亡事件的激动人心的情况，确实大大减轻了它的罪过；不过现在耆英和他的上司都不能不看到，要求以命抵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钦差大臣处于两难之中。他只能在告示中声明他正在尽一切努力查明谁是凶手，将其绳之以法，百姓必须把此案交给正式的当局去处理，以此来平息民众。另一方面，顾盛先生的论据和英国条约中的规定，都使他确信外国人决不会放弃他们审判本国人的条约权利。他最后的脱身办法，是把请愿者和死者的亲属拖延一段时间，然后给他们一小笔钱来平息他们。

在进行这些谈判、订立这个「世界上最年轻和最古老的帝国之间」的条约时，顾盛先生表现出了才干和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他在所奉的训令中被指示把总统的信亲自面交皇帝，或当着皇帝的面交给一位有品级的官员；因此，他一到中国，就通知总督说，他是被派往朝廷的，由于必须在澳门停留几个星期，他借第一个机会问候皇帝陛下的安康。从他的往来文件中无法推断他是否认为单单前往朝廷一事很重要，但如果是的话，他就应当直接前往白河口，在那里等候朝廷派钦差来见他。然而，在当时这样做的实际好处是微不足道的，而它的风险和意外却非常严重；因为皇帝无论多么愿意给予商业上的特权，都不打算放弃他所要求的一切来见他的人对他行的那种跪拜之礼，所以挑起关于这一点的争论是不可取的。此外，任命耆英并授予他如此不同寻常的权力，表明了对美国人的一种有利的态度。幸运的是，当暴乱和杀人事件发生时，两位全权代表都在近旁，由这些事件引出的讨论对地方政府也不无好处。中国皇帝的权力的秘密，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子民承认他作为天子的神圣身份；虽然这种崇高的自命必将在西方文明的进步面前降下来，而且不久就会自行瓦解，但在明知这种礼节不能被接受的时候去请求觐见，只会激怒他，并使外国公使处于站不住脚的境地。后来的讨论证明了这一属性在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到了何种程度；一八七三年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在一八四四年是不可能预料到的。

法国大使拉萼尼阁下于八月十四日到达中国。除了费里埃·勒瓦耶侯爵和达尔古伯爵两位秘书之外，还派了另外五位先生来考察中国人的商业、工艺和工业资源。拉萼尼先生住进了在澳门为他准备的寓所，就在顾盛先生住过的那座房子里。耆英立即作出安排，派他的三位助手去祝贺法国公使的到来，以此开始谈判；他本人于九月二十九日到达澳门。中国的大臣们发现美国和法国政府派来的使团并不像英国的远征那样是来索取赔款和割让岛屿的，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的到来在广州百姓中早有风声，军舰的数目被夸大了，使节的意图被奇怪地歪曲为包括占领一个岛屿。这些传闻不可能不传到这个国家的最高官员那里并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因此，这时的时机是有利的，不仅可以取得已经给予英国的同样的政治和商业利益，而且可以进一步向中国官员说明一些他们的国家应当与世界上其他强国建立的关系。耆英和拉萼尼先生的第一次会晤是在十月间举行的，以望厦条约作为协议的基础。谈判以十月二十三日在黄埔签订条约而友好地解决了。可以说，就中国政府对扩大这种交往所作的准备而言，这一行动结束了中国的开放。

按照南京条约应付的各期款项还没有全部付清，但中国人已经表明了他们履行其义务的愿望，英国人在规定期限之后不久就收到了二千一百万元。然而，与英国为她自己和整个基督教世界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战胜了过去那种闭关排外的制度——相比，这只是一个次要的考虑；那种制度现在受到了如此的冲击，它不仅永远不能恢复，而且在条约所划定的范围内也不大可能维持下去。这些条约所开始的交往，随着双方发现它对自己有利而迅速发展。这场战争，就其起因而言，作为一场鸦片战争是极不公正的——甚至英国的军官和作家也不掩饰没收鸦片才是诉诸武力的真正原因，尽管囚禁义律上校和其他行为是借口——但是，就人类的洞察力所能看到的而言，它对一个傲慢地拒绝与其他国家进行一切平等交往、拒绝对其行为作任何解释、并禁止其子民与同类自由往来的政府来说，仍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惩罚。

倘若英国在投入这场冲突时向世界公布她参战的理由，是非曲直就会被更好地了解。倘若她一开始就说，她之所以同皇帝开始这场斗争，是因为他不肯以普通的人道对待经他准许来到他海岸的她的臣民，不允许他们同他的子民交往，也不许他们接近他的官员；是因为他轻蔑地拒绝了她怀着友好意图派来的使节和领事代表；是因为他在对他合适的时候，把一些愚蠢的规章（他自己的子民并不遵守）当作冒犯别人的借口，并以奇怪而专断的做法掠夺了他们的财产，削弱了人们对他的公正的一切信任；最后，是因为他同其他君主保持距离，把他的人民关在门外，使他们不能同他们的同类进行交往，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特权和权利——那么，她在这场战争中的形象就会好得多。但是，从恶中引出善来，使人的愤怒、贪婪和野心为他的目的服务、推进他自己的计划——尽管人们的意图可能完全不同——这是万国的统治者的特权。

到一八四四年年底，中华帝国的内外关系，比人们所能设想的在这样一场动乱之后如此短的时间内所能达到的状况要好得多。遭受战争风暴冲击最猛烈的城市和省份正在复苏，官员的权威正在重新确立，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团伙正在逐渐散去，百姓正在恢复他们和平的营生。厦门的市民没有因为他们所受的损失而表现出恶意，宁波和上海的市民也没有因为被英军占领而表现出恶意。英国驻五个口岸的领事都已被接受，贸易在有利的条件下开始了。鸦片贸易——因为这个黑暗的特点到处都硬挤进人们的视野——也在扩大，鸦片纵帆船在沿海上下往来，停泊在每一个口岸的外界去交付毒品。

然而，广州的市民仍然保持着他们世代相传的对外国人的恶意，并且闹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地方政府无力执行英国条约中关于进入该城城门的规定。一八四七年五月，德庇时总督率领几艘军舰前往广州，在溯江而上的途中缴获了虎门的全部大炮，迫使当局在珠江南岸划出一块更大的地方作为住所和货栈，一俟安排就绪即可使用。双方还商定，城门应在两年之内无条件开放，使外国人可以像进入其他四个口岸一样进入这座城市。到了应当实行的时候，皇帝命令两广总督徐广缙听从民意，不理会这项协议——这项协议大概从来没有得到他的认可。仔细审查所有条约的中文本，发现其中并没有明确准许进入向外国商业开放的市镇的「城」，即有城墙围着的部分。由于这种含糊，香港当局按照伦敦的指示，没有坚持这一点，广州的城门一直没有被打开，直到一八五八年一月为止。

注：见《中国丛报》第十卷第二三五页、第四〇二页；该刊第八、九、十、十一卷载有战争期间中英两国当局所发布的大部分官方文件。又见第十二卷第一〇六页、第二四八页、第四四三页；第十三、十四卷；第十五卷第四六页以下；第十八卷第二一六页、第二七五页；以及上卷第四八八至四九二页。

注：利洛上尉《中国事件纪实》，伦敦，一八四三年，第一〇九页、第一七三页；格利先生与登纳姆船长《一八四二年在华被囚日记》，伦敦，一八四四年。

注：关于这场战争的其他资料，可参阅德庇时《战时与和议以来的中国》，一八五二年，第二卷第五、六章各处；乔斯林勋爵《随中国远征军六个月》，伦敦，一八四一年；麦肯齐《中国第二次战役记》，伦敦，一八四二年；坎宁安上校《在华服役回忆录》，一八五三年；奥克特洛尼中尉《中国之战》，一八四四年；一位战地军官《在华最后一年：直至南京和议》，伦敦及费城，一八四三年；奥古斯特·豪斯曼《中国：历史概要》，巴黎，一八五八年；巴罗文，载《两世界评论》一八四二年二月十五日、三月一日、六月一日及七月一日。

十太平天国

以南京条约告终的那场战争，使朝廷既惊愕又元气大伤，但并没有使它瘫痪或灰心丧气。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把它从专制与安稳的旧观念中惊醒过来；北京各部院的堂官们，由于深居简出、所受的教育又不完备，虽然无从查明、也无从领会这场争端的真正性质，沿海的官员们却看得出它的后果很可能是持久而严重的。他们当中有几个深思熟虑的人，如伊里布、徐继畬、耆英及其同僚，比他们在京城的上司更明白：「西洋人」来到五个开放口岸，将给这个黑发民族带来一种长久的影响。当然，他们估计不出这种影响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对它的力量与生命力的感受，使他们在履行条约规定时不去作琐碎的阻挠。另一方面，就大多数官员而言，根深蒂固的成见，加上对外国的人口、地位和资源的全然无知，使他们连本来很容易与领事和外交官员保持的那一点往来都回避了。官场的风气反对同外国同僚有任何私人交往；一八五〇年老皇帝道光驾崩之后，他的儿子表明——即使在和议订立八年之后仍是如此——想要升官，就不能同外国人结交得太密切。

这种反动以尽量少做事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不足为奇的；而把两广总督定为与外国公使通信的唯一渠道这一办法，实际上又使这种反动变本加厉。这位大员在广州城里被一班属员包围着，这些人所受的熏陶都与扩大对外交往背道而驰，因为他们在旧制度下从贸易垄断中得到过好处。其他开放口岸的道台奉命把涉及外国人的疑难问题呈报这位大员，但他们更倾向于尽可能让这些纠纷自行了结，所以很少有案子报到他那里。整个统治阶级的心态逐渐形成了一种坚定的决心：既要同那些在其子民面前使他们蒙羞的人保持距离，又不给这些强大的外人任何把柄，免得他们再次进犯沿海。无论从哪一点来看，这都是一项拙劣的政策，只会加速他们所害怕的祸患的到来。

德庇时爵士于一八四四年被任命为香港总督，在战后不久的四年任期中，他见识了不少这种骄傲而愚蠢的心态。他在一八五二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战时与和议以来的中国》，收录了中国政府的官方档案和举措的摘要，极富教益。令人奇怪的是，对于官员们在给主子的奏报中所表现的虚妄、敌意和软弱，对于皇帝坚持向那些因怯懦而使他大受其害的人发泄怒气，他竟表现得如此惊讶。他在这个国家住了将近三十年，理应深知本地人关于荣誉与宽恕的观念，也理应明白在战时这两者是多么少有人实行。他若责备中国的统帅们在作战中无知、犯下愚蠢的错误，那么人们很容易看出，他们从来就没有机会了解有关敌人的真实情况。因此，他们与不可能之事的抗争也并非全然徒劳，倘若它使他们准备好接受那不可避免之事的话。倘若德庇时爵士对他们在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的困境表示一点同情，对他们在种种灾祸之下所受的苦难多一些人道的关怀，那么他关于最佳补救办法的意见，本会有很大的分量。他在东印度公司这所学校里所受的熏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可以举一个例子：他在谈到皇帝禁烟的谕旨时说，这些谕旨已经废弛，战后这个问题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过；他还补充说：「但无论什么时候，这项贸易都不应承受许多人乐于加在它身上的全部恶名，因为它至多不过是提供了毒药，而中国人并没有非吃不可的义务。它最坏的后果，也许是由此滋生的海盗行为，因为这对正当贸易造成了损害。」一八四四年五月，他第一次与耆英会晤时，便提议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因为「这样一项明智而有益的措施，将消除两国政府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的一切可能；它可以为皇帝提供一笔丰厚的税收，并在同等程度上抑制一种目前完全不纳税的商品的消费」。次年，由于黄埔的走私复兴到与一八三九年同样严重的程度，他又更直接地把这件事提请耆英注意，于是鸦片船都离开了黄埔江面。耆英明知皇帝会不喜欢这件事，因此根本不愿采取行动，甚至不愿提供帮助，只提出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式办法——两国官员彼此默许，听之任之。德庇时爵士对此天真地评论道：「唯一欠缺的，就是皇帝公开认可他曾经公开谴责过的东西。……不过，这项贸易实际上已被容忍了，这对我们来说大不相同。中国政府不够诚实，不肯公开承认它在制度上的这一改变，但大不列颠所处的地位却因此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明确拒绝以协定的方式来补救这一弊端，并表示希望我们不要把现存的弊端提请它注意。」有这样两个人当政，双方自然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这种违禁而败坏道德的贸易所滋生的祸害，直到又一场战争和新的条约改变了两国的关系为止。

在广州，由来已久的仇外情绪被煽动家和游手好闲之徒煽动起来。他们利用百姓的恐惧，说他们的土地将被夺去盖货栈；这个谣言颇有人相信，以致外国人不久便不敢深入郊外了。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就在与德庇时爵士达成关于进入广州城的协议后不久，六个英国人在黄竹岐散步时遭到一群暴民袭击，全部遇害，其中有几个人死得极其残酷。耆英立即采取措施惩办这些村民——这充分表明他懂得自己对于伸张正义和维护和平所负的责任。一些被同村人指认为暴行首恶的人被逮捕了；这些犯人在广州由正式的衙门审讯。其中四人随即在香港派来的一个军事代表团面前斩首，另外二人则奉北京的谕旨处决。这一及时的惩处，保障了外国人在城内和城郊安分行走的安全；但后来有可靠的消息说，当时那一带已经张贴了许多揭帖，告诉百姓说外国人也许会到那里去为自己选择地皮。这几个不幸的英国人如果能够同村民讲话，说明自己的来意，也许本来是可以平安回家的。

这件事使我们有必要指出，外国人对于已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对中国百姓本身所产生的影响，普遍存在一种误解。人们推想，与英、法、美三国的条约一经批准，至少广大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会去打听、了解条约的内容，而且自然会产生一种好奇心，想知道一些关于那些国家的人民的事情。这是最可能的事——却又是与事实相去最远的事。无论京城还是各省的官员，从来没有设法把这些国际盟约公之于众，条约的正本和批准本甚至从来没有送到北京。因此，这些「和约」的存在及其性质，不得不一再地向本地人讲解，而他们通常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义务去遵守它们。在中国也和在别处一样，公正的法律从来不会自行实施；皇帝的官员中竟没有一个人肯费心去执行这些令人讨厌的条款，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要使条约不致成为一纸空文，是一件吃力的工作，而其中最艰苦的部分都落在英国领事身上。在外国官员中，唯有他们具有某种自己的权力；而且他们一般能说中国话，便与地方官员有了私人交往，于是开始了唯一有效的途径，使条约能够成为推倒那堵古老的偏见、无知和轻蔑之墙的力量——正是这堵墙长期把中国关在进步的范围之外。做这件事并没有一定之规可循；领事们总倾向于侵夺官员的权力，而官员们一般能够援引条约，从而认识到遵守条约的必要和益处。教育他们是一项巨大的事业；考虑到困难之大，其进展已经尽可能地快了——再快就会有损于他们自己或其子民的福祉。在这一进程中，他们承担了最大的重负：其责任和代价、风险和后果，几乎全都落在他们身上；而各外国则凭借着极其广泛而又没有明确界限的治外法权，作为利害相关的旁观者，随时准备利用他们的每一次失误，迫使他们接受外国对条约的解释。对于他们不懂国际法，对于他们深信中国强大，对于他们因此而不愿接受这样突然强加于他们的新秩序，人们很少加以体谅。另一方面，凡是了解这一时期全部情形的人，都不会不给予在华英国当局以应有的赞扬，因为他们在同中国官员的交往中表现得很好；甚至可以公平地说，国际交往状况的改善，主要应归功于他们。

战争结束时，帝国的状况使它的统治者极为沮丧，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如数付清了英国人勒索的二千一百万元，而英国人当然也在约定的时间归还了舟山。当时任香港殖民地财政官的蒙哥马利·马丁的名字，应当在此一提，因为他是女王的官员中唯一力图阻止交还舟山的人，理由是舟山对女王的东方帝国及其势力大有裨益。德庇时爵士谈到了使舟山显得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但马丁先生的建议立刻被他的上司否决了，从此整个舟山群岛便无人过问。条约开放的北方四个口岸，除福州以外，贸易的开始都没有遇到困难。福州这座城市完全没有遭受战争的蹂躏，那里骄傲的士绅煽动市民反对外国人及其贸易；最早去那里居住的欧洲人受到过一些虐待，但随着双方彼此了解加深，这种敌对情绪也就逐渐消失了。

在广州，种族偏见，加上那些失业的乡勇的骚乱，使情况更加恶化。这些乡勇当初是应林钦差的号召和利诱，蜂拥入城、应募抗英的。耆英已把他们遣散，但他们并没有回家；他们越来越无法无天，终于威胁到省政府的统治，不得不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加以镇压。在国库空虚、兵饷不足的情况下，骚乱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蔓延开来，为此后二十年间耗尽国家全部力量的那场叛乱铺平了道路。一省的百姓不知道别省发生了什么事——在对外战争期间，这一点大大妨碍了皇帝使其子民关心这场斗争的努力——在这里却大有助于使他们没有联合起来推翻他。每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看得很清楚：满洲统治者无论多么软弱、多么没有原则、多么专横，他们也仍然是这个民族所能产生的最称职的君主；在整个民族采纳更高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原则之前，任何取而代之的统治都不可能提高和净化这个民族。

这场在外国被称为「太平叛乱」的长期动乱，之所以持续得那样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内部腐朽的暴露，也由于它在外国面前的软弱；但还有许多别的原因在起作用。中国百姓大都清楚，他们的统治者在道德、诚实或爱国心方面，并不比他们自己好；但他们都乐于把自己因盗贼、赋税、勒索和冤判而遭受的种种苦难，归咎于当权的人。统治者也意识到，他们的同胞认为逃税是光彩的事，只要能安全无事，就藐视官差，对于维持法律和秩序，与其说帮助，不如说反对。在基督教国家被视为社会秩序与公正政府之基础的东西——良心的力量和服从法律的习惯——在这里并不存在；然而，由于在家庭和学堂里养成了服从的习惯，百姓在生命和财产方面

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安全，对于公正的统治者也十分敬重。中国社会中最严重的祸害与苦难，是由其中不守秩序的成员而非贪婪的统治者造成的；而两者都只有接受一种更高的准则，把行为的标准从权宜之计提升为义不容辞的本分，才能得到消除和改造。

叙述太平叛乱的兴起与覆灭，只能以与之相关的最重要的宗教、政治和军事事件为限，直至一八六七年它被镇压为止。「太平叛乱」这个说法完全是外国人造出来的；在北京以及所有忠于朝廷的人中间，起事者被称为「长毛贼」，而在他们那一方，则把官军叫作「妖」——这与英语俚语中的「小鬼」出奇地相似。一八五〇年，首领们公然图谋自立，为了使部众与自己的事业认同，便以「太平朝」作为国号，以别于满洲人的「清朝」。按照中国人对于朝代和国家的习惯，每一方都在国号前冠以「大」字（粤语读作「太」），于是「太平」这个名字便为外国人所知了。首领以「天德」为年号，借此表明他谋取帝位的目的。他本人的名字洪秀全，被部众视为过于神圣而不得直呼。在南京和他的军中所用的旗帜和诏令上，都题着「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字样。

这个人早年的生活与教育情形，是一八五四年韩山文牧师从他的族弟洪仁玕那里查问得来的，韩山文的叙述带有可信的记录的特征。洪秀全是洪镜扬的幼子，洪镜扬是一个殷实的农民，住在北江边上、距广州城约三十英里的花县，是县里一个小村子的村长。这一家原籍嘉应州，与江西交界；全村的人都被看作客家，即外来的垦殖者，因此与本地人即土著很少来往。秀全生于一八一三年，照常例七岁入塾，显示出非凡的读书天资。他家里太穷，不能长久让他不干活，所以他不得不奋力挣扎、克己自奉——正如各国许多贫寒而有志于功名的人所做的那样——以便使自己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一八二六年，他的名字出现在花县应考童生的名单上；但洪仁玕说：「在县考中，他的名字虽然总是列在榜首，却始终没有考中秀才。」一八三三年，他到广州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遇见了本地的布道者梁发，梁发正在贡院附近向进出考场的考生分发和出售他自己的著作。秀全被这个人庄重可敬的仪表所吸引，接受了他的一套小册子，名叫《劝世良言》。他把书带回家去，但发现书中宣扬的是基督教——当时是一种被禁止的教义——便把它丢在一边了。

一八三七年，他又去参加乡试，屡试不第所带来的失望与不满，加重了他所患的一场病。回到家里，他便卧床不起，准备一死，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好几次预示他死期的异象。他把父母叫到床前，对他们说：「我的日子已经数定，我的性命快要完了。父母啊！我是多么没有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我永远也不能获得一个光宗耀祖的名声了。」说完这几句话，他就闭上眼睛，浑身无力，身体不听使唤，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毫无知觉。他的外在感官停止了活动，身体看上去像死了一样，但他的灵魂却被一种奇特的力量所驱动，看到并记住了一些极不寻常的事情。

起初，他闭着眼睛的时候，看见一条龙、一只虎和一只公鸡走进屋来；接着一大群人奏着乐走过来，抬着一乘华美的轿子，请他坐进去。他不知道这种尊荣是怎么回事，就被抬到一个光明美丽的地方，那里有许多俊美的男男女女，欢天喜地地迎接他的到来。他下了轿，一个老妇人把他领到一条河边，说：「你这肮脏的人，为什么同那边的人为伍，玷污了自己？现在我必须把你洗干净。」洗完之后，他和一群年老而有德行的人一起走进一座大殿，其中有些是古代的圣贤。在这里，他们剖开他的身体，取出他的心和其他脏腑，换上一副红色的新的；做完之后，伤口便合上了，不留一点疤痕。然后众人又来到另一座更大的殿堂，其富丽堂皇难以言表；殿中最高的座位上坐着一位老人，金色的胡须，身穿黑袍。他看见秀全，便流下泪来，说：「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我所生所养的；他们吃我的食物，穿我的衣服，却没有一个人有心记念我、敬拜我；更坏的是，他们拿我的赐予去拜魔鬼；他们存心背叛我，惹我发怒。你不要效法他们。」于是他交给秀全一把剑，用以斩除魔鬼；一方印，用以降伏妖邪；还给他一个甜的黄色果子吃。秀全接受了这些东西，立即开始劝诫他那些年高德劭的同伴对他们的主尽自己的本分。他劝到落泪之后，那位至尊者领他到一个地方，从那里可以俯瞰下界，看清世人可怕的堕落与罪恶。那景象太可怕了，令人无法忍受，言语也无法形容。于是他从昏迷中醒来，而且有了足够的力气起床穿衣，去见他的父亲。秀全鞠了一躬，说道：「天上那位老人家已经命令，天下所有的人都要归向我，所有的财宝都要流归于我。」这场病持续了大约四十天，异象也越来越多。他在异象中常常遇见一个人，他称之为长兄，那人教导他如何行事，并帮助他去追杀妖魔。随着健康的恢复，他越来越执迷于这样一个想法：他已受命做中国的皇帝。有一天，他的父亲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天王大道君王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崇高的念头似乎越来越使他的心性变得沉稳而纯洁，这种沉稳与纯洁既令他自己敬畏，又吸引着他。关于与英国的战争进行期间他说过些什么，没有任何记载，但他一定知道战争的进展和结果。他的僵直昏厥和异象似乎没有再发作过；他以教书为业，直到一八四三年前后，其间又一次到广州应试，仍未考中。那一年，他妻子的兄弟要求把梁发的九本小册子拿去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还书的时候，他力劝秀全也读一读。

这些小册子共有六十八个短篇，讨论的是一般的题目，是从《圣经》中选出来的；对于处在亢奋状态、又对西方书籍和宗教一无所知的他来说，并不太适合于使他对基督教形成一个公正的概念。他读着这些书，自以为看出了他那些异象的真正含义。那位年高可敬的老人不是别人，正是天父上帝；而他的引导者就是耶稣基督，曾帮助他斩杀妖魔。「这些书一定是上天特意送给我的，用来证实我从前经历的真实。如果我没有经过那场病就得到这些书，我就不敢相信它们，也不敢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世界的习俗。如果我只是生了病，却没有得到这些书，我对于那些异象的真实就再没有别的证据，那些异象也可能被看作不过是病中的幻想而已。」

这番话听起来合情合理，一望而知与疯人的呓语全然不同。然而，虽然我们对这段叙述的细节加以苛刻的批评、断言秀全的自命全属虚伪，是不明智的，我们也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从他的著作和诏令来判断，他无论在这个时候，还是在以后任何时候，对基督教的真正性质都肯定没有清楚的认识。罪的本质，上帝的律法对罪人的统辖，从罪的玷污和后果中得到救赎的必要，基督作为中保的献祭——关于这些问题，他不可能从这些零碎的文章中得到充分的教导。后来，他深信自己负有统治中国的神圣使命，这种信念似乎蒙蔽了他的理解，使他看不到基督教会的属灵本质。他个人的意向不足以抗拒或塑造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接受他的使命的部下。但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他们手中的工具；他的个人影响以非同寻常的程度渗透到他周围那一大群无知而胆大妄为的人中间；而他善于把《圣经》中的某些教义和诫命用作自己权威的根据和证明，这显示出一种独创的天才，因为其所成就的结果，远非一个狡猾的骗子所能企及。从始至终——开始于花县时的贫穷、默默无闻和软弱，继之以在南京及其邻近五省的显赫、权势和王位，终结于在自己的宫殿里兵败、众叛亲离和死亡——洪秀全从未动摇过，也从未把他对人间最高统治权的要求减损一丝一毫。一八六四年八月，他的死讯报到北京，那时距他得到梁发的小册子已经三十一年了；皇帝的上谕沉痛地说：「其荼毒生灵、残破地方之惨，笔墨难罄；罪恶贯盈，神人共愤。」

这样一个充满非凡意趣和引人注目之事的生涯，自然无法在这篇概述中详细描述。那些小册子在洪秀全手里搁置了十年无人过问，他读过之后，确信自己明白了一八三七年那些异象的真正含义，便开始宣扬自己的使命，劝导周围的人接受基督教。洪仁玕（就是向韩山文先生提供这些情况的人）和一个同窗冯云山是他最早的皈依者；他们一致同意把一切偶像和孔子的牌位从学塾里撤走，然后在附近的一条小溪里受洗，也就是洗浴，作为洁净自己、信仰耶稣的标志。由于他们手头没有《圣经》的任何部分可以指导，梁发所说的许多事情他们都不明白；但梁发对书中所载事件和教义的阐释，他们都深加思索并接受了。书中讲到了摩西关于创世和洪水的记载、所多玛的毁灭、登山宝训和末日审判的性质，也详细叙述了基督的生平和受难；这些使这几个新入教的人为日后得到《圣经》作好了准备。但是，同样出于为自己的使命寻找证据的愿望，秀全对某些经文作了穿凿附会的解释，并且像别国的注释家那样，从中引申出原本并无此意的含义。在种种奇想之中，他最喜欢的一个是：凡是经文中出现意为「全部」「完全」的「全」字，他就认为指的是他自己；而这个字又是中文「全能」一词的一部分，于是他便（自以为）有了充分的理由来走自己的路。基督讲道中表示「天国」的「天国」一词，他们则用来指中国。有了这样的先入之见，弟兄们都能用最有力的论据来坚定自己的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套书中所有讲悔改、信心和人的堕落的篇章，他们显然全都忽略了。

这几个人奇特的观念、不加矫饰的热忱、端正的品行，以及关于上帝和幸福的新思想，不久便开始吸引人们到他们那里去，有的来争辩挑剔，有的来接受他们的信仰、同他们一起礼拜。孔子的牌位一撤出学塾，他们的学生就全都走了，他们便身无分文、失去了生计；有时因为信奉外国的宗教而挨打受辱，有时又因为背弃祖宗的祠堂而遭人讥笑。追随他们的人太少，不足以把他们留在家乡；一八四四年五月，秀全、云山和两个同伴决定去探望一个住在广西苗子地区附近的远亲，一路上靠贩卖砚台和毛笔为生。他们到了邻近的清远县，在那里传道两个月，为几个人施了洗；后来洪仁玕在那里开设学塾，住了几年，为五十多个皈依者施洗。秀全和云山用了三个月走到浔州府的苗子地界，一路宣讲真神的存在和借着他的儿子得救的道理，历经种种波折，终于到达他们那位亲戚在贵县山中的家。他们在这里住了一个夏天；他们热心传播这些显然已使他们自己的心大受鼓舞的教义，引起了这些粗朴的山民的注意，其中许多人表示信仰基督。秀全在冬天回到家里，却失望地发现他的同伴云山和另外两人都没有回来，他自己也说不出云山的行踪。后来才知道，云山在路上遇见了一些熟人，在紫荆山向他们传道，兴致很高，便在那里留了两年，一面教书，一面聚集会众。

秀全继续按照他从手中那些书里学到的真理教书传道。一八四六年，他听说有一位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住在广州；次年春天，他接到邀请，前去广州求学。他和洪仁玕去了；秀全在罗孝全先生那里住了约两个月，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异象、皈依和传道的经过，同时了解到外国在该城传教工作的性质和规模。他曾陪同两个本地基督徒回家一趟，这两个人是被派到花县去进一步了解他的。他们似乎得到了关于他的品行的良好报告；但罗孝全先生雇用的另一些人，害怕他一旦入了他们的教会会有影响力，便暗中设法使他暂时不得入教。罗孝全先生看来是根据他对这位申请人的诚实所了解的情况审慎行事的；倘若秀全不是不久就离开了广州——他在那里没有生活来源——罗孝全先生无疑会为他施洗的。这时，广东的政治动乱似乎对秀全的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回到家里之后，便第二次去探望他那位亲戚，又从那里到紫荆山去与冯云山会合。洪仁玕说，在此以前，他已经发表过反对满洲人的不忠言论，但这种言论在广东人中间十分普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他见到了云山，又见到了云山所聚集的两千名皈依者，几乎可以肯定，抵抗成功的希望一定在他胸中复燃了。他们当中有一个妇人也开始讲述她十年前看到的一些异象，预言将有一个人来临，教导他们怎样敬拜上帝。在广西东部郁江两岸的三个府里，皈依者的人数迅速增加，也没有遇到官府的严重阻挠；不过敌人也不是没有，云山就曾被其中一人控告，随即下狱。然而，受理此案的知府和知县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惩处他，便把他释放了；虽然这个新教派因为捣毁偶像，已经使那些拜偶像的人颇为反感——在任何国家，要学会忍耐和宽容都是多么困难啊。在那一带的许多村庄里，「拜上帝会」开始被人承认；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援引一八四四年为基督教争得的弛禁上谕，因为那道上谕只提到「天主教」，即天主教徒。前面已经说明，祭祀上帝是皇帝特有的职分；所以听洪仁玕说这个新教派被视为谋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八四八年，秀全的父亲去世，他临终时信靠这个新的信仰，吩咐丧事中不要请和尚做佛事；这时全家都已成了这个信仰的追随者。不久，秀全和云山来到家中与他们相会，便开始商议他们的将来。整个冬天，广西的信徒们都自己照料自己，看来照常聚会，没有受到阻碍。一八四九年六月，这两位首领在信徒们的资助下离开花县前往广西，发现整个会众普遍团结一致，这使他们的秘密计划大受鼓舞。有些会员得到了异象，有些成了劝诫者，谴责那些行为违背教义的人；还有些人尝试给人治病。秀全立即被所有人公认为领袖；他着手建立并维持严格的纪律，禁止吸食鸦片和饮酒，开始遵守安息日，并规定了敬拜上帝的仪式。似乎没有任何会员提议请一位外国教师来指导他们新的礼拜，甚至也没有人提议派人到广州去请一个本地的皈依者，尽管梁发那时还在世。整整一年就这样在紫荆山度过了；未来那支力量的核心，彻底浸透了他们领袖的思想；到一八五〇年六月，他已经把自己的亲属聚集在身边，并选定了他的副手们。

这样一大群人在一个人的号令下共同行动，而这个人的抱负和教导已经逐渐使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新的观念，这是不可能不引起官府注意的。两广总督住在广州，他的消息是从知县和知府那里得来的，而这些人的方针是宁可少报实情。但徐广缙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即将到来的斗争。于是朝廷任命当时住在福州的林则徐接替他；林则徐动身赴任，但在十月进入广西境内时去世了。徐总督不得不离开广州去执行公务，但他始终没有与敌人交锋，也没有回到任所。广州城的百姓拿他对待码头附近一个贫穷的纸扎匠的粗暴行为取乐：那个工匠刚刚把一些穿着高级官服的纸人拿出来晾，每个纸人都没有头。徐某认定这是有意侮辱，因为那工匠必定知道他要从那条路经过；于是下令把工匠用竹板痛打一顿，把纸人毁掉，以破除这个不祥之兆。北京政府刚刚派了三个满人去督办广西军务；他们的前任李星沅和周天爵，以及广西巡抚郑祖琛，都被革职了；但这几个新来的钦差大臣也并没有干得更好，当地的人也没有指望他们会成功。达洪阿就是九年前在台湾处决了一百八十名英国俘虏的那个凶徒；赛尚阿是年轻的咸丰皇帝的首席军机大臣，既无能又腐败。长期统领广州满洲驻防的乌兰泰，也在一八五一年五月被派去遏制起事者日益增长的势力。起事者在武宣县两河交汇处附近据守着有利的阵地；这位统帅在给皇帝的奏报中天真地表示惊讶，说叛匪竟占据了他刚刚决定要设防的一个要地。不过，他的这份奏报对官军屡屡失利的原因，比此前出现的任何材料都说明得更清楚。贪污、贿赂、懒惰、吸食鸦片和侵吞公款，已使全军腐烂透顶；太平军能够毫无危险地穿越全境，直达他们的目的地南京，也就无人会觉得奇怪了。

然而，在此一年以前，秀全的追随者就已经开始了这场冲突。他们反对偶像崇拜的热忱，使他们捣毁庙宇，激怒了百姓，不久便引起了猜疑和敌意；而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土客之间——即本地人与外来垦殖者之间——由来已久的世仇和相互憎恨，更加剧了这种敌意。秀全和他的头目们大多属于客家；每当村庄遭到攻击、客家人吃了亏，他们便迁到紫荆山去，声称与秀全一同敬拜上帝。这样，全体居民或多或少都分裂成了不同的派别。一队奉命前来逮捕他和云山的官兵被击退之后，他们便利用追随者的狂热，把他们聚集起来，占据了贵县的一个大集镇连珠。这一举动把那一带所有贫困和不满的人都吸引到了他们的旗下；而他们自己的党羽如今已能够管理和使用一切来投的人，要求他们严格遵守其教义和礼拜。连珠镇很快就筑起了防御工事，占据者中间开始出现军营的秩序，不过他们并没有伤害镇上的居民。这支已经增加到好几千人的队伍开始操练；不久，为了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他们决定渡河进攻大村，这支队伍的生命力随即受到了考验。官军被一个简单的计策蒙骗了，等到发现敌人已经开走，他们对其后卫的攻击又被击退，损失惨重。官军也像所有同类军队一样，把怒气发泄到连珠镇安分守己的居民身上，烧杀抢掠，几乎把那里夷为平地。这种不必要的残暴反过来害了他们自己；拜上帝会的所有会员，无论忠顺的还是不满的，都感到单是他们的名称就带有谋逆的意味，他们要么投奔秀全的旗下，要么放弃自己的信仰。秀全劝说一些新近来投的三合会会员把钱财交入军库，服从他的规矩。他的一个宣教师在把这些钱送往粮台的途中被查出侵吞公款，但对此人的公开审判和处决，对目睹此事的各类人来说，既是警告，又是鼓舞。然而，三合会的大多数头目害怕这样的纪律，带着他们的大部分部众投到官军那边去了。这次背离使秀全有机会表明他对这个会党一贯的反对态度，并宣布凡是加入他这一派的人都必须脱离三合会。倘若我们所得到的那些零星记载还算可信的话，那么此时大村营地所表现出的纪律和良好秩序，一定使周围的百姓感到惊讶和钦佩。

从连珠附近的那场冲突到攻占平乐府梅江边上的永安州，大约过了一年。在此期间，秀全越来越执迷于这样一个观念：他负有来自「天父」——这时人们普遍这样称呼上帝——和「天兄」——他这样称呼耶稣基督——的神圣使命。他开始避开部众的视线，把他所得到的启示传达给他们；这些启示的用意，在于统率那支交付给他的、要在全境扫除一切偶像崇拜和压迫的力量，并鼓舞那些誓为这一光荣事业献身的人的心。这种做法摧毁了基督教所特有的一切教义；而且据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无论他还是云山，都不再像他们第一次在苗子中间旅行时那样，着重宣讲借着悔改和信靠基督而得救的道理，而是靠狂热和最终胜利的希望把部众维系在一起。就其主要特点而言，他的做法是模仿摩西和亚伦退入会幕的故事；要使他那些未受教导的部众相信，同样传达天意的方式在他身上重演，是很容易的。他之所以从不请外国传教士来帮助向部众传授基督耶稣的真理，从这个计划中也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他很清楚，传教士中没有一个会支持这样的妄念。早在一八五一年四月，他还在贵县的时候，就开始以从天父和天兄那里得到的启示的形式颁布诏令——据说天父或天兄会降临人间，告诉他应当怎样行事。一八五三年三月，就在攻占南京之前，他刊行了一本《天命诏旨书》，其中收录了一系列这样的启示，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真实品格。只须引用两段就够了：

天父对众人说：「我的孩子们啊！你们认得你们的天父和天兄吗？」众人都回答说：「我们认得我们的天父和天兄。」天父又说：「你们认得你们的主吗？真认得吗？」众人都回答说：「我们很认得我们的主。」天父说：「我差你们的主下凡作天王，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天命，你们要遵从；你们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胡为，不得怠慢。若不顾主顾王，你们个个都要受累。」

只有从这些官方文件中，我们才能了解到这时据守永安、不久便要疯狂地向全国猛扑的那班革命者真正的政治和宗教信条。要想从这样的荆棘丛中摘到福音的无花果，是徒劳的。

另一段摘录更清楚地显示了他们的把戏。这段文字的日期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六日，载的是对周锡能一案的审讯和判决；此人被查出曾在大村与赛尚阿将军暗中勾结。那一天，四位王正在商议一些重大的事情，天父忽然降临到他们中间，秘密地告诉他们立刻把周某和另外两人抓起来，押到东王杨秀清那里去，然后天父就回天上去了。他们照办了，并把这件事报告了天王，但他们谁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据以审问。「幸而天父又不辞劳苦，再次显现」，命令两位国宗去通知各位王，说他降临了。他们都来到朝中，恳请天王与他们同去。于是天王陛下在各王和侍卫的护卫下，率领一大群官员，来到天父面前。他们都跪下来问道：「天父下凡了吗？」天父对天王说：「秀全，今天这件事我要亲自来办；凡人办起来是很难的。有一个姓周的，昨天与妖魔暗中勾结，已经回到朝中，想要作一场极大的反叛。你们去

把他带来。」那个犯人不久就被带来了，审问的经过记载得十分详尽。问他：「现在同你说话的是谁？」他回答说：「是天父皇上帝在同我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知道天父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经过一连串的讯问，他的罪行得到了证实；他和他的同谋，连同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当着一大群人的面被处死，以儆叛徒；他们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罪有应得。

占领南京之后，洪秀全被他的军队正式拥立为中国皇帝，采用了帝王的称号和仪仗。五个主要首领被分别任命为南王、东王、西王、北王和翼王，统领各自的部队；冯云山是南王。在执行他们的计划时，谁是得力的治军者和主要的谋划者，如今已无从查考，因为从始至终，关于这支力量的人员情况，整个运动都被包裹在极其严密的秘密之中。麦都思博士所译的他们的命令、教条、律法、启示和课本，是评价这一运动性质最可靠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并没有描述其中活生生的人物。在一支由极其庞杂的成分组成的大军中，不能指望任何时候会有人对《圣经》有多少了解，尽管其首领们正是以《圣经》为依据，宣称自己拥有得自「天父天兄」的权力；但在他们存在的最初几年里，他们中间确实有非同寻常的节制和纪律。有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反对的势力迫使这位叛军统帅在连珠据守之后，变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难办；这个问题暂时是这样解决的：为妇女另设营地，由女官管理，以维持纪律。这样做时，他在军旅生活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给已婚者照料子女提供便利；但在一八五二年和一八五三年转战各地的途中，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

一八五二年，永安城中军队的状况和规模，足以使起事的首领们挥师北上。几次交锋中，他们的人看到官军溃逃，彼此之间有了信心；而几次失利又表明，他们那不屈不挠的敌人从来没有想过要饶恕他们当中任何一个被俘的人。在城内被围的五个月里缺乏粮食，这又使他们在相当程度上练就了忍耐的功夫；因此，当他们于一八五二年四月七日夜间分三路冲破包围时，胜利和夺取天下的希望使他们士气高昂。他们向北进军，于五月十五日进攻省城桂林；但他们没有适于围攻那样大的一座城池的大炮，于是越过省界，攻占了湖南的道州，这使他们得以进入湘江，获得了运输的手段。从此以后，他们轻而易举地攻克了湘江流域的一座座城镇。桂阳州、郴州、永兴、安仁等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攻占又被放弃，直到九月十八日，他们来到这个省的省城。长沙和湘潭合起来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城中的守军充分明白自己的危险，也明白一旦城池失守，很可能会被斩尽杀绝。太平军竭尽全力，八十天都没能攻下城来；不过他们损失的人很少，也没有给那躲在射程以外的敌人造成多大损害。十二月一日，他们撤围而去，十三日到达长江边上的岳州，不战而取之。十天之后，在岳州缴获的战利品使他们得到补充和鼓舞，他们占领了汉阳和位于江对岸的湖北省城武昌。武昌的守军无法逃脱，许多兵士被歼灭。下游的两座府城黄州和九江，分别于一月十二日和二月十八日被攻占，一个星期之后，安徽省城安庆也陷落了。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挡起事者的推进；三月八日，他们在南京城下扎营。南京有满汉兵驻守，但他们的防守并不比别的城里的同袍好；十天之内，城墙就被攻破，城内找到的所有守军都被处死，其中包括两江总督陆建瀛。镇江和扬州不久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官军于是失去了对大运河的控制。

他们自十一个月前离开永安以来，在全境如此迅速地推进，使皇帝那些士气涣散的官员和兵士惊慌失措；而皇帝本人，也同他的任何一个下属一样软弱无知。起事者的进军，表明了官军的彻底空虚、他们最受信任的将领的无能，以及全国广大民众对这场冲突的冷漠。能够充分解释这一非凡成功的许多原因，如今已无从查考；但汉人对满人的民族反感，是他们冷漠态度的根本原因。他们也觉得，一个连几千名外国军队都无法抵御、无法保护他们的政府，不如让位给一个本族的政府。起事者离开永安的时候，连同妇女儿童在内，追随者也许不超过一万人；但这些人出发时，完全确信他们的领袖负有天命，要摧毁偶像崇拜，建立对真神的敬拜，并在「天王」身上开创天国。每一个学童都知道，「上帝」这个名称，是皇帝以天子的身份、以《书经》中所说的古代君王的继承者的身份在北京所祭祀的那位神的名字；因此，当起事者根据他们从郭实腊修订的《圣经》译本中所能学到的，建立起对真神的敬拜时，他们的同胞立刻就认出了这是一个挑战。这是对道光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地位的攻击；在这场挑战中，谁能坚持住自己的立场，上天的力量无疑就站在谁那一边。这面新的旗帜从永安到南京的推进，就像一个燃烧的十字架传遍各地；除了少数几座大城市之外，百姓所受的苦难，实际上更多是由于凶残的官军，而不是由于太平军。由于敌人对无辜的本地居民滥施屠杀，太平军在推进中力量越来越强，最后到达目的地时，兵力已不下八万人。

他们的阵地这时已经是外国人可以到达的了——外国人一直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观察他们的兴起和发展，难以得知真相——不久外国人便乘轮船前来访问。最早前来的是乘坐英国皇家军舰「赫耳墨斯号」的文翰总督，随行的有中国最能干的语言学家之一密迪乐，他后来发表了自己的调查结果。来访者起初受到怀疑，但这种怀疑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急切的好奇心，想要了解对方宗教观点和宗教活动的真正性质。起事者对外国人的无知，甚至比外国人对他们的无知还要深，所以双方的兴趣必然是相互的，任何一方也都不会希望同另一方发生冲突。

在南京、镇江和扬州这几座城市被攻占，由居民在太平军官员的指挥下驻守并构筑防御之后大约两个月，首领们对自己的事业、军队和能力信心十足，便派出一支部队去攻取北京。关于这支部队的规模和组成，没有任何具体的记载，但它的行军路线和战绩都载在《京报》上。这支部队在瓜洲附近登陆，在那里击败了一队满洲兵，然后开往六合和凤阳府，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他们穿过安徽省，进入河南省；登陆后一个月，即六月十九日，便围攻省城开封。三天之后，他们被击退，首领们率众渡过黄河，到了开封以西约一百英里的怀庆府。在那里，官军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抵抗，使他们两个月一筹莫展，只得离开，西入山西，攻占了平阳府；然后折向东方和东北方，从侧翼包抄敌军，越过临洺关，进入直隶。他们原打算沿卫河而下，到达大运河上的临清州，但不得不绕道数百英里才到达那里。在绕道途中，他们攀越了从黄河流域通往山西南部高原的险峻山谷。这次行军是在九月完成的；十月九日，他们攻占了直隶的深州府城，那里距北京只有二百英里。他们的军队在深州停留了两个星期，然后越过平原，向东北开往大运河边的静海县。十月二十八日，他们在这里掘壕固守，离天津只有二十英里。派去进攻天津的一支分队被击退了；十一月三日，全军被一路从怀庆尾追而来的满洲兵，以及奉命从北方赶来阻止他们向京城推进的其他部队所封锁。在六个月之内，这支起事的部队穿越了四个省，攻占了二十六座城池，因粮于敌，击败了派来对付他们的每一支官军。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完成这一长达足足一千五百英里的非凡进军的人们，倘若受过更好的训练，本可以成就更伟大的事业。综合考虑一切情况，这次进军完全可以与一八六四年谢尔曼将军向海边的进军相媲美；然而关于这一壮举的细节，人们所知甚少，甚至连它的统帅是谁都不能确定——究竟是《京报》上称为「伪丞相」的林凤祥，还是另有其人。

太平军为什么在离天津这样近的地方掘壕固守，颇令人费解；但一八五八年天津的官员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平原上一片汪洋，使他们无法对该城采取任何行动。也许是因为缺乏攻城的大炮，又有从蒙古调来的骑兵，才使首领们决定在静海掘壕固守，并派人回南京求援。太平王立即派出一支援军；这支援军也穿过安徽，到了黄河北岸的丰县，于一八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攻占了该城——用咸丰皇帝的话说，是「连陷城池」之后。军队到达临清州时是四月十二日，冰已经化了；在起事者的援军遭到大举攻击之后，他们发起猛攻，顶住了城中守军和城外官军的联合抵抗，攻下了那座城。另一支部队已于二月间离开静海——与其说是被赶走的，不如说是饿走的——到了献县，三月十日又从那里开往阜城，大概在阜城与临清之间的某处与他们的同袍会合了。两地相距约一百英里，其间的地区无疑被强行搜刮一空。这支会合后的军队想在他们的据点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对待当地居民还算相当不错，那些居民中没有满人。由于彼此语言不通，这个地区的百姓没有同这些南方人混杂在一起；再加上通往南京的道路无法保持畅通，太平军便决定回师。他们在一八五五年三月重新进入安徽，到奉命前往的地方与主力会合；但在此前将近一年里，他们的行动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无论如何，北京和大清王朝得救了；而洪秀全没有孤注一掷地去做这样一件事，证明他不明白这场斗争的真正关键所在。他再也没有能力发动第二次北伐，他的部众不久也就堕落成了土匪。

太平军占有南京、镇江和瓜洲，又有一支庞大的船队沿长江往西一直延伸到湖北的宜昌，距离达六百多英里，这就完全割断了皇帝对东南七省的统治。长江两岸五十英里到一百五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太平军只是为了征集给养才去。他们的船只深入到江西的南昌，沿湘江而上，甚至越过了湖南的长沙，为了搜寻粮食和补充兵员而洗劫了一个又一个城镇，这些粮食和兵员或者被送到南京，或者用来供养船上的人员；但首领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像样的政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保护那些归顺他们或安分守己的人免遭官军或其他敌人的侵害。作为一场以基督教原则改造中华民族、并明确宣示君民权利与义务的革命，它在占领南京之后一年之内便已彻底失败了。运动的首领们不可能有谁能表现出创立一套协调而合宜的统治的能力，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被征服的地方建立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验，也没有一个人具备使当地居民对他们产生持久信任的手腕。他们的俘虏都被迫为他们做工或打仗，而这些人也乐意挣得自己的衣食；在服从这样的命令、奉行他们所吩咐的宗教仪式时，这些人当然也没有多少可以抱怨的；但这种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憎恨官府，或者放弃了佛教。

占领南京之后的三年间，长江流域的百姓饱受

战乱之苦。两军都就地取食；拒绝交出粮食、衣服和牲畜的危险，几乎与加入交战的任何一方的危险相等；无论哪一种情形，结局必定是沦为乞丐或丧失性命。举一个绝非罕见的苦难为例：人烟稠密的商埠汉口及其周围地区，在截至一八五五年五月的三十个月里，先后被攻陷了六次，最后简直成了一堆废墟。在乡间，两方之中，官军也许是更可怕的祸害；但随着这一地区日益贫困，双方竞相榨干百姓。官军步步进逼，太平军逐渐被限制在南京和安庆周围的地区，到一八六〇年，似乎已经接近末日了。一八五三年上海听说他们信奉基督教的教义、有基督教的组织，曾经激起的那种兴趣，已经通过外国官员对南京的多次访问、与其首领和兵众的交往、阅读他们的书籍以及观察他们的政策而得到了满足。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一事业的一个内在缺陷不久就暴露出来了。无论如何，洪秀全都不肯率领他的人马北上，孤注一掷地进攻北京。他本人对自己神圣使命的确信，曾被他的将领们以及一八五二年离开永安的全体追随者极其热诚地接受；但在向南京推进的过程中大批加入太平军的人，却并不接受他们的信仰；原来的队伍逐渐被冲淡，以至于不足以约束和激励这些附从者了。此外，天王从来没有认真地设想过：要在一部基督教法典之下开创新局面，他的政府制度必须进行哪些根本的变革。他对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毫无所知，大概以为它们都是按照《圣经》中所载的规矩和榜样行事的；或许他也相信，到了时候，「天父天兄」自会启示应当采取的方针。广大的读书人自然不愿意去审视一种西方宗教的主张——这种宗教把上帝置于一切神祇之上，礼拜中不许有偶像，庙宇里不许有仪式，不许崇拜祖先、孔子或日月星辰。但是，倘若这种摆脱满洲人枷锁的爱国号召，能以一套精心设计的科举取士制度作为后盾——这套制度按照新秩序的需要加以修改，采用比经书里的内容更为实用的科目——并付诸实行，那就很难设想知识阶层不会逐渐站到这个新兴的势力一边来。对满洲驻防兵和军队所施的不必要的残暴与屠杀，在百姓心中引起的恐惧，远远超过了与这些残忍的革命者合作的激励。后者破坏了人们对他们的节制、公正以及实现其建立新政权之目标的能力的信任，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前途。本来有广泛的民族愿望和对现今王朝的真实反感作为基础，天王本可以放心地指望从中得到帮助和同情。但他远不能应付这一时机的要求。他的运动崩溃时，他的同胞所感到的满意和宽慰，证明了他们对他的能力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一八五五年从北方回来的两支部队的残部，被编入据守大运河和两江地区的部队时，他们的前哨沿大江东面不过镇江，西面不过安庆。那一年，南京城内的首领们之间发生了内讧，结果东王杨秀清于次年被处死；北王韦昌辉为天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维护了天王的至尊地位，但天王也因此失去了他最好的将领。另一位知名人物、翼王石达开，对整个事业失去了信心，设法带着大批部众向西撤走，到了四川。洪秀全早年的朋友、南王冯云山，大约也在同一时候不见了。关于这些冲突的传闻传到上海时，说法互相矛盾，所以无法了解其全部原因。

纷争的根源之一，是杨秀清自称圣神风，即圣灵。他宣称能接到天父和天兄的传言，这样就把自己置于天王之上；据威尔逊说，他曾因「保惠师」指控的某些过失，「要天王屈身受杖四十」。我们所得到的关于这个人的记载表明，他很早就在这个运动中起着显要的作用，并且也许操纵了那些「天父下凡」，就像上面提到的《天命诏旨书》中所载周锡能一案的那一次一样。在向南京进军途中，以他的名义发布了许多告示，阐明了天朝在征战中所遵循的原则。告示中激发中国人爱国感情的言辞，与他们敬拜上帝的义务混杂在一起——上帝这时已被宣示为他们的皇上帝、我们的天父——并向一切归顺的人许诺安全。在即将到达南京时发布的一道告示中，他这样概括太平军所遵循的规则：

本军师奉王命，兴师讨暴，所到之处，敌人闻风即如秋叶四散。每克一城，即将城中贪官污吏尽行诛戮，于百姓则秋毫无犯，尔等尽可各安家业，不必惊惶。惟闻各乡中多有不法匪徒，于我军未到之先，乘乱奸淫人家妻女，焚掠良民财物……为此特派大员袁某，率兵数百，巡行各乡，一遇此等匪徒，即行就地正法；良民若于门首贴一「顺」字，即可无虞。

这样的宣言并不能使长江流域胆怯的百姓安心；在南京、镇江和别处对毫不抵抗的满人的屠杀，表明天王的部众中存在一种残忍的放纵，使百姓感到他们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改善的希望。此外，到一八五六年，从这些城镇中所获得的大量战利品已经耗尽，叛军的前景极为黯淡。在他们的部队中，灰心丧气的、患病的、受伤的，连同被俘的和走投无路的人，不久便或死或逃或躲，他们的空缺则由强征来的兵员填补。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朝廷内部的纷争危及了整个事业，表明其首领们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是多么无能。杨秀清已经堕落成一个纵欲、肆无忌惮、再也令人无法容忍的派系首领；到一八五六年十月，他和他的全部党羽，共二万人，被韦昌辉斩尽杀绝。但这位北王不久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翼王石达开这时正在江西省。这已经成了洪秀全的生死之争；他除掉了四个王，结果身边再没有一个他可以依靠其忠诚的真正的军事统帅了。一八五六年传到上海的关于城内激烈冲突的传闻，大概被那一带普遍存在的一种愿望夸大了：人们希望交战的各方会像基甸时代的米甸人那样，继续自相残杀，直到了结此事。

太平军的成功，鼓励了中国其他地方心怀不满的首领们也竖起叛旗。石达开在四川和贵州的进展，使这两省的长官竭尽全力才恢复了和平。在广东，一支强大的匪帮围困了省城；但一八五四年徐广缙离任之后，叶名琛总督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士绅的大力支持。到一八五五年年中，这次起事被镇压在血泊之中。佛山、肇庆和其他一些大城镇遭到的破坏，表明这些叛匪的唯一目的就是劫掠，尽管起初人们以为他们是太平军。在截至一八五六年八月的十四个月里，广州处决的人将近十万；而双方丧生的人，必须以百万计。一八五三年九月，一伙广东亡命之徒占据了上海县城，杀死了知县和其他一些官员。他们一直占据到中国新年，即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才在一片火光和屠杀中弃城而去，许多首领乘外国船只逃走了。这些人与太平军都没有关系。在这里，以及在中国其他地方，在整个这场叛乱期间，没有一个外国人被故意伤害过。

在台湾和海南，以及在云南和甘肃，各省当局都要靠本地的兵勇费尽力气才维持住皇帝的权威。这位可怜的君主本人则牢牢地受制于肃顺及其一班卑鄙的亲信，他们想方设法充实他的府库，发行铁钱和纸币，还提议用玉石切成的筹码来代替金银。不过，国史中对于以往恰恰如此的多灾多难的时代有许多记载，这个民族对自身的信心并没有真正削弱。

到一八五七年，官军已经开始对叛军形成严密的包围，叛军几乎被限制在安庆和南京之间的沿江两岸，这两座城市都被封锁了。两年之后，叛军的都城被围困，但在围城中，忠于朝廷的一方几乎完全依靠饥饿和疾病来奏效；到一八六〇年，饥饿和疾病终于达到了极点，据说南京的肉铺里竟有人肉出售。他们的弹药几乎用尽，人数减少了，兵士们显然也想四散而去；但首领那不屈不挠的精神从未动摇。他又封了十一个王，即将领，称为忠王、英王、干王、听王等，这些人的才干与原先那几个王完全相当。随着围城的进展，局势一天比一天险恶。官军的两员大将张国梁和和春，把城池围得越来越紧，把起事者在各个方向上都逼到了绝境。然而，由于当时正与英法两国在白河上交战，这两人的行动没有采取攻势。这就鼓励了被围的守军拼死一搏，以求解围；一八六〇年五月六日，他们对那些多年来一直在城外壁垒后面掘壕据守的官军发起了一次配合周密的攻击，把官军打得七零八落。一小队太平军设法冲出，向江苏北部的黄河一带而去。另一队已经在三月间用地雷炸开城墙，攻陷了杭州；在叛军占据该城的那一个星期里，连同满洲驻防兵在内，有多达七万居民在这里丧生。这支会合起来的部队回到南京时所向披靡，他们所需要的枪炮弹药也落到了他们手里。忠于朝廷的兵士也反过来对付自己原来的长官，不过他们大部分已被杀死或打散了。镇江和常州被攻占，两江总督何桂清极其怯懦地逃往苏州，没有作任何挽回败局的努力。在大运河边的无锡进行过一些抵抗，但和春被这次猛攻吓得魂飞魄散，竟自杀了；苏州也未经任何抵抗便落入了忠王之手。然而，怯懦的官军在离开苏州之前，把它烧杀抢掠了一番；何桂清放火焚烧了广大的城郊，以便露出坚固的城墙。这种破坏是如此不必要，以至于市民们欢迎太平军的到来，因为太平军至少会给他们留下房屋。苏州和杭州既已在手，干王和忠王便控制了两省的主要水道，他们现在想要的是得到外国轮船，用来重新夺取对长江的控制权。这时，起事者失去最初那几位首领的损失，已由这两个人极好地弥补了；这两人的阅历比天王本人更广，而他们打散敌人的非凡成功，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神的保佑和嘉许的保证。

到一八六〇年六月，就有组织的满洲军队所能抵抗的范围而言，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的江南和浙江地区已经全部落入他们手中。他们从南京突围以来的三个月里，对生命、财产和产业的破坏，大概是两百多年前清军入关以来所未有的，使人重新想起关于阿提拉和帖木儿的残暴行径的故事。八月间，忠王率领一支不足两万人的部队威胁上海；倘若不是有英法军队保护，上海早已被攻陷了。该县有许多村庄被毁；但从松江驶来的船队不敢与外国人交锋，起事者在九月以前全部撤走了。不过，他们这时已能得到军火的供应，甚至开始

招募外国人来帮助他们操练和作战。这是一种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的反常局面：联军一面向北京进军，要强迫对方订约；一面又环守上海城墙，焚烧城郊以扫除一切掩蔽，帮助当地的长官为咸丰保住这座城——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一项贸易。那时正是太平军的时机：他们本应在额尔金勋爵撤走之后，尽快迅速进军直隶，在京城之下一决胜负。但他们这时已经没有多少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四年间威胁京城的那种军队了，而在逆境中又不能指望从江南得到新兵。

在这个关头，官军开始求助于外国人，希望借助他们自己所没有的技术和武器，来恢复其威望和权力。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美国冒险家华尔，向吴道台提议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松江；他第一次率领约一百名外国人进攻，被击退了，第二次却成功了，官军随即占领了该城。这次胜利，加上优厚的饷银，激励了许多别的人加入他的队伍；不久，华尔将军便能组织起一支更大的部队，中国人给它起名叫「常胜军」——这个名字后来证明是名副其实的。它的成分十分庞杂，但统领的魄力、手腕和纪律，在与强敌实际搏斗的推动下，很快就把它塑造成一支差不多可以指挥自如的部队，能够作为训练本地军队的核心。外国人一般都看不起这件事，联军中的许多海陆军军官对它也抱着怀疑和厌恶的态度。它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品格；一八六二年间起事者在江苏和浙江接连失败，清楚地证明了它那些训练有素的士兵胜过十倍于己的散漫乡勇。

但我们必须把话头往回倒一点。一八六〇年，由于占有了江苏和浙江最好的地区，天王便计划以四路大军进逼汉口，以解安庆之围。这几路大军由忠王统率；从能够搜集到的细节来看，他们表现出一种实际的将才，这是几乎出人意料的。英王要从庐州向西穿过安徽，直抵黄州；侍王要离开江西，尽可能在靠近汉口的地方抵达长江，与忠王配合作战；一支由堵王率领的较小的部队，则要收复鄱阳湖口的湖口，然后乘船溯大江而上。这次战役所要进行的地域有多么广阔，只要知道忠王要行军五百英里，翻越江西边境上的两道山脉，而英王要在安徽平原上行军二百英里，就可以明白了。英王果真率领他那约八万人的部队，在十一天之内走了二百英里，到达黄州（在汉口下游五十英里），但他的同僚没有一个来接应他。八年的经验已经使这场较量的各种因素完全改变了。百姓如今普遍认识到，在太平军的统治下，生命、财产和政府都没有保障；官军已经学会了怎样取得爱国士绅的合作；而太平军的兵卒，这时大都是同一地区被征服的本地人，因为从来就没有从广西来的新兵。此外，这一地区已经贫困不堪，这使各方都要忍受更大的困苦。然而，忠王从芜湖向西南开到广信，越过分水岭进入江西，在建昌击败了一支部队，在临江附近渡过赣江，又向西北进军到修水边上的武宁县。在这里，他听说堵王已经战败，侍王的部队也没有到达；他眼见这次战役已经失败，唯恐自己也被困住，便率军穿过江西全省，于一八六一年九月退回广信。关于太平军这最后一次伟大壮举的具体情形，人们所知甚少，所以无法把它作为一次在极大的困难之下完成的军事行动来加以评判；但忠王一定是一位颇为高明的战略家。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安庆落入官军之手。城中的守军和市民到最后受尽了难以言说的苦难，而胜利者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壳；但从此直到南京的长江都归他们所有了。忠王在东归途中进入浙江，蹂躏了该省整个北半部；他的部下对居民犯下了难以言说的暴行，随心所欲地杀人、放火、抢劫。宁波于十二月九日被攻陷，一直被占据到次年五月十日，才被联军夺回；在此期间，对外贸易没有中断，这座城市所受的苦难也比许多别的城市轻。九月间，太平军被逐出甬江流域；但华尔将军在慈溪阵亡，使官军失去了一位能干的将领。这个人的经历是一段奇特的经历，但他在训练部下方面的成功，又加上他与官员们打交道时光明磊落，官员们在北京对他的评价很高。他被安葬在松江，那里为纪念他建了一座祠，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他的神位前焚香。

要找到一个继任者是困难的；指挥权最终落到他的副手、一个名叫白齐文的美国人身上，中国人让他继续统领，但他证明是不称职的。接替他的是两个英国人奥伦和库克；一八六三年四月，整个部队交由英国陆军的戈登上校指挥。从一八六〇年五月华尔攻取松江，到一八六三年四月六日戈登攻取福山，其间随着中外军队彼此越来越熟悉，并学会了把纪律当作胜利的保证来尊重，把中外军队结合起来的最好方式也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支五花八门的部队，即使不是前所未见，也是罕见的；而中国兵士占压倒多数，倘若让他们长期闲着，也许就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因素。

常胜军在敌人面前的英勇，逐渐赢得了联军以及出钱雇用它的中国官员的信任；当它与法英分遣队配合行动、把太平军逐出宁波府的时候，华尔操练的真正价值就显露出来了。太平军无端向英国皇家军舰「邂逅号」开火，乐德克舰长随即以巧妙而勇敢的攻击作为回答，夺回了宁波城；这次行动显示了各国人士的英勇，也恢复了这个口岸的安全。从乐德克舰长的报告中摘录一段，便可以看出这场内战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可怕后果：

我曾见过宁波的鼎盛时期，那时它自诩为帝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城市之一；而如今，在这五月十一日，人们也许会以为有一位毁灭的天使在城里和城郊肆虐过。城郊连同那些富有的商行和成千上万的房屋，全被夷为平地；而城内，这个曾经有五十万人居住的地方，竟看不到一个居民的踪影。它真是一座死城。房屋中华贵美丽的家具已经变成了柴火，或者被搬到城墙上供兵士使用。运河里填满了死尸和腐臭的污物。桥梁和路面的石头被撬起来，用以加固城墙，在街上筑成街垒；那些曾经是和尚们引以为荣的寺庙里，华丽的偶像和战神的残骸乱七八糟地散了一地——它们被砍断的肢体表明，它们已成了那些基督徒太平军的玩物；而这些太平军的首领天王，八年前在南京曾问文翰爵士：童贞女马利亚有没有一个漂亮的妹妹，可以嫁给他这位天王！此后我有幸参与从这些太平军手中夺回许多城市，在所有这些城市里，我都发现，就像在宁波一样，同样一双魔鬼的手曾在那里肆虐——百姓被逐出家门，城市被毁坏殆尽。

然而，从废墟中复苏之迅速，据说在一个月之内，房屋就重新陈设起来，店铺也开了门；房主们大多是逃过江去，躲进了外国人居留地。这时又组织了一支更大的部队——勒伯勒东和日意格两位先生负责统领一个中法混合的团——向余姚进军，收复了余姚，留下一千名受过操练的中国兵守城。慈溪、奉化和上虞也肃清了叛军；三月间，他们放弃了绍兴府城，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富饶的河谷。他们的入侵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祸，因为他们这时已经放弃了一切信奉基督教的伪装，也丝毫没有建立正规政府的念头；抢劫、杀人、破坏是他们唯一的营生。他们对那些被他们如此残酷虐待过的百姓的仇恨心怀恐惧，因而这时防守城池时表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勇猛，使攻城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这一点在围攻绍兴府时表现了出来：城内约有四万太平军，由侍王指挥得法。他们有大炮，能够回击乐德克舰长的炮兵所发射的炮弹，而绝望又使他们的抵抗更加顽强；因此，这次进攻变成了一场历时一个月的正规围城战，直到粮食和弹药耗尽，他们才全体撤往杭州。

这次胜利虽然使浙江的大部分地区摆脱了这场灾祸，但常胜军在奥伦和布伦南的率领下未能夺回太仓和福山，这使刚刚掌权的李巡抚很是灰心。他向士迪佛立将军求助；将军充分认识到事态的紧迫，并在卜鲁斯爵士的同意下，帮助改组了华尔的部队，委任戈登上校统领，并授予他足够的权力。这支部队有五六个步兵团，每团约五百人，还有一个炮兵连；有时人数达到五千。军官全是外国人，他们之间的国别之争有时是麻烦的根源；士官都是中国人，其中许多是悔过的叛军，或是来自广东和福建的水手，因为表现良好而得到提拔。制服是中外服装的混合，起初兵士们因此被人讥笑为「假洋鬼子」；但在胜利提高了他们的团队精神之后，他们对这身服装就颇为自豪了。在营帐装备、武器、军需和军械部门以及运输手段方面，本地人很快就熟悉了一切细节；而形势所迫，也使他们的外国军官很快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据记载，值得称道的是，这支五花八门的部队「犯罪的很少，因而受罚的也很少；……由于没有人酗酒，宪兵司令很少派上用场，只有在攻下一座城之后，想要抢掠的欲望会诱使兵士离开队伍」。

此外，这支部队还有一个由四艘小轮船组成的船队，辅之以各种本地船只，数目在五十到七十五艘之间。这片平原上运河纵横交错，部队走水路比走陆路更容易调动，而这些船只使它能够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使叛军惊慌失措。威尔逊对戈登的部队作了很好的评论：「它的成功，归因于它的精干、完备、行动迅速，归因于它拥有轮船和精良的炮兵，归因于军官的英勇、士兵的自信，归因于叛军无力迅速调动大部队，归因于地形的特点，归因于统帅那种几乎出于直觉的洞察力，能使自己的作战适应地形，以及他坚持不懈地执行作战计划的魄力。」这支奇特部队的详情，值得比这里的篇幅所允许的更为详尽地叙述，因为它的管理办法无疑将成为今后的先例；而它那位非凡的统帅在恢复江苏的和平方面所做的贡献，理应得到技巧、手腕和崇高的道德目标所一向应得的承认。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他正式受命统领这支部队，随即让原属该部的外国军官复职，发给他们欠饷，几天之内就准备好进攻长江边上的城镇福山。四月六日福山陷落，接着攻取了常熟；随后准备围攻太仓州。那里有一万叛军，还有外国冒险家相助，对于他那二千八百人的部队来说，虽然有大批官军支援，也是一件艰巨的任务。攻克太仓（五月二日）时，死伤的军官和士兵共一百六十二人；缴获的战利品极多，戈登上校便把他的人马带回松江，以便根据这次经验来整顿他们的作风。他发现，他们以前那种任意侵吞所获战利品的放纵行为，有使全军士气败坏的趋势，于是接受了一些心怀不满的军官的辞呈，并采取严厉的措施，使其余的人服从军令。因此，当他率领约三千人向昆山进发时，部队的状况已经好得多了。这座城市位于东面的上海、常熟、太仓等大城镇与西面的苏州之间，地位十分重要。叛军在城内设了一个铸炮厂，从

那里为苏州提供军火，两城之间有一条堤道相连。戈登上校借助武装轮船「海生号」，经由一条运河运来一个三百五十人的连队和野战炮，切断了那条堤道，追击守堤的敌军，一部分被追进城里，一部分向苏州方向逃窜，几乎一直追到苏州城门口。夜间轮船返回时，指挥官发现官军正与守城的叛军激战，外国人随即参战，把将近八千人的叛军打得全军溃散。当场被打死的足有四千人，另有一些在当天结束以前溺死，或被愤怒的农民截杀。这是五月三十日的事。胜利者把攻下的城池作为总部，因为它比松江位置更合适——尽管本地军官不愿意，他们想带着战利品回松江去。叛军在人员、物资和阵地上的损失都极大，戈登上校现在可以放心地把全部心思转到攻取苏州上来了。

这座城市四面都靠运河出入，颇像威尼斯；由于它的地势，人们认为在试图攻取它之前，最好先攻下附近几个为它提供给养的城镇，使忠王无法与城中守军配合。七月间，吴江和夹浦两县都被攻下，损失相对较小。许多坚固的木栅、石堡和有城墙的城镇被迅速攻克，守军惊慌失措，这证明叛军雇用的外国人对于使他们成为真正可怕的敌人是多么无用，也证明诸王是多么不能领会纪律的性质和必要。

这些地方被占领之后，戈登上校发现，无论是来自他那支相当桀骜不驯、成分又不协调的部队，还是来自中国当局，他的处境都被许多意想不到的烦恼所困扰，于是在八月八日前往上海，打算辞去指挥职务。然而，到了上海，他得知白齐文刚刚带着约三百名外国人投奔了太平军，此时正在苏州。指引其中一位冒险军人事业的道德原则的力量，同另一位身上这种力量的缺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戈登上校决定立即返回昆山，不顾中国人的忘恩负义和部下军官的嫉妒，坚持站在朝廷一边——这是他永远值得称道的。他逐渐恢复了对官兵的影响，查明白齐文在太平军中的地位并不使他有足够的自由，因而他的存在对太平军的敌人并不构成危险；于是在九月间攻取了苏州南面的宝带桥，开始对苏州采取攻势。

这时，城内外国人派来的使者报告说，他们对自己的处境相当不满；戈登上校很快就作出安排，使他们得以撤出，而本人并没有冒多大危险。据说，白齐文甚至在那个时候还向戈登提议，两支部队联合起来，夺取苏州，然后尽快率领大军进攻北京，像二百二十年前满人对待明朝那样去对待满人。戈登上校本人的忠诚一度也颇受朝廷将领的猜疑，但他的正直使他安然度过了这一切背离职守的诱惑。

叛军中的这些雇佣兵一经撤走，对苏州的进攻便大力展开；到十一月十九日，全城已被包围，与北面的联系被严密地切断了。城池这时已被逼得很紧，围城部队准备在夜间攻打先前在东北门附近的木栅上打开的一个缺口。计划制定得很周密，但太平军首领中勇敢和忠诚首屈一指的慕王得到了消息，开火猛烈异常，常胜军被打败，死伤军官和士兵约二百人。然而，第二天早晨（十一月二十八日）有报告说，城中那些怯懦的首领正在密谋对付慕王——他们当中唯一忠诚的人——并在商议投降，想通过这位英国统领作中间人。

这个传闻后来证明确有几分真实：在戈登所部又取得一些胜利之后，诸王向程学启将军提出了议和的建议；程将军本人从前也是叛军的将领，但早已归顺朝廷，此时是江苏境内官军的统帅。十二月二日，慕王被他的同伙当众刺杀；到五日，谈判已进展到举行会晤的地步。戈登上校为了使城池免遭洗劫，已把他的部队撤出一段距离，但他未能从吝啬的李鸿章那里为部下最近的英勇作战争取到两个月的赏饷。于是他提出要在三点钟交卸指挥权，同时进城去会见纳王；纳王告诉他，一切都在令人满意地进行着。得知这一点之后，他前往被害的慕王的府第，想把他的遗体体面地安葬，但没有成功，因为那里没有一个人肯给他一点帮助。在他这样忙碌的时候，叛军的诸王和将官已经商定了他们愿意接受的条件；戈登回到自己的部队时，发现程将军在那里，带来了一个月的赏饷，但他的部下拒绝接受。

次日早晨，他又回到城里，程将军告诉他，叛军首领都已获得赦免，将于中午献城；他们这时正准备出城。不久，戈登上校动身回营，遇见官军乱哄哄地从东门拥进来，准备屠杀和抢劫。他便回到纳王府去守护，却发现府中已被洗劫一空；不过他遇见了纳王的叔父，便随他到他的住处去保护纳王家中的妇女。在这里，他被几百名武装叛军扣留，他们既不放他走，也不让他通过翻译送信出去，直到次日早晨（十二月七日），才准许他回到正在南门等候的船上去；他在路上险些遭到官军的袭击，天亮时才回到他的卫队那里，同卫队一起阻止了更多的兵士进城。他在这样互相冲突的各种力量之间得以保全，实在是天意；但当他得知李巡抚已于前一天把八个叛军首领斩首时，他极为愤慨。看来他们对于如何控制其麾下的三万人马，提出了完全不能接受的条件，因为傲慢抗命而被处死。一八七一年在上海出版的另一种记载说，被处决的首领将近二十人，兵卒约二千人。

戈登上校觉得这一残暴行为损害了他的名誉，便辞去了指挥职务，要等与上司商议之后再说。二十九日，恭亲王给李鸿章发来答复，高度赞扬了所有参加攻取苏州的人，并命令他送给常胜军统领一枚勋章和一万两银子——这两样戈登都谢绝了。事态不久就使各方都陷入了窘境。叛乱并没有平定；叛军手中的城池不久就会收容从苏州逃出的亡命之徒；只有戈登上校能够率领他的部队取胜；而他过去的一切英勇和技能都可能付诸东流。因此，他重新担任了指挥，不久便率部进攻苏州以西的宜兴县，恢复了军事行动。

关于苏州杀降这件可悲的事，在华的外国人社会以及后来在英国，都有许多议论。威尔逊先生的书主要是根据戈登上校关于这次战役的笔记编写的，他在书中讨论这个问题，既极其公正，又极其精确；他的结论是——每一个对中国抱有善意的人都必定会同他一样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位英雄人物回来继续从事他那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无论对于他的名誉，还是对于他所献身的事业，都是十分幸运的。威尔逊先生归纳了中国方面的理由以及促成这次处决的种种有关情况，指出：李鸿章想为他的弟弟在太仓城下被叛军杀害而报仇，这种愿望并非不近情理；诸王手下仍然掌握着军队；倘若他拒绝答应他们的要求，已经进城的官军几乎必定会遭到屠杀；此外，要逮捕这些首领而不在城内的叛军中引起有诈的惊恐，是不可能的，而一旦惊恐起来，他们就有时间关闭城门，把城内的官兵同城外的官兵隔断。他说：「李鸿章处在一个非常困难而危急的境地，这种境地迫使他必须采取突然的、事先未经筹划的行动；把诸王拘捕起来，无疑会更光彩一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下令把那些在他掌握之中、却又藐视他的权威的太平军首领立即处死，是不能公正地加以严厉谴责的。同样可以肯定，戈登上校也不必急于认为自己对这一几乎是必要的行动负有任何责任，因为在抚台〔李鸿章〕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收在他有关这些事件的往来信函中），我发现了下面这段值得注意的话，表明巡抚根本不希望戈登干预苏州首领投降的事：『至于慕王及其他贼首之请，阁下决意概不干预，本部院甚为欣慰。其奸狡之处，让程某去料理可也。』」

到了宜兴，戈登所部周围进行着的这场斗争的可怕后果便显现出来了，这使他更加心甘情愿地尽一切努力来结束这场斗争。城内城外一片赤贫；人们靠吃死尸为生，一面等着同伴死去，一面自己也因饥寒而奄奄待毙。他一到溧阳，溧阳便投降了，城中的二万居民得到了一点粮食。从这里到金坛，由于运河水浅，天气又坏，行军缓慢而艰苦。三月二十一日，他轰开城墙，向这个坚固的据点发起进攻；但结果是失败了，损失了一百多名军官和士兵，戈登上校本人腿上也受了重伤——说来奇怪，他虽然经常不得不亲自率领部下冲锋，受伤却只有这一次。次日，他整队退回溧阳；但听说忠王的儿子已经夺回福山，他便率领一千人和一些大炮开往叛军已经放弃的无锡。此后几个星期里在这一地区进行的战斗，确凿地证明了叛军已经陷入绝境；但无望的事业似乎常常只会使他们在防守剩下的据点时更加勇猛。与此同时，一支中法混合部队正与程将军配合，在苏州以南进攻大运河边上的大城嘉兴府，守城的是听王。三月二十日，这个阵地被攻克，守军被斩尽杀绝，但官军也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程将军阵亡了，他是中国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之一。次日，浙江省城杭州投降，不久全省都被收复，叛军则散入群山之中。

戈登上校伤势已经好转，四月六日率部进攻华墅；华墅于十一日陷落，大部分守军在企图逃走时被农民杀死。他的部队也大为削弱，需要补充兵员。他率领总共约三千人，前去帮助李巡抚攻取常州府，于二十五日将其包围。全部围城部队有一万多人；而叛军的人数比他们多一倍，总的说来给养充足，又知道不会得到任何宽恕，所以抵抗十分顽强。几次进攻都被击退，戈登所部的损失不小，于是改用较慢的逼近方法，直到计划于五月十一日发起总攻，城池才被攻陷。只有一千五百名叛军被杀，大部分俘虏都被准许回家，只有广西人被处决。常胜军及其英勇的统领的军事行动，就以攻克常州而告结束了。南京此时是太平军据守的唯一坚固的地方，而那里并没有这支部队要做的事，因为官军统帅曾国藩有足够的力量攻下它。因此，戈登上校会同李巡抚，解散了这支著名的部队；李巡抚给了官兵丰厚的犒赏，把本地兵士遣送回乡。这支部队存在了约四年，到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为止，共攻克了将近五十处地方（其中二十三处是戈登攻克的）；它较高的纪律，也提高了与之协同作战的官军的士气。它最大的成就，也许应归功于它那位基督徒统帅高尚的正直，这种正直使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都深受感动。

皇帝授予他最高的武职「提督」，赐黄马褂和其他服饰，以表彰他的功绩。卜鲁斯爵士在转呈上谕时给罗素伯爵写了一封信，对他的品格作了极好的概括：

香港，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二日。

勋爵阁下：

谨附上恭亲王来文译本一件，内载皇帝所颁上谕，嘉奖皇家工兵中校戈登的功绩，并请女王陛下政府予以表彰。此举系出于自愿。戈登中校完全应当得到女王陛下的恩宠；因为除了他所表现的才能与勇气之外，他那种无私的品格，也在中国人眼中提高了我们的民族声誉。他不仅拒绝了任何金钱报酬，而且把比他的饷银还多的钱，花在改善部下军官的生活和救济那些被他从压迫者的枷锁下解救出来的饥民身上。的确，促使他在苏州陷落之后重新出战的感情，是一种最纯洁的人道之情。他力图使已经收复的各县百姓，免于再次遭受这场残酷的内战给他们带来的苦难。

卜鲁斯 谨启

上海的外国商人在他即将返回英国的前夕，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写信表达了他们对他的行为的感想，信中说得很对：「在一个无比困难、四面八方都是种种错综复杂的纠葛的处境中，你不仅以你那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行事方针，而且以你卓越的英勇和组织与指挥的才能，成功地在中华民族面前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位外国军官以光荣的忠诚和始终不渝的自尊为这个国家的政府效力。」

这样的人不仅是他们本国的瑰宝（英国完全有理由为把这个儿子列入她的杰出人物之中而感到自豪），而且像戈登上校这样，身后留下了一个榜样，在中国人眼中提高了基督教本身的地位，并将在今后的岁月里成为留给他们的一笔有益的遗产。

常胜军解散之后，它的统领到安庆和南京去拜访正在指挥对叛军作战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及其弟弟，想就他们今后使用外国兵士和军事器械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他们恭敬地听着，并把重要的建议记录下来——同时也知道，他们的下属是无法理解或采用许多这样的新办法的。围攻南京的工事，表明了围城者的勤劳：绵延数英里的长墙，把一百四十座土堡连成一道包围圈，还有好几条通到城墙下面的地道。那时太平军很少在城墙上露面，最近还把三千名妇女儿童送出城来，让敌人去养活，这足以证明他们已经困窘不堪。唯一能够解救天王的将领是忠王；他的军队留在江苏南部各县，而他本人则同干王（洪仁玕）一起在城里——洪仁玕这时是他那位族兄所信任的心腹。到六月一日，这座注定要陷落的城池的一切出路都被堵死了；地雷的爆炸和炮弹的轰鸣，向那些执迷不悟的守军预示了他们的命运。关于他们的首领最后的日子，没有任何可靠的记载；忠王在他的自述中说，天王「因忧愁焦虑」而于六月三十日服毒自尽，这大概是真的。他的尸体由他的一个妻子埋在宫殿后面，后来被官军挖了出来。

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官军在一条地道里引爆了四万磅火药，炸开了城墙；忠王忠贞到底，一直抵抗到半夜，保护天王的家属免遭官军毒手。然后，他和干王护送三个星期前刚继承太平天国王位的十六岁少年洪天贵福，带着一千名随从，冲出城外不远。这三位首领随后失散了，但最后都被捕获处死。忠王在临死前被囚禁期间，写了一篇自述，这篇自述充分证实了人们以前根据他的公开行为对他的品格所作的高度评价。在这场运动独立存在的十四年里，他是其中唯一的光彩，他的敌人本应饶他一命才是。在南京被处死的太平军有七千多人，在那里找到的总共不过二万出头，其中大概很少是南方人——这一成分已经逐渐消失了。

南京收复之后，浙江还剩下两小股叛军。其中较大的一股由堵王率领，据守湖州府，拼死抵抗，直到一支配备大炮的大军迫使他们撤走。在这次围城中，太平军嗜杀的行为，表明了他们最后一次从南京逃出以来的亡命行径的必然结果；一个逃出来的爱尔兰人曾被迫在湖州为他们效力了几个月，他的叙述已经够可怕的了：「一切过犯都只受一种惩罚——死刑。我看见一百六十个人被斩首，据我所知，是因为没有参加操练；两个少年因为吸烟被斩首；所有的战俘都被处死；奸细，或被指控为奸细的人，被反绑双手捆在木桩上，四周堆起柴草，活活烧死。」这支叛军将近十万人，他们顽强地防守了两个星期，直到八月十一日，他们最后的木栅被官军攻破，大约一半的人成功地逃到附近的山里，身后照例留下一片荒凉。这股叛军打算穿过江西和浙江之间的山区向南进军。其中纪律最好的一部分由侍王率领，他已带着自己的人马从江西前来会合；他们计划进攻广信，却在广信附近被击败了。其余的人设法越过中间的地区，向西南进军到厦门附近的漳州城，在那里掘壕固守，一直到次年春天，靠城中和附近所得的给养维持。四月十六日，侍王和干王分两路离开漳州，因为他们抵挡不住从北方调来的八千名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觉得自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似乎不择手段地显示他们的凶残——例如，有一千六百名官兵在得到保证安全的许诺之后投降，却被他们全部杀害。因此，当地居民对他们毫不留情；在广东的镇平，居民甚至把田里正在生长的稻子割掉，不让叛军得到。太平天王的追随者最后的零星残部，就这样逐渐被消灭了，他那不智的事业也就此告终。

从他在广西竖起叛旗到这时，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可怕的屠杀和苦难，而如今却拿不出任何东西作为回报。无论是太平军的首领，还是他的任何追随者，都没有通过他们的教导或行为，提出或阐明任何关于上帝或上帝对人类的救赎的新思想；他们也从来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请外国人来帮助发展哪怕是他们所自称信奉的基督教。诚然，干王曾请罗孝全先生到南京去；但天王非但没有同他商议如何兴办学校、开设礼拜堂、编写书籍，或组织任何一种宗教或慈善事业，以增进其追随者的福祉，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这位传教士；而这位传教士则庆幸自己能够逃得性命，回到上海。

如果说这场叛乱实际上没有向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展示任何宗教真理，那并不是因为缺少阐述其首领们从《圣经》中得出的信仰的出版物，也不是因为缺少以严刑峻法为后盾的律令——这两者都曾在全国各地散发。麦都思博士对这些小册子所作的细心翻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使人可以一眼看出这个新教派对其最明白的诫命是怎样全然置之不顾的。倘若那些对中国抱有善意的人更清楚地了解洪秀全内心的活动和他的副手们的罪恶行径，他们也就不会对他的成功能使中国获得新生抱有那样强烈的期望了。

就政治抱负而言，天王并没有任何新的治国原则，因为他对别的国家、它们的法律制度和政体一无所知；他明智地让他的追随者遵守他们所熟悉的那些法令。他们大概都期望在北京定都之后，再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改变事物。但是，倘若这位神秘的偶像破坏者真的有什么比宗教改革初期像托马斯·闵采尔和再洗礼派那样的狂热者更高的思想——他们的道路和结局与他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当他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时，他一定会悔恨自己的愚蠢。他的大军所经过的九个大省中，那些曾经和平而人口稠密的地区，至今几乎还没有开始恢复原状。从广西到天津，绵延二千英里，他们所经之处至今仍留下荒废的城市、残破的市镇和一堆堆瓦砾；重建的努力只是使对比更加鲜明。他们的到来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祸，从头到尾只带来灾难，他们丝毫没有努力去重建被毁坏的东西，保护剩下的东西，或者偿还被抢走的东西。他们离去之后，野兽在大地上横行，在荒废的城镇里筑窝；在忙碌的人群的嗡嗡声已经止息的地方，响起了野雉振翅的扑扑声；曾经靠耐心的勤劳耕种的土地，被野草和丛林所覆盖。除了无可挽回地损失和毁灭的千百万两银子，以及幸存者所忍受的苦难、疾病和饥饿之外，据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估计，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的整个时期中，因太平叛乱而丧生的人足有二千万之多。

注：《战时与和议以来的中国》，第一卷第一九页；第二卷第四四页、第二〇三页。

注：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起事之原始》，香港，一八五四年。又见萨金特先生文，载《北美评论》一八五四年七月号，第七十九卷第一五八页。

注：起事者剪去辫子，蓄起头发，并规定凡参加起事的人都要脱去马褂和鞑靼式短褂，改穿他们的祖先在明朝时穿的那种前面开襟的长袍。——加略利与伊凡《中国叛乱史》，奥克森福德英译本，第六一页，伦敦，一八五三年。

注：见《中国丛报》第二十卷第四九三页。

注：这道诏旨的日期是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九日，发于武宣附近的东乡村。

注：虽然他们的一个军官在南京告诉密迪乐先生，这支部队约有三千人。

注：威尔逊《常胜军：戈登中校在华战役记》，第四三页、第一〇二页、第一三二页、第一三八页、第二〇四页，伦敦，一八六八年。

注：麦基《太平王传：中国叛乱首领》，第三十四章，纽约，一八五七年。

注：呤唎《太平天国》，第一卷第九四页。

注：「中国政府那由来已久的敌意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转变为至少是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必须完全归因于太平叛乱的存在；倘若没有这场叛乱作为一种辅助的压力，我们也许能够压服北京那些多疑的政治家，却永远无法与他们和解。」——《弗雷泽杂志》第七十一卷第一四五页，一八六五年二月。

注：可再参阅切斯尼上校《现代军事人物传记论集》（选自《爱丁堡评论》），第一六三至二一三页，伦敦，一八七四年。

注：《忠王自述》，雷氏自中文译出，上海，一八六五年。

注：《南京中国起事者所发小册子，附广西叛乱史等》，老麦都思编，上海，一八五三年。参阅福礼赐文，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报》第四号，一八六七年十二月，第一八七页以下；又《德臣报》一八五四年二月二日。

注：关于这场冲突，最完备的资料是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九年间的《北华捷报》（上海）和《德臣报》（香港）；考狄先生在他的《中国书目》第二七三至二八一页中对这些资料作了细心的摘要，这对于那些能够查阅这些报纸的人才有用处。英美杂志上关于这场叛乱各个方面的文章极多，查阅《普尔索引》即可找到。其中尤其值得参阅的有：《评论季刊》第一一二卷，一八六二年十月；《弗雷泽杂志》第七十一卷，一八六五年二月；《布莱克伍德杂志》第一百卷，第六〇四页和第六八三页；萨金特文，载《北美评论》第七十九卷，一八五四年七月，第一五八页。又见有关中国的各种蓝皮书；费熙邦上校《中国印象与当前的革命》，伦敦，一八五五年；加略利与伊凡《中国叛乱》，巴黎，一八五三年，同年有伦敦英译本；麦克法兰《中国革命》，伦敦，一八五三年；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伦敦，一八五六年；麦基《太平王传》，纽约，一八五七年；布赖恩中校《中国太平叛乱兴起及发展记》，伦敦，一八六二年；「呤唎」《太平天国：太平革命史》，伦敦，一八六六年——这是一部相当不可靠的记载；威妥玛爵士文，载《上海杂纂》第一号；李希霍芬《陕西省书简》。

十一大不列颠与中国之间的第二次战争

上一章关于太平叛乱所叙述的具体情况，没有包括同一时期与对外交往有关的那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对中国的人民和政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那可怕的十三年间，东部十省的广大居民从未对他们自己的政府或其平定叛乱的能力失去信心；而北京和所有这些省份的主要官员，也从未对他们的同胞在自由行事时的忠诚表示过怀疑——这是两者的活力与沉着的一个显著标志。关于对外交往的叙述，现在从一八四九年接着讲起；那一年，英国当局放弃了坚持按照一八四七年与耆英所订专约的条款进入广州城的权利。广州人面对英军要强行进入他们的城市时所采取的行动，是他们如何激发热情、筹集经费、招募乡勇以应付紧急情况的一个有趣的展示。《中国丛报》第十八卷所载的一系列文件，很好地说明了他们那种奇特的混合：一方面是受了冤屈的感觉和对公共事务的深切关心，另一方面是对于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的极度无知和无能。

坦率地考察一下前四个条约的中文本的真正含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拒绝并非没有一些根据；但比这更吸引人的，是研究广州士绅在同一场合送给香港文翰总督的一份呈文，劝阻他不要企图进城。英国人自然把他们的行为看作叛逆，其中许多人敦促他们的当局维护国家的荣誉，强行越过城墙进入城内。这一保卫省城的民众运动，使市民们得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接近自治的实践，这在一八五五年省城被叛军围困时，对他们确实大有用处，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源。他们自以为这一次战胜了英国人，其结果之一，是在城内外各处建立了六座石牌楼，每座牌楼上都刻着「恭纪恩荣」四个字，还刻有下令建立牌楼的上谕全文，以及在危急时出兵的各坊各村的名单。立在南门附近的那一座，于一八五六年十月成了英国炮手的靶子，极为不幸的是，它的倒塌连带毁掉了那条街上店铺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书籍，都被烧毁了。

截至一八五三年的十年间，五个开放口岸的外国人与本地人之间实施条约条款的结果，令双方都满意到了可以合理期望的程度。外国人的涌入使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而由于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说中国话，结果广州本地人成了他们的经纪人和买办——与其说是凭借他们的财富或能力，不如说是凭借洋泾浜英语。在每一个口岸划出一块单独的土地供外国人居住，这种有害的办法被采用了，它的发展趋向于建立由各国管理的「租界」或居留地。这样做，地方当局就放弃了他们对本国领土的权利，这些居留地后来已经成为外国城市——如果不是殖民地的话——的萌芽。上海的英法两国领事声称对一切在划给他们的区域范围内定居的人拥有领土管辖权，并把这种自命推行到如此地步，竟对本地人行使权力，与本地人自己的统治者作对。英国人不久就放弃了这种既没有条约依据、也没有征服依据的有害制度，把一切领事社区的内部管理完全交给组成这些社区的外国人自己。别处的侨民不够多，不足以使这个地方管理问题变得重要；但太平军的推进以及上海作为长江流域贸易中心的迅速发展，迫使人们制定并通过了一套土地章程，以便建立某种管理蜂拥而至的数以千计的外国人的办法。英国第一任驻该港领事巴富尔曾于一八四五年批准了一套章程，名义上是由道台，即分巡道拟定的，在太平年月里运作得还算不错。

然而，一八五三年，内战改变了情况：一些广东籍的叛乱者攻占了上海，杀死了一些官员，把另一些官员赶进了英国居留地，不久海关也迁到了那块地方。该港的海关监督吴健彰从前在广州当过行商，他欣然同意作出一项安排，在秩序恢复之前，把征收外国关税的事交给一个委员会。英、美、法三国公使都在那里，这使这项安排得以顺利实现。于是，他们各自的领事阿礼国、马辉和爱棠于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会见了吴健彰，商定了一套海关章程，实际上把征收关税的事转到了外国人手中。第一条规定说明了采取这一远远超出以往一切立场的非凡步骤的理由，并使所有开放口岸雇用外国人、维持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做法得以延续下来：

第一条：海关监督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在于不能得到在廉洁、警觉和懂外国语言方面具备必要资格的海关人员，以便严格执行条约和海关章程；唯一适当的补救办法，似乎是在海关机构中引入外国成分，即由道台仔细挑选和任命外国人，以弥补所抱怨的不足，并为他提供有效而可靠的办事工具。

在执行这项新安排时，每位领事向道台推荐一人，即英方的威妥玛、美方的贾流意和法方的史亚实，作为税务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共同负责这个新部门。组织这个部门的主要责任落在威妥玛先生身上，因为这几个人中只有他熟悉中国语言，并具备适合这个职位的其他条件。然而，他在一年之内就辞职了，道台任命了英国领事馆的一名书记员李泰国，由他完成了这个机构的组织。这件事表明了中国人在政府任职时是多么乐于推卸他们自己的职责和职能，也说明了他们性格中的许多特点。

自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起，上海县城一直被一个广东首领刘丽川及其乌合之众所占据，外国人在该港面对这样一群亡命之徒时所处的地位，产生了国际法上的一些新问题。倘若外国人都属于同一个国家，领事大概会暂时接管这座城市和港口，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但在这种情况下，停泊在江上的各国海军部队足以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县城一被占领，约束外国人和本地人中那些不法分子的困难，就令人痛苦地摆在了他们的统治者面前。外国的无赖急切地收买送到他们那里的赃物，并以武器和其他东西作为交换——这种行为自然使负责围城的官员非常恼火，使他们立即倾向于采取强制措施。

法国居留地紧靠县城北面的城壕，这使法国当局希望赶走那些土匪；一八五五年一月六日，他们与官军一起攻打城墙，企图这样做；然而，他们被击退了，在二百五十名官兵中损失了十五人阵亡、三十七人受伤。一个月后又进行了一次联合进攻，同样没有成功，不过这次尝试似乎吓坏了城内的部队，因为他们于二月十七日夜间撤走了，留下一片废墟。然而，本地兵和外国兵之间并不总是保持着同样的亲密关系，因为在前一年（一八五四年四月四日），由于官军逼近外国人居住区，曾与他们发生过一次冲突，登岸抵御的外国人打死了三百多名中国兵。这次不幸的遭遇战并没有中断与道台的友好关系，随后各领事发出通告，凡是投入城内外交战双方任何一方的人，都将丧失一切保护。然而，随着斗争的继续，这些通告不久就被置之不理了，因为过一种无法无天的生活的诱惑，对当时在该港的数以百计的水手来说太强烈了。这是一种反常的局面，紧急情况导致了掌握军舰的领事们的一些暴力行为。

一八五二年五月十八日，厦门被起事者攻占，但没有发生违约的事件；住在该港的外国人很少，而对面的鼓浪屿又提供了一个投掷物射程以外的避难所。不到一年，官军就收复了该城。同一年，洪秀全及其许多追随者的原籍——广州以北各县，开始派出成群的盗匪去劫掠全省。这些匪帮在教义和计划上都与太平军毫无关系，而且没有一个取得过哪怕是暂时的成功。赃物花光了，他们通常就互相争吵，官军便把他们各个击破。全省的每一个地方都曾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成为这些交战者之间野蛮冲突的场所，而且很快就表明，双方都不包含任何使社会新生的原则。受过教育的阶层和富有阶层对他们的统治者的正义事业和最终胜利的信心，表现在为公家募集兵员和钱财、组织地方团练上；但缺少一个精明的首领来筹划和执行，使这一切物力和行动不致被白白地消耗掉，这一点表现得令人痛心。

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后，广东那些不安分的叛乱首领看到了他们的机会，在南部各府聚集了他们的匪帮。一八五四年六月，虎门附近的东莞县城被攻陷，一个月后，广州附近富庶的手工业商埠佛山陷落，接着是顺德、三水和其他一些较小的地方，使全省南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中国政府有一种理论，认为只要省城保住了，全省就是忠顺的，它的官员就可以使用全省的税收；这使两广总督叶名琛得以筹划措施来平定这些骚乱。八月间，羊城被大批起事者包围，他们的给养由佛山供应。在这个危急关头，紧靠城墙外面的约一千五百所房屋被拆毁，各坊的团练也加强了，以便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街坊免遭纵火。在所有这些行动中，官员们从来没有同广州的外国人商量过，也没有提到过他们；但外国人的商船保持着珠江通往海口的畅通，停泊在商馆外面的军舰也成了这座拥挤的城市的一道保障。叛军占据了黄埔附近的一个据点，他们的炮船在三角洲的每一条小河里游弋，毫无节制地焚烧、破坏、掳掠和杀戮。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队官军，其暴行有时甚至比他们的敌人还要可怕。乡下可怜的百姓处境如此可怕，以至于佛山附近九十六个村庄的头人结成了联盟，武装他们的百姓，不让任何一方的兵士进入他们的地界。九月间，在广州士绅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一项请求外国援助以保全省城的提议得到了叶名琛的批准，但幸而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其结果只是向他们表明，依靠自己的资源要好得多。这次讨论的消息，使黄埔附近的叛军首领陈显良在外国人中间散发了一些建议，请他们帮助他攻取省城，并答应以河南岛的一部分作为报酬。这时百姓的处境实在悲惨绝望，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武装起来自卫；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居民中不忠的人所占的比例是多么小。双方都不留活口；每当官军获胜，屠杀之惨令人震惊。这一年，向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苦力贸易也兴旺起来，因为大批失业的人急于接受招工贩子的条件，离开这个国家，逃避他们在周围到处看到的种种灾祸。饥荒、战斗和劫掠的恐怖使一切产业和贸易陷于瘫痪，这使人更能理解古代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发生在西亚的类似情景。

这些事件所造成的衰竭和绝望，几乎使广州城内外的社会风气败坏殆尽；城里挤满了难民，粮价涨到了饥荒时的价格。值得称道的是，这些贫病交加的人涌入城内，除了使生活费用提高之外，并没有引起别的恐惧——即使在他们苦难的极点，也没有引起对瘟疫或劫掠的恐惧。在十五英里外的佛山，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叛军耗尽了它的资源，杀死了它的士绅，压迫镇上的居民，直到他们的营中发生内讧，他们约在圣诞节时离去，留下了一片冒着烟的废墟。起事者的做法之一，是把大批百姓赶到广场上，然后用安放在通往广场的街道上的大炮把他们打倒，与此同时，他们周围的房屋在燃烧着。从广州可以看到大火烧了两三天；据估计，在这场冲突中，足有二十万人丧生。这个镇是对外贸易的手工业中心，丝绸、缎子、披巾、纸张、爆竹、陶器和其他大宗货物都在那里制造，工匠们也住在那里。这一可怕的行动之后，起事者变得越来越绝望，他们感到由于缺乏赃物和给养来维系部众，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到三月间，城内的一万五千人的部队已经准备就绪，六日，他们悄悄地下去攻打黄埔下游的炮台。进攻和抵抗都极其坚决；在这个阵地失守之前，一定有约二万五千人战死或淹死；叛军

首领向香山方向逃走了。不过，起事总算被遏止了，三天后，胜利者在城里庆祝他们的胜利，受到了感激而欢呼的人群的欢迎。五月间，广州以西的肇庆城被收复时，胜利者夸口说有三万叛军被淹死或斩首。

尽管遭到了这些挫败，起事者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有好几个月以大船队的形式盘踞在各条水道上。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也派出远征队去追剿这些海盗——这些人这时被这样称呼——在大屿山和别处摧毁了他们和他们的巢穴。在铲除这些海陆盗匪的过程中，这个民族毫不留情的性格暴露无遗；每一个被判定为叛逆的人，都被当局立即处决。在接收所有这些地区送来的犯人的广州，处决的规模大得可怕，一天之内被斩首的竟多达七八百人。在他们前往江边刑场所必经的那座城门口进行的清点显示，一八五五年被这样处决的足有八万人。这还不包括数以千计的在家乡附近为他们设置的地方自尽的人，他们的亲属可以把他们的尸体抬回家族的坟地去。可以想见，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本省到北方去，或者作为苦力和移民逃到遥远的国度去了。

这时，国外公众的注意力完全被长江沿岸正在进行的那场更大的叛乱吸引住了，以至于广东的恐怖被忽视了。在黄埔和香港，有许多外国人站在为首的盗匪一边，在报纸上报道他们的胜利，并向他们供应军火。一个外国领事无力约束他的同胞如此公然地违反他们对中国所负的一切条约义务，这最确凿地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较强的一方要求自己的权利是多么容易，而只要对自己方便，推卸自己的义务也是多么容易。

一八五六年间，中国政府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事务越来越受到阻碍，而每当困难出现时，一切安排解决的尝试都因广州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固执地拒绝会见任何外国公使而归于失败。他躲在城门后面，什么也不做。英国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包令爵士对这种行为最有理由感到不满，因为有许多问题本来可以在一次会晤中很容易地得到解决。后来在叶名琛的衙门里发现的一些文件表明，这种闭门不见是北京所制定的制度的一部分，目的是保持完全的隔绝，把令人畏惧的外国人拒之门外。没有什么方针比这更可能给政府带来它所害怕的祸患，同时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确凿地表明推行这种方针的人的无知和无能了。当沿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在瓦解合法贸易、挫败一切官员约束其子民的鲁莽行为的最大努力时，这种状况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五口开放以来的十年间，中国人所卷入的纠纷、苦难和灾祸，比满洲人征服以来任何时候都多；然而，无论是叛乱还是对外纠纷，似乎都没有使北京那个骄傲的官僚机构接受教训；它既不能理解困扰国家的困难的真正性质，也不愿意去补救。

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也像个人之间的斗争一样，一方的痛苦和软弱就成了另一方的机会；这些条件这时摆在了英国人面前，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提出进一步要求的借口。为了发展自由港香港的贸易，它的法律鼓励各种船只到那里去，免除了对船只的一切收费，并在很少而且无关紧要的限制之下，发给中国船只执照，准许它们在英国国旗下进行贸易。这种自由发展出了一种巨大的走私贸易，尤其是鸦片走私，中国的税务机构既无力遏制它，又不愿使它合法化。这些船只到处游弋，只要哪里有生意可以招引它们、给它们报酬就到哪里去，完全不把它们自己的政府放在眼里——而它们的政府对它们也无法实行适当的控制；它们之所以没有干出最坏的暴行，只是因为怕损失货物。除了走私的祸害之外，还有更恶劣的行为和危险，即拐骗本地人去填满澳门的猪仔馆。葡萄牙人有许多这种划艇来进行他们的贸易，渐渐地，一批亡命之徒把这些划艇大量用于胆大妄为的劫掠行为，以至于在上海以南沿海任何地方，除非在他们的护送之下，诚实的本地贸易几乎都无法进行。澳门和香港这两个自由港自然成了他们的巢穴，他们在那里一律摆出正当商人的样子——的确，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也是正当商人，除非受到极大的诱惑。

中国的统治者把这两类船只混为一谈，是不足为怪的；从商人方面来说，他们的船员在超出外国检查和管辖范围时，使用能给他们最大保护的旗帜，也是不足为奇的。在截至一八五六年的十年间，广州政府在其商业章程方面所受到的来自这两个外国社会的持续而长久的刺激，是很少有国家遭受过的；另一方面，在努力谋求和平、消除这些困难方面，也很少有国家的行为比那位不可言喻的叶总督更不明智了。当我们对这位钦差大臣的品格的了解，再加上贾斯廷·麦卡锡先生对掌握着英国在华几乎全部事务的两个英国人所作的非常恰当的评价时，中英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这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他说：「巴夏礼领事好大惊小怪。包令爵士是一个相当有才干的人，但……满怀自负，对于大规模的政治原则并没有什么很清楚的概念。」

十月八日清晨，两船中国水兵在他们的军官率领下，从一艘大战船上出发，登上了停泊在广州城前江面上的划艇「亚罗号」，把船上十四名本地船员中的十二人捆绑起来带走了；而且，照巴夏礼先生的说法，在这一出人意料的「暴力行为」之外，还加上了「降下英国国旗这一意味深长的侮辱」。一个名叫肯尼迪的年轻爱尔兰人——据说就他那个阶层而言是一个很体面的人——是这艘划艇的船主，但当时他恰好在紧挨着他自己的船停泊的另一艘船上，因此无法进行任何抵抗。从在英国领事馆所作的证词来看，降旗大概只是那艘战船的军官发现船上没有外国人之后的一种胡闹行为；倘若谈判的主动权掌握在叶名琛以外的任何人手中，这一冒犯行为本来很容易以一个道歉了结。「亚罗号」的船东是一个中国人方亚明，它名义上的船主是由丹麦驻香港领事布洛克先生雇用的；然而，他的船并无权受到保护，因为它的英国注册在广州江上这一事件发生的十一天前就已经自行期满失效，这艘划艇已经应当被王室没收了。包令爵士确实承认「亚罗号」无权悬挂英国国旗，但辩称中国人并不知道执照已经过期，而这种不知情使他们失去了援用这一事实的法律价值。此外，他还援引补充条约第九条，其中规定「凡英国船上之中国罪犯，应经由英国当局索取」。它的证件当时在领事馆，巴夏礼先生争辩说，根据该条例第十款，它仍然有权受到保护；这不过是一种诡辩，因为那一款指的是正在航行中的船只，而「亚罗号」自己承认在澳门和广州一带的港口停留了一个月。

巴夏礼领事查明与这一蛮横的暴行有关的事实之后，便乘船前往那艘战船——它这时一直安静地停泊着——索取被抓的水手，并「向军官们说明——如果他们可能是出于误会而这样做的话——他们所犯下的严重侮辱和侵犯国家权利的行为」。这是徒劳的。他被告知，这些人中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海盗，他们奉命要把可疑的船员送到总督那里审讯。叶名琛坚决支持他的下属的行为，并断言这艘划艇无权悬挂英国国旗，但否认有任何干扰在这面旗帜下的合法商人的意图。他自然不肯放弃对他本国臣民的管辖权；他这样做，所坚持的恰恰是大不列颠和地球上每一个其他国家都知道是一个独立政府的首要特权。这个案子同美国海军准将威尔克斯那件议论纷纷的事件不无相似之处；威尔克斯于一八六一年登上「特伦特号」，捉走了梅森和斯莱德尔——做的是一件相当正当的事，但方式错误而且草率。

叶名琛在给巴夏礼先生的答复中宣称，他已经审讯了那些水手，发现其中三人牵涉到上个月在上川岛发生的一起海盗案，军官们有充分的理由抓这几个人，其余九人将被送回他们的船上；他随即照办了，但领事因为没有交还全部船员，又立即把他们退了回去。包令爵士这时通过他在广州的代表提出要求：（一）「对所发生的事情道歉，并保证今后尊重英国国旗」；（二）「对英国船上的中国罪犯的一切处置，必须按照条约的规定进行」；如果拒绝，领事就要同海军当局商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强制取得赔偿。这一威胁使总督许诺，「嗣后中国官员断不无故捉拿外国划艇上之人」；他又十分恰当地补充说：「惟中国人自造船只，外国人不应将执照卖给他们，否则华洋船只混淆，难以分辨。」十二天之后（十月二十二日），全体船员都被送回，但巴夏礼先生又一次拒绝接受，表面上的理由是没有随同送来道歉——而这是钦差大臣无论出于对他的政府的公正还是对真理的公正都不能给予的。

叶名琛躲在广州城墙后面，决心坚持他所理解的自己的权利，即使这样做会牵连成千上万的同胞的生命财产也在所不惜。对于在华的所有外国人来说，这件事与极其重要的种种可能性和后果密切相关：国旗的不可侵犯，对一切受国旗保护的人的保护，与中国官员的私人交往，条约权利的维护。在维护这些方面，英国人赢得了一切明智的观察者对他们在武力上取得成功的良好祝愿，无论他们诉诸这种手段的借口是多么不幸。在离开这场战争的开端事件之前，再引麦卡锡先生的一句话。他总结道：「事实是，在强国对待弱国的交往中，很少有如此明目张胆、如此不可原谅的蛮横违法的例子。」额尔金勋爵在他的日记中也相当坦率地提到了「那个可悲的亚罗号问题，它是我们的耻辱；据我所知，除了少数个人牵涉其中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的」。但是，像许多其他强权与正义分处对立两方的冲突一样，后者很快就被逼到了墙角。「亚罗号」事件看来是一件小事；然而，中国人民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未来的福祉和进步，就系于这样一个小小的枢纽上；这个枢纽向外打开，为各方了解彼此国家的真相打开了大门，并最终使他们在唯一能够维持有益而明智的交往的基础上达成了一致。

包令总督和西马縻各厘海军上将怎样徒然地企图使叶名琛接受他们的条件，这些步骤几乎不必详细叙述了。他们的最后通牒是：「承认你是错的，只要把那三个嫌疑犯送到领事馆，再请求把他们以海盗罪交还给你们就行了。」然而，长期奉行的排外的国策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被推翻；它的瓦解必须依靠武力。英国人的第一个行动是扣押一艘兵船，接着是攻占猎德炮台，随后又攻占了广州以南的其他所有炮台，最后在叶名琛衙门对面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西马縻各厘海军上将带着一小队海军陆战队从这个缺口进了城。包令爵士已经提出要求，按照十年前德庇时总督与耆英订立的协议，对他们开放城门；他向领事表示满意，说现在敌对行动的一个重大目标已经圆满实现了——巴夏礼先生宣称这个目标显然是以条约权利为依据的。然而，他们并没有见到叶名琛；他采取了种种琐碎的骚扰手段，其害处大多落在他自己的百姓身上，丝毫没有推进他的事业。

十一月十五日，在同英国人的纠纷之外，又加上了同美国人的争吵；美国人的小艇两次遭到守卫猎德炮台的中国官员的炮击，一人被打死。奄师大郎准将当时指挥着停泊在黄埔的「圣哈辛托号」「朴茨茅斯号」和「黎凡特号」。他命令后两艘船尽可能靠近这些炮台，并指示「朴茨茅斯号」的富特舰长把它们全部摧毁。富特于是组织了一支大部队，于十六日、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向炮台发起攻击，直到把它们攻下并占领为止。

中国人这次的抵抗异常英勇而持久，炮台的位置极好，使每一座炮台都能支援其他炮台。美国方面有七人阵亡，二十二人受伤；中国方面大概有三百人失去了战斗力；炮台里的大炮（共一百七十六门）被销毁，海堤也用在火药库里找到的火药炸毁了。其中有一门八英寸口径的铜炮长二十二英尺五英寸；这些炮台的全部武备，在装备上胜过以前在中国所见的任何东西。这次小规模的战斗，是美国军队与中国军队之间唯一的一次交锋——叶名琛似乎认为这件事无足轻重，既不想道歉，也不想表示同情。他在炮台被毁不到两天之后提到这件事时，表现出一种空前的漠然：「贵我两国之间，并无争端。嗣后美国船只所用之旗式，应明白确定，并预先告知本大臣。此即两国和好之明证也。」对此，伯驾博士也同样坦率，他立即恢复了与钦差大臣的通信，并且满足于刚刚给予对方的这个实际教训，不再提「道歉和保证」的事了。这段插曲之所以有趣，主要是因为它是美国对待侮辱国旗一事的做法的一个例子，可以与英国对待一个在性质和程度上都相差无几的伤害的做法相对照。

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维持在这种僵持的状态中，直到新的一年开始；这时的冲突几乎完全局限于在陆上与乡勇的无关紧要的冲突，以及在纸上与总督的长篇大论的辩驳。十一月间，法国公使从广州撤走了使馆，因为那时已经没有法国公民或利益需要照管了。在此期间发生的主要事件，是十二月十四日叶名琛下令焚烧外国商馆。商馆在夜间被放火，连同其中的一切东西以及毗连的一部分城郊，全部化为灰烬。悬赏每杀死或捉住一个英国人给赏银三十两，结果有少数本地人作了一些尝试，趁两三个水手离开他们的船时把他们拐走或杀死了。对于这些游击战的尝试，英国人迅速作出回应，对肇事的村庄施以整体的惩罚，因此在中国人把必然遭到报复的教训记在心里之后，这些尝试就没有造成多少麻烦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一八五七年一月十一日一次卑鄙的企图：在一家中国面包店供应的面包里放砒霜，想毒死香港的外国人。后来查明，这是大陆上某些官员唆使的；但幸而这一次他们的恶行也失败了，因为面团里放的剂量过大。应当顺便指出，这样的行为在中国并不常见；而且在这件事中，面包店的雇主被证明是完全无辜的。

在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时候，海珠炮台上的大炮对城内的断断续续的炮击，一直在提醒广州英国军队的存在。包令爵士曾在十一月间要求会见叶名琛，却立即遭到拒绝，随之而来的是叶名琛以他特有的方式更加起劲地进行战争，并提高了英国人头的赏格。由于一切贸易都已停止，西马縻各厘海军上将这时已经没有多少理由留在虎门以内了。成百上千的外国人已经失业，他们的财产被毁，他们的计划被打乱，在少数情况下，还因为这场争执而丧了命。在商馆的教堂和兵营周围据守了一个月之后，以如此微弱的兵力维持这种努力的无益，似乎促使海军上将（一八五七年一月十四日）撤离广州，退守澳门炮台，等待印度的援军到来。然而，在离开商馆旧址之前，他烧毁了附近本地商人的货栈，事先已警告里面的人离开。这些房屋及其中的货物都是私人财产，而且它们的存在并不危及商馆花园里的壕垒阵地。英国行动的领导者们以前一直宣称要保护私人财产；即使这一举动是要给总督一个临别的威胁——正如巴夏礼先生所说，是要「让他看看我们也会放火」——它也是英国人方面少数几个给英国的名声在中国留下污点的行为之一。中国当局的敌对行动既琐碎又无用；但既然西马縻各厘海军上将的兵力不足以攻取并据守广州，那么对总督衙门进行更猛烈的炮击，也许是对暴行进行报复的一种更体面的方法，而且比这种以火攻火的做法更能增进人们对英国的武力和文明的尊重。

在华这些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种种推测，因为欧洲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同中国贸易有利害关系。议会里就包令爵士及其同僚的政策展开了热烈的辩论；英国与中国交往的道德、商业和政治方面的特点，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最彻底的讨论，辩论双方的论据都取自同样的公文。一八五七年二月，一套值得注意的文件被提交给上院，题为《有关在华所受侮辱的往来文件》，「内载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五六年间中国人对英国人及其他外国人所施二十八起暴行的详情」。这份出版物显然是要表明中国当局在同外国人的一切交往中是多么难以打交道，它的内容也就成了议员们主张在朝廷把这种交往置于更好的基础之上的许多论据。在自一八四二年以来一直注视着条约规定对中国人民及其统治者所产生的结果的人看来，很清楚的是：只要广州的总督有权对他的政府隐瞒和歪曲外国代表与他本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就不可能指望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政治交往。然而，这样一套文件只不过是所受侮辱的一个方面。只要英国政府维护鸦片贸易，对走私以及澳门苦力贸易那些以其骇人听闻的故事充斥全世界人耳朵的可怕暴行不加任何约束，那么，如果把这「寥寥几起暴行」拿出来为巴麦尊勋爵因划艇「亚罗号」而开战辩护，它们就显得非常微不足道了。

在关于在中国使用武力问题的表决中，议会中较为明智的意见反对指导了最近这些事件的政策；但首相了解他的同胞，在解散议会（三月二十一日）之后四十天之内，英国就选出了一个强烈支持他的下院。他现在决定完成南京条约所欠缺的东西，争取一位英国公使驻在北京。法国、俄国和美国政府都被邀请在它们认为适当的范围内与英国合作，而它们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利益。任何一个对中国怀有善意的人，都不能耐心地期待过去在广州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官方交往的假象继续下去；而在其他口岸十二年的种种经验证明，中国百姓并不赞同这种政策。法国皇帝对咸丰皇帝有一个特别的不满，那就是传教士马赖神父的被司法谋杀；他在广西省，于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奉知县之命在西林县被严刑拷打并斩首。这一暴行直接违反了一八四四年的上谕，理所当然地要求某种赎罪和道歉。咸丰和他在北京的谋臣们对所有这些讨论和计划是多么完全无知，可以从他们在后来的事件中那种盲目的惊恐推想出来，而他们无力拟定一个行动方针，正与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和职责那种幼稚的无知相应。

在这里不可忽视这些统治者中间一种强有力的、虽然没有说出口的想法，它是决定他们许多短视的谋划的一个秘密动机。他们记得他们的祖先两百多年前是怎样夺取这个帝国的，觉得现在允许夷人进入京城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同样的把戏很可能会重演一遍。外国公使去拜访南京的起事者，以及他们在广州为了降下一面旗帜、带走几个受这面旗帜保护的本地人这样一件小事就随时准备争吵，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表明对方的目的无非是征服和掠夺。面对摆开来对付他们这样一个弱小对手的如此巨大的力量，他们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事。他们那可悲的孤立政策，使他们在无知中比在资源的减少中更加无助，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所受的教训付出高昂的代价。

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被任命为英法两国的全权代表，这是选择卓越的外交家和头脑清醒的人的最幸运的选择。这两位大使在交给他们指挥的陆海军到达中国沿海之后，便建立了最为亲密的关系。额尔金勋爵于七月到达香港，但了解到那一带的情况，又得知北京方面没有采取任何解决争端的步骤，便决定带着「香农号」前往加尔各答，去协助坎宁勋爵镇压兵变；他打算在寒冷的季节，等派往中国的部队全部准备就绪时，再从那里出发。他于九月二十日回到香港，又不得不再等一个月，他的最后一批援军和法国的援军才与他会合。到十一月底，美国公使列卫廉乘护卫舰「明尼苏达号」、俄国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乘炮舰「亚美利加号」也都到了。

十二月初，在叶名琛拒绝了他们的最后通牒之后，联军溯珠江而上。额尔金勋爵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的一段，极好地说明了他着手从事他被选派来做的工作时的心情：「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日下午，我同艾略特准将登上一艘炮艇，向去年冬天被美国人摧毁的猎德炮台方向上行了一小段路。到了那里，一切都如此平静，我们决定继续前进，竟然沿着广州城的整个正面驶了过去，离城只有一手枪射程远。现在，一列英国军舰就停泊在城前。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为自己感到羞愧过；艾略特说，这次航行似乎使我难过了。我们就在那里，在大约一百万人口的眼皮底下、在他们伸手可及的地方，积聚着毁灭的手段，而这些毁灭的手段就是要用来对付他们的！『是的，』我对艾略特说，『我难过，因为当我看着那座城时，我觉得我正在为自己在连祷文中挣得一个位置，紧跟在瘟疫、疾病和饥荒之后。』然而我相信，就我而言，我不可能不像我已经做的那样去做。……当我们溯江驶向广州，看到肥沃的冲积两岸布满了无与伦比的勤劳和天然的富饶相结合的繁盛景象——在它们后面是贫瘠的高地，点缀着红色的土壤，使它们看起来像苏格兰高地上长满石南的山坡，再往后是白云山脉，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轮廓分明、一片蔚蓝——我痛苦地想到那些为了最自私的目的而践踏这个古老文明的人。」

二十七日，英法军队约六千人在城墙下游不远的东岸登陆。次日一整天，军舰对城内进行了猛烈的炮击，把成千上万惊恐的本地人赶进了西关，并摧毁了城内相当大的一部分。到二十九日三点钟，城已落入外国人手中——这差不多恰好是满洲人攻占并彻底平定该城（一六五〇年十一月）的第二百零七周年。这场胜利并不辉煌，因为几乎找不到可以交战的人；攻入三四座炮台，攀越城墙，胜利者死伤一百一十人，失败者的伤亡大概是这个数字的五倍——如此而已。一进入这座迄今一直被禁止进入的城市，首领们就不得不把精力转向他们自己的部队，防止他们欺压和抢劫无助的中国人。

经过一番搜寻，叶总督在企图从他的衙门逃走时被找到并捉住了；二十四小时之内，巡抚、将军以及其他所有高级官员都落入了侵略者手中。在他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些非常奇特的文件，说明了这个人及其政府的性格。叶名琛被立即押上英国皇家军舰「无敌号」，这是明智的一步，使他丧失了继续

抵抗和歪曲事实的能力，使全权代表们能够自由地安排某种暂时管理这座城市的办法。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缺乏称职的翻译，而被征服的百姓因所受损失而自然产生的恼怒、地方官员的逃走、以及本地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外国兵士纵容的惊人规模的抢劫，又使这个问题更加困难。额尔金勋爵用这样一些不协调的材料构建起一个混合政府，而这个政府后来运作顺利，充分证明了建造者的高明；他的手腕和技巧从来没有表现得比这更好了。他写道：「你可以想象，当我们总共只有两三个懂得语言的人时，要着手统治几百万人是怎么一回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难以安排的事情。」两个满人，即巡抚柏贵和驻防的将军，被请出来帮助使他们的省城免遭毁灭，并与联军组成一个联合的衙门。叶名琛被俘之后，柏贵依法成为两广总督，他以这个身份行使的职权没有受到干预；他的同僚的职权则一向只限于城墙之内。一月九日，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以一切可能的隆重仪式，扶植他们为该城的统治者，由三名外国人监督，即英方的贺乐威上校和巴夏礼领事，以及法方的修利上尉。这个委员会的总部与柏贵同设在那座宽敞的衙门里；幸而柏贵兼有一些可贵的品质，能够胜任他所担任的这个困难的职位。广州城内外的读书人和商人一向守秩序，这就保证了只要这个联合当局给予他们向联军所要求的安全，就不会有人支持反对它的叛乱行动。一支海军陆战队和第五十九团驻扎在城北的观音山上，不久将军衙门里的垃圾被清除干净，整理好供委员会使用，另一座衙门则留给柏贵。联军首领们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尽可能少地过问具体的管理，他们的委员们光是处理中国人对他们自己手下的人提出的申诉，就已经够忙的了。广州人没有忘记把他们从外国征服者那里得到的体谅的待遇，同如果该城被太平军或其他起事者占领时必然会随之而来的屠杀和彻底毁灭相比较，在整个期间都安静地顺从着。大部分责任繁重的工作落在巴夏礼先生身上，因为他会说中国话；但不到几个月，他就教会了许多本地人如何协助办理必要的具体事务。他在挫败佛山那些心怀不满的官员的图谋、把所有本地罪犯交给柏贵审判、约束外国巡捕的偷窃或残暴行为、以及发布指导和告诫百姓的告示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才干。

额尔金勋爵在攻取广州之后所表现的仁厚，也渗透到了那些同他一起和在他手下工作的人的头脑中；新就任的总督发现自己保有了他自己的尊荣和权力，不久便恢复了镇定。他手下的地方官员和省里的官员都留在佛山，那里这时正从三年前的毁灭中恢复过来。到一月底，一切都整顿就绪，港口的封锁解除了，外国商人回来了，住进了河南岛上仍未受损的货栈，本地商人也在附近重新开店。奇怪的是，在恢复商业的最恳切的呼吁中，竟有一份来自柏贵本人，他写信给额尔金勋爵说：「倘若此时大开贸易，商人趋利之心，必将使两国之和好倍增，而此举亦可同时增进阁下之声誉。」自「亚罗号」事件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六个月，人人都感到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新的曙光。在叶名琛衙门里缴获的文件中，有中国与英、法、美三国所订条约的批准本，据说是奉北京的指示仔细保存在那里的，以便在对条文发生争执时作为参考。然而，这也是证明皇帝希望避免与外国人亲自接触的迹象之一。

二月初，联军首领们向他们的美国和俄国同事提议，同他们一起把他们的要求提交北京朝廷，并再给朝廷一次机会，派一名具有全权的官员到上海来友好地解决悬而未决的困难。俄国人和美国人都衷心地与联军一致，他们各自致北京内阁首席大学士裕诚的公文，被送到上海，再从那里送到苏州，何桂清于二月底以前收下并转呈了。同时送给那个深居简出的北京朝廷的这四封信，并没有包含任何会使其成员惊恐的内容；但那里最高级的官员们是如此无知，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躲避逼近的危险，干脆拒绝答复任何令人不快的来文，希望以此把灾难的日子推得远远的。倘若听其自然，他们的孤立状态就会继续下去；而再派耆英到南方去，只会助长他们愚蠢的骄傲，最终损害他们的子民。他们那种绝对不交往的老政策，就像一艘横沉在河口的大护卫舰；一旦这个障碍被移开，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屏障以外那广大而人口稠密的地区同全世界进行积极而有益的交往了。他们不能再被放任于现状之中了；为解决他们的困难而提出的计划——这个计划使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四个国家一致同意，要同亚洲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一种公平而有利的关系——是很少有人能够挑剔的。对于那些承认全能的统治者直接按照他的明智计划来安排各国政策的人来说，这次同时向北京的进逼，将永远被看作人类进步的里程碑之一。

呈给皇帝的这几封信，在题目和语气上都同过去几年的来文形成了令人愉快的对照。俄国公使的信的特别之处，在于提出宜准许一切愿意信奉基督教的本地人信奉基督教；不过这一点成了宁波和上海的英国传教士给额尔金勋爵的一份呈文的主题，额尔金勋爵的答复恰当地阐明了一个不懂基督教教义的政府容许基督教所涉及的危险和困难。朝廷对这些建议的答复，正如人人所预料的那样，是一派「碍难照准」的口吻。额尔金勋爵把他收到的那份退还给苏州的何桂清，并附上另一件给裕诚的公文，宣布他打算前往大沽，在那里等候一位有资格就争执之点进行谈判的钦差到来。

准备随同联军首领前往的部队正在上海集结，到四月中旬，大部分舰船和运输船已经在白河口外下锚，同在那里的还有美国护卫舰「明尼苏达号」和「密西西比号」以及俄国炮舰「亚美利加号」，这两国的使团就在船上。这个季节的集合地点的景象，是再荒凉不过的了。船只不得不停泊在离岸约八英里的地方，海岸平坦，要不是河口的炮台，简直就看不见。朦胧的地平线被透过从蒙古和直隶平原上成团飘来的尘土照射下来的阳光映得一片昏红。浑浊的海水常常被四面八方作用于它的潮汐和风的冲突力量打得泡沫飞溅，使整个海湾一片动荡。没有本地船只敢出来做买卖——如果在南方，就会有的——唯一的生命迹象，是进出河口的炮艇和汽艇，或者往来于各船之间的驳船。除了其他种种不便之外，还不时有一阵阵热风扫过水面，带着细细的尘土，落在甲板和索具上，以一种令人不快的方式钻进衣服，扑在脸上。

中国人照例什么也没有做。不过，停泊在白河口外的船只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已经正式报告了北京，俄国海军上将也已经收到了对他宣布到达的答复。四月二十三日，四位公使致函北京的裕诚；二十六日，直隶总督谭廷襄来了答复，通知他们说，他同崇纶和乌尔焜泰已被派来「接受他们的申诉，查明办理」。总督没有被授权确定条约的条款，但他希望亲自会晤，了解对方的要求。在约定的那一天（四月三十日），俄国和美国公使在不同的时间在大沽炮台会见了谭廷襄，得知他并没有像一八四二年耆英和伊里布那样被授予「全权」，但有权讨论签订条约之前的一切事宜。事实是，他们对在广州提出的那些重要问题一无所知；但他们虽然愿意讨论这些问题，却同样决心不让外国人接近京城。在这一点上，联军首领和他们的两位同事产生了分歧。前者坚持要求派具有全权的钦差来；而后者认为总督有足够的权力，于是把他们要求的要点、后来又把他们的条约草案交给了他。谈判因为进入河口的困难而被拖延了，但它们给这些自负而无知的人提供了一次必要的教育，使他们能够从容地为这场斗争作准备。不仅官员们自己同他们所畏惧的来访者面对面地打了交道，认识到抵抗对方所掌握的武力是愚蠢的，而且，由于中国衙门里通常那种民主的习惯，在场的几百名随从也听到了所发生的一切。

在非交战国完成它们的谈判之前，联军已经把他们的谈判交到了两位海军将领——西马縻各厘和里戈·德·热努伊——手中。五月二十日，他们溯江而上，冲破了横在江上的那道并不坚固的拦江木排，攻占了两岸的全部炮台及其中的一切物资。被打死的中国人比较少，他们对炮台的防守显示了他们的勇气和技能，是值得称道的。所有的部队都从他们的壕营中逃走或被赶走，一直退到大沽镇；其他的防御工事、木栅和火筏被摧毁之后，炮艇便开往天津。一队法国人进入一座炮台时，那里的火药库发生了爆炸，使联军因炮火造成的损失不幸增加了一倍。外国人已经冲破白河口防线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沿岸的城镇，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百姓涌到岸边观看炮艇，炮艇的烟和高耸于低地之上的桅杆，向惊愕的居民表明了它们的到来。

在天津为联军首领们准备好一所房子之后，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于五月三十日黎明到达该城，另外两位公使也跟着来了，他们都是在夜间上来的，一路上没有发生意外，也没有遇到抵抗。城里的居民看到这些船只以及他们听说过那么多可怕故事的那些人，极为激动，但好奇和恐惧使他们保持安静和礼貌，他们满足于密密麻麻地挤在岸边观看和议论。彼此普遍不懂对方的语言，并没有妨碍同市民们不断地交往，而在船上关了那么久之后，这种交往就更加令人愉快了。有一个管渡船的老人，还记得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勋爵的来访。他问船上那些旗帜是什么意思，得到回答之后，大声说道：「要是你们懂我们的话，你们和我们相处得该多么容易啊！」周围的人群都衷心地随声附和。

这时，两位更高级的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登场了，他们取代了失意的谭廷襄、崇纶和乌尔焜泰，递上名帖，说明他们已被授予全权进行谈判。

谈判随即与他们展开。于是，叶名琛去年十月在广州愚蠢地坚持拒绝一切面谈的做法，经过数月拖延之后，终于在天津、在远为有利的形势下被打破了。中国人几乎只能接受对方开出的任何条件，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谈判，双方很难说是自由的缔约者。钦差大臣们对于自身处境的严重性，以及这些条约将要带来的后果，懵懂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些条约的各项条款，经由最惠国条款联结成一个整体，实际上将成为人类几乎两半之间未来的大宪章。诚然，中国钦差在缔约时并非完全能够自主，但由于他们执拗地闭关自守，愚蠢地断绝了自己了解自身权利的机会。他们自然无意去了解自己一无所知的事物，而除了诉诸武力，别无他法能够打破那些仅凭傲慢便筑得坚固的藩篱。由于英军新近占领广州，他们有理由担心英国人想要的土地不止香港一处；而英、美、法三国军舰屡次前往南京拜访太平军，也预示着将来的严重后果，因为后者的宗教狂热完全源自外国的启发。自从耆英十六年前议定条约以来，沿海各地鸦片走私持续不断，由此带来种种社会和财政上的祸害，如今又添上广东省苦力贸易的暴行。然而，对于这些以及其他本可预料他们会发表意见或提出抗议的话题，官员们的缄默，恰与他们同敌人会商时的礼貌和坦然相当。在各国历史上，再也不会有受托解决如此重大问题的官员，彼此对对方的意图、忧虑和愿望如此真诚地一无所知而聚到一起了。如今五国当面相对，正是时候为消除这种无知开辟道路，代之以更好的相互了解。

额尔金勋爵和列卫廉先生的公文中，收有许多在广州叶名琛衙门中搜得的报告和奏折的译文，从中颇能看出帝国最高官员向皇帝提供的是何种信息。若认为这些文件中那些离奇的谬误全然是为了欺瞒朝廷、掩饰作者的失败而有意编造的，那就错了，因为他们考察外国实情和各国统治者政策的便利，并不比可怜的少年卡斯帕·豪泽了解邻人的机会更多。

谈判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那就是耆英突然到来（六月八日），并竭力挤进全权代表的行列。自一八四七年离开广州后，他在道光皇帝驾崩前曾位居首辅，此后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和大部分荣衔。他似乎曾在朝中夸下海口，说自己能够驾驭夷人，企图借此东山再起；但他到达天津时，并无授权他参与谈判的凭据，举止之间，仿佛种种不幸已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神志失常。英国公使对他的意图心存疑虑，于九日派两名秘书前去，看看能从他身上或他口中探得什么。这两位先生直截了当地向这位老人指出，除接受额尔金勋爵的要求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可以了结眼前的纠纷。然而，耆英已将自己置于严重的困境之中。他很快发现自己无力改变事态的进程，无法使轮船撤离天津（他无疑曾许诺做到这一点，以证明自己的影响力），于是在十二日返回北京，尽管前一天他才宣布已接获全权敕书。他的同僚们对他的离去并不遗憾，但直到三个星期之后，人们才确知他的下场——皇帝命他自尽的谕旨传到了。他的案子被认为十分重要，须将主要情节归纳公布，以证明对他的判决公正无私，并显示皇帝在降旨时力求既公正又宽仁的至意。耆英一案在中国官员中颇为罕见，但他垮台的真正原因恐怕并未全部说明；他因与《南京条约》的关系而在外国享有盛名，但这并不能衡量他在国内的影响，也不能衡量他的死对朝廷造成的损失。

他离去后不久，一群英国军官在城中散步时遭到当地人群的无礼对待，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的猜测：耆英所献之策是主战的，他建议发动一次类似奕山一八四一年在广州所发动的突袭，希望借此将天津的外国人一网打尽。不过，外国人与市民之间的关系迄今总体上是友好的，这种可喜局面的中断也十分短暂。因此谈判仍在继续，只是各国使节之间，对某些重要问题的细节暗中存有疑虑。额尔金勋爵所负的责任固然最为重大，他面前的任务也艰难而微妙，但他未能团结同僚、了解他们的意见。他们几乎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谁也不愿阻挠他谋求与中央政府全面而体面交往的愿望，尽管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或可商榷。而他从未征求过意见。美、俄两国使节受训令约束不得作战，又自觉本国将坐享盟军兵戈所得的好处，处境并不愉快；但只要一次会晤，本可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愉快，而他自己对结果的主要忧虑也可随之解除。与额尔金勋爵在公文中所表现出的待人态度形成对照的是，他的传记作者摘录了他在签约次日所写的一封私信，其中描述了他的种种困惑：

「六月二十九日。——我有几天没有写信了，这几天十分忙碌。我们不断地争斗、威逼，迫使可怜的钦差们一条接一条地让步，直到二十五日星期五，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都已谈妥，次日便可签字。然而星期五下午，葛罗男爵带着俄国和美国公使的口信来找我，劝我放弃两项要求——一、公使驻京；二、允许我国人民在中国内地通商。据他们说，理由是中国全权大臣告诉他们，已接到皇帝谕旨，如在这两点上让步，必定人头落地。

「我认为公使驻京是这项条约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内地通商的权利也几乎同样重要。我押上的不仅是条约中这两项我曾为之力争的重要条款，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什么东西。因为中国人愚蠢至极，一旦我们在某一点上让步，谁也说不准他们会不会在其他各点上都节外生枝。我派人请来海军上将，向他暗示，这是英国的一个大好机会：各国都在这一点上背弃了我，而这一点正是他们当初向北京提出申请时全都要求过的，并且如果我争取到了，他们全都打算援例要求；因此，在别国不愿坚持的时候，由我们争取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确立自己在东方的首要地位。他愿意支持我吗？那是二十六日星期六的上午，条约定于当晚签字。不妨一提，以见当时人心之状：西摩尔上将告诉我，法国海军上将力邀他共进晚餐，并向他保证那天不会签订任何条约！我派弗雷德里克去见钦差大臣，告诉他们，他们竟企图通过第三方与我交涉，令我愤慨莫名；我准备立即按现有文本签约；但如果他们拖延或退缩，我就认为谈判已经破裂，将前往北京，提出更多的要求，等等。弗雷德里克出色地完成了这项极为艰难的任务，下午六时，我签署了《天津条约》。现在我正焦急地等待北京的消息。在皇帝批准条约之前，我很难感到安心。愿上帝保佑他尽快批准！我确信，我这样希望，既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也同样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虽然我被迫采取了近乎粗暴的行动，但在这整件事中，我是中国的朋友。」

这两项条款的重要性，在他心目中并未被夸大；但他本应看到，他与同僚之间的困难，正因他自己的缄默而加剧了。

不管另一种做法能否协调这些分歧的意见，天津城所受的压力对中国人来说太近、太严重了，他们出于对更坏后果的恐惧而屈服，而任何其他理由都不可能使他们就范。那一次，深切感受到「与这样一些人谈判的痛苦处境——他们对道理寸步不让，对恐惧则全盘屈服，同时对所讨论的问题和自身的真正利益又极端无知」的，并不只是额尔金勋爵一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八五八年在天津的这段谈判时期都是一个非凡的时代。异教世界唯一的大国，正被一小撮扼守其都城门户的人强迫其君主订立的条约所束缚。正如一位英国军官精辟地说的，两个国家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另外两个国家则站在一旁怂恿，好让大家都能分得一杯羹。然而，过去十六年的事实最确凿地证明，若不施加这种压力，朝廷便不会有任何进步，不会给自己留下任何机会去了解自身在世界各国中的真实地位，而只会像骡子一样执拗地抱残守缺，守着它的无知、孤立、自负和愚蠢，直到这些因素酿成它一心想要避免的覆亡。即使是为了维持双方国民之间的良好秩序而必须与外国领事建立个人公务关系，在各口岸也都受到中国当局的阻挠或抵消；在外国公使被北京接纳之前，毫无希望出现更好的局面。所幸额尔金勋爵当时看清了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而且在把它强加给中国这件事上，再没有人比他更证明自己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了。他大概不太了解中国人抗拒的一个动机，即前面提到的满洲统治者的恐惧：一旦让敌人进入京城，他们就会像一六四四年他们的前朝那样被干脆利落地逐出。

不过，到七月的第一周，四项条约均已签订，并经咸丰皇帝批准，所有船只都已驶离白河。这一点本身，无疑就是向皇上证明这些条约是有效契约的最大凭据；因为倘若易地而处，他是绝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对方的；他或许还奇怪，天津为什么没有像一八四一年义律放过广州那样，按同样的价钱被勒索赎城费。执掌中国人民命运的那些人，其愚昧之深、乖张之甚，实在令人难以充分领会。凡不愿承认上帝之手主宰这次各国非凡聚会的人，恐怕在人类历史的任何地方都很难承认它了。

修订税则一事，已推迟到日后由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另行商议。十月初，五位中国钦差到达上海，处理这一事务及其他事宜，桂良和花沙纳也在其中。在这一部分谈判中，主导权理所当然地留在英国人手中，因为他们的贸易比其他各国加起来还要多。他们极其自私地运用了这一权力，给这个衰弱纷乱的帝国身上附上了一条名副其实的䲟鱼，从此毫无愧疚、永不停歇地吸吮它的资源。由于将税则作为条约的组成部分，他们在理论上使每一次违约都成为开战的理由；又因为没有留下任何修订的规定，修订实际上已不可能，因为最初的四国再也不能团结起来，照顾中国的权利来重新调整税则。税则中虽特别规定禁止进口食盐和军械弹药，鸦片贸易却被合法化了，税率比茶叶和丝绸进入英国时所缴纳的还低，鸦片在中国各地的流布从此洗去了不道德和走私的烙印。中国人的软弱和无知，使他们易受其他国家的强权和诡计所制，但治外法权原则的内在不义，再没有比强迫一个民族使这种毒品合法化、从而摧毁其道德感时运用得更不公正的了。鸦片走私的祸害固然令人难以忍受，但课以重税，作为对这种贸易的遏制和贬斥，本是可取的。对处于额尔金勋爵地位的政治家来说，要解决这一问题极其困难，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或许选择了最稳妥的道路，但事实证明，这条路给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祸害。如今读过他的传记、了解他在国家事务中对是非公道何等敏感的人，看到他在一切都如暗中摸索的情况下对于何去何从的迟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因「亚罗号」而起的战争至此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在执行条约规定、平息条约所引起的不满方面，仍有许多事情有待落实。帝国幅员辽阔，其居民彼此相隔甚远，各人只有在灾祸临近时才感受到它的痛苦；而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条约的义务都是极其模糊的东西。要教育广大民众认识到这些义务与他们个人息息相关，需要多年耐心的教导。后来的岁月证明，这种教导的一个既切实又有益的手段，就是在外国人监督下扩大并改组海关管理。海关在上海短期运作，已证明其运行简便而稳妥，各地征税的忠实程度普遍提高，使中央和各省政府都极为满意。外国商人普遍抵制将征税之权由中国人转交外国人之手，并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嘲弄新制度——这正是鸦片和走私贸易败坏外国商人名誉的惊人证明。不过，这种情绪随着新一批商人的到来而消失了；中国政府自始便毫不费力地利用其雇员的技能、知识和能力，不仅在财政部门，凡是感到需要这些才干的地方都是如此。此制始于上海，当时地方官员对自己的子民束手无策；此后官民都希望，把诚实征收关税的好处推广到每一个对外开放的口岸。

《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种种变革，只有经过公使、领事和税务司们耐心的努力，在适当顾及中国统治者地位的前提下付诸实施，才能得以实现。为了打开通往内地的道路，额尔金勋爵在签订税则之后，于十一月率四艘船访问汉口。占据南京及其他城镇的太平军不知道他的身份，从一些炮台上向他开火，为此「他们遭到了相当猛烈的回击」。但事后几句话比许多炮弹更为有效，此后再没有发生冲突。往返汉口共用了七个星期，由此开启了通商与交往，使当地人迅速熟悉了外国人，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中国独享其内河航行的权利，因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而被断然取消；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得到许多好处：当时太平军因此受到约束，这对朝廷是一种道义上的援助；直到今天，内地贸易以及遥远各地民众之间的迅速交往也由此受到了促进。

一八五八年是充满重大事件的一年，关系到中日两国人民的福祉及其未来的地位和进步。他们极不情愿地被迫同欧美建立了政治关系，并在条约的名义下，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了独立，因为这些条约在他们的疆域之内建立了国中之国。他们的统治者不明白治外法权这些原则的真正含义，却被束缚着必须遵守它们，几年之内便发现自己在那些开始仰仗外国人保护的本国臣民面前屈辱不堪。在上海的中国钦差们面对这一新局面时的困惑，表现在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一日致三国使节的一件照会中。照会讨论了无约国的外国人前往内地的权利问题，坚持认为必须对他们加以约束，而这是他们本国那些由商人兼任的领事所不能也不愿做到的。他们写道：「我等于外国在此方面之惯例素不谙悉，亦不愿自行订立发给护照之防范章程，欲先得贵大臣等商议之结果，然后再行办理。」接着他们又说明，为了使相互冲突的利益和不同国籍之间将来能够相安，领事不应由商人充任，因为「贵国之中，向有人屡屡行事，足以阻碍、破坏其本国与我国之间原有之和好；一意孤行，惟己见是从，专横行事，以致情谊尽失」。写照会的人丝毫不知道，这份照会恰恰是一个论据和证明：必须采取强硬措施，把他们从愚昧无知和幼稚的闭关愿望中拖出来，迫使他们懂得自己的职责。当时开始的这种教育，是将中国统治者和人民提升到更高文明和自由水平的唯一途径。仅这样一份文件本身，就足以表明它的作者及其同僚对自身职责是何等无知，而指望他们自愿走出闭关状态又是何等无望。条约约束他们维持和平，同时打开了渠道，使人民可以学习一切真实而有用的东西，而不必担心受罚或遭受指责。容许基督教传播、外国公使驻京、在全国自由旅行，这是三条向来对中国的福祉和进步关闭着的途径，条约把它们打开了，而中国经由这些途径所取得的真正进步，已经超过了她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到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底，四国使节以及他们所指挥的大部分小规模兵力都已离开中国。他们谁也没有到达北京，因此皇帝不必再担心自己会像他的钦差叶名琛那样被人从广州掳走；此外，他还多得了一年宽限，可以了解自己应当如何履行条约。盟军拒绝将他们的争端与太平军的行动联合起来，共同进军征服帝国，这也使他松了一口气。在广州，盟军的存在主要令本省官员感到恼怒，他们忙于煽动城郊的大批团勇刺杀、抢劫在城内或城附近的外国人个人，以此维持一种持久的不满情绪。其间发生了几次小冲突，城内靠近观音山英军驻地的一大片街区被烧成白地，以防突然袭击。新任总督黄宗汉组织了一个绅士和团勇的联盟，其力量主要表现在骚扰自己的同胞上。经额尔金勋爵要求，他被革职查办，所有这些微不足道、毫无用处的袭击也随之告终。

在广州被占领约十五个月后，城附近发生的一件事，鲜明地显示了当地人民的性格：「二月十一日。——八日，一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出发远征，为期三天。第一天的行军约距广州十二英里，我随队同行，确切地说是走在他们前头。我们骑马穿过一片十分秀丽的乡野，经过石井村，两星期前那里曾发生过一场战斗。村民们十分恭敬，对我们的到访显然并不惊慌。在部队预定宿营的地方，正在举行牛市，我们的到来似乎并未打断交易。二月十三日。——这次军事远征完全成功。部队所到之处都被当作朋友接待。想想从前这个省份对我们是怎样的情绪，我认为这几乎是我来此以后发生的最了不起的事情。倘若我向那些希望我在所有乡村里纵火屠戮的人让步，还会有这样的事吗？」

正是这些村庄，曾在一八四一年五月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去攻击郭富爵士的军队，而且仅仅三年之前还与自己的同胞进行过殊死搏斗，所以这种转变既非出于怯懦，也非出于怨愤。它主要是由于广州英国驻军体恤百姓，采购物资时诚实付款，并尊重城中的商业和地方政务；因此市民们既无怨可诉，也无仇可报。那些自幼就被教惯了把每一个外国人叫作「番鬼」的人，如今渐渐明白自己错了——而误解也并不全在他们一方。在城市被占领的三年间，那里的舆论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如今广州人的彬彬有礼，正如他们从前的粗野无礼一样。

在中国正遭受内乱和外战的这一时期，广东省对所有外国人还有一个特殊的、正当的愤恨理由，那就是苦力贸易。这项贸易的大本营在澳门，到一八六〇年，它几乎已成为那里唯一的营生。澳门的人口大约有七万多，其中穿西装的不到五千人。商业和工业大多由中国人经营，一切劳作都由他们承担。当招募中国人作为契约劳工前往古巴、秘鲁等地的贸易开始时，要找到愿意到海外碰运气的人并不困难。随着加利福尼亚金矿向他们开放的传闻四处流传，又得到归国矿工的证实，苦力船很容易就装满了人；这些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因此很容易相信，无论运往哪个国家，自己都是去黄金国。招募他们的诱因，在于他们愿意以极低的工资（每月四元）出卖劳力，以及把他们输入西方热带地区所得的利润。这项生意的诱惑如此之大，不到十年，需求便远远超过了供给。贸易一旦摆脱了有力当局的约束或道德的约束，其肆无忌惮的本性，很少有比那些为苦力船招揽人口的代理人的行径表现得更为可悲的了。城乡各阶层的人——读书人、旅客、劳工、小贩和工匠——是如何被拐骗并送往澳门的，其详情很少为人所知，因为受害者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八五五年佛山的叛军被击败时，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乐于以充当苦力出洋来保全性命，但这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

主管广州的盟军委员注意到了这些暴行，并应总督劳崇光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取缔黄埔的苦力贸易。一八六〇年二月，美国公使华若翰阁下也予以协助，允许中国当局从美国船「使者号」上带走三百一十七人，以查明其中是否有人被违背意愿扣留在船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拒绝回到船上，但有多少人是被人以虚假借口骗走的——这是拐骗的惯用手法——则未能查明。十几年后派往古巴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经过仔细查询后断言，古巴的苦力大多数「是被诱骗出洋的，而非经正当劝导而移民的」。

澳门的葡萄牙统治者一直不愿彻底调查这项生意的真相，直到一八七三年派往古巴的委员会归来，其报告揭露了这种贩运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罪恶和不义。在英国政府的敦促下，他们终于（在一八七五年）关闭了猪仔馆，从而结束了这项贸易。在它存在的二十五年间，约有五十万苦力被运走。

回到战争上来：整个冬季，中国各地都没有发生值得注意的事件，但朝廷正忙于在白河口修筑工事，以阻止盟军进入。他们拆毁旧炮台，用就地取材的材料重建新炮台，建造方式多少参照了外国筑城学著作中的规定。这些书是由在教会学校受过训练的中国人为他们翻译的。不论桂良和花沙纳可能向他们作过怎样相反的保证，皇帝及其臣僚总是摆脱不了这样的恐惧：如果允许盟军炮艇再次停泊天津、允许其使团进入京城，即使不被征服，也会遭到严重的报复。两位钦差在上海等候英、法、美三国全权代表的到来，目的是劝说他们在该城互换批准书。然而，由于前两项条约明文规定北京为换约地点，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决心坚持这一细节。另一方面，可怜的钦差们对正在进行的敌对准备所知道的，比他们敢说出来的要多，因此始终婉拒搭船前往大沽的邀请。华若翰先生交换美国条约批准书，并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但他决定与同僚在同一地点换约。三位公使留在南方交换意见，让英国炮艇先在大沽口外集结，然后于六月二十日一同前往会合。炮台的外观与去年完全不同，证实了中国方面正竭力阻止外国人大批进入京城的传闻。河道被一道用木材和铁链精心构筑的拦河栅所封锁；虽然城垛上看不到一个士兵，但显然对方有意交战。从十七日到二十四日，侦察进行得十分仔细；中国将领僧格林沁自信能够抵挡驶入拦江沙以内的舰船。尽管何伯上将已清楚说明了他的来意，一切正式交往仍遭拒绝，据称理由是，这些炮台和兵勇不过是百姓为抵御海盗自行召集的。

为了弄清中国方面对中立国的真实态度，达底拿准将于二十四日乘美国租用的轮船「托依旺号」载华若翰先生驶入河口，向炮台附近的一座栈桥驶去。轮船在距栈桥约半英里处搁浅；公使便派他的翻译前往栈桥，那里有十几个衣衫褴褛的人从炮台出来迎候。得知外国人的来意后，其中一两个人的说话口气表明他们是军官——大概是扮作苦力的——他们告诉来人，经白河前往天津的通道已经封锁，但直隶总督恒福此刻正在北塘，那是沿海岸往北约十英里的地方，他已准备在那里接待美国公使。他们又说，他们无权替他收下任何信件或名帖；他们很清楚「托依旺号」的国籍，只要它不企图冲破栈桥上方设置的拦河栅，便不会受到伤害；最后，他们完全无权协助或指点美国人前往北塘。整个插曲是中国人掩盖其武力阻止公使溯河而上的意图的一个可笑的诡计；而以如此有失体统的行为，指挥这些工事的将领丧失了他本可保有的任何道义上的优势。何伯上将开始对拦河栅采取行动后，恒福确实给当时停泊在离岸九英里处的英国公使送去一封信，告诉他已在北塘作好安排，将从那里护送盟国使节进京。这些安排当然没有违反条约的任何条款，也没有违背对外国人的任何承诺，尽管它们完全抵消了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其全权代表进京的那次旅程的意义。

从普鲁斯先生致马姆斯伯里勋爵的信（七月五日和十三日）中，可以了解到何伯上将的信使在大沽炮台附近受到乌合之众和兵丁无礼接待的许多细节，这一切都足以清楚地证明他们的敌对意图。但这位公使忽略了我们在追溯这些年的历史时必须始终牢记的一点，那就是皇帝的谋臣们时时刻刻都在担心，外国对手会用他们陌生的战争器械施行诡计和暗算。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永远不屑于承认自身软弱、永远不说真话也不办实事、永远不以平等待人的政府，又能怎么办呢？这些以及蓝皮书中的其他公文，为了解这场非凡较量中双方的政策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使公正的研究者相信：持有如此悬殊观点的双方，必须先有亲身的接触和相识，才可能达成持久的谅解。

二十三日夜间，「托依旺号」在涨潮时浮起之后，英国人前进炸毁了第一道拦河栅，但第二道、也是更坚固的障碍却未动分毫。次日下午，盟军开始以武力溯河而上，炮台随即向他们开火，到傍晚时几乎每一艘船都被击沉或被打哑。这支舰队中参战的有十三艘小炮艇，其中最大的一艘是法国船，载有六百人；此外还有约六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和工兵，原打算充当进京途中的护卫。这支卫队这时在炮台前的泥滩上登陆，企图攀城攻取炮台，但未能成功，天亮时士兵们全部撤回了船上。炮艇上阵亡二十五人，受伤九十三人；陆战队的损失自然更重——阵亡六十四人，受伤二百五十二人；炮艇有四艘被击沉（其中一艘后来自行浮起，得以保全）。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美国船「托依旺号」作为非交战方一直停留在拦江沙以内。达底拿准将英勇果敢，在战斗最激烈时穿过舰队去探望英国上将，后者当时躺在

「鸻鸟号」上负伤养息，此举几乎使他丧命：中国炮台射来的一发炮弹击穿了他所乘小艇的艇尾，打死了舵手，险些将小艇连同艇上所有人一起击沉。达底拿用小艇拖带满载英国海军陆战队的船只投入战斗，在技术上违反了国际法，他为此辩解时说了一句「血浓于水」，从此他的名字便与这场白河之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

美国公使作为旁观者目睹了盟军在大沽炮台前的败退，但这不能被恰当地视为不再设法进京的理由。于是，他虽然费了些周折，还是将自己到达的消息通知了在北塘的直隶总督；四天之后，对方派来一名领航员，把「托依旺号」领到了北塘。华若翰先生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表示，他相信自己不会被允许到达北京，而中国人其实别无他意，只是要护送他进京，再把他安全送回。七月八日，中方派船将他一行接到会晤地点；他们穿过沿街两侧排列的一队身着号衣的兵丁，被引入一间大厅，厅中聚集着许多官员。双方以理智的态度谈到了最近在大沽的交锋，中方既无明显的焦虑，也无虚张声势；接着便宣布了护送全体二十人进京的安排。在提出的其他询问中，有一项是被他们的炮火击沉在白河里的那些船只值多少钱——仿佛官员们一直在估算，一旦英国人照例开来赔偿清单，他们这场胜利可能要付出多少代价。但达底拿准将提出让他的军医供中国人差遣，协助医治炮台上的伤兵，却遭到了谢绝。

到七月二十日一切准备就绪，美国公使在崇厚的护送下启程，崇厚此时是第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一行人穿过约四十英里平坦的盐碱平原，到达白河边的北仓，那里停泊着为接待他们而准备的船只。他们溯河而上时，居民们成群涌到岸边观看这些令人畏惧的外国人，但在这成千上万第一次见到他们的人群中，听不到任何夸耀或敌意的言语。二十个美国人在通州登岸时，那里的人山人海看来包括了全城的居民；他们身穿白色夏衣，沿着河岸和大路排列，保持着极其出奇的安静和规矩，这沉默凝视的人群给陌生人留下了一种无比怪异的印象。那天闷热难当，许多人宁愿乘坐为前往北京而备的大车，而不骑骡子；他们于二十七日全部到达北京。大约两周之后，巴黎流传着一则关于这次旅程的荒唐谣言，还配有相应的图画，说华若翰先生一行是被关在一个巨大的「箱子或旅行车厢里，由牛从陆路拖着」从海边出发的，然后又被放「在一只木筏上，沿河道和大运河一直拖到京城门口。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款待，又以同样的方式被送回海边」。这个笑话大概反映了当时法国公众对中国人会有何种举动的看法，此后便一直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了。

华若翰先生通报到达后，双方约定于三十日与桂良和花沙纳会晤，会上的全部时间都用于讨论觐见礼节问题。在这场有趣的会谈中，公使占了上风，因为他是应直隶总督之邀而来的，总统对此事并无指示，他对会谈的结果也毫不在意，而且他也没有带来什么会像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勋爵的礼品那样遭到拒绝的贡品。在几次会晤中，双方以最友好、最谦恭的态度，充分讨论了叩头的性质以及要求一切觐见皇帝者行此礼的理由。中国人渴望促成觐见，从一开始就不再坚持叩头，而是提议公使在走近君主时单膝下跪。这甚至比英国廷臣向女王行的礼还要轻，本可毫无困难地被接受——如果真有妥协余地的话——只是先前对方一行中有人曾宣称这一仪式具有宗教性质，说：「我们若不向皇帝下跪，就是对他毫无敬意；要么下跪，要么什么都不是，这与我们敬神的礼是一样的。」桂良还说，如果请他在美国总统面前焚香，他本人也愿意照办。

在整个民族历史中，中国的统治者和人民都把这一仪式视为天子不可分割的特权；而这场讨论是在他们的京城里、当着一大群官员的面进行的，这些官员无疑会迅速地在民间散布双方意见不合的消息，因此，当美国使团未进「大内」瞻仰龙颜便被悄然允许离京时，民众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中国，外国人向来动辄嘲笑或贬低一切抗拒他们观念的东西（除非后面有武力撑腰使之受到尊重），因此，这场关于中国礼仪和神学中一个要害问题的非凡讨论，普遍被看作中国人一方的无聊空谈，或被归因于美国人一方的胆怯。由于条约中并未规定互换批准书的时间和地点，把仪式改在别处举行并无不可克服的困难；然而，经过四天讨论之后，桂良竟郑重其事地问公使到北京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自己对此十分不解——这似乎是一个荒诞的结局。华若翰先生回答说，是为了递交总统的国书，并互换批准书。他本应坚持要求对方履行直隶总督在北塘所作的在北京换约的承诺，那样会更好些。不过，归程以八月十五日在北塘互换批准书而告结束，此后不久，那艘巡洋舰便驶往上海。

在大沽受挫的耻辱，英国公众和报界并不讳言，他们把失败归咎于在日落时分过于仓促地在一片既无道路又无立足之地的泥滩上登陆。中国人方面当然没有背信弃义之处（尽管他们也说了许多谎话），正如斯温侯先生在《华北战役》中所说的，因为他们明白地说过，如果强行通过，他们将会怎样做。这些指控一再重复，终于使全世界都信以为真；但是，为了给进京换约找一个充分的理由，并没有必要说炮台是在未经警告的情况下向英国船只开火的。普鲁斯先生致马姆斯伯里勋爵的公文（七月十三日）及其附件和中国文件的译文，对这个问题作了颇为明智的讨论。然而，发现换约竟因无论何种原因而中断，毕竟令人深感失望；盟国使节拒绝对方提供的经由北塘进京的途径是否正确，或许永远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此时对于必须立即赶赴京城这一点，已无争议可言。

英法两国政府立即就此事采取行动，并明智地决定，把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交给迄今一直经办此事的同一班人。一八六〇年四月，罗素伯爵致函额尔金勋爵说：「女王陛下决心采用一切适当手段与中国皇帝建立和平，并已决定再次请他效其宝贵之力，以促成这一重要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三项：为在白河攻击盟军道歉；批准并执行条约；赔偿盟国所耗费用。额尔金勋爵的同僚是葛罗男爵，两人于四月准备离开欧洲。支持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是一支从英国本土、好望角殖民地和印度调集的约一万名各兵种英军，以及从法国派来的近七千名法军。两国的海军兵力增加不多，但所需的运输船使舰队总数增加到二百多艘，其中三十三艘属于法国。法国人带来了小型铁制炮艇，每艘可装一门炮，每艘分成十五块从本国运来；用螺钉组装起来后，每艇有三个隔舱，接缝处垫以数层硫化橡胶，使之不透水。英军集结在摄政王剑半岛东南侧的大连湾，法军集结在山东沿海的芝罘。两国全权代表于当年七月到达，发现清廷仍然保持着它那种既求和又妄自尊大的老姿态。三月八日，普鲁斯先生已把外国方面的条件告知清廷，不久便经由上海的何桂清转来了答复。答复的结尾显露出那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清廷行为的、潜藏着的对报复的恐惧，军机处在其中说：「如普鲁斯不带兵船北来，随从亦不过多，在北塘静候换约，中国亦不追究既往。倘必欲带兵船多只，坚持由大沽进口，则其本意显然并非为换约而来。」有了这样一番表态，要向皇帝证明盟国换约之意是何等认真，就只剩下一条路了。中国闭关自守的最后一道壁垒如今将被摧毁——我们可以希望，它永远不会再被竖立起来，去抵挡一种更为开明的文明的前进影响。

大批部队连同各种辎重调动时照例要有的种种耽搁过后，联军于七月二十六日离开锚地，长长的船队驶过平静的直隶湾海面，向北塘河口进发，蔚为壮观。这支大军比前两年派往同一地区的兵力大许多倍，而那两年的经验已使双方都把这第三次前往汗八里朝廷的尝试，看作决定彼此未来关系的一举。联军在北塘登陆颇感不便，那里的海滩在低潮时是绵延数英里的淤泥和黏泥，但并未遇到武力抵抗。这一带的城镇，在整个中国沿海算得上是最令人生厌的。由于土壤含盐，广阔的平原上看不到树木或青草；唯一的绿色，是房屋附近的几棵果树，或零星散布的几丛猪毛菜之类的植物。房屋用泥土和铡碎的稻草筑成；墙脚铺着一层层高粱秆，以隔断盐碱的侵蚀，茅草屋顶也掺着许多泥土。屋顶上不久便长出稀疏的草，在烈日下很快枯萎，使住宅显得更加凄凉。这种村落在晴天已够阴沉，到了雨天——泥浆从屋顶流下，街道上污秽恶臭，满载的大车和半裸的人们在其中凄然而行——那景象之凄惨，实在难以言表。

八月二日傍晚，联军已全部登岸，在他们自己看来处境十分狼狈。士兵们不得不蹚过退潮留下的淤泥才能到达坚实的地面，然后还要越过一道承接全镇污水的壕沟，那一团腐臭之物当然比淤泥更糟。找不到淡水，在从船上给士兵们运来补给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只好又湿又脏又饿地安顿下来过夜。早晨发现，他们要攻打的那几座炮台不过是摆样子的，部队很快便占领了镇子，将领们以庙宇为司令部。不到三天，镇上每一所房屋都遭到了洗劫，凡是不值得掠夺的东西都被当作无用之物毁掉。斯温侯先生补充说：「少数仍留在未被占用的住所旁的居民，以绝望的目光静静地看着他们在世上所拥有的全部财产被毁，看着他们的希望或许从此永远破灭。」就连那些试图用袋子背走自己财物的可怜人，也被四处游荡的士兵拦住，剥得精光。

不到两个星期，全军已毫无意外、毫无阻碍地登岸完毕。人员、帐篷、火炮、马匹、给养、牲畜、军需、弹药、行李——总之，一支军队如今所需、而蒸汽轮船很容易为它运来的一切，都已上岸。此外还有二千五百名广东苦力，吴士礼上校以极其坦率的态度估计，他们每一个人的总体价值都胜过任何三头驮畜。他们连续十天不停地工作，运水、卸运军需、承担随军杂役的劳作，为此这位作者慷慨地称赞他们说：「他们很容易喂养，只要待之得当，极其驯服。」

八月十二日，联军已准备好向约五英里外的大沽炮台进发，其间的平原因连日下雨而变得泥泞。只有一条长三英里、两侧有深沟的堤道横贯其中，沿着这条路行进，尤其是重炮，速度极其缓慢。联军通过这条路时，中国将领僧格林沁放弃了他唯一可以有望取胜地迎击敌人的有利地形。如此精明强干的一位统帅竟犯下这样无知的错误，似乎更加令人费解，因为一周之前，中国骑兵曾对联军的一支侦察队取得了一些小胜，因而大受鼓舞，「以惊人的勇气逼近我们的前哨，有几个人甚至前进到只有几百码远的地方，挥舞着刀剑，做出种种怪诞的手势」。

联军终于准备好向中国人发起进攻。蒙古骑兵首先投入战斗，他们排成几道不规则的散兵线无畏地向前冲锋，勇敢地承受着阿姆斯特朗炮的炮火，直至发出响亮而狂野的呐喊，冲向锡克骑兵，与之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但是，「不到一分钟，鞑靼人便转身逃命，我们装备精良的非正规骑兵在英国陆军中最精锐的两个龙骑兵中队的支援下紧追不舍；追击持续了五英里，直到我们的马匹筋疲力尽才告结束。倘若马匹状态良好，战果将会令人满意得多，国内可敬的纳税人便能得意地读到一份长长的歼敌名单了」。

联军步兵此时已到达新河村附近的营垒，阿姆斯特朗炮「极其精确的射击」和法军精准的线膛炮，在一千四百码或一千码的距离上将操纵抬枪的中国兵纷纷击倒，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对于吴士礼上校（现为勋爵）所描述的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读者想必不愿知道更多的细节了。中国各路兵马被联军彻底击溃；平原上数英里之内尸横遍野，而对伤员的照料则唤起了征服者的同情和技艺。新河村遭到洗劫，村民们纷纷逃散，能够活命已属万幸。次日早晨，联军全军向三英里外塘沽的五座炮台和营垒推进，将清军逐出，后者伤亡颇重，余部渡过白河向大沽退却。

外国人占领了塘沽镇，照料留在镇上的所有人，一面救济伤员和饥民，一面准备攻打炮台。这种善举，加上双方在筹办给养时因此增进的相互了解，大大消除了彼此的无知和轻蔑——这一结果远比夺取炮台和俘获战俘更为可取、更为有益。

法军此前已在白河对岸扎营，两军各自着手在河上架桥，桥建成得如此之快，到八月二十一日早晨，全部攻击部队都已就位。二十三门火炮开始轰击北炮台，中国人虽然腹背受敌，仍竭尽所能地迅速还击。约六点钟，炮火愈来愈猛烈，部队正焦急地等待前进的信号，这时，「一根高大的黑色柱子仿佛变魔术一般从最近那座炮台的中央冲天而起，升到极高处后像火箭一样爆开，很快便消失在它化成的漫天泥土和木片之中——一声巨大的轰鸣标志着它短暂存在的瞬间」。但炮台的火力只停顿了一两分钟，炮手们极其英勇地操作着他们的火炮，尽管有时面对压顶而来的炮弹毫无掩护。进攻约在七点钟开始，担任先锋的共计近四千人。守军对更为勇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胜利自然属于纪律严明的联军，他们在中午以前便占领了全部防御工事。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被击毁的船上的几门火炮，此时被英国人夺回，除此之外，炮台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双方的伤亡都比较轻。英军阵亡十七人，受伤一百八十三人；法军伤亡共一百三十人；中国人的尸体在炮台里堆积成堆，他们的总损失大概超过两千人。炮台内部处处证明，即使在灾难性的爆炸削弱了守军的实力、挫伤了他们的热情之后，他们的防守仍然何等英勇。联军从这一阵地带着火炮向另一座北炮台推进，一路上不断遭到城墙上的射击；但在火炮能够对它开火之前，胸墙上便出现了许多白旗；不久又看见信使离开南面的大炮台。所有炮台都在日落前投降了，著名的大沽炮台去年曾目睹联军的挫败，如今则看着他们作为征服者进入——「我军被玷污的荣誉得到了光荣的洗雪」。当联军将领们仔细察看了炮台城墙、炮位和内部布置的构造，以及外面为阻挡敌人所作的准备之后，他们宣称，如果防守得像北炮台那样好，这些炮台从海上是绝对攻不破的。

额尔金勋爵正在塘沽安然休息，他拒绝接受炮台的投降，甚至拒绝与当时统兵的直隶总督恒福打交道，而是把他转交给军队司令官。部队向天津进军的道路既已打开，炮艇便被派往前方查看河道是否畅通。二十五日，两位全权代表再次驻节天津，随行的海陆军兵力足以护送他们进京。然而，他们到达天津时并未遇到抵抗；这一带地面的景色与北塘、大沽附近荒凉的滩地形成令人愉快的对比，使士兵们精神为之一振，而充足的给养和百姓的安宁也给了他们很大帮助。在中国，这种显著的对比说明了这个非凡民族消极被动的性格；进一步说，也使人要问：一个在保护他们免受敌人侵害方面如此彻底失职的政府，他们为什么还要效忠于它呢？斯温侯先生在《华北战役》中记录了他与一位殷实的中国人的一次谈话，其中对这个问题给出了部分答案：这是一个别无选择的民族所受的和平教育使然。

新河和塘沽的营垒已被摧毁，他所夸耀的河防工事已被夷平，敌人的船只已占据天津，僧格林沁此时别无他法，只能把全军调到离北京更近的地方，在那里再次迎击入侵者，力图保住京城不被攻占。在那里，他将无法再把失败的耻辱推诿于河防的困难；而如果他在宫殿附近战败，其精神上的影响也将无比巨大。

年迈的桂良——恭亲王的岳父——再次奉命前往天津，于八月二十八日前后到达。他和另外两人（都是满洲人）力图议和，以阻止联军率部进军北京。额尔金勋爵发现他们在敷衍拖延，便中止了谈判，于九月八日起程前往通州，英军走左岸，法军沿南岸行进。在杨村附近，一个品级更高的新钦差团前来报到，但遭到拒绝，大军继续前进。再往前，在河西务和马头，开始出现严重冲突的迹象，但钦差们向英方谈判代表威妥玛和巴夏礼两位先生保证，通州方面一切都已经或将会准备就绪，以便缔结专约。给养和运输问题日益吃紧，因为僧格林沁的军队使百姓无法安全地牵来牲畜、出售物资。因此，军需部门不得不征用所能找到的一切来供养前进的部队，这就意味着要搜掠河西务至通州之间沿河的大部分城镇和村落。所以，部队的行进比在天津以下时缓慢得多，不过手中有六七十至八十只小船，帮助运送了弹药和其他物资。

九月十四日，翻译官威妥玛和巴夏礼两位先生到达通州，会见怡亲王及其同僚，商讨停止进军和互换批准书的条件。这次会晤显得颇有诚意，结果商定大军前进至张家湾镇附近一处指定地点扎营，该地距通州约三里格。为执行这一安排，部队于十七日清晨从河西务拔营。巴夏礼先生再次被派往通州（二十五英里），由二十六名锡克兵和其他士兵护送，去通知钦差大臣并最后敲定条件。他们到达了指定的地点，看来很适合扎营。在张家湾，一行人遇到一名率领一队骑兵的军官，他盘问了他们，但放他们全部前往通州。巴夏礼先生不久又遇到另一位统领卫队的高级官员，此人对他们格外客气，告诉他们他曾是新河的守将，并放他们通行。他们在通州受到接待，由亲王派来的一名差官引导穿过城镇，到了一座庙里。一点钟开始商谈，但对方并未讨论执行协议的细节，而是就额尔金勋爵向皇帝亲递国书一事百般刁难。整个下午都耗在这场争论上，其原因很可能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咸丰最近决定趁道路尚通之际离京前往热河的避暑山庄。傍晚时分，钦差们暂且搁置了觐见问题，很快便同意了有关在张家湾附近扎营的其他各点。次日早晨，巴夏礼先生、沃克上校及另外十一人，留下其余人员在庙中等候全权代表次日到来，自己出发去察看指定的营地。他们这一路颇不平静。到张家湾时，他们遇到几队向南开进的中国步兵，对方并未理会他们，外国人便继续骑马前往约定地点。途中他们撞见一千名下了马的骑兵隐蔽在一条干涸的河道里，显然是埋伏在那里的；他们从这些人前面骑马经过，却未受到任何阻拦。再往前，在一个小村子里，他们发现房屋后面和园子里隐藏着一支大部队，但这些人仍未阻挡他们前进。往前不远，他们碰上一个刚刚布好阵地、有十二门炮的隐蔽炮兵阵地，他们从那里被赶走了。事情现在已很清楚：僧格林沁正在布置埋伏，等着联军钻进来，他无疑满怀必胜的信心。

陪同巴夏礼先生走到这里的洛赫先生，这时受命冲过中国军队，去见联军将领，向他们报告情况。格兰特爵士已注意到自己侧翼有几队人马，正在准备应付，这时得知了实情；但为了让巴夏礼先生等人有机会从通州脱身，他同意推迟两小时再向敌人开火。于是洛赫先生与布拉巴宗上尉及两名骑兵一起出发返回通州。他们几个小时后到达，发现他们的朋友们对危险浑然不觉，正在城里闲逛。巴夏礼先生已得知一些情况，便到怡亲王的住处要求保护；这位显贵情绪十分激动，说在递交国书的问题解决之前，不可能有和平；「必须打仗」。外国人回到庙里后，立即结队出发，但他们的一些马匹已经疲惫不堪，而四野到处都是调动中的军队。

走了约五英里，他们遇到一旅火绳枪兵，不久一名高级军官拦住他们，不让再往前走，但提出可以陪其中两人去向将军请一张通行证，允许全体人员在返回途中绕过中国军队。于是巴夏礼先生、洛赫先生和一名锡克兵随他前往，这位军官勇敢地照看着他们的安全。这时战斗已经打响，隆隆的炮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刚走出几杆远，三人便发现自己身陷一大队步兵之中，其中有些人抓住了他们的缰绳，但他们的向导冲上前去，左右开弓，这才杀开了一条路。往后走了十杆远，他们遇到了中国将军，巴夏礼先生上前与他交涉，指着休战旗，请求发给全体人员通行证，让他们返回英军。僧格林沁「发出一声讥笑，随即破口大骂。他指责巴夏礼是引起一切麻烦和困难的祸首，说他不但企图强加有损皇帝尊严、皇帝不能接受的条件，现在又把联军引来攻打官军」。据洛赫先生所述，这只是他与巴夏礼激烈谈话的一部分。他们随即被囚禁起来，并奉命与两名法国俘虏一起用一辆敞篷车押往通州，交给怡亲王。其余的人共二十三名，也在他们等候的地方被俘，不久便在一队卫兵的押送下被带往通州。

车上的五个人到达通州时，怡亲王已离开了他的庙宇，于是他们又被急急地押往北京去追赶他，但途中在八里桥附近被转送到当时统领北京步军的将军胜保的营中。他审问巴夏礼先生联军的兵力，巴夏礼被迫跪着、双臂反绑在身后受刑，最后假装昏厥，才结束了这场盘问。下午，他们正再次受到几个原先随侍怡亲王的官员审讯时，突然被一阵骚动打断，所有人都跑开了，只剩下他们两人。不久，一群兵丁冲进来捆住了他们的手臂，要把他们带到外院斩首。但就在他们穿过院子时，一名官员匆匆赶来，抓住了正在洛赫先生头上挥舞刀子的兵丁，救下了他们两人，并赶紧把他们塞进一辆车里，车上还躺着另外三名俘虏，随即沿着大石道向北京出发。在崎岖的堤道上一路颠簸的痛苦，因他们的疲倦、饥饿和蜷缩的姿势而更加难熬，到北京刑部下车时，他们已完全虚脱。然而，这十英里路程中的苦难，与在刑部等待他们的遭遇相比，还是短暂而轻微的。他们在那里被分开，戴上沉重的镣铐，与中国囚犯关在一起。洛赫先生公正地称赞了这些可怜人的同情心，提到在他与他们同住的十天里，他们对他的许多小小的善意：分给他糕饼，给他一条专用的长凳坐。随后他被带到巴夏礼先生所在的屋子，不久两人又被送往城北的一座庙里，那里已为他们收拾好了房间。至于巴夏礼被俘时留下的二十三名英国人和十三名法国人，则在重兵押送下被带到了圆明园。

与此同时，联军已追上了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共约两万人，以相当高明的部署驻扎在张家湾和白河之间，正面宽近四英里，大部分筑有壕垒，排列着一连串炮台。十八日的战斗在联军到达该镇时平息下来，他们已将僧格林沁的部队向北京方向击退，缴获八十门火炮，烧毁了他所有的营地。这里他的士兵的伤亡比大沽炮台少得多，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人被锁在炮位上，阵地守不住时都能逃走。当晚，张家湾被凡是能进去的人洗劫一空，尤其是跟随军队的穷苦本地人。

二十一日，中国军队在运河上的八里桥附近再次据守，法军没费多大力气便将他们逐出。英军从侧翼包抄上来，把他们赶向中路，这自然很快导致全线溃散。炮兵从远距离开火；骑兵冲入中国骑兵队中，轻易地把他们冲散，往往还在返回前烧掉他们各处的营地。桥头的战斗最为激烈，中国人在这里的损失估计为三百人；就整个战场而言，大概不超过五百人，因为他们的骑兵和步兵都很少结成坚实的阵线。联军的全部损失，死伤不到五十人。此时在他们与北京之间已无任何阻隔，但他们一直拖到十月三日才出动，那时全部兵力，包括攻城炮和军需物资，都已到齐。他们已完全掌握了北京四郊的情况，关于归还俘虏、作为停止敌对行动之先决条件的谈判也一直在进行。这些谈判现在是与恭亲王进行的，他是皇帝的胞弟，而皇帝本人此时已安然身在热河。

十月六日，额尔金勋爵和将领们在北京西北城门附近一座喇嘛寺——黄寺——的宽敞房舍中安顿下来，他们的军队占据了该寺与京城之间的大片空地。当天，法军的前哨和部分英国骑兵到达了海淀的大营（北京的满洲驻军驻扎在那里）以及附近的圆明园。圆明园很快便遭到洗劫，其情形及其野蛮挥霍的方式，将使蒙托邦将军蒙受永久的耻辱，因为比起任何其他人，他本最能出面保全

这一收藏宏富、珍贵无比、体现中国艺术、建筑和文学的宝库。额尔金勋爵的日记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对此事的看法：

「十月七日，下午五时。——我刚从夏宫回来。那里的确很美，像一座英国园林——无数的建筑，里面有华丽的房间，摆满了中国古玩、精美的钟表、铜器等等。可是，唉！一片何等荒凉的景象。法国将军走上前来，满口辩白。他说他曾禁止抢掠，以便把全部战利品在两军之间分配，等等。我所看到的房间，没有一间不是一半东西被拿走或砸碎了的。我设法让我们派一个团去看守那里，然后把东西拍卖；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按章法办事，所以留下了几名军官，让他们装满两三车珍宝，拿去出售。抢劫和毁坏这样一个地方已经够糟糕的了，而浪费和破坏还要糟糕得多。价值一百万英镑的财物，我敢说能变卖到五万英镑就不错了。法国士兵用各种方式糟蹋最美丽的丝绸，砸碎玉器和瓷器，等等。战争是一桩可憎的事业。见得越多，就越是憎恶它。」

斯温侯先生对这座宫殿中一个大殿的描述，如今已具有历史价值——不过他的描述须加以压缩：

「正对大门的是宏伟的正殿，外观装饰华美，镂花的檐下罩着铜丝网，以防鸟雀。走进殿内，我们站在大理石地面上，面前是皇帝的乌木宝座；宝座上雕刻着姿态各异的龙；座台铺着浅红色的毡子，有三组低矮的台阶通上去，臣民们就在正中最宽的那组台阶前叩头。大殿左侧挂着一幅描绘宫苑景致的图画，两旁的案上摆着黄绫封面的书籍和陈设品。这座简朴而整洁的大殿里，不知怎的弥漫着一种肃穆的气氛。在朝见的日子，皇帝身穿金线绣龙的黄袍坐在这里，头戴镶嵌金子和宝石的圆冠，四周用细金链垂着珍珠坠子。太监和身穿朝服的大臣们分两侧长长地跪成两列，侍卫和乐工排列在外院。被引见者的名字一经唱出，他走上前来时乐队便奏起乐来。他走近『龙座』，跪在正中的台阶前，摘下帽子，放在座台上，让孔雀翎朝向赐予它的皇上。皇上一动手，他便低下头去，在台阶上叩三叩，如此三次。然后抬起头来，但仍垂着眼睛，聆听他伟大主子的谕旨。皇上的话音一停，他再叩九个头，以示承认君主的权威，然后退下。」斯温侯先生接着说：「如今的景象是多么不同啊！大殿里挤满了成群的外国士兵，座台上堆满了天朝皇帝最精美的古玩，准备作为礼物献给两位远为贤明的君主。『看这里，』蒙托邦将军指着它们说，『我已叫人挑选了几件最华美的东西，要在大不列颠女王和法国皇帝之间分配。』」

次日——十月八日——巴夏礼、洛赫、德斯卡拉克·德·劳蒂尔以及五名士兵获释归来，指挥官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前两位先生在刑部中经历了可怕的遭遇之后，所受的待遇还算比较好。几天之后，营中出现了十一个惨不忍睹的人——在通州附近被俘的那一批英法人员中，活下来的只有他们了——两军将士都为之震惊。安德森、包尔比、德·诺尔曼等人，都已死于捆绑他们的绳索所造成的酷刑。几天之内，所有装殓入棺的遗体都被送回营中，由于撒在尸体上的石灰的作用，几乎已无法辨认。十六日，在北京附近的俄国墓地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额尔金勋爵、格兰特爵士、巴夏礼和洛赫为主祭人，联军每个团都派出代表随行送葬。

两天之后，额尔金勋爵下令焚毁圆明园的宫殿；这是一个突然但经过深思熟虑的举动。他大概感到，那些在时间和地点上都远离他周围这些激动人心的场面的人，会对这一决定严加批评，于是借机写了一份长篇公文，陈述自己的立场。以他当时的处境，无法查明俘虏这些人并加以残酷虐待的责任，是否由同一批中国官员承担。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人完全明白休战旗所包含的义务，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屡次享用过它的特权。额尔金勋爵认为皇帝本人应对所犯的罪行负责，但指明僧格林沁是真正的罪魁。接着他说：

「我有理由相信，此举在中国、在皇帝身上所能产生的效果，比远处旁观的人所想象的要大。那是皇帝最喜爱的住所，毁掉它，不能不打击他的骄傲，也不能不伤他的感情。他正是把我们不幸的同胞带到这里，让他们在园内受最残酷的折磨。在这里找到了被捕骑兵的马匹和装具，从一位英勇的法国军官胸前扯下的勋章，以及俘虏们的其他物品。由于宫中几乎所有贵重物品都已被拿走，军队到那里去不是为了抢劫，而是要以一种庄严的惩罚行动，表明我们对一桩大罪的犯下所怀的恐惧和义愤。这一惩罚所落到的，不是可能相对无辜的百姓，而完全是皇帝本人；皇帝对所犯罪行负有直接的个人责任，这不仅为俘虏在圆明园所受的待遇所证实，也为他悬赏购买外国人首级的上谕所证实。」

破坏之后，这座「圆明园」的宫殿几乎荡然无存；诚然，招致此举的挑衅是严重的。公文中所指的只是咸丰平日居住的那座宫殿，额尔金勋爵很可能只打算烧掉那一处。他并没有下令毁坏万寿山、玉泉山、碧云寺附近的皇家苑囿以及五至十英里以外其他地方的建筑。所有这些行宫别墅都是本朝历代皇帝所修建或扩建的；此后没有一处得到重建。然而，从吴士礼上校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勋爵对于这次「报复」的满意之情，并未因部队执行得过于热心而大打折扣。除了宫殿的损失之外，中国人还必须支付十万英镑作为给俘虏及其家属的抚恤金，胜利者才肯签署专约。

十三日，恭亲王接受了最后通牒，并在上午十时左右打开了北京的安定门，即东北门，从那里可以控制全城。全权代表隆重进入北京的各项安排逐步完成。礼部被选定为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署专约的地点，而怡亲王府则被选作额尔金勋爵在城内的寓所。十月二十四日，额尔金勋爵由许多军官以及四百名步兵和一百名骑兵护送，前往这两处地方，沿途所有街道都布置了卫兵。全城的人都出来观看这场非同寻常的行列。队伍缓缓穿过宽阔的大街，乐队的乐声向焦急等候的显贵们宣告它的到来。他们极其小心，务使日后再也不能以皇帝未曾认可为借口，否认当天签署的两份文件；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做了许多事情，让恭亲王及其官员们明白，自己是站在征服者的面前。本卷卷首插图所表现的就是这一仪式，其价值主要在于它出自京城最有才能的画家之一的手笔，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描绘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次日，葛罗男爵以类似的仪式签署了他的专约，并互换了法国条约的批准书。英国专约共九款，其要点是：赔款八百万两；经皇帝批准，允许中国臣民作为契约劳工或以其他方式自由出洋；将九龙割让给英王，作为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不必再多加评论，在这里插入约翰·罗素勋爵致额尔金勋爵公文的一部分，联系这些条约来看，不会是毫无趣味的。勋爵这份文件读起来就像一个伦敦商人在一次成功的冒险生意结束时开列的收支清单：

「这项专约完全令女王陛下政府满意。它记录了中国皇帝为其上一年无视条约义务而作的补偿；它解除了女王陛下政府一项默示的承诺，即不坚持在一切细节上履行那些义务；它以增加赔款数额的形式对中国处以罚金；它为英国贸易增开了一个口岸；它使中国苦力的出洋有了公认的依据，而他们的劳役对女王陛下的各殖民属地是如此重要；它使女王陛下的香港殖民地摆脱了一个以往的烦扰之源。」

法国专约共十款，包含类似的要求和收获，但不是割取一块领土，而是第六款规定对天主教徒予以赔偿，「凡以前受迫害的基督教徒所拥有的一切教堂、学堂、坟茔、田地和房屋」均须赔还，赔款交给驻北京的法国代表，转交有关各地的教徒。这一条款的履行用了十多年；而由于有些损害早在路易十三在位时就已发生，那些世世代代安然占有自己所购土地的中国人，心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怒。

远征的重大目标至此已经达到，各国可以庆幸自己已经在平等的条件下把代表安置在中国京城了。英法两国的代表立即占用了两座府邸。后来，其他国家的公使都聚居在它们周围，城东南部逐渐形成了一个外国人区。在这一重大开放事业中起主要作用的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以其文雅、仁爱和温和，很适合担当交给他们的这项微妙任务。北京惊恐万状的官员和市民原以为城破之后会遭到最坏的后果，但除了圆明园被毁之外，他们的京城和国家的统一都安然无恙。

皇帝及其朝廷逃往热河，这对恭亲王及其同僚所采取的政策大概是一大助力，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朝廷的影响本会反对任何和解。对于日后的一切合作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再也没有回来，于是国事的实际领导权落到了较好的人手中。

十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中国人与世人隔绝的状态宣告结束；一八三九年林则徐为了把国家从鸦片的祸害中拯救出来而相当真诚地开始的那场斗争，在这一天以某种方式告一段落——那些唯一能够有效消除这一祸害的新生力量被接纳进来了。其间的二十年为中国人接受这最后一幕作了很多准备；而他们履行承诺、支付赔款的光明磊落，将作为他们国家信誉的永久丰碑而长存。

联军撤离北京时，僧格林沁统率的中国军队没有加以阻挠；部队顺河而下时，为船只、车辆、给养、燃料等支付的钱款，补偿了许多当地人的损失。到十一月底，除留驻天津和大沽的守军外，全部人员均已登船；大沽守军也在与占领相关的那部分赔款付清后随即撤走。条约各项规定能否有效而有益地施行，以谋求各方的共同福利，要靠留在京城和各通商口岸的外交官和领事官员。只有英国政府在这方面配备充足，它的各领事馆便成了向地方官员阐释如何理解和执行条约的人。广大民众对条约的条款几乎一无所知，主要把这场斗争看作他们的君主与外国人之间的争斗。在较偏远的地区，外国人撤离北京被说成是他们战败的证明；但在沿海和长江沿岸，亲眼看到轮船、接触到能同他们交谈并解释新局面的外国人，确实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能使他们明白，这些陌生人绝没有被打败。在通商口岸附近启发民众所取得的成果，只需时间和接触，便会传播到内地的遥远地区。至于北京的市民，由于该城不对外通商，他们遇到的只是能同他们交谈的外国人；这样，一个产生误解的大源头便消除了。咸丰皇帝之死（一八六一年八月十七日），也使他们免于这样一种可能：他回到紫禁城、看到自己被毁的宫殿时，一怒之下会向当时住在他附近的少数外国人发泄怒火。一八六一年，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于是成千上万对「夷人」只有模糊观念的人，能够很容易地了解有关他们的真相。因此，最幸运的是，从一开始，形势就有利于在京城形成一种明智的舆论。

注：一位法国人对耆英这位政治家品格的评价颇有意思：「从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四四年，耆英是中国的大谈判家。外国公使们称赞他的干练、精明、和蔼而谦恭的风度。他的名字象征着一种新的政策——对外国人友善、宽容、开明；他代表着一种少年中国。」——见拉瓦莱发表于《两世界评论》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一期的文章。同文还有关于第一次溯白河远征及其结果的有趣记述。

注：关于这些重要谈判的全部详情，可参阅一八五九年七月十五日提交议会的载有额尔金勋爵往来公文的蓝皮书；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三日宣读的美国参议院第三十号行政文件，其中收有列卫廉、卫三畏和华若翰诸先生自一八五七年六月至一八五九年九月十七日的往来公文；俄理范《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和日本记》；费希尔中校《在华服役三年亲历记》；德·莫日侯爵《葛罗男爵出使中国和日本记》；沃尔龙德编《额尔金伯爵詹姆斯书信日记集》等。

注：巴夏礼一行被俘后是否由同一批中国官员施以虐待，恐怕未必。俘虏落在衙役手中，而衙役惯于施以酷刑，希图为自己勒索钱财。洛赫的叙述态度坦率，而吴士礼和斯温侯在胜利的兴奋中写成的记述则渲染较多，缺少这种坦率。他们指控怡亲王对巴夏礼先生背信弃义，并无实据；布拉巴宗上尉和德·吕克神父之死，似乎是出于胜保的命令，而非僧格林沁。

注：麦卡锡先生总结说：「实际的结果并不很大。对欧洲来说，最重要的收获或许是得知北京远不像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大……知道流了这么多血并非完全白流，总算还有些安慰。」——《当代史》第三卷第四十二章。

注：一个例子见于《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一八六七年第四期：杭州一座天主教堂约在一七三〇年被雍正皇帝没收，改为供奉天后的庙宇，「以收一举两得之效：既铲除一种妖言惑众、冥顽不化的宗教，又供奉一位确能造福人间命运的神灵」。

十二中国近事纪略

十二个月过去了，中国的政治空气没有因任何破裂或变化而受到扰动——政府极需这样一段平静的时期，来体会它与那些强行进入京城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咸丰皇帝龙驭上宾，把帝国留给了他唯一的儿子，一个六岁的孩子；这位荒淫的君主，不知是由于无能还是由于疾病，早在他去世之前就已听任朝臣把持朝政，这些人此时结成了一个在热河权倾一切的小集团。他驾崩时，政务掌握在一个八人的顾命班子手中，其名义上的首领是怡亲王载垣，他是皇族成员，与幼帝同辈。这个集团的图谋是：立即攫取摄政的绝对权力；把幼帝本人留在热河，掌握在自己手中；暗中除掉他的生母和皇太后；最后逮捕并除掉他父亲的三个兄弟。这些夺取最高权力的初步步骤一旦完成，就没有什么能妨碍他们完全控制朝政了。

但是，在皇帝现存的最年长的兄弟恭亲王身上，密谋者们遇到了一个才能非凡的对手；可以有把握地说（鉴于后来发生的事件），当今的皇室之所以能够延续，无疑要归功于他在挫败他们的阴谋时所表现的精明。一八六〇年秋天他的兄长逃往热河时，亲王躲藏了起来；但在京城向联军投降时，他出面承担了那项令人不快的任务的主要重担，签订了条约；在政府从战败的瘫痪中恢复过来期间，他几乎独自一人承担了对外事务的处理。一个性情如此适合于他那困难地位的人，又有能干而富有经验的政治家桂良与他相辅，这对于和平与友好交往的延续是一个吉兆。这位老练的外交家虽然年事已高，不能积极参与皇位继承的安排，却在这个危急关头给他的女婿出谋划策，并给予两宫皇太后以亟需的支持，对他帮助极大。

两宫皇太后带着那个孩子——他已被宣布为皇帝，年号「祺祥」，意为「吉兆」——匆匆离开热河，行使她们与首席亲王联合的权利，来到北京。一到紫禁城安顿下来，她们便能把针对她们的阴谋之严重告诉恭亲王，并与皇族中的主要成员商定措施，以保全大局。逮捕和审判叛逆者的事迅速进行；根据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日的谕旨，怡亲王和他的主要同谋郑亲王被赐令自尽，而他们那位有权有势、精明能干的同党肃顺，则被斩于菜市口，百姓无不由衷地拍手称快。这个密谋者在他的阴谋诡计和专横跋扈之中，活像一个提格里努斯，为自己招来的憎恨和鄙视，甚至连主战派的人也掩饰不住。这个失败的集团的其他成员被革职或流放，但受罚的人并不多，刑罚也不残酷。年号这时由「祺祥」改为「同治」，意为「共同治理」，以标志这次阴谋被成功粉碎；而这次政变的精明策划者恭亲王（这时才三十岁）被宣布为「议政王」，与两宫皇太后一起在皇帝未成年期间组成摄政。

考虑到这次宫廷密谋的全部情况、其主要成员的地位，以及它仅靠合法手段就被成功地镇压下去，凡是关心中国政治和历史发展的人，都很值得注意它，把它作为中国家长式政府之强与弱的一个绝好的例证。帝国的日常开支之外，又加上了刚刚结束的一场外国入侵和一场与国内敌人的可怕斗争所带来的巨大负担；然而，在这个艰难时期，无论是议政王还是他的同僚，似乎对人民的忠诚都没有丧失一丝一毫的信心；无论得失，无论物资或资源的匮乏，无论宫廷或军营中的背叛，无论外国人的辱骂还是援助，这种彼此之间的信任始终没有动摇。一八六五年中国的面貌，也许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中欧一样悲惨；的确，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普遍的荒凉了。然而，它的居民不仅尽力恢复了自己的营生，而且重建了住房，重整了贸易，其迅速程度甚至使一向贬低他们的人也惊讶得赞扬起来，证明了这个备受轻视的文明具有惊人的复原能力。

南方的某些官员对于在军队中采用西方的操练和武器来对付太平军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感到满意，便提议以同样的目的利用外国兵船。对于最初提出的这个计划，也许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没有多少话可说。他们的目的是购买三四艘炮艇和通报艇，配备几十名本地水手，把这些水手交给外国军官指挥，使他们得到必要的训练。李泰国先生在一八五九年曾提议在海关中使用武装缉私船，这是一个非常相似的建议。但是，这些设想虽然无害，当一八六一年李泰国先生获准前往英国，在那里订造一支轮船舰队，并聘请若干英国海军军官服役三年时，事情却变得极其严重了。北京当局仍然因为无知而处于不利的地位；卜鲁斯爵士在他们的议事中获得了良好的影响，他们也愿意听从他的建议——没有什么比这项非同寻常的事业更能说明这一点了。他们在北京深居简出的生活，使他们无从了解在新的关系中处理事务的许多情况，但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顾问了。恭亲王发给在英国的李泰国先生的指示，说明了这些船只所要配备的军官和水手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应当是能够而且愿意教导无知的水手掌握航海技术、操纵机器和使用各种炮械的人。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订造了八艘大小不等的炮艇，其中有一两艘是能载二百多人的强大舰只；这些船于一八六三年初在英国皇家海军阿思本上校的指挥下到达中国。六月间，李泰国先生到达北京时发现，恭亲王和他的顾问们对这样一支舰队完全没有准备，也不愿意认可他与女王的军官们所订立的合同；日常开支的经费也没有着落，他的失望是巨大的，而且毫不掩饰。他对自己地位的看法很快就不得不改变，因为他发现，在对叛军作战时，这些船必须置于各省当局的指挥之下。与阿思本上校订立的协议中有一条规定，在这些事务上，他只接受总理衙门通过李泰国先生下达的命令，至于是否服从其他人的命令，则由他自行决定。李泰国先生自己说，他渴望取得中国与外国列强之间中间人的地位，「因为我以为我看到了一条途径，可以解决把与中国的和平关系置于可靠基础之上的问题。……我的地位是一个受中国政府雇用、为它而不是在它手下完成某些工作的外国人。我几乎无须顺便指出，一个绅士在一个亚洲野蛮人手下办事，这种想法是荒谬的。」这样的想法使他完全不适合与中国人共事，无论是在他们手下还是为他们做事。他不能理解，过去那种强迫和恫吓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必须给他们时间，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逐渐学会如何在各国之中提高自己的地位，采纳他们所愿意采纳的改进。

在困惑和懊恼之中，他开始责怪英国公使对他的计划支持不力，并以他的种种要求使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不胜其烦。九月间阿思本上校到达北京，才第一次了解到这场争执的真实性质，此后争执越来越激烈。最后，在十月间，恭亲王拒绝批准李泰国先生在英国订立的协议，并十分恰当地指出其中那条令人反感的条款——要求舰队司令只服从来自北京的命令。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最终决定解散这支舰队。这些船将被遣回，因为一旦本国官员完全掌握了这些船，就无法阻止他们把船卖掉，而且已经有人为了自己的不法图谋在打这些船的主意了。在这个关头，卜鲁斯爵士出面为中国人解围，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把这些船接了过去，从应付给英国的赔款中偿付了官兵们直到抵达伦敦为止的一切薪饷和其他费用。这项了结花费了约五十二万五千英镑，而船只、船员和装备自始至终的总费用，也差不多有一百万英镑。因此，北京政府通过这一安排，避免了与各省督抚和将军之间的一场严重纠纷——这场纠纷很快就会使一切责任化为乌有，甚至可能在那样晚的时候还使太平军取得胜利。

李泰国先生被自己的自负和野心蒙蔽了双眼，把他的失败归咎于卜鲁斯爵士的疏忽、背信、无知和恶意；卜鲁斯爵士在这些方面的「作为」，在他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罗素伯爵书》中有详尽的叙述。关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所发生的事情的这份陈述，显示了亚洲国家在我们所谓的文明道路上前进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这类人对于应当如何迫使它们进入这种理想状态所抱的想法。这份非同寻常的文件，是英国干涉亚洲国家内政的一个富有教益的展示，也表明了当「贸易与进步的精神」成为唯一依靠的主要力量时，它与一个异教民族的独立和提高是多么格格不入。

李泰国先生的计划，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在最好的管理之下，也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好处；而在这样一个人的专横领导下实行，这个计划不仅会使它所要帮助的人蒙受极大的屈辱，而且必然会导致守旧派重新掌权，以及同外国人之间又一场毫无益处的斗争。

李泰国先生被解职之后，中国海关的管理交给了赫德先生；他在这个职位上已经有两年表现出审慎的作风，而且（用蒲安臣先生的话说）「以他的手腕和才干赢得了每一个人的敬重」。朝廷的官员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从开放口岸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在物质上有极大的好处，特别是在为镇压行将灭亡的叛乱提供经费方面，它给了实际的帮助。本国的统治和外国的统治在同一块领土上接触，由于治外法权的法律界限不明确，必然会引起许多越权和权力之间的摩擦；但是，条约条款的正当运作——申诉者迅速把冤情提交领事，领事再提交驻北京的公使——使朝廷和全国都了解到他们往日的敌人大体上是诚实的，这是无论传教还是打仗都永远做不到的。

一八六六年，福州、南京和上海的机器局进行了改组，除了轮机厂和枪炮厂之外，还设立了海军和陆军学堂；中国人很快就懂得了这类工厂的价值，它们已经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海军的来源。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蒲安臣阁下辞去美国公使之职，这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位极好的代理人，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迈出与各缔约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步。一个出使各国政府的总使团交由这位先生负责，另外加派两名地位同等的中国大臣、一名英国秘书和一名法国秘书，以及北京同文馆的六名学生。三位大臣都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携带致十一国政府的国书。使团于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上海前往旧金山，约一个月后到达那里。如今已很少有人能体会到，朝廷为跻身于万国大家庭所作的这第一次外交努力，当时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引起了多大的激动和议论。蒲安臣先生天性乐观而热情，把他的使命说成是今后与中国和平相处的保证。他所到之处，都提高了听众对那个古老国度的评价，并敦促欧洲各国朝廷耐心等待，直到其落后的人民为它所希望采取的变革作好准备。这些变革和改进，只有在中国确信其必要和可行之后才会采取；但蒲安臣先生的许多听众却比他更急切、更有野心，把引进铁路、电报和轮船看作为他们自己立即活动和获利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在华的和在本国的外国商人得知他夸大到了什么程度之后，普遍感到愤慨；英国商人尤其强烈地指出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期望」所造成的恶果。双方观点的不同，可以说明他们意见的对立。一方面，商人们懊恼的是，他们原来希望天津条约订立之后，全中国都会兴起普遍的贸易，这种希望很可能要落空了，因为本国商人越来越注重他们自己的国内外贸易，把外国人排斥在外；另一方面，蒲安臣先生所着重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希望并打算随着他们越来越有能力通过自己所创办的机构和制度自主行事而去做的那些事情。商人们似乎认为，既然他们个人对于立即获得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期望没有实现，那么在「进步」方面就还什么也没有做到；针对蒲安臣先生「热情洋溢的虚构」，他们要求拿出「他如此大声赞颂的那种精神确实存在的切实证据——拿出一点点证明来支持他那笼统的理论」。

这些争论不必再多说了；与本篇叙述有关的，是简要地指出中国初次叩响其他国家大门的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个特点可以说完全是情感上的；但那是一种对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社会的健康的正义感和好感，是蒲安臣先生以他的手腕和才干，从他的委托人新近的征服者那里为他们的事业唤起的。在一八六八年和一八六九年间，他为中国人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和特权大声疾呼，在美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和其他国家已经造成了一种对中国人更为宽容的健康情绪；这时他却在圣彼得堡突然去世（一八七〇年二月），使他的使命未能完全实现。

在美国，倘若这个使团没有谈判订立一个包含八个条款的条约（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它的经过也许只会留下短暂的印象；这个条约被视为十年前列卫廉所订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该使团的第二个特点，它所带来的后果，其影响似乎至今尚未停止。由于中国政府不曾就订约一事给予明确的指示，对此感到意外，总理衙门批准这项条约有些迟缓，不过次年还是批准了。其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真诚地承认人有改变其住所和效忠对象的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承认两国公民和臣民为了游历、贸易或永久居住而自由地从一国迁往另一国的相互利益。因此，缔约双方共同谴责除完全自愿以外的任何为上述目的而进行的移民」。这时，英法两国公使刚刚按照一八六〇年十月在北京所订的条款，与恭亲王商定了一项关于管理苦力贸易的专约。这些章程的草案曾送交美国公使馆以及其他所有外国公使馆，但只有西班牙的条约中有一条准许在中国本土招募华工出国服役。由于苦力们在中国登船之前、在古巴和秘鲁上岸之后所遭受的种种残暴和冤屈，这项买卖已经变得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美国国会已经通过法律加以禁止；而这一条几乎完全是针对这项买卖拟定的，为的是表明对它的憎恶。自一八五五年以来，已有五万三千名中国移民来到旧金山，他们在与矿工和其他人共同争夺黄金的过程中受到了苛刻的对待；蒲安臣条约只不过承认了他们像其他外国人一样享有移民的权利。

与此同时，在北京，外国使节们逐渐认识到，在同他们所派驻的那个政府打交道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些头脑敏锐的人，这些人的偏见和守旧只需加以开导，就能使他们同任何其他一群聪明的外交家处于同等的水平。对于恭亲王和他在总理衙门的同僚——文祥、董恂、谭廷襄、恒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他们被夹在两大压力之间：一边是一大批固守旧制度、心胸狭隘而偏执的读书人，一边是外国列强的公使，这些公使心满意足地住在京城之中，代表着已被证明是不可战胜的陆军和海军。「天朝」的骄傲必然要被打下去，但总的说来，局势被明智而审慎地接受了；四个主要公使馆的首脑，是卜鲁斯、倭良嘎哩、柏尔德密和蒲安臣这样仁厚而正直的人，这对于在中国官员头脑中逐渐扎根的印象所产生的鼓舞和有益的影响，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就在这个关头，发生了天津教案：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一日，一群暴民杀害了二十名法国人和俄国人，捣毁了法国领事馆、天主堂和育婴堂，情节极其残暴。这一事件，对于京城里忧心忡忡的官员，对于全国每一个真诚拥护新秩序的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北京当局起初迟迟不肯开始调查，但随后在京城周围部署军队，并迅速审讯罪犯，表明了他们对这一暴行的认真态度和义愤；所以到了月底，发生普遍暴乱的一切担心都已消失了。

引起这场暴乱的原因，似乎几乎完全是地方性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一八六一年；那一年法国人占用了天津的一座庙宇作为领事馆，而那里从前是市民游憩的地方；这一件以及其他一些不得人心的举动，使本地人一直对他们怀有敌意。其中最重要的几件事，在镂斐迪先生六月二十七日的公文中有更具体的叙述：「在中国许多准许外国人居住的主要地方，仁爱会的修女们都设立了机构，每一处似乎都兼有弃婴收养所和孤儿院的性质。这些机构的主持者发现中国人不愿把孩子交给她们照管，便对凡是交给她们管理的孩子，每个给一定数目的钱；并且言明，孩子一旦进了她们的育婴堂，任何父母、亲属或监护人都不得认领或对之行使任何管束。中国人一直断言——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非天主教的外国人也相信——这种付给赏钱的办法，诱使一些人为了得赏而拐骗儿童送往这些机构。还有人断言，神父或修女，或者两者，一直惯于以好处诱使别人把病危的孩子送到她们那里去，以便在临终时为他们施洗。这样，许多病入膏肓的孩子被送进这些机构，在那里受了洗，不久就被抬出来，已经死了。所有这些举动，再加上这类机构到处都有的那种作为其规章一部分的秘密和隔绝，在中国人心中引起了种种怀疑，这些怀疑又使住在教会附近的所有普通百姓对修女们产生了强烈的憎恨；任何关于修女或她们的所作所为的谣言，无论多么不近情理或荒诞无稽，都会在无知而迷信的百姓中间找到成千上万心甘情愿、真心实意的相信者。约在五月底或六月初，天津修女的育婴堂里流行了一场疫病，死了相当多的孩子。不知怎么就传出了这样的谣言：修女们杀死孩子，取出他们的眼睛和心，用来制造某种在欧洲很受欢迎、售价高得惊人的特效药。这个谣言一传十，十传百，不久便人人相信了。一群群的人不时聚集在教会房屋附近，要求释放孩子；有一次，他们吵得非常厉害，修女们害怕暴民施暴，便同意由五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进行检查。领事听说出了乱子，约在这时赶到；虽然委员会已经选定，并且已经进了屋，他却制止了全部检查，并用恶言恶语把委员会赶走了。后来，知县把一个一直起劲地散布谣言、声称能指认犯有妖术和其他罪行的人的男子带来，当着修女们的面审问他；他一与修女们对质，便承认他所说的全是毫无根据的假话。暴乱发生的前一天，知县拜访了法国领事，说除非准许对修女的机构进行彻底检查，否则结果如何难以预料。领事把这番话理解为威胁，回答说，知县的品级低于领事，他们之间不能为此事或任何其他事进行交涉。」

这个极不明智的回答，使民众的怒火转向了法国领事馆以及天主堂和育婴堂；二十一日，汹涌的人群聚集在这几处附近，随时准备诉诸暴力。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这时惊慌万分，匆匆赶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去，他刚离开的那座房子周围石块乱飞。至于其余的经过，这个可怜人的遭遇就模糊不清了。他到达崇厚的衙门时，「激动得近乎疯狂」，无论是劝说还是威胁，都未能使这位大员答应去做那不可能做到的事——立即平息愤怒的暴民。的确，这时官员们也同他一样无能为力，只能劝他留在衙门院内，等街上平静下来再说。但这个法国人和他的秘书什么也不听；他们在路上向愤怒的人群开枪之后，怎样被砍倒；猖狂的民众随后怎样攻击并抢劫了三四处法国建筑；手无寸铁的修女们在遭受了种种难以言说的暴行之后，怎样在她们的育婴堂里被屠杀；疯狂的人群又怎样离开燃烧的废墟，到附近的房屋去发泄他们的怒火——这些都只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传到世界上来的，由于证词大相矛盾，必将永远处于模糊之中。不过，育婴堂里的孩子们被带走了；对几处新教建筑虽然也有过袭击的企图，但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个血腥的日子里最悲惨的伤亡之一，是一个俄国人、他年轻的新娘和一个朋友之死；他们在逃往两英里外的外国人居留地紫竹林的途中，被误认为法国人，当即在路上被乱刀砍死。这次屠杀的遇难者共有二十名外国人，还有同样多的中国仆役、辅祭和其他人。

北京的七国公使在听到这一可怕的消息之后，联名照会要求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恭亲王于二十五日答复说，为了维护朝廷对待外国人的荣誉和公正，已经责成直隶总督曾国藩和崇厚尽一切力量压制暴乱风气，逮捕不法之徒。朝廷颁发谕旨，将天津道、天津知府和天津知县周、张、刘三人，以玩忽职守和纵容暴乱的罪名逮捕查办。二十一日那天没有外国武装船只在天津，这一事实在这些官员当时执行他们的计划时，无疑起了作用。他们现在看到，他们的恶意发泄得太过分了，对他们的暴行必定会有报应。关于他们所作所为的夸大报道迅速传遍了世界；由于其他省份的不满情绪的范围和强度无法查明，人们便推断在华的所有外国人都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推断人民终于奋起全力，要帮助他们的君主把外国人赶出国土。风暴过去之后，当局审问了罪犯，尽可能地伸张了正义，这时人们发现，消息最灵通的观察者对于直接原因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几个星期之内，各主要强国的海军都集结到了天津。法国代办罗淑亚伯爵带头要求处决知府和知县，理由是他们煽动了暴乱。中国人拒绝在审判证明他们有罪之前这样做——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得知法国与德国之间已经爆发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镇定。朝廷本身无力强制天津那些桀骜不驯的民众，因为它没有可以依靠的军队去惩办暴徒，兵士们都同情这些暴徒。上海和香港的报纸不断发表的种种过分的言论和要求，使那些已经智穷力竭、急于防止更大灾难的高级官员们更加恼怒和不安。外国人似乎认为，他们可以不加区别地对中国的统治者和人民横加指责，而中国人却一句话也不许说。镂斐迪公使在八月二十四日的公文中，谈到天津出售的数以千计的扇子上画着暴乱和屠杀外国人的图画，他说：「这些扇子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口味而制作的；印上这样的图画能使扇子卖得更好，这一事实确凿地证明，民众对于暴乱的结果并没有丝毫懊悔或悲伤的情绪。毫无疑问，天津人支持暴徒的一致程度，超过了爱尔兰农民支持他们当中一个枪击地主的人的一致程度。如果爱尔兰的这种情绪强烈到足以使英国政府用普通的法律手续将一个被控伤害地主人身或财产的农民绳之以法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那么，这个软弱的中央政府发现在一个有四十万居民、而这些居民不是参与了屠杀就是同情暴徒的城市里，难以查明和惩办暴徒，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天津的审讯进行得很拖沓，但上面所说的情况，表明了主审官员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不过，十月五日和十日，皇帝的谕旨通知了各国公使，宣布知府和知县已被发配到黑龙江，杀害外国人的二十名罪犯被判处死刑，另外积极参与暴乱的二十一人被判流放。十月十八日早晨，有十六人在各国领事和其他到场作证的人面前被斩首。然而，作为对罪行的应得惩罚，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却是不幸的；它反倒成了向民众表明受刑者得到统治者同情的一个场合；而许多外国人则把这次行刑看作一场可怕的闹剧——「一场冷血的谋杀」。许多人认为这十六个人是花钱买来的替死鬼；然而，关于他们全都参与其事的证据是充分的；的确，他们当中有些人还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荣，由钦佩他们的朋友们一路护送到刑场。当时流行的某些激愤情绪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位英国传教士公开提议，由一支各国联合的外国军队把天津城夷平一半，并在由此腾出的空地上竖起一根石柱，刻上适当的铭文，说明这座纪念碑是因何事、由何人所立的。断言一个中国官员能够收买人去当即受刑，显然是夸大了中国官员的权力或意愿。

至于其余四个被判死刑的罪犯，俄国公使倭良嘎哩先生明智地拒绝接受以他们的死作为对杀害三个俄国人的适当抵偿，除非他亲自确信他们直接参与了这一罪行。在沙皇驻天津的总领事面前对他们的案情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结果查明只有两人真正犯了这一罪行；于是这位公使同意把另外两人的刑罚减为流放。中国向法国支付了四十万两，作为对生命财产损失的赔偿；此外，新教教会房屋所受的损失也得到了赔偿。崇厚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法国向该国政府正式道歉。这个使团于一八七一年初离开北京，次年回国。八月间，登州的美国传教士受到某些心怀恶意的人的警告和威胁，被吓得离开了他们的岗位，两个月后，他们乘美国军舰「贝尼西亚号」从避难地芝罘被送回，受到知府的公开接待。在整个帝国中，与六月间那场暴乱有关而外国人受到干扰的，只有这一次；而且对于在登州是否真有危险、是否真有逃离的必要，还存在很大的疑问。

在评价中国人处理这次事变的行为时，外国报刊习惯于把他们说得好像是不愿给予任何赔偿，也不愿为居住在他们子民中间的外国人今后的安全采取任何措施似的。人们很少体谅他们处境中的巨大困难。他们从小对与其他国家新订的条约中所涉及的种种问题和责任一无所知；虽然外国公使迫使他们履行每一项明确的条约义务，实际上是在以最友善的方式对待他们，但对于恭亲王及其同僚在危难和困惑之中所说所做的一切，人们所投去的那些苛刻的批评——更不用说谩骂了——公正的观察者是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开脱的。报纸上的作者们似乎把中国看作欧洲的附属地——有一个英国人甚至主张毫无顾忌地使用武力，强迫中国的统治者交出那三个可憎的官员，以便加以处置并公开处决。另一个人说，只要那三个人还被庇护着、逃避正义的追究，处决那十六个罪犯「就只能被看作冷血的谋杀」。然而，这些作者忘记了，所有的条约都规定，「中国臣民对外国人犯有罪行者，由中国当局逮捕，并按照中国法律惩办」；而每一个国家也都承担了审判和惩办本国罪犯的义务。崇厚因为没有防止或镇压暴民而受到了许多谩骂，而他不过是一个管理通商税务的官员，在天津既没有地方管辖权，也没有军事指挥权。甚至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也被随意指控为参与了这场悲剧，至少是知情或赞同。总之，这次暴乱的全部历史——它的起因、发展、高潮、结果和镇压——集中了调和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道路上许多严重的障碍，其程度不亚于任何曾经发生过的事件。

作为结束天津悲剧的司法程序的自然结果，朝廷对简称为「传教问题」的事进行了审议。自从帝国全面废除以前一切禁止基督教的谕旨以来，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这些年来传到官员们耳中的关于这个新教派的种种动向和传闻，已经使他们感到忧虑。因此，在一八七一年二月，总理衙门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研究之后，给各国公使馆送去了下面这份照会和节略：

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径启者：关于传教一事，本衙门诸大臣恐于办理各节之际，致碍中外和好之谊，是以拟定章程数条，兹附送节略一件，敬请查阅，希详加酌核。

顺颂日祉。文祥、沈桂芬同具。

这些章程提议：（一）罗马天主教的育婴堂只收养本地教民的子女；（二）「为表明基督教之谨严与礼法」，中国妇女不得进入礼拜堂，外国妇女也不得传教；（三）传教士应专务其本分之事，「不应准其自立门户、擅作威福」；（四）本地教民涉讼到刑事衙门时，传教士不得干预审判；（五）发给传教士的护照不得转让，不用时应交还中国当局，「亦不得持照潜往他处」——法国人就常常这样做；（六）传教士不得接纳品行不端的人入教，也不得留用恶名昭著的人；此外，应像佛寺道观一样，每季度向省里的官员呈报教民名册；（七）传教士不得使用官印，不得给地方官员写公文，也不得有其他以官员而非平民自居的行为。最后一条申诉了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根据北京专约要求归还田地房屋的无理要求；提议不再归还，而为建造教堂所购买的土地，应以本地教民的名义持有。

这份国家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表示希望对基督教传教以及条约允许其外国代理人享有的那种准独立地位所涉及的种种困难问题，进行令人满意的讨论并作出决定。在华外国人中间的公众看法是：这些善良的人有权做条约没有明文禁止的一切事情，直到他们本国的领事官员通知他们不得这样做为止。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西部两个省份的越权行为，已经引起了几次暴乱，其中有法国人被杀。在古伯察神父那部饶有趣味的游记中所描述的那种司法程序里，可以看到这份文件第七条所谴责的那种蛮横地歪曲司法的行为。这些章程的起草者们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着手处理的问题有多么重大，更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暴露出的无知。所有的指摘都只是针对罗马天主教徒的，因为中国官员几乎不知道有新教传教士，也没有人对他们提出过控诉。大多数外国公使对这份节略迟迟不作答复，所以最有关系的各方之间从来没有进行过当面的讨论。美国公使镂斐迪先生的答复（日期为三月二十日）坦率而恳切，仔细地讨论了所有的要点，并给了文祥

和沈桂芬一个明确的概念，使他们知道可以从其他公使那里期待什么，还就他们自己的职责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这份文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但它在全国引起的讨论，表明了人们对整个问题的关注。有少数新教传教士自己也对本国官员横加苛责，有一个人甚至说，他「与其把这份文件看作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暴行的迹象，不如把它看作为预谋的暴行预先提出的借口」。然而，对这份节略的讨论从来没有给教民或他们的教师带来任何恶果，而它的传播使许多读者第一次了解到有关整个问题的情况。意见的分歧导致了事实的比较，所报告的冤情为数很少，这证实了这样一个结论：考虑到中国官员和读书人审查这个问题的机会有限，又考虑到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要求和傲慢所引起的恼怒，他们总的说来是极其克制的。天主教传教士以不公正的方式占据了广州城内原是总督衙门所在的那块地皮，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们那座高耸于省城一切庙宇和衙署之上的大教堂就建在这块地皮上时，市民的愤慨是无以复加的。

一八七三年，西北各省的回民起事结束了，其确切的规模从来没有完全为人所知。左宗棠将军统率的官军攻克了肃州（在甘肃嘉峪关附近），结束了中国本部一切有组织的叛乱。按照惯例，中央政府把促进各省安宁的责任交给各省的督抚，安分守己的百姓通常都能确保得到保护。外国人管理的进口关税，把一笔巨大而可靠的收入交到了北京官员的手中；他们修筑炮台、建造兵轮、在新设的机器局制造军火，以加强沿海的防务，这表明了他们对外国报复的恐惧，也表明了他们认为这类开支有效是不明智的。同样的钱如果用来修筑良好的车道，开采铁、煤和其他矿藏，疏浚通航的水道，并在其上引进小轮船，本会带来更为实在的收益。但这些是只有将来才能完成的事业，而且在取得任何持久的进展之前，必须对人民进行一定的教育，使他们有所准备。

一八七二年十月十六日，同治皇帝与满洲女子阿鲁特氏成婚。选秀、纳采和大婚的种种典礼，每一个细节都繁复而完备。在清朝，这样的事以前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一六七四年康熙年幼的时候——其他各位皇帝都是在其父皇在位期间成婚的。因此，这件事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而所需的费用也极其巨大；但一切都进行得没有丝毫骚扰，而且显然使各方都满意。两宫皇太后掌管着各项细节，其中最重要的几项，由礼部官员拟定一系列谕旨，向全国宣布，其中对两位主角的每一个动作，以及到该月二十一日为止参加典礼的人的每一个动作，都作了指示。

年轻的皇帝对筹备工作兴致很高；在送给新娘凤袍和凤冠的前一天，他命三位亲王到天坛上香献祭，「告天将纳翰林院侍讲、公爵崇绮之女、贤淑德才兼备之阿鲁特氏为后」。另一位亲王告祭地祇，第三位亲王在太庙告祭列祖列宗。在大喜之日前后的几个星期里，全国所有的衙门都停止审案，并颁布了大赦。

北京的许多典礼和仪仗都是不公开的，因为出于国体和安全的考虑，必须格外谨慎。十九日，皇帝通过恭亲王把大婚之事通知了各国公使：「朕寅承列祖鸿业，丕膺景命，选择贤淑，以正坤仪。于十月十五日册立翰林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此谕。」除了宣布大婚及其礼成这一步之外，朝廷还没有摆脱它的排外习气；而在那些最熟悉几百年来所遵行的礼制的人看来，即使这一步也似乎比从前大有进步了。朝中重臣们不久便安排结束一八六一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摄政。同治皇帝虽然生于一八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大婚时却被称为十七岁。因此，两宫皇太后于十月二十二日宣布，皇帝将于下一个中国新年亲政，并举行一切照例的典礼。他作为皇帝的特有职分之一，即冬至祭天，将由他亲自执行——这一典礼自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以来一直中断着。于是，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他通过礼部颁发了如下的谕旨：「朕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以朕年已及岁，著即亲理庶政，与内外臣工共图治理。朕祗遵慈命，于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亲政。」

同一天，这项宣告被通知了俄、德、美、英、法五国公使。次日早晨，他们送回一份联合照会，请恭亲王「就接见他们一事请示皇帝陛下的旨意」。这一表示对于他和他的同僚来说不可能出乎意料，但他们照例想把不可避免的事往后拖，于是开始找借口。他们以文祥患病为由，把与使节们的会商推迟了两个星期，然后于三月十一日在俄国公使馆会面。叩头问题是关键所在，就像一八五九年桂良与华若翰先生之间那样。那时朝廷愿意在美国公使走近御座时，接受一种屈膝礼来代替跪拜。如今，朝廷派蒲安臣使团出使各国，已经把最有力的论据交到了外国公使手中，独立国家的权利不能因为丝毫的卑下表示而被放弃或受到牵累。会谈是友好的，问题也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公使们把对中国人的要求归纳为：亲自觐见皇帝是适当的，也是必要的；不应无故拖延；他们不向皇帝下跪，也不行任何有损于他们自身或其国家尊严的礼节。在此后四个月间北京那一连串令人厌倦的会谈、通信和拖延中，这几点一直被作为他们共同的决定坚持着。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激起了帝国中广大读书人和守旧官员的抵制，这些人是在相信帝国的统一和繁荣与叩头之礼息息相关的信念中长大的。一八五九年七月的那次讨论——当时咸丰皇帝可以安然拒绝不行叩头礼的华若翰先生觐见——已经用尽了他们的论据；但他的儿子是在新的影响之下登上皇位的，这些新的影响正在迅速地摧毁一切旧观念和旧防线。此外，亲王已经了解到，外国公使并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有力支持，没有一个国家打算把觐见问题作为开战的理由，甚至也不打算把它作为从北京撤回使馆的理由。也许总理衙门以为，俄国和德国公使离去之后，如果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其余三国公使就不那么倾向于坚持他们的要求了。

美国公使在他三月二十四日的公文的结尾，清楚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我认为尽早妥善解决觐见问题是重要的。提出这一要求，并敦促对方照办，是每一个西方国家对其自身的尊严和居住在这里的公民与臣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同时，设法通过这一途径改善关系，从而防止——或者至少推迟——现在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敌对冲突及其可怕的后果，这对这个政府来说也是一种善意。」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空想；而几百年来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长期争执和摩擦的这一根源，主要是通过镂斐迪先生在这场讨论中耐心的坚持而消除的。他的公文包含了这场也许是中国所面临过的最严重的争论中每一个重要的事实和论点。人们不能不同情恭亲王及其同僚所处的两难境地，而镂斐迪先生对他们的窘迫也给予了应有的考虑。

中国官员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他们内部讨论这几点，从恭亲王四月十六日的照会和二十九日在与各使馆会晤时提出的节略中，都可以看出让步的迹象。许多同样的问题又讨论了一遍；接着休会了一段时间，然后五月十五日又出了一份议定书，接着双方又在二十日和二十九日互致照会，一切都趋向于所期望的结论。最后，觐见问题于六月二十九日得到解决：皇帝先单独接见了日本大使副岛种臣，紧接着接见了俄、美、英、法、荷五国公使，只有德国秘书璧斯玛先生陪同，为他们担任翻译。镂斐迪先生七月十日的公文详细叙述了典礼的经过和事先为商定典礼而进行的讨论，以及亲王等人咽下这颗苦药丸的艰难，作为对中国的闭关自守为抵抗西方势力汹涌而来的浪潮所作的最后一搏的收场的描述，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那道隔绝的墙终于被打破了。他们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明智了；每一个有关的国家都如释重负地感到，那种骄傲自大的日子结束了。在他那十九个月的短暂亲政期间，年轻的皇帝只再举行过三次觐见；在所有这些讨论中，他似乎没有起过任何积极的作用，也没有反对最后的结论。他对整个问题一无所知，使他的意见无足轻重。

这个问题的解决给各方带来的好处之一，是使中国政府在与其他国家朝廷的关系中得到了恰当的调整。承认它们作为独立国家的平等地位，丝毫不妨碍本国官员觐见他们的君主时行跪拜之礼；但它为今后的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任何一个西方强国，如果它的使节除非匍匐在地就不准见这位统治者，它就不可能在北京的皇帝身边派驻一位稍有自尊的使节。虽然没有一个大国会认为单纯的礼节问题足以成为诉诸战争的借口——因为战争本身也常常不能使人信服——但这种状态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必然会引起种种纠纷，而且由于必定会一再发生，对外交官们来说就更加令人不快。之所以没有再坚持叩头，并由此为中国使节出现在外国朝廷时互相以礼相待作好了安排，大概要归功于恭亲王和文祥这两位当时最开明的政治家的个人影响。但是，这两位官员在这场奇特的较量中所面对的迷信和民族偏见有多么强大，从未在这个帝国生活过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一八七三年和一八七四年的一件大事，是澳门苦力贸易的废止；这项贸易自一八四八年兴起以来，在陆上和海上都伴随着许多暴行。在这二十五年间，人们曾经尝试在经营这项贸易时对劳工的权利给予一定的尊重，但经验表明，如果要使这项买卖有利可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项买卖的代理人被逐出香港和黄埔之后，长期在葡萄牙人的澳门港找到了庇护所，他们从这个半独立的港口派出中国的招工贩子，到各地去拐骗人口，从事他们罪恶的买卖。当总督终于对这项买卖关闭了这个避风港时，受到这一行动影响的只有西班牙人和秘鲁人；但西班牙援引其一八六四年的条约，坚持要求准许苦力贸易。总理衙门得到的建议是：在调查清楚古巴华工所受的虐待之前，不要承认这一特权。一八七三年，由三名外国人和两名中国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在古巴当局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尽可能彻底的调查，并于一八七四年报告了调查结果。自从他们的报告揭露了那些可怕的情况以来，这项贸易再也没有恢复过。秘鲁确曾派葛尔西耶先生作为使节到北京，谈判订立条约，并争取招募劳工的权利。

但这位先生毫无所获。中国人这次谈判时为维护自己的权利所提出的论据有所改进，显示了他们与外国人较为自由的交往所带来的良好结果。秘鲁华工的悲惨境况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因为自一八六八年以来，他们向本国政府求援的呈文就一直摆在总理衙门，但总理衙门却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帮助他们。

这一年，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它对一八七一年约五十四名琉球水手在台湾东海岸被生番杀害一事要求赔偿的问题，企图以战争与中国一决高下。日本不久前刚刚废黜了首里的本地统治者，又苦于要为已经退职的大名的藩士们找些事做，便企图以占领台湾南部来为琉球人申冤，声称台湾南部不属于中国，因为中国不愿或不能治理那里的生番。驻东京的外国公使们立即驳斥了这种岛屿分割所有的观点，但日本官员们却被说服，以为只要占领整个南部地区，一旦他们的壕垒修筑完成，中国人就无法把他们赶走。

于是，天皇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四年间在九州集结军队，交由西乡将军指挥，并聘请了合格的外国军事人员相助。这次远征被称为一个高级委员会，由一支足以保护它的部队护送，派往台湾番地调查五十四名日本臣民被杀一事，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暴行再度发生。一八七四年四月十七日和五月十九日先后发布了两道公告，宣布西乡将军奉命追究那些对日本臣民施加暴行的人。他知道中国没有准备抵抗他在琅峤登陆，所以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为他所统率的兵士提供住处和给养。日本当局在这件事中的表现并不怎么光彩。他们刚一发现这个陌生地区的荒野贫瘠，似乎就巴不得仓皇撤退，而登陆的部队也急于离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李仙得将军的错误论点所误导的；李仙得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一八六五年曾游历过这些地区。他们已经花费的巨额费用使他们对是否继续推进犹豫不决，尽管他们已经宣布了保留这块领土的意图。生番在第一次遭遇之后逃往南方，日本统帅只好尽量让他的部下在丛林中开路、建造房屋。

与此同时，北京当局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斗争作准备；他们虽然行动迟缓，保卫领土的决心却十分坚定。沈葆桢被授予全权指挥对日本军队的作战，立即开始在福州和厦门调集人员和船只。日本驻厦门和上海的领事被允许留任；这一年有两名使节到北京与朝廷交涉。他们的讨论很快就归结为一点：中国要求日本大臣柳原和大久保在就那里的暴行进行谈判之前，先从台湾撤兵；而日本方面则予以拒绝，理由是中国皇帝三年来尽管一再受到请求，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惩办他的子民，从而已经丧失了主权。中国人证明日本人违反了条约，并在前一年与其使节副岛进行某些谈判时采取了不光明的手段；但这种持续的唇枪舌剑不过是儿戏而已。在很可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由于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的斡旋和明智的劝告，双方才被劝导解决了他们的争端。日本人接受了五十万两银子，作为他们在台湾修路、建房和构筑防御工事的费用；随即同意撤兵，把进一步惩办生番的事留给中国当局去办。两位使节离开了北京，这场战争的企图幸而被挫败了。

对于那些看到这两个国家在不必要地诉诸武力时拿自己的最大利益去冒险的人来说，这件事的经过是极富教益的。在如此众多的投机者准备怂恿这场争吵、要避免卷入争吵本已很难的情况下，再加上两国都在热切地采用外国的武器、操练、舰船和防御工事来发展自己的陆海军力量这一事实，诉诸仲裁也许从来没有比这次更幸运的了；每一个朋友都感到此时进行一场灾难性的冲突毫无益处，都乐意努力防止出现这样的结果。此后，由于茶叶和甘蔗种植的推广、基督教传教机构的建立以及对土著部落待遇的改善，台湾各地的文明迅速进步。这时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这场争端中各方地位的不明确。那就是在大久保离开之后，一个庞大的琉球使团来到北京，向同治皇帝朝贡。日本代办被拒绝进入琉球使馆，总理衙门也拒绝遣走这个使团，反而照旧例接见了它——这大概是他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了。这三个国家在关于台湾的争执中所获得的经验，并没有防止它们在琉球的归属问题上产生相当激烈的争执。

中国政府刚刚付出五十万两银子，从与日本的纠纷中脱身，就发现自己又卷入了与英国人之间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起因于英国人坚持不懈地企图经由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开辟与云南和中国西南其他地区的贸易。印度政府曾派遣或鼓励探险者穿越雅鲁藏布江与澜沧江之间那片鲜为人知的地区，但在如此荒野而人烟稀少的地区是发展不起任何贸易的。太平叛乱期间，皇帝在云南的权威实际上已经中止，在该省西半部，它被潘泰人的叛乱所取代；潘泰人是一个长期定居在那一地区的回回部族。这些教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只要他们遵守法律，中国人一般并不干扰他们。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他们的人数增加了，开始参与政府事务，此后他们一直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权力。然而，信仰和习俗的不同，使他们一直保持着独特的身份；在云南，他们的人数又因来自甘肃和青海的移民而增加，于是他们便想完全摆脱中国的统治了。

他们大约从一八五五年开始抵抗官军，一八五七年攻占了大理，并把兵锋向东推进到省城云南府，一度将其攻占；一八六七年，他们拥立杜文秀为伊玛目，定都大理。在这种局面下，法律和秩序迅速消失，生命财产遭到牺牲，普遍的混乱使不法之徒有机会烧杀破坏，直到这片土地变成一片荒漠。缅甸人称这些起事者为潘泰人，他们把求援的希望寄托在西方，为此努力保持与缅甸和印度的贸易通畅，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贸易是不可能兴旺的。然而，这些国家中的英国人十分愿意支持——如果不是援助的话——大理的这位新统治者，只要他的权力充分巩固，能够保持道路畅通、保护商人就行。

一八六八年，一支队伍奉命前往这座城市，「查明以往经由这些路线的贸易停止的原因，克钦人、掸人和潘泰人在这项贸易方面所处的确切地位，以及他们是否愿意恢复它」。这支队伍共有一百人，由斯莱登少校负责，另有五名合格的人员协助，并由五十名武装警察护送；其目的包括外交、工程、自然科学和商业。他们的轮船于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到达八莫，队伍于三月初开始旅行，几经耽搁，到达了太平江边上的腾越，那是一个距八莫一百三十五英里、海拔约五千英尺的城镇。又一次将近两个月的被迫耽搁，使他们确信不可能到达大理（路程差不多还有这么远）；因此，面对山地部落和中国商人的坚决反对，斯莱登少校只好安全地退回八莫。这次不伦不类的远征之所以撤退，官方可以归因于潘泰统治者的软弱、所经地区的荒野以及那里更为野蛮的居民。但是，英国人一方面把他们的公使留在一个帝国的京城，一方面又向这个帝国边境上一个武装叛乱者派遣和平使团——这种行为，我们能把它归之于什么公正或公平的原则呢？把这次远征称为一次有关贸易的调查，只能勉强掩盖这种冒失。同一伙乌合之众般的野蛮山民，过去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贸易；等到这些人被适当地征服之后，一次为科学目的而进行的远征，也会像当时正在考察云南东部的法国人安邺上尉那样，得到当局同样乐意的协助。这种无视独立国家的礼节和权利的行为，同她企图与另一个叛乱者、伊犁的阿古柏进行谈判的类似行为一样，都不能给这个不公正地使用自己力量的强国增添什么光彩。

由于领队者令人钦佩的品质，斯莱登少校的使团给沿途的本地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所以在一八七三年他回来时，一直到腾越，他们都给了他实质性的帮助，而不是阻挠。在此期间，大理的伊玛目和他的约四万名追随者，已被李协台，即李总兵所率领的中国军队包围。回民感到自己在如此悬殊的力量面前的软弱，那个所谓的苏丹苏莱曼便派他的儿子哈桑到伦敦去，恳求英国政府承认和援助；但在哈桑回来之前，他的父亲已经自杀，获胜的中国人屠杀了他们的大部分对手，于一八七三年收复了全省。该省西半部自一八五五年以来实际上一直处于独立状态，在此期间，居民的困苦使他们的人口和资源大为减少。

贸易不久就复苏了。英国人任命了一名代理人驻在八莫，了解贸易的数量和性质。一八七四年，又计划了一次远征——这一次带着中国的护照——要从缅甸横穿中国到汉口，就像安邺上尉从西贡出发所做的那样。缅甸的中国商人千方百计地要挫败这次远征，因为它的成功预示着他们的灾难，他们比别人更清楚竞争者的实力。英国的计划是派一名正式委派的代理人从汉口横穿中国到八莫，在那里与柏郎上校率领的一支队伍会合，这支队伍将「彻底考察腾越以外地区的潜力」。由于距斯莱登的队伍前往大理的潘泰人途中到达腾越才六年，地方官员对这次新行动的目的所抱的一切怀疑，也许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消除。领事馆的一名助理、马嘉理先生，从女王陛下的公使馆领到了必要的护照和指示，前往八莫担任柏郎上校的向导和翻译。他的日记证明，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对这个年轻人的成功抱有希望。他于九月二日离开汉口，于次年一月十七日到达八莫，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由于云南总督的要求，所有的中国官员都以礼相待。当八莫的队伍为旅行准备装备时，安德森博士说，中国人「怀着一种隐秘的感觉注视着它的动向，认为它所计划的目标多少超出了和平的商业和科学考察的范围」。还有传闻说，这支队伍是要去铺设铁路的。马嘉理先生暗示，他认为在蛮允有不利于使团前进的阴谋；但在那里对他极为礼遇的李总兵，却尽一切力量促成他到八莫的旅程。

路线和护送的安排终于完成到足以使队伍于一八七五年二月三日最终离开八莫的程度；这支队伍总共将近五十人，另有一百五十名缅甸卫兵。克钦部落之间的争斗和欺诈证明比一八六八年更加厉害，又因为难以找到驮运的牲口，行进更加缓慢。到十八日，它已越过边界；次日早晨，马嘉理先生带着五个中国人先行前往蛮允，在那里安排李总兵接待使团的事宜。各部落之间在护送、驮运和报酬问题上的纷争日益加剧，使柏郎上校不得不带着一队卫兵随后赶去，以便到达那个城镇，找到某个有权的人来协助他的远征。这时已经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反对迹象；二十三日，当他正准备从西拉出发时，看见对面山上有大批武装人员正要来攻击英国人。一个缅甸信使也从蛮允赶来，带来了几封信，叙述了马嘉理先生和他的随从于二十日被那里背信弃义的官员们惨杀的经过。那些中国兵士或盗匪，由于柏郎的卫队的英勇和放火焚烧丛林，在某种程度上被击退了，但在遭到这样的灾难之后，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远征队已不可能考虑继续前进了。他们不久便退回八莫；那里的缅甸官员热心努力，把属于英国人的一切东西都找了回来，证明了他们的诚实。

这次挫折所引起的失望，还比不上这次谋杀所表现的背信弃义所引起的普遍愤慨。不久人们便得知，李总兵当时并不在蛮允，不过这场悲剧的真正行凶者属于他的军队，一定曾让他知道这件事。

这场灾难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北京之后，英国公使奉命要求：在一名英国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在云南调查这一暴行的有关事实；由总理衙门为一个新的使团重新签发护照；并给予赔偿。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与总理衙门的往来交涉，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才得以组成他的调查团，于十一月五日从汉口派往云南府。调查团由公使馆二等秘书格维纳阁下以及领事部门的达文波先生和贝德禄先生组成，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完全能够胜任这次出使的任务。旅途由一支中国卫队护送，没有遇到任何危险或阻挠，于次年三月到达云南省城。这几位先生发现，他们所经过的各省都十分太平，皇帝的权威处处得到承认——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内战之后，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极为值得称道的。

中国方面被指派与格维纳先生一起调查这件谋杀案的，是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他在路上走了很久，但两人还是开始了审讯，由一八六六年时的总理衙门老大臣薛焕协助。凡是对中国这类联合调查团有过经验或有所了解的人，都预料它只会有一个结果——完全无法证实或惩办罪犯；而那些想了解其性质的人，应当读一读格维纳先生的各份报告，看看中国人在说实话方面进步得多么缓慢。然而，这样一次调查还是有某种预期的好处，因为英国人为了一条人命而闹出这样大的麻烦，警告了官员们今后要格外谨慎。从这种预防的角度看，这个使团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无法估量的。贝德禄先生确信（他的意见值得高度尊重），马嘉理是被当时驻在蛮允一带的心怀不满的中国练勇杀害的——那是一伙无法无天之徒，后来被追剿殆尽。在云南府取得的证据，其分量倾向于证明：英国队伍被击退，即使不是云南总督策划的，也是得到他的默许的，并且是在李总兵知情的情况下执行的。在如此众多互不相容的证据之中，最能充分解释这件事的推断是：官员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英国人扩大贸易。一想到中国西南地区的贫困状况，人们就会问：印度政府为什么要在一个产业和人口都已遭到如此破坏的地方努力开辟贸易呢？但是，期望借此在整个中国西部为它的鸦片找到更大的市场，也许就足以成为从事这样一项代价高昂的尝试的理由了。

威妥玛爵士一得知马嘉理的死讯，便向中国政府强调必须采取不懈而有力的措施来逮捕和惩办罪犯。除了上面已经说过的关于这件事的赔偿之外，他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有关两国交往的问题。这些问题经过了长久而艰苦的辩论，商定下来的都载入了一项专约，由他和李鸿章分别代表大不列颠和中国，于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签订。与这项专约有关的往来文件及其条文，都载在议会的蓝皮书中；凡是想了解中国政府如何运作的人，都值得一读。

云南一案的解决办法是：立即支付二十万两银子（合二十八万元），其中包括英国商人对中国政府的一切索赔；在全国各城镇张贴皇帝的告示；派遣一名使节携带国书前往维多利亚女王处，对云南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惋惜；并在大理或该省其他地方驻扎英国官员，「以察看通商情形」。这道告示张贴得非常广泛（单是江苏一省就有三千份），百姓通过它得知，皇帝保证一切在他们国内旅行的外国人的安全。这项专约中商定的其他事项还有：在北京和各口岸，本国官员与外国官员之间的公务往来方式，以便表现出完全的平等；两国臣民之间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的改进，每一个这类案件都由被告所属国的官员审理，而原告所属国的官员始终可以到场观审；开放四个新的口岸作为领事驻地、在长江沿岸开放六处供起卸货物之用，以扩大贸易，另有关于鸦片、子口税和货物厘金的其他章程；最后，委派一个联合委员会，建立某种制度，使中国政府能够保护其税收而又不损害香港的帆船贸易。

这最后一条本可以删去。其中的让步和利益都归于英国人，并通过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也归于其他国家。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人虽然没有理由抱怨为马嘉理的性命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以设立一个永远不可能诚实地达成协议的委员会为许诺，来庇护香港的走私者，从而削弱中国的商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英国公使对于他这项专约的政治和商业意义的看法，读者可以参阅他一八七七年七月十四日那份煞费苦心的备忘录，其中凝聚着他在中国三十五年的官场经验，使他的意见很有价值。贯穿全文的那种劝告、居高临下的裁决和广博知识的奇特混合，使这份文件极为有趣。下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读到下面这些东西时，将会感到惊奇：英国公使竟隐然以对这个帝国的外交行为负有责任自居；治外法权的原则竟被大大扩展，几乎涵盖了每一个英国臣民的每一个行为。他也会从这份文件中看到从前那些统治者的无知和恐惧，看到他们面对自身的需要和落后、无力应付前进中的时代时的自负和犹豫，从而得到教益。他还必须承认，威妥玛爵士与总理衙门之间那场长达十八个月的尖锐而持久的讨论，是北京的高级官员们所曾得到的最有益的政治学实习之一。

自烟台条约订立以来，中国在国内外的进步，就是其行政改善的最好证明。咸丰朝于一八六一年结束时，被他治理得一团糟的这个国家，其威望、资源与和平都降到了最低点。在他儿子名义上统治的十二年间，局面已经大为改观。十八行省大部分地区，甚至远至西部边陲的喀什噶尔和伊犁，和平与正常的政府都已基本恢复。百姓正在回到他们荒芜的村庄，而他们的统治者也在尽力促进农业和贸易。年轻的皇帝看不出有什么成为贤明或能干的君主的希望；他死的时候（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人们觉得去世的只是一个偶像，政府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在选择他的继承人的问题上，涉及中国习俗中一些奇特的特点。按照规矩，龙位不能传给上一辈，因为这会使年长的一辈去祭拜年轻的一辈。咸丰的血统随着他那没有子嗣的儿子而断绝了；他最年长的弟弟，如我们所见，已于一八五四年被过继为一位叔父的嗣子，因此他的儿子溥伦没有资格。立恭亲王的儿子载澂为帝，是极不合宜的，因为父子关系将使他的父亲不得不退出积极的政务。下一个有资格的人选，是道光第七子醇亲王的儿子载湉，生于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五日，被两宫皇太后和聚集在一起的满洲宗室诸王一致推选出来。他的父母与他前任的父母是兄弟和姐妹，而原来的摄政班子又被重新任命，所以他年幼这一点，在他未成年期间既不会带来困难，也不会引起变动。他的年号是「光绪」，意为「光大继承」，指的是正常世系的这次紊乱。通过这一安排，原班官员大体上继续执政，避免了同治皇帝的种种任性给政府的和平运作带来的风险。东太后是咸丰的正式遗孀；那位唯一的孩子——一个女儿——于一八七五年初夭折，东太后也于一八八一年随之去世，把摄政之权留给了她的同僚西太后，由恭亲王辅佐。

过去十年中一件最值得注意的事，是塔里木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重新归于朝廷的统治。这些地区是在太平叛乱初期丧失的，事情始于甘肃：那里心怀不满的回民，在各族中铤而走险、图谋作乱之徒的协助下，揭竿而起，把官府的爪牙一直赶到陕西东部。关于这场范围广大的叛乱，西方所知甚少，只知道它的傀儡和主要人物的名字——叛乱在他的主宰下达到顶峰，也在他手中覆灭。著名的阿古柏——英俄两国出于相互猜忌的关注，共同把他捧成了一个英雄——是作为浩罕的和卓、著名的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汗的副将开始他的军事生涯的。到一八六六年，这个精力充沛的副将已经除掉了他那荒淫而怯懦的主子，占据了喀什噶尔西部的大片地区；接着他把注意力转向北面叛乱的东干人，经过一系列猛烈的战役，终于成为整个天山南路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如今必须承认，征服这些邻近的成群的叛乱者，是阿古柏政策上的致命错误。这位被称为「阿塔里克·加齐」，即「护教之父」的人，不仅招致了俄国的不信任——俄国在他能够到达之前就从东干人手中夺取了伊犁，便是这种不信任的表现——而且由于消灭了其他回民起事者，他就使自己成了为中国人报仇的人，一旦可怕的清算之日到来，便为他自己的敌人铺平了道路。

在一个人人都与她为敌的地区，中国要恢复她的威望，这种尝试看来确实毫无希望。她的资源已经枯竭，她时刻害怕她门内的外国人，她对俄国心存疑惧，要跨越的距离又极其遥远——这一切似乎都联合起来不利于她的成功。然而，到一八七一年，叛乱者中间已经开始出现瓦解的迹象；而普通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政权来确保秩序、鼓励贸易，这使中国将军左宗棠既得到了帮助，也得到了兵员。

稍稍注意一下这一地区的中国人与回民之间的关系，就能大大有助于理解他们之间的这场较量。自从乾隆征服这一地区以来，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享受了一段空前的安宁和贸易繁荣的时期。被称为「契丹」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城市里定居，带来了远远超过以往所知的财富和文明；而统治者，即大臣们，除了主持司法的职责之外，还悉心照料商道，并想方设法开发这个地区。他们一向以灌溉其所辖各省而著称，如今（包罗杰说）「甚至在这个边远的属地」也重现了他们那些了不起的渠道。「东突厥斯坦是世界上水源最差的地区之一。事实上，只有叶尔羌河周围有一条肥沃的地带，沿着天山山坡向东一直延伸到哈密。地图上这里那里画着的几条小河，一年中有好几个月是干涸的，甚至叶尔羌河那时也变成了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溪。为了补救这一点，并尽可能节约用水，中国人向四面八方开挖沟渠。靠这种办法，耕地缓慢而稳定地扩展到广大的地域，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叶尔羌三城附近被誉为亚洲的花园。谷物和水果长得十分丰盛；从叶尔羌到天山南麓，旅行者可以穿过一片无边无际的果园。他所见到的，四面八方无不是丰饶和满足，宁静的村庄和笑容满面的居民。这些都是中国人统治的结果。」

除了田地和河流之外，还开采了矿藏，开凿并维修了山路，各部落的内部治理也被置于公平的基础之上。至于不满和叛乱究竟是怎样潜入这块看来幸福的土地的，这永远只能是一个猜测的问题。几百年来，这里居民的习俗一直以部落原则为基础，以至于他们发现无法同中国人及其有条不紊的政府融为一体，即使这样做对他们有利也是如此。一再的失败

——美国一再未能在印第安人中间推行一定程度的文明——就是一个类似的例子。浩罕和塔什干的代理人在本地人中间引起的不安，很快就引出了桀骜不驯的回民更大的要求，他们把中国人的宽和看作软弱和衰落的证据。张格尔的叛乱不无理由地激怒了一个曾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来重建一个残破国家的政府，因而遭到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惩罚。中国人的压迫遇到反抗，公平的统治与软弱和不公交替出现，贸易受到非法进口的阻碍，野心勃勃的乌兹别克首领煽动他们的部落起来反对征服者——这些以及类似的原因，一直在阻碍着突厥斯坦的一切持久的进步。

在满洲人的权威在帝国之内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当外国人和太平军在东方竭尽了政府的一切资源的时候，甘肃的一个小村庄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骚乱。两天之后，信使带来消息说，骚乱已被平息，死了一些人，当局便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但事实证明，它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一场规模几乎不亚于各省内另一场内战的叛乱。东干人起来了，凡是有他们的地方，都传播着叛乱的传染病——遍及陕西的广大地区，但主要是向西，到吐鲁番、库车和阿克苏——一再重演着突袭、屠杀和野蛮的令人厌倦的故事，一直到伊犁城。获胜的叛乱者与塔兰奇人——中国人从喀什噶尔迁到这些地区来的一种类似农奴的阶层——结成同盟，在天山及其邻近的山谷建立了中亚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短命政权。在他们的统治下，出嘉峪关旅行当然是不可能的，全国的贸易也衰落了；而俄国，如我们所见，为了确保自己边境的安全，从阿布勒·斡格兰手中夺取了伊犁。这个联盟所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实际上就是它的覆灭：阿古柏向阿克苏推进，并从那里向东扫清了通往吐鲁番的大道。

因此，左宗棠的第一项工作，是肃清陕西和甘肃的叛军；在这项工作中，他在调配兵力、安排驿递以及使用新式武器方面，都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远见和魄力。到一八七六年，他已在巴里坤和哈密建立了大本营；到次年春天，他已准备好从北面（古城和乌鲁木齐）和东面（辟展）协同进攻吐鲁番的阿古柏。这个令人生畏的首领，终于被他长期以来肆无忌惮地蔑视的那股迟缓而必然的力量所捉住，被一路赶回，经过托克逊和喀喇沙尔，退到库尔勒，于一八七七年五月死在那里，或者是被人杀害的。在这一年和以后的几年中，这位总督成功地恢复了中断了将近二十年的权威。他的军队在两员能将的率领下，沿天山南北两条平行的道路推进，毫不留情地惩办叛乱者，而「归顺的回民则准其各安生业」。军队在沙漠上时，粮食是从俄国境内供应的；但在战役的最初几年，兵士们似乎一面构筑工事，一面还要耕种土地。这支「屯田之军」推进的历史，倘若能全部为人所知，将构成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史册中最了不起的军事成就之一。

随着喀什噶尔的陷落（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收复实际上已经完成，虽然叶尔羌和邻近的城镇又坚持了几个月，到那时回民运动的首领们或者逃往费尔干纳，或者战死了。中国人这时把注意力转向收回伊犁，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派崇厚前往圣彼得堡，办理有关归还伊犁的事宜。这位使节其实只须提醒沙皇：俄国一八七一年在北京曾经许诺，一旦中国在那些地区恢复其权威，就立即归还所占领的领土；但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东方的外交家，似乎都不认为这座「由俄国政府代中国保管」的城市会有丝毫可能回到中国皇帝的统治之下，而许多人都相信，俄国宁可诉诸武力，也不会为了履行一个轻率的诺言而交出它最繁荣的属地之一。

崇厚——他的能力在天津教案中已经受过一定的考验——即使在北京那些仍然无知的官员中，也不是出任使节的最佳人选，因为除了他那显而易见的异常迟钝的秉性这一缺陷之外，他还完全不懂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不懂近代的外交手段，也不了解所争地区的地形。几乎不必补充的是，这样一个使团是没有准备好去对付一个急切的朝廷里那些精明的外交家的，它很快就落入了对方的算计。一项十八条的条约在里瓦几亚签订了，把伊犁地区的一部分让给中国，但俄国保留了富饶的特克斯河谷、天山中所有较为重要的战略要塞和隘口，以及叶尔羌城；此外，中国还要支付五百万卢布，作为俄国占领伊犁的费用。其他一些重要的让步，诸如开辟一条从汉口经肃州到伊犁和西伯利亚的商路、向俄国商队开放三十六处边境关卡、修改喀什噶尔的边界、准许俄国商人携带武器、以及松花江的航行权，看来都是随着俄国人对这几位非凡的使节的「容易上当」的体会越来越深而陆续加进这个条约里去的。甚至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后来谈到这个条约时，也往往要附带说几句近乎道歉的话。一八八〇年一月，崇厚带着这份不明智而屈辱的文件回国时，他大概不会完全确信自己会受到凯旋式的欢迎。然而，这位不幸的使节大概也没有料到，他会立即被一道谕旨革去一切职务，交部议处。两派的政治家都一起谴责他，李鸿章和左宗棠都递上了意思相同的奏折，各级官员也纷纷上书，言辞或多或少都很激烈。二十八日，这位回国的使节因未经特别授权便割让领土、许诺赔款而被革职，并被判处斩监候。在这次行动中出头的人是左宗棠和醇亲王——这次行动由于表现得如此迅速而激烈，便带上了主战派阴谋的色彩——他们抓住群情激愤这个有利的时机，想对恭亲王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

面对这样的危险，当权的一派立即从它那愤怒的立场上退缩下来，贬抑朝中官员那种极端好战的论调，并接受了外国公使们的斡旋；这些公使一致抗议对崇厚的不当处置和对他所判的骇人听闻的野蛮刑罚。俄国在接待第二位使节——已被任命为驻英公使的曾纪泽侯爵——之前，要求无条件赦免崇厚，它这种节制的态度也许对平息这场风暴起了实质性的作用。同样幸运的是，在种种诉诸武力的传闻之中，在宫廷中的不满分子显然正在准备迫使局势摊牌的时候，戈登上校来到了京城，他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指出，企图进行一场对外冲突是愚蠢的，而且特别危险的是，自招一场必败无疑的战争，会断送中国军队按照近代方法逐步改组所必将带来的巨大好处。这位说话令人不快但诚实的批评者说：「从潜力上说，你们也许是不可战胜的，但这场过早的战争的结果，将表明你们在一千个地方都是脆弱的。」这样的劝告出自一个中国各派都尊敬和钦佩的人之口，分量非同寻常；毫无疑问，它明显地减弱了主战的情绪，也许还防止了这个国家冲向必然的灾难。

于是崇厚得到了缓刑，并于同年六月获释。曾纪泽的才智和经验，同他的前任的轻率行为形成了令人欣慰的对比；结果（五月十五日）沙皇的谈判代表同意交还几乎全部有争议的地区，只保留其西部边缘的一狭长地带，以供那些愿意继续受俄国管辖的伊犁居民移居或退避之用。这一地带的确切范围，取决于道光年间此处边界的确切划定。现在的边界线载于新条约的有关部分，已引述于本书上卷第二一八页；这块领土大致呈楔形，其顶端在阿拉套山，其底边在顶端以南约三度，靠着天山的山脊。它在木扎尔特山口与旧边界相接。条约订立以来，驻在那里的两国官员都极力诱使该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东干人永久定居在自己一侧的边界之内。作为交换，「为了偿付俄国自一八七一年以来代中国占领和保护伊犁所花的军费，并了结俄国商人以前在中国境内遭受抢劫的损失以及遭受暴行的俄国人的一切索赔」，中国人同意支付九百万卢布。这对东方的外交来说，似乎比为收回他们借出去的财产而付五百万卢布更容易接受一些。至于其他各点，除了松花江以及其他一些更令人恼火的条款之外，条约似乎没有多大改动。这项条约于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九日批准。

国内战争和政治纠纷的影响至今还没有从我们的晨报上完全消失；现在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这些事情转向更为悲惨的饥荒和瘟疫的景象。关于中国西北部粮食严重匮乏的零星报道，曾流入西方各国的新闻之中，也许许多人至今还记得；然而，生活在西方制度优势之下的人，仅凭描述是很难体会到这场灾祸作为一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消除了无知而冷漠的中国人对其他国家同胞的猜疑。这场可怕的灾难所唤起的基督教世界的同情和慈善，在使外国人在他们城市中令人厌恶的存在变得可以接受方面，比两场战争和半个世纪的贸易、外交和社会交往合在一起的影响还要有效。

一八七八年的大饥荒，在某种程度上已由此前四年间山西和陕西雨量的日益减少所预示。这个为黄土所覆盖的地区的特殊性质，以及它的肥沃完全依赖于充足的水分供应，在本书的另一章中已经指出过。在这里，以及在山东，各教派的传教士早在一八七七年夏天就被请求组织救济办法。到次年开春，上海的一个中央委员会及其在芝罘和天津的代理人——全都是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他们指挥得当的努力中投入了如此巨大的精力，以至于赢得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热心合作，以及其他各省官员和士绅的积极支持。委员会的秘书写道：「在他们工作开始的时候，散赈的人所受到的偏见和猜疑，使他们进行这项工作的任何尝试都完全受挫。人们以为他们别有用心，不但拒绝他们的施舍，他们甚至还面临着生命危险。他们必须极其小心，才能取得一点成功。有人劝他们用一种可以使他们的经费很快用完、然后离开那个地方的方式行事。然而，据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散赈的人的行为是极其值得称赞的，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终于压倒了各阶层的恶意和诽谤，把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的心情和感情，转变为最深切的感激和尊敬，所以如今他们被看作百姓的救星。」

在灾区工作了几个星期之后，人们发现，只有最严格地遵守一种讲求实效的散发制度，才能使灾祸有所减轻。他们把代表一定钱数的赈票发给各村由村中长老开列的贫户名册上的人家。南方粮食充足，所以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主要劳动，是在散发期间解决运输和储存的问题。粮食运到饥饿的村落之后，立即凭票分发；这里必须指出，这是中国人品格永远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些饥饿的人群从来没有一次抢粮或以任何方式诉诸暴力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善意、好感和感激取代了旧日的不信任，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河南省城开封的官员和士绅，这种普遍的善意在他们身上没有表现出来；在那座城里，外国人直到最后都被禁止居留，甚至不准在城郊进行他们的工作。

然而，这种可怕的灾难中这一令人欣慰的方面，并没有使那段可怕时期的经历中的恐怖减轻多少。这样的苦难和荒凉，压倒了除怜悯以外的一切感情。前去察看的人常常遇到一个大家庭中唯一幸存的人，听他悲惨地诉说苦难和死亡的经过，足以使最冷酷的人震惊。有时，他会碰到一具刚刚倒下的尸体，那人本想徒劳地走到邻近的城镇去；尸体周围蹲着一群懒洋洋的狼，已经吃了许多可怕的饱餐，撑得昏昏沉沉。有时，他会发现一所寂静的住宅，里面只停放着以前住户的尸骸；有时，一所毁坏的房屋会告诉人们，房梁已被拆下来卖了换一点面包。至于饥荒的最后极端——人相食——这里那里偶有发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经发现立即受到惩处，这里就不必再加叙述了。百姓在苦难中表现出的非凡的忍耐，使救济工作相对容易一些，但使他们对激动或暴力都已麻木不仁的那种绝望，却常常使他们在丰年重返大地之后，仍然无法从侵袭他们虚弱身体的热病和瘟疫中恢复过来。

在他们的报告中，上海委员会承认经手的款项有二十万四千五百六十两，另外可以有把握地说，外国人以其他方式为救济灾民所花的钱也差不多有这么多。美国捐款约二万二千六百七十元——不过这还不包括太平洋沿岸各州的捐款。有人曾努力促使国会借此机会退还中国赔款的余额，将近六十万元，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对此提出了否定的报告，理由之一竟是：等到两国的机构能够把这笔钱换成粮食的时候，所有挨饿的人都已经死了！中国政府提供了价值二百多万两的粮食和物资，而富有的本地人也在他们自己的地区捐献了大量的钱物。有六十九名外国人亲自参加了四个受灾省份的散赈工作，其中霍尔、霍奇、巴拉代尔和怀廷四位先生因风餐露宿、劳累过度而去世。怀廷先生去世后，山西巡抚在省城太原为他举行了公祭。关于这场可怕的灾难所造成的死亡，只有极其模糊的数字。前面引述过的那份报告说：「据称死亡总数在九百五十万到一千三百万之间。」它为支持这一说法所提出的证据，同任何可以搜集到的证据一样可靠。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所记载的饥荒，都没有一次在死亡率上能与这一次相比。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脚下的这片地区，将永远受到寒暑燥湿剧烈变化的影响；除非认真注意树木和灌溉对气候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些灾祸的可怕来临，否则未来也必将像过去一样遭受这些可怕的旱灾之苦。谢立山先生曾把中国关于公元一六四三年以前一千年间长江流域及其以北高原所发生的八百多次饥荒和旱灾的记载翻译了出来。

中国驻伦敦公使郭嵩焘，表达了他的政府的真诚情感，他说：

在遥远的国度里听到苦难的呼声、便急忙前来援助的崇高博爱，是对人类同胞之谊的如此显著的承认，永远不会被忘记；而它之所以更值得铭记，是因为它并不是一时慷慨之情的短暂回应，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一直坚持到上天降下甘霖，给予丰收重返的保证，表明兄弟般的援助已不再需要为止。这一自发的慷慨之举，来自住在世界各地的英国人，给中国的政府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必将使中英之间目前如此愉快地存在着的友好关系更加巩固。但是，给予援助的手也承担了分发赈济的艰巨任务；在这里，我不会忘记向那些在散发赈款时英勇殉职的人——他们为数不少——的家属致以感激和慰问。

一个五十年来一直熟悉中国事务的人，比年轻人更能从这封信中体会到，自从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的商馆撤走以来，中国已经迈出了多么巨大的步伐。那时，这个帝国已经封闭了一百多年，它的居民被教导相信，国界以外的所有人类都不过是无知的野蛮人。他们的统治者坚持认为「驭夷之道，在于不治治之」；为了不让百姓受到污染，他们诚实地努力阻止夷人进入天朝的大门，忠实地——尽管是无效地——努力履行每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对付罪恶的鸦片贸易时是多么不成功；无论他所代表的事业包含多少道德或伦理原则，都无法弥补林钦差在推行其不明智的改革办法时的无知和顽固。倘若他和他的皇帝主子按照他们的计划取得了成功，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国家封闭起来，断绝了医治他们力图消除的那些祸害的唯一可能的良药——与他们的同类在商业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交往。

中国从半野蛮状态迅速走向她在各国之中应有的地位，这段历史，凡是关心这方面的人如今都已充分了解。不可否认，前进的步伐受到了大量迷信、自命和弱点的阻碍，而每一次这样的改革步伐都必须冲破这些阻碍才能前进；那些有关的外国人从他们更为完善的文明的有利地位出发，有时对这一新生过程的漫长曲折和种种错误表示惋惜，也不足为怪。然而，充满希望的迹象比比皆是；与少数错误相对的，是大量真正的成功；而后者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取得的，这使我们确信它们是持久的。在如同现在掌握政府的那样有远见、爱国的政治家手中，没有什么理由担心会倒退，或者回到林、叶两位钦差那种排外的政策上去。至于至今仍是当今政权特征的那种守旧精神，人们将会发现，它正是一种保障，可以防止过度地、过早地采用西方的机器、制度、方法、服装以及近代欧洲生活中成千上万的附属物——这些东西如果过快地施加于一个衰败而落后的文明，与其说会把它推向新生，不如说会把它推向破产和覆灭。

在结束这两卷书之前，作为上述看法的一个例证，还需要谈一谈所谓的「中国留学事务局」——这项备受赞扬的计划至今仍记忆犹新地留在许多美国人的脑海中。天津教案和崇厚的道歉之行后不久，耶鲁学院毕业的中国人容闳向李鸿章和其他当权者提出一项计划，利用军需经费中剩余的某些款项，支付在美国教育若干中国男孩的费用。这个计划得到了李总督和总理衙门诸大臣的赞许，于是在一八七二年初，经过在上海的考试选拔了三十名男孩，于七月十二日搭船前往旧金山；容闳已先期前往，作必要的安排。这位先生对新英格兰的社会生活和教育方法了如指掌，因而能够很容易地把学生——通常两人一组——安置在舒适的人家，使他们能够尽可能愉快地学习英语，并入门了解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

留学事务局把总部设在哈特福德，很容易地把孩子们分散安置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邻近城镇，那里有许多家庭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恭亲王得知他们受到这样友好的接待，十分满意，亲笔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在北京的镂斐迪先生；而这项计划的良好前景又促使其他几批学生加紧来到美国，人数增加到一百二十名。原计划派一百五十名男孩，但为此拨出的经费不足以支付全部人数的费用。这些孩子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他们对于所学的课程既有能力又很用功；随着他们对英语掌握得越来越好，除了美国同学中最聪明的人以外，他们开始超过了所有的人。当他们升入高等科学学校或大学时，他们得到了更大的自由，每个孩子都按照自己的志趣选择专门的课程或学校。随着容闳被任命为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的官员，以及一个名叫吴子登（他不懂英语）的人来到哈特福德接替他任监督，这项事业的面貌似乎就改变了。一八八一年春天，一份由驻华盛顿公使陈兰彬签署的正式奏折被递回国内政府，抱怨这些青年所修的课程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以及其他不必要的科目；抱怨孩子们被带到他们的长官面前时举止不恭；抱怨他们可悲地缺乏爱国心；抱怨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母语，以及其他种种该做而未做、不该做而做了的过失。这份奏折似乎正合当时在北京掌权的那些人的心意；留学事务局和学生们都由下一班邮船召回，于同年秋天回到上海。

虽然这一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出于守旧和不信任的精神，但中国政府的主要动机是不难找到的。倘若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每人都在我们的普通学校、古典学科和专业课程中受完十五年的教育，那么很难相信到那时他们不会是美国人多于中国人。他们被迅速召回，使这些可爱的孩子在新英格兰结交的许多朋友深感遗憾；但是，从纯粹中国人的立场来看，这种在外国所受的欢迎，在他们回到中国那枯燥的精神生活之后，对他们来说就会像埃及的肉锅一样令人怀念——事实上，有一两个例子似乎证明了这种推测的精明。然而，即使只考虑每个学生所获得的英语知识和西方教育的基础，这项实验也决不能被认为是失败的；当这些青年——现在被他们的政府安排在电报局、机器局、学堂等处——在各自的专业中取得足够的成就，证明自己不负栽培时，人们就会看到它的成功有多么可观了。在中国，以非中国的方法进行教育的学校已经开始建立——例如北京由丁韪良博士主持的同文馆——从这些学校出发，在科学知识方面达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可以期望比冒险的出国留学计划进展得更为合理。

这部对我们目前关于中华帝国的知识的简要概述，最初写作时并不是为了过分赞扬这个民族，修订时也没有这样的意图。民族性格中的软弱、恶习、狭隘和偏执，都已被非常坦率地指出；他们在两次外国武力的来访给予教训之后仍表现出的盲目和愚蠢，也没有被略而不提。过去三十年的经历，对中国人来说大概将比他们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更为重大，而这些经历的到来，也并非没有许多痛苦以及误解和歪曲的阴郁痕迹。但是，即使是粗略浏览本书的读者，也一定已经看清了这个重大的事实：中国人的性格中具有这样一些因素，到了适当的时候，必将把她从她所陷入的极其落后的境地中提拔出来，把她提升到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列。当我们记住这个国家的文教制度，以及他们及早注意培养一批本国的科学人才——如刚才所说的那种努力——时，就有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基础。中国人性格中蕴藏的力量，在笔者所记得的一八七〇年北京的一次新年拜访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谈到如何降低从矿山运煤进京的费用（在那以前一直是用骆驼和骡子驮运），以便穷人也能用得起。我建议从距离五十英里的矿山修一条轨道，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所需的费用也很少。户部的一位大臣谭廷襄和恭亲王听了这个计划之后，一齐惊叹道：「铁路来了！铁路来了！」（意思是「铁路迟早会来的」）。条约中治外法权原则的存在及其后果，时时摆在中国高级官员的面前，不过他们也同样认识到，他们的国家正在为这些改进作准备，而且将会因此而变得更好。

另一个希望的根据——这些话在今天同三十五年前写下它们时一样中肯——在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习惯、他们缺乏狂热和不喜变化，这些与其说不利，不如说有利于他们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人类心智所能领悟的最高真理和动机，一经提出和接受，总会激发思想和行动；最应当担心的，是在改革和矫正的计划中走得太快，在各种要素还没有准备好重建之前就把整个结构拆毁。没有种姓制度；僧侣阶层软弱无力，无法以国家的权力来加强其迫害之臂；宗教对民心的影响很小；祖先崇拜简单朴素；没有华丽的庙宇、壮观的仪式、诱人的音乐、热闹的游行，尤其是没有被奉为神圣的淫乱，来支撑宗教并使之对堕落的人性具有诱惑力；一切官定节日都源于民间；最后，还有相当程度的勤劳、忠诚以及对生命和财产的尊重——这些特点使我们有一定的理由相信，中国的新生将像面酵在面中发酵一样完成，而不会把容器打碎。

注：恭亲王，民间称为「五阿哥」，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约生于一八三一年。三个哥哥早夭；老四咸丰继承了父位；老五被过继给嘉庆皇帝的一支，脱离了道光的家系；于是一八六一年恭亲王便成为同治年幼期间的首席亲王。他的名字奕䜣，除了他的至亲以外，从来没有人使用。作为一个在专制号令的习惯中培养出来的亚洲政治家，他的作为是值得称道的。

注：见《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报》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号，第一一〇至一一四页。芮尼博士《北京与北京人》第二卷各处，是关于这一事件的一份饶有趣味的当时记录。

注：见《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二号（一八六四年），第七页；李泰国《我们在中国的利益：致罗素伯爵书》，伦敦，一八六四年；另见蓝皮书中的往来文件，卜鲁斯爵士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信；《美国外交文件》一八六四年第三部分第三四八至三七八页，一八六五年第一部分第六七〇页；威尔逊《常胜军》第二六〇至二六六页；《弗雷泽杂志》一八六五年二月号第一四七页。

注：一八六四年，一个美国人因在上海谋杀两个中国人而受审定罪并被处以绞刑，这有助于遏制外国人的不法行为，也使本国统治者确信外国人会认真合作，将罪犯绳之以法。应蒲安臣先生的请求，恭亲王发布告示，不准任何美国南部邦联的巡洋舰进入中国水域；他这种开明而友好的行动，受到美国和其他缔约国的热烈赞赏，被看作正在消除恐惧的真诚友谊的一个有趣的证明。

注：参阅布里奇上校《中国的军事力量》，载《弗雷泽杂志》第九十九卷，第七七八页以下。

注：参阅上海罗伯逊致《每日新闻》的信，这些信被视为商界和政界观点的一个相当典型的样本；同一作者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一八七〇年一月号上发表的文章，措辞较为平和。其他资料和意见，可从已故冯·贡帕赫所著长达八百九十页的《蒲安臣使团：一次政治揭露》（一八七二年）中搜集。

注：他的同僚志刚和孙家穀后来又访问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于同一年回到中国。但他们两人都没有在京城被起用为外交事务方面的顾问。

注：然而，尽管条约承认了他们自由改变住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太平洋沿岸民众后来对这一承认的反对呼声如此之高，以至于一八八〇年派了一个由三名专员组成的特别使团前往北京，把准许中国人移民入美国领土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国会。

注：一封私人信件（转引自《威斯敏斯特评论》一八七一年四月号）说：「即使到那时（十九日），我认为如果领事认真地同地方当局一起，邀集若干士绅，在育婴堂和教堂内部进行全面调查，再一次向他们表明关于堂内有秽行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暴乱还是可以防止的。」

注：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广泛散见于在中国出版的地方报纸和外交往来文件中。参阅《教务杂志》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号和一八七一年一月号；《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报》第六号，第一八六至一九六页；《爱丁堡评论》一八七一年一月号；《威斯敏斯特评论》一八七一年四月号；锡恩博士《天津教案》，爱丁堡，一八七〇年；《美国外交文件》一八七〇年和一八七一年；议会蓝皮书，一八七一年；布莱尔齐文，载《两世界评论》一八七一年七月一日；以及一八七〇年的《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关于这次屠杀，准备得最仔细、最有趣的记述之一，载于许布纳男爵《环游世界漫记》，赫伯特夫人英译本，纽约，一八七五年，第五二〇至五七三页。

注：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第一卷第六章。又见《美国外交文件》一八七一年第九九至一一一页，一八七二年第一一八至一五〇页及第一八七至一三八页；《教务杂志》第三、四卷各处。

注：见《美国外交文件》一八七四年第二五〇页；《京报》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参阅布里奇上校一篇颇为热情的文章《中国军事力量的复兴》，载《弗雷泽杂志》一八七九年六月号，第七七八页。

注：这些文件不久后由一位美国女士费女士在上海译出，提供了关于整个婚礼的一份有趣而可信的记述。

注：关于这次典礼中所能看到的情形，参阅辛普森《迎着太阳》第十五章。迎亲的仪仗是在夜间进行的，明亮的月光使他得以从藏身的店铺里看着仪仗经过，没有受到骚扰。这种明暗交错的全景颇合百姓的心意，北京的人群对此毫无怨言。参阅璧斯玛文，载《银河》第十九卷第一八二页；《康希尔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八二页。

注：见《美国外交文件》一八七三年第一六九页及该年的各份公文；参阅波蒂埃《中国政治关系史》，巴黎，一八五八年；《美国使团访问北京记》，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报》第一卷，一八五九年。

注：参阅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伦敦新闻画报》。

注：关于文祥的个人经历，所知甚少。他是满人，风度非常令人喜爱，也许是与外国使馆有过接触的官员中最受尊敬的一位。一八六一年战事结束、总理衙门成立时，他作为政府的一位极其干练而精明的顾问脱颖而出。在本篇叙述中，我们已经有机会指出他的名望在处理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和传教问题中的影响，这两件事的圆满解决，是对他的才干和判断力的恰当褒奖。他于一八七五年在政府首脑任上以高龄去世。他的去世使中国政府失去了一位无私的爱国者和一位敏锐地洞察何者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观察者。

注：见《美国外交文件》一八七四年第一九八至二三二页；《威斯敏斯特评论》第一百卷第七五页；《海关关于古巴苦力贸易的报告》，一八七六年。

注：《台湾番地是否为中华帝国之一部分？》，附地图八幅，对开本，上海，一八七四年，第二十页；《美国外交文件》一八七二年和一八七四年——中国和日本部分各处。这几年的《日本先驱报》和《北华捷报》记载了一切主要事件。

注：参阅安德森博士《从曼德勒到腾越》第二二三页；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一卷第一九九页；格鲁贤《中国》第四卷第二七〇页；安邺《探险旅行记》第一卷；库珀《一个商业先驱的旅行》。

注：见《马嘉理日记》，阿礼国爵士编，伦敦，一八七七年。

注：安德森博士的《从曼德勒到腾越：两次西中国探险记》对这些尝试作了最令人满意的叙述；作者的意见具有最高的价值。

注：见《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一八七六年）和第三号（一八七七年）；第三号（一八七八年）中贝德禄先生《关于格维纳使团自大理至腾越所经路线的报告》，已与他在华西的其他有趣的旅行和研究一起，重印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增刊》第一卷第一部分，一八八二年。

注：包罗杰《阿古柏传》，伦敦，一八七八年，第五九页、第九五页，第十二至十四章。又见肖《高地鞑靼、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游记》，伦敦，一八七一年，第二、三章。包罗杰说：「不能不把这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同近三十年来在回教徒中间出现的那种难以解释的复兴联系起来，这种复兴已经产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我们现在正目睹其中一些最惊人的结果。」伊犁城于一八六六年一月陷落，中国将军在陷落之前用火药炸毁了他自己和他的城堡。

注：见《京报》；又《旁观者》一八七八年四月十三日，《蓓尔美尔报》一八七八年六月，伦敦《泰晤士报》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关于即使在崇厚出使之后对这个问题的普遍看法，包罗杰先生在《弗雷泽杂志》一八八〇年八月号第一六四页有一个极好的说明。

注：曾侯爵回国后发表了他的日记，其中一些部分已刊载于《中国评论》（第十一卷第一八五页），作为一位有鉴赏力、开明的中国绅士坦率发表的意见，极为有趣。

注：慕维廉牧师《中国赈灾基金报告》，上海，一八七九年，第四页、第七页。

注：一八七八年十月十四日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