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下卷

第十五章泥堡脱险

中国关卡、百般勒索、一场历险、兵不厌诈、诡计得手、议和、骤然中止、事态转急、难中之友、重开谈判、谈判破裂、动起刀兵、险境、危机加深、援救未成、泥堡的武官及其下场、一位文职官员、终于脱险、「威拉米特号」。

我返回那片浩阔的「海之子」水面时所走的路，比我先前前往仙女庙的那一条，若说还能更甚，便是更甚——沿途所谓的关卡多如牛毛。每隔两三里，河湾一转，便现出一间破败的小竹棚，门前一根长竿，竿头挑着一块污白的破布，上书斗大的红黑字样，宣示这窝巢的官家身份。随即，几名被鸦片熏得昏头昏脑、满脸凶相的清兵便从烟枪和赌局旁一拥而出，抓起生锈的抬枪和长竹矛，高声喝令我船上的中国船主「送锚」，也就是抛锚，把一笔税银——或者说一笔陋规——交到他们肮脏的手里。每遇这种情形，我同彭君不得不提着鸟枪上甲板，把这些饿鹰驱走；他们便怏怏然退回去抽烟打牌，嘴里咒骂着「洋鬼子」，指望下一回能撞上更肥的猎物。

这类事看着很像走私，其实相去甚远。我那批货的税，早在装船之前就在仙女庙完纳，交给了正经的榷关吏；而自那个镇子到瓜洲，一路十五到二十处关卡，无一不是在法定税额之外横征。中国人屡次告诉我：一省的巡抚把这些陋规关卡包给下属官员，官员再随意转包。官员手下有足够的兵勇替他们强索；过往船只一概拦住，不缴不放；受害的百姓若要告状，状子递上去，正落在靠这套章程发财的巡抚手里。这是遍布中国的种种官场积弊之一；满清这种刮地皮的政令，在许多人看来恐怕难以置信，然而此事流传甚广，连那些竭力替它撑持的人也是知道的。

我们吃晚饭时，有两名兵勇从一处陋规关卡上爬了上来，结果在被就地撵下去的过程中，他们的裁缝同我们的鞋匠结识了一番。除此之外，我和朋友一路抵达大江，并无别的差池，只是不时要承受几个落空的掠夺者胡乱打来的抬枪子。到了瓜洲，也就是长江北岸运河的入口，我们穿过一支庞大的清军划桨炮船队和一座大榷关；那里的官吏显然也想勒我们一笔，可我想，近在咫尺的通商口岸镇江使他们不敢下手。重新驶入黄浊的江水，顺风鼓帆，我们昂然胜过了湍急的逆流。

此时冬令已至，东北季风沿扬子江整条江面刮上来，船只逆潮而行也很顺当，因此我们在当夜抛锚之前，往南京一路已走了不少。天一亮就起锚，船行甚畅，我同彭君照例轮班守望——这是不得不如此的：太平天国辖境附近清军炮船众多，炮台林立，不可不防。

到中午一直有风，日头一热，风就停了，我们只得贴近江岸，把水手放上岸去，拿一条系在桅顶的绳子，慢慢拉纤上行。将近黄昏，微风又起，把人收上船来扯帆，去绕宁安山一带江流所成的那个肘弯的最尖端——泥堡就在那里。我从南京下行时，这座堡垒还在太平军手里；这一回，令我难过的是，我发现它已落入清军之手：原先的守军背了职守，把它卖给了敌人。

我们刚绕过那个尖角，船几乎不见前进，风就断了；此处潮流极急，开始把我们往下游冲。就在这时，五只炮船从岸边撑出，直朝我的船划来。靠近了，他们吆喝着命我们抛锚。我这才看清他们是清军，而且从所挂的旗号看，属于勒索一类的榷关衙口。我同彭君立刻取了武器，吩咐老大照原路走。潮水迅速把船推向江岸，正送到堡垒的炮口底下；炮船上的人一见如此，又见船上只有两个洋人，并无炮位，便围了上来开火。

我们的处境这就很不妙了。船漂到离岸只有几码，堡垒上的炮都已装好，又有几只满载兵丁的船撑出来，岸上排满了兵，架起抬枪与火绳枪，准备朝我们射击。这些掠夺成性的清军何等地不择手段，我是深知的：我们在仙女庙领的税票他们决不会认，为了五块钱的东西，他们割我们的喉咙也毫不犹豫。以双方兵力之悬殊，又连边打边走的余地都没有，拿步枪和鸟枪去回敌人炮船的火，简直是发疯；于是我们像羔羊一样忍着，一心虔诚地盼一阵突来的风把我们从险地吹开。可是一丝风也没有，连最轻的和风也不来，只有四面乱飞的弹子带起的风；其中几发比大多数打得准些，砸进我们这条可怜的旧船里，全不顾后果。岸上的人和堡垒上的炮此时也开了火；炮船见我们似无还手之意，便像是要准备登船了。

正在这要命的关头，一个侥幸的念头跳进我脑子里。我船上带着旧时的制服，便想拿它来冒充一名洋官，叫清妖以为我们身份不轻、惹了要吃亏，从而保住我们的脑袋。我一跃进舱，很快带着制服和佩刀重新上来。我的朋友彭君也有一套他在印度海军时穿过的制服，便学我的样子，往箱子里一钻，随即一身铜扣闪亮地冲上甲板。这一招用得真是分秒不差：彭君刚上甲板，我们一名中国水手就被一弹打倒，其余的人吓慌了，猛地抛下锚，把帆的升降索一松，任帆落将下来，然后一溜烟躲到舱底去了。我这时招呼最近的那只炮船靠过来，叫通译告诉他们：我们是洋官，是洋人的大人，后面还跟着一条兵船，我们坐这条民船出来，不过是为了游玩。

兵勇们一见我们的制服，又被请上船来，刚才那股喧嚷的胆气仿佛一下子没了，竟不肯上来。不过他们总算停了那些可恶的炮，这叫我们大为宽心：中国的炮弹因铸得不匀，飞行时呼啸得惊人，声势远大于实效，走的弹道往往古怪得出奇，可毕竟有一些是会打中的，尤其是在只隔几码的距离上放。

我们的船泊在离岸不过三十英尺的地方，因此完全落在清妖掌握之中；那地方他们至少聚了六百人。我又招呼那只载着我认定是主事官员的炮船靠过来，让我知道他们究竟要什么；可那伙人似乎疑心有诈，只管搁着桨，一齐说一齐嚷，各人都把嗓子拔到最高，谁都想盖过别人——十足的中国派头。

最后，管堡垒的武官在岸上现了身；他的随从喊得嗓子都破了，才把他的号令压过那片喧闹传过去。炮船里的鼓噪这才止住，我招呼的那一只极慢极小心地靠了过来。船上有两名军官，我们把他们弄上船，给他们看了我们的左轮手枪，又用纯正的官话客客气气告诉他们：倘若他们的人跟着上来，我们就不得不很痛心地往他们的黄皮囊里安置一两颗弹子。这话很见效，那些面相凶恶的兵勇奉命留在船上，大为扫兴——他们的手指头无疑早痒痒着要摸一摸「洋鬼子」的财物了。

把两位官员请进舱里坐下，我们取出一张旧的《香港每日新报》，充作我们在美利坚皇帝陛下麾下供职的凭信；又挂出一块曼彻斯特织的星条旗图案毯子，权当旗帜。对这一切，两个中国人都极恭敬地连连打拱；可他们仍旧提到我们船上载有货物，并声明他们的上司定要从我们身上榨出若干银元。我们便把仙女庙领来的税票拿出来，两位军官带上岸去给上司看。他们不久回来，请我随他们去见那位首领武官，说他铁了心要弄些钱，而他乐意把这钱叫作「税」——我想，大约是为了良心上好过些，其实这实在是一场毫不掩饰的抢劫。

上岸之前，我让领我去的人彻底明白：稍有一点诡诈，我就先打死他们。我带了左轮手枪，往那武官跟前去，留下彭君在船上，守着我们的东西，免得被我们落入其手的那伙凶徒劫掠。

我的通译阿林、我们的厨子、小童伽尼墨得和老大，随我上岸充作仪从，总算与我们这位假定皇帝的使臣身份相称。《每日新报》由阿林郑重地装在一只旧手套盒里捧着；厨子奉命替我们向那武官递名片——名片便是两张巴斯淡色啤酒的瓶签；小童捧礼物，礼物是两只空的科隆香水瓶、一份《伦敦新闻画报》和一盒受了潮的火帽；老大押后，手里一根高高的竹竿上飘着我们那面曼彻斯特出的旗。兵丁们虽然围拢来看，倒没怎么捣乱，大概是被我们这副堂皇的气派和仪仗镇住了。到了衙门，啤酒瓶签依礼呈上，我们便被引进这位残忍、荒淫、一身腌臜相的武官的尊前，随从们威风凛凛地在我身后站定。《每日新报》由阿林展示；他真是个机灵人，为了显出这东西的要紧，呈上时还单膝跪下。

报纸、礼物和我们的制服，似乎都给那武官留下了确实的印象，若不是接着发生一件极不合时宜的事，我们大概就脱身了。我先前打发老大下到江滩上去，还故意高声吩咐他留意那条我让捕获者相信正跟在我后头的兵轮，一露头就来回报。这一手把武官那趾高气扬的调子压低了不少，他显然不通洋务，而内地的中国人对「洋鬼子」的「火龙船」有着惊人的想象。他正开始为他那些「无知兵勇」所犯的错误郑重道歉，我们那颗死脑筋的老大进来了——确切地说，是被两个兵丁拖着辫子踢进屋来的，一路从后面挨着狠命的捶、踹和撞。

原来这家伙在江滩上跟几个兵勇搭上了话；他们问他我们这条船开往何处，他老老实实说是往南京——那可是贼都！他们当即把他拿住，拖到武官面前。那篇长篇大论的道歉戛然而止，这位演说家转而把心思放在审问这可怜的老大、追究我们与太平军的干连上。我们这位糊涂的水手头目这时辩说，他只是「以为」我们路过时要在南京停一停，为几条被扣的洋商民船向太平军交涉。武官最后吩咐把他带进堡去，又把我们打发回来，说我们须等到明早，才能给我们的货物定税、把整件事了结。

《每日新报》被礼数周全地放回手套盒，星条旗卷了起来，我们由两名军官护送回船。上船一看，彭君安然无恙，正像一座会走的军械库在甲板上踱来踱去：肩上一支步枪，腰带上一把左轮、一对马枪，身侧一把佩刀；船旁用铁链锁着四只炮船，船上的人一个个把头探过我们的舷墙，恶狠狠地盯着这头拦住他们、不让他们放手施其本性的看门恶犬。

我发现我们的船被清妖锁得死死的，他们为防我们突然动手，什么都防到了。甲板上每一个环栓里都穿了铁链，另一头系在炮船上，每边并靠两只，船上满载武装的人，个个警醒戒备。又有一条长链从我们船头拉到岸上，一队火绳枪手就在正对面扎下营过夜。即便真能猝然一击脱身，当时江上死风，他们划着追上来，就算没胆子跳上船，也能把船打成碎片。除了把脱困的指望交给时运，必要时把命卖得贵些，别无可为。

我同朋友颇为诧异的是，这些清军对我们并没有更坏：他们既没喊「洋鬼子」，也没扔石头，也不像一般满清兵那样急着要来攻我们。这一点后来我们找到了解释：他们原先是太平军，还没有全然忘记自己一度是耶稣的信徒，曾把西方来的生人看作「洋兄弟」。他们的首领背叛了太平天国，把泥堡卖给满清，换来的条件是保留自己的部众、得了勒索一切过往船只的全权，以及一颗顶戴花翎。这伙泥堡匪类生得一副凶相，可他们虽坏，比寻常清军还是好得多；要是落在后者手里，我们必受大辱大虐，甚至性命难保。

半夜里一阵大乱把我们惊醒，跑上甲板一看，是泥堡的人在扣另一条倒霉的洋船。我上了小艇过去，见那是一条宁波船，从上海往汉口，船上唯一的洋人是个英国人，船也归他所有。兵丁们把他的船拖到紧贴岸边、稍在我船下游的地方，照样锁牢。我们商量了彼此的倒霉事，约定明早由我上岸，设法谋求释放；若不成，我便同彭君上他的船，操起他的炮——他船上有两尊六磅炮——设法把两条船都挣脱，拼死冲出去。

睡得并不怎么踏实，天明我再上宁波船，把动手之前的计划最后议定一遍。回到自己船上，我们仔细把所有火器装好；我把自己的左轮和一把长猎刀藏在制服底下，带着阿林和厨子上岸——一个捧《每日新报》，一个拿两张啤酒瓶签。

清妖天一亮就解了夜里锁船的铁链，不过仍留两根粗缆，把船头船尾系在岸上；彭君备了一把斧子，以备急时砍断。我们的舱房是船尾一座半高的甲板室，顶上堆了几袋木炭，筑成一个小小的堡垒，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就藏在里面；索具前后都备好，随时可以扯帆；宁波船也拉得极近岸边，万一动起手来，我好上她的船，彭君则可划我们的小艇过去。

我从岸边走开，看见彭君躲进那堆炭袋之中，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可是别无选择；只好将坏事做到最好，径直朝那匪首的窝走去，装出一副木然不动、煞有介事的官派——这一套对中国人特别有用。递进我们临时凑的名片，被引进武官的正堂——肮脏的堡垒里肮脏的屋子里一间肮脏的厅——我就被晾在那里，一直等到中午，主人才从他的一群妻妾和几管鸦片之间现身。

这期间起了风，而且渐渐大起来；因此，虽说这番拖延使我关于那条兵轮的大话颇失信用，脱逃的机会倒显出来了。倘若好说好商量换不来放行，我们或许能把船弄脱，扯帆而去，边走边打。

那武官终于出来了，鸦片抽得半昏，剩下的那点神志似乎全凝成一种迟钝而狡狯的凶狠。他第一件事就是召了好些带兵器的兵丁到衙门来，分布在屋里屋外。接着把我们可怜的老大拖出来——那模样惨不忍睹。他受过刑：脚踝的关节被夹在木头之间压，手指间塞进小木条，再由几个人合力挤压，痛彻心肺，指骨都伤得厉害。刑罚逼他把我们在南京的行事统统说了出来，此外还说了许多他并不知道、只为迎合审问者的意思、免得木夹再紧一回而编出来的话。这时他在我面前受审，承认我们是从南京出来、正要回南京去。那武官随即声明，他必得两千元，否则就扣下我们的船，把我们当作太平军的俘虏送进内地处死。

我同他争了好一阵，反对这两样处置，一面展示《每日新报》和我在仙女庙领的税票，一面力图使那武官明白：无论是侵害我同我的朋友，还是夜里扣的那条船，激怒美利坚皇帝的后果都很严重。末了，这强盗把要价降到一千元；争论正热，一名兵丁来向武官禀报了什么，武官当即对一名随侍的军官下了道令。那令的内容我没听清，我的厨子却听清了，而且显然吓着了他：他喊了一声「顶好，就走」，便冲出屋去不见了。阿林当即对武官说，他愿向他这所谓的榷关衙口缴五百元；随后叫我不要再待，自己离了衙门，求我同去。我向这位恼怒的官家抢匪一躬，不慌不忙走了出来，走到堡垒后面，赶紧穿出门去——正在这时他出现在他的门口，向几个随侍的兵丁厉声下了令。

我还没绕过堡垒的拐角、看见我的船，就有六名军官拔刀追了上来，喊我站住，跟他们回去见武官。阿林说他要跑到几百码外那座冒牌榷关去，把官吏带来收我们答应给的五百元陋规，劝我尽快上船。

我等追兵到了只隔几尺，猛地拔出左轮，朝他们跳过去，枪口对准最前面的一个。他们立刻转身奔回堡垒，我则朝江滩跑去，一面把左轮举在头顶，给彭君和宁波船的船主报警。

我从堡垒到江边还没跑到一半，堡里便起了惊天的喧嚷，夹着号角、锣声和中国鼓的响动。我边跑边回头望那喧闹处，看见那武官领着一大群兵丁朝我追来。还没跑到江滩，令我吃惊的是，我看见宁波船放了几个水手上岸，解缆离岸，拉纤往上游去了——这就违了我上岸时所凭的约定，断了我逃出追兵的唯一指望。等我真跑到江岸，所有的小船都被我身后那群人的吆喝和手势赶开了，宁波船已离岸一段，正飞快拉纤而去。

我四下望了一瞬，发觉自己完全落在追兵的掌握里：面前是扬子江奔涌的急流，背后是一群嚎叫的持械凶徒。

我只来得及看见彭君立在我们舱顶上，手握步枪，听见他一面指着渐远的宁波船一面喊：「那懦夫跟他们讲好了条件，把我们丢下了——跳到滩上那条船上去！他们要是动手抓你，我就朝清妖开火；有机会我就用我们的小艇把你接走。清妖把桨偷了，我们的水手都躲到舱底去了！」

我朋友说的那条船，是滩上斜拖着的一条大船，一边挨着江水，另一边朝着我的追兵。船底离地约有四五英尺；我爬上她最高的部位——那地方大致同江岸的边沿齐平，再往下便斜落到她所搁的那条窄滩上——应了彭君一声，叫他等我先用左轮开火为号再放枪，然后转过身来面对敌人。

这时那群匪类已到几码之内，兵器五花八门，衣着既不像清军也不像太平军，而是五色杂陈。全堡的人似乎都出来了，指手画脚，发着中国兵惯有的那种骇人的嚎叫，跟在他们首领后面涌来。竹矛、抬枪、火绳枪、镰头戟、三股阔叉、大刀，到处挥舞；而在这一切之后，我认出了把犯人绑上去、残酷地处以千刀万剐时所用的那副架子。

他们喊着凶厉的「打！打！」一直冲到岸沿，在那里挤成乱纷纷的一堆，挥着兵器，有的敞开衣襟拍着胸脯挑战，却全被我平举的左轮止住了。那武官竭力催他们上来，可人人都不愿做第一个吃六响枪子的。前排带火器的人我盯得很紧，谁一动手要摆弄兵器，我立刻瞄住他。这期间，我左右上下方的人都下到滩上，一步步朝我逼近，而暂时不在我枪口之下的那些人开始放火绳枪。

我这才生平第一次真正尝到恐惧的滋味。前面和两侧，我看见的只是密密一片渴望杀我的凶徒；他们后面，一队刽子手正架起三角木，预备享受把我慢慢割成碎块的残酷快乐；而当我斜眼往后一瞥——我不敢多看，否则清妖会趁隙冲上来——入眼的是深而浑浊的江水。

有一两瞬间，敌人本可以把我砍倒或擒住，而我连扳机都扣不动：我整个人都软了，一股寒意罩住心口，使我又恶心又无力。幸而我很快就振作了。说出我曾有过的这样一种恐惧，是不愉快的，更不愿多谈。正当我一生的事在一幅飞快的心像里纷然争先时，我的镇定回来了。我忽然对太平天国的事业生出一股热忱——我正是为它才落到这险境里的——并且决意：若注定要死，也要死得像个英国人，不要在一群中国人面前失了体面。

至今我仍诧异于当时感觉的那种骤然翻转。前一刻我无力、发抖、惊恐；后一刻我对场中每一细节都极其敏锐，从容地盯住每个袭我者的动作，从容地准备着任何结局。

这时彭君又向我喊：「我瞄住那武官了，要不要打死他？我能把船砍脱。你跳进江里游开，我来接你。」

稍早一点我就会这么做，可此刻我已准备抓住任何一点脱身的机会：兵丁们还被我的左轮压着；这场纠葛或许还能和平收场；而我若下水，几乎必定会像条狗一样在水里被打死，就算不被急流卷走淹死。

我朝彭君喊：「先等一等，我想我自己能挡住他们。」——他一直举着步枪瞄住那武官替我撑着——「想法子用小艇把我接走。」

我们的船停在我上游一点、离岸三十英尺左右，小艇的桨又被偷了；但彭君是个地道的水手，我信他能想出办法，用一根绳子把小艇放下来接我。我这样想并非没有根据，因为他回我道——

「那你当心！我要放下步枪了。我把小艇放下来给你，准备好跳上去！」

这期间清妖似乎在拼命把自己鼓到发狂的地步，到那时他们大概就会冲上来，吃我几枪，然后以人数压倒我。那武官不断跑到他的人中间，要他们把火绳枪对准我，可谁一要这么做，我的枪口就直瞪着他的脸。

终于，我又得以听见彭君的声音——

「准备好，老兄，」他喊，「我就要把小艇从我们靠岸这一侧推出去，艇上系着绳。」

我不敢稍一回头，答道：「好，推吧，等她近得可以跳了就招呼我。」

接下来那一两分钟悬得厉害，随后我听见朋友喊：「跳，能跳就跳！我用步枪压着清妖。」

我半侧着肩头瞥了一眼，唉，小艇太远了。绳子绷紧得太早，她被冲成同我们的船平行的一线，离我的位置还差二十英尺。彭君把她拉回船边，同我们的小童阿三一起下到艇里，用钩篙使劲一撑，顺流漂下来，想钩住我站着的那条船。小艇又差了一截，被潮水带了出去，四周弹子如雨地溅起水花——那是后排的人打来的：他们的火我有前排挡着，打小艇却容易，还打伤了阿三的手臂。

彭君见没有桨，小艇无论如何接不到我，只得不情愿地回到船上原先的位置，躲回炭袋后面，重新操起步枪。也正在这时，那武官见兵丁们怕打破这不祥的僵持、怕使他们的头目必死，便亲自做起样子来。他确实比他的任何部下都勇敢得多：他提刀抢上前来，到了船尾最低处，爬进船里；其实我随时都可以把他打死。他站稳了，顺着船舷往我这边走——那船中腰敞开，首尾有甲板。

此刻真是我最难挨的一瞬。那武官离我已不过九、十英尺，再一秒就到够他砍我的距离。他的命完全在我手里，我可以打死他；可只要有了这第一击，那虚伪的平静就破了，我立刻会被屠戮。我觉得我最后的生路全在拖延，再过两秒就见分晓。那最短一段时间里的悬念难以形容，仿佛许多天的极度紧张与危险都塞进了这一瞬。心里那一番虽短却可怕的犹疑——是打死这武官，把左轮余下的子弹射向他的部下，然后跳进江里游走；还是再拖一秒，不放过救命的一丝机会——像是占去了一个世纪的焦灼与重大思量。正当此际，彭君又对我说话了——

「打死那武官，」他喊，「我把船砍脱，驶近些，设法接你。要是靠不拢你，就下水；你很容易上得船来，我朝清妖开火护着你。」

我飞快地望了一眼——我满以为是最后一眼——头上澄碧的天，照得大地如此美好、如此可恋的灿烂日光，又极鲜明地想起远方的家和我爱的母亲，作为我在人世间最后的念头；随即稳稳瞄住那武官的心口，扣下扳机，一面朝彭君喊：「砍脱她，快！」

我自然以为会听见枪响，看见那武官倒下，兵丁们则冲上来为他报仇。虽然我确信扳机扣得够狠，击锤却始终没落下；而那武官恰在此刻——再往我这边一步，他举起的刀就落到我头上了——忽然失了平衡，从船舷窄窄的边上跌到滩上。我立刻招呼彭君「先别动」，他便回到原位，看情势如何发展。

那武官滚到滩上，他的几名军官一把抱住他，不顾他挣着要回来打我，把他拖上岸去。幸而阿林此刻赶到，走到武官跟前，说他去船上取来他们要的钱。匪首被扶回堡去的时候，阿林得了我的应允，上我们的船从彭君那里取银元。这期间兵丁们仍旧在我四周原样围着，我则取出一支雪茄点上，想显出我的不在意。

阿林把钱缴进匪帮的库里之后，带着两名小军官到我这里，叫兵丁们退开，劝我从那居高临下的位置上下来，说危险都过去了。起初他们倒也安静，退离了船；可我离船还没多远，他们就围了上来。我还没来得及用左轮，忽然被背后许多只手按住；而我一生的每件事都以超乎常理的速度和细密涌过心头——我被按着跪下，一名兵丁举起一把又长又重的刀来砍我的头。

钢刀在我头上举起时亮了一下，我把自己交付给上帝，在可怕的一瞬间等着那一刀落下，浑身发抖。然而我又一次从死神的齿间被救了出来。那要杀我的人被推到一边，我想我昏过去了一两秒。随后我发现自己被一位陌生的官员和他的随从、阿林、我的厨子，以及匪帮中几个较为良善的人围着。阿林告我：那陌生人是刚从邻近一座城里来的文职官员，他恰好看见了我帽上的金饰带，及时抢上来把我救下。至此那身制服才第一次给我带来了好处。

起初，道过谢之后，我在这位新到者的庇护下觉得十分安全，因为我知道文官的品级和权柄远在泥堡守将这类武官之上。然而等我周围的人稍稍散开，我看见地上躺着三名兵丁，两死一重伤：原来彭君见我被擒，便朝人群开了火。此时已是傍晚，暮色迅速逼近，显然一刻也不能再耽搁，须得离开此地。死了两个人，他们的首领必定要寻仇。我把身上的表送给那位好心救我的官员作纪念，又得他给了一条小船，终于同阿林和厨子平安回到船上。

我的朋友彭君刚握住我的手，为我脱险道了声贺，岸上的号角和锣声就把我们惊动了。我们正奋力起锚扯帆，兵丁们又涌下江滩，挥着旗和兵器，架起抬枪，发誓要为同伴之死报仇。几分钟后他们朝我们猛烈开火，另有一批人沿岸跑向停泊炮船的一条港汊。

风已转小，本来是逃不过敌人那些小船的；正在此时，令我们大喜的是，一条轮船绕过下游的江湾，赫然出现。那时炮船刚离岸，一见那轮船只在几里之外，便又划回港汊里去；岸上的人也停了火，奔进堡去，无疑是以为来船就是我对他们说过的那条兵轮。

轮船驶得相当近了，我向她打了旗号，看出她是美国的内河轮船之一。靠近舷侧时，她竟升起清朝的旗——我这才知道她是「威拉米特号」，属于满清政府的船，这令我大为惊骇。她驶到正横处停住，放了一条小艇过来。幸而船上是美国水手，她的船长——说来也巧，他的姓氏正是「朋友」的意思——虽为清方效力，却答应收三百元，把我的船拖到南京的炮台。

天黑之前，我们已欣然同泥堡作别，在「威拉米特号」后面破开滚滚翻涌的黄水而上。可令我们难过的是，我们恰好还能辨出滩上正在处决我们的老大：他被拖下去，就在我们眼前斩了首，而我们无力相救。

第十六章（上）　开战的借口

杭州、太平军逼近上海、所受的接待、开战的理由、第一击、武装冒险家华尔、何伯将军的功业、攻取萧塘、后果、何伯方针受到的谴责、真正的开战理由、防守上海之辩、敌视太平天国的种种诱因、官方报告、领事密迪乐、承认太平天国、《上海时报》、杨格非先生的报告、宗教宽容诏令、报告续、慕维廉先生的报告。

省城杭州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强攻下来的。城内守军中的汉人部分，受不住重围的惨状——凡能称为食物的东西都吃尽了，连人肉都摆到市集上出售——便打开外城的城门，向太平军投降。满清兵抵抗到最后一刻，既不给人活路也不要人给活路；等到内城的城墙被得胜的起义者攻破，鞑靼将军瑞昌同他的一班部下点燃火药，同他们的内城一起炸死了自己。

这座要城与通商口岸宁波的陷落，使太平天国除上海及其周围数英里之外占有了整个浙江省；于是他们依照先前议定的，决意在这一年终了之时，把敌人追到这最后一处据点。

何伯将军在他那趟徒劳的南京之行以前，似乎还愿意同太平天国交涉；可他回到上海，发觉再不可能把他们骗住之后，行事便显出明显的变化——他急于寻机放纵他好战的性子，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机会很快就送到他手上。

一年才过，太平天国的统帅忠王李秀成便调一支大军向上海。他们并不攻城，只是渐渐占住四近每一处要地，到后来城墙枪炮射程之外已没有一个清兵。太平军又一次显出他们对外国人异乎寻常的友好：他们不攻城，而且像一八六〇年逼近上海时那样克己持重，设法同外国当局开启和平的谈判。各军的将领照例送来措辞堂堂的告示，说的是满清的苛虐、他们自己要解放中国并使之归于基督教的使命；说「天父」至今如何眷顾他们的事业；说他们诚心愿同「洋兄弟」建立友好的关系；说他们愿一切现有的贸易照旧，并把整个国家开放，等等。

而在此时，英国对这场起义的政治立场是这样的。有文翰爵士的书面保证，有何伯将军的保证，有英国驻宁波代表的保证，还有许多别的举动，英国的国家荣誉已担保严守中立。给她在华官员的最后一道训令，前文已经引过——

「女王陛下政府愿在交战两方之间……保持中立」；要使英国臣民免受刑罚，「但除此以外，你们应避免对这场内战作任何干涉。」

〔发自外交部，一八六一年八月八日〕

这是现行的命令；此后唯一的指示是罗塞尔勋爵的一句建议：「但若中国人肯答应不把这些口岸用于侵略，防守通商口岸或许是合宜的。」

上海的英国领事、海军将领和陆军将领「避免一切干涉」的办法是：把那座城变成清军的总集合地，然后派英军驻守，帮他们防守华界；用英国轮船把满清兵沿长江运到上海；供给清军炮械等物，同时严禁与交战的另一方做同样货物的任何买卖；而当他们发现太平军不来攻打自己时，便去攻打太平军。这个能干的三人组——水师的、陆师的和外交的——对罗塞尔勋爵那些含糊的「若」和「而」作了如下的解释：「或许是合宜的」，他们独具只眼地理解成「这是合宜的」；而「若中国人如何如何」，他们则改成了帮助并加入中国人「把这些口岸用于」侵略。于是，他们公然违背自己所奉的明令，却与我刚才所述的行径相合，对太平天国各王友好的示意发出了这样的答复——

「兹我等法英两国驻守上海城及其四郊之军事指挥官，接得自称……之李、何二人来函，告知该李、何二人意在攻取上海；又因我等无从与该李、何二人或其部属通信，特此布告一切有关之人：上海城及其四郊，吴淞在内，现为我等各自所辖军队所据；倘李或何，或任何自称与彼等同气者，图攻此等地方，其后果自负。」

就连这个也还不足以达到所要的目的，即把太平军逼到公然抗命、迫他们做出报复之举。于是，当事情显出：尽管给了清军种种援助，他们仍不能取胜，上海终须让给革命者，或者归并于法国或英国，英国政府便撕下了假面，预备公开动武。

领事麦华陀在一份致何伯将军的公文里，日期署「上海，一八六二年二月十九日」，陈述了英国的信义与荣誉将被公然践踏的理由——

「当然，承认严守中立的方针是目前唯一正当的方针，承认为保护此城与租界所做的一切都须郑重顾及这一要紧的准则，那么我以为，就目前的危局而论，有两点须加考虑。第一，我们在城与租界的给养方面有何资源；第二，太平军目前的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危及这些给养，以致我们为自卫不得不干涉他们。」

这个浅薄的开战借口之不实，一眼便明。第一，只须让华界平平安安回到太平天国手里，那么居民同他们一样都会给养充足。第二，上海的江海交通，除黄浦一支外，完全畅通；泊地里挤着二百来条欧洲轮船和帆船以及数千条中国大船，要给任何数量的给养开一条通路都极容易。足以证明这个开战理由纯属托词的证据多得很，不过两条理由已够给它定这个名目。第一，太平军围住上海便危及其给养——而他们来的时候对欧洲人怀着最友好的感情——那么倘若被逼成了敌人，而使用敌人正当的报复手段，他们自然有力量把四近整片地方扫荡一空，把那些给养彻底毁掉；因此，照人情常理推去，攻打他们恰恰会把那场为了避免它才被认为可以践踏国家誓约的危局招到眼前。第二，下面这段摘自何伯将军公文的话，表明他自己也认为领事麦华陀的理由还不够充分。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这位将军打了第一击。同一天傍晚，他在给海军部的公文里为公然背弃他本人与他政府的信义举出了这样的理由——

「这些举动」——指太平军的调动——「所取的距离过近，与法英军队占领该城所应得之尊重不能相容，亦不能使该城粮食之供应与本地贸易不受影响。」

试想，哪一座城被攻取或被围困，而本地贸易与给养能不受影响？又岂能说，太平军爱国的奋斗自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就该为此被压碎？

照这说法，太平军在场只是「影响」了贸易和给养；而他们若有意如此，本可以把一切都断绝，只剩水路还能通些。

就欧洲人和市民而论，真正影响上海给养的只有一样：物价上涨——那是粮商迅速抬起来的，这些人总是一有丁点机会就要多赚一笔。何伯将军大概看出了这一点，也看出它对他所称的开战理由大有损害；无论如何，他觉得还得添上一条，虽然一样站不住脚。

「乙丙两点连线以内的那片地方——该村与他们」即太平军「所据的其他村落把这片地方完全控制住了——正是上海给养的主要来源；它距吴淞江之近，使人有理由预料：对该城维持亦属要紧的中国商运，将受严重阻碍，甚至完全断绝；为这些缘故，我认为此事须由我出面干涉。」

战争便是凭这些借口向太平军打起来的。须得留意：从来没有一件实质的事情被证实于革命者，或被当作已定的事实提出来，足以为开战、甚至为一纸抗议作张本。在华的英国官员和本国政府，只拿太平军「可能会做什么」的推测来为自己的行径辩解，却从来不见有谁为他们「已经做了」的事提出一项明白爽直的指控。

何伯将军攻打太平军，是同一个叫华尔的美国武装冒险家合在一起干的，此人正为满清效力。在此之前，也在这位将军徒劳地想把太平天国当局哄进另一纸不逼近上海的协议之前，这位华尔还被狠狠地追究和辱骂过；可将军同他的同僚一旦觉得非得同坐一条船，这位美国冒险家便成了他们的榜样和盟友。这个从前同尼加拉瓜那位沃克将军厮混的流氓伙伴、受满清之饷的一帮盎格鲁撒克逊武装游民的头目、一度为躲避前来把他队中的英国人拣出去的英国海军陆战队而在逃的人，忽然成了英法两国海陆将领和领事的朋友与盟友。华尔眼见自己那极可疑的在场和更可疑的行当竟受到提携与效法，其惊讶之情恐怕只有他的得意可与之相比。起初他无疑十分得意，也十分诧异：武装冒险居然成了一门体面而见认的行业；可不久，可怜的人！一片黑影——或者说绿影——投到他这场体面安乐的迷梦上来：他对他那位朋友何伯将军起了妒意，因为他发现，在不宣而战、也无任何政府授权便开仗这件事上，此人的本事与热心竟超过了他自己。

高桥村里驻着几百太平军，还有刚刚入伙的几千乡民，多半只拿着竹矛。何伯将军带去攻打他们的兵力，计英国水兵三百五十名，附六磅火箭筒一具，又有华尔麾下受过训练的中国兵约六百名；此外法国将领卜罗德统法国兵一百六十名，带两尊野炮。武器不良的太平军自然抵不住欧洲的炮火与精良的枪械，于是被逐出村子，阵亡一百余人。这桩英勇的功业，英法联合的队伍做得很安稳：他们完全在太平军那几支可怜的火绳枪射程之外，用步枪和炮从从容容地把人打倒，自己只损失了一名法国水兵，还是被流弹打死的。

这桩既狠毒又怯懦的事，这位英勇的将军很快就接着往下做；他似乎按不住要动手，尤其在动手还相当安稳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到，何伯将军为他背弃信义所举的一条借口，是太平军可能会损害粮食的供应。说也奇怪，这位将军自己做的正是他说长毛可能会做的事。攻下高桥时，所有人散开去抢太平军留下的一切东西；照这件事的官方报告所说：「在该处发现大量存粮，其大部分已被焚毁。」

高桥一役之后，何伯将军带一小队水兵和华尔的冒险队，在乡间游荡了一个星期，找人打仗。他的好战之心在一个叫萧塘的地方得了满足：那是闵行附近——离上海将近二十英里——一座设防的村子，驻着几千太平军。他一发现这地方挡在路上，就派人回上海调援兵来攻。援兵到后，一八六二年三月一日，全军开拔进攻：计华尔麾下受过训练的中国兵七百五十名、英国水兵与海军陆战队三百五十名、炮兵三十五名，带四尊轻榴弹炮、一尊野炮和若干火箭筒；法国兵二百名，带两尊铜榴弹炮。又同高桥一样，这桩狠毒的工作做成了，武器窳劣的太平军被人毫无顾忌地屠杀。他们在土垒砖垒后面勇守了一个多钟头，最后还是抵不住洋炮压倒性的火力和恩菲尔德步枪的精准射击。他们守着那几支抬枪撑到最后，弹雨炮火之中——那些炮弹枪弹全是英国军械库里新出的，用英国纳税人的钱买的——终被逐出防线，赶过村子，死伤极重。他们从后面退走时，那无可抵御的洋炮的炮弹「迅速掷入他们之中，造成可怕的杀伤。另有许多人倒在法英水兵的枪口之下。」在村子正中，后卫奋力想把追兵打回去，可他们挡不住海军陆战队那致命的排枪与刺刀的冲击；虽然他们最勇的人成堆地倒下，又发生了许多白刃相搏，最后仍被赶了出去，阵亡一千人，被俘三百人，而英法两军没有损一人。清兵对那些不幸的非战斗人员大加屠戮，竟把许许多多还活着的伤者推进燃烧的村子的火里。一份官方报告里说——

「街巷与房屋呈现可怖之景象，尸体有处成堆；村外平野则遍布奔逃中被击倒者。」

另一份报告说——

「长毛自工事中奔出，在大街上立住……于此，『因佩里厄斯号』之野炮由斯图亚特、理查森两位中尉掌管，以葡萄弹与霰弹将其扫倒；此后彼等之退却遂成奔逃，而派出截断其退路之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兵颇有斩获，死伤者约九百至一千人。」

同一份报告以这一句作结——

「一切完毕之后，该村被纵火焚烧，〔注一〕外国军队即登船返沪。」

那些妄指太平军糟蹋毁灭地方的人，对这件事将作何说？他们宣称这些基督徒爱国者「所到一地得手，便以该地之全毁为随」，等等；可看来这些「全毁」了的地方，是留着给何伯将军烧的。

这部史事往下讲，我们会看到：这位将军虽把太平军在场「可能」对给养造成的损害当作他开战理由的一端，他自己却真把他所怕被长毛影响的那批粮食毁掉了！

说到何伯将军发起并接连进行的这许多次袭击，还有一件更可痛惜的事，就是残忍地屠杀了这么几百几千个同类。我们已检视过这位将军和他的帮手们所造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借口；可即便承认这些借口站得住，难道还能找出一个英国人，肯为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辩解——理由只是：这些人虽始终对他们友好，却妨碍了少数商人图利的买卖？倘若为了保住他们那些商业冒险家眼前的利润，竟有英国人要替这些对不幸的太平军的草率举措辩解或开脱，那么我说，那桩不洁的买卖宁可消灭了好：它既以我们成千上万同类的被杀为代价，自是受咒诅的，而那些人的血已向上天高声呼求，要向加害他们的人索报。

就连「革命者会损害我们商业利益」这个托词，也被商人自己的证词推倒了；因为在华首屈一指的商号怡和洋行，在他们署「香港，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商情通函里，提到何伯将军第一次屠杀太平军时说——

「自我等上次通函以来，上海一带局势无特别变化可记；惟同盟军各指挥官所取之方针，恐将导致灾难性之后果……我等之利益要求严守中立，然而所行者远非此道：最近来讯报称，英法海军陆战队与水兵联合一支清军，由两国将领亲自统率，出击约六千长毛，自然大加杀戮而破之……全境既在太平军手中，此种自杀式之方针若一意行之，终必大为妨碍一切贸易，甚或将其毁尽，因为它不能不激怒一个决非可轻视之敌。」

对于加于太平军的那套方针，还能有比这更严厉的指摘么——而且出自那个据称非保护不可的阶级的首要代表之口？怡和洋行这番见解之不误，到今天已大致得了印证：它确实「终于大为妨碍」了贸易——太平军被逐出产丝之区以后丝的减产便是明证。不过这并非如该商号所料，起于「一个决非可轻视之敌」被激怒；因为太平军——以远胜其文明之敌的基督徒的仁心——从未对完全在其掌握之中的贸易或对欧洲人的性命施行报复。丝的减产，全是英国军官与清军把那场残酷的战争带进太平天国昔日安乐之区所致。太平天国的爱国者若非愚人便是圣人：他们那近于痴的克己，使自己被逐出旧有的地方，性命的损失不可胜计；反之，若他们采行报复，整个区域的贸易都要受危，从而逼得敌人放弃这场如此确凿地危及我们「商业利益」前景的敌对行为。

既然在华第一大商号认为英国政府的方针是「自杀式」的，我们尽可断言，那番为商业利益装出来的焦虑乃是浅薄的借口。那么，真正的开战理由还能是什么呢——除了「赔款所生的一时之利」，以及鸦片这桩卑污买卖所生的巨额岁入？那笔岁入一失，英国国库便要短少好几百万。

容太平军取宁波而又助上海以拒之，这看来前后不符，其实很容易说明。前一座城被攻取时，并无英国军队在场；虽然从太平天国将领那里狡狯地讨来的七天宽限，似乎被用于设法凑起一支足以阻其入城的兵力，而这支兵力——即英国皇家军舰「斯科特号」及另外几条船——到得太晚，比宁波陷落迟了几个钟头。再者，正如何伯将军就激怒太平军一事所说的极明智的话：「我们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把上海的全部贸易断掉。」他们那惊人的克己在当时还没有把得准；一把准了，战事便开。在真正拔刀之前，须先试一试太平军的脾气。何伯将军果然试了：他在南京的傲慢；他在宁波的「处处为难」之计；他在上海四郊的袭击；英法当局那些站不住脚的布告与对上海华界的防守，则是跟着他的样子做的。

其实防守上海这件事，可以说出的缘由很多；不过举其中最要紧的五条，就足以见其全部的道理。

第一，英国政府与它的官员出面干涉，是为了保住赔款和鸦片贸易——上海若被太平军攻取，这两项就全毁了；而鸦片商人极力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正是靠这桩卑污的买卖赚得最多。

第二，上海的外国地主有许多人赞成防守此城，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按自己开的价，从中国业主手里再弄到新的地块。从「上海英国领事署一八六二年一月十二日租地人会议记录」看来，在与华界的满清官员会商军务时——这一切当然都合于「严守中立」的誓言？——

「道台亦允办此事」——即开一条路以便军事行动——「办法是责令有关之中国租地人，将其地让与登记在先、首先请购之外国申请人。」

第三，有一部分商人利用太平天国的举事，散布它如何盗匪横行的无根之谈，以便把外人吓走而垄断贸易；他们自然赞成防守上海，因为此城一旦被攻取，太平军并非盗贼匪徒一事即可证实，他们的把戏就要露馅。

第十六章（中）　领事密迪乐的呈文

第四，许多土地与房屋的投机者反对起义者得手，缘故是这样的。华界附近的外国租界里挤满了避难的人，他们在等太平天国在内地把治权稳稳立起来；又挤满了无数不法的中国人，是被外国保护的影子以及随意开设赌窟娼寮的机会引来的；还挤满了依附在这最后一处清朝据点上的形形色色的寄生虫与帮闲。因此，这局面一天不变，地产投机者就一天靠把房地以近乎骇人的租价租给本地人而发大财；可上海一旦被太平军攻取，这一切就全变了。许多巨万之产是用何等卑污的手段得来的，在英国却被银锭的光芒遮住，无人去看。

第五，在当地的商号中，有很大一部分股东指望三年发了财就回本国去；而上海一经太平军占领，加上内战自然的影响，必要妨碍进口贸易，损害他们眼前的利润。

英国的信义便是在这些理由上被辱没的，一场狠毒的战争便是在这些理由上向不幸的太平军打起来的。何伯将军在安全的距离上用炮和步枪继续着他的毁灭工作，直到他被召回英国。背弃信义、歪曲事实和局部的侵略，后来让位于正式的敌对行动——而且事先既不宣战，连一纸申诉也没有。这样的用兵方式在欧洲该叫什么名目？

既已检视英国政府的方针和它在华官员的行径，不妨再看几份关于太平天国起事的报告：这几份报告虽被英国内阁置之不理，却极值得注意。这些证词表明：太平军被屠戮，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府误解了他们；相反，英国政府对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友好态度、政治目标、胜于满清之处以及总体上日见进步的品格，知道得同本书作者或他所引各家一样清楚。因此，日后英国这场不必要、不正当的战事的主使者，其恶劣方针若更为众人所公认，他们便不能拿不明这个民族的真实长短来为自己的罪过开脱。谈到英国这番干涉，很难不用最有力、最不留余地的谴责之词。实在找不出一条站得住的辩解；而当那套方针的自私被人彻底看透之时——这正在迅速成为事实——凡忠诚的英国人回顾它所纵容的暴行及其后果，都将悲痛不已。

上面所说的几份报告中，第一份也是最要紧的一份，是领事密迪乐先生呈给罗塞尔勋爵的。密迪乐先生对太平天国的了解，胜过任何在职的英国官员。他是在华最有才干的人，也是最正直、最无私的人；因此，或许正因如此，他的陈述未被理会，他留在上海反成了麻烦。这个麻烦很快就解决了：在他对太平天国起事作了那番真实而独立的剖析之后不久，密迪乐先生便由上海调往牛庄，继任的领事则是个较为听话的人。

密迪乐先生下面这份公文署「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极值得仔细一读——

「领事密迪乐致罗塞尔勋爵。（四月十二日收到。）

「上海，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

「英国同此国的贸易、英属印度同此国的贸易，以及由这两者所得的岁入，是英国海外利益中最要紧的几项。这几项要兴旺，必要的条件是此国有秩序，生命财产有保障；而这种秩序与保障的存在，又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政府。这几条道理已成定论，故我仅陈述之而已。

「然而迄今存在的那个皇朝政府，即满清或大清王朝的政府，本已因内部缘故日趋衰弱，又受了外力的致命打击：先是英国一国的兵力，现在则是英法两国合力。如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强有力的全国政府；而在幅员广大、对我们又极为要紧的若干地方，无政府与不安正盛行着。

「因此，环顾此国有无别的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就成了极紧要的事。倘若我们找到这样一种力量，则不但不可攻它，还须殷切盼它速长。坚守不干涉的原则——这既是明智的，也是正当的——同时恪守同大清政府所订的条约，应使我们不采取直接的积极步骤去助其成长；但就我所指出的那些重大利益而论，先把我们所见的现存政府毁掉，再进而阻止任何别的政府产生，这无疑是一条最自杀的路。

「如今我们正有这样一种别的力量，就是太平军；也正有这样一种别的政府，就是他们在南京建立的政府。

「从前有人，现在仍有许多人否认太平军有任何正规的政府，或可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

「我姑且承认此说，但只为指出：太平军在中国举兵自保已十一年，在帝国腹心已八年，显然总是一种力量；并借此一问——我们难道因为这种力量未尽如人所望，便要无端去攻它，使它实现那些期望的机会大为减少或全然断绝？要重建一个有力量维持秩序的政府，除它之外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但我完全否认太平军没有正规政府、无资格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

「十年前，几乎就在他们举兵之后，他们便摆脱了地方性乱民的性质，宣告自己是大清王朝不可调和的敌人。自那时至今，他们从未让我们对他们的目标有过疑惑。那目标始终是宏大的：要做亚洲第一大国的元首，做世上人口最多之民的治理者。这一点不仅由他们自己公布的文告所确立，也由他们敌人的官方文书所确立。

「至于他们追求这一目标的方式，是否配得上一个自居为政治力量者，那些攻击他们的外国人的种种责难若要一一驳到，便是这封信也要拖得太长了。

「大体说来，这些责难可归为两类。第一类是把取自西欧社会状况与政治行事方式的论据，硬套到这个地区和这里的人身上，全不顾这些论据对一种如此不同的文明与政体根本不适用；第二类则全然不顾西欧自身的类似事例，对明显的类比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只能出于极大的无知或有意的偏见。

「属于前者的，几乎是对他们军纪、战术、战略，以及对他们行政形式——不论文职或武职——的一切责难。

「属于后者的，则有诸如说他们不在所取之地驻定；说他们取了又弃，等等。

「从西欧的历史里取来的明显答辩是：英国那场大叛乱期间，要城与坚垒被攻取、被放弃、被夺回，有过多少回？这能证明最初领导那场叛乱的英国贵族与士绅不配建立一个政府么？这能证明克伦威尔既非将帅亦非行政之才么？十年前意大利人把米兰丢给旧日的压迫者重占——这些压迫者本已一度被逐出去——又容外国的王室在他们的侯国里复位，这能证明那个以驱逐一切外人为目标的意大利党派不是一种政治力量么？

「反对太平军的一条惯用论据，是说他们毁掉所占城市的近郊。然而这条论据终于被堵住了：几个月前太平军逼近上海时，城内的英法守军把它的近郊统统烧掉，连城与江之间人烟稠密、商业要紧的那一片也没放过。

「再有一条，是指太平军不但对外来的满人，连对他们自己的汉人同胞也残忍妄杀，并以此为证，说他们只是一伙盗匪凶徒。可是法国革命的斗争中，对立的法国人两方之间难道没有互相杀戮？我只举恐怖时代和南特的沉溺处死，其余可资例证的事，留给勋爵阁下自去记忆补足；我要问：这些已成定论的史实，能证明革命的一党只是一大伙盗匪凶徒、而非一种政治力量么？

「不过，我一面认为太平军史上有一件已定的事实，即他们取南京时把满人尽行处死，连妇孺也不免；一面也认为，凡本国的鞑靼征服者的别处军屯若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极可能照样处置；但我早就完全确信：关于他们屠杀自己同胞的那些说法，不但夸张，而且夸张得极其厉害。

「我自己的经历给了我一个这类极度夸张的有益例子。一八五三年九月初，忽然举事夺取上海县城的并不是太平军，而是三合会的乱党；那时我正独自从宁波经乍浦往上海。到了乍浦——离上海约六十英里——我才从自己那条内河船的水手口中得到消息；他们是来接我的，事变爆发时他们刚离开，故说不出详情。但从别的船上，又从当地商人和官员口中，我得知上海城里有过一场可怕的屠杀：说街上满是尸首和血；说洋人同乱党打过仗；说整个洋人社会都退到吴淞口外的船上去了。这些传闻如此一致、如此首尾相合，我似乎必定无法经上海出吴淞口，于是我动手研究中国地图，想找出一串水路，绕开它二三十英里，从内地穿过去，出到大江，再顺江下到据称洋船停泊的地方。不过在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之前，我自然决意先走近上海县城些。越走近，我听到的传闻就越不骇人；最后，到离城约十二英里处，我弄清了一件当时此地尽人皆知的事实：同洋人根本没有打过仗，而全城的屠戮流血只限于杀了一个人。然而在六十英里外，流行且被人深信的传闻，恰同我们屡屡听见的太平军屠杀之说一模一样。由英军近二十年的经历我们知道：中国城市被强力占领时，通常都有大量人命丧失——有人先杀全家再自杀；有老幼妇女自尽；又有人出于无端的恐惧，被驱入深渠大河，徒然想游过去。就在几个月前，本租界的华人区里，因忽然有人叫喊太平军进来了而起惊扰——其时太平军一个也不在二十英里以内——就有几条命几乎这样丢掉。

「由中国人这些习性可以推知：本省被太平军占领的许多人烟稠密的城市里，妇孺以及成年男子等非战斗人员，必有大量人命丧失；访问过这类城市的外国人在河渠中见到许多并无伤痕的尸体，也支持这一推断。但若说太平军直接处死的非战斗同胞的比例，或他们不给武装者活路的程度，超过英法内战中革命的一方，那么我完全确信，这只是敌视他们的外国人出于偏见，把大清一方别有用心的诬词重复一遍而已。

「前些时候已可得出一个确当的结论：在太平军占领的地带，生命财产的保障必比大清占领的地带为好。我们知道太平军早已放弃了他们一八五三年所行的全民征兵之法——正是那套办法使他们的逼近当年特别可怕。我们知道他们靠自愿投效来维持战斗力量，并且极力设法使村镇居民一般都安于旧业。既然如此，显然太平军比大清更能保全地方的治安。因为前者的主要官员，其大多数本身不但是战士，而且差不多是他们当中最能打的人；他们的地位正是靠武功得来的。在他们自己一党之中，没有人敢对他们公然违抗。那里或许全无欧洲军队所特有的操演与战术，但那种在于严守号令的纪律却必定是有的。另一方面，大清一方的主要官员，即那些文武官，其大多数差不多是他们那一党中最懒惰、最胆怯、最不会打仗的人；而我们知道，他们不得不用东南沿海改行的海盗充作主要的战斗人员，而这些人连同其部众并不满足于官饷，还要违逆其软弱雇主的意愿，向他们受雇保护的太平百姓索钱，甚至径行抢掠。

「这些推断已被近来无可置疑的经历充分证实。杨格非先生是一位有学问有见识的英国传教士，两三个月前由上海到苏州，又由苏州到南京，在南京住了七天。杨格非先生向太平天国的官员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所据的那些有城墙的城市，为什么旧日的商贩工匠等居民都走得这样干净？所得的答复大意是：那些城市已变成要塞，为从满清手里重取全国计，非守不可；既然一度弃空，便不再许居民回来，因为若让人以商贩等名目进来，城里便可渐渐填满敌对的势力；但一旦他们自己的进展把疆界推到别处，他们自己也极愿见这些地方重有太平的居民。眼下，凡愿留在村庄、乡镇、不设防的市镇而安顺服从太平天国治理的人，他们都在尽力保护。

「这些解释与陈述，完全为情势的性质和杨格非先生亲眼所见的事所支持。他在太平军所据之地前后共约一个月。他走过那片地方约一百二十英里的路程——由青浦到南京——夜间同白天一样赶路，身上全无武器，从未受过侵扰。他看见乡人安安静静地照旧做活；而且——这是他们同太平天国治理者之间彼此相安的一个证明——他看见太平军大队从一处移往另一处而不使人恐惧，三人两人成队而行也无人袭击。在苏州，杨格非先生和随他同行的一位有学问善观察的中国人——我曾详细询问过他——都看见真正的地方士绅成群前来，向文职长官表示归附太平天国。

「反过来说，大清防线这一边的地方情形如何呢？官员为军事而加的征敛，不但抵得上太平军可能作的任何同类索取，而且众所周知，到处盗劫横行。十月末我沿长江上行约九十英里，途中亲眼有充分的机会看到盗劫之盛和乡人之惶恐；而四面不断传来的消息都表明，这种不法的暴力之势是在增长而不是在减退。

「太平军在中国本部究竟占了多少地方、哪些地方已无大清官员或军队，无法说定。但要证明他们有资格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我们有这样的事实：他们的军队北上山东、南下广东广西、西入四川，都在得手；而东面能阻他们直抵大海的，只有上海的外国军队。

「关于太平军的宗教，这里无须多说。作为当代史的一段来看，在这片儒、佛的古老根据地上，一种广布《圣经》的太平天国基督教竟兴起并进展——不论它确切的性质如何——这是人类史册所呈现的最有意味的景象之一；而若太平军果真成了中国人的治理者，它更将证明是最重大的景象之一。一个外国的官方人员，若其性情或其所知之有限使他能对这景象漠然视之，那就必须断定他在心智上不配他所选的这门职业。但除了作为一段极有意味的当代史，我们与它并无关系。我们若因太平军所奉的教义而助他们，便是以刀剑传教；我们若因此而攻他们，便是从事宗教迫害。

「还有一端虽与我们并无直接利害，仍须考虑，就是太平军对我们的态度。在这一点上，证据连绵不断，始终一致，而且令人极为满意。有三四次，外国兵船事先全无通知，径直驶到太平天国设防之处的江岸炮台跟前，他们便行使了一种权利——任何交战力量都固有的权利——力图把一支可疑而且对他们的防御手段而言十分可畏的兵力挡开。可他们一听说面前并非其大清之敌所雇的外国轮船，而是中立外国的政府船只，每一次都立即停火。他们的上级官员曾充分说明：外国中立的船只若先派不带武器的小艇在前，便不会受到射击；凡照此办的，他们都守了信。至于休战的白旗，以为西方世界这个纯属约定的信号能为太平天国每一座炮台的守将所知，实在荒唐。但太平军即便知道它，也完全有理由不理它：他们所对的敌人，会毫不犹豫地派他自己的外国轮船进来开火或登陆进攻，而每根桅顶上都飘着白旗或英国旗。自我一八五三年四月初次在南京上岸，直到最近上海商人往苏州的那些行程，一个或几个不带武器的外国人走近太平军前哨的事例不可胜数，而他们所受的接待从来都是和平的；并且有好几次，本怀偏见、并非友人而去访他们的，被接待之友好感化成了他们的祝福者。

「六个月前他们曾大举出现在上海城下，但我有充分理由确信，他们是被某些外国人哄去的：那些人想在他们同我们之间挑起无可挽回的敌对，并且给了他们希望，说我们会把这地方让给他们。他们向城头上混在英军之中、不断放火绳枪的中国兵开了几枪，并未奏效。但凡他们面前只有英军的地方，他们根本不放枪；外国兵一个也没有受伤，而太平军却有若干人被我们的火力打死。最后，自他们退走以来这半年间，外国人在他们那里受到的接待，即便不像从前那样满怀希望的热忱，也同从前一样和平、一样有礼。

「我们有一长串无可驳倒的证据，证明太平军确实殷切盼望同我们有友好的商业关系。此事众所周知，以致敌视他们的外国人不得不以一种奇特而盲目的巧智，设法把它反过来用在他们身上。有人辩说：『这全是假装；他们若自信强得足以占便宜来攻我们，就一定会攻。』我的答复是：倘真如此，太平军在这一点上同俄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有什么分别？英国人从这些国家所受的和平有礼的接待，是出于纯粹的友好，还是出于政略？他们若自信能占便宜，会不会来攻我们？我们的海峡舰队、我们的要塞、我们那十五万义勇又是为什么？

第十六章（下）　传教士的见证

「数年之前，一支不大的英国陆军与一支海军分舰队在大江一段上行动，或许还能使满清把中国这一场特定的反抗其统治的举事压下去；可如今则须有一支庞大的轮船队，在大江及其较大支流约一千五百至二千英里的水面上行动，并须二万兵，分成三四支完整的小军，在上文所说大致为太平军所占的那片地方的不同处所行动——那片地方南北约八百至九百英里，东西约一千至一千一百英里。这将成为英国所曾从事的最麻烦、最耗费的战争之一；就直接开销而言耗费，就对我们贸易的后果而言则更耗费；因为所论的这一区域，实际说来，产出我们茶与丝出口的全部，又消纳我们制造品进口的较大部分；而我们在此用兵的结果，将是使它遍地无政府与荒芜。」

从这份公文可以看出，英国政府用以对太平军开战的每一条根据，都被明白地驳倒了。最后一段，在少数几个偏执的拥清者看来或许是夸张；可当他们看一看中国现今——一八六五年——的情形，看见太平军仍在胜利地同满清争雄，看一看大为减少的丝的出口，看一看中国各省遍地的起事，他们便难以否认：密迪乐先生认为要压下这场革命须有「一支庞大的轮船队」和二万兵，所见是不错的。

至于英国这番干涉的正当与否，几乎无须再说。太平天国起事的交战地位，在它发生之后立刻就被承认了：英国既对一个正在作战的力量保持中立，这就是承认；更何况英国的代表曾寻上太平天国当局，同他们订下中立的保证。可是，英国政府一面公开承认革命者的交战权利，一面始终回避对自己的声明作严格的解释，并暗中支持满清，从而使自己成了战争的一方，自居为满清的同盟。

太平军完全有资格享有同清方对等的权利，无论在公海、在中立水域、在通商口岸，还是在别处。他们在南京有稳定的政府，有辽阔的疆土，有好几个口岸；既然如此，凡给予或容许内战中另一方的任何一项特权，他们都应当享有；倘若英国当局行事光明，他们也就会享有。西班牙的殖民地脱离西班牙时，巴西反抗葡萄牙时，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时，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者时，美国南方诸州脱离联邦时，圣多明各起而反抗西班牙时，那不勒斯人反抗其政府时——这每一件事以及无数别的事例中，交战的每一方都作为一项权利，从中立各国得到了对等的待遇。

倘若英国和其他中立各国照自己的法度行事，它们本该承认太平天国的独立，因为被逐出去的满清政府在合理的期限内绝无收回其权柄之力，这是很显然的。不止如此，当时人人都承认：鞑靼人若无外人相助，必被推翻；而正当这一结局成为定局之际，英国却被拖进去帮了他们。说起义者占领通商口岸会危及英国人的生命财产，这个借口已被一八五三年上海的陷落和一八六一年宁波的陷落证明为虚。另一个还算有点分量的借口，便是「可能损害贸易」那一条；可这能算充分的理由么？上面所举的各次起事，英国都保持中立；那么为什么偏要她单在中国自居有干涉内争之权？为什么不为了贸易、为了阻止所谓的叛党征收税饷而干涉美国？既然原则同在中国所行的方针毫无关系，为什么在别处就要讲原则？或者，何不索性夸口说：英国怕干涉美国，所以不干；在中国则不怕，所以两样办。

《上海时报》是一份大体上支持政府的报纸，它在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五日那一期里这样叙述对太平军动武的开端——

「我们相信，何伯将军是本世纪第一个采用不宣而战这种不像军人的做法的英国军官。既已依文明各国的惯例承认太平军为一种力量，他就该在动屠刀之前，给他们退却、降服或遭屠戮三者择一的余地。这他没有做。清军在大沽怎样待他，他就在闵行怎样待太平军。当年清朝将军在大沽的行径，正直的人都加谴责；若荣誉的法度自那时以来并无改变，那么在最近这两次对太平军的攻击中，它已被严重地践踏了。」

前面某一章里我们已谈到英国驻华公使的虚妄之言，说「各色观察者」都谴责革命者的宗教；也谈到他同样毫无根据的说法，说艾约瑟和杨格非两位牧师受到了「不客气的接待」。下面伦敦会杨格非牧师的几份报告，不但要揭破卜鲁斯先生言之不实，还要为太平军的基督教信仰、英国政府方针之恶劣，以及整个传教界令人骇异的冷漠，添出许多证据。

杨格非牧师在给本会秘书的一份报告里，署「上海，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说道——

「他们」即太平军「不但在庙宇里造成了空虚，也在百姓心里造成了空虚，这空虚还等着填满。这正是传教士的事业——倘不是本口岸各国代表那种莫名其妙的方针，这事业本可以立刻就做起来。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已完全达到。

「我的目的是从首领那里取得一纸宗教宽容的诏令。这我已取得。它充分准许各派传教士进入起义者的疆土并在其中居住，以从事传教的事业。文辞有些地方夸诞，故可非议；但其质朴的意思是对一切基督徒——无论新教或公教——完全宽容。『我看传教士是诚实忠信之人，与基督同受苦难而不以为意；因此我极看重他们。』诏令中有这样的话。接着便是命令各主要官员传令一切兄弟善待传教士。我在苏州出示此诏，问诸王可否助我得一所住处、一所礼拜堂等等。他们说：『好，你来，一切都妥。』此诏原件由幼主亲笔所写，盖有其父之印，现随函寄上；一有便船，我便为你备一译本。我坚信上帝正借起义者在这片土地上拔除偶像崇拜的根，并要借他们之手，与外国传教士相辅，栽上基督教以代之。愿我们在英国的弟兄为中国的祈祷比以往更加恳切。倘这些人成功，这片土地上偶像崇拜的日子便数得出了。我完全确信：他们若能在江苏一省的境内把秩序立起来，不出二十年，此省在名义上便是一个基督教省份。对其余各省，同样的话也说得通。」

这就是杨格非先生所说的那道诏令——

「中国起义者首领所颁之『宗教宽容诏令』。〔注二〕

「『奉天父上帝之命、天兄基督之命，并奉朕父天王之命，诏谕全朝文武官员及众兄弟知之。朕父上帝与朕天兄基督之真道，即天国之教。基督之教，即新教，与天主之教，即罗马公教，皆在其中。普天之下，与朕父及朕，同为一家。凡以友爱和睦遵守天教规条者，许其前来相见。今据朕之叔父干王、赞王、忠王等所上奏章，知外国教士杨格非及其友人，仰慕天国，敬信朕父上帝与朕天兄基督——感其赐我权柄、威能与奇迹，远近之人皆已敬闻——特为求见天光、瞻仰上帝与基督，并请准其广传真道而来。惟念此时正值用兵，兵丁四散各处，朕实恐教士随杂乱之兵而受伤，以致生出大患。然朕确见此等教士乃诚实忠信之人，与基督同受苦难而不以为意；因此朕极看重他们。

「『著诸王传谕一切官员人等，务皆以友爱和睦相待此等人，万不可生争端衅隙。使众咸知：天父上帝、朕天兄基督、朕父与朕，同为一家；并务将此等教士待之极厚。

「『钦此。』

「附记：干王对我们说，首领切望其子于传播福音一事生出关切，故命他亲笔写此诏……

「『见天光』与『瞻仰基督与上帝』这些话，其解释在于：南京乃天朝的耶路撒冷。我问干王，上面这道诏令是否把起义者的全部疆土——南京亦不除外——向传教事业开放。他答说是的……

「如此，就起义者自身而论，上面这道诏令把他们的全部疆土向传教事业开放了。文辞这里那里有可非议之处；然而有一点十分清楚：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无知，而是对他们同我们之间的分别睁着眼睛的。」

在一封比上面所引迟十二天的信里，杨格非先生说出他不去住在太平军中间的理由——

「我自南京回来时，本打算若办得到便去住在那城里；可再三思量，又同当局中人略加商议之后，我得出结论：此时就去未免太早……我从可靠处得知，长江即将开放，汉口、九江二埠将成为设领事之埠。另一支远征队就要上江去，然后便将定下如何对待起义者。他们或被当作朋友，或者相反，被当作敌人。若不以朋友相待，我确信那将是我们的过错，因为尽管我们在他们到上海时那样待他们，他们对我们仍怀着最亲善的感情。」

我们以三段短短的摘录结束杨格非先生的报告：第一段清楚表明，英国的传教士若尽了本分，本可以做成多大的好事；第二段则大有助于确立太平军胜于满清之处。

一、「起义者进展迅速，而且，正如你从我的日记里将要知道的，他们决意在这片土地上拔除偶像崇拜的根，并栽上基督教以代之。前一件他们会以强硬之手做成；后一件也不致落空——只要各教会与传教士对这场大运动肯尽其本分。」

二、「他们无疑有重大的缺陷；但在各方面——宗教、政治、社会等等——他们都比清方早了几百年，我不能不愿上帝使他们顺利。」

杨格非先生报告的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摘录，取自一份署「一八六一年二月二日」的报告；它把英国如今不得不明白、而每个明理的人早就完全懂得的事，充分预示出来了。杨格非先生说——

「鞑靼人此刻手上忙不过来，这对我们是幸事，因为新订条约的价值全系于现存王朝的衰弱。鞑靼人恨我们，恨得永无餍足；他们若有力量，明天就会不顾条约重开战事。照他们的信条，对『蛮夷』失信不是罪而是德——只要借此能使之受辱被逐。对满清我们无可指望，只有可怕。他们是基督教与文明的死敌，并已横下铁一般的脸来与二者相抗。他们眼下所能为者甚微。去年南方起事惊人的进展，以及北方鞑靼大军屡败而终于溃散，已把满清的权势彻底掘空。它必要倒。中国没有一种力量能撑住它。另一面，广西的起事必要得胜——只要外国不来干涉。满清要扑灭这团由他们自己的愚蠢与暴虐点起的火，正如要把太阳从天上吹灭一样……

「起义者自身对偶像崇拜的一切形态仍是决意反对的。他们一到，偶像便消失，佛道二教的僧道便不见了。这片土地上偶像崇拜的倾覆，似乎同他们的成败系在一起。中国从未向基督教世界呈现过这样的景象。教会既是为世间保存光与生命之福的，难道要对自己的元首不忠、对自己不诚，而漠然旁观么？难道中国的四亿人要因上帝之民的俗气与死气，而仍留在他们黑暗与死亡的境地里么？」

对这几个问题，英国政府看来是给了肯定的答复。

慕维廉牧师报告中的几段摘录，与别的传教士的证词相合：既说到偶像崇拜在太平军得胜的兵锋下所受的致命打击，也说到他们对基督教的普遍了解；就以此结束我们眼下所引的证据。一八六一年春，慕维廉先生在南京的太平军中住了一个月，在那里不断在城中各处讲道，他这样述说自己的经历——

「有时一天出去几个钟头，听者之多与听得之用心，使我大受鼓舞。看来是有一个根基可以凭借的，因为百姓中已散布了相当多的宗教知识。对那慈悯的消息，他们即便心里没有回应，至少在思想上是有回应的。他们每一步都被弄得熟知天父之名与天父的慈悯——这是靠一种前所未有的做法：把这件事记在每一扇门上。因此，当一个外国传教士把同样的真理讲给他们听时，他们一口应承，并表示衷心赞同。这一切同我们在上海及别处的经历何等不同！在那些地方我们要做的是一片又硬又实的土；无知与抵拒多得满溢。而在这里，无论军人或平民，是有知识的，对真理也有某种程度的领会，这就使从精神上去申明真理成了较为容易而愉快的本分。」

读了这几段，自然令人相信：卜鲁斯先生和他内阁里的朋友们狡狯地造出来的那「各色观察者」，不过就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霍尔姆斯先生一人而已。

传教士的朋友干王在慕维廉先生在城中时出城去了，这件事他是这样说的——

「他将要出城，我前些时便有机会提到他须时时倚靠上帝，并劝他务要恳切祈祷。但在这件事上，他先我而求了：他述说自己处境的试炼与艰难之后，对我说：『慕维廉先生，为我祈祷！』他确实需要我们的祈祷，我相信他这请求会蒙本国许多友人垂顾。」

可怜的干王！唯一为他而发的祈祷，是鸦片商人和在「赔款」上有利害的人虔诚地祈望他与他的同党灭亡。

说到太平天国的妇女，慕维廉先生说——

「沿街行走时，路上所见妇女之多，算得是一桩新鲜事。她们大抵衣着整洁，仪容很体面。许多人骑着马，另一些步行，而且多半是大脚。停下来听我们讲道的也不少，举止无不端正得体。这同从前的情形相比是新的，这一切使人略略想起家乡的生活。倘这场革命能把向来施行的妇女隔绝之制打破，那便是一桩福气。」

我们以下面这段有意味的记述——慕维廉先生自己同一个太平军少年兵的谈话——结束从他报告中所引的话——

「现在该说一两句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与前景的话。从事此事的人说到它的成功，并不夸口，而是镇静而有信心。他们承认道路上的难处，却信靠主上帝，相信自己必被立定。他们并不以为战胜敌人是件容易事；但照他们所想，既是在『天父』与『天兄』的旗下作战，好结局自是当然之事。

「干王的部众正在他府前集齐，一个少年上楼来。我问他是否要出去从军。他说是。『难道不怕受伤或被杀么？』『噢，不怕，』他答道，『天父会眷顾我。』『好，可假使你被杀了呢？』『那么我的灵魂要上天。』『你凭什么指望上天？你有什么功劳能到那里去？』『没有，我自己毫无功劳。这全靠天兄的功劳才成。』『天兄是谁？』『我没有什么学问，』他说，『请你教我。』我便开口告诉他，天兄是天父之子；可我这句话还没说完，他已正确地答了出来。我又问：『基督做了什么大工？』这少年明明白白地说出救主为罪人所做的工：他如何降世，如何代有罪的人受苦受死，为把我们从罪与苦中赎出来。我问他这些是否都信。他答：『当然信。』『你何时入朝的？』『去年。』『识字么？』『不识。』『这些事谁教你的？』『赞王。』『他怎样教导他的人？』『他府中每日有礼拜，在家时、在外用兵时，也常给他们讲道。』『他用什么书？』『他有本朝的若干部书。』『你知道《新约》么？』『知道，可读不了。』『天父的颂赞你能背么？』他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那篇颂赞用质朴的话包含了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本朝有没有特别的律法或诫命？』『有十诫。』『背来。』他背了好几条，背到第六条。我说：『那么，这一诫你们是怎样守的呢？——你们弟兄四处行出这么多残忍与恶事。』『噢，』他答道，『就在野地里对阵打仗而论，那是光明正大的交手，没有办法；那诫命不是指这个。』我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们弟兄私自下乡，抢掠并杀害无辜的人，这又怎么说？』『那很坏，这样的人只会下地狱。』『怎么，他们归附本朝、在同你一样的旗下打仗，也不免么？』『是的，那不相干；凡不遵基督与天父律法的，这些有罪的人就该死、该下地狱。』『可你们归附的人里，不是有许许多多正是这样么？』『唉！这在我们新招的人中间尤其如此，他们心里还没有被真道感动。』『各衙署里，对所属的兵丁与平民都留心教导么？』『是的，京中凡到了懂事年纪的男女老幼，都能背天父的颂赞。』『乡下的人呢？』『短发的人还没有受够教导，但书正在他们中间散发，使他们可以学这些事。』」

这能叫作「渎神而不道德」的宗教根基么？那些这样称它的人，倘能有这位不识字的太平军少年在世行与属灵的信心上的十分之一，就会是更有福的人了；可必须承认，他们的情操与行事很难叫人相信他们有。

原注

〔注一〕参见《关于中国叛乱事件的续编文件·一八六二年》第六页。

〔注二〕原件由幼主以其父之名，用朱笔写在缎上，加盖天王之印。

第十七章杭州陷落

在「威拉米特号」上、闯封锁线、抵达南京、庄严的谢恩、家事安排、菲利普的妻子、求婚、嫁资、婚礼、贸易兴起、清方的腐败、动身的准备、一场私奔、旅途、遇袭、击退、抵达杭州、杭州之克、详情、锦荷、忠王、他错误的方针。

多亏了「威拉米特号」这条替清妖效力的轮船，我们没有再受她那些朋友的骚扰：照约定，她把我们拖过了清军所有的据点。这个人情我付的价钱算贵，可想想我们在那可恶的泥堡所脱的险，想想因被拖过敌人那些不择手段的炮台和海盗似的船队而免去的麻烦，便是再多些也值。倘若我们自己扯帆上南京，夜里就绝不会安生：为防对方有什么敌意的举动而不停守望，加上同满清兵必不可免的几场小接仗所带来的紧张，根本睡不成。

闯南京封锁线的烦恼与紧张，只有亲历其险的人才能彻底领会。帮太平天国的人确实少有什么乐处可作酬报，他们的处境实在远称不上安逸。我和许多人在助这些爱国者的事业时所受的那些险，留下的印记连时间也擦不掉。

也许我们正平平静静、慢慢地沿宽阔的扬子江走着，心里想着家乡，或者在琢磨我们太平天国的朋友如何传布自由与基督教，忽然轰的一声，某座满清炮台的炮打过来了——这是头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已落进那些人的网里：他们要把改良中国的一切指望，连同我们自己的梦想，一并毁去，而且毁得一样满不在乎。这个险过去了，疲倦的人去寻眠，守望的人却忽然发现一支从前做海盗、如今受雇替满清打仗的大船队；与此同时，舱底下的人被朝自己这条倒霉船打来的侧舷炮火惊起。穿过这些重炮船的夹击之后，枕下压着左轮、身边放着步枪的睡者，又要被蜈蚣炮艇的袭击不停地搅扰——那些艇从隐僻的角落和河汊里划出来，或两只，或十只，或二十只，追着过往的船，急着要船上人的血，或要抢掠他们的财物的快乐。

助太平天国的少数欧洲人中，有不少被清军拿住而残忍地杀害；然而尽管有这些险，尽管一旦不幸落到他们手里便必死得很惨，每个人都甘愿去冒，而且完全确信这事业值得任何风险与牺牲。

竟有人胆敢说：使这么多人为支持太平天国而受苦冒险的动机是个人的利益。这种说法之荒谬，只须看一个事实便明白：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三年间，在华商人所得丝茶的主要来源正是太平天国一方；而同清方做生意完全安全，利润一样大，甚或更大。

助太平天国的人之所以宁取这条满是麻烦与危险的路，真正的缘故是：他们一旦同革命者相见，后者远胜满清之处便把他们的同情与积极的支持争取过去了。自然，在太平军中做买卖的人，其交易多半同钱大有关系；但另有一些人，我确信全是出于无私的动机。一个人若真能认识并亲历太平天国那种社会而不成为他们的热友，那倒真是个异样的样本了。

「威拉米特号」是条马力很足的轮船。她拖上我们的第二天傍晚，我们就欣然在南京河口被解了缆，而这条好船继续往安庆去——她运的是刚从英国在华军械库里得来的军火，要用来屠杀那些手里握着英国严守中立的誓约的人。

在河口停稳后，我上岸去拜访我的朋友思王。他热忱地迎我，立刻吩咐仆人为我和我的朋友备下一桌正经的宴席。虽然我急着进城去见玛丽——他向我保证她身体极好、心情极好，在太平天国都城的女眷中极受喜爱，同时还说菲利普自我离开南京以后已经成了亲，叫我大为惊讶——我却不能推却这位可敬主人的好意。

终于，宴席进行之中，思王被城里来的一名信使叫走了一会儿，我便离席，由他的长侄——那是我的好朋友——帮着，骑上他一匹最好的马，往南京去了，留下我的朋友彭君替我告退，并述说我们的历险和上海那些所谓「洋兄弟」对太平天国的打算；这一点思王向来最为忧心。

到了忠王府，我见「天堂」大厅里聚着许多首领，人人都因刚接到统帅的公文、详述海口宁波之克而极为兴奋。我自然急于见我的未婚妻，却仍不得不同诸王一道参加他们正要向那赐一切胜利的大主献的庄严谢恩。这一回也同平常一样——无论胜了还是败了——太平军把这次重要的成功全归于「天父」的意旨。他们因深信自己事业的正义与基督教性质，便绝对倚靠上帝，那份异样的虔诚与质朴屡屡使我震动。不只是广西「拜上帝会」的旧人才这样热切而充满希望，一切真正的太平军都如此，连许多最新入伙的人也一样受这感动。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十二到十五岁的少年，往往是太平军行列中最勇敢、最敢作敢为的兵。从前连妇女也同她们的男性亲属并肩作战；至今她们仍要受营中的苦险。所以，把一切关于太平军动机与行事的事实合起来想，就不难明白：某种强大的感召以极其醒目的方式影响了中国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有人说这因与果都是恶的；另一些不那么自是、不那么苛求的人则说「这是好的」。有人把太平天国这场大革命看作宗教狂热，看作一大批匪徒为了抢掠而结成的联盟；而事实是：唯一的宗教热忱是要把我们的《圣经》立遍中国，唯一的实际行动是设法把这个大帝国从一个连他们最坏的对头也宣称已腐败压迫到无可救药的政府手里解放出来！

「天堂」大厅里的谢恩祈祷结束之后，我很快就寻到内室，欣喜地见到玛丽——她若还能更好，便是比从前更好看、更漂亮了。她很喜欢太平天国女眷的厚意，尤其注意到她们真诚的虔敬和对《圣经》不断的研读。不久她那位形影不离的伴儿锦荷姑娘来了，拐弯抹角地打探我的朋友卢君，叫我们好一阵发笑；我说他不久就可望到来，这使她十分满意。

在园子里散步时，玛丽告我：我不在的时候，她被一位少年首领纠缠得很苦，那是赞王之子，赞王是太平天国政府的要人之一。事实上，他那突发的情热已闹到极不愉快的地步：有两回他的人想把她劫走，最后一回就发生在我回来前几个晚上，那时她正独自在府中园内散步。这位少年首领我早闻其名，是个狂纵无顾忌的人物，可他父亲是极有势力的人物；因此，我虽尽可以向当局陈明此事以免后患，却决意带玛丽同去杭州投忠王，而不愿在可以避免的时候闹成公案、激起恶感。太平天国的刑罚异常迅速严厉，这位首领一经定罪，很可能就要斩首。在动手行我的计划之前，须等卢君带我们的夹板船到来。

当晚我在忠王府后面旧日的住处里，见到菲利普同他的妻子等着我。我有充足的理由为他的择配道贺，因为这位夫人的姿容绝不欠缺。她确实是个好姑娘，比一般中国女子高些，五官很秀丽端正，肤色白，面颊红润，眼睛之黑、头发之长，足以叫最爱黑发丽人的人满意；此外她还有幸生了一双好看的小脚，并没有照清方中国人的趣味弄残。菲利普怎样遇见她、她怎样成了他的妻子，照他告我的，是这样的——

我离开南京一两个星期后，传来安庆被清军攻取、英王战败的消息；英王因与英国的扬子江远征队交涉而耽延，未能赶去解围。南京奉命调援兵到江北岸，以配合英王的退却，菲利普便随队前去，管带他们所携的那几尊炮。

一天，他正随前卫最前面的人，参加攻打一座设防的村落；那村有满清兵顽强守着，居民也助守。遇这种情形，太平军自然把村民当作敌人：战后逃脱的拿作俘虏，财物没收。

把清军赶出那所大宅时，菲利普一只手上受了一处虽轻却疼的矛伤。他进一所屋子找水喝，第一次见到他未来的妻子。那屋子看来是村里最穷的一所，屋里只有这位年轻女子、她年老的父亲和一个小丫头。四周战事正酣，他们自然很惊惶；这位胆小的女儿给他舀水喝时，她父亲扑到他膝前，一边磕头一边求他保护。

菲利普颇为这位中国少女的姿容所动，又以他勇敢而不失温柔的心，真心怜惜她无依无靠，便等到大队到来；从统兵的首领那里讨得一纸护帖贴在门上，使这屋子不可侵犯，然后继续随队前行，留下父女二人向他这颗洋人的头上倾洒中国式的祝福。

我的朋友走得还不远，便想到：后卫——这一回后卫是无关紧要的位置——有很大一部分是新募的兵，许多原是清军的兵勇，入太平军没多久，身上恐怕还牢牢留着放纵抢掠的旧性。想到这里，而且我敢说还带着对那女儿俏脸的鲜明记忆——这样的脸在中国不是天天见得到的——他便决意骑回去，必要时护住那老人的屋子，直到队伍的最后一人走出村子。回去的路上，他遇见好些新兵被当作俘虏押着，因为他们抢屋子、劫乡人，这罪几乎必是斩首；到了那地方，他见许多人正把凡抓得到的东西抢掠毁坏。

菲利普刚看见这情形，他在那屋里见过的小丫头就跑到他跟前，尖声叫着伸出双手，脸上一道大口子里血涌了出来。

他怕是最坏的事，又怪自己没有赶得更快，便留下一名部下照看这可怜的孩子，带着其余的人驰到那屋前。

屋子已在冒烟，几个抢掠者刚放了火；而就在他昔日安乐之家的门槛上，那老人似已没了气息的身子横在我朋友面前。听见屋里有人声，菲利普每走一步都以为要碰见那女儿的尸首，便拔出左轮进去。他来得不迟一刻：到了内室，他见这可怜的姑娘正在几名兵卒手中挣扎。下一瞬，他的手枪便切实地把她救了出来，她披散着头发，昏昏地扑进他怀里。他把她抱到外间，放在榻上，然后转去照看她父亲。老人还活着，可几处可怖的伤口——那些狠毒的凶手用重刀砍的——正把他的命一点点放干，死显然迫近了。

他的部下把火扑灭，菲利普把这可怜的老人移进屋里，由悲痛欲绝的女儿帮着，想尽一切办法要救他。可很快就看得出他的尽头将至；他神志似乎很清，只是好一阵说不出话。最后，在生命之灯全灭之前那一闪的回光里，他用一只已无力的手指着墙板，迸出一句：「钱！——拆了那木头！」菲利普走到他所指之处，发现板缝一道，用剑刃撬下一大块，露出一个洞，洞里一个小包，用蓝色中国布系着。他提起来时，便由分量知道里面必是金子；把它放到这将死的人身边，老人艰难地说出一句：「我——给——你！」随后他唤女儿过来，用最后的力气伸出双臂，握住她的手和这位远西来客的手，勉力想把两只手合在一处，便倒了回去，不久气绝。

同这失了亲的姑娘经过一场凄惨的情景之后，菲利普不得不吩咐把她父亲的遗体浅浅埋了几寸土。随即须立刻赶往已经远去的大军；菲利普追上队伍时，他未来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若独自留在那荒了的村里，无人护卫，带着她的金子和美貌，面对清军或太平军散兵的侵扰，命运是定了的。随军的太平天国妇女很多，这可怜的姑娘便有些同性可以慰解。这支远征队离南京不久，回城之后，菲利普同这孤女便在太平天国的礼拜堂里成了亲，这既成全了他们以为是死者心愿的事，也合于他们彼此的意愿。

我的朋友菲利普就这样既得了妻子，又随她得了一笔家财，因为那个沉沉的小包里有六十多条金条，每条约值三百元。菲利普·博斯——也写作博泽——说他对自己的妻子、眼下的境况和太平天国都极满意，发誓永不离他们。他守了这话，因为他死在这些爱国者之中；而他在希腊的亲属也许再无别的途径得知他的死讯，我便照我所知写出他的姓名，万一这本书落到他们手里，他们至少可以凄然地知道他的遗体安在何处，知道他死得像个英勇高贵的人，是为一桩正义而伟大的事业效力而死的。

我到南京几天后，我的朋友卢君把我们的夹板船平安带进河里，同来的还有三条同类的船，船主是凭我从章王那里给他们的通行票来的。每条船都满载着米和别的粮食。我自己的民船和夹板船里装着属于太平天国政府的米，我们交给了某几位官员照管，我的朋友们便都到城里同我聚齐。卢君到后不久，又有几条船从上海来做买卖；这几条之后又来了别的，一桩正规的贸易便兴起来，延续了一两年。几个月内，这贸易已大到一天来三十条以上的船——洋人和中国人所有的都有——是很平常的事。由这条路得来的大量供给，存进南京宽大的粮仓；仓里始终满着，余下的便散发到本区的市镇乡村，因为太平天国都城四周战事不绝，近处地方很穷困。

满清政府那套作伪腐败的税收制度，早就臭名在外。对外国贸易所施的巨额苛索——直到同英国几番战争才迫出一个较为正规的税则——加上清方辖境每半英里就有一座的掠夺性陋规关卡，每一座都要从一切过往货物的不幸主人身上盗取一笔，不论他是本该凭条约的子口税条款畅行无阻的外国人，还是天生的猎物中国人——这些使中国成了一个巨大的、各自为政的官吏暴行与贪婪的体系。

难怪生性机敏的中国人在欧洲人看来格外狡诈！有钱必定招来做官的秃鹫；所以在通商口岸外国租界的范围之外，举国上下，每一个本地商人和平民都被养成了说谎的习惯，尤其是隐瞒自己真实的收入与境况。

满清行政那无尽的枝杈，从中国每一个偏远的角落伸到中央的权力；那千万条吸吮国家膏血的触手——即那些官员，个个名义上只有一点微薄的俸给，却得了全权去取利，只需每年向皇帝解上一笔定额——虽然各自把自己塞满了赃物，但满清这癌的挤榨与收缩毕竟要喂养北京那个永不知足的核心。想治好或减轻这个病，是没有用的，虽有人白费气力提倡过。唯一的药必定是改朝换代——若太平天国不是被外人恶意阻挠，他们本一定能做到。自满清一代以来，文、武、社会、政治、宗教每一支组织都腐败到无可救药，要改变或改良他们恶政所致的可悲后果，可以无穷地做下去，而结果必是失败。只有一条路能给中国一点治愈的指望、一点幸福的机会，那就是政府的根本改变。

愿外国人行事公正，容本国人把鞑靼人逐出去；中国人由中国人治理，便会得西方文明之益；而且——倘太平天国不被英国的干涉灭尽——极可能归于基督教。

与极其腐败的清方榷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平天国的税收组织：公正、规整而简单。在太平天国全境，凡有贸易的市镇乡村，只设一处关卡。税率向来适中，而这套办法的大好处在于：货物一次完税，便发一张通行票，可以免除此后一切费用与阻碍，径运到目的地。太平天国政府在掌税的衙署一事上，其简明与有效颇值得称许；而他们占有产丝之区期间，贵重的丝贸易能够增长并如此顺利地持续，主要也要归功于他们行政的这一支。

不只凡在南京做过买卖的人都能证明太平天国关卡的全面优长，就是许多如今在英国享福的丝商茶商，也得感谢革命者那些可敬的章程与宽容，才有他们鼓鼓的钱袋。昔日太平天国辖境的每一处榷关，都由一名总办、若干帮办，以及一班很得力的查验、书记和过秤人组成；在欧洲人常去的地方，总有一名或几名通译。米和别的谷物全不纳税，干货腌货的税也极低。其余的土产和一般货物，或按税则或按价值，适度征税。这些章程并不像清方的海关那样只约束外国货物，而是同等地适用于本地人的财产。

在我动手实行忽然离开南京的计划之前，我的一位老朋友狄君从汉口来了，他在那里是一家大商号的首席股东。他带了几条船来同南京做买卖，并议定一事：他要搭我们的夹板船「英太平号」，由彭船长驾驶，另一名欧洲人做大副，这条船替他的民船和我们那条旧船护航。狄君的中文极好，我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宝贵的见闻。

我等彭君带着夹板船和随行各船上行去采买米、食油、腊肉、咸鱼等日用之物，然后才准备离城。

有几天我派菲利普和卢君下乡去买马，终于连我们自己的凑成了十四匹壮马，养在城里偏远的一处，紧靠东北门。自我的朋友兼伙伴卢君回来，我们一直成功地把他的到来瞒住了忠王府里的女眷——只有一个人例外；凭这一计，他同他心上那位——照他的说法是举世无双的——锦荷见了好几次面。这些会面的结果不久就露了出来。

那一天终于到了，定下在这天傍晚出南京。我们从忠王的兵中编成的一支炮队里挑了六名精干的人，随我同伙伴们同行。马匹格外用心照料，兵器擦得极净，又仔细装好弹药，因为历险已教训过我们，锁簧生锈、火器装得马虎是要出事的。一切齐备之后，卢君告我，他已决意把答应同他私奔的锦荷带到杭州，以便使她父亲认可他们的婚事。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他，他又向我保证那位姑娘的心意一样决绝；因此，尽管我很怕这事会损害我们同忠王那令人满意的友好关系，也只好应承。锦荷为了找机会同我们会合，去英王的女眷那里拜访；她们住得很近，故她只带了自己的一名侍女。

正当暮色从城中高高的雉堞和高塔上拉出长长的暗影来时，我们准备到约定之处聚齐。我打发菲利普带那六名太平军兵士先到马厩；卢君同我们的小童阿三在英王府外等锦荷姑娘；我带着我可靠的通译阿林，到忠王府的园子里同玛丽会合。约定总聚的时辰将近，我同我这一行人各带一点行李，从一道小门出园，往那颇远的马厩去。到了约会之处，我见菲利普把妻子带来了，还为她多备了一匹马。等卢君没等多久，他同他那位美貌的出走者及其侍女随后便到。马牵出来，我们一行十五人上了鞍，一声令下，加鞭而去。

到了城门，因为时辰已晚，被守门的人扣了好一阵，虽然我早已从该管的衙门领了可以随时出入的通行票。那几位脾气不好的门官终于出来了，抖抖索索地往背上套衣服——那模样是中国人特有的：他们一般是光着身子睡的，穿了衣服也有个怪习惯，爱把胳膊从袖子里抽出来，缩在身上。抖衣、提袜和开口前先吐一口——吐痰是中国人一大不可缺的习惯——这一套略略平息之后，几个睡眼矇胧的守卒才总算抽开几根粗大的木闩，开了不知多少把生锈的锁和插销，那沉重的门便吱吱哑哑慢慢开了。城门在我们背后砰然合上，我们便纵马往南去的大路奔去；为上这条路，我们先向西转，沿着城墙走了相当长的一段。

中国马虽小，强健耐劳得出奇；我们出发后直到第二天傍晚才正式停下来，而且只因为同行的佳人们累了。我那些真正白皙的女读者不必为这个称呼见怪：她们一位是黄肤的中国人，一位是深色的葡萄牙人，可美貌是无可否认的，身段之好更足使许多欧洲贵妇正当地生妒。南京以南那条路上的山口颠簸得厉害，我们那些结实的畜生却几乎不受影响；夜里在一座残破的佛寺墙根下扎营，把它们半圆形地系在四周，它们便从从容容地啃起短草来，仿佛刚出马厩一样。行李里带着三顶帐篷，这时都搭了起来：一顶给女眷，一顶给我的伙伴们、阿林和我们的小童，另一顶给那六名部下。

生起一大堆火，阿三摆上的晚饭我们将近吃完，忽然轰的一阵排枪打进我们中间，是从正面一座小山顶上打来的——那山正对着我们的营地，俯视着它，相距约八九十码。我糊涂，竟没有选墙的那一边作歇处。我们自然立刻跳起来抓起手边的兵器；太平军的人把马的缰绳收短，把这些训练有素、驯顺的畜生首尾相系，排成密密一列，其余的人把女眷安置在这道活的墙垣正后面。这些措置才刚办好，五十余骑便绕过小山，向我们的阵地冲来。我们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太平军；他们再近些，我们看见赞王之子在前领头。他们的第一阵排枪幸而打得太高；也许是这位首领怕伤了他所追的女子，故意如此，只想闹出一场惊扰，趁乱冲上来把这份彩头抢走。我们回给这进攻一方的，可就不像他们开场那样不流血了。我自己的几位伙伴，连阿林和阿三，都是好射手；那六个人也是挑出来的，以胆气见称，而中国人受过好教练便有那种众所知的手准。

我们一行每人都有一支恩菲尔德步枪或别的步枪，其中两支是夏普后膛枪，个个都能用得极准；因此来敌人数虽多，我们并不怎么怕，尤其见他们只有欧洲造的短双筒枪和中国火绳枪。我们等他们驰到二十码内，对我们的喝问只以「打！打！」的战声相答，便稳稳瞄准，分作两半，一半一半轮番齐射。这事几乎一瞬就了结了。那首领和他六七个部下，连同倍于此数的马，很快滚在草地上——在这么近的距离上，用我们的步枪倒是打不中才难。他们的冲锋被完全击退，我们便停了火；十来个人徒步上前，把倒下的同伴和首领抬走，随后他们都朝南京方向慢慢不见了。他们冲上来时断续放枪，除了擦伤我们小童阿三的另一只胳膊——一只已在泥堡受过伤——和打掉我们一匹马的一只耳朵，别无损伤。

这场小接仗幸而这样了结，我们吃完余下的晚饭，移到墙那一边过夜，派三人值哨到天明。再上路后，我们很快进入富庶稠密的地方；此后几天，我们沿太湖东岸，经苏州、嘉兴府和运河，把产丝之区从这头走到那头，我特别留意到：自我八个月前初访苏州以来，这里有了极大的改善。四处战争的痕迹——拆毁的佛寺总要除外——都已在太平与丰足的进展之前消失；虽然我可能被指为夸张，我却不迟疑地断言：太平天国的治权与行政在中国这些最贵重的地方立起来，使它们恢复了繁荣与安乐，其时日之短，在中国以至任何别国内战的荒残里，从来没有先例。

虽然上一次来时，我所见的已足以使我不再相信那些关于太平军如何糟蹋地方的恶意谰言，可革命者已安定下来的疆土竟如此兴旺，仍几乎出我意料。我知道本年——一八六一年——丝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已多出二万包以上——去年到五月为止这些地方还在清方治下；可那时我以为这大增或许是持货者急于脱手所致。我发觉恰恰相反：这改善全是太平天国占领之功。不到两年，太平天国治下的这些地方所产的丝，比从前每年多出不下三百万英镑之值！在许许多多村落里、在每一户农家，神色欢悦的人正忙着为过冬照看蚕、绕最后的茧，或者耕自己的田。

地方的繁荣虽如此可观，还有一样更令人欣慰、更有意味的，就是人民气象与性情的改变。满清压迫下中国人那一切不好的特性都消失了，他们本来的性格显露出来，把他们的直爽、对外人的好客和天生的好脾气都显在人前。

走了十二天的路程，后一段是坐大运河船，我们到了离杭州一天路程之处。离了水路，我们把马卸上岸，照着不断传来的重炮轰鸣，朝省城方向前行。上到一片高地的顶上，这座城便在十二月一个晴朗清晨凛冽的空气中展在我们面前。可是，正如我们天天所见，自然之美被人类的情欲与争斗损坏了。这座广大的城有好几处在燃烧，浓浓的烟柱像棺布一样罩住底下正在进行的屠杀。我们骑着向前，穿过近处那片秀丽的乡野，渐渐能辨出一队队黑压压的兵马在不绝的炮声与小枪的噼啪声中朝城里冲去。显然，我们正赶上太平军大举强攻的时刻。

我们的兵都说忠王的大营在城西，于是我们朝那方向绕了一大圈。走得不远，一群散乱的人出现在眼前，正从城里奔逃。他们一见我这一行，多数人便转开，仓皇改走另一条退路。留下站住的人正拿矛和抬枪准备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招待，而我们并不是一班游侠骑士、出来寻奇遇、为爱打仗而打仗，便明智地跟着那些逃跑的人走，总算抓住了最后头的一个，问城里的情形。起初这人怕得厉害，什么也问不出来；后来他更怕了，我们便把想知道的全问了出来。他的怕正是毫无组织、未经训练的队伍溃逃时常有的那一种，而在中国人身上就成了狂乱的惊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怕死——论受刑与受死的木然与不觉痛，没有哪一国人比得上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受的训练不够，不晓得怎样在战场上有秩序地送命。他们看见一线脱身之机，一个人一取，全体便像羊群一样跟着跑。

从这俘虏——他同他的同伴都是杭州守军里的清兵——口中弄清太平军刚刚攻下了城，我们便放了他，纵马奔西门。路上遇见许多向各处逃散的人。到了太平军围城壁垒的后面，我们见那里几乎已无兵驻守，剩下的几个也全忙着看管俘虏。我们很快找到统帅的大营，可忠王不在。守营的那几名兵因围城得手而极兴奋，我们从他们口中弄出：忠王已率全军入城，此刻正在攻打鞑靼人的驻防区——那是一个国中之国，城中之城，自有城墙护着，中央还有一座高踞一切之上的内城。我把女眷留在大营卫队护着的一所屋子里，带其余的人骑向城中。从最近的门进去，我们见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阵亡者的尸首；但战斗的声音引着我们到了活人正忙着添死伤之数的地方。

杭州同外界一切交通被断绝，围攻者把每一条给养的线都切断，不幸的守军与居民中饥荒盛行，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落于围城之军。那天一早，忠王便对城的每一座门同时发起大举强攻。苦战之后，攻城纵队在南门和东门得了些便宜，这两处守军中的汉人部分投降了——他们大约是被口粮减到极少而起了这念头。城门一交，太平军便奋勇涌入城中，鞑靼的旗兵很快被赶进他们的内防。围城期间，这座省城有几百名可怜的居民饿死，又有几百人连家小一起自尽。中国的战事向来极少仁慈，得胜的队伍在破城时的行径向来极其凶横，以致在这场内战和同英国的几场战争里，常有百姓大约因被这种后果的恐惧浸透，在根本毫无被侵害之虞时就成批自尽。

我总算及时找到忠王，赶上了对内城即鞑靼城的最后一次攻击。统帅在他的军官环绕中接待我和我的朋友们，显出满意的神色。他的人刚被满清兵打退，那些人作战极其勇敢决绝。太平军有八九尊炮对着内城的城墙，可都设在一处，平射墙垣，故攻城的队伍一上，炮就没用了。我立刻建议忠王把两三尊炮移到两翼，以斜射女墙，掩护他的突击队前进。这事很快办了；我们随下一次攻击的领头人一同上去，欣然见其得手。鞑靼旗兵退进他们城中央的内城，打到最后一刻，他们的妇女也助战，像男子一样打；其中一人在太平军将领凌和本要留她性命时，刺了他一处重伤。杭州守军中的汉兵大部分被俘，满人则几乎战至最后一人。他们在破城时损失极重；最后被赶进内城后，他们的将军瑞昌把剩下的人连同自己炸上了天，鞑靼全军男女老幼尽亡于瓦砾之中。

杭州陷落之后，那些惯于为太平军的暴行哀号、而对满清的暴行视若无睹的反太平天国者，又放纵他们扭曲却生动的想象，痛斥这样不分别的屠杀。诚然，人命损失极大，但除了战死的，无一人倒下；除了饿死的和自尽的，也没有一个非战斗人员被杀。有一桩奇事：那些叫喊太平军残忍最响的人，向来都以清方的野蛮和清方的得胜为乐——这两件事在他们那里本是一个意思。

战斗的最后一响消去，忠王在城中立定大营，我便提起他女儿在此以及她同我朋友的情事。时机正好，因为这正是大胜的时刻，我想这把这位太平天国的大元帅弄到了极好、极宽厚的心境；他只说他要带她回南京，等我们回到那城再把这事定下来。当晚锦荷去见父亲，她同我们其余的女眷同行者一起，住在他本人与僚属所居那所大屋近旁的一所房子里。

新年第一天的早晨，一支大军由侍王统率，朝上海方向派出，奉命占住直到该口岸城墙为止的每一个市镇乡村，然后同英国及其他当局开启谈判——这些当局竟极不公正地自居有权替满清守住一座中国城池以抗中国的爱国者。此后几个星期，忠王忙于在杭州设立太平天国政府的各个衙署，并把占领并守住江苏、浙江两省余下地方的方略定下来。终于，这位统帅——他在太平天国的军事中行动极其精力充沛而迅速，在任何一城很少待过一个月以上——启程回南京，要在那里把对满清用兵的方略进一步斟酌成熟，并同他的王天王商议，领受进一步的命令。

我有充分的机会看出忠王在乡民中已得的极高声望：我们所过之处，人人都出来迎接他的到来；凡我问过的人都说他是个良善公正的人，尊重并保护这片土地上最微贱的农人的权利。太平天国的首领中有许多为平民所喜，有些为人所厌，大家都认为比满清好，可没有一个像忠王那样被人爱戴。队伍开往上海之前，杭州举行了谢恩之日；虽然太平军的动机是正义与基督教的，我却不能不想到欧洲人中间类似的做法：他们战胜比自己弱的兄弟，从来不忘向上帝谢恩，不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还是恰恰相反。

回南京的途中，忠王取的路线把去年攻取的所有要城都包了进去，计湖州、嘉兴府、苏州、吴江、昆山、太仓等地，每到一处都为近来这场要紧的胜利举行谢恩。大约在这时候，统帅犯了他第一个大错。他的错在于把自己兵力的很大一部分拆散，去驻守太平天国所占那许多有城墙的城市，又把其余的队伍调往别处。〔注三〕诚然，他对敌人无所可惧：敌人在野的各军——除了在南京以上长江一线对付英王的那些——都已被彻底击散；可是对英法两国可能的敌对行动，除了那些相隔很远的设防城镇各自所能作的抵抗之外，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等到英国的干涉之计全盘施行起来，这一疏忽便致太平天国于死命。一座城一座城地被英国的炮与兵各个攻下；倘若这些爱国者把他们人数众多却极为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结局或许会大不相同。我不断陈说万一外国动武的危险——我确信额尔金勋爵的在华方针必以此为结果——把自己、把忠王、把许多别的首领都说倦了；可这些可怜的太平军似乎鬼迷了心，执意不肯信那些毫不友爱的所谓「洋兄弟」会怀着如此全无挑动的残忍打算。他们醒悟得何其惨痛！英法两国所负的罪责何其深重！

原注

〔注三〕不过这是遵天王之命办的。

第十八章（上）　「采取攻势」

罗塞尔伯爵的公文、它的效果、「采取攻势」、官方报告、士迪佛立将军、攻打太平军、华尔将军、何伯与华尔被击退、进攻周浦、周浦之克、掠物章程、进攻嘉定、嘉定之克、太平军的损失、报纸的评论、围攻青浦、城中情形、太平军的损失、围攻南桥、围攻柘林、太平军的勇敢、柘林被克、忠王、嘉定弃守、领事夏福礼的公文、公文评议、宁波受威胁、乐德克上校在宁波、他的公文、答复、乐德克上校的再答、进攻宁波的准备、乐德克上校的前后矛盾、他的最后通牒、官方公文、宁波被攻、宁波弃守、报纸的报道。

何伯将军动武之后，又听得太平军攻取宁波，罗塞尔伯爵便在下面这份致海军部的公文里认可了对英国信义的践踏——即认可以敌对手段对太平天国这一交战方守住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公文署「外交部，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一日」——

「因此，本人须向诸位勋爵传达女王的命令：应训令何伯中将防守上海，并在女王陛下海军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其余未落入长毛手中的通商口岸。」

然而在这些训令到达之前——公文署三月十一日，送到北京的卜鲁斯先生手里至少要三个月，再由他转告上海的何伯将军——战事早已深入内地，并已彻底打开局面，尽管起初还曾托称这些行动只是为防守上海而起。

卜鲁斯先生在一份署一八六二年三月四日的公文里以下面这段话陈其己见：「上海受到威胁，其给养被断，而起义者将因我们的消极和他们在宁波的得手而更形大胆，把我们逼得更紧。本人已向何伯爵士陈明：依本人之见，我们对起义者采取攻势是完全正当的。」于是罗塞尔勋爵又一次认可了对他自己前令的违抗，他在一份署「外交部，一八六二年六月二日」的公文里说：「关于对待太平军所应采取的方针，本人须向你传达对你三月四日公文中所陈各见的赞同。」给在华英国当局这样一道「采取攻势」的许可，自然等于向革命者宣战；然而罗塞尔伯爵和他的帮手宁愿暗中行事：既不征求国会的赞同，女王陛下的大臣们也从不屑费神宣布他们的方针。不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举不出任何可资辩解的开战理由——那些在中国践踏庄严誓约的人寄回本国的一大堆借口，并不能算作开战的理由，正如若干细小的过失不足以在英国把一个人送上绞架。

何伯将军把他对高桥那次狠毒的袭击——他称之为「某种道义上的支持」——作为背弃信义与中立之举报了上去；又用下面这番话请求大臣们给他一点颜色上的首肯与支持：「因此本人力请：由阁下与布尔布隆先生要求法英两国指挥官，把长毛从一条线以内的地方清除出去，这条线自吴淞以上长江边的嘉定起，经青浦至吴淞江上的松江，再横过去到长江对岸一座有城墙的市镇。」他得到了卜鲁斯先生的全盘赞同，许他照已开的头，随自己的意思做下去。

卜鲁斯先生此前曾说过，有一条路比任何别的路都更足以「败坏我们国家的声名」；而在这份认可那条路的公文里，他照他素常的坏记性与前后不一的方针，说太平天国辖境与那里的人民「其资源已竭；被他们蹂躏的各省已沦为荒漠，既取不出钱，也取不出给养」——竟全然忘了他几个月前还宣称有「八万五千包」丝是从产丝之区取来的，而那些地方正是他那生动却健忘的想象中的「荒漠」。

将军的报告与公使的答复，都论到那个不久便单单针对太平天国这一交战方而设的「半径」之计，并论到如何进一步扩充与支持华尔的队伍以及新募的雇佣军团。这是官方文书里第一次提到这些如今臭名在外的计划。

高桥的屠杀、半径之计，以及华尔式的受外国训练的武装冒险队的编组，报到罗塞尔伯爵那里时，他又一次走上他在华属员已经铺好的那条路——一套在原则上说不过去、在施行上更坏的方针。〔注四〕在华的官员向来一径违背他们公开训令的精神与字面，然后把已做的事报上去，取得英国政府的批准。

何伯将军一得卜鲁斯先生的支持，便把他武备精良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大炮小炮聚拢起来，又得法国将领卜罗德与统英军的士迪佛立准将之助，热切地继续对武器窳劣的太平军「采取攻势」。对一群英国曾誓言守中立以待的人开战——这场战争从未向英国国会陈报过，而且连向太平军自己也从未宣告过——就这样迅速推行开来。士迪佛立将军担起英法清三方联合的武装冒险行动的总指挥，这完全违背他本国政府命令的精神，因为对何伯行径的认可——署「外交部，一八六二年六月十二日」——要到几个月后才到中国，而且这道训令也只提到海军的行动，那本已由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一日的公文授权了。

卜鲁斯先生在一份署「北京，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的致士迪佛立将军公文里承认了这一点，可同时又促他加入将军的袭击。他这样说——

「显然，在那个日期，女王陛下政府尚未决定要做得更多，只决定以驻在本处的海军力量协助防守通商口岸。」

而要说卜鲁斯先生早在四月二十三日就已收到动用海军力量的训令，是绝不可能的。罗塞尔勋爵授权何伯将军抵御太平军以守通商口岸的第一份公文署三月十一日，前文已提到；可即便假定它当天就离开英国，当何伯将军与士迪佛立将军已采取攻势、并对上海三十英里以内太平军的每一处据点不断进攻之时，它也到不了北京。罗塞尔伯爵最后一道训令，就是那条带假设的、署一八六一年九月七日的——

「若中国政府肯答应不使用这些口岸，防守通商口岸或许是合宜的。」

再回头看那些破坏中立之举无与伦比地发生之时，女王陛下政府唯一明确的命令，便是署一八六一年八月八日的那一道——

「女王陛下政府愿如迄今所行，在中国交战两方之间保持中立。」

这样一来，谁都不能不看出：对太平军开战，不但践踏了英国誓下的信义，而且是直接违反她政府公开的命令。后来政府批准并授权把这些袭击继续下去，尽管他们小心避免对自己的方针作任何爽直的宣告。他们的做法总是：赞同在华官员的侵略行动，却从不公开下令。认可士迪佛立将军对无辜之人那次站不住脚的进攻的公文，分别署「外交部，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和「陆军部，七月二十三日」。然而这些把屠杀的恶名与责任从实际动手者身上移到英国全民族身上的文件，要到九月下旬才可能到北京，再转达给上海的海陆两军指挥官。我们且看在它们到达之前，有多少未经授权、全无必要的敌对行动被干出来。

士迪佛立将军担起这些袭击远征的主要指挥之后，见友好的太平军不肯来打他，便去打他们。四月三日，一支二千二百零七人的英法劲旅，加上何伯与卜罗德两位将军统率的海军分队和十三尊炮，自上海出发，继续「采取攻势」。注定被毁的，是王家寺一座又大又——以中国的战法而论——坚固的太平军营垒，驻兵约四千。炎热的一天行军之后，全军——连拖炮、抬便桥、运额外弹药和近代战争一切必备器具的几百名清兵在内——到了离上海十二英里、离太平军营垒约二英里的一座空村，在那里过夜。次日清早，联军〔注五〕借浓雾的掩护向太平军阵地推进，雾才散时已在工事几百码内立定。这座营垒有十来座或十二座木栅，各有壕沟环绕，彼此又相通。太平军照常等着他们一向视为「洋兄弟」的人先动手。他们没等多久。在恩菲尔德步枪和炮的射程以内、又稳稳在太平军那些不中用的抬枪火绳枪射程以外的地方站定之后，「洋兄弟」便朝那一线工事开起了杀人的火。这些注定要死的守者没有炮，也没有有效的火器，只能尽力还击，在榴霰弹、枪弹等等以可怕的效力倾泻而下的风暴中，勇守木栅近一个钟头。最后，那无可抵御的洋炮把他们从木栅里赶出，损失惨重，又以致命的准头轰他们退却的队伍。进攻与退却之中，太平军死伤六百余人——落在清军手里的伤者统统被处死——而联军死一人，伤一人。

何伯将军把他那宝贵的开战理由立在太平军「可能」毁坏给养上头，而他在关于这一役及随后几役的报告里说——

「所有这些营垒中都有从四乡征集来的大量米粮，均已焚毁，粮食也毁尽。」

进攻王家寺前几天，英国炮舰「火焰号」攻击并毁掉了太平军三百条船，那些船「满载米粮与牲畜」。那么谁才是糟蹋地方的劫掠者呢——未开化的中国人，还是开化的基督徒？可攻打太平军的主要托词，偏偏是他们「可能」去做何伯将军和他的同僚如此切实地「做了」的事。

恩菲尔德步枪能打到多远便追多远，联军随后放弃追击，退回他们前一夜歇过的周浦村。这期间，从这场屠杀中脱身的人又遇上另一个敌人，便是武装冒险家华尔那支受过训练的中国兵的一支劲旅。这位何伯将军的盟友因错过了那个机会而懊恼，决意用自己的人去打另一座设防的营垒。头一仗里派给这位可敬人物的位置，是在太平军逃出英法炮火时截住并杀掉他们。对那些并未得罪人的人而言，幸而他到得太晚。等他以其在场来赏光于他那几位可敬的朋友时，史书未载他们是累了，还是在忙着抢掠，还是在作乐；可确实的是：他们让他独自去打，除何伯将军之外无人相助。

这对无双的搭档一心要立壮举，不顾泥泞、炎热与疲劳，循着错杂的小径，穿过河汊、沟渠和沼泽似的水田，走了好几英里，到了陆家港村附近的长毛营垒前；他们无疑因将军讲述他在王家寺那番骑士风的功业而兴奋，又因他只损一人而放心，便在太平军的木栅前立住。

华尔将军拔出他那把雇佣的剑，把那头美国佬的头发往后一捋，用一种稳操胜券的口气下令进攻。受过训练的中国兵由他们的洋军官带着，冲上去倒也够勇；可这里的太平军没有被炮弹枪弹打掉一半，当时也还没有在同英法的交手中失去自己最好的兵，更没有失掉从前屡胜在人心上留下的效力。于是三次强攻木栅，五名军官和七十名兵丁失去战斗力之后，何伯将军上前来收兵，所得的赏赐是一粒太平军的子弹嵌进他的小腿肚。华尔手上没有那种能把爱国的太平军割倒的无可抵御的炮，便发觉他们虽受训练、虽由洋人统带、虽武器精良，也不是对手。于是鸣号退却，这位英国将军便狼狈地被几个嘴里咒骂着的中国人抬在担架上运走了。

那些长毛居然胆敢把一粒子弹送进一位英国将军的小腿肚——而这位将军正竭尽全力要杀他们——为报这明目张胆的侮辱与狂妄，次日清晨联军把炮摆开，无一伤亡便把太平军从这座以及附近几座工事里赶了出去，杀了约三百人，并照何伯将军所说，把大量粮食烧毁销毁。不只这一次，还有许许多多次，联军行事的恣意毁坏远过于太平军之所为。

英勇的联军对太平军的下一次进攻，发生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回这位可畏的将军因腿伤不能出阵。英、法与雇佣军这一回采摘新的——中国的——桂枝的地方，是周浦村及其工事，在上海东南约十八英里处。进攻的兵力约二千五百人，带十四尊炮，全军由士迪佛立将军与卜罗德将军统率，英国海军上校博拉斯与武装冒险家华尔协助。〔注六〕这些兵登上一队英法炮艇，沿黄浦江运上去，要在别处已造成的那般荒残与流血之外，再造一场。

那是个极好的早晨，队伍在周浦附近登岸后开步前行时，景物似乎很秀丽。他们穿过庄稼未收、丰盈的田地——人家还说太平军可能会糟蹋这些田地呢——走过七八英里笑意盈盈、耕作极盛的乡野，蜿蜒而进。到离村一英里处停下等炮上来，并稍歇以备攻击。

炮到之后，下午两点摆定位置，在五百码外开起极具毁灭性的火，半个钟头长毛便全线退却。这些可怜的人努力顶住那压倒性的弹雨；照一份官方报告所说，他们「断续还击，然未造成任何损害，而联军则在他们中间造成可怕的杀伤」。被无可抵御的炮火逐出工事，太平军分三路朝有城墙的川沙方向退去；这时，照官方报告所说，「皇家炮兵与海军炮以可怖的效力轰击退却的人众」。太平军总兵力不到四千，损失却有六百余人阵亡、三百人被俘——被俘者自然被满清官员残忍处死；联军的损失是零！

太平军那天并没有料到会有进攻；营垒被攻入时，他们的饭还在碗里冒着热气，首领桌上还摊着写了一半的信。

《上海每日航运录》所载的报道说——

「屋舍一经搜掠，便发现大量贵重的珠宝、金、银、银元和华贵的衣服，这些算是官兵正当的——？——掠物。一名水兵得了一千六百元，另有几名兵士各得五百元以上，许多人还捡到金镯、耳环以及别的首饰和嵌着宝石的珍珠。对人人都是一个光荣的掠物之日；我们听说有一位发现了长毛的银箱，内有数千元，他尽兴地装满自身之后，不得不分给人一些以减轻口袋的重量，因为实在重得受不住了——这是财多为患的一个显例。长毛的马群也供应得很足，许多兵士是驮着赃物骑回来的。」

这一切掠夺与对不抵抗者的屠戮——太平军那点防御，结果是一个英国人受伤，而他们自己几百人被杀，照军事的说法把这叫作「抵抗」，实在荒唐——我们务要特别记住：之所以如此施行，是因为他们的事业——其唯一目标是驱逐外来的满清、建立基督教——「可能」妨碍英国的商业利益，以及那「因赔款而生的一时之利」！

刚引的《上海每日航运录》是领受英国政府津贴的官方机关报，它既这样写，那场可耻的情景究竟如何，就不难想见了。这份报纸以各种体例与名目，屡屡被女王陛下政府发行的中国事务蓝皮书引为在华报界的舆论。它的真实性不妨由下面的比较来估量：它在自己栏内就王家寺的屠杀所作的一段陈述，与就周浦的屠杀所作的另一段。两地同在一片地方，相隔只几英里。叙述前一役时，这份官方机关报说到太平军被杀，称之为——

「对那些把自己笑意盈盈的土地弄成一片苦难荒凉之境的贱类，一次公正的报应。」

报道后一役时，它却说——

「远征队在勤勉的居民所播、覆着青青庄稼的耕田间穿行时，乡野的气象看来十分可爱。」

同一切不择手段地反对革命者的来路一样，《上海每日航运录》被它自己的话判定了。太平天国并不需要一个党人来替它辩护；任何不被偏见或银元蒙住眼睛、而肯按英国人素称的公道去把这问题两面都研究一番的人，都不能不对起义者生出好感——只须看那些疯狂的攻击之词如何证明反对者的偏执，看那些不留意的自相矛盾如何证明他们的不实。

为免为赃物起争执，士迪佛立将军与两位海军将领就日后的劫掠之举订下了下面的协议。那些满载而归的英雄——水兵、陆兵、海军陆战队，一个不缺——刚把掠物安放到稳便处，这三位首领便于四月二十二日庄严地聚议，订下如下的正式章程——

「在自长毛手中攻取嘉定及其他市镇之前，应作妥善安排……以收集一切有价值之物，俾在军中公平分配；此项办法应于行动开始之前使官兵周知。」

他们急于试一试这套有章程的猎掠之妙，四月二十七日联军再次出发攻打太平军。这一回他们劫掠的性子在嘉定城发作，那城在上海西北约三十英里。联军共近四千人，带三十尊炮，〔注七〕另有一支由清将李某统率的清军兵勇相助。

联军的前卫被护着嘉定水路的两座小木栅挡住；二十九日早晨，炮一发作，外垒的守者便被赶回城里，抵抗与退却中损了约五十人，欧洲的敌人一路急追到嘉定城下，无一伤亡。

四月的最后一天，联军用来侦察城防并把从上海船运来的重炮卸上岸。五月一日天未明，所有的炮都已摆定，队伍安稳地藏在残破的城郊里，准备用他们打得远的步枪把无从自卫的太平军一个个点掉。前几天所经的乡野，在那份对起义者恨之甚深的《德臣西报》里是这样说的——

「沿一条好路，穿过一片庄稼茂盛的秀丽地方，队伍到了嘉定南郊。」

可爱的五月一日的天光，是在一大群洋炮的轰鸣中迎来的。嘉定虽有城墙，却无炮可守，守军五六千人多半只有竹矛。欧洲的队伍围住城的三门，第四门即被围者唯一的退路，交给清军兵勇把守，受命在太平军逃离英法炮火时把他们砍掉。对三十尊大炮集中起来的骇人火力，守城的人以抬枪的一阵急放相答，却全无效力。倾泻而下的铁雨很快把他们的火压住，把他们从城墙上赶下来；他们损了几百人，杀开把守着唯一退路的清军，逃出了城。为延迟敌人的强攻，给撤城争得时间，一小队太平军兵士高义地留下，为同伴牺牲了自己。这支敢死的小队约一百三十人，守住南门——那是主攻之处——直到欧洲的突击队已上城墙；门楼上三尊二磅小炮一直在放，直到女墙被攻城炮队压倒性的火力轰塌，落下来把炮手埋在瓦砾之下。

被突击队压倒性的推进逼退，这英勇的几十人退到北门——守军是从那里逃出去的；在那里他们全数阵亡，而他们是勇敢地把自己置于敌人与退却的同伴之间。他们多半还是孩子，从衣着之华贵看，显然在自己人中地位不低。我的一位朋友看见三个小家伙，各持一支小火绳枪，每逢一颗大炮弹把一段女墙打塌，便立刻冲上去朝敌人放他们那点微弱的火器。他们太小，够不到墙上的射孔，便等围城者三十二磅的炮弹给他们打出一个洞来用。为避那些致命的步枪，他们从不用同一个洞两次，可到底都被打死了；我的朋友绕城墙经过时，发现他们的尸体紧挨在一处，被一大块塌下来的石头压着。

《德臣西报》叙述这次强攻，说——

「此时景象极为入画。一颗炮弹把近处一片城区点着了；清早的太阳怡然照在庄稼未收、丰盈的田上，队伍登城时法国军乐队奏起乐来。」

嘉定被攻取时太平军的损失是：城内阵亡近五百人；逃出那杀人的炮火时被李某所统清军屠杀二千人——李某把尸体肢解，还要把他们的耳朵拿给士迪佛立将军看；又约一千人被俘，虽是靠英国兵之助捉去的，却死在满清的屠场上。

那项分赃的协议在嘉定攻取时很见其用：在该城劫得近二十万元之物，而勇敢的联军没有损一条命。

《德臣西报》在它「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五日」那一期里，虽误把太平天国的税收——取自赋税、丝等等——当作「穷人的财产」，却很正当地谴责联军所行的那套全面的匪盗之法。它先说到这番干涉的「唯利」与「卑下」，继而说——

「还有一桩可叹之事：我们一面把长毛污为盗贼匪徒，一面却取他们的财宝，在我们自己之间分掉。」

它又接着说——

「这两者中哪一方是更不要脸的盗贼，实在难说：是掠夺百姓的太平军，还是把赃物再夺过来在自己中间分掉、而让原先被掠的人在上海饿着的英国军队？很可以一问：整部战争史上，能不能找出一个同何伯将军现在所从事的这场猎掠游戏一样把一切体统忘得干干净净的例子？如今已显明，对长毛的远征对参加者毫无危险，所以我们大可期望听说有先生们带着妻子姊妹到下一座被围之城的城下野餐，届时让姑娘们去瞄炮，工兵与炮兵之间无疑可得许多乐趣。而这就是那种要用掠物来宽慰疲惫困苦的士兵之心的战争！……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英国在华的事务还在目前这班人手里，英国的骑士精神对中国人民便将永是个深藏的秘密。」

这就是一份向来仇视太平军的报纸的意见。

把船装满赃物，又在嘉定留下约五百欧洲兵驻守，英法两国的武士回到上海，在那个模范租界的酒馆里洋洋自得地炫耀他们不义之财；而他们可敬的盟友兵勇们则威武凯旋地入城，带着太平军头颅的战利品——那是从被英法炮火击败的人身上残忍砍下来的。等这些头颅在外国租界里游示得令人不快、掠物又告尽，或联军的指挥官又想多得些时，联军便聚齐起来，再往一片本可以安乐太平、若不是被他们恶意干涉的地方去作一次荒残之袭。

青浦城在上海以西将近三十二英里，官场却谎称它在「近处」，这回被选中去遭洗劫抢掠。

五月七日，远征队乘英国炮艇自上海出发——顺便说一句，这些炮艇回来时总拖着一长串满载掠物的船——沿江上行二十英里后换乘民船，第二天傍晚到了青浦城下。

第十八章（中）　青浦、柘林与宁波

士迪佛立将军任总指挥，法国将军协助；英国将军虽带着伤，也到场作一名钦佩的闲人。

联军计英法兵二千六百一十三名，带炮近四十尊；华尔的武装冒险队约一千八百名；另有清军五千至七千人，由他们的将领李某统率。〔注八〕青浦守着约四千太平军，脱身的极少。

五月十二日天未明，围城各部连炮带梯，掩护队、突击队都已摆定。他们在深夜与清早悄然推进，清晨四时就位。接着便是开战前那种特有的短短半个钟头的悬待：那一班英勇的、武备精良的英法兵全都脸贴地伏着，稳稳藏在掩体之后，一声不出，怕那些注定要死的太平军万一撞上异样的好运、伤着他们几个。可这时暖热的夏日已在破晓，被围的守军发现了对着自己的这副可畏阵势，便用他们那几尊小炮开起火来，把铸得不匀的圆弹嗖嗖地打过伏着的敌人头顶。

几乎同时，围城的一方用他们众多而压倒性的炮开了火。阿姆斯特朗炮、海军的三十二磅炮、法国的来复炮与臼炮——还有一尊法国六十八磅来复大炮，架在一条吃水浅的炮艇上——分别设在破墙与侧射的炮位上，开始对南门和南墙猛烈轰击。

城在夜间已被清军兵勇围住，脱身无望，被围者便像拼命的人为自己的性命而战那样打。在榴弹、榴霰弹、穆尔索姆弹、锥形弹、隔膜弹、阿姆斯特朗弹以及别的精巧的杀人机械在他们中间轰然不断爆炸的激流里，他们勇敢地守着那四五尊二磅炮，在可怖而狠毒的火力下坚守城墙。这些可怜的太平军为挡那无可抵御的洋炮弹——广东人的洋泾浜话管这叫「双眼炮弹」——沿城墙内侧筑了一道木栅；这栅与女墙之间成了一条通道，上面盖了梁和瓦。可这工事不但没给他们安全，反倒加重了敌人火力的毁灭之效；不过对这些注定要死的人来说，被英国的炮弹当场打死，总比被俘后在满清的刑场上受刑而死好些。一座四尊阿姆斯特朗炮的炮位斜射城墙，几乎每一颗炮弹都穿过屋顶，在女墙与木栅之间炸开，在拥挤的守者中间造成可怕的杀伤。

轰击约一个钟头之后，围城者打开了两处可以攀登的缺口；英法突击队随即前进，由强大的掩护队护着——掩护队朝被围者打着致命的步枪火，而野炮被拖上前来斜射女墙与缺口，守者勇敢地拥在残墙后面要击退突击队，便被成打成打地割倒。首领的两面蛇旗插在缺口顶上，他周围最勇的人竭力要把攻城纵队打回去。此处的杀伤极大：守者才一现身，枯槁一切的排枪与葡萄弹霰弹的风暴便把他们毁了。太平军主要的几位首领都在自己部下的最前面战死；然而抬枪的急火一直放到突击队登上缺口顶、立住了脚；此后，只须说一句：守者是被英国的刺刀收拾的。即便被逐出城墙，仍有几百名太平军兵士在墙根下重整，徒然舍身去想把得手的敌人逐走。

太平军在这场顽强的防守中损了一千余人，联军死二人、伤十人！约二千人被俘，大部分供了上海的刑场，余下的守军总算杀开敌阵逃了出去。俘虏中能战的不到一半。

这最有基督精神、最文明的联军究竟是掠物还没弄够，还是杀同类还没杀到满意，我不敢定说；但我猜这两件事上他们都还没饱。无论如何，洗劫青浦、把不幸的俘虏交给毫无慈心的清军去「优待」之后，士迪佛立将军同他的帮手们又出发去寻更多的荣光、银元和太平军。这些高贵的十字军终于来到南桥这座设防的村落，三位首领中有一位在此丧命。

南桥只是个村子，可因为四周筑了墙，又建了一座小外垒，整个围着堤和干壕，堤壕之间设了拒马与栅栏，若无炮便是座难攻之处。外垒上架三尊小炮，另有几尊分置在中国城墙惯有的几处方形侧防上。此地守军合计恐怕不到一千。

五月十七日下午，英法的阿姆斯特朗炮和别的炮开火，用炮弹把守者从那座小堡里轰了出来。正在此时，村中守军作了一次有气概的出击，可他们只有竹矛和生锈的抬枪，自然损失惨重地被打回去。最后，被围者的火似乎被压住了，他们的墙到处被打开、往下塌。突击队这时照常勇猛地冲上来，持剑举刺刀，去攻一个已被炮弹彻底轰了两个钟头的太平军据点——那里头照说除了几个惊慌的逃者和阵亡者的尸体，不会再有什么。可在南桥这一回，所需的勇气比进攻一方所想的多：他们并没有发现城墙上除死伤者外空无一人、守军已在奔逃，却忽然撞上一支伏兵——轰击期间这支伏兵一直藏在城墙内坡下较有掩护之处。英法兵正小跑着冲上来，最前面几列已到墙根的壕边，太平军忽然从藏处跃起，重新上了城墙，用抬枪、火绳枪和他们所有的几件欧洲造火器开起急火来。守者高声欢呼——或者说吼叫——把准头很好的火力维持了好一阵，一弹穿心打死了法国将军，又伤了进攻者十来人。联军一时受阻，可那无可抵御的整排炮以铁的风暴把城墙扫过，突击队又冲上来，在守者未及重上城墙之前就在墙上立住了脚。接着屠杀便用步枪继续下去，那些笨重的、头上装铁尖的竹矛，作防具比没有还糟。

慈悲似乎从未进过这些基督武士的心——他们还高声斥骂太平军是「嗜血的怪物」等等；因为当胜利加冕了他们那无与伦比的武功，他们从未作过一点努力去救那些无从自卫、并不抵抗的逃者；那些已把兵器扔下的人，有的徒然想躲开或逃离那致命的步枪，有的堵在门楼的一道门洞里，而英勇的胜利者只要他们还在射程以内，便从从容容、轻轻松松地继续把他们打倒。

南桥被攻取时联军的损失总计是：法国将军阵亡，十六人受伤。太平军则在他们确实勇敢然而徒然竭力守卫的岗位上留下五百余具尸首，超过他们全部兵力的一半。这地方一落到手，可敬的胜利者便散开去寻赃物；照一份报道所说，「分成了掠物队，法国人掠一半，英国人掠另一半」。

不义之赃装进船里，联军便开往下一处注定要毁的太平军据点，留一支劲旅看守南桥。这回引起联军贪念、好武之「荣」，或某种不可知的情怀的地方，是一座叫柘林的小市镇，离南桥约六英里，在上海西南偏南二十六英里，离海不到二英里。

五月十八日夜里到了柘林城下，联军开始布设他们强大的炮位，十九日早晨对镇上开火。守镇的太平军约二三千人，用几尊不能移动的中国炮、抬枪和火绳枪尽其所能还击。中午，围城者停了火，以吃食和白兰地自慰。这期间，一位太平军首领以非凡的沉着与大胆，做了一件极其勇敢的事。这位首领看出围城者正忙于何事，便从相对的一面出镇，绕了个圈子，来到敌阵后方，带着几名随从从从容容地骑着穿了过去，把敌人的构成与人数看个清楚。「人人都当他是清军，让他过去了。走近镇时他拼命驰马，回到城里自己人那边。」参与进攻的一名军官这样报道。这位太平军首领并不因欧洲队伍的强炮与可畏阵势而气短，决意守住并卫护他所受的托付，纵然他必已确信自己没有有效的手段可以击退或回答对方的进攻。日子过去了，被围守军最后的指望也随之过去；他们不屑趁机弃镇保命。

二十日天亮，联军所有的炮都已摆定，又开起火来：阿姆斯特朗炮和野炮把守者从城墙上扫下去，哑声怒吼的三十二磅炮则稳稳地打，要开出缺口。突击队、掩护队和狙击队围着这座注定要毁的镇等着，等那狠毒的炮击把一切对他们英勇推进的阻碍都压服。终于，两处可以攀登的缺口打开了，设在两翼的侧射炮位沿女墙倾泻压倒一切的霰弹，凡敢露头的人一概扫掉，攻城纵队便朝缺口推上去。这一回太平军靠几处设计巧妙的防弹坑，得以在墙上留住少数兵。他们在女墙后挖了几道窄坑，上面盖板，板上覆土，一两百人在底下得了掩护。突击队登上缺口、炮火一停，这些人便作了殊死的抵抗，其余的守军也从藏身处出来，奔上城墙助他们。可是这些武器窳劣的人，面对几百名装备完善、从他们崩塌的城墙上涌进来的欧洲人，又能怎样？他们勇敢地倒下，每一寸地都争过。

守者被逐出墙垒或被杀死之后，英勇的联军冲过这座小镇，把墙内的男女老幼不分别地屠戮一空。太平军如此尽力要把围攻者关在外面，结果把自己关得严严实实，于是几乎被杀到一人不剩。屠杀过后，一名随军军官写给《北华捷报》说：「我们进去的几乎每一所屋子里都有死者和将死的人。」

《德臣西报》在它关于此事的报道里称之为：「我们的盟军在攻取柘林时一场极其不分别的屠杀。」《每邮商情报》在它六月十日那一期里说——

「自卜罗德将军死后，法国兵的行事如同恶鬼，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戮。真相要人承认：英国水兵同样犯了类似的、令人憎恶的野蛮之举——不只对太平军，也对毫无恶意、毫无自卫之力的乡人。有一桩极奇异却同样确实的事：太平军对落入他们手中的任何欧洲人，至今从未有过一次报复之举。」

柘林被取，掠物安稳打好包，这些只死一人、四人轻伤的征服者便动手毁这座镇子。

《北华捷报》的通信员在他的报道里说——

「两点钟下了纵火焚城的令，执行得如此迅速，锡克兵几乎来不及把马驹赶出镇外，最后收集的多半只好丢下。」

那些可怜的马是被活活烤死了，这是承认了的；可这位作者接着说火中的城里留下「许多尸体」时，却忘了他在「几乎每一所屋子」里见到的伤者和「将死的人」——他们无疑都烧死在火里。

柘林被毁，英法两国那条杀人与荒残的路径暂时止住了。此前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照莫霍克印第安人的路数，偷袭并攻取孤立的市镇乡村，所遇的抵抗不过各处的守军。可就在他们最后这桩功业的那一天，消息到了士迪佛立将军处：忠王已率大军出阵同他对敌，嘉定已被围，青浦受威胁，清军各处如糠秕遇疾风般奔逃。他匆匆回上海，满清当局陷在那样一种卑怯的惶恐之中，立刻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确实。原来，在士迪佛立将军采撷桂枝的那些日子里，清军几乎把全部可用之兵集中到嘉定，又推进到下一座太平天国的城池太仓，在那里被彻底击败；近二万之众只剩几百人逃出，被追了约三十英里，一直逃进吴淞村，躲到联军的炮火保护之下。

因此，又因满清当局连联军从这些爱国者手里攻取的地方都无力驻守，士迪佛立将军便率一支英军劲旅去解嘉定之围。到了离城几英里的南翔村，他们不断受围城的太平军攻击。不过在这一切进攻中，来攻的人都被步枪与炮火以惨重损失打回去，英方只死一名印度兵、伤四人。这时既已显明太平军大举在野，嘉定的交通在他们手中，青浦与松江两镇也已被围，士迪佛立将军便决意弃守嘉定；在援兵到来之前，停止对太平天国各据点的袭击。

现在我们须暂且转到别处，记下太平天国这出戏的另一幕。当联军践踏他们的誓约、他们的命令以及文明人或基督徒通行的法度与惯例之时，宁波的太平军同别处一样，谨守他们一切的承诺，并力求同外国人建立友好的商业关系。

读者当记得：太平军攻取宁波时英国传教士自该城撤出一事，前文已提到；也提到领事夏福礼先生那个居心不善的理由：「此举将使我们日后同宁波太平军的关系大为简单。」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那「日后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夏福礼领事奉卜鲁斯先生之命，就太平军的品性具报；而他连在公开的公文里也受了促动，便即刻放纵他对这些人的敌意。夏福礼先生这份公文中较为显眼而有特色的几处，不妨尽量简短地看一看。

载有夏福礼先生这番剖陈的公文署一八六二年三月二十日，距太平军占领宁波约三个月，而且是在何伯将军及其友人对他们开战之后。

夏福礼先生说——

「太平军在『良好政治』的方向上没有迈出一步，〔注九〕没有作过任何尝试去组织一个政治团体或商业机构；在他们任何一桩公务行为里，都找不到一丝一毫近于秩序、近于行事有常、近于用意一贯的痕迹。」

而在一份署「宁波，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文里，他曾这样说——

「他们甚至已设立了一处本地榷关，宽限十天之后将向中国人征税……有人向我报称，起义者打算在本口岸设立一处外国榷关，据说这是他们所喜的主张之一，并且是他们攻取宁波的方案的一部分。」

又说——

「太平军有一支正规编成的队伍，凡派往任何特别差使的人众，其核心都是从这支队伍里抽出来的。」

夏福礼先生以异乎寻常的自满，自命公正，接着宣称他是「以清醒的理智、不带感情地评断太平天国的」；可同一段末尾他又说，在宁波「这三个月造出的是毁灭、荒凉，以及凡在太平军跟前、或落在太平军毒害之下的一切之中每一条生机的消灭」。再往下只几行，他又说——

「显然，一个经十年充分试验而被发现一无所产、一切皆毁的党派，不能妄想持久，也不能即便间接地被纳入万国之谊。」

既然卜鲁斯先生自己报称有「八万五千包丝」是从那些「一切皆毁」的人那里得来的，既然太平军确实「妄想持久」——而且想得如此之真，以致非有英法两国助满清，才救得满清不致全灭——那么夏福礼先生的「清醒理智」，说得最轻，也似乎很可疑。

这份正在评议的公文，是向来所出的自相矛盾之词中最异乎寻常的一篇，实在该在大英博物馆或某家古玩铺里占个位置，作为一位再三要让读者放心说自己绝「无偏倚」之人的「清醒」之作。离上面所引那段不过五六行，夏福礼先生竟敢声称：「我再说一遍，我并无这一面或那一面的偏倚……」随后他说——

「我在同他们」即太平天国诸王「的公务往来中，发现一种粗率直爽的诚实，这在同清朝官员多年的公务交往之后，是完全没有想到、令人惊讶的。」

可就在紧接着的一段里，他又这样说他们——

「生性多疑的太平军，在别的怪处之外，还有一种隐藏与一概保密的本领，在中国遇到这样的本领真是稀奇。」

夏福礼先生要证明太平军兵士的掠夺习性，便造出下面这一段——

「问衣着体面的太平军兵士喜不喜欢自己这一行，所得的回答向来是这样的——

「『我何以不喜欢？凡我想伸手去拿的东西，我自取之；若有人来干预，我就把干预的人的头砍下来。』」

我们且把休利特先生就他在余姚使太平军之行给夏福礼领事的报告放在这段旁边——那是太平军正向宁波推进之时——

「我们沿途只见少数尸体，其中有些是他们自己的人，因抢掠与放火被拿住的。」

要诋毁这些基督徒爱国者的社会法度，夏福礼先生又倚仗他那造作的本领，写道——

「阁下无疑知道，太平军中严禁婚娶，此与吸食鸦片同属死罪。」

而夏福礼先生作此虚妄之言，眼前明摆着一八六二年所刊、蓝皮书《中国的叛乱》第四十五页上的「天王谕旨，定各等级妻室数目之制」，那谕旨开头便是——

「朕前已定婚娶之典……」

这位无偏倚的官员以几句同样平和的结论，结束了他清醒而不带感情的宏论。例如——

「因此我今不辞冒昧，一次说定——而这意见我已坚持十年，前后一贯——太平天国的起事，作为一场政治或民众的运动，乃世间所曾见最大的妄诞；太平天国的教义，作为一种信条或伦理，乃世间所曾见最庞大、最渎神的欺诳……过往的记载里再没有这样黑、这样坏的东西：以宗教之名行此等可憎之事；此等装模作样的丑剧；此等伴着小丑把戏的恐怖；又在血与高度悲剧的大事之中织出这么多轻薄的蛛网。」

倘若在对太平军还一无所知之前就形成的一个意见、顽固坚持「十年」，便是夏福礼先生所谓的「清醒理智」与「无偏倚」——而他宣称正是如此——那我们很容易相信：这么长时间的「不带感情」的反刍，已把他一度或许有过的一点理性与宗教毁掉了。他的党见甚至使他自己招致他如此虚妄地加于太平军的那条指控，即说他们的教义是「最庞大、最渎神的欺诳」等等；因为太平天国的教义取自我们的《圣经》，一切要紧之处都同我们自己的一模一样，而这教义便是他们的「信条或伦理」的全部。

夏福礼先生自称是「一个明理而能推论的英国人」，接着宣称这场革命是——

「一场血腥的劫掠，一场遍及全国的扩大了的匪盗，烧、毁、并杀尽一切有生命之物。」

而只隔几句，他便以惊人的手段把死者弄活了——

「他们一来，无力自卫的居民便伏下归顺。他们一走，百姓又出了气，欢喜起来。」

俗语说「有其主必有其仆」，夏福礼先生似乎像卜鲁斯先生像得惊人。卜鲁斯先生说过「每一处地方都被太平军全毁了」。夏福礼先生便以「杀尽一切」和「一丝一毫痕迹都没有」的宏论相和。卜鲁斯先生在一份署「北京，一八六二年四月十日」、把夏福礼先生这份宝贵之作转呈罗塞尔伯爵的公文里，就太平军说——

「有他们在，便无商业可以并存；同一伙被纵容着为所欲为、而名义上效忠于一个无知凶暴的狂人的海盗与匪徒，也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关系。」

他又在一份署「北京，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八日」的公文里说，他们在任何地方，所到之处必「伴以贸易凭借之物的全毁」。

说也奇怪，士迪佛立将军虽是屠杀太平军的主帅，却在一份署「上海，一八六二年七月三日」、致陆军大臣的公文里，以下面这段话把卜鲁斯先生和他的领事所想象的荒残完完全全地驳倒了——

「欧洲人仍到长毛地方去做买卖，所受待遇有礼；近两周内有大量丝运进上海，贸易似在兴旺之中。」〔注十〕

夏福礼先生以下面的话结束他那「以清醒理智、不带感情」所下的断语——

「阁下尽可放心：唯有当我们把这场运动当作大规模的陆上海盗来对待——那种为一切人所憎恶的海盗——并因此动用同这个大帝国通商的基督教文明各国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把它从地面上扫除，我们才会对它有正确的估量，才算对它完全公道。」

这就是那位声称自己「无偏倚」、无成见之人所自承的情操。

虽然太平军占领宁波实际上使出口贸易增长了，虽然连夏福礼领事也承认该城是以「惊人的持重」攻取并守住的；可一旦何伯将军与士迪佛立将军把战事打开，那么宁波仍在太平军手中，他们的图谋便不可能得手，而守上海却不守宁波那种前后不一的方针也不能再延续。于是，为断绝太平军在这口岸所得的给养与军火，并为推行既定的敌对方针，英国当局决意一有机会便把他们逐出宁波。既然革命者谨严的行事与友好态度提供不出动武的缘由，便须造出一个来。这是怎样办成的，下面的记述可以说明。

有一天——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方将军自南京回来，城中放礼炮致敬，似乎有几名太平军朝外国租界方向放了几枪。随后便有人报称这几枪在那一带打死了一两个中国人。不过这事看来很可疑。无论如何，此事立刻被英国军舰「斑鸠号」的克雷吉中校提起，他为此致书诸王，得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复，内称——

「谨向贵官保证：一经查出犯事之人，本官必严惩之。望贵官此后不必再以此事介意。」〔注十一〕

四月二十六日，乐德克上校奉何伯将军之命，率英国军舰「遭遇号」自上海到宁波。由当时这位将军的行径，由对太平军这场战争的全部情形看，道义上可以确定：派乐德克上校带援军到宁波，正是为了把他们逐出去。他到后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日期是要紧的——乐德克上校这样致书统领该城的太平天国诸将——

「『遭遇号』，宁波，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先生：我们已自克雷吉中校处接得贵方关于放礼炮时弹子偶然射出的来文……以及黄将军的来文。此二文都如此令人满意，如此足以使我们感到贵方愿与英法两国保持友好关系，故我们谨奉告：我们将不坚持拆毁江嘴的炮台，〔注十二〕但仍要求贵方把炮移走……

「我们再奉告贵方：我方诸长官殷切愿望在宁波保持中立，〔注十三〕并与贵方和好。在最近这几桩事之前，他们对贵方的行事无不满意；贵方尽可放心，友好关系的破裂决不会出自我方……

「乐德克署。」

正如国会议员赛克斯上校在他所著《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事》一书中极公正地指出的：虽然看来难以置信，就在上面这封宽免了此前一切过失、并表示殷切愿望保持友好的信发出的第二天，乐德克上校便忘了自己的承诺，向诸将发出下面这封信——

第十八章（下）　宁波被夺

「『遭遇号』，宁波，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先生：」——他先提到放礼炮时射出枪弹一事，接着说——「我是带着一支相当的兵力被派到此地来索取道歉的……与此地统兵各官商议之后，我得出结论：外国租界现正受到一座大炮台的严重威胁，该台正在城墙外一处江嘴上修筑……故我不得不要求贵方立即将其拆毁，并将现今架在对着我方租界的城墙上的全部火炮一并移走。我方将军嘱我奉告贵方：若因贵方人等的敌对举动而迫使他同他们冲突，他将深为痛惜。〔注十四〕他将极不愿诉诸武力——？——因为他并无意、也不愿干涉宁波的清方与贵方；倘清方来攻此城，我们将完全中立，甚且不许外国租界藏纳清方之人。」——此后他威胁说，倘二十四小时内不把火炮与工事移去，便要毁掉炮台、攻取宁波；乐德克上校以下面这段作结——

「俟我这些合理的——？——要求办到之后，望贵方具报……

「谨此等等。

「乐德克署。」

须记得：乐德克上校二十七日已接受了那道「道歉」，并答复说「我们将不坚持拆毁炮台」。前一天已正式撤回的要求又重新提出，这使太平天国诸将确信乐德克上校是决意要同他们闹起来。这位军官再清楚不过，正如赛克斯上校说得有力的那样：「凡血管里还有一分战士之血的人，都不会答应这样侮辱人的要求。」

太平天国诸将一向能忍，又始终真心切望得「洋兄弟」的好意与友谊，便对乐德克上校这份极其无礼的公文作了下面这个极好的答复；读者会发现其中每一字都是实话和正理——

节录：

「黄将军等、方将军等，为公务致英国海军上校乐德克、英国军舰『遭遇号』：接贵官来文，要求移去炮台与火炮。我等要说：自攻取宁波以来，两方一向极为友好亲密。彼此无疑忌无嫌恶；我等竭尽所能保护贵方贸易，事事守信；凡贵方控告我方兵丁之事，无不查究，并曾因有人闯入一家洋行而斩了几名。我等愿与贵方长保和好，并为此尽了一切力量。

「前日放礼炮时射出弹子，纯属偶然；惩办犯事之人已在办理。至于在江嘴筑台一事，这是出于对我方兵丁性命应有的顾惜而不可或缺的防备之举，与外国人全无干涉，此事已向蒙哥马利上校陈明。该台今已完工，我等不能应允拆去；城墙上的火炮亦同样不能应允移走。我等素来重守信与正理……

「以守信与正道为行事之始终，则两方都尽可容忍一两件小事。至于贵官来文中说到可能开战一节，我等要奉告：我等对此毫不介意——原文作：我等既不忧惧，亦不以此为侮——我等实不忍背弃所立的友好之誓。炮台与火炮，我等不能移去；贵方若自行动手移去，则显见贵方有意同我等为难。贵方若愿意，尽可率兵来攻此城；贵方若愿意，尽可攻我等；我等将只静静自守——原文作：我等将拱手待战，意即我等不先动手……贵官既仍愿与我等和好，那就把这些嫌恶与疑忌沉到水底去罢……凡大军之中，好人坏人都有；故请勿为这样一件小事，使和睦这样一条大原则破裂。以好交情而论，望贵官对我等所陈详加思量。」

公文余下的部分与这番往还的本题无关。此文于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收到。即便太平军行事如天使而不似凡人，他们的权利也不会被尊重。乐德克上校既不为他们的理由所服，也不为他们的口气所缓，便向他们发出下面这道挑战式的文书——

「『遭遇号』，宁波，一八六二年五月二日。

「先生：我谨奉告：贵方上月二十九日来文——答复我就法英两国旗帜所受侮辱提出的要求，而拒不照办那些极为温和的要求〔注十五〕——已转呈我方两位将军。在我方长官定夺之前，我已把外国船只移泊到江下游二英里处，并断绝与该城的交通；此外，我方长官命我：倘下列要求不照办，即准备封锁镇海，不许任何外国船只入江。一、充分道歉。二、将对着我方船只的炮台与城墙上的全部火炮移去。三、专派一员，并以设哨等妥善办法，阻止任何人登上对着船只的城墙或进入该炮台。——谨此等等，

「乐德克署。」

乐德克上校这样一再要太平军自行解除武备，又要抹掉他四月二十七日致诸王信中已经接受的道歉，这必足以确证：预谋并布置好同太平军闹起来的安排是存在的。统领宁波的诸将给乐德克上校的答复如下。他们申明炮台与火炮是防御自海上来的船队进攻所必需的——而这样一支船队确实来了，由臭名在外的海盗阿伯统率，于五月七日到达。他们答应把炮上的弹药全撤掉，并阻止武装的人登城；可正如赛克斯上校在评议此事时所说的：「诸将即便把炮扔进江里，也还会有新的要求。」诸将在答复中说——

「接本月二日来文，提出三项要求，谨奉告：我等已细阅其内容，凡力所能及者愿照办。关于第一项，我等前文已就此一节作了充分解释，说明那是放礼炮时偶然射出弹子所致……关于第二项要求移去火炮等，我等前文已经说明：那些炮是为防自定海来攻而设的防备，城中亿万待护的性命急需如此……除清妖来攻，我等断不放炮。在贵方所述情形之下，我等愿把所有对着江北岸的炮眼堵塞，并把那里的弹药全数移去，以向贵方表明我等长保和睦之愿。从贵方来文第三项推知，贵方是怕若容人登城，会有不法之人误放火炮。岂止不容任何人登城——我等有极严的号令，不许任何人上城，不只对着江北的那一段，环城各处都是如此……我等极愿与贵方和好，这便是我等作此明白陈述的缘由。」——署一八六二年五月三日。

事情就这样停着，直到五月七日，乐德克上校致书何伯将军，说五日傍晚夏福礼领事接到宁波前任满清巡抚的来文，说他即将率一支劲旅攻城，并请英法两位将军给予支持。当晚乐德克上校沿江而下，找到清方的船队——即海盗阿伯的船——并拜访了那位巡抚；次日上午他又去拜访这位官员，而后者带着他那位海盗提督阿伯回拜。他们同乐德克上校密谈时，把即将到来的攻打宁波之事安排妥当；乐德克上校于是写给他的上司说——

「故我告诉他们：因长毛拒不照办我们所提的某些要求，我对他们上行并无异议，但他们须离我方兵船远些才可开火。」

乐德克上校尽可自以为这番话已把英国民众的眼睛蒙住；可惜对他的名声不利的是，人们是凭一个人的行为来评断他的。这些海盗船并没有「离他的船远些」，而是照先前的安排，紧紧贴着他的兵船去履行他们那一份进攻的方案。

五月九日，夏福礼领事向卜鲁斯先生报称臭名在外的阿伯所统清方——或者说海盗——船队的动向如下——

「他们的船队此刻正泊在我方租界之前，为进攻宁波作准备。」

他随后又加一句——

「张道台同陈提督今晨——九日——以私人身份到领事署来见我，他告知乐德克上校与我：倘无意外之事发生，清方对宁波的进攻将于明日天明举行。」

而乐德克上校作为英国的代表，既已在四月二十八日致太平天国诸王的公文里正式声明——

「他并无意、也不愿干涉宁波的清方与贵方；倘清方来攻此城，我们将完全中立，甚且不许外国租界藏纳清方之人。」

又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公文里说——

「贵方尽可放心，友好关系的破裂决不会出自我方。」

他便有义务履行他中立的誓言。他再清楚不过：城里若还击清方船队的火，便不可能不危及兵船和外国租界。因此他的本分就是照他自己所说，「不许外国租界藏纳清方之人」；或者，既然何伯将军并「无意干涉」，就把兵船从火线上撤开。

然而我们见到的，却是夏福礼领事说那些海盗船「正泊在我方租界之前，为进攻宁波作准备」，而乐德克上校不但批准了这一举动，还宣称倘太平军敢还击他们的火，便构成开战的理由！其实，在华若干报纸和许多私人书信中所说的——整件事是由那位前任巡抚、海盗阿伯、乐德克上校和夏福礼领事合谋安排的——是大有根据的；而夏福礼先生在五月九日致卜鲁斯先生的信里，把海盗船队的到来称作「一桩异乎寻常却幸运的巧合，机会好得万不可失」，这更使此说得到加强。

就在他同那位前任巡抚和那个海盗第二次会面之后，乐德克上校与法国的高级军官立刻向太平天国诸王发出下面这道狡狯含混的最后通牒，署五月八日——

「兹代英法两国海军高级军官奉告贵方：倘贵方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城墙上的火炮移去，他们本会觉得名誉上不得不履行诺言，阻止清方军队从租界一面来攻贵方——而清方正以无数之众与重武装的船只前来攻贵方。我们现奉告贵方：我们保持完全中立；但倘贵方从对着租界的炮台或城墙上，向前进的清方放炮或放枪，因而危及我方人员与外国租界中民人的性命，我们便将认为有本分还击，并轰击该城。」

这等于是说：「你们若自卫以抗清军，我们就杀你们。」因为海盗船从外国租界一面、从英国兵船之间推进，向它们开火便必不可免地要危及那些兵船。

下面从官方公文及其他记录中摘出的几段，可以看出英国分舰队如何与海盗船队联手把太平军逐出宁波。

五月十日，乐德克上校致书何伯将军——

「先生：在下列情形之下，我发觉非攻取宁波城、把长毛逐出去不可——

「先生当已知悉，长毛诸王曾被告知：倘他们再放枪炮，无论向我方船只或向租界方向，我们便将视为开战的理由。今晨上午十时，『茶隼号』以及法国船『星号』、『孔子号』，遭江嘴炮台开火；我在本舰上清舰备战，这时正对面的墩台又向我们打来一阵排枪。下列各船，即『遭遇号』『斑鸠号』『茶隼号』『哈迪号』，连同法国炮艇『星号』『孔子号』，便以炮弹向城墙与各炮台开火，对方以火炮与小枪极有气概地还击。」

公文接着大意如下：中午太平军的炮被压住，缺口已可攀登。两点钟强攻入城，五点钟一切抵抗停止，那位前任巡抚与他的队伍从船上登岸。乐德克上校把城交给他们，把自己的人重新载上船。现在我们须弄清这段时间里那位前任巡抚、他的队伍和阿伯的船队都干了什么。乐德克上校小心避而不说他们是否照安排在天明时发起了进攻，还是让他独自去充勇士；因为直到把城交给他们时，他对自己的盟友一个字也没提。不过夏福礼领事在一份署五月十六日致卜鲁斯先生的公文里，给这件事透了些光；他说——

「联合船队把炮弹几乎不间断地向这座大城里倾泻了五个钟头，到那时候城墙被登上，太平军便立即被完全击溃驱散。」

所谓船队，其实只是海盗阿伯的八十条船，英法两国只以六条船相助——这个事实被乐德克上校隐去了。

太平军最终被逐出宁波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日清早，海盗船队开始攻打宁波，从外国租界一面推进，随后绕着英法炮艇一圈一圈地兜，在自己的火线与外国船只之间向太平军开火。乐德克上校从未尝试去执行他所谓要他们「离我的船远些」的命令。好一阵子，太平军默默受着这番进攻而不还手，无疑是指望乐德克上校或者把船移开，或者叫海盗们腾出一片清水面来。可这两件都没有做，因为用意正是要迫太平军向进攻的船队开火；而那些船既然正摆在英法兵船与城上火炮之间，任何一弹都必然要朝那些船的「方向」飞去，于是便构成所需要的那个假的开战理由——乐德克上校正带着备妥的船、装好的炮，急切地等着它。

人情终于忍无可忍，太平军便向海盗船开起枪火来；然而他们仍极其克己，极愿不危及外国的船只与租界，竟没有动用火炮。可以十分确定：满清的海盗船队若非确信有外国人配合，是决不敢冒险来攻的。这种援助曾被保证并安排过，这一点几乎无人怀疑。

太平军还没还枪之前，已有许多兵士被海盗船队的火打死。他们一还枪，英法两国的船便来助他们的盟友，开始轰城。据说向一条海盗船打去的那阵排枪里有两粒子弹打中了「茶隼号」的舷侧——那条海盗船刚放完一侧的炮，正从「茶隼号」尾后转向。这或许是偶然打中的；不过完全可以确定：太平军并没有像乐德克上校所说的那样向外国兵船开火。

太平军用他们的炮台，对着小船上重型旋台炮与「遭遇号」侧舷炮压倒性的火力苦战，直到每一尊炮都被打落炮架、工事被轰成碎块。英法突击队攻上宁波城墙时，守者作了决绝的抵抗；但炮弹与恩菲尔德步枪终于把它压服；直到黄、方两位将军都受了重伤，他们才弃城而去，在城内与城周留下约一百具尸首。英方损失只有三人阵亡、二十三人受伤。

连夏福礼领事也把太平军攻取宁波时的行事称为「惊人地持重」。那么对于乐德克上校那些盟友重据此城后的行径，下面这段记述，英国公众又将怎么想？把太平军夺城之后所发生的事，同其后英法攻取该城所发生的事相比，究竟哪一方更文明、更慈悯，还会有疑问么？《德臣西报》的通信员在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的通信里说——

「长毛由西门退走——海盗随即入城，动手毁灭，几个钟头内所造的破坏，比长毛据城五个月所造的还多……礼拜日，复任的道台忙着砍他所捉到的倒霉长毛的头，还用别的办法折磨他们。我见到一些可怖的景象：一个男孩的肠子从腹上一道大口子里全掏了出来，兜到背后去；一个人肋上的肉全被剥掉，肋骨露得精光；一个人的心被掏出、头被砍下；还有别的同样令人作恶的事……礼拜一，同样的景象还在演……这些在城中被捉的可怜人的主要屠戮者与施刑者之一，是一个叫阿福的，乃英国领事的仆役或贴身随从；他穿起绸衣，跨在一匹小马上，带着随从在城中游行，吩咐他们处死那些不幸的人，还向英国兵发号施令——而那些号令竟真被遵行了。」

现在可以稳稳地断言：太平军从未干过上述这类暴行。诚然，他们在攻取顽强守卫的市镇时常杀了许多人，可他们的俘虏从未像他们那些被英军捉去、再交给残忍的鞑靼官员的同伴那样，在英国国旗的影子底下被折磨而死。

一八六二年十月十四日的《中国每邮商情报》说——

「联军为从太平军手中夺取这个口岸，弄了这么多玄虚与两面手法，而关于他们所作所为的官方公文又如此不顾实情，以致真相极难得知，而且确实至今从未公布过……太平军占有宁波，格外足以挫败那些助成清方事业的图谋——这种图谋正是英国公使的特色。太平军占着这一省，而显然，有一个海口在手，不但能使上海失去关税的大部分，〔注十七〕还能把这笔钱转入他们自己的库中。而李泰国先生当时正在伦敦充中国的代理公使，这笔税款若被吸走，他此行的目的便要完全落空，〔注十八〕清方事业的主要支柱也就毁了。此外，占有宁波能使太平军取得他们如此急需的一切军火。那也会把他们仇视外国贸易的那个幻象打破……何伯将军……出于上述这一类有力的缘故，附和了英国公使的见解，明明白白地决意要把这地方夺回来，不论用正当手段还是不正当手段。这一图谋达成的方式，给英国的声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

「何伯将军派出他舰队的一部分到宁波，由英国军舰『遭遇号』的乐德克上校统率，明明是要同这支海盗船队协同行动——双方每日通信。道台到宁波的前一天，英国船只已占好位置，并已清舰备战。乐德克上校已同太平天国诸王开始往还文书，其意旨是以某个荒唐的借口要他们拆去某座炮台，他们拒绝了。进攻前一夜，『遭遇号』上开了军事会议；宁波有几个欧洲人见到一张某位英国官员所写的私函，内称次日清晨将攻城。海盗船队果然到了，一队一队地驶到英国兵船与城池之间开火。城里要还击，便不可能不把炮口朝向兵船。结果人人已知，无须再说。」

《香港每日新报》有一篇论英法清三方海盗船队攻取宁波的长文，所说与上引《每邮商情报》之言完全相同，文章开头一段是——

「联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取宁波，是从来没有比它更虚伪、更无端、更站不住脚的一桩举动。公道地说，这件事应当载在英国军舰『遭遇号』上校乐德克的永久耻辱之下。」

原注

〔注四〕帕麦斯顿勋爵的政府有一大长处：它不问是非，总是堂堂正正地支持它的下属官员；他的后继者是否有勇气照行此道，至少是可疑的。

〔注五〕各部兵力如下——法军，由卜罗德海军少将统率：轻武器兵与海军陆战队、野炮队带炮四尊，共四百一十人。英军，由士迪佛立准将统率：皇家炮兵带炮六尊，七十八人；第五孟买土著步兵团，四百四十人；第九十九团，五十六人；第二十二旁遮普土著步兵团，五百一十九人。由英国海军上校博拉斯统率：野炮队带炮三尊，四十五人；「珍珠号」轻武器队，六十人；斧队，十六人。由英国海军上校威利斯统率：「因佩里厄斯号」轻武器队，一百八十九人；分舰队海军陆战队，九十四人。英军合计一千四百九十七人。另华尔将军队中受过训练的中国兵三百人。总计二千二百零七人。

〔注六〕兵力如下——英国海军分队带榴弹炮三尊，三百五十人；皇家炮兵带榴弹炮四尊，九十人；第九十九团，八十人；第二十二旁遮普土著步兵团，四百人；第五孟买土著步兵团，四百人；法国队带来复炮五尊、野炮二尊，七百人；华尔队中受过训练的中国兵，四百人。总计二千四百二十人。

〔注七〕联军兵力如下——英军，由士迪佛立将军统率：皇家工兵二十二人；皇家炮兵带炮七尊、臼炮六尊，一百人；第三十一团，五百五十二人；第九十九团与第六十七团，二百八十人；第五孟买土著步兵团，三百五十人；第二十二旁遮普土著步兵团，三百五十人。法军，由卜罗德将军统率：阿尔及利亚步兵、猎兵、海军陆战队与水兵，带炮八尊，九百人。英国海军分队，由海军上校博拉斯统率：水兵与海军陆战队带炮九尊，三百三十人。华尔麾下受过训练的中国兵一千人。总计三千八百八十四人。另有满清将领李某所统清军五千人相助。

〔注八〕参见第五百〇九页之注。

〔注九〕着重处为作者所加。

〔注十〕参见《关于中国叛乱事件的续编文件》，一八六三年，第四十三页；第二十七号文件附件；士迪佛立准将致刘易斯爵士。

〔注十一〕本段及以下各段摘录，均取自以蓝皮书形式提交国会两院的官方往来文书。

〔注十二〕把这一句同乐德克上校下一份公文比一比。

〔注十三〕这几位长官当时正在进行前文已述的自上海出发的杀人袭击。

〔注十四〕我倒想问：这位博爱的将军在他自上海出发的袭击中屠杀他们时，可曾「深为」痛惜？

〔注十五〕我们尽可推想，乐德克上校是在挖苦诸王。

〔注十六〕一城之长官。

〔注十七〕战争赔款正是从这些税款中抽取的。

〔注十八〕此行的目的是弄到那支臭名在外的英中舰队。

第十九章（上）　两场婚礼与松江之围

一场双重的婚礼、婚礼的举行、蜜月、蜜月被打断、备战、松江被围、程将军的劝降文、青浦被夺回、七十名太平军获释、英国的责任、中国一桩奇特的风俗、忠王的方针、他的解释、太平天国的法庭、怎样审断、吸食鸦片、它的害处、这方面的证据、太平天国律法所禁、鸦片贸易。

我们回到南京不久，忠王把新近攻取的上海、杭州各属交给侍王、慕王、听王等诸王看守，便派出相当的援兵，往长江北岸的英王处和沿南岸的太平天国各据点去。这些队伍很快把那支据说从对岸山上围困南京的清军击散，又夺回南岸许多市镇。

这期间，在太平天国的都城里，玛丽成了我的妻子，我的朋友卢君则娶了忠王的幼女。锦荷的父亲弄清这位姑娘的心意之后，便认可了她同卢君的结合；虽然他那位夫人起初颇多反对，因为她那颗好高的心看中了慕王，以为是合宜的女婿。不过这件事她后来还是办成了：把次女嫁给了那位王。我们是按太平天国教会的礼制成婚的，只是添了一样，就是用戒指，以合我们本国的习惯。主持这典礼的是干王自己的牧师，他原是伦敦会在香港按立的教师。

自干王到南京以来，他把太平天国的婚礼改成极近于英国国教的样子——他做伦敦会首席华人教师兼传道时，用惯了那一套。虽然依国法准许多妻，这位首相所行的改良——其实不妨称之为规条——已几乎把这风俗废掉，所以百姓中娶一妻以上的很少。

卢君和我虽同日成婚，而且几乎同时，两场典礼的气派却大不相同。玛丽同我都宁愿清清静静地办，只请几位朋友在场；卢君既娶了一位王的女儿，便不得不经那一套惯有的排场与喜庆。

我自己的婚事办完，便在忠王府的「天堂」大厅里为我朋友的婚事作准备。厅上饰以鲜花和无数绸旗绸带。侧室里几张大桌上堆满了友人送的贺礼；友人同全府的人都聚来观礼。在场的忠王、干王、辅王及其余诸王都穿着朝服戴着冠，而许多女眷的衣饰还要更美、更耀眼。除干王的牧师之外，南京首席的教士也来主礼，身穿一件华美的黑绸袍，上面绣着金银十字；二人由几名教士随侍，在祭坛前站定，坛上饰着大朵的花环。

终于一切齐备，新娘整个罩在一幅长长的白纱里，由九名穿朱红衣、发间插红花的少女送到厅上。同时卢君——他已照忠王的意思被升为「武」级的首领——穿着太平天国首领的全套服色，由九名少年首领随着，来到坛的右侧。新郎新娘结合之后，以一段近于安息日礼拜的短礼作结；随后二人登上两乘华美的轿，由一支极盛极美的仪从送往他们的新居——那是忠王给他们的一所房子。这对新人随即在自家正厅里款待许多宾客，设宴作乐。这期间我同妻子从忠王府搬出，与卢君同住那所房子，各占一半。

有好几个月，我想大凡新婚的人都是如此，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不大理会；除了朋友狄君和彭船长带着船按期来去，以及我们在忠王军中那支队里添了三个曾在上海法国炮兵中当过差的法国人，别无什么事来分我们蜜月的心。这期间，统帅正忙于筹划对满清的下一步行动，打算把近来落入他们手中的市镇与地方夺回来，并向他们的京城北京进兵。可是这套方略还未及施行，上海方面的消息便来了：英法已动武，太平天国的地方队伍因之战败，城市乡村被攻取。于是立刻下令把派给英王的援兵和沿长江南岸行动的队伍召回，又从南京及别城的守军中抽兵集中到苏州。

我自然很不情愿，却还是准备随忠王开往那些受威胁的地方；我的朋友也随去，他深感同他年轻的太平天国新妇分别之难。五月间中国一个多雾、大雨倾注、比寻常更令人不快的早晨，在三四点钟之间那段寒冷的时辰里，我们动身往苏州进发；那时我们的心境实在不值得人羡。连菲利普——他的蜜月远在我们的开始之前就完了——同我和卢君别妻时一样显得阴郁。

我们慢慢骑过高高的城门，门洞里灯笼火把的光照得昏暗，雨不断地倾下来，仿佛再不打算停了。幸而我们有虹的应许；我想中国人大约也知道这个，否则全军恐怕要因怕又来一场洪水而惊慌起来。我们的马泼泼地走，队伍踏踏地来，都在泥里；马耷着头，兵淌着水。中国的泥那种黏性、稠性和种种粘人的本事实在惊人：下雨天，行人的脚起落时像一只大吸盘从什么投合的东西上猛然撕开。雨一阵阵打在脸上，不时迫我们闭眼，便不免冒着被周围矛兵竹矛头上的铁尖戳掉眼珠的险。一切东西和畜生都是一副可怜而拖泥带水的样子。城近处那几棵树，我们从它们的影子下经过时在清晨灰蒙蒙的雾气里隐约可见，更像是在雾的背景上画出来的巨大鬼影。连房屋在大雨与浓重的空气中隐隐现出时，也是一副诡异荒凉的模样。

走了五天，我们的队伍到了苏州城，随即准备把兵调去防守上海、宁波附近的太平天国疆土。堵王已带着他的主力自长江北岸撤回，留英王统领仍占着的各处。这一支，加上南京、苏州来的各部、忠王的直辖之军以及别的几支，合成一支约五万人的大军。统帅到苏州几天后，分三路向受威胁的方面推进。我带着我那队略经训练的人和几尊轻炮，随忠王本人直辖的那一路。另外两路分别由慕王与堵王统率。

迅速向英法清三方联军近来攻取的各处进兵，凡只有清军驻守的地方很快就夺回来了。对嘉定以及别的由外国人带着他们那无可抵御的炮守着的城池，起初并不直接强攻。忠王的方略是：散布夸大的谣言，说他正率大军开往上海；又不断以虚攻去扰嘉定、南翔等处，派人打着数不清的旗，使守军不得安生，从而迫他们弃守。这套方略完全得手。士迪佛立将军和别的指挥官怕上海不保，又怕守着新攻取各镇的分遣队有失，便把各处统统弃了，只留松江——那是同武装冒险家华尔将军麾下受过训练的中国兵一同守着的。

夺回嘉定之后，忠王把大营设在上海西北约四十英里的常熟城，他部下的各将则陆续占住联军所弃的地方。勇敢的凌和带着他那队河南亲兵，奋然想强攻松江。五月三十日天刚亮，这位英勇的首领以不足一千五百人，对城的东北面作了一次殊死的进攻。这一下来得如此之突，守军上城墙时，云梯已经架在墙上了。这些梯子不过是两根长竹，两端相距约二英尺处绑在一起；要上去的人由底下的人用另一根竹竿往上顶，自己则攀着那两根竹竿助力。松江本来是一定会被攻下的，只因它是由华尔的亲密至宝朋友何伯将军手下一支强有力的水兵与海军陆战队分队守着——这位将军花着英国纳税人的钱，不去照看他的船，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搜寻太平军。最先上松江城墙的是英国军舰「半人马号」的人，他们在几码之外向攻城纵队开起猛火。凌和不顾这个，领着他的人上云梯，自己第一个登上城墙，第二个是他这一队的法国队长。然而他们的勇敢无用：致命的恩菲尔德步枪和在半个手枪射程之内倾泻到太平军中间的葡萄弹霰弹，是无可抵御的。凌和正以他素常超人的勇气激励部下跟上，便受了致命的重伤倒下，他那勇敢的法国军官死在他身旁。这一下战事便定了，太平军悲痛地抬着受伤的首领退出了进攻。

此后几天，忠王一路的一部分兵到了城下，松江被严密围住。六月二日，一支为数不少的清军被逐出他们在近城处所筑的几座坚固木栅，同时在附近一条河汊里，「半人马号」的一只小艇和十来条装满军火的中国炮船被俘获。英军见此，便连同一支华尔的中国兵作了一次有力的出击，夺回了小艇和两三条炮船，其余的被太平军带走了。六月三日、四日、五日，每天都有一次强攻；西门外筑起一座炮位，围城者清晨从那里开火，可每一次都被城墙上英国炮更强的火力有效地压住。

小艇上的水手和在炮船上被俘的另几个欧洲人，并未被太平军伤害；而太平军若只照报复之法行事，这些人本该落得同那些不幸者一样的下场——那些人在何伯、卜罗德两位将军和士迪佛立将军近来那几次劫掠之袭中落入英国兵手里，便被交到满清的刑场上去了。

我不如从围城主帅程将军送进松江的劝降文里摘几段。程将军在一段说明太平天国革命宗旨的开场之后，说道——

「今本王奉我王之命守苏州城，本意留驻该处，使天〔注十九〕兵得息，并不取尔之地，不料尔竟与外人联手来攻我各城，迫我起而夺回。此无端之祸，此加于百姓之害，究竟谁之咎？尔若不犯我疆土，我不来扰尔；百姓本可安居无事。于两方岂不更好？

「再者，文武各官、一切兵丁与百姓，无一不是中国人；而尔食清〔注二十〕朝之粟，事一外来之族……

「至于尔外国之兵，最好尽早回尔本国；尔既是别一种族，而又只求通商，何必与我相争？我又何必被迫来胜尔？……尔若执意要同我打，我恐尔之通商实要受损。」

六月十日，慕王夺回了青浦；守城的华尔的中国兵和一支六百人、带六尊炮的英军弃城而去，而且几乎把全城烧毁！统带华尔那支兵的那位武装冒险军官法尔思德上校，匆忙之中忘了带走他的一些掠物——那是近来对太平天国各城那场得手的战事中搜得的——便跑回去取，正驮着银锭和银元奔走时被慕王的人捉住。此人，以及欧洲人在松江被俘的那些，还有联军弃守嘉定时被俘的十一名英国水兵，都被太平军放了。我向忠王陈说：留下他们作抵押，以备他自己的首领万一落入敌手——极可能被交到上海及别处血腥的屠场上去——这才是上策；可是白说。他不肯留，把人放了，以显他对欧洲人不变的友谊。

我不愿有意替我太平天国的朋友遮掩一桩过失；但在远隔几千英里、无任何能使判断偏倚失正之物的地方把一切事平心看过之后，我必须承认：无论哪一点上我都几乎找不出一丝可加指责的根据。

我本确曾打算责备堵王与慕王对某些村落的百姓措置过严——那些村落在联军得手的袭击中变了节，归附了满清。可是，细想许多太平天国城乡被毁的最初缘由，以及其后那些联军未毁的地方又遭荒残，便确凿地把罪责定在联军身上，因为他们无端攻打太平天国的疆土。有些地方夺回之后，人所共知是天王臣民的人竟剃了头——那是满清的标记——还有别的有力而无可驳倒的变节之证；这些人中有许多被斩首，财产被没收。同样，有些村落以中国人那种漠然劲儿一下子就投了清方，便被烧掉，百姓被罚做苦役。这些措置或许显得严酷；可假使事情换个样子，清方处在太平军的地位，那又会添一重新的证据，表明每一个满清官员身上都有臭名在外的叶名琛的影子！

上海一带已被革命者攻取；此事之后，百姓渐渐安于新局，而那些自然因战争之震而逃走的人也纷纷回家，归附当权的一方。实在说，这些新近扰乱过的属县从内战的影响中恢复得如此之好，不久便必能达到那些在太平天国治下已彻底安定的产丝之区所享的高度繁荣。交战两方各自权利的是非，与眼下所论的无关。内战的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缘由与理由，而这些确实与旁人无干。所要问的只是这一点：太平军既已证明他们有力量成功地同满清争权，并已从满清这异族的轭下夺下大片土地，那么，把战争的惨状及其随之而来的苦难与荒凉重新带进一片本可以在自由中安乐、太平、并在名义上成为基督教的地方的，责任在谁？除英国还有谁？

何伯将军和他的同僚凭着别处已说过的那些假设的「可能」，攻取了上海三十英里半径以内的城市村落，而且到处焚烧毁灭——这在本书中已由这位将军自己的话证实。这些地方随后被太平军第二次攻取，其后又被联军夺回。那么，对这被亚洲式战争的刀兵四度加上的残酷与荒残，我要借用那位早已在他的上帝面前的太平天国将领的话问一句：「此无端之祸，此加于百姓之害，究竟谁之咎？」

凡肯公道正直去评断的人都看得明白：英国的陆海军把毫无挑动的战事带进太平天国境内，其后果英国要负重责。除了那极恶的方针较为直接的恶果之外，还有一些不那么为人所知、却同它密切相关的恶果。首先，很少有人知道，或肯费神去想：联军大举毁灭谷米——这见于何伯将军的公文——使成千上万不幸的乡人饿死。太平天国的政体是一种家长式的——中国人最喜欢这一种，却极少得到——它含着每一个臣民利益相共的意思。因此，一切稻谷与别种谷物都按时收进国家的粮仓，再从仓里分给「太平天国各乡土分」里的每一个人与每一户。于是，当何伯将军等人所蹂躏的地方把全部存粮毁尽，那些可怜的百姓便真的无物可吃；所以虽然太平军兵士是被无可抵御的洋炮成百地打死，非战斗人员却是成万地饿死。

再有一层：维持太平天国庞大的军队、政府与行政机器的唯一办法，同别国一模一样，就是直接税与间接税。因此自然地，当英国抗太平军而守住通商口岸、当何伯将军侵入他们的疆土，许多重要的税源就断了。倘一个国家或一个有组织的民众，既无安定的疆土又无常规的税收，他们要活下去就非掠夺邻近不可；照这样推去，显然太平军在被逐出自己的疆土、又被英国的干涉夺去应得之收之后所作的一切掠夺或匪盗之行，英国都要负责。不过在我们现在所到的这个时候——一八六二年夏——革命者还没有被逐出产丝之区和大部分产茶之区，这些地方出产的税收每年超过二百五十万英镑。在被逐出这些地方之前，太平军只有在为保全自己性命而真的不得不如此、而且世上任何人处在那地位都会如此的时候，才作过劫掠之行。被何伯将军与士迪佛立将军的袭击逼回去之后，弄到一无所有的队伍与百姓便就近去就食求生。除此以外，太平军兵士所行的掠夺只及于敌方的公产。私产除万不得已之时，向来是尊重的；尤其是队伍极留心不损坏田间的庄稼——这种行事同英国兵毁掉不幸的新西兰人的耕田、同法国皇帝的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所行的暴举相比，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太平军被极不公正地说成「成群的匪徒」「残忍的劫掠者」等等；可这些说法无一例外都可追到别有用心的来路。倘若有人挑出几桩洗劫抢掠之例来抹黑太平军的品格，那么我们是否该忘掉马格德堡、巴达霍斯和罗德里戈城这几个名字？我们是否不该记起北军将领谢里丹穿过谢南多亚河谷的那一程——正如一八六五年三月三十日《泰晤士报》栏内所载：「他一路烧着房屋与谷仓穿过河谷，所行的毁灭，可以夸口说没有一个亚洲的首领曾经超过！」

何伯将军得知松江——上海城墙之外满清仅存的一处地方——正受太平军严重威胁，便派了强有力的援兵上去，由英国海军上校博拉斯统率。于是忠王下令撤围；在夺回的各城都留下重兵驻守之后，带其余的队伍回了南京。从苏州往都城的路上，我见识了中国一桩奇特的风俗。我们刚过了一个村子，便遇见一群乡人抬着一具棺材往葬地去。令我和欧洲同伴大为诧异的是：他们并不照中国寻常的风俗把尸身入土或在上面筑坟，而是把两根有叉的木桩插在地里，把棺材两端搁在桩上。一问才知道，死者是被雷打死的；而举国通行的办法，是把这样死去的人的棺材搁在木桩上，使它离地支着。

回到南京不久，忠王便认真留意对长江上游更远处清军的用兵；那些清军的得手虽同太平天国在浙江、江苏的大胜相比算不得什么，却已渐渐危及革命者在中国那一带的优势。统帅把全部队伍从上海一带撤走——而且是在把此前被联军攻取的地方都夺回之后——是因为他以为英法两国不会再对重新立定的太平天国疆土开战。一个心地这样高贵、胸襟这样开阔、品格这样正直的人，无法体会人家对他的事业怀着怎样决绝的敌意，也无法相信何伯将军与士迪佛立将军打算一俟天津和印度的援兵到来便重开战事；因此他留下的驻军虽足以击退他那些天然之敌的任何一击，却疏忽了一点防备：没有在那一带留下哪怕一支野战之军——有这样一支，他那些意外之敌日后的胜利便要落空。诚然，为阻挡清军自长江上游向南京推进，太平天国在那方面的兵力须大加增添；可这事本来可以办得彻底，同时又在上海近处留下一支至少五万人的野战之军。若作了这样的部署，联军下一仗那种轻易的得手便会大不相同；日后降在太平天国事业上的那些灾祸便决不会发生；而自由与基督教的旗，如今便还会笔直地、胜利地飘扬着。

第十九章（下）　忠王的话与鸦片之害

从我们回到南京到下一步军事行动开始之间，我常同忠王、干王及别的首领密谈，议论政事。有一回同统帅会谈时，我的朋友狄君在场，译出了一段话，后来刊在上海几家报纸上。他问忠王「何以敢进到设领事的口岸界内」，所得的答复是这样的——

「何以？因为外国人对我们失了信！英国人同美国人同我们约定，对我们同满清的战争严守中立。他们守这约的办法，是尽一切所能帮清方筹集所谓『战争的筋骨』；容他们的臣民去给满清当差，同时又派一条兵船来，用炮口逼着要我们交还、甚至惩办那几个投到我们这边来的外国人！这就是中立么？

「这还不算完：他们竟用自己政府的军队侵入我们的疆土，又容许——或者说不去阻止——中国军队行最凶残的野蛮之事，从而践踏了战争最神圣的惯例。有人告诉我们，在外国人中间，勇敢的明证是对败者宽大。可近来加于你们几名无从自卫的俘虏身上的酷刑，倒把你们那『中立』的成色给我们证明了！中立！每隔几天我们就看见好几条满清的轮船，满载着军火——全要用来毁灭我们——从我们都城的城墙底下过去，却挂着美国的旗！外国人管它们叫『孔夫子号』『威拉米特号』『羚羊号』等等。若不是那面旗，我们早把它们击沉过几百次了。这就是中立么？这岂不是对美国国籍最可耻的滥用？这岂不是一桩卑污的买卖——拿一个高贵民族的尊严与荣誉去做下贱的交易？而那个民族的官员从来没有被容许公开侵犯我们的权利。这些伟大的外国君主若看见自己的旗被辱没、被用到私人发财与可耻的卖身这等用处上，岂不要脸红？

「还有，作为我们这片广大疆土之主，我们完全有权向经过我们境内的本国人的货物征税；可外国领事竟以巨大的欺诈之举，〔注二十一〕只收一笔费，就把文书和他们的国旗给了中国船——这就在他们力所能及的限度内夺去了我们的税收！换了别的哪一国，能像我们这样多年忍受这些侮辱而不报复么？而我们还被指为残忍野蛮，说我们烧城、屠民等等。好，就算如此。那是战争逼出来的苦事，我们若能避也愿避；可我们既知道拿破仑在欧洲、英国人在印度等处、美国人在他们本国的行事，便觉得这类指控从外国人口里出来，很不好看。明朝正是由一场同眼下这场一样的革命创建的；我们也从未听说有哪一国的人民把暴君从本国赶出去而攻守两面都不吃苦的。

「外国各国在中国是在做一场合自己之利的把戏，这在我们看来是再清楚不过的。前些时候我们为此事致书他们在各设领事口岸的当局，我们的文书被原封退回。这桩可鄙的侮辱教训了我们：你们这些外国人——」此处所言因忠王用了成语与比喻，译文无法照字面直陈，大意莫若如下——「以为我们的事业要沉了，或者打算叫它沉；于是就像船上的老鼠一样要弃船而去——弃的不是我们，是你们自己对我们所声称的那一套。不久之后，我们的都城在一份公开的印刷物上被称作『苦力王之城』。这个称号本是要讥刺人的，我们却以为是可能有的最高的称赞；八里桥公爵〔注二十二〕对这句话怎么想，或是美国人怎么想，我们都不在意——美国的京城照同样的道理也尽可以叫这个名字。从这些事以及许多别的事，很容易判断我们该把外国人对中国人民所声称的那些关于荣誉、公正、公道的高尚情操估到什么价钱。第一，他们给满清的权势打了几乎致命的一击；随后又托称为国求真正的好处，把那摇摇欲坠的空架子支起来，并且积极对我们用兵。鞑靼政府的积弊他们一条也不去改，却去请阿思本上校的舰队来！〔注二十三〕英国那位最高贵的女皇，她人民之母，难道会容许她勇敢的士兵和心地高贵的海军军官去给世上最残忍最腐败的政府官员效力，并供他们以手段来到中国，用炮口把自由、以及在我们看来最合于圣书——《圣经》——而奉我们的宗教去受治理的那一点自由的最后痕迹轰灭么？我们不能这样想，尽管她的官员已拒收我们的文书！

「在座诸位，可有一位肯让英美两国的君主知道：照这样的行事，我们对他们只能作如此的判断，看来他们是要把我们灭尽的。对法国人我们无所指望；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们声称过什么友谊！他们——那些法国的耶稣会士——曾实实在在帮满清得了帝位，为的是传一种英国传教士教我们该斥责的宗教。可至少，他们从来没有用虚假的声称骗过我们！」

我们回南京不到两个月，我便被中国流行的一种低热彻底击倒。我这病日子很长，即便开始好转，去得也慢。好几个月我困在病榻上；若没有我妻子温柔不懈的照护，我是再也起不来的了。这期间我的伙伴们都已离城，随另一支远征队去对满清用兵了。

太平天国王的兄弟翼王石达开已被召回都城，一八六二年九月间统一支大军出发，要沿长江南岸行动。忠王则率一支更大的军渡江，开始一场以夺回安庆、攻取北京为主要目标的战事。

趁这些大军各循其路进发，我们且略为旁出，谈两件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道德面貌格外有利的事，其中一件倒给这场大运动招了不少敌意。

太平天国的法庭是我们第一件要称道的。这些法庭审断一概极严正而极简明。满清官署即衙门里那些同它分不开的可憎情景——如对诉讼人、罪犯与囚徒用刑——在这里完全废除了。被告、原告与证人公公平平地对质；而在鞑靼专制之下，只要有一方肯贿赂主审的官，这一方或那一方便要受刑；若双方都没有见识或没有财力拿成块的雪花银去抚慰公道的威严，那么这位不偏不倚的官便把全体都上刑。行贿这桩可耻的章法，在太平天国的法庭上是闻所未闻的；律法不容一种刑讯，〔注二十四〕而且凡与公道相合的一切便利，都给囚徒或诉讼人去自辩。有钱有势的对头决不能在穷人身上占到任何不公的便宜；非有最明白最确凿的罪证，无人被定罪受罚。

太平天国是世上最不会叫律师称心的地方之一：原告、被告与囚徒都得自己陈词，再由主审的首领同他的佐官照各自的是非去判。一切审断更多凭正理与公道的指示，而不受律文的拘束，所以欧洲法律的细枝末节与诡辩所常造成的显然不公，在这里很少有。

太平天国的「审断堂」上有一桩很奇特的风俗。外门的门廊里头，总挂着两面大鼓，任何自以为受了委屈、或要递状告诉的人都可以用：他尽可以击鼓，向那位首领求公道。太平天国的法庭一般气派很大。首领们华美的衣饰、众多的随从与亲兵、四壁一面面美丽的绸旗，尤其是那色彩之鲜明，把观者的想象深深引向欧洲早年必是何等模样——那时欧洲也喜欢这种半野的华丽与封建的排场。

我们这番旁出要谈的第二件事，是太平军废除吸食鸦片；这差不多正是英国政府以及几乎一切做这药买卖的商人迄今敌视革命者的主要缘由。要证明鸦片彻底坏人身体、侵人心智的论据既多且无可驳倒，我们不妨免去这些，只举几桩事实，以明太平军此禁之可贵。在印度同在中国一样，不幸的本地人被它彻底毁掉。亚历山大将军转给沙夫茨伯里伯爵——当时称阿什利勋爵——的一份函件里，有西姆先生署一八四〇年三月十三日的几段话——

「人民的健康与品行因种鸦片而受损。我们正在使自己在印度的臣民堕落；产鸦片各区的罪案——凶杀、强奸、斗殴——有一半起于吃鸦片……一个种鸦片的人就能败坏一整村。就这样，我们在印度成千上万的同为臣民之人被压迫，健康与品行被毁，只为了这桩该入地狱的鸦片买卖。鸦片的生产完全在东印度公司〔注二十五〕手中，以致在他们广大的疆土之内，若无政府许可、或若不犯它的法，连一株罂粟也种不得。种罂粟的人所得仅够勉强糊口，而每箱二百五十卢比与一千二百至一千六百卢比之间的差额都归政府，政府再在拍卖场上把这药换成银子。」

自上面这些话写下以来，此事一直在增长，鸦片贸易如今已到极大的规模，论价值完全比得上、甚或超过丝或茶的贸易。鸦片的价钱一直维持甚或上涨，而西洋制造品的价钱却渐渐落到从前的三分之一，然而后一项贸易并没有大增，鸦片的贸易却增了一倍有余。为付这害人的药而从中国抽走的大量现银，本可以用于一种更有益、更正当的贸易——英国的制造品，或棉花的种植，而东印度如今种罂粟的那些地方极宜于产棉。兰开夏若肯向外看一看，便能看出一条容易增加英国对华出口的路：直到如今每年为中国的出产所付出的八九百万现银都由英国货取代，而鸦片贸易的废除也使中国人能以更大的数额换英国的制造品。印度政府在鸦片销售上所得的净利，每年远在五百万英镑以上，〔注二十六〕那是他们收进时每箱二十五英镑与卖出时一百一十五英镑之间的差额。这些鸦片一到中国，便从那国抽走上面所说的大量现银，而那些银子本会花在英国出产的货物上。

就在几年前，曾任女王陛下在印度的司库的蒙哥马利·马丁先生，在下院关于我们同中国商务关系的特别委员会上作了如下的证词——

「我问上海道台，增加我们同中国的商务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他当着巴富尔上校的面第一句答话就是：『不要再送这么多鸦片来，我们便能要你们的制造品了。』……我们对华贸易不足的真正药方，不在把茶税减掉一百万至二百万英镑，而在同中国完全自由的往来；在便于进入那个大国的内地；在废除那桩有害的鸦片买卖——它每年吞掉四百万英镑，而这笔钱本会用来买英国的制造品。」

鸦片买卖对英国对华出口贸易造成的巨大损害，证据可以无穷地举下去。这药不但毁坏凡以任何方式同它相连的人的道德与身体的根本，而且是英国同中国每一场战争的直接起因。马丁先生下面这段话同我自己要说的如此一致，我不如把它引来，并给它所完全应得的推重。这也是在上面提到的下院委员会上作的——

「第三千四百九十一条。你认为这项贸易在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上，于我们有害在哪一点？

「第三千四百九十二条。就政治而言，以我们同中国政府的地位论：倘法国、美国或俄国把他们海岸上的一个岛给我们作通商之所，〔注二十七〕而他们又因认为鸦片有害而禁用它，那么我们在那种情形下便不敢把它变成全国的吸食之馆；而我对中国政府行事，不该同我对欧洲一个政府行事有所不同。再就社会而言，我相信本国政府的本分是维护道德原则、传布宗教的真理；而她不能一只手做这事，另一只手却把这么多鸦片输进中国——那数量足以供三百万人每日各十七格兰之用——而照女王陛下前任厦门领事李先生的说法，这是『在断这个民族的脚筋』。我认为它正在使中国荒芜，使它的政府腐败，使那个非凡帝国的整座结构迅速走向解体。就商务而言，它于我们有害，因为它阻碍我们的制造品在中国推广。有四五家商号经营这项买卖，从中得了大笔收入；可英国的贸易却因它在中国消费的扩大而大受束缚，每年至少达四百万英镑之数。」

这番真实的话是一八五七年说的，自那时以来，所说的种种祸害已增到当时的两倍以上。我们再看一看中国人自己对鸦片输入他们国家的看法。金山是中国最有名的文士之一，曾论及此事；他说得何等中肯，凡略知那个帝国吸食鸦片之事的人都可以证实。他的话如下——

「鸦片是从外国来的毒药。起初吸它的人只是要趋一时之风气，到后来毒性发作，瘾便成了。睡着的吸者如同尸首——瘦削枯槁如鬼；它害人之命如此；它使整家破败，散尽各样家产，并毁人自身。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祸害。一曰耗人精神，故少年吸之者将促其年寿之尽。二曰损其血肉，体弱而吸者面色发黑如尸。三曰散尽各样家产。四曰使人形貌可憎——鼻中流涎，目中流泪。五曰长淫邪。六曰泄人隐秘。七曰犯法。八曰攻人脏腑。九曰丧命。吸者把身边一切都典尽之后，便要典妻卖女；这都是免不了的后果。」

对上面这番话的每一个字，就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都可以毫无保留地赞同。下面这段摘自著名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就英国臣民强行输入鸦片一事致英国女王的文告；它把一向被人错看轻贱的中国人，同贩鸦片的欧洲人作了可喜的对照。林钦差说——

「天道无私，不容损人以益己——人情无大异，谁不恶死而求生？——此皆公认之理。自己虽不吸食鸦片，却仍敢制造贩卖，以此诱惑此地淳朴之民，是以使人受死而求自己之生，以害人而图自己之利；此等举动，大背人之本性，大逆天道。」

难怪在华最有经验的传教士之一麦都思博士说过：「鸦片正在使中国堕落，并已成为所能想到的、阻碍基督教传入的最大障碍。」为证此言，他说：劝一个本地人信基督时，那人几乎第一句答话便是：「你们基督徒为什么把鸦片送给我们，而且公然违我们的法度径直送来？这害人的药毒了我的儿子，毁了我的兄弟，几乎使我拿妻子儿女去换钱。凡输来这样害人之物、为图利而害我的人，断不会愿我好，也断不会握有一种比我自己更好的宗教。你先去劝你本国的人放下这桩可耻的买卖，再给我一个方子来治这坏习惯，〔注二十八〕然后我才听你关于基督教的劝勉。」

世上从来没有比中国那些鸦片馆更卑污、更彻底使人下贱的东西。正如曾在那个帝国传教的斯夸尔牧师有一次所说：「它确是撒但手中的一具机器，而且是有力的一具。」须得记住：正是这同一具恶与可憎的机器，被英国这个民族并以她印度属地的出产，有计划地、并借几场战争，硬塞给了中国。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终止的那一天，英国政府就动手强行推销鸦片，并由此引出第一场鸦片战争。虽然林钦差销毁的那批药，是英国女王陛下的代表义律上校按约交出的，可它的销毁后来却被歪曲成开战的理由。可以说，从那件事起，便开始了一套后世必加谴责的方针，而其终局便是中国政府被迫把这桩可耻的买卖定为合法。

鸦片在太平天国的律法里向来是禁物，用它者以死论，一切犯禁之案都严按斩首治罪。既然每一场对华战争的最初起因都是鸦片，而太平军若得手便会把这买卖彻底废掉又是人人尽知的，那么把革命者所受的敌意——而且是来自那些照一切别的动机都该做他们最热的朋友的人——的很大一部分归到这同一个缘由上，绝不是不公或不合理的。无可争辩的是：几乎凡在太平天国早期认识他们的人，甚至许多并未认识他们的人，都对他们怀着最友好的感情；可一旦人家彻底明白他们决意不肯容鸦片输入，那么不管他们如何有基督教信仰等等，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就起来反对他们了。

在中国人所尽知的是：数一数二的大商号之一宝顺洋行，曾徒然设法在芜湖——南京以上长江边约五十英里处的一座城——同太平军做鸦片买卖，办法是把他们的鸦片船「宁录号」停在那里，一停六个月，我自己也在那里见过她；此事失败之后，这家洋行便成了太平军最著的诋毁者，并动用他们所有的一切势力去对付他们。

在中国，太多的商人，不幸还有那些在维持鸦片大宗税收上有利害的本国代表，因盲目逐利而把原则献给了钱财，全不顾那沉重的后果。同样不幸的是：如今被称作「商界王侯」的人中，有许多是若干年前靠走私鸦片发的本；同样可叹的是：至今他们最大的利润仍出自那桩靠刀兵之力变成合法的买卖。然而事实如此；而把自由与基督教在被鸦片毁掉的中国民族中的萌芽闷死，之所以成了时尚，主要就为这个缘故。

原注

〔注十九〕太平军兵士的名号，即「天兵」。

〔注二十〕指满清。

〔注二十一〕完全是实话。

〔注二十二〕指北京之役时统兵的法国将军，他因此役得其皇帝所赐这一封号。

〔注二十三〕在英国组建那支「吸血鬼」舰队的事当时已近办成，太平军是知道的。

〔注二十四〕清方的法典里把各种合法刑讯按百条计。

〔注二十五〕自印度兵变以来，这权柄自然已归回本国政府。

〔注二十六〕照最近一次官方报告——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四年——印度输往中国的鸦片为四万二千六百二十一箱，由此所得的总收入为五千二百〇七万二千三百五十八卢比。

〔注二十七〕这是指香港。

〔注二十八〕这几句话曾屡屡有中国吸鸦片的人对我自己说过；我想几乎没有一个欧洲人在中国而不曾遇到同样的话。

第二十章（上）　吸血鬼舰队

太平天国的祸事、吸血鬼舰队、几封要紧的信、罗孝全先生一案、领事夏福礼、信续、歪曲失实、反太平天国的集会、阿思本的理论、舰队出海、李泰国与阿思本的协议、舰队被毁约、英国在钱财上的损失、一段综述、白齐文将军、里奇中尉、一桩海盗行为、捉住一个鞑靼人、英中舰队的收场、华尔将军的行事、战事的进展、华尔将军之死、乐德克上校的丢脸、因何而起、他的行事办法、它对贸易的影响、嘉定城下的行动、「黄一浦」、白齐文将军被免职、戈登少校接统、卜鲁斯爵士的公文、他对戈登受任的反对、他对布朗将军干涉的反对。

忠王北征在外、我仍因病困在南京的时候，别处正发生于太平天国事业大为不利的要事。这些事须先述一述，然后再接我个人的记述：其一是那支非凡的舰队的组建——它在英国被称作「英中舰队」，而在中国则多被称作「吸血鬼舰队」；其二是士迪佛立将军及其同僚重开对太平军的战事；其三是把华尔旧日的雇佣队改成英国的一支附属队，此外在上海与宁波还另组了几支同类的军团。

那个要靠灭尽太平军来再造中国的「吸血鬼」之计起于何处，至今还不确定；不过李泰国先生——前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他那本题作《我们在中国的利益》的小册子里，这样述说它最初如何被实际采纳：「被卜鲁斯爵士威胁说『女王陛下政府不会永远保护上海下去』……又被宁波失陷、太平军进逼上海的消息惊动……他们——满清政府——明白非照办不可，〔注二十九〕否则就得灭亡……于是摄政的恭亲王声明，凡卜鲁斯爵士所建议的任何办法他都愿采行。他的吩咐是什么呢？『弄外国船来，雇外国军官来。』〔注三十〕答话是：『请你替我们弄船弄军官。』」

于是，李泰国先生称作「我的代理人赫德先生」的某人，从满清政府领到「一笔款项，汇往英国购买一支轮船舰队」。同时，李泰国先生同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之间作了安排，这位军官答应接受「拔擢」为满清的水师提督。英国政府把《外国征募法》暂停施行，把中立的誓言置之不理，并于「一八六二年八月三十日在温莎宫御前会议」通过一道「准许征募官兵、并装备配齐兵船以供中国皇帝役使的御前会议令」。

我虽恐使读者生倦，却忍不住要从手头一本官方信件的小集子里摘引几段，以最确凿的有权威的证词，来证明在英国准许组建这支舰队、准许英国臣民投入野蛮的满清专制政权效力，所凭的是何等虚假的借口。这些信是一位有名的国会议员借给我的，写信人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大商人，收信人是他的兄弟，现任政府的一员。我得知这些信曾呈给好几位大臣看过；因此可以断定：除了领事密迪乐等人的公文之外，政府还有充分的途径去了解他们所注定要毁灭的那些不幸的太平军有哪些好处。

我现在要引的这封信，是就一八六二年七月二日上院辩论中国问题时罗塞尔伯爵的演说而写的，开头说「格雷伯爵的看法比政府的健全得多」。略过罗塞尔伯爵的开场，信中说——

「二、罗塞尔伯爵接着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太平军会给我们中国政府所必须给我们的那些便益么？

「第二，太平军能组成一个外国各国可以同它交涉的政府么？

「他的论证是对这两个问题作否定的答复，而我就他的论证同他争执如下——

「第一，他提到何伯将军在南京同太平军所订的协议，限他们不得进到上海三十英里以内。这项安排约在一八六〇年年底订的，当时一般都理解为只限一年之期。那一年之内，协议是忠实守住了的。一八六一年年底何伯将军同巴夏礼先生去南京时，〔注三十一〕他们见太平军态度强硬；我相信太平军不肯再作进一步的保证，而上海在我们的保护之下已成了他们对手的军械库、铸币厂与仓库！……我相信太平军就其所知而论是守信的，而这项指控是不实的。

「罗塞尔伯爵以他们不守信为前提，接着说：『他们逼得离上海极近。英国人所有的民船被扣，船员被囚，一个欧洲人被害，并且处处显出决意要妨碍该口岸的英国贸易。』

「这是一句一网打尽的话，而且大半不实。

「甲、太平军今年初确曾大举来到上海近处。他们的首领立刻送了一封书信给英法两国当局……而我们的当局把一切谈判都拒了。

「上海既是那个中心——清方在我们的旗子遮护之下，安然无恙地在这里筹划一切、备办一切战争所需之物，又在关税收入里找到一个现成的库房——那么太平军极想取得这样一个对他们事业的成败如此要紧的地方，并不足怪；而就此看来，以为他们曾打算永久自缚、容这样一种局面延续下去，也很难说得通。

「乙、『英国人所有的民船被扣，船员被囚。』

「这话太含糊，很难知道所指何事。去年有几条英国人所有的船在产丝之区通往外面的关口被拦住——那些关口在长毛手里——原因是他们想不缴照例的通过税就闯关。凡停下来缴了这个事实上的当权者所收的那笔并不重的税的船，我从未听说有被侵扰的……

「丙、『一个欧洲人被害。』

「这是指哪一件事？被害的欧洲人有好几个。一个叫萨拉贝尔的法国人，不慎带着许多银元坐中国船上长江去，被海盗同船夫串通杀害。这与太平军无关。

「另有一人押着一条丝船，在往上海的路上被一伙盗劫袭击。他被杀了，可那伙盗劫原来是清兵——不是太平军。我没有听说有哪个欧洲人是这样被太平军杀害的。恰恰相反，去年和今年都有许许多多欧洲人在产丝与产绿茶的地方做生意，只要为其货物缴了税，便极受欢迎……

「丁、『并且处处显出决意要妨碍该口岸的英国贸易。』

「这句话，在一个身在当地的人看来，是最异乎寻常的说法。去年和今年，太平军占着整个产丝之区和大半产绿茶之区。然而截至上一个六月三十日为止的一年里，我们出口了七万五千包丝，而新收的丝已有足足五万包上市。这十二万五千包丝值多少真金白银？按每包八十英镑算，便是一千万英镑，是三千万英镑的三分之一——而三千万英镑正是罗塞尔伯爵所正确说出的上海贸易目前每年之值。太平军若有此意，本可以把这些差不多全断掉，可他们只收一笔不重的税便让它们全都上了市。绿茶的数目我此刻手边没有，可截至上一个六月三十日为止出口极为充足，其中大部分来自太平军所占的地方。

「这些事实同罗塞尔伯爵的断言合得上么？

「我以为完全把它们驳倒了……你们是在替一个烂了的政府打补丁，而你们越使力去补，它只会越弱。关于这一节最后一句：太平军一直声称切望同我们和好，直到我们断然的敌对、以及在上海藏纳清方，才使他们这愿望成了不可能。他们并不仇视贸易，上面的事实已证明。他们也不是见一个欧洲人来做太平的事就要杀的野人——许多到过他们那里的人都能证明；而我相信，我们若能把所拥戴的那个不幸的清方放下，便会发现他们十分愿意给我们现今所有的一切贸易便利，并使这倒霉的一省恢复太平。

「第二，罗塞尔伯爵问——

「『假定太平军答应不再扰我们、我们也同他们讲和了，他们还有可能组成一个正规的政府么？——这一点上我们有最令人信服的证词。』

「令人信服的证词，真的！罗孝全先生〔注三十二〕是第一个……前些时候罗孝全先生去南京投他从前的学生。不管那位首领有什么过失，他待他昔日的教师总是极好的。可这位牧师有一天受了惊吓，仓皇离开那地方，于是写了一篇文章，把他从前对太平天国的信念撤回。他当时恐怕不很清醒，因为他说在他眼前被害的那个男孩，后来还有人见他活得好好的……

「他的意见值不了多少。

「下一位权威是宁波领事夏福礼先生。」

写这信的人很不赞成在一场庄重的辩论中引这位先生的证词，尤其因为它竟被容许压倒才干出众、可以信赖的密迪乐领事所提的反面证据。关于这一点，除了指出一个事实之外无须多说：密迪乐先生是个有荣誉感、心地高贵、对太平天国与满清都有彻底了解的人；而夏福礼先生——就是夏福礼先生！

信接着说——

「凭着这几位宝贵的证人，罗塞尔伯爵接着说：『因此，诸位勋爵必已明白：要同太平军建立任何近于文明往来的关系，或要他们治理中华帝国、或在唯一能保全和平的友好基础上同外国往来，都是全然不可能的。』

「好罢，诸位勋爵若甘心凭这样宝贵的证据得出这个结论，那他们很可能要发觉自己错了。」

信里举了证据说明太平军「在军务一门上极有章法」，随后就太平军接着说——

「若有人能这样办理军务一门的种种细务，那么在军事的迫切过去之后，他们也有能力办理民政一门的种种细务，岂不是很可能的么？在苏州——太平军已据有一年半——四乡的百姓现在过得安安静静，照旧做他们的活计……

「关于宁波那次进攻，罗塞尔伯爵断言是太平军先向乐德克上校开火。我相信事实是：海盗阿伯把他的船泊在英国船附近，于是长毛炮台向阿伯开炮时，弹子便落到外国船近处或飞过其上。人家正需要一个进攻的借口，这就够了，于是那地方被取了。

「伯爵接着说：『由此显见我们已无望同太平军保持任何友好的关系；而他们既似决意要灭我们，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保护我们的贸易和我们商人的性命。』

「我们一面把上海弄成清方的军械库，一面照迄今所显出的那种原则推行我们的干涉，却指望两方友好，是指望不来的。

「前几天出了一桩极可耻的事。上海义勇骑队的九位青年，一天下午同英国军舰『珍珠号』的博拉斯上校及一队人出去侦察。他们遇上一群太平军，那些人一见马便立刻扔下兵器，半裸着身子奔逃。博拉斯上校下令追击，并不许留一个活口。〔注三十三〕于是这几位青年那天下午便以冷血的杀人自娱，而据说他们的上校以一桩骑士之举显了身手：把一个受重伤躺在地上的人杀了。我很高兴地说，这几个人中有一个是我的青年朋友，他拒不从命。我说：倘若女王陛下的军官可以被容许下这样残暴的命令，那么我们越早不再谈太平军的残忍和巴特勒将军的野蛮，便越好……因为找不出更好的开战之号，便造出一片关于太平军残忍的叫喊；而我们的人受的教导，是以干出——就我们所受的光照而论——残忍得无可比拟的事来昭示基督教。太平军尽管受了那么多挑动，对那些因公务须进他们防线的外国人的行事，同我们对他们的行事相比，对照起来是他们有理。

「从阿思本上校受任一事，我推断我的朋友李泰国给政府的建议是完全站在清方的。

「阿思本竟接了这样一个职任，政府竟认可了它，我以为可叹。

「更可叹的是，帕麦斯顿在这个问题上竟犯了我以为如此严重的错误；这正是我写这几封信的主要缘故之一。另一个缘故是：我确信我们目前的方针对英国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样有害。」

我们已见怡和洋行把他们本国政府的方针断为「自杀式」的。现在我们又看到另一位大商人要紧的证词——而人家还说，为他的利益计非屠杀太平军不可。英国国会被种种谬说说服了，于是「吸血鬼」舰队备齐送往中国，而英国民众却被引着相信它的组建只是为了对付中国的海盗；政府的机关报把太平军说成是「企图强行开出一条通海之路，想在那里过中国人向来喜爱的水陆两栖生活，或在海上出没，或按需要与机会之所诱所使深入内河」。这一段，以及无数同类的捏造，其不实之深、其毫无一丝根据，实在令人骇异。上面所引那段，只被同一份报纸同一篇文章里的另一段超过了：「然而打垮太平军之力的正是中国的人民，而太平军如今正是在对他们可怕的报复的恐惧之下，企图强行开出一条通海之路」！！！

这篇用意如此可恶、内容如此全然不实的文章，是就在皇家地质学会会所举行的那次关于「英中舰队」的大集会所写的几篇之一。这支号称要再造中国的远征队的头目们在那里向学会的科学界先生们、他们的朋友以及政府的若干成员发了一通议论。他们所作的演说、他们的论据、事实和所宣称的意图，同那篇为他们捧场的报纸文章里的话一样合乎情理、一样可信；而那篇文章凭着一种极其离奇的颠倒之识，把何伯与卜罗德两位将军、士迪佛立与布朗两位将军等人对太平军所进行的那场苦毒无情的战争，说成是「打垮太平军之力的中国的人民」。诚然，倘果真如此，满清政府要占住那支「被打垮之力」所据的任何一个村子、任何一尺土地，竟还需要惊人数量的英国枪弹、炮弹、炮和人！而若「中国的人民」已经把那支舰队所要组建起来去做的唯一一件事做成了，这支舰队的用处就实在看不出来了——而恭亲王正在为它掏钱，李泰国先生、阿思本上校和他的部下正从那满清的铸币里领到相当可观的一份。五个月之后，这支「被打垮之力」竟显出很有本事把它的对手也弄到同样不好过的境地，以致一八六三年一月九日又通过一道御前会议令，准许「女王陛下役下一切陆军军官投入中国皇帝的军务」。

再接着说「吸血鬼」远征队的事。在这位文职头目与这位水师主帅发表口才之际，财政大臣也在场——他对这支舰队可能为中国偿付赔款提供的保证看得极准——来看、来听、来判断，并以最动人最庄重的辞令作结，给这些领着厚饷、无疑也很值那份饷的冒险家们祝福。

李泰国先生为一个可疑的目的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理论，对集会说中国内战的大原因是人口拥挤，「而土地的生产力不足以养活」。他的药方是把太平军移民出去——等他捉到他们之后。而这位聪明——虽然也可能弄错了——的先生，打算怎样用他正在仔细备办的阿姆斯特朗炮、惠特沃思炮以及别的杀伤力极强的致命兵器去促成这番迁居，实在看不出来；除非这迁居是要迁到永恒里去。同样很不容易懂的是：既然土地的出产不足以养活本地人，那么再叫它额外养活一大批极费钱的外国官兵、加上一支耗费不小的轮船舰队，困苦怎么就能缓解。

接着这位想做中国独裁总督的人之后发言的是阿思本上校，他所持的原则比他那位文职上司的毫不更少离奇，作了几句骇人的宣告：一、「他在中国的第一本分，是记住自己是地理学会的一员。」二、「他到中国去是要传布和平，不是要流血」——带着他的阿姆斯特朗炮等等。三、「他的目的是教中国人以宽恕之本分，而不是杀人之术」——奇怪的是，他竟如此费心去弄英国所能供给的最有效的军火。四、「而他盼望能报告说：南京之克，强攻停止后未损一命。」

关于第一条，正如《每日新闻报》当时所写：「这对伯林顿府或许大有好处，可它也足以说明中国要如何从他那被大吹大擂的到来中得益。不过，这或许可以当作他是个博爱的冒险家的证明：他第一要照料的，不是每年付他三千英镑的中国政府的利益，而是一个要他捐款的学会的利益。」

关于第四条，这句天真的宣告对这位英勇上校的朋友们那套「海盗」的幌子是一记惊人的打击，而且证明了那唯一的动机——其实除了几个偏执之人，人人都承认——就是扑灭太平天国的革命。

关于李泰国先生和他那位打仗的人，《每日新闻报》说得很好：「这两位先生既然眼下似乎有本事把他们的计划推行下去，无疑是要推行的；可他们若背离此前一直遵守的那种守口如瓶的方针，便是失策。」

恭亲王在极度的惊慌与困窘中，抓住这支救满清王朝的舰队的提议，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一根稻草。英国政府明智地想到这支舰队会替他们守住通商口岸以拒太平军，从而以中国人的代价保住赔款的偿付和鸦片贸易，便迅速抓住了它所隐示的机会。他们行事正当与否是另一回事；而要知道攻取南京是凭什么权利，倒实在有意味——那是中国内地深处的一座城，城的主人只求外国人的友谊，同时力求摆脱异族之轭、享受基督教信仰与自治之福。

这件事最坏的一段现在要说了。凭李泰国先生一人之权，这支舰队——主要由英国兵船组成——降下英国旗，升起一面绿黄色的破布，既无委任状，也无任何使它们成为一国兵船的权柄，便照十足的海盗样子驶上公海。英国的法律被肆无忌惮地践踏，她的海军受了不可磨灭的辱，而一切参与这远征的人都被彻底耍了——耍他们的是一位满清亲王非官方的首肯，和英国大臣们为满足自己别有的用心而极不体面地急于应他要船的含糊之请。

恭亲王只是授权李泰国先生买若干条船，可那些船从英国派出时却是满员满械的，仿佛已正式受了委任——而事实并非如此，从来也没有成为如此。李泰国先生同阿思本上校两人拟了一份协议——船员受雇所凭的权柄与章程就是这个，而它只是一份私人的默契，奇怪地像是一个海盗组织的契约——那协议倘得施行，实际上就把中国的命运与行政权交到他们两人手里了。协议的要点如下——

「四、阿思本承诺遵行皇帝径交李泰国的一切命令；阿思本并保证不理由任何别的途径转来的任何命令。

「五、李泰国则保证：凡其合理与否不能使他满意的命令，他拒不充其转达之人。」

难怪这支舰队到了中国，满清政府把这漂亮的安排连船一并毁约不认。不过「吸血鬼」们丢脸的失败还有另一个缘故——说丢脸，是因为他们既无权利也无理由被摆到雇佣兵的地位上，或者受一个野蛮朝廷的解雇。当时若无外人干涉，太平天国的革命必定成功，清方那时是极愿照任何条件接受一支舰队的；可等「吸血鬼」们真到了，对太平军报复的恐惧已不存在。革命者已被英国的军队和统带受训中国军团的英国军官从上海与宁波逼退，而且仍在外国兵威的震撼之前退却。李泰国先生同阿思本上校来得太晚了。他们既不能做满清的奴仆，也不能把自己立成满清的暴君，于是恭亲王便以他那一族特有的失信，把他的一切义务都毁约不认。

舰队到中国后，清朝政府设法把它交给各省的地方官统辖，正是这个决定使它解散了。阿思本上校拒不把自己降到上海、宁波一带英国军官所处的那种地位——即武装冒险者，受地方官节制；可鞑靼人在这场争论上占了上风，因为先例是有的，即陆军投他们效力时所订的条件；因此他们有理由把同样的道理用到英国的海军上，使它受他们的下级官员役使。恭亲王和他的同僚在这一点上以及在毁弃别的保证上都很坚决；阿思本上校也同样坚定；结果李泰国先生丢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这个肥缺，阿思本上校没当上满清的水师提督，这支无国籍的海军力量被卖掉，而官兵只好回他们原来的地方去。

第二十章（中）　吸血鬼的收场

财政大臣那番夸张的祝福——他在其中预言「他们的领袖将有一日带着满载的专业声名归来，并为本国带回新的荣光」——化作轻烟散尽了，这多亏那场要用来复炮「传布和平」的尝试失了败。李泰国先生在《我们在中国的利益》里，以他对满清迟来的领悟，这样述说导致他那再造之计失败的局面——

「我离开中国时，皇帝的政府在迫不得已的压力之下，〔注三十四〕又以一八六〇年联军攻入北京所立的那种有益的恐惧记忆犹新，正处在最好的心境里，愿受人指引」等等。「我回去时所见如何呢？事情的面目全变了。又是那旧日傲慢的态度，那套闭关的荒唐言语，对一切条约的公然嘲弄，以及明言凡能推托的决不让步。总之，一八五八年条约所争得的全部地步都已零零碎碎失掉，我们被推回战前所处的地位——一种无力的抗议与无能的威胁的地位。」

好一个局面！而且是由英国的政客重新造成的——他们支持满清，就把一套太平军本会永远改掉的章法延续了下去。

李泰国先生上面的断言，时间已经证明其为真；时间还要证明中国现今的王朝对英国怀着怎样刻骨的恨——英国屡屡惩治他们，迫他们破自己的法而收那可憎的鸦片，使他们在自己百姓面前受辱、咽下低头之果，而最坏的一样，是因输入基督教而引出那场一度无可抵御的太平天国革命。他们若把所受的打击——而那些打击并非总是正当的——忘了，便不成其为人；若忘了在能够报复时去报复，便不成其为满清。

从财务上看，这桩英满合办的远征对英国政府倒是一件颇为严重的事。目前所能得到的唯一可靠的开支估算显示：仅因这支舰队的服务被拒而返航一项，便合二十一万三千两，即七万一千英镑；这笔钱起初是从满清海关垫出的，其后在英国收受按季偿付的赔款时还给了它。

阿思本上校是这样说的——

「是迫不得已使北京接受了我们的援助，而其形式本可于中国与英国都有益。就那些官员而论，道理与论辩同此事毫无关系。极出他们意外的是，我们的当局把那场叛乱打退了，却没有向北京取得任何关于日后行事的保证。那些官员立刻便张狂起来；他们并不那么蠢，既然我们英国人肯白干，他们何必拿自己的岁入去维持秩序。叛乱的恐惧过去了。李泰国、我和这支队伍可以回英国了。」

至于阿思本、李泰国与格莱斯顿那套理论的失败，我们只能说是该得的。李泰国先生因这场「吸血鬼」的纠葛被满清革了职。他多年来忠心奋力为他们效劳，在这桩无与伦比之事所起的争吵里都被抹掉了。他想再造鞑靼人，很可能是诚心的；而他确实被他们待得很坏。李泰国承办那臭名在外的舰队之计的动机，看来是他那博爱的念头——再造中国——而每年五千英镑的进项又给这念头添了光。有人说他只是背后几个「更高的人」手里的傀儡，由那些人牵线。阿思本没有委任状便接统这支舰队，则可以归因于这位英勇军官那些古怪的见解和他自己天生的博爱。

「吸血鬼」舰队的到来，受到上海外国社会普遍的反对；它不曾传布和平便逃走，也同样使人满意。这些想做雇佣兵的人——那些极端拥清的报纸与人曾高声宣称他们是英国海军的精华——留在那个口岸的短短时间里，倒颇为自己招了不少恶感。他们的地位与行动既无委任状也无清廷的授权，竟还敢把自己立成一种水陆两路的警察。岸上无论做什么买卖，港内无论哪条船要动、要起货，都免不了他们的查问。只因稍有一点嫌疑说某条船可能是去助太平军的，船便被扣，船员上铁镣下狱；又有武装到牙齿的人在英美两国租界里到处破门搜查，说是要找藏着的太平军。不过他们格外小心，决不到法租界去冒险，因为法国当局已吩咐自家的巡捕：他们若去，就把他们逮起来；若反抗，就把他们打死。整个地方被他们的行事搅得沸沸扬扬。

就在这「英国海军的精华」丢脸出逃之前——顺便说一句，他们对上海酒坊里另一种「精华」有着异乎寻常的同情——我因去上海就医并为了日后自会说明的别的缘故，恰好亲身见识了他们几桩海盗似的暴行。

接华尔之后统带那支受过训练的中国队伍的白齐文将军，被他满清的主人待得极坏并被革职，便在苏州投了太平军。我到上海的时候，白齐文据说也在那里；「吸血鬼」们便以此为借口，扑进我朋友塔兰特先生——《华友西报》的编辑——的住处，那晚我们正在那里同一群朋友作社交之会。那所住宅在一个院落里，院里还有美国执法官的屋子；我同我的朋友和另一位先生正绕着院子散步，忽然在暗中被一伙藏在灌木丛里的「英国海军的精华」扑住。同一瞬间，另几支分队冲进旁边的屋子，那股热心与敏捷足以证明他们正变成何等出色的夜盗；他们把所能找到的男子统统当作俘虏，押到我们已经被带去的那个地方，即美国执法官屋前那条宽大的廊柱下。很幸运，我和我们一行人都没有带武器；否则，照他们出现时那种可疑而突然的情形，我们很自然地会把扑上来的人当作他们极像的那种刺客或盗贼。这些「吸血鬼」是一位里奇中尉统带的，是我生平所遇最无绅士风度、最无礼的英国军官。

等我们的朋友都被聚到他部下的枪口之下，他转向那些人，明明白白地下了这样一道命令，至少大意如此：「好了，弟兄们，这些先生一个也不许离开此地；他们若想走，就打死他们！」这位有气概的英国军官随后带了一队人——步枪、刺刀、短剑、左轮，刺猬一般——自己手执佩刀，颈上挂一支大号的迪恩亚当斯手枪，径去撬塔兰特先生印刷所的地板，要搜那些要运给可怕的太平军的军火！自然一件也没搜到。此人和他的部下随后进了编辑的内室，把这间和隔邻几间翻了个遍，把装信件、文稿和别的编辑往来文书的箱子倒空撬开，徒然寻了一阵白齐文或他行事的痕迹，便把这一切撒得满地，乱得无从收拾。

等到再没有上着锁的私处可破，这桩英勇功业便告结束，闹事的头目又把心思转到邻屋。他们从上到下把每一个角落搜遍，一无所得，只缴获两支旧火枪、一支还好用的鸟枪和另一支没有枪管的，便得意地带走；随后「吸血鬼」们把我们从他们在场的不快中放了，自行离去，显然因没有成绩而很失望。

美国执法官的夫人平达夫人告我们说，里奇中尉竟闯进她的卧房，把她梳妆台的抽屉等等都翻了。这位美国太太在他这番无礼而毫无根据的侵入中一路陪着，还出主意帮他：他最好去探一探烟囱帽，把地毯揭起来看白齐文是否藏在那里，或者他也许愿意搜一搜她的衣袋，等等。这位「吸血鬼」军官穿着一身国籍不明的制服，只有锚形纽扣和一枚把王冠剪掉了的英国海军徽！塔兰特先生问他凭什么权柄，他拿出英国领事一纸不合规式的令文，而那种令文在法律上只能由领事署的巡捕使用。这一点向他说明之后，他承认此话有理，却辩说是奉了他长官的命令。于是人家问他要委任状，他天真地承认自己并没有。再问他的长官是凭什么权柄行事，他答说是凭阿思本上校从中国皇帝那里得的委任状——这话说得其派头之堂皇，可笑之至。再问他是否知道阿思本上校并没有任何这样的委任状，他便承认：虽然他相信情形相反，可他想他们的统帅也许已到北京去取了！若不是这些「吸血鬼」幸而退出中国，那场本要对他们提起的司法程序，几乎一定会判他们犯了不折不扣的海盗罪——不只是我刚才所述那一件，还有别的几件同样无法无天的事。

大约在这时，而且人人都料定这支舰队不久便要去攻南京，《华友西报》上登出下面这则讽刺的广告——

「征求：

「头等船若干条，用以将数千长毛自南京运往纳闽岛。

「有意者请洽

「赖泰国、豪斯本洋行。」

许多外国商船有个习惯，爱从主桅顶上挂长长的旒旗，上海有些船也爱这么干。这事叫「吸血鬼」的军官们看不过，他们偏要认为这侵犯了他们那种半真半假的兵船标志之权。于是他们便以登上几条好说话的荷兰船自娱：那些船被他们一身铜扣的气派和把那可憎的旒旗降下来的断然命令一吓，一般都很安静地照办了。不过有一回，我正在上海，这几位想做鞑靼严官的人撞上了一个虽非真鞑靼、却有鞑靼脾气的人。

有一条美国船挂着一面格外长的旒旗——后来有传言说那是故意装上去的——偏偏引动了一位「吸血鬼」舰长那闻见生人气的鼻子。立刻派出一条快艇，由一名中尉去教训这冒犯之人。那军官上了船，命大副把旒旗降下来。大副先生立刻吆喝一声：「厨子，提一桶滚水到后面来！」可水还没提来，那位「吸血鬼」已经越过舷门——照那位美国大副后来对岸上一群听得入神的人所说的——「像一道抹了油的闪电」，一面拼命朝自己艇上的人喊：「划，快划！」好逃开给他备下的那番热烈招待。

「英国海军的精华」就这样交了几个朋友、结了许多冤家；他们丢脸地离去时，为之惋惜的实在很少。他们留驻期间，有几名英勇的水手逃走投了敌，而我的一位在场的朋友所述的一桩极有特色的事，我是忘不了的。我的朋友同几个同伴走过上海那个「模范租界」里某家酒店时，混进了一群放假的水手之中——他们刚从店里出来。我的朋友想见识一下被说成世上最好的海军之精英的那种人，便同一名军士搭起话来，虽然这人和他的同伴显然已把他们那爱「精华」的性子放纵过了。结果是：问到他们对自己所投之役有何感想，这一伙的头儿作了这样一番原则的申明：「你瞧，老兄，只要我们拿得着银元、捞得着一把，管他替谁打仗，我这双眼珠子不要了也罢——中国的皇帝也好，他那些在对岸的中国冤家也好。」

这支英中舰队既是按不义不公的原则组建起来的，便落得一个无人惋惜、名声扫地而又早夭的下场。我们就用上面那位告我这件事的朋友的话结束这个题目：「阿思本上校可以像凯撒一样喊一声『我来了，我看见了』；同凯撒不一样的是『我并没有征服』。舰队装备起来，起航，到了——却没人要。」

现在我们须转去看一些比刚才说完的那些外国兵船的到来于太平天国事业更为不利的事，虽然那些船到来的事实同我们将要谈的事相连，也助成了这些祸患。

忠王夺回联军此前攻取的所有地方、并带他大部分队伍回南京之后不久，士迪佛立将军得了从天津与香港来的那批合意的英军援兵，便重开战事。

何伯将军对文明各国的惯例还有几分敬意，为他最初发动的那些袭击造出一个开战的理由；士迪佛立将军却证明自己高过这类小节——只要无所顾忌地忽略它不会吃亏；因此他重开对太平军的战争时，并不费神去托称他们可能、能够、将要或应当做出什么于英国利益不利之事。无论拘谨的人如何认为一位英国将军总该对文明战争的规矩有些顾惜，这位英勇的军官至少不能被指为伪善。

一八六二年八月间，武装冒险家华尔将军由英法两国的分队相助，从太平军手中取下了几座设防的村落，并夺回青浦城；行动之所以得手，还是因为总有一大群炮在用。青浦陷落后，华尔带他大部分兵力转入宁波一带，加入已在那里行动的一路。自从英国海军上校乐德克和他的海盗盟友阿伯凶残地把太平军逐出宁波以来，武装冒险与海盗之事的推进真是一日千里。几支受过训练的中国队伍被招了起来，其中最要紧的是一支官方授权的英国军团和一支同样的法国军团，两支的军官全是外国人，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以及别国的人。起初这些组织各约一千五百人，此外还有炮兵去操他们所领的许多重炮。除这些以及别的由外国人训练与统带的雇佣队之外，乐德克上校还把他统率的整支分舰队的服务全用来协助与支持他们，全然忘了自己是个英国军官，忘了那些被他玷污去同海盗与劫掠者结下可耻同盟的船，是英国纳税人的财产，而纳税人养它们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英国兵船、满清炮艇、法国船只、美英法三国训练出来的武装冒险队、广东海盗与清军，统统联合在一场要灭尽不幸的太平军、并掠劫他们城池的战争里。尽管他们人数众多，一切军火供应无穷，炮弹与火炮无可抵御，又有从上海那个大本营蜂拥而出的友军配合，这一伙杂凑的劫掠者却发现那支「被打垮之力」很能给他们许多重击、许多次狠狠的击退；虽然《泰晤士报》偏要以为「中国的人民」不知怎么就把太平天国的革命变成了一群从那子虚乌有的「可怕报复」面前逃命的人。这种说法用来耸动英国那些虔诚而肯信任何骇人之事的人，倒是很合用；可那些联合起来对付这些想做自由人与基督徒的雇佣兵却发现：要打垮后者之力，须有许多场致命的交手、许多颗精心做成的穆尔索姆弹或榴霰弹。在将近十二个月的时间里——自一八六二年八月到一八六三年夏中——中国战争的惨状在一片本来是上帝地面上最美之区的地方来回翻腾。宁波及附近各属的风景之美之富于变化，加上出产之极其丰饶——茶、丝、棉等等——世上无地能及。然而竟容几个爱试手的武人与政客在这片含笑的土地上到处造出苦难与败亡，使它的平野上撒满腐朽的白骨。

乐德克上校和他的同僚所进行的战争，猛烈地延续了好几个月。慈溪、余姚、奉化、绍兴等城，都被联军与他们太平天国的敌人几度攻取、夺回、失去、再得，最后终为前者所据。

要把宁波一省内无数次交战一一详述，是不可能的。除一点之外，它们都同何伯将军与士迪佛立将军头一仗里的那些一样：同样是用那些太平军无从还击的致命火炮大加屠杀；同样是守者被炮弹轰了许多个钟头之后，突击队冲上来，而守者奋力要把他们打回去。那一点不同是：靠强攻拿下的城池很少。我相信这是因为宁波一带的太平军兵士有很大一部分是广东人或广西人，故对他们所守之城几乎每一次强攻都被打退。他们最终还是被逐出该省，各城几乎无一例外是被弃守的——虽然围攻者曾被狠狠击退，可给养与交通的线被切断，城便守不住了。

乐德克上校这场战争有两段要紧的插曲，因其对日后事情的影响，须得一述。第一是华尔将军之死；第二是进攻绍兴，乐德克上校因此受到他上司和英国政府的申斥，从而不得不停止实际参与此后的战事。

华尔将军不论有什么毛病，总是个勇敢决绝的人。他为他满清的雇主效力得实在太好了；最后他以舍命为这段充满险难与忠于所事的生涯作结，便以一死封住了一切过失，使那些怀念他的人只惋惜他没有倒在一桩更值得的事业上。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指挥第二次进攻宁波内陆十来英里处的小镇慈溪时，这位美国武装冒险家、第一个投满清军务的外国人华尔，被一粒太平军的枪弹打成致命重伤。正是这位冒险家创出了那支队伍，而它最终成了把太平军从他们建立为「太平天国」的疆土上逐走的主要工具。宇宙的大主宰竟以这样看来微不足道的手段，推倒人的经营、定下人的命运！华尔之死使他的直接下属白齐文上校接统了这支队伍。白齐文同那些官员合不来，被他们待得很坏，便怨恨这番待遇，终被免了统带之职；而华尔的旧队便从一支粗野的、武装冒险的雇佣军团，变成了一支正规的英国雇佣附属队。

屠杀太平军的乐德克之丢脸，是这样来的：绍兴城离宁波一百多英里，被一支清军围攻，英中队与法中队都附在这支清军里。这些队伍大败，损失惨重，连他们的法国将军勒伯勒东也在城下阵亡。一位名叫塔尔迪夫的法国炮兵上尉接了统带之职；乐德克上校同他合兵，一同去围这地方，要替先前战败的丢脸报仇。

除了从宁波的英国兵船上卸下几尊野炮、以及那些受训队伍所有的一大批榴弹炮与臼炮之外，乐德克上校还给他们添了一尊大六十八磅炮，是士迪佛立将军为此事借给他的。「遭遇号」的廷林中尉带一队水兵掌管这尊炮。联军行军途中进了一座大镇，兵丁在里头彻底抢了两天；其结果，照一位在场者所写：「以致费了许多麻烦才叫得动他们继续朝绍兴前进。等他们动身时，后面至少跟着五百条船，每个兵都有自己的一条舢板，里面装着掠物，还备着装更多。许多军官差不多同兵一样坏，喝酒抽烟，几乎全不留心去维持纪律。」这倒是一幅好看的写照——而这些人本该是保护乡人不受「残忍的劫掠者」之害的！上面所说的那座镇并不在太平军手里，一切抢掠都是抢那些不幸的居民。可以无穷地举出的事实，足以证明外国的干涉及其方式与细节，大大加重了此前内战所造成的无政府、荒凉与人命损失。那些避不开的荒残已经过去，太平天国的治权已使太平建立起来，而唉！一些心里只有钱的欧洲人竟恶意地把新的牺牲者的血泼满这些安宁的地方，又毫无缘由地把战争那毫不留情的蹂躏维持并延长下去。

到了注定要遭难的绍兴城下——塔尔迪夫将军先前已许给他那些跟随的劫掠者一个「四十八个钟头」抢掠的乐子——乐德克上校把他的大炮摆好，动手在城墙上打一个洞，好让这些可敬的联军去取里头的彩头。可偏偏太平军决意既不交出他们的城，也不交出他们的私产。一个大缺口打开了，一营欧洲恶棍和那些说不清来路的受训队伍与清军冲上去要占住它；可守者——照一位目击者的话说，他们「在缺口上以可叹的血气死战，毫不掩身」——把他们打了回去，上海那伙欧洲流氓的旅损了一半，受训各队的军官损了一半，还有许多兵失去战斗力。几乎与此同时，塔尔迪夫将军阵亡，廷林中尉受了致命重伤。

最后提到的这位英勇的青年军官之死，把驻在该处的库珀将军和本国国会的注意引到这件事上，于是乐德克上校那些可耻的行事受到不准，他本人也被调离他以其在场而污染过的那一片中国。他因参与距通商口岸一百多英里之外的战事而受质问时，支吾的辩词是：「我是去观察行动的，若有可能便防止那支中国受训队伍走出任何会立刻危及宁波的错步。」好罢，有句老话说，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进沟里；乐德克上校无疑把这话应验了。说「任何错步」都必定危及一百英里之外、而且路上还直隔着好几座坚城的宁波，这不实之言荒唐至极；那狡狯的手段，是要拿宁波的安全去吓他的上司，以躲开他所怕又所应得的申斥，并托称宁波的安全系在他绍兴的功业上。可库珀将军在一份致海军部的公文里说：「我已告知乐德克上校……我认为他超越了所奉的训令。」海军部则宣布：「诸位勋爵已嘱海军少将告知乐德克上校，他超越了所奉的训令。」难怪在华各报说——

第二十章（下）　常胜军改归英国人统带

「乐德克上校和他全船的人何以被容许一味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我们实在说不出来。显然，凡他所杀的人都是他谋杀的。他正在践踏一切人间与神圣的法度，其程度已到不容忽视。」〔注三十五〕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每攻取一座太平天国的城池，几乎总伴着大量掠物和清朝当局的一笔赏银；我手头有许多看来可靠的报上陈述，特别指乐德克上校、也泛指别人，说他们之所以被引着去对太平军用兵，是为了「私人发财」，是出于「远不如『爱荣名』那样无私的动机」。至于乐德克这场战争对贸易的影响，下面这段摘自若干有势力的商号署「宁波，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呈给英国领事的函件，可以说明：「因这些不法的行事，本地人中恐慌之深，使我们的贸易比长毛在近处的时候还要糟！」

乐德克上校想把廷林中尉死在一个本分并不召他前去——虽然他长官的命令召他前去——的地方的责任推开，竟声称他自己到那里是个「业余爱好者」！杀自己的同类，即便是出于本分之说而良心所迫，已经够坏了；可四处游荡、寻人去毁、为取乐而屠杀无辜之人，就有些不同了。我们已见到：连那个对别的一切行事都加赞同的政府，也把乐德克上校不可宽恕的行径完全否认了；因此我们就此同这位军官告别，但愿英国役中像他这样的人很少。

现在须说一说本章开头所提那几件事中的最后一件。自从那位为人痛惜的武装冒险家死后，士迪佛立将军僚属与部下中好些人已闹得不可开交，为谋取华尔这支队伍的统带之职而钻营；而这支队伍已定要改成一支英国附属队。有一营中国兵，肩章上带着「六十七」的徽记，由英国第六十七团的人操练统带，俗称「金斯利上校的队伍」，被编成并扩充到一千人。另有别的队伍，还有若干中国炮兵，也成立起来；而英国军官则被引着去接受华尔这支队伍及其设在松江城的大本营中的各种统带之职。

经过一连串前期的行动，士迪佛立将军于一八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夺回嘉定。太平军殊死抵抗之后，被重大损失逐出城去。照经验所得的那套稳当做法，士迪佛立将军用四十尊重炮与臼炮朝守者轰了几个钟头。围城之军有受过训练的队伍五千五百人，其中英法兵约三千，另有一支为数不少的清军兵勇与兵丁配合。太平军守军不到五千，损失一千五百人以上；联军的损失则为四人阵亡、二十人受伤。此城攻取后不久，杭州的听王、苏州的慕王、湖州的堵王，各领约五千人，奉侍王——总辖他们各属的主帅——之命设法把它以及青浦夺回。这支军被白齐文将军的队伍、一支五百人的英军纵队、约一万清军以及一支带二十尊炮的炮兵分队所攻。太平军刚照中国人惯用的办法筑起轻便的野战工事，便同敌人交上了手。他们无从还击英军与受训队伍那杀人的炮火，却仍守住阵地，虽然炮弹枪弹在他们密集的行列里造成可怕的杀伤。最后，敌人放炮放腻了，又以为太平军已被削得够了，便发起总攻。这件事里有一段插曲值得一述。

进攻之军有一路是一个叫「黄一浦」的人带的，他是个年轻的中国军官，曾由何伯将军请求而被升为上尉；何伯将军还因他在近来对太平军那几次袭击中特别勇敢而赠他一把佩刀——那几次袭击中这位军官是在华尔队里当军士。这位英勇的中国青年第一个越过工事线，几乎立刻就受了致命重伤倒下；他随即把那把佩刀交给白齐文将军，求他留着，并求他给他年轻的妻子几块钱免她匮乏——这是他最后的请求。太平军被逐出他们那点薄弱的工事后，在后面一个村子里立住，被一位气概极好的少年首领三次带回来冲杀；那人是慕王的兄弟，他英勇的举止和华美的装具引得人人注目。最后一次冲杀时，已故的华尔将军的副官文森特把马催进太平军行列。那位首领因见他离了敌人一方，便误以为他是作为朋友过来的，毫无疑心地朝他走去并伸出手；这位马尼拉人对他友好的举动的答复，是开枪把他打死，随后——说来奇怪——竟安然驰回敌阵。

打了两个钟头，炮火把太平军成百地割倒，他们终被逐出村子；随后被逼到一条宽河汊边，只有一座小浮桥可渡，退却中被葡萄弹与霰弹致命的火力害得极惨。这场败仗中他们的损失是阵亡二千三百人——工事的一段上数出六百具尸首——七百人被俘，而俘虏被捉去的人野蛮地处死了。

那些把不幸的太平军捉到手的人加于他们身上的骇人暴行，甚至超过了残忍的中国人以及更残忍的鞑靼人的残酷。《华友西报》上登过一篇很长的记述，题作《太平军是怎样被逐出江南、浙江两省的》，取自一位先后在华尔、白齐文、霍兰、戈登手下当差的军官所记的笔记。该报一八六五年四月二十五日那一期所载描述刚说的这一役的部分里说：「白齐文将军以一桩污秽之举使这场胜利蒙了黑。那些被俘的可怜长毛被残忍地绑在炮口上轰掉，有几个人——我们不去说是谁——很开心，可大多数军官都觉得可恶。」有这件事在，谁还要谈太平军的残忍？革命者既没有对外国人开战、伤害他们，连侮辱也没有；然而外国军官在英国军队的助力支持之下，竟冷血地屠戮他们并未得罪人、又毫无自卫之力的战俘！也许白齐文将军以为自己是效法英国盟友在印度的作为，给他们一个得体的称许。那些主战的基督徒无疑有人以为后一件事极其可嘉可取；然而太平军至今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基督教文明境地，能把它学过来。

联军的损失是五人阵亡、十五人受伤，其中有三个欧洲人！而这可以当作此后同英、法以及别的受训并有炮的队伍交战的一个公允样本。太平军向来是把血肉之身所能做的都做尽了；可他们既无炮去抵御或还击敌人那压倒一切的兵种——那是英国军械库里慷慨供给的——他们最勇最好的人便倒在铁的风暴之下，余下的便在它面前奔逃。

上面这一役后不久，白齐文将军便成了那些官员同那些想把华尔的队伍立成英国附属队的英国官员之间所行权谋的牺牲品。他为满足自己的部下——那些人为欠饷正公然哗变——不得不从杨坊家取了一大笔现银；杨坊是这支队伍的银号，又在清政府里当差，而那笔饷银似乎是故意搁在杨坊家闲置着的，大约存着一个狡狯的念头：它会在队伍里起作用——而它确实起了——闹出点什么乱子来，好借此使白齐文丢脸，拿一个英国军官换他。于是他被免了统带之职，该省满清的巡抚即抚台还出赏格要他的头。官员们为此事所举的借口是：白齐文违令、抗拒合法权威并夺取银钱。这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是真的；可无论他犯了什么过失，官员们自己正是以他们的侵吞、扣发队伍的工饷和暗中的钻营造成了它。英国海军陆战队的霍兰上校被扶上白齐文的位子，这一点大约可以说明导致后者被免职的那些事。

清方的官员极愿顺着那些帮他们的人的意思：这支一度被人轻视的武装冒险队由英国人统带，意思就是把击退太平军的全部危险与责任从他们自己手上挪开；因此他们利用英国军官与当局的顺从，接受霍兰上校做他们受训队伍的统带，并接受任何愿来、又不觉得把自己雇出去支持这样一桩残忍腐败的事业是失了体面的人的服务。从这时起，英国军队的主动行动停止了，可华尔的旧军团成了一支英国附属队，此后一直如此。这些滋扰上海与宁波一带的各支雇佣军团，凡对太平军的行动都有英国军队在场撑着，以备万一失利，又得了他们所需的一切军火、炮、船等等，便——在那些单论人数就多过太平天国的普通中国兵与满清兵的协助之下——把联军的行动以把革命者逐出他们一度安乐的疆土而告结束。

霍兰上校接统这支队伍后不久，它便遭了太平军给它的最惨的一败，他自己也愤然辞职。准许英国军官投中国皇帝军务的御前会议令恰在此时到了上海，于是皇家工兵的戈登少校接统了这支受训的中国队伍，另有许多军官也投进这桩可疑的差使。自此以后，英国政府便把自己同这支队伍的成败与责任系在一处；清方所行的每一桩暴行、所毁的每一条性命，他们所负的责任同此前他们自己军队的行径一样重。在这样的护持之下，又有无穷的一切军需供给，而同样的必需之物却被成功地阻住不让落到他们对手手里，此后事情的走向便不难料到了——英法清三方的雇佣兵不断得手，太平军屡战屡败；而太平军已因丧失许多最好的队伍而大为削弱，又因何伯将军与士迪佛立将军所领袭击的结果而声威大减。

把这些雇佣军团改成英国辅助队一事最坏的一点，是英国驻北京公使卜鲁斯爵士曾明确否认有这样的举动；然而他的政府在士迪佛立与布朗两位将军把此事报上去时，竟认为可以批准这项安排——而这两位似乎是上海本地主张这套办法的人中最起劲的。白齐文将军赴北京满清朝廷陈说他这一案，被他们复了原职，还得了卜鲁斯爵士的完全赞同。他带着一名钦差回上海就位，可英国的两位将军和他们的同僚同清方当局串通，不顾卜鲁斯爵士直接的训令，成功地阻止了他的复任，并设法把戈登少校留在统带之位上——用的是什么手段，他们自己最清楚。

我们要以几件事实结束关于这支英满附属队设立的记述，以证明一个奇特、甚至居心可疑的情形：卜鲁斯爵士虽是太平军的死敌，却一向小心避免授权英国军官去对付起义者；而且事实上他一直不准这类举动，也不准调动英国军队去支援那些陷于困境的附属队。

在一份署「北京，一八六三年三月十二日」的致士迪佛立将军公文里，〔注三十六〕卜鲁斯爵士提到准许军官投中国清朝军务一事，说：「我倒宁愿中国政府所用的武人不属于订约的几个大国」；而关于英国军官自愿投入在华报界所称「那桩可恶的差使」一事，他表示这样的意见：「他们到那时所带的便是中国人的品格，不是英国人的品格。」这个看法应验得何等逐字不差，清方所俘太平军的受刑、苏州杀降那场背信的屠戮，以及城池攻取之后所发生的大量人命损失，都足以证明。

在一份署「四月十日」的公文里，〔注三十七〕卜鲁斯爵士向同一位军官表示他的愿望：希望白齐文复任统带华尔队之职；并就「对他所提的那些指控」说：「我曾趁机详加查核，我完全确信白齐文将军是出于顾惜托付于他的利益而行事的，他是被某些中国下级官员的钻营、以及巡抚对那支中国受训队伍所怀的妒意所牺牲的。」倘这位公使再添上几个与此「钻营」有份的外国人的名字，他就说中全部真相了。巡抚妒的是这支队伍作为一支由外国人管的中国队伍，便极有巧智与机变地谋成了一件事：把它变成一支由英国人统带、又得英国当局首肯的外国队伍，而那些当局把随之而来的一切责任都接了过去。

关于戈登少校受任这个人人想要的雇佣兵统帅之职，卜鲁斯爵士在一份署「六月十一日」的致布朗将军公文里说：〔注三十八〕「让英国军官在野统带中国队伍去打起义者，若超出为驻在各口岸之安全所认为必要的半径之外，是不合宜的……我还认为：除非这支队伍得到妥善的编制，并免去听从地方政府命令之必要，它不会有真正而持久的好处；而统带它的军官不久便会发觉自己处在一种既不合于他职业的声名、也不合于一个英国军官的品格应有之处的地位上。在这些情形之下，我必须不接受授权英国军官在上海以外任职的责任……我已把我对英国军官在野任职的反对告知中国政府。」说也奇怪，卜鲁斯爵士所预言的每一个字都应了：这支队伍成了地方官手中作恶的工具，供他们各自之用，用完便打发掉；那些军官发觉自己的荣誉因与流血背信之事同谋而蒙了污；有些人心生厌恶，可那位统带却守着他的位子，直到奉本国政府之命不得不把这支队伍解散。在一份署「十月十三日」的致罗塞尔伯爵公文里，卜鲁斯爵士声明：〔注三十九〕「我是很不情愿、并且是顺从海陆两军当局之意，才同意我们担起防守上海周围三十英里半径的责任的；而且我竭尽全力要促成白齐文那场争执的了结，以免非得把一个英国军官摆到那支注定要在半径之外行动的队伍的首位上。」然而帕麦斯顿勋爵政府中竟有人厚颜宣称：对太平军的那些行动是经卜鲁斯爵士赞同的。

戈登少校的队伍陷于危境时，布朗将军调英军分队去支援他，并去驻守所攻取的市镇、守住它们以拒太平军。卜鲁斯爵士在一份署「十月六日」就此事的公文里，〔注四十〕以这样的话明白地谴责他的行径：「军官若投中国的军务，我们便无权以调兵或在半径之外的市镇设驻军去支援他们、便利他们的行动，正如所助的队伍若由一位中国将领统带我们便无权如此。我们无权以任何借口把炮或操炮的人借给他们！」而正对着这些明白的训令，布朗将军偏偏把它们所谴责的每一项措置都坚持做了下去。这又是那套惯用的做法——陆海军当局直接违令而行，这违令终又被政府认可，而那些看来违令的人则领到赞扬和巴斯勋位，算是处罚。

原注

〔注二十九〕指卜鲁斯、威妥玛、李泰国等政客的那些图谋。

〔注三十〕这同卜鲁斯先生所宣称的「最坏」的一条路，是何等骇人的对照。

〔注三十一〕为彻底证明罗塞尔勋爵这个前提之误与其根据之薄，我们且读下面这段，摘自《一八六二年十月十五日海军中将何伯爵士在卸去该处统率之职时致库珀海军少将的备忘录》〔蓝皮书，一八六二年六月至一八六三年二月，第一百一十一页〕——

「我们同长毛之间唯一真正要紧的争端，起于他们想占有上海，以及他们攻取宁波——宁波其后已夺回。

「我第一次往南京时……曾同他们订成一项协议，但以一年为限，即他们不得进到该处一百里——三十英里——以内；那一年之内大体上守得相当好，可我最后一次往访时他们拒不续订。」

〔注三十二〕罗孝全先生是本书前文已提到的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约于一八六〇年十月底在南京投了太平军。在华的一切传教士中，他是最不配担这样一个位置的。他对浸礼会的教条偏狭固执，性情易怒、好抱怨、前后不一、游移不定——一个异常没有学问、既无品格之定力又无待人之和气的人——他在南京，害处远过于好处。他对一切别的教会、以及除自己这一派以外一切别的异议宗派的非议，大大助成了太平军对英美两国教义纷歧的畏惧——那种纷歧他们向来看了诧异，因为他们以为：那些总在为教义争吵的人，是不能好好事奉上帝的。罗孝全先生在太平军中到来与行事的种种情形，我本当作无足取的插曲而避过不谈；可因为他不体面地逃离南京的经过已被人歪曲，我以为须得说一说。罗孝全先生在太平天国受了世俗的爵位，又以他不明智的教条式的固执屡屡引出不快的争论。有一回他同干王争执——干王自他到来便一直款待他——那位王恰有缘故要责打府中一个僮仆。罗孝全先生被怒气、或被以为欧洲人决不会知道他话的反面这个念头、或别的什么缘故弄昏了头，在一阵狂怒中逃出城去，到恰停在港内的英国炮舰「狐号」上避难。罗孝全先生以一种他自己最清楚的目力之偏，把干王所用的棍子看作一把刀，并宣称他的僮仆已被残害。他还不满足于此：虽然前一夜他躺下睡时还深信周围的人是圣徒，可同干王争吵后的第二天，他一醒来便发觉他们是嚎叫的罪人。他多年来称太平军为圣洁之人，这些年竟被一时之怒忘掉；而在一天之内，罗孝全先生不但宣称自己被骗了这么久，还为一个人的一桩举动，把太平天国事业中的几十万人交付刀火。我们且把罗孝全先生前后不同的两番话比一比，然后就此搁下。

下面这段摘自第一番话，是在「狐号」上说的——

「干王受他那做苦力的兄长——在香港真是个苦力——与魔鬼的驱动，眼中不存对上帝的畏惧，竟于本月十三日——一八六二年一月——走进我所住的屋子，预存恶意，亲手用一把大刀在我面前杀了我一个仆人，既无片刻的预告，也无任何正当的缘由。而且把我那可怜、无害、无助的僮仆杀了之后，他还极像恶鬼地跳到他头上，用脚去踩。」

而在广州，一八六二年四月三日，当上面这项杀人的指控已被众人知道并不确实时，罗孝全先生把下面这些话撤回了〔蓝皮书，一八六二年，第五页〕；这些话是就干王的洗礼仪式而说的——

「一个可悲的背教者——？——多妻者，而且还是杀人者，竟想主持一项行此礼者所视为神圣的典礼。何等的亵渎！不过说到那个僮仆，我后来听一位看见他的人说，他被拖出去之后曾现出有生命的迹象。但我以为，干王倒不如痛痛快快把他的头砍掉，比把他半死地、一无所有地、光着身子送出去冻死饿死要少残忍些。不论那僮仆是否当场被杀，我都不能不把干王以及驱他行此恶举的他的兄长看作杀人者；因此依我之见，二人都该照杀人者论处。」

在那本题作《就太平长毛之宗教致维多利亚主教书》的小册子里，作者说：「你现在自然已知道，那人的僮仆被干王杀害的故事是编造的。我问起此事时，罗孝全先生说：『干王来见我，要我责打那僮仆。我说我要先劝诫他；随后干王的兄长不满我的答话，便打他——我以为是打死了。』」

〔注三十三〕此事发生于八月二十五日，次日报在上海《每日航运商业新闻》上，在中国广为人知。英国领事馆的阿查立先生被提到与此事有关。

〔注三十四〕指太平军的得手。

〔注三十五〕《中国每邮商情报》，一八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注三十六〕蓝皮书，中国，第三号，一八六四年，第六十八页。

〔注三十七〕同前，第八十页。

〔注三十八〕蓝皮书，第三号，一八六四年，第九十六页。

〔注三十九〕同前，第一百六十二页。

〔注四十〕蓝皮书，第三号，一八六四年，第一百六十三页。

第二十一章（上）　罗存德访天京与太仓之战

接续个人的记述、罗存德先生、他在南京所受的接待、报上的文字、罗存德先生离开南京、太仓城下的行动、强攻、一桩勇举、清军溃散、戈登的用兵之术、太仓再被围、围攻太仓、太仓之克、满清的暴行、太平军俘虏所受的对待、西拉尔先生的陈述、昆山被取、戈登的报告、戈登得了援兵、忠王被召回、太平军的危局、忠王的退却、所遇的难处、援兵、战场的情景、它的惨状、抵达南京、忠王的大军、总攻、被击退、遇袭、夜袭、奔逃与追击、玛丽之死。

我终于渐渐康复、能离开南京的住处时，为几个缘故决意往上海一行。我妻子想去看她在那里的亲属；我则急于弄清政局与实际的情形；此外还有许多助太平天国事业的事要办。不过此行最主要的动因，是我的朋友狄君和彭船长上一次航行时从镇江给我带来几封信——那是我在上海的代理人转到那里的——信上说有名的传教士罗存德牧师很想访太平天国的都城。我立刻决意去上海，尽力给他方便，把我们一条船拨给他往返南京之用。

我病中最后这几个月里，不断有信使从翼王与忠王两军的大营来，报两军连捷不断。可同时又得到消息：嘉定与青浦第二次被攻取，福山被联军攻取，而常熟城统兵的首领受了敌人所许的重贿而变节献城。于是急令派到翼王那支已过鄱阳湖的得胜之军，那位王便分出相当的一部分回来保护受威胁的各属。我离南京时——一八六三年初春——这支兵已在围攻常熟，四面严严围住了那城。

同妻子登上我们的夹板船「英太平号」，我们扯帆到镇江，再搭轮船往上海。到后一个月，此行的种种目的都办成了，罗存德牧师也已约定同我一道走，我们便一同回到镇江，随后上了夹板船，扯帆往南京去。走到半路，为了迁就这位传教士——他不愿因无风而耽延——我雇了一条小轮船把我们拖到炮台。

两天后我们在目的地被解了缆，我便同罗存德先生上岸，把他介绍给思王；思王待他极厚，立刻把他到来的事报进城里的政府。第二天早上，马匹与随从已在等着，要护送我们去见干王。到了王府，罗存德先生受到干王及许多别的首领如此热忱友好的接待，我深信他永不会不带着喜悦去记起它——同时也带着遗憾：他不曾更奋力些、更有益些，去助那桩他明明知道是基督教与正义的事业。许多太平军的人从前在广州就认识他，那时他们曾研读《圣经》奇妙的真理，而我相信有些人正是他自己的信徒与学生。这些人极愿他留在他们中间，恳切地求他留下；可罗存德牧师告我说，他在广州还有个职任要照应，还有一位年轻妻子的心愿或念头要顺。于是，一位福音教师在中国支持基督教事业的最后一个机会就这样抛掉了；我的张罗白费了——倒不是我在意别的什么，只在意机会样样都给了却没有好好用上；而最后一位到太平天国都城来的传教士的来访，也就毫无结果了。此行倒也有一样结果，就是下面这封信——

「太平军。

「南京之行并会见干王。

「致香港《每日新报》编辑。

「先生：外间关于长毛的境况与品性所传那些骇人的说法，早使我急于一访他们的都城，亲眼看看所传的话有几分是真的。南京城外有一桩兴旺的贸易。古城墙以内的田和四乡的地都耕得很好；麦、大麦和大豆看来很丰裕。城里的人气色确实比长江沿线任何市镇的人都好。新的铺子与好房屋正在兴建，人们一般衣着整洁。妇女来来往往做她们每日的活计，同我们南方这里一样；老人同孙儿孙女玩耍；而我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敬重与厚待。诸王，尤其是干王，待我极厚；我觉得我在南京同在我所访过的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里一样安全。他们很想知道英国为什么对他们这样敌视。干王说：『我们何曾对外国人失信？我们何曾报复英法两国的仇视？他们若逼我们得出结论，说我们要被当作法外之人看待，那么报应之日就要来了！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是为摆脱一个外来之权；而一旦有第一枪向南京打来，落到我们手里的外人就有祸了。〔注四十一〕那时我们不必再取城守城，也不必容外国人帮清妖围我们；我们那时要合成一股动起来，蹂躏地方，毁掉贸易。〔注四十二〕我们至今没有派人进外国租界去烧去毁，反而严禁这类举动。我们若要干，谁能拦我们？我们所据的每一个口岸都愿向他们开放、而且已经开放，并力求同他们做朋友；他们既来毁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该叫外国人在此地待不下去？我们对汉口以及外国人所据的任何别处都不会宽纵，那时他们就会看出容忍与决意敌对之间的分别。』他们告我，他们曾屡次向外国领事去函，想达成某种安排，可他们一切文书都被原封退回，不给答复。我在场看过他们的礼拜聚会，那是每天早晚按时举行的；不过我在弄清他们所行何事之前没有加入。他们唱一首诗；先在桌上摆三杯茶，〔注四十三〕然后跪下，其中一人〔注四十四〕读或说一段合宜的祈祷。并没有对太平王的崇拜。我坐在王府里时，常有人来索要讲宗教的书；而就中国人对宗教所能有的在意程度而论，这些人唱诗祈祷都是出于真心、而且看来很虔敬的。清方打算一俟阿思本的舰队到来便限制长江上贸易的发展，而长毛则愿把整个国家向外国人开放，只要人家肯向他们伸出友好之手；那么哪一方对自己更有益，人人都可以自己判断。中国是靠罗马公教传教士之助被征服的，而清朝皇室一百五十年来一直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皇帝们肯用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兴旺的；而一旦把他们逐出北京，乱政与柔靡便成了常态。卜鲁斯爵士总有一天要被召回去交代他劝他本国政府采行的那套败坏的方针，而外国的影响终将在长毛的议事中占上风。不过那究竟是在丝茶园圃的废墟上，还是在成千上万英国臣民的坟地上，我们不久便有机会亲见。如今在清方效力的军官几乎都领着半饷，此外还从中国人那里领一笔极大的薪水；那么这些本该死得更体面些的人所干的怪事，也就没有谁需要诧异了。〔注四十五〕而若戈登将军确实每月从清方领一千二百两，又领他作为英国陆军军官的半饷，那么英国的中立在哪里？女王的那道公告是撒到欧洲与美洲眼里的沙子。关于这个题目，本月第二班邮船再详说。

「谨启，

「罗。

「香港，一八六三年六月十日。」

罗存德牧师离开南京回华南，把一个为他出洋来传其道的主的事业效力的大好机会舍弃了。他若在太平天国的都城住下并把此事公布，再把他们真诚的基督教信仰、对外国人的友好、要同欧洲人不受限制地通商往来的愿望，以及在中国人向来被人非议的一切方面都显出的道德与身体上的总体优长一一报出去，极可能就成了阻住英国干涉、并澄清亚洲唯一自愿崇拜耶稣的本地人的宗教谬误的凭借。

罗存德先生若这样做，每一个传道会、每一位英国国教的按立之士都必然要支持他；这本是他们对上帝的本分。民众的舆论若由一位众所知的神职之人从南京说出真相、并带着他身在革命者之中与无可疑的亲身了解的全副权威去定它，便几乎一定能迫使英国政府保持中立。

不幸罗存德先生有私事，在他看来比这个更有魅力——虽然只要去做，成功是必然的。清方若无外国雇佣兵相助，在太平天国的进展之前便会像细糠遇大风一样奔逃。最终的结果本会是基督教、自由与近代文明在整个广大的中华帝国稳稳立定。

私事压倒了一切别的考虑，于是在南京过了几天，我把这位牧师送上一条过往的轮船，同他告了别。

我回南京不久，就得到上海一带太平军遭祸的消息；不过在说这些之前，我须先述一述英满军团在太仓城下所遭的全败。

霍兰上校接统这支受训队伍不久，便奉本省巡抚抚台李鸿章之命进兵太仓，从太平军手里把它夺过来。这位刚出壳的将军急于显身手，而且据信抚台为攻取此城许了赏，加上大有掠物可望，他大约也不讨厌，便领着他的人上去了。

这次远征有英国义勇和这支队伍里的英国军官随行，此外士迪佛立将军还把几尊属于英国国家的大榴弹炮借给这位统带的军官。附在霍兰将军身边作卫队的，是一支由几乎各国人凑成的杂色欧洲雇佣兵旅。连这些算进去，受训各部总兵力大大超过三千人，带重炮、野炮与臼炮二十二尊，另有一万清军相助。这些军团兵以及非正规队伍的很大一部分，都配着上好的英国步枪与火枪，各样装备齐全，弹药充足。

把太平军从几座小外垒里赶走，又照一份记述所说，把邻近一个村子的「门、窗、桌子等等」统统拆走之后，清方的队伍在太仓城下立定。自然，跟在联军后头的那些诋毁太平军的人，就从这座被毁的村子里发出乌鸦似的叫声，说那些「嗜血的怪物」如何「残忍地荒残地方」。他们本该看看这村子——或者说，被他们的叫喊误引了的人本该看看——在英勇的英满军队把家具剥光、把房屋拆去一部分之前的样子。无疑有许多指太平军恣意荒残地方的人，是无意中把他们自家朋友的蹂躏错当成了他们所非议的那些人的；不过很难相信竟有人会信这种说法，因为凡述清方行动的记述里，总要把毁掉某座太平天国的城池、村落或存粮之事大书特书。

太平军在河汊里打下一排排木桩，敌人载攻城炮队的船在往太仓推进时被阻，须等把桩拔掉才行。虽有这些障碍，守军又出了一次有力的击，不经一场激战不能把他们打回去，炮终于在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三日夜间卸上岸，摆好了位置。

次日清早，守军从围攻常熟的太平军那里得了强有力的援兵——常熟离此不到二十五英里——城上欢声雷动相迎。不久之后，围城者便从他们众多的炮上开了火。

约五个钟头，城墙上打开一个又大又可攀登的缺口，霍兰上校——或者说霍兰将军——下令强攻。可偏偏守者明智地避开了那致命的炮火——他们只有一两尊小六磅炮可以还击——并没有照太平军惯常的样子不顾性命地露身，而是在工事后面一声不出地守着。

由一队卫队兵和他们的欧洲军官领着，受训的队伍英勇地冲上去攻城。这时守者忽然上了缺口，虽被侧射的炮火打得单薄得可怕，却放起一片排枪，对敌人密集的人群起了可怕的效力。有几个人从他们的桥上过了护城河，却只是被打倒；整个突击的一路便在河沿上摇动迟疑起来。受训的步枪团有一名军士长在此行了一桩勇举，是任何欧洲人也胜不过的。他抓起本团的旗——华尔的旧旗——执着它冲到最前，一面招呼众人前进，一面独自立在那里，成了被围者火力的靶子。奇异的是：六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衣服，却没有一颗伤他，连皮都没划破。

缺口与城墙上泼下的弹雨——连小孩子也被派在那里，堆着砖头往下砸——使清方无法前进，便乱纷纷退回他们的炮位。霍兰将军于是令炮退到后面，一场急速的退却开始了。可他们并没有被容许这样轻易退走：太平军把一尊六磅炮拖到缺口上，由几个欧洲人操着，对准那些想把攻城炮挪走的人打，效力致命。同时守军从两座门出击，另一些人冲过缺口，猛攻敌人。

好一阵子，这支英国附属队的步枪团和第一团，连同那支欧洲队，殊死死战要保住炮。这期间清方的主力大军被杀得溃散，同受训各团一起从战场上四散奔逃。那些如此英勇地掩护同伴退却的队伍，总算也把炮都救了出来，只丢了两尊重三十二磅炮和几尊轻榴弹炮。太平军对这几尊炮冲杀不绝，两方死伤都重。霍兰将军已离了战场；太平军所缴获的只是几尊炮而非全部炮队，全要归功于巴克利上校和库克少校——二人共同指挥退却，把部下激励得好，又聚住不散。

巴克利上校见部下成片地倒下，又有被包围之险，便弃了炮，相当有秩序地退走。太平军把那几尊炮认作他们特要的猎物，向它们集起那样密的弹雨，以致敌阵中无人能靠近而不死。敌人发觉连要把炮钉死都不可能，非得死许多人不可，于是把炮完好地留下，成了得胜的太仓守军的战利品。

他们败后第二天，这支英国附属队在大本营点名的只有一千五百人，不过散落的人不久陆续回来。这支队伍阵亡五名军官、十六名受伤。配合的清军完全溃散，损失二千人以上失去战斗力。太平军的伤亡也极重，因为他们在受训而武备精良的进攻者枯槁一切的排枪之下英勇地冲进缺口，防守与其后的战斗中至少死伤一千人。

霍兰将军到上海后愤然辞了统带之职，由皇家工兵的一位戈登少校接代。此人冷静、精于计算，所具的那些品质，于对太平军用兵之得手比光彩夺目的勇将之才还要有用。他的战法是用他射得远的炮从远处毁他们，而这件事一般可以做得毫无危险，因为太平军几乎完全没有炮。

革命者的打法是要同敌人贴近，凡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地方，连受训而由外国人统带的队伍也被打败过。不幸他们很少能对后者施展这一手，因为压倒性的炮火与整齐的排枪，在太平军的队形还远未成形之前就把它扫掉了。

戈登将军接统这支一度被人轻视的雇佣队——就是说，在轻视它的人还没能摸到饼与鱼之前被轻视——他很明智地花了几个月，把部下彻底改编，把炮兵提到太平军完全无从抵御的数量与效能。这期间除了队中原有的军官，上海的英国将军还供给了许多操练教习；于是戈登、金斯利、库克以及别的军团，不久便在人数、军火与照英国样子的纪律上都成了可畏的力量。

戈登所指挥的头几次行动是对福山与被围的常熟城，前者被攻取，后者解了围，太平军损了约一千二百人；戈登的队伍则死二人、伤三人！这种伤亡的比例，可算差不多每一次交战照常的结果的一个公允样本。一八六二、六三、六四年以及今年一部分时间里太平军一方人命的巨大损失，不难想见，详数可见本卷末那张大略的表，〔注四十六〕那表主要是据官方的来路编成的。戈登在他自己关于上述行动的报告里说：「炮的数量是骇人的；虽然每一炮之后长毛总要从一两个射孔里放枪，可显然他们是毫无机会的。」而暴露在这「骇人」火力之下的阵地，只是几座敞着的木栅，并无炮可守。

这时戈登的队伍合计约五千人；金斯利的一千；库克的一千五百；法满两方的附属队——分别由德克碑、日意格、博讷富瓦三位将军统率——三千到四千。其后又有别的军团和附在清方非正规队伍上的炮队成立起来，合计约二千五百人，由贝利、霍华德、罗德等上校统带；而受训中国兵的总数大体上一直维持在上面所说的相对规模，即一万四千人。

上海近处太平军所遭的那场祸事——这消息如前所说在他们太仓得胜之前就已报到，在我回南京后不久到了——是他们丢了前一座城，以及丢了更要紧的昆山；两处都是经过殊死英勇的防守之后才丢的。

英国驻华军队总司令布朗将军以种种帮助与协助把戈登的队伍弄到完全有效的状态，于是戈登再次向注定要遭难的太仓城进兵。

这一回戈登得了一支重攻城炮队，其中有八英寸榴弹炮和大臼炮，全属英国陆军；而布朗将军派了五百五十人——包括皇家炮兵、第三十一团、俾路支兵和孟买土著步兵的分队——去照看他的炮，并留心不让他所庇护的人遭霍兰将军那样的败。其实布朗将军在上海维持一支大军，正是专为协助清方、供他们炮与人去驻守所攻取的城池。

太仓之克是英满军队记载上最殊死的交战之一。

除受训的队伍之外，清将盛某也带五千至七千人加入进攻。守军不下四千人，连小孩子也算在内——照惯例，他们被派在那里堆着石头往进攻者身上砸。

第二十一章（中）　太仓、昆山与忠王的退却

用炮弹把太平军从外垒里轰出来之后，戈登于一八六三年五月二日到了太仓城下。在他给布朗将军的报告里，戈登说：「约在中午，两尊炮开火，渐次把更多的炮投入，到下午二时，每一尊炮与臼炮都在放，而队伍都在掩体之后。守具一经破坏，炮便推前；下午四时三十分，船只上移，强攻开始。长毛拥到缺口上，十到十二分钟内发生了白刃相搏；我方从壕的这一边把霰弹打进缺口，并以猛烈的枪火不断压制。」

从这段话我们看出：把那古老的城墙碾成土、又用他众多的炮倾泻了四个半钟头骇人的火力——他自己的人则绝对安全，而不幸的守者被他们无从还击的弹雨撕成碎片——戈登将军最后才下令强攻。可这次强攻被勇敢的守军英勇地击退了：他们虽几乎被那狠毒的炮火削去十分之一，却不顾侧射炮位上泼来的「霰弹」雨和对面掩护队倾注的「猛烈枪火」，冲进缺口那一片广阔的废墟，在一场殊死的白刃相搏中把进攻者打了回去。

突击的一路被军官聚拢起来，再次返身强攻；可太平军以同样的决绝相待，又一次成功地把他们击退。

戈登将军于是把部下置于掩体之后，不断把葡萄弹与霰弹打进守缺口者密集的行列，使他们损失惨重。这样放了一阵炮，又点出一支新的突击队，再攻缺口；他们很勇，守的人也一样勇。受训的队伍动摇了，第三次几乎又被打回去，可得了新兵增援，便重整起来，终于夺下缺口。不过这还是直到守城的主将受了重伤、他的军官大部分阵亡或失去战斗力之后才办到的。太平军于是让开逃走，带着许多伤者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从城那一边的门出去了。守将蔡某的蛇旗一直留在缺口上，直到顶上落入敌手，才被平安带走。

清方进攻太仓时得了轮船「飞而复来号」之助。这条船沿环城的河汊开着，把重炮弹掷进城中，又严重威胁他们的退路，使守军大为惊慌。围城者另一大助力，是紧邻的卫家浜村驻着的英国后备队——太平军满以为那支受训的中国队伍若被打败，这后备队就会来攻他们。

英满队伍这一次的损失约二百人；太平军的兵丁与平民，或战死，或其后被清军捉去残忍处死的，不会少于两千。

在太仓，同在嘉定、青浦以及此前此后从太平军手中夺去的每一座城一样，城一攻下，凡帮他们攻取这些地方的英国军官一移开目光，清军与官员便干出最令人作恶的野蛮之事。戈登将军和别的附属队的统带军官救下了一些被俘的太平军；可对于成千上万无辜之人——包括乡人、城中非战斗的居民以及妇女儿童——之被毁，他们是有罪责的。

英军第一次攻取嘉定时，士迪佛立将军那「仁慈」的用心使他把清军布置得正好截住守军从他炮火下奔逃之路；当时演出的情景如下，见罗存德牧师的一封信，刊于六月二十八日《香港每日新报》——

「只有一座小门是妇女儿童能从他们的『解救者』手里逃出的出口，于是她们奔上城墙，从极高处跳下去，宁愿如此也不肯落到联军手里。那些当场死了的还算有幸，因为他们免了活下来的人所等着的苦难。城里一面抢掠一面杀人，直到黑暗把幕布盖在这些惨象上；而城外城墙下躺着几百名男女老幼，断了肢体，无依无助，渴得唇焦——他们唯一的罪，就是长毛取城时恰是嘉定的居民。到了早上，有几位先生从那道窄门出城去，想回看一下战场。他们看见了什么呢？清军已得知城外有这么多受难的人，天未亮就赶到那里，正在剥这些可怜人的衣服、砍他们的头，要把头带回去当胜利的战利品；恰好这两位先生——其中一位是军官——搅了他们。」

上面所说这些不幸的人，是被中国将领李某的队伍所屠戮的一部分；正是这位可敬的人物，在向士迪佛立将军报告他执行所派差使时，提出要拿出一千三百名长毛的左耳来验看。

在太仓，清方统兵官盛某的队伍也干出同样的暴行。几百名平民为了他们的头被杀；还有些俘虏竟被带到英国后备队——那营地是同清军营地合在一处的——在那里被残忍地折磨至死。尤其有七个人被处死一事，有第二十二孟买土著步兵团的默塔军医充分作证；〔注四十七〕别的「目击者」，包括维多利亚主教，也曾亲自向我保证他们确知此事以及别的更令人作恶、规模更大的暴行，都是加于借英国与满清之同盟而被俘的太平军身上的。下面一段摘自上海大多数报纸所刊的一封信，并经默塔军医证实为真——

摘自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三日《北华捷报》。

太平军俘虏所受的对待。

致《每日航运商业新闻》编辑。

「……太仓攻取后的第二天——五月三日，礼拜日——上午约十一点钟，有七名俘虏被带进卫家浜附近的清军营地；他们被剥得一丝不挂，各绑在一根木桩上，受最精细的酷刑。箭似乎是被硬生生钉进他们身体各处的，血从那里大股涌出。这种酷刑还不足以使折磨他们的人那恶鬼似的心满足，于是又用了别的手段。从他们身上各处割下——或者说砍下，因为照所见的样子，那器具似乎钝得割不动——一条条肉来，吊在一小片皮上，那景象真正可怕……

「这些可悲的人在剧痛中扭动了好几个钟头。到日落时分，一个凶残的刽子手把他们半死不活地带出去；此人手执刀，渴望把手浸在血里，简直就是恶鬼的化身。他抓住这几个不幸的人，得意地把他们拖出来，一边嘲弄侮辱，然后砍、剁，又作锯的动作，终于把头从身上割下一半，算是结束了他们的苦难。这就是赤裸的事实；必要时还可以由别的目击者充分证实……

「目击者署。」

下面这封信可以进一步有力地证明那些可怕年月里所行的暴行。它是当时写给《上海记录报》编辑的，写信人是地位很高的商人西拉尔先生，现经他许可刊出——

「不要再杀人了。

「致《上海记录报》编辑。

「先生：一位在青浦攻取时在场的先生告我说，他亲手捧着十四个妇人的头，让人把她们被英国兵或法国兵——也许是两国兵——割开的喉管缝起来。这样的人还有更多，可他亲手捧过十四个人的头。

「我盼望万一嘉定被取，能采取办法防止我们自己的人或那些『受训的中国兵』再行此等暴举。

「您的忠顺之仆，

「西拉尔。

「上海，一八六二年十月十八日。」

「那些妇人说她们的喉管是英国兵割的；可请她们指认时，她们指的是法国兵。

「西拉尔又记。」

把满清的盛某留下看守太仓，戈登将军前去侦察昆山——那是往省城苏州方向的下一座太平天国城池。他在近城处替一支为数不少的清军立下一个有木栅的阵地，便带自己的队伍回大本营松江，为轰城而向上海的布朗将军再领英国女王陛下的弹药。一切必需的军火从英国的军械库里领到之后，戈登回到昆山东门外他的盟军那里。

戈登的队伍一到，守军便大举出击，殊死想贴近交手，终被炮火以惨重损失打回去。可不幸对太平军而言，他们敌人的科学知识使他去考察昆山的战略与防守形势，对它的弱点看得分明。他很快发现：由于别的各方都是许多小湖、清军哨所和宽阔的河汊，这地方只有一条退路或给养之路。于是戈登并不直攻城池，而是把他的军——由轮船「飞而复来号」和一大队武备精良的炮艇支持着——开往它唯一的交通线，即沿一条通苏州的宽河汊岸边筑的一条路。昆山守军一看出这个动作，便发觉自己的阵地完全守不住，立刻尽快撤城。从太仓和四乡来的难民使居民大为增多；而他们唯一的退路有许多处只有几英尺宽，两边是深河汊，又不断有窄桥跨过那些把地面切成一座水的迷宫的无数河渠；因此他们出城整整用了一天，那长长的一线沿这条窄路伸展好几英里。惊慌的人群拥挤得如此之甚，太平军的队伍便同他们混杂纠结得无从分开。

离昆山几英里处，「飞而复来号」和那些炮艇赶上了这些逃亡者，正在他们的退路被那条船所溯的河汊横断之处；不过船的前进被两座木栅——有几个兵总算冲进去守住——以及横截河中牢牢打下的一排粗桩阻住了好一阵。耽延期间，「飞而复来号」上的欧洲军官便以朝那些几乎正在她三十二磅艏炮炮口之前求生的无助之人倾泻不绝的葡萄弹与霰弹自娱。戈登在给布朗将军的报告里，〔注四十八〕先提到那地方「耕作甚好」的景象，继而说「飞而复来号」把这桩杀人的工作继续了「三个多钟头」，到那时他带队赶到，把守者从木栅里赶出。随即，照戈登所说，「飞而复来号」「追上长毛并慢慢跟着他们。河汊简直被他们的船塞死了，而在埃丁的桥上挤得骇人」。那么，指挥「飞而复来号」打炮弹与霰弹的人是怎样避免伤着妇女儿童的——而船上的人中她们占了很大一部分——报告里却看不出来。

等这些不幸的人被从从容容地跟着、不停地打着，直到他们到了苏州近处、得了那里守军的护卫，这条轮船才转过头慢慢往回开。报告从这里接着说——

「这整段时间里，长毛的散落之人不断从各处涌上苏州那条路，而『飞而复来号』回程一路都得继续她的工作；有时离成群的长毛近得不得不设法脱开，于是用了一个新奇的办法，拉汽笛——说来奇怪，这竟有了所要的效果……骑马的人会试着从离船不到六码处驰过；另一些人竟在她贴着那条路时骑马过去、或者试着骑过去。因他们人多，葡萄弹与霰弹必定打得极惨……我们直到凌晨二时三十分才停止放炮弹。」

这样在戈登将军号令之下死去的可悲之人，至少十分之九是非战斗人员——顺便说一句，这位将军似乎很快就被英国驻北京公使所预言的那种「中国人的品格」浸透了。英国军官在二十个钟头之内对他们的牺牲者施行毁灭、而自己绝无危险，这种情形本是太令人作恶而不可信的，若不是皇家工兵的戈登少校本人明白地自承。这件几乎无与伦比的事，只是英满军团及其清方盟友所行的许多别的暴行的一个样子而已。在对太平军的一切行动之中、在他们城池陷落后的一切可怕后果之中，戈登少校能说出有多少是太平的居民——他们唯一的过失，只是身在一座被革命者攻取并据守的城里？被他如此夸耀地打死打伤的太平军，足有十分之九只不过是归顺了那个事实上的当权者；其余则是真正的太平军兵士，他们唯一的罪，是设法驱逐那个异族的压迫王朝、并建立那个因最初的信徒受迫害而引出他们革命的基督教信仰。

在「飞而复来号」不停的炮火之前奔逃的人里，有几千人从未见过轮船；就是那少数见过的，也像一切中国人一样，被「火龙船」所想象的本事深深震慑；因此汽笛的尖叫、明轮的拍水声、烟囱那火光似的样子以及炮火可怕的效力，必把他们惊得慌乱至极。不久之后，同「飞而复来号」一样的别的汽炮艇也添进戈登队下的船队；此后它们一出现，便使太平军大乱，比战场上一支大军还有效。这些轮船所引起的恐惧，对它们所攻的每一处太平军阵地都是致命的，而这也不是没有缘故：每条船都有铁挡板护着，枪弹打不透——而他们所须抵御的只有枪弹——又带一尊重艏炮和一尊尾炮。任何木栅的守军若想抵抗它们，它们的炮很快把守具打塌或把守者轰走，接着便是一场同昆山撤城时一样的屠杀。上海到苏州之间整片地方低洼多沼，被无数河汊、水渠、堤岸和湖泊切开，唯一的路是沿主要河汊两侧筑的几条窄堤；因此，每逢一座木栅的守军被赶出，他们唯一的退路便是沿一条河汊的岸走，而一条轮船可以沿那河汊跟他们几英里，在只隔几英尺的距离上倾泻致命的葡萄弹与霰弹。

据估计，太平军在昆山撤城及其后的溃散中损失不下三千人。戈登的队伍死二人、溺死五人！

太仓与昆山这两场惨痛的失陷的详情已经说过，现在我们须说到更不幸的后果：这消息传到南京，加上又报说英中即「吸血鬼」舰队的船正陆续到上海。

这些事发生在一八六三年五月间；太平天国政府一听说，便急派信使去追忠王，召他的军回都城。这时统帅已朝北京方向推进了约四百英里，从敌人手中攻取了许多城池，并彻底击败了几支清朝的大军，其中一支是清朝的僧王——即欧洲人所称的僧格林沁——所领。接到南京的命令，忠王不得不舍弃他所得的一切要紧之利，使他所获的一连串胜利毫无所益：把攻取的每一处阵地都放弃，仓皇回都。

太平军不久前刚到一片丰饶的地方，正在那里补充兵员，并渐渐从此前一路行军所受的艰苦中恢复。从那支军当初自南京渡江处附近的长江边起，穿过一片本就贫瘠的地方，三百多英里之内，退却的清军把远近一切都荒残了，要以饥荒这致命的手段阻住太平军的推进。每一片稻田、农庄、园圃都被毁掉，成了荒漠，连最小的一点食物也弄不到。幸而忠王的军需办得好，队伍得以不受多大苦便穿过这些荒残之地，又靠迅速的行动把那荒残限在三百英里的范围之内。

可是忠王接到回南京之命时，他军中的给养已几乎告竭，而公文中急迫的口气使立即退却成了非做不可的事，连耽延一下去收割田间的庄稼、或另行筹集足够的粮食都不可能。

除了太仓、昆山等地的陷落，以及上海已有几条「吸血鬼」的船、而别的还随时在到之外，别的危险也威胁着太平军：或是他们最好的一支军被饿死，或是被威胁都城的那支庞大的清军炮船队阻住、回不了南京。

自安庆陷落——在一八六一年年底——清军便沿江两岸渐渐推进，终于把直到南京城下的每一处地方都攻取了。这一结果全是靠那支装备完善、数不胜数的划桨战船队办到的，而正是在太平天国政府为丢了太仓、昆山而惊慌的时候。不过革命者虽因完全没有兵船而无从在大江上争雄，他们在南京以上长江南岸相当长的一段内，却占着离水五英里以内的地方。

忠王所统的军主要是老兵，都是中国南方人，当初就加入这场运动的，是太平天国军中远胜于别军的一支。能战之兵不下五万，而数不清的难民、俘虏、苦力等等，远远多过这个数的一倍。

从公文所传的消息里，这位将军立刻明白只有一条路可行——立刻以强行军退却——才能既救他的军不被毁，又解产丝之区各城苦苦被围的守军之急。他把手边的稻谷统统收起，虽然还全然未熟，又把一切可当食物的东西都搜来，虽然库里有钱，若有足够数量合用的粮食本可买到；大军便动了身，开始了它那场灾难性的回南京之程。给养很快就显出连所要走的路程的一半也支持不住；因此这次退却对这支军的毁坏之惨，比十来场大败还要厉害。强行军的后一段，这些饥饿的人要穿过荒漠之地与低洼的沼泽；而更添其惨境的是，长江水大涨出岸，内陆很远一片低地被完全淹没。这些地方，还有许多英里令人疲惫的竹沼，疲竭饥饿的太平军都得硬闯过去。

每遇一片较硬的地面，也非得把占住那里的清兵打败才过得去；那些清兵食物、衣服和船都供应得好，如今既可以毫无危险地动手，便成千上万地围着这支垂死退却的军。随着这些不幸的太平军越来越近江岸，他们的苦难——若还能更甚的话——便更甚了。他们常遇到除了游水便全然过不去的地方，而在这类地方他们过去时要受许多支清军炮船的攻击——那些炮船布在每一处可用的位置上，要截断或扰他们的退路。还能想出比这些不幸的爱国者的境况更可怕的事么？将近一个月，他们全靠田里的草、竹子的青梢和死人的身体活着！——而他们的路要穿过密密竹丛的迷阵、穿过泥水的沼泽，水深常常不能徒涉。这场可怕的退却的全程中，他们的后、前与两翼不断受那怯懦而嗜血的敌人攻扰；那些人残忍地杀了几百名疲竭的人，而若公平交手他们是全然抵不住的。成千的人这样死去，又有成千人在泥沼里惨被闷死，或在沼泽中淹死。这一切苦难与人命损失，责任在谁？它完全是英国的干涉与给满清的物力援助所造成的。最后，这支军的先头一路出现在南京对岸，于是又有了把它渡过江去的难处。

第二十一章（下）　渡江与江岸的夜袭

忠王残部到来之前好几天，敌人对控制渡口的炮台与堡垒不断进攻，尤其把力量集中到对岸一座大堡上——那堡一失，整个北岸就落到他们手里，退路也就全断了。约在一星期前，「英太平号」连同我那条旧船和三条民船闯过了清军的封锁，平安到了南京河口，每条都满载着米和别的粮食。我的朋友狄君搭上一条过往的轮船，为公事往上海去了。彭君留在夹板船上，我带着妻子上船同他在一处，因为城里的思王和主要的首领都请我协助守江边各堡。清军一察知忠王的大军已近，便开始攻打江对岸那座堡。这座工事——太平军叫它九洑洲——正对着河口那一排沿江边伸展的炮台；那排炮台筑在构成河汊外岸的一条窄地上，直到河汊折向内陆往城里去为止。这些炮台架着若干重炮；可几乎全是中国造的——又粗又笨的大铁块，比英国的六十八磅炮还大，而口径只有四磅或六磅炮的——所以能动、能使的很少。一般而论，中国人未经欧洲人教导之前是极糟的炮手：他们的炮通常牢牢绑在一个位置上，既不能靠调炮口的转向、也不能靠升降炮尾去动它；于是不论目标远近，每一次都照同一个射程放。在这许多不中用的炮里——它们的样子吓走敌人之效远过于它们的实用——我终于找出五六尊真正堪用的，其中有一尊英国海军的三十二磅炮、一尊十八磅炮、一尊法国大炮和几尊很好的中国铜炮。因为港里恰有将近三十条欧美商船，我总算凑起一支约二十五人的义勇队来操炮。我自己那条夹板船中腰有两尊很漂亮的旋台炮，在后来几次交战中很有用。

每天天一亮，敌人便照例开始攻九洑洲和思王阵地以上那几座小堡。他们的战法布置得好，看起来也很入画：一队接一队的炮船顺流驶下来同堡垒交火，放过一轮，便趁顺风掉头，回到他们江上游的阵位。这些船还得了从太平军阵线下游配合的另一些船之助；全都挂满花哨的旗，两舷各有许多桨推着。

整个战场的景象是一幅永不能忘的画。数不清的炮船抢风而下、依次开火的那副雄壮样子；有些往各个方向横过，有些正顺着风往回跑，宽阔而剪裁好看的三角帆向两边张开，像一对雪白的翅膀；炮声不绝的轰鸣；炮口的闪光；卷曲的烟，起初浓得透不过，随后化作薄缕，优雅地绕着索具和白帆打圈；旗帜密布的炮台稳稳还击，此刻被硫烟的云裹住，一会儿又在摇动的竹丛那深色背景上清清楚楚地立出来；壮阔的扬子江平静的水流——此处收窄到不到一千八百码宽，而出了这一段两边立刻开阔无际；几英里外高踞平野之上的南京那阴森的雉堞城墙；四面形状奇诡的山——有些在近处，压过来，气象雄伟；有些顶上戴云，在远处隐约可见；战斗的欢呼与喊声混着炮声的回响——这一切合起来，所成的效果真是宏大而庄严。

终于九洑洲的守军报说忠王大军的先头纵队已望得见；于是立刻把更多援兵投进各堡，并把每一条船都备好，以渡那将到的队伍过江。即便已望见自己的都城，这些不幸的人的苦难也还没有完，还得在敌人的进攻下再损失许多人。这些饥瘦的队伍一到江边，便受到那些炮船连成一片的轰击——那些船这时有充分的机会屠杀他们，因为他们挤在江岸上近两英里长的一线。他们以难以置信的坚忍守住位置，连一点看得出的后退动作都没有；在平射轰进他们密集人群——多半出自英国的炮——的可怕火力之下，仍照他们虚弱的身子所能容许的那样稳稳地上船。

第一支分队一出现在滩上，我就带着我所有的船过去帮他们，又弄了十来个欧洲人上夹板船，操着她对敌，颇有效力。岸上各处映入我眼中的那些可怕景象，我永不能忘。许许多多最弱的人，已完全不能再自助，就被留下死在他们如此苦苦奔赴、如此惨重受苦才望见的目标跟前；这样的人多得使同伴们不够人去扶、或在敌人面前把他们渡过江。炮弹一声声可怖的「噗」响不断砸进这些活骷髓之中——有些地方他们挤得那样密，被后面的挤压逼进江里，便被江水卷走；他们面对一千多条炮船掷来的死亡，竟全然不动；而疲竭的生者慢慢挣着要从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同伴尸身里脱出来——这些景象看着使人心惊。把那支一度堂堂的大军的残部渡过江所用的那些日子里，一天一天看着敌人毫无慈心的火力在滩上那无助的人丛里割出一条条道来，而手里救他们的办法又那么少，而这一切又都被如此被动地受着，实在可怕。那些躺下待死的人枯瘦干瘪的身形和直直发愣的眼睛，此后许多夜里都在我梦中纠缠。

渡江期间常有这样的事：某条小船载着几乎已不成活人的人，被湍急的潮水冲离南京炮台的保护，因为船装得太满太重，划桨人衰弱的膀臂挪不快。每逢这样的事，官家的船便扑向他们这无从自卫的猎物，立刻以最凶残的手段把船上所有人的头砍掉，又在他们同伴眼前把被害者的身子扔进江里，而同伴们是全然无力相助的。这类情形里，那些可怜人以绝望之力同杀他们的人挣斗，照他们衰弱的身子所能容许的那样死命地斗；可这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的火器几乎全成了废物——火药被水浸透了——而他们又太弱，别的兵器使不出效力来。

我把忠王接上我的船，在他看着自己生还的队伍大部分平安过江之后，把他送到南京这一边。我的伙伴卢君同他在一起，还有已故的凌和那一队的撒丁军官；可我再也没有见到我勇敢的副手菲利普·博斯：他在忠王的亲兵最前面英勇地掩护主力退却时阵亡了。

到第十二天，凡能救的人都过了扬子江，到了南京城墙友好的影子之下；而江那一边除了堡里的守军，就只剩无数饿死或被敌人屠杀的人的尸身。最后一切似乎都躺进了死的睡眠，直到偶有一个可怜人忽然爬到他所渴望的水边，然后倒进湍急的水流里——或为解那焚人的渴，或为了结那剧痛。

直到如今，这成千上万因英国干涉而死的不幸者的白骨，还可以在他们倒下的地方见到，等着腐朽之手把他们存在过的最后一点凄凉痕迹抹去。

忠王的大军是太平天国全军中最好最勇的一部分；实在说，他的队伍是整个军事组织的精华，主要由自这事业初起便加入的老兵组成，对他们而言败仗是真正没有过的。这场革命最初的核心有很大一部分在这行列里，即广东、广西来的人和苗子；他们受那种极有助于太平天国运动早期惊人成功的宗教热忱所感，又被那种不畏一切阻碍、不怕任何危险、能忍残酷酷刑的豪侠之气浸透，便成了中国这场宗教与政治大革命的真正勇士。除非基督教世界甘愿否认那个道理——即亚洲要照它自己从异教归正的那种方式归于基督教——否则就无法争辩这一事实：洪秀全和他的徒众已开了一桩永不会消灭、永不会被忘的工。太平天国运动的首领们自其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不顾文士们明哲的鄙夷、民众普遍的厌恶和无数满清差役众所知的仇恨，硬把他们的教义推行下去——单这一件事就极有力地证明：使这些首领和他们的徒众振作起来、使他们肯舍弃他们古老而深受敬仰的圣贤的学说、而去倚靠一位永恒审判者的助力与属性的，是一种神圣的元素。

不幸的是，这场灾难性的退回南京之役，使太平天国失去了那些人中的大部分——正是他们宗教上的热诚使我把他们比作早期基督教会的英雄与勇士。无疑有人要从他们自筑的义之高台上，对太平天国基督教信仰的真实表示怀疑；可我相信凡有耐心随我读完这部史事的人，都会认为这一点已切实证明为对革命者有利。

忠王大军的残部能战之人勉强只有一万五千，而还得从这个数目里分兵去增援南京、苏州、常州、无锡以及别的受敌威胁的城池；因此，当这位总帅前往苏州附近被英法清三方雇佣兵侵入的各属时，随他的兵不过七千；然而他以这点兵力，竟把敌人压倒性的人数挡住了一段时间，又把许多忠诚动摇的驻军管住、安定下来，并护住了一大片疆界。倘他那支一度堂堂的大军完好可用，清方和他们的盟友所要讲的故事，就决不是把太平军逐出旧有疆土这一套了。

最后一批生还的队伍过江后的第二天，敌人似乎决意要为他们的脱逃发泄怒气，对所有的工事发起总攻。从清早起，来攻的人便以数不清的炮船涌下来，盖满了扬子江整片水面，又以他们不停轰击所生的浓烟把九洑洲堡完全从我们视野里遮住。南京一带敌方的船队，据切近的估计有各种大小的炮船三千条，有些艏上只有一尊轻炮，有些架着四五尊相当重的炮。

清军极有力、极决绝地把进攻维持到深夜。整个白天我们都不能给他们多大损害，因为他们的船几乎总被烟完全遮着，我们的炮只能照估摸的射程去瞄。入夜之后，我们能看出敌人炮口的闪光，照所指的方向去瞄，炮台上的准头就好得多了。约夜间十点钟，我们的火力奏效之大，使整支船队放弃进攻，向江上下游退去。南京炮台与对岸堡垒之间那片不大的水面上挤满了那么多炮船，我们的火力必使他们损失惨重；然而他们以我从前此后在满清政府的军队中从未见过的勇气，坚持着这场交战。

尽管有这次坚决的进攻，守各处工事的太平军却异常漠然，对「衙门鬼」——他们爱这样叫清军——居然能攻下南京任何一处外垒的想法嗤之以鼻。我就夜间守卫的疏忽向老巩王进言时，他答道：「这些堡我守了十二年，只要天父不弃我，就清妖而论我还能再守十二年。」就在那一夜——或者说那一早——他有了后悔自己过度自信的缘故。

前半夜战斗那惨红的火光、炮的雷鸣、炮弹的碎裂声、箭头火箭的火痕以及间或一条炮船的爆炸，那满耳的喧声与一片喧腾之象，都已消去，换上了一个美好夏夜死一般的静。我这一队欧洲义勇、卢君——他一直留在我们夹板船上——彭船长和我，身上肮脏，火药熏得乌黑，又因劳作与紧张而疲倦，便趁这静下来的间隙去歇息了。对我们而言不幸的是，这骗人的静被证明为加倍的奸诈。

我们的船静静停泊在堡垒影子底下，堡周零零落落的哨兵敲着竹子的号令声「嗒、嗒」地响；城墙上那些小望楼里藏着的守卒鼓声「咚、咚」地来；而这些单调的回响在周围的寂静中格外分明，终于成了无可抵御的催眠之物；它们渐渐微弱、渐渐稀少，终于完全停了。

我们睡了多久我不知道，可我忽然被似乎就在船旁的炮声惊醒。同一瞬间我听见我的朋友们在隔邻舱里跳起来，我们一同冲上甲板。

天光刚破晓，可要看清四周发生的事并不需要它。水面、附近的岸和各堡，都被战争那红光照亮。江的上下游；炮台外面；扬子江那条流过南京河口、围成草鞋洲的宽阔支流上；总之，到处都是敌人的炮船，数不胜数，朝我们压来；而他们炮口那鲜明而连续的闪光，使空中满是亮亮的火花。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清早，清军发动了这次大胆而部分得手的突袭。他们以密密的队列盖满江面，迅速划下来，冲过思王与巩王所守的较强各堡的夹击，而把南京河口外不远那几座较弱的堡作为进攻的目标。每条炮船都极快地放炮、放重抬枪、放火箭、放火矢以及中国所有的各种投射之物，其中许多在较大的堡里那些轻构的房屋中起了效。而太平军这边则完全被袭了个措手不及：江边各堡的炮没有装弹，而炮又重，不能快到可以放得够多、也不能把炮口压得够低，至多只放了两轮，敌人的最后一路就已扫了过去——而第一路几乎在警报发出之前就已跑过去，进了草鞋洲与陆地之间的水道。所放的那几炮在巩王堡内重炮炮口正下方挤得密密的炮船中造成极大杀伤；大江黄浊的水吞下了许多碎裂的人和船，残骸的碎片浮在水面，被急流迅速带走，去引起这条急江下游岸上村民的诧异。

到了经纬仪嘴，几百条战船划进洲内，猛扑陆上那几座小堡和泊在水道里的外国商船；另有许多兵从别的船上登岸，攻下洲头的工事，把惊慌的人从屋里奔出想逃时，男女老幼一概杀掉。那几座小堡被压倒性的人数围住，很快被取，随即放火焚烧。守南京河口的三条大战船也被敌人烧了，而船上的人还没真正醒来、还没来得及放第二轮侧舷炮。就在这时我同伙伴们冲上了甲板。我们的夹板船紧挨在最后一条战船的船尾后面，另有许多欧洲船泊得更靠草鞋洲、更近大江；其中几条我亲眼见被清军跳上去，立刻把那几个欧洲人杀了，把船抢掠一空，然后放火。

我一眼就看出：除了立刻逃走，别无救命之法，若还来得及的话。炮船四面都是，不分方向地乱放。幸而我们那条旧民船就系在夹板船旁边——夹板船太重，逃不过小船——于是我们弃了后者，连我们全部财产、我们在世上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在里面，我同妻子和朋友们上了那条较轻的船。随后砍断缆绳，想顺水道逃出去。两边陆地都被敌军占着，水道上段通向大江的地方又挤满了他们的战船，这是唯一开着的一条路。

我们撑开、把「英太平号」丢给她的命运的那一刻，有几条炮船从另一边跳上了她，另几条则向我们这条旧民船倾泻可怕的火力；船甲板上落满了葡萄弹，因为来攻的人装弹太匆忙，弹子落下来并没有伤人。

四周似乎是一片火光烈焰，天光被上面浓重的烟幕遮暗，地面被下面不绝的炮声震动，而火箭的火痕带着嘶嘶声、炮弹的「嗖嗖」声到处响着，把战争与毁灭的狂欢维持下去；这时我们已随潮漂离夹板船几链之远，并趁那虽轻却渐起的风扯起帆来——那风是我们唯一的脱身机会。

一阵风把那浓厚的烟与火分开，朝我们过来；这时一群炮船全速追来，火力极猛，最近那条船上的人投来臭火罐，竟把我们的主帆点着了。我正要转身去催我亲爱的妻子下舱，进攻船上的兵便打来一阵排枪。我看见我忠实的朋友与伙伴卢君倒在甲板上；可几乎同一瞬间，我被一颗失了劲的弹子打中，昏了过去。

过了多久我不知道；可等我终于回醒，却只是来领受那失去之痛的极苦。就在我那位最好的、久经验证的朋友倒下之处的近旁，躺着我深爱的妻子已无生气的身子，被一阵弹子穿透了。

原注

〔注四十一〕指阿思本提督的「吸血鬼」舰队。

〔注四十二〕自南京以及他们旧有的一切城池因英国的敌对而失去以来，这一点只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因为太平军至今仍以惊人的克己没有动手蹂躏地方，他们如今大举所在的厦门一带，其持重是众所知的。

〔注四十三〕以敬三位一体。

〔注四十四〕主礼的教士。

〔注四十五〕实在不懂不光彩的人何以「该死得更体面些」。

〔注四十六〕指太平军人命损失表。

〔注四十七〕参见蓝皮书中国事务第三号，一八六四年，第一百二十六页与第一百〇八页，载默塔军医的信，以及文惠廉主教与维多利亚主教对另外两位目击者陈述的证明。

〔注四十八〕参见蓝皮书中国事务第三号，一八六四年，第一百一十一页。

第二十二章（上）　太湖与苏州

在黄浦江上、宁波三、「中国号」、她的搭客、太湖、湖上的景色、华中的水道、白齐文将军、苏州、逃兵、白齐文受疑、美太平军团、白齐文的打算、莫顿上校、慕王、忠王到来、「忠义辅助军团」、如何约束、吴江之役、招募、行动的计划、一次突袭、安排、几番打断、延期。

一八六三年十月一个晴好日子的傍晚，有人或许看见一条寻常的上海舢板——即客船——正逆着黄浦江退落的潮水慢慢摇橹上行，并小心贴着外国租界对面的那一岸。船上除了那位结实的中国船主——他在船尾摇着一支大橹，并以「宁波三」这个顺耳的绰号为乐——还有两个外国人，坐在拱形的席篷底下。一个像是盎格鲁撒克逊族；另一个由他深色的皮肤、长长的胡须和漆黑的头发看，是东印度人。

在细心的观察者眼里，这条舢板的驾驶和船上人的举动颇有可疑之处。凡过往的船只都小心避开；每逢靠近江上一条欧洲船、或岸上一处欧洲人的住所，篷外的席子便放下来，遮住船头，把里面那两位搭客完全藏住。观察者若靠得够近，还能听见那两位性急的外国人对「宁波三」发出的几句有力的话——每逢这位木然的人没有把船让得离陌生船只足够远、以保住他们的隐匿时，便是如此。

暮色落到江上的船只和岸上的树木上，潮势渐弛，舢板走得快了许多。摇橹人的膀臂累了，那左右摇荡的翘板式晃动也不那么猛、那么难受了；最后到了上海以上将近三英里处，「宁波三」把船靠了岸，放下沉重的摇橹，断然声明：非得先用船尾那只小灶上滚着的吃食把肚里的饥荒填饱——照他的说法是「吃饭」——他决不再走一步。

中国人是执拗的民族；有些人实在像骡子，而「宁波三」似乎属于后一类；于是他的搭客很明智地取出一只大篮子，从它最深处掏出几瓶啤酒、一只冷鸡等等，不久便忙着吃喝起来。等篮子重新装好，夜已合上，可船夫那张大口还在「咀、咀」地嚼。这期间那位深色的搭客点了一支雪茄，在舢板小小的前部作渔人式的后甲板散步——即走两步便到了舷外。另一位旅客靠在横座上，似乎沉在自己的思绪里，而那思绪显然不是最快乐的一种。他的同伴以这样一声喊把他唤起时，他一点也不觉得被扰——

「起来，先生，起来；轮船来了！」随后又朝仍在船尾吃着的那个中国人喊：「摇橹，摇橹，三！」

可三似乎全无遵命之意；相反，他把饭往嘴里一扒，筷子使得比先前更有劲，还断断续续地喷出话来：「哎呀！——怎么行？——我——要吃饭——此刻——摇不得橹；等一会儿——吃完饭——就行。」

这番从容的答话一完，那位欧洲搭客走到船后部，借一根粗藤杖之助，总算使「宁波三」舍了狼吞虎咽、重新操起橹来——这位可敬的人大为扫兴，好一阵子用低声咕哝的宁波上等市井骂语来发泄他受辱的情绪；可被骂的两位一点注意也不给，他们正一心看着那条驶近的轮船。

轮船到得很近时，那位印度人取出一只亮亮的牛眼灯，举了一会儿。船那边以舷侧举起的一盏灯相答，并停了车。舢板便摇到船旁，两位搭客被接上船。行李一收上去，船便全速前进，而「宁波三」和他的船消失在远处，他如愿的满意化作下面这句告别：「请请，走啦！头等的，老爷；我多多谢你。」

那高声的道谢不久便在远处消去；唯一扰动这凉夜静气的声音，只有螺旋桨有节奏的拍击——那条小轮船稳稳地走着她的路。

这条小轮船名叫「中国号」，属上海的贺氏洋行，是做丝的买卖的。这一支贵重的商业完全在太平军手里，而且在他们被逐出产丝之区以前并无限制；此后清朝的官员便把内地对外国人关闭，轮船或别的船只的贸易一概禁止。〔注四十九〕

这两位如此神秘上船的搭客是往苏州去的。一位是白齐文将军的副官，另一位就是我。白齐文不久前刚实行了他投革命者的打算，在苏州这座大城里立下脚来，统带九十至一百名欧洲人和一营一千人的太平军——那一营归他指挥，照外国战法操练，由他们的教习充军官。白齐文的副官是去投他主人的。我则急于弄清这支新成的美太平附属队的原则与实际价值，并再去同忠王会合。

「中国号」此行在南浔镇为止——那镇几乎正在产丝之区的中心；她停在那里，由中国的押货人带着好几千元下乡去买丝。太平天国治下的地方行路如此安稳，以致每一季所用的那一大笔现银——每年八百万至一千万英镑——都只是在钱款所属商号所雇的中国银钱先生护送之下，在乡间各处带来带去。

从南浔的长官——一位极友好极有礼的首领——那里得了一条很好的大船，我便同我的同伴继续往苏州去。虽然直线距离不过五十余英里，可因昆山和另一座叫吴江的城已被敌人攻取，从东、南两面到苏州的路都走不得；于是我们只好横渡太湖，向西绕一大圈才到省城。太湖之广，从湖心望去除了最高的山便望不见陆地；可它各处平均不过十二英尺深，而许多地方水面被浮草和从底下长出来、相互缠结的坚韧水生植物茎塞住，船都行不得。这湖同中国任何一片水一样，鱼多得很，因而使许多成群的渔人常年有活干。这些人同海边的弟兄一样结成帮伙，遇到合宜的机会也绝不讨厌做一点海盗；因此我们过湖时不得不严加戒备；而第二夜停泊时，离陆至少五十英里，我们竟不得不朝几条以很可疑的样子直向我们压来的船开枪。我那位印度同伴带着三箱步枪和一箱左轮手枪，是要运到苏州给他主人那支队伍的；我们从中装好了足够多的枪，除非来犯者人数压倒，总能把任何进攻打退；因此，当那些驶近的船在三四十秒内忽然吃了三四十枪，便赶紧掉头溜走了。

太湖的景色宏大而富于变化，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山起得奇高；石灰岩的岩石——被磨成最奇诡的形状——伸进湖中清澄的水里；极美的山谷把林木森森的丘陵与嶙峋贫瘠的山切开；而淙淙的溪流掠过幽僻的村落，往湖那宽广却浅的水面去。全中国最美最富于浪漫意味的地方之一，就是太湖东北、北、西北那一带。因其多山，中国人称之为「东山」。驶过湖中三座最大的岛——那三岛以产全帝国最好的丝闻名——之后，我们到了洞庭一带最东之处。那里久以官员的府第与异教的庙宇之华美著名；可当我访这个一度被人赞叹的地方时，它的荣光已经离去：鞑靼大员与异教之神的大建筑一律被平成了土。太平天国是当权的一方，它破除偶像与仇恨满清的态度，已以毁掉那些既辱国人的爱国之心、又辱其宗教的纪念建筑而实际显出来。点缀在如画山谷间的村落与孤屋仍在；它们的生气与兴旺，同府第庙宇的荒凉成了鲜明的对照。

再往西洞庭一带去，我们到了我在中国或世上任何别处所见过的最荒野最庄严的地方。它远离人声喧嚷之地，只有几个孤零的小村有人住，便在它那浪漫的美里安息着，除了自然之声无物扰它，也不曾被人手污过。我们把船拖上一条长长的沙滩，我同我那位深色的同伴在这荒野寂寥之地漫游了几个钟头；我发现他领略自然之美，比许多皮肤更白的人还真切。我在东山寂静的山谷和几乎穿不过去的林木间游荡，心里怀着一种庄严的感觉：我所踏之处从前未有人足落过。景物的性质极为多样：厚重的山，宁静的谷；荒野凄凉的崖；泡沫飞溅的瀑布，随后又是湖那平静荫蔽的水；而茂密森林的摇动、青翠羽状的竹、在湖面铺得很开的睡莲、野生的橘树以及四周盛开的香气甜美的灌木与花，合成一幅几乎无可匹敌的画。离了这绝美的景色，正要进入那条通苏州的河汊之前，我们从一座巨大的天然石拱底下过去——那石拱伸进湖中约九十英尺，高近一百五十英尺，外侧还连着第二座小拱。

这奇特的岩石形状在太湖边上，离苏州西北约四十英里，是迷信的本地人传说中特别提到的一处景物。

离湖之后，我们的路程便穿行在那些把华南华中整片地方切开的、绵延无尽的河汊、湖沼与水渠所成的一张完整的网里。有些宽阔如江河，上面跨着好看的多孔桥，两岸满是好房屋和整齐的路径；有些窄而曲折，几乎被茂盛的草木和长长下垂的杞柳遮住，跨在上面的桥只是一块粗花岗石板横搁在两块竖石的顶上，离水面勉强六英尺高。凡我们所过之处，乡人都痛切地抱怨外国兵——指戈登、德克碑以及别的雇佣军团——来打太平军；他们都蓄着长发，在新的治法之下过得安乐；他们自然不愿因为英国政府选择去支持那压迫而无慈心的满清就把头丢掉；而许多最好的产粮之区已被英法清三方联军攻取，连带太平天国几处主要的粮仓，于是一大批一无所有的难民涌进来，使那因粮食稀少与价钱奇贵而日增的困苦更加沉重。

穿了几英里河汊水渠，我终于到了苏州，发觉自己正赶上一个要紧的关头——其实正是那支短命的美太平附属队的解体。不过这件事并不使我诧异，因为我对这支队伍的成分与动机从来没有过一丝信心，对它的组成也从未抱过一点指望。它的创立者与统带白齐文，同英满队伍那位无委任状的戈登将军一样，根本上都是雇佣兵与武装冒险者；二人唯一的原则似乎都是一种吞没一切的自私和对个人利益的在意——在一个四海为家的冒险家身上这无疑是很自然的情操，可在一个英国军官的品格里却不是值得赞美的特点。这样一种原则，若有英国政府的物力支持，在那些同满清结盟的人身上倒行得很好，只因满清一方背信、彻头彻尾唯利、并以刻骨的狠劲恨外国人，而且对任何看来无私的援助自然都要疑心，怕那是要叫他们中任何人担上讨厌的人情债的手段。英国当局特别小心，不让人对他们的动机有任何误会，因为他们总说自己干涉纯为自己的利益；于是满清便欣然从外国商人身上得了大笔收入，再把其中一部分交回去付英国的赔款——而正是这笔赔款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反太平天国的同盟，成了他们王朝的救星。

到了苏州西门，守军很亲切地欢迎我们，并派了护送把我们带到主将的府第。我看出这城由老兵重兵守着；高墙外面正在加筑新的石砌侧防；城里正在兴建好看的房屋；粮食很充足；兵丁与平民似乎都兴致很高，对丢城的念头很以为可笑；实在说，除了远处的炮声，苏州比此刻的伦敦更不像一座被围之城，而正在它守具前轰击的敌人要攻下它，看来连可能都算不上。

我们到慕王府时，白齐文那支附属队里好些受伤的欧洲人正被抬进去。这些人是两天前一连串事故的生还者：那时全队连同忠王所率的一路太平军，以及白齐文从清方夺来带到苏州的小轮船「卡周号」，一同去攻城东约二十英里处敌人的一处阵地。这次远征起初得手，绕过了清军木栅的侧翼，缴获了一支二十六条大炮船的船队；可几乎随即，因操「卡周号」旋台炮的欧洲人疏忽——有人说是醉了——她的弹药舱着了火，爆炸把船的前部轰成碎块，船上几个人受了重伤。

这场大祸之后不久，白齐文将军从随行的炮船上卸下一座炮位——交通的主要办法是靠水路——向那些木栅开火；守栅的是罗德上校所统的一支受训的英满雇佣队〔注五十〕和若干清军兵勇。敌人正被赶出工事，突击队正上前要取下它，忽然那批缴获品中最大的一条——一条装满火药炮弹等物、架六尊炮的炮船，轮船上的伤者正安置在里面——炸了；它爆炸的火又引着另外四条缴获的船，也都被炸成碎块，在场的六七十个欧洲人中当场死了十二人、重伤十七人。这些祸事都是因从「卡周号」残骸里取出的酒被随便喝用所致——军官与士兵一样放纵；而整件事有力地显出这支美太平军团那种粗野无纪的性质。有人说——而且不无有力的理由——白齐文自己也在醉中；不过他还有这个可原之处：他身上一处旧而可怕的伤——是在为那个不知感恩的满清效力时受的——所生的疼痛与衰弱，使他非用烈酒不可。

上面所说这些事故之后，对清军阵地的进攻便放弃了，这支队伍退回苏州，带走伤者和余下的缴获品。

因慕王在城外，白齐文又还没带伤者回来，我便同他部下几位军官往一座城门去，想到太平军外垒的前线去，料想在那里能找到他们。可到了城门，守门的兵不许我们过。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消息，知道这支辅助队的事情出了岔，太平军对他们的外国盟友起了疑心。到了夜里才看出，他们的不信任并非没有缘故：白齐文同慕王回来之后，有人报说这支附属队的副统带莫顿上校违令不在，连所有城外的欧洲人都不在了。此事一经查实，白齐文和跟他在一处的军官似乎确信那些不在的人已投了敌；实在说，我很快就明白全队要变节的打算早已筹议了一段时间，只是莫顿和他的同伙趁机把自己弄脱了，把同谋的人丢在那里受窘。

在这个消息之前，我已见过慕王一面，并同他吃了饭。他告我忠王带一支军在城外扎营；他也让我明白他对白齐文疑心的性质，而这一切我都完全同他一致。他先说明对一切外国人的交往都不得不加的提防，因为他们待太平天国一向背信失约——英国破坏所保证的中立、不守阻止满清远征队在上海装备的誓言、英法两国与海盗船队攻取宁波等等，就是显例；随后他一一说出他对那支外国附属队不满的理由。

首先，他说到白齐文本人异乎寻常的行径：他说此人许过许多诺，一个也没有办到。这位军官曾保证从上海弄到人、军火与配合；大笔的钱已经拨给他为此之用，可所得的回报只有他几次去那城之后带回来的许多箱白兰地，而军官与士兵都被那东西弄得不能办事。钱全被浪掉或莫名其妙地丢了，这么大一笔开支竟连一支火枪也没见着。再有，白齐文和他许多军官还一直穿着华尔队的制服——他们投太平军之前不久才离了那支队；而更使他们的地位可疑的是，他们惯于夜间到戈登队所占的敌阵里去看他们的旧朋友。这种行径使诸王不信这些辅助之人的忠诚，并怕有什么有组织的背叛。另一条可疑之处，是白齐文把他的人同他所来效力的人隔开、分别开来，同时又极力要诸王许他另立一支独立的队伍。对那些屡屡被外国人骗过、又那样习于利益相共、又那样被自己事业的宗教与爱国热忱所浸透的人，这实在是取得信任的坏法子。而且太平天国的首领很快就看透了这些令人不满的盟友那自私唯利的动机，对他们的效力自然很少信心；他们也不至于下贱到要这种卑陋的帮助，更不会像他们那些更无顾忌的对手那样去迎合它。

这些美太平军团的人全不顾荣誉与豪侠的一切原则：一发觉指望不上外来的支持、大笔的饷和许多赃物，便大为失望；他们对自己忽然投入的差使本无心，便生了不满，急着要弃这桩不济的事业去另寻更对脾胃、更有利的差使。他们当然不至于堂吉诃德到会为荣誉、荣光，或为一个大帝国的自由与宗教自由而战，却不要一点实在的钱财酬报。

一百二十五个欧洲人里，于革命者有用的不过二十人；这少数人中有能操练与编组一支受训队伍的，也有好炮手；其余的是水手与游民，全然不知火药味，在战场上还不如太平军里最差的苦力矛兵有用；这些事实也不利于这支队伍的存在。

若在刚才所述的情形之外，再把这位统带军官一时发狂的几次病作——有一次他在病作中伤了他最好的一位军官——或者他天性的放纵与品格的偏斜，以及他属下之间的不和都算进去，白齐文这番举事之失败就全说得通了。〔注五十一〕

当晚，莫顿不在的事报上去之后，慕王带着几位首领到白齐文的住处，同他谈了好几个钟头。这次会谈我在场，而这位主将宽宏友好的气度使我印象很好：他虽受了那些辅助之人可疑而令人不满的行径的足够挑动，却声明他打算第二天供给他们钱，并作任何能使这支队伍和睦、满意或日后兴旺的安排。这些诺言慕王本会忠实履行，白齐文自己也作过证。

这位主将走后，白齐文同他几位心爱的军官谈起他们所议的从太平天国变节之事，说那是早就安排好、早有预谋的；他们作此决定的动机，是眼下这桩差使看来不像他们所料的那样容易有利。谈话之间，这位将军亲口告我：他本来的打算是招起一大批受训而武备精良的太平军，然后把他们变成一支独立的队伍，为他私人之计行事；就是说，他投这场革命，本意是终要背弃它，再去中国各处干一番武装冒险的事业。这个狂妄的计划他也对清方雇佣兵的戈登将军说过，提议他们彼此背弃自己的旗、合兵一处，干起独立征服的一套来。这个以及别的同样荒唐的念头，究竟是因他的伤与他所用的烈酒所致的神志失常，还是可归于他天性的品格，似乎难说；可不论白齐文将军那不顾一切的行径起于什么缘故，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他把一个保太平天国革命成功的大好机会舍弃了。他若起初就诚心拥这场运动、毫无保留地把他的人同这运动的成员融为一体，便必定能得诸王的信任。他随后便能编成一支受训而由外国人统带的队伍，其素质远胜清方的辅助军团——而这些辅助军团正是敌人之中唯一值得太平军稍加畏惧的力量。

第二十二章（下）　忠义辅助军团

我到苏州的第二天早上，城里得到消息：约清晨四时三十分，莫顿上校带着他所统的那支欧洲人分队变节，投了敌；有一处外围哨所的两名兵士来警告他已近清军阵线，被莫顿开枪打死。他以这桩怯懦背信之举弃了自己的同僚和城里的伤者，使他们大为危险，也使慕王极为愤怒，并深疑这支附属队余下的人还要背叛。然而他证明自己是个比留下的那些叛者所想的都更心地高贵、更慈悯的人：他提出给任何愿离城的人发通行票与船只；同时他对莫顿及其徒众那卑下怯懦的行径表示极大的厌恶与轻蔑，因为他一向公开宣明：凡愿离开苏州的外国人，只须把这意思说出来，船只、通行票等一切所需之物就会供给到太平天国疆土的边界。

莫顿上校变节一事确实之后，我必须承认：尽管我自以为很懂太平天国诸王那高贵的品格，我仍怕留下的那些叛者会受到应得的严惩。因此我立刻求见慕王；见到之后，请他不要对白齐文及其同伙施任何报复。出我意外的是，虽然下级的首领与军官都为他们外国盟友的背叛极为激动，这位主将却立刻让我明白我的担心毫无根据。他说：「不怕！不怕！这些人是自愿、而且是干干净净的脸——即体面——来投我的；他们要走，也照这样走得。可他们若偷偷溜到清妖那边去，他们就丢了脸，我也丢了脸。」

正在这时，白齐文的通译进了厅，告慕王说他受命来请准这支队伍余下的人离城回上海。这位首领一口声明应允此请，但说在他的上级忠王到来之前他不能把什么定下来——他料想忠王傍晚会进城来商议此事。

这期间，除了十来个本是太平天国王的旧部的人之外，那些外国人闹得一团糟，因为他们满以为刽子手随时会来砍他们的头。有些喝着烧酒给自己提气；有些主张把住处设防；而几个最胆大的则主张冲出去，设法杀出城。二十多个伤者的哀号——有些在前不久轮船与炮船爆炸中被烧得可怕——使这本来可笑的一幕带了些悲切。

傍晚不久忠王到了，有一千名亲兵护送；他立刻同慕王及别的首领会议。他们商议完毕，我去见忠王；他连同思王、来王、辅王——这几位是随他从南京来的——都极欢喜地接待我，因为他们都断定我已在南京外围各堡那场惨败中死了。我至今忘了提：我忠实的通译阿林仍跟着我。他也受到诸王很亲切的接待，因为他们看重他的效力，知道他热心向着他们的事业。

我一到苏州，就决意若有可能便再招一批欧洲人，用他们组成一支受训的太平天国队伍，因为我看出白齐文那支军团的解体已近。不过，诸王对眼下这些外国辅助之人的背叛必定正在气头上，我便不觉得此时宜于把这件事向他们提出。所以当晚忠王竟提议由我去办我自己正急着要办的这件事，倒使我欣然意外。他说他的信任从来没有放在白齐文身上，又对那个雇佣兵头目带着他的人即将离去一事表示很满意。

大约在这时候，附在戈登将军队下的那几条小轮船，在每天对苏州城外太平军木栅的进攻中用得极为得手；因此忠王提议：我不但要设法招起一支受训的队伍，还要弄一支两三条轮船的小船队同它配合行动。他又表示极想夺取戈登的船，为此我叫阿林另领一纸委任，许我把任何有机会夺取的船截走。忠王有个惯例：从不在任何被围之城的城墙内过夜；他的战法是由他自己统一支策应之军去解围。也许他行此法是为防背叛；可不论缘故如何，总是在城外他的营里找得到他。夜渐深了，他便准备离苏州，先下了一道谕令，又在他的书记替我写的一纸特别委任上签了名。〔注五十二〕在场的诸王中有四五位同我很熟，见我接了招募新队伍之权都很高兴；我们分别之前，他们对所期的结果已颇为兴奋。

这支拟设的附属队的名目由统帅定为「忠义辅助军团」，这名目同他自己的称号很相近——「忠」字由「中」「心」二字合成，意即忠诚。所议定的编组条款是：这支队伍由我、或由我认为合宜而委任的任何欧洲人统带，只受忠王的命令。所雇的欧洲人只充军官，共二百名，每一连的连长每月领二百两——近七十英镑——其余的按比例给饷，各人都供住处。我自己与主要军官不领饷，而以受委任的义勇身份效力——这个身份我一向为自己守着。要弄两条汽炮艇，同敌人役中的「飞而复来号」一样；这两条附在陆上的队伍里，不得用于任何别的用处。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第一座城的长官之职交我，而该城的税收充这军团的公积金——包括给残废者的养恤、病伤者的费用等等；我自己的头作所雇欧洲人忠诚的保；而他们每人都要成为「太平天国的兄弟」，有权享受公民的一切照顾。〔注五十三〕欧洲战争的规矩要严格作本军团的规矩，而且凡与它配合行动的太平天国队伍也要遵守。另订了许多别的条款，上面这些是其中要紧的几条。

招设「忠义辅助军团」的约定既成，忠王便离苏州，回到九英里外他那座有工事的营。次日，通行票与船只发给了白齐文和他余下的人。这些欧洲人里有十二个是在白齐文到来之前就在太平军中效力的，不过他到苏州后他们被归入他的指挥。这十二人，连同另外十五个不像那些逃走的同伴那样唯利、而对这事业更有情义的人，拒不弃自己的旗，自愿留下，由一位史密斯上尉统带；此人原是英国海军陆战炮兵一名勇敢的士官，在那场惨败的白河炮台之役中，几乎是何伯将军旗舰上唯一未受伤的人。这些义勇都归慕王指挥；不过忠王许下，这军团一旦成立，他们若有需要便可成为其中的人——其中有些是好炮手或好操练教习。

这一切安排都对除我以外的每一个欧洲人严密瞒住，因为苏州的那些人很少有可信的，而那少数的例外也不特别值得作密谈的对象。因围苏州的兵力日增，时间宝贵，不可在着手办我这件事上白费；于是我到后第三天傍晚便离城，尽快往上海去，有一段路同那些前美太平军团的人同行。

因为就在前几天太平军一支队伍在有城墙的吴江镇前打了一个大胜仗，把一条更直的路上的敌人清掉了，我们得以走一条比我来时短得多的路。那一仗所打的是没有外国炮与受训队伍相助的清军，因此照这类情形下几乎无一失的规律，清军被彻底击败；而吴江本可在很短时间内被夺回，若不是戈登从苏州赶去救它，于是炮火又把这场不公的战运判给了太平军的反面。所用的兵是奉忠王之命从嘉兴府调上来的，本该同另一支从湖州府推进的队伍会合，两军合起来本是要去攻围苏州之敌的左翼，而忠王自己则攻其右翼。不幸第一路的首领永王性急，没有同湖州来的友军会合便先动了手；虽然起初大为得手，他的孟撞却招来其后被戈登的受训队伍与炮火击败，也招来第二路的被击退；两路都不得不退回他们各自出发并驻守的城中。

太平军以何等英勇的决心去同敌人凭炮火所得的那种无可抵御的优势相争，可从《太平军是怎样被逐出江南、浙江两省的——取自一位先后在华尔、白齐文、霍兰、戈登手下当差的军官所记的笔记》中下面一段看出——

「长毛又从嘉兴府和平望来攻吴江。于是又派一支分队下去，把他们打回去，而炮火在他们中间造成可怕的杀伤。可我们须给他们应得之评：这一天他们打得像恶鬼，一直冲到炮口跟前，自然在那里遇了死。」——《华友西报》，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一到上海我便动手为我这支队伍雇人，几天之内得了十来个。这些人品格都好，作操练教习尤为可望。其中有七名原属法国陆军的士官；有撒丁陆军的莫雷诺少校，他在亚洲、意大利和克里米亚都历过不少战阵；有一个法国人名叫拉维里，又作拉布雷——曾任第三非洲猎骑兵团的上士——他为太平军效力一年多，却被莫顿上校手下那些逃兵违他本意带走了；还有我的朋友乔治·怀特，他不久前被介绍给我，说是向着太平天国的，而他从前是宁波法中附属队的一名上尉，因厌恶那桩差使而辞了职。除这些人之外，我还得了几个在英国某团服满役期、已领退伍凭据的人的效力；另有许多人答应一能脱身便来投我。作为开头，这还不算坏；而更有助于我这件事的是，莫雷诺少校弄到了某几位欧洲军械官员的保证，答应供给我任何数量的军需物料。我相信他们忽然想帮太平军，完全是出于对布朗将军、戈登将军等人所行英国行动的妒意；无论如何，他们的援助本会是实在的，因为有一箱作样品的法国步枪与刺刀是由法国兵护送穿过上海、安然交到我同事手里的。

两个星期之内，我得以派十四个好人——都是兵——由拉布雷统带，去苏州，其中一个是驻上海的法国团里的号手。不幸最后七名新募的人早走了一天，以致在他们走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我办一件事时费了不少麻烦，为此我不得不雇了半打生人，而这些人后来证明品格无用而且不体面。

除了领着太平天国委任的阿林，还有两位军官从苏州随我来；他们剃了头，装成清方的人，目的是若有机会便助我夺取敌人一条轮船，并替我们领路进太平天国疆土；而他们在场，万一我们有幸截得一船，便无可争辩地证明此举属交战行为。这两位军官为此领了一纸特别委任。

忠义辅助军团最后一批人走后的第二天早上，一条清方的兵轮从苏州城下来到，泊在上海以上约二英里处一座练兵营对面。阿林雇了两个广东人，都是三合会的人，其中总有一个被派着守望这样的船到来；因此那条轮船刚一抛锚，我就得了消息。我立刻决意去夺她。莫雷诺少校要留在上海，他在那里认识许多愿为革命者效力的法国军官；又因他印度斯坦语说得极好，便设法同第二十二孟买土著步兵团和俾路支团的本地军官混熟了，其中有几个已答应投他；因此议定他继续办眼下的事，等夺船的结果和我的指示。我决定在这次拟行的行动中带怀特作我的伙伴与副手。我早已弄清他原则的坚定和他对太平天国事业的真心，因此给了他一纸同我自己那张特别委任略相似的文书——那是我从忠王那里领来，专为正式授权我所选的任何代理与助手之用的。莫雷诺少校在好几国军队里都当过校级军官，我想把这军团——一旦招成——的最高军事统带之职交给他，因为他做军人的训练完备，而在中国要找一个这样彻底合格的人很难、甚至不可能。怀特同莫雷诺都是有荣誉感的人——同戈登、德克碑、库克以及别的受满清所雇的雇佣兵大不相同——他们同我一样，甘愿为太平天国的事业无偿效力。这同我的本意极为相合，使我想到：这样编成的一支队伍，比那些立在血钱基础上的清方军团要高出多少！我们有足够的生计；我们不要靠领工钱去杀自己的同类来添这生计——即便英国政府已作了样子，授权它的海陆军官去站在一个野蛮的亚洲专制者的行列里打仗、并为此领酬。

因为那条清方轮船奉命在到上海的当天就回前线，我没有多少时间去筹划。投我的那两个广东人中有一个从前就在我们所要夺的这条船上当差。我这时派他坐小船过去，想弄清她船员的多少、是否生着汽随时可开、船上有几个欧洲人等等。不久他回来，带来有利的消息：船上只有两名洋军官管着，别的都上岸去了；又有两名水手长——马尼拉人——不在，还有几名中国兵也不在。

我的随从只有六人——怀特和五个广东人。这是我夺船唯一的机会。可成败似乎可疑；不过我深知一桩突然举事的大胆比人多更有效，并确信一次布置得好的突袭会给我们一场轻易的胜利。这条轮船上的人身在上海，正在满清权力的腹心，被他们英法两国的盟友围着护着，我料想他们会对太平党人突然来攻惊得不知所措，拿不出多少抵抗来。

我同伙伴很快就准备好了，行李只限于每人一把牙刷、我们的左轮手枪和一大块皂；那几个广东人除了他们那种可怕的中国短刀和一批他们同乡所喜的大号双筒手枪之外，也没带什么。

到上海一处码头上，我雇了一条船，带人上去，一转眼我们已尽快朝敌人那条船驶去。

我们是在大白天动身的——其实就在午后不久。约一点钟，我们已贴近那条轮船。逆着退潮摇橹，我们的船慢慢摇过敌船旁，而我把从外面所能看见的都看过，便安排登船。我的计划是：把船靠到轮船船头旁，同怀特上船，然后同那两个欧洲人搭话，直到我定下动手的一瞬，便挥一下手臂给阿林——他要牢牢把住船、留心每一个动作——发信号，他随即带其余的广东人冲上船。我、怀特和一个人去捉住并绑住那两名欧洲军官；另外三人照阿林的号令去压服中国兵与船员的任何抵抗，然后把船砍脱缆；而他们的头儿——他是学机器出身，懂机器的职司——则去掌管机器，开足马力前进。

我们的人这时有三个藏到船的席篷后面。靠上去时，阿林同另一人把住轮船，位置正好能看见我同怀特在船后部的动作。我们从船头走到船尾，前后打量甲板，看出船上的人计有十二三名兵、一名马尼拉人、六七个中国人——是做火夫等差使的——和两个欧洲人。我同伙伴径直走到船上两位军官跟前，同他们谈起我要搭他们的船去昆山的事。他们的职位分别是炮手长和大副。他们告我，他们这趟到上海是为领物料，并把他们在太湖上捉到的几位不幸的太平天国首领交给满清的巡抚。这番话说出时还带着一副自以为这番功业何等荣耀英勇的神气，使我决意无论冒什么险也要夺这条船，宁可如此，也不肯失掉一个阻止日后再有这类冷血暴行的机会。她在太湖上配合行动的那支船队，是一个叫马格里的人统率的；此人原是英国女王陛下第九十九团的军医，却离了他那体面的行业去投本省满清巡抚李鸿章当差。此人把那几位首领捉住后，便乘这条轮船往上海，到了便赶紧去见他那亚洲的主人，把那几个可悲的太平军交给他；他们受了毫无慈心的酷刑而惨死，而这位心地高贵的英国人居然并不因领受满清的提携而有一点内愧。把战败的敌人这样交去必死，这是我所听过的最怯懦的事；然而在清方领饷的欧洲人中这是寻常的做法。这一件事定了那条轮船的命运，使清妖为折磨死一两个无助的爱国者所得的满意付了够贵的代价。

这两位讲述者刚讲完他们对无武装的船、太平的村落和无力的俘虏的英勇功业，我便决意动手。我紧挨着大副站着，怀特在炮手长身边备好；我刚向阿林挥了手臂，正要转身去捉我那一个人，幸而朝船尾一瞥，看见有两条船正向这轮船驶来，相距不到五十码。我赶紧给阿林打了退的信号，总算没有惊动人，连我们那两位谈话之人心里也没起一丝疑——他们以为我是要作某报的通信员随他们上内地去的。最近那条船上有七个马尼拉人，其中两名是这船的水手长，另几个是他们的朋友；另一条船上是机器匠、船长和另一个欧洲人——那人是受雇到苏州城下的阵线后接管此船的。我在动手之前恰好看见这两条船驶来，实在幸运；否则我们必定在几分钟内被人数压倒。船长上船后，我请求搭船去昆山。这事议定，我便告辞。

既弄清这条轮船要到深夜才走，我便决意再作一次努力，为太平天国把她夺下。可我发觉动手之前非得给我的随从添些人不可。除了四名欧洲军官、三名马尼拉人水手长、二十名兵和八九个别的中国人这些定员之外，还料想马格里军医将军会带一名副官、连那位拟任的未来船长一同在场。因此我们一到岸，我同怀特便去找几个可以雇来办这事的欧洲人。傍晚很晚时我们在我家聚齐，发觉能凑起五个新手。这些人的品格远远不止可疑；他们的社会地位属于流氓一类。可我们没有时间去挑选；要使我们这番举事有一点成功之望，添人是必需的；于是这几个流氓就地被雇下，只为协助夺取一条清方的船，而我同我的副手保证为此重重酬他们。他们是决不会被我们收进那支年轻的军团的。

原注

〔注四十九〕《华友西报》一八六五年三月十日及其后各期上登有下面这则广告——

「轮船『唐宁顿号』。——鄙人埃文斯因本省当局决定不许上述一类船只为贸易之目的航行内河，建造此船的本意既已落空，故愿将她出售。」

这桩对最近条约的直接践踏，正是靠英国之力使满清在江苏一省复其权柄的一个后果。

〔注五十〕此人现已为太平天国效力。

〔注五十一〕这支队伍的头目们到上海后彼此攻讦，琼斯上尉说——指白齐文——

「他还指我们想对他做成一个有力的罪案，以为他再不会回上海。对此我的答复是：从太平天国事业变节一事，是他同我二人所主动的；因为我承认我立刻就附和了他的计划，很高兴有机会脱离一桩看来要落得无利可图的差使；此外，在那之前我也已有一段时间不再信他有统带之能了。」——参见蓝皮书中国事务第三号，一八六四年，第一百七十九页。

〔注五十二〕见卷首插图。

〔注五十三〕白齐文的安排里原来缺了这样一条，正是引起太平天国诸王疑心之处。

第二十三章（上）　夺船

再次动手、得手、险中脱身、英国的干涉、如何解释、它的失败、突袭成功、无谓的惊慌、往苏州的路、路上的难处、慷慨的行事、抵达无锡、缴获赏银、背叛、进攻的准备、调动、进攻、热烈的招待、敌人被击退、结果、无锡弃守、回上海、最后一次见忠王、满清的残忍、英国干涉的结果、这方面的证据、报纸摘录、续摘、英国的方针、它的后果、它的前后矛盾、她在日本的方针、太平天国的宗教品格、他们的基督教信仰。

因料想那条轮船约凌晨一时起锚，我便在午夜前不久带着人动身。这一回，连天时也似乎助我们的图谋。潮势和缓；月亮把自己藏进一片银边的云里之后，便落到地平线下歇息去了；而连那些从不落的星，也被浮在江面上的一层湿濛濛的水气遮去一半，几乎把我们两条小船也藏住了。

离岸不过半个多钟头，我们已紧靠在那条注定要被夺的船旁。除了每道舷门各有一名哨兵，船上一切似乎静悄悄，并无防袭的准备；不过从烟囱与汽管的样子看，机器显然是备着的。我决意立刻动手把船截走，因为我觉得她的船员大概都已就寝；若是如此，便一刻也不可错过这机会，否则他们会被叫起来开船，那时要夺船恐怕就免不了死伤了。

把我的随从平分在两条船上，一条由我的副手管着，又把进攻中各人的职司派定，我便下令靠上去：我这一队从右舷船头上，另一队从左舷上。

再一瞬，我们已攀住轮船的舷侧，手执刀或手枪翻过她的舷墙。守卫的中国哨兵和一个走上甲板的马尼拉人都被制住，既未抵抗，也没惊动舱下的人。实在说，那几个中国人一察出危险，似乎忽然得了一种强烈的决心：什么也不理，只极勤勉地走来走去，又极用心地专注去望别处。他们在整个夺船过程中那种镇静和留心的不留心，看着真是可爱。他们既不露出诧异、恐惧、同情、同僚之义，也不露出任何别的情绪。我随即在舱口派了守卫，派一队人去脱锚链，又派阿林进机器房生汽；而我带四个欧洲人进舱去制住那几位军官。舱里有那位拟任的船长、大副和炮手长，其余的还在岸上。他们很安静地听命，交出武器，而且惊愣得全然无意抵抗。正当这条船完全落入我们手中、我已下令开足马力前进——锚链已脱——那位机器匠坐一条舢板靠过来，一上船便发觉自己成了俘虏。夺船一成，我便取出忠王为此所给的委任，拿给这条轮船上资格最高的军官看，告他我们是太平天国的党人，又说我们要设法把他和他的同俘从苏州送进戈登的阵线，作为战俘交还。

这期间阿林已把汽生起，我们尽快朝太平天国疆土方向开去。夺船时，有一名马尼拉人水手长跳水向岸上游去。我怕这人会报警，引来一群清妖，便不得不赶紧脱身，否则我或许还能多夺一条船。几天之后我得知自己本可以把马格里连同一大笔要付戈登雇佣兵的银锭一并捉住，为此大为懊恨。据这条轮船原先那几位军官所说——等得知时已来不及利用了——那位可畏的将军本要坐一条船带着银元出来，在抚台营对面被接上船。我若当夜就知道这事，本可以轻易布置把他捉住。马格里以何等可耻的手段对我的朋友们用兵，想起就令人气恨；我必定会把他交给太平军；而若他们照最严的报复之法待他，他本会为他对不幸俘虏的残忍受到公正的惩罚；不过这一层他是没有多大危险的，因为太平军那种近于痴的克己，使他们自寻死路地避开了唯一能救自己不被英国之力屠杀的办法，那就是：宣告——并且实行那宣告——倘有任何英国的助力直接或间接给了满清，他们便以毁掉完全在其掌握之中的丝茶贸易、并普遍地对英国的利益开战来报复。至于革命者行这种方针是否稳妥，它绝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损害，而它是阻住外国敌对行动的唯一机会。

夺船若干钟头之后，那个马尼拉人果如我当时所料，到了抚台营里报告此事。这位满清官员一得消息，便派信使去告他极好的仆人与盟友——英国当局。那几位忠心的大人立刻备了一条他们国家的炮艇，上面放了若干英国兵，派她去把那条失去的船追回上海。

我的读者自然会想问：英国的官员凭什么要去干涉太平军夺取一条清方的船？那么就须给他们一个解释。

凡站在满清一边打仗的英国海陆将领、领事等人，都以惊人的不公与傲慢，自以为只有他们和他们那些不体面的盟友才有交战的权利与特权。他们敌人的每一桩举动，都被极愤慨地打上凶残的海盗行为或嗜血的匪盗行为的印记。只有他们是有德的；只有他们才有权去杀、去烧、去毁！由于这种极舒服的自是之境，又为救那亲爱的满清，英国官员中某个爱试手的武人或政客，照他们那一面之词的开明外交，赏了我一个体面，把我这桩微小的功业定名为海盗暴行。这自然就使他们那番值得称赞的努力——去捉住那个竟敢与他们自己那无瑕之身意见不同、居然偏要并去帮长毛而不帮清方的恶棍——有了理由。此外，可憎的海盗岂不是全人类之敌？谁会那样不识功劳，以致捉住他时不去向他们致敬呢？对他们那些虚幻的桂枝而言不幸、而对那海盗而言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捉到他。

而即便在所说的那个时期，太平天国的革命已包括一片人口与疆土——人口至少同英国的人民相当，疆土也同英国的土地相当；他们既不但被承认为交战的一方，而且在他们所控制的广大地面上构成事实上的政府，那么我就不懂：这样一个有几十万大军在野、又有一套治理其所有之地的行政组织的力量，其军务怎么会被叫作海盗与匪盗。

我不但是由太平天国正当的当局忠王正式授权的，而且是凭一纸专对敌人船只的特别委任行事的。若夺这条轮船可以叫作海盗行为，那么何伯将军以及士迪佛立、布朗、米切尔等将军的袭击与劫夺太平天国船只的事，又该用什么话来说呢？——须记得他们那些举动完全没有他们自己政府或任何别人的授权。有些海盗或许会因发觉自己同这样可敬的人同坐一船而觉得受了褒奖；可本书作者谨极恭敬地辞谢这个可疑的体面。还有一点与这些诋毁之词有关。倘我这个直接领着太平天国统帅之权——而统帅的举动是他的王所授权的——的人是海盗，那么皇家工兵的戈登少校，这位英满附属队的统带，又算什么？他根本没有清廷任何委任状，只不过是受一个中国地方官雇用而已。

那条英国炮艇并没有追上我这一队；不过她若驾得机灵些，本是很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在内地河汊的迷阵里迷了好几次路。若不是因走错路而耽延——从而给了苏州城下的敌人得知夺船之事的时间——又若不是因我在上海雇的人里只有一个靠得住，我本要径直穿过清方阵线，设法再夺他们另外两条轮船中的一条。不过我只好以这一条缴获品为足了。她艏上架着一尊极好的三十二磅旋台炮，尾上一尊好的十二磅榴弹炮，配着最上等的弹药，用来守苏州大约很有用。

因为无法从敌人阵线中硬闯过去，便只好走一条同我上次到苏州时所走的差不多的路，不论要找一条大得足以把这条轮船载过这么远的水道有多难。

最后一次迷路、而且差一点开进戈登在昆山的大营之后，我们总算到了三里桥第一处太平天国的阵地。我们一现身——或者说，烟囱一在河岸上那密密的芦苇与竹丛之上露出来——堡里的守军便奔去取兵器，准备抵御那想象中可怕的敌人。那些同清方雇佣兵一道行动的小汽船所引起的恐惧，无论何时都是极大的。无从自卫的太平军常被从远处毫无危险地割倒，重炮在他们行列中到处散播毁灭；而那些船漆成白色，吃水又低，几乎看不见，又能随意退或进以保其优势，同时守住一个可以把榴霰弹、穆尔索姆弹以及别的虽构造精巧却极其毁灭性的炮弹以致命的准头掷出去的位置。

因此，我们带着高压机器喷出的一股浓烟忽然现身时，三里桥一带的兵丁与平民惊慌得可怕，并不足怪。他们深知掌管那无可抵御的「火龙炮船」的「洋兄弟」向来极少慈悯，因为不论战与不战，只要炮能瞄到、只要弹子打得到，他们就被打倒。清方船队上那些粗野的恶汉不懂军人荣誉的原则，似乎以为自己唯一的使命就是杀、烧、毁；至于对那些抵不住他们近代战具的人施慈悯、或以宽大待败者，这种念头他们从来没有过。

对我们如此突然撞上的那些人说来，幸而这条轮船挂的是太平天国的旗；因此他们的惊慌只有最可笑的样子，而没有向来同这类事分不开的悲惨后果。可怜的村民从他们孤零的屋子里奔出来，带着自己家中最看重的东西；男女老幼发狂似地朝堡那边跑；有些驮着农具——因为连这些也常被得胜的清军毁掉；有些带着家什；而这里那里还见得几个高义的庄稼人背着年老的父母蹒跚而行。每到一道水渠边上，这些逃者毫不迟疑地就跳进水里，又以他们要回到干地上的那番狂乱的挣扎惹人发笑——常常又滚回去，在软泥里无助地扑腾。

我看出我们的出现造成了这样的惊慌，兵丁又正拿堡上几尊重抬枪准备朝我们打，便把船停住，靠到岸边，随即同阿林上岸，到堡里去向主将说明我们是友非敌。等弄明我们是在太平天国役中的，兵丁与百姓都高声说出他们的欣喜。这位首领是个被日头晒成铜色的硬朗老兵；虽然他的守军不足一百人，若我们真是敌人，他也决意守住他的岗位到最后。我问他：倘这条轮船仍在满清一边，他是否本该审慎些、从船前退走；他的答话同我一位朋友所听的一位勇敢的太平天国军官的答话极相似——那位军官守着宁波附近一处极险极暴露的位置，我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不弃了这几乎被敌人围住的危险前哨，他答道：「不怕！老天兵晓得怎么死。」

过了三里桥，我们不久到了小镇平望，离苏州勉强二十五英里，也在运河上。在这地方我们受到那位首领很亲切的接待；他看过我的委任，便供给我粮食、煤、柴和别的必需之物。平望差不多是附近最后一处太平天国的阵地，因为紧往前去便是围苏州的敌人阵线。到这里，我们的领路人已派不上用处，那位首领便派了一个很熟地方的人上船，领我们走那些最大的河汊。把从运河分出的每一条水道都试过，发觉全都太小，容不下这条轮船过去，我们只好继续开往嘉兴府——那城离平望将近二十英里。倘我们所探的那些河汊能用，我们本可绕不过四十英里就到苏州；可走嘉兴，路程至少要加一倍。

沿壮阔的运河驶了一小程，我们在城外停住，派人去报知长官我们到了。不一会儿这位官员——原来就是永王——很有气派地来看这条轮船；他待我十分友好，并说他对得到这条众所知、众所畏的船极为欣喜。有两个欧洲人随这位首领同来；他们原属法满附属队，而我的副手知道他们品格好——其中一个曾是那支队伍里的上尉——我便表示愿他们投我，永王很亲切地应允了。

因时间对我的计划之成败极为宝贵，我们在嘉兴府只停了几个钟头，便带着一位新领路人开走；那人受命领我们去那些通太湖的最大河汊——要到苏州，须横渡此湖。

自平望起，我们所过之处无不是极美的地方；虽然因战事将近的传闻、逃难者的涌入和粮食的稀少，困苦颇为流行，可这里的人比清方治下的人向来所有、或看来所能有的，要安乐、兴旺、长进得多。

我们一离嘉兴开走，麻烦就开始了。凡我们想行的河汊，或是太小，或是桥太窄太低，轮船过不去。往一条河汊上行了大约十五英里、沿途毁了几座桥之后，水忽然浅到不及我们的吃水，或是水道窄到不及我们的船宽；遇这类情形，我们唯一的办法自然是倒着退出来，再试别的水渠。幸而这条船是铁造的，所以她在陆上的行进——因为我们常不得不过水深不过四英尺而船吃水五英尺的地方——除了把她那有韧性的舷侧压弯压凹，并没有别的损伤。

最后，花了一个星期去探这个看来在各方面都是自由而基督教化的地方的主要水路，我们渐近海边；直到离杭州只十四英里处，才总算找到一条能用的河汊。即便要利用它，我们也不得不毁掉许多桥；还有几次要清理水道的底，而拔桩除障的工作更是不绝。若不是太平军甘心相助，我们是永不能通过的。

终于，经过一程无人会相信这条轮船能冲过这么多阻碍而走成的航行，我们到了湖州府这座大城——它正在太湖的南端。在这地方，主将堵王和陆王——陆王的侄儿慕王正是苏州的主将——出来有气派地接了我们。同诸王在城里吃过饭，离他们之后，我用几颗穆尔索姆弹把一座碍路的桥轰塌，总算到了太湖。在渡湖之前，我从诸王那里得了十来个好人，并把过那些河汊时损坏得厉害的明轮好好修了一修；因为我知道，满清雇佣役中的戈登将军若有足够的见识，很容易用他队下的两条、甚至三条轮船把我截住。不过对我而言幸运的是，戈登派船太晚；因为他的船若追上这条旧日的伙伴，她本会轻易被夺回去，我手下靠得住的欧洲人不过两三个、中国人不过半打。

我得知从湖里到苏州，能容吃水这么深的船走的水道只有两条，而其中一条——经东山诸岭与吴江城的那条——已在清妖手里，便取了唯一剩下的一条路：从太湖北端通无锡城的一条河汊；从无锡到苏州，运河便是一条好走的路。

在湖西一处小小的太平天国阵地停留时，我很欣喜地见到兵丁们对一批一无所有的乡人的厚道——那些人是从沿长江往南京推进的清军面前逃来的。那处哨所的兵不过一百五十人，他们却从自己的口粮——只有米和干鱼——里仁慈地赈济了五百多个饿着的人。这不是空话，因为我所有的同伴都在场，都看见了分米。我把属于这支队伍的五条炮船都走过，发觉他们的存粮几乎用尽了。那位首领告我，等全用完，他就只好弃了这地方，让那些不幸的人饿死。我给了他两袋米，然后同他告别；虽然此后我再没有见过他，我没有忘记他那值得称赞的行事。谁见过清方的官员做这样的事？

终于我们找到了通无锡的河汊，当天下午便到了那城，守军大为欣喜——他们正被一支可畏的船队对其交通线的行动扰得很苦。我们到后不久，主将潮王带着他的军回城，上午经一场激战把敌人打败了。队伍到战场往返走了四十多英里，一到无锡环城的河汊，便把兵器扔在岸上，连衣服也不脱，密密麻麻地扑进凉水里；几分钟内水面简直被他们盖满了。

潮王告我统帅扎营在一个叫马塘桥的地方——在太湖岸上，是个有战略要紧处的地方——离无锡与苏州等远；我立刻请他派信使去把我到来的事报知他的上级。等信使回来的时候，这位主将派了许多人去拆一座极重的石桥——轮船要进运河，非先把它拆掉不可。在这城里我见到六千多穷人，是由守军养着的。他们被附近英满两方的推进逼离家园，一无所有。每天都有城里一位主要的官员来监督分米，而人们争食那种饿狼似的样子看着令人心惊，尤其想到这样大的苦难完全是我同国之人毫无道理的干涉所造成的时候。

这一回我没有多少时间去留意英满两国荒残者逼近所造成的困苦，因为次日上午忠王的信使带来命令，叫我退回太湖，把轮船开到马塘桥。我到那里时，忠王带着思王、来王及另外几位王上船来，似乎对我这番得手的举事和这条轮船的出现极为欣喜。阿林、那两位太平天国军官和两个广东人立刻都被升了级；诸王摘下自己的珠饰为他们装点。忠王随后带我上岸，到了他的大营，便把我副手的任命确认下来，并宣布为夺这条轮船要给两万元缴获赏银。我以为这对这么小的一桩功劳已十分充足，便决意把它平分给凡参与夺船的人——包括那五个只为钱而来的流氓——此外还分一份给原先船员中几个一直照旧做工、夺船后仍助我的人。

这营地是围着一个散落的大村立起来的；这里的人同附近各小村的人一样，比太平天国较远之地的人显得更安乐、吃得更好、也不那么沉郁。凡忠王在哪里，结果总是如此；因为他不但是最有才干的将领，也是诸王中最有才干的组织者与抚定者。

在马塘桥，忠王正在集一支去解苏州之围的军；为使轮船也能参与这同一行动，他派人去拆一条河汊上的几座桥和别的障碍，使她能由那条河汊进运河。这工作才刚动手，便有两三个从苏州近郊来的逃者到了，随后又来了许多，带来灾难的消息：那城已落入敌手。怎样失的他们说不出，只说不是打仗被攻下的，而是因某种背叛。忠王看来被这消息大为触动，因为苏州不但是最要紧、工事最好、供应最足、守军最强的城池，而且主将慕王是他最老最勇的战友。

第二十三章（中）　无锡之战

当即下令拔营，向无锡进兵；队伍正忙于此事时，我带轮船回了那同一座城。次日，苏州守军中有几百人到来，这坏消息便得了证实。这些人说，副统领纳王同另外几位主要的首领刺杀了主将，随后把城献给敌人。慕王的人有许多被别几位首领的部众屠杀——那几位统着约二万兵；而守军中的广东人一部分——约五千人，与这场背叛无涉——不得不杀开一条路出城。这些人把妻子儿女放在中间，去攻西门。可他们带着无助的家小，在清兵与叛兵压倒性人数的不断攻击之下，无法从那道窄路挤出去，便被逼到一个可怕的极端：亲手杀掉自己的妇女儿女，免她们落到敌人手里受那更坏的辱与刑。能杀出去的人勉强不到三分之一，其中许多受了伤，许多身上沾满妻子幼儿的血，还有些已成了狂人。

中国人的天性虽看来那样漠然，却能有最狂的激情之发；实在说，没有哪一国人的性格比他们更相反而无常。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的非战斗人员一见敌人逼近便会成批自尽；可苏州这些逃者在绝望中被逼着干出的可怕之事，以及引出这类行为、并使许多行此事的人发狂的那种狂乱的激动，很少有欧洲人会相信。那些沾着自己至亲的血——而那血正是他们自己手上的——的狂人那可怕的样子，我永不能忘。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奔进无锡，过了城，到了城外的营地，然后嚎着、喊着、哭着，在悲痛与狂乱的病作中扑倒在忠王面前的地上。有几个想在附近河汊里投水；有一个少年首领在被人拦住之前刺死了自己。这些不幸的人最后被制住，带进城里。

随苏州守军的残部来的还有七个欧洲人。这些人是奉忠王之命从城里派来投我的军团的，他们已到马塘桥，又改道往无锡，便被那些逃者追上，同他们一道来了。这七人并不是我从上海派去的那些人；那些人——除了勇敢的拉布雷，他在几天前一次夜袭敌人木栅时阵亡——那城被卖时都在苏州城里，许多人死在那里。另有三个欧洲人落在后面，好几天后才到。来投我的四个人里有史密斯上尉，还有一个机器匠——是给轮船用的——他此前一直在苏州铸炮弹、铸炮并做别的要紧的工。

因为要把我的军团扩充并立起来，我非回上海不可，我本想忠王一到无锡就走，尤其因为我同我的副手身体都很坏，急需医治；可忠王请我同他一道去攻那支威胁无锡与常州府的清军，我便不得不把走的事推到战后。敌人在无锡十五英里之内重兵筑垒，又得一支强有力的炮船队之助，使他们完全控制了该城的水路交通。决意进攻，正是为把这支船队赶走或毁掉。

终于，使那条轮船——现已名为「太平号」，挂着忠王的旗——能参战的一切障碍都除掉了；我便去参加统帅在次日清晨动手之前所开的会议。忠王亲兵中的精华一千人，以及忠义辅助军团的第一路，都归我指挥，另有十五条炮船同轮船配合。我奉命以这支兵力去攻敌人的船队，忠王自己则布置他的队伍，以阻敌人同他们的船只会合。约在半夜，大军开拔去占位置；天亮时我带轮船与炮船前进，我军团的人分两路随我，一路在运河的一岸。

那天早上雾很浓，我们得以在敌人炮程之内立定位置，既没有引起他们注意，我们自己也看不见他们。我选来等雾散的歇处是一座大石桥，同我们所溯的运河平行，跨在一条直通一个小湖的河汊上；那湖离此约一英里半，敌人的船队就驻在湖上。

我的打法很快就定了。我派炮船先过桥去，命他们在湖口攻敌，然后乱纷纷地退回来。我盼这一手能把敌人的炮船引进河汊，那时我就能以轮船占便宜地攻他们。在河汊里并排能摆开并放炮的船不过十来条；可在湖上，据估计六七十条船全体都能对我们的推进开起集中的火来；而一发打得准的弹子就能把轻构的「太平号」打沉，或者打穿她的锅炉。

从我军团的广东火枪手里挑五十名精干的人上船，又把一切都备好待战，我把轮船移到桥侧紧挨着，她在那里藏得严严实实。

近午时天开始放晴，我们这支小队立刻划上前去，向对手开火。清方因人数大占优势而壮了胆，不久便进了河汊，趁我们炮船退却而追上来。可等他们到了往桥去的半路，天已全晴，他们看见我们的队伍散开成战阵，便不再追了。

这正是我所等的一刻。我把岸上的人派出去跑步前进，又把轮船从藏处移出，过桥底，全速向敌人推进，用我们那尊三十二磅炮打他们；而他们转身划回去要进湖时，也以尾炮热烈相答，终于在我们逼近之前进了湖。我们近河汊尽头时，受到一阵骇人的炮火相迎。那些炮船列成三路，一路正对河汊口，另两路在两翼，因而能保持极有力的交叉火。我数出中路有二十二条船，另两路各二十条。每条船都满员，约三十人，各带一尊艏炮，从六磅到十八磅；两舷各一尊大转轴炮，尾上一尊比艏炮略小的炮。

我岸上的队伍在湖上自然帮不上忙，他们的用处全在于随轮船走河汊两岸，防敌军在那样无从自卫的地方逼近她。我们那十五条炮船所配的炮太差，全然不能同敌船相抗——敌船每一条都配着英国人在上海供给的好英国炮。我因此命他们留在河汊里，只上前去接管我们所可能缴获的船。

我们一出河汊，敌人便勇猛地朝我们划来，船上饰着数不清的旗，维持着极猛的火力，骇人地嚎叫，又以惊天的锣声与号角声震我们的耳。我见他们唯一的退路是在他们右路后面一条河汊里，便立刻攻中路；因为若得手，我们不但能缴获这支船队的三分之二，还能使他们因怕伤自己人而不能向轮船开火。往这个位置开去时——因湖很浅，不得不慢速——葡萄弹、实心弹以及中国各种火箭与投射之物成阵地在我们头上头边飞过。幸而那些霰弹放得太散、实心弹瞄得太差，没给我们多大损害；而我们那尊重炮由史密斯上尉操着，每一发都在那一堆船、人与旗之间大见效力。不久中路让开了，那些船上的人划到近岸处，开始弃船。左路有被截断之险，便逃起来，同中路混在一处。这期间右路划进它后面的河汊，占住一个位置，从那里越过低地朝我们打着急火，几乎每一发都从轮船近旁过去或者打中她。我几次掉开那些已被打散的船，想追它们的同伴进那条河汊；可每一次敌人都以执拗的勇气重整起来，重新上炮，并守着炮不走，直到我们回头来攻才又把他们赶上岸。

那些炮船上的人三次重开战斗。他们最后一次想扭转这一天的战运时，竟朝我们推上来，尽快装弹放炮，不停地嚎叫、敲锣，显出一切要跳船接战的决心。他们若只要有足够的信心把这一手坚持下去，本很容易以人数把我们压倒并夺下这条轮船。可幸而我们那尊旋台炮的重火——装双倍的葡萄弹与霰弹——以及我们上甲板上轻武器手不绝的枪火一在他们身上见了效，他们便让开退上岸去。最后一次被击退之后，我那支炮船队已到战场，船上的人便接管敌人所弃的船，动手拖走。

清方船队的右路还从他们河汊上的位置继续作战；于是我们把另外两路交给友军，开着船去追那仍不肯服的一路。几分钟内，我们那尊三十二磅炮一发打得准的弹子把两条炮船打沉，另有八条被缴获。余下的十条经短短一追便被船上人弃了，他们逃上岸去，不过把轻武器带走了。这时我察出河汊两岸都筑了布置巧妙的胸墙，炮船上的兵勇从墙后朝我们打起猛火。同时大队清军现了身——他们单凭人数把忠王各路逼退，并要占住我把轮船开上来所经的那一岸，而那是回无锡唯一的退路。

我们还没来得及把最后那几条被弃的炮船弄走，大批带火枪的散兵已被投进我们近旁的工事。他们的排枪变得又猛又有效——每一粒子弹都打中轮船的某处，把她轻构的上部打得千疮百孔，伤了许多人；而我们既不能用重炮还击，也无法把一支步枪瞄住那藏着的敌人——于是我们不得不仓皇逃走以自救，把最后缴获的几条船留下，全速赶往另一条河汊，以免被推进的清军截住。多亏我岸上一路英勇地把敌人挡住，我们得以退成，带走五十一条炮船作我们这场胜利实在的战利，并缴获僧王〔注五十四〕的旗五十余面。

到了桥边，忠王热忱地向我们道贺，并立刻宣布每条炮船给二百元缴获赏银，这诺言他一丝不差地履行了。因敌人仍列阵推进，便下令总攻；我带轮船被派往常州府，去参加从那里进行的策应行动。我们赶不上参与了，因为到了离城约十二英里的几座外垒，我们的命令就被撤回——清军处处被击败，他们用来威胁这两城的木栅都已落在太平军手里。

我们追清方船队残部时陷入的那场埋伏，能脱出来真可谓奇迹；因为虽然我们的伤亡只有两个中国人阵亡、三个欧洲人轻伤、我的通译阿林重伤、十来个中国人受伤，那条轮船上部却被数不清的子弹打穿，以致很难懂船上怎么没有人人被打死。

我们得胜数日之后，一支为数不少的清军从苏州推进，前来围无锡。有一回他们一直逼到城下，被我们从轮船上掷进他们中间的炮弹打了回去。因苏州及别处既失，这城已守不住，忠王便决意弃城，退守常州府。在实行这个安排之前，这位统帅以他太平天国王天王之摄的身份，委任我向外国人宣明这场革命的目标、它领袖的心愿与见解、他们从英国所受的待遇，以及一切与此相关而我所能写的事。正是这件事——除了我自己对这事业的感情之外——是本书《太平天国》唯一的起源。

我回上海的安排很快就定了。我把史密斯上尉同启王——统帅的一位高级官员——留下，统带我那支已经编成的部分军团，包括轮船和缴获的炮船。我那位病得不能再在职上的副手、那五个流氓、阿林和他两个广东朋友，都要随我走。留下的人都领了他们的缴获赏银；可我拒不先替别的人收他们那一份，要到了嘉兴府再领，因为那地方在往上海方向太平天国疆土的边界上，而我确信那几个流氓若有时间，必要为钱争吵，并且很可能彼此伤害。下文可以看出，我所料的并非没有根据。

我以为苏州那场可怕的背叛与屠杀——那些凭戈登将军所保证的条件献城的首领及其部众，被这位英国军官的满清同僚处死——必定会使英国政府把它的帮助从那些人手里撤回，因为那些人血腥的暴行不但因英国以盟友身份与之同谋而使英国失了体面，实在还使英国在道义上、甚至在物力上都负了责任；于是我带着这样的印象上路往上海去：英满的同盟将要停止，而时机将有利于为太平天国的事业及其对一切外国——尤其是英国——同情的要求张目。

同高贵的忠王及他的儿子茂林告别之后，我带十五条炮船的护送离了无锡；同时这城弃守，统帅带他的队伍往常州府去，把在轮船上俘获的那四个欧洲人带着，并许下把他们作为我的俘虏留着，等我或我的副手回来。此后有报说，这四个人的尸首过了一段时间在无锡附近被发现；而皇家工兵的戈登少校以他那臭名在外的、给满清巡抚李鸿章当无委任状之将的身份，竟自行报称忠王把他们烤死了，而他唯一的凭据是一个神志不清的「老妇人」的话——那老妇说是「广东长毛」杀了他们！太平军若真杀了这四个俘虏，此举不但是他们对外国人施报复的第一例，〔注五十五〕而且是戈登少校背信夺取苏州所致的结果；因为我若到得苏州，本要把这几人作为交换的战俘送到他的阵线去。不过凡在中国知道此案事实的人都相信：这几人是落到清军手里被他们处死的；而这在我看来很可能——倘他们真被杀了的话，因为这一点远非确定——因为从无锡退走的队伍，其后队被抚台李鸿章的兵紧紧追着。可我最有力的理由，使我相信他们若真被害，太平军并没有下手，是这一件事实：忠王曾亲口向我保证要保他们无伤、好好照看；而连戈登少校也不能说这位有名的首领曾毁过他的话，或曾许同伙破坏他所作的保证。而且我特别让忠王明白：我日后的效力将大大取决于我回来时能否见我的俘虏安然无恙；此外，他绝不可能有伤害他们的动机，那样会使他失掉他所期望或可成为宝贵之助的东西；而且从这几人在无锡城里所受的厚待看，他显然并无此意。

最后一次见忠王时，我同他握了最后一次手，退开去作最后的告别；那时他那双好眼睛里会说话的神情我永不能忘。他的眼神似乎表出：对我已经做过的事的友情与感激，对将来的疑虑，以及一个无声而动人的请求，求我也不要在他危难之时弃他。这难忘的一瞥在我们之间又结了一条只有死才能抹去的纽带；单是它，也足以把我绑住去尽我所能地帮忠王。他对我日后的行止似有疑虑，并不足怪，因为太平军从来没有信过一个外国人而不被骗的；而他们从欧洲官员那里所得的，除了侮辱和无端的伤害之外，从来没有别的！

从无锡经太湖与湖州府到嘉兴府，侍王一路同我同行；他是忠王的从兄弟，受命便利我的行动并为我的返回作安排，此外还受命把正往马塘桥去的援兵改派到湖州城。动身几天后，我们遇到一支属于省城杭州听王部下的队伍，正往约定的会合处去；侍王便命他们去湖州，他们后来在沿太湖西岸、经常州、金坛、溧阳等处维持同南京的交通上很有用。

太平军弃守无锡之后，这城自然落入清方手里；于是那些恶徒照他们惯常的样子，对不幸的居民大加屠戮，据估计至少有六千人被处死，他们的罪就是被发现在一座曾为长毛所据的城里！那些每天从太平天国粮仓里领食的可怜人，这时便饿死了，因为慈悯是满清官员所不知的德。我在无锡住了好几个星期，那期间我往各个方向走了好几英里的乡间，到处见到英国干涉同样可怕的结果——联军对地方的荒残，以及不幸的太平天国乡人的饿死。我回上海的途中，所见每一处地方都多少显出苦难；同仅仅几个月前天王的权柄与治理还未动摇时普遍的兴旺相比，是令人痛心的对照。离了太平天国疆土——或者说过了他们在边界附近还占着的那几座坚城——地方的荒凉就骇人到了极处。连产丝之区那些还未被敌人碰过的部分，一切也都处在混乱、停顿与困苦之中。要常加照料的桑树与蚕只得了一部分照看，许多地方则全然放着不管；因此，这些事实连上清方对百姓的大屠杀，就充分说明了太平军被逐出产丝之区以后丝的大减。

我的读者已经看到一八六〇、六一、六二、六三这几年完全在太平天国治下的地方那兴旺的情形。现在我们要最后一次看一看英国支持野蛮满清的后果。

这由好转坏的变化，不妨算是在英满两军攻取昆山城之后立刻开始的。自那件事起——那完全是英国之力所造成的——死亡与毁灭便扫过这片一度自由、基督教化、含笑的土地。我在一度安乐的太平天国各属走过一英里又一英里——那是在一八六三年后期与一八六四年初；我一天之内走过二三十个村子，而说来可怕，几乎每一所屋子的每一间房里，我都见到那些不幸的人已经饿死、正在饿死，或者靠一种可怕的人相食——吃他们周围厚厚躺着的尸身——勉强留着一点命的余烬！这种无与伦比的惨象，我在有几百所房屋的无城墙大镇里见过；我还常在一户人家里见到十五到二十具尸首，数目这样多，是因为有从已被英清两方占领或威胁的地方来的难民。我有过一种可怕的慰藉：把我所能弄到的米全给他们，使许多可悲的人短时间内复了元气——虽然我确信这只会给他们力气去再受一遍饿死之苦。有些不明理的爱国者或许会因我对现今英国内阁的方针所说的话而指我没有英国人的情感；可任何英国人目睹我所述的这类情景——而它们完全是英国的力量被恶意使用所造成的——难道不会有强烈的感受、不会强烈地写出来么？我斥责那套加于太平军的方针，不但在理论与实行上都愚蠢得出奇、自杀得出奇，而且在每一个结果上都绝对地不义。再没有什么能对活着的人类造成更大的害。

从我所见到的那少数还能说话的可怜人口中，我多半听到他们这样的意见：「他们的困苦是因外国兵来打天兵造成的。」有些说「他们是从被官兵攻取的地方来的，到了我发现他们的地方，什么吃的也弄不到，再走不动了，就躺下待死」。凡我到了百姓还没有被饥荒逼到最后一步的村子，便见母亲们把女儿献给任何肯要的人；可连这也没有用！在中国别的地方，这些少女本会被人为了败坏的用处收去；可在太平天国，律法严禁一切被视为不道德的事，所以若没有人出于更好的动机供给粮食，她们就只有饿死。这些可怕的情景在我记忆里刻得如此鲜明，使我很后悔自己竟有过目睹它们的不幸。

第二十三章（下）　荒残的丝乡

亚洲式战争那把专事荒残的刀，已被狠心地砍进了多年来在太平天国治下最为兴旺的几个省份。曾经安乐的村落数以百计，从它们一度点缀过的地面上被抹得干干净净；那些勤劳而与人无争的百姓，腐朽的骸骨厚厚地散布在四围的田野间，使一片本可长留人间的乐土，变作了一大片髑髅地与荒漠。

想来必有许多人不肯承认我所描写的这片荒残出自英满两军之手，因为别有用心的人屡次把太平军说成是行此荒残的人；因此我选出两三份陈述，它们与我自己所说的完全相合。

下面这一篇记述，出自一位先生之手。他不久前走遍丝乡，寻访桑树与蚕，为的是估量来年丝产大约有多少，以及眼下丝产大减的缘由。此文载于上海的《中国之友》报一八六五年一月十三日一期，兹从那里引来：——

「白齐文往南京去的时候，南京与苏州之间那一带地方美得像一座花园。沿运河十八里（华里），两岸房屋连绵不断——居民忙碌如蜂，兴旺得正如他们有理由指望的那样。苏州复归清方之后，这些房屋同许多桥梁都没有了。整整十八里，不见一片屋顶——四围的田野，目力所及，尽是荒漠。百姓逃避官军，像怕豺狼虎豹一般；男人、女人、小孩，以及任何一种牲畜，一个也看不见。鸡、鸭、猪、水牛——讲情面也好，出钱也好，都弄不到。

「离苏州二十七里，我到了浒墅关，从前是一处榷关，如今住着戈登那支队伍余下的一部分人……

「这地方是荒漠里的一块绿洲。离开它以后一连好几里，其实一直到无锡，入目都是同样的荒芜与没膝的野草。野鸡、鹧鸪，间或一头野鹿，给我的猎枪添了不少消遣。可是那些被日晒雨淋漂白了的骸骨、头颅，以及半腐的尸身，多得看着叫人心惊——要数是数不清的——它们当真把地面铺满了好几里。至于船只往来，一条也没有；买卖全完了。无锡成了一片废墟。他们要往哪里去，我弄不明白，也许船家自己除了下一站之外也不知道；不过坐船往上走的兵多得像潮水，他们那副肥壮骄横的样子，同街上那些瘦骨伶仃、面带饿色的苦人一比，极其扎眼。还没到无锡，我经过一座两万到三万人的兵营——都是无礼的下流胚，在我身后喊『洋鬼子，洋鬼子』〔注五十六〕，喊得我听厌了；又招手叫我上岸；挥着长矛往外乱戳，表示若得了便，便要如何待我。这些清妖显然并不爱西方人……

「再往常州府去，九十五里路，仍旧是这同一片呼号的荒漠，见不到一个做活的人。此刻野草之深之盛，大得出奇。可叹我这一番寻桑树！一株也看不见。全砍倒了；若说还见得着木头，那也是面带饥色的人扛着的，后头有兵押着——是兵把他们抓了去砍柴。戈登献出他的才干，难道就是为了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么？他若能看一看他所造成的苦难，他所得的报酬便只是一颗难过的心（？）。这些官兵对柴火简直疯了，青木头也砍，碰着什么砍什么。我接着到了丹阳，那里我看总有八千到一万二千人；常州府与丹阳之间有个村子叫吕城，已经连一块砖都不剩；一个人也看不见，虽然他们在离它五里光景的地方设了一处榷关。

「丹阳是运河左岸的一座小城，几乎全空了。此地的兵同别处一样，也是我先前说过的那副肥壮骄横的样子，有的戴着镯子、耳环和值钱的首饰，而四围的百姓却衣不蔽体、困苦不堪，这些可怜人究竟靠什么活着，真是个谜。我所见他们扒着吃的，只有一种粥，是用稻谷的壳熬的，这样的东西连马也不会喂。唉，又是头颅！从常州府到丹阳，地面当真白得像雪，全是头颅和骨头。那些不幸的太平军（多半是与人无争的乡民）被屠戮之惨，必定骇人！常州府与无锡之间有一座残破的塔，据说有四千年了，我去看了一看。不想一进去，竟见里面塞满了尸首，尸身上还被割走了一片一片，拿去当食物吃！……我从丹阳再往前走了四十五里；越往前走，地方越坏，若在『坏』字一个说法便能说尽一切的时候还分得出差别的话。我这才想到：在太平天国治下本是一片极好的产丝之区，如今我在这里寻一株桑树，是白费工夫了，还是回头的好。」

这里我们有了一位不偏不倚的商界先生的见证，无须再加评论。现在再看戈登自己手下两名军官所作的证言；这两人曾亲历对太平军的用兵，末了总算老实，肯承认实情。下面一段录自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之友》报上的一封信：——

「《中国之友》报主笔先生台鉴：

「先生：——我在《北华捷报》上读到一封从戈登大营发出的信，写信人说，华墅攻下之后，叛军中的杀戮极其可怕。被俘的在九千以上，其中据估计有六千人被杀或被溺死，主要出于官军之手。他还说，他们若有机会，无疑还要多杀十倍。如今，先生，我真盼望这类屠杀能有个了结；不过我只能认为，写那篇东西的人必是澳洲人所说的『新来的』，因为他若略知清妖的反复无信，就不会在这件事上那样大做文章了。试问：无锡城里的米、豆、麦以及别种粮食，官军不是在四围的人正饿着的时候统统搬走了么？老人们捧着几斤米走到城门口要出城去，不是被拦住、把粮食夺了去么？他们若说一句不服的话，不是就挨竹板么？苏州和无锡的米，本足够周围各处的穷人吃上好几个月；那么，为什么不能叫抚台和别的官儿拿出来赈济四乡的穷人呢？

「再说常州。穷人为讨回从他们手里夺去的几粒粮食而乞求时，不打他们竹板也罢了，为什么还要把他们撇在城外活活饿死？这是我亲眼见的，因为攻无锡以及别的城池，我也是在事的军官之一。我们从无锡向常州推进，起初那里穷人并不多见。可是我们到了没多久，穷人就多得很了。为什么呢？——因为官军占去的地方多了，穷人被他们抢光了。至于那支被人大加称道的戈登的队伍，他们行军时不也抢乡下人么？有纪律的兵都这样抢而无人过问，没有纪律的又当如何，先生自可想见。我亲见这伙凶徒纯出一时之兴，就把讨饭的人砍了头。

「《捷报》那位通信人在望得见常州城墙的地方写信，说此地饿殍遍野、人相食，而造成这许多苦难的恶鬼却不加救济！写那篇东西的人万万想不到，官军才是恶鬼，否则他就不会那样写了。另一面，凡在太平天国辖境里走过的人，都见过太平军赈济他们的穷人。」

除上面这封信之外，同一报纸一八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一期又载有下面一封：——

「《中国之友》报主笔先生台鉴：

「上海，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先生：——我见先生在替叛军所作的『辩词』里说，昆山城的毁坏是太平军撤出时造成的。事情并非如此。偶像庙宇和官署是他们毁的、抄的；可居民房屋的毁坏，是官军干的。太平军撤出之后，我是最早进城的人之一，现在所说的都是我亲眼所见。实在说，正如先生屡次说过的，官军向来有一种做法：凡太平军留下的，一概放火烧掉。他们何以如此，我也说不大上来，只知道是他们本国的军官怂恿兵丁这样做的。

「专此　敬颂台安

「　　　　　　　　　　原在戈登部中者　谨启

「又及：——程、李〔注五十七〕是行此荒残的大家，如今遍地横行的苦难，大半要谢他们。」

自由党政府既这样喜欢干预别国的内政，何以不把它那爱管闲事的才干用到丹麦、美利坚、意大利、波兰或墨西哥，去杀上几个人呢？好挖苦的人尽可以说：首相和他的同僚在这几处地方除了虚张声势之外并不敢动手；而在中国腹地、在日本、在阿散蒂、在新西兰等处，他们就变得极勇敢、极好事，因为在那里横行是不必负责的；这样一种可耻的、无利可图的、前后不一以至近乎痴愚的方针，若不是他们这一任内阁的回光返照，便是英国的伟大了。

纵然财政大臣与他在职的同僚确乎保全了鸦片贸易和中国的赔款（多半连他们的官位也一并保全了，因为上一次中国战争的用费有了着落，否则这笔账必成反对党攻击的一大把柄），而所付的代价——几百万中国人的死，和三四个英国那么大的若干地方的荒残——在他们看来无足轻重；那么，这套好管闲事的方针，于通商的大局，或于那些唯利是图的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对华贸易中最值钱的丝业，到今天恰恰减了一半〔注五十八〕——这正是把太平军逐出其疆土一事产生实效之后的结果。内地在革命党治下本是自由开放的，他们诚心盼望同欧洲人交好；如今却被那些官儿重新封闭，不许自由通商与行旅，而这些官儿正是靠外力才得复位、重新鱼肉那些本已因他们的苛虐而永远失去的地方。满清旧日那种仇外、一味设法规避条约义务、傲慢排外的方针，也都重新拾起；因为他们先前假意装出比较亲善的样子，原是为了求得外国的助力，如今太平天国的革命已在英国的兵威之前退却，这副假面便不必再戴了。不仅如此：在中国，唯一有望使这个庞大帝国改良、安定、归于基督的运动，其政治力量既被打断，英国便成了造成普遍无政府状态的人。太平军不过退入内地和沿海的福建一省，而帝国别的每一处地方，百姓既不能再指望这场大革命去推翻满清，所受外来统治者的压迫又甚于往昔，于是不但生怨，而且公然起事。除太平天国的革命之外，眼下还有三四处组织有力的叛乱：北方的「捻匪」；偏西一带的「河南盗」；以及中部各省所谓的「回乱」。此外各地数不清的小股起事，已经定型为一种成规的劫掠，因为心怀不满的人再没有机会、也再没有信心去投奔日见削弱的太平天国。加之清方官吏如今成规地征收至少五倍于条约所许的厘税，这些情形不但使洋货在中国人手里的价钱大涨，自然也大大限制了销路。眼下唯一数量未减的大宗货物是茶；可是茶在中国的价钱也高了，出口之所以不减，是因为太平军撤出了他们原先的茶区，又夺得了有名的武夷茶区，并且不经多少战事便占住了一段时间。要说自从英国对革命党用兵的后果显现以来，我们的对华通商何曾有过比现在更呆滞、更无利、更处处不如人意的时候，那是说不出口的。为了这班唯利是图者的利益，英国竟被人毫无顾忌地拖进一场暗地里进行、罪大恶极的战争——其所得不过如此！

帕麦斯顿内阁的外交方针，前面所说的几种恶果固然已经够坏，然而还有一桩远比这些更坏的后果要说。在说到这件最要紧的事之前，不妨先把造成它的政治举动概括一下。自由党的大臣们自己一向深信不疑地想着：论开明，全英国首推他们；论慈善与进步的措施，也只有他们才想得出；而他们那段光荣的、永不可忘的秉政，实在是一个「和平、节用、改革」的政府。他们甚至特别标榜过不干涉的教义，而且奉行到这个地步：某位贵爵曾在公开场合、以官家的身份宣称，万一出了某几种情形，「丹麦不致孤立无援」；等到那几种情形真的出现，他却撇下丹麦孤立无援，牺牲了自己说过的话，随后又另编出一套或然之事，大谈倘若丹麦国王被人掳去，他将如何慨然仗义。那位贵爵的仰慕者——他曾有过一项惊人而极具政治家风度的发现，说是「凡孩童生来都是无辜的」，尤其是他选区里那些选民的孩童，他们那些胖团团的「橄榄枝」也一并被发现是全英国最好最美的——无疑认为自己这位议员是个了不得的正人，他先夸口要打、随后又缩回去，也是极可取的举动，完全合乎那有用的不干涉方针。可是另一面，也有些人偏执地要把这件事和类似的事翻过来看一看，从中推求，并且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实：在世界别的地方，只要横行可以不负责任，施行的便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套方针。凡此种种，足以证明所谓采取不干涉方针云者，不过是对强国无耻地趋奉，对弱国逞强欺凌罢了。

有一点是十分确实的：无论中国的统治者是满清还是太平天国，那庞大的劳作之民总还是要出产茶、丝和别的货物。英国与中国往来，所标榜的本意是通商——就是说，买上面所说的那些东西，卖英国市场的制造品——而不是政治；因为多事干预中国的内政，于两国都无益处，并且必然会使清朝的威信扫地，使中国原有的组织受损，而代之以他们尚不配有的那一套，终归徒劳；其结果不过是以轻率而不必要的干预，自然而然地把已有的祸乱煽得更旺。

然而英国的大臣们，在欧洲背了盟约还要拿不干涉的教义来辩解，对中国和日本行的却是全然不同的一套。他们似乎把这当作分内之事：不但要在天朝推广贸易，还要过问它私下的与政治的纷扰，在太平天国与满清之间作判官，然后毁灭其一、欺凌其一，把事情了结。

在日本，他们攻打诸侯，仿佛那个国家根本没有中央政府；随后又在百姓眼前折辱了朝廷的威信，再用武力逼它开港通商。英国的政治家便是这样，专拣最能加深既有仇怨、最能造成普遍无政府状态的路走，并且把在欧洲他们不得不遵守的一切国际法则，在这里尽行破坏。关于干预中国之愚，最有力的一件事实是：在这种痴愚——毋宁说邪恶——的方针开始之前，出口是大有增长的，从一八五九年的九百〇一万四千三百一十镑，涨到一八六三年的一千四百一十八万六千三百一十镑；而同一时期英国进口货在中国的销路却减少了五十多万——确数是五十六万七千六百四十六镑；这段时间正是对太平军用兵发生实效的时候。一八六三年英国对华出口的总值是三百八十八万九千九百二十七镑——比对巴西的出口还少；然而为了这样一个不算大的数目，却维持着极庞大的军费。贸易既这样减退，足见这套方针已经彻底失败；而因这一失策而丧命的人，算起来至少是每一镑换一条性命。

现在我们要说到对太平军用兵一事中最严重的一点。众所周知、从无人否认：在他们所辖的全境，《圣经》不但可以自由流通，而且由南京所立的政府免费颁发。除了这桩举世无双的做法之外，他们完整无缺地领受上帝之道，也是无可争辩的；而上帝曾说：「我口所出的话……决不徒然返回。」再者，凡到过太平军城池营垒的人都知道，他们对诫命等等看得极严，因此不但切实禁绝了中国人积久的恶习与异教的做法，连欧洲最讲道德的国家里也照样放纵的那些坏嗜好，他们也一概禁绝。他们废除吸食鸦片、废除娼妓、废除中国向来通行的人口买卖、废除亚洲女子那种低下的地位、废除公堂上的刑讯与贿赂、废除畸形的小脚、废除男子那条当作奴仆记号的辫子——这些事实，以及别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他们远胜于满清异族统治下那种无可救药地腐败的公私生活；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试问：这样伟大而光荣的改变，是从哪里来的？难道如帕麦斯顿与罗素两位勋爵、以及他们在中国事务上那些反太平天国的通信人所一再声称的那样（他们被迫要为自己那套不像英国人的方针辩护时），太平军的行事乃是「嗜血的劫掠者」「蝗虫」「残忍的强盗」「可憎的骗子」「凶暴的匪群」等等的本色么？还是说，这些其实是上帝所赐的福分，赐给那些竭尽其力、不惜以性命相殉去遵行他的道与律法的人？人可以改变身体所需的、公开而外在的生活形式，然而只有上帝才能改变灵魂所需的、私下而内在的品性。既有原罪与本性之恶的道理在，那么，凡见一桩大运动中显出上帝之手——或在超乎常理之处，或在《圣经》的存在上——却联起手来与之为敌，便显得僭妄，甚至近于亵渎；何况他们自己也信：要使万人的灵魂回转得救，非有上帝的插手不可；何况他们在这场运动里既无政治上的利害，也无国家的利害，连干预的世俗动机都算不上有一个说得过去的。

现今的大臣们〔注五十九〕和追随他们的人，为了替对华方针辩护，也许会嗤笑这样一个想头：无论太平军是什么、不是什么——即便把他们信奉基督一事撇开不论——倘若他们是为英国的商业（尤其是为那桩他们所禁绝的下流的鸦片买卖）而被杀的，那么运进这片土地的每一包丝、每一箱茶，都带着无穷的咒诅；这些东西，连同强销给中国的每一件英国制造品，都沾着牺牲者的血——那些人被屠戮，据说竟是为了使「我们的商业」兴旺！人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英国政府事奉后者的种种努力已经彻底落空；然而即便他们真造出了世上空前庞大的贸易，难道他们以为公义而永在的上帝不曾看见他们所用的手段，以为那连一只小麻雀落地也记在册上的主，不曾把他们在这场不圣的讨伐中所杀的每一个人都记下来么？

在中国极广的地面上，《圣经》曾经立住了脚；如今因英国政府助满清之力，百姓——连那些咿咿呀呀的小孩也在内——都被屠戮，佛的偶像重新竖起，一时之间凌驾在我们那被亵渎的《圣经》的灰烬之上。

自我到此国以来，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已因英国的干涉而陷落；《圣经》的刊印与流布因此停止，太平军成了这片本可由他们点缀的土地上的流徙之人。在太平天国的信条里挑这一条教义、那一款条文的毛病，是无谓而不足取的：这些革命者已竭尽其力，想进入基督教世界的门墙与弟兄之列。平心而论，使这样光荣的结局不得实现，唯一应负其责的国家，是——英国。

〔注五十四〕即已故的名将僧格林沁。

〔注五十五〕有人以为那四个人被处死，是为苏州杀王一事报复；因为太平军很自然地认为在场的欧洲人该对那些暴行负责。这四名俘虏是戈登部下的人，他们也可能是被从苏州逃出来的人处死的。

〔注五十六〕请读者把这情形同这些地方还在太平天国手里时欧洲人所受的待遇比一比。

〔注五十七〕程、李是清方的主要将领，与戈登协同行动。

〔注五十八〕一八六五年六月。参见附录二。

〔注五十九〕指帕麦斯顿内阁。

第二十四章（之一）　辞别太平天国

嘉兴府、太平天国的圣诞、艺术之作、危险的同伙、死里逃生、报应、辞别太平天国、怀特一案、中立章程、一八六四年七月九日的枢密院令、拟归英国、苏州围城详情、守军的实力、强攻纪略、纳王的叛卖、其由来、戈登少校的报告、《中国之友》、戈登报告续、目击者的记述、苏州惨案、戈登少校、他的行事、戈登致卜鲁斯爵士书、剖析此书、报纸摘录、驳戈登的「理由」、剖析续、戈登的「私人考虑」、他动机何在、报纸摘录、卜鲁斯爵士的公文、剖析、戈登所言之不实、如何见得、《泰晤士报》摘录。

到了嘉兴府城，守将荣王很客气地接待我，把我们一行都安顿在会王府里。会王这个人，当年英满两军初攻太仓时曾奋勇助战，把他们打退，因功受了擢升，素以勇将著称；可是说来奇怪，他在我到的前几天，刚带着他受命镇守的海宁城投了敌。

一八六〇年以前，叛卖这种事在太平军里是闻所未闻的。那时英国多事干预的毒害还没有显出来；他们打得顺手，因此心存利禄的人找不到变节的由头；将领的人数也不像一八六〇、六一年屡胜之后那么多，天王授任也不像后来那样轻率。可是到了近年，太平天国疆土之内地方既广、人口既众，不能不用大批文武官员；不幸天王深居简出，于国事多不过问，专研教门之事，又受两三个非行伍出身的大臣左右，对这些人的选用与管束都不够留心。于是时常有不但无能、而且靠不住的人被放在高而要紧的位子上；这些新进的官员里，许多人既没有老将领那种忠于故国之心，也没有他们那种宗教上的热忱。这等人行事的动机只是抬高自己；其中虽也有勇敢的军人，可他们一发觉英国的敌意正使这桩事业归于失败，只要变节能得赏，便毫不迟疑地倒过去。

侍王在嘉兴府同我分手。他先替我安排好回程——或回这座城，或回湖州府（我把那位工师同另一个从苏州带出来的人留在湖州，叫他们制开花弹、铸炮等等）——然后往别处去，为的是招人筹款，再到常州府同忠王会合。

荣王治下的地方，比我一路来时所经过的那些荒残之区好得多，因为清军和他们的盟友还没有来攻过、蹂躏过这一带；不过在我动身往上海去之前，他们到底还是露面了。

圣诞节我是在嘉兴府过的。太平军过这个节比我们早两天，而且若说还能更郑重，便是更郑重。那一天我送了荣王一份礼，又在他府里极快活地过了一日；在天堂行过特别的礼拜之后，城中所有将领都赴了一席盛筵。我的朋友怀特同我在座，我们彼此都说，生平没有过过比这更好的圣诞。二十五日那天，荣王把自己的厨子、侍从、器皿等等都打发过来，在我的住处摆了一桌极丰盛的席，款待我在城里所有的欧洲与中国随从。

在荣王处的那段日子，我见到许多可敬佩的事。他是太平天国老成将领中最好的一位，手下军官个个都是这事业坚定可靠的人。其中有一位旅帅姓俞，我同他尤其交好，几乎天天同他吃饭。此人掌管炮队，我把我所能教的都教给他：铸开花弹（他才刚动手做）、制引信、以及给炮瞄准。城里的章法整饬到这个地步，万事都像钟表一般有条不紊。门闩锁钥是看不见的，因为嘉兴府里没有贼、没有乞丐、也没有强盗。我在那里住着，着实觉得快活，临走时竟很舍不得。我在此地见到了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壮丽的建筑。那是一座还没有完全造好的新王府，为本省的总理听王所建；它立在那里，就是一个明证：太平军（倘若英国肯让他们成事）本会使中国的工艺、尤其是公家的工程重新兴起——自满清入主以来，这些都已衰败了。这座王府的大体格局，同我前面所述南京那几座相仿，然而每一处都要美得多、费得多。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处，我都不曾见过这样繁复精丽的石雕与木雕。那金碧辉煌的描金与彩绘自然是中国式样；虽极见效，变化也多，在欧洲人眼里却嫌太艳。雕工则极精：无论是那些奇诡的，还是那些栩栩如生的，我都曾站着看上几个钟头。这座建筑用了好几百名雕工、画工和匠人，工价极高；我打听出来，其中有些雕工画工是中国这两门手艺里最负盛名的师傅，是从帝国最远的地方请到嘉兴来的。就我在中国所见而论，我不信这几百年来还动工造过这样一座建筑。

末了，清军来把太平天国的一切兴作都推倒了。在我离城前几天，他们靠一位贝利少校和一支强大的炮队之力，攻下了最近的一个市镇平望。

动身往上海去之前，我把那几个流氓应得的赏银分给了他们；我虽早料到他们会为这钱彼此割喉，却没有料到他们竟来袭我同我的副手，几乎送了我们的命。看来他们知道我们是带着款子到上海去用的；其中三个人要把这笔钱弄到手的心思，终于按捺不住。他们领了赏银，又拿了我替他们弄来的通行票，便出城去了；可是一到关厢，上面说的那三个人就停住脚，密谋害我们，又灌下许多烈酒——就是所谓烧酒——替自己壮胆。到后来，他们狡猾地等到荣王带着几乎全部人马出城往平望那一面去，才回来下手。幸而他们半路上又去灌了一回烧酒，把其中一个灌得烂醉如泥；另外两个却因此胆子更壮，不等他也要去办这桩事。他们从一处城门混进城来，径直奔荣王府；我们正同一名通译和王府的一位书办在那里拟一件我要送给忠王的文书。

阿林——我自己那位忠心的通译兼伴当——因在无锡所受的伤，完全不能动弹了。他中弹的时候，我明明正站在他同敌人火线之间，那颗弹子却从我身旁过去，重重伤了他的左肩，绕过背后，嵌在右肩胛骨上。这可怜的人被我带到嘉兴府，又受了中国郎中许多折磨：他们的治法是把一条条捻紧的长纸插进伤口，一直绞到够着弹子为止。到底后来找着了一位高明些的大夫，就是荣王自己的医官；他把肉切开，取出弹子，病人这才大为轻松。阿林的伤不足以随我去上海，便留在嘉兴府；自那一日起直到今天，我再没有见过他，大约此生也再见不着了，因为我信他是在这城后来落入清军手里时被杀的。

我们那几位朋友——那些流氓——一走进我们所坐的外间，便动口辱骂我同我的副手；他们知道荣王不在，拿不了他们，我也拿不了他们，因为我那几个人都在城中别处的会王府里。他们既已不归我统带，喝令他们出去是没有用的；我因此打发一名侍从去请留守城中的军官派一队兵来把他们赶走。

正在这时，两人中那个最横的忽然掏出左轮，朝怀特的头上就是一枪，随即转过来对着我。隔着硝烟，我看不出我的副手是不是已经被打死；可是那恶棍还来不及打我，我已经把一颗弹子送进了他的身子。几乎在同一瞬间，我听见又一声枪响——后来才知是怀特放的——又见袭我的那人虽然显然在死命扳扳机，枪却放不响。另一个流氓这时正逼上来；而他的同伙仍旧想朝我开枪，我只得再用我自己的左轮自卫。这个想杀人的人应声倒毙；他那怯懦的朋友则跑上前来，倒拿着手枪的枪管递过来，一面喊：「别开枪，别开枪！」

我实在很想重重地罚这家伙一下，我那几个广东人（这时已赶到）也必定会把他处死，若不是我的副手求我饶他不死。就这样，那坏东西也吓得几乎没了命；像这样一个懦夫，竟能鼓起那样的狠心去行凶，真是奇事；他显然是倚仗同伙的决断，因为那同伙倘若真有一点刚决，我们是必死无疑的。检看死者那把左轮，我们发现火药虽已炸开，弹子却始终没有出膛，正卡在枪管同转轮之间，枪就此作废，大概因此保住了我们的性命。我们想，这奇事的缘故，当是这枪装弹已久，火药走了劲。

荣王回来以后，我本打定主意把活下来的那个恶棍交出去，依法办他。我那勇敢的副手又替他说情，把他求脱了身——后来看出来，这是何等盲目、何等自戕的一念，因为他终于死在他所饶过的那坏东西的一桩卖友行径上。被打死的那人名叫哈特，是英国人；他那怯懦的同伙是个美国人，名叫汤姆生。

我在此要奉劝那些不幸在海外落进美洲及各国流氓这种不体面的伙伴中的人一句话：动手要快、要决断，你便能制服这些心里多半是懦夫的人；可你若迟疑、若想敷衍迁就，你就是个死人；因为这些凶徒宰一个同类，比常人打死一只苍蝇还要少些不忍。我听说那个哈特曾在丝乡杀过、劫过好几个欧洲人；他那美国同党，我信如今正因拦路抢劫服着长期徒刑。我当初雇那五个流氓是胡里胡涂雇下的，这件事给了我一个一辈子忘不了的教训：这一类人碰不得。

荣王给了我一条船、一名向导，我便同怀特一道辞别太平天国，往清方辖境和上海去。在交战两方的哨所之间，我见到有一大片地方完全被成群的土匪占据着，他们劫太平军也劫清军，一视同仁。有一处我们险些落入他们手里：不得不从一条窄河两岸一座大营之间冲过去，弹子如雨，居然一颗也没有打中，总算冲了过来。这些盗贼是我平生所见最野蛮、相貌最凶恶的人，据说男人、女人、小孩他们一概不放过。自我离开中国以来，这一类的劫掠在从太平军手里夺去的地方已成了常事。

末了我们到了上海；一路是趁夜冲过清军各处哨卡的，夜里我们那条独木舟似的小船不容易被看见。我们立刻请医调治，有几天一动不动地静养。可是不出一个星期，我就痛心地听说：我的副手因为在太平军中效力、夺了一条清方的船，已被英国领事拿去下了狱——那个忘恩负义的下流东西汤姆生，就是去告密、致他被捕的人。

英国人应当知道，在一切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事情上，他们的当局行的是何等大不公道之事；而最触目的例子，莫过于怀特一案：他被领事公堂判了三年徒刑，所犯之事，不过是在太平天国这一边做了何伯提督、士迪佛立、迈克尔、布朗三位将军、戈登少校、斯塔克上尉、马格里医生等人在满清那一边所做过、并且正在做的事！而且他竟是依包令爵士的中立章程定的罪；那章程是一八五五年在香港订立的，本意是责成英国臣民对中国这场内战的双方都守中立。这条中立的章程，早已被上面所说那几位英勇军官替满清出力的行为废弃了；然而这个帮助太平军的英国人，其违法的程度并不比他们更甚，却偏偏依这条已被破坏、已成废纸的章程定了罪，并且几天之后就死在他那阴湿而无一点安适的牢房里（毋宁说是被害死的；把一个病重垂危的人关在这样一个腌臜的洞里，不是害死是什么）！这就是英国的公道么？英国人几时把「中立」领会成了对交战一方倾力相助、以兵力襄赞，而对另一方公然为敌、并惩办助它的人？英国若当真守了中立，或者索性正式向太平军宣战，那么追究助太平军的人还算有些根据；可既然这一条路没有走、那一条路也没有走，则惩办助太平军的人，同惩办助满清的人，在是非上并没有两样。对太平军用兵的整个过程，都是不合常规、不合法度的；而即便把包令爵士的章程当作完全有效，也决没有人能否认：前面所说那些英国军官破坏中立的程度，同怀特先生是一样的。要证明这番话不错，只须看这样一件事实：当下议院议员赛克斯上校与利德尔君在下议院提出怀特一案时，政府为了使自己的人不被追究，这才颁了一道枢密院令〔注六十〕，赦免一切助清方的人破坏中立之罪，却不把同样的恩典推及助太平军的人。这样不义不公、这样违背英国人情理的立法，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的。说来令人难信：如今管辖在华英国臣民的法度，也就是包令爵士那条中立章程，是重新立起来了，然而其中一半被宣告作废，另一半则由上面所说那道枢密院令付诸施行，而那道令既追溯既往，又预定将来！于是一条只能为对待交战双方而存在、而订立的法度，在这里竟成了片面的，恰同它的名目所含的意思相反。这件欺人的文书，措辞如下：——

「一、凡英国臣民，无论从前何时曾经助过、或此后将要助中国皇帝的政府者，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七日所订所颁的上述章程中，一概不得推及或适用于他，亦不得视为曾经推及或曾经适用于他……

「二、凡女王陛下之臣民……如……兴兵或参与任何对中国皇帝作战之军事行动……其人应依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七日上述章程所列各项罚则治罪。」

这样一来，那条名为中立的章程，实实在在就是同交战双方之一结盟的盟约，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名目与题称所以照旧保留，是为了敷衍、蒙蔽下议院，哄他们相信政府在中国行的是中立的方针；而附在旧章程后面的那几条，却把它原来的用意彻底改掉，使「中立」二字里一丝一毫的中立之意都不剩。

帕麦斯顿与罗素两位勋爵在欧洲若当真穷得连一个盟友也没有，以至非一头扎进同中国满清皇帝的同盟不可（那位皇帝对他们这番非常的热肠断然不会回报，倒极乐意把这几位多事的朋友连同他们的同胞一齐剁成肉酱），那么，他们何不把这桩惊人的、永可纪念的事实公开宣布出来？他们何必拣那最反常、最绕弯的路子，用舞文弄法、两面做人的手段，把一条中立的章程改装成一纸硬塞上门的同盟条约；而不索性从那一摊支吾与欺诈的泥淖里站起身来，废掉那条假章程，正式宣告那位野蛮的满清专制君主是他们极好的盟友？两位勋爵总不至于是因为疑心满足的英国公众不肯把这件事当作他们那套可议的欧洲方针的一种可喜的补偿，才不敢把自己这番了不得的政治家手笔公之于世吧？不过，他们守着这份谨慎的缄默，倒也未始不好，因为中国皇帝对他们硬塞给他的这个同盟并没有份；而且只要哪一天他看着时辰好，他是极容易下一道诏书，把一切洋鬼子——两位勋爵也在内——尽行剿灭的。

一八六四年七月九日那道可耻的枢密院令，已足以证明对我那不幸的副手的审讯与定罪是不合法的；凡助清方而破坏中立的英国军官，都同样该被追究。倘若内阁不是在既已陷进那套方针之后（实在说，是在由他们非法干预而起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之后）、并且在怀特先生已死之后，才油腔滑调、心安理得地替他们在华属下的行为辩护，那么死者的亲友无疑能得到一大笔赔偿。

除了医生嘱我换一换水土之外，我一知道副手的下场，便决意回一趟英国。

自从那桩由他负责的苏州叛卖与屠杀之后，皇家工兵的戈登少校已率全军退出，不再与清军协同。因此我自然断定，他不会再去给那班血腥而背信的官儿做工具——那班人已把他的名誉败坏得干干净净。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英国人、一名英国军官，我不信他自己还会愿意继续参与这类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我并且断定，他的政府必立刻把他召回，停止对嗜血的满清的一切实在支持。后一个料想果然不错，前一个却完全错了，这是我回英国以后才知道的。因这些缘故，又因我在上海全然无从施行我为太平天国所拟的任何计划，我便决意弃剑就笔，照太平天国当局给我的指示，写成本书，指望借此唤起英国人的同情，为他们的事业尽力；并且盼望外来的敌意能够止息——果能如此，他们终归得胜是一定的。

满清的使者，以及满清那班奴才所雇的爪牙，无论才智还是气力，都不足以把他们这位卑职的仆人拿住；虽然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和之后，他们都曾以此自娱，想从一条陆路邮船上把他捉去。

太平天国革命的始末与我自己的经历，到此已叙到这个时候；此后要说的，只剩我扬帆离华以来所发生的事了。不过在说这些之前，还须回到苏州的陷落，从那桩惨剧说起，把纪事接上。

苏州倘若不曾被人出卖，太平军原是很有把握抵得住敌人的——即便把敌人所得的一切外国助力都算进去，也是如此，这一点殆无疑义。南京虽是天王政府的都城与所在，在政治上居第一位；苏州却因守备经营得格外坚固，又位居太平天国疆土的中央，成了首要的军事重地。都城四围虽有全中国最高最厚的城墙，又有几处据高临下的工事，却处在太平天国疆土的最外缘，是最容易受攻的一点，而它的资财又远不及苏州。再者，苏州一被英满两军围住，便有一支劲旅开进这座广大的城里，而忠王则带自己一军在外策应。这些兵马是当时太平军在野唯一的一支军；其余的兵力，都依一种错误的守势方针，分守国中数不清的城池——这是天王违背总统帅的意思所下的部署，终于使大多数守军被人逐处击破，不但丢了南京，连太平天国从前所有的地方也一并丢尽。

围苏州的清军有五万到七万人，内中包括戈登「将军」的队伍和别的外国人部队，合共约六千人。清军里至少有一万二千人，归程学启统带，配着上好的洋枪洋炮，略受过训练，是一支很得力的队伍，远胜于寻常的中国兵。无论在英满军团里还是在普通的队伍里，都附有许多英国军官；而更为得用的，是各色炮位供给极多。围城的一方还有三四条装着重炮的浅水轮船，以及一大队清方炮艇。除了这一番为非义之事而摆开的声势之外，还有好几支英国的队伍从上海开上来，名义上是给满清那桩杀人的打算以「道义上的支持」，实际上是预备万一太平军把攻城的人打败了好去援救——而这种情形本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些被如此欺诈地滥用的兵（说欺诈，是因为他们原是为英国纳税人的利益而编成的，并不是为满清；说滥用，是因为使他们受此可耻的差遣的，是黄金和唯利的居心），计有俾路支团的几个连，调去守昆山（离苏州约十四英里）；又有女王陛下第六十七团、皇家炮队和第二十二孟买土著步兵团的一支队伍，由皇家炮队的穆雷上尉统带。这些兵不但被派去参与满清的暴行，统兵的英国将军布朗竟还擅自把该处所有能动用的炮位统统借给清军，仿佛那些炮是他的私产、并不属于托付给他的英国国家一般。

守苏州的太平军约有四万战兵，内中约八千人是随忠王在城外的。这些兵约有三分之一是全军的精锐，其余也都是勇敢的宿将老兵。除守城主将慕王之外，还有四五位王在城内；其中为首的是纳王，守军半数以上归他统带，论兵权比主将还大，虽然名义上他是受主将节制的。

慕王与纳王是总统帅手下两员主要的爱将。慕王是广西人，自革命发难之初便是忠王的同袍；纳王是湖北人，一八五四年投太平天国，此后由忠王教以兵法。两人同级同权，共事将近十年；太平军中向来都知道，他们不但以结义的兄弟之情与友谊紧紧相连，而且同样依附着他们那位名重一时的上司。然而下文可以看出：尽管三人之间本该受这些良好的薰染与亲厚的交情所范，纳王却是个秉性邪恶、心地狭小而好叛卖的人。

经过极激烈的苦战，戈登「将军」总算把苏州城外所有的营垒都夺了下来。然而这也是在屡次大败、损折许多兵与官之后才办到的。

下面这一段，记的是对东门外工事最后几次的强攻——那些工事只有寥寥几尊炮守着——录自《太平军如何被逐出江南浙江两省》一书；读者可以从中看出苏州守军在无可抵御的众寡悬殊之下，是怎样勇敢地支撑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戈登少校把除第一团以外的全部步队和炮队都集于外跨塘之后，下了一道命令：夜袭娄门营垒——那是苏州东面一切营垒的锁钥。

「全体兵士都发了白头巾，万一短兵相接，好把自己同叛军分别开来。约在一点钟，戈登少校亲自同霍华德、威廉斯两少校带约两连人向营垒进发，其余的队伍留在后面，已经列好，只等号令一下便前进。四下里似乎很静，其实人人都以为这计策必能成功。戈登同随行的人一直逼到营垒跟前，仍见一片安静，守兵毫无察觉的样子。于是后面的队伍奉命前进，而前队已经爬进胸墙里面。各队刚上到前头、其中一部分正过去增援戈登少校，叛军便把霰弹、子母弹和排枪一齐朝这支队伍打来，打得人人胆寒。昆山的炮队奋力还击，火箭与烧红的臼炮弹飞进叛军工事，看着也是一片壮观。可叛军抵挡得很硬，一寸也不退。他们所守的整条营垒线仿佛成了一条火线；戈登少校到这里才看出中国人不宜夜战，因为欧洲军官任凭怎样央告鼓励，也不能使这些兵再攻一次；他们像是连自己的影子也怕。于是剩下的唯一指望，便是用炮把叛军从阵地上轰出来；这样一直轰到天明，戈登少校见叛军仍旧死命抵抗，城里又有千百人来援，便且战且退，战场上丢下许多死伤。这是这支队伍所遇最血的一仗；就昆山这一军此夜的伤亡看来，叛军所折损的必定极重。可是这些好汉受他们勇敢的首领鼓舞，硬是顶住了约二十尊炮三个钟头的轰击，守住了阵地。昆山一军的伤亡如下：——第二团怀利上尉、第四团克里斯蒂上尉、第二团莫尔上尉、第二团金中尉，阵亡。柯卡姆少校头部重伤；第四团米奥克中尉肩部受伤；塔普少校腿部受伤；另有数人轻伤；兵士死伤约二百人。戈登少校见这次夜袭受挫，决意要同叛军算这笔账；不久，十一月二十八日夜里，把全部火炮约四十六尊都架在离这座险要营垒约七百码之内，步队则定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天亮时在炮位附近列队，再攻一次。叛军对此早有准备，因为他们一见全部炮队步队这样逼近自己的工事，便升起红旗，表示他们要打，决不轻易让出这块阵地。八点钟整，信号火箭升空，各炮一齐发射，有的打娄门营垒，有的打左右两旁的营垒。

第二十四章（之二）　苏州的叛卖

「叛军似乎在省着弹药，因为起初几乎没有遇到什么火力。八英寸的臼炮在营垒里大肆摧毁，不时有房屋、船只等等被轰得飞到半空，清兵在旁喝彩——程学启统带的清兵到场的有几千人，是来支援戈登那支队伍的。李抚台本人在后面一座清军营垒里占了个位子，好观这场热闹。约十一点钟，两边的火力都极猛，攻城的重炮甚至推进到离叛军工事约一百码之内，向叛军倾泻霰弹；可是叛军受他们高贵的首领慕王亲临激励，守得像欧洲的军队一样。这时命布伦农少校所部第五团上去，强攻最右边、靠近苏州河的那座营垒，那是渡壕最便利的一点；可是这支勇敢的团虽然呐喊着前进，有几名军官也渡了过去、试着往胸墙上爬，叛军却死命守住这一点，一排又一排的枪弹打进队伍里，因此苦斗约十分钟之后，第五团不得不退下来，折了好几名官兵。这一次强攻既败，炮轰便重新加紧；又命莫顿少校所部第三团到最左边去佯攻，好把叛军的注意引到那一面。戈登这一着使得极妙：莫顿带着他的团在左边刚同叛军接上火，慕王自然料定那里要受真攻，便调他最好的兵去守。可是慕王的人刚一开动，第二团的威廉斯少校便朝布伦农吃了败仗的那处猛扑，不等架桥，泅过城濠，带着几名官兵，竟进了胸墙里面；叛军一见如此，全军便乱纷纷逃进娄门，把城东一带的营垒全数放弃，战场上丢下不少死伤。这些营垒随即由清军占了，于是戈登的队伍离城墙只有一百码。不过昆山这一军为这场胜仗付的代价也不小：炮队的琼斯中尉、第五团的威廉斯中尉、第四团的阿克加上尉阵亡；沙姆斯菲尔上尉双目尽失；另有数名军官轻伤，兵士死伤约一百到一百五十人。营垒四围的地面被炮弹翻得像犁过一般；叛军能以这样少的炮抵住这样猛的炮火、守得这样久，确实当得起一个『勇』字。」

在最后一处外围工事（娄门营垒）被夺之前，也就是英满两军夜袭那处阵地大败的第二天，纳王暗地里打发人到围城军营里去，表明他愿意把城献给他们，并请他们协力除去慕王，因为慕王的忠心多半会使这桩叛卖之谋落空。

清军的进展既已停顿，戈登自己也怀疑能否攻下苏州，在这样一个时候变节，其动机似乎出于纳王对他那位老友、老伙伴、也就是守城主将的嫉妒。除此之外，大约先前那支美籍太平军——也就是白齐文的队伍——的叛变，也打动了这个为首的叛徒和他那几个居心不良的同伙，使他们起了这样一个念头：可以同敌人讲条件，不但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财产（在太平天国的事业已被逼到战事无休、甚至陷于绝境的时候抽身退出），还能从满清那里得到实在的重赏。

纳王的嫉妒，大约起于慕王被放在他之上，做了苏州及其属地的主将。他对这位昔日的朋友与同袍怀着极深的仇恨，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为了把这桩叛卖办成，竟下作到行刺他的地步。

现在我们要说到勇敢而高贵的慕王之死、苏州落入满清之手，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事。要把这些说清楚，没有比用皇家工兵戈登少校自己的话、再加上《中国之友》对他那篇报告的评论更有力的了——《中国之友》差不多是中国各通商口岸外侨报纸中最老、也最独立的一家。

「　　　皇家工兵戈登少校所作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七日间诸事备忘录。载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中国之友》。

「夜袭娄门各营垒失利的次日清晨，程学启来见我，告诉我说：纳王、宁王、康王、比王，连同三十五名天将及其部众，已经同他开议，要带队伍过来；这几个人的部下占守军的四分之一，六座城门之中，胥门、阊门、齐门、娄门这四座都在他们手里；他已经接纳他们的意思，并且已经见过康王。他说，要除掉慕王他们有些为难，因为慕王不肯投降；不过我们若重新攻娄门各营垒，他们便设法把慕王关在城外。我很高兴地答应了这桩变节之事〔注六十二〕，因为我想，叛军若打起来，我们必然损折甚重。

「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忠王从无锡进城，二十九日那一仗他是在场的。他一到，局面就变了，心怀异志的人没能把关城门拒慕王的打算办成。不过他们在十一月三十日夜里派了三名天将过来，提议说：我们若攻城，他们守中立，并且信得过我们不去动他们的人马；他们的人以白头巾为记。这几名天将告诉我们：忠王战败回城之后，曾提议放弃南京和苏州，把太平军全军开到广西去；实在说，就是放弃这桩事业〔注六十三〕。慕王不以为然，主张留下来打到底。我后来听说，他极想见我，我想是想看看还有什么法子可想。这是我从他死后出来的两个法国人口中听来的，后文还要说到他们。别的几位王不合忠王的意思，因为他们打算投过来。忠王于是出城，往无锡去了。十二月一日程学启来见我，问我愿不愿见纳王。我说不愿，除非必不可少；同时我告诉程学启：抚台若不给这几位王足够好的条件、使他们肯过来，我想我们攻城怕要受挫〔注六十四〕，因为十一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两次进攻，我们官兵折损甚重；而那座桥要长到七十码，稍有一点差池，就可能被打退。我在同一天告诉程学启，我看不出我有见纳王的必要。他却一再相劝，我便答应当晚在北门同他相见。我于是去了，在程学启的船上见了纳王。他头一句话就是『他要从我这里得到帮助』。我答说我极愿帮他，随后告诉他：守中立这个提议没有用处，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我若接受，就只是骗他和他的首领罢了；要是城是强攻下来的，以我所统带这样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我没法约束他们不去抢掠每一个人；因此除非他们能交出一座城门，否则他们还不如打，再不然就弃城。我接着把我对太平天国前途的看法告诉纳王，说他们没有多少成功的指望。我说我想使清方同叛军成为好朋友（？）；说自从这场叛乱兴起以来，清方已经大为改变，因为怕外国政府，不敢再像从前那样行残暴之事（？）。他说他要同程学启商量城的事看怎么办；又说他不怕慕王知道他见过我，也不怕忠王知道，他的兵足够钳制这两个人。我于是告辞。第二天程学启告诉我：纳王已决意去见别的几位王，商议行事的办法。再一天，十二月三日，程学启告诉我：慕王对纳王议和的事已有些觉察，想把他斩了，不过纳王有备。纳王又打发人出来告诉程学启：别的几位王都答应过来；他本人不要什么官职，只求准他带着财物回乡；不过别的王里有几个想要这样那样的统带之职。他还告诉我：纳王要拿住慕王有些为难。十二月四日早上，程学启来见我，说纳王已经决定，并同他议妥：把慕王诱上城墙，推下来交给我们作俘虏。我到程学启那里去，告诉他慕王必须交给我；他很愿意、实在是很高兴地应允了，因为他从前同慕王是相识的。我接着去见抚台，抚台不在，却见了一位姓鲍的极高的文职大员，他答应替我转告抚台：慕王必须作我的俘虏。我叫他告诉抚台，我保他此后不再给中国添一点麻烦。我回来还不到五分钟，程学启就打发两个法国人过来，他们是刚进我们营线的。他们说：那天下午两点，各位首领都聚在慕王府里，吃过饭，做了祷告，然后移到大堂，各人穿上袍服、戴上冠冕；慕王升座，开言致词，说到他们的难处，极口称道广西人和广东人的忠义。别的几位王答他的话；争论越来越高，到后来康王站起身，脱下袍子。慕王问他要做什么，康王就拔出匕首，刺中慕王的颈子〔注六十五〕。慕王扑倒在座前的桌上，别的几位王便把他拿住，在门口斩了首。随后他们上马驰回各自的队伍；慕王的首级送给了程学启。慕王的人和别的兵把王府抢了。城里一直没有打仗，直到五日早上，纳王的人同广东人起了冲突，把他们赶出城去，杀了五六十人。程学启的兵推进，带一小队人接管了娄门；我的人则一直列队待命，因为他们的纪律比清兵严。十二月四日夜里，叛军都剃了头。我去见抚台，告诉他不能让我的人闲着，提议开往无锡，只要他给兵士两个月饷银作补偿，因为自我接统以来他们没有领过赏。他不肯；我说他只要肯许一句，这事就好办了。他仍旧不肯，我便告诉他我要辞去他的差使〔注六十六〕，随后自己进城去了。清军有些人在城里游荡，不过不多。我径直去纳王家，见了他和所有的王。我问他是不是都妥当了。他说一切都令人满意，看去也很安稳。他那时还没有见过程学启。我到慕王府去，尸身还在倒下的地方。我随后出城，正赶上见到程学启——他是奉抚台之命来料理事情的。这时已是下午四点。我告诉程学启，这件事我无能为力。各团的团官与军官对部下没有多少约束之力，除非用最严厉的手段，而在这件事上他们是不肯用的。程学启提出给一个月饷，军官们不肯。我告诉程学启，我自己无意受取什么；不过我觉得这支队伍打了这么久，想走的人理当有盘缠可走。情形渐渐不妙，我最后硬要兵士们收下那一个月饷，好容易才办到——兵士们曾想开下去找抚台。随后我依抚台之请〔注六十七〕，下令开往昆山。程学启这时告诉我：抚台已经奏报北京，说他对几位王和叛军施了宽典。次日早上队伍开走之后，我动身进城，打发那两条轮船到乌龙桥接我；因为照我从慕王家里的信件、以及从几个在慕王处后来逃出的欧洲人那里得来的消息，我料想很容易把『萤火号』夺回来。我到娄门，在那里听说纳王和别的王及首领要在正午十二点出城见抚台，城随即交割。我想我出去之前最好先见一见纳王，便到他府上，把他拉到一边，问他是不是一切都妥当，要不要我做什么。他说不要，一切都好。我告诉他我要到太湖去；他说：『何不等一等？我就要来见你。』我说我有要事，除非他特别要我留下、或者认为有此必要，我就不留了。他说很好，我便走了。不多时他就骑着马、同所有的王一道从我身边过去往娄门，我料想是去见抚台的。我随后到慕王府，又到东面的娄门，消磨时候，等那两条轮船从外跨塘绕到乌龙桥来。从娄门城楼上我望见程学启营垒附近聚着一大群人，以为是在行归降之礼。几分钟之后，大约是十二点半，一大队清兵上来，过了城门，喊着冲进城去，就同他们平日进已经放弃的营垒一样。我没有太在意，不过向其中几个人表示了不以为然。可是他们仍旧源源涌入，朝天放枪，大呼小叫。程学启这时来了，脸色颇有些白。我问他会见完了没有，可还满意。他说纳王根本没有到抚台那里去。我说我亲眼见他同别人一道去的。他说不，他不敢断定，不过他想纳王是逃了。我说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方才还见过纳王，他说一切都妥当。我问程学启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他说纳王要求统带两千人、并要苏州半城，以一道墙为界，抚台不许；又说纳王放了忠王的一些人进城。后面这一节我明知是假的，可说来奇怪，前面那一节我倒信了。我问他纳王能到哪里去。他说纳王不会回到叛军那边去，大约会找个村子落脚。我觉得这事太奇怪，便请在我身旁的马格里医生到纳王家去见他，叫他什么都不要怕〔注六十八〕。程学启随后告诉我：只许他自己的兵进城，不会有抢掠；我先前既知道他的兵纪律好，便不担心，于是同他骑马绕城一周。他一路不断地朝天放排枪，我表示不以为然，弄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不过是防广西人在他的兵接管城池时对他们下手。我渐渐替纳王不安起来；到了南面的盘门，我离开程学启，策马奔纳王府。到那里天已黑了，见府里已被抢得精光。这时纳王的叔父来见我，请我到他家去。我身边只有通译，没有人可以打发去找程学启或我的队伍；可这位天将再三恳求，我便答应了，于是同纳王一家到他家去。我到了那里，见他的人都列着队，街上筑了栅。我想打发我的通译去求援，他们却不放他走。我因此一直待到凌晨两点，把清军抢掠的人挡在外面。两点钟时，我打发通译和一名替我牵马的清兵去，叫轮船绕到外跨塘，好使抚台负责；又派人去叫我的卫队。他动身之后，同去的那个人回来说，通译已被清军斩了。我待到凌晨四点，才自己出去给轮船下令。我被清军拿住，扣了一个钟头。末了我到了娄门，打发卫队去纳王家，可是太迟了，清军已经进去抢空了。我随后到娄门，在那里遇见程学启，把我的看法告诉了他。他极力要替自己分辩，我却不听。这时我还不知道几位王已经被斩。我随后下到程学启的营垒去，遇见在那里统带程学启炮队的贝利少校。他说程学启很懊恼；说是抚台命他处死几位王，又下令叫队伍进城，他因此失了面子等等。贝利接着告诉我，纳王的儿子在他那里，便把他带来见我。我拒绝同程学启有任何往来。纳王的儿子到我船上，指着对岸说，几位王就是在那里被处死的。我过去看，认出了康王、纳王、协王、宋王的首级，纳王的尸身却不见了，已经埋了。我依他儿子所请，把纳王的首级取了去。那些尸身的胸膛都被劈开，头上的伤口极其可怖，可见行刑者的残忍。我随后等着轮船，因为我听说还有几个大人物在押，我想我能把抚台吓住，叫他交出来。可是他听说我到了，就进城去了。我留了一张条子给他，告诉他我的看法，随后带轮船退往昆山〔注六十九〕。临走之前，我接到福山来的一封信，说有一位首领带三千人投到我那位统兵的军官那里，那军官已经收下了。我传令给他，叫他把这桩叛卖的事告诉那位首领，听他带着人马自去，他若愿意；不然就把队伍带到昆山来。

「以上是近日诸事的简略叙述，这些事于清朝政府将是极其致命的一击。我料想这件事是抚台同程学启商定的；而我知道大多数官员都以为可恶。

「纳王的儿子告诉我：忠王是愿意过来的；丝乡的百姓也都一样，只是不知道怎样过来。此时岂不正是外国政府出面议定条件的时候么？只要北京授权这支队伍，由某一个诚实的中国人统领行事，力量就在这支队伍里。眼下可怕的是外国人去投叛军，那样战事便要拖延下去，直到把担着这副重负的不幸百姓斩尽杀绝，并且害及各样的买卖。叛军实在没有治理之能，这是不容怀疑的。他们不过据着几座城，由各村自己管自己。他们的首领或许懂得一点基督教，可我敢说，叛军中十分之九对此并无真正的见解。但愿政府此时出面干预〔注七十〕。

「　　　　　　　　　　　　　　　　统带　戈登少校

「又及：上述诸事，维特根斯坦亲王大半在场，可以证明所述不误。」

「　　　《中国之友》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二日星期六

「今日我们刊出一件文书；多年以来我们所读过的东西，不论幸与不幸，这一件要算最可注目的了。它出自戈登这样有才具、有地位的人之手，使我们不止于失望。何以如此，且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这位少校的确实位置，看来不过是昆山的副官，权柄还不及程学启；而程学启撒谎的本事似乎有一种奇妙的力量（我们想是靠吸引力），叫人非信不可——尽管少校自己告诉我们，他明知这无赖在撒谎。我们引少校自己的话：『后面这一节我明知是假的，可说来奇怪，前面那一节我倒信了。』

「正是这个程学启，这个怯懦的说谎者，在一切同叛军议降的事上都被倚为左右手。少校告诉我们：太平天国的几位王曾同程学启开议，要献出城门至少四座。我们想这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前。到十二月四日，我们听说程学启因慕王将落入戈登少校之手而很高兴；同一天我们又听说他收下了这位不幸的王的首级。

「程学启接着以抚台使者的身份出现，来『料理事情』——我们想，是料理献城之事。到了这里，少校自称『无能为力』，从这桩『事情』里溜了出去；而这是在他对纳王保证过他要使清方同太平军做朋友、只要得一座城门以免人人被抢之后。

「戈登少校没有告诉我们：在攻取苏州那个『紧要』关头，他何以那样急着要把『萤火号』弄到手。我们请读者注意下面这一段：『我想我出去之前最好先见一见纳王，便到他府上，把他拉到一边，问他是不是一切都妥当，要不要我做什么。他说不要，一切都好。我告诉他我要到太湖去；他便说，何不等一等，他在诸王相会时就要来见我。』——他是料想在抚台那里相会。戈登少校为什么不在场？他为什么不把看着自己对纳王所作的保证兑现当作分内之事？

「少校告诉我们，他发觉纳王府已被抢空时便『不安』起来；然而他在原地一直待到次日清晨四点（至于他何以不自己去叫卫队而打发仆人去，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似乎很难证实他那句话；可是他那两条轮船既这样要紧，他便打发一个人去『给它们下令』，这人却被清军拿住、扣了一个钟头。（那一刻程学启自然正忙着，而戈登少校被扣，真是再凑巧没有了。）接着，程学启失面子、戈登少校不肯再同他往来这一幕令人绝倒的笑剧，恰好紧跟在那场惨剧之后——人在看过沉重的正戏之后，总爱笑一笑！要吓唬抚台这个念头，也被轻轻巧巧地化解了：那位先生——进城去了，在城里他自然是吓不着的！少校便坐上轮船往昆山去。

「临走留下一张条子给抚台。

「少校的信就在读者眼前，我们的剖析对不对，他们自可判断。我们自己的看法是：这位少校因新近折损甚重，怕当时若强攻苏州会被打退，又找着了用叛卖手段自己取城的机会，同时却想把自己从这桩勾当的恶名里摘出去——那么，他的行事必定恰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我们读史不算少，然而记忆中找不出一件可与加于毫无防备的太平天国诸王身上的这桩无耻叛卖相比的事。皮萨罗在秘鲁的行事，比起这个来算不得什么。一个印加王、一屋子财宝，同苏州这几位推诚相信的王一比，是小事。现在我们请一切心地端正的人看一看戈登少校对纳王说的话，我们照原文引在这里：——『我说我想使清方同叛军成为好朋友。说自从这场叛乱兴起以来，清方已经大为改变，因为怕外国政府，不敢再像从前那样行残暴之事。』——再把他自己所述加于康、纳、协、宋四位王身上的暴行比一比。

「我们对这些事实的评论，是根据戈登少校自己的陈述；他若找不出开脱的法子，我们已把他放在一座无耻的高台上，叫他不容易下来。自戈登少校同程学启（一个满清说谎者的绝好样板）一起与闻献城之事的那一刻起，他就该挡在那位屠夫抚台和那些推诚相信的牺牲者之间；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荣誉即其魂魄），他宁可舍命，也不该使自己落到被全社会唾骂为头等奸人的地步。

「戈登少校无疑会觉得我们待他太苛；可我们向他保证，我们所说的决不是要攻讦他个人。我们不过是就他自己所述苏州近日之事加以评论罢了。他被那个说谎者程学启和抚台所愚弄，也许是实情。看他那样老实地根据纳王儿子的话告诉我们『忠王是愿意过来的，丝乡的百姓也都一样』，我们倒有一半相信事情正是如此。他还告诉我们，『叛军没有治理之能』，说他们竟容『各村自己管自己』；又说『首领或许懂得一点基督教，可叛军中十分之九对此并无真正的见解』。

「戈登少校在这一点上的见闻，倒叫我们相当诧异。我们在中国已经多年。满清所珍重的庙宇与偶像，太平军是怎样对待的，我们都见过；到今天才来告诉我们叛军对基督教有些什么『见解』，未免太晚了。

「末了，戈登少校盼望『政府』出面干预。他说的自然是英国政府。倘若还缺一句话，能使戈登少校在全欧洲、全美洲眼里显得可鄙，那就是这最后一句了。什么！在戈登少校自述苏州所发生的事之后，英国政府还要出面去替满清撑腰！戈登少校！我们本以为你不但是在中国供职的英国军官，而且是我们君主治下一位有荣誉的臣民；不想在苏州那桩穷凶极恶的背信之后，你竟写得出这样一句——『但愿政府〔英国政府〕此时出面干预』。

第二十四章（之三）　苏州惨案与戈登的辩解

「他若没有添上末了这一句，我们本可以把一切都原谅戈登少校。什么！英国人的政府，要去扶持一个照戈登少校自己所述、背信到无可比拟的政府！无论在这里还是在世上任何别处，没有一个英国人不会为戈登脸红，不会为这样一个时代脸红——在这个时代里，居然有一个英国人主张去帮一个践踏了一切条约、连人间所公认最神圣的义务也一并践踏了的政府。

「至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行伍中的冒险家，也许不懂得何以『兵不厌诈，情场亦然』，可是我们在此要抗议：一句郑重许下的荣誉之言竟被破坏。戈登少校必须为自己洗刷，否则他留给后世的，不但是『无荣无颂』，而且是一个把血卖给程学启和现任江南抚台的坏东西。

「戈登少校告诉我们——实在说是问我们——『此时岂不正是外国政府出面议定条件的时候么』，这话听来，仿佛他以为外国政府真能设想在北京的权柄之下会有一个诚实的中国人。可是，任凭维特根斯坦亲王或别的什么权贵作证，我们仍旧倾向于相信：不幸的太平天国要向满清的道德学的东西很少，要向那班荣誉可以买卖的雇佣兵学的，就更少了！」

有人也许觉得上面所引这篇文字待戈登太苛——他们读过下面这几段之后，也许会改变看法。这几段录自《中国之友》副主笔在那桩大叛卖之后不久赴苏州一行的记述。我宁可录这篇经过证实的目击者的描写，而不自己来叙这些事实，因为苏州被出卖之后我并没有进城，所以后来那场屠杀（以及别的几处有争议之点）我不能凭自己的目睹作保，虽然在别的方面我有极有力的凭据，证明所传的那些暴行确曾发生：——

「　　　经昆山往苏州纪行

「离开上海之后，我们这一条路（或者说这一道河）穿行在一片低平的地方，四面八方有数不清的河道纵横；这是中国最肥沃的土地，一直铺到天边，望过去并无阻隔，只有无数坟墓、牌坊和瓦砾堆点缀其间。天气虽极好，却因地方上空无人迹而显得压抑；目力所及不见一人，那无边的荒芜休耕的田（从前中国的花园）更加深了冬日在乡间总带着的那一股愁意。岸上虽已荒残尽绝，水上却不然：官家的陋规关卡四处冒了出来。

「在黄渡我们当真被拦住了，要向我们的老大勒索四百文。我们一时按捺不住，便就地把我们对盗窃的抗议写在了那无赖的肋骨上；而且字字圆整、笔笔分明，我们尽力要教会这个满清强盗一个道理：陋规越重，买卖越少；买卖越少，税课必定越薄。满清的人，以及主张莫里尔税则的人等等，几时才学得会这一课呢？

「此外还有几个苦人用鸬鹚打鱼（这情形前人写得太多，我就不说了），这便是此地人口的全部了。末了，昆山的塔望得见了；我们在乡间走了一程（船跟在后面），便到了城里。

「我们自然要去看一看此地的『名物』。他的脾气似乎坏得厉害；不过还是给了我们去苏州的通行票。撇开譬喻不说，戈登少校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且说三十岁），肩膀上并没有长着一颗老成的头。我们想，沉着大约是他在战阵上时常显出的一种品性；我们登门拜访时，他在自己家里确实把这品性显了出来。

「十二月十八日，从昆山走了十五英里，我们到了苏州城外的营垒。那里显然经过一场恶战。营垒里面无数的实心炮弹诉说着屠戮的经过；四面八方还横着许多没有埋的尸首，虽然已经有不少被扔进了河里。那天晚上喝茶时，我们都用心避开这个话题。再走四五英里，便到了苏州高耸的城墙下。进了城门（娄门），一道极大的石墙和水门（护着外面的棱堡）将永远是太平军魄力的一座纪念碑。我们头一件事自然是去看苏州的『名物』——那位声名狼藉的抚台。这位大人的衙署（从前忠王的衙门）确实令我们『叹服』，可当得起『明朝』二字，因为它正是照那个式样造的。

「这一类建筑我们看过几百座，可苏州的塔确实是我们所见过最好的。上塔时我们数了二百二十级，估量从塔基到塔顶约有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英尺。塔共九层（照例是单数）；可我们登到顶上时，眼前所展开的景象，很值得这一番辛苦。那广大的城池就在我们脚下——中国的威尼斯——有几百条河道纵横其间，宝塔与庙宇（都是中国那种帐篷似的样式）点缀着，使那一望无尽的瓦顶不致单调。

「城中好几处被清兵放火烧屋的烟遮住了。

「十二月十九日，我们先递了名帖，去拜程学启。等他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工夫端详一座极精美的英国钟（是从慕王府里抢来的），那是『接客厅』里的主要陈设。

「钟面上方是一股喷泉（玻璃做的），下方是一幅田园景象，有牧童牧女的小人在动，其姿态是世上所无的，可以上比阿卡狄亚——这一切都由钟里的机括带动。程学启终于进来了，起初把我们当作第二个布朗将军，因为他一开口就替李抚台辩护。我们告诉他我们究竟是什么人之后，他忽然变得极其矜持，我们便客客气气地告退了（因为太平天国几位王的下场，我们记忆犹新）。

「其时还是正午，我们便决意去看看附近忠王书办的住宅。

「到了那里，才知道这房子不但被抢了，而且里面值钱的家具都被清兵砸得粉碎。

「在后进我们发现一座大堂，门楣上还留着叛军的一块匾——『天父堂』。可真正使我们吃惊的，是墙上挂着一整套精致的石印版画，就是天主教徒惯称的『苦路』——那是一连串图画，画着耶稣从彼拉多家到刑场那一段悲苦的路。

「其中一幅我们弄到了手，将永远留着，作为我们苏州此行最可宝贵的纪念；因为我们认为，耶稣受难与受死那一段动人的故事，是被这些为传教士所弃的爱国者领会了的。

「这至少说明：一位太平天国的大员，爱去默想那场可怕的惨剧（为道义而受的惨剧）的种种情景——为了那场惨剧，世人直到末日都要为正义被践踏、罪恶得逞而洒痛苦的泪。

「十二月二十日——这一天天气好，我们决意去看看『飞龙号』和『细丝号』两条轮船。快步走到宝带门，便到了那座『五十二孔桥』，就在桥外看见了那些重炮。

「我们看着那些堂皇的『议和者』，心里只有惋惜：这些炮竟被借给了苏州的屠夫——这些炮竟是英国政府的产业——这两桩事，我们不必再加评论。

「管这些炮的是贝利上尉，管得很像样！他的款待，是我们在苏州所得的最后一点愉快的印象——如果把我们一出城墙、走上回上海的路时那一阵松快的感觉除开不算的话。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打听出来（这倒出乎意料），那『刑场』不是别处，正是『双塔』的院子；那些不幸的叛军，就在那里因信了寡廉鲜耻的敌人一句荣誉之言，而拿性命抵了账。我们便决意去走一趟。到了那里，我们看了几块极古的石碑，知道这两座塔远在明朝以前就建了（即宋朝太平兴国年间）；不过我们不打算拿考古的琐事耽搁读者。一走进那院子（约半英亩），只见地上被人血浸透了！作它沟渠的那条河，在杀了二十天之后，水还泛着红——马格里医生部下的军官都可以作证。那地面三英尺深都发着血腥（而且是中国最好的血）；虽说除了正午以外，天气并不助长腐坏，苏州位在北纬三十一度二十三分二十五秒、东经一百二十度二十五分，因此即便在冬天，气候也算得暖和。

「向我们说明的中国人告诉我们：有三万叛军被牵到这屠场上处死。我们有足够的凭据可知这数目极大；我们并且有一位欧洲目击者为证：这条河里塞满了被斩的叛军，官府只得雇船夫来清理，用篙子把尸首推出城外，推进大河里去。

「我们离开那『刑场』（行路的人凭『双塔』便可认出），被眼前这些人屠人的可怖凭据弄得心神发软，感慨难当。英国人打仗，难道就为了这个？英国的炮被英国人民的代表借出去，难道就为了这个？『世界第一国』和戈登、马格里这两位苏格兰人打仗，难道就为了这个？

「愿罗伯特·布鲁斯的英灵不许有此事！愿苏格兰高贵的子孙唾弃它；愿整个基督教世界，以自由之名，对苏州那不可言说的背信、可怖的叛卖和残暴的屠戮，提出抗议！

「十二月二十二日——昨天的见闻虽使我们恨不得早早离开苏州，我们还是决意去看一看慕王府的废墟；那地方虽已烧得干干净净，显然曾占着好几英亩的极大一片；半熔的大铜器挡着去路，门口只剩一面孤零零的鼓还守在那里。

「我们看着他府第的残骸，心里有一种凄凉的欣慰。

「在那许多叛徒（他那几位同为王的人）之中，他一个人忠于自己的旗。他知道满清的『信义』是什么东西，而他死在太平天国叛徒的手里，正是对他的颂词。他的英灵若还能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必得庆幸：满清并没有从毁掉他这件事上得着好处——连钱上的好处也没有。

「抚台那无耻的野蛮若还能开脱；他那穷凶极恶地践踏公道与正义的行径若还能原谅；他那无可计量的暴行若还找得出一点诡辩的理由来，那理由只有一条——他出卖的是出卖自己事业的人：他是叛徒的叛徒，他对那几个变节的王失了信。

「我们心情沉重，急急从慕王府的废墟赶回船上，立刻吩咐水手起碇回上海。

「我们刚出城门，就有忠王一名可靠的使者把一封信送到我们手里，发信处是嘉兴府；读到下面这几句时，我们是什么滋味：——『你们外国人同满清一样，没有信义！你们骗了我们！』我们身为外国人，把这里面所含的苦味全尝到了。我们是他私交的朋友，竟被比作背信的满清，真为自己的国籍脸红！

「我们坦白承认：倘若我们真以为剑比笔更有力，我们早就佩上剑，再去给自由这桩光荣的事业做一个『见证』了！我们很想向太平军证明：欧洲各国并不都是毫无原则的说谎者，并不都没有人间所公认的一切美德，也并不都不懂那部圣书所教的道理——看他们的行事，人还以为他们不知道有这部书呢。我们苏州往返一行，就说这些。

「　　　　　　　　　　　　　　　《中国之友》副主笔」

苏州那场可怕的惨剧，可以算作英国那一段不义方针的终点——这一段方针，起于英满联合舰队的编成，起于戈登少校和别的军官被雇出去，起于那几道可耻的、授权以海陆兵力支持满清的枢密院令；而事后却又宣称：在这一段时间里中立的章程始终有效！他们这套方针造成了这样可怕的结果，是否足以打动帕麦斯顿内阁中首倡此议的那几位先生那所谓基督教的、文明的信念，使他们肯谦卑地承认自己的错，并且试着走上那条容易得多的正路、去补救已经造成的冤屈，是很可怀疑的。然而英国人的心气终于按捺不住了；由于人民在议会中的代表异口同声，政府不得不撤销他们先前那几道把英国的兵力交给满清为恶所用的枢密院令。

英国人因此或可自慰：他们已经把自己所造成的暴行撇清了。可是正因为他们那套错误的方针完全是这些可叹的结果的起因，他们在道义上便要为此负责。然而举国的同谋或许还可以含糊过去；至于在事地的那几位经手人、尤其是为首的戈登，他们的参与，是任凭怎样设想也开脱不了的。

戈登少校当初倘若辞了满清政府那位地方奴才手下的差使，在自己被牵进他们那些血腥与叛卖的勾当时立刻同他的「同袍将军」们割席，他的荣誉本可免于被人疑心，他的名字本可免于永世的恶名。他若还有一丝一毫的自重、仁心或基督徒的情感，是决不可能走别的路的。然而——这件事在心地端正的英国人看来必定永远难以置信——戈登少校在昆山狡狯地过了两个月，仍旧统带着英满的那支队伍，仍旧领着雇主的薪水，随后便同程学启与李抚台这两个嗜血的怪物、彻头彻尾的出卖者重新共事去了。

人论人看行为，不看言语。戈登曾说过，他的朋友所行的那些令人发指的野蛮之事使他厌恶到了极点；然而这份心情并没有使他拒领他们的薪水，也没有阻住他在两个月之内回去参与新的暴行，更没有使他震动到不肯那样早就同那些把同一个洗不掉、脏不尽的印记抹在他身上的血手之徒重归于好。这位英国军官自然是在回去供职之前，先使他的满清主子写了一道措辞狡狯的中文公文，声明苏州那些推诚相信的牺牲者被屠杀，他实在并未与闻。满清一方自然也满口说出一切所需要的话，而且说得啰啰嗦嗦——因为他们要留住戈登少校的效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政府的助力），否则他们在太平军面前仍旧是无能为力的。不久之后，这位少校除了重新受雇之外，还写了一封公函作为报答；在这封信里，他把先前那股厌恶忘得干干净净，竟有那样离奇的胆量，不但替抚台那举世无双的暴行开脱，还请卜鲁斯爵士不要再为此事提出任何交涉〔注七十一〕——而这些事已经严重玷污了大不列颠的荣誉，唯有最迅速、最无保留的撇清，连同完全停止对满清的一切纵容与帮助，才能把这污点从她的纹章上抹去，才能使她的方针免于同谋之讥。

说来于戈登少校的名声不利：自从他被抬举到李抚台那支英籍雇佣军「将军」的地位以后，他对阴谋与怂恿叛卖已经太习惯了，以致对苏州一事生不出正当的义愤；而且他在那桩密谋施行之前，也可能已经知道一些，所以并不曾震骇到肯丢开他每月一千二百两（合四百镑）的进项。白齐文那支太平军队伍变节时戈登的行事，便是上面所说这种做派的一个样本，而且是极有力的一个样本。那些投他的欧洲人，是他许以官职、许以贿赂、又许给那些打厌了的人安然到上海的路，才被引得背弃太平天国事业的。有些人看错了，把这件事归到这个人的仁心上——这个人宽纵了对他自己保证过性命的俘虏的残酷屠杀，在英国对太平军那场无可辩护的敌对行动中以主要经手人的身份参与了生灵的大量毁灭与地方的大片荒残，而对于他协力击败的那些人的性命，他从来不肯费一点事去救。要说戈登把许多叛徒（多半是下流的美国流氓）在自己队伍里委以种种统带之职、以此酬他们，还能算是他的什么「功劳」，那只能是一套极松懈的军人荣誉准则；而他——一个号称英国军官与绅士的人——竟张开两臂把这些人收作同席的袍泽与同僚；更不足称道的是，那些他没有收作「朋友」的，他也替他们弄到了钱上的酬报。

戈登为自己同李抚台重新结盟而写给卜鲁斯爵士的那封信，载在议会文书里，前页的脚注已经说明。这件文书极要紧，因为它显出戈登同清方关系的性质，所以我把它全录于下，然后逐节细加剖析。

「　　　第九号附件一

「　　　皇家工兵戈登少校致卜鲁斯爵士

「　　　苏州，一八六四年二月六日

「敬启者，卜鲁斯爵士台鉴：——

第一节：「因为我若再让这支队伍在悬而未决之中按兵不动，必将生出危险，我已同抚台议定，由他出一道告示（他会送给阁下），洗清我同近日处死几位王一事的任何干连；我并已决意立刻动手。」

第二节：「促使我如此的理由如下：——我确知白齐文正打算回到叛军那边去；确知有三百名以上品行不端的欧洲人预备去投他们；又确知我若辞去这差使，抚台不会再接受另一位英国军官，因此政府也许会被人塞进一个外国人去，不然这支队伍就要落到华尔、白齐文一流人手里，而这等人的行事我们是时时放不下心的。」

第三节：「我明知自己就要走的这条路很可能招致极重的责难；可是无人可以商量，而我既知道北京当局会支持抚台的所作所为，我就打定主意冒这个险。若依我自己的心愿，我此刻就该走，因为我至今毫发无伤，而且出奇地顺手。可是那群被称作昆山之军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危险的东西，我有责任看着它尽可能平静地解散；并且在解散的过程中，还要使它对清朝政府有益。」

第四节：「我若出战，料想这场叛乱再支持不过六个月。我若走开，而政府又不支持清方，那就可能拖上六年。我打算从叛乱的心腹上斩过去，攻取宜兴与溧阳，把它截成两段。」

第五节：「我就要走的这条路若合阁下之意，我很愿听到；若不合，我也预备受一顿好责。不过我知道，促使我的并不是私人的考虑，不过是我自以为这样最有益于我国政府的利益罢了。

「我料想抚台并不要这支队伍去攻南京，因为曾国藩有自己取它的意思。」

第六节：「抚台的行事，若他的话可信，倒也有几分可以减轻其罪的情形；我虽然对此事感触很深，却以为我们很难指望他有欧洲的总督那样的识见。

「这封信可以使阁下在此事上免负任何责任。承蒙惠书，不胜感谢，容当即日奉复。专此，　　　　（签名）戈登」

第七节：「又及：阁下若肯把此事搁下，让我自己对我在此事中的行为负责，我想这比逼北京政府惩办或降黜抚台，更有益于我们同北京政府的和好。　　戈登」

按：信中加着重的几处，就是下面所要评论的。

戈登少校来信剖析

第一节。先说这头一个前提：戈登少校有什么权利，把清方可能遭遇的危险拿来作借口，去同那班背信而野蛮、并且已经把他牵进他们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里去的坏东西重修「友谊」、重结「盟好」？戈登少校身为英国军官，特地在那里执行本国政府的方针，并且把他行为的责任留给政府去负，他的本分是简单而明白的。他要免去参与苏州叛卖与屠杀那份万世洗不掉的罪，就该把这两桩事一概撇清。他走的是哪一条路呢？他写了许多、也说了许多关于厌恶、义愤、骇怖等等的话，却从来不曾有任何行动去兑现这些若无行动便一文不值的表白。从我们所见他真正做了、而不只是说了的那一部分看来，他居然有那样举世无双的胆量、糊涂或者奸诈，去同抚台「议定」条件；而在友好的基础上同他有任何来往、任何商议、任何通信，都等于直截了当地宽纵并赞同那些暴行——对于任何有荣誉、有仁心、有基督信念的人，那些暴行本该使他非同一切利害与将来的瓜葛彻底决绝不可。

第二节。说戈登「确知」白齐文打算重投太平军，这话最好的反驳，是下面这一段录自上海《中国之友》报（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一期）的文字。该报是一个欧美侨民不足两千人的地方几家主要的喉舌之一，对身边的事情总可算消息灵通；何况那位主笔同白齐文私交很熟，并且同我一样知道：白齐文对太平天国的事业并无热忱。

所说那篇文字是这样的：——

「至于戈登对卜鲁斯爵士所说，他确知白齐文打算回到叛军那边去，又说有三百名以上品行不端的欧洲人——〔这个估计荒唐透顶。白齐文在太平军中的整段时间里，样样似乎都于他的事有利，他所能弄到的欧洲人也从没有超过三百的三分之一〕——打算去投他。这话写于今年二月；我们却更加确知：在那个时候，白齐文既没有打算这样的事，这一带也没有三十个——三百的十分之一——欧洲人可供这一类勾当之用。戈登写这句话时，或许自以为写的是实话；可他的常识本该告诉他：这件事之不可能，正如它后来被证明之不确。我们说他『或许』自以为写的是实话。不过我们也不能不说，我们对此是怀疑的。要知道，戈登同我们一样明白：叛军从来不曾求过外国人的帮助，并不乐意见他们在自己队伍里，而且向来提防他们。戈登更清清楚楚地知道：白齐文离开苏州时，便是永远离开了叛军的差使；他对那差使已经厌烦恶心；他此后若还打算过什么，那也是想做一个独立的海盗，而不是做太平天国的将军。不过这句话——无论管它叫编排、叫有意说谎，还是叫别的什么——放在它所要放的地方，也就是北京，倒是很合用的；那地方离事发之处极远，当时根本无从驳正。」

上面这一段驳倒了戈登同那位冷血杀人者抚台重结血盟的所谓「理由」，其中的事实，凡熟悉此案的人都无可争辩；除此之外，另有一层有力的理由可以证明他所言不实：——

一、我们可以十分确信：太平军决不会再要一个曾经出卖过他们的人效力。就我所知忠王的看法，这一点我是很有把握的。二、再说白齐文自己大概会怎样行事。他是在苏州尚未陷落、太平天国的前景比戈登写那句话时好得多的时候背弃这桩事业的；那么到了形势已经绝望的时候，他自然更不会愿意去投。三、至于那「三百名品行不端的人」，雇佣兵决不会去依附一桩正在败落的运动；实在说，这运动比当初白齐文那支太平军队伍逃走时还更「无利可图」——那时他们尚且觉得没有足够的好处值得留下。这几层道理，必定要把戈登所举的「理由」打坏，因为它们表明：一切常识与情理都指向恰恰相反的结论。可见在道理上，戈登的「理由」是站不住的；而在事实上，他的说法完全被证明为不实。最有力的一条，就是白齐文并没有去投太平军，而那神话般的「三百人」此后再没有人听说过。

第三节。戈登这封信里的这一节，所含对他自己那些「理由」的指斥，大约是可以设想的最重的一种了。他说「他明知自己就要走的这条路很可能招致极重的责难」，又说他「既知道北京当局会支持抚台的所作所为」，便打定主意「冒这个险」；这就是说，他知道满清政府会赞许那桩把他牵连进去的叛卖与屠杀；然而他的是非之心竟歪斜到这个地步，居然拿这件本该使他更非同满清决绝不可的事实，当作重结血盟的理由。

至于戈登背着自己的同袍把他们称作「乌合之众」，那种不厚道、甚至近乎背义的做法，这篇剖析末尾所引《香港每日新报》的一段文字说得很好。

第四节。这封信的这一段，显出一股颇为好看的自负之气。写信人若再出战，叛乱便支持不到「六个月」；没有这位伟大的武士与之为敌，它就要支持「六年」。好吧，这位吹牛大王果然出战了，可是「叛乱」依旧兴旺。可见这位自吹自擂的人，还很谦逊地把自己的身价只估作任何别的可以统兵对付太平军的军官的十二倍罢了。

第二十四章（之四）　卜鲁斯爵士的公文

第五节。关于他这一番并无私心的表白——「我知道，促使我的并不是私人的考虑」——我请读者看一看这篇剖析末尾的几段，便会发现这句话同出自同一人之口的别的话一样靠不住。至于戈登对「我国政府的利益」那份过分的关切，以及他在信中第二节里所说的「我若辞去这差使，抚台不会再接受另一位英国军官」，前面所引《中国之友》那篇文字，从我们搁下的地方接着说：——「同样『靠得住』的，是那句说他戈登若辞去中国的差使、抚台便不会再接受另一位英国军官的话。戈登是从哪里得知这件事实、或者这个故事的？英国军官身上究竟有什么，竟叫这位署理总督这样讨厌？戈登真正的意思是：我若走了，『政府』在别人身上再也找不到像在我身上找到的这样一个忠顺的工具。」

第六节。在这封宝贝信的这一部分，竟恬不知耻地声称：抚台在苏州背信、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俘虏一事上，「倒也有几分可以减轻其罪的情形」——而那些俘虏之所以投降，完全是凭戈登自己所保证的条件。

第七节。这一段附言，给我们所评的这封信里那种恶劣的立身之道与不通的推理作了一个相称的收梢。戈登竟有胆量请人把这桩「事情」——它所关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品格（那倒无足轻重），而是英国军队的荣誉和英国本身的清名——「搁下」，并且以为：既然英国那几位极好的满清盟友在英国军官的帮助之下、并且当着英国军官的面行了那些令人发指的野蛮之事，给英国招来了无可计量的耻辱，那么此后便不该再对此表示义愤，好同北京政府保持「和好」。

在结束对戈登这篇重与抚台共事的辩词的剖析之前，还须再说几句。第一，从他自称所据的那三条「理由」（第二节）里，决推不出一个充足的缘由来。即便我们姑且承认那几项说法——白齐文打算回到叛军那边去；有三百名欧洲人预备去投他；抚台不会再接受另一位英国军官——它们又能引出什么结论呢？不过是：这几种料想倘若成了事实，那么这一局面对满清或许不利。如今戈登既挑中这一条作为他轻轻巧巧把苏州一事揭过、重新出战的借口，那么十分明白：无论他是不是有意表示这个意思，他这样做是为了他那些清方朋友的利益；于是那三条「理由」便归结为一句：对满清的本分。何况从这封信通篇所主张的自行其是看来，写信人并不曾拿对本国政府的本分作幌子来替自己辩护。英国军官，实在说，全体英国人，对戈登这种离奇的推理都尽可以觉得诧异和厌恶：他不过是一个地方官（李抚台）雇来的雇佣兵，在清朝的职官里全无名分〔注七十二〕，竟把对满清的本分当作理由，去宽纵那些他们已经把他牵连进去的暴行，并且替自己将来参与那些同样为一切文明与基督教情感所憎恶的行径辩解。

现在再说这「本分」一说究竟值多少。戈登要么是满清政府的属员，要么是英国政府的属员。当英国下议院逼迫大臣们因苏州屠杀而撤销那道准许满清雇用英国军官的枢密院令、并召回一切受雇的人时，戈登终于被从抚台处撤了回来。这就证明他实在是英国政府的属员；这不但推翻了他那句言外的「对中国政府有本分」的话，而且实际上否认了对他投靠抚台、在苏州惨剧之后重新出战一事有过任何纵容或认可。于是毫无疑问地显而易见：戈登所走的那条路，完全是出于「私人的考虑」，是由他自己负责的，既不合于对本国政府的本分，也不合于对满清的本分。

能用来说明戈登这番行事的，此外只剩三种动机。第一是对上帝的本分——可这一条从来没有人加在他身上，加了也是极大的亵渎；第二是博爱，这是他自己和他的朋友都标榜过的；第三是钱，这一条被人提起得最多。博爱这个动机，待我们说到有人把它加在他身上的那件事时，马上就会被驳倒。除了《德臣西报》一家之外，中国全体欧侨报纸都为戈登同抚台在苏州的瓜葛而惋惜；等到他们发现他安安静静地守着自己的职位、把那桩背信的屠杀置之不理时，这些舆论的喉舌就更加愤慨了；随后，关于许多人相信才是他重新出战的真正缘由的那些唯利动机，传言也就不少。戈登少校不但使自己名声扫地，连他所属而又如此不堪为其样本的那一行，也被他带累了。试看下面这一段，录自《中国之友》（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日一期）：——「戈登少校倘若当真又同李抚台合伙了，那么我们照『看人看行为，不看言语』这句老话去衡量他的动机，他可不要怪我们。看来他近日拒受恭亲王手里的赏赐，不过是因为那赏赐太少，不够他受，而不是因为它太脏。他退居昆山，是一着稳妥的巧计，为的是平一平舆论对苏州屠杀的议论……我们希望他讲定的是数百万卢比。一个靠运气吃饭的军人，为什么不该发一笔财呢？等这位少校回到苏格兰，他那些『精明』的同乡里，可有人会不识趣地问一句这『银子』是从哪里来的么？不错，穿着维多利亚女王制服的军人也许要支支吾吾、咳嗽两声、作出怀疑的样子；可我们要对少校说一句：一个英国军官既可以卖自己的剑，别的人就没有权利对价钱说三道四……银元能遮住一切短处，而一个有钱的军人，买得起他强求不来的敬重。让这桩杀人的买卖照它向来的样子兴旺下去吧；愿戈登少校尽情享用满清所能给的一切财富，并且享用那种忠顺的奴役从不曾亏待过正直之士的心安理得！忠顺之心在『名利场』上不是可以买卖的么？——而这，难道不正是我们该在一位英国军人的行事中指望看到的么？」

这篇文字倘若是照字面当真说的，那大约就点出了戈登的立身之道。拿荣誉的准则、文明的道德和基督的教义去衡量他，似乎很不公平，因为他对这些约束既不见得领会，也不见得遵守；因此报纸在指斥那些行为时，或许过于严厉了——在这件事上，那些行为说不定倒还算得上有德呢。

现在我们用下面这一段录自《香港每日新报》（一八六四年十月）的文字，来结束对戈登那些「理由」的剖析；这段文字说的是信中第二、第三、第五各节，末了径直指斥他同抚台合伙是出于唯利的动机：——

「我们相信，人人都知道：戈登倘若走了，接他手的便是马格里。可以断定的是，当初戈登被提名时，马格里也曾谋过这个位子；而他后来又完全博得了抚台的信任，那么这件事是不大有疑问的。

「由此可见，戈登的那些托词都是浅薄的遁辞，一经真相的检验便一刻也站不住。他承认自己可能招致极重的责难，却又说：『我既知道北京当局会支持抚台的所作所为，我就打定主意冒这个险。』这真是一套好推理！

「他接着回过头来对付自己的同袍——骂他们是一群危险的乌合之众，『他有责任看着它尽可能平静地解散；并且在解散的过程中，还要使它对清朝政府有益』。

「撇开戈登在抚台背信、诸王被杀两事上那种毫无原则的行径不谈——那种行径必定要把耻辱堆在他名字上，使他此生再也不能正眼看一个正直的人——我们怀疑，翻遍整部史册，是否还找得出第二个得胜走运的统帅，像戈登在我们眼前这封信里对付昆山之军那样，用这等可耻的、我们还要加一句、背义的方式去对付自己的同袍。请读者想一想：戈登带着昆山这支队伍打过多少次胜仗——而在他这样背义地指斥他们的时候，他正要带他们去打的那一场战事里，他们的表现又是何等出色！他们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是他们成就了他；而他们纵然再坏，我们也怀疑他们中间可有一个人，背离他自己所定的荣誉准则，背离得比戈登重投抚台更直截；更怀疑他们中间可有一个人，出卖自己的同袍出卖得像戈登在我们眼前这封信里这样厉害。

「卜鲁斯爵士三月二十一日自北京致罗素伯爵的一封信里，附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给他的一封信，透出了这样一件要紧的事实：二月初光景戈登上校在苏州同抚台会面时，赫德先生在两人之间充当通译。赫德先生如此出面，名义上的缘由是让抚台得以自辩；而照赫德先生所说，抚台自辩得十分圆满。戈登在那封禀告公使他已重新出战的信里，为什么不提这样要紧的一节〔注七十三〕？署理领事马凯姆在那封禀告和解一事的信里，又为什么对这一点只字不提？布朗将军何以竟不知道这件事，或者知道而把它按下？这件事何以瞒得公众如此严密？这几位官员的公文里，连赫德先生在场的一点风声、一点暗示都寻不着，更不必说那位先生所说的、在那次会面中已经办成的替抚台彻底开脱了。

「答案是明摆着的。赫德先生素有令誉，地位很高，是一位真正忠实的属员。各位官员极信得过他，他的话是很有分量的。他们若打发他带着五万两的条件去见戈登，这位上校尽可以放心：这笔钱不但会存进他所指定的伦敦任何一家银行归他名下，而且这桩交易会守得密不透风。

「读者，戈登何以舍了立身之本、赫德先生何以要走一趟苏州，这里就是线索。」

在叙述戈登重新出战以后的事、并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收尾之前，还须评一评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爵士所写的一道公文。戈登重投抚台一事，所曾得到的唯一的权准、或者说唯一的官方认可，就是这件文书。我们非说一说它不可，因为那是一个完全有条件的认可，而那些条件从来没有被遵守，所以它自然归于无效。因此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事实证明出来，以免有人拿它来替戈登卸责、甚至替他的行事辩护。下面这道公文就是所说的那一件，可以看出，它正是对戈登那封信的复文：——

「　　　北京，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二日

「先生：——二月六日来函收悉，备述阁下所以继续同江苏巡抚协同用兵之由。本使已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对阁下所取之途径，本使不觉有加以干预之必要；惟本使之默许，系以该国照会本使之公文中如下一节为据，即：此后凡有外国军官与闻之军事行动，均应遵守各国通行之战争规则。本使并当将该照会之节录抄送阁下，以为遵循，并作为此后议定之办法。〔一〕

「本使已得最有力之保证，谓此节必当严格遵守，并当训令李巡抚照办。苏州之事决不可再演，其关系之重，无待本使缕陈。

「来往文牍既已如此，阁下随即复出用兵，因而自招敌意之物议，其动机本使深为体谅。阁下本可只陈述此举所以合宜之理由，把决断之责推给别人，自己不先有所行动。

「然而阁下似觉得：身为一支中国队伍的统带，又是唯一彻底了解这支队伍的成分、以及这支队伍一旦处置失当会生出何等危险的人，决断既须以阁下的陈述为据，阁下便把这份责任担了起来。

「阁下这种光明磊落、有丈夫气的行事，使阁下有权听到本使对此事的坦率意见。

「本使以为理应向阁下说明：本使所以赞同阁下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使深知阁下统带这支中国队伍期间所秉持的高尚动机，深知阁下在钱财事上所守的无私之操，并深知阁下在把白齐文和他那些受了迷惑的同伙救出苏州一事上所施的有利于人道的影响。〔二〕

「本使深知阁下在重重险阻与诸多沮丧之前，是怎样坚忍不拔地一意推行江苏一省的绥靖。阁下使这一省不再做叛乱的战场，使它受苦的居民重得安居、重得不受扰乱地操作生业；阁下尽可以自慰：阁下所尽之力，既有益于真正的人道，也有益于重大的物质利益。〔三〕

「倘若阁下被迫撇下未竟之功，倘若这支中国队伍忽然解散或溃散，以致上海重蹈这两年来所受的那种危险与不安，那将是一桩大不幸，是我们在中国的难处上又添一重难处。

「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指望无限期地驻兵上海；而在本省确立一套合乎中国人见解与习惯的民政之前，在构成太平叛乱力量的那些乱民与匪徒分子被削平、或被彻底逐出本省边界、使这不幸的一省得享太平之前，安宁是靠不住的。

「要得这个结果，我们只能倚仗阁下所统带的这支队伍；而要这支队伍得力而有纪律，阁下在职是不可少的。这样成分的一支队伍，按兵不动是极危险的；因此本使赞同阁下不等苏州抚台行事一案查明的结果便即行动——但以阁下留意此后不使阁下有利于人道的努力被中国官府挫败为条件。〔注七十四〕〔四〕

「　　　　　　　　　　　　　　　顺颂台祺　卜鲁斯

「　　　皇家工兵戈登少校鉴」

〔一〕这里就是卜鲁斯爵士赞同戈登行事所据的条件。我们且看这条件守得怎样。读者若肯费神翻回前一章，便会看到：攻取华墅与无锡之后（有戈登自己一名军官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那封信可以印证），随之而来的是把不幸的太平军成批屠杀，这就把卜鲁斯爵士那个有条件的「默许」完全破坏了。而且下一章还要证明：戈登与清军每攻下一座城，「各国通行之战争规则」都没有遵守，甚至连照那个条件的字面装一装样子也不曾有过——而戈登的行事正是以那个条件为准才被认可的。所要举的主要几例，便是攻取嘉兴府、华墅、常州府和南京。

〔二〕上面所引《香港每日新报》的文字，以及第二十二章里关于白齐文出走的叙述，同卜鲁斯爵士在北京根据戈登自己所供的材料所作的那些关于「钱财」与「有利于人道的影响」的推想，实在大相径庭。戈登插手之前，白齐文早已离开苏州了。

〔三〕读这部史书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几句话之不实：戈登少校事实上不但阻住了太平军对「江苏一省的绥靖」，而且正是他那「一意推行」的侵犯，把本来安定太平的太平天国疆土变成了「叛乱的战场」。至于「有益于真正的人道」一类伪善的套语，我只须请读者看一看《中国之友》副主笔赴苏州的那篇纪行；看一看那位丝商在「绥靖」过的地方的游历；看一看戈登自己两名军官的信，等等。

〔四与一〕把这封宝贝信里挑出来评论的头一段和末一段合起来，我们要简略地说一说那些事实，看戈登是怎样履行卜鲁斯爵士那个附带条件的——「本使赞同阁下不等苏州抚台行事一案查明的结果便即行动，但以阁下留意此后不使阁下有利于人道的努力被中国官府挫败为条件。」在第二十三章里，戈登一名军官的信中有下面这一段，说的是攻取华墅一村之事，而那是在那位满清的官屠与这位英国的武夫和解之后、也是在卜鲁斯爵士公文定下那些条件之后的事：——「华墅攻下之后，叛军中的杀戮极其可怕。被俘的在九千以上，其中据估计有六千人被杀或被溺死，主要出于官军之手。」这一次是戈登自己统兵，可他并没有「留意」使「各国通行之战争规则」得到遵守。单是这一桩明明白白违背英国公使有条件的许可之事，就足以说明：他所庇护的这个人的行事，是违背他的愿望与本意的；也足以把他那附带条件的辩护撤回。而且我们还将看到：此后每攻下一座太平天国的城池，同样的野蛮都要重演一遍，戈登也同样把他上司的训令置之不理——他对那班清方朋友，顾到他们血腥的行径与背信的本性，真可算是异乎寻常地忠诚、异乎寻常地死心塌地了。

《上海记录报》（这是一家支持英国政府对华方针、并支持他们那些极好的满清盟友的报纸）在一八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一期里，这样叙述清将程学启与戈登部属贝利少校攻取嘉兴府之事：——「正如我们所料，嘉兴府献城之后，程学启的兵照例行了那可怕而令人发指的残暴。他们进城时并未遇到抵抗，于是把城里剩下的那些不幸的人（全是不拿兵器的）满满驮上抢来的东西，逼他们搬到清军营线上去，随即把他们斩了，算是付清了工钱！使清方的事业蒙羞的，实在就是这些冷血的屠戮；它们把人的一切感情都磨钝了，只剩下对他们那种打仗方式的十足厌恶。」那座城原是守军已经撤走了的。

《德臣西报》在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日一期里，记戈登的英满队伍连同他那些清方朋友的大军攻取常州府之事，说道：——「两处缺口都被一冲而下，只有几百名几星期前便表示愿降的人得了活命。」这座大城的守军家属与别的居民有好几千人；可是除那「几百人」之外，都在好几天之内被冷酷地残杀了。

《泰晤士报》在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一期论南京陷落的社论里说：——「这一次人命的代价是多少，我们还算不出来。显然是没有发什么慈悲；而且虽说苏州那些背信的行径对欧洲军官必定是个警戒，欧洲目击者的记述却使人看得明白：杀戮是极大的。」照我自己私下所得的消息，以及《中国之友》和别的报纸所说，太平天国的都城是已经撤空了的；因此被清军屠杀的那些不幸的人，大约是病的、伤的，以及无力逃走、或没有足够理由逃走的穷苦居民。

说到戈登那「有利于人道的影响」，但凡心思寻常的人，可能把这样的结果看作博爱么：——战场上成千的人被杀；手无寸铁的俘虏成千地被冷血屠戮；甚至成十万、成百万的人饿死；太平军中所行的基督教与《圣经》的自由流通被毁；佛教重新立起？凡把博爱的动机加在戈登身上的人，既然拿纵火与用兵蹂躏太平天国来说明博爱，那么他们对「爱人类」这件事的见解，必定是很奇特的。

戈登同抚台和解的始末既已叙完，下一章便要说此后的事。

〔注六十〕这道枢密院令颁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九日。参见依下议院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日咨文（赛克斯上校所提）所呈复的《在华中立章程全文》。

〔注六十一〕天将，即团的统领。

〔注六十二〕着重是本书作者所加。

〔注六十三〕忠王提出此议，是以天王准行此策为前提的。至于说他竟想过「放弃这桩事业」，这话既不实，也荒唐，后来的事已经证明了。

〔注六十四〕这里便是戈登赞成那桩叛卖的理由。

〔注六十五〕最先动手打慕王的，是纳王的一个部下。

〔注六十六〕可以看出，戈登在这里承认他不是清朝的军官，而是一个地方官的属员。

〔注六十七〕这句不祥的话，再合上这样一件事实——戈登不久之后便不顾自己对苏州叛卖与屠杀所负的责任，重新同程学启与抚台往来共事——确实使人有些理由相信：整桩惨剧是预先安排好的；戈登之所以退下来，只是因为被全体欧洲人（布朗将军和别的当局也在内）异口同声的愤慨所逼；而他此后所走的路，原是他本来就打算等那阵普遍的激愤稍稍平息、公众的注意不再那样盯着他时便要走的。这个结论对不对，只有戈登少校和他那些满清朋友说得清；可是无论哪一种情形，这位英国人都完全当得起这个指摘。他起初的行事引出了那桩叛卖，并使他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末后的举动则宽纵了那些他假装厌恶的暴行。

〔注六十八〕单凭这句话，就足以使戈登对苏州献城一事的每一处情节负全责。看来一切保证与担保都是他作的，他却从不肯费事去保证它们被遵守，虽然他完全有力量做到。

〔注六十九〕这里又是一桩离奇的自认；因为戈登既以荣誉担保要保全那几个受骗的叛徒的性命财产，却极其从容地跑到昆山去了，对那些信了他这位英国军官一句话的不幸的人，丝毫不曾出力去救。此事之后，被出卖的守军成百成千地被残酷处死。这场屠杀该谁负责——是那些依着自己的本性与野蛮法度行事的满清人，还是那个取得献城、保证了条件、随后又安安静静地听凭自己的誓言被破坏的英国军官？

〔注七十〕这末了一段，不过是一片谎言与荒唐的交织。这位失了荣誉的军官，难道想拿「他们没有政府、对基督教没有真正的见解」这样一个全不相干的议论，来替背信毁灭他自己的俘虏开脱么？

〔注七十一〕参见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下议院咨文复文》所载《卜鲁斯爵士与戈登上校往来文件抄本》第九号附件一。

〔注七十二〕参见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所著《我们在中国的利益》第三十七至四十一页。这部揭露英国对华方针的书，连同蓝皮书里的材料，充分证明：戈登从来不曾领过中国皇帝的委任；他也不曾领过地方当局的委任，而是无委任而效力，实在是一个「擅自用兵的冒险家」。

〔注七十三〕可以看出，戈登那封信是从苏州发的。

〔注七十四〕着重是本书作者所加。

第二十五章（之一）　砖头之战

重开战事、进攻金坛、砖头之战、太平军获胜、战事转急、调度之妙、杭州被围、嘉兴府陷落、戈登的行事、常州府、围城纪事、常州陷落、护王、满清的残忍、议会辩论中国之战、帕麦斯顿勋爵的方针、其谬误、科布登君的主张、莱亚德君、他的失实、辩论摘录、帕麦斯顿勋爵方针的后果、南京陷落、清方的说法、忠王被俘、别的几种报道、诸事撮要、忠王、他在南京的处境、城中诸事、报纸的记载、忠王下落的疑点、自南京退却、报纸摘录、侍王的告示、李世贤的檄文。

一八六四年二月将尽时，抚台的那位「将军」戈登重新对太平军用兵。这一次，看来他完全是自作主张：既不奉他向来的管束者布朗将军（统带英国女王陛下驻上海之军）之命，也不奉抚台之命。因此这一场将要叙到的战事，比前面所述任何一次侵扰都更带着擅自用兵的味道。

英满这支队伍头一步是去打太湖西岸的宜兴城，那地方在无锡西南约四十英里。略一交锋，这类战事照例的结局便出现了：守军抵不住戈登所用那压倒一切的炮火——他出兵之前，刚从上海的英国军械库里把这一门补充过——伤亡甚重地被逐出城；侥幸脱身的退往最近的一座城溧阳。可是他们不久就被追到那里；守将因奉命退守别城，一见这支受过训练的队伍和他们那无可抵御的炮，便弃城走了。

新近从太平军手里夺去的那一带地方是什么样子，戈登自己一名军官（一切战事他都在场）在他的札记《太平军如何被逐出江南浙江两省》里是这样说的。他记那次进军宜兴道：——

「有几条运粮船也走岔了，害得步队饿了几天，因为几乎弄不到吃的，地方上尽是荒废无人。看来自从太平军失去这地方之后，就不大有人耕种了。路边横着几百具尸首，都是饿死的人；就连那少数还活着的，也守着一个同伴等他断气，好从他尸身上弄点吃的。」〔注七十五〕

安安稳稳、甜甜美美地睡吧，你们这些平定了中国叛军的英国政客；读过你们这个雇佣工具亲笔所写的这段证言之后，再来郑重其事地宣讲你们干预中国内战的好处吧！难道还有哪一个人这样不「自由」，竟以为帕麦斯顿勋爵和他的同僚该为他们干预化外中国人的方针所造成的后果负责么？上面所说那些饿着的中国人，他们怎么说呢？

得胜的敌人屡胜得太容易，似乎对自己的本事过于自信，也不像从前那样谨慎了。戈登在溧阳留下一支守兵，又留下他相当一部分炮，随即向西北的小城金坛推进。他为前几次的胜利所陶醉，相信只消他一露面，这一带太平天国的城池便都会归顺，长发的百姓便都会伸到剃头刀底下去；因此他料定金坛不会抵抗，还以为自己几时高兴进城，这地方便会开门把他当作一位「得胜的英雄」迎进去。下文可以看出，他这番自信是放错了地方。

自我离开中国、太平军被逐往内地深处以来，一切消息都出于中国人之口——不实、夸大、而且多用虚饰；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忠王在无锡同我分手之后，把军事上的局面交给侍王与护王二人，自己到南京去同他的君主天王商议。常州府成了护王的大营；而恰巧戈登兵临金坛城下时，金坛也正由侍王驻守——这位将领论才干本领，仅次于总统帅一人。两城都在南京南面的大路上，要维持都城的交通，或者要保证守军万一不得不弃守时的退路，守住这两城是绝不可少的。因此忠王把一万名左右最好的太平军分给他这两位副将，专为守金坛与常州之用；另外又编了一支队伍在野外策应。

戈登进逼金坛的消息到时，两位王正把全部兵力集于常州。侍王带着几千人的一支队伍兼程赶路，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自己投进了城。

三月二十日，英满这支队伍到了城下，喝令献城，却没有回答，因为城堞上寂然无人：既不见兵，也不见矛，更不见一点有人居住的迹象。城门都紧闭着。戈登本指望太太平平地进城，到了却既看不见一个人影，也看不出有抵抗的样子；然而笼罩全城的那片寂静里，必定有什么不祥而可疑的东西，因为他宁可把城墙轰倒，也不肯去叩门求进。重炮推到离城几百码之内；装着给养的船只顺着河道跟上；炮台很快筑起来，而守军那边依旧是同样深沉而神秘的寂静。炮轰的时候，声响都在一边；四围的城堞上看不见一面旗、一张脸、一个活物。连轰了几个钟头，轰出一处又大又可登的缺口，便命英中第一团去攻那寂静的城垣。敌人大声呐喊着上来，抬着竹桥要架过城濠；强攻的队伍后面，紧跟着第二团与第五团的一部分，他们坐船进了城濠，无人阻拦地渡了过去。从城濠到缺口脚下那一小段路很快走完，强攻的纵队开始往上爬。正在这时，一直看不见的守军现身了，并且以一种对攻城者极其致命的方式打破了先前的寂静。他们占满每一处可用的位置，把砖头如雨般不停地掷下来，以致清军虽有外国军官奋勇当先，也无法前进。太平军随即冲进缺口，挺矛猛刺，把他们乱纷纷地赶了回去。敌人三次回头再战，三次都伤亡着被掀下来；短兵相接，他们是全然敌不过太平军的。这时炮火又朝缺口上轰，守者被子母弹、霰弹和开花弹打得伤亡甚重，退了下去。戈登于是命他的参谋长柯卡姆带第二团与第五团新的几连上来，亲自带他们作第二次强攻。可是命令刚下，一颗抬枪的弹子就在他自以为稳妥的距离上找着了他，打伤了他的腿。柯卡姆「上校」极勇敢地带着部下冲进那要命的缺口，爬到一半却身负重伤倒下了。他的部下仍以一种值得用在更好的事业上的勇气跟着军官往上冲，结果又被那英勇的守军一冲，经过一场贴身的死斗之后彻底溃散。那杀人的炮火又一次把缺口上的守者扫光；戈登的副官布朗「少校」带着新的纵队上前，对那张着大口的缺口作最后一次拚死的强攻。受过训练的中国兵和他们的外国军官又一次冲上那染血的瓦砾；可太平军又以不减的无畏迎上来——矛对刺刀与火枪，人对人。一场恶斗之后，攻者终于被赶走，退往溧阳，布朗「少校」和他们所有的统兵官都失去了战斗力。这一仗被称作「砖头之战」，因为守军所用的主要守具就是砖头。

进攻金坛，是英满军队所打过争夺最烈的一仗。他们所以败，是因为没有那压倒一切的大队炮火相助——平日的仗其实都是那些炮打的。清方若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地得着英国的炮、英国的人和英国的军火，太平军是完全有力量对付那几支受过训练的军团的。戈登这一次强攻，折了十四名欧洲军官，参战的兵士折了将近七分之一。金坛守者的死伤必定同样惨重，阵亡的不下六百。

这一时期，太平军似乎拚死一搏，想打败四面围裹上来的压倒之众。在南京、常州府和金坛三处，他们几乎在同一天各自击败了清军。都城的守军大举出击，把曾国藩（清朝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所统那支庞大围城之军的一部打得大败，杀伤甚众。戈登从金坛退到溧阳，险些被追兵包围；当晚他又接到消息：常州的守军出城，把抚台之弟所统那支庞大的围城之军彻底击溃，又乘胜移师于苏州与上海之间，这就不但有重夺新近从太平天国手里夺去的全部地方之势，而且要把他这一支孤立起来，并以一场对上海或苏州的有力牵制，使他的行动得不偿失。

戈登在溧阳留下一支劲旅驻守，立刻带着其余的兵力和全部炮队，去对付从常州出来的太平军。三月二十九日，他在常熟城附近的华墅同他们遭遇，那地方在苏州东北约三十五英里。三十日早上，他见太平军不过三千人，便命约一千五百名步兵去打，自己带着炮队坐船跟在后面，以备接应。同在金坛一样，这位皇家工兵又一次在用兵上被人彻底赛过。护王与侍王都是极高明的谋略家，若不拿炮来对付他们，在这种无定形的战法上，他们是很容易把戈登难倒的。

受过训练的队伍一步步推进，太平军便一步步让开；可是他们这样调度，是要把追兵引进一处他们自己一时看不见的地方去，而一道巧妙地横在那片浅洼尽头的掩蔽胸墙，又帮着把他们遮住。退下去的队伍刚在那道矮矮的工事和起伏的地面后面消失，便从两翼卷了回来，几乎把敌人整个裹住。太平军之所以能这样轻易地把这一调度做成，全因对手推进得不谨慎：追兵一失去所追之人的踪影，就在那片引他们进去的浅洼里停住了。清军再看见对手时，对手已经结成密密的一线，除了他们身后一小块地方之外四面围定，正从正面和两翼冲杀过来。微弱地抵了一阵，折了七名英国军官和二百多兵士，戈登这支队伍的行列便被冲破，整支雇佣的队伍仓皇溃出战场。

照所刊载的这一仗的记述，太平军是护王统带的，「约有三千人」，而且「兵器很差」。由此可见：只要不拿炮来对付他们，他们是完全能同那些有外国军官统带、配着好枪好刺刀的受训队伍短兵相接的——虽然他们所有的不过是少量抬枪、几支不好的欧洲火器，大多数人拿的还是竹矛。

一八六四年春天，太平军以拚死的勇气同敌我悬殊的形势相抗；有一段时间，他们究竟能不能成事，很难说得准。当戈登和清军在太平天国疆土北面各处被打败的时候，法满的队伍和与之协同的各军在南面也遭着同样的命运。二月将尽时，围浙江省城杭州的清军被全城守军一次出击打得大败。约略同时，另一支大军又在离杭州不远的富阳城附近被一支太平军击溃。各位官员在前次挫败之后缓过气来，又得了新的英国雇佣兵与军火，便重新去围省城。三月二日，由德克碑与肖德拉纳两「将军」统带的法中队伍进攻该城，苦战几个钟头，攻下了南面三座炮台；可是当天下午太平军拚死一冲，又把他们赶了出来，他们折了十四名欧洲人和一百多兵士。同月二十九日，围城者重开攻势。法中队伍在一支强大清军的支援下，第二次攻取了城外工事，守军苦战之后退入城内。次日，许多攻城重炮向城上开火，很快轰出一处可登的缺口。又是法中队伍——更确切地说是满清的队伍——打头强攻，却遇着那样英勇的抵抗，乱纷纷地被赶回接应的队伍里去。他们两次勇敢地重整，两次想攻上那缺口；可那缺口有勇敢的心和敏捷的手守着，已成不可攻破之地，两次都被打退，死伤极重。当天收兵时，强攻终于放弃，徒然折了许多人命，徒然耗了大量英国的枪弹炮弹，别无所得。

杭州虽不能被兵力从太平军手里夺去，几天之后却因外来的影响而失守：嘉兴府被敌人攻下，杭州的粮道与交通线都被切断，便守不住了。

戈登动手侵扰宜兴、溧阳、金坛的时候，满清的程学启也带着一支大军，并一支由英籍队伍分遣而成的辅助部队，去围嘉兴府——那城在运河上，约在苏州与杭州之间。程学启是对付太平军的清将中最勇敢的一个；他本是从太平天国这边变节过去的，而我们都知道，这种人作起敌来最狠。我上一次回上海离开那城之后不久，他已经在城下吃过一次败仗。戈登的属下贝利「上校」掌管随军的大队攻城炮，炮台架起不过几个钟头，就把这座注定要陷落的城的城墙轰开了。程学启的兵和他们的盟军冲了上去，却是白费力气，每一次强攻都失败了；程学启自己还受了伤，一个多月之后终于因此丧命。这次受挫之后过了几天，敌人得了大批援兵，又轰开新的缺口，那支人数虽少却极忠勇的守军只得连夜弃城，他们已经失去了英勇的主将荣王，人数也折了将近三分之二。清军终于进城时，把没有逃出城去的不拿兵器的不幸百姓一概杀尽〔注七十六〕，在这场对无辜居民的残酷屠戮中，男人、女人、小孩一个也不放过。皇家工兵戈登上校把这叫作照卜鲁斯爵士那个附带条件「遵守各国通行之战争规则」么？卜鲁斯爵士在无锡、嘉兴等处的屠杀之后，还把戈登的行事称作「有利于人道之举」么？

嘉兴既失，杭州也随之撤空，两处守军都退往大城湖州府。战事的气运这时狠狠地转过去，与这些信奉基督的爱国者为敌了。除了少数几件可纪念的事之外，他们处处被打败——这都因为英国的力量被如此残酷地用来对付他们，而对这股力量，他们向来既无准备，也同样无力抵挡。

戈登在华墅败后退回昆山（英满队伍的大营），不久便有一支一万五千人的清军来会。又有一支由英国女王陛下第六十七团的军官统带的队伍从上海开来支援。清军与全部受训队伍，连同后者那支庞大的炮队，这时又出了战场，向护王的阵地推进。太平军仍旧在华墅村轻装扎着营；侍王给了他们有力的增援，可是大批从敌人那里逃来的乡民使他们大受牵累。

四月十一日清军开始进攻；不过他们受了前几次败仗的教训，这一回全靠炮火，而太平军连一尊炮也没有可以还击的。寡不敌众的守者终于被开花弹从他们那露天的胸墙里轰了出来，死伤极多；又被受训与未受训的敌军从侧翼包抄，退却时被截杀甚惨，还有许多人被俘，又在戈登「将军」眼皮底下被野蛮地处死——这情形第二十三章里一位在场军官的信已经说过。太平军这一次损失极重。侍王与护王虽带着最好的队伍杀出重围，被杀的不幸者至少有八千，多半是乡民。

戈登乘胜把退却的队伍追到常州府。与此同时，各路兵马都向这一点集中，因此不出几天，这城便被一支庞大的清军围住，估计不下十万人。侍王已往金坛去，护王所统的守军能战之兵至多不过七千到八千；可是常州一带凡有身家的人，凡是太平天国的百姓、或在天王政府里任着文职的，至少有一万平民带着能搬的财物和家眷进城避难，于是不拿兵器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不止。

清军已经三次在城下被彻底击溃，围也三次被守军的英勇抵抗解掉，虽然其中两次敌人还得了外国炮队与受训队伍分遣部队之助。经过许多苦战，守者被逐出一切城外工事，被严严地困在城墙之内，围城者当即动手要轰出几处缺口。下面所记戈登与抚台此后强攻这城的情形，一部分是录自一位在事军官的叙述，载于一八六四年五月二日《上海记录报》。

太平军既被逐出城西一切营垒与工事，那些地方又由一支强大的清军占住，戈登便移到东南角对面，动手筑他的攻城炮台；清军则把炮摆在他左边，对着城南。本已议定四月二十七日合力进攻；可是清军的炮台二十四日就齐备了，那些屡次吃败仗的兵又急着要攻，不肯放弃取城的指望，抚台便下令开炮，到下午三点钟轰出了一处极好的缺口。号令既下，强攻的队伍稳稳地推到城濠边，却因桥上出了点毛病而乱了。到底他们还是爬了过去，穿过鹿砦到了缺口脚下，在那里支持了好一阵；可是守者不顾清军的炮和戈登一座横扫墙顶平台的炮台所发那极厉害的掩护火力，极勇敢地守住缺口与城墙，把生死置之度外，逼得攻者伤亡惨重地退了下来。第一天的强攻就这样结束。

戈登的炮连夜架好，又在城濠上架了一道浮桥（守军太弱，不能出击阻止，连一尊炮也没有可以妨碍它搭成的），天一亮他就开炮；清军的炮台也同时开火，去打他们那处缺口上新筑的障碍。重炮砰砰地响，紧跟着是开花弹炸裂的轰鸣，把大块大块的城墙掀起来，把许多守者压在底下；小一些的炮则沿着墙头左右扫射，守军一露头、或一用抬枪火枪开火，便立见死伤。到十二点半，新的缺口已经可登，便给清军发了信号，叫他们从那旧的缺口上攻。英满雇佣兵第四团在霍华德「上校」英勇率领之下冲了上去；太平军也冲到缺口上来，坚决而无畏，被那可怕的掩护炮火成堆地割倒；可是前面刚倒下，后面的人便以不减的勇气冲上来补位。用我们借以成此书的那位军官的话说：——城濠边已经到了，第四团的旗过去了，随旗而上的有霍华德上校、皇家炮队的凯恩上尉和斯塔克波尔中尉，冒着如雨的投掷物与火球爬上了缺口。随后便是那要命的一顿：旗在缺口上招展，守着它的只有几个勇士。守者与攻者都迟疑了。双方对峙了一瞬。「天朝」的天性在短兵相接的恶斗前退缩了。军官们想打破这僵局：他们推部下，拉部下，用刀背打他们，都没有用。太平军是为性命而战的，先回过神来，人人把手里的东西朝攻者头上掷下去。旗和护旗的人被从墙上推下缺口，只得从桥上退回本队。每一个枪眼里都倾泻出杀人的火力，人成片地倒下；攻的一方虽还站着不退，却迟疑着不肯再上前——其实再往前反而比较安全，因为位置太低，城上瞄不着。这时鸣金之号响了，强攻的队伍退到掩蔽处。

太平军被敌人优良的兵器害得极惨；如今他们虽第二次把敌人打退，自己却被那仍旧不停射击的炮火从破碎的城墙上扫了下去。下午两点半，敌人在两处攻点都预备好了，要同时发动。信号火箭升空，戈登队伍的行列里爆出一声呐喊，清军阵线上也随之应和，两支强攻的队伍疾步上来。英籍队伍的第三团这一次担任强攻，他们的旗由女王陛下第六十七团的温斯坦利上尉扛上缺口，别的军官围着旗，同守者短兵相接。清军过了他们的桥，挤在另一处缺口脚下，把旗摇来摇去，却迟疑着不肯上。那英勇的守军拿着竹矛，以不减的勇气迎上他们武装精良的敌人；凡有火器的都在墙上奋力施放，别的人则从沿着城垣堆好备用的砖堆里不停地掷砖——这是他们主要的守具之一。然而戈登的兵仍旧在墙上站住了脚，而且似乎还要扩大所占的地方；太平军则被敌人的枪火打得纷纷倒下，而他们几乎无从还击。正在这危急的关头，护王亲自带头作了最后一次拚死的冲锋。这位英勇的首领带着全部未受伤的人上前，使他们重新鼓起锐气，而攻者的劲头却开始松下来。照一位在场者所说：争夺一刻比一刻贴近，至少持续了二十分钟。末了，强攻的队伍被从他们所占的地方赶下，掀到缺口底下。他们几次挣着要再上去，每一次都落空。敌人的后队在城墙火力之下，死伤甚重；前队被这样拚命地抵住，又无法前进。于是下了退却的令，强攻的队伍被撤到掩蔽处，他们的炮又用子母弹、开花弹和霰弹扫过缺口，在常州那无畏的守军中造成可怕的杀伤。这一整段时间里，清军也一队又一队地赶上去，从他们自己那处缺口强攻，却没有一队能在这城守得好好的城墙里站住脚。每一次进攻都被打退，两边死伤都极重；到后来，已故程学启——他死于在嘉兴所受的头部伤——部下最勇敢的一名武官带着他的兵上来，虽然过了那最难过的一点、把旗一部分插进了缺口，却也被顶住，只得退下。强攻至此放弃，围城者抬走了自己的死伤，其中有欧洲军官二十七名、英籍队伍四百名、清军约一千五百名。

第二十五章（之二）　常州陷落与议会的辩论

太平军虽然得胜，把对这城的每一次进攻都打退了，这场胜利却是用极可怕的人命换来的。强攻的队伍爬上城墙时，眼前是一片骇人的景象：「目力所及，尽是一堆一堆的死尸与断肢。」在几次强攻中，守军至少有一半失去了战斗力，多半是被敌人那杀人的炮火所害，而他们连一尊炮也没有可以还击，全然无从抵消。常州既被庞大的清军团团围住，它或因饥荒、或因刀兵而陷落，是一定的了。

敌人在城的另一面另筑炮台，于五月十一日把城攻下了。这一次轰出两处极大的缺口；炮火不停，优势大得悬殊的攻者又从那大片坍塌的城墙上压倒性地涌入，守军残部最后一次英勇的抵抗很快就被压垮。把英籍队伍两次进攻的伤亡一比，最能证明头一次那可怕的结果几乎已经把守者杀绝：头一次进攻，这支队伍折了二十七名军官、四百名兵士；第二次只阵亡二人、受伤五人！清军从那两处新缺口涌进来时，剩下的太平军中最好最勇的人，在把他们打退这件徒劳的事上牺牲了自己；他们的同伴虽然拚死战到最后，仍旧被从城墙上赶下来，又被赶过城里的街巷，却仍旧一步一步地争着地面。末了，残存的几个人被逼到主将府里。整场战事中，勇敢的护王始终身先士卒，率领并鼓舞他的队伍；此时他还没有受伤，带着几名军官和二三十个人，在自己家里作最后一次拚死的抵抗。他那寥寥的几个部下一个接一个倒在他身边——他们胜不了，却决意死时面朝着敌人、手到最后一刻还举着卫护他们高贵的事业；随后他有一瞬是一个人对着一群攻者。他仍旧没有被杀，因为活捉他是悬了赏的。末了，这位无畏的首领——我很看重同他的交情，如今做了他的哀悼者，虽感荣幸却更感悲痛——终于寡不敌众，被打倒在地；不过在那以前，已经有许多敌人倒在他那口沉重的刀下了。即便已被缴械、无力地落在敌人掌握之中，他仍旧挣扎着抗拒这个命运——若不是英国那出人意料、无可抵御而又不义的军事干预，这命运是决不会落到他身上的。有一篇记常州陷落的报道（《德臣西报》五月三十日）说：——「守城诸人的首领（护王）在自己府里战到最后，要十个人才把他的手捆住、把他拿下；带到抚台跟前时，他不肯降，也不肯对他行一点礼，说道：『哼！若不是有那支受过训练的队伍（戈登所统）相助，他量抚台的千军万马也夺不走他这座城。』」英国的陆军、军械库和海军倘若敞开来接济这场年轻而有活力的革命，而不是把这份助力白白耗在腐败而无望的满清身上，那成就与日后的结果会何等之大！清方得了英国这一切帮助，也不过勉强把太平军从浙江、江南两省的城池土地上赶出去罢了，至于要扑灭这场伟大的基督教的、爱国的运动，或者保证它终归熄灭，那是远远谈不上的。

护王被毫无怜悯的俘获者残酷地处死了。「两处缺口都被一冲而下，只有几百人得了活命」——上面所引的那篇报道如此说。得胜的官员们屠戮那些不幸的居民屠了多少天，没有说明；不过除了所说的那一小部分人之外，连同守军及其家眷，那一万二千人全被杀了。城里搜出两年的粮，这些粮存在太平天国的粮仓里，是这一州全部的出产，本是预定供百姓度过下一季的唯一凭借。这些粮一概被清军夺去；战事的普遍影响在他们得手之前虽已造成许多苦难，而他们攻下这座府城之后，全州便闹起饥荒——满清在任何地方复了权柄，照例是这个结果，而在常州府尤其如此，第二十三章里那位英籍队伍军官的头一封信已经证明了。

至此，在戈登重新供职之后，我们已经举出四件经过证实的事例（攻取无锡、嘉兴府、华墅和常州府），每一件里，卜鲁斯爵士许可这位军官行事所据的条件，都因把败者与俘虏成批屠杀而被破坏。因此，我们在对戈登上校每经一次这样的暴行仍旧死死守着抚台的差使表示无尽的厌恶之余，尽可以断定：那句关于他有利于人道的影响的惊人断语——尽管蒙哥马利·马丁君在伦敦近日一次「中国宴」上还颂扬过他，说这位军官为中国的「文治之业」所出的力，比全体主教、商人和军人加起来还多——不但不成立，而且恰恰应当反过来说。

常州府攻下不久，戈登上校便因那道禁止再助满清的枢密院令，不得不退出实在的军事行动。然而他仍设法违章行事：他开办教练营，又亲自到南京去，给曾国藩所统的围城各军出主意。

本章所述这些事在中国发生的时候，在英国，那斯勋爵、赛克斯上校、利德尔君、怀特君、布赖特与科布登两君等人，在下议院席上奋力反对，引起了人们对这件事的注意；这将永远是对政府那套犯罪的方针一次可纪念的抗议。

本届会期第二次辩论「英国对华关系」时（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日），下议院议员巴克斯特君极妙地把政府的方针称作「不是一出错误的喜剧，而是一出错误的悲剧」。帕麦斯顿勋爵这一回替自己的方针辩护，用了一个极离奇的论据；奇怪的是，反对他的人竟没有拿它来叫他下不来台。他以干预外国事务的拥护者的姿态出场，为自己对太平军用兵辩解道：——

「我们曾干预别的国家，而且给那些国家带来极大的好处……我们干预过希腊，使希腊立为独立之国。我们干预过比利时的事，使它立为独立之国。我们干预过葡萄牙的事，使该国的人民得到了自由的、议会的宪法。（听啊，听啊。）我们同样成功地干预过西班牙的事，结果也相似……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那些事变，我们也大大地干预过……我们干预了中国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条约上的权利受了危害，我们国家的利益岌岌可危。」

这位尊贵的首相在这里举了一串先例；可惜于他的论据与见识不利的是：他所举的每一回，英国都是为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而干预——这才与她的身份相称；而在眼下这一件事上，他却是一场性质恰恰相反的干预的首倡者——以兵力去干预、去对付中国受压迫的百姓，而那些人正竭力要解放自己不幸的国家、并使它归于基督。帕麦斯顿勋爵倘若照他那张流利的嘴里顺口说出的那些先例的精神去干预，他就该干预去支持太平军——而不是去屠杀他们。

帕麦斯顿勋爵既以本该把自己的方针彻底推翻的先例来替它辩解，而在说明他「为什么」干预中国的理由时，又同样说得不高明。利德尔君在首相之后发言时说得好：「这位子爵阁下说，政府之所以干预，是因为条约上的权利受了危害。他要请问：我们条约上的权利或我们的贸易，究竟在哪一件事上受过危害？这个问题他从前问过，现在再问一遍。（听啊，听啊。）他想知道：究竟哪一件事里，有英国臣民的财产或性命受过危害？」

凡质问政府对华方针的英国议员，问的都是这同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回答，因为实在没有一件事实可以据以作答。赛克斯上校屡次责问政府、要他们举出太平军曾做过一件有害英国利益的事，他们始终举不出来；因为根本没有一件记录在案。

凡有兴致把本书所辑录的那些材料细读过的人，无疑一眼就能看出帕麦斯顿勋爵加于太平军的那条罪名——说他们危害了英国条约上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是毫无实据的。这条毫无根据的罪名里掺不进一丝真实；为了它而对一个友好的民族行那不宣而战的敌对行动，也从来不曾有过一星半点的证据可以辩解。

此外，这位年高的首相每挑一个论据作根基，也同样不走运。为了证明太平军残忍，他说：——

「有一条名叫『萤火号』的轮船被夺去，船上四五个人被活活烤死。

「赛克斯上校：『被谁？』

「帕麦斯顿勋爵：『被太平军。』

「赛克斯上校：『不对，不对！』」

从上面所引《旗帜报》对这场辩论的记载看来，这位首相丰富的想象力，竟当真把几个至今在中国也查不明下落的人烤死了。本书第二十四章提到过他们；可他们究竟是活是死，若是死了又是怎样被杀的，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而就那几个不幸的人下落所笼罩的那层疑云看来，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了。

还有，帕麦斯顿勋爵为了勉强夸说满清一朝之久远稳固，从而使人觉得太平军并不是在驱逐一个立国较近、从来不曾被完全承认、也不曾被完全服从、一向有人起来反抗、至今对中国人仍属外来而为其所恨的异族统治，倒不过是一班反抗古老而正统的王朝的叛民——他又犯了一个极离奇而要紧的错误。他在评论发起这场辩论的巴克斯特君那篇极好的演说时，想要讥讽一番，说道：——

「我这位尊敬的朋友说他研究过蓝皮书；可我料想，中国的历史他并没有同样研究过。他说这个皇朝是新近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上建立的；若非我所闻有误，我想它已经存在将近五百年了。」

这位尊贵的首相所闻确实有误，而且错得很远。满洲鞑靼人侵入中国是在一六四四年；而他们直到一六八三年才算立定为中国之主。拿一个难缠的议员打趣、叫他下不来台，无疑是很有趣、很得意的事；可是总还有些人指望大英政府的首揆，在议会席上所说的话要相当准确才好。

现在我们要说一说下一场、也就是最后一场关于中国的辩论中的几件事。那是已故的科布登君在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晚间于下议院提出动议：——

「本院认为：我们在同欧美各国往来时自称奉行的、不以兵力干预外国内政的方针，在我们同中华帝国往来时也应当奉行。」

科布登君发表了一篇真正宏伟而详尽的演说，答辩他的是外交部次官莱亚德君。随后发言的许多知名议员中，只有一位格雷格森君支持政府的方针；而他那番最淡的称赞和三分钟不着边际的话，证明他是个很差的卫士——如果说他没有把他上司的处境弄得更糟的话。

辩论结束时，科布登君撤回了他的动议，因为帕麦斯顿勋爵明白承认他那套干预中国的方针已经失败、已经放弃，并声明此后要完全守中立、取守势。

英国政府一意要把帕麦斯顿勋爵那套固执、乖僻、不义的方针推行到底，去把英国的贸易硬加于中国（这就必须先打垮清朝的权力，再打垮本会继之而起的太平天国革命，好让英国政府能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而不怕被拒绝、被反对）；这条邪路所引出的背信与谎言，在所说的那场辩论里显露得格外分明。

我们已经看到，在前一场辩论里帕麦斯顿勋爵明明白白、坦坦然然地宣称：——

「我们干预了中国的事；为什么呢？」

而莱亚德君答复科布登君的演说时却说：——

「有人指责女王陛下的政府扶持中国（满清）政府去对付太平军。〔听啊，听啊之声！〕他已经指出并无此事。」——随后他又给这句话加了一个限制：「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阻止太平军进入各通商口岸以毁灭之，而这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办法。」

莱亚德君先否认帕麦斯顿勋爵所宣称的干预，接着又承认它，并想用那句笼而统之的大话来替这方针辩解。那么试问：倘若大臣们当真「不得不」阻止太平军进入各通商口岸，何以又容他们攻占并据有通商口岸宁波？再要驳莱亚德君所言之不实：倘若太平军想进通商口岸是「以毁灭之」，何以他们据宁波城好几个月，城里的产业一丝一毫也不曾毁坏？

莱亚德君所犯的是个常见的毛病，只是犯在一个不常见的位子上。他知道政府的方针不对，他知道自己也不对；而他既占着替外交部作缓冲、作防波堤的那个好斗的位置，便不愿意承认。可怜的莱亚德君的处境，有时必定是很不好受的。他有不好做的事要做。他无疑脾气急、口舌利；可惜他的记性不好。他先说女王陛下的政府并没有干预，「并无此事」，所做的不过是阻止通商口岸被毁；又说：「蒙特罗斯选区的那位尊敬的议员（巴克斯特君）前几天晚上指斥了政府的方针之后，末了却表示希望政府继续保卫通商口岸、保护英国在华的利益。而这正是政府一向所做的事。」这样说过之后，莱亚德君又宣称：「他这位尊敬的朋友所指斥的，其实是中国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局面。」这就是说：莱亚德君先说对太平军用兵不过是为保护英国利益，实在说不过是一种守势的方针；随后又说这方针「已经不复存在」。那么自然的推论便是：英国政府已经不再保护通商口岸上英国的利益了；可事情并不是、至今也不是如此。所变的，是放弃了那套「扶持中国（满清）政府去对付太平军」的方针，并停止此后对他们的侵略性的海陆军事行动。这一点首相的演说已经说得很明白，而首相很不幸地把他属下那套守势的说法推翻了，下面几段摘录可以为证：——

「如今我想，他们（指那些反对他的方针而发言的议员）其实不必再就阿思本上校的远征、以及雇用戈登少校等人一事表示意见了，因为我们从前已经说过，那几道准许这些军官受雇（受满清政府之雇；莱亚德君那句『并无此事』又怎么说呢？）的枢密院令已经撤销了……所以那套方针已经结束了。」（下面这一段，便是对科布登君所要反对的那件事的明白招认。）「我以为我们所采的步骤完全有理由，因为很明显：我们越能促成中国内部的整饬，贸易——人人都同意，这是我们到中国去的首要而主要的目的——就越能兴旺……

「倘若我们因准许一名英国臣民去为中国皇帝效力〔注七十七〕，而加强了中国政府之手，使他们多少能把那场叛乱压下去、或缩小它的范围，那么我说，我们不但是为中国出了一份力，而且是在促成那些我们同中国往来所唯一应当限于其中的目的〔注七十八〕。那些办法失败了，我很惋惜。」

说过这番话之后，再看到首相在同一篇演说里稍后宣称「我说，本国有责任竭尽一切手段去扩张她的商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中国的干预是不难说明的；而凡是对是非公道还有一点敬重的英国人，固然要惋惜他们这位已故的、为人悼念的政治家没有说「竭尽她权力所及一切正当的、合法的手段」，却也不能不为那句「那些办法失败了」而感到欣慰——尽管这些办法的首创者、他们那位已故的、曾经得人望而又潇洒的大臣，对此「很惋惜」。

那些办法失败了！这是真的。它们失败得很惨；它们没有能做成好事，却没有少做坏事。英国从中并未得益，中国却受了许多害。要把中国的陆军、海军和文官衙门英国化的计划失败了；要扑灭对英国政府那些满清盟友的反抗的努力（而上一次战争已经使这些盟友一时变得十分无力而驯顺了）也同样一败涂地，因为叛乱比从前更盛。然而「那些办法」在另一件事上倒是大大地成功了：它们造成了极大的生灵涂炭，损害了基督教与文明的事业，并且暂时阻住了它们在中国的进展。

帕麦斯顿勋爵方针的失败，来得太迟，已无从挽回既成的祸害。在他公开宣告他这一任内阁的办法已经失败之后不出两个月，太平天国的都城、也是它政治上的根本的南京，就落到清军手里了。满清的队伍得了前面所述那有力而暗中进行的英国同盟之助，才能把都城以外的每一座城池或攻下、或孤立。英国人戈登攻下常州府之后，附近的丹阳、金坛等城便守不住，守军也就撤了。杭州（浙江省城）、嘉兴府、宜兴、溧阳以及许多较小地方的队伍，也都归李世贤、即侍王（忠王的从兄弟，有时被人以虚辞称作他的「兄弟」）统带。这些队伍同南京之间，这时隔着清将李抚台所统的庞大军队；不过他们同太湖南面那座由好几位王重兵驻守的大城湖州府之间，交通还是通的。

侍王既无力向兵力占优的敌人推进，更无从赶到南京去设法把它从曾国藩所统那支至少八万到十万人的围城之军手里救出来，便开始了一场看来是预先议定的向南退却。这是六月间的事。

此后不久，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南京复归满清。这座做了那场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的都城、做了它政府的所在十一年以上、在这整段时间里抗住了世上最大最众的帝国的统治者倾力而来的一切攻击的城池，终于在英国政府、或它某几个人那无可辩护的敌对行动与乖僻、横蛮、多事的干预之下屈服了。

这场一败涂地的大祸之后不久，湖州府的太平军也把当面的敌人狠狠打了一仗，随即弃城，跟在侍王一军之后；也许在这几乎同时的后撤中，他们已经同那一军会合了。一八六四年五、六、七、八四个月里，太平天国的余部不断向南方各省退却。

现在我们要略想一想南京的失陷。至于另外两件事——侍王一军的退却和自湖州的退却——不必多说，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些出走的人是平安的，眼下正在中国南方同敌人周旋，而且颇占上风。

记太平天国都城陷落的，只有清方的记载；而满清全体官员惯于说谎，是人所共知的，无须赘言。

下面几段是从官员们的报告里撮要而成的；这些话除了极有限的一部分之外，是靠不住的，因此我在后面另附一说，那是我从中国几乎一切欧洲方面的消息来源——包括上海与香港的报纸，以及朋友在当地替我搜集的情报——推求出来的。此外，自南京陷落直到此刻，事情的进展我都仔细追查过；而要把那些彼此矛盾、纠缠不清的说法理出头绪，我从前的阅历很有用处。

清方关于攻取南京的说法，大致如下：——

八月十七日，围城的军队得到消息，说天王吞金箔自尽了。清军于是把工事推进得比先前更快；同月十九日，他们在东北的城门下掘了一条极大的地道，点燃火药，把一段约一百二十英尺长的城墙完全炸毁。据说这次爆炸用了六万八千磅火药。

清方说他们在缺口上死伤五千人；可是正如《北华行情报》所说：「这句话毫无根据，因为强攻的次日，那里并没有留下一点争斗的痕迹。」他们又照样宣称，强攻天王府时损失极重；可是照欧洲各报所说：「这句话同样是全然不实的。那座门必定是不费什么力就被撞开的，或者是被人安安静静地让出来的，于是太平天国的内城就落到敌人手里了。」

这样，敌人既用金箔把太平天国的王毒死了，接着却又很奇怪地把他烧死。

第二十五章（之三）　南京陷落的真相

南京攻下之后，英国驻镇江领事阿德金斯君立刻坐军舰「斯莱尼号」到城里去，照他为此事上罗素伯爵的公文里自己的说法，是去「为中国（满清）统帅两年的围城得了吉利的结局道贺」。那位统帅，或者他手下的什么人，告诉这位多事的阿德金斯君说：他们进城站稳之后，「发现天王的宫殿已被烧成平地」。

那么，另一种说法里他们攻取宫殿时如何英勇、如何「损失极重」，又作何解释呢？

阿德金斯君接着说：「那个骗子（？）和他身边的侍从都埋在那片废墟底下。」

得胜者又报称：他们过了几天拿住了忠王；进城时又拿住了干王，是在天王宫里找着的。他们说，忠王带着一批随从设法出了城，三天后被一队派去追赶的马兵捉住：这是对阿德金斯君所说的话。清方另有一种说法，则说太平天国的总统帅是在离城几英里处被几个乡民捉住的，因为他眼看自己这一行人至少有一部分要被捉去，便把自己那匹以极强健迅捷著称的白马让给了他年轻的少主、天王的儿子，逼他骑上逃走。这一节倒很像忠王那勇敢、忠义、慷慨的为人；不过这也是整篇叙述里唯一像是真实而近情的一节。除了上面这两种关于他被捉的说法之外，敌人占了湖州府以后，又报称他们在那里捉住了忠王，并从那地方送出一颗据说是这位叛军大将的首级，传示各处以儆百姓。

至于干王被捉的说法，另有几种彼此矛盾而看来都像确凿的陈述：其中一种出自一个名叫尼利斯的人，他在湖州亲眼见过这位首领并同他谈过话（那是在南京陷落之后）；看来干王是带着卫队到那里去通报都城的失陷或放弃，并商议湖州府也一并撤走的办法的〔注七十九〕。

除上面这些报告之外，官员们还发布过另一些，说他们打败了南撤途中的几支太平军，杀了成千上万的叛军，捉了许多首领，其中还有侍王；而说来奇怪，这位侍王直到最近几个月还在厦门一带统带着太平军，后来才退入内地去同别的首领会合。他们又拿出一些供状，自称是那些悔罪的叛军首领在牢里等着轮到自己被开膛、或者被「凌迟」时亲笔写的——这样一个可喜的前景，自然很能叫那些注定要受刑的人忽然对他们毕生奋力反抗的仁慈的满清生出爱戴与敬意来！在这些看来是捏造的供状中，只有一件值得一顾，就是那篇长长的东西，题为《忠王亲笔供词——南京攻下后受审时所作》。若不是因为官员们素来惯于说谎、尤其惯于伪造这一类文书，好把革命的主要首领说成已落在他们无情的掌握之中以折损革命的声势，那么这一篇大概是不必怀疑其为真的。一八五二年，在太平军攻取南京以前，清朝当局就曾炮制过一篇东西，名为《天德供状》，诡称是这场叛乱首领的供词，又谎称此人已被他们拿住。那篇所谓《忠王供词》很可能也同样不实，是某个有名望的俘虏（他或许因此得了赦免）和两江总督曾国藩手下那班善于作文的人凑成的。不过也得承认：这篇所谓供词里有许多段落，不但带着真实的印记（就史事、年月等等而论如此），而且所用的语气同这位太平天国大将众所周知的心意极为相近；因此，倘若——如我们所望——他不是作者，那么作者也必是一个同他相当亲近的人。然而有几件事实是倾向于支持忠王脱身这一说的（除了南京陷落后侍王的行动之外，哪一种说法都没有直接的凭据），下文叙述时会一一说到。

清方的报告既已说过，现在须把所说这些事撮要叙述如下；就现有而可得的消息来源而论，这是唯一可以依凭的一种说法：——

有一件事是知道的：忠王既看清英国决意一直对他的人民用兵，又觉得他们无力同这个外来的强权相抗，便立刻定下了当时形势下最好的一着——把一切够得着的地方全数放弃，退入内地；在那里英国的敌意够不着他们，满清的军队也既不能阻他们行动，又不能限他们随后的增兵，更不能碍他们日后的进取。

同忠王分手之前，上面这个计策商议过好几次，我自己都在座，在座的每一位首领也都一致赞成。可是有一重阻碍，使总统帅不能照他素常那种精妙的构想和出奇迅捷而成功的手段行事；这重阻碍就是天王——他连听一听放弃都城的提议也不肯。

太平天国这位王这种自取灭亡的固执，各人看法不同。有人会把它看作十足的愚蠢；有人会看作一个偏执之徒无谓的殉教；也有人会以为：这位伟大、英勇、心志高尚的人，既已把他疆土的都城与他那政教合一的运动的中心立在南京，那么宁死也不在这条大路上回头，是做得对、做得光荣的。我们若认为天王的动机里，高尚、偏执与孟浪三者兼而有之，那大约就离实情不远了。

无论如何，天王断然不肯考虑那唯一似乎能保住太平天国的权力、能使他的朝代延续下去的办法。南京所有的朝臣、阁臣以及别的大员，都盲目地顺着他们君王的意旨，对他宗教上与世俗上的命令同样痴迷。何况他身边有许多人是洪氏的族人，同他们的首领近支相连，不但一味奉行他的心意，而且妒忌地结成一党围在他周围，把别的更有才干、更有主见的官员排挤在外。能战的王都在都城之外，不停地同敌人周旋；城里守兵不多，而成千上万无力自助、不拿兵器的人每天都在消耗那日渐见底的粮仓。那支人数众多、在这座注定要陷落的城四围扎营筑垒的围城之军，若是有一丝一毫的勇气或军人气概，他们本可以在它终于因饥饿而陷落、或被守军撤空之前好几个月就把它轻易攻下。

忠王在无锡同我分手之后，经常州府径往南京。他唯一的目的，是劝君王和他自己的家人（同他那位他以极深的孝心敬爱着的老母同住）离开这座守不住的城，好救他们。这个不中听的主张是他一个人向天王提的，而他早已大大地触怒过天王，受过种种处分——削了爵号、不许陛见、被指为不忠等等。从忠王到南京直到都城陷落这一段时间（一八六三年十二月至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是怎样过的，除非那篇所谓《亲笔供词》是真的，或者守军确实弃城逃出，大概永远不会为史家所知。或者如那篇《供词》所说，全城的人都上书求这位名将不要走；或者是他自己情愿留下，不肯在君王临死临难的时候撇下他——尽管这场大祸若不是君王那致命的乖戾本可避免；又或者两种缘由兼而有之，把他困在这座注定要陷落的城里无谓地闲着——这城确实注定要陷落，被敌人数不清的围城工事像一道穿不透的钢箍一般围住了。

那些被统治者消极的固执断送了的可怜百姓，想必像人们聚到一座坚固的高塔下面一般，聚在他们这位伟大的战将周围；那成千上万无力自助、不拿兵器的人，想必因为有这样一个人在而欢喜——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支军队、是百姓的屏障、是敌人的恐怖；这位勇敢而精力过人的军人，对这场本可避免、却被无谓地招来的毁灭和日甚一日的围城惨象，想必痛心而焦躁到了极点；可是，唉！一个伟人没有凭借，怎能救一国的百姓、救一桩神圣的事业、救一座被十万凶残的敌人围住的城池呢？

忠义与孝道把这位「忠王」带到南京；也正是这两种心意把他拴在那里坐待毁灭——而其实他若在野外，统率他那支交给他从弟侍王的队伍，必定极为有用，也必定能使太平军的处境比一八六五年年底时好得多。

南京终于陷落了。撇开不实、窜改而夸大的官场消息不论，欧洲人所确实知道的，可以用几句话说尽：——敌人占领之前，城里受过可怕的匮乏；领事阿德金斯君和别的几位先生进城时，街巷与房屋里当真被尸首塞满，其中绝大多数看来是饿死的；许多尸首已经腐坏得很厉害，可见早在清军鼓起勇气把那无人防守的城墙炸开一个口子之前很久，不幸的百姓饿死的速度就已经快过活人埋死人的速度——实在说，照每天死掉的人数看，这件事显然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阿德金斯君在致罗素伯爵的公文里，把清军入城时所屠杀的人数定为一万；可是别的到过那里的人说有三万之多，这大约更近实情。

还有一点也是确实的：许多首领带着部下平安地离了南京。在苏州被刺的慕王，其继任者后来在香港出现过；玉王与协王（后者是天王的一个兄弟，向来在朝）有人在江西见到，统着一支军队。而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尼利斯所作的叙述——那是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面前宣誓作的——其中有下面一段，似乎可以证明太平天国的宰相是从南京脱身出来的；果然如此，那么相信几位军事首领也同样脱了身，无疑是很有根据的。在那份具结的证言里，尼利斯叙完同清军的一场战事之后说：——

「我们回到湖州府时，干王带着卫队从南京来到。接待他的礼节极隆重；他看去并不像受过什么苦……」

说到弃城一事，尼利斯又有下面这一段：——

「干王用英语同我说话，说得很慢。他问我是什么人。我说：『一个英国人。』他说他从没有遇到过一个好的外国人，又问我肯不肯同他到江西去。我说，堵王（湖州守将）若肯放我，我很愿意。」

这番谈话是在南京陷落一个多月之后、湖州府于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被放弃的前几天发生的。《中国之友》就是根据这一类事实，一直坚持说：清军轰开缺口、一路无阻地开进城去时，南京城里除了最穷的百姓之外，别人都已经撤走了。

另有一件事也于清方报告的可信程度不利，就是官员们授意而成的那些「供状」里有一篇，自称是天王之子（嗣位的少主）所作。这位少主被说成是这样供的：他父亲「于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病故」；可是这样一件极要紧的事，《忠王供词》里竟只字未提。这里就有一处抵牾，一下子就证明这两篇「供状」至少有一篇是假的、甚至两篇都是假的；因为天王倘若当真已死，忠王便可以照自己的主张行事、放弃南京；而那篇所谓《供词》却说：直到城陷那一天，他都因天王的反对而不能如此。

《中国之友》还说，上海有一位巴特勒君亲眼看见守军撤走。而且，把敌人所饶过的那少数人、被杀的人和饿死的人加在一起，所得之数，甚至还不及一八六四年年初单由忠王一人赈济的那些赤贫之人——工人、苦力和无依无靠的不拿兵器的人——的数目；那时他开着一份名册，靠他的财力与施舍过活的约有八万人。一八六三年每天领口粮的在四十万人以上。到我们现在所说的时候，也就是忠王把自己关在被围的城里时，全城人口总共断不会少于二十万，大约还远在此数之上；那么，即便假定其中一半（这个估计已经很大）在围城期间与围城结束时死了、被杀了或被俘了，剩下的十万人又该怎样交代呢——除非我们相信他们先前已经设法从城里撤走了？

一八六四年八月十六日《中国之友》上载有下面这一段：——

「有门路知道内情的人仍旧向我们保证：我们最初所说清军掘地道、冲进城去之前南京守军已经撤走那一说，是不错的；《记录报》所说被屠杀的那三万人，都是与人无争的男女老幼（这一节在亚洲文会上可没有像『惊起一只野鸡』那样被提起）。

「据说，忠王并没有死。他在湖州府，而天王也还活着。」

清方关于天王之死、忠王被捉并随后被处死这一说，最有力的佐证，是南京陷落以来别处再也不曾听到他们一点消息这件事实。可是另一方面，当时也有人料想他们中有一个正在内地统兵，同侍王在福建协同行动——侍王自一八六四年十月至一八六五年五月占着厦门附近的漳州城；而似乎更使这一料想有力的是：侍王看来是奉着内地某位上司之命行事的，而比他品级更高的首领只有王与他的儿子，以及忠王、干王、翼王（已在四川在外多年）和西王——末一位是个年轻人（原来那位西王的儿子），在南京随朝，于军事上全无职权。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王、他的儿子与嗣君、他的宰相和他的总统帅，都很可能遭了敌人所说的那种下场；可是并没有确凿的凭据，而且很有理由可以料想：他们中有一些、甚至全部还活着，并且在指挥太平军的行动。

清军围湖州府不过是有名无实：直到太平军弃城为止，他们始终不曾被容许走到城墙射程以内，几乎完全只能取守势，因为守军和他们在城外邻近一带山上扎营的一支策应之师攻得既勤且猛。就在弃城前几天，守军还夺了清军许多营垒、几百条炮艇和三四千人，另外杀伤甚众；单是法满那支受训的辅助队就折了六名军官、八百名兵。这场胜仗之后不久，弃城一事办得极其高明，敌人直到第二天才发觉太平军已经飞走。守城与扎营的队伍人数很可观，最低的估计也有五万〔注八十〕；他们退却的路线不是经福建就是经江西，去向至今不明，因为湖州出来的首领此后在哪里都没有人认出过。不过有一点相当确实：他们是同侍王所率的队伍协同行动的，只不过守着内地的位置，而侍王则推进到厦门的海边。

一八六四年九月八日《中国之友》以「我们前些时派往湖州府一带探问实情的人又回来了一位」为题，报道如下：——

「忠王直到最后都在统兵……湖州被放弃了……三天之后——我们再说一遍——三天之后，李抚台才威风凛凛地敲锣打鼓开进城去；随后他做了什么呢？城门关上，于是开始了一场大抢，以及照例对无辜百姓的屠杀……此地、也就是湖州，又有一个关于『第二次』捉住忠王的笑话：他的首级——货真价实的那一颗——在锣声大作中被传送到各村去，好叫百姓瞻仰这个大逆的脑袋！我们那位探员，这个可恶的怀疑派，大声声明：那颗据说是忠王的首级，一星期前还实实在在长在一个一生最高身份不过是个苦力的人的肩膀上！」

一八六四年十月，厦门的侨民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大为诧异：有一支约一万人的太平军，出其不意地攻下了内陆不过二十英里的漳州城；那城所在的河，正是在这个通商口岸入海的。

太平军这样重新出现在一个通商口岸近旁，我们便又能得到一些可靠的记载了——有许多欧洲人、包括英国领事在内，都到漳州去看过他们。有一位英国先生把他的见闻写成下面这篇记述（可以当作可靠的材料），寄给香港《每日新报》，后来《中国贸易陆路报》一八六五年一月一日一期又转载了：——

「　　　漳州之行

「　　　致香港《每日新报》主笔先生

「先生：——先生既似有意得知此间叛军的情形，我便把我亲身观察所得写在下面奉告；这些都是我到他们中间走了一趟所得的。

「漳州的城厢内外至今仍为太平叛军所据。全城约有五分之三被烧，瓦砾中可以看见原来居民的尸首，除了火之外并无别的伤损；我在任何一具尸身上都看不出一处伤口，这就明明白白地说明——叛军自己也这样说——是居民自己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屋，死在里面的；而且事先吞了鸦片，宁死也不愿落到叛军手里。

「城里没有烧掉的部分为叛军所据；不过有许多条街的行栈，门都封着，没有人住，看去里面装满了货物。叛军似乎人数很多；我估量约有一万二千，可他们自己说有一万五千。他们中间有许多童子和少年，可我没有看见一个妇女。他们晒得很黑，又瘦又憔悴，显然在攻下这城之前吃过许多苦。他们中许多人告诉我：从北方退下来的一路上，他们受过极大的匮乏；许多地方什么吃的也弄不到，因为乡下人极其仇视他们，一听说叛军快到了就把什么都毁掉；在浙江与福建交界的几个小镇上，曾以人肉充食，而杀了一个农人的那个走运的叛军，还把他的尸身按每斤八十文零卖！

「在漳州统兵的首领是侍王〔注八十一〕，忠王的兄弟。一八六二年叛军据宁波时他在那里，并统兵守那座城，后来被乐德克上校所率的英国海军攻走。可他说他并不为此记恨英国人，因为他知道乐德克上校是受中国政府的钱、替他们从叛军手里夺回宁波的。他自称对英国人的勇敢与强盛极为敬服；而他最切望的，是同英国交好；他所求的，不过是英国对交战双方切实照她所标榜的中立行事。他说，他们倘若不能战胜清方，他也极愿看见这个国家归英国治理。他答应：只要石码——那是河上一个市镇，约在厦门与漳州之间——的官员不封河、不断绝一切与他们的本地贸易与往来，他就不往厦门方向越过漳州一步（漳州离厦门约二十英里）。他说，他们若真封河，他就不得不去取石码。他说他无论如何不会攻厦门，因为他不愿同外国人破脸。他说，厦门的贸易因他们占了漳州而受累，他很抱歉。他说，他极愿同外国人互通贸易；一切便利与保护，他都肯给。他说，无论何种欧洲货物，他都愿意拿本地的出产去换。鸦片并不在禁。他立了一条法，保护一切本地的农户与商人；这一点乡下人已经觉出来了，他们在南关一条大街上开了日市；从天亮到天黑、直到关城门为止，各色本地『吃食』都买得到。侍王告诉我：这个市虽于两边都大有好处，却也引出了对叛军与乡民双方的许多处决——叛军是因为取了货不给钱，乡民则是因为在城里被拿住放火抢掠；这些人被拿住后要送到叛军的官员跟前，查实有罪便处死；因为凡叛军，除非在作战中，取人性命一律处死。叛军似乎兵器很好，有来复枪、左轮和火枪。清兵在这一点上远不能同他们比，他们的兵器全是本地的火绳枪、抬枪和长矛，而且十个里还没有一个有火绳枪；他们是一群褴褛不堪的乌合之众。另一面，叛军衣着很整齐，也干净些，而且照欧洲的操法受过训练。他们中间有几个欧洲人，不过我没有同他们打交道。他们同清军交手，每一仗都把清军彻底打垮；本月二日他们以两千五百人下到清军阵线上去——清军有一万一千人，已经推进到离城约五英里处，想保护农户收割那遍布城外好几英里、长势极盛的稻子，而这些稻子叛军已经收进去藏好了。清军在河的两岸都扎了营，可主力在右岸，靠着一座崎岖的山；山的里端有一道山谷同它成直角相交，本来只消筑几道土垒、架几尊炮就很容易守住。他们这个弱点自己看不出来；叛军便趁着近旁的山地，白天在掩蔽中推进，天黑时顺着山谷下来，约在夜里十一点钟进了清军营盘，竟没有一点警报。清军完全吓慌了；除水路之外无路可退，便一窝蜂拥向船上，挤翻了许多条船，淹死了几百名兵。许多人到处乱跑乱藏，统兵的首席官员也在其内。他们几乎没有抵抗；叛军杀了一千人、俘了四百五十人，又把营帐器具毁掉，天亮时回城去了。侍王告诉我：他下一步的战略，是去取人多而富庶的大镇同安，再从那里于春天进兵泉州府；他说，福建全省归他统带的叛军，总数不下五万；他指望取下泉州之后增到八万，那时他要设法同英国当局通消息，并商议去取福州府。

第二十五章（之四）　侍王的告示与檄文

「侍王看来是个颇有才具的人。以一个中国人而论，他对外国的政情似乎很熟，而且能谈许多你在中国人身上通常只会见到一片茫然的题目。他举止和蔼可亲，待左右的人也似乎宽厚。他三十一岁；身材矮壮而匀称；脸晒得很黑，肤色可说是深的；谁见了都会以为他有马来血统，因为他兼有马来人的相貌与肤色。说他有几分谋略、颇具用兵的机变，是不能不承认的：他攻取漳州城，事前连一点叛军逼近此地、或有意取此城的风声都没有传出来；而清军同他交手，每一仗都吃败仗，虽然清军人数向来是他的三四倍。我很想再去看一看叛军，可是领事和官府都不许外国人去看他们；实在说，如今连进那条河我们都不许了——那河离此不过一英里半，离漳州将近二十英里——连平日打猎也不行；河里野禽极多，而打猎是我们这个时节唯一的消遣。此地极其沉闷，什么游乐也没有，我们唯一的散心便是到河上去野餐或打猎；全体侨民都觉得这件事很难受，并且以为领事这样做实在太专断。可是佩德君偏要尽力叫自己不得人心：他告诉那些官员，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他们在河上见着任何外国人都可以拿办；那些官员便扬言，凡把船雇给外国人、或带外国人上河去的船夫，一概斩首。我还听说，英国领事前几天出了一张搜查票，去搜此地一位英国侨民的私宅，查有无军火兵器；若搜出来，便把他押到领事馆去。幸而他的疑心放错了地方，他们在那位先生家里什么也没有搜着。英国领事难道有权随时搜查一位先生的私宅、并且为讨好中国的官员而派暗探去盯一个人的行踪么？这实在是对天朝人卑躬屈膝、替人家端蜡烛，把臣民的自由完全剥夺了；再这样下去，不知要闹到什么地步。

「　　　　　　　　　　　　　　顺颂台安

「　　　　　　　　　　　　　　　　　真言　谨启

「　　　厦门，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这位作者后来又有一封信，记他再访漳州的事，说道：——

「此地叛军的战事就要大举推行了；聚在漳州的三万人里，守城用不了五分之一。我亲自听侍王说，他就要分出七千人，由齐王统带，去助攻东山；同时另有一支队伍要去打同安和泉州。叛军（太平军）在福建这一带占了六座城，都在几天路程之内。叛军告诉我：天王的儿子就在其中一座城里。」

女王那道枢密院令（命苏州屠杀之后须守中立）被英国在华各领事破坏的情形，前面「真言」那封信已经说得很明白。除了信里所抱怨的那些偏袒行径之外，还有六七条英国轮船在上海被官员们雇去，把清军运到厦门。他们运了，而且得了厚酬；可这算中立么？何况各色军用物资都源源供给他们，英国军官还被容许去统带几支清军（其中柯卡姆「上校」——从前在戈登手下——和一位麦克唐纳「上尉」尤为人所注意）；而一切给太平军的接济、一切同他们的往来，却都被禁止，并且被人设法切断。尽管如此，军火和几个欧洲人——包括戈登从前的参谋长罗德「上校」和曾统带一个英满团的威廉斯「上校」——仍旧设法到了革命者那里。

攻下漳州之后不久，侍王出了下面两道文告：——

「　　　漳州太平天国首领告示

「天朝李侍王、护国大将军示，令百姓安心归顺、各安生业事。

「照得农为百业之首，民之所赖以生。本王自辖此城以来，屡次晓谕各处百姓，令其照常各执其业——是以凡归顺本朝者，皆称为良民。本王已严令所部官兵，不得扰害居民，此令尔等谅必已闻。

「乃何以目下田亩抛荒，农事似尽行废弛？甘蔗将届收割之期，不刈便要坏；谷稻亦将烂于田间；其故殊不可解。或因兵戈之事，百姓畏惧，遂迁往他乡；抑或因交战之时恐遭牵连，故逃往别处？然仁义之师不害良民；诛其有罪，不罪无辜。

「今南北两村均已归顺，俱已照常安居。尔等百姓当随时勤于农商。

「再者，该处四村，甘蔗可以熬糖，谷稻可以收获：尔等若不即日回来各复其业，百姓将何以为生？又，逃亡之民尚未完纳应纳之赋，是不知求安之道也。

「本王待人极宽，故再三出示晓谕：凡已逃亡者，均可安心回来割蔗收谷；其未纳赋者，亦须诚心前来完纳。尔等切勿心存疑虑迟疑，亦勿别怀二心，否则悔之晚矣。本王保民如子，视民如伤；故自取此地一月有余以来，从未许一兵一官往任何村庄滋扰。今章程已定，法度已肃，又屡次严令全军，所以厚待尔等百姓者至矣。上既如此有恩，尔等在下者自当踊跃前来输纳。

「此示出后，若有未纳赋而仍执迷不悟、置之不理者，即当发兵惩办，以儆顽梗，决不宽贷。尔等人人均须遵此命，勿负本王爱尔之心。

「　　　　　天朝侍王、护国大将军　李世贤

「　　　太平天国十四年十九月三十日」——录自《每日新报》

「　　　漳州太平天国首领致各条约国书

「天朝李世贤侍王、护国大将军，致英、法、美三国全权大臣阁下，并致贵国各国之人民。

「自开辟以来，我中华帝国先有神农为治，继以尧舜二帝，其后禅让其位。又有汤、武二帝以武力得天下；其后秦、汉、魏、晋各传其位于后嗣，继之者为唐、宋、元、明。年代既远，一一缕述，殊非易事；然我中华为国，向来与贵国各国和好，未尝划有界限。本王生也晚，无福亲见此等盛况、亲享仁政之治；然本王曾考万国舆图，研究史乘，幸而通晓其事，其中原委如在目前。人之守土，其要诀在记取唇亡则齿寒一语。欲与邻邦和好、欲与近国往来，切不可忘大国事小国之训。考中国之史，自明、元二朝上溯，国祚更迭不可胜数，而彼此皆按期纳贡、互献珍宝，从未侵夺他人疆土。惟鞑靼种类不同，以贪婪著称；为防其侵入，中原与东方各省乃筑长城。不幸明末竟容其入主中原，我遂为其所害，受其凌辱二百余年于兹矣。但凡稍有常识、略具爱国天性者，谁不捶胸而泣？即贵国各国，就实际而论，与我亦是唇齿之邦，想亦未有不恨之者。

「举义旗之志蓄之已久，惟因中国境内赞助此举者少，此志一时不得不暂置。所幸我天父全能上帝不弃汉家（中国）之后裔，而恨鞑靼，乃降我主，奠都金陵〔注八十二〕以为根本，十有余年，其间歼灭鞑靼千千万万。我主向来与贵国各国之英雄豪杰相友善，彼等照常各营其业。再者，粤、浙、豫等省既经开放，各国之使臣与百姓往来游历，贸易照常无阻。此岂非甚善？本王奉我主之命，受命剿灭鞑靼、拔其根株。近日本王攻取漳州，驻军于此。在此之际，欣闻贵国诸公就在近旁，本应早具一函奉达，惟多有窒碍。今特作此书，令漳州大埔子之人呈上，俾供披览；切望览后，念唇亡齿寒之重、察大国事小国之利，合力赞助我义举，共灭清朝，俾百姓得以安居，贵国各国之人亦得享太平。我天父全能上帝与耶稣基督之道教人：上帝慈悲，拯救世人，有求必应，并无私心——凡为人者，皆当瞻望将来，信奉基督之教。

「故我主登极之前十余年，即已信奉基督之教，观其行事可知。

「我主又尝延接罗孝全牧师，牧师向中国人传福音，中国人信之，并与之同声赞美上帝。贵国医生前来，我等亦加欢迎；彼等医好许多中国人，治愈其疾。我等皆感其仁慈，受其恩惠。由此可见：就普天之下而论，贵国各国与我中国本如一体。惟鞑靼信奉佛教，鄙薄基督之教，于其道充耳不闻。或谓信与不信在彼，其行之果报，彼自受之。然则彼何以必要迫害信教之人，使其性命不保？故我主不得已而动干戈、举义师，与之相抗。如此者十余年于兹；赖我天父全能上帝与耶稣基督之慈悲，又赖贵国各国之助，我主已取多城多省，杀清妖无算。然欲征服一个十八省之帝国，而彼又有蒙古与汉人合成的劲旅，军火粮饷俱足，自是极难之事。

「试观古今可知：统兵作战，非有后援不可；立国建邦，非得邻国之助不可。贵国各国与中国目今正如唇之于齿，亦正如大国之事小国。请问诸公：我主未奠都江南以前，诸公可能进得内地？如今自东至西、自南至北，皆可通行；湖北、安徽两省亦已开放通商。贵国各国若不与本王结盟共灭清朝，万一我军不能抵御鞑靼——我水师不足——终于被其征服，则唇亡齿寒之果不久即至。故贵国各国宜乘此时机。

「若贵国各国仰赖我天父与耶稣基督之全能，依基督之教行事，肯与我约定共灭清朝：诸公统率水师，攻取沿水之处；凡诸公以兵力攻取之城池、州县、口岸、关隘，尽可留为己有，本王丝毫不加阻挠；其中所得之财宝粮食，亦听诸公自取。本王则攻其陆路；凡本王所取之城池、州县、关隘，所得之财宝粮食，本王均与诸公均分，以其半相赠；一切远方之城池、口岸、市镇，亦尽让与诸公。

「如此有诸公之水师，我等便可横渡重洋、跨越江河，无所阻碍。本王之军草创之初，兵力不能不说尚弱，粮亦不丰；贵国各国若不援手相助，则鞑靼将益贪婪，其凶暴将益甚；我军一旦被平，彼自必转而对付贵国各国，那时诸公要在江、广、浙、豫各省通商游历，显然就不可得了。本王切望诸公发兵与我协力，剿灭这班恶种，使我等共得其利。盼诸公俯从鄙见，是所至祷。

「本王所言虽属鄙俚，然愿对天起誓，必守此言。愿我等本仁心而立约，以成此举，则我等可以彼此修好，世世代代彼此通商，共享太平。此岂非上策？漳州城向来富庶，目今兵民俱安，贸易兴旺，财货充足。本王并恳切请求诸公运货运船前来，各色洋货以及火帽、火药等物，在此立可销售。诸公不必顾虑本王部下有人取物不给价；万一有此等事，本王定当照赔，决不食言！

「此函到日，望赐复音。

「　　　敬颂贵国各国诸公台安

「　　　　　　　　　　　天朝侍王、护国大将军　李世贤

「　　　太平天国十四年十月初一日」——录自《每日新报》

〔注七十五〕参见《中国之友》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一日。

〔注七十六〕参见前一章末尾所引《上海记录报》的记载。

〔注七十七〕指戈登上校、皇家海军阿思本上校及其属下。

〔注七十八〕意思是买进卖出这桩高尚的行当；而且还是在刺刀尖上做的。

〔注七十九〕《泰晤士报》一八六五年一月十二日。《中国贸易陆路报》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注八十〕《泰晤士报》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消息（日期作「上海，九月四日」）记湖州撤守，有下面这一段，是南京守军全部或一部脱身的又一个证据：——「叛军的人数因南京及别处逃来的人而大为膨胀，竟成了一支颇可畏的大军。」

〔注八十一〕写信的人显然把这位首领的姓「李」同封号「侍」弄混了，因为下面两道文告证明他就是侍王。

〔注八十二〕这当是指南京。

第二十六章（之一）　英国对华方针的结果

英国方针的结果、它对贸易的影响、总税务司之制、天津条约、中国现状、叛乱方兴未艾、补救之策、官场的方针、引渡条约、慕王一案、其不公、其不合法、白齐文一案、满清待我之道、俄国在华的方针、与英国相比、俄国的进展、统计、俄国的拓地、她逼近英属印度、俄国的便宜、她将来的方针、《北京与北京人》、此书作者所言之失实、引证之误、其例、《中国杂记》、太平军的动向、太平天国前途未卜、最近的动向、干王、捻军的胜利、将来的前景、终篇。

自从辉格党的大臣们忽发奇想、要去做满清的官儿以来，结果是不难说尽的。

历次战争的起因，不是为了把贸易——主要（如果不是全部）是鸦片贸易——硬加于中国人，就是为了惩罚这个民族竟想把他们自己禁烟的法度实行起来；从同林钦差的那场纠纷起，直到以「亚罗号」划艇为借口的上一次战争为止，无不如此。

英国近年对华方针的结果，分条总述如下：——

一、那份被人夸耀的天津条约，是靠「亚罗战争」的结果从不情愿的满清手里逼来的；它大大地限制了中国沿海的贸易，把温州、台州、南关、海口、泉州等等本来实际上已对外通商的口岸关闭了；而把商务局限于寥寥几个条约口岸，恰恰正中那些仇外官员的下怀。关于这件事，一位在中国住了多年的老侨民在《中国贸易陆路报》一八六五年九月十一日一期上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照主笔所说，这篇文章「把天津条约的弊病、外国总税务司之制的恶果，以及对驶往非条约口岸的外国船只所进行的那场讨伐，剖析得之精当，是我们生平所仅见」。文章很长，其中几处要点大致如下：在天津条约签订以前，从广州到吴淞的整条海岸线，连同沿途一切口岸，实际上都对外通商！各国船只都被容许、甚至被地方官鼓励随意进入任何口岸，并且只要照章完纳税课，无论本地货物还是外国货物，都可以自由买卖，不受阻挠。

天津条约和外国总税务司之制的设立，使英国（以及一切外国）的贸易吃了下面这些亏：——

第一，进出口税所纳几乎两倍于本地船只或民船所纳。

第二，强征重船钞，每吨每四个月纳银四钱、即十分之四两（合六先令八便士），而战前是每六个月一纳；民船则一文船钞也不纳！

第三，禁止贩运盐——那是中国与台湾各处一宗主要的货物——违者没收船只。此外硝、硫磺、明矾以及别的几种通行的货物也在禁内。民船则无论本地货外国货，一概可以贩运！

第四，除条约所列的「通商口岸」之外，禁止进入中国沿海任何口岸，违者船货没收。民船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进任何口岸港湾都不受限制。这一便一不便，相去何等悬殊！天津条约炮制以前，外国船只同本地船只享一样的便利；此后却因这条约那些开倒车的、极不利于英国利益的条款的施行，被压了下去。无疑，议约时替中国出面的那些精明的满清政治家，占了英国代表许多便宜。他们订到了限制贸易、把外人往来局限于寥寥几个口岸的条款；而他们最近的一着，更是在此之上（如今太平天国之忧已去、大沽炮台也重回他们手中）禁止雇用外国船只替中国人运货，连条约口岸之间也不许！

二、中国海关的外国总税务司之制，是额尔金勋爵使华时随员所搞出来的一套办法；其用意是把清朝的税收交英国人掌管，以确保赔款；又把余下的交还那个被榨干了的政府，使它能够镇压叛乱。北京的朝廷「报答」得真漂亮：它抓住每一个机会限制英国人的权利，一步一步地恢复它那排斥与闭关的老习惯！

近来发生了一件极有意味的事，就是曾国藩——仇外一党的首领、从前围南京的人——被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这位官员受命总揽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一切满汉文武官员与军队的全权。《中国贸易陆路报》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二日一期论这项任命说：——

「恐怕有人会指望曾国藩是个合乎时势、能够推行有益改革的人；须知他是『官』字一词全部含义的精髓——贪墨到了极处，对国家和百姓的祸福全不在意。仇外的倾向是他政治信条的主要一条，而且很有理由相信恭亲王完全赞同他……他在帝国所得的势力将无可抵挡，无论他想推行哪一套方针，都必能成功。」

曾国藩的官衔是帝国的统帅兼总督。

总税务司之制把一班四海为家的雇佣之徒放在一个位置上，不但能管住、而且能吞噬对华的全部外国贸易。他们时刻窥伺着，要去扣押并没收自己同胞的货物；中国沿海除条约所开的口岸之外，每一处口岸都是被他们实实在在地封死的。凡产业若没有一切法定权利的保护，或者（因货主不懂总税务司那一套章程）落到可能触犯某些烦苛罚则的地步——那些章程是欧洲籍的税务司和他们的中国同僚几乎天天随意颁布的，犯一条便有一罚——便会被他们急急扑上去据为己有。实在说，可以放心地讲：这套办法非但没有益于外国人及其贸易，反而直接妨害他们的利益；它把一批欧美的冒险家放在一个位置上，去帮着官员们钻条约每一处漏洞；同时又成了一面极好的盾牌，那些至今仍旧排外的满清人躲在后面，可以安安稳稳地搞他们仇外的勾当。

三、对太平军用兵，其起因是天津条约、外国总税务司之制、勒索战争赔款以及保护那桩下流的鸦片贸易所立下的那套不义的方针。这套方针大大地成功了——若就遏止并击退众多中国人中唯一其进步能带来转好之望的那一部分而言，的确如此。它还以更大的不义，同基督教为敌，阻住了它的传播；杀了成千成万信奉这教的人；使太平天国政府完整无缺地印行流通《圣经》的事就此停止；此外还使偶像崇拜在被毁的圣书的灰烬上重新立起，并且使那些只求我们友谊与教诲的人成批地被屠。由于英国这场邪恶的干预，太平军从前的疆土被人夺去，牺牲者被日晒雨淋漂白了的骨头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几百英里的地面。那饥饿、那惨象，前面已经说得很详尽；而如今中国又传来消息：从前曾是太平天国安乐村落的地方，如今成了荒野，许多处已有猛兽出没——有狼，有豹，有虎。

至于说英国政府过去这套方针曾使英国对华关系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善，曾使满清当局少一分不友好、少一分褊狭，或者曾于人类的普遍福祉有过一点贡献，那只能说是可叹的一败涂地。

英国以无可辩护的多事，把中国抛进了普遍无政府的状态。满清官员在全国的残酷与极度的贪墨，向来就足以引起地方的起事和几种成规的叛乱；可是百姓所能指望其成功、并能最终使帝国安定的，只有那场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它所显出的力量远胜于清朝政府，以致威胁到要迅速把后者扫灭，逼得英国非出手相救不可。而这些急需的结果，偏偏被所说的那套方针阻断了。

心怀不满的中国人既不能指望太平天国的运动成功，便去投别的叛乱；今日蹂躏这个国家的叛乱为数甚多。在北方，黄河一带的叛军（这是一个老组织，有时奉太平天国之主为正朔）、也就是捻军，已经同一支太平军和一大批回民叛军合而为一。这个联盟的队伍估计有三十万人以上；一八六五年夏，他们打败了那位（在北京一役中出过名的）鞑靼大帅僧格林沁，僧后来被他去投奔的几个乡民所杀——由此也可见百姓的向背。北方的叛军随即大举威胁北京本城，一度还传说他们已经把城攻下；近来他们似乎更往西去了，大概是要同别的革命者会合；不过有一点很确实：清方是无力制服他们的。

除这个联盟之外，中国北方还有两股可畏的叛乱：一是回民叛军，他们在陕西、山西、甘肃以及帝国别的地方同政府的权力分庭抗礼。再往南是「河南盗」，那是十万以上的一大群匪徒，他们在河南省内多年以来一直自立门户，至今如此。远在西边，那个比大不列颠大四倍的鞑靼大省伊犁，也已因回民起事而从清方手里夺去。

沿西部边界，普遍是无政府的局面：几乎像是俄国一往中亚推进，回民就一往中国移动。

在四川大省，太平军在翼王石达开、或他的继任者统率之下，仍旧据有权势。湖北的汉口（条约口岸）和江西的九江，清兵近来哗变，竖起了反旗。安徽也起了严重的骚动。再往南，在贵州、云南、广西，苗子、也就是独立的山民，势力正稳步增长；实在说，中国没有哪一省不或多或少成了可畏的革命或地方暴动的场所。

太平军在侍王和别的首领统率之下，兵力雄厚，在广东、江西、福建三省交界一带进展很快，清兵似乎全然无力干涉他们。

《陆路德臣西报》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一期论中国纷乱的局面，说得很对：「清朝政府和各地官员的行事里，必定有什么东西，在帝国各处激起对他们权威的强烈反感。」说来奇怪，这同一家报纸向来反对那些想变革这个为百姓所恨的政府的革命者。

《泰晤士报》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的中国消息里论捻军联盟的胜利说：——

「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而论，捻军的起事大约会同太平军的起事一样可畏。他们的首领有实在的冤屈要报，而百姓在各地官员手下吃过那么多苦，只消一星之火，就足以使整个华北燃起叛乱的大火。」

那些主张去干预太平军这样一场运动、去扶持满清这样一个王朝的人，要替自己辩解，必定得搬出极奇特的理由来——他们大都承认政府非换不可，可是等到换的机会摆在眼前，他们又以阻挠它为乐。

能够有益于中国的方针只有两条：一是由英国立一个有力的保护，并以魄力维持下去，直到那个恶劣的政府在每一个部门都被彻底地、从根本上改革过来；二是——这要好得多——听中国人自己去，容他们自己选他们的统治者。英国倘若只是守住自己的荣誉、保持中立，中国今天本会有一个本国的、主张进步的、强有力的政府。那个庞大的帝国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而它的体制所受的唯一一次败坏，就是鞑靼人的征服。中国的物力依旧雄厚，她人民的才能依旧强健，她古老文明的元素依旧经久；只消把满清秕政这个梦魇除去，那广大而聪慧的民族很快就会立起一个本国的政府，开出一个进步与改良的时代。这个篡夺的朝代摇摇欲坠已有一段时日；英国本该避开，不去扶持这座朽坏而无可救药的腐败的架子。她效力于一个垂死的专制，这专制已经衰朽到连对她的帮助也不懂得感激；而她却推开了一个热切盼望同她结为兄弟的年轻的继承者！

四、英国以她那侵略的、多事的方针，惊动了生性多疑而又惯于背信的满清。使他们对「化外之夷」除了恨之外又添一层怕，自然只能使他们比从前更闭关、更排斥。每一班从中国来的邮件都接连证明这一点。凡接到东方来信的人，不会看不到下面这一类文字：——

《中国贸易陆路报》一八六五年九月十一日一期说：——

「每一班邮件都带来官员排斥外国人的若干事例。这种心思无疑正是北京朝廷所定的方针……就这一点而论，请看上海当局所出的一道告示……禁止中国人雇用外国船只……仇外一党的首领曾国藩之手，在目下所行的对外方针里已经看得见了……」

文章接着说到：官员这套阻止雇用外国船、奖励本地船的方针，徒然替海盗送上猎物，只会使海盗更多；而尤其可责的是：若不是有英国兵舰在，海盗会把他们全部的海上商业毁掉，而官员们却不肯出力去除这个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曾想劝清朝政府准许中国人自置照外国式样所造的船，可是对外国新事物的憎恨——哪怕是有益的新事物——占了上风，当局拒绝了这件众所盼望的好事。

满清排斥外人的又一例，是从前准许外国船只到台湾各口岸的让步被收回了。

再有：温州在天津条约以前本是对外通商的，并且成了一处颇为要紧的地方。它何以不列在开放口岸之内，是难以索解的。外国的代表与商人近来曾设法要争得把它开放通商的让步，一时还因恭亲王的鼓励而相信所请会被允准。可是自从曾国藩出头以来，这个让步就被驳回，这念头也就撂下了。

上面所说那道禁止雇用外国船只的告示，是钦差大臣兼署江苏巡抚林某所出的——上海就在江苏省内。这道告示似乎很见效，于英国的航运利益大为不利。

中国来的最近一班邮件带来了《陆路贸易报》，日期是「香港，一八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其中有这样几句：「官员的排斥与仇外的倾向，一月甚于一月，愈见显著。」

《北华行情报》则说：「中国人正迅速学会把条约中最要紧的几款置之不顾。」实在说，一切消息来源都众口一词地说：英国费了这么大力气去撑持的那个满清政府，心存敌意。

香港的殖民政府把一个从南京逃出的不幸难民交给嗜血的清朝官员，至今恰好六个月。我们先把这一案的事实说一说，再看满清是怎样报答香港当局那番多事而无理的苦心的——他们那番苦心，是为了执行那份臭名昭著的天津条约里的治外法权一款；该约第二十一款规定：「中国罪犯如逃至香港、或逃上在港之英国船只，经中国官宪正式照会后，应予查拿；查有实据者，交还。」

广州的官员们依上面这一款，于一八六五年四月向殖民政府要求引渡一个住在香港的中国人，说他做过海盗。被索要的这个人自一八六四年九月起就住在香港；经过查问，查出了下面这些事实。他本是太平天国的一位首领，人称慕王（大约是接了那位在苏州被刺的苏州主将的爵位）；南京撤空时，他带着一笔不少的钱逃出，辗转到了香港。此事被当地中国人中几个秘密会社的人知道了，他便屡遭勒索；那些人扬言，他若不满足他们的索求，就把他作为叛军告到官府去。到后来，这番迫害逼得他去向一位英国律师求教，律师告诉他：在英国的土地上他是绝对安全的。于是他不再理会那些迫害他的人；那些人无疑是为了从官府得赏，便实行了他们的恐吓。广州那位满清的首席大员，若能捉到这样一位品级的叛军首领，升官是一定的，便立刻以「海盗」的名义要求引渡他。

这人被拿住，送到裁判司署受审，上面那些证据就是在那里取得的。证明他做过海盗的凭据，虽然不过是一名中国证人的口供——而那证人还是官府特地派下来的——却被认为足够；尽管被告所聘的律师提出抗议，裁判司还是依王国法律官员的指示，开出了引渡他的命令。

本案事实所根据的那篇很有价值的记载〔注八十三〕说道：——

「这件事通知慕王之后，他打定主意：在解往广州的途中若有可能，就跳水自尽；因为那里等着他的是何等可怕的下场，他太清楚了。把他交给中国官员时，他请求把手铐解开；可是我们一位文职官员（此人的姓名应当公布出来，他不是警察）不肯答应；于是他是戴着香港警察的手铐被解到广州的。到了那里，他被下在狱中，第二天被带到官员跟前，他拒不置辩，自认是太平天国的首领；随即被带回狱里，再过一天，便照专为政治犯所留的办法被处死了，就是：把他绑在一个十字架上，先割去两颊的肉，再割两臂内侧、两股等处，最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开膛。这就毫无疑义地说明了索要此人的真实缘由，以及他们真正要办他的是什么罪。」

在这桩残酷的引渡案里，香港政府所做的事，于人道、于他们同胞的基督教信念都同样可憎；而且不但全然不合法，并且大为不公。

慕王是作为海盗被索要、被交出的。指控他的唯一证据出自一个中国人之口，所要证明的是：这位首领曾拦住一条想闯过太平天国设在南京的榷关的中国船，而那证人就在船上。那条民船被太平天国的官府没收了。本案的要害就在这里。指控慕王的只有这一桩事。问题只在于：这是不是海盗行为。殖民当局忠于那套崇拜满清官员、毁灭太平天国的方针，答说是。我们且来看一看他们这个判断。

第一，太平军早已被认作交战的一方；而且由于英国（以及别国）代表屡次的行为，也被认作一个既成的政权。那么，慕王——太平天国政府一名正式受命的官员——扣押敌方一条船，怎么能解作海盗行为呢？照这个道理，美利坚合众国倒更有理由（虽然同样不近情理）向英国索要凡在她治下的每一个前南军军官，把他们当作海盗引渡！香港当局的判断，明明有违本案的是非，也有违审理所据的法律。而把这一点证得确凿无疑的，是这样一件事实：官员们是作为海盗索要慕王的，处死他时却完全是作为政治犯。

于是不能不看出：这位不幸的牺牲者并不是海盗——香港那班「立法贤哲」却把他当海盗交了出去。

第二，同中国订的引渡条约特别声明：可以交出的是「罪犯」，而且须「查有实据」。慕王不是罪犯，所以香港当局把他当罪犯交出去，是违法的。

第三，天津条约并不是香港的法律，所以当局即便对中国真正的罪犯也没有引渡的法定权利——何况无辜的慕王！正如香港《中国贸易陆路报》一八六五年五月三十日一期评这桩暴行时所说得不错的：「看来地方当局不但把条约读错了，而且在这件事上根本无权过问，因为从来不曾有过任何章程，使他们得以受理天津条约项下的罪案……

「圣奥尔本斯袭击案已经表明：条约不是成文法，没有立法的明文，法庭不能援用。阿什伯顿条约不是加拿大的法律，因为政府疏忽了，没有以成文法使它生效。同样，天津条约也不是香港的法律，因为并没有颁过章程使它生效。」

上面这三条反对引渡慕王的理由，相当有力地证明：他的死，是那些非法把他交去受此可怖之刑的人所行的一桩司法的谋杀。这又是英国在华渎职的一例，也是迫害太平军的又一例！

第二十六章（之二）　满清的报答与俄国的方针

英国官员既越了自己的权限、把条约里的治外法权一款这样用错，为的是讨好满清的官员，那么至少总可以指望对方有所报答吧。我们且看他们是怎样报答的。

交出慕王之后不出一个月，厦门附近的清军就拿住了那个雇佣军人白齐文（本书前面已经说过）、一个名叫格林的英国人，和一个英属东印度的臣民——他们正设法去漳州投太平军。这几个人并没有犯罪，而且是在还没有犯任何政治上的过失之前就被拿住的（白齐文生平从前的事另当别论，与那个英国人格林无干）。即便他们真投成了革命者，后来又在同清军作战时被拿住，他们所犯的也不过是政治上的过失，就是破坏中立，照例应处以逐出中国或三个月徒刑。

美国驻厦门领事听说有人被拿，便依条约治外法权一款的规定，要求交出白齐文——这件事他本来完全有权要求。那些官员却不肯履行义务交人。他们把这几个人押到内地，给他们戴上重镣，然后把他们沉死，事后却诡称这三个不幸的囚犯是在渡河时所乘的船翻了而淹死的！

由此可见：香港当局刚刚非法地把一个中国的政治犯交给满清政府，那些官员转眼就蓄意破坏条约里治外法权的规定——他们拿住的那三个人还没有犯事，只是被疑而已，他们却既不肯交人，又残酷地把他们处死。

中国来的最近一班邮件带来消息：通商口岸镇江有三个欧洲人被害。两位（菲吕君与皮克内尔君）是英国人，都是我的老朋友；第三位刘易斯君是美国人。这几个人是在深夜睡梦中被清兵袭击、残酷杀害的，他们并没有冒犯过谁，虽然前一天另有一个欧洲人打过一个中国人。行凶的人属于一支受过训练的队伍，由一个姓郭的官员统带；而这支队伍正是靠英国的力量招募、派官、装备起来的！

除了不断破坏条约治外法权一款之外，满清近来还在种种褊狭的举措里显出他们越来越不把自己的义务放在眼里、越来越厌恶外国人。除了我们已经说过的那些之外，还可以加上北京朝廷近日断然拒绝准许修筑一条拟议中的从西伯利亚到该城的俄国电报线。

于英中双方利益又是一次严重打击的，是斯蒂芬森爵士那无功而返的使命。满清政府断然拒绝准许引进或修筑铁路；地方官府又百般阻挠，使拟议中在广州、以及在上海与吴淞之间（相距约十四英里）试办的几条线都办不成。

还有一件事也正可为证，充分说明满清之全然不可理喻。几个月前，上海有一位有进取心的商人雷诺兹君，热心公益，架了一条从上海到海边的电报线。他把一切都安排妥当，赔了好几个本地地主的钱，把杆子立了起来；不想一天早上起来，杆子全被砍倒了。向官府交涉，官员们却把英国领事侮辱了一番，不许架设电报，所持的理由是说它妨碍了风水——那是堪舆之灵，或者空气，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在上面这桩横暴之前不久，那些官员还以另一种方式报答了英国给他们的帮助：他们把整个丝乡和内地都对外国人的轮船往来与通行关闭了；而这些地方在太平天国治下本是自由开放的，太平军还奖励使用轮船呢。

满清厌恶与敌视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不过所说的这些已经够用，我们对英国在华方针若干结果的检讨就到此为止。

既已检视了英国的行事，接下来略述一下俄国的方针，也许并非题外之话；俄国同中国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这个庞大的莫斯科强权的边界，一面正迅速向中国与印度两个帝国伸展，一面已经和平地安在中国疆土之侧，而在北方则正一点一点地把中国大片的土地并入自己版图。

满清虽然向来敌视同英国往来，然而正如《旗帜报》一八六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说得好：「有一套欧洲的方针是他们能够、而且确实懂得欣赏的。」所说那篇文章的要旨，把我想说的话表达得十分透彻，我忍不住要借用：——

满清懂得俄国的脾气，同这个帝国在边界上相安无事。隔开他们同这个强邻的不是长城，而是一道木栅；俄中两国虽然毗连，近五十年来却不曾互放过一枪。可是对于那个被人笼统而不确切地称作太平叛乱的事，俄国取的是什么态度呢？是完全的中立。我们却从海上把旗子插进了这场战争。我们公然积极地插了一手，宣告与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为敌，而实际上却被从中国的土地与水面上打了出来。要找结果，是找不出什么的，除了我们的名字被千百万本愿同我们友好相处、通商往来的人所痛恨。我们在北京的外交代表形同虚设；而且极有可能：一旦改朝换代，我们还得把自己那套满清政略拆掉，去应付东方一套大不相同的政治需要。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宿命论者；他们难得同事实赌气；他们或许相信英国人能打仗；可是当他们看见我们在他们两大派之间手足无措地站着，跌跌撞撞、昏头昏脑，一面有偌大的贸易要培植、有极大的将来利益要筹划，而所行的外交却既非和、又非战，既不把我们约束在任何说得清的路线上，又把我们弄到这样一种地步——无论清方得胜还是叛军得胜，只要出一点意外，我们就可能不得不动武来保全自己的权利——那么他们对我们的智慧是很难有什么敬意的。

有一件事既奇特又确实：俄国人同一切别的欧洲人不同，极有同亚洲较高种族融合的倾向。因此，他们在那片大陆上迅速的进展，带着吸收的性质，而不是征服的性质。俄国的方针，似乎同不断扩张她本已辽阔的版图分不开。她的边界向每一个方向坚定地推进，成千上万陌生的民族归于她的治下。在欧洲，她用武力去取任何她想要的地方；中亚偶尔也确有倔强或爱国的首领同她的推进相抗，不过这类阻碍，在她那大体上与其说靠兵力、不如说靠笼络与巧取所得的进展里，似乎只算是例外。

倘若有人胆敢用自己的眼睛看、并且有那样空前的大胆去发现俄罗斯帝国的非常扩张，总有一班年高德劭的「智者」要用一句压倒一切的斥责把他们打倒：恐俄症！这些老先生——料想是相当老朽了——尽可以把懂得近代地理、懂得俄国不断扩张这件事叫作随便什么能给他们一点无害的消遣的名目；可是天下一切叫法也改变不了事实。

有两个问题是特别关系英国的：在列国前进的路上，当俄国靠招徕亚洲的人民而眼看就要在一切大文明国所担的职分上同她比肩的时候，英国甘心停下脚步么？照俄国在中亚领土有规律的扩张推算，俄国与印度两条边界相接的日子几乎可以算准；这件事会不会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造成大祸？

欧洲别的强国尽可以袖手旁观而无所关心，因为只有英国有印度斯坦这样一颗宝贵的明珠。第一个问题可以略过，因为那不过关乎抽象原则的推进，或者基督教义、博爱与文明的传播；第二个却大不相同，因为它所关的纯是大不列颠物质上与商业上的利益。在说明这些利益会怎样受俄国将来的行动影响、或描述这个强权目下在中亚的地位之前，先略述一下俄国的进展，也不算离题。

《麦格雷戈商业统计》第二卷第四百一十页载有下面这些有趣的计算：——

「俄国的人口：——

彼得一世即位之年，一六八九年，一千五百万人；

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之年，一七六二年，两千五百万人；

她去世之年，一七九六年，三千六百万人；

亚历山大去世之年，一八二五年，五千八百万人。

「她从瑞典所得之地，比瑞典王国所余的还要大。

「她从波兰所得之地，几乎同奥地利帝国相等。

「她从欧洲土耳其所得之地，比普鲁士的领土（莱茵各省不计）还要广。

「她从亚洲土耳其所得之地，面积几乎同德意志全部小邦相等。

「她从波斯所得之地，面积同英格兰相等。

「她在鞑靼地方所得之地，面积不亚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

所引这部有价值的书刊于一八四四年。它接着说：——

「她在最近六十四年里所得之地，论广袤与重要，抵得上她在那以前在欧洲的全部帝国。

「俄国的边界已经推进：——

向柏林、德累斯顿、慕尼黑、维也纳和巴黎，约七百英里；

向君士坦丁堡，约五百英里；

向斯德哥尔摩，约六百三十英里；

向德黑兰，约一千英里。

「须记住：俄国那套排斥的税则，已经推行到所有这些新得之地；而这些地方从前是英国货物自由输入的。」

上面这些之外，还可以加上俄国在北美所得之地，面积将近不列颠群岛的五倍。

她从中华帝国所得之地，即满洲的黑龙江一带，面积约与英格兰相等。

她自一八四四年以来从独立的鞑靼地方所得之地，面积在不列颠群岛的四倍以上。俄国边界从奥伦堡推进到撒马尔罕，约有八百英里。

印度来的每一班邮件都带来俄国又有进展或又有征服的消息。我们所标出的她眼下的位置，离喀布尔不到二百英里，离贾拉拉巴德与克什米尔不到四百英里。隔开俄国人同英属印度的，只有克什米尔与喀布尔的群山。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面前受挫后退，便改了她侵逼的路线：原先是径直取道土耳其、波斯而至印度斯坦；如今她集中兵力把可怜的切尔克西亚压垮（论理，保护它比保护土耳其还更有理由），从而在里海以西打开了一条直通波斯的路；同时另有军团疾进，把她的边界线一路向东推过鞑靼地方。若能扼住博斯普鲁斯，黑海便成了俄国的内湖，而进兵波斯时唯一可受攻击的侧翼，就可以不怕海上强国了。这个位置她是不得已放弃了的，可是她又成功地得到了另一个几乎同样好的位置。她以非常的努力对付切尔克西亚，终于得到了觊觎已久的高加索山。这片山地只消不多的兵力，就成了一道有效的屏障，使任何外来的攻势都无法干扰她在里海一带及其以东的行动。可见十分明白：欧洲没有一个强国能在欧洲以对等的条件、或抱着成功的指望，去阻挠她在亚洲南部与东部的图谋。与此同时，她正稳步把印度与西藏边境上尚未归属的地方收为己有。最近这几年里，她已经顺利地吸收了希瓦、吉尔吉斯与卡尔帕克两支鞑靼人的地方、突厥斯坦各省，以及浩罕的要地。塔什干与撒马尔罕两座大城已入俄国之手；印度来的最近一班邮件（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又报称：俄国同布哈拉——鞑靼地方最后一个独立王国——已经开战。莫斯科有一句古老的预言说：「俄国人攻下撒马尔罕、回到他们鞑靼祖先的摇篮之日，亚洲将只有一个统治，蒙古人与鞑靼人联合起来，将傲视天下。」这句预言眼下确实正在应验；至于能否应验到底，还要看将来。

最近的电报说，俄国人已逼近布哈拉国都布哈拉城六英里之内，并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那个王国境内修筑他们的军用大道。这些路通往何处呢？是直指英属印度最近的一角！也许俄国人不过想在克什米尔北麓造几座避暑的房子，不过为这个目的而要军用大道和大队人马，未免奇怪。也许他们想到这些山的那一边去——到时候自见分晓。

这就是俄国目下（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在亚洲的地位；然而已经有迹象显出她还要大大地往前走。她推进的边界稍外一点的那些人民，已经在骚动纷乱之中。喀什噶尔、叶尔羌以及东部西藏别的地方，连同喀布尔，都在无政府状态之中，等着那位绥靖的、吸收的侵入者到来；而蒙古的大省伊犁已经背弃了对中国皇帝的归顺。邻近的几个民族已经像休耕的土地一样，在那把无可抵御的犁头前面碎裂开来。

十二月十三日《孟买邮报》说：——

「阿富汗各邦以及旁遮普边境一带骚动的传闻甚多……喀布尔内部的骚动仍在继续……和阗有使者到了克什米尔……据说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印度女皇献上和阗的归顺，以换取不受俄国侵害的保证……贾朗达尔以北山地的苏凯特居民，近日攻打曼迪……叶尔羌附近一带据报正在起事。据推测，这场叛乱的表露，是某个更大的势力在背后鼓动的迹象，其目的在于造成普遍的叛乱，从而打破中国在这些地方的势力。

「近日斋浦尔土王的印度兵同凯特拉土王之间发生冲突，死了好几个人。政府已责令前一位土王作出解释。

「西北边境的消息表明：对各教派日益增多的劫掠，比从前更须格外警戒。近来收到的信中说，西塔纳的瓦哈比教长们一直在收买斯瓦特的阿洪德的欢心，而阿洪德则要煽动各部落联合起来对付英国人。

「白沙瓦方面传来消息说，阿弗里迪族很不安分，有意生事。这个部落占据白沙瓦谷地西侧一带的山地，他们的地方横在白沙瓦与科哈特两区之间。他们能召集两万战兵，个个都是边境上数得着的好兵。」

凡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看得很明白：俄国向印度与中国的进展，正严重影响着大不列颠物质上与商业上的利益。好些年来，俄国人在中国已经同英国商人竞争得颇有成效。他们的贸易虽要穿过极广的地面，然而俄国的呢绒及别的制造品经伊尔库茨克、恰克图而入蒙古，其输入已足以供应并满足中国西部、北部、中部以及蒙古、西藏的市场。这桩商务一天比一天扩大，一天比一天便宜。俄国在同英国的角逐中（无论是商业的还是军事的）带来了压倒性的天然便宜。她正迅速在她亚洲的领土上展开铁路与电报线；这些东西除了把近代文明的科学、技艺与机械发明带进去之外，还是为把军队运到她帝国最远的边界而修的。很有可能：等到俄国的边界同印度的边界相接时，铁路也通到了同一点，使她能够运送大批军队。俄国在亚洲无疑有极大的将来；而英国终归要在那些将要用来对付她的天然便宜面前退让，是很难看出有什么法子可以避免的——那些便宜必定会被如此使用，这是不容怀疑的；除非当真有什么符咒，能使英国的利益在她这个对手眼里成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俄国人断不会宁取鞑靼地方一片不毛的草原，而不取印度肥美的一块。至于这件事的是非，还是少说为妙。想一想英国当初是怎样得到她在印度斯坦的领土的，俄国人若办得到，就同样有权去取；而我们既见他们把挡在路上的土地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夺去，又何必自欺地以为他们做了我们的邻居之后不会动手呢？

也许我们对俄国在印度与中国对面所占的这个地位，倒该欢喜；也许即便结果于我们不利，也要再过一个世纪左右才觉得出来；可是这些都是重大的问题，而且很有可能：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不是在保卫印度的属地，就是在扑灭俄国的阴谋在我们有色臣民中间挑起的内乱。

除非欧洲打起仗来，否则很难指望俄国会直接攻打英属印度；可是单单她那套征服之法同我们的一比，就会在那些易动、偏执而惯于反复的土著中间造成离心。何以会有这个结果，是由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说明的：俄国人（大约因为掺了鞑靼血统）能同亚洲人融合，而英国人不能。英国人尽可以自慰，说英国的统治在印度是被人崇敬的；可是天下一切自慰的话，也抹不掉那场可怕的兵变的记忆——而那场兵变，若想一想加入其中而并非印度兵的人数之多，更恰当的叫法该是一场叛乱。除非我们当真把自己的统治立在了百姓的心上，否则我们尽可以断定：俄国属地逼近必要生事，因为亚洲人俄化的速度，要比我们使他们英国化的速度快得多；而俄国的势力已经在阿富汗活动，说不定克什米尔也已如此——那里近来就有骚动的消息。关于这个题目，末了可以公平地说一句：俄国正在做一件大事，无疑于千万未开化的游牧之民有益，而她这条路很可能把她引到同英属印度的冲突上去。英国即便想拦她也拦不住；可是英国本来可以有一个强大的朋友与盟友，就是一个伟大的亚洲强权——倘若她没有把那本会立起这个强权的太平天国毁掉的话。由于她政府那套刚愎、无可辩护而短视的方针，英国失掉了一个光荣的机会：帮着在亚洲立起一个庞大的基督教帝国。这一着之所以尤其失策，是因为它的反面不但本可以造成一种制衡，去对付俄国在东方无休止的侵占，而且本可以在她自己印度属地的边境上造出一个强大而友好的强权。

本书作者所一直致力的一个目标，也是促成本书写作的一个不小的缘由，就是要抵消英国因种种不实的报道而对太平军激起的那一大堆无知的偏见。有些人或者自己与此事有份，或者轻信那些参与屠杀太平军的人别有用心的说法，便很高兴看到自己的见解借若干书籍、报刊与杂志而传播开去——那些书刊无疑是很爱国的，然而不是无所顾忌，就是容易受骗。

为了证明所说那些报道毫无价值，下面从两部新书里选出几段（《北京与北京人》，雷尼医生著；《中国杂记》，德庇时爵士著）；同时也要毫不迟疑地断言：凡以诋毁太平军为底子的同类著作，都同样靠不住，而且驳起来一样容易，甚至更容易。

两书中前一部的献词是献给卜鲁斯爵士的；雷尼医生竟有那样丰富的想象力，把这位官员那套摇摆而空洞的外交称作——

「一套于中国的将来预兆如此之好的方针。」〔注八十四〕〔甲〕

雷尼医生接着又把失实、谄媚与偏见进一步糅在一起，说道：——

「这套方针既是促成太平叛乱熄灭的主因〔乙〕，便已经带来了于人道之事关系极重的结果。」〔丙〕

〔甲〕所说那套「方针」究竟是「预兆好」还是相反，让读本书的人、以及一切有别的途径（而不只是雷尼医生所给的途径）可资了解的人去判断吧。

〔乙〕至于第二段，雷尼医生倘若是说卜鲁斯爵士那种支吾、委靡而摇摆的行事，因全无魄力、全无公正，以致根本不曾立起任何方针或政治原则，从而促成了某一种结果，那么他说得不错；可他若是说他这位恩主曾主张、劝告或纵容屠杀太平军，那他就是陷在某种离奇的妄想里了，而他想要称颂、却分明歪曲了的那个人自己的话，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卜鲁斯爵士那架政治好恶的风信鸡，不但从来不曾吹到离主张直接干预还差许多度的方位上，反而曾激烈地反对任何这一类的举动；只要翻一翻本书第十章第二百八十页以及别的许多地方就可以看到。不过，给雷尼医生那篇虽然有趣却虚幻的颂词以致命一击、并证明他那不幸的前提毫无根据的，是这样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所谓「太平叛乱的熄灭」既不曾发生，看来也未必会发生；伦敦各报（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的一则电讯就是明证：——

「上海，一八六五年十月九日。据报太平军又成大队出现。」

〔丙〕至于雷尼医生关于「人道之事」的那番大言，既然太平军至今并未被斩尽杀绝，这话简直毫无意义；唯一可取之处，是它从蓝皮书上抄得很准确（参见第二十四章第七百三十八页）。

第二十六章（之三）　驳诬与太平军的近况

在《北京与北京人》第八十九页上，雷尼医生认可了下面这些失实之词：——

「太平军，照巴夏礼君所说，是在竭力摹仿清方性情中最可厌的几点（？）；此外还演着一出『下房贵人』那样的闹剧，摆出种种荒唐透顶的尊严架势，兼以普遍的放荡、亵渎与猥亵……」

随后雷尼医生一想到这样的罪恶便怒从中来，而道德上的自信又使他起了一种奇特的技痒，于是极狠毒地辱骂太平天国的王道：——

「这位疯癫的君主（看来他确实如此）只由妇女侍候，不许男子近前；据说南京朝廷通行的制度是重婚（？）兼普遍的败德。」

上面这番话既失实又荒唐。天王是按时同他的大臣与将领议事的。用上「重婚」这个字眼，叫人想到写这话的人别有用心；我们不妨猜想，他的意思是多妻。他不但忘了去责备他那些清方朋友也遵着中国这同一个风俗，而且他想必不知道：「重婚」是指娶一个以上妇女之罪，而这只有在民法定此种结合为非法的国家里才算罪。雷尼医生这样辱骂了他从未见过的人还不满足，接着又去错引蓝皮书。他在同一页上说：——

「下面这一篇狂言，近来以告示的形式出自天王之手。」

他随后引了一道诏旨，那是一八六一年三月七日颁布、为太平天国政府的文职部门立若干章程的；它的译文载在呈交英国议会的中国事务蓝皮书第四十四页（第十一号附件六），该书是「依一八六二年四月八日咨文呈递」的。

雷尼医生、或他所据的材料，把原来那份官方译文改动了的一节，原文如下：——

「兹于既备之章程外，又添六条，共成九条。勿去背了爷、哥、朕与朕之幼——他们普照万方，仁慈调和，以至万万代……」

「爷——哥」二字在中文原本里照例是抬高若干格、写在「朕与朕之幼」之上的，这就恰好把神性标明了。凡不存成见的人，必定会把这句话理解为：「爷、哥、朕与朕之幼」各在各的分位上仁慈地调和万物。然而雷尼医生却用下面这个法子来证明太平军的亵渎：他在他书中第一卷第九十页上，把所说那道告示的这一节错引成这样：——

「今尔等丝毫不可背了『爷哥朕』与『幼』（？）——上帝、基督、朕与朕之子——他们合为一个政体而普照万方，仁慈调和，以至万万代。」

雷尼医生这句插进去的话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全然不像中国话的说法，却是英国外交家所爱用的字眼。这显然是一着巧妙的手段，想把这道告示的意思改掉，给太平军打上亵渎之罪的烙印。《北京与北京人》的作者还有别的几处，特地绕出去认可那些不利于太平军的转手之见；不过他既不曾设法举出自己的亲历来印证，这类毫无价值的说法也就不必再说了。上面所揭出的这一处错引，不但说明那班诋毁太平军的人有多么不足凭信，而且很适合用来结束我们同这部书的交道——这部书的作者若肯不去诋毁一桩他实在一无所知的政治事业，它本来是更有价值的。

《中国杂记》里所含的失实之词，虽不过一句话加一条脚注，却很要紧、值得驳一驳，因为那是德庇时爵士说的。他在序言里论到中国与日本的政府，说道：——

「他们虽有种种过失，就其根本特性而论，总比中国那班假冒基督教的太平军要好些……」〔注八十五〕

至于假冒基督教，读过《太平天国》这部书的人，也许会同它的作者一样相信：假冒的其实全在那些像德庇时爵士一样讥笑、辱骂、嘲弄太平军信仰的人一边。千千万万的人决不会为了一个假冒的目的去发动一场伟大的革命、去牺牲性命，任凭德庇时爵士怎样以为不然。倘若「从一开头就很明白」太平军之不像基督徒，正如穆罕默德之不像犹太人，那么请这位高明的发现者好心说一说：本书所引所述维多利亚主教，以及艾约瑟、杨格非、麦都思、慕维廉诸位牧师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如今要说的，只剩太平军自攻下厦门附近的漳州城以来的动向，以及他们目下的境况与地位了。

太平军据有福建一省的一大部分约八个月之后，于一八六五年五月十六日弃漳州城而去，向西开走。

这一着使欧洲人和清方都措手不及；因为直到侍王离漳州的前一天，他的哨所还在离城五英里处，而满清的队伍已经很久不敢去碰他们了。这地方工事既坚，粮食也足——足到竟留下了大批存粮等物；而城西城南一带地方又完全在太平军掌握之中。

侍王这次突然行动的缘故，是因为十一天之后他便在内地八九十英里处同干王洪仁玕的队伍会合了。

自然，照例又有人捏造出种种关于太平军沿途暴行的可怕说法，去撩拨那些老实到肯相信的人。所幸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太平军还不曾变成英国的方针费尽力气要把他们变成的那种「匪群」。厦门（离漳州约十四英里）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麦格雷戈牧师在一八六五年四月十日的信里说：太平军从漳州出兵攻取本省邻近各处时〔注八十六〕，「并不曾有过无端毁坏财物或屠杀百姓的事」。后来革命者退入内地，他在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另一封信里又说：——

「自然，关于太平军据漳州时的残暴，如今有许多说法在流传；可是须记住：这些都出自官府，经由外国人办的海关而传进外侨中间；而略一查究，往往就见得全无根据。譬如有人说太平军把漳州变成了一座屠场，凡带不走的人都杀光了；为了印证此说，还领了几个外侨去看城里好几处着火、四下横着许多尸首。可是须记住：在这以前官军已经在城里待了好几天，而苏州的前车之鉴，至少应当教英国人明白这几天是怎样过的。中国有一个专门的名目，指那种出示禁止兵士滥杀滥抢的告示；我偶然从我的教习（他有门路得到衙门里流传的一切消息）那里听说：漳州落入清军之手四五天之后，这道告示才出。实情是：太平军一走，他们留下的人（他们带走了许多人作挑夫等等）便尽快设法逃出城去；我们从几个逃出来的人那里得到消息：叛军走以前并没有杀过人。至于清军在漳州及四围村庄里是怎样行事的，只消一件事便可见：自从他们进城以来，兵士一直在卖妇女，每人四块钱。至今还不曾有过任何证据，说太平军犯过这句话里所含的那种暴行。不久以前，因同安一带有些骚动，漳州附近的清军分出一支队伍去；照他们自己说，他们烧了二十多个村子、屠了两千多妇孺，并不曾遇到任何抵抗。他们后来撤了回来，因为再往北的村民联合起来自保，并扬言要去投叛军。我们还不曾听说过太平军有这样行事的一例。」

太平军究竟会不会变成他们国家的一场灾祸，还是会重新兴起、重得权势与地位、恢复他们从前的局面，目前是无从断言的。可是有一件事必须仔细记下：万一真出现前一种可叹的情形，正是英国的干预把他们弄成这个样子的；一切可厌的、或将要可厌的事，都必须把它看作原始的、应负责任的缘由。如今已经毫无疑问：干王统率着一大支太平军；不过同样确实的是：别处还有不归他统带的几支。然而只要他还在位，这场运动变质之虞是不必多虑的。同自漳州退却有关的一件事，最能说明问题。看来太平军一走，就有几位传教士到那地方去，作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卡内基医生（医学传教士）是这样记的：——

〔注八十七〕「教友中只有两三个人有下落……一位本地传道人也在失踪之列。不过还有一件同叛军有关的有趣的事要说，就是：他们虽把异教的庙宇抄空、把庙里几百尊偶像尽行捣毁，对基督教的礼拜之所却加以尊重；而且在一处礼拜堂里，有一幅写着『耶稣真道』四字的横幅，他们中有人在下面添了一句：『愿其遍传天下！』」

正如下议院议员赛克斯上校在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报》上论此事的一封信里说得不错的：——

「这两处见证，在一座荒残的城里完好无损地立着，必要刺痛某些人的记忆——那些人用英国的刺刀、英国的枪弹炮弹，背着信义、背着被命令的中立，去帮一个以一贯背信与残酷著称的政府，打垮一个民族的党派；而我们看得见，这个党派里不但有基督教的一点萌芽，很可能长成丰盛的收成，而且这个党派一向表示愿意同外国人修好，以便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技艺——这同清朝政府恰成对照，那个政府愚蠢而顽固地反对一切关于兴办铁路、电报、内河轮船航行以及别的有用之事的建议。」

自漳州撤走以来，关于太平军的动向与所在，所得的消息很少。从两个外国人（曼斯菲尔德与巴菲）的供述里可以确知：干王是最高统帅，至于天王与忠王则毫无消息。除漳州出来的那支队伍、以及同它会合的主力之外，另有一支似乎是从江西省的嘉应州来的，不过没有说是由谁统带。这几支队伍的集中，大约是出于干王的命令；看来他此后已带着他们北进江西。他们究竟开往何处，至今不明。很有可能：他们的意思是去同北方各省的捻军会合——捻军又一次打败了曾国藩所统的清军，而且似乎正以压倒的人数四面出动，其中一支据报还特地往西南方作了一次牵制。

曼斯菲尔德与巴菲这两个人，在太平军各部会合时都在场。后者在他的供述里说：「干王约三十五岁。他是眼下叛军的首要首领……我离开时，叛军正在商量往江西退却。他们对干王极有信心。这位干王是个极聪明的人，很喜欢欧洲的见解，却很不信任外国人」——他不信任也是情理中事。

在北方的捻军联盟和南方的太平军之间，满清的朝代似乎很可能终于被推翻。清军若集中于北方，那么别的各处便处处起事，太平军的实力与所得的地方便迅速增加；反过来，他们若去对付南方的太平军，那么捻军、回民叛军等等便得到无数的归附者，一座接一座地攻城而无人能制。每一班邮件都带来一点模糊的消息，说英国被人这样轻率地引去扶持的那个鞑靼的事业又遭了什么挫折。奇怪的是：内忧正迅速加深，而满清偏偏在这唯有外国的帮助才能救他们的时候，去遂行他们仇外的打算。《中国贸易陆路报》近日一期，日期是香港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说道：——

「自从近日撤出大沽炮台以来，加固工事上已经费了许多人工与款项；实在说，据说所定的计划若全部办成，这些炮台除铁甲舰之外将无可攻破。把这件事同人所共知的那套仇外方针连起来看，是很有意味的。」

一八六六年二月一日的中国消息报称：太平军在福建打了一个胜仗，清方失了他们的将领郭松林。太平军又重新攻下了要地嘉应州；那城原是如今合在干王统带之下的第三支队伍在会合之前撤出的。

与此同时，又传来捻军进一步奏捷的消息；并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叛军（料想是属于这一派的）出现在离汉口三十英里之内——汉口是扬子江上游约七百英里处的通商大埠与条约口岸。由此看来，捻军似乎分出了相当大的一支，疾趋西南；而同时太平军则向西北移动，攻下了嘉应州。那么很明白：两支队伍若各自继续推进，不久就要相遇，而这多半正是他们的本意。

太平军倘若运气好、又有见识，能同捻军会合，那后果如何是不容怀疑的。没有外国的帮助，清方连这两场大叛乱中的任何一场都对付不了，何况两者合在一起！反满清统治的这两大派只要这样合而为一，本地的百姓就会全体起来。每一班邮件都带来这个纷乱帝国各处新起事端的消息；而尤其于现今这个朝代不祥的是：中国地位最高的士人阶层，已经开始发起并领导地方上的起事了——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在离上海只有六十五英里的金山镇，就是如此；而那一带地方正是刚被英国的刀剑「绥靖」过的！

「不幸的人总是被人遗弃、被人出卖的」——何况是被那些当初以罪过使他们陷于不幸的人！因此，英国国内对太平军所激起的那种敌意，其性质是不难明白的——而太平军是中国人民中唯一一部分、是正直的人所能指望其推进那个广大、美丽而富厚无比的国家的真实利益与改良的唯一一部分。

打仗本来就不好；对一个无所冒犯的邻邦打仗，是大罪；为了一个自由而安乐的民族「可能」妨碍我们的赢利便动武去征服他们，更是弥天大罪；可是为了唯利的缘故去同自由与基督教的事业打仗，这双重的罪恶，又要用什么字眼来说呢？然而不幸，英国站在太平军的对面，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如今还有一点指望：那位已故的、为人悼念的政治家帕麦斯顿勋爵内阁的方针，或许会归于失败。中国这些信奉基督的爱国者还有成功自卫的机会，而且他们满怀希望，因为他们的首领屡次说过：「明朝立国用了一百年，我们或许也要这么久；可是迟早我们一定会把鞑靼人赶出去、一定会成功，因为天父与我们同在，谁能胜得过他呢？」

所以，愿英国人相信：他们的统治者此后会守住他们再一次标榜的中立，不会再去打一场不义的、连宣战都没有的、违背自己官方誓言的战争。凡心里还有一星博爱、文明或基督信仰之火的人，都会祝他们的中国弟兄一路顺遂。

但愿太平军能像凤凰一样从他们昔日光荣的灰烬里重生，终于使他们那场伟大的政教运动成功；但愿他们能重新刊印并广为流通那部圣书——在他们从前的全部疆土上，英国的刺刀与满清的火把已经把它毁掉了一时；但愿英国不致要为这样一桩罪过负责：扼杀了近代亚洲第一场基督教的运动，扼杀了使中国归于基督、得到解放的最后一个看得见的机会。

我们既因自由的事业是他们的、福音的事业也是他们的，而怀着希望展望太平军的将来，那么就请记住（这是就前一面而言）一位伟人说过的话：——

「　自由之战一经开端，

血染的父传与儿男，

虽屡屡受挫，终必得全。」

也请记住（这是就后一面而言）：太平天国的运动是因领受福音而起的；而为了安慰那些为福音受逼迫的人，福音书里有这样的话：——

「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注八十三〕载于《每日新闻报》一八六五年八月八日。

〔注八十四〕着重是我们所加。

〔注八十五〕「从一开头就很明白：他们之不像基督徒，正如穆罕默德之不像犹太人。」（该书第四页）

〔注八十六〕载于《英国长老会信使报》一八六五年七月一日及八月一日。

〔注八十七〕参见《不定期报》第十号第十三页，一八六五年七月出版，随厦门与汕头中国传教团一八六四至六五年第十次年报发行。

附录一

天王洪秀全所撰、太平军所用的宗教书

十款天条

当常遵守的十款天条

第一款

崇拜皇上帝

解曰：皇上帝乃普天之下万国世人之大共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亦人人是其所保佑；故人人早晚均当崇拜他，感念他的好处。俗语说，天生天养天保佑；又说，既食其禄，不可欺天。所以凡不拜皇上帝的，便是犯了天条。

其赞美诗曰：——

皇天上帝是真神，

早晚崇拜必蒙恩；

十款天条宜深念，

莫因愚昧昧天真。

第二款

不好拜邪神

解曰：皇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皇上帝以外都是邪神，惑人害人，断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的，便是犯了天条。

其赞美诗曰：——

邪魔最易惑人魂，

执迷终必落地门；

劝尔众人齐醒悟，

早同天父结和亲。

第三款

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

解曰：皇上帝之名曰耶和华，人不可妄题。凡妄题上帝之名、口出悖天之言的，便是犯了这一款。

其赞美诗曰：——

天父至尊无可伦，

亵慢其名少善终；

未晓真道宜谨慎，

妄行亵渎罪无穷。

第四款

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

解曰：当初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工已告成，名为安息之日（即礼拜日）；所以普天下凡受皇上帝恩福的人，每逢第七日尤当敬拜皇上帝，颂赞他的恩德。

其赞美诗曰：——

世间福乐总由天，

人当称谢共讴然；

朝夕三餐宜感戴，

七朝礼拜更虔虔。

第五款

孝顺父母，可以延年

解曰：凡忤逆父母的，便是犯了这一款。

其赞美诗曰：——

史载大舜孝终身，

能使双亲极欢欣；

皇天必厚如是者，

莫负生身二老人。

第六款

不好杀人害人

解曰：杀人者即是自杀，害人者即是自害。凡犯此二者，便是犯了上面这一款。

其赞美诗曰：——

天下一家皆兄弟，

岂容彼此互相残？

形神两者皆天赋，

各遂其安享其欢。

第七款

不好奸邪淫乱

解曰：天下凡男人皆兄弟，凡女人皆姊妹。天堂之子女，男归男行，女归女行，不准混杂。男女若行淫乱，便算出丑之人，是犯了天条中极大的一款。凡眉目传情、心怀邪念、吸食洋烟（鸦片）、歌唱淫词的，都算犯了这一款。

其赞美诗曰：——

第二十六章（之四）　三字经与幼学诗

淫欲为首恶，

犯之成弃民，堪怜复堪悯；

若要享天福，

须当克己勤修身。

第八款

不好偷窃劫抢

解曰：贫富皆由皇上帝所定；凡抢劫偷窃别人财物的，便是犯了这一款。

其赞美诗曰：——

安分守贫莫窃人，

劫夺强梁最下尘；

害人到底还自害，

有志诸君早自新。

第九款

不好讲谎话

解曰：凡说谎、纵妖诈，以及一切粗秽放肆之言，都是犯了这一款。

其赞美诗曰：——

谎言浮语总宜捐，

诈伪奸邪罪在天；

多话终须招祸患，

不如谨慎自心田。

第十款

不好起贪心

解曰：凡见人妻女之美而起贪心，或见人财物之好而起贪心，或为赌博的，便是犯了这一款。

其赞美诗曰：——

日常举止莫贪心，

陷入欲海患必深；

此诫当年传西乃，

至今天条力犹森。

※　　※　　※

「按：第二款解语中所谓『邪神』，译者译作『诸神』，大约是指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相信其能主宰一切祸害人类之事的众多恶灵。雷神、电神、风神等等是其中为首的，此外还有几百种小神，穷苦人家相信它们夜里出来，只要高兴，便能散布瘟疫、灾祸与火患；因此那些胆小战兢的穷人便日夜向它们献祷献香，唯恐它们逞其凶恶。」——录自《中国的太平军》

三字经

（原文每句三字，每章四句。）

皇上帝，

造天地，

造山海，

造万物。

六日间，

尽造成；

人为尊，

赋荣光。

七日拜，

念天恩；

普天下，

宜虔心。

尝闻昔，

有外邦，

奉上帝，

名以色列。

其十二支，

迁于埃及；

上帝眷之，

子孙日繁。

后有王，

魔入心；

妒其盛，

加痛苦。

令存女，

不许男；

其为奴，

苦难当。

皇上帝，

怜视之，

命摩西，

归其家。

又命亚伦，

往迎摩西；

二人见王，

行诸异迹。

王心硬，

不放行；

上帝怒，

降虱蝗。

又降蝇，

并降蛙，

入其宫，

爬其灶。

王仍拒，

河变血！

举埃及，

水皆苦。

降疮疖，

降瘟疫；

又降雹，

甚惨烈。

王仍拒，

杀其长子；

埃及之王，

无计可施，

乃放之，

出其地；

皇上帝，

扶持之。

昼以云，

夜以火柱；

皇上帝，

亲救之。

王心硬，

率军追；

上帝怒，

显威严。

既至红海，

水茫茫；

以色列民，

大惊惶。

追者及之，

上帝阻其行；

他亲为之战，

其民无所困。

令红海，

分其水；

立如墙，

俾民过。

以色列民，

安步而行，

如履旱地，

性命获全。

追者欲渡，

其轮尽脱；

水复合之，

尽皆淹没。

皇上帝，

显大能；

以色列民，

尽得保全。

既至旷野，

无所食；

皇上帝，

命勿惧。

降吗哪，

人一升；

甘如蜜，

饱其腹。

其民多欲，

思食肉；

乃降鹌鹑，

以百万斛。

于西乃山，

显异迹；

命摩西，

作石版。

皇上帝，

颁天条，

共十款，

犯者不赦。

亲手书之，

付摩西；

天之法，

不可易。

后世间，

时有违；

因魔诱，

人堕苦。

然皇上帝，

怜世人，

遣其长子，

降尘寰。

其名耶稣，

世人之主与救主，

受极苦，

赎其罪。

于十字架，

钉其身，

流宝血，

救万民。

死三日，

复活起；

四十日，

讲天事。

将升天，

命门徒，

传福音，

宣其旨。

信者得救，

升天堂；

不信者，

先定罪。

普天下，

独一上帝，

至大之主宰，

更无其二。

※　　※　　※

中华早世，

上帝所眷；

与外邦，

同行一道。

自盘古，〔注八十八〕

至三代，〔注八十九〕

敬上帝，

史有载。

商之汤，〔注九十〕

周之文，〔注九十一〕

敬上帝，

至诚恳。

汤之盘铭，

日新其德；

上帝命之，

抚有天下。

文王甚恭，

明事上帝；

归之之民，

三分有二。

及秦得天下，〔注九十二〕

惑于神仙，

举国为魔所惑，

于兹二千年。

汉之宣与武，〔注九十三〕

皆踵此恶例，

狂悖日以滋，

效秦之乱政。

武帝既老，

悔其愚；

叹自少壮，

常行邪路。

汉之明帝，〔注九十四〕

迎佛之教，

立寺建庵，

大害于国。

而宋之徽，

尤为狂惑，

竟改上帝之名，

为玉皇。〔注九十五〕

然皇上帝，

乃至尊之主，

君临普天，

是为天上大父。

其名至荣，

当传万世；

此徽者何人，

敢妄改之？

此徽宜乎，

为鞑靼所执，

并其子，

殁于北漠。

自宋徽，

至于今，

七百年，

陷愈深。

上帝之道，

久不闻；

阎罗妖，

惑之极。

※　　※　　※

皇上帝，

恩深如海；

而魔害人，

暴虐已甚。

上帝为之不悦，

乃遣其子，〔注九十六〕

命其降世，

先习诗书。

丁酉年（一八三七年），

升上天；

天上之事，

明以示之。

皇上帝，

亲训之，

赐诗书，

传真道。

上帝又赐之玺，

又赐之剑，

付以权柄，

威不可当。

命其同长兄，

即耶稣，

驱逐妖魔，

天使助之。

有一妒视者，

即阎罗妖，

大逞凶恶，

状如妖蛇。

然皇上帝，

高举其手，

训其子，

降此妖。

既胜之，

不加宽贷；

任其妒目，

尽挫其气。

既胜妖，

返于天；

皇上帝，

授大权。

天妈慈，

极恩惠，

美且贵，

无可比。

天嫂贤，

极周详，

常劝兄，

事宜详。

皇上帝，

爱世人，

再命其子，

降下凡。

既遣之下，

嘱勿惧；

曰我偕尔，

总督万事。

戊申年（一八四八年），

其子忧困；

皇上帝，

为之显现。

携耶稣，

同降世；

训其子，

任治权。

上帝立其子，

永永无疆，

败群邪之谋，

显威与权。

又审判世界，

分善恶，

付之地狱之苦，

或赐以天堂之乐。

天管万事，

天持一切；

普天之下，

来认新君。

小子们，

拜上帝，

守其诫，

莫违逆。

炼尔心，

莫堕落；

皇上帝，

常鉴察。

尔须善炼，

莫堕落：

明知故犯，

是入苦之第一步。

欲得善终，

须有善始：

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慎小事，

察几微：

皇上帝，

不可欺。

小子们，

奋尔志：

上天之法，

不容犯。

福降善人，

祸加恶者；

顺天者存，

逆天者亡。

皇上帝，

乃灵魂之父；

万事万物，

皆赖于他。

皇上帝，

乃我灵之父：

虔心事之，

必蒙福佑。

孝顺肉身之父者，

必享遐龄；

报答父母者，

必得福祉。

莫行淫，

莫污秽；

莫讲谎，

莫杀害。

莫偷窃，

莫贪心：

皇上帝，

严行其法。

遵天命者，

享天福；

感天恩者，

蒙天佑。

天福善，

天祸恶：

小子们！

持正行。

正者为人，

邪者为妖：

小子们！

求免辱。

上帝爱正直，

而恶邪恶：

小子们！

慎毋差。

皇上帝，

无所不见；

尔欲享福，

须自炼自正。

〔注八十八〕盘古是第一个人，照中国的神话，他是混沌所生，又是地、日、月、星的创造者。

〔注八十九〕三代之世始于西历纪元前二千二百零七年，终于纪元前二百四十七年。

〔注九十〕纪元前一千七百六十六年。

〔注九十一〕纪元前一千一百二十一年。杜赫德说，商汤与周文王两位君主都敬拜上天。

〔注九十二〕纪元前二百四十七年。

〔注九十三〕纪元前七十四年至纪元后二十五年。

〔注九十四〕纪元后五十八年。明帝听说真教在西方，便于纪元后六十六年遣使往北印度；使者见那一带的人多半奉佛，便带了几个和尚回来传教；佛教就这样传入中国。

〔注九十五〕这位君主（徽宗）笃信道教的迷信。纪元后一千一百零一年至一千一百二十六年。

〔注九十六〕即洪秀全。

幼学诗

（原文每句五字，每章四句。）

敬上帝

真神皇上帝，

万国共尊崇；

普世生民辈，

朝朝暮暮同。

上下随所视，

无非沐帝恩；

当初惟六日，

造物尽完全。

无论割未割，

谁非上帝生？

虔心称帝德，

永获大光荣。

敬耶稣

耶稣其长子，

当年上帝遣；

舍命赎吾罪，

厥功诚卓然。

十架难堪负，

愁云日色昏；

可敬天所贵，

为尔世间人。

复活升天去，

荣光执大权；

由兹知可恃，

得救可升天。

敬父母

积谷防饥日，

养儿待老时；

孝男生孝子，

报应实堪奇。

借问吾身体，

何由得永年？

第五天条守，

荣禄自绵绵。

朝廷

朝廷威凛凛，

左右畏天威；

生杀由天子，

群臣莫敢违。

为君

一人司政治，

万国得安宁；

君主操权柄，

谗邪自敛形。

为臣

君正臣斯直，

君明臣自诚；

伊周堪取法，

正己赞朝廷。

一家

一家相亲爱，

欢然共一堂；

和气既周遍，

福祉自天降。

为父

栋正梁斯直，

父严职乃全；

莫教儿女怒，

融融乐满廛。

为母

为母戒偏爱，

谆谆训女贤；

身为闺范则，

喜气达云天。

为子

为子型其妇，

顺亲是大端；

莫听妇人语，

骨肉免生嫌。

为媳

既嫁为人妇，

柔和职乃完；

莫同妯娌闹，

致恼老双亲。

为兄

为兄教弟妹，

须念共所生；

倘有些微过，

包容宜宽情。

为弟

年齿天所定，

事长在于恭；

为弟遵天命，

福禄自无穷。

为姊

为姊教妹辈，

进德预修天；

倘或归宁日，

聚儿训以贤。

为妹

为妹听兄姊，

和顺戒骄盈；

殷勤勤自勉，

十款记在心。

为夫

刚强男子性，

爱妻宜有节；

纵使河东吼，

心中莫胆怯。

为妻

妇道从三者，

莫违尔主君；

牝鸡若司晨，

家门忧可闻。

为嫂

为嫂职何在，

所行何所宜？

欣然和弟妇，

举措永无亏。

为弟妇

弟妇敬其嫂，

谦恭尊所兄；

事事让长嫂，

和胜管弦声。

男道

男子各有耦，

人伦职要存；

刚毅事在外，

嫌疑总宜屏。

女道

女道在坚贞，

男女须远嫌；

幽闲宜在室，

福祉自绵绵。

婚姻

婚姻由夙缔，

其权在于天；

既合情宜续，

相从永不迁。

治心

为要统全体，

帝赐人灵心；

心正为真宰，

耳目手足遵。

治目

群邪先惑目，

目正众恶除；

两瞳当定视，

身光上彻虚。

治耳

凡声之入耳，

一一静中听；

塞邪而通善，

方为大聪明。

治口

舌为争端本，

多言致祸灾；

莫污谎秽语，

谨慎理为裁。

治手

断手除牵恶，

此志诚可嘉；

手职在致敬，

非礼莫轻拿。

治足

两足行正道，

遵之勿旁差；

人生千万径，

终必入邪斜。

升天之路

荣辱由人自取，

为人当自勉；

能守十款天条，

天堂享福缘。

附录二

中国茶丝出口表

（以见太平军占据产区之前、之时、之后贸易的情形。由下列数字可以判断他们的存在对商务的影响。）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五年的出口总数：

一八四五至四六年：茶五千七百五十八万磅，生丝一万八千六百包。

一八四六至四七年：茶五千三百三十六万磅，生丝一万九千包。

一八四七至四八年：茶四千七百六十九万磅，生丝两万一千三百七十七包。

一八四八至四九年：茶四千七百二十四万磅，生丝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包。

一八四九至五〇年：茶五千三百九十六万磅，生丝一万六千一百三十四包。

按：这几项数目是下议院议员赛克斯上校在他那本《对华贸易的进展，一八三三至一八六〇年》的小册子里引用的，录自《中国之友》；该报当时设在广州，曾刊出一份表，列明一八四三至一八五八年各通商口岸（宁波不计）的出口总数。

革命最初三年、太平军稳步北进时的出口总数：

一八五〇至五一年：茶六千四百零二万磅，生丝两万二千一百四十三包。

一八五一至五二年：茶六千五百一十三万磅，生丝两万三千零四十包。

一八五二至五三年：茶七千二百九十万磅，生丝两万五千五百七十一包。

按：可见叛乱的推进并没有妨碍贸易，贸易仍旧稳步增长。

自太平军攻取南京及许多产区之日起至一八五九年的出口总数：

一八五三至五四年：茶七千七百二十一万磅，生丝六万一千九百八十四包。

一八五四至五五年：茶八千六百五十万磅，生丝五万一千四百八十六包。

一八五五至五六年：茶九千一百九十三万磅，生丝五万零四百八十九包。

一八五六至五七年：茶六千一百四十六万磅，生丝七万四千二百一十五包。

一八五七至五八年：茶七千六百七十四万磅，生丝六万零七百三十六包。

按：可见出口虽有一部分出自太平天国疆土、或经其疆土而来，却仍旧照常增长，丝业尤其如此。

整个产丝区被攻取前两年的出口总数：

一八五八至五九年：茶六千五百七十八万九千七百九十二磅，生丝八万一千一百三十六包。

一八五九至六〇年：茶八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四百九十三磅，生丝六万九千一百三十七包。

按：这几项数目是从《中国贸易陆路报》每两月一期的各期上仔细抄录的。

产丝区全被占据期间的出口总数：

一八六〇至六一年：茶八千七百二十二万零七百五十四磅，生丝八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包。

一八六一至六二年：茶一亿零七百三十五万一千六百四十九磅，生丝七万三千三百二十二包。

一八六二至六三年：茶一亿一千八百六十九万二千一百三十八磅，生丝八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包。

第二十六章（之五）　英国干预所杀的人数

按：太平军于一八六〇年五月攻取丝乡的首府苏州（不久又取得那片宝贵地方的全部）。可以看出：他们非但没有害了丝业，到下一个营业年度终了时——一八六〇至六一年度，自一八六〇年六月一日起至一八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反而把它增到八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包，这是中国一年之内出口最多的一次；一八六一至六二年度为七万三千三百二十二包；一八六二至六三年度为八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包。而茶的出口（多半出自他们所据的地方）则从一八六〇年的六千六百万磅，涨到一八六三年的一亿一千九百万磅！这些数字所涵盖的时期，正是太平军全据丝乡、并占着安徽、浙江、江西、江苏四省徽州、太平县等茶区的时期，一直到一八六三年五月底为止。

太平军被逐出丝乡以后的出口总数：

一八六三至六四年：茶一亿一千九百六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八磅，生丝四万六千八百六十三包。

一八六四至六五年：茶一亿两千一百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七十磅，生丝四万一千一百二十八包。

按：这几项数目比任何史书或议论都更能证明：从前太平天国疆土的荒残究竟是谁造成的。革命者据有并治理那片宝贵的丝乡时，丝的出产与出口之多是前所未有的。等到英国人把产区变成战场、终于把太平军逐了出去，丝的供给立刻跌到太平天国治下出口量的一半，第二年又跌得更低。

附录三

英国对太平军用兵期间太平军死难人数备忘录

（以下各条，依次为：出事之处、日期、出于何方之手、被杀人数、英方或联军的伤亡。）

一、上海城外，太平军正设法和平交涉之时：一八六〇年八月，英法两军，被杀三百人；英法方面无伤亡。

二、松江城附近（离上海二十英里）：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华尔所统受训队伍，被杀两千人；对方死伤一百人。

三、攻取高桥村：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英法两军，被杀一百五十人；对方一人中流弹阵亡。

四、攻取闵行各营垒：一八六二年三月一日，同上，被杀一千三百人；对方无伤亡。

五、攻取王家寺各营垒：一八六二年四月四日，同上，被杀六百人；对方死一人、伤一人。

六、攻取卢家港村：一八六二年四月五日，何伯提督与华尔两军，被杀三百人；对方无伤亡。

七、周浦村：一八六二年四月十七日，英军、法军及华尔军，被杀九百人；对方无伤亡。

八、攻取嘉定城：一八六二年五月一日，英、法、清三方联军，被杀三千五百人；对方伤五六人。

九、攻取青浦城：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二日，同上，被杀两千五百人；对方死二人、伤十人。

十、攻取南桥村：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七日，英法两军，被杀五百人；法国海军提督阵亡，伤十六人。

十一、攻取柘林镇：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日，同上，被杀三千人；对方死一人、伤四人。

十二、嘉定附近一战：一八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英国海陆军，被杀三百人；对方死一人、伤四人。

十三、把太平军逐出宁波：一八六二年五月十日，英军、法军及海盗船队，被杀一百五十人；对方死三人、伤二十三人。

十四、太平军收复嘉定、青浦、柘林、周浦等处：一八六二年六、七、八月，英、法及清军，被杀五千人；对方合计约一百人。

十五、宁波一带的战事，终致攻取慈溪、余姚、奉化、绍兴等城：自一八六二年八月至一八六三年底，皇家海军乐德克上校所统之军，以及英满、法满与清军，被杀两万人；对方约两三千人。

十六、第二次攻取嘉定：一八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英、法及清军，被杀一千五百人；对方死四人、伤二十人。

十七、太平军图复嘉定之战：一八六二年十一月，英军、华尔之军及清军，被杀三千人；对方死五人、伤十五人。

十八、击退对太仓的进攻：一八六三年二月十四日，英满队伍与清军，被杀一千人；对方死伤两千五百人。

十九、攻取福山村、解常熟之围：一八六三年四月六日，擅自用兵的「将军」戈登所部，被杀一千二百人；对方死二人、伤三人。

二十、攻取太仓城：一八六三年五月二日，英军、戈登所部及清军，被杀两千人；对方失去战斗力者二百人。

二十一、昆山撤守时屠杀太平军：一八六三年五月三十日，英满受训、由外国军官统带的队伍及清军一军，被杀三千人；戈登所部死二人、溺死五人，清方损失约三百人。

二十二、忠王大军自北方各省退却途中（起因是英国在上海与宁波一带的用兵）：一八六三年六月，饿死、被清军俘去处死以及阵亡者，共四万人；清军损失两三千人。

二十三、攻取吴江城：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英满队伍及清军，被杀一百五十人；对方死一人、伤十五人。

二十四、平望各战：一八六三年八月五日、六日、七日，同上，被杀一千人；对方五十至一百人。

二十五、吴江附近各战：一八六三年十月，同上，被杀三千五百人；对方约二百人。

二十六、苏州城下诸战及攻取城外各营垒：一八六三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英、法及别的受训队伍，并有清军一军相助，被杀六千人；对方约两千人。

二十七、苏州城破后的大屠杀：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三日及其后数日，清军所为，被杀三万人（清方与太平军双方所估都是这个数目）；清方无伤亡。

二十八、无锡与常州府一带各战：十一月、十二月，同上，被杀四千人；对方五千人。

二十九、占领无锡（处死平民）：十二月十二日，各外国队伍及清军，被杀六千人；对方无伤亡。

三十、攻取宜兴：一八六四年三月三日或四日，英籍队伍，被杀五百人；对方伤亡约十来人。

三十一、戈登所部在金坛城下战败：一八六四年三月二十日，同上，被杀六百人；对方约一百五十人。

三十二、戈登所部在华墅战败：一八六四年三月三十日，同上，被杀一百人；对方约二百零七人。

三十三、进攻杭州（浙江省城）、攻取富阳及同一带别的城池：一八六四年一月、二月，三月二日与二十九日，以及四月、五月，英法两国的队伍并清军数支大军，被杀五千人；各外国队伍损失六百人，清军三千人。

三十四、攻取嘉兴府后屠杀不拿兵器的人：一八六四年三月底，清军及英籍队伍的分遣部队，被杀七千人；围城期间清军与贝利「上校」所部合计损失一千人。

三十五、华墅村太平军战败、俘虏被屠：一八六四年四月十一日，清军及戈登所统英籍队伍，被杀八千人；联军损失一百人。

三十六、击退清军对常州府的强攻：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同上，被杀三千五百人；外国队伍四百二十七人，清军一千五百人。

三十七、攻取常州，屠杀守军与居民：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一日，同上，被杀约两万人；外国队伍七人，清军三百人。

三十八、常州府陷落之后攻取丹阳、金坛、溧阳以及别的一切太平天国城镇连同所在各属：一八六四年五月至九月，主要是清军，并有戈登所部以外的一切外国队伍相助，被杀约一万人；对方两三千人。

三十九、南京围城期间城内约七万人饿死：同上时期，清军由戈登为之出谋、并有法国军官相助，死七万人；对方无伤亡。

四十、围城期间被杀者：同上，同上，一万人；对方五千至一万人。

四十一、城破之后被屠者：七月十八日、十九日及其后数日，三万人；对方极少。

四十二、湖州府围城与陷落期间被杀者：一八六四年一月至九月，清军及法籍队伍，一万五千人；对方九千至一万人。

四十三、此外还有无数未经记载的战斗、攻村、小接仗等等，其中被杀人数的粗略估计：自一八六〇年八月至一八六四年九月，清军、英军、法军所为，五万人；对方少得多。

四十四、上面这些之外，还应加上至少二百万到三百万人——他们是在一八六三、六四两年间，因联军的行动所造成的可怕饥荒而死的；那时太平军正被逐出他们的疆土，整个地方荒残到了极处，遍地都是饿死与将死之人。此项以二百五十万人计。

英国干预所杀所毁的太平军总数：二百八十七万二千五百五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