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到北京：穿越西伯利亚雪原

一从巴黎到圣彼得堡

火车途中——柏林——俄国海关的种种烦扰——初见欧俄风貌——涅瓦河畔的一个夜晚

我拿定主意要去西伯利亚过冬，来年开春再取道蒙古、穿越戈壁前往北京。朋友们听说了这个打算，都不信我能坚持到底。他们耸耸肩膀，也许一想到冻坏手脚就打起寒战，不明白是什么缘故，能让我在这个季节舍下暖融融的客厅，偏偏要到那样严酷的天气里去顶北风。然而就我自己而言，这种预先感到的寒意一点也传染不到我身上：我那时决心已定，旁人空洞的同情引起的一阵哆嗦撼不动它，巴黎最诱人的俱乐部与闺阁的温存也勾不走它。

我早已把这个计划反复掂量过，决定要试一试，理由是这样的：叙利亚和努比亚那些太阳的国度，我已在盛夏最辉煌的时节见识过了；如今我渴望去看看冰雪之乡西伯利亚披着冬装的奇妙模样。我一有出游的兴致，就喜欢在一个地方最典型的季节去看它，正如人们喜欢看一个人正在干他的本行。一个人静观有生或无生的世界，只看它的常态——只要这常态恰是某种既定秩序的正常而恰当的表现，无论是自然的和谐，还是事理的相宜——心里无疑会有一种满足。在我们的想象里，西伯利亚总是和北极寒冬的种种惊心动魄的情景连在一起；我们喜欢看它、想它的，正是它这副最有特色的面貌。况且，只有在冬天，它才和我们在温和宜人的气候里看惯的自然迥然不同；只有在这个季节，凭着那冰封的大河、那一望无际的雪压森林，它才能在异乡人惊奇的眼前显出一种鲜明新奇的趣味与魅力。

读者可以想见，一想到将有那么多奇遇，我就兴高采烈。我忙着做最后的准备，朋友们见我这般忙碌，便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问题和建议，倒叫我觉得有趣。人人发问，都照着自己惯常的想法或行当。医生板着脸问：「您确信自己的体格经得起那么冷吗？」药剂师问您有没有备足奎宁或冻疮膏，或者某某人的灵丹妙药——那种包治人类一切身心弱点的万应药，自然，信它灵验这一桩不治之症除外。接着太太们建议多带些暖和的毛袜和毛线围巾。还有人问您护照签证办妥了没有，六响左轮手枪、地图、望远镜、信用证、装金币的腰带都备齐了没有，我真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东西不体贴地替我想到。说不定有人会一直想到汤婆子上去。依我看，汤婆子未必是他们提议的东西里最没用的一件：它可以充作炖锅，这样我便有了热晚饭和热被窝；在客栈里，它那响亮的嗓门可以代替铃铛；赶路的时候，还能拿来吓跑狼群；到最后用不着这件随身宝贝了，我还可以在蒙古这片产蜜之乡把它卖掉，派一个用场——我听说在英国有时就这么用——凭它低沉悦耳的声音招引蜂群。万一这个也不成，至少到了中国，把柄一拔，就可以当作巴黎最新式的铜锣出手。

可是我的朋友里没有一个人，连那位卖灭蝇药和各种杀虫剂的药剂师也算上，想到在外国客栈里人有时——虽然如今不那么常见了——不得不从事的那种「狩猎」。大概他们都不爱打猎，至少不爱打这种小猎物吧。然而一个人只要有一回被咬得够呛，那些叮痕在身上早已消退，在记忆里却还留着印子。我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猎事，便仔细把我的猎具置办齐全。一切安排停当，我终于可以动身了。

于是，一八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早晨八点，我从北站出发。刚一坐定，一位健谈的旅伴就换了个法子，又问起那些问题来。这位旅伴是比利时人，比利时人一般都爱说话，结交起人来也随便。「先生，您上哪儿去？」他说，「我呀，我到科隆。您知道，这是很长的一段路，我喜欢有个人说说话，好打发在车厢里的这十二个钟头。」「我也到科隆。」我答道。「啊！您也到科隆？是去买马吗？我就是为这个去的，」他解释道，「我惯常在普鲁士买马。」「不，」我说，「我去科隆不是为这个。」「那是为什么呢？」「嗯，是为了从那儿再出发，因为我要去柏林。」「啊！您去柏林？您去柏林干什么？谁也不上那儿去，游客不去，生意人也不去。」「我去那儿是为了再出发，因为我要从那儿到圣彼得堡。」问题就这样一站接一站地问下去，直问到我们把地球绕了一圈。这时，他那张憨厚的佛兰德人的脸上露出一副滑稽的惊愕神气，好一阵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把大嘴张得不能再大，一边用沉重的拳头使劲捶着坐垫，一边嚷道：「噢！啊！这么说您真是去环游世界了。我的天！环游世界！」「是的，差不多吧，」我笑着答道，「所以我要买马的时候，只好到科隆以外的地方去买了。」

一过科隆和莱茵河——在这片沉闷的地方，至少在赶路的旅人看来，这是一小块得天独厚的所在——便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原，既无景致，也无趣味。柏林也没有什么艺术之美来弥补它贫瘠的地势。不过，一个巴黎人本就不大可能觉得柏林有什么迷人之处，所以我觉得它十分乏味。街道铺得很糟；分隔车道和人行道的是一条条巨大的阴沟，里面满是污水和各种秽物，既叫车辆有翻倒之虞，又散发出难闻的臭气。

这座城市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一种普遍的阴郁气象。所有公共建筑都竭力模仿希腊的多立克式，而且模仿得实在太成功了。我全然不明白，在这样一片灰暗的、雾气之重几乎赶得上老英格兰的天空下，普鲁士人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冷冰冰的、比埃及式还要像坟墓的风格。在娱乐场所里，比如歌剧院内部，他们把多立克式换成了科林斯式，也就是说，把重孝换成了半孝。再加上黑白两色的国旗到处都是，更添了一层丧葬的气氛。

最漂亮的大道是菩提树下大街，从博物馆一直通到城外的散步场，可是两旁房屋的颜色坏了效果：那颜色叫人想起铁锈掺着藏红花，又像是黄疸病人那种病恹恹的肤色。总的印象毫无欢快可言。人几乎要对路上遇见的每一个人说一句：「兄弟，人终有一死！」可我对自己说的是：「该动身了！」于是略作停留，我便离开了。

第二天，快车一路无事可记，把我送到了俄国边境。

每个文明国家的边境上都有海关，可是尽管铁路有拉平各处差异的趋势，各国海关的性格和办事方法却还远远谈不上一致。这些特点从中国到秘鲁相差极大，往往透露出你所进入的那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在这个国家预算不堪重负的庞大俄罗斯帝国的海关上，国库尤其急于往皇家的钱柜里填钱。钱是急需的。

外国人在那里首先要出示护照来证明身份，护照上得有所经各地领事馆的签证。护照发还给他时，背面写了一个词。凡是不明底细的旅客，对这个词的意思和用途都一无所知：它是用俄文字母写的，而且写得很潦草，用的又是一种照礼数外国人本不该懂的语言。

我拿到盖着这个神秘词儿的护照，窘得难受。我在候车室里走来走去，把这个词拿给碰到的每个人看。他们都惊讶地瞧着我，躲得远远的，谁也不肯解释。最后，我听见身边有人说法语，是一位先生，胡子长得出奇，黑色的络腮胡梢头发白，有点像蓝狐的毛皮，一看就知道是北方人。我赶紧去请教，这才得知，这个要紧的词原来是指定来检查我行李的那位官员的名字。费了一番周折，我找到了这位官员，幸好他会说法语。「先生，」他说，「您有什么要申报的吗？」「没有。」我凭着一身清白，毫不迟疑地答道，「我带的东西都是自用的，有几件包裹您看着很大，那是因为我要出一趟很远很远的门。」「请您打开。」我便动手打开，心想一切都会顺利，很快就完事。「这是我自己的衣服，」我解释说，「这只箱子里全是衣服。这条裤子看上去是新的，我已经穿了三年了。不过它看着还像新的，这倒是我的功劳，您瞧，我穿衣服不怎么费。」我高高兴兴地说。「可是，」他接口道，「它看着太新了。我们要过秤，这得交税。」我的苦头就要开始了。他把凡是他认为没穿过的衣服统统往秤上放。「这些是什么？」「是笔记本。」「里面写了东西吗？」「还没有。」于是笔记本也上了秤。可他并不打算就此罢手，远远没有。我不得不打开那只在巴黎费了极大心思装好的箱子，里面是我的猎具，还有许多只在西伯利亚才用得着的东西。我看他铁了心要把什么都翻出来，便恳求他把箱子原封不动地过秤，我宁愿多付些钱，也不愿让那些摆放得那么讲究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可我大大地失算了：这位先生身上的哥萨克气太重，舍不得放过把玩巴黎货的乐趣。所有的东西都给翻了出来，要是可能的话，还要翻个里朝外，然后放上秤去。我气坏了。

在这场叫人忍无可忍的折腾中，倒有一件事让我幸灾乐祸了一下。我带了一大盒杀虫粉，据说在穿越亚洲的长途上是无价之宝。这盒子很不容易打开，远不容易。那位官员白费了好一阵力气，最后盒盖突然被他掰开，药粉猛地扑了他一脸，钻进他的眼睛、鼻孔和嘴里，把他的上衣也盖得严严实实。「这是什么？」他问道。「一种烈性毒药。」我故作惊恐地答道，好让他更加狼狈，这一招果然见效。他脸色发白，立刻按最高的税率给我的东西定了税。不过我意外地打了一回大猎物，报了仇，心满意足，便从口袋里掏出我的金路易来。

可是，唉！俄国这个如今产金最多的国家，偏偏是金子最不流通的地方。我只好去把我的二十法郎金币兑成纸卢布。就这样，我在这个海关付了一百多法郎，只为了让我那几件旧衣服过关——这笔钱正好抵得上它们的价值——还有那几本笔记本，我实在舍不得扔掉，因为它们是我唯一的伴侣，我的旅途见闻全要托付给它们。

上车之前，我看见站台上有个报贩。「有《费加罗报》吗？」我问道。「有，先生。」「多少钱？」「三十戈比。」——合一先令。「那就给我一份你们本国用法文印的报纸吧。」「这儿有一份，先生，《圣彼得堡报》。」「多少钱？」「十五戈比。」「可它是在俄国印的，怎么也这么贵？」「先生，那是因为这里造纸要交很重的税。」依我看，这种税至少有一点是值得大加赞赏的：俄国人可以借此防止那种舞文弄墨的癖好，而这种癖好，唉，在法国是何等泛滥！再说，等到普选有一天在俄国出现的时候，谁知道纸价奇高会不会叫候选人发不起选票，叫选民也不肯自掏腰包去买？那时行使这项新权利就成了一笔新的开销，因而也就成了一道障碍。这种情形或许会叫普选制垮掉、消失——这种制度在理论上看来公正而诱人，可在亲眼见过它如何运作的人看来，尤其是在乡下，实行起来却滑稽得很。这番初次的经历叫我同这个广大国家的行政当局和解了，差不多连它的海关也原谅了。我爬上车厢，车厢里有两只火炉，虽然天还没有上冻，却烧得热如热带。我在车里一张宽大的安乐椅上安顿下来，这种椅子到了夜里靠一套机关就能变成一张床铺，睡在上面还算舒服。我就这样等着开车的信号，准备观赏沿途的风光。

维尔纳和圣彼得堡之间的这一段俄国，只能说是凄凉。我经过的时候，没有雪，没有太阳，树上也没有叶子，这份本就属于它的特色就显得越发触目。无边无际的森林，已经不是灌木丛，又还没有长成大树，尤其到了秋天，地面泥泞，简直像丛林一样无法穿行；一片绵长起伏的土地，那轮廓就像大洋在暴风雨中掀起的滔天巨浪，把地平线推到极远的地方；偶尔隔着老远出现几处人家，它们的存在与其说显出绝对的孤寂，倒不如说更显出一片荒凉——这就是旅人一进俄国时眼前所见的：广漠、难以深入、沉默而阴郁。

诚然，秋天是游历俄国最不相宜的季节。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整个民族闲散无事的时期。这个民族散布在一片广大的土地上，天性需要迅速而不停地奔走。秋天的土地太泥泞，走不了有轮子的车，而雪橇旅行又还没有开始。不过，大雪不久多半就会纷纷落下，俄国人便又能用上他们最喜爱的旅行方式了；而严寒驱散了云层，又会使这件白色的斗篷洁净明亮得无与伦比。

我们且赶紧到圣彼得堡去吧。关于这座城市，还有莫斯科，我都只打算略谈几句，因为我要描写的是更遥远、更少为人知的地方。一个人前面有漫漫长途，就不该在最初几站流连，免得太真切地感到这番事业的艰难，以致虽然起初下了勇敢的决心，也禁不住想打退堂鼓。

我在法兰西旅馆下了车，几乎马上就步行出门。晚上六点，天已经全黑了。气候温和清爽，正宜散步。天宇澄净，月光皎洁。这正是约瑟夫·德·迈斯特描写过的那种美好的夜晚，尽管当时已经是十一月了。我信步走向涅瓦河，真是喜出望外：从横跨河上的浮桥上，我得以饱览一幅真正壮丽的景象。这与其说是一条河，不如说是一道海湾。它比波尔多的加龙河还宽四五倍，在城市当中拐了个弯；圣彼得堡最主要的建筑精华，都在两岸一字排开。皇宫、枢密院、要塞、艾尔米塔什宫、美术学院，都在河边，还有数不清的教堂，每座教堂顶上都有五六个拜占庭式的圆顶。

我在那里的时候，月光映照在所有这些镀金的圆顶上，一道道闪闪的光芒又从水面上反射回来，犹如耀眼的焰火；圣以撒大教堂那镀金的穹顶巍然耸立在众顶之上，光彩也胜过它们。黑色的驳船来来往往，在这夜晚时分，有几分像威尼斯的贡多拉，在水面上留下一道道闪亮的光痕。拉多加湖的大量湖水浩浩荡荡地奔流而下，却悄无声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阻挡它的去路。只有钟声召唤人们祈祷，那低沉、庄严、悠长的声音叫人想见大钟的硕大，打破了这一片宗教般的寂静。这景象宏伟、庄严，令人神往。在圣彼得堡的这个夜晚，上帝借着天空的辉煌和时辰的神秘向人显现自己，而人的思绪，又被他那巍峨高耸的殿堂和令人敬畏的钟声引向上帝。

这景象和由此引起的种种联想虽然叫我深受感动，我却明白，在温和季节里的俄国，我是无法尽兴领略的。再过些日子，涅瓦河就会被冰冻住，不再流动，教堂的圆顶和各处的土地都会披上厚厚的雪衣，那时我看到的就不再是这个国家眼前的模样，而是埋在冬日殓衣下的它了。所以我久久伫立，凝望着这番景象；一想到它转瞬即逝，它真实的美在我的想象里便越发动人了。

二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

去西伯利亚的介绍信——恰克图边务专员普法菲乌斯先生——俄国音乐——抵达莫斯科

我在圣彼得堡逗留期间，自然去看了城里满目的名胜，而且不止一次；可我得记住，我是要出一趟远得多的门的，我在圣彼得堡的头等大事，是寻一个旅伴。为此，我把在巴黎弄到的介绍信全都用上了，指望借此结识一位游客，或是一位要回东西伯利亚任所的官员，同他结伴，既有用处，又有乐趣。

最初几回承蒙邀请的聚会上，我总要谈起我打算的旅行，希望能找到个旅伴，可每回得到的，不是皱眉头，就是装聋作哑。

缘故是这样的：在圣彼得堡，往东边去旅行是不大体面的。这座享乐之城的居民似乎对自己的出身颇为遗憾；这个如此挑剔、如此精致的社会，似乎真怕别人仍把他们当作一群野蛮人。上流社会的太太们有时对我说：「不管我怎么做、怎么说，您对我还是会有您自己的看法，您会把我当成个哥萨克。」凡是与亚洲沾边的东西都不受待见；那些把这种情绪推到极端的人，说不定情愿把西伯利亚让给中国政府，好同东方一刀两断。说法语是必不可少的。您若是个法国人，又被圣彼得堡的社交界接纳，就会惊讶地发现法国是多么时髦：大家平日里说法语，读法文报纸和法文书；菜是法国菜，衣装是法国衣装，剧院里演的戏也有许多是法国戏。刚从巴黎、吕雄或者特鲁维尔回来，带来时髦闺阁里最新的闲话，这可是再风雅不过的事。

霜冻一来，我就忙着为旅途作安排。在这件难事上帮了我的，是当时的法国使馆代办巴托尔迪先生。这位热心的同胞向帝国政府疏通成功，使我得以用一种略带官方色彩的身份穿越西伯利亚；各位大臣于是给了我写给沿途各省总督的介绍信。

我还从米哈伊洛夫先生那里弄到一纸通令。他是下诺夫哥罗德到秋明一段驿务的承包人，这道通令要求沿途每一位驿站长都尽快给我最好的马。

许多人把我介绍给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朋友。不到半个月，我就攒下了三十二封这样的介绍信，可旅伴和仆人却一个也还没找到。

然而霜冻一天比一天厉害。寒暑表在摄氏零下十度到十二度之间，合华氏十四度到十度。〔注一〕

我窗下的莫伊卡运河已经冻了一半；涅瓦河上漂着巨大的冰块；雪虽然还不很深，却下得相当频繁，叫我盼着不久就能坐雪橇了。我正打算独自动身去莫斯科，忽然接到亚洲司司长的一封信。

信里告诉我，俄国驻恰克图的边务专员普法菲乌斯先生正在圣彼得堡，住在德穆特旅馆，马上就要回任。

我一刻也不耽搁，把所有的信件——连那些地址我都认不出的也算上——一股脑儿收拢起来，急忙赶往德穆特旅馆。

那时我还不知道穿越西伯利亚是怎么回事，对许多必需的东西毫无概念，也想不到竟需要这么多东西，所以一走进普法菲乌斯先生的房间，看到等着我的那副景象，着实吃了一惊。

房间当中的地板上堆着一大堆枕头、毛皮、褥子、毯子和绳子。还不止这些，我很快又瞧见一大块塔糖、几双毡靴、一瓶白兰地，还有各种形状、各种大小的口袋和麻袋。

这位官员右手中指上戴着一枚戒指，那是他官职的标志，正坐在桌边吃早饭。他身边站着一个布里亚特仆人，相貌一半像蒙古人、一半像鞑靼人，穿一件气味难闻的羊皮袄，眼睛盯着主人最细微的手势，好满足他哪怕最琐碎的心愿。我一露面，专员就吩咐给我拿把椅子；可不巧，也许是碰巧，屋里一把椅子也找不到，只好到别处去找。我不得不站了好一会儿，这时主人脸上显出怒色来——不过后来我发现，他的脾气其实还算温和。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那布里亚特人回来的时候，他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话几乎含混不清，意思却再明白不过，末了还举起手来要打他。

我看惯了东方的规矩，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就没怎么在意。不料叫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仆人抬起头，严厉地瞧着专员，只说了这么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先生，您忘了，我是皇上的臣民！」

这人很清楚，解放农奴的诏令里有一条，禁止地主和官员对皇帝的任何臣民动手，不论他是入了籍的俄国人，还是被征服地方的土著，比如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人或萨莫耶德人，违者要受申斥，甚至下狱。

这句话果然足以叫那官员举起的拳头无害地垂到身边。一个俄国人，哪怕被激得怒不可遏，又有什么样的激情能叫他胆敢违背沙皇的意旨呢？

这一小幕过去，普法菲乌斯先生又恢复了十足的平静和从容，俨然一位社交场上的人物。我把介绍信给他看。他一眼瞥见帝国部里的印章——这对一个俄国官员来说，已经远远绰绰有余了——便对我礼遇有加。其中一封信正是写给他本人的。于是从那一刻起，我成了他的朋友，我们决定结伴同行。

读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里会知道，这个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因为我终于在莫斯科又结识了一个人。那时我料想不到后来会冒出多少旅伴，便把我这位专员看作一大收获。在雪橇旅行筹备停当之前，他得先去一趟基辅。我千叮万嘱，确保我们一定能会合，这才放他走；然后满怀热情，出门去作辞行拜访。

这些拜访我只谈一次，那是在俄国歌剧院的一个包厢里。我之所以要谈，与其说是因为邀我去看歌剧的那几位极可爱的人，倒不如说是因为我亲眼见到的那音乐的特色和演出的方式。那晚演的是格林卡的杰作《为沙皇献身》。

演出方式的细节，读者多半不大感兴趣，我就不耽搁诸位了，只谈谈我对这音乐特色的印象。

俄国人不是一个富于发明的民族，却有一种自成一格、别具特色的民族音乐。

喜爱法国歌剧——哪怕是哀婉的法国歌剧——的人，大概不会有兴致去听这种音乐所特有的冗长的悲叹和凄切的旋律。不过对于爱好庄重音乐的人，尤其是在这种音乐的故乡，它却可能十分动人。

格林卡这部歌剧的乐句阴沉、凄怆，像俄国的自然一样单调，又像俄国的地平线一样深远，一句接一句，千篇一律，仿佛永远也落不到一个分明的终止上。正当不耐烦的耳朵终于等着停在主音上的时候，一阵新的哀诉又出其不意地涌出来，乐句便这样延续下去，性格丝毫不变。我找不出比这更贴切的比喻：格林卡的灵感，就像大海不停地想归于它渴望的平静，却又不断地同接踵而来的波浪搏斗。所以这种音乐没有欢快的魅力，又因为它的单调，引不起强烈的激情，却有忧郁和缥缈遐想的全部韵致。

心绪仿佛在这无尽旋律那悠长颤动的音符里游荡、迷失、变得绵软无力；一切往事都涌上心头；等到最后一个音符消逝，人才醒过来，好像从一场动人的梦中醒来，眼里涌出一滴泪。

尽管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正是上路的好时候，我还是一天拖一天地推迟行期；可是等我终于离开了俄国的都城，我的思绪又这样飘回到那里。人无疑更爱初次享受一种乐趣，而不是仅仅回味它；然而，人与回忆分别，或许比与实景分别更不情愿，因为他觉得，这份延长了的乐趣一旦结束，就从感官和记忆里一齐消失了。

我离开圣彼得堡那天是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在摄氏零下二十四度——合华氏零下十一度——的严寒中，我进了圣城莫斯科。

同我后来在西伯利亚经历的相比，这一天我要忍受的气温实在算是很温和的了；不过我已能领略到严寒所产生的某些效果。你会觉得万物都在收缩、绷紧、蜷缩起来。马匹因为被赶得飞快而出汗，毛上盖满了冻住的汗水，好像变成了化石。车夫们的脸浮肿、松软，样子很难看。天上没有雪的时候，唯有太阳似乎能叫它照到的东西欢快、活泼起来。在它的爱抚下，那些五颜六色的房屋显得更明亮、更欢快，同街上步行的那些裹着头巾兜帽的人形成鲜明的对照。我立刻着手置办俄国人冬天通常的穿戴。我买了套鞋，好在雪地上走路，不受寒湿之苦；买了一顶巴什利克，那是一种驼毛风帽，护得住耳朵和脖子；最后还买了一件貉皮大衣，这种毛皮一点也不贵，却很雅致。

挑选毛皮是一件大事，在莫斯科尤其如此，因为在那里，一个人的身价是按他身上穿的那张兽皮的价钱来估量的。俄国确实有一句谚语，似乎和这番话唱反调：「迎客看衣裳，送客看才学。」可是在一个爱好排场、讲究气派的社会里，这句格言很少被奉为圭臬——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的身子若不披上某几种野兽的皮，哪怕他才学再高，也是进不了门的。

三从莫斯科到下诺夫哥罗德

克里姆林宫——伊韦尔圣母的车驾与出访——基督教传入俄国的由来——略谈圣三一修道院——一位旅伴——购置毛皮——乘雪橇渡奥卡河——初次坐雪橇过冰河的惊恐

莫斯科街道的布局，我找不出比蛛网上一圈圈同心的丝更贴切的比方了。一条条笔直的街道从克里姆林宫这个共同的中心伸出去，同所有环形的大道相交，所以这座城虽然广大无边，人在里面却不会迷路。

俄国每座城市都有它的克里姆林。那是一圈围墙，里面一般有一座要塞、一处皇帝的行宫，还有一座或几座教堂。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之所以大名鼎鼎，是因为它规模宏大、史迹众多、圣所富丽。它算是比较新的，是一八一二年大火之后重建的。旧建筑还剩下一小部分可供参观。很难说它属于哪种风格，那里混合着许多亚洲的式样，介于拜占庭式和远东式之间。墙壁厚得出奇；一连串小小的房间，有的是拱顶，有的是尖顶；窄窄的窗户，透过彩色玻璃只滤进一点神秘的光；低矮的门上是摩尔式的拱；墙壁从天花板到地面全都贴金，上面画着圣徒像，只有头和手是彩绘或珐琅的；这里那里还有些中国式的怪兽；门有时开在二楼的高度，所以得靠悬空的楼梯从这一层走到那一层——这就是古老的克里姆林宫。人在这座错综复杂的迷宫里转来转去，会不禁纳闷：自己到底是在祈祷室里还是在客厅里，是在游乐场所还是在宗教裁判所的刑讯室里？皇帝们的新居就完全两样了。它的品味虽然大可怀疑，但至少凭着它的宏大，和它作为中枢的那个帝国还算相称。这里毫不吝惜地方。宝座大厅简直是一片要横穿的草原，尺寸大得吓人。我在那里看到好几尊伟大的拿破仑的雕像和画像，真是惊讶不已！俄国人对我们这位军事英雄非但不怀敌意，反而乐于向他的荣光致敬。天才无论在哪里，都去赞赏它，哪怕赞赏者自己曾是它的牺牲品，这至少是胸襟开阔、情操高尚的标志。

我头一回参观完克里姆林宫，裹着毛皮，舒舒服服地坐车回旅馆，一路上漫不经心地想着心事，车夫忽然转过身来，傻笑着掀起我的皮帽，同时也摘下了他自己的。我不懂俄语，得不到一句明白的解释，便以为自己成了车夫们惯开的某种恶作剧的对象；既然没法好好骂他一顿，我只好压住火气，也跟着笑。不过我还是比着手势要我的帽子，他却鞠了三个躬，画了三个十字，又一本正经地笑了笑。我正要动手把东西夺回来，却发现我们正在救主门下面，人人都光着头。

这下就明白了：这座门上供着伊韦尔圣母像。她是莫斯科人最爱戴的圣母，是一位显过灵的圣母，她的神力曾经扑灭了克里姆林宫的大火——那场大火是罗斯托普钦放的，而此人在俄国远不如波拿巴得人心。

所以，谁经过救主门都得脱帽。老人们说，就连那位伟大的法国征服者，本想悄悄过去，也被一阵狂风逼着遵守了这条规矩。

人人都向伊韦尔圣母祈求，可她并不对谁都那么随便，因为有一种流传很广的习俗，是由圣像替身代为出访。

要求神奇的痊愈，就去请圣母升天像；要求更特别的恩典，就请弗拉基米尔圣母；一个人出远门，一般宁愿请一尊喀山圣母的摹本。可是要请伊韦尔圣母登门，非得有异乎寻常的缘由不可。

都主教认为某一家配得上这样的荣宠时，就有四个修士和两位教会显要，乘一辆六匹马拉的马车来到救主门。圣像从它平日的位置上请下来的时候，每个旁观者都深深鞠躬，画十字；等到圣像在车厢里安放好，大家又不顾冰雪，全身伏倒在地。然后两位神父坐到前面的驾座上，修士们充当车夫和跟班，就这样前往那户蒙恩的人家；那家人受到这样的光临，自然少不了极其慷慨的奉献。

在街上、在散步场、在随便什么地方、随便什么时候举行的个人宗教仪式，无疑是莫斯科特有的风情之一。每走一步都会遇见有人跪着念祷词，虽然周围显然没有什么值得膜拜的东西。对圣像的崇拜，甚至在社会上比较开明的那部分人中间，也被夸大到了近乎偶像崇拜的地步。不过上层阶级虽然几乎全是虚无主义者，却也屈尊遵守这些民间的形式：一方面只是出于对皇帝权威的奴性顺从，另一方面是不愿因为怠慢而显得在责备下层阶级的迷信。

众所周知，正教是君士坦丁堡古希腊礼拜的忠实翻版。大约在一千年前后，一个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后来成了俄罗斯民族的胚胎——在他统治的地方做了希腊宗教的传布者。此人在胆大与残忍、蛮力与不可遏制的冲动上，都是个十足的野蛮人。

这位弗拉基米尔——这是他的名字——向四邻各族挑战，几乎把如今欧俄的全部疆域都置于自己的意志之下。据说——如果某些荒诞的编年史可信的话——他有五个正妻、八百个姬妾和一大群子女，他把这些子女献祭给诸神。可就在他要把他的原配、那位与他共享王座的妻子献祭的时候，他忽然悔悟了。

他一心要把他征服的所有部落熔铸成一个完整的民族，也明白这只有靠一种民族宗教才能办到。为此他派使者到各国去研究它们各自的宗教，使者们回来禀报，好让他从中挑选一种他觉得最好的。据说伊斯兰教不合他的意，因为《古兰经》禁酒，这条戒律对他的嗜好可不利。罗马教被拒绝，是因为神父必须独身，尤其是因为它要他服从他自己之外的另一个权威。犹太教是一种没有国家凝聚力的宗教，不利于他建立一个同质而稳固的帝国的计划。而希腊的礼拜，却以其仪式的富丽堂皇震慑了他那野蛮的头脑，于是他采纳了它，俄国就成了一个东方教会的基督教国家。

虽然正教的教义和罗马教会差别不大，俄国人却继承了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宿怨。在腓特烈远征耶路撒冷的时候，拜占庭的主教们下过一道古老的训令：「欲得罪赦，须将朝圣者屠尽，从地面上剿灭干净。」（原注：语出米肖。）俄国人倒是乐于照此办理。

他们还从古代教会的信徒那里承袭了偶像崇拜，那些信徒曾为此不惜献出生命。他们是那些拜占庭人的真正门徒——在拉丁人征服的时候，那些拜占庭人怒气冲冲地推倒了一尊密涅瓦的雕像，责怪她把野蛮人招了来，因为她张开双臂，面朝西方。

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参观了城郊的圣三一修道院。这座修道院是圣谢尔盖在一三三八年创建的。更确切地说，在这一年，这位戈多罗克森林里的虔诚隐士成了一名修道院修士，把他对清贫、对弃绝一切尘世之物的爱好传给了几个同他一样热忱的人。不过起初这几位信徒合起来的财力还仅够给自己搭个栖身之所，所以修道院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它的命运确实是在这时转变的：在蒙古大举入侵的时候，圣谢尔盖劝说德米特里大公到顿河平原去迎击蛮族。大公战胜了凶悍的马麦，给这个新成立的团体送了许多礼物。一三九三年，圣三一修道院被鞑靼人部分洗劫、焚毁，圣谢尔盖也遇难身亡；可是他的遗体仿佛奇迹一般从废墟堆里找了回来，一直受人崇敬。历代沙皇、王公、大贵族相继向修道院大量施舍，修道院的财富于是在俄国成了传奇。上世纪中叶，圣三一修道院除了一大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珠宝之外，还拥有广大的领地和十万农奴。那时，修道院的财富据估计就已超过四千万英镑。它的城防至今犹存，一六〇九年曾抵挡住波兰人的入侵；在射击军的一次叛乱中，还曾庇护过年幼的沙皇伊凡和彼得两兄弟。它的围墙里，除了供修士居住的房屋，还有九座教堂，其富丽与其说引起外人的赞赏，不如说引起他们的惊愕。圣像上所有彩绘和珐琅的部分，四周都镶着巨大的红宝石、绿宝石、黄玉和钻石。圣谢尔盖的墓是镀金的银造的；华盖是实心银的，由四根也是银的柱子撑着。神父们举行仪式时穿的祭披上，缀着十五磅、十八磅、甚至二十一磅的珍珠。看的人起初被这么多的富丽弄得眼花缭乱；可是这一切之所以称奇，只是因为价值连城，人终于对一大堆珍宝的景象无动于衷了。既然别的更有才能的作家已经把圣三一修道院描写详尽了，我就不再拿细节来烦读者了。我的向导领我把什么都看了：礼拜堂、宝库——宝库里可以看到二十加仑上好的珍珠，装在一个玻璃柜里，当局不知道还能拿它们派什么别的用场。看完这些宝藏，向导把我领到一道外门口，伸出手来。我得承认，这个动作叫我很为难，因为参观过圣三一修道院之后，哪怕施舍一千卢布，也显得微不足道。向这位修士告辞之前，我问能不能参观一下图书馆。「我们没有图书馆。」他答道。这时我才觉得这个可怜的家伙是真穷，可惜我不能给他一种我更乐意施舍的赏赐。屈斯蒂纳侯爵说，修道院是有图书馆的，只是规矩不许外人参观。我只希望屈斯蒂纳侯爵说的是真的。

参观回来，一个名叫康斯坦丁·科克恰罗夫的年轻人来看我。他肤色黄褐，颧骨像蒙古人那样突出，头发拳曲，嘴唇厚实，又像非洲人；个子矮小，却筋骨强健。他仿佛介于北方的土著和热带森林的居民之间。他要是肯去考究一下自己的家谱，我敢说他准能追溯到某支在印度起过些变化的蒙古人。他一进门就对我说：「先生，愿上帝保佑您一路平安！」接着报了自己的名字，照西伯利亚的规矩向我伸出手来。在俄国，初次结识的时候不立刻伸出手，被认为是失礼的。

「先生，」康斯坦丁又说，「我是萨巴什尼科夫先生的朋友，您在恰克图边务专员普法菲乌斯先生那里见过他。我要回伊尔库茨克去，我父母住在那里。我曾写信问普法菲乌斯先生，能不能陪他去西伯利亚，他回信把您的地址给了我。您肯收我做旅伴吗？我可以给您当翻译；有我同行，您想走多快、走多从容都行，还可以挑您觉得最方便的路线。」

我把介绍信拿给他看，他在里面找到一封写给他父亲的，还有一封写给他叔叔的，两人都是西伯利亚的帝国官员。我们当场就把事情说定了，此后我便一心只忙着准备动身。

我这位年轻旅伴对我极有用处，因为我们要走的路他了如指掌。

他将是第六次穿越莫斯科和黑龙江之间那片广大的地域了。他夏天走过，冬天也走过，所以完全能指点我该作哪些安排，该采取哪些必不可少的防备，来抵御寒冷和劳顿。他告诉我，坐在雪橇里，除了那件貉皮大衣之外，我还得再裹上一件「达哈」，那是一种里外都是毛的斗篷，穿的人从头到脚裹在里面，整个人都不见了。我第二天买的那件，里子是白兔皮，面子又是驼鹿皮，毛短却很厚。人家认为这两件皮衣还不够时髦，我只好再配上海狸皮的领子才动身。这样裹得严严实实，我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安然无恙地抵挡西伯利亚最酷烈的严寒了。

我在旅途中遇到过许多骗子，领教过许多厚颜无耻的敲诈，可从没见过哪一次索要能拿出像莫斯科那家旅馆的翻译那样肆无忌惮的道理来。「先生，」他面不改色地开口道，「您至少欠我三百法郎的酬劳。我来给您说说是怎么回事。您要穿越西伯利亚，急需一个俄国旅伴。科克恰罗夫先生来找您的时候，我满可以对他说我不认识您，一边跟他闲聊，一边套出他的住址。然后我可以来对您说：『我刚找到您要的那个人，可您要是不给我一千法郎，我可不能答应告诉您他叫什么、在哪儿能找到他。』可是先生，您瞧，我并没有干那种事，您真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我一气之下，一时忘了皇帝诏令里的那一条——不许殴打臣民。我正要举起手来，却改成了抬起脚，就这样三下两下打发了这个厚颜无耻的骗子。后来我才知道，此人是个波兰人，这倒让我的良心得以安宁：那道诏令难道也是为这些犯人定的吗？终于收拾好箱子，我便同康斯坦丁·科克恰罗夫先生一道，一路聊着，去搭开往下诺夫哥罗德的火车。

下诺夫哥罗德是铁路的最后一站，再往前就得走大路进西伯利亚了。

从火车站到城里，得渡过奥卡河，渡口离它汇入伏尔加河的地方只有几百码。我在十二月十五日到达诺夫哥罗德的时候，冬季踏冰过河已经开始了。奥卡河面上布满了雪橇辗出的辙印，那些雪橇来自伊尔库茨克、来自尼古拉耶夫斯克，简直是来自天涯海角，把亚洲的各种货物运到铁路上来。俄国和西伯利亚的每条河，封冻的样子都不一样。有些河甚至面目如此独特，只要瞥一眼冰面，就能说出是哪条河。这种特点是由气候条件、河岸的性质和形状，尤其是封冻时水流的速度造成的。

奥卡河冻结之后，河面上有一连串大鼓包，样子有点像一溜土丘连着一溜洼地。没出过门的外国人在想象中，总以为北方的河流到了冬天，河面就像一块平板玻璃，溜冰的人可以在上面飞快地滑出老远，就这样完成长途旅行。可在俄国，除了伏尔加河——它水流迟缓，冰面几乎处处平整，但因为有积雪，也溜不了冰——我没见过哪条河有大片光滑的冰面；事实上，许多河的冰面坎坷不平，任何车辆都休想通过。

奥卡河倒不是这样，它的冰面是最不崎岖的之一。至于我，当时还没有北方行路的经验，要不是底下一种奇怪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看着这路面坑坑洼洼，我绝想不到自己是在一条冰封的河上走；那声音太奇怪了，叫人忘不掉，足以打消我以为自己走在寻常道路上的任何错觉。

那是深渊里传来的一种空洞的隆隆声。在行人激动的想象里，它有时仿佛是某个被囚在冰窟深处的愤怒的魔鬼在咆哮，回声阵阵；旅客一边飞驰一边听着，雪橇在起伏的冰面上一起一落，叫他产生一种往下沉的可怕感觉，他不由自主地往后缩。正如坐在马车里，马匹不受控制地狂奔时，人会本能地往后仰，仿佛要抵抗那股要把他抛向毁灭的力量；又如站在悬崖边上，人会冲动地从张着大口要吞噬他的深渊往更稳当的地方退缩——头一回在冰河上走的人，也同样从一种动作里往后缩，只不过这种动作是挣扎不了的。因为他一瞥这层脆弱的隔板，就发现自己挣扎着不是要踏上坚实的土地——附近根本没有可以退避的安全的岸——而是在绝望地同自己的体重较劲。他恼恨身边有别人，恼恨他们不能变得像空气一样轻；他对一切沉重的人和物都生气，因为凡是以其重量加剧危险的，无论是人还是行李，都叫人恼火；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他的想象中，每一个沉重的分子都加剧了那绝望时刻的迫近——那一刻，没有一根伸出的树枝，没有任何牢靠的东西天意般地送到他手边，这层脆弱的冰冻地板会像一块窗玻璃一样在重压下碎裂，把他抛进冰葬的一切恐怖之中。

头一回坐雪橇，这个骇人的幻影一直缠着我，所以重新踏上底下没有深渊咆哮的坚实地面，真是如释重负；平安抵达诺夫哥罗德，更是一大乐事。

下诺夫哥罗德城建得别致如画，而且因为它的集市热闹非凡，也十分有趣。

伏尔加河在汇入奥卡河的地方，至少有四英里宽。沿着这片浩渺水面的右岸，隆起一座大山冈，或者不如说一座山；诺夫哥罗德就傲然矗立在山顶上，一边望着亚洲，一边望着欧洲，随时准备在危险从任何一方威胁俄罗斯帝国的时候把它唤醒。它靠着铁路和两条优良的水道同偏远地区自由往来；它地势高，免遭水灾；它商业兴旺，免遭贫困；它每年有重要的集市，免遭衰落。所以诺夫哥罗德是俄国最宜游览的城市之一，因为与这个大帝国里一般所见相反，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一种欢快、繁忙兴旺、生气勃勃的气象。

集市的街道尤其热闹非凡。即使不是大集的季节，亚洲各族最奇特、最不相同的服装也把这些街道装点得五彩缤纷，外来人每走一步都能碰上几样标本。在这个商业区——在俄国也许是唯一这样建造的——房屋有好几层，店铺一层叠一层，虽然不一定属于同一个业主。木造的阳台由外面的楼梯上去，人可以从街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供公众到楼上的店铺去买东西。

城里其他地方的房屋很雅致，几乎全是石头造的，这样的房子在莫斯科以东的任何城市——更不用说喀山以东——都会被看作是富丽堂皇的了。许多舒适的旅馆给旅客提供歇脚之处；他在旅馆里，和在城里一样，看到周围虽不广大却很繁忙的景象，处处显出居民的勤勉和商业的不停运转。

诺夫哥罗德所在的那座大山冈，最高的一个山顶上立着一根纪念斯维亚托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的石柱，就在他战胜瑞典人和波兰人的地方。站在石柱脚下，外来人可以眺望一片景色，它足以作为俄国冬景的典型。下面的平原上，伏尔加河披着冬装沉睡着，在人的感官里悄无声息、纹丝不动；因为严寒——这自然之力中效果最为慑人的一种——已经把它奔流的河面冻得像平原一样坚实、一样静止了。在河的左岸，透过这些纬度冬天常有的那种昏暗的暮色，一眼望去极远的地方，是一连串绵长广阔的起伏，覆盖着无边无际的森林，没有叶子，黑沉沉、阴惨惨的。不过这里那里，也有几片松林打破这忧郁单调的一律；而在别处，白桦的白色树干像幽灵一样，在这片荒凉野性的大地上冒出来。

这种俄国冬天特有的景象，是最凄凉、最不诱人的景象之一。外来人见过一回，就会纳闷：任何一个民族，不管多么穷苦，想到要在一片自然如此凄清、如此不宜人居的土地上安家，怎么会不打寒战呢？

四从下诺夫哥罗德到喀山

冬天的伏尔加河——几种驿马证——长途雪橇旅行的必需品——离开下诺夫哥罗德——驿站换马——一时的解冻——大雪——抵达喀山

我刚到诺夫哥罗德，就一心想尽快坐上雪橇启程。人就是这样被未知的奇遇吸引着，哪怕他觉得自己注定要因此吃苦头。

我立刻去拜见省长，请他给我种种方便，好在沿途各驿站弄到马匹。要换马，有三种凭证，俄语里叫作驿马证。

三种之中最贵重、最要紧的是信使驿马证，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能得到，比如皇帝的特使。

旅客持这种令状到了驿站，驿站长必须立即供马；如果站里没有马，还得到别处去征调；他还要命令车夫一刻不停地飞奔。

官差驿马证虽是第二等，却也很受重视。它一般发给回任的官员，或因公出差的人。下诺夫哥罗德省长惠然发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纸令状。驿站长应当随时留着一辆三驾马车，以备持官差驿马证的旅客到来。所以持这种要紧令状的人到了驿站，难得会遇不到马立刻可用。凭这种令状赶车的车夫，帽子和胳膊上都挂着铜牌，远远地警告迎面而来的车夫立即让路，谁要怠慢就得受重罚；他们也几乎总是飞奔，和信使驿马证的车夫一样。

官差驿马证和普通驿马证之间，差别可就大了。后者是给一般旅客用的。要弄到它，得先付一笔相当可观的钱，然后旅客就全凭驿站长摆布，他们高兴给马才给马。

规矩是每一班马在两趟之间要歇六个钟头。所以旅客到了驿站，常常发现除了那些照例在歇息的马，别无可换，只有给官差驿马证留着的那一辆除外。我常看见旅客等上两三天，直等到驿站长高兴成全他们，或者被这些赖着不走的客人缠得不耐烦了为止。

不幸的是，承包驿马的人拖延这样的耽搁，处处都有好处。客人住宿不付钱，那是免费的，可他总要在那里买些吃食；驿站长还指望他等得不耐烦了，末了再给一笔丰厚的赏钱，好让他们拨出一辆三驾马车来，哪怕马刚跑完一趟还累着。

下诺夫哥罗德到秋明一段的驿务，眼下不归政府经营，而是暂时包给了米哈伊洛夫先生，他把马匹高价出租，正迅速发财。

我前面说过，我既有这位走运的承包人的介绍信，又有下诺夫哥罗德省长给的官差驿马证，心想第二天早晨就能动身了。

可是，唉！这一回我又没把西伯利亚的冰霜算进去。

为了把长途雪橇旅行的准备做齐，我不得不整个上午从这家铺子跑到那家铺子。要买的东西多得数不清。康斯坦丁开了一张单子，长得像药铺的账单。我到下午一点才回到旅馆，累得精疲力竭，心情坏透了，又渴又饿得要命，而且浑身散了架，只想马上躺到床上歇歇疲乏的四肢。

我正处在这种境地，康斯坦丁却若无其事地对我说：「先生，我们全准备好了，您要动身吗？」我正要提议明天再上雪橇，或者至少再等几个钟头，眼睛却碰巧落在我买来的那些东西上，它们堆成一大堆，立在房间当中。

我拜访普法菲乌斯先生时叫我目瞪口呆的那堆东西，比起这座山来，简直只是个小土包。这里堆着：装满衣服的软皮箱，要放在雪橇底下缓冲颠簸；圆圆的手提箱，夜里当枕垫用；几件羊皮袄，一件羊皮达哈；靠垫、褥子；小牛肉和羊肉的香肠；毡靴、毡毯；几瓶白兰地；绳子、锤子，还有大量的铁木工具；八双大毛袜；腰带、口袋；一大包白面包；枕头；还有我也说不清的什么东西。再加上我的箱子已经用不着了，我从法国带来的衣服便散得这个小房间里到处都是，头一回和这样一些古怪的伙伴待在一起。无论是塞得最满的火车站行李房，还是中国杂货铺，还是当铺的后间，什么都比不上——除非是某些死不悔改的政治改革家的脑袋，或者《麦克白》里女巫的大锅——才能让人想见这样一团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乱糟糟。

这番令人振奋的景象立刻叫我恢复了勇气，我这时只有一个念头：尽快从这堆东西里脱身，动身上路。我当即吩咐备马。

一个仆人去找马的工夫，我和康斯坦丁动手把我刚才列举的所有东西装进一辆雪橇。这辆雪橇是我在罗曼诺夫车厂定做的，罗曼诺夫是俄国最有名的车匠。这辆雪橇造得尤其精巧。轻便和坚固，这好车的两大要素，在它身上结合得无以复加。雪橇是敞口的，至少前面是敞的，白天我们可以观赏沿途景色；一个固定的车篷，夜里用涂了柏油的帆布封得严严实实，能相当好地替我们挡住风雪。两根木条装在离地不高的地方，从前往后斜着，至少在寻常情形下能防止雪橇翻倒，还能保护车身不受障碍和撞击——我相信，这种碰撞一天真要碰上二三十回。

俗话说，床怎么铺，觉就怎么睡。在俄国，雪橇怎么安排，旅途的劳顿就怎么扛。康斯坦丁在这门手艺上真有天分。他把褥子斜着铺，斜度算得恰到好处；长途颠簸中东西沉降下去，这里凸起一个角，那里鼓出一个包，他每回都能巧妙地把它们抹平。颠簸出一个空当来，不管在哪里，他马上用干草填满，样样东西都待在原处，叫我们舒坦。总之，他把我们的雪橇变成了一张柔软舒适的床，要不是后来发生了我将要讲到的那些事，我们本可以在这张床上毫不劳累地走完到伊尔库茨克的一千五百法里。这一切准备停当，马也套好了，我便开始穿戴我的旅行装束。

没到过西伯利亚的人，想象不到在那种气候里长途旅行的人得裹得多么厚、包得多么严。

一下子穿上这么多衣服可不是小事，尤其是头一回，非得大笑一场、出一身大汗不可。

我们先穿上四双毛袜，再在外面套上一双毡袜，像长筒马靴似的把腿裹住。然后我们把自己裹进三件皮衣，一件套一件。再在头上戴一顶羔皮帽，外加一顶巴什利克风帽。上了雪橇，我们又用一条皮毯把腿裹起来，然后并排埋进另外两条皮毯里。

这副行头，若只为了抵挡几个钟头的寒冷，哪怕是最酷烈的寒冷，也嫌太多了；可旅客要长时间待在露天里，尤其要承受日夜兼程、不停下来睡觉的雪橇旅行的劳顿，这些东西就显得够轻便、也仅仅够用了。

西伯利亚雪橇在构造上唯一的缺点，是没有车夫的座位。这个可怜的人只好坐在一块盖着旅客双腿的木台上，两腿垂在左边或右边，所以只能侧着身子赶车。碰上难驾驭的马，他就跪着，甚至站在木台上。这种安排格外不便，因为要驾驭、勒住北亚那些烈性的小马，需要非同寻常的灵巧。这些马一感到背上套了挽具，不管是天性急躁，还是想暖和身子，就再也拉不住了，它们的急不可耐在马类中无与伦比。它们兴奋得浑身发抖，刨地、蹬地，啃雪，或者把雪踢成一个大球，再扬成一片细细的雪雾。车夫要平息它们的躁动很不容易，他们用最温存的办法，嘴唇里发出一阵稳稳的颤音来安抚它们；等他们一跃跳上雪橇的木台——这对他们是一个很讲究的体操动作，需要极大的敏捷——颤音就发得更急。在这紧要关头，马匹觉得再没有什么约束，便脱缰撒欢，发疯似的狂奔起来，就像魔鬼附在尾巴上一样。反过来，要是车夫倒霉，一跳没跳上，他就会像一片被狂风掀起的瓦片一样被甩过横木，旅客们便没了鞭子，乘着风的翅膀飞驰而去。

碰巧落到我们头上的第一个车夫，就遇上了这样千钧一发的险情。他刚抓住木台要跳上来，马就猛冲出去了。他是条好汉，像斗犬一样死死抓住木台不放，幸好缰绳也没撒手，就这样在我们身旁被拖着在雪地上走了好几分钟。这紧要的一段过去之后，他在雪橇边上找到一处幸运的凸起，可以支住膝盖，终于靠着他那大力士般的臂力，加上我们的帮忙，爬上了座位，然后死死抓住它，一直坚持到这一站的终点。我们就这样装备停当，于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点离开了下诺夫哥罗德。

坐雪橇的第一天，真是令人愉快、令人振奋。我们尝到了这种行路方式的新鲜乐趣，还丝毫没有开始感到疲劳；而且时时都会遇到别的旅客，他们走上二十、甚至三十法里，到我们刚刚离开的那座城里去办事或者游玩。

不管路有多远，对俄国人来说都不算什么障碍。他们似乎不把距离放在心上，也从来不去计算。圣彼得堡有位太太有一天对我说：「您该去看看切尔纳亚列奇卡瀑布。我前几天去过，真叫我着迷；我做梦也想不到，就在我们城门口，竟有这么美的东西。」过了几天，我打听那地方在哪里、怎么去，才知道坐火车要四十八个钟头，再坐公共马车十二个钟头。我猜他们也会认为，那些奉命到尼古拉耶夫斯克上船的可怜水手，是被派到了圣彼得堡的城门口；那地方离俄国首都也不过三百法里嘛。读者要是有兴致同我一路走下去，往后就会知道，西伯利亚人，甚至是女人，一想到要坐雪橇走一千五百、乃至两千法里，还带着小孩子，有时是还在吃奶的婴儿，也一点不发怵。

因为景象十分新奇、变化多端，我觉得离开诺夫哥罗德后的这段路非常愉快。时间过得比河岸还快；我们的马在冰封的河面上发狂似的奔跑，仿佛有个鬼怪在后面追赶。

这条雄伟的伏尔加河，性格着实与众不同。法国当然没有哪条河能以其壮阔引起这样的赞叹。夏天，河上轮船往来不绝，热闹非凡，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水路；到了冬天，它仍继续为人类效劳，用来运输它以其恩泽之水灌溉出来的粮食。再没有什么比这条宽阔异常的冰路更宏伟的了，它平整光滑，人手修的路无论哪条都比不上；没有一颗石子，没有一道车辙，滑过去一点也不颠。头一回走的旅客，再没有什么比这些更有意思了：看两岸像全景画一样从眼前掠过；观赏那些冰路省去了他跋涉之劳的山岭和河谷；不用行船就沿着岛屿滑过；时而经过一只被冰封住的小船，或许还有一艘轮船。

离开诺夫哥罗德约三个半钟头，我们到了第一站，天已经全黑了。

这些驿站里都有一间旅客房。这间屋子虽然由驿站主人出钱生火取暖，对漂泊的人却真正成了一个免费的家：他可以在那里吃、喝、睡觉，总之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更稀奇的是，他爱住多久就住多久，谁也无权赶他走。

这项特权虽是驿站长和帝国当局订的契约规定的，但即使不是强制的，照俄国人的性格，他们无疑也会乐意给予，因为这个民族本质上是好客的。

这种可爱的品质，或许是气候严酷的结果；不过我倒更倾向于相信——因为它是那么普遍、那么自然——这是一种幸福而慷慨的天性的结果。

关于俄国农民的优点，我以后还有话要说。我不是说这种仁厚的精神为他们所独有，事实上，它是所有阶级共有的。圣彼得堡的社交界对外国人不够亲切，这当然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就连那位老派的莫斯科贵族，尽管他傲慢，尽管他憎恶新的社会制度，尽管他遗憾莫斯科不再是皇帝的驻跸之地，尽管他还厌恶新都采纳的欧洲思想和时尚——尽管有这一切，这位莫斯科老爷的天性里仍深深扎根着敬重来客的古老传统，他把待客之道不仅看作一种消极的美德，还郑重其事地看作一种积极的义务。

在西伯利亚的驿站里，外来人常能在旅客房里找到愉快的伙伴，或者找到些消遣；旅客房很少空着。大家有兴致谈天的时候，话题是不缺的。往相反方向去的人，一开口就打听沿途他们关心的一切：路况如何，弄马时碰到了多少难处，是大是小。走同一条路的人，一般已经在一两个驿站碰过面，这时便像老相识一样互相招呼。驿站若恰好在一个村子里，附近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般都会来和旅客们一道消磨一两个钟头，十分融洽。他们很想从西边来的人那里知道政治上的一切，从东边来的人那里知道生意上的事。大家一起聊天，完全无拘无束，一点也不因为阶级、职业或地位而彼此隔膜。他们的交往总是和和气气、亲切友善。

可是在下诺夫哥罗德到喀山之间的各站，这种社交就不总是那么愉快了。

这一带的旅客，其实有点太「开化」了，所以不总是那么淳朴热情。他们也许对「平等」「博爱」这些新的社会原则领会得太透彻了，以至于不相信这些可爱的情感已经把他们周围所见的人性改造得那么彻底。他们把偶然碰上的人看作争夺住宿的对手，这些人在场只会耽误自己的行程；他们若享有自由——照他们的兄弟和同侪对这个词的理解，也就是从这句口号纯粹实际的一面去理解——倒宁愿把兄弟们的雪橇砸个稀烂，也不肯在他们有难处时帮一把。

我在这最初几站没有久留。因为我有弄马的特权凭证，在这里只碰到敌视的脸色和手势。所以离开之后十二个钟头，我已经走完了到喀山的四分之一多的路程。

我们继续在伏尔加河上走。天快亮时，马蹄在冰上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叫我吃了一惊：那已不再是在下诺夫哥罗德吓坏我的那种沉闷空洞的声音了。这声音对我来说是全新的，而一般人，尤其是最有经验的人——这一点可一点也不叫人放心——一听到它就开始不安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冰上能听到的最可怕的声音：那是一片哗哗的溅水声。我吓得竖起耳朵听；可是在下诺夫哥罗德我头一回受惊时，我的旅伴笑过我，所以这一回我过了好半天也不敢跟他说。

我大概已经从同俄国人的交往中沾上了过分的自尊心，正打算由他睡过去，脸上却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溅水，我的恐惧升到了顶点，再也压不住了。我一下子跳起来，差点从康斯坦丁身上跃过去——照西伯利亚的说法，他正「鼾声大得能吓跑狼」。这在实际的危险面前可算不上什么好办法。我一边叫醒他，一边心思好像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在这样的险境里，它们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使不出来呢？我的想象，无疑被旅途的诗意撩拨起来，竟叫我想起了命运女神在井边救起一个熟睡婴儿的故事。不过这里根本没有井轱辘，这很快又把我拉回到清醒的现实中来。我向康斯坦丁说明情况，言简意赅，足以给许多演说家做榜样。他问车夫是怎么回事，车夫满不在乎地答道：「是的，先生，化冻了；不过化的只是雪，冰还是一样厚。」

天上云很厚，夜色漆黑一片。车夫认路主要凭经验，其次就是凭水——路要是在冰封的河床上，拿水来指路，那可真是个要命的标志！我一声不吭地缩回雪橇底下；不过我得承认，我当时觉得冰一处接一处地塌陷、裂开、张开，然后又重新冻上，冻得够厚，才稳稳地托住我们。对一个激动的头脑来说，想象有什么影子投不出来呢？

渐渐地，非常缓慢地，天亮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出现了一种暮色似的微光，因为浓雾把几乎所有东西都遮住了，看不见。伏尔加河右岸连绵不断的那些山冈，山顶只在天边投下一道稍暗一点的影子。其余的一切都融在一片灰色里，什么也分辨不出来，连河岸也看不见。我们的耳朵很快就听见马蹄下传来不祥的噼啪声，这说明化冻已经开始在冰上动手了。接着，我们隐约看见雪橇经过时，左右两边裂开了一道道极其不祥的缝隙。车夫终于发觉情势越来越危险，认为是时候采取防备了。于是他像被一群饿狼追赶似的，一口气冲到了第一个村子。到了这里，我们终于脚踏实地，真是谢天谢地。

第二天夜里下起雪来，叫我们大吃苦头，因为对于坐半封闭雪橇的旅客来说，在这里没有哪种天气比这更叫人难受了。

前一夜的惊心动魄，尤其是三十六个钟头的这种我还不习惯的行路方式，叫我累坏了，我睡得很沉。因为天不很冷，康斯坦丁和我都没想到把遮住车前一部分的帆布放下来，而且也疏忽了，没把脸盖上。可是我们呼出的热气把雪花融化了，否则雪花早会叫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几乎没察觉自己的处境。雪其实已经钻了进来，处处落得厚厚的，连我们的脸都完全盖住了。雪还钻进了达哈的缝隙，在里面化开，把里面的衣服浸透了；水顺着我们的脖子和袖子直往下淌，我们浑身湿透了。要不是这时寒气开始逼人，把我们从睡梦中冻醒，事情很可能会弄得非常严重。可是那一醒，是怎样一番转变啊！我的神志起初好像还在离现实很远的地方游荡，怎么也弄不明白眼前的处境；我们确实睁开了眼睛，却什么也看不清；我们觉得有一股重量处处压着我们，却又什么也抓不住。我一会儿以为自己在说胡话，一会儿又以为自己在做一场逼真的噩梦；可是寒冷终于叫我清醒过来。我们头一件事，就是催车夫尽快赶路，好到第一站赶紧把身上烤干。这时风转向了北方，云散了，刺骨的寒气冻得我们手脚发麻。所有东西都冻在我们的衣服上，衣服摸上去硬得像鞣过的皮革，「根根竖起，好似发怒的豪猪身上的刺」。

幸好在这种窘境里，我们离喀山已经不很远了。天一亮，我们又能在伏尔加河的冰面上继续赶路，这大大缩短了路程。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一点左右，我们驶进了鞑靼人的这座古都，走完了一段在西伯利亚人看来又短又轻松的旅程。

五喀山——前往彼尔姆

喀山圣母——俄国人表示不满的方式——在一位显贵家中赴宴——他讲述的农奴解放——鞑靼人——雪橇旅行——流放犯的队伍——沃佳克人——欧俄的风貌

喀山城并不在伏尔加河畔，它离河的左岸至少有半英里。

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康斯坦丁把他的一位老同学介绍给我，这个年轻人刚在喀山大学读完医科。我很想看看喀山和它的近郊，这位年轻医生又对这一带十分熟悉，我便请他做我的向导，他十分客气地答应了。

我们先去了大名鼎鼎的大学，然后去了大教堂，它叫我很感兴趣。它的风格与拜占庭式不同——拜占庭式在俄国总是闯入外来人的眼帘，看多了终究要厌倦；这座大教堂却叫人想起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某些部分，显然是很久远的年代的建筑。它的绘画很粗拙，和这门艺术初创时期一样，不过在那个时代的作品里算是画得好的了。另一样引起我注意的东西，是那座实心银的主祭坛。

然后我们去朝拜喀山圣母，她是旅人的主保圣人。这位圣母从前被挂在森林中央的一棵树上。她在那里显了许多奇迹，叫满心敬畏的农民们肃然起敬，他们长途跋涉去朝拜，求她赦罪，求她垂顾。喀山的一位大主教见她暴露在这样荒野的地方，于心不忍，下令把她迎进大教堂，好让她在一个配得上她功德的圣所里受人尊崇。可是仪式后的第二天，这位圣母竟自己回到了林中她惯常的位置上，引起了极大的惊奇和赞叹。人们三次举行盛大的游行把她迎回城里，都是枉然，因为她一再显灵返回，分明表明了她的心意。圣母既不肯去教堂，教堂只好来就圣母；于是一座教堂便来到了、或者不如说在这块蒙恩之地上建了起来，接着又跟着建了一座修道院，它成了仅次于圣三一修道院的、俄国最富有的修道院之一。后来信徒们的住宅又渐渐聚拢在周围，如今喀山圣母不管愿不愿意，都被关在一座城里了。

读者想必明白，这位神奇的圣母，其实是一幅小小的画，用拜占庭风格画成，画得还不错，年代极其久远。

我想看看这件宝物，我们便去了，派人向女修道院长请求准许参观；可是，叫我失望又恼火的是，她拒绝了。无论在欧俄还是在西伯利亚，我为满足好奇心去参观任何公共建筑，只有这一回吃了闭门羹。

陪我的那位年轻学生对女修道院长的谨小慎微——或者说坏心眼——十分反感，他用一种意味深长却不大文雅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感受，这种方式在俄国人中间很常见：一次又一次使劲往地上啐唾沫。不过，尽管他这样不成体统地对待女修道院长的口信，对那位传话的修女却十分恭敬有礼，我们互相鞠着躬告辞，仿佛她给了我们天大的恩典似的。

这种用吐唾沫来表示不满或抗议的雅致习惯是如此普遍、如此流行，以至于连文学里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就在这座城里，我看过一出戏，剧作者竭力要尽可能生动地表现，一个成员之间不大肯互相迁就的家庭，家庭争吵能闹到什么地步。我虽然不懂俄语，这出戏却从头到尾都看得明明白白，原因很简单：剧中主要角色们最有力的论据，主要就是一再重复这个手势，这手势当然表现力远胜过文雅。

至于我那位年轻的同伴，就算有什么能拦住他在接到拒绝时同样激烈地回敬女修道院长本人，那也绝不会是什么敬畏之情或虔诚的顾忌，理由很充分：喀山大学的学生们以自由思想者自诩。

可是在俄国的国土上，更严重得多的是，他们把解放的理论扩展到最宽泛意义上的政治自由观念上去。不过政府一旦发现这种过分的热情冒头，就知道怎样把它压下去。波兰起义的时候，有三个学生把他们的观点表露得稍稍过于公开了，结果一个被枪决，另外两个被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荒漠。

农奴的解放自然在某些贵族地主中间引起了对先皇的强烈怨恨；俄国的自由派则在很大程度上靠着同情地主们想象中的冤屈，成功地和他们和解了；所以贵族和自由派有时怀着同样的希望，因而彼此走得更近。这两个阶级中既然弥漫着这种精神，读者听说我是经喀山大学的一个学生介绍，结识了一位俄国老贵族中的要人，也就不会奇怪了。

他给我讲了农奴解放的事，自然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的；不过我同许多人谈过这个题目，他们的看法因各自的利益或成见而大相径庭，所以我照这位俄国老贵族自己的话来转述他的意见，不加任何评论。他是这样开头的：

「从前，俄国的全部土地都属于贵族。农民当然要听凭他所住的那块地的领主摆布，得给领主干一定的活。不过领主从来不滥用这项特权；相反，他每年惯常分给农民一定数量的土地，让他们为自己耕种，作为对他们劳役的报酬。在这种安排下，农民干活是有盼头的：他为主人干活，土地因此得到改良；然后他又为自己干活，好在老年得些温饱。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出产更多，大家的日子也必然随之兴旺起来。

「可是后来，沙皇就像法国的路易十四一样，害怕贵族的势力日益增长，便把农民此前只是租种的土地给了他们。皇帝亲自承担了补偿领主的责任，却为自己保留了以地税的形式收取原有地租的权利；要是没有这番慷慨——这番慷慨与其说是真的，不如说是表面的——农民本来会继续把这笔地租交给领主的。从那以后，领主们失去了权威，几乎全都抛下了自己的土地；农民们发现土地的收益被皇家的税收吞掉了；而这项税本身摊派得又不公平，要费很大的周折才能进到国库里去。这场解放完全是为了增加沙皇的权威才给的，它的后果是先害了农奴，再害了贵族，最后害了国家。」

看来这位贵族是不肯承认有任何好处的。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变革，不管多么公正——而如今俄国的变革无不如此——在他看来都是罪孽。

在这些倒退的见解面前，法国最狂热的正统派的政治信条都会显得像是革命的了。

不过，我在他家度过的那个晚上倒是很有意思，那里一丝不苟地遵守着俄国的旧礼俗。从晚餐桌边起身的时候，每位客人都走到男女主人跟前握手致谢，主人则按规定的格式回答：「今天有幸招待诸位，上帝赐给我的这点吃食，还请诸位包涵。」此外他们还要加上些「祝您健康」「不在场的人未必总是错的」一类的客套话。

这些客套的习俗，表面上看起来不管多么可亲，一旦看出了它们的动机，就大大失去了诚意；这动机无疑是虚荣，尤其是想炫耀一点排场、一点破费的虚荣心。这些漂亮话的真正意思是：「请您注意，我刚刚请自己喝了一瓶香槟；让您亲眼看到这种奢侈的习惯，给我的满足胜过我从这瓶酒里能得到的任何其他乐趣。」

给喀山的街道增添生气的鞑靼居民，使这座城市格外风光如画。鞑靼人自从一五五二年起就失去了自己的领土，可他们在喀山无论走到哪里，都满可以昂着头，因为他们不仅是这座城的建造者，而且曾英勇地保卫过它，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把它攻下。他们几次勇猛出击，击退了许多次拼死的进攻，又英勇地忍受缺水之苦——俄国人切断了他们同伏尔加河的联系，给他们造成了这场灾难。胜利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时，鞑靼女王从苏尤姆比卡塔顶上纵身跳下——这座塔至今保存完好。

这座有趣的塔兼有宣礼塔和宝塔的风格，叫人想起这个相貌一半像阿拉伯人、一半像蒙古人的民族。它立在俯瞰全城的高地上，无疑是城里最美、最引人注目的景物之一。

鞑靼人的闺阁远比博斯普鲁斯海峡或突尼斯的难以接近，也许是因为伊斯兰教的狂热在这里因不甘受基督教统治而被激发起来，变得格外不肯通融。所以这些被严加看守的群体里，我连一个人影也没能瞥见。我颇有些失望，因为从她们的主人来推断，我料想她们一定很美。阿拉伯种族五官的端正匀称，在鞑靼人身上与强健的体魄、与一个不甘被征服的民族那种庄重傲然的目光结合在一起。这样得天独厚的体格，又伴随着同样高尚的品格；俄国人对这个民族不管多么轻蔑，却也采用了这样一句谚语：「像鞑靼人一样诚实忠信。」

喀山是通往西伯利亚的路上最后一座还保持着欧洲面貌的欧洲城市，因为它的许多房屋是石头造的，排成有一定格局的街道。所以我急着要离开它，去看看带点亚洲特色的东西。

康斯坦丁和我一起去为旅途采购吃食。我们备了香肠、一些鱼子酱、干酪，也没忘了白面包——泡在茶里的白面包，是西伯利亚旅途中的主要口粮。要到这一带来闯一闯，就既不能是美食家，也不能是贪吃的人。我常常惊讶地发现，维持人体所需的东西竟是如此之少，不禁纳闷我们法国人在家里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叫我们的胃那么少休息，又干那么多不必要的活。

我们第二回把三件沉重的皮衣一件件穿上。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我们又舒舒服服地并排坐着，在通往西伯利亚的大路那冻结的雪尘上滑行了。

雪橇要跑得轻快，底下的雪就得压得很实。私人雪橇不够多，压不出一条路来，所以这个活由运货的雪橇来干；它们一辆跟一辆排成一行走，所以大家想在上面滑行的那条压实了的路面非常窄。挑中的路这么窄，结果两辆雪橇交会时，没有一回不碰撞的；车夫们也不大在意避免相撞，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脖子十分安全，我前面描述过的那两根长长伸出的护木，足以保护他们免遭危险。这样有防护的雪橇飞快地擦身而过，有时撞得马和雪橇都翻倒在地，斜着甩到路外去。

最糟糕的碰撞，是两辆大小不等的雪橇相撞：大的那辆一般太重，不会像轻的那样被对手一撞就甩到一边，反倒会被从底下插进去抬起来，有时抬得很高，差点翻倒。

不过从来不会彻底翻倒。这样被撞开或被抬起的雪橇，靠一根滑木和长护木的末端溜着走，大家也不会为这点小事停下来。车夫在斜面上不抓着东西就待不住，便吊在车前的挡板上，全凭臂力保住自己的位置；马照旧飞奔，旅客们就这样半歪着身子走上三百、甚至五百码，直到路上某道车辙叫雪橇重新落回两根滑木上为止。

通往西伯利亚的路，每一段都各有其利弊，但只要旅人不再在冰封的河面上走，刚才说的这些事就是家常便饭。对没有经验的旅客来说，这种不停的颠簸最叫人难受的后果是睡不着觉。离开喀山后的一整夜，我一刻也没合眼；康斯坦丁却用一阵悠长响亮的鼾声清楚地证明他睡得很香，不管是他倒在我身上，还是我倒在他身上、甚至用全身的重量压着他，那鼾声都一样连绵不断。

我正在心里哀叹这漫长难熬、不曾入睡的一夜，天亮时，我们赶上了一队流放犯。这些可怜的人拖着镣铐步行，疲惫地跋涉着，前面还有一段长路，要一直走到东西伯利亚的尽头。那时我对杀人犯和盗贼的同情并不比现在多；自从我越过俄国边境那天起，谋叛者在我看来也不比他们好，或许还更坏些。可是看到这些不幸的人，前面还有三千法里的艰辛路程，而他们的命运——如果他们能活着走完这趟凄惨的行程——在那里等着他们的不是一个能叫他们宽慰的家，而只是一座监狱，我还是打心底里感到难过。

有几辆雪橇跟在这支队伍后面。我问为什么要这样跟着，得到的回答很简短：「给病号和公爵坐的。」这句话细想起来意味深长，它有力地叫人想到皇帝在俄国那可怕的权力：在这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每一个臣民，从最卑微的农奴到国内最高贵的公爵，都得俯首帖耳，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同等的服从中几乎消失殆尽。

事实上，皇帝可以不经审判就判处任何臣民两年监禁，甚至只要他认为合适，就可以把他终身流放。

我望着这些可怜的流放犯，忽然想到其中也许有一个是无辜的。要不是那时我已经成了一个太好的俄国臣民，不敢把这个念头存得太久，它准会叫我十分不安。

在西伯利亚，碰到步行的旅人一点也不稀奇。说实话，叫我想起格扎维埃·德·迈斯特笔下那位「西伯利亚少女」的女子，我见得很少；要是见到了，而且又同路，我也许会让她们坐我的雪橇，就像乌拉尔山区的农民们怜悯那位女主人公、帮她走完艰辛的旅程一样——她在那一带是很出名的。可是男人我却常常碰到，在各种天气、各种情形下，不顾大雪和严寒徒步跋涉，穿过一片望不见人烟的荒凉原野，要到某个遥远的地方去，或是指望给家里谋点生计，或是去朝圣，或是在政府的强制下到某个目的地去。

其中有一个年轻士兵，正在家里和父母一起休假，突然奉命回喀山的驻防团报到。他当时身体不好，可是尽管虚弱，他还是立刻动身了，甚至可以说是欣然上路，因为这是皇帝的旨意。人家会告诉我，他是不得不去；他无疑是不得不去；可是服从和忠诚的情感在俄国农民心里扎根如此之深，他为君主甘愿毫无怨言地忍受的苦，换了任何别人，一半也不肯受。

这个勇敢的小伙子快走到终点的时候，再也拖不动脚步了，一阵头晕，昏了过去，从雪橇压出的路上偏出了几码，倒在那里，几乎被雪埋住——平整的雪面骗人地掩盖了地面上一处陡然的下陷。我正好经过的时候，一个模样古怪的人把他从可怕的厄运中救了出来，正守着他。这位好心的撒马利亚人红胡子，一头红发压在一顶毛蓬蓬的厚皮帽下面；肩上挎着一张长弓和几支箭，脚上绑着两块又长又窄的木板，木板长得足以让他在雪上滑行时不陷进去，哪怕是在那年轻士兵几乎被不祥的雪抱住、快看不见了的地方。

我那时已经收集了许多关于土著民族的资料，几乎一眼就认出他是个沃佳克人。在这个好人的帮助下，我们把可怜的士兵扶上一辆货运雪橇——正巧有一队货运雪橇这时经过，简直像奇迹一样。安顿好之后，我们给了他一些白兰地暖暖身子，一点吃的，确信他平安无事了，我们才各奔前程。

我饶有兴味地端详这个民族的样本，这个民族不但比俄国人、而且比鞑靼人更早占据这片地方。沃佳克人似乎保留了他们古老的全部自由，在俄国东部错综无边的森林里游荡，追猎为生。我望着这个沃佳克人像森林之灵一样渐渐消失在树丛中，对他经过的沟坎毫不在意，仿佛根本没看见，我几乎后悔自己得走另一个方向。他是神话里那种半兽半人的结合：外表上，在肤色和粗野的举止上，是兽；内里，在仁爱和心肠柔软上，是人，我讲的这件事就证明了这一点——真是野性与多情的奇妙结合。我很愿意跟着这个人走，得以自由地同他一起去猎鹿、猎狼、猎熊，研究他淳朴的风俗，过他那奇特的生活。可是我连坐一趟雪橇都不能不累，两相比较，想到自己这么不经事，便觉得羞愧了。

一七七四年，沃佳克人有五万五千人，此后再没有做过人口调查。许多人改信了基督教，但仍有大批人是偶像崇拜者，至今还在他们森林深处举行他们那迷信的礼拜仪式。

在彼此相隔一定距离的地方搭起的帐篷，一般在某处长着成丛的松树和桦树的风景秀丽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圣所。这些帐篷只有一个口子，总是朝南。里面没有任何家具和装饰。（原注：见米勒。）

沃佳克人有三位主神：一位是万物的主宰和至高之主，叫作因玛尔；一位是保护土地和收成的神；第三位是主管水的神。因玛尔住在太阳里，太阳是他们最崇敬的东西。

一年中主要的节日在八月。那时，被称为图阿的大祭司来到我刚才说的一处圣所，在那里依次献祭一只鸭、一只鹅、一头公牛和一匹马。马应当是栗色的，不过必要时也可以是别的颜色，只是不能是黑色。之后信徒们吃这些牲口的肉；然后图阿收集血和油脂，装进胃囊里，连同一部分骨头一起烧掉；牲口的头挂在附近的一棵松树上，皮则卖掉，钱归大祭司。（原注：见帕拉斯。）

沃佳克人在埋葬死者之前，要仔细地给死者洗身，穿上华丽的服饰。要封墓的时候，他们往墓里扔几块银子，说：「这块地是你的了。」最后，家里有人病危时，亲属们习惯献祭一只黑羊。（原注：见米勒。）这些仪式总是秘密举行，所以帕拉斯和米勒费了很大的劲，才得以窥见我刚才说的这些奥秘。

在俄国，每逢新皇帝登基，照例要叫沃佳克人重新宣誓效忠。仪式很奇特。他们在地上铺一张熊皮，在上面放一把斧子、一把刀和一块面包。每个沃佳克人从面包上切下一小块，吃之前念这样一段誓词：「我若一生不始终忠于我的君主，或明知故犯背叛他；我若怠于履行对他应尽的义务，或以任何方式冒犯他——愿一头这样的熊在森林深处把我撕碎，愿这块面包立刻把我噎死，愿这把刀刺穿我的身体，愿这把斧子砍断我的手。」格梅林说，沃佳克人虽然屡次因宗教缘故受到迫害，却没有一例违背誓言的。

从喀山到彼尔姆的路，穿过一片片广大的常青树林。我走过这一带时，天气相当寒冷。寒暑表在摄氏零下二十度到三十度之间。在这样的气温下——这在西伯利亚一点也不稀罕——很少有一丝微风来扰乱空气的宁静。所以林中所有的树木几乎都纹丝不动，偶尔能察觉到的唯一动静，是一根树枝慢慢地弯下来，卸掉过重的积雪。

这种彻底的寂静——大自然这种无所不在的静止，仿佛她在暴风雨和大洋波涛中可怕地显示过威力之后正在休息——不无壮美；对于善于沉思的人来说，它或许不如她的其他面貌那样慑人，却更加庄严。一面，她向我们展示变迁和无常；另一面，展示不变和永恒。前者的激荡与喧嚣，也许更能叫我们鲜明地想到生命；后者的静止和坟墓般的沉默，却把我们的思绪引向永恒。

亚洲俄罗斯的面貌在心中引起的印象，与眺望大洋或非洲沙漠时的感受并无二致，那就是广漠——凄凉的广漠。

在这片不宜人居、无边无际的空间里迷了路，可不像在沙漠的沙地上那样只是因饥渴而憔悴，总还有获救的希望，无论多么渺茫；在这里，人是被寒气刺透骨髓而死，毫无希望地挨着；因为在绝望的眼睛看来这片地方无穷无尽，它那冰冷的气温一动不动就意味着必死无疑，还能有什么逃脱的希望呢？

这无边荒野的沉默与一成不变之外，还有另一种奇幻的特色，这无疑是这个国家无处不在的迷信的根源之一。在这些可以称为原始森林的林子深处——并不是说它们人迹未至，因为里面是有人住的——雪落得很不均匀。这里那里，巨大的雪松在枝下护住一大片光秃秃的空地；再过去一点，从较弱的枝条上崩落的雪堆成一座座高高的尖塔。风在一面把棱角磨圆，另一面又被结实的灌木伸出的枝条戳穿。结果这样堆积起来的雪便有了许多不规则的形状，在激动的想象中很容易变得骇人，尤其是天快黑的时候，这些白色的幽灵从枝叶纷披的雪松下那神秘的昏暗中冒出来。

这一站到头下车时，发生了一件小事，我得承认，它叫我为我的法兰西骑士风度脸红。我们在这里碰到两个女人，她们已经等了一整天，等驿站长高兴给她们马好继续赶路。这位独裁者就在我们到来之前终于回心转意，马已经套上了她们的雪橇，她们正要马上动身，康斯坦丁却亮出了我们的官差驿马证。「那是我最后一辆三驾马车了，」驿站长叫道，「很抱歉，我不得不，我十分遗憾，得让你们在这里等一等——」

「把那辆雪橇上的马卸下来。」康斯坦丁用命令的口气说，对他使这两个可怜的旅客陷入的尴尬痛苦的处境全然无动于衷。

起初我并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怀疑，打量过这两个人之后，我的骑士风度能否压倒我的私心，因为她们走还是留，就取决于这一个还是那一个了。如果说夜里所有的猫都是灰的，那么在西伯利亚，所有裹得严严实实上路的女人都一样不招人爱；况且，长时间的酷寒还给脸上添了一副邋遢相。

我不知道堂吉诃德面对这两位杜尔西内娅会怎么做；我既然不可能跟在她们后面走，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走在她们前面了。

读者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引出了什么后果。说来惭愧，我竟怯懦得至少用沉默赞同了康斯坦丁的决定；我们继续赶路，再没遇到别的事，一直到了彼尔姆，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拂晓抵达。

六彼尔姆——去叶卡捷琳堡的路上

西伯利亚的旅馆——一位议员——对俄国行政的见解与实例——民族音乐——开疆拓土的癖好——进入亚洲

彼尔姆虽然还在欧洲境内，却已完全是一副西伯利亚城市的模样：房屋都是木造的，没有楼层，彼此之间毫无章法地散落着。它的位置有点叫人想起下诺夫哥罗德。彼尔姆从一座山冈顶上俯瞰卡马河，从同一处高地上，还能远眺河那边一片覆盖着森林的广阔平原。

我住进了驿站旅馆。读者要是能看到我称之为「旅馆」的那座房子，准会笑出来。可是我们语言的贫乏逼得我只能用这个词：一座城市——而且是一个和法国一样大的省的省会——里旅人所能找到的最要紧的歇脚处，我总不能管它叫「客栈」或者「小饭铺」吧。

在日常用语方面，俄语丰富得几乎叫那些有勇气开始学它的人灰心。康斯坦丁常常想满足他的好奇心，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先生，一块麦穗刚刚抽出来的麦田，法语怎么说？」「一本书，读者一边读一边裁开书页，你们的语言里怎么称呼？」有时我回答：「我们没有和这个意思相对应的专门词语。」但更多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宁愿他看轻我的学识，也不愿他看轻我们语言的包罗宏富。

我房间的墙壁，和西伯利亚所有的房间一样，是用白灰刷的。家具只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沙发，没有梳妆台，没有洗脸架，连床也没有。这在西伯利亚就是旅客的房间了，而且还算是最讲究的一种；因为沙发在这里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东西，常常是没有的。况且，在这片风俗原始的土地上，谁也不知道躺在床上歇息那种沁人心脾的舒适。在恰克图，我接受一位富商的款待，他夜里睡觉，只把自己裹在一条毯子里，往两把面对面放着的椅子上一躺，就觉得很够了。

对外来人来说，代替洗脸架及其附件的东西，比代替床铺的将就办法更不如意。每家旅馆里，这东西都是一个小水箱，底下装着一根细细的铜管，钉在过道的墙上。旅客想照常洗漱，就把铜管抬起来，便有一小股水喷出来，淌过他的双手；他尽力把这点水接住、用上，尽管它「从指缝间溜走了」。然而，这种清洗的办法，在每一个西伯利亚人看来，不论男女，即便不如土耳其浴那样彻底，显然也一样中用。

在我全部旅程中，很少有哪一回像在彼尔姆这样失望：经过一段漫长劳累的雪橇旅行，我满心盼着能痛痛快快地洗一回，结果却只找到这么一小股细流可以站在底下。我明知到别处去找更好的设施也全是白费，便决定立刻表示抗议，出门买了一只大铜盆，叫人搬进我的房间，坚持要他们灌满水。于是我的洗浴不止一次成了旅馆老板和康斯坦丁之间激烈争吵的题目。幸好康斯坦丁充分理解我对洗浴的重视，热心地替我辩护，每回都占了上风，不过总要费一番大力气，而且总少不了人家大大数落我「不爱干净」，证据就是四下溅得到处是水。

旅客还有一件极大的不便，那就是房间没有办法通风：他被关在里面，每一道缝都用油灰封得严严实实，温度升到摄氏二十八度、三十度，甚至三十五度——也就是孟买夏天的温度。而西伯利亚中部冬天的寒冷，很少低于零下三十度，所以一出门，就得忍受六七十度的温差。

他们把我雪橇里的东西统统搬进了我的房间——因为这些东西不管多么五花八门，一旦不再赶路，就总得摆在旅客眼前——我差不多要睡下了，康斯坦丁却领进来一位先生，介绍说他是彼尔姆省议会的议员。

一位议员，不管他出身如何、有什么权利、担任什么职务，似乎都是自由制度的一个标志。这种人物，思想里带着一点分权的味道，又野心勃勃地想扩大自己的权限，一般只有在民主国家才能遇到。所以，我得承认，在俄国的空气里碰到一个顶着「议员」头衔的人，我着实有些吃惊。我发现他很健谈，彬彬有礼，对我们的历史和制度了如指掌，法语说得也很流利。他还兼任矿务工程师。所以我觉得可以同他谈许多题目，而他举止谦和、乐于交谈，也给了我一些鼓励。也许他打着观点相同的幌子，会同我在喀山遇到的那位老贵族联手对付皇帝，暗地里却留着一手，等贵族们充分为他所用之后再把他们甩掉。

我恭维他的职位尊荣——他正是为履行这个职务才到彼尔姆来的——他答道：「这份荣誉我满可以不要，因为我们的省议会远远享受不到你们省议会的那些特权。皇帝设立省议会，是想叫人相信他开明，实际上却只给了它们一些虚幻的权利。首先，议员是由彼尔姆省的大地主们提名的，沙皇授予他们派一名或几名代表出席会议的权利。议长由政府任命。无论如何都不许讨论政治。彼尔姆总督只要愿意，可以完全不理睬议会的意愿或表决。不错，议会可以向圣彼得堡的枢密院申诉，可是答复总是一个样：它直接出自皇帝的内阁，宣布解散议会。所以我们的表决远远没有法律的效力。我们三次要求修一修从彼尔姆到叶卡捷琳堡的路：您很快就会看到，您上路的时候它还是什么样子。」

这位和蔼可亲、见多识广的人同我谈了许多有趣的见解，我只提一条关于帝国财政的。我表示惊讶，俄国这个被认为很富有的国家，流通的硬币却这么少。「政府错就错在，」他说，「不从农业、不从国内丰富的金属矿藏里去寻求主要的收入。它被外贝加尔地区的黄金财富晃花了眼，指望靠这些来维持财政。有一道诏令，对不把从地下采出的全部贵金属送往圣彼得堡的金矿主处以最严厉的刑罚。皇帝就这样从源头上垄断了俄国所有的黄金，然后只用钞票偿付他的臣民。除非在行政和税收分配上立即进行重大的改革，否则这种局面只会越来越糟。事实上，预算达到四五亿卢布，而国家从矿山所得不过七千五百万到八千万卢布。要是他们继续发行这么多纸币，俄国的纸币还不知要贬值到什么地步呢？」

这位有趣的矿务工程师接着从财政转到更广泛的一般政治话题上，又说：「一个人不可能知道这么广大的国土上发生的一切。可是即便皇帝真能从一个明智的反对派的质询中得到启发，他也一定会小心不把这种成分引进宪制里去。我举个例子给您看看帝国高层行政的无知吧：我每年照例领四千卢布，名义上是作为工程师，监督一家官办工厂的运转，而那家工厂已经关门五年了！」

听了这番坦白，我忍不住笑了；得知这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我觉得它实在是一锤定音、无可辩驳。

我感谢这位来客的愉快陪伴，心想这句俄国谚语用在他身上正合适：「官家的鸟儿，谁放它走之前都要拔几根毛。」我请他晚上带我去旁听省议会的一次会议，然后同康斯坦丁一起去参观离彼尔姆约三英里的一座重要的铸炮厂。

这座铸炮厂的厂长声称，这里出产的大炮胜过普鲁士迄今造出的任何大炮。

省议会的那次会议索然无味，因为没人发言，很快就散了。议员们应过名，就马上离开，去听一个巡回乐团的音乐会，乐团由斯拉文斯基先生指挥。

俄国人民本质上是爱音乐的，什么场合都要唱歌。婚礼过后，宾客们登上八辆或十辆雪橇，一辆跟一辆排成一行出游，一路唱个不停。葬礼和洗礼时也是如此；有时——只要天气不太严酷——什么缘由也没有，只因为是冬天，没有活干。那晚的全部节目，就是这样的歌曲，由一个四十人的歌队演唱，他们走遍全国演唱民间曲调：他们的嗓音既丰满洋溢，和声又出奇地质朴。

人离一心向往的目标越近，就越不耐烦；所以我渴望着终于踏上西伯利亚的土地。我离叶卡捷琳堡的距离并不很远，满以为很快就能走完。可是，唉！那位议员说得一点不错。那条路的确糟糕透顶。一长条地面，没有一码是平的，大坑一个接一个，连绵不断——不是普通的车辙，而是三英尺、四英尺、甚至五英尺深的大坑！我真不知道怎么能管这叫「路」。车夫得把雪橇落进坑里的分寸算得十分精确，免得车子往前一冲撞断马腿；然后他得爬上沟的另一边，还非得使出老大的力气不可；刚一爬出来，又得准备钻进下一个坑里去。

读者不难想见，这样的行路方式对一个可怜的旅客会有什么后果：寻常的劳顿之外，又加上像蜗牛一样的慢，他加倍地疲惫。我花了二十四个钟头才走完二十八英里！我气坏了。我原指望能望见乌拉尔山脉，可是一阵狂风卷起积雪，把它旋成一根根直冲云霄的移动的雪柱，几百码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我开始向康斯坦丁发问。「这雪底下，夏天有什么？」「草。」「有什么用？」「一点用也没有。」「谁来割？」「没有人。」「这些树林谁来砍？」「没有人。」「这些土地都有主吗？」「不一定。」「那么这片土地是什么也长不出来了？」「恰恰相反，要是有人耕种，它会非常肥沃。」「可是，你们的皇帝既然从自己的土地上能得到那么多，为什么还那么热衷于征服呢？他家里明明有更丰富、更可靠的财源，为什么还要到外贝加尔、到乌苏里河谷去找金子，而且照你们的说法，不久也许还要到朝鲜去找？他为什么要把军队开进鞑靼地区那些从前独立的、炎热的沙漠里去？他在自己的土地上明明能赚得多得多，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去征服希瓦？」

我等着他回答这些问题。康斯坦丁像牛蒡一样死死粘着他皇帝的荣光——我倒要为他这股劲头祝贺他——他轻蔑地答道：「我很能理解，法国人的国土还没有我们彼尔姆一个省大，自然会嫉妒我们幅员辽阔。先生，您瞧，我们正向征服整个亚洲进军，那是我们民族的摇篮；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那是我们宗教的发源地。」

我的同伴大为不快，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我便闭上嘴，好让他有时间平静下来。这番谈话过后一个钟头，我想看看他是否还在记恨我。「我多么盼着走到头啊！」我叫道，「这条漫漫长路把我累坏了。」「啊！可不是嘛，先生，」他叫道，昂起了头，「俄国多么伟大啊！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帝国有这么辽阔的疆域了！」「您错了。」我答道，一边掂量着我们刚刚穿过的那些荒芜而毫无用处的土地。「那么请问是哪一个？」「海洋帝国！」我一本正经地答道。于是他那扁平的鼻孔张开了，气得直抖；我耐心地等着他冲我来一句重重的俄国咒骂。

尽管康斯坦丁自尊心很强，脾气却还算投合——至少对我是这样。有时他会叫我生出一种几乎是怜悯的感情，我简直掩饰不住。就在我们翻越乌拉尔山的时候——那几乎觉察不出的隆起，只因为在俄国才被叫作山，要是在孚日山区，不过是座小山；在阿尔卑斯山里，不过是个小土包；在喜马拉雅山里，不过是一道山脊——就在这里，我们来到一个村子，全是木头房子，和所有俄国村子一样，只是它倚着山坡，显得风景如画。再往下一点，有一座房子，木料用得比别的少些，四周有几棵树。康斯坦丁的眼睛盯在这个地方，出了神。「多么迷人的住处啊！那些人一定很幸福！」他叫道。这句话叫我生出几分怜悯，我心想，他要是能看到我们笑盈盈的比利牛斯山，或者五月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喜气洋洋的诺曼底山谷，不知会兴奋成什么样子。

离开彼尔姆两天之后，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九点左右，我们越过了标志着欧亚分界的那道界线。那是一座石头建筑，既不很高，也不很美，但它的朴素和孤零零却给旅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天分明没有给俄罗斯帝国的这一部分以欧洲疆界那种雄伟的标志。世界各大洲——各国往往也是如此——一般都以雄伟显赫的天然边界为界，比如大海、高山、沙漠，或是某条壮丽的大河。可是在这里，乌拉尔的山脊如此低矮，如此配不上它作为分界的角色，以至于人觉得自己有责任插手，用他那侏儒般的作品来宣告：「就是这里！」

终于到了这里！我们将怀着怦怦跳动的心走进去，尽可能深入古老亚洲的奇异土地——那是每一个旅人的梦想。我们将设法尽早到达贝加尔湖畔、蒙古和中国的边境；因为我担心读者已经厌倦了我叙述的单调，正如我自己离开彼尔姆以来一直苦于这条漫漫长路的单调一样。

七一行人在去秋明的路上

叶卡捷琳堡的工商业——唱颂歌的小天使——在卡梅什洛夫过圣诞——驿站里的盛宴——秋明——它的地势——它的吉卜赛人——冰藏的水果

我们在亚洲走了九到十个钟头之后，到了叶卡捷琳堡。这座城市应当给俄国许多其他城市做个榜样。它的居民十分勤劳，懂得利用本地的资源。他们有炼铁厂和许多别的金属作坊。乌拉尔山出产大量色彩斑斓、晶莹剔透的石头，他们把这些石头雕琢得很有艺术性，做成品味很好的室内陈设。

那家把这些石头雕得如此精妙的作坊，经理给我看了一座价值连城的壁炉台，刚刚完工，就要送去献给皇帝。我问他作坊的业主是谁。他答道：「国家。」「那么这样一件艺术奇珍，谁来付钱呢？」「国家。」他又补了一句：「国家付钱，皇帝收货。」天下的君主里，也许没有几个比俄国皇帝更有资格说「朕即国家」了。

回到客栈，我听说普法菲乌斯先生刚到叶卡捷琳堡，想见见我。这是意想不到的事，我格外高兴，立刻就去拜访他。

在人家指给我的那座房子里，我欣喜地又见到了我在圣彼得堡分手的那位彬彬有礼、气度不凡的人。「您打算很快动身吗？」他劈头就问。「越快越好。」「那么我们一道走吧？」「求之不得。」「那就说定了。」

谈话间，恰克图专员的房间里出现了两位女士：一位三十岁上下，高挑的身材，美得像一尊古典雕像；另一位个子小些，年轻得多。后者那一头美丽浓密的金发，毫无拘束地披在肩上，我觉得妩媚极了。她那年轻的脸庞洋溢着清新和活力。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普法菲乌斯先生说，「这位是格兰特太太，这位是坎贝尔小姐。这两位女士也去恰克图，我相信您会和我一样，非常乐于有她们作伴。」

同这两位美丽的旅客交谈了几句，我得知格兰特太太不是英国人，而是俄国人，在恰克图嫁给了一个英国人格兰特先生；她丈夫不得不回英国去待两三年，她陪他去了；如今她正要回她的故乡恰克图去和丈夫会合，丈夫也快到那里了；她带着坎贝尔小姐作伴。

坎贝尔小姐是个英国姑娘，和她的许多同胞姐妹一样，有点爱冒险。她离开祖国，就像她留在那里一样轻松愉快；如今她似乎很喜欢这种漂泊的生活，尽管她既料不到它的结局，也料不到它的后果；她一天比一天深入亚洲，到处跑，只为了看遍一切、搜罗每一点见闻，就觉得快活。「路上累吗？」我问她们，满以为会听到一番诉苦。「一点也不累，先生。」坎贝尔小姐答道，那神气仿佛在说，怀疑她为颠簸这样的小事吃了苦头，是伤了她的面子。「你们去恰克图走鄂木斯克吗？」「那是白白绕道，我们直奔托木斯克。」「那么你们会走得很快了？」「能多快就多快。」「至于我，」我说，「我倒喜欢慢慢走。」听了这话，她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个活泼的念头。「真的吗？我们可想不到。」「嗯，为什么呢？」「人家说您到处弄马都格外有本事。」

这句话叫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接着说：「哪怕是牺牲女士们的利益吗？」「很有可能。」「那么您认识某一位，在某一个驿站不幸因我的性急吃了苦头的人？」「不是不可能。」要不是她明白地这样说，我是绝不会相信的。我怎么也不能相信，眼前这些雅致的衣装，竟能把我在喀山和彼尔姆之间那个驿站见到的、两个那样无可修饰的身影打扮出来。因为那时她们兜头兜脑，身上压着一层层粗糙邋遢的毛皮，活像两捆生皮子，一点也不像人，谁也想不到在那么多层皮子底下竟藏着美貌。读者不难明白，西伯利亚严酷的气候是多么不宜衬托女性的美貌。

我恳切地请求原谅我的行为，也替康斯坦丁求情，他在两人中罪过更大。第二天，我们大家分乘三辆雪橇，一辆跟着一辆，在去秋明的路上飞快地滑行。每到一站，我们都乐得有机会一起聊天，笑看驿站长们的窘态——普法菲乌斯先生对此若无其事；我们高高兴兴地迎着风雪和严寒——这两个西伯利亚旅人注定要与之搏斗的敌人——却不敢发出一丝怨言。

读者当然知道，俄国没有接受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对历法的改革；所以我们在一月六日拂晓到达卡梅什洛夫小城的时候，在俄国其实才刚是圣诞节。我们刚在桌边静静坐下喝茶——俄国旅客照例每站都要喝茶——就有五六个小孩子走进我们的房间，唱起圣诞颂歌来。

我很少见过比这群金发小脑袋更动人、更可爱的画面了，他们用童稚纯净婉转的歌喉，颂唱着圣史中最富诗意的一幕。真有比这一天更适合唱歌的日子吗？说真的，我一向认为，倘若上帝在圣诞节这天把天界的帷幕揭开一刹那，我们就会看见一群群天真的孩子来来往往，周围回荡着甜美的音乐，向下界的人们吹送和平与喜乐。那天一大早在卡梅什洛夫给了我们这番惊喜的孩子们，在我的想象中，就是从这天上的队伍里走散的一群。

这幻景同他们的造访一样短暂，刚一消失，我们就看见从另一边——这一回是人间的一边——走来一对年轻人，还有一个保姆，抱着一个很小的婴儿。「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康斯坦丁叫道。「涅姆钦诺夫太太！」格兰特太太叫道。接着便是握手、拥抱；我们又到了熟人中间。

这位涅姆钦诺夫太太是恰克图一位茶商的妻子，她不顾自己身怀六甲，已到后期，去莫斯科看了在寄宿学校读书的一个女儿；她儿子陪着她，而那个在旅途中降生的小生命，如今正在去恰克图的路上。

在我们国家，毫无疑问，很少有女人能胜任这样的旅行，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可是在俄国，这样的事一点也不稀罕。

接着，我们还没喝完茶，又进来一群孩子，唱着同一首歌；可是这群孩子即便还有什么残存的天使幻影，也会立刻把它驱散干净，因为这些土生土长、未经调教的小崽子显然既不圣洁，也不可爱。

歇够了，我们又上路了。

西伯利亚三驾马车当中那匹马的颈圈上，总是高高地架着一道弓，这道弓起着撑子或弹簧的作用，把车辕撑开，同时车辕又由一根绷紧的绳子拢在原位。颈圈由上面的弓撑着，又靠在这根绳子上，就不再压在马脖子上，从而减轻了马的疲劳。这种套车的办法着实巧妙。弓上一般挂着五六个铃铛，它们欢快的叮当声，稍稍打破了旅途的单调。

我们这支四辆雪橇的车队叮叮当当地离开卡梅什洛夫，颇为热闹。普法菲乌斯先生和他的仆人在前面带路；接着是第二辆雪橇，坐着格兰特太太和坎贝尔小姐；我和康斯坦丁坐第三辆；涅姆钦诺夫太太和她的一家老小坐一辆四匹马拉的巨大的篷式雪橇，殿后。

这一段旅程，即便不是最有趣的，至少也是最愉快的。

晚上坐下来吃饭的，是我们七个人，而且是欢天喜地的七个人。菜单大大增添了我们的乐趣。每人都拿出自己的存货，成了一场妙趣横生的野餐，趣事层出不穷。我们拿出来的有冻面包、冻鱼子酱、冻蜜饯，还有香肠，硬得哪怕顶在膝盖上，使多大的劲也休想把它掰弯。

请想象一下，七个饥肠辘辘的客人，围着一张摆了三十道菜的桌子坐着，其中任何一道，谁要是没耐心等一点热气起作用，准会把牙齿崩掉。不过热气渐渐起了作用；每样吃食在它面前一松软下来，每张脸上就漾起满意的笑容；等到刀尖终于扎进哪一样的某个部位，一阵欢呼便宣告胜利在望。

话题是不缺的。因为我是法国人，而俄国人法语说得好——这对不懂俄语的外国人大有好处——那天晚上桌上说的全是法语。

年轻的涅姆钦诺夫没怎么出过远门，没离开过恰克图多远，是我们中间最不懂法语的。他精通汉语和蒙古语，也许觉得有了这门本事，足以弥补他对西方语言的无知。表示满足、满意、赞同、高兴，他只用一个法文词儿，意思是「很快活」，而且说得十分费劲，那口音叫这个说法越发古怪了。「您要是肯教我英文，」他对坎贝尔小姐说，「我就很快活了。」这位年轻小姐法语很好，似乎处处留心找机会拿他的措辞打趣取乐。

饭后，那位年轻的英国小姐和她新结识的俄国朋友之间不停的调笑——那调笑像一瓶新开的香槟，不时迸出火花，叫我们十分开心——渐渐平息下来，变成了这对年轻人之间比较严肃、大概也更融洽的交谈，成了两人私语，叫人想起格林卡音乐的那种柔滑缠绵。这个变化引我去揣测，这场看来颇有意思的调情会有什么结果——那番调笑恐怕无意之中，却十分有效地为它铺好了路。

不管我的猜测对不对，格兰特太太却有另一番看法。登上雪橇的时候，她悄悄对我说：「我敢肯定，您那位康斯坦丁先生爱上了我的英国小伴儿，所以您绝对劝不动他走鄂木斯克了。我看得很清楚，结果我们大家会结成一伙，一直走到伊尔库茨克。」「康斯坦丁恋爱了！」我不信地笑着叫道，「那在我看来太滑稽了，滑稽得不大可能。可惜路上我将享受不到你们作伴的乐趣了，因为我已决定走鄂木斯克；而康斯坦丁对我那么有用，很抱歉，我离不开他宝贵的效劳和愉快的陪伴。」据我揣度康斯坦丁的感情，倘若他自负地以为有哪位美人为他坠入情网，他从思量自己对她的影响力中得到的满足，要远远大过自己心里生出任何类似的朦胧情愫。格兰特太太对我的决定显得有些失望。「您也不会因此错过一段浪漫的插曲，」我又说，「因为，如果我的眼睛没有骗我，年轻的伊万已经不再只是『很快活』了，他对您那位美丽的年轻同伴的风姿有点动了心；而且我想，他已经得宠到足以惹起那个绿眼睛的妖怪——嫉妒——了。走着瞧吧。」

第二天，我们到了秋明。这座城和帝国几乎所有的城一样，坐落在河岸的高地上俯瞰着一条河；秋明的这条河是图拉河。

它唯一显著的特点，是建在图拉河同另一条小河的汇合处。那条小河在这里被当作一条小溪，连地理学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可它却和巴黎的塞纳河一样宽，水势之猛，足以在秋明的山冈上冲出一道深谷，流进图拉河。

河上架了一座桥，却在峡谷的谷底。两边的陡岸一点也没有削缓，所以旅客要爬上对岸，就得飞快地冲下这边的坡，凭着这股冲劲过桥，再往前冲一段。

雪橇都是全速奔驰完成这一壮举的。至于步行的人，他们下坡一般不是用脚走下去的，而且比他们情愿的快得多。平日慢吞吞的牲口，几秒钟就滚下去了，好像在玩俄罗斯滑山。那里的一切都以令人头晕的速度往下冲。这座城没有多少叫外来人感兴趣的东西，却完全是一副东方的模样；露天的集市，不顾气候严酷，叫人想起叙利亚和非洲的集市。

在咖啡馆里，女人们到了一定的钟点就穿上绸衣——却不脱掉她们那肮脏的衬裙——专门唱歌跳舞给客人取乐。

在非洲，人们喜欢听阿拉伯舞女的吼叫，那是出于对异国情调的爱好，也因为没有别的可听；可是在俄国这个有着甜美而神秘的旋律的国度，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鼓励这些叫人厌恶的吉卜赛人放开嗓门。那些赞美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吉卜赛人的人，他们的评价倒也并非全错；在那里，吉卜赛人开化了，受过一点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性格也失掉了本族的特色。可是在秋明这里，他们却在自己的本色之中。我不幸好奇，冒险走进了一家这样的咖啡馆，随即赶紧逃了出来，高高兴兴地回到我的旅伴们中间。

晚饭末了，我们吃到了一些冰藏的上好水果。这种保存水果的方法是西伯利亚所特有的。严寒一来，就把这些水果放在露天里，尽可能放在朝北、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它们就这样冻透了，在西伯利亚，肉和其他一切新鲜食物都是这样保存的。

这些水果从坚硬的冻结状态中复原过来，依然保持原味。端上来的时候，它们硬得像木头，掉在地上，响声像石头一样。

热气渐渐使它们的质地软化，于是它们又恢复了原来的形状。我在秋明尝过一只梨，它原已熟过了头，而从那时起，就滋味而言，一切进一步的变化都被完全止住了。这种保存食物的方法，似乎简便、节省，而又十分成功。

夏天，从托木斯克经托木河、从鄂毕河、托博尔河和图拉河驶来的轮船，都在秋明停靠。所以这座城市是一个相当大的货物集散地〔注二〕，这似乎是它唯一值得一提之处；因为它既没有工厂让对实用技艺好奇的人感兴趣，也没有秀美的地势吸引热爱自然的人。

八鄂木斯克草原上的惊险一夜

西伯利亚一种讲排场的风俗——草原——墓地——鄂木斯克——它的地势——它的社交界——一位市民讲农奴解放——克鲁皮尼科夫先生——探访吉尔吉斯人的营地——鄂木斯克的化装游戏

我们早上八点左右离开秋明。康斯坦丁深知西伯利亚的风俗，在雪橇里放了几瓶香槟，以备即将发生的事。这个防备很好，可惜，唉，备得不够。

在西伯利亚，开一瓶香槟，是在众人艳羡的目光前所能摆出的最大的排场。这是因为香槟价钱昂贵，加上时尚的反复无常。在美国，据说「讲体面和穿干净衬衣一样必不可少」（原注：语出爱默生。）；在这里，要是把「做该做的事」也算作体面之一，那么干净衬衣恐怕倒得给体面让路了。在西伯利亚，一场宴会、一个节日、一个纪念日，或者任何类似的仪式，若是没有香槟，就会被认为缺了最必需的东西；而从印度河到北极，文明世界都被那种古怪的公论束缚在时尚之下，这里的常识当然也没有强健到能置之不理的地步。

离开秋明约六个钟头，我们到了一个要分道扬镳的地方。普法菲乌斯先生、格兰特太太和涅姆钦诺夫太太要走去托木斯克的路，而我得稍稍往南拐。为了挫败这个计划，格兰特太太耍了一个小花招，差点叫康斯坦丁昏了头。为了劝他别依从我的计划，格兰特太太坐进了涅姆钦诺夫太太的篷式雪橇，然后安排伊万和她的年轻同伴并排坐进另一辆。康斯坦丁显然被这位英国小姐的魅力迷住了，看见她同伊万促膝而坐，便抓起一瓶香槟，剪断铁丝，把瓶塞对准他情敌的脑袋射去，坎贝尔小姐小心地用她的大皮手套替伊万挡住了；于是四面八方都开起火来，我心想，开了这么多瓶酒，不知要揭开怎样一场不合时宜、有伤风化的狂饮。幸好我们只尝了很有节制的一点。然后，我的旅伴们按照西伯利亚一种讲排场的风俗，都下了车，每人拿着两瓶酒，走到我的马前几步远的地方，把这珍贵的饮料倒在雪地上，正倒在我的雪橇滑木将要经过的地方。我也一丝不苟地行了同样的礼——这仪式太庄重了，不容一笑亵渎，可我几乎忍不住要笑——然后我同这支十分可爱的车队告别，不过大家都指望着在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或恰克图再相见。

我们重新上路，这回是各走各的方向了，我又听到几声开瓶塞的响声。等铃声消逝、人影全无，康斯坦丁可怜巴巴地瞧着我。那番促膝谈心显然在他胸中留下了隐痛，哪怕我冒昧去做这件微妙的事，任何安慰的努力也都会被顶回来；因为据我看，他并没有从坎贝尔小姐那里得到丝毫鼓励；而这一回，自尊心和被冷落的爱情所受的伤，又不能用同一种药来治，我既然没有别的药可给，就只好让这病自己好了。

这条路上，一下子叫我感触的是它绝对的荒寂。从中国运茶叶和其他货物、从外贝加尔运土产到下诺夫哥罗德去的货运雪橇，都避开鄂木斯克，走这里是白白绕远。所以在这一带难得碰上一辆雪橇。况且雪也几乎没有压实到可以轻松行走的程度。在这里，没有了那种来往，人就被一种荒野、凄凉的广漠、悲哀的沉寂之感压得透不过气来。草木渐渐稀少，越来越零落、越来越矮小，然后完全消失，旅人终于走进了大草原。

可是夏天的草原多么不同啊！那时它是一片无边的牧场，那丰茂鬈曲的青草用它清爽的颜色抚慰着人的眼睛，又用它厚实的草床护着人的身体免受颠簸。

到了冬天，它是一片被积雪覆盖得平整洁白的广阔平原。可惜法语在这里又不够用了，没法用一个词来说明它轮廓的特点。我们管博斯平原叫平坦的地方；可是披上雪装的草原并不像博斯平原；它既不像风平浪静时的地中海那样平，也不像河床那样平。草原的表面处处都是严格水平的。不过上天——仿佛要稍稍补偿画家的眼睛，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有趣的风景——的确在这片光秃秃的土地上洒下了一些最美妙的光影，任何土地都没有这样美丽灿烂。然而，尽管有这种变幻多姿的魅力，它那毫无欢乐的面貌还是压在走进这片荒漠的旅人心上。

我们早上九点过了伊希姆；傍晚五点左右又换了马，那时天已全黑，我累得睡着了。忽然，一下可怕的撞击把我惊醒，康斯坦丁也同样猛地醒了。我们的车夫在这片可怕的荒野里迷了路。没有月亮，星星又被浓重的雪云遮住，这两件事合起来造成了这场祸事。他怕被人小看，也许还怕受责罚，所以没有立刻承认自己的笨拙和失误；至少三个钟头，他一直信马由缰地乱走，希望能重新找到路——当他已经完全失去方向、找不到任何标志的时候，这希望可实在渺茫。我们刚才落进了一个被雪掩盖着的坑，他这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康斯坦丁和我从毯子里钻出来，下了车，提着灯去找路。四下一看，只见我们的雪橇和马匹几乎被雪埋住了，这景象真是凶兆。雪橇只露出一个车篷，马也只露出肩膀和脑袋。

我们自己陷到齐腰深，每迈一步都得使出老大的劲，还得顶着猛烈刺骨的狂风，那风一路卷起的雪都砸在我们脸上。我们就这样拼命挣扎，想看清前面几步——那是我们能指望看到的最远的了——却毫无用处，只好绝望地回到雪橇里，喘口气，恢复一点力气。

这样苦苦折腾了一个钟头，我们对该走哪条路仍和起初一样茫然，而且已经筋疲力尽了。地面上除了雪，什么痕迹也看不到；因为四周不远的地方，就只有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透；天上看不见一颗星，空中听不见一点声音，能叫我们冒险选一个方向而不选另一个。情势危急万分，除非我们甘心听天由命，否则就得作最后的努力。在这进退两难之中，我们一起商量下一步该试什么办法。商定之后，车夫卸下一匹马，打算尽快骑着它去找个村子；他一手提灯，一手牵马，开始徒步寻找他走失的那条路的踪迹。

我们看着他同风雪搏斗，直到最后一线灯光消失；然后康斯坦丁和我被抛回到黑暗中我们自己身上——这是一个天亮还远的夜晚，一片无处藏身、看不到退路的荒寂——除了我们的惊惶，几乎没有什么可想的。我们想到那些可怜的马，一动不动地露在外面，想到我们没法替它们御寒；看到自己如此无能为力，我们便裹紧毛皮和毯子，重新钻进我们的栖身之所。在那里，我们尽量互相打气。我们在想象中看见一队队吉尔吉斯人经过——其实我们离他们确实不远——想象自己被俘，押进鞑靼地区的腹地，押到某个尚未归顺的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去。我们还看见——这一回可不是幻影——五六群狼在我们那几匹可怜的牲口周围转悠，等着它们快死或死了好饱餐一顿；幸好我的左轮手枪一响，这些游荡者就四散逃走了。开第一枪的时候，我不无一阵恐惧，因为我一点也拿不准后果会不会是一场灾难。我没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把步枪装在箱子里，所以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防备，万一狼群在我们这孤立无援的处境里壮起胆子来，一齐进攻，那可怎么办。我们无路可退，只能躲在帆布后面；我们可以把前面封上，可是单凭一支左轮手枪的射击，这层帆布又能抵挡它们的攻击多久呢？所以它们消失了，我们真是欢天喜地。

许多难熬的钟头就这样过去了。因为我们一心等着我们的人回来，他也许会带来我们还没有绝望的救援，每过一个钟头，合起来都好像一连过了许多个夜晚。他走了很久，我开始怀疑他是否可靠，心里备受折磨。如果我们能离开这里，侥幸到了第一个村子，他难道不会料到要为自己严重失职造成的后果受到严惩吗？那后果也许还包括损失马匹。他难道不会以为，把我们丢下不管，就可以逃脱惩罚吗？接着我们想到带在身边的那点可怜的干粮；我决心还不向那可能等着我们的命运——被遗弃、长久挨饿受冻——投降，便向康斯坦丁提议下车，徒步循着车夫的足迹走，指望能从这险境中脱身。

我们下了车，正要把计划付诸实行，却惊恐地发现，一点足迹也找不到了。狂风大得把雪刮过了他走的那条路，看不出一点凹痕，哪怕是最浅的；每一个脚印都被抹掉了。离开原地乱走，我们很快就会迷路；留在原地，我们的命运似乎也同样难逃，但因为有些干粮和遮蔽，这命运会拖得长些，而天一亮，也许会带来救援。「等天亮吧，」康斯坦丁说，「那时，要是我们的人还活着，也许能远远望见他；因为这会儿，他要是没找到路，也一定已经放弃了。」

我们并排坐在车里，我尽量估计着时间，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我仿佛听见远处有呼喊声。可是那声音太微弱了，我生怕是我激动的想象在骗我。不过我还是答应了一声，只是我的嗓音太弱；康斯坦丁不肯同我一起喊。我以为他已经听天由命了；其实是恐惧，压倒一切的恐惧卡住了他的喉咙。他终于依了我的恳求，于是回应的人声——那最后的一线希望——似乎真的越来越近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试着喊出几句更清楚的话，回应的声音随之而来。终于，叫我们无比欢喜的是，我们看见了我们的救星。他们来了一大群人，牵着许多马，来把我们从迫在眉睫的厄运中救出去。

没有哪个守在破船上、盯着荒凉海岸上任何动静等待救援的水手，迎接救星时会比我们更狂喜。我们的精神此刻高涨起来，恰如方才低落得那样深。我们毫不客气地拿车夫的愚蠢开玩笑，他的伙伴们这时也都拿他取笑。那两匹还套在雪橇上的可怜的牲口，为这场遭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想把它们从坑里拖出来时，它们已经冻得僵硬麻木，一步也跟不上我们了；康斯坦丁立刻明白，这些人已经决定结束它们的痛苦。

天刚亮，我们进了村子。全村的人都听说了我们遭遇的大险，跑出来看我们经过，向伟大的圣谢尔盖和喀山圣母鞠躬、画十字，感谢她们救了我们。

这一天的旅程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回想前一夜的遭遇，庆幸我们九死一生，这就足够占满我们的心思了。这片大荒漠用它雪白的殓衣掩盖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惨剧的遗迹，它的景象叫我一想起来就发抖；后来我常常想，要是车夫没有及时回来救我们，他唯一能领我们去的住所，就只有墓地了。在草原上，死者的安息之所是唯一种着树的地方，因此老远就能看见。人们花大价钱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运来白桦，栽在这些凄凉的地方；这一小丛一小丛白色的树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成了孤独的旅人的一个个路标。它们也给这荒凉之地添了一种安详喜悦的气象——从一面看是如此，尽管从另一面看，它们带着悲哀的联想——那时，这景象的庄严把人的思绪引向希望和复活，而不是绝望和彻底的寂灭。天空晴朗、严寒凛冽的时候，草原上的这些墓地映着反射的光辉，灿烂夺目，哪怕周围广漠中的一切也都闪闪发光。

第二天早上，我天亮醒来，发现我们停在路上。我掀开遮住雪橇前面的帆布帘，看看我们是否还在路上；发现还在，我不禁对我们的处境笑了起来。景色没有变，仍然是草原，放眼望去除了草原还是草原；可我们的车夫睡得正酣，脑袋枕在我们的干粮上；那几匹马觉得可以随意了，也站着一动不动，大概也睡着了；至于康斯坦丁，那是毫无疑问的，他那「能吓跑狼」的响亮鼾声，宣告着他的美满处境。想到他所经历的那些惊恐必定叫他精疲力竭，我起初不忍心叫醒他。可是前面还有一千八百法里的路，这样纵容下去可不行。我对这副静止的姿态的滑稽相欣赏了一会儿——同处境的严重相对照，这滑稽相就越发叫人忍俊不禁——便决定叫醒他，于是尽量轻手轻脚地把他叫醒了。他这下完全醒了，恼怒地瞧了车夫一会儿，然后并没有用我对待他的那种温和办法，而是挥起拳头捶车夫的脑袋，他说，对付这么厚的脑壳，只有这个办法才管用。接着，马也被用更有力的办法迅速赶动了。我们在清新的晨风中轻快地飞驰，我欣喜若狂地观赏着在这些纬度上晴空日出时总伴随着的那种光的壮丽变幻，以及它们在雪面上相继掠过的淡淡的映影。

经过这番多事的路程，我们终于到了鄂木斯克，那时的气温是零下四十五度（原注：在华氏温标的零度以下将近五十度，即冰点以下八十二度。），冷得割人；在我逗留西伯利亚的其余日子里，严寒几乎没有减弱过。

许多地理学家误把托博尔斯克说成是西伯利亚的首府，其实这份荣誉属于伊尔库茨克。托博尔斯克甚至不是总督驻地，因为鄂木斯克才是西西伯利亚的首府。

我在鄂木斯克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就庆幸自己选了经过这座城的路线。这是一座要塞城市，坐落在额尔齐斯河边的一座小山冈上。所以从这里可以俯瞰额尔齐斯河；再过去，在以一道土堤为标志的对岸，草原向前方和左右两边伸展开去，直到消失在天际。从这里望去，草原不像我前面说的那样一律。雪这里那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色调，这些色调又以无法模仿的美和艺术般的配合不断变幻，所以从鄂木斯克望去的草原，比大海还要可爱、还要多姿、甚至还要壮观。有一位我已经提到过的法国人，我曾同他一起一连几个钟头观赏这壮丽的景象，从不厌倦；他告诉我，夏天的草原还要有趣。他说，那时青草变幻出的颜色深得几乎发黑，于是看的人眼前仿佛不是一片无边的绿茵，而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深渊张着大口；然后，也许一个钟头以后，随着太阳的位置和天空的状况，一片无边无际的鲜亮翠绿的原野又在眼前升起，仿佛施了魔法一般，用春景的欢快代替了无底深渊的神秘幽暗。

草原对于鄂木斯克的居民，就像沙漠对于游牧的贝都因人，大海对于航海者，阿尔卑斯山对于瑞士人。他们从它变幻的面貌里寻找天气的征兆，并据此决定每天的行止。在鄂木斯克，人们对草原怀着深厚的眷恋；它给牛羊提供丰美的牧场，给这些酷爱打猎的人提供一片令人兴奋的猎场，这里的野兽是不缺的。公众的节庆在这里举行，散步场也面对着草原。到草原上去，或者只是看看草原，其实就是鄂木斯克居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且说真的，一个人只要见过草原，就不难理解这种热烈的眷恋。至于我，险些把骨头留在它的雪床上漂白，照理也许该对它避之唯恐不及，而不是被它吸引，可我对它的魅力大概比谁都更着迷；我不得不从这真正壮丽崇高的景象前走开时，心里满是惋惜和柔和的惆怅。

西伯利亚城市的社交界，由官员——他们被看作贵族——和商人、矿主组成。只有在鄂木斯克，才有第三种成分，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由退隐的市民组成，也就是那些发了财、把时间用来读书或消遣的人。

我结识的这些市民中的头一位，对解放农奴的诏令说了许多好话；我便把我同喀山那位老贵族的谈话讲给他听。「这位先生没有告诉您，」他说，「农奴们经常不得不忍受领主的种种刁难，没有告诉您他们受的敲诈勒索。他没有告诉您，农奴从来无权离开领主的土地；他们可能挨过多少棍棒；领主们有多少回在彼此之间掷一把骰子，就把一份由五六户人家构成的产业输掉。领主们每年得把一定数量的属民交给皇帝去服役，他们会挑什么样的人，那是可想而知的：挑最不强壮的；这些人尽管身体虚弱，却要终身当兵。领主们的这种花招，他也一句没提。当然，」他接着说，「我们还没有享受到完全的自由；我们在服满兵役之前不能离开俄国国土；我们既不能改变宗教，也不能改换国籍；可是毕竟人人都受到同样的对待，皇帝的主权是不能同领主那种刁难人的统治相提并论的。」

沙皇要不经过激烈的动荡或革命而推行必要的开明改革，当然需要极大的手腕。但愿他能成功，这要感谢围绕着他本人的那种近乎拜物的崇敬。他也许对日益壮大的商人阶级信任得有点过头了。这个阶级掌握着国家的巨大财富，因为憎恨贵族，至今仍对皇帝忠心耿耿，可是一旦觉得自己的地位足够强大，也很可能掉过头来反对他们的恩主。

鄂木斯克的另一位市民同我谈了他对另一个同样有趣的题目的看法。他是克鲁皮尼科夫先生，曾作为政府官员在吉尔吉斯人中间待了十五年，担负着一项艰难的职责。

吉尔吉斯人的领地虽然归沙皇统治，他们却仍保持着野性，渴望迟早恢复他们失去的民族独立。为了防止他们在任何地方大批聚集，政府给每个部落划定一个地带，禁止他们越出这个界限，违者处死。

克鲁皮尼科夫先生的职责，就是看住每一个吉尔吉斯人，叫他们待在各自的领地之内。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他只有一支人手不足的卫队。「给您举个例子吧，」他说，「我曾被这些野蛮人袭击，当了俘虏；要不是我侥幸逃了出来——而且是没有马、几乎没有吃的——真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对我来说，这番逃亡大概比别人在吉尔吉斯人中间逗留还要危险得多，因为吉尔吉斯人总的说来性情并不凶残。他们恨我，恨的是官员，而不是我这个人。

「十四天十四夜，我暴露在草原的严寒里，在深雪中徒步流浪。我饿得难受，可是好不容易带出来的那点吃的，我几乎不敢碰，生怕还远没挣扎到鄂木斯克，最后一点碎屑就吃光了。可我到的时候，那副样子，现在想起来都叫人难受；因为正是在这番遭遇中，我染上了您看到的这种病，它如今折磨着我，我是一点也没有痊愈的希望了。」这个可怜的人确实从头到脚神经性地发抖，一刻也不得安宁，只要瞧一眼就叫人不寒而栗。

「先生，您要是愿意，」他客气地提议，「我带您去看一处我认识的吉尔吉斯人营地，离这里不很远；能同您一道出去走走，我将十分高兴，这会叫我想起我从前的差事。」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第二天一早，我们坐雪橇出发，向南而去。

吉尔吉斯人古时属于伊斯兰大家庭的一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繁花似锦的地方游荡。他们在什么时代、遭了什么灾难被土耳其人打败，随后被逐出故地、赶进了鞑靼大草原，确切的情形已不得而知。他们曾多次试图收复故土，却都是徒劳。据说吉尔吉斯人有一次远征，在一七三八年打到了塔什干。

米勒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民族最终归顺俄国人之前的一些制度。宣战的时候，首领指定谁去从军，并给他们摊派应向军队提供的兵器和马匹的份额。

司法方面，判决由长老会议作出。被判定犯了杀人罪的人，先受法庭宣判的刑罚，然后交给被害人的亲属，他们可以随意杀了他，或者留他做奴隶。若是后者，凶手要向他的主人们交一百匹马和两头骆驼，每匹马也可以用五只羊来代替。

如果被害的是妇女或儿童，他们的亲属无权要凶手偿命，罚金也减半。强奸罪的惩罚与杀害妇女儿童相同。

吉尔吉斯人中间至今还有许多占卜者（原注：见帕拉斯。），他们对这些巫师的启示信几分，要看巫师用什么方法预言。

有些人用书占卜，而不求助于星象。另一些人用羊的肩胛骨。这块骨头必须是用刀剔净了肉的，而且不能被人的牙齿啃过，否则就不灵了。有人来请教这样一位巫师时，他把肩胛骨放在火上，按照受热裂开的纹路来预言。这些占卜者自称凭他们的学问，能算出一个不在眼前的人离这里有多远。

吉尔吉斯人把第三类巫师叫作「布克沙」。要请他们预言，得付一匹马、一只绵羊或一只山羊。巫师开始仪式时，一边吟唱，一边敲一面挂着铁环的鼓；一面敲，一面连蹦带跳、扭动身体，足足半个钟头。仪式的这一部分完了，他叫人牵一只羊来，把它杀了，用一个专门为此做的器皿接住血；然后他把皮留给自己，把肉分给旁观的人吃。接着他拿起骨头，染成红色或蓝色，朝西扔去。然后他把血也朝同一方向洒去，再扭动一番身体，隔了一会儿，才对向他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第四类占卜者叫作「坎恰」，他们根据扔进火里的黄油或油脂燃起的火焰的颜色来占卜。这一类占卜者不大受人尊重。

我同克鲁皮尼科夫先生一路交谈，走了约两个钟头，便望见三顶用尖木桩搭成、盖着毡子的帐篷，并排立着。我们早已有人通报过了，一家之主在营地前迎接我们。这人个子高大，神情傲慢，他的衣着大都是猎获物，着实别致如画。他头上戴着一顶红毛线风帽，上面顶着一个填充的狼头，狼耳朝前竖着，好像是他自己的耳朵。肩上披着一件红衬衫和一张狼皮。腰间挂着一个皮囊，和苏格兰高地人的差不多，却是用荒漠里白鹿的皮做的。两腿缠着各种颜色的毛皮；脚穿草编的凉鞋，脚面藏在皮裹腿下面，裹腿下端张开，像墨西哥人的裤子。这人效仿古代的蛮族，同时带着打仗和打猎的兵器。他肩上挎着弓，肩带上挂着箭，腰间悬着一根巨大的棍棒，手上架着一只鹰。这根棍棒是他骑着快马追上狼时，用来把狼打倒的。他身边站着一条猎兔犬，据说这个品种只有这个民族才有。这种狗全身无毛，只有耳朵上的毛长得出奇。我看见这条狗时，还以为是吉尔吉斯人把它剃光了——他们非常宠爱这种狗——可是克鲁皮尼科夫先生向我担保，这是它们天生的样子。据说这种狗比苏格兰和叙利亚的猎犬跑得更快、更聪明。除了耳朵上的长毛这一怪处有损它们的美观，它们是极其优雅的动物。

吉尔吉斯人是伊斯兰教徒，这个部落的妇女都躲在帐篷里，不让我们看见。克鲁皮尼科夫先生不愿要求进帐篷而惹首领不快，宁可请他给我表演一下他怎样用棍棒猎狼。

他一眨眼就上了马鞍，在我们面前表演了一番骑术，其灵巧，阿拉伯人要是看见了也会眼红。他像一支箭一样划破空气，飞驰而去，把身子紧贴在马肩旁边藏起来，低得能用他的战棍击打雪地。转眼间，他又攀着挽具的某个部位，整个人出现在马肚子底下。

这个穿着红衣、长着狼耳朵的野性的身影，这个筋骨强健、身手矫捷的荒漠猎人，驾着他的骏马，像老虎扑向想象中的猎物一样，整个是一幅惊人的景象，既有趣，又惊人，又奇幻。我们辞别了这位成吉思汗的子孙，回到鄂木斯克，这番景象一直浮现在我的想象中，像一场鲜明的梦。

这座城有一种十分独特的娱乐，在一年的头三天举行，叫我觉得很好玩。那就是化装戴上面具去拜访朋友，扮得惟妙惟肖，谁也认不出来。为了有时让这游戏更热闹些，各家还互相交换住处，也都化了装，于是来访的和被访的同样被弄得莫名其妙。这些欢乐的聚会一般都有舞蹈和茶点。鄂木斯克的社交圈子太小，没有什么搞私情的机会；风气又太严，即便有，也不会闹出什么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在这三天里，世界上恐怕很少有哪座城市能像鞑靼草原上这块得天独厚的地方一样，听到这么多喧闹的欢笑了。

九去托木斯克路上的严寒

酷寒——它带来的种种不便——极低气温下美妙的光影——鄂毕河上的基督受洗节——托木斯克——它的商业——托木河畔的一个夜晚

我在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离开鄂木斯克。这一天奇冷，寒暑表几乎指到零下五十度！我想打开巴什利克风帽，观赏这样的低温下总会伴随出现的美妙光影，却几乎打不开。

由于某种我说不清的光学作用，从某些角度看去，雪反射出的光暗得几乎发黑；与之相对，又有无数小小的冰晶反射着阳光，闪闪烁烁，光彩夺目，叫人以为是在欣赏撒在一块华贵丝绒上的钻石碎屑。这样走了几个钟头，我们来到草原上一处叫作「长草地」的地方，因为这一带长满了很高的草。

我看到它的时候，它上面全盖着白霜。傍晚，太阳在天边落下去的时候，这片草丛承接着落日的余晖，变得白得耀眼。与此同时，雪也随着天色变化，呈现出一种深蓝的色调。可惜这美景转瞬即逝。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一片微弱而神秘的暮色开始笼罩这广阔的平原；不久，北极光把它照亮，给整个平原染上一层玫瑰色。

我不时看到装点着西伯利亚景色的那些千变万化、变幻不定的色彩，简直无法用言语描绘。天气严寒的时候，登上舞台的光的游戏太微妙了，任何艺术都无法表现出一个大概。正是在我说的这些美妙变幻之中，空气里轻微的水汽冻结了；这时，我看见一群群几乎觉察不到的细小冰晶在空中飘浮，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天边投下一层叠一层的彩虹。我们在法国看到这些色彩时，一般是在较为阴沉的天空里，比起这里在无比纯净的碧空中呈现的那种鲜活、迷人、神秘的色调来，就显得黯淡了。

这样严酷的寒冷，对于敢于冒寒的可怜的人类，也并非没有严重的不便。鼻子和嘴周围的那部分脸，几分钟之内就完全消失在一层由呼出的水汽结成的厚厚的冰壳下面；而这层冰壳又得时时去掉，这番操作叫人很受罪。

夜里准备睡觉的时候，西伯利亚的旅人习惯把他们的巴什利克风帽弄湿，风帽很快就冻硬了，在离脸几英寸的地方形成一道坚实的隔板或者说一个壳子。于是呼出的气就冻结在这道临时墙壁的内面。可是尽管有这些防备，我早上醒来时，还是发现眼皮被睫毛周围的小冰凌完全封住了，得用温热的手指把它们化开，才能睁眼看见天光。

这样酷烈的寒冷还有一种奇特的效果：清早进村，正赶上居民们生火的时候，就能看到。烟囱里冒出的热烟笔直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迅速冷却凝结，碰上一层密度相同的空气，便开始向四面八方水平地铺开，像一层天花板或者说华盖；这层烟越积越厚，挡住了热的散失，就这样给整个村子形成了一片保护的云。

科雷万和焦罗斯诺两个小城，隔着河在两座山冈上遥遥相对；在两城之间，通往恰克图的电报线装在一条埋在地下的电缆里。从前电报线架在杆子上时，屡次被洪水冲毁，中断通讯，所以才采用了这个办法。

鄂毕河封冻的方式和奥卡河一样；那些鼓包大得出奇，叫人难以相信它们盖着的是一条河的胸膛；它们实际上形成了山丘和谷地，旅客得上上下下地走。

我们在早上八点到达焦罗斯诺，那天正是基督受洗的纪念日。人们在厚厚的冰层上凿了一个直径约一码的窟窿；透过这个窟窿，可以看见鄂毕河向北奔流而去，仿佛在嘲笑想在河面上阻挡它的寒冷。村里的神职人员后面跟着一大群信徒，隆重地来到这个窟窿前为河水祝圣。仪式一完，全村的人都拿着水桶、瓶罐和各种各样的器皿走上前来，把刚祝过圣的水灌满，带回家去。等大家都取够了，有三四个狂热的信徒眨眼间就脱光了衣服，跳进冰冷的河水里，然后又同样匆忙地穿上衣服，急急忙忙跑回家去烤火。这里的人认为，谁要是干了这样鲁莽的事而没有送命，那就是奇迹。我想，泡的时间短，加上随后拼命奔跑引起的反应，是免遭危险的主要保障。

过了鄂毕河，我们进入一片面貌极其奇特的地方：它仍然是平的，却是倾斜的，实际上是一个斜面，缓缓升高，仿佛没有尽头，一直伸到天边。我想，西伯利亚河流之所以浩大，首先是因为流域辽阔，其次就是因为这些绵长的斜面，大大便利了积水的下泄。不管是什么造成的，这片奇特的斜坡地总叫人惊奇，起初还会叫人头晕，尤其是往下滑的时候。虽然坡度并不很陡，那种缓缓滑向某个遥远而未知的深渊的感觉，却叫人不快地想到危险。地面在你身下沉降，你很容易想象世界已经脱开了它的锚缆，正漂向某个不可思议的去处。人本能地想伸手去抓点什么，可是眼前除了光秃秃的地面别无他物，他就更彻底地被抛回到自己身上，这种奇特的感觉也就越发鲜明、越发难受。

我们离开鄂木斯克已经走了三天，早上五点左右，托木河上崎岖的冰面把我们狠狠颠醒了，这告诉我们，经过一番周折，我们快到托木斯克城了。在西伯利亚，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望见一个歇脚之处，然后到达那里，总是一件大大松快的事。我决定在这座城里待些日子，这里的客栈比较起来似乎还算舒适。

他们给我的房间，里面的东西并不比别处通常有的更多，但在这里就算陈设齐全了；不过房间有四扇大窗子，光线充足，地板也扫得很干净。所以我觉得它颇为宜人，便打开所有的箱子，请康斯坦丁在这个西伯利亚的重要商业中心陪我住些时候。

这座城分成两部分：下城在托木河的河谷里，上城高踞在沿着河右岸延伸的一座山冈上。下城是商业区，集市和货栈都在那里。上城则相反，由雅致的住宅组成——至少以当地而论是雅致的——住的是那些发了大财、或者正在朝这个令人艳羡的目标迈进的人。

要想清楚地了解托木斯克商业的性质和它的重要性，一方面得亲眼见过西西伯利亚居民那种贪图安逸、无所事事的性情，另一方面得知道东西伯利亚人醉心于淘金和开采金矿的那股狂热。

在这第二部分西伯利亚的中心伊尔库茨克，土地是肥沃的，却没有一粒麦子播进去；这座城在三条河的汇合处，可是尽管如此，河里一条鱼也不捕。附近虽有铁矿，还有烧瓷用的上好瓷土，这些原料却都被弃置不顾，建筑材料要从乌拉尔运来，家用器皿要从莫斯科、甚至从圣彼得堡运来。

托木斯克的居民利用西西伯利亚人的懒散和东西伯利亚人的淘金热，做起了粮商、草料商、屠户，而且——说来惊人——几乎成了全西伯利亚的鱼贩。托木斯克同我说过的其他重要城市相距极远，这可能叫人怀疑这种看法是否站得住；可是由于严寒对食物的奇妙作用，这种买卖完全做得起来。

有一天，我吃一只端到我面前的肥鸡，出于好奇，问这只鸡是多久以前宰的；他们为了减轻一个法国人对一切不新鲜的东西天生的反感，答道：「只有两个月，不会再长了。」至于牛肉，根本不必费心保存，它自己就保存得好好的。几乎所有的屠户都在寒冷开始的时候，一次宰杀足够一冬吃的牲口，作为新鲜肉的储备。在这样的气温下，一点也不用担心新鲜食物会变质。鱼也是如此，冻得又硬又挺，就在市场的墙边用尾巴立着，不管尾巴多长，鱼多重。

西伯利亚的气候对谷物的发芽和生长也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五月才播种，到七月麦子就熟了，可以收割了。

况且很明显，西伯利亚的春天发挥效力要比英国或法国快得多。只要留心观察树木，观察它们的叶子和嫩枝，就会发现一天和一天的生长有明显的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雪下蛰伏了很久的汁液更加旺盛，但尤其是因为白天极长，阳光也就更多，草木不仅得到多得多的热量、每天有更长的活动时间，而且由于夜短，受冷、受抑制的时间也相应地少了。〔注三〕

托木斯克的居民总是很忙，主要是忙着种地，因此比别处更严格地保存着西伯利亚的古老风俗。我只提其中几种。每户人家，甚至每个房间里，都能看到一盏或几盏灯，按照日子或宗教节庆，点在某幅圣像、某件圣物前面。客人一进门，先在圣像前鞠两三个躬，同时画十字；然后，只有在这之后，才按照主人当时正在做的事向他问好。主人要是正在吃饭，就说：「茶和糖。」意思是：「但愿您能往茶里放糖。」这种享受在这里可不是人人都有的。离开房间时，他们说：「愿您安息！」托木斯克人走进一家店铺，要说一句意思是这样的话：「但愿您同我做一笔大大有利于您自己的买卖。」

夏天，大量货物从中国和外贝加尔运来，在托木斯克卸下，再从这里用轮船运往秋明，这份额外的运输给托木斯克增添了不少财富。

托木斯克似乎是全西伯利亚最冷的地方之一。据说有几个冬天，寒暑表降到零下五十五度，并在这个温度上停留了一些时候；甚至还有一回低到零下五十八度！

我在这里的时候，气温倒不如我在鄂木斯克逗留时那么严酷。一连几天下着大雪，这叫我索性闭门不出。刚在露天度过了那么多漫长日夜的苦楚，我还记忆犹新，所以一点也不觉得遗憾。

只有一天夜里，不知是想活动活动，或者还想碰碰什么奇遇，我独自一人步行出门，一边沉思，一边沿着河岸走去。夜色很黑，浓云遮住了星星；可是白天落下的雪把地面照亮了。托木河的冰面没有一处是平的，我这才明白我们坐雪橇过河时那一阵阵颠簸是怎么来的。冰块一块叠着一块，有时叠得很高，棱角朝上，看上去仿佛曾用巨大的力量挣扎着，要从压在身下的那坚实冰块的挤压中逃脱出来。可以说，这是大自然两股巨大力量——河流与严寒——之间一场惊天动地的搏斗的结果：一方看得见，被征服了；另一方看不见，胜利了。不过这时，这场搏斗暂时停了下来，要等到胜负颠倒的时候再起；在这之前，一切都静止无声。

我站在那里敬畏地凝望了许久，它就像死神苍白的面孔，脸上垂死挣扎时的抽搐诉说着某个可怕的故事。夜色太黑，看不清这条大河的对岸；眼前这一片凄冷荒凉、不宜人居的景象——在这片白色的荒寂中，目力所及的昏暗里，与世界完全隔绝——叫孤身一人的我不寒而栗。我头一回觉得自己这样彻底被遗弃，这样完全同世界隔绝，远离祖国、家园和一切我所珍爱的东西。一想到要再坐上雪橇，在这冰冷的空气和黑暗中继续赶路，我就又厌恶又害怕地往后缩。要同一种能把这条巨大的河流拦腰截住的力量搏斗，在我看来简直是鲁莽之举。这确实是我千里迢迢来西伯利亚要看的极北之地的真实图景；我虽然满足了一个旅人想看奇观的渴望，却被大自然的这副面貌压得透不过气来，一路走回住处；直到第二天灿烂的阳光，才把我的心情照亮，生出一些较为愉快的念头，给了我一点重新上路的勇气。

我注意到托木斯克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在那里能碰到大批朝鲜男女仆人。我问省长这是什么缘故，他告诉我，许多朝鲜本地人为了逃避那里施行的严刑峻法，投奔到俄国人这边来。「他们很清楚，在我们这里会受到很好的接待，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国家已经有了保护权。」

这番关于保护权的宣告，给了我一些思考的材料。众所周知，朝鲜只是中国的藩属。这个国家的君主敌视欧洲人，不但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在那里立足，还常常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迫害他们。俄国人征服朝鲜——照托木斯克省长的看法，这场征服已经迫在眉睫——倘若实现，可能会使我们在远东的商埠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将是中国和日本完全转向现代思想的重要一步。

十叶尼塞斯克省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本省村庄的凄惨景象——地势终于起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守夜人——洛瓦京先生的三种收藏——一位波兰流放者的舞会

我在一月二十六日离开托木斯克。起初，路的样子同我刚走过的那一段没有多大差别。

可是村庄却大不一样。某些细节显出这里毫无文明、毫无任何产业可言。穷苦的居民不用玻璃往屋里采光——玻璃对他们来说太贵了——而是用羊皮把窗洞堵上。不难想象，从这些小小的窗洞里能透进多少光来，在漫长冬季的黑暗中，这些可怜人的日子该是多么阴暗。

这些住房没有预先打好的地基，是用木柱或木梁牢牢捆扎而成的。一化冻，地面就下陷，这些小屋因为两侧是拴牢的，不会整个塌倒，只会整团地歪向一边。它们一般就这么歪着，因为住户们懒得费事把它们重新扶正。结果屋里的地板常常斜得厉害，要从这头走到那头简直得爬。这种事在西伯利亚的这一带极为常见，使村庄显出一副破败凄惨的模样：屋顶似乎随时要一个压着一个倒下来，或者朝另一个方向倒过去；有的房子楼上一层几乎一头栽到了地上，有的底层却被掀成一个斜面，一直翘到二楼的高度。看到这番杂乱景象，人会以为这村子刚遭了飓风或地震。

离开托木斯克的第二天，我们进入一片广大的桦树林——大得覆盖了西伯利亚的整个中部地区。这种树在我们国家从来长不到很大，我们把它看作我们林中最迷人的点缀之一；在这里它却长得硕大无朋，不过我得说，这是以牺牲它的优雅和美丽为代价的。它们老了以后，树干上的皮就失去了我们惯常赞赏的那种明亮的浅色，在雪的衬托下显得脏兮兮的；等到老朽不堪的时候，树皮就变得漆黑。这些森林最显著的特点是从来没有被砍伐利用过。这么大量的树木任其朽烂，在法国是闻所未闻的事。这里那里，可以看到巨大的树干倒在地上，或者靠在别的树上，眼看要倒，或者从半腰折断，证明曾有一场旋风过境的狂暴，或是雷电的毁灭力量。一种黑色或深蓝色的大鸟，一般叫作松鸡，栖息在这些古树的枝头；还能看到全身雪白的大猫头鹰，懒洋洋地把它们扁平的脸转向过路的旅人，一动不动地瞧着他，满不在乎。在这里，或许比在别处更是一个奇异幻想的王国，只消稍稍发挥一点想象，就能让中世纪诗歌里那些稀奇古怪的造物住满这片林子。

我们在这片原始森林里走了很久，它那悲凉的寂静和野性的壮美，叫我宁愿沉思而不愿说话。我的同伴似乎也在想着什么心事；他想的是将来——想他不久就要团聚的父母和朋友，还有，我猜，想着先我们走上这条路的坎贝尔小姐。我想的却是现在和过去；我想着我坐雪橇已经滑过的漫漫长路；然后我的心神从幽暗神秘的森林游荡到那一览无余、平淡无奇的草原上，最后又迷失在这无路可循的广漠空间里。

我们脚下的地面渐渐起伏起来，接着出现了一个个小丘，单调的平坦终于消失了。

这叫我深深感到，对于日常生活中无休止地重复或延续的景象，不管它们多么宜人，我们日久也会变得多么淡漠；而这些景象只要中断了一段并不很长的时间，我们又会多么容易地重新意识到它们，哪怕只是一点点意识。

自从离开乌拉尔，我在一片绝对平坦的地面上走了六七百法里，这片土地诚然也有一些有趣之处，尤其是那奇妙的光影；可是尽管如此，它缺乏变化和生气；如今这番新鲜的对照，才叫我明白我向来习惯的那些生动多变的景象对我是多么可贵，而我从前因为太熟悉它们，又是多么不懂得珍惜。

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前的两天里，我经过了好几座山冈，有的陡峭，有的缓斜，还有些高耸成峰，俯临着在我看来很深的山谷。我的眼睛终于被一些变化吸引住了：右边，覆雪的各种景物反射着阳光，引人注目；左边，眼睛可以在深不可测的阴影里歇息。总之，单调结束了，旅途的劳顿被行进的兴奋、被如画的自然的变化和生气所代替。看到这番变化，我强烈地感到，我抛在身后的那片死气沉沉、一成不变的平原是多么孤寂、多么无趣。我想到鄂木斯克那些可怜的居民，他们那么常常用渴望的眼睛眺望草原。当时我忽然想到，这并不是出于对这片广大平原的爱，而是出于某种朦胧的本能的希望——他们自己几乎意识不到，却能感觉到——希望在天边以外看到比这无尽的单调更明亮的某种东西的曙光；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希望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快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山冈越来越高，到了城的四周，终于成了雄伟的大山。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三点，我们进了叶尼塞斯克省的这座省会。

天色将晚，我立刻出门，得以观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如画的地势。它建在叶尼塞河畔，河水蜿蜒在两座很高的大山之间，大山陡峭的崖壁使它们俯临的河谷显得格外深邃。城就建在其中一座高耸的悬崖脚下的一片洼地里。

所以我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第一印象是好的。我觉得，这座城的居民眼前有这样美好的自然风光，应当比我刚刚抛在身后的那些人更快活、更有创造力，我的这个期望一点也没有落空。不过由于另一个缘故，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社交界可能被人认为是沉闷的、不大好客的，因为它是由波兰流放者——他们没有什么值得欢乐的理由——和一些淘金者组成的，而在淘金者看来，除了沉甸甸、亮闪闪的金块，别的东西都不值得费心去想。

我到第二天才把介绍信找出来派用场。夜里，一种奇特的、连续不断的声响叫我睡不着觉：那是两块金属猛烈相撞发出的刺耳的铿锵声。声音一阵紧似一阵，似乎从房子的这一头移到那一头。我猜想这奇怪声响的来由，越猜越兴奋，更加睡不着了。后来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这里的西伯利亚人从中国人那里借来了这种奇特的习俗：用这种不停的叮当声警告窃贼，屋里的人正警醒着，任何入室行窃的企图都会被发现、被挫败。窃贼们多么幸运啊，他们就这样知道了哪家该躲开、哪家可以下手！住户们也多么幸福啊，他们的耳朵被这样的音乐陶醉，他们的睡眠被这样的音乐催眠！

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头一回拜访，是去见一位学者洛瓦京先生。他有三种了不起的收藏。第一种是石器收藏——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史前石器，同我在欧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见过的十分相似。洛瓦京先生似乎醉心于这门学问，我很能理解它给他的乐趣，自己却体会不到。其次是一套钱币收藏，他就这套收藏给了我一些有趣的讲解。我且提其中一枚在彼得大帝时代铸造的纪念章。那时，这位伟大的改革家给他的臣民定下一条普遍的规矩，要他们把胡子剃掉；持有这枚纪念章的人就可以不守这条规矩。谁想享受这项毛茸茸的奢侈，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皇帝对不赞成他命令的人是不宽容的；这样就收了一笔奢侈税。这枚纪念章的形状颇为奇特，一边缺了一块，像理发师的剃须盆。第三种是地质收藏，西伯利亚矿物丰富多样，可以为此大量出力。与此相关，洛瓦京先生有一些政治理论，其中主要的一条是：人住得越往南，就越不安分、越难统治，南方的土地更适合暴君。

西伯利亚人很爱跳舞，舞会经常举行，而且很雅致，但很少在私人家里举行。每座城市一般有两个俱乐部，一个是贵族俱乐部，一个是市民俱乐部，人们按照自己的身份，被邀请到其中之一去消磨晚上的时光；贵族俱乐部由政府官员组成，另一个由商人组成。

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第二天，我应邀出席贵族俱乐部的一次舞会。这座城里官员不多，所以他们邀请了一些商界人士，尤其是一些波兰流放者。犯人的舞会，看来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可是若以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波兰人眼下个个都受虐待，整天为他们亲爱的祖国哭泣度日，那就错了。等我到了伊尔库茨克，我将有机会更详细地谈谈流放在西伯利亚的波兰人的命运。不过在这里，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们几乎都是上流社会的成员。诚然，他们的政治见解，和我遇到过的所有波兰人一样，是极端激进的。他们不仅参加过自己的独立战争，而且几乎全都卷入过他们国境以外的起义；他们崇拜我们法国那些暴烈的煽动家，还替我们的巴黎公社开脱。可是尽管有这些荒谬的见解——他们对当代历史的无知、离事件现场之远，或许可以使之情有可原——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看到的，却是一群开明的波兰人和十分有教养的人。因为他们占多数，舞会完全是波兰风格的；依我看，这是一种应当比他们失去的国家更长久地流传下去的舞蹈。人从不像平常走路那样迈步。要从这一边到那一边，就得用一种叫作波罗乃兹的步子，这种步子诚然颇难掌握，却无疑非常优雅。结果这些舞蹈，尤其是科蒂永舞，有一种活泼劲儿，是我们那些被认为是世上最欢快的沙龙里从来见不到的。俄国人和波兰人精通我们的语言，这里我再举一个证据：就在这座深藏在西伯利亚腹地的城里，舞会结束后我们坐下来吃夜宵，满满一大桌人，说的全是法语。

正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开始结识一些淘金者。我先在罗多斯文尼先生家受到接待。他虽然富得惊人，在这里却只被看作家道还算殷实，因为他的邻居库兹涅佐夫先生的金矿要富得多。后来我在伊尔库茨克和恰克图见过涅姆钦诺夫、巴扎诺夫和特拉佩兹尼科夫几家的宅第之后，库兹涅佐夫先生的豪华在我看来也就不算特别出奇了；可是我知道一个普通旅客在西伯利亚的生活开销，又打听到一座用石头和铁建造的雅致房子要花多少钱——这些材料大都得一路从乌拉尔运来——所以对库兹涅佐夫先生的这座宫殿惊叹不已：它和我们巴黎那些豪门大宅一样宽敞，陈设也几乎一样奢华。

东西伯利亚这些大金矿主沉溺于种种奢侈的狂举，我只举两三件。这里有一只烟灰缸——照俄国习俗，饭后客厅里吸烟的人把烟蒂丢在里面——是用一块纯金天然金块做的，值一千六百英镑，完全保持着从矿里挖出来时的原状。这样的天赐之物十分罕见，所以沙皇破例允许库兹涅佐夫先生把这块金块留在家里。这件宝贝的主人没忘了告诉我，这只珍贵的烟灰缸他已经用了三十年，损失的不仅是那一千六百英镑，还有两千四百英镑的利息，所以这件奢侈品花了他四千英镑。我把这块巨大的金块在手里掂了又掂，满足了好奇心，便辞别了这个豪富之家。

第二天，我们又坐上了雪橇，要一口气走完二百五十法里的路程，到了尽头，我们希望就到了西伯利亚的首府伊尔库茨克。

十一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伊尔库茨克

乡民与市民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西伯利亚森林的无用——前往伊尔库茨克——一群狼——村庄的整洁——安加拉河的封冻——伊尔库茨克省——学堂——监狱——救火队

我们沿着叶尼塞河岸出发，一路上看见几个闲汉在那里钓鱼消遣。他们的法子颇为巧妙：先在厚厚的冰层上凿一个洞，把钓线的一头从洞口垂下去，另一头系在一个小小的机关上，这机关装着两条冰刀，像一架小雪橇似的能在冰上滑动。鱼一咬钩，便拖动这辆小车，于是把自己的憨傻报了出来。其余的做法同各处钓鱼没有两样；到头来，也同许多别的巧妙发明一样，是机巧靠着轻信养肥了自己。

不多时，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便从我们眼前消失了，我们又置身于一片彻底的荒寂之中。叶尼塞河的河面确是一片壮观的景象：它占满了整条河谷；河谷虽然宽阔，却因两岸群山高峻、壁立如削，看上去显得又窄又深。面对这样雄伟的景色，再听我们那几只小铃铛叮当乱响，拼命宣告我们这一行人正要郑重其事地驶过这坑坑洼洼的冰面，真叫人好笑——这是滑稽与崇高的对照。我们就这样一路行去，直到峡谷尽头，山势陡然一转，把峡谷截断了，我们才离开河面，继续向东赶路。

接下来又有两天，沿途没有一样能引起旅人兴趣的东西。

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伊尔库茨克，一路尽是松林，树木又高又粗，大得出奇。穿行其间时，我以为这些森林既是俄国政府的产业，必定能给它带来可观的进项；可是我想错了。政府准许农民砍伐木材自用，却禁止把伐木当作买卖来经营，尤其禁止把这些木材运出境外，哪怕是替政府自己谋利也不行。至于为什么定下这样严格的规矩，却是一个谜。蒙古人缺少木材，只好拿晒干的骆驼粪当燃料，就像埃及人在埃及所做的那样。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柴火也仅够取暖；所以俄国政府原可以从这些森林里，也从库页岛的煤层里，找到一大笔财源。放着不用，也许自有正当的理由，但究竟是什么理由，我实在想不出来。

有一天夜里，月亮把一片银光倾泻在积雪的树梢上，我们望见一群巨大的狼，就在雪橇前方约莫两百码的地方。「狼！」车夫叫起来。「狼！」我也跟着喊，一面掏出左轮手枪放在手边备用，一面赶紧给步枪装上子弹——自从在鄂木斯克附近那次死里逃生以后，我就格外留心，总把步枪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不再塞进哪件够不着的行李里去了。我一切准备停当，等着一场恶战。我既是武装得最齐全的一个，便握着左轮手枪、步枪和一把吓人的大刀，跪在车夫身旁。车夫和康斯坦丁都朝我微笑，不知道我要施展什么英雄本领；他们这一笑，分明说明他们见惯了这种事。狼群一听见我们的动静，便一齐站住，转过身来专注地望着我们，一动不动地看了一会儿；见我们越来越近，就掉转头，沿着大路在我们前面小跑起来，同我们走一个方向，活像一群打了一整天猎、累乏了的猎犬。

真该好好感谢诗人和画家们那活泼的想象力，是他们让我经历了一阵惊心动魄的激动！我屏住呼吸，等着一个久久怀抱的、令人兴奋的梦想成真，等着亲身投入那些扣人心弦的冒险——那些冒险，我曾在《风景杂志》、《荒原上的居所》以及许多同类的书里，对着书中种种奇幻的插图，津津有味地读过不知多少遍。可是现在，我没有看到一出惊心动魄的真实场面，却只得满足于一幅平淡得叫人恼火的景象：眼前不过是十五只漂亮的狼驯顺地走着，见我们靠近，便从从容容地退开，同我们保持着恭敬的距离〔注四〕。看来是林中积雪太深，妨碍它们自由奔走；这些可怜的畜生宁可走一条踩得结结实实的路，哪怕这路是它们的仇敌踩出来的。我们就这样彼此做伴，走了一英里多路，直到快要走近一个村庄——它们大概对这村子很熟，虽然还没熟到会拨开门闩的地步——它们才拐下大路，钻进森林深处去了。它们这样避开一支由人类更高智慧指挥的队伍，不去同它交锋，无疑多半出于审慎，而不是出于恐惧。它们的精明，和它们对勇武的正确估量，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证明呢？

村庄和村民相邻的田产都圈在一起。皇帝给每个村子分一定份额的土地，通常在村里的男子之间平均分配。圈地以外的森林里，他们有放牧的特权，却不准开垦耕种。这种表面上的慷慨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土地辽阔无边，居民却寥寥无几；这些小块田地同那些未加利用的土地比起来，不过是鲸鱼旁边的小鱼罢了。

然而君主对臣民的这番恩典，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却不承认。他认为这种制度起源于俄国人民生活方式的自然演变。他说：「俄国人民原是游牧的，而在游牧民族中间，没有明确的个人财产——土地是共同使用的，为整个部落谋利。后来这些游牧部落在俄国定居下来，渐渐不再流徙，住进了固定的房屋；到了这个时候，牧场才由临时的变为固定的。于是农业发展起来，同游牧者寻常的营生——放牧和饲养牲畜——结合在一起。但是游牧生活的旧成分在这个民族的生存和性格中扎根太深了：它已是他们天性的一部分，无法根除。放牧是共同进行的，农耕也同样是共同进行的；部落或村社的所有成员一起劳动，收成靠大家合力收割，然后平均分给每一个有权分享的成员。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斯拉沃尼亚，还能看到奉行同一原则的村庄。在俄国，人们改进了这种组织，却没有触动它的原则。他们把土地平均分给村社的所有成员，不是永久分配，但一分就是许多年。」

这位作者还列举了这种组织的种种好处：「它使人民愿意留在乡间；它加强了同质、共有、友爱和公正的情感，以及对故土的热爱和对一方水土的依恋。它巩固了家庭生活的纽带；在俄国的村庄里，同欧洲别处所见的情形相反，子女众多反倒是一种财富。」

我刚才说过，西伯利亚农民有权在林中伐木自用。他们的燃料既然不花分文，屋里便总是烧得极热。在石头砌成的讲究房子里，既看不见火炉，也看不见明火；取暖的装置藏在两层墙壁之间，热气通过墙面传出，从天花板到地板一样均匀。这种办法没有我们那种封闭式火炉的毛病，屋里不会弥漫碳气，叫人头昏。农民的住房是木墙，不能照这样安排，就在屋子当中砌一座石头或烧土的炉台，从中间烧热，热气便从炉台表面散发出来。

妇女们很少出门，所以身上只松松地披一件类似晨衣的衣裳，别无他物，就像下埃及的农妇那样。外面满地是雪，这样单薄的穿着显得格外不相称。屋门一开，屋里饱含水汽的热空气骤然凝结，在进门的客人身边化作一团云雾，一时浓得叫人认不出他是谁。他就这样现身，好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人物，裹着一团一路伴随他的云，这云一完成使命便散去了。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之间，我歇脚的一个驿马站里，旅客房间热得出奇，尽管正值隆冬，竟有一只蝴蝶、几只苍蝇和蚊子在那里生龙活虎地飞舞嗡鸣。

有人告诉我，在西伯利亚的这一带，蚊子是极难对付的劲敌。康斯坦丁对我说，这里一到夏天，人非得把脑袋套进一只口袋里不可；即使这样防备，也常常受这些可怕的虫子之害。布尔布隆夫人七月间曾路过这里，她也提到这种害虫，说有旅人甚至马匹都被叮咬致死。

在路上走了八天八夜之后，我们终于进入了安加拉河河谷。这条河发源于贝加尔湖，流经伊尔库茨克，最后汇入叶尼塞河。伊尔库茨克和贝加尔湖之间虽然只相距十五法里，地势高低却相差很大，所以安加拉河水流极其湍急。因此，严寒要到很晚、费尽力气，才能遏住它奔腾的流势。在西伯利亚，再没有别处能像这里一样，让流水同冬日封冻之间的这场争斗——运动的停止与力量的转化——产生如此奇异的效果。严寒为了制服对手，先从水底、从岸边向流水发起进攻。最初的冰凝结在安加拉河的河底和紧挨两岸的地方。这些冰向外蔓延的同时，一块块小冰排在水面上成形、漂浮；接着，这两路敌军积聚了力量，设法联合起来，同时发动协力的进攻。河流眼看要被截住去路，便拼死挣扎。它被追赶，被围困，便发狂似的向前猛冲；假如它能就此挣脱，把漂在水上的敌人一并卷走，它也许就胜了。但是这些不肯罢休的敌人越长越大，越聚越多，死死咬住不放，还威胁着要截断它的退路。于是安加拉河使出了最后一搏。它猛然改变平常的河道，翻过一道道屏障奔泻而下，漫过整个河谷，把力量向四面八方散开，仿佛被无情的敌人打得溃不成军。胜负就在这时见了分晓。漫出去的水一松劲后退，转眼就被制服，顷刻间被钉住、冻结；那些顺着河道退却的水，身形和速度都已减弱，经过一场持续八天到十天的恶战，也终于轮到它们屈服，最后在一幅白色的裹尸布下安息，败下阵来，寂然不动，只留下种种巨力的纪念碑，叫人看了目瞪口呆。

这一座座冰山在河上堆得极高。它们参差耸起，在那一团扭曲纠结的冰体上歪歪斜斜地托着一块块参差不齐的巨冰，呈现出一派最奇特、最古怪、莫名其妙的凌乱景象。由于河水泛滥，整个河谷从这边到那边，都被这场骇人的自然剧变填满了。我初次望见这奇景的时候，阳光正透过高踞在一座最高冰峰上的一块冰，化作一座光芒耀眼的天然灯塔；这边，阳光被无数冰柱折射，把河谷染满了一道道彩虹；那边，阳光落在空中飘浮的水汽所结成的细小冰晶上，映出两根光柱，冉冉升起，消融在天空深处。这使我想起奥维德所歌咏的那座由闪光的柱子撑起的太阳宫殿。诗人描绘这些奇观的时候，是否已经尝过流放极北之地的辛酸？他是否也像我一样，在同样的纬度上凝望过这奇异的景象？

我到达伊尔库茨克时，正伴着这一幕幕光辉壮丽的仙境，它们新奇灿烂，令人惊叹。

这座城市建在三条河的汇流处：安加拉河、伊尔库特河和库达河。它不像西伯利亚大多数城市那样高踞在一座俯瞰四方的山岗上，恰恰相反，它坐落在群山围成的一个圆形盆地中央，只在安加拉河流经的那一面有个缺口。伊尔库茨克住着形形色色许多民族的代表，他们在这里不仅保持着各自的体貌，也保持着各自的服饰和习俗，所以街头景象极富画意。你随时都会在路上碰见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萨莫耶德人，还有中国人、蒙古人、满洲人，甚至还有几个吉尔吉斯人——他们是得到鄂木斯克当局准许才离开本地的。不过，我要先向读者介绍伊尔库茨克的俄国社会和波兰流放者。

这里的俄国社会可以分为三类：官吏、淘金人和教士。

居于第一类之首的是总督；他在整个东西伯利亚直接代表皇帝，并且握有全权，他的所作所为只受皇帝一人节制。这个称号也许会使人以为，这一最高职位必定由一位军人担任；其实不然。在俄国，民政各部门都有与军队相应的品级，名称也一样。我在伊尔库茨克逗留期间，总督是西列格尼科夫先生。我把从圣彼得堡带来的推荐信呈给他，他以俄国官员惯有的殷勤、以这个国家一位大贵人的礼貌接待了我，还派了他衙署里的一位年轻人陪同我，我想去哪里、想进哪里参观，都由他陪着。

在官阶上紧随总督之后的是军事长官，他不仅统率军队，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东西伯利亚的陆军大臣。

我在伊尔库茨克参观的第一个机构是中等学堂。那里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免费教育成为时尚话题的今天尤其如此。俄国没有自由独立的职业。不仅工程师像在法国一样是政府官员，律师和医生也是。政府按照他们的品级给他们派差使，同其他为皇室效力的人一样。诚然，有钱的人习惯为所受的服务付报酬，但是一个穷病人可以随意请哪位医生来看病，却没有义务付给他分文。政府同一般人所想的相反，是愿意推广教育的；可是它又担心全然免费的教育会带来后果，于是同想求学的年轻子民立下一种约定：政府先给学生提供必要的教育，学成之后，学生则有义务在他所选择的职业上为国家无偿服务五年。倘若这年轻人考试没有通过，他就得去当兵，以偿还这五年服务的欠债。这样做无疑便利了人们选择和确定前程，在我看来是一种十分巧妙的组织。

随后我参观了监狱，那景象却叫我不寒而栗。被困在伊尔库茨克已经够受了，被困在伊尔库茨克的一座监狱里，更是可怕的事。可是我端详了这些杀人犯和强盗的面孔——那已不再是人的面孔，上面看不到智慧和感情，只刻着凶暴和嗜血——我的怜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在这里只为一件事惋惜，而且比在别处更甚，那就是西伯利亚人总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恶习；这座监狱的某些牢房里关着七八十个囚犯，却从来没有通过风！

离开这阴森的地方之前，向导领我去看关押政治犯的牢房。那里约有十五个人，几乎个个都很年轻，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在一起，大概还要关上很久。对这些不幸的人，我们还是蒙上一层面纱吧。我绝无意指责沙皇；想到他肩上那副重担，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保障他人民的安宁和福祉，他有时必定不得不作出残酷的决定。尽管如此，一想到这些专断判决的牺牲品，想到这些年轻的心灵——他们就像法国那些被有罪的革命家引入歧途的迷途者一样，天真地以为真正的自由可以在尊重法律和秩序之外找到——我就不禁颤栗。假如正义能够无所不在，把每一个罪人都抓到，我知道在伊尔库茨克的监狱里，也在我们的苦役场里，哪一类罪犯会占多数。

这些囚犯的妻子获准跟随丈夫到西伯利亚来，甚至由国家供养；但同时要受一套严格规章的约束：首先，她们必须放弃因出身或社会地位而享有的一切权利；其次，她们收寄信件和银钱都只能经过官府之手；此外，她们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同丈夫见面。倘若丈夫被判终身流放，妻子无论以什么借口都不得返回欧洲。地方当局有权命令她们做最低贱的活计，比如擦洗地板之类。

离开这里，我又去看了救火队的营房。在每个国家，这支队伍的用处都仅次于警察；在城镇全是木头建造的西伯利亚，它更是头等重要。伊尔库茨克的四座救火营房顶上各有一座瞭望台，台上始终有人值守，一有险情便头一个发出警报。我的向导请指挥官给我演示一下出动的情形。他立刻拉响铃铛，下令在瞭望台顶上升起某几面旗子。两分钟，不多也不少，十六匹马就套好了一台水龙和附带的器具，出现在我站着的院子里；五分钟以后，另外三处营房的三台水龙也赶到了。火势在木头房子之间蔓延极快，需要最迅速的应急手段，而这里正备有这样的手段：六十四匹马，五分钟之内就把四台装备齐全的水龙送到现场。

十二伊尔库茨克

淘金人——他们的奢华、财富和妻子——略谈教士与宗教法规——波兰流放者——旅行狂——一顿家宴

我曾谈到东西伯利亚的淘金人，还举过库兹涅佐夫先生那只奇妙的烟灰缸，作为他们挥霍无度的例子。伊尔库茨克的矿主们财富更大，于是他们的奇想也更加放纵。

然而并不是每个淘金人都能发财；有些人本钱不足以应付开头的花费，又没有立刻得手，甚至因此倾家荡产。在西伯利亚，很少有人去淘那种碎成细末、混杂在别物里的金子；我怀疑西伯利亚人会不会为这种在他们看来如此寒酸的营生去费心——他们的眼睛看惯了不那么隐蔽的金子，他们的手也习惯了更实在地掂量它的分量。这里所谓的金矿，是指沙子里东一处西一处埋着闪闪发亮的大块纯金、用不着借助昂贵机器和化学处理就能取出来的地方。金块最富集的地方虽不在地面，一般也只在地下两三码深，可以露天开采。

把金子同沙子分开，最常用的机器是一种倾斜放置的大圆筒：把含金的沙子倒进去，用一股水流冲刷。沙子比较轻，很快就被水冲走，沉重的金子则落到机器底部。至于那些细小的金粒，太轻了，抵不住水力，便随着沙子冲走，这些就归工人所有。

全西伯利亚最丰产的一座金矿，每年出产一百二十万英镑！它只属于三位业主：巴扎诺夫先生、涅姆钦诺夫先生和特拉佩兹尼科夫先生。后面这一位还是个年轻人，他比另外两位更肆意地摆出百万富翁的阔气，这在欧洲看来简直是荒唐的挥霍，但在这个一切都过了头的国度，似乎并没有越出情理之外。有一天，他想出门兜风，却嫌路上泥泞，会弄脏马车的轮子，便叫人在他要走的整条路上铺满了地毯。回来的时候，他满意地看到，自己的马车和马匹一点也没有被泥点子糟蹋成难看的样子！

不幸的是，这种奢侈的榜样也被工人们效仿，程度虽轻一些，心气却未必弱；而这种效仿的后果，最常在秋天显现出来：工人们回家见到妻子，妻子家里已只剩一点面包皮，丈夫们夏天在矿上辛苦挣来的那笔可观的钱，她们却连一个戈比也拿不到。总督西列格尼科夫先生曾设法补救这种弊病。他委派一名官员，专门替这些矿工保管他们在矿上挣的钱，等他们回到村里，再把这些积蓄交还给他们。头一年，这位官员仅从一个村社的矿工手里就收到了一万五千卢布的存款。可是这个办法并没有被它所要造福的人普遍接受，据估计只有少数人用了它；由此推算，这些存钱的人大约挣了三万五千到四万卢布，也就是三千五百到四千英镑。这些不知深浅的矿工如果能改过自新，养成节俭的习惯，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致富；可是这些受了蒙蔽的可怜人以为金矿是挖不尽的，而在工程师看来，政府是不是也同样轻信，也还说不准。

为了说明伊尔库茨克人挥霍金钱到什么地步，连下层百姓也不例外，我举一个例子。我到这座城市以后，发觉有一只箱子打不开了，因为钥匙在路上弄丢了，便派人去请一个锁匠来。我以为大概要付二十五到三十戈比，就像在巴黎那样。那锁匠却对我派去的人说：「你家主人干这活肯给我多少钱？」「我想，两三个卢布吧。」「那我才不为这点小钱费事呢。」结果我只好把箱子撬开。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幸运的矿主为什么不到圣彼得堡和巴黎去，拿他们挖到的大金块换些更诱人的东西？在西伯利亚这荒凉的腹地，他们又怎样满足自己那些过分的欲望？他们无疑宁愿让伊尔库茨克和恰克图的每个居民都看见、都认得，也不愿混在涅瓦河畔、海德公园或布洛涅森林的茫茫人海里默默无闻。我已经说过，在这个遍地金矿却毫无工业的地方，一件最微不足道的小东西要花多少钱。尽管百物昂贵得离谱——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暴发的阔佬们却纵情于自己的奇想：建造巨大的石头宫殿，在房间和暖房里摆满橘树、香蕉树和各种热带植物。这些植物花了巨大的代价，被拖过大半个地球运来，只为结出几个淡而无味的果子、开出几朵病恹恹的花，外加一点看得见的财富标记。

他们非得有埃拉尔琴行或圣彼得堡最好的琴行造的大钢琴不可。他们大摆宴席，一席上百人，席上有活着从伏尔加河运来的小鲟鱼，做得极尽考究，旁边配着法国所能出产的最上等的美酒。他们裹着紫貂、海狸和蓝狐皮，甚至是蓝狐爪皮——这种奢华要买下四五百只蓝狐才凑得齐；他们的手指上套满了一圈圈戒指。总之，他们的吃穿用度、他们的种种排场，都完完全全、始终如一地违背孟德斯鸠的这句箴言——他们当然谁也不知道这句话：「讲排场，总要留在力所能及之下。」至于他们的妻子，读者无疑很想知道她们的境遇。这境遇很简单，至少从丈夫们的角度看是如此，因为她们必然遭到冷落。丈夫们一心只想扩充财富，急于满足可笑的虚荣，妻子比起一块金子来又算得了什么？爱情的软语温存比起圆筒里金子那美妙的乐声来又算得了什么？夏天，老爷们都在矿上，太太们被撇在伊尔库茨克，自顾自过日子。冬天，老爷们仍旧埋头于生意；不忙生意的时候，这些狂热消遣的信徒又坐到赌桌前，盯着骰子落下，妻子们依旧被忘在家里。有一件事很奇怪，在这件事上，女人那股强烈的逆反心理——虽然还得服从于一种占上风的激情——也许表现得最为明显：伊尔库茨克的太太们丝毫不喜欢丈夫们那些花大钱的虚荣。她们一心想向圣彼得堡的贵妇看齐；她们学外语，把儒勒·凡尔纳或保罗·费瓦尔的小说译成俄文，自以为具有很高的智识。但是这些天赋和才艺真正存在、而不只是存在于她们自己想象之中的，实在少见。在伊尔库茨克这样一个小小的殖民地，这些东西缺少足够充分的养料，难以发育结果。恶意的钩心斗角和飞短流长，构成了一切闲谈的主要内容，而闲谈又取代了真正的交谈。把曼特农夫人评论凡尔赛社交界的话用在这座城市的社交界上，也不算太刻薄：「我们在这里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我们想要有才智、有风雅、有创意，而这一切我们全都没有。人们赌钱，打呵欠，彼此搜罗些鸡毛蒜皮的事，互相憎恨，互相嫉妒，互相抚爱，互相撕咬。」

伊尔库茨克的金矿主，还有——把这些炫耀巨富的例子说完——恰克图的茶商们，满足他们惹人嫉羡、令人惊叹的癖好，还有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他们自己毫不讨厌，收受他们卢布的一方也毫不讨厌，那就是向教堂大笔捐献。

在伊尔库茨克，圣英诺肯提修道院是他们关注的头号对象。在这些百万富翁中间，出门远行之前必先向修道院献一份礼，是十分体面的风尚。因此，没过几年，一座宏伟的教堂便在这位西伯利亚老都主教的墓上拔地而起，如今里面堆积着巨大的财富。这座圣英诺肯提修道院同恰克图村的大教堂之间，竞争一点也不冷清，而这种竞争对双方显然都有好处。

我去参观的时候，占上风的是后者。在一群法国人只会看作小村落的房屋中间，竟有一座教堂，祭坛是用整块的金银造的，那道把圣所同会众的视线隔开的圣像壁，由十四根水晶石柱撑着，真是奇事。这些柱子每根高三英尺，由三块一英尺高、一英尺直径的水晶叠成，十分引人注目。

东正教的问题并不是西伯利亚独有的，我就不去谈它了。法国有些作家把俄国教士的品行描绘得不堪入目。我绝不敢说所有希腊正教的神父都行为无可指摘，因为我亲眼见过好几个在那里酗酒，甚至犯下更大的过失；但是，仅凭为数这么少的个别事实就推出普遍的结论，未免轻率。哪一个教阶里找不到令人痛心的例外呢？俄国教士截然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俗司祭，他们可以结婚，但高级圣职的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一类是修道司祭，他们起初住在修道院里，日后可以升为主教、修道院长和都主教。前一类人隐居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家中教养子女，使他们敬畏上帝，并对神职怀有志趣。后一类人年轻时受严格院规的约束，日后又受自己崇高职位所应得的尊重的约束。

初看东正教，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组织。在这个专制至极的帝国里，教会却显得像国中之国，简直是一个共和国。诚然，这个共和国要服从皇帝的权威。所作的决定，批准与否全凭皇帝的意愿；但一切问题仍要经由在圣彼得堡召开的、由全体都主教组成的主教公会讨论。还有什么比这种享有自由外表的全面依附制度更巧妙的呢？设想一下，假如天主教会也这样隶属于德意志皇帝或法兰西国王，欧洲会是什么样子，那倒很有意思。红胡子腓特烈大概就会成为世界的主宰；无论如何，他不但会把异教徒逐出欧洲，还会把他们逐出西亚。同样可能的是，如果没有历代教皇的权威和明智远见，十字军东征这场大变革就根本不会发生；而当时欧洲所隶属的那些世俗权力，好斗甚于善战，重骑士之风甚于重政略，欧洲就会被伊斯兰教的洪流淹没——唯有教皇们能够筑起一道堤坝来抵挡这股洪流。

俄国人接受希腊正教的时候，如果没有连带继承它对罗马教会那种不假思索的仇恨，他们一定会承认教皇们的这番伟业。不幸的是，出于种种人为的考虑，任何俄国人都绝对不可能皈依天主教或别的宗教。不宽容的法律以最严酷的刑罚惩治改宗的人，尤其惩治那些企图劝人改宗的人〔注五〕。

沙皇在他的人民眼中具有一种令人敬畏的神圣性质，他利用这种性质所赋予的不可侵犯地位，一面推行他认为有效的改革，一面压制革命。因此，良心自由要在俄国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愿皇帝在保持民众敬重的同时，在他那些开明的臣民眼中也不致失去威望——我在各地都看到，这些人已经在挣脱一切宗教信仰的束缚，终有一天，他们很可能会用武力来争取信仰新宗教的自由，而且把它放在其他一切权利之前。

这种宗教上的不宽容使所有人都感到痛苦，尤其使那些新近归附沙皇统治的民族感到痛苦，比如波兰流放者：他们虽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却被迫按照东正教的信仰教养子女。唉！自从那次起义以来，这件苦事只不过是这些可怜人所受苦难的一部分。

起初，他们被反绑着双手，步行押解到东西伯利亚指定给他们的流放地：有的到伊尔库茨克，这些人算是最受优待的；有的到雅库茨克，或者到俄国人称为萨哈林的库页岛，或者到堪察加。不难想见，许多人死在了路上；那些身子够结实、熬得过精疲力竭的劳顿的人，一到地方就被扔进监狱，同盗贼和杀人犯为伍。

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它清楚地表明，皇帝本人被人奉若神明到了什么程度：监狱里的那些杀人犯对来自波兰的难友极尽鄙视，常常不屑同他们说话，借口是波兰人犯的是反叛沙皇之罪。看来，一牵涉到谋反，俄国的杀人犯倒还有某种良心。

我在这里见到的波兰流放者，头五年受的待遇同其他苦役犯一样。他们背上用红色标着号码，为一点小事就要被罚穿束身衣，或者挨二十下棍子。五年当中，冬天他们就关在我前面说过的那座监狱里，六十或八十人挤在那间没有空气、几乎没有光线的可怕牢房里；夏天则在矿上干活，白天只歇一个钟头，吃的仅够果腹。

幸而他们如今的境遇好多了：除了不能越出某个指定地区的界限以外，他们享有同其他俄国臣民一样的待遇。而且必须承认，在伊尔库茨克，他们是居民中最有智识的一部分人；他们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却不但能自谋生计，有时甚至还能发家。他们当医生、当教师、当乐师或当演员。有些人在波兰本属贵族，如今竟开起了店铺，出售从莫斯科、圣彼得堡或华沙运来的各色货物；这些东西从那么远的地方运来，卖得很贵，给卖主带来可观的收入。其中有一位享有伯爵头衔，因此起初不肯随大流，我去的时候，他已落到赶出租马车这种卑微的行当了。

在我于伊尔库茨克见到的流放者当中，我要特别提一提施伦克尔先生，因为我在他家里遇见了几位读者已经认识的人。这位先生白天出售亚麻布、呢绒、鹅肝酱、葡萄酒，总之是杂货铺里通常卖的那些东西；到了晚上，打烊之后，他便把一切生意抛在脑后，在自家客厅里变成一位十足的上流人物，就像他从前在波兰时一样。他订阅《两个世界评论》和许多法文、俄文期刊，弹钢琴，还博得了军事长官的欢心，常同他一起去打猎。他确实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见得多，读得多，谈起许多话题来都极有趣味。

要记起某件事发生的日子，他总是从他被判苦役的那一年算起。听这位出众的人平静地说：「我敢肯定这件事发生在某某时候，因为我知道那是我被扔进监狱以后多少多少个月的事。」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叫人觉得古怪而又凄凉的了。

然而，尽管我深深感到这一切严酷，我还是不能轻率地加以指责：首先，因为我到中国以后听说，西伯利亚的波兰人又获得了新的自由；其次，因为这些无疑是严厉的惩罚，很可能使俄国免去了大祸，也免去了在宽大的惩罚不足以奏效时不得不加重刑罚的必要。我们不能闭眼不看这样一个事实：波兰人并不总是爱国者；他们要求自由的时候，并不总是站在法律和秩序一边。在我们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里，不是混杂着许多波兰人吗？同最后一批西班牙叛乱者一起闭守卡塔赫纳的，不是还有许多别的无法无天的冒险家吗？俄国的炉膛里埋着这些闷燃的起义余烬，它比法国幸运，没有让它们爆发成一场吞噬一切的大火。但我还是不能不怜悯他们的苦难，尤其是那些人的苦难：他们纵有种种过失，却最大限度地拥有上帝最高贵的赐予——一个听从温柔之心指引的聪明头脑。

有一天，我应邀到施伦克尔先生家吃饭，在那里意外地遇见了同我一起进入西伯利亚的那一小队旅伴，真叫我高兴极了。格兰特太太、坎贝尔小姐、普法菲乌斯先生、涅姆钦诺夫太太和她的儿子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都刚刚到达伊尔库茨克，正要再动身前往恰克图。康斯坦丁也在客人之中，还有一位年轻的俄国人伊森贝克先生，他是施伦克尔先生的密友，完全是我说过的那种永远在奔波的旅行家的化身。

「您要去日本，」他说，「我希望在那里再见到您，因为我不久也要去。」「跟我一道走吧，」我说，「一路上的乐趣会加倍。」「那可办不到：明天我得去黑龙江，两个星期以内回不来。」「我打算在这里待得比两个星期还久，等您一点也不费事。」「可是去日本之前，我还得去圣彼得堡待两个星期。」「那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了。」「为什么见不着？」「那么您到圣彼得堡要走多久？」「二十三天二十三夜。」「路上不停吗？」「只在鄂木斯克停四个钟头，同总督办点公事。两个月以后，一天不差，我又回到这里；那时正是黑龙江解冻的时候，再到日本顶多一个月；所以我总共要三个月办完这一切，六月二十五日在横滨的东方饭店同您会面。」

这位勇敢的、风风火火的旅行家，除了他那双生了翅膀的脚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因为他的全部行李只有几件衬衣和一件黑色礼服。

事实上，在这里，黑礼服即使在早晨也是必须穿戴的服装：上午十点到中午，居民们互相拜访、接待来客；两点半吃正餐，总要穿礼服；晚上看戏、吃夜宵，还是这件礼服；于是这件不方便的衣服一整天都脱不下来。

我们在施伦克尔先生家的聚会过得极其愉快。我们回忆起在卡梅什洛夫和秋明之间旅途中的种种事情，回忆起分手时我们担的那份心，以及随后那些温柔的怀念；饭后，我们亲切的主人坐到钢琴前，为坎贝尔小姐甜美的歌声伴奏。一个愉快的夜晚就这样结束了。

在漫长艰辛的旅途中，能这样度过几天，是何等美妙的享受啊！人们回想已经走过的路上的奇遇，又揣想着将要遇到的奇遇；景物和处境的新奇，交往的人物和谈话的题目，惯常思路的转向，总之是周遭的一切全然改变，带来一种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给予的欢畅。这些日子里的每一件小事，似乎都沐浴在诗意的阳光中，安详地闪着光。然而，当我们的感官这样更敏锐地享受着投契的交往时，我们在周围的人身上只看到他们性格中最光明的一面；等到幻灭的时刻来临，我们早已各奔前程了。我在旅途上遇到过多少这样完美的人啊，可惜我从来没有机会同他们相处一天以上！

若说人生有苦日，也有这般甜蜜时！

唉！哪一种蜜糖，不曾留下几分腻？

十三一个波兰流放者的越狱

波兰流放者为何逃不掉——博赫达诺维奇先生自述出逃始末——与熊相搏——西伯利亚的卫生设施——猎狼——一只蓝狐——各种毛皮的身价——略谈炫富之癖

我刚才描述了施伦克尔先生的生活方式，读者也许会生出疑问：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波兰人，眼下既然享有近乎自由的待遇，为什么不趁机逃走呢？诚然，他们回不了自己的祖国，可是他们无疑愿意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自由选择一个气候不像西伯利亚这样酷烈的国家居住；然而这样的恩典是不会给他们的。

西伯利亚除了从乌拉尔山通往黑龙江两岸直到河口的那条大驿道沿线以外，几乎没有人烟。这片以同一个名字相称的辽阔土地，其余部分——也许沿河两岸除外——全是一望无际的荒野，草原连着森林。

况且，俄罗斯帝国同中华帝国之间的边界，是一道极高、极难翻越的山脉。即使那可怜的逃亡者侥幸到了边境，接下来他就会置身于大戈壁之中，没有栖身之所，没有粮食，甚至没有进入中国内地所必需的护照；到那时，他就得担心在那里被拘押起来——那比流放西伯利亚要可怕得多——或者更可能的是被引渡回来，重新下狱，然后终身流放到堪察加或库页岛去。

我到伊尔库茨克的时候，因为坐雪橇走了这样长的路，劳累过度，身体不适。在那些漫长阴郁的日子里——远离家乡、孤身一人时生病，是再压抑、再痛苦不过的了——常有一位波兰流放者来看我。他从前在法国住过，所以很乐意来同我聊上一个钟头，谈他度过青春的那些地方，谈他那动荡多难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幸福日子。他名叫博赫达诺维奇。我们的长谈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是驱除烦闷的良方。在流放西伯利亚的所有同胞中间，唯有他似乎注定要为流放本身而永远受苦。他说起监狱来满不在乎；他再三说，只要能再见到法国，尤其是普瓦图，他情愿拿出全部家产——他在普瓦图住过很久，也是从那里动身去参加波兰起义的。他去参加起义，是为了顺从他父亲的意思；父亲一再催促，儿子却并不情愿。

这样一个人，一在伊尔库茨克获得自由，就抵挡不住重返法国的诱惑了。他给我讲了这次出逃的经过，很有意思，我照他的原话记在下面：

「一八七一年四月，我和两个同胞决定穿过森林逃到中国去。我们设法弄到了几支步枪，虽然条例禁止携带武器〔注六〕。我们还弄到了几把大刀。一切准备停当，五月底我们便试着实施计划。不幸的是，每年这个时候，解冻刚开始不久，地面太泥泞，谁也没法急行赶路。我们只好回到伊尔库茨克，把步枪藏在衣服底下，时时刻刻担心被人怀疑、被人搜身。

「我们的外出并没有逃过别人的眼睛；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我们是想逃离流放地——这样鲁莽的计划，在这里被看作根本行不通——所以我们只受了一顿训斥。从那以后，大批巡逻队在四乡走动，弄得我们灰心丧气，好多次都想放弃这件事。然而到头来，我们的勇气还是压倒了顾虑。六月里一个晴朗的夜晚，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城。

「我们随身带的全部口粮都装在背囊里，只能背在肩上；因为西伯利亚那些人迹罕至、茂密阻塞的森林，除了野兽，谁也不容易穿行。我们轻易地渡过了安加拉河，让摆渡的人相信我们是从雅库茨克来、到圣英诺肯提修道院去朝圣的〔注七〕。一上对岸，我们就离开大路，钻进森林深处；等到觉得走得够远、不会被人追上了，我们便停下来，把积压在心头的感情一齐倾吐出来，为这件激动人心的大事而欢欣。喜悦的泪水顺着我们的脸颊流下来；我们以为自己终于自由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说到这里，他带着回忆中的全部辛酸激动地叫道，「那一刻狂热的喜悦；唉！紧跟着它的却是那样惨痛的悲伤！我们彼此发誓，至死互相帮助、互相保护，然后继续向南急行。

「头几天，我们兴致勃勃，高兴得跳起来。诚然，到了夜里，我们有点遗憾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处，哪怕只是一顶帐篷，好让我们解解白天的疲乏。不过，那时口粮还新鲜，一顿饭便恢复了我们的体力，让我们满怀希望，相信能克服一切困难，很快到达中国边境。那时我们做了多少迷人的梦，定下了多少诱人的未来计划啊！唉！对我那两个可怜的同伴来说，这一切都将化为痛苦的早死；对我来说，则化为一场我如今相信是永无尽期的流放！

「开头几个晴天过去以后，我们遭上了连绵不断的大雨。衣服很快就湿透了，拖累着我们赶路；每天晚上，我们要试好几次才能把火点着，而火又太弱，烘不干衣服。我们就这样裹着湿衣服露宿，早上醒来，四肢冻得发僵，连动都动不利索。在这种情形下，热病不久就来了，眼看要耗尽我们残存的力气，也许会叫我们再也走不动；雪上加霜的是，我们的口粮也明显地少下去了。为了让这点微薄的存粮尽量多撑些日子，我们好几次去打猎，可是打猎又有拖慢行程的坏处。

「况且，这一带很少见到野兽，只有松鸡，而要打中它，非得万分小心不可。猎人一看见这种鸟，就立刻站住，纹丝不动，直到它开始啼叫。它一啼起来，那本来极其敏锐的听觉和视觉就在某种程度上分了神，简直像是昏了头。这时正好往前走。但是猎人往前挪动的时候，如果在啼声刚停的那一刹那稍微动一下，就一定会被发现，于是耐心等待的收获全都落空。我们靠近过许许多多松鸡，运气好时也能打中几只；可是为了一只鸟，往往要搭上好几个宝贵的钟头。

「在一条小河的岸边——我们不得不游过这条河，这件事叫我们的热病加重了许多——我们碰见了几只野兔，毛色一半黄一半白，这是季节使然〔注八〕。可是，所有这些补给，都远远抵不上赶路的劳累、热病造成的虚弱和淋雨带来的苦楚；等我们走到标明西伯利亚边界的那道山脉脚下时，四肢已经虚软得几乎拖不动身子了。我们随身带了许多白兰地，喝上一点，就又能打起精神往前走；可是酒也在飞快地减少。等我们爬到山脉半腰，那里除了草以外一切植物都绝迹了，眼前只有光秃秃的、荒凉的岩石，剩下的酒和其余的口粮全都吃光喝尽了。

「我那两个不幸的同伴觉得再也走不动了，只好躺下歇息，打算过后再往前挣扎；唉！这却是最后一次躺下，他们再也没有起来！我守着他们受了两天残酷的煎熬，尽力安慰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最后，我听着他们临终的低语，用我的眼泪安慰他们。我用虚弱的双臂尽力把他们埋葬了，做了两个粗糙的十字架，插在他们的坟上。同伴们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以后，我深感孤身一人的可怕，也知道没有口粮就不可能在森林那一边活下去，于是下决心原路返回，设法回到伊尔库茨克去——尽管那里必定有地牢在等着我，有新的苦难在等着我。

「可是在离开这个不祥的地方之前，」这可怜的人带着憎恶的颤栗叫道，「我对着眼前那一座座山峰大声诅咒——它们像一营俄国宪兵似的挡在我面前，同我争夺去路，把另一片本该给我生命和自由的土地，遮在我渴望的目光之外。」

「可是这个帝国，」我回答说，「也并不那么严酷，因为它并没有因为您的反叛而惩罚您。」

「这倒是真的，」他说，「他们不但因为我受过的苦而赦免了我，甚至还给了我更多的自由，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伤心地补了一句，「我再也不会作这样鲁莽的尝试了。」

于是我问他，是什么奇迹使他活着回来的。

「这全靠我身子骨结实。我靠吃草根、树胶，还有西伯利亚人拿来酿一种酒的那种红色小浆果活了下来〔注九〕。我虚弱得只能慢慢地走；可是雨停了，尽管我只能靠那点可怜的东西充饥，力气还是一点点恢复了。走到我刚才说过的那条小河时，我想到做一只小木筏，顺流漂下去，好省些力气。费了好大的劲，我总算做成了；等我冒险登上这件家什，我以为自己得救了。

「可是乘着这只不牢靠的木筏漂了几天以后，我看见一处地方好像能找到新的草根和浆果，便把木筏系在岸边，上去寻找。没走多远，我就迎面撞上了一头凶猛可怕的巨熊。我的步枪在木筏上，腰间只有那把大刀。我虽然听说过西伯利亚人杀死这种猛兽的诀窍，起初却不敢冒这样的险。我想逃，可是没有用；我往一棵树上爬，那熊也处处跟着我。最后，眼见逃不掉，也躲不开一场搏斗，我只好拼出全部勇气作最后一搏，站定了面对那野兽，脚下稳稳地等它扑过来，决心拼死也要叫它付出最大的代价。那可怕的畜生拖着笨重的步子走过来，人立起来，要用前掌把我抓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照西伯利亚人的打法，猛地扑进它的两只前掌之间，就像一个人扑进另一个人热烈的拥抱里一样，同时立刻举起右手，把刀捅进它的背脊，在脊骨右边，一直捅到心脏那么深。我那凶恶的对手当场倒地死了，我只在肩膀上落了几道抓痕，便脱了险。

「于是我拖着我的猎物原路返回，带着充足的口粮重新登上木筏。最后，我在伊尔库茨克向俄国当局投案。您知道，他们赦免了我，大概是认为我已受够了惩罚，而且无疑也深信我从此打算在这座城里安分度日，等待最终获得自由。」

从这段动人的叙述可以看出，流放者要逃走是何等困难。即使他们作了最周密的准备，带足了口粮，能够在森林里长久藏身，冬天的大雪也会把他们逼到唯一走得通的那条踩实了的大路上来，于是也就落到官府手里。因此，像他刚才对我讲的那样一次出逃，要想成功，就得在三个月之内完成，而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我逗留伊尔库茨克期间，总督西列格尼科夫先生被召回圣彼得堡。我认识的好几个人也先他一步动身，好沿途通知所经各村的官员把路上的积雪铺平，免得这位老先生长途跋涉过于劳累。这些人走后，博赫达诺维奇先生便成了我最常相伴的朋友。

在西伯利亚，冬天用不上我们那些清扫街道、排除污水的办法。各种各样的垃圾都用大车收集起来，倒在河床上。只要天寒地冻，这样堆积并不碍事；可是一到解冻，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那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以后一个星期河水都不能喝。所以，西伯利亚的城镇在开冻的时候是很不卫生的。

我在伊尔库茨克逗留的时候，常有一大群硕大的鸟落在安加拉河那发臭的冰面上。博赫达诺维奇先生和我便到乡下去，趁它们飞往这个令人作呕的觅食老地方的途中，打上几枪。

后来，我们一同在伊尔库茨克近郊游览，参观了几处乡间别墅，那是我前面说过的几位百万富翁的住所，特别是特拉佩兹尼科夫先生的别墅。一个地方有森林覆盖，又有三条河流灌溉，要营造迷人的住所是很容易的。我们法国人的审美，有了这样的条件，定能创造出奇迹来。特拉佩兹尼科夫先生的建筑师虽然没有把每一样天然的长处都发挥尽致，这座别墅仍然值得一看：湖泊、瀑布、土丘、坡地，应有尽有；这些虽然出自人工，却在一片美丽的森林当中构成了一处迷人的居所。

新任总督索拉什尼科夫先生一到任，就邀我同他一起到这座西伯利亚首府的近郊去猎狼。

提前一两天，先用马或牛的尸体把这些野兽引来；等它们聚齐了大吃的时候，人们便成群结队地赶来，围成一个圆圈，一步步把它们围住。只要这些猎物从猎人的包围圈里溜出来，就把它们打倒，这真是一种非常刺激的狩猎。我在任何动物园里都没有见过能同这些西伯利亚野兽相比的狼；它们身躯高大，令人生畏。但是它们一死，简直叫人无法靠近，因为它们身上有一股臭味，毛皮里还钻出成群令人作呕的寄生虫。

我们骑着猎马，懒洋洋地沿着通往贝加尔湖的大路往回走——猎马就是沿着这条路把我们驮到林中集合地点的——忽然，一个同伴喊了一声「蓝狐！」引得我去看，只见一只小兽在树林间飞快地窜过去。「蓝狐！」大家都跟着喊，好让落在后面不远处的那一队猎人知道。一声枪响；那小兽瘸了一下，接着又往前跑。「打中了！」总督叫道，同时吩咐那些布里亚特人去追——他们脚上穿着长长的雪板，能把它追上。它很快就落进了猎袋；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礼物：这只小兽的毛皮，已经仔细硝制过了。为了这只小小的四足兽，大家兴奋的程度超过了为一整群狼。

我已经说过，在俄国，人家是按照你身上裹的是什么毛皮来估量你的。最受推崇的无疑是蓝狐皮，而且仅仅是覆盖在爪子上的那一部分。这种动物毛皮的其他部分，在这里根本没有人穿；这些去掉了精华部分的毛皮被运到法国和英国，让那两国的太太们欢喜不已——只要她们的丈夫肯殷勤一点——她们穿上它，便自以为打扮得十分雅致；可是在俄国，尤其在伊尔库茨克，行家会把穿这种毛皮的人看作古怪可笑。这里的相对价格可以说明看法上的差别：整张皮子除去四只爪子，卖的钱也不过同那四只爪子相当，也就是两英镑十五先令到三英镑五先令。但是，如果想到整个帝国都极为推崇的某些蓝狐斗篷，全部是用爪子上的毛皮缝成的，每件估价一千四百到一千六百英镑，而这整件东西只要几只蛀虫和它们的子孙，几个星期就能吃个精光，那么俄国人在估价上的这种差别就更加惊人了！

身价次一等的是海狸皮，所以用这种皮子做的斗篷很少见到。

再往下是紫貂皮，常用来做斗篷，至少是做袖口和领子。这些看上去华贵的毛皮，有时里面衬的是较普通的皮子；我在圣彼得堡甚至见过完全不加衬里的。

貉皮排在第四等。它很受旅行者欢迎，因为人们认为它雅致，不过它的价钱随毛的长短和厚薄相差很大。我见过的貉皮斗篷，便宜的只要十英镑，贵的估价约五十英镑。由于价钱的高低隔着一段距离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一个人即使穿的是很不值钱的貉皮，也会被认为穿得很体面。

貂皮一般排在第五等。这种动物同紫貂截然不同，虽然在法国常被错叫成紫貂。紫貂皮颜色深，毛很厚，摸上去有点粗；貂皮则相反，是浅黄色的，摸上去像丝一样的绒毛。

最后，最不受推崇、因而上流社会最少穿的毛皮是阿斯特拉罕羔皮。在莫斯科和伊尔库茨克这样一丝不苟地讲究时尚的城市，穿着这种毛皮在公共场合露面，甚至会被认为是非常冒失的事。阿斯特拉罕羔皮帽尤其受到极度的鄙视；某些俄国人给自己定下一条处世原则——我是听他们亲口说的——在街上绝不屈尊向步行的人打招呼，那么，一想到要同一个穿阿斯特拉罕羔皮这等下贱的人相识，他们无疑会嫌恶地往后退缩。

其他毛皮，如羊皮、熊皮和驼鹿皮，是那些无名无位的千千万万普通人穿的。不过，这几种皮子最暖和，所以富人出门旅行时也不嫌弃，照样裹在身上，只是配上海狸皮、狐皮或貉皮的领子，自以为这样就能让斗篷显得雅致些。

蓝狐爪皮那不同寻常的价格，显然并不能说明上流社会对它的价值作何评判，而不如说是百万富翁们约定俗成的一种任性：他们觉得这件东西是一种方便的标志，可以用来炫耀财富；因为除了极富的人和挥霍无度的人，大概没有谁愿意只为了当一颗时尚明星而付这样高的代价。俄国人把这种特别的奢侈留给自己独享，这一事实似乎很能支持这个推断，而这也是很自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会把它看作财富的标志，因此，他们肯付的钱不会超过它仅仅作为一件时髦货所能卖得的价钱〔注十〕。

但是，这种炫耀财富的癖好，绝不限于穿这种精美的毛皮这一个法子。比如珍珠，就长久以来一直是人们喜爱的手段，俄国人这一点似乎是从罗马人那里学来的。麦考莱勋爵说，两百年前，「俄国的权贵们上朝时，身上掉下珍珠，也掉下虱子。」

不过，没有理由认为，「掉珍珠」——无论在朝廷上是否伴随着那些附属品——曾被看作一种体面的排场；因为不停地往下掉「未经筛拣」的珍珠，那负担就会同俄国的祭披一样叫人吃不消。然而，这种特别的炫耀之术即使没有发展成一种时尚，至少也是一个意味深长、富有「动感」的办法。财富多到不但往下掉，而且「满溢出来」，这不正暗示着一种过剩——一种多得过了头的东西吗？

在三一修道院，观众望着玻璃柜里珍藏的一斗斗珍贵的珍珠，无疑会惊叹不已；可是这番景象同朝廷上那场珍珠雨——那幅活人画——比起来，毕竟只是一幅荷兰静物画罢了；而那一幕却充满生气，财富流淌，就像落在达那厄脚边的那一滴滴活泼泼的金雨。

麦考莱勋爵的这句妙语实在滑稽有趣，读者一定会原谅我再扯开一笔。帕斯卡尔说过：「倘若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都会改观。」

那么，这位埃及女妖要是不把珍贵的珍珠溶化了喝下去以留住她的情人，而是完完全全照俄国人的样子，把珍珠撒在他的脚边，不是同样能够轻而易举地让安东尼脱身，从而给世界历史带来那样重大的变化吗？

一个「短一些」的鼻子，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也许都改变不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因为——

马克·安东尼被人牵着鼻子，牵了那么久，

他的脑袋，即便换一个人来掉转，

照样还是要走错路；

因为埃及女王——哪怕鼻子实在太短——

照样能牵着他自己的鼻子走，

「像牵驴子一样」（原注：语出《奥赛罗》：「他也会乖乖地让人牵着鼻子走，像驴子一样。」）。

女人若是总要牵着世界的鼻子走，

她们以为，这总比揪着耳朵拉要强些。

可要想改变世界的面貌，

需要的是短一些的耳朵，

而不是小一点的鼻子。

但是，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先例能夺去俄国权贵首创这种「朝廷」式排场的荣誉，所以克娄巴特拉显然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模仿它。然而，俄国的阔佬们倒可以像托马斯·格雷欣爵士那样模仿克娄巴特拉。据说这位伦敦富商为了在一次盛宴上同西班牙大使比阔，把一颗价值一万五千英镑的珍珠研成粉末，然后举杯向他的君主祝酒，把它喝了下去。这些阔佬既然坚信挥霍是炫耀财富最明白易懂的方式，那么，他们也不妨同样把珍珠放进满满的酒杯里，为他们的沙皇干杯，这样倒可以博得更多的喝彩；或者，干脆扔掉珍珠，只喝他们的酒——把西伯利亚那种在马前路上泼香槟的风俗，改成真正地把珍珠丢在猪前。

十四从伊尔库茨克到贝加尔湖

土著——奥利洪岛人——萨满教——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萨莫耶德人——伊尔库茨克的狂欢节——巴勃罗——告别康斯坦丁——贝加尔湖冰上又一个险夜

在伊尔库茨克街头，除了别的民族以外，偶尔还能碰见奥利洪岛的土著。在俄国征服以前，贝加尔湖沿岸自远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流放罪人的地方。他们用自己那种比喻的说法，把这地方叫作长夜之乡。这些流人的后裔，有一些至今还留在这一带，住在贝加尔湖西岸一个叫奥利洪的小岛上。这些岛民当中，许多人仍然信奉古老的萨满教；据说，后来流传极广的佛教崇拜就是从这种宗教里产生出来的。关于萨满教，人们所知不多，只知道他们崇拜一位住在太阳里的至高神。

米勒在他那部论述西伯利亚的重要著作里，谈到过这些人的迷信，还介绍了他们的一些仪式。

他说：「萨满教徒尤其害怕鬼魂，害怕那些他们生前得罪过的死者的怨恨。为了禳除这些死者可能加给他们的灾祸，他们在某些日子里跳过燃烧的柴堆。

「他们相信巫师能为他们预言未来。

「节日里，他们围着一个祭司聚在一起，祭司一边击鼓，一边念诵祷词，一个助手则往信众身上洒奶和酒。」

有一天，这些奥利洪老人当中的一位给我讲了一个传说，是关于住在贝加尔湖以东的那一派信徒的。要听懂这个传说，得先知道伊尔库茨克和贝加尔湖之间地势高低相差很大，而这整个湖的湖水，全靠安加拉河出口处一块巨大的岩石在最高处拦住。据说，假如这块岩石崩塌了，满湖的水就会化作一股巨浪倾泻而下，把伊尔库茨克毁灭，并以骇人的速度席卷一切，在安加拉河谷里汇成一片汪洋大海。萨满教徒相信，人死后灵魂便被送到这块岩石上去。灵魂们停留的那岩顶又窄又陡，他们一上去就头晕目眩；岩顶紧挨着冲进安加拉河的那股汹涌激流，他们被那轰鸣和奔腾弄得昏头转向，几乎站不住脚。倘若他们能站稳，那是因为他们生前行善，蒙受神恩；倘若相反，他们生前作恶，就会被卷进奔腾的激流里，永远沉沦。据这些人说，安加拉河水奔腾所发出的吼声，不是别的，正是那些害怕失足的灵魂一齐发出的哀号。的确，在这个地方，群山把瀑布的轰响激起了惊人的回声。我想读者不至于怀疑我相信什么超自然的东西；然而，在大自然这支雄浑的合奏中，我很容易想象自己有时听到了从萨满岩上传来的人声。

不过，在伊尔库茨克所见的各色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布里亚特人来自尼布楚一带，在伊尔库茨克和贝加尔湖以西；通古斯人则自称是比吉尔吉斯人和蒙古人更出色的骑手。这两个民族的习惯已经高度俄罗斯化了，连服装也差不多俄罗斯化了，所以用不着多说。鼻子不高，颧骨不高，额头也不高：由此不难想象一个布里亚特人的侧影是什么模样。妇女们相貌平平，却一般都有一副很好的身段，皮肤又格外细腻光滑，这在西伯利亚已成了一句俗话，足以弥补容貌的不足。偶尔还能见到几个萨莫耶德人。这个民族从前是游牧的，但据人说，他们已开始在雅库茨克定居，就像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在伊尔库茨克及其周围定居下来一样。这些极北之民的衣服是用驯鹿皮做的，缀着一小块一小块的布，一般是鲜红色的。我见过几个人穿着海豹皮和别的水陆两栖动物的皮；不过这些人似乎是最穷的，因为这类毛皮价钱便宜，又不暖和。

在把妇女看作低人一等的这一点上，没有哪个民族比萨莫耶德人更甚，也没有哪个民族对待妇女比他们更苛刻。帕拉斯说：「她们即使在自己的帐篷里也受着欺压。男人在火塘后面、正对门口的地方放一根木杆，不许女人从杆上跨过去。这个愚顽的民族相信，倘若妻子不幸越过了这根杆子，当夜必定会有一只狼来吃掉他们的一头驯鹿。怀孕——委婉的说法叫作『有喜』——被看作一件丢脸的事。在此期间，妇女不敢吃鲜肉，只能将就着吃些不那么可口的东西。到了分娩的时候，她们尤其受虐待。她们必须当着丈夫和接生婆的面作一番忏悔：说出自己是否对丈夫不忠，如果不忠，还得说出那人的名字。她们很小心，绝不否认别人的指责，生怕否认了，到了紧要关头就要受残酷的苦楚；相反，如果确有过失，她们会十分坦白地承认。不过，她们的忏悔并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丈夫只不过去找那个被指认的人，向他索取一点小小的赔偿罢了。」

伊尔库茨克狂欢节的热闹同法国大不一样：主要是乘着敞篷的大雪橇不停地兜风，雪橇四周挂满了铃铛，马具上凡是能拴铃铛的地方也都拴上了。可是这还不够，兴致高的人还要手里再拿几只使劲摇，好让响声更加嘹亮；为了一样都不缺，还有伴奏：孩子们和下层百姓平时就在沿着房屋铺设的小木道上飞快地滑冰——木道上盖着冻得坚硬、踩得结实的雪——到了这种欢庆的日子，他们成群结队地飞掠而过，而铃铛也照例少不了，把这热烈的喧闹凑得十足。

不幸的是，我的窗户正对着大街，这可恶的叮当声一刻不停。我从来没有像在这十天狂欢节里那样渴望一点清静；要把人闹得魂飞魄散，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

我迎接大斋期的到来，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在这段忏悔期的头三天，有一种奇特的风俗：你所住人家的车夫们可以来拜访你，向你讨一份赏钱。我是外国人，荣幸得有些过分：跟在这户人家的车夫后面，在我面前列队走过的，还有我逗留期间所有拉过我、赚过我车钱的出租马车车夫。

为了躲开这些纠缠，我到圣英诺肯提修道院去，观看了大斋期开始时的隆重仪式。

在此期间，这位圣徒受到最崇高的敬礼。他的墓不仅像圣塞尔吉乌斯的墓那样打开，而且他的遗体不像三一修道院那位主保圣人的遗体那样盖着裹尸布。遗体保存得非常好，只是皮肤的颜色全黑了。一个虔诚的传说告诉伊尔库茨克的居民：这颜色来自信徒们的罪孽，他们亲吻这珍贵圣髑的那一刹那，罪孽便离开了他们的灵魂。我常常看到东西伯利亚的信徒们怀着怎样的热忱去拥抱这受人敬奉的遗体，又怎样心满意足地用指甲或小刀从棺木上剥下一片木屑——照这样下去，这口棺木的其余部分不久必定会消失殆尽。

在其他许多习俗上，也可以看出西伯利亚农民的虔诚是多么真挚、多么深厚。

我多次注意到，这些淳朴的人是多么一丝不苟地遵守规定的斋戒。有时，在规定忏悔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多得很——我到了一个驿马站，出于好奇，问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先生，这是斋期，」他们总是这样回答，「我们今天只能喝茶，连面包都没有，拿不出什么来招待您。」一个政府既然懂得这样巧妙地把宗教当作一种政治力量来运用，却不把这种使人虚弱的规矩改一改——而那些穷苦百姓正需要更多的食物和精力——这似乎很奇怪。

离开伊尔库茨克之前，我参观了博物馆，看了那里收藏的乳齿象化石，西伯利亚某些地层里富含这种遗骸。我同总督打了好几次猎，在这里快快活活地过了六个星期，觉得该继续我的旅程了。

普法菲乌斯先生答应过我，等恰克图组成一支俄国茶商的商队、准备南下中国的时候，就从那里通知我。

他对我说：「设法找个译员，这样您跟这些茶商打交道就永远不会听不懂；他们会替您安排好在蒙古人和中国人中间旅行所需要的一切。」可是我没有什么可挑的，因为只有一个人前来应聘，愿意以译员的身份从伊尔库茨克陪我上路。我承认，他是个诚实透顶的人，但他的来历想必很离奇。他自称是法国臣民，却生在君士坦丁堡，从来没有见过法国。他用的是一个西班牙名字，叫巴勃罗，护照却是用希腊文写的。

他自称会说黎凡特的所有语言，还会说俄语，也会说意大利语和法语；可是为了让他听懂，我说法语时常常不得不在句子里大量夹杂意大利语、俄语甚至德语的词。不过，他连说带比划，竟有本事让每个人都能把他那套混杂的话听个明白，所以我觉得找到他真是很走运。他这种用手势来阐明话意的天才，显然来自他从前的职业——他原是马戏团里演哑剧的。

这个巴勃罗虽然已经受雇于我，随时准备照我的吩咐办一切事，康斯坦丁却还想最后一次帮我准备行装。我们两人的性格虽然在许多方面相反，可是一个在一千五百法里的旅途中日日夜夜陪在你身边的旅伴，你同他分手时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尤其是这一分手便是永别。我这位年轻的旅伴对我打算横渡贝加尔湖一事所表现出来的不安，使我很感动。整整三天，他一再恳求我不要冒这个险，而要绕湖南岸走；为了表明他多么关心我的安全，为了劝我打消原意，在我要动身的时候，他还把警察局长请了来，局长向我保证，政府今年并没有为沿着平常的路线过湖采取任何安全措施。

得到这个警告，我让步了；唉！后来我有充分的理由后悔这个决定，或者不如说后悔改了主意，这读者往后就会知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谨慎并没有带来安全。巴勃罗对我的决定高兴极了。他对危险的过分恐惧，对自身舒适的过分关心，从一开始就让我对我们今后的相处感到不安。

我于三月二十日凌晨一点离开伊尔库茨克。康斯坦丁坐进雪橇，夹在巴勃罗和我中间，一直陪我到安加拉河对岸。这一小段路仿佛是我们刚刚一起度过的三个月的缩影；最后一次紧紧握手的时候，我们两人都为这次分别深深感动。摆在他面前的，是在伊尔库茨克不知要待到何年何月的前景；摆在我面前的，则是我这番游历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没有了他，我旅程的面貌就要完全改变了。

康斯坦丁走后，我不大想同巴勃罗攀谈。除了在一个还很渺茫的未来里也许用得着以外，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用处；况且那时我的俄语已经够我独自在西伯利亚旅行了，所以眼下他在身边，实在没有什么可喜的。

我们经过的地方景色如画。一座连一座的山上长满了松树，在黑暗中，那乌黑的颜色产生一种奇特动人的效果；随着我们前进，两旁的群山似乎越来越高、越来越雄伟。我现在可以更好地饱览大自然了，因为我不再关在从下诺夫哥罗德带来的那架有篷的雪橇里。我现在这一架是完全敞开的。

天亮时，我们望见了贝加尔湖。这一带风又猛又不停，把冰面上的雪都刮走了，所以冰冻的湖面几乎到处都呈现出一种淡蓝色，有点像平静的水面。

景象令人震撼。在我们脚下深深、深深的地方，两道山脉之间的洼地里卧着一个海湾；再往外，湖面豁然展开，向右，向左，向前，一眼望不到边，那冰封的湖面无穷无尽。

「贝加尔湖终于到了！」面对这惊人的景象，我热情地叫道。「先生，」巴勃罗从座位上跳起来说，「难道真的没有人告诉过您吗？您得叫它『海』；不然它会发怒，惹出祸来的。」

这种迷信的恐惧，一下子暴露了我这位新旅伴的性格。他无知，头脑简单；他对未知的恐惧，使他从每一个同他一起生活过的民族那里，都拿来一点东西，当作关于未知事物的真理启示来接受，大概还连带着别的一些特性。我想，他就这样从德国人和波兰人那里得来一点忧郁，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那里得来卑屈，从俄国人和西伯利亚人那里得来迷信；至于他的诚实和淳朴，我想，他不是从谁那里得来的，而是生来就有的。

我们从山的南坡下到湖岸。前一天融化的雪夜里又冻住了，每走一步都是滑溜溜的。

雪橇一会儿往这边溜，一会儿往那边滑，叫人心惊胆战，因为路一直沿着悬崖的边缘。有时我们离崖边那么近，车夫的两条腿时不时地悬在可怕的深渊之上。有一回，一记又响又狠的鞭子，让马车猛地一拐，我们才奇迹般地免于摔下那可怕的深处。不幸的是，车夫太过自信了，我们躲过了这么多险，他便以为一切危险都已过去。快到贝加尔湖的时候，本该狠狠抽马一鞭，让雪橇猛地一拐，他却疏忽了；结果雪橇的一条滑板越出了路边，整辆车连同车上的东西立刻跟着翻了下去；巴勃罗和我，连同我们所有的毯子和行李，乱七八糟地滚进一条五六英尺深、几乎直上直下的沟里——好一团糟。巴勃罗吓得说不出话来，大概也觉得用不着再提醒我『海』发怒了，这怒气如今已经再明显不过。

这场小插曲之后不久，我们到了一个驿马站。驿站长劝我不要再走陆路。他说：「陆路不仅更远，而且，您也清楚，还很危险；贝加尔湖上的冰却极厚，哪儿也不会裂开。」我们听了他的劝告，便在冰上小跑前进。

每当我说到贝加尔『湖』，巴勃罗就惊慌得可笑，一面嘴里念叨着「海！海！海！」想把危险禳解掉。在我们左右，我刚才说过的那两道山脉高耸在我们头顶上，封住了我们刚刚驶入的湖的南端；前方，直到地平线，除了无边无际的冰，什么也看不见。

我完全沉浸在对这一动人景象的赞叹之中——我想，这样的景象在全世界也是无与伦比的。在西伯利亚别的地方，我从没见过冬天那威力无比、所向披靡的作用表现得像这片非凡的冰海这样完全；在这种气候下的别处，我也从没见过光线呈现出这样壮丽温暖的色调。尤其是傍晚，当山峰在浓艳的玫瑰色光辉中闪耀时，处在阴影里的贝加尔湖面便映出一种浓烈的蓝色，同地中海的蓝色相仿。要不是雪橇，尤其是雪橇滑行时伴随的那种响声，太过强烈地把我唤回现实，这色调会让我以为自己正在尼斯或阿尔及尔的海岸外。这种骇人的响声，我在第一次坐雪橇过奥卡河时已经说过；不过在那里，由于冰下深不可测，这声音更叫人不安。在这里，它却为这独一无二的景象增添了奇趣。

我们到达湖湾东端时，夜幕正在降临。我们上岸只是为了吃饭和换马。再次上湖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我们的车夫没有取东北方向把我们带往东岸，而是径直向北，朝湖心驶去。

我已经多次注意到，车夫们在冰冻的河道上为了躲开某个窟窿或某处不大牢靠的地方，常常绕道行驶，所以起初我什么也没问，只是不时回过头去，望一望渐渐退远的陆地。我这样望着，陆地在地平线上越来越低，最后完全从我眼前消失了。景象完全变了；我们好像到了茫茫大海上，因为无论转向哪一边，都看不见陆地。

我得承认，这时我开始有点为几个钟头以前自己那种满不在乎的大话感到惭愧了。这片荒凉险恶的地方如今叫我不寒而栗，我似乎一下子对这片可怕的西伯利亚之海生出了一种卑躬屈膝的敬畏，而我先前在岸上是那样轻率地冒犯过它。

在我这一路上，很少有机会抱怨我的车夫，所以这一回我也绝不想挑他的错；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发觉，他喝醉了，把我们带迷了路。

冰面渐渐变得越来越不平；一些松动的或叠压着的冰块东一块西一块地散布着；不久，冰块不但变大了，而且越来越多。这条崎岖破碎的路确实叫人心惊，因为我们越往前走，新的困难就越多；不久我们就不得不沿着一座座冰山前进，这些冰山比托木河和安加拉河上的还要高大。

这些有增无减的障碍，即使在大白天看见也会叫人不安；可是现在是深夜，连一点陆地的模糊轮廓都看不见，我们又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处境实在令人惊恐。我开始盘问车夫，可是即使有巴勃罗帮忙，也问不出一句明白话来。

这可怜虫醉得昏昏沉沉——吓得呆若木鸡。

我们的处境这样危险，又这样束手无策，我心乱如麻，头一个冒出来的念头就是问他：从哪一边能最快上岸？车夫把手伸向西方。我立刻明白了我们陷入了怎样可怕的困境，决定就地等待天亮。车夫不肯马上停下，还嘲笑我的担心；可是事情非同小可，我只好拔出左轮手枪，对准他的脑袋，威胁说他要是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当场开枪打死他。

这时大约是凌晨一点，四面八方除了冰山，我什么也分辨不出来。我察看了这些冰丘，发现它们是由大约一英尺厚的冰块堆成的。

显然，托住我们、使我们悬在深深湖水之上的，就是一层不过这样厚的冰板。就连这样厚的冰，我们能指望它处处都承受得住满载的雪橇和马匹的重量吗？

在生与死之间，在我们呼吸的空气和湖底之间，只隔着一英尺厚的冰。我们不但远离人类，而且远离人类居住的陆地。说真的，谁知道我们在哪里？这个时候谁会想到我们？在冰层被我们压破、张开大口、然后永远合拢在我们头上的那一刻，隔着这样远，谁能听见我们最后那一声绝望痛苦的呼喊？

风在这片冰原的洼地里凄厉地呜咽，间或夹杂着冰层不祥的破裂声，犹如远处低沉的炮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从来没有这样完全、这样彻底地感到人的软弱和卑微渺小；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那令人敬畏的威力。我怀着敬畏屏住了呼吸，因为在大自然庄严的面前，一旦它施展起可怕的威力，注定要把人碾碎的时刻来临，人便如一粒沙子、一条最卑微的虫子一样毫无意义。

天终于亮了，我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冰面上四面八方都划满了裂缝。某些地方积着一汪汪水，表明这一带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只冻住了一部分。看到自己四周布满了这么多陷阱，我这才明白俄国政府为什么今年不肯为旅客的安全承担任何责任。我只能依靠自己，想到后果便浑身发抖，因为我似乎已经完了。

进退两难之中，我不知如何是好；必须走，因为再待下去也躲不开危险。于是我像着了魔似的，机械地吩咐车夫朝着日出的方向走。我们出发了；再也选不出比这更稳妥的走法了，而且尽管危险依然存在，这段路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趣味。为了避开这道那道裂缝，我们不得不绕许多大弯。车夫这时酒已经醒了，似乎想将功补过，冒着生命危险独自走在前面，去探察冰层的厚薄。每当我们走近一道横在路上、泛着涟漪的不祥的长长水痕时，就不得不停下来。如果决定冒险闯过去，我们就先往后退一小段路——退一步为了跳得更远——然后狠狠地抽鞭子，再加上狂乱的手势、吆喝和尖叫，让马匹发疯似的飞奔，眨眼之间就越过了那些张着大口要吞噬我们的险恶裂缝，但每一次都叫人毛骨悚然。

早上八点左右，我们瞥见了陆地，不久陆地就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眼前。我们越往前走，冰层就越厚、越可靠，每走一步，我们久已低落的精神就振作一分，直到最后，一切危险都消失了。说来也怪，这时我竟为离开贝加尔湖而感到一阵惋惜：因为我虽然曾吓得面无人色，却忘不了自己仍站在一片神奇的土地上。

最后，上午十点，我进了斯列尔纳亚村，回想在贝加尔湖上度过的这二十二个钟头——这是我全部旅行生涯中所经历的最惊心动魄、最非同寻常的一次冒险。

十五从贝加尔湖到恰克图

东西伯利亚及其居民漫谈——他们的独立梦——可能促成独立的种种缘由——中国人的榜样——雅库特人与堪察加居民

第二天早上，我在上乌金斯克吃早饭，无意中听见三个男人一段奇特的谈话。他们大概是本地人，因为他们声称自己对东西伯利亚的感情胜过对俄罗斯帝国；这使我想起瓦讷或圣布里厄的人，他们也自称爱布列塔尼胜过爱法兰西。倘若帝国有难，或者沙皇的宝座受到威胁，这些人无疑会尽自己的本分，也许比许多别人尽得还好；可是尽管如此，不难看出，在他们心里，西伯利亚东部这块地方要亲近得多。「多美的地方啊！——多肥沃啊！」他们叫道，「我们不但有吃不完的小麦和别的粮食，乌苏里河谷还出产多好的葡萄酒！我真不明白，我们的皇帝为什么要住在圣彼得堡。你们瞧着吧，我们那个那么不卫生的首都，总有一天要被人抛弃的；到那时，朝廷就会搬到鄂霍次克河岸上来定都了。」

我认为这些淳朴的人的梦想不值得认真看待；然而，到了将来某个时候，这种感情很可能会在黑龙江沿岸的居民中间，以一种实际得多的方式，发展成对民族独立的渴望；果真如此，那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事了。

黑龙江以北的地区并入俄罗斯帝国的时间不算很长；在此之前，那里完全是一片荒漠，所以这片地区至今仍然人烟稀少，是不足为怪的。

黑龙江全长一千法里；总督告诉我，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连同军政人员在内，总共只有两万六千人。不过，这些居民既然是从旧俄罗斯帝国来的，是作为移民住在这里的，他们仍然眷恋祖国和皇帝，也是很自然的。可是，过上几代，黑龙江沿岸的人民一定会觉察到，独立会带来财富；有了这样的诱因，他们还有什么努力不肯付出呢？

总之，俄国北方的居民常常宁愿要西伯利亚的粮食，而不要敖德萨的粮食。黑龙江沿岸的农民不但能够自给，还能把粮食运出去，从出口中获取厚利。乌苏里河谷不但能产葡萄酒，还能出产南方的一切水果，诸如橘子和香蕉，这又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到那时，这个地方的居民就不必像现在这样，把他们从地下挖出来的金子统统送到圣彼得堡去了。他们还可以从本地的其他来源积累财富：从大片的铁矿和石墨矿中——著名的阿利贝尔矿就在这一地区——从制造瓷器用的黏土中，从森林中，还有从库页岛的煤中。况且，鄂霍次克海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便利的出口，同世界各地的市场相通；而从圣彼得堡出发的俄国船只，如果遭到德国、瑞典和丹麦，甚至英国和荷兰的阻拦，就出不了波罗的海。

从这些事实可以明显看出，这片长约一千到一千二百法里、宽约八九百法里的地区，具备了一切必要的资源，不但足以组成一个独立国家，而且足以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在今后若干年内，这个地方的居民——迄今为止一直受着沙皇的一点压制和一点盘剥——睁开眼睛看到唾手可得的诱人好处，并且力图通过争取独立来完全获得这些好处，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俄国发生革命的前景还太遥远，这样的运动不可能发生；宗教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他们对沙皇的神圣人身过于崇敬，不敢冒犯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我前面讲过伊尔库茨克监狱里那些杀人犯对波兰人的态度，也使这个反驳有几分分量。然而必须承认，在俄国，对宗教的敬重——同它在法国的表现形式相反——是随着社会地位的升高而减弱的。而一旦对宗教的敬重消失了，对皇帝权威的敬重不久也会随之消失。事实上，在东西伯利亚，人人都想发财，而且常常如愿以偿，这些人中间不乏蔑视宗教的例子，我就听到过他们毫不掩饰地表露这种蔑视；等到这种态度在大众中间蔓延开来，使这个地方俯首听命的皇帝的神圣权威，也就失去了约束力。

我可以举出这种不敬的例子。我在伊尔库茨克的时候，偶然问起那里一位最富有、最有地位的人物，教士是不是从农民中间选出来的。「哦，不是。」他回答说。「那么他们出身于上层阶级？」「根本不是。」「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招来的呢？」「天知道从哪里。」他极其轻蔑地回答，仿佛他们根本不值得他一顾。

另一位伊尔库茨克居民，地位更高，有一天问我星期天是怎样过的。我告诉他，除了别的事情以外，我上午去听修道院长主持的弥撒，晚上到剧院去听《地狱中的俄耳甫斯》。「那么，」跟我谈话的这位接着说，「您今天看了两场滑稽戏。」

我并不断言俄国贵族个个都这样轻蔑地谈论他们的宗教和教士；但是，这里确确实实有两句话，即使在我们国家，一个毫无信仰、对宗教和权威毫无敬意的天主教徒，也未必敢说出口。

在西伯利亚，人民和上层阶级之间的距离不像在欧俄那样大。终有一天，农民们会注意到，他们一向屈膝敬奉的信仰，在他们的上司那里受到怎样的对待；他们也会很快要求得到那种诱人的自由——那种他们在本应作自己行为楷模的人身上所发现的自由。

也许又有人会反驳说，俄国人民那种忍耐顺从的性格，加上东西伯利亚人远离任何一个可以给他们树立榜样、给他们鼓励的文明国家，会使这种解放推迟。

诚然，俄国人对他们所过的那种逆来顺受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他们的听天由命表现在他们的举止上，表现在他们近乎卑屈的礼节上，表现在他们的音乐上，甚至表现在他们的娱乐上，以至于似乎不可能从他们中间产生一位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伟大领袖。他们的邻居中国人所生活的政体，也许更不如人意；因此，这两个民族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他们如今所处的奴役状态。

然而必须承认，中国人远不像他们北方的邻居那样逆来顺受地接受压制。他们一向习惯于把自己帝国的边界看作世界的尽头，又不知道获得自由的途径，所以他们屈服于一种从一开始就以不可抗拒的武力强加给他们的权威，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看法，他们只需要认识我们；此后，这种开化就会逐渐在他们中间传播开来。他们固然并不怎么喜欢我们，但是我们使他们惊奇，他们也在研究我们。他们很快就会看出欧洲各国同天朝百姓在境况上的差别；他们会到我们中间来进一步学习；而中国人天生聪明，讲究条理，做事从不浮皮潦草，他们会把我们的制度中那些在他们看来健全的、适于保障一个国家繁荣幸福的东西，采用到他们自己中间去。

到那时，富饶而不幸的西伯利亚很可能也会效法这个榜样。

我刚才说到的那三个在上乌金斯克吃饭的人，对东西伯利亚的光明前途似乎深信不疑，不一会儿就同我们攀谈起来。巴勃罗趁机大谈他在贝加尔湖上受的惊吓。他讲得声情并茂，连最琐碎的细节也不漏掉，还添油加醋地讲了几件他本人的英勇事迹——这些事迹我当然一件也没有看见。这样一场又长又夸张的表演，我本来一定会打断的，可是我看见这家伙从我的干粮里拿出一瓶我另有用处的白兰地，不慌不忙地先斟满自己的杯子，再斟满同伴们的，然后从容地继续他的消遣，一边讲一边啜，就像喝樱桃酒或茴香酒一样。

他这样大口喝烈酒的习惯叫我吃惊。这习惯大概是西伯利亚的寒冷养成的，因为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并没有这种嗜好。这个滑稽的家伙在满足这种奇特嗜好的同时，还暴露出一种更加古怪的迷信。他从一个始终揣在口袋里的鼻烟盒似的东西里捏出一撮土，撒进白兰地里，一口吞下去，就好像那是加了许多糖、甜得可口的东西。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解释说：「这土是从我的故乡取来的。我时不时这样吞一点下去，就保准不会在我旅行的地方染上什么时疫。您要是离开法国以前就知道这个法子，到伊尔库茨克的时候就不会生病了。」

可以看出，巴勃罗是个奇特的人。他的好心肠和忠心耿耿是那样显而易见，我庆幸自己带上了他；可是，这个半疯半傻、孩子气十足、满脑子迷信的人物，古怪的地方多得不得了，我要是一一讲来，就永远讲不完了。

在离开上乌金斯克、进入中国领土以前，我应当就居住在东西伯利亚的几个部族说几句话。在离开俄罗斯帝国的这一部分以前，我有机会见到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

雅库特人皮肤呈古铜色，留着长长的黑发。他们的妻子受到轻视。她们身上总是挂满饰物，一般是铁制的，但做工很精巧。雅库特人性情温和，诚实好客。他们的宗教信仰夸张到了迷信和偶像崇拜的地步。事实上，他们的祭司就是巫师，靠施行法术对这个淳朴的民族有很大的影响。

米勒到这里的时候，想见一见一个女祭司。雅库特人告诉他，这个女祭司能把刀子捅进自己身体而不死。头一次，这一手似乎没有成功；可是第二天又试了一次，这一回刀子捅得准些。她真把刀刃捅进了腹中，拔出来时刀上沾满了血！米勒说：「我察看了伤口，看见她从刀口上割下一小块肉，放在火上烤了，吃了下去。随后她用落叶松树脂和桦树皮做的膏药敷了伤口，再用一块破布扎好。但还有一件更奇特的事。她被要求在一份类似正式记录的文书上签字，声明她在我们面前施术之前，从来没有把刀子捅进过自己的身体；声明她起初甚至并不打算做到这个地步，只是想巧妙地把刀子滑进皮肤和衣服之间，好骗过我们，也骗过雅库特人；声明雅库特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法术的真假，可是我们盯得太紧了；还声明她听别的巫师说过，一个人如果真的捅了自己，只要尝一点自己的脂肪，就不会死；又声明现在既然要她自愿说出真相，她就不能否认，直到今天，她一直在欺骗雅库特人。那伤口她只敷过两次药，十天就痊愈了；大概她年轻，对伤口这样快就好起来大有帮助。」

雅库茨克城位于雅库特人居住地区的中心，被认为是西伯利亚最寒冷的城市。它是一个流放地。我常常听人说起一位可怜的诗人：他写了一本对俄国政府不利的小书——在我看来那本书完全无害——先被监禁了两年，然后又被判在这座城市无限期地居住下去。这本书的书名叫《怎么办？》〔注十一〕。

堪察加的居民分为三个民族，语言和风俗各不相同：北部的科里亚克人，中部的堪察达尔人，南部的千岛人。

科里亚克人中间，有的游牧，有的定居（原注：见克拉舍宁尼科夫。）。

游牧的科里亚克人有阿拉伯人似的面貌，小眼睛，上面盖着浓眉；他们不像定居的科里亚克人那样粗壮高大，也不那么强健勇敢。

然而，游牧者却把定居的部族看作奴隶，而后者也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屈从。一个游牧的科里亚克人来到一个定居的科里亚克人面前，后者就对他卑躬屈膝，送他许多礼物，对客人抛过来的一切轻蔑和侮辱都默默忍受，一句怨言也没有。

游牧者非常嫉妒自己的妻子。妻子与人私通被发现，他们当场就把她杀死，有时甚至仅凭一点不忠的嫌疑就下手。他们对什么事都容易生气。他们的妻子必须显得邋遢肮脏，免得有太多诱人的姿色惹丈夫恼火。她们从来不洗脸，也不梳头；脸上从来不施脂粉。「她们打扮自己干什么呢？」丈夫们问道，「除非是想讨别人的欢心。」因此，她们有时把真正好的衣服藏在一堆破布底下。

定居的科里亚克人的风俗则截然不同。他们接待外人的方式，就像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所讲的拉普兰人那样；客人若是拒绝与主人的妻子同床，他们会把客人杀死。

科里亚克人无论游牧的还是定居的，同堪察加的所有居民一样，都没有宗教。克拉舍宁尼科夫说：「我曾有机会同这些部落的一位首领交谈，他对神明毫无概念。」不过，科里亚克人害怕一个恶神，有时向它献祭一头驯鹿，却并不想弄清楚这次献祭会给他们带来福还是祸。

定居的科里亚克人中间十分流行一种迷信习俗，就是把裹着衣服的石头放在夫妻的床上，这能称作一种崇拜吗？克拉舍宁尼科夫说：「乌金卡有个居民有两块这样的石头；一块大的，他叫它妻子，一块小的，是他的儿子。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怪事。他告诉我，有一天，他身上长满了疹子，在河岸上发现了那块大石头；他想把它拿走，它却像人一样朝他吹气，他一害怕，就把它扔进了河里。从那时起，他的病越来越重，直到一年以后，他到扔石头的地方去找它，却吃惊地发现它在离原处不远的地方，躺在一块大平石上，旁边还有一块小的。他把两块石头都拿了，带回家里，给它们穿上衣服，不久他的病就好了。他说，从那以后，我总把那块小石头带在身边，我爱我的石头妻子胜过爱我那个活妻子。」

克拉舍宁尼科夫讲的这个故事表明，一个既没有受过启蒙、又没有人引导的人，出于信仰神明的需要，会被驱使到何等荒唐的地步。

堪察达尔人皮肤黝黑，脸又宽又平，鼻子扁塌（原注：见斯特勒。）。他们身上有一股鱼腥味，还散发着海鸟的浓烈气味，有时还有麝香味，这是因为他们把含有麝香的那种动物不加处理就吃了（原注：见沙普神父。）。

不过，他们主要以鱼为食，做法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把几条鲑鱼各切成六块。鱼头放进坑里让它腐烂，鱼背和鱼腹用烟熏干，鱼尾和鱼肋则在空气里晾干。然后把这些东西一起捣碎，再把这种糊晾干，几乎每天都拿来当饭吃。据说，鸭子、鹅和用鱼油腌存的蛋，也是他们的一部分食物。

这些人从前除了水没有别的饮料；为了让自己快活一点，他们常喝一种蘑菇泡的汤汁。俄国征服以后，他们认识了白兰地，如今喝得很多。

堪察达尔人非常爱打扮。从前，一个富人的服装是用驯鹿皮、狐皮、狗皮、旱獭皮、野公羊皮、熊掌和狼爪的皮、许多海豹皮和羽毛做成的。给一个堪察达尔人做一身衣服，至少需要二十只动物。贸易完全以物易物。一整套服装约值一百张貂皮或一百张狐皮（原注：见米勒。）。

可是如今，这个奇特的民族已经从俄国人那里学来了对文明生活的衣料的喜好，式样上也稍稍学了一点。妇女们有些古怪的癖好：她们把脸涂成红色和白色。她们非常讲究，在经过一番特别的洗浴、再好好地涂红打扮以前，绝不在外人面前露面。

他们取火用的是钻木取火的钻子：把一根圆圆的干木棍插进一块木板上的孔里，用两只手掌飞快地搓转，火就生出来了。一撮揉碎的干草当作火绒。

堪察达尔人的风俗极其粗野，与其说像人的习惯，不如说像动物的本能。他们对灵魂的精神性毫无概念（原注：见斯特勒。）。而且他们没有宗教。他们只有一个节日，叫作洁净节，克拉舍宁尼科夫曾详细描述过；这个节日的内容，跳舞和狂欢远远多于祈祷和献祭，所以我认为，显然不能把它看作任何宗教体系的一部分。

千岛人居住在同名的岛屿上，这些岛屿一个接一个地排列在堪察加半岛的尽头和日本之间。这个民族受到近在咫尺的那个文明国家的影响；然而，他们同堪察加的居民要接近得多，同日本的居民则远一些。他们像北方的邻居一样住在帐篷里，以鱼为生。

不过，堪察达尔人和千岛人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千岛人的妻子对丈夫不忠，便是使丈夫蒙受耻辱。于是丈夫向对手挑战，两人用棍棒决斗。挑战的一方先让对方用一根有人胳膊那么粗的棍子在自己背上打三下，然后他再还给对手三下；决斗就这样进行下去，直到其中一人求饶，或者被那一下下的猛击打垮为止。

千岛人的母亲有一种十分残忍的做法：一胎生了两个婴儿，就要杀死一个；然而这个民族却是温和而有人情的。他们尊敬老人，眷恋亲族，也结交朋友。

十六从恰克图到买卖城

四轮马车——茶商——他们的竞争——「西人」——买卖城面貌——在中国长官家赴宴——横越戈壁的准备

离开上乌金斯克以后，我们发现路况大变。不过几个钟头，雪橇底下就不再有一层平滑厚实的积雪托着，滑板不时碰到下面的泥土，摩擦加大，大大拖慢了我们的行程。最后颠簸得太厉害，到了第一个驿马站，我们只好丢下雪橇，改乘四轮马车。这种车是俄国人夏天旅行用的，除了搁在四个轮子车轴上的四根桦木杆以外，再没有别的弹簧。除了中国的骡驮轿，我不知道还有哪一种交通工具比四轮马车更难受；然而，撇开颠簸不谈，我头一回坐上这种车的时候却很高兴。这一带大部分地方仍然覆盖着积雪，可是我不时瞥见几块裸露的地面：这是离开圣彼得堡以后就再没见过的土地，说真的，是西伯利亚的土地——我虽然已经走过这个国家的一千五百法里，严格说来却还没有见过它的土地。这里的土壤看上去很肥沃，宜于耕种，但颜色那样黑，夏天村庄四周的景色想必比冬天那一尘不染的雪白殓布还要阴沉。

一路上，我们注意到人也大不相同了；他们的相貌更加奇特，更富东方色彩：村民、车夫，甚至驿站长，几乎全是布里亚特人。我们现在常常碰见坐着马车或轿子的中国人，穿着红的、蓝的，总之是各种颜色的绸缎；更常碰见的是蒙古人，他们高踞在骆驼背上，或者骑着活蹦乱跳的小马，个个戴着一样的帽子——一种衬着毛皮的黄色头巾——身上裹着宽大的斗篷，斗篷是用戈壁滩白鹿的皮做的，在胸前交叠。终于，三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我从一座小山顶上望见了恰克图村；村子尽头竖着两根巨大的黄色柱子，标志着天朝的边界和买卖城的入口。

我径直去找普法菲乌斯先生。「我没想到，」他说，「您从伊尔库茨克来竟走了这么久。」我把我在贝加尔湖的遭遇讲给他听。「您原本要加入的那支小茶商队，昨天早上已经从这里出发了。不过您也不会吃亏，因为一个星期以后还有一支商队从这里动身。那样您就有充足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跟他们一起到北京去；这一个星期，我们也可以有幸在这里同您作伴。」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涅姆钦诺夫，他高兴极了，那样殷勤地请我住到他父亲家里去，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

我在恰克图寄住的那位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父亲〔注十二〕，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涅姆钦诺夫的堂兄弟——那一位是外贝加尔最富的那座金矿的三位业主之一。这位父亲不愿拿自己的家产去冒淘金这种常常靠不住的风险，宁愿专心做茶叶生意，并由此挣下了一份巨大的家业。

商队茶叶贸易之所以兴旺，有两个原因：第一，西伯利亚和俄国茶叶消费量很大，特别是在俄国，茶是每餐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二，沙皇恩准他东方的臣民，茶叶进入东西伯利亚一律免税。由于经敖德萨进口的茶叶关税很重，结果俄国人喝的茶几乎全都要经过恰克图商人之手，而且在他们手里留下大把的卢布。

这些商人眼下有点惊慌，因为出现了一个竞争者；诚然，它能否成功还不一定，可是一旦成功，就会叫他们彻底破产。这项与之匹敌的事业，目的是从扬子江口经海路把茶叶运到海参崴港，再从那里沿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运到伊尔库茨克。倘若这条路线开通，茶叶无疑可以比现在卖得便宜得多，因为经过蒙古和戈壁沙漠的陆路运费非常昂贵；但是新计划的承办人从一开始就必须投入一笔极其可观的资金，人们担心，还没等到一箱茶叶经这条路运到伊尔库茨克，这个计划就会一败涂地。

为了把运费压到最低，他们打算在扬子江畔的汉口——华南茶园的大中心——把茶叶装船，一直运到伊尔库茨克省境内紧邻的石勒喀河畔的尼布楚才卸货。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海参崴和乌苏里江发源的兴凯湖之间开凿一条运河，而那一带山岭重叠；此外，还得建造一种轮船，既要小到能驶进运河，又要大到能抵御中国海上常常十分凶猛的风浪。这个主意确实巧妙，甚至可以说了不起；如果新公司的资本雄厚到足以建立这条海上航线，它的成功是不成问题的。无论如何，这场竞争是很有意思的；我敢说，我的读者当中已经听说过这项宏大商业计划的人，一定很想知道它的结果。

住在买卖城的中国人很快就来打听，涅姆钦诺夫先生家里是不是真的住着一个「西人」，也就是从极西之地来的人。这种人在华北相当少见，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女人的好奇心能比得上中国男人，所以买卖城的居民个个都想来看看我。

照俄国的习惯，我住的房间窗框上所有的缝隙都用油灰糊死了，虽然寒冷差不多已经过去；门却大敞着，所以我怎么也躲不开那川流不息来看我的人群。我那一套三间小屋里，一次至少有四五十人。他们仔细端详我最平常的一举一动，抓起我所有的文稿，摸我的胡子——在他们看来，胡子是一种怪物，因为他们自己脸上，一般连西伯利亚人脸上，都只见过唇髭；接着他们又要听我说我的语言。他们这样纠缠不休、不知分寸，一再把我弄得精疲力竭，我便厉声抗议；见抗议无效，我忍无可忍，就像个兵痞似的破口大骂起来；可是全无用处，因为他们的耳朵显然很喜欢这些悦耳的词句，还常常求我把它们对新来的人再说一遍，免得漏掉什么。

长官也禁不住诱惑，随了大流。他的来访使我很感兴趣。他穿着一件金缎长袍，帽顶上有一颗蓝色的顶珠，那是他官阶的标志。帽子后面垂着两根长长的孔雀翎。陪同这位长官来的有两名中国官员和一位蒙古王公。那位王公的装束同其他蒙古人一样，只是胸前挂满了银饰和珊瑚护身符，把整个胸口都遮住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一位表兄弟索洛马诺夫先生充当译员。长官对我说：「按照法律，我应当阻止您进入中国；只有俄国人才有权从陆路进入天朝。不过，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只需向普法菲乌斯先生要一张以俄国臣民身份领取的茶商护照，以防路上遇到中国官员时有什么麻烦。」会面结束时，他邀请我第二天到他家吃饭；我欣然接受了邀请，我们像老相识一样亲切地分了手。

买卖城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城市，因为城里住的全是男人。中国妇女不但不准离开本土，甚至不准越过张家口的长城进入蒙古。这条规矩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妨碍中国人性格的任何改变。无论移居出去的人有多少，外国的影响对于那些生在中国本土、在那里长大成人、浸透了他们那个被过分推崇的国家的一切习俗和成见的男人来说，永远不会很大。这座边城的中国人全都是生意人，他们攒钱，直到通过西伯利亚同欧洲做买卖积下一笔足够的家产，便回到自己的故乡城市，同家人一起安享富足的日子。他们的住宅显示出他们的富裕。住宅同街道之间隔着一道土墙，诚然相当难看，但墙里面一般围着一座十分雅致的房子，房前有几条毛色光滑、胖乎乎、眼睛大得出奇的狗在嬉戏，这种狗在中国的瓷瓶和屏风上画得相当逼真。我们常常把这样画出来的东西看作古怪的漫画，其实，除了透视上而不是形状上的毛病以外，它们往往是那个国家实物的真实写照。

买卖城的房屋，正房大多分作前后两间，后面一间地面垫高。这个大台子底下生着火，上面铺着席子，白天当座位，夜里当床。

门对面一般有一个神龛，家里供奉的神像不习惯在俗人眼前摆出姿态，就安歇在一道装饰华丽的帘子后面。

客厅的墙壁漆成红色或黑色，有时甚至糊着带图案的绸子，看主人的趣味和财力而定。朝院子的那一面，一般是用轻木做的，镂空雕花，孔眼上糊着彩色的纸。光线透过雕工精巧的木格筛进来，又在彩色的透明纸上投下种种影子，产生出几分彩色玻璃窗那样优雅的效果。

可以想见，这些富丽的居室里的种种新奇东西使我极感兴趣。我在这里消磨了许多钟头，一会儿被请到这间屋里，一会儿被请到那间屋里，去领受那慷慨殷勤的款待，席上满是糕点和蜜饯。

在欧洲，人们普遍有一种误解，把那些通常高高耸立在村庄上空的塔同供奉神灵的建筑混为一谈。这些塔丝毫没有宗教性质：它们只是华中广阔平原上的地标而已。所以在山区，比如在买卖城一带，是看不到这种塔的。

这座城里的庙宇就在长官府旁边。进庙要穿过三进院子，院子四周围着下沉的木回廊，漆着各种颜色。

第一进院子里立着三座小亭子，罩着一面巨大的铜锣和两个镀金的怪兽。第二进院子里有一座戏台，位置安排得很巧：庙门一开，神像便能观赏台上的戏；在我看来，演戏似乎是宗教仪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进院子有顶棚遮盖，是正殿的前厅；正殿里供着一些形象极其怪诞的神像。殿门很漂亮：是镂空雕花的木门，金碧辉煌。殿内有三座神龛，当中一座供着一尊面目狰狞的巨大神像。我注意到这尊神像神情凶猛：两眼圆睁，胡须是用真毛发做的，一直垂到腰间，身穿黄绸袍子。十二尊作祈祷姿势的塑像躬身站在他面前。这座神龛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饰物：巨大的熟铁烛台、刀剑、镀金的长矛、点着的蜡烛和灯笼。这尊神左边的那一位，长着三只眼睛，身穿大红袍，十分显眼：能洞察人心最隐秘念头的就是他。因此他面前不点蜡烛，他目光明察，用不着外物相助。右边那一位神穿着绿袍。

中国长官的邀请，我当然不敢怠慢。到了约定的时刻，我准时登门；在那里我碰见了几个熟人，其中有住在恰克图的几位老旅伴，这是我的主人很有眼光地把他们请到一起来的。我们在我前面说过的那种台子上就座，三四个人一组，围着几张矮桌子蹲坐着。

每位客人面前的餐具是一只小碟、一只小得像小人国用的杯子和两根小棍。这只小碟并不是用来盛分给客人的菜肴的：里面只盛着一点热的黑醋，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调料，仆人们不停地添；每吃一口，先用两根小棍直接从盘子里夹起来，在醋里蘸一蘸。

这样调过味的一口吃下去以后，两根小棍就可以腾出来，用棍尖左右开弓，去夹那些摆在中间大盘四周小碟里的开胃小菜。这些小菜主要是海菜、长在桦树上的黑木耳、香草、皮蛋——蛋白经过某种工序变成了黑色——还有一些切成螺旋形、经过种种巧妙变化的小爬虫。

我记得，另有一次，在离海近得多的地方，有一道小菜是一小碗虾，浇着一种巧妙的调汁，调得很入味，却没有把虾弄死；就这样活生生地吃下去，而且越是讨厌这调汁、越能显出活蹦乱跳的，越受欢迎。

唯一的饮料是热米酒，用顶针大小的杯子盛着。

这一切细小的分量和做法，这些精巧的小餐具，这些五花八门的小碟子，叫人想起孩子们给洋娃娃摆的宴席。这张餐桌确实很能代表这个手指纤细、脚被缠小的柔弱民族——这个胃口不大、力量不强的民族，除了一点一滴地积累微小的努力、运用细小的手段以外，成就不了什么大事。菜肴在装盘上桌以前就已经切好，一口一块，每一块上面都放一颗红杏仁，表示还没有人碰过。

买卖城长官这顿饭一共有二三十道菜，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先上肉，接着上汤和甜食，最后上一盘白米饭。这盘白饭照例在席终时端给客人，却谁也不碰，它似乎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说：「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献给诸位了；要继续款待，我再也拿不出别的，只好把最家常的饭食摆在诸位面前。」

商队出发的日子快到了，我开始忙着准备横越戈壁沙漠。

我要同他们一起穿过蒙古和华北的那些茶商，答应给我们提供车辆，并同一位蒙古向导讲定，把我们一直带到长城。

这趟旅程坐的是中国的小车，那是一种箱子似的东西，后面搁在一对轮子上，前面由一头骆驼夹在两根长长的车辕中间拉着；箱子大小足以让乘客躺下。一辆车只能坐一位旅客；骆驼要吃很大的苦——这一点读者以后就会知道——却上不了任何坡。所以在蒙古境内的头一段路上，即恰克图和库伦之间，是不用这种牲口的，因为要沿着一道山脉走一段陡峭的山路。在这头一段路上，这些小车由牛来拉。牛走得慢得令人厌烦，再加上我想赶在商队前面到库伦，好在那里待些日子，所以我没有同恰克图的伙伴们一起走，而是乘四轮马车先到库伦。于是我让巴勃罗和我的行李随慢吞吞的商队来，把我这辆俄国车上的一个座位让给了马林先生——他是一位茶商，要同我一起横越戈壁沙漠。

一个旅人要在远离同类援助的荒漠里流浪一个多月，所需的东西多得惊人。他不但要考虑必需的口粮，还要备齐一套修理车辆的工具；为人和牲口准备防治路上可能发生的意外的药物；为同游牧部落交朋友而必不可少的礼物；尤其还得备上一批蒙古人中间通行的那种奇特的货币。

这些东方人看不起金银，他们的买卖全靠以物易物。一种叫作砖茶的普通茶叶——因为压成了砖的形状而得名——是他们最看重的食物，也是最常用的货币代用品。一块砖茶约值八到十先令。

穿好线的针、糖和白兰地，也有重要的交换价值。我只好在恰克图附近的一个村子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置办了许多东西，在那里我有机会参观了波波夫先生珍贵的收藏。

这位学者研究过外贝加尔所有昆虫的习性。我在他收藏的鳞翅目昆虫里注意到一种极其罕见的蝴蝶，他称之为黄足毒蛾，这种蛾不经雄性交配就能产下能孵化的卵。这个事实已由一些非常奇特的实验所证明，他在伊尔库茨克的中学里和在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反复做过这些实验，都完全成功。他看到这种蛾在没有雄性的情况下连续繁殖了三代，最后一代全是雄性〔注十三〕。

马林先生和我乘坐的四轮马车，在商队出发三天以后离开了恰克图。

我们打算不但要在库伦赶上商队，而且要在路上超过它，然后在库伦待上许多天，等它到来。

格兰特太太、坎贝尔小姐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各乘一辆车，陪我走了大约十二英里。我们穿过买卖城，进入了蒙古。在我看来，这个地方同沙漠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偶尔也能看到一处土著的营地，彼此相隔很远，营地由一两顶围着栅栏的帐篷组成，栏里有一头骆驼、一匹马和几只羊。

天色刚一暗下来，陪伴我这辆四轮马车的三辆小车就停下了，车上的人现在不得不回去了。说来惭愧，我竟完全忘了按照西伯利亚的习俗带上一批香槟，在分手时泼在他们的脚前压住尘土；因此我十分沮丧。况且，景物的变化，前面再也没有一个能说法语的旅伴——马林先生一个法语词也不懂——一种对我来说全新而陌生的生活就此开始，这一切都使这样的离别更添了不少激动和伤感。

我们极其亲切地道别以后，我继续向南赶路；我的三位朋友怕在路上被黑夜赶上，便策马飞奔回恰克图去了。

马蹄扬起一团沙漠的细尘，转眼就把他们遮得看不见了。

我的西伯利亚之旅，连同其中最令人愉快的一段插曲，就此结束了。

十七从买卖城到库伦

在蒙古的第一站——蒙古人——他们的帐篷与生活——他们怎样在荒漠里辨认方向——商队——一桩亵渎——驻库伦的俄国领事——呼图克图

夜幕降临时，我们觉得寒气变得刺骨，一看寒暑表，已经是零下好几度了。于是我们决定在一处蒙古人的营地下车，好在人家的火边暖和暖和。况且，马林先生像个地道的俄国人一样，渴望喝一杯茶，而煮茶所需的一切器具都在商队那里，远在我们够不着的地方。我们的车夫在几顶帐篷旁边勒住了他的三驾马车；帐篷搭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上，正在一片小松林的边缘，景色如画。这些松树是我此后很久所能欣赏到的最后几棵树了。夜色清朗极了，前几天的解冻没能化掉的一小片一小片积雪，在银色的月光下亮晶晶的。我们很快跳下车，翻过栅栏，马林先生和我也不招呼一声，就出现在那顶看来是主帐的帐篷门口。

这些帐篷牢牢地撑在木格架上，外面蒙着几层羊皮。帐篷直径约三码，只有一个又窄又矮的门可以进出，门口挂着一张羊皮挡着。正对门口，总能看到一尊小神像或一幅画，那是一家的保护神；神像前面摆着七八个小罐小瓶，里面装着面包、盐、木片、骆驼粪、茶叶——总之，是这些贫苦粗野的人那卑微而原始的生活所需的一切。

帐篷里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围着当中的一堆火躺着；那火只剩下一点余烬，勉强照亮这间破陋的小屋。我们很快发现，躺着是唯一受得了的姿势，因为烟太浓了，离地两三英尺以上就没法呼吸。蒙古人的脸之所以显得几乎是黑的，就是这个缘故：他们脸上蒙着一层烟炱，而他们又没有把它洗掉的习惯。那妻子同所有蒙古妇女一样，满身珠宝。额上戴着一顶银质的半冠；两根大簪子把她的头发拢在耳后，就像埃及木乃伊那样；两枚巨大的银胸针，把发梢别在胸前；这一切都镶着各色宝石。

这三个人像累乏了的猎犬一样，蜷缩在一堆闷燃的干骆驼粪周围，那微弱闪烁的火光，在昏暗中只照亮了他们的黑眼睛和闪闪发光的首饰。这番景象，叫受了惊的想象力从中世纪召唤出幽灵们在「迷雾和浊气」中隐约浮现的午夜聚会。那完全是一幅鬼气森森的画面。几个钟头的工夫，我的生活确实变了样，我被带出了文明生活的范围，来到一片荒漠之中；在这里，我注定要度过许多漫长的日日夜夜，除了这种不似人间的住所以外，再没有别的栖身之处。可是另一方面，我的食物和器具都备得很足；当我透过帐顶的一个洞口仰望那些闪烁着淡淡光芒的星星时，它们似乎在亲切地邀请我把饭食铺在沙漠的沙地上，相信它们会在这无路可循的旅途上准确无误地指引我。

我们的车夫不久也跟着我们进了帐篷；他是布里亚特人，便同我们的主人攀谈起来，主人们似乎很乐意接待我们。我试着让马林先生听懂我的话，却不敢用俄语；然而我竟能那样轻易地让他明白我的意思，使我对他的聪明大为佩服。蒙古人很快发觉，手势和动作是我们谈话中的重要成分；在他们眼里，我也同在买卖城的中国人眼里一样，是个大为稀奇的人物。不过，我小心地让他们同我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不让任何一个人碰我，因为他们身上污秽，气味难闻，爬满了虱子，还长着溃烂的疮。我敢说，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民族比蒙古人更叫人厌恶的了。不幸的是，在这一带，水太珍贵了，除了饮用，不能拿来派别的用场。于是这些可怜的人任凭伤口溃烂；有时，他们的肢体竟然烂掉，一点一点地死去，叫所有走近他们的人毛骨悚然，面对这种人间苦难的景象，只能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惊骇不已。

我们解了乏，暖和了冻僵的手脚，就赶紧从这间叫人作呕的小屋里出来，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下重新呼吸沙漠里清新凛冽的空气。然后我们躺在四轮马车里过夜。

大约凌晨三点，马匹已经歇够了，我们又上了路。

一路上，我们多次突然被一群蒙古骑手围住，他们穿着黄色短褂和红色裤子，望见一辆俄国车，便策马飞奔过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的马身上拴着相当沉的长杆，拖在身后，在沙地上留下一道他们走过的痕迹。

这道宝贵的沟痕，起的正是童话里小拇指那些小白石子的作用，使他们不致迷路，在荒漠上漫无目的地驰骋许多天以后，还能准确无误地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帐篷。这些模样粗犷的游骑，看上去武装得那样吓人，有的带着弓箭，有的带着装了尖刺的火枪，人人都带着一把杀气腾腾的刀子，很容易叫人对他们是否怀着和平的意图心生疑虑。他们护送了我们一会儿，向我们的车夫问了些话，满足了好奇心，就飞奔而去，时而笔直地站在马镫上，时而紧贴在马脖子上，像离弦的箭一样划破空气。

第二天我们停车歇脚的那一处蒙古人，同前一夜的那一家太相像了，不值得再说什么。不过，我一发现这些可怜的人蹲在那里围着吃的是什么东西，就再也没法待在他们的帐篷里了。离他们的住处几步远，地上躺着一头死骆驼：天气已经不够冷，保存不住它了，四周散发着一股极其难闻的气味。这些可怜的人每天从这腐尸上割下一片，指望靠它吃上一段日子。我走进他们那熏黑的帐篷，置身在闷燃的骆驼粪冒出的一团烟雾之中，只见他们不加调料、不放盐、也没有面包，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这令人作呕的腐肉，那肉刚从旁边一口腾着恶臭的汤锅里捞出来。

马林先生和我当然小心着不用这口锅来烧我们泡茶的水；于是我们离开这股难闻的气味，吃了几根我随身带着的羊肉香肠当早饭。然后我到雪里去把自己洗干净——可惜几天以后，由于解冻，我就享受不到这种奢侈了——洗得像一枚新铸的铜币一样干净，我便躺在地上，等马匹歇够了好继续赶路。

我这样出神的时候，望见一个蒙古人从帐篷里出来，骑上一头骆驼，一路快快活活地唱着歌，在山谷的转弯处不见了。我觉得这件事值得那些思索幸福源泉的哲学家们琢磨一番。不过，就我自己来说，我宁愿做任何一种动物，不管它享受生活的能力多么有限，也不愿做这个兴高采烈的蒙古人。

第二天，我们一心一意地搜索地平线，想发现商队的一点点踪迹，照理我们这时该快赶上它了。恰克图和库伦之间没有标定的道路，旅人只要朝南走就行；不过路上的障碍可能使他偏离最直的路线好几英里。

我们用望远镜仔细察看蒙古人的营地、一群群骆驼以及每一个最模糊的东西，四处兜了好大的圈子，结果只发现我们的眼睛被某种幻影骗了，把它当成了一群车辆和骆驼。

可是最后，两面在商队前头迎风招展的旗子出现在眼前，我们再也不怀疑，那正是我们的商队，而且就在近旁。

一面旗子上画着俄国的双头鹰，另一面写着一段祈祷文，那是蒙古向导插上去保佑我们一路平安的。我很高兴又见到了我那可怜的巴勃罗，他看上去瘦了许多。他对我的其他旅伴赞不绝口，他同他们已经相处得很好了。我热情地同他们打了招呼，向他们保证，我们若是成不了世上最好的朋友，那绝不会是我的过错；然后我亲热地拍了拍拉着我那辆空车的可怜的牛，我们便继续赶路。

几个钟头以后，天色正暗下来，我们看见前面突然冒出一个非常古怪的黑影。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尊神像，露天立在荒漠之中，大概是旅行者的保护神。它是用压实的面做的，外面涂着一层沥青似的东西，骑在一匹同样材料做的马上，手里握着一杆长矛，一副堂吉诃德的架势。它那可怕的面孔上顶着一撮蓬乱的真头发。四周地上撒满了各种各样的供品。还有五六个同样用面做的小像，正向这位神祇躬身祈祷。

我们偷偷地、小心地朝地平线四周望了一圈，不顾胆小的车夫的哀求，对这笔丰厚的宝藏下了手。我们先抢了几件供品，接着抓了几个拜神的小像，最后见没有什么阻碍，我便把神像本身的脑袋拧了下来，扔进我的大口袋里。犯下这桩亵渎之罪以后，我们就从这座被玷污的祭坛边逃走，那慌张劲儿就像做了亏心事、被复仇的神灵追赶着一样。说到底，我不久就为我的亵渎后悔了，因为主要的战利品——那神的脑袋——在车子的颠簸中碎成了一堆，再也认不出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被马匹突然狂奔惊醒了。车夫睡着了，缰绳掉到了地上；马匹被拖在脚后跟上的什么东西吓着了，又发觉没人管束，便一直往前冲，跳过沟渠、土堆和挡在路上的各种障碍。车夫使出最大的嗓门吆喝，或者用嘴唇发出最柔和的颤音哄它们，全都无济于事；它们只顾一个劲儿地狂奔。

于是我们的车夫，像一个真正忠于俄国皇帝的臣民那样——他确实就是这样的臣民——在这紧要关头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因为他凭良心觉得，必须救下同一位皇帝的其他臣民的性命。我们抓住他的两只脚，把他倒悬在车子和马匹之间；他就这样倒挂着，把已经缠在一匹马腿上的缰绳收了起来。在这样危险的姿势下，马只要猛踢一脚或一甩蹄子，就可能踢碎这个勇敢的人的脑壳——他唯一的过失，不过是不幸突然被过度的疲劳压垮了。到了库伦，我们没有忘记按他的忠勇给了他应得的酬谢。

可是我们的麻烦并没有到此为止：不幸的是，我们迷了路。

我们谁也不知道被马匹拖着跑了多久，因而也不知道偏离了多远。我们信马由缰，一会儿走这边，一会儿走那边，除了太阳，没有别的向导；我们那个布里亚特人开始绝望了，觉得找不到正路。进退两难之中，我们决定爬上一座高山，四下眺望地平线；但是马林先生和我当然完全不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和主要特征，所以只有车夫一个人去爬山。这个意外及其后果使我们耽误了整整一天；不过幸好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对该走的路胸有成竹了。我们出发时，心情就像寓言里的那只鸽子，以为这一回，我们的麻烦会随着这场磨难一起结束。

没走多远，一条河沟就把我们拦住了，真叫人恼火。我们担心河上的冰太薄，承受不住我们；另一方面，它看上去又太靠不住，不容我们去探测。经历过贝加尔湖上的遭遇以后，我本来已经准备毫不迟疑地踏上这层冰了；可是看到马林先生和车夫那样担心，我也胆怯起来，便依了他们。

我们下了四轮马车；马林先生和我先步行过去，然后车夫让马飞奔起来，跟在我们后面过了河。冰层的承受力刚好够用；要是第二天，我们大概就过不去了，因为就在这时，冰层已经在重压下裂开，被挤压的水从一道道不祥的裂缝里四处喷出来。

到库伦之前，我们还得爬一座山；疲惫的马匹吃力地往上挪，我们便下车步行，给它们减轻负担。我们的注意力立刻被那如画的景色吸引住了。我们一路往上走，周围的山谷逐一映入眼帘，谷中阴影越来越深，谷口越来越窄；高悬在上的群山山顶开始染上初升太阳的第一道光芒，那灿烂的光辉令我们神往。这使我想起从前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游历。我一边走一边出神，流连了好一阵，竭力让自己的思绪离开现实，离开这番游历的种种危险，离开远方的朋友们，沉浸在一种幻想里，以为眼前就是勃朗峰或马拉德塔峰的雪顶。可是，我们要爬的那座山的山顶上出现了两三顶蒙古帐篷，一下子就把这迷人的景象粗暴地驱散了。它们太强烈地使我想起我所到过的第一处营地，叫我再也不能沉溺于离家那样近的白日梦里了。我们回到四轮马车上；下山的时候，既没有任何道路可言，又要越过雪坑和泥沼，一路上叫我们心惊肉跳。我们下到的那条山谷里遍地是大石头，即使像蜗牛那样慢慢地走，也免不了被颠得七荤八素。这种叫人疲惫不堪的行进持续了五六个钟头，马林先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脸色白得吓人。下午一点左右，我们望见一座宏伟的喇嘛寺优雅地耸立在山坡上；又过了一个钟头，我们终于到了蒙古的首府库伦。

我带着一封推荐信去见的那位俄国领事并不住在城里，原因很快就会明白。他的政府在大约两英里以外，按西伯利亚样式给他盖了一座漂亮的住所；他同妻子在那里已经住了二十年，由两个连的俄国宪兵保护着，向难得登门的旅客敞开大门；除此以外，除了在这座城市附近所能找到的一点事情，再没有什么能给他的生活增添一点生气。现在，我就请读者随我进城去看看。

街道左右两边都立着一排排树干做成的栅栏，树干竖着插在地上，牢牢地捆在一起；两边的栅栏上隔不远就开着一道用同样材料、同样造法做成的门，通向一个个院子，院子里长年搭着帐篷，同我前面描述过的那种一模一样。蒙古人本质上是游牧民族，即使在城里，他们也不愿住别种房屋。蒙古的长官、大喇嘛、最高级的显贵们，在这里也住帐篷。只有喇嘛寺、呼图克图的宫殿和监狱高出于其他那些奇特的建筑之上；不过，这三座主要建筑都是用一层层圆木叠起来的，高高耸立，稍稍打破了整个城市的单调面貌。

喇嘛寺里的陈设相当丰富。当中供奉的主神是铜铸的，高六十英尺；四周还安置着几尊别的神像，也是铜的。墙上还凿着一个个壁龛，里面供着别的小铜像：我数了数，共有一千二百尊。用金线绣花的贵重料子做的旗幡装点着这座庙宇，可是它们挡住了视线，使人无法领略整体的效果。主神右边筑有一座高台，是给呼图克图坐的，举行仪式时他就坐在那里。这位呼图克图是蒙古人最爱戴的神。他是由库伦的大喇嘛从西藏迎来的；大喇嘛亲自到西藏去寻访他，大概是依照那里其他喇嘛的指点。这孩子深居在这座建筑的后部，人们给这座建筑起了一个堂皇的名字，叫作「宫殿」。由于某种奇怪的厄运——这厄运总是一再重演——这位活神仙从来活不过十八岁或二十岁。我想，这种残酷命运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北京朝廷的疑惧：它嫉妒呼图克图对蒙古民众的影响，担心这种影响若延续到这个年纪以后，会变得危险。至于监狱，它由两道约十八英尺高的围墙组成，也是用树干建成的。

这就是乍一看的外部面貌；它所掩盖的内部生活要奇特得多。

十八库伦与进入戈壁

库伦——蒙古人的宗教——转经筒——丧葬仪式——圣山——我在沙漠中的旅伴——离开库伦——第一次歇宿——蒙古人的一顿饭——复活节前夜

死亡和来世的念头始终笼罩着这座阴郁的城市，阴森的宗教仪式是城里那些狂热居民的主要营生。围着帐篷的栅栏四周插满了写着祷文的幡旗，到处在微风里飘拂；可是似乎这还不够，有些狂热的信徒还在这一排幡旗下面拉一根绳子，挂上一面面写满经文的长旗。这些五颜六色的布片，密得像桃树上的花，一点微风就欢快地摆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使这座城市像是在过一个永不结束的节日；而在这里，满眼尽是扎眼的死者遗骸，呼吸的是一股送葬的气息，两相对照，真是奇特极了。

他们主要的宗教功课，就是像磨坊里的马拉磨那样，推着一个大圆筒绕轴转动，圆筒里塞满了数不清的写好的祷文。在信徒们看来，为自己让这神奇的轮子转上一两圈，就能得到一切福分，同他们把轮子里的祷文在舌头上翻来覆去念一遍所能指望得到的一样多——或者，要是他们能看一看一个更开化的民族那种敷衍了事的做法，也许会说，同别人有时在一本没有把手的书里把祷文翻过一遍一样多。这种转经筒在全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设施。在库伦街上，每隔三四十步就有一个，大得可以容下四五个人同时推转。喇嘛寺周围更是星罗棋布，可以数出八十到一百个。这些转经筒多得像文明城市里的消防栓一样，要用时比消防栓方便得多，而且塞满了祷文，「像石榴里满是籽」；然而，对于某些虔诚得堪为楷模、觉得还需要私下修行的蒙古人来说，这仍然不够。他们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左手转着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经筒，右手则忙着履行公众的义务，推动本街区那台大机器。这些转经筒装着两只铃铛，一只声音低沉，一只声音尖细，凭着音调标明每转一圈和每转半圈；于是这里终日响着一片叮当声，大大增添了这个奇异地方的风情和怪诞。

呼图克图宫殿前面的那片空地，无论骑马、骑骆驼还是坐车，都不准进入。按照教规，必须步行前往；可是大多数人还要多尽一分功德，只肯跪着爬过去。

但是，在这个民族的种种奇风异俗中，最奇特的要数伴随死亡和处置死者的那些仪式。

在蒙古人看来，死在自己的帐篷里是一大不幸：这不但使死者进不了天堂，而且因为有过一具尸体，这座被玷污的住所从此便笼罩着一种不祥的厄运。

库伦的居民一旦得了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病愈无望，就被抬到一间叫作临终房的屋子里去，那是喇嘛寺附设的一种停丧的房子。病人一进了那里，就落到了他的祭司们手里；祭司们非但不想法治他的病，也不给他一点人道的照顾，只忙着拯救他的灵魂。

我出于好奇，进了这个可憎的洞穴；可是我得承认，我在那里待的时间太短，没法恰当地描述它。我看到了一幅阴惨的景象：五六个男人或女人躺在地上的毡毯上，正在垂死挣扎。不过，为了尽快结束这个阴郁的话题，我们现在就送一具遗体到它最后的安息之地去。

遗体裹在一块蓝布殓布里，脸却露在外面，被抬到城东北约半英里的一个地方。到了那里，把遗体放在地上，站在四周的送丧人就开始发出刺耳的号叫，响彻空中。这可怕的喧闹刚一开始，四下一望，就能看见几条大狗在那里徘徊；它们正用凶狠的眼睛盯着的时候，空中传来一阵嘶哑的聒噪，接着突然看见乌鸦和秃鹫张着黑色的翅膀在头顶盘旋，急不可耐得浑身发抖。大自然似乎特意让这些丑恶的生灵适应它们那可怕的角色，给了它们血红的喙和爪；不过它们用不着久等，因为大约十分钟以后，死者的亲友号叫累了，便一个接一个地亲吻死者的脚，然后掩着脸退开。那地方一空出来，随之发生的景象之可怕，就无可比拟了。那些狗不再躲躲闪闪，一路互相咆哮着、嗥叫着冲上前去，鸟群也贪婪地猛扑下来，发出不祥的聒噪，响彻空中。仪式过后一个钟头，死者就只剩下头骨和殓布了；而看过这场恶魔般的宴席的人——它处处都像拉辛笔下阿达莉那场梦——心灵受到了极深的震动，很久很久都没法从记忆里抹去这样可怕的景象。

城的这一边遍地是头骨和殓布，几乎走一步不是踢到头骨，就是被殓布缠住脚。有些躺在地面上，风化碎裂，有时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有些已经部分腐烂，同泥土混在一起。每当旋风刮过这一带，倘若行人不幸遇上它卷起的漫天尘土，一想到自己可能吸进了什么、牙齿间可能嚼到了什么，就不禁颤栗。

我回到俄国领事家里，心里被刚才看到的景象搅得很乱；不过，我同他一家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谈起圣彼得堡和巴黎——我那两位好心的主人对这两个地方很熟，希望不久能再去——这使我大大解了闷。然而，这天晚上我也听到了一些不幸的消息：普法菲乌斯先生曾对我说起过的第一支商队由三个商人组成，本来想让我同他们结伴的，其中两个已经死了：一个死在从恰克图到库伦的途中，另一个在离开这座蒙古首府以后不久死去。我去看了这两位本可能成为我旅伴的人的新坟，暗自庆幸贝加尔湖就这样耽误了我到达恰克图的日子。

第二天早上，我同领事馆的年轻译员一起到附近一座叫作圣山的山上去散步。这座山受到极大的崇敬，只能步行上山。山上不准开垦一小块地，也不准砍一棵树；因此，在蒙古一望无际的光秃大地上，这是唯一一座长着树林的山。这片荒凉土地上的居民常常离开家，隐居到这片树林深处，在阴郁的孤寂中一连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冥想尘世万物的虚空，享受过隐士生活所带来的慰藉。我看见几个这样的隐士，住在树林深处，不停地转着他们的经筒，他们还好心地提出，要在呼图克图面前替我们说情。

我逗留库伦期间，很遗憾不能去拜访这位年轻的神。他在我到达这座蒙古首府以前约六个星期就去世了。我也同样失望，没能见到大喇嘛，他到西藏寻找另一位小神去了。我格外遗憾的是，俄国领事告诉我，他本可以通过中国长官，让我甚至走到呼图克图的脚前。那样，我就能有片刻工夫，向一位神请教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这样的启示倘若公之于世，无疑会保证这本书大获成功，因为同它一比，招魂术的最新花样都会黯然失色。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们在路上超过的那支商队还没有在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刚从恰克图坐车来到，一路上也没有看见它；于是我开始有点不安了，因为我不但把行李，而且把全部钱财都托付给了巴勃罗。不难理解，一大笔砖茶——那是蒙古唯一通行的货币——再加上我为将来在中国旅行而不得不备下的银子，合起来是一件很累赘的行李。我当然不会对谁都这样做；可是巴勃罗在一丝不苟的诚实这一点上，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仆人。我一刻也不担心他会卷款潜逃；况且，我还指望他那种始终不断而又大有裨益的恐惧心；可是我担心商队遭到了什么不测，或者巴勃罗死了——这两件事，在我看来毕竟都不是不可能的。幸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到库伦后的第五天，他来到了我的房间。他立刻拉起我的手，照土耳其人的样子贴在自己额上，然后把我那辆车的钥匙放下，就像一个士兵交出他的佩剑。我们的蒙古向导要求耽搁一天，好让他有时间卖掉牛，买骆驼来拉车。于是我在动身之前有时间结识我的新旅伴。

商队的领队舍维廖夫先生大约三十八岁到四十岁。他这是第七次走从恰克图到汉口的路。他在华南得过热病和肝病，脸色蜡黄。他汉语和蒙古语都说得非常流利，既是我们的导师，又是我们的译员；所以，要是在路上失去了他，我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

还有库兹涅佐夫先生，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上乌金斯克人，同我说过的那位百万富翁并无亲戚关系，只是同姓，这是他头一回离开故乡。他像一个纯种的地道西伯利亚人那样，一头浓密的金发一直垂到背心，下巴上连一根汗毛也没有。他穿惯了俄国民族服装里的大皮靴和宽大的罩衫，为了到中国旅行而换上的长裤和短上衣，他穿着不但不舒服，还以为自己穿得很不体面；所以，为了去领事夫人的客厅拜见时不致脸红，他用自己的新衬衫即兴给自己做了一条衬裙——他自以为做得极为得体——就是用衬衫上平时最小心遮掩的那一部分，来盖住一条光秃秃的长裤那有失体统的裸露。

要说明在羞耻感这件事上习俗占着多大的支配地位，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惊人、同时也更有趣的例子了。

马林先生来自他的故乡托博尔斯克。他熟悉鄂木斯克、乌拉尔和叶卡捷琳堡；有一次他甚至远到过彼尔姆，说起他那些遥远的旅行，说起他从前在西方见过的种种奇迹，他总是眉飞色舞。他没完没了地抱怨，身体和心思都那么迟缓笨重，起初叫我们很厌烦；可是后来，我们把他所有这些弱点都拿来取乐，于是这个可怜的受苦人——说来惭愧——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

四月八日，我辞别了库伦的俄国领事，很遗憾，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他不久也要带着全家到圣彼得堡去，所以我们可以互相祝愿一路平安。他送我到他宅院的大门口，同我热情握手之后，我便步行走完了我要穿越的五百法里荒漠中的头两公里。

我就这样跟在一辆此后许多天将是我唯一住所的车子后面走着，一时间想象自己像德·格里厄骑士跟着一班流浪戏子一样。唉！商队里没有一个人能为我的想象提供玛侬·莱斯戈那张俏丽的脸，哪怕是隐隐约约的一点影子，好让这个幻想圆满。

舍维廖夫先生的车在前面开路，车顶插着一面俄国旗和一面蒙古经幡。接着是库兹涅佐夫先生的车，再后面是十四头驮着行李的骆驼，一头接一头排成一行。行李当中有两顶帐篷，一顶给我们，一顶给蒙古人，另外还有一套炊具。殿后的是巴勃罗的车、马林先生的车和我的车。陪同我们的有七个土著，由一个骑马的头领带着；这些土著骑着骆驼，各自从高处看守着分派给他照管的那一段商队。

我们先是在一片美丽的山地中穿行，可是遍地都是大石头，车轮碰上去，把我们颠得难受极了。夜里十一点左右，我们停下歇息，只搭了一顶帐篷，因为不打算在这里久留。这一回，我们有从库伦带来的新鲜食物可以享用；吃过饭，我们去看蒙古人吃饭。

他们很快在帐篷中央用骆驼粪生起一堆火，架上一口盛满水的大锅，把一整只刚刚胡乱砍成七块的羊扔了进去。刚炖了一刻钟，头领就发出了开吃的信号。他们眼里闪着饿极了的急切的光，像猛兽一样一齐扑到锅边，每人抓起一块，不就面包，也不蘸盐，就撕扯吞咽起来，把骨头在牙齿间咬得嘎嘣作响，凡是妨碍他们这般狼吞虎咽的东西，都费力地一口咽下去。这一大堆肉，实际上是除了大骨头以外的一整只羊，吃光的速度就像一具尸体摆在一群饿狼面前一样；与其说这像人吃饭，哪怕是最野蛮的民族吃饭，不如说更像饿狼进食。

蒙古人既然有把死人简单地放在地上的习俗，他们大概是为了不让牲畜的残骸受到同样的对待，就用别的办法处理它们，或者埋掉，或者烧掉。这天晚上，我们的向导们用的是后一种办法。一股极其难闻的气味很快充满了帐篷，逼得我们只好出来；除了自己的车子以外，再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们便钻进车里，沉沉睡去。

然而，我们的好梦并不长，因为我们突然被我们的人的喊声惊醒了，他们正在追赶我们的一头驮货骆驼。这可怜的牲口大概已经尝过横越戈壁的劳苦，自然想从我们的商队里逃走。它连蹦带跳，侥幸甩掉了拴在背上的两只小箱子——那恰好是我的——便跑进了茫茫荒漠，或者跑到了我们沿途绕过的圣山上的树林里去。总之，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它；这件意外使我们这天夜里没能拔营。我们的向导只好回库伦再去买一头骆驼，所以我们直到早上十点才得以重新上路。

第三天，我们到了一道山脉脚下，这道山脉就是这一边真正的沙漠的边界。满载的骆驼上不了坡，我们的向导便向住在山这一边、专门出租牛来干这个活的蒙古人租了几头牛。我们花了四个钟头才爬上山顶；到了那里，我转身向北，最后一次凝望那雄伟的阿尔泰山，那覆盖着积雪的山峰如今把西伯利亚遮在我的视线之外；我同它的冬日景色永远告别了。这一眼望去，我能把刚才走过的那段错路全部看在眼里；而当我转身向南，那里连一片雪花也看不见，想到不久就能到达中国那青翠的平原，看到那里的春天，我的心绪便明朗起来。

我们终于进入了大戈壁，开始在这片荒凉的旷野上跋涉，这段路后来竟走了十八天。

我们一路上很少停歇，我很纳闷，骆驼这种看上去那么瘦长、骨架那么松散的动物，怎么能吃得了这么多苦。我们在上午十一点左右搭起帐篷，停留约两个钟头，骆驼就在那里吃些稀疏的草。出发以后，商队要一直走到夜里十一点才再停下。

夜间歇息时骆驼睡觉，歇息不超过一个钟头，然后我们又一刻不停地走到上午十一点。

戈壁的中部同撒哈拉相似。那是一片沙海，放眼望去，没有任何东西能留住人的目光。稍后我们走得更深，在花了四天工夫穿越那片寸草不生的地带期间，我们的骆驼照常干活，却一点东西也不吃。直到最后一天，才有几头骆驼停下来，开始往地上卧，仿佛要让我们明白它们累到了极点。用棍子打几下，它们很快就又站了起来；到头来，没有一头倒下不起。我们的向导在恰克图买的那匹马，草料和燕麦都由骆驼驮着，一个星期后却死了；我们在路上偶然遇见蒙古人，从他们那里买的另一匹马，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忍耐长途劳顿这一点上骆驼胜过马，我们在这里亲眼看到了一个惊人的证明。

我们商队的蒙古头领对沙漠了如指掌。白天，他一般循着商队那些还看得见的痕迹走：骆驼、马、有时是牛的骨架，我们看见它们东一具西一具地散落着。夜里，他盯住一颗星，就像水手盯住远处的灯塔一样，眼睛不看地面，径直朝着它走去，就像《福音书》里的东方三博士。不过，有时天上布满了乌云，地上又没有前人走过的痕迹；可是这些意外丝毫难不倒他，他仍旧以一个航海家驾船驶向一个还在视线以外的港口那样沉着的自信，领着我们的商队朝张家口前进。

离开库伦四天以后，在一次夜间歇息时，舍维廖夫先生提醒我们，第二天东正教会要庆祝复活节了。「我们一定要借这个机会，」他说，「好好乐一乐。」这个提议被大家高高兴兴地采纳了。马林先生跑出去，不一会儿就拿来一些糖果，先分给大家；接着我说：「我来给晚饭添一道好菜。」便赶紧跑到我的车上，很快挑出一罐我备下的鹅肝酱拿了进来。舍维廖夫先生打开一瓶克里米亚葡萄酒，我们便坐下来享用一顿快活的晚餐。

蒙古人听见我们在作乐，便过来蹲在帐篷门口，开始议论我们这顿饭的美味，还贪婪地从地上捡起一些残渣。年轻的库兹涅佐夫急于为这场欢宴尽一份力，也走出了帐篷；可是他回来时没有带什么美食，却一边调着一把吉他的弦走进来。他弹得美妙极了，把他——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心中那些忧郁的思绪弹给我们听，抚慰着我们。

我们五个流浪者，在这间小屋里围着一堆火蹲坐着，这是茫茫沙漠无边的幽寂之中唯一亮着的一小块地方，帐篷门口还聚着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蒙古人，构成了一幅极富画意的图景。夜深的时辰，地方的荒凉，我们远离文明生活，四周又是那样陌生，这一切都使我们没有心思长久地欢闹下去，欢乐不久就让位于默默的遐想，这同这庄严的节日、同俄国曲调那柔和的忧郁更加相称。在这样的心境下，要不是我们的蒙古头领——他对沙漠的迫切需要比对吉他的音符更敏感——突然出现，提醒我们必须动身，我们一定会忘了时间。一刻钟之内，帐篷就收起捆好了；我们重新上路，而那块曾作为我们临时住所的小小地方，再也没有留下任何标记，同沙漠的其余部分毫无二致了。

十九商队横越戈壁

一位蒙古王公和他的朝廷——转经——我们在沙漠中的生活——沙原——缺水——月下蜃景——三场「行刑」——一个在沙漠中迷路的旅人——到达张家口与中国长城

第二天早上，一阵狂风呼啸而来，谁也不敢从自己的栖身处出来；说来也怪，这个本该欢欢喜喜度过的复活节，竟在谁也没去找旅伴们作伴的情形下过去了。第二天天气也没有好转，还下了几阵冰雹，把沙漠的地面盖得一片白。所以直到傍晚，我们才结束了漫长的禁闭；这时舍维廖夫先生用望远镜望见远处有一大片帐篷。走近一看，我们失望地发现那里住的不是欧洲人；因为我们的向导很快就打听清楚，原来是一位蒙古王公带着他的朝廷在那里驻扎。

大约二十顶帐篷一顶挨一顶地搭着，王公的那一顶格外大，四周还围着一种墙，墙上画着粗糙的图画，因而显得与众不同。另一顶差不多一样大，四周环绕着转经筒，看来是这个部落的庙宇。我们一走近，每顶帐篷前看守的狗便一齐狂吠嗥叫起来，整个营地都被惊动了。许多居民远远看见我们是外人，便出于好奇迎了出来，同时也要弄清楚我们是否怀有敌意。其中一个人同舍维廖夫先生交谈了一番，舍维廖夫先生随即告诉我们，王公要召见我们。

他的帐篷那样简朴空荡，叫我吃惊。里面除了一个小火炉，炉子上接一根烟筒从帐顶伸出去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看。所以，这座王公府邸唯一的奢华，就在于防备窒息的这一点措施；而在帐篷里过日子的其他所有人，都时时面临着被那令人作呕的毒烟熏倒的危险。他蹲坐在一块毡毯上，身穿一件宽大的蓝绸袍，镶着黑丝绒边，脚上穿着一种黑绸靴子。他的腰带绣着银线，上面照蒙古人的习惯挂着吸烟和取火所需的一应物件。他头戴一顶黄皮帽，帽檐翻卷着毛皮，帽顶有一颗蓝顶珠，顶珠上垂着一小撮毛。

我们一进去，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满烟草香精的小瓶，递给舍维廖夫先生。我们的领队拔开瓶塞——瓶塞上连着一只极小的勺子——用小勺舀了一滴香精，凑到鼻子前，装出十分陶醉的样子，然后塞好瓶塞，递给马林先生，叫他照样行礼。我们五个人——巴勃罗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紧挨在我身边分享这新奇的礼节——都演完了这出假装欢喜的哑剧，就该说几句话了。这件微妙的差事，自然是舍维廖夫先生的职责，他办得很有体面。接着他请求参观庙宇，得到准许后，我们便去见喇嘛，喇嘛提出要向神祈祷，保佑我们余下的旅程。为了酬谢神明的这番保佑，我送给他一块砖茶、五根针和一截线——我认为，考虑到这番祝福的成本，这份酬谢已经够丰厚的了，不管它的效验多么宝贵。

我刚回到车上，车子就被五个喇嘛围住了，他们匍匐在车前念经，每人手里不停地转着小小的手转经筒。这出喜剧滑稽得叫人忍俊不禁：看这些一本正经的祭司庄严地转着他们的祷文，就像孩子转一个玩具风车，我实在绷不住脸，只好躲到车子最里面的角落，藏起我这不敬的笑声。可是那位大祭司不久就毫不客气地打开车门，要看看车里有些什么东西，好满足他的好奇心。我不知道拿这些访客怎么办才好，便拿出一瓶香水凑到他们鼻子前，他们闻了那香味高兴极了；商队正要出发时，我便往他们身上洒了些香水。他们对这番恩惠感激不尽，一个个连连鞠躬致谢；等他们从我的视线里消失的时候，看样子已经被营地里的人团团围住，大家都凑上去嗅他们那香气四溢的肩膀。从大家那股兴奋劲儿来看，这件事对他们来说，也许重要得足以流传后世了。

从此以后，天气晴朗，也暖和起来了。诚然，我们的日子过得大同小异，但也不乏乐趣，有时甚至很快活。早上商队停下来歇息的时候，我们都从车上下来。前半段旅程中，我们至少不缺饮用的水，所以每天搭帐篷的时候，我的旅伴们照例要为怎样沏茶争论一番。喝好茶还是喝砖茶？茶里掺羊奶、掺酒，还是掺柠檬？要不要完全照蒙古人的办法，放黄油、面粉和盐？库兹涅佐夫先生，甚至巴勃罗——他在许多国家住过，也有他的一套办法——还提出了许多别的主张，这里说起来就太长了。等大家都吃喝过了，就拔营，骆驼继续赶路，我们扛起枪四处游荡，直到傍晚五六点，再回到车上，跟着商队一起走。有人去打飞禽。库兹涅佐夫先生每天不打到一只野鸭或一只沙鸡是不肯罢休的；这种沙鸡在蒙古到处都很常见，在欧洲却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脚上长着毛，同老鼠的脚有几分相像。

至于我，我更喜欢猎取白鹿和公黄羊。我们有时看见一大群，但总是离得很远。为了潜近这样一只野兽，我不知多少次绕了许多法里的冤枉路！尤其有一次，我确信自己已经把一只打成了重伤，便被它引着追了好一阵，要不是暮色提醒我再不回头就会看不见商队、从而在这片沙漠——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当中迷路，我真不知道会游荡到哪里去〔注十四〕。

马林先生出于谨慎，或者是怕累，从不敢离开商队太远。有时，他甚至坐在车门口，两脚搭在踏板上，从这个有利的位置朝一切出现在眼前的东西开火，不管是什么野兽，也不管远在射程之外多少。然而有一天，舍维廖夫先生和我成功地激起了他作为猎人的热情和激情，那情形叫我们后来笑了很久很久。

那天我正同我们这位和气的领队在商队前面大约半英里的地方边走边谈，忽然看见地上有一只死白鼬——无疑是死的，它的腐臭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把它捡起来，放在一簇草里，把它的头抬起来，把耳朵竖起来，让它看上去尽量显得活灵活现；弄好以后，我们就去告诉马林先生，有一个开枪的绝好机会。他在车子踏板上盼这样的机会已经盼了好久，这时激动得不得了，悄没声儿地慢慢往前走，恳求我们千万不要动，说话也只许悄声。他端起枪，仔细瞄准，开火，没看见有什么东西逃走；显然，他终于打中了什么东西。「好极了！」我叫道，同时作势要一个箭步冲上去把猎物抓住；这件事滑稽的部分就从这里开始了。马林先生伸出胳膊，气势汹汹地一挥手把我拦住。我依了他，他又万分小心地再次瞄准，舍维廖夫先生在一旁都快笑破肚皮了。第二枪一响，马林先生马上叫道：「啊！这一回它准死了。」「可您为什么打两枪呢？」我问道。「我怕头一枪没打中，它没听见枪声。」听了这个回答，我们拿可怜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开心个没完。

此后不久，我们到了我前面说过的那片构成戈壁中心的大沙原。第一天过得还算好：诚然，我们都有点郁郁不乐，不过谁也没大在意。第二天就难熬些了。库兹涅佐夫先生嫌茶里多放了几粒盐：人人似乎都想发牢骚。第三天更糟。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早上歇息时甚至没有到帐篷里来：他推说有一本有趣的书要读，就在自己车上吃了早饭。我们原本是再好不过的旅伴，可是周围大自然的荒芜——四周空间的空无一物——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压抑。

在西伯利亚辽阔的荒野里，有着形形色色的森林，色彩和形态的变化让眼睛得到休息；在大海上，波浪始终在动，而动意味着生命，因而引起我们的共鸣；可是在这沙漠里，既没有变化，也没有运动。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寂静和凝止。在这片无穷无尽、永不改变的沙原包围之中，我们所感到的那种凄凉孤独、那种精神上的压抑，除了面对死者，或者独自置身于坟墓之间——沙漠正强烈地使人联想到坟墓——恐怕在别处是感受不到的。

周围的自然对人心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我们抵挡不住它所引起的郁闷，一个个彼此远远地分开，闷闷不乐地慢吞吞走着〔注十五〕。

我们低着眼睛，捡拾戈壁某些地方散布着的奇石以自遣：大块的玛瑙，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矿石，晶莹剔透，带着橙色或绿色；地面上满是这些石子，铺成一幅巨大的镶嵌画。

一天早上，蒙古头领宣布我们的水喝光了。「我原打算在这里一个平常总有水的池塘补充，」他说，「可是你们看，就是那地方，已经干透了。」这个消息虽然相当严重，却给我们单调的生活添了一点变化，实际上还让我们快活起来。只有舍维廖夫先生和我想到带了酒，而我们的存货也不多。这一天我们没有茶喝，无论是放盐的、放糖的还是放面粉的；我们的罐头也已经少了许多。我们把这身价骤增的酒斟满酒杯，为不久就能找到水的前景干了一杯。

库兹涅佐夫先生像个地道的西伯利亚人一样，宁要半杯茶，也不要一整瓶最醇美的酒，很难适应这种匮乏。他整天用望远镜察看四面的地平线，夜里也时不时地坚持干这件事。「沃达！沃达！」（就是水，水！）他突然叫起来，让商队停下，指着地平线附近一处泛着蓝色的地方。我们兴奋极了，全都跳下车，开始牵着驮水桶的骆驼朝他指的地方走去。库兹涅佐夫先生跑着，马林先生高兴得手舞足蹈，巴勃罗唱着歌，我跟在舍维廖夫先生后面——他心里存疑，他是我们当中最明智的一个。那骗人的蓝色不过是一大片盐滩映出来的；于是我们回到车上，脸色也跟那盐滩一样发青了。当天夜里，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骗局，那是月光下的蜃景。这种现象似乎相当罕见，是大自然所呈现的最优美、最迷人的景象之一。那令我们目眩神迷的风景当然是一个幻影，因为它同在沙漠当中所能遇到的任何真实景色都太不相像了；要不是我亲眼所见，即使我的同伴们如实地向我描述，我也一定会以为他们是在驰骋幻想。我们眼前不但有一个小湖，平滑的湖面映着月光，而且还能分辨出湖岸上一丛丛美丽的树木的轮廓，甚至还有几只涉水的鸟。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在上乌金斯克连蜃景这种东西都没有听说过，便朝那小湖蹦跳着跑过去，蒙古人一阵哄堂大笑，才止住了他那兴冲冲的脚步。这种现象在别处固然罕见，在戈壁沙漠里大概并不稀奇，因为陪同我们的土著对这样美丽的幻景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两天以后，我们遇到一个小水塘，水很脏，一动不动，四周尽是各种动物的骨架，它们到这里来解渴，然后就死了。这水我都不敢拿来洗脸，我们却把它当作天赐之物来欢迎。骆驼已经很久没喝水了，甚至直到不久以前，一连许多天什么也没吃，需要好好歇一歇。所以我们在这里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停留。饭后，库兹涅佐夫先生开始用吉他给我们弹几支曲子，我们那本来像沟里的死水一样沉闷的商队，才稍稍活跃起来。我们仍然身在这片大荒原的腹地，但我们深信最艰难的一段已经过去，今后一切障碍都能克服了。

五六天以后，我们碰上了几个蒙古人。我们的领队用我们一头疲惫不堪的骆驼换了他们一头健壮的，我们还合伙买了一只羊。这一天过得颇不平静。新换的骆驼还没有被驯来干过任何活计，所以得先在它鼻子上穿一个洞，好插进一根木棍来驯服和牵引它。这番手术做得很费劲，因为骆驼疼得厉害。此外，我们还有一头骆驼的蹄子裂了；这种事在旅途快结束时相当常见，是长途劳顿和地面坚硬的缘故。蒙古人的治法是把伤口缝起来，那可怜的牲口受的罪是不难想见的。不过，最要紧的事是杀我们那只羊；领队指派干这活的第一个蒙古人拒不从命，他敞开袍子，露出挂在胸前的一尊小铜像，说：「我是喇嘛，不准见血，连牲畜的血也不行。」另一个蒙古人担起了屠夫的职责，可是他杀羊的方法很奇特。他在羊肚子上划开一道长口子，然后把胳膊伸进伤口，抓住心脏，紧紧攥住，让它停止跳动。

有一段插曲耽误了一些时间，而这段插曲的主角就是我。夜间照例歇息过后，商队重新上路约一个钟头，把我那头骆驼拴在巴勃罗车上的缰绳松开了；那牲口觉得前面不再有东西拉着它，便干脆站住不走了。我的骆驼这样落在后面的时候，我正在商队的末尾。蒙古人都在各自骆驼的两个驼峰之间睡得正香，自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照旧往前走。读者可以想象，早上醒来发现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时，我是什么滋味。幸而我还能镇定，没有去追赶商队；因为我要是想追上它，十之八九会彻底迷路，而在那种窘境中，要是被哪个土著看出我的软弱和缺乏经验，他们对我也许就不会有多少善意和好客之情了。我在我那头一脸蠢相的骆驼面前坐下，很想狠狠揍它一顿；可是又怕它跑掉，只好好生待它，因为我最怕的就是不得不离开被丢下的地方哪怕一百码远，我指望着有人会回到这里来找到我。幸而，这种焦虑的孤独在上午十点左右结束了。天一亮，蒙古人发觉我不见了，便停下来，沿着商队的足迹往回走，分头四处寻找。我很快就被领了回去，商队欢呼着迎接我归来。巴勃罗看到我平安无事，高兴得不能自已；他的忠诚和依恋再也没有比这更强烈的表现了。

地面渐渐起伏起来，不久我们四周就是高山了。天气已变得相当和暖，月光又是那样皎洁，我们的旅途如今轻松愉快了。蒙古人的帐篷多了起来，我们还碰见两三支前往买卖城的中国商队。最后，路上又像离开库伦时那样遍地是大石头，我们的向导据此宣布，再过三天我们就能望见长城了。

从北到南穿越蒙古，旅人会逐渐升高，由于坡度平缓，他并不觉察，一直升到海拔四千英尺。到了这个最高点，就会发现地面几乎垂直地切下去，落差正是这样的高度，因此要继续赶路，就得沿着人工开凿的一道道之字形山路往下走，那陡峭程度不亚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最险的山路。中国的长城就沿着这道峻峭的山脊蜿蜒而过。它不像南口的内长城那样用砖砌成——关于南口的长城，我以后还要说几句，许多旅行者都把它误认作真正的长城。而那真正的、首先把蒙古同中国本部分开的长城，是用石头一块块垒起来的，不用灰浆。每隔一定距离设一座敌楼，建造得更加坚固，所以更能经受岁月的侵蚀。这道城墙的走向，好比一个张开两腿的「人」字；其余几道城墙——我想一共有七道，除非我在夜里经过了更多而没有看见——则像是横在这两腿之间的一道道横杠。

我们的商队在我前面说过的那片崎岖多石的土地上辛苦跋涉了三天，到达中国长城的时候，是四月二十九日早上六点左右。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我们可以看见一连串的山丘一直延伸到内地远处，丘陵之间笼罩着云雾。我们站在所到达的高处，能把天朝这一片起伏的山川尽收眼底，便坐下来欣赏了好一会儿这壮丽的景象。

我立刻被刚刚走过的地方和即将进入的地方之间那惊人的差别所打动。在我身后，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野；在我面前，展开的是那片著名的沃土，它每年给它的人民两季小麦或稻米、两季蔬菜。一边是渺无人烟的沙漠，另一边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概有四亿多，在它众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中间，即使聚居着四十万人，也不过算一个村镇。就在不久以前，到处还是一片荒凉贫瘠；从今往后，阳光将照在肥沃青翠的土地上。以上是中国一方最显著的优点，而蒙古一方也有些优点可以同它们相抗衡。蒙古的空气清新提神；中国的空气则会令人作呕，有碍健康。蒙古的地面上覆盖着很粗的沙子，最猛烈的风也刮不起来；往后的地面则是极细的尘土，一点微风就会把它扬成尘雾，叫人看不清、喘不过气。蒙古人好客；中国人则会怀有敌意：在他们眼里，我们单单出现在那里就是一种冒犯，只要他们敢，就会加以惩罚。在土地的性质和居民的性格上，很难找到两个比中国和蒙古更不相同的相邻国家了。在过去把它们分隔开来的长城，似乎并不会因为它的倾圮而使它们在将来彼此接近。倘若有人问我更喜欢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虽然一个开化的民族同一个未开化的民族很难比较——我会回答说：「在诚实和性情上，蒙古人胜过中国人；在才智和工艺的精巧上，中国人胜过蒙古人。」

我们步行走下从长城通往张家口的之字形山路。土著们排成两行看我们经过。他们从四面八方拥来，甚至从地底下钻出来，因为他们住在从山腰岩石里凿出来的洞穴里，就像都兰地方的那些岩洞一样。妇女们迈着小脚，走路很吃力，一手牵着孩子，另一只手当作平衡杆，好保持身体的平衡。这些人挤在周围，不肯让开路让我们过去，舍维廖夫先生对他们发了两三次火，而这时我们还只是在乡下。过了长城五个钟头，我们来到谷底，山谷在这里收窄，几乎成了一道峡谷。这一带的景色如画。一条小溪蜿蜒流淌，有时涨宽到填满整个山谷，时而流过一块巨岩脚下，时而隐没在一片青翠的丛林里。一切都秀美雅致，只是形状和布局很奇特。我在这里认出了我在法国见过的那些中国山水画的蓝本，而我一向以为那些画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就在这条夹在两座由雄伟的黑色岩石构成的大山之间的山谷当中，突兀地耸起一座尖尖的花岗岩小丘，丘顶上建着一座庙；再往前一点，一块巨大的红色岩石以一种叫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悬在一座土锥的尖顶上。这一片奇特的自然景物中，东一棵西一棵地错落点缀着树木，都披上了新绿的春装，使整个景色斑斓而富有生气。

倘若读者在想象中描绘出这样一片风景，再让一些模样柔弱、拖着长辫子的男人，和一些脸上涂着脂粉、看上去像蜡像似的女人住在里面，那么他对我们从中国长城下来时所经过的地方，就会有几分概念了。

二十从长城到岔道

初见中国本部——最后一次俄国式款待——骡驮轿——张家口的街道——沿长城而行——秘密会社——中国人的艺术——秩序如何维持——辫子的由来——中国的爵位如何消亡

我们在一位俄国人的中式宅院里受到了殷勤的款待，他是舍维廖夫先生的朋友。这座宅子坐落在城外，在我刚才说过的那条小溪的对岸，位置十分宜人，因而可以望见我们刚刚走下来的那座山，山顶上长城那参差的轮廓历历在目。

这是我所进入的最后一座俄国人的房子，也是最令人愉快的房子之一。白天闲暇的时候，我便到这个奇异的地方、到那些更加奇异的人们中间去闲逛。

我也常常在这座宅子的阳台上一消磨就是好几个钟头，在那里吃些点心，愉快地观赏周围的景色。在长途跋涉、单调乏味地穿过那没有驿站、几乎不得休息的戈壁以后，在张家口度过的这些逍遥自在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终于快要到达旅程的终点了——七个月来，我几乎天天都在向那座北京城走近。我终于真正到了中国，周围的一切都使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处境的新奇。我从我这个瞭望台上观看每一样东西、每一件小事，怎么也看不厌；到了天黑，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随后我们回到一间偏远的屋子里。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还有一个恰好在张家口作客的年轻的天津居民，弹起了吉他；听着他们那忧郁的曲调，我回想起鄂木斯克那一望无际、变幻不定的草原，离开秋明时在雪地里那个惊险的夜晚，冰封的安加拉河那粗犷的雄伟，孤寂的贝加尔湖的恐怖，格兰特太太和康斯坦丁——总之，我在西伯利亚的全部遭遇，连同北极冬天的严酷，如今都成了往事。我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回味所有这些事情，那是人在经历了一连串惊险之后发现自己安然无恙时所体验到的心情——只要这些惊险没有留下什么恶果，反而让人庆幸自己竟这样侥幸地逃脱了。

可是这过去同眼前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这不仅是换了一个国家、换了一个民族，而且是大自然换了一副面貌；因为树木已经长出了嫩叶，同地上的青草争妍斗艳，这一切都沐浴在温暖宜人的春日阳光里。

然而，一个前面还有漫长的路程、必须刻不容缓地走完的旅人，他的命运就是永远在路上。因此，五月三日早上，我们叫人抬来五乘骡驮轿。这是一种没有轮子的轿子，前后伸出两根长长的轿杆，由两头骡子驮着。后面那头骡子套进去可不容易，这种牲口似乎很不愿意把头朝前钻进轿杆中间，所以套的时候一般得把它的眼睛蒙起来。

骡驮轿是我坐过的最难受的交通工具：首先，你得格外小心，始终坐在正中间，因为身子往这边或那边稍微一动，马具就立刻失了平衡。其次，两头骡子步子不齐，动作不协调，于是轿子不停地朝四面八方颠簸摇晃，叫人晕头转向、疲惫不堪，就像晕船一样。

我们的主人要送我们出张家口，所以我们先步行上路，从城的这一头穿到那一头。我们进了城墙以内；城墙带着垛口，筑得十分坚固，我们从城墙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街道。

人口之稠密立刻引人注目。即使是最热闹的阿拉伯集市，也无法让人想象这样川流不息的景象。人声之嘈杂同人群之拥挤不相上下。每个店主都认为自己有责任站在店门口夸耀自己的货物。他招呼过路的人，请他进来买东西；人人都扯着嗓子想盖过对手，不难想见，越往城里走，耳朵里灌进的是怎样一片喧嚣。

赶骡子的、领轿子的、官老爷的车夫和脚夫，也都拼命叫喊着要人让路。变戏法的和翻跟头的沿街卖艺，有的使劲敲着鼓，有的使出全身力气吹着竹笛，好招引人们的注意。可是这支合奏还没有凑齐：挨打的孩子在尖声哭叫，躲闪不及、被挤得够呛的笨拙的人在大呼小叫；小贩们同对手激烈地争吵；接着是铜锣的轰鸣，时不时地报着时辰，或者报着交易所里的休市间隙。比起一座中国城镇的喧嚣来，伦敦比林斯门鱼市或巴黎中央菜市场的清晨简直是安安静静的。我们从城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这片喧嚣在耳边一刻不停地响了一个钟头。舍维廖夫先生好几次转过身来，带着厌倦的神情对我叫道：「啊，蒙古！沙漠的宁静啊，你是多么可贵，我多么怀念你！」我们终于到了城边，穿过另一道城门，又到了乡间，可这是中国的乡间，既不寂静，也不清静。我们辞别了主人，一刻钟以后便在五乘轿子里摇晃起来。我们很想往外看，但是听从舍维廖夫先生的劝告，放下了轿帘，想避开那纠缠不休的好奇心。

夜幕完全降临以后，我打开轿子的三扇窗子，右边一扇，左边一扇，前面一扇，这样就可以从容欣赏我们一路经过的壮丽景色了。

我们进入了一条又窄又陡的峡谷：有时窄得轿子刚好过得去。四面八方都有巨大的岩石陡然耸立，突然闯进我们的眼帘。显然，我们正沿着一道山脉的山脊前进，因为时而这里、时而那里突然出现一个豁口，露出令人头晕目眩的可怕悬崖。整个晚上风都刮得很猛；云彩飞快地掠过月亮，明暗交替，变幻不定，使这一片景物显得格外奇幻。

我们遇到了第二道城墙，也同第一道一样是石砌的，但保存得更好；我们在这道城墙上走了一段路，骡子有时离墙边那么近，叫我们胆战心惊。对于不习惯这种行路方式的旅人来说，后面那头骡子尤其叫人不安。它只能盲目地跟着前面那头走；它不像领头的那样能自由地挑路，同时又被拖着在几乎看不见的地面上走；所以在它的蹄子正要落地的那一刻，很容易一脚踩空，把一切都拖下悬崖去。这天夜里我们沿着城墙顶上走的那段长城，有好几处突然拐成直角；而我们的骡子同阿尔卑斯山的骡子一样，有一个可恶的习惯，总是贴着悬崖边走；结果前面那头骡子拐弯的时候，后面那头走的那条线，要是再延长几英尺，就会走出崖边。可是轿杆是硬的，逼着它们彼此协调步伐，于是两头骡子之间总要争执一番，而且必定是在最危险的地方；在这一刻，可怜的旅人便难受地悬在那可怕的峭壁的拐角上空。

走了六十里，约合二十英里，一路上不乏惊心动魄的时刻，却也观赏了一番也许是举世无双的自然景色，我们到了宣化府。我们一过这座城镇的城墙，赶骡子的人就开始不断地反复吆喝。世上再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的秘密会社更多了。这个帝国的每个居民都以加入一两个会社为荣。我们那些赶骡人的吆喝，就是他们所属会社的联络暗号。我纳闷这番警告是为了什么，却始终没有弄明白。

我们投宿的客店，格局同我前面说过的买卖城的房屋一样：两者之间的差别，只不过像法国的客栈同宫殿之间的差别。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在全中国，即使在最简陋的住所里，也能看出艺术的痕迹，不仅在总体的布局上，就连最细微的地方也是如此。每间屋子台子上摆的桌子、凳子，啜饮米酒的小杯子、小茶壶、细细的筷子，都有一种艺术的形状或风致。它常常很奇特，偶尔甚至有点牵强，但处处可以看到艺术观念占着主导地位，每一件东西都值得细细端详。吃过饭——这一回是一顿很糟糕的下等客店的饭，很不合欧洲人的口味——我们很快就像中国人一样，在刚才吃饭的台子上躺下睡了。

第二天，五月四日，我们经过一片迷人的地方；除了日本某些地方以外，这是我在任何地方见过的最可爱的景色。我们一直沿着一条只有几码宽的小溪走，小溪在一道陡立如墙的山崖脚下蜿蜒流淌，崖顶上长着大树，在溪上搭成一座凉棚，舒展的枝条上垂下一长串一长串青翠茂密的藤萝，一直垂到水面，温存地抚摸着溪水的胸膛。我们在这片诱人的地方至少又走了六十里，大约上午十一点，终于到了一个叫作鸡鸣驿的大镇子，在那里吃早饭。这个镇子同所有的中国村镇一样筑着城墙，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一次次长出了城墙之外，因为那里有好几道一道套一道的围墙。它的规模也许超过了人口四十万的通州。我们花了一个钟头才穿过它。

读者也许会纳闷，在这样稠密的人群中间，怎样才能保证良好的治理；也许还会以为，皇帝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才能保住他的宝座和王朝。其实，秩序几乎不靠军队来维持，而是靠一套秘密警察，靠那些负有维持秩序之责的人严厉地执行法律。一家之长要用自己的脑袋为子女的行为作担保；三品官员也同样要为他辖区的秩序负责，如此等等。另一方面，父亲对子女有生杀之权；官员对辖区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一旦有人谋反，会发生什么事是可想而知的。一家之长害怕官府的镇压，一知道子女有罪，就立刻把他们牺牲掉。革命要想波及皇宫，行政等级中的所有成员都得先把手伸进去，而且都得明白自己因此都赌上了性命。所以，这样的事是极不可能发生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许多旅行者在他们的游记里写道，他们亲眼见过一次处决二三十人的场面。一个官员得知自己辖区内发生了重大罪案，倘若放过一个同谋，他就要对上司负责；所以，他一般宁愿牺牲几条性命，好确保自己的脑袋安全，而不愿冒漏掉一个罪人的风险。

不难理解，采取这样草率专断的做法，中国政府是不愿意欧洲人深入它的帝国的。总之，这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他们糊涂到同他们的政府一起仇视我们，宁可杀害我们派去的传教士，也不肯借助他们来争取自己的自由。

离开鸡鸣驿以后，山谷豁然开阔。风刮得那样猛，骡子都被吹得站不稳，甚至有被刮到河里去的危险。又走了六十里，第三段路程，我们到了沙城。这个晚上过得凄凄惨惨。坐轿子赶路，再加上中国的饭菜，把我们弄得病倒了。舍维廖夫先生、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和巴勃罗甚至没有从轿子里起来。只有马林先生和我睡在客店的台子上。

半夜里，院子里一声枪响，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们急忙跳起来，确信我们的哪位同伴，大概是带着两支枪和一把左轮手枪的年轻的库兹涅佐夫，出了事。可是一看见朋友们都睡得正香，我们的担心立刻就消除了。枪声无疑是从街上传来的。也许有个中国男人或女人胸口正中了一枪——在这个国家，这种事实在太微不足道了，犯不着为它打断睡眠。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出发了，在一片毫无趣味的地方走了五十里，在怀来县停下来吃早饭。

中国的村镇同阿拉伯的村落一样，彼此非常相像。然而，每到一处歇脚，我都看不厌这熙来攘往的景象，这在我们西方的城市里，即使是伦敦、旧金山或纽约那样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也是绝无仅有、闻所未闻的。现在，有多少种人物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面前啊！这些人物，我从前只在画册里或屏风上见过。街上的挑夫肩上担着一根长得出奇的扁担，两头挂着小圆牌，上面画着龙或什么奇形怪状的图案；孩子们挺着圆鼓鼓的肚子，剃光的头顶上留着三小撮头发，一撮在额头上方，另外两撮垂在耳边。一直剃到十二岁或十五岁，这样到了要留一条漂亮辫子的时候，后脑勺的头发就长得格外浓密。

成年人只在脑后留一条长辫子的习惯，是从鞑靼人征服中国、建立他们的王朝以后才开始的。征服者是伊斯兰教徒，因而是狂热分子，他们曾力图把《古兰经》强加给全中国。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可是皇帝颁布的一道谕旨，要人们照阿拉伯人的样子剃头，只在头顶上留一小撮头发——一般叫作「穆罕默德」——却一直沿用了下来。不过，中国人做什么都讲究艺术，他们把阿拉伯人那一小撮可笑的头发变成了一条又长又粗、光滑如丝的辫子。况且，这种发式同这里的气候和土质完全相宜。原来是这样：这里的尘土极细，一点微风就会扬起大量尘土，所以只要稍微出一趟门，或者在北京，即使只是在街上寻常地散散步，一回到家就得洗个澡。而中国人个个头发浓密，倘若他们把头发全都留在头上，不难想见，要把它洗干净得费多少心思和工夫；倘若不管它，特别是那些因为干活不得不整天待在露天里的人，头上就会顶着一团团又脏又满是尘土的乱发，代替了帽子。而且，这样的发髻剪下来出口出售，显然也不大拿得出手，送不到英国和法国的太太们面前去——中国运去了那么多船这种精致的奢侈品，它们大概是那么多被斩首的罪犯仅有的值钱的遗物。

另一方面，他们很容易使辫子不沾尘土，像一绞丝线那样整洁，或者把它藏在帽子底下，或者让它垂在衣服里面。农民们夏天不得不在田野里干活，就用这条辫子把大块的湿布扎在头上，抵挡烈日的照射。

况且，进入中国——一个我们法国人长久以来一直加以嘲笑的国家——就会惊奇地看到，这里的人民做什么事都那样勤劳，尤其是在农业上；这里的农业固然得益于土地的肥沃，但它的兴旺毕竟要归功于人民的勤劳。

说到这个问题，我要提一提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社会制度。一个中国人以他的功绩获得一个爵位以后，他的儿子到时候只能继承低一级的爵位；这样，爵位在家族里代代相传，一代比一代降低，直到最后彻底消失，除非家族中有人为国家立了功，重新获得最初授予他祖先的爵位。当然，没有人比我更敬重法国的古老世家和古老的爵位了；但是我始终希望，有充分的理由去敬重那些享有这些荣衔的人，就像我敬重那些光秃秃的姓氏和爵位本身一样。中国这种巧妙的制度，使贵族始终保持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竞争心，使他们更加渴望为国家效力，因为爵位总在衰减；人们认为，享有这份世袭荣誉的人让它断绝，比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荣衔更加不光彩。

二十一从岔道到北京

一场惊险的风波——南口关——峡谷的奇景——一对新婚夫妇——赋税的征收——通州——最后的孤单——进入北京——抵达公使馆

离开怀来县以后走了五十多里，我们到了岔道。这个村子坐落在一座小山脚下，位置十分入画；山上筑着第三道城墙，这里是一道砖墙。我们到得相当早，客店又紧挨着城门，便到城墙上走了一趟。那城墙是一道宽四五码的大砖墙。叫我大为惊讶的是，墙上有两门没有炮架的大炮，像没用的废物一样被扔在那里。难道中国真的早在欧洲人知道火药的性能以前很久，就已经有了大炮？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从来没有哪支欧洲远征队深入到岔道这么远的地方。可惜这两门青铜炮上既没有铭文，也没有任何可以说明来历的标记。

散步的时候，马林先生随手从城墙上扔下一块石头，恰好打中了底下的一条狗。狗的主人勃然大怒，回过身来，一看那石头是个欧洲人扔的，便鼓动众人替他出这口气。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我们往客店退的时候，后面跟了五百多人，一路起哄，大有一拥而上的架势。舍维廖夫先生示意我带巴勃罗躲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去，自己登上台子，开口劝解，要平息他们的怒气。

「我们不是欧洲人，」他恳切地分辩道，「我们是西伯利亚人；请看我们的护照；两国的百姓是兄弟，我们的善意你们是不用怀疑的。」人群里有几个会说俄语的中国人——这种事在这一带到处都有——用俄语答了话；这场风波就这样平平静静地了结了。直到人群散去，我和巴勃罗才敢从藏身的角落里出来；出了这档子事，舍维廖夫先生劝我们天一亮就离开这个村子。

这一天我们要穿过南口村和离京城最近的那一段长城之间著名的南口关——凡是到北京来的游客，没有一个肯错过这个去处。在这样多山的地方，我们怕轿子颠得厉害，又想从从容容地尽情饱览这一带的壮丽景色，便从岔道到南口一路骑着毛驴慢慢走。离开村子约莫一个钟头以后，过了我刚才说的那道砖墙，我们便到了关口。关口极窄，被第四道城墙封住。

上关的路是沿着斜坡盘折而上的，同我们在蒙古和张家口之间走过的那种路差不多；再过了第五道城墙，就进入一条极其入画的狭窄峡谷。中国人从前一定把这个地方看作抵御蒙古人的最险要的壁垒。一条只能由一道陡峭的山路进入的峡谷，又有两道筑着雉堞塔楼和堡垒的城墙护卫着，即使面对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也确实有条件长久地顽强固守。游人到了谷底，一路景致不断变换，处处值得一看。这里我只讲其中一处，它的别致和秀美比别处更叫我难忘。

关口在这个地方大约有十二到十六码宽。

南口的那条小河占满了整个谷底的宽度，河水在几十块大石头中间四散奔流。我们那几头小毛驴只好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才能从中间穿过去。构成峡谷的两壁岩石探出在河的上方，到了一定的高度彼此靠得极近，只容几缕光线从缝隙里漏下来，把这座天然的岩洞照出一片神秘的幽暗。中国人在其中一面岩壁上、离地约莫十码的地方，凿出了一座小庙。

上庙的路是在岩壁上凿出来的石级，看上去像一条天然的甬道。庙门上装饰着朱漆描金的木雕，还挂着灯笼和各式各样的悬饰。再没有比这个小小的所在更可爱、更明快秀丽、同时又更富中国情味的了：它一身而兼山谷、岩洞、溪床与神龛。我平生只有这一回想当一回偶像。住在这样一个仙境般的地方，那位神真是有福气！

从这座小庙里出来，我大为惊讶地发现，另一面的岩壁竟是照埃及的样式雕琢的，还有一种类似法老之邦的托檐饰。

南口关余下的一段也很美，只是同我的读者在旅途上多半已经屡屡见过的许多类似景色太相像了，不值得在这里细写。

我只想简略地说一句：它很像特里安峡谷的入口，像罗兰缺口，也像阿尔及利亚的希法河谷——在多山的国度里，这样的景致常常可以见到，也常常叫人赞叹。不过有一座村口的牌楼倒该提一提：那是一座石砌的凯旋门似的建筑，上面雕镂剔透，满是龙和种种神怪，其精美足以列入中国艺术的杰作之林。

我们依次穿过了中国最后的两道城墙——说得更确切些，是张家口长城最后的两道支墙——到了南口。一进这个村子，听见中国的赶骡人和抬轿人用法语同我招呼，又看见客店墙上写着给旅客看的法文告示，我高兴极了。那告示是这样写的：「提防店主，他是个胆大包天的贼。」署名是：「一个同情异乡人的海军军官。」诸如此类的还有不少。

原因是这样的：南口常常是北京各使馆人员聚会的地方；到京城来的游客，没有一个不去南口和明陵，回来时再绕道圆明园和大钟寺。这已经成了固定的游程，就像去看夏蒙尼的冰海，或是卢塞恩的瑞吉山一样。

我们重新坐上轿子，动身前往官石里村。这时舍维廖夫先生对我说：「我们非得尽快赶到中国南方去，所以只能走通州和天津这条路。我们刚刚决定不去北京了；不过您在这里离京城已经不远，我们该分手道别了。」「我陪你们到下一站通州，再从那里去北京。」我说，实在不愿意不到万不得已就分手。说实话，这个突如其来的分别，还有独自带着巴勃罗留在一个陌生国度、身边尽是些看上去不怀好意而又无法交谈的人的前景，叫我心里发怵，简直有些害怕。这个决定后来引出了一件多么奇妙的事，读者看下去就知道了。

正要动身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乘由两个人抬着的轿子进了客店的院子。可见坐轿的是位有身份的人物；因为在中国，只有享有一定尊荣、或在品级上居于某个位置的人，才准用这种代步的工具。马轿和骡驮轿人人可用；车子，尤其是车轴离辕木很远的那种车子，还有人抬的轿子，都是贵人专用的。

所以轿子一进我们客店的院子，我们就凑了过去；不一会儿，从轿里下来一位太太，看上去还算标致——如果一位太太涂着厚厚一层脂粉、又格外富态，还称得上标致的话。我特别注意到的，是她好像没有脚。脚踝以下，那条腿就收成一个尖，像高跷的末端，又像一条木腿。

这位可怜的女人，凭这副身形就可知道她出身上流，理当受到一切高明的鉴赏家和最有品味的人士的赞叹与艳羡；可她连一步也走不动，即使由两个丫头一左一右扶着也不行。她是被人从轿子里抱出来，像一件没有行动能力的东西一样，放在里边一间屋子的台子上的。舍维廖夫先生向轿夫打听，才知道她是一位大官的太太，正在新婚的旅途上。

过了几分钟，我们看见那位幸福的丈夫到了；只消说一句：他同前面提过的买卖城的那位长官一模一样。这些身居高位的中国丈夫，大可不必担心妻子会从他们身边「跑掉」，同时也尽可以对自己手里这份保证她们服从主人的重要凭据感到心满意足。

官石里到通州路途很远，我们凌晨两点就出发了。出了南口，我们也就出了山，进入北京平原。这一带的地方算不上风景如画，可是它耕作得那样好，那样青绿，树木那样繁茂，纵横交错的渠道又使它那样清凉，我怎么看也看不厌；尤其是在看惯了西伯利亚终年不化的积雪和蒙古那单调的沙漠之后——尽管那里的山景也自有它入画之处——这番景象更叫我的眼睛感到舒服。

走了六十里，我们在立水桥略歇了一会儿，又继续赶路。多亏舍维廖夫先生的本事，我们轻轻松松地过了东坝的中国税关。凡是中国人要抽税的地方，很难逃得过去；而且那套连带负责的办法，也一直贯彻到征税上。皇上对大员们说：「朕要你们治下的地方拿出多少多少钱。」大员对他的下属说：「我要你那一省拿出多少多少钱。」——为了稳妥起见，总不忘把数目加一倍。二品官向三品官照样索取，每一级都为了保险再加一倍；到了三品官，便向他所辖的州县宣布，必须征收某项某项的税——无疑又因为过于卖力，再加了一倍。

这样一套组织，对纳税人自然是沉重的负担；不过既然能榨出这么多来，这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个国家极其富庶的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尽管有这些弊端，穷苦和赤贫似乎并不怎么普遍。我在中国逗留的整个期间，向我讨钱的至多不过八个十个人；而在埃及那个号称富庶的国家，人却时时被成群的乞丐围住，没完没了地在耳边嚷着「赏钱」「老爷」。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进了白河岸边那个极大的村镇通州。

款待我们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身体壮实，大腹便便，叫人有几分想起潘趣先生那夸张的圆滚滚的身形；不过他是个十足的好人，无论哪一方面都讲究享受。他照俄国的样式给我们备了一桌饭菜；在吃过中国饭铺那种糟糕透顶的菜以后，我觉得这顿饭很合口味。

饭一吃完，我的同伴们就去搭船往天津，我一直把他们送到河边。路上舍维廖夫先生把一切必要的嘱咐都交代给我的主人，好让他安排我第二天平安地到北京去。

这几位茶商到了码头，上了泊在岸边的一条驳船；这种船的甲板中央搭着一座给乘客住的棚屋，有点像威尼斯的贡多拉。我们互道珍重，祝彼此一路平安，他们就走了。这几位商人从我眼前消失，也就等于在我和沙皇的帝国之间彻底放下了帷幕；我把目光从西伯利亚收了回来——在那片土地上，尽管物产丰饶、金矿遍地，却仿佛始终有一只猛禽在头顶盘旋。所以，眼看着把我同这片流放与苦难的不幸土地——哪怕只是远远地——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根纽带断了，我觉得胸口的压迫一下子松开了，虽说我眼下处在这些圆滚滚的中国人中间，境地着实特别。我对我的主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连巴勃罗打手势的本事，也不足以打通这位收留我的佛教徒那有限的悟性。

这一夜我一眼也没合上：一来是跳蚤大军一次又一次地进攻，四面八方都有它们的尖兵来搅扰我，大概是换了一道口味，叫它们吃得格外痛快；二来是更夫按中国的规矩不停地敲打，弄出响声来吓唬贼人——这套规矩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就已经领教过了。第二天，我的主人到下午一点才给我弄来一乘轿子。不过他好歹照舍维廖夫先生的嘱咐办了，我已经很高兴；因为他要是存心把我在他家多留些日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脱身。临走的时候，我给了一个仆人一点小钱；主人看见了，便把仆人都叫拢来，他们一齐跪在我面前，以头触地。一个欧洲人无论怎样熟悉东方的礼节，看到这样一副奴颜婢膝的情景，心里总不免刺痛。我赶紧跳上轿子，向主人告辞——不是伸手去握，因为这不合中国的规矩，而是把两只手拱在一起，对着胸口垂直地上下拱了两三下。我满意地听明白了：这位殷勤的人嘱咐赶骡的把我送到法国公使馆去。于是我和巴勃罗便朝着天朝的京城出发了。

正当我顶着烈日，坐着那种叫作轿子的可恶家什，在这条尘土厚积的路上赶路的时候，有三位年轻的骑手在天津和北京之间一路纵马疾驰，不曾勒过一次缰——我这就把他们介绍给读者。

这段路有三十二法里，他们要在一天之内跑完。他们确实没有工夫可耽搁。他们早上四点离开天津，在一个村子里停了一个钟头吃早饭、换马；我离开通州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第二段路程。这三位年轻的法国旅行家，为了从巴黎到北京，既没有领教西伯利亚冬天的苦楚，也没有尝过雪橇的单调和中国车子的难受；然而他们的经历同我的一样有意思。他们走过印度，在那个国家的王公们的宫殿里受过款待——依我看，那些宫殿比北方那些淘金者的府第要动人得多；他们在锡兰和爪哇猎过猛兽，在马六甲的原始森林里追过大象；如今照旧一往无前，一天跑三十二法里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小事一桩，倘若情形许可，他们还打算照这个速度继续赶下去。

这三个年轻人里的头一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当我们在北京平原上相距不过几英里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巴黎呢——他就是贝努瓦·梅尚男爵；他的两位同伴是古伊·达尔西子爵和纪尧姆·雅内尔先生。我望见中国京城城墙的时候，他们正好到了公使馆。

一见这景象，我心里涌起一阵热情。一个目标在眼前悬得越久，为它花的力气越多，最后到手时的喜悦也就越大。北京的第一道城墙，其雄伟与气魄是难有别的建筑比得上的。那是一道高得叫人肃然的城墙，带着雉堞，整齐得一丝不苟。这里那里，主要的城门上耸立着城楼，高达三四层，覆着绿琉璃瓦，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城门是青铜的，大得出奇；夜里要关，白天的某些时辰也关。

进城的时候，我不能不心头一动。我先要穿过一片参差不齐的空地，上面零零落落地散布着一些低矮难看的房屋；然后进了热闹的街区；最后，在一片树荫的穹隆底下，我看见一座木门，雕工精致，门前有两只大理石狮子，门上写着「法国公使馆」几个字。我终于走完了从巴黎到北京的陆路旅程。

我走进法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德·热弗鲁瓦先生的客厅时，公使馆的全体人员都在那里，为我刚才提到的那三位年轻旅行家接风。我永远忘不了自己走进这个好客的客厅的情景，在那里我遇到了那么多的殷勤与亲切。这座馆舍简直是一座伊甸园。我在那里度过了多么快活的日子啊！我终于睡上了床——这是我自离开下诺夫哥罗德以来不曾享过的福气；我吃上了法国菜，同法国人说法国话。不过读者多半更愿意看看北京和北京人是个什么样子，我将在下面最后一章里试着写一写。

二十二北京——归程

大理石桥——鞑靼城——艺术珍玩——日本漆器——丧葬——观象台——皇宫——坛庙——四季的收成——茶的种类——离开北京——天津——终于见到大海

第二天，我们首先去拜会北京主教德拉普拉斯大人，他当时住在遣使会的会院里。

要到那里去，得经过当地一景大理石桥。这座桥像马鞍一样拱起，横跨在一片池水上——我简直可以说那是一个小湖——池子四周是皇宫的御苑。可惜夏天里把这片水面点缀得那样热闹的繁密水生花卉还没有开，不过我们至少可以从大理石桥上饱览这一带如画的景致。

水边一带起伏的土丘，无疑是人工堆成的，这里却给了它们「山」这样堂皇的名目。丘上长满珍奇的树木，顶上建着亭子，还有我们称作宝塔的那种小建筑。水面上有用木桩架起的水榭。地上铺着青草和蔓生的植物，一路爬过去，一直垂进湖里。整个地方清凉、幽静、可爱，布置得格外雅致。

遣使会的会院就建在这个迷人的地方当中。神父们一律穿中国服装；看着这些趿着软底鞋、拖着一条同中国人一样长的辫子的人，嘴里还要称他们「神父」，我觉得很有意思。不错，他们的辫子是假的，或者几乎全是假的；不过不走到极近处，是很难看出它是假的。

北京最好的一部分是皇宫周围一带，这一带名叫鞑靼城。大商人和最有名的古玩商都住在这里，也在这里做买卖。

房屋一律只有一层，没有楼；可是临街的门面却是雕花描金的木头。那些装饰做得很厚，花纹深深镂刻进去，精细之处自有一种中国的味道。我不知道这样一副门面在法国要值多少钱。请读者想象一整条街两旁都是这样的铺子，金饰在明朗的天空下闪闪发光，铺子里面陈设得很有品味，在这些华丽的框子中间，展示着亚洲仙境的种种奇珍。

说到这里，我恐怕不得不扫一扫读者的兴：他们以为自己家里藏着精美的中国珍玩，这个想法也许要打个折扣。我绝不是说欧洲没有令人叹服的中国艺术品。可是一般说来，在英国和法国出售的东西全都来自南方的城市，来自广州、香港和上海，因而都是二流工匠的出品。北京的工艺，各处几乎都还不为人知；只要想一想欧洲人不准在天朝的京城做买卖，这就不难理解了。我们最近几次的远征，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替我们争到更多的自由。所以北京工艺的样品，几乎全是游客到此一游时买去的，而他们并不拿去做买卖。不错，在法国也看得到景泰蓝，可是那些东西丝毫不能叫人想见游客在北京的庙里所能赞叹的那种精妙。还有一些更少为人知的整幅屏板，上面是山水，是把漆涂在瓷上做成的；有插屏，是把染色的象牙嵌在镂空的木雕上；还有漆的围屏，用蒙古出的彩色透明石头做装饰。最后这一种东西美得无与伦比，叫人百看不厌。还有一色珐琅的瓶子，一般是蓝地白花，花纹与瓶面相平，效果极其秀雅。这种瓶子在北京并不稀奇，在欧洲却很少有人知道。

既然讲到了远东的工艺，我想就日本的漆器向读者略说几句；虽然我打算把这部游记在天津收住，对日本那些岛屿只字不提——在那里的一段日子，作为欢乐与愉快的回忆，是我十分珍惜的。我们在法国用「日本漆器」这个堂皇名目称呼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上了漆的木头面子罢了。真正的漆器却不然：那些高高隆起的花纹是纯金的，底子上则洒着事先研成粉末的金星石。所以真漆器在日本价钱高得惊人。

有一天我在江户问一只小柜子的价钱，那柜子同如今在法国已经很常见、一般卖两三百法郎的那种差不多。商人开口就要两万五千法郎。一只四英寸见方的真漆小方盒，在日本值八百到一千法郎。中国的瓷器我就不谈了，单是这一项就够写一本书；何况我在北京住的日子不够长，来不及熟悉中国工艺中这个精微而更难掌握的门类。我只提一提两种似乎很受推重的瓷瓶。一种上面画着中国的大幅人物，当中有一块圆光，画着一幅与周围相称的场面。另一种通体是高高凸起的花纹，也是瓷的，并且上了彩。这两种瓶子似乎都起于三四百年前，一般值四百到七百法郎。还有一种所谓又薄又精巧的小件景泰蓝，年代也差不多，在中国售价不低。这种景泰蓝在欧洲相当少见。辨认的办法是：它们的花纹比那些比较近代的陷得更深，也不那么规整；尤其是有些地方，珐琅透明，底下所敷的铜胎可以透出来。

前面说过，鞑靼城这一带的街道两旁尽是铺子，门面上陈列着刚才说的那些美物。街心的人群比我一路经过的那些村镇还要拥挤。

步行的人得不住地靠边站，给贵人那由人抬着的轿子让路；给官老爷的两轮车让路——隔着黑色或绿色的窗帘，可以看见他们裹在绣花的绸袍里；还要给马、给骆驼、给骡驮的远行轿子让路，还有迎亲和出殡的队伍。出殡的队伍占的地方很大，按死者身份的高低，能拉上五百码到一千码长。穷人在队伍里打着伞盖，举着顶端装有描金木手的竿子，还有各式各样的法物。接着是死者生前的用物：他的马，他的车；车里通常供着一尊照他的相貌做的蜡像，若是官员，还穿着朝服。最后才是棺材，用两英寸半厚的橡木做成，安放在灵床上。这具大棺至少要四十到六十个人抬。亲属穿着白衣——白色是孝服的颜色——走在棺前，一路撒花、焚香，每走八十步或一百步，就要向死者行一次礼。行礼的时候队伍要停下来。他们在地上铺一块白布，孝子们整个儿伏在地上，以头叩地。这道仪节完了，他们起身，队伍便这样走走停停地前进，一直到死者名下的某块地上；棺材就那样露天放在地面上，并不下葬。等棺木朽坏了，就在四周堆起一个土丘，可是始终不入墓穴。这块地方从此便成了圣地，再不能耕种。

可以想见，中国人因为这个风俗损失了多么大一片好地。在沿海有欧洲人居住的城镇里，这件事又引起过多少纠纷，也是众所周知的；这个题目已经谈得太多，这里不值得再说什么了。

在鞑靼城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变戏法的人在露天施展他们绝妙的本领。

他们手法之灵巧叫人吃惊；因为他们就在看客中间变戏法，并没有戏院里那些帮大忙的桌子和夹底箱子可用。有些人还表演危险的玩意儿：他们头朝前钻过一只横放的圆筒，筒里密密麻麻插满了钉子和尖刀。鞑靼城这些宽阔的街道上扑面而来的东西，我要是一一写下来，那就没有完了。别处再也见不到像这里这样斑斓多变、如画一般的万花筒，叫人看得目瞪口呆。

可惜的是，同这些奇观并排摆着的，还有一些在欧洲人的文明看来叫人作呕、只好掉过头去的景象。沿街到处挖着大坑，作什么用处却不便解释。世上再没有哪座城市气味这样难闻；我完全明白，各使馆的人员为什么宁可一连四五个月关在自己漂亮的馆舍和园子里，也不肯到这样污浊的空气里去找什么消遣。

我们参观了观象台，那是中国人在耶稣会士指导下建造的。台上的仪器极其精美。仪器是青铜的，架在同样金属做的足上，中国工艺的种种奇想全都倾注在这些足上了。这些由龙和怪兽盘结而成的架子扭曲盘绕，同它们高高托在空中的浑圆球体、平行线条和天文图形那种规整的形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在北京的蒙古喇嘛庙，也就是佛门僧侣的庙里，见过华美的珐琅和十分贵重的东西；可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铜器无疑用得比天朝更见巧思的日本，我都不曾见过像这座观象台的仪器那样——按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来说——富于艺术性的东西。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不能不说是很成问题的。人们尽可以赞赏他们瓷器的色彩、古珐琅那柔和的色调、绣品上色调的和谐；可是在他们的图案里，在他们器物和人物的造型里，却看得出许多毛病，甚至有一些叫人反感的怪诞。但在我看来，北京观象台的仪器是无可挑剔的。那上面固然充满奇思异想，却始终不出恰当的分寸：我刚才说的那些支架做得那样纤细、那样精巧，看上去竟像同它们托着的球体毫不相干、各自独立；而那些球体真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像天上真正的星辰一样，全凭自身的力量悬在那里。

离开这个地方以前，我在台顶上把这座广大的京城全景尽收眼底，目力所及，极为辽远。鞑靼城里商人住宅的金顶在太阳底下辉煌闪耀；接着我看到主要城门上高耸的城楼，那绿琉璃的顶子同样鲜明；还有寺塔、天坛和先农坛的蓝琉璃顶；尤其是那座覆着黄琉璃的皇宫。

中国的皇宫是神秘的居所；这神秘还没有谁敢夸口说自己窥破过。在这数以百万计、密密麻麻的人群当中，它是一块无人知晓、空无人迹的小地方——一处从来没有欧洲人进去过的深院；能进去的中国人也极少，一昼夜只能进去一次，而且只在夜最深的时辰。

几年前皇帝接见欧洲各国公使、曾经轰动一时的那次朝见，也并不是在宫里举行的。天子不肯在这里向公使们露面，只在一座亭子里接见了他们；那座亭子离那神秘的宫殿很远，从大理石桥上就看得清清楚楚。

关于中国皇帝的私生活和宫里的规矩，欧洲流传着许多说法。法国驻日本公使贝尔泰米先生——我有幸在横滨见到他，他先前在中国住过多年——说道：「凡是关于北京皇宫内情的种种传闻，都只能是无稽之谈，因为谁也不可能知道里面的事。在我看来唯一可信的一点——因为所有的官员都这样对我说过——是皇帝受着极严的礼法约束；他若想破例，立刻就会被自己的卫士刺杀。」

这座宫殿的黄色屋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公使馆里安闲歇息的时候，我心里把这位可怜的皇帝——礼法的奴隶——的生活，同我们那位贤明的圣路易王相比：圣路易在万森林的一株橡树下向百姓露面，听讼断案。这世上从社会的最高层到最低层，有多少不幸的人啊！

天坛和先农坛我不想多说，因为它们没有什么意思。尤其是天坛，配不上它那个崇高的名目。它坐落在一座围着墙的大园子里，园中散布着殿宇和精致的亭子，都覆着蓝琉璃；光线是从一种用平行排列的蓝色玻璃小管做成的帘子里透进来的，显得十分柔和。园子当中筑着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台子，皇帝间或到这里来，亲手向天神献祭。

先农坛及其周围值得一看的地方，是一块田；每年到了某一天，皇帝手扶着犁，在地上犁出一道沟来，像是给臣民做个榜样。田里其余的地方，随后由官员们犁完。这个典礼表明，农业这个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受到何等的尊崇。靠着一年两熟的谷物，中国人得以把口粮的价钱维持在不高的水平上；而靠着出口茶叶和大米，他们又把世界各地的金子吸进自己的国家。他们耕作的办法同埃及的很相像。他们把田分成一小方一小方，四周引水，灌到各处。水来自蜿蜒穿过田野的众多沟渠，由中国农夫操作的器械提上来，那器械同埃及的桔槔一样。种稻的时候，每一小方四周都筑起田埂，高到足以让田里存住几英寸深的一层水。土地就这样完全看不见了。我五月里去看稻田的时候，新下的秧苗刚刚冒出水面。

茶是一种小灌木，高一英尺半到两英尺。茶叶从五月采到八月，依品种而异，也依所要的品级而异。中国的茶有产地之分，正如法国的酒有产地之分。土质的不同和茶树品种的不同，产生了行里所知的各种茶。最受推重的一种叫黄茶，那是中国皇帝和俄国皇帝日常喝的茶。

这种茶贵重到这个地步：在西伯利亚，即使在某些富裕人家，我也见过他们为款待我只沏一杯，主人自己却为省俭而不喝。把各个产地一一列举出来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它们并不是照本来的名字为人所知的。在法国，各种茶是按采摘的方式命名的：珠茶就是初春叶子刚长成不久时采下的小叶。白毫茶是叶和花掺在一起做成的。所谓白毫，不过是这种灌木晒干的花；正因为如此，这一种茶味最浓。最普通的一种是砖茶，前面已经说过，它在蒙古是当钱用的；最后还有一种最粗的茶，经过某种我不知道的制法，样子很古怪。它也做成砖的形状，可是通体漆黑，不像别的砖茶那样看得见梗和叶。看上去简直像一块煤或是一块泥炭。这种茶卖得极便宜，无论对西伯利亚还是中国的穷人，都是一大依靠。

中国人的聪明和灵巧处处都看得出来，而且他们懂得把这些长处用到一切事情上去。他们还把做帆的技艺做到了极精的地步。法国采用的各种帆式我并不全都清楚；不过我提到拉丁帆——它用的是我们这个族类的名字——我想这总算是欧洲的一项发明。可是拉丁帆在风的作用下鼓得太厉害，同时又不能把这股动力所能给予的全部力量都利用起来。再说，遇到狂风的时候，操作的办法是把下面系帆的绳子放松。于是帆布在桅顶上噼啪乱拍，使船颠簸摇荡，很可能十分危险。所以这种驶帆的办法是不完善的。中国的帆却不然：它由一道道平行的竹条撑住，因而始终以一个平整的面迎着风。再靠桅顶上的一只滑轮，帆可以随意降下多少。这样一来，即使在最猛烈的狂风里，中国人仍然可以张着帆，而高出甲板的部分很少，风暴无从下手，因而丝毫不会使船陷入危险。

这种既巧妙又讲实用的心思，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游历中国一趟，我对中国人的聪明、机敏和坚忍产生了极高的评价。这个民族只缺一样东西：一个肯让他们知道世上除了中国人还有别的民族、这些民族也有自己的文明、从那里借取某些发明既明智又特别有利可图的政府。但总有一天——也许为期不远——中国人会移居欧洲，就像他们如今已经移居日本、加利福尼亚和秘鲁一样；他们将在马赛、巴黎和伦敦形成比上海、澳门和西贡的聚居地更重要的街区，而对外贸易也将有这个民族从未有过的大发展。

大多数法国人认为日本人的智力远在中国人之上。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日本人的性情同我们很像，所以这个民族讨旅行家的喜欢。他们爱快活，肯进取，好夸口，好争辩，还有点爱闹革命。日本眼下就有一位觊觎大位的人，因而日本人里也就有这一家那一家的党徒，说不定还有多少带点民主色彩或社会主义色彩的共和派。所以法国人喜欢日本人，日本人也仰慕法国人。他们编起一支小小的军队，穿的是我们的军服；看见一个万森猎兵在江户街头站岗，真是再古怪不过了。他们修起小小的铁路、小小的电报线；可是这些东西归根到底算不得正经事：首先是因为这个民族身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正经东西；再者，他们对我们这些发明的应用无足轻重，因为它们只限于沿海一条很窄的小小地带，出了这条地带，欧洲人就无从深入了。日本的内地对我们是绝对封闭的，而在中国，我们却可以完全自由地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所以我认为，以为日本正在走向文明，是完全错了。眼下的这些变革只限于国土上极小的一部分，因而没有什么意义。

中国政府不准百姓有电报，也不准有铁路，凡是欧洲的东西一概不准；可是一旦中国人经过一场人人盼望的变革，从政府手里争得了这些许可，他们不但会有见识地采用我们的发明，还会把它们加以改良；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会大吃一惊，反过来要向中国人学习如何在铁路上把最高的速度同最大的安全结合起来。我们最近一次对华远征本该着手去做的，是给中国人换一种政体，或者给现有的政府加一部新宪法，而不是去毁掉圆明园——那桩事情，我一想起就觉得反感，不愿多谈。

一片小湖，四周整个儿围着大理石的回廊，湖上散布着小小的洲岛，岛上立着世上最秀美的亭榭；一道宽阔的琉璃台阶，一直升到万寿山顶；还有两座小小的琉璃殿——这就是当年在这座宫苑里让人看得目眩神驰的种种奇观所剩下的一切了。

五月十八日，我告别了北京公使馆里那些好心的主人——他们的款待与照料我永远不会忘记——顺着白河到天津去。

当时在天津领事馆供职的里斯特尔先生，在我们不得不等船的那些日子里殷勤地款待了我们；终于在五月二十四日，我同前面提过的那三位年轻旅伴一起搭船前往上海。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把巴勃罗留在天津，便把他一同带走了。这可怜的家伙那样忠心，那样尽职，而且总是含着眼泪，没完没了地叙说他在北京公使馆里过的那种无所事事、吃得又好的清福日子。从白河口出海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狂喜。因为这浩瀚的大海本是一体的，它拍打着它所接触的每一片土地的岸边，也就把我带近了自己的祖国；它的波浪爱抚特鲁维尔和比亚里茨的海滩，同爱抚直隶湾的崖岸一样温存。

我在西伯利亚草原和戈壁沙漠上那些劳顿的行程，到此确确实实结束了；如今在我面前的，是朋友，是家。

读者也许要问，是什么促使我去做这样一趟叫人疲惫不堪的旅行：当初我只想到了它光明的一面，如今既然也见识了另一面，我可以劝他们不要学我的样；因为尽管一路上有许多新奇、壮丽、惊人的自然景色，还伴随着不少扣人心弦的奇遇，可是在西伯利亚冬天那样严酷的气候里，要享受这些，就免不了吃许多苦头，甚至还要担上相当大的一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