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书名里的尘土是真的尘土,也是别的东西。
艾伦·牛博尔德·拉莫特,一八七三年生于美国特拉华州,一九六一年去世。她本行是护士——约翰斯·霍普金斯毕业,做过结核病防治和公共卫生的工作。一战爆发后她到法国前线的野战医院服务,写出《战地护士日记》,那本书因为写得太实,一度在美国被禁。
一九一六到一九一七年,她到了北京。
这本书是她在北京写给友人的书信,分两部:第一部是一九一六年十月和十一月,第二部是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中间这几个月,正是中国被拖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口。
她看见的北京是这样的:协约国的公使一个接一个来施压,要中国对德宣战;天津的老西开教堂出了事,法国人强占了那片地,中国人罢市抗议;江苏的鸦片专卖权被几个人包了下来,禁烟成了一桩生意;每个外国人都神圣不可侵犯,因为治外法权。
她的语气是尖的。她写外国人在中国的那副架势,写顾问们给中国出的主意,写使馆区的宴会上谁说了什么蠢话。对列强她毫不留情,对中国则有一种克制的同情。
书里的人物大多只用一个字母代称——那是她有意的。这些代号在中文里已改成读音相近的姓氏:易君、史君、崔君、翟小姐、奚某、尹先生、柯亲王。
末了说一句尘土。北京的尘土是黑的,粘住衣裳、头发和眉毛;她说那东西会渗进你的身体和精神,直到你彻底饱和。这本书的题目就是从这里来的。
北京尘土 艾伦·拉莫特 著。
序言
写中国的书,约有两类,出自两种人之手。一类作者在中国不过住了一夜——姑且这样说吧——写出来的书浅显有趣,满纸都是寺庙的钟声。另一类作者在中国住了多年,对这里十分熟悉,写出来的却是厚重的大部头,满载确凿的资料,沉闷得读不下去。第一类书不能使人获得多少认识;它们固然轻松可喜,却让人觉得作者不怎么负责任。第二类书同样不能使人获得多少认识,因为它们说教太多,枯燥乏味,根本读不下去。唯一可能读它们的人又偏偏不读,因为这些人自己也对中国有深刻、根本的了解,而他们的看法,同那些博学的学者和理论家所陈述的见解,几乎没有一点相合。
本书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或许只有作者不负责任这一点算是例外。它由闲谈拼凑而成——北京漫天飞扬的流言,或者说北京的尘土。请轻松读它;若有尘土偶然沾在身上,吹掉就是了。要寻找可靠的知识,请去读那些公认的国际政治研究者所写的厚重著作。
艾伦·拉莫特
致谢
作者感谢下列朋友惠借照片,供本书插图使用:沃伦·奥斯汀、崔君.希区柯克、玛格丽特·弗里德、塞韦林和雷切尔·斯诺。
第一部 一九一六年十月及十一月书信 第一章 可怜的老中国
我八月离开的时候,你说想听听我们的旅行见闻,尤其是中国的事情。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你对中国暗藏着几分感情,有一种潜在的同情与兴趣,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惊人的无知之上。好吧,我会尽可能详细地写信给你。两个月前,我的无知同你一样惊人,如今却正在迅速消散。既然你说可以,我便也试着帮你消除一些无知。我看,你这个请求未免太冒失了。
我姑且假定,你大概只知道地图上有个中国,而且占了很大一片地方。你知道它有一个什么统治者,接替了几年前去世的老太后。仔细想想,这位统治者是总统,中国是一个共和国。你也许模模糊糊记得,约五年前,经过一场革命,中国变成了共和国。同样模模糊糊地,你也许听说这是一个古老、富庶、爱好和平的国家,约有四亿居民;除此之外,便一无所知。够了。我也就不再多说。
在日本呆了六周后,我们途经朝鲜前往北京。在从神户到下关的船上,经过著名的日本内海——顺便说一句,这让人想起马里兰州的东岸——我们遇到了一位返回上海的英国年轻人。我们三人作为船上唯一的头等舱乘客,很自然地聊了起来。他说他在东方已经十年了,在上海经商,于是我们立刻就聊到了东方政治的话题。我们对东方事务一无所知,但对其中一些情形隐约有所耳闻,就问他能否告诉我们“势力范围”的含义。东方似乎充满了势力范围,尤其是中国。
“欧洲国家如何在中国获得这些‘势力范围’?”我问。 “他们是否要求中国政府给予他们?——划出某些领土、某些省份,并给予他们这些地区的商业和贸易权?”
“问中国政府?”年轻人轻蔑地重复道。 “问中国人?当然不问!欧洲列强之间只是自行安排,各自决定自己想要的省份,同意互不侵犯对方的势力范围,然后通知中国即可。”
“通知中国就可以了?”我惊呼道。 “你的意思是他们根本不咨询中国,也不去了解她是否愿意?你的意思是他们只是自己决定事情,按照他们的意愿划分国家,选择他们喜欢的领土,然后通知中国?”
“就是这样,”他回答道。 “实际上就是这样。选择他们想要什么,然后通知中国即可。”
“天哪!”我说。
我很高兴遇见了那个年轻人。我喜欢别人把事情讲得简单明白,用最浅近的字眼,让人一听就懂。而且,尽管难以置信,他说的确实是真的。哦,当然,我后来才知道,通知中国之后,还有条约之类的文件要签。随后便强迫中国批准这些条约或协定;这样,表面上好看一些。简直是拿枪口逼着她签字。不过,批准条约主要是为了欧洲列强,倒不是为了中国。他们划定了自己的地盘,再正式登记一下,仅此而已。你知道,在我国一八四九年淘金热那段“美好”的往日里,如果有人抢占了别人的矿地,会发生什么。
为了说明可怜的老中国受欧洲列强的“影响”到什么程度,我必须给你们提供一些统计数据;不然你不会相信我的。中华民国的总面积约为四,三〇〇,〇〇〇平方英里。一些重要国家的势力范围如下:
面积单位为平方英里
英国 西藏 五三三,〇〇〇
英国 四川 二一八,〇〇〇
英国 广东 八十六,〇〇〇
英国 长江流域各省 三六二,〇〇〇
英国合计 一,一九九,〇〇〇 占二十七.八%
俄国 外蒙古 一,〇〇〇,〇〇〇
俄国 浙江〔原文如此〕 五四八,〇〇〇
俄国 满洲的四分之三 二七三,〇〇〇
俄国合计 一,八二一,〇〇〇 占四十二.三%
法国 云南 一四六,七〇〇 占三.四%
德国 山东 五十五,〇〇〇 占一.三%
日本 南满洲 九十,〇〇〇
日本 内蒙古东部 五十,〇〇〇
日本 福建 四十六,〇〇〇
日本合计 一八六,〇〇〇 占四.三%
外国势力范围合计 占七十九%
不要忘记这些数字;不时回头看看,提醒自己。但请记住:通常人们只谈“日本侵略”。日本每抢先占得一平方英里土地,消息就传遍世界,它的掠夺倾向便被指斥为世界的威胁;其他列强的掠夺倾向却得不到这样的宣传。它们彼此默契,谁也不声张,共同以沉默掩护行动,掩埋事实,不让半点风声传到外界。西方国家意见一致:东方——中国——是它们的。但对日本,情形便不同了。因此,今后听说日本觊觎中国、企图吞下中国时,请记住:同欧洲各国的总数相比,日本占有的实在少得多。叫喊反对日本侵占最响的,正是势力范围最大的国家。声称控制中国百分之四十二的国家,以及声称控制百分之二十七的国家,谴责一个连原德国地盘算上也不足百分之六的国家时,声音最响。
我们第一次亲眼看到“势力范围”怎样发生作用,经过是这样的:在朝鲜待了两三个星期后,我们乘火车从汉城到北京,路程需两天。在这个动荡的时期,真难离得开报纸。我们在奉天候车五小时,找到了一份有趣的小报,名叫《满洲日报》。那是份不错的小报——当然,前提是你的眼界够宽,能够摆脱美国标准的束缚。它长十五英寸、宽十英寸,至少拿在手里很方便。三页登新闻和广告,另一页因为无稿可登而留白。矿泉水、欧洲杂货、外国银行和铁路通告之间,夹着一则消息。若不是船上那个英国年轻人说过的话,我还看不懂其中的意思。报上写道:
协约国向中国提出抗议
英国、法国和俄国分别向中国提出抗议,称最近订立的中美铁路借款协定侵犯了它们已经取得的权利。俄国声称,修筑丰镇至宁夏铁路,与一八九九年的中俄密约相抵触。英国援引涉及湖南、广西的中英条约,指出拟建铁路侵犯了英国优先修筑铁路的权利。法国政府则代表比利时辩称,兰州至宁夏线侵犯了中比关于海州至兰州铁路的条约,而连接杭州与南宁的铁路又侵入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事情就是这样!中国需要铁路,一家美国公司愿意来修,俄国、英国、法国,甚至可怜的小国比利时,却一起阻挠。它们正忙于一场大战,时间与财力都被耗尽,却仍能紧盯中国,不许她得到任何未经它们之手的改进。而战争结束后,还要过多少年,它们的财政才能恢复到足以承担这种开支的程度呢?看来,中国只好等着。
摇晃的火车车厢两侧是广阔的干旱平原,散布着无数由泥房组成的村庄。田野四面八方都被土路横切,土路没有铺砌,布满深深的车辙和坑洞。有时,这些道路下沉到田地以下很远的地方,经过几个世纪的交通磨损,深入地下。有些地方很深,以至于蓝罩车的顶部也低于田地的水平面。然而,这些道路提供了与中国广阔的内陆省份沟通的唯一途径——这些凹陷的道路和河流。
就在这时,我们经过一支骆驼队,我一时把《满洲日报》上的文章全忘了。原野上出现骆驼,谁能不分心呢!长长的一队,足有几百头,全驮着重物,以每小时两英里的速度缓慢、庄严地前行。它们从辽阔的蒙古草原某处而来,沿用的是几千年前的运输方法!是的,中国毫无疑问需要铁路;可眼下不能再添了。她自己无钱修建,而把她百分之七十九的国土划入势力范围的列强,目前又无暇替她修建。它们还反对美国来修。所谓势力范围,正像占着马槽、不吃草也不让别的牲畜吃的狗。
第二章北京
我们终于来到了北京:中国这座美丽而粗犷的首都,亚洲这座伟大而瑰丽的都城。因为北京是亚洲、整个东方的首都,是远东风云激荡的政治中心。我们住进了卧车大饭店,当地人称它“床车旅馆”,海军陆战队员则拿它的名字开玩笑,叫作“车缝旅馆”。它也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旅馆,各国人在这里聚会、摩肩接踵、相互商议,盘算着怎样彼此算计,连同中国一起算计。坐在昏暗破旧的休息厅看人来人往,或在宽敞而破旧的镀金餐厅用饭,看各色人物聚在一起谈大事,或谈那些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小事,都很有趣。北京不是商业城市,不是生意中心;它不像上海和较小的城市那样,到处都是推销员、跑生意的人及诸如此类的小人物。它是东方的外交与政治中心,聚集在这里的都是各项事业的头面人物,不论那些事业多么见不得光。至少,亲自来这里谋求利益的,总是该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这里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四处谋求特许权的大人物,总部设在酒店,准备耐心等候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更久,不惜哄骗、贿赂或威胁中国政府,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一条铁路、一家银行、一座矿山、一个通商口岸。休息室的一角坐着一位所谓的公主,一位中国女士,穿着很现代,很别致,很欧洲,以前是老太后的宫女之一。顺便说一句,是一位女性让中国团结在一起。她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中国绅士,据说是一位前宰相的孙子,一位身材苗条、衣冠楚楚、戴着眼镜、聪明的年轻人。我可以说这位年轻人几乎把那位女士搂在怀里,但没有人多看他们一眼。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新人,但其他人已经习惯了。中国政府的英国顾问走过来,他是一位高大、尊贵、灰发的男子,正在与一位身材魁梧的英国人交谈,这位英国人是大型猎物的猎人,但据传言,他现在正在从事情报工作。寻求特许权的人和商人成群结队地坐着,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型商业和银行公司的代表。某个公使馆的一位公使顺便拜访;这里有来自欧洲的古玩买家,还有零星的游客,还有一群满脸倦容、面色蜡黄、显出贫血模样的男男女女,他们刚从马尼拉乘坐军用运输船过来。
初到北京,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坐落在干旱的平原上,灰色的高墙和雄伟的塔楼矗立着,庄严而雄伟。越过墙顶什么也看不见。里面没有摩天大楼;没有任何房屋比周围的防御城墙更高。北京分为几个区域,每个区域称为一个城,每个城都有自己的城墙包围。那里有广阔而人口稠密的汉城,那里只有中国人居住。鞑靼城,也就是满城有几个分区。它包含使馆区,所有外国使馆都聚集在一个小而紧凑的区域,周围有一堵小墙用于防御目的。使馆区之外,四面八方都是鞑靼城本身。外国人也住在北京的这个地区,据我所知,如果有什么问题,他们总是随时准备冲进各自的公使馆寻求保护。他们告诉人们,这里非常安全,不会出任何差错,义和团的麻烦不会重演;但尽管如此,他们似乎总是备好一只行李包,把梯子靠在院子的墙上,以备紧急情况。这给北京的生活增添了悬念和兴奋的令人愉快的味道。
鞑靼城内还有皇城,周围环绕着高耸的红墙,紫禁城是中国统治者的住所,内有宫殿和官员的住所。现在,除了紫禁城的某些部分,例如大总统黎元洪的宫殿外,紫禁城不再是禁区。对公众开放,公众可以随意进出;苦力、小贩、乞丐、外国人——所有人都可以在神圣的区域内自由活动,以前只有权贵才能冒险。
这里的街道真是奇观。公使馆区的街道铺得平整,欧洲式,乏味;汉城和鞑靼城的街道却充满刺激。少数几条很宽,多数则是狭窄曲折的胡同,无一不挤满人、牲畜和各式车辆。走路就是把自己挤进人群,从骆驼鼻子底下躲过去,避开独轮车,撞上驴子,再站到一旁让官员的马车经过——那些老式欧洲马车十分破旧,却有骑着毛茸茸蒙古小马的随从环绕,向前疾驰开道。马匹不能单凭后面的人驾驭;车夫坐在车座上握着缰绳,看上去很威风,实际干活的是马夫。每遇转弯、骆驼队或其他障碍,马夫就得跳下座位,抓住马勒,牵着马绕过去。不必牵马时,他便坐在车座上大声喝道。我告诉你,坐马车行进真是喧闹:旧车哐啷,黄铜马具叮当,马夫扯嗓子喊,不肯让路的人群也喊个不停。粗犷归粗犷,却自有一番气派和声势。
别以为马车跑得快。完全不是。尽管响声震天、车身颠簸,看起来正在前进,实际却慢得很,也许每小时才两英里。前几天,我们坐公使的马车出游:一辆舒适的维多利亚式敞篷车,由两匹肥壮的栗色马拉着。正如我说的,路况好时,我们能以每小时两英里的速度“飞驰”。超过的只有行人,而且只是其中几个;多数时候,我们跟在骆驼队后面,或等独轮车让路。进了小街胡同,车夫一路呼喊,车子像蜗牛般挤过密密的行人。那些人毫不理会,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权走在路中央,并不打算让开。有一次转弯,马夫把一匹马的笼头扯脱了,笼头滑到他手中,马一扬头便跑。马夫喊,车夫喊,其他人也喊,一时间好不热闹。当天下午稍后,我们出去赴茶会,这回坐人力车。同马车相比,车夫跑得实在惊人,简直让我们头晕。
东京和北京的人力车夫,速度相差很大。在日本,他们跑得较慢,不肯过分劳累;这样也对。但这里的车夫却使劲奔跑。车夫人数太多,竞争太激烈,年轻力壮、脚步敏捷的人便以体力争生意。看那些衰老的苦力喘着粗气,吃力地同年轻人竞争,真叫人难受。我还不习惯由人力拉着到处走。一个人被迫屈居于另一个人之下,沦为拉车的牲畜,降到牛驴的地位,总让我觉得不对,觉得有损人的尊严。对坐车的人,这也一定会在不知不觉中侵蚀其德性。我还看不惯身强力壮的外国青年,尤其是男子,让瘦弱、疲倦、筋疲力尽的苦力拉着走。每次上车,把自己养尊处优的处境同车辕间衣衫褴褛的车夫相比,我都感到羞愧。想来日后我也会习惯,同别人一样不再介意;但眼下这一切对我还很陌生。我们每次出旅馆,都有二十来个车夫抢上来招揽;若决定步行,这二十来个失望又饥饿的车夫便把小车拉回路边,继续等待。可又能怎么办呢?他们实在太穷了!坐也不对,不坐也不对。
前几天,我们在汉城遇上堵塞。两条约八英尺宽的小胡同交叉,四路人车碰到一起,互不相让,吵成一团,挤得不可开交。一路是从蒙古来的骆驼队;一路是三四辆蓝篷长轴的北京大车;第三路是挑水的人和独轮车;第四路是五六辆人力车。一碰头,顷刻便乱作一团。既无交通规则,也无谁先谁后的约定,每个人只认定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优先通行权。转眼间,叫骂、推搡、拳脚纷起,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打人和牲畜。高大的骆驼把傲慢的脑袋伸到蓝篷车顶上方,冷眼俯视这场骚动。世界上再没有比骆驼更傲慢的动物了,它们居高临下,轻蔑地看着人类的细碎争吵。不过,十五分钟后,这团乱麻自行解开。骆驼最先挤过去,随后各种车辆也逐一挣脱,继续前行。
要知道,这家酒店的大堂看起来有点像那个交通堵塞。在这些破旧的围墙内,有如此不同国籍和人群的聚集——官员、士兵、特许权猎人、游客、武官、记者、探险家。那些骆驼、苦力、车夫、挑水的人,都觉得自己有路权。所以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他们在中国拥有通行权。酒店的这些走廊里肯定有一百种关于中国的不同看法。我会看看我能发现什么。
第三章文明
我们在这里呆得越久,就越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对协约国没有同情心。然而,气氛一点也不亲德。对同盟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就像对协约国一样。最好的描述是中立,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哪一方获胜完全漠不关心。我们在战时的法国住了两年,又是直接从那里来的,我们很奇怪地发现自己陷入了对战争的结果和目标完全漠不关心的气氛中。我们从与中国人的多次交谈以及对中国报纸的勤奋阅读中收集到了这些印象,这些报纸是英文印刷的,但由中国人拥有和编辑,因此可以说反映了他们的情绪。我们也和很多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交谈过,他们有很多中国朋友和熟人,了解中国人的观点,这些也告诉我们,中国对协约国或任何其他列强没有同情心。
原因并不难找。不论外国人怎样看待他们,中国人绝非傻瓜。他们有积累数千年的智慧,一种独特的智慧。同外国人长期打交道,使他们深感悲哀,也增长了阅历,冷嘲热讽便由此而生。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等列强都使中国吃过苦头。她实际上已成为附庸,所依附的不是其中某一国,而是所有这些国家;它们掠夺她,已达一个半世纪。其中一国,为了商业利益,把鸦片这个祸害强加于她;眼下,她差不多就要摆脱它了。她的确软弱腐败,可是让她维持这种状态,正符合外国主人的利益。此刻,她正在向欧洲各国支付巨额赔款,赔偿它们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中的损失;而义和团之乱,本是中国试图摆脱外国侵略者的一次行动。付给俄国的赔款中,还有一部分军费,竟是为数千名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士兵支付的。凭亲身经历,中国人很难相信,在这场战争中殊死搏斗的欧洲国家,当真受它们所宣称的崇高理想驱使。欧洲每天发电报到中国报界,保证协约国是在为自由、正义、文明和保护小国而战,这些话对中国人毫无意义,不能打动他们。在东方人眼里,这场大战是已经主宰世界及世界市场的国家,同企图取得这一地位的国家之间的争斗。中国百分之七十九的领土已在外国控制之下,又怎能轻信交战各国的无私动机?
前几天在街上看见的一件小事,恰好把这种情形说透了。两条蒙古大狗咬住不放,拼死搏斗,各自死死咬住对方,在尘土里翻滚。周围围着一大群人,冷漠地站着,看它们斗出结果。这便是中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一个平静而漠然的旁观者。
欧洲为自己建造的文明大厦,雄伟而美丽。我们美国人面对的是它的正面,从大西洋这一岸望去,它壮丽非凡。即使到了欧洲,走进楼内,看见其中许多枝节,我们仍有理由赞赏。但这座文明大厦也有背面,有从正面看不见的附属建筑、贫民窟和小巷。这些背面朝着东方;从东方看去,欧洲文明的大厦毫不壮观。西方文明和西方道德的垃圾与废物,都倒在东方,倒在西方人看不见的地方。
第四章种族间的对立
他们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清爽、寒冷的早晨,但与秋天结束、严冬降临华北时的情况相比,还算不上什么。毕竟,想一想,我们毗邻满洲和蒙古这两个极北省份,而这两个省又毗邻西伯利亚,而西伯利亚众所周知是寒冷的。因此,十月的这个晴朗的日子,有着灿烂的蓝天和灿烂的阳光,只是以后天气的预兆。
今天我们进汉城,逛了一家中国百货店。人力车夫以最快的速度拉着我们出了主要城门——前门。越过分隔汉城与鞑靼城的高大雉堞城墙后,我们便进入迷宫般狭窄曲折的街道。这些街道从前门外的大路向四面伸展。顺便说,前门自义和团起事以来一直由美国军队占据。在狭窄的胡同里,我们走得很慢,简直是从成群的人力车和成千的行人中硬挤过去。没有人行道,一会儿车子擦着墙壁和店面,一会儿又同北京大车绞住车轮;每逢堵塞停下,骆驼或驴子的热气就喷在我们的后颈上。终于,车夫停在一座约三层高的大楼前。楼上绘着金龙,正面挂满华丽的红黄幡旗。楼房离街道有一段距离,门前宽阔的院子里,挤满了上等人家妇女进去购物时乘来的大车和马车。
我已经告诉过你,中国的马不能靠车夫从后面驾驭,必须大张声势地喊着、牵着走。停下来时,连让它们安静套在车上也不能放心,必须卸下挽具,牵到安全的地方。因此,这家百货店的院子呈现出奇特景象:二三十辆空北京大车向后支着,车辕高高翘向天空。无数老式小轿式马车也卸了马,车厢上部四面都是玻璃,里面的乘客从任何方向都看得清清楚楚,像养在水缸里的鱼。套着华丽闪亮挽具的马与骡子,小心地分开站着,或由人牵着在拥挤的院子里走动散热。不过,以每小时两英里甚至更慢的速度在街上“飞驰”之后,为什么还需要散热,我实在不明白。它们都在这里:高大的白马、毛茸茸的蒙古小马,还有雄伟的骡子;后者是我见过最出色的牲畜。我不大会估量身高,但那些骡子极其高大、壮实,实在漂亮,有白的、红的、黄的、黑的,经过不停的梳洗擦拭,皮毛油光水滑。它们“穿”着——只有这个字最合适——沉重而粗犷的挽具,上面装着巨大的黄铜扣,有的皮带还镶着玉、红玉髓及其他半宝石。
论气派?第五大道上也没有能与之相比的。你觉得价值一万美元的汽车很漂亮吗?对于一辆有着巨大、光滑的骡子和闪闪发光的马具的北京马车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告诉你,中国人的气派冠绝世界;我们其他人不过是模仿者。相比之下,我们的汽车简直就是暴发户。但你一定能想象出一辆北京马车,它是用抛光精美的木头制成的,颜色自然,沉重的木质车身上覆盖着一个蓝色的大车篷。主人坐在里面,坐在垫子上,每个车辕上都坐着一个仆人,一个负责握住缰绳,另一个负责大喊大叫,跳下来并向前跑,将自己的体重压在车辕上,以便在道路出现问题时减轻乘员的震颤。他们说,这种古老的习俗,由于无弹簧车的不舒适和颠簸,所以没有训练马匹独自绕过拐角或越过糟糕的道路。自古以来,马夫的职责就是向前跑,将自己的体重压在车辕上,以减轻震动。因此他才是真正重要的驾车人。蓝布车篷前挂着窗帘,两侧的窗户也被小心翼翼地拉上窗帘,窗帘可以让居住者看到外面,但不能从外面看到。因此,高级官员可以把自己遮蔽起来,避免每当遇到同等或更高级别的官员时就必须下车并跪在他面前。另外,车轴越长,伸出轮毂的距离越远,车主的等级越高;它表示他占用道路的权利。车轮的轮辋上有尖刺:周围都伸出大钉子,表明官吏有撕毁道路的权利。这一切都是辉煌而又野蛮的;丝毫没有温情脉脉的顾虑。
于是,我们穿过一排排整齐停放、车辕翘起的大车和老式轿式马车,穿过骡马与满院身穿号衣的仆人,走进百货店。里面仍是一派粗犷的华美,陈列着绚丽的丝绸与皮货。虎、豹、山猫、貂的大张皮毛四处悬挂,间杂着昂贵的刺绣、精美的锦缎,把东方灿烂的色彩与华丽尽情铺陈出来。到这里来,是我们喜欢的车夫邝的主意。很快,我们发现,店里既没料到会有外国人来,也不欢迎外国人。那些态度温和的店员没有一个会说英语,也没有丝毫招待我们的意思。我们颇为落寞地四处走,店员好奇而轻蔑地看着;带着号衣仆人逛各层柜台的汉族和满族上层妇女,则毫不掩饰地露出嘲笑与轻视。店里喧闹热烈,空气却又冷又闷,只有几座烧得通红的大炉子附近暖和些。并非上等人家的中国妇女,穿着缎裤,围坐小桌喝茶吸烟;每层都有许多小桌,免费供应茶和香烟。我们经过时,她们相互推一推,咯咯笑起来。你能想象,一个穿缎裤的中国妇女走进美国大百货店,会怎样受到议论吧?在她们看来,我们同样古怪,她们也毫不掩饰。这里没有旅馆仆人和车夫那种卑躬屈膝,也没有我们在公使馆等处见过的上层中国人的极端客气。对这些人来说,我们不过是外国人;在内心深处,外国人引起的无非是好笑或敌意。这群守旧而爱闲谈的东方人,对我们有清楚而坚定的看法,绝不是恭维。我们是不速之客,是闯入者,根本不该到这家地道的中国店来。我们很高兴终于离开,去气氛友善些的地方买东西。
这种印象,怎样才能同先前所见的温顺、卑从相调和呢?面对征服他们的外国人,中国人不得不温顺卑从;在不必如此的地方和场合,我们才有机会窥见他们的真实感情。我相信,他们对我们的感受,正如假使中国或任何别国宣称美国是其附庸时,我们对那个国家的感受一样。一国受另一国“影响”,或被宣布置于所谓“仁慈的保护”之下,自然会对这个施恩者产生敌意。这本在情理之中。外国人居高临下地拍中国的脑袋,已经拍了很久;不停地拍,并不总能拍出一层毫无知觉的老茧,有时只会激起深切的愤怒。
这个国家如此庞大,如此混乱,人们如此清楚地意识到其平静、顺从的外表下隐藏着的力量,以至于人们感觉有一天这种潜在的力量会突破并显现出来。我试图随机地描述所有这些感觉,日复一日地出现,我并不是试图将它们整理、分类并以有序的方式呈现它们。你必须每天和我一起看到它们,和我一起感受它们,然后再做你自己的思考。那个来中国的船上的英国年轻人曾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我们问他在日本的假期是否愉快。
“不怎么愉快,”他答道,“我不喜欢日本人;他们比不上中国人。”
“有什么区别?”我问。
他沉思了一会儿。
“我会这样为你总结,”他回答道。 “在日本,他们把你当作平等的人;在中国,他们把你当作高人一等的人。”
就是这样,我相信。种族对抗自始至终。中国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她不敢表现出怨恨,也不敢坚持平等。无论她的个人意见如何,她都是无助的,她必须像对待上级一样尊重她的征服者。但日本从来没有被外国人征服过。她是东方所有民族中唯一没有被欧洲人踩过的民族。她从未被征服,也从未被下药。而且,巧合的是,她竟然达到了世界最强各国的水平,拥有一流国家的地位。这一切都没有得到征服者赋予她的欧洲文明的祝福!她到处汲取、模仿甚至超越白人的某些品质和倾向,但从未因西方文明强加于她而受到损害。这就是问题所在。日本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她的成功是对独立价值的鲜明诠释。她在没有大国帮助的情况下取得了显赫地位。至于大国给予亚洲其他国家的这种援助的价值——已经说得够多了。
第五章势力范围
我们开始认识不少北京人了。前几天晚上到美国公使馆赴宴,算是正式进入了北京社交圈。这是几年来我们第一次参加晚宴:战争开始后,我们一直在巴黎安静地生活,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巴黎已没有宴饮聚会了。不过,既然要到东方来,我们很有先见之明地想到,也许会有人邀请出席社交活动,因此需要像样的礼服。易君和我便各做了一件,而且是很好的礼服。穿上时,那感觉真陌生!我们两个谁也分不清前后。两面看起来都差不多,正穿反穿都不舒服。我们两种穿法都试了,仍找不到答案,只好把衣服摊在床上,苦思冥想地端详。钟却一步步走向八点,穿法仍没定下来。
最后,我们断定:既然前后差别那么小,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也让你明白,过去两年里我们穿晚礼服的机会多么少,已经多么不习惯这种衣服。所以,那晚去公使馆赴宴时,我们的礼服说不定就是前后穿反的,可谁也没有为此烦恼。我们过得很愉快,也结识了许多有趣的人。晚宴是为驻菲律宾美军司令举行的;我们还见到了德国公使冯·欣策海军上将,以及荷兰公使夫妇。美国既是中立国,照常款待各国外交官就是必要的,但自然不能让他们同晚在公使馆进餐。必须像分开绵羊和山羊那样,把他们分开:这一席招待协约国代表,下一席招待同盟国代表。宾客的搭配要煞费苦心。他们说,战争已经把北京的社交界劈成了两半。在大城市里也许还好;在北京这样小小的圈子里,大家却一同挤在狭窄的使馆区内。那真是四面围墙的地方,各国使馆的卫兵昼夜在墙上巡逻、站岗。于是,人人都紧张尴尬。席间没有人提起战争,大家心照不宣地避开了这个话题。
嗯,正如我所说,那天晚上的晚餐之后,人们开始对我们非常友善并邀请我们出去。唯一可以安全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政治,每个人都对此感兴趣,而且每个人都了解很多。至少,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知道,但他们说他们知道,而且说得好像他们知道一样,如果你怀疑他们,他们就越说越斩钉截铁,总之,他们传播了大量的新闻,无论其价值如何。谣言!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北京这样的谣言之地。我们认为巴黎是过去两年战争期间谣言的温床——巴黎有审查的新闻、压制的言论和普遍的军事统治,所以人们赖以生存的只是永远不会登上报纸的谣言;但北京真是太棒了。这里流言蜚语四起,老卧车酒店的走廊似乎就是这股旋风的中心。北京的每个人似乎迟早会以某种借口走进酒店,就好像这是一个俱乐部,而休息室里充满了新闻、谣言和八卦,你可以靠在他们身上而不会摔倒。所有这些都绝对确凿、可靠、不容置疑,而明天,所有这些都将与另一组同样真实、令人震惊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截然相反。没关系。我们是谁,竟敢质疑它们的真相?我们能做的就是日复一日地吸收它们,明天修改和改变我们的看法,并享受在文明世界中无可比拟的刺激。
此外还有报纸。英文报有三四家,法文报一家,其余是中文报。最有意思的是《京报》,因为它完全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这份英文报由中国人拥有并编辑,陈述中国方面的看法。主编是一位令人喜欢的中国人,毕业于牛津,热情、激烈而敏锐,时刻捍卫中国的权利,发言绝不含糊。当中国的利益与某个想占中国便宜的欧洲国家相冲突时,他的立场从无可疑。《每日新闻》则是协约国的喉舌,从西方列强的角度报道。因此,两报常年交战,映照着中外利益之间的持续冲突。只有一件事使它们意见一致:厌恶日本。中国人不喜欢日本,正如不喜欢任何企图征服中国的国家;欧洲人也不喜欢日本,因为它是强大的商业对手,而且不必绕半个地球便能运销产品。所以,《每日新闻》攻击日本,《京报》则一视同仁,攻击一切想使中国屈服的侵入者。这很有意思。《京报》攻击日本,欧洲各国的报纸就齐声称赞;它攻击欧洲国家的掠夺行径,那些报纸便齐声谴责。主编却不管褒贬,继续战斗,只认准一个目标:维护中国的主权。
几天前,《京报》发表了下面这篇文章,进一步阐述我先前提到的《满洲日报》那则短讯所涉及的问题。报上用醒目的大字作标题:
枷锁中的中国
外国作家常常抱怨这个国家没有做任何实实在在的工作。当然,这是一种误导性的说法,尽管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眼下,一场阻挠美国在华事业的行动正在发展,渐渐显露出令人不齿的面目;这正揭示了上述状况的主要成因之一。由于战争导致欧洲资本家和承包商对中国公共事业的融资停止,一个强大的美国组织将注意力转向了这个国家,并以完全商业的方式获得了在中国建设某些铁路的合同。这笔交易涉及美国资金二亿美元的支出,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劳动力和其他方面。必须承认的是,这笔交易中绝对没有任何“政治”成分。同样的言论更适用于美国为整治大运河部分河段而提供的贷款。然而,日本、俄罗斯、法国、英国,甚至比利时——一个国家至少应该知道不应该对一个努力维护其基本生存权利的国家做什么——试图干涉这个国家必要的公共工程建设,仅仅是因为美国可以做其他国家现在做不到的事情。
“枷锁中的中国”——一家中国报纸用这个说法,意味深长。那些势力范围〔一〕仿佛已经连成一条锁链,专门用来扼住中国的咽喉。前几天我试着向你解释过;现在请再听一点。在旅馆大堂,我找到一位在中国住了多年、熟悉内情的记者。
“向我解释一下,”我问他,“从头到尾,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
“一个国家声称拥有这样的势力范围,”他耐心地解释,“就是声称自己有权开发那片领土。”
“假设,”我打断道,“中国人自己希望开发这片领土,——开采金矿,修建铁路——他们会被允许这样做吗?”
“当然,如果他们有钱的话。”
“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钱,必须借钱,那又怎样呢?”
“那就必须向声称拥有这片势力范围的列强借。”
“可如果那个国家由于某种原因借不出钱——像眼下整个欧洲那样,拿不出余款——或者由于别的原因不愿借,那又怎么办?”
他耸耸肩。
“完啦!中国不能向一个国家借钱,到另一个国家宣称拥有的势力范围里去‘办事业’。”
关于这一切,现在北京流传着一个好故事。某大公司的负责人在这里向中国政府谋求特许权,有一天出现在中国官员面前并提出了他的要求。穿着华丽长袍的官员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周围,桌子上铺着一张中国地图。那是一张很棒的大地图,但全部涂上了不同的颜色,有些部分是红色的,有些部分是蓝色的,有些是黄色的,等等。中国官员的椅子后面站着欧洲各国的代表——英国、法国、俄罗斯,所有这些国家。我们的美国人将手指放在地图上红色的部分上。
“我会在这里做工作,”他对中国人说。
“对不起,”一位外国政府代表打断道,“你不能去那里。中国的红色部分属于英国。”
“很好。我就去这里。”美国人指着地图上的蓝色部分说道。
另一位欧洲绅士说:“对不起,你不能在那里做。中国的那部分属于俄罗斯。”
“那么,这里,”美国人继续说道,将手指放在一个绿色的点上。 “这样就可以了。”
另一位温文尔雅机警的外交绅士走了出来。
“那一块,”他遗憾地说,“是法国的。”
地图上的地方就这样被逐一否决。中国官员坐着保持沉默,而一位又一位欧洲代表站出来表示反对。最后,美国人恼怒地转向沉默的中国人问道:
“中国到底在哪里?”
原注
〔一〕美国在整个中国既没有租界,也没有势力范围。
第六章论外国人的神圣不可侵犯
说实在的,我不相信我们这些美国人、欧洲人以及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如此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会有什么好处。无论做什么,无论错到什么程度,我们总算是对的。我们永远有优先权,有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特权,而他们必须服从。我们之所以不可侵犯,并非因为他们敬重或信任我们,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深怕一旦阻止或约束我们的行动和欲望,会招来可怕后果。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的关系,从根本上便不道德,而且会败坏双方的德性。几年前北京开始出现汽车,到今天也还不多。但这里没有限速规定,汽车可以任意在拥挤的街上飞驰。出了几次事故后,中国人想制定限速法,却遭到一位外国公使坚决反对。他说,自己绝不打算让中国人干涉他的自由!
中国各地都有外国租界,即属于欧洲各国的小块土地。在每个通商口岸都设立了这些租界——俄罗斯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虽然它们位于中国城市的中心,但它们绝对是俄罗斯人、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的财产,视具体情况而定。中国人对它们没有权力或控制权,也无法以任何方式监管它们。这给中国人带来了非常困难的处境。例如鸦片贩运。在中国境内严禁贩卖鸦片;但在租界里却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人无力阻止。目前,他们正在与鸦片习惯进行坚决而英勇的斗争,鸦片习惯是英国在两次成功的鸦片战争中强加给他们的,并通过条约合法化,至少可以说,这些条约是从无助的中国人那里勒索的。这些条约的批准使英国可以随意把鸦片输入中国。嗯,十年前,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鸦片贩运之后,可怜的老中国坚决反对这一罪恶,并决心战胜它。她与英国签订了一份合同,根据合同条款,英国同意在十年内逐年减少对华鸦片输入,其比例与中国逐年减少罂粟种植的比例相同。双方都履行了约定,并将于 一九一七 年 四 月 一 日,即十年合同到期时,由中国人欢庆这一协议的履行完毕。
这是一场抵抗近乎压倒性阻力的巨大斗争。像中国这样弱小、运转不灵、腐败的国家,竟能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几乎难以想象。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但似乎有半数中国人受制于这一恶习。某些省份约有百分之九十的官员吸食鸦片成瘾,各省民众中的瘾者也都占很大比例。总之,中国为摆脱鸦片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几乎已经成功;明年四月一日,这桩肮脏买卖就将全部结束。这项艰巨工作却没有人帮助她,完全靠她独力完成。十年来,她不仅要对抗国民沉溺鸦片的习惯,还要对付另一现实:人们在中国无权管辖的外国租界里,可以随意买到鸦片。
不过,中英双方确实履行了协议。当初,中国无法遏止英国鸦片输入,才开始自己种植罂粟。既然条约硬要把这个祸害钉在中国身上,中国人便精明地决定:至少不能让购买鸦片的钱全流到国外,于是自行种植。但过去十年来,本土种植已几乎全被禁绝,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土产与进口鸦片的供应都将归于零。然而,外国政府竟未在这场斗争中给予中国帮助,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这门生意太赚钱了。北京报纸已经开始谈论六个月后的那个大日子,届时中国便将摆脱这一灾祸。我们决意留在北京,亲眼看这场庆祝。
这又把我带回开头所说的事: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在本国租界里,他们服从本国法律;即使在中国土地上违反中国法律,中国人所能做的,也只是把他们交给最近的本国领事,至于领事惩不惩处,谁也说不准。这种不必负责的地位,这种可以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几乎不会受到追究的傲慢特权,会败坏普通来华外国人的品性。私下说来,到中国来的这类外国人,往往也算不上什么人物。在往日的所谓好时光里,他们被称为“海滩游民”——冒险家、赌徒、各种来路不正的人,道德水准着实低下。然而,无论做了什么,他们通常都能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其结果便是今天中国人明显畏惧外国人,总想避让、躲开。这种退缩的态度看起来很懦弱,却是同西方伦理打了一百年交道所得到的经验。勇敢的人若手无寸铁,遇上强盗也会举手投降,这并非没有先例。
今天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午饭后,易君和我坐人力车出去,想找一家卖驼毛毯的商店。顺便说一句,根本没找到,白跑了一趟。如今我们各自包了一辆人力车,每月每辆二十元墨西哥银元。价钱便宜得让人难过,可别人说,我们已经比通常价钱多付五元了。前几天挑车夫时,来了三十多个,我们只能从中选两人;其余人失望的神情,实在可怜。竞争这样激烈,能够有一份固定收入,不必靠碰运气找零活,对他们意义重大。我的车夫叫邝〔音译:邝〕,个子小,脚力却极好,比易君的车夫跑得快得多。
如今我们对两个车夫都很有感情。每天快结束时,通常会到莫理循大街的集市去。那集市真奇妙,华北出产的东西应有尽有:皮货、丝绸、玉器、珠宝、糖食,什么都有。不过,我们总去糖食摊,那里卖精美的中国糖果和糖渍水果。先把一块银元换成零钱,再由我们四个人逐摊吃过去:芝麻糖、糖衣核桃,还有穿在草秆上的糖李子。真是好极了!细菌?也许有,可我们不在乎。我已经听腻了细菌,也受够了国内人人把它挂在心上的样子。来到一个没有细菌——至少人们不知道细菌——的国家,倒叫人轻松。美国的毛病是,人人只顾着清洁街道、清洁垃圾桶、提防不洁食物可能带来的疾病,反而丢掉了生活中许多美好与舒适。生命的价值,并不全在长短。
总之,我们把逛集市留到下午将尽时,先到汉城找驼毛毯。不久离开大街,钻进中国城区那些狭窄、曲折、未铺路面的小巷,只有熟悉路况的车夫才走得通。在这迷宫中,很快又遇上常见的堵塞:十几辆人力车迎面相撞,谁都认定自己该先过。巷子只有六英尺宽,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通行权,连路都让不出来。争论滔滔不绝,顷刻升级为叫骂,车夫和乘客全卷了进去。我们是仅有的外国人,不懂语言,觉得自己处于劣势。喧嚷一浪高过一浪,忽然人群略一松动,易君的车夫挤了过去,邝拉着我紧随其后。
这可冒犯人了!原来让出的通道是留给一位年轻中国绅士的。他身穿华美锦缎,处处显出财富与地位,也许是个官员。我们抢进为他让出的空当,他便探身冲着邝耳边辱骂,邝也愤然回嘴。年轻官员立刻跳下车,冲到邝面前,一拳打在他两眼之间。可怜的小邝踉跄了一下,放下车辕。我跳下车,正赶上那人准备再打,便一把抓住他的双腕。接下来如何?我牢牢制住年轻绅士双手,邝缓过神来,竟接连几拳把他打得晕头转向!若不是我抓着手腕,他早摔倒了。
“邝,住手!规矩些!”我一边喊,一边放开官员去抓邝。于是,那位年轻绅士又开始狠打邝。我没法同时抓住两个人的手,每次只能管住一个;结果竟成了我制住一人,任另一个打他!这个角色实在荒唐,轮流把双方固定住,让对方来揍,倒也公平。保守估计,怕有半个北京的人都从附近的巷子和窝棚里涌出来看热闹。喧嚷中,我听见有人用英语喊:“警察局!警察局!”最后,易君的车夫过来助阵,狠狠踢了那年轻人一脚。双方这才分开,各自回到人力车旁,飞快地离去了。
真叫人吃不消!本想安安静静出门买东西,却卷入一场混战。这一番,总有人丢了脸,是官员、邝,还是我自己,我也说不清。整件事反正谈不上什么体面。纷乱而迅速的一连串事件中,只有一件事看得分明:街道尽头,离那喧闹人群约五十英尺处,站着一名中国警察。他匆匆看了一眼,见有外国女士牵涉其中,便决定不插手。他始终背对着我们,双手深深插在棉裤口袋里。
第七章泛谈驴子
这里一天中的每时每刻都令人愉快。每天清晨,早餐桌上展开《京报》,兴味便开始了。我早早下楼,穿蓝布长衫的中国侍者正在走廊里扫地掸尘。一路走向早餐室,耳边不断响起“小姐早”。早餐室温暖舒适,地上铺着油毡,其余陈设也都朴素。大餐厅里倒有镀金装饰,这里却像新英格兰的寄宿公寓一样简单。一名侍者替我拉开椅子,另一名展开餐巾——这里把人照料得十分周到——平常给我上菜的第三名侍者俯身问:“小姐,喝粥?”不一会儿便端来一大碗麦片粥和一罐奶油。中国只有罐装牛奶和奶油,因为这里没有奶牛。土地没有余裕供放牧或饲养奶牛:一头牛所吃的,抵得上二十个人的食物,所以不能为这样的奢侈耗费土地。不过,有一家公使馆养着一头奶牛;同他们交好的人,可以分到馆中用剩的牛奶。但卧车饭店不在此列,所以,正如我所说,配麦片粥的只有罐装奶油。在十月寒冷的早晨,这也着实可口。说到底,吃的又有什么要紧?北京在其他方面如此丰盛!
今天早餐时,我把《京报》靠在咖啡壶上,开始了我平常的新闻搜索。一会儿也在社论栏里找到了它。一篇相当长的社论,题为《上海鸦片联合体:为在中国争取更多特权而做出的疯狂努力》,让我忘记了吃粥和其他一切,匆匆读完。正如我前几天告诉你们的那样,中国的鸦片贩运将在六个月内结束。那么这篇文章说上海鸦片联合体,由十几个英国公司联合起来的,总部设在上海,正在疯狂地努力延长鸦片的销售期限,再延长九个月。其理由是联合体从现在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之间没有足够的时间出售其剩余的鸦片库存,因此它呼吁英国当局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将期限延长九个月。据《京报》报道,该联合体“竭尽全力再次说服当地英国总领事对鸦片联合体表示同情;但令人高兴的是,后者断然拒绝做任何此类事情。据可靠报道,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爵士也曾接受过类似的接触,而后者同样拒绝再理会该联合体的要求。作为最后的手段,他们向伦敦外交部发电报寻求支持,因为他们希望迫使中国政府或上海工部局帮助他们获得九个月的特权。人们热切地等待着伦敦外交部的决定,尽管人们怀疑他们能否得到有利的结果。”
想想中国的处境吧——必须“焦灼地”等待英国政府决定在十年协议结束时中国是否有可能禁止鸦片贩运!鸦片的销售和制造是英国政府的垄断,就像伏特加在战争开始时是俄罗斯政府的垄断一样。上海鸦片联合体是英国鸦片的分销代理,在这十年的斗争开始之前,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客户。关闭中国市场给英国政府带来的收入损失是非常严重的。这些传言,这些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暗示,是相当丑陋的。无论如何,《京报》已经警觉到危险。它向来直言不讳,若有变故,一定会充分揭露。只是让人不安而已。可怜的老中国!
今天我们作了一次很愉快的出游。昨晚接到我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博士的一张便笺,问我们愿不愿意同他骑驴,到北京郊外山上的一座寺庙去,事情就这样定了。我们拿出了卡其布衣服,正是为这类机会买的;骑驴再没有比我们的卡其裙、马裤和绑腿更合适的装束了。
北京有两个火车站,通常称为“那个车站”和“另一个车站”。火车从“车站”出发,南下开往上海,或北上至满洲和奉天,并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其他遥远而激动人心的地方。 “另一站”将一个人带到乡村的某个地方,到山上的各个边远地点,而我们正是前往这些地方之一。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发现队伍的其他成员正在等我们。我们都早到了,提前了,因为中国火车有一些必须考虑到的特质。预定在某个时间开始,他们经常提前五分钟或十分钟离开,或者列车员觉得不会再有人来时就开车。我们六个人都提前到达了车站,因为他们已经被告知中国铁路的这一特殊性。芮恩施博士的两名仆人随时准备买票,并提着又大又气派的午餐篮。很快我们就被安置在一辆老式火车车厢里,只是客气地称作头等车厢,接下来有半小时的车程。
当我们下车踏上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的月台时,一片混乱迎接我们——一栋孤零零地坐落在广阔平原上的小房子。等待我们的驴夫们发出了混乱的声音,至少有三十或四十个,每个人都拖着一头不情愿的驴子,称赞它的优点和他自己作为驴夫,并贬低所有其他驴子和驴夫,争抢我们这些无可奈何的乘客。当一个高大的苦力紧紧地抓住你的手臂,同样紧紧地抓住他的驴子的缰绳,把你和驴子拖到一起,准备把你举到驴子的背上时,当你突然被一只同样有力的手拉到相反的方向,面对另一头顽固而不情愿的驴子,并即将被推向它时,当你被从后面抓住并遇到第三种可能性时,你能做什么!幸运的是,我们的卡其色衣服又新又结实,经受住了拉扯和拉扯,没有一个接缝松动。混战终于恢复了和平。有人抓住了我,其他人也被俘虏了,叫喊声终于平息了,我们出发穿过平原,骑的驴子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太小了。鞍座?一点也不。每头驴上都绑着一个方形的座位,大约和桌面一样宽且坚固,我们紧贴着这个座位,一点也不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宽的座位,马镫悬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即使用最大的努力跨坐在那个方形的宽垫上也无法够到。每头驴后面都跟着它的主人,用一根长鞭抽打它的脚后跟,催促它达到随时可能把骑者颠下来的速度。
你认为驴子脚步稳当吗?到现在为止我也是这么想的。绝不是。这些小牲畜不断地跌跌撞撞,他们的小脚踝被平时背负的重物拉伤了,仿佛每走一步,腿脚就要支撑不住。我们走了十一英里,穿过崎岖不平的道路,穿过尘土飞扬的平原,穿过松散滚动的石头,逐渐向山上爬去。天灰蒙蒙的,快要下雨了,当我们终于到达寺庙 戒台寺 时,雨开始下起毛毛细雨,而且一直持续下去。
寺庙是最有趣的。我们僵硬地从毛驴上滚下来,漫步在重重的院落里,进进出出许多雕刻精美、色彩绚丽的建筑。几位僧人就在附近,恭敬但不引人注目,当我们最终在主寺庙前院子里的一张大桌子旁坐下来吃午餐时,他们默默地围着我们,充满了好奇。仆人们把我们的桌子放在一棵树下,这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作用不大,可以让我们免受用餐期间雨水从光秃秃的树枝上滴下来的影响。脚下是更多山峦的壮丽景色,辽阔的全景,远处还有圆明园。向四面八方望去,远处的山上矗立着一座座寺庙——寺庙不再被用作寺庙,而是北京外国人的避暑别墅。他们都向我们指出了。那边是某某先生的寺庙;再往前,山顶上就是某某夫人的房子,夏天的几个月里,这里住满了在炎热的天气里逃离北京的外国人。我们立刻就想租一间。每季三十墨西哥元,一年一百墨西哥元;当然,并不昂贵!
除了僧人之外,那些野狗,俗称“旺克”,也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的用餐。僧人与野狗静静地围成一圈,站在一旁,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声,我们的愉快的午餐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但雨势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吃完饭就离开了,要再次跨上驴子,沿着石头和沙子原路返回,绝非易事。我们时不时地下马尝试行走,但很难跟上急于回家的奔腾的动物。时间紧迫,我们最终不得不骑行,每一分钟都变得更加僵硬和酸痛。正如我们来时那样,我们排成一列回去。不久,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扑通扑通的声音,我转过身,看到易君和她的驴子并排躺在路上,一动不动。芮恩施博士从他的动物身上跳下来,我从我的动物身上滚下来,我们都跑回了那一身卡其布、一身皮毛的两个躺倒的身影旁。
“你受伤了吗?”我着急地问道。
“天哪,没有!” 易君满意地回答。 “别管我!这是我一整天以来最舒服的姿势!”
第八章顾问与忠告
这里还有一种奇特的习惯,据我所知,在国际关系史上独一无二:给中国当顾问。似乎任何国家都可以这样做。只要认为中国需要一点无私而有益的忠告,就可以设法让她接受,而且还得付钱。谁想找个收入丰厚的职位,都可以请本国政府把自己任命为中国的“顾问”;本国政府自会确保中国付给他薪水。据我所知,中国并没有求教;这些意见都是不请自来、强加给她的。可无论乐不乐意,她都必须为这份“特权”付账。于是,各国顾问纷至沓来,在北京安顿,担任这个那个部门的正式顾问,从这早已破产的老政府领取薪金。一九一六年《中国年鉴》列出二十五位这样的顾问,来自英国、美国、法国、俄国、荷兰、德国、意大利、日本、丹麦、比利时和瑞典。他们有的是总统政治顾问,有的服务于财政部、五国借款事务、陆军部、警务、交通部;还有法律顾问、制宪顾问,以及林务局和农商部矿务部门的顾问。除了这些有偿的“忠告”,北京各国公使馆还提供无偿、自愿而同样“无私有益”的意见。难怪可怜的中国政府心烦意乱,甚至像昨晚有人说的,已经陷于无政府状态。换了谁,在这种处境下能不如此?我倒想知道,若是不管美国愿不愿意,也给她安插这么一大串顾问,还要美国政府支付薪水,华盛顿能忍多久。据说有人写过一本《把中国劝死》的书,却始终没有出版。大概又有人劝他别出版吧。
中国还不被允许自主调整关税。这个可怜的古老国家,虽然资源丰富,也有可能富裕起来,实际上却几乎没有收入,因为它只获准征收微不足道的关税。发展工业又有什么用呢?它无法保护本国工业,不能筑起任何保护性关税的屏障。这是不被允许的。哪怕只想提高一种商品的税率,也得先同约十七个国家商议。一个不向中国输出某种商品的国家,也许赞成对它征税,另一个大量输出这种商品的国家却不会同意。事情就是如此。要十七国意见一致,实在困难。列强只准中国获得恰好足以偿付庚子赔款的收入,再多一点也不行。
请打消“中国是主权国家”这个念头吧!她手脚被缚,毫无办法,连最后一点资产也抵押了。在华外国人个个明白,中国人自己更明白。礼貌地赠她一个“主权国家”的名号,简直是一出闹剧。没来过这里,恐怕很难体会这闹剧有多荒唐。我写不出一本学术著作,只能写这些信给你。信里肯定没有法律套话,因为我根本不懂那些。若我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便会把话包在精美而讲究的措辞里,援引条约、法令、协定等等,结果你反而不知所云。我只能把每日显现在我面前的事实告诉你。我还可以告诉你,这里的人——我指外国人——都嘲笑中国,讥讽她软弱腐败的政府、她的迟钝与无能为力,认为她遭到的一切都是活该。
听人没完没了地谈中国人的腐败,我真听腻了!中国官员确实腐败,至少大部分如此。可那些使他们腐败的人,却很少被提起。为什么?因为让中国政府软弱、犹疑、容易受到贿赂与威胁,正合西方大国的利益:这样中国更容易控制。中国的一线希望,恰恰是想控制她的国家太多。一个、两个、三个国家或许办得到,可十几个呢!中国便让一个贪婪掠夺的强国去牵制另一个。某位“顾问”为自己祖国的利益把一切布置停当,那位“腐败”的中国官员怎么办?赶紧跑去把底细告诉另一位“顾问”;若第一位的建议实现,第二位所代表的利益便会受损。这是一场庞大的角逐,列强彼此拆台,争取独占上风。外交界的北京,是一个巨大而无声的战场:表面是东方礼仪与温文的外交客套,下面却翻滚着斗争的波涛。
中国人对这一切的态度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听过的一个故事。两个黑人正在讨论一个黑人女孩。
“信那个黑妞?”其中一个说,“信她?她哪怕躲到一根玉米秆后头,我也信不过她!”
是的,很多中国人都是腐败的。只要出到价钱,他们就肯被收买。例如,紫禁城的旧宫殿现在是一座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精美的中国珍宝收藏之一,所有这些都是来自皇家库房中剩下的珍藏。然而,这些藏品并没有编目,每隔几个月就会更换展品并更换其他展品。他们说,因为馆藏太大,无法一次性展示所有物品。据北京目前的传闻称,每当展品发生变化时,某些最精美的珍品就会消失。据说它们流入古董市场,丰富了欧洲和美洲的博物馆。对此你尽可自行判断,不过,传统的解释就是中国人太腐败了!
第九章中国住宅
我们真的很认真地在北京找房子,可以安放一辆北京车、一头白骡子、一头骆驼、一只蒙古狗!这表明东方在短短几周内对一个人做了什么,它如何改变一个人的整个观点。一个月前,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停留超过两三个星期;我们本来打算停下来足够长的时间,看看通常必看的名胜,寺庙之类的,然后去热带地区过冬。现在我们正处于放弃吴哥之旅并在这里定居的边缘——我几乎要说一辈子了!而这一切都在短短几周内完成!
中式住宅既美丽又有气派,我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住在里面,我们也开始厌倦当“游客”了。让我描写一下:一所“住宅”,可以由两座到一百座独立的单层小屋组成,外面围着十英尺高、顶上嵌碎玻璃的石墙。围墙内,房屋绕着相互贯通的庭院,整齐对称地排成方形。布局匀称优美,大大小小的院子通常铺石,有时种树,或设小桥、假山、牡丹花丘。宅院越大越讲究,各座小屋便越精美,庭院也越宽阔细致,树木、丁香、石桥及种种悦目的布置也越多。进院迎面是主人的住屋,后面是正妻的房屋,再后面则是其他妻妾及家眷的住处,各有自己的庭院。房屋彼此独立,又经隔墙上的月洞门和通道相连;院落一重接一重,井然有序,却也多得让人眼花。不过,我们并不求宫殿或旧官邸那样气派的地方。认识的人中虽有几位住那样的豪宅,我们却只要房屋和院子少些、简单些的住宅,便心满意足。
在院落内部,这些不同的独立建筑被隐形的隔断划分为“房间”。在天花板上,人们可以看到可以建造一堵墙的布置,一个可以调整的屏风,一个大的雕刻屏风,或者某种可以竖立的隔断,通过它可以将房子进一步细分。这些细分的可能性,无论是通过精心雕刻的木制品还是通过简单的纸屏风,都被描述为房间,无论是这样分隔开还是作为一个大房间保持开放。因此,无论是否划分,房屋的出租都是按照可划分的房间数来进行的。我们发现我们不可能住在少于十二个房间的房子里,或者按通常的计算是四个。一间房子(三间)给易君,一间给我,一间作客厅,一间给餐厅。按照欧洲的计算,这就是四个房间,按照中国的计算,有十二个房间,没有留下任何客房、储藏室、书房或任何类似的东西。因此,不开玩笑地说,一栋有一百个房间的房子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不错了!
这些单层石屋,瓦顶,红漆门,窗棂上的雕刻精美,等等,多么可爱呀!地板是石头的,但外国人却铺的是木地板。这里的冬天很冷,在这些中国房屋能够按照西方的想法变得舒适之前,必须对它们做很多工作。一些外国人用玻璃窗代替了中国人厚重的棉质纸窗。纸窗确实能挡住寒冷,但由于不透明,它们也挡住了阳光。它们的布置多么华丽啊!如此乌木的椅子,如此精美的雕刻桌子!我们时不时地会遇到一些人,他淘到一张旧烟榻,一张宏伟的、巨大的乌木雕刻长凳,有大理石座椅和大理石靠背,很深,可以容纳两个人横向躺着,中间有空间放置吸烟者的桌子。只是,鸦片桌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美丽锦缎和丰富刺绣的靠垫,这给巨大的沙发增添了一些温暖和舒适。请注意,所有这些家具都可以非常便宜地购买。尽管给人一种富丽堂皇、奢华的印象,但按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一点也不贵。想想最普通的中国东西卖到美国利润百分之三四百,北京买中式家具的花费并不高。
至于取暖,炉子就可以了。每个房间——我指的是这些独立建筑中的每一个——都由炉子供暖。而且是相当大的炉子。俄罗斯炉灶随处可见,任何拥有俄罗斯炉灶的人都能够抵御最寒冷的冬天。时不时地会引入开放式壁炉,但大炉子仍然继续发挥作用。
这些中国住宅,从外面看便别有趣味。沿着未铺路面的小街或胡同走去,两旁尽是露天小铺、熟食店和各种摊子;忽然迎面出现一堵高高的素墙,门前蹲着一对石狮,一扇巨大的朱漆门紧紧闩着——那就是你的住处。门房听到铃声来开门。两扇门一开,仍看不见院子和里面的房屋,迎面先是一堵影壁,约十五英尺长、十英尺高。据说,院门开启时飞进来的邪祟,只会盲目直行,因而会撞上影壁,被挡在外面。至于客人,门房领着绕过影壁,穿过院子,去见主人。沿街的院墙内侧,是仆人房、车房、饲养大骡子的厩舍、停放京车的地方和门房。住在这种宅院里,也不是十分安全。盗贼很多,会翻墙,还会从邻屋屋顶潜入院内。家家时时戒备。墙头嵌着碎玻璃,院里养着蒙古看家犬,硕大、凶猛、长毛,像披着厚毛的獒犬;白天拴着,夜里放开。住北京的中国宅院,不只有派头,也够惊心动魄!我们看过不少宅子,却还没拿定主意是否租一所。若决定留下,就得放弃吴哥之行,而我们当初来东方,正是为了去吴哥!
然而,并不是所有外国人都住在中式房屋里。鞑靼城里散落着一些欧式房屋,显得那么格格不入,那么微不足道,那么丑陋!然而,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似乎很喜欢它们。他们告诉我们,一段时间后,中国就会让人心烦意乱。中国的东西变得完全令人厌恶,人们对中国的艺术、建筑和家具感到厌倦,以至于非把住所布置得像故国家园不可。因此,这样的“洋式”房屋也有一定数量,配有金黄色橡木家具,丑陋且普通。我不知道长期居住在北京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目前我们还太新来,太热情,无法对这种观点产生任何同情。我要补充一点,当洋房里摆设几件中国物品,背景却是美式使命派家具时,结果是灾难性的。我们遇到的一位女士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她意识到了这种情况的幽默之处。
“我知道,”她解释道,“这简直是个欧亚混血儿。”
我们还没有决定。如果我们租一栋房子安顿下来,我们就必须放弃老卧车酒店里漂亮、温暖的小房间,放弃大厅里所有有趣的八卦,这些八卦是由那些了解或自认为了解事情的有趣的人如此坦率地讲述的。他们说这里的家务管理并不困难。你雇佣了一个“管家”,他又雇佣了其他的仆人,任何一个发现自己工作过度的仆人都会根据他的需要雇佣更多的仆人;但这不必由你操心。院子里到处都是佣人,还有厨房,但你不需要付钱。他们能把你吃穷,并在一切能抽头的地方抽头,但却给这里增添了一种风景如画和繁荣的气氛。这里的家政服务让人回到中世纪,有一个男爵大厅,里面挤满了封建家臣。而这一切,除了被抽去的油水之外,花费只相当于在美国雇一个仆人!
第十章在中国如何办事
我们来北京正赶上时候——对我们是好时候,对可怜的老中国却又是一个坏时候。中国漫长的历史循环中,这类时刻不知有多少;眼下不过是长长的一串中又添一件,又一次遭人掠夺罢了。而我们竟有幸在场,亲眼看看事情是怎样办成的。还有比这更巧的吗?且听我说。你几乎不会相信;要不是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自己也不会相信。
前天我们四个人上去参观了十三陵和长城。北京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兴奋,我们甚至不忍心离开这里两天。但是,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看来我们真的应该去看看长城。我不会描述我们的旅行。你可以在任何书中读到关于这堵墙的描述;我只能说,往返花了两天时间,我们是很不情愿地踏上了征程。 易君的理论是,最好尽快把所有该看的名胜都从清单上勾掉,这样我们才能心无挂碍地享受生活。我有预感,如果我们离开北京这么长时间,让中国听天由命地呆上四十八个小时,就会出问题。但易君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机,所以尽管我们心存疑虑,我们还是趁着看似安静的时刻溜出去游览,赶快把这桩事办完。
星期一下午回到旅馆时,我们发现四处都激动不已,愤怒和怨恨沸腾,人人义愤填膺。整座旅馆仿佛烧开了锅。我们穿着破旧的卡其布衣服,疲惫而满身尘土,刚推开大门,就有人围上来问对此有何看法。对什么?原来,前天夜里——确切说是十月十九日——法国人在天津市中心夺取了三百三十三英亩土地。这场袭击、突进或占领行动,随你怎么称呼,是法国代办亲率一队法国士兵实施的。他们逮捕了该地区所有值勤的中国士兵,关进监狱,然后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把三百三十三英亩中国土地并入了这个伟大共和国的海外版图!
让我解释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天津是一座大城市,几乎与北京一样大,约有一百万居民。距北京仅两小时铁路车程,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海港——北京港。几年前,在铁路建成之前,到达北京的唯一途径(除了长途陆路旅行之外)是乘船到达天津,然后乘大车或坐轿子到达北京。尽管修建了新铁路,天津仍然保留着其作为华北海港的昔日重要性,并且是一流的贸易中心。在如此重要的城市里夺取三百三十三英亩土地,意义不小。被吞并的土地,包括码头、街道、房屋、商店,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收入可观。事实上,从法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笔干净利落、很合算的商业、外交或国际政治行动,无论你如何称呼它。
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就不一样了。中国人怎么看?他们的行为如何?好吧,尽管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中国人只不过是黄种人和异教徒,但他们的感受和反应似乎与我想象的我们在类似情况下的感受和反应非常相似——我的意思是,如果法国突然“声称”并“吞并”波士顿或纽约市中心的三百三十三英亩土地。他们的报纸已经占据了一英寸高的头条新闻,并疯狂地谴责他们所谓的暴行;这是一种臭名昭著的高压行为,是一次肆意、蓄意地从一个和平友好国家窃取领土的行为。事实上,这些中国报纸似乎用同样的词语、同样的力量、愤怒和怨恨来描述这件事,就像我们的美国报纸在描述发生在美国某个城市的此类事件时可能会使用的那样。只是,我们的标题可能会更大一些。但中国的报纸做得很好,现有的字号似乎足以表达其意思——愤怒和愤慨。事实上,北京、天津以及所有省份都在举行针对这种暴行的大规模抗议集会。各省省长纷纷发电;社团和组织正在向北京政府发电报;整个国家都充满怨恨,正在向可怜的、老旧的、摇摆不定的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传递信息和抗议,敦促其“采取行动”。采取行动;即告诉法国政府将这块“侵占”的土地归还给中国。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显然,坐视不理、惊恐万分的中国政府无法采取行动,也不敢采取行动。三天过去了,法国人仍然坐在那里,坚守着胜利的果实,面对着愤怒而又无助的国家。他们很可能会继续占着不走,直到事情平息。
我很想知道法国对这片名为老西开的特殊领土的主权要求是什么。法国人已经在天津拥有了一大块租界,我急于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希望扩大租界,特别是用如此专断的方式。他们的借口是:他们早在一九〇二年就要求得到这片老西开地区。仅此而已。几年前就要求了,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声称”它。这些年来一直不时地要求它。 一九〇二年,当第一次提出请求时,天津的执政官员认为这是无礼的,因此他把照会撕碎扔进废纸篓,不屑于答复。此后,每当有人重复要求时,中国政府就拖延时间、拖延答复、拖延决定、犹豫不决、百般回避。这是中国人在面临不愉快的决定时的典型习惯——拖延时间,推迟不可避免的事情,徒劳地希望同时出现一些新情况,以转移“掠夺者”的注意力。有时这种方法有效,但并非总是有效。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不行。当欧洲强国提出要求时,它只是在维护其神圣权利。
关于老西开这件事,我们同许多人谈过,来自各个阶层、各个国家:外交官、久居此地的人、记者、商人。没有一个试图为这种行动辩解或开脱。他们无一例外地说,这是一桩暴行,毫无正当理由;最低限度,也是极其惊人的政治错误。然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援助中国人。一种奇特的缄默默契似乎笼罩着一切——某种意义上又不能说是缄默,因为人人私下都谈得十分坦率,毫不讲究外交辞令,都谴责法国所做的事,却没有一个人公开抗议。只有中国人自己在抗议;看来又能有什么用呢!
第十一章老西开暴行
法国“取得”老西开已经一周,局面依旧。法国人按兵不动,等风波过去;中国人继续举行抗议集会,派代表、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行动;政府无所作为,不敢动弹;报纸则继续大声疾呼。一切都很有意思。《京报》几乎把全部八个版都用来报道这桩所谓的“暴行”,标题字号一点也没缩小。若还有更大的铅字,它准会用上。我想,在同外国列强打过那么久、那么痛苦的交道后,它早该备下一批适合这类场面的字了。
《京报》是种令人烦恼的报纸——当然,是令那些掠夺成性的列强烦恼。它用自己最大的字号登出“疯狂还是战争”的标题,坚持把老西开事件称为自入侵比利时以来最像比利时遭遇的一件事。即使规模不同,原则却一样。它怒火炽烈,一遍又一遍地作出令人不安的对比。
整个星期,它继续令人恼火,不断提及比利时,并反复谈论协约国的理想——维护文明、自由、正义和弱小国家的权利。 《京报》坚持认为这些理想应该适用于中国,显然忘记了中国虽然弱,但她并不小!
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天津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官员们试图安抚民众。人们担心,将会发生一些暴力行动,一些针对法国人的敌对示威,无论挑衅有多大,这都会让中国人完全陷入错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世界舆论便会转而反对中国人,官员们正在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情况的爆发。北京的一份报纸发表了对其中一次愤慨会议的奇特描述:
星期六上午,四千多名天津商人与居民齐集天津商会,宣称法国当局既不顾国际法及国际公理,他们便要自行设法,抵御外国侵略,保全自由。商会会长偕保全国土团体代表出面劝慰,劝大家不要诉诸暴力,而应循合法渠道谋求和平解决。随后,他便带群众前往省长公署。省长说:“法国人确实强横无理。鄙人为保全国土,愿舍弃地位、官阶,乃至性命。已经电告中央政府,详报此间经过,不久便会接到指示。”商会会长答道:“恐怕民众已经忍无可忍。数千商人与各界人士正在公署外等候指示,请您出去劝慰,告诉他们打算如何办理。”省长出门后,众人鼓掌高呼,有人流泪,有人喊“不自由,毋宁死”等口号。省长说:“我同诸位心意一样,愿以生命保卫受托守护的国土。我可以向诸位保证,绝不容外国人以如此无理的方式占去我国一寸土地。”
读到这些报道以及发给中国大总统和议会的电报,并认识到北京软弱而胆怯的政府无法抵御外国侵略者,真是可怜。然而,中国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组织了对中法实业银行的挤兑。这家银行的一个分行就在酒店的拐角处,在过去的几天里,一整天都有中国人耐心地排着长队,等待从这个对待他们如此恶劣的国家的银行取出存款。这次银行挤兑是由一大群安静、秩序井然的男男女女进行的,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报复方式。他们表示,银行因此损失惨重,被迫购买大量白银以维持信用。此外,还有传言称抵制法国商品即将开始。
英文报纸(代表外国观点的报纸)的态度很有启发性。他们将所有这些不满的表现归咎于“煽动者”,拒绝相信人民本身的愤慨。代表外国利益的报纸每天都变得越来越恶毒。这是一段看起来特别侮辱性的摘录:
中国的煽动者,尤其在自信得到官方支持时,总愿意声称要为心中珍视的事业奋战至死;可是,一旦有人可能把他的话当真,他就会不光彩地退却。如果我们没有大错特错,这次也将如此。惯常的过程我们很熟悉:公众和报纸大声疾呼,企图组织抵制,最后,利益受损的列强表示对这种胡闹已忍无可忍,整个运动便随之瓦解……法国公使馆只须给那些自命爱国者足够的时间发泄,然后表示这场闹剧必须停止,保卫那一千五百亩〔三百三十三英亩〕土地上中国主权的伟大运动,就会像开始时一样突然崩溃;那块土地几个月前已正式答应给法国当局。每逢中国对外事务出现危机,中国报纸便让我们读到有关中国尊严与自尊的滑稽议论。在眼下的情形中,竟还有这种东西存在——哪怕只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里——也实在令人费解。今日的中国,不能认真指望外国对她的尊严给予多少尊重与照顾,因为这些待遇只给配得上的国家。
仔细阅读这一段并好好思考一下。它出现在一份英文报纸上,这是欧洲观点的半官方报纸。统治种族的态度中毫无遮掩!
第十二章老西开事件
又过去一周了,气氛依然紧张,群情激愤,形势依然没有改变。然而,报纸已将标题从“暴行”改为“事件”,尽管他们仍在用大段篇幅来报道此事。抗议集会仍在举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对法国银行的挤兑一定相当成功,因为现在有人谈论要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听!
已经威胁赔偿。法国驻天津领事已经威胁要求赔偿。他认为,不应允许天津人民举行抗议集会,抗议这显然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侵犯。他表示,中国当局“违反了条约权利”,因此必须对对法国商业造成的任何损害负责。法国领事也反对官员(中国人)出席会议,但没有提及当地官员尽力安抚民众,劝说他们耐心等待政府的决定。
嗯,我一直想知道,可怜的老中国是怎么永远赔款的,先是一个国家,然后是另一个国家;为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很简单,想想吧!先抢占中国的一块土地,然后通过赔款镇压一切抗议。
《京报》似乎在为中国辩护方面走得太远,陷入了麻烦。几乎从一开始,编辑就坚称法国政府本身不应为这起事件负责。他多次声称,这一高压手段是法国总领事的个人行为。据我所知,这些小“事情”总是在公使不在的情况下发生的——恰逢假期,一个不负责任的代办在这个假期里自行行动。尽管如此,这次法国公使恰好在巴黎,《京报》却坚称临时代办超越了职权,未经指示行事。显然,做出这种解释的部分原因是不想让两国政府卷入一场无可退却的无望争吵,部分原因是为了平息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愤怒,他们对迟迟不归还被占领的土地感到愤怒。 《京报》虽然坚决拒绝放弃其作为中国自由和领土捍卫者的地位,但坚称这一行为不可能是在一个正在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国家、一个誓言崇高理想的伟大国家的怂恿下进行的。
我不知道这种态度是否是出于对协约国所宣称的理想的真诚信念,或者是否是将责任归咎于一个超越其权力的不负责任的官员,法国人被提供了一个退路,可以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从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撤退。可以肯定的是,“正义、自由和文明”已经日复一日地被拖入争论之中,而且持续得令人恼火。确实,东方人的思想,再加上与更高文明的接触,已经变得难以忍受。于是事情就这样被制止了:一天早上,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条公告:“协约国及中立国公使向中国外交部发出了一份同样的照会,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允许中国媒体像最近那样攻击外交使团,并实际上要求政府采取一些措施,防止企图煽动排外情绪。”
我们此时此刻在这里,岂不是很幸运!你能相信吗!现在你知道“赔偿金”是如何提出的,“排外情绪”是如何激起的了吧。一两天后,又发表了声明:
中国报刊上的评论相当粗鲁和尖锐,因此英、俄、法、日等外国政府已要求外交部告诫中国报纸的编辑和业主在记录对外交往事务时要更加谨慎和谨慎,对外国公使和领事应表现出足够的礼貌,以示对条约国驻华代表的礼貌。
就是这样——中国媒体在外国列强的怂恿下噤声了!自从几天前发生那件事以来,当我早上喝粥时,我就没有从《京报》中得到那么多乐趣了。但谢天谢地,代表外国列强利益的英文报纸却可以畅所欲言。这些报纸一直在愉快地描述天津发生的事情,先前宣告的抵制已经在天津实行。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收回被占领土的努力受挫,他们发起了所谓的“报复,必须采取文明报复的形式,即拒绝购买或出售法国商品”。在指定的一天,天津法租界发生了一次全面罢工。所有为法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家庭佣人、服务员、发电厂的电工、市场上的摊主、警察,以及所有与法国服务有联系或参与法国服务的人——都纷纷离开。电影院已经停业,灯火全熄;银行和商业机构的口译员和职员消失了;厨师、苦力和车夫都走了;整个法租界的生活完全是杂乱无章的!法国总领事向中国外交部特派员致函抗议,要求“中国当局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而外交特派员的答复是,迅速而礼貌的答复,大意是,针对这些骚乱的唯一预防措施就是将老西开交还给中国人!
从外国媒体对此的愤怒报道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抵制造成了多大的混乱。一篇题为《对中国人说实话》的尖酸社论是这样说的:
以抵制和罢工代替外交行动,已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时髦做法。过去十五至二十年,他们屡试不受惩罚,而且颇为成功……我们要让中国人民和政府明白,这些排外活动已令人厌烦,外国列强早该介入制止……列强无法直接惩办这一小撮煽动者,却有手段、有力量——只差决心——令中国政府负责,要求它全额赔偿各商号和个人因有组织的抵制而蒙受的损失。我们警告中国人,这种抵制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滥用;在我们看来,如今已经过了限度。若法国政府得到协约国支持,要求赔偿全部损失,老西开及中国其他类似事件便会从此销声匿迹。还应该提醒中国政府:倘若以为协约国忙于欧洲战事,无暇认真处理中国事务,可别忘了日本也是协约国的一员,而且眼下并不怎么腾不出手。
天哪!居然威胁要把日本人叫来!这可真妙啊!
第十三章老西开风波
我看,事情大致结束了。法国人将保住不义之财,中国人则逐渐放弃收回老西开的一切希望。这件事从“暴行”变成了“事件”,如今只算一阵“风波”,也就是结束了。抵制仍在继续,却渐渐减弱,很快就会平息。中国接受现状、向西方文明的威力与威严低头、准备迎接下一次同类理想的显现,现在都只是时间问题。
你问,中国人为什么不打?“拿什么打呢,傻格蕾琴?”一个事实上已破产的国家,哪里拿得出根本没有的武器,去抵抗强大的欧洲列国?毫无防御能力、手无寸铁的中国,当然敌不过西方的“文明”!
几天前的晚上,我得到了法国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会把我听到的情况告诉你,不做任何评论。法国公使馆的一位随员正在和我们一起用餐。在过去的四个星期里,老西开的事情一直是每个人最关心的事情,当我们坐下来吃晚饭时,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不提这件事,未免显得拘谨;然而谈论它同样令人尴尬。大家小心回避了十到十五分钟之后,我索性迎着难处开口。
“在我看来,你在这里搅出了一团乱,”我开始说道。
“混乱?”年轻的法国人回答道。 “哦,你是说那天的那件事!啊,这些中国人!简直不可理喻!”
他把面包弄碎了一会儿,然后激动地接着说。
“十四年来,”他突然说道,“我们一直想要那块土地,并且要求它!十四年前就向他们要了它!十四年前就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它!
“他们做了什么?”他气恼地接着说,“明知道我们想要,却只会拖延!敷衍我们,推迟决定。明知道我们想要,实际上却不肯给!后来别的事情来了,我们没再催,这事便搁了几年。但一九一四年,也就是两年前,我们又提出来。还是老一套:拖延,拖延,不给明确答复。于是我们催紧了一点。他们怎样呢?居然说还要时间考虑!这么多年了,明知道我们想要!明知道十四年前、早在一九〇二年,我们就开口要过了!知道我们早在一九〇二年便提出要求,还竟敢说要更多时间考虑!
“不过,”他继续道,“我们还是给了时间。他们要一年,我们给一年。一年到了,要六个月,我们又给六个月。六个月到了,要三个月,我们再给三个月。我们已经极其通情达理、极有耐心了。三个月到了,又要一个月。我们的耐心真是无限。一个月到了,又要两个星期,我们也给了。我们的忍让真是无限!你想想!当然,两个星期过后,他们还没拿定主意,我们便把地拿过来了。还能怎么办呢?十四年来,我们给足了他们机会。啊,这些中国人!简直不可理喻,谁也弄不懂他们!”
一两天内,我们便要离开北京,到热带过冬。现在是十一月底,天气严寒,随着冷天到来,我们似乎突然又恢复了游览吴哥的原计划。因此,在明春回北京之前,你不会再收到我从中国寄出的信了。这段经历极其动人、极有意思,但我们的同情心不断受到牵动,情绪如此激荡,又觉得无能为力,实在已经疲惫不堪。亲眼看着这样的不公发生,却无力阻止,令人痛心。我很想知道,美国报纸是否刊登了这件事的任何消息;不过,想来没有。我们只关心“文明”在欧洲获胜,文明在东方造成的污浊回流,却不在我们的关心之列。我只能说:若这次掠夺出自日本之手,全世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第二部 一九一七年二月及三月书信 第一章 重返北京
我们已经离开三个月了,感觉就像回家一样,回到了我们心爱的北京。前几天晚上,我们到达了那个破旧的车站,从上海出发的两天长途旅行让我们疲惫不堪,很高兴卧车饭店的搬运工像老朋友一样迎接我们并欢迎我们。沿着车站长长的月台走回来,穿过水门,一两分钟后,我们就来到了这家珍贵酒店温暖明亮的大堂,真是令人愉快。看门人认识我们;前台的服务员认识我们;餐厅里和楼上走廊里的各位侍者都认识我们,并以在我们疲惫的灵魂看来真实而令人满意的热情向我们打招呼。 “小姐好久不见了。很高兴小姐回来了,”“小姐最喜欢北京?”小姐当然最喜欢北京。而且,如果你曾经在北京生活过,如果你在这里呆了足够长的时间,深深地被这座辉煌的野蛮首都的魅力和趣味所吸引,如果你曾经见过直隶的寺庙和辉煌的古迹,那么中国的其他地方似乎都显得乏味和二流。你看,我们从这里开始。如果我们从另一端开始——例如,在上海登陆,然后一路向北——我们可能会对小城镇充满热情。但我们从顶层开始;当你看到了最好的东西时,其他一切都变得显得逊色。
那晚抵达时,正刮着猛烈的沙尘暴,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领教。天津换车、继续北上最后两小时路程时,我们便一头撞了进去,难受得无法形容。天津开出的列车完全没有暖气,冷得像仓房。原野上的刺骨寒风钻进车厢每一道缝隙,而缝隙数不胜数:窗户漏风,头顶关着的通风口漏风,两端的门也漏风。我们裹紧厚大衣和旅行毯,缩成一团,痛苦地打战。从缝里进来的却不只是风。风当然多得很,但里面还裹着柔软、粉末般的红尘,细得像风一样,能从每个孔隙钻入。它灌满车厢和包间;灯亮后,我们如坐雾中,隔着浓浊的空气,只能隐约看见彼此。我们咳嗽、呛咳,每一口呼吸都吸进尘土,无处可逃。尘土盖住全身,在身上积成小堆和一道道小脊。谁都不敢多动,免得把尘土再抖进已经浓得不堪的空气里。
两个小时,严寒刺骨,灰尘令人难以忍受。拥挤的车厢里每个人都患有中国感冒;我们也有,在上海染上的。让我告诉你,中国感冒是不寻常的。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大规模的,而这些感冒,无论是什么细菌引起的,都比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厉害。难怪火车站对我们来说看起来不错。难怪我们很高兴在旅程结束后回到老酒店!
当我们到达这里时,我们发现有充足的热水。在北京,热水也帮不了多大忙。北京的水又硬又碱性,如果用肥皂洗的话,和海水一样难洗。尽管为我们提供了所有设施,但我们还是很脏。应该说,中国人在几代人之前就已经放弃了斗争;这也实在怪不得他们。我们在二月的最后一天到达这里,现在正在体验真正的北方冬天的味道,虽然只是冬天的尾声,但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从赤道上来时,震动是相当可怕的。他们说,今年的冬天异常严酷,即使对于总是寒冷的北京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告诉我们,这是最年长的外国居民记忆中最冷的冬天。然而,我不太相信这些最高级的说法:人们总是在谈论炎热或寒冷的天气、任何气候或任何国家时做出这样的说法。然而,有几次温度计温度太低,导致水管爆裂,酒店没有暖气;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非常难熬。尽管如此,尽管寒冷缠绵,尽管尘土飞扬,尽管水质坚硬,还有其他种种不适,北京仍然是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地方,甚至巴黎也不例外,作为美国人,我已经找不到比这更高的赞语了。
我们回来一星期了,感冒已经痊愈,又开始摸清这里的情形。各种闲话、传闻,中国政治的种种内幕,我们都在补听,真是有趣。也正如我预料的,我们不能放心离开,任中国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跌跌撞撞地走下去。我们不在时果然出了事。我不是说我们一定阻止得了,但至少可以在现场记下来。这就是北京令人着迷的地方:它使人产生一种特别的保护欲。仿佛它也属于我们,它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它的安危尤其令我们牵挂。你希望中国一切都好,希望中国的利益优先。无论能为此做什么,哪怕作用再小、地位再低,也仍是你的一份责任,而且这责任强烈到无法推卸。以前说过,中国遍地都是“顾问”。于是我们也都多少觉得自己是顾问,能够提出同中国政府花钱购买的建议一样无用、或一样有用的意见,而且肯定更少私心。这里一切如此纷乱无序,使你觉得必须伸手扶稳这座摇摇欲坠的古老大厦;也觉得自己的手并不比旁人的弱,而且也许同样诚实。
据我所知,在任何其他国家,你都不会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占有感和保护欲。其他国家绝对属于他们自己。例如,日本自己拥有自己、自己指挥;日本人不会让你了解他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你觉得这根本不关你的事。他们很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情。所以在欧洲:欧洲人民的事是他们的事,根本不关你们的事。但对于贫穷、弱小、无助的中国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中国博取你们所有的同情心,唤起你们所拥有的一切正派本能。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黑暗、痛苦的日子。目前她正在经历一个重建时期,与我们内战后的重建时期相对应。就在五年前,发生了一场革命,她摆脱了满族统治者,这个外来种族统治了她并统治了她两百年。这场剧变之后出现了混乱,就像内战结束之后出现了政治混乱一样。然而,我们却可以自由地向上、向外努力,摆脱当时困扰我们的困难,摆脱几乎压垮我们的腐败和阴谋的迷宫。我们被允许管理我们自己的事务,从混乱中恢复秩序,从冲突中恢复和谐,而不必与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急于延长内部纷争的外国掠夺性势力打交道。中国在这方面并不自由:她不仅必须整顿自己的内部秩序,而且还必须与那些不希望她的内部秩序井然有序的外国势力打交道,他们狡猾而巧妙地利用其巨大而微妙的影响力来挫败这一目标。在美国的重建时期,我们犯了错误;但在这些错误之后,我们不必听到欧洲国家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我们不适合自我治理。我们也没有被迫让其他国家试图腐蚀我们希望任命的每一个诚实的人,也不必面对外国企图让不诚实和低效的人掌权作为他们自己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目前的问题:她不仅必须与本国人民固有的弱点和不诚实、低效率和贪污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看不见的、温文尔雅的敌人作斗争,这些敌人打着外交幌子,阴谋将国家置于外国控制之下。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太多确切的消息。事实证明,我们中国的感冒非常严重,几乎导致了我们的灭亡。我想象自己在一场盛大的中国葬礼之后,躺在平原上的一个小土堆下。我必须说,我应该享受一场中国式的葬礼,有锣鼓、号角、旗帜和横幅,由六十名抬夫抬着灵舆送行。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
第二章鸦片丑闻
我就知道会这样。我知道,只要离开北京片刻,更不必说三个月,就会出不该出的事。你只消转过头、手一离开操纵杆,乱子立刻冒出来!这一回,更是炸得惊天动地。报纸登得满满当当,一页又一页,整份都是;不只一两家,而是所有报纸。你在美国大概连一个字也没听到,中国报纸倒获准尽情发作,痛骂、叫喊、怒斥。可正如我先前说的,这又能有什么用呢。
我去年秋天给你写了中国和英国政府签订的十年契约,契约的最终结果是彻底禁绝鸦片贸易。十年来,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都随着中国本土鸦片的减少而减少,直到十年结束时达到零点。在这十年里,双方都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英国对华的鸦片输入逐年减少,中国人则严格监督和压制本土鸦片的生产。 一八五八年英国强迫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后,中国开始大规模种植罂粟。
这份为期十年的合同将于 一九一七 年 四 月 一 日到期,中国媒体称这一天为“中国和全世界祝福者的光荣日子,一个国家从长期罪恶中解放出来的日子”。我去年秋天还告诉过你们一些上海鸦片联合体的活动,该联合体是由几家英国鸦片商公司联合起来的,他们为延长期限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个上海鸦片联合体不是英国政府的官员:他们是私人公司、私人商人;但他们直接从英国政府购买鸦片,因此可能被视为英国政府的非官方代理人或中间人。这个鸦片联合体一直在呼吁延长十年的合同,延长九个月。他们向驻华的英国官员和伦敦外交部提出了呼吁,但显然英国政府对这些请求置若罔闻,考虑到英国从鸦片垄断中获得了巨额收入,这肯定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即使没有中国市场,人们也会认为印度、暹罗、海峡殖民地等以及其他附属或无助国家的市场将为这些经销商提供摆脱剩余库存的机会。但没有。鸦片在中国,在他们上海的仓库里,他们想要九个月的额外时间来处理掉鸦片。
然而,如果这次延期一旦获得批准,那么在九个月结束时就会面临进一步延期的压力;等等,以各种借口。据此,英国政府拒绝干涉此事,并非常光荣地决定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这一指定日期停止在中国的鸦片贩运。
但上海联合体做了什么?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在四月一日之前出售剩余的鸦片(如果他们没有以如此高的价格持有的话,他们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显然“影响”了中国副总统代表中国政府购买了这些鸦片!这些箱子大约有三千个,每个箱子里装着大约一百四十磅鸦片,副总统承诺中国为这些鸦片支付的金额是两千万元。中国没有任何义务购买它。再过几周,合同就会到期,中国就会自动获得自由。上海联合企业要么在期限内以合理的价格处理掉这些箱子,要么将它们兜售到其他市场。但是,由于副总统这样被人“影响”,这个濒临破产的国家现在即将发行价值两千万元的国内债券来偿还这笔债务。
这个秘密条约,这个副总统和英国鸦片商对中国的卑鄙背叛,显然是一个人的交易。他们之间的合同签署后,议会和整个国家都收到了这笔交易的通知,全国再次义愤填膺。各省再次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各省长官和官员的电报纷至沓来;该合同被议会谴责并驳回;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份臭名昭著的合同有效且不能被打破。中国必须为这种毒品支付两千万元,她为摆脱这种毒品付出了超人的努力。而两千万远远超出了这三千箱子的实际价值,报纸上更是肆无忌惮地暗示冯男爵是被贿赂的。
冯的借口是,出于“外交原因”,他不得不达成这笔交易。您可以就这意味着什么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还表示,对中国来说,直接购买这些箱子比后来走私进来要好。他还表示,中国政府现在可以出于“医疗目的”酌情少量出售这种鸦片。合法处置三千箱鸦片用于医疗目的,大约需要五百年的时间。
由于这一臭名昭著的交易,中国现在面临着鸦片贩运可能恢复的情况。中国政府已经像英国政府一样成为鸦片经销商。它必须出于“医疗目的”或吸烟目的处置这种鸦片。这无疑意味着罂粟种植将再次恢复。并非不可想象的是,如果内陆省份的种植园主不愿意(这倒不大可能)再次种植这些有利可图的作物,副总统所承受的同样的邪恶压力也可能会施加给内陆省份的种植园主。如果中国恢复罂粟种植,英国便可能认为自己又有权向中国输入鸦片。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整个恶性循环就会完成。所有的障碍都将被拆除,这整个漫长的、十年的斗争将是徒劳的。
全国上下都感到震惊、惊骇、沮丧。没有人看到任何摆脱这一僵局的方法。有人建议将这种鸦片销毁,用它做成篝火。这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过程,因为这个几乎破产的国家无力挥手毁掉两千万元。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看结果如何。一个毒品泛滥的国家只有一次能够克服这种习惯。一个国家只有一次才能为自己设定如此艰巨的任务。这场战斗是在巨大的困难下进行的。但我们坚信,十年后,这场斗争将会取得胜利。如果背叛是如此巨大努力的结果,那么如果事情又回到十年前的状况,还有什么动力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斗争呢?整个国家充满了失望和羞辱。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在中国遭到背叛的这一刻,世界上的伟大国家都保持沉默。 〔二〕
脚注:
〔二〕 参见附录一。
第三章海象与木匠
我们回到中国,正好见证了另一件有趣的事件。现在已经做出决定,中国开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她已被“通知”此事。她最终会做什么是个问题。不管怎样,逼迫中国的螺丝正在一圈圈拧紧:你可以清楚地听到它们吱吱作响。
正如我去年秋天给你写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自战争爆发以来,为了吸引中国的介入,时不时地进行过多次但徒劳的努力。这两年,她受到了各种利诱,但她坚决不听,保持中立。但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她的资源和人力的时候了。因此,螺丝正在轻轻地但无情地转动,中国正被一步步逼着去认识她对文明所负的责任。
威尔逊给中国的照会要求中国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这与他向其他中立国家发出的照会类似,要求它们也这样做。然而,就中国而言,这给了协约国他们一直在寻找的机会,他们纷纷齐声支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无法在高尚道德方面做出很大的呼吁:东方并不是播下这种种子的土壤,特别是在老西开和最近的鸦片交易之后。但美国在远东的记录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当我们要求中国加入我们的行列时——
因此,报纸上从各个角度来来回回地讨论这个问题,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带着各种坦率、痛苦、热情和怀疑的色彩。有些人会完全信任美国:我们一直是中国的朋友,真诚而无私;我们不会引诱她陷入灾难性的冒险。还有一些人不信任掠夺性力量,坦率地说,他们对我们加入他们感到困惑。他们质疑我们的动机。我们是否要把他们拉到我们的水平,达到我们的崇高理想主义,还是我们会下降到他们的水平?东方人的思想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思想,储存着丰富的经验和记忆——绝非轻信幼稚之辈。因此,他们非常迫切地想知道。美国从来没有欺骗过他们,也没有欺骗过他们。但是——但是——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们无法确定。
这并不是粗俗、大众化宣传的沃土。一方面,协约国敦促中国加入他们的行列。另一方面,美国是他们的朋友。这个伟大的国家在他们之间来回摇摆,非常困惑。
于是报纸上就此事自由地、疯狂地、大量地、有利地、不利地讨论这件事,人们不知道结果会如何。第一步当然是诱导中国与德国断交。之后,下一步自然就是宣战了。情绪如此激烈,以至于他们大胆地预言这将导致国家分裂,陷入内战。如果中国能一举除掉她所有的欧洲主人,那该多好。但她犹豫着是否要赶走一名敌人,并把自己牢牢交到另一伙对手的掌握之中。
在这里,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似乎在东方取得很大进展的学说: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一遍又一遍地遇到它。这就是泛亚洲主义或亚洲人的亚洲的学说。很有道理,仔细想想。亚洲的门罗主义,东方人应统治并拥有自己,而不是受到欧洲的控制和指导,无论欧洲多么仁慈。他们认为,东方对欧洲的控制会引起强烈的怨恨。他们准备怨恨西方对亚洲的控制。不要轻易忽视这个理论。它正在亚洲越来越广泛地传播,有一天它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这些泛亚洲人会告诉你,东方人不能管理自己事务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日本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如果说亚洲最小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她未受外人干预——没有被征服、被剥削,也没有被麻醉。
这让我想起了《镜中奇遇》中的那首诗,叫做《海象和木匠》。值得重读。东方国家一直在海象和木匠的面前扮演小牡蛎的角色,而这些小牡蛎正在睁开眼睛。
〔原文此处有所省略〕
“一条面包,”海象说,“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再加胡椒和醋,那可真是美味无比——亲爱的牡蛎,若你们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席。”
“可别吃我们!”牡蛎惊叫,脸色有些发青。“你们待我们这样好,怎能做这惨事!”“夜色真美,”海象说,“你们喜欢这风景?”
〔原文此处有所省略〕
“这样戏弄它们,”海象说,“似乎真有些丢脸。我们把它们带出这么远,又让它们跑得这般快!”木匠只说了一句话:“黄油抹得太厚啦!”
“我为你们落泪,”海象说,“我深深地同情。”他抽泣流泪,一面挑出个头最大的牡蛎,又拿着口袋里的手绢,遮住泪流不止的眼睛。
“啊,牡蛎,”木匠说,“你们跑得多开心!现在要不要小跑着回家?”却没有一个回答——这实在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它们已被吃得精光。
“我最喜欢海象,”爱丽丝说,“因为他对可怜的牡蛎多少有些难过。”
“不过,他吃的比木匠还多,”特威德迪说。 “你看,他把手帕举在前面,这样木匠就数不清;反过来说就是这样。”
“太卑鄙了!”爱丽丝愤愤地说。 “那我最喜欢木匠了——如果他吃的东西不像海象那么多的话。”
“但他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特威德杜姆说。
第四章中国的道路已明
中国已于二月九日向德国发出抗议照会。照会庄重得体,但不知怎的,人们仿佛能看见,一只戴铁甲的拳头,正牵着那只执笔的手——纤细、骨节分明、带着贵族气派,指甲很长,娇嫩而敏感,那是中国软弱的手。
德国特命全权公使冯欣策阁下。
阁下:已收到中国驻柏林公使的电报,其中转递了德国政府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的照会,其中表明,德国政府新采取的封锁措施将从那天起危及在某些规定区域航行的中立商船。
德国发起的新的潜艇战威胁,对中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的威胁比之前采取的措施更严重,这些措施已经使中国付出了如此多的人的生命,这违反了现行国际公法的原则;容忍其适用将导致在国际法中引入任意原则,而这些原则甚至与中立国之间以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的合法商业往来也不相容。
为此,中国政府对德意志帝国政府二月一日宣布的措施提出强烈抗议,并衷心希望,为了尊重中立国的权利,维护两国友好关系,不要实施上述措施。
如果事与愿违,其抗议无效,中华民国政府将不得不断绝两国现有的外交关系,并深感遗憾。无需补充,中国政府的态度纯粹是出于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和维护国际法尊严的愿望。
好吧,好吧,我想,读到那份照会后,真是无奇不有!这还是那个大肆宣扬国际法神圣不可侵犯、在法国老西开的攫取下袖手旁观的中国吗?这还是接受上海鸦片联合体交易却无力阻止的中国吗?她怎么突然就有了这样的道德力量?是谁或什么事突然促使她提出“与合法商业往来不相容的任意原则”的大胆断言,又是什么压力促使她突然以“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和“国际法的神圣性”的捍卫者的身份走上舞台?
除向德国照会外,中方还向美国转递了照会。这是写给美国驻北京公使保罗·芮恩施博士的:
阁下:我荣幸地收到阁下 一九一七 年 二 月 四 日的照会,其中通知我,鉴于德国政府于 二 月 一 日通过了新的潜艇战政策,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已决定对德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某些行动。
中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一样,不愿意相信德国政府会真正执行那些危及中立国公民生命和财产、危及中立国之间以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合法贸易的措施,而且如果允许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执行这些措施,往往会在国际公法中引入一项新原则。
中国政府本着阁下照会所阐述的原则,并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坚定地站在一起,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德国政府新的封锁措施提出强烈抗议。中国政府还建议今后采取维护国际法和原则所必要的行动。
我再次惊叹于这封信的崇高语气,并想知道这种道德力量是如何突然获得的。我心里想,这难道就是可怜的、饱受威吓的中国——在欧洲列强面前卑躬屈膝、在领土被夺走时无法抗议——现在突然表达了这些崇高的想法吗?她突然宣称自己是国际法的维护者,这不是很可笑吗?就像古代的摩西一样,她现在伸出双臂;但托住这双臂膀的人是谁呢?这些庄严的声明是向世界发出的,并要求世界真诚地相信,正如中国自己所言,它们“纯粹是出于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愿望和维护国际法的神圣性”。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相信它。
英国《上海时报》二月十二日发表的一篇社论对此事作出了一些说明。文章标题为《中国的航向清晰》;斜体是我的。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远东这个角落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民国对战争可能采取的态度。命运的钟摆可能会对我们有利,而北京政府根据其政治家及其朋友的建议行事,可能会决定将其军队与协约国联合起来。这是一个我们个人感兴趣的问题,它涉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在中立者向“匈奴”〔指德国人的贬称〕强调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坚持德国承认这些特权的时刻成为广泛讨论的主题……上海和可能其他港口的德国人今天靠着作为庚子赔款支付的分期付款生活。德国人对北方的铁路和其他企业拥有巨大利益。他们渗透进海关并占领了其他政府部门的职位。在中国牵涉的利害极大。
这番坦率清楚的表白,颇值得深思。中国忽然得到的道义勇气,也许就根源于此。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固然已夺得山东,但“北方铁路及其他事业的巨大利益”还没有被人攫取。肥美的果子,还可以摇下来,落进某个翘首等待者的衣襟里。可是中国人的袍子虽宽,衣襟真有那么大,接得住吗?难道不该留心,别让这些熟果落到“无能的中国人”手里吗?
主知道。
第五章不敢迈出的一步
中国现在正徘徊在边缘。她发出了两份照会,从而宣称自己配得上一流强国的地位,又得到和会席位的许诺,并从中获得所有好处,但她仍然犹豫是否断绝外交关系。毫无疑问,她的几位官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已经屈服于报纸所称的“外国影响”,受到引人入胜的言论的诱惑,但也有其他人坚决抵制所有呼吁,并认为这样的一步将给国家带来可怕的灾难。事实上,中国没有真正的理由与德国决裂,这让这个决定变得更加困难。必须向该国提供某种看似合理的借口,而诸如需要维护国际法的神圣性之类的站不住脚的借口是很难蒙混过去的。中国媒体充满了这种不协调的情况,并且直言不讳地表示其中的乐趣。
除了不断向人民公开老西开事件外,它还毫不留情地谴责冯副总统的鸦片交易和英国鸦片贩子的手段。报纸上每天都会发表有关这一交易的专栏,揭示它的一些新的方面,让公众不断了解这一情况,并要求广大人民好好考虑过去几个月法英两国的表现摆在眼前,同这样的“朋友”结盟究竟是否明智。因此,关于鸦片交易,我们读到:
有人拟以五百万元贿赂高官。京城流传,前些时候,一名自称上海鸦片联合体经理的人,曾拜访某高官,请他协助促成现在由副总统经办的鸦片交易。据报,来人承诺,若联合体借其影响力同政府成交,将奉上五百万元“寿礼”——这是中国对贿赂的委婉说法。由于该官员操守清廉,不肯受贿,这一企图失败。联合体见北京当局无法收买,便把注意力转向南京。
南京是冯男爵的住所。
观看这场斗争,看到各种力量在起作用,是非常有趣的。中国人的热情被利用了:公众不断地想起中国在那些现在敦促中国加入他们的国家手中所遭受的侮辱和侮辱。人们不能忘记,中国是通过武力和贿赂才沦落到今天的境地的。他们被要求对那些采用这种方法的国家做出的承诺持怀疑态度。这次新闻宣传活动也产生了效果。当外国外交官向少数官员施加影响时,人民正被提醒他们因这些代表掠夺性权力的外交官的阴谋而遭受的不公。
但四亿中国人民毕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最终决定权在十几位高级官员手中。只要继续影响这些官员,事情就完成了。他们分为三种类型:像副总统这样的人,容易直接贿赂;那些像总理段祺瑞那样有政治野心并且可以利用其野心的人(他们说段祺瑞希望成为总统);还有一些年轻派的人,对对中国的承诺感到眼花缭乱,无法用多年的经验来抵消这些承诺。最后这些人欣喜地认为中国已被许诺在和平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意味着中国被公认为一流大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包括取消目前向德国支付的庚子赔款。 (协约国非常乐意地决定推迟而不是取消支付他们自己的庚子赔款。)此外,还有一些含糊的、不确定的暗示,大意是如果中国非常非常听话,协约国将考虑,善意地考虑,中国提高关税的权利。也许,她可能会被允许征收某种保护性关税。后一个暗示确实非常模糊,事实上太模糊了,没有多大分量。但毕竟取消德国赔款是件大事。
另一方面,缺点是:如果中国参战,她必须装备军队。由于她几乎破产了,她必须先借钱。来自谁?她必须再次将自己抵押给某人,然后才能借钱装备军队。而她借钱的国家,同意训练和装备军队的国家,也会对中国事务拥有完全的军事控制权吗?那个国家会被赋予镇压其新闻界、压制一切反对所谓军事需要所要求的行动的声音的自由吗?看起来像是彻底投降了。
但中国人并不是盲目的,不是全部。他们也并非人人都能被收买。他们中很少有人对协约国的动机抱有完全的、孩子般的信心。
第六章沙尘暴
史君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去赛马场的赛马会。
“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景象,”他解释道。 “你会看到所有外国北京人都挤在一起。”然后他继续说道:“从‘另一站’乘坐专列,到达后,随着人群前往俱乐部会所。我是从城里骑马过去的,所以可能会迟到一两分钟,不过我预计在你到达时会在场迎接你。但如果我迟到了一点,请不要介意。”
我们向他保证我们根本不应该介意;然后他接着说他希望我们度过愉快的一天,没有灰尘。
这些沙尘暴是北京和华北的祸根。然而,今天(三 月 五 日)和往常一样,黎明时分,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但在这个地区,阳光明亮并不一定意味着好天气。不是在春天。每一天都是灿烂的阳光,长城以南的中国冬日的阳光,蒙古沙漠以南的冬日阳光。灰尘就是从那里来的。它直接从戈壁滩吹来,使冬末和春天,尤其是春天,几乎难以忍受。自从我们回来以来,我们平均每周都会遭遇大大小小的沙尘暴两次,持续时间从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有两种类型:地面沙尘暴,狂风吹过街道上浓密的细小、尖锐的灰尘,使户外活动变得难以忍受;还有头顶上的风暴,这是另一回事。后者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细小的红色粉状尘埃被高空气流吹到头顶上的高层大气中,然后从那里飘落,覆盖了视野中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街道上常常没有风,但空气中充满了灰尘,以至于太阳看起来像在雾中,一个红色的圆盘在厚厚的大气层中隐约可见。灰尘向下漂浮,通过每一个裂缝和缝隙进入室内,直到所有东西都覆盖在柔软的红色毯子下。你只能一连几天呼吸着尘土;除非风向改变,一切都结束了,否则没有逃脱的可能。
然而,今天显然将是美好的一天。我沿着酒店走廊跑去,看看使馆区上空飘扬的旗帜,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旗帜。这景象令人安心。显然根本没有风;它们都懒洋洋地从杆子上拍打着翅膀,而昨天它们却疯狂地撕扯着杆子,被刺骨的寒冷北风吹得僵硬。于是,我们乘坐人力车,很快就向开往汉口方向列车的车站跑去,在那里我们发现一大群外国人正在聚集,准备乘专列前往跑马场,字面意思是“跑马场”,距北京六英里的赛马场。
下车后,我们照例同车夫争起价钱来。这里的车费有三等:中国人的价钱、熟悉行情的常住外国人的价钱、游客的价钱,每一等都是前一等的两倍。如今,我们自认已经熟悉这里,应当能按常住外国人的价钱付费,不至于再被多收。可没有用,我们似乎始终办不到。不到一分钟,仿佛半个北京的车夫都围过来叫嚷,好像我们是初到中国、最不懂行情的游客。我同情车夫,他们日子艰难;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一有机会就宰客,也削弱了我们的同情。
专车已经在车站等候了,我们坐在车厢里,急切地向站台上看去,寻找我们要看到的“混杂一处”的迹象。那里还有北京的所有名人——所有使馆的公使、秘书,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客人,以及使馆区、东城、西城以及首都城墙内的每一个城市的所有外国居民。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丹麦人、俄罗斯人、瑞典人;只有德国人缺席。铁路穿过西城的城墙,我们一度在城外的城墙下奔跑,巨大的城垛在我们头顶上拔地而起,宏伟的城门或塔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这座古老的皇家城市雄伟高耸的城墙下,满载喋喋不休的外国人的火车显得多么不协调和微不足道!干旱的平原呈现出一种圣经般的景象,骆驼队在荒凉的土地上缓慢行驶,时不时有成群的宽尾羊在牧羊人的照料下吃草。我们经过了常见的坟墓——坟周的地尽量贴着坟头耕种,只要人们觉得还不至于惊扰里面的亡灵。
二十分钟后,火车停在平原上,大家开始下车。顷刻间,一群牵驴的脚夫围上来叫嚷,还有几个人力车夫。大家似乎都不想乘这些交通工具,便把身穿蓝衣、仍在夸耀小灰驴的脚夫留在身后,在驴铃声中步行穿过尘土飞扬的原野。这里没有路,只有一道模糊的车辙;各大国的公使和使馆秘书都沿着它走,脚踝陷在尘土里。
但天气出了问题。我们寄予厚望的愉快的一天不知怎么就消失了。我们注意到,当火车行驶时,灰尘似乎正在升起。但我们把这归因于火车的速度,每小时整整十二英里。但一旦离开车厢的遮蔽,我们就不可能再欺骗自己了。风在吹,许多个月无雨的干燥尘埃也随之扬起,在浓密的云层中飞扬。一幅奇特的景象出现了:一队由两三百名男女组成的长长的、散乱的队伍,头朝下,在一场巨大的沙尘暴中穿过直隶平原。不久,中国乐队从我们身边经过,乐队成员骑着毛驴,鼓和号角在他们身后颠来颠去。当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的一座小山丘上时,我们很高兴。
我们终于到达了俱乐部会所,一栋简单朴素的小建筑,前面有宽阔的露天阳台,没有任何遮风挡雨的地方。整个队伍摇摇晃晃地进来,一群人窒息、咳嗽、气喘吁吁,从队伍的一端到另一端,用欧洲已知的各种语言咒骂着天气。当我和 易君 站在那里,拍打衣服上的灰尘,寻找 史君 的踪迹时,一位外国公使向我们走来,举起一顶完美无瑕的灰色帽子,与一件沾满灰尘的大衣形成鲜明对比。 “你有午餐邀请吗?”他一边握手一边问道。我们急忙说已经有人邀请,随时都在等待我们的主人。我们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现在是战争时期,北京充满了强烈的怀疑。他可能是想请我们和他一起吃午饭,或者他可能是想把我们当作擅自闯入的人赶出去。幸运的是,就在这时,史君出现在拐角处,擦着他的脸和眼睛;他认领了我们,一切都很好。
午饭前要举行两三场比赛,我们出去看看小马,都是短毛的蒙古小马。它们和北京随处可见的毛茸茸的小动物是同一品种。 易君和我对马一无所知;假装是没有用的。但尽管灰尘令人眼花缭乱,其他人还是试图区分这些喷着鼻息、挣扎着的小野兽的好与坏,它们和我们一样对天气不满意。私下对你说,我认为假装在这场风暴中区分品质是十足的装腔作势。围场里赛跑的骆驼和驴子也被拴起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诚实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区分骆驼和马。我们的兴趣集中在骆驼身上,这些伟大而傲慢的骆驼,它们傲慢地瞧不起全权公使、显贵和权势人物。确实,这些北京骆驼是世界的贵族;每当他们屈尊看你一眼时,你都会感觉到。
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冷,很快就把除了最热心的爱好者之外的所有人都赶进了室内。我们登上俱乐部会所的上层,从占据整个上层的大餐厅的窗户俯瞰赛马场。在我们面前,是我们从车站出发时穿过的同样荒凉、干旱的平原:只有标记赛道外缘的栏杆将它与向北延伸到中国最边缘的贫瘠土地分开。视线范围内连一片草叶都没有。而覆盖一切的,是尘土——不是三月刮风的家里的普通灰尘,而是巨大、厚实、坚实的尘埃云,向上延伸,覆盖了整个天空。正午的阳光照耀着一圈朦胧的红色。
午餐前有两场比赛。直到小马距离终点标柱一百码以内时,人们才能看到它们。 史君勇气十足,而且深感自己作为主人的责任,他会留在外面的楼上阳台上,在刺骨的大风中眯着眼睛,当他们出现时,就会向我们发出信号。于是我们会冲到户外一会儿,紧紧抓住帽子,摸索着阳台的栏杆,然后痛苦地站在那里一分钟,直到他告诉我们一切都结束了。
时不时地,在风的短暂停顿中,地平线会暂时变得晴朗,我们可以看到赛马场的外部边界之外。我们偶尔瞥见一队长长的骆驼队,有两三百头,驶向北方的煤矿。有一次,在很短的时间间隔里,我们看到一支送葬队伍在平原上延伸——一支散乱的步行队伍,穿着肮脏的白色衣服,举着横幅、旗帜和阳伞。棺材挂在抬棺人之间的一根杆子上,号角的哀号声和大鼓的轰鸣声随风飘来。随后尘土再次扬起,这凄凉的景象又被遮住。在古老的亚洲中心,在这片野蛮的环境中,欧洲人的这个小游乐胜地是多么令人好奇啊!
午饭时间。还没到餐厅避难的人现在都成群结队地上楼了,饥肠辘辘,笑着。我必须告诉你餐厅的事。这只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的、光秃秃的房间,墙壁粉刷成白色,没有一幅画,也没有任何装饰。十几张长条桌横列在房间里,两侧各有狭窄的无靠背长凳——必须跨过长凳才能坐下。然而,每个人都跨过他们——公使、第一秘书、俄罗斯公主和衣着入时的美国女士;吃完饭后,你也必须再次跨过它们,除非按照某种事先商定的协议,每个人都同时站起来。这个地方没有椅子。每个人都沾满了灰尘,风吹过,脏兮兮的,这是一顿欢乐而喧闹的饭菜,充满了笑声、香烟烟雾和灰尘。
然而,尽管有喧闹,但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欢乐。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气氛——一种被迫的、相当紧张的,我想说的是敌对的气氛。每个国家都像事先安排好的一样,各自撤退。英国人坐在一起,法国人坐在一起;俄罗斯人分开了;美国人在另一个区域。除了各自群体内部之外,没有真正的混合,没有真正的友情。当然,有很多握手、问候和敷衍的礼貌,但没有真正的友好。例如,各个公使并未以公使同僚的身份坐在一起享受假日。相反,每个人都和他的同胞坐在一起。总而言之,有一种压抑、不信任、民族反感的感觉,但几乎不加掩饰,只是表面上掩饰了强烈的厌恶和嫉妒。
北京有很大的言论自由,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有很多直言不讳的批评。因为那里的仇恨和猜疑高涨。所以,在这种场合,当然不能压抑这样的感情。也许战争加剧了他们的紧张;也许他们一直都在那里;也许这就是北京的长期氛围: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每个大国都试图超越对方,超越对方。无论如何,易君和我在整个北京外交界的“混杂一处”中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尽管有一些日本人是俱乐部的成员,但没有日本人在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无论地位多高,都不能成为会员。我们对这个欧洲游乐场的印象是,尝试玩是一场闹剧。你回头一看,发现背后有一把刀。
午饭后,又举行了两场看不见的比赛,但没有人试图看到它们。灰尘从窗户漏进来,厚厚地落在桌子上,有人在地板上留下了脚印。然后我们都欢呼雀跃,宣布专列比预定时间提前一小时返回,大家纷纷准备动身。如果可能的话,穿过平原的步行路程比从车站到俱乐部会所还要糟糕,因为风更大,灰尘更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不知怎的,整个游行队伍却是轻松愉快的:旅程结束时有望洗个澡。当我们到达车站时,火车已经进站了。易君就走在我前面,正在和俄国公使王子交谈。一阵比平常更猛烈的狂风袭击了我们,我看到她在火车行驶时突然跳上车。过了一会儿,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她显得有些迟疑。
“我不知道这样向亲王告别是否合适,”她怀疑地说,“在一句话中间跳上一列行驶的火车。”
第七章一碗粥
昨天,当我们在尘土飞扬中观看比赛时,北京正在发生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一回到酒店,就有十几个人告诉我们他们的事。昨天(三月五日)上午的内阁会议上,总理段祺瑞似乎想向各省省长发出通函,宣布中国决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大总统黎元洪强烈反对这一做法,拒绝了总理的提议,段先生随即提出辞职,一怒之下赶赴天津。段祺瑞总是辞职,又总是被劝回来。第二天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劝他回来,有些人希望他回来,有些人则希望他不会。现在,一两天后(三 月 七 日)他回来了,一切都很好。然而,问题仍有待解决。 段祺瑞相当有权势,有军方的支持,据说渴望成为总统。这一切都非常复杂和难以理解,有传言说他离开不是因为总统拒绝与德国决裂,而是因为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有人密谋暗杀他,他关于给总督的电报的建议只是他辞职的借口,因为必须迅速离开北京。暗杀人物的阴谋总是在关键时刻发生,最让当事人感到不舒服。
报纸上充斥着胁迫、贿赂指控以及对中国官员施加压力的迹象。必须让中国与德国决裂,而且要尽快这样做。几天前,我们遇到了一位聪慧的中国小个子女士,她是一位“候补官员”的妻子。 (这个称号很好听,意思是待职的官员。) 她是一个机警、受过良好教育、思想进步的女子,在美国呆过几年,英语说得一口流利,几乎没有口音。她也非常熟悉当前的政治局势——无疑已经与她的候任官员丈夫讨论过——并且对此最为直言不讳。当她谈到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时,她变得非常愤怒,并谈到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晚宴,某些外国官员向他们希望“影响”的某些中国官员提供了晚宴。当盘子被抬起时,发现每个盘子下面都放着一张支票。她对这件事非常兴奋——我也一样——以至于我忘了问她中国官员如何处理这些支票。
“我想,你们一定恨所有外国人,”我说,“换了我处在你们的位置,也会这样。”
“我们就是恨!”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黑眼睛闪着光,“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自己过日子?”
“你们最恨哪一国人?”我问,“或者最不恨哪一国——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
中国人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幽默感,这是你永远可以信赖的。她紧紧地握着爪子般的小手,激动地扭动着。但她的幽默感占了上风。她对我露出灿烂的笑容。
“我们最不讨厌你们美国人,”她解释道。 “你们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最小。我们喜欢你们中的一些人。”
“但是,当然,你讨厌我们所有人?”
“为什么不呢?”她回答道。 “看看你们外国人对我们做了什么,已经对我们做了什么,现在仍然试图对我们做什么。你能责怪我们吗?你自己判断吧。”
“我完全理解你的义和团起义,”我告诉她,“当你试图除掉我们所有人时——”
“我很高兴你能理解这一点,”她反驳道。 “很少有外国人这样做。我们仍然有这种感觉;只是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表现出来。”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英国公使馆周围高高的石墙的记忆,上面画着“以免我们忘记”的字样。每天,当人们从那条路进出使馆区时,人们的注意力都会被这句话所吸引。 “免得我们忘记。”每一个在北京的外国人都会想起一九〇〇年那几个月可怕的围城生活。但每一个中国上层阶级也是如此。每个人力车苦力也是如此,他们在路过时停下来向游客指出这些话。为什么要记住?为什么不试着忘记呢?双方都不会忘记。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没有忘记的意思。中国人年复一年支付的巨额赔款让人无法忘记。在所有获得赔偿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试图忘记的国家。然而,她却以一所为中国青年开设的大学预科学校的形式,为自己的忘却或宽恕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并使用了部分年度赔偿基金来维护这座纪念碑;墙上写着大字“免得我们忘记”。
但与这位中国小女士的辛酸相反,我们今天得到的印象却截然相反。我们拜访了一家中国人办的报纸的编辑。我们见过他很多次,他也经常和我们在酒店大堂喝茶,但这一次他给我们写了一张纸条,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他让我们在一间破旧、肮脏的办公室里等了几分钟,办公室里散落着报纸和剪报,是报人办公室惯有的凌乱景象。等了十分钟后,他终于到达了,他连声道歉,说现在是五点钟,是他喝粥的时间。他看起来好像也需要它,因为他是一个瘦弱、紧张的小个子,憔悴、憔悴的身体里蕴藏着一颗燃烧、热情的灵魂。
在提到他的粥之后,他立即对美国进行了颂扬,这让我们听了很高兴。在他看来,中国毫无疑问应该相信美国,站在美国一边参战。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如此伟大的理想,并且如此彻底地实现了这些理想。威尔逊的墨西哥政策使他热情洋溢。他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眼里几乎含着泪水。接下来他谈到了我们的菲律宾属地。我们在菲律宾的记录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不是剥削无助的人民,而是一项崇高的建设性政策来教育他们、发展他们,并最终使他们能够行使自己的主权。他提醒我们,占领菲律宾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鸦片。当时那是一个毒品泛滥的国家,但我们的第一行动就是根除鸦片贸易,连根拔枝。
他接着说,也是美国在中国十年的禁毒斗争中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和积极的支持。我们在上海召开了鸦片会议,后来又召开了海牙国际鸦片会议,由于这些会议的宣传,中国有勇气要求有机会根除鸦片诅咒。他继续说下去,听起来很好听。他将利用他的影响力,说服中国接受美国的邀请,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这影响力很大。
听他这番话,真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中国将把命运与前途如此毫无保留地托付给我们,我们肩上的责任会多么重大。你说,我们担得起吗?
第八章剪报摘录
这不算一封信。我拿来一叠旧报纸,用剪刀和浆糊,把看来与局势有关的评论贴在这张纸上。先要记住:中国有四亿人口,其中三亿九千九百万人从没听说过欧洲战争。就算剩下的一百万人听说过,他们的意见也无关紧要。真正需要被说服、使之同情欧洲战争的,只是组成内阁的少数官员、约两百名国会议员,以及外围少量候补官员、将军之类的人物。一旦说服他们,事情便成了。知情的一百万人和不知情的三亿九千九百万人,都可以忽略不计。眼下,恢复君主制的议论很多。君主制下需要打交道的人,比所谓共和国少得多,也更容易操纵。可是,成立才五年的中华民国,却像任何别的民主国家一样,总爱诉诸人民,仿佛即使在民主国家里,人民就有机会抗衡他们的主人和统治者似的。
因此,《京报》在 三 月 一 日星期二的日期中写道:
协约国和中国。传协约国已作决定。我们收到的一份报告(我们无法证实)称,协约国公使和临时代办于周二在法国使馆举行会议,审议了由日本临时代办拜访总统、副总统和总理的建议,以确定中国政府关于对德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决定。报告补充说,如果中国政府本周未能就此事做出决定,协约国将于下周联合询问。
在没有得到证实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这个看似令人震惊的错误(如果属实)保留评论。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警告有关方面,除非他们一心要疏远中国对协约国事业日益增长的同情,并阻挠中国与协约国联合或合作采取行动的强大声势,否则此时最好避免协约国的压力。
自写下上述内容以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们发稿时,我们从负责任的方面获悉,法国公使和比利时临时代办昨天下午拜访中国外交部,非正式地建议或实际上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据了解,他们以协约国的名义承诺推迟支付战争期间到期应付的庚子赔款,并保证修改中国关税。我们现在正好有时间对这一举动表示强烈抗议;限于对协约国这一行动的众多严重反对意见之一的简单陈述,我们必须指出,协约国将大笔资金强加给那些可能无法将其用于国家目标的人,并不是中国真正的利益。中国政府需要资金用于特定目标,例如恢复现银兑付、解散多余军队以及清偿某些尚无款项着落的赔款。国家将感谢任何可能提供同样援助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向当局提供财政援助。但真正关心国家利益的中国人不会感谢那些不顾中国切身利益,决心获得少数雄心勃勃人士支持的人,这些人的唯一目标就是有足够的资金来影响,首先是几个月后举行的议会选举,其次是明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对于向北京反动势力提供如此可疑的援助,我们口中发出的将是咒骂,而不是祝福。
三月二日,出现了一份中文报纸《顺天报》的译文:
最近在法国使馆举行的协约国公使会议决定,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天内不宣布加入协约国的意图,协约国应就此向中国提出建议。
除了这类“建议”之外——似乎是相当具有威胁性的建议——通过将中国的潜在力量与日本的力量进行对比,来迎合中国人的虚荣心。在一篇题为《中国与世界大战》的文章中,普特南·威尔代表英国在华利益,提出了一些巧妙但相当直白的建议:
迄今的建议还只限于全面征调中国劳工营,其中一些已在底格里斯河修建码头,对美索不达米亚战局的大幅改善作出了实际贡献。但让中国人始终停留在伐木挑水的役夫地位,既不符合中国巨人的身量,也配不上中国人的才智。一旦参战,中国就必须实际作战;过去五年的经验已经显示,凭借技术与科学,她有何等能力。我们主张,通过明确的条约,向英国提供一个或数个精锐中国师,以加速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将是高明的政策。须知,日本自己拒绝出兵巴尔干,因而被视为半个交战国;中国巨人只须站起来,就能立刻超越其地位。
巴黎报纸《小巴黎》的剪报已在中国媒体转载,并受到高度关注。中国巨人站起来并不只是为了展示其巨大的规模。如果它上升,那一定是有目的的。也许是由于没有考虑到北京媒体可能引用的内容,《小巴黎报》对“中国干预的价值”进行了简单的坦率评论:
中国的干预不容低估。目前,中国军队训练与装备已相当完备,军官称职,补给充足,后备力量雄厚。军校每年可培训近五千名军官,如果需要,这个数字还可以增加五倍。中国的自然资源使她能够供应弹药和机械的原材料,以及皮革、棉花、大米、茶叶和其他商品。
作为对这些自然资源的交换,中国必须将自己抵押给协约国来开发这些资源,并提出取消对德国的庚子赔款,并推迟(而不是取消)向其他国家支付赔款。正如我之前所说,还有模糊的暗示表明中国可能会被允许修改关税并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但即使首次提出此类关税调整的建议,也遭到了日本的反对。目前没有棉花可进口到中国的协约国可能会慷慨地同意对本物品征收保护税,但有大量棉花可进口的日本反对对其棉花贸易造成障碍。如果协约国需要中国干预,那就让他们付出代价。因此,日本报纸《中外商业》在 三 月 七 日的日期中写道:
买中国的友谊。我们主张,外务省官员应坚决拒绝同意中国提高关税。但据报道,官员们正在退让。他们真是些好好先生。他们似乎认为中国的提议是公正的。中国没有理由提出任何不公正的主张。但即使中国的要求,从她自己的立场看确实公正,但如果这对我们不利,我们也不应该同意。此外,如果中国以此为加入协约国的条件,也是不对的。如果中国认为断绝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关系对自己不利,因此想以此获得交换条件,那么应由协约国而非日本提供这种补偿。参战对中国有利还是对协约国有利?如果是前者,那么中国不应要求任何赔偿。如果是后者,那么赔偿应该由协约国而不是日本支付。从东方和平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绝对必要参战。
伟大的革命领袖、华南和广州开明华人的代言人孙中山先生也站上舞台,抗议把中国拖入战争。在 三 月 七 日报纸上刊登的一封致英国首相的公开信中,他说:
伦敦劳合·乔治阁下。
阁下:作为中国的爱国者,也作为曾蒙英国救命之恩、心怀感激的朋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指出你们的一些官员煽动将中国带入欧洲冲突对中国和英国造成的有害后果。英国知名人士曾联系我考虑中国加入协约国的问题。经过仔细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中国打破中立,对两国都将是灾难性的。
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婴儿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她就像一个刚进入宪政医院的病人。现阶段她无法照顾自己,需要精心护理和支持。因此中国不能被视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只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习俗和感情才能使她完好无损。但一旦出现不和,就会导致普遍的无政府状态。
迄今为止,中国人对英国的实力和最终的胜利抱有无限的信赖与信心,但自从一些短视而善意的人的鼓动后,一些英国报纸甚至主张派遣几个中国师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这种信心已经大大动摇了。
如果中国参战,不仅会危及她的国家生命,也会损害英国在远东的威望。在中国人看来,仅仅想让中国加入协约国就等于承认了协约国无力对付德国。刚才段总理向总统报告说协约国正在胁迫中国加入协约国。这个问题已经在我们的政治家中引起了激烈的分歧。现在的不和可能会引发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将激起中国的两股强大而危险的力量:排外狂热分子和伊斯兰教徒。革命以来,排外情绪一直被我们压制,但排外精神依然存在,并可能趁关键时刻兴起另一场全面屠杀外国人的义和团运动。如果对任何国家宣战,无知的阶级无法区分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而由于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更大,其后果将是更为致命的。
此外,伊斯兰教徒不容忽视。对抗他们的圣地将是一种亵渎。
我担心,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最坏结果将是协约国集团内部的分裂,这对协约国事业来说肯定意味着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除了保持严格中立之外别无他法。
我提请阁下注意这种有害的煽动行为,其动机并非纯粹是为了保护中国免于无政府状态和解体,也是出于我对英国最热切的同情,我深深地铭记着这个国家的利益,我完全有理由维护和尊重这个国家的正直和公正的声誉。
孙中山
第九章德国的答复
德国政府对中国的抗议作出了回应,这是一份最具安抚性的照会,称对于中国的航运在潜艇战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感到非常遗憾,如果中国早点提出抗议,就其具体损失发出任何消息,此事就会立即得到调查。由于中国从未有船只在欧洲海域或战区其他海域航行,这一殷切的答复不无讽刺意味。我引用一下回复:
致中华民国外交部长。
阁下:奉祖国政府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日晚上七点送达我的指示,谨向您转达对中国对德国最新封锁政策的抗议的如下答复: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在抗议照会中使用的威胁表示极大的惊讶。其他许多国家也提出抗议,但与德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中国是唯一对抗议增加威胁的国家。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由于中国在封锁海域没有航运利益,因此不会因此而遭受损失。
中华民国政府提到,目前的战争方式造成了中国公民的生命损失。德意志帝国政府谨此指出,中华民国政府从未就此类案件与帝国政府沟通过,也未曾就此提出过抗议。根据帝国政府收到的报告,中国臣民实际遭受的损失是在他们从事挖掘战壕和其他战争服务时发生在前线的。在如此交战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着所有参战部队都不可避免的危险。德国多次抗议雇佣中国臣民用于战争目的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帝国政府对中国的友好感情。考虑到这些友好关系,帝国政府愿意将此事视为从未发出过威胁。帝国政府有理由期望中华民国政府会改变其对此问题的看法。
德国的敌人首先宣布对德国实行封锁,而且这种做法正在持续进行。因此,德国很难取消封锁政策。尽管如此,帝国政府仍愿意遵守中国政府的意愿,通过展开谈判达成一项保护中国人生命和财产的计划,以期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从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的航运权。帝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安抚政策,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不仅会失去一个真正的好朋友,而且还会陷入难以想象的困难之中。
在向阁下转达我国政府的上述指示时,我还谨声明,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我有权就保护中国的航运权展开谈判。
想想这答复会让人多么难堪:中国从来没有船只在战区航行,更不用说已有船被击沉,或可能被击沉了。这一借口一旦失去,人们便不免痛苦地怀疑:中国维护国际法神圣性的愿望,是外人强加给她的。甚至几乎不得不得出结论:施加这种意志的,正是那些在中国领土上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国家。不过,且不管这些。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也许我忘记提及德国答复中提到的国际活动的某个方面,即在欧洲的前线后方雇用中国人。一年来,中国苦力被招募到法国服役,当然是有报酬的,尽管报酬可能不高,也没有坦白告诉他们将面临什么。法国殖民地也也一直在征调殖民地居民赴法工作。当我们十二月去热带地区时,我们乘坐一艘聚集苦力的船,他们不是作为士兵而是作为劳工被动员起来。我们船的船长告诉我们,截至目前(一九一六 年 十二 月),法国已经进口了大约四万名安南人,用于军火工厂、农业工作和战线后方的非战斗服务。我们乘坐的船载着大约一千四百个这样的小个子,他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船舱里,船舱已经改造成一种五流的宿舍,有一层层的铺位供这些小苦力住宿。
每一艘法国这条航线的船只在穿越地中海时都载有一千到一千四百名这样的劳工。这将对下一代法国人产生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他们是相貌清秀、性情温顺的小个子,可以在村庄和省份中自由活动,这些村庄和省份已经失去了男人好几个月了,而且那里的妇女之间不存在种族偏见。我们遇到的许多法国人对这种状况及其可能对法国人民造成的影响表示遗憾。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战争都不是很美好。现在中国人也被进口,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一篇题为《中国以人力和生命贡献于战争》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比德国潜艇封锁]对中国利益的威胁更大的是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与法国、俄罗斯和英国达成关于向欧洲派遣劳工的谅解。中国政府想涉足苦力贩运。这种生意无论何时都不好,眼下尤其糟糕。
这笔向这些国家派遣中国劳工的生意已经持续了一年多。这是不考虑人民利益或政府意愿的。组织移民的公司应该是受梁士诒先生推动;每输出一个苦力,他便稳稳赚得几元。离开的中国人得到了中国的认可,但并未受到中国的保护。该业务具有私人或半官方性质,不具有官方性质。
几个月来,山东省的英国传教士一直充当英国政府的战争代理人,为法国和英国争取劳工。至少最近的做法与中国省级当局的意愿背道而驰。因此,英国人就像山东的日本人一样,一直走自己的路,不顾中国政府。这种政策有违传教宗旨,这样的买卖不该由传教士来做。
然而,我问自己——我这个一向自诩公正的人——为什么传教士不应该充当招募代理人呢?如果异教徒不表现得像基督徒,那么花费数年时间将他们转变为基督徒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对招募皈依者参加“圣战”有任何顾忌呢?他们不妨为文明、基督教文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此外,“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此外,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使英国鸦片的销售合法化,也使基督教在中国的实践合法化。 〔三〕
脚注:
〔三〕 参见附录二。
第十章尘土与流言
我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战争精神就不可能发动战争。如果敌人没有唤起这种精神,没有激怒它,那么其他人就必须这样做。我认为,理想的战争是敌人提供激励的战争。可怜的老中国现在不得不打仗了,但营造求战情绪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既然德国没有挑衅它,它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制造出来,而现在的任务正在转移到那些如果中国发动战争就会受益的外国影响力上。他们开始迅速而熟练地工作,但情况需要一些外交手段。要煽动对一个外国的感情而不煽动对所有外国的感情是非常困难的。可怜的中国人分不清。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要对德国特别愤怒,因为他们最关心的是最近法国对老西开的掠夺,以及最近对上海鸦片联合体的交易。煽动火焰而又不引起太大的火灾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良好的辨别力,而这些可怜的老异教徒思想有他们自己的古怪逻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游戏很有趣,很有趣。
粗略地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分为两类:鼓动战争的人和上阵作战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煽动者通常在后方工作,作为非战斗人员或公众舆论的塑造者。在中国——中国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情况下——承担起激发战争精神任务的非战斗人员都是外国人。这是一项微妙的任务,既要激起对一组外国人的怨恨,又不能激起对所有人的怨恨。这需要第一流的外交手腕。因此,外国媒体极力主张赶走“匈奴”〔指德国人〕。一份英国报纸天真地评论道:“我们不喜欢看到德国人在我们的街道上随意闲逛。”这在方式上已经足够好了,尽管让外人将中国的街道称为“我们的”会让中国人感到恼火。美国人会对外国人对纽约街头发表这样的言论感到不满。
如果欧洲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对待中国就好了!那么,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就会像对美国一样信任他们,接受他们的指导。事实上,她从根本上不信任整个欧洲。
在这一切谣言、流言蜚语、仇恨和反感的尘埃中,过去三天肆虐着一场强度极大的实体沙尘暴。黄色的,头顶上的那种,以粉末云的形式向下筛落,覆盖了一切,从里到外。酒店里的中国侍者带着迷信的敬畏告诉我们,沙尘暴持续三天以上就是“倒霉”。这样一场持续一周的风暴,发生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所有人都感到不安,整个气氛充满了压抑、紧张、悬念。除了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人们无法思考或谈论任何事情。
今天下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出去了一会,想忘掉这件事。我们去了隆福寺,这是一种每隔十天在东城一座古庙里举办的旧货集市。这是一个精彩的集市,通常摊位和摊位向四面八方延伸,遍布地面和脚下。这个集市上出售一切东西,无论是中国制造的还是曾经在中国制造的,无论是现在的还是遥远的过去——瓷器、青铜器、玉器、漆器、丝绸、衣服、玩具、水果、食品、古玩、狗和猫。每个月三次,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来到隆福寺,每个月三次,所有外国北京人,更不用说本土北京人,都会来到寺庙里讨价还价。然而今天却没什么好玩的:中国城区和使馆区都没多少人出来,因为灰尘太厚,空气太冷。
尽管我们是不知疲倦的讨价还价者,但我们不能停留太久。但我不认为这是因为铺天盖地的灰尘:这纯粹是因为回到酒店了解最新消息而感到紧张焦虑。我们都焦躁不安、焦虑不安,同时也感到自己完全无力避免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因此,正如我所说,我们在集市上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只够我买一对古老破旧的小石狮子,那人向我保证这是明代的。这是我第一次涉足明代古玩。无论如何,当我买它们的时候,它们看起来就是这样。我把它们放在脚边的报纸上,然后——我想是人力车的颠簸造成的——当我们到达旅馆时,那层“明代”全被磨掉了。它们是最纯净的石膏制成的石狮。
我们发现了公使的一张请我们去喝茶的纸条,于是我们赶紧梳洗一番,走到公使馆,发现美丽宽敞的客厅里聚集着一大群满身灰尘的人。大家都在谈论政治,从各方面讨论局势,但还是一如既往地一无所获。一个小时结束后,一位年轻而重要的国会议员 崔君的到来引起了一阵骚动。他站在一群询问者的包围中,双手藏在噼啪作响的锦缎大衣的宽大袖子里,同时他吸着气,向在场贵宾致意。 “好消息!”他惊呼道:“好消息!至少我想,诸位会觉得这是好消息!我们刚刚决定与德国决裂!”
没有所谓的欢乐;相反,他那兴高采烈的宣告却遭到了一种压抑的沉默。宣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更是一次盲目的跳入深渊。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全定论:第一次投票已经进行,但最终投票尚未进行。议会已经开会一整天了。当然,这仅仅意味着断绝外交关系,但下一步势必接踵而来,正如白昼之后必有黑夜。
我必须告诉你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在一些英国熟人家里吃午饭。但首先我必须告诉你牌坊的事,在此之前,我必须再次告诉你关于运载部队的法国船只。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因为如果你想明白要点,你就必须听到一切。
先说牌坊吧。那是随处可见、横跨街道的高大红漆纪念门楼。“拱门”只是个比喻,它们实际是方的,由两根直柱和上方一根横梁组成。上面布满金字和盘龙,用来纪念某位中国名人,正如别处会为某人建图书馆或医院一样。不过,有一座牌坊不是红漆而是白色大理石,也不是纪念中国人,而是纪念外国人的:那就是横跨哈达门大街远处、气势宏伟的克林德碑。它纪念在义和团起事中丧生的德国公使冯·克林德男爵,是一座“毋忘此事”的纪念物。大理石上所刻的中文和德文,向每一个从下面经过的人讲述克林德之死。再说船。三个月前我们南下热带,恰好乘的是法国轮船,其中两艘都满载送往法国的部队——劳工营。顺便说,普通乘客的待遇很糟,为给这些人腾地方,旅客被挤到极狭窄的舱室里。第一艘载着一千名安南劳工,另一艘一千二百名,人数随船的大小而异。我实在觉得,同一条船既运部队又运旅客,对双方都不公平。今天午饭时,我们听到一项极惊人的建议。主人解释了他对克林德碑的打算:二月十七日,“阿托斯”号在地中海被击沉,船上有五百名中国士兵。他建议抹掉克林德碑的旧铭文,另刻新文,纪念被德国鱼雷击沉的五百名“中国”军人。在我看来,如今才开始为被外国征服者杀害的中国人题刻牌坊,未免太晚。为了激起求战情绪,也许需要把克林德碑改作此用,但开这个先例似乎并不明智。它会让人想到遍布中国的无数红漆牌坊:就算成千上万座全刻满,也容不下更多成千上万被欧洲征服者杀害的中国人的姓名。
第十一章断绝外交关系
终于完成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中国终于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外国媒体洋洋得意,而中国媒体则热情低落,喜悦之情远不那么明显。这里有一些八卦给你听,随北京的尘埃一起飘散。 (这时候你一定已经发现,北京的尘埃和北京的流言蜚语几乎是同一种东西,一起旋转、一起吹,从你的身体和精神上渗透到你身上,直到你彻底饱和。) 翟小姐小姐告诉我们的;她对北京的每一个谣言都了如指掌:
“最后一轮表决结束、宣布中国决定的照会送到德国公使那里,才过两个小时,你猜发生了什么?有人看见奚某〔协约国的一位公使〕在德国公使馆前暴跳如雷,来回走动,对着上面飘扬的德国旗挥拳大喊:‘那东西必须降下来!必须降下来!’据说他身边还带着两个日本兵——天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他就在那里大发雷霆,跺脚——对,就是跺脚——来回跺着,对国旗挥拳,嚷着非降下来不可!”
“他为什么不等到中国人把它拿下来呢?”
“天知道,亲爱的!这不是很有趣吗!除了北京以外,这样的事还能在其他地方发生吗?”
然而,当奚某在德国公使馆前来回踱步、对着国旗挥舞着拳头并对中国人的缓慢行为感到极度不耐烦时,狡猾的中国人却在忙着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降下旗帜可以等待;事情没那么紧急。精明的中国人以令人钦佩的远见,仓促地为自己“取得”了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在任何外国列强为自己“取得”或“保护”这些租界之前,他们以非凡的智慧和极其仓促的行动,几乎是过分的仓促;让他们自己的中国士兵占领,并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迅速占领这些德国占地。想象一下那种震撼!而且,他们还以同样的速度缴获了被扣留的德国战舰。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下一步宣战将会更加重大。尽管外交关系破裂,反对派却一直在增加,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会立即、自动、理所当然地宣战。赞成者和反对者正在集结,准备展开一场激烈斗争,正如我之前写信给你们的,有人说将会导致内战。
有一点很明显——我们对东方的整个访问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那就是这场欧洲战争的起源是东方。在东方的霸权,对远东的控制——这就是将欧洲分裂为两半的斗争的根本原因。世界不会为了小事、小事而发动战争。它为巨大的赌注而战,值得赌博。
第十二章城墙漫步
不要认为即使在如此兴奋的情况下,我们的购物兴致就会消退。远非如此!购物可以让人精神焕发,放松心情,让人更加热衷于下一个即将到来的谣言。我们知道所有的古玩店在哪里,哈达门街的,莫理循大街的,鞑靼城的,城墙外的,汉城的,还有前门街下的当铺,贼市,各种集市。我们还知道庙会的举办日期。我们对它们了如指掌,每天都能买到便宜货,有时是真正的发现,有时是“纯正明代”的石狮,就像我几天前描述的那样。在我们不独自出去探寻的间隙,来自各个商店的经销商和跑腿者会出现在我们门口,用令人无法抗拒的讨好恭维来鞠躬,然后弯腰解开精美的蓝色棉包,展示出令人无法抗拒的珍宝。这些商人中最令人无法抗拒的是“蒂芙尼”(他的中文名字已经被这个昵称所取代,庄严地印在他的名片上),珠宝玉石商人,一个身高六英尺、体重约三百磅的中国巨人,脸上带着三英尺高的孩童般天真无邪的微笑!当蒂芙尼走进房间,蹲在他的蓝色大包裹上时,他的膝盖展开,他看起来像一头宽大的蓝色大象,而他那温和的、微笑的、上翘的脸,以及他温柔的“不买,看看就好”是无法拒绝的。然后从包裹中取出一串串珍珠、“头等”品质的半透明玉石、适合博物馆收藏的鼻烟壶。摆脱他的唯一方法就是告诉他,一位新的美国女士刚刚到达下面的楼层,于是他就收拾起他的财宝去寻找她!他进入我们房间的方法很巧妙。轻轻的敲门声,我们打开门,发现蒂芙尼庞大的身躯把门口堵得满满的。
“今天没有想要的东西,蒂芙尼先生。不能买。”
他愉快地回答:“不叫小姐买。来给小姐送礼。”
一只细长的手从半开的门旁伸进来。我用膝盖抵着门的一侧,他用一只大脚顶住另一侧。手里拿着一个绘有花朵和龙的红皮盒。“送给小姐的礼物,酬谢小姐。”那悦耳的声音说。你还能怎样呢?“你介绍楼下那位美国太太,她买了好多珍珠,所以我给小姐送礼。”于是他进来了,带着对那位美国太太的感激、他的便宜货、他的甜言蜜语,而我们又招架不住了!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蒂芙尼和其他人,以及我们自己的远足——我们的房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古玩店,我们的古玩被春天的灰尘覆盖了,侍者们没能清除掉,有一天我们叫来了一个包装工,把所有东西都装箱了,决定不再买了。 三 月 十六 日的今天下午,我们前往使馆大院,与我们的领事联系索要发票,当我们穿过大院时,芮恩施博士从他的家中出现,走过来与我们交谈。他看起来非常疲倦和困扰,显示出过去几周的压力。
“我刚刚从中国外交部得到消息,”他说,“俄罗斯政府被推翻了!”他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只是简单说明了事实,但我们的震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拜访领事的一切,忘记了我们想要获取发票的意图;我们只想赶紧离开,好好议论一番!我们飞回酒店,这个消息让我们心潮澎湃!在这座古老而野蛮的城市里,从本国公使那里如此随意地听到这样的消息,真是太令人兴奋了!酒店里没有人可以说话——三点钟,糟糕的时刻!于是我们就去北京唯一可以散步的地方——城墙顶上散步。因为你无法在街上舒适地行走,街道太拥挤,每一个转弯处都有骆驼和独轮手推车,让人难以躲避。当我们走在墙上,讨论这个重大新闻,一遍又一遍地讨论这几句话中包含的可能性时,我们遇到了其他人在外面散步,也在谈论它。法国公使和他的第一秘书走过来,全神贯注地交谈着。芮恩施博士和一位新闻记者在我们身后不远的地方出现。那天下午,我们遇到了所有在墙上行走的北京外交人员,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墙是谈话的一个很好的安全场所:人们不可能被偷听,因为人们可以看到一英里外的人。只有外国人可以去那里:除了塔楼旁碉堡的士兵外,中国人不允许进去。最常来访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拥有的小骆驼,它们会过来吃生长在石头之间的杂草。我们曾经问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他们在哪里找到这个吉祥物的。 “先偷了,”回答说,“然后付了四元!”
前几天我拿起一份天津报纸,感兴趣地读到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颁布的一份《条例》。根据这项法令的规定,每一个在法租界工作的中国人都必须有一本小本子,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年龄、出生地等,并附上他的照片和指纹。天津法国警察局备有一份许可证副本,任何中国人都不能在租界找到工作,如厨师、马夫、职员、司机或任何其他职位,除非他首先在警察局登记。像普通罪犯一样记录指纹的想法似乎有点令人羞辱。我想如果日本人在中国的租界中执行这样的规定,一定会引起一些评论。
第十三章会见中国总统
自从我们来到北京以来,我们一直渴望见到中国大总统黎元洪。芮恩施博士说他会“一有合适的机会”为我们安排。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在北京,合适的时机很少见。因此,我们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等待弹劾、背叛和各种阴谋之间比平时更长的停顿。事实上,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以至于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午餐时间之前进来,相当晚了,发现整个酒店都在兴奋不已:那天下午我们就要见到总统了!
而且,必须穿最体面的衣服!我实在没预料到这一着。因此,戴上那顶插羽毛的备用帽子时,只觉得浑身不自在。它在帽盒里躺了整整八个月,就是等这样的急用!不过,别人也同样为衣着发愁——我是说那些和我们一样,在东方住久了、衣服已经不大像样的人。刚到的游客却全然不同,套装崭新时髦,漂亮得很有美国人的派头。可我们想,总统大概看不出区别,在他眼里,我们都一样陌生古怪,也就不必介意。同行中还有些人,在北京住得太久,只能求助于吉拉德店里最好的货色。吉拉德是城里那一家“百货商店”,水准大约同乡村或边疆小镇的杂货铺相当,甚至还差。住在北京,迟早都得依靠它;货色过时,带着霉气,想要的东西偏偏刚卖完。在它那里买不到,就无处可买。楼上的吉拉德太太照最新样式缝巴黎礼服,平时看着也不错,等到游客季来了,差别才显露。终于,我们全准备好了,在旅馆门前集合:时髦漂亮的美国游客、穿着吉拉德上等货的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我们。男士们也烦恼,有几位不得不借高顶礼帽。临出发,又传来消息,说要按礼仪鞠躬,竟让我们中几个人惊得想打退堂鼓。
两点钟我们要在北海门集合,因为路途遥远,所以我们早早就出发了。衣着时髦的美国人乘坐汽车,理所当然,而我们其他人则排起了长长的人力车队伍,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快乐地慢跑,穿过公使馆区的大门,经过北侧城防斜坡,穿过皇城的大门,最后,经过半个小时的奔跑,到达了北海门,通向古老而废弃的冬宫。后来我们发现,参观这座古老的宫殿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要在它美丽而广阔的庭院里漫步两个小时,直到四点钟,总统才会接待我们。现在的三月是全世界的三月,但北京的三月却过分了。没有在华北过过春天的人,无法懂得尘埃的意义。在这个晴朗、明亮的三月下午,一场典型的沙尘暴正在发生,我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在冬宫的封闭场地里漫步了两个小时,而冬宫是在总统的特别礼遇下向我们开放的!
人们说,只有亲眼目睹北京,才能体会到衰败这个词的含义。在这里,在这个老皇太后的旧居所里,腐朽达到了顶峰,这里的一切都保持着她离开时的样子,或者义和团离开时的样子,或者义和团事变后欧洲劫掠者留下的样子。美丽的土地上散布着宏伟的建筑,但全部都变成了废墟。宫殿和寺庙的屋顶上铺着的皇家黄瓦正在崩塌,丛生的杂草正在取代掉下来的瓦片,并把剩下的瓦片推倒。在其中一座寺庙里,我们走过散落的丰富雕刻碎片,踢着从祭坛上掉下来的镀金神像的破碎头和手,擦过墙上摇曳的松散的旧画碎片。一栋建筑内有一座曾经美丽的喷泉的遗迹,喷过漆,现在已经腐烂并化为灰尘。房间的四个角落里,真人大小的旧神被堆成一堆,上面盖着席子,从这布满灰尘的覆盖物下面,伸出肮脏、伤痕累累的头颅和镀金的身体,可笑又可悲。
庭园里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杂草长到齐肩高,从大庭院的石头之间以及连接寺庙和宫殿的空地中长出来,我们穿过这片灌木丛,在滚动的石头上绊倒,同时被旋转的灰尘所笼罩,永远的北京灰尘,直接来自戈壁沙漠。所有这一切对我们个人的外表来说是非常灾难性的,两个小时结束后,我们都降到了几乎相同的水平:真的,当我们再次乘坐人力车(和汽车)前往紫禁城的总统府时,美丽的美国人,穿着吉拉德最好的衣服和我们自己之间没有太大区别。
这座宫殿的庭院比我们在北京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要漂亮得多。道路是新扫过的,虽然光秃秃的,但一切都非常整洁、干净、有序。草坪,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就像直隶的大平原一样干旱、寸草不生。我们在四点前几分钟到达,从我们的车辆上下来,然后进行清理过程。用手帕掸掉沾满灰尘的鞋子,拍拍拍打沾满灰尘的外套,重新梳理被风吹动的头发,清除眼角的灰尘,妇女们手中接过粉纸。一位女士兴高采烈地说道:“嗯,我们见到总统的样子肯定不太漂亮,”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地表现得“漂亮”,一群人笑着站在宫殿的背风一侧,互相询问这副样子是否还过得去。我记得有一次,几年前,当我住在拉丁区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去“另一边”喝茶,在拉门铃之前,我们先用一只脚站起来,然后用另一只脚站起来,用长袜擦亮沾满灰尘的鞋子。好吧,在会见中国大总统之前,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终于干净了,然后神情庄重地绕过大楼的拐角,出现在宫殿的前厅,通向总统的房间。在这里,我们发现芮恩施博士正在等我们,他把我们分成八人一组,让我们等待,等候召见。以前,官员们常常在这个前厅里等待太后的觐见,我们试图想象今天这个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挤满了这些穿着华丽长袍的高官。除了墙壁和天花板上的精美雕刻以及几件华丽的旧家具外,宫殿的昔日辉煌已荡然无存。天花板现在被一盏华丽、廉价的欧洲枝形吊灯毁坏了,而美丽的乌木桌子上到处立着丑陋的现代花瓶,直接从五美分和十美分的商店买来的。地板上铺着丑陋的油布。这就是现代化的、充满西方文化的中国。
我们一行八人最先被叫到,芮恩施博士带着一位翻译在前引路。我们走出前厅,沿着一条开放的大理石走廊走去,走廊里站满了身穿灰色棉质军服的中国士兵,当美国公使经过时,他们起立敬礼。立刻我们就到了另一个房间,同样陈设朴素,下一刻就和一位穿着礼服大衣、毫不起眼的小个子男人——总统黎元洪握手了。总统通过翻译解释说,他希望我们进入远处的房间,在那里他可以亲自与我们一一交谈。他向另一个房间挥了挥手,我的记忆是我们在前面带路!一切发生得太快,我记不清了;但不知怎的,当总统和芮恩施博士在一秒钟后赶到我们身后时,我们的团队似乎正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然而,你不能指望没有在宫廷长大的人对这些事情了解很多,而且我们可能也很慌张。
黎总统、芮恩施博士和翻译站在一起,我们在他们面前围成半圆。芮恩施博士逐个介绍我们,说明每个人是谁,代表什么,或者做过什么。他先介绍艾伦夫妇,说艾伦先生的身份、他代表的美国重要商业利益、来中国的缘由,等等。翻译再把这些话复述给总统。总统好奇地打量艾伦夫妇,我们其他人也一样。翻译说完,黎总统用中文回答;据说他会英语,但不够熟练,所以没有尝试。“贵人相逢,恭维往来。”芮恩施博士说了许多关于艾伦夫妇和中国的好话,总统则说了许多关于艾伦夫妇和美国的好话。仅仅介绍我们中的头两位,就花了不少时间。同时,两名仆人端来香槟和糕点。我们一手拿酒杯,一手拿糕点,等着看总统说完多么高兴他来到中国后,艾伦先生会怎样应对。他倒应付自如,作了一段得体的短讲话,说深感荣幸,诸如此类。
接下来轮到我们。芮恩施博士已经把整个团体统称为“有代表性的美国人”,我们焦急地猜想,他能找出什么话来介绍我们两个。不过,他实际说的话令我们十分满意;总统显然也高兴,回答说很高兴我们是这样的人。介绍就这样沿着半圆继续下去,我们简直觉得末日审判到了,所有人内心的秘密都正在公开:我们以为自己很了解朋友和他们的一切,却仍屏住呼吸,等着听芮恩施博士怎样介绍、怎样推许他们!直到听到总统优雅而客气的欢迎辞,我们才明白“真正的东方礼貌”是什么意思。我们正对着他站,有很好的机会仔细观察:他身材矮壮,留着小胡子,肤色比一般中国人深得多,据说是因为有暹罗血统。也有许多人说,他根本没有暹罗血统。在中国,事情总是如此:一个人告诉你的话,接下来遇到的另一个人总会断然否认。
接着,我们闹出了一个大笑话!艾伦夫妇、易君和我介绍完毕,轮到同行另外四个人时,我们四个竟把香槟喝了!我想,我们是不知道除此以外该怎么办:已经僵直地站了约二十分钟,一手小心端着满满的酒杯,另一手的糖霜糕点却在迅速融化。反正,我们把酒喝光,杯子放到身后的桌上,糕点也吃了。谁知芮恩施博士又说了一小段优雅的话,对我们全体作了介绍;总统随即举杯,欠身,祝我们健康。我们大吃一惊,只听易君低声催促:“酒杯,快!”艾伦夫妇、她和我,急忙伸手向后摸索桌上的空杯,尽量保持礼貌,喝尽仅剩的几滴酒。然后,我们再次同总统握手,依次退出房间。
回到前厅,其余的人围过来,向我们请教诀窍。我们有两条重要忠告:不要走到中国总统前面带路;他没有举杯,你就不要动自己的酒杯!
第十四章英国的十二条要求
更大的麻烦已经在酝酿之中。中国非宣战不可,而且必须尽快宣战。先前为了使她断交,已经周旋了五个星期;要促使她迈出下一步,恐怕还得更久,因为反对意见一天比一天强烈。总统执意反对,而且支持他的人相当多。人们公开谈论,一旦决裂便可能爆发革命,因为某些领袖决心不受“外国势力”支配。许多中国人可以收买,但中国人总体上并不好愚弄。无论怎样热烈称赞中国的“男子气概”,也不能蒙住他们的眼睛:若决定屈服,把本国交给欧洲利益支配,等待他们的必是枷锁。
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其中一份报纸刊登了这篇重要的文章,标题为“西藏事务”:
据报英国提出要求 中国议员愤慨。何胜平〔音译〕等参议员向政府提出下列质询:“据日本报纸报道,英国政府就西藏事务向中国政府提出十二条要求。这些要求如此苛刻无理,足以激起任何民族的愤怒。我们为什么就潜艇战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为什么宣布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不就是为了援助协约国,不就是为了直接帮助英国吗?如今报纸上却出现英国的这些要求,实在令人震惊。依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我们要求政府在五日内答复:传闻中的要求究竟如何,政府又持何种态度。”
日本报纸报道的英国的要求如下:
第一条 英国有权在印度与西藏之间修筑铁路。
第二条 中国政府应向英国政府借款,用以改善西藏行政。
第三条 西藏与英国之间的条约义务,应与以往一样继续有效。
第四条 西藏的工业企业应聘用英国专家。
第五条 中国应担保偿还西藏人向英国人所借的款项。
第六条 中国和英国均不得无故向西藏派兵。
第七条 中国政府不得自行任免西藏官员。
第八条 应准许英国政府在拉萨、江孜、昌都等地架设电报线。
第九条 在拉萨及其他地方设立英国邮政。
第十条 中国不得干涉英国政府在西藏的行动。
第十一条 不得把西藏的任何特权或利益授予其他国家。
第十二条 西藏所有矿藏均由中英两国政府联合开采。
这十二项要求遭到了中国议员的强烈不满,他们奇特地称之为“残酷无理”,实际上等于英国政府吞并西藏。有趣的是,想到是日本媒体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宣传。我们已经习惯了日本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以至于没有意识到其他国家提出的要求同样广泛、同样武断。当然,英国的这些要求不会像日本那样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请记住,在这里,除了“日本侵略”之外,人们通常不会想到或谈论任何其他东西。你看,日本是欧洲完全统治东方的唯一绊脚石。若没有日本,中国也许已成为另一个印度。日本面临着大多数欧洲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以及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排斥,无法承受中国受欧洲控制的后果。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问题。
那天晚上,我们和一位地位很高的中国绅士一起吃饭,他邀请我们去宫门外一家古老而非常有名的餐馆吃饭。在太后时代,官员们每晚都聚集在这家餐厅,等待宫中颁布圣旨。而法令往往要到凌晨两三点才出现,他们在这漫长的等待中用许多连法国厨师都无法比拟的精致美食来安慰自己。而如果说当年的饭菜和现在一样美味的话,那些老官员们过得也很愉快,真是很会享福。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饭馆门前昏暗的街道上挤满了五花八门的人力车、京车、汽车,我们借着摇曳的灯笼灯光穿过它们。我们走进了一间拥挤而喧闹的厨房,里面挤满了匆匆忙忙的服务员和弯腰在炭火旁大喊大叫的厨师。与外面的寒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空气温暖宜人,散发着木炭的烟雾和异国风味美食的香气。我们的餐桌已经在雅间里等着我们了。整个地方由雅间组成,用厚实的石墙隔开,这样人们就听不到隔壁正在酝酿的阴谋和阴谋,尽管无论如何,开放庭院中由争先恐后、大喊大叫的服务员引起的喧闹使这一切变得不可能。房间里铺着石头地板,没有暖气,只是比室外略微暖一点。不经意间,我们脱下了外衣——不是全部,只有两三个;因为我们把一件外套套在另一件外套上的方式已经变得非常中国化了。然而,在第二道菜结束时,我们又把它们全部穿上了,因为漏风的窗户和不断打开的通向庭院的门使我们所有温暖的东西变得不可或缺。
那位中国绅士请我们吃了一顿“头等”晚宴。头等宴席总以燕窝汤开场,这是中国人待客所能奉上的最佳美味,也是最昂贵的。我们也先喝了燕窝汤,果然是头等享受——滑润如胶,细腻鲜美,滋味难以形容。接着才上别的菜。因为这次招待外国人,只安排了十二道;通常中国宴席可有几十道菜。外国人若不知底细,试图从头吃到尾,往往会把“四十道菜”说成“四十道咒”。菜肴一道接一道,似乎没个尽头;但中国人的规矩是,吃够了便可走,比如吃过四五道,不必从开席坐到散席。主人告诉我们,这一晚在我们这席之前,他已赴过三场宴会,随后还准备再去一两场。我们听得颇不自在,以为自己也该告辞了。他赶紧解释,特为我们设的这席不长,我们务必吃完。要我说,这倒是件轻松愉快的事!
燕窝汤以后是鱼翅,又是一道珍馐美味。接着是鱼、另一种汤、鸡肉末、鸭肉和米饭、糕点、贝类、又一道鸭肉、莲花汤,最后才上水果和咖啡。每端上一道佳肴,主人都连声致歉,说食材不好,烹调不精;我们则热烈反驳,大加赞赏。这似乎也是中国的待客礼数:主人一道道地自谦,客人却吃得再也吃不下。因为我们不善用筷,这顿饭吃了很久,但总算把摆在面前的道道佳肴都吃完了。一壶热清酒,多少驱散了一点钻入骨里的寒意,可效用实在有限:像顶针一般的小酒杯只能盛几滴,总不好意思把酒壶讨上十八遍吧!用餐时,尹先生先生谈起许多政局内幕;最后,我们请他解释英国十二条要求的含义。他立即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
“这些要求是一种威胁,”他说,“一种强制形式,迫使我们采取下一步行动,宣战。如果我们宣战,这些要求就会撤回。我们很熟悉这些要求,过去有需要时,也曾提出来过。”
第十五章结语
四月一日,我们就要离开北京,让中国独自面对她的命运了!我们已经看够了,同情心备受煎熬,几乎耗尽。反对宣战的声音每天都在增长,革命的传闻也一样。不过,一场革命恰恰是所需要的——把反对参战的人赶下台,让一群听命于欧洲、顺从欧洲势力的官员掌权。革命会给欧洲“保护”中国提供最后一个堂皇的借口。你等着看,记住我的话。当然,整顿这个动荡国家的绝不会是日本。绝不能是日本,那个商业上的强劲对手。到这时你想必已经明白:日本侵略是不道德、应受谴责的;欧洲的侵略,或者说“文明”,却是东方命中注定应当接受的东西。这个世界对东方与西方,实行着两套国际正义标准。
至少,我们庆幸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身在中国,可以亲眼看看他们怎样办事。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这里却在发生一些事情;倘若世界能够自由地了解并评判它们,这些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可是在东方与世隔绝的安全掩护下,如今什么都做得出来。在战争的背面、战争的背后,丑恶的事正在进行;等战争结束时,它们早已全部办妥,安安稳稳地成为既成事实。这场为文明而打的战争,恰好给了“文明”在东方所需要的一切机会。
所以,我们要离开北京,离开这座瑰丽而粗犷的北京,离开它旋转的流言之云与旋转的尘土之云。两者都使我们窒息。我们要去日本看樱花。
附录一
这份快讯刊登在 一九一八 年 七 月下旬或 八 月上旬的《纽约时报》上:
担忧中国鸦片贸易复兴
陕西大片土地种植罂粟 英国提出抗议 政府无能为力 地方实际由土匪控制 或将设法执法
来自特约记者。 一九一八 年 五 月 二十七 日,北京:
中国做得很好的极少数事情之一就是禁绝鸦片吸食及其所有有害影响。在开明的外国舆论的推动下,中国人比原计划更早地戒除鸦片,其彻底性实际上违背了英国政府所加入的公约。
在其他情况下这可能会产生尴尬的后果。但那些冒险的人知道,英国人民不会容忍继续向中国输入鸦片,即使这确实涉及违反某些协议。
数年来,中国已被确认为禁绝了鸦片,也就是说,罂粟种植已经完全停止。当然,吸食的习惯还未彻底消除——这需要时间。只要对这种毒品的需求依然存在,就足以诱使贪婪的官员和无良的投机者,纵容重新种植罂粟、恢复销售和吸食的企图。
中国普遍存在的无法无天的状况导致了对权威的漠视,特别是当它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机会时,而北京行政当局的持续衰弱则为鸦片贩运的恢复创造了条件。
因此,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收到有关陕西省大片罂粟种植的报告,也就不足为奇了。陕西省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省份,不幸的居民遭到大批土匪(中国相当于强盗或小偷)的骚扰、掠夺和谋杀。这些报告来自传教士和外国游客,自然不容忽视。
据此,英国公使已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根据《鸦片公约》,只要中国种植罂粟,印度鸦片就可以进口到中国。这是法律方面的问题,但在理想更高的今天,可以推测朱尔典爵士和他所代表的英国政府更关心道德方面。他的抗议并不是为了印度鸦片的利益,而是希望国家的复兴不再重蹈覆辙。
中国政府的答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稳妥地推断,政府会保证向地方当局下令,执行禁止种植罂粟的法律。至于命令能否得到遵行,却不那么确定。
北京谕令以“凛遵毋违”一类警告收尾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时人们还听从谕令,如今政府的权威似乎连京畿之外都到不了。无论中央多么愿意禁止种植罂粟,也管不了远方那些割据的督军。那么,一个无法行使权力的政府,又怎能被要求负责?缔约列强处处遇到这个问题。必须有一国或数国,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挥剑斩断戈尔迪乌姆之结。会是谁,会是哪几国呢?
摘自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四日《华北捷报》的一篇文章:
中国政府完成这笔鸦片交易后,把在浙江、湖北和江苏销售鸦片的专营权,承包给一家专门成立的公司,名为西济公司〔音译待考〕。
文章接着说,西济公司以每箱一万两向中国政府购买鸦片,再以每箱二万三千两出售给各地承包商;后者又以每箱二万七千两卖给药店或消费者。
摘自米勒德 一九一八 年 十 月 十二 日的《远东评论》:
北京政府最好认真考虑英美两国政府就鸦片问题发出的照会。鸦片贸易在中国不可能重新兴盛,正如非洲奴隶贸易不可能复兴一样。如果北京想靠出售上海剩余鸦片库存赚几个钱,这种冒险很危险。就在几年前,中国曾在海牙、在与会各国面前承诺,境内不再种植罂粟,也不再容许鸦片买卖。英美政府的照会正把这个海牙承诺直接提醒北京当权者注意。这两个西方政府同时采取行动,绝非毫无深意;北京若漠然置之,便不可能不受惩罚。干涉中国内政当然不是英国或美国政府的政策,但两国确实决意不允许任何像用鸦片败坏、麻醉人民那样,损伤道德、冒犯世界良知的事业继续下去。伦敦和华盛顿似乎还没有充分了解北京的情形,以及左右首都官员的动机与驱使力量;那里同俄国一样,需要改革。可以说,过去二百年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什么时候,中国的名誉像现在这样受到贬损和玷污。协约国及美国的代表正在俄国,肩负协助俄国人民团结、建立稳定政府的任务;中国也同样需要这种性质、这种目的的代表。俄国很快会有一个由人民选择的稳定政府;中国却眼看还将动荡下去,只要北京继续像眼下这样治理国家。
摘自《纽约时报》,一九一八 年 十一 月 二十五 日:
中国将销毁鸦片
回应协约国交涉 将焚毁一千二百箱
纽约时报公司一九一八年版权所有 本报专电
北京,十一月二十三日。政府回应英美交涉,已决定销毁上海余存鸦片。已有三百箱售出,另有一千二百箱将当着协约国代表的面焚毁。政府把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宣扬成自己的德政。
美国来救援了!可怜的老中国,想必真是险些过不了这一关。
附录二
摘自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二日《纽约医学纪事》:
所谓西班牙流感的起源
詹姆斯·约瑟夫·金 文学学士 医学博士
纽约
美国陆军军医队上尉
在这篇初步札记中,我们想考察目前的流行病与一九一〇年十月在中国哈尔滨暴发、随后迅速而持续地蔓延于中国北方的肺鼠疫有何相似之处,并提出一种看法:这次流行病也许是同一种疾病,只因人种和地域差异而发生了变化。我国军营出现疫情后不久,研究中国事务的美国著名专家盖伊·沃克先生,向笔者提出了关于疫情来源的这种意见。由此,我们调查了中国肺鼠疫的报告。那次疫情与如今流行于我国城市和军营的疾病,有足够多的相似之处,值得加以考虑。
一九一〇年下半年,肺鼠疫首先出现在中国管辖的满洲城镇哈尔滨。哈尔滨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线上,是这种疾病最初的温床。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以前,俄国也曾流行鼠疫,但俄国人警觉于其危险,立即采取行动,将其扑灭。人们认为,鼠疫是由毛皮商人和回乡过年的中国劳工带进哈尔滨的;回家过年,是中国普遍遵行的习俗。鼠疫从哈尔滨迅速向四面传播,通常沿铁路交通线扩散,向南一直传到海港烟台,可能是由从北方返乡的中国劳工带去的。
〔原文此处有所省略〕
这场鼠疫十分严重,死亡率高得惊人,蔓延于全中国。北方华工走到哪里,就把疾病带到哪里。从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七年,中国一直未能摆脱它。笔者听说,去年北京还有几宗病例。
一九一七年初,约二十万名华工从中国北方征集后被送往法国做工;自一九一〇年以来,肺鼠疫曾在那里不时肆虐。其中一部分经地中海转运;另一些,也许是大多数,先横渡太平洋,再经加拿大和美国,横渡大西洋到法国。一列列专列载着这些劳工穿过美国到纽约,再送往法国。他们在法国做工十分出色;一九一八年三月德军进攻时,他们在战线后方。无疑,当时有不少人被德军俘虏。疾病于是便在德国军队中暴发,又迅速传到西班牙。
据我们所知,这种疾病最初于今年春天在德国军队中暴发,据说疫情十分严重。随后我们听说西班牙也出现了疫情,于是有了“西班牙流感”这个名称。这个名字其实不确切,却一直沿用下来,也许因为这是西班牙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流感大流行。自从我国陆海军人员从法国战场归来,它就在全国各地的军营与城市中广泛而严重地流行。
〔原文此处有所省略〕
……鼠疫杆菌也许原本以无毒力的状态存在于华工体内;当它转移到从未接触过它的宿主群体中,便可能呈现新的毒力、活力,以及稍有不同的形态。这次疫情的高死亡率与强传染性,强烈提示了这种可能。
以此为基础,便可以解释历次大战之后发生的流行病。一个民族或部落若能在某种疾病侵袭下长期生存,就会获得对该病的免疫力。然而,战争中不同民族自由而密切地混杂相处,便会暴发流行病。在一个人种中不活跃、无毒力的病原体,到了尚未对这种特定病原体获得免疫力的另一个人种中,就会变得有毒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