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北京人

第1章

一、从天津启程——沿途农事——杨村——官府送席——回教礼拜寺——南蔡村——俄国马车——河西务——乡民的礼貌——种痘之法——四百零一脉——马头镇的焚毁——张家湾——通州——八里桥——法国公使馆入京

……上一年十一月。英国公使馆参赞尼尔中校、随员圣克莱尔和温德姆两位先生，以及法国公使馆的美里登男爵，已带着长长一列满载行李的中国大车先行一步，随行的有第三十一团的几名骑兵和一队锡克骑兵护卫，他们要在离北京十二英里的通州等候两位公使到来。布尔布隆先生由一队骑马宪兵和法国炮兵护送。布尔布隆夫人久病初愈，身子尚未全然复原，也随丈夫同行。她坐的是一乘由中国轿夫抬的轿子，她的女仆维克托琳·埃塔尔也坐轿。这两人注定成为最早在天朝京城居住的欧洲女子；除了随法军而来的随营女贩之外，她们也是最早到过北京的欧洲女子。

一行人从天津对面的浮桥过了白河，穿过当时由法军驻扎的郊区，在一道土垒附近上了通往北京的大道。这道土垒是天津的外围防御工事，如今人称「僧格林沁的蠢工程」。再往前，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平坦的地面上每隔不远就点缀着几座小村落，村子全都建在土堤之上，高出平地；再加上整条大路都修成了高出地面的堤道，可见此地时有水患。头一天走了二十三英里，一路景色始终如此。

这时节的农事只有犁地，四处都在耕作，耕法各式各样，大体说来似乎都很适合这里的土性。有一种极原始的办法，是三个人并排套在一起，胸前横着扁平的木板，木板用绳子系在犁上，借此发力拉犁；另有一人套在一对车辕中间，第五个人扶着一根竖直的把手掌犁。我还见过另一种办法，是一头牛和两匹矮马并排套着，一人赶牲口，一人掌犁。中国北方的犁，犁刀装在犁铧前方约五英尺处，破土开地似乎毫不费力。犁铧是一块宽大的箭头形铁片，装在一根木柄的末端，一侧另有一块弯曲的铁板。这种犁翻起的犁沟又宽又齐整；不论是因为犁的形制更优，还是因为土质松软，在我看来，这里犁地的速度确实比别处常见的要快，即便那些土质远不如白河两岸黏重的国家也比不上。

我们经过路旁村庄时，成群的乡民聚拢来看。他们很安静，没有什么激动或惊奇的神色，只是一瞥见那两乘轿子里坐的是谁，便显出十分好奇的样子，想看看这两位女客。

下午五点，离开天津整整五个钟头，我们走近了杨村，远远望见一座小塔，便知道杨村到了。十分钟后进了镇子。镇子沿河岸延伸出好一段路。三名宪兵并辔走在队伍最前面，开道开得却不大得力，因为我们一进镇，女客同行的消息一传开，镇上百姓便骚动起来，一大群人跟在后面，千方百计想看一眼「洋婆子」。

穿过这座长长的镇子几乎花了半个钟头，快到镇尾时，我们到了一座空衙门，这是当地官府为接待两位公使而匆匆收拾出来的。我们刚一到，镇上的知县便来拜见，递进名帖。他是个矮胖的老先生，戴水晶顶子，穿着官服，挂着朝珠。威妥玛先生出去同他会面。不多时，一桌做好的中国酒席先送来了一半，共有五十六道菜。威妥玛先生请他们不必再送另一半来，因为这头一批已经绰绰有余了。主菜是一头烤猪和几只烤鸭；许多小碟看上去也颇体面。珍馐之中，燕窝汤最为显眼。点心似乎可以入口，合欧洲人的口味。五十六道菜摆得整整齐齐，看得出做得很用心。我们自己的晚饭已经备好，所以除了一些水果和点心，中国菜一样也没有动，大部分都赏给了中国仆役。从菜肴消失之快来看，他们显然吃得非常满意。

三月二十三日。杨村的大体格局与天津相似，店铺也和天津城墙以内的店铺是一类，就是在英国通常称为「小杂货摊」的那一种。天津最好的店铺在郊区，在城墙之外。白河在这里差不多是南北走向，镇子跨河两岸而建，大半在西岸。

我登上我们所住衙门附近的一座土丘，得以把镇子和四周乡野看个清楚。向西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看似荒漠的大平原，单调的景色只被一丛丛小树林打破，树丛之间疏密不一，有的近在跟前，有的相隔很远。整片平原上布满圆锥形的土堆，那是中国这一带极为常见的坟冢。坟冢之间耸立着三座纪念碑似的建筑，尖塔形状，顶上贴金，与周围的一切都迥然不同，格外引人注目。它们位于离镇不远的一座庙宇旁边。我打听得知，那是一座回教礼拜寺，中国北方这类礼拜寺为数不少。

这片眼下看来如同荒漠的大平原，不久便会遍地都是庄稼；仔细望去，四面八方都能看到有犁在移动。转向东面，景色大致相同，只是树木似乎多些，村落也挨得近些。

回到衙门，我发现院子里和门口聚了一大群人，正对着布尔布隆夫人和她女仆住的屋子，盼着能看她们一眼。说到这里，我们倒是亲眼见识了中国人天生的礼貌和分寸。那女仆恰好走出来，朝着密密匝匝的人群走过去，转眼之间，中国人不约而同地让出一条通道，她从中走过，丝毫没有受到妨碍，也没有遭遇无礼的好奇，人们不过是默默地、十分惊异地注视着她。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穿着本国服装的欧洲女子越过天津再往前走，这还是头一回。那些法国随营女贩穿的是改过的男装，大概从来没有人认出她们是女人。

天气一直好得不能再好。上午十一点半左右，我们离开杨村。我们动身时引起的好奇，和昨天到达时一样，妇女们尤其如此。我注意到好几个妇女迈着一双缠得小小的脚奔跑，那副样子恐怕是她们从未有过的，只为急着看一看这几位来自西方的姐妹。

出了杨村，我们又走了十英里，景色和昨天描述的差不多。一点刚过，进了南蔡村，穿过这个村子大约用了五分钟。这个村子和我们见过的其他村子一样，建在一道高起的土堤上，村北头有一座很大的佛寺，掩映在树丛之中，等到枝叶繁茂时，景致想必十分秀美。眼下树木才刚刚发芽。到这村子之前大约一个钟头，布尔布隆夫人下了轿，换乘一辆四轮敞篷马车，那是北京的俄罗斯馆特意为她送来的。这辆马车原是俄国皇帝经西伯利亚送出，作为礼物赠给大喇嘛，也就是西藏的教皇的，但马车还没运到，大喇嘛便去世了，最后马车被转送到北京；据我所知，这次还是它头一回派上用场。

离开南蔡村后，地势明显有了变化，起伏渐多，树木也渐多；这些起伏似乎是流沙堆积而成，上面长起了灌木和别的矮小植物。两点钟左右，我们来到白河岸边，但不久又离开河岸，转入乡间；半个钟头后，在一片树丛中稍事歇息。

三点半光景，我们遇见军医官高尔布雷思医生和助理军医官莫菲特从北京回来，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天。五天前，他们随同副军需总监德丰布朗克先生，带着一些官家物资从天津出发。他们住在一家中国客店里，在城里短暂逗留期间，大体上似乎受到了以礼相待。当年十二名第三十一团士兵被派作北京公使馆的卫队，时任天津军需主管的德丰布朗克先生认为有必要赶在他们之前到达北京，以便同一个中国包商商定，为卫队供应鲜肉和蔬菜。他于三月十八日早晨动身，带着军需处的通事迪克先生和一些官家物资。高尔布雷思医生和莫菲特先生获准随行，因为两人此前都没有机会看看北京。在军旅生涯中，人常常会想起哥伦布发现美洲归来时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说的话：「世界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大。」高尔布雷思医生即将启程回英国，这已是我第三次同他道别，每次都不知何日能再相见，而三次道别的地方又是那样截然不同：一次在西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一次在伦敦滑铁卢桥火车站，这一次则是在通往北京的大路上。

我们经过的小村子里，许多店铺都关着门。威妥玛先生好几次问起缘故，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本钱做买卖，那是前些时候远征军造成的混乱所致。在南蔡村，我们看到一大片房屋，打听得知是钟姓人家的宅第。钟家是乡绅，拥有田产，其实就是这个村子的领主。

这一天的路程中，我们好几次碰到河，出了南蔡村后看到的那段河道，使人强烈地回想起尼罗河；这一带的景致总体上很像埃及。我们经过的地方遍布坟冢，许多坟冢相当大，四周环绕着一些小坟。那些大坟是一家之长的坟墓。不过，中国北方这一带的丧葬之制，由于受到满人和回教习俗的影响，远不如帝国南方那样分明。

下午四点半，我们抵达河西务，离杨村约二十英里，被安顿在一座大佛寺里。本地的地方官和一位蓝顶子官员已在那里恭候两位公使。这位蓝顶子官员是中国朝廷委派来督办护送各公使馆进京事宜的。

我们到后不久，一桌与杨村所送相仿的酒席便做好送了进来。这座寺庙给了我们极好的住处。当年大军向通州推进时，额尔金勋爵驻在河西务静观事态发展，住的就是这座寺庙。一八六〇年九月十八日，他就是在这里得知张家湾之战和巴夏礼等人被俘的消息，一接到消息，他便骑马动身，于次日下午赶到霍普·格兰特爵士的司令部。

三月二十四日。河西务是白河右岸一座零零落落的镇子，一片片房屋和庙宇建在沙地上，沙丘隔不多远便有一座，小树丛东一簇西一簇散布其间。大风刮得黄沙四处飞扬，这地方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太阳在有些混浊的空气中挣扎着要透出来，到处扬起阵阵尘土。

我登上一座最高的沙丘，丘顶有一道荆棘篱笆，长在一道矮矮的泥墙上，泥墙是一座园子的界墙。我登上泥墙，正在记事本上记几笔，一个路过的农夫走过来看我写字。他一见我要下来，便指点我当心荆棘刮破衣服，执意要扶我下去。我给了他一枚六便士银币，他便走了；可是他看见我横穿一块田地朝河边走去，便又追了上来。河就在不远处，从堤岸上露出的船桅可以看出来。他一直扶我走过中间一段坎坷不平的地面，又扶我登上河岸，这才满意。他陪我来到一个船埠，那里有十来个人聚在一座棚子四周，棚子看来是用来收存货物的。他们立刻把我围住，仔细端详我的衣服。我穿着一条白色灯芯绒裤子，引起了他们很大的注意，看来非常受赞赏。这种料子对他们似乎完全新奇，被他们一再用手摸来摸去。他们的举止完全是安静、与人无害的百姓的样子，只是出于天生的好奇，没有丝毫要惹人厌烦或冒犯人的意思。

河西务镇的总体面貌，显出联军经过时它受害之深；人烟稀少，许多房屋被洗劫一空、无人居住，足以证明军队在行军途中和占据此镇期间所造成的破坏。关于占据期间的一件遗迹，我是在一条大街尽头走上一座沙丘时碰到的：我发现自己正对着一座独立的衙门，衙门正面墙上用大大的白字写着「佩特兰」字样。我在镇上走了一阵，看到大街上有一点买卖，主要是卖粮食和农具。店铺里摆出来卖的东西，大多只限于日常生活必需品。我在这条街上时，一个老人走上前来，一把拉住我的胡子，笑嘻嘻地说了几句话，据我所能理解，是在说他的胡子和我的胡子颜色不同。

回到寺里，我发现杨村的知县也在那里。他赶到河西务来，是为了护送两位公使过境。他管的是武清县，与天津接壤。这位官员名叫锡荣，身材矮小，体态丰满。他的一个随从看见我在匆匆给他画速写，便告诉了他，他立刻要我把画给他看，我便给他看了。他似乎觉得很有趣，连说「好」，就是好的意思。锡荣看来是个很聪明、很有见识的人，我通过威妥玛先生从他那里了解到有关天花的如下情况：中国这一带的居民在孩子三四岁时给他们种痘，用的是天花的痘浆，因此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年纪出天花，这是人为种上的。至于自然感染的天花，任何年纪都可能得，不过成年人中并不常见。有一种汤药，在婴儿出生十八天后服用，是用一段脐带和几种草药同煮而成，被认为是预防天花的良方，极受推崇。锡荣请我给他把脉。我把了，告诉他脉象很好。他随即又伸出另一只手的手腕，要我说说那边的脉象如何。威妥玛先生向他解释，我们只有一种脉。他听了便说，这确实比他们的方便，他们的脉非常复杂，照中国医生的说法，脉有许多种，总共多达四百零一种。

我们正同锡荣谈话时，有人把我们车队里的一个中国车夫带到我跟前，他的一个手指受了伤，我给他清洗了伤口，用软布包扎好。他似乎不愿意走，我问他为什么，人家告诉我，这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单靠外面的处置，他受伤的手指就能得到妥当的治疗，就能好起来，他十分恳切地希望能给他服一点治伤的药。

为了说明北方中国人的温顺和守规矩，我不妨举一件事。今天上午离开河西务前不久，威妥玛先生和我坐进那辆俄国马车里遮遮太阳，马车停在寺庙外面的一个院子里。我们坐在车里时，四周渐渐聚起了一大群人。从行李车那里来来往往的仆役开始被人群挤得不便，威妥玛先生便命这些中国人退开，他们立刻照办，毫无怨言；他们说的唯一一句话，听起来是一种恭敬的惊讶：「真的，他说的是官话！」意思是北京话，也就是朝廷上用的话。

我们正午离开河西务，车队已在大约一个钟头前先行出发。走到河西务以北六英里的安平村时，我们发现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原来是当地官府为两位公使备了午饭，车夫们以为自己也不妨等一等。威妥玛先生严厉斥责了他们一番，他们才又上路，我们也跟着出发，没有领受安平地方官府的款待。离开这个村子后，地势明显有了相当的变化，变得起伏不平，树木也多了。

两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一个叫建平的小村子，意思是「安定太平」，离马头镇十里，也就是三英里。我们三点半到了马头。一进镇，只见左边墙上写着大字「第六十来复枪团」。我们穿镇而过，眼前是一幅凄惨荒凉的景象：我们要走的那条长街两旁，尽是烧过的砖堆和焦黑的废墟。从废墟的样子看，被毁的房屋原本建得相当讲究。这座不幸的镇子，是替邻村的一些人受了罚：那些人朝一队士兵开了枪，据说这队士兵当时正擅自外出抢劫。有人向总司令报告说，一队士兵在某个村子遭到枪击，为了今后杜绝此类事情，总司令下令毁掉那个村子；受命执行这道命令的军官，因为没有人能指出所谓暴行究竟发生在哪里，便下令把附近最大最好的村子烧掉。倘若霍普·格兰特爵士掌握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以他人所共知的仁厚心肠，是绝不忍下这道命令的；而这道命令被那样无情地执行，使成千上万人的家园化为灰烬。我曾听人把这个地方因为弄不清该烧哪个村子而被烧的事当作笑谈，说成是这次战役中的一桩「快活的恶作剧」；还听说有一位锡克骑兵的年轻军官，在此地被毁几个月后经过这片焦黑的废墟，眉飞色舞地大谈这桩颇成问题的武功，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在其中出了大风头；回想起这件事，他似乎十分得意，竟向告诉我此事的那个人表示，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去用长矛刺杀那些手无寸铁的居民。我说的这位可怕的小武士，对荣誉的渴求就是这样永不餍足。

马头镇长半英里多，穿过之后，我们就在镇外停下来。那是两道沙坡之间形成的一条沟谷，大路从中穿过。不久，一道沙坡顶上便聚了一群农民，默默地、惊奇地望着坐在马车里的蛮夷女子。我们停歇的地方附近，有一座烧掉了一半的农舍，屋外有一盘磨，磨石还停在原处，仿佛正磨着粮食时突然停了下来。农舍旁边是一座庙宇的残迹，庙里的神像烧得半毁，散落在废墟之中。我在这处处可见的荒凉景象中徘徊，心里不禁生出一个念头：这难道是一个基督教民族干下的事吗？他们还希望在这片被他们无端蹂躏的土地上建立并传播自己的信仰！

我登上一座沙丘，四周的乡野看得相当清楚。天边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小树林，有些地方密得几乎连成一片。这里的土质与天津附近相同，大片田地正在翻耕。白河离我们所在的地方很近，但由于地势平坦，又由于河面已经窄了许多，直到走到离岸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才看出河就在近旁。

接下来我们经过卞庄和吴店两个村子。五点一刻，我们到了张家湾，此前已经走过了去年九月十八日交战的地方。那里是一片很好的平原，间或长着一些矮灌木。张家湾一度是个相当重要的地方，由两座镇子组成，中间隔着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很好的石桥。这条小河是白河的一条支流，在张家湾拐了一个弯。「张家湾」的字面意思就是「史密斯家的湾（或河弯）」，因为张姓在中国户口中的地位，正相当于史密斯这个姓在英国户口中的地位。张家湾和马头一样，也有大片烧毁的废墟，不过规模没有那么大；据说这些火灾是镇子遭抢劫时意外失火造成的。到张家湾之前，我们远远望见一列高山，在我们前方约八英里处，可以看见通州城的塔，已经安排好我们在那里过夜。

日落时分，我们到了通州城墙下；费恩骑兵队的两名印度骑兵在城门外等候，要领我们去事先准备好接待一行人的寺庙。原来这就是九月十八日巴夏礼先生被俘后，威妥玛先生同怡亲王和穆荫会谈的那座寺庙。尼尔中校和两国公使馆的其他人员，已带着骑兵卫队先期到达，住在离河较近的另一座寺庙里。

三月二十五日。今天一早我出去随便走走，看看这个地方，发现我们所住的寺庙位于一处郊区，离城墙约一英里，离河也不远。我走到河岸边，从天津来的船在这里停靠卸货，货物要用车运一小段路到一条运河，在那里重新装船，从水路直运北京。随后我往另一个方向走进一处郊区，来到一个类似粮市的地方，那里在卖各种豆子，装在口袋里，门两边挂着黄旗，上面写着黑字，表示做买卖。

早饭后，我去看了有城墙的通州城。去那里要走一条近一英里长的郊区街道。我走到一座城门时，一队驮着柴火的骆驼正往城外走。城门洞里，一个卖槟榔的摆了个摊子，正用一把结实的剪刀把槟榔剪成大小适合嚼的小块。城墙高约四十五英尺，城门两侧各有斜坡可以登上城墙；城门由圆形瓮城护卫，瓮城一侧开门，这是中国城防千篇一律的形制。我进城那座门的守兵并不阻拦我上城墙，于是我得以把四周的乡野看得清清楚楚。四野似乎布满了小村落，掩映在一丛丛小树林中，再过一两个月，树叶长出来，景色一定十分美丽。

通州看来是座颇大的城，但形状不甚规整，城墙有些地方筑成弧形，以顺应白河的弯曲，白河就紧贴着城墙底下流过。城墙顶宽二十四英尺，向下渐渐放宽，墙基厚达三十英尺。它和中国城墙一般的筑法一样，由内外两道砖墙构成，每道约两英尺厚，中间填以夯实的土，顶上铺方砖，再筑一道一英尺半厚的垛墙收顶。城墙许多地方失修，垛墙也坍了不少。有些地方因为内侧砖墙倒塌，里面的夯土随之剥蚀，残破得厉害，沿城墙走过去都走不通。我走近一处这样的豁口时，下面一些城里人朝我喊话，指给我一条可以下来的小路，接着又指给我另一条路，让我过了豁口之后可以重新登上城墙，继续绕城而行。我这样在城里一个偏僻角落走到城墙下，全然没有人护卫，周围似乎都是最下层的百姓，却没有遇到一句冒犯的话、一个冒犯的举动；恰恰相反，人们极愿意帮我满足好奇心。城里这一带的一块空地上，有人在做干粪饼，做法是把粪加水调成糊状，再做成圆饼，放在太阳底下晒到干透为止。

重新登上城墙后，我沿着城墙往前走，一路所见，都表明一切军备已完全废弛。成百门本地造的小炮成堆地扔在那里；在朝北的一座城楼上的一个库房里，我数到三百多门大小不一的炮，乱七八糟地堆着，其中有几门是后膛装填的，是用作城墙炮的。这座城门附近就是我们昨天快到张家湾时远远望见的那座塔。塔有十四层，看样子有些年代了。它建在紧挨城墙的一座土台上，唯一的入口是四扇门，离地三十英尺，四面各开一扇。这些门同地面并不相通，只有架长梯才能上去。塔是砖砌的，身上有许多彩绘，如今已剥落得厉害，但当初新的时候，一定很有装饰之美。

我绕着城墙往前走，身后渐渐聚起了一大群人。好几次我走到城墙的缺口处，需要非常小心才能越过，每一次都有人群中的一些人上前执意扶我；倘若他们有心，很容易假装失手，把我推下四十来英尺高的城墙。城墙在不临河的几面都有一道宽三十英尺的护城河，里面有水。城墙坍毁的原因，似乎是地基下陷，致使城墙的砖砌部分向下滑落。

我在离最初上城的地方约两英里处下了城墙，沿着一条运河穿城而过。河岸上有不少小买卖：许多剃头匠和赌摊的摊主正在做生意，还有面饼铺和流动饭摊的主人。通州是北京的港口，南方运往京城的一切物资都须经过这里，因此它自然是个相当重要的地方。不过眼下生意似乎并不怎么兴旺，许多店铺都关着门，这是战争造成商业混乱的缘故；另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白河封冻期间进口贸易停顿，至今尚未恢复。几条大街上有些店铺的门面雕刻得十分精致，当年想必非常漂亮，如今却显得有些暗淡俗艳。我在其中一条街上看到两个人正在受刑，两人的头套在同一面枷里，那枷上多开了一个孔，好容得下两个人。他们在一处巡捕衙门门口示众。城里有两条大街，一条东西向，一条南北向，在城中心相交。这两条大街铺着宽大厚实的石板。

回寺的路上，我遇到法国公使馆秘书哥士耆伯爵，他刚从北京来。过去三个星期他一直住在北京，为接待使团做初步安排。

两国公使馆已经决定分开进入北京，并商定由法国公使馆先进城，因为卜鲁斯先生已由额尔金勋爵引见给恭亲王了。一八六〇年，联军撤走的前一天，卜鲁斯先生已经到达北京；而布尔布隆先生没有及时赶到白河，葛罗男爵便无法为他引见。经卜鲁斯先生允许，我随法国公使馆进京。我们下午两点离开通州，约半个钟头后走上通往北京的大路。这条路起头一段夹在两道土堤之间，年久失修，满是深深的车辙。登上其中一道土堤，只见四面八方，目力所及，尽是坟冢。出了这两道土堤，地面开阔起来；除了地面上开始散见一些石头之外，土质的总体性质没有变化。在这里我们遇见一队十二头骆驼，驮着石灰石往通州去。

四点一刻，我们到了八里桥，过桥之前，我们来到九月二十一日那一仗中中国炮兵藏身的那片树林。这座桥是一座漂亮的石桥，桥栏上处处可见实心炮弹打过的痕迹。

从八里桥起，道路逐渐上坡；离桥不远，我们在右手边经过一座大庙，庙坐落在一片茂密的松林之中。五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一条泥泞的沟谷，从一座小石桥上越过一片沼泽。自离开八里桥到这里，地势一直在升高。此后地面变得平坦些，树木也多了。整条路沿线都住满了穷苦百姓，他们的住处这里那里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小村落。许多村落里有小客店，店前摆着露天饭摊，车夫和较穷的旅客坐在那里吃饭。我们走近京城时的总体印象并不好，唯一的好印象是一路所经的穷苦百姓安静而恭敬的举止；若不是乡野景象有所不同，简直让人以为自己还没有走出天津的郊区。

五点半，布尔布隆夫人的马车爬过一段难走的地面后，车辕断了，只好又改坐轿子。照例有一大群人聚来看这两位女子，要说好奇，恐怕中国女人还要更甚。六点二十分，我们走进一段很糟的路，看上去更像河床而不像道路；正在穿行时，一长列带垛口的城墙隐隐约约出现在眼前，一座城门楼巍然的轮廓浮现出来，告诉我们旅途即将结束，北京就在面前了。六点三刻，我们走近外城的东北角，左边是一座庙宇的废墟，其中还残留着几尊石像和一根断了的大理石柱。这时护卫队由指挥官梅塔耶中尉整队列好，我们从城墙拐角处的一座角楼下经过，发现自己走上了一道斜坡，通往一座横跨运河的石桥，这条运河看来是流进城里的。过了桥，是一段贴着城墙的烂路，我们沿着它走，一直走到我们要进的那座城门。一行人在离城门不远处停下，梅塔耶中尉发出口令：「鼓手，前进！号手，吹号！」号手随即走到前面，吹了三声号。几位中国官员同哥士耆伯爵一起在城门口等候，队伍被引进城门，这时天刚刚开始黑下来。这座城门就是外城的东便门。穿过它厚重的门洞，我们来到一条寻常模样的街道上，两旁是店铺，路面铺着宽石板。沿这条街走了约一百五十码，我们拐了一个直角，走到一片空地上，右手边是一道高墙，左手边是一条干涸的河沟，河沟那边是密密麻麻、低矮破旧的中国民房。右边那道墙是内城南面城墙的外侧，左边那条河沟就是环绕内城的护城河。沿着城墙底下走了约一刻钟，我们到了内城的一座城门。由于两城之间的一切往来在日落时便告断绝，这座门是官府特意留着不关、好让法国公使馆进城的。这时天已全黑，进了内城约十分钟，我们到了纯公府，也就是纯公的府邸。这座建筑已由中国政府租给法国，作为法国驻北京的常设公使馆；在我们到达之前的约三个星期里，一直在大加修缮改建，好让它适合欧洲人居住。

第2章

二、北京手艺人——其性格——从内城城墙上眺望——街景——英国公使馆抵京——恭亲王就英国人违反条约第九款一事提出交涉——为杜绝此类事情再发生所采取的办法——内城的几条大街——哈德门——北京工匠的饮食规矩——布尔布隆初次拜会恭亲王——会见详情——恭亲王的相貌与衣着——耶稣会士的旧教堂——光明殿——天主教传教机构——北京天主教现状——斯莫伦堡神父与蒂埃里神父——北京团练半夜操演——恒祺对夷务的了解——中国人对孩童聪慧的看法——观象台——孩童扔石头——刑场——通事的一次误会——外城——市场供应——先农坛——皇帝亲耕大典——天坛——内城正门——其用途

三月二十六日。今晨七点左右醒来，从我在法国公使馆过夜的那座房子往前院望去，只见院子里摆满了木匠的条凳，堆着做到各道工序的木料活计。我对北京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这里想必有大批无所事事的人，因为院子里站满了看似闲着的人，一个个懒洋洋地站在那儿，抽着烟袋，两眼茫然，什么也不看。可是没过多久，情景完全变了：那群懒散的人活泛起来，纷纷拎起装着工具等物的席篓子，四散而去，各自干活。不过几分钟，满院子便是一片嗡嗡的人声，夹着刨子、锤子、锯子的声响，杂然并作，毫不和谐。我打听到，这些便是手艺人，共有六百多名，在布维埃上尉和两名法国工兵的监督下，承担这座房子的修缮改建工程。工匠们在工地上吃早饭，伙食由一个包办的人供应，他在现场搭了一处临时饭铺。早饭后他们抽一袋烟，七点半开工，一直干到十二点，然后歇手，花一个钟头吃饭抽烟，再接着干到五点半，吃过晚饭才回家。木匠当中有一个人，皮肤上的色斑很是奇特，脸上和脖子上有些地方晒得黝黑发亮，另一些地方却依旧白皙，使他看上去斑斑驳驳，十分难看。说白了，他就是满脸大雀斑，那些着了色的皮肤，大约正是中国北方手艺人和苦力脸上的一般颜色。因此他这副模样，是由于身上所有外露的部分未能一律晒黑所致。我让他给我看看平常晒不着太阳的皮肤，竟和欧洲人的一样白。

北京的买卖手艺人分成若干行会，因此雇主管束工匠便有些难处。据说裱糊匠最难打交道，干活颇爱偷懒。瓦匠和木匠被认为是最好的手艺人，不过论勤快，人们认为他们比不上南方的工匠。然而这很可能是因为眼前的景象对他们来说太新鲜，眼下可供他们东张西望的由头又太多。他们的工具和南方的构造相仿。他们在木料上弹线的办法十分简便利落。一只约十英寸长、两英寸宽的匣子里装着一根轴，用摇把把线绕在轴上。线的活头穿过一个小格子，格子里塞满了浸透墨汁的碎棉布头。线拉出来的时候因此总是湿的，沿木板拉到所需的长度，然后绷紧，轻轻从板上提起，再让它弹落板上，所要的墨线就印好了。总的说来，这比我们的木匠用黑粉笔和直尺画线要快，也省事。他们锯细木活计用的锯子，就是一根普通的圆铜丝，用凿子刻出齿来，像弓弦一样绷紧。凭这件简单的家什，他们能把事先用墨画好的繁复花样锯出来。

早饭前我去了梁公府，这座房子已选定作英国公使馆，阿金斯先生受托看管，整个冬天都住在北京。梁公府，即梁公的府第，原是一处皇家宅邸，康熙皇帝（卒于一七二二年）把它赐给了他三十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其后人便称为梁公。这一家现今的承袭人、梁公府的主人，在长城一带领兵。梁公已把他的祖宅永久租给英国政府，每年租金一千五百两（合五百英镑），头两年因需大加修缮改建，免交租金。出了法国公使馆，我来到一条宽阔的街上，这条街与内城南城墙平行，两旁的铺子很寒碜，大都卖些日用杂货。我按照别人的指点，沿这条街往西走了约半英里，来到一座横跨干涸河渠的石桥，过了桥，顺着河岸往北拐；再走约五百码，来到一个院落，前面房子两边各有一对大石狮子，这便是别人告诉我找梁公府的标记。我在阿金斯先生那里待了一会儿，回到法国公使馆，发现总理衙门大臣恒祺和户部特派侍郎崇纶在那里，代恭亲王向布尔布隆先生致意，祝贺他平安抵京。

下午，我到了我们进内城时经过的那座城门，名叫哈德门。城门两侧各有一条斜坡马道通到城墙顶上，每条马道底下都有一道门。我比划着向一个看守这道门的兵丁示意，说我想上城墙去。他当即答应，陪我走到顶上，我便趁此机会，记下了我从城墙上看到的北京第一眼。

原注：“北京”字面的意思是“北方的皇都”，正如“南京”意为“南方的皇都”。这个名字在西文里旧日通行的拼法，近来习惯上于词尾添了一个字母。其实前后两种拼法都不准确，因为中国人自己读作“排京”；所以西文的写法只是一种近似，最近汉学家采用了它，认为这是英文中较为可取的形式。

从哈德门正北望去，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大街，人群熙攘，房屋铺面无一例外都是平房，式样是寻常的中国样子。它是内城南面三座城门中最东的一座。向右望去，是一片屋顶，夹杂着尚未发叶的树木；远处的天际线是一道带垛口的城墙，处处有巍峨的城楼隐约耸立。正前方的天际线是房顶和树木，从这里望不到北城墙。

远处稍偏左，可以看见一座高大的建筑，似乎位于全城中央，这就是鼓楼，它后面另有一座楼，是钟楼。再往左看，天际有一座树木葱茏的小山，据说是人工堆成的，山上三座塔从一片树丛中探出头来。那是皇城中央皇宫附属的苑囿和庙宇，皇城是内城里面的一道围城。小山稍左，一片树丛中可见一座颜色浅淡的纪念性建筑，形状有些像瓶子，其间是一片屋顶和树木，其中最显眼的是皇帝宫殿那金光灿灿的黄琉璃瓦屋顶。左边远处，可以看见一道绵长雄健的高山轮廓。从大约五十英尺高的城墙上所能分辨的，仅仅是这里描述的有限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想见北京城是何等广大了。

我在小本子上记这些笔记的时候，身后聚拢了一大群人，凑近了看我写字，举止极其规矩客气，我把本子搁在城墙上写，其中一人还替我扶着本子。

回法国公使馆的路上，我看见街上有人在演傀儡戏。偶人是中国戏台上常见的扮相，整场表演和我们的“潘趣与朱迪”极为相似。我还遇见好几队骆驼，驮着石灰出城，据说是运往离北京若干英里的一处皇家陵寝，叫作东陵。这些陵墓现正在修缮，因为皇帝最近表示，回京后要去那里祭祖。

下午三点，卜鲁斯先生、尼尔中校和英国公使馆的其他人员由锡克骑兵分队护送，抵达北京。今天上午，法国国旗在敬谨亲王府大门上升起；卜鲁斯先生到达时，英国国旗也在梁公府门口升了起来。英法两国代表常驻北京一事，就这样平平安安地办成了。

三月二十七日。英国常驻北京，或许最困难的一步现在才开始，那就是让中国人相信，我们是一个相当无害、心存善意的民族，愿意和他们和睦相处而不是相反，我国政府也希望本国臣民在情理许可的范围内，尊重他们的民族成见。

卜鲁斯先生一到，头一件送到他手上的，就是恭亲王的一封照会，说北京宛平县知县林某亲自向亲王禀报，有一个名叫托马斯·迪克的英国官员硬要他备办车马，声称是要去长城上的关隘居庸关打猎。亲王接着指出：“按通商条约第九款，英国民人持领事所发、经地方官盖印之执照，方准前往内地游历；”亲王问道：“该英国官员托马斯·迪克是否曾将此行禀知贵大臣？”（亲王料想并无此事）“其既未领执照，又无地方官派员伴送，擅自前往，本王深恐沿途无知乡民或致加害。为此请贵大臣查明办理，并望见复。”今天上午恒祺和崇纶来祝贺卜鲁斯先生抵京时，又就同一件事口头提出了一项交涉，说丰布兰克和迪克两位先生肩上扛着枪，跑到圆明园宫门前，想要进去，但被挡了回来。

原注：“恭”字的韵母，中国人念得近乎西文里那个长乌音，所以英文若照这个音来拼亲王的名字，会更合乎读音；现在通行的拼法，会让人对其读音产生误解。

原注：此人即前一章提到的那位军需处通事，曾随副军需总监丰布兰克前往北京，为常驻公使馆卫队的给养作安排。

这次交涉的起因是：上面提到的两位先生通过知县弄到一辆车，去了长城，以为按照新订条约，他们有权在中国游历——然而他们并不熟悉条约的细节，于是无意之中，没有领事和地方官的许可就去了长城。在圆明园刚被焚毁不久就跑去那里，这种做法是否得体，颇值得商榷。从中国人就他们这一段行径提出交涉时的语气来看，他们似乎对此十分敏感。

卜鲁斯先生通盘考虑之后，决定请斯特夫雷准将暂时不要再准军官们请假来北京游览，唯恐那些想满足好奇心的外人随意来访，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开启新纪元之际，妨碍和睦气氛的建立。

今天上午，希腊正教会的修士大司祭、驻北京俄罗斯传教团的首领，身着全套法衣，前来拜访布尔布隆先生，祝贺他到任。

上午天阴，寒暑表停在四十七度。一点钟左右开始下雪，不久太阳挣扎着要露出脸来，天气略有好转。趁着天气转好，我沿着昨天提到的那条从哈德门往正北去的大街闲逛。这条街宽约九十英尺，街心稍稍隆起，像一条堤道，宽得足以让车辆畅行无阻；街心两侧各搭着两溜临时的铺子、棚摊、饭馆等等。这些棚摊像是一种旧货市场，卖的主要是旧衣裳，不过也有几家卖新布匹的。整条街上每隔不远便有一家铺子，门脸雕刻精美，金碧辉煌。露天街上有许多茶馆饭铺，有的供人吃点心，有的有人说书。熟食铺子也很多；我在一家门前停下，看他们做饼，把饼放在铁鏊子上烙，那鏊子跟苏格兰常用的烤饼铁板差不多。除了街道更宽、许多铺子更讲究之外，北京街道的大致景象使我想起在天津早已看惯了的光景。沿街走着，我遇见几个喇嘛，穿着黄袍，戴着翻出褐色毛边的黄帽子，帽顶上有一颗大红丝结子。我还遇见许多挑炭的，肩上担着两筐，筐里堆得高高的炭。这一路上唯一不便的，是我每逢站住看点什么，身边就围上一圈人。回来时，我去了内城东南的城门哈德门，看了看它那巨大的带炮窗的城楼，城楼上有四层炮眼，每层十二个，炮眼上装着木板门，需要时可以掀起，放下时门中央画着炮口的样子。这座城门附近有一伙乞丐，这里是他们专门的地盘，十分讨厌，死缠不放，在你面前叩头，扬起尘土，显然是深知给你添的麻烦越大，你就越可能赶快给他们点什么，好把他们打发走。

今天傍晚，我有机会看到眼下在梁公府干活的工匠们吃晚饭。他们五点钟收工，前面说过，回家之前先吃晚饭。这顿饭主要是米饭，管够。煮饭的米汤存在一只桶里，他们从放在吃饭处中央的一只大扁筐里添饭时，便舀些米汤泡饭。别的吃食有腌菜似的蔬菜和咸鱼。这两样连同米饭，分盛在三只碗里，他们用筷子轮流夹着吃。

眼下他们的工钱是每五个人一元，合每人每天十便士左右。其中三分之一交给在工地上临时开饭铺的包办人，换得一日三餐。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安排，同我们让手艺人解决吃饭的办法相比，确实要好。我们的手艺人要么干活累了还得赶回家，匆匆吃一顿饭，再匆匆走回来；要么家住得太远，短短的吃饭时间来回不及，就只好由妻子或哪个孩子送来一顿冷冰冰、毫无舒适可言的饭食。依我看，在如今这个讲究卫生改良的年代，劳动阶层饮食的合理安排，是一个本该得到比现在更多关注的问题。那些在公共卫生问题上呼声最高的人，为了让穷人呼吸到新鲜空气，操了大量的心；可是穷人要想从好空气中得到益处，还必须有其他相关的条件，在提供这些条件上，他们是否也花了相应的心思，却很可怀疑。

三月二十八日。今天上午，我随布尔布隆先生和法国公使馆一行人初次拜会恭亲王。护卫队由从天津随我们同来的炮兵和骑马宪兵组成。号手走在前头，不时吹一阵号。布尔布隆先生作为一国君主的代表，坐八人抬的轿子。他这样做，是想开个先例，因为中国政府不承认皇族以外的人有权坐四人以上抬的轿子。哥士耆伯爵和美里登男爵也坐轿子，但只用四个轿夫。我们的路线沿着那条河渠，与梁公府同在一侧；过了梁公府不远，我们从一座带石栏杆的石桥上过了河渠，绕过皇城的东南角。皇城四周围着一道红墙，墙头覆着黄琉璃瓦。我们沿着与皇城东墙平行的一条街往正北走了约半英里，来到皇城东门，穿门而过，沿一条宽阔的大街前行，街的尽头便看得见皇帝宫殿那带垛口的城墙，黄琉璃瓦屋顶高出墙头。这条街止于宫殿的东门，离东门约一百码处，我们拐进一条往正北去的街，这条街与宫殿东墙前一道砖砌护坡的宽阔干壕平行。走到这条街的尽头，我们沿着宫墙的北面绕行。这时我们得以看到，宫墙四角各有一座形状十分奇特的楼阁，四面宫墙的正中是宫门，上面有高出墙头许多的壮观楼宇。整座宫殿四周环绕着一道宽阔的护城河，眼下河里种着草。看来维护得极好，砖砌的河岸完好无损。从宫殿往北，便是那座人工堆成的山和山上的塔，这座山虽属宫苑的一部分，却与宫殿隔开，正好在宫墙之外。这片园子的入口和宫殿之间不许通行，一见外国人走近，门立刻就关上，只有当值的中国官员才准通过。我们继续绕着围住这座假山的黄瓦红墙走，到了它的东北角，又往西拐，来到一条往正北去的极宽的大街，街的南端两边各有一排整齐的房屋，分成约六十间。这些是分驻皇城各处的八旗各营的衙署。我们沿这条街走下去，到尽头从一座门上有塔形拱顶的城门出了皇城，沿皇城北墙外往正西走了约一英里，来到路右边的一座庙，总理衙门暂时就设在这里。

我们进了一个院子，下马落轿，把马匹轿子留在那里。在这里，文祥、恒祺和崇纶以中国人特有的礼数迎接布尔布隆先生。再往前走不远，年迈而仪容可敬的桂良由两名侍从搀扶着，上前来迎接他。通往相邻院落的过道尽头，恭亲王站在那里。布尔布隆先生一走近，亲王便迎上前来，和蔼亲切地表示欢迎，引他进了会见的房间。

原注：文祥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满洲人。他年轻时科第高中，二十八岁起便在北京做官。他现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四十四岁，凭着才干逐步升迁，官至户部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原注：俄理范先生在记述额尔金勋爵第一次出使中国的书中，这样描写一八五八年在天津的桂良：“首席钦差桂良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神情安详慈祥，面容充满睿智，只是年事极高，目光已颇昏花，手也发颤。他举止文雅庄重，气度俨然是一位十足的君子。他是满人，历经长期宦途才升到今天的高位。一八五四年约翰·包令爵士来访时，他是直隶总督。当时他在满人中位列全国第二，第一位是首席大学士即首相裕诚。裕诚在谈判期间去世。他（桂良）签订条约时的全衔如下：‘东阁大学士、满洲正白旗都统、管理刑部事务桂良。’”桂良还记得一七九六年马戛尔尼勋爵使团来北京的事。

这房间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描述的，只是一间普通大小的起居室，可以当办公的地方用。一张桌子上铺着绣得花花绿绿的大红桌布，摆着约五十只小碟，盛着各色果品、蜜饯和点心。亲王在桌后就座，让布尔布隆先生坐在他的左手（在中国这是上座），哥士耆伯爵坐在右手。桂良坐在布尔布隆先生左边，崇纶又坐在桂良左边。文祥坐在哥士耆伯爵右边；在亲王和布尔布隆先生之间稍靠后的地方，

坐着美里登男爵和恒祺。护卫队的军官们和我在正式席位之外，坐在桂良和崇纶身后。戴着各级顶子的官员们四下站着，还有一群仆役挤进屋来，急着要看看听听里面在做什么。

众人一落座便献茶，随后布尔布隆先生用法语向亲王宣读了一篇致辞，美里登先生手里拿着一份中文译本，逐句翻译。亲王听得十分专注，似乎对所说的话很感兴趣，也很高兴，不时热切而灵活地设法对着美里登男爵手里念的那份文本，跟上一句句话。致辞念完，亲王对其中表达的友好情意表示感谢，并请求给他一份抄本；顺便说一句，会见之后文祥私下告诉哥士耆伯爵，要这份抄本是为了呈送热河的皇上。

接着便开始随意交谈，众人传递茶点，其中有用米酿的热酒，从一把金属壶里斟进欧洲式的酒杯。也为我们备了刀叉和匙子，但亲王和他的同僚们是用象牙筷子吃。亲王向布尔布隆先生敬酒，很像我们自己的做法：举起酒杯，略向前一送，欠一欠身，然后才喝。其余几位也在会见的不同时候这样敬酒。交谈之中，我看见桂良对崇纶耳语了几句，从崇纶的神情看，我猜是一句笑话。哥士耆伯爵佩着几枚勋章，引起了亲王的注意，亲王说他的勋章太多了。亲王又看了看伯爵的礼服佩剑，说这剑太单薄，干不了粗活。等人向他解释说，佩剑只是装饰，并不实用，他听说伯爵是文官而不是武官，颇感惊讶，在他眼里，文人佩带兵器似乎非常奇怪——在中国，武人这一行并不怎么受人尊敬。

原注：布尔布隆先生来北京前不久，哥士耆伯爵曾与恭亲王会见过一次，当时伯爵的勋章也引起了亲王的注意。亲王说，他猜想这些是功勋的星章，并对它们不全是法国的感到惊奇，因此问怎么会由他自己的君主以外的人授予。可是当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亲王）对法国公使馆某位成员在中国的效劳给予好评，那人就可能因此得到法国皇帝颁授的勋章，他更是大为惊愕：他居然可能对一个新近还是敌国的民族中的什么人有所助益，这个念头似乎让他十分困惑。

恭亲王的神情十分和悦。他的相貌是地道的满人模样；右颊上有两处紧挨着的小疤，略有瑕疵，看来是两个小疖子留下的痕迹。他的脸和手都小，手指纤细，像女子的手。右手拇指上戴着一枚又大又宽的玉扳指，白色，上面一层是红褐色。他身量中等，体态清瘦。他的衣着是一件海龙皮袍，罩在一件紫色绸袍外面，绸袍的袖口镶着白鼬皮。帽子是寻常的满式帽子，翻起的帽檐衬着黑丝绒。帽顶上是一颗大红丝结子，而不是贵族、也就是我们所谓“官员”所戴的顶子和高品级的孔雀翎。亲王脖子上挂着两串珠子，一串是琥珀色的珠子，另一串是大颗的红珊瑚珠。每串珠子都有一个坠饰，缀着宝石，像他的辫子一样垂在背后。一双黑缎靴，便是他全身的装束。

桂良和另外三位也都穿着皮袍，里面是绸衣。他们都戴珊瑚顶子，帽上插着三眼花翎。附带说一句，桂良是恭亲王的岳父；据说桂良的另一位小姐在皇帝的后宫。

布尔布隆先生告辞时，总理衙门诸大臣全体送他到外院门口；就连七十二岁、腿脚很不灵便的桂良，也执意要出来相送，尽管哥士耆伯爵用流利的中国话再三劝他不必这样徒劳辛苦。布尔布隆先生离开时，亲王同他十分亲热地握手，总之这次会见进行得极为融洽。

回来的路上，布尔布隆先生顺道去俄罗斯馆回拜。俄罗斯馆与法国公使馆在同一条街上，相距约半英里。修士大司祭穿着法衣、戴着高顶冠，由传教团成员陪同，在院子里迎接布尔布隆先生，我们被引进一间按欧洲式样布置得十分考究的起居室。用过茶后，我们参观了礼拜堂，从总体布局、装饰等方面看，似乎与天主教国家的礼拜堂一样；希腊正教会与罗马教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不承认教皇的至高地位，并准许神父娶妻。驻北京的俄罗斯传教团目前有四名神职人员和六名世俗人员。他们馆里有一张台球桌，一切安排都显得整洁舒适；不过这并不稀奇，因为俄国人在北京落脚已有大约两百年了。

三月二十九日。同布维埃上尉骑马到内城西南的城门，参观了葡萄牙人的旧天主堂，这座教堂按照新近的条约已经交还，如今归法国所有。在耶稣会士的时代，它叫作南堂，即城南部分的教堂，以区别于北堂，即城北部分的教堂，当时耶稣会士的总部就设在北堂。现在这两个名称又恢复使用了。南堂值得一提，因为自耶稣会被逐以来，耶稣会的建筑中唯有这一处没有毁掉。它离内城南城墙几百英尺，在城内，位于南面西边那座城门稍东。这是一座正规的大教堂，形制和天主教国家常见的一样，现正在围上围墙，全面修缮。除了年深日久、失于修葺造成的损坏之外，这座建筑似乎没有受到别的破坏。内部原先装饰得十分华丽，如今却破败不堪，有些地方已经遮不住风雨。我们进去时，看见一个中国人跪在祭坛前，捧着一本中文祈祷书念经。他对我们的进来毫不理会，继续祷告，仿佛全然不知我们在场。教堂是石头砌的，门楣上有一方中文题字，进门处有一行拉丁文，意为“天国之路，一六五七年”。多年来它头一回启用，是在一八六〇年十月，为死在中国人手中的法国俘虏在这里做弥撒。如今这里定期为住在城南一带的中国教徒举行礼拜。原先那块木雕描金、厚重的葡萄牙王室纹章已经拆下，准备换上法国的纹章。

原注：关于这一点的详情，参见十月五日项下的记述。

接着我们往北走，沿着一条极宽的大街，这条街从内城南面西边的城门一直通到北城墙上与之相对的城门，叫作德胜门。沿这条街走了整整一又四分之三英里，我们拐进一条与之成直角、往东去的街，进了紧挨宫殿北面的皇城。我们在这附近参观了光明殿。这是一处很大的宗教建筑群，由一进进的院落和殿宇组成，但它与我迄今见过的任何一座庙宇都不同，入口前面有一座华美的圆形宝殿。这座殿的屋顶覆着鲜亮的浅蓝色琉璃瓦，顶上是一个镀金的宝珠。宝殿四周有两层汉白玉台基，一层高过一层，有六道间距相等的汉白玉台阶可以登上去；每层台基每道台阶十二级，两层共一百四十四级；因此登上宝殿共有六道台阶，每道二十四级。殿内祭坛上坐着一尊神像，两旁是雕刻华丽的柱子，柱上盘着精雕细刻的龙。主台阶朝北，汉白玉台阶中间隔出一道斜坡，坡上精美地浮雕着五爪龙，也就是御龙。每层台基四周围着一道华美的汉白玉栏杆。紧靠这座宝殿的南面，便进了庙的第一进院子。我们走遍了各进院落，院里都有树荫遮蔽，但所见的与帝国其他地方佛教寺院的一般布局并无不同。

在这一带，离光明殿不远，就是北堂，即北面的教堂，前面说过，那是从前耶稣会大本营的所在。和南堂一样，北堂原址的地皮已按照《北京条约》归还法国，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接收。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竭尽全力，要把地皮上那些寻常的中国房屋改成一处教会机构；原先那座大教堂如今只剩下台阶了。已经搭起一座临时礼拜堂，传教主教在北京时就住在这里。

原注：据说北堂的台阶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几个中国人出面干预，他们声称对这块地有债权。

我们这次参观很有意思。目前这处机构由斯莫伦堡神父主持，蒂埃里神父协助。现有四十名中国青年住在这里，其中包括十五名修生，即学习做神父的学生。一个院子里是宿舍和自修室。宿舍里的床铺宽两英尺，彼此用高高的木板隔开，板顶敞开以便通风，前面挂着一幅蓝布帘子。宿舍是一间隔成小间的长屋子，斯莫伦堡神父的房间就在隔壁，墙上开着一个小窗口，他可以从这里看到宿舍里的动静。总的说来，给学生们的安排似乎既周到又舒适。

接着我们参观了这处机构的礼拜堂。这天是耶稣受难日，全体学生都聚在那里，还有穿着白袍的修生，一起唱着《苦路经》。

斯莫伦堡神父告诉我，眼下北京有九名中国神父，全中国共有十七名。北京有五千名世代相传的教徒，一段时间以来改宗入教的很少。不过自订约以来，已经有了更有起色的迹象。北京现有四处天主教机构，分布在内城的北、南、东、西四方。妇女不到教堂去，在这一点上传教士们迄今不得不迁就本国的风俗和成见。不过城里各处已设了六所会所，女教徒在那里聚会，由专门派去的神父为她们念经做礼拜。

我们还参观了食堂和藏书室；食堂里的桌子按欧洲习惯为十一位神父摆好了餐具，其中九位是中国人。平时住在总堂的中国神父通常是五名，但在复活节期间，当时在北京当差的神父全都聚到这里来。

斯莫伦堡神父和蒂埃里神父都改穿了中国衣服，剃了前额，留着辫子。他们极其殷勤地接待我们，热情地请我们吃茶点，有中国水果、蜜饯和糖食；还有一种类似杏仁甜酒的利口酒，是用小米蒸馏的烧酒调制的。斯莫伦堡神父是荷兰人，看上去是一位极有才干、

讲求实际的人。除了总管这处机构外，他眼下还忙着为它的装饰准备材料。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在画一幅祭坛画，题材是圣母无原罪始胎，照着一幅版画临摹。那几位中国神父仪表可亲，颇有君子风度。

原注：北京人信奉基督教的，似乎集中在某几个行当。我后来查明，钟表匠及其家眷全都是教徒；这很容易解释，因为他们与耶稣会士交往较密，最初就是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会做钟表的手艺的。

离开之前，我们走遍了耶稣会士从前的那片地方，这片地皮如今正在收回，我们还看了他们那座大教堂仅存的台阶。他们当年开办的玻璃厂，如今已毫无踪迹了。

三月三十日。夜里附近一阵阵枪声大作，把我们吵醒了，今早才知道是团练出来操演——其实也就是北京的步枪志愿兵。他们似乎专挑夜里操练，以为在黑暗中放空枪，比白天放更能震慑盗匪；据说北京附近盗匪出没。据报眼下京城到热河的路就被他们截断了。这类人统称为“土匪”，以区别于“逆匪”，即造反的人。说到后一类人，我不妨在这里记下今天上午听威妥玛先生讲的一件趣事，可见中国人已开始了解别处发生的事情。两天前与恒祺谈话时，恒祺说起欧洲的一些事，威妥玛先生问他是否听说美国正在发生的事，他立即答道：“噢，知道，他们那里正在分裂；其实他们的处境，就逆匪一事而言，已经跟我们差不多了。”这表明他对西方的政治事件有所了解，而这些事情发生得如此之近，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人竟已来得及知道。

哥士耆伯爵今天也给我讲了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对聪明的看法。他前不久有事去拜访崇纶，碰巧崇纶的儿子也在场，伯爵便说这年轻人看上去极其聪明。“噢，”他父亲说，“他确实聪明；我让您看看他的本事。”于是他吩咐儿子向伯爵露一手。年轻人离开房间，不一会儿拿着一个刚写好的“寿”字回来了；既然这般看重此事，想来写这个字得算是一项颇难的文墨功夫——须知这孩子已有十八岁上下了。

下午我骑马到内城城墙内的东南角，从那里紧贴着东城墙往北走，来到一座部分建在城墙上的建筑，顶上有浑天仪等仪器，我便知道这是观象台。这处机构最初由康熙皇帝交给耶稣会士掌管。如今则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仍养着一班钦天监的人员。

从观象台回来时，我想抄近路，便从这一带的街巷中穿过，而不沿着城墙走。街巷狭窄曲折，我只好慢慢地走，身后聚起了一大群人。我比划着表示要到南城墙根下去，人群中有几个人给我指了该拐的路口。渐渐地，叫喊起哄声多了起来，据我判断，似乎主要是孩子们。我一出了房屋密集的地方，前面城墙下是一条畅通的路，便纵马小跑起来；就在这时，有五六块石头从我身边嗖嗖飞过。我立即勒住马，回头一看，人群已经散得无影无踪。我相信石头是男孩子们扔的。大约五分钟后，我经过一条胡同口时，从胡同里飞出一块石头，打中了我的马。马受了惊，撒开四蹄狂奔；幸而是在城墙下，路上空旷无阻；若是在人多的街上，恐怕就要闹出事来了。我记下了出事的地点，以备万一认为有必要把此事告知中国官府。今天下午圣克莱尔先生在城里另一处骑马时，他的马也遇上了同样的事。

今天布维埃上尉在外城西部骑马，偶然来到了刑场，刑场设在两条大街的交会处。那里躺着一具尸首，看样子刚被砍了头，因为周围还站着一群人。离这里不远，三颗人头装在木笼里挂着。

三月三十一日。今天上午我听到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当通事之难，因为中国话里许多字音同义异，彼此之间的区别仅在声调。比如“平”这个音，可以是兵，是冰，是瓶，是病，是平，还可以是饼。额尔金勋爵在北京时，对蒙古土豆的上好品质印象很深，便请阿金斯先生给他订两百斤（约合二百四十磅）。“山芋”是土豆的叫法，可是碰巧声调稍稍一变，它又成了“鳝鱼”；结果送来的不是土豆，而是两百斤鳝鱼——原来阿金斯先生不幸把“山芋”念成了鳝鱼的调子。

卜鲁斯先生今天致函文祥，提请他注意昨天发生的起哄和扔石头的事。

今天下午我头一回去了外城，沿着那条大街往上走，这条街从内城南城墙的正门往正南而去。街面相当宽，中间是一条隆起的堤道，堤道两边与铺子门前的人行道之间，同内城的大街一样，摆满了摊子、棚子等等。街东边的摊子似乎全是卖家禽、蔬菜和鱼的，货源看来很充足。蔬菜当中，我看到有胡萝卜、萝卜、白菜、土豆、葱头、芦笋、扁豆、兵豆，还有一种山药，其中大部分想必是用某种特别的方法过冬贮藏下来的。鱼主要有鳟鱼、鲱鱼、鳝鱼、鳕鱼和蚶子。这条街上的铺子都是平房，大多门脸上有雕刻描金，修葺完好的，看上去华美而别具一格。这条街在离内城南门约一英里处，止于一座跨过干壕的桥，桥的对面起始一条石铺的堤道，笔直通到外城城墙朝南的正门。这条堤道两旁各有一大片围起来的地方——右边里面是先农坛，左边里面是天坛。前者中文叫“先农坛”，意为“祭祀先代农神的高坛”，按照古制，皇帝每年春天都到这里来，为了尊崇农夫这一行，亲手在一小块专门留出的田里扶犁。斯当东在记述马戛尔尼勋爵使团的书中，这样描写这一典礼：

“皇上扶犁约一个钟头，一群农夫同时围着他唱颂扬农事的歌；随后朝中的亲王和大臣们效法皇上，轮流扶犁，当着皇上的面耕出几道垄沟。他们和皇上一样，都穿着与这一新行当相称的衣服。这样耕过的地里的收成，要仔细收集起来，郑重宣布其质量和数量都超过当年同样大小的任何一块地的产量。这一可称为垂范天下的节庆，要传告到帝国最偏远的村落。其用意是要让最卑微的农户也感到欣慰，当季节变化无常时常使他们失望之际，他们想起自己这一行曾因君主亲自操持而得到尊崇，君主因此也仿佛成了他子民中人数最多、最有用的那个阶层的一员，与他们有了共同的利害，也可以稍得慰藉。”

天坛恰好在先农坛对面，四周围着高高的红墙，墙头覆着黄琉璃瓦。每逢夏日最炎热的时候，皇帝便率仪仗来到这座坛上，为天时的化育之功谢恩。

我从原路返回，也就是经由内城的正门，从一座侧门进去。在瓮城正面、紧挨着带炮窗的箭楼底下，有一座大门，除了皇帝出城去先农坛和天坛祭祀之外，从不开启。从这座门有一条宽阔的石铺御道，直通宫殿的正门，宫门在这座城门以北约四百码处。

第3章

三、梁公府——现状及改建修缮的安排——胜保的兵——卜鲁斯先生拜会恭亲王——城墙观感——关于皇帝暂缓回銮的上谕——恭亲王回拜卜鲁斯先生——敬重洋人的一个奇特例证——皇家漕运河——成年人踢毽子——街头滋扰只限于孩童——内城的西面与北面——威妥玛、吉布森二位告诫北京人勿用不雅字眼——「威罗」一词的由来——自告奋勇的将军——蒙古马——赶牲口的人遇了麻烦——安定门——悬挂人头——半夜的操兵示威——东郊——当初拟攻北京之处——中国基督徒——雍和宫——皇帝健康的传闻——中国钱币带来的种种麻烦——本地新闻——衙门——一家药铺——因公拜会恭亲王——皇家猎苑——胜保大营——力士——翰林——企图敲竹杠——巴夏礼先生对太平军的印象

四月一日。梁公府大致可以这样描述：两组方形院落，南北走向，东西并列，中间有一条带顶的过道相隔。院子里是一幢幢房屋，都是寻常的中国建筑式样。东边那一组是府邸的正宅，内有正厅。这一边的屋顶覆着绿色琉璃瓦，由粗大的木柱撑起。房屋的后墙和山墙都是结实的砖砌，前脸只砌到离地三尺上下，其余部分连同门扇都是轻巧的格子木棂，上面糊纸。窗户在格棂中间镶着大块玻璃，正房里的格棂花样十分雅致。屋内虽已失修，仍旧很是华美；正厅的天花板装饰得极好看，蓝底上画着圆圈，圈中是金龙，每个圆圈又居于一块块绿色小方格的正中，方格之间以绿金两色的凸起横条交错隔开。

府的西半部房屋不那么华丽，但陈设布置也极雅致讲究。屋顶铺的是普通灰瓦。这一部分保存尚可，眼下由公使馆住着。各院各屋的门上都挂着装饰的匾额，用金字写着道德格言。今天上午威妥玛先生给我们翻译了几块。尼尔中校和我所住屋子的门上那块，意思是「养德之堂」；给公使馆女管家雷诺兹太太预备的那所房子——她不日将从上海来——门上的意思是「学礼修礼之堂」。除了门上的匾，所有正屋里面也都挂着格言。整座府第围着一道高墙，南北长七百六十尺，东西宽三百七十八尺。这座建筑的总体气象，是一处昔日的王侯府邸，正在迅速地颓败下去。

已同一个名叫春的中国营造商议定，把全府彻底修缮一遍；并决定将正宅部分改作公使寓所，尽量保留其中国风格。府的另一半，一部分改作汉文正使的办公处，一部分作翻译学生的住所——这些学生今后要在北京、在威妥玛先生的督导下学习中文。修缮改建的总监督由尼尔中校担任，另有一个北京本地人给他当工程上的通事。此人在上海待过些时候，一来在那里给威妥玛先生当过差，二来曾随艾约瑟牧师去过一趟英国，所以学会了一点英语。他的大名叫刘永泉，译成英文，意思是「刘——长流不息的泉水」。不过他在公使馆里通行的称呼是「席五爷」，这是他在上海时落下的名号，起于他的一个口头习惯：动辄说「小的去做这个还是做那个？」——「小的」是自谦的说法。这个名字既已叫开，往后叙述中提到他，便都用它。

今天下午，雷诺兹太太由翻译处的吉布森先生护送，从天津到了。他们带着一队车子，从外城西南的城门进城，途中须经过胜保将军现在扎营的地方。许多兵丁都跑出来看他们，好在雷诺兹太太从上海带来了两只雄火鸡，被这些中国兵瞧见了，引得他们大为注目，一个个兴奋不已，急着要看这洋鸟，于是她本人几乎没受人注意就过去了。这显然是白河一带头一回见到这种鸟，因为吉布森先生说，从天津一路过来，乡下人争看这两只鸟的那份好奇，着实惊人。胜保住在他营盘附近的一座小庙里；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八里桥之战，指挥作战的正是这位中国将军。他的军队败退之时，下令将布拉巴宗上尉和德吕克神父斩首的，也是他。

四月二日。今天卜鲁斯先生到总理衙门礼节性拜会恭亲王。尼尔中校、威妥玛、圣克莱尔、温德姆诸位先生和我随同前往。一行人都骑马，由高中尉率领第三十一团几名骑兵护卫。我们一点钟左右离开梁公府，走的是我记述法国公使拜会时所说的那条路，两点钟到达总理衙门，接待的礼节与我三月二十五日所记完全一样。亲王走到院子里，十分亲切地迎接卜鲁斯先生。桂良也在，由随从搀扶着，上前相迎。

大体安排与接待布尔布隆先生时相同。落座之后便开始谈话；不过在此之前，卜鲁斯先生先把我们一一引见给恭亲王，由威妥玛先生把我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位译出来，还把字母改动一番，好让他们听得懂我们的名字。我被介绍为「伦尼医生」（那个卷舌的音他们既发不出，也弄不明白）。恒祺当即纠正威妥玛先生，说应称「大夫」，这个称呼所表示的医道资格，比「医生」要高——「医生」在中国是对一般行医者的通称。除了亲王、桂良和恒祺，文祥和崇纶也在座。他们都已换了装束，衣服轻薄了些，几天前穿的皮褂子，已换成紫褐色的绒面外褂。

谈话由卜鲁斯先生开头，他通过威妥玛先生向亲王致谢，感谢沿途各地方官在他进京路上的照应。亲王随后问起我们收拾住所的进展，并说那地方虽然宽大，房间也就多，只怕修缮得不怎么好，因为在租给英国政府之前，已有两年没人住了。

卜鲁斯先生问，他们眼下所用的这座庙，是否就作为永久的总理衙门。亲王说不是，他们正在城里其他各部衙门所在的那一带另盖一座新的，离梁公府不远。卜鲁斯先生表示，听说离公使馆这样近，十分满意。亲王笑道，是的，不过他们去那里就远了，因为他们的住处在相反的方向，也就是靠近眼下所用的这座庙。

接着谈到学中国话的种种难处。亲王说，要学会一点粗浅的口语，最好的法子是请一位先生，每天把课上学的字眼按英文读音写下来，底下注上译文；为了记得更牢、查找起来方便，再把汉字也附上。他又说，若以满文为本，编一部英汉词汇，会很有用处，因为满文是拼音文字，他们就能拼出英文的字来。

其实满文的字母数目与英文相同，只少了“勃”“德”那两个浊音；虽然有人以为满文有一百四十个字母，那是把音节也算了进去的缘故。满文以“泼”“特”两个清音代替它们。这种文字的一个缺点是，两个辅音之间非夹一个元音不能相连。

用过茶点之后，又端上热酒，大家互致客套，举杯而饮。我们当中有几位试着用筷子，惹得众人好一阵笑。会见将近结束时，亲王谈到洋酒，意思是他觉得洋酒太烈，不宜常饮。

卜鲁斯先生告辞之前，桂良和文祥表示，若是方便，明天要去拜访他，行正式回拜之礼，亲王则在后天去。这样约定之后，会见便结束了，礼节与布尔布隆先生告辞时一样。

总的看来，这次会见，亲王和他的同僚们表面上显得十分亲切；就他们个人而言，如今我们与他们已是直接而长久地打交道，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我们也不宜怀疑；恰恰相反，战事既已结束，他们也已充分见识了我们武力的优势，在没有明显迹象让我们改变看法之前，我们应当充分相信他们是出于善意。要让他们信服我们真正是文明的，要求适度、态度和解，比时时展示摧毁的威力更有效。

四月三日。到今天为止，天气一直很好。不过今天早上天色阴沉，有些微风，一点钟左右刮了一场颇为厉害的沙暴。上午出门时，一个男孩拿着一只猫拦住我要卖。他一直跟我到公使馆，我给了他十八便士买下这只猫，交给了卫队。在一条街上，我遇见一辆坐着一位女眷的车，车用绿布蒙着，做得像一顶轿子的样子。

两点钟，桂良和文祥带着一长串随从来到公使馆。文祥坐的是他自己的车，就是一辆寻常的北京车，只是做工考究些，蒙着蓝布。他在大门口下了车，骑上随从为他牵来的一匹小马，一直骑到客厅门口。桂良坐轿子来，轿子蒙着绿布，下面一尺来高的一截又蒙着猩红色的洋布，免得泥水溅脏了呢子。卜鲁斯先生和威妥玛先生在客厅门口迎接他们。会见中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记的事。

今天下午我用来考察内城城墙的一段，从南面正中的城门开始。我认为这是全城的正门，因为它的中国名称叫作「正阳门」；也因为前面已提到过的，它在瓮城前面另有一道门，除了皇帝，从不开启。这道门上有一座箭楼，正面四排箭窗，每排十三个，两头各四排，每排四个。箭楼后面是瓮城围成的一块空地，瓮城两侧各开一门，分别向东、向西；进城则要穿过第三道门，也就是城墙本身的城门。这道门上是一座高约六十尺的大城楼，彩绘艳丽，是典型的中国建筑。两侧的门上各有一座小箭楼，开两排箭窗，每排六个。

南面城墙外有一道干涸的护城河，宽约一百尺，深十二尺。必要时，可以提起通往圆明园湖泊的一条河上的几道闸，把护城河灌满水。城墙每隔一定距离就有方形墩台，以为侧翼防御。城墙脚下到护城河边之间，有一片约一百二十尺宽的空地。护城河对岸，便是外城的房屋。正门前面，有一座汉白玉栏杆的石桥跨过护城河。由于各面城墙墩台的布置略有不同，我将逐一详细描述。

从正门往西走，不远处有一座大墩台，成方形的三边。前面有十二个小垛口，两侧各九个。墩台正面宽一百三十尺，进深四十五至五十尺。再往西，每隔一定距离，是一连五座较小的墩台，也是方角的，三面各有六个垛口，垛口之间相距七尺。接着又是一座大墩台，如此排列下去，共有十八座墩台，三大十五小，直到南城墙的西门为止。这座门与东边已描述过的那座叫哈德门的门完全对称。

在正门与西门之间的正中，有一条砖砌的河渠，也可说是阴沟，宽十二尺，深也差不多，由此入城；从城墙底下穿过的那一段，用两道闸门护着。这种闸门，普通的野战炮就能轻易轰个粉碎，不必费事轰开城墙，便可由此攻入。

西门瓮城上供行人出入的门朝东，而东门的则朝西；两处都须再穿过城墙上的一道门。我沿着西门往北的那条宽街走了一段。街心围着一大群人，有个跑江湖的正在卖艺。他带着一个小男孩，四肢柔软得惊人，能扭成种种叫人看着都难受的样子。

我从正门，也就是正阳门回到公使馆，因为城的东西两半之间不通，除非往北或往南绕道；谁也不许穿过皇城禁地，这片禁地从距正门四百码处起，往北整整延伸一英里又四分之三。一路上我常常停下来做笔记，身边总是围上一群人，急切地看我写字。看不出有谁存心要惹我或辱我。

四月四日。今天上午外面都在传，说皇帝今天从热河起驾，要走八天才到北京。然而一点钟左右，恒祺和崇纶来到公使馆，说恭亲王不能按原定两点钟来，要到三点钟才能来，因为他在总理衙门被耽搁了，正与同僚商议如何回奏昨晚接到的一道上谕。下面是威妥玛先生根据恒祺给的抄件所作的译文：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四月一日），内阁奉上谕：

『前于正月间降旨，定于二月二十三日回銮；嗣因朕躬偶有违和，改于本月二十五日（四月六日）启銮。旬日以来，虽渐次康复，惟尚须静心调摄，服药医治。在廷王大臣等以朕躬尚未大安，吁请暂缓回銮。所奏情词恳切，朕不得不俯从所请，回銮之期著暂行展缓，俟秋间再降谕旨。钦此！』」

内阁是一个部门，由四位大学士执掌，桂良居其首。

三点钟，恭亲王坐轿子来了，轿子一直抬到临时布置出来接待中国客人的那间屋子门口。卜鲁斯先生出来迎接，引他进屋。亲王面有忧色，远不如两天前我们见他时那样从容。他为不能按原定时刻前来表示歉意，又说耽搁的缘故与皇帝不回京有关，这事让他烦恼不已。他喝了点茶，随即一个随从——一个品级不高的官员——送进一杆点着的烟袋，他吸了几口，便叫拿走了。之后端上香槟酒。亲王喝了一点，但似乎很小心；这大概也对，因为他刚从法国公使馆出来，在那里也用香槟招待过他，据说那香槟和咖啡他都显得颇为受用。

亲王四下打量这间屋子，对几件他看着眼生的家具说了几句。地毯尤其引起他的注意，他随口说起，在中国北方，不像在南方那样忌讳石头地面，因为北方的潮气与南方全然不同，害处也小些。

他坐了约半个钟头便走了，身后跟着一队骑马的随从，约有三十人。恒祺和崇纶陪他同来，会见时两人都在座。他们坐的是蒙布的车，和文祥昨天坐来的那种一样。

下午我去了哈德门，打算把昨天开始的城墙考察继续下去。城墙在内门洞穿过之处，底部厚八十八尺，前面那座圆形瓮城的厚度是六十二尺。这座门到内城东南角之间的城墙，简单说来，是四座大墩台，中间夹着些小墩台——两端的大墩台之间各五座，中间两座大墩台之间六座。东南角上有一座箭楼，与城门前瓮城上的那些相仿，不过呈凸角形，一面朝南，一面朝东，这样便保持了城墙上那些最醒目的建筑之间的对称。

后来我曾量过内城南面城墙的顶部。内外垛墙之间宽四十八尺。外垛墙高六尺，厚二尺半；垛口宽一尺半，深三尺。内侧的女墙高三尺，宽一尺半；这样，城墙顶部总厚五十二尺，往下逐渐加厚，直到墙脚。

回来时，我沿着护城河靠外城的一侧河岸走，一个顽童冲我喊「鬼子」（洋鬼子）。恰好有一个模样体面的人路过，当即训斥他不懂礼貌，叫他住了口。在这里我还可以提一句：今天下午，温德姆先生和阿金斯先生在安定门附近骑马，温德姆先生头上挨了一块石头，好在石头从帽子上擦了过去，没伤着他。石头是一个男孩扔的，他们便去追，追上了，用手杖打了他一顿。

今天出了一件趣事，可以说明北京另一类人对洋人的恭敬倾向。卜鲁斯先生有一只名叫查理的水猎犬，是条很好的老狗，它跟上了圣克莱尔先生，常在他屋里待着。今天上午，圣克莱尔先生的中国仆人极力要向他解释一位先生的行踪，那位先生他称作「查大老爷」；过了好一会儿圣克莱尔先生才想到，他说的原来是狗查理，果然不错。这几个字直译过来，就是「查理老爷」。顺便说一句，这位「老爷」在北京街上渐渐有了名气，人称「洋毛狗」。

今天我打听到，梁公府所在那条街当中流过的河，叫御粮河，也就是皇家运粮的河，从前给皇帝运粮就走这条河。它穿进皇城的城墙，一直通到宫里。它与闸河相通，闸河在通州与白河相接。它从南城墙底下穿出城去，就像一条巨大的阴沟。

四月五日。趁着天气晴朗宜人，我沿着一条与皇城南墙平行的街往下走，一直走到与内城东半部的大街相交之处。再顺着这条大街走，来到一段全是鞍具铺的地方，铺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鞍子和挽具出售。我走过几家规模很大的杠房，还有几家枪铺，正在打造火绳枪。当时工匠正在把枪膛磨光磨圆，法子是用一把手钻在膛里一下一下地钻，十分费力。往北约两英里，这条街与另一条街相交，那条街通往东面城墙南头的城门。走到城门，我发现内门洞附近的城楼搭满了脚手架，正在重新油饰。据说这与皇帝回銮有关——皇帝若是照原意回京，大概就会从这座门进城。此外，这座城门及其防御工事，与前面所述南面的并无二致。

在大街上一处廊檐下，我看见几个成年人围成一圈，用脚踢一种毽子取乐。这玩意儿是一块半便士大小的金属片，用皮子包着，上面插着几根羽毛，就像羽毛球那样。它在空中稳稳地飞，众人你一脚我一脚地踢来踢去，技巧和身手都非常了得，很少有落地的时候。

四月六日。今天下午我骑马往内城西边去，走的是靠近南城墙、与之平行的一条窄街。出来看我的人相当多，看来这一带的居民还没有看惯洋人。走到老葡萄牙教堂背后附近的一段街上，有人从背后朝我扔了一块大石头，是谁扔的，我没能看清。上了那条南北向的大街，我往北骑，一直骑到与我昨天所走那条街对应的交叉路口。这条路把我带到西面城墙南头的城门，叫平则门。在这里，一群以孩童为主的人围住我，喊着「威罗鬼子」之类，叫我好不烦恼。我觉得像被吵闹声吓跑似的离开并不妥当，便勒住马，转过身面对人群，同时打着手势请几个体面的过路人制止孩子们吵闹，他们马上照办，果然把孩子们压住了。我随后穿过城门，再没受到滋扰。

这时我已在城外，城的西边。这座城门与我见过的其他城门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门外护城河里积了相当多的水。沿着城墙往北走，护城河对岸是一大片关厢。再往前一英里又四分之一，来到这一面北头的城门，叫西直门。两座城门之间，我经过六座方形小墩台，和南城墙上的是同一种。接着我骑到西北角，发现那里也有一座凸角形的箭楼防守，与昨天在东南角所见的相似。

绕过这个角，我顺着城北面，在墙脚和护城河之间走，那里有一条又好又宽的路。在西北角和北面西头的城门（德胜门）之间，城墙略微向外弯出去，这是整座城墙建造上唯一不规整之处，看来是由于筑城的人不得不迁就墙后一条小河的弯势，这条小河在这一段就充当了城北的护城河。这一段没有关厢。我本打算从德胜门回去，但走近时发现自己在护城河的另一侧，过不去，因为路被一条从城墙底下穿过的宽阴沟截断了。于是只好原路折回，从西直门——西面两座城门中靠北的那一座——重新进城。在这附近我赶上了威妥玛先生，便同他一起骑马回家，走的是人造土山北边的路。我们缓缓走在一条街上，一个戴眼镜的老头站在一所房子门前，朝屋里的朋友喊，叫他们出来看洋鬼子。威妥玛先生骑到他跟前，责备他不该用这样不敬的称呼叫我们，同时告诉他，我们不是鬼，是寻常的人。老先生不承认用过这个字眼，围在他身边的人都说，这字眼无疑是不雅的；如今老头既已知道这话会得罪人，大概不会再用了。经过总理衙门附近几所房子时，有人朝我们扔了好几枚铁钱。铁钱是一种小钱，约半便士大小，作为通货不受欢迎。它是铜料短缺时铸发的，发行时引起很大的不满，因此始终没有普遍流通。

吉布森先生的中国话说得极好。昨天他在城里骑马，一个小男孩冲他喊「威罗」，他便把男孩叫住，向他解释说，「威罗」不是英国话，而且这个词一般也不是用来表示恭维或尊敬的；所以他往后宁可冒着被人误会的风险，也最好只说官话，而不要去用自己不懂意思的洋字眼。谈话时围拢来的人群完全赞同吉布森先生的看法，并把他的告诫对孩子重复了一遍，叫他往后说话只用自己的语言。「威罗」一词，是英国人把中国话「去了」读走了样，起于第一次中英战争期间的兵士之中；从那以后，中国人心目中便把它认作英国话，因为这是他们听洋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同一个「去了」，在中国北方读作「曲了」。在南方，「来了」是「来」的意思；于是「来了」和「去了」混在一起，走了样，成了「威罗」，如今在洋泾浜（生意）英语里通用，意思是「去」。「他梅寇威罗」，意思就是那人走了。

四月七日。去看了几家主要的古玩铺，这些铺子在外城的一条横街上，过了正阳门前的桥不远，在右手边。瓷器、珐琅和玉器的收藏，我觉得很好，总的说来，胜过我在天津见过的任何一家。其中一家铺子里有一批奇特的兵器，有旧刀、手枪和鸟枪，都是欧洲造的，有些年代相当久远。不过其中我看到一支柯尔特左轮手枪，很可能是一八五九年大沽之败留下的遗物。一间后铺里有一只红木匣子，装着一对做工讲究的望远镜，上面刻着「伦敦阿诺德」字样。这些古玩铺都有院子，从院子进后铺，贵重些的东西都藏在后铺里。院子上方全都封得严严实实，或用粗木条，或用镂空的铁丝网，网上挂满了小铃铛，一有贼来，立刻发出警报。珐琅器陈列得不少，有花瓶、盒子、烛台、香炉、杯子、罐子、盆、壶等等。这些器物几乎样样也都有铜器。这些铺子里的贵重货物很多，玉器、水晶和玛瑙的摆件，要价都非常高。

四月八日。昨夜十点钟左右，一阵叫喊声，夹着敲锣、打鼓、敲竹梆子的声音，把我们搅得不得安宁，好像全城都造反了似的。一个钟头之后，这些声响过去，接着是一阵猛烈的枪声，持续了好些时候。今天上午十一点钟，枪声又起，一排排齐射打得十分整齐。打听缘故，才知道是一队团勇在正阳门附近操练。这支团勇看来是一位名叫周祖培的殷实绅士新近招募起来的北京义勇，他因办团有功，被授以团练将军的衔头。近来我们有好些夜晚不得安宁，很大程度上要拜这位先生所赐，不过也不全怪他，因为胜保麾下的正规军也在城西南角搞过几回半夜操练。

今天上午在外城散步，看见一群约四百匹小马，由蒙古人像赶羊一样赶着走。蒙古人宽脸膛、晒得黝黑，戴着镶毛边的帽子，一眼就能和汉人、满人分辨开来。有一匹马离了群，窜进一条岔街，撞翻了一个老头的摊子，他是卖水果和其他吃食的。老头当即一把揪住一个赶马人所骑那匹马的缰绳，把缰绳在手上绕了几圈，不赔他的损失，就不放那人走。那蒙古人似乎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拦住，但不懂老头说的是什么，因为他不会汉话。他十分镇定地掏出烟袋，点上火，静静坐在马上抽起烟来，打定主意听其自然。他的同伴都已往前走远了，他丝毫不设法从老头手里脱身，老头则紧紧揪着马不放。我没有等着看这事如何收场。

下午我骑马到内城东半部大街的北头，想去安定门——北面两座城门中靠东的那座，联军当初就是在这座门前扎下阵地的。到了街的尽头，我发现这条街并不直通安定门，须往西拐，穿过离北城墙不远的几条窄街。在其中一条街上，一个老妇人朝我竖起一根手指，起初我以为她是在责怪我，后来才明白她是要引起我的注意。她随即比画着表示痛苦，又指指心口一带；但她的苦处是身上的还是心里的，我说不上来。我给了她一点小钱，她明明白白地表示感激——这在中国人中间并不总是如此，不论他们心里怎么想，往往倒是相反，因为他们受人施舍时，很不习惯把感情形之于外。不多时我到了安定门，出了城门，门洞开在门前瓮城的东侧。瓮城围着的空地上，地面有许多圆形的痕迹，那是我们占据这座城门期间，在兵士帐篷四周挖的沟留下的。这座门的大体样子，与前面描述过的其他城门相同。门外有关厢，门前的护城河是干的。

从安定门我又骑到德胜门，就是六日那天没能走到的那座门。我发现它与安定门一模一样。门外有不少旧鞍具在卖，门附近一棵树上挂着两只方木笼子，各装着一颗人头，是在附近犯了罪被正法的犯人的首级。流经西北角的那道河水，就在这座门跟前戛然而止。回家时我从德胜门进城，发现内城西半部的大街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直通这座门，而是在离门不远处就到了头，和东边与之对应的那条街一样，消失在许多窄街小巷之中。

四月九日。昨夜我们又完全没睡好，先是锣声、竹梆声、人声吵成一片，接着是长时间的枪声，原来是周祖培将军又把他的义勇拉出来操练了。他看来是一位极其活跃、干劲十足的军官，简直就是北京的埃尔乔勋爵，或者说拉内勒勋爵。

温德姆先生、阿金斯先生和我骑马到东面城墙南头的城门，打算去看一座小营盘，那是几天前为迎接预期中的皇帝回銮，在城门附近扎下的。出了城门，我们从一座很好的石桥上越过一条流水，便到了一处热闹的关厢，走在石板铺的大道上，两边有些漂亮的铺子。这条石道一直通到通州；一八一七年阿美士德勋爵的使团，就是沿这条路被送到北京城门，再绕过城北，带到圆明园，在那里想觐见皇帝而未能成功。

日坛就在这座城门外，大道的南边。四周是宽阔的场地，围着高墙，由一条两边夹墙的长甬道通进去。我们在离城门约两英里处找到了营盘，可是已经空了；因为皇帝改了主意，兵昨天就撤走了。

回来时，我们绕道城北，看见了当初为攻城炮在地坛墙上开的炮眼——攻城炮就架在那里，准备轰开安定门附近的城墙。在我们攻城炮阵地与城墙之间约一半的地方，法军的线膛野炮阵地的土垒还在。城东北角也和其他几个角一样，有一座凸角形的箭楼。穿城而过时，我们遇见一队车子，每辆车上都插着一面小黄旗，上面用黑字写着「皇差」。这些车子显然是往热河运送物资的。

四月十日。今天上午我同卜鲁斯先生走出公使馆时，一个衣着体面的男人和一个男孩站在门边。他们走上前来，在胸前画十字，表示他们是基督徒，因此与我们有亲近之谊。这种事并不少见，他们还常常说「法兰西」，以表明自己属于哪一派教会。回民有时也作出些表示，好像认为自己与我们信仰相通。

四月十一日。同温德姆、阿金斯、高三位先生去看了雍和宫。这座庙在一片大操场的对面，靠近安定门外的关厢。庙宇规模极大，坐落在高墙之内，绿树成荫，景致很美。它由若干并排的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分成南北走向的若干院落。庙里的规矩很像修道院，住着一百零四名喇嘛，由一位住持管领。他们都是蒙古人，穿黄袍，戴黄帽，帽檐翻起镶着毛皮，帽顶有一个深红色的丝结，和恭亲王戴的、代替顶珠的那种一模一样。

我们进的第一座殿，装饰得很美，有华丽的雕刻、贴金和彩绘。殿里有三尊主像，每尊前面一座供桌，桌子正中放一只香炉，两边各有一只插着金花的瓶子，两头放着烛台。三尊像左手的食指上各搭着一条白色的哈达。三座主供桌两侧另有两座小些的，后面也有像；殿两旁的廊下还有四尊像，饰以莲叶。殿里有几面鼓，还有钟和锣。这座殿坐落在院子里，院门两边各有一座小塔，两侧各有一片树林，林后是配殿。上殿要登一段汉白玉台阶，殿外有些漂亮的木雕，大多是圆圈里雕着龙。殿外的檐饰罩着网，免得鸟雀落在上面。主殿的屋顶漆成黄色，其余各殿是鲜绿色。院墙刷成红色，白色墙檐，绿色瓦顶。主殿屋顶上有一个很大的钟形装饰。这座殿的后面是一大排房屋，围成方形的三边。

出了这个院子，我们又穿过好几个院子，里面的殿宇与刚才描述的那座相仿，要一一细说，不免没完没了地重复；最后来到喇嘛庙的最西头，那里是欢喜佛殿。大军驻在北京城外时，辎重队的马就拴在这座殿的下层。殿的上层有一间长屋，天花板彩绘得十分精致。这里有五座供坛的残迹，每座后面立着三块大黑大理石碑，一共十五块，碑上刻的是蒙古文。这些供坛上原有些不雅的群像。这间屋子，除了本庙的喇嘛，谁也不准进去。大军撤离北京之前，一位军官下令把这些供坛全部毁掉了。这种做法是否正当、是否明智，很值得怀疑。更明智的办法本该是把这间屋子锁起来。这样大显破坏偶像的热忱、这样粗鲁的传教之举，并不在我们兵临北京的目的之内。

欢喜佛殿前面，有一座为一位大喇嘛建造的汉白玉塔，十分精美。塔高约四十尺，形如一只巨大的宝瓶，四角各有一座小塔。宝瓶坐在镀金的莲叶雕饰上。登塔要上两层台基，下层用黄绿两色的琉璃砖交替砌成，既有颜色上的变化，砖与砖之间又留出空隙。上层台基是汉白玉的，由一段同样是汉白玉的台阶登上去；台阶底下有一座华美的汉白玉纪念拱门，中国人把这种拱门叫作「牌楼」。塔前院子的每个角上，各有两块大汉白玉石碑，驮在龟背上。

中国人中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皇帝病得很重，已经从热河派人来取寿衣和其他装殓用的衣物了。不过这未必属实，因为总理衙门并没有提到皇帝眼下病势危险。他身体孱弱，完全落在主战派手里，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一派由八位所谓宗室亲王组成，其中两人是兄弟，弟弟就是肃顺，皇帝最宠信的人。

肃顺是户部尚书之一。上回他在北京时，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将军在返回圣彼得堡之前，送了他一些香槟酒。肃顺把一部分酒进呈皇帝，却忘了附上开瓶的必要说明。有一回皇帝传旨把这酒摆上来，御膳房的人不知道怎样把瓶塞拔出来，便把酒瓶放在炉子上，结果自然是炸了。这在天朝宫廷里引起了不小的惊慌，好在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尼尔中校每天下午都要把当天工程上的开支逐项核查一遍；工地上眼下雇着五百多名工匠。营造商春用中文开列各项费用，尼尔中校一项一项有条不紊地核对，由席五爷译成洋泾浜英语。今晚我从喇嘛庙回来，见中校正同席五爷和春一起过当天的账；在这种情形下，这是一件极其费力的事，尤其是账目全都以北京制钱计算，中校还得把它们折算成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看得懂的开支形式。北京的货币很特别，那里的制钱是一种虚数，就像巴西帝国币制中的「雷斯」一样。眼下一万五千北京制钱，称为「京钱」，合一块银元。京城实际流通的货币，是纸钞和大个的铜钱，七百五十枚大钱值一元。帝国通行的普通制钱，就是广州和天津常用的那种，在北京并不通用。五十枚北京铜钱为一吊，因此十五吊合一元。

四月十二日。今天上午的消息是，离热河约一百三十英里的凤凰城，已被那一带的捻匪，也就是乱民，攻占了。又传说山东人缪培林——一个颇有才干的人——已在陕西投了乱党。他从前在胜保麾下当将官，颇有战功。崇纶已奉命准备前往天津，同即将作为普鲁士使节到那里的艾林波伯爵谈判条约。

这里不妨说明，这些本地乱民与太平军毫无关联；太平军完全是另一回事，如今局限在扬子江一带。

同吉布森先生在外城散步，我们进了几家铺子，人群跟着我们涌进铺子，围住门口，叫人好不烦恼。这里和天津一样，店主对于把这些人赶出去，毫无办法。原因是，倘若用强把人撵走，被撵的人便可以跑到衙门（本地官员的官署）去告状，告到官员或他的头号跟班那里，两人便可借这状子为由，向店主敲诈钱财。这一点店主们心里很清楚，所以他们宁肯忍受一些烦扰，比如人群跟着洋人进铺子这种事，也不肯做任何可能让人借口到衙门告他们一状的事。官员的长随，也就是「门上」，一般在他主子面前很有势力，主子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他往往就是借钱给官员、让他捐得官职的那个人。

我们进的铺子里有一家药铺。我请吉布森先生问问眼下天花是否流行。那药铺掌柜是个伶俐精明的小个子，戴着一副大眼镜，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向我们介绍起治天花用的药来。一样是一颗蓝色的大丸药，油光光的，很像一块靛青，要吞下去，紧接着再喝一碗百里香叶子熬的汤。丸药用一张纸包着，纸背面写着服法；百里香叶子同样用另一张纸包着，两包整整齐齐地叠在一张外包纸里，外包纸上印着一篇短文，讲这两样药对哪一类病有效。铺子布置得很整洁，几个伙计正忙着照方抓药，送来的方子相当多。柜台上方摆着约二百捆包药纸，每张纸上都印着里面所包的药能治哪一类病。

四月十三日。卜鲁斯先生第一次为公务拜会恭亲王。所谈的事主要是厦门道台行为不端，据说他的作为有点像从前广州的那一套；其中一桩是，总督命他颁布《北京条约》，他竟把条约剪成两半，倒过来贴在墙上，叫人不容易读。亲王的态度很讲道理，说将设法查明此事。桂良、文祥、崇纶和恒祺都在座。

今天上午同威妥玛先生谈起中国政府能否履行新近订立的条约义务，他说，儒家学说并不要求信奉它的人遵守被武力逼出来的约定，只要他们认为那约定是不对的；因此，日后倘若他们仍这样看待条约的条款，那么一旦他们完全摆脱了像眼下驻扎天津的这种军事占领的威慑，他们是否遵守条约，就难免有几分靠不住。

四月十四日。天气依然晴好，但日头已经很毒了。今天上午，有三个在公使馆里做事的中国人找我看病，其中有威妥玛先生的先生龚某，他是中国最有学问、读书最多的人之一，可是一直没能考中功名，因为他对经书中某些晦涩之处的解释，持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下午我同温德姆、阿金斯二位先生骑马穿过外城的大街，从天坛和先农坛之间走到外城南面正中的城门。从那里我们往南出城，走了两英里左右，沿着一条很好的宽路一直走到皇家猎苑的入口。猎苑四周围着四十英里长的高墙，里面养着大批鹿，我们爬上墙边的一堆沙丘，看得见苑内，看到了好几只。门上挂着四只木笼，各装着一个被处决的犯人的首级。我们走近时大门是开着的，可是守门的人一看见我们，就出来把门关上了，生怕我们骑马闯进去，连累他们吃罪。回来时我们走了另一条路，经过一个正在赶集的村子。道路两边搭着棚子，里面有杂耍和跑江湖的戏班子。街上十分拥挤，人群尽力给我们让路。为了不妨碍我们，他们还把一座挡路的小帐篷拆了；其实是我们骑着马走到了本不该走马的地方，不过这是我们无意的，因为我们以为那边有一条路。

外城的城门和城墙都不如内城。每座城门上有一座小箭楼，开两排箭窗，每排七个，与内城瓮城侧门上的那些相似。外城城门前的瓮城都是从正面开门的。外城共有七座城门——南面三座，东面一座正门，西面一座，另有两座附门分在东西两边，叫作东便门和西便门。

我同温德姆、高二位先生骑马到乡下去，从西便门出城。绕过城墙的西北角，便到了胜保的营盘，营盘挖了壕沟，驻扎在一座大塔附近，塔旁有一座庙，将军眼下就在庙里设大营。兵丁分驻在一连串小土垒里，土垒里支着帐篷，也搭了些席棚。我们看到的兵，穿的是镶红边的蓝号褂，胸前背后各缀一块圆形号牌，上面写着营伍的番号。

我们沿着内城南墙外面回家时，城墙脚下常见的沙丘间，有一群小伙子在练把式取乐，不过很像跑江湖卖艺的那一套，无非是翻跟头、蹦跳、打空翻之类。

四月十七日。受伤的满人今天下午从天津到了。这些是白河之役中落到我们手里的伤兵，整个冬天都在天津接受治疗。伤治好之后，或者按其伤势已可以行动了，便把他们送来北京，打算由卜鲁斯先生交还中国政府。

今天我走进了翰林院，就是北京那座著名的皇家学院，它紧挨着梁公府的北边。这座建筑眼下没有使用。它和大多数其他官署一样，由一进接一进的院落组成，每个院子里的房屋都围成方形的三边。我还同阿金斯先生走过几个主要的衙门，其中唯一显出生气的是刑部，门口横着铁链，那里似乎颇为忙碌。我们看到的其他衙门有兵部、工部、户部、吏部、太仆寺、钦天监、太医院和宗人府。

公使馆里出了一桩敲竹杠的事，经过是这样的。卜鲁斯先生新近请了一个姓蒙的北京人当先生；这两三天，他叫蒙先生陪他在工地上转，好学会眼前特别注意到的那些东西的中文叫法。蒙先生趁此机会，借口自己在府里有势力，想要搞中国行话所说的「揩油」。可是木匠们决意不从，今天上午把蒙先生的所作所为报了上来，卜鲁斯先生因此警告他要辞退他。这大概能制止他再行勒索，尤其是工匠们如今已知道上头不容许这种事，以后若再有类似的企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报告上来。

何伯提督、士迪佛立准将、皇家海军科贝特上尉和巴夏礼领事今天从天津到了。何伯提督和巴夏礼先生刚刚沿扬子江上行，到过汉口，那里离江口六百英里。这趟旅行十分有意思，可他们回来时，对这场叛乱所造成的遍地荒凉，心头不免怅然；对交战双方的印象都不好，尤其是对太平军。据巴夏礼先生说，太平军专学官军品性中最要不得的那些东西；此外还上演着一出「楼下的上流社会」式的闹剧，摆出种种荒唐透顶的尊贵架子，又普遍放荡淫乱，亵渎神明，污秽不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牧师如今在南京，穿着黄袍走来走去，算是天王——叛军首领洪秀全这样自称——的一个随从；天王只是看在旧日相识、还存着几分情分的面上容留他而已。罗孝全先生在天王面前毫无影响力，上回获准觐见时，还被逼着向这位天上的陛下下跪，令他大为反感。这位疯癫的君主（他看来确实如此）只由女人伺候，男子一概不许近前；据说多妻和普遍的淫乱，是南京朝廷的通行制度。最近天王以告示的形式发出了下面这篇狂言：

「诏谕各王及高官、各部，暨中国内外普天下洋人，俾众周知：

天地之间，上帝爷无所不在，六日之内以大能之手造成万物，今上帝、基督降临世间。爷为万物之主，封朕与幼主为天国之主。上帝天国普天之下无所不至，至善至全。敬拜上帝者得升天堂，同归一统，天下一家，合而为一。

从前定有三条，今再添三条。天父爷劳作六日，今朕颁给尔等六条。第一条，要彼此敬重天恩天爱。第二条，要按本分进贡上天。第三条，要敬天，不得助妖。第四条，暂时停泊，不得侵害。第五条，夜间不得驾船偷行。第六条，禁物不得犯禁（私贩）。

真条之外（指以前的告示），朕又添六条，共成九条。

今尔等切勿丝毫背弃爷、哥、朕、幼——即上帝、基督、朕及幼主——此乃一体同照万方，仁慈和谐，万万世代。此诏多多刊布各处，西洋诸国亦然。

「钦此。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三月七日）。」

第4章

四、恒祺与巴夏礼——京报摘录——胜保部伍纪律——俄罗斯墓地与被俘者之墓——油漆匠修饰梁公府的估价单译文——北京人的礼数——何伯提督拜会恭亲王——买菜之难——皇城南门——关于「受伤满兵」的细节——八里桥的货郎——中国人的感恩——下层百姓之道一例——往恒祺私宅拜访——太平军的人数——广州即将撤兵——游北京城外西山——汉军旗人——一处私家坟地，兼及对功名的看重——山上「八大处」详记——山顶眺望——广州消息——北京车夫争吵——博加里的称呼——恒祺论饮食与长寿——北京太医院——都察院——关于布拉巴宗上尉下落的消息——游「碧云寺」——圆明园遗迹——「凉帽」及其戴用时节

四月二十日。今天一早，恒祺来访，与巴夏礼先生会晤。广州之役与北京之变，两人始终同事，交情很深。白天威妥玛先生到总理衙门见恭亲王，为何伯提督安排会面。恭亲王开口第一句问的是：「他要在这里久住么？」听说并不久住，似乎松了一口气。这次会面纯属礼节性质，定在明天午饭后。

近来几期京报上登有以下几条消息：

江苏学政奏请回京，理由是军务倥偬，照例的岁科考试无从举行。皇上以为，该员在所任省份尽有公事可办，并谓学政若都以邻近战事为由请求回京，成何体统，于是严词驳回所请。又有上谕一道，饬令各省督抚及其他官员于保举人员、奏请升擢之时务须审慎，理由是军务繁兴、各省大都不靖，非确有才干之人不可任用。直隶总督参劾若干官员未曾筹拨兵饷，并请将照章发放的官员予以奖叙。署理山东巡抚清盛奏请调动多人，理由是所派各员与所任地方的职事不相宜。皇上饬令照该员所议办理。礼部具奏请示：属国朝鲜国王来京，是否应照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及嘉庆八年成案，随驾前往热河。苏州人李鸿藻派充皇太子师傅，皇太子年约七岁，现已奉旨开始读书。上海道台吴某之子蒙保举升用，一则因其本人办事勤奋，一则以酬其父上年为官军购办洋炮及各项军火、尤其是一八六〇年八月奋力守卫上海、抵御太平军的劳绩。

下午我随士迪佛立准将骑马到胜保营中，看了各处壕垒，约有十二座。胸墙上炮眼之间开有窄小的孔洞，巨大的抬枪从孔中伸出，放枪的人因此得到完全的掩护。我们在营外遇见一队兵丁行进，手执长矛，两名军官骑马在前，一名在后。后面那位军官走到我们跟前，友好地打招呼，同时表示他是回教徒，因而——前面已经说过——这一带回民很多。这支队伍的纪律似乎有些松弛，行进之间有几个兵丁在「吃吃」地说笑；一看到那位军官在和洋人说话，整队人马便停了下来，好几个人离开队列走过来，要听听说些什么。

四月二十一日。士迪佛立准将、科贝特上尉、温德姆先生和我去看了俄罗斯墓地。墓地在安定门西北不远，离本月十一日我们去过的那座大喇嘛庙不远。在一处单独的围墙里有五座坟，形状略带棱角，外面抹着灰泥，漆成蓝色。这是安德森中尉、列兵菲普斯、德·诺尔曼先生、鲍尔比先生和军医少校汤姆森医生的坟墓。坟上立有一块白花岗石的纪念碑，碑文如下：

「谨以此碑纪念皇家炮兵布拉巴宗上尉，费恩骑兵团安德森中尉，第一近卫龙骑兵团列兵菲普斯，英王陛下公使馆随员德·诺尔曼先生，鲍尔比先生，暨锡克兵八名。诸人于一八六〇年九月十八日持休战白旗之际，横遭背信扣押，被俘期间受中国政府非人虐待，相继殒命。」

我们如今与中国政府已经讲和，并希望今后长此和睦相处，碑文却措辞如此，足以激起对这个政府的永久仇恨，是否得当，在我看来不无可议之处。

汤姆森医生以所著关于新西兰的一部书知名，在大军撤出北京前几天猝然去世。

墓地由俄罗斯馆雇用的几个中国人照管。科贝特上尉和温德姆先生描画坟墓的时候，士迪佛立准将和我到门边那几个中国人住的屋里坐了坐。屋外有四个女人，两个上了年纪，两个年轻。她们都吸小小的金属烟锅，木杆很长。有两杆烟重新装上了，递给我们。准将接过一杆，觉得烟味很淡。我们瞧见墙上贴着一张宗教画，便走过屋子去看，其中一个女人立刻从怀里掏出一串念珠，上面挂着十字架，十分虔诚地指给我们看。这番会面忽然中断了，因为我们拴在门口的马挣脱了缰绳，去攻击一匹过路的满洲小马。费了一番周折，才把那小马从两匹激动的战马嘴下救出来，它们正毫不客气地啃它的鬃毛和尾巴。

这一天又热又闷。我们骑马到喇嘛庙匆匆看了一眼。回来路上，经过许多兵丁，在城墙外面对着靠在城台上的靶子操练鸟枪。

梁公府中拟供公使馆人员居住的那一部分，改建修缮进展很快，这一处如今称作「公使馆院」。房屋正面是否按中国式样重新油饰，目前正在商议，已有若干油漆匠送来估价单。下面是其中一份的抄本，由吉布森先生译出：

大厅五间，南面、西面重行油饰见新工料估单，北面、东面照旧不动。

「南面大柱六根，须砍净见木，次上油浆，次上灰五道，麻灰、砖灰、生桐油一道；次上油腻一道，次上光油即熟桐油一道，末上朱红油一道。里柱四面砍挠、上腻，如有损处修补，再上光油一道。

「五间之窗槛、门框、门扇及屋内木作（顶棚等不在内），砍挠、上腻、修补之外，须上灰、油画，先上光油一道，次上朱红一道。檐下连柱头、托木、里托木、小托木、檐枋，俱贴金装饰。

「西面上架木作，砍挠、上腻、上灰之外，照旧画青绿，贴金边并『大点金』（柱子贴金），惟里面『檐板』上下两面照旧不动。出头处照旧画青绿。檐下白柱外面并本房西面之瓦，砍挠、上腻之外，刷绿；檐上枋木洗刷、油画，再上光油一道，末上朱红一道。小椽头画青金，饰以龙眼、宝珠。上层椽子（靠瓦）画绿白，贴金边，沥粉，再上油一道。瓦头洗刷，上朱红油。西面檐上托木砍挠、洗刷之外，上光油，末上朱红油一道。

「通共工料需墨西哥银元一千零五十元。」

这份估价单是崇纶推荐的官家承办人送来的，无疑留足了克扣的余地；因为同时送来的另一份估价单，出自一个姓朱的油漆匠，所列细目大致相同，却只要七百五十元墨西哥银元。

四月二十二日。今天上午，科贝特上尉由巴夏礼先生陪同出门，去画前门的写生。他作画的时候，自然有一群人围拢过来；可是围观的人都极为小心，丝毫不去妨碍他。他们看得兴味盎然。有两位体面些的人从人群中挤进来，请他把画给他们看了，便称之为「值饭好」（译音），这是最高级的赞语，意思是「十倍的顶好」。科贝特上尉回来说，这些人所表现的雅趣和规矩，令他十分满意，印象很深。他把画稿给周围站着的人全都看了；大家虽然极想看，却都小心翼翼不去碰，怕手弄脏了纸。他又把昨天在皇城里、离宫殿不远处画的一座喇嘛庙给他们看，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对画得如此逼真似乎非常高兴。

何伯提督今天按原定安排拜会恭亲王。士迪佛立准将同去，威妥玛先生担任翻译。科贝特上尉和我也在场，还有费恩骑兵团的卡马克中尉，他带领几名印度骑兵，一路从天津护送提督而来。礼节仪式与前两次公使拜会时一样，在座的也是那几个人。他们都已换上夏装，穿着浅黄褐色的绸衣，手里张着扇子。扇子不用时，装在绣工精致的扇套里，挂在腰带上。鼻烟壶和表挂在一边；筷子套、荷包和装钥匙的小袋挂在另一边——戴眼镜的，眼镜盒也挂在这边。从这种佩戴方式，又可以看出中国习俗与我们相反之一例：我们的随身物件放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他们的却挂在外面的袋子里。

会面时的谈话全是寻常客套，我听到唯一值得一记的话，是恭亲王表示惊讶，说提督的模样竟那样像个军人。显然亲王对英国水师军官的仪表举止事先存有某种想象，而提督与之不符。何伯提督和士迪佛立准将明天返回天津。

四月二十三日。今天一大早，雷诺兹太太进了外城，想照家乡的习惯去买菜。有席五爷陪着；可是她一露面就引来许多人注意，围观的人越聚越多，那「小家伙」很机灵，雇了一辆「出租车」——就是寻常的带篷骡车——把她遮得严严实实地送回家来。

彼得堡最近出版了俄罗斯馆一位人员的日记，是一八五八年联军驻天津期间在北京记下的。作者说，当时中国官府对英国人的种种看法之中，有一种是：英国人在水上十分厉害——简直是一种海上怪物——可是腿脚僵直，因而上了岸就不足为惧；他们（北京朝廷）确实得到可靠的禀报，说水手走起路来像企鹅一样。

梁公府附近有一处通往宫里的旁门。今晚我在附近散步，走近那道门，守门人立刻出来示意我不能通过；但看出我只是想往里面望一望，便招呼我上前，领我到中门的一道缝隙处，从那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宫殿的前门，在一条从午门附近伸过来的夹墙甬道的尽头。宫门前有一座汉白玉桥，桥两侧各有两根高高的方形汉白玉柱，柱顶蹲着石狮。前面已经说过，任何人都不许从这个门口穿过，要到宫门西侧相应的地方，得绕行一英里左右。散步途中我注意到，如今日头已毒，带篷的骡车在车辕上方都加了凉棚，牲口和车夫都可以遮阳挡雨。凉棚用蓝布绷在木架上，前面用系在车辕上的竿子撑着。我还遇见一辆没有轮子的车，前后都有辕，由两匹小马驮着走，在不宜行车的路上运送，似乎是个极好的办法。

四月二十四日。今天上午卜鲁斯先生给恭亲王送去一份节略，谈本月十七日从天津来的那几名受伤兵丁，说明他们直到前几天一直在我们的军医院里，如今伤已痊愈，想回家去，因此请他知照亲王，以免对他们何以离营日久发生误会。

今天我同吉布森先生去看了这几个人，他们来后一直在府中某处食宿。我逐个问明了以下情况：

第一，庆升，热河满洲兵。去年九月二十一日八里桥之战，左肩和右腿、右脚受伤。年三十五岁。有妻子和两个孩子。父母与他同住热河。父亲是旗人；照一般规矩，兵丁的儿子自幼习射，练到足够纯熟，一旦需要，即可充当兵丁。他十九岁起即在热河旗营挂名，但最近才真正出征。头一回出征是随僧格林沁在河南剿匪，那是一八五九年六月我们在大沽失利前不久。大沽之事以后，眼看就要打仗，他所在的那支部队调到白河，驻扎在大沽炮台后面的营垒里。关于此人，威妥玛先生昨天告诉我，他官话说得极好，也很通文墨，所以曾向他提议留在这里为我们做事。他回答说，就他个人而言，实在很愿意；可是他除了有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有父母与他同住热河，他宁愿牺牲自己眼前的利益，好守在父母身边；其实这是为人子者分内之事，不足称道。

第二，图尔林，察哈尔部蒙古兵。张家湾之战右腿受伤。年二十一岁。本业是个小农户，自有些田地牲口。蒙古至今仍行封建之制，他是应征出来当兵的，随他的首领上阵，首领姓舍。此人（图尔林）是在战后第五天被莫里森先生找到的。这五天里他一直露天躺着，除了一只苹果以外，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第三，范进才，陕西绿营兵。在八里桥背部和右腿受伤。年三十五岁，当兵已经十七年。他是被官府征来入伍的，此前与家里其他人一样务农。有妻子儿女，也和其他人一样，一心想回家。

第四，马玉禄，汉人，天津府宁河县人。是个货郎，在八里桥头部受了重伤，没来得及逃出村子，就被一名锡克骑兵砍伤。他自己伤愈以后，一直服侍那个蒙古人图尔林，图尔林病得很重；图尔林从此落下终身残疾，回家有三百多英里路，马玉禄打算陪他回去，然后再回来。他是个鳏夫，没有儿女，因此在哪里都没有特别的牵挂；已经告诉他，从蒙古回来后如到公使馆来，愿意的话，可以给他安排一份差事。大家叫他「八里桥老货郎」。他伤好以后，对受伤的同伴照料得极其体贴周到。

问过这几个伤兵之后，吉布森先生去拜访住在安定门附近的一位武官，我军驻扎该处时，吉布森先生曾帮过他的忙。这位武官的住宅被划作我军营房之一，可是家里其他人搬走时，他却劝不动母亲离开。于是他来找当时随军充任翻译的吉布森先生，恳求不要惊扰他的母亲。吉布森先生将此事禀告驻守安定门的罗伯特·纳皮尔爵士，爵士很有人情，不但答应了这位武官的请求，还派一名下士带兵守护那所宅子，好照顾那位老太太，免遭附近劫掠的兵丁骚扰。大军撤离时，老太太和她一家人对这番体恤感激不尽，老太太还执意亲自到纳皮尔将军那里当面道谢。吉布森先生这次去，这家人一眼就认出了他，接待得十分热情。家里有老太太和三个已成家的儿子。几位年轻的媳妇抱着孩子进来，在屋里坐下，把先前说过的感激之情又说了一遍。一家人非要吉布森先生用些点心，喝些绍兴酒才肯放他走。绍兴酒是一种米酿的酒，天冷时通常温热了喝。

四月二十五日。这几天我注意到公使馆门口有个衣衫褴褛的男孩，从不乞讨，却似乎一心想揽点零活挣几文钱；他会远远跟着人满城走，指望人家买了东西，便立刻上前请求代为扛送。今天我注意到他没穿那件破褂子，神色比平时更加沮丧。见我看他，他比着手势表示受了人欺负。我把他带到威妥玛先生那里，威妥玛先生好心地问他有什么委屈。原来他那件褂子虽然破烂，却被一个人从背上剥去了；他怕回家，因为他父母在一座城门附近卖水果，丢了衣裳会挨打。问他那件褂子值多少钱，他说值二十分之三两银子，合英国钱约一先令。我便给了他比估价多一倍的钱，免了他皮肉之苦的担心。下午我看见他穿着一件新褂子站在门口，还带来他父母的一封信，威妥玛先生译出如下：「大清民人李万祥之父母，谨向大人请安。小儿年方十二，倘蒙录用，听凭差遣。」这封信显出这对贫苦夫妇颇为规矩体面——他们与上流人一样，显然也有他们的「道理」——卜鲁斯先生看了印象很好，便慨然允许在馆内雇用这孩子，只要能给他找到合适的活计。

「道理」读作「道里」，在英语里大约相当于「做得对」或「遇到此类事照例办理」。在中国，凡事都有一个道理，官员不肯违背道理，一直是我们与他们打交道的最大难处之一。

应巴夏礼先生和威妥玛先生之请，今天下午我随他们到恒祺私宅去，他曾向他们表示，想借重西洋的外科医术。他住的房子很好，在皇城城墙西北角附近的一条街上。我们到时，他在门口迎接，领我们穿过两进院子，来到他的客厅，布置得十分雅致整洁。客厅是长方形的，有两道敞开的隔断，上半部雕刻精细，把屋子大致分成三间。中间一间门朝院子，设有待客的正座，是两个略高出地面的有垫座位，中间隔着一张小几，上面摆茶。两头的两间陈设与中间一间完全相同。屋子两端各有一个乌木条案，上面放着一座钟和一对精美的花瓶。每两扇窗之间放一张乌木小几，两边各有一个有垫的乌木凳子。靠两侧的长案上排着藏书，有好几千册。有人让我看其中一部，共四百五十册，是本朝学者对中国经书的注解。我们把书名写在书脊上，照此排列；中国人则把书名写在书的一端，在书架上露出这一端来。屋里墙上挂着花鸟山水画。恒祺特意指给我们看其中几幅，说是两百年前的作品，全是本朝一位极负盛名的画家用指尖和指甲画成的。笔法的确雄健有力，小鸟画得精巧，那些细线似乎就是用指甲画的。

恒祺的病不算严重，只是脸颊上有一处浅表的疮，他惯于往上面涂抹中国药膏，弄得那疮一直发炎不止。我劝他不要再用那些药膏，给他开了几样简单的药，想来很快就会好。看病的事一完，他便请我们入座，吃一桌精心备办的酒席，席上摆了餐刀和叉子，好让我们方便地品尝端上来的各样菜肴。

今天和巴夏礼先生谈起太平军，他证实了我一向持有的看法：他们的人数被大大夸大了，因而镇压这场运动的难度也同样被夸大了。事实似乎是，要对他们的实力作出哪怕是大致的估计也不可能。比如说，有两千人从他们的某个据点出发去攻打一座城镇，一路上经过各个村子，所有的无赖游民都来加入，等到了要攻打的地方，人马可能已经膨胀到五万。这些人大多与造反之举毫无共同之处，暂时依附进来，唯一的目的就是指望抢劫；无论抢到与否，他们都会一哄而散，因为他们当初投身的那件特别差使已经了结了。

今天卜鲁斯先生知照恭亲王：鉴于中国政府目前办理交涉颇有和好之意，他已下令英军撤出广州，虽然《北京条约》所定我方占据该城的期限尚未届满。联军占领期间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当，广州人会不会欢迎我们离开，倒很难说，因为这将使他们在钱财上蒙受相当大的损失。

四月二十六日。巴夏礼先生、温德姆先生、高先生和我，带着两名骑马的勤务兵，今晨六点半出发，到北京城外约十二英里的西山去，想找一座庙宇，以便夏季北京据说奇热的那段时间里去住。我们骑马穿过内城，取道鼓楼脚下，从北面的德胜门出城。在这附近遇见一群操练归来的旗人。他们穿着镶白边的红号褂，大多带着鸟枪。其中有些人似乎属于野战炮队，每人肩上扛着一杆大抬枪。巴夏礼先生问了他们几句饷银的事，他们说名义上每月三两（约合二十一先令），可眼下只领到一半，不够养家糊口。

绕过城的西北角，我们折向西行，立刻走进一片美丽的乡野，田地普遍耕种，每隔不远便点缀着一小簇一小簇农舍，看上去很像一座偌大的散落村庄。离城约一英里，到了第一个这样的村落，只见树枝上挂着一只笼子，里面装着一颗人头，挂在那里是为了警戒作恶之徒——这种做法，与我们家乡在园子里立个草人吓唬鸟雀，用意颇为相似。

这一带我们经过好几座宝塔和回民的墓碑。路左边一处十分整洁的围院引起我们注意，巴夏礼先生打听到那是一家的坟地。里面有十一座坟丘，门楣上有一方题字，记载着长眠其中的一位族人，名叫广林，生前曾获得很高的功名。他是一位进士，四十六年前在一次会试中名列第一百一十六名；既然这样郑重地公开记载下来，我们有理由推断，这必定是一项了不起的文学成就。

向西出城约四英里后，望见山脚附近一处高地上有一座相当高的宝塔。这是圆明园的塔，坐落在园子西端的一座小山上；此塔构造坚固，焚烧园中宫殿时，我军想放火烧它，却完全烧不动。

快到山脚时，大路上迎面走来一串骆驼，驮着从约二十英里外某处煤矿运来的煤。我们看见山上很高的地方，层层叠叠点缀着一片建筑，断定就是我们要找的庙宇。于是离开大路，顺着一条河沟往下走，这似乎比沿大路走更近些，能直达我们想去的那一处山。在这道沟里，我们经过一具人的残骸，只剩脊椎骨和头骨。又遇见一个本地人，脖子上长着一个大瘿瘤，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第一个。

九点二十分到达山脚。在我们开始上山——或者说开始走进穿行山脚的曲折小径——的地方，坡上有一大片坟地，呈马蹄形，由两道围墙围成，墙间留有空隙。十点钟，来到半坡上一座小小的佛寺。从主持该寺的和尚那里得知，上面的庙宇一直延伸到这一段山岭的顶上，共有八座，建于明朝，明朝亡于一六四三年。这些庙宇统称「八大庙」，即「八座大庙」。巴夏礼先生和和尚讲定，把我们的马拴在寺里，给它们喂料饮水。和和尚喝过茶，我们便徒步沿着一条盘旋的小路上山，由附近一个小村里一位模样体面的人领路，他自告奋勇给我们当向导。不多时便到了八大庙的第一座，名叫灵光寺。

这座庙由一连串方院组成，其中有两座专门的殿堂，作为礼拜之所，陈设着佛教的一切寻常法器。这些殿堂的设计和布置变化无穷，我将一路择其若干详细描述。我们进的第一座殿，佛案后面有一尊贴金的大佛，两旁各有两尊立像；屋子两头各坐着一排九尊塑像，衣饰华贵，都是面容慈祥的老者，其中一个正在拍着一条狗。第一座殿后面院子里的第二座殿，供着三尊女神像，每尊面前各有一张供桌，上面照例摆着花瓶、烛台和香炉。当中一尊手里抱着一个婴儿；两旁两尊坐在贴金的莲叶上。左边一尊有十六只手臂，右边一尊有八只。两尊像最下面的手上都挂着一串串假眼睛；据说这是一些患眼疾的人靠这几位女神保佑治好以后献上的供物。

这些殿堂装饰华美，整洁有序。院墙上爬满绿色的藤蔓，沿着墙上的格架整整齐齐地牵引着；据说这种植物既不结果，也不开花。庙中僧人以外的房间都很干净，陈设舒适，我们若搬来住，也毫无不便之处。窗户是花样精美的格子窗，糊着纸，每扇窗正中都镶着一大块玻璃，约三英尺长、两英尺宽。

寺前有一座平台，从那里可以饱览四周的景色。寺旁附有一座宝塔，约一百英尺高，入口在离地三十英尺处，由一段台阶上去。塔内是一间拱顶的小佛堂，墙上糊着纸，纸上的图案是用红色印成的许许多多女神像，稍远一看，墙上就像贴满了大号的一便士邮票。这间佛堂里有一张供桌，后面坐着一尊贴金的神像，两旁分别立着一对较小的像；与之成直角处又有两员面目狰狞的武将，手执长矛，一副挑战的姿态。这类宝塔常附设在庙宇旁边，据说能驱避邪魔，邪魔一见就吓坏了，立刻逃离附近，不敢靠近有这种宝塔的地方。

塔脚附近一处围起的院子里，有一小片松林，荫蔽着本寺三位前代住持的坟墓。每座坟都是一具方形的大理石石椁，架在一座低矮的方台上，四周围着大理石栏杆。塔后一处嶙峋的山石中有一个洞，里面独坐着一位神祇，据说是掌管水的。石壁上处处刻着汉文和藏文的题字，涂成红色。

我们正在察看寺中这一部分的时候，一位极有僧人风度、仪表可敬的和尚——本寺的住持——出来向我们行礼，礼数是和尚的规矩：两手合拢，然后身子起伏地弯一弯。听说我们要去看山上更高处的其他庙宇，他表示等我们回来时准备些点心，我们答应了。

这位和尚告诉我们，这八座庙宇是北京人暑天避暑的时兴去处，上等人家常来这里住上几天，换换空气、看看景致、散散心，顺便做点「拜菩萨」的事——广州洋泾浜英语管宗教礼拜就是这么叫的。时髦人物通常七月前后开始出城，向他们供应陈设齐备的房间，是这些庙宇的一项进项。

紧挨着这座寺的上方又有一座庙，却是完全独立的另一处。它也建在一座平台上，眺望景色极佳：一片略有起伏的平原，布满一簇簇农舍和树木，远处可见北京的城楼、宫殿和附近的宝塔。这座庙比下面那座小得多，名叫三山庵。一位和尚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欣赏景色，拿来一架旧望远镜，上面刻着制造者的名字：「伦敦威廉·阿什莫尔」。庙里附设的客房也干净舒适。其中一间门上挂着一块匾，纸张的安排很特别，一处题字从不同的方向看，便成了三处：正面看是一句箴言，从右边看变成另一句，从左边看又变成第三句箴言。

我们接着去看的一座庙叫大悲寺。一段台阶通上第一进院子，我们从一座彩绘的牌楼下走进去。由这个院子再上第二段台阶，尽头又是一座平台，平台上有一座规模相当宏大的礼拜之所，也就是「菩萨殿」，殿前摆着栽在琉璃瓦盆里的花木。殿里供着一尊寻常大小的贴金神像，披着黄绸袍，两旁各立一尊像。屋子两头各坐着九尊贴金像。乐器有一面大鼓，架在一只木象背上；还有一口雕刻精美的大钟，约五英尺高，悬在一个粗大的木架上，用木槌在外面敲击发声。这座殿后面又有一座，供桌前是一棵金莲花树，花苞里钻出一个个贴金的小像。再后面是第二张供桌，贴金的佛像坐在莲叶上。这几张正中的供桌两旁，各有侧案，摆着烧香用的寻常器具。

我们又登上第三段台阶，仍属同一座庙，来到另一座平台，上面有一个院子，院中是第三座殿。这里主位的神祇是一尊贴金的女神，周身排列着二十二只附加的手臂，合计共有二十四只。每只手上或持兵器，或持这样那样的法物。据说这是千眼千手佛。她两旁另有供桌，上面坐着几尊面目凶恶的神像。在这座庙附设的一间屋里，我看见墙上刻划着几个俄国人的名字和一八三二年的字样。

离开这座庙，我们继续沿山岭往上攀登，由于山路修得得法，陡峭之势大为减缓。到了下一座庙，原来是龙泉庵，即「龙泉寺」，也是由一连串平台组成，与刚离开的那几座相仿。庵中极为整洁，装饰得十分雅致。大体布置与下面几座庙差不多。院子里围着一个石砌的水池，二十英尺见方，里面游着许多金鱼，水从一个大理石雕的龙嘴里滴入池中。从这个院子有一段台阶通上上面的一些房屋；台阶两旁的墙上爬满了葡萄似的藤蔓。

我们接着去看的那座庙在山上相当高处，走了将近半小时才到。它的名字叫香界寺，即「香界之寺」，由一连串平台和殿堂组成。其中一座殿里，我数了数，共有三百九十八尊鎏金的小佛像，排列在与正中供桌成直角的两面墙上，每边一百九十九尊。巴夏礼先生打听到，这些佛像是从长城以外的寺院运来的。前殿后面是一长排房屋，正中一座是求子的殿。这座殿的楼上有许多体态丰腴的女佛像，涂得花花绿绿。在最里头的一间屋里，我们看见一张供桌上摆满了几十块乌木做的小墓碑，也就是牌位，每块上都有金字。这些是本寺历代僧人的牌位。

与刚才描述的那些房屋所在的院子相连，稍往左去，又是一长排房屋，分成若干院落；其中一座俯瞰平原，前面有一道宽敞漂亮的廊子，摆着桌椅，供游玩的人使用。从这里望去，景色实在壮丽；我们登得更高了，已望得见浑河，这条河在群山与北京之间的平原上蜿蜒流过，最后在天津稍上游处汇入白河。这座庙的院子里，许多胡桃树和丁香正在开花。

我们接着前往山上最高的一座庙，名叫宝珠洞，即「宝珠泉」。上去要走一条陡峭的盘山小路，修成一种曲折的石磴道，从「龙泉寺」一直通上来。到了这里，视野又开阔了许多，环绕北京的整片平原，连同我们刚才攀登的山坡和去过的几座庙，全都在脚下。

从这座庙起，有行人踩出的一条小路通上「西山」山顶；我们攀上顶峰，望了望山那一边的景色，才算结束这次游览。一到山顶，最先引起注意的是草木发得很迟，可见冬天这样高处气候之严酷。眼前是一条美丽的山谷，浑河从中流过，四面群山环抱。附近的山多石，覆着稀疏的浅褐色草。山谷大部分似乎都已耕种，看颜色，是新近犁翻过的土。

我们从山脚下拴马的那座小庙出发是十点半，登上山岭顶上时恰好两点。凉风宜人，景色可观——这番景色，多半还是第一次落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眼中——我们享受了半小时，便开始下山，约一小时后到了与住持约好吃午饭的那座寺。立刻给我们端来热水和粗布手巾，让我们洗脸洗手；中国人身上发热时，似乎不愿用冷水洗脸。洗过之后，饭菜已经备好，全是蔬菜和中国面条，桌上摆了十五六个小碟。和尚不吃荤，所以也没有荤菜待客。不过蔬菜做法多样，很可口。面条做成一种汤面。主人问明我们的住处，请求下次进京时前来拜访。

我们回到下面拴马的那座小庙，趁着备马的工夫，我进去看了看供礼拜用的殿堂。殿里供着三世佛——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佛像都贴金，与真人一般大小。现在佛居中；过去佛在左，手掌张开，表示他的经卷已经打开读过了；未来佛坐在右边。庙前排着许多山轿，准备抬游客或香客上山。等马备好，已是四点一刻，我们动身回去，对这些幽居山中、殷勤好客的僧人十分满意，一路上山，他们处处给我们奉茶，还端出别的点心。

我忘了说，一到这些山脚下，最令我注意的是，当地人很会就地取材来盖房子：看见有些房子用石头砌墙，石板盖顶。有几处窗框是整块石头凿成的，这在中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六点钟我们到了内城西面偏南的那座门（平则门），约一小时后回到梁公府，高兴地发现二月二十六日的英国邮件刚刚到达，是四月十三日从香港发出的。

四月二十七日。随邮件寄来的广州领事罗伯逊的一件公文中提到，准设总理衙门的上谕颁发时，另有一道上谕发往广州，饬令两广总督访查学习过、通晓英、法、美三国语言的广州人二名，送京备用，目的是在北京设立一所学馆，教中国人学习这几种语言。不过此事若在眼下举办，结果无非是在北京设一个「洋泾浜英语」的教席而已，席五爷多半会被看作一位合格的人选。

吉布森先生今天坐一辆带篷的骡车进城，与另一辆同样的车撞在一起。两个车夫立刻对骂起来，对话如下。一个说：「你往哪儿走，你这蠢头？」另一个回嘴道：「我蠢头？你才是蠢头呢，蠢东西，还想赶车！」我们家乡的马车夫和公共马车的售票员之间，要是也能兴起这样温和的骂法，那当然再好不过。

吉布森先生给我译了一段以乞讨为业的小孩子常说的讨钱词。他们跟在人后面跑，通常咧着嘴，一边在尘土里接连叩头：「老爷，救命哪！赏几个钱吧！我饿呀，饿得受不了啦！我给老爷祷告，给大人叩头。救救我吧，救我一命！真是饿得熬不住了！」说这番话的小先生们，一般都养得很好，模样跟他们所说的饿得发慌丝毫对不上。

四月二十八日。今天下午按事先约定，我同威妥玛先生去恒祺那里复诊，发现改换疗法之后他已见了效。他告诉我们他一日饮食的情形：一早喝些茶，吃些点心；中午吃一顿便饭；日落时吃一顿有荤的饭。一昼夜之间别的什么也不吃，除非要坐到很晚，那时也不过喝一点米汤。他似乎认为中国人比欧洲人长寿，并把原因归于欧洲人性情较为焦虑、易于激动，不像中国人那样对世事处之泰然。

我想向他打听一些太医院的情形，但所能问到的只是：太医院的人专门会诊开方，为皇上保养身体。据说皇上的身体十分糟糕，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其中的缘故。倘若恒祺所说属实，皇上的确值得同情。

恒祺说，皇上仍每年在先农坛举行亲耕之礼；每年宫中还用桑树举行一次祀蚕之礼。

我还得知，都察院由二十九名成员组成，任何人，甚至皇上本人，都不能免于它的监察；对于匿名的揭帖，唯一的处置就是设法查出作者，治以投递之罪。最近御史们大胆行使言事之权，严厉指责皇上在艰难危急之时离开京城。

四月二十九日。巴夏礼先生今天会见了胜保部下的一名兵丁，那人向他提供了一些关于皇家炮兵布拉巴宗上尉和德吕克神甫之死的消息。此人认识一名兵丁，那兵丁是行刑时在场护卫的兵丁之一。行刑是在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地点在离八里桥约两英里的一座小庙附属的宝塔院中。这兵丁后来看见无头的尸身躺在庙里，头已不见了，他猜想是送到北京去了。其中一具尸身上戴着十字架，他是基督徒，想把它买下来，却没能买成。后来他去找天主教传教主教孟振生，告诉他亲眼看见两个同教的人在八里桥附近被砍了头。这个消息转告孟托邦将军后，将军派一队士兵到那兵丁所指、他看见尸身躺着的地方去寻找遗骸。这队士兵在地下几英尺处挖出两具残缺的尸骸，唯一能据以认定就是所寻之人的东西，是一块神甫的法衣残片和一块带红条的布。

关于此事的更详细情形，见五月五日日记，那是在写下上面这条记事之后又经查询所得。

四月三十日。今天早上六点半，布尔布隆先生、美里登男爵、威妥玛先生、温德姆先生、布维埃上尉和我一行，带着五六名骑马的宪兵和一辆装食物的车，到山里游览，去看圆明园园地后面、山坡上不远处的一座庙。我们走的是上回去「八大庙」的原路，快到山脚时折向北，朝圆明园后面走，园中的宝塔就在我们前方。沿途有好几个小村子，还有一片排列整齐的房屋，打听得知是圆明园八旗兵营，也就是专门守卫园庭的禁军的营房。左边山坡上不远处看见一处颇大的围场，据说是皇上的射猎场。在这附近路右边，我们经过一座庙宇模样的建筑，上面有一层相当高的楼，四周围着有雉堞的墙，与北京宫城的围墙相似。这座建筑俯临一片校场，皇上惯常从楼上检阅军队操演。

十一点左右，穿过山坡上一个陡斜的村子，我们到了要找的那座庙，名叫碧云寺，即「碧云之寺」，规模极大，极为壮丽，是乾隆皇帝——就是接见马戛尔尼勋爵的那位皇帝——所建并捐置产业的。我不打算描述寺中各座殿堂，那样难免重复乏味，只想提一提：其中一座殿里排列着三千二百尊贴金小像，屋子两边各一千六百尊。另有一座殿里有五百尊贴金木雕的巨大塑像，叫做罗汉。不过寺中的大观，是寺后一座宏伟的纪念性建筑，要登好几段大理石台阶才能上去。顶上是一座方形的塔台，下面有六层平台层层递上，全都有大理石台阶。顶上正中有一座大石椁，两旁各有三座较小的。从这里可以望见圆明园周围的一片景色，远处是北京。

寺中照管的僧人对我们处处以礼相待，殷勤周到。下午三点我们离开「碧云寺」，归途中沿着圆明园的围墙走，很高兴地看到，散布在这片广阔园地上的建筑，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免于毁坏——大概是劫掠的诱惑妨碍了士兵执行命令，没能把园中宫殿全部毁尽。不过毫无疑问，主要的殿堂已经全毁了。

今天我第一次注意到，中国人已经不戴整个冬春两季戴着的那种翻檐帽子，而换上了一种草编的圆锥形帽子，帽顶上垂下红色的马鬃。这一换，他们的整体模样大为改变，仿佛京城里忽然住满了另一种族的人。这次换帽，是因为昨天京报正式宣布「皇上已换戴凉帽」。此告示一出，凡上等人家，尤其是在官府当差的，立刻都跟着照办。

第5章

五、肃王府与肃王始祖之墓——中国人的家法——官吏舞弊之惩处——文祥论变更礼制——关税方面的建言——胜保觐见皇帝——恭亲王关于受伤兵丁的来函——崇纶奉派为钦差会晤普鲁士使臣——梁公府装修的进展——修表——英国商人的一桩冤屈——中国人何以总显得理亏——中国皇帝认可普鲁士人体面——巴夏礼重访当年被囚之地——以炮火攻入北京，轰塌城墙并非最省事的办法——死在街头——放鹰，北京人的一项消遣——沟渠情形——朝鲜贡使——观象台——仪器现状及台顶眺望——少年滋事——德吕克神父与布拉巴宗上尉遇害详情——察看行刑处寻得的遗物——强征车船——手艺人为何下雨不做工——恭亲王的签押——借洋人在场以规避官府管束——太平军在南京所用洋人队伍的解散——几名洋人擅自来京——中方所采措施——其中一人要求英国保护——拒绝的理由——总理衙门的顾忌——通往北京的水路

五月一日。在“皇家漕粮河”对岸，与梁公府隔河相望，有一座王府，四周围着一大片园子，名叫肃王府，也就是肃亲王的府邸。现袭爵位、拥有这份产业的那位王爷正随皇上在热河，所以府里眼下只由仆役看守。今天早饭后，卜鲁斯先生由巴夏礼先生陪同骑马到乡下去，偶然碰上了肃王家族始祖的坟墓。据记载，第一代肃王就葬在那里，身旁还陪葬着他的一名家臣。看来满人旧俗，首领死后，要从家臣中挑选一人，享受与主人同葬的殊荣。被选中的家臣便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被处死，遗骸与主人的遗骸同时安放在同一座墓里。不过这个习俗早已废弛了。

谈起这种奇特而野蛮的礼俗，卜鲁斯先生讲了一件密迪乐先生亲眼见到的事，说明中国人家里有时施行的家法何等严厉。有位体面的中国人，被一个放荡的兄弟弄得十分烦恼。他想尽办法要他改邪归正，先是晓之以理，后来动了拳脚。然而一切努力都归于徒劳，最后他采取了下面这个极端的手段：有一天夜里，兄弟花天酒地之后很晚才回家，他叫人把他手脚捆住，由仆人抬到河岸边，放进水里，他自己抓住那身子，用手按在水下，直到断了气。随后尸身又被抬回家中，当作自然死亡下葬了。官府对此事并未过问，因为按照此案的情由，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情有可原的。寻常的谋杀通常是要从严惩办的。

尽管中国官场贪污舞弊成风，下级人员若有监守自盗的行为，却要受到严惩，最近上海就出了这样一件事。那里的吴道台查出衙门里一名书吏有舞弊行为，便叫人用“大竹板”打他，打得太重，那人终因伤重而死。

昨天巴夏礼先生与文祥作了一次长谈，气氛友好。谈话中，他尽力让文祥明白，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各国有多远，又说中国若想让眼下正在进行的友好外交往来继续下去，就必须打破许多由来已久的成规。文祥似乎在道理上看出了这番话是对的，但他说，要付诸实行，却远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因为中国人是那样死守他们的“礼”，也就是既定的规矩。文祥还提到，派使臣去英国，或许终有一天会成为事实。

今天卜鲁斯先生致函恭亲王，就长江上新开各通商口岸，即汉口、九江、镇江府的海关章程如何施行，向他提了一些建议，并向他指出，必须作出安排，以维护各处海关的权威，尤其是在镇江府，须配备一艘武装轮船，而这艘船势必要由一名欧洲人来指挥。

今天我们第一次听说，胜保奉召赴热河，已经觐见了皇上，并奉旨率所部一支兵马开赴山东，协助僧格林沁镇压当地眼下正在闹的乱事。据说胜保年约五十，与乱党交战曾屡获胜捷，不过也有一两回在他们手上吃过大败仗。据说他颇有才干，文笔好，喜欢作诗；不过他的品行却很不怎么样。

五月二日。今天早晨，卜鲁斯先生接到恭亲王关于受伤兵丁的如下来文：

“和硕恭亲王为照复事。

“本爵接准英国来文，内称去秋交战之时，有中国兵丁四名在事受伤，经医治调理，已渐痊愈等因。

“此足见贵国情谊甚为友睦，本爵实深感慰。

“此间无从查悉，该受伤兵丁等在天津曾否领有应需护照，以便回营。倘未领照，尚未起程，可令其赴总理衙门投到，由本爵备具公文，并发给盘费，饬令各回本营，听候差遣。有此公文，各营统兵官自不致心存疑虑。该兵丁等亦当感戴贵国之厚意。

“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英钦差大臣卜。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一八六一年五月二日）。

“汉文正使威妥玛译。”

今天听说，恭亲王最近奏请赴热河觐见皇上，却未获准，理由是皇上圣躬正弱，恐怕讨论重大国事过于劳神，力不能支。

又得到消息，已有旨意，命崇纶于四日内起程，前往天津会晤普鲁士使臣艾林波伯爵，与他议订条约。今天吉布森先生就此事与崇纶谈了一次，崇纶似乎对眼前这趟外交差使毫无兴致。他说，他要下天津去，听听艾林波有什么话说，然后便奏明皇上；皇上若是“准”了，布国人就可以来通商，皇上若是“不准”，他们就不能来。吉布森先生暗示，拒绝的话，可能会招致他们动武，攻打天津。崇纶答道，大英国不会容许这种事，因此，在谈判中也就不必去顾虑这种万一的情形。崇纶眼下的官衔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帮办大臣，兼署仓场总督及盐政。他因为户部的某件事受过处分——他原是户部的特派侍郎之一——最近才从阴影中走出来。

五月三日。几天来天气一直阴沉，十分闷热，今天中午阴凉处的温度计达到华氏八十四度。梁公府的修缮改建，在尼尔中校的指导下，稳步进行。油漆匠现在正在描画几座房屋正面装饰的图样。这些图样看来都是一套固定的格式。较为繁复精细的图案，是在纸样上用针扎出小孔，再描到木件上，同女士们拓印刺绣花样的办法一样。

五月四日。几天前，尼尔中校把他的表交给席五爷，托他拿去修理，并配一块新表蒙子。今天他把表送回来了，走得很准，还配上了一块极好的平玻璃蒙子。北京人用的表，大多是日内瓦货，由俄国运进来，中国人以为是俄国造的。席五爷给我们看了他自己带的一块表，还说是“俄罗斯人造的”，其实并非如此，这位“小老爷”的计时表是一块大号的日内瓦表。

五月五日。刚刚审议了一件案子，可以说明英国商人在中国常常摆出何等不讲理的姿态，也说明在听取和处理他们的申诉时，必须何等谨慎，何等明辨。原来，广州的中国海关章程准许，为了洋人的方便，货物可以在广州下游数英里的黄埔起岸，但须直接运到广州海关验看，完纳关税。最近，怡和洋行的一批货物照此在黄埔起岸，却没有按章程运往海关，而是直接运进了该行的货栈，也就是所谓的“堆栈”。中国官员提出抗议，要求把货物送到海关查验。怡和洋行拒不照办，说海关要看的话，可以自己过来，在原地查看。于是海关官员转而向当时署理领事的佩德先生申诉，请求公断。佩德先生查明案情之后，给海关人员发了一道令状，准其扣押这批货物，运到原本就应存放的地方。此事办妥之后，中国人便不再追究；他们确信并无偷漏税课的企图，只收了照例的关税，而对违章之举并未科以罚金，其实他们完全有理由罚。然而洋行的代理人却并不领这份宽大之情；他们被迫违背本意，对中国人做了应该做的事，便认为自己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于是控告佩德先生，说他不该采取那样的即决手段，而应按常规把案子交由普通的领事法庭处理——按规定，争议金额超过五百元时，商界推举的陪审员要与领事同坐审案，对他的审理加以监督。然而佩德先生的处置看来并无不公之处，因此他在此事中的做法已获认可。

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争端，几乎每一次起初都是我们理亏；但不幸的是，中国人也同样一贯用错误的方法去纠正事情，等到案子交由领事审理时，我们最初犯下的过错已被完全抛在一边，拿来讨论的只剩下中国人一错再错的累积；所以一般说来，这类申诉总是他们吃亏，也正因为如此，佩德先生的雷厉风行才惹得那样一场愤慨。

今天卜鲁斯先生拟好了致各主要口岸领事的训令，指示他们发给个人执照、准其到没有领事驻扎之处居住时，务须审慎，除确属品行端正者外，一概不发；因为洋人在沿海许多未经条约开放的地方行为不端，他认为，英国臣民的居留，应尽可能限于设有领事的口岸。

今晚卜鲁斯先生接到恭亲王一封信，信中说，英国政府既提及普鲁士之事，亲王由此得知普鲁士是个体面的国家，与大英王室有姻亲之谊，因此已奏请皇上恩准与之议约，并已派崇纶为钦差，明日即起程赴天津。

五月六日。今天下午，威妥玛先生、温德姆先生和我陪同巴夏礼先生去了一趟高庙；巴夏礼先生与洛奇先生从刑部移出之后，就被关押在那里。高庙是一座普通的佛寺，位于内城西北角一带，附近有一片水面，一直延伸到离城墙不远的地方。庙里的和尚一眼就认出了巴夏礼先生，痛快地放我们进去了。

巴夏礼先生和洛奇先生被关押的屋子是一间小房，在庙后一进房屋入口的左手边。屋前有一个铺着石板的小院子，石板缝里长着两棵柏树、两棵梨树。紧挨着关押处的那间厅堂，在他们被囚期间驻着一队满洲兵看守。巴夏礼先生让我们看一根柱子上的一道记号，离地六英尺五英寸半。这是一名哨兵的身高，是他们被关押时量下来的。他们获准在院子里走动，这事至今还在一面墙上留有痕迹：那是用墨卡托投影法粗略画出的一幅世界地图，是洛奇先生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画的。

在他们住过的那间屋子的墙上，用中国墨写着：

“巴夏礼。

洛奇。

九月二十九日押来此处，今日为十月七日——此为八日。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与锡克兵一名、法国人二名同囚于刑部狱中。”

巴夏礼先生告诉我们，这段话是洛奇先生写下作为纪念的，写的时候是十月七日，那时情势已开始显得十分不妙。然而到八日下午，他们就获释了。

五月七日。夜里下了一场大雨，随之天气凉爽宜人；上午九点温度计降到了华氏五十七度，而昨天同一时刻是七十一度。因为下雨，在院里干活的木匠和泥瓦匠今天都没有来上工。我从博学的席五爷那里得知，北京的工匠一般有个习惯，要趁一年里头几场雨，放一回一年一度的假。我还从他那里得知，他们每十四天才吃一回肉。吃的是猪肉，每逢这种时候，就以面食代替米饭。昨天尼尔中校和这位“小老爷”核对当天工程上的开销，有一项他译作“二百斤羊羔”，尼尔中校琢磨了好一阵，不知他指的是什么。最后才弄明白，他说的是石灰。说到这种东西，席五爷今天告诉我，眼下石灰很难买到；因为专门从山里驮运石灰的骆驼，都被官府征去“捉乱党”了——这是他的说法；换句话说，是去驮运胜保大军的辎重和军需，这支军队刚刚开赴山东，协助僧格林沁。

我沿着内城南面城墙走了一段，从前门一直走到漕河从城墙下穿过的地方；我的目的是要弄清楚，从这里进城是否行得通，比起原先打算的轰开城墙来，可行到什么程度。漕河从城墙下穿过之处，河道可容九到十人并排行走，而那里只有两道木栅门护着，栅门由木条构成，木条之间相隔约三英寸。木条外包着铁皮，但一门野战炮打上几发，整个栅门就会塌下来，一个团的兵力便可一拥而入。这一切，攻城一方几乎可以不冒任何危险，因为上面的女墙很快就能扫清，城头的马道也就守不住了。此外，用来轰毁水门栅栏的炮，可以放下到河道里，临时在上面搭几块木板，盖上一层土，筑成一个掩体，就能挡住从上面打下来的炮火。我发现，北面城墙上也有一个类似的入口，离当初准备以浩大工程轰开城墙之处不远；那段城墙顶上厚近六十英尺，越往下越厚。

从前门瓮城的门洞出去，城墙底下紧挨着有一小片关厢。今天我从那里出去时，看见一条小路上横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我察看了一下，发现他已气息将绝。大约一刻钟后我回来时，他已经死了。他的尸体横在大街上，似乎连人注意都没有引起。人们来来往往，对它就像对一只死猫一样不理不睬。这景象似乎丝毫没有引起过往行人的兴趣——正如他垂死之际，也没有唤起他们的一点怜悯。像这样死在街头的乞丐，尸体就停在断气的地方，直到本地段的地保来把它移走。百姓之所以不愿过问死在街头的流民，原因之一是，依照律例，谁若是插手，谁就要负担殓葬的费用。

我在城墙下散步时，碰见好几个中国人趁天气转凉出来遛鸟。我还看见一些人在放鹰；他们的办法是这样的：鹰戴着头罩，停在左手上，一只脚上拴着一根细绳，绳子其余部分缠在一个轻便的木轴上，木轴藏在左臂袖子里，随时可以抖出来。缠着的绳子约有二十五码长。一有鸟从近处飞过，便摘去头罩，鹰直扑过去，把那卷绳子也带走了，绳子随着它的飞行一路放开；万一它没能一下抓住那只鸟，在绳子放尽之前，它自己就又被收回来了。他们往木轴上缠绳子，不是从拴鹰脚的另一头缠起，而是从紧挨鹰脚的那一段缠起，同我们在类似情况下的做法恰好相反。除了今天出来放鹰的人，我还看见几个猎手拿着弩四处走动，弩射的是泥丸。他们用这种弩打鸟，手法相当娴熟。

雨若是接着下，街道很快就会十分泥泞；就是现在，人们也得在高起的人行道上找干净的落脚处，那里的地面没有被车轮轧烂。几天前我曾注意到，如今太阳晒得厉害了，带篷的车子加了一块布幔，一直伸到车辕上方，我当时以为是为了给骡马和车夫（车夫总是坐在车辕上）遮阳挡雨。可是今天我看到，这些遮篷上盖了油皮，那样安排是为了给牲口和车夫挡雨。所以上月二十三日提到的那种布幔，只不过是遮阳的。除了遮篷上盖油皮之外，车子原有的篷子上也同样加了一层，使车子完全不透水。

我们初到北京时，各条大街上的沟渠似乎都是刚刚掀开的，至今仍未盖上；要不是这里的居民夜里出门个个都打着灯笼，就很难不掉进沟里去。这些沟渠修得很规整，上面盖着厚重的石板。它们现在之所以敞着，似乎是因为冬天会冻住，每年春天都必须在夏季大雨来临之前把它们清理干净。

今天下午我遇见几个朝鲜人，他们属于最近来到的贡使团，是给中国皇帝送年贡来的。他们的衣着相貌，与其说像中国人，不如说更像日本人；事实上，他们似乎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把辫子在头顶上挽成一个髻，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剃去前额的头发。他们还戴着一种样子古怪的帽子，是用黑色马鬃编成的。他们穿着白衣，看来是一个安静而勤快的民族。

五月八日。夜里又下了些雨，但早晨天气晴朗宜人。我趁着好天气去参观观象台，观象台位于城东南角与东面南门之间。这一带的居民显然还不习惯洋人出现，因为我这次露面，比三月三十日我路过此地时引起了更大的好奇。而且这次我是步行，更便于他们满足这份好奇，到后来也更便于他们来滋扰。

我没遇到多少麻烦就到了观象台。观象台建在城墙内侧，虽是城墙建筑的一部分，却与城墙隔开，另有入口，从后面登上去。观象台与城墙之间并不相通，观象台比城墙要高出几英尺。通往观象台的台阶，是从一片形似庙宇的房屋的院子里上去的，这片房屋也是观象台的一部分，就在观测台的正后方。院子里有两套非常精美的天文圆环仪器，一套是星盘，一套是浑仪，都安放在铸造精美的青铜座架上，座架铸成四条龙，每条龙单腿站立，尾巴盘在腿上，用前爪托住天文仪器（仪器也是厚重的青铜铸成的）。登台处有一个小小的守卫房，当值的兵丁让我上去了。到了台顶，我看见一个人抱着孩子在那里走来走去。他住在台上的一间小屋里，职责是看管这些仪器。我惊讶地看到，一切都保养得这样好，清清楚楚地显示出保存这些仪器的人是下了相当功夫的；这些仪器在同类之中，是极其漂亮的。仪器共有八件，安放在一个石台上，石台环绕着台顶的内侧和两边，四周围着沉重的铁栏杆。有一架天球仪体积很大，直径七英尺。它也是青铜的，球面上用镀金的星点凸铸出各个星座。据信这是一位名叫南怀仁的荷兰耶稣会士制造的。其余的仪器是浑仪、三角测量仪、一架观测中天的仪器，以及两架大象限仪。

从观象台上望出去，景色非常好，空气清朗，没有尘土，这在北京是少有的，只有雨后才会如此。整座城仿佛就躺在我的脚下；远处的城界由一座座城门标出，看得清清楚楚。城区本身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单调——一大片屋顶，中间夹杂着树木。远处，皇宫鲜亮的黄色屋顶、附近一座喇嘛庙的屋顶，还有那座人造的山，打破了这片景色的单调。

离开观象台时，我发现外面已经聚了相当多的人，其中的孩子们跟在我身后，一路叫嚷，用不中听的话骂我。不一会儿，他们开始扔石头，一块打中了我的头，另一块几乎同时打中了我的胯。我一转身面向人群，扔石头和叫嚷就都停了，可我一往前走，便又开始了。我看不出有哪个大人参与其中或是在怂恿，可同时他们也不出力制止，只是作壁上观。不过有一个例外，一位下层百姓中较为体面的人，看上去很正派，他出了不少力来制止这些孩子的胡闹。他一直陪在我身边，指点我走哪几条胡同最能尽快离开这片乱哄哄的地方，还领着我走了一段该走的路。我回到公使馆后，卜鲁斯先生便写了一份照会，将上述地段的情形知照恭亲王。

五月九日。已故布拉巴宗上尉的父亲敦请女王陛下政府追查他儿子的下落，因此卜鲁斯先生不得不把这件事查得相当详细。私下许诺了一百元的赏金，结果那个最初把德吕克神父和布拉巴宗上尉的遭遇告诉孟主教的人出面了。我在四月二十九日曾提到，孟托邦将军派此人带着几名法国兵去寻找他们的遗骸。他们找到了，遗骸包括一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的头颅，几根还连着皮肉的骨头，一片神父的法衣，还有一截带红条纹的蓝呢裤腿。说来奇怪，由于某种疏忽，这个消息似乎一直没有正式通报，否则此事本可毫无疑问地定案。此人并没有亲眼看见他们被斩首，但他听到了下达的命令，后来又找到了一个亲眼看见行刑的人。这两个人昨晚来到公使馆，同巴夏礼先生和威妥玛先生谈了很久。下面就是他们二人所述的大概，这两名俘虏的下场，大约能知道的也就尽在于此了。

这两人都是胜保部下的兵，一八六〇年九月十八日随大队人马开拔，二十日在八里桥附近布阵。两天前，他们看见约三十名洋人俘虏，前面打着一面白旗，被押往北京。九月二十一日，八里桥之战打响，开战不久，胜保的坐骑就被一颗炮弹炸死了。他立即换了一匹马，刚骑上去，脸上又被另一颗炮弹的弹片打成重伤。人们把他从地上扶起来时，他下令全军撤退，并把俘虏处死。有人请他下一道书面的处决命令。他回答说，眼下他没法写，但必须照他的口头命令执行，书面命令以后再补。其中一名兵丁对这件事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另一名兵丁，处决令到达时，正在离八里桥约两英里的一座小庙里。他看见两名俘虏被带出来，按着跪下，由看押他们的兵丁把头砍了下来。此人是基督徒，北京陷落以后，他去见传教的孟主教，把他看到的情形告诉了他。主教把他送到孟托邦将军那里，他奉将军之命，带着法国兵到了那个地方，找回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遗骸。那颗头颅究竟是德吕克神父的还是布拉巴宗上尉的，已无法断定。它是在一个洞里找到的，被塞在里面。另一颗头颅下落如何，已无从知晓。交给法国人的遗骸，很可能被认作德吕克神父的而照此安葬了，因此，由于只找到一颗头颅，关于那名英国俘虏的遗骸，就没有任何正式通报。

鉴于种种情形，巴夏礼先生和威妥玛先生决定，在起草备忘录交卜鲁斯先生寄回国内之前，先同这两名兵丁一道骑马到现场去看看。他们今天早晨动身，发现那地方是一座小庙，大约在北京和通州之间的中途，正如兵丁所说，离八里桥六里（两英里）。他们仔细察看了那人指认为行刑处的地面，发现几块掺着毛发的泥土，还有一段黑色的饰带，式样同参谋军官们在香港定做的行军外套上所缀的一样。地上还找到一些人骨。他们回来以后，巴夏礼先生和威妥玛先生请我察看这些遗物。那毛发是人的毛发，颜色与布拉巴宗上尉的相同；他是炮兵副助理军需总监，远征期间我对他的模样很熟悉。那些骨头年头已久，不可能是两人之中任何一个的。那泥土散发出一股恶臭，好像曾被腐烂的有机物浸透过，或者与之接触过一段时间。关于布拉巴宗上尉的下落，如果说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段饰带也就是佐证了。

住在那附近的一个村民还告诉他们，九月二十一日他从这一带逃走，两天后回来，路过那座庙时，看见两个洋人躺在那里，已没了头。他们穿着深色衣服。头不见了，但尸身并未被肢解。此人的证词驳斥了一种流传的说法，说他们是被兵丁乱刀砍碎的。后来尸身所受的残损，是狗造成的；成群的狗被赶出了家门，四处游荡，饿得发慌。

一百元赏金已付给这两名兵丁，由他们平分。他们对这笔赏钱感激不尽。这笔钱最终将由布拉巴宗上尉的父亲偿还。

五月十日。夜里下了大雨，白天雨势减弱，但一直未停。这场雨会让附近的百姓心里高兴，因为田野已经开始显得相当干枯了。现在粮价会跌下来，因为对收成的信心将得以恢复。

今天遇见一个戴着枷走来走去的人，让我想到中国人性格中又一处与我们相反的地方。我们从前惩罚轻罪犯人，是让他们坐着，双脚锁在足枷里——中国人则让同类的犯人头戴枷锁走来走去；枷套在脖子上的样子，同足枷套在脚踝上的样子一模一样。

给公使馆供应马料的包商今天上午来说，他眼下没法按常例送料了，因为他的车和两头骡子被官府征去当差，编入一支正在起运军火和粮秣给僧格林沁的车队。包商报告这件事，是指望着断了马料会给公使馆带来不便，使馆便会出面向地方官说情，把车和骡子放回来——这个指望果然实现了；因为向地方官一提，他这一回就免征了那辆车和那两头骡子。

据说僧格林沁已退到离天津约三十英里的太州城附近。太州是个颇为紧要的地方，僧格林沁正设法掩护它。乱党则知道，因为我们驻在天津，到天津附近去也是无用，便设法向西迂回，包抄他的侧翼；胜保南下，正是为了遏止他们往那个方向推进。

今天吉布森先生同几个体面的店铺掌柜谈起皇城里宫殿的情形。他们说，皇上本人所住的那一部分十分整齐，但大部分宫殿都凌乱失修，因为皇上每年只在那里住两个月，其余十个月都住在圆明园。照这些人所说，联军在圆明园发现的财物，很大一部分似乎是北京的王公贵族的，他们以为万一京城遭到攻击，东西放在那里要比放在城里安全，所以送了过去。北京城里只有与皇家有关的建筑和喇嘛庙才用黄瓦顶。在华北这一带，喇嘛教的僧人享有很大的特权，据说其中一项是有权同皇帝握手。

今天我到营造包商那里打听木匠和泥瓦匠下雨天不干活的缘故，他说，有好几个原因凑在一起，才成了定例，其中有的关乎工匠，有的关乎东家。头一条是工匠们自己不愿冒雨干活，因为那样会糟蹋衣裳，还会得风湿病。关乎东家的原因则是，雨天工匠干一天活效率很差，再说材料淋过雨以后也不宜施工。在室内干活的人就不同了；这个规矩只适用于那些干活必须露天的人。

五月十一日。今天上午，我穿过一条从肃王府通往法国公使馆后面的窄胡同时，注意到附近的女人们都出来了，正在观看一件不寻常的事。在胡同里再往前走一点，我看到许多脚夫挑着家具，诸如桌子、椅子、条案、梳妆镜、花瓶、烛台等等；每个脚夫都戴着一顶圆锥形的毡帽，帽顶上插着一根红翎。我打听到，这些是送往一位正在办喜事的小姐家里的嫁妆。她还没有离开娘家。大红呢子轿停在门口，一班吹鼓手在吹奏应景的曲子。房子周围聚着不少人，穿着鲜艳的女客和男客来来往往。房前的院子里搭了一座席棚，想来是为了办喜筵的。

今天威妥玛先生就本月八日观象台附近的暴民滋事一事，与恭亲王及其同僚会晤。他们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说这是百姓不懂事所致，并说将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滋事再度发生。会晤中间，有人送进一份文书请亲王签押，威妥玛先生注意到，亲王签押时用的，就是去年十月他签订条约时用的那个繁复的花押，便问他这是不是他名字的字。亲王略一迟疑，然后十分谦逊地把它写了出来，表明这是由三个字合成的一个字，意思是“无私”。接着他笑道：“这个字给全权大臣用，好不好？”亲王的名字叫奕訢；恭是他的封号，意思是“深深的敬重”；就像“怡亲王”的意思是“公正之王”一样。皇上的名字叫奕詝。咸丰是他所采用的年号，意思是“普遍丰足”；之所以选定这个年号，是希望它能带来吉祥，因为他父亲道光在位时曾闹过饥荒。

消息传来，法国运兵轮船“卢瓦尔号”已到大沽。它是从上海开来的，要把一部分法军从天津运走。夏天期间，天津只留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其余部队将调往交趾支那。

五月十二日。我在本月十日提到的那件事，即有人到公使馆来说，他的车和骡子被征去当差，所以没法履行供应马料的约定，恰好从实际上说明了中国人为何反对让外国人享有他们自己的管辖权，原因之一就是，这往往会大大削弱朝廷在其臣民眼中的威信。在这件事上，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车被临时征用以应公差，去向外国人诉说，而外国人又因为此人时常受他们雇用，便施加他们的影响力，于是官员就放弃了官府对那辆车的征用。现在看来，此事并没有发过任何正式公文，卜鲁斯先生对此也一无所知。经手的只不过是通事给地方官捎了一个口信，叫他把车和骡子交还——在我看来，这完全是越权行事。今天我又听说了一件事，也是借所谓外国人的认可，来掩护一件在北京按律属于违章的行为。原来这里有一条规定，房屋除非真的倒塌了，否则不准拆了重建。修缮不论规模大小都是准许的，但不准存心把旧房拆掉。有个中国人住在离天主教传教会不远的地方，最近把自家房子拆了，开始重建。官府为他违章而责问他时，他说他已得到了传教士的许可，其实传教士对他的产业根本无权过问。官府听了这话，便不愿再加干预，任由工程继续进行。然而过了不久，有个信基督教的中国人恰好路过，他认识此人，便问这位朋友是怎么逃过律例的，那人把同样的话对他说了一遍，他转而又把这话告诉了传教士。传教士立即写信给地方官府，说这纯属捏造，他们对此人一无所知，即便认识，也绝不会想到去准许这种事。知县随即严办此人，他现在正因行骗在狱中受罚。洋人在中国，不论在哪里落脚，似乎随之而来的就是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官府征用马料贩子车辆一事，只不过是一个温和的例子罢了。

昨晚从华南来了一班邮件，带来的消息中，有译员福礼斯先生的一封来函，传来一个令人满意的消息：一伙与南京太平军勾结已有一段时间的欧洲亡命之徒已被解散，其中还有几名从女王陛下舰船上开小差的逃兵。事情经过如下：

女王陛下“半人马号”舰的阿普林上尉，奉何伯提督的指示，要求太平军交出他们所雇用的全部英国臣民，便派福礼斯先生去见南京当局，也就是驻在那里的太平军首领，要他们立即照办；双方议定，由阿普林上尉派人到苏州去领人，据说这些人当时就在苏州。对方答应派人护送，还答应给那里的官员下达相应的命令，把所有洋人召集到他面前列队，他要哪些人，就把哪些人交给他。然而后来偶然发现，就在太平军作这些安排、准备在苏州交人的时候，阿普林上尉要找的那些人，其实就住在南京城外。这件事他们一直小心隐瞒着，显然是打算趁我们在苏州搜寻的时候，把这些人送走；他们曾一再保证，绝无招募洋人入伍之事，也不知道有任何洋人受雇替他们打仗；还说，倘若真有此事，那也必定是在苏州。

根据所得关于这些人上月十八日确实就在南京的情报，阿普林上尉要求把太平军中服役的洋人全部集中到一所大房子里，凡被认为是英国臣民的，一律交给“半人马号”派来的一支武装小队。此事照办了，二十六人被当着一名太平军高级官员的面交给了阿普林上尉，其中五人是皇家海军的逃兵。这些人是在南京太平军行伍中服役的一百零四名各国洋人中的一部分。

阿普林上尉在此事中所采取的措施，导致了这支当地洋人队伍的解散；太平军担心其余那些人所属的国家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把他们带走，便决定立即把全部雇佣兵送往上海，并已向各首领下令，停止招募洋人。

据描述，这伙亡命之徒的境况很惨，拿不到饷银，但米饭和烧酒管够。他们走到哪里都准许抢掠，对奸淫抢劫之类的罪行毫不讳言；还暗示说，更黑暗的勾当也并不少见。他们大多参加过在离上海约四十英里的松江附近的一场战斗，他们的头目，一个名叫萨维奇的人，在那一仗中受了伤，还死了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名叫皮科克的美国人，眼下在苏州，是整伙人的首领，在太平军中地位很高。据说他在管束手下人时握有生杀之权。南京队伍中的一个英国人最近被一个意大利人杀死，尸体被扔进了护城河。这伙人说，他们正要开赴汉口，但不知道归哪一位太平军将领统辖。阿普林上尉抓获的那些人，已由“弹跳号”炮艇送往上海，交当地英国领事审判。

今天我在法国公使馆遇见了普鲁士远征队的博物学家海涅先生。他是入了美国籍的，一八五二年随佩里准将的远征队来过中国。他来北京已有两天，正设法安排经西伯利亚回国；这条路线是他奉命完成的博物考察的一部分。眼下与他同行的有两个美国人，还有一个在英国传教会里任职的荷兰人。他们没有正式许可就来到了北京，中国政府——也就是专门办理洋务的那个部门——非常恼火，已表示要认真考虑采取断然措施，把他们打发走，只是在确知他们与英国人或法国人并无关系之前，还有些迟疑。另据说，这一行人中有人在他们寄住的外城一家客栈里行为不检。海涅先生本人却是一位明白事理、品格出众的人，丝毫不像是会惹人抱怨的。

五月十三日。今天早晨，海涅先生和他同伴中的两人正准备返回天津；因为已有人暗示，他们若是在京城久留，中国政府将采取积极步骤，促其离去。然而这一行的第四个人，一位荷兰籍的克鲁赫先生，受雇于一个英国传教会，他是凭着在上海领到的一张荷兰护照随海涅先生来的，而这张护照对他毫无用处。不过他以自己与英国传教会的关系为由，要求留在北京；今天上午他与威妥玛先生会面时，极力要求准他留下，不管中国政府愿意不愿意。有人向他指出，在目前，新教教徒不论什么人在北京定居，都是极不适宜的，而且实际上很可能损害新教信仰在中国这一带的前途，除非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看法先得到澄清：他们以为太平军所奉的教义，就是将在这里传布的那种信仰的组成部分。之所以有这种看法，自然是因为华南有些新教传教士很不慎重，把自己的名字同太平军的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来，不论在当地中国官员眼中，还是在国内公众眼中，他们都起了给太平军所奉教义披上基督教外衣的作用；他们似乎是被太平军在告示和公开文告中所采用的一套传教士腔调迷惑了，而实际上太平军的宗教活动是亵渎神明、污秽不堪的。克鲁赫先生爽快地承认，太平军比起他们早期的样子，已经可悲地倒退了，但仍坚持自己的主张，理由是天主教传教会眼下就设在北京。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仔细一看，就显然并非如此；天主教传教会在北京已有两百年之久，而且它现在在这里，名义上并不是为了劝人入教，而是为了照料城里五千名世代相传的基督徒会众的灵性需要。除此以外，中国的体面阶层对他们所谓的“法国教”，并不像对英国的那样不以为然；因为法国教从未被人等同于太平军所奉的宗教——恰恰相反，法国人一直是太平军运动的坚定反对者；而在这种反对中，天主教传教士出力甚多。因此，已通知克鲁赫先生，他既未经合法许可来到北京，就必须返回天津；在英国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交往才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以新教传教士的身份留在北京，无论从宗教上还是从外交上看，都是不适宜的。同时已照会总理衙门，说明上述几个外人，没有一个得到过英方准许他们留居京城的凭证。

中午，总理衙门派了一名官员到公使馆来，要向我确切了解本月八日扔石头那件事发生在城里哪个地段。他作了必要的询问，由威妥玛先生替我翻译，之后说他这就到那地方去，然后便会采取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

当天稍晚，威妥玛先生去拜会总理衙门的几位大臣，交谈中把南京方面拿获太平军所雇洋人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都很高兴，恳切地要求就此发一份正式照会。威妥玛先生说他以为这没有必要，文祥答道：“啊，可你不知道我们要拿它做什么用。”接着他笑了，坦率地说，他们想把照会转送热河，好让皇上看到英国公使所提供的原样——言下之意是，皇上对于由他们自己转述的说法，接受时也许心存保留。

威妥玛先生在总理衙门的时候，那位奉派查办扔石头一事的官员回来了，向各位大臣禀报。他是京城步军统领衙门的一名骁骑校，察看过那一带地方之后，认出那是个出了名容易滋事的地段。将立即采取适当步骤，防止洋人再受侮辱。说到总理衙门的几位大臣，我不妨在这里提一件事：前些天，巴夏礼先生同他们友好交谈时，开玩笑似的提到他从前与刑部的那段渊源。然而他们全都沉下了脸，马上请他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显然，拿这样严重的事开玩笑是不合“道理”的。

整夜刮着相当大的风，白天风势转猛，成了一场狂风，卷起漫天尘土，一时间天色都有些昏暗了。风刮得那样猛，似乎在公使馆里干活的工匠中间也引起了不同寻常的注意。

五月十四日。吉布森先生这一两天一直在通州，等候卜鲁斯先生从上海运来的一些物件，今天下午回来了；他从通州走水路，一直坐到外城东便门。他说，总的来说，这是往来两城之间一种非常惬意的走法。沿途风景颇为秀丽，河岸上草木茂盛。一路都有流水，但有些地方河道太浅，行旅必须换船。他这一趟就换了三次。全程船钱只要三百京钱，还不到两先令。这条河看来其实就是白河的源头，经过拓宽，修成了一种运河的样子。它发源于山中，一部分环绕北京城墙流过，成为那里的护城水道。

第6章

六、恒祺来访——外城失火——圆明园护军营——胜保论兵——其「耀武扬威」——考棚——官仓——同行相忌——有人自恰克图来——多病之季——大沽的休战白旗——外国公使被指经商——大雨之后——庆祝女王寿辰——北京人对太平军与本朝的看法——直隶一省对英国人的误解，直到晚近——人性中较为细腻的情感，中国人并不缺少——一辆英国马车——引起的好奇——遛鸟遛狗——广东官府革新茶务——天花与种痘现状——卜鲁斯先生过问使馆经商之说——恭亲王对外国人的看法——花会——北京人谈论英国人及其习俗——俄国向北京派驻公使——读书人不以与狗嬉戏为然——言语中不必要的叠词——蔬菜供应——热河生意兴起，人们开始担心朝廷会迁都于此

五月十五日。今天上午恒祺来访，给我看他脸上的疮。疮已好了许多，若不是他时时伸手去摸，想知道换了疗法之后好到了什么地步，这时早该痊愈了。他来的时候，我恰好把一盒「战地手术器械」摆在外面，他看了一番，听说其中几件是作什么用的，似乎颇为骇然。

昨夜外城起了火，看上去火势很大。天空照得通明，我们从园中一座小小的塔式凉亭望去，只见隔开内外两城的城墙垛口上挤满了兵丁，都在看火，大约也在戒备，怕有人趁乱作乱，因为这种时候照例是有人借机滋事的。那一片喧嚷，仿佛全城都造了反：呼喊声、锣鼓声，加上水龙压水的声响，闹得人心惊。可是今天早上听说，烧毁的不过三间房子，水会很快就把火扑灭了。

五月十六日。今天的京报刊出文祥、胜保联衔上给皇上的一道奏折，说的是圆明园护军营，提出一个整顿的办法。这个营原是守卫御园的禁军，圆明园被毁以后便彻底溃散，无人统辖，营中兵丁如今生计十分窘迫，已到了非设法安置不可的时候。

胜保今天回到城外的营里去了。原来他在热河觐见皇上之后，立即表示遵旨，向贼匪所在的方向进兵；可是遵旨之后，走多远、在外面待多久，他便自作主张了。于是他向乡间行军二三十英里，扎营住了一两天，便断定京师的安危更需要他这支兵马去保护，不必南下去援应僧格林沁了。

前几天我听美里登男爵说，入冬之初他曾在北京小住，在孟振生主教那里遇见胜保，同他长谈过一回。据他描述，胜保身材高大丰满，才智过人，极有见识。他谈起上一场战事，说话很坦白，说如今他已完全明白，我们的炮火远胜于他们，要在战场上同我们较量，实属愚蠢。他说八里桥一战，他的军队状况相当不坏，「兵士的心是很好的」，有一阵他以为颇有取胜的希望，直到联军的炮队上来，那威力之猛、令人丧气之甚，把取胜的希望全都打碎了；再加上他本人负了伤，只好下令即刻撤退。他伤得很重，下颌骨被打碎，入冬后陆续取出好几块碎骨，有好些时候头上一直缠着绷带出门。据说伤后容貌颇为损毁。中国人对他这位军人评价很高；总的说来，他也算得一员常胜之将；又据说他对近代兵法颇有心得，以至于在叙述自己的战绩时，十分瞧不起拘泥事实的做法。过去这一冬，他一直忙着追缴联军到来、局面大乱之际附近村民从圆明园抢去的财物。即便到了现在，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中国人拿这类东西到公使馆来卖，这些东西他们是不敢拿到外面去露面的。

原注：关于胜保的这几句话写成之后，我见威妥玛先生正在翻译这位显赫官员所作的一首咏太平军之乱的诗。顺便说一句，他的名字，汉学家转写作“松保”。

五月十七日。昨夜胜保以扰得我们大半夜不得安睡的方式，宣告他回了营：先是野炮依次鸣放致礼，接着是鸟枪齐射，再接着是各自乱放，构成了天朝官样文字中所谓的「耀武扬威」。几乎每夜都要这样示威一番，所耗的火药想必是很可观的。

今天下午，威妥玛先生约我陪他到观象台去，看看官府出面干预之后，附近居民的举动有无改变。我们发现，大体说来，若是任其发展，他们仍颇有滋扰的意思；不过我们离开观象台地界时，那股劲头刚要起来，便有一名巡街的兵丁从堆子里出来，立刻把它压了下去，同时还陪我们走出一段路，表明上面已有命令，不许再有人们所控告的那种举动。

观象台近旁有一大片房屋，盖得格外整齐，是一排一排狭窄的小屋，一排紧挨着一排。这些成排的小屋建在一个方形场院的四面，场院后面是一座大衙门。场院正中有一座圆形的塔楼，比屋顶略高一些。这地方就是乡试的「贡院」，正中的塔楼是点名的所在。

观象台正下方，城墙外面，有好几排官仓。十四日记里提到的那条连通北京和通州的水路，就在城墙这一段外面流过。因为它有一部分是运河，所以叫作闸河，也就是「有闸之河」。

我们正走过一条窄街，一个衣着体面的年轻人迎面遇见一位老者，忽然单膝跪下；那老者从衣着上看，景况似乎不如他宽裕。两人一句话也没说，年轻人只是屈了屈膝，就走过去了。老者照常例还礼，双手抱拳，朝他晃了几晃。这是此地的一种习俗：晚辈遇见本族长辈，不论对方身份如何，都要在经过时向他恭敬行礼；所以这里没有对穷亲戚「装作不认识」的事，而这种古怪行径，在西方文明中却并不少见。

五月十八日。今天刮起了猛烈的沙尘暴。到中午，天色昏暗得必须点蜡烛。傍晚天放晴了，还落了些雨。彩画匠的头目立刻抓住尘土暂时被压下去的机会，把手下所有画匠集中起来，给正在重新彩绘的那座正房的柱子和红色部分刷最后一道朱红。因为尘土大，他已有好几天不敢动手。雨一下，仿佛变戏法一般，整座房屋的正面顷刻间爬满了画匠，个个手臂染得通红，因为到了这一步，颜色是用手抹上去的。如今那正面真是富丽堂皇，人人都赞叹图样之雅致，也赞叹施工之精细周到，简直细致到了一丝不苟、近乎自苦的地步。若把这样一队画匠带到英国去装饰剧院和游乐场所，再借助我们更高明的照明手段，效果一定十分惊人。只是他们那样多种多样的鲜艳颜料，我们恐怕未必办得到。

下午我同温德姆先生出去，他在一处地方画了一幅宫后那座假山的写生。那山叫作金山，意思是「金色的山」。他周围聚了一大群人，却都小心翼翼，绝不妨碍他，只是极感兴趣地看着他的铅笔移动。

五月十九日。昨天傍晚，一名皇家工兵的下士向我们表示，他不喜欢在北京的这份差事，希望回天津归队。他在这里干了几个星期，负责使馆里正在进行的修缮工程。看来他觉得自己在本行上几次受了怠慢，因为人们宁取中国木匠的眼光，而不取他的。其实是这位下士有些嫉妒：在许多原以为天朝人需要他来指教的事情上，他们却本领更高，见识更广。

今天在法国公使馆吃饭，遇见布特佐夫先生（读作「布措夫」），他是伊尔库茨克总督的外交秘书，前天从俄国边境城镇恰克图来到北京，路上走了十四天。

原注：俄语中以“奥夫”收尾的姓名，写法与读音并不相合，读来近于“夫”音。目前北京另有一位先生，是俄罗斯馆的一名俗人成员，名叫波波夫。

五月二十日。天气变得异常闷热，看样子要下雨。这个季节显然不利于健康，两个公使馆所属的外国人当中病倒的人不少。据说本地人中间今年生病的也格外多。

同巴夏礼先生谈起去年八月二十一日攻占大沽炮台时的一些情形，他说，那天他以为南岸炮台已经投降，三次举着休战白旗渡过白河，其实并非没有危险。第二次过去时，因为没有立即离开，险些遭到一座炮台里的人攻击，里面的人不承认炮台已经投降。第三次过河是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炮台里仍然满是兵丁，他不得不绕了一个大弯，才到得了大沽总督的衙门，他是奉命去见总督的。深夜他提着灯笼从那里回来，他本人和随行的人几乎挨了「巴夫斯」团一支分队的枪子，那支分队在这期间已占领了那座炮台。中国人撤出炮台之前，把炮都装上弹药，在火门上留下点着的慢火绳。这些炮隔一阵响一声，一艘炮艇上有两个人正在清除河口的障碍物，好让河道重新通航，就这样被炮打死了。

五月二十一日。今天下午巴夏礼先生在恒祺宅中同他谈话，恒祺把自己的一桩烦恼告诉他：外国公使的一举一动都有人严密监视，细枝末节都报到热河去了。尤其有一种说法，叫他很是恼火，他极想拿到一纸书面的辟谣，好呈给皇上。那说法是：英法两国公使正把大批货物堆进各自的住所，打算在北京做买卖。这个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英法两国公使馆有一部分家具什物，原先留在上海，要等夏天白河通航后再运，最近运到了通州，正要转往北京。于是一批又一批的箱笼包件运到通州，便得雇用相当多的车辆；而眼下正是一年中车辆各有正经用场的时节，临时要雇很难雇到，只好施加压力去征雇。再加上车夫们不知怎么被人「克扣」了车钱，只拿到应得的四分之一，于是他们到通州知州那里告状，说他们的车不但被违背意愿征用，而且车钱也没有照数给付。这张状子抄成两份递了上去，一份送总理衙门，一份送热河皇上那里。此外，知州还自己另写了一份禀帖，开列各位公使收到的物件数量，说如今各公使馆里「囤积货物甚多」，并凭空断定，这些货物是为在北京做买卖之用，与条约不合。看来这类传言已流行了一段时间，人们相当普遍地相信英国公使馆里在做买卖。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自从公使馆设立以来，时常有大批物件运到；再者，我们也总是把通商挂在嘴上，而我们名义上正是为了通商的利益才驻在北京的。恒祺毫不讳言地说，如果由他写信到热河去辟谣，说他确知我们并不经商，人家是不会相信的，所以他特别希望由我们自己来辟这个谣。

五月二十二日。夜里下了很大的雨，一连几个钟头不停。今天上午工匠一个也没有来。趁雨停的空当出门，我发现街上空无一人；有些低洼的地方积水很深，街上寥寥几辆走动的车，水几乎淹到车轴。到下午，城里的沟渠似乎畅通了，因为使馆门前那条大河沟（御河），直到这时一直是干涸的，到四点钟竟成了一条流水的小河。下雨时，它似乎充当了半座城的「大阴沟」，我注意到使馆附近有好几条大沟正把沟里的水滚滚地泻进河里。城西也有一条相应的河沟作为干渠，只是小一些。

五月二十三日。夜里又下了几阵大雨；可是今天天气好极了，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地面干得很快，工匠们都回来上工了。巴夏礼先生今天动身去天津，再从那里转赴广州，我军撤出广州时他要在场。

五月二十四日。今天是女王陛下的寿辰，卜鲁斯先生设宴款待法国公使馆诸人，这是在北京第一次庆祝女王寿辰。饭后，布尔布隆先生提议为女王陛下的健康干杯，措辞十分得体，说他能作为联军各国公使中第一个在北京荣幸地为英国女王陛下祝酒的人，深感欣慰。卜鲁斯先生也以同样的措辞回敬，提议为法国皇帝陛下的健康干杯。

白天威妥玛先生同恒祺会晤，恒祺希望我为他的一位朋友诊治。那是一位有名望的文官，急于戒掉鸦片烟，他以为西洋医生大概有什么药，内服之后可以解除对烟枪的瘾头，这瘾头一旦养成，是永远填不满的。

五月二十五日。今天从吉布森先生那里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消息，是关于北京那些体面的店东、商贩等人对于帝国现状的看法的。吉布森先生做通事，职务上常同这些人打交道，听到过他们的议论。他说，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谴责太平军，而且看得透彻，认为它不折不扣是一个抢掠和伤风败俗的大阴谋，只不过打着推行一种改良宗教的幌子。他们不认为太平军最终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中国所有体面的人都憎恶它、鄙视它，没有一个人加入，也没有一个人对它抱有丝毫同情；它决不是举国的叛乱，纯粹是一地的变乱，由一个自以为得了神灵感召的疯子煽动和主持，其教义说起来虽然有几分似是而非的动听，实际上却是淫秽、亵渎而又嗜血的。他们对叛军的看法固然如此，对本朝却也并不自称有什么爱戴，对它能否长久也没有信心。他们说，本朝曾经是好的，已经延续了二百年，可是它当年的美德和武功，已在奢靡淫逸之中消磨殆尽。他们虽然既不打算出力，也不打算出主意，去让别的朝代来取代它，却认为它的气数已到，恐怕终究要倒，因为它如今衰颓已极，很难再长久振作。他们说，这只是由于组成本朝的各种成分在道德上堕落了，并不是中国体面阶层想要一个新朝代；他们所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好的政府，而现在这个政府已渐渐不再是好政府了。就我个人来说，我对本朝的前途倒是看得乐观些，这种希望完全是基于一点：要找另一种适合中国民族特性的政体来取代它，是全然行不通的；本朝固然很坏，却比迄今为止人们提出来替代它的任何一种都强得多。

张先生是个很有教养的中国人，学问极好，从前在天津做过吉布森先生的先生，最近来到公使馆，仍旧当他的先生。如今他说起北方居民当初对英国人的那些荒唐想法，便开怀大笑。看来南方的官员一直让北方人对我们一无所知：他们不遗余力地歪曲我们的品行，似乎也同样歪曲了我们的形体，至少对北方人关于这方面的某些极其错误的印象，从来不肯费心去纠正。张先生确凿地说，在亲眼见到反证之前，他们一直相信我们在岸上走不好路，因为我们脚趾间有蹼，四肢没有关节；还相信我们在黑暗中看得最清楚。张先生是个有才能、有学问的人，他承认自己当初也抱有这些印象。广东的官府似乎有意把我们描绘成最坏不过的样子，以显示他们同我们打交道处境之难；把我们说成无法管束的野蛮人，便可以为他们制服我们的失败开脱，而在表面上似乎有所成功的时候，又可以夸大其成功；一句话，就是处处夸大他们地位的重要，让人觉得在帝国南方担当「夷务」这项艰险差使的人，肩上负着天大的责任。

原注：这些说法，同使团一名成员在上一次战事期间所记日记中的说法相互印证，那本日记在四月二十二日记中已经提到过。

今天下午威妥玛先生请我看一位姓崇的老人，他在威妥玛先生那里试做中文书办已有一两天了。原来他稍一慌乱，便会剧烈地神经发颤。他说自从去年秋天兵乱以来就一直如此。可怜的人，一谈起那时的事便情不能自已，痛哭流涕，因为那期间他失去了三个孩子：一个三岁的男孩，两个女儿，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七岁。他把他们的死归因于逃难，说我军向北京进逼时，到处一片混乱惊惶，他的孩子们给吓得魂不附体，就此憔悴而死。可见当时一般百姓都认为京城即将被攻破、遭到蹂躏，他们对僧格林沁及其军队在旷野上与「西洋蛮夷」交锋，是毫无信心的。崇老先生的头发如今已经全白了，他说去年还是乌黑的。他面相很有智慧，也很仁厚，整个神情让人觉得他是个感情极为敏锐的人。这种品性，我们迄今并不大愿意承认中国人天性中有多少；不过，这个看法随着阅历加广，也许会有所修正。

最近从上海运来的物件中，有卜鲁斯先生的一辆小马车，如今已收拾停当，今天下午他便驾车载布尔布隆夫人到观象台去，用两匹北京骡子代替了小马。威妥玛先生和我骑马随行。这辆车在男女老少中间引起的好奇，实在引人注目。远远望见车来，街上住得近的人便飞奔回去，告诉家里人外国车子来了，家里人又急急忙忙跑出来，好在车子经过时看上一眼。我没有看到任何无礼的举动，只有极度的好奇。

观象台上的景色，因为空中微有薄雾，不及我头一回去时那么好，但仍然很美。不过，随着季节推移，我渐渐体会到远征军几位军官最初向我描述的从城墙上所见的北京，确是实情：整座城仿佛是一大片绿树，只有几座高大的、纪念碑似的建筑耸出树梢，打破了那一片单调。我们离开观象台时，外面聚了一大群人，这一段城墙的兵丁维持秩序十分卖力，显然是奉了官府的指示。他们的努力很见成效，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五月二十六日。雨季既过，天气晴好，便可以看到许多居民带着鸟出来遛，也带着狗。我们遇见怀里抱着狗的人，表示想买，他们便显得有些惊慌，两臂交叉护住小狗，赶紧走开。其缘故是，军队占领城池期间，强夺他们的宠物狗成了一种风气。这种狗品种很特别，介于查理王猎犬与哈巴狗之间。说到我军占领期间强夺北京人私产的事，附近乡民被夺去作私用的车马有三百多辆，主要是用来往天津运送抢来的东西，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平白夺走了几百个穷人唯一的生计。那些车子本身后来也被卖掉了。

最近收到的公文中，有一件是驻广州领事罗伯逊先生寄来的，转来一件给中国政府的公文；这件公文是广州官府请他交由我们的邮路转递的。夷人在北京竟成了帝国南北两端之间通信的媒介，这是一个大变化，对「礼」和「道理」真是一桩惊人的革新。

五月二十八日。本月二十五日我给崇书办开了些补药，他说现在觉得好了一些。他试用期间表现令人满意，已被正式录用为汉文正使署的常任书办。今天我通过威妥玛先生同他长谈了一回天花的事。他似乎是个见闻非常广博的人，对这种病在中国这一带流行的情形知道得不少。据他说，最近两个月来北京天花流行得格外厉害，但只有孩子得病。今年这个季节不利于健康，人们归因于冬天雪少，以致「瘟气」占了上风。他又说，每年这个时候病人照例增多，人们归因于雨季来临之前每年一度的开沟。看来天花会周期性地大流行；一般观察到，这病在举行考试的年份流行最盛，因为考试时照例有约四万人拥进京城：应试的士子后面跟着一大批亲友，趁这机会来京师走走。自一八二〇年起，种牛痘之法（由广州传入）在居民中有限地施行，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种过痘。有一个时期，人们相信它有防护之效，因为种痘之法刚传入后，天花不像先前那么多了。可是近些年来，由于种过痘的人也常常染上天花，人们对它的信心已大为减弱。种牛痘之法源于小斯当东爵士把皮尔逊医生的著作译成了中文，中国人却隐去他的名字，当作自己的著作刊行了。在种牛痘传入之前，盛行的是一种粗陋的种痘法，就是把真天花的痘痂研成粉末，吹进孩子的鼻孔。这手术总是由医生来做，而且因为据说有防护之功，收费很高。如果崇书办说的不错，那么在中国这一带，天花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专属少年人的病。他说，十岁以下的孩子染病最多，十四岁以上的就不常见，二十岁以上的几乎没有。一家之中一人染上，一般会传遍全家。他说天花流行之盛，是某年以来所未有的。

人口拥入，以及随考试而来的拥挤，或许可以解释那几年天花增多的缘故；但说到这一点，崇书办说了一句很有见识的话：今年天花流行得异乎寻常，恐怕很难归咎于这个原因；因为今年虽是考试之年，但由于朝廷不在京、商务凋敝，以及近来时局所造成的种种其他原因，眼下京城里的人比往常同样情形下要少得多。这一事实，加上我亲眼观察到的其他一些情况，使我相信空气中存在着一种疫病性的体质，其特点是极易在有此素因的人身上引发化脓性疾病。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妨在这里提一件事，这是今天我随口说了几句怀疑种痘功效的话，因而有人告诉我的。一八五四年香港天花流行时，一位当地颇有名气的太太去种了牛痘；可是痘苗并没有照常发出来，却引发了最凶险的一种天花，竟致丧命。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婴儿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后果；这两起死亡事件，使香港公众对在天花流行期间种痘一事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从这类病例看来（我可以说，这种病例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在空气形成一种易发化脓性疾病的疫病体质时，若把痘苗种进一个当时正处于可称为「天花体质」的人身上，痘苗似乎就成了一种真正的催发之因。

下午威妥玛先生同恭亲王和文祥会晤。恭亲王似乎心绪不佳，不大愿意说话；文祥却兴致很好，谈锋甚健。他想了解国债的原理；问我们近来有没有关于太平军动向的消息；并直截了当地问，万一太平军进攻大沽，我们是否会防守。威妥玛先生解释说，太平军没有船，决不会有逼近我军驻守之地的危险。接着他又表示希望，不久之后他们自己就能在镇压这场变乱上有所决定性的作为，恭亲王听了顿时高兴起来，拍手称是。威妥玛先生找了个机会问文祥，恭亲王这样没精打采，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比如有了什么不好的政治消息。文祥却说政治上并无不妥，恭亲王心绪不佳，大概是家中的缘故，比如家里有人生病，叫他挂心。威妥玛先生似乎不相信这个解释，更倾向于认为恭亲王是为自己的责任担忧，而且不大喜欢他从卜鲁斯先生那里接到的几件照会的内容。其中一件说的是恒祺以半官方的方式提起的公使馆经商的传言，这件事在五月二十一日记中已经提到。卜鲁斯先生照会的口气相当严厉，表示希望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听到这件事。恭亲王说，恒祺谈这件事并没有得到授权。

今天同美里登男爵谈起文祥，他对文祥的才智和求知的热切大加称赞。几天前他在总理衙门同恭亲王及其同僚谈话时，开玩笑说：「那么，你们现在真的还认为我们是野蛮人吗？」恭亲王答道：「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不了解你们的真实品性，所以并没有什么定见；不过现在，我当然不这样认为了。」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同尼尔中校去买些花，好栽在他住处附带的一小块空地上。席五爷极力推荐这一天，因为是个节日，卖花的地方照例总有一场好花会。花会离梁公府约有二英里，他建议我们骑马去，他坐车陪我们。中午前后，这位「小个子」出现了，打扮得十分讲究，步行走在我们前头，一直走到使馆附近跨河沟的那座桥边。到了桥头，他往前走了几步，竖起两个手指，排在桥边的一溜车子中打头的那一辆便立刻驶了出来——这其实就是北京的一个车口。「小个子」上了这辆车，车子走得很快，我们只好以中等速度小跑着跟随，免得看不见它。

我们一直往北走，来到那条通往内城东面南门的大街。拐进这条街，大约走到街中间，在左手边来到一座庙，庙前立着中国人所谓的牌楼，也就是纪念性的牌坊，指示着入口。庙的正门前摆着大量用鸡毛扎成的掸子出售。席五爷领我们走进庙里的一座偏院，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正规的花卉展览，就陈列布置而论，放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失体面。花木栽在颜色不同、质地各异的盆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庙里的各个院落周围。据席五爷说，这些院子是借给花农陈列花木用的，那些花木是从城外的花圃运来的。

为说明有哪些花、价钱如何，不妨举个例子：尼尔中校买了两株红石榴、一株白石榴——约三英尺高——四盆天竺葵、四盆玫瑰、四盆西番莲，全都是盆栽的，

需要的还用秫秸扎成的架子整整齐齐地绑扎好。这些一共付了七万三千文钞票钱，眼下一万五千文合一元，所以是四元又一万三千文，约合英币二十先令。庙旁的一处院子里，另有一家花匠也在陈列花木，中校向他买了下列各种，价钱如下：

石竹四盆，钞票钱二万文

小石榴两盆，五千文

千日红两盆，一千文

黄花两盆，一千文

香花两盆，六千文

天竺葵两盆，一万文

白玫瑰两盆，二千文

除了上面提到的花以外，我还看到了金莲花、翠菊、紫罗兰、石竹和仙人掌。

这座庙所在的街，紧挨着大街，看上去一半是庙会，一半是集市。街上挤满了人，附近一座戏园里也是如此，看戏的人坐在摆着茶点的桌子前面，同欧洲如今越来越常见的那种歌舞咖啡馆的布置一模一样。人群中有许多体面人，手里拿着棍子，棍子头上站着鸟，走来走去。我也头一回看到有人遛鸽子；不过这种遛法有些消极，因为鸽子是装在一只口袋里的，只有头、脖子和尾巴露在外面。回家时我骑马沿一条大街的正中慢跑，马失了前蹄，我一头栽了下去，幸好落在土道上尘土厚的地方，减轻了摔跌的力道。过路的人立刻上前来帮忙，我丝毫没有看出他们有拿这件意外取笑的意思，而在我们那里，一般人照例是要取笑的。

五月三十日。吉布森先生今天讲了两天前他和新近来京充当通事的德格勒斯先生遇到的一件趣事。他们坐在使馆与皇城城墙之间的那座桥上，因为有两三个体面人停下来想同他们搭话，周围渐渐聚了一群人。他们很想听听众人会说些什么，便假装听不懂中国话。众人认出他们是英国人，不久就议论起英国人的品性来。虽然总的看法无疑是好的，其间却也说出了一些一针见血的实话。比如有一个人说：「他们这些人一点儿也不坏，就是太爱喝酒，还有喝醉的坏毛病。」接着另一个人讲起兵丁占据安定门时他的所见，说他们到处乱跑，哪里有酒就去哪里找，找到了便把嘴凑在器皿上一饮而尽。有一个人说：「他们爱酒，真是了不得。」谈到这里，吉布森先生做了个口渴的手势。人群中有一个喊道：「哎！给他们弄点儿酒来吧，怪可怜的。」一个老人正要去实行这番好意，好几个人立刻说：「不行，不行，他们的官长不许；他们喝了酒就管不住了。你不记得吗？安定门那个人卖酒给他们，被人查出来，送到县衙门，挨了四十大板。」这时，一个在不远处听着的乞丐走上前来，自告奋勇地讲他所知道的兵丁习性。看来他知道的不少，因为兵丁占据安定门的整个期间，他一直在那里伺候他们。他说他们清醒时是很好的，喝醉了就不然了，醉了便凶暴好斗。对于军官，他的评价毫无保留地是好的，众人大多也表示同意，认为他们完全比得上本国的官员，不，在好几个方面还要胜过。他们说，英国军官讲究衣着，有一副体面的气派。至于兵丁，他们说是些粗人，显然需要他们的官长严加看管。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谈着，对我们的态度十分友好，没有一句刻薄、放肆或冒犯的话。据说，当他们发现自己说的话全被听懂了的时候，那份惊愕，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窘迫，是很大的。那个乞丐尤其觉得自己处境尴尬，说他不知道两位老爷听得懂他的话，说得那样毫无顾忌，觉得在老爷们面前实在丢尽了脸面。谈话快结束时，人群中有一个人的妻子，家住桥边，走到门口喊她丈夫回家，别整天同外国人讲什么道理。

今天有消息传到北京，新任俄国公使巴卢扎克上校已偕夫人到达恰克图，正在来北京的途中。巴卢扎克上校生于匈牙利，在俄国任职已有一段时间。他是炮兵军官，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之围。去年伊格那提也夫将军出使北京，他作为武官随行，回到圣彼得堡以后，被任命为驻北京朝廷的常驻公使。

五月三十一日。昨晚高先生请吉布森先生和他的先生张先生到他屋里去，要给张先生看几份载有中国写生画的《伦敦新闻画报》。张先生一眼就认出了画的是什么，看得很有兴味。不料那条叫查理的狗恰好走进屋来，高先生便同它玩耍起来。张先生无法理解这种举动，惊讶地望着他；等到嬉闹越来越厉害，他便露出明显的厌恶神色。最后，高先生竟对着查理的耳朵学狗叫，张先生再也忍不住了，跳起身来，摘下眼镜，放进镜盒，走出了屋子，显然认为赞许这种行径，有失一位「先生」（意为「先生于我者」，是对教书人的尊称）的身份。今天上午他来找吉布森先生，打听昨晚那位举动在他看来如此出格的「年轻老爷」是什么品级、什么身份。听说他是武职，张先生便摆出一副这就全明白了的神气说：「哦，那么我想，你们的武官也同我们的一样，是没读过书的人，我们的武官一般都是好惹是生非、欺负百姓的一类人。」接着他又说，高先生对着查理的耳朵学狗叫时，查理咆哮起来，可见狗比人还懂道理，因为它表示了对他那番愚蠢举动的不满。高先生那番无伤大雅的消遣，显然给他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一夜的睡眠也不足以冲淡。

中国人有一种很显著的习惯，就是把同一个字眼翻来覆去地说，还一个传一个，今天就有一个例子。几个油漆匠和裱糊匠正在一间屋里干活，尼尔中校走进来，吩咐其中一人在墙上某一处糊上红纸。「红的」就是中国话里的红色，这个字眼便一个传一个地传了下去，只有一个人没有跟着说。中校看在眼里，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咦，这个人怎么不说『红的』呢？」他们立刻明白了这个玩笑，都开怀大笑。一般说来，他们对如今叫作「打趣」的那种讥讽很能领会，而且似乎很喜欢。

这个季节的蔬菜供应非常好。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青豌豆、扁豆、普通菜豆、芦笋、菠菜、胡萝卜、芜菁和土豆。还有葡萄、梨、苹果和核桃，看上去都是新鲜的，其实是去年夏天以某种极有效的方法保存下来的，因为鲜果的季节还没有到。据说北京的食物比几年前贵得多。比如面粉，价钱恰是五年前的两倍，现在每斤要三十个北京铜制钱（约合二便士；一斤约合英制一磅又四分之一）。

北京的店家说，热河那边生意兴起了不少，那地方的地位正在迅速提高；以至于人们开始非常怀疑当今皇上是否还会以北京为都城，因为圆明园被毁，使他失去了留居京城附近的唯一真正的诱因。圆明园遭到劫掠，随后又被焚毁，我一直觉得是极可惋惜的事；倘若现在人们认为并非不可能的事真的发生，由于朝廷无限期地离开北京可能引起的政治上以及国家上的种种困难，这些事情就可能成为比当初所能预见的更为不幸的事件。一方面，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初对圆明园采取的行动是欠考虑的，尤其因为劫掠圆明园的时候，关于俘虏遭受虐待和死亡的事实还一点也没有传出来，而后来焚毁圆明园正是作为对这些事的惩罚；另一方面，也很难不相信，倘若当时不拘泥于近代战争的常规，而是更多地按照敌人那种古老的军事特点来筹划行动，那么联军在九月二十一日击溃胜保的军队之后，便可以立即向圆明园进发，将它占领，并把交还俘虏作为赎回它的条件之一，这同两个星期以后劫掠它一样容易；而那场劫掠并没有带来什么实在的好处，倒是适得其反，法军作为这件事的主要执行者，一度陷入了完全失去纪律的混乱状态。

第7章

七、关于驾车的老礼——中国骑兵——军队的编制——普鲁士交涉——与日晒有关的一桩怪事——北京的日晷——多米诺骨牌——乔装的俄国人——八里桥货郎归来——会奏乐的鸽子——天津来客——「冰」字——手指体操——吉日——龙舟节——酷热与热病流行——照片——一场斗殴及其后果——菜市——中国基督徒——房屋的构造——八大处野餐——北京特有的钱制及其由来——京报及其编纂方式——中国的「红皮书」——八里桥货郎高升——龙舟节与百姓的兴奋——赫德先生与文祥的会晤——文祥论火绳枪——本朝与太平军——北京人的消遣——移栽小树之法——赫德先生与恭亲王的会晤——恭亲王因恒祺母病而对其表示体恤——恒祺之母去世——来公使馆的中国访客——冰箱——白河口的障碍物——恭亲王与英国诗歌——木匠工头——中国人的一个恶作剧——杨先生讲医道——与书办崇某的谈话——张某论向女子行礼——搭棚匠——女王陛下画像开箱——恒祺答谢唁帖

六月一日。卜鲁斯先生今日有事须见恭亲王，乘自家的马车前往总理衙门，威妥玛先生同行。威妥玛先生将他们所乘车辆的样式告知恭亲王及诸位同僚，文祥便走到门口，把马车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回来向恭亲王详详细细描述了一番。然而他们怎么也想不通的，是卜鲁斯先生竟亲自驾车——这简直是对老礼的冒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理解；事实上，面对一件与他们向来所认为可能的事情如此相悖的事，他们的头脑似乎根本拒绝去琢磨。

今晨有一队骑兵从梁公府前经过。兵士们带着刀，刀插在马鞍的鞍翼下面，这又是他们与我们相反的一处，不过倒相当合理，因为刀由马驮着，骑手便免去了它的分量，长途行军时想必是一桩好处，腰上省去了一份无谓的坠力。他们左手持弓，肩上斜挎着皮制箭囊，里面装着一簇箭。他们以右手执缰，这是可以料到的，因为我们用的是左手。不过要用刀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暂时改用左手执缰。他们的帽子上照例装饰着军人的标志，即两条松鼠尾巴。随行的有两名蓝顶子的官员。就一般的仪表和装备而论，他们不及我们在上一次战役首仗时于新河遇到的那些兵。他们显得更脏、更寒碜，大概是刚从远路赶到北京的缘故。看样子他们是去外城西南角投奔胜保的大营。

威妥玛先生在一八五一年五月号的《中国丛报》上发表过一篇详尽的文章，文中说，中国军队的供养在帝国的总支出中占着不小的一项；不论这支军队多么无用，其兵额册报多么不实，凡是在册的，国库每年都照数支给。接着他又写道：

「谈到中国的军队，首先要分清的是旗人与绿营。旗人可以说是篡位之家的武力；绿营则除偶有下级军官之外，全是汉人。

「旗人包括满洲、蒙古，以及汉军，即其国土遭入侵时背弃明朝的那些汉人的后裔。这三族各分八旗，如下，前三旗称为上三旗，后五旗称为下五旗：

一、镶黄。二、正黄。

三、正白。四、正红。

五、镶白。六、镶红。

七、正蓝。八、镶蓝。

「一、三、五、七为左翼，余为右翼。所有旗人的总管辖权，归于京师的都统衙门。都统共二十四员，即每族每旗各一员，一般与所统旗人同族，但不一定同一营或同一旗。他们的职权兼有民政与军务两种性质；但须记住，中国本部的旗人，以及几乎所有满人和某些蒙古人（容后再叙），虽多少都隶属于上述编制，却并非都服兵役；凡不服兵役、又不在旗务衙门充当文职者，除非属于上三旗，否则不领国家的钱粮。

首次叛降见于一六二一年的山东，在明朝覆亡之前二十三年。

「不属旗籍的中国军队称为绿营，即绿旗营伍，这个名称是为了与旗营相区别而给的。旗营在一五七五年一共只有四旗，纯属军事编制，每旗七千五百人；后来加倍，为示区别，在原来的纯色旗上加了镶边。一六四四年满人建立王朝之时，诸旗在北京原是按照一种玄妙的方位体系分布的，黄居中，红居南，白居西；北方本应为黑，但黑色不吉，便以蓝代之；东方因此空了出来，按体系本应是青，却毫无理由地派给了绿，并令本地军队以绿为旗。不过绿营在城中并无相应的驻地，城内全由旗人驻守：两黄旗驻在环绕皇帝禁苑的那片大围城以北，白旗在东，红旗在西，蓝旗在南；也就是说，左翼自北而南驻于东边，右翼驻于西边。

「每族每旗的俸饷衙门各由参领一员掌管，共二十四员；每员之下，满洲、汉军各设章京二员、骁骑校五员，蒙古旗则设骁骑校二员。他们既管发饷，又管粮秣，于十二月十五日及六月十五日将下半年的预算送交户部，另予五日宽限以便更正等事。饷银每月发放，初一、初二发铜钱，余数于初三、初四以白银发放。粮米按季发放，但各在不同的月份：两黄旗在每季第一个月领，两白旗和正红旗在第二个月领，两蓝旗和镶红旗在第三个月领。遇有闰月，另有加给。六品以下的旗员也给口粮，故其名字列入参领的册报之中；须注意的是，京师所有当兵的旗人，不论隶属哪一营，都由这个衙门发饷，而不由本营官员发放。

「马干账目，每一满洲、蒙古旗各由参领一员、章京二员经管，另有满洲骁骑校五员、蒙古骁骑校二员。钱款于每月初六由左翼支领，初七由右翼支领；粮草则在十四、十五日支领；钱款预算于十八日送交户部，草料预算于月底送交。

「旗营马匹所住的马厩，每旗由满洲参领二员、蒙古参领二员总管，另有同数的章京协助，满洲另有骁骑校四员，蒙古二员。他们轮流看守马厩，每一满洲旗出领催四名、马甲三十名；蒙古旗出领催二名、马甲十六名。」

以上资料，有一部分是威妥玛先生从一部叫做《中枢政考》的书中得来的，所谓「中枢」，即指军队。其余部分则取自《大清会典》、《户部则例》，以及一八四九年的中国「红皮书」。我所摘录的，只是威妥玛先生就这一题目所作译文的一部分。

六月二日。普鲁士使团的博物学家海涅先生今日回到北京，受法国人的保护，也就是说作为法国公使馆的客人，打算再次设法取得许可，经西伯利亚返回欧洲。这件事没有中国政府的准许是办不到的，因为直到离北京一千三百英里的恰克图，通行之权都握在中国政府手里。

普鲁士人提出的条约尚未议定，崇纶眼下正在天津与艾林波伯爵商议条款。中国人愿意订一个通商条约，但目前不肯订外交条约。他们并不断然拒绝日后再订，只说眼下时机不对，理由是：国家因与西方列强接触而动荡不安，朝廷也受到震撼；在朝廷对那些被武力逼迫而建立的关系稍稍安心之前，他们认为不宜在这方面再扩大政治往来。

六月三日。每天都有新的例证显示，中国人的习俗与我们恰恰相反。如今日头已经很毒，我们都戴着遮阳盔、缠着头巾，用着各种印度式的头饰来护头，中国人却把整个冬春所戴的帽子摘掉了，顶着剃得干干净净的光头在烈日下走来走去，脑门子亮光光的。上等人戴一种极轻的圆锥形草帽（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夏帽阳光一定很容易透进去。这类事实，出现在一个不像印度土人那样惯于曝晒的民族身上，使我越发相信一段时间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看法：日晒的害处过去和现在都被大大夸大了；使日晒变得有害的，并非太阳本身，而通常是太阳作用于那些体质的天然平衡已被某些习惯打乱的人身上，这些习惯与多晒太阳格格不入，即是说，这些习惯易致内脏充血，其中尤应一提的是过量饮酒、过食肉类、运动不足，恐怕还有吸烟过度。这些原因造成了可以称之为人为的易受日晒伤害的体质；除此之外，毫无疑问，完全撇开自己造成的原因不谈，确有某些人天生神经系统受不住日晒，一晒便受害——因此热中风，即所谓中暑，在起居节制的人中间也并不少见。我还倾向于认为，惯常归咎于太阳的许多害处，其实是由于酷热时大气电的紊乱作用于不健康的体质所致；尤其因为最严重的热中风，都发生在阴云闷热的日子，以及夜间气温很高的时候。关于这件事，我今天问了席五爷：如今太阳这么毒，他和别人为什么反倒把整个春天戴着的帽子摘了，光着剃净的头，

在大太阳底下走来走去。「小个子」的回答是：「中国人喜欢太阳，英国人不喜欢太阳。」这个解释清楚明白，令人满意，不过倘若他再补上一句，说太阳一般说来喜欢中国人，却并不同样普遍地钟爱英国人，那就更清楚、更令人满意了。

梁公府刚开始修缮的时候，前院之一有一座十分漂亮的大理石日晷，后来被移到了如今所谓「公使馆院」的正中。从这件东西上，我们又看到了中国人与我们相反的一例。我们的日晷是平放的，他们的日晷斜成四十五度。投影的部分，我们的是扁平而带棱角的，他们的是圆而尖的；我们的立在晷面之上，他们的则穿透晷面，两边伸出的长度相等。我们的日晷一年到头只有一个面——中国的日晷却有一个夏面和一个冬面。夏天时，穿透晷盘的铁针向北伸出的一段，把影子投在日晷朝北倾斜的一面上；冬天时，则由朝南的那段铁针投影，落在圆形大理石盘底面刻的晷面上，盘的上面刻的是夏季的时辰。总而言之，中国的日晷比我们的更复杂，同时样子也更雅致。

九月二十二日以后，由日晷的冬面指示时辰。

今天上午我在法国公使馆的时候，看见一伙工匠在吃饭的钟点里坐着消遣，用竹子做的骨牌赌钱。他们分成两边来玩，规则看来和我们的差不多。我注意到，天气热了以后，工匠们照例要睡个午觉。这是我头一回看见他们赌钱。

吉布森先生今天在内城时，遇见一个俄国人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在街上走。一大群人跟在他后面，哄笑着，拿他想掩饰本国人身份却徒劳无功的样子取乐。他走过时，吉布森先生正在街的对面，一个老太婆扯了扯他的衣袖，指着那个俄国人，那神情仿佛在说：「瞧那边那家伙，把自己打扮成个怪物。」

六月四日。夜里我们仿佛住在一座被围的城中；一连几个钟头，枪声炮声不断，一般从半夜前后开始。这些「令人生畏的示威」近来比以前更频繁、规模更大，原因是京城终于失去了胜保的庇护——胜保到底没能躲过去援助僧格林沁的差事。胜保的人马留下一小部分驻扎在城外，他们的人数减少了多少，半夜里耗费的火药便相应增加了多少。

今天下午，八里桥的那个货郎回到了公使馆。大约一个月前，他陪着受伤的兵士图尔林动身去蒙古，一直把他的朋友送到长城上的张家口关口，离北京一百六十英里。因为他是汉人，不准越过蒙古边界，只好让图尔林独自走完余下的路程。张家口关口的统兵将军似乎待这货郎颇为周到，派了一名兵士护送他回北京，同时交给他一封致英国公使馆的信。那兵士把他径直带到一处官衙，信被扣下了，想必是要查验。货郎本人则获准立即来公使馆，并被吩咐转告说，信明天送来。他的行李也被扣下了；但威妥玛先生去要，便立刻还给了他。这老头儿到乡下走了一趟，气色好了许多。卜鲁斯先生吩咐在公使馆里用他当个「听差」，这个词用英文来说，大致就是勤务兵的意思。

六月五日。天气依旧晴好，但眼下盛行的晨间大风卷起漫天尘土，一出公使馆的范围，便休想走得有半点舒服。

时常有成群的家鸽从公使馆上空飞过，发出的声音让我们想起轮船的汽笛或火车的汽笛。这些鸽子尾巴上装着一种半似哨子、半似风琴的东西。这种器具是用极轻的木头做的，鸽子在空中飞时，它便发出一种颇像风弦琴的声音。这似乎是北京独有的，因为我在帝国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

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赫德先生，和皇家工兵的克莱门茨中尉，今日从天津来到公使馆；前者是来总理衙门办事，后者是来为梁公府绘制图样、编造预算，改建的规模要比原先打算的更大些。军医宾顿和麦克纳布二位先前没见过北京，获准随同前来，两三天后将同高先生一道返回天津。高先生卫队指挥之职已由克莱门茨中尉接替，中尉将留在北京，直到拟议中的改建完工：改建主要在府中非宫殿式的部分，那里至今还未动过。

六月六日。三月三十一日那天，我曾举例说明汉学家因为把多义的汉字念错了声调，偶尔会闹出错误来，作为多义字的例子，我顺便提到了「冰」这个字。说来也怪，就在赫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来北京的路上，这个字的发音之难便得到了实际的印证。三天前，他们在路上一个村子歇脚时，天气闷热难当，便决定若有可能，就喝点冰镇香槟解解暑。赫德先生汉语说得很流利，他问客店掌柜能不能给他们弄点冰来，把那个字说了出来，自以为完全不错。掌柜的一口答应，那股爽快劲儿让他们大为振奋。他们又渴又乏地坐了半个钟头，眼巴巴盼着那盼望已久的冰，终于来了一个伙计，端着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饼：赫德先生把「冰」念成了「饼」的声调，就像阿金斯先生把「山药」说成了「鳝鱼」一样。他们的失望格外强烈，因为到头来才知道，离京城以近的地方根本弄不到冰；京城里为夏天之用储着大量的冰，天津也是如此。

在上面所说的那一天的日记里，我已经列举过「冰」这个音的种种意思。这里还可以说一句，「表」这个音，可以指钟表、娼妓、凭照、胶，还可以作动词用，意思是「表示」。

六月七日。风已经小了，今天下午我同宾顿、麦克纳布两位医生在皇城里散步，从东门进去，领他们看了皇宫的东门。我们折向北，沿着那座假山的山脚走，绕过它之后，又顺着它的西墙往南走，一直走到皇宫西北角附近一座很好的喇嘛庙。过了这座庙往西，走到一座大理石大桥，过了桥，一片如画的湖水便映入眼帘，湖岸上有庙宇。我们从城的西边回家，路上遇见几个上了年纪的人一边走一边手里握着铜球，不停地转动，为的是让手指灵活，以抵消年老带来的僵硬。这似乎也是北京人特有的习惯，因为我想不起在别处见过这种手指体操。

六月八日。威妥玛先生的书办崇某，我最近提到过他因新近的种种不幸而神经失调，他已有好几天没来办事处了，一直在张罗把家搬到一处离公使馆比现在更近的住所。所以耽搁下来，是因为要挑一个吉日来搬。终于挑定了一个看来会大吉大利的日子，我们预计不久便会听说搬家已经办妥，各方都很满意。

今天下午，席五爷告诉尼尔中校，十一日傍晚工匠们收工要比平常早，第二天则根本不来，因为那天「跟中国人的圣诞节一样，那天他们不干活，不管是给英国人干还是给中国人干」；不过，「小个子」接着说，倘若我们特别要他们干，他们也可以克服宗教上的顾虑，条件是那天拿双份工钱。原来十一日是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即龙舟节的第一天，这是中国的大节之一。我问席五爷这是个什么样的节，他把对尼尔中校说过的话又对我说了一遍，说它「跟英国的圣诞节一样」。在「小个子」心目中，两者的相似之处基于以下几点：「中国人那天拜菩萨，看唱戏，大吃大喝。」译成更明白的话，就是说中国人那天先做一番敬神的功课，然后去戏园子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最后以一顿格外丰盛的饭菜结束这一天——这一套组合与我们英国的圣诞节相似之处已经相当接近，足以充分证明「小个子」所作的比较是有道理的，何况他的比较，是根据他亲眼所见两国过这两个节日的方式而来的。

六月九日。上午很热；可是快到下午时，太阳不见了，空气闷得厉害，阴凉处的温度计达华氏九十三度。六点半，一场雷雨夹着闪电和雨水来了，持续了一个半钟头。这使得气温一时有所下降，但为时不久，又闷热起来。

书办崇某今天回来上工了，昨天说的搬家已经办妥；那天看来确实是个吉日，搬家赶在大雨和雷暴之前完成了。他说近来城里病的人很多，那病他称为「瘟疫」，很可能是一种出疹子的热病，宾顿医生告诉我，这种热病在天津的军队中流行得很厉害。

六月十日。今天卜鲁斯先生的两个中国马夫打了一架；起因是一桩行业上的争执，争的是谁有权先擦某副马具。吉布森先生把打赢的那个送到知县那里去受罚，这实在有点多此一举，知县审明了案情，判他挨「小板子」三十六下。这判决当即在衙门里执行，打在身体上某个部位，使得他眼下坐着不怎么舒服。结果他逃走了，受了这样的羞辱，不打算再回公使馆当差了。

六月十一日。今天一早我同卜鲁斯先生骑马到城北去。进了东大街，发现街两边临时摆起了菜市；菜不是放在摊子上，而是装在菜贩从乡下挑来的筐子里。菜很干净，品相极好，主要是生菜、黄瓜、青豌豆、豆角、萝卜、芜菁、西葫芦、葱和蒜。杏子和小黑李子如今也很多了，想必是从北京以南运来的，因为这里的时令还不够早，不可能已经熟了。

我们出安定门，穿过校场，向左拐上一条岔道走了一小段，便到了俄国人的墓地。看守墓地的还是大约六个星期前我来时那几个人。我们进了他们的屋子，屋里干净整齐。卜鲁斯先生指着一

幅挂在墙上的圣母像，那老太婆立刻说那是「圣母」，即天上的娘娘。回来的路上，我们遇见一副出租的大杠，正抬出去办丧事。杠夫有四十人，一律戴着黑毡帽，形状有点像剃头匠的铜盆，帽顶上竖着一根约八英寸长的红翎子。

骑马走过北京的街道，随便看看那些房屋，会觉得它们似乎主要是木头造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所有铺面和大部分住宅的正面都是木格子做成的，而房屋的后墙和侧墙无一例外都是砖砌的，而且一般都砌得很结实。

六月十二日。今晨五点稍前，布尔布隆先生和夫人、卜鲁斯先生、威妥玛先生、布维埃上尉、海涅先生和我，动身前往北京以西山中的「八大处」，这地方我在四月二十六日记过。五点三刻，我们出西直门离开内城，七点半到达下面那座庙附近的山脚。太阳很毒，天气相当热。在第一座庙里为布尔布隆夫人找来一乘山轿，本地的轿夫也马上凑齐了。一行人以「龙泉庵」为大本营。那地方十分干净，井井有条，和尚们处处以礼相待，殷勤周到。不过，考虑到这座建筑高出下面平原许多，那里的热度却比预料的要高；一天大部分时间里，阴凉处的温度计都是华氏八十八度。

大约三点钟，太阳偏西，北京看得清清楚楚，城东北约四十英里外的山脉也看得很清楚。南面天边的尽头，望得见通州的塔。在东北远山与我们所在之处之间，似乎隔着一片平原，满眼绿树——这单调的景色被一个淡淡的方形轮廓打破了，那便是北京的城墙，城墙之内，肉眼清晰可见皇宫殿宇的屋顶、假山、鼓楼和钟楼、喇嘛塔、城门楼，以及那座葡萄牙人的旧教堂，如今称作法国教堂。在北京与「八大处」之间，八里庄（北京以西三英里的一个村子）的塔从树丛中探出头来；在外城模糊轮廓的方向，看得见一座塔，胜保不久前便率军驻扎在那座塔附近。空气如此清澈，宫殿的屋顶可以一一数出来，共有三十座；城东那座新近修过的城门，因为油漆簇新，很容易与其他城门区别开来。借助望远镜，这些东西不过看得更清楚一些，并没有看出什么新东西来；城的其余部分都被浓密的树荫遮住了。

六月十三日。德格勒斯先生聘请的一位中国先生今天开始在公使馆就职。他姓杨。他已考取功名，戴着两等金顶即文职顶戴中较低的一等。他是个修表匠的儿子，眼下正用自己挣的余钱供他弟弟读书，弟弟正在攻读应考。我通过德格勒斯先生同他谈了谈北京的钱制，他说由于铜钱贬值，这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祸害，由此引起的不满与日俱增。北京的大钱，以及京城特有的一套钱制，其由来如下。大约九年以前，户部开始收回帝国通行的小制钱，另铸一种较大的钱在北京专门流通，定其值为普通制钱十文，同时规定普通制钱在北京城内不得作为法定货币使用。户部这一做法，结果迫使百姓要么使用大钱，要么使用纸钞。看来大钱铸出来时成色就是低的，名义上值十文普通制钱，实际上从来不值这个数，而每重铸一次，又贬值一次。现在它们实际上只值三文普通制钱，这就使得百姓买什么东西都要付出实价三倍以上的钱，因为他们领到这种钱时，是按每枚值十文小钱计算的，可等到拿去买东西，铺户只按它本身的价值收——至少是按照市面上流通的这种低劣钱币来相应地定价，这不过是换了个形式做同一件事。眼下纸钞二十文合铜钱一枚，铜钱七百五十枚合一块墨西哥银元重的银子。一般人都相信，皇帝并不知道本地铜钱已经贬值。杨先生还说，一般的看法是，西洋各国的性情在皇帝面前被歪曲得太厉害了，为的是让他觉得西洋人在北京时他不可能住在北京，如今他的谋臣们都羞于或是怕跟他说实话了。他说，一般百姓的印象是对外国人有好感的；不过有一阵子他们很怕外国人，现在却已完全放心了。

我问他城里的疾病情况，发现他证实了崇某前几天说的话，即有一种传染性的热病正在流行，伴有红疹。他说，疹子若能畅快地发出来，就没有多大危险，但若疹子憋回去，停在内脏上，这病据说就很严重了。说到种牛痘，他说已经传进来了，但并不怎么普遍，因为百姓不大相信它能防病。不过他自己倒是相信的，因为眼下他母亲的表亲家里正有人出天花；两个没种痘的孩子得了这病，两个种过痘的却没有染上。

今天我还搜集到不少关于京报的情况，纠正了自己对此形成的一些错误看法。原来京报并非政府发行的官方公报，而是一种部院的喉舌，政府准许其发行，材料则由衙门的书吏提供给出版人，以谋他们自己的私利。京报与政府的关系，仅限于那些不打算公开的公文；遇到这种情况，受托经手这些公文的人会得到告诫，不得让它们流入京报，而且会留心不让它们流入。京报所载的消息是间接官方的，因为它们完全可靠。公众读得兴味盎然，不仅在北京，而且遍及全国，百姓盼它出版的那种热切，就像英国公众在政局动荡时期看待《泰晤士报》一样。

京报的起源，没有什么可靠的记载；其历史悠久是毫无疑问的，相传始于宋朝，宋朝亡于一三六六年。

京报经常出版的有三种版本：一种是红皮的，篇幅最大，隔日出一次；一种是白皮的，每日出版，对某些引人注意的事件刊载详尽的细节，而这些事在更严格意义上的京报中只有简短的消息。实际上它是一份日报，由于它严格说来是部院的喉舌，可以比作《环球报》。第三种是前两种的廉价节本，实际上是给贫苦阶层看的低价摘要。

最近一期红皮京报上，有一道将若干官员降级的告示，因为他们丢失了江苏省的沿海城镇乍浦，该城新近被太平军攻陷。还有一则消息说，胜保到达山东后，在该省大败叛匪。另一则消息涉及都察院查办的一桩骇人的乱伦谋杀案，对此将要采取严厉措施。原来有个男子婚前就与人乱伦，新近成了亲，却依旧故态不改；他妻子发觉了，兄妹二人便把她害死了，但她死前已经把她所知道的他们的罪行说了出去。这件事由此传到了都察院，都察院在依法处置之前，先把此事奏报皇帝；他的刑罚将是死刑，大概还是酷刑。

白皮版载有这桩乱伦案的全部细节，以及皇帝就此所下的一道谕旨。另外还载有一桩因口角而误杀兄弟之案的详情。案情如下：兄弟二人各在相邻的地皮上有房子，其中一人的房子年久失修，他得到官府许可重建，他的兄弟却指称他重建时侵占了自己的地。由此起了争执，先是恶言相向，终至动手，其中一人失去了自制，抄起一块铁，照另一人头上狠狠一击，那人拖了两个月，伤重而死。都察院知道了这桩案子，已将其奏报皇帝。

京报的其他消息中，有一份新近颁给一个委员会的训令抄本，令其查勘辽东湾海防情形并具奏，同时训令户部和兵部，务使该委员会的建议得到充分施行。还公布了对山东某些人的奖赏，表彰他们在协助平定当地叛乱中的英勇和其他功劳。

京报只是间接官方的出版物，而另有一种「红皮书」，则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出版物，每季出一次。全书六册，两册关于武职，四册关于文职。书中载有出版时在朝廷任职的各官员以往的全部履历。

八里桥的货郎今天被提升为公使馆的副门房。这老头儿给他受伤的朋友出的力，实际上驳倒了我们太轻易相信的一种看法，即中国人的天性中没有多少善。人们越多看到处于自然状态的这个民族，这种设想的谬误就越显而易见；事实也就开始显露出来：我们对中国人的许多印象，是根据极其有限而又极其不利的材料形成的，这就好比一个外国人要写一本关于英国人的书，便在沃平住下来，只从他在那一带所见的情形中搜集材料，结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昨天是龙舟节，赫德先生和德格勒斯先生骑马在外城那几座祭坛附近时，被一伙颇为激动的人围住了，那伙人朝他们扔石头，还起哄。正在这时，一个赶车的走上前来告诫众人，叫他们最好住手，否则会招来整条街受罚，这一告诫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今天，赫德先生在文祥的官邸同他共进早餐时，把这件事提了出来。文祥说，百姓的举动固然十分无礼、很不应当，但那天是节日，既是节日，外国人到城里偏远冷僻的地方在百姓中间走动，就不合适了，尤其是他们去的那一带，即先农坛附近的一片空地，因为每逢这个节日，成群的人聚在那里赛马取乐，所以人心格外激动。

赫德先生同文祥一连待了七个钟头，文祥对海关事务很感兴趣，极想知道与此有关的情况。他详详细细地记了

谈话的笔记。他十分重视让那些与外国人有接触的各地方的人都知道，中国政府雇用了外国人。文祥眼下在城中统领一支三千人的巡捕兵。他很称赞我们的大炮，却不肯承认火枪胜过两人抬的大抬枪；「因为，」他说，「火枪或来复枪的构造只能抵着肩膀放，而抬枪和火绳枪可以贴着腮帮子放，瞄得就更准。」恒祺在会晤中途也在座，但接到口信，说他八十一岁的老母病了，想见他。他当即撂下手头的公事去看望母亲，文祥还称赞他尽孝如此迅速。恒祺在座时，文祥和他把一个消息告诉了赫德先生，他们显然认为这是一份天大的荣耀，以为他听了一定十分高兴；那就是「皇上知道他的名字」——这件事毕竟也有些意思，有些分量，因为它表明皇帝对国事的了解，比我们向来所以为的要多。

我发现赫德先生与我所见完全相同，我这个看法是经过观察逐渐形成的：本朝绝不像我们惯常以为的那样摇摇欲坠，只要采取一些更有章法的步骤去平定南方的叛乱，它有足够的生机恢复元气。赫德先生认为，倘若收复了南京，整个事情不久就会瓦解，这座城原有的重要地位也会很快恢复。他还认为，叛乱之所以能拖这么久，是因为在战场上从未有过什么狠狠的打击，许多胜仗是靠下面这种外交手段得来的：官军与太平军双方的首领订下一项协议，由前者付给后者一笔钱，后者则在官军一进逼时便立即撤出某处阵地。这样做了之后，立刻就向北京奏报一场重大胜利，随之而来的封赏，通常使得为这场胜仗所付的钱成为一笔很合算的投资。

妨碍平定太平军叛乱的另一个原因，除了他们缺乏真正有杀伤力的武器之外，便是他们的攻战器械虽然低劣，他们却连发挥其效用的机会都不给它们，因为双方都严格按照兵书打仗；因此两军在战场上相遇，本应是一场厮杀的，实际上跟一次例行的检阅或一场演习差不多。比如说，一支步兵若是对上骑兵，就摆出一种防御的阵势，由若干圈人组成，每圈九人，围着一名当中心轴的兵。全军摆成一系列这样的方阵，绕着各自的中心旋转，轮到谁转到敌人面前，谁就放他的火绳枪。骑兵那边则上前演练攻击步兵的种种阵法，双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彼此交手。这类武事操练进行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其间也许有几个人被流弹打伤——交战双方便各自撤走，各自宣称已把对方剿灭。

六月十四日。北京人据说以体育技艺出名，我随便走走时，屡次见到他们在做把式、翻筋斗等方面显出很高的本领；还有用脚和腿踢毽子，花样繁多。在他们的消遣中，我近来看到一种扔石头的玩法，是他们独有的。五六个年轻人站成一圈，互相抛接一块长方形的大石头，石头上装着一个把手，像苏格兰冰壶的石头那样。石头重二十八磅，他们让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每次都极其灵巧地抓住把手接住。我从未见过哪一个接的人没接住，让石头掉在地上。北京人还非常喜欢鸟，鸟越老越珍贵。他们教鸟模仿街上听到的各种声音。尼尔中校今天买了一只，付了四块银元。这是一种鸫鸟，人称学舌鸟。它唱的是一支杂曲，学狗叫、猫叫、鹰叫、老鸹叫、鹞子叫，还学中国的傀儡戏。

六月十五日。梁公府的各个院子都铺了砖，但为了减弱刺眼的反光，减少辐射出来的热量，几天前决定把「公使馆院」的砖地拆掉，改成一种花园。这已经办了，院子里除了两条交叉的小路，砖都起掉了。在一个中国花匠的监督下，地上每隔不远挖了一个坑，今天花匠带着全班园丁和一批小松树来了，把树一一栽进备好的坑里。树枝都用细草绳仔细捆好，以免搬运时受损。树根埋在土里，土外包着一块席子，用草绳紧紧扎住。席子并不解开，草绳也不剪断。只是把树从手推车上搬下来，放进坑里，填进松土，用水浇透。据说席子里的土，加上外面来的水，足以供树眼下所需，而席子最后腐烂了，日后还能充当额外的养料。

英国外交部来了消息，说七月的邮船将派六名学生翻译来北京受训，因此正在克莱门茨中尉的监督下安排他们的住处，今天早上二十名木匠开始动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有两套截然不同的改建工程同时进行，由同一个包工头承办：尼尔中校仍旧监管他原先承担的那一部分。席五爷得给两边当通事；不过为了在需要时方便找到他（这并非总是容易的事），不得不告诉克莱门茨先生他的真名叫刘永泉，我已经说过，这名字的意思是姓刘的「永远勇武的水」，用更简单的英语来说，就是姓刘的「永远涌流的泉」。「席五爷」是他从前用来自称的一个谦称，只有英国人这样叫他；如今他日渐发迹，开始显出不喜欢人家再这样叫他的样子，更愿意别人叫他的本名。

今天下午，赫德先生在总理衙门会见了恭亲王。在座的只有文祥。恭亲王就海关事务一连问了他一长串问题，并说他（赫德先生）一定觉得他几乎像个孩子，问了这么多、而且看来这么浅显的问题；但实情是，直到最近，他不但对这些专门的事务一窍不通，对一般的公务也全不熟悉，在最近的事变迫使他担起眼下的责任之前，他除了自己消遣取乐，几乎没有什么事要管。会见进行中，恒祺进来了，恭亲王和文祥立刻问起他母亲的病，听说情况不好，又见恒祺因此神情沮丧，便不肯让他办公，催他回去。恒祺却说，今天有几件事他答应过要商议，他想尽力办完。他待了一会儿之后，恭亲王看出他心神不宁，坚持要他走，他这才走了，立即去侍奉他垂危的母亲。他曾把母亲的病状十分详细、十分动情地向赫德先生描述过。恒祺本人已经六十岁了。

六月十六日。恒祺的母亲昨夜去世了；因为这件事，他将不得不离职一百天。他现在要接受唁帖，以及可供丧礼使用的各种礼物。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中午阴凉处达华氏一百零六度，可中国人似乎还挺受用，照样光着剃过的头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第六十七团的沃辛顿上尉和罗斯医生今天从天津来，对这热度大为惊讶，这里比天津热得多，而天津也已经很热了。

今天早上，尼尔中校看见一位穿白衣服、体面富态的老先生，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同席五爷一道走来走去。原来这位是「小个子」的老太爷，他似乎在掌管圆明园的那位官员手下当差。中校告诉我，看那老头儿站在那里，惊奇而又赞叹地望着席五爷说英国话，望着他带着一副大权在握的神气走来走去发号施令，实在好笑得很。府邸的改建和重新装修，一时间成了北京的一景；几乎每天都有体面的中国人成群结伙来参观，由包工头春掌柜引见。顺便说一句，今天我看见春掌柜的账房在工匠中间走了一圈，收回小木牌。这是他们当天的凭证，头天傍晚发给他们，进门时在门口出示，晚上交回，便证明他们已照规矩干完了一天的活，账上便据此在他们的名下记上一笔。安排工匠伙食和发放工钱的办法，再有条理、再文明不过了。

六月十七日。暑热丝毫未减。罗斯医生在西印度群岛和印度都服过役，他说，除了在圣托马斯岛有过一天之外，他不记得曾经受过像昨天和今天这样的直晒之热。今天阴凉处是华氏一百零一度。夜里温度计从未低于八十六度。中国人依旧耐得住；他们显出受热的唯一迹象，便是如今每天的午觉睡得更长了。

中国的冰酒箱眼下在公使馆里极受欢迎。那是四方的木箱，里面衬着铅，装着一个双合页的盖子，盖子当中有个小孔。箱里装冰，一般是一整大块，北京人夏天用来冰茶冰酒。他们也把冰箱放在起坐间的正中，作为人工降温的一种办法。

赫德先生今天对我说，他来北京途经大沽时，那里的一位佐杂官员急于把白河口剩下的铁桩拔掉，这些铁桩去年我们没有动。他愿意做这件事，条件是铁桩归他所有，但他不敢动手，怕本国政府把这看成一种与之为敌的举动。因此他很希望英国政府出面申明，必须清除河口的一切障碍物，并取得许可来办这件事，那样他便会很快把铁桩清除掉。他还向赫德先生解释说，大沽炮台后面的围墙，原先修建的用意并不是为了抵御我们从那个方向进攻，而是为了防止守兵走散——我猜，这是对逃跑的一种委婉说法。

威妥玛先生上次去总理衙门时，恭亲王在谈话中表示，想知道英国诗歌大概是什么样子，因此威妥玛先生便着手把《友谊地久天长》和《恰尔德·哈罗德辞别童仆》译成中文。

六月十八日。由于天气酷热，已决定仿照中国这一带流行的习俗，夏天在院子上方搭起棚架，铺上席子遮盖起来。因此今天同一个搭棚的包工头订了约，用最讲究的式样把「公使馆院」遮起来，价钱是五百银元，热季结束时由他拆除，材料仍归他所有。

出租棚架、用席子搭棚遮盖院落，在北京是一个专门的行当。

木匠工头是个聪明过人、手脚麻利的人，因为总拿着一根量尺走来走去，大家管他叫「爱丽儿」。他跟着现在的东家（春掌柜）已有十年，这位东家似乎在内城开着两处截然不同的买卖，一处是杠房棺材铺，专做棺材，另一处做一般的木工活和营造。「爱丽儿」按他所监管的木匠抽「人头钱」，每个木匠每天二百文。说到营造，我问「小个子」——因为他父亲与圆明园有关系——有没有听说圆明园要不要重建。他说眼下并没有这个打算，因为照他的说法，无论皇帝还是朝廷，都没有本事「弄到钱」。

我偶然对赫德先生提起，布尔布隆夫人昨天骑马出游，这是天朝京城的街上第一次见到西洋女子骑马，他便给我讲了新近在上海发生的一件事，足见中国人的诙谐。有个乡下的中国人偶然走进外国租界，在那里第一次看见一个欧洲女人骑在马上。他马上问一个城里的朋友，她的另一条腿到哪里去了；那朋友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回答说她是蛮夷的女头领之一，攻打大沽炮台时丢了一条腿。

六月十九日。我在本月十三日提到过，一位姓杨的新先生开始在德格勒斯先生那里就职。今天我又同他谈了谈北京的疾病情况，接着上次从他那里得来的消息往下谈。他说出疹子的热病仍在城里流行，他住的那条街几天前有两个男人死于此病。我问他这病是否传染，他说与病人同屋睡觉，被认为一定会染上；因此一有人发病，只要办得到，就立刻让他单独住一间屋子。我表示想看看这种病的病例，问他能否让我去看看他朋友中患了这病的人，倘若他们愿意，我很乐意尽力为他们医治。他说他毫不怀疑许多人会乐意接受我的帮助，但他们会担心，要是让人知道有外国人来看过他们，恐怕会惹上麻烦。接着他说，既然我肯给人看病，他要带一个朋友到公使馆来见我，那朋友患着一种外科的病，曾向他打听我是否有可能给他治好。说到他十三日提过的他母亲表亲家两个孩子出天花的事，他说那两个孩子都死了，但那两个种过痘的孩子至今还没有染上。

他提到一件与北京的卫生史有关的怪事，即天热的时候，有一种病并不少见，照他的描述，那一定是破伤风，属医学上所谓特发性的那一种，也就是说并非由局部外伤引起。季节越热，这种病就越常见。治法是大量放血；他指出了手臂上放血的三处地方，即肘弯、前臂中间和手腕。有时还从心窝放血。

用铜钱刮擦以行反刺激法，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家常土法，用来治阳气过盛——阳即男性的或热的本原（热病）——与阴即女性的或寒的本原相对。举个例子来说，本月十五日，杨先生觉得浑身不舒服，头痛，皮肤发烫，还有热病的其他常见症状。他立即回家，用铜钱在胸口和两臂上刮擦，刮得破了皮，引起局部的刺激，热气就这样被引到体表，他很快便觉得完全好了。

今天上午，席五爷和那个油漆匠带了一个两眼几乎全瞎的老头儿来见我。据我所能判断，病似乎在视神经上，因此不是动手术所能解救的。我给他开了些调理全身的方子，虽然我并不指望能有多大效果。

六月二十日。今天上午，威妥玛先生问我肯不肯给他的书办崇某瞧瞧，他说身上不舒服。同他谈了谈身体情况之后，他向我提了一个以他这样的年纪来说颇为古怪的问题，那就是我手头有没有什么药料可以染他的胡子，因为他才五十岁，胡子却已全白了，人家都把他看得比实际年纪老。我告诉他，西洋各国是用这类药料的，我也许可以临时给他配一点，但极力劝他别碰这东西，因为它并不能阻止白发生长，所以除非他能不断地重新染，否则不管胡子染得多黑，总有一天会变得半黑半白。他说，经我这样一讲——这一层他先前没有想到——他便打消了借助人工来抵消自然变化的念头。

此后他便问我中国话学得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一点也没学，因为我另有别的事情占着时间，而且学中国语言这样难的事，我也怕去尝试。他说，倘若我每天学上三四句，到一个月头上便会发现，中国话的会话起初看来那么难学，其实已经去掉了一大半难处。

接着话题转到京城的疾病情况上来，他说，一家有人出天花，就在门上挂一块牌子，警告没种过痘的人不要进去。这种牌子城里过去有很多，现在仍然很多。牌子上写四个字，即「状元天花」；字面的意思是「头等的天上之花」——这是一种避讳的说法，为的是不说出那件凶险的事来——而实际要传达的意思是，屋里正闹着头等的、即最凶险的天花。

张先生继续对我们的「武官老爷」们的举动行使着稽查之权。说到第六十七团的沃辛顿上尉和罗斯医生新近来京的事，他向赫德先生表示惊讶，说他们来北京的路上，一路上碰见女人总要打招呼，他说这在中国体面人中间被看作很不成体统的事。原来他盘问过给他们赶车上来的车夫，问他们一路上的举止习惯；除了别的事情之外，他查明他们每逢路过一个女人，就对她说一声「请请」。我不妨说明一下，这句话所含的亲昵并不比说一声「早安」更严重。

遮盖院子的棚架进展很快，主要的支柱已经立好，上面正在铺细竹竿，竹竿之间相隔约两英尺；这些竹竿用来托住席子，席子都是双层的，里层衬的是高粱秆。有些席子固定在竹框上，这些是不打算动的；另一些则装得可以用绳索像百叶帘那样拉开合上，这样就能根据气温、下雨或其他情形，把院子遮上或打开。这些人所显示的技巧和心思令人惊叹。他们在离地约四十英尺的棚顶上走来走去，像猴子一样灵便，又像松鼠一样沿着直竿子上上下下，只用双手和脚掌。一条羊腿若挂在一根涂了油的竿子顶上，在北京搭棚匠中间，恐怕不会有多少时候还是个争夺的对象。棚架只用绳子和麻线扎牢，多余的部分捡拾清除得非常节省；傍晚工人们收工之前，有几个小男孩到处转，把所有剪下扔在地上的碎头都捡起来。

中国工匠很善于把材料往相当高的地方抛来抛去。今天我在搭棚匠中间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使我想起曾经见过一个泥瓦匠的小工，铲起满满一锹灰泥，连锹带泥一起抛给房顶上的一个人，那人接住了，灰泥一点也没洒下来。裱糊匠也极善于把一面刷好了浆糊、准备往墙上贴的纸往上抛。他们糊屋子用的纸很好，最常用的是「缎纹花样」的。这种纸不像我们那样卷成卷儿存放，而是裁成大约十二英寸乘十英寸的方块。一个人站在桌旁刷浆糊，然后灵巧地把纸往上抛给另一个人，由那人把纸贴到墙上。

外交部为公使馆送来一幅女王陛下的大幅油画像，配着沉重的金边画框，今天下午在一群北京木匠的围观之下开了箱。画像是在尼尔中校和木匠头目「爱丽儿」的监督下从包装箱里取出来的；卫队的兵士们听说在开画像的箱子，怀着应有的忠诚之心，走上前来自告奋勇，要把画像抬到准备悬挂它的那间屋子里去。画框是拆成几块运来的，得重新拼装，中国人拼得极快，一点就通，把王冠用螺丝拧到画框顶上，把画像妥妥帖帖地装进了框里。画像出自乔治·海特爵士之手，与真人一般大小；画的是女王陛下坐在宝座上，头戴王冠，手执权杖。不一会儿，消息便在府中至今仍在干活的二百名工匠中间传开了，说「大英国女王」的像可以看了，于是他们排着队进来看；退出去的时候，他们都竖起大拇指，说「这个好」，表示赞赏。席五爷告诉我，那个搭棚的包工头起初以为这是一尊供奉的神像，后来「小个子」凭着他对英国的了解，向他解释了这幅画的真实性质。

恒祺的母亲将于中国的五月二十八日下葬，大约是七月五日。卜鲁斯先生给他送了名帖，以示吊唁，威妥玛先生也送了；恒祺答谢，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张淡黄色的孝帖，上面用黑字写着「孝子稽颡」。平常的名帖是红色的。我们用帽子戴孝，中国人却用鞋子戴孝；白色是他们的丧色。

第8章

八、梁公府失窃——工匠的伙食与工钱——假山的由来——普鲁士使团一部分人员进京，因天津谈判陷于僵局，意欲迫使朝廷与艾林波伯爵直接交涉——有关细节及其结果——席五爷卷入普鲁士外交的罗网——崇纶向威妥玛进卫生之言——凿石与磨砖——北京行刑的时节——恭亲王论普鲁士条约——总理衙门对关税的看法——粤海关监督回京后遭层层勒索——中国人心目中的「正确账目」——恒祺在广州的一段经历——其母的丧礼——古瓷与古钱——迎亲行列——冰镇饮料——避杀蛇——坐车一游——孩童的游戏——宫中现今的居住者——恭亲王论人种、食人之俗、割占黑龙江地方以及外国人的骑术——恒祺——他在广州的俸入，其后的效力与恩赏——洋泾浜英语的用处——恭亲王与文祥对赫德先生印象甚佳——使馆工匠罢工

六月二十一日　昨夜德格勒斯先生的住处发生了一起胆大妄为的盗案：他当时正睡在炕上，而放在炕上的几只皮箱竟被人搬走了。箱子被抬到附近一个院子里撬开，其中一只里面的一百二十元被拿走，别的东西一概没动。眼下虽有相当多的修缮工人夜里就睡在府中各处，但大家认为不大可能是他们干的，而应是某个熟悉德格勒斯先生住处、又知道这几只皮箱里总有一只装着钱的人。嫌疑落在一个中国小厮身上，他昨天辞去了德格勒斯先生的差事，说是要回华南去。前几天夜里温德姆先生也丢了一块表，不过情形与工人们全不相干。这些工人的诚实向来很有口碑：三个月来，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在府中干活，却从未丢过一样东西。温德姆先生最近雇了一个由天主教传教士推荐的中国教徒做仆人，几乎紧接着就丢了表，经过是这样的：他临睡前进了卧室，在走进浴室之前把表放在卧室桌上；过了几分钟回来，表已不见。看来是某个熟知他就寝前习惯的人下的手。说来令人忧伤，也有几分难堪，但却是实情：某一类东方人越是皈依基督教、越是与白人往来，就越是变得不诚实。除了设想他们看到了从前没见过的东西而起了贪心，而受雇于外国人期间又常有机会据为己有之外，很难作别的解释。这种印象根深蒂固，以致东方有许多人无论如何也不肯雇用本地教徒。德格勒斯先生住处失窃一事，促使我去检查了几箱从天津送来供军队分遣队使用的药品和所谓「医用滋补品」，结果发现少了一箱白兰地，一定是最近三天内被拿走的。然而这起盗案不大可能与中国人有关，因为那一箱外面标着「白兰地」字样，是从十一只外观相同的箱子中专门挑出来的，要拿到这一箱，还得先挪开好几只别的。

原注：根据后来发生的情况，这箱白兰地几乎可以肯定是护卫兵士拿走的。

今天我打听到了工人工钱的一些详情。女王陛下政府付给承包商的，是每五个工人一元，这样算来，他每个工人每天可得三千文票钱。不过承包商每天供给他们三顿饭，有米饭、茶和蔬菜，管饱，每十四天午饭加一次猪肉和面食，为此他从工钱中扣除一千文票钱，合三十七文京中铜钱，相当于三便士又一法寻。各类工人伙食一律相同，他们自己结伙搭伙，按各自的财力添些小荤小菜——承包商只供给所谓生活必需之物。除伙食外，一个小工每天得五百文票钱，合十九文铜钱，相当于六个半法寻；而木匠或泥瓦匠每天得一千四百文票钱，合五十二文铜钱。每隔五天，所有工人，连小工在内，都可得一份「赏钱」，二百文票钱（约合一便士），买烟叶用。父子通常一同做工。寻常工具由工人自备，特殊的则由承包商提供。每个工人傍晚离开之前，都会领到一张次日的工票，第二天进门时在门口出示，没有这张票就不许进工地。下午再把这些工票收回，便证明他已挣下了这一天的工钱。

六月二十二日　今天早上杨先生带了一位亲戚来，想看看我能否治好他腿上的一种皮肤病，他为此已苦了一段时日。我看了看，觉得这病和恒祺的毛病一样，主要是治疗时所用的刺激性药物引起的。我给了他一些简单的嘱咐，叫他三天后再来，他答应了，对所得的指点千恩万谢。

他的亲戚走后，我同杨先生谈了一阵，从他那里得知，宫后的景山原是用大量煤块堆成的，本是为防围城而储备的燃料。后来上面覆了土，种了树，又在山上建了庙宇。这座山从前叫「煤山」，如今却称作「光明之山」，又叫「金山」。若干年前，山脚四周驻扎兵丁时，人们颇担心它会着起火来。我问起此山的年代，他随即查阅手边一部四十册的书，名叫《日下旧闻考》，也就是通俗化的中国史；这几个字的字面意思是「日下、旧闻、考究之书」，不妨意译为「天下诸地志」。书中记载，此山堆成于明朝，作为防备围城的储煤之所，而山上现存的五座小庙，则建于乾隆十六年，即一百零三年前。这座山是宫苑的一部分，供皇帝在上面散步活动。

原注：乾隆是当今皇帝的曾祖父，八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六十八岁退位；因此他于一七九五年接见马戛尔尼勋爵时，是六十一岁。

从这部书里我们还查到，前面提到过的位于外城以南的皇家猎场，叫作「南苑」，意为「南面的牧地」——又叫「海子」，意为「大如海的平原」。看守这片苑囿的有一千六百人，苑囿四周围着四十英里长的墙。每人分得二十四亩地供自家使用。亩是中国最接近英亩的土地单位，在中国这一带约合一千平方码。

原注：这个「苑」字，与圆明园的「园」字字形不同，后者意为「花园」。

这部「旧闻考」是翰林院的学士们编纂的，奉康熙皇帝之命开始修撰。康熙本人就是个文人，编过一部字典，他于一七四二年结束统治。此书在其后历朝陆续修纂，直到当今皇帝的父皇在位时才告完成。

六月二十三日　今天上午，普鲁士使团随员巴兰德先生来访，告知卜鲁斯先生：他已到北京，同行的还有使团另一名成员贝尔格先生和几名随从；又说他已在英国公使馆隔壁租下一所房子，以待一两天内艾林波伯爵到来——伯爵在天津谈判条约失败，已决意硬闯进来，与北京的朝廷直接交涉。事情的经过如下。昨夜巴兰德和贝尔格两位先生，由一名普鲁士水兵和两三个南方中国仆人跟随，到了北京；一路未受任何阻拦，这与英法条约签订以来外国人的遭遇并无二致。他们一到，先去了俄罗斯馆（看来他们事先与馆中人员有过联系），打听到这所空房子的所在。这房子是梁公府分出去的一部分，十年前梁公把它送给了自己的兄弟。他们对看房的人说，既然这房子要出租，他们就租下了，所以看房的人得搬出去。他们就这样占了房子，昨夜便在那里过夜。今天一早，就有一些官员前来拜会他们；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说了些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通事——其实，他们似乎认为没有通事反倒有利，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拖延时日，等艾林波伯爵到来。普鲁士人这种做法，被视为一着不幸的棋，可能使对外交涉陷入严重的纠葛。文祥今天派人来说，打算拜访卜鲁斯先生，无疑是为了此事；鉴于我们与普鲁士的关系，要让中国政府相信我们并未在背后帮助怂恿，将是十分困难的。卜鲁斯先生并不以任何方式与他们站在一起，只是请巴兰德和贝尔格两位先生在自行安顿好之前，到他桌上用饭。

六月二十四日　今天上午我去普鲁士人的住处看了看，发现那是一连串破败的院落，房屋要大加修缮才能住人。我们的承包商春掌柜，原是俄国人推荐的，已把修缮活计揽了下来，现已有三十名工人在场，另有一批裱糊匠。席五爷也被引荐给了普鲁士人，眼下正受托办一桩特别差事，为这个尚在胚胎中的公使馆采买二十张桌子、五十把椅子，外加「一面头号大锣」。不过我们得留意这个「小家伙」，免得他作为外国侵犯的帮凶，惹上地方官府的麻烦；何况事情一牵涉到花银元，他的热心很可能压过了他的谨慎。

上午总理衙门向英法两国公使馆提出请求，希望各派一名通事，出席今天一位官员与普鲁士人的会晤。这一请求当即获准，英方派了德格勒斯先生，法国公使馆则派了布朗谢先生。到时候，一位戴白顶子的官员——一个仪表斯文的年轻人，是恭亲王的随员——来到普鲁士人那里，以亲王的名义请他们立即返回天津，因为按规矩，除有约各国的人以外，别国的人不得来京。他们拒绝离开，说是奉本国公使之命前来，没有他的指示不能离开。那官员便问公使何时到来。他们说不知道。他回答说，他不信他们的话。就在这次会晤进行的同时，文祥拜访了卜鲁斯先生，对此事措辞极为激烈，称之为强盗行径，说中国政府决不屈从，并说将采取措施阻止艾林波伯爵进城。

北京的驻防兵力，计有一万名巡捕和七万名旗兵、团练等等。这八万人归「九门提督」统辖。九门提督现随皇帝远在热河，由文祥代理其职。他名叫端华，是郑亲王，一位宗室亲王，也是前面提到过的肃顺的哥哥，皇帝眼下完全落在他们这几个人手里，因此他干了不少坏事。

六月二十五日　今天早上，一千五百名步兵在安定门外的校场上集合，帐篷都已支起，五颜六色的旗帜排开，声势颇为可观。统领的大帐单独扎在一座小土丘上。队伍列好了阵，等他到来。他坐着自家的车来到场上，一路还在看书。下车后他向大帐走去，途中各营统带迎上前来，互相寒暄一番。他在帐前站定之后，排枪齐射便开始了，就发射的齐整而言，打得出奇地好。这支兵马是调来防备普鲁士人的，以防他们动用水兵和陆战兵作护卫，强行闯进京城；不过依我看，此事断无可能发生，因为这种举动毫无正当理由可言。各城门都已派兵把守，若艾林波伯爵在眼下这部分使团人员被逐出之前到来，便将他拦住——看来中国人是决意要把他们赶走的。

就在这当口，普鲁士人所住房子的业主——据中国官府说，他曾就二十二日夜里房产被强占一事提出控告——今天居然穿着黄袍（表明他是皇族后裔），戴着红顶子和上等孔雀翎，带着六名骑马的随从，亲自来拜访巴兰德、贝尔格和海涅几位先生。他把自己的房产走了一遍，对已做的修缮和修缮之迅速表示十分满意。随后他走进一间屋子，同他们坐下，喝了些雪利酒，抽了一支雪茄，还恳请让他把桌上的六支雪茄带走。他与这几位想做房客的人告别时，看上去交情好得很。

杨先生又带着他那位亲戚来看我，三天前我给他开过方子，我发现换了治法之后，他的病大有好转。赫德先生同杨先生谈了一阵。杨先生是个武官，官居守备，相当于少校，得过蓝顶子的赏戴。人称「杨大老爷」，意思是「杨老爷阁下」。赫德先生问他，如今每夜城里离公使馆不远处都有枪声，是何缘故。他说那里有一座很大的军械库，每天夜里看守的人拿出百来杆枪，在街上东一处西一处地放，这样一举两得：既使枪械保持完好，同时又让百姓始终觉得军备十分警惕。

六月二十六日　今天早上，得知中国政府已决定采取的方针后，贝尔格先生一早就动身了，要去马头迎候艾林波伯爵——按伯爵原定离开天津的日期，今天应到那里——并把情形告诉他。与此同时，巴兰德先生继续整理房子，已大有进展，快能住人了。可是到了下午，却收到艾林波伯爵的来信，命使团人员立即返回天津。信中没有说明计划改变的原因，他们便断定条约一事已有了较好的转机。

正当普鲁士人（巴兰德、海涅两位先生及其随从）收拾行装准备离去的时候，一位官员来到公使馆，与威妥玛先生会面，转达恭亲王的请求：刘永泉（席五爷）——看来他们已得知此人与普鲁士人有来往——应命随这位官员到总理衙门去，就普鲁士人来京的目的接受讯问。威妥玛先生说：「你们可以把他带走，不过这儿有一块木头，你们最好一并带去，因为从这块木头里得到的你们想要的情报，同从他身上得到的一样多；他同普鲁士人的关系，不过是替他们买了些桌椅而已。」席五爷被叫了来，告诉他如今他得登上政治舞台了；这个消息看来一点也不叫他高兴。那官员问他，给普鲁士人找工人的是不是他。他说不是，是那个「罗西人」找的。问到桌椅的事，他便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当初是我把他引见给巴兰德先生的，巴兰德先生才派了他这桩差事——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桩有油水的差事；谁都知道，这「小家伙」凡是不能「捞到」银元的事，是一概懒得费神的。于是官员叫他准备好到总理衙门去。他在奉命待行之际，十分激动地跑来找我，对我说要他去「皇帝的胸弟」那里，「说那个美国人（海涅先生）来北京做什么；我不要去」。看他吓得厉害，我便带他去见他的顶头上司尼尔中校；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和那官员在威妥玛先生的办公室里谈了些什么，他自己说得又不大清楚。可是在过去的路上，我遇见了卜鲁斯先生，他说他明白他们找席五爷是为了什么，席五爷不必去。「小家伙」一听这话，脸色立刻大为好转，马上回到工地上他的岗位，整个下午都待在那里，勤勉之状我们从未见过——事实上，他对工程进度如此专心致志，以至于至少有两个钟头，他都小心翼翼地藏在正在修缮的房屋中间不露面，直到确知院里已没有官员了才出来。他不肯去，无疑有一层是怕被勒索；因为亲王身边的人自然会认定，他和普鲁士人来往，决不会是白白来往的。

原注：他想说的是「皇帝的兄弟」，但一害怕，就忘了自己学来的那个不大地道的卷舌音。

巴兰德先生傍晚动身，海涅先生明天一早带着二十辆车的车队随后出发。不过要雇到这些车，得有人帮着传话，于是又请出了席五爷；可他在进一步插手普鲁士人的事之前，先来问尼尔中校，这样做是否安全。中校告诉他，凡是能帮他们尽快离开北京的忙，他尽管去帮，十分安全，因为官府绝不会为这类帮忙找他的麻烦。「小家伙」得了一份礼物，是他刚替普鲁士人买的一批新席子；他还被委托代卖他替他们买的那二十张桌子和五十把椅子，这些东西他们只得丢下了。

院子如今已全部用席棚遮盖起来，搭法是这样的：日落时，四面的侧帘像百叶窗帘那样卷起，顶上的席子则拉到一边；这样晚上若有凉风，便可畅通无阻地进来。

几天前我给了崇纶一剂普通的滋补药水，今天他对此大加称道，说自从服用以来，觉得体力和精神都好了。他又说，这瓶药很快就要续配了，因为朋友们都来要，好几位正在服用，「都觉出了它的滋补之效」。今天早上威妥玛先生告诉我，崇纶还赐了他一点医药上的忠告。崇纶见威妥玛先生吃了一块面包，来压一压我给他开的药的苦味，便恳请他别这样做，说面包里含有大量「热性」，以他眼下的身子，恐怕有害。

今天在工地上走了一遭，我注意到泥瓦匠凿毛石料的方法与我们不同。我们用尖头凿子，拿木槌敲打；中国人则把一把平刃凿子装进一个小铁槌里，单手使用，据我判断，这种办法即便不比我们那套更复杂的办法好，至少也一样好用。我还看到一种砍削和刮磨砖块的工具。它是一块铁，很像普通刨子的刨刃，装在一块约两英尺长的木头正中。双手握着使用时，它就当刨子，用来刨平砖面，能把砖刨得像最细的马耳他石那样光滑，然后再用一块嵌在木头里、类似普通磨刀石的磨石打磨。要把砖砍成所需的尺寸时，便单手握着它，像使斧头一样。

今天下午，三十名强盗由一队强兵押解，一名捕快随行，被押进城来。其中九人看来是最凶悍的，坐在车里；所有的人手脚都多少捆着，但不像远征期间被俘的外国人那样捆得残忍——那种把手脚反捆的捆法，只用于当场拿获的叛逆。

北京寻常行刑的地方在外城，这我前面已经说过。确切地点，是在从内城南面西边那座城门往南去的大街，与连接外城东西两门的大街相交之处。行刑时，要在那里摆上桌椅，供监斩官员坐。每年有一次大规模行刑，一般在十月前后，那时秋审已毕，各项判决已呈请皇帝勾决。其他时节，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形下才行刑。去年那次大行刑，只斩了七个人，因为时局动荡，这一年里的处决比往常更为草率从速。行刑通常在十二月，夏天很少有。一家之主被处决时，要把他的首级公开示众，使他全家蒙羞；中国人极看重亲属，这是他们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所以人们认为，对这种事的畏惧足以有力地遏阻犯罪。每年大行刑的日子由皇帝钦定。

六月二十七日　今天上午赫德先生与恭亲王和文祥会晤。他们兴致极高，对他在座时送来的一件公文乐不可支——从样子看，那公文是艾林波伯爵发来的，里面提了某个建议，显然大悖「道理」，在他们看来荒唐透顶。他们告诉他，与普鲁士人的条约并未允准，争执的要点在于驻京和对他们开放新口岸，这两条都不能答应。接着他们又说，他们要严厉申饬崇纶，因为巴兰德和贝尔格两位先生进京，他似乎一无所知。赫德先生开玩笑地向他们道贺，说他们在天津有这么一位显然深谙欧洲习俗的属员：既已决意让艾林波伯爵来京，又让他的几名随员先行几天，替他把房子收拾好。两人都大声嚷道：「不对，不对，不能这么说；反过来才是实情。」这番谈话，是在一位官员进来禀报之后发生的；那官员禀报说，最后一批普鲁士人，也就是海涅先生和他的照相车队，已于今晨离去，那所房子里除了他们做过的修缮，再也找不到他们的任何痕迹。

赫德先生告诉我，他们讨论海关事务时，说来奇怪，亲王看得出低税率可能给商务带来的好处，而阅历更深、更精明的文祥却看不到这一点，坚持要高税率。亲王自己也承认，他对生意之事几乎一窍不通；这件事说明，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先入之见反倒是一种优势。亲王对这个问题毫无成见，所以他的头脑一下子就抓住了无疑最合乎情理的东西；而那位阅历丰富、聪明能干的政治家，却死守着传统的信条——其实也就是「道理」。

恒祺捎信给赫德先生，请他过去见面。赫德先生告诉我，他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是要请他别再像以前那样多谈官员捞钱的事，因为这可能给他（恒祺）带来不便——正是这种印象，已经使他被大大地勒索了一番。恒祺自一八五五年起，在广州当了五年的粤海关监督，也就是收税官，但其中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根本没有生意可做。据说有个规矩：粤海关监督任满回京时，要在城门口向守门官交纳银子，在任一年交一万两，这是「九门提督」的一项陋规进项。

恒祺进城之前交了三万六千两，贸易停顿的那段时间免交，否则就该是五万两。他回京后两次觐见皇帝，每次又呈上一张一万两的红帖（其实就是银票），皇帝把帖子送到钱庄，把银子取了去。皇上起驾前往热河时，恒祺又得交出第三个一万两，这样合计六万六千两，这是他去年回京以来已知被勒索去的数目。

几天前，赫德先生同恒祺手下的管事人谈话，说起中国大员挪用海关款项的事，赫德先生说：「难道你是说，恒祺回京以来被迫交出的这六万六千两，都是正当征收的吗？」恒祺答道：「是的，一切都没有问题；账目完全正确，款项都按规矩报销了。」有人请他解释，在摆在眼前的这些事实面前，怎么可能是这样，他便详细说明了他之所以认为这些交易正当的理由。他说，那时江上走私极为猖獗，大有理由拨出一大笔经费来建造和配备海关缉私船与巡船。这笔公款的开支本是完全正当的，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花出去，只是在账上记作已经花了；因此朝廷并未吃亏，因为这笔款子若不是被恒祺拨作他用，就会用在上述用途上，到头来花费反而大得多；所以说，朝廷靠这种安排实际上还占了便宜。

看来几乎无可怀疑，皇帝本人一定完全知情，而且鼓励上面所说的这类账目上的不规矩，把它作为给自己准备一种储备金的手段，以备急需时支取；这套办法还让他可以时常铺张一番，而不必动用自己的私帑。皇帝常常派差使给粤海关监督去办，大家都明白，这样花出去的款项不在公账上出现；大家也同样明白，监督休想从内帑领到任何拨款来抵账。据说监督一年之中奉命这样垫付的款项为数不小。由此看来，有系统地做假账，竟是中国收税官公认的职责之一。几个星期前赫德先生离开广州之前，现任粤海关监督接到皇帝的旨意，要他采购价值三千英镑的平板玻璃，供热河已经开工的修缮之用；这就使北京人所以为的皇帝不打算回京一说，更显得有几分真实。

自一八五七年以来，恒祺前前后后颇经历了一番波折。别的且不说，广州被攻占大约六个月后，他和英国人在叶名琛之后扶植起来的巡抚柏贵一道，被拘禁了三个月。此事是巴夏礼先生办的，说来也是命运的奇妙安排，后来他竟得到恒祺探望，他的获释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归功于恒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联军委员们认为，地方官吏（柏贵和恒祺）打算逃走，所以觉得应当加以阻止；但同时又认为，公开把他们抓起来同样不妥，可能会引起骚乱。于是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恒祺和柏贵被请到联军委员们的衙门里商议某些公事，谈话中，他们被引着说出了对英国人品格的极大钦佩，又说他们答应与联军协同治理，已使自己在百姓面前处于艰难而危险的境地，因此被视为汉奸，有时在街上还遭人喝倒彩。把他们引到这一步之后，便向他们透露：为了使他们摆脱看来所处的这种艰难痛苦的境地，并进一步使他们免受汉奸之嫌，联军委员们已决定把他们作为囚犯拘留起来，他们应当把自己看作囚犯。不消说，他们极为恼恨；就他们被拘的情形而论，这实在也不足为怪；因为这种手段，正是他们自己会使的那一类，所以他们感受得格外深切。他们被关在衙门的一间屋子里，关了三个月。拘禁的第一天早上，赫德先生去看他们，问他们睡得怎样。柏贵答道，门外有脚穿铁甲、身带叮当作响的枪械的人走来走去，他可睡不惯。两人都声称，他们受了这番凌辱，已是颜面扫地，嚷着要求立即将他们正法，宁死不受辱。

据说恒祺母亲的丧礼，花费不会少于五千两。眼下他家里挤满了各色亲戚故旧；其实照规矩，丧事办完以前，他家是要敞开门户、款待来客的。整件事与爱尔兰人的守灵极为相似，只是办得体面文明得多。

六月二十八日　昨晚七点钟左右，雷雨大作，片状闪电，大雨倾盆，雨一直下到后半夜。今天早上卜鲁斯先生驾车出游，到了外城的西便门外，发现那条一向看来又宽又好的大路，竟成了一道流水，车子想从那里过去，骡子便陷进水里，水一直没到胸口。水流相当急，卜鲁斯先生费了些劲才把马车掉过头来。这要么是京城的一条大排水道，要么——更可能的是——它把山上的水引入北京与通州之间那条半是运河半是河流的水道。

威妥玛先生昨天为一些公事与恭亲王会晤，谈话中，威妥玛先生说起普鲁士人如今已经走了。亲王只说了声「是」，便转过话头，说起威妥玛先生的帽子来——那恰好是一顶轻便的木髓盔帽——说这帽子与他从前戴过的都不一样，一定很轻，很透气。威妥玛先生答道，是的；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样剃头，所以比他们更怕热。亲王便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剃了头、留条辫子呢？」威妥玛先生笑着说：「可我要是这么做了，你们就得给我顶戴了。」亲王答道，只要威妥玛先生履行了他那一方的条件，他们随时愿意这么办。

下午尼尔中校和我到外城去，带着席五爷，吩咐他领我们去古玩街。可是没多久，我发现他正往另一个方向走，原来他心目中的古玩街与我们的不是一回事。他把我们领到外城西部一条长街上，街上满是旧书铺，也有相当多的古玩铺，但比不上正阳门附近那条街上的——那条街被称作「古玩街」，其实那里这类铺子只有五家。席五爷领我们进的一家铺子里，给我们看了一只极不起眼的白瓷罐，说是一千年的古物，要价一百万文票钱，合六十六元。又给我们看了一些古钱，说也有一千多年了。这些钱看上去年深日久，但大小和式样，似乎与今天通用的铜钱一模一样。

在一条街上，我们遇见一位新娘，坐在大红呢轿里，正往婆家去，照例有一些衣衫褴褛的顽童举着花花绿绿的执事随行，有的孩子身上几乎一丝不挂，只戴着一顶插红翎的「吉姆·克劳」帽——这帽子是杠房供给的行头的一部分，杠房是把婚丧两样仪仗合在一处经营的。

街上饭铺的掌柜如今卖起了酸味的冰镇饮料，他们手里拿一对小铜碟，像打响板一样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招徕顾客。在一家铺子里，我看见一个瞎子卖唱乞讨，手里打着一副拍板伴奏，那拍板和埃塞俄比亚黑人歌手用的「骨板」一模一样。正阳门一带躺着不少乞丐，看样子在睡觉，另一些则正卖力地干着他们的营生。外城的街上满是人，总的看来，铺子里的买卖相当兴旺。

今天下午，温德姆和德格勒斯两位先生在皇家猎场附近骑马，碰见一条青黑相间的小蛇，头部带着红斑。他们正看着，几个乡下人走过来对他们说：「人不去伤蛇，蛇也不来伤人；可人要是想伤它，它多半就要同人拼斗，把人伤得很重，因为这蛇毒得厉害。」乡下人并不去碰那条蛇，只是稍稍比划了一下，引它退回洞里，它也就回去了。这使我想起公使馆里一个中国仆人——因为他身上带着一股严峻的出家人气象，大家都叫他「和尚」——看见圣克莱尔先生要打死一条蜈蚣时说的话：这虫子的心是好的，他若不去伤它，它也不会来害他。

今天上午，我同尼尔中校进内城，席五爷随行。他今天和昨天一样，打扮得不惜工本：穿一件上海出的白色提花绸袍，脚上是一双蓝黄两色的半孝鞋，花样很像一张鲜亮的蛇皮。我们是要去看几家古玩铺，它们在一条横街上，这条横街与直通安定门的大街成直角岔开，街的尽头是鼓楼，每天夜里九点在楼上击大鼓。因为路远，太阳又毒，经过一个车口时，我们便雇了车，中校和我坐一辆，席五爷坐另一辆。不过这种车只能舒舒服服地容下一个人，赶车的则坐在车辕上横搭的一个小座儿上。尽管据说美国公使华若翰先生坐这种车从天津到北京，一路吃尽了苦头，但这种车其实并没有那么糟，事实上是可以弄得相当舒服的。骡子走得十分平稳，不紧不慢地小跑着；挽具很好，车夫也很熟练。我们在各家铺子之间来来去去，两辆车跟了我们四个多钟头，两辆的车钱合计一万文，约合英币二先令十便士；我们走的路程约有七英里。

原注：读者在七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将会看到，后来发生的事使我对这种车的好评有所修正。

较宽的街道两旁积起了大水坑，成群的孩子在那里拿着小手网捞金龟子玩。还有的孩子把蟋蟀拴在线头上，像放风筝一样放着玩。看来此时正是虫类生机最旺的时节；因为与这些街头新出的游戏同时，还出现了一行我们从前没见过的营生：街边摆着小摊，卖一些小纸人儿，有推独轮车的人、小车、骑马的人等等，全都动得相当灵活，动力来自拴在上面的大黑甲虫。比如一辆独轮车，车轮就是一只甲虫，用一根针穿透了钉在车上。摊上总让一两件动着作样品，另外还备着一大批甲虫，一有买主便随时套上。我们在旁看了几分钟，就卖出去好几件。

我们取道皇宫回家，途中走过皇宫附近那座大喇嘛庙旁的汉白玉桥。桥有九孔，宽约二百码。这是一座很美的建筑，桥下原本是一片水，如今已经干了。雨季一到，水又会重新涨起来。天热得厉害，我们在一个摊子上喝了一碗冰镇饮料解暑，花了三文钱，不到一法寻。经过皇宫时，我们从「小家伙」那里得知——他父亲与圆明园有些关系，所以他在这类事情上是个权威——皇宫里眼下只住着些老妇人，是先朝几位皇帝后宫的遗留。

看来她们是由国家供养、另有专门安排的。

今天卜鲁斯先生与恭亲王会晤，商讨与新税则有关的事宜。亲王似乎工作十分勤奋，极想弄清与他所主管的衙门直接相关的种种事务。卜鲁斯先生到来之前，赫德先生已在总理衙门待了一些时候。他早上八点钟就去了，看见亲王独自一人，正在阅看各种附有奏折等件、即将呈送皇帝的公文。

亲王办完手头的公事之后，为了消磨文祥到来之前的时间，便向赫德先生问起一些人种方面的事，问他游历途中，可曾到过这样两个国家：一国的人身上前后穿着一个洞，像隧道一样贯通；另一国的人脑袋是吊挂在身上的，走路时夹在胳膊底下。赫德先生解释说，这些说法纯属虚构，无论肤色深浅，各种族的人身体构造都依照同一个普遍的样式。接着话题转到食人之俗上，说到新西兰人和南洋群岛的岛民；亲王似乎听说过此事，但并不相信。赫德先生告诉他食人确有其事，他便说，人夹着脑袋走来走去，他倒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人吃人这种事竟会存在，他是一刻也不能相信的。文祥进来后，亲王告诉他，世上并没有脑袋可以随身携带、身子穿了洞的人，文祥表示诧异，说道：「那位把这些说法郑重其事地刊印成书的作者，显然是不足信的。」

文祥到来之前，亲王拿起一张他们放在衙门里的欧洲地图，图上的地名都用汉字注出，他指着俄国说：「这是个大国，可他们还嫌不够，去年又来把那一块从我们手里拿走了。」说着把手指按在俄国在黑龙江以北割去的土地上；他这样做时所流露出的气概与感情，是赫德先生从前从未见过的——他显然认为这是他们蒙受的一大冤屈。

随后亲王问赫德先生，外国人为什么偏爱骑着那种高大暴烈的马在北京城里走来走去，那种马昂着头，东张西望，翘着尾巴；而不骑更安静、更稳当的中国小马，那种马低着头，看着自己走在哪里、踩的是什么。赫德先生说，外国人喜欢骑烈性的马，驾驭烈马的难处往往正是他们的乐趣所在。亲王答道，他认为这种刺激的运动毫无乐趣可言，简直恰恰相反。总之，从他提出的种种问题看来，他对外国人的一举一动似乎知道得很清楚。他看了看赫德先生的衣服，对衣袋表示赞赏，认为那是极大的方便。

赫德先生说，亲王和文祥都毫不脸红地宣称，从他们手下戴红顶子的官员，直到一个听差，官府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他们信得过的。他们自称深感眼下的好运，能雇用说真话的外国人，这些人的报告他们可以放心照办，因为他们确信那些报告合乎事实。亲王表示，他们应当派一位像文祥本人这样的大员，去巡视有外国通商的各口岸；文祥说：「恒祺行吗？派他去怎么样？」亲王摇摇头说：「不行，不行；他在广州待得太久了。他的报告八成会按照他当海关监督时所奉行的那一套准则来写。」恒祺似乎并不特别受亲王宠信，据说他对扩展改善与外国的关系颇有阻挠，因为他死抱着广州那套老规矩；以他这把年纪，这一点应当多加原谅，因为无论何时，要一个中国人形成一种新观念都是特别难的事，到了六十岁更是如此。亲王和文祥的情形则有所不同。他们关于对外政策的观念，眼下才刚在形成之中；而恒祺的观念却早已定型，而且是在全然不同、远为不利的环境中定型的。

至于文祥，人们的看法似乎毫无二致。凡是能用中文交谈、又同他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品格都有同样好的评价。赫德先生极口称赞他的才智、勤勉和言语的明晰。今天他就一个难题向卜鲁斯先生作陈述，条理之清楚给赫德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威妥玛先生也有同感，说他在所谈的那个题目，即「外国船只所载复进口货物的税项」上，阐述得清楚异常。他显然是适得其位的人，是恭亲王的良师益友。

关于恒祺，我又得到以下一些消息。他在广州任粤海关监督时，俸银只有二千四百两，合英币每年八百镑，这是该职的额定俸银；可他衙门里每月的开销常常达到八千两；因为按照习惯，一个中国人得了好差事，他的大多数亲戚都会跟了去，在他任职期间靠他过活。据信恒祺在广州任上挣了三十万两，回京以后被勒索去了其中的三分之一。赫德先生在广州见他时，正是他离任前不久，他告诉赫德先生，他打算把钱投到当铺合伙的生意里去，这在中国差不多是获利最丰的一类投资了。他于一八五九年十二月离开广州，走陆路进京，走了六个月。他在中部的一个省份逗留了将近三个月，因为他希望等战事结束后再到北京。然而他还是在五月就到了，结果把整场战事赶了个正着。大军兵临城下之时，他在北京，这一点后来显得极为重要，因为其他有名望的官员都随皇帝逃走了，没有一个懂得办事的人来主持大局。在这紧要关头，恒祺挺身而出，填补了空缺，在促成释放巴夏礼、洛奇两位先生以及交出安定门的事情上，为国家立了很重要的功劳。为酬其功，他被赏给头品顶戴，并任命为办理外国事务的帮办大臣。在此之前，他从广州回来、呈上那些「红帖」之后，就在内廷得了一个荣誉性的差使，即「弓箭管理官」——那些弓箭只供皇帝和宫廷消遣之用。恒祺至今仍担着这个差使，而他从中可能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有幸自掏腰包，把这些弓箭保养得尽可能完好。他从广州带回了在他看来是稀罕物的各色东西，诸如流入广州的每一种欧洲火器的样品，还有呢绒、衬衫纽扣、背带、领带等等；他极为慷慨地对赫德先生说，这些东西他要是短缺了，哪一样都可以向他要。

今天下午，我领教了洋泾浜英语的用处。有人领了一个中国人来找我看病，我给他开了些药粉，每隔两小时服一包。叫了席五爷来传话，可那人不懂北京话，「小家伙」对他说的官话，他一句也听不明白。不过他到过南方，会说洋泾浜英语，席五爷接着便求助于洋泾浜英语，对方马上就懂了；他把「每隔两小时服一包」译成了「埃夫里图阿窝听堪卡契温」。洋泾浜英语里「钟点」那个词的读音，就好像把词尾的音吞掉了一般。

六月三十日　今天下午，赫德先生向亲王和文祥辞行，明天回天津。会晤中他得知，北京城内外各式各样的兵力合计达十九万人，按说都是领饷的。他们专为护卫京城而设，想必多半是团练和八旗兵，而非正规军队，因为我们四处闲逛时，很少碰到什么兵威的迹象。

关于赫德先生此番来京，威妥玛先生告诉我，他给亲王和文祥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两人都向威妥玛先生表示对他十分满意。亲王称他为「我们的赫德」，叫威妥玛先生转告他，好让他知道中国政府承认他是自己人。「哈大」是他们能念出的最接近“赫德”本音的发音，而「我们的」一语则是中国语言那种十分奇特的语法的一个例子。「我」是第一人称；「们」是「我」的复数，即「我们」；「的」使之成为所有格，即「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哈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属于我们的赫德」。

包工头春掌柜在公使馆里雇用的泥瓦匠和木匠今天罢工了，不是为了加工钱，而是要求用铜钱代替票钱支付工钱。如今人们尽可能不收票钱，因为持票的人把票钱兑成铜钱时要吃亏。面额最小的钞票是一千文票钱，合三又三分之一便士。最大的是一百万文票钱，合六十六元。正如六月十三日所记，这些钞票是户部在收回国内通行的制钱、改铸成成色较差的钱币发行之时印发的，那是财政上的一着险棋。

第9章

九、城中一位居民为其子求医——彗星出现——北京人对彗星的看法——米价昂贵及其缘故——走访一户人家的宅第——中国先生们对焚毁圆明园的看法——胜保的消息——普鲁士的交涉——祈雨——河南主教——对患病亲属的关切——外国人陆续到来——恭亲王指出有车夫冒称受雇于各国公使馆，偷漏北京城门税——使馆所聘中国教习祝贺威妥玛荣获巴斯勋位——北京人的家庭生活——俄国公使——古玩商天天登门——家庭生活续见——天津来客——乞丐自残——天津对外贸易的情形——与古玩贩子打交道的办法——一场暴风雨——雨后的京城——翡翠的价值——杨先生的家务烦恼——大雨过后以北京的车代步

七月一日。今天早上，杨先生领来一位仪表极体面的老先生和他的儿子。经德格勒斯转告，老先生“久仰大名”，急于就儿子的病来请教我。他儿子二十二岁，十个月来日渐衰弱。我给这年轻人做了检查，发现他的肺痨已到晚期，药石无效，而且是无法逆转的那一种。我不愿当着年轻人的面说出来，只说等他们走后我把看法告诉杨先生，再由杨先生转告他父亲。不料老人立刻说，他从我的脸色就看出来了，这病已无可救药，并直截了当地问我是不是这样。我承认确实如此，说我能为他儿子做的，只是减轻些痛苦，并不指望能治好这病。我给了他一些药，缓解眼下最折磨病人的几样症状，又答应一两天内同杨先生到他家去看看病人。在约定之前，我先问他们，我到城里他们府上去有没有什么不便，老人说当然没有，相反，他极盼望我去。总之，父子二人的举止都叫我十分满意——文雅体面，无以复加。

七月二日。今天酷热难当，背阴处九十四度，太阳底下一百一十二度。蚊子如今极为恼人，奇怪的是，它们一点声音也没有，这一点和南方的蚊子大不相同。我看见有些人身上满是挨叮的疙瘩，却说不出自己何曾见过一只蚊子——它们干起活来就是这样悄无声息。

今天下午，杨先生来问我，他有个三岁的孩子新近出了天花，正随之发烧，颇受折磨，该怎么办。我向他解释，最稳妥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尽量助长自然已经开始的过程，把病毒发到体表来，这样或许可以免得残留的毒素排不出去，伤及某个内脏。为此，我给了他一些东西，好让还没出痘的那部分皮肤也把痘发出来。说到这件事，他随口告诉我，他另一个孩子也出过天花，而且是一种过牛痘就立刻发病，恰如孩子真正种了人痘之后所预料会发生的那样。然而他似乎并不怀疑是痘苗引起的，只当那是巧合，还倾向于认为，孩子既然好了，想必是种牛痘减轻了天花的凶险。

今晚十点钟光景，我们几个人为了躲避屋里的酷热，在使馆院子里走来走去，看见一颗明亮的彗星，拖着一条又长又亮的尾巴。那时它已低低地靠近地平线，正朝北偏西方向移动。

七月三日。今天早上，杨先生通过德格勒斯告诉我，他已照我的吩咐给孩子治疗，痘因此发出了许多，孩子似乎好受了些，烧也退了。

这里所说的疗法并不复杂，不过是在孩子身上当时还没有出痘的那部分皮肤上，擦上一点巴豆油而已。

今天和中国先生们谈起那颗彗星，他们说，昨晚已是它第三次出现，只是前两次都很小。昨晚它形体巨大，尾巴明亮，在城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视之为大凶之兆，预示京城将有祸乱。人们所怕的祸事之一，是叛军北犯，因为南方流传说北京各衙门里存着大笔银子。至于城内生乱，大家倒不担心，他们说，城里人个个都知道北京眼下有多穷。

不过，京城眼下怨声颇多，不仅因为钱法败坏，也因为粮价腾贵。自从皇上去了热河，米价涨得厉害，穷人如今已买不起寻常的米，只好将就吃些霉变了一部分的陈米。朝廷迁往热河之前，上好的米每担一百三十三磅，售价一两银子，合八十便士。如今恰恰翻了一倍。其缘故是，除了皇上下令将大批存粮运往那里之外，粮商们还发现，即便算上运费，米在热河也能比在北京卖出更高的价钱；结果就从京城兴起了一股往内地贩运的生意，眼下已严重损害到北京人。战争的开销也使几乎每样日用必需品都涨了价。这粮食问题眼下颇让民心不安，他们说，就算没有这件事，他们的麻烦也已经够多了。

一般人越来越觉得皇上不会回来了。他们说，彗星一出现，更会坚定他不回京的决心，因为他和他身边的人都会把它看作一个警告，叫他远离北京，那里已有祸乱的预兆。我试着向杨先生解释，这颗彗星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现象，每隔一定的时间就必然出现，我们有推算的办法，确切知道这类现象何时出现，因此并不对它们抱有任何迷信的看法。杨先生说，中国的基督徒也不迷信这个，他自己就是基督徒，完全同意我的意见。然而当时在座的另一位先生，一位有绅士风度的老人，姓苏，意见却恰恰相反，他持的是一般人的看法，认为彗星的到来是极不祥的兆头。苏先生最近搬进了使馆，给温德姆当先生。他五十一岁，眼睛极为近视。他说，他的视力本来极好，直到几年前的那次日食，一位朋友劝他透过一片玻璃去看，从那以后他的视力就一直很差，只好经常戴眼镜。

今天下午，我按照约定，同杨先生去看前天说到的那位害肺痨的年轻人。那宅子看上去十分体面，坐落在一条胡同里的一个院落中，那胡同从哈德门往北去的大街岔出。走到内院门口，我们看见一个女仆坐在那里做针线。她站起身来，急忙回避；但在回避之前，她先设法打开了当中的两扇大门，即所谓“正门”，自己则从一扇旁门退了出去。我们被径直领进正厅，在那里见到了这家的几口人，其中有那位害痨病的病人，还有三位正坐着做针线的女眷。寻常的寒暄过后，由于我不通中文，杨先生又同样一句英语也不懂，我这次登门就主要只是给病人做检查。正在检查的时候，他父亲进来了，极其热情地招待我，同时给我引见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先生，是特地请来见我的，我好不容易弄明白，那是年轻人的外祖父。

我受接待的这个厅，看来是一家人日常起坐的屋子，分作三间，正中一间对着门。右首一间是敞开的，与正中一间相通。左首一间用一扇宽大的格子门隔开，门上挂着一幅浅绿色的竹帘。许多男女仆人来来往往。屋子当中放着一只衬铅的大冰桶，他们从里面给我舀了些冰茶。在眼下这个季节，这是一种极为清凉而又合宜的饮料，因为中国人喝茶，不加糖也不加奶，茶也泡得很淡。

我无法与他们交谈——我的中文不过是为这次登门专门学来的三句话，即“都是一样”，意思是照旧；“不好一点”，意思是差些；“好一点”，意思是好些——所以也就不必久坐。告辞的时候，我发现门口停着一辆装饰得十分精致的蓝呢围子车——其实就是他们家自用的车——是特地为我备下的，他们执意要我坐上去，把我送回家。我便照办了。车夫把我送到使馆后，我给他二角五分银元，他却再三推辞，怎么也不肯收，显然是怕收了钱有损主人家的体面。

七月四日。今天上午，德格勒斯同杨先生和苏先生谈话，我坐在他屋里，他一边谈一边翻译给我听。话题是圆明园被毁的事，两位先生都为之痛惜。德格勒斯问他们，就此事的特殊情形而论，他们是否认为这是罪有应得的报应。他们答道，姑且不论此举是否正当，这件事总是极可痛惜的，是国家的损失，在这一点上，他们不能不同情皇上；因为那些被毁的东西，是从明朝以来就一直收藏积累的。他们最痛心的，似乎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毁坏。他们说，那些东西要是只被安安静静地搬走，好好保存起来，也就不至于这么糟，因为虽然不归中国所有了，它们总还存在于世上。听他们的口气，在他们眼中真正宝贵的东西，被搬走的相对不多，搬走的只是些华而不实、次要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物件都被我们忽略，给毁掉了。他们举出的东西里，有一只纯金的大鸟，每天正午十二点钟会唱歌。

他们说宝物被忽略，这话是有事实为证的：焚烧宫殿的时候，旁遮普第十五团的一名军官看见一尊金属大像正被人踢来踢去，以为是黄铜的，便捡了起来，结果竟是纯金的，他在香港卖得八千英镑。他们的意见是，与其惩罚皇上，让他为他本人并不负责、甚至或许全然不知的事情受过，我们倒不如要求交出郑亲王和怡亲王，如果查明确是他们二人之过，就把他们处死。至于宫殿建筑被毁，他们似乎不那么看重，因为里面的东西反正已经全部散失，或多或少遭了毁坏。

后来我从米启尔爵士那里得知，此事发生在焚烧的第二天，该团士兵自己也捡到了大量散落在地、已经熔化的金属，结果竟是黄金，据估算每人约可分得六百卢比，合六十英镑。

我请杨先生讲讲昨天同他去拜访的那户人家的情形。那害痨病的年轻人的父亲是他的表兄，家道颇为殷实，名下有四家铺子，卖钟表和鼻烟。他本人并不做买卖——只是这些铺子的东家——实际上是个开铺子的商人，用这种方式来投放他的钱财。这些铺子每月约可进账五百两银子，开销要从中支出。他家每月的家用是一百两，合每天一英镑。家里有二十个伙计和仆人，自家八口人，包括他的岳父、两位妻妹和一位姑母。他是个鳏夫，妻子生下我正在给开药的这个年轻人时就死了。这一家人都是基督徒。

今天的京报宣布，胜保在冠县打了一个大胜仗，冠县是山东与直隶交界处的一座县城。京报上为此次胜仗公布了多项升赏，有赏顶戴的，有赏花翎的。胜保眼下统率全军，因为肃顺在皇上面前进了谗言，使皇上对僧格林沁生了嫌隙。人人都说肃顺是个大奸人，是国家许多祸患的根源。僧格林沁虽未真被降职，却已失宠。人们依然说他是个正直而极可敬重的蒙古人，深得士卒爱戴，这和我们一向听到的一样。

七月五日。今天早上又同先生们谈起圆明园的事，他们断言，皇上是主和的，虐待俘虏一事，他和僧格林沁都毫无干系，该负责任的是昨天提到的那两位亲王，即郑亲王和怡亲王。

今天得到了普鲁士交涉的消息，交涉已在天津重新开始。中国人仍然拒绝条约中准许驻京的那一款，除非普鲁士公使保证十年之内不付诸实行；这看来很像是在拖延时间，指望在此期限届满之前，外国人驻京之事将全部了结。艾林波伯爵愿意将驻京权推迟五年，中国人同意这一点也并非不可能。

七月六日。今天的京报上登出一道上谕，派恭亲王代皇上到天坛祭天祈雨。眼下正急需雨水，庄稼需要，人的健康也需要。这一次只打算祷告，不过照一般的规矩，这类祭祀要宰杀各种牲畜，如马、羊、牛、猪。京报上还有旨意，要给关帝加封，因为南方有一座被围的城池，城中士绅聚集祈祷，关帝听了他们的祷告，把看似必败之局转为胜仗。

参见七月二十八日。

今天上午，梁公府里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令人十分委顿，我为了驱散这种压抑之感，便快步出去走了一趟。我沿着外城的中央大街往南走，出去到了天坛和先农坛之间的郊野。一路上，我几乎没碰见一个戴帽子的人，虽然烈日当空，寒暑表放在太阳底下达一百一十三度。买卖似乎照常在做。然而许多下等人光着上身走来走去，个个都在使劲扇扇子。街边摊子上卖的吃食，如今主要只有水果，如西瓜、桃子、杏子和李子；冰镇饮料则到处都有。

七月七日。酷热依旧，丝毫未减，热病和神经痛越来越多，后者表明大气中正常的电的状态受到了扰乱。一连几夜，热得几乎无法入睡，偶尔睡着一会儿，也是睡不安稳，醒来毫不解乏。蚊子的毒性似乎也在与日俱增。

今天在法国公使馆吃饭，我遇见了河南教区的主教，一位法国神父。他在中国待得太久，竟然忘了自己来华已有多少年了。与他同来的是斯莫林堡神父。两人都穿着中国服装，按照中国的规矩，戴着帽子入席，戴帽子是表示敬意的。不过主人请他们不必拘礼，把帽子摘下来，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这想必让他们大大松了口气。主教的装束处处都和中国官员一样，只是不戴顶子。他的服饰十分齐全，只是那条辫子颇像马匹当中所谓的“鼠尾”。他身材高大肥壮，面色黝黑，看他的模样，可见他长年居住的中国北方那一带气候是相当宜人的。

七月八日。那位痨病病人的父亲今天来找我，讲了他出门时儿子正受着的几样症状，希望我能给点东西缓解一下。这类事实确实足以从实际上驳倒某些作者所说的中国人对亲属的痛苦漠不关心的说法。这家人对那年轻人似乎关怀备至，虽然听了我的话，他们已完全相信他的病是治不好的，我所用的任何疗法，都只是为了减轻他的痛苦而已。

如今北京城里飘扬着三个缔约国的国旗了。俄国国旗是今天上午升起来的，就在巴留捷克上校作为驻京公使从恰克图到达之后。

七月九日。恭亲王提出一件事，说他接到控诉，从天津上来的车辆，自称是给“大英国”运货，借此逃避城门上应缴的税。尤其有一座城门申诉说，它的税收因此日见减少。恭亲王希望能想出一个办法来切实加以制止，因为光给车夫一张英文写的通行证是不够的，守门的人分辨不出这一张洋文和那一张洋文有什么两样，而逃税的人手里也都备着这种洋文的样本。此外，据说真正从天津运货到各公使馆的车辆进城时，另有一些与之毫不相干的车辆，私下讲定了，混在一起进来，从而逃掉了照例的城门税。威妥玛为此事同恭亲王会晤时建议，凡自称是给英国或法国公使馆运货的车辆到了城门，都应先扣下，等城门派出一名委员，去向那些车辆和货物声称所属的公使馆查询之后再放行。然而恭亲王无可奈何地说：“你以为他就不会作弊吗？哼，他又会替自己带车进城，说是去外国公使馆的，再向车夫收一笔减了价的规费，揣进自己的腰包。”我想，各公使馆不缴纳照例的城门税，想必自有其充分的理由，否则只要他们同意缴纳，这个难题就立刻迎刃而解了。

五月十日从英国发出的邮件今天到了，随之而来的消息是，威妥玛和洛奇两位先生因在这次远征中效力，荣获巴斯勋位。

七月十日。昨晚十点钟光景，下起大雨来，夜里时下时停，使气温降低了一些，大家都比较能睡得着了。天快亮的时候，发现威妥玛住处隔壁的那座房子起火了，火势刚起。有人蓄意纵火，在木构件四周堆了刨花和别的引火之物。幸好火还没烧开，一名早起的听差，也就是中国勤务，发现了，叫来人帮忙，把火扑灭了。这次企图纵火，唯一可能的原因是，昨天使馆里一位欧洲住客，因为那座房子的工程进展不够快——那房子与他个人有关——便揪住给那座房子干活的泥瓦匠头目的胡子，把他摇来摇去。这样的发脾气，无论怎样严厉谴责都不为过。

杨先生昨天听德格勒斯说，威妥玛从他的君主那里得了一枚勋章，相当于一根花翎，今天早上便穿戴全副礼服，戴着官帽和镀金顶子，到威妥玛的住处去道贺。道过贺后，他开始给德格勒斯上课；不过上课之前，他像个细心谨慎的人那样，脱下了头等的礼服，换上了家常的袍子。下午他问我肯不肯去他家看看他那个出天花的孩子，我便去了，德格勒斯同去当翻译。往他家走的时候，我注意到杨先生把帽子拿在手里，看来他身上的其他衣服既与礼帽不相配，戴着它上街就不合规矩。我们发现，杨先生的住处是一所房子中的一个院子。这种私人住宅都分成若干院落，一进一进往后排。一家人住多少院落，要看人口多少和家境如何。有的人租下整所房子，有的只租其中一个院子。杨先生有一个院子，三面的房屋都归他，不过他自己只住北房。北房是寻常的样式，正中一间是堂屋，一侧是两间卧房，另一侧是厨房和仆人住的屋子。这院子三面的房屋，他每月付纸钞三万文，合每天三便士稍多一点。

一进院子，他的儿子，一个五岁的可爱小男孩，就跑出来迎他，拉住了他的手。他的妻子，一个穿着白衣、颇为俊俏的年轻女人，显然正怀着身孕——那是爱丈夫的女人所乐于有的样子——也出现在房门口，欢迎他回家。我们一坐下，仆人就端上茶来，杨先生把他父亲介绍给我们。他父亲并不和他同住，只是顺便过来看看孩子怎么样了。

随后我被领进卧房，那个受苦的小孩就躺在铺着席子的炕上，身上出满了部分已连成片的天花，头枕着一个小圆枕。孩子身上穿的似乎是平日的衣服，盖着一床薄薄的白布被子，不大干净。屋里的空气很不洁净。不过在我看来，这孩子的病情正朝好的方向发展。我建议他们立刻把孩子挪到隔壁屋里去，那里通风好些。这孩子三岁。那个跑来跑去的小家伙活脱脱是他父亲的模样，眼下他的头发扎成两根小辫子，像两只角似的翘在脑袋两边。这里的习俗是，小孩的辫子先分作两根来养，等头发长到足够长了，再把两根并成一根，垂在背后。

这个字用来指床的时候读作“炕”，以别于套在颈上的刑具“枷”。

七月十一日。今天早上，威妥玛替宗先生的妻子来向我求医，她把一根手指的指尖划破了。我请威妥玛向他解释，给这类伤病出主意之前，稳妥起见总要亲眼看看实际情形，我很乐意同他到他家去，或者，如果他愿意，也可以用车把他妻子送到使馆来。这两个办法他都不能接受，因为他怕在邻居面前不好交代；所以我只好听他描述伤势，提出一个看来最简便、害处最小的治法，就是保持伤口清洁，用湿的软麻布盖着，我给了他一些软麻布。

巴留捷克上校今天带着他的外交随员和两名俄国军官来拜访卜鲁斯，个个都穿着全副制服。巴留捷克夫人到京时身体不适；巴留捷克先生很想再听听别的医生的意见，便请我去看她，我发现并无大碍，不过是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之后，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里，所难免的那些毛病而已。俄罗斯馆的医官科尔尼洛夫斯基医生正在给她诊治，我觉得他的治法无须改动，也就没有提出什么不同的建议。

下午，温德姆的先生苏先生穿着他的学衔服饰出来，去向威妥玛道贺，祝贺他得了一枚相当于花翎的勋章。受过这番道贺之后，威妥玛好意陪我到商人杨家去，在我给他那害痨病的儿子看病时替我翻译。我发现病人已经重得多了。解开他的胸前时，我注意到他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贴身戴在衣服里面。病势进展极快，我只能让他们有个准备，最坏的情形不久就会发生。外面那样热，这房子里却凉快得出奇。威妥玛对这宅子的气派，对周围每个人的体面模样，都很是满意。

七月十二日。天气又变得十分闷热，尽管如此，使馆如今每天还是挤满了古玩商。他们探明了外国人的喜好之后，一整天里每隔不久就带着货物上门来。只要有一丝卖得出去的希望，他们那股坚持不懈、不辞劳苦的劲头就着实可观。他们会带着大坛子和铜器走上好几英里路来，却从不死缠硬磨，生意做不成，也不大露出失望的神色，只是静静地走了，过不多久又带着别的东西回来。

今天下午我又去看昨天说到的那个垂危的少年。德格勒斯同我一道去，我们受到的接待，同我前两次登门时一模一样。这回在场的人比我以前见到的多，看来都是亲友，是来探问年轻人病情的。只要稍稍一看就知道，他的生命之火很快就要熄灭，他的寿数如今只能以钟点来计了。我又向他父亲解释，他切不可误以为我来看他儿子、给他儿子用药，是因为我对他的康复还抱有一丝一毫的希望，而是因为西方的医生认为，减轻病人的痛苦和治好病一样，都是他们分内的职责。

我偶然问起我们所在的这座房子后面那座两层的楼是什么，他们告诉我，那是房主人自己的起居之所，主人当即提出要领我们去看看。我们从尽头的一间小屋进去，那似乎是他盥洗更衣的屋子。屋里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一只黄铜大盆，两边各挂着一条手巾。我们从这间屋子上到楼上，楼上用镂空的隔扇分作三间，每一间都布置成起坐和用点心的屋子。墙上挂着画作点缀，四处放着不少书籍，还有瓷器、铜器和玉器等摆设。屋子朝着一道游廊，所以冬夏两季都适用。再下楼来，和更衣室连成一排的，是几间陈设得很雅致的小屋子，一间通着一间。看过杨家主人的私室，回到前面那座房子时，我们听见女人的声音，好像在唱圣诗；朝屋里一看，只见这一家所有的女眷，连女仆在内，都围在那垂死的少年床前唱赞美诗。我问杨先生她们在做什么，他说：“在做宗教功课。”我注意到这些女人穿着厚底鞋，把身子垫高了至少三英寸，那鞋底下面做得与其说像鞋底，不如说像一截粗短的木桩。这是满洲妇女和北方那些没有沿袭缠足这种野蛮习俗的汉族妇女所穿的鞋。前面那幅图画出了两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在年轻人躺着的那间屋子隔壁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精致的座子，上面立着一个又大又好看的十字架，两边各有一个烛台，插着蜡烛。这宅子里几乎每间屋子都有一座钟或一只什么样的计时器。我们告辞的时候，发现他们家的车又在门口等着送我们回去了。

七月十三日。今天早上，约翰·颠地从通州来，拜访卜鲁斯。他从天津坐船上来，又从通州坐四人抬的轿子前来。他在外城和内城的城门都被拦下，要他下轿。他说不清人家要干什么，不过他想，大概是要他等后面稍远处他的车子跟上来。

今天上午，一名步行的信差从天津送来艾林波伯爵的一封公文。随信附有一张便条，说这信差正当正午炮响的时候离开天津，请注明他递交公文的时刻，因为要按他送信的快慢付给他工钱。他在十一点半递到了公文，二十三个半钟头走了八十六英里。他全程徒步，一夜没睡。就算给他留出不多的吃饭时间，他平均每小时想必也走了四英里。

下午，尼尔中校、威妥玛、温德姆几位先生和我一道去拜访俄国公使及其使馆人员。有一小队哥萨克随他一路同来。他们一副野性未驯、晒得黝黑的模样，衣着也不怎么整洁。

七月十四日。昨晚九点半，天阴了下来，下了一阵大雨，远处雷声阵阵，不时有片状闪电。暴雨不过半个钟头就过去了，随后天晴，是个好夜晚。这个季节天气变化似乎非常突然，但多半为时很短。今天天空晴朗美丽，太阳十分毒辣。

下午，尼尔中校、约翰·颠地先生和我到外城几家主要的古玩铺去转了一圈。我们在铺子里认出了许多曾经拿到使馆给我们看过的东西；古玩商们打定了主意，既然天气使穆罕默德不能到山那边去，那也挡不住山到穆罕默德这边来；所以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天天都接待内外城各家古玩铺派来的人，不出门就能把他们的货色看个仔细。每家铺子里，我们一进门，就有人端上冰镇的饮料来。

我们穿过前门的时候，门前聚着一群乞丐，我注意到其中有个可怜人，一条腿从膝盖往下缺了半截。断处是敞开的，参差不齐，看上去像是被硬生生弄掉的，留下一个敞着的烂疮。起先我想，他很可能是个兵，在最近的战事中腿被炮火打掉了，因为中国政府照例对受伤的士兵是不加抚恤的。据我后来所了解到的，更可能的是他自残肢体，为的是博人怜悯；截肢的办法是用一根绳子紧紧勒住小腿下部，使之坏死，等软组织脱落之后，再把骨头锯断。据说这种做法在某些省份来的乞丐中比别处的更为常见，尤其是山东来的乞丐。

谈起天津的商业前景，颠地先生说，今年在那里做的曼彻斯特货物生意相当可观，而且大有稳步增长之势。美国斜纹布卖出了一些，不过生意主要还限于白布和灰布。毛织品眼下还没有销路，因为我们竞争不过俄国。大约十天前，有两支经西伯利亚来的商队到了天津。伯明翰货物的销路也很有限。鸦片卖得不多，因为本地土药的种植已大大妨碍了这一门“慈善”的买卖。据颠地先生看来，天津不大可能兴起出口贸易，因为牛油和羊毛都太贵。因此货款都是用元宝银和黄金支付的。冰的出口必然十分有限，因为它的销路不大可能越过新加坡，甚至连新加坡也未必到得了；印度的冰块生意已完全落在美国人手里，从白河运冰去能不能比从美国的温汉湖运去更便宜，还很难说。

七月十五日。眼下梁公府里雇着三百二十名工人，有木匠、泥瓦匠和小工。此外还有两帮人，一帮是油漆彩画匠，一帮是裱糊匠。已同油漆匠另订了一份新合同，把府里“公使馆大院”以外的几处重新油饰一番。他昨天又把他的一班人马安顿到府里来，占了一间外屋做厨房。一大堆东西运了来，有粮食、碗、筷子，还有几口做饭的铜锅，不一会儿，伙房就全都安排停当了。这些新的油饰工程只限于府中宫殿那一侧，仍由尼尔中校监督。英国公使馆如今之所以显得这样堂皇气派，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营造才干、艺术眼光和悉心督察。

酷热至今毫无缓和。昨晚同颠地先生从法国公使馆回来，他说他在中国住了多年，大部分时间住在一般认为是中国最热的地方，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像北京这样的热。确实闷得很，今天早上人人都说睡得不好，几乎直到天亮才合上眼。连鸟儿似乎也在受罪，飞进来栖息在院子里席棚的荫凉底下，看它们的嘴一张一合，好像在喘着气要吸点新鲜空气。北京被二十五英里长的巍峨城墙围着——那是内城和外城城墙加起来的长度——在寻常情形下，无疑也会使夏天更热，而在眼下这样异常炎热干旱的季节，这就自然更叫人觉得难熬了。

今天下午，我们又陪颠地先生到外城的古玩商那里去，他买了不少东西。不妨举个例子说明他们做买卖的办法：一件镶了许多镀金饰件、十分精美的珐琅摆设，要价二百元；一块九英寸来长、式样奇特的水晶，雕成形状不规则的杯状格子，像是一种双格的墨水池，要价一百六十元；一块形状说不上是什么的孔雀石，要价三十元。颠地先生三样一共出价二百元，合将近五十英镑。他们起先不肯，一迭声地嚷着“不到本”，意思是出价差得太远。颠地先生咬定原价不松口，最后他们商量了一阵；拿出一把算盘来，那是一种现成的计算器，拨来拨去算了几遍，终于接受了这个出价。一拿出算盘，买卖就几乎一定做得成，因为这表明所出的价钱离实际价值不算太远，不能一口回绝；虽然赚头也许不大，但只要成交，就可以推断他们还是有得赚的。

七月十六日。上午前半晌闷热到了极点，人人都热得难受。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之感，脑子也仿佛麻木了，没法用心思，这是最显著的几种反应；不过有些人还显得胃液分泌停止，毫无食欲，却没有别的症状。然而到了一点半，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一场极猛烈的暴风雨来了，大雨如注，一连下了一个钟头，其间远处雷声隆隆不绝，电光闪闪。两点半光景，雨渐渐转成了毛毛细雨；我便同尼尔中校出门到城里去，看看排水的情形。使馆门前那条河道，一个钟头前还是干涸的，这时已变成一股奔腾的急流，涉水而过的人，水都没过了膝盖；这河道宽六十六英尺，由此可以想见这一个钟头里下了多大的雨，也可以看出这座城的排水经过了多么用心的安排，因为这条河道就是半个城的总下水道——不过只在下雨的时候才是。我们看到有好几条石砌的地下大沟通到河道里，水正从沟里奔涌而出。我们还注意到，凡是河道东岸有一个沟口，正对面就恰好有一个相应的沟口，把西岸相应一带的水排进来。总而言之，我们惊奇地发现这里有如此完备的排水系统，实际上看来是完美无缺的，唯一积了水的地方，是街道失修处的一些洼坑。我们从使馆走到哈德门，到那里为止，就是穿最薄的靴子也走得过来。然而我们想穿过城门进外城时，却被瓮城侧门底下积成的一个大水塘挡住了；几个乞丐正背着人蹚水过去，挣几个铜钱；他们恳切地招揽我们，要我们也用这个办法过去；但我们并没有非过这道关不可的急事，心想还是不过为好，免得无意之中把这些热心朋友身上的某些私人财产沾了过来，那些东西我们宁愿让它们留在主人身上。

回到使馆，我们看见颠地先生正在同一个古玩商讨价还价，买些绿玉珠子，这里的中国人叫做“翡翠”。这种玉很受重视，人家向颠地先生要价每颗三元，如果成色好，这个价钱在中国并不算超出它的价值。从圆明园弄出来的几挂这种玉的朝珠，每挂约有一百五十颗，每颗有小弹子那么大，一颗竟卖到三元半，合十六先令；就是这样，本地的行家还认为非常便宜。正在议论颠地先生要买的那些翡翠成色如何的时候，席五爷为了工程上的一件事情进来了。颠地先生注意到他拇指上戴着一个看似上好的翡翠扳指，便请他借来一看；用金刚钻一划，原来是绿玻璃的。席五爷承认，那东西只花了两千文纸钞，按七千文合一元的行市算；可同时，这位“小的”被人这样无意中识破戴着假货，看来颇有些“丢脸”，因为他一向是个爱讲究穿戴的人，尤其是出门走动的时候，总是衣着一丝不苟，整齐得体。那古玩商最后每颗减了半元，颠地先生买了八十元的珠子；还买了几匣御用的朱墨，那是圆明园附近的乡民从园里拿出来的。朱墨每锭要价一元，拿出来给人看的时候还弄得十分神秘。颠地先生身边恰好带着两颗梨形的珍珠，有半颗糖杏仁那么大，是从一个法国兵手里买来的，那法国兵是在圆明园得的。古玩商一看见，就拿到窗前，一眼便认出了它们的价值，当即向颠地先生出价每颗一百元——真是个精明的家伙，识货识得快，颠地先生在南方时，已经有人出过三倍于此的价钱了。

傍晚时分，温德姆和德格勒斯两位先生在使馆大门前散步，看河道里的流水。温德姆裤子外面套着一双靴子，引起了几个过路人的注意，其中一个看得入了迷，把靴子的料子和做工大大夸赞了一番之后，便向温德姆提出要买下这双靴子，急着要“同他做一笔买卖”。有人向他解释，眼下外国人住在北京是为了政治上的事务，不是为了做买卖，做买卖是违反条约的，因此不能答应他的请求。那人似乎对这个解释十分满意，说他相信过上两年左右，北京就会造出同样的靴子来，因为这种料子做成鞋靴，在雨天穿的好处是这样显而易见，用不了多久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七月十七日。整夜时大时小地下着雨，白天又接连下了几场大阵雨。这两天的大雨恰好紧接在恭亲王到天坛举行祭祀之后，他的祈雨显然灵验了，这位亲王殿下必将因此大受百姓称颂。

今天有两名海军军官从天津来到使馆，他们此来的唯一目的，看来只是为了能说自己到过北京，因为明天一早他们就要动身回去。他们是坐车上来的，说因为下雨，路坏得厉害，过了张家湾以后，他们只好下车步行，好减轻车的分量，让车走得动。

“先生”是教师的正式称呼，他们把这个称呼加在姓名后面，就像医生在名字后面加上医学博士一样。文学学士在这里叫做“秀才”，意思是“才学萌发”；文学硕士是“举人”，意思是“大有进益的人”。再往上的一级功名，相当于法学博士。

杨先生——照正经的叫法，应称为“先生”——今天上午告诉德格勒斯，他那位商人表兄现在对儿子的死已经想开了。那年轻人就死在我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次日早上，也就是本月十三日。他把遭此不幸看作自己的命，因此认为理当硬撑着挺过去。杨先生自己这一两天也有些家务上的烦恼。他天天盼着妻子给他生下第三个爱情的结晶；而他家那两个女仆，眼看这桩喜事一到活计就要加多，便辞工不干了；另有一个男仆则擅自卷了一小笔交给他去兑换北京铜钱的外国银子跑掉了。不过，尽管有这许多烦恼，杨先生的兴致倒还颇好，因为他觉得，家里添丁恰好与他表兄的儿子去世差不多同时，倘若这个快要出世的孩子是个男孩，那可是件幸运的事，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认为他那位有钱的亲戚极有可能收养这个孩子；他既然失去了独子，就必须从亲属的孩子当中过继一个做他的男嗣。

七月十八日。天又放晴了。中午，尼尔中校、颠地先生和我，由席五爷陪着，各坐一辆车，到内城去逛几家铺子。我第一次坐北京的车时，本来可能对它有些好感，今天的经历却使我的看法大打折扣。我怀疑，人在并非有意施暴的情形下所能受到的磕碰颠簸，恐怕从来没有比我们今天所受的更多种多样了；看来这都是雨后道路恶劣的直接结果。城里的排水总的说来虽然不错，但许多地方比街面低，积水停留了一些时候，就成了泥潭，车子蹚过去十分吃力；另一些地方因为土地泡软了，轧出了深深的车辙，车子毫不客气地一下子颠进去。坐车的人除非坐在车厢正中，两手紧紧抓住两边，否则免不了接二连三地撞得生疼。尽管如此，车夫们赶车的本事很高，我没看出有翻车的迹象。我们从城这头走到城那头，沿路逛铺子，照例我们每进一家铺子，门口就围起一群人，给店主添了不便；然而店主们由于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些缘故，小心翼翼地避免采取任何办法驱散人群，他们就是这样害怕给任何人留下口实，到衙门里告他们殴打。

第10章

十、北京银钱行市——小偷小摸——犯人交中国官府发落——北京人对英国外交官身份地位及畜类寿数的看法——皇帝对彗星一事的谕旨——古玩商手中的圆明园旧物——街头意外——古玩买卖的趣事——温德姆、德格勒斯二君游西山——煤窑——山中寺院——和尚——奇树——守戒的和尚——山中风雨——米启尔将军抵京——焚毁圆明园的实情——关帝及其祭祀——达文波特君在牛庄干预家务纠纷，身受重伤——看交情的买卖——中国藩属各国的艺术观念——北京俄罗斯馆的由来——阿特金森的《阿穆尔》——俄国人对此书的说法——商人杨某来访——关于皇帝病情的传言

七月十九日　我们初到此地时，以及此后好几个月里，一元银洋一直值票钱一万五千文。不过近来洋价渐涨——也就是说，银子在市面上一天比一天值钱——如今一元已可卖到票钱一万八千文。这样一来，几个星期前还值铜钱三十九文的一张千文钱票，现在只值二十九文了；而从前一元银洋可换铜钱五百五十五文，如今也少了三十三文，可见铜钱的价值同样在涨。上月十三日所记百姓中间的怨气，就是票钱贬值引起的。兑换的行市由钱铺、兑换铺操纵。他们结成行会，银价由他们定。

天气又酷热起来，前几天那几场大雨并没有带来什么持久的凉意。寒暑表放在全阴处，也有华氏九十四度。不得不劳心用脑的人都叫苦，说这暑气压得脑子发昏。颠地君天刚蒙蒙亮便动身去天津，好尽量躲开早上毒辣的日头。城门要到天亮才开，所以要想趁夜从北京启程，只有在日落以前出城，到城外关厢的客店里投宿。

今天早上，那个八里桥来的小贩以看门人的身份，撞见一个与工程毫不相干的本地人，在偷漆匠们伙房里存的萝卜。那人从一段坍塌的墙头上翻出去逃跑，老小贩拔脚就追，一把揪住了他的辫子。随后把他押到威妥玛君跟前，告他偷窃。我们知会了地方官府，当即有一名官员前来查问，人暂且押在公使馆里。

七月二十日　昨天深夜，两个衙役提着灯笼、带着锁链，来提这个倒霉的偷萝卜贼。锁链套上他的脖子，双手也缚住了，然后押往顺天府衙门的监牢。顺天府尹就是北京这一带的首席地方官，是个大官，姓董，人称董大人，据说本人是一位性情温和、毫无刻薄之心的老先生。原来这人是趁工匠们进门时混进梁公府的。他似乎并无正当营生，而近来又接连失窃了两三回，所以认为有必要拿头一个抓到的犯人开刀，以儆效尤。威妥玛君已请官府将审理结果通知公使馆；十有八九，这案子会草草了结，赏他一顿“大板子”了事。我们平日里常常用严厉的字眼谴责中国的严刑峻法，遇到鸡毛蒜皮的小案，自己却又借用这套刑律，实在说不过去；可是话说回来，也很难看出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样做。

七月二十二日　威妥玛君今天和苏先生谈话，惊讶地发现他忽然之间对欧洲的事情灵通起来了：意大利正在进行的争斗，美国的分裂，他都知道。他说：“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以前，大家对欧洲和欧洲人的无知，真是了不得。不过你们几位的名字，我们倒是知道的。巴大人（巴夏礼君），我们一直以为是一位皇族亲王。您的名字我们也知道，以为您是一位二等亲王。”后来谈话转到一个涉及畜类寿数的话题，苏先生说：“你们还有一条年纪极大的狗，叫查理，我听尼大人（尼尔中校）说，是明朝生的。”威妥玛君不禁大笑——也难怪他笑——告诉他中校说这话一定是在开玩笑。苏先生说：“真的，经您这么一提，他当时的神气确像是在笑。现在想起来，他是在笑，那话想必是句玩笑。”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前几天晚上，苏先生到弹子房来，看别人打弹子。坐着的时候，他瞧见那条叫查理的狗趴在地上睡觉，便问它有多大岁数；尼尔中校开玩笑说：“大明。”意思是查理生在一六四三年以前。苏先生大吃一惊，一跃而起，抓住查理，把它翻过来，仔仔细细端详，活像在端详一件古瓷；他并不觉得这话有多么难以置信，而且从他对威妥玛君说的话来看，直到有人点破，说那是——照他自己的说法——“一句玩笑”，他似乎都不曾起过疑心。

原注：“大人”字面的意思是“伟大的人”，是对一定品级以上官员的称呼，缀在姓名之后。例如卜鲁斯君在北京称卜大人，布尔布隆君称布大人，尼尔中校称尼大人。这个称呼在英语里最接近的说法是“阁下”。次一等的称呼是“大老爷”，意思相当于“尊驾”。例如圣克莱尔君被称作辛大老爷，温德姆君被称作温大老爷；威妥玛君则是威大人。

原注：中国人极看重明朝传下来的器物，那个时期烧造的瓷器，大多印有“大明”二字，永不磨灭。

七月二十三日　京报上登出了一道关于彗星的上谕。似乎有些人为了讨好皇上，不顾舆论，竭力要证明彗星是吉兆。皇上却不领这番“天象上的献媚”，谢绝他们的称贺，认为当此叛乱迭起、多事之秋，此举殊属不合。

古玩商近来送来的东西，很多显然出自私宅，是家道中落的人家的物件。有些东西无疑来自圆明园，这从它们被偷偷摸摸送进公使馆、要价又相对低廉便看得出来。比如昨天，一件厚重的白玉摆件只卖了二十五元，照平常行情，少说也要八十到一百元。今天尼尔中校那里也送去了一样东西，乍一看像是一对十分精美的门板，其实是中国富户用来装饰墙壁的那种挂屏：画中景物全都凸起成浮雕，外面镶着素净的乌木框。这对挂屏出自圆明园，上面题着诗，威妥玛君译了出来，原来是乾隆皇帝劝农的御制诗。画的是一幅山水，房屋、树木、桥梁、山石和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以浮雕嵌入。树木用雕工极美的褐、红、白、绿诸色象牙做成；云彩和人物用浅色玉石，山石用碧玉和玛瑙，房屋和桥梁则用乌木。整幅色彩错落，斑斓夺目，极为醒眼。尼尔中校买下了这对罕见而珍贵的中国画屏。

七月二十四日　今天出了两桩小意外。卜鲁斯君乘车出去，同一辆中国骡车撞在一起，把人家的车撞翻了。车主受了折腾，赔了二十元；车里坐着的一个人无端被掀了个人仰车翻，也得了十元的赔偿。另一桩是俄国公使馆新来的秘书格林卡君，同圣克莱尔君出去骑马，骑的是圣克莱尔君那匹烈性而又有几分凶顽的马，人称“魔鬼”，结果被摔了下来，倒在地上后还被那马相当粗暴地踢踏了一番。圣克莱尔君说，当时中国人的表现好极了，丝毫没有看笑话的样子，都十分关切惊慌，担心格林卡君的安危，而且当他去制服那匹正对格林卡君大逞威风的“魔鬼”时，旁人都热心地帮他牵住另一匹马。北京人自己倒不敢去碰那匹“魔鬼”，显然他们也同恭亲王前些日子对赫德君所说的一样，对高大暴烈的马心存忌惮。

七月二十五日　古玩集市仍在继续。商贩们整天络绎不绝，带来各色可能投合欧洲人口味的古玩。今天买到了几件很好的明代瓷器。有人给卜鲁斯君送来一套绢本画，共十二幅，十分奇特，画工精巧，他买下了。这些画像地图一样卷起来，每幅宽两英尺半，长十二英尺。我注意到，商贩们开价比从前更接近他们心里的实价了。起初我们出价从不超过要价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今一般说来，东西只消原先要价的一半就能买到。中国人似乎很少一开口就说出实价，熟悉他们脾性的人说，总的来说他们宁愿你跟他讨价还价，因为你若一口答应，他们反而多少有些不痛快，觉得自己要价要低了。这话我多少可以证实。不久前，我在外城一家铺子里出五十元买一对铜胎珐琅烛台，被拒绝了。我已打定主意不再加价，就没有再去；可是过了十四天，美里登男爵用比我的出价少五元的价钱把它们买了下来。他懂中国话，接连去了好几天，同店主讨价还价。他说，他们宁愿这样，也不愿痛痛快快地卖掉；其实，每做成一笔买卖，他们都喜欢长谈一番。

今天下午，温德姆、德格勒斯二君从西山回来了。他们是昨天出发的，去的是西山离北京约二十英里的一带。温德姆君把此行的情形告诉了我，颇有趣味。他们出外城西便门，朝西南方向走，走上一条石砌的大道。这条大道从外城正西门起，一直通到离卢沟桥不远的地方。卢沟桥是座有城墙的村镇，距北京约十英里，坐落在浑河边上。河上架着一座七孔圆拱的大石桥。过了桥，他们上了一道堤坝，两边都是谷子地，地里干活的人一丝不挂。离河的天然河岸不远，靠近这道堤，有一座农舍。他们沿堤走了约三英里，又顺着大路走了两英里，到了一个小村子，那里有人自告奋勇给他们当向导。村里请他们喝了茶，然后继续赶路。起先一小段路穿过田地，随后路便越来越窄、越来越坏。约莫半个钟头以后，他们进了一连串山石嶙峋的隘口，只得下马牵着走。向导解释说，绕着山脚的那条正路泥泞难行，所以只能走这些小道。两英里坏路走完，到了乌龙庵村。村里只有一条窄窄的穷街，坐落在一道山梁上，从那里朝圆明园和北京方向望去，景色极佳，北京城远远可见。快到乌龙庵的时候，在一处狭窄的隘口附近，向导指给他们看岩石上的一道裂缝，裂缝两边各有一块突出的山岩。他告诉他们，这是一条龙的身子，龙头在这座山里，龙尾在那座山里，附近的百姓对它十分敬重，焚香礼拜。这时已是下午五点，乌龙庵人畜都没有合适的歇处，他们便下山，顺着一条石头路回到浑河河谷，到了李园庄这个小村子，在奉福寺投宿。庙里给他们安排了很好的住处，马厩也极好，马匹草料齐备。住持的和尚看来家道殷实，除了念经做功课，还兼营农事，耕种庙里的几块地。他们在那里过了一夜，和尚和他手下四五个干干净净的仆役对他们殷勤备至，大方地供给鸡蛋、蔬菜和米饭。荤腥是一点也弄不到的，前面已经说过，和尚们只吃素。

第二天早上五点，他们随向导步行出发，朝一道山梁走去。路上经过几个住着矿工的村子，爬到半山腰，来到一座煤窑，那里站着许多骆驼、骡子和驴，正在装煤。煤窑的口子看上去很小。窑边有几间房屋，还有一所像样的宅子，是管事的住处。这里采煤的办法似乎极其费力。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正有一个矿工从井里上来，便帽前面绑着一盏普通的灯，没有灯罩。他拖着一筐煤，沿一道斜坡往上爬。斜坡上钉着木条，像梯子一样，矿工们手脚并用往上攀。提煤出井似乎全不用任何机械。井下的空气靠一个圆形风扇往下鼓，由一个人用脚踏动，就像磨刀匠的砂轮一样。

过了煤窑，他们来到一座叫蓝野庙的小庙，建在山梁顶上。庙里有两个和尚看守，主要营生是给从煤窑运煤经过的脚夫供应饭食。看来有相当多的煤是装在筐里由人背着运出去的。在这座庙里他们受到十分客气的款待：给他们上了茶，还端来热水和手巾让他们洗脸。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身上热了便如此；在这种情形下，只要弄得到热水，他们是决不用冷水洗脸的。从这座庙望出去，山谷和远处的群山看得很清楚。有些山坡开成了梯田，种着许多谷子和麦子。他们随后转向东走，步行约三英里，到了戒台寺。这是山腰上的一座大寺，四周环绕着橡树，虽然在山上相当高的地方，却可以通车。寺里有四百亩地，但地里的出产和尚们得不到一文钱，都归了县官。寺附近的山上散布着几座较小的下院，其中一座叫极乐洞，差不多在寺后一座高峰的顶上。寺院里的树木极好。有人指给他们看一棵据说已有一千年的柏树，只要摇动某一根枝子，整棵树便从树干往上奇妙地晃动起来。树旁立着一块碑，刻着乾隆皇帝的一首《活动松》诗。之后他们被领到斋堂，吃了一顿早饭，有茶、米饭和蔬菜，他们拿着用不惯的筷子，尽力吃了个饱。十一点钟，斋堂里的钟敲响了，和尚们鱼贯而入，共十二人。他们站成一排，向一尊小小的观音菩萨像叩头，像前燃着一炷香。这尊像供在住持的桌上，住持有一个宝座似的专座，椅子上放着黄色的坐垫。行过礼后，和尚们在桌边坐下，每桌四人；饭一面给他们盛上来，他们一面合掌唱诵感谢佛祖赐食的偈子，其中一人敲着小铃打拍子。每人的碗一盛满，敲铃的人便拈三四粒米递给邻座，邻座起身向菩萨鞠一躬，然后把米扔到门外。这是为了安抚两个恶鬼：一个是一只大鸟，据信与人类为敌，会以隐秘莫测的方式吃人；另一个是鬼母，也就是众鬼之母。扔米的和尚回到桌边坐下，唱诵便停止，开始用饭，自始至终鸦雀无声，因为吃饭被看作一种神圣的仪式。

他们问住持什么时候用午饭。他说和大家同时；不过他要招待客人，客人没有安顿好以前，他是不能想到吃饭的。既然如此，他们便起身，请他派一个向导带他们去附近的其他寺庙。住持照办了，然后才去吃他的早饭。在最高处的那座庙里，他们见到一个和尚，已经三十年不说话、不剃头了，因为他曾为这两件事发过誓。他每天也只吃一顿饭，就在正午。他身上很脏，头发一直垂到脚跟以下，乱糟糟地结成一团，像一大堆缠在一起的黑麻絮。走路时，他把头发在脖子上绕成两大圈。他看来神志完全清楚，旁人说什么他都明白，这从他不时写字回答问话便可证明。他自己不写字发问，却仔细察看他们的衣服、马刺、马鞭等物。问他肯不肯让人给他画像，他立刻去取来一张席子，盘腿坐在上面。画像的时候他一直闭着眼睛，耳朵却灵得很：有人问起这里有没有蚊子，他一跃而起，用手指在桌上写了个“蚊子”，意思是有的。这些奇特的誓愿，是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发下的。他对别人的需要很周到，作为寺里的主人也招待得极好，给客人搬椅子、端茶。

从这座庙的塔上望出去，景色壮丽，凉风宜人，这在眼下北京四周的平原上是享受不到的。他们在这座庙里待到一点钟左右，然后下山回到住持的寺里，发现他正忙着接待几位客人。这些人刚从城里带着车辆行李来，要在这里避几天城中闷人的暑气。在这座寺里，他们得到了几乘山轿，上面搭着凉篷，每乘由四个壮实的轿夫抬着，很快就把他们送回了前一晚投宿的奉福寺。

三点钟，他们上马动身回北京。约一刻钟后，他们正牵着马走在隘口里，一场暴风雨骤然而至，不到半个钟头，所有的隘口都变成了没膝的激流，水势湍急，有时叫人几乎站不稳脚。费了一番周折，他们终于出了山，到了通往卢沟桥的大路上。这条路约有二十英尺宽，却已成了一条奔流的河，无法通行，他们只得设法绕到来时走的那条高出地面的石道上。卢沟桥的大街也淹了水，从那里到北京的大半路程也是一样。他们在今天下午七点左右回到北京，穿城而过时，遇见了约翰·米启尔爵士，同行的有第四十四团的福塞特少校、曼瑟上尉，还有皇家炮兵的奥利弗中尉。他们刚从天津来，正在寻找梁公府；不过带路的是一个对北京不大熟悉的中国人，他们正朝刑部的方向走去。

七月（日期缺）　陪约翰·米启尔爵士和福塞特少校逛外城的古玩铺。米启尔爵士很惊讶，这些铺子如今和我们占据安定门那段时间他来逛时相比，显得空荡多了。这不难解释：自从军队进驻天津以来，这些铺子的货源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向天津；而近来流进铺子的真正的好东西，又都被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和夏天来游览的客人买走了。

我从约翰·米启尔爵士那里得知了一些焚毁圆明园的情形。当时是他率领部队出城的，计有第六十来复枪团和旁遮普第十五步兵团，由他指定要焚毁的建筑，同时准许士兵拿走他们能带走的任何东西。那一回，军中有不少军官和其他人赶着车出来，能搬的都搬走了；但米启尔爵士说，实际拿走的东西，比起留下来被烧毁的，不过是沧海一粟。虽然两个团干了两天，还是有相当多的建筑幸免于难，因为还没来得及烧完，和议就已经谈成了。米启尔将军特别提到一间幸存下来的大屋子。

那间屋子里装着一排排架子，架上一件挨一件地摆满了精美的铜器，密得就像白铁铺里的货品。据约翰·米启尔爵士说，最先到达圆明园的是英国骑兵，但他们并没有进去。法国人随后赶到，立刻冲了进去，于是开始了一场劫掠。第二天他骑马出去，看见法国兵把一锭锭银子往外传递，装上他们的大车。园里面的法国兵走来走去，用枪托砸碎那些太笨重搬不走的美丽镜子、钟表和珍玩。地上铺满了绸缎，深可没膝，他们似乎既没有办法、也无意把这些东西运走，一心只顾搜寻更值钱的财物。

七月二十八日　今天的京报上，漕运总督兼江苏西路藩司康明麟奏请皇上褒奖关帝，因他在淮安府显灵护佑，于今年三月十一日保全了丹关、良河两城。他奏称，百姓看见关帝神像脸上冒出汗来，可见他为这两处地方的安危何等焦急。关帝在前述几次事件中立下的大功，皇上早已嘉许，并已降旨为他立匾颂扬。

七月二十九日　今天从满洲新开的通商口岸牛庄传来消息，说领事馆的翻译达文波特君被几个中国乡民打成重伤。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炮艇“丘鹬号”眼下停泊在牛庄，艇长博赞克中尉本月六日傍晚同达文波特君在城郊骑马。骑行途中，他们听到一个女人的哭喊声，循声过去，碰见两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他们当即策马冲向那两个男人，想把他们赶开，博赞克君还用手杖打了其中一个。达文波特君随即跳下马，把马交给博赞克君照看，抡起手杖朝那两个男人一阵乱打。他们立刻转身扑向他，那女人也跳起来和他们一起动手，用锄头把达文波特君打得伤势极重，据密迪乐领事看来，已有性命之忧。博赞克君没能援手，因为马匹受了惊，乱蹦乱跳，有一两分钟他看不见那边的情形。等他转过房角，才看见达文波特君正和那几个人扭打，又看见那女人抡起锄头朝他头上狠狠一击，没打着头，却落在了背上。密迪乐君一听说出了事，立即带着一名中国官员和“丘鹬号”上的十七个人赶去，把那所房子烧了。他已写信给卜鲁斯君，力主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将其中一人就地正法，倘若达文波特君不治身亡，就把他们全部处死。不过我很高兴地说，卜鲁斯君对此事的看法合情合理，切合常识。鉴于这场殴斗的起因——也就是达文波特君先动手打人——他认为没有理由提出密迪乐君所主张的那种赔偿要求。这两位先生出面干预的动机无疑是可嘉的，但事实已足以表明，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达文波特君若能好言相劝几句，十有八九就能圆满地做到他挥杖相向所完全没能做到的事。

七月三十日　今天早上，我们正在看古玩商摊在院子台阶上的货物，有人拿出一只日本漆匣，这种匣子可以用来存放文书，威妥玛君便出价五元。那人要七元，同时说，如果按威妥玛君的价钱卖，他就要赔本。威妥玛君答道：“那就请你别卖；不过在我这里是没有二价的。”那人迟疑了一会儿，说就按他出的价卖给他吧。威妥玛君便说：“可你为什么要照这个价钱卖给我呢？你刚才还说要赔本。”那人笑了，说看在交情的分上，他不在乎吃点小亏，于是五元钱把匣子交了出来。

今天下午同温德姆君到俄国公使馆，参观了俄罗斯馆随团画师的画室，看了一个中国人画的几幅圆明园和北京的写生，画得非常好，这个中国人曾跟那位俄国画师学过画。其中一幅设色的画叫我们觉得十分好笑。画的是皇帝在圆明园端坐，观看一群少年表演杂技。他坐在一座高台的前面，俯视着一个院子，院子里正在表演各种技艺。在这座高台底下的一侧，站着一群据说是向中国进贡的各国的人，他们被遮挡着，看不见皇帝，却看得见表演。人群最前面是朝鲜人，其次是英国人，以穿红衣为标志，最后是俄国人。

画室里还挂着一幅皇帝护卫头领的画像。据说这支护卫是由信奉基督教的俄国人组成的，他们原是雅克萨人，在雅克萨被围时成了俘虏，世代享有把守内城北面一座城门的权利。俄罗斯馆在北京的由来，便是他们的被俘。回到梁公府后，我查阅了阿特金森论阿穆尔河的书，查明了以下情况。雅克萨是阿穆尔河上第一个俄国据点，书中称之为一个定居点兼要塞。一六五〇年，哈巴罗夫奉命率领一队哥萨克从雅库茨克出发，到阿穆尔河上选一处地方筑堡固守。经过一番艰苦行军，他到达了阿穆尔河；仔细勘察了各处地方之后，他选中了雅克萨，因为那里具备建立这样一个据点最要紧的条件，就是水和牧草。一六五一年，堡垒筑成。大批猎户跟着哥萨克来到这里，一座城镇很快兴起。有了这支增援的力量，城镇固若金汤，任何中国军队都无法把他们赶走。到了狩猎季节，男人们四散出去打猎，猎物极多。附近以森林物产为生的部落，把这看作一种侵犯；但哥萨克和猎户们却把这片土地当成自己的，哪里弄得到毛皮就到哪里打猎，渐渐把土著从他们的猎场上赶走，此外还干了别的劫掠勾当。这种局面持续了若干年，终于惊动了中国朝廷。一六五七年，一支大军兵临雅克萨城下，勒令投降。守军抵抗，围城持续了将近两年。一六五八年末，城中断粮，守军被迫投降，获准返回西伯利亚。“围城期间所俘的人全部被押送北京，因此后来俄国才约定派遣一个传教团，给雅克萨的哥萨克以宗教上的教导。”其实应当说是给他们的后裔，因为直到一七二七年，率领俄国第三次赴京使团的弗拉季斯拉维奇才议定，让一个由六名神职人员和四名世俗人员组成的传教团常驻北京，学习汉文和满文，每十年更换一次。

原注：见阿特金森《阿穆尔》，第四百二十四页。

原注：见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四百四十五页。

既然提到了阿特金森论阿穆尔河的书，我不妨说一句：俄罗斯馆的人断言，这本书纯属东拼西凑，作者这辈子连阿穆尔河的边都没沾过。他们说这话并不是凭印象，而是当作确凿的事实；还拿出了俄国原版的石印画（年代远在此书出版之前）给人看，书中的木刻插图和写生就是照这些画翻刻的。这个说法和一般公认的看法大相径庭，我不禁为之一震，便把这本书仔细读了一遍，确实找不出哪一段文字能够明白无误地坐实作者所写的是亲眼所见，尽管字里行间无疑是让人这样推想的。其实，全书只有后半部才详细谈到阿穆尔河。如果俄国人的说法属实，那么看来要写一部既有趣又有益的游记，并不一定非得亲身熟悉所描写的国度；甚至很可能，这方面的亲身见识越是欠缺，写出来的东西对远方的读者反而越有吸引力。

七月三十一日　商人杨某今天来看我，感谢我在他儿子病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尽力减轻他的痛苦。他也去拜访了威妥玛君，感谢我第二次出诊时威妥玛君替我们传话。他说，近来京城以及全国各地疫病流行，人们都归咎于天气异常炎热和久旱无雨。这场疫病已经蔓延到天津，据最近的消息，那里住院的士兵有三百二十九人，此外还有相当多的病号因医院地方不够，只得在营房里医治。

今天早上市面上传言皇帝已经驾崩。白天还流传着另一个说法，说御医们讲，皇上若能戒绝那些严重损害他身体的恶习，或许还能活到九月（西历十月），但再往后就希望不大了。这些究竟只是民间的谣言，还是出自皇帝身边的人，眼下很难说。不过奇怪的是，每当皇帝答应回京的日子临近，他的病情就总是被谈论得最多。眼下流传着一个故事，颇能反映百姓对皇帝久不回京的心情。据说皇帝最近在热河行宫里给他的儿子——约莫七岁的皇太子——修了一间漂亮的屋子；可是领他进去的时候，皇帝惊讶地发现，孩子并不像预想的那样高兴。父亲问他为什么看来不喜欢这间屋子，皇太子答道，因为它不在京城。威妥玛君今天见了文祥，文祥说热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关于皇帝病情的传言，他一字未提。

第11章

十一、钱法困窘及其缘由——《京报》摘录——宗室贵胄的贵重家当送到公使馆求售——华工移居英属圭亚那——皇帝对英国人的看法——刘永泉续弦——偷漏城门税——钱荒——北京裁缝做的英国国旗——中国病人——圆明园图——公使馆仆役倒卖票钱——肃王府的瓷器——文祥打听借债之事——北京的巡街兵——关于钱法的奏折——皇帝驾崩的传言——票钱上的亏折——工匠小偷小摸——关于我们借用中国刑律的议论——广州的有关处置——皇帝病情的告示——婚嫁之风大盛——约翰·海勋爵游牛庄和盛京——北京人口——俄国公使馆的晚会——恭亲王离京的传言——中国政府提出清偿旧债的新办法——普鲁士条约订立——席五爷论基督徒——庆祝法国皇帝诞辰

八月一日　人们对票钱越来越信不过，连公使馆里干活的工匠都不肯从包工头手里领票钱当工钱，宁可等他弄到铜钱再说。昨天一千文票钱只值铜钱二十枚，这样一元银洋就合票钱两万文。不过今天银钱行市稍有好转，一元银洋回落到票钱一万八千二百文。席五爷对眼下这场钱荒的解释是：「皇上的铺子，没法子弄钱。」他这话的意思，是说户部缺铜，应付不了兑换现钱的需求。看来北京有好几家私人钱庄，它们的钱票还算靠得住；是在户部监管之下的某几家官办钱号，拿钱法做投机，才惹出了这些麻烦。无论如何，百姓本来就不大喜欢纸币，宁肯用笨重不便的铜钱交易。据说眼下是本朝历史上官府第二次发行纸钞；头一次是在一三六三年推翻蒙古人的时候。

铸钱局由户部和工部共同掌管。由于帝国西南各矿例来的铜斤接济不上，钱局已有一段时间没有铸出新钱了，铜斤断解已将近八年。钱法眼下如此窘迫，主要原因无疑是缺铜；因为当初在天津提议订约时，中国钦差最先问起的事情之一，就是能不能从日本弄到铜。

中国南方的铜矿和铅矿，位于湖北、湖南两省之间；这些矿如今落在太平军手里，已经好几年了，所以接济就断了。除了这些矿每年解来的铜以外，每年还定额从日本进口铜四百四十三万斤，专供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各省钱局之用。威妥玛先生曾在《中国丛报》上就此事写过一些议论，他在附注中说：「一八二六年刊行的本朝则例续编规定，每年须解京云南铜五百八十三万六千二百二十斤，贵州白铅四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一十四斤、黑铅四十七万三千二百三十八斤，湖南黑铅二十五万斤，以供鼓铸制钱。云南铜每百斤价银九两一钱，运费在外；贵州铅每百斤一两五钱；湖南铅每百斤三两六钱。又规定京师所铸样钱，须铜六成、铅四成，每枚重一斤的百分之一；京师及各省所铸通行制钱，重量为样钱的四分之三，约合金衡七十格令。京师有钱局两处，一归户部，一归工部。直隶一省另在保定府设有钱局。」这些规矩，就北京的钱法而言，如今自然已经作废，因为近几年来这里的币制出了一些本地特有的变化。

帝国通行的币制，分为以下几级：

一两，合八十便士。

一钱，合八便士。

一分，合四分之三便士。

制钱，又称一厘或一文，约合三分之一法寻。

可见每一级都等于下一级的十倍。天津眼下通行的是寻常币制，在那里，一两银子（或者说一元银洋）不是值铜钱一千文，而是值一千五百文，照这个比价，一钱合一百五十文，一分合十五文。

至于中国的衡制，一斤约合英制一又三分之一磅。每斤分为十六两，其实就同我们一磅分为十六盎司一样。

今天有件事，说明眼下王公贵族及其依附之人手头有多缺现钱。一个古玩商送来一座精美的珐琅塔，卖给了卜鲁斯先生。这座塔是肃王府交到他手里代售的。肃王府就在梁公府对面的河沿上，是肃亲王的府邸，肃亲王本人眼下随皇帝在热河。不过他的儿子如今住在府里，说不定正是他在变卖家产。

八月二日　昨天所记银钱行市的些许好转仍在延续，今天一元银洋降到了票钱一万六千文。

昨天的《京报》是六月二十五日那一期，载有谕旨五道、奏折三件。第一道谕旨「着吏部议处浙江巡抚王有龄，因其不及一月之内，将本省知县更调二十余次，举动轻率，有失大体。同时对参劾王有龄的贪劣、卖官等多项重款，概予开释」。第二道谕旨，是知道了山东剿匪获胜的奏报。第三道谕旨「着兵部议处热河都统春佑，因其就所辖境外某处银矿一事具奏（奏折倒是呈上了），却未将皇上的朱批抄送户部」。

奏折头一件是：

「第一件，内务府大臣奏请，照皇上数日前所示，处置粤海关监督毓清一事。毓清祖母于去年六月二十二日在京病故。内务府援引一八四三年成案，请准其在京守制百日之后，返回广州。」

「第二件，陕甘总督乐斌奏报，培清由回疆和阗任所回京途中身故。随行只有婢妾一人、幼子一名，该幼子由驿路进京，甘肃按察使已依例妥为安排。」

「第三件，宗室绵性（与先帝同辈），现驻回疆阿克苏，参劾多名大员互相勾结，与之作对，所作所为罔顾大局，足以扰乱回民人心。他于一八五九年春天赴任，到任后见诸事败坏，不禁热血沸腾（五内如焚）。他揭发积弊，并提议对茶、布、玉石的税课作若干更张。看来别人对他的指控，就是由此而起；他愤然辩驳，恳请特派钦差为他秉公查办。」

原注：和阗是归中国管辖的回疆七城之一，在西藏西北，距克什米尔不远。这几城曾于一八二六年叛乱，惹了不少麻烦。培清是一名官员，在和阗任满，正在返京途中。官员往返任所途中身故，一切费用由官府支付。阿克苏也是回疆七城之一，和阗亦在其中。

八月三日　今天又出了一件事，可见头等贵族当中已渐露贫窘之象。今天上午，一个类似古玩掮客的人，带着几名脚夫，抬来一整套华美的铜胎珐琅器，还有一把厚重的宝座，也就是一把御座，用一种质地致密、颜色深黑、形似乌木的木料做成，镶嵌着珐琅；椅背和两侧嵌着同样材料的板子，板上用御用「篆书」刻着皇帝的御制诗，金字镌刻，十分精美。从上面的字来看，公使馆里的中国先生们说这是一把御座，除了皇帝，谁也不敢坐上去。威妥玛先生认为，这把椅子大概是经皇帝恩准、预备进呈给他的，还没有真正呈上去；也可能是皇帝本人赏赐出去的。据受托代卖的掮客所知，它的来历是这样的：这是皇城北门——后门附近一座亲王府里的一位亲王交给他代售的，这位亲王是皇帝的亲族，眼下手头拮据得厉害；由于皇帝不在京城，加上别的缘故，他身为宗室亲王本该领到的俸银一直没有发下来，只好变卖自家的器物。这些珐琅器非常精美，有两只大型的狮子，立在雕工繁复、嵌着珐琅的座子上；还有一对高约三英尺的塔，塔身盘绕着鎏金的龙。椅背上嵌着一大块珐琅板，上面用金线精工描出一条御龙。要价是二千五百元。掮客把东西留在我们这里几天，让人看货，以便有人想买这样昂贵的古玩时，有工夫考虑和察看。掮客没有得到拆开零卖的吩咐——要么整套买走，要么一件不卖。眼下虽然开价六百多英镑，但毫无疑问，远少于这个数目的钱也会卖。

奥斯汀先生是专管华工运往英属圭亚那的驻华移民代理人，今天来到公使馆，同卜鲁斯先生商谈公事。他在中国南方的三年里，已经把五千名中国劳工运到了那块殖民地。这些人的船费由对方承担，但回国的船费没有着落。不过，已为他们安排好定期同亲属通信，并可汇钱回家，钱款经由广州的代理处付给家属。他们来信的大意都还令人满意。偶尔抱怨那里雨水太多，但说起东家和所受的待遇，无不称好。每月有一名受薪的治安法官开庭一次，请这些中国人到场，双方的一切申诉都当庭处理。劳工——或者照一般的叫法，苦力——若因为什么缘故想换个东家，可以向治安法官申请转雇。他们在那里种植甘蔗。第一年送去了二百五十名妇女，第二年送去五百名，都是品行端正的。在奥斯汀先生主持之下，这套办法比以往的做法确实改进了许多，看来是本着公平体恤的原则办理的，无可挑剔。

八月四日　昨天下午，威妥玛先生同文祥会晤。谈话当中，文祥提到皇帝把中文里所能找到的关于英国和英国人的书都读过了，读后得到的印象是，我们不是在同这个国家打仗，就是在准备同那个国家打仗，永无休止。威妥玛先生直截了当地问他，皇帝为什么不肯接见各国公使。文祥答道，这不难解释：一来是最近的事情皇帝还记忆犹新，二来是这种场合的礼节难办。

今天上午，一个北京的铺户拿了一大沓旧钞票到公使馆来，说这些钞票合现钱值二百元，但他愿意远低于这个数目出手。他给的理由是：本地人拿到官钱号去兑换非常困难，外国人却毫无困难，因为眼下官钱号怕外国人怕得厉害，不敢——用席五爷的话来说——「为着拿钞票换银子吵闹一场」。然而谁也不想插手天朝的公债，这位官钞的主人只好到别处去碰运气了。

今天下午，只见一桌丰盛的酒席，各色肉菜，一应俱全，抬进了公使馆。一打听，原来是刘永泉（席五爷）送给中国仆役们的，因为他正在办喜事。这个消息叫我们有些吃惊，因为「小个子」请假回去安葬他的头一位妻子，到现在才刚刚四个月。

八月五日　今天上午问起席五爷娶亲的事，他承认自己「娶了一个老婆」。他为自己续弦如此之急找了理由：一部分是母亲的意思，做父母的都特别盼着抱孙子，好让香火祭祀不断；另一部分，也是更主要的，是因为皇帝病势危殆。原来皇帝一旦驾崩，二十七个月之内，任何中国人都不许嫁娶，违者斩首。皇帝驾崩也妨碍剃头匠的营生，因为此后一百天之内不许剃头——这同犹太人的风俗有几分相似，他们在父母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刮脸。唱戏的「先生们」也要失业，因为据说在不许嫁娶的这段时期里，戏园子一律关门。红色在一段时间里也要禁用：轿子改用绿色，所有体面人家在礼帽上戴的红丝帽缨，则改用白色。席五爷关于皇帝病势危殆的消息，得自他的一个表兄。这位表兄在恭亲王府里当差，据席五爷说，他从确凿可靠的来源得知，皇帝眼下病得很重，恐怕好不了了。

奥斯汀先生今天下午回天津去。临走之前，他注意到自己带来的东西里，有好几只箱子不是他的。一打听，原来是天津宝顺洋行的一个北京伙计的货。这人随奥斯汀先生一同到了通州，然后把装货的大车挂在奥斯汀先生私人行李的车队后面，就这样逃掉了城门税，还若无其事地把货寄放在公使馆里，等方便时再运走。这事报告了官府，官府派来税关的差役，将货物照章纳税。不久以前，恭亲王曾抱怨说，城门税收因为这类舞弊而日渐短少；这件事正好实际证明他的抱怨是有道理的。

八月六日　钱法问题继续搅得人心不宁。今天上午，兑换铺子围满了人，都想把票钱换成现钱。尼尔中校今天就这个问题问了席五爷。依「小个子」的看法，钱局必须马上开炉铸钱，不然事情就要闹大了。他说，当官的总有这样那样的法子把手里的票钱兑出去，穷人却不行。问他，如果手里只有一文不值的钱，他们怎么活下去，他这样解开了这道难题：只要还能拿家当去换钱，他们就撑下去；等家当都没了，事情要是还不见好转，他们多半就去上吊。

今天公使馆大门上升起了一面新的英国国旗。这是北京做的头一面，出自一个中国裁缝之手。给了他那面旧旗做样子，他自己去买了所需颜色的料子，质地和旗布差不多，连工带料要价九元——眼下合五十先令——同一面尺寸相仿的旗子在英国的价钱大致相当。北京的裁缝已经学会了做西式衣服，公使馆里有好几位都请他们做过衣裳。

八月七日　如今每天早上都有好几个中国人等着找我看病，其中那些古玩商常常央求我给他们开药。我在给北京人看病时遇到的难处之一，是他们不肯相信简单的东西会有好处。不过，经过反复解说，也有不少人肯照着简单的嘱咐去做了，而且见了效，于是别人也开始对这种简单、不故弄玄虚的疗法多了几分信任。今天上午来了一个体面的中国人，他说他不要吃药，只想请我看看他的胸部情形，说说那里若有什么病，会不会影响他的寿数，因为他胸肺方面的症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检查了他的胸部，发现是哮喘一类的毛病，便告诉他，他诉说的这种不适虽然恐怕永远不能除根，但我认为他不必担心会短命。这个看法似乎叫他非常满意，他作了好些揖，告辞而去，显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一位中国画师给卜鲁斯先生画了一幅圆明园图，今天画完送到公使馆来。全图由四十幅小画组成，每幅一英尺见方，是这位画师十五年前画下的，每一座房舍、每一棵树、每一片湖、每一条小溪、每一座桥，都画得一丝不苟。克莱门茨先生当时亲眼看见焚园，他说画得惊人地准确。这位画师说，园子正宫一带的地界，长五里，宽二里半。宝塔所在的那片园地，在头一道、也是最主要的那道围墙之外。

我对中国人的性格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要想对这个民族的心智取得持久的影响，只有靠怀柔的政策，用温和的说理，取代以往在中国的领事处置中太过常见的那种动辄诉诸武力的做法。

八月八日　今天上午，卜鲁斯先生坐马车出门，看见站在车后的马夫往车里放了一个小包，他一看，是一包钞票。他当时并没有多想，直到经过一家兑换铺时，马夫绕过来要那个包，要把它交给骑马跟在后面的听差，好让人以为这些要兑换的钞票是卜鲁斯先生的。一查问，原来中国仆役们——怀疑欧洲仆役也有份——都在做公债买卖，低价收进钞票，再冒称是公使馆的，拿到官钱号去足价兑现。从已经透露出来的情形看，有理由相信官府对这种压力感受颇深，因此打算知会总理衙门，说明我们同票钱毫无瓜葛，兑换铺里凡是借用英国人名义的，都是未经许可，不必理会。公使馆里也贴出了告示，警告仆役不得再这样做。

上等人家的贫窘一天比一天明显。今天一个掮客送来一只又大又非常好看的瓷罐，说是肃王府交给他代卖的。公使馆请来看过的中国先生们说，这种瓷器在铺子里是买不到的，是专为头等贵族烧制的；不仅如此，如今根本已经无处可得了，因为烧制它的窑场和窑工都已被太平军毁掉了。先生们认为，这些贵族一天比一天穷，是因为他们身为宗室旁支，本该领取的俸银停发了，国用艰难，支付不起。

威妥玛先生今天又同文祥会晤，发现他对欧洲新近的政治大事了解得非常清楚，其中包括法国占领叙利亚。谈话当中，他谈到了一个颇有意思、也颇为重要的话题——借债。听说英国政府向本国百姓借钱毫不困难，百姓只要能按固定利率收取利息，就乐意借给政府，他大为惊讶。「不过，」文祥问道，「要是利息不能按时付给，那又会怎样呢？」威妥玛先生自然只好承认，那就要出大麻烦了。然而，发现这些高官的心思开始转向某种新方向，而不再一味守旧，这件事还是颇有分量的。

八月九日　卜鲁斯先生上一次坐车出安定门时，城门附近有一段路坏得厉害，把马车的弹簧颠得够呛。他便通过马夫请城门口当值的巡兵设法把坑洼稍稍填一填。巡兵们干得十分卖力，等他回城时，那段路已经完全修好了，他给了他们两块银元作酬劳。今天上午，他又走近那座城门时，看见一个巡兵在城门附近的石板路上铺开一块白布，等他到跟前时，茶已经沏好，在他经过时奉上。这表现出他们的好意，也表明他们领了那一点小小的赏钱的情——换句话说，这就是感恩，而人们常说中国人的性格里没有这个东西。这些巡兵属于一支叫作「看街兵」的队伍，照字面直译，就是「看守街道的兵」，换句话说，就是城市的巡警。

今天上午街上聚了许多人群，兑换铺一带人心相当浮动。照我们现在听到的情况看，官钱号发出的钞票，远远超过了它们在今后许多年里有望兑现的数目。据我所能了解到的，官府同这种贬值的纸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官府在一定程度上准许这些钱号发钞，钱号则借此能够反过来向官府大笔垫款，并且一直在替军队发饷，或者更确切地说，充当军队的钱粮代理人。昨天的《京报》上登了一篇就此事而上的长篇奏折；威妥玛先生正在翻译，但他发觉这相当吃力，因为里面用了许多特别的名目。

今天有人送来一口錾花精美的铜钟到府里，当作古玩卖掉了。它原是圆明园里一座寺庙的东西，在焚园时的混乱中被附近的村民拿走了。另外今天还卖掉了一只淡玫瑰色的螺钿鼻烟壶，据说是肃王府大福晋的东西，价钱是三十五元。肃王的儿子仍在城里，前面已经说过，人们认为正是他在随意处置家产。

今天有传言说皇帝十天前已经驾崩了，有些人似乎相当相信。不过一般的看法是，这传言没有根据，因为官员们并没有穿孝；一旦宣布皇帝驾崩，他们是必须立即穿孝的。北京眼下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小皇帝已经宣称，他继承大位后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砍掉肃顺的脑袋。这位皇帝的宠臣似乎人人痛恨。人们认为眼下京城财政困窘，就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招人恨到这个地步，去年百姓竟在街上拿铁钱砸他——他身为户部尚书，曾想用铁钱代替那缺乏的铜钱。一八六〇年新年时，户部衙门也被烧了，所有有关的文书账册，都在年终核账之前烧毁了。这是肃顺有意放的火，看来是毫无疑问的。

原注：说来也怪，这个无疑只是闲谈的传言，竟在三个月内应验了。

八月十日　钱市的风波依旧没有平息。不过，先生们那一类人的看法是，这一关总能挺过去，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来。穷苦人家是怎么过下去的，在我看来实在是件怪事，因为他们多少是被迫收下的钞票，兑成铜钱时要打折扣，据说折扣相当于九成。假定一个工人收到一张一千文的票钱，拿到兑换铺去，铺子只肯按七成给他兑。按北京铜钱的原来价值，应当兑给他七十枚，因为每一枚铜钱，按理说代表十文票钱；可是眼下铜钱被虚抬成一枚当二十文，于是这人只领到三十五枚，而这些钱按理应当值票钱三百五十文，这就已经把他原来那张一千文的票子打掉了三分之一。要是贬值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并没有止住，因为他按二十文收下、按理值十文的每一枚铜钱，由于一再回炉改铸、越铸越小、成色越掺越低，实际上只值两文。这样一来，他的一千文票钱换成铜钱，就只剩三十五枚，而按实在的金属价值折算，只合三枚半他原本应得七十枚的那种钱。除了铜斤实际短缺之外，眼下还不断出现人为的短缺，因为官府正在极力收回本已严重贬损的铜钱，照上面说的那样，改铸成分量更轻、成色更低的钱。看来钱号替军队发饷，是一八五二年以后的事，那是太平军作乱所带来的急需逼出来的。户部承认欠这些钱号一大笔债。

据说粮价正迅速逼近荒年的价钱；从公使馆里不断有人拿来求售的东西看，上等人家的窘迫迹象也有增无减。那个掮客昨天又来了，御座和珐琅器只要原先开价的一半，他说这绝对是能卖的最低价了。没有人肯出这个钱，他就把东西抬走了。今天又从肃王府送来一套精美的铜器，共五件，是一堂供案上的五供，要价六十五元。

尼尔中校今天下午同油漆匠订了第三份合同，把公使馆院前面两进院子的彩画装修做完，价钱是一千八百元。估价单做得极其仔细，每座房子单独一页，所需各种颜料及其他装饰材料的数量和价钱，逐一开列；每一部分活计需用的工匠人数和工钱，也都写明。席五爷翻译的项目当中，有一项是五百斤他称作「同英国的苏打水一样」的东西，想来是某种碱水。

昨天，一个管工的泥瓦匠头目带着一些铁钉和合页往外走，被中国看门人（就是那位「八里桥老货郎」）抓住了。克莱门茨先生认为这类偷窃经常发生，便想把这人送官，按律对这种罪行处以最重的刑罚。不料今天上午，包工头、他的领班「爱丽儿」和席五爷，一起作为代表来见克莱门茨先生，替这人求情，却没有成功。我觉得，要是稍稍宽大一点就能杜绝今后再出这类事，那么让这人去受恐怕相当严酷的皮肉之苦，就未免可惜了；何况这些东西之所以容易偷，也是工兵队的兵士们粗心大意造成的。于是我把求情的事报告了卜鲁斯先生，他好心决定予以考虑，条件是求情的人要担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这样，那人所受的处罚只是被逐出工地。然而今天下午，八里桥老货郎又抓住了另一个工匠拿走五磅钉子。「爱丽儿」一听说这事，就去找威妥玛先生，恳请无论如何不要听任何人为这个人求情，因为公使馆若不把他送衙门，他自己也要把他送去，他今天上午才立下保证，今后要严加防范这种事。这人于是像上月二十日那个偷萝卜的一样，交给了中国官府。我当时就质疑，为了一点小过失就借用这个国家严酷的刑律，这样做是否前后一致。不过，要么我们实际上开个先例，建立国中之国，自行审断这类案子；要么对侵犯财物的行为不加惩处——除此之外，也难以提出什么补救的办法。前一种做法会招来最强烈的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何况英国人在中华帝国土地上居住，本来就已经太过倾向于那样做了。不过，前后不一致这一点，从下面这封信来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得清楚。信是香港的一位军官写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本月五日到我手上。信中说：

「这几天，巴夏礼先生已经成功地让广东各地的百姓切实领教了英国打算在这个国家推行的强硬政策。广州有一位大员，官位仅次于本省总督，因为在广州对若干本地犯人施用酷刑，被押到联军委员面前受审。这位大员被联军委员判处监禁四十天，这叫他本人大吃一惊，也叫广州一小部分人惊恐不安。据可靠的人告诉我，审讯时的场面十分可笑。这位大员是个地地道道的『华夏』子民，认为以犯人身份站在联军委员面前有失体统，不肯站起来。有人给他一把椅子坐，他怒不可遏，抓起椅子扔到屋子那头去了。接着又摘下官帽，朝联军委员那边扔过去。他既不肯自己坐，也不肯自己站，委员们便命一队宪兵硬把他架起来，站着听他们宣判。」

原注：广州被占领期间，联军委员会由巴夏礼先生和英法两国各一名军官组成。

这样来抗议酷刑（因为我们改变不了中国的法律），尤其又是在联军占领即将结束的前夕，照信中所说的方式来执行，其见识和分寸究竟如何，就留给读到信中所述事实的人自己去评判吧。

今晚同卜鲁斯先生和尼尔中校在公使馆里转了一圈，看见一个中国仆役的房门口，挂着一只小竹笼，里面养着一只蟋蟀。问那人养它做什么，他说：「听它叫。」——这又给为数众多的颠倒之事添了一例。我们总想把蟋蟀的吱吱声从身边赶走，中国人却喜欢它在近旁，还特意养着它。

八月十一日　想必是因为皇帝驾崩的传言流布甚广，又似乎颇有人相信，官府发出了一张关于皇帝病情的告示，在城中各处张贴，说圣躬已再度脱离险境，正在好转。这究竟是不是意味着皇帝已经驾崩，很难说；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眼下嫁娶之事极其兴旺，街上看到的迎亲行列远远多于平常。据说这是因为百姓相信皇帝已经驾崩，都急着在官方宣布、再也娶嫁不成之前，赶紧告别单身的福分。近来看到的迎亲行列，有些排场很大，里面还有骆驼，披挂着鞍鞯，背上驮着小房子，就像大象背上的象轿。

今天卜鲁斯先生收到约翰·海勋爵的来信，信中讲述了英国军舰「奥丁号」到牛庄的经过。从信中看来，我们设领事馆的地方，是河口的营口，又称营子；牛庄则在营口以内三十英里。据说那条路非常难走，雨天简直跟穿过田地的水沟差不多。那一带地势平坦，土地极其肥沃，百姓身体健壮，勤快能干——他认为，事实上比他在中国见过的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好。牛庄是个又大又富的地方，但主要的商城是沿河上溯四十五英里的辽阳。辽阳比天津还大，城墙绵延极长。从辽阳再走四十五英里，就是满洲的都城盛京。约翰·海勋爵形容盛京像是具体而微的北京，只是街道更宽，房屋造得更好，整个看上去更干净、更兴旺。人人都带着兵器走来走去，因为附近有人作乱。外乡人要过一阵子才能习惯这种情形：本地人一只手提着一篮子瓜，另一只手握着长矛或火绳枪，冲到你跟前，又跟在你后面跑。他们到达时，百姓颇为轰动，但并没有什么粗野无礼的举动——不过是好奇罢了。

帝国的这一部分处处显出富庶兴旺的气象。约翰·海勋爵相信，有这样的条件，贸易不会长久像现在这样冷清；眼下的冷清主要是因为禁止大豆出口。不过，看来这种物产已经有不少从那里走私出去了，这就渐渐激起了对外国人闯入和外国贸易的敌意。达文波特先生插手人家家务纠纷而遭殴打的时候，这种敌意就已经露了苗头。不过，由于密迪乐领事采取了严厉的惩治手段，这种情绪如今已不外露；不管百姓心里怎么想，他们表面上都还客客气气，无疑是怕去年降临在白河两岸那些安分和善的乡民身上的灾祸，落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以走私大豆的形式做出口贸易，是违背条约的；外国人要是像以往那样参与其事，那么闹出乱子来也就不足为怪了。牛庄能买到上好的煤，约翰·海勋爵认为，日后煤会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货，很可能在上海卖得比日本煤还便宜。威妥玛先生说，盛京并没有人作乱，百姓之所以都带着兵器，是因为附近盗匪横行。

八月十二日　今天打听城里的疫病情形，得知自从入雨季以来，也就是最近这十四天里，流行的病症有了变化：天花和斑疹热过去之后，接着来的是一种病，照人们的描述来看，似乎是疟疾；这同我在公使馆里所见相符，近来就有好几个这种病例。天气大体上仍然很热，但气温时常会骤然下降；比如昨天傍晚，一阵狂风过后，下了些雨，还有闪电，寒暑表在两个钟头之内从华氏八十五度降到了七十五度。人的体质先已被酷热和一向欠缺的卫生条件所损耗，再经这种从酷热到相对凉爽的骤变，城里流行这种疟疾类的病症，无疑就是这个缘故。住在公使馆里的中国先生和仆役当中，我就见过几个这样的病例。事实上，欧洲人的健康状况固然不比酷暑时差，但雨季来临以后，中国人来找我看病的，反倒比大热天时更多了。

八月十三日　今天上午同威妥玛先生谈了一阵钱法问题。他眼下正埋头于此，想把那篇关于钱法的奏折译出来，而这件事仍旧很不容易。举例说，他碰到一段文字，怎么也弄不明白，便去请教了四位先生，个个都是颇有学问的人，结果每人给他的解释都不一样。不过说到底，这也并不怎么稀奇，因为不难想见，即使在英国，一篇艰深的财政文章，要是拿给三四个并不专门研究此道的人去看，其中许多段落也可能各人理解各不相同。

我通过威妥玛先生，向在北京住了四十三年的宗先生打听北京的人口。据他所说——另一位先生大体上也证实了他的说法，两人唯一的分歧，是内城里汉人多还是满人多——除去编入八旗的驻防满人不算，内城约计有十万户；考虑到一家同住的人口之多，我们有理由按每户八口计算，再加上十一万驻防旗兵，内城人口就将近一百万了。就我亲眼所见而论，我认为这个数目估高了，除非把紧挨城墙外面的关厢人口也算了进去。外城人口估计为五万户，照同样的比例计算，是四十万人；外城房屋建得更密更挤，大街之间的横街也更窄，所以我认为这个估计相当接近实际。

今晚是俄国「祝福圣水」节，巴留捷克上校和夫人邀请法国和英国公使馆去参加晚会——这是三国公使馆头一次在社交场合聚会。巴留捷克上校是一位造诣极深的音乐家，他在一件形似风琴的乐器上即兴演奏了好几支曲子，我们大饱耳福；那乐器我想通常叫作簧风琴。谈话当中，巴留捷克上校说，他好几天来一直想见恭亲王，却总也见不着，对方总是找出这样那样的托辞；他有理由相信，恭亲王到热河去了；此外，他的消息来源还说，「亲王在皇帝的屋子里只待了几分钟，因为皇帝的病是一种腐败性的病，谁也不能在他身边久留」。我疑心这不过是传言，因为我想威妥玛先生见到恭亲王的时候距今甚近，他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往返热河。

八月十四日　今天威妥玛先生在总理衙门同文祥会晤。他想弄清楚恭亲王究竟在不在城里，便问文祥，亲王今天到衙门来过没有。文祥有些迟疑地说：「来过，他今天上午在这儿，我想他是到城东去看他兄弟了。」威妥玛先生出来时，随口向站在门外的一个当差的官员问起一个年轻官员，那人平常总在衙门里，他却好几天没见着了。回答是：「他伺候亲王去了。」威妥玛先生接着问：「亲王今天来过吗？」那人脱口便答：「没有。」尽管说法前后矛盾，威妥玛先生仍然认为恭亲王并没有离开北京，因为本月十二日他收到一份退回来的公文，上面有亲王的花押，表明亲王已经看过；除非是别人代他画押，否则他就不可能像人们猜想的那样在热河。眼下我们占尽了一切便利，尚且说不清恭亲王是否在北京，那么远方的人收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常常不确定、不可靠，又何足为怪呢？

今天银钱行市十分糟糕，公众对纸钞越来越不信任，一元银洋涨到了票钱二万四千文。就在这件事上，今天有人请我用药去平一平杨某家一个男仆的怒气。他在一家兑换铺里吃了苦头——不是人群争先恐后时挤的，而是钱铺里的伙计打的，因为他坚持要比起初给他的多兑一些，又不肯走。

八月十五日　公众对纸钞的心理毫无好转，反而更坏，贬值已到了谁也不肯收纸钞的地步。今天上午的兑价是一元银洋合票钱二万五千文。比方说，拿着一张一千文钞票的人，只能换到十五枚北京的当十大钱，而这些钱的实际价值只合国中通行的制钱三十文。纸钞贬值的幅度因此达到百分之九十七；打个比方或许更容易明白：这就好比一张五英镑的英格兰银行钞票，在市面上跌到只值三个先令。

幸而这种可悲的钱法乱象只限于北京。看来这是多年来逐渐积成的，近来又因肃顺主持户部期间经营不善、营私舞弊而愈演愈烈。按照定例，一吊为五百文，两吊合银一两——一两银子折合英国货币，正当六先令八便士。然而到了一八三八年，户部把它改为四吊合一两，一八五三年又增为八吊合一两；这样一来，户部承认欠钱号的那笔债，就因一两银子是按法定吊数还是按虚定吊数计算，而成了两个相差悬殊的数目：

按八吊合一两计，为一百六十八万七千五百两，合五十六万二千五百英镑。

按两吊合一两计，为六百七十五万两，合二百二十五万英镑。

威妥玛先生正在翻译的那篇奏折里，提议按眼下三十吊合一两的贬值兑价，以吊偿还这笔巨债，这样数目就减为四十五万两，合十五万英镑；所需款项，由出卖官衔的捐局筹集。以往捐局收一两银子，是三成实银、钱号钞票五百文、官票五百文。如今官府提出，收纸钞九吊来代替那三成银子，这就会促使富人向穷人收买纸钞，从而增加下层百姓手中的现钱。官府希望用这个办法，在一年之内收回它发出的全部纸钞。至于钱号未经官府许可擅自发出的钞票——也就是超出官府所欠数目的那部分——就由钱号自己尽力去兑付，官府不打算过问。

奏折还提议，账目一旦结清，今后北京所有的钱庄都可以发钞；户部账目清结之日，那四家官号便摘下招牌，缴出刻有「户部设立官号」字样的钞版，改为私家钱庄，归顺天府管辖。眼下官号共有九家，其中五家归内务府。我曾设法弄清楚，这些钱号在替官府发饷之前是否已经存在；据我所能了解到的，并不存在，事实上它们是靠官府的资助，再加上私人的投机，才开办起来的。眼下这场纸钞风潮，因官府出示告示、斥责几家钱号滥发钞票、并宣布要收回纸钞而大大加剧了。人们认为这等于宣告纸钞一文不值，所以手里有钞票的人，几乎不管吃多大的亏，都急着脱手；事实上，除非宣布纸钞全然作废，贬值已经不可能比现在更低了。

原注：关于这篇奏折，八月十七日条下还有进一步的记述。

美里登男爵昨晚从天津回来。他一直在那里为普鲁士使臣当翻译，协助拟定条约细节。条约现已议定，驻京一事的解决办法是：自条约签字之日起，五年以后准许驻京。他带回的消息，也印证了皇帝驾崩的传言。他说，就在他离开天津之前，崇纶派人来请他，他以为是为了普鲁士条约签字的事。崇纶（他是内务府的官员）却把条约推到一边，说他请男爵来不是为这件事，而是要告诉他，皇帝已经病危。今天美里登先生也曾设法求见恭亲王，但没有见成；对方给的理由含糊其辞，更使人觉得恭亲王不在北京。

昨天说到的威妥玛先生同文祥的那次会晤中，威妥玛先生说，他认为中国人犯的错误之一，是把通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官方的话，他认为这正是促使他们扣押巴夏礼先生的原因之一。文祥听了开玩笑说：「唉，要是那时候我们对您也像现在这样了解，我们就把您也扣下了。」言下之意是，在他们为难的时候，有他在场会大有用处。

今天，苏先生——一位眼光极其敏锐、极善观察的老先生——请德格勒斯先生给他解释：住在公使馆里的中国基督徒，似乎都按时做功课、上教堂，可他在欧洲基督徒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出类似的敬奉宗教之心，这是怎么回事？德格勒斯先生向他解释说，北京的中国基督徒属于一个在这里设有礼拜场所的教派，而英国公使馆的基督徒属于另一个教派，在这里还没有公共的礼拜场所，所以只能在各自屋里做功课。可是苏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既然两边都完全承认彼此同是基督徒，为什么在一同礼拜这件事上，竟会隔着这样一道看来无法逾越的屏障。

今天是法国皇帝陛下的诞辰，天主堂里唱了感恩赞，由传教士董若翰主教主礼。晚上，布尔布隆先生设宴款待英国和俄国公使馆，连同布尔布隆夫人和巴留捷克夫人在内，共有二十二位欧洲人。席后，卜鲁斯先生提议为法国皇帝陛下的健康干杯，巴留捷克上校提议为英国女王陛下的健康干杯，布尔布隆先生提议为俄国皇帝的健康干杯。法国公使馆的宪兵们在当晚表达他们的忠忱，没有放这种场合惯常的焰火，而是放了几大挂中国爆竹。

（第一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