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末日

一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清晨极早，海面平静，天上有星。东方天际一线微光，示意天将破晓，然而夜色犹在。空气柔软而湿润。——这是北方的夏天呢，还是暖地的冬天？四望无物，没有陆地，没有灯火，没有帆影，没有任何可以指认方位的东西——只是一片海上的孤寂，在完美的天气里，在游移不定的曙色的神秘里。

像一头为了出其不意而自行隐匿的巨鲸，这艘庞大的铁甲舰以决然的迟缓无声前行，机器几乎不转。

它方才几乎不曾停下来喘一口气，便走完了五千海里，螺旋桨始终保持每分钟四十八转，不停泊，不受任何损伤，笨重的机件也没有多少磨损，就完成了这样体量的庞然大物所曾承担过的最长的航程，且始终保持最高的续航速度；在这一场要紧的较量里，它击败了那些素有快名、乍看之下似乎更胜一筹的船。

今天早晨它抵达了旅程的终点，它即将到达世上这样一处地方：昨日人们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如今全欧洲的眼睛都朝它转了过来。这片海，晨光正静静在其上破晓的这片海，就是黄海，就是直隶湾，由此可以上北京去。一支庞大无匹的战斗舰队想必已经集结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尽管眼下还没有任何迹象显出它就在近处。

我们横渡这片黄海已有两三天，正是九月的好天气。昨天和前天，挂席帆的中国帆船横过我们的航路，往朝鲜去；远近的海岸与岛屿也曾露面；可是此刻整个地平圈都是空的。

自午夜起我们一直慢行，好叫我们预定在这支舰队中间的到达——那必得伴以军中的排场——不至于发生在太早的时辰。

五时。半明半暗中响起起床号的乐声，那快活的号音每天早晨把水兵们唤醒。比平日早些，好让人有充裕的时间替这铁甲舰梳洗——四十五天的海上航行使它失了几分鲜亮。我们还是什么也看不见，然而桅顶的瞭望兵报告说，地平线上有黑烟。这一小片煤烟，从底下看去不算什么，却预告着一种可畏的存在；它是大钢船吐出来的，它是我们即将加入的这支前所未有的舰队的呼吸。

船梳洗之前，先是人的梳洗。赤脚赤膊，水兵们在初明的天光里泼水嬉弄。虽然一直苦干，他们并不比载着他们的船更疲乏。「可畏号」在那些仓促开拔的船里，是唯一一艘船上既无死亡也无疾病的，连过红海时也是如此。

此刻太阳已清清楚楚升上地平线，一轮黄盘，从平静的水面后头慢慢爬上去。对我们这些刚离开赤道地带的人，这场日出虽然明亮，却不知怎的带着忧郁与晦钝，有秋意，有北方的气味。真的，两三天里太阳就变了。它不再灼人，不再危险，我们不再怕它。

在我们前方，从那片煤烟里，远处的物事开始浮现，只有水手的眼睛才辨得出：该说是一片长矛的森林，栽在空间的尽头，几乎在目力之外。我们知道那是什么——巨大的烟囱，沉重的战斗桅，可怕的战争行头，它们连同煤烟，远远地把一支近代舰队显露出来。早晨的清扫完毕，一切都用海水一桶桶冲洗过之后，「可畏号」把速度加到每小时十一节半，那是它自离开法国以来一直保持的平均速度。水兵们忙着擦亮黄铜与紫铜，它则重新在安静的水上犁出深深的一道沟。

烟色的地平线上，物事开始站出来，现出形状。在数不清的桅杆底下，可以分辨出各种形体各种颜色的团块。那就是船。在平静的水与苍白的天之间，横着这一整支可怕的队伍，一群古怪的怪物：有的白而黄，有的白而黑，有的作淤泥或雾的颜色，为的是不容易被认出。它们的背拱起，侧身半浸在水里，藏着，像一群不安的大龟。它们的构造随各人对毁灭机器的设想而不同，然而无不吐出可憎的煤烟，把早晨的光弄浊了。

中国的海岸，看不见的程度与我们远在千里之外、或与它根本不存在无异。然而我们离大沽已近，那正是多日以来我们心心所向的会合之地。是中国，虽然看不见却近在旁边的中国，以它的近处招来这一群猛兽，又把它们摁在海上这一个确切的点上不动，像一群被逼住的鹿，直等有人说出那句话来。

海水在这较浅处失了我们久已习惯的那种好看的蓝，变得浑浊而发黄；天虽无云，却分明是忧郁的。我们对这整幅景象的第一印象——我们无疑将长久地做它的一部分——是悲凉。

但此刻我们渐渐近了，太阳也升起来，情形便变了，那些漂亮的、闪着光的铁甲舰带着五色旗帜，一艘艘显出身形来。这确实是一支了不得的舰队，在这里代表欧洲——武装起来对着阴沉沉的老中国的欧洲。它占去的空间无穷无尽，整个地平线似乎都挤满了船，小艇——小小的蒸汽拖船——在那些不动的大船之间像忙人一样奔走。

此刻四面的炮开始为我们的海军上将奏起军礼，在黑烟的厚幕底下；火药的轻快亮烟像禾束一样绽开，散作一团团白色；三色旗则在铁桅上为我们升起又落下。到处号声大作，外国的军乐队奏起我们的《马赛曲》——人多少要被这套仪节陶醉了，它总是一样的，却总是堂皇的，在这里又因舰队的排场而借得一种不常有的壮丽。

太阳到底完全醒了，照得发亮，给我们到达的这一天添上一层仲夏暑热的最后的幻觉；在这个季候极端的国度里，两个月之后，就要上冻，进入长长的冬天了。

九月二十五日。

只隔了一天，一切都不同了。早晨起了风——算不上风，刚够把大团模糊的烟羽铺开在海面上。这片开阔而不甚深的泊地上已经起了浪沟，小艇不断来去，在水沫里一上一下地颠。

一艘挂德国旗的船出现在地平线上，就像我们昨天出现时那样；人们立刻认出那是「赫塔号」，载着瓦德西元帅——他是联军这个会合地所等的军事统帅中最后到的一个。昨天为我们放的礼炮，又为他重放一遍，整套堂皇的仪节重演一次。大炮又吐出烟云，把一簇簇白的掺进那更浓的烟里，各国乐队都奏起德国的国歌，声音乘着渐起的风飘开去。

风越吹越响，越强，越冷；是一场坏的秋风，绕着捕鲸船和拖船打转——昨天它们还能在舰队各群之间从容往来。

它预告我们将有难过的日子，因为在这个靠不住的港湾里——一个钟头之内它就会变得危险——我们得把法国派来的几千名士兵和几千吨军需卸上岸去。许多人许多物要在这片粗糙的水上搬运，用驳船或小艇，在寒冷里，甚至在夜里，还要越过河口那条变动不定的沙洲运到大沽去。

组织这一场漫长而危险的事业，头几个月里将是我们海军的差事：一个清苦的、耗人的、无名的角色，没有表面上的光荣。

二

一九〇〇年十月三日。

直隶湾内，宁海的海滩上，初升的太阳照着。这里有单桅艇、拖船、捕鲸船、中国帆船，船头插进沙里，在一座庞大炮台脚下卸下士兵和军需——那炮台的炮是沉默的。这片岸上的杂乱与喧哗，历史上任何别的时代都不曾见过。从这些正下着大批人的船上，欧洲各国的旗子乱纷纷地飘着。

岸上长着桦树与柳树，远处形状奇特的山把它们的尖峰举向清明的天。全是北方的树，可见这国度的冬天是冷的；然而早晨的太阳已经在灼人了；远处的峰顶紫得极好，阳光像在普罗旺斯一样。在那些堆起来草草筑防的土袋之间，站着各色各样的人。有哥萨克，有奥国人，有德国人，有英国的海军士官生，同我们武装的水兵并在一处；有小个子的日本兵，穿着新的欧式军服，军人气派好得出人意料；有俄国红十字会的白净女士们，忙着拆开救护车用的物件；还有从那不勒斯来的意大利轻步兵，把他们的雄鸡羽毛插在殖民地的军帽上。

这些山，在这样的阳光里，在这样澄澈的空气里，有一点什么使人想起秋天早晨的地中海岸。不远处树丛间立着一座灰旧的建筑，歪斜扭曲，满身龙与怪物竖着。那是一座庙。那道没有尽头的城垣，蜿蜒过去，最后消失在远山的顶背后，那就是中国的长城，它划出满洲的界。

赤着脚在沙里上岸的士兵，用各种语言快活地互相招呼，看来是容易取乐的一类人。他们今天做的事叫做「和平的占领」，倒更像是在庆贺一场普世的融合、普世的和平；然而离此不远，天津与北京一带，那国土已成废墟，遍地是死人。

占住宁海、把它作为补给基地守下来，这必要已经让联军舰队的各国海军上将都明白了；前天所有的船都为一场厮杀做好了准备，因为知道岸上的炮台装备很齐；然而住在这里的中国人，得一名官员的警告说天亮时会有一支可畏的铁甲队伍出现，宁可离开此地——所以我们到时，这里已成空城。

那座俯瞰海滩、构成长城入海一端终点的炮台，被宣布为国际共管。

七个联盟国家的旗子一同在那里飘着，按字母次序排在长杆的顶上，杆下有哨兵看守——奥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俄国。

散布在四周高地上的其余炮台已经分派妥当，归法国的那一座离海滩约一英里。到那里去要走一条满是尘土的路，两旁是桦树和柔弱的柳树，路穿过菜园与果园，这些园子跟我们那边一样，在同一个季候里转黄——园子跟我们的一模一样，规矩地排着几行白菜与南瓜，长长地排着莴苣。树丛间零零散散的小木屋，也像我们村里的屋子，红瓦顶，藤蔓牵成花彩，还有一小畦一小畦的百日草、翠菊和菊花。这是一个本该平安、本该幸福的地方，却在两天之内，因害怕欧洲来的入侵者靠近，变得人烟断绝。

在这个清爽的十月早晨，各国的水兵和士兵沿着通往法国炮台的荫路匆匆奔走，寻那发现的乐趣；在一片被征服的土地上自寻开心，捉鸡，从园里偷生菜和梨。俄国人在把一座庙里的佛像与镀金瓶罐搬下来。英国人用棍子赶着从田里抓来的牛。达尔马提亚人和日本人——交情只有一个钟头的好朋友——在一条溪边一同洗漱；两个意大利轻步兵捉到一头小驴，跨在上面骑，笑得几乎要炸开。

然而昨天起头的那场中国农人的凄凉出走，仍然在继续；虽然人家向他们保证谁也不会受害，留下来的人还是觉得自己离得太近，宁可逃走。一家一家的人低着头走了；男人、女人、孩子，一样穿着蓝布长衫，驮着行李，连小娃娃也认命地抱着自己的小枕头和小褥子。

有一幕是叫人心碎的。一个中国老妇人——很老很老，或许有一百岁——几乎站不住了，正不知要往哪里去，她被逐出了自己的家，一队德国人在那里驻下了；她走了，拖着自己的身子，靠两个大约是她孙子的少年扶持，那两个孩子尽力搀着她，眼里看她的神情是无限的恭敬与温柔。她像是没有看见我们，脸上像是再也不对任何人抱什么指望，她慢慢地走过去，那张可怜的脸上满是绝望，满是至极而无可挽回的痛苦；她身后的兵们正哄笑着，把她祖先神位前那些朴素的画像抛开去。秋天早晨的好阳光，安静地照着她那收拾得很整齐的小园子，园里百日草与翠菊开着花。

落在法国人手里的这座炮台，连着它的附属设施，几乎占去一座城的地方：官员与兵丁的住处，电机房，马厩，火药库。虽然门上装饰着龙，虽然入口前的一方石板上画着有爪的怪物，它却是按最新的法则筑造的——抹了灰，设了炮巢，配着最新式的克虏伯炮。中国人的不幸在于，他们在宁海附近积下了一些骇人的防务——地雷、水雷、暗埋的炸药坑、设垒的营地——却没有一样是做完的，哪一处也没有完工；排外的举动早动了半年，欧洲卖给李鸿章的那些物件，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一一弄得能用。

明天要到的一千名祖阿夫兵，将在这座炮台里过冬；等他们来之前，我们不过带了二十来个水兵来把它占下。

在这些仓皇惊怖之中弃下的屋子里走一走是稀奇的，人置身在急遽逃亡所留下的一片狼藉之中：打碎的家具与碗碟、衣服、枪、刺刀、弹道学的书、纸底的靴子、雨伞、救护用的物件，乱七八糟地堆在门前。厨房里，一盘盘的米饭等着上灶，还有几碟白菜，几块炸蚂蚱做的饼。

到处是炮弹，弹壳撒了一地，火棉散得很危险，黑火药洒成长长的一道道。然而在这一场军械的放浪旁边，一些滑稽的细处证明着中国生活里属于人的那一面：所有的窗台上都摆着花盆，所有的墙上都有兵们安放的家神。这里麻雀极多，看来住在此地的人从不去惊动它们；屋顶上的猫谨慎地观望，却又想同我们攀上关系，正在打量：跟我们这样出人意料的房客，能过成怎样一种家常。

离我们很近，出炮台一百米，长城便从那里过去。在这一段上头有一座敌楼，日本人此刻驻在里面，他们把白旗插在一根竹竿上，立在红的日光里。

那些小个子日本兵总是笑着，对法国人尤其如此，他们邀我们上去，从高处看一看四周的地方。

长城在这一处厚有七八百米，向中国这一面顺着青草缓缓下去，向满洲那一面却是直落的，两旁有巨大的方形墩台夹着。

我们登上去，脚下看见城墙一头扎进黄海，另一头升上山巅，蜿蜒穿过田野，直到目力所尽，给人一种感觉：这是一件巨大的、永远不会有尽头的东西。

朝东，在这清明的光里，我们看得见满洲的荒原。

朝西——在中国这边——多林的原野有一种骗人的太平与安稳的样子。炮台上升起的各国欧洲旗子，在一片绿色之间显出节日的气派。诚然，靠海的一片平地上有哥萨克大举调动的迹象，可是离得远，声响传不到我们这里，虽然那些帐篷之间、插在地上的旗子之间，至少有五千人。别的国家往宁海只派几个连，俄国人却相反，成大队地开来，因为他们对邻近的满洲另有打算。山海关，那座因怕遭劫掠而闭了城门的鞑靼城镇，在远处显出来，灰而无声，仿佛睡在它那高高的雉堞墙后面。海上，朝着天际，泊着联军的舰队——一群冒黑烟的钢铁怪物，此刻是朋友，静静地聚在不动的蓝色里。

天气是宁静的，绝妙的，轻快的。中国这道惊人的长垣，这个季节里开花像一座园子。在它被岁月松动了的暗色砖缝之间，翠菊，还有许多像法国海边那样的石竹，正一路挤出来。

这道传说里的城墙，几百年来挡住了一切从北方来的入侵，今后大约再也见不到天朝皇帝的黄旗与青龙了。它的时代过去了，逝了，永远完了。

三

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一日，星期四。

正午，一个晴好无风的日子，天气几乎是暖的，水上的光极亮；我离开旗舰「可畏号」，往北京去办一件差事。

我们在直隶湾里，泊在去大沽的航路上，然而离岸这么远，岸是看不见的，所以哪里也没有中国的迹象。

行程一开头是坐一小段蒸汽舢板，把我们送上「孟加拉号」——那是一条小通报船，今夜将把我送上陆地。

秋日的阳光里水是柔和的蓝，这一带的秋阳总是明亮的。今天碰巧风与浪都像睡着了。目力所及，大战舰一艘接一艘，不动而含着威胁。直到天际，都是那支令人惊异的联军舰队的炮塔、桅杆、烟，还有它一大串的随从：鱼雷艇、运输船，以及成群的邮船。

我要上去待一天的「孟加拉号」，是运送兵员与军需的法国小船之一，一个月以来，它一直在那些从法国开来的运输船或货船与白河沙洲那边的大沽港之间，辛苦而乏味地来回跑。

今天船上满是祖阿夫兵——好样的祖阿夫兵，昨天从突尼斯到的，无忧无虑，欢欢喜喜，要往这不祥的中国地面上去。他们挤在舰桥上，一个贴着一个，脸上快活，眼睛睁得大大的，想望一眼中国——几个星期以来中国塞满了他们的心思，如今它近了，就在天际那边。

按仪节的规矩，「孟加拉号」出现时得经过「可畏号」的尾后向海军上将行礼。乐队在装甲后面候着，预备奏一支水兵听了最要陶醉的进行曲。等我们靠近那条大船，几乎到了它的影子底下，所有的祖阿夫兵——命里会回去的和命里要死掉的——都随着号声挥动他们的红帽子，向这条在他们眼里代表法国的船欢呼，向那位在舰桥上举帽还礼的海军上将欢呼。

半个钟头之后，中国出现了。

从来没有一片更丑、更拒人的海岸，这样叫刚到的可怜的兵们吃惊而僵住。一片低岸，一片灰色的荒地，无树无草。到处是与土同色的、巨大得骇人的炮台，几何形的团块，凿着炮眼。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门口摆出过更铺张、更凶狠的武备；在那条水色泥浊的可怕河流两岸，一样的炮台隐隐立着，给人一种既可怕又不可破的印象，也给人这样的印象：这个港口，尽管周围一片凄惨，却是头等重要的，是一个大国的钥匙，由此可以通向一座宏大、富足而强盛的城——北京想必曾经是这样的。走近些看，最前面两座炮台的墙上污痕斑斑，满是窟窿，被炮弹犁坏了，见证着不久以前的一场狂暴的战事。

我们都知道大沽失陷的那天，两边是怎样把力气都耗在对方身上的。说来像个奇迹：「雄狮号」的一发法国炮弹正落进其中一座炮台，引爆了里面极大的火药库，于是那些黄皮肤的炮手乱了头脑。日本人随即夺了这座炮台，向对面那一座开了意料之外的火，中国方面的溃败便立刻开始。若没有这个偶然，没有这一发炮弹，没有这一场惊乱，泊在白河里的所有欧洲炮舰必定难以保全；联军的登陆将成为不可能，或者难说，整场战事的面目也就全变了。

我们此刻正沿河上行，水是泥浊而带污的，各色秽物在上面漂着，还有人与畜的尸体。在两岸的阴沉里，我们借着渐斜的日光，看见一列一列的废墟，一片单调的黑与灰的荒残：泥土、灰烬、烧焦的坡，倒下的墙，瓦砾。

这条带着瘟气的河上，一种发烧似的忙乱在支配着一切，我们很难从堵塞之中挤出路来。中国帆船成百上千，每一条都挂着旗子，船尾用大字写着雇它的那个国家的名字——法国、意大利、美国之类——写在那一行鬼画符似的中国字上头；此外还有数不清的一队拖船、驳船、运煤船和邮船。

在那些可怕的、陡斜的泥岸上，在污物与死畜之间，是一种蚂蚁般的忙碌。欧洲各国军队的士兵，同被棍子赶着的苦力混在一处，拆着军需、帐篷、枪、车、骡、马。军服、垃圾、大炮、残物和各色粮秣乱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傍晚起的一阵冰冷的风，让我们在白天的热太阳之后打起寒战，也带来了冬天的阴郁。

在一片飘着法国旗的街区的废墟前面，「孟加拉号」靠上了那阴惨的岸，我们的祖阿夫兵下了船，被中国给他们的这场晦暗的接待弄得颇有些扫兴。在有人替他们张罗出某种栖身之所以前，他们在岸上点起火，风把火扇旺，他们就在黑暗与沉默里，在一团团带病气的尘土之中，热他们的晚饭。

尘土、寒冷与狂风都是从那片荒废的平原上来的；那座黑色的、被毁坏的城，挤满了兵，铺展在那里，吐着瘟疫与死亡的气息。

穿城而过的一条小街，几天之内用泥、断木和铁草草重搭起来，两旁排着来路可疑的酒馆。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各种族的杂种，卖苦艾酒、咸鱼和要人命的烈酒给兵们。有人喝醉，偶尔有刀子抽出来。

出了这个临时凑起来的街区，大沽便不再存在了。只有毁坏的墙，烧掉的屋顶，一堆一堆的灰烬，以及无可名状的盛污物的坑，坑里挤着旧衣服、狗，和带着头发的人头。

我在「孟加拉号」上睡的，这是船长赏我的一份客礼。夜里的静默不时被枪声打破，天快亮时我听见——虽然半睡着——岸上的中国人发出可怕的叫喊。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我天一亮就起来，去搭火车；这条路还通到天津，甚至再往前一点。再往前，铁路已被义和团毁了，我要怎样接着走还不知道，或许坐中国的大车，或许坐帆船，或许骑马；照各处的说法，六七天之内是别想看见北京的大城墙的。我带着一纸命令，可以从沿路的兵站领到口粮，不然在这片被蹂躏的地面上，我有饿死的危险。我的行李少到不能再少，只有一只轻便的食具箱，同行的只有一个人，一个从法国带来的忠心的仆人。

日出时我到了车站，又见到昨天那些祖阿夫兵，背上背着行囊。这条铁路不需要票，凡属军事的，按征服之权一概载运。一千名祖阿夫兵同哥萨克兵、日本兵一起挤进车厢，车厢的玻璃破了，风在里面呼啸。我在他们的军官中间找到一个位子，很快我们就谈起非洲的旧事——他们在那里待过——想念突尼斯，想念那白色的阿尔及尔。

我们在路上走了两个半钟头，穿过那片愁惨的平原。起先只是像大沽那样的灰土；后来有了芦苇和着了霜的草。四面都是大片大片的红，像血迹，那是一种沼泽植物在秋天开的花。这片荒野的天际，可以看见千千万万的候鸟，像云一样升起来，打着旋，又落下去。北风吹着，很冷。

不久平原上便住满了坟——数不清的坟，一律是同一个形状——每一座都是一个堆起来的土锥，顶上安一颗陶瓷的圆珠——有的小，像小屋，有的大得像宿营的帐篷。它们按家族聚在一处，多如大军。整个地方是一片葬地，又因我上面说过的那些红斑，带着一种血污的样子。

停车的地方，那些毁坏的车站由哥萨克占着，有烧焦的车厢——被火损了的——和被子弹打成筛子的机车。另外有些地方我们不停，因为什么也没有剩下；标出这一带的那几个村子，全毁了。

天津！早上十时。我们被冻得发痛，走下车来，北风不断把尘土扬在这片干透的地面上，我们就站在那尘云里。中国的车夫把我们拦下，连我们要往哪里去都不问，便撒开腿飞跑，拉着我们坐在他们的小车里。他们奔过的那些欧洲街道（这里叫做「租界」），从一团迷眼的尘土里看去，有大城市的气派，可是那些几乎称得上豪华的房子，都被炮弹打穿了，简直是被剖开的，没有屋顶，也没有窗。河岸上，这里同大沽一样，像一场发烧的喧乱；成千的帆船停在那里，卸着兵、马、炮。中国工人扛着极重的军需走过的街上，遇得见欧洲各国的士兵，各色军服的军官，有骑马的，有坐轿的，有步行的。自然，军礼是彼此不停地行来行去。

我们要把头搁在哪里呢？我们实在毫无主意，尽管很想有个地方避一避这冰冷的风与尘。然而我们的中国车夫仍旧像滚着的球一样跑下去。

我们敲了两三家旅馆的门，那些旅馆是从残破家具的一片狼藉之中，在废墟间立起来的。处处都满了，满到要溢出来；拿金子也买不到一间搁着褥子的阁楼。

无论愿不愿意，我们只得向素不相识的军官讨一顿饭和一个铺位；他们极友好地留了我们宿，房子上被枪弹炮弹打出的窟窿都草草塞住了，风不再进来。

十月十三日，星期六。

我选定坐帆船走，只要白河的水路容得下就一直坐下去；在这个我不得不磨蹭的地方，帆船也就当作住处。

这就要有许多小小的预备。

第一件是征用这条帆船，把这具棺材似的东西据为己有——我要在一顶席篷底下住在里面。其次是在天津那些多少都残破了的铺子里，买齐游徙几天所必需的东西，从被褥到武器；最后，向遣使会的神父们雇一个中国人来烧茶——那是小团，十四岁，一张猫的脸，一根辫子长到地上。

我同弗雷将军吃了饭。众所知道，正是他带着他那一小队法国人，最先进入北京的心腹之地——皇城。他很好，把这一趟辉煌的行程细细讲给我听：夺取那座大理石的桥，以及他最后进入皇城——那个我不久就要看见的神秘的地方，在他以前从没有一个欧洲人钻进去过。

至于我自己这一点点小小的远行，同他的比起来显得那么容易、那么无足称道，将军却好心地替我操心起我们路上喝什么来——我和我的仆人；在这个病气弥漫的时候，水是一桩常在的危险，因为中国人把人的遗骸抛下去，各处井里都躺着。于是他送了我一件贵重得说不出的礼物：一箱依云矿泉水。

四

十月十四日，星期日。

一个中国老妇人，皱得像一只过了冬的苹果，怯怯地把我们重重敲过的那扇门开了。门在一条窄巷的深影里，巷中呼出不卫生的恶臭，两边的墙被污垢染黑，人在里头觉得像关在监牢的心腹里一样。

这老妇人是个费解的角色，用一种空白而不可透入的目光把我们一一看过；随后她在我们中间认出了国际巡捕的头儿，便不出声地让到一边，容我们进去。我们跟她走进一个昏暗的小院。深秋的可怜的花在旧墙上长着，我们吸着淡而带病气的气味。

我们是一群军官，三个法国人，两个英国人，一个俄国人，明摆着是凭征服之权站在那里的。

领我们的这个人是个古怪的东西，在那双小得不可思议的脚尖上打着平衡。她灰白的头发用长针别住，向后梳得那么紧，仿佛把眼睛都拉高了。她深色的衣裳说不出是什么颜色，可是那张羊皮纸一样的脸上，极分明地带着一种属于一个耗尽了的种族的东西，我们惯常称之为高贵。她看来只是个仆妇，然而她的神情、她的举止却叫人不安；某种神秘笼着她，她像是一位有教养的主妇，却操起了一种见不得人的隐秘行当。况且这整个地方，对不知道它的人是难以描述的。

院子那边是一间龌龊的前厅，再过去是一扇漆黑的门，门上有中国字，两个红色大字。老妇人不敲，把门闩拉开，推了门。

我们也许是错的，可是我们抱着十足的诚意，是来拜访两位「女神」的——她们是被关在这座衙署里的囚人。因为我们此刻是在直隶总督衙署的下处、贱役所在、隐秘之地；要到这里来，我们得穿过一座有巨石城墙的城的莽莽荒残，那城如今只是一堆瓦砾和死尸。

这片废墟因偶然住进了一批欢乐的兵士而显出的活气，在这个星期日是奇特的、独一无二的——这一天在营中在兵房里都是假日。堆满各种残骸的长街上，祖阿夫兵和非洲轻骑兵，同戴尖顶盔的德国人臂膊挽着臂膊，在没有屋顶的房屋的墙间快活地走过。有小个子的日本兵，光洁而像机器；有戴平帽的俄国人；有插羽毛的意大利轻步兵；有奥国人；有戴大呢帽的美国人；还有缠着极大头巾的印度骑兵。欧洲各国的旗子都在天津的废墟上飘着，这城已被联军分割了。某些街区里，逃走之后陆续回来的中国人，在这个秋天的星期日的好阳光下摆起了露天的市集——在纵火的余烬之间，他们把从废墟里拾来的东西卖给兵士：瓷器、瓶罐、绸衣、皮货。我们路上的兵这样多，各色的军服这样多，举枪致敬的哨兵这样多，以至我们穿过这场闻所未闻的喧乱时，还礼还得厌倦了。

在这座毁了的城的那一头，靠近总督衙署前面的高墙处，有些中国人正受着一种枷号的刑罚，一排靠墙站着，头上有字写明他们的罪过。两队哨兵持着上了刺刀的枪守着门，一队是美国人，一队是日本人，站在那些可怕的、咧着嘴的旧石怪物旁边——那些怪物蹲在入口两侧守望着。

我们漫不经心地穿过的这座满是尘土、衰败的衙署里，并没有什么豪奢，没有什么宏大，然而它说的是真的中国、旧的中国，作着鬼脸而怀着敌意。大理石的、碎琉璃的、虫蛀木头的怪物多得过分，有的纯因年久而散落，有的在屋檐边上作势要落下来；可怖的形体半埋在沙与灰里，生着角、爪、分叉的舌头和斜视的大眼。

在那阴森的围墙院子里，百年的老树下还开着几朵晚开的玫瑰。

如今，沿着光线很坏的过道拐了几个弯，我们到了女神们的门前——就是那扇写着两个红色大字的门。中国老妇人始终不出声，始终神秘，头高高抬着，却固执地把毫无生气的眼睛低垂着，她推开那两扇黑门，作了一个顺从的手势，那意思是：「就在这里，看吧！」

在一间几乎全黑、傍晚的日光永远进不来的屋子里，两个可怜的姑娘，两个彼此相像的姊妹，在一片可叹的狼藉之中低头坐着，那姿态显出至极的惊惶——一个坐在椅上，一个坐在一张乌木床的边上，夜里她们想必是同睡这张床的。她们穿着朴素的黑衣，可是地上这里那里散着闪亮的绸子，散着绣着大朵花与金线怪兽的短袍——那是她们去迎军队时穿的衣服，在交战的日子里，在子弹的呼哨中间穿的衣服，是她们做武士、做女神的行头。

因为她们是一种贞德——若是在这样的事上说出这个几乎纯洁得像理念一样的名字不算渎亵的话——她们是那些不可理解的义和团的女神，那些人既这样凶残，又同时这样可敬：一群近于癔病的人，既招来外国人的憎恨，也招来外国人的恐惧；他们一天里可以在恐慌中不战而逃，第二天又带着被鬼附了身的人的尖叫，在比自己多十倍的军队的弹雨之下，直挺挺地扑向死。

这两位女神被俘之后，成了七国联军的财产，成了一件稀罕的摆件——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的话。她们并没有受到虐待。把她们关起来，只是怕她们自尽，那已成了她们的一个死念头。她们的命运将会怎样？擒住她们的人已经看得腻了，也不知道拿她们怎么办。

在一个败战的日子里，她们躲进的那条帆船被围住了，她们和到处跟着她们的母亲一同投了水。兵们把她们捞上来，人已昏了。两位女神经过许多照料，醒了。可是那位母亲再也没有睁开她那双斜长的中国老眼。人家让两个姑娘相信，母亲被送进医院去了，不久就会回来。起初这两个囚人是勇敢的、有生气的、傲然的，而且衣裳总是整齐。可是就在今天早晨，有人告诉了她们母亲已不在，正是这件事把她们打懵了，像挨了肉体上的一击。

她们没有钱买孝服——在中国孝服总是白的——便求人许她们穿白皮鞋；此刻那白鞋正套在她们娃娃一样的小脚上，在这里它的要紧，正如黑纱在我们那边的要紧。

她们都很瘦，脸色蜡白，算不上好看，却有一种风致，一种韵味；她们就那样站在那里，一个在另一个跟前，没有泪，眼睛垂着，两臂直直地落在身侧。她们连眼睛都不抬起来，不去看进来的是谁，也不问人家要她们做什么。我们进去时她们不动，如今什么都与她们无关了。她们等着死，对一切都无所谓。

她们绝望里的那份端严，叫我们生出一种不曾料到的敬意，敬意和无穷的怜悯。我们彼此无话可说，站在那里很窘，仿佛我们犯下了什么失礼的事。

我们想到在那张零乱的床上放些钱；可是两姊妹中的一个，一面像是没有看见我们，一面把那些银币抛到地上，做了个手势，请那仆妇随意处置。这样看来，那又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错。

欧洲军官同义和团的女神之间隔着这样一道不可通的深沟，以至无论用什么方式，我们都不可能向她们表示同情。于是我们这些本是来看一场稀奇景象取乐的人，默默地走了，心弦一紧地想着那两个可怜的人：她们关在一间幽暗的屋子里，暮色正在暗下去。

我的那条帆船上有五个中国人，将挂着法国旗上行，那旗已经是一种庇护。军方决定这样更稳当些——虽然我和我的仆人都带着武器——派两名兵士同我们走，两个人，带着马，马上载着枪与弹药。

出了天津——我又在那里过了一天——顺着往北京的方向，可以再坐一个钟头的火车，到杨村这个镇子。我的帆船载着两名兵士、小团和行李，将在河的一个弯处等我，今天已经随一支军队的护卫先走了。

今天晚上我同总领事吃饭，他几乎是靠奇迹才没有被打死的，虽然围城的时候，他的旗子长久是中国炮手瞄准的靶子。

五

十月十五日，星期一。

早上八时我坐火车离开天津。在路上走了一个钟头，穿过还是那一片平原，还是那一片荒凉，还是那一样割人的风，那一样的尘土。然后是杨村的废墟，火车到此为止，因为前面没有路了；从这一点往前，义和团把一切都毁了，桥断了，车站烧了，铁轨撒在田野上。

我的帆船在河边等着我。眼下，至少三天里，我得把日子安排在水上过，在这条古怪的船的舱里，在那具小棺材里，在一顶席篷底下——那篷上千百个窟窿都看得见天，今夜还将放白霜进来扰我们的睡。可是这间我要在里头起居、吃饭、睡觉，同我那几个法国同伴全无分际地混住的屋子，实在太小，小得不能再小，于是我打发走了一名兵士。四个人在那里头无论怎样都过不下去。

我这一路的中国人衣衫破烂，样子龌龊，深深地作揖迎我。一个去掌舵，其余的跳上岸，把自己套在一根系在帆船桅上的长绳的末端——于是我们动身了，被人拉着逆白河的流水上行。这是一条沉重而有毒的河，两岸的芦苇间这里那里露出人的肢体。

我留下的那名兵士叫勒诺，他说他是卡尔瓦多斯人。他同我的仆人奥斯曼，两个都为要上北京而高兴，比赛着谁更快活、谁更肯效力，比赛着想出些又滑稽又机巧的法子，把我们的住处弄得便当些。这趟行程，虽然四周的景物讨厌，却是在他们孩子似的笑声里开头的。我们在大亮的早晨动身，头上是一片骗人的阳光，装作还是夏天，虽然吹着冰冷的风。

七个联盟国家沿白河一段一段地设了兵站，为的是保住北京与它们船只所泊的直隶湾之间由水路的交通。十一时许，我叫帆船停在一座大的中国炮台旁边，炮台上飘着法国旗。

那是我们的一处兵站，由祖阿夫兵驻守；我们下去领口粮，够两天用的面包、酒、罐头、糖和茶。此后一直要到通州——那「天洁之城」——才再领得到；若没有意外拦阻，后天傍晚可以到那里。随后我们的帆船又被拉着走；缓慢而单调地，我们在阴郁荒残的两岸之间前行。

我们四周的地方一成不变。两边直到目力所尽，都是高粱田——那是一种巨大的黍，比我们的玉米高得多。战事使它错过了收割的时候，于是它就那样立着，被霜打红了。单调的小纤道，灰土上一条窄带，同那冷而腥臭的水一般高，在那永远也走不完的干高粱脚下——那高粱沿河织成一幅没有尽头的帘子。有时天际出现一个幻影似的村子；走近去，才知道只是废墟和死人的尸首。

我的帆船上有一把官员的扶手椅，太阳好而风不太割人的时候，我便端坐在上面。更多的时候，我宁愿沿岸走路，同我们的拉夫一道走我的几里，他们像驮兽一样弯着身子跋涉，绳子勒在肩上。我们走在那条灰土的道上，一边是不断的高粱的边界，一边是河，风一直尖刻地吹；奥斯曼和勒诺从舷窗里探出头来望着我。我们常常得突然让到一边去，因为有一个死人——一条腿横伸在路上——狡黠地朝上看着我们。

一天里的大事，是遇见顺流而下、同我们错过的帆船。它们连成长长的一串，挂着某个联盟国家的旗子，载着病员、伤员和战利品。

暮色里我们经过一个村子的残迹，俄国人正往满洲去，在那里宿营。他们从一所弃屋里搬出雕花的家具，砸开来当柴烧。我们往前走时，看见火焰大股地上腾，伸向近旁的高粱；那纵火的光在我们身后长久可见，在远处那愁惨空洞的灰色里。在我们的帆船上过的第一个夜晚，满是阴郁，在这片古怪的孤寂里——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往它更深处钻进去。影子在我们四周很深，地上有许多死人。在那混沌无尽的黑里，我们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怀着敌意或都阴郁；寒冷随着静默与晦暗一同加重。

晚饭时，我们的中国灯笼点起来，照亮了这具棺材——为挡风我们已把它关得尽可能严实——那忧郁的印象便散了。我请我的两个同伴上我的桌来，我那张滑稽的小桌，是他们自己用一支断桨和一块旧板做的。在岸上走了那么久，面包在我们嘴里像是美味；暖身有小团在高粱火上给我们煮的热茶；饥饿一解，土耳其烟卷吐出安神的烟云，我们在这被外面的黑暗包住的可怜的栖所里，几乎有了一点家常与安适之感。

随后是睡觉的时候了——虽然帆船仍在走，我们的拉夫仍在那条处处出意外的黑路上，摸着高粱往前赶。小团虽然是个体面的中国少年，却同他的同族一起到舱底的草里去栖。我们其余的人，自然仍旧穿着衣服，靴子也不脱，火器搁在手边，在舱里那张窄行军床上躺下来，看星星——灯笼一灭，星星便从我们席篷的网眼里露出来，在有霜的天上亮得很。

远处的枪声从很远的地方传到我们这里，说明有些与我们无关的夜里的惨剧正在发生；近午夜时有两名哨兵，一个日本人，一个德国人，想要拦下我们的帆船；我们不得不起来同他们交涉，急忙点起一盏灯笼，把法国旗和我袖上的军阶给他们看。

午夜时中国人把船系住，他们说这地方是安全的，好让他们也歇一歇。我们都在这冰冷的夜里睡得极深。

六

十月十六日，星期二。

天亮我们就起身又走。在寒冷而壮丽的曙色里，在一片清澈的粉红的天下，太阳升起来，不带热气地照着绿的平原，照着我们睡过的那片荒地。

我忽然跳上岸去，本能地想动一动，想走路。可怕呀！在路的一个转弯处，我正不看脚下地快跑，几乎踏上一件十字形的东西——一具赤裸的尸首俯面躺着，两臂张开，半埋在泥里，颜色也同泥一样；狗，或是鸦，或是某个要那条辫子的中国人，把头皮揭去了，剩下一个白的颅骨，没有头发也没有皮。

离海越远，天一天比一天冷，平原也渐渐往上斜起来。

帆船像昨天一样成队顺流而下，载着军需，由欧洲各国的兵士看管着。随后是长长的一段又一段孤寂，在这片黍与芦苇的地方，一个活物也不出现。风吹得越来越凛，却是养人的；它把胸膛张开，一时间叫人加倍地活着。于是我们在高粱与河之间走，在那条通北京的、永远有霜的路上走，不觉疲倦，也不想快，却总走在那些神色庄重的中国人前头——他们拽着绳子，不停地拖着我们这所浮着的屋子，脚步匀得像机器。

岸上此刻有几棵树了，柳树，叶子很绿，是我们那边没有的一种；它们似乎没有被秋天碰过，那好看的颜色同锈色的草与将死的高粱相映，分外醒目。也有园子——弃了的园子，本属于已被烧掉的村落；我们的中国人有时派出一个去打劫，他便抱回满怀的菜来供我们吃饭。

经过毁坏的房屋时，奥斯曼和勒诺有时拾起些他们认为装点我们住处所必需的东西——小镜子、雕花的凳子、灯笼，甚至一束束米纸做的假花，那或许曾是被杀或逃走的中国太太们头上的装饰；他们天真地拿来贴在屋子的墙上。我们这具棺材的内部，不久便有了一种滑稽而蛮野的高贵气派。

我们竟这么快就习惯了帆船上那种极简单的生活，那种有着健康的疲乏、极旺的胃口和沉重的睡眠的日子，说来叫人惊异。

这一天傍晚时分，蒙古的群山——那些高踞北京之上的山——开始在远远的天际显出来，就在这片平得没有尽头的地面的边上。

今天的暮色里有一种格外阴惨的东西。曲折的白河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窄，每一个转弯都窄些，在两道沉默的岸之间只像一道细流了；我们觉得自己实在被那藏着这般晦暗事物的丛莽围得太紧。这一天在一种冷而死的色调里熄灭，那是北方冬天所独有的。凡还有点光的，都从水上来，水反光比天还鲜明；河像一面镜子，映着落日的黄；甚至可以说它把那愁惨的光夸大了，它在芦苇、单调的高粱和已成黑影的几棵树的倒影之间流过去。这孤寂比昨天更深。寒冷与静默像一幅裹尸布一样落在人身上。在这无名之地感到夜缓缓来临，有一种沁人的忧郁；看那近旁芦苇的最后几点倒影，有一种隐隐的痛苦——那些倒影还在，而我们前方的黑暗已经把那怀着敌意的、不知名的远处据为己有了。

幸而晚饭的时候到了，那是人盼望的时候，因为我们很饿。在我们这小小的退避之所里，我又将见到灯笼的红光，那极好的军中面包，小团端上来的热腾腾的茶，以及我那两个好仆人的兴致。

九时许，我们正经过一群挤满了人的帆船——全是中国人，分明是打劫的船——身后传来叫喊声，是苦痛与死亡的叫喊，在这般寂静里听来可怕。小团把他那好耳朵借给我们，这些人说的话他全懂，他解释说，他们正在打杀一个老人，因为他偷了些米。我们人不够多，我们这一伙也不够有把握，不便插手。我朝他们那个方向往空中放了两枪，一切便像着了法一样静了；我们大概至少替那个偷米的老人保住了一夜的头。

此后直到天亮都很安静。过了午夜，随处在芦苇间把船系住，我们都睡了一场不受惊动的睡。星星下面是静的，是冷的。远处有几声枪响。我们听见了，可是它们没有把我们叫醒。

十月十七日，星期三。

天刚亮我们就起来，在白霜里沿岸奔跑；曙色是粉红的，不久太阳明净地升起。

我们想从那永远走不完的高粱地里穿一条近路，好在前方河的一个大弯处重新接上帆船——帆船不得不绕那个弯——于是穿过一个村落的废墟，那里躺着扭得极可怕的尸首，发黑的肢体上结了小小的冰晶，亮得像蒙了一层盐。

午饭以后，我们从棺材的半明半暗里出来，中国人指着天际。通州，那「天洁之城」，开始显出身形来：高大的黑城墙，墙上有望楼，还有一座出奇地高而细的塔，轮廓极中国，二十层檐一层叠着一层。

那还远，我们四周的平原上满是可怖之物。一条搁浅的帆船里伸出一条长长的死人的手臂，颜色发青。被水流带来的牛马的尸体成队地从我们身边过去，全都胀了，吐出一股牛畜的瘟气。这一带想必有一座坟地被掘过，因为岸上的泥里有空的棺材，旁边放着人的骨头。

七

通州沿岸占去两三公里，是那种庞大的中国城市之一——比欧洲许多首都住得还密——而它的名字在我们那边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今天，不消说，它只是一座城的鬼影；人一走近，不用多久便看出它如今是空的，是残破的。

我们慢慢靠近。高高的黑色雉堞墙脚下，帆船沿河挤成一片。岸上同大沽、天津一样的骚动，又添上几百头蒙古骆驼在尘土里蹲着，更显得杂乱。

有兵，有入侵者，有炮，有军需。哥萨克骑着抢来的马试脚力，在各群人之间往来飞驰，发出野蛮的大叫。

欧洲联军各国的国旗铺张地升着；它们在被炮弹打穿的黑墙高处飘，在营地飘，在帆船上飘，在废墟上飘。那不停的风——那不肯宽假的、带着死人气味的病尘的冰风——拨弄着这些旗子，给这一片荒残添上一种带讽意的节日气派。

我寻找法国的旗子，好把帆船停在自己人近旁，立刻到我们的驻处去。今天晚上我可以在那里领本国的口粮；况且河上不能再走了，我得为明天早晨弄一辆车和几匹乘马。

在一处看来是属于我们的地方停下，我向几个祖阿夫兵问去我们驻处的路；他们立刻热心而有礼地要陪我去。我们一同朝那厚黑城墙上的一座大门走去。

在这城门口，他们用绳子和木板围出一个牲圈，为的是给兵士供食。除了几头活牲口，地上还躺着三四头，死于牛瘟，此刻有几个中国俘虏来把它们拖到河里去——那是一切尸首总的会合处。

我们进了一条街，我们的兵在成堆的瓦砾之间做着各样的活。从房屋破了的门窗望进去，那凄惨的内里都看得见；一切都成了碎片，被砸坏，被毁掉，仿佛是为着取乐而毁的。北风和我们自己的脚步扬起的厚尘里，升起一股难忍的死尸的气味。

两个月以来，毁灭的狂怒、杀人的疯狂，缠住了这座不幸的「天洁之城」，八个或十个国家的军队涌进来过。这一切世代相传的仇恨，头一下震动是她受的。先是义和团从她这里过。接着是日本人——那些了不得的小个子兵，我并不想说他们的坏话，可是他们的毁与杀，一如从前蛮族的军队。我更不想说我们的朋友俄国人的坏话；然而他们派到这里来的，是他们鞑靼地方的哥萨克邻人，是半蒙古的西伯利亚人，这些人枪林弹雨之下无不可敬，可是他们看待战争是亚洲式的看法。又有英国派来的印度残酷的骑兵。美国也放出了她的兵。等到意大利人、德国人、奥国人和法国人，怀着替中国人的残暴复仇的最初的心愿到来时，已经没有一件东西是完整的了。

我们的司令官和他的军官们在几所较大的中国房子里临时安下住处和公事房，把屋顶和墙草草修了修。同这些地方的粗陋成强烈对照的，是那些在废墟里找到的、完好无损的华美木雕和高大的中国瓶。

他们答应我明天早晨把车马备好，日出时在我帆船附近的岸上等着。一切议定，天光还剩一个钟头左右，于是我带着我武装的随从——奥斯曼、勒诺和中国孩子小团——在这城的废墟里游走。

离我们的兵驻扎的街区越远，随着孤寂与静默，可怖的东西越多。

我们先到了瓷器商人的那条街，是些大货栈，广州窑厂的出品原存在那里。从留下的那些雕花贴金却已残破的门面看来，这想必曾是一条好街。今天，那些张着口、几乎被拆平的铺子，像是把成堆的碎片朝大路上呕出来。人踩在带鲜花装饰的贵重珐琅上走，因为它简直铺满了地面，走过就把它踩碎。不知道这是谁干的；我们的军队到时，已经干完了。可是要把这一切弄成这么小的碎块，想必得用靴子和棍棒狂攻好几天：瓶、盘、杯，都被碾成细末，粉碎了，和人的骨头、头发混在一处。这些货栈的后头，粗货占着一种内院。今天傍晚，在这将熄的天光里，这些有旧墙的院子分外阴惨。在其中一个院里，我们见一条生癞的狗正想从一堆碎盘底下拖出什么东西来——那是一个小孩的尸首，颅骨被打破了。那狗开始吃这可怜的死物腿上还剩的肉。

那些荒废的长街上看不见一个人，房屋的梁架，同瓦和砖一样，都倒下来了。鸦在寂静里叫。吃死人的可怕的狗在我们面前逃开，尾巴夹着。我们瞥见几个中国的游荡者，样子很可怜，想找点什么偷；也瞥见几个失了家的人怯怯地贴着墙走，想探明自己的屋子成了什么样。

太阳已低，风照着每天晚上的样子起来了。我们被这突来的寒冷冻得打战。空屋子里满是阴影。

这些屋子都相当大，有内凹的暗处，有一进一进的院子，有假山，有水池，有愁惨的园子。跨过门槛——门槛边总有那被人手摸得发光的花岗石怪物守着——人便走进一串没有尽头的房间。中国生活里那些体贴入微的细处，从盆花的摆布、花畦，以及牵着旋花之类藤蔓的小小栏台上，动人而优雅地显露出来。

这里，在一堆玩物中间，是一个可怜的娃娃，无疑是属于某个头被打破了的孩子的；那里挂着一只笼子，鸟还在里面，干在一个角上，脚朝着天。

一切都被抄了，搬走了，或毁了；家具砸坏，抽屉里的东西抛在地上，纸张，染血的衣服，溅了血的中国女人的鞋，这里那里是肢体、手、头，和一团团头发。

某些园子里，无人照管的草木仍旧欢欢喜喜地开花，漫到小径上，长在人的遗骸之间。一座棚架藏着一个女人的尸首，粉红的旋花结成开花的花彩绕在它上面。这么晚的时辰，又经了那些寒夜，花还开着，这把我们欧洲人关于旋花的观念全弄乱了。

在其中一所屋子深处一个暗阁的凹里，有东西动了！两个女人可怜地蜷着！她们发觉被人看见，便骇极了，扑倒在我们脚下，发抖，哭，合着手，求饶。一个年轻，一个年长些，两人相像。母亲和女儿！「老爷开恩，老爷开恩；我们怕。」小团天真地译给我们听，她们断续的话他都懂。显然她们料我们会做出最坏的事——然后是死。这两个可怜的东西在这个洞里住了多久了？每一声在那荒院石地上响起的脚步，都叫她们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我们留下几块银子给她们，这也许只羞辱了她们而无济于事，可是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一点，随后我们走了。

又一所屋子，这一所是富人的，愁惨的小园里满是盆花，花盆是上釉的瓷。有一间屋子已经暗了（天分明在合上来，暮色的不分明开始了），可是这里毁得较轻，还有几只大箱和几把好看的扶手椅是完好的；奥斯曼忽然骇然后退，因为从搁在一块板上的一只桶里露出什么东西来。两条撕破的腿，一个女人的整个下半身塞在这只桶里，脚朝着天！无疑是这所雅致宅子的女主人。她的身子呢？谁知道那身子被怎么处置了？可是头在这里，在这把扶手椅底下，旁边是一只猫的骨骸。嘴张着，露出牙，头发很长。

除了那些宽阔、几乎笔直、荒凉得一望到底的大街，还有些曲折的小巷通向灰色的墙。在这暮色的时辰，这些小巷最是走进去便觉荒凉，只有鸦的叫声相伴。小小的石侏儒守着它们神秘的门，路面上撒着拖长辫的人头。走近街上某几个转角时，人心里是沉重的。够了，在这个时辰，世上无论什么也不能引我们再走进那些静得可怕的屋子里去——在那里会碰上多少狰狞的东西。

夜来之前我们已深入城中，那静默变得不能忍受。我们回到驻军的那一带去，被北风割着，被寒冷与阴郁冻着；我们回去得很快，碎瓷和别的说不清的残物在脚下嚓嚓地响。

岸边排着兵士，他们烤火取暖，在旺火上煮晚饭，烧的是椅子、桌子和雕花的木块或木料。从但丁笔下那样的街上出来，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欢乐与安适。

我们的帆船附近有一家酒棚，是一个马耳他人临时开的，卖酒给兵士。我打发我的人去买点他们想要的酒来配晚饭，因为我们需要些能暖身、若可能也能提神的东西。我们在那所盖席篷的小住处里，用热汤、茶、修道院甜酒，还有不知别的什么庆贺了一回；这一回船系在带瘟气的泥上，四周照旧被寒冷与黑暗裹着。

饭后，我们这具棺材里到了吸烟的时候，我让勒诺说话，他讲起他那一队人驻在天津一座中国坟地的边上，附近另一个欧洲国家的兵（我情愿不说是哪一国）成天掘坟，把照习俗随死人埋下的钱取出来。

「依我看，上校」（在他嘴里我是上校，因为他不懂海军里对佩五道金条的人的称呼「舰长」），「依我看这不对。他们纵然是中国人，我们也该让人家的死者安静。叫我恶心的是他们在棺材板上切口粮。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切，就在外面那一面切，别在里面那一面，那面碰过死人的。』可是这些野人，上校，他们笑我。」

八

十月十八日，星期四。

醒来见天是暗的、阴沉的，这倒出人意料。我们本指望像前几个早晨一样，有那几乎从不被云遮住的秋冬的太阳——在中国，即便万物都冻硬了，它也照着、暖着——一路以来，正是它帮我们担住了这趟行程里那些狰狞的景象。

天亮前我们推开帆船的门，我们的马和车已经在那里，刚到。在那拒人的岸上，几个蒙古人带着骆驼蹲在一堆火旁边，那火在尘土里烧了整整一夜；他们那不动的一群身后，这城墨黑的高墙升起来，迎着低垂的云。

我们把游徙用的小小行装留在帆船上，交给通州支队的两名水兵看管，他们会照看到我们回来；也留下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将军给我们的净水，最后剩下的几瓶。

这最后一程，是同天津的法国总领事和使馆的参赞一道走的，他们两位都要上北京去，随行护卫是一名军士和三四名炮兵。

我们那漫长单调的路，带着我们穿过被早霜打红的高粱田，穿过没有一个人动的荒村。这是一个寒冷的、灰色的早晨，秋天的田野上落着细雨，一片服丧的样子。

有几个时刻，我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十一月巴斯克地方的路上，走在没有割的玉米之间。随后忽然有某种不知名的标记立起来，叫人想起中国——或是一座形状神秘的坟，或是一方架在极大的花岗石龟背上的碑。

我们时时遇见这一国或那一国的军队辎重，或是一列列的救护车。有一处，几个俄国人在一个村子的废墟里避雨；另一处，一队美国人在一所弃屋里找出了藏着的衣服，背上披着皮斗篷，欢欢喜喜地上路。

再有便是坟，永远是坟，从这一头到那一头；中国遍地是坟；有的几乎藏在路边，有的极堂皇地孤立在围墙里，那围墙像一片墓地的丛林，长着深绿的柏。

十时。我们该快到北京了，虽然还没有任何迹象显出它近了。动身以来我们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整个地方在一层几乎觉察不到的雨幕下，荒凉而沉默。

据说我们将从一位皇后的陵旁不远处经过，那位熟悉这一带的法国参赞提议，他同我绕一个弯去看一看。于是让别人继续赶路，我们从高高的湿草里岔上一条小道。

不久出现一条河渠和一片水塘，在那说不清颜色的天下泛着淡色。哪里也看不见一个人；一个人烟断绝的地方的凄清的静默笼罩着一切。对岸的陵几乎不从它的柏树林里露出来，那林子四面都有墙围着。我们所见，不过是通往陵的最前面那几座大理石的门，以及那条白石碑的甬道，最后消失在神秘的树下。这一切都相当远，又在池塘的镜子里拉长了倒映着。近处，几茎被霜杀死的荷梗铅色地高高垂向水面，水上雨点画出淡淡的圈。这里那里可以看见的发白的圆球，是死人的头。

我们赶上同伴时，他们说半个钟头之内我们就要进北京了。经过这一路的周折与延宕，我们几乎以为自己永远到不了。而且，在这样一片荒凉的地方，这样一座大城竟会这么近，就在我们前头一点点路，实在叫人难信。

「北京是不自报的，」我这位新同伴解释说。「北京是一把抓住你；等你看见它，你已经在它里面了。」

路穿过一丛丛的柏和正落叶的柳；我们一心一意要看见那天朝之城，便在细雨里小跑——那雨一点也不打湿我们，北方的风是那样干，永远到处带着尘土；我们小跑着，不说话。

「北京！」我们的一个同伴忽然喊出来，指着刚从树上头露出的一团幽暗的东西——一座有雉堞的、尺寸超乎常人的城楼。

北京！在几秒钟里，我正领受着这个名字的魔力，一道庞大而阴沉的、高得闻所未闻的墙露了出来，向着那灰色空洞的孤寂无尽地延伸过去，那孤寂像一片被诅咒的草原。这像是一次彻底的换景，既没有机械的声响，也没有乐队的伴奏，在一种比任何音乐都更动人的静默里完成。我们就在墩台与城垣的脚下，被它们压着；直到这一刻，路上的一个弯还把它们藏着。同时雨转成了雪，白的雪片掺进悬着的脏土与灰尘里。北京的城墙把我们压倒了，一件巨物，有巴比伦的气派，在一个下雪的秋日早晨的死光下黑得极深。它像一座主教堂一样向天升起，可是它还往下走；它延长着，永远是那个样子，一连几英里。城外不见一个人，沿着这些墙一点绿色也没有！地面凹凸不平，满是尘土，作灰烬的颜色，撒着破布、骨头，甚至偶尔一个头骨！我们走过时，每一个黑的垛口顶上都有一只鸦向我们致意，凄凉地叫着。

云那么厚、那么低，我们看不分明；我们被这久盼的北京压住了——它刚刚在我们头上突然而使人不安地现了身；我们在鸦断续的叫声里往前走，自己相当沉默，只因身在此地便被压住，一心想看见一点动静、一点生气，想看见有个人或有件东西从这些墙里出来。

从我们前方的一座城门里，从这巨大围墙上的一个洞里，慢慢出来一头极大的褐色毛畜，像一只硕大的羊；接着两头，接着三头，接着十头。一支蒙古的驼队开始从我们身旁过去，仍旧在那同一种静默里，只有鸦的哑叫打破它。这些巨大的蒙古骆驼，一身长毛，腿上像套着暖筒，颈上的鬃像狮子，排成没有尽头的行列，从我们惊着的马旁边走过。它们不像阿拉伯沙漠里那些瘦畜一样挂铃或响器；它们的脚深深沉进沙里，沙把脚步的声音闷住了，所以它们的行进并不打破这静默。

透过一层细雪与黑尘看去，这驼队已经过去了，无声地远去，像一件幻影的东西。我们重又独自站在这泰坦一般的墙下，鸦在墙上守望。如今轮到我们了，从蒙古人刚出来的那座城门进这座阴沉的城去。

九

我们到了城门前，那重重叠叠的门，深得像隧道，用最厚重的砌工筑成——门上耸着要命的城楼，每一座五层高，屋顶奇特地弯着——那是些铺张过分的城楼，黑色的巨物，立在一道黑色的围墙之上。

我们的马蹄沉得越来越深，实在说是没入了那煤一般黑的尘土里；那尘土迷眼，无处不在，空气里有，地上也有，尽管落着小雨，还有雪片打得我们脸上发麻。

我们无声地，像踩在棉絮或毡上一样，从那些极大的拱券底下过去，进了这片废墟与灰烬之地。

几个衣衫不整的乞丐，裹着蓝布破衣在角落里发抖；几条吃尸的狗，同我们路上已经结识过的一样——就是这些了。墙里同墙外一样，是静默与孤寂。除了瓦砾与残破，别无他物，残破，残破。

这是瓦砾与灰烬之地，是小灰砖之地——一律一样的小砖，千千万万地撒在被毁的房屋的原址上，撒在曾是街道的石路上。

小灰砖——这就是砌起北京的唯一材料；一座矮小房屋的城，用贴金木头的花边装饰着；一座如今只剩一堆奇怪残物的城，因为火与炮弹已经把它那单薄的材料碾碎了。

我们进城的这个角，正是打得最凶的地方之一——鞑靼城区，欧洲各国使馆就在里面。

在这无尽的废墟迷阵里，还辨得出几条笔直的长街；我们前方一切都是灰的或黑的；倒塌的砖那阴沉的灰色上，又添了火灾之后那种单调的调子——灰烬的阴郁和煤的阴郁。

有时候它们横在路上成了障碍——这些讨厌的小砖；那是街垒的残迹，那里想必打过仗。

走了几百米，我们进了使馆街，全世界焦心的注意力曾有那么多个月钉在这条街上。

不消说，一切都成了废墟；然而每一段墙上都飘着欧洲的旗子，我们从小街里出来，忽然见到同天津一样的热闹——军官和士兵不断来去，军服之多得叫人吃惊。

一面大旗标出我们使馆的入口，门槛上蹲着两只白大理石的怪物；一切中国的官邸都是这个礼法。我们两名兵士守着那扇门，我走进去，心里想着守卫过它的那些英雄。

我们终于在瓦砾堆之间下了马，那是一个靠着小教堂的内院，也就是一座园子的入口，园里的树因冰冷的风而落着叶。我们周围的墙被子弹打得像筛子。我们右手那一堆瓦砾就是使馆正屋，被中国人的地雷炸毁了。左手是参赞的住宅，围城期间这地方勇敢的守卫者们避在里头，因为它的位置较少暴露。他们请我住在那里；房子没有毁，可是一切都乱七八糟，像是刚打完一仗的第二天；我要睡的那间屋子里，泥水匠正在修墙，要到今天晚上才完。

作为新到的人，我被带去园子里凭吊一番——我们那些在阵地上倒下的水兵，当时在弹雨之中草草葬在那里。这里没有草，没有开花的植物，只有被战斗的人踏实了的灰土——被干旱与寒冷弄得酥碎——只有没有叶子、枝条被弹片打断的树，头上是一片阴沉低压的天，还有割人的雪片。

我们进这园子时把帽子取下，因为不知道我们脚下踏的是谁的遗骸。坟不久总会标出来，这我不疑；可是眼下还没有标，所以人走着，不能确定自己脚下没有某一个值得受一顶花冠的死者。

在参赞这所像靠奇迹才保住的房子里，被围的人乱哄哄地住着，睡在一块地板上，那地板的面积因炮弹枪弹的损坏而一天天缩小，他们时刻有死的危险。

起初——他们的人数，唉，很快就少下去——有六十名法国水兵和二十名奥国人，并肩迎死，两边的勇气一样堂堂。此外又添了几名法国志愿者，他们轮班上街垒或上屋顶；还有两位外国人，奥国使馆的罗斯托恩先生与夫人。指挥防守的我们的军官是达尔西中尉和海军候补少尉埃尔贝；后者被一颗子弹正打在脸上，今天睡在那园子里。

这场围困可怕的地方在于：一旦被围的人饿尽了力气不得不投降，从围城者那里是指望不到一点怜恤的；那就是死，而且是带着中国人那些精巧的残酷花样、把痛苦的抽搐拖得很长的死。

也没有靠一次拼命的突围逃出去的希望；他们在一座人丛蠕动的城的中央，被关在一座藏着大群敌人的建筑迷阵里，而且更被另一种感觉囚着：围着他们、把这一切整个围起来的，是北京那巨大的黑色城垣。

那时正是中国盛夏的酷热时节；常常得渴得要死地打仗，被尘土迷了眼，在一个同子弹一样要命的太阳底下打仗，还要不断忍受尸气传染那令人作恶的恐惧。

然而有一位可爱的年轻女人同他们在一起——一位奥国女人，我们法国最美的十字勋章，该有一枚给她。她孤身在一群陷于苦境的男人中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最好的、不起伏的快活；她照料伤者，亲手给病的水兵做饭，随后又去帮着搬砖搬沙筑街垒，或者轮班上屋顶守望。

日子一天天过去，圈子一天天收紧在被围者身上，他们的行列越来越薄，园子里越来越满是死人；他们渐渐失地，虽然每一段墙、每一堆砖都同多如大军的敌人争过。

看见他们那些夜里从无中生有草草筑起的小街垒，又知道五六名水兵竟守住了它们（到后来能拨出的也只有五六个人），实在觉得这里头有些超自然的东西。我同一位守卫者在园中走时，他对我说「在那道小墙脚下我们守了那么多天」，「在这个小街垒前面我们顶了一个星期」，这听来像一篇了不得的英雄的故事。

还有他们最后的一道工事！就在房子旁边——一条一夜之间试着挖出的沟，用几只可怜的土袋沙袋垒起来；他们所有的，就只这一点，用来挡住那些刽子手——那些人离得不过六米，正从一道墙头上用死来威胁他们。

那边是「坟地」，就是园子的一角，他们把死者葬在那里；直到更可怕的日子来了，他们只得东一处西一处地埋，还要把地点藏起来，怕照这地方那可怕的风俗坟被人掘开。那是一小片可怜的坟地，泥土被近身搏斗压过踏过，树被炮弹打得残断。下葬是在中国人的火下进行的，一位白头的老神父——后来做了殉道者，头被拖在沟里——在坟前念祷文，虽然子弹绕着他呼哨，把枝条打断。

到后来，他们一点一点失了许多地，那坟地成了「争夺之区」，他们为自己的死者发抖；敌人已经推进到它的边上；他们就在那些草草安顿的睡去的战士身上守望，短兵相接地杀人。中国人若到了这片坟地，若翻过了那最后几道用旧窗帘做袋装着沙与砾石的脆弱工事，那么凡还活着的人，都会在音乐与笑声中受可怕的酷刑，被可怕地肢解——指甲被拔，脚被撕下，肚腹被剖开，最后头被挑在杆子上游街。

他们四面受攻，用一切可能的法子受攻，常常在夜里最意想不到的时辰。通常一开头是叫喊，是号角与铜锣突然的响声；他们周围会出现成千个嗷叫的人——人非亲耳听过中国人的嗷叫，想象不出他们的嗓音是怎样的；单那音色就叫你的魂发冷。城墙外面的锣又添上一层喧闹。

有时候，从邻近房屋上一个忽然开出的洞里，慢慢地、无声地伸出一根二三十英尺长的杆子，杆头缠着麻絮与石油在燃烧，像梦里出来的东西一样。那是用来凑到屋顶上，指望把屋顶点着的。

他们也从底下受攻，他们听见地里有沉闷的声音，明白有人在挖他们的墙脚，那些刽子手随时可能从地里冒出来；于是无论如何得设法挖反地道，以防这地下的祸患。有一天近中午时，两声可怕的爆响震动了法国使馆，带起一场石灰与尘土的十足的旋风，把指挥防守的中尉和他好几名水兵半埋在瓦砾底下。事情还不止于此；除了两个人，其余的都从埋到肩头的石头与灰烬里挣了出来，可是两名勇敢的水兵再也没有出现。厮杀就这样拼死地继续下去，境况越来越可怖。

而那位温柔的异国女人始终留着，她本可以很容易地到别处避难——比方到英国使馆去，多数公使带着家眷都避在那里；子弹打不到他们那里；他们在这个街区的中心，由几小把勇敢的兵守着，只要街垒不破，那里可以感到某种安全。可是不，她留下了，在那个烈火一般的点上，在法国使馆，继续担着她那可敬的角色——那一点是欧洲这个四方院的钥匙，是它的基石，一旦失去，便要引来全局的大祸。

有一次他们用望远镜看见有人张贴一道皇帝的谕旨，命令停止向外国人开火。（他们没有看见的是：张贴告示的人被人丛用刀子攻击了。）然而随后确有一种平静，一种算是停战的东西；进攻不那么猛了。

他们看见到处有人放火；他们听见排枪、炮击，听见中国人中间拖长的叫喊；成片的街区在火里；他们自己人在互相杀；那股狂怒像在一座万鬼殿里发酵；他们被尸臭闷住了，窒住了。

间或有探子来卖消息——总是假的、自相矛盾的——关于那支解围的队伍；在愈来愈重的焦虑里，那队伍是时时刻刻在盼的。「它到了，它在那边，它在推进」，或者「它败了，正在退」，人这样通报着，然而它执意不出现。

那么欧洲在做什么呢？他们是被抛弃了吗？他们几乎不抱希望，仍在自己那一小块地方里防守。他们每天都觉得中国的酷刑与死正在向自己收紧。

生活必需的东西开始缺了。一切都得省，尤其是弹药；他们变野了——捉到义和团的人，不再枪决，而用手枪砸开他们的颅骨。

有一天，他们那对一切外面的声音都变得锐利的耳朵，辨出那道远远看得见垛口、把他们围在但丁式的圈子里的巨大黑城垣之外，有一场持续的、低沉厚重的炮击；北京在被轰击！那只能是欧洲的军队来救他们了。

然而还有最后一重恐惧扰着他们的喜悦。会不会有人对他们发动一次拼命的总攻，想在联军进城之前把他们灭掉呢？

事实上他们确实遭了狂攻，而这最后的一天，他们得救的这一天，费了我们一位军官的命——拉布鲁斯上尉，他到使馆那片光荣的小坟地里同那位奥国指挥官作伴去了。可是他们守住了，直到忽然间，敌人的街垒上不见一个中国人的头了；他们周围的荒残里，一切都空了，静了；义和团在逃，联军正进城！

我到北京的第一夜，同路上那些夜晚一样忧郁，只是更平庸些，更多一种沉闷。工人刚做完我屋子的墙；新抹的灰吐出一种寒彻骨头的潮气；屋里是空的，我的仆人便把从帆船上带来的那张窄褥子铺在地上，又动手用几只旧箱子拼一张桌。

主人们很好，赶着替我安了一只炉子，把火点上；这景象叫人想起在乡下某个凄惨地方欧洲式的寒苦。人怎么能觉得自己是在中国，是在北京城里，离那些神秘的禁垣、离那些满是奇珍的宫殿这样近呢？

至于那位法国公使，我急着要见他，把海军上将的话面呈给他；我听说他连一片屋顶遮头都没有，已经到西班牙使馆去借住了；而且他得了伤寒——水有毒，伤寒正在流行——所以眼下谁也见不着他。这么说来，我在这潮湿地方的停留，怕要比我预料的更久了。透过蒙了水汽的窗玻璃，我阴郁地望着一个堆满破家具的院子，暮色正落下来，雪也落下来。

谁能料到，明天，因了命运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我将睡在紫禁城心腹里一处奇异仙境中的一张巨大的、贴金的御床上呢？

十

十月十九日，星期五。

我被这可怜的住处的湿冷冻僵了，醒过来；水从墙上滴下来，炉子冒烟。

我出去办海军上将托我带给我们陆军总司令瓦永将军的一件事，他住在近旁一所小房子里。联军各国将帅分割那神秘的皇城时，皇后的一处宫殿落在我们将军手里。他在那里安顿下来过冬，离我们一位盟友瓦德西元帅将要住的那处宫殿不远；他很客气地请我也去住。他自己今天启程往天津去，所以他这一趟大约一两个星期里，我将同他的副官——我的一位老同伴——单独在那里；这位副官受命把这座仙境一般的府第改得合于军务之用。

比起我这抹了灰的墙和炭炉子来，那将是何等的变换！

我逃往皇城，要到明天早晨才成，因为我这位副官朋友好意地表示，愿意先我一步到我们那座宫里去——那里正有些混乱——替我把地方预备好。

于是今天我再无别的职务，便接受了法国使馆一位人员的邀，同他去看天坛。雪停了，寒冷的北风把云赶散，太阳在淡蓝的天上灿然照着。

照北京的地图看，这座天坛离此五六公里，是一切坛庙里最大的。据说它坐落在一片古树的园林之中，四围有两道墙。战事以前这地方是不可靠近的；皇帝一年来一次，闭居在里面举行一次庄严的祭祀，祭前先有斋戒和预备的礼。

要到那里去，我们得走出这一切灰烬与废墟之外，走出我们住着的鞑靼城，穿过那可怕的城墙的巨大城门，深入外城本身。

这两座有墙的城合起来便是北京，是两个并排放着的极大的四方形；其中一个，鞑靼城，在一道城堡似的围墙里含着皇城——我明天就要到那里去住。

我们从那道隔开两城的墙里出来，看见外城被那巨大的门洞框着，不禁诧异：一条宏大的通衢，堂堂皇皇，像往年一样满是生气，笔直地穿过北京——这座城在此之前对我们仿佛只是一片墓场；那些贴金的装饰，那些颜色，那千百种怪物的形体，都是意外的，那突然袭来的声响、音乐与人声也是意外的。这种生气，这种腾动，这种中国式的富丽，对我们是不可思议、不可解释的；这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之间，隔着这样一道不相似的深沟！

这条大通衢在我们前面宽阔笔直地伸展过去——一条三四公里长的路，最后通到远处出现的另一座宏伟的城门，门上耸着一座屋顶荒唐的城楼。那是一道墙上的开口，墙外便是外面的孤寂。街两旁的矮房子仿佛是用金花边做成的，从上到下，它们门面的镂空木作闪闪发光；上头雕得精细，全镀着金，有跟我们那边相似的檐口兽，有一排排镀金的龙。写着金字的黑碑立得比房子高出许多，房子上又伸出黑漆与金漆的台架，托着长角、有爪、生着怪物面孔的奇异标记。

透过一团团尘土，那些贴金、那些龙、那些怪兽，在多尘的日光里一直闪到目力所尽。这一切之上，还有些轻得出奇的牌楼跨过街心向天升起；那是雕木做的轻盈之物，柱子像船桅，把更多古怪而含着敌意的形体——角、爪、离奇的走兽——重复在淡蓝的太虚上。

在这条踩上去像踩在灰里的宽阔大路上，驼队与马发出沉闷的隆隆声。那些惊人的蒙古骆驼，褐色，一身长毛，一头接一头系成没有尽头的长列，缓慢而庄重地走过去，像河水一样不断；它们走时把那层把这整座城的声音都闷住的粉末似的路面扬起来。它们要去的地方，谁知道呢，往西藏或蒙古沙漠的深处去，用同样不倦而不自知的方式载着千百包货；它们代替了那些能把驳船帆船运过极远距离的运河与江河。它们的脚扬起的尘这样厚，以至它们几乎抬不起脚来；这无数列队骆驼的腿，同房屋的下半、过路人的衣裳一样，轮廓都模糊不清，仿佛是透过铁匠炉的浓烟，或透过一阵深色羊毛的雨看去的；可是这些大畜生毛蓬蓬的背，从贴近地面的那片柔软的云里露出来，却几乎是分明的；门面上的金，下半已经晦暗，在那些铺张过分的檐口的高处却亮得很。

这像是一座幻影的城，没有真的根基，歇在一片云上，一片沉重的云上，云上有硕大的羊——脖子被厚厚的褐色毛絮弄粗了——不伤人地走动着。

尘土之上，太阳明净而白，使那寒冷而沁人的光辉耀起来，物在这光里显得棱角分明。离地高的东西显得绝对清楚。牌楼顶上最小的小怪物看得分明，碑顶上最精细的雕工也看得分明；从屋顶伸出来的几百个金怪兽，连它们的牙、分叉的舌、斜视的眼都数得出来。

北京，这座雕刻与贴金的城，这座爪与角的城，还能造出幻象；在干燥、有太阳、有风的日子里，它在草原的尘土之下，在那把街道的破败与人群的污秽遮起来的幕之下，重得了几分它的富丽。

然而尽管那贴金依旧鲜亮，一切都是旧的、耗损了的。围攻使馆的时候，这一带一直在打仗，义和团毁掉那些被疑为同情蛮夷的人的家。

我们走了半个钟头的这条长街，此刻到头了，尽头是一座白大理石的拱桥，仍是一件极好的东西；房屋到此为止，对岸便开始了阴郁的草原。

那是乞丐桥——那些危险的住户，在北京失陷以前，分列在它长长的栏杆两边，向过路人强索钱财；他们结成一个胆大的行帮，头上有个王，那王常常带着武器。今天他们的位子空着；厮杀与屠戮一开始，那些流浪人就走了。

过了这座桥，一片灰色的平原，空旷而荒凉，铺展两公里，直到那道大城墙，远在北京到头的地方之外。那条路带着它驼队的潮水，穿过这片孤寂，一直通到外面的城门。为什么要用城墙把这片荒地圈进来呢？这里没有一点从前有建筑的痕迹；它想必一向就是这个样子。上面看不见一个人；几条野狗，几片破布，几根骨头，就是这些了。

在这片草原里往深处去很长一段路，左右都有阴沉的红墙，仿佛围着大片的柏树林。右边那一围是先农坛；左边是天坛，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钻进这片幽暗的地界，把尘土与人群留在身后。

天坛外围的周长有六公里多；在这座什么都按旧时那种今天要把我们压倒的宏大尺度建造的城里，它是最广大的围垣之一。从前不可通过的那道门，如今关不上了，我们走进那片古树的林子——柏、侧柏和柳——林中开出长长的甬道。这个习于静默与恭敬的地方，如今被蛮夷的骑兵亵渎了。英国派到中国来的几千印度人驻在这里；他们的马把草踏烂了；草皮与青苔间满是垃圾与马粪。从前向神焚香的一座大理石台上，此刻升起一团团带病气的烟——英国人选了这地方来烧死于瘟疫的牛，并制骨炭。

同一切神林一样，这里有两道围垣。散在柏树间的那些次要的殿，在中央大殿之前。

我们从没来过这里，凭自己的判断朝那件必定就是它的东西走去：它比一切都高，高出树顶——远处一座圆殿，顶上是蓝色的琉璃，上面又擎着一颗在日光里闪亮的金球。

我们终于到了那座圆殿，原来它就是正祀之所。它的近处是静的；不再有马，也不再有蛮夷的骑手。它立在一座白大理石的高台上，上去要走几级台阶，也有一条「御路」——那是留给天子的，天子是不许走台阶的。所谓「御路」是一个斜面，通常是一整块极大的大理石，放成一个平缓的角度，上面浮雕着五爪龙；这头大纹章之兽的鳞、它的盘曲和它的爪，是用来承住皇帝的脚步，免得他那穿绸的足在这条只留给他一人、任何中国人也不敢践踏的奇异之路上滑倒。

我们不敬地从这条「御路」上去，用粗鞋把龙那些精细的白鳞刮出痕来。

从这座孤寂的、忧郁的、以大理石那不变的白永远白着的台顶上，人越过林中的树，看见尘土里的大北京，太阳正开始把它镀上金，像镀那些傍晚的小云一样。

殿门开着，一名印度骑兵守着，他那双狭长的眼像斯芬克斯的眼，在这个极中国而神圣的环境里，他同我们一样是格格不入的。他向我们致敬，容我们进去。

这座圆殿以红与金辉映着，顶是蓝琉璃；它是一座新殿，用来代替十年前烧掉的一座极古的殿。祭坛是空的，处处都是空的；掠夺者从这里经过了，除了大理石的地面、好看的漆顶和墙，什么也没有留下；红漆的高柱排成一个圆圈，一律上细，柱上饰着金花的花彩。

围着它的那座台上，雕花的石地之间这里那里挤出了杂草，证明这大理石虽白得无瑕，年纪却极老。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地方，为君王的默思而花了大钱造起来的；我们逗留着，像那些天子自己一样，望着它。

最近我们眼前的，先是侧柏与柏树的树顶——那把我们裹在平静与静默里的大林子。再往北，是那座无尽而幽暗的城，它几乎显得不真实；人是猜出它而不是看见它，它那样藏在烟或雾里，那烟雾结成一层纱幕。若不是那些尺度夸张的宏伟屋顶——它们闪亮的琉璃顶这里那里从雾里露出来，清楚而真实——这简直可以算作一片蜃景；那些是宫殿和庙。这一切之外，很远的地方，是蒙古群山的脊线，今晚它们没有根基，仿佛是用蓝纸红纸剪出来，贴在高高的空中。朝西是我们走来的那片灰色草原；缓缓穿过它的驼队的行列，在上面标出一条直到目力所尽也不断的褐色的路；我们明白这没有尽头的行列还要走几百英里，明白在中国一切大路上，直到它最远的边疆，都有同样的行列以一模一样的缓慢移动着。

这就是这些与我们如此不同的人之间那古老不变的交通之法——那些有恒心、有无穷耐性的人，对他们说来，那弄得我们心不定的时间的行进是不存在的；这构成了这个无边帝国的血脉循环，在这帝国里，四五亿个脑子——同我们的正相反、对我们永远不可理解的脑子——活着，盘算着。

十一

十月二十日，星期六。

下雪了。天低而阴，没有放晴的指望，仿佛太阳已经不复存在。狂暴的北风刮着，黑色的尘土旋转、打漩，同雪片搅在一起。

今天早晨，我在西班牙使馆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公使。他的热度退了，可人还很虚弱，得在床上再躺几天，所以我要向他陈述的那些事，只好推到明天或后天。

我在使馆文书处的屋子里，同法国使馆诸人一同吃了最后一顿饭；他们没有讲究的住处可以待客，却给了我最亲切的款待。一点半，两辆小小的中国车来了，是借给我的，好把我自己、我的随从和我轻便的行李迁到皇城里去。

中国的车很小，很笨重，很沉，完全没有弹簧；我这一辆颇有几分柩车的雅致，车外蒙着石板灰的绸子，镶着黑丝绒的阔边。

我们要往西北走，同昨天去的那座中国城、去的天坛，正是相反的方向。五六公里的路，几乎得一步一步地挪，因为街道和桥都残破得可怜，铺路的石头大半不知去向。

中国的车是关不上的；它们不过是安在轮子上的一个简单的岗亭——所以今天我们任凭风抽打，任凭雪割，任凭尘土迷眼。

先是使馆区的废墟，满是兵士。再往前，是更冷清、几乎荒无人迹、纯然是中国式的废墟——一片灰色的、尘土的荒毁，隔着黑的云和白的云，模模糊糊地看见。城门口和桥上站着欧洲或日本的哨兵，因为全城都在军管之下。时不时遇见兵士，遇见打着红十字会旗子的救护车。

法国使馆的翻译官好意来做我的向导，同我分坐这辆挂着丧仪的车；他终于告诉我，黄城，也就是皇城，它的第一重围墙到了。我想看一看，可是风灼着我的眼睛。

我们在骇人的颠簸里穿过那血色的巨大城墙，不是从门里过去，而是从印度骑兵用地雷炸开的一个豁口里过去。

这道墙那一边的北京，损毁略轻些。有几条街上，房子还留着外面包的描金木作，屋脊边上还留着一排排的怪兽；这一切固然都在剥落、朽坏，被火舌舔过，被霰弹打得满是窟窿。一群神色凶恶的乌合之众，穿着羊皮或蓝布的破衣裳，仍旧在有些屋子里挤挤挨挨。

又是一道同样血红的墙，一座饰着琉璃的大门，我们得从那里过去——这一回是皇城真正的门了，是那从来不许人进去的地界的门；在我听来，就像有人通报说：这是通向神秘、通向仙境的门。

我们进去了，我大为诧异；因为那不是一座城，而是一片树林——一片阴郁的树林，满是乌鸦，在灰色的枝子间聒噪。树同天坛那边的一样——柏树、侧柏和柳树——全是老树，形状扭曲，是我们国里没有的。冻雨和雪黏在枝上，而那窄而多风的路上免不了的尘土，把我们吞没了。

还有种着树的土山，琉璃的亭子从柏树中间升起来；那些山尽管高，一望而知是人造的。隔着雪和尘土，我们能在远处的林子里这里那里看见古老而森严的宫殿，顶上覆着琉璃，由蹲在门槛上的可怕的大理石怪兽守着。

这整个地方美得无可争辩，同时，在这阴沉的天底下，它又是凄凉的、不友好的、令人不安的。

此刻我们走近一个巨大的东西，一会儿就要贴着它走了。那是一座堡垒呢，一座牢狱呢，还是更阴惨的什么？双重的城墙没有尽头，依旧是血一般的红，有阴森的角楼，有一道三十米宽的濠，濠里满是睡莲和将死的荷花。这就是紫禁城，圈在那进不去的皇城的正中心，而它自己更进不去。这是那不可见者的居所，是天子的居所——天哪！在这阴沉的天底下，这地方何等幽暗，何等怀着敌意，何等蛮野！

我们在老树底下继续往前，走进一座像是死亡的园林的地方。

这些不作声的、闭着的宫殿，一会儿在这边看见，一会儿在那边看见，是云神的庙，是皇寿的庙，是圣山赐福的庙。它们的名字，我们无法领会，是亚洲梦境里的名字，使它们更加不真实。

同我一道的人向我担保，说这皇城并不是天天都像今天这样可怕；这样的天气在中国的秋天是少有的，中国的秋天通常是辉煌明亮的。他许我在这片举世无双的林子里，将有几个温暖的、有太阳的下午——我要在这里住上几天。

「你看，」他说，「你看！这就是莲花湖，那就是大理石桥。」

莲花湖和大理石桥！这两个名字我久已知道，知道它们是不可能看见的东西的名字，然而这些东西的声名越过了翻不过去的墙传到了外面。它们唤起的是光和浓烈的颜色的形象；在这凄怆的荒漠里，在这冰冷的风里，它们叫我吃惊。

莲花湖！我曾照着中国诗人歌咏它的样子想象它：水极清澈，硕大的花萼向着丰沛的水张开，像一片水上的平原，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铺满了粉红的花。——原来就是这个！这一片淤泥，这一片阴郁的沼泽，盖着被霜打成褐色的枯叶！这座人手造出来的湖比我料想的要大得多；它一直伸展下去，伸向令人怅惘的岸，古老的宝塔在灰色的天底下、在老树中间露出来。

大理石桥！是的，这道长长的白色的拱，由一排白色的桥墩托着，这极其优美的弧线，这有怪兽头的栏杆——这一切都合于我对它的想象；它极其华贵，极其中国。不过我没有料到的是，桥头的芦苇里躺着两具尸首，在袍子里烂着。

湖上那些大的枯叶，果然是荷叶；如今在近处看见，我认出来了，并且想起曾见过同样的叶子——哦，可那是何等的碧绿、何等的新鲜——在长崎的池上，在江户的池上。当初这里一定有过一片连绵不断的粉红花朵的景象；如今它们凋残的梗子成千上万地从淤泥里立起来。

这些荷田想必是要死的了，它们几百年来悦过历代皇帝的眼睛；因为湖几乎干了：是联军把湖水放进了那条连接北京和河的运河，为的是重开这条水路——中国人怕它给侵入者利用，先前把它弄干了。

大理石桥白而孤寂，把我们领到湖的对岸去；湖在这里很窄，在那边我将找到北宫，那是我要住的地方。起先我看不出这里是一重围墙套着一重围墙，每一重都有大门，都已倾颓破败。冬天的天空里落下一片昏暗的光，透过满含着雪的不透明的云。

一道灰墙的正中有一个豁口，一名非洲猎骑兵在那里站岗；豁口的一边躺着一条死狗，另一边是一堆破布和秽物，发着尸体的气味。据说，这就是我那宫殿的入口。

我们一身黑尘，一身雪粉，牙齿冻得直打战；终于在一个堆满瓦砾的院子里下了车，我的同伴、那位副官上尉出来迎我。进门是这样一副样子，人尽可以怀疑那许给我的宫殿是不是子虚乌有。

然而就在这院子后面，头一回显出富丽来。这里那里是一道长长的玻璃廊子，轻盈，雅致，在这么多的毁坏之中，看上去竟是完好的。隔着玻璃，人瞥见金子，瓷器，还有绣着龙和云的御用的绸缎。这是宫殿的一角，不走到跟前，完全看不见。

哦，我们到这座奇异的住处那一晚的晚饭！天几乎全黑了。我同我的同伴坐在一张乌木桌子旁边，裹着军大衣，领子竖起来，牙齿冻得直打战；勤务兵手脚哆嗦着伺候我们。一支细弱的中国红蜡烛插在一个瓶子里——那是从瓦砾堆里从某个祖先的神案上捡来的蜡烛——给着微弱的光，还让风吹得摇晃。我们的盘子，其实所有的器皿，都是价值无可估量的瓷器——御用的黄色，带着一位讲究的皇帝的款识，那位皇帝同路易十五是同时代的人。可是我们的酒，我们那浑浊的水——怕井里有毒，煮了又煮——却盛在难看的旧瓶子里，塞子是兵士们削成形的土豆块。

这一幕所在的廊子很长；远处消失在昏暗里，在那昏暗里隐约看得出亚洲故事里的种种富丽。廊子的两侧，齐人高的地方是玻璃，而这一层脆弱的墙，就是隔在我们和周围那阴森的黑暗之间的全部；人有一种感觉，觉得外面游荡的形影、被我们这一点小小的光引来的幽灵，也许正从远处看着我们坐在桌旁，这叫人不安。玻璃上面是一排轻巧的框子，糊着薄纸，一直接到天花板；天花板上垂着精妙的乌木雕花，细如花边。这薄纸破了，让那致命地寒冷的夜风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冻僵的脚踏在御用的黄色地毯上，那是最细的羊毛织的，上面伸展着五只角的龙。紧挨着我们，是景泰蓝的巨大香炉，那种旧日无可仿效的蓝，底座是金的大象，正静静地燃着；还有富丽而奇巧的屏风；珐琅的凤凰张开长长的翅膀；宝座，怪兽，说不出年代也说不出价钱的东西，触目皆是。而我们就在那里，不雅，满身尘土，疲惫，肮脏，一副粗野的蛮人的模样，像闯入者一样安顿在仙境里。

仅仅三个月以前，这条廊子该是什么样子呢——那时这里不是静默和死亡，而是生命、音乐和花；那时穿着绸袍的一群朝臣和仆役，把今天这样空荡、这样残毁的地方挤得满满的；那时太后走过，后面跟着宫里的女官们，一个个装束得像女神！

晚饭吃完了——吃的是军中定量的口粮——用博物馆一般的瓷器喝完了茶，现在该是抽烟和闲谈的时候了。不行，我们白白想把这件事想成有趣的：以这样出人意料、半是梦幻的方式待在这里。太冷了；风一直冷到我们的骨髓里。我们什么也享受不了。我们宁可走开，去试着睡一睡。

我的同伴，先来占下这地方的副官上尉，提着一盏灯，带着几个随从，把我领到给我留下的屋子里。自然是在底层；中国的房子没有真正的楼层。同我们刚从那里出来的廊子一样，隔在我和外面的夜之间的，只有几块玻璃，几幅极轻的白绸帘子，和从这一头撕到那一头的纸窗。至于门，是一整块大玻璃做的，我拿一根绳子把它系住，因为没有锁。

地上铺着极好的黄地毯，厚得像垫子。我有一张雕花乌木的御用大床，褥子和枕头都蒙着贵重的绸子，上面用金线绣花，可是没有床单，虽然我有一条兵士用的灰毛毯。

明天，我的同伴告诉我，我可以去太后陛下存放器物的库里，挑我愿意挑的东西，再来布置这间屋子；反正把东西挪一挪，也碍不着谁。

他向我保证说，外面那重围墙的各个门，还有我进来的那个豁口，都有哨兵看守；说完，他带着他的勤务兵回宫殿的另一头去了。

我和衣躺下，靴子也没脱，摊在那漂亮的绸垫子上，除了那条灰毯子，又加上一张旧羊皮和两三件绣着金怪兽的御袍。我的两个仆人也照样在地上安顿下来。吹灭那支从某个祖先的神案上取来的红蜡烛之前，我不得不在心底承认：说我们是「西方的野蛮人」，这个指控自晚饭以来已经完全坐实了。

风把我窗上残剩的纸都折磨过了，撕碎了；我头顶上不断有一种声音，像夜鸟扇动翅膀，又像蝙蝠飞过。我虽已半睡，还是不时辨出远处一阵短促的排枪，或是一声孤零零的呼喊。

十二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寒冷、黑暗、死亡，昨夜压住我们的这一切，都随着晨光散了。太阳照下来，暖得像夏天的太阳。围着我们的这一片略显凌乱的中国式的华丽，在东方的光里亮起来。

去把这座几乎藏起来的宫殿一处处探过去，是有趣的事；它伏在一块低洼地上，躲在墙后，躲在树底下，走近时看去全不起眼，可是连同它的一应附属，几乎抵得上一座城那么大。

它是由一道道长廊构成的，四面都装着玻璃；那些轻巧的框子、廊檐、小柱子，外面漆成发绿的古铜色，上面画着粉红的睡莲。

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它是照着一个女人的心思造起来的；甚至像是那位辉煌的老太后连同她的那些小摆设，把她那已然过时、却依旧动人的风致，也一并留在了这里。

那些长廊彼此交成直角，在交接处围出一个个院子，像小小的回廊院。院里满是艺术品，从外面也一样看得见，因为整座宫殿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都是透明的。这么多玻璃，连夜里也没有任何东西护着；这地方被那么多道墙围住，显得那样不可侵犯，人们便以为再不需要别的防范了。

里面，那建筑上的雅致在于一道道珍贵木料做的拱；它们隔不多远就交错一次，是用极大的梁木雕出来的，雕得那样繁密，那样枝叶纷披，那样通透，看去竟像花边，或者不如说，像一重重深色叶子结成的花架，形成一种深远的景致，好比旧园子里的林荫路。

我们住的这一翼，从前想必是正翼。越是朝宫殿尽头那片树林走去，装饰就越朴素。最那一头是官员、管事、园丁、仆役的住处，都是匆匆撇下的，里头满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家常的器皿，或祭祀用的器皿，典礼的帽子和朝服。

再过去是一座围起来的园子，从一道雕工精细的大理石门进去。这里有小小的喷泉，有做作而古怪的叠石，还有一排排的瓷盆，盆里的花草已经因缺水或受冻而死了。再往前是一座果园，从前种着无花果、葡萄、茄子、南瓜和葫芦——尤其是葫芦，因为在中国葫芦是福气的象征；太后向来有这样的规矩：凡有显贵带着华美的礼物前来朝见，她便亲手用那双白手赏他一个葫芦作为回答。还有养蚕的小房子，和储存粮食的小亭子；每一种粮食都装在一只画着御用龙纹的瓷坛里，那坛子放进博物馆也当得起。

这一小片人工山水的园囿，末了消失在灌木丛里，消失在树林那些落尽了叶子的树下面；今天，乌鸦和喜鹊正在那里享用这秋天的好太阳。据说太后交出摄政之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她是用怎样大胆的手段，那样快就把它重新拿了回去——她一时兴起，要在北京的心腹里，在这座巨大的人蚁窝的正中央，造出一角乡野来。

这整片围墙里最出人意外的东西，是一座哥特式的教堂，有两座花岗石的钟楼，还有一所神父住宅和一所学校——都是当年传教士造的，都大得惊人。可是为了造这座宫殿，就必须把皇城的界限往外推，把这块基督徒的地面圈进来；于是太后给了遣使会的神父们更多的地，和一座更漂亮的教堂，由她自己出钱造起来；就在刚过去的这一夏，传教士和几千名教徒在那里熬过了四个月围困的种种惨状。

作为一个办事有条理的女人，太后陛下把这教堂和它的附属房舍派了用场，用来存放她各式各样的储备，装在数不清的箱子里。一位中国太后备用的那些小玩器里，能积下多少古怪的、神奇的、荒唐的东西，不亲眼看见是想象不出来的。

最先到那里翻检的是日本人，随后来了哥萨克人，最后是德国人，德国人把地方留给了我们。眼下这教堂里乱得没法形容——箱子开着，里面的珍物撒在外面的垃圾堆上；有瓷器碎成的河流，有珐琅、象牙和细瓷淌成的瀑布。

在那些长长的玻璃廊里，情形也是一样。我那位同伴奉命理清这片混乱，造一份清册；他叫我想起那个人——被一个恶灵关在一间屋子里，屋里堆满了林中一切鸟类的羽毛，他非得按种类把它们分开不可：燕雀的归燕雀，朱顶雀的归朱顶雀，灰雀的归灰雀。不过他已经动手做这件难事了，手下用着中国工人，由几名水兵和几名非洲轻骑兵管带，已经开始把东西清理出去。

离这里五米，在莲花湖的对岸，昨夜我往回走的时候，发现了第二座宫殿，从前也是太后的，如今也归了我们。这座宫殿此刻没有人住，上面准我在里面安一间工作室，住上几天，好得些安静与清净。

它叫作团城宫。它正对着大理石桥，像一座圆形的堡垒，堡上安着一些小小的望楼——小小的、仙境一般的城堡；唯一的一道低矮的门，日夜有兵守着，他们得的命令是不许任何人进去。

你一跨过这座城堡的门槛，卫兵在你身后把门关上，你便走进了一种极精致的孤寂里。一道斜坡把你引上一片开阔的高台，离地约十二米；从下面望见的那些望楼——那些小亭子——就立在台上。台上有一座园子，园里的树老而又老，有一座石头的迷阵，还有一座金与珐琅闪烁的大庙。

从这里可以俯瞰那宫殿和它的园子。一边是莲花湖铺展开去；另一边，人可以鸟瞰紫禁城，望见那几乎没有尽头的一重重高大的宫顶——一个屋顶的世界，一个珐琅在日光里闪亮的世界，一个山墙与瓦脊上角、爪与怪兽的世界。

我在这高处的孤寂里走着，在老树的荫下走着，想弄明白这座房子是怎么安排的，想挑一间合我心意的书房。

高台的正中是那座壮丽的大庙，它曾被一发炮弹打中，至今还是一片战后的狼藉。庙里坐镇的神明——一位白色的女神，从前是中华帝国的护国神像，一位穿着缀满宝石的金衣的雪花石女神——低着眼沉思，温柔、平静、含笑，四围是她被毁坏的供瓶、香炉和花。

有一间幽暗的大屋子，陈设还完好——一张极好的乌木宝座，几架屏风，各式各样的座位，还有厚重的明黄御用丝绸的垫子，织着云纹。

在所有那些沉默的亭子里，我挑中的一间就在高台的最边上，在围墙的脊上，俯临莲花湖和大理石桥，把那整片人造的景致尽收眼底——那景致是用金锭和人命堆出来的，为的是叫皇帝们倦了的眼睛看着舒服。

它不过比船上一间舱房大一点，可是四壁是玻璃，一直装到顶；这样，直到天黑，秋天的太阳都会把我晒暖，而在中国，这太阳是难得被云遮住的。我从隔壁屋里搬来一张桌子和两把配着明黄丝绸座面的乌木椅子——就这样安顿停当，我再下到大理石桥上去，回北宫去；那位上尉，我在这场中国梦里的同伴，正等着我吃早饭。

我回去得正是时候，赶上在烧掉之前看一看今天早晨那些古怪的发现——中国宫廷戏台的布景、砌末和行头。那都是些笨重而脆弱的东西，本来只打算用一两个晚上，随后就被扔在一间从不打开的屋子里，不知忘了多少年；如今正把那屋子腾空、打扫，好给我们的病号和伤员作医院。这戏台上演的显然是神怪的戏文，场面不是在地狱里，就是在云端众神之间；那里头有多少怪物、奇美拉、猛兽和魔鬼，用硬纸或纸做的，糊在竹子或鲸须扎的骨架上，无一不是以一种对可怖之物的十足天才设想出来的，那想象力超出了噩梦的界限！

老鼠、潮气和蚂蚁已经把它们糟蹋得无可救药，于是决定把这些形象统统烧掉——它们从前是用来给那位昏沉、放荡、孱弱的年轻皇帝解闷，或者搅扰他的梦的。

我们的兵士又是欢喜又是笑，忙着把这些东西往外搬。瞧，在院子的晨光里，是些启示录里的走兽，是些同真的一般大、却一点分量也没有的象，一个人就能叫它走、叫它跑。他们踢它们，跳到它们身上，钻进它们肚里，从它们身上穿过去，把它们弄得什么也不剩；最后点起那快活的火把，一眨眼工夫就把它们烧光了。

另一些兵士整个上午都在忙着往我们宫殿的窗棂上糊米纸，好叫风进不来。至于人造的暖气，是照中国的法子从底下上来的，屋子下面砌着地炉，今晚一等寒气上来我们就把它点着。眼下这灿烂的太阳就够了；廊子里那么多玻璃，丝绸、珐琅和金子在里头闪着，给了我们温室一般的热，而我们这一顿饭——总是用皇帝的瓷器盛着的——便在一种夏天的错觉里吃了。

北京的天空会有极大而突然的变化，我们这些气候规规矩矩的人是想象不到的。将近中午，我又到户外，走在皇城的侧柏底下，太阳忽然没入了几片铅色的、像是载满了雪的云后面；蒙古的风刮起来了，同昨天一样刺骨；几个钟头明媚得像法国南方的天气之后，一个北方的冬天又毫无过渡地接了上来。

我同法国使馆的几位先生约好在树林里会面，要同他们一道去探那座坟墓一般的紫禁城——那是中国的中心、中国的心脏、中国的神秘，是天子真正的居所，是萨达那帕路斯式的巨大城堡；比起它来，我们住着的皇城里那些近世的小宫殿，简直像孩子的玩物。

即使在出奔之后，要进这座黄琉璃顶的紫禁城也并不容易。在那两重墙后面，官员和太监仍旧住在这所华丽与压迫之家里；据说还留着几个女人，几位藏起来的公主，还有一些珍宝。两座城门都有森严的哨兵把守——北门是日本人，南门是美国人。

今天准我们从这两处入口里的头一处进去；我们在那里遇见的那一小队日本兵朝我们笑着表示欢迎；可是那道森严的门——暗红色，锁和合页都是镀金的，做成怪兽的头——从里面闩住了，他们使劲也推不开。几百年的开合已经把这两扇大门弄歪了，从缝里可以看见里面钉着木板，不让它们打开；还看得见有人跑来跑去，用笛子一般的嗓音宣称他们没有接到命令。

我们扬言要烧掉这门，要翻过去，要从缝里开枪；种种事情我们其实一件也不打算做，却把太监们吓住了，吓得他们跑散了。

再没有人答理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脚在这堵冰冷的墙边冻着；护城河里满是枯苇，散出潮气，风还在刮。

可是那些好心的日本人派了他们几个最壮的人——一路飞跑而去——绕到另一座门那里去，绕一圈约有四公里。他们给我们用侧柏的枝子和彩画的木器生起一堆火，我们轮流在火上烤手，一面等着；我们捡起这里那里从前的王公或皇帝从城头上射下来的带翎的旧箭，拿来解闷。耐着性子等了一个钟头，那沉默的门后面响起了声音和人语：是我们的使者在里面打太监的耳光。

忽然，木板吱嘎一声塌了下来，两扇门朝我们大开了。

十三

黑暗的屋子里有一缕淡淡的茶香，另外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气味——干花与旧丝绸的气味。

这间奇异的屋子再没有法子多得一点光；它通着一间幽暗的大厅，窗子上每一格都糊着薄纸，所以只透得进半明半暗的光；窗外是一个院子，那院子外面无疑又围着三重墙。那张凹进壁里的床，又大又低，像是嵌在一道厚得如同城垣的内墙中间，挂着丝的帐子，铺着深蓝的被——夜间天空的那种蓝。没有坐处，其实也几乎摆不下；也没有书，况且这样的光也不大读得成。当作桌子用的深色木柜上，玻璃罩子里立着些忧郁的小摆设；铜的或玉的小瓶里插着极僵硬的假花束，花瓣是用螺钿和象牙做的。所有的东西上都积着厚厚一层灰，可见这屋子并没有人住。

乍一看，没有什么标出这是何地、何时——除非，也许，床的上部那乌木雕工的精细透露出中国人的耐性。一切都是晦暗而阴沉的，线条笔直而严峻。

那么我们究竟是在哪里，在一处怎样幽暗、封闭、隐秘的住所里？

有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住过这里呢，还是在久远的从前？

他离开了多少个钟头——或者多少个世纪——他又会是什么人呢，这间被遗弃的屋子的主人？

显然是个愁苦的梦想者，才会选中这样一处阴影里的退隐之地；是个极讲究的人，才会在身后留下这样高贵的香气；又是个极倦怠的人，才会满意于这样沉闷的简素与这样永无更改的昏暗。

窗子这样小，窗格上蒙着丝一般的纸，又因为死死嵌在墙里，永远不能打开来放进光和空气，人在里面只觉气闷。何况，你还会想起为了到这里来所必得走的那条累人的路，想起一路上撞见的重重阻拦，这就更叫你心里不安。

先是那道巴比伦式的黑色大城墙，一座周围十余法里的城的那种超乎人力的墙垣，那城今天是一片废墟，一半空着，尸骸遍地；其次是第二道墙，漆成血一般的红，在第一座城里围出第二座城。再来是第三道墙，比前两道更华美，也是血的颜色；这就是围住此地种种大秘密的那道墙，在开战与城陷以前，没有一个欧洲人越过它一步；今天，我们虽有签了字又副署过的通行证，仍在门外被拦了一个多钟头；那是一座由兵士守着、从里面堵死的大门，我们只得从门上的锁孔里，同里面那些一味躲闪、一心想溜走的守门人又威吓又申辩，说了许久。这些门一旦开了，又现出另一道墙，同前一道之间隔着一条绕着整个围垣走的路；那路上散着破碎的衣裳，狗在拿死人的骨头玩。这道墙也是同样的红，却更加壮丽，整条墙脊上都饰着带角的装饰和金黄琉璃做的怪兽。等到我们终于过了这第三道墙，便有一些模样古怪、脸上无须的人迎上来，带着猜疑的问候，领我们穿过一座又一座小院与小园的迷阵，院园之外有墙，墙之外又有墙，园里的老树长在山石与大缸之间。这一切都是隔开的、藏起的、叫人心里发沉的；这一切都由铜的或大理石的怪物与奇兽守卫着、住满着，由千百张面孔守卫着，那些面孔的狞笑意味着凶狠与憎恨，还有千百种无人能解的符号。而每当那些顶着黄琉璃的红墙上的一道门在我们身后关上，就像在可怕的梦里，一串通道的门一扇扇在人身后关死，从此再不放人出去。

如今，走完这一程仿佛梦魇的长路之后，我们看着那一群领我们进来的、面带惶恐的人——他们脚上的纸底鞋走起来没有声息——便觉出：在他们眼里，我们闯进这间朴素的屋子，是犯下了一桩至高无上的、闻所未闻的亵渎；他们立在门口，斜着眼睛窥看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那些穿绸袍的狡狯的太监，那些瘦削的大官，帽子上除了红顶子，还垂着一支凄黯的鸦翎。他们是不得不让步的，他们并不情愿；他们用尽了心机，想把我们引到这座赫利奥加巴卢斯式的宫殿那无边迷宫的别的角落去；想叫我们去留心更远处那些豪奢的殿堂、那些大院、那些大理石的栏台——这些我们以后都会看到；去留心更远一些的那整座凡尔赛，如今荒草没了它，除了乌鸦的叫声，再听不见别的声响。

他们打定主意不让我们到这里来；而我们正是看着他们受惊的眼睛里瞳仁的放大，才猜出该往哪边走。

那么，是谁住在这里，幽禁在这许多重墙的后面——那些墙比我们西方的牢狱的墙可怕得多？他又会是什么人呢，那个睡在这张床上、盖着这夜色一般蓝的丝被的人，那个在他出神的时辰里，在日暮或黎明，在冰冷的冬日，不得不对着那些排得整整齐齐、摆在黑柜子上、罩在玻璃底下的沉思的小花束的人？

就是他，那位谁也看不见的皇帝，天子，孩子气而又孱弱；他的帝国比整个欧洲还大，他像一个模糊的幻影，统治着四五亿臣民。

也就是这个人，他血管里那半是神明的祖先的元气已经耗尽了，他太久不动作，藏在这座比庙宇还神圣的宫里；也就是他，冷落了、并且用昏暗裹住了他所乐于居住的那一小块越缩越小的地方。从前的皇帝们生活于其间的那片广大的排场，使他害怕，他索性全撇下了；庄严的大理石栏杆上和几座大院子里，长出了草和灌木；成百的乌鸦和鸽子在正殿金色的藻井里做窠，把留在那里、任其毁坏的珍奇华美的地毯，弄得满是污秽与粪。这座不可侵犯的宫殿，周围一法里，从来不曾有外国人看见过，从来无从打听，也无从猜度，它给初次走进来的欧洲人预备下的，是凄凉的荒败的惊愕，和坟墓一般的静默。

那位苍白的皇帝从来不住正殿。不，合他心意的是那一带有小园子和封闭的院落的地方，就是太监们拦着不许我们去的那一带古怪的院落。那张深深凹进去的床，帐子是夜的蓝色，说明的是恐惧。

这间阴沉的屋子后面，那些小小的私室像地下的甬道一样，往更深的阴影里伸过去；用得最多的木料是乌木；一切都是有意弄得晦暗的，连那些玻璃罩下凄凉的、干枯如木乃伊的花束也是。那里有一架音色柔和的钢琴，年轻的皇帝正在学弹，虽然他的指甲又长又脆；还有一架簧风琴，和一只大音乐匣子，奏出中国的调子，那声音像是从湖水底下发出来的。

再过去，便是他无疑最钟爱的退隐之处了——那地方又窄又低，像船上的舱房，呼出茶叶和干玫瑰花瓣的清香。

在那里，对着一个糊了薄纸的小气孔——透进一点幽暗的光——铺着一条褥子，蒙着御用的金黄丝绸，那上面仿佛还留着一个习惯躺在上面的身体的印子。几本书，几张私人的纸片，散在近旁。墙上钉着两三幅无甚要紧的画，连框子也没有，画的是没有颜色的玫瑰，底下用汉字写着医生为这位久病的人开出的最后的嘱咐。

这个梦想者的真性情究竟如何，谁能说得出？关于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的种种，前人传给了他怎样一些扭曲的看法？这一切阴森的符号，在他是什么意思？他所从出的那些皇帝、那些半神，曾叫古老的亚细亚发抖；称臣的君主从极远的地方赶来匍匐在地，把这里填满了旌旗与仪仗，其华美超出我们所能想象；而在这同一些今天如此静寂的墙里面，他又是怎样地、在怎样一些倏忽而过的幻灯般的景象底下，保存着那奇伟的过去的印记呢？

再者，当那桩史无前例的事情成就了的时候，当那些连他最狂的惧怕里也不曾料到的变故发生了的时候，他那深不可测的小小的脑子里，该是怎样的一片混乱！他那三重墙的宫殿，直到最隐秘的角落都被侵犯了；他，天子，被人从他二十代祖先与世隔绝地住过的居所里拽了出来；不得不出逃，而在逃亡中不得不容人看见，不得不像别人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也许甚至不得不哀求，不得不等待！

我们正要离开这间被遗弃的屋子的时候，我们的几个勤务兵故意留在后面，笑着往那张挂着夜蓝帐子的床上一倒，我听见其中一个带着加斯科涅口音，快活地低声说：「喂，老伙计，如今咱们可以说，咱们在中国皇帝的床上躺过了。」

十四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照管我们宫里两座火炉的中国工人——人家提醒我们说，这些人里头有奸细，也有义和团——整整一夜把我们烘得几乎太暖了。我们起身时，同昨天一样，在我们那道轻巧的廊子上又有一重夏天的幻觉，廊柱是绿的，上面画着粉红的莲花。一轮几乎灼人的太阳升起来，照着我就要骑马去做的那一趟鬼影似的巡礼——往西去，出了鞑靼城，穿过那些满是灰烬、无声无息的残破关厢。

在这个方向上，从前有几处基督教的坟地，散在尘土的田野之间，即使在一八六〇年，黄种人也不曾侵犯过它们。可是这一回他们狂怒地向死者下手，身后留下一片混乱与亵渎。最古的遗骨，那些在那里睡了三百年的传教士的遗骨，被掘了出来，砸碎，堆起来，点上火，为的是照中国人的信仰，把他们灵魂里或许还剩下的一点也毁掉。一个人必得对这个国家的想法略知一二，才懂得这一桩加在我们西方各族身上的极端的侮辱有多么深重。

耶稣会神父的坟地本来分外壮丽。他们从前在天朝的皇帝跟前势力很大，替自己的坟墓借用了中国王公的丧葬仪制。如今地上简直铺满了大理石的大龙和大龟，还有高大的石碑，碑上盘着螭兽；这一切雕刻都被推倒、砸烂了；墓室沉重的石板也被打破，地面被彻底翻了过来。

离这里不远，另有一处比较简素的围地，长久以来是欧洲各国使馆的葬地。它所受的待遇同耶稣会神父那座好看的坟地一样。中国人翻遍了坟墓，毁掉了尸身，连小孩子的棺材也没有放过。还有几根人骨躺在地上，标着坟的十字架被倒插在那里。这是我眼睛所见过的最叫人心里难过的景象之一。

附近住着几位善良的修女，她们办了一所中国孩子的学堂；她们的房屋如今只剩一堆砖和灰，连树也被连根拔起，又倒着头插回地里去。

她们的事是这样的：

一天夜里只有她们在，来了大约一千个义和团，喊着他们那要人命的号子，敲着锣。修女们在小教堂里祈祷，等着死。然而喧声渐渐低下去，天亮时一个人影也不见了，于是她们逃到北京，带着受惊的小学生们，躲到主教那里去。后来有人问义和团，为什么不进去把修女杀掉，他们回说：「因为我们看见修道院的墙头四周都是兵的脑袋和枪。」这样，修女们的命是从她们的刽子手的这场幻觉里捡回来的。

今天，荒园里那几口井把死人的气味散满了空中。那里本有三口大水池，出的水那样清，使馆里一直打发人老远来取。义和团把这几口井一直填到井口，填的是修士学堂的和近旁基督教人家的小男孩被残害的尸身。狗来这堆可怕的东西上吃过，因为它已经堆得同地面一般平；可是狗也吃饱了，尸身便留了下来，又被寒冷和干燥保存得那样好，身上刑伤的痕迹至今还看得出。一条可怜的大腿被一道一道划开，像面包师傅有时在面包上划的花纹；另一只可怜的手没有指甲。这里还有一个女人，她身上一处隐秘的地方被割了下来，塞在她嘴里，狗把它留在她张开的牙床之间。尸身上盖着一层像盐一样的东西，细看却是白霜，这里背阴的地方，霜是从不化的。然而阳光还是够清、够无情，把那些形销骨立照得分明，把那些张开的嘴、那些苦痛的神情、那些死者僵住的挣扎的姿势，都夸张了出来。

今天天上没有一片云，只是一片淡色的天，反射着许多光。整整一冬，看来大抵如此；即使在最冷的天气里，北京也难得下雨下雪。

我们兵士式的简短早饭是在那条长廊里用珍贵的瓷器盛着吃的；饭后，我离开北宫，到湖对岸那座我昨天挑中的亭子里安顿下来，开始我的工作。约莫是两点钟；夏天似的太阳照着我一个人的路，照着大理石桥的洁白，照着湖里的泥，也照着那些睡在结了霜的莲叶之间的尸首。

团城宫门口的卫兵替我开了那两扇红漆的门，又在我身后关上。我沿着斜坡上到台上，于是我就在这里了，一个人，十分地一个人，在我那座高处的园子和我那座奇异的宫殿的静默里。

要走到我的工作室去，得穿过一条条窄道，两旁是老树和最不像天然生成的假山。亭子里灌满了光，好看的阳光落在我的桌上，落在我那些垫着金黄坐褥的黑座位上；十月里那好看而带忧郁的阳光，照亮并温暖着我自己挑的这处退隐地；听说太后从前喜欢到这里来坐着，从这高处望她那一湖开满了花的粉红。

最后的几只蝴蝶和最后的几只黄蜂，被这暖房似的热气延长了性命，拿翅膀扑打着窗玻璃。那面极大的御湖在我们眼前铺开，大理石桥横跨其上；苍老的树在岸上结成一条带子，宫殿和塔的那些异想天开的屋顶从树里升起来——那些屋顶是一片了不得的琉璃。正如中国扇面上画的风景一样，近处有一丛丛小小的石头，还有邻近一座亭子上那些上了珐琅的小怪兽，中景里则有从哪一株老柏树上落下来的虬曲的枝条。

我是一个人，整整地、甘美地一个人，高高在一处上不来的地方，来路由哨兵把守着。偶尔听见一声鸦叫，或是一阵马蹄声，从下面，从托着我这脆弱住处的城垣脚下过去，或是偶尔过一个送信的人。此外便什么也没有；近处没有一点声响来扰乱我这退隐地里阳光的安静。不会有什么意外，也不会有客人。

我工作了一个钟头，背后入口那边有一阵轻微的窸窣，叫我觉出有一个谨慎而可亲的什么东西在。我转过身，是一只猫，它猛地站住，一只脚还悬在空中，迟疑着，直盯着我的眼睛看，像是要问：「你是谁，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轻轻唤它，它用一声哀怨的喵回答；我呢，对猫向来是知趣的，便接着写我的东西，因为我很明白，头一回见面不可太过殷勤。

它是一只很好看的猫，黄白花的，有一种大贵人似的高贵而文雅的气派。过了一会儿，它便来蹭我的腿；于是我把手慢慢放到那颗小小的、丝绒似的头上，那头猛地一惊之后，容许我抚它，并且就此听凭了。事情成了；相识订下了。它显然是一只受惯了娇养的猫，大约还是太后的亲近。明天，以及往后每一天，我要请我的勤务兵从我的口粮里带一份冷食给它。

夏天的幻觉随着白昼结束。太阳又大又红，落到莲花湖后面去，一下子换上了一副愁惨的、冬天的样子；同时一股寒气罩住万物，空着的宫殿忽然阴沉起来。这一天里我头一次听见脚步声走近，在静默中响在台上的石地上。我的仆人奥斯曼和勒诺照吩咐来接我；下面城墙上的那道门，奉命只为他们两个人开。

我们在暮色里过大理石桥回住处，冷得像冰；湖上的水汽正结成一团团的雾，每天夜里都是如此。

晚饭后，我们摸黑在这地方的院子和屋子里搜人。前几夜我们隔着透明的窗玻璃望见过一些叫人不安的小灯火，我们一弄出响动，它们便立刻熄了。这些灯火在没有人住的廊子里上上下下地移动，离得有些远，像萤火虫。今夜这一番功夫拿住了三个不认识的人，他们带着短刀和遮光的灯，翻墙进来，要在皇家的库藏里偷点什么。其中两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欧洲人，是联军某一国的兵。为了不把事情闹大，我们只把他们好好打了一顿棍子，又掴了几个耳光，便打发出去了事。

十五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昨夜的霜比前几夜更重，院子里的地面上铺了一层细小的白色晶粒。这是我们照例在早晨巡看这座宫的廊庑与附属屋宇时发见的。

从前托钵传教士住的屋子和学堂里，装货的箱子堆得满出来，箱里是备用的丝绸与茶叶。还有一堆古铜器、瓶和香炉，垒到一人高。

然而最不寻常的一座矿藏是教堂本身——一个地道的阿里巴巴的山洞，装得满满的。除了从紫禁城搬来的古物，太后还把两年前万寿庆典上收到的礼物全堆在那里。（那一回，向他们的君主献礼的官员排成的长队有一法里长，走了整整一天。）

在中殿和两旁的侧廊里，箱子和匣子堆到柱子的一半高。尽管乱成一片，尽管先我们而来的人——中国兵、日本兵、德国兵、俄国兵——已经匆匆劫过一遍，留下的仍是一批了不起的收藏。那些最大的箱子，压在底下的那些，因了自身的重和堆在上头的一大堆东西的护持，连开都没有开过。最先被拿走的是堆在上面的无数小件，多数装在玻璃罩里，或者裹着黄绸：玛瑙、玉、珊瑚、青金石做成的成束的假花，用翠鸟的羽毛巧妙点成的宝塔和蓝色的山水。这些花了几年工夫、凭中国人的耐性做成的活计，如今被刺刀一击打得粉碎，而护着它们的玻璃正在地上、在人的脚底下碎响。

织着金龙的厚绸御袍摊在地上，混在各式各样的匣子中间。我们从它们上面走过去，从雕花的象牙上面走过去，从成堆的珍珠和刺绣上面走过去。有太后收藏的一千年的铜器；有些屏风，像是神灵雕出来、绣出来的；有古瓶，有景泰蓝，有开片的瓷，有漆器。底下有几只箱子，上面写着一百年前故去的皇帝的名号，里面是远省进献给他们的礼物，从来没有人费心打开过。这座惊人的大教堂的法衣室里，一排排的纸板匣子装着太后戏班里伶人的全部华服，还有许多旧日时兴的头面。

这座塞满了异教财宝的教堂，那架风琴还是完好的，虽然它已经沉默了三十年。我的同伴同我一道上楼廊去，试一试巴赫和亨德尔的几支圣咏在这些拱顶下的效果；底下，非洲猎兵们站在没到膝头的象牙、绸缎和朝服里，继续着他们清出东西的活计。

今天早晨十点钟光景，我穿过紫禁城，到它的另一边去看太庙，那里归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看守。这里从前是至圣所，是历代先帝的万神殿，是一座连走近都不许走近的庙。

它坐落在一处格外幽暗的地方；门前立着轻巧而繁丽的牌楼，绿的、红的、金的漆，架在纤细的支柱上，同树木阴沉的枝条混在一处。极大的侧柏与柏树被年岁扭得变了形，荫庇着蹲在门限旁的大理石怪兽，并且把一层绿意给了它们。

过了第一重围墙，自然又是第二重。一进一进的院子，总是老树遮着，一进接一进地庄严华美下去。地上铺着大石板，石缝里长着坟地上常见的那种草；每一株在这里投下影子的侧柏和柏树，都被一圈大理石围着，像是从一片雕花里长出来的。枝上不断落下的千万根松针积成厚厚的一层，把什么都盖住了。几百年的暗铜大香炉，立在刻着死亡徽记的台座上。

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古与神秘的印记。这是一处独一无二的地方，中国皇帝的魂灵在这里徘徊。

两旁是配殿，漆与金的墙随着年月转成了旧时科尔多瓦皮革的色调。里面是残破的灵床、徽记，以及属于某些丧仪的器物。

这一切都不可解，都可怕；人深深觉得自己无力抓住这些形状与符号的意思。

终于，在最后一进院子里，在一座由铜鹿守着的白大理石台上，太庙的正殿举起它那晦暗了的金色的正面，上面覆着黄漆的屋顶。

它是一间极大的屋子，宏伟而幽暗，通体是褪了色的金，转成了铜红。后壁上是一排九扇神秘的双扇门，都用蜡封着。当中是几张桌子，从前摆着给先人亡魂的供馔；皇城被攻下的那一天，我们饿着的兵士在这里欣然发见了一桌意外的饭食。在这间高屋子的两端，编钟与弦乐器等着那个也许再也不会来的时辰，好为亡魂奏乐。有长长的、平放的瑟，音色沉着，由闭着眼睛的金兽托住；有极大的悬架，一架挂着钟，别的几架挂着石板与玉的磬，都用金链吊着，上面立着张开金翅、朝那暗金的天花板伸去的大怪兽。

还有一些漆柜，大得像房子，里面收着成批的古画，卷在乌木或象牙的轴上，裹着御用的绸子。

其中有些是了不起的，它们揭开了一种我们西方人全然想不到的中国艺术——一种至少同我们的艺术不相上下、却又深深地同它不像的艺术。画里的皇帝，或在静默中沉思，或在林中行猎，画出的野地叫人生出对原始的自然、对未经人动过的岩石与树木的世界的向往。已故皇后的像，用水色画在褪了色的绢上，叫人想起意大利早期画家那种天真的秀雅——那些像那样淡，那样没有颜色，仿佛只是人的一瞬的倒影，然而那用极简的手段达到的形体的完美，那眼睛里凝住的神气，使你觉出这是像的，使你在一个奇异的片刻里同这些往昔的后妃面对面地活着——她们在这座华美的陵庙里已经睡了几百年。这些画全是神圣的，欧洲人从没有见过，甚至从没有疑心过它们的存在。

另有一些卷子，摊在地上有六米或八米长，画的是仪仗、朝会、使臣的行列；骑士、军队、旗幡；成千上万各色各样的人，他们的衣裳、刺绣和兵器细到叫人想拿放大镜去看。中国服制与典礼的全部历史都在这些珍贵的细画里。我们甚至在这里看到不知哪一位皇帝接见路易十四的使臣；一些小小的人物，面孔十足是法国的，画得像是要拿到凡尔赛去陈列，头上戴着太阳王时兴的假发。

殿后那九扇华美的封着的门，隔开的是九位皇帝的神位。人家很好意，为我打破了红蜡的封印，弄坏了一处禁门上的锁闩，好让我进到一处圣所里去——那是十八世纪初年正当盛时的康熙大帝的一处。一名军曹奉命陪我做这件亵渎的事，手里举着一支点着的蜡烛，那烛在这坟墓般稀薄而寒冷的空气里像是不情愿地烧着。殿里本已很暗，这里却是黑夜本身，像是有人把泥土和炉灰撒得到处都是；北京那没完没了积起来的尘土，仿佛是死与朽坏的一个记号。从白日的光里——哪怕是昏暗的白日——走进一支小蜡烛那点失落在黑影里的光，人起初看不清楚，会迟疑一刻，倘若这地方本身就叫人吃惊，那就更是如此。我看见面前有一道台阶，升向一座类似神龛的东西，那里面似乎满是些不知名的精工的制作。

左右两边，用繁复的锁锁着几只样式严正的柜子，人家许我打开来看。在它们的格子里，在它们暗藏的夹底里，藏着这位君主的成百的御玺——玛瑙的、玉的、金的，沉重的印，为他一生的每一桩事、为他一朝的每一件作为而刻；那是无价的遗物，自他的丧仪之后没有人敢碰，在那里躺了两百年。

我登上神龛，军曹把蜡烛举到那些奇珍前面——玉的如意与玉瓶，有些是用深浅两色的玉、用金胎的景泰蓝、或者用纯粹的赤金做成的，工致得出奇。神案后面，在一处幽暗的地方，有一个我先前没有觉察的庄严的人像，斜着眼睛盯住我，那目光穿过两幅黄色御绸的帷幔而来，帷幔的褶子被尘土染得发黑。那是已故皇帝的一幅淡淡的画像——同真人一般大，在我们那一支可怜的蜡烛的光里显得那样模糊，像是一个幽灵在昏了的镜子里的影。在这位死者看来，我们打开藏他宝物的柜子，该是一种说不出名字的亵渎；不，单是我们置身在这座不可入的城里这个最不可入的地方，就已经是了！

等到一切仔细地重新关好，等到红封印重又贴回原处，那皇帝淡淡的影像重又归于静默、归于它惯常的黑影里，我赶紧从这坟墓般的寒气里出来，再呼吸一口空气，到台上去找一点从侧柏的枝条间漏下来的秋日的阳光。

今天我要同法国军官们一道用午饭，地方在御苑最北的尽头，在先蚕坛。这也是一处可佩的古老圣地，前面是华美的院子，有大理石的台和铜瓶。这座皇城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世界，庙与宫殿安放在一片绿里。直到上个月为止，那些自以为看见了中国的游客——这一切对他们始终是关着的、禁着的——还根本想不到有这样一座奇异的城，是战争替我们打开了它。

两点钟光景我动身回我的团城宫去，一轮灼热的太阳照在深色的侧柏和柳树上；人像在夏天一样找阴凉，柳树正落着许多叶子。在大理石桥的桥头，离我的门不远，躺在荷花中间的那两具穿蓝袍的尸首，浸在一片带着讥诮意味的灿烂的光里。

守卫的兵士把那道通到我高处园子里去的矮便门关上以后，我重又独自留在静默里，直到斜斜的红色日光落到我的书桌上，报告那忧郁的黄昏就要来了。

我刚在活计前坐下，一个亲热的脑袋就谨慎地在我腿上蹭了蹭，好引起我的注意，宣告那只猫来访了。这一次来访我并非没有准备，因为如今我每天都在等它。

一个钟头理想的安静过去了，只有两三声乌鸦的叫打断它。随后我听见墙脚下的石板路上有骑队奔驰的声音；原来是瓦德西元帅，后面跟着一队卫兵，矛尖上挑着小旗。他正回他住的那座宫去，离这里不远，是太后所有的住处里最华美的一处。我的眼睛跟着这一队人马过了大理石桥，向左一转，消失在树后面。于是静默回来了，同先前一样绝对。

我不时出去在我那高台上走走，每一回总发见些新东西。我的侧柏底下有几面极大的铜锣，是用来召唤神明的；有几畦黄菊和印度黄的石竹，霜在上面留下了几朵花；还有一座大理石与彩瓷砌成的台座，托着一件乍看说不出是什么的东西——世上最大的玉块之一，雕成海上一个浪头的样子，怪兽在浪沫里挣扎。

我到几座空了的亭子里去看，里面还摆着乌木的宝座、卧榻和黄绸的垫子，像是些隐秘的小小的爱巢。毫无疑问，那位美丽的君主，虽然上了年纪，情性仍烈，从前常常同她的宠幸一道退到这里来，在御绸中间，在这些遮蔽着的阴影里。

今天在我这座梦里的宫殿中，我唯一的伴侣是那尊披着金衣的雪花石膏的大女神，她永远对着破了的瓶和枯了的花微笑；她那座太阳从不进去的殿，总是冷的，不到时候就暗下来。

然而真正的夜来了，我开始觉得冷。那轮太阳，此刻在法国正升到南天的最高处，在这里却在下沉；它沉下去，一个又大又红、没有光也没有热的球，落到莲花湖后面冬天的雾里。

夜的寒气忽然而至，给我一种突然落进一个冰窖里去的感觉，还有一点偷偷袭来的小小的苦楚——为着被放逐到离家这样远的地方。

我的两个仆人来接我，带着一件披风，好让我在回宫的路上披着；我像迎接朋友一样迎接他们。

十六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廊庑里、园子里、林子里，仍是那一样辉煌的日光。我们的兵带着成队的中国工人，每天在大教堂的中殿里做着同一样的活：把还完好的、或差不多完好的珍宝，仔细地同那些已经无可挽回地损坏了的分开来。家具和贵重的铜器装在手推车上，不断地从我们的院子里来来去去；凡是从教堂里搬出来的，都放进眼下我们的部队用不着的屋子里，等着最后运到太庙去，锁起来存在那里。

这些华美的东西我们看得太多了，已经腻了，也已经厌倦了。从最古的箱子的深处翻出来的那些最了不得的发现，也不再叫我们吃惊；如今再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为了装点自己的住处——啊，这装点又是何等短暂——还想要的了；再没有什么东西美得够上我们那些埃拉伽巴卢斯式的奇想。这一切不会有明天了，因为清点必须在几天之内完事，随后我们这些长廊就要隔成一间间军官的卧房和办公的屋子。

说到发现，今天早晨我们撞见了一堆尸首——皇城最后的守卫者，一齐倒下去，堆在一处，至今还保持着显出极度痛苦的姿势。乌鸦和狗已经下到他们躺着的那道沟里，把眼睛、胸膛和肠子都吃掉了；骨头上一点肉也不剩，红色的脊柱从破烂的衣服里露出来。鞋子还留着，头发却没有了；显然有中国人同狗和乌鸦一起下到这个深坑里，把死人的头皮剥了去，好做假辫子。

今天我一早就离开北宫，要出去一整天，因为我得到使馆区去，在西班牙使馆见我们的公使，他被收留在那里；他还躺在床上，不过已在复原，所以我终于可以把我受海军上将之托要面陈的那些事告诉他了。

四天以来我没有出过皇城的红墙，没有离开过我们那片高华的孤寂。所以，当我重新置身于鞑靼城那些平常街道的丑陋的灰色废墟之间，置身于人人都见过的北京、一切旅行者都知道的北京里的时候，我更懂得了我们那片大林子、我们那个湖、我们那一切禁地里的荣光的独一无二。

然而这座平民的城，看上去不像我到的那一天在风里雪里那样凄凉了。人们开始回来了，人家这样告诉我；北京在重新住满人，铺子在开门，房子在重盖，沿街已经有几样卑微而有趣的营生做起来了：在桌子上，在帐篷底下，在阳伞底下。中国秋天里暖和的日光，是许多没有火的穷苦人的朋友。

十七

喇嘛庙是北京最古的圣所，也是世上最奇的圣所之一，里面藏着中国旧日金银匠人无数精妙的手工，还有一座价值难以估量的经藏。

这座珍贵的庙宇，虽然存在了好几百年，却难得有人见过。在今年欧洲人入侵之前，「外夷」是严禁进去的；即便联军占了北京以后，到过那里的人也极少。它得庇于自己所在的位置：缩在鞑靼城墙的一个拐角里，在城中一处全无生气的地方；这城里的各个区，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死下去，像老树一根一根地掉着枝子。

今天我们同法国使馆的几位一道往那里去朝拜，才发觉我们全是头一回去。

为了到那里，我们先要穿过东边的市场，在一个没有太阳、荒凉不堪的北京里走三四公里——一个带着战争与败亡痕迹的北京，货物就摊在地上的污秽与灰烬上叫卖。在破布与废铁之间，能找到一代一代官员传下来的无双之物；古老的宫邸，同穷人的屋子一样，把自己最惊人的所藏倾倒了一些在这里；污浊与奇珍并排躺着——这边是几片带着疫气的烂布，那边是一件三千年前的小玩意儿。沿着屋墙，一眼望不到头，挂的是死了的男人和女人脱下来的衣裳。这是一个无穷无尽地出卖奢侈衣物的地方：从富人家里偷来的蒙古的厚毛皮，一个妓女的艳装，或是那些已经消失了的贵妇人们留下的、沉甸甸的华美绸袍。中国的百姓，在北京的劫掠、纵火与毁坏上，比入侵者做得多过百倍；这些一律肮脏、穿蓝布衣、斜着一双恶眼的百姓，麇集蠕动，急切地翻寻着，扬起整整一团微生物与尘土。拖着长辫子的下流无赖在人丛里穿来穿去，把貂皮、蓝狐皮，或是极好的紫貂，只卖几个银元，急着要把偷来的东西脱手。

越走近我们此行的目的地，越静了；繁忙拥挤的街道渐渐让位给那些老死了的街，街上没有行人；门槛上长着草，废弃的墙后面也长着草；我们看见一些树，枝节盘屈得像老人的手臂。

我们在一座坍圮的门前下马；这门看去像是通进一座园林，一座鬼魂散步的园林——而这就是庙门。

在这神秘的围墙里面，我们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呢？我们不知道；起先也没有人出来接我们。但喇嘛的住持不久就出现了，带着他的钥匙，躬着身，我们便跟着他穿过那座坟墓似的园子。

他穿一件紫色的袍，剃着头，一张脸像旧了的蜡，同时是含笑的、惊惧的、怀着敌意的；他领我们到第二道门前，门开进一个极大的院子，铺着白石，四面整个围着庙宇最前一进那些奇异的墙。它们的基座是厚重的，屋顶是曲的、分叉的，墙本身单凭那体量就叫人生畏，而且密不透风；这一切都是赭石与铁锈的颜色，斜阳在高高的屋顶上投下金色的反光。

院子是空的，铺路石的缝里长着草。在这几座大殿紧闭的门前，白色大理石的栏杆上，一排排放着「转经轮」——那是青铜做的锥形的座，上面刻着隐秘的符号，僧人们一遍一遍地转着它，口里喃喃念着今日的人再也听不懂的字句。

在古老的亚细亚——她是我们的祖先——我曾深入过一些古代圣所的腹心，在那些意义已经失落了几百年的符号面前，浑身战栗着一种说不出的惶恐。这一种惶恐，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染着忧郁：站在这一排沉默的「转经轮」前面，在寒冷里，在风里，在这座院子的孤寂与残破里，脚下是长了白草的石地，四围是神秘的黄墙。

年轻的喇嘛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无声得像影子，还有喇嘛的孩子——他们很早就开始教这些孩子那些再没有人懂得的古老仪轨。

他们是年轻的，却没有一点年轻的样子；衰老已经落在他们身上，还有一种我说不清是什么的、神秘的迟钝；他们的目光像是从过去的世纪里来的，路上把清亮丢掉了。不知是因为穷，还是因为舍弃，罩着他们瘦身子的黄袍都褪了色，破了。他们的脸和他们的衣裳，正如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圣所，可以说都蒙着时间的灰。

我们想看什么，他们都乐意在他们这些老房子里指给我们看；我们从讲经的屋子开始——一代又一代默默无闻、从不长进的僧人，就是在这里慢慢造成的。

凑近了看，分明可以看出：这些如今是金属氧化的颜色的墙，从前满是漆和金的美丽花样；要把它们一概调和成今日这种古铜的色调，需要说不清多少个炎夏与冰冬相接，还需要尘土——那从蒙古的沙漠上一刻不停地吹过北京来的尘土。

他们讲经的屋子很暗——若是别样，倒要叫我们诧异了；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们的眼珠从那下垂的眼皮里那样凸出来。这些屋子很暗，却极大；虽然荒废了，仍旧是豪奢的，而且气派恢宏，一如这座城里所有的建筑——这座城在它的时代里，曾是世上最壮丽的城。高高的天花板由上了漆的柱子撑着。有给学生坐的小凳，有成百张雕花的书案，一排一排地摆着，让长年的使用磨损了、弄坏了。穿金袍的神像坐在角落里。墙上挂着价值连城的旧绣，绣的是涅槃之乐。藏经的架子上，旧写本满得要溢出来，有的做成书册的样子，有的是一大卷一大卷，用彩色的绸子裹着。

人家领我们进第一座殿；门一开，殿里便放出金色的光来——那是审慎地用着的金的光，带着漆经了几百年所染上的温暖的红调。里面有三座金的坛，坛上，在一群小金神的簇拥之中，端坐着三尊大的，垂着眼。坛前金瓶里插着金的花，花茎笔直，硬得古气十足。同样的器物、同样的姿态、同样的面容，一再重复，固执地成倍出现，这正是庙宇里那种一成不变的艺术的特色之一。同一切古时的殿宇一样，这里没有开给光进来的口子；只有从半开的门里进来的光，从下面照亮那些端坐的大偶像的微笑，把天花板上的装饰照得影影绰绰。什么都没有动过，什么都没有拿走，连那些烧着香枝的、极精美的景泰蓝瓶也在——显然这地方是被人忽略了。

在这座殿后面，在它那些积满尘土的配屋后面——配屋里画着佛家地狱的种种酷刑——喇嘛们领我们到第二个院子，也铺着白石，同第一个院子处处相像；一样的残破，一样的孤寂，一样的铜黄色的墙。

第二个院子之后是又一座殿，同第一座一模一样，一样到叫人疑心自己是不是中了幻觉；一样的形像，一样的微笑，一样的金花插在金瓶里——把同一种华丽耐心地、奴仆似的复制了一遍。

第二座殿之后是第三个院子，第三座殿，同那两座分毫不差。可是太阳这时更低了，只照着琉璃瓦顶最尖的那一点，照着那成千上万的黄釉小怪兽——它们像是在瓦上互相追逐。风大起来，我们冷得发抖。雕花檐间的鸽子开始找它们的窠，无声的猫头鹰醒来，飞动起来。

正如我们所料，这最后一座殿——也许是最古的，肯定是最残破的——不过是那两座的又一遍重复，只除了正中的一尊偶像：它不是坐着的、与真人一般大的，而是站着的、巨大无比的。金的天花板从这尊像约莫一半高的地方升起，收成一个同样贴金的穹顶，像一只匣子，把像的上半截罩在里面。要看它的脸，就得走到坛前去，在那些僵直的花和香炉之间仰起头来看。那时它看去像一具巨灵的木乃伊装在它的匣子里，垂着的目光叫人心里发毛。可是定睛看久了，它便施出一种法术来；人被它催眠了，被它摄住了——被那一片微笑摄住；那微笑不偏不倚地施予它周围这一切正在死去的辉煌、金、尘土、寒冷、暮色、废墟、沉寂。

十八

我们离开那些鬼影似的喇嘛之后，日光还剩半个钟头，于是我们顺路去拜访孔子——他就住在同一个区里，或者不如说，住在同一片坟场里，被抛弃的情形同样叫人心里发沉。

我们试着推门进去，那扇教虫蛀空了的大门便从铰链上滑脱，倒了下来；一只在那里睡着的猫头鹰受了惊，飞走了。于是我们置身在一片像是葬地的树林里，踏着秋天褐色的野草走。

最先遇上的是一座牌坊，为着尊崇某一位中国的大思想家而立。它的式样极可爱，虽然也极奇特，上头压着三座黄琉璃的小钟楼，钟楼弯曲的屋顶，每一个角上都饰着怪兽。

它立在那里，像一件贵重的珍玩失落在废墟中间。四周一切都这样颓败，它却新鲜得令人诧异。从它那些细部的古拙，人知道它年代久远；可是它是用那样经久的材料做的，在这干燥的天气里，几百年的风雨磨损也不曾伤着它。底座是白大理石，其余是琉璃——黄的和绿的琉璃，上面高高凸起莲叶、云和螭兽。

再往里去是一座圆形的大殿，显出极古的样子；它像是泥土或灰烬的颜色，周围绕着一道水渠，渠里的莲和芦苇都在枯死。这是一处让贤者前来静思人世虚幻的退隐之地；那道水渠的用处，是把它隔开，使它更加安静。

要到它跟前，得过一座拱起的大理石桥，桥栏隐约像是一串接连的兽首。里面空无一人，被遗弃了，正在坍塌下去，金的天花板上满是鸟窝。还剩着一张真正富丽的讲案，一把扶手椅和一张桌子。看上去像是有人抓起一把一把细泥，撒遍了所有的东西；地上也铺着这样一层，人的脚陷进去，脚步声便听不见了。我们不久发见底下原来还有一张地毯，那不过是几百年积下来的灰——蒙古的风吹过北京时，永远带着的那种厚厚的灰。

在老树底下走了一小段路，我们到了庙本身，庙前是一个院子，院子四周立着高大的大理石柱。这里看上去同墓地一模一样，然而这些石碑底下并没有躺着死人，立碑只是为了光耀逝者的名。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以自身的存在与自身的梦想使这一方地方著名的哲人们，那些深邃的、我们永远失去了的思想者，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最超绝的言辞中的若干句，都由这些石碑传了下来。

通往正殿的白石阶两旁，有几块大理石砌成大鼓的形状。它们古老得叫人头晕；上头用原始的汉字刻着格言，只有少数几位博学的官员才认得，那些字与埃及的象形文字同时，是它们的姊妹。

这是一座无所为而为的殿，是抽象之思与冷静的思辨的殿。人一进去，立刻被它绝对的朴素打动，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一样东西叫我们对此有所准备。极大，顶极高，极宏伟，通体是一色的血红，壮丽地空着，无上地静着。柱子和墙都是红的，只有一点谨慎的金饰，也被时间与尘土暗淡了。正中一只巨大的瓶里插着一束极大的莲花，如此而已。在寻常中国庙宇里那一片繁缛之后，那一场怪兽与偶像的狂欢、人形与兽形的层出不穷之后，这里没有任何形象，实在是一种安慰，一种解脱。

沿墙一溜的壁龛里立着石碑，同这地方的别处一样是红的，献给比前院那些人更加卓越的人物，碑上刻着他们著作中的句子。孔子本人的碑比别的都大，所引的话也更长，占着这座严峻的先贤祠正中的尊位，安放在一座类似祭坛的台上。

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座庙；这里不是祈祷或行礼的地方。它更像是一所学院，一处供人从容作哲理之谈的会所。尽管积着灰，尽管一派被弃的样子，据说北京翰林院新当选的院士，至今仍须在这里作一次讲论（有人告诉我，那个院比我们自己的学院更是形式与礼仪的守护者）。

除了从上到下写满石碑的种种谈超脱与谈智慧的格言之外，孔子还给这座殿留下了几段论文章的话，用金字刻成，做成像挂在墙上的画一般。

这里有一段，我抄下来给西方那些一心忙着分类与考订的年轻学者。他们会在里面找到一个回答，回答他们最爱问的一个问题，而这回答已有两个两千年那么久远：「将来的文学，将是悲悯的文学。」

将近五点钟了，那轮阴沉的、红的秋天的太阳落到大中国朝着欧洲的那一边去，我们便把庙宇和那片树林留在身后。我同我的同伴们分手，因为他们住在鞑靼城南边的使馆区，而我要回皇城去，离这里很远。

我全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这一片死掉的、我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消磨了一整天——再穿过北京那些冷清的、迷宫似的街巷。给我做向导的是一个借来的「马夫」，我只知道要走一英里多的路，才到得了我那座豪华而空无人烟的住处。

同伴们一走，我便在无声的、古老的、没有人住的街上走了一会儿，然后才到得了一条又长又宽的大街，那里开始出现蓝布衣裳和拖着长辫子的黄面孔。街两边是没完没了的一排低矮的房子，寒伧的、灰色的东西；马蹄踏过，把黑色的、一捻就碎的尘土扬成一团一团带着秽气的云。

街这样宽，房子这样低，几乎整个暮色的天都看得见，就在我们头顶上；太阳一落，寒气来得这样快，一转眼我们就冻僵了。

卖吃食的铺子前面人挤得很密，卖肉的地方一带空气腥臭，那里卖狗肉和烤蚱蜢。可是街上这些人多么和气呵！打过仗、挨过炮轰的第二天，他们让我从中间走过去，连一个恶意的眼色都没有！假如我这副样子碰巧不合他们的意，我带着一个借来的马夫和一支左轮手枪，又能怎么样呢？

此后有一阵子，我们独自走在城里荒凉的、成了废墟的地段。照那轮惨白的落日的位置看，我觉得我们走的路是对的；可是我那个只会说中国话的马夫若是没有听懂我，我就要为难了。

在这寒冷里往回走的路，我觉得没有尽头。然而到底，皇家园囿里的假山在我们前面灰灰地映在天上，还有那些琉璃的小亭子和扭曲的树，聚拢成一幅画在漆器上的景致。我们到了那道血红的皇城墙上一座黄琉璃的门前，两名联军的哨兵在那里举枪致敬。从这里起我认得路，我到家了；于是我打发走向导，独自往皇城里去——这个时辰，皇城是不准人出去的。

这座皇城，这座黄城，这座禁城，在大北京那一派巴比伦式的周遭正中，围着它自己那几道可怕的墙；与其说是一座城，不如说是一座园囿，一片古树之林——阴郁的侧柏与香柏——周围有好几法里。几座古庙从树枝间露出来，还有几座照太后的意思盖起来的新宫。这一片大林子，我今晚像回自己家一样回到里面去的这一片大林子，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曾为外国人所知；连各国公使也从来没有进过它的门；直到不久以前，它对欧洲人还是绝对进不去、也全然不知道的。

这座黄城用它宁静的树影围住并护着那座更加神秘的紫城，那是天子的居处，占着正中一块气象堂皇的方地，有护城河和双重的城垣护着。

这个时辰，这里是何等的静呵！这是一片何等凄惨的地方呵！死亡在这些路上盘旋，而从前公主们坐着轿子从这里过，皇后们带着一队穿丝衣的随从从这里过。如今原来住在这里的人逃走了，西方的蛮夷占了他们的地方，人在林子里遇不见谁，除非偶尔碰上一队巡逻，或是这一国那一国的几个兵；只听得见哨兵在宫前或庙前的脚步声，还有乌鸦的叫和狗在死人旁边的吠。

我得穿过一片满是树的地方，除了树没有别的——那些树的轮廓十足是中国的，单是那副样子就足以叫人尖锐地觉出自己是被放逐的人；路在深深的树影下伸过去，树影把黄昏变成了夜。晚归的喜鹊在枯草上跳着，乌鸦也在那里，它们的呱呱声被寒冷与寂静放大了。一刻钟之后，就在路的一个转弯处，紫城的一角出现了。她慢慢显露出来，无声，闭着，像一座庞大的坟。她那些又长又直的墙消失在远处的迷茫与晦暗里。我越走近她，那寂静仿佛越深，像是她孵着它，它便长起来。

莲花湖的一角开始露出来，像一片镜子放在芦苇中间，接着天上最后的返照。我得沿着湖边走，从琼华岛前面过去，那岛有一座大理石桥通着；我事先就知道，几百年来守着那座桥的两个怪兽，又要向我做出那副可怕的怪相，因为我每天都看见它。

最后我从树的阴影与压抑里走出来，进到开阔的地方，头顶上是清朗的天，把湖丢在身后。头几颗星出来了，预示着又是一个在这里度过的夜，一个过分孤寂、过分沉默的夜，只偶尔有一声枪响，打破树林与宫殿那种悲剧般的宁静。

莲花湖，在花开的季节里，想必就是中国诗人们所写的那一片神奇的粉红花田；如今十月将尽，它只是一片凄凉的沼泽，盖着褐色的叶子，这个时辰，一层冬天的雾从上面升起来，像一片云悬在枯死的芦苇上。

我的住处在湖的那一边；此刻我已走到那座大理石桥跟前，它以一道漂亮的弧线跨过湖面——那弧线在黑暗里仍旧白得分明。

走到这里，一股尸臭迎面而来。这一个星期以来，我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从一个穿蓝袍的人身上来，他张着两臂，脸朝下伏在滑腻的岸上；再往前十步，他的同伴躺在草里。

等我穿过悬在水上的那片惨白的云，过了这座漂亮而冷清的大理石桥，我就差不多到家了。在我左手是一座琉璃的门，由两名德国哨兵守着——两个活人，我看见他们并不觉得难过——他们会像机器一样整齐划一地向我敬礼；那里便是瓦德西元帅所住的园子的入口，他住在太后的一座宫里。

再走二百米，又过几道门、几处废墟，我就到了一堵旧墙上新开的一个口子，那是我的入口，由我们自己的一个人守着——一名非洲轻骑兵。太后的另一座宫藏在那边的景物里——一座纤弱的宫，几乎整个用玻璃围起来。一到那里，我便推开一扇画着粉红莲花的玻璃门，重新找到我夜夜的仙境：在黄色的地毯上，在雕工精美绝伦的乌木拱券底下，到处是无价的瓷器、景泰蓝和漆器。

十九

我回到住处时，天已经黑了。地下的炉火早已生起，一股柔和的热气从厚厚的黄地毯底下透上来。这座宫殿起初在我们看来是那样凄清，如今住在里面却很有几分家的意味，很自在了。

我照例在一张乌木小桌上用饭；小桌摆在长廊里，两头都黑沉沉的，几乎把它吞没了。同席的是我的同伴，那位上尉——他白天里又发现了新的奇珍，都已摊陈开来，好让我们至少享用这一个晚上。

先是一座宝座，式样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又有几扇大得出奇的屏风，立在乌木的座槽里，屏上有闪着光的禽鸟在梦一般的花丛间与猿猴相斗。还有几盏烛台，自十七世纪以来一直收在绸套里不曾见天日，此刻悬在我们头顶的拱券下面——像一阵珍珠与珐琅落下来的雨——另外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目的东西，都是今天添进我们这一批古物财富里来的。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能够看见这道长廊的全貌了，因为明天这些器物大半要贴上标签，随着存留的库品一同运走。除了留一间厅堂给那位要在此地过冬的将军，这一翼宫殿的其余部分都要用轻薄的隔板分割开来，改作参谋人员的住房和办公的屋子。这项工程归那位上尉主持，他是总建筑师兼监工；我不过是个过路的客人，只有说说意见的份儿。

既然今晚是我们这场帝王幻景的最后一章，我们便比平日坐得更晚。就这一回，我们孩子气地把自己装扮起来，穿上华丽的亚洲衣裳，随后倒在坐褥上，唤鸦片来相助——鸦片最宜于疲倦而厌腻的想象，而我们的想象，不幸已经开始变成这样了。唉！若在几年以前，单是独自待在这座宫殿里，就已经够我们觉得神奇，何须再借什么化身之力。

鸦片自不必说是上品；烟气一小缕一小缕迅速盘旋上升，不多时便把空气熏得又甜又重。它很快就给了我们那种迷醉、那种遗忘、那种松解，那种中国人如此珍爱的年轻的轻快。

外面是绝对的静；绝对的静，还有空无一人的庭院，那里一切都是冷的、黑的。长廊渐渐热起来，炉火的热气很沉重，因为这些玻璃与纸糊的墙壁，用来防备外间的突袭固然脆弱，却把屋子封得几乎不透一丝气，最宜于香气所致的沉醉。

我们舒展了身子躺在绸垫上，望着那层层退远的天花板，望着那一排拱券——雕镂得精细如同花边——垂着珍珠的灯笼就悬在它们下面。金色的怪兽从绿的或黄的绸幔的厚褶里凸现出来。高大的屏风，景泰蓝的、漆的、乌木的，中国最了不得的豪奢，把各个角落遮断，围成一个个奢丽的小天地，里面满是瓶罐、铜器，和长着碧玉眼睛的怪物——那些眼睛斜着眼梢跟着你走。

绝对的静，只除了远处时而传来一声枪响——那种枪声是从不缺席的，总要在夜的昏沉上打一个记号——或者一声求救与惊恐的呼喊：守哨所的欧洲人与前来行窃的中国人起了小小的冲突；哨兵怕死人，或者怕黑夜，冲着一个影子放了一枪。

近处只有一盏灯照着；在那里，唯一发光的、其形其色已经刻进我们凝定的目光里的，是四只极大的香炉——形制庄严如祭器，用一种可爱的蓝色景泰蓝做成——托在金象的背上。它们衬在一片黑漆的背景前，黑漆上有飞鸟掠过，羽毛是用各色螺钿嵌成的。我们的灯想必快要灭了，因为除了这些近处的东西，这地方的华美我们几乎已经看不见，要等到某一只五百年前的稀世瓶子露出一点轮廓，某一幅无从摹仿的绸子映出一点反光，某一小块珐琅闪出一点亮色，才又把它唤回我们的记忆里来。

鸦片的烟气叫我们很晚都不能入睡，心思处在一种既清明又混沌的境地里。直到今天以前，我们从不曾懂得中国的艺术；今夜它才头一回向我们显露出来。起初我们同世上所有的人一样，不知道它有那近乎可怕的宏大，直到我们看见了皇城，看见了天子那座重墙围着的宫殿；如今在这夜半的时辰，在我们这过热的长廊里成云升起的香雾中间，那些幽暗的大殿，那些覆在高踞大理石台基之上的巨人般的殿宇上的琉璃黄瓦，在我们心里留下的印象，已经从入迷的赞叹升作敬与畏了。

在那千百样刺绣与雕刻的细节里——它们这样丰盈地围绕着我们——我们看出这门艺术描摹花的姿容是何等精熟、何等准确：把花那华贵而慵倦的姿态，那浓郁的、或者娇嫩得可爱的颜色，都夸张了出来；随后，为了把一切有生之物的残忍说个明白，连龙带蝴蝶，他们都给安上爪子、犄角、可怕的笑和斜睨的眼睛！他们是对的；我们坐褥上的这些绣纹，的的确确就是玫瑰，就是莲花，就是菊花！至于那些虫豸，那些金龟子、苍蝇、飞蛾，也正像我们宫扇上用金色浮雕画出来的那些可憎的东西。

等我们到了那一种特别的身体的瘫软，那种把心神放开来的瘫软（在贝拿勒斯，他们说这是把星光之身解了出来），宫里的一切，连同外面世界的一切，都显得轻易而有趣。我们庆幸自己恰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时节住进了皇城：此刻一切都是无主的，几乎只剩我们独自在这里，尽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和好奇心行事。日子仿佛还藏着许多明天，里面满是新鲜而有趣的情形。在我们的谈话里，我们寻得出字眼，寻得出说法，寻得出形象，来说那些说不出的东西，那些从来不曾有人说过的东西。那种绝望，那种像苦役犯脚上的铁球一样随身拖着的凄苦，确确实实减轻了；至于眼下那些小小的烦恼，那些细针一般的刺痛，更是压根儿不存在了。譬如说，我们隔着玻璃长廊，看见宫中远处有一盏灯笼移动着，透出一点苍白的光，便毫不觉得受了打扰地说：「又是贼！他们一定看见我们了。明天再去捉他们吧！」

我们的坐褥，我们那些帝王家的绸缎，与外面的寒冷和可怖之事之间，只隔着几块玻璃，这在我们看来也无关紧要，甚至还觉得舒服。

二十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我整天都在做事，只有我的猫作伴，在我昨天丢下的那座团城宫的寂静里。

到了红日沉到莲花湖后面去的时辰，我的两个仆人照例来接我。可是这一回，过了大理石桥，我们没有走那条通到我的宫殿去的岔路，因为我要去拜访北京主教樊国梁——他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在皇城外面，却又紧挨着皇城。

我们到「天主教租界」的时候，天已是黄昏了；传教士和他们那一小群黄皮肤的信众，就是在这里熬过了长长的围困的煎熬。大教堂被枪弹打得满身是孔，衬着暗下来的天，轮廓是模糊的；尘土又是那样厚，我们像隔着一层雾看这座新造的大教堂——旧的那一座被太后拿去做了库房，这一座是她出钱赔造的。

樊国梁主教是法国传教团的首领，在北京住了四十年，长久以来受着这里君主的眷顾，又是头一个预见并且指出义和团之祸的人。他的事业虽然一时受了打击，他在中国仍旧是一股力量——在这个国家，总督的头衔曾一度授给过他。

他接见我的那间白墙的屋子，不久前被一颗炮弹打穿过，里头陈着几件珍贵的中国古玩，谁初看见都要吃一惊。那是他当年搜罗来的，如今他把它们卖掉，好去接济几千个被战争赶进他的教堂里来的饥民。

主教是个高个子，眉目清秀端正，眼睛里显出精明与刚强。他的相貌，连同他那不可动摇的意志，想必很像中世纪里那些到圣地去参加十字军的主教。直到对基督徒的敌意爆发以后，他才重新穿上神父的袍子，剪掉了他那条中国的长辫。准许穿戴辫子与官服，是天朝的皇帝赐给遣使会神父的最大、也最离经叛道的恩典之一。

他很好意，把我留了一个钟头。一个衣着整齐的中国人给我们上茶，他一面向我讲那场新近的惨剧：讲一千四百米长的城墙，怎样凭空由一个年轻的少尉和三十名水兵组织起防守；讲他们怎样在一座烧红了的城的正中央，对着成千个怒极了的敌人，守了两三个月。这些他都用极低的声音讲着，然而话语渐渐热起来，带着一种军人式的粗砺在那里颤动，有一种情绪堵住了他——每逢他提到亨利少尉的时候尤其如此。

亨利少尉在最后一场大战的末了，中了两颗子弹死了。他那三十名水兵，许多阵亡，几乎人人带伤。这一个夏天的故事，该有什么地方用金字把它写下来，免得它太快地被忘掉；该有人为它作证，免得有一天人们再也不肯信它。

在这位年轻军官手下的水兵并不是挑选过的人；他们是最先碰上的那一批，在船上随手点出来的。几位可敬的神父陪着他们守夜，几个勇敢的修道生也曾在他们的号令下轮过班，此外还有一大群拿着可怜的旧枪的中国人。可是这场顽强的防守，心和魂都在那些水兵身上；面对着死——那死无时不在，而且以最狰狞的样子在着——他们既不曾软下来，也不曾抱怨过一声。

一名军官和十名偶然被带到这里来的意大利兵，也打得极英勇，他们中间有六个留在了死者里面。

啊，这些可怜的中国基督徒——天主教的和新教的——他们的英勇，他们那卑微的英勇！他们到主教的住处来求庇护，明知道只要说一句背教的话，只要向一尊佛像拜一拜，性命就保住了，却仍旧留在那里，守着信，忍着啃人的饥饿，忍着几乎必至的殉道！而就在同一个时候，在这些多少护住了他们的墙外面，他们的一万五千个弟兄，为着那不肯弃掉的新的信仰，被烧死，被肢解，被一块一块地抛进河里。

这场围困里出过闻所未闻的事：一位主教〔注一〕带着一个少尉和四名水兵，去从敌人手里夺一门炮，子弹擦着他们的头皮过去；神学生们用院子里树木烧焦的枝条和硝石造火药，那硝石是他们夜里翻墙到一座中国的军火库里偷来的。

（原注：樊国梁主教的助理主教林懋德。）

他们活在不断的喧嚣里，石头和枪弹不断地落下来；大教堂那些大理石的钟楼全被炮弹打穿，摇晃着，一块一块塌到他们头上。无论什么时辰，没有片刻停歇，子弹雨一样落进院子，打破屋顶，掏空墙壁。尤其在夜里，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伴着义和团的号角和骇人的锣声。而他们那索命的喊声，「杀！杀！」（意思是杀啊，杀啊）或是「烧！烧！」（意思是烧啊，烧啊），始终充满全城，像一大群猎犬的吠叫。

那是七月和八月，天空烧着，他们在火的围绕里过活；纵火的人用唧筒把煤油洒在他们的屋顶上、门口上，又把点着的火把扔上去；他们只好从这一处奔到那一处，扛着梯子、带着湿被爬上去扑火。他们得跑，一直跑，而他们已经那样力尽，脑袋因为没有东西吃而那样沉重，几乎站都站不住了。

连那些善良的修女，也不得不给那些吓傻了、苦坏了的妇女和孩子组织起一种奔跑。正是这些崇高的女人，按着炮弹来的方向决定什么时候该换地方，又挑出最不危险的一刻，低着头穿过一个院子，逃到别处去藏身。一千个没有主意、没有自己念头的女人跟着她们，怀里搂着快要死的婴孩；那是一股人的漩涡，前进，后退，推挤，只为着不让保护她们的那些白头巾离开自己的眼睛。

他们得跑，而因为没有吃的，他们几乎站不住，一种极度的倦怠推着他们只想躺倒在地上等死！他们得习惯那永不停止的爆响，习惯那无休的喧声，习惯枪弹和炮弹，习惯石头的坠落，习惯看着自己人中间的一个倒在他自己的血泊里！饥饿是这一切里最难忍受的。他们拿树叶和嫩枝熬汤，拿园子里大丽花的根球熬汤，拿百合的鳞茎熬汤。那些可怜的中国人会谦卑地说：「剩下的一点粮食得留给保护我们的水兵，他们比我们更需要力气。」

主教讲起一个前一夜刚生产过的可怜女人，她拖着身子跟在他后面哀求：「主教，主教，给我一把粮食吧，好叫我下奶，叫我的孩子不至于死掉！」

整整一夜，教堂里都听得见几百个孩子微弱的声音，为着没有东西吃而呻吟。用樊国梁主教的话说，那像是「一群待宰的羔羊的咩叫」。然而他们的哭声渐渐少下去了，因为他们被埋掉，一天里就有十五个。

他们知道离这里不远，欧洲人的使馆里正上演着同样的一幕，可是不用说，两边是不通消息的；若有哪个年轻的中国基督徒自愿带着主教求援的信——或者至少是求个消息的信——到那边去，不久人们就会看见他的头重新出现在墙头上，条子别在他的脸颊上，挑在一根杆子上，杆子上还挂着他的肠子。

每天雨一样落下来的不只是成百的子弹；义和团把凡是落到他们狂怒的手里的东西都塞进炮膛——石头，砖头，铁片，破锅。被围的人没有医生；他们绝望地、尽着自己所能，去包扎那些极大极可怕的伤口，胸口上极大的窟窿。自愿掘墓的人两条胳膊都掘酸了，掘着地方去埋死人，或是死人的一部分。而那狂乱的人群的喊声还在响：「杀！杀！」（意思是杀啊，杀啊），伴着他们铁锣阴沉的声音和号角的吹响。

地雷在各处炸开，把人和一段一段的墙一起吞下去。其中一个炸出来的深坑里，五十个躺在摇篮里的婴孩不见了。他们的苦至少是完了。每炸开一个新的缺口，义和团就扑上去，那缺口便张着大口，成了施加酷刑与死亡的机会。

可是亨利少尉总在那里；他带着水兵中间幸存下来的人，人们看见他奔到需要他的地方去，奔到那最能见效的一点上去——在一处屋顶上，或者一道墙的脊上——他们杀，他们杀，一发子弹也不浪费，每一枪都带去一条命。五十个，一百个，成堆地蜷在地上；神父，还有中国的女人和男人，从大教堂里搬来石头、砖、大理石，什么都不论，就着预先和好的灰浆把缺口堵上，于是他们又得救了，直到下一个地雷炸开！

可是他们的力气终于用尽了，那点稀薄的汤的配给一天比一天少，他们再也支持不下去。

义和团的尸首沿着他们拼命守着的这一大圈围墙堆积起来，把空气熏得像瘟疫；狗被引了来，趁着平静的时候聚拢来吃。到后来的一段日子，他们就从墙头上把这些狗打死，用一根绳子头上的钩子把它们拉进来，狗肉留给病人和喂奶的母亲。

到我们的兵终于进来的那一天——由那位白头发的主教站在墙上摇着法国旗引着进来——到他们流着欢喜的泪扑进彼此怀里的那一天，剩下的粮食恰好够再添上许多树叶，做最后的一顿饭。

「那情形，」樊国梁主教说，「就像是上天把米粒都数过了一样。」

随后他又讲起亨利少尉。「整个围困期间只有那一次，」他说，「只有那一次我们哭了，就是他死的时候。他身上两处都受了致命的伤，却仍旧站着下命令。仗打完了，他从缺口上下来，力尽了，倒在两个神父的臂弯里；于是我们同那些围拢上来的水兵一起，都哭了。他那样可爱，那样朴素，那样好，对最卑微的人也那样温和。做一个像他那样的军人，又叫人像爱一个小孩子那样爱你，世上还能有比这更美的事么？」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添上一句：「而且他有信仰；每天早上他都跟我们一起来祈祷，来领圣体，笑着说：『人总得随时准备好。』」

我本来只打算作一次短短的拜访，等到向主教告辞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自然，如今他四周的一切都是荒凉的，都成了废墟；没有一所房子剩下来，街道连痕迹也找不出。我带着我的两个仆人、我们的左轮手枪和一盏小灯笼走了；我一路走一路想着亨利少尉，想着他的荣耀，想着他的解脱，想着一切，就是不去想在废墟中间该走哪条路这样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况且路也不远，还不到一公里。

一阵狂风把纸罩里的蜡烛吹灭了，又把我们裹在那样厚的尘土里，前面两步都看不见；那简直像一团浓雾。于是，因为从来没有到过这一带，我们迷了路，跌跌撞撞地在石头上、瓦砾上、破碎的陶器上、人的骨头上走着。

尘土的浓云叫我们几乎看不见星星，我们不知道该往哪一边走。

忽然我们闻到一股尸臭，便认出那是昨天早上我们刚好及时发见、没有跌进去的那条沟。这样就好了；只消再走两百米，我们就到家了，就到我们那座玻璃的宫殿里了。

二十一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出我的宫殿时略迟了一点，我赶着去赴李鸿章给我定下的约，早晨九点钟。

一名非洲猎骑兵陪着我。跟在一个派来给我们引路的中国骑手后面，我们在尘土与静默里小跑着出发，头上是太阳白色的光线，一路沿着皇帝宫城的大墙和淤塞的护城河走。

一出皇城，声音和生气就又起来了。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种壮丽的孤寂之后，每一次回到人人的北京，我们总要诧异：这些卑微的人群里竟有这样的喧声；很难想到那些树林、那些湖、那些天际线——它们扮作真的乡野——原是人造的东西，四面被世上最稠密的城围着。

人正成群地回北京来，这是无可争辩的。（据樊国梁主教说，尤其是义和团，穿着各式各样的衣裳、改着各式各样的装束回来了。）绸袍、蓝布袍、斜长的眼睛和辫子，一天比一天多。

尽管人这样多，我们还得走得更快些，因为据说路还远，时候在过去。我们的引路人像是在纵马疾驰。我们看不见他，因为这里的街比皇城里还要尘土大；我们只看见裹着他那匹小蒙古马的一团尘，我们就跟着那团尘走。

快跑了半个钟头，那团尘在一条不通的窄巷里、一所摇摇欲坠的旧屋子前面停住了。难道说李鸿章——富比阿拉丁，拥有宫殿和数不清的宝藏，太后最长久的宠臣之一，中国的光荣之一——竟住在这里么？

出于我所不知道的缘故，门口由哥萨克兵守着，军服很寒伧，脸却天真而红润。领我进去的那间屋子破败而凌乱；当中一张桌子，两三把雕得相当好的乌木椅子；此外就没有了。一头堆着一片混乱的箱子、口袋、包裹和铺盖，都捆扎起来，像是预备逃走。来到门口的那个中国人穿一件很好看的梅紫色绸袍，请我坐下，献上茶。他是通事，法语说得正确，甚至说得优雅。他告诉我，已经有人去向王爷通报了。

另一个中国人做了个手势，他便领我走进第二进院子；在那里，通向会客厅的门口，一个高大的老人迎上前来。他左右各有一个穿绸袍的仆人，都比他矮一整个头，他两手搭在他们的肩上。他身量魁伟，颧骨很突出，眼睛小，很小，灵活而能探人。他是蒙古人种的一个夸张，然而自有一种好看，有大人物的气派，虽然他那件说不上是什么颜色的皮袍已经旧了，还沾着污渍。（人预先告诉过我，在这些可憎的日子里，王爷认为自己应当装出穷相。）他接见我的那间宽大而破旧的屋子，同头一间一样，也堆满了箱子和包裹。我们对面坐在扶手椅上，仆人把纸烟、茶和香槟放在我们中间的一张桌上。起初我们彼此打量着，像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生灵。

问过我的年纪和收入有多少（这是中国礼节的规矩之一）以后，他又一鞠躬，谈话开始了。

等我们把当日那些火烧眉毛的问题谈完，李鸿章说起他对中国、对毁了的北京的痛惜。「我游遍了欧洲，」他说，「你们各大都城的博物院我都看过。北京也有她自己的博物院，因为整座皇城就是一座博物院，几百年前就开始积起来了，可以同你们最美的相比。如今它毁了。」

他问我们在北宫里做些什么，用巧妙的盘问探明我们在那里有没有损坏什么东西。他同我一样清楚我们在做什么，因为他到处都有耳目，连我们的工人里也有；然而当我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那件事——我们什么也没有毁坏——他那张莫测的脸上还是露出几分满意。

接见完了，握过手，李鸿章仍旧扶着他那两个仆人，一直送我到院子当中。我在门限上回身作最后一揖的时候，他很有礼貌地提醒我，我曾答应把我在北京逗留的记述寄给他——倘若我哪一天腾得出工夫来写的话。尽管他接待我时有一种十全的风度，这尤其是因为我有「文学的大人」这个头衔，这位中国的一千零一夜里的老亲王，穿着他那身磨薄了的衣服，坐在他那寒伧的四周，始终叫我觉得不安，觉得看不透，也许还暗地里带着轻蔑与讥诮，一直在把他真正的自己藏起来。

我这就穿过两公里的瓦砾，到欧洲各国使馆的那一区去，向我们的法国公使告辞——他还病在床上——并且向他领取要带给海军上将的差事；因为我至迟后天就得离开北京，回我的船上去。

拜访完了，我正要重新上马回皇城去，使馆里有人出来，很好意地给了我一些确切而极离奇的消息；凭着它，我今天晚上可以窃得两只曾属于中国太后的小鞋，把它们当作劫掠的一份带走。莲花湖南边一座浓荫的岛上，有一座纤弱的、几乎藏起来的宫；那位女主在疯狂的出奔之前，装作乞丐，就是在这座宫里过的最后那一夜——那一夜苦极了。这座宫第二进院子的尽头、左首第二间屋子，就是她的屋子；据说在那里，一张雕花的床底下，放着两只红绸的小鞋，绣着蝴蝶和花，一定是她的。

我尽快回到皇城，在玻璃长廊里匆匆吃了早饭——那些了不得的珍宝已经在往新的存放处搬了，好给木匠腾地方，他们不久就要在这里动工——随即带着我那两个忠心的仆人出发，这一回是步行，去找那座岛、那座宫和那一双小鞋。

一点钟的太阳烤着干燥的小路，头上的侧柏被尘土蒙得发灰。在我们住处以南约莫两公里的地方，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那座岛。那是湖分成好几条小汊的一带，上面架着大理石桥，大理石的栏杆缠着绿色的藤。宫立在那里，轻盈而可爱，半掩在树里，筑在一座白大理石的台上。点着金的绿琉璃屋顶和镂空的墙，从老侧柏那一片蒙尘的绿里闪出新鲜而贵重的华饰来。它当初一定是秀雅与精致的一件奇迹；如今这样荒废着，静默着，也还是可爱的。

从通向那几级白石阶的门里，各色的残骸正像瀑布一样倾泻出来——盛御用瓷器的箱子，描金漆器的箱子，倒栽着的小铜龙，玫瑰色绸子的碎片，一束束假花。蛮人到过这里——可是哪一国的蛮人呢？总不会是我们的兵，因为皇城的这一部分从来没有交到他们手里；他们并不熟悉这里。

里面的几进院子也是一样；我们走近时，一群乌鸦从里面飞起。石地上撒满了精致的、相当女性气的东西，都被狠狠地毁掉了。这毁坏还是新近的事，所以那些轻软的料子、绸做的花、衣裳的零件，连鲜亮都还没有褪。

「第二进院子的尽头，左首第二间屋子！」就是这里了！屋里还剩一张宝座，几把扶手椅，一张又大又矮的床，是天才的手雕出来的。一切都被翻遍了。那位女主曾透过它望湖上的倒影、望莲花的粉红、望大理石桥、望那些岛、望整片为她的眼睛设计并造成的景致的窗玻璃，已经打碎了；墙上挂的一幅细白绸，绸上有一位极精的画手用淡淡的颜色画着比真的还大的另一些莲花——正凋残着，被秋风吹弯，散着花瓣——已经撕成了一条条。

床底下，我立刻就去看的床底下，堆着一摞手稿和好看的绸子零片。我那两个仆人拿棍子扒着，像捡破烂的一样，不多时便找着了我所要的东西——那两只滑稽的红色小鞋，一只接着一只。

这不是中国女人缠住脚趾以后穿的那种荒唐的、玩偶似的鞋；太后是鞑靼的公主，并不把脚弄残，不过她的脚天生就很小。不，这是天然形状的绣花鞋，它们的出奇之处在那高跟：足有三十厘米高，而且沿着整个鞋底铺开，越往下越大，像一座像的底座，免得穿的人跌倒；那是两块白皮做的小墩子，说出来简直叫人不信。

我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的鞋能占这么大地方。怎样把它们带走，而不至于在回去路上遇见的仆人和卫兵眼里显得像个劫掠者呢？这是个问题。

奥斯曼出主意，用绳子把鞋吊在勒诺的腰带上，让他那件长的冬衣把它们遮住。这是个绝妙的法子；他甚至可以走路——我们叫他试了试——不引起人的疑心。我并不觉得良心不安；我想，倘若她能从远处看见这一幕，那位依旧美丽的太后会头一个笑起来。

我们这就加紧脚步回团城宫去；在那里，趁寒冷和黑夜到来之前，我做我的工作的白天只剩下不到两个钟头了。

每一回回到这座宫里，我总被我那高台上响亮的静默迷住，被围着它的那道雉堞墙的顶迷住——一处人造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纵览一大片人造的景致；这景致向来是不准人看的，而且直到不久以前，还没有一个欧洲人见过。

这地方的一切是这样地中国，叫人觉得它就是这黄色国度的心，就是中国的精髓本身。这些高处的园子，从前是一位毫不让步的太后做她那些极中国的梦的好去处；她或许曾梦想像古时候一样把她的国家同世界的其余部分隔断，可是今天她看着她的帝国在她脚下坍塌，从里到外都烂了，就像她那千千万万座庙和镀金的木头神像一样。

这里有魔力的时辰，是秋天的傍晚中国的太阳所化成的那个极大的红球，在它消失之前照亮紫禁城屋顶的时候。这个钟点我从不放过，总要离开我的亭子，再看一遍这世上独一无二的景象。

和这个比起来，从空中鸟瞰我们欧洲的一座城，显出的是何等蛮野的丑陋——一堆难看的山墙、瓦片和肮脏的屋顶，上面满是烟囱和火炉的管子，末了还有最可怕的一项：电线结成的黑网！在中国，他们对路面和沟渠太不放在心上，可是一切升到空中去、升到那些永远守望着、保佑着的神灵的领域里去的东西，却总是无可指摘的。而这一座今日空了的浩大的帝王退隐之所，此刻单为我一个人铺开它琉璃屋顶的光华。

这些黄琉璃的金字塔虽然老了，雕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一种秀致，在红日底下依然辉煌。最高的那一座，四角上的装饰摹作巨大的翅膀；再往下，朝外的一边，是一排排姿态的怪兽，那姿态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摹了又摹，神圣而不变。这些黄琉璃的金字塔是辉煌的。远远望去，衬着被那永不散的尘土弄浑了的灰蓝的天，它像一座金的城；随后，太阳沉下去，它又像一座铜的城。

先是这一切的静默；随后是乌鸦归宿时立刻起来的哇哇声；随后是太阳一落下去就像裹尸布一样把这一片琉璃的壮丽裹起来的、死一般的寒冷。

今天晚上，我们离开团城宫的时候，又一次走过北宫而不停下，径直到樊国梁主教那里去。

他在原先那间白屋子里接待我；家具上到处摊着皮箱和旅行袋。主教明天动身回欧洲，他十二年没有见过欧洲了。他要到罗马去见教皇，再到法国去，为他受难的教区募款。他四十多年的大工程被毁灭了，他的教友被杀了一万五千人；他的教堂、小堂、医院、学校，全毁了，夷为平地；他的坟地被掘开了；然而他什么也不灰心，他要从头再来一遍。

他领我穿过他的园子时，我佩服他说这番话时那种美好的气力；他指着那座受了损的、十字架断了的主教座堂——那是唯一还立着的房子，阴沉地映在傍晚的天上——说道：「他们推倒的教堂，我要一座座重新盖起来，盖得更大，更高；我希望每一次对我们的暴行与仇恨，都能叫基督教在他们的国里往前进一步。也许他们还要再毁我的教堂；谁知道呢？果真如此，我就再盖起来；我们倒要看看，是他们先厌倦，还是我先厌倦。」

在他的决心里，在他的信仰里，他在我看来十分伟大；我明白，中国不能不把这位前锋的使徒计算在内。

二十二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临走之前，我想再看一次紫禁城和它那几座宝座殿；而且这一回要从正路进去，不走那些迂回的小道、后门和隐秘的角门，要走那些几百年来一直关闭着的大路和大门，好让我试着在今日的毁坏底下，想象出从前君主临御时所应有的那份光辉。

我们欧洲的都城，没有一座是以这样的整一、这样的胆魄构想出来、布置出来的：那个始终压倒一切的念头，是要把一场仪仗的壮丽推到极处，尤其是要给皇帝的出现加上一种令人慑服的气象。宝座在这里是中心的意思。这座城，规整得像一个几何图形，仿佛专为围住并荣耀天子的宝座而造——那位四万万生灵的主宰的宝座；仿佛是它的廊庑，仿佛要用那些令人想起底比斯或巴比伦的巨大通衢，一路把人引到它跟前去。当年他们那个广大的国家还兴盛的时候，中国的使臣前来朝见我们的君王，对那时的巴黎，对卢浮宫或凡尔赛，并不怎样惊服——这是不难理解的。

北京的南门，仪仗的队伍就从那里进来，正落在这座从前那样令人畏惧的宝座的中轴线上；六公里长的大路，带着一道道门和一个个怪兽，一直通到它跟前。从这座南门穿过中国城的城墙，先经过两座大庙——先农坛和天坛——然后顺着那条大动脉走上半个钟头，便到了第二道界墙，鞑靼城的城墙，比第一道更高，更有威势。一座巨大的城门耸起来，上面压着一座黑色的城楼；过了这里，大路依旧笔直得毫无差错，依旧壮丽，一直走到第三道墙上的第三座门——那墙是血一般的红色，是皇城的墙。

就是进了皇城，离那座人一直笔直朝它走去的宝座仍旧还有一段路——那座统摄一切、从前却决不可能被人看见的宝座；不过在这里，四周的景象已经指点出它的存在。从这里起，大理石的怪兽多起来了；巨大的狮子在左右的石座上龇着牙；有大理石的华表——整块的石头，盘着龙——顶上永远蹲着同一种纹章上的野兽，一种瘦瘦的、长耳朵的豺，看上去像是朝着前头那件非同寻常的东西，也就是皇帝的宝座，在吠，在嗥。墙一重一重地多起来——三十米厚的血色的墙——横在路上，上面顶着式样古怪的屋顶，墙身上开着低矮的门洞——那是窄窄的埋伏之地，叫人心里发一阵寒。墙脚下护城的濠沟上架着大理石的桥，同门一样是三道并列的；从这里起，路面铺着极好的大石板，彼此斜角相交，像拼花地板的木片。

进了皇城以后，这条已经有一法里长的大路上绝无行人，却比先前更宽，两旁是给兵士作营房用的、一排排整齐的长屋。没有描金的小房子了，没有小铺子了，没有人群了！到了这最后一道囚禁人的城垣跟前，百姓的生活便在宝座的压迫之下停住；而在这条冷清的大道的尽头，在华表顶上那些细瘦的大理石兽的看守之下，北京那个禁绝的中心，那天子的退隐之所，显出来了。

最后一道墙在我们前面出现——紫禁城的墙——同先前几道一样，是干血的颜色；墙上有许多角楼，深色琉璃的屋顶在檐角翘起，翘成一个个刁恶的小尖。三重的门太小，太低，配不上墙的高；门洞又太深，像隧道一样。唉，这一切的沉重，这一切的庞大，还有那屋顶式样的古怪，多么见得出这个黄色巨人的脾性！

这里的败坏想必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墙上的红灰有的地方落了，有的地方生了黑斑；华表和那些斜睨着的大狮子的大理石，若不是经了数不清的年岁的雨水，决不会黄到这个地步；而凡是花岗石接缝的地方都钻出绿色来，用一道道丝绒似的线条，画出了地面铺石的纹样。

最后这三重门，自从战败以来交给一队美国兵看守，今天会为任何一个像我这样、带着一纸手续齐备的许可的蛮夷而开。

穿过那些隧道，便走进一片辽阔的大理石的白——一种正在转成象牙黄的白，被秋天的落叶和侵占了这块荒地的野生草木染上了斑痕。地上铺着大理石，正前方像一堵墙似的耸起一座非凡的大理石台，台上立着宝座殿，有它那血红的粗大柱子，和它那旧琉璃的屋顶。这一圈白色的围地像一座坟场——铺石的缝里钻出那么多绿草——这里的寂静只有喜鹊和乌鸦打破。

地上排着一块块青铜，都一样，都做成圆锥的形状；它们就那么摆在褐色的落叶和枯枝中间，可以像九柱戏的木柱一样随意挪动。举行大典、队伍进殿的时候，用它们来标出旗子的行列，标出那些位置：即便最尊贵的来客，到了那里也必得伏地叩拜——当天子屈尊像一位神那样，在大理石台的顶上，在旗幡的簇拥中现身的时候；那时他穿的是那样一种装束：胸前一面金甲，两肩各有一个怪兽的头，头上的冠冕生着金的翅膀——那种超乎人间的辉煌，是靠了太庙里的画像才传到我们眼前来的。

登上这些平台，要走巴比伦式规模的台阶，要走一条「御路」，那是专留给皇帝一个人的，也就是说，一整块大理石凿成的一道斜坡——那是从前的人懂得怎样搬运、如今再也搬不动的巨石之一。五爪的龙把它雕出来的鳞身从这石头的顶上一直盘到底下，这块石头把那宽大的白石阶切成相等的两半，自己做了中间的一道，一直伸到宝座的脚下。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在这条皇帝下来时所走的「御路」上行走——皇帝下来的时候，要把靴子的厚底踩在那纹章之兽的鳞片上，免得滑倒。

顶上的那间大殿，今天对一切吹来的风、对天上一切的鸟都敞开着；它的屋顶是全北京最惊人的一大片黄琉璃，也是怪兽最森立的一片；檐角上的饰物做成大张的翅膀的样子。里面，不用说，仍是那一片赤金的光焰，在中国的宫殿里总是追着人不放的。天花板的图样繁复，上面到处是龙，缠着，绞着，交织着；它们的爪和角在云气里时隐时现，其中有一条脱出了那一团，像是就要落下来，垂着的嘴里衔着一颗金球，正在宝座的上方。宝座是红漆和金漆的，在这幽暗的所在正中，立在一座台子似的东西上；后面立着两面羽毛做的大扇，那是君权的标志；通到宝座去的阶级两旁摆着香炉，同庙里供在神像脚下的一样。

同我一路走来的那些大道一样，同那一串桥和那三重的门一样，这座宝座正在北京的正中，代表着北京的灵魂；若不是有这么多墙，这么多层层的围地，皇帝坐在这漆与大理石的座上，一眼便能望到这座城最远的边际，望到四围城墙上最远的门洞；那些前来朝贡的君主、使臣、军队，从他们由南门进入北京的那一刻起，可以说，就已经在他那看不见的眼睛的笼罩之下了。

地上一条厚厚的明黄地毯，用一种磨损得很厉害的图样，重复着天花板上刻出的那个噩梦——怪兽的鏖战；那是一整块织成的地毯，一条极大的地毯，羊毛厚而密，人的脚踩上去会陷下去，像踩在草地上；可是它破了，叫蛀虫蛀了，上面东一堆西一堆地积着灰色的鸟粪——因为喜鹊、鸽子和乌鸦都在屋顶上做了窠；我进去的时候，那地方满是受惊的翅膀的扑棱声，在高处发亮的梁木底下，在金龙和云气中间响着。

这座宫殿有一件事，在我们这些没有入门的蛮夷看来是不可解的：这样的大殿一共有三座，一模一样，同样的宝座，同样的地毯，同样的陈设，摆在同样的位置上；每一座前面都是同样的大理石大庭院，都盖在同样的大理石台上；上去的时候，走的是同样的台阶，同样的御路。

为什么要有三座呢？因为，势所必然，第一座把后两座遮住了；而要从第一座走到第二座，或者从第二座走到第三座，每一回都得先下到一个空旷、阴沉、望不见什么的大院里去，再从那一堆堆象牙色的大理石中间上来——那样华美，却又那样单调，那样压人！

这里头一定有某种同「三」这个数目相干的神秘的道理。这样的重复，在我们纷乱的想象上所生的效果，同喇嘛庙里那三座一样的殿、三进一样的院子所生的效果是相类的。

年轻的皇帝的私邸，我先前已经看过了。太后的居处——因为她在这里也有一处居处，此外还有她一时高兴，在皇城的林苑里各处散布的那些轻巧的宫室——太后的居处不那么阴沉，也远没有那么暗。一间连着一间，全然一样，都开着大窗子，都盖着极好的黄琉璃顶。每一间都有自己的大理石台阶，由两头浑身发着金光的狮子守着；隔开各间的小小的庭院里，满是青铜的陈设，纹章上的走兽，凤凰，或是蹲伏的怪物。

里面是黄色的丝绸，和那种由来已久、定了型的方椅子，像中国本身一样不变。柜上，桌上，许多珍贵的器物都放在小小的玻璃罩里——因为北京永远有尘土——这就使它们像木乃伊一样叫人扫兴，也给这屋子罩上了博物馆的那种寒气。还有许多假花扎成的花束，花是凭空想出来的花，色调素淡，用琥珀、玉、玛瑙和月光石做成。

这些宫室里那种又阔绰又无可仿效的排场，是一重重乌木的拱门，雕得就像一架深色叶子搭成的花棚。是哪一座遥远的林子里长出来的树，才容得下用整整一块木头造出这样的林薮？又是凭着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耐性，他们才能从树的心里，把轻巧的竹的每一根茎、每一片叶，或是侧柏的每一根细针，一一雕出来，还添上鸟和蝴蝶，做得那样精妙？

在太后的寝室后面，有一间幽暗的小佛堂，神案上满是佛家的神像。那位美丽的、性情激烈的、讲究风致的老妇人，那位做过女王的人，在这里留下的一股幽香至今还在。这些神像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木头很旧，金漆剥落得几乎磨平褪尽，颈子上挂着一串细珠子。他面前摆着一束干了的花——一个守门的太监告诉我，那是太后在逃出紫禁城之前的最后一刻，献给这尊她最珍爱的小小的旧佛的最后一份供物。

今天我到这处退隐之所来，走的路同我第一回朝拜时走的很不相同；出去的时候，我得穿过那些地方：那里到处是墙，墙外又是墙，门都堵死了，由越来越可怖的怪兽守着。这里藏着公主么？藏着宝物么？墙上永远是那同一种血的颜色，屋顶上永远是那同一种黄琉璃，而角、爪、狰狞的形状、鬣狗的笑、突出的牙、斜睨的眼，比哪里都多；连最不相干的东西，像门闩和锁，也生着一副模拟仇恨与死亡的面目。

一切都因年老而朽坏；石头磨秃了，木门化成了灰。有些幽暗的旧院子交给了白胡子的八十岁的仆役，他们在那里搭了棚屋，像隐士一样住着，忙着驯喜鹊，或是在盆里养几株病恹恹的花，而那些万古长存的、龇着牙的大理石和青铜的老兽就在旁边看着。没有一处修道院的青苔地，没有一间僧人的斗室，有这些小院子一半这样阴沉；它们关得这样死，这样暗，几百年来一直被中国皇帝无从约束的任性所笼罩。那句不容更改的判词：「入此门者，当弃绝一切希望」，仿佛正该写在这里；越往前走，甬道越窄，越曲折；仿佛再没有出去的路了，仿佛门上的大锁再也不肯转动了，仿佛那些墙就要合拢来把你压碎。

然而我到底快到外面了，到了内墙的外面，穿过了那几道沉重的大门，门在我背后很快就关上了。此刻我在第二道城垣和第一道之间，两道一样可怕。我走在一条绕着这座城兜圈子的路上——那是一条极长的、不祥的过道，夹在两堵暗红的墙中间，远远望去像是在前头合在一处。人的骨头和当过兵士衣裳的破布这里那里散着，还看见两三只乌鸦和一条吃死人肉的狗在那里逡巡。

等到有人替我把堵住外门的木板卸下来（那座门由日本兵把守），我发觉自己已经在皇城的林苑里了，在高大的侧柏底下的空旷地上——仿佛刚从一场可怕的梦里醒过来。

二十三

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莲花湖上的琼华岛是一块岩石，虽然有山一般的体量，却大约是人工堆起来的。老树攀附在它的坡上，古老的庙宇向天空耸起，而冠在这一切之上的，是一座塔，或者说一座硕大无朋的主楼，形制离奇而繁复，说不出的神秘。从四面八方都望得见它；它那过分中国式的轮廓统辖着北京，而在高处立着一尊可怕的偶像，以威吓的姿态和狰狞的笑俯看着这座城。这尊偶像，我们的士兵叫它「中国的大魔王」。

今天早上，我爬上去看这个「大魔王」。

一座白色的大理石桥跨过芦苇与莲花，通到琼华岛上。不必说，桥的两端都有大理石的怪兽把守，斜着眼、歪着嘴，对任何胆敢过桥的人做出怪相。岛岸在侧柏的枝条底下陡然升起，人一上去就得沿着石级和凿在岩里的小路往上爬。在那些森严的树木之间，是一层层大理石的平台，摆着铜的香炉，间或立着几座塔；从塔里的幽暗中，巨大的金偶像放出光来。

这座琼华岛，因为位置上关系紧要，由我们的一连海军陆战队驻守。

除了这些庙宇，没有别的可以栖身的地方；除了那些供桌，也没有别的床铺。我们的士兵只好把满岛次一等的神祇尽数搬到露天里去，好腾出地方，夜里睡在那些好看的红色供桌上；他们只把那些庄严的大偶像留在宝座上。于是这些小神便成百成千地排在白色的平台上，像一堆玩具。庙里头，我们士兵的枪支横七竖八地放着，毯子和衣服挂在墙上，四围都是留在原处的大偶像。这些密闭的圣所，向来只闻得见檀香和线香的气味，如今他们已经把多么重的皮革气味带了进来！

从侧柏扭曲的枝条间望出去，偶尔看得见的地平线全是绿的，绿里泛出秋天的褐色。那是一片树林，一片无边无际的树林，这里那里露出琉璃瓦的黄屋顶。这树林就是北京；一点也不像人所想象的样子，然而这就是北京，从一处极神圣的、从来不许欧洲人涉足的高处望下去的北京。

越往「中国的大魔王」那里上去，越接近这座叫做琼华岛的孤峰的顶，岩石上的土就越来越薄。

今天早上我往上爬的时候，遇见一队古怪的香客从上头下来：是穿着官服、拖着长辫子的遣使会神父。同他们一道的还有几位年轻的中国天主教司铎，他们像是害怕到了这里来；仿佛虽有基督教加在他们世代相传的信仰之上，单是身在这样一处禁地，就已经是一种亵渎了。

在冠着这些岩石的那座主楼脚下，有一座琉璃和大理石的亭子，「大魔王」就住在那里面。亭子高踞在一条狭窄的平台上，空气纯净而清澈，从那里俯看着漫无边际的树木；今天那些树几乎没有被惯常的尘与日的烟霭遮住。

我走进「大魔王」所在的那座亭子里，他是这高天之境唯一的客人。哦，这是多么可怖的一个东西！他有超乎人类的身量，是铜铸的。像死亡之神湿婆一样，他在尸体上跳舞；他有五六张狰狞的脸，那些重叠的狞笑几乎叫人受不住；他戴着一串骷髅做的项圈，四十条手臂比着手势，手里拿的不是刑具，就是从身子上割下来的人头。

中国人为看守这座城而拣选的保护神就是这样一位，把他高高地安放在他们所有金字塔形的琉璃屋顶之上，在他们所有的塔和庙之上，正如我们在有信仰的年代里安放基督或圣母一样。这是他们深处那种残忍的一个看得见的象征，是这个民族脑子里那一道无从解释的裂缝的标记——他们平日那样驯顺，那样温和，那样容易被小孩子和花朵所动，却又能够忽然之间兴高采烈地做起刽子手和施刑者来，而且是最可怕的那一种。

在我脚下，北京像是一片树林！人家早就对我讲过这种叫人不可理解的效果，可是所见远过于我所料。在皇城的那些园子以外，我并不觉得房屋周围——就是说院子里和街上——有多少树。然而从这里望下去，一切都沉没在绿色里。甚至在那些远远看得见黑色轮廓的城墙之外，还是树林，——没有尽头的树林。只有东面横着那片灰色的荒野，就是我在那个下雪的早晨穿过来的；北面耸起蒙古的山，在淡蓝的天上显得可爱、透明而带紫。

这城里那些笔直的大动脉，是照着一个奇特的布局画出来的，那种规整和阔大，在欧洲的京城里一处也找不着；从我站的地方看去，它们像是森林里的林荫道，——道旁排着各式各样繁复精致的小屋子，像灰纸板剪的，又像描金纸糊的。这些动脉有许多已经死了；那些还活着的，从我这里看得出来，因为地面上不断有褐色的小生物在移动，叫人想起蚂蚁的迁徙；这些商队慢慢地、静静地走远，散到中国的四面八方去。

一种近乎惋惜的心情，掺进了我这一下午在高处宫里的孤寂中的工作里，——惋惜那就要完结的一切，因为我已经在动身的前夕了。而这将是一个再也不能重新开始的结局；因为即使我再回到北京来，这座宫也不会再向我开门，无论如何，我在这里再也找不到这样可爱的孤寂了。

然而这个遥远的、无从企及的地方，从前若说我有一天会以它为居所，真会像是发疯的话，如今却已经同我十分熟稔了，还有属于这里的一切，还有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那尊大雪花石膏女神在幽暗的庙里的在场，猫每天的来访，四周的静默，十月太阳那愁惨的光，最后几只蝴蝶扑在我窗玻璃上的垂死挣扎，在琉璃屋顶里做窠的麻雀的演习，枯叶的飘飞，还有一起风就落在平台石地上的细小的松针。想一想，是怎样一种奇怪的命运，叫我在这里做了几天的主人！

我们在北宫那道长廊里的种种华美，已经成了过去的事。它已经用轻薄的木板隔断分开了；万一太后想起要回来，这些隔断不难拆去，可是眼下它把长廊切成了一间间的卧室和办公室。在将要做将军客厅的那一部分，还留着几件华美的珍玩，别处却一概从简了；那些丝绸、瓷器、屏风、铜器，都已登记造册，搬进库房去了。我们的士兵甚至在宫里的贮藏中翻出了欧洲式的座位，搬到将来参谋部的房间里去，好叫那些屋子住得像样些。那是些沙发和扶手椅，仿佛是亨利二世式样，蒙着旧金色的长毛绒，叫人想起外省的旅馆。

我预备明天早上动身。当晚饭的时辰又把我们聚到一起，那位上尉和我在我们那张乌木小桌边坐下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一点伤感，看见我们周围的东西变了样，看见我们做中国君主的梦这样快就完了。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我把动身推迟了二十四小时，为的是等韦龙将军，他今天晚上回北京来，我要替他向海军上将带些口信。这样我就意外地多出半天，可以在我高处的望楼上消磨，并且指望我那只猫最后来看我一次；它明天，以及此后永远，都不会再在老地方找到我了。天一天比一天冷，反正我这间工作室也支持不了多久了。

在这座宫的门在我身后永远关上以前，我要到平台所有的曲折处，到所有那些那样纤巧、那样可爱的亭子里去，再走最后一遭；太后一定是把她的遐想和她的恋情都藏在那些亭子里的。

我去向那位伟大的白色女神告别的时候，——太阳已经在落，紫禁城的屋顶浸在傍晚的红金里，——我发觉这一带的景象变了；本来在门口站岗的士兵爬到上头来，把她的屋子收拾停当了；他们把那千百只装瓷器和枝形烛台的匣子、打碎的瓶和花束都搬走了，又仔细地扫了地。雪花石膏的女神，在她金色的袍子里苍白得可爱，依旧微笑着，在空了的庙里比从前更孤独了。

这最后一天的太阳落进冬天的小云里，那些云望上去是冷的；蒙古的风叫我在厚斗篷里发抖，我走过大理石桥，回北宫去；将军带着他的骑兵护卫刚刚到了那里。

十月三十日，星期二。

早上七点上马，太阳依旧是一成不变的好，风却是冰的。我带着我的两个仆人和年轻的图姆动身，还有两名非洲轻骑兵组成的小小护卫，他们要一直把我送到我的船上。到那片荒凉的乡野之前，我们得走六公里光景。我们先过大理石桥，随后离开皇家的大树林，在一团尘土里穿过残破肮脏的北京。

末了，穿过高高的外城墙上那些深深的城门以后，我们到了城外的荒野，那里刮着可怕的风；那些长着狮子似的鬃毛的巨大的蒙古骆驼，在这里没完没了地成列走过，惊得我们的马直往旁边闪。

下午我们到了通州，默默地穿城而过——那是一座残破的、死掉的城——直走到白河边上。我的船在那里，由一名士兵看守着，——就是从天津把我载上来的那条船，船上过水上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原封未动。我不在的时候，只丢了我存的净水，——这在我们是不小的损失，可是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偷窃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河水对我们的士兵含着大大的危险。至于我们，我们可以喝热茶。

我们到军需处去领给养，请人在我们的文书上签字；随后从那散着瘟疫和死亡气息的、已被污染的岸边起锚，开始顺流往海边漂去。

虽然比上来的时候冷，重新在我们那口铺着席篷的小石棺里过起漂泊的生活来，几乎是有趣的；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又一次投进两岸黑暗而无边的碧绿的孤寂里，在它们中间滑行。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早晨的太阳照在船板上，船板上结着一层薄冰。寒暑表指着零上八度，风刮得又狠又猛，可是我们深信那是养人的。

急流在帮我们，所以那些荒凉的河岸，带着它们的废墟和死人，比我们上来那一回退得快得多。为了取暖，我们从早到晚在纤道上走，差不多同那些拉纤的中国人并排。风里有一种饱满的生命力；人觉得身子轻，浑身是劲。

十一月一日，星期四。

这一回我们的水路只走了四十八小时，只有两个有霜的夜晚睡在席篷底下，透过篷上的缝隙看得见闪亮的星；因为到第二天将尽的时候，我们就进了天津。

天津——我们得在那里找个地方过夜——自从我们上回住过以后，重新住满了人，那情形可怕得很。我们花了将近两个钟头才划过这座辽阔的城，在无数的小艇和帆船之间挤出路来。两岸都挤满了中国人，号叫着，比画着，买着，卖着，尽管房屋的墙和顶没有几处是完好的。

十一月二日，星期五。

尽管冷风和尘土毫不容情地刮个不住，我们还是在正午到了河口的大沽，——可怕的城。可是唉！今天要同舰队会合是不可能的了；潮水不顺，沙洲的情形不好，海又太高。也许要等明天或者后天。

我几乎已经有时间忘掉在这地方生活的种种困难和无从把握之处，——对天气永无休止的担心，对这一条那一条载着士兵或给养的船的挂虑，它在外头正冒着危险，也许就在沙洲上触礁；还有同登陆部队相连的种种纠葛和种种危险，——这件事从远处看来似乎那样简单，在这样的地方却围着一大堆的难处。

十一月三日，星期六。

今天早晨启程，到外海的舰队去。半个钟头以后，中国那不祥的海岸就在我们身后消失了，铁甲舰的烟囱开始在地平线上吐出黑烟。天气这样坏，我们只怕不得不回头。

然而我们终于到了，浑身滴着雾水；我跳上「可畏号」，我的同伴们在这船上已经干了四十天的活，没有尝到一点在中国过那种上等生活的滋味。

脚注：

〔注一〕（原注：林懋德主教，樊国梁主教的助理主教。）

二十四

六个星期以后。一个又冷又阴沉的早晨。在天津、在北京、在别的一些地方，见过了那么多古怪而阴沉的事情之后，我们又回到宁海来了——这地方我们早已有工夫把它忘掉；我们的船又系回了从前的泊处，我们再走进那座法国人的炮台。

天冷，天暗；秋天在这一带原是严厉的，它带来了骤然的霜；桦树与柳树的叶子落尽了，天空又冷又低。

住在炮台里的祖阿夫兵，一个月前还那样轻快地开来接替我们的水兵，如今已经埋掉了他们中间的几个人——有的死于斑疹伤寒，有的中了枪。就在今天早上，我们给其中的两个人行了最后的礼；他们是被俄国人的子弹打死的，死得格外惨，而这一切都出于一场误会。

撒满黄叶的沙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哥萨克已经拔营走了，消失在长城那一边，朝满洲去了。头些日子的那种骚动过去了，那种杂乱、那些快活的人群也过去了；人人都按分派给自己的地方进了冬营；附近的农人既然没有回来，他们的村子就荒着，空着。

这座炮台虽然照旧装饰着中国的徽记，如今却有了一个法国名字，叫作「波蒂埃海军上将炮台」。我们进去的时候，号声为海军上将响了起来；祖阿夫兵在炮底下排开队，带着恭敬的哀戚望着他们的长官——他刚刚亲临，给两名士兵的丧礼增了光。

一跨进门槛，我们出乎意料地觉得像是踏在法国的土地上了；很难说清是凭了什么法术，这些祖阿夫兵只用短短一个月，就把这地方连同它四周的一切，弄成了像故乡的一小块。

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他们不过是清去了中国人的污秽，把军需物件归置整齐，把自己住的屋子刷白，又办起一座面包房——那里的面包气味很香——和一所医院，那许多受伤的人，唉，还有病人，就睡在很干净的小行军床上。这一切合在一起，说不出所以然地，立刻叫人觉得又回到法国了。

炮台正中的仪礼庭院里，在通往那间官员升座的屋子的门前，停着两辆卸了牲口的炮车。车轮上装点着树叶，车上蒙着白布，白布上零零落落地用别针别着些寒酸的小花束。那是邻近中国园子里最后的花——经霜的可怜的菊花和长不大的蔷薇——全是用一种动人的用心，用军人那份好意的笨拙，一一摆布起来的，为的是躺在那两辆车上、棺木覆着法国旗的死去的同伴。

那间官员的大屋子被祖阿夫兵改成了一座小圣堂，这是叫人吃惊的。真是一座古怪的圣堂！刷白了的墙上，中国兵的号褂被钉起来，同马刀、短剑一起像战利品那样排布着；白祭布上立着的烛台，是用炮弹壳和刺刀做的——一个军人流落在外的时候，就是这样天真而可爱地自有办法。

一台军中的弥撒开始了，起首是号声，号声一响，祖阿夫兵都跪了下去；弥撒由舰队的随军司铎主持，他穿着丧服——这是一台为死者的弥撒，为门边那两个睡在车上、身上装点着晚开的花的人。从院子里升起巴赫的前奏曲，用蒙住了的铜管吹奏，像一段祈祷；在这故乡与异域相混、丧仪与灰色的早晨相混的当儿，它是那个压住一切的音。

随后动身，往近旁一处围地去，我们把那里改作了墓地。沉重的炮车上套了骡子，海军上将亲自走在行列的最前面，沿着那些沙路走去，祖阿夫兵在路的两边排成双行，举枪致敬。

太阳穿不透秋天的云，那些云今天早晨低低地压在这几个法兰西孩子的下葬之上。天冷，天阴，这荒凉的地方的桦树和柳树不断把叶子落到我们身上来。

这座临时凑起来的墓地，四围都是那么多异乡的东西，却也带上了一点法国的气味——无疑是因为那些木十字架上刻着的故乡的好名字，它们标出一座座新坟；也因为同伴们搬到这些凄凉的土堆前来的一盆盆菊花。然而就在护着我们的死者的那道墙外，另有一道墙立起来，无穷无尽地伸进十一月的灰色原野里去，那就是中国的长城；而我们是在流落之中，离家远，远得可怕。

如今棺木放下去了，一具一个坑，添在那一长排已经不短的新坟后面；祖阿夫兵密密地挨着走上前来，他们的营长用几句话追述这两个人是怎样倒下的。

「离这里不远。那个连队毫无戒心地朝一座炮台走去，那炮台上刚刚升起俄国的旗子；忽然子弹像冰雹一样下起来。墙垒后面的俄国人是新到的，从没有见过祖阿夫兵，把他们的红帽子当成了义和团的帽子。等他们发觉弄错了，我们已经有好几个人躺在地上；七个受伤，其中一个是上尉，还有这两个死了。其中一个是那位军士，他挥着我们的旗子，想叫那边停火。」

接着海军上将对祖阿夫兵说话，一排排的眼睛里都满是泪；他走上那堆松土，好让他的佩剑够得着坟坑，对躺在那里面的人说：「我最后一次以军人之礼向你们致敬。」这时听见一声真正的抽泣，从心里出来，一点也不加抑止，是从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胸膛里发出来的，看上去他在这一行列里并不算是最不勇敢的一个。

同这一切比起来，官家葬礼上那许多堂皇的仪节、那些漂亮的演说辞，显得多么可怜，多么空洞得可笑！

在这个软弱而平庸的时代里，在这没有一样东西是神圣的、前路又满是可怕的时代里，凡是站在那里就被砍倒的人是有福的；凡是年轻而纯洁、为了祖国与荣誉那些可爱的梦而倒下、被人裹在自己国家那面朴素的旗子里抬走、又用几句叫人落泪的简单的话以军人之礼相送的人，是有福的。

二十五

一九〇一年四月十八日，星期四。

那个可怕的中国冬天，在北京湾这一片结满了冰的海上追了我们四个月，如今过去了；我们随着春天回到白河口那浑浊发黄的水上，又回到我们这苦恼的岗位上来。

今天，无线电报凭着「可畏号」桅顶上收得的一串觉察不出的震动，告诉我们：太后的那座宫殿——如今由瓦德西元帅住着——昨夜烧了，德国的参谋长也丧身在火里。

联军各国的分舰队里，只有我们一家收到这个消息；海军上将立刻命我动身往北京去，替他致唁，并代表他出席丧礼。

留给我准备的时间恰好二十五分钟，行李无论大小都要在这二十五分钟里收拾停当；因为送我上岸的那条小艇不能等，一等就有误潮水之虞，今夜便过不了河口的沙洲。一个钟头之后，我的脚踏在可怖的大沽的土地上，就在法国区近旁，今夜我得在这里过。

四月十九日，星期五。

被义和团毁掉的铁路已经重修，我今天早上搭的这班车一直开到北京，今天下午四点钟光景就到——一趟又快又平淡的行程，同入冬时我坐帆船、骑马走的那一趟大不相同。

春雨还没有下；五月里那种带寒意的绿，高粱和嫩柳，比我们那边的节令要晚，好容易才从干硬的土里钻出来，在中国的平原上投下犹疑的影子——那平原扑着灰色的尘土，被一个已经酷烈的太阳烤着。

北京的模样又何其不同！我们初次这样走近它，不是从鞑靼城那超乎人力的城墙那边，而是从外城的城墙那边，那边没有那样压人，也没有那样阴沉。

叫我吃惊的是，火车径直穿过城墙上一处新破的口子，进到城的心里，把人送到天坛的门口。听说从保定府来的那条线也是一样；那道巴比伦式的围垣被穿透了，铁路进了北京，一直到皇城的地界上才到头。天子若有一天回来，将要看见何等闻所未闻的变化！——火车头鸣着汽笛，从这座以安稳与衰朽著称的古都当中一直穿过去。

临时车站的月台上有一种近乎欢快的热闹，还有许多欧洲人也赶来迎接下车的旅客。

在那里的众多军官中间，有一位我认了出来，虽然我从没有见过他；我径自向他走过去——那是马尔尚上校，那位有名的英雄，他去年十一月到的北京，那时我已经走了。我们一同雇了一辆车，往法国区去，我将在那里做客。

司令部在一法里之外，仍旧设在那座小小的北宫里；这地方我在它中国式的华丽之中见过，它后来最初的几番改动我也亲眼看见。上校本人就住在近旁的团城宫里；谈话之间我们发见，他挑来做私人住处的那座亭子，正是上一季我用作书房的那一座。

这一趟我们走的是仪仗与皇帝走的那条大道，穿过那巨大的红墙上的三重门，从杀气森森的城楼底下过；过大理石桥，桥两边是龇牙咧嘴的大理石狮子，又过一根根象牙色的华表，柱顶蹲着梦里才有的兽。

等到颠簸、喧嚣和人群都过去了，我们的车终于在皇城的大块铺石上滑行，再看一眼，这一切的堂皇在我眼里比什么时候都更像是被判定了的——一件已经过了它的日子的东西。帝王的北京，在它永在的尘土里，此刻被四月的阳光烘着，却并不醒来，在漫长严寒的冬天之后并不回到生里去。一滴雨也还没有落下，地是尘土，园子也是尘土。

那些老侧柏，又黑又蒙着粉尘，像是树的木乃伊；那些单调的柳树的绿，才刚在那可怕的灰白色的日光里露出头来。

最高的屋顶朝着一片晴天升上去，那天是热与光的混合——一座座金色琉璃的金字塔，在新绿与鸟巢之间，它们的老迈与残破比什么时候都显眼。中国的鹳随着春天回来了，成排地栖在大屋顶最高的地方，栖在那些珍贵的瓦上，栖在犄角、利爪和上了釉的怪兽中间；它们是小小的、不动的白色生物——一半消失在天的耀眼的白里——它们俯看脚下那些凄惨的屋宇，仿佛在默想这座城的毁灭。我真觉得北京自秋天以来老了，老了一两百年；四月的阳光把这一切都加重了，把它确定地归进无望的废墟一类里去。人觉得它的末日到了，觉得它再不可能复活。

四月二十日，星期六。

施瓦茨霍夫将军的丧礼今天早上九点钟在酷烈的太阳底下举行；他是法国最大的敌人之一，眼看就要做德军的总军需长，却在这中国的宫殿里得了一个最出人意外的结局。

整座宫殿并没有烧光，烧掉的只是他和元帅住的那一部分华美的所在——那些用无可比拟的乌木装修的房间，还有那间满是古代艺术杰作的御座殿。

灵柩安放在火没有碰着的一间大屋子里。门前，白发的元帅站在那危险的日光下。他有些支持不住，却保着一个绅士和一个军人的绝妙的风度，接见一一引见上来的军官——来自各国、穿着各式衣裳的军官，他们骑着马来，步行来，坐着车来，戴着三角帽，戴着饰翼或饰翎的盔。还有畏怯的中国大员也来了，他们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属于人类历史的另一个时代；外交界的诸位大人物也不缺，他们由于某种时代的错置，是坐着亚洲的旧轿子来的。

屋子的中国气派全被柏枝和侧柏枝遮没了，那是德国兵和我们自己的兵从皇家园林里采来的；枝叶铺满四壁和天花板，又散在地上，在灵柩四周发散出森林的香脂气味，而灵柩一半掩在太后园里采来的白丁香底下。

一位路德宗牧师致辞之后，有一支亨德尔的合唱，由几个年轻的德国兵在枝叶后面唱出来，嗓音那样纯净，那样新鲜，听来像天上的音乐一样叫人安息。几只家养的鸽子——它们的习惯被蛮夷的入侵搅乱了——在我们这些戴翎插羽、镀着金的头顶上安然地飞。

军乐的铜管一响，行列便动起来，绕莲花湖走一圈。一路上各国的兵排成一道从来不曾有人见过的人墙；巴伐利亚人接着是哥萨克，意大利人接着是日本人，如此等等。在那么多相当阴沉的军服中间，英国那一小队人的红色短上衣格外显眼，它们映在湖里，像一道道残忍的血痕。那是很小的一队，同别国派来的比，几乎小得可笑；英国在中国主要是由印度的大群人马代表的——唉，谁都知道她的军队此刻正在别处忙着一桩什么样的事。

一排排兵士的影子，同那些荒凉的大宫殿、大理石的堤岸、树间这里那里建着的琉璃亭子一样，都倒着映在水里；有些地方，莲花正从烂泥里冒上来，把它最初的叶子露出水面，那绿里透着粉红。

行列在一座幽暗的宝塔前停下，棺木暂时停放在那里。这座宝塔四周的树叶那样密，起初仿佛不过是走进一座侧柏、柳树和白丁香的园子；可是眼睛不久便在这片绿的后面和上面辨出别的更稀罕、更华美的叶子来，那是中国人为他们的神雕出来的，做成枫叶或竹叶的簇，在天花板底下结成一座高高的黄金的花棚。

这一场奇特的葬礼到这里就完了。人群分开，按国别各自归拢，不久便散进那些暑热的林荫道，朝着各自的宫殿去了。

皇城这一片场面，在四月的光里显得比什么时候都更辽阔，更无边。这样多的人工叫人昏惑。这个民族的天才何等了不得！在一片干旱的平原当中，在一片没有生命的荒漠当中，凭空造出一座周围二十法里的城来，有沟渠，有树林，有河，有山，有湖！造出森林的远景和水的地平线，好给他们的君主一个清凉的幻觉！又把这一切——它本身已经大到看不见边界——统统圈起来，同世上其余的地方隔开，若是可以用这个字的话，把它幽禁在这样可怕的墙后面！

他们最大胆的建筑师造不出来的，他们最骄傲的皇帝也造不出来的，是这片焦渴的土地上一个真的春天——一个像我们那边的春天，有温暖的雨，有草、有蕨、有花的迅猛得惊人的滋长。这里没有草皮，没有青苔，没有带香气的干草；春天的复活在这里只表现为柳树上稀疏的叶子，表现为这里那里的几丛草，或者表现为一种紫色的桂竹香从满是尘土的地上开出花来。这里要到六月才下雨，一下就是滔天的大水，把什么都淹了。

可怜的皇城啊，我们今天早上在里面走，遇见那么多人，那么多武装的队伍，那么多军服；可怜的皇城，多少世纪以来对世界关闭着，是往古的仪典与秘密不可侵犯的庇护所；华丽的、压迫的、静默的城啊！我在秋天看见它的时候，它有一种同它相称的荒寂之气；如今我却见它被全欧洲的兵占满了。在所有的宫殿里，在所有的金色宝塔里，「蛮夷」的骑兵就在那些巨大的、做梦似的佛像鼻子底下拖着他们的军刀，或者刷他们的马。

今天我在一个中国商人那里看见一批做得极巧的陶土小像，那是天津的一样特产。到今年为止，塑的一向只是天朝的居民——各种身分的人，各种境遇里的人；可是这一批却是受了这场入侵的启发，塑的是各样西洋的武人，他们的模样和装束都复制得准确得叫人吃惊。塑像的人给某几个欧洲国家的兵——我宁可不指名——安上了一副凶狠暴怒的神气，又在他们手里放上轻便的军刀，或是短棍，或是扬起来像要打人的鞭子。

我们自己的兵戴着本国的红帽子，面孔法国得不能再法国，髭须是用黄色或褐色的丝做的；每一个都在臂弯里温存地抱着一个中国的小孩子。姿势各不相同，然而都出于同一个意思：那小中国人有时搂着兵的脖子亲他；有时是兵把笑着的孩子高高抛起；再不然，就是他小心地把孩子裹在自己冬天的大氅里。原来在这些留心的观察者眼里，别国的人是粗暴的，动不动就要打，而我们的兵却是打完了仗就做敌人的小孩子的大哥哥的那一个；同住了好几个月之后，中国人单单挑中了这一点，只挑中这一点，来刻画法国人。

这几样小像应当散到全欧洲去：这个对照于我们是从这场战争里带回来的一件光荣的战利品，也可以堵住我们自己国里许多蠢人的嘴。〔注二〕

（原注：几天之后，上级军官下令把那些含有指责意味的塑像从市上撤掉，模子也毁了。只有法国兵的小像仍旧出售，如今已经很难得了。）

下午瓦德西元帅到我们司令部来。他很客气地说——这也确是实情——那场火几乎全是我们的兵扑灭的，领头的是我的朋友马尔尚上校。

起火那天晚上十一点钟光景，上校正在团城宫高高的露台上出神，那地方正好看得见那道极大的红色火舌从雕花的乌木与精美的漆器堆里壮丽地窜上去，也看得见它在水里的倒影。他带着我们几个人最先赶到，一直把十架救火机开到天明，我们的水兵奉他的命令把烧着的一些地方砍倒。也亏了他，他们才能把施瓦茨霍夫将军的遗体找回来。他不断地把一股水柱对着他知道将军倒下去的那个地方浇，要不然，尸身早就烧成灰了。

今天晚上我去拜访樊国梁主教，他刚从欧洲回来，对自己的计划满怀信心。

自从秋天以来，同天主教这一片地界有关的一切变得何等厉害！不再是静默与毁坏，处处是生气与活动。八百名工人——主教带着挑战的笑说，差不多全是义和团——正在修那座大教堂，教堂从上到下裹在竹子搭的脚手架里。四周的路加宽了，栽上了一行行嫩洋槐，数不清的改良工程都动了工，仿佛一个太平的时代已经开始，迫害永远过去了。

我正在白色的会客室里同主教谈着，元帅来了。他自然又说起他那座宫殿的失火，又以委婉的礼貌告诉我们，这场灾祸里他失掉的一切纪念物当中，最叫他惋惜的是那枚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

二十六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我这趟轻省的差事办完了，除了回可畏号去，再没有别的事。

可是将军好意留我在他那里再住几天。他提议我们去看一看本朝皇帝的陵寝，那些陵在北京西南约五十英里的一片圣林里——这些陵墓在这场战争以前从没有人见过，战事一了，大约也永远不会再有人见到。要办成这件事，得先写信去知会各处的官员，尤其要知会沿途各法国哨所的长官，简直得组织一支小小的远征队。于是我向海军上将请了十天假，他用电报慨然准了我，因此我还留在这里，做这座宫殿的客人，比我原先料想的久得多。

这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到主教的大教堂去，参加为中国人举行的大弥撒。

我从中殿的左边进去，那是男人的一边；右边留给女人。

我到的时候，教堂里已经挤满了中国人，男男女女紧挨着跪在一起，低声哼着一种不停歇的吟唱，像一个极大的蜂房在嗡嗡作响。麝香的气味很重，棉的绸的袍子都浸透了它；此外还有那股属于黄种人的、叫人受不住的气味，那是说不出来的。在我前面，一直到教堂的尽头，男人们低着头跪着。我看见成百上千的脊背，长辫子垂在背上。女人那一边是鲜亮的绸子——简直是各样颜色的大杂烩；发髻光滑乌黑，像上过漆的乌木，插着花和金簪。人人都几乎闭着嘴唱，像在梦里。他们的虔诚是明明白白的，也是动人的，尽管这些人滑稽到了极点；他们是真的在祈祷，而且像是怀着热忱与谦卑在祈祷。

现在到了我承认自己正是为它而来的那一幕——散弥撒——这是看一看北京几位美貌太太的好机会，因为她们是不到街上露面的，街上走动的只有下层的妇人。

有好几百位雅致的女人慢慢地一个接一个走出来，脚太小，鞋太高。呵，从那道狭窄的门里出来的那一列奇异的、小小的画过的脸，和那一身身的装饰！裤子的样式，短袄的样式，形与色的配搭，想必同中国一样古老，而离我们又似乎有多么远！她们像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里的玩偶，从旧日的阳伞上或是彩画的瓶子上逃了出来，在这个美丽的四月早晨取得了实体和生命。她们中间有中国太太，脚趾变了形，鞋子小得不可思议，而且是尖的；她们那硬而沉的一堆头发也是尖的，在脑后挽起来，像鸟的尾巴。也有鞑靼太太，属于那个叫做「八旗」的特殊贵族；她们的脚是天然的，绣花的鞋子却有高跷似的底；她们的头发很长，像一绞黑丝一样绕在脑后横插着的一块板上，于是成了两个横着的圆锥，两端各缀一朵假花。

她们把自己涂得像理发铺里的蜡人——一片白，两颊中间各有一点鲜亮的粉红；人一看就觉得，这是照着习俗与礼数做的，丝毫没有想要造成什么错觉的意思。

她们低声说笑，很有分寸；她们手里牵着最可爱不过的娃娃——弥撒的时候，这些娃娃乖得像小瓷猫——装扮得齐齐整整，头发梳成最滑稽的样子。这些女人里有许多是好看的，很好看的；几乎人人都显得端庄、矜持、合乎体统。

出教堂的事进行得很安静，处处是太平与欢喜的模样，对这一片不久前还是屠杀与种种惨事的所在，满是信任。围墙的大门敞着，一条新的林荫路，两旁栽着小树，已经开在不久前还是一片尸骨场的地上。

许多中国的小车在等着，车里衬着漂亮的绸子或是蓝布，沉重的车轮上装着铜饰；所有这些玩偶都郑重其事地上了车，去了，像是刚看完一场节庆的戏。

中国的基督徒又一次得了胜，他们大度地凯旋着——直到下一次屠杀。

今天下午两点钟，照星期日的惯例，海军的军乐队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奏乐——就是北宫的那个院子；我见过它在秋天的冷风里堆满了奇异而华美的残骸，如今却已收拾得一尘不染，四月的绿意开始在小树的枝上露头。

这个法国星期日的仿造品倒是有些凄凉。在这里人从来摆不脱的那种流放之感，被这可怜的音乐衬得越发厉害了，听的人没有几个；没有打扮起来的女人，没有快活的娃娃，只有两三堆闲着的兵，和几个从医院里出来的病人或伤员，年轻的脸苍白憔悴，一个拖着腿，一个撑着拐。

然而也有些时候，它确能叫人想起家乡；海军士兵和那些善良的修女来来往往，叫人想起法国的某一个小角落；在围着这院子的玻璃廊子那边，邻近教堂的哥特式尖塔升起来，顶上飘着一面大三色旗，高高在蓝天里，统辖着一切，护着我们在中国皇帝的故居里临时凑起来的这一小片祖国。

自从去年秋天我住在这里以来，这座北宫起了多大的变化。

除了留给将军和他的军官们的那一部分，所有的廊子和所有的附属房屋都变成了我们士兵的病房。它们极适合做这个用处，因为一所与一所之间隔着院子，而且立在很高的花岗石台基上。这里有两百张床给那些可怜的病兵，他们在里面安顿得再舒服没有，要光有光，要风有风，全亏了这座奇幻的宫殿的造法。善良的修女们戴着尖尖的白帽，迈着又短又快的步子来来去去，分送药品、干净的衣服和微笑。

有一间小小的客厅拨给了护士长——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一张清秀而满是皱纹的脸；她因为围城期间可敬的劳绩，刚刚在全军面前受了十字勋章。她那间刷白了的小客厅十足是一种典型，又十足可爱：六把中国椅子，一张中国桌子，墙上挂着两幅中国的花果水彩——全是从太后那些萨达那帕路斯式的奢靡库藏里挑出来的最不起眼的东西；此外还有一尊很大的石膏圣母像，供在上首，两边各放一只瓶，插满白丁香。

白丁香！这座宫殿所有围起来的园子里都长着最华美的白丁香；在这毒日头底下，它们是四月、是真正的春天唯一欢喜的迹象；对修女们更是一件恩物，她们把它成丛成丛地堆在自己简朴的祭台上，献给圣母和众圣人。

这些沿着树木一路延伸过去的官员和园丁的屋子，我从前是见过的：一片狼藉，堆着奇怪的赃物、污秽和害人的气味；如今它们干干净净，刷得雪白，再没有什么叫人不快的地方。修女们在这里设了一间洗衣房，在那里设了一间厨房，给病人熬好汤，又设了一间衣被房，一叠叠带着干净气味的床单和衬衫排在架子上，架子上铺着洁白无瑕的纸。

同我们最普通的水兵或士兵一样，我也很容易单是看见一位善良修女的帽子就觉得欢喜和安慰。这无疑说明我的想象力有一种可惜的欠缺，可是我看着一位世俗女看护的头饰，心里的震动就小得多了。

在我们的驻地之外，在北京这前所未闻的时世里，星期日的标志是各国的兵大批地在街上走动。

这座城被划成了区，每一区归入侵的一个民族管；各区之间彼此往来极少：军官偶尔有，士兵几乎没有。只有德国人是个例外，他们有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到他们那里去，因为这场战争一个无可否认的结果，就是在两国军人之间结下了同情；可是我们的队伍同外国人的往来，也就只有这一个例外。

分给法国的那一片北京——周围好几公里——正是围城期间义和团毁坏得最多的一片，最残破、最荒凉的一片，然而也是生气与信心最早回来的一片。我们的士兵同中国人很合得来，男的女的都合得来，连娃娃也合得来。他们到处交上了朋友，从中国人不但不逃开、反而走近他们这一点上就看得出来。

在北京的法国这一片，每一所小屋子都挂着三色旗当护符。许多人还在自己门上贴了白纸的招帖，那是托我们的人帮忙弄来的，上面用大大的、孩子气的字写着：「我们是受法国人保护的中国人」，或是「此间都是中国的天主教徒」。

而每一个小娃娃，光着身子的也好，穿着衣服的也好，带着他的绸带和他的小辫子，都笑嘻嘻地学会了在我们走过的时候行军礼。

太阳落下去，士兵们归队，营房关了门。到处是静默与黑暗。

这一夜格外黑。两点钟光景，我同陆军的一位同伴离开住处。手里提着灯笼，我们走进那座黑暗的迷宫；起先这里那里有哨兵盘问，随后再遇不见一个人，只有受惊的狗，我们穿过废墟、粪池，穿过一条条呼出死气的破败街巷。

我们要去的是一所样子很可疑的屋子。门口的守夜人早在张望，用一声长长的、不祥的叫喊通报我们到了，我们便钻进一连串曲折的过道和黑暗的角落。随后是几间天花板很低的小屋子，闷得很，只有昏暗冒烟的灯照着；屋里的陈设不过一张榻和一把扶手椅；几乎不能呼吸的空气里浸透了鸦片和麝香。老板和老板娘都有着同这样一所屋子相称的发福身段和家长式的好脾气。

我请读者不要误会：这是一所歌馆——中国最古老的行当之一，如今渐渐要绝迹了——人到这里来，不过是在呛人的烟雾里听音乐罢了。

我们迟疑着在一间小屋里坐下，坐在一张红榻上，榻上铺着红垫子，绣着逼真的野兽。它干净与否很可疑，那过头的气味叫我们不安。糊了纸的墙上挂着水彩，画的是云间成了正果的圣贤。屋角里一座德国的旧钟——它在北京至少有一百年了——尖声地滴答着。仿佛从我们进来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心思就受了那些沉重的鸦片梦的感染：那些梦是在这张榻上、在压人的黑暗天花板的拘束底下生出来的；然而这在中国人是一处雅致的去处，一处与众不同的地方，在战前，无论出多少钱也不会放一个欧洲人进来。

我们把递上来的那些长长的毒烟枪推开，点起几支土耳其纸烟，音乐开始了。

头一个出来的是一位弹弦子的，其本领之高，格拉纳达或是塞维利亚也找不出更好的。他叫他的弦哭出无限悲凉的曲子。

随后，为了逗我们乐，他用他的弦子摹仿一队法国兵走过的声音：蒙着的鼓，和远处吹着的《祖阿夫进行曲》的号。

末了出来三个矮小的老妇人，身子壮实，脸色相当苍白，她们要给我们唱几支哀怨的三重曲，带着同鸦片之后的梦相应的小调。可是还没有开口，三个人里的那一个头牌——一个古怪的、打扮得十分齐整的小东西，头上戴着通草花的冠，像一位女神——踮着她那双受尽折磨的脚朝我走过来，照欧洲的样子向我伸出手，用法国话说，带着克里奥尔的口音，举止间还不无几分体面：「晚安，上校。」

这是我最料不到的事！法国军队占领北京，在出人意外的结果上，确实是丰饶的。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我去皇陵的这趟路，要费些时候去张罗。来到司令部的回信说，这几天乡间不大平安，省里出现了成股的义和团，他们要等进一步的消息，才肯答应我动身。

这中间，我在春天炎热的日头底下，又去看了一回被中国人毁掉的那几处基督徒坟场的惨状。

那里的零乱一如从前；同样一片凄凉的大理石的混沌，残毁的标记，倒下的、断了的石碑。义和团溃败以前来不及毁掉的那些尸骨，还躺在原处；没有一只虔敬的手敢把它们重新埋起来，因为照中国人的想法，把它们放回土里，就等于是领受了人家加过来的侮辱；它们得留在那里喊冤，直到彻底昭雪的那一天。这一片可憎的地方毫无变化，只是不再上冻了；太阳照着，沙地上这里那里开着黄色的蒲公英，或是紫色的桂竹香。

至于那几口张着大口、曾经填满了受刑者尸身的井，时光已经动起手来；风把尘土吹到上面去，里面的东西干到了这个地步，如今结成了一层紧密的灰色的壳，虽然还时时有一只脚、一只手或是一个头骨从中间凸出来。

在其中一口井里，在那层几乎升到地面的人的硬壳上，躺着一个可怜的中国婴孩的尸身，穿着一件破小衫，裹在红布里——这是新近的尸首，还不大僵硬。多半是个女孩，因为中国人对女孩怀着最狠毒的轻蔑；修女们每天都这样在路旁把她们捡回来，她们还活着就被扔在什么垃圾堆上。这一个想必也是如此。她也许病了，也许生得不好看，也许不过是家里多出来的一个。她脸朝下躺着，两臂伸开，两只小手像玩偶的手。她的脸上淌过血，此刻伏在最可怕的秽物上；她后颈上落着几根小麻雀的羽毛，苍蝇在上面爬来爬去。

可怜的小东西，裹在红毛布的破片里，伸着她的小手！可怜的小脸藏了起来，好叫它在最后烂掉以前，不再被人看见！

二十七

北京，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到底等到了动身的日子，我要往那片围着历代皇帝陵寝的神圣的树林去。

早晨七点，我离开北宫，带着我去年秋天的两个仆人奥斯曼和勒诺，还有四名非洲步兵和一个中国通译。我们骑马起程，马是为这趟路特意挑的；凡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它们也随车装运。

先是两三公里，在美丽的晨光里穿过北京，沿着那些因荒凉而显得壮丽的大道走——那是仪仗与皇帝走的路；穿过三重红色的大门，走在大理石的狮子与大理石的华表之间，那石头黄得像旧象牙。

如今是火车站了——它就在城的中心，在第二重城墙的脚下；因为西方的蛮夷竟敢犯下这样的亵渎，凿穿了城垣，好把他们那套颠覆一切的东西引进来。

人和马都上了车。于是列车在残破的中国城里穿行，又沿着鞑靼城那道庞大的灰色城墙走了三四公里；那墙一路展开，始终是一个样子，一样的墩台，一样的雉堞，没有一座门，没有任何东西来打破它的单调与它的浩大。

外城墙上的一个豁口，终于把我们抛进了那片愁惨的乡野。

接着是三个半钟头，在平原的尘土里走，经过拆毁的车站、瓦砾、废墟。照联军各国的大计划，这条眼下通到保定府的铁路，还要再延长好几百法里，把北京同杭州这两座极大的城连起来。它于是将成为新中国的一条大动脉，沿路散布西洋文明的好处。

中午我们在涿州下车。这是一座有城墙的大城，高高的带雉堞的城垣和两座十二层的塔楼，像隔着一片灰烬的云才望得见。二十步以外就认不清一个人，如同北方起雾的日子，空气里的尘土竟有这样多；太阳虽然昏黄，射下来的热却叫人受不住。

自去年秋天起就占着涿州的法国驻地，那里的长官和军官们好意来接我，请我到他们桌上吃早饭；他们连同部下都住在几座黑暗的大庙里，那里面比较凉爽。他们告诉我，去陵寝的那条路〔注一〕，近来本来看着很平安，这几天却不那么平安了：昨天有一股二百人的义和团流寇袭了一个大村子，我正要经过那里；他们打了一上午，直到一队法国兵赶来援救村民，那些义和团才像一群麻雀似的飞散了。

〔注一〕（原注：这里所说的不是明陵——多年以来，凡上北京去的欧洲人都游过明陵了——而是当朝皇帝的陵寝，那地方连走近都向来是禁止的。）

「二百个义和团，」驻地的长官接着说，心里盘算着，「让我算算，二百个义和团：您至少得有十个人。您已经有六个骑马的了；您要是愿意，我再给您添四个。」

我觉得该说几句得体的话来领这个情，该回说太多了，说他叫我担当不起。随后，在那些看着我们吃早饭的佛像眼皮底下，我们两个人一齐笑了起来，因为忽然都觉出我们方才那番话带着一种夸张的豪气。说起来，它实在有那么一股劲儿：

「出来罢，纳瓦拉人、摩尔人和卡斯蒂利亚人；」

——可是十个人对二百个义和团，也确乎就够了。那班人只有躲在墙后头才顽强可怕；到了平地上就不行——何况极有可能，我连一条辫子也不会见着。我接受了这支援兵：四个好兵，他们会很高兴跟我走；我更乐意接受，还因为我这趟远行这样一来便有了武装侦察的规模，而据说眼下这是件好事。

两点钟我们重新上马，因为我们要到二十五公里外一座有城墙的旧城里过夜，那城叫涞水县（中国的城仿佛都爱要这一类名字；我们知道有一座叫察马庙，还有一座极大的古都叫谦谦）。

我们一头扎进去，立刻消失在风从平原上卷过来的一团尘土里——那无边的、叫人窒息的平原。没有可以自欺的余地：起的是「黄风」——这种风一般一刮三天，把蒙古沙漠的尘土也加到中国的尘土上来。

没有路，只有深深的车辙，那些低于地面好几尺的小道，非得几百年才挖得出来。这是一片可怕的乡土，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受着灼人的酷热和几乎是北极的严寒。在这样干燥的、粉末似的土上，新麦怎么长得出来呢？可是这里那里，新麦确乎在无穷无尽的灰色中间铺出一块块真正鲜嫩的绿。也不时有几丛稀疏的小榆树和柳树，同我们那边的略有不同，却仍旧认得出来，刚刚露出头几片极小的叶子。单调与愁惨；人简直要说，这是极北的一片穷苦的风景，却被一轮非洲的太阳照着——一轮弄错了纬度的太阳。

在弯曲的路的一个转角上，一群做活的人忽然看见我们，吓得跳起来，扔下锄头就要跑。可是其中一个拦住了旁人，喊道：「法国兵！」——就是法国的兵。「他们是法国人，不要怕。」于是他们又弯下身去，对着灼热的泥土平平静静接着做活，一面拿眼角看着我们走过。他们这样放心，很能说明在一场欧洲人的入侵里，我们那些好兵懂得做一种多少有些例外的「蛮夷」。

散在平原上的那几丛柳树，几乎总在它们稀疏的叶子底下藏着种田人的村子——泥和灰砖盖的小屋，荒唐的小庙，在太阳底下坍着。由望风的人通报，我们经过时，男人和孩子都出来，默默地带着天真的好奇看我们；赤着上身，很黄，很瘦，很有筋肉；裤子是永远一样的深蓝布。出于礼貌，每一个人都把辫子解开，垂在背后，因为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对我是失敬。没有女人；她们都藏着不出来。这些人看我们的感觉，想必同当年高卢的农民看军队的首领阿提拉带着扈从走过时差不多，只是他们没有那么害怕。我们身上什么都叫他们吃惊——服装、武器、面孔。连我那匹马，一匹阿拉伯种的公马，在他们自己那些脑袋又大又粗的小马旁边，想必也像一头巨大的、少见的、出色的牲口。

那些纤弱的柳树，阳光从它们中间筛下来，落在这些原始生活的房屋和小庙上；柳树把它们的花絮撒在我们身上，像极小的羽毛，或者像小团的棉絮，纷纷落下来，同那永无尽头的尘土混在一起。

平原又开始了，平坦，永远是一个样子。我在我那支小小的武装队伍前面保持两三百米，好躲开马蹄小跑扬起的过多的尘土；我一回头，身后一团灰色的云便告诉我他们跟着。「黄风」还在刮；我们给它扑得这样厉害，马、髭须、军服，都成了灰烬的颜色。

五点钟光景，我们要过夜的那座旧城出现在前面。远看它在平原当中差不多是有气象的，高高的雉堞的城墙颜色那样阴沉。走近了，无疑只会见出残破与衰败，同中国别处一样。

一个骑马的人带着那免不了的一团尘土迎出来。他是自十月以来占着涞水县的那五十名海军步兵的指挥官。他告诉我，将军好意想到，已经把我当作西洋文事上的一位大官通报了过来；所以本城的官要带着扈从出来迎我，还召集了附近的村子，替我预备了一场庆典。

果然，仪仗从坍败的旧城门里出来了，打着红色的旗仗，奏着乐，穿过荒废的田野过来。

此刻它停下来等我，分两行排在路的两边。照着通常的礼节，有一个人——那位官的仆人——走到众人前头五十尺的地方来，手里拿着一张大红纸，那是他主人的名帖。他自己，那位怯生生的官，站着等，同他家里的人一起，出于敬意已经下了轿。我照着人教我的样子，没有下马，伸出手去；随后，在一团灰色的尘土里，我们朝那道大城墙走去，我的骑从跟在后面，奏乐打旗的仪仗走在前面。

最前头是两把大红伞，四周垂着丝的流苏，像迎神赛会里的华盖；随后是一只离奇的黑蝴蝶，展开翅膀有猫头鹰那么大，由一个孩子挑在棍子头上；随后是两行旗；随后是红漆的木牌，上面写着金字。我们一动身，铜锣便隔着一定的间隔阴惨地敲起来，像行军礼一样；同时有传报的人拖长了声音，向村里的居民通报我到了。

我们到了城门口，那门像一个洞穴的入口；两旁挂着五六个小木笼，每一个里面有一种黑色的东西，在一群苍蝇当中一动不动；它们的尾巴垂在笼子外面，像死的东西。什么东西会这样蜷成一团，又拖着这么长的尾巴呢？猴子么？啊，可怕，那是从身子上砍下来的人头！这几只好看的笼子，每一只装着一颗人头，在太阳底下已经开始发黑，长长的辫子是有意解开的。

大城门把我们吞了进去，迎接我们的是那免不了的龇着牙的老花岗石怪兽，在左右两边抬起它们斜着眼睛的大头。城洞里面的墙根下，人一动不动地挤着看我过去，你挨着我，一个爬到一个身上——黄色的赤裸的身子，蓝布的破衣，丑的面孔。尘土塞满了这条拱顶的甬道，把它遮得昏暗；人和马在里面挤着，一同裹在那片幽暗里。

我们走进了旧日外省的中国，一个我们完全不相识的、另一个时代的中国。

二十八

城墙以内，一片颓败零落，正如我所预料；这并不是义和团的过错，也不是联军的过错，战事根本没有走到这一带来，只是因为朽坏，因为这个比我们年长三十多个世纪的古老中国正一点一点化为尘土。

我前面的那面锣仍旧按着一定的间隔阴沉地响着，引路的人仍旧拖长了声气向众人通报我的到来，那喊声在薄薄浮着粉尘的小街上回荡，傍晚的太阳还烫着。一路看见荒着的地，也看见种熟了的田。这里那里，残缺的、不成形状的、半埋在土里的花岗石怪兽，被岁月磨蚀了，标明从前这里是一座府邸的门口。

队伍在一扇门前停住，门上高悬着一面三色旗，我下了马。七八个月以来，我们五十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就驻在这里，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天都在涞水县度过，雪和冰封的旷野把他们同世界的其余部分隔断，他们便在这一片最叫人摸不着头脑的环境里过着鲁滨孙一般的日子。

走到他们中间，重新看见这些诚恳的家乡面孔，实在是又惊又喜——一路上我们遇见的尽是那些黄面孔，朝我们投来锐利而费解的目光。这一小块法国的地界，像是木乃伊化了的老中国当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欢乐、一点青春。

看得出这个冬天于我们的士兵有益，他们脸上都带着康健的气色。他们把自己安顿得极有条理，那份心思又滑稽又近乎神奇：修了盥洗室，修了淋浴房，修了一间教室，在那里教中国小孩子法文，甚至还修了一座戏台。他们同城里的人处得极亲密，那些人过不多久就会舍不得他们走了；他们种菜园，养鸡养羊，还像抚育没爹娘的婴孩似的，亲手喂大几只小乌鸦。

已经安排好，我在法国哨所用过晚饭之后，到那位官老爷家里去睡。于是九点钟光景，他们来接我，引我往「衙门」去，打着仪仗用的灯笼，画着极中国式的花样，大得像一只只木桶。

中国的衙门总是大得出奇。在夜里的凉气中，我就着灯笼的光，在一堆堆大石头中间、在两行仆役中间择路而行，穿过一连串二百米长的院子，不知走过了多少坍坏的牌楼和台阶摇动的廊庑，才走到那位官老爷预备给我住的、正在剥落而积满灰尘的下处——那是一座孤立的屋子，在一个院落当中，四周围着老树，树干都长得不成形状。在熏黑了的椽子底下，我有一间大屋，粉白的墙，当中一座台子，上面摆着座位，像一个宝座，还有几把沉重的乌木扶手椅；墙上的装饰是几幅展开的绸卷，上面用满文写着诗。左边的厢房是一间小屋，给我的两个仆人住；右边的一间给我，窗上糊着高丽纸。一座台子上是一张极硬的床，铺着红绸的被褥；最后还有一只香炉，里面正燃着几支细细的香。这一切都带着乡野气，天真，过时，就是拿中国来衡量，也已经是陈年旧样了。

我那位怯生生的主人，穿着礼服，在门口等我，请我同他一道坐在当中那座宝座上，在那里用一百年前的瓷器给我敬了那必不可少的茶。随后他很知趣地把这场会见结束了，向我道了晚安。临走时他关照我，倘若听见头顶上有许多来来去去的声响，不必惊动，那上头是老鼠出没的地方。又说，倘若听见糊纸的窗子那一边有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打着梆子，也不必惊动；那是打更的人，这样告诉我他们并没有睡着，正在尽他们的职守。

「这一带的强盗很多，」他又说，「城有高墙，日落就关城门；可是天不亮就下地的工人在城墙上掏了一个窟窿——这窟窿叫强盗们发现了，他们就毫不迟疑地从那里进来。」

这位一躬到底的官老爷去了，我独自留在住处的黑暗里，置身于一座孤零零的城的中心，这城的门口有装在笼子里的人头守着；我觉得自己相隔无限地远，同我自己的世界之间横着广大的空间，也横着时间，横着许多个时代；我仿佛就要睡在一个至少落后我们这个纪元一千年的民族当中。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鸡叫，还有屋顶上小鸟的鸣声，把我从那间古怪的老屋里唤醒；从纸窗透进来的光，使我猜到外面正是暖和的太阳。

奥斯曼和勒诺比我起得早，来告诉我说，衙门的院子里正匆匆忙忙地大张罗，要给我办一场会——一场上午的会，因为我们得在午饭后不久就接着赶往皇陵去。

九点钟光景开始了。他们让我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挨着那位官老爷，他像是被自己身上的绸袍压得直不起腰来。我面前，在耀眼的日光里，是那一连串院子，轮廓参差的廊庑，台座上的老怪兽。一群中国人——自然，从来只有男人——聚在那里，穿着他们那永远不变的蓝布破衣。夜里照例停下来的黄风，此刻又刮起来了，把天空吹得一片灰白。洋槐和那些单调的柳树——在这中国北方，几乎只有这两种树零零落落地长着——在细瘦的老枝上，这里那里现出一点刚刚绽开的淡绿的小叶子。

先是缓缓地、极缓缓地过来一班乐人，带着许多锣、钹和铃，声音都是闷的；那调子像是由笛子甜美、凄凉而执拗的齐奏托着走——大笛子，音很低，有几支带着好几根管子，看去像一束束麦子。那声音甜柔，催人欲睡，听着极妙。

这时乐人们在我们近旁围成一圈坐下，好开这场会。忽然间节拍变了，快起来，成了舞曲。于是远远地，从院子深处、从那些旧廊庑后面，隔着越来越浓的灰尘，人们看见在人群的头顶上，一队起舞的东西，比人高出两三倍，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合着拍子摇摆，一面弹着弦子，一面摇着扇子，举止一概夸张，神经质，像害了羊角风。——是巨人么？是跳跳人么？这到底是什么？他们迈着长长的跳跃的步子飞快地逼近，转眼已经到了我们面前。啊，他们踩着高跷，极高的高跷。他们站在木腿上，比朗德地方的牧人还高，一蹦一蹦的像大蚂蚱。他们都上了装，扮了相——涂了脸，抹了胭脂。他们戴着假发，挂着假须；他们扮神，扮仙，就是旧庙里见得着的那一类；他们也扮公主，穿着绣花的绸袍，两颊红得太红、白得太白，发髻上插着绢花——公主个个都极高，扇子摇得夸张，同那一班人一样摇摇摆摆地走着，一样合着不变的拍子，一刻不停，执拗得像钟摆。

这些踩高跷的，据说不过是邻村的一班年轻人，他们结成了一个练把式的会社，做这个是为着取乐。在中国腹地最小的村子里，在这风气传到我们那边去之前的许多世纪——是的，许多千年——男人们，父亲和儿子，就热心于练气力练巧劲，结成彼此较量的会社，有的成了翻跟头的，有的成了顶缸的，有的成了耍杂技的，还组织起比赛来。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天里，他们练得最勤，那时万物都封冻了，每一小簇人都只得孤零零地过活，四围是雪的荒漠。

事实上，尽管他们戴着白发、挂着百岁人的胡须，一望而知这些人都年轻，极年轻，带着孩子气的笑。她们笑得天真，这些滑稽可喜、腿长得过了分的公主，扇子摇得那样兴奋，舞得越来越散乱，弯腰，后仰，发狂似的摇着头、摇着身子。他们笑得天真，这些生着孩子脸的老翁；他们弹弦子，打手鼓，像中了邪一般。笛子执拗的齐奏像是把他们迷住了，把他们推进一种特别的疯狂里去，这疯狂就表现为越来越抽搐的动作。

到了某一个号令，每个人单立在一只高跷上，另一条腿抬起来，第二只高跷甩到肩膀后头去；他们凭着惊人的平衡本领，舞得比先前更起劲，像一群发条坏了的、机件就要散架的木偶。随后有人抬来两米高的杠子，他们便跳过去，人人有分，公主也跳，老翁也跳，神仙也跳，扇子始终摇个不住，手鼓始终敲个不住。

末了，他们实在撑不住了，去靠在廊柱上，在那些老洋槐和柳树中间歇着；另一班人，同头一班一模一样，走上前来，照着同一支曲子，重新跳起同样的舞。他们扮的是同样的人物，同样的神仙，同样的长须的神祇，同样装模作样的美妇人。他们身上这一套我们全然陌生的行头，脸上那些奇异的皱纹，使这些舞者成了古老神话之梦的化身——那些梦是许久许久以前，在蒙昧的年代里，由一些离我们无限遥远的人做下的；而这些风俗一代一代传下来，从这一头传到那一头，正如在中国，礼仪、形式和产业永远是那样一成不变地传下去的。

这场会，这场舞，虽说新奇到了极处，却始终保着村野的、乡土的本色，和任何一场真正的田家的游乐一样朴素。

他们终于不再跳杠子了，这时出来两只可怕的兽，一只红的，一只绿的。那是两条大得纹章上才见得着的龙，至少有二十米长，昂着头，张着嘴，有角，有爪，还有人人都知道的那种可怕的斜睨的眼睛。它们迅速前进，像爬虫一样起伏着，扑到人群的肩头上去；然而它们是轻的，用纸板做成，外面蒙着一层什么料子，每一只兽都由十来个手脚灵便的年轻人用杆子在空中撑着，他们有一套巧妙的本事，使它的动作带出蛇行的样子。一个像是舞队班头的人走在前头，手里擎着一颗球，那两条龙始终盯着它不放，他就用它来指挥两只怪物的扭动，如同乐队指挥用他的棒子。

这两个大东西起初只在我面前跳，和着笛子和锣的声音，在那一圈中国人的当中——那圈子特地放大了，好给它们腾地方。到后来这场搏斗变得十分厉害，锣和钹也狂了。它们缠在一处，一条滚到另一条身上去，长长的身子在尘土里拖着；随后，猛一下，它们一跃而起，像是动了怒，立住了，各自朝对方摇着那颗巨大的头，气得发抖。那舞队的班头神经质地舞动他指挥的球，把自己抛来抛去，凶狠地转着眼珠。

人群上头的灰尘越来越厚，撑龙的人隐没在灰尘里；灰尘成团地扬起来，使红兽与绿兽的这场恶斗几乎成了幻景。太阳晒得像在热带；然而中国这凄凉的四月，在封冻的冬天之后又遇着这样的大旱，贫血一般，只由院子里那几株老柳和老洋槐上寥寥几片嫩叶的柔色勉强报了一声信。

早饭以后，邻近村子里平原上的几位官老爷来了，前面有乐队开道，给我带来田家的礼物——几篮蜜饯葡萄，几篮梨，几笼活鸡，还有一坛米酒。他们戴着冬天的官帽，插着一根乌鸦翎，穿着深色绸袍，缀着金线绣的方补子，补子当中绣的是那千篇一律的鹤，绕在云中，朝着月亮飞。他们差不多个个是干瘪的老人，灰白的胡子，灰白的八字须垂着。我们同他们行了一番隆重的「请请」，深深地作揖，说尽了过分的客套，握手时觉得长得过分的指甲在手上一刮，觉得干瘦的老指头触着自己。

两点钟，我同我的人重新上马，在破败的街上出发，前面是我到来时的那一队仪仗。锣声是闷的，引路的人放开喉咙喊着。我的主人，那位官老爷，坐着轿子跟在我后面，踩高跷的一班人和那两条极大的龙也随着。

我们出村，进了那条深深的隧道似的城门洞，人群早已聚在那里看我们；整个队伍连同我们一齐被吞了进去——迈着大步的长腿公主，弹弦子打手鼓的神仙，红兽，绿兽。在拱道的半明半暗里，在所有弦子和所有锣的喧声里，在遮得我们睁不开眼的黑尘团里，挤成了紧紧的一团乱局；我们的马在里面腾跃跳踢，被这响声搅得不安，又被头顶上起伏的那两只可怕的怪物吓着了。

一直把我们送出城墙外一法里的四分之一，那队人马终于离开我们，我们重又在炎热的平原上找回了静默；在这平原上，我们还得穿过灰尘和「黄风」走二十公里，才到得了易州——又一座有城墙的古城，是我们今夜歇脚的地方。

要到明天，我们才到皇陵。

二十九

平原同昨日的相仿，只是略微多些绿色，多些树木。麦子照我们那边的样子成行地播下，在这看上去只由尘土与炉灰合成的土里，竟长得像奇迹一般。离开北京那一带越远，一切就越显得不那么荒凉；地势几乎察觉不出地向西边那些大山升上去，那些山在我们面前一程比一程清楚。「黄风」也刮得不那么狠了，当它有片刻止息，当那迷眼的尘土稀薄一点的时候，这里就像法国北部的乡下，有耕过的田，有一丛丛的榆树和柳树。人几乎忘了这是中国的腹地，是地球的那一面，几乎指望看见家乡的农人从小路上走过去。可是那少数俯在地上劳作的人拖着长辫子，把辫子像冠冕似的盘在头上，光着的脊背是藏红花的颜色。

在这些阳光泛滥的田野里，在这些造在柳树稀薄的荫底下的村子里，一切都是安宁的。人们似乎活得快活，用最原始的方式耕种那片与人为善的土地，遵着五千年前传下来的规矩。除去几个官儿可能有的勒索——其中也有许多是好心的——这些中国农人还活在黄金时代里，我很难设想他们会接受西方改革家们梦想的那个「新中国」的种种好处。诚然，直到此刻，入侵还几乎不曾波及他们；在这一带地方，只有法国人驻扎，我们的兵除了保护村民、不让义和团抢掠之外，从来没有扮演过别的角色。犁地、播种、田里的一切活计，都按着时令安安静静地做了下来；而这地方同另外一些我不愿指名的地方是何等不同，叫人不能不吃惊——那里曾经有过一段恐怖的日子，田地毁了，变成了荒原。

约莫四点半，在一带对我们来说已经显得高大的山作背景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村镇，初看上去同昨日的那一个一样，带着高高的雉堞垣墙，颇有几分森严。

又像昨天一样，一个骑马的人出来迎我，又是从去年秋天起驻在那里的海军陆战队哨所的上尉。

守在墙上的人远远就从我们的马在平原上扬起的尘头里望见了我们。我们一走近，便看见那队官家的仪仗从古旧的城门里出来迎接，仪节同在涞水县的一样——同样的大蝴蝶，同样的红伞，同样的执事牌与旗帜。中国的每一种典礼都是几百年来照着一成不变的成例定好了的。

不过，今天接我的这些人要比昨天那些体面得多，无疑也阔得多。那位官儿从轿子里下来，在路边候着我，先打发人把他的红纸名帖送到我跟前一百来尺的地方；他身边围着一群体面人物，穿着华丽的绸袍。他自己是一位气度不凡的老者，帽上戴着花翎和蓝宝石的顶子。极大的一群人等着看我在铜锣沉沉的声音和差役拖长的吆喝声里进城。城头上可以看见一些人影从垛口后面用细长的斜眼窥探，就连昏暗的门洞里也挤着靠墙站的两行黄脸人。可是我的通事私下告诉我，大家总有点失望。「他既是个文人，」他们问，「为什么穿得像个带兵的？」（中国人瞧不起当兵这一行，是人所共知的。）不过我的马多少替我挽回了一点体面。那匹可怜的阿尔及利亚马虽然乏得很，一觉出有人在看它，尤其一听见锣声，头和尾巴仍旧摆得有些架势。

易州，我们此刻所在的这座城，围在三十尺高的墙里，虽然有荒废的街区和废墟，仍旧住着一万五千人。沿我们走的这条路，在所有的小街上，在那些做着洪荒时代的手艺的小小老铺子前头，挤满了人。去年那场可怕的仇外的风潮，正是从这里发动的。在邻近山中一所尼姑庵里，最先鼓吹了灭洋的大战；而这些如此殷勤接待我的人，就是最早的义和团。眼下他们又成了法国这一边的热心归附者，高高兴兴地把自己人里不肯就范的砍了头，装进点缀他们城门的小笼子里；可是明天风向若是一变，我就会看见自己被他们剁碎，伴着同样的老锣声，带着他们接我时所有的那一股热心。我住的屋子安排在官署后面，走到那里要穿过一条望不到头的旧牌楼的夹道，两旁的怪兽向我龇着牙，笑得像老虎。安顿下来，天还有半个钟头的亮，我便去拜访一位皇族的少年亲王，他为了看守那些列祖列宗的陵寝而驻在易州。

先是他的花园，在四月的暮色里凄凉得很。园子夹在灰砖墙之间，在一座本已如此封闭的城里，它显得更加封闭。灰色的还有那些假山石，勾出一个个小方块或菱形的畦，畦里开着又红又淡紫又粉的大芍药。这些花不像我们那边的，香气很重，今晚把这幽暗的院落熏得过分了。还有一排排小瓷缸，里头养着极小的鱼——十足的怪物——红的或黑的，鳍累赘，尾巴张扬，像一条打了褶的衬裙；眼睛大得吓人，像纹章上的龙一样鼓出来，不知是用了什么神秘的法子养出来的。中国人缠女人的脚，也把树弄残，叫它们永远矮小而弯曲。他们把果子调理成禽兽的形状，把禽兽调理成梦里的怪物。

亲王的屋子朝着这座牢狱似的花园，里头已经暗了；刚进去时几乎什么都看不清，只看见红绸的帷幔，还有从许多张「万民伞」上垂下来的长长的罩幕，那些伞都张着，直立在木架上。空气沉重，饱含着鸦片和麝香。有几张深红的榻，上面横七竖八放着银烟枪，供人吸那种中国眼看要亡在它手里的毒物。亲王二十岁或是二十二岁，丑得带着病气，两只眼睛不对称；他熏了过量的香，穿着淡淡的绸子，颜色是藕合或丁香紫。

晚上在那位官儿家里吃饭，同席的有法国哨所的长官、亲王、两三位绅士，还有我的一位「同院」——中国翰林院的院士，一位戴蓝宝石顶子的官儿。我们六七个人坐在笨重的方扶手椅里，围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些小巧、精致而少见的旧瓷器，小得像是玩偶用的一副餐具。高高的铜烛台上插着红烛，替我们照明。

就在今天早晨，全省奉命脱下冬天的帽子，换上夏天的——那是一顶圆锥形的东西，像个灯罩，上面垂下一绺绺红马鬃，或是孔雀毛、乌鸦毛，按戴的人的品级而定。既然规矩是吃饭时也要戴着，这样的帽子便把同席的人弄得样子滑稽。

至于这一家的女眷，唉，她们始终不露面，要是问起她们，或是随便提到她们，那是最失礼不过的事。人人都知道，一个中国人不得已要说到自己的妻子时，得用一种转弯抹角的说法，尽可能加上一个毫无恭维意味的限定语，譬如说「我那可厌的」或是「我那叫人作呕的」内人。

席面先上蜜饯野李子和各式各样精巧的甜食，用小筷子夹着吃。那位官儿抱歉说没有燕窝奉客，只因易州离海太远，想要的东西不容易弄到。可是为了补这个缺，有一道鱼翅，一道抹香鲸的鳔，还有一道鹿筋，此外是一味虾子烩藕。

鸦片和麝香那股免不了的气味，混着种种古怪调料的味道，弥漫在这间白墙黑顶棚的屋子里。墙上挂着画在长条贵重黄纸上的水彩，画的是走兽，或是极大的花。二十来个仆人围着我们转，帽子同他们主人的式样一样，穿着漂亮的绸袍，外罩天鹅绒的坎肩。我右手边那位翰林院的「同院」同我讲另一个世界的道理。他年纪老了，因为滥用那要命的烟，样子干瘪得很；他那张缩得几乎没有了的小脸，被圆锥形的帽子和一副蓝色的大眼镜遮没了。

「听说中央之国占着地球的顶上，」他问道，「欧洲斜挂在一边，那位置很不受用，可是真的？」

据说他指头尖上有四万多个字，随你出什么题目，他都能当场吟出甜美的诗来。我不时吃一惊，看见他那条骷髅似的胳臂从宝塔一样的袖子里伸出来，向着某一碟菜探过去。他的用意是用他自己那把两齿的叉子替我夹一块精美的食物，这就逼得我不断地施展困难的手法，好不必把那些东西吃下去。

几道荒唐的小菜之后，上来去了骨的鸭子，接着是一样接一样丰盛的肉食，直到客人声明实在吃不下了为止。于是仆人端上鸦片烟枪和纸烟，不多时便到了坐轿子去赴他们为我安排的夜间盛会的时候。

外面，在那条长长的牌楼夹道上，在满天星斗底下，衙门里所有的差役都举着画了蝙蝠和怪兽的大纸灯笼等我们。还有一百名友好的义和团也在那里，擎着火把替我们照得更亮些。我们各自上了轿，轿夫小跑着抬起我们走，燃烧的火把跟着跑在两旁，铜锣也一路跑着，在队伍前头敲起那打仗一般的响声。

在跳动的火光里，我们飞快地掠过一排排敞着的铺面，掠过一群群聚来看我们的本地人，掠过沿路排开的那些扮着鬼脸的怪兽。

在一座极大的院子的尽头立着一所新盖的屋子，借火把的光，我们在上面读到一行叫人吃惊的字：「易州巴黎游乐场」。「巴黎」二字竟出现在这座地道中国的城里，而这城直到去年秋天还不曾见过一个欧洲人走近它的城墙！轿夫在那里停下，我们才知道这是我们那六十名兵今年冬天临时搭起来的一座戏园，为的是消磨那些冰冷的长夜。

我曾答应今晚来看这群长大了的孩子为我演的一场盛会。在世上各处为我举行过的一切可爱的接待里，没有一次比这一次更叫我动心：几个流落在中国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的兵替我张罗的一场戏。他们拘谨的笑脸，他们中间一个人代表大家讲的那寥寥几句话，比任何宴会、任何正式的致辞都更叫人感动；我很高兴能握一握这些勇敢的兵的手——他们自己是不敢先伸出手来的。

为了叫我留下一件易州这一晚款待的纪念，他们凑了份子，送了我一件很有地方色彩的礼物——就是中国风俗里替显贵的人在前头打的那种红绸大伞，底下垂着长长的幔子。这东西即使收起来也十分累赘，可是不用说，我一定要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法国去。

接着他们给了我一张有图的戏单，上面列着每个演员的名字，后面缀着堂皇的头衔——「法兰西喜剧院某某兵先生」，或是「萨拉·贝尔纳剧院某某伍长先生」。我们就座。他们做的是一座真正的戏园，有高起来的台，有布景，有幕。

第一排摆着中国式的扶手椅，他们的上尉坐在我旁边，再过去是那位官儿、那位宗室亲王，还有两三位拖长辫子的绅士。我们后面是士官和兵；几个穿着礼服的黄脸娃娃很随便地夹在他们中间，甚至爬到他们膝上去。那是他们学堂里的学生。因为他们像涞水县那边一样，办起了一所学堂，教附近的孩子念法文。一名中士给我引见一个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的小家伙，至多六岁，为了今晚特地穿了一件漂亮的袍子，那条又短又粗的小辫子用红绸扎着；他用很低的嗓子给我背了「乌鸦大师高踞树上」的开头几句，一面背一面把眼睛往顶棚上翻。

三下板响，幕启。先是一出滑稽戏，不知是谁写的，不过一定给他们自己改过不少，加了些出人意料的俏皮话，叫人忍俊不禁。那些太太、那些丈母娘，头发是麻絮做的假发，简直没法形容。接着是更多的滑稽场面和「黑猫」里的歌。那几位坐在宝座似的椅子上的中国客人始终像庙里的佛一样无动于衷。他们亚洲人的脑子把这一片法国式的快活当成了什么呢？

戏单上最后几个节目还没演完，外面忽然响起了雷一般的锣声，还有弹拨的弦子声，铙钹相击的声音，以及中国所有别的铁器乐器的声音。这是那位官儿要给我办的会的前奏，会将在军营的院子里举行，我们的兵自然也要参加。

无数的灯笼照亮了院子，还有一百名义和团举着的熊熊火把。先是踩高跷，接着邻近各村的把式班子一一献出自己的绝活。十二岁的乡下小孩，打扮成前朝王侯的样子，摆开一场假的阵仗，舞着刀跳来跳去，像小猫一般，快和轻都到了神奇的地步。随后是另一个村子的年轻人，他们脱去衣裳，开始把钢叉绕着赤裸的身子旋转；手腕一拧，或是脚上一个看不出来的动作，叉子便转得那样快，不一会儿在我们眼里就不再是叉子，而是一排绕在他们胸前、没有尽头的蛇。接着，忽然之间，比最讲究的马戏班子还利落，一根单杠支在了我们面前，几个赤着上身、肌肉极好的艺人开始表演。他们是那位官儿家里的人，正是方才穿着漂亮绸袍在席上伺候我们的那几个。

一切以又长又响的烟火收场。那些缚在看不见的竹竿上的花炮在空中炸开时，一座座玲珑发光的纸宝塔飘过繁星的天空，那是中国梦境里的织品，颤颤的，轻得没有分量，忽然着了火，化在烟里不见了。

我们回来时已经很晚，穿过那些黑暗的小街，街上都已入睡。轿夫小跑着走，四围是火把和灯笼的千百点跳动的光。

将近半夜，我终于一个人待着，在衙门的深处，在我单住的屋子里，通到那屋子去的夹道由一些蹲伏不动的走兽守着。他们在我的方桌上摆了一份夜宵，中国所知道的各样点心都有。结着果子的、开着花的、没有叶子的树装点着我的几张小桌——自然都是矮树，种在瓷盆里，被摧残得已经不合本性了。一株小梨树被弄成了规规整整的一把琴的形状，由白花攒成；一株小桃树像一顶粉红花做的冠冕。我屋里除了这些新鲜的春天的草木，样样都是旧的、翘曲的、虫蛀的；从一个从前是白色的顶棚的窟窿里，探出无数只老鼠的脸，它们的眼睛随着我在屋里转。我一吹灯躺进我那张雕着可怕的走兽的大床，就听见这些老鼠全下来了，在那些精致的瓷器中间走动，啃我的点心。随后，从我四周越来越深的寂静里，打更的人踏着不出声的步子，小心翼翼地敲起他们的梆子来。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清早在易州的银匠们中间走了一趟，随后穿过城里一片全然死掉的地方，到一座半坍的古庙去；庙立在几株幽灵似的树中间，那些树除了皮几乎什么也不剩了。沿着庙的廊子画着佛家地狱里的种种刑罚；几百个木雕的真人大小的人像，蛀满了虫眼，正同一群鬼搏斗，鬼把他们撕碎，或者把他们活活烧掉。

九点钟我上马，带着我的人动身，好在午前赶完那还隔在我同皇帝们的神秘陵寝之间的十五到十八公里；因为我们夜里还要回易州来，明天再上北京的路。

我们从昨天进城的那个门对面的门出去。别处再没有见过像这座古城里这么多的怪兽；它们咧着嘴讥笑的大脸从四面八方的地里冒出来，时光几乎把它们埋掉了。还看得见几个完整的，蹲在座子上，守着花岗石桥的路口，或是绕着广场排成行。

出城的时候，我们经过一座寒碜的庙，庙墙上挂着笼子，里头装着刚砍下来的人头。随后我们又置身在烈日底下沉默的田野里。

那位亲王陪着我们，骑一匹毛粗得像长毛狗的蒙古马驹。他那身玫瑰色的绸衣和天鹅绒的鞋，同我们粗糙的衣裳和满是灰土的靴子成了刺目的对照；他走过之处留下一路麝香。

三十

地势朝着蒙古的那道山脉缓缓抬起来；那山脉离我们还有一段路，此刻却迅速地长高。树木愈来愈多，草也这里那里自己生了出来，我们已经走出了那片灰烬一般惨淡的土地。

近旁有几座尖顶的小山，形状古怪，间或有一座古塔栖在顶上——就是那种十层或十二层的塔，屋檐一层压着一层，四角像狗耳朵一样向上翘起，两端各悬一具风铃，风景一下子就有了中国的样子。

空气渐渐清了；那团尘雾被我们抛在身后，我们走近的这一带地方，无疑是经过拣选的、得天独厚的所在——人们挑了它来安放历代天子与皇后的安息。

走了十几公里之后，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下，同一位亲王一道用早饭；他的位分比同我们骑行的那一位高得多。他是皇帝的嫡亲叔父，本是太后的宠臣，如今失了宠，受命看守陵寝。他正在重孝之中，穿的是穷人穿的布衣，然而并不像个穷人。他为只能在一所破败的旧屋子里接待我们而道歉——他自己的衙门已经叫德国人烧掉了——他款待我们一顿地道的中国早饭，鱼翅和鹿筋又重新上了席。这中间，邻近那些扁脸的庄稼人从窗上糊的高丽纸的无数破洞里窥看我们。

喝过最后一盏茶，我们立刻上马，去看那座我们已经朝它走了三天的陵；此刻它就在近旁了。我那位北京翰林院的同行，戴着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小小的、鸟一般的身子整个陷在他那身华美的绸袍里，又赶上了我们，骑着一头骡子慢慢跟在后面。

地方愈来愈荒僻。没有村子了，没有田地了！路在几座小山之间盘绕——山上长满了草和花——我们看惯了别样景象的眼睛又惊又喜。我们一路走来的那个尘土灰黄的中国，除了麦子再没有一点绿色；经过那样的中国，这里简直像是望见了伊甸园的一角。直隶那终年不散的尘土被我们丢在后头了；可是在下面的平原上我们还望得见它，像一团我们刚刚逃出来的雾。

我们继续往上走，不久便到了蒙古山脉最前面的几道支脉。这里，在一道土墙的后面，我们看见一座极大的鞑靼营盘，至少两千人，执着长矛、弓和箭，是那几位已故君主的仪仗卫队。

我们重新看见了一条明净的地平线，连它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记忆里都已经模糊了。这些蒙古的山仿佛忽然挤到了一处，仿佛一齐朝前拥了过来；山极多岩石，轮廓奇特，一座座峰头像塔楼，像宝塔的层顶，耸在我们头上——通体是一种美丽的紫鸢尾花的颜色。

我们前面，四下里开始现出林木蓊郁的山谷和成片的柏树林。不错，那是人栽的树林，虽说已经很老了——几百年前为这座陵园栽下的，周围二十英里，四位鞑靼皇帝长眠在里头。

我们走进这片静默而幽暗的地方，惊讶地发觉：同中国的惯例相反，这里没有围墙。想必人们认为，这片与世隔绝的地方，有历代皇帝的幽灵所激起的敬畏为它防守，再加上一道预先颁下的敕令——凡敢在这里耕作一寸土地、甚至下一粒种子的，一律处死——也就足够了。

这是不折不扣的神圣之林，有它全副的幽僻与神秘。中国人真是替死者写诗的奇才，竟能给他们预备下这样的住处！

在这一片树影底下，人不由得想要低声说话，像在一座庙宇的屋顶底下一样；马蹄踏坏这片草皮——这一层细草与繁花织成的地毯，受了多少年代的敬奉，看去从不曾被人惊动过——简直让人觉得是一种亵渎。那些高大的柏树和百年的侧柏，散布在山冈上和山谷里，中间隔着一片片长着灌木的空地；在它们粗壮的树干所排成的柱廊底下，只有短短的草、精致的小花、青苔和地衣。

在平原上遮蔽了天空的尘土，显然从来不曾到过这块中选的地方，因为这些树木那种壮丽的绿色，没有一处是晦暗的。在这片人所造出、献给他们主子的幽灵的、极其壮美的孤寂里，每当道路带我们经过一块林间空地或是登上一处高地，展开在我们眼前的远景都澄澈得毫无一丝浑浊。一道天堂似的光从深蓝的天上落到我们身上，天上还有几道细小的云，是斑鸠一样的玫瑰灰色。就在这样的时刻，人会瞥见远处几片辉煌的金黄色屋顶，从幽暗的枝叶间升起来，像睡美人的宫殿。

这一路的林荫道上，不见一个人影。是荒漠的静默！只是间或有一声乌鸦的哑叫——在这地方那样安详的魔力里，这鸟仿佛显得太像丧事了；在这里，死亡进来之前不得不卸下它的可怖，只作一个永恒安息的施法者。

有些地方，树木排成甬道，末了消失在一片碧绿的幽暗里。另一些地方，树是随意栽的，看去像是自己长起来的，自己成了一片天然的森林。一切细节都在提醒人：这地方是壮丽的，是属于皇帝的，是神圣的；一道小溪横过大路，架在上面的那座最小的桥也是白色大理石的，样式罕见，刻满了精美的花纹；一头纹章上的怪兽蹲在树影里，在我们走过时带着凶狠的笑容恐吓我们；或者一座缠着五爪龙的大理石华表出人意料地立起来，雪一般白，衬在柏树深黑的背景上。

在这片周围二十英里的林子里，只躺着四位皇帝的遗体；摄政太后的陵早已动工，将来也要添进来，还有她儿子、那位年轻的皇帝的，他已经在自己选定的地方立了一方灰色大理石的碑。〔注一〕如此而已。别的君主，已往的和将来的，都睡在别处，或将睡在别处，在另外一些同样广大、同样布置得奇妙的伊甸园里。安放一位天子的遗体，需要极大的空间；四周还必须笼罩着极大的、无人打扰的静默。

这些陵寝的布置，遵照着一成不变的图样，那图样可以上溯到早已断绝的几个朝代。它们彼此全然相像，叫人想起明朝皇帝的陵——明陵比它们早好几百年，它的遗迹长久以来一直是准许欧洲旅客前去游览的去处之一。

进去的路总是先穿过一道在幽暗森林里开出来的通道，长约半英里；这通道是前代的匠人精心安排的，它像一座华美的舞台布景的门那样，朝着某一处无可比拟的背景敞开——或是一座特别高峻、陡峭而雄伟的山，或是一大块岩石，带着中国人处处要找的那种形状与颜色上的奇异。

同样，这条神道总是从几座白色大理石的大牌楼开始，牌楼上面自然少不了那些张牙舞角的怪兽。

今天我们头一处拜访的，是当今皇帝的先祖的陵；这几座入口的牌楼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森林的深处，基座上纠缠着野生的旋花。它们仿佛是一位法师的魔戒一擦便从看去还是处女地的土里长出来的——那土上盖满了青苔和罕见的纤弱小草，无人惊动，只在长久安静、长久受人敬畏的地方才生长。

再过去是几座大理石的桥，半圆的拱；桥一共三座，一模一样，因为每逢皇帝经过，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当中那一座总是专留给他一个人的。造陵的匠师特意让几道人工的溪水几次横过神道，好有机会用这些永恒的白色的美丽拱形跨在上面。桥的每一道栏杆上，都盘绕着属于皇家的种种想头。倾斜的桥面又白又滑，四周整个镶着草，草从所有的石缝里钻出来，长得十分繁茂。

这一过桥对我们的马是危险的滑；马蹄在大理石上敲出凄凉的回声；我们在这片寂静里忽然弄出来的响动，几乎叫我们自己不好意思，仿佛我们的到来以一种不成体统的方式扰乱了这座陵寝的安详。在这座纪念的园林的整个广大之中，除了我们自己和树上的几只乌鸦，没有一样东西在动，没有一样东西活着。

过了那三座拱桥，神道通到第一座殿，覆着黄色的琉璃瓦，看去像是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在它所占的那片空地的四角，立着四根大理石的华表，白得像象牙——是令人赞叹的整块石头，每一根顶上蹲着一只走兽，同北京宫门前华表上高踞着的那些一样——一种瘦长的豺狗，耳朵又长又直，眼睛朝上翻着，嘴张开，像是在向天嗥叫。这第一座殿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三通巨大的石碑，驮在几只大得像海怪的大理石巨龟背上。碑上叙述一位已故皇帝的功业；第一通刻的是鞑靼文，第二通是汉文，第三通是满文。

过了这座碑亭，神道朝着同一个方向延长下去，长得没有尽头，极其庄严，两边是两道墨绿色的柏树的墙，地上铺着草、花和青苔，看去像是从不曾被人踩过。这些林子里的神道永远是这样空无一人，永远是这样静默，因为中国人只在极难得的时候到这里来，排着庄严恭敬的仪仗，行他们的祭礼。正是这一派壮丽之中的荒凉气象，成了这地方最大的魅力，这样的地方，普天之下只此一处。

等联军离开中国以后，这座向我们开放了一瞬间的陵园，又将不知有多久不许人进去了；也许要等到另一次入侵，那一次或许会叫这尊可敬的黄色巨人塌下去——除非它先从它千年的沉睡里醒来；因为这巨人还有散布恐怖的能力，还能武装起来去报一场人不敢去想的仇——我的天哪！有一天，中国不再用它那些雇佣兵和土匪凑成的小小队伍，而是把它千百万年轻的庄稼人整个地武装起来，作一场最后的起事——我近来见过那些庄稼人，他们清苦、残忍、精瘦、筋骨结实、什么样的体力活计都做惯了、又不怕死——要是再把近代的杀人器械交到他们手里，那将是一支何等可怕的军队！这样想来，联军里某几国在这里播下这么多仇恨的种子，造出这么多复仇的念头，未免太轻率了。

此刻，在这条幽暗荒凉的碧绿神道的尽头，最后一座殿露出了它闪光的屋顶。它上面那座山，那座形状奇特、像城垛一样的山——人们挑了它来给这整片哀伤的创造作背景——今天在一小片罕见的蓝天下，通体是紫的和玫瑰色的；那蓝是一块正在转绿的绿松石的蓝。光线一直在变，美得难以形容；太阳被那些颜色叫人想起斑鸠的云遮着；我们已经听不见马蹄声了，草和青苔的地毯是那样厚。

现在望得见那三重大门了；门是血红的，合页是金的。接着是三座大理石桥的白色，桥面很滑，过桥的时候我这一小队人马弄出了过大的响声，仿佛两边排得像墙一样的柏树行列有着教堂的共鸣。从这里起，像是要守卫这愈来愈神圣的进路，神道两侧列着高大的石像。我们从一动不动的象、马、狮子和缄默的白色武士之间穿过，那些武士有三个人那么高。

我们走近殿前那几层白色的月台时，开始看见战争留下的破坏。在我们之前到过这里的德国兵，用刀尖把红门上那些美丽的鎏金铜饰一处处撬了下来，当它是金子。

侧面一所殿宇的头一进院子里——它的屋顶同那座大殿一样，铺着极华丽的琉璃瓦——是御膳房，那里按时替那位死亡的幽灵预备膳食；这厨房大得足够供养一整队食人巨怪或是吸血鬼。巨大的灶，巨大的青铜槽——整头整头的牛就在里面煮熟——都还完好；可是地上狼藉着打碎的瓷器，那些碎片是枪托或刺刀砸出来的。

在一座高高的月台上，走过两三进铺着大理石的院子，走过两三道用柏木的三重门进去的围院之后，正殿在我们面前敞开了，空荡荡的，被洗劫一空。它的尺度是壮丽的，红漆描金的高大柱子；可是它神圣的财富已经被剥光了。厚重的丝帷、神像、银的酒器、给幽灵设宴用的银的扁盘，在法国人到来的时候几乎已经全不见了；剩下来的那些宝物，我们的军官把它们收集起来，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当中有两位刚刚因为保全了这些东西而得了中国皇帝的勋赏；这是这场反常的战争里最离奇的插曲之一：被侵略之国的君主出于感激，主动给侵略军的军官颁赐勋章。最后一座殿的后面，就是那座巨大的坟。

要葬一位皇帝，中国人从一座山上切下一块来，像从一个巨人的糕饼上切下一角；然后掘出极大的壕堑把它孤立起来，四围砌上带垛口的城墙。它于是成了一座沉重的城堡。随后他们在地底下掘一条只有受过传授的人才知道的墓道，在墓道的尽头安放皇帝；遗体不作干尸，而是装在一具厚重的柏木棺里，棺上髹着金漆，据说可以防止很快的腐坏。然后他们用一种琉璃的影壁把地下的门永远封死，影壁一律是黄的和绿的，浮雕着莲花、龙，或是云。每一位君主依次以同样的方式下葬、封闭——都在一片同样广大、同样荒僻的林地之中。

我们终于走到了这块被切下来的山和这道城墙的尽头，被一面黄绿两色的琉璃影壁挡住了去路；它带着一种凄凉的意味，仿佛就是我们这四十法里行程的终点。那是一面方形的影壁，每边二十英尺，颜色和釉光都鲜明夺目，同那灰色的砖墙、灰色的土形成刺目的对照。

乌鸦成群聚在这里，仿佛它们猜到了那件藏在山心里、不让它们看见的阴森的东西；它们用一片聒噪迎接我们。

琉璃影壁的对面是一座粗凿的大理石祭台，它那蛮野的简朴同殿宇与神道的华美形成刺目的对照。台上放着一只香炉，意义不明而带着悲剧的气息，另有两三件象征的器物，做工是有意弄得粗陋的。这些立在坟墓门槛上的最后的、至高的器物，形状怪异，近乎原始的野蛮，叫人看了发怔；它们的样子本来就是要造成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我记得有一次，在日光那座圣山上——古时日本的天皇长眠在那里——看过那些金漆殿宇的仙境般的华美之后，在每一座坟墓入口的那扇小小的铜门外面，我也曾撞见过这样一座祭台，上面放着两三件磨损了的法器，同这些一样，以它们那种刻意做出来的野蛮的天真叫人心里不安。

据说在天子的这些地下墓道里，堆着成堆的宝藏、珠玉和金银。那些在中国事务上有见识的人向我们的将军们保证：单是一位皇帝的遗体四周所能找出来的，就够付欧洲索取的那笔战争赔款；而且只消放出话去，说要动一动这些祖宗的陵寝，就足以叫太后和她的儿子驯顺地回到北京，服服帖帖，什么条件都肯答应。

我们西方人的体面总算侥幸，联军里没有一国肯采用这个法子，所以那些黄绿两色的琉璃影壁并没有被砸破；每一条龙，每一朵莲花，无论浮雕得多么纤巧，都还完整无缺。所有的人都在这里止了步。那些旧日的皇帝，在他们永恒的墙壁后面，也许听见了蛮族军队的号角走近，听见了他们的鼓声，可是他们每一位都能重新睡去，同从前一样安宁，四周环绕着他那笔传说中的财富的空洞的荣耀。

〔注一〕（原注：他的臣民在这方碑上刻了一行铭文，祝愿他们的君主活上十个一万年。）

三十一

五月一日，星期三。

昨天我从皇帝们的陵寝回来，一路在「黄风」扬起的雾霭里走了三天半，头上是一轮沉重的太阳，老被尘土遮着。我又回到了北京，同我们的总司令住在一处，住在我从前那几间北宫的屋子里。昨天温度计在荫处指着四十度，今天只有八度（二十四小时里差了三十二度）。一阵冰冷的风赶着雨点，雨点里还掺着几片白的雪花；颐和园后面那些相邻的山已经整个盖上了雪。可是在法国还有人抱怨我们的春天呢！

我这一趟既已走完，本该立刻回大沽、回舰队去，可是将军要我留下，参加他将为联军各国参谋军官举行的一场大宴会，于是我给海军上将打了电报，再请三天假。

傍晚我同马尔尚上校一起在团城宫的平台上散步。天气坏，有风暴，很冷；云跑得太快，暮色来得早了。风把云分开的时候，可以一眼望见颐和园后面的山，雪白的山衬在一片暗云的背景上。

我们四周是一片纷乱，然而这是办喜事的纷乱，不是去年秋天我在这里见识过的那种战争与死亡的纷乱。祖阿夫兵和非洲轻骑兵跑来跑去，扛着梯子、帷幔，抱着满怀的树枝和花。那座闪着珐琅、漆与金光的美丽宝塔近旁的老柏树，被打扮得像果树一样；在它们几乎是神圣的枝条上，挂着几千个黄色的球，望上去像大橘子。一条条链子从这一棵牵到那一棵，上面悬着中国灯笼结成的花环。

这一切都是马尔尚上校筹划的。「你看会好看吗？你看是不是有点儿别致？你知道，我要办得比别人强。」

别人，就是德国人、美国人，以及所有在法国人之前办过这类宴会的盟国。所以我这位新朋友五六天来一直处在最狂热的忙碌里，想弄出一件从来没有人弄过的事来；他同他的兵一直干到深夜，那些兵也和他一样兴头十足；他把当年率领他那支小军队横穿非洲时所用的那股热烈的气力，全用到这场玩耍似的工作上来了。不过他的笑容不时透露出来：他在这一切里面找着了乐趣，万一风和雪来把他梦里的仙境搅了，他也不会把这场可能的失败看成悲剧。

不过话说回来，这冷总还是叫人烦恼！既然宴会要在宫殿的露台上露天举行，万一刮起北风，可怎么办呢？那些灯彩怎么办？那些天篷怎么办？还有那些女客，穿着晚装，不会冻坏吗？因为便是在皇城的腹心，也是有女客的。

忽然一阵风刮断了整整一串已经挂在老柏树枝上的、缀着珠子的灯笼，又掀翻了一排花盆——这些花盆是几百只几百只搬上来，给这些古老的园子添些生气的。

五月二日，星期四。

信使已经派到北京的四方去，通知今晚的宴会改在星期六，指望那时候坏天气已经过去。于是我又得发一封电报，请海军上将再延长我的自由。我出来时说是三天，如今差不多待了一个月，身上穿的衬衫和背心都是东一件西一件从我那些军中朋友那里借来的。

今天早晨我有幸同我们在皇城里的邻居瓦德西元帅一起用早餐。

元帅和他的参谋们的席位设在一间大屋子里，屋里是镶嵌细工与雕花，在宫里没有被火烧到的那一部分。他们一个个衣着端正，穿着无可指摘的军服，置身在这片奇幻的中国景致中间。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同德国军官同桌，我事先没有料到，作为客人走进他们中间时，心里会有那样一阵刺痛。啊，三十年前的种种回忆，那可怕的一年在我心里留下的那些特别的面目！

一八七〇年那个漫长的冬天，是在普鲁士海岸上一条可怜的小船上过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在冰冷的甲板上值更——那时候我几乎还是个孩子——也记得那条「威廉国王号」的侧影，它那样常常出现在天际追我们，一看见它我们总是逃，它的炮弹嗖嗖地从我们身后掠过冰冷的水面。还有那种绝望：觉得我们在那边尽的那一点力全是白费，全无用处！我们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很久以后才知道；消息难得来，来了也是些封着口的小纸片，我们哆嗦着把它们拆开。每一场新的灾难，每一件新的德国人残暴的事，都叫我们心里充满怒火——那怒火因为过分激烈而显出孩子气——我们彼此立下多少誓，说永不忘记！这一切乱纷纷地涌上心来，或者不如说是这一切的一个飞快的总和涌上心来，就在这间餐室的门槛上，我还没有跨进去，只不过看见了沿墙挂着的那些尖顶盔，我就想走开。

可是我没有走，那感觉消失在时间那黑暗的深渊里了。他们的欢迎，他们的握手，他们那友好的笑容，叫我一秒钟之间就忘了——至少那一刻是忘了。无论如何，看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并没有那种比战争的锐利怨恨更难消除的种族的憎恶。

早餐的时候，他们这座听惯了锣声与笛声的中国宫殿里，回响着《罗恩格林》或《莱茵的黄金》的曲调，是他们的军乐队在远处奏的。那位白发的元帅很客气，让我坐在他近旁；像我们所有有幸领受过他的风度的人一样，我感到了他那种极精致的高贵仪态的魅力，感到了他的和善与厚道。

五月三日，星期五。

回北京来的人越来越多，几乎又像从前那样拥挤了。人们很忙于办丧事。去年夏天这里的中国人彼此杀戮，如今他们彼此埋葬。照他们的风俗，家家都把死人在屋里停了好几个月，装在厚厚的柏木棺材里，这多少能压一压腐烂的气味；他们每天给死人送饭，还送礼物；替他们点红蜡烛；给他们奏乐；吹笛打锣，始终怕对他们的敬意不够，怕招来他们的报复和恶意。如今到了送他们下葬的时候，出殡的行列有一公里长，又是笛又是锣，数不清的灯笼和镀金的仪仗，都是出大价钱租来的；他们为了坟墓和祭品倾家荡产；他们几乎睡不着觉，怕看见自家的死人回来。我不记得是谁说过，中国是「一个几亿活着的中国人被几十亿死了的中国人统治着、吓住了的国度」。到处是坟，什么形状的都有；在北京的平原上，除了坟再看不见别的。至于那些一丛丛的柏、松和侧柏，无非是些墓园，围着双层或三层的墙，往往一整座园子只供奉一个人，这样就把极大的一片地从活人手里割走了。

今天我去看了一位已故的喇嘛，他一个人就占着两三公里见方的一片地。他园子里的老树还刚刚发叶，遮不住多少太阳，而太阳已经热得危险了。园子中央是一座大理石的陵——一座金字塔形的建筑，上面有小小的人像和成片的白色雕花，一层层向天收细，顶上镶着镀金的尖。柏树下面这里那里散着些坍坏的旧庙，是很久以前为纪念这位圣人造的；庙里的幽暗中关着整整一群镀金的偶像，正在化为尘土。就在外面，那片从来没有人走过的、灰烬似的土地上，散着树上落下来的带松脂的球果，还有乌鸦的黑羽毛——成百上千的乌鸦住在这个静默的地方。同在皇家的林子里一样，四月在这里催开了几株紫色的桂竹香，还有许多同样颜色的极小的鸢尾。

所有用作坟地的树林——这国度里到处塞满了这样的林子——都同这一座相像，都有同样的旧庙，同样的偶像，同样的乌鸦。

直隶的平原是一片极大的墓城，活人在上面战战兢兢，唯恐冒犯了那数不清的死人中的某一个。

北京不但在重新住满人，也在重建；不过是草草地建，用废墟里那些熏黑了的小砖，所以新的街道大约再也不会有从前那种奢华的门面，那种花边似的镀金木雕了。

横贯鞑靼城的那条东边的大街，在老北京所有的街道里，是最接近它旧日样子的；这里的生活正变得热烈，人多得像蜂群。这条五十米宽、气象宏伟然而如今损毁得很厉害的大道，一法里长的一段上都挤满了成千的台子、棚子、帐篷，有的干脆就是插在地上的一把伞；卖可怕的饮食的人在这些地方摆开他们的货，总是盛在很精细很花哨的中国瓷器里；还有江湖郎中、扎针的、木偶戏、乐人和说书的。人群被这些小铺子小戏台分成无数的支流，像一条满是沙洲的河里的水，于是那些黑得满是尘土和污垢的人头便不住地打着旋。四面八方响着粗哑的叫喊，那种嗓音是我们的耳朵不熟悉的，伴奏的是刺耳的胡琴、吵闹的锣和铃。整整一冬把街道堵成无尽行列的蒙古大骆驼的驼队，已经同它们那些扁脸的赶驼人一道消失在北方的荒僻里去了，他们要躲开酷热；可是街心那条留给牲口和车辆的地方，如今换上了许多小马和小小的车子，鞭子的爆响四处可闻。

房屋前面的地上，铺在泥污里的，是去年秋天开始的那场荒唐的旧货市集，至今还在继续；那么多抢掠和焚烧留下的残余，多得仿佛没有完结的时候——绣得华丽而沾着血迹的衣裳、佛像、怪诞的塑像、珠宝、死人的假发、裂了的瓶，或是珍贵的玉的碎块。

在这一切可笑的东西后面，在这一切满是尘土的陈列后面，大多数房屋却同人群那副穷苦的样子恰成对照，显得雕饰富丽得出奇——从上到下是一片透雕和精细的贴金。那些不知疲倦的艺人，以那种叫我们惊倒的中国式的耐心和巧手，雕出了成群的小人、怪兽和花丛间的鸟，还有连叶子都数得清的树。

去年夏天义和团不停地放火的时候，这些惊人的门面——它们代表着无从计算的人的劳作——成百成百地烧掉了；它们曾使北京成为一座真正的木雕与黄金的博物馆，那样的东西，今天的人再也没有工夫造得起来了。

五月四日，星期六。

我们将军为联军各国参谋军官举行的宴会今晚真的要办了。不过在这以前，我们自己人先要庆祝一番：我们这一区里一条新大街的落成——从大理石桥到皇城门的一条长街，它的工程交给了马尔尚上校，街名要用我们将军的名字。自从北京那张铺石大道的网络划定的那个遥远的年代以来，北京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一条笔直、平坦、没有车辙也没有土包的路，车马可以在两行小树之间快跑。

来看这场落成礼的人很多。新铺了砂石、还空着的大道两边，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都用哨兵和绳子拦起来，我们所有的兵都排在那里，中间也夹着些德国兵，因为他们同我们的兵很是和睦；还有些穿了节日盛装的中国男女。那些古怪而可爱的娃娃，长着猫一样往太阳穴上斜挑的眼睛，占着最前一排，就在绳子后面；我们的兵把其中几个抱起来，好叫他们看得清楚些，有一个高大的祖阿夫兵肩上一边坐着一个三四岁的中国孩子，来回地走。屋顶上也有人——我们医院的瓦顶上站着许多养病的兵，还有几个非洲轻骑兵为了找个好位子，爬上了教堂的哥特式钟楼；那钟楼连同那面在风里飘着的大三色旗，俯临着整个场面。

所有中国人家的门上都插着法国旗，一簇一簇地扎成战利品的样子，所有的杆子上都挂着灯笼和花环。这像是一个异国他乡的七月十四日；若是在法国，这些装饰不过是寻常，可是在北京，它们动人而美，尤其是等军乐队一到，《马赛曲》轰然响起来的时候。

落成礼不过是全体法国军官在新砂石上做的一场冲锋，从皇城门冲到大街的另一端，将军在那里一座缀着绿色花环的阳台上等着他们，笑着请他们喝香槟。随后那些脆弱的栏障撤去，人群高高兴兴地散开，那些长着猫眼睛的孩子在碾得平平的大道上迈着步子走了，一切就完了。

等我们全都回了法国，北京重新落到中国人手里，我怕这条韦龙将军大街——虽然他们此刻似乎很欣赏它——撑不过两个冬天。

三十二

晚上八点。五月里长长的黄昏差不多过尽了，团城宫的平台上，古老的侧柏枝间，处处点起了那些奇异的灯笼：有的是玻璃的，垂着长串的珠子；有的是纸的，做成鸟或是莲花的形状。这座宫，我本是见惯了它沉在一片凄凉与静默的深渊里的。今夜却满是走动、生气和欢快的光。欧洲各国穿制服的军官，还有穿长绸袍、戴着垂着孔雀翎的官帽的中国人，已经在那些华美的陈设中间来来去去了。一座帐篷底下摆着一张七十人的长桌，我们在等候这一群互不相称的宾客。

他们各带着小小的随从，从北京的四面八方来：有骑马的，有坐马车的，有坐轿的，也有坐着华丽的肩舆的。只要有身份的人在斜坡下面的那道门口一露面，我们守望在那里的一位军乐队长便叫人奏起他本国的国歌。俄国国歌接着德国国歌，日本国歌接着意大利贝萨列里轻步兵的进行曲。连中国的乐调也听见了：因为有人郑重其事地捧进一张大红纸片来，原来那是李鸿章的名帖——他人就在底下，不过照他本国的礼数，须先通名而后露面。同样先递了名帖而来的，是北京的大理寺卿和太后的特派大臣。这几位来赴我们这场庆宴的中国王公，乘着仪仗的肩舆，带着马队护从，脸上挂着最叫人猜不透的神气进来，后面跟着一班穿绸衣的仆役。请动他们可真不容易！可是马尔尚上校得了将军的许可，把请到他们看作一桩体面。夹在我们西式的制服中间的，是许多官袍和顶着珊瑚顶子的尖帽。他们竟出现在这皇城的正中心、在我们亵渎过的地方所设的这场蛮族的筵席上，这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离奇的自相矛盾之一。

这桌子有多长啊——它的桌腿就踩在一块御用的地毯上，那地毯像是厚厚的黄丝绒做的！一束束鲜花插在无价的、巨大的旧景泰蓝瓶里，那是单为这一夜从太后的库藏里取出来的。瓦德西元帅坐在首座，法国公使夫人在他身旁；其次是两位穿紫袍的主教，七个联军国家的将军和军官，五六位穿晚装的女宾，最后是中国的三位王公大臣，裹在他们绣花的绸缎里，那样高深莫测，眼睛半掩在礼帽和垂下来的翎子底下。

这顿古怪的晚餐将尽的时候，大瓶里名贵的玫瑰已经开始垂下头去，我们的将军在他祝酒辞的末尾转向那几位黄种的王公：「诸位今夜在座，」他说，「已足以证明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同中国打仗，而只是要对付一个可恶的教门」……如此等等。

于是太后的代表接过话头，带着远东特有的那份柔韧，脸上一丝不动地答道——他私底下原是个极凶的义和团：「我谨代表大清国皇太后陛下，感谢欧洲各慷慨之邦，在敝国政府所历最重的危难之中向它伸出了援手。」

随后是一阵愕然的静默，接着大家干了杯。

宴席进行的时候，平台上挤满了各色各样穿制服的和盛装的人，都是请来过这一晚的。祝酒辞随着中国人的答话完了，我便伏到台边去，从高处、从远处看底下整个地方点起灯来。

从遮住视线的帐幔和侧柏枝底下走出来，看见湖岸和那一片凄凉沉默的风景——平日里一到天黑就阴暗、不安、鬼气森森的地方——随着灯火一盏盏亮起，仿佛要现出一场奇幻的神化似的，这真是一种意外，也是一种快慰。

散在树间的那些旧宫殿和庙宇里都派驻了兵，不到一个钟头，他们顺着琉璃瓦爬上去，点起了数不清的红灯笼，连成一道道火线，把那些层层叠叠的屋顶的曲线勾勒出来，把这建筑的中国气派、把那些望楼和塔的古怪都显豁了出来。沿着那座至今还有尸首藏在草里的悲惨的湖，是一行灯火；目力所及，整座荒废凋敝的暗园子都造出一种欢乐的错觉。琼华岛上那座旧堡垒射出明亮的光和蓝色的火。太后的那些游船，久已停着不动，多少都残破了，今夜也出来了，浮在映着灯影的水上，那光景叫人想起威尼斯。单是这一夜，这些真实事物的幻影身上也笼着一层生气的模样。而这一切，从前不曾有人见过，此后也永不会再见了。

这同我去年秋天的黄昏独自在这宫里所见的，是何等惊人的对照！湖边是一群群穿舞会衣裳的人，而不是去年我仅有的那些邻居——尸首；是这五月之夜的柔和的温软，而不是从前太阳一落我就冻得发抖的那种冰寒。

近处，在大理石桥的入口，中国的那座大凯旋门金碧辉煌，衬着暮天显出身形来，满布的灯火把它一切的明暗都衬托出来了。再往前，横过湖面的那座桥也点得很亮，虽说它凭着自己那永恒的白色，本来就像是发光的。远处，整片幻景——空空的宫殿和宝塔——从树影的幽暗里浮出来，映在水里成了一道道火线。

我们那五百位宾客三三两两地散在湖边，在柳树春意的绿荫底下，在大理石桥上，或是在御用的游船里。他们从平台下来的时候，每人分得一只挑在小杆上、装饰得很好看的灯笼；过了一会儿，这些散在小路上的彩色的球，远看就像一群萤火虫。

从我站的地方望去，可以看见披着轻软晚装外衣的女人挽着军官的臂，走过桥上白色的石板，或是坐在长长的御船的船尾，由桨手轻轻推着走。看着这些欧洲人——他们几乎个个都受过围城之苦——穿着礼服，在那些曾经暗中谋划要杀他们的君主的退居里从容散步，真是何等离奇。

这地方确乎把它全部的可怕都丢掉了；光这样多，人这样多，兵这样多，一切幽灵和恶鬼的隐约形影，这一夜都被赶走了。

远处听见一种像是雷声渐近的东西，原来是五十来面鼓在报知行列将到。那行列本该在皇城门集合，好沿着新辟的大道走，到团城宫脚下解散。第一队的灯火出现在大理石桥的入口，开始走过它那宏丽的白色拱券。骑兵、步兵和乐队，都像是朝我们这边滚过来，铜管和鼓的声响之大，足以叫紫禁城那些墓穴似的墙震动；成千的兵士头顶上，一簇簇一行行极中国气的彩灯，随着马蹄的动作或是人肩的节拍摇晃着。

队伍过去了，行列却还远没有完。接在我们乐手所奏的进行曲之后的，是一片尖锐的、叫人神经受不了的狂乱的声响——锣、筝、钹、铃的声响。同时，一面面巨大的绿的黄的旗，剪裁得古怪，尺寸也异乎寻常，开始出现在大理石桥上，举旗的是一队走过来的又高又瘦的人，脚底下支着叫人吃惊的东西，像熊一样摇摆着走。原来是我那些从易州、从陵墓近旁的涞水县来的踩高跷的人，他们走了三四天的路，为的是来参加这场法国人的庆典！

他们后面，锣、钹和别的鬼气的中国乐器一阵紧似一阵，报知龙来了——二十米长的红的绿的怪兽。不知是怎么弄的，它们是从里头点亮的，一到夜里就显得通体炽白；它们在人群的头顶上扭动起伏，像佛教地狱里那些发着硫磺光的蛇。整个景象映在水里——宫殿和宝塔连同它们层层的屋顶的轮廓——都被一道道红灯衬得分明，在这没有月亮、又有云的夜里亮得很。

大蛇过去以后，大理石桥还在朝我们脚下倾泻人流，虽然是乱糟糟的，闹哄哄地带着骇人的声响涌过来。那是我们其余的队伍，是提着灯笼跟在行列后面的放了假的兵，扯着嗓子唱《马赛曲》，或是唱《桑布尔与默兹》。跟他们在一起的是德国兵，同他们臂挽着臂，把自己的嗓音也添进去，使声浪更大，拼了命地唱那些古老的法国歌。

午夜。老宫殿和宝塔檐口上那千万盏小红灯笼都已自己烧完了。幽暗和素常的静默又回到湖上和御苑的林子里。中国的王公们已经不动声色地退去，后面跟着他们穿绸的从人，坐着肩舆被抬到远处去，回到这座阴影之城另一头他们自己的宅第里。

现在是跳科蒂永舞的时候了，那场舞会必然是短的——那本是一场看来办不成的舞会，因为能跳舞的女人，连一个十二岁的漂亮小姑娘和她的女教师算在内，也不足十来位，对着五百个能跳舞的男人。舞会是在那座美丽的金色宝塔里开的，这一夜把它改作了舞厅；跳舞的人占着那空阔大殿的正中，头上是那尊穿金袍的雪花石膏大女神低垂的目光——去年夏天在这同一座宫的孤寂里，她和一只黄白花的猫是我的伴侣。可怜的女神！这一晚在她脚下摆了一畦鲜的鸢尾，她神座后面残破的壁面挂上了蓝缎；衬着那华美的褶皱，她的身形显出理想的洁白，她那件缀着闪光宝石的金衣也格外好看。

尽管费尽了气力把这神殿点亮，用花形鸟形的灯笼装饰它，这地方做舞厅还是太诡谲了。屋角和天花板上镀金的拱顶是无论如何点不亮的，而那位当殿的女神苍白得那样神秘，带着她那一点笑意，叫人局促——那笑意像是在怜悯我们西方人这种蹦蹦跳跳的幼稚；她的眼睛是低垂的，为的是不看见。这份局促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有：领着科蒂永舞的那位年轻女子忽然起了什么兴致，带着她在刚起头的那一节里用的手鼓走出殿去，跳舞的和看的人都跟了出去，于是殿里空了；我们那可怜的小小的科蒂永舞在露天里没精打采地又跳了一会儿，便在平台的侧柏底下、在几盏还亮着的灯笼旁边收了场。

凌晨一点。多数客人已经走了，他们要在黑暗里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住处。不错，「联军」里有几个格外忠实的还留在冷餐台四周，那里香槟还在流，为法兰西干杯的话说得一句热似一句。

我正要独自回我自己那座离得不远的宫里去，人其实已经站在下往莲花湖的斜坡上了，忽然有人叫道：「等我一等；同你一道走，我倒可以歇一歇。」

是马尔尚上校。我们便一同走过大理石桥。静默与黑夜的大殓布已经落在这座只热闹了一晚的、满是音乐与灯火的皇城上。

「怎么样，」他问，「办得如何？你觉得这一切怎么样？」我照我心里所感的答他——说这是异乎寻常地堂皇，而那布景是举世无双的。

可是我的朋友马尔尚像是有些消沉，我们几乎不说话，只偶尔说一个字——朋友之间，一个字也就够了。一来是有那种怅惘：一件事，尽管无关紧要，却曾使我们有几天工夫从生活的烦扰里分出神来，如今它消逝到过去里去了。而比这一切更要紧的，是另一种我们两人共有的感觉；我们的脚跟在大理石地面上敲着，四周的静默一刻比一刻庄严，我们几乎不用言语就彼此懂了。我们觉得这一晚在某种意义上是纪念了北京的无可挽回的倾覆，或者不如说，是纪念了一个民族的倾覆。今后无论出什么事，哪怕那个奇特的亚洲朝廷再回到这里来——那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北京总是完了，它的威望没有了，它的种种神秘都敞在青天白日之下了。

然而这座皇城，曾是地上最后几处奇异与未知的避难所之一，是一种人类的最后几道壁垒之一——那种人类古老得叫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无从理解，简直近于传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