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沙漠废墟记

一希达斯佩斯河与印度河之间

自一九〇一年我从第一次中国突厥斯坦之行归来以后，在那里的群山与荒漠之间劳作得手的种种愉快记忆，便一直把我的心思系在再作新探的指望上。我当时所作的发掘，使我得着这份幸运：第一次揭出了那个古代文明确凿的遗存——那个文明是印度、中国与古典诸方影响合成的产物，曾一度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上昌盛过。凡有理由指望的是：若在更广的区域上重作探查，而时间与财力又宽裕些，所获必定一样丰硕。可正是我第一次出力所得的那份丰盛，反把我急切求取的机会往后拖了。那些成果的科学整理必须先于新的旅行；而要使这份整理配得上一个新领域里的开辟之工，便牵出一桩格外艰难的任务。把这样丰富而纷杂的发现详尽地记录并图示出来，还不够；那个区域本身的新异与遥远，还要我兼作它们的诠释者——凡从历史与地理上能采得的光，都要用上。

对一个还得从繁重公职里挣出闲暇的人，这任务是双倍地重。因此直到一九〇四年夏，我还在西北边省任教育总视察之职时，才得以向印度政府呈上关于另一次旅行的详细方案：这次旅行要把我带回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我旧日的考古猎场，再由此远远东去，直到中国长城之内。承当时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关切的美意，又赖几位挚友的帮助——他们能体会所拟的这番探查同印度历史利益的范围关系何等之近——我的计划在一九〇五年春得着了印度政府与印度事务大臣的核准。大英博物馆的董事会使这一有利的决定容易了些：他们同意分担这趟考察估算费用的五分之二，共五千英镑，以换取将来「考古所获」（官文书如此称之）中相应的一份。

我起初曾极力争取在一九〇五年夏动身。可我这番努力被一重难处挫了：我需要从例行公事里脱出身来，以便完成关于前一次旅行的科学报告，而这份自由难以得着。到末了，一九〇五年十月一日，我才从行政职务上解脱出来。我很少有过那一天那样的松快之感：那天我得以从边省最北一角卡干的高山营地出发，往克什米尔去。在那里，六个月的「特派之务」将使我能在严格的独处中完成我的科学报告，并作那许多在新的探查之前万不可缺的预备。

我用六天的急行——大半是走山径，那些山径此前大概从没有见过任何载重的行旅——把我的营帐连那一列可观的书箱运过基珊冈加河上游的几道高山口，进了克什米尔；这在当时既像一场假期，又像一种恰当的操练。同样使人愉快的是：在被迫离开五年多之后，我又到了这片心爱的高山之地——多少个季节相投的考古劳作把我系在这里。可不久，那几个愉快的夏天便仿佛是前生里过的了。

不停的案头之工——于我比任何苦行或苦掘更累人——把我囚在斯利那加附近达尔湖上头我那间小屋里，自早到暮。若不是晚间那些独自的散步，我几乎没有时间去看克什米尔秋天那些炽烈的色调怎样让位给这条谷地里冬日沉沉的雾与泥泞的雪。那是一段极紧张、极焦劳的时候；因为有许多此处不能细说的实际考虑，使一件事成了我最要紧的关切：我必须能够在春天一旦北面的高山口稍可通行时便动身往突厥斯坦去。可到末了，那六个月不间断的苦干结了果。三月将尽时，日头终于又断续地向这片高山之地——印度神话把它说成喜马拉雅最爱的女儿——微笑起来；我的《古代和田》也差不多完稿了。多亏远方几位不惜自己的朋友帮忙，那两卷厚厚的四开本大部分已经安然通过了远在牛津的大学出版社。

眼前这段长而难的旅行，那许多预备也没有被耽误。通信已经把两位本地助手的一切细节定妥——他们的效力是由印度测量局与军事部拨给我用的。凡需从伦敦、加尔各答及别处取来的存备、科学仪器与其他装具，都已及时订下。在斯利那加，几位忠心的克什米尔老仆人自愿动手，忙着备办皮货、毡靴与别的随身之物，好护我们抵住中亚山地与荒漠气候的酷厉。他们的照料也把我那顶小小的喀布尔式帐篷该修的地方修了：那帐篷是一九〇〇年坎普尔的额尔金工厂为我第一次旅行所供，自那以后便是我唯一真正的家；如今要让它彻底适于再作三年的行役。

进入中国突厥斯坦，我很想走一条新路，那条路于研究早期地理与民族学的人格外有意味，可对欧洲旅人实际上因政治上的难处而封着。它要把我从白沙瓦附近印度行政边界，经斯瓦特与迪尔的帕坦部落之地进入奇特拉尔，再由此越兴都库什到阿姆河上游河谷与阿富汗帕米尔。我那位可悼念的长官兼友人哈罗德·迪恩爵士，一位真正伟大的边关之守，当时是西北边省的首席专员，他的美意帮助与关切从没有短过我——已经爽快地应了我这个方案。有一重政治上的障碍，我原有理由认为极为严重，可它被除掉得比我敢指望的更容易：阿富汗国王哈比布拉陛下经印度外务部转请之后，应许我穿过他领土的一部分——自帕米尔划界委员会那时候起，再没有欧洲人到过那里——而且应许得那样迅速，我将永怀真诚的感激。

可在越过兴都库什到阿富汗土地上之前，我得先进奇特拉尔；而当地对能否带着行李安然越过那道自迪尔通奇特拉尔的洛瓦赖山口所存的疑虑，仍立着一道可畏的屏障——那山口当时深埋在雪下。我有最强的理由怕这一程耽误的后果：因为我若不能在五月终了之前到奇特拉尔河的源头，便有极大的风险，要发现马斯图季以上那几道狭窄的上游峡谷——由那里可通巴罗吉尔的阿姆河分水岭——已被春雪的融水完全封住。这件事上的公文往来持续了几个月，已经积得可观。到末了那卷宗相当厚，虽然其中许多是写在最薄的纸上的电报！所以四月到了而洛瓦赖之越仍没有获准早期日子的任何保证时，我便觉得是该离克什米尔往边地去、亲自设法为早日启程打开路来的时候了。

真正明亮的一天——这一季的第一天——在我离斯利那加之前到来；那是一九〇六年四月二日清早。可我下到巴拉穆拉——造化所设的古「王国之门」——路上所过的树木与田地，还在它们冬日的赤裸里。我盼着看见第一株鸢尾，盼而未得。那辆咔嗒作响的双轮马车载我下行，穿过杰赫勒姆河那些林木蔽覆的狭谷；断桥与别的阻碍很多，够分心的。所以春天沿希达斯佩斯河上来、我匆匆下去，究竟在哪一点上于路旁擦身相遇，我几乎说不确。

在克什米尔冬日阴冷之后，我十分乐于赏识旁遮普平原上迎接我的那些暑天将临的迹象。在那里最初几日归拉合尔所占——那里曾是我十一年的官署「驻地」；此刻召我去的，是想同老朋友辞别的愿望，以及一件更实在的必要：在「荒野里」久行之前把牙看一看。在我的朋友麦克拉根先生——当时是旁遮普政府的首席秘书——好客的屋顶下过了几天安静日子，得着了我此后很久都不易再遇的短暂松弛。这些愉快的日子过得只是太快。然而，四围是久违的熟脸与熟景，又有几处荒疏得可喜的旧园——它们在我长年紧张不息的用力之中曾是我最爱的避处，如今重游又唤起愉快的记忆——在这「拉合尔的郊野」里，我竟能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向厚道的主人辞别：仿佛把印度往昔里许多曾宽慰过我的事又活过了一遍。

四月十日我到白沙瓦；那里有许多事使我的心思满满地放在当下与眼前的将来上。一个吉利的机缘这样成就了：新任总督明托勋爵将在我打算自白沙瓦边界启程之前，第一次巡视边省的省城。让总督阁下对我眼前的探查有兴味，于我是要紧的；而他那位私人秘书邓洛普·史密斯上校（今为詹姆斯·邓洛普·史密斯爵士）的居间说合——旧日的交情总使他为我把事情弄顺——已经为我把所求的接见定妥了。我重访边地上旧日的总部，境况再愉快没有了。白沙瓦凉爽宜人，把它园子里全部的春光都摆了出来，玫瑰与鸢尾丰盛到极处。新近的雨把空气洗清了，那一大弯越界的山脉——西面以塔尔塔拉山巍然的一片为首——在笑意盈盈的白沙瓦谷地那片广大的场上举起它赤裸的轮廓，清晰得真是迷人。总督将临，把边上各处的边地官员都引到白沙瓦来，每个钟头都有同老朋友欢然相见的事。我署里有许多事要办，这一回不是同文书卷宗打交道，而是打点我那太多的书：及时把它们「埋」进衬锡的箱子里，好在我长久离开期间保住它们，免于白蚁与别的风险。

四月十二日，边省的「全体行政人员」聚在白沙瓦火车站为新总督行官式迎接，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新的「印度之主」。同时同路易斯·戴恩爵士（当时是印度外务秘书，后任旁遮普副总督）愉快地相见，给了我一个可喜的印象：埃米尔陛下爽快应许我通过上瓦罕之事——那道堂皇的「神造之政府」敕令刚刚传到——在印度奥林匹斯的外交诸方看来是颇为满意的。

两天之后，我得着明托勋爵接见之荣。我把自己往昔在中亚用力的成果、所遇并克服的官面障碍，以及眼前这些任务四周的难处与风险讲给他听；他所显的美意与关切，不久便使我放心：印度行政之首的个人同情所能给的支持，我是可以指望的。此后那些长而孤单的旅途之中，每当忧虑的不确压着我——我究竟能不能挣得整理科学成果所需的闲暇，或那更为切望的、将来从事探查之工的自由——我常怀着真诚的感激回想这位真正大贵人气派的政治家在起头时对我目标的赏识所给我的鼓励。

总督既驻在总督府，边地又有许多要事待决，哈罗德·迪恩爵士却仍在我启程那天上午腾出工夫同我静静谈了一回。我如今何等感激有过这个机会，能亲口向他说出辞别的谢辞——他一向是我最真的朋友与庇主！离开这位高贵的军人兼行政家的护翼，我心里极为沉重；他对边地一切历史上的意味都那样敏悟，从不曾错过一个机会给我在境内或境外施展考古之功的余地。我知道这一别或许比我此行的时候更长。然而，当时并没有什么迹象警示我：再过两年多，这位天生的驭人者——他身心的强健使最桀骜的部落人也为之动容——竟要在边地守和不息的重压之下倒下。

我给这次考察选定的动员之基，可以说是阿伯塔巴德——哈扎拉县那个秀美的亚高山治所，为最后预备的忙碌时期提供了凉爽与清静。四月十七日上午我到那里时，满意地发现那一列装着装具的骡驮箱已从克什米尔安然运到。那些从英国与印度内地各处订来的存备与行装箱子，也在那所舒适的新巡署行馆里等着我。可我究竟能指望在什么时候真把这一大堆累赘动起来往北去呢？我早就定下：自边地启程该在四月最后一周办成。可就在白沙瓦时，我便已面对一重叫人心焦的疑虑：那不可或缺的当地帮助——没有它，覆雪的洛瓦赖山口是不能试越的——能不能在该到的时候到。

管斯瓦特—奇特拉尔一路的政治专员转来的当地报告，仍把雪崩的风险说得极大，缘故是雪下得异常之厚，以致带着重行李去试……

……「耐劳之人」，也相当伶俐，像他大多同族的沙尔贡人一样，是克什米尔与西藏的混血。所以我决定带他走，只怀着这一份好心愿：盼他作厨子替手的效力不至于常常用得着。我们这一小队里还有我那位忠心的老商队人，叶尔羌的穆罕默德玖；他为着来同我会合，硬闯过了几道冬日的山口，而三月末在布尔济尔，一场雪崩把他六个同行的旅人卷走埋掉，他自己是险险地逃了性命的。

拉姆·辛格（赖萨希布）从三角测量局带来了一小批测量仪器，另有几支马枪与转轮手枪并弹药，那是慎重起见该从拉瓦尔品第军械库取的。鲁尔基第一工兵营的工场极用心备下的装具也势必笨重，因为其中有给那位奈克下士用的各样器具，还有一具特别设计的筏子，用许多羊皮囊浮起来——那些羊皮囊在荒漠里还要用来运水。靠着反复检点、剔除与安排，我到末了把我们全部行李减到十五驮，比我第一次考察启程时的驮队还少一驮。其中三驮装着到秋天才可能用得着的物件，要走喀喇昆仑商道运往和田。想到我们的装具里含着各类不可缺的存备，算来够用两年半，而其中还有近两千张照相玻璃底片那样又重又脆的东西，我对自己压缩之功的结果是满意的。

所幸阿伯塔巴德在我眼里并不只是一处「运输与供给」之基。我在那里遇见了好几位厚道的朋友——还有山间全盛的春天。一片片白的与蓝的鸢尾铺在这处秀美「驻地」园子的坡上。那些十足英国样子的平房上覆满成堆的玫瑰，其中有边地的骄傲——大花瓣的马尔丹玫瑰。这小小营区里一条条安静荫凉的巷子上，处处是花树的香气，叫人想起英格兰，于我则想起可亲的汉普郡。

人事的气氛也一样令人愉快。我上次在卡干山营里迎接过的朋友们，争着在一日劳作之后给我愉快的晚上。有一位和气的「牧师」坎贝尔·贝尔师尊——他是巡署行馆更早的住客——作了鼓舞人的伴。我们同席不过一两顿饭，他便热切地问起：我能不能带他去突厥斯坦作我的随行牧师！我不禁想：我灵性上的需要若真能照那古老的好法子得着供应，那么以他在牛津圣埃德蒙学堂养成的那副好交游的性情，会不会觉得荒漠是太孤寂的一片地方呢。不过纵有这一切来照亮在文明中最后那几个忙碌的日子，我仍是打心里高兴：它们快到头了。

二经斯瓦特与迪尔

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全部重行李已交两位拉姆·辛格照管，先发往恰克达拉堡；我们的旅程要在那里正式开始。两天之后，即二十六日傍晚，几位厚道的朋友欢欣地送了行，那辆双轮马车也载我下了阿伯塔巴德。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山麓，一场突来的暴雨便把我和我的轻行李浇透了，这也算不得什么。涨了的哈罗河渡过去并不太费事，哈桑阿卜达尔的午夜车也按时赶上了；可我白白地把那趟车留了一阵，指望我那位白沙瓦厨子也到——他比我早四个钟头动身，可那场大雨自然足够作耽延的托辞。于是我那位帕坦老听差只好留下来，去接这位迟到而大概不怎么情愿的旅人，并奉命尽早把他安然送到恰克达拉。

天还远没有亮，我们已在阿托克渡过了印度河。那趟窄轨车载我慢慢穿过古犍陀罗的宽面时，斯瓦特与布内尔一带那些古典式的荒山在清早向我致意。远远的东面，马哈班山那庞大的一片正在日出之时送来它的别辞；那景象我是熟识的，却仍同一九〇四年我作为第一个欧洲人登上它的高处、去查勘那所谓亚历山大的阿奥尔诺斯故址之前一样堂皇。夜里的雨把这一整条肥美谷地上的尘土都压下了，把那些守着它以御越界之地的崎岖山脉齿状的轮廓洗得极清。

从达尔盖那座小站起——铁路线恰恰止于一处设防的外堡之内——那辆双轮马车迅速把我载上马拉坎德山口；如今山口上已冠着森严的堡垒与墙垣。政治专员的平房——戈弗雷少校在那里殷勤地接我——满是可珍的回忆：上一次部落大起事之前与之后，我都曾到那里访迪恩上校。戈弗雷少校周到的美意已把越斯瓦特与迪尔的运输与护卫种种细节都安排好了。所以此刻没有多少可商议的，倒留下大把时间去赏那从陡峭赤裸的山坡上展开的壮景：北望马拉坎德以北的岩隘，再越过其外富饶的斯瓦特谷（图一）。

我又极清楚地看见那些浸过血的峡谷与覆着巨砾的山坡——在一八九七年那个决命的夏天，帕坦各部落曾在那里一夜又一夜发起他们拚死的进攻。火山口营——当时以寡敌众而守得那样英勇——早已被弃，因为它实实在在是一处死陷。可如今四周的岩脊上冠着些中古味道十足的碉楼，带着堞口以及「防部落式」筑垒所复活的一切守御之设；将来无论什么狂热之潮涌过斯瓦特与其外的荒山之地，这些碉楼都会使那样疯狂的猛攻不可能再来一次。

文明已在马拉坎德迅速立足，这一点由它在边地上真正的先行者——「英国的婴孩」——那显眼的出现而叫人切实感到。戈弗雷太太几个可爱的小孩在廊上玩闹，带着官面上有籍可稽的婴孩所有的那份坦然与自在。我听说如今在马拉坎德连正式的儿童聚会都看得见了；而在一八九七年，太太与孩子的存在是必须严严地不让官面知道的。生活别的方面也软化了。政治专员平房近处的岩坡上，费了不少力气开出些小小的花圃，里头长着美丽的玫瑰与香豌豆；又有极好的草莓摆在我面前，作马拉坎德园子里得意的出产！

关于洛瓦赖之越作了最后一次商议之后，我便向马拉坎德与它好客的「政治」守护者辞别。下到恰克达拉的九英里，走那条宽阔坚实、气派十足像罗马工程的军路，一个钟头之内便走完了。一八九五至九七年哈尔、巴特赫拉、阿曼达拉附近那些苦战之地，以及沙赫科特与查尔科特利那两条秀美的侧谷——我曾在那里查勘过有意味的古迹——我都只来得及瞥上一眼。恰克达拉堡（图二）立在那片阴森的老岩上，那是造化设来守斯瓦特河渡口的；自我上次围城之后不久在它的荫庇下歇息以来，它改变不大。可当年那样勇敢地守住它的阿夫里迪人与锡克人已不在，我所见的是奥德来的壮健汉子，第七拉杰普特团，作它的驻军。这里也有殷勤的接待等着我，虽然通知得晚，而有限的住处又受着格外的挤用。统白沙瓦师的埃德蒙·巴罗爵士将军带着他的参谋刚到，是来视察的。我这一晚在军官食堂过得极为愉快；那是一间简朴的屋子，却被该团从北京得来的「艺术收藏」装点得极其华丽。若说有谁有权陈列这样精美的掠获之物，那便是最先为使馆解围的勇敢拉杰普特人了。在我看来，这仿佛是我此行所往的那个远方的契丹发来的一张请帖。我也打心里为这个机缘高兴：它使我在这处前哨上又得见这位卓然而远游过的将军，他不止一次对我的探查显过美意的关切。我还该感激他这一件：阿姆河与印度河之间一切山脉最好的那份指南——印度情报部那部密件《兴都库什志》——原是他所著。

四月二十八日清早，我自天亮起便忙于书信，随后监看行李分装：我们的行李要缩到十二驮。到上午十一点，那位迟到已久的可怜厨子终于在达尔盖来的一队团练护送之下安然交到，活着而且康健，只是神色分明地沮丧。半个钟头之后，我的商队列队出了堡门；我不久也策马跟上，被一路吉利的美意祝愿、又被眼前那份自由的念头托举着。

我这趟旅行不但要把我带到远方的区域，也要把我远远带回古时的岁月。所以头一程走在满是古代关联的地面上，便是双倍地相称。我知道：我正往北骑行所经的乌奇那条敞阔肥美的谷地里，那些低矮的山嘴上散布着受损极重的佛塔与寺院残迹，正如沿斯瓦特河古代乌仗那许多处所见的一样。可此刻没有时间重访它们。

路一转向西、朝那道分开斯瓦特与潘杰科拉两处水系的卡特加拉山口去，我的眼便欣然又看见左边灌木蔽覆的坡上耸起的古碉楼与古居所的秀美残迹。在午后灼热的日头底下，它们看着果然名副其实——当地普什图语称它们为「萨雷马奈」，得名于那砂岩材料的颜色，意思是「红房子」。这些乌仗那的佛教遗存上头至少过了一千年，这是确凿的。可当我在这头一个暑天摇曳的炎光里赶路时，眼前升起了更为迷人的远景：我想起前一晚才同巴罗将军谈过的那个诱人的说法——亚历山大自库纳尔河谷往犍陀罗与阿奥尔诺斯去时，必是走这条路的。宽处的地理事实是支持这个关联的。然而可叹：正如在寻阿奥尔诺斯一事上一样，那位马其顿人印度之役现存的记述，也未能为他这一段路提供确定的地形凭据。

自卡特加拉山口俯瞰宽阔的塔拉什谷、越过潘杰科拉深切的河道所得的壮景，把这一类考订上的疑虑补偿了。远远的西面，巴焦尔与帕沙特上头覆雪的山脉封住了地平。它们同塔拉什的绿田之间，铺着一片林木丰茂的低丘，秀美而错杂；看来那正是巴焦尔从前惯于派出的那些冒险抢掠之队的理想地面，而这一类队伍对迪尔—奇特拉尔路这一段至今仍是切实的危险。这里沿路由迪尔团练所守的许多哨所表明：这类小小行径的风险是时时被顾到的。不过这一下午我们所过那些频频的巡队与哨卡，大概是同我一队骑行的那位恰克达拉团练查马达尔特意备下的护卫。

这些人利落而有军人样的举止，是这支有用的地方队伍在过去八年编练上所进之功的凭据。这支团练当初部分是着眼于给这一带挑出来的「恶棍」找个差事、把那些更火性的年轻人拘出是非之外而招起的；一八九七年马拉坎德与恰克达拉一带的战事里，他们也出过一份力——不必说，是在不该在的那一边。这支队伍的成分大概变得不很多；然而他们如今所持的马蒂尼步枪，显出人对他们所寄的倚靠增了。那位要一路照看我到奇特拉尔边界的迪尔本地助员得意地向我保证：自两年前换了新枪械以来，还没有丢过一支枪。相貌上我很高兴看见这些人仍是一副部落人的样子——他们本来就是。除了那些飘动的白衬衫（显然是为着我的面上才洗过这一回）与簇新的红色与土黄色包头巾之外，没有一丝制服的痕迹。

论我们自恰克达拉出发之晚，走到萨赖——寻常的第一处歇站——本该够这一天了。可有充分的理由使我决意以倍程赶到洛瓦赖。我们过团练在萨赖的堡子时已近下午五点；然而我不肯放弃自己的打算：要用这一天剩下的时候作我第一件考古测绘之工。萨赖西南约两英里的贡巴特小村，我一八九七年在那里找到过一座印度教古庙保存相对完好的残迹，其平面与式样同我从前在旁遮普盐岭上测过的几座神祠极为相似。那时没有时间作一次妥当的测绘，而如今命运也定要这件工在匆忙中做成。所幸奈克拉姆·辛格此刻正随行，可以助我。

我们的矮马攀上山坡那些台地时，沿着那道活泼的小溪走——这溪在贾拉尔·巴巴·布哈里麻札的树林近处把肥沃铺散开来——我不禁觉着有趣：在这里，一位正统穆斯林圣者的崇奉，也分明只是那个年代的余存，那时这座已成废墟的印度教神祠曾招来它虔敬的香客。走近这秀美的小村——它的房舍散在极好的胡桃树、葡萄藤与悬铃木底下——我不期遇上了犍陀罗砌法的厚重墙垣，有的地方高达十五英尺。有些看来是属于古代居所的，可大多无疑是筑来承托耕作台地的。今日的帕坦住户全然造不出这样的构筑，便安于坐享这些台地之利。可那些古代居所，他们早已采掘尽了，用那材料去盖自己的小屋与围墙。

那座使这小村得名「贡巴特」即穹顶的庙本身，可叹是受损极重（图四）。到一八九七年，它墙上那些琢得极好的砂岩面石大半已被移去；如今则见村人几乎把这剥取完成了——这仿佛是那步步逼近的「文明」写在墙上的一行奇字。所幸那神室内部的构筑与其上高约二十七英尺的穹顶还够厚重，容我作了那些要紧的量度。那三叶拱门廊的布置，以及外部建筑装饰所剩的部分，都显出同那一种式样的紧密关联——那式样终归源出古典，而公元七至九世纪克什米尔的庙宇残迹是它最为人知的例证。

纵有奈克拉姆·辛格出力相助，等到平面图与立面图作完，已快近日落，我才得以匆匆下行，穿过果园与稻田回到路上——护卫的主队正在那里等着。所幸我们前头许多地面还够平，可以放马小跑而过。新月也给了光，我们更加小心地沿着那条蜿蜒的驮道往卡姆拉尼山口上骑；由那道山口可通萨多附近的潘杰科拉谷，萨多便是我们的目的地。离山口顶不远处——那里有时是拦路行事的好地方——萨多哨所一队壮健的团练来迎我们，是那位查马达尔预先周到地遣来的。到晚间九点半，那座泥筑的小小堡垒安然接纳了我们，我们那同样迟到的行李也到了。

此后两天的倍程带我们沿潘杰科拉谷上行，到了迪尔汗的都城。他的权柄在塔拉什以及更近巴焦尔之处多少可疑，可在萨多以上眼下是稳立着的。因此沿途没有那些小碉楼与团练巡队来提醒我们：斯瓦特与奇特拉尔之间这条路是靠什么力量清着的。然而在沿路团练所守的哨所里，为欧洲旅人的安全所设的特别防备仍被认为必要。派在我所住那间屋门外的哨兵，说来倒是无害的。可另一个派在窗子底下的，夜里恐怕更会招来偷枪的人，而不是增人之安。在那道围墙之外每走一步都有两名团练跟影似的随着，也不全然便当。那些哨所本身——它们供夜宿之用，或是供我半途短歇——其构筑竟古怪地映出这一带地方所到的政治安定之阶：对付汗领地之外的抢掠之队，它们无疑能供有用的庇护；可万一部落普遍起事，它们的防守是不能措手的。看那些团练本身全是从汗的部众里招的，至今也几乎经不住狂热之爆发，那么给他们配上那种守着托付于更可靠成分的边地路线的堡垒，显然是危险的。

我们所循的路给了人愉快的一瞥：阿斯马尔与斯瓦特一带覆雪的山脉，以及处处所见秀美的堡村之景。可动人的景色不多，直到我们靠近迪尔。麦田的绿盖着那些宽阔的冲积扇与可以灌溉的台地，在那些下伸到河边的山嘴上赤裸岩石的褐色坡底下，看着鲜亮得可喜。海拔自三千英尺渐升到四千英尺，春天在这里已深了，红罂粟把田地都照得明亮。

四月二十九日途中所过的罗巴特哨所，我从那里看见拉拉姆那些松树蔽覆的高处还挂着长长的雪条。在瓦赖，我那一夜歇在那里，忧虑地看着云在远远北面望得见的雪峰上聚起来。在坏天气里试越洛瓦赖是全然不可考虑的，而坏天气一来便要有麻烦的耽延之虞。于是我们测量装具里那具堂皇的水银山用气压计被架起来，忧心地看了又看。早上它没有下落，而日头起初亮得足以使我所纵情走的那二十二英里成了相当热的一桩事。然而下午我在丘蒂亚坦堡下渡过潘杰科拉自斯瓦特高地来的那条东面主流时，云已布满了天，纵然海拔升了，空气仍是闷的。

又走了约五英里，望得见汗的堡子与构成迪尔都城的那一丛台地小村时，头几滴雨来迎我们了。再往前半英里、迪尔谷收窄成峡处的那座团练哨所，恰在大雨落下时供了庇处。可就算我本能存着天气速变的指望，这处庇所的样子也足够使我沮丧。这座泥筑的四方院子挤在高崖与那条翻涌的河的左岸之间，几乎容不下它那四十名左右团练西帕依的驻兵与办理越洛瓦赖一线邮驿跑差的邮政机构。我这一队与那位本地助员随从的到来，把这地方填得满溢。比四围更阴郁的是拨给我用的那间屋子。它虽是这构筑上极新的一处添建，却已现出迅速败坏的痕迹。乱石砌墙上的抹灰几星期前塌了下来，碎屑堆在角落里。高高开在墙上的栅窗只放进一点昏光；而那低洼的地面被从门前与东墙流过的一道雨水不断渗湿，一直泡着。

我四围尽是一种囚禁之感；而整整四十八个钟头，倾盆之雨连着下，其间还有或强或弱的雷暴。比屋顶漏得厉害、泥地湿透这些实在的不适更叫人沮丧的，是这场滞留究竟要多久的不确。移到山口脚下——再往前一程——那比无用更坏。在这样的天气持续之中、或它一停便立刻去试越，都意味着近在眼前的雪崩之险。所以别无他法，只能尽我所能用这段时间去算账、去做那许多还剩着的「案头」之工，并采集能采到的当地笔记。我设法找到几个加尔维来的科希斯坦人——他们还说着那些少为人知的达尔德语方言之一，那些方言已退到潘杰科拉源头一带的高谷里，正在普什图语的进逼之下迅速消失；又不无难处地为人类学之需取得了我最初几例量过的「头」。还从一个印度教商人那里得着些古钱，年代上溯到印度·塞种时代。

可我的心思始终往前走到那道山口、走到被它拦在我前头的奇特拉尔去。五月二日傍晚，天终于短短地开了一回，我便趁机逃出去往谷上走了一趟。可雨并没有浇灭哨兵的警觉，我才出庇所，两名团练便忠忠实实地跟在我脚跟后头。厚重的云还塞满侧谷，把山口与它的登路遮得一望不见。所以约当半夜转进那处可怜的院子时，看见雾全然散了、星光明亮，我便格外欣喜。那几头驮我行李上来的壮健小骡就系在近旁，第二天清早启程的事很容易便安排好了。

三越洛瓦赖

五月三日，我从迪尔那处牢狱般的庇所里脱身出来；那是极晴朗的一天。我们渐渐近了古贾尔——洛瓦赖山口脚下最末一处夏季牧场，海拔约七千八百英尺——我的心气迅速高起来。更低处那些极小的村落里，果树与树篱刚刚开花；而上头，头一批草芽才在雪崩堆的雪垄旁开始萌发（图三）。最末一个小村米尔加——奇特拉尔副政治专员诺利斯上尉去年十二月初在那里被雪崩困住，自己几乎也被埋掉，却以英勇的用力救了他一队人——居民还没有回来。可我早已被一大批甘愿出力的脚夫迎着了，他们来自卡什卡尔、科兰迪与米亚纳，是要帮着把行李运过山口去的（图六）。

有人早警告过我：当地人在六月之前试越，是极不情愿的。可实际上，一切看来都表明：以帕坦人在一切雪地经验上所惯有的那份特殊的漠然或无知，这些山里人只要我肯纵情去作那样愚蠢的一试，便是早两天越过，也不需多少引诱。这又是一个新例，见出边地上的「当地意见」按两种情形呈出何等不同的面貌：一种是就地验过的，一种是从远处报来供官面取用的。

古贾尔只有一座极小的团练哨所与几间可怜的小屋，半压在那一年的雪底下（图七）。谷里所有的人都说这一季雪下得异常之厚，可都确信眼下驮子能安然运过去。尽管当地是这个态度，我仍决意不肯放弃自我为过洛瓦赖而周旋之初起便一直存着的任何一项防备。每一驮都减轻到不超过四十磅，否则便派两人轮着抬。为减风险，我把整队脚夫分作三拨，由我自己与两位拉姆·辛格各领一拨。每一拨里我另派四个不带驮的人，配着锹与绳，好去救助任何可能出事的人。每一拨要同下一拨保持约十五分钟的步程之距，以免任何一处靠不住的雪坡上压上过重的分量。最后，我守住自己原定的方案：夜间越过，并在早上的日头能使雪动起来之前很久，就走出北面一切雪崩的泻道。

这些安排使我整个下午都忙着；而启程既定在凌晨一点，天刚黑我便很乐意去躺几个钟头。到夜里十一点半我又起来，动手办第二天的事；匆匆吃了一顿「小早点」——我的厨子偏要把它当作「晚饭」——我便准备把各拨发动起来。多亏前一晚的安排，所有的人都很快到了自己的驮子旁；月光照得恰好够久，使各拨易于保持间隔。凌晨一点稍过，我带头一拨二十人出发，可靠的穆罕默德玖照看队尾。凭后头灯笼的移动，我看得出奈克拉姆·辛格以军人的准时发动了第二拨，再隔十五分钟之后是测量员那一拨。古贾尔上头不远，谷底便完全没在雪下了。雪积得多深，从这一点便清楚：这一片连绵成雪桥的坡下有溪水流着，可水声从来传不到我耳中。过去几个月里，巨大的雪崩隔一阵便从两边陡峭的山嘴与峡谷上泻下，留下的痕迹被一道道冰碛似的硬雪垄标了出来。为着那些背驮的人，走在我前头的空手之人在这些雪垄上凿出台阶。前进是极慢的一桩事。可这样花在上行上的时间，倒使我体会到洛瓦赖何以极配得上它那份恶名。

这一路上行都在一道狭峡里，两侧是峭立的山嘴，它们会把自己下滑的大片雪一直送到对面去（图七）。在这里，对雪崩是没有任何安处可言的。可春季大雪崩的时候已经过了，看来是早过了两星期；至于新雪的坠落，则有夜里那彻骨的寒护着我们——它把雪面冻得极硬。当东面山嘴上方现出黎明第一抹亮红时，山口那道狭鞍便进了眼；不到早上五点，我这一拨登上了顶，约在海拔一万零二百英尺处。

先前的记述已使我预备好那北坡的陡落。然而我仍意外地发现自己立在一道真正的雪墙边上，高约八十至一百英尺，墙下承在一片极陡的坡上——任何重物一旦动起来，便要被不可抗地扫下去。这道雪墙同西南面侧接的高处相连处，邮驿跑差的路径以狭窄的折线陡然而下，那些踏进硬雪里的脚窝往往是三四英尺的垂直间隔。

下行的安全全靠这些脚窝的结实；因为任何一处断裂都可能使雪墙相邻的部分动起来——所幸它并没有结檐的迹象。此前还没有重驮从它上头运过去，我忧心地看着我的苦力往下走。要防拥挤，我这一面须极用心，还得喊上许多；可到末了我终于能动身下去、脱开扫过脊顶的那阵冰风时，打心里高兴。奇特拉尔本地助员汗·穆罕默德·库里汗——诺利斯上尉美意地遣他来迎我——把他周到的照料做到了这一步：从北面第一处团练哨所齐亚拉特上山口来。他没有行李之累，恰在我之前到了脊顶，他带的奇特拉尔人在帮我的人下行上极为有用。

在脊顶之墙下头那片峭立的雪坡上——再下约一千二百英尺坡度才缓些——谁也没有多少久留的兴致。他们都知道：在这道雪崩的雪槽里埋着二十四个不幸的人，是前一年十二月被坠下的大片新雪压没的；那时奇特拉尔的梅赫塔尔自白沙瓦为威尔士亲王所设的觐见礼上归来，不顾一场暴雪硬要越山。同一次丧掉的十七匹矮马，在这些人的想象里或许还更触动他们；因为在这一带，人命从来不曾被看得贵重。在这道陡得几乎无法滑降的斜坡半途上，我们遇上了一处极新的雪崩痕迹。据那位本地助员说，它是前一日午后早些时候下来的——正如我在迪尔度过那两个可怜的日子之后所预料可能发生的一样。

在自山口下来那道可畏的雪泻道同几条较小的峡谷相接、两处会合的雪堆起了一道巨大壁障之处，我停下来让整队人聚齐。奇特拉尔人说这里在季节早些时候是个危险的地方；可如今这里以及峡谷更下处凝结发暗的雪面表明：它已远在实际的雪崩带之外了。我用冷茶与一顿匆忙而勉强的早餐提了提神，其间看后头那些零散落队的人颇有意思。我只可惜这处逼窄出口里清早的光不够强，不容我给我那位新厨子抓拍一张。有三个敏捷的奇特拉尔人扶着他，他被弄下来的样子更像一根木头，而不像一个活物。

此后下到齐亚拉特的三英里似乎轻易，虽然雪把峡谷底塞得极深。那道把奇特拉尔河的主谷同卡菲里斯坦的巴什加尔部分分开的雪岭高高在前，色泽壮丽。峡谷两侧的林木愈来愈密，许多被雪崩扫落到雪床里的上好冷杉与松，把空气熏得可喜（图八）。在克什米尔与卡干那些自林木蔽覆的高山草甸下来的沟壑里，我曾多少次享过这股雪崩的香气！我们近齐亚拉特时，我那几个奇特拉尔向导指出四星期前那场巨大的雪崩：它自一条峭立的侧谷扫下，几乎把团练哨所的碉房压没。

看这条雪的巨物——它那沟垄纵横的扭曲叫人想起古时阿尔卑斯地图上用来标冰川的龙——再想到我们如今已脱了这一类风险，是一种慰藉。可更大的松快是我在那些烟熏得发黑的木墙前把人与驮点齐时。为着保住我过奇特拉尔之路，我曾费了没完的文书之劳；此刻回望那道已安然留在身后的山口，我不能不有几分得意。这重大障碍是没有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而过掉的。我赶忙把这消息发给边地上的朋友们，由一名跑差把我的电报带到德罗什堡的「电线尽头」去。

上午八点稍过，驮子便转交给哨所备好的奇特拉尔脚夫；迪尔那边来的帕坦人结了工钱，另加一份厚厚的赏钱。觉着到了一片新的地域，是可喜的；而单从在奇特拉尔这一侧迎我的那些人的模样上，便看出带一支转轮手枪的必要已永远留在身后，这也叫人愉快。我们迅速往奇特拉尔第一个村子阿什雷特下行时，通往山口那条修得极好的路，处处从雪床里露出一截来（图九）。到末了，在海拔约六千英尺、山坡被丰茂的莽林覆着之处，我们终于弃雪而上路。说也奇怪，这里比全然被雪抹去的地段更多出事之机：连齐亚拉特与德罗什堡的电话线，那铁丝在雪季里自然已经断落，如今蓬乱地横在路上，有几处成了规规矩矩的铁丝绊索。

在海拔四千八百英尺的阿什雷特村，觉着相当暖；把我们的驮子装上一群杂七杂八的瘦骡瘦马，花了一个钟头左右，这决不算休息。那位本地助员为筹措当地运力已经尽了力。可在一处连维持两百头左右军需骡便几乎耗尽一切可得草料的地方，私人的畜口在山上夏季牧草开始之前必定是日子难过的。同我们前几日所接触的那些或阴沉或轻狂的帕坦人相比，奇特拉尔人显得极其肯出力、极其客气；可他们那一番奔忙的照料，却没法在摇摇欲坠的骑鞍上把驮子捆住——每一根绳都像是要断。到德罗什还有十六英里，这些可怜的畜口里不止一头本会倒下、或把驮子撂到「崖沟」里去，若不是梅赫塔尔派来护送我的官员总能弄出几个甘愿出力的「帮手」来，把驮子撑着走。

我这几位新的当地随从那些有意味的身影，使我切实感到自己已跨进了另一个世界——种族上与政治上都是。其中有德罗什的哈基姆（即长官）那位精力充沛而活泼的儿子，看上去像一个略显不修的年轻凯尔特人；他好性子的催赶推挤，乡里人似乎总是恭恭敬敬、谦谦卑卑地受着。除了那顶卷边毡帽——一切「达尔德人」的民族头衣——他所穿的衣服是照欧洲式样裁的，料子却是奇特拉尔的家织布。老库尔班——凡因公来奇特拉尔的萨希布，他都作总管杂役兼向导——仍穿着奇特拉尔士绅那种宽大飘垂的褐色乔加长袍与本地做的红皮高筒靴（图十七）。可他附于「官家」的利益已经太久——奇特拉尔围城时他曾在罗伯逊爵士的卫队里作战——不能不采用种种自印度输入之物，如山姆·布朗武装带之类。于我更有用的是：他已学会说那种古怪的行话，即萨希布们的印度斯坦语；说得固然不流利，却听得懂。我立刻把他带在身边，作通译，也作当地消息的源头。

无论我对奇特拉尔以及它四周那些自印度历史破晓之初「达尔德」诸部落便已居住的小小山邦有多大兴味，我一向没有工夫为实用之需去学科瓦尔语——奇特拉尔的语言——或它任何同族的方言。因此库尔班在侧，从头一个钟头起便实在是一份恩惠。他似乎认得路旁每一块岩、每一块田；而他同梅赫塔尔的亲戚关系——在我们看来或许显得相当远，他自诩是那位统治者长子乳母的丈夫——保得他在乡里人中间权威不坠。

阿什雷特沟里觉着又热又闷，因此库尔班期望一位「好古之人」该付的那份留意，我大概没有付足——那是一面峭立的岩壁，从前越奇特拉尔河来抢掠的嗜血的卡菲尔人惯于从那里猛扑往来迪尔的旅人。在迪尔那地方，我发现这些卡菲尔抢掠的可怖——其中最后一次看来是在奇特拉尔解围之役前几年——至今还被人记得历历在目。可等我转过那道伸入奇特拉尔主谷出口处的岩嘴，一切炎热与疲乏便都忘了。这条谷夹在仍然雪冠加顶的雄伟山脉之间，往北蜿蜒而去，气象堂皇地宽阔，远景动人而多变。在我初遇它的那一点上，秀美的米尔坎迪堡筑在高出河面约二百英尺的峭崖上，多少世代以来是朝阿斯马尔方向的边关守所，恰构成一道相称的门户。

不知是那些自侧岭下降数千英尺的巨大赤裸碎石坡之景，还是那同印度的天色如此不同的奇异淡蓝，或许只是那片散布着冲积扇上点点绿色小绿洲的广阔乱石荒原——总之，一种感觉涌上我心头：我已经重回中亚了。我欣然招呼那股熟悉的香气，来自路旁那些覆着少石地块的野百里香似的灌丛。它鲜活地唤回了在色勒库尔与天山荒谷中行旅的愉快日子。自半夜起便在动着，我此刻觉出所骑那匹劣马慢得令人厌烦，一路急切地张望德罗什堡。到末了它从一道突出的小山嘴上进了眼；那空气清澈得出奇，把距离彻底骗了我——其实还足足有六英里。

我们所过的第一个村子加尔卡塔克，以它那片大大的悬铃木林与那座麻札使我眼目欣悦——麻札里满是古朴的泥筑坟茔与飘动的旗子，真是一派突厥斯坦的景象。可更使我欣喜的是我骑到德罗什堡齐整的西墙下、从驻地参谋官沃德尔上尉一封和悦的短信里得知：奇特拉尔驻军的军官们正预备着殷勤接我。不久写信的人便来迎我；他同我在西北边地各前哨屡次所遇的那种友善照料一样，毫不耽延地照应我与我的人的舒适。拉姆·辛格（赖萨希布）在第三十九加瓦尔步枪团的士兵里找到了一位表亲来欢迎他——这个团构成驻军的大多数。奈克拉姆·辛格则作为同袍被托给工兵分队的查马达尔照看；我自己最后被领到军官食堂喝茶，又领到军官住处为我留下的房间。那些住处占着堡内所围那道陡坡的最高处，要到那里，对那些零散落队的驮畜是好一番拉拔。所以等我能纵情享用这一天迟了许久的一盆澡水时，天已晚了。

统第三十九加瓦尔步枪团的特威格上校与他的军官们待我极为亲切。他们的食堂看着竟是一处文明舒适的中心。除了在奇特拉尔几位分驻的军官之外，我是这个团约八个月前到来之后的第一位客人。可这份我并不配得的殊遇，几乎解释不了主人们对我此行与我的计划所显的友善兴味。人不难体察那份魅力：那道山墙之外的帕米尔与其他中亚区域，对凡因公来到西北边地这处偏远堡垒的英国军官，必定都有一种吸引。食堂席上不止一位主人所表的遗憾——不能加入我这一队——我看得出是真心的。所以想到奇特拉尔有北山羊、捻角山羊等等绝好的射猎，实际上是留给这十八位左右军官的，就算对其中最热切的人也有可作补偿之物，便是一种慰藉。

我不会轻易忘掉在这些热切的军人与猎者之间所度的那些欢欣时辰，也不会忘掉团里的风笛手绕着食堂的桌子行进、奏出高地曲调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在这样活跃的四围之中，疲乏很快便忘了。然而，到约当半夜我终于能退下歇息时，我是感激的——自前一日破晓以来，我只睡过两个钟头。自古贾尔起，我走完了通常算作三程的一段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一道异常难行的山口上踏雪而过。

四在奇特拉尔

主人再三殷勤挽留，我仍于五月五日上午自德罗什堡启程，要一天走完通常作两程的路，到奇特拉尔的首府去。我急着要在那里见副政治专员诺利斯上尉，并着手我的考古与人类学调查。这是很长的一天骑程，照大路算约二十六英里；又因我绕去看加赖特以北河左岸上一处刻字的岩壁，路程更添了些。整日里日光自一片纤尘不染的晴空照下，威力很强；因为德罗什堡海拔不过四千三百英尺，奇特拉尔也只高出六百英尺。可纵有暑热，要初识奇特拉尔本部的地与人，我再想不出比这更愉快的开端了。

在德罗什堡，一支相当可观的驻军连同它的军需营区、巴扎等等，给这地方添了几分印度气；而在一八九五年以前，这里不过是散布在一片开阔冲积台地上的几处小村。就在堡下那片好悬铃木林里，我甚至经过了一座刷白的建筑——「维多利亚阅览室」，这是个奇特的凭证，说明那些可敬的巴布先生在此为数不少；印度军中非战斗的各部门，无论到多偏远的哨所，都少不得把他们一并拖了去。可一过那片小平原上所设的靶场——希希库夫谷正自东北方在此汇入，背后是巍巍的雪峰——真正的奇特拉尔便只属于我一人了。两旁的岩脊光秃而荒寒，坡面上是宽阔的碎石流泻，每逢雨雪之后，落石便是常有的危险。然而这条奇特拉尔的干道在那条像样的马道修成以前是何等艰难，非到我们绕过凯斯小村附近那面陡直的岩壁时不能领会。一条五英尺宽的马道，或凿入石壁，或由造得极牢的栈廊与护墙托着；自其上俯看三百英尺下翻腾的河水，这已算一条舒服的路了。我一面设想十年前这条路意味着什么，一面想起罕萨的那些「拉菲克」栈道及其种种「款待」。对牲口而言，哪怕不驮东西，只要河水一涨，把下头贴着水边那条踏巨石与沙洲而行的窄道封住，这路便实际上是走不得的。

再往前约一英里，加赖特那道大胆突出的山脊，从来是抵御南面入侵的一道屏障。一八九五年那些漫长而焦灼的星期里，奇特拉尔使团的护卫队正是在此力图挡住帕坦人入侵的汹汹之势，以及为之推波助澜的奇特拉尔人的离心。那一段动荡插曲留下的可见痕迹，只是几堆曾垒作胸墙的小石堆。过了这道天然之门——「达尔班德」——后来所筑的小堡，我便匆匆北行，去到据说有摩崖刻字的地方。这一段绕路的主要酬报，是初见奇特拉尔群峰之最高者提里奇米尔（图十三）。这位巨人高逾二万五千四百英尺，以堂皇的雄伟与孤绝耸立在辽远的北方，把开阔的奇特拉尔谷地的背景整个封住，使两侧一切雪岭都相形见小。那一列覆冰的峰顶以提里奇米尔峰为极处，其壮伟大半得力于这份表面上的孤立，以及诸峰在那尖塔般的中央主峰两侧对称的布列。在我看来，这块锯齿状的冰雪山体足与拉卡波希匹敌，也足以当得起奇特拉尔民间传说环绕其不可攀的绝顶所编织的一切故事。

我所寻的那处刻字，占着一面壮丽的岩壁，自河面陡起至少一百英尺，堪受「万王之王」的铭功之文，如贝希斯敦岩上大流士的刻石那样。可是，唉！一位十八或十九世纪的奇特拉尔之主认为宜于镌在此处的，只是几联波斯文的浮华对句，看来是仿德里莫卧儿大帝宫中贾汉吉尔那句名文的格调。它们的存在又招来了更晚近的涂抹；而作为常驻奇特拉尔的那些老实廓尔喀兵宗教癖好的印记，湿婆的三叉戟随处可见。午后渐晚，我们急忙骑回加赖特，在两道近乎垂直的岩脊之间过了那座钢索吊桥，随即沿着蜿蜒的窄道匆匆往奇特拉尔赶去。

在别处，沿这样一条陡直的小道快步而行，底下数百英尺便是河水，或许要算对胆量的一场考验。可人很快就学会分享奇特拉尔人对自家小马那份毫无保留的信赖。连我对那几架照相机的担心——它们在骑马的奇特拉尔团练背上一路快活地颠着——也因想起一桩事而平息了：就在那刻字岩壁对岸的路上，有一名团练连人带马从道上翻了下去，照相机却毫发无伤。所幸只跌了五六英尺，虽说那名骑兵昏过去了好几分钟。在一片由排泄班布雷特与卡拉什古姆两谷之水的河流冲积而成的大扇形地上，我们经过了一连串秀美的小村，总称阿云（图十一）。每一处都掩在胡桃与悬铃木林中，看去俨然一幅田园图画；可我只来得及向村与村之间那些可爱的青碧草坡匆匆一瞥。

同样令人愉快的，是与成群村民的相遇——他们或在树下闲坐，或自田间归来。他们的举止无论何时都显得有礼，且满是和厚的从容。十年的英国管束，已足以教会老少一种相当利落的军礼摹仿。这些奇特拉尔人身材匀称，步态修长，在我此前所遇的达尔德族人里，他们给我的印象最为可喜（图十二）。他们眉目清朗分明，肤色与发色都浅，令我想起阿尔卑斯山南麓意大利一侧常见的人种。想到奇特拉尔人同兴都库什以北的伽尔查诸部——亚洲「高山人种」的典型代表——在语言与种族上何等相近，这份相似便不难解释。他们那身宽长的衣袍，多是褐色毛料；那圆帽翻着帽檐；那丰厚的鬈发垂到颈后：这些仿佛把这些身影投回到中世纪晚期的南欧去了。

奇特拉尔人常被人说成冷酷、天生的阴谋家；而构成这个小小山国近代政治史的那一团纠结的阴谋、暗杀与背叛，看来也充分坐实了这个说法。然而，尽管这些走马灯般的篡夺与出卖暴露了上层阶级的种种恶德，良好的举止与有教养的享乐之道却似乎不曾受损。在骤来的祸患如此频仍而迫近的时候，圆通与练达的谨慎无疑是人人所必需的。每一次宫廷政变都威胁着那些小贵族——「阿达姆扎达」——的财产与性命；而奇特拉尔诸酋长出于私怨或为牟利、把治下之民卖作奴隶输往邻近山国的惯例，必定把不安送进了最卑微的人家。或许正因这类对人口的抑制减轻了生存的挣扎，才帮着奇特拉尔人保住了许多和厚的诙谐与对人生一切乐趣的爱好。

进奇特拉尔的最后八英里，所见不过是岩石与碎屑的荒坡。可从阿塔尼山脊的高处，提里奇米尔再度入目，一片辉煌的山体被落日染上红与金的色调。绕过楚马尔洪对面那道遍布巨砾的大山脊时，天已擦黑；我们随即豁然进入那片容着奇特拉尔「首府」的开阔谷地。我在田间纵马先行，副政治专员诺利斯上尉前来相迎，殷勤致意。我们此前只在遥远的班努边地见过一面；但我们缓辔同行的那一英里许亲切交谈，已足以使我在这处如今好客地接纳我的堂皇之地感到十分安适。在一座秀美的老园子当中，台地上立着那所奇特拉尔式的宅子——一八九五年的变乱之前，它一直是政治专员的官邸。被引进那样一套房间——就其大小而言，几乎可称为厅堂——真是叫人欣喜：其中西式的舒适一应俱全，又带着地道本地建筑确凿无疑的印记。雕工精美的雪松柱子作矩形排列，托着屋顶；顶上一处构造巧妙的天窗，算是把寻常奇特拉尔屋子那种采光通气孔换成了现代却不扎眼的样式。作我居处的那间大屋，因满室好地毯而显得加倍诱人。我惊喜地发现其中有几张来自和田——那正是我渴望重访的旧日游踪之地。更奇地让我觉得眼熟的，是柱上的装饰木雕；因为其中许多早期印度式的母题，看去竟像是照着我从前在和田沙漠古遗址发掘出土的木雕柱子及别的木构件描摹下来的。

一场愉快的晚宴——我这位厚道的主人把驻守堡中的分遣队两位军官都请了来——结束了这充满新奇而迷人印象的一天。有一堆事务迫我把奇特拉尔定为三日之驻，这也是好事；因为我由此得以问心无愧地享受自离开迪尔那处牢狱般的居所以来第一次真正的休息。有这样一位和蔼的主人，有这样宽敞的从容，又有「穆尔基老爷」（政治官员）惠然在此所带来的一切便利，奇特拉尔专员署自始便令我觉得：这是在一片秀美山景之中，出人意料地预先见到了我心爱的突厥斯坦基地——喀什的秦尼巴克。要搜集我所需的资料与材料，安排之迅捷周至，我再不能有更多的指望。

到埠的次日早上，成群衣饰鲜明的奇特拉尔人便已聚在园中草坪上，供我采取人体测量的数据。他们是被梅赫塔尔派来受量度等等的；我那番作为在这些自偏远山村而来的老实人看来，必定十分古怪，可现成有的是乐意出力的体面人物——上自一位卸任的国务参议以下——来维持秩序，并叫所有「受害者」都感到此事的重要。经过好几个钟头在活标本身上的示范，测量员拉姆·辛格被训练得懂了为人类学之用「量头」的种种奥妙。等我可以让他在特意挑出的人身上接着练习、只须不时抽查以为保障时，在奈克·拉姆·辛格临时搭起的暗室里冲洗照片，又占去了我大量的时间与心力。

这些劳作，加上记录本地传说、结算账目、修理装具等等，我那三天着实是满得要溢出来了。这里只能略提几件事。到埠次日的下午，我作为奇特拉尔之主的客人，第一次在专员署官廨稍下方那片景致宜人的球场上见到他，观看一场马球。看这些骑手勇猛的角逐是一桩快事——在他们的谷地里，这项高贵的游戏已作为受人推重的消遣延续了许多世纪。

更有意味的，是得着与当朝的梅赫塔尔舒贾乌尔穆尔克长谈的机会；他是在一八九五年的变故之后继承奇特拉尔那张血迹斑斑的「宝座」的。早在关于奇特拉尔围城之役的记述里——那时他不过十岁，只是个旁观者——我已读到这位年轻酋长举止极佳。他如今所显的东方式教养与风度，他的任何一位先人都不能过之——纵然他穿的是欧洲服装。我们用波斯语谈他这片土地的往昔，谈它一度同遥远的「中国可汗」——「震旦大汗」——的领土所结的关系；那份权力直到十八世纪还在这些难通的谷地里伸张。奇特拉尔从来不曾享有成文历史之荣。即便晚近的伊斯兰时期，传说也只存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因此，我能把中国历朝正史自七世纪以降所透露的、关于奇特拉尔历史的片段之光讲给他听，显然引起了兴味。

照道地欧洲式样端上的茶与点心让我们解乏；场上比赛的节奏之烈，除了奇特拉尔至今设法从邻近的巴达赫尚弄来的那些精悍山马——尽管阿富汗方面禁止出口——别的马是要被拖垮的。构成这座首府的那些村子，似乎有一半人口都聚在后面的绿坡上观战。到末了，本地乐班用长而形状奇特的号角与铜鼓轰然宣告赛事终了，接着便是败方为胜者与观众献舞。不必说，这项古俗所定的节目，在不得不参与的人看来是不甚可喜的；我们所得的招待，也只是敷衍了事的几下腾跃。随后由挑选出来的年轻人所跳的奇特拉尔舞，就有意思得多了。那些动作很有韵律与气势，一时似乎令人想起匈牙利查尔达什的舞步，一时又像哈塔克刀舞的旋转。压轴的是一支公认属于帕坦人的舞，明白地提示：来自南方的影响，很可能也曾参与塑造这项民族消遣。

我觉得，若不算围在梅赫塔尔茶桌旁的那一小群人，眼前的一切，几百年前来到奇特拉尔的访客也一样看得见。奇特拉尔民间信仰用来填满一切山谷与高处的那些飘忽之灵，看来也这样觉得；据说两天前在诺利斯上尉在场时所打的那一场球赛，就有许多仙子在球场四围翩跹被人望见。它们的现身成了奇特拉尔人的大话题，被认为预兆着梅赫塔尔堡中的死亡与暴烈之事。可那座堡里从来是党派林立、宿怨深结的；年轻的梅赫塔尔本人谈起仙子这最近一回的造访，也并不避讳，且神色安然。若说它要给他身边的人带来祸事，那么祸事岂不正可落在他左右最不合意的那几个人身上？

当晚在诺利斯上尉的餐桌上，我又有机会领略这位年轻梅赫塔尔在交际上对欧洲习尚的适应。就奇特拉尔那些由来已久的话题从容闲谈，是很愉快的。然而，如今塑造其政治命运的种种势力与潜流，纵在这样看似亲密的场合也测不到底。我所了解的，已足以使我明白：新近授予梅赫塔尔的全权究竟如何运用，即便在他自己不成问题，对那些负责观察其对民众影响的人，总归是个难题。

十年来实际上在英国指导之下的治理，即便在最守旧的山民之中，也必定已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回到从前诸梅赫塔尔那种家长式的专断，看来风险尤其大；因为英国驻军的存在，已把那个传统的安全阀——由一个近便的对手来行刺或篡位——有效地堵死了。「不列颠治下之和平」迟早必要引出严重的经济问题；因为人口既不再受卖奴与封建械斗的抑制，势必迅速增长，而尚未垦占的可耕地储备，多半在可预计的期限内便要用尽。难题在于：如何既给这位酋长名实相副地统治的正当愿望以应有的余地，又不致使民众对那个间接促成这一切变化的权力生出不满。但愿此事能靠远见来解决，而不必让哪一方受苦痛的教训！

我回拜梅赫塔尔，得着了一个看他堡寨的机会——那便是一八九五年那场可纪念的围城之地。堡上仍存着当年据守所倚的那几座方形高塔，四围仍是那些老悬铃木林——阿富汗神射手正是由此轻易地袭扰守军的。可这一大堆乱石与木料后来添改甚多，使人难以一一指认当日的种种情节。堡的外院里，清真寺与敞廊上仍有不少古朴的旧木雕。那道包铁的高门也很可玩味——不止一位得手的僭夺者曾由此闯入，登上奇特拉尔那张血迹斑斑的「宝座」。门外，靠近一处由壮丽悬铃木荫覆的礼拜台，立着一座小小的建筑；它摹仿印度「工务局」式样之拙劣是一望而知的，其用途则意味深长——那是梅赫塔尔新办的学堂。我竟能问心无愧地免去这番视察，心里是何等感激！

我在奇特拉尔逗留的多半日子里，天气阴沉欲雨。然而在一天的奔忙与劳作之后，我总能设法作一次短程出游，到近处某个据说有古迹的地方去。比这些遗迹本身更有教益的，是去那里的骑行。在堡与专员署上下数英里之内，这条谷地是一片精耕的绿洲，一个小村连着它的果园与林荫道，几乎与另一个相接（图十四）。在达瓦维什，茂盛的胡桃树下，人家指给我看一所粗砌的房子，据说可上溯到「卡菲尔人」的时代。从外面看，它像一大堆石头；进去却见一间宽大的中堂，四壁精心镶着雪松板，年深日久，被烟熏得乌黑。这里的装饰母题也分明令人想起犍陀罗的作品，虽然手工要粗朴得多。这所阴沉老屋的主人是一位毛拉，兼作木匠。他很自豪地声称，当年建此屋的那位卡菲尔人是他的同行。朱古尔与乌楚斯特两处残存无几的旧堡墙，于我没有多少可学之处；因为其用料不过是未经斫治的石块，砌法等等同本地如今常见的粗墙几乎分辨不出。但每一处越过青绿谷地望出去的景色，衬着背后陡起数千英尺的荒山坡，都是可爱的。

逗留的最后一天，我有幸量度并拍摄了若干巴什加利部的卡菲尔人；他们的故乡被阿富汗吞并之后，强迫改宗的威胁临头，他们便到梅赫塔尔的领地上寻得了栖身之所。据说如今约有二百户安居在班布雷特及阿云以上其他的山沟里（图十一）；梅赫塔尔很殷勤地传令挑出一批有代表性的人进城受测（图十五）。这些人看去安静无害，虽说在他们独立的年月里，向来以野蛮凶残著称。只有额前剃光的头顶与脑后垂着的一绺绺散发，还透出几分半开化的气息。我所能搜集的人体测量数据，其意味主要在于证明这些卡菲尔人同更东边较为开化的达尔德诸部亲缘极近——这一点语言上的证据早已提示过了。可是，研究古风俗与民间传说的人在此地能收到何等丰盛的一季！这些避难者多半仍守着他们古老的「异教」信仰，那大概是达尔德诸部自伊朗族分出、从此如被「束之高阁」般永困于兴都库什难通之谷的那个时代留下的遗产。

时间不足，又不通他们的语言，使我连碰一碰这座近在手边、诱人之至的人类学富矿都不可能。但承诺利斯上尉的美意照拂，我在启程前夕得观一场卡菲尔人的舞——就某些方面说，那是我平生所见最诡异的景象。舞在夜深时于专员署附近一片树林里举行，照明是一堆巨大的篝火。跳舞的约有五十名男子与少年，有的穿着他们本色的深红舞袍，有的则是梅赫塔尔的传唤找到他们时身上穿的什么便是什么。人人手执小斧，有节奏地旋转与挥舞这些小斧，是此舞不可缺的伴随。我多么希望自己懂得足够的舞谱之学，好把那些古怪的舞步与回旋记录下来——它们一个接一个，精确得近乎自动！无论是围成大圈前进后退，还是分列成行绕着篝火回旋，或是像方阵舞的连环那样散作两两一对，这些人守拍守得奇准。

然而那音乐似乎几乎不标示任何变化，只是一组最简单的音，奇特地令人想起雉鸡的啼声。这段「曲调」在我耳边萦绕了好几天；可惜我毫无乐感，无法试着把它描摹得更确切。若是在他们自己的村里、在特制的共鸣板上演奏，效果必定更强。这舞跳了将近一个钟头，人几乎不曾停过。从舞者闪亮的眼睛与愈来愈忘形的姿态，可以看出这场表演令人亢奋的效力。可惜没有人能告诉我，舞的每一段各自象征什么，或这些人心里作何感想。从前向他们的伊斯兰教邻人劫掠得胜、平安归来时，庆祝所用的可就是这一类的舞么？我从此前看过类似舞蹈的人那里所能打听到的，只是那几位较为出众的舞者各能记在名下的人命之数。有几个看去很和乐的汉子，因杀过自四十二名「敌人」以下不等的人而享有声誉。至于每一份「人头」之数里都算进了妇女与儿童——卡菲尔劫掠者对她们从不留情——这一节细节，大概难以使这些好汉在人情上离我们更近些。

阿富汗的征服在最近十年左右间完成，卡菲尔人许多世纪以来对南北两方伊斯兰邻人所进行的抗争，如今大概已永远结束了。想到这场不留余地的野蛮战争必定伴随着说不尽的苦难，对它的终结是不能惋惜的。然而有个念头压着人：我所目睹的这一幕，再过一两代便永不复见；而随着这个如今注定要被同化的古老族群，许多旧世界的传承正在消逝，那是任凭多少学者的睿识也追不回来的。但愿这最后一处真正的卡菲尔聚落，还来得及遇上它的研究者！

五经马斯图季

要从奇特拉尔脱身是难的：那里有那么多有意味的人与物，又有我那位学养兼备的主人，满腹本地见闻，足以为这一切作解。可除了急于早日接近突厥斯坦之外，还有一个有力的理由催我早日北上。到埠那天我便已得着消息：瓦罕来的四名信使已到奇特拉尔，报称在萨尔哈德接我入阿富汗境的种种安排均已办妥。据说奉巴达赫尚统兵将军之命，有一位阿富汗上校率步兵一连并若干骑兵在等着，要护我平安通过埃米尔的领土。虽然陛下准我通行的「敕令」四月间便已到我手中，我却不曾料到会有这样多的友善照拂。显然阿富汗方面本以为我会早到——他们自然不知道我为翻越洛瓦赖所费的周折——而让那位上校与他的一队人久候，对他们、对那些不得不供给他们食用的稀落山村，都意味着更多的苦。所以五月九日早上，我向奇特拉尔专员署那处好客的居所辞别。前一晚下过一场雷雨，天空已经放晴，我得以再度望见并拍下提里奇米尔全盛的壮丽（图十三）。

要把我和我那些累赘行李送到亚尔浑河上游的首邑马斯图季——奇特拉尔河在此段即称亚尔浑——须走三程相当长的路。这六十七英里左右的路上天然的险阻甚多；因为这条谷地实际上只是一连串或大或小的险隘，难得被冲积扇打断，而唯有冲积扇上才有可耕之地。虽然这条通往吉尔吉特的重要交通线上有军工部门养护的新马道，突出的岩角与形成天然落石槽的碎石坡对行李的威胁仍不可轻看。承特威格上校美意，准我雇用可靠的军需骡。可即便是这些骡子，配着熟手的赶脚人，每一程也总要把驮子碰落几件。所幸都没有掉下太远，损失只限于在奇特拉尔置办的存备。莫罗伊是一处掩在果园里的秀美村子，是我们穿行阴森峡谷一整天之后的第一处宿处。我自那里渡到右岸，去查看焦姆希利小村对面一处摩崖刻字，行李则由左岸的干道继续走第二程。

这于我和我那一小队人是很长的一天。我们那条难走的小道在陡峭的山脊上盘上盘下，把路程拉长到足足三十英里；有几处连牵着走的马也过不去。然而那处刻字以及其上的岩刻之有意味，把这番辛苦充分酬报了。刻字整齐地凿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就在绕过那道名为帕赫图里尼迪尼的陡脊的窄道旁；经查明，那是一篇用笈多体字母写的梵文施功题记，约当公元六至八世纪。其上我欣喜地发现一幅精心镌刻的窣堵波图像，其建筑比例的种种细节精确无误，正是我在喀什与和田的窣堵波废墟上一再观察到的那一种：三层台基、覆钵之鼓座与穹顶，无不严合东突厥斯坦佛教营造者所遵的传统法度。

尽管海拔已在六千英尺以上，日头仍无情地曝晒着；而我需要几个钟头来为刻字作纸拓，并把岩刻收拾到可以拍照的地步。那些轮廓先得从花岗岩黝黑的底色上「剔」出来，手边除了硬卵石别无工具，这活儿进展很慢。随后，沿着极陡的岩坡或碎石坡蜿蜒的小道之恶劣又拖慢了行程。过了帕尔皮什小村，我们不得不横穿大片流动的碎石山面，其荒芜之彻底令人生畏，脚下离河面有好几百英尺。从这样的地面望去，对岸雷顺村那片鲜碧的冲积扇——它正在一道自覆冰之峰倾泻而下的深谷口上——显得格外诱人。我们所得的这幅鸟瞰图，清清楚楚地显出马球场那片青绿的草坪，以及场边那所乱石砌的屋子——一八九五年，爱德华兹与福勒带着他们寥寥数人，正是在那里作了那样英勇的据守。连围着球场的墙上那道缺口——两位年轻军官正是从那里观看那场以他们被诱擒、部下被屠杀而告终的球赛——也能分毫不差地辨认出来。

雷顺果园与田畴的笑容里，没有一处让人联想到这样的惨剧。可在其上不远处进入的库拉格险隘，荒野而萧索，竟像是造化特意设作流血之地的。我们在渐沉的暮色里走完了那四五英里的乱石荒原。没有一株树、一丛灌木来调剂那些陡直山脊以及其间同样险恶的沟壑那一片阴沉的褐色。距其上口不远处，曾上演过一八九五年最血腥的一幕：罗斯所部第三十六锡克团分遣队的覆没。我们隔着翻腾的河水，望见水边那些浅穴——与其说是洞，不如说是岩窟——那一小队注定要死的人曾在其中躲了几天。再稍上去，便是自几乎无从攀登的峭壁上垂下的落石槽；奇特拉尔人以山羊般的矫捷爬了上去，断了他们退往库拉格村那片比较开阔之地的路。

我自以为能认出那面陡峭的岩坡：那些被连日饥饿拖垮的兵士，曾在一个夜里试着由此脱身。一面看去无法攀越的岩壁横断去路，便使这些来自曼加平原的人却步、被迫退回他们选得不当的藏身之处——这有什么可怪的呢？到末了饥饿相逼，这些不幸的锡克兵转身去闯那些可怕的落石槽，对高踞危崖的奇特拉尔人以及隔河据守胸墙的帕坦盟友来说，杀戮之事便轻而易举了。

我那晚宿营的恰伦，在地图上看去离库拉格散落的农舍已经不远；可要回到左岸，非先渡过德拉桑那条大支流不可，这便逼我绕了一个又长又累的圈子。天黑之后我们才过了科什特附近那座土法营造、摇摇欲坠的悬臂桥——除了奇特拉尔的马，别的马大概不肯上去。随后在德拉桑与亚尔浑合流处一片遍布巨砾的平地上纵马跑了两英里许，便到了亚尔浑的渡口。我很感激恰伦的村民们派人举着火把来照我们过河；因为积雪正融，亚尔浑河在这样低的地方是一道不小的险阻。直到夜里十点，我才到了我那顶小帐篷令人欣然的庇荫之下。

自雷顺以上，亚尔浑谷的左侧即属马斯图季——这是一片山地，如同旧日一样，在政治上仍与奇特拉尔本部分开。所以在恰伦迎我的是可敬的汗萨希布·皮尔·巴赫什；他名义上是马斯图季的医务助理，实则兼任该地总督的顾问与向导（图十八）。在这些山中连住十二年，已使这位和悦的旁遮普人熟悉了构成马斯图季——或依其世袭统治者的族名而通称的库什瓦克特酋长领——人口的那一千余户人家中的几乎每一户。

因此我在五月十一日骑往马斯图季的一路上，有充分的机会搜集有用的本地见闻。上午的几个钟头用在摹录并拍摄一处梵文刻字，以及一幅与帕赫图里尼迪尼那幅极相似的窣堵波岩刻。两者所刻的那块大石，不过八年前才在恰伦附近的田里被发现。然而对一种更早的崇拜的残留记忆，仍强得足以使这些数百年来一直是虔敬穆斯林的村民，以敬畏之心对待这些异教的岩刻，并盖一间粗陋的小屋来护住它们。

这一天的行程，因谷中岩壁夹峙间那些位置宜人的冲积扇村落而时时得着愉快的调剂。布尼有一百多户人家，是其中最大的一处；杏与别的果树还在花期，看去最是诱人。一队白须长者在最初的田边迎我，献上收藏得极好的梨（图十七）。我只把这份礼物碰一碰便谢却了——这个时节的梨是稀罕物；可骑出不远，我到底抵不住诱惑，把同样的果子买了些下来，心想这多半是我数月之内最后能见到的了。

经过阿维、梅姆、米拉格拉姆几处秀美的小村——它们都掩在自二万一千英尺以上的皑皑布尼佐姆峰两侧奔流而下的冰川溪水旁——我在午后到了萨诺加尔。这个果园遍布的大村，虽以冰川为背景而高贵的悬铃木仍能繁茂，是奇特拉尔侦察队的夏季训练场。这支极有前途的地方部队，是照开伯尔、库拉姆及西北边地其他各处所募团练的样式编成的。他们的指挥官索耶上尉在他用作办公与起居的那所简朴而舒适的农舍里殷勤款我以茶。我们谈了许多：谈那些为他的部下提供了绝好高山训练场的崎岖而迷人的群山，也谈更远处、朝阿姆河去的那些更有意味的区域。

随后我被领去校阅新募的马斯图季连队，地点是那片充作操场的长条马球场。看这一队矫健机警的山民——他们一周前才入伍，满怀尚武的锐气——是一桩快事。对天生的攀岩好手与神射手来说，起初两个月的训练必定大有成效；此后每年一个月的操练，看来也足以保证经验日增。多年前路过罕萨时我所盼望的事，在此我看见成真了：这些……

……要在我仅有的一天驻留里办完。我行将有很久见不到电报局了，这最后一处的便利不可轻易放过；因为借它之力，我给远在欧洲的地方发消息、下指示，可省将近两个星期。正是在印度文明的最末哨所上，人才最能领会经孟买递发的「挂号」电报之惠——以及印度电报制度总体上的低廉。

自马斯图季，我遣萨尔哈德来的两名瓦罕人先行，去通报我快要到阿姆河了。我自己仍由那位周到的汗萨希布陪着，于五月十三日早上启程北行。亚尔浑谷在夏季数月极难通行，因为积雪消融使沿河床的路完全走不得；而此时季节尚早，最近的一段仍属好走。头一天走了两程的路，过了自脊线约一万七千英尺的山岭下来的荒秃岩坡，到了米拉格拉姆小村。在马斯图季，我不仅辞别了提里奇米尔那些闪光的尖峰，也辞别了最后的悬铃木。然而在这一片岩石与碎屑的崎岖荒芜之中，沿途散落的小村里仍见果树开花，多石的小田里已有第一茬春花。

在布雷普，我勘察了一处古堡遗址：它以大块的日晒砖砌成，筑在一座砾岩小丘上，俯临布雷普溪遍布乱石的出口。本地传说笼统地把这建筑归于「卡尔马克」即中国统治的时代。按砖的尺寸与作法，以及夹杂其间的陶片之坚硬来判断，这座一百八十英尺乘一百三十英尺的梯形堡寨，很可能上溯到比十八世纪中叶更早的某一次中国占领。可是，在直到几年前还不知使用铸币、也不可能拥有多少可作艺术装饰的金属或其他硬质器物的谷地里，人怎能指望在古址上找回可以断代的遗物呢？据说此处从前曾出过箭镞，我却一枚样品也未能弄到。

米拉格拉姆这小村，名字听着有多秀美，地方便有多秀美；我在亚尔浑谷最上段那位副哈基姆的大果园里寻得了一处极可意的营地（图十九）。奥拜杜拉汗的屋子旁有一座石板铺就、绿荫遮蔽的礼拜台；我就在台边一片草地上支帐，地上落满了李花，看去像撒了雪。晚间空气静而温和，一切都助成一个错觉：我仿佛又到了突厥斯坦沙漠边缘那些得天独厚的小绿洲里。奥拜杜拉的屋子从外面看不过一所乱石砌的陋舍，进去却是一座本地建筑装饰与家居工艺的博物馆。回廊的墙上有一道道古朴可喜的壁饰彩带，作赭红、黑、白三色，母题是莲花、法轮与四瓣花，看去竟像是从我一九〇一年在尼雅遗址发掘出的古厅堂壁画上摹下来的。屋中的客堂与起居之室，墙作护板，柱有雕饰，手工极佳；又陈列着秀雅的水壶、马球杖及别的家什，是我从那朴素的外表上万想不到的（图二十）。

再加上奇特拉尔与巴达赫尚的地毯、一支镶嵌的旧燧发枪，以及别的种种细节，我眼前的这幅画面，仿佛是由一位荷兰古画家的画笔布置出来的。我尽力用相机与笔记把构成这一室旧世界气象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奈克·拉姆·辛格的铅笔则忙着描摹木雕上再现的古老纹样。我真愿把这一整间正堂都买下来，只可惜既无搬运这一整套陈设的手段，也无处再把它安置起来。至于那几扇雕花的壁龛板——我端详称赏之际，主人已准备把它们从护墙上拆下来相赠——收下便是一种野蛮的毁坏之举了。我这一份自制得着了回报：主人显然是受了帘后窥看的女眷们的怂恿，竟把家藏的首饰匣当着我的面一一取出展示。那些护身符、耳环、项链等等，无不显出银匠的手艺在这些远僻的谷地里何等忠实地保存了古印度的装饰纹样与趣味。

自米拉格拉姆长途跋涉之后，我于五月十四日傍晚到了舒伊斯特；进瓦罕的最后安排要在此地办妥。途中在越过长长的荒秃岩坡与碎石坡之后所过的乔普几处极小的村落里，田地荒瘠，果树几乎绝迹，明白地显出亚尔浑谷上段气候之更为严酷。接着是阴森的达尔班德峡口，两侧是无从攀越的巨大山脊（图二十一）；几座颓败的望楼更衬出这道马斯图季天然之门守御之强固。峡口以外谷地放宽处，谷底出现了成片的林莽与灌丛，这清楚地表明：此地的耕地不像下游那样被人力争。因此我早有准备：舒伊斯特这谷中最末一村，必是个物资匮乏之地。我在河岸沙地灌丛间扎下的营中所能看见的那几畦梯田与低矮石屋，并没有辜负这个预料。可正因如此，可敬的皮尔·巴赫什汗未雨绸缪在此地集起的那一大批马匹与脚夫，就更叫我吃惊了。

五月十五日早上，这位谦抑而极为干练的英国权威在马斯图季的代表告辞，我已来不及再作打听。可等我把最后一批自印度国土发出的邮件忙完、随行李溯谷而上时，此地何以能这样容易地凑齐马匹与人手，很快便不言自明了。前几程里单调得令人沮丧地掠过的那种遍布巨砾的窄条地或砾石坡，此刻换成了一连串开阔的冲积台地，可耕之地甚为丰裕。新垦的迹象随处入目：林莽被伐开的空地、散落的农舍、尚未围起的田畴。在舒伊斯特集起的牲口与人手，多半便来自伊姆基普、奇提萨尔、阿卜杜拉拉什特这几处新的垦殖点。然而此地实际占垦的土地，看来只占待垦之地极小的一部分，或许不到十分之一。

我不久便看清：眼前这一片是整个亚尔浑谷中远为最广的一块沃土，所能容纳的聚落即便不比构成奇特拉尔本部的那些大，至少也不相上下。我从米拉格拉姆那位精明的哈基姆及其他本地随从处所得的消息，明白地表明这些晚近的垦殖者所开的是早先耕种过的地；而在新来者最先占用的那几条沃壤之上还有旧日的梯田，所见更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当我一连数英里骑行于这些废弃已久、如今渐次被重新开垦的村落故地之间时，眼前的景象强烈地唤起我心中中国正史里的一段记载：那里提到公元八世纪时，「阿赊师多」是小小山国商弥——即马斯图季——的都城。毫无疑问，这个我久寻其地而不得的名字，不过是如今仍用以称呼这一整片广大耕地的「舒伊斯特」一名更早形式的汉文音写。

我的向导们，库尔班也在内，倾向于把这些土地当年的废弃归因于冰川进逼所造成的日益寒冷。而冰川自此以上，的确开始在景色中占了极显眼的地位。正对着阿卜杜拉拉什特，一条名为沙约斯的巨大冰河，把它黝黑的舌端几乎推到了河岸边上。即便没有这个冰冷的近邻，海拔约一万零五百英尺的舒伊斯特气候也必定是寒的，虽说大麦与燕麦仍可长得好。可无论马斯图季谷的这一段在过去一千二百年间是否经历过重大的气候变迁，有一个有意味的事实是确凿的：如今促使这片停耕数百年的地方重被占垦的主因，是人口初现的压力——而那正是英国使这片地方安定下来的直接结果。

另一条同样广大的冰川，自一座二万一千英尺以上的高峰垂落下来，在南面正对着我们。

六达尔科特山口上

自坎洪库奇到巴罗吉尔山口只剩两程。那是兴都库什山脉上一处非同寻常的鞍部，高仅一万二千四百英尺，由此可通阿姆河最上游。可在越过它之前，我还有一桩事要办；那是我不顾明摆着的困难而一心要做成的。达尔科特山口翻越亚尔浑谷最上段以南那道覆冰的大山脉，海拔约一万五千四百英尺，并不在我的路线上。可我自始便决意去看它；因为《唐书》所存的那段记载——公元七四七年，中国将领高仙芝率军越此山口，成功进袭亚辛与吉尔吉特，那是一桩可纪念的功业——早已使我对这山口地形的每一处细节都生了兴味。达尔科特北坡有六七英里的冰川斜面，即便在据说人与不驮东西的牲口可以通行的那几个夏月里，也是一道难走的山口。而在我们这样早的时节，马斯图季的舆论一口咬定：从来无人试过此时翻越；而且因为这一年雪下得异常之厚，必定格外艰难。好天气是攀越不可少的条件；我既没有余裕去耐心等这个好机会，便只能在到坎洪库奇之后，焦虑地望着那些不久便开始裹住群山的云。

五月十五日到十六日的夜里下了雨；在海拔一万零七百英尺这样相对低的地方，这雨于我们并没有多大妨碍，却使早日上山口一事生出疑问；因为我知道，这种天气把雪化软了，会大大阻碍攀登。到韦丁科特——达尔科特山口脚下的夏季牧场，我们要由那里起攀——的一程很短；所以雨一直下到上午、我们动身很迟，也无甚要紧。天仍阴着；我们溯这条阴森的窄谷而上，趁水还浅，一再来回横渡河床，我却徒然地盼着一阵清风把次日的天气吹晴。

所幸有一连串壮观的冰川景色可以分心。南面那道雄伟的山脉，顶上是自二万一千英尺到二万二千英尺以上的诸峰，每一条侧谷与沟壑里都可见冰川下泻。名为科塔尔喀什的那一条，已把它高耸的黑色冰舌推到了左岸近旁，其稳步的进逼眼看不久便要堵断河流本身的去路。正对着它，右岸的小道被陡峭的崖壁所阻，崖下的坡上巨砾堆叠，乱得不成样子。此处所有驮子都得卸下，由人背着走一段。所幸因为天气阴冷，河水还浅，反复涉渡替我们省去了翻越岩脊与其间冰川的艰难攀爬——在夏季数月里，这一段路对驮载的牲口实际上是封死的。然而，即便在此处、在南面几道峡谷的出口上，从冰川末端伸下来的那些荒凉的碎石带之中，仍可辨认出早年的梯田。

到南面壮伟的恰蒂博伊冰川入目之处，我意外地看见左岸一小片开阔的洼地上竟有实际耕种着的田。据我那几位舒伊斯特向导说，那是四户瓦罕人家的；他们六七年前迁来此地定居，与这半北极式的环境相搏。我们横过正对冰川脚下的韦丁科特那道宽阔的草肩时，又望见另几块可耕之地，如今也被这些坚韧的移民占了下来。草肩背后有一处荒寒却可避风的小谷，是通常的宿营地。可我急于把过夜之处尽量靠近达尔科特。于是我们就在河水自恰蒂博伊冰川上方一道深切的狭窄岩峡里流出之处渡了河。河在此处是一股被巨砾与崖壁夹着的狂流；为着我的行李，我很高兴地发现，就在冰川稍上方架着的那座简陋的桥还完好。这条冰川近年稳步前进，是毫无疑问的；库尔班在一九〇三年基钦纳勋爵巡视巴罗吉尔时还见过它的末端冰壁被河水冲刷着脚，如今它已整个推到了右岸，河水在它下面的冰洞里流。

我把营扎在一小片高台上，正对着冰川右翼，视野开阔，一如全景图（图版一）所示；台下便是那道积冰的沟壑，自达尔科特下来的溪水由此汇入大河。这是一处荒寒的地方，地上还大片覆着雪，看不出一点春将至的迹象。虽有寒风自谷中吹上来，云仍固执地低垂着；而当我为侦察达尔科特而登上背后那道名为鲁康山口、海拔约一万二千英尺、通巴罗吉尔之路由此而过的山脊时，所能望见的不过是它那条冰川的终碛，以及低处承其融水的一泓孤零零的小湖。

在这样不利的情形下作攀登的准备，是需要几分乐观的。那些要来协助此举的人，从没有在一年中这样早的时节上过这山口，也不掩饰他们对这场冒险的疑惧。今年覆在通往山口的冰川路上的雪，其深必定异乎寻常；而这几天的坏天气又会把雪面化软。所以库尔班与舒伊斯特的头人们竭力劝阻我，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不过，他们本不必亲自参与此举；而在山口脚下久候，只会使他们的人与马多受苦，所以他们到末了不得不承认：让我立即去试才是上策。他们大概也看出了我的决心：凡可以避免的风险，绝不让这些人去冒。为着应付坏天气可能引起的任何意外，我决定带上两天的口粮，以及一切绝对必需之物，使我们万一在冰川上过一两夜，也不至于立刻因受冻而陷于危险。为把每个人所负的食物、毯子与燃料尽量减轻，我把人数定为十二名。其中我选入了两名在韦丁科特入伙的健壮瓦罕人；他们懂波斯语，于我格外有用。

挑人、查看他们的行装与口粮、试验冰川上要用的绳索，这些事忙下来，我很迟才得以躺下歇几个钟头。半夜十二点半我起身，所怕的雨或雪并没有来，可云仍低，空中一片死寂，殊无好兆。我那位印度斯坦厨子在这不惯的环境里折腾了好一阵，才弄出他坚持称作我的「晚饭」的东西。可就在此时起了风，过了一会儿，头几颗星从云隙里露了出来。这已足以定下动身之议；到凌晨三点，我们这一队人已在蜿蜒上攀鲁康山脊了。我们发现脊顶仍被雪盖着，随即明白雪之松软将何等拖慢我们的脚程。在这样相对低的海拔上，夜间的寒冷不足以把雪面冻硬；在三四英尺深的软雪里跋涉，还不时一脚踏进雪下藏着的小溪，实在是既慢且苦的活计。

测量员拉姆·辛格慨然请求随我同行，尽管除了指望用水银气压计测一测山口的高度之外，他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地形任务可办。可心虽甚愿，我这位可敬同伴的身子却注定要添麻烦。自从他上一次在西藏的长途出巡——自江孜北上至玛旁雍错——以来，拉姆·辛格已有充裕的时间重新长出那副向来使他与众不同的……

……自达尔科特向东北岔出。我们终于渐近山口之巅，那一大片雪原几乎成了平地。我们在向导们所指的「阔塔勒」处停下（图二十二），雾幕向东南方揭开了一小会儿，亚辛谷最上段两侧的岩壁便隔着一片仿佛沉沉雾湖的东西，露出它们荒芜的雄伟来。我们脚下那条谷地有多深，始终藏着不见，只有几个瞬间，山口北面来的风占了上风，在这片水汽里割开一道裂口。这变化太短促，来不及辨定山口南麓、六千多英尺之下达尔科特小村附近的位置。可即便这一瞥也足以叫人印象深刻：此处陡直的下坡，同北面那一大片雪原成了何等惊人的对照。

我的思绪回到《唐书》所记高仙芝越「坦驹岭」的那次冒险行军，以及他为使三千之众完成这次成功的翻越而不得不施用的计策。这故事我已在别处叙过。如今能亲眼看见达尔科特的实际情形同高仙芝建功之地何等相合，于我是不小的满足：这位干练的高丽籍将领，是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率一支真正的大军越过帕米尔，并成功地凿穿了那道护卫亚辛与吉尔吉特免遭北方入侵的巨大山垣的人。我无法用垒一座最简陋的石堆来纪念他、以志我对这桩功业的钦佩；因为我们脚下许多英尺之内除了冰雪别无他物。可我忍不住当场给我的朋友沙畹先生——那位巴黎的大汉学家，正是他的学问最先使这次可纪念的远征之事复活——写了一封短笺，告诉他我在此地心中已向这位英雄的灵位行过「叩头」之礼。

虽有这些念头，我也不能全然忘了那些卑微而忠实的同伴之苦。尽管有「毒气」，又负着重驮，他们个个都跟着我上来了，此刻都累倒在雪里。有几个人头痛得厉害，还有别的高山病症候。可我大水壶里带的茶成了极灵的「达瓦伊」；每个病人喝上几口，便足以重振精神——虽然有人恭恭敬敬地说，我这味药是苦的。等测量员挣扎着上来时，我们虽在刺骨的风与不时飘落的细雪里，却都心满意足地坐着。水银气压计安然架起，读数也测得了（华氏四十四度下十七点四五英寸），由此可得山口的准确高度。此前对它的估计约为一万五千四百英尺。

下午三点，我们启程下山，因在这样险恶的条件下达成了目的而欣然。虽然此时连近山口顶上的雪也比几个钟头前塌陷得厉害得多，我们仍在下午五点抵达冰川上裂隙密布的一段。可自此以下，我们下行的速度便可叹地慢了。那些张着口的冰隙已不再有牢靠的雪桥遮覆，穿行其间须得小心。有几处人陷进软雪里，直没到腋下，好在有绳索接应，很快便拉了出来。更麻烦的是翻越覆雪的冰碛那道滑溜的脊背，此时已无法避开棱角锋利的巨砾。出于对雪崩与软得无法通行的雪的合理疑惧，我那几个瓦罕人此刻不肯再走早上绕行的那些坡，而是把我们直接带下那几道光秃的大冰碛。在这些乱石堆叠之中择路而行是慢活，何况我们的膝头已被这一天的攀登累坏。我觉出自己那双阿尔卑斯靴上的钉子一颗接一颗地掉，不禁羡慕马斯图季人那种结实而柔韧的皮软靴。

我们刚到最低一道冰碛的脚下、靠近冰舌之处，正要重新上攀鲁康山脊，云便彻底压了下来，不久把我们裹进密密的落雪里。所幸库尔班想到了我的回程，并且准确地探明了我们该走的路线。于是马匹被遣了上来接我，也接拉姆·辛格——这一年多安逸之后的头一次攀登，几乎把他累垮了。我浑身覆着软雪，因在冰川的泥浆与雪水里跋涉而半湿着，晚八点回到帐中，心情倒还愉快。异常的冬雪、过早的时节、坏天气与时间不足，设下了重重障碍，而我硬是从中抢下了这一趟达尔科特之行；事毕安歇时，我可以怀着这样一个宽慰的确信：所冒的除了无可避免的风险之外，别无其他。一只羊，加上尽情畅饮的茶——这一回还加了糖这样珍贵的奢侈品——为分担了这一日攀登的人备下了一场大宴。营火旁的歌声告诉我：尽管雪下个不停，尽管大冰川的寒气近在咫尺，这一夜的营中，满足之情是压倒一切的。

五月十八日早上，我在日出之前起身，一张脸晒得起泡肿胀，我想连最熟的朋友也认不出来了；可一看那一片辉煌的晴空，一切不适便都补偿了。虽经几次清扫，帐上仍积着的雪已冻得硬邦邦的。所以行李直到上午八点、日头把那层硬壳晒化之后，才得以往巴罗吉尔发出。前一天已把马匹与闲着的人手都用上，在鲁康山口上那三四英尺深的软雪里开出一条道来。然而纵有这番开路之功，把行李运过自韦丁科特营地到那片名叫巴罗吉尔亚依拉克的开阔「麦丹」之间那四英里本来好走的坡地，仍费了三个多钟头——通瓦罕的路正是在那里自马斯图季河的干谷岔出。此处海拔约一万一千英尺，雪仍覆着这片平缓如帕米尔的谷地的大部；夏季里，这谷地是萨尔哈德瓦罕牧人所爱的牧场。

我们赶到奇克马尔罗巴特——他们常用的宿营地之一——此地与巴罗吉尔鞍部之间只剩四英里的开阔谷地了。那鞍部是兴都库什山脉一处非同寻常的凹陷，印度河与阿姆河的分水岭在此降至仅一万二千四百英尺。可当天要抵达鞍部的打算，不久便证明是无望的，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那一天晴朗得耀眼，暖意把雪化得极软，走出一英里许，连人行走都极为费力，而驮载的牲口不过几百码便无助地陷住了。别无他法，只有在奇克马尔罗巴特扎营，并把所有马匹卸空、连同一切抽得出的人手一并遣往前面，试着为次日开出一条道来。

自宿营地上方那道平缓的坡上，我尽情饱览了达尔科特两侧一切高峰以及自峰间垂落的巨大冰河（图二十四）。恰蒂博伊冰川全长在望，针尖般的科约佐姆峰耸立在它最上端的粒雪原之后。这条冰川最高的一段名叫卡兰达尔古姆，是马斯图季传说中的一个题目，落差之陡，从这样的距离望去几乎像一道巨大的冻瀑。通往达尔科特的路多半藏着看不见。可即便没有前一日的亲历，两侧耸起的那些闪光的冰雪之壁，也足以使人想见无论何时翻越此口必有的种种艰难。此处也同罕萨一样：真正抵御北方入侵的壁垒，并不是那道主分水岭山脉，而是它以南的那道山链。

虽然已自马斯图季遣了信使先行，阿富汗一侧所盼的人手与驮运却仍不见踪影。傍晚时分传来消息：马匹在雪中挣扎着推进到「阔塔勒」，气力已尽，无法再下到瓦罕一侧——那边的雪一样深。要这些疲马次日早上驮着东西翻过去，指望实在渺茫；而现有的人手又远远太少，靠人力搬运便非在山口上耗去几天不可。因此前景着实黯淡，直到夜深，那位我在奇特拉尔便已听说的阿富汗上校来了一封信，允诺次日拨来新马并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送来上校口信的那位活泼的年轻瓦罕人加贾布伯克，自称是「卡拉乌勒伯克」，即本地边防卡伦之长；他把几星期前便已作好的接应与护送我前行的种种安排，一五一十地讲了许多。于是我营中的士气迅速高涨；而我对阿富汗国王陛下友善的许可，也比任何时候更感激——正是它为我打开了通往阿姆河最易走的路。既然连翻越巴罗吉尔这样开阔的鞍部都需要如此特别的相助，那么若没有这道正式的许可，我又怎能指望把我那批疲敝不堪的奇特拉尔驮队，运过高得多的霍拉博尔特山口以及它与亚尔浑谷之间那些冰川的重重阻隔呢——而那本是我不得不去尝试的路线！

七在阿富汗瓦罕

我们往阿姆河去的前一夜奇冷，最低温度表读到华氏五度。所以五月十九日早六时，我们在一碧无云的天色下动身赴山口时，雪已冻得结实。眼看那一长串驮畜如今在闪亮的雪面上走，不必再踏前一日费尽气力犁出来的那道沟，真是可喜的变化。可日光一阵强似一阵——我的脸自达尔科特下来还起着燎泡，格外觉得——警告我们须得赶路。七时半，我们到了鞍部那片平坦的原上：夏天里，印度河与阿姆河的水便在这里几乎看不出分际地分了流。此时四处的雪，深不下五六英尺。往下走的头两三英里也一样好走，只是有几处驮得重的马会踏破雪面，陷进雪下盖着的小水沟里（图二十三）。可到九时，雪面已经软得厉害，牲口不住地陷，那十五名在鞍部上迎着我们的壮实瓦罕人，其相助便极可感了。再往下去，巴罗吉尔的水流进一道被雪塞住的峡谷，牲口即便不驮东西也断无通过之理。于是费了许多力气，把它们拽上一道覆着页岩的侧脊的脊顶——那里的雪已化了一部分——而一队队和气的瓦罕人则把驮子一件件背了上去。

终于在一条小侧谷的谷底望见了第一片大致干爽的地面，真是一宽。

在欢迎我的行列里，另一位文职的同僚是上瓦罕总督哈基姆·曼苏尔汗；他一身装束与上校略同，穿戴起来或许还更相称些。此后他待我也是处处周到。他生于喀布尔，举止是典型的喀布尔阿富汗人，曾在印度长年流寓，印度斯坦语说得很好，对「老爷」们的做派与事业也颇知一二。然而不知何故，要忘掉他身上的东方气，总不如对那位爽直的老上校那样容易。

我们一行颇为可观的马队由此纵辔前行，到萨尔哈德主村对面的沙原上（图十六）：两连步兵并一队骑兵，通共将近二百人，正列队作仪仗。看去大半强健而挺拔，虽然操演分明不精，服装器械也杂乱，却给人一种材质十分堪用的印象。上校事后对我说，他们属于一种民兵：由巴达克山各谷与瓦罕的本地人中抽调，编入沿阿姆河俄国边界一带常年梯次驻防的边防各团。除军官外，其中真正的帕坦人极少。可从我所见所闻，我很信得过：这些结实的伊朗系山民，只要带得好、供给得上，是能有一番作为的。马可·波罗不是说过，「巴达哈伤」之人「勇于战」，「沃坎」之人是「劲卒」么？

检阅过后，我们要渡过阿姆河才好扎营。这条尚在稚弱之年的大河，此时正分作好几条宽汊，漫流在宽阔的谷底上。水还很浅，我坐在马背上，竟要费些事才够得着把手浸下去——算是对这条盼了多年才得一亲的大川行一个虔敬的礼。能到阿姆河的源头之地，能觉得自己离它下游那些引人入胜的地方又近了一步，实在是快事；自少年时起，我的眼睛就一直盯着那些地方。它们于我仍是封闭的，正如多年以来对一切欧洲人一样。可在那位上校整洁的帐幕里，坐在毯上等我的行李——等了好几个钟头——喝着茶、吃着瓦罕的点心，听主人用滔滔不绝的波斯话讲他心爱的美丽的巴达克山、讲他在阿姆河上上下下的种种经历，我竟能有片刻几乎忘了这一层。

原来命运有意如此：我来访的七年前，希林迪尔汗受命统辖自巴达克山以上的阿富汗边防各营，这一纸任命，使这位老军人在阿富汗远方各地历尽艰苦的戎马生涯之后，又回到他自幼熟识而深爱的地方来。所以自初次相见起，共同的乡土之趣就使他极愿满足我对古大夏之地的好奇——那片土地，以其历史上的往迹，以其本身之难至，永远吸引着我。

单是有这样一位可亲而见闻广博的老军人在，就足以令人愿意在阿姆河边他们的门槛上多留几日。可到傍晚我的营帐终于在阿富汗驻军营地稍上方扎起，地方头人的礼节性拜访也都应付过了，我得空静下来通盘想一想时，却不能不看清：除了我自己急于赶到东突厥斯坦、那里有待我做的工作以外，还有几层切实的考虑在催我前行。有确凿的迹象表明，为我东进帕米尔、直抵中国边界一事，凡贫瘠的上瓦罕那点有限的物力所能办到的，都已奉埃米尔之命备齐了。可同样确凿的是：那些奉命办理此事的人，觉得该为我把一支军队送上谷中人烟常驻的最高之处；而这支队伍早已在酷烈的气候与不足的宿处之下，受了太久的苦。

更该体谅的，是那些和平的瓦罕村民的代表在我帐中私下向我提出的、含蓄而动人的陈情——这些星期以来，那支队伍主要就靠他们养活。有太多理由相信：他们的存粮已近告罄；四围雪封着山，春天还几乎全无消息，我自己就看得出，可怜的萨尔哈德离新一季收成的指望还有多远。所以我只好勉强满足于停歇一整天，便动身往帕米尔去。

入夜，萨尔哈德那位相貌堂堂、和蔼可亲的阿克萨卡尔（图三十）带着村区里几位白胡子长老又来了，用瓦罕那种古怪浓重的波斯话——听着竟酷似威尔士口音——恳切地求我一件事：可否准许几名可靠的村民夜里在我帐旁守着？不是防他们自己人——他们的人都极老实——而是防阿富汗卫兵在我营里出什么岔子。瓦罕人这一番小心的请求，究竟是出于关心我的安全，还是怕无论谁先动手他们都要遭殃，我自然不能断定。可我在阿富汗地面上头几夜，觉得这种双重保险还是不拒绝为妙。

五月二十日，是我们在萨尔哈德停歇的一天，于我却绝非休息。自马斯图季一路来的那批杂色的运输与随从要结账遣散；「政治部」好意订下的工价名目繁琐，我又想按各人的功劳多给些赏，账目便够复杂的了。这一路上所有此类款项都得由我亲手支付——凡有东方旅行经验的人，都不必我提这一节。所幸为了让印度国库审计长满意，事事都要取得正式收据这一桩，因为预先备了印好的收据格式，只须填上数目与姓名，再按上一个模糊的指印，就简便得多了。经奇特拉尔发出最后一班邮件、为面前的帕米尔之行筹备新的补给与运输、又与我的阿富汗东道主往还馈赠，这些事把我一直忙到傍晚。到那时我才得空，同那位健谈的卡拉乌尔伯克骑马去就近看了看几处小村落。这些村子散布在阿姆河右岸上方宽阔的冲积台地上——阿姆河在此地称作阿布伊潘贾——合起来便是今日的萨尔哈德，通计约一百三十户。

那些低矮灰暗的房子，或者不如说是土石垒成的窝棚，看不出萨尔哈德自古应有的分量：在自阿姆河通塔里木盆地的这条直路上，它是人烟常驻的最高之地。商队自大夏一面带着远西与印度的货物来，到此便是最后一处可以打点给养、以备横越那片高地荒野的地方——老马可·波罗说得不错，那地方「称为帕米尔」：「一连骑行十二日，所见惟荒漠，无人烟，亦无青草，故行人凡有所需，皆须自携。」而当我向南望着巴罗吉尔那覆雪的鞍部——我自己走来的那条路——也同样容易明白：高仙芝的方略何以在成功越过帕米尔之后，要使唐军三路会攻连云堡——那堡正在今日萨尔哈德的对面。由此为根本，便可进兵亚辛，把吐蕃人从他们扼守着的那条直通印度河的路上赶出去。

希林迪尔汗上校与哈基姆·曼苏尔汗都声明，奉有训令要亲自陪我越过阿富汗帕米尔，直到中国边界。可我这位好意的军事保护人，经我恳切陈说，终于让步——我看他让得也并不十分勉强——答应把他那支小部队的大半遣回喀拉潘贾，只带一部分骑兵同行。他虽已预先在前路合宜之处设了粮站，我却知道，种种准备总会耽误我们这支小队头一程的启程。所以当这位英武的老上校答应让我在五月二十一日早上去查看那处报称在陡峭山嘴上的废堡垒——那山嘴俯临巴罗吉尔路西面的出口——而他自己照料行李与护卫的出发时，我就加倍高兴了。

于是我同奈克·拉姆·辛格并几个瓦罕人——其中有卡拉乌尔伯克，还有他手下一个多才多艺的从人塔尔米什，此人很快就依附了我，做了一种本地的杂务总管（图三十）——向南骑行三英里，穿过巴罗吉尔溪向阿姆河漫开去的那片沙与沼泽相间的平地。正在谷口收窄、底部宽约半英里之处，两旁夹着陡峭的岩脊，那是自兴都库什主分水岭下来的几道山嘴的末梢。有这样的天险屏蔽，此地的形势似乎与汉文史籍所记的一处正相符合：公元七四七年，吐蕃人据此以阻高仙芝进兵巴罗吉尔与达尔科特。史称他们驻于距河十五里、约合三英里之处，众八九千人，「因山为栅」。这种由来已久的吐蕃守法——在谷中开阔地上横筑一道墙，坐待来攻——那一次的结果，与一九〇四年在古鲁和卡若拉山口对英国使团武装重演时并无二致。中国将领既已抢得高处，即已绕出其筑垒之线，便与守者接战，终以吐蕃大败、死伤甚众告终。

栅木经了几百年，我自然不能指望还看得见痕迹。可高仙芝如何绕出吐蕃的阵地，我却看得十分清楚：我自一段绝对无法攀登的岩壁稍南起步，在陡峭的岩坡与碎石坡上苦攀一个钟头，登上了西面那道山嘴的顶。在那里，越过一段坡度平缓的地面，便是我那几位瓦罕报信人所说的坎西尔古堡，坐落在山脊的最北端。在筑着墙与堡台的那道窄脊，与山嘴向西的延伸部分之间，有一处宽阔的鞍凹，看去可以由此轻易下到阿姆河边的卡尔卡特小村。

这座小堡之所以筑在这样暴露的高处，分明就是为了守这条通路。北面与东面，山嘴的末端以无法攀登的峭壁落向阿姆河谷与巴罗吉尔谷，下临约一千六百英尺，本不需要人工的防御。可脊背的斜面与南面那道窄颈，则筑了一道带堡台的墙，长约四百英尺。西面三座堡台与南端那一座，至今还保存得相当完好，有的地方高出三十英尺以上。连接各堡台的墙身则损坏较甚，因为地基在陡坡上塌陷了。堡内的建筑——假使这片有限的地面（最宽处也不足二百英尺）与这样的岩面曾经容得下建筑的话——则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不过墙的砌法倒提供了一点年代上的线索。在紧密垒叠的粗石心子之外，包着厚四至六英尺的坚实砖面，晒干的砖每砌若干层，便隔一层薄薄而整齐的柴枝。

砖的尺寸——约长八英寸、宽七英寸、厚四英寸——提供不了确切的证据。可用柴枝夹层这一点，我不能不认出是塔里木盆地的中国古代建筑早已使我熟悉的一种特色。此法无疑是为求墙身更为坚固；而据我后来在更东之处的考察所示，自中国势力伸入中亚之初，就已在用。不过后来在罗布泊一带及别处的发现也证明：唐代入寇的吐蕃人自筑城堡时，并没有忽略仿效他们在此地的中国前人与对手的这一构造巧法。所以，在别无遗物的情形下，如今已很难断定：坎西尔的墙究竟是中国人在他们据有通亚辛与吉尔吉特之路的那几年里所筑，还是吐蕃人在高仙芝最后撤走之后卷土重来时所筑——那时他们或许正急于防备有人重演那一着绕出他们心爱的防守阵地的成功之棋。

查看并测绘了这座废堡，几乎就没有余暇去领略我们所登的这处高地上的壮丽景色了。谷北宽阔的对面，那道隔开阿布伊潘贾与阿姆河维多利亚湖一支以及大帕米尔的高峻雪岭，像一堵浑然不断的巨墙一般耸起（图十六）。往西，我的眼睛依依地随着阿姆河宽展的河床，看它流向喀拉潘贾，再往巴达克山去。可不论是祸是福，我的路如今是向东的；在那一面，河床于萨尔哈德上方不远处便隐入一道窄峡，预告着我们面前诸程之难。于是过午我便匆匆爬下，回到把马留在巴罗吉尔溪边的地方。下午二时，我们同希林迪尔汗上校会合；他正在阿布伊潘贾自它幽闭的峡谷中流出、与达利兹沟汇合之处等我。

面前的几程注定格外难走：阿姆河床里的冬路已被涨水封住，而那条完全避开这道深切的峡谷、以相当高的海拔翻越一连串侧嘴的夏道，仍被无法通过的大雪盖着。我们沿右岸的崖壁与陡峭的碎石坡走了约四英里，路窄而难行，若不是那位英武的老上校和他那些耐苦的骑兵作了榜样，我多半会以为这路大半处都不宜骑行。看我们那些巴达克山小马在陡直的岩面上爬上爬下，其矫捷实在令人叹服。我自己骑的是希林迪尔汗惠借的一匹极好的灰马，便竭力做出对它的本事十足信任的样子。不过我得承认：这一番杂技若不必自己也搭上一份，乐趣还要大些。

接着我们不得不横渡那条汹涌的河，水深到马肚带以上；而左岸的路一样坏。侧沟的口子上，这里那里都被沉重的雪崩堆塞住了。这样的横渡，在撞击巨砾的灰绿色水里又重演了三次，到最后一道浅滩上，我已浑身湿透。随后一道陡峭的之字路把我们带上一道俯瞰沙奥尔溪的山嘴；在那里有一小段，我们走上自达利兹山口下来的夏道，路稍好走。不久，我们瓦罕向导的利眼在对岸左方高处一道窄崖台上望见了一群波罗盘羊；暮色将合之际，这位好打猎的老上校用他的马蒂尼步枪向它们作了一次远距离的射击，未中。

最后我们又下到河边。那里有一片沙滩，长着矮树与灌丛，名叫巴哈拉克，在这些阴森的峡谷之中，正是过夜的好营地。行李驮在耐苦的瓦罕马上，虽然早早出发，又有足够的萨尔哈德人照看帮扶，却直到几个钟头之后才挣扎着到。可幸有希林迪尔汗的愉快作陪，又有他那些阿富汗随员殷勤照拂——我自己的人连火都懒得生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地上铺好毡毯、把茶备好了——这一场久候我竟几乎不觉得。

在这样一同行军、一同宿营的时光里，听这位可亲的武人讲他一生戎马所历的种种，真是一件乐事；那一生是在阿富汗因政治上的闭关而得以保存下来的旧世界情形里度过的。阿卜杜尔·拉赫曼埃米尔嗣位前后那段动乱的年月，他是一路打过来的；在阿富汗远不及此地可爱的地方苦战多年之后，才得了如今这个称心的差事，回到他心爱的巴达克山。他曾同土库曼叛党作战，也曾在哈扎拉崎岖的山里打过仗。在霍斯特与曼加尔一带荒瘠的边地上，他年复一年地同狡黠的瓦济里诸部相持，力维秩序。

我发现他不但满肚子关于巴达克山与古大夏——他极熟悉、而我心里时时向往的地方——古迹的有趣消息，他本人也竟像是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记录。听这位体贴而有士风的老军人说话，岂不像被挪回了好几百年之前？他年轻时，为按中亚由来已久的方式立起秩序，也曾帮着把叛者的头堆成金字塔。我们的谈话自然多半转到往事上去；幸而天意给了我这位朋友对往事真正的兴趣，和许多精明的实际观察。可同样引人的，是听他兴致勃勃地描述巴达克山的种种好处：水源丰足的河谷、成荫的树林、各样果子的丰饶，还有广大的高山台地，夏天可供富饶的牧场与清凉的退避之所。在这些荒寒的冬谷里作这样的交谈，我眼前总浮起我心爱的克什米尔的图景，并且想：几时才轮到我去看一看它在中亚的那一件对幅呢？但愿到那时，可亲的老希林迪尔汗还在那里迎我！

五月二十二日的行程，前半段委实难走。横渡巴哈拉克侧谷里奔泻而下的那条雪水大溪，于行李是许多麻烦与风险（图二十六）；接着上巴什加兹山嘴的一千五百英尺，有许多处要在陡而滑的岩面上攀。若没有我们阿富汗保护人的出力相助，那些一再卸下又装上的行李，即便加上自萨尔哈德带来的瓦罕背夫，也万万提不上去。随后是一条窄道，一路蜿蜒在无法通行的河峡之上的陡坡上，有几处经过小片冲积台地，那里有几块地看去像是古时开垦的梯田；我们到傍晚宿在朗噶尔。这地方的名字出自那座小小的土顶建筑，突厥语的意思是「宿站」；那屋子并不诱人。可我们扎营的那片宽阔的砾石「达什特」，向河缓缓倾下，预示着此后的地面要好走些了。

八到阿姆河源头

我们如今确已逼近帕米尔，这是不容怀疑的了。一夜奇冷，温度表最低降到冰点下二十五度；随后我们动身，踏过多石而有些地方泥泞的地面，去那处名叫达什特伊米尔扎穆拉德的低鞍。路由此越过，正好截去了如今已展得很宽的阿姆河谷的一个南向大弯。骑行十英里，一路是冲积台地，上面还大片留着雪，到了一道低矮的山嘴；我在那里第一次望见东北方小帕米尔那片起伏的草原。在这样高处的清澈空气里，我们当日的目的地——博扎伊贡巴兹的柯尔克孜营地——看去竟像近在眼前。阿布伊潘贾的源头之水，便在那里与自小帕米尔恰克马克丁湖流来的溪水相会。远在东方的天边，我欣然又见到了那些护着通往瓦赫吉尔山口与阿姆河源头之路的雪峰。

可就在我重登「世界屋脊」的这一处，却有一件考古的东西要占我的注意。那座保存得相当好的小建筑，我从前就听人说过，名叫卡尔万巴拉西——意思是「商人之子」，因为当地的传说认定它是古时一位死在此地的商人之子的坟。这处遗址是一间小小的塔室，外围平面约九英尺乘十英尺，用平石板加灰浆砌得极结实，约十二英尺高处顶着一个如今已残的穹顶（图五）。塔室朝向西南，即麦加的方向，门开在相对的一面，这就几乎可以断定它建于伊斯兰时代了。因此我格外感兴趣的，是看出它一切构造上的特征——以凸出的檐线分开的三层外壁、各部的尺寸等等——与托尔的那座小窣堵波何等吻合；那是我一九〇〇年自吉尔吉特与罕萨一面走近帕米尔时，在兴都库什以南所见的最后一处佛教遗迹。把佛教的一种古老建筑范式挪作伊斯兰之用，再没有比这更鲜明的例证了。

我们在灿烂的日光下于午后不久到了博扎伊贡巴兹，却还是乐于躲进毡帐——本地叫「吉尔格」——里避一避这多风的高处的凛冽空气；那是掌管在阿富汗帕米尔放牧的柯尔克孜人的头人穆罕默德·伊萨为迎接我们而命人支起的。一进去，竟难以相信，自我上一回在「世界屋脊」上领受柯尔克孜人的款待，已整整过了六年。地上铺开的彩色毡毯、沿帐壁脚编得鲜亮的苇网，以及别的种种简单陈设，看去都那样熟悉；这些游牧人家的用具，因着长久的传统与本地物产的毫无变化，早已定了型。

同样的，还有那些粗豪的鞑靼面孔，被长年的风日晒得黧黑，五官像用斧头从木头上粗粗砍出来的一般；还有同样直率而热诚的好客。再听见柯尔克孜主人那高亢而喉音重的突厥话，于我的耳朵是一种享受。可他们就着茶和一大碗一大碗的热奶所讲的事，却全不使人高兴。这一冬的雪下得异常之大，又异常之晚；谷中积雪不是往常至多三英尺，而是六英尺以上，牦牛一连几个星期都难以吃到惯常的草。因此在整个帕米尔，这种柯尔克孜人最看重的牲畜死损极重。羊也几乎一样。不难想见：这一季里，从瓦罕来了这样一大群官家的客人，在他们看来定是又添了一重负担。

我很想把这番叨扰缩到最短；可在博扎伊贡巴兹停歇一天，有几层缘故是免不掉的。翻山口须靠瓦罕人相助，他们经了先前的劳顿，急需休息；从散布各处的柯尔克孜营地里凑齐新的驮畜，要费工夫；末了，还有一桩要紧事：得派柯尔克孜人先往中国一面去，把我们过山到塔格敦巴什帕米尔之后所需的运输落实。几个月前，我就已把预定的路线和在运输上所指望的帮助，通知了色勒库尔的「英国政治文书」谢尔·穆罕默德先生。后来在奇特拉尔与马斯图季，我又借着便利的电报发往吉尔吉特，经罕萨转告他我们到达的大致确日。如今这许多预防做过之后，却在博扎伊贡巴兹发现：好几个月以来，塔格敦巴什帕米尔那边竟一点消息也没有过来，这就令人不安了。

五月二十四日停歇的这一天，我用来骑马去恰克马克丁湖的西岸——离博扎伊贡巴兹约十二英里——并到小帕米尔去看看。路上经过一座低台地上的废烽台，名叫卡拉乌尔冬，以及台下不远处一眼微含硫磺的温泉。随后我们几乎不曾察觉，就越过了那道低平的鞍部：它把阿布伊潘贾谷与穆尔加布河（又称阿克苏，是阿姆河另一条干支）的水系分了开来。这里有一处地理上很有趣的分流，我很高兴能就近验证：自北面山脉流下、在这鞍上漫出的奇拉普沟之水，一部分流向博扎伊贡巴兹与阿布伊潘贾，一部分流进穆尔加布的源头之盆恰克马克丁湖。想一想真是奇事：奇拉普溪里有些水滴，几个钟头之内就到了真正的阿姆河床；而同一片融雪里的另一些水滴，却要穿过俄属帕米尔与罗善的诸峡，走三百五十多英里，才能与前者重聚。

自我们所到的恰克马克丁湖岸望去，小帕米尔那片宽阔的盆地向东北铺展开来：一片阴郁的荒原，半冻的沼泽与光秃的缓坡相间，还看不出一点春的迹象（图二十七）。两旁的雪岭虽有超过一万八千英尺的高点，可其高度之感，因我们自身已在高处——据帕米尔划界委员会的三角测量，此地刚过一万三千英尺——而大打折扣。然而笼罩全境的那一种浩渺之感，却使我在此处，一如多年前在慕士塔格阿塔的高处一样，真切觉得自己是在纵目「世界屋脊」。沿阿克苏的河道向东北，将近五十英里之内，目光可以毫无阻碍地看过去；再远之外，我还认得出几座峻峭的冰锥，近二万一千英尺高，俯瞰着塔什库尔干与塔合曼诸谷。

虽然天色明净，却整日刮着自西南来的刺骨寒风。所以回程上穆罕默德·伊萨请我到他自己的营地去坐坐，我很乐意答应；他的营地在奇拉普沟出口附近一处避风的小洼地里。那是一顶极舒适的吉尔格，铺着鲜亮的毡毯（图二十八）。许多绣花靠垫和别的自费尔干纳贩来的精致物件，见得出主人的富足与安适。大锅里煮着极稠厚的奶，火烧的是特列斯肯的灌根，而不是通常那种呛人的干牦牛粪。女主人从编得花哨的苇帘后头走出来，捧着珍藏的瓷杯和擦得发亮的铜茶壶，来给这盛事添些体面——也顺便把这个外来人好好看一看。自一八九五年帕米尔划界委员会那时候起，这一带就没有见过欧洲人了。关于当年自俄国一面迁到阿富汗帕米尔、此后一直在此放牧的那一百多户柯尔克孜人家，我从穆罕默德·伊萨那里得了不少有用的消息。每年替瓦罕总督征收的正税是十羊抽一，看去也算轻的。不过我心里在想：柯尔克孜人天生的独立不羁，加上随时可以转投俄国或中国一面的便利，是否真挡得住别的一些不在册的勒索。

还有一件事听来也有意思：自巴达克山溯阿姆河而上、通色勒库尔与叶尔羌的那条古商道，夏季数月里仍有胆大的巴焦尔商人往来。全年来往货物总共不过百来驮马载，这我一点也不奇怪——阿富汗与中国突厥斯坦之间的贸易，既受两地眼下经济状况的拖累，又要应付俄、印两面强有力的竞争。不过哈基姆·曼苏尔汗说起埃米尔有意沿阿姆河直到瓦赫吉尔，在各站修建客舍，以便转输；而即便没有这些，我也很能想见：只要帕米尔以西能免去税敛与别样的需索，这条古老而直捷的路上，贸易是会复苏的。与印度商人自克什米尔越喀喇昆仑与昆仑所要面对的相比，这里天然的阻碍实在算小。

夜深时我正在自己营中忙着写东西，中国一面的信使到了，令我一宽。他带来的谢尔·穆罕默德文书的信，里面不过是问我经何路、于何日过山。我预先费了那许多事去把路线日期说明白，又一直照着走，此时得这样一封信，觉得未免迟了些。不过联络总算接上了；半个钟头之内，两名健壮的柯尔克孜人就趁夜色骑马出发，替我把回信送过瓦赫吉尔去，催那边及时来接应。在远不及此地艰难的地方，我不知多少次盼望有柯尔克孜游牧人中间这样随处可得的、耐劳不倦的传骑！

夜间又下了两英寸新雪，晾干帐幕耽误了早上的启程。可溯阿布伊潘贾而上到下一站贡巴兹奥铁克，不过十二英里，路多半走在高出河面二三百英尺的冲积台地上，很好走。柯尔克孜主人预先支起的几顶吉尔格（图二十五）极有用处，正好容下我们一行所有的人。行李此时虽大半已换到柯尔克孜人的牦牛背上，我们的阿富汗保护人仍明智地坚持把所有瓦罕人都带着，以备翻山之用。谷中朝北的坡上，雪线还低于我们海拔约一万三千三百英尺的营地；再往上，一道自兴都库什主脉垂下的悬冰川的舌端正对着我们。然而，虽在这般寒冷的四围之中，傍晚又落着新雪，我仍很享受同希林迪尔汗上校最后一次安闲的长谈。他绘声绘色地描画他心爱的巴达克山春天的种种好处：科依达曼铺满野花的草场，还有此刻正开着花的谷中果树。在阿姆河源头这地方听来，那一切又何其近、又何其远！

五月二十六日早上，我们把营移到瓦赫吉尔山口以下最末一处能找到无雪平地的地方，海拔约一万四千英尺。动身时雾与低云遮着阿布伊潘贾谷的谷头。可日头慢慢透了出来；到我们将近这在阿富汗地面上的最后一营时，东面那几条大冰川的会合处已清清楚楚地现了出来（图二十九）——寇松勋爵认定那里才是阿姆河真正的源头，我想他是对的。于是我把几位阿富汗朋友留下去避那凛冽的东风，自己沿右岸陡峭的石坡上攀了约五百英尺，直到眼前展开一片广阔的全景。南面是一列壮丽的冰川，披覆着山坡，填满了自兴都库什高分水岭向初生的阿姆河下伸的一道道峻峭山嘴之间的峡谷。这些冰川我是将近六年前第一次见到的：一九〇〇年七月二日，我曾飞骑越过瓦赫吉尔，去瞥一眼阿姆河的最上游；靠着那时摄得、后来刊布的摄影经纬仪全景照，种种细节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记忆里。可如今这景象更为壮伟；因为我离那几条秀美的悬冰川近了许多，而且冰川下方的古冰碛与广大的碎石坡，那时是裸露的，如今却几乎连成一片地盖着雪（图三十一）。

在我们这荒寒的营地里，我忙碌而焦虑。我们的柯尔克孜人与瓦罕人并不掩饰他们对驮着重行李翻这山口的疑惧。凭以往的经验，我自己也不能不信他们的话；并且知道：若没有阿富汗保护人的严令，这些人是断不肯去试的。所以希林迪尔汗的支持容不得半句异议，又除了充足的牦牛之外，还要把一切可调的瓦罕人与柯尔克孜人都拨来帮着把行李运过去，这就使我大为放心。可天气容得容不得我们明日一试呢？整个下午，雪一阵阵地斜扑下来，把众人的心气又压低了几分。

在我的吉尔格里，我正忙着把给阿富汗国王陛下和纳斯鲁拉亲王的信译成波斯文誊清，信里是要致我在阿富汗境内所受全力相助的真诚谢意。希林迪尔汗上校与瓦罕的哈基姆——他们安排之周到，我自然也已尽情称道——都急于要一份经过认证的译本，好为自己留个凭据。给养及其余各项的账目，也同瓦罕与柯尔克孜的头人们结清了；令我格外称意的是：尽管受着特别的保护，从一开始就说定，我在阿富汗国王陛下的境内旅行的一切花费，都由我照生意的规矩自付。除了到萨尔哈德时致送的官礼之外，此时我还能从自己的装备里拣出几件东西，作为私人的纪念赠给希林迪尔汗和总督，这一番心意是彼此都领受的。

同这位可亲的老上校最后一次闲谈，主题便是那个依依的指望：将来或许还有机会到巴达克山去看他。另有一桩小小的遗憾，我们只能含蓄地略略提到。我本很想弄一匹耐苦的巴达克山马，以备此后的长途。上校那匹备用的坐骑——自萨尔哈德一路驮我上来的那匹极好的灰马——我十分中意；而且我从可靠的地方听说，「做成这桩买卖」在马主也是同样乐意的。可埃米尔严禁巴达克山马出境，这交易如何办得成呢？我们两人都尊重法令；但此后我总不免遗憾：当时身边何以没有一个方便而又不必负责的柯尔克孜私贩子，来替我们解开这守法的顾忌。

明知面前的大难处在雪软，五月二十七日早上，我一心要尽早动身。凌晨三点牦牛驮好时，谷中正悬着一层浓雾，雾里满是浮着的冰屑。于是只得先派一队人出去探路、做记号。新雪把巨砾和浅水沟都盖住了，牦牛走得慢得可怕。空气虽渐渐澄清，到真正上山口的坡脚时，天已大亮。我在那里同希林迪尔汗上校诚挚道别；他与哈基姆并他手下几位主要从人，坚持要送到这里。我端详着他的面容作最后一望，实在难以相信，自我们初见不过刚过一个星期。而下一次相见，又在何时呢？他向我们的瓦罕人与柯尔克孜人重申了他的严令，语气容不得半点马虎，并以重罚相儆：若不能带回我亲笔写的、证明全部行李已安然运过山口的收据，就休想再在阿富汗一面露面。为把这话做得万无一失，也为万一需要时好接应，他声明要在我们最后那一营里等他们回来。

前面的雪深到这个地步：我那几个印度随员本来懒懒地骑在牦牛上不肯下来，不久也只得下来步行。这天早上营中的最低气温虽在冰点下二十五度，冻硬的却只有雪的表层；七点过后太阳从东北方山口那道宽阔的豁口上升起来，雪面便迅速化软了。先把不驮东西的牦牛拉着赶在前头踩出一条道来给后面走，可这些牦牛不久就无望地陷住，再派不上用场。此后约半英里，是靠人在前头开路——先排成单行走一小段，每次再回来搬行李——才把驮着的牦牛拖着往前挪，每头要三四个人帮扶。

可这些沉重的身躯不住地在软雪里无助地陷下去——这样稳健得出奇的牲口，在雪里也踩不着实地——这法子不久就证明牲口与人都吃不消。到了一处地方，据我对地形的记忆和地图推算，离分水岭还足有两英里，那些强壮的柯尔克孜牦牛终于只好全数留下，所有的驮子都改由人背。驮子总数将近三十件。可在这样的雪里，又在一万五千英尺以上的高处，即便轻些的行李也要不断换人，重些的箱子每次要三四个人抬。于是运送只能分批短距离地做，人搬一段再回头去取其余。这活计慢得叫人心焦；若不是瓦罕头人们的卖力与警觉，加上我那位有经验的叶尔羌人穆罕默德朱的照管，包件被丢在雪里的风险就很严重了。

只要我们的路还贴着瓦赫吉尔溪出口附近那些朝南的陡坡走，就有雪崩的危险；到十点左右，我们能走上那片填满宽谷、向山口缓缓抬升的深厚而几乎平坦的雪床，危险就小了。我同两位拉姆·辛格以及两个背着宝贵照相机的瓦罕人赶在前头，在雪里挣扎，常常陷到腰。午后起了一层薄雾，把那使这番劳苦更添痛楚的强烈反光稍稍减轻，我心里很是感激。到将近下午两点，我们终于登上了标志瓦赫吉尔山口顶端的那片平坦雪原。我一九〇〇年用沸点测高所得的分水岭高度约为一万六千二百英尺；可如今它埋在雪下有多深，却无从测定了。连那道高悬的冰川舌——当年我在山口以北几百码内见过它，上面挂着最纯净的冰的钟乳——如今也全被抹平了。这层深厚的雪被上，只露出一块巨砾的顶；我们几个人乐得蹲在上面歇一歇。这几个钟头的攀登耗去了我们多少气力，什么也不如「达什」那低低的哼声更使我心里有数——那是我形影不离的小伴侣。凭它那按捺不住的小猎狐犬的劲头，自斯瓦特边界以来这一个月的艰苦行程，在它看去至今还不过是一场好玩的远足。雪坡于它也并不新鲜；两年前它还是只小狗时，不就因为在卡甘山的雪床上撒欢打滚，挣得了我给它取的那个突厥语的全号「卡尔达什伯克」么——「卡尔」是雪，正好接着它的名字，合起来便是「雪友老爷」，预备将来在中亚旅行时给它作化名用的。此刻它只想钻到我皮大衣的下摆底下，睡一小觉，把这一天的辛苦全忘掉。

等到头几个背驮子的人终于挣扎着上来，我们才好离开阿姆河与塔里木之间这道荒凉的分水岭，开始向中国一面下行。这一段比我预料的难走得多。也许是雪又化软了——日头重新透出，把我们面前的谷地照得一片午后的明亮——也许是雪下被更多的侧流掏空了：一段一段的雪床，人一脚踏下去能陷到腋窝，行进便一再被截住。只好到坡上去找结实些的雪，或者试着沿盖了雪的老冰碛走。这对我们这几个开路的人，便意味着许多累人的绕行与停顿。一九〇〇年七月我在这谷中经过的那几个小湖，如今一点痕迹也找不到。

离山口约四英里处，谷开始折向东，塔格敦巴什帕米尔的谷头在落日红紫交映的绚烂里展开，令人振奋。可我们一路焦心张望的接应——牦牛和人手，好去救那些还留在山口上或山口那边守着驮子的可怜人——却还不见影子。最后，在瓦赫吉尔之路与西北面一条侧谷相接处附近绕过一道岩嘴时，测量员拉姆·辛格的利眼看见几个小黑点，正缓缓地移过大谷雪白的谷底往上来。那是一群牦牛，谢尔·穆罕默德文书带着几个塔格敦巴什的瓦罕牧人，正赶着它们来救我们。这样看来，我几个星期前隔着那样远的路程与地面所力图安排的运输调集，到底还不算全盘落空。

半个钟头后，我很高兴地又同这位代表官府驻色勒库尔的「政治文书」握了手。他还是我一九〇〇年在这一带初见时记得的那个相貌堂堂的高大旁遮普人。可我以为麻烦已经到头的那点把握，听他一说便烟消了：他原以为我会走阔克托罗克山口过来，因此把所有给养和多余的人手都留在阔克托罗克谷口，自己才匆匆赶到瓦赫吉尔来迎我。这位文书何以一开始就把我的路线弄错，他自己的营地何以落在我知道几乎有一日行程之外，都不容易解释。印度那股老劲——或者不如说那个老毛病——「达斯图尔」，即成例，大概是唯一说得通的缘由。阔克托罗克沟是通向阿富汗帕米尔的那条谷，自吉尔吉特来的少数几位欧洲猎手向来都从那里上去打猎，谷口便是习惯定下的他们的固定营地。所以一个恪守成例的印度属员，必定料想一位自阿富汗一面来的「老爷」也会走那条谷、在那个正统的地点扎营——哪怕他的来信里已明明白白说了另一番打算。

谢尔·穆罕默德的牦牛若哪怕只驮些干柴上来，我们尽可以就在相遇之处过夜，虽则那地方并不讨人喜欢。可既没有生火烘干衣裳和煮饭的东西，便只剩下勉力赶到阔克托罗克这一条路。到入夜时分，背轻驮子的瓦罕人先头队伍终于跟着我们挣扎下来，我就带着印度随员出发了。谢尔·穆罕默德很有担当，坚持留在后面，务要当夜或天明前把行李安然送下。宽谷谷底的路已成了一片融雪的连绵浅沼，走得慢得令人生倦。要么蹚冰水，要么在那一夜的酷寒里死守着迟钝的牦牛坐骑而冒冻伤脚的险，只有这两条路可选。所幸牦牛的脾气还容得骑者在背上做几下体操，把刚起的麻木抖掉。全靠这个，再加上要照看骑在我身前的「达什」，我才没有在这一程凄凉的夜路上睡过去。

后半夜，我们终于听见了狗叫，不久便把谢尔·穆罕默德的随从和几个色勒库尔人从睡里叫了起来。此地常年支着的那三顶小吉尔格，脏得不成话。可那一夜对我们这些疲惫的人，竟显得何等可亲！吃的，我只弄到几杯热茶，和谢尔·穆罕默德的瓦罕厨子几星期前试着烤的一块「洋式」点心。半湿的牦牛粪火冒出呛人的浓烟，充满了毡帐；可在海拔约一万四千英尺处熬过那一夜的酷寒之后，能就着它烤烤火，我已很知足了。随后我把照相机的对光黑布铺开——那是手边唯一干净的东西——躺下就睡，梦里却一次次被行李到来的声响惊断。

第二天早上，行李果然陆续到了，只是来得极慢；而我为它平安而生的高兴，却因装着给养和炊具的驮子最后才到而打了折扣。到中午，我才勉强吃上一点东西，算是补前一日误掉的几顿。整个上午的等待里，我有充裕的工夫把这处我在中国地面上的头一个营地的四围看个够。早在一九〇〇年我自奇里克山口下到此地时，阔克托罗克沟口常年支着的那几顶吉尔格——大概自寇松勋爵巡视帕米尔时起就一直立在那里——就已经不堪入目，连原来的瓦罕主人都认定不能再用了。此后似乎是既成的惯例又哄又逼，使每一位自吉尔吉特来打波罗盘羊的「老爷」，都把营地的根据地设在这同一片荒凉的裸砾地上。四下里，在此剥皮或宰杀的牲口的枯骨与下水厚厚地铺了一地；而那些破烂霉朽的毡帐里，则住定了一群虫豸，四围的荒寒仿佛只使它们更为嗜血。总而言之，我深信这处由「达斯图尔」钦定的宿站，是全帕米尔最脏的地方。

所以行李一到齐，我便急着逃开。一道急信送下谷去，把我的瓦罕老朋友、当年的东道主穆罕默德·优素福请了上来——他如今是塔格敦巴什谷的伯克——带着马匹和更多的牦牛。自阿富汗一面来的那些帮手，那样有担当地熬过了翻山的辛苦，人与行李都未受损，此时都发给了丰厚的赏钱遣散（图三十）。随后我同萨尔哈德来的瓦罕头人们诚挚作别，托他们带一封信给我那位好意的保护人老上校，便动身往穆罕默德·优素福在提哈尔曼苏的营地去。想到身后阿姆河上这一章就此草草收场，我心里有些惆怅。可也有一桩可以宽慰的事：通往远方的路，如今已在我面前展开了。

九自色勒库尔到喀什

五月二十八日我自阔克托罗克动身，顺塔格敦巴什帕米尔而下，所经之地一九〇〇年就已熟悉，因此这一段可以说得简略些。在提哈尔曼苏歇了一夜，精神大好——穆罕默德·优素福伯克那顶洁净舒适的吉尔格，几乎要诱得我丢下自己的小帐篷了——随后我们走了长长的一程，下到拜克的卡拉乌尔，即哨站。一路听这位东道主讲话是很愉快的。自我们初见以来，他的境况很不坏；如今这位爽朗的色勒库尔人拥有羊一千头（图三十二）、骆驼与牦牛各以十计，已是个殷实之家，完全配得上那份新近挣来、或者不如说是从塔什库尔干的中国安班那里买来的伯克名分。他身材高大，头发浅黄，眼睛是蓝的，正是色勒库尔一带占多数的那种「阿尔卑斯型」的活标本。我因此想起了耶稣会修士鄂本笃：一六〇三年他自阿姆河上游过「萨尔奇尔」——即色勒库尔——时，也曾记下当地稀少的居民，相貌颇似佛兰德人。

在明铁盖卡拉乌尔——往罕萨去的路自此向南分出——我很运气地截住了两名邮差：他们带着马继业先生十来天前自喀什发出的邮件（图三十三）。我自然毫不迟疑地把「英王陛下的邮件」扣了两个钟头，好趁这个早发的机会，赶写一袋自己的信寄往印度和欧洲。此后我那颇为可观的往来信件，不知给这些罕萨的健壮山民添了多少分量——他们每月三次，欣然背着邮包翻过雪山口，再穿过山口后面那些可怕的河峡！

一路到拜克，冰冷的南风都伴着我们；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往下走，到塔格敦巴什河急折向北之处，风仍不放过我们。我在那里得以查看一处古堡垒的遗址。这遗址在历史上很有价值，上一次经过时却不巧错过了。玄奘——那位著名的中国旅行家，我很高兴此时又走上了他的旧迹——约在公元六四二年自印度长途巡礼佛迹归来，正是自巴达克山越帕米尔而入色勒库尔的。关于此地王族的来历，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下了一则奇异的传说。

依当地古老的口碑，这一族追溯其始祖为中国汉朝的一位公主，许嫁于波剌斯王。她往夫家去，行到朅盘陀——即色勒库尔——时，东西两面的道路都被盗贼阻断了。护送的人为求安稳，把她安置在一座四面绝壁的孤峰上。可这位严密守护着的公主，竟受了日神的降临；及至道路重开，发现她已有孕，护送者便劝她留在色勒库尔，在此立国。据说统治这片山地的诸酋长，便都是她那位神异所生之子的后裔。

早在一九〇〇年，我就听说过塔格敦巴什河左岸、在前面说的那个河湾附近的峭壁上有古墙的遗迹，只是听说得太晚，来不及去看。色勒库尔人与柯尔克孜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故事：古波斯王努什尔万曾把他的女儿安置在那里避难；这故事至今黏附在废墟上，也说明了它通俗的名字「克孜库尔干」的来历——突厥语的意思是「公主之堡」。这故事分明是玄奘时代那个更完整的传说留下的真遗迹；因此我很想把这处地方和至今仍系着这传说的废墟勘察一番。

克孜库尔干原来坐落在一道嶙峋高嵴的最东端；这道山嵴自西北下降到河边，位置正在自古扎克拜伸到达甫达尔的那道窄峡的入口上。我们自南面沿陡峭的河岸走近时，这山嵴的末端呈现为一处几乎孤立的岩岬：南面与东面几乎是垂直的峭壁，顶脊高出塔格敦巴什河约七百英尺。我们随后的测绘表明，北面与西面向着那条名叫克孜库尔干沟的狭窄而曲折得离奇的谷地，同样有无法攀登的岩壁护着。

只有西南面一道低而窄的颈脊，把这处森然的岩堡与其后的山嵴连着；我同测量员和奈克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攀了上去。先要越过一片陡峭的碎石扇面，随后穿过一道更为陡峭的乱石沟。陪我们上去的那个年轻向导从前从没上来过；色勒库尔人普遍因迷信的畏惧而不到这废墟上来。高坡上撒满了看去很古的圆柏——本地叫「阿尔恰」——的碎木，使我对我们头顶上隐约可见的那些古墙的构造先有了几分猜想。等我们到了那道只有十五到二十英尺宽的颈脊，又沿着一道同样窄的岩刃攀了约一百五十英尺，我这考古上的推测就得到了证实：耸立在我们面前的古墙（图三十五），沿着——后来才看明白——构成岬顶的一连串台地中最高一层的西缘而筑，正显出那种奇特的构造特征：在晒干的砖层之间，有规整地夹着的枝条与柴束。一座约二十五英尺见方的厚重堡台，拦住了自颈脊与窄脊上来的路。可我们设法从它坍塌的一侧爬了过去，又沿着连接这堡台与主防线的那道约六十英尺长的残墙顶上横过——墙已酥碎，下面又是绝壁，这一段走得实在提心吊胆。

随后我们便立在那道用来守护上述边缘的墙线上了。墙可以追踪约四百五十英尺：先自东南走向西北，随后在一座厚重的角堡台附近折而正北。在保存较好之处，墙仍高出二十英尺以上；别处则几乎坍到墙基。它当初完整地护住了这座孤岩之顶朝西的那一部分——也只有从那一面才谈得上进攻。可即便在那一面，除了我们走过的那道窄颈之外，坡也陡得容不下成队的武装人员攀登。其余各面则一律是下落数百英尺的峭壁，成了无法攀越的天然屏障。

自西缘起，山顶向北、向东作一连串台地下降，当初必有足够的地面建造居住的屋宇。可这些屋宇大概是用粗石砌的，如今只能从几堆朽坏的碎石里辨认出来。有两处地方，我认出是小蓄水池的位置，用以承接融雪或雨水。

单是这带堡台的墙的坚实构造，就足以证明此地年代之古。墙平均厚十六英尺；除墙基所用的大块粗石板外，全是砌得异常整齐而紧密的砖工。砖是晒干的，却结实得很，约厚五英寸，平均长十五英寸、宽十二英寸。造砖的材料是一种掺了许多小石子的细黏土，本地取不到；造砖所需的足量的水，本地也没有；把砖运到这样的高处，必定大大增添了营造的艰难。在此处与在坎西尔一样，我都想到一个推测：夹入枝条与柴束的薄层（此处用的是邻近几条侧谷里至今还有的圆柏），本意大约是用来代替足量的湿泥浆以粘合砖块；在这样的高处缺水，湿泥浆是很难备办的。我后来沿敦煌以西沙漠中的中国古长城所得的观察，完全支持这一看法。

不过，不论这一构造特征的来历与用意如何，我确信这座古堡就是玄奘所见过、或听说过的那一座。他记述当时黏附其上的古老传说的口吻，毫不含糊地表明：早在他那时候之前，它就已经荒废了。他所听到的当地传说把这座堡垒归于汉代，那正是中国势力及于塔里木盆地的最早时期；而想到在我初次踏上他那条中亚路线的头一个地点，实地的考古证据就又一次印证了我这位中国守护圣者屡经验证的可靠，我实在不无欣慰。而这些废墟为这一带山中气候之干燥所提供的证据，又何等醒目——也惟有这样的干燥，才说明得了它们何以能在这样暴露的位置上自那样早的年代保存至今！

匆匆绘了废墟的平面图，我们安然下来，在渐暗的天光里继续行程；此时我比先前更深地感到克孜库尔干形势的天险。沿左岸走的那条窄道，完全在岩壁的俯制之下；岩壁陡立在道路之上，只消设些绳索之类，守者便可直接取到河水。不论从河上，还是从克孜库尔干沟那条曲折阴森的峡谷——两侧数百英尺高的峭壁使它成了一道巨大的天然壕堑——都不可能对这座岩堡作合围。

顺着塔什库尔干河渐渐展宽的峡谷走下去，我经过一些古旧的梯田，还有自喀拉沟侧谷引来的水渠的痕迹；由此便可明白：克孜库尔干当初所守的，不仅是自帕米尔来的大路，还有色勒库尔耕地古时的西界。在皮斯灵，我们在两间土屋和几顶常年住着色勒库尔人的毡帐附近歇了一夜；我在那里看到不久前才耕种过的田。此处与河对岸那个瓦罕移民的小聚落达甫达尔一样，人们抱怨的是：因气候严酷，燕麦能否成熟很没有把握。

第二天，五月三十一日，我们沿宽阔开敞的谷地走了四十英里的长程到塔什库尔干；空中与地上确实还看不出一点春意。不过，我们在左岸一直到塔勒德库勒沟口、约八英里之内所经过的那些辟成梯田、备好灌溉的大片地面——有的宽达半英里——却同时证明了两件事：在色勒库尔中部这样高的地方，耕种是办得到的；而人口的稳步增长，也使人感到了耕种的需要。一九〇〇年我自右岸下行时，不能不注意到一连串来自罕萨、直到一八九一年才止住的劫掠所造成的荒废痕迹。这些劫掠使谷中一切长住都不得安稳，人口因而大减，分明曾经有人耕种的土地也撂荒了。

自一九〇〇年以来，复苏的势头已见强劲；有理由相信：我此时所见这些重新开出来的地——眼下塔什库尔干人还只是每三四年轮种一次——将来会变成年年耕作的熟田。右岸那边，进取之风其实已经显露：木拉依派在这一带散布很广，代表阿迦汗权柄的几位「伊禅」之一，不惜工本新开了一道渠，要把河水引到甘的肥美草场去；而那片草场，一九〇〇年我见到时还不过是夏季的牧地。

可等我们把自西面高峻雪岭下来、沿途滋润土地的一条条侧流抛在身后，河左岸的地面就变成了一片荒凉的砾石「达什特」，边缘镶着低矮的沙丘。天也阴了下来，仿佛要同这贫瘠的景色相称；最后二十四英里的骑程，得顶着刺骨的北风走。所以对塔什库尔干上游约五英里处那片靠中国官府新开一渠而勉强维持的耕地，我实在没有多少心思去看。可我到了地方，发现一所整洁的小客舍，是规规矩矩的中国式样，正好给我们急需的栖身之处，对那官府的新政便格外感激了。

先前的劳顿，加上为迅速赶赴喀什所须作的安排，使我在这个构成色勒库尔传统首府的小村上耽搁了两天。旧城的废址占着左岸上方一片显眼的砾岩台地——其形势与玄奘及更早的中国求法僧宋云所记的一模一样——连同在古址一角上新筑的中国城堡，都同我六年前所见一般无二（图三十四）。可这六年间别的方面却有过几桩很有意思的变化。日俄战争爆发前不久，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得手在色勒库尔这个居高临下的地点驻了一小队哥萨克，说是为了更好地稽查通往俄属帕米尔的贸易或走私。省里的中国官府不放心这一着的用意，觉得最好的应对，是用一个意味深长的办法：把原先仅以少数并无害处的兵士代表中国在这最西边疆的权力的那位武职统领撤掉，而把色勒库尔——至少在纸面上——改设为由文职「安班」治理的正式厅治。

平心而论，这一改动，无论是这些山谷里原先事事经本地头人管理、赋税也由头人经手的稀少居民，还是那位被安插到这苦寒穷山、毫无财赋可取的倒霉安班，都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可不管怎样，中国城堡里如今是设起了一座规规矩矩的小「衙门」；而在这半废的古址的另一头，则立起了俄国设防哨所刷得雪白的墙，一位突厥斯坦参谋部的上尉带着四十来名奥伦堡哥萨克，在那里共享此间的「清福」。谢尔·穆罕默德文书从前是这三大帝国交会点上唯一的「政治」代表，颇受过这份光荣的孤寂之苦。如今有了这几位对手身份的人物在侧，除了多少有些应酬和多添的责任之外，还平添了一种令人振作的外交上的竞争之感。

在我自己，则该感激那所新造的官家客舍——最近这位色勒库尔安班的人选，正是以此表明他兴办公益的意思。谢尔·穆罕默德简陋的住处下面，还有一条小小的巴扎，由一排土砌的摊铺组成，也可见安班的用心是好的。可这些工程的兴办，再加上他为自己流落此等地方所索取的若干财上的补偿，到底花掉了穷苦的色勒库尔不少钱；就在那时候，安班觉得还是告假到喀什去、当面到上宪那里去应付地方上的控诉为妙。所以我到衙门回拜他的师爷时，见不着安班本人，只好以观赏他那些合乎时新的趣味的凭据自慰——照相器具、俄国的彩印画片、一架留声机之类。这些东西摆在阴森局促的堡内屋子里，显得格外不伦不类；可世界分明是在动的，连帕米尔上也不例外。

我同谢尔·穆罕默德去拜访统带俄国驻军的波布舍夫上尉时，所得的印象就明快些了。这个小哨所的内部——一种可以据守的营院——地方相当逼仄。可这位上尉，一个眉目清秀、头发浅黄的年轻军官，和他的夫人——看去并没有怎么被这样沉闷的流放之地折磨——都极友好地款待了我。我同两位主人和那位「军医助手」一同用了午饭，席间很是融洽；所幸上尉与我可以用流利的突厥话交谈，弥补彼此语言上的不足。上尉正盼着几个月后能从这孤寂的哨所上换防。然而，尽管两年半以来在生活与交际两方面都受尽了匮乏，他们夫妇似乎都不怨恨色勒库尔。只有当我引了当地那句老话——说色勒库尔一年里有九个月是冬天、三个月是夏天——时，他们才带着认命的笑请我留意：他们的夏天已经开始了。可眼看凛冽的北风还在扫过山谷，寥寥几株孤零零的杨树和柳树还没有一片叶子，这色勒库尔的夏天实在叫人难以相信。主人有两个小男孩，虽处处不便，却长得很结实；到我动身的前夕，夫人出于真心的好意，又凭着一种直觉看准了我行帐里最薄弱的一处，送来两大块极好的哥萨克面包。我很高兴能以一听压缩巧克力回赠这份厚礼，知道那必是两个孩子所喜欢的。

在塔什库尔干我把队伍分开。拉伊·拉姆·辛格得留下，自这一带附近起，用三角测量开始有系统的测绘工作。此后他要把测绘沿塔什库尔干河谷至今未经勘查的一段往下推进，再向北越过慕士塔格阿塔大山脉东面的支脉扩展。我自己则急于尽早赶到喀什，好在我的老友与助力者、印度政府驻喀什代表马继业先生动身去山中避暑之前，先把商队的组织张罗起来。

到喀什最直捷的路，是那条商道：它翻越自慕士塔格阿塔向南与东南辐射出去的几道大山嵴。这条路我从前没有走过，又有好几处古迹上的可观之点，所以此时很乐意走一走。只是我打定主意，不管行李多重，要把它循例的十程并作六天走完。六月三日一早我离开塔什库尔干；同拉姆·辛格在提兹那甫附近选定了一处便于丈量的三角测量基线之后，便顺河而下，穿过一道阴森曲折的岩峡——那峡名叫辛迪。这道峡，以及路线在辛迪小村折而向北所进入的那道更窄的侧峡，一到雪认真融化便无法通行；那时要上恰奇克里克高原，就只能翻越阔克莫依纳克那道高山口了。

据说今年阔克莫依纳克上还盖着厚雪，所以六月四日我们自宿营地喀拉卡帕出发，得以沿着排泄恰奇克里克之水的那条溪往上攀，避开那山口，我很是高兴。可峡中的行进不久就难走得可怕：乱石堆塞其中，两旁的岩坡又陡。有好几处行李都得卸下来由马夫背过去。因此直到下午两点，我们才在约一万四千英尺处上到通往恰奇克里克玛依丹——即高原——的平缓碎石坡。

在那样的高处竟有一片几乎平坦的平原，南北长约二英里半、东西宽一英里有余，四围都是雪岭，这是很奇的；而亲眼看见它的模样与玄奘的记载何等吻合，尤其令我称快。玄奘在赴喀什的路上、距色勒库尔都城两日行程之处，见到一片「四山之中」的平地，广「百余顷」，正在葱岭东冈。这位求法僧记下了商队在这荒凉高原上所受的苦：那里「夏冬积雪，风寒飘劲」。他还记了一桩「先志」所传的旧事：从前有一大队商侣，徒众数千、骆驼以千计，在此地遭风雪而人畜俱丧。据说色勒库尔有一位得道之人，收拾了商队遗下的珍宝，以其所得建了一所供行旅栖止的义舍。

玄奘所记的地形，从前就使我把此地比定为恰奇克里克玛依丹；而我那位经验丰富的叶尔羌商队人穆罕默德朱和几个色勒库尔随员所说的，也令人信服地证实：这片当风冒雪的荒凉高原，每年都要吞掉一些牲口，有时还要吞掉人。可如今我更有一层满意：在平原中央附近一处低丘上，我找出了一圈方形围垣的基址，每边约三十五码，用粗石砌成厚重的墙。这很可能就是我那位中国求法僧提到的那所义舍的遗址；我自信在垣内还辨得出几座朽坏的坟，这也支持了上述的推测。在中亚旅行中，我岂不是屡次看见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偏要把死者葬在早已为佛教传统所神圣化的地方，从而印证了地方崇拜的绵延不绝么？此外还有一层很实在的证据，可见此处宜于设义舍：约二百码外，有两间奉中国官府之命盖起来的小屋。那两间屋子是色勒库尔设了安班之后才有的，如今看去却已半塌了。

经过了巴罗吉尔与瓦赫吉尔的种种，恰奇克里克玛依丹上的雪床——在阴沉的重云之下还比较结实——对我的震动便不如原本可能有的那样大了。然而，想起鄂本笃留下的记述，我也不能不体会到这片近一万五千英尺的荒原在别的时节所能给人的磨难。这位可敬的耶稣会修士，一六〇三年因传教的热忱，自阿克巴的朝廷出发，去寻访传说中的契丹。他和那一大队为着安全而附从的商侣，自「萨尔奇尔省」——即色勒库尔——的村落起，两天便到了他所说的「奇埃奇阿利特」山——就是恰奇克里克——的脚下。那山覆着厚雪；上山时冻死了许多人，这位修士自己也是九死一生，因为他们在雪里前后困了六天。末了他们到了「唐盖塔尔」，即唐吉塔尔，一处属于「喀什噶尔王国」的地方。

到入夜时分，我们挣扎着下到低了约三千英尺的塔尔巴什；一位柯尔克孜伯克在他的毡帐里给了我们舒适的栖止。次日早上，我们进入东面那道深切的窄峡——它名叫「唐吉塔尔」，意思正是「窄峡」——冬季的路线便由此东出。有两英里多，路就走在溪床之中，两侧是高耸森然、有些地方还向内探出的岩壁；万一山洪骤至，此处是无处可避的。所幸雪化得晚，靠着柯尔克孜人的牦牛，我们把行李安然带了过去。在一处特别逼仄的地方，几个深潭在湿滑的巨砾之间翻涌，阻住去路；我注意到两侧岩上凿着又大又整齐的孔，分明是为架桥而设的（图十）。那工程看去确乎很古。不过在这处一到春夏便全然不通的险隘上，另有一段旧事萦绕着我的心。据《慈恩传》所载，玄奘那头自印度千里带来的宝象，在盗贼来袭所致的慌乱中失于水里；那多半就是这道窄峡。

峡在下游展宽之处，我们在柯尔克孜人的牧地托依列布兰附近，见到了头一批灌木与野花（图三十七）；随后又上了一道陡谷，越过覆着黄土的托尔阿尔特山嵴，到达当夜的宿处齐希尔贡巴兹。谷底除了几座坍坏的柯尔克孜坟——「四十拱顶」这名字便由此而来——之外，还养着几块燕麦田。往叶尔羌去的路在此折向东南，我们弃之不走，于六月六日早上攀上喀什卡苏达坂那一列长长的山脊（图三十六）。这些山脊厚厚地覆着黄土，有些地方竟像英国的丘原；虽然海拔大约将近一万三千英尺，看去却是极好的牧场，是我在塔里木盆地边缘上所见最广的一片。能重新见到熟悉的花——细小的白水仙，和一种克什米尔常见的耐寒的鸢尾——我很是欢喜。

向南的远景极其壮丽，一直望到塔什库尔干河与泽拉夫善河——塔里木两条大源流——之间那道高峻的雪岭。可东面与东北面那远为平淡的景象，于我也自有一种吸引：一连串全然不毛的横岭，锯齿般奇诡，渐渐隐没在昏黄的尘霭里；那便是那片大漠平原最远的边缘——它一直以巨力把我往回拽，而如今就要再度迎着我了。

喀什卡苏达坂是我们最后一道山口，往平原去的路自此便敞开了。我们在光秃而剥蚀得厉害的岩嘴之间，顺着平缓的谷地向东北下行，到了波赫特阿格孜侧谷附近一处大的柯尔克孜营地，在那里得到过夜的栖止与给养。谷底水草丰足，牧场不少；款待我们的那位柯尔克孜「巴依」自称有羊足足一千头、牦牛一百头、马十来匹，我并不觉得奇怪。不过无论体格还是生计的样式，比起帕米尔上那些更能吃苦的柯尔克孜人的标准，都已见逊色。

在波赫特阿格孜，我们把牦牛运输换成了马，因此次日得以走了三十五英里以上的一大程。前半段，浅河两岸成丛的野杨与随处的灌丛，冲淡了山坡的荒瘠。可随着谷地下降展宽，眼睛所能歇息的，就只剩下零星几处耕地上的新绿了。在碎裂得厉害的黄褐色山坡与谷中大片的砾石荒滩之上，已经笼罩着突厥斯坦夏日的白晃晃的炎光。到阿克塔拉以下，自吉贾克山口来的水在此汇入，谷地又在雄伟的砂岩崖壁之间收窄。有几团紧实的岩体，被侵蚀雕成奇诡的城堡模样，高出河床一千五百英尺以上。这是这些山的最后一道天然之门。沿着此时迅速展开到两英里宽的乱石河床，又热辣辣地骑了几英里，我们到了头一处小小的定居点奇奇克卡拉乌尔，意思是「小哨站」。

一两间突厥农人的简陋土屋，掩在高大的白杨与果树的林子里，绿油油的田地沿着悉心灌溉的台地铺开：如此而已。可在这宜人的树荫下小歇片刻，在那许多程雪、岩、碎石的荒野之后让眼睛歇息在这一幅熟悉的突厥斯坦小绿洲的图画上，竟显得何等可喜。若说有什么能同踏上久寻不得的新地那种魅力相仿佛，那便是由一条新路重回一片因昔日劳作而亲切、且至今仍趣味无穷的地方了。又凑巧得很：一年前喀什最热的那几个星期里，马继业夫妇正是把奇奇克卡拉乌尔当作他们的「山间避暑处」的。所以当最近那间屋子里和善的主妇打发她那个面色红润、模样俊秀的男孩给我送出一碗凉奶，又向我打听我那几位朋友的消息时，我便得了一份可喜的、带着私谊的迎迓。

再往下约四英里，在「大哨站」，另有一场仿佛来自邈远年代的迎接在等着我。日头在我们身后西斜，把谷地两边低矮的碎石岭上一长列一长列的雉堞墙照得轮廓分明：那是阿古柏——上一次突厥斯坦变乱中得势的首领——用以扼守通往他的王国之路的防线的如画废墟。这仿效「中国长城」体制的古怪尝试，至今不过四十年；它像是在门槛上给我一个暗示，叫我确信：中亚这最深处的地方，一切旧世界的遗风仍然活着。我骑过那座坍圮的大门洞，受了那位据说在此稽查行旅的卑微的突厥书手友好的招呼与一碗茶；随即一簇骑者驰来，其中有依格孜牙尔的玉孜巴什，要引我到头一处真正的绿洲去。

我要过夜的依格孜牙尔村，他们兴冲冲地说「就在近旁」。可路程拉长到足足八英里的疲乏行程，我却几乎不以为意。因为我面前展开了一片景象，虽然一派荒瘠，却奇伟得令人震动：那是我生平大约从未见过的、最规整的一片冲积扇。全然不毛的砾石缓坡向北、向东北一直铺展下去，毫无断裂。凑巧那天几乎没有惯常的尘霭。散布在这巨大的灰色山前砾石锥上的各处绿洲，清清楚楚地显出一块块远远的暗斑。至于滋养它们草木的那条河，却几乎不剩什么痕迹了：凡没有渗进这石子与砾砂的干渴土地里的水，都被仔细地引进窄渠，分送去灌田。这里那里，我看见几座小小的、峰顶峭拔的锥形山，自这一律的缓坡上耸起——那是岩嵴被无休止的侵蚀磨剩下的最后残骸，又被不断堆积的碎屑埋去了一半。极远的东北天边，我的眼睛捉住了几道被落日余晖照亮的黄红色波浪：那是真正的流沙之海，是我一九〇〇年自沙漠中的奥尔达姆帕夏圣祠起程时所横越过的大沙丘。

仿佛整个塔里木盆地的地祇有意以一片囊括其最典型面貌的浩大景象来迎我归来。离开那座坍圮的哨站不久，我经过一座孤零零的麻扎，那小小的亭轩里飘来沙枣花的甜香，把我幼年在银白色的橄榄树下度过的日子的淡淡印象也唤了回来。在那一程渐暗的暮色里，一切在空间上、在时间上都显得离奇地近——可要把这个说出来，需要另一支笔。

在依格孜牙尔村玉孜巴什的田庄上草草度过一个闷热的短夜，六月八日一早我便动身，作赴喀什的最后一程。我先前有些冒失，已向那边的朋友们通知了这一日到达；虽然明知路程要算作整整三程，或者像后来实际走下来那样，足足六十英里以上，我仍急于践约。四点半，我带着我那位年轻的拉达克人和几件断不可少的东西，骑马出发；沉重的行李则由奈克·拉姆·辛格照管，分作较松的几程随后跟来。虽在清早，我们骑过那片光秃的砾石「达什特」、走约十英里到苏盖提时，暑气与死寂的空气已使人气闷。苏盖提是一长溜村落，桑葚正在熟。此时群山已全然不见了。

接着又是一长段荒地：因无灌溉而贫瘠的坚硬黄土，还有长满芦苇的盐碱地，直到喀拉巴什村才重见耕作。那里的灌溉原来不是靠自依格孜牙尔河引来的渠，而是靠「喀拉苏」——字面意思是「黑水」——的泉：上游渗进砾石层里的水，到这里又冒了出来。

不久我们接上了自叶尔羌来的大道，在它进英吉沙前约三英里处；就在那里，一队气派的马阵迎住了我。在这个兴旺的厅城里落户的二十几个印度放债人，头天夜里得了我将到的消息，骑马出城来迎。他们要向保护他们在这块获利极厚的侨居之地安身的「官府」的一位官员致意，这份心是真诚的；而他们的阿克萨卡尔、也就是头人老希拉·拉尔所设的款待，在暑热与炫光中骑了那么久之后，也着实受用。可当我看着我这一队人马在腾跃的马上摆出的堂堂声势时，心里想的却是：听任这些精悍的希卡尔布尔人在突厥斯坦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像蚂蟥一样以重利盘剥吮吸此地农人的膏血，究竟酿成了多少祸害。

白发的希拉本人倒是个很可谈的人物。作为整个放债行帮的开路人，他早在一八七〇年就取道布哈拉来到英吉沙。此后他眼见这一厅的人口与耕地整整翻了一番，那主要是回民起事的乱世过后中国人所建立的太平与秩序的结果。希拉自己从这番经济的发达里得了多少好处，即便我不曾早就听说他汇回远方信德家中的那几十万卢比，单看他在这热闹城里的大巴扎上迎我进去的那所华屋与花园，也就猜得出了。

可惜没有多少工夫，好向这位远游而得意的印度放债业的代表打听消息。在希拉·拉尔浓荫的花园里歇了一个钟头，洗了脸、喝了茶，又换好了马，我便继续往喀什骑去。这条路于我并不新鲜；五年前自和田回来时我就走过。因此我格外有兴致地注意到种种迹象，可见自那时以来耕地一直在稳步扩展。当年往下一站亚甫羌去的路上，隔不多远就要穿过的那些大片长着芦苇的荒地或裸露的流沙，如今似乎已被新垦的田大大缩减。我一路不曾离开树与田的视野。只是稳定的北风扬起尘霭，把地平线逼窄了许多，倒也减轻了正午日头的毒辣。

我因急着赶路，离开英吉沙时没有等本该随我们同行的衙门差官。少了这位不起眼的官儿作为官府支持的标记，亚甫羌驿站上本该替我们换雇马的站夫们，便比他们平日的作风还要拖沓。足足耽误了一个钟头才换到马；而牵出来的牲口又那样瘦弱，我宁可仍旧骑那匹自英吉沙驮我来的马。

这样一来，面前还有二十英里尘土飞扬的大道，走起来注定慢得令人生倦。可迎面刮来的「沙曼」风越刮越紧，又添了一重苦楚。自六点起，我便在遮天蔽日的尘沙里骑行，路虽宽，也常常难以辨明。行李马早已远远落在后面；到暮色里我终于发现自己站在围着喀什「新城」与其汉人营区的高大土墙之前。我知道通往还在七英里之外的「旧城」——朋友们在那里为我预备了住处——的大道，是绕着眼前这在昏黑中隐现的大方城墙走的。狂风怒号的沙暴里连个人影也没有，无从问路；我把方向弄错、顺着一条与该走的方向几乎成直角的路走了下去，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条路不久把我带到一片沼地里；最后靠着从一间窝棚里挖出来、又用一枚亮晃晃的银元哄出门来的一个年轻农人，我才重新回到大道上，而此时四围已是浓黑一片。

我慢慢地摸索前行，那匹累垮了的马在没踝的浮土里踉跄。路旁林荫道上的树，我们撞上一棵便得一分指引，我很感激；偶尔经过路边简陋的摊铺，那透过浑浊空气断续漏出的微光，我也很感激。这条大道白天里往来于「新」「旧」两城之间，我记得是何等热闹；此时的荒寂几乎有些渗人，而它的长度似乎永无尽头。最后我安然过了克孜勒苏河的桥，进入「旧城」寂静的关厢，「沙曼」的势头才略微减了些。此时我已学乖，不敢在这样的黑暗里图近路，只一味直走，直到撞上城墙——偏偏是离马继业夫妇住处最远的那一面。城门早在几个钟头前就闭了；若不是有狗在叫，我沿着墙根绕行的这座城，简直就是一座死城。

马已疲乏得几乎要瘫倒，我自己也被这漫长的一天和呛人的尘土折腾得筋疲力尽；将近夜里十点，我终于走进了那条在园圃与田地之间通往马继业夫妇宅子的巷子。认出秦尼巴克那道熟悉的大门、又发现它还开着，真是如释重负！我在宽阔的外院里一喊，很快就有还清楚记得我的突厥仆人应声；片刻之后，等了又等、末了已经不再指望我来的朋友们，给了我最热诚的欢迎。我费了好一阵工夫才把身上结的尘壳清理得差不多，可以在文明的饭桌前坐下；而久别之后消息与话头滔滔不绝，直到早过了午夜才容我去歇息。然而不论在当时还是此后回想，这一程苦骑都令人欣然：那六个星期的「疾行」，总算有了一个相称的收梢。

十喀什噶尔的秦尼巴克

我在沙暴之中抵达的那一夜过去之后，喀什噶尔的日子过得极其愉快——老朋友的厚意，与他们好客的居停所备的种种舒适，把这些日子成全到了极处。别去五年，秦尼巴克依旧显着那一切动人之处；正是这些曾一再使我怀着眷念的憾意回想此前在那里的逗留，我也曾在前一次旅行的记述里力图描摹过它们。这所英国代表的官邸，是马继业先生以耐心的巧思，从一所本地园中小屋的朴素胚胎里一点点长成的；这几年间又大为扩充，比从前更像一所造在东欧某处的英国宅院。园子仍旧献出那样开阔畅怀的景致：底下是蜿蜒的吐曼河，以及沿河高耸的黄土岸边铺展开的肥沃村田。荫道与小径两旁的树已经挂满了果子，使我想起一九〇〇年八九月间在此第一次久住的那段光阴，简直是一场不曾间断的盛宴。

然而我当时万没有料到：秦尼巴克旧日的格局虽原封未动，它的光亮却因一位新主人的到来而大大添了——那便是这位英国娃娃。马继业夫妇的小儿子埃里克，还不满六个月时便以一桩事证明自己是天生的旅人：他在一年中最难将息的时节，自伦敦一路到喀什噶尔，竟一日不曾病过。我上一回在伦敦见他时，他正坐在那件半是童车、半是雪橇的古怪家什里预备他头一趟远行；如今那家什早已弃置不用了。看这活泼的小人儿在园子里跑来跑去，趁母亲或保姆的眼睛一转过去便去爬那些泥筑的矮墙，此外便尽情享用这样宽敞的居处与这样和煦的时令所给的大自在，实在是一桩乐事。

我自己幼年的记忆是何等地被唤起——那些同样明亮的日子，也是在园子里过的，那些园子在幼小的眼睛看来大得像一个王国！不过埃里克少爷这位喀什噶尔王国的有福之主，几个月来又添了一重好运：他有了一个可以疼惜、可以同玩的小妹妹——这是第一个敢于在亚洲腹地睁眼看世界的英国娃娃。这红扑扑脸蛋的小姑娘总是笑着、总是高兴，天天到园子里来，把结实的身子骨与好心绪连同新鲜空气一并吸了进去。

我急于要在平原上的暑气一退便自和田动身，开始我的荒漠之役；而在这中间仅有的几个夏月里，别处还排着许多预定的工作，因此我在喀什噶尔至多只能匀出两周。这样一来，那里该办的预备便不得不「赶」得很紧。马继业先生一贯的帮助与远见，把这些烦扰减轻了不少；而我旧日的伙计一个接一个地露面，各自回到那支迅速成形的商队里原来的位置上，这件可喜的事也多少把安排简化了。可是，纵有主人家无穷的厚意与本地声望所保证的种种便利，日子仍旧过得太快，我还没有预备好往南去。不过在抵达后一周之内，我总算从一支北越天山往阿拉木图去的商队手里买下了八峰骆驼，看上去个头大、也吃得起路。我不情愿地付出的价钱——每头八十八两，照当时的兑价约合二百二十卢比——似乎是高的。但这不过是一个例证，说明自一九〇〇年以来，因全区经济的迅速开展，大多数货物的价钱涨了多少。这一涨势在喀什噶尔自然格外觉得出来，因为此地正是同俄属突厥斯坦及西伯利亚最南部那桩兴旺贸易的中心集散之所。所幸随从与轻行李所需的十来匹马，在每周一次的马市上接连去了几趟，仍能以合理的价钱买到，每匹自三十五至五十卢比不等。

说也奇怪，生计的腾贵丝毫没有改动喀什噶尔匠人那种从容的——说白了，就是懒散怠惰的——习性。在近郊园子里野餐，在他们看来，一如在其余那些刚刚脱出赤贫边缘的居民看来，仍是夏天唯一正当的营生。果季在我到前约一周已经开了头：极美的杏子有的是，好几样桑椹，还有较为难得的樱桃，样样几乎不费什么钱便可放量享用。因此，要把整备商队所需的皮匠、木匠、铁匠与裁缝逮到手，便成了一桩颇叫人恼火的事。马继业先生的差役们或以好话、或略施轻压，把这几位高人从巴扎里一个个请了来；他们装模作样地做上几个钟头的活，便凭着最站不住脚的托辞消失了，或者干脆连托辞也不留一个就溜掉。失败了许多回之后，才寻出几个驯服得够用的样本来：他们或出于纯粹的麻木，或出于习惯的推动，肯在集市日与别的本地消遣不曾规定出一个正当的节庆之日时，按时前来做他们轻省的活、领他们优厚的工钱。我比从前更懂得欣赏这样一种境地里的幸福生活：人口的压力还不曾认真地叫人觉出来。我也更加钦佩我那两位厚道的主人：要造出秦尼巴克这样齐备而有陈设的一个家，所费的耐性与毅力必定是无穷的。

匠人们就这样在和煦的安逸里，慢慢地推着行李所需的许多修补，推着新订的鞍具，推着那一大堆零碎活计——这些活计在办事更像样的地方，一两日便可了结，在突厥斯坦却惯于压抑人地摊上好几个星期；而我自己这些时候则在园中荫凉的住处里，埋头校《古代和田》的清样。自从我自白沙瓦边界赶路北来的那阵「急行」使我在体力上绝无可能「消化」牛津大学出版社每逢邮驿可通便按时寄来的一批批清样以来，这些印制精良的四开纸页越积越多，一直是压在我良心上的重担。取道费尔干纳的俄国邮路——如今因塔什干—奥伦堡铁路的通车而更快了——为校毕的纸页提供了迅捷的回程；每周两次，我一包接一包地送到俄国领事馆的信箱去赶那班邮递。

不过，除了有机会清偿一笔文债之外，在喀什噶尔能同远西的挚友们只隔十九二十天的邮程，这是何等的奢侈！在此后两年的旅途中，我那些自东方越来越远的地方寄出的邮袋，总装着交俄国邮路转递的短简；而我大宗的信件，尤其是略为要紧的，为着稳妥起见，一律走那条远得多的、却是「全英」的路线，经罕萨与印度。

在俄国领事馆，我从一开头便受到最友好的接待。英俄协定在喀什噶尔似乎已被愉快地提前实行了——至少在私人交谊上是如此。科洛科洛夫先生约在两年前接了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的任，他对中国的事情熟悉得异乎寻常，关于远东的见闻也极有意味。日本战争的头一段时期，他任俄国驻奉天领事；他叙述亲历之事，竟使那些历史场面奇异地逼近眼前。我也不能不对科洛科洛夫夫人那份隐忍的英勇心生钦佩：战事一起，她便不得不带着出生才九天的幼子离开奉天前往圣彼得堡。那趟将近两个月的疲惫行程，其磨炼身心之处，或许比许多次长途的探险还要厉害。

领事馆近旁，华俄道胜银行的本地分号——我一九〇一年离开时才在喀什噶尔设立——已经为自己盖起了一座十足「欧式」的房子。诚然，那些装着大玻璃窗、安着弹簧门并备有别样西式享用的宽敞房间，其清静似乎极少被业务扰动。当我走在自银行通往领事馆的那条荫翳的小巷里，两旁是俄国侨民的房舍与园子，我不知怎地觉得：欧洲的一角在这里被复制出来，其彻底之程度是在印度绝办不到的，连山间避暑地也不能。可是话说回来，此地正如俄属突厥斯坦全境一样，既没有暗中伤人的气候要对付，也没有一个壁垒森严、界限分明的族类环境要顾虑——而且，这里复制出来的欧洲，明明白白是一个东欧。

我抵达那日横扫绿洲的沙暴过后，最初几日相对凉爽；六月十一日又下了一两场小雨，空气清澈得异常，以致整整一个长长的夏日里，我都能饱览西南远处那道巍峨雪岭的壮景——那是帕米尔的边界，自我第一次旅行以来便熟识了。慕士塔格山本身那巨大的穹顶——古典作家所谓伊毛斯诸山的辐辏之点——在喀什噶尔是望不见的。但自它向北辐射出去的那一列冰川环绕的高峰却看得清清楚楚；我极惋惜拉姆·辛格正在山中未归，因为这实在是重作三角测量、重定喀什噶尔位置的绝好机会。

可是夏日的尘霾不久又占了上风，暑气稳稳地升高。到末了连夜间也闷热起来，虽然我已改在几株大树底下支起的帐篷里过夜。其间我的预备照喀什噶尔的章法所许可的最快速度推进着。我打算启程时随身携带的款项——一部分是中国银两，一部分是体积较小的俄国金卢布储备——终于靠着把印度国库的汇票卖给印度放债人而弄到了手。他们的兑价（每卢比合腾格六、达钦十）比华俄道胜银行经由圣彼得堡—伦敦—孟买所能给的，稍微少吃一点亏。

至于我这支商队里可以称作「人力筋骨」的一项，考虑起来还要更费斟酌。我知道运输的主力必是骆驼；而我由经验得知：要保住这些既耐苦又挑剔、教人捉摸不透的牲口，除了倚靠一位精挑细选的行家，别无他法。真正的骆驼夫必得是生于此、长于此的：他们既是常年操练的产物，也同样是世代相承之知识的产物；而在中国突厥斯坦，凡有本事又靠得住的，几乎全被拥有驼队的大商永久地拴住了，或者自己成了往俄境去的大商道上的脚夫，所以一个过路的旅人要碰上合用的人，机会是极其有限的。

因此，当我到后第二天清早哈桑阿洪便露面请求再受雇用时（图三八），我从心里高兴。这位活泼的年轻骆驼夫，那按捺不住的好奇心在我从前的荒漠探查中曾对我大有用处。他的长处之外，他的短处我也知道得清楚：好争吵的性子，一点就着的斗狠，以及那条厉害得可怕的舌头，使他在众人中间处处树敌。但他永远是精力十足，永远清楚自己要什么、什么对他心爱的骆驼好；而最好的一条荐语是：我本能地觉得，促使他寻机会再同我作荒漠之行的，是那种在突厥人里极为罕见的、真正的冒险心性。于是这位水银似的哈桑阿洪，在我的「沙漠之舟」还没有买下来之前，便正式被委为它们的总管。此后虽有过许多细小的磨难，证实了我先前的顾虑——哈桑阿洪在场，对我们这个行旅之家的安宁确实是一重风险——我却从不曾后悔过这一选择。

在喀什噶尔要弄到一个厨子，也许还更难些。诚然，我总算把可敬的努尔汗带过了兴都库什与帕米尔——他是北印度兵站里那种「堪萨玛」式厨子的古怪代表，在白沙瓦时我是走投无路才不得不用他的。但他的体力显然经不起这样旅行的劳顿；何况他做不出可以消化的食物、连最简单的也做不出的场合，多得叫人难受。他一味把失败归咎于缺乏应有的条件与器具，不足以行印度「驻地」正宗堪萨玛之法所规定的那些烹调仪节。要我造出他所要求的那种规制条件，是完全办不到的；而马继业夫妇当时正缺一个像样的厨子，他们那间设备齐全的厨房又恰是他所宣称的、足以让他的才具充分施展之地——于是我很高兴把努尔汗留在了喀什噶尔。

唯一能找到的替手是拉姆赞，一个年轻的克什米尔人，聪明，别的方面却远谈不上讨人喜欢。几年前他随一伙「老爷」漂到突厥斯坦来，凭着他这一族的伶俐劲儿，在给瑞典传教士做事的那些时期里学到了一点西式烹调的实用门径，于我的需要是够了。我同克什米尔人长年打交道，虽然对他们的地方一往情深，却总使我不敢雇他们中的任何人作贴身之役；我很快便看出，拉姆赞身上那些族性的毛病——反复无常、脾气乖戾、以及积习难改的邋遢——比常人还多几分。还在喀什噶尔时，他一想到那些可怕的艰苦便不止一次地灰了心，想要抽身。但我那几个老人手都安然从戈壁回来了、如今又争着再当差，这是个鼓舞人的榜样；此外大约还有一层暗自的指望：等哪天走够了，便随时可以割绳子脱身——再加上比优厚更优厚的工钱。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无论我去到哪里，都要叫他守住契约，并且要通过他保证我得着保持十足体力所需的饮食。契约果然守到了末尾，只是从一开头起的那些烦恼，我如今已不愿再去回想了。

这个位置还有过另一位申请者，那是我从前的突厥厨子萨达克阿洪这张熟脸。看在旧日的情分上，也念在他确实的手艺上，我本该乐于再收他入我的差使。可是，唉！那些曾把他变成一再叫我操心的根由的恶习，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已经使这条路全然走不通了。他那「恰拉斯」之瘾，从前在塔克拉玛干里便不止一次搅乱过他心神的安宁；自一九〇一年我在奥什同他作别以来，这瘾更是稳稳地长了起来。他在俄国人手下当过一阵差——据说那段经历并不见得能提高他的操守——之后便开起了一间烟馆，这营生最合于放纵他自己所珍爱的那点享受。他憔悴的面容与游移的眼神，诉说着一个衰败已深的痛苦故事。难道要由我来试着挽回他么？那几乎是没有指望的事；难道要我去冒这样的险：在荒漠里被一个因剂量过重而失去能力、或者稍一触犯便可能发狂行凶的厨子撂在半道上？

尼雅斯的情形也差不多：这位我旧日的汉语通译、幽默的东干人，同样在我一到便来求恢复他原来的职分。他那赌博的习性，以及每逢脱出我直接管束时便惯行的敲诈，从前一路上闹出的种种麻烦，我记得太清楚了。果如我所料，他在和田新娶之后已把自己彻底败光，早已沉沦到那一伙不三不四的「卡玛尔巴兹」——即职业赌徒——之中；这一伙人是突厥斯坦各城镇里到处出没的。再用他，无异于以变本加厉的形式，把我已学会正确估量的那些操心事重新背到自己身上。所以我所能给的慰藉，也不过是一份厚厚的银钱之赠。当然，我很快便听说，那笔钱已经献祭给了「骰子之神」——借用印度的古语。一位会说汉语的喀什噶尔人阿合买提阿洪，由本地一位大人推荐来受雇；他虽说绝算不上太伶俐、太勤勉，却是个稳妥的替手，可以代那位难缠的旧仆。

但比其余一切加在一起还要紧得多的，是一位够格的中国书记。对我面前的这些任务，一位通汉学之人的帮助自始便显得不可或缺。我在印度作学问，向来是在争取余暇的挣扎中进行的，因此虽深知汉文之重要，却从没有机会以认真的研习把它添进我的语文装备里去。而如今的探查计划要把我带到东边那么远、径直进入中国本部，这一大块空缺便沉重地压在我心上。虽然早在动身之前我就已把我亟欲觅得一位称职汉人助手的心事告诉了马继业先生这位最肯帮忙的朋友，我也知道要找到一个合乎我这些特殊要求的人，绝非易事。

因为多半会掘出汉文文书及别的出于中国的遗物，需要就地作古物学上的考释，我不得不物色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文士。为了迅速摸进汉语口语的门径，并把我在鞍上或营中偶或挤得出的那一点点课业用到极处，觅一位至少略通突厥语、或通别种可作译介之媒的教师，看来也是要紧的。末了，凡不情愿、或体力上不堪旅途艰苦的人，我是断不能带的。在「新疆」这片流放之地，稍有造诣的文士本已够少；他们又大抵能在各衙门里谋得安稳的位置，且有升迁的好指望。远离官署重地的肥甘而作长久的漂泊，这前景对那些「师爷」——即绅士出身的书办与候补之流——是毫无引诱力的；而唯有在他们这一行里，才可能有合用之人。

所以，当我一到马继业先生便告诉我他心中早已有了一位可能的人选时，我是又惊又喜的——那是代表处汉文师爷的一位朋友，马继业在叶尔羌听人说起过。当即写信请他亲身来见；十来天后他果然到了。蒋孝琬，或依熟称唤作蒋师爷（图三九），以他活泼的举止、坦率而和善的神气，以及一种不会认错的、和悦通达的气度，一见便给了我极好的印象。他开的条件起初似乎并不低：连上一名仆人的津贴，每月五十两，约合一百二十卢比。但是照这个边远省份里汉人书办酬劳的高价看来，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蒋师爷高高兴兴地对我们保证：他已准备好去面对「大戈壁」。他那张圆圆的、乐呵呵的脸，以及他那副单薄却结实的身子的轻捷步态，使我有指望：即便在崎岖的行程中、在荒漠宿营的种种不适里，他也懂得怎样安顿自己。马继业先生于中国的一切知之极深，识人之明又罕有其匹；他觉得蒋既聪明又正派，还想到他将来或可接代表处师爷的任。这一指望自然会成为我这位汉人助手兼指点者跟定我的一重鼓励，因此便私下向他透了口风。

蒋的突厥语存底极薄，虽在此地住了约十七年；起初听来，于我几乎不比汉语更好懂。那是在「新疆」长成的一种古怪腔调：汉人的嘴既发不出真正突厥语里的辅音连缀、也用不来它繁复的屈折体系，便一路削减、一路走样，弄出这么一种话来。饶是如此，我们不久便能对彼此的言语作出还算明白的猜度；初次晤谈后不过几个钟头，蒋已正式入了我的班底，忙着替我校清样里的汉文名号。我那时何等地希望：若有多年汉学的研习，便能在与我这位新来的汉人助手往还时，具备那样一份共通的学问旨趣——正如我的梵文知识，自一开头便使我得以同克什米尔的班智达朋友们共事一般！

不过，一旦我们在日日旅行的不断往还中被抛在一处，我很快便体会到：为着这一番周到的拣选，我欠马继业先生的感激有多少。得着蒋，实在是一桩真正的好运气：他不单是一位极好的教师与书记，更是一位忠诚的帮手，随时肯为我科学上的旨趣去吃苦。他的活泼与那滔滔不绝的谈锋，使我在长途行军的鞍上、或在扎营较早的傍晚于营中所上的课，都添了引人之处。我一旦把汉语口语最粗浅的门径掌握了，他那永远愉快的作伴，便在那许多孤寂的旅行与劳作的长月里成了一大依靠。

自最初起，他那不倦的照料、良好的举止与分寸，便使我确信：在我身旁的不只是一个忠实的帮手，更是一位君子、一位真正的同伴。很快地，他凭着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天生的历史感，投入考古之工，像小鸭子下水一般自然。他于既往的死事有学者的兴味，对这世上的人与物也一样眼光锐利；他那随时涌出的谐谑之言，替我们两人减轻了许多疲乏的时辰。但有一件事是要费时日才能确知、而且总使我重新惊讶的：蒋在匮乏与不适之前所显出的那种乐呵呵的不在意，以及体格上的坚韧。我时常回想我们一同经历的种种，不禁想：我究竟是凭了什么功德（或许是前生的？），才配得上这位理想的中国旅伴！

自一开头便取得本省中国官府对我此番新探的善意，自然是我逗留喀什噶尔的一项要务。在这个方向上，马继业先生的美意斡旋，加上他个人的影响，也是极可宝贵的。我从前在和田一带的考古劳作还有人记得，这已把地基预先铺得对我有利；虽然，照中国在突厥斯坦的行政体系里那个极要紧的特征——官职的走马灯似的调来调去——我不能指望我旧日那些大人朋友还真在任上。逗留头几日里的官式拜会，使我同道台及本地别的大人接上了头；有马继业先生同行，我在他们的衙门里便一如往昔，觉得十分自在。

五年前曾对我追寻我那位中国护法圣人玄奘的足迹一事显出那样美好关切的、和蔼而博学的老道台，在我同他作别之后一年内便去世了。他的继任者虽显然是个于这世上的好东西看得远为真切的人，在殷勤与乐于成全上却一点不让于前者。我头一次去拜他，他便立刻抓住机会办了一席欢畅的午宴，同席的还有那位和气的洋务总办。这虽只是一顿不拘礼的小宴，却上了约十八道菜；然而样样摆布得干净，也相对地不伤身，所以我原先担心它会对一个久惯粗茶淡饭的人有什么后果，事实证明全属多虑。自然，席上有燕窝、有自中国内地运来的腌鱼与果脯，以及别样昂贵的珍馐；因为我们的主人是深知怎样置办家私的（据最可靠的说法，他上一年经罕萨与印度往他中国的家里汇过一百万金卢布），而且并不吝于动用他的积蓄来作一点排场与享用。

在他席上，我第一次体会到：自我上次来访以来短短几年间，「新疆」的中国官员阶层对西方——此处特指俄国——的习俗与舶来之物，态度已经变了多少。席间使用的，是干净的、熨得平平的餐巾，而不是温热的湿手巾。当人请我在铺着白布的桌前坐下时，我那保守的心思受了一惊：白色是丧色，从前在一切喜庆场合是绝对忌用的。刀叉在同席诸公手里使得极其熟练，而筷子搁在桌上，似乎只是出于对世代相沿之成规的礼敬罢了。在这样的小小变动里认出那场中国「维新」的大历史运动——日俄战争给了它最后的推动——之或小而深长的影响，是很耐人寻味的。不过那份菜单仍旧十足是中国的，连马继业先生也承认，对其中某几道美味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也弄不明白。

尽管有那么多致使拖延的缘故，我仍把预备催得够紧，得以把南下启程之期定在六月二十三日。两天之前，我在盛夏的炎日里放任自己出游了一趟，为的是去看喀什噶尔绿洲北缘之外一处废址——这处遗址在我上次逗留时曾被我错过。三仙洞的遗迹，当地名奥奇梅尔万，意即「三窗」，从前竟没有人向我提起过，大约正因为驻喀什噶尔的欧洲人多半都熟知它。我自秦尼巴克出发，循那条北通阿图什河谷与天山诸山口的大道而行，在恰马力克赛那片寸草不生、铺满砾石的荒滩逼近阿图什河右岸之处找到了这些遗迹。一座朽坏得很厉害的窣堵波，以大块的土坯砌成，自一座低矮的黄土台上耸起约三十二英尺；那土台之所以存在，似乎是因为风蚀把周围的旷地削低了。越过那道宽阔而几乎全干的河床，那些绝无草木的山麓，以及夹峙河流自南面出山之口的诸丘，都是一副被刮削得厉害的模样，充分证明了荒漠之风即便在这样紧靠一大片耕地的边上，也必定施展着何等巨大的侵蚀之力。

这座实心砖构的外表毁坏得太厉害，以致无法把它的覆钵与基座各层的比例等等，同我六年前在喀什噶尔东北测绘过的莫尔佛塔作精确的比较。但砖的尺寸与砌造的手法，使人几乎不必怀疑它大致属于同一时期。这件佛教崇奉的遗物足以断定：西北稍远处那两座形状不规整的长方形小堡的残垣（图四〇）——当地称之为哈坎宁沙赫里，意即「可汗（大汗）之城」——也是伊斯兰教以前之物。这些墙所据的那道狭窄的黏土与砾石的脊，高出南面平坦的荒滩四十英尺以上，而在相反一侧则以陡峭的崖壁向深切的河床跌落下去，形成一处天然的防守之地。那些正在崩塌的墙，所用砖的尺寸同窣堵波的实际相同（十五英寸乘十二英寸，厚约四英寸），厚薄自三英尺至五英尺不等；墙内并无引人发掘的建筑遗存。至于文书之类有意味的遗物，在这片没有流沙保护之覆的地面上，并且因其坡度而格外暴露于这个大盆地西北边缘时而有之的那种倾盆之雨的冲刷之下，也没有多少指望还能存留下来。

于是，在烈日之下把这处废址的平板仪测绘完毕后，我便往西北骑去；那里通阿图什的路左侧傍着一道长长的砂岩台地，几乎以垂直的岩面自平坦的河滨荒滩上拔起。就在那里，在高出台地脚下所积碎石坡顶约五十英尺、又低于台地悬出之缘约略相同高度的岩壁上，凿着三个一线相接的龛，即所谓奥奇梅尔万。那些门道是在浅浅的凹面里从岩石上仔细凿出来的，门框略呈内斜，看去高约八英尺、宽约六英尺。我很容易便辨认出：中间那个浅龛的后壁上，画着一尊结跏坐佛的头部，有肉髻与背光——这一处似乎是马继业先生最先注意到的。

两侧的龛看来深得多，暗示后面另有一条相通的甬道，可容人对中间小龛里的圣像作合乎仪轨的绕行，即「右绕」之礼。龛下岩面上凿出的一些方孔，间距并不规则，当年是用来支撑登临这座小石窟寺所需的脚手架的。用一条自上面垂下的绳子攀援上去，试过是不成的；而要临时扎一架绳梯——据我所知，最先到过这些洞窟的哥萨克人便是这样上去的——又没有工夫。既然此后又有德国考古队的成员们来查看过（他们于前一年秋天在喀什噶尔住过一段时候），我便可以满足于望远镜所示给我的那些了。

傍晚的归骑十分畅快。还没有到绿洲，那片烤干的灰色荒滩上疲惫的荒凉，便已被自喀什噶尔巴扎日归来的骑马村人那不断的人流冲淡了。我们一过灌溉区的边界，新鲜的空气、明丽的色彩与四围搏动的生气，便使一切感官都活了过来。我在大杨树与桑树可感的浓荫里沿着蜿蜒的大道骑行，眼睛没有一刻停止饱餐那些画面：一片片渐黄的麦田，被浓绿的果园林与半圮墓园那些莹白的圆顶（图四一）所割裂，都浸在夕阳温暖的光晕里。一队队村人骑着马与驴欢欢喜喜地归去，络绎不绝，像一道涟漪流动的人河；而那条被往来车马在松软黄土上碾得比两旁地面低下去好几英尺的路，就像一条专为盛纳这道人河而开的渠。那些健壮的小牲口，早上驮着大宗土产、上头再坐着主人上市去——因为突厥斯坦的庄稼人只要能不走路，是绝不肯走的——傍晚担子轻了许多地这样回家，在它们必定是一桩十足的享受。

自然，城里的集市日正是显摆好衣裳的当口；农人之中、尤其是他们的女眷之中，衣着齐整者所占比例之大，正是当地普遍富足的鲜明证据。这些喀什噶尔妇人依本地时尚所喜的、剪裁宽松的鲜红长袍，铺出一块块灿烂的色斑；配成一套的那种色调较暗的尖顶皮帽，又显得既入画又庄重。可是在这样难熬的夏日里，我不能不替穿戴的人可怜。年轻人显然与我同感：凡路过渠沟之处，我们都看见沟里满是嬉闹的孩子，在那巧克力色的水里扑腾。吐曼河，我们在俄国领事馆地界望得见的地方涉过它时，正把它傍晚的涨水铺成一大片红棕色的水面。两岸的浴者与来往渡河的人群，把它点缀成一幅极欢快的景象。喀什噶尔在我看来，从没有像那一晚那样满是色彩；它那安宁的舒适，也从没有像入夜之后、我用过一顿爽口的饭、同厚道的主人们坐在秦尼巴克住处的平顶屋顶上享受凉风与歇息之时那样惹人留恋。

那是我所能指望在喀什噶尔诸位厚道而时时体贴的朋友中间度过的最后一个安静的晚上。可我们万没有想到：在我启程之前，先要为一位朋友送终——对他们说来，这位朋友是同马继业先生所谓「喀什噶尔旧时光」之间最后的一环。尽管对俄属中亚的贸易往来迅速扩展、经济状况普遍显著上升，喀什噶尔在市容与本地居民的外观上却几乎全未变动。可是那一小群欧洲侨民的成分，即便自我第一次来访以来，也已换得如此彻底：马继业先生当初为守护印度利益初到此地时所识的那个喀什噶尔，如今只剩下老亨德里克斯神父一人——他是喀什噶尔欧洲人社会中一切歧异派别之间那条准国际性的纽带。

这位和蔼的老「神甫」——人素来这样称他——是将近十八年前被机缘漂到喀什噶尔的；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清静而又足够可以往还的环境，便安心留下了。可是半年以来，他的健康一直稳稳地衰下去。他的朋友与庇护人很快便知道，是癌症在缩短他的寿命；然而这位半是汉装的老神父仍旧孜孜不倦地每日出门巡访，对英国人、俄国人、瑞典人、中国人一视同仁。我很难过地看着他挣扎着走到秦尼巴克来，被习惯的力量所牵引，或许也被那种按捺不住的、对交际往还的渴望所牵引——正是这渴望使这位活泼的老先生成了喀什噶尔一份活的报纸。

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料到大限已经这样近。我动身前几天，我的主人们便不见了他那熟悉的身影；到六月二十二日早上马继业先生前往城墙之内、离「水门」不远处亨德里克斯神父那间简陋的居所时，发现这位可怜的受苦人已被一场似乎是中风的发作解去了此后的一切痛楚。他独自住在那所摇摇欲坠的屋子里，一味谢绝了一切看护与帮助的提议。因此他的辞世无人在侧。这是一个结局凄然的收场，而这一生即便在老神甫最好的朋友看来也是奇异地晦暗不明的。关于他原来的家乡与亲属，喀什噶尔无人确知，只晓得他生于荷兰，在满洲一处天主教传教团体中工作数年之后来到突厥斯坦。俄国总领事同作为死者最老的朋友与庇护人的马继业先生商议之后，自任其责，操办丧葬——这在喀什噶尔不是一桩易事：欧洲的成规在此地是要讲的，而在这件哀事上足以满足其规定的物力却极其菲薄。

虽然白日的酷热本该劝人早行，我仍把六月二十三日往叶尔羌的启程推迟到葬事之后。天一亮我便忙着发行李、结清匠人等等的零星账目；忙过这几个钟头，我随马继业先生前去应我们以为是出殡的召集，却发现科洛科洛夫先生与他手下几位官员还坐在木匠铺里，棺材正在赶做。这棺材本该前一晚便完工；可是无论生之激励还是死之呼召，都扰动不了喀什噶尔「乌斯塔」那根深蒂固的怠惰。于是这位好脾气的领事除了亲自监工以保棺木做成之外，别无他法。为此耗去了几个疲乏的钟头。我们不久觉得那小铺里的空气窒闷，便退到近旁一家客栈的荫下，安安静静地谈那一生刚刚终了的奇异生涯，也谈——将来为我预备下的那些任务。我们一次次去铺里看，只见俄国侨民中的诸位先生正用着一顿大为必要的便餐，并在那口有几个壮实哥萨克帮着赶完的棺材旁边抽烟。那是一幅明暗对照的图画，其中的反差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将近正午，棺材终于做成。喀什噶尔全体欧洲侨民随着它穿过狭窄尘土的小巷，来到那所简陋的居所——多年来中国官员出于善意，以周济之名让亨德里克斯神父住在那里。遗体独自停在锁着的屋中；不过那位头发花白的中国鞋匠——老神父所认的唯一一名皈依者——一直忠心地在屋顶上守着。这位可怜的「神甫」过他古怪的家居生活的那两间屋子，看去还同往常一样昏暗、一样积尘。书籍、地图、种种纸堆，与家用器物以及他主要的实务营生——酿制喀什噶尔葡萄酒——所用的器具，杂乱无章地混在一处。那里有他素常独自作弥撒的简陋祭台，离它不远便是那扇开着的活板门，通往粗粗挖成的地穴，那地穴兼作酒窖与工作室。

这一堆古怪的杂物，经年累月地积着，又同一层层的喀什噶尔尘土混在一起，我是不容易忘记的。它像海边的一个岩洞，波浪的往复在里头堆下了来自远方海岸的奇异残骸。当遗体——为长久的病苦销蚀得极其枯瘦——被哥萨克人的手恭敬地移入棺中时，我想到：这四围之物，竟是逝者精神世界一面奇异忠实的映照。学问他确实有的是，于许多民族与地方的阅历也不缺；然而要把这份知识有条理地使用，正如要在这一堆积存里迅速找出某一件东西一样难。而唯有亲身的往还才能显出来的，是这位老神父那颗孩子般仁善的心，以及他对一切机缘带到他身边之人的热忱关切。

送他的遗体到墓地去的行列，已是欧洲人的喀什噶尔所能凑出的最大规模。奥伦堡的哥萨克们——那是些自维尔内来的、高大结实的汉子——抬着棺材，领事馆卫队的其余人在前面行进。他们脱帽露顶，缓缓走完那约一英里的路程，到河与秦尼巴克之间那座小小的俄国墓地去，似乎全不惧正午的太阳正以叫人难受的强度直射下来。俄国人在中亚显然在某些方面适应得远比欧洲人在印度所能达到的更为彻底。

在我，看见这位可怜的老「神甫」由这样一些人抬去安息，是一种安慰：他们红润的脸颊、浅色的头发与整个的举止风姿，正是人在东欧任何地方的斯拉夫农人中间都可能见到的。他们走近墓地时唱起的那些圣歌，满是那种甘美的忧郁——正是它使俄罗斯的民族音乐别具魅力。这些歌是仅有的、代替安葬礼文的东西。没有神甫按希腊教会的仪轨来诵读；而要让瑞典传教士在为正教俄国人祝圣过的土地上行任何宗教职事，显然会在哥萨克人中间招来异议。便是单为埋葬一个天主教徒，领事也得专门向他们求得许可。所以我们除了在恭敬的静默中向这位倦游的行人作别、并指望马继业先生正在筹备竖立的一方墓碑不久便会标出他最后的安息之所以外，再没有别的可做了。

十一往叶尔羌与叶城

就在这同一日，即六月二十三日的午后早些时候，我辞别了厚道的主人与秦尼巴克那亲切的居停，动身往叶尔羌去——那是我这趟东南长行的第一站。我最后一次望过园中那些洒满阳光的台地、以及为小径遮荫的一列列高峻的白杨时，心里不能没有一点怅惘。这一回我说不准归途是否还会把我带回喀什噶尔；何况两年的间隔，即便照中亚的生活与行旅的情形看来，也是很长的一段时候。马继业夫妇以他们的好客与不倦的照拂，使我这番逗留虽事事匆忙，仍成了一段真正的休息。向他们作别时，我觉得自己仿佛也在同那最后一条活的纽带分手——那条把我系在多年前留在遥远欧洲的挚友们身上的纽带。

五日之内把我带到叶尔羌的这段路程，走的是那条大道；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间我曾分段走过它，后来自伊格孜牙尔骑行时又走过一回。然而行旅的情形已经显著地变了。在喀什噶尔与牙甫泉之间的第一程上度过的那个难熬的午后与傍晚，使我明白：往后的行路必须主要在夜间进行，为人也为牲口。白天躲在我那样的小帐篷里避暑，是想也不必想的。于是我只好放弃在园子里扎营的念头——从前几次旅行中，那些园子曾给过我安静的退处——转而在白日的酷热里另寻一处更结实的屋顶来歇息。

有中国的官设驿舍即所谓「公馆」可以收容我，宽敞得足以容下我们一行。但它们的洁净程度大有可议，虽然达罗噶已经先期把通知带到；再加上好奇的中国看房人以及早已住进去的别的旅客，我发觉很难得着清静与不受打扰。这些公馆本是首先为往来任所之间的大人们预备的，一律照衙门的格局建造：有外院与内院，中间隔着那种典型的双扇大门，只为少数尊贵之人开启，寻常之辈则从旁门经过。居中的一组房屋，总是三间，永远正对着这道门，并且照中国此类建筑的成规一律朝南，因而整个地曝在日头底下。宽阔的院子里既无树荫，也无别的遮蔽——这一点我的骆驼拴在那里时不久便领教到了。

因此，在英吉沙的驿舍里校了一天清样、热得发红之后，我宁可到殷实村人的家里去求庇。我再一次为那里所能得到的舒适程度所触动：远比印度同等情形下的任何住处为高。在克孜勒，我高兴地发现人还记得我上一回的来访，并且在那位玉孜巴什家里为我备好了住处——一九〇〇年九月，他的果园曾给过我那样一处宜人的营地。树上如今挂满了将熟的杏子，地上洒落着大颗的白桑与黑桑。但空气烫人，荫处足有华氏一百零五度；即便到半夜以前都睡在院子的露天地里，也难得吸上一口凉气。所幸次日早晨天上满是黄霾与云，我们得以在上午九时以前，走完那约二十四英里光秃多石的荒滩，到达叶尔羌绿洲北缘的阔克拉巴特。只消看见绿油油的田地，人便觉得解脱；我在一家村人门廊的泥顶下校了一整天清样，先是享了一场初起沙暴带来的凉爽阵风之惠，继而又得了几分钟的雨。那点雨勉强够压住尘土；然而在这样格外干旱的地方，人会学着对这样的恩惠心存感激。

次日，即六月二十六日的一程把我带到叶尔羌城，出乎意料地愉快。我们凌晨两点动身之前又下了一点雨，空气清澈得出奇。日出时，慕士塔格山那边的雪岭清清楚楚地显了出来。不久我们便骑行在一般称作喀拉库姆的那一大片地方，它是已故那位精力过人的安班刘大人新开的一条渠自沙漠手里夺回来的。五年前我打这里经过时，垦民还在削平沙丘的斜坡、开挖那些分水的支渠即「阿里克」；除了少数几处推进得快的地点之外，尚未播种。如今一片新绿几乎铺到目力所及之处。可是我惊讶地看出：除去这里那里一条条麦田或苜蓿地之外，覆盖着那些仔细做成台地的田亩与渠岸的，只是茂盛的野草杂木。

我那位叶尔羌仆人穆罕默德玖所讲的一段话，解开了这个谜。新渠那滋润的水，在大部分低洼之处把地下的盐分带到了地面。只消一季歉收，便足以把那些被好心的安班一纸令谕逼来此地领地的垦民赶回旧家去——虽然他们人人都知道，头几年是要有这样的返盐的。再过五六年，持续的耕作，甚至仅仅是野草灌木的生长，便会把地里的盐分洗净，如今撂荒的这些田亩，那时便要有人争着来要了。

然而这些人口不足的绿洲里，生计既是这样容易，若没有连续不断的行政推动，在这类土地上扩展耕作的努力是不会坚持下去的。而在通行的行政体系之下——它实际上是把各地区包给走马灯似的调换的中国官员——这种连续性是最难保证的。开渠并以个人精力发起这片新垦区的刘大人，五年多以前便已卸了叶尔羌安班之任。他的历任继任者，没有一个觉得把他的事业维持下去于自己有多大好处。于是这些过早撂下田地的垦荒先驱，便只好听凭时间与日增的人口压力再把他们吸引回来。

在此期间，野生的草木在这片肥沃的「沙」——其实是细密的冲积淤土——的处女地上迅速蔓生，造出了一片突厥斯坦路旁难得一见的景象。花草之繁盛是我在这样一个地方从没有见过的：在这里，灌溉只限于耕地与园圃，凡不在耕作之中的土地便得不到一点水分。那耐旱的「库姆什」——一种芦苇，我在荒漠外缘的老相识——长得最为茂盛。那些未曾好好清淤的渠所积成的大水塘，密密地铺满了水生植物。凡得着这难得机缘的草木，处处都像在纵情狂欢。连那些尚未削平的沙脊——从前是被制住了动势的沙丘——也被一层厚厚的鲜绿库姆什披上了。如今引到这里的丰足的潜水，把肥力散布到了这样的地步。垦户们所栽的幼树，也不顾它们本该夹道而立的田亩已成弃地，长得极其兴旺。再往前去，路旁那些不过三四年的白杨与柳树已经投下浓荫，其粗壮之形，在旁遮普那不那么得天独厚的土壤里，同类的树非得十年以上才能长成。这一说法的依据是拉姆·辛格奈克下士——他有木匠的锐眼，识得一切树木的长势。

近叶尔羌处，我们经过绵延数英里、地势略高的一带，也是靠新渠得的水利。这里起初的难处似乎较少，或者是被更有力地克服了，也许正因为刘大人当年精力充沛地在场。那些舒适的大农舍连同齐整的木作，那些新建洁净的客栈以及别的景象，使我想起杰赫勒姆与杰纳布的大渠垦区——近二十年来，它们已把旁遮普西部的农业面貌整个地改观了。若能让近世的水利工程师放手施为、其所为又有一个西方式的行政机关作后盾，塔里木盆地里这些绿洲纵有气候「日趋干燥」之说，也不知要见到怎样的变动与开展！

我又一次在比吉勒桥上渡过了宽阔的乌帕河——那本是一条旧灌渠，如今却宽得像叶尔羌河的一条真支流。桥前有一个壮实的身影朝我小跑而来，急忙下了马：那是诚实的提拉拜，巴达赫尚人的后裔，我旧日商队人里最好的一个。他应我的召唤，自他在叶尔羌河上游的村子赶来，为的是再一次拿定居小地主那种刻板的日子，去换旅人营地里更为刺激的经历。他大约也时时隐隐听得见荒漠的召唤。我怀着感激而宽心的心情迎他；因为在他那古怪的宽阔身形、洒脱的步态与有时粗直的举止底下，我可以确信有一颗硬朗的心与绝对的可靠。何况他是相马的行家，在他照料之下，我知道我的牲口总能得着公道的对待。

离叶尔羌城约四英里处，在一座「炮台」——即那些方形砖塔，沿突厥斯坦的中国官道标出大略量得的十里（约两英里）之数——旁边，叶尔羌全体印度人以班智达布塔·迈为首，向我行了隆重的欢迎礼（图四二）。这一回不是放债人，而是些耐劳可敬的商人，大半来自霍希亚尔布尔；印度与英国商业越喀喇昆仑的出口，大半要归功于他们的开创之力。这又是一支盛大的骑队，一如一九〇〇年把我送到尼雅斯·哈基木伯克旧日乡居的那一支——那位伯克曾是阿古柏手下有权势的总管。因为我如今已知道有怎样清凉的华屋在等着我，便也不计较我那些忠心的旁遮普人尽情利用这个场合，绕着弯子领我一条大巴扎接一条大巴扎地走。在这个兴旺的商业中心里，把他们的「老爷」显给尽可能多的人看，于他们显然是一桩满足。

我发觉叶尔羌的近郊比从前更为葱郁；那许多挺秀的白杨与榆树，又一次向我表明了一件不会错的事：此地的气候比喀什噶尔更为和煦。叶尔羌的秦尼巴克——我这回仍住在那里——的动人之处丝毫未减。我常常在远处回想它那些宽敞厅堂的影像，如今能确知那影像在每个细节上都不曾失真，实在令人欣慰。各主要房间里都铺了大量和田地毯，我几乎觉得自己是这一片堂皇的主人回到了自己的地方。无论如何，这所别业的真主人——尼雅斯·哈基木伯克的儿子——仍旧像从前一样殷勤，一样急于把自己隐去。我唯一遗憾的是：财力的窘迫迫使他把那座荒疏得可爱的旧园牺牲掉，改种了平淡无奇的麦子。可那些秀美的大果树依然挺立，那些高高的围墙也依然保着这里的幽隔。

我这堂皇住处里沁人的凉气，加上那位可敬的阿克萨卡尔班智达布塔·迈不倦的帮助，使我得以把在叶尔羌的四天用到极处。又添置了一批马，为此颇费了些试骑与讲价；其中有一匹相貌不错的年轻栗色马归我自用，据说有巴达赫尚的血统。日后的经验证明它是我所能指望的最耐苦的坐骑：在最崎岖的地面上不知疲倦，对无草可牧的荒漠里的匮乏也全然习惯了。所以「巴达赫尚」虽性情不合群，日子久了却成了我心爱的常伴——只是从来不曾亲近到足以同我那位小小的犬伴争宠的地步，虽然它有时也肯让那小家伙骑一程。或是「老爷」们在此地仍比在喀什噶尔更能支使到肯出力的人手，或是叶尔羌本地的野餐之会不那么有引诱力——总之，裁缝、锡匠等等都为我这一摊子其余的需要雇到了。测量员拉姆·辛格此时来同我会合；他在南面的塔什库尔干河与北面通英吉沙的喀拉塔什河之间，沿慕士塔格山脉东侧的支脉作了许多有用的新测；自然，经过那一番风餐露宿，他的装具需要许多修理。

我那位和气的文士蒋师爷在叶尔羌也忙得很：他久在此地衙门当差，结下了许多朋友，还有另一类须在我们启程之前料理的本地牵连。中国官员无论大小，在中亚这片流放之地都惯于把全部家私随身带着；因此蒋师爷所拟的行李数量，看上去着实骇人。我虽无力把自己的理由说得明白，却居然说服了他必须大大削减行李，甚至让他割舍了他心爱的小书斋的大部分——这是他务实通达的头一个证据。但我也不必讳言：随着他对我们面前的行旅情形越来越有经验，他后来又找出了进一步削减的余地。另一方面，我在叶尔羌为他弄到了一顶印度制的极轻的小帐篷，并临时为它缝了一层暖和的内衬；没有这层内衬，它在我们荒漠冬季诸役的酷寒里是不足以护他的。说到近世交通之便在中亚遥远之地所施的影响，我不妨举一例：我们在叶尔羌所用的匠人中最得力的一位，是个本地出生而克什米尔血统的年轻裁缝；他已经朝过麦加，又在伊斯坦布尔住过一年，连手艺上也因此长进了。

同叶尔羌的安班、品级颇高的彭大人往还，也占去了不少工夫；但因他对历史之事显出浓厚的兴味，这番往还既有教益也有实惠。我把玄奘及别的求法僧的著述原文拿给他看，同他一道在其中寻这些地方的中国古地名，竟把他的回拜拖长了不少。我为此得着了应有的酬报：次日的一次小宴上，这位安班赠我一批有意味的中国古钱，大抵是北宋（十至十一世纪）之物，新近在叶尔羌「新城」附近掘地基时出土。它们提供了第一个确切的迹象：叶尔羌大致占着古之莎车的位置，而今日中国的官定地名也正是这样比定的。不过在这位和蔼的老行政官款待我这位爽朗的师爷与我本人的丰盛而又精致的宴席上，古物之事并不曾把我们全部占住。彭大人对我讲了不少他那位得意的儿子的事：那孩子曾在日本留学两年，如今在上海附近任着一个不错的行政职位。自他小时候起，父亲便再没有见过他。但喀什噶尔的电报使父子之间仍能通消息，尽管距离如此之遥——走中国官方邮路的信件，至今仍要半年以上才能到达。

这位安班自己所学纯是旧式的，却对日本的成功满怀钦佩；只是他似乎倾向于把这成功主要归因于日本所研习的孔子哲学为之奠下的坚实根基！我很遗憾地看出：佛教在他看来同种种迷信纠缠得太紧，不值得认真研讨，虽然他顾念我所尊奉的那位护法圣人，客气地没有把这话说得十分明白。但最令人愉快的一条消息是：潘大人——我在和田的老朋友与支持者——刚刚自乌鲁木齐被任为阿克苏道台。因罗布泊一带也在他新辖各地之内，他的友善影响即便远在天边，也很可能助我新的劳作一臂之力。所以他在这个恰好的当口受任，实在像是一个吉兆。

去拜访瑞典传教士拉奎特先生与他的夫人——他们本是我在喀什噶尔的旧识，如今调来叶尔羌——给了我傍晚骑马穿行巴扎与「老城」曲折小巷的机会。这些地方看去比喀什噶尔的远为入画、远为宜人，这主要得力于那许多秀美的荫树与那些水池——那水池至少在眼睛看来是清凉的。但我不免怀疑：那水一年里大半时候大约是滞而不流的，老马可·波罗在「鸭儿看的居民」中间所注意到的瘿疾之盛行，是否多半由它而起。

拉奎特夫妇的家藏在城里一处僻静地方的窄巷尽头，其欧式内部的整洁与齐备着实叫人意外。这对开朗的瑞典夫妇到此不过一年半，便已把住处布置得应有尽有，一个简朴的欧洲家庭所需的样样不缺。有做工精良的桌子与橱柜，墙上挂着镶框的画，桌上殷勤地摆着一应正统的舒适之物。拉奎特先生作为医药传教士的工作广受称道，这使他有特别的机会同各色人等往还；他正利用这机会，以本地材料为基础编纂一部突厥语辞典。叶尔羌有许多地方使人想起印度的城市：草木相对的繁茂，以及其居民中所包含的克什米尔人、巴尔蒂人、阿富汗人的大批聚落。因此，当我傍晚在拉奎特夫妇那座嵌在邻家静默墙垣之间的小园里纳凉时，只觉得自己像是在旁遮普某个本地城镇里受着传教团朋友的款待。

我这忙碌的四天，用来搜寻那些中国与突厥斯坦的古艺品，几乎嫌太短了——这类东西作为较为富庶的岁月留下的沉淀，还残存在叶尔羌许多老户人家里，而存量显然已经减少。不过我总算弄到了六件精致的「阿普塔巴」水壶，以及几个面盆、水注等等，都是曾在和田诸工艺中兴盛一时的那种繁复「镂空」铜作的典型遗物。加上各样账目要清算，我那几个叶尔羌仆人的债务要同债主们料理停当——在这些地方，负债几乎是体面所不可少的标志——再加上别的类似之事，要劳我那尚未完全惯于本地币制之繁复的算力，启程前的那一夜里，要偷得几个钟头的休息实在不易。

七月二日破晓我启程，此行的近期目标是叶城，往南不过两程之遥。但我也打算利用这次移动去看一看克孜勒加依遗址：约两年前，曾有几件古写本残片自那里被送到马继业先生手里，看去是早期突厥文或回鹘文。我知道那里的遗存无足轻重，可我仍想在这件事上使我考古的良心得着安顿。关于该地的位置，除了说它在叶尔羌河与提孜那甫河以东之外，得不到任何确切的指点。所以那位奉派护送我的、殷勤过头的伯克与达罗噶把到巴格吉格达——离遗址最近的有人住的地方——的这一程拖成两天，我也难以阻止。不过我并不为此懊恼，虽然路程只有十六英里；因为我们行得慢，反倒使我对这片肥沃绿洲的若干部分、以及往叶城去的一段从未测绘过的地面，得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头一天的行程带我穿过灌溉丰足的田野，渡过叶尔羌河——那时它只走着一道约四分之一英里宽的河床——到达塔塔村。我在当地玉孜巴什家里找到了极好的住处，尤其可喜的是：一批迟迟未发的大宗邮件须在此备妥寄往喀什噶尔。近旁的果园大得出奇，也极荫凉；杏树被累累的粉黄色鲜果压得弯下来，地上撒满了未熟先落的苹果。

正是这个时令，使我充分体会到「艾万」的好处——那是南部各绿洲殷实人家屋中一项显著的构造。它是一种方形的中央大厅，或曰中庭，屋顶在中央部位高高举起，四面都开着高窗。有时一两面的上部墙身只是一副木格子，光与风可以自由进出。因此在炎夏的月份里，艾万不但给人清凉的荫蔽，还容任何一缕清风进来。由这中庭开出去的房间或过道，通往屋子的其余部分。靠近外院入口处的一两间，便是通常称作「米赫曼哈纳」的客房；墙上围着一圈鲜艳的印花棉布作壁裙，地上铺着和田地毯，看去相当舒适。可是因为光与风只能由泥顶上一个小口进来，艾万本身作夏日的居处便远为可人。沿着它四壁筑有高起的台座，宽得足以歇息或做事；而且位置可以变换，漏进来的日光与暑气尽可以躲开。

无论昼夜，这样一个宽敞的中庭——我住过的那些，通常在三十英尺见方至四十英尺见方以上——在我看来都极其适合此地的气候。此后在我的发掘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些被弃给荒漠的遗址里，于古代居址中发现完全相同的建筑布置；凭着亲身的体会，我总能确信：那早已死去埋没的日常生活，必有许多是在那些倾圮的艾万里度过的。

无论主人多么富有，各绿洲里今日的乡居在营造上都很少有、甚至全无讲究可言；无论墙是叶尔羌一带的夯土，还是和田地方那种抹泥的木骨编条。但一种舒适朴素的诱人气息总是弥漫其间，仿佛正象征着它们所目睹的那种悠然自在的生活。在突厥斯坦，很有限的一份进项便足以使人成为「拜」，即有产者；只要吃的有的是，还能余下一点置办好衣裳，这些物质民族里的有福之人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为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事多操心。

七月二日夜里下了一场雨。没有哪个气象台测得出它的分量；然而配上东北来的一阵清风，已足以使次日清晨往提孜那甫河右岸去的那一小程变得愉快。路上经过的库玛、汗阿里克、奥奇库勒诸村的田地似乎格外肥沃；那些壮观的白杨林荫道与几乎同样高的柳树，是眼睛的盛筵。提孜那甫河在此地有相当长一段与叶尔羌河平行，到麦盖提那片大绿洲附近才被它吸纳；当时河水正涨，行李靠那唯一的一条小渡船摆渡，花了好几个钟头。河在一道狭窄而湍急的槽里流着，约一百二十英尺宽，流速约每秒两码，深自十英尺至十五英尺以上。然而我们后来发现，不到一英里外便有一处浅滩，水铺开了，连驮着货的驴子也能过去；只是那滑腻的泥底对骆驼来说是不安全的。

过了提孜那甫，我们便进了巴格吉格达：那是河与东面清晰可见的沙漠沙丘之间一条狭长的耕地。这一带虽长达十一二英里，却算作一个村子，是叶尔羌一位富有地主纳西尔伯克的领地；据向我说话的人讲，他名下的田产合计约六万英亩，其中无疑有很大一部分尚未垦辟。在穆萨·道噶（即达罗噶）的宅第里，我得着一处舒适清凉的居停，与这样一位大乡绅的代理人兼田庄总管的身分相称。

七月四日专用于走访克孜勒加依，即发现回鹘文写本的那个地点。它远在耕地最外的界限之外，正在流沙荒漠的边沿上；这约二十英里的一趟，本会热得极其难熬，幸而天公体谅了我这份古物学良心的催迫。前一夜又下了一场雨，雨前还有一阵轻微的沙暴，空气再度转凉；东边一片灰黄的云幕又遮护到近午时分。凌晨四时半我们动身时，西面的天际清朗宜人，叶尔羌河南北两面的雪山高岭历历在目，虽然直线距离足有五十英里。

头五英里是穿过耕地，或者不如说是穿过一块块大片的耕地飞地，四围的土地已被长得极茂的库姆什与别的野生植物据为己有。然而大小渠道俱全，完全足以把整片地方重新垦出来。刘大人的精力在这里也把水利推进过。可是关于用水，同下游沿提孜那甫河右岸的麦盖提诸垦区起了争执；叶城、叶尔羌、玛热勒巴什三处安班——他们所辖的地区在此相接——组成的一个大会议裁定：巴格吉格达的新渠每三年才得放一次水。如今立着界「炮台」，标出巴格吉格达可以垦辟沙漠土地的最外界限。但水的份额既减，新近削平的那许多英亩地耕种起来便不够合算，于是河滨丛莽的茂盛草木被听任进来把它们并吞了去。当然，这草木抵御沙漠流沙的效力也几乎同样好，正可留给后世之人——将来人口的压力也许会逼着他们把劳力用到这样的土地上去。

这里以及在纳西尔伯克为取柴之利而小心保护的几英里幼年胡杨林中的观察虽然有趣，我此行在古物上的收获却很菲薄。那件回鹘文写本的最初所有者，是巴格吉格达的一个佃户；他指认的出土地点，是那种覆着红柳的沙锥之一——这种沙锥是塔克拉玛干边缘极典型的一种地貌。事情弄清楚了：自发现到把写本残片送交马继业先生，其间已过了十年以上。据原主人所说，几个部分是在深浅相差极大的处所发现的；这一点似乎难以解释，因为这些沙锥的增长相对迟缓，不大可能把同一件写本的各部分在相隔数百年的时段里分别埋起来。不过在这里，正如在突厥斯坦几乎一切这类未曾当时跟进查验的偶然发现一样，审慎的判断只能是：未明。

此地以北两英里，越过一带称作克孜勒加依麻札的秀美胡杨林，我发现许多泥筑房屋的废墟散布在一片地面上；那地面上清晰可辨的灌渠、台地式的田亩及类似的迹象表明，它有人居住一直延续到并不很远的时期。马继业先生本年早些时候到过这个称作科伊洛格阿塔的地方，并因回鹘文写本的发现而受了鼓舞，把其中一两间简陋居室里的积土清理过。但酬答他这番发掘的，只有一只皮拖鞋的残片；而在突厥斯坦，这一类遗物的年代比定至今仍在考古学家的识力之外，除非它们是同有年代可稽的遗物——如钱币或古文书——一同出土。

七月五日与六日的两段长行把我带到了叶城。我们沿提孜那甫河右岸南行，荒漠边沿那片不毛的黄沙始终在望。库纳塔塔尔村的地产沿着足有十七英里的一段铺成一条窄带，耕地各片之间大块的土地都撂给了茂盛的芦苇与河滨丛莽。其间还夹着相当长的卵石砾滩与不毛的黄土荒原；越过其中一段之后，发现有人已在一处殷实的田庄里为我们备好住处，便加倍地令人快慰。米赫曼拜想必把他终老于斯的那片约二百英亩的小绿洲经营得不错。他那所房子连同精致的艾万与许多附属房舍——其中还有一座清真寺——看去正是一个富裕「德赫干」居所的典型；我没有忘记叫拉姆·辛格奈克下士为它画了一张平面图。

紧挨着院子的果园里，树被果子压得低低的。在一根一码略多长的枝上，我数出四十五个熟透的杏子，在光亮的琥珀色外皮里发着光，活像一个个小橘子。园里还有那种凉棚：中央一块方地，四周围着双行白杨，可作露天宴饮之所，也可作夏日的「客卧」。不远处的清真寺看去是极宜歇息的一处：礼拜堂高高举起，除西南——麦加的方向——之外四面敞开，上覆木顶，柱子上是波斯式的古雅雕饰。

朴素的田园风物越近叶城越见秀美。在我所见过的突厥斯坦诸绿洲里，叶城的土壤与气候似乎最利于树木生长。我们先后骑行而过的苏丹阿里克、硕鲁克、达甫达尔诸村人烟稠密，一路上白杨、桑树与柳树的佳美林荫道往往粗壮可观，给人荫凉。诚然，这份凉意也有夜间一场小雨之功，又有自云遮的群山吹来的宜人清风之助。地面轻微的起伏，以及田亩的台阶式地埂越来越多，都告诉我们已近昆仑山麓。叶城的树木如此繁茂，是否可能得力于一种略不那么干燥的气候——由巴尔蒂斯坦与慕士塔格大冰川一带越山而来的季风余湿所致？无论如何，见到我初次到此一带的一切印象都这样忠实地被唤醒，是一种特别的愉快。我向来极喜重游熟地——它们可说是地理意义上的老朋友；只是我喜欢由新的路径去接近它们。同样地，那些从不曾离开过心头的老朋友，在新领域里久经漂泊之后重新得着时，似乎更显可亲。

离城约三英里处迎我的，是一支气派不小的印度放债人队伍，足见这些精明的希卡尔布尔人的生意比从前更兴旺。自一九〇一年以来，他们这一群因新来者而增加了约三成。我不能假称自己对这些来自印度河下游的夏洛克有什么私人的好感：他们即便穿着最好的衣裳，也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又寒酸又黏腻的不洁之气。但他们的耐劳与坚忍，不能不叫人生出几分不情愿的敬意。见着这些瘦长孱弱的身影，我总不能忘记：远在英国的势力遍布印度、足以给他们庇护之前的许多世纪里，希卡尔布尔人便已不顾穆斯林的轻蔑与狂热，一路闯遍了整个中亚。

一七八二年前后福斯特自孟加拉一路行至里海时，发现他们在阿富汗全境以至阿姆河以北很远的地方都兴旺着，而且显然早已扎下了根。直到不久以前，布哈拉与撒马尔罕还有他们大批的聚落繁盛其间。他们是到了伊斯兰教时代才到那里的呢，还是可以推想：当亚历山大征服古代伊朗最北的前哨时，粟特便已识得这些按捺不住的、水蛭般逐利的人了？这念头是自然而然来的；因为后来郑重其事地组成一个代表团到我临时住处来致敬的希卡尔布尔人中，有一位是约二十年前自布哈拉漂到叶城来的。那是个相貌古怪的老人，生着一张鹰身女妖似的脸，落进他爪里的突厥债户纵然最精明，也绝不是他的对手。他从布哈拉带来了不少大夏、安息及别的希腊钱币——或是后来由留在那里的朋友陆续供给他的。那些银币多半是赝品；加上索价很高，这桩买卖便没有做成。

叶城的安班尚未自喀什噶尔回任——他是为查究前任被指的若干亏空案被召去的。这替我省了一天的停留，也省了那些应酬的拜会；自从外务部发给我的新护照的行文把我抬举到「大人」的品级以来，这类拜会似乎越发繁重了。我所住的那所简朴的郊外小屋，离巴扎与衙门都很便当，为忙碌的一天提供了愉快的庇荫。我的居处主要是一种廊轩，木雕的正面对着一个小而入画的园子。我很高兴在园里发现了真正的欧洲花草——旱金莲、一种福禄考，还有另外几位老相识，可惜它们的名字于我始终不详。此外这园子是典型的印度式样：一小片丛莽，被几条直角相交的小径划开。

我那位中国书记去衙门跑了一趟，很快便把我所计划在库克雅尔逗留期间所需的一切安排妥了。那里海拔约六千四百英尺，我指望能找到一处清凉安静的地方，把《古代和田》一书尚且压在我身上的那些工作了结掉。自喀喇昆仑山口来的夏季路径在这座小绿洲处出山，它本地的物力看来正合此用；而近旁的山里，我的骆驼与马匹可以得着好草，为面前的苦役养足气力。

十二驻库克雅尔

七月七日拂晓，我自叶城南行。我们骑行穿过巴扎时，光线恰够看清那些装点得花花绿绿的食肆，以及一座堂皇的清真寺与经学院，木作施着彩绘。叶城又一次使我想起克什米尔的某个小镇，大约是因为它那些秀美的树木、丰沛的流水，以及房屋中木材的大量使用（图四三）。离城不到两英里，我们便把耕地抛在身后，行进在一片巨大冲积扇的裸露砾石荒滩上；这扇形地自外围山麓起一路不断地倾斜下来。只有沿着由提孜那甫河与乌夏克巴什之水所灌的那些渠——它们在路的左右两侧，却远得看不真切——才铺着一块块肥沃的土地。这样一片凄凉的景色，因一层耀眼的霾而更显凄凉，对平板仪却是容易对付的地面。

它也格外宜于向我可敬的师爷上一堂堂边走边学的汉语课。既没有什么分神之物，他那些关于词语、文法之类的讲解便似乎更容易把握；他讲起来总不知倦，滔滔不绝地用汉语与那种最古怪的突厥语交替倾泻出来，后者几乎同前者一样难懂。但他活泼的谈吐与富于表情的手势，以及共同的语文学本能所生出的直觉相通，帮了我理解的忙——虽然汉语音韵之滑不留手的纷乱，以及那些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极难分别的声调之可怕陷阱，造成了重重困难。我自己试着说的汉语，他领会之快，很足以说明蒋体贴入微的悟力；而路上有的是时间，正好弥补缺少规矩案头功课之憾。若是汉学家的勤劳能提供一本依奥伦多夫良法编成的便携小册就好了——又若是蒋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不致使他说的汉语在我手头几本书的正统转写体系里那样难以辨认就好了！我费了些时候才弄明白：我惯常听他称说他心爱故乡的那个「福兰」，就是通常拼作湖南的那个省；「贝金」所代表的是北京，即「北方之都」，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北京，如此等等。当然，结果是我学会了「照福兰的说法」来念我那点微薄的汉语口语存底。

使我大为宽慰的是，蒋似乎十分喜欢他的新职分，很容易便习惯了我们漂泊的生活。他早晨总是准备好动身，这一点值得称道；他也一批一批地学会把行李减到极有限的份额，却仍旧总能穿着整洁的衣裳出现，合于他（保荐的）品级与他作为一位「大人」之书记兼指点者的身分。在尘、沙、砾石那一片最灰暗的底色上，他的衣着添了一点颜色。一件深蓝的绸褂，有时换成一件酱红的，同他骑马时所穿的鲜黄绸罩衣配得很好。他为自己的装备置下的那副高而结实的中国鞍子，上头搭着一块最鲜艳的猩红垫子，下面宽阔的黑皮护片上则以黄绿两色绣得花团锦簇，仿佛乌银镶嵌一般。可是我每看这沉重的马匹妆饰，以及那副实在笨重、每只约重三磅、样式十足古朴的马镫，便不能不替他的坐骑难过。自然，我留心把我们最耐劳的牲口给了他：一匹瘦骨嶙峋却靠得住的黑马。为挡暑气，蒋惯在他那顶小小的行路帽下面垫一块浅蓝绸巾，再用辫子把这块代替「遮阳盔」的东西固定住。眼睛则由寻常那种可拆的硬纸帽檐遮着，那帽檐是分段做的，现出虹的一切颜色。

每逢蒋书记代我前往各衙门拜会，应有的威仪与相称的排场是不缺的；他在齐整的粉红信笺上给各位安班写书信时，那份一丝不苟的工整也不缺，并且仔细留下「存稿」以昭信于我。然而他行路时那种乐呵呵的样子，以及无论我们得着什么样的住处他都能诙谐知足地安顿下来的态度，自一开头便给了我指望：我在他身上要找到的，正是我一心盼望寻得的那种能下野外的文士。同样叫人愉快的，是看他待我那几个印度人何等和气，又何等善于使他们确信他是一位君子。印度随从在这一点上是很会看的：他们由经验得知，一个本地书办于他们的「老爷」有用或要紧，绝不保证此人体面知礼。

我们在别什铁热克歇脚，那是路旁一处简陋的泥屋，带着一小片耕地。但有泉水可用，芦苇丛的绿色也慰目。留给我的那间局促小屋实在不堪，而支帐篷又热得太厉害。所以我很高兴地在那间充作清真寺的简陋泥砌廊轩里安顿下来。自然，我先问过那位爽朗的老「兰噶尔奇」，我住在那里会不会引起宗教上的不安。可是突厥人心里实在没有这类念头，他们平素是全无狂热偏见的。

即便如此，我仍不忘先郑重地警告「达什」一句：不许跟我进这「加马特」的荫凉退处。既然良心已然安顿，那么当我的床铺好、可以照例给它一个歇处时，我这小㹴狗立刻把这道禁令置之不理，我也就不加理会了。归根结底，清真寺本是听凭野狗闯入的。那么，「乌鲁格·米赫曼」（即「大宾客」）这位远道而来的犬友兼同伴，既是这样有特权的一个活物，谁又会为它的在场操心呢？我当时以及此后许多次，都不禁想到一重奇特的对照：一面是对宗教仪节这样和善的漠不经心，一面是这地方人人对朝拜伊斯兰教圣所、以至尽可能朝拜麦加所怀的那份热忱。如今几乎没有一个村子不出一两位骄傲的「哈吉」；那趟取道巴库、伊斯坦布尔、埃及的漫长旅程，除了最富的朝圣者之外，把人的积蓄全部吞掉。将来的史家或民族志学者要相信这样一件事，该有多难：对宗教朝圣的这般热心，竟与奉行先知教条上的极度松懈并存。

往库克雅尔去的余下一程，所经的地面更为荒瘠——若说还可能更荒的话。但在山前砾石缓坡上所达到的较高海拔，以暑气的减退让人觉了出来；南面最近的诸丘也渐渐自霾中显露。远远望见玉勒阿里克绿洲之后，我们转向一道自西南下来的山谷的宽阔出口，在乌鲁克兰噶尔到了第一片耕地。那里有一大队骆驼连同几个叶尔羌商人正等着出发，要循当时即将通行的沿叶尔羌河上游的路线往喀喇昆仑山口去。再往前两英里，我们便进了绿洲本身。这一长条绿油油的田地，两侧夹着绝无草木的灰黄色山，看去令人神清，正如我在此地所遇的凉爽空气一样。我们骑马经过一处处果园与散落的农舍，来到库克雅尔中心的村落。那里有一位据说是负责守护这条路的中国小官，以及他那位同样负责通往罕萨的拉斯卡姆河谷、却宁愿住在库克雅尔最末一个村子奥坦苏的同僚，给了我极热忱的接待。

随后，人把我引到选定作我居处的恰瓦什伯克家。我看那是一所相当殷实的宅第，房间很多，柱子、门框与梁上有不少精美的古老木雕。但起初我担心村里的声响，因为一侧同村子挨得够近。于是在一位仪表堂堂的老哈吉——玉孜巴什不在，由他代行地主之谊——引导之下，我骑马出去察看别的殷实庄户人家的房屋与园子。我没有找到适合我们这样一大队人的，但这番大模大样的觅居至少使我对当地的民居建筑得了极好的认识。无论我们这样的闯入多么出人意表，各处的接待都极其友善。

看过十来所「理想住宅」之后，我确信恰瓦什伯克的房子是我逗留期间所能选的最好的一所，便格外愉快地在其中安顿下来。它虽结实、且有百年以上，我却发觉很容易照我的需要改动房间的布置。要让仆役们穿过那间大廊轩——在这较凉的气候里，它便充作艾万——自然是不行的。于是不到十分钟，便在一间屋子的泥墙上打通了一条过道，给厨房另开了一个出口。那要作我最稳妥退处的园子，只有几行果树与几块苜蓿地。但即便没有花，我仍宁取它那荫凉碧绿的露天之地，而不要昏暗的房间或一间整个曝在朝阳下的廊轩。

我很感激库克雅尔所给的幽隔与相对的凉爽；因为待办之事如此繁重，我自清晨六时到天黑不停地做了整整十五个长日，才算把它们了清。《古代和田》的各样附录、约两百幅图版的说明，末了还有一篇导言，都须编就、誊清，寄往遥远的牛津——在那里，几位舍己的朋友要把这一切累人的附属之作看着付印。当我发现所需的全部材料都随我的小小行军文书箱安然运到时，那份轻松是不小的。

在克什米尔与卡干的高山台地上度过的那些苦干的愉快夏天，把我对四围清静的要求惯坏了。我那一小队马与那一分队骆驼就在近旁，要得着我所需的那种安宁是没什么指望的。所以，当我能把运畜打发到谷中往上一程处合宜的牧场去时，实在是双重的收获：牲口在那里可以歇息、长膘——而且不费我库中一文。拉姆·辛格赖萨希布（图四四）在附近作了两天地形测绘之后，也带着一名合格的达罗噶与向导离开我，去承担叶城与和田之间昆仑主脉一带的测量任务。喀拉喀什河那道大弯之内的艰险山区，是一片真正的未知之地，有待测绘；我要克制自己不亲自前往，是颇费了一点力气的。

费了些周折，总算找到一处可以支我帐篷的地方，就在园中密植的杏树下面；托这些树的荫，我可以整日在那里工作而不觉暑气太逼人。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一阵强风自平原扫上来，带来清凉的慰藉——以及满载的细尘，风息之后还一层层地稳稳落上好几个钟头。要说明这些谷底肥沃的黄土层是怎样形成的、并且至今仍靠这样的空中沉积增长着，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实证了。库克雅尔绿洲两端之间那条绵延约四英里的绿色灌溉带，其两侧所见的只是不毛的黄山，山脚镶着宽阔的卵石坡。那上头既无水分也无草木，留不住风每日撒落其上的肥沃黄土尘。

傍晚散步时，我不久便看出：维持着库克雅尔二百多户人家的耕地——另有兴旺的毡货制造为助——是何等的局促。这绿洲宽处不过四分之一英里上下，一条大路纵贯其全长，多半有秀美的柳树与白杨遮荫，也就尽够用了。我想换换路径，试过许多条沿着分水到各田的小「阿里克」的旁径，结果发觉没有一条真能让蒋走得舒服——他是我散步时经常的同伴。要他作陪的缘由，是那些边走边上的汉语课；他穿着精致的便鞋、飘着绸衣，却勇敢地随我走那些狭窄的渠埂，穿过麦田或燕麦田边上茂密的库姆什丛。然而他谨慎的言外之意毫不含糊：在他看来，有身分有教养的人，还是大路才是比较合理的行进路线。

因为这些傍晚的散步中我总要同乡人闲谈，我在库克雅尔的相识虽有白日工作的幽居之隔，也很快多了起来。自我的住处到谷中往上约两英里半的奥坦苏，一路大半散布着舒适的农舍。每家近旁都有果树，只是都种在小小的围墙之内；也几乎没有一家没有廊轩，妇女与孩子似乎整个夏日大半都在那里度过。往冬天住的正屋里窥一眼，总见着高高堆起、仔细叠好的毡毯、坐垫与皮袄，可见抵御冬季严寒的准备是何等舒适周到。库克雅尔的好毡子名闻全突厥斯坦；这些农户中显而易见的宽裕，无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项兴旺行业的利润。

奥坦苏那些高高摇曳的白杨林，衬着那里夹峙河谷的嶙峋崖壁的黄色背景，看去很美。这村子里迷宫般的窄巷，家家泥墙上都探出杏树与桑树来，也有入画之处。奥坦苏的好人们头一回看见我步行前来拜访时，惊讶得不得了。马匹被急急忙忙牵了出来，请我上马的话又多又急。但过了一阵，这份震动也就淡了，人家便由着我放任自己那种靠两条腿走路的古怪嗜好。奥坦苏正是李大老爷——那位好客的中国小官，据说是守拉斯卡姆边界的——擅自住下的地方。他自朝至暮无事可做，寂寞显然压着他，于是请我的师爷赴午宴与晚宴便是自然而然之事。我本人则只须领受他频频的馈赠而得以脱身——说实话，这些馈赠往往正合我意：那是新鲜蔬菜，由「老爷」在叶城的朋友们源源供他，而我以自己的小小礼物回敬，也很容易。

日子一天天在忙碌中过去，连我这「山间避暑地」的果子也熟了。极美的小杏子开始落在我帐篷四周，它们在叶间那一片黄中透粉的光泽，是眼睛的乐事。我在自私的幽居里，一直没有想到自己是在阻着主人家的孩子们一场连绵不断的盛宴；直到有一天傍晚我比预料早回，发现园子已被一群男孩占领，他们正在树上大吃特吃。此后我便安排每日摇一次树；然而风一起，熟杏仍不断地落，我很快便习惯了听它们打在帐篷的外罩上、看它们轻轻滚进我四围生长的苜蓿里。我不知道，在那些最关切此事的人看来，我是不是像印度传说里的那条蛇：妒忌地守着一份自己却不去享用的宝藏。

不过我在库克雅尔的日子并非全花在案头。等了几天之后，我满意地看见一小队一小队的帕赫普人到来了——那是提孜那甫河源头一带的山民，他们的族类型态与来历，我早已感兴趣（图四五）。他们那些半游牧的小聚落散在五条牧谷之中，远离一切大道，从没有人考察过。奉派前往他们那位住在楚克舒的伯克处的达罗噶，费了特别的气力，才使这些山地人肯下来受检。起初他们极怕离开自己的高谷，倒像是真要取活人的头去，而不是仅仅用全然无害的器具作些测量与照相。但有叶城的命令在，我的权威似乎很大；伯克打发下来的帕赫普人便面对了暴涨的河流、下游山谷相对的暑热，以及人体测量那可怕的神秘。当然，我留心安排了款待，并把相称的酬劳交到每个人手里，以慰他们的心。

我觉得他们在体质特征上极有意味：这些特征极近于帕米尔一带伊朗诸部族的阿尔卑斯人种型态。他们大多相貌堂堂；浅色眼睛与浅色头发出现之频，以及别的族类特征，清楚地表明高山的隔绝在他们身上保存了那一支伊朗血统的直接代表——古时候，这一血统似乎一直延伸到和田，甚至更往东去。

可是所谓他们另有一种独立语言，证明是虚构，或者至少是过去之事了；因为无论是许以酬赏，还是怕我或被引得到他们自己的山里去作进一步的查问，都不能使我这些帕赫普客人承认他们除了那种「塔格里克」即山地突厥方言之外还会别的话。我很快便看出他们面貌等等有别于平原绿洲之人的几项主要特征，这使他们大为开心；因为略加练习之后，我便能从围拢来看热闹的本地村人当中把任何一个帕赫普人挑出来。后来轮到了「库克雅尔里克」诸人；而由于过了一阵，我可以把最费时的那些具体测量交给我那位手巧的下士去办——他同大多数印度人一样，喜欢机械性的活计与填写表格——我这批「头颅」的收集不久便有了可观的规模：既在记录它们的那一叠纸片上，也在所摄的照片里。

在定下重新起程往和田去的日子之前两天，一批盼望已久的邮件自喀什噶尔到了，积着将近一个月的信函。随后我满意地看到我那部书的最后一项工作也完成了，直到那篇详尽的导言为止——它正标志着这些工作的圆满结束。可是我对那些远方的朋友何等感激：他们以始终不渝的热忱，肯于保证这全部文稿得着仔细的排印！到七月二十四日，骆驼与马匹自它们的假期回来了；我那些在这两周里被容许「铺散开来」的东西，又一次被压进骡驮箱中，于是我得以腾出手来，答谢库克雅尔诸位中国朋友的美意——

十三沿昆仑山麓

七月二十五日清晨，天正破晓，我便向库克雅尔与那里殷勤的人们作别。我本以为头天晚上已经同我的几位「大老爷」道过别了。不想走近乌吉梅鲁克兰噶尔那片外围农庄——山谷在此转入不毛的荒滩——却见他们正等着我，备下一席送行的答斯塔尔汗：茶与鸡蛋，照规矩摊在红毡上。想到境况宽裕的中国人似乎极不乐意早起，这最后一番善意与礼数便格外使我感动。作为回敬，我祝我这几位中国主人在官阶上一路速进，早日做到「新疆」的抚台。

我没有走自叶城沿沙漠边缘东去的大路，而决定取一条人迹罕至的路线往和田：它穿过昆仑外围的荒山，可以让我有机会作一番新的测绘。第一程既轻松又颇有变化。在萨斯干霍加的小麻札附近翻过东面那道荒凉的砾岩山梁之后，玉勒阿里克与乌夏克巴什两谷肥沃的出口便在我面前展开；沿着由卡尔力克达坂一带雪岭所哺的诸水，是一串长长伸展的绿洲。我们一片接一片地穿过这些沃土——玉勒阿里克、罗武什、雅瓦什、乌夏克巴什——目光饱餐着秀美的果树林与其间丰腴的田地。玉勒阿里克及邻近诸村以杏、瓜与核桃著名。尽管海拔约五千八百英尺，背风处连葡萄也能熟。每片村地的边上都有答斯塔尔汗等着我；而这些村子无非是沿渠伸展的窄带，宽不及一英里，因此我斜向东行的进程免不了屡屡被打断。

到乌夏克巴什之前，我渡过乌鲁格乌斯唐：此处是一条湍急的山溪，宽约四十码，在深切入冲积扇的一道卵石河床里流着，颇为入画。过河后的小巴扎上，我遇见两个希卡尔普尔的印度商人，三年前来此落脚，在一片先前无人开采的放债之地上显然很发迹。穿过绿荫夹道的小巷，我到了拉伊斯阿洪的家：一所颇有几分讲究的乡间宅第，远离村中的喧闹，紧连着一座又大又美的果园。我很快便在它的艾万上安顿下来做事；那里中央敞开处有葡萄藤攀缘，还有一种乡土气的「悬园」的尝试——即用粗木桩把花畦架起，高出廊面约五英尺。主人显然是个有品味的人，也切意装点自己的居所；因为在我沐浴更衣的「米赫曼哈那」里，墙上整齐地饰着彩色花卉图样的灰泥浮雕板，这是我自叶尔羌以来所见最雅致的装饰。天花板上则饰着卍字纹样的漂亮彩绘。

同乌夏克巴什的田园之美恰成鲜明对照的，是我次日东行约二十英里所穿过的那片荒凉的砾石荒滩。在这样一片绝对光秃的地面上，要给我的平板仪取得准确的交会点本是难事，幸而南面的外围诸山，以及我们所经那片宽阔的、坡状如护坡的高原北缘上一道森然荒凉的山梁，轮廓都还显得够清楚。霾太重，我无法瞄准南面的高雪岭；而在将近我们的宿处、那个小小的哈桑博格拉汗绿洲之前，一场轻微的沙暴连最近的山也蒙上了一层帷幕。

哈桑博格拉汗却是个可喜的意外；因为此地虽只有一座简朴的圣祠、一所谢赫的住屋和两三户人家，却有一座绿荫很大的果园，园中老树秀美，还有几分近似真正草坪的地面，给我一处诱人的宿营之所。园子由一条小渠灌溉，夏季数月间引克里阳河之水。在那里伏案劳作的那些忙碌时辰里，以及整整一夜，熟透的杏子不断落在我帐篷上和帐篷四周。好些天来似乎没有人想到去拾这份丰饶；此地的主妇们显然不在意为冬天储备干果。

七月二十七日早上，一段轻松而凉爽的行程把我带到克里阳。在这些荒漠的炫光与暑热之后，人学会了领略满天的云与一阵自雪山下来的清风。云是灰黑的一团团滚动着，其间不时露出大峰。克里阳山口在谷中上行三四程处，是通往喀拉喀什河上游、以及由此越喀喇昆仑往拉达克的商道的入口之一。所以，当我从守着谷口的一道宽阔砾岩梁上望见克里阳绿洲时，南面那些高山口的念头便给这片景色添了一层兴味。

克里阳本身也是悦目的：绿田与果园嵌在焦黄的荒崖之间，背景是阴沉的灰色群山。我们在主绿洲下游约两英里处涉过的那条河，以它灰绿的水色与可观的水量表明它来自终年不化的积雪。我在选作宿营地的果园里，碰上一支小商队的商人，正要带着恰拉斯——那种贵重而害人的大麻药物——启程往拉达克去。于是趁着支帐篷的工夫，我赶紧给我那位精通藏学的合作者、列城摩拉维亚传教团的弗兰克牧师写了一封信。想到我的消息能由这条最直的路径送到他手里，虽然在途须四个星期或更久，也是愉快的。我叮嘱那位领头的商人——一个爽朗的胖叶尔羌人——务必把信送到时，他带着自得的庄重神气向我保证：他是个「索达格尔」，即商人，凡此类托付，理当忠实履行。能觉得自己被移回到那些似乎极遥远的、还不知有邮政的世纪里去，这是何等令人愉快；并且从实际上体会到：那时候要在远隔千里之间互通友朋的音问，也一样有稳妥的机会。

一大堆笔札之务迫使我在克里阳停留忙碌的一天。傍晚沿着那条积着松软黄土尘的小路作了一次短短的散步，上行到克里阳绿洲的南缘——绿洲全境计有四五百户人家——这是我唯一的消遣。次日，因要办完那一大宗邮件，我直到过午才能追随清晨已东去的行李。这一耽搁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走过约十七英里的沉闷路程——大半是翻越自南面同样不毛的山上伸下来的一道道沙砾荒梁——我到了苏拉格阿格孜谷中那条细小的泉水溪，那是这一带唯一能取得宿夜之水的地方。随后我沮丧地发现：因我的人弄错了，行李已被带到桑株—叶城商道上一处远远的兰噶尔去了。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无谓地把一天的路程加长，我打听不出来，除非是那种「柯拉喀什」——即脚户——的本能，把他们拉回那条因往返喀喇昆仑多次而熟悉的大路上去。

我到达苏拉格阿格孜溪源附近那片小绿洲上的寥寥几户人家时已经黄昏；随后在全然的黑暗里顺谷而下的那约七英里疲惫行程，似乎没有尽头。溪水出谷所临的那片平坦如护坡的砾石荒滩一味光秃地铺展开去，又无任何可以标示目的地的记认，使得路程显得更长。晚上十点才到的苏拉加兹兰噶尔，原来是一簇破败的泥屋；不得已在其中一间气闷的堂屋里度过的短短一夜歇息，实在谈不上解乏。

单是那份暑热，也足以把我赶回我原打算走的那条穿山的路线，何况还有必要从黑暗此前叫我中断的那一点上接着测绘。于是，行李循大路往桑株去，我却折回苏拉格阿格孜溪的源头，再由此向东横穿那片渐高的地面。这是一段沉闷的骑行：在长长伸展的砾岩梁之间，中间那些长着灌丛的宽阔黄土谷地里连一滴水也没有。起初我还感激的那阵微风，不久发展成沙暴，对眼睛和喉咙同样难受。所以当那座因黏土呈红色而得名「克孜勒巴什」的、样子古怪的平顶山终于自霾中显出、标志着桑株谷已近时，我实在从心里高兴。

一段陡降把我们带到谷底的边上，此处谷宽约一英里半；在一处荒凉的小兰噶尔喝过预先送去的茶与水果那一席提神的答斯塔尔汗之后，我便赶往绿洲。我们到时风暴已息，沿河两岸伸展的田地与果园中那四英里左右的骑行，虽有浓重的尘霾，仍令人愉快。灰绿的河水急流而下，充塞着一道宽逾六十码、深约三英尺的河床，可见哺育此河的积雪范围之大、距离之近。

桑株绿洲分为萨吾、赛都拉、巴斯卡克、东巴克四村，据称有一千户。但从灌溉面积之广、以及我所遇自每周一次的巴扎归来的人群看来，这个数目显然偏低。桑株谷是通往喀喇昆仑路线最常走的入口，它的主绿洲必定从往来拉达克商队所采办的给养上获利颇丰。我遇见几个自叶尔羌来的印度商人正预备动身赴印度，却白白打听不到任何自那边来的人，足证越喀喇昆仑诸高山口的正常贸易开通之晚。为了在取道奇特拉尔与瓦罕那段艰难旅程中减轻行装，我曾自阿伯塔巴德托穆罕默德朱的同伴穆萨押着三驮经拉达克运来。驮中是我为沙漠新备的水箱、备用的摄影材料、测量仪器，以及别的重要装备中那些皮囊——它们在沙漠里既要充作皮筏，又要供载水之用。三个月过去穆萨还没有到桑株，这使我相当挂心。但至少有一层可以自慰：我自己没有走这条商道，因而免了严重的时间损失。

照料这条路的那位周到的中国武官为我预备的、紧靠赛都拉肯提巴扎的官家客舍，结果绝非一处清静的居所；加以暑气也颇可觉，我便在七月三十一日毫无留恋地继续上路。此时我离叶城—和田大路上的藏桂只有一程了；但想把更南一线的路测完，便决定前往杜瓦——昆仑山麓小绿洲中最后的一个，在和田以西。三十五英里左右的路程，一天走不完。所以走了短短一程之后，我不得不在普斯基歇宿——那是途中唯一有水可得的谷地。我在那里见到一条狭窄的耕地带，一片片断续伸展约六英里，沿着一条溪的河床；那溪由泉水所哺，同时也充作山中融雪的泄洪道。

这个约四十户人家、四围尽是最荒瘠之山的小绿洲，本没有什么可以使人停留；幸而我到后不久便听说下游不远处有一座废土墩，即「提姆」。普斯基人估计它约在一「炮台」，即大致两英里之外。可下午我骑马前往察看时，凭望远镜很快就明白：这距离将近四倍于此，天黑前到不了那废墟。于是对它的勘测只得留待次日。普斯基暑气很盛，入夜后仍有华氏九十度，次日早上骑往那座废窣堵波——远远地我就认得出它是窣堵波——的路上也谈不上什么凉爽。

这座以晒干土坯砌成、原为覆钵形而立于方形基座之上的建筑，被寻「宝」的挖掘损坏得很厉害。但细加勘测之后，我确信它在尺寸与布局上必定同六年前我在固玛与木吉之间发现的托帕提姆窣堵波极其相合。它最下一层基座似乎约为三十四英尺见方。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虽然外层砌面已全部毁去，那些当初承托灰泥线脚的一排排柳枝与红柳小棍，仍可在基座相当大的一部分上寻出踪迹。土墩四周任何地方我都找不到古代人居的痕迹。光秃的砾石荒滩上连古陶片——那种最耐久的早期居住标志——的碎屑也没有。可见这座窣堵波当日必如今日一样，是矗立在普斯基与藏桂之间的荒滩上的。它以东半英里处流着普斯基的溪水，溪的对岸有一座简朴的泥筑麻札，显然是当年施于窣堵波的崇奉的继承者。

这一带的耕地面积不可能有过大的变动，有一处散着碎屑的「塔提」可以为证：它在江噶尔巴格——构成普斯基的几个小绿洲中最北的一个——的田地以下伸展约四分之三英里。这里的地面是松软的黄土，上面厚厚地铺着古陶片，大多质地精细，硬度惊人。在我到访前十二年左右江噶尔巴格这处新垦聚落建立时，这片塔提已有一部分被开为耕地；既然可供进一步灌溉的水很充足，那么余下的塔提重新消失在田亩之下——以及消失在一切耕地上积聚起来的黄土尘之下——便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普斯基度过的这一天酷热难当，幸而我回营后欣然发现穆萨连同他的行驮刚自桑株平安抵达，这份满意使暑热变得可以忍受。他是随本年第一支商队越过喀喇昆仑的。那个承揽把我的行驮自克什米尔运到和田、每驮取运费六十卢比的脚户，在山口上损失了一半牲口，费尽气力才从苏盖提的柯尔克孜营地雇到新马替补。就在快到桑株之前，这脚户已山穷水尽；若不是恰巧我经过桑株几乎与穆萨的到达同时，他必被撂在离目的地还有五程的地方。这件事似乎很能说明以喀喇昆仑为商道所伴随的那些特殊困难。

八月二日自普斯基往杜瓦的一程，对驮畜是极苦的。这一程大半所经的是沉闷的砾石高原，其间被一连四道不毛的谷地切开，每道都以陡峭的崖壁下切数百英尺之深。此时诸谷中都没有水，然而偶发的雨洪所造成的破坏性侵蚀，证据却比比皆是。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些谷地的西坡总是覆着厚厚的沙，而东坡则露出被陡峭冲刷过的砾岩面。最后一道谷，即库姆库依拉干沟，我们须沿之盘绕将近四英里，直到谷底的峡缩成一道窄缝。这里有无数小侧峡结成一片迷宫，而高踞其上的红砂岩山梁则显出被侵蚀得奇形怪状的形态，以缩小的规模，出奇地令我想起一九〇〇年我自托古孜达坂一侧初次走近喀什噶尔平原时所经的那些诡异峡谷。

一路上我们没有遇见一个人；我正想着还要在这石与尘的荒野里走多远，忽然自峡口上方的一道梁上望见杜瓦绿洲最上面的一角，在一片宽谷的底部现了出来。在桑扎吉孜兰噶尔，我们到了杜瓦河边：清凉的灰绿水流在一道宽约一百码、此时却只半满的河床里急急流着。随后三英里的骑行，经过一片片耕作精良、麦子正熟的田地，把我带到村子的中心部分。我们涉水过河到一位「拜」的宅院与园子——那是备给我的住处——两岸铺着我久已未见的绿茵。近旁小巷里许多秀美的核桃树，以及若干房屋与清真寺上那些古雅的木雕，又一次令我想起远方的克什米尔。这位拜的宅子是所老屋，在堂屋的柱子、额枋与门柱上那些繁密的雕饰中，我认出了若干装饰母题与纹样——正是我早年在和田沙漠遗址上初次发掘古代居宅时所熟知的。这仿佛是一种令人快慰的保证：我如今已近于古和田王国的最西边界——也就是我自己考古劳作的园地了。

杜瓦虽有夹峙谷地的砾岩诸山之低，却是个凉爽的歇处。于是在果园高大的白杨与榆树下安然过了一夜之后，我精神一振地出发，去走那要在八月三日把我带到和田境上的长程。自杜瓦径直横穿那片如护坡般的砾石荒滩到库姆拉巴特帕夏木，本就足够走上一整天。可当我叫我的达罗噶为这条路线找向导时，杜瓦的好人们却举出种种为难之处。高大的流沙丘、须穿越的许多陡切的「雅尔」，以及这二十五英里左右路上绝对无水，似乎把他们吓得不轻。他们预言：在这片无遮无蔽的荒漠上，暑热会造成牲口甚至人的死亡，是一重严重的危险。于是别无他法，只好认命去走那条同样炎热而且更长的路线：先到皮亚勒玛——杜瓦河尽头的绿洲——再由此循和田大道穿过荒漠。因为我已决定雇马以纾解我那些骆驼——夏日酷热中的劳作把它们折腾得很厉害——所以对本地人的意见就更须顾及。

沿杜瓦河岸而下的头几英里，在清晨颇为宜人。耕作所及之处，河道两边都镶着窄窄的绿茵。但不久，路便在拉木斯最后几片田地附近、河流自陡峭砾岩崖间出谷之处离开了溪流，转入最荒瘠的荒滩，除砾石与尘土之外一无所有。将近中午到了皮亚勒玛——和田大道上最后的绿洲——但为省一点路，我只从它最东边的田地旁擦过。一处外围农庄上一池发绿的水给马匹解了渴，随后我们便在荒漠灼人的暑热里出发，去走余下的二十二英里。这片大荒原上的炫光极烈，地面自光秃的黄土草原依次变为砾石与沙。所幸有一股自北面塔克拉玛干吹来的稳定微风，靠着不断的蒸发使暑热尚可忍受。我又一次高兴地走在这条古道上——它曾目送玄奘、马可·波罗以及许许多多别的古代旅人前往契丹——并且听任我的思绪自由地回到将近六年前我自己初次走近和田的时候。

阿克兰噶尔是阿古柏时代所建的坚固客舍，有一口苦水深井，看去仍如往常一样被人避而远之、孤零零地立着。我们经过时日头已低；但风已死去，地面放出的热似乎同正午一样难当。我们的牲口慢慢地拖着自己走过前方那片延续一英里多的奇特红色黄土地。这使我想到：玄奘所记的一场大战的传说，或许有一个民俗上的由来——那传说是同「鼠壤坟」的神鼠故事连在一起的，而这故事至今仍附着在库姆拉巴特帕夏木的圣所上，只是已披上伊斯兰教的外衣。当渐起的沙丘告诉我「沙漠之王的驿站」——今夜宿歇之所——已近时，我很欢喜；而当我在沙丘之间成片的芦苇与红柳中认出「鸽子麻札」那些高高的杆子与简朴的小屋时，为着在这样的地面上走了约三十六英里而精疲力尽的人与牲口，我更是欢喜。

如今代替佛教时代的神鼠、受行旅崇奉的那些圣鸟，在我们入夜到达时已经归巢安歇。于是荒漠那种甘美的静谧无物可扰——在我关于塔克拉玛干那个愉快的冬季行役的回忆里，这静谧一向那样诱人地萦绕着。圣所里只有两位年轻的谢赫在。他们由我自皮亚勒玛先遣带草料来喂马的达罗噶通知了我的到来，已经尽了一份力：从那道洼地上生长的寥寥几株红柳上拾来了一点柴——这处圣地的浅井正是拜这道洼地所赐。此时满月已经升起，正合印度诗人的想法，似乎以它明亮的光散布着清凉。

又过了将近两个钟头，最后一匹驮马才进来。随行的杜瓦人有几个直挺挺地躺倒在迅速转凉的沙上，累得顾不上照看自己的牲口。但所有的都平安到了；令我宽慰的是，我这一队并没有为自皮亚勒玛一路标记着这条路的那许多毙畜白骨添上自己的一份。连两匹我事先并未察觉、被随母马带来的小马驹，也熬过了这漫长的一程；只是想到我在无意间叫它们这样早就受了这般经历，我心里觉得难过。

十四重返和田

在「沙漠之王」圣所附近沙丘间度过的那一夜，意外地舒适；流沙迅速散热，使白日的暑气与夜间的凉爽对比格外分明。晚饭直到将近午夜才端上来。可是这漫长的等待，比起又一次身在「王国」边界之上、并且预尝到荒漠的宁静与自由的那份欣喜，又算得什么！次日早上四点我起身——在那些日子里已算晚的了——空气仍然清新，寒暑表指着华氏六十度。趁行李收拾的工夫，我向那些圣鸽献了食：这是一桩我那几个老随从无论如何不会容我疏忽的本分（图四六）。他们急于为我们眼前的长途博得圣鸟的善意，便叫人从皮亚勒玛额外带了几「恰拉克」粮食来。因此，早在我用过自己的早餐上去之前，这座麻札里栖息的那支有翅膀的大军已经饱餐了一顿。其时正是鸽子孵卵的时节，谢赫们无论怎样呼唤也劝不动那些母鸽离开自己的蛋，我只好走进那几间小屋，才看清这鸽群一如从前之众多。落脚得十分当心，才不至于踩碎鸟蛋；凡可落足之处，几乎都被鸟巢铺满了。

把我带回「王国」的这一天，将长久留在我记忆里，作为我在和田度过的最快活的日子之一。重访多年来心心念念的旧地，总是愉快的；而发觉自己在那些地方仍然被人记着，就更加愉快。这一回我有幸正是如此。头天深夜便已有信使到我营中报知：一个多星期以来，人家便在塔尔博噶孜为迎我作了安排——那处孤零零的兰噶尔，可以说是和田西面的边境哨站。所以当我穿过「鸽子麻札」以东那片古怪的沙丘时，遇上安班衙门派来的一队伯克连同他们的随从，我并不觉得意外。其中有一位肉孜伯克，我认出他正是潘大人当年最得用的通事：五年前我由这同一条路启程时，就是他奉派护送我的。

自塔尔博噶孜往东，田园风光一派青绿而含笑。我记得清清楚楚原是长着灌丛与芦苇的沙荒之地，如今已由一条新渠开为耕地；这在一开头便是一个令人宽心的证据：尽管有所谓「干燥化」，这片古老的绿洲仍能把它同沙漠的斗争继续下去。我有许多旧相识——无论大小——要向护送我的人打听；还没有问完，我已骑马经过了扎瓦库尔干，那座样式古雅的四方形堡垒，是最后一位「和田王」哈比布拉「哈吉」在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六年间为挡住一切来犯而修的。近旁的巴扎上一切都显得喜气而热闹，正如当年我在此处同我那位诚实的老向导吐尔迪作别时一样——而命运所定，那竟是永诀。这位老「寻宝人」已经安息了两年多，唉，他是从牢门里出来后去世的。这一天明朗，唯一投下的阴影，便是他那熟悉的身影不在了。

在扎瓦，我看见路边那所整洁的小官家客舍上喜气地挂着红布，院子中央的高台上备好了提神的茶与水果。安班的周到又有了新的凭据：马驮的草料供我的牲口，还有供我自己的食物，作为我入境时一份特别的敬意。喀拉喀什河此时因融雪而涨，不能在直通和田城的大道上渡过。渡船只有在下游约十英里的喀拉喀什城才有，我这一行便须被引到那里去。这意味着路上多耽搁一天，可我并不吝惜；因为自扎瓦到喀拉喀什的这条路我没有走过，而它恰是一个极好的样本，见得出这些受喀拉喀什河灌溉的富庶地带在田园之美上所能提供的一切。

我接连骑过的库雅、玛库雅、喀亚什三乡，整个看去就像一座大园林，只是以肥沃的田地代替了牧场。和田农人喜欢用秀美的行道树夹路，又喜欢用成丛的荫树来标出每一份小小的地产：在我看来，这一向是古老文明的一种标志，而今日一路所见的景致把它体现得淋漓尽致（图四七）。地无寸闲，处处精耕细作，而仍肯在乡村环境中让出这一分给入画之趣，就更值得记上一笔了。路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带。然而树木如此繁茂，过路的行人只偶尔才能瞥见散在小村落里那些农人的泥屋。不过绿色的谷状开阔地带也提供了远景：库雅、玛库雅与巴赫拉姆苏那几条大渠，正夹在深切的黄土岸之间，把浑浊的水向北滚滚推去。

在博拉齐的「星期三巴扎」——一处我此前尚未发现的地方集镇——肉孜伯克有一所乡间宅第。于是这里理所当然地有一席丰盛的答斯塔尔汗等着我们。路上横张着彩色的布篷，几百个村民拥在篷前，显然很乐意分享这场喜庆的迎接。屋子全新，艾万上是洁净的白杨木屋顶与抹得整齐的墙壁，成了一处极凉爽宜人的退处。各色瓜、桃与葡萄构成了这顿点心的大宗，我那些风尘仆仆的随从便以最一本正经的架势坐下来对付。我一向乐于看牲口——或人——一心一意地饱餐；又知道这样的宴飨于他们并非天天可遇，所以并不吝惜他们把这一席盛情彻底消受所需的工夫。等他们从办这件事的那间侧屋里出来时，脸上那副心满意足的神气，值得一位荷兰古画家的画笔去捕捉。

巴扎街上那一长排似乎没有尽头的摊铺（图四八），大概足有半英里长，这一日虽空着，却是此地农产之富与生产之盛最好的证明。和田工业上的分量，也由不断相继而来的商队使我深有所感：那些商队大半由成群壮实的毛驴组成，驮着丝、棉织品、毡子以及别的制品往西去。我想到将来——所幸还很遥远——和田也会有铁路的那一天，到那时候，这条路上一切忙碌的生意，都要转到车站与列车上去了。

将近喀拉喀什时，本地的伯克加入了护送我的行列。这是个有分量的人物，身穿蓝绸袍，戴着缀水晶顶子与马尾的中国官帽，气派十足。既然礼节使所有这类大人物都坚持按品级次序骑在人前，那么受这般隆重的照拂，所换来的便是吃不完的尘土。可我承认，那一天我是甘心领受这全套排场的：说到底，这是我重回一片以艰苦劳作确立了自己学术上权利的土地。这或许是软弱与虚荣，但看见全绿洲仍这样清楚地记得我，我心里是高兴的。安班本人早上已经过城而去，因有一桩命案须急往扎瓦乡的一个村子查勘。虽说预计他当夜便回，可是要安置「乌鲁格·米赫曼」，也就是鄙人，非用安班新造的官邸不可——那是一种「审案衙署」，借用英属印度的说法。于是我只好前往，尽管倘若可以不惹许多麻烦地自择，我是极愿再在一九〇一年那位老东道主卡里木阿洪伯克清静的乡居里落脚的。

我的顾虑不是多余的；因为当我走进喀拉喀什西门外三条秀美的白杨夹道交会处那所形如衙门的大建筑时，发现把旧日的「巴吉哈那」——即厘税局——改造成一所宽敞官邸所需的工程还没有完全竣事。围着内院的那些大屋与廊轩，样样看去洁净而布置得宜。但还来不及在木屋顶上加铺通常的那层夯土，也来不及装上可以挡住院中炫光的格栅。所以我这所堂皇客舍里暑气很盛，喧闹也很盛：达罗噶们、伯克的家人以及城里人理所当然地挤满了外院与门厅。伯克觉得合宜地派在「我的衙门」门口的两名红帽红袍、看去并不吓人的刽子手，对这种由地方风俗所许可的善意闯入毫无防卫之力。

喀拉喀什本地的这位伯克，是个有分量而显然富有的官人，结果证明是极周到的东道主。我很有兴味地得知：他家凭着「王」——即地方之长——的名分，同中国朝廷有世袭的关系。这自然纯是虚衔，不过要家中一人每五年前往北京一次，往返连同在朝居留，前后共约二十二个月。这份近乎「间接治理」的酋长名分究竟源于哪一段实际统治的时期，我未能问清。但我的几位告知者都说，这家的「公禄」即王位已维持了三百余年；那些与此职有关的旧文书在篡位者哈比布拉的乱世中散失之后，曾经在朝廷档册中正式查考，重新确认了它的名分。这一名分的由来使我想起中国正史中自五世纪以降屡屡提到的和田王子与贵人：他们随「贡」使前来，得授禁卫与内廷的荣职——无疑也同哈菲兹伯克的「公禄」一样，靠着偶尔一趟入朝便可轻易履行。据说哈菲兹伯克凭这份朝职所领的年俸是四十个马蹄银，合二千两，约合五千卢比，在这些地方算得一笔大数目了。

我在喀拉喀什的短暂逗留，因伊斯拉木伯克深夜赶到而添了一分光彩：他是我当年喀朗古塔格与丹丹乌里克两次行役中的老达罗噶，潘大人依我的举荐，以喀拉喀什境内喀亚什的「明」即乡的伯克之职酬答他出色的效劳（图七一）。我到达的消息很快传到他那里，他便赶来相见，并向我申致感激。尽管「新疆」的中国行政手法出于财政上的考虑——以及私人的便宜——素来喜欢频繁更动本地人员，他却一直不曾去职，这是我们分手时他与我都不敢合理指望的。

他能得着历任安班这一份特别的看重，显然靠的是干练的办事与众人的敬服——自潘大人以后的五年里，和田换过的安班不下四位。但伊斯拉木伯克客气地一定要把自己的好运归于我的庇护，或者不如说，归于我当年在衙门里替他说项所留下的印象。无论如何，他如今请求分担我山中的行役，这是令人快慰的。这桩差使，凭他从前的经验自然是胜任的，可也必定意味着重新吃苦。然而，尽管有一个肥缺，又有祖产上的丰足进项，伊斯拉木伯克身体仍很硬朗，一身沉静的干劲。所以只要安班肯准这项「派委」，我便欣然接受了他的自请。

八月五日约十六英里的一程，把我又一次带回和田府城。这一天暑热难当，却满是最令人振奋的观感。恰巧这是星期日，喀拉喀什城每周一次的集日；自和田通往这个兴旺的地方中心的路上，骑马运货的商人与携着出产的乡人络绎不绝，使道路热闹非凡。于是那个成分奇特混杂的小商人群体中的一大部分——巴焦尔人、阿富汗人、安集延人、克什米尔移民的后裔等等——又一次仿佛列队从我面前通过。

此时正值大汛的喀拉喀什河，渡起来费了我们很长时间；虽有两条相当大的渡船供我这一行人与行李使用，但水流每秒一码有余的湍急，尤其是那些沙洲，把「苏奇」即船夫们那点有限的本事考得够呛。我们是在城下游约一英里半处渡的，那里河分两股，宽约六十码与一百五十码。河心以及水流所趋的东岸一带，水深达八九英尺。到汗阿里克为止，我们所经的是属于西帕乡的一片耕作良好的地面。接着是一带沼泽地，再往前近拉斯库时，便是巴拉玛斯库姆的沙地——那是北面真正沙漠伸进来的一个岬角，如今正被灌溉慢慢地夺回去。

正是在这片炫目的荒地中间——上午十点，荫处的寒暑表已逼近华氏一百度——我的老朋友、和田最大的阿富汗商人巴德鲁丁汗（图五十）以及印度侨民的几位代表，郑重地迎接了我。来的人很多，很奇特地显出中国突厥斯坦总体经济的进展也把和田拉近了多少。除了多年前在此落户的、主要来自喀布尔、皮欣与巴焦尔的阿富汗商人之外，还来了两个印度教徒，甚至还有一位如假包换的「本地医生」，即前喀什噶尔医院助理阿卜杜勒·阿齐兹先生。这最后一位是来自德里近郊、走过许多地方的穆斯林，在和田暂住期间，于绿洲中流行的各种慢性病上找到了一大片行医的天地。可是他抱怨——无疑颇有道理——那些境况优裕的病家观念落后，迟迟不懂得除了感激的话语与许愿祈祷之外，还该给他更实在的酬报。

不过，比起这位作法兰西—土耳其式装束——他曾在麦加与布什尔住过一段时候——又能说几句英语的医家来，更令我感兴趣的是那位可敬的昌杜：第一个敢于开垦和田这片处女地的希卡尔普尔放债人。这一帮人在别处都那样发达，而五年前的和田竟全然不见他们的活动，实在奇怪。此地的放债之利必定格外诱人；然而精明的希卡尔普尔人却甘心把它整个让给他们的中国同行。我所听到的缘由之中，最突出的、也许是唯一真实的一条，是一种关乎操守的畏惧——畏惧和田的女人与她们放纵的风气。种种佐证可以上溯到早期的中国记载，因此不能说和田在妇女的自主与风俗之放荡上所享的这份名声全无根据。所以我或许该记上一笔：这第一位自信德来的勇敢移住者，是靠着高年与一部飘飘的白须作护身，才敢面对这一重危险的。

我在自己这支庞大队伍扬起的呛人尘雾里骑了将近两个钟头，经过拉斯库与吉韦斯一带许多新垦的耕地，忽然得到消息：奉安班之命，在和田城外约两英里处已为我备好了官式的迎接。我从前不曾受过这样隆重的款待，此时又无从换上黑礼服之类以相称于这个场面，因为行李还落在几英里之外。我几乎要羡慕护送我的那位伯克了：他只须从一名随从头上取下自己那顶连顶子、红缨等一应俱全的官帽便办妥了一切——在此之前，他一直容那随从戴着，冒着在这不合适的帽子底下害一场头痛的风险。我试着掸了掸尘土，结果连这一点也是白费。

在路边搭起的迎接厅里，我见到一群穿飘逸绸袍、气派十足的中国武官，还有一排执刀戟、颇为入画的人物，代表着从驻军中挑出的一部分。各色各样的随从人等涌在我们身后拥进这敞开的厅堂，使一切细看都无从谈起。主持仪节的武职安班（图四九）以极热络的神气迎我，而我左首那位体态丰腴的巡警长官，那份从容的好脾气看去令人心怡。骑了这样长而热的一程之后，身边放着一杯新沏的茶，却只能敷衍那些寒暄的客套而不能解渴，实在有点磨人。可是中国的礼节在这类正式场合上，以呷一口立刻奉上的茶为将要告辞的表示，人也就学会了忍耐。

巴德鲁丁汗已为我在尼亚兹阿吉木伯克的旧园邸纳尔巴格备下了住处；一九〇一年我在和田的最后一段逗留正是在那里度过的。直到我穿过它那些荫凉的艾万与厅堂，进了那座熟悉的、中央有亭子的园子，重新在那里安顿下来，我才充分确信：我所渴望的重返已成事实。五年来我的思绪那样频繁地回到这些景物上，而重访它们的难处又显得那样大，以致如今在实地印证自己的记忆何等准确，几乎有点异样之感。那座多窗的亭子——它曾目睹我对伊斯拉木阿洪的长时间盘问，以及这位聪明的作伪者最后的招供——似乎一点没有变。园子仍是那片令人眼目清凉的葱茏荒芜，只是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枝条上积的尘更厚了。

时光对留在此地的旧友也还算宽厚。头一天下午，亲爱的老阿洪伯克便来迎我——我初到和田时正是他的园子收留了我。经克什米尔与白沙瓦过路的和田哈吉与商人，曾被我向他们打听过他的消息，便把我如何惦记他的话带给了他。次日我回拜时，很满意地确信：我逗留期间每一件小事，这位魁伟的老先生都记得分毫不爽（图五二）。

他一再殷勤地邀我立刻搬回他的宅院与园子去住。但顾到暑热不容人住帐篷，又不愿闯进屋子本身去惊扰家眷，我只好把这重续旧缘之事推到自山中归来之后。同时我为我的骆驼领受了他的好意：它们将在哈什以上山中阿洪伯克的牧场上，从近几周的溽暑劳作里恢复过来。他兴致勃勃地向我描述他的羊群、他的牦牛群与马群等等，可见我这位老东道主虽然年事日增，对自己乡间资产的增益仍然眼光犀利。

和田的安班车大人在我到达那天深夜自查案的巡行中回来。奔波的劳顿必定不小，却没有妨碍他次日上午正式来访。我自然本打算先去拜他。可是我那位爽朗的师爷——我曾托他去投帖通报并送上我的官礼：一具双筒望远镜，和一段中国人趣味上一向喜欢的利伯蒂黄色织锦——却不认为此事在时间上有什么要紧，安班全副仪仗到来时，他还在剃头匠那里长久地修饰自己呢。

我很高兴地发现他是一位极和蔼而活泼的官员，举止与谈吐都显出确凿无疑的精力与才识。他的首席通事在潘大人任上就已当差，因而熟悉我从前在此地的工作与行旅，能把我所陈述的此番重来的目的迅速而清楚地传达。我那部《古代和田》的图版，对于说明我从前劳作的成果大有助益；虽然安班谦逊地不肯把自己同潘大人那样博学的人并列，但从他的提问很容易看出，他在历史上的识见是一样敏锐的。

可更使我高兴的，是车大人对地理之事显然的兴味。为在和田以南的昆仑山脉重开我的探查，我极需他的帮助。我们一九〇〇年的测绘，在远东方玉龙喀什河的最上游、以及自南面来的几条主要支流的冰川源头上，留下了饶有兴味而未解的问题。要打通那些艰险的峡谷——那是通往这条大河真正源头的唯一门径——是我久已悬于目前的一项任务。若没有安班的严令，喀朗古塔格那些狡黠的山民一味消极抵拒，朝这个方向的任何努力都必定落空。面前有这样大片全未勘查的地面，又准知要遭遇非常的自然困难，因此车大人能迅速领会我的目标以及我打算实现它的办法，实在令人宽心。他到和田不过数月，可他对本境及其东邻各境总体地形的熟悉，却好得出人意料。他毫无困难地随着我在我们旧日测绘图上的讲解走，并且爽快地答应尽其所能给予一切帮助。

下午我偕蒋师爷到那座熟悉的衙门回拜安班时，所受的不仅是一席雅致的点心与一切可能的礼遇，还有这样一个消息：为确保切实协助所需的各项公文，已经拟就，只待我的师爷过目。安班乐于相助的热心是毫无可疑的；而我对这份保证格外看重，因为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六年前潘大人对我同类请求所持的那份谨慎与保留。我不禁想：这中间那些未知的西藏高原——玉龙喀什河据模糊的说法便发源于彼——在中国官员眼中所引起的畏惧，是否已经减退了，又是何故？还是说，这仅仅是车大人的地理本能，使他对我求他相助的这项计划生了个人的兴致？

两天后，拉姆·辛格赖萨希布自我派他离开库克雅尔去执行的那趟艰难行程中平安归来，使我在和田山中成功探查的指望又添了一层鼓舞。我托付他的任务，他完成得圆满无缺，我可以为一桩真正卓越的功绩向他道贺。他测绘了库克雅尔与克里阳路线之间此前所知极不完全的那一段昆仑，包括卡尔力克达坂一带玉勒阿里克河的源头。随后他越过仍覆着厚雪的克里阳山口到喀拉喀什河上游，又由此成功地翻过海拔约一万七千四百英尺、为冰川所覆的兴都塔什山口，进入普沙的高谷。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普沙一直是我们地图上喀朗古塔格与喀拉喀什河中游之间那片未知之地的空白中几乎唯一的一个地名。但普沙的位置、以及填满喀拉喀什河那道大弯的周围谷地与山脉的地形，却一无所知；因为一八六二年施拉金特韦特——唯一走近过这片艰险地区的欧洲人——自兴都塔什达坂北麓折回，而他在那里也许采集到的观测，还没来得及记述下来，他便在喀什噶尔被害了。

此后北侧一道大冰川的进逼，把兴都塔什山口的通路堵得如此彻底，以致拉姆·辛格在喀拉喀什河上游的柯尔克孜人中间只找到一个十年前到过普沙的人。此人已经又老又跛，至多只能在分水岭上指出他记得当年循以下行的那条大致路线——沿着一道长逾六英里、陡峭而多裂隙的冰川。拉姆·辛格在此完成的是一次冒险的下降；虽然以他一贯的寡言，要问出详细的描述并不容易，可他与他那寥寥几个柯尔克孜同伴所冒的风险，却再明显不过。他不顾我的告诫，过冰川时省去了结绳的防备，结果不止一次险些陷入暗裂隙。

在主脉巨大的冰障之后掩蔽着、自和田一侧只能由极其难行的山道进入的，他发现是一片高山谷地，就这一带而论，水与牧场之富是罕有的。花之繁盛使这位测量员大为惊异，普沙的「塔格里克」即山民所有畜群的兴旺亦然。再往下他遇到了散落的农庄与耕地。随后他横越普沙谷以东下注喀拉喀什河右岸的一连串深切侧谷时，各溪皆在汛期，对人与行装都构成极大的风险。哪怕只为了得着更充分的描述细节，我也极为惋惜库克雅尔的工作与别的缘故使我不能分担这趟行程。但拉姆·辛格的地形工作做得极其彻底，他带回的平板仪图幅，使我从前那幅和田区域详图西南角上赫然可见的空白几乎没有什么可再填补的了。

为了让拉姆·辛格与他那个胆壮的助手贾斯万特·辛格得着最起码的休息，并让他们那套残破得可怜的装备得着许多必要的修理，我不得不把在和田的逗留延长到五天。我须赶办的种种预备——既为我们入山的行程，也为九月里就要开始的考古行役——使这几天显得远远不够。每天傍晚我至多只能从纳尔巴格这间忙碌的作坊里脱身一个钟头左右。我们在园中凉棚里的一个水池里把充气皮囊的筏子拼装起来，试放成功（图五三）。此外还不断接见「寻宝人」——巴德鲁丁汗把他们搜罗了来，以便打听任何可能有待发掘的遗址。自我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的探查以来，在塔克拉玛干寻「宝」这门古老的行当似乎衰微了。

连老吐尔迪——那年冬天我那位忠实的向导——据说此后也只进过一次沙漠；我归来前三年左右，他失于计虑，把一位有理由害怕安班震怒的和田伯克偷偷带过沙漠，送到克里雅河下游去。这位心怀不满的伯克自那里毅然径直穿过塔克拉玛干到了沙雅，却终于在那里被追捕者拿获，蒙羞而归。可怜的吐尔迪自己因这番作为自然失了宠。他被借一桩捏造的盗牲口案关了六个月——他是因几个品行不端的亲戚而牵连进去的。他对那些人的行径究竟知情与否，人间的公道将永无从查明；因为这一带的中国刑名程序并无繁密的案卷可稽，而我这位诚实的「寻宝」向导在解去镣铐之后约两个星期便死了。知道他是死在自己那简陋的家中、并且直到那趟致命的沙漠之行为止，我替他谋得的那个小差事一直使他安稳而相当宽裕地度日，于我不过是一点微薄的安慰罢了。

年轻的肉孜——吐尔迪的继子兼徒弟，当年曾随我们到丹丹乌里克废墟去——在师傅死后定居于玉龙喀什一带务农，把他的「寻宝」限于偶尔到附近那些称作「塔提」的碎屑之地走走。他此时能拿出来求售的古物所获很少，只是一批杂凑的古钱、刻石与别的小件。但他也带来一尊塑造精好的陶质佛像残件，是他在罕古雅以外沙漠中新近自沙里露出的一处「布特哈那」即佛堂的遗存里拾得的。这处遗址在我上次旅行时尚不为人所知，或许会证明是有指望的一处。于是我以优厚的「巴克希什」雇肉孜再去一趟，察看当地的情形，并同别的老同行一道，从沙漠中搜集类似的古物线索，以备我秋季行役的开端之用。

我逗留和田期间的酷热，清楚地表明此季在沙漠中作业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安排好「寻宝人」的踏勘，我便可以放手动身入山了。在一个人烟极稀、中国事物全然无闻的地区，我那位热心的师爷帮不上什么忙；于是我把他留在和田，任他自在受用。我又把不立即需用的全部装备交巴德鲁丁汗照管，以减轻我们的辎重。为了同拉姆·辛格新近在普沙一带的测绘相衔接，宜于自尼萨附近的山中开始工作；而要到这个高山小聚落去，唯一可走的路便是我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下山赴平原时所循的那一条。

八月十一日早上，我们启程往朗如——喀拉喀什河出山口附近的那个大村子，我们要由此入山。在这长长一日的骑行中，我趁便重访了约特干遗址。那里每年一度的作业刚刚开始：淘洗埋藏极深、含有古和田都城文化层的泥土，以提取金箔与值钱的小物件。这座村子所立的地面富于历史意味，如今它的果园与凉棚都披着繁茂的绿叶，而不是我一九〇〇年十一月逗留期间此地那一派秋日的萧疏，看去令人愉快（图五四）。

我的老东道主、约特干那位爽朗的玉孜巴什胡达贝尔迪，以很大的排场接待了我。命运虽只给了他不多的天分，这些年里他显然发达了；他为我们摆开答斯塔尔汗的那所宽敞新屋，表明他懂得怎样享用福气所赐的好东西。他那座大加扩充的园子里，树上挂满了甘美的桃与李，大串的葡萄也正在成熟。胡达贝尔迪已妥为我从村民手里搜集了去年淘洗所得而仍存于他们手中的一切古陶俑、古钱、印章等等。于是购置完毕，我便能把满袋有意味的古陶片送回和田，作为我这批新收集的头一份果实。

自约特干骑往绿洲西南边缘的一路上，我经过好几处玄奘到过的和田佛教圣地——我曾成功地把它们比定为今日民间的伊斯兰教圣所（图五五）。行走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尽管时代与宗教几经更易，它的圣地地志仍能清晰地考定——这份满足使正午时分灼人的暑热显得不那么难当了。随后，在自山麓沿喀拉喀什河右岸伸下来的荒瘠砾石缓坡上，我又一次望见了那些阴沉的砾岩崖壁，以及考玛里的圣窟——它在古和田以「瞿室伽山」即「牛角山」之祠而著名，又是种种奇异传说的所在。崖下滚滚而流的喀拉喀什河，因远方冰川源头的融冰而涨成一条大川，同我一九〇〇年十一月所涉的那条微不足道的小溪迥然不同。

在砾石荒滩的酷热与炫光之后，骑行于努西亚与法扎巴德田地所构成的那一条狭窄的耕作带上——它沿右岸伸展数英里——是一种解脱。随后又是俯临河流的荒瘠石砾高原，直到朗如田地东缘附近，我遇见一座废堡的遗存，民间的说法把它含糊地系于一个名叫「孔萨斯莫玛」的魔怪。城墙朽坏得很厉害，构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东北面约长一百码，以大尺寸的晒干土坯砌成。墙内并无建筑遗存的痕迹，而这道围垣粗糙的构造也不能提供相对年代的凭据。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座小堡是为封锁自山中下来的各条路径而设的。我到达朗如一处舒适的老农庄安营时，夜已降临。近旁的河流与一片秀美的树林，对夹峙河谷的荒瘠砂岩崖壁所放出的炙热几乎无从遮护。于是在这气闷的一夜里，我为即将脱身入山而加倍地欢喜。

十五往尼萨冰川

要接近玉龙喀什河最西边的源头，可走的路只有我一九〇〇年那次行程中最先走过的那一条，只是方向相反。因此，把我们自朗如横越一连串高峻横岭、穿过荒瘠峡谷而到尼萨的四个长程，此处不必细述。这些被侵蚀得奇形怪状的嶙峋山脉，以及覆盖其上部山坡的那些巨厚的碎屑与黄土层，一派荒凉之状毫无改变。但在那些谷峡底部的狭窄植被带——这些峡谷的源头逼近雪线，足以在夏季数月得着流水——看去比我六年前秋日过此所留的印象要绿得多（图五六）。在第一道山口乌鲁加特的顶上——海拔近一万英尺，当年一个难得的晴日使我们的三角测量在那里大有所获——我发现我们当初堆起作「标石」的那一小堆浮土与灌枝竟然完好无损，这又一次证明这片干燥地区的条件对于保存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构筑物是何等有利。我们在山顶上筑起的那座「炮台」，名声已在星散的塔格里克小聚落间传开；拉姆·辛格连在荒僻的普沙谷里都听人谈起过它。

不过，这些山那种奇诡的干枯之相虽毫无改变，大气的情形却不同了。一九〇〇年那片明澈的天空，曾使我摄得那一组精美的摄影经纬仪全景片——它们后来由皇家地理学会另册刊行，如今我随身带着复制本——而这一回，一层顽固得叫人恼火的霾，把南面主脉上所有较远的雪峰都遮住了。然而，让目光在那一重重奇诡如锯齿的山脉的迷宫上游走，细察被侵蚀蚀刻出来的种种非凡地表形态，同时又能在这片奇异山荒的忠实影像上，记下从我那些塔格里克向导处所能采得的、关于实际视野以内地形细节的一切材料，这仍是一番饶有兴味的经历。

将近亚干达坂——此路所越的第二道山口——时，我欣喜地在覆着黄土坡的粗草丛中发现了不少高山花卉，那是我自克什米尔以来头一次见到。其中有火绒草、风铃草，还有别的几种我所熟识的花——可惜只识其貌，不知其名。穿过那些被侵蚀得奇形怪状的峡谷、越过山口一带乱石铺地的坡道，这些路径对牲口与行李仍同从前一样难行。但不知是我上次穿行这些山所起的「揭去帷幕」之效，还是安班更为严厉的指令震慑了这些天性多疑、厌恶一切外来闯入的山民，我们在米塔兹与恰什两谷所遇的那些半游牧的小聚落似乎「驯顺」了些，牦牛也如数备出来驮行李。因此八月十五日下午，我们没有耽搁也没有出事，便到了尼萨。

自布林贾克山口下来的峡谷出口于尼萨河之处，在那二十来间泥屋——那是在这片海拔约九千英尺的高谷中放牧与耕作的山民的冬居——稍上一点的地方，我不得不停留一日，为我所拟的工作作准备。这工作包括两项主要任务。首先，我很想补充我们一九〇〇年的测绘：关于那些大冰川，我们当年在玉龙喀什河以南高昆仑山脉排水的诸侧谷源头上望见过它们，却因时令已晚、运力不足而无法接近，如今要为它们增添更充分的地形细节。

我久已留意的另一个目标，是廓清关于那条艰险而久废的路线的疑问：一八六五年，约翰逊自最西端的西藏高原毅然往访和田时，人家正是由这条路把他带过喀朗古塔格以南的高雪山的。我们一九〇〇年的探查显示，图解约翰逊此行的那幅草图同这一带实际的山系之间有极令人困惑的出入；而喀朗古塔格山民顽固的缄默，使我们得不到关于他那条路线真实所在的任何线索。要指望他们那种阻挠的态度会有什么实质的改变，理由是不多的。可这一回我们至少在米塔兹与恰什对牧人们作了长时间的盘问之后，问出了「山那边」有一处名叫布林贾噶的高谷，据信「喀朗古塔格的拜们」夏天把牦牛送到那里放牧。这一供认似乎令人鼓舞；因为这个地名，在我初次探查时人人一口咬定全然不知，而它确确实实出现在约翰逊的路线草图上，作为他到喀朗古塔格之前所经的一处谷地的名称。

在这片荒凉的山区，唯一的居民便是塔格里克人与自和田流放来的罪犯所结成的几个小聚落，喀朗古塔格是其中的首邑；给养、运力与向导都得倚仗它。所以我立刻传唤它的头人。那位一九〇〇年以消极抵拒使我大费周章的老玉孜巴什，这中间已经死了。但他的继任者——一个眉目端正的年轻人，在我们于尼萨附近停留那一日的傍晚如期赶到——似乎同样倾向于那一套手法。我把米塔兹人关于布林贾噶的供认当面摆给他，并设法使他明白：一味声称不知，结果只会使我们在他的谷中久留，给他自己添更多麻烦。这番话似乎起了些作用；玉孜巴什这才记起听人说过这个名字，不过他以自己年轻为辞，坚称不能指望他知道得更多。但他一再声明不知有任何南去之路、又一再声明对他手下那群桀骜的牧人与流人影响有限，这仍留下了令人不放心的余地。不管怎样，我很高兴他对我打算前往尼萨谷源头诸冰川一事没有提出异议。这或许可以给喀朗古塔格人一段便利的宽限，让他们转一转心思；而为了使玉孜巴什熟悉我们的工作与做法，我决定带他同行。

八月十七日，一段短而出人意料地愉快的行程把我们带到尼萨谷的源头。在我们宿营地以上最初四英里左右，谷虽狭窄，谷底却几乎不断地铺着一长串田地。河由南面众多冰川所哺，供水丰足，这从屡次渡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上很容易判断。然而那些精心筑成梯田的田地，实际种着燕麦的只有一小部分；因为土质瘠薄，大概也因人力不足，据说各块田地每隔四五年才轮种一次。

我们在海拔约一万英尺的普什温噶经过这些田地中最高的一片，正从托尔侧谷以上一道荒瘠的岩隘中出来，忽然眼前展开一片高山景色，是我在这荒瘠地区从未指望遇见的（图五七）。自南面高雪峰环抱如剧场的一圈山中，伸下一片宽阔的谷盆，谷底是绿茵茵的草地，中央一列高高的草梁颇为入画。路沿这些梁上行时，我很快认出它们是从前各时期的冰川所遗留的巨大古冰碛——那些冰川远比谷中如今尚存的大得多。然而即便今日的冰川，其规模也足以使这谷地的最上部得着充沛的水汽与葱茏之色。

一九〇〇年我们自布林贾克山口上方的测站所摄的全景片上，这些冰流虽隔着距离仍令人印象深刻；而后来成功进行的三角测量表明，在耸立其上的许多雄伟山峰之中，至少有一座超过二万三千英尺。如今我们身在谷中，这座高峰被正前方一座约二万英尺的卫峰挡住了。但即便手中没有那幅摄影全景片，也很容易凭我们不久便发现自那个方向下注谷源的诸冰川格外之长，来断定它的位置。

骑行在这些草坡上是愉快的：一层厚厚的黄土覆盖了这些古冰碛，在有些地方现出浑圆如丘的形态。在数月间所经的沙与酥岩的荒瘠之后，我此刻几乎觉得自己被带回到我心爱的克什米尔「马尔格」高山草场上去了。自那一大圈雪峰与雪脊环抱之中下来的冰川越来越近，最后我们只得在一道名叫喀什库勒的秀美草梁上安营，正对着一条大冰川的舌端，海拔约一万三千三百英尺。它那道暗色的冰的末端壁，自冰川最终卸下碎屑的那片乱石坡上至少拔起一百五十英尺。庞大的岩屑把冰川的脊与两侧完全盖住了。然而巨大的冰瀑与张开的大裂隙，仍显露出那道把它们往下搬运的雄浑冰流。整个下午与傍晚，我都听得见太阳松开了表层冰的握持之后，巨石自舌端与两侧的冰壁上滑落的隆隆之声。更响、更连绵不断的，是自我们这道梁四围坡上腾跃而下的那些冰水溪流的咆哮。

这是一处高山营地，在这些森然拒人的山里，我几乎不敢指望再遇上第二处。所以当一大袋久盼的邮件历尽不小的辛苦自和田送上来、恰好在此地追上我，而我又得以把因测量观测无论如何也需要的一日停留用来在这样令人愉快的环境里处理它，我便加倍地欢喜。随这趟「达克」即邮班送来的，有《古代和田》最后的校样。于是一个吉利的机缘使我得以在一片出奇地令人忆起克什米尔的高山环境中——而又实实在在身在和田境内——完成我对那部书的最后一项工作；那部书最初的构想，正是在克什米尔形成的。

我上次行程带回的尼萨谷及其南面高山脉的踏勘测绘，全凭我们当时在布林贾克山口上方一处平板仪测站所得的视野——那视野虽既广且清，毕竟只是一处。要以更确切的细节加以补充与订正，就绝对必须登上谷源之上某处足以控制全局的高地。谷地在喀什库勒冰川以下约一英里处分叉，只有攀上东侧夹峙该冰川的那道高峻岩梁，我们才有希望望见东南方那些更高的山峰，以及可能自它们下注的诸冰川。

八月十九日早上，我们带齐测量器械为此出发，天气清朗宜人，既无云，也没有前几日通常在正午前后自北面卷来、把所有远山遮住的那种不祥的尘霾。想顺路也上冰流之脊去看看，这使我同拉姆·辛格决定自喀什库勒冰川一侧去攻这道梁。横越这条冰川费了我们一个多钟头，虽然它近末端处的宽度不过四分之三英里；只因那些在冰面上缓缓下移的杂乱岩屑太难对付，我们须从中择路而行。这末端一段的冰，即便在陡峭如壁的冰瀑处、以及在盛着半冻绿水的小冰穴旁边裸露出来，看去也几乎是黑的。

一过冰川，我们便发现自己站在一堵仿佛由巨大岩块垒成的大墙脚下。那些岩块像是被一场天崩地裂的爆炸从山上撕下来的，或是被泰坦之手堆起来的。它们的大小与棱角的锋利，鲜明地说明了在这些山坡上——凡不受终年雪冰覆护之处——作用着的崩解之力：它们就这样暴露在温度极端变化的作用之下。与我们随后在同一道梁的东坡所见的大量细碎屑恰成奇特的对照，此处岩石的分解还没有进展到超出产生这种巨人石块的程度。早晨受日照而增温的一侧，温度的急剧变化更为频繁，或许可以提供解释。

攀上顶部之前，是一段燥热的爬升——顶比我们在冰川边上的起点高约一千二百英尺——随行的塔格里克人背着平板仪、经纬仪箱之类，费了很大的劲才被劝着继续上来。上了脊之后，朝这道梁那尖塔般的最高点攀去，看去要容易些了。可我们很快发现，这条刃脊无非是一连串裂开的巨岩，取直线或自西面全然无法通行，即便在它比较好上的一侧，也要作一番够受的体操。我们沿着它攀爬了一个半钟头，唯一可以提神的，是东西两面雪峰的壮丽景色。当我们终于逼近第一座大岩尖自梁脊上耸起之处时，情形已很明白：要人带着仪器攀上去是全然不可能的。东西两壁几乎垂直，而大致沿脊向延伸的那些狭窄岩槽不仅极陡，还因高处裂隙中冰雪消融而松动的落石而变得不安全。于是我们只好把平板仪架在刃脊上所能到达的最高一处（图五八）。无液气压表显示其高度将近一万五千英尺。

西南方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那一大圈陡峭的、顶覆坚冰的山脊与充满粒雪的谷地，它们汇注于喀什库勒冰川。往西，我们俯瞰着一道不那么高却同样嶙峋、走向朝北的侧脉，它把自己那些独立冰川的水送下来，与前者所哺的溪流相汇。在一座极醒目的、高逾二万英尺的雪的金字塔之外，接续而起的是如一堵巨大冰墙般的分水岭——依拉姆·辛格新近的测绘，我推测其外便是注入喀拉喀什河的帕纳孜谷的源头。当我用望远镜察看这道披冰的刃脊、试着构想那边诸谷的走势时，我绝想不到：两年之后，我对约翰逊那道养吉达坂的寻索，会引我自南面攀上昆仑主脉上离那座金字塔并不很远的一点，并在那里向这个荒野而壮丽的昆仑山界作别——至少是暂时的作别。

喀什库勒冰川的全长——自那道冰墙下的粒雪原到正对我们营地的舌端，约六英里——都在我们面前或脚下铺展着。紧贴源头那些陡峭的粒雪坡之下，冰川最上的一段密密排着一道接一道的横裂隙，仍然显出白色。但再往下，自那些光秃的、肋骨般的低脊上倾泻下来的庞大岩屑，把这道冰流闷住了，使它的表面看去像一条巨大的暗色河流，在激流中奔涌，又在狂奔之中骤然凝成了石头。

在我们这道梁的另一侧，就测量的用处而言，视野远不那么宽广明确。我们面前东面与东南面那些奇诡如锯齿的山脊，显然只是一道巨大的横梁，把昆仑的轴脉完全遮住了。我们清楚地看出，自我们下方谷中流来的那条溪流，比自喀什库勒冰川流出的那一条大得多。但哺育它的那条相应地更大的冰流，只有约两英里以上处一小部分终碛可以望见，其余都被我们所立的这道岩梁挡住了。平板仪表明：这条我们看不见的大冰川，必定自那座经三角测量确定为二万三千零七十一英尺的雪峰的东坡或东北坡作一大弯而下；一九〇〇年自布林贾克达坂上方所摄的全景片，似乎也证实了这一推断。但要以合理的精确完成我们的测绘，向尼萨谷这个东面的、也是主要的源头推进，是绝不可少的。

当我们自这道梁比较好走的东坡攀下、绕过它的山脚转向喀什库勒时，横亘于前的那些冰川溪流仍严重地阻着我们回营。清晨渡它们时毫无困难。如今到了下午，高处坡上冰雪消融送下的灰白水量大增，已把它们涨成咆哮的急流；连牦牛涉之也难保不被冲得脚下不稳、漂出去一段。所幸自尼萨带上来的牦牛似乎惯于足下滚着乱石的渡口，也惯于泅水。从对岸把绳索牵过来系在它们的鼻孔上，便足以驾驭这些迟钝的牲口，让它们载着我们和我们的仪器穿过奔腾的急流，除了淹到腰际之外，别无损失。

十六在奥特鲁胡尔冰川上

八月十九日一早，我把营地移到先前推断的那条大冰川脚下；它填满了尼萨谷真正的谷头。我依它下游主要的牧场，把它叫作奥特鲁胡尔冰川。通往它的谷底，最后几英里极其宽敞开阔，所以从远处用两侧高雪峰的交会便可定出这条冰川的大致走向。这样测得的长度在十二英里以上；不过从下面谷里实际望得见的只是一小部分，因为有几道伸到冰川边上的山梁，使它折了几个弯。

所以我在终碛以下最后一片粗草地上指定了营地，便带着穆萨——他有奇特拉尔血统，又年轻，似乎正宜于攀登——和几个极不情愿的塔格里克，出发去尽时间与情形所许地上溯这条冰川。测量员留在营里，养他那场重感冒，还有前一天攀岩留下的关节僵痛。耸在我们面前的大冰舌，是一道新月形的冰壁，横过半英里多，足有二百英尺高，虽然裸露，却因蒙着细碎屑而几乎发暗。冰舌嵌在巨大的终碛里，那些终碛又不知不觉地同覆在冰壁两侧的碎屑堆连成一片；由这里本来上得了冰脊。可是前一天的经历已经使我明白：在冰川面上前进，会被覆着它的大片岩石和碎屑阻碍到什么地步。所以我决意试走它的西缘，那里主流在冰川的侧冰壁与其上那些堆满巨砾的陡坡之间冲出了一条路。这道灰色的冰水在冰舌附近流出来的地方，即便在一天这样早的时辰，骑牦牛要渡过也不容易；人担心到傍晚我们回来时，融雪会使这个渡口完全不能通行，这担心似乎是有道理的。想到辛苦劳作一天之后可能被隔在营地和它那点舒适之外，并不叫人开心。可是除了迎着上去，也别无他法。

往前约一英里，西边的坡虽覆着杂乱的岩屑，牦牛还走得过去。可是不久我们就不得不在一堆堆墙一般垒起的巨大岩块上择路，几乎同我们前一天攀爬所经的那些一样难走。苦干了一个钟头，我们前进还不到一英里，前面不远处便现出一道陡峭的岩梁，它会把去路彻底断绝——至少对随行的塔格里克而言是如此。在这道梁的脚下与冰川的冰之间——那冰扭曲成团，紧挤着它——水流正奔腾而下，泻成一道道白沫的飞瀑。

所幸在下方一处，我们看见水流分作几股，散在一个小小的三角洲似的盆地上；那盆地是由一道顶着冰川的侧谷冲下的碎屑积成的。于是我们在这里渡到冰川那一侧去——一路上它那高大的侧冰壁始终对着我们。许多地方，那些一百二十到二百英尺高的暗色冰体，几乎垂直地耸在侧碛和紧贴着侧碛的水流之上。可是恰在我们渡过的地方，有一道碎屑坡便于上到冰川顶上。我们发现这里比较少碍事的巨砾，只是被许多深坑裂开。我们在这些坑洞之间择路而行，庆幸没有新雪掩住那些危险的裂隙。

我们这样前进了一英里半，凡遇小冰脊需要凿级的地方，就用奈克·拉姆·辛格在库克雅尔照我给的样子做成的冰镐。早在远处我就心怀疑虑地望着那几道巨大的冰瀑，它们横贯冰川的整个宽度，位置略在前述那道山梁伸进冰床的地方以上——山梁底下大概还藏着一道暗坎。走近了我才看出：这些破碎的暗色冰体决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可通之路。它们挤在西面那道挡路的岩梁上，堆得更加狂乱。可是我们小心地靠近这道岩梁时，我发现再往上一点侧碛又出现了，而且我们可以不太费力、也不冒大险地走到那里。一上到侧碛的脊上，虽然窄，走起来却容易；我们沿着它向上行了将近两英里，除了呼吸越来越难，别无阻碍。我估计我们已经升到一万六千英尺以上；总共攀了四个钟头之后，天色已晚，提醒我该住脚了。

先前望见的一列轮廓分明的雪峰，在东面和东北面陡峭地耸在冰川之上，使我们在平板仪上定位很容易。就拍一圈照片而论，我们所到的这一点也极好。可是，唉！前方约四分之三英里处冰川向西南一个大弯，把我们那颗指路星——那座经三角测量的大峰——以及它旁边冰川必定发源的那些粒雪原，都遮住了。东面和东南面诸峰那些极其陡峻的岩坡，以及在它们下部刮削而过的同样陡峭的悬冰川，是极动人的景象。

这一片寂静的高山雄景——此前大概从没有人的脚步惊动过它——一齐涌到我眼前，我几乎来不及去留意一件奇事：正南方，照我们从前的测绘，本该望见主脉一列高峰，那里却横着一道平顶的、覆雪的山梁，只比我的观测点高出两三千英尺。作为昆仑的分水岭，它看着低得出奇，也齐整得出奇。可是要到两年之后我才明白它的意义：那时我们从山的西藏一侧推进的测量提供了证据，说明在尼萨谷的谷头与主脉之间，另有一道尚未勘查的高谷，而它必定承接那座经三角测量的大峰东坡上被冰覆盖的水。

在冰川上再往上走，或许有助于窥出这一点端倪，而且往前一英里大概是容易的；可是天色已经太晚，不能再试。一片不祥的霾正从北面沿谷卷上来，警告我沙漠来的尘土会缩短下行可用的天光。所以平板仪的工作和拍照一完，四点钟我便下令返回。

那四个尼萨人听了这道令，显出难得的活泼。在这以前，他们直挺挺地躺在碎屑的泥上，抱怨头疼和别的高山病症状——这又一次印证我从前在柯尔克孜人身上所作的观察：长住高谷，对这些山民在极高处出力并没有多少准备之功。这几个尼萨牧人从没有到过冰川脚下牧场以外的地方；若不是怕「大宾客」，无论如何不会走这么远。他们哪里料想得到：走在从没有人的脚踏过的地面上这个念头，替我这次短短的探查添了多少乐趣。

回营的路上没有出事。我们事先留了记号标出上冰川的路线，如今可以放心地照它反着走回去。午后的阴天和渐聚的霾抑住了高坡上的融雪，所以我们到营地上头必渡的那道水流虽已涨大，骑牦牛仍可平安通过。一大份茶把我那几位尼萨同伴的精神恢复了；我从远处听得见他们同别的本地人围着营火，夸说这一天的功绩。

第二天早上霾仍很浓，凡是攀得到的高处，都不必指望再望见什么要紧的地形细节了。我不得不估计这样不利的天候还会延续几天，便决意利用这几天把我们的基地东移到喀朗古塔格和喀什河流域去。回尼萨的路上，我固然失掉了雪峰与冰河那些壮丽的远景。可是这道谷和围着它的山脉的测量既已完成，我也就满足于这层黄雾所保证的凉爽，算是补偿。到中午，我们已经平安渡过尼萨以上那几道水，虽然河水涨了，颇费了些周折；一个钟头以后，我的帐篷支在村中最后一间小屋下面一小块狭窄的草地上。帐篷刚刚支好可以蔽身，就下起小而不断的雨来，这是这几道谷里多少星期以来的头一场雨。雨下了约四个钟头；我听着雨点敲在帐篷外罩上的声音，那份满意是少有的，因为我一心指望它能把那些至今妨碍我在这些山里远望的浮尘洗净。

八月二十二日我往喀朗古塔格去，所经的地面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已经见过。可是季节不同，我的观感也大不一样。尼萨以下那道谷，夹在三千到四千英尺高、荒秃而极陡的岩壁之间；当年我们是在秋日的暮色里摸索着穿过去的，如今狭窄的河床两旁却长满了低矮的丛莽。当年我们的路是傍着河走的；如今水深到这一步：约五英里内要渡七次，连我们骑着马也很吃力。对行李而言，这一段路是全然走不通的；所幸从博里兹侧谷上去有一道山口可通牦牛。马是过不去的。

我们翻过波姆塔格达坂进入喀什河谷——喀什河是玉龙喀什河往东的下一条支流——达坂高约一万一千五百英尺，坡上的黄土此时长满了茂密的粗草。一夜的雨显然使这些无水山梁上的草木复苏，也把尘霾洗落了。然而一九〇〇年我在这个高度上所迎见的东面雪峰与冰川的壮阔远景，这时却被低垂的云完全遮住。

那天傍晚我下到喀什谷时，发现往喀朗古塔格的去路被涨水的河拦住，并不觉得意外。可是要克服这重障碍得花多少时间，我却几乎没有料到。我从波姆塔格山口下了峡谷之后，在一片叫作乌什拉什的小冲积扇前扎营；河在扇前化作一道汹涌的急流奔过，连耐劳的牦牛也只能勉强泅渡。傍晚到来的几位喀朗古塔格村中长老，是从下游一处横架在河峡上的破桥过来的；那桥险到这个地步：动身来迎我的那位伯克都不敢上去。山民众口一词，说行李无论如何过不去。那么显然该请出我从印度带来的那只充气羊皮筏了。可是若没有舍伍德少校——皇家工兵——预先备下的那条钢丝绳，用它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筏子或船只，不这样系住，必被急流摔在无数巨砾上撞得粉碎。

清早我同奈克·拉姆·辛格察看河床，确信在走得到的范围内，唯一可以把钢丝横拉过河、再把我们的羊皮筏当渡船使的地方，是在喀朗古塔格村以上约两英里处、河为通过一道砂岩崖坎而切出的那条裂口的下端。恰在河像水磨的泄水一样从这条凿石而成的水道里冲出、注入一潭打旋的深水的地方，我们看见横着那个脆弱的构造，喀朗古塔格人管它叫桥。三根粗粗砍削过的杨木被别在两边的岩面之间，这一点上两岸相距约二十五码。可是不知是木料翘了还是别的缘故，这几段草草接起来的木头多年前就彼此分了家。三根里只有一根宽得够单独踏脚；可是这一根中段又大大地向下弯着，而且裂得厉害，若不是另一根梁离得够近、可以扶手，要拿它过河是极危险的。

见了这副家伙，我才明白连这些手脚灵便的塔格里克也不敢背着行李从上头过。要把那条供筏子挂滑轮悬吊的钢丝绳固定在峡谷的岩壁上并不容易；所幸后来发现不用爆破也挖得出稳固的锚桩坑。弄到做锚桩所需的木料费了好几个钟头，直到下午两点，奈克·拉姆·辛格才把绳子牢牢固定好，可以用滑车导着那只很快便充好气的筏子了。筏子是在一个八英尺见方的轻竹架上绑了十二只羊皮，架上再用两块防水布夹着草，扎成一个平台。可即便这样，筏面也只高出翻腾的水一英尺上下。我那位胆大的奇特拉尔人穆萨好说歹说、又略施了一点强，才劝得一个年轻的塔格里克陪他作第一次试渡。那是一件叫人心跳的事：水势之猛把这只小筏子摇撼得厉害，而系它到钢丝上的绳子又短，把筏头翘成一个叫人不安的角度。不过两个人紧抓着绑索，平安地被拉了过去。

回渡时拉姆·辛格决定把导绳放长些，好让筏子稳稳地浮在水面上。可是这一改的结果却很糟。筏子刚从一块突出的岩石的掩蔽后头被拉出来，浪就开始打上去。我正想着：让行李去受年轻的穆萨——这时筏上只他一人——所受的这一番浸泡该有多险；忽然「砰」的一响，像放了一枪，我这边拉筏子的人手里的绳猛地一顿。在急流的巨大拉力下，那条绞成的钢丝绳就在锚桩上方断了。

我这边拉绳的五六个人，力气不足以稳住正在滑走的筏子。所幸没有人被断掉的钢丝打着；他们虽被绳子勒破了手，那一顿又几乎把他们掀进三十英尺下垂直岩岸底下的河里，却仍旧硬撑着。我们都冲过去帮忙。有几秒钟——那几秒钟长得可怕——我为可怜的穆萨担着最坏的心；可是随后，右岸那条本来松着的绳子帮着把筏子拉住了。那一边的人见了危险，拚尽力气拉，又借着水流的偏向，经过提心吊胆的几分钟，终于把筏子平安拖上了岸。穆萨立刻脱下他那件湿透的皮袄；不久我便宽心地看见他在一块岩石上烘着身子，从从容容地啃一块燕麦饼。

经验表明：我们这条钢丝绳虽经过大载重的试验，仍禁不住这急流可怕的力量；而那只筏子设计虽好，在这里却不能安全使用。于是我们决意只靠钢丝——还有一段完好的备用绳——用它把货物吊过去。这一改，就得另做锚桩；因为在最初固定钢丝的那两片陡岩壁之间，货物是没法安全卸下的。为这事又过了好几个钟头；等到新固定的钢丝拿一块大石头试运过一次，天已经太晚，不能开始过货了。所以只好再一次在咆哮的河边扎营。

这一晚是在向狡黠的塔格里克长久而徒劳的探问中过去的：问他们有没有路可以到据信存在于玉龙喀什河上游的那些牧场去，或是可以翻过南面那道大山障。对一切问话，回答照例是那句阴沉的「迪勒麦曼」——就是「我不知道」；六年前喀朗古塔格人的做法已经叫我领教过了。毫无疑问，连米塔兹和尼萨的人都听说过的布林扎加，他们却佯作不知，这是一场有计划的串通。只要那个地方的位置还没有弄明白，这样做的缘由是难以猜度的。可是有太多的理由可以相信：他们一口咬定不知道有路可以越过南面的山、通往约翰逊当年由之而来的西藏高原，是出于一种顾虑——怕那条久废之路重被寻出，会招致……

十七在喀朗古塔格群山中

八月二十四日早上，把我们的行李一件一件用钢丝绳运过喀什河，费了整整三个钟头。这一回连我那只活泼的小㹴犬也在内，它被很不体面地装在一只口袋里过河；因为它绝无可能从那所谓的桥上走过，而塔格里克里也没有一个胆子大到肯抱它过去。随后我们一个一个从那根脆弱的木梁上爬过去。梁到中段晃得叫人不安，另一根树干又太低，手上扶不牢；不过到末了，我们都平安地过了河。

走两英里路，大半沿着耕作的台地，我便到了喀朗古塔格。那是四十来间土屋聚成的地方；冬季里，大半的牧人和从和田流放到这片拒人的山中来的一些罪犯，都在这里栖身。这些住处的模样，同我一九〇〇年十月初见时一样破败寒碜；季节虽换，也改变不了封住这道谷的那些荒寒陡峭的岩坡与碎屑坡那份压人的荒瘠。不过至少有一条狭窄的燕麦田带的绿色，和几株杨树的叶子，能暂时解一解这些流人称作他们「城」的地方那份阴郁。

村里既没有备下给养，也没有备下运力。所以我情愿把营地再往下移几英里，到库什拉什兰噶尔去；在那里，布萨特谷来的水从右岸汇入喀什河。我们一九〇〇年从相当远处所作的测量，显示这道谷的谷头以一条大冰川作结，那冰川像张开的五指一样，伸向我们当时认作昆仑主分水岭的地方。山民一口咬定，从这里并没有路可以越过南面那道大雪山。可是我有一层特别的理由，要靠更近的踏勘来验一验他们的话。六年以前，约翰逊自称一八六五年下和田时所循的那条路线，其附图上的地形特征曾使我大惑不解。照那幅图，约翰逊是由一道极高的山口越过昆仑主脉的；他把那山口叫作「杨吉达坂」，就是「新达坂」；越过之后到了玉龙喀什河的一条支流，再由第二道山口——图上标作「奈亚汗达坂」——到另一道谷，那谷在喀朗古塔格近旁从南面汇入干流。

诚然，图上给后一道谷所定的位置、以及别的地形特征，都同我们测量所揭示的这几道谷的实际形势大相径庭；而喀朗古塔格以南所标的那些山口等名目，山民也一个都不知道。约翰逊这桩了不起的功绩，所刊行的记载极为简略，从中也得不到什么帮助。他确曾从喀拉喀什河源头往南越过昆仑主脉，这个大体的事实是没有理由怀疑的；因此弄清他实际的路线所在，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

可是由于他的图同这些山的真实地形出入极大，在寻访这条路线时，能引导我的只有种种推测。有若干推测性的迹象——要在这里说明它们，非得把约翰逊那幅草图上某些特征同我们测量所示的地面之间的关系逐一剖析不可，那是办不到的——似乎指向布萨特谷，以为那是通往他那座「奈亚汗达坂」最可能的门径。倘若能从这道谷寻出一条可通的路，到东面最近一道谷、也就是我们测量图上的乔姆沙沟的谷头，那么我们便有理由在后者的西南端去寻那座神秘的「新达坂」——约翰逊自称是在一万九千五百英尺的高处由它穿过昆仑主脉那道大屏障的。

我动身往布萨特谷谷头去，颇费了些周折。喀朗古塔格的百户长和几位长者并不否认那是他们的牧场之一，也不否认到那里去容易。可是我着眼于日后可能的探查，要求随行照料那几头驮少量行李先行的牦牛的人须带够十天的口粮，回答却是一片喧嚷的齐声「办不到」。凑起来的十来个人声称，一天以上的饼他们就弄不到手；而聚落里的「巴依」们——那是些牲口很多的人——也同样斩钉截铁地说家里并无余粮，任我开出多诱人的价钱来买也罢。到末了，协助这些筹备的那位城里出身、待人圆滑的山区伯克应承下来：不论用正当法子还是别的法子，总要安排这些人带足干粮起程。可是很容易看出，他的威信不足以办成这桩备粮的事；同样清楚的是：在高山里干十天活这个前景，已经把我为之操心的这些人吓坏了。伊斯拉木伯克和那位奈克留在后头看管马匹和备用的行李。

第二天早上上溯这道谷的行程，等到轻装的驮子上了牦牛背、不情愿的赶牛人被撵动之后，倒还容易；因为沿着一道石峡两侧的陡径走了约五英里，谷底便开阔成一连串丘陵似的台地，上面覆着短而密的草。同尼萨谷上游一样，我在这里也认得出覆着黄土层的古冰碛。我们刚上到第一片台地的草坡上，绕在两边山梁上的云便化作细雨落下来。

这正是我们在这道谷里逗留期间所遇天气的一个恰当的序幕。在雨和飞掠的雾里，高地上牧人家眷栖身的那些肮脏的小毡帐——当地叫作「喀拉奥伊」——看着加倍地凄凉。我不顾赶牦牛的人沮丧，一直推进到这些高山草地里最高的一片，就在浓雾中隐约耸现在我们上方的终碛高碎屑壁近旁，才在约一万二千三百英尺的高处扎营。为着减轻一切驮子，我把自己的小帐篷留在后头，改带那位奈克的帐篷，恰是六英尺见方。行军床挤进去以后，就只剩下勉强容一只骡箱和一张最小的行军桌的地方。可是要挡雨——雨一直下到深夜——这帐篷足够蔽身；我不久也就惯于把自己收拾进这样窄的一方地方了。

次日清早云仍旧很低，几乎把我知道环绕谷头的那些嶙峋山梁完全遮住。只有那些从南面、从谷的两侧向我们营地伸下来的巨大冰碛，说明我们已近六年前从玉龙喀什干流谷对面望见的那几条大冰川。起先浓雾压下来，耽误了我们出发；尽管天色可畏，我仍决意作一次踏勘。可是到八点半，测量员同我带着几个人，已经沿冰碛坡向东南移动；我推测那里有一道充满冰的大侧谷。要弄明白的一点是：它能不能提供一条可通的路，往东到乔姆沙谷的谷头去。

一离开长着草与苔的坡，前进就极慢了。我们得在杂乱到极点、遍布裂纹的岩屑堆上择路，而夜里的雨又把表面弄得很滑。不久，为试验起见牵在我们后头的牦牛不得不停住，因为那些棱角锋利的巨砾垒成的障壁越来越难越过，连它们稳当的蹄子也不成。我们苦苦地走了将近三个钟头；在重新把我们裹住的雾里，当时几乎没有察觉我们正沿着一条冰流那铺满岩石的表面上行。

在无液气压计所示约一万三千六百英尺的高度上，我们刚翻过一道由堆垒的岩石构成的巨大横脊，就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平滑的硬雪坡上。四围的雾使人往前几乎望不出几百码，可是我猜得不错：我们已经到了滋养这条冰川这一支的粒雪原。斜着再上约五百英尺并不特别难，因为随身带的冰镐凿级又轻快又容易。可是滑落下来的石块和大雪球所磨出的道子，警告我这道坡决非没有雪崩之虞。恰在这时雾略略抬起，我正开始指望能把四周看个全，上方却传来隆隆之声，报告有软雪或冰塌落。并没有一块落到我们近旁，可是那声音已足以使背着平板仪和照相机的四个塔格里克吓得往下奔逃。他们在我们翻越冰碛壁的时候就已经说过，怕走在全然陌生的地面上；如今对雪崩的恐惧把他们的心气彻底垮了。除了跟着他们下去，别无他法，只是我们走得谨慎些。在覆盖着冰川本体的碎屑堆的最上界不远处，我们在一个冰斗里找到一小块平地，四围被巨大的裂岩完全护住。本来我们可以指望把营地推进到这里，可是我们为清出这块地方所作的准备，已足以使塔格里克重新陷入恐慌。在这样的环境里过一夜，在他们看来显然是离送命只差一步了。

我们下行时，有一小会儿雾被一阵疾风吹散，露出上方东南面一圈气象雄伟的粒雪坡，顶上是一列光秃而极其陡峭的岩壁，估计高约一万七千英尺。我以为只要有适当的防备，从那几道填着雪的石槽之一是上得了这道脊的。可是就连这短短的几瞥也足以使我确信：对于这些塔格里克那样负载的人，这里并没有可通之路。至于约翰逊所随行的哈比布拉那一队人，能赶着他们那许多牦牛从这样的雪坡与岩坡上下来，就更不可信了。这片景象很快就消失了，此前还露出冰川好几处巨大的暗色冰瀑。随后前一天那种细雨又把我们裹住，弄得人人都急着找地方躲。

下午我领教了这一天的踏勘在我们赶牦牛的人和预定的脚夫身上所起的作用——他们大半躲在下头的喀拉奥伊里。我经百户长传话，要几天份的干牦牛粪——那是唯一可得的燃料——这一句就足以把他们赶进彻底的惊惶。这群激动的人一齐涌到我帐前吵嚷，要立刻回去。我还来不及问他们有什么委屈，两个年轻人就扑向百户长和达鲁花——那两人本想同众人讲理。转眼间两对扭打的人滚在地上，其余的塔格里克也预备加入混战。

喧嚷声把我自己的人引了来；靠他们帮忙，这场猛扑下被打得不轻的两个人不久重新站了起来。我刚来得及认出动手的人，那一伙就走开了，扬言要赶着牦牛溜掉。被丢在这里既没有运力、不久大概连燃料也没有，这个前景实在说不上叫人开心。所以我放那位百户长走一夜，让他去设法把他那些脾气暴躁却又胆小的塔格里克劝回理智上来。条件是：只要把那两个动手打达鲁花和自己头人的人交出来、日后到和田衙门去领应得的处分，其余人的行为便可以宽宥。

那一夜又是个湿夜；不过破晓时云开了一小会儿，我望见南面主冰川之上的雪峰被初升的太阳照亮。景象虽然壮观，却没有给我一种正对着主脉一部分的印象：那些峰似乎离得太近，高度也不够。可是雾幕重新落下之前，来不及细看。早上八点，那一伙闷闷不乐的山民跟在百户长后头重新出现时，在两侧山梁脚之间看得见的只有那道约四分之三英里宽的大终碛的暗色碎屑壁。一副自得的笑容，似乎表明这位年轻人对自己权威的这番重申很满意，并且已经忘了昨天挨的打。我要求惩办的那两个人仍旧在外；可是我不失时机，带着几个人出发去尽可能地测那条主冰川。我从一道旧冰碛顶上把它墙一般的末端看得很清楚：那冰碛俯瞰着一片遍布巨砾的开阔平地，冰川泄下的水流在碎屑坡上跌落之后，最初就汇在那里。

这条冰川像一道由岩屑与泥构成的巨大暗河向我们伸来，末端的壁足有二百英尺高。可是在聚拢的云所许我们看见的范围内，表面上并不见冰。然而冰确在这些庞大的碎屑之下，这一点由填在洼处的几个绿汪汪的小湖、以及从两侧流出的灰水清楚地显示出来。虽然时辰还早，西侧泄出冰川的主流还没有涨足水量，我们为着上溯到谷的更高处——那里几片覆着苔藓的地面看来好走些——渡它时仍觉吃力。可是我们这样沿着冰川走了不过半英里，雾又从下头浓浓地卷上来；白等了一阵，只好在不停的细雨中下行。显然，我们在这些山里逗留的时候，正赶上季风把它水汽的尾闾越过南面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送到昆仑这一带来的时节。

那是湿得难受的一天；伊斯拉木伯克从喀朗古塔格应召赶到，也没有怎样减轻这份不适。他带来一袋从喀什辗转送到的邮件。那两个「要犯」已经拿住，这时被押来，胳膊上系着绳子，与其说是防他们逃跑，不如说是个身分的记号。我在我那顶小帐篷里忙了几个钟头回复新到的信；能让思绪从我脚下这几英尺干地，飞到西方远方那些亲爱的朋友身上、飞到我冬季沙漠之役的计划上去，是很痛快的。

雨到深夜才停；第二天早上，大团的云仍旧抱着谷头的诸峰和它们下面的雪坡与冰坡。不过前几天的踏勘已足以使我确信：这道谷并没有任何向南或向东南的出口，是约翰逊带着牦牛运输可以走的。欧洲受过训练的登山家，倒的确可以从我在东南面俯临冰川的那道脊上望见的一处以上的鞍部过去。可是对负载的人、更不必说牦牛，这道屏障是完全过不去的。

毫无疑问，我们在这个高处久留，使喀朗古塔格那些可怜的居民吃了不少缺乏与苦头。所以八月二十八日，又往西面一条侧冰川上攀了一回之后，我毫不迟疑地下了下山的令。雨不久就赶上了我们；不过趁它还没落下，我给低处台地上支着的一顶毡帐、以及帐里被烟与污垢熏得乌黑的住户拍了一张照片。在这里过夏的那几个饱经风霜的喀朗古塔格妇人中间，我意外地发现一位旧识：一个年纪极大、样子古怪的老妇；六年前我路过翁沙时曾给过她一点施舍。我这点施舍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无疑是稀罕事，显然给她留了印象；因为这位干瘪而伛偻的老太太竟不顾夏季路上的种种艰难，一路赶到这里来，想再求一回。涨水的河已经把从翁沙到布萨特谷的近路封住了；为了到库什拉什兰噶尔下游那座唯一可以渡玉龙喀什河的桥，这位老太太只好走一条岩径，而据说那条路连不驮东西的牦牛也全然走不得。

下谷的这一程里出了一桩事，使我看出要指望塔格里克帮着在这些山里继续做事，希望有多渺茫。我本打算在库什拉什兰噶尔以上约四英里处歇下，好第二天去看塔什瓦那道较小的谷——它在那里从东南面汇入。我们从前的测量已经弄清这道谷并不通向主脉；可是它也许能从侧面通到东面下一道大谷去，而那道大谷或许正是约翰逊从分水岭山脉下来所循的路。在塔什瓦谷口停下的命令，已经向赶牦牛的人讲得明明白白；可是驮畜上来时，领头的却发疯似的反对在那里停。他们声称这两天一直在挨饿，除非立刻能赶回他们那些正熟的燕麦田去，就没法止住饥。

这说法明显是假的；可是无论讲理，还是答应从我们留在喀朗古塔格的自家存粮里给他们弄吃的，都不管用。他们只顾拽着牦牛往前走，我们的伯克和达鲁花又是恐吓又是动手，也拦不住。有几个人激动得发狂，一面没命地赶路，一面赌咒说他们宁可被打死，也不愿再同我们在山里多宿一夜。直到再往下约两英里，我才自己在那条窄径上抢到牦牛队前头，硬把领头的几个人拦住，这才止住了这场乱跑。在俯临河面的陡坡上头一处支得起帐篷的地方，我赶紧下令停住。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叫这些人把牦牛卸了驮，随后只好放他们去寻我自己的人所谓的「塔格里克的草料」；因为他们看见这些人从田里现拔燕麦捆来嚼，谷粒既不碾也不煮。

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山民已经全然不受约束，而且情绪危险；而我在山里可用的时间也已经太短，不容我同这样的阻挠作长久的周旋。我眼下主要的关切，是确保我们到皮沙——喀朗古塔格以北最近的一道谷——所需的运力；我打算在那里停几天，搜集一些本地的消息，不必倚赖喀朗古塔格人肯赏给我的那一点——或者不如说他们对我所隐瞒的那些。我曾派伊斯拉木伯克到村里去，向那里的「巴依」们陈明安班重罚的风险，并设法使逃走的人回来；他早上带着其中几个回来了，那几人气焰稍减。可是牦牛已被放得四散——无疑是故意的——我们白等了好几个钟头，也不见把它们从所上的远处山坡上赶回来。末了我带着几个人步行往塔什瓦去。可是一夜大雨已使布萨特的水流没有牦牛便过不去；等到长时间守候之后牵来两头牦牛，这一天已经太晚，去踏勘那道侧谷也无用了。我几乎不怀疑这场耽搁是有意的，并且把它记下来，作为那边或许有一条路要瞒住我们的迹象。可是无论许诺还是恐吓，从塔格里克嘴里得到的，仍不过是像牦牛一样麻木地反复申说的一无所知。

第二天往皮沙去的路上所见的景象，证实了我的推测。那是晴朗得辉煌的一天；它给了我们沿玉龙喀什谷上望、以及望向从南面下注该谷的那些大山梁的绝好远景，这叫我加倍高兴。因为我初访喀朗古塔格循此路而行时，深秋一日的暮色在我们立于北面俯瞰玉龙喀什峡谷的陡峭岩坡边缘时便已赶上，我们是在黑暗里吃力地挣下那五千英尺的。如今在一个多星期的云与雾之后，太阳大放光明，给夹着玉龙喀什河道的那些被陡峭侵蚀的岩壁的灰色与褐色，添上了一层我从未指望的暖意。

清早我们从那座摇摇欲坠的桥上渡河时，峡里还是昏暗的。那桥是用粗粗接起的树干搭的，横跨在河切开岩石的通道上，那通道只有四十五英尺宽，在库什拉什兰噶尔以下几英里、紧挨着与喀什河汇合的地方。玉龙喀什河所挟的那股庞大的冰川之水，从这条在坚岩中凿出的窄槽里冲过，其猛其疾，使任何测深的尝试都不会成功：流速每秒将近四码。我的思绪回到蒙兀儿史家米尔咱·海答儿在他那部《拉失德史》里绘声绘色讲的那个故事：暴君阿巴癿乞儿——他自己的舅父——从和田奔往拉达克途中，发现他那些金银珍宝无法越过喀朗古塔格、经由唯一还有一线生机的那些极难走的小径运走，便从当时正在这同一地点的桥上把它们统统抛了下去。

他那些不义之财——蒙兀儿史家记下了一个夸张的估数——此后屡经寻觅，都是徒劳。俯看那深壑里打旋的水，很容易明白：这位出奔的君王要使追兵——或是日后的寻宝人——得不到他自己不得不舍弃的财货，再也挑不出比这里更稳妥的地方了。这个故事不论在史实上有几分真，至今仍活在当地的传说里，我也并不觉得奇怪。在和田这样一个地方，「宝」的念头——无论是金，是玉，还是古人埋藏的财货——多少世代以来一直是牵动人们想像的头一件事，又怎能不如此呢？

攀上那条极陡的小径、登到俯瞰玉龙喀什的托佩岭边缘，是件累人的事；那岭高近一万三千英尺。所幸前几日的雨把覆在这些山坡岩骨上的厚黄土压住了。从喀拉奇尔梁上约一万〇五百英尺的高处，我把玉龙喀什河的整条峡谷都看得清清楚楚：从它绕过第五号峰那些巨大支墩的地方，一直到下游它同尼萨河汇合附近没入其中的那道峡谷似的深壑。

我知道这道峡谷本身决不可能提供通往东南西藏高原的路。可是隔着玉龙喀什河，我极有兴味地审视了布萨特与乔姆沙两谷之间下注河边的那些山梁的陡坡。测量员目力敏锐，望见有一条痕迹分明的路沿着这些坡从库什拉什兰噶尔上头的博伊纳克岭通向乔姆沙谷口；我的双筒望远镜很快显示，那条路显然是牦牛走得的。那么，这就是他们一口否认的通往乔姆沙沟的门径了？单凭这一点，就证明那道沟确有牧人到过。

那条路究竟是不是在乔姆沙谷的某一点上通进去、而由那里又能否继续通往分水岭山脉，只有实地走一趟才知道。在看来是谷头的地方，那道顶着冰的山链上确有一处凹口。可是眼前的景象也使人毫不怀疑这道谷极其狭窄。我们在尼萨与喀什两河峡谷里的经历还记忆犹新，实在不能指望在它那些冰川的夏季洪水还灌满那条曲折河床的时候，乔姆沙谷可以上溯。我想，喀朗古塔格人一直顽强阻挠、不让我们去试这条路，缘故就在这里。谷的近顶处大概就是布林扎加那片高山牧场。可是在涨水塞满峡谷的时候要到那里去显然不可能；而怕被迫冒险去闯这条路，也许比什么都更能刺得这些塔格里克作这样固执的抵拒。

即便到了这时我们已经要离开他们的山了，从他们嘴里仍旧问不出别的，只有闷声一句：无论哪条路都全然不知。不过晴朗的天气和喀拉奇尔岭那居高临下的位置，给了我极好的机会，拍成一整套喀朗古塔格一带的全景照片，这就足以自慰了。那座经三角测量高二万三千八百九十英尺的大峰第五号峰，唉，被云裹住了；南面分水岭上顶着冰川的最高诸峰也是如此。可是这些，我一九〇〇年的照相经纬仪全景里已经留下了；至于它们以下的部分，我这个新「测站」提供了好得多的观测点。在约一万三千英尺处，我们登上了那片大高原的上缘；这高原从皮沙谷起，以宽阔的丘陵状起伏向上斜展。同我们身后那些曲折的峡谷和高耸的岩壁冰壁相比，真是鲜明的对照。在那道几乎察觉不出的分水岭上，趁它们还没有从视野里消失，我在鞍上回过头去，暗暗立了一个誓：不论造化与人为的阻力如何，玉龙喀什河的源头终究要从东面或南面见到我。

高山似乎不愿放我走；因为它们的云始终跟着我们，我们是在倾盆大雨里走完那段长而好走的下坡的。我已决意在皮沙谷停几天，一半是为着尽可能搜集我从喀朗古塔格人那里没能弄到的本地消息，更多则是为着利用在凉爽山中这最后一次驻留，趁这一带山势的种种细节在我记忆里还新鲜，把从这一带带回的照相全景写上说明。

我并没有理由后悔这个决定。到后的头一个早上，就来了一个样子古怪的人，自称找到了一个「知道往布林扎加去的路」的人。这位报信人的相貌与举止并不叫人信得过。他自称祖籍巴达赫尚，从少年起就四处漂泊。他那口还算流利的印度斯坦语是在哪里、怎样学来的，他没有说明；怎样流落到这些山里，也没有说明。他从我那个送邮班的人那里听说我在打听布林扎加，便想自己或可效点力；如今他带来一个从东面喀拉塔什谷来的淘金人，那人自己到过那地方。他所求的回报，不过是一纸荐书，好帮他平安回到旧日的家乡去。

这番话有几分是真的，我无从查究。可是过了一两个钟头，那位喀拉塔什的矿工果然来了。他看着比引荐他的那个游移不定的冒险家可靠得多；他讲他到过「布林扎加之口」的经过，同地形上的实情吻合得极好。约十年前，他和另外八个同样是淘金的伙伴，被一处「库马特」——就是淘金的处所——所引，想去碰碰运气；那地方在一道从东面注入玉龙喀什河、位于布萨特谷以东的水流岸上。他们是循一条绕行俯瞰干流谷南面那些山梁的路去的，显然就是我们从喀拉奇尔望见的那条道。他们这样到了一道侧谷的谷口，听人把那里叫作「布林扎加之口」；可是布林扎加本身他们并没有看见，据告知，只有深秋或冬天才进得去。他们淘的沙并不很来钱，因此这一伙不久就折回库什拉什兰噶尔。这是一段朴实明白的叙述，无疑指明那个一直像在神话的雾里浮着的「布林扎加」就在乔姆沙谷。这位寻金人达吾德愿意领我们到他所说的地方去，离库什拉什兰噶尔只有一天的路程；我想顶好是让他当着还跟着我们的喀朗古塔格人再说一遍。

结果却全然不叫人鼓舞。喀朗古塔格人固执地抱住他们那套宝贝的「一无所知」，并且声称他们的牦牛已经累垮，他们宁可投水淹死，也不再动身去爬山了！我让他们的百户长自己选：要么把他的人劝回理智上来，要么被押到和田去，为违抗安班之命去回话。当着这群抗命的人，我们那位准备做向导的人心神不宁起来；所以大约一个钟头以后那位巴达赫尚人垂头丧气地报告说他不见了，我并不觉意外。这位冒险家眼看赏钱要落空，自然懊丧，急忙动身去寻这个逃走的人。可是那人很懂得怎样躲开；此后他和追他的人，我都没有再见。

百户长这桩事了结得不那么快。他没能劝动那些人出力，哪怕只是到乔姆沙谷口去走一趟；叫他另找牦牛，他又一口咬定一头也没有。于是别无他法，只好把他看管起来，并安排把他解送安班衙门。那些半疯的塔格里克，先前似乎要动手打他们这位所谓的头人，如今却扬言要陪着他挨饿，并吵着也要被送到和田去。可是这个恫吓吓不倒我；加上皮沙的几位长者出面干预——他们很不乐意看见自己的庄稼被没有顾忌的邻人糟蹋——不久就把他们从我营地附近清走了。

除了我在皮沙得到的这条线索——只是当地既无人相助、时间更不容许，我当时没能就地追下去——我在那里四天的逗留，所期望的都得到了。皮沙溪边那一小片草地，在一道海拔约九千英尺的开阔宽谷当中，是个理想的做事之处。夹着这道谷的红砂岩岭，坡上荒秃得像沙漠；可是谷底有一条窄而不断的耕地带，可以养眼。谷的东南端之上，第五号峰那座覆冰的山体巍然孤峙，照直线算不过二十英里；虽然每天下午和傍晚的大风扬起尘土，我仍能天天饱看它那高贵的形体，顶上那座最高峰戴着弗里吉亚帽似的冠，海拔近二万四千英尺。要写我那篇论帕米尔以及新近重访的这片嶙峋高山区照相经纬仪全景的文章，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

傍晚的短程散步，带我走过那些精心灌溉的燕麦田——谷里凡平坦的地面都是这种田；而到沿田稀疏散布的那些简陋农舍去走访，使我同几位有头脸的农人有了友好的往来。他们所有的那点财富，主要来自羊群和牦牛群。可是这已足以使其中两人新近办得起去麦加的昂贵朝觐。同这两位可敬的哈吉谈他们那趟长途——经撒马尔罕、巴库、君士坦丁堡到红海，再由孟买、克什米尔、拉达克折回——的见闻，听他们津津乐道印度旅行的舒适、以及他们在那奇妙的「铁路」上所受的优待，是很愉快的。中国突厥斯坦朝觐的人数每年都在迅速增加，和田大约比别处增得更快；我心里暗想：这些接连不断的朝觐给这个地方带来了财力上的流失，换回来的在见识的开阔、在领略西方的便利等等方面，究竟有多少收获呢？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对我说：就算最贫寒的朝觐者，一趟朝觐也要花去相当于二百到三百卢比的数目。

到后两天，我派一名达鲁花和我自己的一个人押解那位抗命的百户长去和田；我那个人要向安班禀报当地阻挠的经过。同时我派测量员循一条新路去和田，沿着外围山脉蒂克利克塔格的东坡绕行——那一带我们此前没有作过详细的测绘。我自己则在九月五日循直路往同一目的地出发，那条路从乌鲁达坂翻过该山脉的一道西支。这条路我一九〇〇年已经走过，所以送我下到和田的那四段快程不必细叙了。此后再没有什么「萨希卜」、就是西洋老爷，走过这些干旱的山与峡谷；因此我在那几处零星的「兰噶尔」上发现人们把我上回来时每一件小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也就不足为奇。

即便在这样不讨人喜欢、水源又极其稀少的地方，我也注意到那些小块耕地明显增多了。九月八日早上，在玉龙喀什河出山进入和田绿洲那片大冲积扇的比孜勒，我受到一席欢欣的茶食迎接，里头有许多久违的果子。可是河在出山口那里水位仍旧太高，涉不过去。

十八和田的一场盛筵

我在和田的营帐支在老阿洪伯克城郊的园子里；一九〇〇年秋天，这园子曾给过我安宁与栖止，我至今感念。可是主人不在，使我重受这份款待的快慰大为减色。早在八月里我来访时，这位和田朋友中最和气的一位就谈起他要去麦加朝觐的打算。看这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宿有的气喘更重了，身子又发福，实在不像禁得起这样一趟折磨人的远行，我曾竭力劝阻他。说老实话，这位可敬的老伯克急于积这一份圣功，我原没有当真；因为我很满意地看出，他对这世上的好东西仍旧恋恋不舍——而这些好东西，是命运给他的，也是他在异教的「契台」、也就是汉人手下那番善用的宦途给他的，更早还有他头一位主子、那位以卫道自任的叛首阿古柏给他的。

如今我难过地得知：不顾家人有理有据的劝阻，阿洪伯克竟当真动身了。就在我到的两天前，他同自家那片马哈拉、就是那一片街坊上的五六个身分较低的人一道启程。他已经得知我不久就要回来，显然同我一样惋惜今生再见一面的机会错过了。可是动身的吉期事先已经问过星象，又要顾着同行的教友，不便更改。阿洪伯克唯一的兄弟——也已上了年纪——含着泪把我这位东道主致意相迎的话转达给我。他同我一样，怕老人家从朝觐路上回来的指望是很小的。

对妻子和家人的一切反对，阿洪伯克始终一个回答：死若要来，死在往圣地去的路上，同死在家里也是一样。他自己的理由是：他做了这么多年伯克，伺候的是世间的主子，如今到了一生的末尾，也该好好伺候一回真主了。想起他那和蔼的做派和从不间断的厚道，我很难相信他良心上会背着什么罪孽，须用这样的牺牲来抵。而这牺牲之大，从我这位老朋友如今所背弃的那一切安逸与产业上，我是估量得出的。

阿洪伯克不止一回在他家那间敞亮的敞廊上、坐在他心爱的毯子上、四围摆着自家园里精选的果子，津津有味地向我细数他那些宝贝家业：托萨拉那些肥沃而经营得好的田地、博拉赞的葡萄园，还有他在哈沙山里的成千的羊和牛。同他家里那份体面安逸相比，往麦加去一趟，于他意味着近世的欧洲旅人不论为同样的目的到哪里去都决不会碰上的艰苦。我得回想到中古时代和那时候往巴勒斯坦的朝圣，才体会得出这桩事于这位老伯克是怎么一回事。正好有几个迟走的朝觐者要离开和田去追赶那一队，我赶紧托他们带去我对他最恳切的祝愿，还有一封荐书，好让他在喀什、以及日后取道印度回来时受到照应。不论这封信将来有没有用，我知道备下这份「哈特」使这愁苦的一家得了安慰，心里也就踏实。

如今就要开场的这一役考古工作，种种预备千头万绪，从我到的那天起就叫我忙个不停，要抽出工夫去应酬我那几位中国朋友，颇不容易。头一天早上我到车大人衙门去拜访，那是一场既欢欣又隆重的仪节。这位和气的安班待我像老朋友，可是礼数荣宠一样不缺。一应张罗，无所不备。我一进内门，就见全衙的人照品级次序排开，从穿红衣的刽子手起，一律穿着最新的衣裳。就是从前亲爱的潘大人在任时，和田衙门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排场。

然而安班待我的热忱并不因此稍减。我得把山里的经历一一讲给他听；喀朗古塔格那一套阻挠的伎俩，自然也没有替他们遮掩。车大人分明懂得那些山民身上那种既胆怯又冥顽的惰性是怎样奇特地掺在一起，也懂得要对付它有多难。他自己的态度是一位明达的行政官的态度：他明白自己那点强制的手段在那里是不宜拿去试的。他说，这样的阻挠若发生在本州境内任何地方，他一定把闹事的人打服，哪怕为此要调兵出去。可是在山里又能怎么办呢？我想起我所穿过的那些峡谷、想起那些几乎无法逾越的壁垒似的河，觉着不必叫太平的中国兵去受这样的罪，倒是一件幸事。

车大人要为我在本州所聚的显要人物中设一场园筵，请我务必赏光，邀得那样恳切，这场应酬是躲不掉的。筵设在我逗留的第二天下午，就在安班到我园中回拜之后不久。靠着巴德鲁丁汗帮忙，阿洪伯克夏日天暖时常在那里自娱的一座敞亭，用红毡和和田毯装点得很鲜亮。为着给在场的人添点颜色，我叫奈克·拉姆·辛格穿上他第一工兵营那身绯红与蓝色的军服，站在安班的随从旁边。他身材魁伟，高出众人一头，果然叫人瞩目。这一回我送给安班一部法显的《佛国记》——那是现存最早的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求法的记载——用的是克拉伦登出版社印得很整齐的本子；还送了一部近世一位寻访佛教遗迹的行人的记述，就是我自己的《沙埋和田废墟记》。安班翻看后一部书的插图，比读法显那难懂的文字热心得多；这本可以叫我这个著书人的虚荣受用一番，只是我知道这份用心里有多少要归于中国人的客气。

几个钟头以后我赴的那场筵席，是一段够新奇的经历，足以抵偿它所费的时间——以及它对一副欧洲肠胃必然意味着的考验。不过这里只能匆匆记上几笔。车大人张罗的款待规模很大，凡在州治所能聚拢的伯克、卡孜和别的头面人物都请到了。设席之处是那尔巴格的旧园邸。可是这个熟悉的地方变得何等不同！挤满几进宽敞外院的人群、数不清的厨子与仆役的忙乱，仿佛使尼亚兹哈基木伯克当年在那里高坐的日子复活了。园中那座正亭——我前几次驻留时曾在那里得着清静的退处——如今用作安班接待中国宾客和我的客厅。州治全部文职人员都在被请之列；随着代表他们的八位师爷同来的，还有安班一位面目爽朗的亲戚——无疑是个候补的人，新近从乌鲁木齐来探亲。

从住宅的几进敞廊通到亭子的那条铺石长道，拨给了穆斯林客人；我便在这条爬着葡萄藤、荫着果树的宽道两旁双行排列的伯克之间，被隆重地簇拥着引进去。从亭子呈十字辐射出去的另外几条林荫道里，有两条款待着那一大群身分较低的头面人物。第三条则隐蔽得很得体，我在那里发现替愿意抽鸦片的中国客人所作的安排。我本来决不会疑心他们，只因要替安班拍他吩咐的照片，要寻一处合适的位置，才被引到这个僻静的角落去。和田的乐班散布在各条林荫道上；亭子前廊近旁——我们这些安班的特客就在那里入席——另安了一班格外大的，有弦子、手鼓和笛子。隔得这样近，声音是很闹的；可是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所奏的调子里，有节拍，也有一种奇特而动人的劲头。这是我在和田头一回听到的演奏；即便在我这样没有受过训练的耳朵听来，它似乎也足以坐实和田的音乐自古享有的那份特别名声。

这位好客的安班款待我们的那份奇妙的菜单，我没有本事记述。这场漫长的宴会里帮我得着乐趣的种种趣事，眼下也没有工夫一一记下。只有一件非提不可。我头一回去拜访时，曾对伊斯拉木伯克在山中的效力给过应得的称许，车大人很客气地记在心上。他立刻用行动表示重视我的话：把我这位忠实的本地干办擢为喀亚什的伯克，那是个肥缺；就在这天早上，伊斯拉木伯克已经把这个大消息带给我，并且带着一种感激的神情向我道谢。这时宴近尾声，他走到安班跟前，正式领受他新的职衔。他行的三跪之礼，合于全国突厥语官员所采用的中国礼节。可是他行得那样从容而有仪态，正配得上古和田那个种族的后裔——那个种族彬彬有礼的风度，早在最初的中国观察者笔下就已被称道。而车大人也懂得怎样应这个场面。他伸手去扶他这位受庇护的人起身，那个手势充满了庄重和长者的慈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教会尊长，把这个姿态学一学都会有益。

这位安班虽一团和气，却一样懂得怎样叫他的伯克们守着本分；我拍照时的一件小事，把这一点显得很有意思。拍他同他那班中国属员的合影是容易的。可是要把他同他那一大群伯克拍在一起，四分之一底版自然远远不够。于是我建议排得紧些：至少让本地的几位头面人物在安班的椅子旁边席地而坐，其余的站在后面。安班一听要让他手下任何一个本地属员在他面前坐着，便连忙退避，那份利落里既有好意又有决断，实在有趣。我几乎不怀疑，那些伯克自己也决不会糊涂到去附和这样一个「弗朗」——就是西洋人——的想头！

到那几只叫人盼望的米饭碗端上桌来、宣告筵席结束时，下午已经不早了；中国礼节有一条明达的规矩：桌子一撤，主客便告辞，这叫我心里感激。这样一场款待之后，骑一小程马是很该的；柔和的暮色里，城里的巴扎和城郊的小巷给了我一段愉快的消遣。到处都见新盖的舒适房子，门面上是繁复的木雕，还有新的萨莱和别的改良——这些都是确凿的标记，说明自我五年前来访以来，和田城同整个这一带一样，繁荣增长得很快。

此后在六天逗留的余日里，我几乎没有工夫从阿洪伯克园中那个忙碌的退处走出来。我为沙漠之役所作的预备，是以玉龙喀什那一队「寻宝人」早早到场开的头；八月里我曾派他们出去，由老吐尔迪的继子罗则阿洪带领，去寻访可能值得勘查的遗址。我到的第二天开上来的是一支样子古怪的队伍，多半是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人，我想，拿去给福斯塔夫做兵倒正合适。可是他们带来的古物样品——其中有印度文字的写本残页——是有指望的；凭我上一役所得的经验，我能估量他们所说那几处地方各自的分量、以及勘查它们大约要费的时间。要问出距离、路线等确切的指示，得费很长的盘问工夫；加上办账目、补积压的书信、修理装具等等，我从天亮一直忙到将近半夜。所幸有云蔽日，空气凉爽；就在我动身之前，两天断续的小雨压下了积了好几个月的尘土，也使空气清爽了。

不过心头也聚起了一片云。我从喀什带来的骆驼里有一头，八月初我打发到山里去好好歇息、吃凉快的牧草，那时它已经有病。如今我这部分运力在和田同我会合，我沮丧地得知：这一头连同另一头骆驼，都在这趟「休假」中倒毙了，另有两头也现出衰弱的样子。哈桑阿洪对交在他手里的这几头好牲口遭此不幸，伤心是真的；他把损失归咎于哈沙以上山里遍生的毒草，说我的骆驼惯于北边的山脉，还没有学会避开它们。可是我很清楚：诊治骆驼的病，是最有经验的突厥斯坦驼夫——包括我这位精干的干办在内——全然不懂的，尽管他们在骆驼无病时怎样管它，门道精熟。我听说过不少关于骆驼特别易受传染、而且传得极快的事，那似乎出于一种听天由命的麻木；我心里不安地想：这次损失真正的原因，会不会是某种潜伏而未被察觉的病，被从喀什来的那几段——虽然为数不多——酷热的行程催发了呢？这里需要万分小心——也需要到头来认命。

十九在和田的沙漠边缘

九月十五日清早，我自和田启程。

我决意先重访热瓦克那座有意味的大遗址——一九〇一年我最后一次发掘之地——一半是为查明四周的沙丘自那以后有无变化，一半是为察看那一带新报的一些遗存。同时拉姆·辛格要单独出发往克里雅以南的昆仑山麓去，以便沿山脉尽可能往东推进三角测量。天亮之前很久我便忙起来了。可行李的分派以及其他一大堆事务——诸如结账之类，当地人的懒散最爱把这些留到最后一刻——把我耽搁得够久，足使安班有充裕的时间去实行他所宣告的意思：举行一场盛大的官式送别。

我离开花园营地时雨刚停，一点日光破云而出，给东去大道上等着我的那一幕添了颜色。我见路两旁排列着全部中国驻军，约二百人，衣着鲜红与蓝，打着秀美的旗帜，整个场面看着悦目地东方。那些自长得可观的号角里吹出的鼓乐，不谐到足以惊着我那匹巴达赫什矮马。那位厚道的安班全副仪制在那里，他身旁是那些军中僚属——我两次驻留期间都曾按礼与他们互访。我们在路旁那间装点得喜气的接见厅里的叙谈，不只是对礼数的一番敷衍。我很高兴能再一次谢车大人一切友善的帮助与照顾；而他盼我们能再相见的话，在我心里得着诚挚的回应。可那会是在和田呢，还是在北边极远的某处——我这位精力充沛的安班朋友或许正在那里张望早日的升迁？

一大队伯克陪我渡过玉龙喀什河，到新设的洛浦分县地界；这一分县是自旧绿洲那些由河右岸渠道浇灌的乡里划出来的。我在那里也同诚实的伊斯拉木伯克辞别；从他眼里我读得出真切的怅然——他不能再分享我此后的游历了。我把重行李交我的中文师爷押往玉龙喀什巴扎，自己则往北出发。骑行十英里，穿过吉牙那片肥美的村落地带，到了苏亚附近的沙漠边缘。驮行李的矮马与此后几日的供给在那里等着我。罗孜阿洪也在那里聚起了他那一班工人，他们要在预期的发掘里出一份力。

我们离了苏亚荫凉的树林与伊玛目阿西姆麻札之后几乎立刻便走上的那片赤裸砾石滩——两侧是高高的沙丘——看着奇异地熟悉，虽然自我从热瓦克的劳作回到此地已隔了五年半，而且全无地标可凭。那片阴云的灰天在这一带是极少见的，当年也正是这样；大气状况这样确切的重现，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那份感觉的由来。这条宽阔的砾石带分明是玉龙喀什河的一道古河床，至今仍名「库涅达里雅」；虽间有低矮沙丘，走起来仍容易。可天早在我可望到达热瓦克之前便黑了。于是我们在沙漠里一口小小的咸水井旁扎营；那井是「奥坦奇」——即从更北面河边丛林里运柴来的人——在路边掘的。第二天清早我们正北而行，走了约六英里稳稳上升的沙丘带之后，我又一次望见了热瓦克那座残破窣堵波的白砖堆。

我的思绪常常停在这座堂皇的古废墟上，停在一九〇一年我在它四周的发掘所揭出的那一系列精美雕塑上。正因如此，第一眼所现出的四周之变化便格外触目。当年把围着那座舍利之塔的大方院整整盖掉四分之三的那些巨大沙丘，如今已相当远地往东移去了。西南墙——我曾在那里掘出这座神祠里保存最好的几尊巨像——如今几乎全然隐没在一道约二十英尺高的沙脊之下。东南面露出沙外的也比从前少，可仍够使我看见自我上次来访以来人手在这里所施的毁坏。那道墙，我当年见它衬着一排连绵的灰泥大浮雕，已见于《古代和田》的图版，如今显出的却是赤裸的砖工。据告我说：两年前有一大帮从库玛特来的中国玉工到这里来试运气寻「宝藏」，攻了围墙唯一可到之处，把它那些酥脆的泥塑像剥得干干净净。我当年照原状把它们重新埋在沙下的那番用心，竟成了徒劳。

沙丘的移动古怪地改了窣堵波本身的面貌。五年前它那堂皇的三重基座除东南一面外，几乎全被流沙盖住；如今它最上的一部分四面都空露出来了（图七三）。可在此之下，仍有约十七或十八英尺的沙填在院子里；要把院子彻底清出来，如今同我初次探查这座大废墟时一样，若不付出不成比例的时间与金钱，是全然行不通的。把沙的状况同我前次来访所记的确切比对一下，有一种特别的意味；因为它充分支持了先前已经提出的看法：在这一段沙漠里所见的高沙丘，乃是河水泛涨沿岸留下的细冲积物的直接产物，此后又被带进沙漠，其方向则取那东西交替之风最得施展之处。

西面那片被风蚀得赤裸的地——四月间那些炎热而多尘的日子里我曾在那里扎营——如今整个埋在一座沙丘之下了。可不远处又形成了一条小沟，恰好容得下我的帐篷与仆人的营地。我把奈克拉姆·辛格留下照管那一班工人，让他们把那完好的窣堵波基座清出一角，以便他给至今仍饰在基座上那些繁复的灰泥线脚作一幅立面图；我自己则往南推进——苏亚一个「寻宝人」报说那里有几座「提姆」与一座残破的建筑。除热瓦克之外，凡尚存的次要遗址若能测绘下来，以补我先前对这一带的了解，于我是有意味的。

在紧密相接、高达四十英尺以上的沙丘间上下走了五英里，我们到了所报的那两座败坏极重的砖墩。它们原来是小窣堵波的遗存，基座约二十四英尺见方，一半埋在沙下，而且可叹，一切建筑装饰都被剥尽了。沙丘之间一道往南延伸的赤裸洼地上散着大量陶片，这是古代居所的一个标志；可在这样被彻底侵蚀过的地上，找那些居所是徒然的。略一搜寻，在这里拾得几枚极小的中国钱，无文字而形貌古老；它们那方孔四围最窄的边缘，证明流通已久。再往前，我们遇上一道灌溉渠明显的痕迹，宽八九英尺；我的向导卡西姆极熟悉它，说它在若干处高沙丘暂时留出的空地上会重新露头。不远处还有一口小塘的痕迹；它的土堤当年曾被水汽夯硬，至今仍高出四周被风蚀降低了的地面。连那称作「东贝勒」的小土锥——村民至今必定要留在塘心的那一个——也清楚可辨。

我此来所寻的那座废墟，藏在稍东处陡峭沙丘之间一处古怪的湾状洼地里。凭我先前劳作的经验，不难看出那点微薄的遗存乃是一座以木与泥筑成的神庙神室，约二十七英尺乘二十四英尺，四面围着一道回廊，式样与丹丹乌里克那些神祠相同。我带来的那一小班人迅速清理，不久便表明那些墙没有一处高出原地面两英尺以上。它们的木构架在地下水潮气的作用下已完全朽尽，却留下了分明的痕槽。可就连这点微薄的残余，凭它那以红黑轮廓作的壁画装饰与构筑之法，也足以为它的年代提供一些线索。

同热瓦克的窣堵波一样，这座构筑分明属于公元四至七世纪。在邻近的「塔提」地上当我眼前拾得的那种古老无文字的中国钱，证实了这一结论。与此相合的还有一点：那些不受废墟遮护的邻地被风蚀降低的深度相当可观（十到十二英尺）。于此便明显了：这一整片地——离玉龙喀什河右岸不过数英里——必定在流沙被容许漫过丹丹乌里克那处聚落之前几个世纪便已被弃；而丹丹乌里克在沙漠里往东北还远出约六十英里。这里我们又有一个证据：干旱之总体加剧本身，不足以充分解释耕地范围上一切这样的变化。

次日上午，即九月十七日，我用来仔细测绘那些沙丘与尚且露出的残墙之间的关系，随后又一次同热瓦克辞别，切望那些沙丘会为那座大窣堵波方院至今仍全然埋着的几面守住那些雕塑。我不禁想：若干年后，要在这里花上最终探查所需的那几个月——与那笔钱——会是谁的差事呢。

我下一个目标是克涅托克玛克废址；罗孜的人曾从那里带到和田几小块灰泥浮雕，当年是用作壁饰的，硬度异常，却又因长久暴露于沙漠的暑热与烈风而干裂。往东北走了仅三英里、沙丘逐渐低下之后到了那座废墟，它的状况与我从这点微薄遗物上所推的迹象完全相符。那里有古砖墙的遗存，在曾是一座方形神庙神室的东南与西南两面上可循约四十英尺（图七四）。可它们只高出旧地面约两英尺，而在其余几面则因土壤被风深蚀而全然消失。曾是神室内部的地方，如今显为一处凹坑，比现存残墙里最下一层砖还低六英尺以上。那残墙之下的土像被水流冲走一般，明白地道出风的蚀力正怎样进行它毁坏之工。我的人从那被侵蚀的地上采集来的木雕残片已经褪白，灰泥浮雕的小块裂片上显着希腊佛教艺术里熟悉的花草纹样——这些竟古怪地令人想起某处古代葬地的遗物。

前两天给了人可喜的遮蔽的那些云已退到地平线上，虽仍恋着南面的山，却不再缓和日头之力。因此在耀眼的沙丘上跋涉、去寻苏亚那位寻宝人阿赫马德还要指给我看的这一带其他「房子」，是一桩热活。它们原来是些简朴居所的遗存，以木与泥墙筑成，先被侵蚀毁掉，末了又被那些寻「宝藏」的人所借取而毁——凡沙丘的行进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把它们留露出来时便有人来取。其中一处，我们还能循着以抹泥的芦苇席所筑之墙的遗存辨出平面，辨出当年埋在泥地面里的那些大瓮所占的位置，如此之类。

再往东，沙丘渐低，侵蚀已行到底，地面便显出明显趋近那熟悉的「塔提」类型。陶片使大片被蚀之地泛红。然而这里那里，轻软的流沙仍护着古代居住更为独特的痕迹。那里有果树与杨树的矮桩，当年曾环绕着那些消失了的房子。有一处我还辨得出一排沙枣树，是按果园所植的样子排的。我自己是个老「塔克拉玛干奇」，不难把杏树与别的果树那开裂的树干，同当年环着这些果园的杨树褪白的残骸区别开来。那一晚游走所拾的小件之中，最好的是一块饰花的刻花玻璃。连它那坚硬光滑的表面，也显出被驱沙的磨蚀之力磨过。

营地扎在往东约三英里处，那里一带茂盛的胡杨、红柳与荒漠灌丛标出一道古河床的走向，是我初访热瓦克时循过的。那一晚落日极其绚烂；在白日的暑热之后，南面那道大雪山远远的景色格外使人清爽。夜里带来十足的寒意；第二天清早，我享着自桑株到波鲁一带群山之间整条昆仑无比清朗的景色。借望远镜之助，我清楚地认出了我从尼萨与喀朗古塔格两谷攀登所到的那些冰川，认出了一九〇〇年所测的那些雄峰，以及喀拉喀什河与玉龙喀什河之间外围诸岭那奇诡的锯齿之线。我稳稳往南骑向罕古亚那片地带时，这壮丽的山景一直耀目地在我眼前。走了十英里左右，我到了阿尔卡库都克提姆那座残破的窣堵波——一九〇一年已经访过——并凭老土尔地当年所教，得以把它真正的名字讲给罗孜听。可要往阿克特雷克遗址去——那是我的目标——我便不得不全靠罗孜本人了；因为我虽知道它坐落在罕古亚一带镶着沙漠边缘的那些塔提上某处，可去寻它却可能费上许多天——那些标着古代居住、散满陶片的地面是这样广大，凡沙丘让出地面之处，便在若干平方英里上冒出来。

在全然不毛的沙丘上骑行六英里——这里沙丘紧密相接，高达二十五英尺左右——因日头透过和田极少见的那样清澄的大气直射下来，酷热使这一程极难支持。闪着云母微粒的沙的反光大增了眩目之感；不久，一种令我想起在达尔科特冰川上的经历的感觉，使我觉出自己的脸正被烤起泡来。

可我一到阿克特雷克遗址，由此而生的不适便很快忘了。那座神庙废墟——罗孜曾从那里给我带来几块有意味的装饰浮雕，看似赤陶——地面之上全然不见任何构筑遗存。可在一座小沙丘近旁，能拾到大量同一类型的残片；我那几位向导曾谨慎地用一根顶上系布的杆子把那沙丘标了出来。那里有莲叶环绕的小坐佛、花卷与火焰束，还有别的浮雕残片，其式样与我在热瓦克巨像四周所发现的背光上的贴塑灰泥装饰完全相似（图七六，三、七）。它们出现在这里、散在一处「塔提」的陶片之间，似乎令人费解；因为构筑的遗存——如当年可能承过相应装饰的庙墙——在这平坦的沙面上全无痕迹。同四围的陶片一样，这些古庙壁饰的遗物，如今所倚托的不过是松软的被蚀黄土。

要去寻这座神祠更实在的遗存，似乎是一桩真正的寻宝之举，全无我在丹丹乌里克及别处发掘时学会倚赖的那种考古上的指引。要开一道有系统的试沟以显出墙可能的位置，罗孜那一班在灼热中跟着我们跋涉而来的十来个人是不足之力。可为着不失时间，我便让他们在那座沙丘北脚下、赤陶残片最多之处动手掘。机运待我竟比我可以合理期望的更好；因为在松沙里只钻下两英尺，罗孜本人便触着一道相当厚的红黏土墙的遗存；而近墙处的堆积层——它盖着再往下约两英尺的一层抹泥地面——开始接连不断地出同类的浮雕残片。我让其余的人把这样发现的那道墙尽量循着清出来，直到暮色赶上我们；而所出之物接连不断以酬其工，使我确信那道墙的确属于一座神庙。

可叹的是：这座神庙在构筑上已几乎全毁，这从所揭露那道墙之低、以及它原本的贴面全然不存，是够明白的了。然而我在这里既不能指望揭出较大的雕塑或壁画——如丹丹乌里克或热瓦克那些保存良好的墙所出的——那么装饰细部之丰富、以及它们那异常的坚硬使人易于取回，便算是几分补偿。在热瓦克，同样的浮雕装饰是未经烧制的黏土做的，酥脆到许多块在动手取时便碎了；而我设法运到伦敦的若干件之安然抵达，简直不啻一桩奇迹。

这处初看之下许诺极少的遗址，这一日劳作所得的酬报，还不只是为研究我在热瓦克的发现所首次例示的那种雕塑艺术得着新材料。我那些掘工老练的眼一次又一次注意到：有些贴塑浮雕的碎块上仍留着极小的金箔屑——这是不容错认的凭据，表明壁饰的大部分当年必定是镀了金的。我在这里第一次得着确定的证实，可证我为解释那些从约特干遗址所标的和田古都文化层里淘出的金子而立的那个假说。在那些金子里，我认出的正是那种奢用镀金的遗留——照早期中国的记载，古时的和田人是爱在他们的神圣建筑上用它的。可约特干至今还没有出过一件带镀金的完好之物；那里似乎唯一用过的酥脆灰泥，在灌溉使之长年潮湿的土壤里已完全朽坏了。

我是怀着一种新异而可喜的考古经验之感，在暮色里启程往营地去的；营地扎在阿克库勒村附近一处紧邻耕地边缘的农庄上。它虽然原来只在两英里半之外，可路上要越的沙丘是这样高、这样不毛，使我觉着仿佛又回到了沙漠深处。这里流沙之区正被恢复的耕作稳稳往后推。阿克库勒的土地是仅仅十五年前才引水灌溉的；而我第二天上午回程所见，表明耕作如今正怎样渐渐推展到已被弃与沙漠数百年之久的地面上。在新开的水渠引来充足之水的肥美黄土上，那些通常植在田边的杨树、柳树与沙枣树正迅速长起。因此一眼便容易看出每年自沙漠之沙那里新得的地。阿克库勒渠的余水所终之处那一带丰茂的芦苇荡与红柳丛，已从一面逼近了古代居住留下陶片的地面。我不禁想：尽管干旱在缓缓加剧，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不远——在人口日增、需地日切的压力之下，这片绿洲或许要把罕古亚塔提这荒芜之野的大部分胜利地收回来。

我对人类活动这一番推进心怀感激；因为有耕地在近旁，第二天清早我便容易以足够的一班工人去攻那座古构筑，而不必为他们的粮秣与水源操心。几个钟头之内，我们便揭出了原来是一座神庙神室的北墙，长六十四英尺，外接一道回廊；这回廊必定像丹丹乌里克那些神祠一样，曾环绕神室四面。沿这道回廊的墙一路，小赤陶浮雕出得极多；而埋得越深，原有镀金的残留便越频。至于较大的雕塑以及墙上抹泥的壁画面——它们十之八九曾装饰那道围廊——在盖着原地面约二英尺半厚的堆积里，只剩下最微薄的迹象。制它们所用的酥脆黏土，显然已同约特干各层里的一样碎散无存了。

可对那堆积的仔细察验显出：这彻底的朽坏曾大得另一种毁坏因素之助。堆积与残墙里黏土普遍的偏红之色、完全炭化的小块木屑之发现，以及另有若干我此处不能细陈的迹象，使这一点明白了：这座神祠先曾遭过一场大火。火所生之热足以使墙上那些较小的贴塑浮雕——它们本来（像热瓦克的那些一样）只是晒干的黏土——得着赤陶般的颜色与质地；那些零散的残件如手指、耳朵之类，显然属于同一材料的真人大小的雕塑，也是如此。可那热还不够大，不足以像一场规规矩矩的烧制那样把雕塑本身的黏土块保住。除那些残片之外，它们在露天里已在大气作用之下完全朽坏，其后又在地面被平整、被垦为耕地时因潮湿而朽坏。这座神祠初次被毁与它的墙被彻底平掉之间曾隔过一段时候，这由一个事实可证：在盖着原地面的那层堆积与另一层较薄、含许多小浮雕的堆积之间，夹着约一英尺半厚的一层黄土状土壤。

这同一种细冲积尘土的积聚，至今仍在各处绿洲上凡有足够潮气留住它之处进行着；而如我先前所解释的，它稳稳地抬高地面。当那些墙终于被拆倒、以让位于某座后来的构筑或让位于耕作时，那些已经烧硬的浮雕便落在这层土之上，而新的黄土层护着它们，直到居住终于止息、地面被弃与沙漠的沙丘。风蚀在移动的沙丘之间不息地进行，如今已开始把这上层的浮雕在露出的黄土面上重又剥露出来；而在这些广大的「塔提」区域之中发现这座废墟，便得归功于它——那些区域上的陶片大概要一直下延到晚得多的时期。

凡经烧与湿之合力而尚存的物件，必定早已长久暴露于那种一再的借取之下——那是威胁着一切近人居之区的废墟的。因此人在这里不能指望得着那样的发现：只有一次而永远被弃与沙漠之沙的废墟才保得住的东西。然而对那些堆积层的仔细搜寻，仍不曾不供上在年代学上明确有意味的迹象。已经从浮雕的式样上得出的那个结论——这座神庙必定与热瓦克的窣堵波大致同时——因在地面近处发现一枚属汉代的无文字型中国钱而得着证实。另一方面，一些真正赤陶的怪相小塑像之发现——那类型我从约特干的文化层里已经熟识，是作人的姿态的猴子——以及装饰陶器之发现，则提供了关于和田古艺术这一支昌盛于何时的第一份确定的凭据。还有一点看来也颇奇：堆积层中紧贴地面那一层里通体镀金的浮雕块，比上面那一层里频繁得多。解释是不难找的：我们注意到，掘出的镀金残片若在地面上露得太久，白日里吹着的轻风便极易把那层薄薄的金箔屑带走。

南面那座沙丘高高地压在神室本身当年所占之地的大部分上，要把神室彻底发掘出来，便成了一桩艰难而旷日的差事。把西北角与内侧北墙面的一部分清出来之后表明：赤陶浮雕的遗存在这里为数甚少，而且与从那道围廊里如此丰富地出土的并无二致。因此我不觉得有理由花上几个星期去移走那盖住神室其余部分、最厚处约十八英尺的沙。

我要弃了这一番对时间与金钱的耗费，便益发容易；因为白日当中我曾去看过我那几位玉龙喀什向导所称的「小佛特哈那」，那一趟使我识得一座废墟，它以典型的样子例示了我所急欲查明的一切建筑特征。往西南走了约两英里，所经之地上低沙丘与大片「塔提」交替，我在那里找到了一座小小方形佛教神庙的轮廓，约二十五英尺乘二十三英尺，凭那几道几乎与四周平坦的被蚀黄土齐平的黏土墙清楚可辨。地面上可以拾到灰泥浮雕的残片，与当年饰在那座较大神祠墙上的完全相似；而当我把神室内部清到原地面——只在今地面以下一英尺半——又出了一些。这里那道环绕的方形回廊也确凿可循。

这座小神祠的遗存全然露在一片无沙丘、散满堆积物的平地上，我那几位向导知道它名叫西耶里克；在这里容易考察使这座废墟呈此面貌的现今诸条件。渗透那层填满神室的土与土砖堆积的植物纤维与根，明白地证明：这座废墟被弃之后，必定曾有一时埋在一层渐渐积起、并被垦耕的黄土之下。耕作从此地退去之后，风蚀必定作用了一段漫长的时期。高达六英尺的小黄土台——顶上一般承着厚重的陶片，那似乎护住了它们——像「证人」一样耸在那「塔提」的一般水平面之上，紧挨着神祠，标出地面被降低的程度。从那残破神室四围与陶片相混的大量人骨看，可以断定：如今又被风带走的那层土，当年曾用作葬地。这样的推论似乎是有理的：此地在伊斯兰教初期曾设过一处坟地，因为一座佛教圣所当年所占之地，作为一处麻札而继续受着当地的崇奉。就在最先发现的那座残破神庙近旁，我也注意到沙丘之间有大片被蚀之地密布人骨，同一解释于此亦可适用。

这里往东西延伸达十二英里以上的那些沉默的塔提，为这一类考古的推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很高兴：所发掘的那些有意味的遗存供上了一些资料，是我一九〇一年初次在阿克斯皮尔与罕古亚之间踏上这片如今被弃与沙漠的广大古代居住之地时几乎不曾指望的。我在西耶里克遗存与附近几座小窣堵波土墩上测绘所费的那几个灼热的钟头里，南面雪覆的群山那壮丽的景色作了一幅使人清爽的背景。从和田的平原上，那景色实在是难得见到的；而我站着看那座大神庙发掘进行时不禁想：昆仑那些冰冠的峰顶，可曾俯看过我这样的劳作。

可这一类念头、以及在那片黄与红的荒芜之野上完全清朗的落日那绚烂的色彩效果，都没有多少工夫可享。那几百件小灰泥浮雕全要分类、编号、包装。虽然奈克拉姆·辛格与我的中文师爷同我一样地拚命做，等我能回营时天已全黑。蒋师爷自一开头便以惊人的热心与兴致投入发掘之工。尽管暑热毫不留情地压在我们身上，尘土从沟里扑起使人窒息，他仍是一位极为警醒而精力充沛的监工。随后，他以一种足以见出真文人眼快手快之能的多才，很快学会了用他的毛笔摹写那些要写在一切「所获」上的识别字母。他虽连我一个英文字母与数字也读不出，他那中国学者训练的彻底却使他摹得如此确切不误，以致我对这些「所获」将来在大英博物馆开箱时的清晰可读，从来没有过一丝疑虑。

九月二十日的大部分，我们也是在阿克特雷克遗址度过的。直到下午，凡值得取走的雕塑残片都已安然装箱、沿神庙墙所开的深沟也已仔细回填以防「寻宝」之掘，我才得以随我的行李穿过罕古亚那片富饶的农耕地带往洛浦城去。在那里——这个新县是约三年前自和田绿洲东部划出的，县治便设于此——我为最后的安排忙了一整天的停留。那位安班是一位略显笨重的大员，心、身、举止都一样沉滞，硬要请我与蒋师爷吃一顿小小的午宴；虽然那烹调的预备于我而言所幸只是简朴的一类，可谈话之慢却使这场款待所费的时间显得比什么都长。那位安班起初在照应上的一点疏忽，触着了我那位好性子而素来那样和悦的师爷；然而他知道该为自己一丝不苟的礼数索什么回报；而弥补那处失礼所需的工夫，也确实不曾把这番过场缩短。

理出一大袋寄往喀什的邮件之后，我还得同我忠实的朋友兼总管巴德鲁丁汗结账；他硬要随我到洛浦，并要把切实的帮助给到最后。我怕这笔账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这位老帮手的账虽然诚实，可他唯一的书手与账房——他那个十二岁左右的儿子——总是不出所料地把账呈成一团混乱而几乎难以辨读的东西。所以那一夜我们两人都只睡了几个钟头。

二十喀达里克的神祠

九月二十二日清早，我出发去走那三十五英里的路程，穿过砾石滩与沙漠往策勒去。我们到达绿洲最外一块地、也就是克里雅县地界时，天已黑了。在那里，我那位老达鲁噶伊布拉欣伯克给了我极为可喜的迎接——一九〇一年冬天那场沙漠之役里，他曾那样勇猛地帮过我。经我荐举，他其后当上米拉布伯克，管策勒的水渠；可这个安稳的位置他只保到我归来之前几个星期。无论是什么使他失了新安班的欢心——或是策勒的农人嫌他治下太严而告了状，或是有人行贿而诬告他——伊布拉欣伯克的去职并没有降低他的社会身份。因为那一队也出来迎我的当地伯克，都乐意让我这位忠贞的伴当占我身旁的尊位。

我这一面也高兴地注意到：那几年的安逸与体面既没有给他那被多番艰苦炼过的精瘦身躯添上膨胀，也丝毫没有损他那久经检验、办事立断的才干。伊布拉欣记着我爱把营扎在安静的园子里，便在离策勒巴扎很远处备下了正合意的地方。可我只能凭火把之光去赏这处营地那些上好的胡桃树与榆树；而晚饭端上来时已近半夜。

自我前次旅行以来，有若干写本的发现物到了巴德鲁丁汗手上，又经他到了马继业先生手上；在和田驻留期间，我已能把这些追到一个名叫毛拉霍加的人在达玛沟绿洲附近一处废址上所作的挖掘。经巴德鲁丁之手，我自己也得着毛拉霍加所获的几叶有意味的梵文「钵提」；而从山里回来之后，我派了土尔地的一位旧伙伴出去，设法把这人本人连同若干别的样品一起带到了和田。

毛拉霍加原来并不是个正经的「寻宝人」，而是一位年岁已长、受人敬重的乡村小吏；约五年前，我那位往丹丹乌里克去的老向导阿赫马德·墨尔根教他留意寻那种「古哈特」，即他曾见我掘出的那种东西。毛拉霍加欠衙门的钱粮亏空甚重，便想到这里或有一个机会可以脱他的债。他借自己在当地的声望，说动了那些惯于到达玛沟以北与以东沙漠丛林里拾柴的人，领他去几处不远的「库涅沙尔」。在其中一处小遗址——拾柴人称之为喀达里克——的废墟间刮掘，他便遇上了所盼的「哈特」。在和田卖掉它们得了些钱之后，他断断续续地掘了大约三年。这位年岁压弯了背的小老头身上，似乎没有或几乎没有真「寻宝人」那种爱漂泊的性子，也没有那一行人狡黠的游移与过盛的想象。所以当毛拉霍加得了重赏之诺、又得我许诺在克里雅衙门为他说话，答应带我去看他发现之处时，我不必再为自己是否要去作一场徒劳的空追而生忧疑。

达玛沟在策勒以东一日之程；一九〇一年我寻玄奘所记的媲摩时曾经过那里。我此行所往的遗址，据说离玛勒克阿拉干——那一片村落地带最北的一处聚落——只有一个半「堡台」，约三英里。为到玛勒克阿拉干，我择了一条离开大道的路线，这使我得以沿着那条灌丛覆盖的地带斜穿而过——策勒、固拉哈玛与波纳克那些外围的小村正在那里同沙漠相争。在灌溉充足而肥美的策勒绿洲里骑行是可喜的。在突厥斯坦，我不曾在别处见过这样荫凉的巷道与这样丰茂的树篱。在树篱之间骑着，我发觉自己竟出神地张望起忍冬来，仿佛又回到了我汉普郡的旧游之地。我也饱看了伊玛目加法尔·塔伊兰那座堂皇的陵与几座礼拜寺（图七五）；那是一处人所爱去的朝拜之地，而且很可能正是媲摩那座有名的古佛教神祠的后身——那神祠我曾在策勒正北的沙漠里、在乌鲁克麻札追出过。

固拉哈玛的北部与策勒之间隔着一段灌丛荒地，所呈的景象便不那么可喜。这里的灌溉主要靠泉；而由于其中不少水容易流失到一道深深的「亚尔」、即切进黄土里的崖沟中去，而村民无法有效对付它，便有许多肥美的地撂着不耕，任丰茂的「库木什」芦苇荡漫过去。可就连在这里，日增的富裕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压力，也正把耕作的界限往北推。波纳克那些散布的田产镶着朝拉钦阿塔一面的沙漠边缘，我在那里也作了同样的观察。在丰茂的红柳丛之中遇上为玉米田新开的地，又注意到田里留着的那许多红柳沙包——它们作了此地被逐退的沙漠丛林的沉默见证——是件古怪的事。

玛勒克阿拉干是仅仅十五年前从沙漠里垦出来的；我又一次在伊斯玛依伯克那座大农庄上扎营——一九〇一年我自克里雅河行军而来时曾在那里歇脚。自那以来的变化极其触目：幼小的果树已长成荫凉的果园，四周又生起了杨树、柳树与沙枣树的林荫道。玛勒克阿拉干已扩成一个约一百五十户的正规村子。我听说耕作如今正稳稳地从沙漠那里收回「老达玛沟」一带那些撂荒的田地，也并不意外——那是我在《和田废墟记》里所述的较早的村址。

把一切重行李留在农庄，又招募了二十人以作试掘，我于九月二十四日清早出发往喀达里克遗址去。往东不久便在达玛沟的崖沟处到了耕地的界限；这一季里那是一道活泼的小溪，铺展在一条草覆的宽沟里。过去之后，我又一次进了那片红柳丛生、沙丘紧密相接的迷阵——我自希伍尔沼泽行军而来时对它记得很清。往东在其间迂回了约三英里，我们来到较为开阔的地面；而陶片的出现先已给了我预告，不久我便到了此来要探查的那处古址。

它初看的样子决不足以鼓起考古上的指望。那是一小片平地，东西约四百码，南北还不到一半，四周镶着高高的红柳沙包。地面一部分被风蚀过，别处则被低矮沙丘漫过，全然不见构筑遗存的任何迹象。想到这处遗址离绿洲如此之近、它的遗存自早年起必定一直暴露于不断的取用之下，我对那种木构房屋与古果园的枯瘦残骸之不存便不觉意外——在此前探查过的、远在沙漠之中的那些遗址上，那些残骸是一眼便触目的。可使我满怀疑虑的，是毛拉霍加指作他发现写本之处那座低矮而广阔的土墩，其表面已被掘得彻底翻乱。看来它一切层次必定都已被这样五花八门的钻掘搅动过了。

可当我把整处遗址迅速作了一番初步测绘之后——这不是费时的事，因为它的范围如此之小——便派人在一处被蚀的洼地逼近土墩南面之处动工；那份疑虑便不久便不存了。坡上第一番清理便揭出几块带壁画的墙的碎片，分明属于一座佛教神祠；随之而来的还有纸写本的小碎片，是以那种称作中亚笈多体的雄劲印度字体写的。半个钟头之内，第一件重要的「哈特」便从松沙里现了出来——为它的发现，我曾许下特别的赏。它由三大叶组成，长十五英寸、高五英寸，属于某部佛教梵文经典的写本册子即「钵提」，保存极好。同类的发现物接连迅速而来，为数远多：有零散的单叶，有时是或多或少完好的小包，也有单是撕碎的残片。这些写本遗存都是印度婆罗谜书体，可分明属于六七种不同的经典，或是梵文，或是古代和田那种未知的语言——对早先发现物的考察，似乎表明那语言出于雅利安之源。与它们相混的还有较为少见的长方木牍，上头也是以古和田那种非梵语所写。到傍晚时，单件「所获」的数目已超过一百，而我在取出并标记它们时，几乎跟不上掘工的进度。

灰泥浮雕的残片与彩绘板的残片也出得很多，其式样与装饰母题都极近一九〇一年我在丹丹乌里克那些佛教神祠间所作的同类发现（图七六）。然而我整个下午白白盼着看见任何原位的构筑遗存。发掘固然已穿过沙层与抹泥堆积层掘到了这座建筑的原地面；可它的形状与范围，我仍无从得着指引。

只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座神庙曾是一座大庙；而毛拉霍加与他的同伙所掘的，几乎不过是刮了一下远为早得多的年代里那些毁坏之举所留下的堆积堆。所幸先前几番探查所得的经验，省了我原本可能因这种构筑上的发现之缺而生的疑虑。我从一开头便确信这座废墟的性质，也确信它所出那些丰富写本的由来。它们紧贴地面、或在地面之上六英寸到十八英寸的松沙里，只能是最后在此礼拜之人的供养埋藏之物。

达玛沟就在五六英里之外，这使我能迅速再召一批工人来；于是第二天天亮时，工作便以增强之力续起。要把实际掘工那一线背后堆起来的大堆沙运走，是需要许多人的。我满意地迎来了这座建筑构筑布置的第一个迹象：一列低矮的断柱，标出一道木与泥之墙的位置。那分明是一座方形神室、或它那道环绕回廊的南墙；我不久便查明它延伸达约七十四英尺，比丹丹乌里克最大的神室墙还长三倍有余。

在这道墙之内清理推进时，写本的发现变得如此频繁，我不久便只得放弃把一切残片一一编号的打算。地面被分成若干段，残片按段收进分开的纸袋并加标记。凡成批的大宗叶片、或别的重要发现，我都设法自己取出，就地分类包装。可这差事几乎压不住了——从搜寻者那一线各处传来的召唤如此不断，都在报说新发现的「哈特」。

这一日之工实在令人兴奋，可同此后在这里要作的其余劳作一样，它也是对耐力的一番检验。日头之热仍然很大，眩光与尘土最是难当。正午时我得给人与我自己半个钟头的歇息，可就连要把从头到脚裹着我的那层厚厚的细沙壳略略去掉，都很难办到。有种种理由要把工作尽快推进；而我很高兴自己的体力容我一直撑着做，不必顾及健康或舒适。我也感激那些壮健的工人——他们每天欣然做近十二个钟头的活，挥「坎土曼」之有力，使我那位受过训练的工兵拉姆·辛格都吃惊。伊布拉欣伯克在人稍现懈意时催赶他们从不疲倦；而我从罕古亚随我而来的罗孜阿洪那一班人里挑出最伶俐的几个，不久便为各班得着了得力的工头。

尽管尽了一切力、又留了这么多人做工，这座神庙的发掘直到第三天傍晚才完成——所须搬动的沙与堆积之量如此之大，而所出的写本叶片、灰泥与木质的浮雕残片、带壁画的墙皮之丰富，又都须仔细收集与标记。当时是没有工夫去细看它们的。我在废墟上做了一整天长工已经精疲力尽，还得一直做到夜深：把写本遗存上的沙壳清掉——不然便无法安然包装——并把一切较重要的发现物的地点与状况详确记下。这样就地采得的种种触目的观察里，此处只能提到几项。我一次又一次在这座建筑相隔极远的各部分遇到同一部婆罗谜书体经典的叶片，这证明埋藏它们的礼拜者曾像一九〇一年在安得悦所掘那座神祠的情形一样，力图以他的供养取悦这座神庙的雕塑与壁画之中所现的尽可能多的神明。

虔敬的来访者中也曾有中国人，这由两卷保存良好的纸卷之发现得证；其中一卷足有三十六英寸乘十英寸，显然属于同一写本，一面是写得工整的汉文佛典，另一面是同样长的草体婆罗谜文。当时无法对后者作较近的研究。然而单是这一份指望——它可能是正面那篇汉文的译本，从而日后到了一位专家协作者手中，可为佛教和田那种「未知」语言的解读提供一把钥匙——本身便已是不小的鼓舞。分别标记的写本包裹——内含较大部分的经文、或残片的汇集——其总数末了在二百三十以上。

在第二天的过程里，我发现自己在建筑上的结论得着了证实：发现了一座大的中央像座，以及带壁画的墙的遗存，它们曾属于环绕神室的两重方形回廊。有充足的凭据表明：那些木与泥的墙，早年便已为抽取其木料而几乎被毁尽。较大的柱与梁必定是就地加工的，以便运往他处；因为我一次又一次遇到成堆的木工刨屑，上头常留着精细彩绘的佛教圣者之类的形象残迹——柱与别的露明木作的表面，显然曾覆着这些彩绘。

在神室之内揭出的那座约九英尺见方的中央台上，当年必曾立着灰泥雕塑，可如今原位已无痕迹——这是长久暴露、以及采石般的取用所造成的破坏的一个证据。可那些以坚硬白灰泥作成的繁复浮雕装饰——它们曾在那些塑像、以及或许靠着神室墙而立的别的塑像背后作成背光——许多小块却躲过了那些早年的毁坏者。它们所现的是菩萨或飞天乾闼婆之像，做工极佳（图七六）。墙面上那酥脆的抹泥，在木构架被抽走时必定已全然破碎。

然而所幸有些长达五英尺的大块壁画残片在这番毁坏之前便已脱落，埋在近地面处而得以保全（图七七）。它们在式样上与丹丹乌里克那些神祠的壁画极为相似，可在图案与色彩上明显更胜。墙面大部分似曾被模版印的小佛像所占，成排而坐，只在衣饰、背光等的颜色上有变化。可所幸也出了几大块单幅壁画的残片，现出作不同姿态的佛——说法、苦行、或受侍者礼拜。那些颜色留存得异常鲜新；而选出来运走的那几块若能安然抵达伦敦，我确信它们会给一位画家训练过的眼提供大量可供饱览的细节——如我那位专诚的朋友兼助手安德鲁斯先生。

虽然那一大堆写本遗存里没有可定年的文书，我对这座废墟的年代却不能存疑。一切画与浮雕的遗存都清楚地指向丹丹乌里克遗址那些神祠被弃之时，即公元八世纪之末。前已提及的那两卷汉文与婆罗谜文纸卷上有几行吐蕃文之发现，与这一结论相合；可确定的年代凭据，要出自我九月二十七日接着去发掘的那座废墟的遗存。那是一座以往西南约五十码处一堆低矮堆积为标志的神庙。这里的神室较小，二十七英尺见方，只有一重方形围廊；可墙的毁坏还不那么彻底，而在艺术上有意味的发现相对更多。

在含入口的北墙近旁，出了些小彩绘板，以及以硬灰泥塑得极佳的小浮雕（图七六）。这些浮雕无疑曾是真人大小的灰泥像四周装饰背光的一部分；可那些像是以酥脆得多的灰泥塑的，只剩下手与头的一部分之类残破得可叹的碎块。在技术上有意味的是那些「石膏」范之发现，它们曾用来铸造这些神祠里作壁饰的人物与花草小浮雕，也用来铸造较大灰泥像的一些部分。还出了几件精美的木雕，有浮雕的也有圆雕的；此外还有许多泥塑的小窣堵波模型。

在写本的发现里，我幸而在此收得几大块梵文佛典，其中有若干整叶，是写在桦树皮上的；据书体的凭据，大概该归于公元四或五世纪。那些脆薄的桦皮片，经我给它们好好洗一遍之后，面貌变得异常鲜新——它们既显然受过炙烤，又在干燥的沙里埋了一千二百年，本是需要这样洗一洗的。我可以把它们当作来自克什米尔的朋友来迎接，因为那材料清楚地指出那里是它们的出产之地。这里所得的几件纸写本，显出曾受过高热的痕迹；而有些灰泥块被烟熏黑，明白地证明这座废墟曾遭火。此外自这座小神祠里出的还有：婆罗谜书体的木牍；用以夹「钵提」的板，上头还粘着叶片的残余；一部以细密画为饰的经典的残片——种类之多，令人欣然。

可最使我喜欢的一项发现是钱币上的。在通往神室入口的那道回廊的地面深处，先出了一批散落的唐代中国铜钱；随后，仿佛是要满足我对确切年代凭据的渴求，从一个角落里出了两串完全保存下来的钱，各约二十枚与五十枚，仍由最后一位主人穿过它们方孔的那根原绳串在一起。迅速察验表明：这两串钱除几枚较古的无文字者之外，全由唐钱组成，最晚的是大历年间（公元七八〇至七八三年）所铸。这一类供养埋藏之物既必定属于神祠被弃之前紧接的时期，那么这一整群废墟被弃之事的年代，便可由此确定在八世纪之末。

此后的几番发掘使我一直不停地做到十月一日，这里我只能作极简短的记述。它们在那座大神庙以西与以北近处揭出了一系列小居所，大概曾作僧人的住处（图七八）。这里的墙一部分是晒干的土砖、一部分是木与泥，仍立着六英尺以上；墙内积起的沙显然自始便高得足以把它们藏起、护起。我又一次得以在一处古灶旁的土台上坐下，成批地收集简朴的家用器具，如木锁与木钥匙——它们以一种活动销的古怪构造启闭，而这种构造在一套自和田到埃及都还可追寻的锁制里有其确切的对应；此外还有扫帚、装原棉的袋子等等。

我又在四周的沙里开试沟，在那座主神庙近处追出了别的小神祠与僧舍，并从其中收得写本遗存与有字木牍的丰富一季之获。那些墙几乎已完全消失，可抹泥的地面与其上的写本埋藏，便足以显出这些较小构筑的位置。这里也有令人兴奋的发现，如一部梵文「钵提」的约二十片残叶，近两英尺长，以雄劲精美的婆罗谜字体写成，像是某位住持或僧正的赞诵之册。木质吐蕃文书之发现，供上了清楚的证据：中国史书就八世纪不同时期所记的吐蕃入侵者之在此，在和田境内并不只限于几次侵入——若非如此，人本来是可能这样设想的。主神祠以北毗邻的一间屋子，似曾被那些为取木料而采掘这些弃祠的人用作一种工场；而在他们弃作无用之物而留下的刨屑与别的材料之中，我很高兴掘出了线脚丰富的栏板、柱、宝顶，以及别的精美建筑木雕（图七九）。

要把一切躲过侵蚀、因而可以设想尚存建筑堆积的地面都仔细搜一遍，是一桩大差事。虽然我们用了大批掘工，又尽管有暑热与呛人的尘土，仍自天亮做到入夜、几乎不曾间断，可这件事仍花了十天不懈的劳作才办成。多年以来，我不曾一晚又一晚地这样彻底地疲乏过。可成功使我的兴致不断得着提振；而我急欲东移、往沙漠里更远处那些因而可能被弃得早得多的遗址去，这又催我格外用力。到末了，我为自己当初肯为喀达里克舍下这番时间与劳力而双倍地庆幸；因为近十八个月之后我重回这一带时，发现那片含着这些废墟的地方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之后又被那条溪的水灌溉了——在那些漫长炎热的苦工之日里，这条溪在近旁曾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份恩惠——而它们的毁坏也已告完成。

二十一达玛沟四周的遗址

奈克拉姆·辛格指挥着开试沟，我那位始终警醒的中文师爷则手边备着笔记本与毛笔，仔细留意掘工可能偶然触到的任何遗存、以记其位置；其间我得以去看邻近沙漠里散在沙包与红柳丛间的几处较小废址，远近自一英里到三英里不等。除了散满陶片的塔提之地以外，它们唯一的遗存是几乎全被侵蚀的简朴居所残迹，以抹泥与芦苇之墙筑成，清理与搜寻都容易。

可在这几处小遗址最南的一处——毛拉霍加称之为达拉布赞栋——我成功地在一处高台上追出了一座佛教神庙的位置；那高台因四周地面被风蚀，显为一小块黏土台地，或者用地质学的术语说，一处「证人」。虽然盖着台顶的那层沙与堆积没有一处厚过一英尺，我们仍在这里掘出了壁画壁饰与灰泥浮雕的残片，还有一部婆罗谜写本败坏极重的残块。这些发现物本身无足称道，却足以确立一个重要的年代事实：这处遗址虽在达玛沟那条溪不到一英里之内，被弃之时也与喀达里克、与远处的丹丹乌里克大致同时。这一发现自有它特别的意味，因为它加强了我的疑虑：那些依赖同一水源、彼此相距又如此之远的聚落，竟同时被弃，这究竟能不能单以干旱之渐进得着充分的解释。

这几番测绘给了我大量机会，去对喀达里克四周这片沙漠区域所经的自然变化作有教益的观察——这片地方当年显然遍布村落。我一次又一次注意到：那些空露的地块——大概标着小农耕聚落的居所曾丛集之处——正被风与驱沙的蚀力割裂、掏空。较硬的黄土所成的小台地高出近旁被蚀的洼地六到十三英尺，作为「证人」大略指出地面古时的水平。它们表面上薄薄几层陶片与类似的坚硬堆积物，有助于解释这些台地何以经得住风蚀不息的攻击。风蚀正怎样进行，从台地的侧面可以清楚看见：那些侧面处处显出被掏底的效果，同水流所趋的一侧河岸一样分明。此地还能追出的简朴居所遗存，通常是低矮的芦苇墙或篱；正因其弱，它们给驱沙的磨力所留的施展之地较少，反倒容易把沙拦住、留住，成为一层遮盖。

那些紧密相接、环着这类空露之地、高出原地面十五英尺以上的沙包，其构造也例示着同一现象。纠结成团的红柳丛通常根部已死而顶上仍茂，总是覆着这些小丘。无疑，这些小丘的起源正在于红柳：耕作止息之后，红柳先漫过田地，随后便拦住、聚起从地面上过的流沙。这一过程最初的阶段，我曾在波纳克与「老达玛沟」撂荒的田地上、在那些低矮的红柳丛里见过。红柳丛一旦在平地上扎根，便须同四围稳稳积起的沙争光与气，这迫使它们头上的枝越长越高。它们想要逃脱的那层窒人的沙的拥抱，自然随此上升而升，于是由它所成的沙锥便相应地长高、长大。

这一番堆积过程所费的时间，因我在喀达里克与巴拉瓦斯特之间约当中途一处小小的空露被蚀地的边缘所作的一项有意味的观察，而以近乎年代学的确切呈于我前。那里有几块硬灰泥小浮雕的残片，正从紧贴一座大红柳沙包之脚的被蚀黄土坡上露出来。那些下滑的沙堆容我们往那小丘侧面掘了一番，掘出更多的灰泥残片——它们本是某座佛教神祠里某个大背光的浮雕装饰的一部分，而那神祠无疑与喀达里克的诸庙同属一个时期。

那些现出小立佛与花草边饰的浮雕块磨蚀之状，使人不疑它们曾有数百年之久暴露于驱沙的「磨」下，直到邻近一座沙包的扩展来给这座本已被侵蚀彻底毁掉的神祠的微薄残余提供了遮护。它们被发现之处的水平面，比最近的那些「证人」的顶还高出约三英尺，而那些「证人」本身又比毗邻被蚀洼地的底高出六到十英尺。这约三英尺之差，分明代表自那些浮雕残片被埋在沙包之坡下以来侵蚀所行的进程。而这座沙包如今高出这些堆积所指的水平面足有十六英尺。

同刚才所述对邻近地面的探查一样，凡可搬动的遗物之仔细包装、须留下并重新埋回者之照相、一切掘过之地之回填等等，都得与那几处主要废墟的总清理同时进行。正是靠这样不断而多样的用力，到十月三日清早，我才得以离开喀达里克——尽管它面貌并不足以许人指望，我在那里收得了丰富的一季之获。运走的写本遗存几乎足以装满一只不小的骡驮箱，大概是我前次旅行一切婆罗谜书体发现物的三四倍以上。

离开达玛沟一带之前，我决意去搜一处在绿洲以南的地方：据毛拉霍加所转述一位老村民之言，约四十年前曾有人在那里找到「古纸」，那些人当时正为供阿古柏的火药厂而寻硝。据说那些纸又被当作无用的废物就地扔掉了。去追这样渺茫的一条线索，似乎真是一桩「寻宝」的事，尤其因为毛拉霍加对那里的废墟一无所知。可去那所称之址的一程，倒证明颇有意味。

它给了我所望的机会，去看达玛沟的主绿洲，也去弄清它最新的一处聚落玛勒克阿拉干赖以兴起的那种特殊的灌溉状况。一九〇一年我初次踏上这一带的北缘时，它灌溉之区在人所能记的年月之内所经的迁移曾使我惊异。照村民一致的说法：耕作之区是仅仅六十年前，从玛勒克阿拉干西北紧邻荒漠植被带里那处「老达玛沟」的旧址——我当时在那里遇到撂荒的田与居所——迁到如今这个位置、即和田—克里雅大道附近的。给我指出的迁移之因，是把灌溉之水引得足够远一事渐渐变难。这无疑使耕作之区更靠近那些泉——努拉与托特伊玛目一带山溪之水在南面那道大山前砾石缓坡之脚重又涌出为泉；而在夏季洪水之前，这片绿洲的灌溉全靠它们。

因此，把这次迁移同那种总体的干旱、即气候之渐趋干燥联系起来，是自然的；正如在有识的观察者看来已日渐明白的，这一变化在历史时期里如此广泛地影响了中亚的自然状况。第一个有系统地在亚洲相距极远的各处考察这一巨大自然变化之功，属于我的朋友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先生。他于一九〇五年秋为此而仔细研究了和田以东这一带地方的地貌，随后在他那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亚洲的脉搏》里，没有不特别着重于耕作之区这一番证据确凿的变化——对此，可用之水量的缩减似乎提供了最简单的解释。

然而也有迹象表明有些特殊的当地状况可能影响了这一变化。我记得一九〇一年初访之际所闻的一则口传曾断言：耕地这样来回的迁移，在达玛沟曾一再发生。玛勒克阿拉干这处聚落开在今日绿洲中心以北足六英里处，看来竟古怪地像是一个例证——表明那反向的北移已经开始。玛勒克阿拉干的居户自一九〇一年以来大为增加、它的灌溉如今甚至正朝老达玛沟那些久已撂荒的田地推展，这些我在往喀达里克途中歇在那里时便已得知。可这处有意味的聚落赖以起源与发展的那种特殊的水源状况，我只有在自喀达里克南行往达玛沟、往麻札托格拉克附近那所称的古址去的路上，才得着了一个清楚的概念。

自喀达里克往西走，我们不久便在达玛沟崖沟近旁到了一处：那条溪虽活泼却浅，在此被堰起，以供那条通往玛勒克阿拉干的渠。随后我们沿达玛沟崖沟那道宽阔的、芦苇覆盖的洼地往上走；两侧夹着紧密排列的红柳沙锥，而它那许多如今都已干涸的支流，使它看着像一条当年大得多的河的河床。走了约三英里，我们到了今绿洲的东缘，便把那片灌丛覆盖的沙丘的凄凉之野，换成了远为可喜的景致。我们南行途中此后几英里所经之地全是「杨吉肯特」，即「新地」，是仅仅二十到二十五年前才垦为耕地的。许多旧沙包无疑当年曾覆着红柳，如今则被拾柴之人剥光，仍耸在平整过的田地之上，又常被用作那些散布农舍的宅基。此外那土壤看来耕作得极为用心，而巷道两旁都衬着密密的树篱。随后我们右手掠过绿洲较老的一部分——即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迁到此处的那一部分——直到我们所循的沙库勒渠之线接上那条通克里雅的大道。

大道以南一切耕地都被说成是「新地」，是过去三十年里陆续添进绿洲的；而我在达什那个小村里，在一位境况不错的村民的农庄近旁，找到一座宽大而荫凉可喜的园子安营。沿渠再往南骑一英里半，我到了那座大「图克」、即堰——达玛沟那条溪的水正是靠它为主绿洲保住的。

以塔里木盆地的常例而论，我眼前所见竟是一件相当堂皇的工程。一道近二百码长、构筑极为坚实的坝封住了达玛沟崖沟的沟头，高出它那沼泽的沟底三十英尺以上。这整道堰是夯土所成，每隔不远夹着厚厚的柴枝层。它顶上宽得足以容一条大路通过。南面一排排浓密的柳树守着它朝一大片水的那一侧；那片水是达玛沟的溪在绿洲诸渠吸尽其水之处近旁所成的。往南那条容着溪水的洼地看着宽而浅。达玛沟崖沟——它构成这条溪床往北的天然延续——面貌便大不相同。它在这里显为一道分明的蜿蜒峡沟，深切进黄土里，两岸陡峭，足有六十到八十英尺高。它沟头所成的那处洼地里芦苇与粗草长得极密，表明有泉；可看不见流水之道。

驻在喀达里克时我便听说过这道坝；可只有到了实地，我才得以妥当地体会它于这片绿洲的过去与现在之历史的意义。据告我说：我来访的十七年前，达玛沟溪床里从山上下来一场异常之大的夏季洪水，把一道平常干涸的小水道变成了如今朝玛勒克阿拉干延伸的那道宽阔深切的峡沟。

当时有严重的危险：达玛沟全部的水源都要被引进这道更深的「亚尔」里去，而在那里，水位之差会使它于现存绿洲的灌溉无用。于是隔了一年——这一年里溪水趋于被那道新河床吸走，严重妨碍了浇灌达玛沟田地那些渠道的供水——当地的伯克们奉克里雅安班之命合力兴筑了现在这道坝；那位安班因绿洲有被弃之虞，正面临钱粮之损。据说有约一千五百名工人自邻近各绿洲调来，在坝上做了将近两个月。想到人口如何稀散寡少、各绿洲的利害又如何相异，这样征集大量人力——自然全是徭役——必定是一桩不轻的事业。而这道坝若非每年夏汛期间派大批人力去维护，也不可能保在有效的状态。

靠这番努力，达玛沟保住了它从前那份「喀拉苏」（「黑水」）、即泉水的供给；夏汛之前那几个月的灌溉，这是不可缺的。可此外还从新成的「亚尔」沟头附近涌出的泉那里得着了一份新的、不断的供给。这便导致了玛勒克阿拉干这处聚落的形成。它稳稳的长成，被归于这些泉水始终一样充足，使这处新聚落比达玛沟本身更少倚赖「阿克苏」、即夏季洪水之量。有一点值得注意：人人一致断言，达玛沟诸渠可用的「喀拉苏」水量并没有因这些新泉的形成而减少。明显的解释是：这些新泉所排的是被地下水饱含的地层，远低于那些供给达玛沟溪源头的地层——后者还在砾石滩上再往上八九英里处。

在达玛沟大坝上这样采得的观察，有助于清楚地凸出两件在地理上意味更广的事实。已经明白的是：玛勒克阿拉干这处聚落之开，乃是一次运动的直接结果——达玛沟的溪曾力图再一次把它的水带向约公元一八四〇年被弃的那处老村址。若不是这道坝建得及时，实际上一切可用之水都会转进那道「亚尔」，而使浇灌今日村地的诸渠干涸。若是那样，可以稳稳地设想：这处聚落便会又一次迁回「老达玛沟」所占的位置去。作为一个证明，只须指出这一点：正如我一九〇八年再度来访时使自己确信的，如今玛勒克阿拉干的余水正沿那条至今可循的旧渠线往北引去，即便全无达玛沟溪之水的助力，也正渐渐重又逼近那些老村地。

那威胁着现存绿洲、而只因一项于这一带地方异常重要的工程之功才得避免的被弃之命，明白地表明：在位置特殊的地面上，耕作之区可以发生变化，而不必定是由干旱以及随之而来的水源减少所致。可更重要的仍是我们可从中得出的那一课——关于一个近乎历史性的因素、即人之精力之伸张，于这一类变化必定有的影响。倘若不是因中国重新平定这片地方而引入的有效治理、以及它所培育的经济发展，拦堰达玛沟崖沟必定会被证明是一桩太大的差事，凭当地的财力是不敢措手的。达玛沟的村民便会被丢下，只能尽其所能去对付这场灾难；而一切都指向这样一个可能：他们会采用当地口传所指的那个补救之法——如我上文所提，那口传讲的正是耕作一再来回的迁移。

我察看过这道堰之后，向导们领我沿那条芦苇覆盖、达玛沟溪在其中曲折而行的洼地的左岸往南走；走了一英里稍过，我们到了麻札托格拉克那处人所爱去的圣所，那里有一片极大的老胡杨所成的美林为标志。在它稍西、离那条溪不到半英里处，便是那「古哈特」之地——毛拉霍加曾把眼睛放在那上头，却从未动手。

十月四日清早，我动手清理那座约二百英尺乘一百三十英尺、耸在分明被蚀过的地面之上的小台地；不久我便明白：自己所开的是一座古代垃圾堆，带着我从第一次旅行的发掘里记得那么清的一切难闻的联想。从只盖着一两英尺流沙的那些层里，发出同样刺鼻的气味：久已腐败的畜粪、粗布与毡的旧片、木制的破器具——尤其是织工至今仍用的那一类——等等。可我起初不得不满足于纸上文书的小碎片，而不是所许的「哈特」大宗之获；那些碎片是汉文与草体婆罗谜书体的，大概是用和田的古语言写的。它们的材料与书体所示的年代，与喀达里克诸废墟大致相同。当年必曾立在这些垃圾积层之间的小构筑，只有地面、以及这里那里一处泥筑的坐台还可追寻。

这一日的酬报来得很晚：近台地西缘处，一位掘工触着了一堆杂乱的窄木牍、或不如说木简，其削平的面上有单行的汉文记载。显然由于长久暴露于大气作用之下，许多已或多或少腐朽，而全都厚厚地结着一层朽物与从垃圾层里析出的盐。它们的木质已变得异常酥脆，尽管取出时万般小心，仍有许多折断。可靠我那位中文师爷之助——他自然格外热切地转向这些发现物——我末了设法把大多残片重又拼合起来。

到末了，这一类木质文书共收得五十件以上，其尺寸与形状差别极大。有些是平的，两面削光而满写着字；有几件像棍子，四面都有字。另有些写在不过是一根树枝——通常是红柳——劈开的一半上，一面粗粗削平以承字，另一面仍留其原来的圆状，有时还带着皮。就蒋师爷所能察验的而论，它们似乎都是收条、简短的命令，以及与村政和水利之事有关的类似的杂项小「文书」。有几件是双语的，除汉文之外还有草体婆罗谜书体、以及和田那种似属雅利安类型的「未知」语言的题字。

无疑，我在这里所收回的是某个小衙署的「废纸」遗存。它们保存之状如此之差，由海都拉霍加——一位年高的村民，毛拉霍加消息的来源——所告我们的一件事得着解释：约四十年前，村民为寻硝而掘过这处垃圾堆积。所求落空之后，他们掘了一天便弃了这处「遗址」，把偶然掘出的那些文书留在地面上腐烂。说来也怪，当地的口传似乎保存了一点关于这座残破构筑之官署性质的影子；因为毛拉霍加与达玛沟别的白须老人都以「库涅布塘」即「老驿站」之名知道此地。

那些汉文木质记载里有几件只带月日之期，而如今正在进行的详细察验还没有揭出任何带所望的完整年月的文书。可即便没有这一点，汉文与婆罗谜两种书体的性质，以及十八个月之后在紧邻的喀拉杨塔克诸废墟所掘出的艺术遗存与喀达里克所出者之密合，也足以指明：麻札托格拉克的这些遗物属于唐朝在塔里木盆地统治的末期，即公元八世纪后半。达玛沟绿洲两端的遗址——喀达里克等在今灌溉区之下，麻札托格拉克与喀拉杨塔克在其上——因而呈出大致同时被弃的可能，这本身便在地理上颇有意味。

可当我们记起同一时期必定也见了我一九〇〇年所探查的丹丹乌里克那处大废墟聚落之被弃时，关于这番被弃之因所提出的问题便更有力地压向我们的注意；而如亨廷顿先生所认出的，丹丹乌里克的水本是得自同一水系。丹丹乌里克在沙漠里往北足有五十六英里；倘若灌溉所需水源之缩减该被看作这些遗址被弃唯一可能之因，那么这些倚赖同一河流、彼此又相隔如此之远的地方在年代上的巧合，便极为可怪了。

塔里木盆地在历史时期里确曾发生过可用水源的这种缩减，而它必定连着一个影响整个中亚、并且大概影响地上大多地区的总体干旱期——这是一个结论，为大量从沙漠里或今日绿洲近处所察的古代遗址上稳稳积起的凭据所迫使我们接受。要把这一中心事实凸显出来，无人所做胜过亨廷顿先生。就策勒与克里雅之间沿塔克拉玛干南缘延伸的那一带而论，确凿的是：如今它那些河所带下来的水，要到达丹丹乌里克一类较远的废址是全然不足的。除现有的绿洲之外，要浇灌毗邻它们、当年曾经耕种的那整片地方，它也不够。

可这一事实决不足以使人有理由作这样的假定：既然干旱使当年耕作之区在数百年之后不能被重新占用，那么它们当初之被弃便必定出于同一之因。在这些塔里木盆地的古绿洲上，考古的探查向我们所显的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群体在同不利的自然条件相争；在那里，人的因素引入了种种复杂之处，必定要警告有识的研究者审慎而行，在得出结论之前先去寻确定的历史凭据。凡耕作全然倚赖仔细的灌溉、而要维持任何规模的灌溉又只有靠足够人口的有组织合作才可能之处——如这些毗邻并被最干燥的荒漠所围的绿洲——那么除缺水之外，还有种种缘由可以导致耕作的渐渐缩减或彻底被弃。其中我只须提到：因入侵或疫疾而人口减少；因政治状况长久扰乱而治理失当、安全不保；等等。

要正确估量各例中最可能之因，我们需要确定的历史记载，那是沉默的废墟与博学的推测都替代不了的；而这一类可靠的材料，对中国突厥斯坦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言，至今仍极为稀少。可即便如此，仍不妨记住：公元八世纪之末——丹丹乌里克、喀达里克、以及大概还有达玛沟附近那几处别的小遗址，都在这一时期被弃——正是唐朝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终结之时，而随之终结的，是倚赖一个有效中央治理的那种有序之局。

二十二往克里雅与尼雅河

我的营地在达什一位境况不错的村民的庄院里安静地歇着，其间接连两天的工作使我得以把麻札托格拉克那些古代垃圾堆积彻底清完。于是到十月六日清早，我便能启程往克里雅去了——我在达玛沟一带的工作有成，把这一程推得比我所料的更晚。一九〇一年我曾两次走过往克里雅的大道，这一回便趁机变换路线，去看了大道以北一处兴旺的新绿洲阿其玛。它的存在得自约十五年前泉水的骤然涌出——那些泉给喀拉基尔崖沟添了这样多的水，使如今足供约八百户的一片地能迅速引水开垦。我走了整整三英里这样新从沙漠里垦回来的地面，望着那些幼小的杨树与沙枣树林荫道往北伸展、一直伸到目力所及之处，心里很受鼓舞。这是那种与沙漠相争而得胜的一个有意味的实例；塔克拉玛干边缘这一段似曾一再见过这样的事，可如今要得着确定的记载却难。

这一天有一桩古怪的插曲：一个从盐岭古利亚纳附近来的旁遮普穆斯林在阿其玛加入了我们。照他自己所讲，他曾以一位毛拉为其性灵之导，从克什米尔漂到拉达克，再到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的圣所。他那位「乌斯塔德」死后，他约六年前在阿其玛落了户，同他所娶的突厥女子在那里得了地。他的衣着与坐骑显出他境况不坏；而他身为赛义德所受村民的帮助，他除了称赞便无别话。然而他似乎思念他那荒瘠的盐岭故山，说起不久便要往那里去。他所说的旁遮普话极为古怪，我不禁想他回到旧家会得着什么样的迎接。他自承这些年来从未想过去打听父母或亲族的消息！

自阿其玛与毗邻的小绿洲来苏起，我往东南穿过一带丰茂的胡杨丛林，到希伍尔沼泽的边缘。在那里一处荒凉的小朗噶附近宿了一夜之后，我去看了往东南约五英里处一小片散着古陶片的塔提，名叫吉格达库都克；在那里，沙丘镶边的沼泽逼近了自波鲁诸山之脚降下的赤裸砾石缓坡。克里雅绿洲的边缘原来离这片凄凉之野只有两英里稍过；这片荒野当年无疑曾是耕作之区的一部分——至于是多久以前，我无从断定。能从它的眩光与暑热里脱出、走上那条穿过绿洲通往克里雅城与县治的宽阔荫凉大道，我是高兴的。

在那里非停一停不可，为的是结识安班，并为我可能要在他那主要是沙漠的县境内所作的任何探查取得他的协助；那县境往东延伸近五个经度，直到且末以外。可我的驻留断不至于延到五天，若不是必须另筹运力把我留住。克里雅是我可以确保补上骆驼的最后一处地方——自八月以来，因某种不明之病接连死亡，我已损失了好几头。我们对在喀什所置的那些相貌上好的畜口曾万般照料，凡有机会便让它们休息、让它们饱食青草。然而如前已述及，我曾痛心地看见它们自喀拉塔什谷返回和田时少了两头——我在喀朗古塔格群山中的那段时间里，它们本是在那谷中安闲吃草的。我在达玛沟一带工作期间，又有两头接连倒下；而在往克里雅行军途中第五头之死，便几乎不必再来使我确信：这一群显然已染上了某种传染之病。

克里雅满是有骆驼的「巴依」，而我要在那里购置新畜的意思，早在几个星期前便已如常报到衙门。然而要挑出一批合用的，却是一桩旷日之事。克里雅的安班何大老爷自我一进他的县境起，便显出一切可能的照应与助人的心意。我到后第二天去拜他时，受了全副仪制的接待，又被款以安排得极好的一顿午宴。我不久便明白：我这位主人虽相貌年轻得触目，他在学问与心胸开阔上的名声却非虚得。他似乎完全明白把我带到这一带来的这番研究所具的历史意味；而他就我的发现之类所提的许多问题——纵然经我那位出色的师爷以较熟悉的说法转译——仍极其吃力地考着我那点初起的口语之能。何大老爷曾任乌鲁木齐总督的首席文案，而他的举止与谈吐里有许多古怪地令我想起印度各部秘书处里那些聪明的年轻文官朋友。他自称有意保护他县里的百姓免受苛索，这我在和田便听说过。可他在这一路上的关切，无论真伪，都不大可能激起当地伯克们的热忱或加强他们的手腕。

那些伯克曾受过明白的训令，要去搜寻并送来适于我此行的骆驼。然而即便在他回访我时、当我之面又着重重申了安班的命令，可供挑选的畜口之来，仍远不如在一位较有历练、或许学问较少的县官治下那样迅速可意——比方说我那位老朋友黄大老爷，一九〇一年他便在这同一座衙门里那样好地帮过我。有两天我被款以一桩烦人之事：检视一长串又一长串的骆驼，或是太幼，或是已过堪用之年；而分明有更得用的畜口正被仔细藏着不露。要在市上公开买骆驼，在克里雅是与一切成例相违的；于是别无他法，只能对那些受命送来可取之畜的伯克们施压。他们一直在从那些有合用骆驼、却先盼把我逼进亏本交易的人手里收好处——这是我所住那园子外头路上不久便形成的小巴扎里人人都说的话；而一九〇一年帮过我的那位形貌鲜明的阿富汗老商人阿卜杜拉汗（图五一）也证实了此事。可坚持不懈与在衙门里一再申诉，末了占了上风；尽管有种种延宕之术，到第五天仍挑出了七头高大强壮的畜口。

要判骆驼的长短，需要一辈子的历练，或者不如说需要一个天生赶驼之人世代相传的知识。所以在这一类事上，我能倚赖哈桑阿洪的诚实，一如倚赖他那张利口在那些狡黠的畜主之间所生的效果——这是一份不小的安慰。结果证明我倚赖得不错。我在克里雅所购的骆驼，末了平均每头付了三十两（当时约合五英镑），连同哈桑阿洪其后在尼雅以私人赌运所置的另一头，日后成了我运力的主干（图八〇）。我往沙漠里的几番考古之行，「运输与供给」上的操心与难处无论何等之大，我那几头勇健的克里雅骆驼从不曾叫我发愁。它们抵着一切匮乏与艰苦而撑持得极好；行旅将近两年之后，它们仍这样壮健、相貌这样上好，以致我在回印度之前终须把它们出手时，竟赚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自然，是替印度政府赚的。

到了定畜价的时候，我请安班居间，以便得一个公平的估值，而不必再赔上寻常讲价所要费的时间。何大老爷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来作一次非正式的拜访，倒不那么为了助成任何实际的了断，而是为享一场关于老唐僧与古物之学的博雅之谈。我一旦察出他有这好学之癖，便送了他《大唐西域记》与《法显传》汉文原本各一部。这份礼送对了人，从他此时所致的隆隆谢辞、以及我这位来客所提出讨论的许多古地理之类的题目上，是明显的。他这份学者的兴味自然使我感动；然而对他此访所标的那件事，我倒更愿意见到一点像办事的样子的决断。这位好心的年轻安班自承对骆驼一无所知之后，却亲自去检视了原先送来备选的所有畜口，大大地白费了他自己与我的工夫。自然，我们既立在路上，聚着的闲人便趁机来作种种请求与申诉，直到这位仁慈的县官弄得相当昏乱。那位要把这一切吵嚷的陈说都译出来的衙门通译，我是不羡慕的。到末了，何大老爷只有退到我园中的帐篷里才救得了自己，把了断之事留给我自己去办——末了确实也办得十分公平。

不过这场长访也并非全然没有事务上的进展。为老毛拉霍加，我设法从安班那里给他免了若干积年的乡间小税之账——那些账曾给我这位诚实的达玛沟向导添了许多麻烦，并有使他倾家之虞。伊布拉欣伯克的案子也得着了重议的预备；安班仅仅几个星期前因几件性质轻微的申诉而不光彩地撤了他的职。我既力陈在此后路上需要伊布拉欣切实的帮助，安班便爽快地应允让他以一种暂代之职随我同行。至于我可以确信从我这位老沙漠总管那里得着的得力效力，日后要以某个相称的空缺来酬他。

伯克之职的频频更易，是当地治理之制里要紧的一部分；其缘由既合中国政治上的利害，也合当地小贵族之间的竞争，也合官场的荷包。因此伊布拉欣可以同我启程，确信不久便会被复到他多年前经我荐举所得的那个位置上去。另一桩办成的事务是加厚我的现银储备：我从克里雅衙门接过了相当于五十一个「马蹄银」、即二千五百五十两的一批银子，而马继业先生已代我把这个数目付入喀什道台的库中。省了运那一大堆重银之劳，于我是便当的；对克里雅的安班也一样便当——他可以把自己在喀什应付的现银相应地减下来。

驻克里雅期间，我一直被拴在案头，补写前几个星期高压之下不可免地积下的记录与信件。所以十月十三日——在一夜大半用于写信之后——我能出发去走往尼雅的两段长程时，觉得松快。我下一个目标是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以外沙漠里的那处古址；一九〇一年初访之际，我曾在那里公元三世纪被弃的废墟间作出重要的发现，而我知道还有几处废墟仍待发掘。它离任何较大的聚落都极远，而要在沙漠深处确保足够的水源又难，这就要求仔细的预备。为给这些预备腾出时间，我把自克里雅到尼雅那六十余英里在两天里走完，一直赶在重行李之前。加上要另筹运力、要结账等等，自克里雅晚出发是不可免的。所以我们到那处极小的中途绿洲耶斯尤勒衮时已近半夜。

第二天傍晚，在跋涉与骑行十二个钟头、越过一片片最为荒凉、局部被轻沙丘漫过的砾石之野以后，我到那处熟悉的尼雅绿洲时也已很晚。可我所受的迎接使我忘了一切疲乏、忘了那顿推到半夜以后的晚饭。测量员拉姆·辛格（赖）已按时到那里与我会合，以从事这番新的考察；而自我们在和田分手以来，他在克里雅与尼雅以南山中成功完成的三角测量之工，据他所能报的，令我满意到不能再有指望。当地的帮助也从这小绿洲上心甘情愿地来了，这大半要谢伊布拉欣伯克在那里仍有的影响——我前次旅行之后，他曾管尼雅两年。最后而并非最不要紧的是：有消息说那处古址附近发现了新的废墟。

从我那位老向导、「磨户」伊布拉欣——最先在那里遇到有字木牍的正是他——我得知：一九〇二年冬，尼雅村民与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的「卡兰达尔」即游方苦行者结成一伙，无疑是受我前番探查之成的激励，出去到那「库涅沙尔」寻「宝藏」。所盼的金子没有酬他们的事业；可在漫游数日之间，其中几个冒险者遇上了几处废墟，据说位在我先前所能望见并探查者的东北一日之程。伊布拉欣本人在我归来的两年前也受引诱又进过沙漠；他往西而行，在先前测绘之区西缘以外数英里、藏在沙丘之间，追出了一大群「老房子」。听说这两回都因久雪而使那些寻宝之伙未能认真地去钻掘那些废墟，是可喜的。

凭这些消息为导，我决意带上我那些现有的铁水槽与羊皮囊所能供水的最大一班工人，并迅速推进发掘。凡曾随我作第一次考察而至今还在尼雅的掘工，共十二人，一得通知便又都来了。有我这「老卫队」作榜样，加上工钱公道之望、以及我第一次考察的安排所给人的放心，迅速再招近四十人便不甚费力地办成了。尼雅的伯克穆罕默德·玉素普是位和气的老人，为在仅仅一天的停留之内筹齐所需的一切给养与额外骆驼，出力甚勤。他原来是喀拉喀什的伊斯拉木伯克的亲戚；他既听说后者经我美言而得了升迁，便双倍地热心相助。他作为新到尼雅之人在当地见闻上的欠缺，由伊布拉欣伯克充分补足了。村民拥到我营中来欢迎伊布拉欣伯克重回他们中间，那份欣然之色便是他当年治理所留下的好名声的证据。

靠这样心甘情愿的帮助、又靠友善的催促，十月十五日一天便足以聚起那一列装备齐整的掘工，连同够他们与我自己的人用一个月的给养。我留意在工人里收进几个木匠与皮匠——他们除了能挥坎土曼之外，还能在包装箱、修补水囊之类上出专门之力（图八一）。骆驼当晚随行李到了；我把一切实际不需的箱子等存作一处后，第二天清早便得以往北出发。

把我带到尼雅河在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麻札以外消失之处的那三段路程，走的是我前次纪述里所述的那条宽阔的丛林带。可季节之别大大地改了那片景色。我前次经此时，那片丰茂林区的树立在冬日的赤裸之中，凡背阴之地都覆着雪。如今整片丛林都在灿烂的秋色里发光。多叶的胡杨在它们那短暂的鲜黄与鲜红的盛华里，给那些覆着金色芦苇的宽阔滩地作了可喜的衬托；那些芦苇被一阵宜人的微风推着，起伏如熟麦之田。这里那里一株沙枣、或一株格外高大的野杨，还留着它绿的叶；而那无处不在的红柳丛紫色的穗，则成全了这一场色彩的狂欢。

从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那座孤寂的圣所回来的一队队形貌鲜明的朝拜者，给这片林野的景致添了一点人的意味（图八二）。他们大多是欣然的和田人；同他们谈起我所知道的、他们家乡附近的人与地方，或托他们向那远处绿洲里的朋友致意，都是愉快的。空气里有一种令人振作的清新，如欧洲一个晴朗的秋日；而最低温度计清早显十七到二十度华氏，一切因暑热与眩光而来的苦恼便都忘了。自然界的一切似都在说：这是猎者的季节。每天要走的路程既长，又有一大队人与畜要照管，我便不能想着进林去追那看来颇多的野物。可我那条小㹴犬却始终警醒，追兔、追狐、追鹿，其不懈之力始终如一。「卡尔达什伯克」这份活跃，似乎大大地弄糊了测量员从喀朗古塔格群山带下来作他自己旅伴的那条幼小的牧羊犬。

往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圣所的路线自我上次走过以来并没有变，可尼雅河将尽的河道上却有显眼的变化。头一程上我们便忽然遇到了那条河，不得不在约干托格拉克附近一点渡过；而我们从前的测绘显示它在往东数英里之外。一问才知：一九〇四年夏汛期间，这条河大大地改了道。我从一开头便猜测这番西偏会把这条河带回那道分明的老河床里去——一九〇一年我们见它是全然干涸的。第二天所见证明了这个推想不错。这条河的回返，使沿这道老河床生长的那片壮美森林得着了新的一份寿命；而六年前，那片林子似已注定要慢慢枯死。

第三天我又一次望见了那一群形貌鲜明的谢赫居所、朝拜者的栖所，以及以系着布条的杖束为标志的麻札——它们合成了「帕的沙欣」、即「我主」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的圣地。我既赶在人与行李之前，便腾出工夫去看那座赤裸的砾石小丘：丘顶上是那位圣战者据称的安息之所，丘坡上是无数小土堆，意在标出他那一众同殉者之墓。丘脚下几片荫凉的杨树林里，那些粗粗立起、意在象征门户的杖上密密地挂着古怪成串的布条、牦牛尾与别的还愿之物（图六九）；我在其中一片林子里遇上一位从喀什来的、相貌古怪的迪万那，他已落户在此，靠谢赫们的施舍过活。他连同他的小儿子，在这一番虔敬的巡行里作了我的导引。像这些苦修者大多一样，他把吸恰拉斯之瘾的效果显得太过明白了。

我没有给我的人机会在谢赫们的肉锅旁耗时间，而是当天、即十月十八日，便推进到可取水的最远一点。照例从那圣所之家买一只羊、又把它还作供献，便足以平息任何宗教上的顾忌。尼雅的人相当满足于隔着那片镶着丘脚的小湖向圣者之墓致敬。他们的地大多是自那圣所领的；我只能猜想：或许他们须向谢赫们所纳的什一之税，并不足以在他们心里养出那种远道而来的朝拜者身上可能有的特别的敬畏与依恋之情。

在麻札以下四英里半的图勒库其库勒，丰茂的丛林里垦出了一小片肥美的绿洲，由约十五人耕种。我们在那里、在那几个使此地得名的小湖中最末一个近旁扎营；夏汛期间，尼雅的河在终于消失于沙中之前便是灌着这几个湖的。那四只水槽、以及我自印度带来的二十五只羊皮囊中的大部分，都在傍晚灌满了。可要择定存作此处贮备的给养、要同当地牧人商定我们矮马放牧之事等等，使我忙得远为更久。为省水、省运力，也为免我那位博学的中文师爷在高沙上作疲人的跋涉——他先前的生涯并没有给他这份体力——我不得不把他留下看管贮备。

二十三在尼雅遗址的废墟间

十月二十日清早，我们把活人最后的居所、也把尼雅河如今的尽头留在了身后。五头骆驼载着我这一列人第一批的水；我这一列连掘工在内共五十余人。我一心要在那一天尽量往前推进，去那处自一九〇一年冬那些愉快的劳作之日以来我思绪屡屡所归的古址。然而途中意外的发现，耽延了我到达那些当年曾作熟悉地标的废墟。在图勒库其库勒以外约五英里，我刚过了那片渐渐稀薄的丛林里最后一处废弃的牧人小屋，伊布拉欣与他那几位同为向导的人忽然告我：自我上次来访以来，他们在路线以东那些红柳冠顶的高沙丘之间发现了一些遗存。

到了那处隐僻之地，我发现一小片空露之地，南北约三百四十码，东西约其半，上面满是古道与围篱园圃不容错认的痕迹，还有几处以木与泥筑成、被蚀极重的居所遗存。由于四周空露之地侵蚀已极，没有沙或垃圾的覆盖来护住这些古屋微薄的遗物。其中损坏最轻的一处，我还能辨出的只有那些基梁——它们当年曾承着几间小屋的芦苇抹泥之墙。然而即便如此，我对先前所察那些构筑上的独特之处的熟识，也足以使我确信这些遗存同前头那处主要遗址的一样，可上溯到公元三世纪。数百年之久暴露于沙漠之风，已不给我留下什么可掘的了。可古代居住之区往南伸得这样远，这一事实本身便是要紧的。无论如何，能又一次身处这些杨树与果树干缩的躯干之间，是一种欣喜——它们繁茂之时，罗马还是一个帝国。

重上路线之后，我们又走了一英里以上，穿过一带活着的大胡杨。它们大多从干之粗与皮之多裂看，似乎年岁极大；而它们之间的丛莽里躺着许多枯树。这里那里，我看见一道狭窄曲折的水道从沙中露出来，大概是那条将尽之河终于推到这片死林与活林交界之地的最后一次夏汛所冲的。可那也许已是数百年前的事，因为野杨这样大的株，其根所下之深是人所知的，会使它们不倚赖偶尔的地表之水。我们把这些色彩明亮的树叶留在身后，往西北在一片红柳覆盖的锥形沙丘的阴郁迷阵里迂回了一英里，便又一次到了那处地方：一排排完全褪白的杨树与桑树之干，虽多裂而仍直立，标出一九〇一年已注意过的一处古果园或农院。这里的沙如今似乎轻些，在约六十码的一段里，我能循着那些按均匀间隔所植的古树之线。

自此以后，萨都克——那位自麻札来的牧人向导，已带着载水的骆驼走在前头——所循的路线，似比我一九〇一年所走的略往西些。走了不到半英里，它出人意外地通到一小片空露的平地上，自东南到西北约三百码长；在那里，被蚀的赤裸地面上散着坚硬的堆积物，而其旁在低沙里清楚可循的是结实的芦苇篱与杨树夹道。这片地近中央处有一座小台地，如岛一般耸在被蚀地面之上，其上承着一座房子的遗存，一部分是那熟悉的木与泥之墙，一部分只是当年曾抹过泥的芦苇之墙。那些墙没有一处高出原来的泥地面两英尺以上，而可循的房间都很小。

然而即便这样简朴的废墟，从前也曾出过有意味的东西；而机运定要使这番经验在此重演。我带着的那几个工人才刚动手清理一间仅八英尺见方的小屋的一角——算是一番试探式的刮掘——便有几块保存良好的木牍现了出来，上头是那种古印度佉卢文，属于我先前的发掘已使我熟识的那种奇特类型。这样一处寒微的居所所交出的古代书信遗存，我是怀着真正的欢喜来迎接的。它们在一开头便给出可喜的许诺，又供上了我所盼的确证：这一片地——在一九〇一年所到的头一处废墟以南足有四英里——含着属于同一时期的遗存。

那一天必须把我的商队尽量带到伊布拉欣所报的那一大群废墟近旁，这就迫使我从这处鼓舞人的发现之地硬拔身而去。往前四分之三英里我们所遇到的一群古屋，我也只来得及迅速测绘一番。它们一直被一列红柳覆盖的高沙锥挡着，从先前所循的较东的路线上看不见。在这些废墟近旁，竟这里那里长着年岁虽老而叶仍甚密的胡杨，看着是奇异的。它们大多的同伴都已死去，把它们枯瘦的干与枝举在各种朽败的状态里。几乎不必怀疑：这片如今已近绝灭的丛林，是在沙丘漫过那处被弃的古聚落很久之后才长起来的。可当我看着这些老祖宗——它们的干无论怎样开裂多缝，顶上仍然繁茂——我对它们也生了敬意。这些河边丛林最后的哨兵，同那不断的干旱、同沙漠气候的两极，必定经过了何等的挣扎！

又疲乏地跋涉三英里之后，我们过了那两座大宅——它们是一九〇一年所探查者中最南的两座。见这些年过去而废墟受损甚轻，是真正的安慰。无论侵蚀之状还是木料朽败之状，几乎没有一处细节与我照片里、记忆里所存的画面有别。我当年在那「衙门」里连同那把古椅一并寻得、却不得不留下的那些大件木雕，上面只盖着几英寸沙。我迅速往北推进，到那座曾作我第一个地标的小窣堵波的砖构处。风似已把当年埋在流沙下的三重基座清出了许多；可没有工夫作较近的察验。

傍晚的长影使西北那些高高起伏的沙丘显得双倍堂皇。然而在渐落的黑暗迫使我们止步之前，我仍设法把我那拖散了的一列人往前拽了将近两英里。凭我那份详细的遗址图，我知道我们此时已近几处废墟——它们是我前次驻留最后一天所望见的，当时不舍地不得不留着不掘，以作再来一次的余地。帐篷正在支起时，我出去寻它们，不久便踏进了它们那些埋在沙里的木料之间（图九一）。所克服的距离与别的难处，使我觉着像一个漂游数月之后到了圣地的朝拜者。在我所到的那座废墟上，一具大木托座露在地面，饰着犍陀罗式的雕刻。我坐在它上头，听着四围那浩大的寂静，想着一千七百年前曾拥满这片地面的生活——如今这里只有流沙与侵蚀两股力在相争——那是我那一晚所能求的最欣悦的歇息时刻。

第二天清早我把人分作两路。测量员拉姆·辛格带着三头骆驼与足量的水被派往东北，去寻尼雅村民伊斯拉木阿洪自称能指出的那些废墟；据他说，那些废墟离我们所知的遗址有一程之远。他随后要往正北进入沙漠，在一天之内尽其所能地远行而不至累垮骆驼。我自己带着这一列其余的人，在伊布拉欣的引导之下往西北偏北跋涉过那些高沙，去寻我这位老向导两年前漫游时所遇到的那些残破居所。在红柳覆盖的沙锥所成的迷阵之间，陡峭的沙丘紧密相接，前进很慢；足足一个钟头我才到了这些废墟中最近的一座。那原来是一座木构居所，一半被一座大沙丘盖着，恰在活的红柳丛所及之线以外。

在全然赤裸的沙丘上又走了两英里，我一座接一座地过了所报的那些古屋。它们排成一线，沿着当年由尼雅河所灌的一条渠的最西北端。这一线原来只在我们一九〇一年所能追出的最北那座废墟以西与西北约两英里；可其间那些起伏的沙脊当时把它们挡得不见。我为营地择了那些废墟北端附近一小片空露的被蚀之地，毫不耽延地在我们所能追出的最远那座残破构筑上开始这一日之工。

那是一座较小的居所，只盖着三到四英尺的沙，而其类型正好可以给奈克拉姆·辛格与那些人上一堂有益的课（图八四）。它占着一道狭窄的舌状地——因四周被风蚀成洼，那地看着是高地——沿着一条小灌渠之线延伸，那渠至今还以一排排倒下的枯杨为标志。西端那间屋子的地面刚要见底，木质的佉卢文文书便成批地冒出来。我当场以几块中国银钱酬了第一件「塔克塔」的发现之后，便满意地在这屋子的三间住屋的每一间里，看见这种印度语言与书体的古代记载一件又一件地从最后的居住者——大概是一位小吏，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叶——留下他那些「废纸」之处现出来。官式的长方木牍，带着紧密相合、用作封套的木盖；寻常用于简短半官方通信的双楔形木牍；载着种种记载与账目的长方木板与木签——这第一座废墟的遗存里全都有。

那些人不久便学会照认可的法子刮近地面的沙，并且只管报出所获，把小心取出之事留给我。我先前在这处遗址的探查虽已使我熟识这些记载外在的形状，可当我把粘着的细沙清去、使自己确信有若干长方与楔形的书信木牍仍完好地保着它们原来的系绳、有几件甚至保着泥上的印痕时（图九五），我仍不能不动情。在它们上头发现厄洛斯、以及一个大概是要作赫尔墨斯的形象——是古典凹雕宝石压出来的——我何等欣喜！在沙漠里这些荒凉的废墟上又一次受着与希腊罗马艺术切实相连之物的迎接，似乎把时间与空间上的一切距离都抹掉了。

这座废墟所出的家用器具，于我也一样熟识（图八五）。一把以希腊佛教式繁复雕刻为饰的木椅的遗存、织造的器具、一具靴楦、一只大食盘、一具捕鼠器等等，凭我先前的经验都是一眼便认得的；而筑那些抹泥与木之墙所用的各种法子，也立刻可以为奈克拉姆·辛格作切实的示教。尽管风蚀已把毗邻的地面降到低于原水平十五英尺之深、并毁了这构筑的一部分，厨房以及外屋与芦苇围墙的遗存仍可追寻。

满载着这最初几个钟头之工的所获，我们下午折回到紧挨我们营地的一座大得多的构筑的废墟去。这里的墙、以及当年可能留在墙间的任何物件，都已完全被蚀尽，虽然那些粗大的立柱虽褪白而多裂，仍高高耸着，标出木构架的位置。可当我察看那看来曾是一座外屋或马厩、约五十英尺见方的构筑之下的地面时，我很快便明白：它是由一座巨大垃圾堆的层次所构成。先前的经验供上了充分的理由去掘这处难闻的矿；虽然它的内容埋了十七个世纪之后所发的刺鼻气味，在那把细尘、死菌以及一切都吹进人眼、喉、鼻里的清劲东风中，是双倍地难当。

我们一层又一层切穿马厩垃圾的坚持，到末了得了酬报：在低于地面足七英尺之处，我们触着一处约八乘六英尺、高五英尺以上的小木围栏，它大概曾作某座更早的住所的垃圾箱。在较粗的垃圾之中、与各种谷粒混在一处，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各色各样古怪的清扫之物：丝、毛、棉与毡的多种织物残片；一块毛绒地毯的残片、绣过的皮革与毡、编成的带与绳、青铜与铁的箭头、精致漆器的残片、木与角的破器具。可更可喜的是一项发现：十二件以上写着字体极精美的汉字的签状小木条；经蒋师爷其后的解读，原来是各种馈赠之物的送单（图一一九，一、二）。

可只有多年以后，经我那位博学的汉学家协作者沙畹先生给我的精审分析与翻译，我才知道这些小小的记载上所附的那份特别的古物之趣。他已表明：其中不少于八件，本是系在王室成员彼此馈赠、或自其臣民所受的珠宝之礼上的，或许是在新年之际。签的一面是赠者写下自己的名字、所赠之物与祝愿之辞，另一面则标着受者的名或衔。有一件是王的母亲向其子致其赠与问候；另一件是世子之妻致王的一位妻室，如此之类。

这些「王室」人物大多以名标出；可既然他们大概属于某个只治几处绿洲的地方小酋之家，那么他们是否终能从中国的史籍里得着指认，似乎是可疑的。眼下有一点颇为有意味：其中一位王的妻室被记作「且末公主」——如我们将见，且末这片地方正对应今日的且末，在往东北约十程之外。这些至今未见记载的王室的古怪遗物，是从不远处那座可叹已被彻底蚀尽的大宅流进这垃圾箱里来的么？还是这垃圾箱在被马厩垃圾盖住之前，本属于一座更早时期、如今已完全消失的更堂皇的构筑？

在这围栏的最底部，出了一小堆谷子，还成着捆，保存完好；紧挨着它，是两只老鼠干缩的尸体——它们啃这批存粮时被死亡赶上了。

清理这些垃圾堆积延续到我驻留的第二天的一部分；可甚至在它完成之前，可用之人的数目便已使我能着手发掘那一串往南延伸的较小废墟，由奈克拉姆·辛格监工。等我能把全部人都带到这件事上来时，进度便快得如我所愿。有些居所被侵蚀损坏甚重，破墙之内积沙不多。另一些护得较好，要清去填满其房间的高沙——有一两处直填到天花板——便费力气（图八八）。可那些人挥坎土曼之坚韧令人意外；而伊布拉欣伯克那带着粗豪诙谐的催促、连同为每一座构筑里第一件有价值的发现所付的小赏之鼓励，便足以使他们每日苦干十到十一个钟头。要作精确的图、要记下一切观察与所获，使我忙得还要更久。

木质的佉卢文记载——无论是书信、账目、草稿还是备记——几乎在这些居所的每一座里都出；此外还有建筑木雕、家用之物，以及可例示日常生活与家庭手艺的木器，如织造的器具与靴楦（图八六）。这座简朴的庞贝，其最后的居住者虽没有留下什么本身值钱之物，可他们生活之安适仍有充分的凭据：那许多单间都设有火灶与舒适的坐台（图八九）。围篱的园圃、以及杨树或果树夹道的遗存，几乎一概可在屋子近旁追出。有几处沙丘给了遮护，这些果园里枯瘦褪白的树干——主要是桑树——仍直立着，高达十到十二英尺（图八三）。别处它们则倒卧在地，或只剩树桩，如这些居所中最南那座近旁曾衬着一口长方水塘的那些大杨树；它们的位置我还能在一座大红柳锥之脚确切地追出。

这些古代庄院有这么多几乎完好地保存着，人不久便容易在其中觉着十分自在。要复原它们本来的面貌，并不需要想象力多大的用力；因此也没有什么令人生畏之感来压人。因为不断地被今日突厥斯坦屋舍里全然相同的特征提醒着，我常发觉自己对这些埋了近十七个世纪的往昔遗物欠着几分好古的敬意。

可起初最使我着迷的，是四围沙漠那绝对的不毛与那广远的景观。这处遗址北端的废墟伸到活的红柳丛之带以外。黄沙的广袤如敞海一般躺在我面前，除了那些褪白的树干、或标着屋舍的一排排裂开的立柱这里那里耸在沙脊之上以外，没有什么打破它那波浪般的单调（图八七）。身在敞海之上的感觉时时都在；而那些遗存自远处望去，不止一次古怪地令人想起一艘只剩木肋的沉船之象。也有那清劲的风，也有那大洋的浩大寂静。

头几天，我发觉自己很难把心思限在那许多缠着我的杂务上，很难不在心里去听那自北面沙漠传来的塞任的呼唤。能自由地往那地平线上最后的沙丘以外那片未知之野越走越深，看着何等令人欣喜！虽然有若干实在的观察不容我那考古的良心去耽于远在北方的「埋掉之城」的梦，我仍渴望着抛下一切累赘行装与操心，去在那沙之海里作一次长潜。

我到后第二天傍晚，在伊布拉欣的引导之下往东南越沙丘而行，去看一九〇一年所探查的最北那些废墟、并以它们的距离与方位来校验我新营地的位置；那时我比什么时候都更觉着这份诱惑。那是一个明朗得壮丽的傍晚，而弥散在黄沙的一道道半月形沙丘上的红光所生的色彩效果，是十分动人的。我刚到我的目的地，向导那双锐利的眼便发现测量员的骆驼正朝我们而来。在这片高度一律的沙丘广野上，就连一个人立在脊上的身影也成一处地标。拉姆·辛格同我会合之后，我有几分沮丧地得知：伊斯拉木阿洪——那位自称能指出往东新发现的废墟的尼雅村民——的引导完全失败了。

他坚持往北走，同他自己先前所指的分明相反；而在走了一整天之后什么废墟也没有遇上时，他自承迷了方向。第二天他又力图往东南走，以拾着几个可为导引之点。可到末了他的昏乱已这样明显，测量员便认为稳妥之计是趁那些已现疲态的骆驼还没有垮掉，重又朝我的营地而来。拉姆·辛格在这一番漂游里所到之处，比我一九〇一年最后的营地还往北足十三英里；而他关于那个方向上全然没有古代构筑遗存的证词，大大地有助于把我拘在手边与眼前那些丰足的好古之务上。说来也怪，虽然沙丘在稳稳升高，测量员却在他最北的营地发现了一丛活的胡杨——这或许是一个凭据，表明尼雅河的地下水在那里比在这处古址的大部分之下更近地表。

极有可能的是：伊斯拉木阿洪像那位与他同名的大人物——即那位令人难忘的和田伪造者——一样，纵情编了故事。然而他关于我先前所探查者以东尚有废墟之言，不能仅因他择错了方位便置之不验。于是第二天清早，伊布拉欣带着两个有胆气的同伴与一整只羊皮囊的水，被派出去独自往东侦察。我自己在西北那一群残破居所的清理上已推进得这样远，到第四天便能借那些运来第一批新水的骆驼把营地往南迁。三头骆驼不足以搬动全部行李与粮食；可所幸还有那一大班工人可以倚仗。于是骆驼载不了的驮子由他们拖到当日日程上的那座废墟去；而当我们傍晚把它清完之后，他们又毫无怨言地把那些重驮扛上肩，带着它们往新营地走。我们到时天已全黑；我在以古木添燃的烈火旁坐了很久，才等到所有的人都进来、我的帐篷才得以支起。

二十四一处隐藏文书库里的记载

我为新营地所择的，是这处遗址最西缘的那一群废墟；前次来访时，它们被发现得太晚，来不及作有系统的探查。正为着它们，我此后一直想重回这处遗址；而我不久便得着可喜的证明：这些我一直存在心里的遗存，配得上我这份不忘之念。十月二十四日清早，从这一群以南一座细小而几乎全被蚀尽的构筑里，收得了近三打木质的官方书信，此外还有漆器与看来是竹编之物的有意味的残件。

受这些发现的鼓舞，我接着把人转到那座紧邻尼雅第十二号居所的大宅废墟上去——我一九〇一年的发掘便是以那座居所收尾的（图九〇）。这里等着我的是一宗丰厚之获，几乎是我不敢指望的。清理那间大中堂以北的几间屋子时，我便已遇到几件精美的木雕（图九二），其中有一具犍陀罗式极佳的额枋，这证明这座居所必定属于一位境况优裕的人。而他曾是一位有几分要紧的官员，则由这一事实所示意：中堂以东一间狭长的房间——它以一列嵌板之窗与中堂相通，那些窗当年大概装着格子——出了保存良好、尺寸可观的木质佉卢文记载，其中一件木牍足有三英尺长，两面写着看来是几封书信的草稿。

在他的公事房里可望寻得更多，这份指望不久便得着了证实：坎土曼头几下便在中堂以南毗邻的一间约二十六乘十二英尺的屋子的地面近处，揭出了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木质文书（图九三）。它们大多是「楔形」的，即用以传达政令的那一种；另一些写在长方木牍上，是账目、名录，以及各色各样的「公文」——姑用这个不合时代的说法。显然我们触着了一位官员「达夫塔尔」即文书房里的档卷，是被扔在此处的，在至今仍深五到六英尺的沙的覆盖之下保存极好。在几平方英尺之内，这几类文书接连迅速地收得六十件以上；而其后对这屋子其余部分的仔细搜寻又添了一些。有几件是从泥地面的面上出的，大概在被弃之前很久便已被扔进角落里与墙脚下。

刮地面之工还在进行，一项奇异的发现酬了诚实的鲁斯塔木——我那「老卫队」里最有历练、最受信托的掘工。头一遍清理时，我便已注意到：紧靠这屋子北墙、正在那些木牍堆得最密之处，有一大块黏土或抹泥之物，看着像一片断墙的残块。我曾吩咐不要动它，虽然我并不怎么认为它到那个地方去还有偶然之外的缘由。此时鲁斯塔木从它与墙之间取出一件保存良好的双楔形木牍，其泥印与系绳仍在，我便不能不让它被移开；而这刚一办成，我便看见他急切地用手往这样露出来的地面里掏，正如我那条小㹴犬掏鼠洞时的样子。我还没来得及问一句，便看见鲁斯塔木得意地从地面以下约六英寸处抽出一件完整的长方文书，其双印完好，封套仍未开启（图九四）。鲁斯塔木的手指此时以发烧似的劲头扩那个洞；不久我们便看见：朝墙那一面、以及墙的基梁之下的空处，满是一层层密密叠着的同类文书。

显然我们触着了一处隐藏的文书库；这番新异的经历使我极为兴奋。因为除了这些文书本身的意味与它们极好的保存状态之外，它们被发现时所处的状况，也必定要供上可贵的迹象。我不得不压住自己的性急，先把前面的地面掘开，以便安全而有序地取出那些木牍；而这一件办成之后，早在我能把墙下露出的全部记载取尽之前，黑暗便来了。一件又一件的长方双牍经我手中过、被清去粘着的一层尘土，我格外满意地注意到：除一两件例外，它们那繁复的系绳都未曾开启，并照常法封在封套之上。

使我欣喜的，不只是这些文书保存之完美、以及它们作为研究那一时期语言与状况的新材料之价值。同样使我喜欢的，是它们明白地证实了我先前遇到几件此类发现时所得的一个推测性的解释。有若干考虑曾使我设想：这些是契约或凭据，须保在原来的封系之下，以便必要时可在官府证其有效。只要压在覆牍中央的泥印、以及从印下穿过、把下牍与覆牍紧紧系在一处的绳没有断，任何窜改写在内面文字的机会便被排除了。这里便有一大批状况完全相同的文书，如同人保藏契据、凭据之类那样被仔细藏起，而它们全都带着明显不属寻常收件格式的标记。它们是这座屋子里那位官员代人保管的契据或契约，还是关乎他自己的田地或产业呢？

只有把这些文书完全解读出来才能作答，而那是数年之后才可望的。可眼下我注意到：恰恰是那些例外，似乎支持我的推测。因为那一晚稍迟，我察看这一整批里唯一开着的两件木质书信时，发现两件都是照正式格式致「尊贵的乔赫薄·苏耆迦，其容为神人所爱者」的私人书信。这位可敬的官员曾住在这座屋子里，这我早已查明——凭的是当天下午从这同一间屋子地面之上如此大量出土的那些楔形木牍上官府政令一概所带的收件人之名。我不禁想：那两封书信的内容会是什么，竟使乔赫薄·苏耆迦把它们同那些契据之类一并作贵重文书收着。

在渐浓的暮色里、其后又在一支蜡烛的光下，一件又一件地取出木质文书，我觉着自己像个真正的「寻宝人」。可这一番动作须极为小心，以免那些泥印有任何受损之险；我明白这差事那一夜是完不了的。于是为防有人暗中偷掘——那些人可能受引诱，要在这样一处藏处里寻比单是木质「哈特」更值钱的东西——我便把地面上掘开之处仔细回填。随后我在那处开过的地方倒放上我那张小小的行军桌，又用绳把桌腿系在墙柱上并把系处加封，造出一种铁丝绊索似的东西——最伶俐的偷猎者也不能把它移开而不露痕迹。诚实的伊布拉欣伯克被派去守护那一夜仍留在下面的宝藏。他得睡在苏耆迦的旧公事房里；而因为怕点火会引着那些脆而干的木构架，不能生火，我怕我这位伯克是过了一个冷夜。我们的最低气温已在十八度华氏上下。

我把封加在那绊索上时所用的，是我那枚电铸复制的狄奥多图斯——第一位巴克特里亚希腊王——的美丽金币，上面是宙斯投掷雷霆之像；我一面加封，一面想：希腊刻模匠的技艺是何等得胜地历过了岁月的一切变迁。在这处遥远而异样荒凉的遗址上，这话也是真的。因为那一夜我着手清理那些被我仔细包好带回帐中的文书上的泥印时，发现它们几乎全都同初压之时一样鲜新，而其中大多出自古典手工的凹雕宝石，所现的是战斗之帕拉斯、持棍披狮皮的赫拉克勒斯、宙斯，以及戴盔的半身像（图九五）。

这些木牍大多在其覆牍或封套的凹槽里带着两枚、有几件甚至三枚印痕，这一事实有力地支持了那个假定：它们所含的是在见证人之前立成的契约或凭据。在只带单枚印痕的木牍里，有两件以汉文碑体字现出鄯善、即罗布泊的中国守将之官衔（图九五）。人对保全印痕所付的重视，由若干木牍上那些为遮护而紧紧系在填了泥的印槽之上的丝包得着例示。

第二天清早重起的清理，把保存完美的文书总数带到近三打，是任何一座废墟所出的完整记载中远为最大的一批。我不禁想：把那些至今仍如初封之时一样牢牢系着它们的绳剪开，那一天何时才来。发觉自己成了苏耆迦那些大概关乎田地与别项不动产的契据的事实上的占有者，是奇异的。的确，它们已在沉默的沙丘、或那些覆着枯死或将死的纠结红柳丛的阴郁沙锥之下埋了数百年。然而我对这片浩大的死野已生了这样的偏爱——它既动人又安静——以致若有一位安班肯读「我的」契据并认其有效，我竟会大受引诱去对它的任何一部分主张法律上的权利！

这些文书如何得以被埋，其情形如我一开头便认出的，值得最切近的考量；因为明显的是，它们可能照亮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这处聚落是怎样被弃的。人曾用心把这批埋藏藏起、同时又标出它的位置——那块黏土块无疑正是为此，如鲁斯塔木动手掏挖时所猜的——这明白地表明：主人，十之八九是乔赫薄·苏耆迦，或是他的继人，曾因某桩急变而不得不离开此地，却存着回来的指望。这些贵重记载在埋着期间竟没有备下任何覆盖或容器来护它们，这清楚地示意出仓促的离去；而近旁地面之上所留其他木牍档卷散乱之状，与这一迹象正相合。

无论如何，这样一处窖藏、以及标出其位置的这个法子，似乎难以别样解释。倘若基梁之下那个洞曾被照常当作一种保险柜使用，那便会备下某种容器；而只要人还记得它的存在，也几乎不必以这样触目的方式去标它的位置。反之，倘若主人的离去连着一场因干旱使灌溉水源渐渐衰竭而引起的、有计划的遗弃这处遗址之举，那么我们本该料到这批格外贵重的记载会同别的珍爱之物一并被带走——它既不占体积，也不压分量。

此刻去推测究竟是什么急变促成了这番仓促的埋藏，是无用的；至于是什么阻了主人的归来，我们也永无可望得知。可有这么多是确凿的：这处聚落其后必定因那场巨大的自然变化、即干旱——它沿整条塔克拉玛干如此广泛地影响了人与沙漠相争的这片场地——而变得不能重新占用。然而这一变化是渐进的，并没有阻住这处被弃之址在流沙终于盖住它的居所之前的数百年间被人来访、被人取用。为着任何留下来的值钱或实用之物，它们必定一直被人搜寻，大概自被弃之时便已开始。因此，当我们十月二十五日把苏耆迦的宅第清理完毕时，除了那一宗丰足的有字木牍之获以外，所添的所获只有几件木器——如一具雕饰朴素的橱与一只四足大食盘——几只陶瓮、几件农院器具与毯子的残余，这也就几乎不足为奇了。

我们在这座废墟（尼雅第二四号）所作的这一宗古代记载的丰厚之获，其价值不只在文书件数之多，而或许更在于它们几乎全部所显的那种异常的保存状态。我的朋友拉普森教授在两位卓然的法国同行瑟纳尔与布瓦耶两位先生之助下，着手解读并部分刊布我第一次旅行所带回的佉卢文材料；他们的劳作已太过清楚地显出：这些材料的书体与语言都呈出严重的难处。佉卢文书写那种极为草率的形态所生的晦涩——此外我们只从印度西北的碑铭与钱币上知道这种书体——已证明其棘手几乎不亚于因使用一种早期普拉克里特方言所致者，而那方言与印度文献里所现的诸形式相差甚远。一开头便已认出的那个事实——我们在尼雅遗址这些有字木牍里所有的，主要是处置地方治理与日常生活细务的官方记载或往来文书——必定要大大增加解释上的难处。

要克服这些难处而有几分终能成功的机会，我那几位语文学上的协作者需要更多的材料，尤其需要足量的完整文书——其保存状态须使人对实际所写之字毫无不确之处。我在这处遗址重作探查所得的发现，把这样的材料丰足地供上了。可他们必须先把精力集中于刊布手头已有的佉卢文记载，这就使拉普森教授与他那几位学者同伴至今未能就新收得的文书之内容作任何详细的分析。因此我在此只能满足于就写着它们的那些「木质文具」最可怪的几处特征作一番迅速的勾画，并就阐明之工的进展大概会揭出些什么关于其内容之事略作示意。

在那些占所揭记载如此大一部分的楔形木牍上，有一批在其原来的印与系之下完好无损的完整「双楔」，为这一类文书如何使用与传递提供了再清楚不过的例证（图九六）。一对木片，一端削尖、另一端切成方头，彼此配得严合。有凭据表明：制作这一类文具的木匠通常先把「双楔」整体成形，随后以锯或劈把两片分开，以便其事。这一对里的下牍做得十分平整，在其削光的正面承着文字，各行与楔形的上长边平行，而从不超过四行。上牍或覆牍搁在它上头，如一个封套，以护那些字；若所传之事长度有需，文字可续写在上牍的背面。

上牍的木料在方头一端留得较厚，而在其外表这块凸起的部分上，整整地凿出一个方槽，以承一枚泥印。近尖端处穿过两片钻一个孔，以承那要把这一对木牍系合的绳。系这根麻绳所用的巧法，以我那本《古代和田》里安德鲁斯先生所绘的图示最能说明。绳穿过两牍的绳孔、并借一个设计巧妙的活扣拉紧之后，便被引向双楔方头一端的印槽。在那里，它被按规整的交叉折叠铺在印槽之上，而印槽边缘上凿出的三道沟则用以把它固定在位。随后以泥填满印槽，盖住那些折叠，再把寄者的印章压进泥里。此后要把这一对木牍分开，便只有弄破封泥或剪断绳子。

凭这里简略指出的巧妙安排，写在这一对木牍内面的所传之事，便完全被护着，可免在交到收件人之前遭任何擅自查看或窜改之图。收件人在使自己确信印痕完好之后，便可以两法之一取及内容：或在绳孔近处剪断绳，随后把下牍从印下所过的绳折里抽出；或把那些绳折割断。用前一法，他便保住了一副便当的系合之具，因为他能把下牍照原位推回去——正如我们如今对若干在许多世纪之前初次开启过的双楔仍能做的。收件人的名与衔一概见于覆牍正面印槽之右，而下牍背面通常所见的一条相应的记注，则记着受托传递这份文书的信使或他人之名。

说来也怪，至今所解读的楔形双牍似无一件带着寄者的分明标示。可这一处初看如此奇异的特点，在已经可得的关于这些函件之总性质与内容的消息之光下便变得可解。它们出于官方之源，这一点自一开头便由开头一概所见的那句起首定式弄明白了：「大王谕示。」自那以后，拉普森教授与他的协作者的研究已弄出这一事实：楔形双牍一般——若不是一概——是用以传达那些关涉持牌者、或须持牌者协同执行的简短命令的。因此这一类已被完全译出的木牍，全都证明含着这样的指示：给官方信使供应运力与护卫、在某些查问上给他们帮助、或为捉拿逃亡者，等等。

由此便极有可能：这些「楔」代表着所发的凭牌，用以证明受命执行政令之人的身份，并为他们取得地方官府所需的协助。上级官员之印所压的泥痕，便足以证明那道命令，而他的信使或差役则须把一切必要的细节口头陈说出来。有若干双楔木牍被发现时未曾开启，这或许可视为一个迹象，表明人对这些口头传达的命令所寄的重视更高。若是一位人所熟知的官方信使呈上他那印痕完好的凭牌，那么去查看文书之内对他所办之事简短而刻板的提及，很可能便显得多余了。

至于那些长方双牍，我已有机会论过它们大概的旨意。它们有如此多件是在尼雅第二四号那座废墟那处隐藏的埋藏里被发现的、未曾开启而印痕完好，这是有意味的；压在它们上头的双印与三印之频，也是有意味的。倘若这样的木牍照常是用于契约、合同、凭据、或别的终须用作法律凭据的官方记载，那么人在其制作与系合之法上所付的用心与巧思，我们便可以理解了。如一件完整文书的图示所见（图九四），下牍在两条较短的边上各设一道凸起的边框。覆牍恰恰嵌在这两道框之间，而其正面在凸起的中央有一个方形或长方的槽，以承一枚或数枚泥印。为确保嵌合精确，这一对木牍似乎总是自一块木上切出的。

下牍的正面用以承那与长边平行成行的文字。必要时则续写在覆牍的背面。随后以一根双股之绳依次折叠、紧紧地在两牍之上绕过，把覆牍稳稳系在下牍上；那些折叠被覆牍正面凿出、并与印槽相通的三道沟牢牢固定在位。一旦穿过印槽铺过的那些绳折被嵌在那里的一枚泥印之下扣住，要把覆牍与下牍分开，便只有割断露出的那些折叠、或把印完全弄破，全然不可能有别法。这样，对写在两牍内面的文书作任何擅自的开启、或对其内容的窜改，便被有效地拦住了。同时明显的是：只有在绳的系合仍然完好之时，覆牍上的印痕才可被援为其内所写内容之真实的证明；因为在那内容里，我们无论何处都遇不到任何可视为签名或别种验证之法的东西。

我在此必须不去触及任何一个自然而然由我方才所述这一类记载之发现所引出的迷人问题。我此番纪述所须涵盖的行旅与劳作之域太广，容不下篇幅去重述我五年前在这处遗址初次探查所得出的那些结论——那些结论我曾在我的《沙埋和田废墟记》里力图指出，其后又在《古代和田》里较完备地陈述。自那以来的这段时间里，对这处遗址所带回的文字遗存的整理并没有推进到足以产出可在本书这样一部个人纪述里有益地讨论的新细节。可我可以满意地记下：无论我其后在实地之工，还是我那几位语文学协作者的研究，都没有揭出任何可使人怀疑我那几项有历史意味的主要结论之正当的地方。

在我这些新发现之光下，仍可以确信地断言：这些废墟属于一处广为散布的农耕聚落，它昌盛于公元三世纪，而在该世纪将终之时、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宗主之权告终时被弃。那项要紧的观察仍然成立：这一带地方的治理是以一种印度语言与书体行之的。它们之被使用，支持了玄奘所记的那则古老的当地口传——那口传讲的是和田早期人口有很大一部分得自自印度极西北的呾叉始罗、即希腊人所称的塔克西拉的移入。可既然我其后的探查产出了佉卢文……

二十五一处死绿洲上的最后几日

我们发现那处小小隐藏文书库的那座废墟（尼雅第二四号），往东毗邻着三座半被沙丘埋掉的较小居所。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两日，我们都用在发掘它们上，所得并没有同样触目的发现，可揭出了家居建筑上种种有意味的细节。其中一座居所埋在足有七八英尺的流沙之下，我们在那里遇到一具精美的木质双托座，它当年曾承着正屋的天花（图九八）。它长近九英尺，高约一英尺半，两面都有构图精良的高浮雕刻。端上的嵌板里满是那种合体的怪物——犍陀罗自西方所借、而古和田艺术似乎格外珍爱的一类——有翼之身、鳄首、鹿足。中央的嵌板所现的是一只瓶，插着垂着叶与花的枝，整体按印度科林斯式柱头的样式布置。要把这一大件雕木整体搬走是全然行不通的。所以我很高兴：我那位工兵下士的手艺容我把那几块嵌板沿着标出分界的联珠饰仔细分开。随后每一块的重量还须靠掏空芯部来减轻，以凑成一匹矮马载得动的驮子。锯得如此整齐，使我确信：这件建筑木雕的精品在大英博物馆重又装起来时，要看出接缝是须有老练的眼的。

这同一座屋子西南角上那间屋子被一座沙丘埋得如此之深，竟把墙与顶几乎完好地保了下来。墙上被烟熏黑的抹泥——其中两道外墙是以结实的夯土筑成的——以及除天花以下一个窄窗之外全无开口，都表明那是一间专供冬月里作暖角之用的房间。我在灶台上头发现一批细小而保存完美的木质佉卢文记载，看来主要是家用的账目与备记（图九七）；这或许要归功于此处所存的黑暗。除此之外，这屋子已被清得干干净净。可最后的住客显然忘了去看一看那道高高的灶上搁板——他曾把它当作放零碎「文书」的架子。

从这处营地，我又重访了含着那处可贵垃圾堆的废墟（尼雅第一五号）——一九〇一年我曾清理它而得着那样丰厚的酬报。我的思绪曾那样屡屡从远处停在这座小废墟上，因此发现风与别的毁坏之力至今还没有造成任何可觉的变化，我是宽心的。我此来特别的目的，是去寻那垃圾堆里的几件东西——我记起一九〇一年曾把它们当作无价值之物扔在一旁，想起来有几分惭愧。那是几小块极硬的皮革，一端呈圆，上头古怪地打着孔；我其后才学会认出它们是鳞甲的甲片。

我发现我们清出来的那些垃圾仍原封不动地堆在那屋子旁边；而经我那位老向导伊布拉欣——这一路搜寻的老手——一番仔细刮掘，那些失落的甲片被收回了，我的良心也得了宽解。又一趟越沙丘的跋涉，是往北面约一英里处一个地方去的；两年前伊布拉欣与一个同伴「寻宝」时，曾在那里遇到几具骸骨的遗存，而他们当即把那里叫作「麻札」。在那里、在一座孤立的小红柳锥旁，我果然发现了一处古代墓地不容错认的迹象——不但有大量人骨散在一座小台地被蚀的坡上，还有那些褪白开裂的木板，当年曾是棺。可叹的是，侵蚀之力没有留下一具完好的骸骨，连一个可供量度的完整头骨也没有。这些是那些宁愿土葬、而不肯照印度之法付诸火葬之堆的善良佛教徒的遗骨呢，还是我在此所面对的是某个异端群体的葬地？没有什么能给我答案。

我还驻在这处营地时，伊布拉欣手下一支精选的小队搜寻三日，成功地在东南追出了若干残破的居所；它们藏在高而紧密相接的沙锥之间，五年前躲过了发现。测量员的一番侦察把它们的位置定在一线之上，往东与东南伸出一九〇一年所探查的最南那些废墟之外；这就供上了充分的理由，使我于十月二十七日把营地迁往那里。没有骆驼可用，我又一次不得不倚仗我那些工人去搬运最必需的营具、以及我们水槽与皮囊里所剩之水。随后，在负重跋涉约五英里之后，我们奋力动工；到第二天终了时，这八九座居所连同它们的外屋与牲棚都已搜过。

它们大多细小而筑得简陋，正合于占着这处古聚落显然最东之缘的庄院。另有几座立在岛状的「证人」之上——那些「证人」耸在被风蚀降到低于原水平足二十英尺的地面之上（图九九）——因流沙太少，留不住多少有古物价值的东西。可有一座大废墟境况较好，而且显然曾被一位有几分要紧的人物所居，交出了成批的佉卢文木牍。它近旁的围篱与果树林保存得异常之好；其中一片林子里，我发现一株桑树褪白的干仍高达约十四英尺，而粗大葡萄藤的遗存则扭曲着躺在沙下。

这几天里刮着强劲的东北风，被它驱着的细沙使发掘之工极难支持，空气里也满是霾。我们的工作往南推进时，四围的景象若说有变，是更为阴郁凄惨了，尽管出现了仍然活着的灌丛。那些废墟须在紧密相接的沙锥之间去寻；那些沙锥把覆着纠结的红柳——或枯或活——的头举得足有四十英尺以上高。一边是裂开的木料刚从沙丘之脚露出的废墟，另一边是被深蚀的地面，合成一幅怪异的孤寂之图。我在这片凄恻的红柳锥迷阵里迂回穿行、搜寻它们之间那些逼窄的深坑，而整片景象笼在昏暗的灰雾里如死者之界的一幅风景——在哪里我都不曾这样强烈地感到这处死绿洲的荒凉。

到末了走上这处遗址南端一片稍为开阔的地面时，我几乎是带着一份宽解之感。这里沙丘相当低，红柳丛甚多；而如我到达那一天所注意到的，活的胡杨仍在那多得多的枯树之间残存。我们能在这片仍与死亡相争的丛林里追出的那六座左右古代居所，都筑得粗陋而范围不大（图一〇〇）。因此，同那些人稳稳地掘一天便足以把它们清完、并收回它们所含那点不多的佉卢文记载——那些人正被一份急切的指望催着格外用力：从这片干旱的荒野回自己的家去。

那些必定曾是住屋之处竟屡屡现出厚厚的羊粪层，初看是令人费解的。可到末了便明白了：这些废墟在被弃很久之后，曾被用来给在四周丛林里放牧的羊群作栖所；而那片丛林是在夏汛还到得这处古址最近的这一部分时在它们四周长起来的。我不禁想：那些顶上仍然活着的干缩老胡杨，有多少老到曾见过当年在这片奇异郊野的废墟间放牧的羊群。

最后一座废墟直到十月三十日清早才清完。那正是我重回这处遗址第一天从中取出三件木牍的那座简朴居所。它被蚀极重的遗存——上头还显出近来钻掘的痕迹——除了几具木捕鼠器、雕过的锁，以及类似的家用器具之外，不肯再交出什么。可对它四周的仔细察看——如图版三的全景所示——却揭出了几处格外有意味的特征。仅在约六十码外，仍立着一方枯死的桑树，把干举到十英尺以上；它们当年曾把荫投在一口如今还以一处洼地为标志的水塘之上。当年灌它的那条渠所引之水出自何处，不必远寻；因为在西面最近那道沙脊之后，仍横躺着一座约九十英尺长的便桥，架在一道不容错认的古河床之上。

这座桥现存的部分由两组粗粗削平的白杨之干构成，每根长四十英尺以上，宽度足够步行通过。曾承过这座桥的那些排架，还有两座直立着，半埋在那座藏着东桥头的沙丘里。那些树干成一条直线，横躺在一道被陡蚀、深约十五英尺的沟的坡上与沟底——那是一件奇异而几乎可怖的纪念物，记着当年一条活泼的河曾填满这处洼地的那个遥远时期。左岸以外，果园干缩的遗存伸展了二百多码，直到几道深岸似乎标出一座大方形蓄水池之处。往西北两英里以上，我们都能循着那古河床的痕迹；有些地方它完全被流沙盖住，可隔不多远又在低矮沙丘与几片死林之间以陡切的岸露出来。有时那痕迹淡到这样地步：若没有桥附近那道沟所供的分明的方位指示，几乎不可能认得出来。

到末了，这道蜿蜒的河床似乎接上了一道宽阔如谷的洼地，远远伸展着，有活的杨树与红柳。测量员在早先一次侦察里曾在那里遇到过几道陡岸如河岸一般。从一道约五十英尺高的沙脊之顶望去，视野越过这条奇异而沉默的谷延伸数英里；两侧夹着沙丘所成的大「达坂」，高达二百英尺以上，在这片平坦的广野上望去如一列列真正的山。立在我身旁的伊布拉欣曾一连数程搜过这道大沟以及它西面别的几道，指望再寻着废墟，却是徒然。这里显然正是那处洼地：尼雅河的洪水当年便是在灌那古聚落的诸渠的渠首以下被引进它里去的。可它确然已有久远的年代不见水了。在这一整片奇异的地面上，干旱写得再明白不过。

虽然前一夜的最低气温已降到冰点以下二十度华氏，正午的日头却照得这样有力，使人沿那条干透的河越沙丘跋涉极难支持。所以回到最南那座废墟之后短短歇一歇是可喜的。我坐在那口小水塘旁、在它那些褪白开裂的树的荫下，觉着此时正是个合宜的时机，去为那些在这处死者之绿洲同我一起劳作的人留一份纪念。于是在那些经十七个世纪沙漠之暴而未被拔倒的树下，我那几位印度助手、连同我们尼雅掘工里最熟悉的几个身影，很快便结成了一群（图一〇一）。可敬的伊布拉欣伯克被安排坐在中央，挥着一根古木之杖，一如他催赶落后者时的惯常样子。我那条小㹴犬「卡尔达什伯克」似乎总乐意在镜头前摆姿，自然是在我身旁，显出它对这番事体的兴味。

随后自图勒库其库勒召来的矮马与我们会合；骑马穿过森林回伊玛目加法尔的麻札的这一程是可喜的——林子先是死的，随后渐渐变成一片仍活着、满含秋色光辉的林野之荒。在突厥斯坦，我从未在这样深蓝的天底下见过这样灼灼的颜色。我怀着一份敬意经过那些犁沟似地划开丛林的深「亚尔」。它们岂不曾见过当年把水带进我那天上午艰苦穿过的那条远处沙漠之谷的洪水么？图勒库其库勒一带的树似是巨人，是一幅图画，示出那古聚落的枯干当年根还饮着渠水时可能是什么样子。一种我常常享着的错觉，使那些起伏的芦苇荡看着恰如熟麦之田。当我走上那位可敬的努鲁拉——麻札羊群的看守——与他那些粗鲁的牧人手下实际耕着的赤裸田地时，我几乎是带着一份失望之感。

随后，在一片格外灿烂的星空之下，我们迂回走向那处圣地；我在那里扎营停一天，那是为结算工人的工钱、并筹集新的给养与运力所必需的。夜色仁慈地藏住了这座古朴的沙漠圣所一切破败寒陋之处。然而仍须仔细寻觅、并退到一个恭敬的距离之外，才免得我的帐篷被扎在那许多环着这处由僧侣、「滞留」的朝拜者与职业乞者所成的虔敬聚落的垃圾场上。即便如此，自那圣所的牲圈里传来的一种奇异混杂的声响，仍使我在黑暗里体会到：我又一次回到了活人的近郊。

我在那里的驻留本该是极短的。我在北面那处古址的发掘之成极为可喜。可当时或许更大的，是我对能把它们推进得这样迅速的那份满意；因为我的思绪始终急切地转向东面的罗布泊一带——那才是这个冬天探查真正的场地。隔在我与它之间的距离仍然很大——四百余英里，实际上全是沙漠——而早日抵达出于种种实际的理由是要紧的。我知道途中还有古代遗存等着察看。

所以十月三十一日我不得不在麻札牺牲一整天去办一大堆急务，我几乎是舍不得的。尼雅那些人大多在艰难的条件下、以最微薄的配水如此勇猛地劳作过，如今已相当疲竭，须结清工钱送他们回家。自绿洲运下来、供他们中留下随我之人与我自己一队人用的新给养，须分派下去。那些新的「所获」须仔细装进赶工做成的箱子，除了可贵的佉卢文木牍之外，都要发往我在和田的存处妥为保管。除这一切之外，傍晚恰好来了我那位忠实的邮差土尔地，带着自和田来的邮件，满满三袋。难怪我为对付这堆积的邮件而忙着写到约凌晨三点。那一晚起了一阵刺骨的东风，我那小帐篷里的严寒使我体会到：冬天已经压到我们头上了。

二十六往安得悦河

十一月一日清早，我们的营地分开了。测量员拉姆·辛格被派往南面的尼雅与索尔噶克，奉命沿大昆仑山脉之麓重起他的三角测量，并在时间与条件所许的范围内尽量往东朝罗布泊推进。往东两条可走的路线——一条沿山，一条穿沙漠——在且末绿洲相会，那是我们可以重新接上头的最近之点。我自己带着一队其余的人往正东的高沙出发，以便在移往且末之前重访安得悦一带。一九〇一年我曾在那里探查过一座古堡与一座窣堵波的废墟。当时缺工夫把整处遗址彻底测绘一番；而既有种种迹象示意另有遗存存在，那么就算往且末最近的路线并不从近旁经过，我那考古的良心也不容我放弃再访一次。可我驻在尼雅遗址期间所得的一件古怪的收获，也供上了一个特别的理由。

萨达克是麻札来的一个年轻农人，在我这一队里做工；他听说我有意移往安得悦，便告我说：一两年前他在安得悦古堡近处探「宝」时，曾遇到一件「塔克塔」。他把它拿来给我看时，我意外地发现那是一件长方佉卢文文书保存得相当好的下牍。那字体清楚地证明它属于与尼雅遗址那些木质文书相同的早期，即公元三世纪。然而我一九〇一年在安得悦残堡里自己的发现，已立定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处遗址曾在公元八世纪初被占用，而其后不久便被弃与沙漠。假定萨达克之言为真——而他与他父亲萨姆萨克，一位相貌古怪的老牧人，尽管我百般究问，仍都坚执其说——那么这里便有一个有意味的考古之谜，它只能在实地解开；而如我不久便有机会表明的，它有着广远的历史关系。

必须省下我们那些劳苦已久的骆驼与人任何额外的磨难与风险，又必须早日与留在尼雅绿洲的重行李那一部分会合，这就不容我取一九〇一年所探的那条路线之外的任何路线穿沙漠往安得悦去。所以我对这几段路程的记述可以简短。头两段穿过一列凄凉相接、绝对赤裸的高沙脊。其间那几带平地覆着稀疏的灌丛，大多已死，标出几道古河床，也一样荒凉。一路上我们都迎着一阵刺骨的东北风，它把我们困在满载尘土、令人沮丧的雾一般的空气里。因此，十一月二日傍晚我们到亚尔通古兹河将尽的河道旁时，那条狭窄丛林带上的树都已落尽了叶，立在冬日的赤裸之中——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与仅仅三天前所穿过那片森林的秋日华彩之对照，是极其触目的。

沿河而下，到它渐渐消失于一片三角洲般的干水道之阵与渐宽的胡杨丛林之处，我们第二天到了吉格达布隆那处小小的终端绿洲。我那位老主人阿卜杜·卡里木阿洪——那座主要农庄的主人——仍在那里欢迎我；他年岁更长而背已弯，可仍健朗得足以照看他的产业。他抱怨收成不好，其因一如往常，是河的无常；那条河在我前次经过之时曾有西移之虞，可近几年又一次回到了它的老河床里。

阿卜杜·卡里木虽已不再有那份精力去招徕新的居户、并把耕作扩到可用水源所许的限度，他境况却好得足以应付加增的赋额，并积下不少余粮。因此我们不但为自己一队人与我从古址带来的那些人、而且为如今恰好自尼雅来增援我们的另外十五名工人，都取得了足够的给养。伊布拉欣伯克的精力还额外办成了一件事：一夜之间从这处偏远聚落那三十余名散居的男丁里招起了一小支当地的工人队。

十一月四日清早我使我这一列人动身时，眼前的目标并不是安得悦河那边、萨达克带走他那件佉卢文木牍的那处古址，而是另一处「库涅沙尔」——他父亲萨姆萨克声称多年前曾在亚尔通古兹河与安得悦河之间的沙漠里访过它。我前次来访时，关于它的消息一直被瞒着我；而若不是我能引我的朋友亨廷顿先生的证词来支持萨姆萨克之言——他一年前测绘这一带时曾访过分明与那位麻札牧人所述相合的废墟——那么这一回人一概自称全然不知的说法，无疑也会被坚持下去。于是在一番大大的推托之后，亚尔通古兹一个人库特鲁克，一位干瘦的老牧者，到末了承认自己知道比莱勒孔汗一带的废墟。

尽管有这一份当地的引导，这番搜寻仍证明是桩麻烦事。十一月四日，我们载得极重的商队整天往东艰苦地越过一道又一道巨大的沙脊，高达三百英尺，与其间几处含盐的洼地平行——那些洼地分明曾作过河床。越过第四道之后，我们在一片名叫扬塔克恰瓦勒的狭窄无水平地上扎营，那里枯死的红柳丛供上了燃料。第二天清早，我们的向导们循一条弯曲之路领我们朝安得悦河而去；越过几道较低的达坂走了六英里之后，我们到了一大片地方的边缘——那里低矮沙丘之间长着相当稠密的胡杨丛林——他们便出去踏定那些废墟的位置。

在疲人的等待中过了三个钟头。虽然此时空气已清得够了，而几座孤立的高红柳锥又给了开阔的眺望，我用望远镜扫遍地平线，仍白白寻不着废墟的任何迹象。到末了向导们沮丧而归，报说未能寻见。那时已过正午；而我们的畜口自亚尔通古兹以来不曾饮水，从那里带来给我的人用的水也几乎耗尽，我便想最稳当之计是朝正东直奔安得悦河，并等我派出去重新搜寻的那几位「向导」的结果。我以罗盘引着商队，才走了两英里稍过，几株高大的枯杨之干立在较为开阔的平地上，引了我的注意。不一会儿我们便撞上了那处「库涅沙尔」——离我实际所循之路仅仅两百码！

那里有一片房屋的废墟，其木构粗陋，可整体保存良好，密集在一片比较没有红柳生长、只被薄沙丘漫过的地方（图一〇二）。初看这处遗址，远比沙漠边缘一切居民不加分别地以「老城」一词所指的那种广为散布的废墟、或无足称道的塔提遗存，更叫人想到一座「古城」。我怀着急切的期待赶到那些废墟前，立刻便明白：它们全都含在一道大致呈椭圆的环墙之内，那环墙是一道黏土之垣，大多处仍可追寻。其后的量度显示：这道围垣自东北到西南最长轴上约二百六十三码，最宽处横约二百一十码。

在这样一片欺人的地面上、又带着无知的「向导」，竟因幸运的机缘省了一场旷日的搜寻，我十分满意。可迅速的初步察看便足以浇灭任何过于乐观的考古指望。若干观察自一开头便示意：这处「弃村」的遗存——尽管它的垣墙简陋，这个名目仍可恰当地加于它——不能自称有很高的古老。无论在这片围起之地之内还是之外，我都追不出严重风蚀的任何迹象，而那正是时间在这一带地方一切古址上所留的不可免的印记。尽管沙的遮护极为稀薄，那些露在废墟里的粗立柱与屋梁——一概是未经砍削、或只略加刨平的野杨之干——却少有那种深度的褪白与开裂；经验已教我认出，古址的木料上那是长久暴露的可靠标志。

可把一切好古之念放在一旁：与这样一幕景象那奇异的魅力相比——在那里，未见记载的人的活动曾同沙漠相争，又败于沙漠——一千年之多寡又有什么要紧呢？我自东南进了那道环墙，那里一座约十一英尺宽的门仍半开着它那些粗木的门扇。我在那些散成不规则数群的残破居所之间走过时，这许多久已逝去之生活的沉默见证如此之多，与墙外全无人居迹象相对照，几乎显得有些可怖。可我能不能从它们那里取得关于这处聚落之起源与年代的确定凭据呢？

这些居所构筑上一律的粗陋，所许的指望不多；而它们的数目在一开头便叫人为难。所幸我带了足够的一班工人来；行李一在西墙外一片赤裸的黏土地上卸下，我便派他们去做那两座筑得不那么粗糙的构筑。填在其中的流沙并没有到那低矮的屋顶——屋顶是以粗野杨之干、上覆柴枝与土所成。然而它已足以护住那些墙；此处的墙是以竖束的芦苇筑成，外面抹一层泥。承着整体的木构架毫无尼雅遗址一切废墟所显的那种细心木作，只是未经砍削的胡杨立柱，另有几根树干横架在山墙两端。这些小屋里所含的两三间屋子，陈设上全然空无。就连今日绿洲里穷苦农人的屋子通常所有的泥筑坐台或火灶那样一点舒适，也没有。

第二天我们接着一座又一座地清那些以夯土或粗糙晒干土砖筑墙的小「房子」时，所经之事重演。我们无论何处都没有遇到家具或家用器具的遗存，无论何等寒微。陶片——在别处是早先居住最常见的标志——竟奇异地不存。而最可怪的一处特征是：在这些残破居所与棚屋之内或之外，我们都没有触着那种垃圾或粪的积层；而在这一带地方，凡有人居住过一段时候的一群住所，无论古今，那是一概相邻而有的。明显的是，我们在这里不能指望可定年的考古凭据。可到末了，对当地总体状况较切近的观察，仍帮着揭出了一些关于这处古怪遗址之起源与被弃之事。

如已述及，我自一开头便被风蚀痕迹之不存所惊异。这一事实不但是这些废墟年代相对晚近的一个确定迹象，也给若干反面的特征赋了意味。那道环墙近处虽有相当几片没有流沙的地面，我在它们平坦的广处却白白寻不着为灌溉而作的那种仔细的分畦与分区的任何痕迹；而凡地表侵蚀不存之处，古代耕作过的土壤是会长久保着那些痕迹的。我也无论何处都找不着果树或白杨的遗存——在一处绿洲里，那是一概沿田与路所植的——虽然枯死的胡杨之干在这道围垣之内与之外都耸着许多。颇有特点的是：墙内那些大胡杨大多见于居所之间留出的空地上，显然是在这些居所建起之前便已长在那里，而在清地与兴建开始之时为着它们的荫而被留下。这些沙漠丛林之老祖宗的枝保存良好，如插图（图一〇二）所见，这示意它们之死并不上溯到很远的年代。

我思量这些观察、并把它们同那些居所一律的粗陋、以及垃圾堆之不存所可推者相比之时，下面这一点作为最可能的解释浮了上来。在安得悦河循着它今日河床以西一条河道、因而把水带到如今覆着灌丛与大多枯死的胡杨的那片开阔大平原上的那个时候，有人在此植下了一处聚落，指望利用眼前这个可作农耕定居的机会。设一道环墙、又在墙内密集许多居所——全是一律的样式、而且分明是权宜之作——这指向一种与较小绿洲里通常那种散居田产随意生长极为不同的拓殖之计。

这一点由安得悦河终端河道沿线那片植被之区在历史时期里必定一向所具的特别重要性，得着了充分的说明：在尼雅与且末绿洲之间那条约二百二十英里长的沙漠路线上，它是唯一可设中途站之地。安得悦河东岸近处那些较古的设防站的废墟——下文即将述及——无疑出自一次又一次在此建立一处聚落的尝试，那聚落可助便利并护卫那条沿塔克拉玛干往东通罗布泊、并由此通中国本土的路线上的行旅。因此，把这座设防村落分明较晚的废墟同伊斯兰教时代为同一目的所作的一番有计划的努力联系起来，似乎是自然的。新聚落所择之址有变，无疑是由于安得悦河河道一时的迁移。这番尝试必定不久便失败了，这由遗址近处全无农耕开发的痕迹、以及已经提及的别的迹象，表明得十分清楚。

在缺乏更确定的凭据之下，我们无法确知这番被弃的直接之因。在此地所行的特殊自然状况之下，这条河再一次迁到它如今所流之处——足在东面五英里——便足以使灌溉不可能。可还可以想到别的缘由，这由一项古怪的观察使我切实感到。这座残破村落的椭圆围垣是一道泥垣，基宽约十六英尺，在约八英尺之高处承着一层架在粗梁上的芦苇束；其上在外侧又起一道粗砖与黏土的女墙，厚约……英尺。这道环墙几乎整条都还可追寻，只有北段被红柳覆盖的沙丘压住；而墙上凡露出的部分，都显出曾受火的痕迹。炭化的木块散在垣上，黏土也被烧红。再想到我们两天所掘的那些小屋里有若干木料被局部烧过，那么明显的是：在这处被弃聚落的早早终结里，一场大火曾起过它的作用。

十一月七日，我去看了废墟以北约一英里处一小片盐沼，据说是由泉水所灌；它在一处洼地里，那洼地似曾是一道自东南而来、久已完全干涸的老河床的一部分。随后，我向那沉默的村落作了最后一望，便沿我们的骆驼运水时踏出的那条宽道往正东朝现今的河道行进。走了约三英里，我们越过一道高沙脊，它标出某处「库涅达里雅」的西缘；再过两英里，便触着一连串浅河床，是这条河在上一次夏汛期间灌满过的。再过半英里，在新成的主河道里——约十码宽——水流着，深三英尺以上，水势甚急。

托赫塔·穆罕默德是再往下游一段距离、那处正与河的无常相争的安得悦塔里木小小凄凉聚落的主人；他在那座残破的村落同我会合了。从他之言、以及曾在那里做工的几个尼雅人之言，我得知：这条河约三年前迁入这道新床，实际上意味着回到我一九〇一年见它全然干涸的那条西面河道；当时当地正称它为「库涅达里雅」。当日那条「新河」是再往东约一英里处所到的，如今则呈为一道深切的沟，在森林之间蜿蜒——那里的幼树已因缺水而开始枯萎。

我们沿这条干河床往上走了一段，到了名叫库库勒托格拉克的一点，河便是在那里往西北分出去的。我们在那里遇上一道新筑的堤，意在拦住夏汛，免它再冲回那条被弃的河道。我看着这道靠不住的屏障——据说曾有约六十人在它上头苦干了两个多月——便体会到在安得悦河的终端耕作所含的那份冒险。我所见流过那道「班德」即堰的水，是那份「喀拉苏」之供；据说它出自上游的泉，在河床离开群山那道大砾石缓坡之脚处。这样长年可得的水量，看来于一片相当大小的绿洲是充足的。尼雅来的人把它估作十「塔什」，即够转十扇磨石；并声称它比他们自己那条河可得的「喀拉苏」之供更为丰足。

可这份年初的丰水于灌溉所生的一切便宜，都被「阿克苏」、即夏汛的「白水」自雪岭奔下之时河道迁移所生的风险抹掉了。那时耕作之区或是要遭洪水，或是因河离了渠首而全然无水可灌。后一场灾祸在前一个夏天便发生过；而自安得悦塔里木殷勤前来库库勒托格拉克迎我的那一小队人，痛切地抱怨说：按据称在种的二千亩之数，仍向他们索着一千唐噶的赋额。

我腾不出工夫去看这处不幸的「塔里木」，而是沿河又往上走了六英里，直到入夜迫使我在名叫喀拉奥其凯奥勒图尔干（「黑山羊坐过之处」）那处牧人站丰茂的胡杨之间扎营。我们有些工人的疏忽——他们曾把大堆……

二十七自安得悦废墟到且末

十一月八日清早，我把路线定向东南进入沙漠；越过低矮沙丘与长着红柳丛、泛着盐花的凄凉荒野走了八英里，便到了那座高大的窣堵波废墟——它守护着安得悦那处古址，我一九〇一年初次访过。

当时缺工夫，迫使我把探查限在那座窣堵波东南约一英里处的残堡内部（图一〇三）；就连堡内也留下几间被流沙覆得太深的房间没有清理。所以我又一次在它旁边扎营时，良心是宽了的。迅速的察看使我放心：当中那座小庙的遗存——当年它曾交出有意味的写本遗物与一则颇为要紧的汉文刻划题记——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受损。

随后我赶到堡外，到仅在南面四分之一英里处萨达克声称他寻得那件佉卢文木牍之处——那木牍他曾在伊玛目加法尔的麻札给我看过。那里的地面覆着锥形沙丘，上头长着或枯或活的红柳，其间露出赤裸黏土的被蚀之岸。萨达克毫不迟疑地带我去的那个地方，看着像这些台地之一，只是低些。可走近细看，我认出那高出平缓沙坡几英尺之物并不只是一处「证人」，而是一堆结实的垃圾，其中透出一座小屋的断砖墙。

这座不起眼的废墟大概是自我初访此址以来、因邻近沙丘略一移动而露出来的；萨达克知道几年之后有几个尼雅来的「寻宝人」被它引来过。可他们只满足于这里那里掘几个洞，把这样掏出来的垃圾就近扔着。我才刚动手察看它，便在大量陶片、毡与粗织物的破片、以及成块的马厩垃圾之间，遇到一小片木头，上头有佉卢文字的痕迹。于是那些人立刻被派去动工，入夜之前这座废墟大部分已清完。上头是厚厚一层马厩垃圾与麦秸，一律地铺在那些只约三英尺高的砖墙遗存之上，也铺在填着墙间清楚可循的两间屋子的堆积之上。从这两间屋子的地面、以及一间被侵蚀几乎全毁的毗邻房间的地面上，我除了收得几件残破的木质与皮质佉卢文记载之外，还收得一件大而保存完美的长方木牍，上头现出那种书体一种奇特的拉长变体，末尾是一串样貌似印度的古怪花押，分明是用作签名的。另一件值得一记的发现是一片柔韧的树皮，上写一行极其草率的字，与任何已知的中亚书体都不相似。

可比这些字迹遗物中任何一件都有远为更大的好古之趣的，是这座小废墟之发现开始投在这处遗址的历史上的那道新光。一九〇一年我发掘那座圆堡内的废墟时，曾从它的庙里收得一则纪年在公元七一九年的汉文题记，以及若干吐蕃文、婆罗谜文与汉文的写本遗存。这些证明那座堡曾在公元八世纪最初几十年间被占用，其后不久便在吐蕃占领期间被弃。而奇的是：玄奘约在公元六四五年归国途中，沿自尼雅往且末的沙漠路线经过，在这十日之程上未见一处有人居住之地；可他提到——其位置恰与安得悦遗址相符，即离尼雅四程、离且末六程——几处被弃聚落的废墟，而他那个时代的传说称之为「覩货逻故国」，覩货逻在中亚史上是有名的。他告我们说：这片地方久已荒废，「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从前一直像是个难题：如何把我一九〇一年发掘的结果，同这位法师所提到的、在同一地点所见而早在数百年前便已被弃与沙漠的废墟调和起来。可我一旦亲眼在同一座残破构筑里发现更多佉卢文木牍而验证了萨达克的所得，正确的解释便向我透了出来。显然，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确定的历史实例：沙漠里一处古址在数百年之后曾被重新占用。这些木质佉卢文记载，同尼雅遗址那些在书体上与之极近的记载一样，无疑属于公元二或三世纪，因而正属于那些印度·塞种人在塔里木盆地得势的时期；而玄奘从他们权力的主要所在阿姆河一带，称他们为覩货逻。那座出木牍的小屋，必定属于玄奘所见完全荒弃而成废墟的那处较早的聚落。

这片地方其后又一次被人占居——大概是由于玄奘经过之后十余年间中国权威在东突厥斯坦全境建立所带来的境况好转——这一点由那座残堡确凿地证明了；我从前的发掘已表明它在公元八世纪之初曾作中国驻军之用。可就连那座较早构筑本身的状况，也为这番重新占居供上了凭据；因为只有这样，才似乎可以说明那些掺着大量麦粒的麦秸层、以及那些一律地既铺在断墙之上、又铺在填着墙间的土砖堆积之上的马厩垃圾层。显然，七世纪或八世纪那些新居户里有人觉得便当，就在那座倾塌的废墟所成的土墩上盖起了他寒微的庄院。

这座废墟里有一件古怪的发现，起初没有得着应有的注意：一只帆布袋，内装两片狭而平的木片，各约六英寸长，沿一边有一列小小的杯状孔，显然被烟熏黑了。只有当这几片木头到大英博物馆被察验时，我当时的一位助手伊夫林·怀特先生才认出它们是规规矩矩的取火板，用以把嵌合那些孔的小木棍旋转钻磨而取火。就是那时，我对这种原始之法竟晚至公元三世纪还留存下来，本也可能存疑；若不是其后在罗布泊以北那处大致同期的古址上发现了一件完全相符的取火板，供上了印证的凭据。

十一月九日，在那座唐代之堡近旁寻访别的古代遗存之事仔细地续了下去；可我所设法追出的那几座被蚀极重的居所里，只有一座出了可定年的遗物，即两件残破的佉卢文木牍。一座小窣堵波与一座方塔的废墟——方塔仍高约十八英尺，两者都以大尺寸的晒干土砖筑成（图一〇五）——是那座堡近旁可与较早聚落相连的、较为实在的构筑中唯一尚存的遗存。风蚀已行极深所造的毁坏，无疑是较古构筑遗存如此之少的主因；因为在堡以南近一英里内一切赤裸的土块上，都大量出现样貌极古的陶片，而在堡的四近所拾得的铜钱，一概属于汉代的中国钱币。

然而，我那位中国导师兼守护圣者屡经证明的精确，其最触目的凭据出现于此时：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我看出，那座堡的黏土之垣——它是在他经过之后一两代之内筑的——有一处竟正是筑在一堆属于我们纪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结实垃圾之岸上。在堡那唯一的门以西约一百英尺的一点上，风蚀已把夯土的环墙严重地豁开。一个人在这样露出的面上搜寻时，遇到了一件保存良好的佉卢文文书的一部分，仍折着，从一层垃圾里伸出来。这片残件的书体与布置，与我前次旅行从尼雅遗址那处最丰富的垃圾堆所收的同类皮质文书完全相合。

我搜寻那出它的古代垃圾之岸时查明：它一直往下伸到低六英尺的坚硬黄土原生土壤，两侧被后来那道垣墙的夯土层夹着。从这样被保存下来的这座小垃圾堆的杂项内容里，出了成袋的各种织物破片，其中有精美的丝、几块毯子的残片，以及一只骨制刀柄。看到七世纪那些筑中国堡垒的人在这里取了什么作基，我不禁想：那处较早遗址的堆积，还有多少可能仍安然覆在那道垣墙别的部分之下。

那道垣墙对人的攻击其防御之值无论如何，它倒起了拦住并留住大量流沙的作用，而那些流沙护住了墙内的构筑。因此，要把堡内那些我从前未能触及的住屋部分彻底发掘，于我的工人便是一桩重活。我们此时把它们全清了出来，其中包括一座大厅；可我们唯一的所获是几根线脚丰富的精美木柱——尽管直径超过一英尺，显然仍是车床车出来的——以及几处地下屋里塑得繁复的火灶，那些地下屋必定曾作冬日的栖身之所。我的掘工在奈克与蒋师爷的监督之下这样苦干时，我腾出工夫去看了较远处几处我曾得着消息的遗存。往北走过那座大窣堵波，我查明那些我初到时便已注意到的不成形的夯土墩，本是一座大围垣的一部分，如今因侵蚀而败坏得几乎不可辨认，一半埋在沙丘之间。

只有靠切近地察看这里那里仍可追寻的墙段之走向，那片当年围起之地——一处自北到南约五百四十英尺、横约三百四十英尺的长方——才得以大致定出。那道夯土之垣基宽约三十到三十五英尺，看来曾承过一层上部构筑，是以大砖成层砌在厚厚的黏土层里所成。可构筑上看来少有规整，或者说修补曾很频繁；而现存的墙段里，保着足够高度以容确切量度的也很少。陶片——大多是黑色或深褐色——凡不被宽阔沙丘所覆之处，都厚厚地散在垣内地面上。风蚀显然先豁开了外墙，随后又把内部当年所含任何建筑的遗存刮尽（图一〇四）。东墙在这一过程里受损尤重，而南面的墙则实际上已消失。整体合成一幅怪异的荒凉之图，就连在我已习惯了的沙漠四围之中也令人动容。这里已没有发掘的余地。可当年那样厚重的墙如今败坏得如此之深、内部堆积又那样磨损的样貌，都有力地示意：这些废墟也上溯到较早的「覩货逻」聚落之时。

另几趟出行使我识得了我那几位安得悦向导所知的、南面那些紧密排列的红柳锥之间的一切古代遗存。其中一处是一座小设防哨所的废墟，筑成结实的方形，墙是夯土，厚约八英尺（图一〇六）。它们受损相对较轻，有些地方仍高达十八英尺。一座突出的方形墩台护着南面的门。内院约四十八英尺见方，全然空无，只有东墙背风一侧留着未被侵蚀扰动的麦秸与粪的积层。当年夹着内门的几根胡杨木立柱还直立着；而清去填在内门里的堆积时，我们遇到几大块木料，我的人认出那是自桑树与沙枣树上砍削而成的。

这样，这座堡兴筑之时已有耕作，便得了证明。可关于它被占用的时期，我白白寻不着分明的好古凭据。墙保存得相当好，本可以取作年代晚近的一个迹象；可有这样一个事实：紧靠西墙有一座巨大的沙锥，顶上覆着活的红柳，高出西墙足二十英尺——这就示意出另一种解释的可能。以塔克拉玛干南缘别的古址上经验所教我的来判断，倘若这座残堡也上溯到覩货逻占居之时，我倒会觉得那座红柳锥所达之高更容易说明些。至于往南与东南半英里之内所追出的几座被蚀极重的小居所，所用砖之大尺寸与类似的构筑细节都分明指向较早的时代；可在这里，寻确切可定年的遗物也是徒然。

正是从这几番往南的测绘归来之时，我十分清楚地追出了一道古河床之线：它自安得悦河今日的河道往东北而行，在唐代那座残堡以东半英里之内经过。沿它切近搜寻，这里那里显出古果树褪白而败坏极重的残余。可再追不出构筑的遗存；而堡内最后几处住屋的发掘此时已告结束，于是十一月十二日傍晚，我把营地迁回河上游的阔尔噶奇。

第二天清早霜寒而晴朗灿烂，我结清了尼雅那些新老工人的工钱，看他们兴高采烈地出发去走四天的路回家。随后我渡过那条河——尽管冬日已近，它仍填着一道约四十码宽的河道，中央深两英尺，流速约每秒一码——去看我们那位自安得悦塔里木来的牧人向导米赫曼所能指给我的、西面河边丛林带里的一些古代遗存。丰茂的红柳丛之密使定向极难。可到末了，在许多迂回之后，我们成功地在一道浅渠床旁追出了一座造得粗陋的水磨的堆积；又在离河近两英里处，追出了一座以胡杨梁筑成、几乎全被蚀尽的小屋的遗物。清理它所得唯一的「所获」，是嵌在地面里的一些麦秸，可证此地当年曾有耕作。还有一件有意味的发现：一道深切的水道自阔尔噶奇上游从河里引出，穿过稠密的丛林往西北去。米赫曼声称他曾循它到比莱勒孔汗以外那座被弃的堡村附近，距离约十八英里。

我在托库兹库勒的牧场以上重渡那条河时已是傍晚很晚，发现我的营地扎在离右岸不远的阔克吉尔噶奥吉勒，在胡杨林与丰茂的库木什芦苇荡之间。在那里，一大堆急要的信件——在我启程作那趟往东的长途跋涉之前，须发往喀什与印度——使我第二天整日忙于案头。想到这一停对我的人意味着一整天奢侈的安逸、有充足的水与燃料，而我那些备受磨练的骆驼与矮马又有无限的青草，是可喜的。安得悦的四个人被派在前头，去把我们预定各歇站上的井清出来。

随后，十一月十五日，我们启程往且末，要以六程走完——正如老玄奘当年所行。那正是他所述尼雅与且末之间那片沉默无人的荒野，沙漠的流沙始终近在手边。「行人往来，遗迹难寻，故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这位虔敬的法师在这样孤寂的荒野里，竟采信他所闻那些关于魔鬼的说法——说它们以歌啸与号哭使人迷路而丧命——也不足为奇。可对像我这样已走过更坏地面的人，这条古代的沙漠大道上另有些不那么令人生畏的特征可察。

自安得悦河到且末约一百零六英里，其大部分、且几乎全都朝着东北，都仔细地紧贴着这样一条线：自昆仑之麓倾下、局部被高沙丘漫过的那片绝对不毛的砾石缓坡，在北面被一带荒漠植被镶着边。在这里，那些在砾石滩上游失掉的溪流的地下水又近地表，除养着野杨、红柳与别的荒漠植物之外，还供上了偶有的井。没有它们，这条沙漠路线于商队行旅是全然不可能的。即便如此，这些井的水一概是咸的，有几处咸到几乎不宜饮用。这一点加上夏日的酷热、那时在洪水河床里孳生的蚊子，以及「布兰」即风暴所生的风险，实际上使这条路自五月到九月封闭。

可凡地下水量较多之处——因自群山出到山前砾石缓坡上的那些河较大——那一带沙地灌丛与丛林便铺展开来。因此自安得悦河以外一连两长程、到舒丹奥吉勒与沁格里克两站，我们都穿过大片相对丰足的荒漠植被。据说它们往北伸得相当远，并为安得悦塔里木所属的一部分羊群供上冬季牧场。沿着这些凄凉的牧地而行，我想起马可·波罗在他那篇关于「且末州」的简短记述里告我们的话：「这一州全是沙地……你所遇的水多半苦而恶。然而有些地方你确能遇到清甜之水。有军队过境时，百姓便带着妻子、儿女与牲畜逃进沙荒里两三日之程；他们既知何处有水，便能在那里活命、能把牲畜养活，而人不可能寻着他们；因为风立刻便把沙吹过他们的足迹。」

第三天我们把喀拉穆兰河那许多深切的夏季洪水河床留在身后之后，路线所越的绝对赤裸的沙漠地段便稳稳地延长，而其间所能寻见的植被则越来越薄。后半程我们一直迎着自东北来的一阵刺骨之风，尘霾与寒冷大增了它的难受。第四天傍晚，在艰苦地越过厚重沙丘之后，我们到了那处名字起得恰当的歇站扬塔克库都克，即「刺丛之井」；我在那里高兴地发现有人殷勤地放下了一葫芦奶与一篮蛋。那是且末的伯克体贴地预先送来的一份无言的问候。在这条「大道」上，我们别处都不曾与人烟相接。此后地面变成了一片不毛的砾石滩，隔一阵便被粗沙的低矮沙丘漫过。只有几处低洼之地含着最为稀疏的植被；其中一处名叫喀拉斯提，得名于当年曾在那里示众的一个盗贼的头骨——那是给行路人的一个警戒，或者说一份保证——我们便在那里作了到且末之前最后一次歇息。

第二天清早我才走了五英里，便有一大队人马来迎我们致欢迎之意。那是且末的斯迪克伯克，带着一班当地的绅耆，还有四个壮健的帕坦商人——他们暂时落脚在这片绿洲上，热切地主张自己有权分与迎接一位来自他们本乡的「萨希布」。我发现这几位印度贸易的进取先行者全都把家安在斯瓦特、布内尔与巴焦尔那样熟悉的越界之地时，对他们的在场便双倍地欣喜。他们惯于带着小商队、载着印度货自和田经婼羌往东北去喀拉沙尔、再往吐鲁番，而且发现且末在他们的经营上是一处便当的中途站。他们有许多我极需的消息可告：路线、里程、给养之类。

可我对这一类切实知识的渴求几乎无从解得，直到伯克的人带上来的一大席「达斯特尔汗」——其中有肉馔与干果——被我这几位主人与我自己那些久已缺此丰馔的人合力妥妥地消受完毕（图一〇七）。我们往前骑行时，我有充裕的工夫采集当地消息；因为往绿洲去的整一程都走在一片绝对赤裸的平地上，没有一处景物可分人之神。到末了，当那片由树木与庄院所成的暗块在霾覆的地平线上清楚显出时，我们遇上了一道完全干涸、却以红柳丛为标志的老渠之线。这便是约二十年前且末一位有进取心的伯克所作的那番尝试所剩的一切——他曾想利用某个较早时期的一条灌渠，在今日绿洲以下创立一处新聚落。水确实顺顺地流了几年，可要确保耕作的努力，却因劳力不足而失败了。这恰是一个例证，示出那个似乎一向缠着这片突厥斯坦最为孤绝的绿洲那坎坷之运的主要难处。

随后是一趟快骑，去看我那几位当地向导所能指给我的从前聚落之遗存：西面几道断裂的黏土墙，以及绿洲西南缘一片广阔、散满堆积物的「塔提」。到末了我走进耕作之区时，暮色已压到我们头上——这使我那一队随从松了口气，他们急着要回自己的肉锅旁，却又太过周到，不肯早些被遣散。田与园都带着新近拓殖的样貌。然而那些上好的树木与树篱之长势、以及那些庄院实在的样子，使我觉着自己又到了一处乡野丰足之地；而事实上，我这一整天都听着人称赞且末肥美的土壤，更称赞它那条河所带下来之水的丰足。我们借火把之光穿过那座大大的新巴扎，随后在图尔孙巴依的屋里得着了舒适的住处；在所经的那些凄凉荒野之后，那屋子几乎像一座大宅了。

二十八沿且末河而行

且末把我对此地最初印象所许的一切都实现了。停留两天——那已是我所能腾出的全部——于人与畜都成了在过去五个星期沙漠行旅之后一段可喜而使人复元的变换。矮马们在芦苇与带刺灌丛的苦食之后，有大量干苜蓿可尽情享用。骆驼也照它们自己的路数在沙枣树的叶上得着了一份美馔，虽然那些叶已被霜打枯。那些人得着了置办各样补充冬衣的办法；而他们大概同样享受的是：院里满是闲谈的闲人，而一座热闹的巴扎又近在手边。

还在路上时我便已采得消息，表明且末如今是一片稳稳长大的绿洲。它曾是一处可畏的流放之地——乱前中国人用它安置自和田来的罪犯——那样的时候早已过去。约三十年前它被人描述为一堆可怜的棚屋，如今已渐渐长成一片活泼的绿洲，分明比尼雅更大。在整个突厥斯坦，要取得人口之类大致不差的统计都是难的。可在且末这样新长起来的绿洲上，就连借自较早聚落的那些约定成规之数也帮不上人。然而有这么多似乎是清楚的：定居农户的户数不会少于五百。

可耕之地自然是有的，多到最铺张的拓殖之计所需。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一致说：且末河——它排着好几道高峻雪岭之水——可用的水量，足够供一片同克里雅一般大的绿洲而有余。所缺的只是新的居户；而且末一切有地的巴依都在渴盼着他们。自和田一带来的劳力之涌入是不断的，可缓慢。那条漫长的沙漠路线上显然需要一些便利，以加快它，并克服贫苦农人迁往这样遥远之地所必然会有的不情愿。

且末的地理位置约在罗布泊与克里雅之间的中途，这便足以使这片绿洲在大沙漠以南那条路线通行的任何时期都有其要紧。玄奘与马可·波罗都不曾不提到且末；而我既正沿着那条把他们带进中国的路线而行，能亲眼看见这处古老聚落在数百年的荒弃之后，其生机正在有力地伸张自己，于我是一份特别的满意。我到后第二天，从住处、以及那些把我拴在那里的修补、运力安排之类的琐碎操心里脱出身来，骑行穿过绿洲中部时，新建的宽敞巴扎上所拥的一大群人使我欣然意外。那既不是集日，也不是特别的节庆之日。可斋月约四天前才结束；在农事歇下的一个季节，这便足以把一群过节的人——不下四五百——引到那几家开着的铺子与摊子前来。

就在巴扎街尽头之外——且末的中国县丞王大老爷的官署便在那里，那官署固然简朴，却清洁新整得可喜——人指给我看几间残破的泥屋，说那是旧市。这一番并置，使人容易判出且末正在起的变化。那是一个阴冷刺骨的下午，雾一般的尘霾藏住了一切远景。可这片绿洲年轻的伯克斯迪克伯克领我所走的那些巷道上，近处仍有许多可看。那些看着舒适的庄院、那些丰足而年幼的果园，以及我在路上所过那许多衣着齐整、正从巴扎上的「闲步」骑马回家的男女，都在讲同一个富裕与扩张的故事。除了和平与尚算良好的治理所带来的整个塔里木盆地经济状况之提升，主因还能是什么呢？

且末一例以触目的样子例示出：突厥斯坦大沙漠南缘那些孤绝的聚落在不同时期尤其容易经历何等的起落。在《汉书》里，且末被记作一个小酋之国，有人口二百三十户，其名的汉文译法是「且末」。我从尼雅遗址所得的佉卢文文书里屡屡提到的「恰勒马达那」——作为一处有几分要紧的地方——大概也是指它。公元五一九年，中国佛教僧人宋云自罗布泊往和田经此地时，见这片绿洲——他称之为「左末」——只住着一百户人家。一个多世纪之后循同一路线而行的玄奘，在与且末恰相符的位置上提到「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他在那里见一座古城的城墙仍立着，可已不再有居民——「城郭岿然，人烟断绝。」然而在他经过之后不久中国的统治重新建立时，且末、即沮末又一次在《唐书》里以一处按制设戍之地出现。在马可·波罗关于「且末州」的记述里——它在别的几点上都已得着充分的验证——我们读到有「许多城镇与村落，而这王国的首城便以它自己之名为名，叫且末」。可到十八世纪之末、大概还早得多，耕作已完全消失。

直到上一个世纪的头三分之一过去之后，中国人才重新开始把且末辟为一处小小的流放之站。这处新聚落的长成，起初似乎缓慢；而回民之乱期间纷扰的局面，必定曾大大地妨碍它。可自那以来，重新开发之潮一直不断；而尽管那许多在官面主持——更确切地说，是官面压力——之下自西面各绿洲带来的拓殖者已逃回他们的旧家，人口仍在稳稳增长。当我渡过那条河时——尽管季节已晚，它仍在四五道满满的河道里流着，其水量远超我秋天所见的和田河——我便认出了造化为且末这片绿洲所给的种种可能。可谁能预见它们究竟会不会被完全实现，或者荒凉重又在此君临一切的那个时候是近还是远呢？

这些今日且末的景象，其最好的反衬便是我第二天所访的、现存绿洲西南那些沉默的「塔提」。这些被蚀赤裸土壤的堆积之区——那里除了小陶片、碎玻璃块、以及金属与别的硬质材料的残片之外，别无他物可标示从前的居住——自今日耕作之缘起，成片地往西南延伸近五英里。地面呈为一片几乎平坦的细砾石滩，这里那里有几处岛状的黄土「证人」，指出那自耕作止息以来被风蚀走的覆土之高。在亚勒古兹图克麻札（「孤独的牦牛旗」）近处，新田又在侵入且末人所称的「库涅沙尔」那片地方。这地面当年除陶片之外可能还留着的任何遗存，自然早已被人为寻宝而搜过、毁过。

有一道往这最近的一处「塔提」而去的老渠之线，我沿它循了近两英里，到它与那条灌渠相接之点；约二十年前穆萨伯克曾力图把那条灌渠重新派上用处，而我往且末来时曾渡过它。在这条古渠以西，古陶片也大片地冒出来，一直到一处浅洼地的岸边——夏汛期间，那洼地承着阿亚克塔尔溪的水。从那片和缓倾斜的冲积扇之形势来判断，似乎清楚：且末河的水如今仍可不难引到这里来。可风力吹蚀已行极深，在这些南面的塔提上只留下一层细砾石之土，而当年覆着它的那层肥美黄土已不存；加以沿河下游尚有数千亩肥地可用，重起耕作大概不会取这个方向。

我那位向导以古怪的随意之名分别称之的这些「塔提」，没有一处给有系统的考古劳作留下余地。我也未能在它们那些细小的堆积物里发现任何可就其年代提供确定线索之物。此地风蚀之力看来如此之大，以致在大多这类遗址上那样常见的完好中国铜钱，据说如今从来寻不着。只有留着那特有边缘的极小碎片，证明它们从前之存在。然而关于这些堆积之区年代之别，仍有一点可作量尺：南面当年耕作过的地面已被剥蚀到底下的山前砾石，而紧邻今日绿洲、可能代表中古且末所在的那片「库涅沙尔」塔提，其遗存却仍搁在黄土之上，侵蚀之程还在进行。作为这番蚀力正在运作的一个迹象，我可以提到：紧邻阿亚克塔尔河床那片塔提当中，有一座巨大而孤立的黄土「证人」高达二十三英尺，其坡上覆着样貌极古、极为坚硬的陶片。

这一整天都刮着自东北来的强风，它冰一般的吹袭使我在傍晚为图尔孙巴依屋里那间房的遮护而高兴。靠一番大大的用力，新雇的骆驼与我们往婼羌一程所需的给养，连同那些人的冬装，都已及时办妥。没有好古之务再留我，因此我得以守住自己的日程，十一月二十三日清早便又使商队动身。至于仍在南面测量山脉的拉姆·辛格，我留下训令，叫他到婼羌与我会合，并沿山麓把他的测绘尽量往东推进。

我此时急欲赶上去的那条通罗布泊的商队路线，其大部分沿且末河的两岸而行。这样所给的水、草与燃料供给之便，在任何时代必定都为往且末以东去的旅人所看重。然而除了往下游约二十四英里处一个小村塔特兰之外，在到瓦什沙赫里——婼羌、即罗布泊县境内最西的一处聚落——之前所须穿过的那一百五十余英里丛林与沙漠上，没有一处有人居住之地。因此我们不得不为人与矮马都带上七天的给养。

头两天，右岸那条路线——如今它比从前地图上所示那条更受人取用——紧贴着现今的河床。灰蒙的天底下，红柳锥、芦苇覆盖的草原与稀薄的胡杨丛林接连而来，给眼目的东西很少，难解那份单调之感。我在且末得着了一位极好的向导，即塔特兰的农人伊斯玛依，他作猎人的名声很大。他以他那杆古朴的老火绳枪究竟立过什么功，姑且不论；不久我心里便对他目力之锐、以及他那份精确得惊人的方位感毫无疑虑了。在这样少有地标的地面上，他那份寻定我们方位时始终不误的从容与准确，使我在平板仪上的工作竟成了一桩乐事——尽管那份令人麻木的寒冷把我的手指冻着。

伊斯玛依「帕万」也有着配得上一个猎人的胆气，这我在第三程清早前去看那座我曾见标在赫定地图上、名叫「提姆」的小砖墩时才知道。它在河的对岸；我提议渡过去时，伊斯玛依对此有他的疑虑。这条河床的底许多地方是靠不住的稀泥，承不住矮马，于步行之人也可能危险。如今日渐增大的浮冰每天顺河漂下来，这就更添了难处。

我们到伊斯玛依提议寻渡口的那处牧人站硕尔库勒奥吉勒时，铺在那片广阔泥滩上的冰壳原来太薄，承不住人。可伊斯玛依与我带来推计程轮以量路程的那个且末人，仍安然过去了。随后这两人勇敢地涉过那两道急流的河道，每道约五十码宽，中央近四英尺深。他们侦察归来、在火旁设法把自己烤暖时，看他们那发着抖的赤腿——不止一处被冰块割破——使我想起那些法国的工兵：他们在满是浮冰的别列津纳河里齐腰做工，架起那几座要救出大军溃余之众的桥。伊斯玛依尽管刚受了那番难，仍自愿背我过去；我对自己的脚是否当得起这样一渡大为疑虑，便欣然纳了他的相助。骑在我这位强健的坐骑上渡过去是安然的，虽然并非没有波折；因为伊斯玛依爬那道通向分开两道河道的浅滩的陡切之岸时，在滑冰上没能立住脚，脸手朝下跌了下去，把我好好地浸了一回。所以我也有东西要在那些人于对岸稠密的芦苇之间燃起的熊熊之火旁烤干了。

那座「提姆」就在我们所渡之处近旁、离河岸仅约一百码，原来是一座以结实砌工筑成的小方形构筑的废墟，十之八九曾作一座窣堵波的基座。现存的部分只有十一英尺长，高出今日地面约七英尺。那些砖之大以及砌得仔细，都证明这座构筑之古老。它的意味在于：它证明在今日河道的紧近之处曾有一处伊斯兰教之前的聚落，因而支持了这样一个推定——这条河在其主要方向上的改变，比两岸所遇那许多干支流与泻湖本来可能使人设想的要少。

我们这一趟出行之后重上路线之处，那条路已不再沿河，而是经过一连串广阔沼泽的南缘；那些沼泽与河的大致走向平行，大概标出当年由洪水所成的泻湖。稠密的芦苇荡覆着这些洼地，难得让人瞥见一片清水。胡杨林隔一阵便遇得着，一般在伸进这些「库勒」里的小片沙质舌状地上。这条路线此后足两程、约四十三英里所经的其余地面，主要是浸盐的草原，长着稀疏的芦苇或红柳。若不是日增的寒冷给我们带来的那份可喜的清朗天空——十一月二十六日我记下冰点以下三十四度华氏的最低温——以及南面那道远处雪岭的景象，这片景色在我的感觉里会比北面那片绝对不毛的沙丘之区更令人沮丧。因为在那里，沙丘那些优美的波线、以及它们之间耸起的大沙脊造出一条不断变换的地平线，使眼目有事可做。

我在第四程清早在伊斯玛依的引导之下前去看几处我驻且末时曾听说的废墟时，得着了一个机会，好好地了解了这些沼泽、以及伸展在它们与河之间那片纠结丛林的性质。自琼库勒即「大湖」岸上的营地，我们往东北走，去伊斯玛依所知那片沼泽带里一处稳妥的渡处。那水是泉水所灌，还没有结冰；若没有我们向导那份准得惊人的方位感，我们要寻一条穿过这靠不住的沼泽之底的路，恐怕要久寻而无功。我们末了所渡之处，它收窄成一道仅四五百码宽的水道。可就连在这里，地面也太软，承不住负重的畜口。芦苇长到十英尺以上；即便是跟在伊斯玛依与他的矮马之后，要从那些丛里冲过去也不是愉快的经历。

那是一匹细小精瘦的东西，这几程里我对它的赞叹从未止过。除了它那位高大的骑者之外，它还得载他约十天的食粮与它自己的草料、一杆尺寸与分量都可观的火绳枪，更不必算那些毡与别的行装——有了它们，伊斯玛依才能在最严寒的季节里在丛林中露营。然而这匹马从不曾落后一刻，而且在难走之处总肯领头。在我们走近伊斯玛依远远指出、说是标着那些废墟所在的那道红柳覆盖的沙锥之脊以前，难走之处实在很多。其间那些大概偶有夏汛到达的洼地里，红柳与别的灌丛长得如此纠结丰茂，骑马往往全然无法通过。极大、而且形貌常常扭曲得古怪的胡杨，如此密地布在这些洼地之间的地块上，迫得我们不得不迂回。到处都多有鹿、野猪与较小野物的足迹；我很能想见伊斯玛依那件古董武器在此可以有何等的杀获。

亚勒古兹栋、即「孤丘」的废墟由三座孤立的小构筑组成，现出以极软砖工砌成的长方之墙，筑在几座由较低沙脊相连的红柳锥之顶上。那些墙只高出地面几英尺；虽然被红柳丛所拦住的沙局部地护着，它们无论何处都不现出任何上部构筑的遗存。在那几座高出平地约三十英尺的小丘之坡上，躺着几根开裂的胡杨大梁或木板；伊斯玛依认为那可能属于棺。可没有什么能显出它们本来的位置或用处。总之，这些保存不佳的墙与它们奇异的位置看着令人费解。可那些砖之小与其软，示意年代并不很古。这个谜并没有解开——直到往东北约一英里半处，伊斯玛依又指给我第二群小小的长方构筑，与第一群极为相似，却筑在低地上、在分明是一道古灌渠的旁边。这里的墙也只高出地面二到四英尺，也留不住上部构筑的痕迹。

可当我们循这道渠的痕迹往东走了半英里稍过、伊斯玛依把我带到那群「老墙」的主群——他称这处遗址作「库涅塔姆里克」——时，真正的解释不久便自己显了出来。我在那里看见一排十二处以上的长方围垣，以同样的砖工筑成，可保存得更为完整，自东至西沿一道低脊之顶延伸。它们的尺寸差别极大，最大的一处量得五十乘四十二英尺；可每一处都在一侧现出一道狭窄的拱门，其高出于其余的墙。一切都叫人想起更西面伊斯兰教坟地里那样常见的围垣；而在那道脊缘近处一处围垣之外发现一座坟，便证实了这个推测。

一排粗胡杨枝覆着那具棺，棺是一段掏空的树干所成；而当随我的人刮去足够的土、露出一具骸骨朝正南的双足时，便十分确定了：我们所在的是一处信士的安息之所。既已对这些废墟的性质放了心，我便可以让死者在这处荒凉的坟地里不受扰动。那座坟已露出的部分在我们离开去走前头那段长程之前，被妥妥地重新盖好。在伊斯兰教的坟里不能指望有年代价值的发现；而要从葬在此地的死者身上采集人体测量的数据，便意味着久留与那样一番劳作——那是无论那些人还是我自己都不会情愿的。

即便没有关于年代更确定的凭据，这些遗存之发现仍有它地理上的价值；因为它使这一点十分清楚：在一个并不很远的时期，当且末河循着一条更偏南的河道——或许正是我们一路沿行的那条沼泽之线所标的那条——之时，一处农耕聚落曾能在此维持一时，其自然条件大概与塔特兰一带相差不远。如今这条河的北移、以及其间大概已有的干旱之加剧，已给毗邻的地面带来了凄惨的变化。我们不得不穿过大片结着坚硬盐壳的土地，又不得不在阴郁的盐泻湖之间小心择路而行——那里连芦苇荡也在死去——然后才重又上了那条泉水所灌的沼泽之线与沿其南缘而行的骆驼之径。空气完全宁静清朗；而落日投在南面那道雪岭上的灿烂颜色——那道岭如一道巨大的垣墙耸起，峰高在一万八千英尺以上——只更以对照加深了前景那份凄恻的阴郁。

第二天，一段疲人的路程延到深夜，才把我们带回现今的河床。可由于它河道极其蜿蜒，无法沿它而行；我们的路一次又一次沿着被弃的干河道、并穿过大片结盐的草原——像前几程许多地面一样，这些极苦了骆驼的脚。其中几头脚掌上已裂开厉害的口子，把我们载得极重的行李队又拖得更慢。在阿克伊拉克，我们在一片壮美的胡杨林下扎营时，到半夜晚饭才端上来。

第二天所经又是一样：我们先沿河下行到那处名叫拉什卡尔萨特玛的牧地——它得名于阿古柏时代曾驻在此地的一小队卫兵——随后往东南横穿一带高而全然不毛的沙丘。那些流沙所成的大新月形沙丘高达约一百二十英尺，而且一概以其凹面朝着西南——这是那阵盛行的东北风的第一个示意，而在整个罗布泊一带，我们不久便要熟识它的频与力。在亚卡托格拉克，黑暗迫使我们在一片荒漠丛林的边缘停下，那片丛林是靠自群山来的地下水维持着的。有充足的燃料护我们抵住夜里的刺骨之寒；可一口浅井里的水原来全然不能饮，这便给了我们一份预味——那是罗布泊四周等着我们的主要「美事」之一。

二十九在瓦石峡与婼羌

骆驼脚痛，苦苦地落在后面，马也现出困乏之态；十一月二十九日要走完东去瓦石峡——罗布泊一带第一个小绿洲——尚余的三十余英里，是不可能的。有很长一段路，我们还得翻越一连串大沙「达坂」，它们如同一条条港汊，自山麓那一带真正的沙漠向北伸进来。因此，到入夜时我们找着一处有些牧草、又有一口水尚算新鲜的井的地方，我很是高兴；那里离路旁一处叫作「牌路」的地点不远，那里有一根写着汉文的木桩，上覆一间小小的窝棚，标着于田与婼羌两县的分界。

婼羌隶属阿克苏道，而这道员一职在三个月前才归了我的老友潘大人。夏间我在和田时，便已借蒋师爷的妙笔，向这位博学的友人兼护持者致过一封措辞得体的书信，请他为我在新辖境内的探查给予官方之助。彼此相距太远，回音无从及我。可如今我刚踏进潘大人这个最偏远属县的境内，地方上的帮助便立刻出现了——这是个好兆头，如同远方伸来的一只友人之手。我自从在印度西北边境巡行以来，那种时发时止的轻度疟热一直缠着我；这一回又发作了，正疲乏地等着行李队将近的动静，不料瓦石峡的伯克竟骑马来了——这是我们自且末以来见到的头一个人。我知道那地方还在十英里之外，而且不过是个小村。因此这位戴着中国顶戴的可敬的穆斯林出现在眼前，身后跟着当初开辟此地的移民克佩克的一个儿子、提着一大葫芦牛奶，实在是一份愉快的意外。我欢迎他的到来，不单因为这预示着婼羌方面将有友好的接待，也因为这使我能不费时日地雇到向导与工人，去查勘瓦石峡的古遗址——那是我一路上很想察看的。

次日清晨走了不到四英里，我便到了那片撒满残迹的地面的中心，先前的聚落即在此处。在路的南北两侧约一英里之内，那些大红柳包之间露出的蚀余地面，具备一处典型「塔提」的全部特征。凡不被沙掩的黄土地上都密布着陶片，其中施有精釉、色泽浓丽的瓷片甚多，自半透明的褐色到青瓷的绿色不等。粗糙不透明的玻璃碎片，以及带扣、箭镞一类青铜小件，连同料器与石质的各色珠子，也所在多有。我在当地拾得的、以及自瓦石峡村民手中购得的铜钱，尽属唐宋两朝的钱制，可见此地一直有人居住，下至十三世纪，即蒙古人之世。

有半打小小的建筑因傍着红柳包、多少受到遮护，砖墙至今尚存四至七英尺之高。每一处不过一两间屋子，我都令人小心清理过，却不曾得着任何「发现」。有一处小小的废址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它是用烧透的硬砖砌的——这种材料在塔克拉玛干以南诸遗址中别处从未见过。另一处我留意到：那些土坯砖在各处废址中尺寸相当一致，约长十五英寸、宽八英寸、厚四英寸，而砌法是一层顺、一层丁，交替向外，十分讲究；这种砌法我后来在甘肃许多新旧建筑的砖工上也见到。

我察看这些遗存所得的总印象是：此地所受中国的影响，比和田一带废址上所见的更为直接。此后霍布森先生对那些釉陶所作的专家鉴定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其中认出了几片属于碗类的残器，而这类碗已知出自宋代河南钧州的窑场。可是并没有什么可以表明：这加深了的中国影响，究竟只是因为此地远在东边、位于一条昔日往来频繁的通往契丹的商道之上，还是因为中古前期此处曾有一小处中国人的聚落。

自那个时期以来村址即被弃置，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其一，长着红柳的沙包已在若干废址之上堆到十英尺以上之高；其二，另一些废址近旁未受遮护的地面，已被蚀去六七英尺之深。开裂甚多的死胡杨与果树的树干，不单散落在旧日宅基所占的那一狭带之内，也散落在向东展开的光秃砾石戈壁上一小段路程之内。原先表层的沃土显然已被吹得一干二净；那道至今还能清楚地横过戈壁的渠道所以高出地面，正缘于此。这道渠绕过旧址之后，似乎折向北北东，与现今那条河夏季的洪道走向完全一致；再往东约三英里半，我们便在茂密的胡杨林中开始涉过那些洪道。又走了两英里余，我们终于在主河床畔到了瓦石峡的新居民点——这里立起来不过一代人的工夫，至今还是一株极孱弱的幼苗。

这一场奇特的拓殖之举的来历，从我们经过的那几处摇摇欲坠的住屋与那座簇新而舒适的小驿馆——「公馆」——之间的对照上，得到了鲜明的说明；我没有想到那座公馆已经收拾停当等着接我。多年以来，中国的县署奉上宪之命，一直设法利用瓦石峡河可用的水，开出一个小绿洲来，以便利并发展且末与婼羌之间道上的往来。这条古道在战略与商业上的紧要，显然打动了当政者敏锐的地理眼光；可要把这命令办成，却不是易事。

当初自于田来此的移民克佩克，约三十年前最早在这里占地，他的三个儿子倒是守着这小小的殖地，而且过得不错。可历任安班用发给口粮、种籽之类的办法，又用好言许诺、外加些和风细雨的压力，从远处绿洲招来的那些赤贫农户，几乎无一例外：一遇收成不如所望，或是说到归还垫款，便逃得精光。塔里木盆地东部那些散布甚广的绿洲，处处都在争抢农工，要把这样一群游移不定的人留在瓦石峡这样一个边远之地，机会实在不大。我经过时，末一个承包这项官办「开发之计」的「伯克」，已把二十来户人家弄到了此处。可他对这批人力能否长久并无把握，于是采取了一个明智的办法：把领来的款项拿出一部分投在「砖瓦灰泥」上。盖起一座驿馆、一座粮仓与一处巴扎，便是一层最见效的官样「障眼法」，好让他的东主——婼羌的安班——向阿克苏与乌鲁木齐的上宪申报拓殖的大功。

无论内情如何，瓦石峡在食宿供应上所能拿出的种种方便，我与我的人一样感激。其中最有用的是一张厚实的牛皮，用来给那几头骆驼做新掌——它们的脚是被且末河旧日泛滥河床上那片结着硬盐壳的地面磨破的。可叹这新掌得缝在这些可怜牲口脚掌的活肉上——这是一件极痛苦的手术，若没有我那位老练的驼夫哈桑阿洪的手艺与胆量，几乎办不成。饶是如此，每一头伤驼「换掌」都要好几个钟头，还得六个人按住那庞大而挣扎不已的病人。

十二月一日清早，我打发驼队上路，走往婼羌的最后两程，共计将近五十英里。这段路几乎全在一片荒凉的砾石缓坡上，只在这里那里镶着一小片一小片稀疏的红柳与向北伸展的带刺灌丛。我们在塔特里克布拉克小河边一条狭窄的沼泽草带里歇脚；次日在阴霾的天色下骑行许久，终于远远望见了婼羌绿洲的树木。途中我们遇见自且末以来的头一批行人：两个裹着厚皮袍的商贩，赶着约五十头驮羊毛的驴往和田去。此时暮色下沉，婼羌的众伯克在一处外围的耕地上迎接我。他们的殷勤使我毫不怀疑：潘大人的荐书已为我在当地衙门里挣得了怎样的帮助。

用一份简素的「点心」茶点略事歇息之后，我又骑行了六英里，经过些零落而收成不佳的田地与其间的荒地，到了那宽阔的河床——那里细细的几道水已经结冰。过河时天已黑，可对岸那座新建、盖得结实的巴扎看来颇大；不久我便在殷实的移民图尔逊巴依宽敞的宅子里安顿下来，住得很舒服。我这位主人是所谓「罗布人」之一：这些人世世代代在「罗布」的沼泽湖泊边上过着或多或少游动不定的渔猎生活，与世隔绝，直到一两代人之前才改事农耕。他那所砖砌的大宅之舒适，正是此后进步的鲜明凭证。可只消看一眼他那副古怪的蒙古面貌，也就足以提醒我：我如今确实到了罗布——马可·波罗所说的「沙漠边上的城，那沙漠便叫罗布沙漠」。

正是这片沙漠，是我这一冬苦心求取的探查的目标。自我最初定下计划以来，我的眼睛就一直盯着罗布泊以北的那些废址——它们是赫定在一九〇〇年那次可纪念的旅行中发现的。在探查过那些遗存、以及此区之内我们所能寻得的其他废址之后，我打算带着驼队向东北径直横穿大漠，循马可·波罗所行、此后已废弃了几百年的那条古道，前往沙州，即敦煌。我此前所能搜集到的有关这条道的消息少得不能再少。可一切都表明：若要避免重大的风险与损失，非在运载与供给上作周密的安排不可。那位伟大的威尼斯旅行家不是记下过他的告诫么？——凡打算穿越这片沙漠的人，须在此城歇息一周，使人与牲口都恢复过来；然后备办行装，带上够人畜用一个月的给养。离开此城，便进入沙漠了。

我所要预备的，还不只是横穿沙漠这一趟；而是一连串的行程，其中一部分是在全然未知的地面上，而最要紧的一层是：这意味着要带着相当多的工人在沙漠遗址上久留。我面前这番工程的规模越是无从预料，尽力撙节时间就越是要紧。我很清楚：只有在冬季这短短几个月里，寒冷容我以冰的形态运水，我才敢在无水的沙漠中确保能够做工。同样确凿的是：在这样一个格外缺乏资源的地区，要免去耽搁，就必须事先把足敷一切可能之需的运力与给养预备停当。

因此我在婼羌短短几天里所要应付的事，注定是繁重的。三天之内，我要在这小小的绿洲上募起五十名工人以备发掘，要备下够他们吃五星期、够我自己的人再多吃至少一个月的口粮，还要尽力搜罗骆驼供运输之用——因为我们得带着水、或者不如说是冰，够我们一行在罗布泊沼泽以北无水的沙漠中走七天之用，还要够在废址上久留以及回程之用。当我发现：把当地一切资源搜罗净尽，连我自己的与从且末雇来的六头在内，骆驼也只能凑到二十一头时，这道难题看来实在棘手。倘若不是还能把阿不旦那个小小的渔人村落——塔里木河之水在那附近注入罗布沼泽——当作一处方便的存货之所，事情还要更麻烦。在那里，我可以把一切不是马上要用的行李与给养、连同我们的马匹一并留下；那地方仿佛正跨坐在往敦煌去的沙漠道上。

所幸这个偏僻县份——全境统共不过四五百户人家——的中国知县廖大老爷极其周到，也极肯帮忙。我到的次日早晨，到他那座由当地一位巴依的住宅改成的简陋衙门里去拜会他，受到一种殷勤的接待，那不单是对我那位道台朋友兼护持者的敬意，也出于他本人的善意与兴味。廖是个身材瘦小的人，年约三十五，容貌和悦清秀，是典型的中国相貌。他这个差使，比我此前所见的任何同等品级的中国官员的差使都更像一场流放，而且是一场无利可图的流放。所以那场官式的接待也就极简单：两个乔装刽子手、身穿红色长袍的突厥村民是主要的排场人物，此外便是一名中国文案与陪我前来的众伯克。

可我在安班的左首坐上那把上座的椅子，在他那间温馨而收拾得整洁的小起居室里没坐多久，便很愉快地为主人那极有教养的举止与从容的威仪所打动。有蒋师爷相助——他在这种场合总是最活跃的谈客，对「新疆」每一位中国大员的家世更是一部活的宗谱——我不久便探知：廖是我一九〇一年在叶尔羌见过的安班刘吉大人的弟弟。那位刘大人虽有种种关于他毫不掩饰的勒索与行事一向不大讲究的传闻，可他那种聪明的世家气度与和蔼的风致，当时曾给我很好的印象。可话说回来，他的叔父不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刘锦棠么？——这位名将在叛首阿古柏死后，于一八七七年收复了突厥斯坦；他对朝廷的功劳，我头一回到喀什时便见有一座庄严的祠宇立以纪念。

这样一位「奠定胜局之人」的家族，在一个知恩的政府之下自可要求格外的恩典；因此我在前次旅行中得知大刘锦棠的远近亲属在本省最肥的官缺中占着显眼的一份，也就不以为奇。谈论甚多的新政，至今还不曾认真触动那由来已久的局面：本省的民政被看作刘锦棠与他那位可畏的同僚左宗棠的亲族、以及他们湖南的同乡的一块禁脔。蒋师爷那取之不竭的衙门掌故与丑闻——这是我们漫长困顿的行程中极有趣的谈资——在这一点上早把我说服了。

可叹刘吉大人的官运因某些无须细说的缘由而大受亏蚀。他被夺了治事之职，此时正傲然退居乌鲁木齐，预备着回湖南老家的长途，想在那里隐居悟道以终天年。因兄长失势之故，廖大老爷的官途也就萎了。他在乌鲁木齐与喀什历任数职之后，如今做了婼羌县的安班——今日的行政区划复用一个极古老的中国名字来称罗布泊这一带地方——而这个位置无异于一场没有进项的流放。官俸自不待言，全省与全国皆然，勉强够这位不幸的知县维持绝对的必需，再养一班简朴而不可少的属员。在这样一片贫瘠而未开发、至今仍需尽力抚育的地方，要靠或多或少还说得过去的陋规来中饱，机会是全然没有的。所以像廖这样一个趣味清雅、心性近于文人的人，在罗布泊这一片凄凉之地——于他不啻是当年奥维德流放的托米——是值得我同情的。

我那位师爷的闲谈给他带来的愉快消遣，以及他在我几次接待中拿出来给他看的中国古代游记、照片、地图与古物中所得的启发，他似乎都真心感激。可最要紧的是：廖仍旧懂得怎样下令，又怎样叫人照办。在婼羌这样一个小绿洲上——定居的农户据估约三百家，多半还不到这个数——要募起我发掘所需的五十名工人，绝非易事。若没有安班严厉的命令，根本办不到。

无论是自于田与北路各绿洲迁来的移民的后裔，还是改事农耕的罗布人，这些人一想到要在隆冬时节离家，到东北无水的沙漠里去走一趟遥远而全然未知的路，都吓得不轻。在我这一面，我也太清楚那片荒凉之地上等着我们的艰苦，以及万一不能迅速找到废址、或是发现阿提米什布拉克的咸泉尚未结冰，便可能因缺水而要面对的风险。因此我加倍在意，只招体格确实健全的人，并务使他们出发时冬衣齐备、给养充足。

挑选合用之人的难处极大。他们自己满心惶恐，家人又像哭已死之人一般哀号，弄得他们灰心；于是他们百般设法脱身，或装病，或另用别的托词。我正怅然盼着有点精神上的支持——若有几个我在和田或尼雅带过的老「寻宝」向导在旁，那便够了——不想第二天帮手恰好到了：阿不旦来了两个耐苦的猎人。老毛拉和他那位壮实的同伴托克塔阿洪，在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间曾随赫定在罗布泊一带效力；我早在瓦石峡便已先行传话，请人到他们家中把他们召来。安班的差人幸而在阿不旦找着了他们；如今他们昼夜兼程、纵马跑了六十多英里，欣然赶到，站到了我的身边。

诚然，他们两人都不曾自阿不旦循直路走到那些废址去过，因此我们一离开沼泽地带，便不能指望他们再作向导。可他们知道我们所要经过的地面是什么性质；而且他们以打猎为生，各样的艰苦都经惯了，尽可像男子汉一样去迎那冬日的沙漠。他们爽快地现身，又平静地愿意在沙漠里与我同担休戚，这对婼羌那些惶惶不定的心，是一剂上好的强心之药。有猎人们爽朗的担保，有优厚的工价相许，又有安班答应免去平日的差徭，我挑中的那些「牺牲品」到末了似乎鼓起了勇气，自以为是婼羌壮丁中的翘楚，勇敢地把心里的怕藏了起来。

在我这边，身旁有这样两位伙伴，也是一件宽慰的事：他们因所操之业而练出了沙漠所要求的耐力与自恃，又经赫定几次考察的苦工检验过。二人各是一副性情，粗豪而分明。老毛拉看去年近六十，是个古怪而精瘦的人物，面上皱纹极深，显然是蒙古一路的相貌，说话尖细而高，叫人想起一位脾气不甚好的老太太。他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些年月：他的罗布同族都还沿着塔里木河与它所养的那些河滨湖泊打鱼为生；婼羌那点少得可怜的耕作还只是零星地种些燕麦与大麦；至于住土屋砖房这样的享用，则闻所未闻。他自己的心思在猎野骆驼上，南边山脚荒芜之地那些野驼出没之处，他都熟。把驼肉运到婼羌去卖，颇有赚头。喀拉库顺沿边向东北伸展的沙漠他也熟——「喀拉库顺」是罗布人对垂死的塔里木河所养的那一大片尾闾沼泽与盐湖的称呼，而我们同中国人一样，惯用它的蒙古名字罗布泊来称它。因此，约二十五年前中国官府设法重开自阿不旦通往敦煌那条被人遗忘的旧商道时，正是毛拉同另一位此后已故的罗布人，重新找出了那条难走的沙漠路径，把一位有胆识的中国官员引了过去。

阿不旦来的另一位「帕万」托克塔阿洪，则是另一副模子里出来的人物，仿佛把耐苦的罗布旧种如何适应这一带正在到来的新文明，一身体现了出来。他属于较年轻的一辈，年约三十五。他那壮实方正的身躯与厚重宽阔的脸盘，颧骨高耸，须发极稀，至今还全然显着那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这一人种在塔里木河上这些与世隔绝的渔猎游牧者中间未经混杂地存留了下来，正如在更西的帕米尔柯尔克孜人中一样。他说的是罗布土语，音浊而元音深沉，词汇古老，就连我那些说突厥话的叶尔羌与和田随从往往也几乎听不懂。

可托克塔阿洪的心胸眼界，远远超出罗布人在河边与沙漠里惯常的活动范围。他曾沿着北边那一线朝不保夕的新聚落一直走到焉耆，又曾随赫定远赴南边的西藏高原，以及在祁漫塔格高处放牧的蒙古人中间。凡文明的种种机巧与技术上的便利，他都有几分新近开化的蛮人的兴致；支我的帐篷、架我的行军床，他比我那几个老成的仆人还利落——那些「洋人的巧法子」在他们早已没有一点新鲜了。可他一上来便给了我一个更有用的凭证，证明他观察得聪明：他到时献给我一片残纸，两面都写着早期的藏文。那是他前些时候在米兰古堡的废墟里扒土时发现的；俄国地图上标着这座古堡在自婼羌通往阿不旦的一条路附近。这件「发现」看来大有指望；再加上托克塔阿洪能就那座废堡近旁显然是古寺遗迹的东西给我相当详尽的描述，这便促使我这样安排行程：顺路去米兰试掘一番。

不过即便在婼羌，虽然我日夜都被实际的预备事务缠住，也不能不让心思顾及近在手边的古物之趣。有几层考虑使我确信：婼羌绿洲在古时同今日一样，是整个罗布泊一带的首要之地。它赖以存在的那条河，无疑是且末以东自昆仑下注罗布洼地诸水中最大的一条。它在自己的冲积扇上所提供的灌溉之便，远比此区之内可能从塔里木河本身的尾闾河段——那河在低浅而时时改道的河床里迟缓地绕行——所能取得的任何水利更有把握。宏观的地理事实，使凡熟悉当地情形的人都不能怀疑：马可·波罗的罗布，那「沙漠边上的一座大城」，行人在前往沙州与中国本部之前「于此歇息，然后入漠」，必定就在今日婼羌的位置上。

我也看不出有何理由，要把「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的都城安在别处——玄奘自沮末即且末东北行十程而至此国，这是这位求法者重返中国国土之前的最后一站。汉文史书与求法者的行纪所提供的全部史证，证明自汉代以迄唐朝，楼兰或鄯善这一对互称之名一直用来指包括罗布泊及其毗邻的沙漠与河滨丛林在内的整个地区，连同当时其中或有的零星小绿洲；这些证据无法在此细论。可我不妨说一句：那些记载中的行程所给的确切地理指示，都明白无误地指向婼羌，以之为楼兰或鄯善的首邑。

因此，我在婼羌现今耕地的正中央——甚至就在地表上——寻得了至今无人留意的古人居住的痕迹，也就颇觉自慰。紧贴我住处之东，横着一道废城垣的墙，作长方之形，当地人都熟知它，叫作「斯皮尔」，即城垣之意。它那些土筑的墙虽已朽坏得厉害，有几处更为了墙内墙外的耕作而被夷得一平，可自北至南仍不难辨出略过半英里的长度。它的宽度约三分之一英里。墙垣现存的高度，自十二英尺到二十英尺不等。虽然墙内全被田地与农舍占去，可草草一看，仍在这里那里看出了显然是古代建筑的遗存，用大砖砌成，已被今日的居民部分地利用了。其中一处，我以为可以认出是一座小窣堵波所存的部分，圆形的覆钵宽十二英尺，自然早已被人挖开「寻宝」了。

远为可观的是那座叫作「托拉」——即塔——的古丘；那是有人提醒我注意的，在西北约一英里外。那里，离河的左岸约三百码，有一座又大又陡的土丘，高出灌溉地面五十英尺以上。丘坡上露出的一层层瓦砾、其中夹着大量大石块，使人毫不怀疑它是人工堆成的。丘顶上有一座砖构的遗存，坍毁甚剧，直径约十六英尺，北侧至今尚高十二英尺。其下还看得出一个宽大得多的方形或长方形基座的砖工。这是佛教时代一座窣堵波的残余，几无可疑。可它底下那座土丘，未免太大，绝非任何单独一座建筑的瓦砾所能堆成；而构成它的那些瓦砾层，在被人挖开处显露出来，分明暗示着它源自史前时期的居住。夹在石块里的古代垃圾正被人挖去肥田，别的土丘之所以不见了，或许就是这个缘故。

那些石料显然是自远处运来的；唐时中国人把此地——当时驻有戍兵，在罗布泊以南三程，按其位于通往且末之道上的位置，分明即是今日的婼羌——称作「石城镇」，会不会正是因为这些石头？《唐书》明确地把汉代楼兰或鄯善的都城安在这里，至少自公元前七七年以后如此。中国的行政至今对军事地理仍有敏锐的眼光。因此我发现婼羌作为一处战略要点——一条自柴达木与西藏来的著名道路在此与通往和田、焉耆、敦煌的诸路相接——近年曾被视为紧要到须驻一小队中国戍兵，也就不足为奇了。那座十年前筑起的整齐的小城堡，墙是夯土的，如今空着，婼羌的百姓大为松快，因为驻上一百名兵便意味着额外的赋役。可数年之后，一伙自西宁逃到柴达木的东干乱党出现在这一带，自那里去骚扰在婼羌以南山中放牧的蒙古人；这件事很能说明中国人这番防备之明。

尽管事务劳人，我在婼羌的三天却过得很畅快。天气转为绝对的宁静，阳光明亮，多半时候我都能把南面的群山看得清清楚楚。除了为眼前几处目标的沙漠之行所需的人手与给养都已备齐之外，我还从一个商人那里得到了关于横穿沙漠往敦煌去那条路的极可宝贵的消息，并据此备下了给养、草料，乃至未铸的银两，以备转往那片新天地。有了阿不旦的存货之所，我便可以不倚赖婼羌，一旦罗布泊一带的事务容我抽身，便可自由东进。

到十二月六日，起程的一切几乎都齐备了；连骆驼的冬衣——用许多毡毯拼缀而成，婼羌自山中得来的羊毛很多，价钱低廉——也快做完了。只有测量员迟迟不到，自且末以来音讯全无，这仍是眼前叫人挂心的一桩。和蔼而有教养的廖大老爷晚间来回拜辞行，长谈古事与远方的共同友人，又给了我最后一个机会，用我自己那口古怪的中国话表达对他一切相助的由衷感谢——靠蒋师爷不断的絮谈，我如今已学得能相当自如地用它了。我的人正忙着在外院开着一场露天的巴扎，绿洲上一半的商贩与全部的闲人都来伺候他们；夜色已然笼罩下来时，赖·拉姆·辛格终于也到了。

得知他已顺利地沿昆仑山麓把他那一路单独的测量自始至终做完，我大为宽心；他并且把一张三角网自普鲁附近实测的一条基线——这基线与迪西上尉测绘的定点及印度三角测量局的定点相联——一直延伸到了瓦石峡西南的一座山峰。可是那寒冷——在我是求之不得的，因为它给了我以冰的形态携水的指望——在那大山脉的山麓一带却极其严酷，使这位测量员的旧疾风湿复发，其势足以使他大受妨碍。无论如何，他确实该歇一歇了。因此我很庆幸：将要在米兰进行的工作，使我得以把他留下。

三十启程入罗布沙漠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六日早晨，我自婼羌启程。天没亮很久我就起来了，可要把我这支庞大的队伍从它的肉锅旁扯开，足足催了四个钟头。以它此时的全副阵容而论，这样的肉锅大约很久都不会再见了。走了两英里，两边都是耕作得很好的田；随后到了一条稍窄的可耕地带，名叫塔特兰，据说那里每隔三年才断续种一回。低矮的红柳被听任侵占这些田地，因为要按时耕种它们，或是水不够，或是人手不够。在分开这两片地方的一条浅而结着冰的河汊边上，我看见我那五十名工人都已列队齐整，每两人合用一头壮实的驴，驴上驮满了面粉袋与人用的厚皮袄，以及他们那点简单的家什。我查明每头牲口也都带了一星期的燕麦，又查明我特意掺在工人里的那几名匠人——两个木匠、一个铁匠「乌斯塔」和一个皮匠——都带齐了家伙。全队看来像是一批能干活的人，对眼前的艰苦也已认了命。

我检点这一班人马时，多数面孔上那浓重的蒙古血统之相，很叫我注目。随后我们越过最后的田地，踏上光秃的粗砾戈壁；工人的亲属与一路送到此处的众伯克便以「愿得坦途」的呼声向我们道别。这一句突厥人的送行话，我极少听得如此意味深长。这一天将近二十英里的行程，整日向东，走在单调而不毛的山麓缓坡上。左手远处，天边镶着一线低矮的红柳包，间或露出胡杨，或生或死，都在那些自山中来的稀有雨洪的河道展宽、间或带来些湿气之处。南面那道全然荒芜的外山，整日都在望中，山坡被一道道「恰普」切开；据说野骆驼常出没其中。

我们在扬达什卡克宿夜；那里的高沙包上覆着死红柳，我们在其间找着两口约六英尺深的井，水量丰足，也还算好。次日一段长途因全然没有可以辨识的景物而仿佛没有尽头，带我们向东北横过约二十七英里一色光秃的山前砾石，到了贾汗赛的岸上。天光将尽时，我们涉过它那几乎干涸的宽阔洪床，赶紧在东岸那一带沙地丛林中最高的一座红柳包上点起一堆大篝火；因为行李与工人那一列还远远落在后头，需要指引。随后我们骑马的人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先撞上一条带着几块田地的小渠，接着是一条浅溪边上茂密的胡杨林。

这便是米兰的溪水，是贾汗赛的一条支流；阿不旦的人一两代以来利用它开出了一小处殖地，名叫米兰塔里木。他们在这里断断续续地种些麦田，同时并未舍弃河边打鱼的生涯。直到将近半夜，我们那支载重的骆驼货队才全数到齐。可晚饭迟了许多又算什么呢？我们燃料与水都不缺；我坐在一堆烧得旺旺的营火边取暖，那映红四周幼林的玫瑰色火光，似乎正与我对眼前考古之工的指望相应。

次日，即十二月八日早晨，我离开溪边的营地，踏过覆在溪上的薄冰，在托克塔阿洪引导之下，带着全班工人赶往他所报的东边不远处的废址。约半英里之内，我们穿过一片沃土，一部分已任红柳蔓生，一部分每隔两三年轮种一回。再往前不远，在一片长着灌丛的沙质草原上，我们所循的小路经过一座用木料与苇壁草草搭起的建筑。约十年前，它曾是一支中国分队的栖身之所，那支队伍驻在此处，是要截住那伙自西宁逃到柴达木的东干乱党——当时预料他们会自山中冲出，直扑婼羌。随后我们不久便走上一片光秃的砾石荒滩，绝对平坦，只有一道道又窄又低的岗脊相续。它们模样古怪，走向笔直，大致自南而北彼此平行，一眼便使人想到：那是古渠的遗痕。

在东去的商道——即通往敦煌、也通往阿尔金山的路——头一次横过其中一道岗脊之处近旁，我遇上一座全然坍毁的土丘，露出结实的砖工，至今仍高约十五英尺。寻宝的人自一侧掘进去的坑道，使人毫不怀疑它曾是一座窣堵波。它年代相当久远，有一事可证：最下一层砖所立的那座蚀余台地即所谓「见证」，与废址四周的地面之间有七八英尺的高差。可是在这看来像砾石、不易被风蚀的地面上竟有这样一座「见证」，起初大费我的思索；直到我在这片奇异的平野上走了一趟，才自己弄明白：它那看似砾石的地面，其实只是一层薄薄的小卵石，盖在底下细而松的沙积之上。我们的脚印深深陷进地里，在真正的砾石上是决不会如此的；脚轻易地穿过那层薄薄的表皮，落进底下的软沙。

于是我渐渐明白：吹蚀在这里也一样起着作用——沙漠的劲风慢慢把一切较细的颗粒带走，而原先沙层中混杂的小卵石是风扬不动的，便留了下来，在地表上积聚起来。这一番近乎地质学的解释，此后帮我解释了某些废址年代之古与所见「见证」高度之相对不高，二者之间表面上的不相称。

自窣堵波土丘顶上望去，东面广阔的平滩上另有些废址冒出来，如同内海上的低岛，看得极清楚。头一组在只走了约八百码之后便到，共有四座小小的废构。其中最左边的一座，一望即知是一座坍毁甚剧的窣堵波。另一座在中间偏右，是一座较小而保存相对完好的窣堵波，四周环着一圈断墙，显然原是一座围绕它的圆形建筑。其余两座是方形的废址，用异常坚硬的土坯砖砌得极结实，可惜被瓦砾掩得太厚，不发掘便无从辨认。

草草看过一遍之后，我赶往一英里开外那座古堡——托克塔阿洪曾说它是此址的主要废墟。自远处、越过几乎像台球桌一样平的地面望去，这废墟颇为壮观。可等我走近，急切地攀上西面那道破损严重的墙时，却不免有几分失望。那些正在崩解的墙垣与马面，尺寸固然厚重，可它们粗劣的构造却似乎指着一个相对晚近的年代。

全堡作不规则的四边形，朝东与朝西北的两面外侧长约二百五十英尺，朝南与朝西的两面略短。四角突出厚重的长方形角楼，各面墙的中段近处又有马面护卫。南面那座角楼格外厚重，凸出墙线将近九十英尺，至今仍高四十三英尺，俨然一座主楼。墙的构造与全堡的形状一样不规则：下部是层层夯实的硬土；其上是粗土坯砖砌的墙体，砖比先头察看的那几座废寺所用的小些，每隔一英尺半到两英尺，在砖层之间夹着一层红柳枝。墙顶原先似乎有十一二英尺厚，上面立着女墙，那里是密实的红柳层与砖工紧密相间。

这座荒堡的构造看来确实粗陋，堡内更是一无所有，令人丧气。可当我留意到：在城垣之内、靠近东面处，风蚀已挖出一个洼坑，比那些牲口棚的垃圾层所标示的原地面整整低十英尺，我便不能怀疑它的年代了。地面自东墙向下倾斜，东墙背后积着一层细砾与沙——显然是那盛行的东北风吹过来的——因而得了遮护。正是在这里、离内侧东北角不远之处，几根高出砾石面一英尺上下的木桩，在去年春天托克塔阿洪到此废墟来时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当时独自往下挖，掘到了像是屋顶的红柳束，并在其中发现了那片写着藏文的纸——他把它带到婼羌给了我。要作我预定的试掘，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地点了；我于是毫不耽搁，把人马安排在这里，沿东墙排成一线动工。许诺给最先有所获者以小小的赏赐，激起了他们的干劲；五十把坎土曼起劲地刨着，一排小房间不久便自砾石与沙的覆盖之下显露出来。这些房子全是砖砌的，用粗糙的胡杨木柱支着上面用红柳枝与泥土做的屋顶。除了大体与堡墙平行之外，这些小屋的布局极不规则。最大的一间不过十六英尺乘十一英尺，较小的几间宽度勉强有五英尺。

可与这些半地下窝棚的窄小与粗陋适成反比的，是那些仿佛把它们一直填到屋顶的垃圾之丰富。发掘一开始，写着藏文的纸片与木片便成批地涌出来。居住者所遗下的各色垃圾层，一直到最底下还在不断产出这类文书，或完整或残缺。那些纸的大小与性质各不相同：有些写在长方形的叶片上，还画着规整的界行，显然是有宗教内容的梵箧残页；而多数写在相当轻薄的纸上，令我想起我在丹丹乌里克与喀达里克的相应所获，属于世俗文书一类。

数量多得多的木简——多半是长不过八英寸的窄牍，两面书写——也属于后一类，这一点由它们左端常见的小小封泥凹槽可以看得明白。可是没有工夫细看，其实连给这些所获做标记的工夫都几乎没有，因为它们出得太快了。头一天的工做下来，总数已在二百以上。同样，各色器具的残件、衣物、兵器之类也极丰富。有许多奇特的硬皮鳞甲片，用红黑两色髹漆得很雅致；有绣花的丝绸残片；有刻着藏文字母的角质印章；有骨制的、做工精细的骰子，等等。一切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这些深厚的垃圾积层——其中考古的佳果累累，其污秽也同样可观——是在吐蕃人长期占据期间堆积起来的，而据史证，我有理由把这段时期定在公元八世纪或九世纪。

头一天古物上这一大丰收，我在帐篷里清理、分类、检视，花了半夜工夫。要把这样一座富矿撂下——哪怕只是撂下一阵——而不把它掏尽，实在难舍。可次日早晨，我把堡内的发掘交给奈克·拉姆·辛格与蒋师爷监督继续进行，自己前去踏看东北约一英里半外的一处废址——托克塔阿洪曾说那里有雕塑的遗存——我不久便明白：此时若坐定下来把米兰彻底清理一遍，我北去罗布泊沙漠诸址的奔袭势必无限期地拖延。那废址原来是一座寺院，中央部分呈一大块实心砌体，长约四十六英尺，宽三十英尺。在壅塞各侧的瓦砾之上，至今仍露着精美的灰塑浮雕的遗迹，它们排列在同样构图极好的建筑装饰之间。我用手边仅有的几个人清理了东侧基座的一小段，便掘出了大型灰塑雕像的残件，其中有一颗塑得极好的巨大佛头，风格与热瓦克窣堵波的浮雕十分相近，因此是希腊式佛教艺术的作品。

于是我确信：这座寺院的年代，比已经查明的吐蕃古堡要早得多。若干观察使人先验地觉得：此处大约同安得悦一样，是一处年代久远的遗址后来被重新占用。要仔细发掘这座寺院以及我到时所留意的其他起源较早的废址，需要许多人工与时日；而我在北行之前无力为此，因此我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重回此址。阿不旦近在咫尺——我打算在那里设立基地，而它也将是横穿沙漠往敦煌去的起点——这使我很容易照此安排计划。

于是，把全址再迅速踏看一遍之后，我折回古堡。在那里，我令人把我们已发掘的、而且那一天仍在不断产出大批有趣「所获」的那些房间，小心地重新填平。这是一层防备，免得在我回来之前万一有过路人到这荒僻的废墟来，糊涂到要在穷兵丢下的这种垃圾里寻「宝」。回营的路上虽冷且黑——堡内那场「掩埋」完工之前，天已黑了——我却兴致很高。我岂不是从一处看来毫无指望的废墟里带走了出人意料的厚重战利品，而且还有更多可期么？

不过，眼下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让我忘记：在我能重回这座矿场之前，总得先设法克服一些难处。回到营里，我发现赖·拉姆·辛格已照我的安排与我会合，可他患着风湿热，卧倒在床。这前景实在不妙，因为我此番进罗布沙漠，极需这位测量员相助。要他徒步行走——我们到了马匹尚有水可饮的最后一点之后，人人都得如此——显然是办不到的。他得有一头骆驼代步，而这便意味着我们所载的冰要相应减少不少；而这次远行工作的规模，乃至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安危，都系于这份冰够不够。

我们自己这一队连驼夫与罗布猎人在内共十五人；把必不可少的口粮、行李与所需的冰仔细算过分量之后，我断定：此外至多只能指望再带三十五名工人，否则便有因水（即冰）告罄而被迫提前折返的重大风险。因此十二月十日早晨，我头一件事便是挑出并结清那十五名准予回家的人的工钱。当然，我们留意挑的是前两天挖掘中表现最差的几个。看着那些要留下来同我们共此一险的人满面怅然，颇有意思。可听天由命的心思占了上风；而且我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无论当时还是此后，没有一个人装病。当他们看见我把遣回者剩余的面粉都买下来作他们自己的储备时，心里的疑惧或许略松了些。

随后我们沿米兰溪北行。约十英里内，我们的路穿过渐渐稀疏的丛林，那垂死的山溪之水便消失在已经封冻的水洼里。接着，一片死气沉沉、盐碱遍覆的草原横在我们面前，连一株红柳都几乎没有，以解那阴郁的单调。横过这片草原还要走九英里才到阿不旦——那是个可怜的小村，尽是渔人的苇棚，却是那些至今仍守着祖辈生涯的罗布人中最有名的地方。因此，当我远未到达便有两位穿着中国官服、装模作样的伯克前来迎接时，我并不十分吃惊。诚然，另一个也有一位伯克的小村库姆恰普干，就在河下游不远处。可自瓦石峡的经历之后，我已习惯于看见这一带官方拓殖的热忱转成波将金式的虚饰。无论如何，有迹象表明：这些善良的罗布人靠打鱼与放牧的进项，确也摆得起这份阔气。

为保次日能及时动身，我早已留心让毛拉监督着预先造好一只渡船，又在天亮前很久便把骆驼自米兰赶出发。因此到阿不旦时，我很满意地看见：那五只独木舟被巧妙地缚成一只渡船，由罗布人娴熟的桨划着，已经把我们运输与给养一列中的一部分渡过了塔里木河。河在此处流在一道又深又分明的河床里，宽约五十码，流速略不足每秒六英尺。可比这河的模样更令人感慨的，是这样一个念头：昆仑、帕米尔与天山那些覆雪的大山脉倾注进突厥斯坦这个巨大而焦渴的盆地里的全部水量，所剩下的一切，此刻就在这道窄窄的河床里自我面前流过。

在右岸，我把一切可以匀出的行李存在一顶远离那些一望即知易燃的苇棚的毡房、即「阿克乌依」里。我的仆人中最沉稳可靠的提拉巴依要留下来看守我的箱子；他知道箱中装着我为敦煌所备的全部未铸银两，此外还有我自和田以来最贵重的「所获」。他还要照管我们的马匹——它们把我们送到此行第一段无水的路程之后，便要回阿不旦来。

把我忠心的助手蒋师爷留在阿不旦，于我要难受得多。他很想同我一道去闯那「大戈壁」；可我很清楚：他的脚除了在城里走几步短路之外并不惯于行走，绝经不起我们眼前那横越沙丘与蚀余地的漫长而磨人的跋涉。为他匀出一头骆驼是不可能的；即便照他所求，让他那瘦削的身量坐在一头载货骆驼的顶上，也还有一层无法克服的难处：为他与他的仆人所要增加的行李、给养与冰。何况我这位极好的师爷，对我预定于春夏两季在纯粹中国土地上进行的那一场工作是太宝贵的一份人力，不该为了这场沙漠远征所含的风险而白白拿他的身体去冒险。于是蒋师爷仿佛带着友好的抗议同意留下，住在伯克的苇屋所能提供的最舒适的一间里，并在远处帮我的忙：充当我的邮局，并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婼羌那位好心的知县保持联络。

行李的分派、余下物资的存放等等，一直把我忙到深夜；直到十二月十一日早晨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使我那支庞大的沙漠队伍开动起来。塔里木河蜿蜒的河床里还到处都不见冰；我们沿它下行约五英里半到阿克库勒，自那里可以远远望见库姆恰普干的苇棚。可毛拉与托克塔阿洪因打猎之故，对东北方约三程之内的地面很熟；他们预料能在那条名叫「扬吉苏」即「新水」的最北一道河洪所留下的某个淡水潟湖里找到冰。

我知道：那些统称「喀拉库顺」的潟湖与沼泽，离库姆恰普干以下的三角洲头越远，水就越咸、结冰也越迟。而尽管夜间最低气温在冰点以下十八度上下，这几天却比自安得悦以来任何时候都觉得暖些——这无疑是海拔大减、又一时无风所致。因此，当我们向东北穿过一片长满苇丛、间有红柳包的单调草原约八英里，于黄昏时到达那个名叫阿拉姆霍加库勒的潟湖岸上时，发现它那沼泽的湖底已经冻得结实，实在是一件宽心事。所有的人都被派去凿冰；在几堆大篝火的光下，把自婼羌带来专为此用的那些粗毛大袋装满，一直装到半夜。

次日早晨五点钟我就把人叫起来；可直到四个钟头之后，这支满载的队伍才得以启行。那些冰袋——拨出专驮此物的十一头骆驼，每头要驮三袋——装得太重了。于是不得不把它们统统重新解开，把多出的分量尽量摊到其余驮着给养与必需行李的骆驼身上。这桩麻烦的重排幸而不必在焦躁不安、哀哀作声抗议的骆驼背上做，而是在那些得力的驮架即「绍塔」上做，我何等庆幸！按突厥斯坦的做法，这是用两架短梯在顶上缚住做成的，一旦装好货物，便可不太费力地抬上抬下骆驼的鞍子。寻常四个人办这件事就够了。可如今我们要把四百多磅的货放上每一头可用的牲口的背，六个人也不算多。此外我们还有约三十头驴，驮着较小的冰袋。我打算让它们在最后一处有可饮之水或冰的地点之外再走两天，把冰留在那里，算是一处中途的存货之所。驴自然是要喝水的；可渴上两天、又卸了货，尽可放心它们会沿我们来路快快回去。

至于骆驼，则在哈桑阿洪的照管之下，自冰上凿开的一个窟窿里痛痛快快地饮了一回，每头六七大桶；据我们所知，这一饮要顶几个星期。一旦把最后的潟湖与盐池抛在身后，在它们到得阿提米什布拉克咸泉——那泉远在赫定所见废址之北——的苇丛之前，便别指望有任何草料。可哈桑阿洪没有忘记在我们的装备里放进几皮袋菜籽油，好教我们自己的骆驼至少不时能吃上一磅上下这种臭烘烘的珍馐。用我这位驼务总管的话说，这是冬寒里「骆驼的茶」；而当它们要这么久吃不着草时，就加倍地少不得。自离开婼羌以来，哈桑阿洪便显出他觉得这是一场较量真本事的场合。要他脱去那副好争的脾气与那条格外尖利的舌头，未免苛求。可一旦掌管起这支「沙漠之舟」的舰队，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也意识到要紧的是拿出他自称从我几次塔克拉玛干之行中得来的那份被他吹嘘得很响的沙漠经验。无论如何，我本能地确信：随我同行的人里，唯有哈桑阿洪一人对这场沙漠之险是真心觉得有趣的。

十二月十二日的行程漫长而无事。我们循着一条粗糙的小道，显然是罗布渔人常走的。它向东北穿过结着盐壳、红柳稀疏且多已枯死的荒凉草原；或是傍着一些浅洼，洼中尚未封冻的咸水明面上，镶着茂密的苇丛。暮色迫使我们在那个名叫雅吉兹马克库勒、当时已完全干涸的潟湖附近停下。我急于趁骆驼还壮实，在头几程里尽量多走些路，次日清早四点半便起身。可是马匹此时因无水之故必须遣回，那些此前一直有得骑的随从，一想到要同我一样步行，就不大乐意。于是他们借着这样那样的由头，力图把这一遭尽量往后拖；这一回竟真让他们把动身耽误了。

为稍减载重，我要把我自己的两个人连同工人的一部分口粮留在前面不远处一个算是前进基地的地方，猎人们预料那里有冰。当我宣布我所挑的人，而我那位沉稳的叶尔羌仆人穆罕默德朱发现没有他时，他失望之极，竟扑倒在地，无能为力地暴怒着，像疯子一样打滚。这一出演得很有声色，可显然做过了头，因而未能动人。连其余那些同我那位克什米尔厨子一样害怕沙漠长途跋涉的人也哄然大笑——我这位可敬的老随从不久也就回过神来了。

约走四英里，我们接近了恰依努特库勒一大片水面的北端；毛拉与托克塔阿洪断言，这是垂死的塔里木河扬吉苏一支的洪水按时注入的终点湖。他们在这里指给我们看，高高的芦苇中藏着一个水洼，水可供牲口饮用，面上盖着一层薄冰。于是那些余粮迅速卸下，交给拉达克人阿齐兹与此前一直给测量员看马的卡里姆阿洪看管，嘱咐他们一俟驴子回来取，便把粮送到我们预定的中途存货处去。我很高兴看到驴在这里能痛饮一回，因为这样便可以带着它们与它们所驮的冰再走两程。

这地方是库姆恰普干与阿不旦的「巴勒克奇」即渔人到附近潟湖来时惯常的宿营处。从赫定的书与所附的罗布泊略图上，我也能确知：我们此前所循的路，正是他一九〇〇与一九〇一两次横穿罗布沙漠、抵达塔里木三角洲即喀拉库顺北缘之后前往阿不旦所走的那一条。我知道：要到他最初发现的那些废址去，我们此时须取一条北北东的路线，这条线势必经过他反向所行诸路的近处。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指引，只有他路线图上所标废址的位置和罗盘。两位罗布猎人都不曾自这一边去过那些废址。不过往北约一日行程之内，他们凭旧日的狩猎之行仍熟悉那地面；而在一件要紧的事上他们能给我确切的保证：一九〇一年曾使赫定绕行得极费事的那个新形成的大浅湖，此后几乎又完全干涸了，只剩下零星的咸水潟湖。因此，只要赫定所定废址的位置大致不差，我便可以放心地依罗盘定向，不必担心绕路与耽搁。

走了两英里余，我们触到这样一个咸水潟湖的南端；它本是「扬吉库勒」即「新湖」的一部分，罗布渔人也专用这个名字称它。据说已有三年不曾有新水注入，可湖里的鱼仍多；在一间苇棚附近，我们看见堆着大量的鱼在晒。可如今据说鱼因水越来越咸而正在迅速死去；那些人从刚结的薄冰下面用手就捉了许多将死或冻僵的鱼。这在工人的伙食上是一种可喜的变化，虽然气味实在很冲。

这个潟湖以及我们再往前经过的其他较小的潟湖，四周大片结着盐壳的沼泽地面，都证明着「新湖」这些可怜残余的迅速萎缩。它们多半已完全干涸，例如猎人们称作库尔班库鲁库勒的那一大片光秃的湖盆；我们因其近旁幼苇与红柳生得繁茂，便在那里宿了夜。这一天的跋涉中，我从毛拉与托克塔阿洪那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消息，说的是自赫定见到这片阴郁之地以来，它的自然面貌所起的显著变化。他一九〇〇年初访之后的三年间，扬吉库勒一带的湖盆一直有河的扬吉苏一支的淡水灌注。此后便再没有水到过那里，潟湖不断缩小，所余的水也越来越咸。

他们自少年时起便因猎鹿之类的行程而熟识扬吉库勒洼地，还能回想起曾见过它的西缘——那里以一行行枯死的胡杨为标记。他们的父辈告诉过他们：这些湖盆从前也曾在某些时期里蓄过水。因此，大片地面上或枯或活的稀疏芦苇之存在，似乎不难用这种间歇的泛滥来解释。至于其间某些洼地上全无植被，我那两位猎人则归因于当年那里蓄水之深。

十二月十四日，我设法使骆驼在八点钟开拔，并且尽管地面越来越难为牲口，仍在入夜前走了将近十六英里。整天所经一连串或大或小的盐池与结着盐壳的干湖底，表明我们仍在最近一次泛滥所及的「扬吉库勒」洼地之内。可我们才走了四英里余、刚把可以称作稀疏而连绵的沙漠植被地带抛在身后，便得着了头一个征兆：我们如今正走近那个风蚀极其显著的地带——据赫定的描述，我知道那是罗布沙漠北部一个极醒目的特征。

那是一带硬土的窄脊或台地，其间隔着一道道小沟，此时还不深，可岸壁削得极陡，在这一带唯有风与挟沙之力的侵蚀才做得出来。这些台地——或者照赫定采用的那个突厥词，我们不妨叫它「雅丹」——顶上无一例外地现出浅浅的平行沟纹，与那些沟壑一样，都顺着雕出它们的盛行风向，自东北向西南。雅丹侧面裸露的土是坚硬的层状黏土，无疑是古湖床的沉积。侵蚀在这里起作用的时间不会很久，否则便是回返的湿气曾一度阻住了剥蚀；因为我在几处发现了长在雅丹之间的枯苇。

越过北面这一道真正沙漠的前哨线，又是或大或小的干潟湖。这些结着盐壳的洼地里所剩的稀有水洼，其水咸得即使天寒也还处处不曾结冰。过了那些雅丹之后，这一天的路上只遇见一小块活的红柳与芦苇，这表明：此区之内近来泛滥的时期太短，不足以让植物长起来，或者那泛滥根本就是个例外。

干潟湖上那层松软的盐壳即「硕尔」，把骆驼的脚掌害得极苦；因此当傍晚时我们终于走上一片风蚀的土坎与六七英尺高的「见证」耸立在低沙丘间的地面时，我如释重负。光秃的地上密密地撒着枯死的胡杨与红柳被晒白的残骸，无声地证明着此处曾有过一带茂密的河滨丛林。淡水螺的贝壳也很多。再往前一英里上下，暮色迫使我们在高大的沙包脚下扎营；沙包上覆着灰白的红柳，其中还有些活着。在一处沙土摸着发潮的地方，我令人掘了一口井，只掘到五英尺深便出了水。

三十一横穿蚀余的干三角洲

次日早晨，即十二月十五日，我把那三十头驴身上所有的冰袋，都小心地堆在最高那座沙包的北侧，又在包上立了一根显眼的标杆作记。我安排让这些驴由为此带来的两名额外人手管着，尽快返回恰依努特库勒基地。在那里歇两天之后，这两人要带上足用的驴只回到我们这处沙漠存货点，运来工人的后备口粮、装满那些腾空的袋子的新冰，以及几驮给骆驼的芦苇。此后他们要在此等候驼队——我打算一到废址便把驼队遣回这个会合点，把所余的给养全数运来。我尽力使我们这几支分开的运输队的行程算得极准，以免一切无谓的等候；因为即便是驴，也不能指望它们整整两天以上不喝水。

可我很清楚：我这番计划能否成功，极大地系于我们能否迅速找到那些废址。无论如何，我不能白放过这个通信的机会，便发了一封用中国大公文封套装着的邮件。它要经我在恰依努特库勒与阿不旦的基地转往婼羌。自那里，安班的关照会使它由中国的塘马一线，经焉耆往喀什，走上六个星期的路，虽慢却稳。再加上自喀什经印度转递的六个星期上下，我不妨指望我这几封自沙漠里发的信在复活节前后送到欧洲友人手中。十个月之后得知：仁慈的天意已使这一封、同我别的沙漠邮袋一样，平安送抵那遥远的目的地——这是何等可喜的事！

十二月十五日的行程使人毫不怀疑：我们如今确已走出一切近世的湖盆，进入了一个性质大不相同的地带。这十五英里的跋涉之中，凡不被流沙覆盖之处，地面尽是极硬的灰色黏土，被自东北向西南规整走向的风蚀沟壑切成雅丹。沟间所余台地的顶上，也被一片走向大体相同的细沟之网刻划着。挟沙的磨蚀，显然是雕出这古湖底表面的一大力量。眼下唯一免于此力的地面，是流沙积成低矮沙丘的那一条条窄带。我不久便发现：这些流沙地带大抵与一条条枯林相应，而枯林通常自西而东横过我们所循的方向。多数情形下，胡杨与红柳干枯发白的树干，无论是半埋在地上还是仍旧直立着，似乎都排成或多或少规整的行列。

在活着的河滨丛林中，我常留意到野生胡杨有排成行列、与或大或小的水道岸线平行的这一特性；这使人觉得：我们每隔两三英里所穿过的这些枯林之带，从前曾夹峙着流水的河道，而那一带本是塔里木河早先一处三角洲的一部分。当它们靠那水活着时，曾帮着挡住沙漠的流沙；而当它们因失水而死后，这层覆盖反过来又帮着护住它们的遗骸免于侵蚀。凡枯树的行列与蚀沟相邻之处，沟岸往往显得格外陡而高；此后我想到：风蚀在那里或许只是接着先前流水之功继续做下去而已。不过只有一处——离营约三英里——我们遇上一道标志分明、伸展甚远的洼地，令人想起河床，两岸如墙，高约十五英尺；而在这里，其大体走向似乎也与盛行的东北风一致。

可暗示我们所行经的这片地面从前曾有广袤的河滨丛林的，并不只是地面的自然形貌——那是在其土壤的湖相沉积形成之时与今日之间某个早期阶段的事；而今日，因彻底干涸、继而剥蚀，它正经历着迅速加剧的侵蚀与吹蚀。说来奇怪，我们离营在蚀余地上走了不过一英里余，石器时代的器物便成批地出现了。我自己最先拾到的，是一件打制粗糙的小石斧头，接着是一枚燧石箭镞与一片燧石刀刃。此后同类器物——尤其是刀刃、锉，以及各色燧石石片——接二连三地出现，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受了鼓励，留心搜寻这类小物件。测量员那位走过许多路的厨子、老实的贾斯万特·辛格，自我第一次旅行以来便是个搜寻小古物的老手——废址近旁的蚀余地上，这类东西是专向眼尖而有耐性的人显露的。为着他那总是愉快的性情与有教养的举止，如今蒋师爷不在，我乐意把他留在身边；因此他那一番搜寻，我可以亲眼看着稳稳地进行。极粗糙的手制陶片，灰的、褐的或红的，连同炉渣，在这一天大半路程上也不时遇见。

我们的路线须尽量走直，向左右搜寻实际上谈不到；因此这类发现之频繁，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说明这一带在史前时代必定有人居住过。至于自然条件容许这样的居住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则无从断定。那一天所得的箭镞中，有几枚制作得极精，即便没有专门的知识，我也确信它们属于新石器时代。就我对罗布人传统生计的所见所闻而论，不难想见：当这片地面上遍布着来自塔里木河的水道与河滨丛林时，足以养活一群散居的半游牧的牧人、猎人与渔人。可它在历史时代的早期至少曾有人不时到此，则由一枚制作精良的青铜箭镞所证明——那是在离我们上一处营地五英里之内拾得的。以其工艺而论，它与此后在北面那处古址近旁所得的其他标本十分吻合，多半是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某个猎人或兵士遗落的。

这些意外的发现，自然把我的心思引向许多引人入胜的难题。这些石器时代的遗物是否属于相距甚远的若干时期，而只是因为原先含着它们的各层先后被蚀去，才使它们并排落在今日的地表上？那么，把今日的地表与被枯树及流沙护住的台地顶面之间的高差，看作自石器时代以来风蚀刮削、降低地面之功的尺度，是否稳妥？抑或湿气一直到晚得多的时代还能到达此处，而在此期间冲积黄土的形成其实曾抬高过地面，直到干涸加剧、致使一切植被死去、继而剥蚀？

在当时便想解答这样的问题，乃至采集足够精确的高程等数据，都很难；因为我的心神时时被实务上的操心岔开——要顾着我这支沙漠队伍走对方向、走得平安。如今我们正经过如此破碎的地面，就连守住我们所依的那个罗盘方位不失，也成了一桩有几分令人悬心的事。远处一无所见，也没有分明的地标；而台地之间一道接一道陡峭的沟壑，台地上又冠着一行行枯树与沙丘，极易使人迷乱。顾着骆驼——它们过不了陡岸，脚掌又早被雅丹坚硬的土面磨得极苦——便不得不时时绕些小弯。测量员被风湿在体力与心志两面都折磨得厉害，或多或少已不能任事；凭指针引路之责，便全落在我一人身上。

可我这份「导航」之责还不止于此。把我这支大队伍尽可能笔直而迅速地带到工作之地，还不够。我还得保证：一到废址便打算遣回去取后备冰与粮的那一队人，能够毫无风险、也毫无差池地自行找到留在第一二一号营地的存货点。在这片难行之地坚硬的黏土上，脚印是不会留的；而我知道：头一场大风——在这风扫之地即便冬季也须防着——便会迅速抹去我们留在雅丹台地上或沟底流沙中的踪迹。设置容易辨认的路标便更显要紧，因为我打算在发掘之事办完之后把队伍分开，最终取一条新路穿过沙漠回到塔里木河去。于是我留心在彼此望得见的地点上，用枯木或散落的土块垒起标桩，把我们的路径标出来；这桩差事由奈克·拉姆·辛格带着铁匠伊斯拉木和几名载得轻的工人去办。事后证明，有了这层防备，是何等的宽心与便利！

这一天在那些硬得可怕的土坎与沟壑之间、又间隔着流沙之带的跋涉，把人与牲口都累坏了。载重的骆驼在这样的地面上每小时至多走一英里半，黑暗中更不能平安通过。暮色迫使我们停下的地方，铺展着一片低矮雅丹的迷宫，顶上硬得要把帐篷的铁钉打进去都极费力气。枯木很少。可幸而人手多，尽可派出去拾取必需的燃料。借着他们点起的火光，哈桑阿洪带着他的助手们忙着替那些可怜的骆驼「换掌」——它们的脚掌经了盐「硕尔」与锋利土坎的折磨，裂得很厉害。我半夜去歇息时，还听得见这些可怜的牲口在呻吟。

两个钟头之后，猛烈的阵风摇撼我的帐篷、把沙灌进来，把我惊醒。在那自东北来的冰冷疾风中，堆起硬土块来压住帐篷的钉子，是件难受的活。自离开阿不旦以来，最低气温一直在华氏十二度上下，这一回虽只略降，寒意却仿佛陡然加了一倍。我当时还不知道：我们在这一带逗留的日子里，注定有多少要落在这不肯松手的东北寒风的爪下！我五点钟便起来了；可围着火堆蜷缩的人，除我那两位耐苦的猎人以外，都冻得麻木，直到将近九点我才使运输队动起来。

风虽仍旧刺骨，其速却不足以把沙扬得很高——自此往前，沙粒似乎变得略粗略重了些。因此早晨在营地上方架起平板仪时，我得以望见远远的北面有一道低矮的红褐色山脊，那是库鲁克塔格那些荒芜不毛的山头一个征兆，我们的目标便在其山脚下。南面，阿尔金山覆雪的高大山脉在厚重的云层之下仍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有那么一阵，我可以拿这样一个念头自慰：我的目光正轮流落在亚洲腹地这两条大山脉——天山与昆仑——之上。不知怎的，这似乎稍稍缓解了这片死寂的罗布沙漠的荒凉所生的那种压倒一切的浩大之感。我此时决定把路线取正北，以便在赫定所发现的废址区的中央附近切入，从而减少因位置推算稍有出入而全然错过其地标的机会。另一个理由是：这样我便能——正如自离开渔人最后的宿营处以来我一直设法做的——保持在赫定历次自该址南行所测两条路线之间的中途，并由一条新路接近它。

十二月十六日这条路线所经的地面，大体性质与前一天相同。密集的雅丹一概作自东北向西南的走向，其顶面也都被同一方位的沟纹切割着。如今那造就它们的冰冷的东北劲风正在发作，看它如何刮削挖凿，颇有意味。不难看出：风的侵蚀之力在沟壁上最大，被它吹动的沙正像流水一样不断地淘蚀着沟壁。这东北风与地面形貌之间关系之密切，那一天便是最不善观察的人也会深深领教。因为那些深达十二英尺以上的沟壑看去虽像极好的避风之处，可想在那里避一避这仿佛能刺进骨髓的风、稍事歇息，却全然无用。那里的风势若有不同，也只会更大。你若想在一条雅丹台地的末端找一段挡风的坎，那是白费——它无一例外地收成一道利脊，两侧穿人的气流会如在涡旋中一般从两边把你裹住。看去自西而东的一行行枯胡杨与枯红柳一再出现，通常长在坚硬的石膏状土坎之上，旁边伴着一道道低矮的沙丘。此外，离营约五英里处，我们经过大片地面，其上雅丹的顶部覆着枯死的芦苇茬。

燧石器物与粗陶的残迹——分明属于新石器时代——仍不断地大量出现。毫无疑问，我们仍在走过史前时代有人居住过的地面。这些发现愈发有趣，因为我们此时已深入赫定推定其早先罗布泊湖盆所在的那一区域之内。自约第六英里起，我以为我能辨出制作明显较好的陶片：红胎之上是一色的黑面。饶是如此，再走约三英里，我遇上那一眼便使人想到历史时期一处小「塔提」的景象时，仍不免有些猝不及防。

将近半英里之内，坚硬的地面上处处撒着炉渣与红黑两色的陶片，颗粒相对较细，分明令人想起尼雅及其他早期遗址一带所见的陶器残迹。其中有些——如一只大瓶的颈部残片——带着轮制的痕迹。我这印象不久便得了印证：当时随我在身边的托克塔阿洪与几个人，拾到一枚硕大而保存完好的青铜印戒，其形制与纹样无疑与和田一带那些早期遗址所出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同类发现相符。一枚残缺的方孔中国钱，无字，可属于与汉朝相联系的一种式样，确凿地证明了这些残迹标示着历史时期某处聚落的所在。由枯红柳固持的高大沙包，使这小小的塔提有了一副熟悉的模样，也限制了雅丹的刻蚀。毛拉目光锐利，发现有三座沙包顶上的红柳还活着；我们走近时，在它们附近发现了野骆驼的粪——想必是不时来此啃食的。

到这时候，我们在灰蒙蒙、不见日头的天空下，都被那刺骨的风冻得半僵了。下午两点钟风势略减时，下了半个钟头小雪，竟因缩小了那凄凉的视野而几乎给人几分安慰。雪只积了半英寸上下，经次日早晨的日光一晒便全消了，只在雅丹斜坡上受檐状土缘护住之处还留着些。饶是如此，它也帮我们省了两天的冰，又给了骆驼润一润舌头的机会。要让它们就着这点雪痛饮一回是不可能的：卸货之前天已黑了，而让它们在这种它们的腿极不适应的地面上四处游走，也不安全。暮色迫使我们停下之前约一英里，我们越过了一长行高大的枯胡杨，至今仍高十英尺以上，分明标示着一条古水道。

再往前，我们遇上一条稀疏的沙包之带，上有枯红柳，似乎能略避些风，我便在那里扎营。照我们的推算，此处离赫定那座大「堡台」废墟应在八英里以内；我急切地爬上一座大沙包顶，用棱镜望远镜向天边搜寻它或别的任何地标。可是徒然。

婼羌来的那些人起初便是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满腹疑惧上路的。如今在这看来一天比一天难走的地面上跋涉了六程，风吹日晒之苦与疲乏更加深了他们的沮丧。倘若我不能在一两天之内把他们引到我明确宣布为此番艰苦远征之目标的那些废址，他们便会彻底绝望，多半会闹出逃亡或强求折返的事来。因此我认为应当摆出一副笃定自信的面孔，虽然我很清楚：在这样的地面上、以我们不得不行的速度，无论怎样小心地用前后视线取方位等等，都不能绝对保证路线无误。

半夜一点钟前后，一场自东北扫来的狂风把这一夜弄得苦不堪言，几乎把我的帐篷掀翻。我事先已尽力把外围的帐钉加固过。可在那迅速涨起的风势之下，一根绳断了，接着又断一根；帐篷的内帐连同钉住它的铁钉一并被整个掀离地面。我在半被沙埋的境地里醒来；直到我用喊声把人从远处的营火旁叫来，帮我在外帐边缘四周堆起大块的土，我这处栖身之所才算勉强稳住。幸而我有为半北极地带所备的厚羊毛内衣、夜间穿的皮里背心，以及「吉尔吉特」式的大皮靴，装备还算合于这种野外之行。那些人也都备足了羊皮袄，里面是絮棉的「袷袢」，脚上是毡袜与从不脱下的皮「恰鲁克」；幸而那些晒白的树干供了充足的燃料。

哈桑阿洪那一身多才的机巧与奔放的性子、时作时辍的干劲与古典式的厚颜所奇特地混成的一团，大约是自某个像马其顿人梅斯派往赛里斯之地的代理人那样一路东来的先人承下来的。

有种种理由相信：所望见的那座土丘属于赫定那些废址的东组、即主组。因此我毫不迟疑，决定朝它走去。这方向与雅丹的走向相差无几，因而于行进有利；可那距离竟近五英里，虽然人人都精神抖擞地走，我们仍花了两个钟头才走完。到达时我确认：那座大砖丘是一座窣堵波，无疑就是赫定一九〇一年回程时最初扎营所在之处近旁的那一座。四周拾得许多汉式的中国钱，箭镞与别的青铜小件也频频出现。

此时映入眼帘的三座土丘之中，东南那座最大的，毛拉一眼便认出是赫定当年扎营之处。隔在我们与它之间的地面蚀得极其厉害，一道接一道陡峭的土坎与其间深达二十英尺以上、削得极利的沟壑，都得成直角地一一翻越。这最后三英里活像一场障碍赛跑，累人之至。可正当暮色降临之时，我总算如愿到了那座废窣堵波的脚下——在这片荒怪凄绝的景色中，它正是主组废址的地标。

建筑已被完全蚀尽之处，地上撒满了古代的木料，这使我们得以在一座高高的黏土「见证」顶上点起一大堆信号之火；我们那些备受折磨的骆驼由它引着，将近两个钟头之后平安到达。我自己也被这一星期沙漠苦行的劳顿与忧心弄得相当疲惫了。可当我同众人一道围着那堆熊熊的篝火取暖，看它把废墟与雅丹一概映得奇突分明时，心里所剩下的只有目标达成的振奋。那一夜我在小帐篷里写信给远方的友人，报告我平安抵达，直写到自来水笔里的墨水结了冰；这份心情，信里是如实地映着的。

我对赫定出色的测绘也真心感激：尽管路线不同，又全然没有可资导引的地物，它却使我一天也没有耽误便找到了这些荒僻的废址，而且恰恰在他的路线图指引我去寻找的地方。此后我们自己的平板仪测量——以直到婼羌西南群山的三角测量与大量的天文观测加以校核——其结果已全部算出并绘就；我十分满意地确信：赫定所定此址的位置，与我们所定仅差经度约一英里半、纬度不足半英里。

三十二罗布泊遗址初掘

费了那么大气力才到达的废址，头一夜歇得极舒服；十二月十八日早晨最低温度表显示华氏零度上下，要再在暖和的毛毯与皮袄里多躺一会儿，实在诱人。可有许多理由要我们把在这一带的时间用到极处。于是我天一亮便起来了。一个钟头之后，我在路上已经定好的章程之下把运输分成的几支队伍都预备停当，可以启行。所有的驮子都留在主组废址这处营地里，那些宝贵的冰袋小心地堆在紧挨我帐篷之处——那地方显眼，也不虞被人偷用。五头骆驼要回到我们那处中途存货点，把留在那里的给养、以及此后由接应的驴队运来的新冰取来。

驼队的主力要北上阿提米什布拉克咸泉，以便在那里歇息、并吃上极需的草。引路的托克塔阿洪一年前曾随亨廷顿作过一次有胆识的行程，横穿喀拉库顺沼泽以东那片结着盐壳的古湖底到阿提米什布拉克去。他自那里去过赫定两组废址，所以尽可放心他能迅速找到最近的泉。据他估计，即便空驮，骆驼到那里也要两天。他随后略事休息，便要自己带一头骆驼回到西组废址，再自那里向西与西南踏勘，看还有什么别的遗存等着探查。

同一方向上一段较短的踏勘，则交给赖·拉姆·辛格；我指望他把赫定那本通俗记述中提到的、位于我们所到这一组以西的那些废址的位置精确测出来——那些废址，书后所附的小比例路线图自然无从标示。我想手下人多，可以迅速料理我早晨草草察看过的那几处废址。因此嘱咐哈桑阿洪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遣回足数的骆驼，好把我们的营地迁到西边那些废址附近的新地面上去。

卸了驮子，骆驼与随它们的人似乎都急着离开我们这处荒凉的宿营地；八点钟稍过，我便同我的工人们一道，独享这遗址不受搅扰的宁静与孤寂了。众人难得在大白天里吃着早饭，我则自帐篷上方那座窣堵波的高基上四下眺望：我们即将动工的这片场景，在我看来既奇异地熟悉，又同时是新的。那些木构与抹灰的房屋废墟，连同它们劈裂发白的立柱，高踞在蚀余地之上的台地上，如同沉船最后的残骸，与我记得极清楚的尼雅遗址的建筑无疑地相像。可它们所处的境地何等不同！

这里没有那种线条柔和、绵延起伏的沙丘与沙包，眼中所见四周唯有无穷无尽、削得极利的硬黏土雅丹，一概朝着同一方向——那是那不肯松手的东北风雕出来的。它们同沙丘一样使人想起海；可那不是自在涌动的海，而是冻得死硬、又被挤压成无数条棱脊的海。视野可以自由地伸展许多英里。可除了窣堵波以南与西南那一簇密集的废屋之外，我那具倍率很高的棱镜望远镜在别处看不出任何建筑的痕迹，只在北面远处有几座零散的、分明是砖砌的土丘。要相信寻常那种木构的孤立房屋能挺过如此可怕的侵蚀，似乎是难的。

此处的土已被风蚀尽数带走。故南面原先的地面整整降低了十八英尺。尚存的各间屋子地上所覆的沙，只有一两英尺厚。

可即便这点沙，也足以护住若干有趣的小遗物了。头一件是一枚窄木条，宽约半英寸，上书一行汉字，其尺寸与我一九〇一年初访尼雅遗址时所揭出的那些中国古代简牍完全一致。赫定在一处下文即将述及的废墟中有过类似的发现，这使我早有准备，会在此址得到更多这样的汉文「简」。可紧接着出土的两枚长方木牍，上有四五行虽淡却仍完全可读的佉卢文，却是一份极可欣喜的意外。我此前几乎不敢指望在如此偏东之处得到用古印度文字与语言写成的文书。

第二枚汉简出自邻室的一角；此后我们着手仔细清理那些在蚀余斜坡上倒落的木料之间存身的各色垃圾时，一声声「哈特」——即文书——的喊叫，不久便报出纸本汉文书的发现。那是些或大或小的残片，显然是文书，共有半打。可保存更好、也更奇特的，是一层层密叠的、写着汉文的纸；它们看来是给一幅显然属于大型佛画的东西作衬底的，那画绘在一层薄薄的灰泥地上。色彩留存无几，画的是什么也无从确知。衬纸上规整的直行字，令人想到某种文本或官府案卷。

撒满残迹的斜坡上又出了两件佉卢文木牍，即便初次匆匆一看，也有几处可注意之点。其一是一件楔形文书的封检，虽然字迹已被吹沙磨蚀得极模糊，可从它的封泥槽、穿绳孔等处仍看得出：这一套精密的古代书写制度，在塔里木盆地这遥远的东隅与在和田一带是完全一样的。可另一件木质文书外观粗糙得多，倒帮我留意到一处要紧的差别。那是一块长方的厚树皮，看来是自红柳干上剖下来的，上书两长行佉卢文。想到尼雅遗址那些做得整齐平滑的木牍，这材料便显得奇异地粗陋；而当我更仔细地察看方才所得的其他佉卢文书时，我留意到：它们表面的粗糙与多裂，与其说是因锈蚀与曝露，不如说是因为它们的木料是胡杨即野生杨，而不是尼雅文书一概所用的白杨即栽种的杨。

这是一个要紧的迹象，此后大量的观察也支持它：这些废址近旁，当年林苑与林荫道必定是少见的。在我目下宁愿称作罗布泊东址的那一处，凡建筑所用的木料，一概取自河滨丛林中野生的杨树；我也不曾在其近旁寻得白杨、沙枣、桑树之类园中树木的任何遗存——而自和田至瓦石峡的一切古址上，这类树是极常见的。此后我探查罗布泊西址时，发现那里也只有一处废墟——而且分明是一处颇有身分的宅第——现出古代林苑的枯树干。因此一开始便看得明白：本地耕作的物产，其分量决不足以独自解释这些古代聚落的存在。

不过这头一处废墟的所获并不限于文书；另一类遗物中也有几件格外值得注意。有一间屋子的角上出了两片织得很好的羊毛栽绒毯残片。凡不曾磨损过甚之处，它的颜色保存得异常鲜新：数种褐色、一种浓郁的酒红、米黄与亮蓝。其经、纬与绒的组织工艺，与今日日本廉价地毯的做法十分相近；详细的描述这里无法给出。这是我在中国突厥斯坦所寻得的第一件真正栽绒地毯的古代标本，我的满意可想而知。可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另一件对古代织物史几乎同样重要的发现，便酬报了我们对废墟北侧一小块地面的刮剔——那地方地面上并无任何建筑遗存。那是一小匹黄色丝绢，轻轻卷着，显然未曾用过，已干脆到初次提起时便断成两截。它的整幅宽度略不足十九英寸，卷径则在两英寸以上。

一开头便遇上这样一件保存完好的遗物，来自中国那古代的丝绸贸易——许多考虑早已使我相信，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这贸易正是沿着这处废聚落所标示的这条路线西行的——实在奇妙。各色丝绸的小片，无疑是衣物的残缕，在此址的这一处与另几处废墟的垃圾中所出甚多。可唯有这一件发现，才能让我们看见：那以织丝著称的赛里斯人最负盛名的产品，当年是以怎样的实际形态远行到古典的西方去的。它何以在最后的居住者弃屋而去时被丢下，又何以逃过了此后某个时期里很可能来这被弃的聚落中搜寻任何值钱或堪用之物的人之手，臆测起来是徒然的。可关于这丝绢的幅宽是否即中国早期外销贸易通行的规格，一切疑问都消释了——因为我回到米兰之后，从那里一处古代废墟中取得了一大幅丝绢，原边尚在，量来也恰恰是十九英寸宽。

自这头一处清理的废墟残迹中还出了勺子、食箸、青铜或漆器皿的残片等若干小器具，这里无法一一细述。至于那一天自废址紧邻的蚀余土上所采集的金属、玻璃或石质小物件之极其丰盛，我也只能一提而过。这是那少数不必忙着挖掘的随从的一片好猎场；他们都急着靠偶得之物的赏钱挣些零花。那里有大量铜镜残片，背面有时带着极好的浮雕纹饰；有铜制的指环、带扣残件、搭扣以及别的做工精好的饰物；有刻着几何纹样的石印；有做得精致的球形小铃，等等。

玻璃、料器或石质的珠子收获甚丰，而且色彩往往极艳，说明在这处生趣与一切欢愉早已远去的驿站上，当年女眷是很不少的。可更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方孔中国铜钱之多——它们无一例外地属于前汉与后汉两代通行的式样。人不能不生出这样的印象：这处地面不广、本地物产有限的聚落，竟曾有大量小额钱币的流通，而这通常正意味着一种活跃的往来。

可在当地，我实在没有多少工夫可分给这些古物的细枝末节。那处孤立建筑一清理完毕，我便把工人这一班移到西南去；在离窣堵波约一百码处，耸着一处较大建筑的废墟。它占着一片台地状地面的最东端，那片地约二百码宽，因得这些废墟与另外半打较单薄的住屋遗存的遮护，未被切成雅丹，如今便凸出为整片废址区的中心。它四周的土都被蚀去十二英尺以上。

主体建筑似乎原有一道大土坯砖砌的围墙，其中三间狭长屋子的厚墙至今仍高耸着。我很容易便认出赫定当年发现他那批纸本与木质汉文书之处。他自填塞着这几间毗连屋子中最东、也最窄的一间的垃圾层里，取得了四十二枚窄牍、或者不如说是「简」，以及约二百片纸，其中包括许多细小的残片。在自这间屋子倒出来、任其散落在紧邻南坡上的废土里，彻底一搜，仍搜出了相当多的写字纸片与木片。其中占多数的是卷曲的薄木片，不难认出那是自原本合乎规格——长约九英寸半、宽半英寸——的汉简上刮下来的「刨花」，刮过是为了再度书写。这些简所用的材料似乎多半是极柔韧光滑的松木，本地绝无从取得；因此把旧的书写材料翻新再用这一节俭之道，也就不难解释了。

我留下几个人在易卜拉欣伯克监督之下仔细筛这些废土，随即把注意转到一处虽大却蚀坏严重的木构与编条建筑的遗存上——它原是方才所说那砖墙建筑的一种西翼。巨大的胡杨梁木散落在蚀余的东坡上，几根看来当年曾支撑着某种中央大厅的立柱，至今仍直立着，高逾十三英尺。就赫定所携走文书的内容而言，已知的情况极可能表明：这一组屋子当年曾是一处中国官署的宅邸。这里仔细清理的结果，除了几件胡杨木雕的大涡卷——多半是用来装饰支承屋顶的斗拱的——之外，别无所获。

可当我把人调到紧邻西侧、看来曾是一处外屋或敞院的一块地面上时，汉文书——多在木上，也有一些在纸上——便接二连三地出土了。三十余枚木简之中，有几枚完好无缺；另有一些只是一端烧焦，显然曾被当作顺手的引火之物。可叹我身边没有一位汉学家，连活跃的蒋师爷也不在，无从为我说明其中的内容。可有一枚简，一端还留着一段捻成的毛绳，显然是用来系在某物上的，其用意不难猜到。三年之后沙畹先生的释读表明：它当年是标在一袋粮上的，那是发给戍守分队一名叫关的兵士的一定数量的口粮。

有了这头一天振奋人心的收获，当黑暗终于把我赶进我那顶小帐篷时，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那冰冷的东北风一到傍晚总是更凛冽；想到那些人在砖砌废墟里燃起呼呼作响的营火，坐在火边其实比我在我这暖和的帐篷里还暖和，倒是件快事。我帐中取暖，全靠我一直点着的两支蜡烛，以及我容人放进我那只小小的北极炊事炉里的余炭——直到需要新鲜空气时，才把这器具移到外面去。最舒服的莫过于我那条小猎狐犬「达什」：它穿着自己那身皮裘，钻进我床上的毛毯里，既取了暖，又把一切苦楚忘了个干净。铺在最底下那条耶格尔毛毯是它最中意的卧具；凡我不在跟前替它掖好被子时，它总要一路刨到那一层去。如今夜间气温迅速降到华氏零下十三度，我晚上若不是能连大靴子一并缩进我自克什米尔带来的那只皮里坐袋中去，几乎不可能像那样在床外待到那么晚。

三十三古驿站的踏查

十二月十九日，在清晨的严寒里，我们动手清理一处保存尚好的废墟，它在我们所称的「衙门」西南约六十码处。此处尚可辨出的十来间屋子，无论面积还是所用木料的尺寸都不大。可残墙之内积着三四英尺厚的流沙，加上那平面布局与编条木构的做法一望而熟——与尼雅遗址一模一样——便令人生出指望。这指望没有落空。诚然，头一间屋子——它那夯土厚墙、大火塘与宽炕，显然是要在冬日充作一处暖角的——只出了几小片地毯，质地织得极好，是一种色织的料子，上有精致的花卉纹样，颜色至今鲜明。

可在隔开此屋与其西一间较大屋子的过道里，我们遇上三枚大型长方木牍，连木封与封泥槽一应俱全，上面的佉卢文字大半还保存得极好。其中两枚裹在一片织得很好的褐色织物里，下面尚有约三英尺的沙，显然是自墙上更高处某个盛器中落到这个位置的。除了木料是胡杨而非栽种的杨树之外，这些文书在形制、书体等一切细节上，都与我在尼雅所获使人熟稔的样式相合。作为官文书，这类长方木牍的起首处必定有纪年；我急切地去找，不久便确信：此处的纪年也是按在位摩诃罗阇——即大王——的年数；可他的名字，看来是「杜伽迦」，在构词上与尼雅遗址文书所载诸王之名全然不同。可见此处也是一样：中国在军事与政治上的控驭，容许本地的治理原封不动地留在当地统治家族手中。

我们正在发掘的这所房子当年曾是楼兰一带这位本地君主某位代表的居所——这一点在我们发现紧靠主体建筑北端、或许标示着一处外屋的小小残堆顶上的垃圾中，竟藏着不下十二枚佉卢文木牍时，便极有可能了。其中长方与楔形的书信、备忘之件，以及写在长方木牍上的账目，无不齐备。有几件文书的木料因曝露而褪得发白、裂得厉害。可留存的字迹已足以证明：这一整批东西当年都属于某个本地小吏的「档册」。连同此址其他废墟中佉卢文书的发现，以及我得以就其出土地点与情形所作的观察，这就使一个重要的结论站得住了：尼雅遗址文书中所见的那同一种古印度语言，在罗布泊一带也同样用于本地的治理与商务。想到罗布泊离和田何其之远，一种印度的文字与语言如此一律地伸展到塔里木盆地的极东，便别具一份历史上的兴味。

可正如许多看似简明了当的新发现一样，它也引出了新的难题。在和田一带，这种印度语言之用于公务，尚可借玄奘所记的古老本地传说得到部分的解释——那传说提到自印度早期迁来之民，是当地人口中一个重要的成分。可在如此偏东、几乎已在中国门槛上的地方，这同一种外来治事语言的通行，似乎倒指向一种由印度方面的入侵者所行使、并一度涵盖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政治统治。那么，这会不会是印度—斯基泰人自大夏方面那场征服所留下的长久印记？——那场征服，我们透过中国的佛教传说依稀可见其影，它似乎在公元一二世纪间一度打断了中国在这一带的帝国控驭。抑或这个以印度西北边陲为根基的势力的影响，还可以追溯到更早？

当时实在无暇多想这些引人入胜的问题。我把工人交给奈克·拉姆·辛格照管，让他们去清理那所我们随即命名为「伯克宅」——以别于那处「衙门」——的余下房间与毗连地面，自己则动身去细看主组废址紧邻四周的情形。我沿其南侧行走时，目光被一道长长的台地吸引住了：它像近旁的雅丹一样高出蚀余地面，可它自东而西的走向，与雅丹那绝对一律的方位不同。走近这道台地、察看其顶部，我不久便留意到：它上面载着一道夯土墙垣朽坏严重的残迹，有几处仍高四英尺半，最厚处五英尺。我在南侧所能追寻到的最长的一段连续墙身，约九十码。

这些围墙的零星残迹——它们显然可以认作围墙——曾帮着护住一条窄窄的台地免于侵蚀，其上覆着异常大量的陶器残迹。在残墙一端的内侧，我发现了一处苇壁建筑蚀坏严重的痕迹；除此之外，这道墙垣并不与任何毗连的建筑相接。循着此处所提供的线索，我不久便在主组废址北侧发现了相应的墙段，虽较短，可走向与构造同样分明，作一直线伸展。有几处墙至今仍高八英尺，为加固夯土而按一定间隔夹入的红柳枝层，不难辨认。我这样追寻到的南北两墙之间，相距略不足四分之一英里。

此后便要确定东西两墙的位置了——当年必是它们使这处小小的设防驿站的防御合围。这一节并不好办。在废址东侧、窣堵波土丘之外，我在那些把地面犁得像耕田一样规整的密集雅丹之间遍寻不见任何连续墙垣的迹象。最后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可怕的东北风与它所挟的沙不断刮削，必定先在今日每一道雅丹沟壑所在之处把这东面的墙身一一冲开缺口，最终把当初尚存于蚀余台地顶上的任何土墙残段也一并摧毁带走。此处的台地既很窄，又被削得极利的小脊所划，这一过程便完全可以解释；可其结果起初看去十分费解，直到半年之后我踏查安西一带中国废城那些残破不堪的东墙时，才看到了其间的过渡阶段。那股先在东墙冲开缺口、继而把它彻底抹去的强风，自然也在西墙上用过力，因为西墙同样处在它前行的路线上。头一道障碍既已被整个吹得无影无踪，它刮削第二道时的力道必定更加增大。

因此，围墙西面的整个消失，是一件并不使我吃惊的事实。可幸而我仍能凭两座朽坏的夯土丘确定它当年所在的那条线——这两座土丘彼此相对，恰在现存南北两墙面的正中，位于废屋主组之西。仔细察看表明：它们是当年夹峙这座小小设防驿站正门的两座厚重马面或墩台的遗存。它们厚度必在二十四英尺以上，至今仍高出其间地面十六英尺上下。其间地面撒满了沉重的木料，显然是一座大门的残骸。南北两墙面之间相距约三百七十码。假定墙垣所围之地作方形——如中国设防城池通常的样子——那么这一组废址中一切至今仍可辨认为住屋的遗存，恰好都落在其内。

墙外近旁只有两处废构留存。两者都是实心砌体的低丘，看来当年曾用作佛殿的基座，因构造厚重而至今未被侵蚀殆尽。在驿站东北约半英里处的那一座，已剩成一座高约十英尺的小小方锥，底部每边约三十五英尺。它同此址上每一座大型建筑一样，底下坐着两层埋在泥中的红柳枝作基。另一座离城垣区东南角不远，较大，其定向的每一边原先必在五十英尺以上。它所立的那座蚀余台地整整十六英尺高，加上现存砌体将近十四英尺，看去便颇为壮观。风蚀在此处曾得人力之助，有一事确凿可证：寻宝者——无疑是很早的时候——自丘心一直凿通到西面的一条坑道。这一大块砌体当年必定承托过的上层建筑，已无一丝痕迹；本该装饰其侧面的灰泥饰面，也一样无存。

此处以及围墙以内的废址中，都可看到大量红柳丛的遗骸——当年它们曾在残堆脚下与其下的蚀余坡上勉强存活——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它们必定大大帮着护住了这些废址；多数台地的坡上都撒着它们的枯枝。在蚀沟之内，间或也能找到小小的红柳包与孤零零的枯丛。离那处「衙门」废墟不远，我甚至发现了一小丛至今还活着的红柳。凡此种种都表明：在驿站被弃之后很久、甚至在人去之后犹存的丛林植被完全枯死之后的某个时期，水或许曾再度到过这片地面。

东面与南面，毛拉与我派出踏勘的人全然不曾寻得任何建筑遗存。可在北面，自主址那座废窣堵波居高临下的位置望去，雅丹之上清清楚楚可以辨出两座残丘，我便前去踏查。在北北东约两英里处，我找到一座实心砖构的废址，分作两层，高十五英尺。它的各边长度必在三十六英尺以上，可因侵蚀而朽坏太甚，其性质无从确定。它多半曾是一座佛殿的基座。这基座是用此址通行的大尺寸土坯砖砌的，约十九英寸乘十一英寸、厚三英寸；除此之外，底下还散落着一些较小的砖，极硬，无疑是烧制的，或许属于上层建筑。往西北约一百三十码，我凭撒在光秃的蚀余土上的粗大木料残骸——其中有长逾二十英尺的胡杨梁——寻出了一处相对较大的建筑的位置。

朝西北偏西横越了约一英里半破碎得可怕的地面之后，我遇上一座较小的砖丘与毗连的木构建筑的遗存，特征相仿。此处的侵蚀也已进行得太深，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我们发掘的东西。可在回营的路上，我在南面约半英里处横过一条古河床，得着了一些有趣的观察。它蜿蜒多曲，大体自西向东，似乎与我们十二月十七日接近这片废址区时所越过的那道河床相接。它的宽度自约五十码到六十五码不等。两岸由枯胡杨与红柳包清楚地标示着，陡降十五至二十英尺。

河床底部相当平坦，覆着细沙，全无雅丹。看来是其原本低下的位置，加上河床的走向与盛行的东北风向不同，使风与流沙未能过度刮削；也可能在干涸进行之际，堆积在河床中的厚重流沙曾迟滞了侵蚀。在没有直接的古物证据的情形下，也不易断定这河床在此址最后有人居住之时便已存在，还是此后才形成的。

三十四古代垃圾堆中的文书

十二月十九日余下的时间与此后三天，我们一直在这座设防小「城」的废墟中埋头苦干；其间发掘的经过与成果，这里无法细述。留待清理的那半打住屋遗存，规模相差极大，视其所受的免蚀之护而定。可其中几乎每一处都有足够的流沙或板结的垃圾，把写着汉文或佉卢文的木质文书以及别的有趣遗物保存下来。在紧邻「衙门」北墙的一处不大却建造讲究的编条木构建筑里，两间屋子之间的通连处显出一个极奇特的样式。西边那间屋子东侧有一座宽台，高近三英尺，自一角有三级台阶可上。台后的墙正中开着一个装了格板的口子，宽约七英尺，可以望见东边一间较大的屋子。这座台会不会是给一位升堂视事的人物坐的，而毗连的大厅则容纳求见者与随从？后一间屋子里，墙上的木料与编条都被发现是烧焦的。

可在另一间屋子里、紧挨着高台的台阶处，有一支木尺完好地留存下来，长十一英寸半，上面按中国度量的十进之法把一「尺」分为十「寸」。参照下文即将论及的纪年证据，可以断定：我们在这件奇特的遗物中所得的，是公元三世纪西晋时通行的标准尺度的确切样本。中国古代的度量标准，众所周知在各个时期变动甚大，而凭文献去考定又难；因此这一发现具有分明的考古价值。

在这许多高度组织化的文明的证据之旁，竟遇上一小块木头，无疑是用来取火的，其法正是各个时代野蛮民族所通行的——这实在奇特。它一侧有四个烧焦的孔，部分地凿入木厚之中，并以平槽通向边缘，为的是把火星引到火绒上。有一根小木钉用一条白皮带穿着，至今仍经一孔系在木块上；木钉一端有一个钝尖，恰好合于那些孔。显然正是这根木钉要在孔中旋转。可要转得快到使摩擦生火，必得有一副钻具，而这副钻具我遍寻不得。无论其详如何，从我在此处、以及在尼雅与安得悦两址、此后又在敦煌以西那道古长城沿线所发现的这类取火木块，可以明白：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这种原始的取火之法沿着中国西进的整条路线都是通行的。

不过在所有的废屋之中，我们都不曾掘到像那座大垃圾堆那样的富矿——它在城垣区中央附近、紧挨着「衙门」之西。它横量整整一百英尺，宽约五十英尺。南端高四五英尺，往北渐低，是一大堆板结的垃圾，由禾秸与牲口棚的秽物构成。可我们才动手挖这座不堪闻问的矿场，木质与纸质的汉文书便大量涌出，尤其出自离地面二三英尺高的那几层。把这些秽土一一细筛，几乎占了我们一整天。气味至今仍然刺鼻，那冰冷的东北风把浸透了氨气的细末往人的喉咙鼻孔里灌。我们的辛劳自始至终得着了丰厚的报偿；我以适当的赏钱鼓励众人对特别有趣之物多留心、多小心，他们这番辛苦也收获颇丰。汉文书我们取得一百二十余件，小碎片还不计在内。绝大多数是合乎规格的木「简」，长近十英寸、宽半英寸，其中许多是完整的。纸质汉文书都是撕破的片子，可有些幅面颇大，计有四十余件。佉卢文书不多，可其中有一件保存得完好无缺的纸本大文书，其格式与一九〇一年尼雅遗址另一座宝贵的垃圾堆所出的皮质文书完全相仿。

还有一件新鲜物事：一条写着佉卢文的白绢。它头一次为中国古物传说提供了实在的印证——那传说知道在纸发明之前，绢是古代书写材料之一。有两枚长方形小木盖，带着封泥槽与毗连的绳槽，与佉卢文官文书的「封检」一模一样；它们尤其使我的考古良心得着了安慰，因为它们上面所书的汉字——显然是收件的题署——清楚地证明：我多年前推想尼雅遗址最初揭出的那套古代木质书写用具的一切要紧的工艺特征皆源自中国，是推想对了。

可更可喜的，也许是一小条纸片，因它所引出的新问题：上面有两行我从未见过的「未知」文字。它显然自右向左书写，其中几个字母隐约令人想起阿拉美文。指望从这样一片残纸上释读出什么，是不可能的。可这种带着分明的西方面貌的书体，强有力地把我的思绪引向古粟特、乃至更远的伊朗诸地的人——他们或许曾循这条通往织丝的赛里斯之国的古老大道旅行、经商。我把这片珍贵的残纸小心收起时，全然没有料到：在这条古老沙漠路东端一处荒僻的烽燧里，还有一批用同一种文字写成的完整书信正等着我。

这一切庞杂的文书之所以流落到这座大垃圾堆里，原是四周官署与住屋清扫出来的；这一点由我们在垃圾中所见大量穿破的衣物与损坏的器具残件清楚地表明了。那一堆各色织物的破布——自细绢与织锦到毡与粗家织布——以及皮的、绳编的旧鞋旧履，也许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鲜活地把一种久已逝去的生活的琐屑实相带到了我眼前。

这些古代垃圾层的发现，使我们在此址所得汉文书的存量大增，因而我一开始便受了鼓励，指望能从中拾得于史有兴味的资料。这一指望已由卓越的汉学家沙畹先生对这些文书所作的精审详尽的分析而得到证实。这些文书书体古奥、又往往极为潦草，其内容又多残缺，且处处充满晦涩的公务细节；即便对我这位博通中国古学的合作者而言，其中的难处也极大。可他多半都克服了；承他厚意，把木质文书部分的译文与注释见示，使我得以在他完整的著作面世之前，便对这些文书所揭示的此址的性质与本地情形略陈一二。

先说最要紧的一点：这些文书清楚地证明，这些废址属于一处由中国军队戍守的设防小站，其用意是守护一条要紧的古道——那道自甘肃极西的敦煌通往塔里木河沿岸及其以北的诸绿洲。我们从早期的中国史书中大体知道：约在公元前一一〇年开通的、经敦煌以西的沙漠通往罗布泊一带的一条路，曾为中国政治势力最初的西展所用，并终两汉之世一直通行。可那些文字所提供的迹象，远不足以确定它的确切走向；而我在这一冬一春之中，在我相信是这条路东西两端——中间隔着绝对的沙漠——的地点所得以采集的地理与考古观察，极需文书上的证据来加以印证。因此，此处自原始的地方文书中所拾得的每一星消息，都别具一份要紧。

中国史书中有大量证据可证：在中国先后称雄塔里木盆地的各个时期里，最受其将士与治事者注意的，始终是那条沿天山南麓、穿过自库尔勒西至喀什一串大绿洲的大道。丝绸贸易的主流正是由这条路运往费尔干纳与撒马尔罕，即古之粟特。为防天山以北匈奴与别的游牧部族的侵入而护住这条路，正是据有塔里木盆地的主要用意。如今看一眼地图便知：自甘肃极西与中国本部前往那一串绿洲——即中国史书所谓的「北路」——最短的走法，正是沿罗布沙漠以北的库鲁克塔格山麓，经过我正在探查的这处废址。可在今日，这条路沿线全然没有可饮之水，塔里木河与敦煌至婼羌道上最近的一口井之间隔着直线二百四十余英里，任何商队都无从走完。

在中亚，自然条件的变迁大约再没有别处比此地表现得更触目惊心的了；因此我们要确定这变迁发生于何时之内，兴味也就更浓。如今在沙畹先生已经处理的文书中，有十五件纪年完整，相当于公元二六三至二七〇年。这恰恰是我们所知的、西晋开国之君武帝在那场称为「三国」的内乱之世（公元二二一至二六五年）之后重申中国对帝国这些遥远边陲之控驭的时候。由这些纪年之多，我们尽可断定：那条路与守护它的这处驿站在当时曾经历了往来与活动格外繁忙的岁月。可这处戍所至少又在中国占据之下延续了六十年，则由我最初发掘的那处废墟所出的一枚木简所证——那简记着公元三三〇年付给某个「胡」人的一笔给付。

说来奇怪，这个纪年表述的方式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当时最后的弃守已近。那一年被记作「建兴」这一「年号」的第十六年，而建兴始于公元三一三年。可这年号所指的西晋末帝之朝已于公元三一六年告终；因此可以断定：这处小站其时必已与帝国中枢的官方往来完全断绝。否则它不可能把一个已废的「年号」又接着用了整整十四年。

这种治事上的隔绝并非仅止于一地，而必定也波及塔里木盆地中残存的其他中国戍所——这一点由另一项意味深长的观察而显得极有可能。这处废址不可能只是一个边远的哨所；它必定位于一条要紧的交通线上，否则紧挨着的寥寥几处建筑的垃圾里，不会出得了半打直接出自「西域长史」——即中国帝国权力在塔里木盆地的首席代表——或呈给他的残件文书。其中一件传达「长史」之令，命某位官员前往甘肃境内至今仍可考定的若干地方。另一件署名者为「奉长史之命掌往来文书之书佐」。尤可注意的是那枚钤过印的木盖，当年必是封着一只装有公文呈报或申状的小匣的，其题署合于程式：「上西域长史张君，元谨启，烦王掾转达。」文书本身按官署守旧的成规，多半是写在木简上的，或许已被长史的文书房带往别处。可这封盖却被丢在了垃圾堆上，替我们作证：这位大人曾经此地。

有几枚木简——可惜只是残片——让我们窥见军事行动的一鳞半爪，其舞台显然不在本地，多半远在北方或西方。可绝大多数文书所分明表明的，是那些用「废纸」（其实是废木）填起这座垃圾堆的官署所照管的职守与关切，范围何等有限。他们所办的，是照料一处中国小军屯在粮秣、兵器与耕地上的维持；而这军屯的用意，是守护并保持中国本部与帝国政策远播中亚的前哨之间一条要道的畅通。

可即便是这些例行公事的琐碎文书，对治史之人也别具一份兴味，因为它们照见了组织上的种种实务细节——这些细节在中国政治扩张的故事中自有其分量，可历代正史从来不曾提及。其中最多的是当地军仓主事者关于粮谷储支的呈报与命令。那份周密的稽核之法，从必须核对清册、会签支令者的名单上便可见一斑。逐笔开列的给个人或小队的支给，让我们得知每人每日核准的口粮，以及供他们行路所用骆驼与驴的饲料如何筹措。既要供养本地戍卒，又要为过路之人备下粮秣，其间的困难想必时常有之。屡次三番催令按官兵各等的成数相应减支的命令，便是这一点的一个奇特写照。

「量入为出」之必要不止一次被强调，其措辞使我们体会得到这差事当年何等艰难。可依照中国人似乎自其在塔里木盆地用兵之初便一直奉行的一种治事之策，他们持续不断地有计划地设法把戍卒变成军屯之民，使本地驻军能够自给。对此我们有无可争辩的证据：大量有字木牍逐一开列拨给小队士卒耕种的田亩，或已在灌溉之下，或已备灌，或尚待开垦。某些地块上该种何种谷物与草料，有时也一一列明。

文书中提到一位管本地农事的督办，他多半就是掌管发放农具——如锹、锯与绳索——的官员；关于这些农具的收据或领单，在文书中为数甚多。还提到一位专管水利的官员。别处又读到一份呈报，说洪水冲破了灌渠的堤坝数处——这正是突厥斯坦诸河低洼三角洲上农事始终面临的危险的一个恰切写照。另一种时时存在的风险，我们也从一封信里窥见一斑：那信是要向收信人保证，某几个赶着羊群南下的牧人，走了几程之后已经到得水源。这显然是因为某几片河滨丛林的水道干涸或改道，已不堪牧放了。

军械库稽核官往来的呈报——关于遗失的军装器械，以及制皮甲、头盔、弩机等所需的材料——表明：主持这处小小屯垦者虽以农事为务，却并没有把它的军事用意完全抹去。可颇具特色的是：凡逐一点名的兵士（军官除外），绝大多数都被记作「胡」，即蛮夷。尤可注意的是：凡其族属记得较确切之处，都写作「大月氏」，即印度—斯基泰人。显然，在这处戍所——多半在「西域」其他更重要的驻军中也一样——受中国军官统带的雇佣兵，主要是自那个外族征来的；而在中国人眼中，那个民族有一桩长处：他们是匈奴世代的仇敌。

我们从《汉书》知道：「大月氏」即后来的印度—斯基泰人，在公元前二世纪被匈奴自天山以北的平原逐走，先到粟特，再到阿姆河一带；此后数百年间，即便在他们征服北印度之后，那里仍是其势力的主要根基。当匈奴还据有天山以北时，他们的侵掠对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与穿行其间的大道始终是一个危险。中国人见本地居民大约同今日一样不善征战，而且内部纷争不已，其政治的智慧自然便转到一个权宜之法上去：自其西邻印度—斯基泰人中征兵；匈奴之患为双方所共，这些人多半是靠得住的。把这一点与大约同时期罗马帝国北疆的情形相比，或可得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类似之处。

不过，中国中亚政策这类大端，是不能指望在此址这些官署文书中直接得着消息的。它们所提到的军中之事，主要是个别兵士的小案。于是我们相当详细地读到一个人的不幸下场：他因所属军官的疏忽而溺死于深水，那有罪的上司受了重罚。别处又给我们开列了一名「胡」兵入伍时所领衣物与毡毯的全部清单，如此等等。

这类关于军纪之事的简短呈报中有一件颇可注意，因为它提到「楼兰」是某人所前往、而要设法使其早日回来的一个地方。此事向收信人陈说的口气，清楚地表明：他的驻地——想必就是此址本身——与「楼兰」所指之地并非一处。上文我已说过，自中国史书得来的古物学理由，指向婼羌与米兰两绿洲，以为最可能是「楼兰国」旧日本地君长的所在。因此，倘若那份呈报的写者依东方通常的说法，以「楼兰」指整个罗布泊一带的首邑，那么这一处地名的用法便毫无窒碍地可以解释了。

上文写就之后，沙畹先生对纸本汉文书的译文也已问世。其中多数原来是私人书信，有些完整，间或对这一线中国小戍所的生活情形投下奇特的侧光。可篇幅所限，这里无法添述细节。

我全然没有受过汉学的训练，这或许倒是幸事，使我当时不必为释读这些文书所生的许多棘手细节而劳神；因为在那些酷寒的日子里，要教身心忙碌起来，事情已经绰绰有余。即便到了晚上，我能躲进小帐篷里避一避那不停歇的冰冷东北风，在墨水冻住笔之前所剩的那点钟头，也勉强只够记下笔记，并把「所获」清理、编号、收存。

凡可寻见的废址，我都在尽力加紧发掘；因为我们的存冰正在迅速减少，而测量员此时已自西组废址归来，他的报告表明：那边也有好几天的活等着我们。我为此担心时间的余裕是否充足；到十二月二十二日，把骆驼带往阿提米什布拉克以南诸泉的托克塔阿洪回来，带来的消息说那里的水咸得几乎还没有结冰，我这份担心便大为加重。也正因水咸，那些可怜的骆驼虽已渴了十天，仍旧不肯沾唇。指望自诸泉取冰的打算既已落空，我心里便再难安定。

三十五艺术遗存的发现

我遣回中途存货点去取工人后备口粮与冰的那几头骆驼恰好赶到，使我得以安排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傍晚把营地迁往西组废址。路程既只有约八英里，我便能用整个上午让众人把我们清理过的遗存重新掩埋，以资保护。我自己则忙着替那座窣堵波仔细测绘平面与立面图；它至今仍高三十英尺以上，仿佛守护着我们这一番劳作的场地。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侵蚀与赫定手下人几次挖掘已把地表的形貌破坏了。可我到底还是把构成这座正统佛教建筑的三层方形基座、八角形塔身与覆钵的尺寸一一测定了。

正是在这番察看之中，我在倒数第二层基座上遇见一支金属卷尺，正是赫定一九〇一年遗忘在那里的地方。当然，它安然留在这座废丘上并不算什么稀奇：这几年间大约不会有人到过此处，而那地方流沙及其侵蚀之力也够不着。因此两年多以后，我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一次非正式的晚宴上愉快地把这件小器具交还它那位卓著的主人时，发现这在我看来颇为琐屑的一桩事竟成了报纸上的段落，倒叫我暗自觉得好笑。

往新营地去的跋涉，一路不断翻越雅丹的脊与沟，于我们都极劳苦。工人们背着几头骆驼装不下的给养与行李；我自己则因这些苦日子的风吹劳顿，疟疾又重新发作起来，浑身发颤。可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一清早，我已能在一小组废址上动工，其中包括赫定手下一人在一九〇〇年偶然发现的那座佛殿——次年他自那里带走了若干精美的木雕。他那次是自东址的营地前往的，来回跋涉之外所余的钟点有限，必然只能草草，因此有理由指望此处还有更多可得。这一组废址包括上文所说那座蚀坏严重的佛殿遗存，以及在其东北与西南两侧、显然曾是住屋的两处较大建筑。整片废址占着一座岛状台地的顶部，台地长二百英尺以上，高出其北侧脚下的蚀余地面整整二十八英尺。

我先清理的那两处住屋之所以有趣，主要是因为在几间大屋子里，木构与编条墙的营造细节至今仍极易考究。那些墙原高十英尺，早年整片向内倒下，平铺在地上，因而免于侵蚀。墙厚八英寸，是在编条两面各抹一层灰泥而成；编条下部是横铺的苇束，上部则是一种斜织的红柳编席。这些房子在被弃之后不久必已被彻底搬空，因为尽管倒墙提供了极好的遮护，所得的「发现」除了几枚汉代铜钱与素绢、毛、毡织物的碎片之外，只限于一只大橱柜的若干部分——那柜子的样式，至今在突厥斯坦诸绿洲还常用来贮存食物。可它前腿上高逾十七英寸的精美木雕，以及几块镶板，却因其无疑属于希腊式佛教的图样而颇可注意。

到了下午，轮到清理覆盖着中央那座小蚀余台地、标示着佛殿位置的那一堆木料残骸时，我盼望得到同类艺术遗存的指望不久便应验了。即便在那些几乎全无沙土护持、赫定的人怎样留下便怎样躺着的木件之中，我也发现了雕花的镶板与立柱，上面还留着构图极美的浮雕花饰的一部分。另有一些整个暴露在日晒风吹之下的，木面已褪得发白、裂成碎片。可即便在这些干枯的木片上，我的目光也不时落在我从遥远的犍陀罗雕刻中所熟知的花饰轮廓上。

当我发现台地的东南坡上——那里自侵蚀以来积了三四英尺厚的沙——竟有许多精美的装饰木雕觅得了安稳的栖身之所时，何等宽慰！这里出了几根粗梁，长七英尺以上，雕花的一面宽八英寸，上面是繁密的八瓣莲花串饰，这式样我在一九〇一年于尼雅遗址发掘的一处宅第的壁画装饰上见过，记得很清楚。另有几根长达十二英尺的梁——它们也可能曾用作立柱——饰着极雅致的浮雕纹样：大菱格之中填着犍陀罗艺术常见的四瓣开花。构图更见古典的，是一件长五英尺以上的精美木雕，原先可能是门框的上楣，上面是莨苕叶与铁线莲交缠的花环。

这一切构件必定都属于一座近乎方形、主要用木料建成的建筑的装饰；它东南与东北两面的外侧基梁，分别长十九英尺半与十八英尺半，至今仍原位留在台地顶上。东南基梁之前，蚀余坡上横陈着它当年所承墙体木架的一部分——正是历经数百年曝露之后被风吹倒的样子。屋梁仍完好无损，上面还看得见立柱与横楣所嵌的榫眼。东角上还有两根立柱仍在原位，由横木相连。

这座小殿——别的发现确凿地证明它是一座佛殿——的墙面必有相当一部分是敞开以采光的，这一点由我们在沙中发现的极多镂空浮雕镶板（多已残破）而显得极有可能。除了几何式的花格之外，还有的镶板上是式样与大小不一的花，或是各种怪兽的头与身。其中有几件——例如一头有鳄鱼之口、长颈与盘角的怪兽——尽管保存不佳，其塑造之巧与想象之力仍历历可见。显然这些镂空镶板原都是屏障的一部分，用以在夏日挡住暑气与眩光。

那许多车削得极考究、高逾一英尺半的栏杆小柱，无疑出自殿内；它们四根一组，嵌入一种顶部的栏板，栏板做成一连串小小的双重斗拱之形。内部装饰的其他遗物还有木雕的小窣堵波模型，高至三英尺，基座、覆钵与一串蘑菇形的伞盖一应俱全；还有雕着团花的大木块，多半是为山花的装饰而作，等等。可这座殿中原当供奉的造像，所存遗迹寥寥无几，只有一件木雕浮雕人像的前臂与手；以及几小块细腻的熟石膏，上面还留着浮雕装饰的痕迹，像是自一尊真人大小的造像饰有璎珞的臂上落下的。这些灰塑残片都出自东北坡，那里的沙层太薄，护不住什么。这座建筑其余两面的情形同样不利；可说来奇怪，在西南坡往下几英尺处，竟留存着一小堆垃圾，除了照例的绢与麻布杂碎之外，还出了几件残缺的汉文书。

出了那些精美建筑木雕的那片地面还在清理之中，暮色便开始落到我们身上。我正被这番发现的趣味吸住，不像疲乏的工人那样容易被营地方向来人的动静分散注意。可忽然间我察觉挖掘的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达克奇来了」——送信的人来了——的喊声传进我耳中。我简直不敢信。可一抬眼，我惊讶地看见老实的图尔迪那熟悉的身影，肩上挎着一只袋子，疲惫地朝我走来；陪着他、喜气洋洋的是穆罕默德朱、贾斯万特·辛格，还有一位罗布猎人那陌生的身影。

起初，我这位来自和田的忠实「达克奇」忽然现身，简直像是奇迹。十一月十五日，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带着我的邮袋自安得悦河动身；我曾严令他把邮袋亲手交给和田的巴德鲁丁汗。十二天后他办到了。自分手以来，我朝相反的方向几乎不歇地走了五百多英里——而他竟出现在这可怕的罗布沙漠之中，把巴德鲁丁汗恭敬的问候与三只塞成一只的喀什邮袋交到我手里！所有的活计立时停下；在一圈钦佩的工人——他们像放早学的学童一样心怀感激——围绕之下，老实的图尔迪被问得应接不暇。是的，他一路走到了和田，也如期见了汗老爷；在他家里睡了一夜，次日清早就被断然打发上路，带着这一批新的信件，不过这一回是骑着雇来的马，还给配了一件好皮袄。和田至阿不旦通常要走三十程，我这位耐苦的邮差二十一天便够了。到了那里，他才知道我已进沙漠去了，也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跟来的指示。他那颗比常人更多几分犬类的忠诚——也更多几分憨直——的心，便把这当作了径直追上来与我会合的理由。

阿不旦的伯克见他决心已定，觉得最稳妥的办法是派那位在阿不旦与我留在恰依努特库勒的仆人之间保持联络的年轻猎人给他作伴。驴子一天之内把他们送到了恰依努特库勒；此后五天，他们尽力循着我们标出的路径步行。他们出发时全然不知我为寻废址走出了多远；自阿不旦算起第五天的傍晚，他们自我那处中途存货点所能带的那点冰便用尽了。因此到第六天正午，他们到得我们在东组废址的营地，却发现那里已经空了——那天早晨，测量员带着自咸泉归来的一批骆驼，已把冰袋与给养全数运走——他们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前行多远，也不知道在哪里才有望追上。可他们虽然口渴，宁可冒险向前碰碰运气，也不愿确确实实地滴水不沾往回走三天到那处存冰之所去。图尔迪说，如今蒙真主之恩，他们既已找着了我，逃过了渴死在这片奇异的黏土沙漠里的危险，我可否验一验那几只喀什来的袋子，看系绳两端所附小木封套里马继业老爷的印是否完好？如此他便可以把袋子交到我手上，去营火边好好睡一觉了。

我在沙漠中这个孤零零的圣诞夜，忽然凭空落下这么一大包远方友人的来信，实在是一份美妙的意外。回到营中，我吩咐仆人拿茶以及我食橱里所能拿出的别的小小珍品款待图尔迪。可当我回想他与同伴在沙漠中迷路的那些风险，又实在忍不住想同时把他好好训一顿，责他不该这样不该冒的险。不过那一晚我太忙了，忙着享用各色信件与报纸——它们虽已是四个月前的，却似乎一时抹去了一切孤绝与遥远之感。当我就着烛光的摇曳拆开最后一个信封、而出来的全是好消息时，我对图尔迪给我带来这个欢喜的圣诞何等感激！同这类忽然与远方世界重新接上联络的时候一样，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裹在毛毯与皮袄里，徒然想忘掉那刺骨的寒冷与冻裂的手指所带来的难受。可四周那份绝对的宁静是一种安慰，我的思绪得以一处处地造访自喀什到遥远的牛津那些我知道有亲爱的友人正为圣诞聚在一起的地方。

次日早晨，图尔迪那番壮举的一切光彩似乎都消散了。他又成了他本来的样子——一个老实、相当迟钝、除了当差送信之外无可救药地懒散的家伙。可在我，这一天虽然活计繁重，那种真正的吉日之感仍旧延续着，并且因它所结的可喜成果而重新煽旺。把上文所述那座废殿的建筑木雕最后清理完毕之后，我于正午把人带到东南偏东约一英里外两处紧挨着的建筑废址去。其中一处因所占地面几乎被蚀尽，已剩成一堆碎裂的木料。可我们在暴露的坡上拾得的装饰木雕残件——包括车削的栏杆小柱、小栏板的斗拱与镂空屏障的镶板——使人极有理由相信：这里曾立着一座小佛殿，其式样与年代都与先前探查的那一座极相近。

在它以西约三十码与之相对的，是一处大得多的建筑废址，占着一座台地的顶部，而这台地幸而未受侵蚀之甚。我们此后的发掘证明：这片地面之所以得护，是因为一层厚而板结的羊粪积在一处古代住屋的各间屋子之内与四周；显然这座被弃的房子曾有相当多年给牧人的羊群作过棚圈。

这所房子当年曾为某位有身分的人所居，由那层护罩之下接连出土的有趣发现而看得明白。那里有官式形制、保存极好的佉卢文木牍；有织造考究、色泽精致的地毯残片；有显然原属橱柜或类似家具的木镶板，饰以浮雕花纹，其源出古典范本无可置疑。分明可见为某个文书机关所用的物件有：木制的书写具；几只散落的封套匣，无疑与马继业先生封我邮袋的用法相同；一件奇特的近乎方形的木牍，其表面在窄边之内略略凹下，仿佛是要照古典书板的样子填上蜡或类似的涂层；还有一方研墨用的扁石。

有一间大厅，长二十八英尺、宽二十五英尺，屋顶原由四根车削考究的柱子承着，它们至今仍立在原处。柱子上部已枯裂碎散；可下部因有近两英尺高的硬粪层结在四周，仍保留着精美的线脚。这里还发现一只自树干上粗粗凿出的大槽，如喂牲口所用者，埋在粪层之中。它把这座建筑原本的性质与后来古代聚落沦为一处原始牧站时它所受的卑下之用，对照得触目惊心。

清理这些板结的秽物硬壳，远比单在沙里挖掘费心费时。因此直到十二月二十七日，这处大废址才交出它几件最精的遗物。其中有两件塑造精绝、施有彩绘的木质家具部件，多半是椅子的扶手，它们生动地表明本地一切艺术与远西之间关系之密切而多端。其一作浮雕而髹漆考究，上面是一头怪兽，多半是要作程式化的狮子。其构图分明是波斯波利斯式，可上溯亚述的渊源，连爪周表示毛发的多色螺旋纹也是如此。另一件较大，几乎作圆雕，是一个合体之形：下为马的腿与蹄，上为人的胸与首，面容奇异地令人想起希腊的斯芬克斯。上下之间以一朵半开的莲花过渡，胸后则示有小翼，更加凸显其出自古典怪物的血脉。

同样带着西方之风的，是一只小小便鞋的装饰——它当年想必曾在某位女子脚上有过好日子。鞋帮装在一片略薄的皮底上，用的是一种细腻的米色毛料，上有织如锦缎的精致纹样。前部一周镶着一条织带，作繁复的几何图案，配色极精妙，奇异地令人想起科普特或早期拜占庭的范本。前面一侧料子因久穿而破损处，横缝着一块难看的皮补丁，与原作雅致的工巧成了奇特的对照。

再加上大量栏杆与镂空镶板的残件，上面是莨苕与月桂叶及别的古典母题的花饰；一枚分明源自印度的长方大象牙骰子；木质汉文书、绢帛碎片，以及显然来自远东的竹质漆器——这处废址的「所获」，仿佛是一份特意备下的圣诞礼物，好在这沙漠的荒凉之中让我切身体会到：中亚这个被遗忘的死角，当年曾以艺术、贸易与文化的种种关系，同古代世界一切伟大的文明连在一起。

在这些灰暗无日的酷寒之日里，发掘稳稳地进行着，我则有机会在紧邻的地面上作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观察。可这里我只能提一提在废址以北与西北发现的一道长长的苇篱，它显然圈着当年必是一大片果园或菜圃的地方。那些柔韧的苇子本身极弱，却成功地把流沙拦住、缚住，积成一道分明的低脊，有效地挡住了侵蚀。因此在篱内与其背风一侧，至今还能寻见枯死的桑树与沙枣树干。往西约一百码，我遇上八根栽种杨树的大树干横排成行，这是我在此址所见仅有的样本。它们的尺寸——其中一根长四十七英尺、周长六英尺——表明至少在此处，耕作在此址被弃之前已延续了很久。

借赖·拉姆·辛格与我那几位罗布猎人之助，我们屡次踏勘，可在力所能及的半径之内，除了赫定已见过的几处之外，并未发现任何别的建筑遗存。那几处蚀坏得太厉害，探查虽也揭出几处有趣之点——例如烧砖的使用——却没有占去我们一天以上。我已照此作了安排；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傍晚，北面咸泉那边的骆驼全数到齐时，我打心里高兴。在这般格外磨人的条件下连续劳作十一天便足以完成我们的差事，实在是幸事。指望自诸泉取得的补给既已落空，我们的存冰已所剩无几。若不是我们到达时那场暴风雪——泉边山脚下的积雪存留得够久，融下了一小些给牲口解渴——存冰还要更少。众人中疾病屡屡发生，可见白天苦干、夜里遮蔽不足、又不断暴露在冰冷的疾风之中，对他们损伤何等之大。测量员的风湿疼痛使他大半时间都不能任事。我自己在不断的劳顿与紧张之中，也要对付疟疾的再度发作。

我们都该回到有水、因而也有生命的地方去了。我决定分作两路来办这次移动。主营带着那近四驮骆驼的「考古所得」，循我们来路返回阿不旦。这一路可交测量员照管，因为他有病在身，已不宜在我本来很想让他走的任何新路上从事测绘之工。我自己则带上半打万一有机会仍能挖掘的精选人手，准备向西南穿过未曾探查的沙漠，直趋塔里木河。我自始便一心要取一条新路横穿罗布沙漠，这一回终于有机会摆脱沉重的辎重与专门的考古任务的牵累而行，实在殷切期盼。

决定我这条路线走向的，有几层考虑。最诱人的莫过于沿库鲁克塔格山麓东行，从而尽可能把那座中国废站当年所守护的古商道一直追踪到它与今日仍连接婼羌与敦煌的那条沙漠路分岔之处。可我很清楚：在那条古道必经的路线上，直线至少一百二十英里之内如今找不到可饮之水。因盐沼与其他难行的地面之故，到最近一口井的实际行程还要长出许多；若无新的冰的补给与彻底歇过的牲口，任何尝试都将招致重大的风险。

西面也少有新观察的机会：那条古商道可沿库鲁克塔格山麓追至塔里木河，可赫定初访这些废址时便是沿此线而行的；此后亨廷顿先生又反向穿过了紧靠库鲁克塔格山南的那一条沙漠地带。他确实追出了那条古河床——它是今日孔雀河的延续，当年曾把水送到此址——可他处处不曾遇上足以成为我循此方向前行之由的建筑遗存。如今若向西南穿过沙漠，我便能测绘全然未经探查的地面。同时这条路还另有一重吸引：它将把我径直带到默尔德克沙尔废堡——赫定一八九六年曾在塔里木河东面诸潟湖不远处见过它，而我在重返米兰继续发掘之前很想察看一番。

计划既已先行定妥，为各自的行程加紧安排便不难了。把那些古代木雕等物用我所能凑合的材料仔细装箱，颇费时日与人力。可众人——连我那几位印度随员在内——一想到要把这片荒凉的工地抛在身后，都显出异乎寻常的劲头；为把这件事办完，他们就着篝火的光欢欢喜喜地干到深夜。

三十六横穿沙漠到塔里木河

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早晨天色明朗，是头一个还算平静的日子；我们就在这天离开了那处古址。凡经阿不旦回去的婼羌工人，工价与雇驴之资都用银两与俄国金币如数结清，另加优厚的赏钱。我们为赖·拉姆·辛格在一头骆驼背上备了一处舒适的卧铺；毛拉要以暂充百夫长的身分照管这些遣回的工人。二人都领了我最后的嘱咐。随后，看着这支大队在上午十点钟平安启行之后，我自己便可以向这些废墟作别，往西南的沙漠出发了。同我先前不得不料理的那个营盘相比，我如今这一队真是小得可喜。除了拉木赞——那位阴郁的克什米尔厨子，如今被几个星期的尘垢染得比以往更黑——以及我的贴身随从穆罕默德朱之外，还有奈克·拉姆·辛格、易卜拉欣伯克、托克塔阿洪、懒散而好性子的图尔迪，另有自婼羌挑出的六个人，万一有发掘的机会，他们或许用得着。我知道塔里木河两侧多半有高沙丘的岗脊，路必定难走得多，因此留心把雇来的骆驼留下十头供运输之用，好把驮子分得尽量轻。

我们在风蚀沟壑与黏土台地这片熟悉的地面上走了约四英里，路便把我们带到那道分明的古河床边——我们到此址那天最先望见的就是它；它在这里也是自西向东，曲折而宽阔。到这里为止，雅丹的凹槽恰好顺着我们所取的方向，使我们行进得极其顺当；因此当我们察觉离那道干河床不过两英里，它们便渐渐弃我们而去时，真有一种沮丧之感。想把那凛冽的东北风这一番奇异的刮削至少在这新程的一段上化为己用的指望，落空了。一连串低矮的沙丘把地面盖满了沙，侵蚀在此处显然大失其力。约三英里之内，我们穿过许多条枯树之带，全是形体不大的胡杨，想必都夭折了；它们标示着河水只在短时期内所循的水道。它们的行列似乎与那道古河床大体平行。此后便是光秃的蚀余地面，上覆仅六至十英尺高的沙丘；直到暮色迫使我们在一行仍自西向东伸展的枯胡杨旁停下。

无疑，在汉代占据之时，这一片地方都是可供牧放、且受河水泛滥的丛林。因此一过那道主河道，青铜小件——例如一枚精致的箭镞——的发现便极稀少了。在那天傍晚营地近旁拾得的一枚汉钱，是我们最后一件可以断代的遗物。不过侵蚀可以肆意施为之处，自然也把远为古早的时期的遗存裸露了出来。于是那头一程上我们遇见稀疏的几处极粗糙的陶片，分明属于新石器时代；将近营地时，我拾得一柄精美的玉斧，长四英寸，无疑属于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时代在这一带与我们所知最早的历史时期相去多近，是目前全然无法回答的问题。

十二月三十日的行程，天色多云，风也换了方向，自西与西北吹来，仍算好走。可有几处意味深长的观察表明：我们正走进另一种地面。凡遇见的光秃土坎与黏土面上，都不再见自东北向西南那种特有的侵蚀走向。沙丘起初还很低，高度渐渐增加，而它们之间平坦光秃的空处则越来越窄。走了约八英里之后，我们屡屡遇见枯胡杨的林丛，四围环着高达二十五英尺的新月形沙丘。如此形成的凹地有了自北而南的规整走向，可长度还只有一百到二百码。在沙丘之中，每隔三四英里仍可辨出连绵的胡杨之带。由它们所标示的古河床自西北偏西而来，显然是灌溉那处古代聚落的那条河的支汊；我的平板仪图幅清楚地表明：它们与我们此前东行趋赴古址时成直角穿越的那些枯林之线是相连的。说来奇怪，在离第一二六号营地约四英里的头一条枯胡杨带上，我发现沙中露着一些干叶，仿佛有几株树一直活到晚近。在下一条带子附近，一列古老的红柳包上还现出几根仍然活着的虬结之茎。

在此稍前、离我们上一处营地约九英里处，一名工人拾得一片铜镜残片，背面有浮雕纹饰，其风格与那处古址所出之物极为相近。这是我所能找到的、这片地面在历史时期曾有人到过的最后一点痕迹。沙丘越来越高、越来越密，地面对骆驼变得极难，因此我们只走了十三英里出头，便不得不在入夜时停在一处——那里重重沙岗之间露出一条狭窄的蚀余地。它看去像是一道极古的河床之岸，几千年前便被埋没了；那些胡杨的粗干晒得发白、裂得几乎认不出本来面目，烧起来像火绒一样。在这毫无生趣的四周，它们的火光叫我们何等感激！

次日早晨开得比我们所料的要明朗。空气清澈异常，天边清清楚楚现出北面库鲁克塔格不毛的山脊与南面祁漫塔格覆雪的山脉。从这两道远山的轮廓上得着我们所横越的这一片阴郁大洼地毕竟有其边界的确凿之证，仿佛也是一种安慰。走了半英里，密集的沙岗让位给一大片显然是蚀余的平地。它的地表松软，像是崩解的黏土或黄土，大片地方密密地覆着蜗牛壳。我此前常留意到这些壳埋在侵蚀所裸露的雅丹坡上的土层里；可我还从不曾见过这些古代淡水沼泽或湖泊的凭证铺得如此均匀、如此繁密。侵蚀在漫长的岁月里，似乎在此处把夷平之功做得如此彻底，以致逃过它的雅丹之脊寥寥无几。它们如岛屿一般耸在低矮的沙丘之间。离营约三英里半，我们遇上一片枯胡杨林，四围的沙丘高约三十英尺。

再往前有两处，彼此相隔三四英里，我们的路被连绵的沙岗所横断，如塔克拉玛干的「达坂」一般，高出那片平坦的蚀余之地约五十英尺。除此之外，那片平地仍旧延续，走起来相对容易。可我这份满意不久便被一项观察冲淡了：过了上文所说那片枯胡杨之后，古树的遗骸便完全消失了。此前取燃料既太容易，加之又要使骆驼载得轻，我们便忽略了预备这一变故之必要。我叫众人把凡看得见的每一星朽木碎屑都仔细拾进袋里。可暮色开始降临时，这样收得的总数也只有几磅重。

这对夜里——一九〇六年的最后一夜——是个不妙的兆头；我虽乐意在沙漠的孤寂与宁静中度过它，可想到没有东西可煮热饮与热食，实在难受。在我们到得塔里木河的丛林之带以前还要熬的那些酷寒之夜，我们可怎么办？我已认命，准备在疲惫的骆驼走了十四英里之后扎一个没有火的营；不料自低沙丘之间一座奇特的、高约二十五英尺的蚀余黏土「见证」顶上，我望见一座小小的深色沙包。它原来还留着几根许多年代之前便已枯死的红柳丛的根。众人起劲地把它们挖了出来，这一夜便有一小堆火可以围着蹲，也可以煮我们的饭了。

紧挨着这座古老的红柳包，土摸上去是潮的，地表覆着一层薄盐。可见至今仍有地下水通到那里。可它自何而来？这一天的行程主要走在某个遥远时期的湖底或沼底之上，这是几无可疑的。可那要上溯到多远？以我们目下的知识而论，无论地理上还是考古上都没有证据能给出明白的回答。石器时代的器物与新石器时代的陶片残迹，沿这一天的路线不时出现。使用它们的人，是在这片地方最后一次被水淹没之前居于此处的么？而那又是多久以前？这类问题要讨论到有望解决，还须在整个罗布沙漠上做大量细致的测查之工，而那个时候看来尚未到来。眼下，这一片地方全然不见枯林之线、也不见由它们所标示的古河床，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

夜间气温最低降到华氏零下十三度。因此一九〇七年元旦的清晨不但极其明澈，而且无风，更叫我加倍感激。早晨没有火可以取暖；即便在日头底下，这一天的气温也没有升到冰点以上几度。这一程对人对牲口都很累人：每隔两三英里便有高达六十英尺以上的宽阔达坂要翻，连它们之间的凹地也大半覆着一串串较小的沙丘。狭窄的槽形谷地里偶尔遇见的硬地本来好走些，可它们很少超过三四十码长，而且同达坂与各个沙丘一样自北而南，于我们的行进无从利用。

我尽力稳稳地朝西南走，遇有一道道达坂上有鞍状的低处，便乐得利用。饶是如此，为使骆驼走得过去，每一次都得沿着堆在达坂上的主沙丘的脊、以及连接它们的地峡状岗脊，蜿蜒上下半英里。这些或大或小、斜穿我们路线的沙崖几乎须臾不断地要应付，固然劳人，可它们走向之规整却似乎是个吉兆；因为凭我在那些消失于塔克拉玛干的河流旁所得的经验，我断定我们如今正走进河滨高沙之区，而这一带照例是与塔里木河平行的。而塔里木河在此处的流向正是自北而南。

凡达坂之间地面平坦之处，淡水蜗牛的软壳所在多有；在离第一二八号营地约十二英里的一处，我们横过一片看去像是古潟湖的湖底，宽约一英里，西边有一道分明的岸线。我们在半打地方遇上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可枯木之稀少仍旧极甚，很使我们焦心。这里那里所发现的寥寥碎片，都已完全干缩朽坏，全然无从判定它们出自何树、那些树又可能长在何处。这一天疲惫的跋涉过了大半仍不见燃料，直到我们在一片坚硬的石膏地上遇见几抱朽坏得厉害的红柳根，才算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恰好使我们免于扎一个没有热饮热食的营。黑暗迫使我们在一座大达坂脚下停住，那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这一夜星光满天、万里无云，是这一冬最冷的一夜。最低气温降到华氏冰点以下四十八度；可把冰化开煮了茶、做了最简单的饭之后，我们便只能没有火地挨着。

次日早晨，我们牺牲了骆驼鞍具上的两副驮架「绍塔」，换来一点茶与些许暖意，随后出发；这一程走下来颇令人鼓舞。诚然有四道大达坂要翻；可它们之间那些相对开阔、只有低沙丘与偶尔露头的蚀余台地的地面，似乎渐渐宽了起来。此前两天半里我们所遇的枯木，无一例外都是小碎片，躺在蚀余的硬地上，全无原先生长之处的迹象。因此走了十英里之后，望见几座低矮沙包上有原地未动的枯红柳时，便很叫人振奋。那木料看去朽坏至极、年代极久。近旁我们找到几片做工极粗的陶片，多半是新石器时代的，与此前不时所见者相仿。

我悬赏给最先望见树木或见到动物踪迹的人，借此提振众人的精神；不久便有喊声报出枯胡杨的发现。有几根干缩的树干仍旧直立在低沙丘之间。大约同时，我自己也极满意地望见前方有一个「近陆之兆」，即有活的植被与水的征候：空中飘着芦苇细密带毛的种穗。罗布人管它叫「帕卡瓦什」。翻过一道宽阔的达坂之后，那天傍晚我们在它西麓一片宽逾一英里的凹地里扎营。这里枯树很多，全是胡杨，许多形体颇大，成行地自北向南伸展。显然我们如今已近于这样一片地面：在历史时期之内，那里可能有过塔里木河所养的潟湖与河床。可这些枯树干的模样，似乎比如尼雅遗址附近的要古老得多。那一夜我们能够燃起几堆熊熊的大篝火，人人都觉得畅快；我则仿佛觉得，经了上个月种种劳顿与操心之后，自己总算开始有了一点假日。可众人已感到给养将尽的窘迫，有几头骆驼也开始现出更重的困乏之象。我们几时才能到得塔里木河东岸那一线潟湖呢？

一月三日的行程并没有像众人所盼的那样，使沙漠的景象有什么惊人的改变；他们已急着要看见河滨的丛林。可那一道道达坂虽然此时又密了起来、因而路也走得沉重，鼓舞人的迹象却并不缺。离营约三英里处，沙丘环绕的沙包上出现了几丛仍旧活着的红柳。此前我们已遇上几片平地，上面覆着枯死的芦苇茬，仍有八到十英寸高。

我们不时经过沙丘之间生着枯红柳的沙包；走了约十二英里之后，我在一道高沙岗顶上架起平板仪，用望远镜望见西面远处有一条自北而南的暗线，分明是由生着活丛的红柳包所构成。事实上过不多久便遇见了这样的丛子，虽然是零星的；而到我们这疲累的十四英里行程将尽之时，众人已因望见一片活的芦苇而精神大振。骆驼这一整天出奇地跟得上我们。莫非它们嗅到了水与牧草已近？在我们扎营的那座小雅丹近旁，有两株漂亮的老胡杨举着虬结而仍然活着的树干；我们砍下的梢头枝条，骆驼为着其中的汁液急切地嚼着。这一天，无论平沙还是裸露的黏土上都撒满了蜗牛壳；可陶片残迹已极少，青铜只拾得一小片。

次日早晨，众人不顾严寒，出奇地利落地预备着早早启行。起初进展很慢，因为我们面前的沙丘很高，达三四十英尺，而且并不排成一道道岗脊与凹地。前方隐现着一道自北而南、多半高逾一百英尺的巨大沙达坂，我们照最近几程屡次的做法，取一条偏南的路绕开了它。随后我们沿着左手另一道同样高大的沙岗北缘而行，遇见越来越多仍然活着的红柳包与胡杨丛。终于沙丘越来越低，走了近七英里之后，让位给一片港汊状的凹地，上覆枯死的芦苇茬，四围镶着生有活红柳的大沙包。这里我们头一次留意到野兔与鹿的粪，以及它们与更小的丛林野兽所留的足迹。我们顺着这片凹地——它显然是一处晚近潟湖的湖底，有一道洪水河道穿过它向西南——又走了三英里，被一片茂密的苇丛吸引住了。

骆驼带着十来天不得进食的饥饿扑上去啃食，我们则登上近旁一道低沙岗眺望。忽然，那位「哈拉特」即木匠阿加别尔干认出了一片胡杨林——仅仅一年之前他还在那里帮一个罗布人凿过独木舟；他向我们保证：库特克里克库勒潟湖连同它那处渔人的宿营地就在近旁！众人欢呼起来，我们一齐穿过密丛与芦苇向西赶去，不到半英里，便站在那座冻得结实的曲折湖泊的北岸上了。

三十七沿塔里木河与且末河

这样猝然遇上充沛的水与人烟的痕迹，感觉甚是奇异。不过人烟显然是断续的：我们齐声呼喊、又用马枪放了一响，都没能从远处望见的那间棚屋里引出一点活人的动静。弄清我们确切的位置是要紧的；而若走近塔里木河的主河床与沿河的道路，遇上向导的机会更大，于是我们决定径直往西横穿过去。眼前那一片晶莹剔透的冰，平滑得极其诱人。上冰之前，我把仅剩的两袋冰倒掉，好减轻骆驼的负载；虽说在近一个月的严格撙节之后，把好好的冰块撒在湖岸的沙上，实在觉得可惜。

往西走了约一英里半，我们横越了湖的一道道汊子，冰都清澈得可以一直望见六到八英尺深的湖底，看鱼在游动。在渔人凿开下网的洞口量过，冰厚约一英尺。据托克塔阿洪说，渔人惯常在冰上围成一圈，一边跺脚一边把圈子渐渐缩小，把鱼赶进网里。看着横越这片冰面的新鲜经历对老实的奈克·拉姆·辛格所起的作用，颇有意思。我们一路穿行山岭与沙漠所见的种种奇景，都不曾在他这位贾特族工匠结实的脑子里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一再表示怀疑：等他回去把这段事讲给远在旁遮普的同村人听，他们会不会信。可怜的人，他何其幸运，竟不知道那双亲眼见过骆驼在深水上行走这一奇观的明亮大眼睛，此后再也见不到他印度的家了！

日落时我们在湖西北角高大的红柳包下扎营；那天深夜，托克塔阿洪与阿加别尔干终于找着的库特克里克库勒那位孤独的渔人来看我们。除了几条鱼——我们的工人半生地吞了下去——他没有余粮可供给我们；可从他口中问出的消息，使我很容易便把我们的位置定在那一串河滨潟湖上：它们沿塔里木主河床之东展开，与伊列克的洪水河道相通。我们横穿沙漠时，因自北而南的高达坂之间地面较好走，不知不觉受了牵引，以致所取的路线比我本意的略偏南了些。因此我们到得塔里木河——或者不如说伊列克——时，发现自己整整在默尔德克废址以南一程之地。

这就使我们必须在一月五日溯伊列克而上，把纬度上失掉的补回来。这一夜比在沙漠中度过的任何一夜都明显暖和；我们沿着避风的凹地、在晴朗的天空下行走，这一天的跋涉颇为舒畅。路带我们经过一连串封冻的潟湖，到得萨达克库勒畔渔人过冬时已弃置的苇棚。随后我们穿过大片的苇丛——伊列克的河道似乎在其中完全消失了——到得一带茂密的胡杨林，决定在那里过夜。在那些壮美的杨树的荫庇之下，这一晚几乎显得温暖；次日早晨最低温度表只显示冰点以下二十度。所幸我派往塔里木河畔托库姆渔村的那一小队采办人此时带着一批面粉与一位向导回来了。于是我们毫不耽搁，横过伊列克那片满是芦苇、此处足有两英里宽的洪床，朝老渔人阿尔赞的棚屋走去——他在此处带着些牛羊住了六年，多半能把我们引到「默尔德克沙尔」去。此前遇见的罗布人一概矢口否认知道有什么废墟。

侥幸得很，我们在一道显眼的沙岗脚下他的棚子里逮着这位古怪的老牧人「在家」，而且他也乐意把我们领到那座他称之为「提木」的废墟去。不久我们便把那一狭带活着的丛林抛在身后，向东走了约两英里半，越过颇高的沙丘与有盐池的凹地，终于在一处干潟湖畔望见一座长满芦苇的小圆堡的土墙。我在那里扎营，用一天工夫仔细察看这处不起眼的废墟，不久便找到了它年代久远的证据。

单是墙垣的构造——下为夯土，上为土坯砖，二者都以红柳枝层与横置的胡杨梁加固——便使人想到古远。墙顶宽约十四英尺，墙基如今大半被沙掩着，宽度多半有此一倍。它高出今日地面共约十英尺。自墙垣中线量起，这座小堡直径约一百三十二英尺。把覆在墙垣砖砌部分上的沙清去之后，我查明它那些大砖的尺寸与罗布泊以北古址诸建筑所见者完全一致：十八英寸乘十一英寸，厚四英寸。这一密合所提示的同时代之说，不久便由中国铜钱的发现而得着印证：钱都属汉式，其中两枚的钱文，我们知道是篡位者王莽在我们纪元之初最早启用的。

这处设防小站曾在中国控驭塔里木盆地最早的时期被人占用，是无可置疑的。废墟本身虽不足道，其年代却赋予它一份确切的古物学与地理学上的兴味；因为它存在于此，便证明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早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便已流经今日伊列克这一线的近旁——鉴于关于塔里木河及其尾闾湖床早年迁徙的种种聚讼纷纭的说法，这是一件值得确立的事实。至于紧贴废墟之南、与那片名叫巴伊库勒的沼泽成一线的那道深沟，是否可上溯到它被占用的时代，则无从断定。不过据说直到很晚近的年份，它在夏季洪水时还有水进来。

我们在城垣正中几根干枯的胡杨柱裸露之处往下挖时，观察到这件事一个无可错认的效果：只挖到四英尺深便遇上了湿沙。显然，寻常那些易腐材料的残迹在这里是抵不过地下潮气的。事实上，此后清理那条当年自南面通入小堡的门道时，我发现原本夹峙门道的粗大胡杨柱已完全朽尽，只有顶上三四英尺留着，上面还带着曾受火烧的痕迹。废墟近旁全然没有风蚀的地面、因而也没有寻常那些硬质残迹，同样是因为近水之故。那一天与次日上午我在四周所作的搜寻，也不曾发现任何别的建筑遗存。

因此，我对我们在默尔德克沙尔这番迅速的工作所得的断代证据已感满意，一月七日正午便可以重新南行了。把我召回的主要目标，自然是米兰废址的发掘。可在着手这件事之前，我决定先去看一处古址：罗博罗夫斯基的测绘——它已收入俄国的边外地图——以「库特克沙里」之名把它标在且末河尾闾河段附近。这几个星期在冬日沙漠中的苦工把众人折磨得很厉害，他们的给养此时又迅速将尽；顾念到此，我不得不尽量循着那条串连塔里木主河床沿线几处渔村的路走——那条路有几段也为自婼羌通往铁干里克与库尔勒的中国邮驿所用。这条路既是众所熟知的，这几程我可以说得简略些。

我们刚重新越过伊列克那片宽阔的沼泽洼地，正朝西南横穿两河之间那一带沙地丛林，不料迎面来了马匹——那是我嘱咐毛拉自阿不旦派阿齐兹与穆萨送来的，真是一份可喜的意外。于是行进忽然轻松了，至少对我们骑马的人是如此；我承认，重新坐上鞍子的舒适，大大帮我领略了近塔里木河时景色所起的那番可喜的变化。活着的胡杨成行成列，越来越密，我们所经的地面竟有了几分园林的模样。一到那冻得结实的河岸上，我们便有一条壮美的天然野杨林荫道可供骑行。这仿佛是那些遥远年代的一幅幻景：我们在沙漠中经过的那一行行倒地枯死的胡杨，当年也曾高高地立在久已干涸的河床之旁。我们在托库姆歇脚，我的随从们在一丛杨树中掩映着的一簇景致颇佳的苇棚里避过了又一个酷寒之夜，那里住着五六户罗布人家。我能给众人买到面粉与一只羊，大大打了一次牙祭；我自己也重新享用了久违的奢侈——牛奶。

次日我们往下走到希尔格恰普干渔村，途中又经过库特克里克库勒，以及一连串较小的潟湖——它们在洪水时都由伊列克的河道相连，此时河道已干。冰面处处光滑可喜，我很想有一副冰鞋，好痛快地滑上一程，借此抵御那整日刮个不停的凛冽东北风。希尔格恰普干那六七间苇棚所傍的尼亚孜库勒，是伊列克河床最后一处展宽之地；再往下几英里，伊列克便与今日塔里木河的主流汇合。可在早年，河的一条大支流在此处急折向东，朝喀拉库顺沼泽而去；它的河床至今有几段仍夹着活树，在洪水格外大的年份偶尔还有水到来，如今则充作通往阿不旦的直路。我利用它把几头骆驼遣往阿不旦，嘱咐测量员与我存货处极需的物资经婼羌来与我会合。

我自己带着其余的驮运，向西南而行；走了两英里余，自冰上渡过塔里木河——此处河宽约一百三十码——到了右岸。再往前一英里上下，我们接上了婼羌至铁干里克的大道，沿之南行，一路不见河，直到抵达库尔干台站宿夜。这一带是光秃的沙质草原，红柳稀疏，全无树木，看去比真正的沙漠还要凄凉得多；那座荒僻的小「乌塘」——即台站——是用阿古柏时代一座废弃小堡的木料与土坯砖盖的，与这可怜的四周正相称。驻在此处照管邮驿的那位面色青灰的中国「师爷」，看去是一幅愁苦之象，却在他那破败的小屋里给了我最亲切的款待。那间满是污秽的客房的好意，我远不如我的帐篷；到时候我便在帐中以茶、以我厨子所能做出的勉强算是点心的东西款待这位有礼的来客。凡我所能讲的沙漠漫游与发掘之事，他都听得津津有味；我唯一遗憾的是：我的存物几已用尽，除了一小包蜡烛之外，再拿不出什么作纪念。在邮驿的登记册上看见我发往喀什的几封信都如期过境，是一件宽心事。

一月十日往罗布台站的一程，若论沉闷，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条充作通往婼羌「大道」的小径此时折向西南，终于离开了塔里木河。我们整天沿行的那一连串令人生厌的沼泽，显然构成了且末河三角洲的最北缘。起初那些洼地是干的；随后我们遇上被一条条盐壳分隔的浅湖，可以自它们冻得结实的湖面上抄近路。最后，将近罗布时，我们遇见自东南来的流水河道，无疑是由今日且末河的末端所注。罗布乌塘是个可怜的地方，比库尔干还要更不招人，四围尽是潟湖与浸透了盐的土墩。不过在东边约一英里的渔村里，我们成功地雇到了若干可充挖掘工的人；于是我得以把我最后几名婼羌工人结清工钱遣回——这些日子他们在沙漠中勇敢地守在我身边，如今已精疲力竭，急着要回家去。罗布地方没有一个人肯说他知道库特克沙里。可幸而深夜自阿不旦来了婼羌的一位「米拉布」即水官奥斯曼巴依——他是安班接到我早先的传话后派来的，能给我们引路。

于是次日早晨我们毫不耽搁地出发。起初我们循着南通婼羌的「大道」，在紧挨罗布处由一座摇摇欲坠的桥上过了那条此时显然是垂死的且末河主河道。随后走了几英里，我们折向右取西南之向，沿一条分明的牧人小径横过一片格外光秃荒凉的旷野。这一带显然属于且末河的泛滥之区，可据说四五年来已没有水进入过我们在罗布附近所过的主河床以南的任何一条河道；我们所经洼地里稀疏的芦苇正在枯死。只有两处小潟湖里还有些水。终于，走了约十英里之后，我们到得一带茂盛的苇丛，随后横过一道分明的河床，名叫苏拉克河。我看不出它近来行过水的痕迹；可繁茂的植被证明地下水就在近处，而沿河一行行胡杨向西可以望出很远。我们在这里遇见两个男孩看守的一大群羊。最后我们到得另一条干河床，四周是茂密的红柳丛，那里用高高的苇束围成的一处粗陋的圈子给我们提供了过夜的方便去处。晚间有四个牧人被我们营火的光引来。我从他们口中得知：为给羊群饮水，他们得把羊赶到很远的北面，到那条名叫罗布河的河道去——那是当时唯一有水或有冰的一条。且末河全流改注最北一道河床，正可解释我们在罗布以北所横越的那些大潟湖，也可解释所传俄国探险家当年在三角洲东端所见的喀拉穆兰沼泽之干涸。

一月十二日往古址近旁的这一程虽长，却颇为愉快。我们先沿着那条干河床，穿过愈来愈茂密的低丛林；再往前遇见零星的胡杨，那是真正河滨森林的前哨；最后走了约十一英里，在已干涸的耶金里克库勒潟湖附近接上一道覆冰的窄河道。这道河只有约五十码宽，往东北不远处似乎终于一小片覆冰的水面。沿这条河道西岸，我们经过绵延数英里的肥美牧地，牧人们显然有意开出正规的引水渠来加以改良。终于这道河把我们引到主河床上：它骤然映入眼帘，是一整片闪亮的冰，足有四百码宽。在塔里木河沿线，我何处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

夹岸的大胡杨林也一样壮美；在灿烂夕照之下呈现的这一片静谧林野之美，使我忘却了一切疲乏与寒冷。正当天黑之时，我们在河岸与南面一处名叫沙托赫塔宁库勒的干潟湖之间一片好看的杨树林里扎营。那里既可避开刺骨的风，水也好，燃料也多。可当我派出去寻牧人的人遇上一小队给养时，我们的满足就更大了——那是婼羌的伯克接到我自托库姆发去的传话之后，派来到「古城」附近接应我们的。众人终于有了充足的面粉、大米与油脂；而鸡蛋、冻奶与干果这类小小的享用，也同样使我体会到重新接上「给养基地」的好处。

次日早晨，我把人与牲口留下享受他们理应得的假日，自己同奥斯曼巴依与那几个罗布人前往古址。它比预料的近得多，可同时也令人失望。约一英里之内，我们向西南穿过一带茂密的苇丛，其间有干涸潟湖的痕迹。随后我们遇上一列高达三十英尺的沙丘，上覆红柳与多已枯死的野杨，分明标示着一条旧河床的走向。它约半英里宽，与今日且末河的流向平行。再往前，展开一片开阔的蚀余冲积黄土草原，宽一英里至一英里半，上面有许多低矮的「见证」，高出一般地面四到六英尺。

粗糙易碎的陶片，以及带着研磨痕迹的石块，都拾得不少；可我遍寻不获任何建筑遗存的痕迹，连一枚钱、一片加工过的金属也没有。所有陶片都是手制的，其粗砺的胎质与我惯于同新石器时代遗存相联系的陶器相仿。就这些古代残迹所散布的范围、以及其分布之相对稀疏而论，我不得不断定：此处曾有过一处虽稀疏却或许延续甚久的聚落，其时代早于我们目下的历史证据所能上溯的任何时期。类似的遗存很可能沿整条河道在许多地点留存着，只是被植被或流沙遮住了。这片蚀余之地以南展开着一带真正的沙漠。不过沙丘不高，一条分明的羊道表明：往来于瓦石峡的牧人惯常自那里穿行。正午之前我已回到营中；日光明亮地透过无叶的树木照下来，我坐定下来，忙着处理久已积压的邮件。到半夜时分，尽管有皮坐袋等物，酷寒仍把我赶上了床，那时信还远未写完。

在这处河边营地的歇息，于我的人与牲口都极其需要；四周难得如此理想地宁静，因此我决定次日再停一天，把最紧要的书写之事办完，再动身去米兰开始新的工作。这一耽搁我毫不后悔：它使我得以从从容容地饱览了一场天上凭空备下的、最华美的色彩盛宴。我刚打发忠实的易卜拉欣伯克带着邮袋往婼羌去，上午十一点钟过后，一种渐渐变暗的感觉便迫使我离开小桌，到帐外去看。天色显出奇异的黄褐，我头一个念头是自东面来了一场沙暴，要向我们扑下。可空气是静的，一点声息也没有。

随后我望向太阳，看见它的球体有一半藏在一层厚厚的帷幕之后。我意识到我们碰上了日食；幸运的是，在亚洲腹地这遥远的一隅，它竟是一场全食。我不打算描摹我们所得以领受的那奇妙的光影之变。除了南面群山之上几缕轻云，天空是晴的，容我把这一切看得十全十美。我永远忘不了西方天空那深沉莹润的黄与蓝，以及镶在天边那一带浓烈的绿。我的言语画不出它们，也画不出全食之时日冕那银白的光华。一波波黄色的光掠过这片辽阔而寂静的景色，诡异得很。被它们染上颜色之后，河上那一大片闪亮的冰、河滨丛林那褐色的带子、以及更远处一道道沙丘，看去无不虚幻。随后，日光渐渐回来，这一条孤零零的林带里仿佛升起了新的生机，鸟声又听得见了。我的人与那几个罗布人，则以他们那一族散文式的漠然，安安静静地围坐在营火旁，没有一个人费心来问我一句。下午起了一阵冰冷的风，这一回是自西面来的，不久便迫使我把小帐篷的门系紧，就着烛光取暖写字。

一月十五日一清早，我又沿且末河而下，打算东行前往米兰。我们已把往婼羌去的小道南折之处抛在身后，正横过一片长着灌丛的平地，朝我们要宿夜的科科尔萨特马牧地走去，忽然有一名自婼羌衙门派来的骑差追上了我们的驼队。他所带的公文原来是马继业发来的一封电报，是发到焉耆、以答复我十一月十五日那封信的。电文告知：我请他借阿克苏道台之力拨给我使用的一千五百两中国银子，将不在婼羌——当地官府显然筹不出这样一笔款——而在焉耆的库中备付。

这个地方是一处府治，位于自喀什通往乌鲁木齐并直入中国本部的大道上，在北面约三百五十英里之外。这封电报自那里到我手上花了半个多月；我固然十分感激喀什与焉耆之间用电报所省下的时间，可当我从随附的一封中文与突厥文的信函中得知：焉耆的知府显然怕解运银两有失，把取银之事留给我自行安排时，也不免失望。不先回婼羌一趟，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而在我动身穿越沙漠去敦煌之前收到我那笔备用的中国马蹄银又极关紧要，因此我决定经婼羌再往米兰。

另有几层理由也促成这次改道。测量员拉姆·辛格已报称抵达婼羌，可又说风湿加剧，已完全不能任事。我的人中有几个在我们沙漠之工的艰苦中吃了大苦；穆罕默德朱尤其这几天呻吟不绝，诉说的疼痛像是胸膜炎——或者是一场装得很像的模仿。在舒适的居所里歇几天，或许能使我这支队伍恢复体力，而这一点只有婼羌能提供。

因此一月十六日早晨，我把路线折了个直角，一直向南朝婼羌而去，我那班随从大为宽慰。这是漫长而沉闷的一天行程。我们最先经过的那一段且末河三角洲已有六七年不曾进水；我留意到灌丛与低矮的丛林正朝南逐渐枯死。随后是绵延许多英里的光秃荒野，地表的黏土或黄土显出轻微的风蚀。我们在这一带所越过的干河床，似乎都自瓦石峡方向而来。走了十一英里，我们接上婼羌河宽阔的河床，此处宽约五十码，可水很少；再进入一片植被渐多的黄土草原。最后我们在黑暗中到得婼羌耕地的边缘；这一天总共走了约二十六英里，在我们旧日东道的宅子里得着了热忱的接待与安顿。

三十八米兰废堡

我在婼羌的逗留，使我的人得着了他们理应得、也极需要的歇息。可我自己却觉得：尽管我一再设法缩短，这一停仍拖成了五天，而要办完的诸事，五天几乎还嫌太短。我一早便到衙门去，廖大老爷以老友的热忱相迎；我得以安排易卜拉欣伯克速行，令他前往焉耆，尽可能快地把我那笔备用的银子取回。即便把一切官家的便利都用足，这一往一返也非一个月不可；而我自己动身往敦煌去不可因此延误，这是要紧的。

拉姆·辛格的风湿在阿不旦歇了一个星期之后仍无消减之象；我明白：即便能使他重新胜任野外之工，也不能指望他在下一个冬天再去面对一场沙漠征程的艰苦。于是我便借易卜拉欣伯克赴焉耆之便，经喀什向印度测量总监发去电报，请另派一名本地测量员来接替拉姆·辛格。正因这一加急之请、又承测量局迅速照办，九个月之后赖·拉尔·辛格才得以在遥远的甘肃与我会合。此后我又忙着为米兰的发掘另雇工人，并搜罗我这一大队人马所需的一切给养——不但要够我们在那里长期工作之用，还要够那趟往敦煌去的漫长沙漠之行。我知道阿不旦是拿不出什么物资的，而我们所需的额外运力，一切安排都须提前几个星期在婼羌这处基地办妥。

除了这些预备之外，我还得操心足用的包装材料：那许多已经到手的与将要得到的古物，在我们东向沙漠出发之前，都须稳妥地发往喀什。只要有两名手巧的木匠、我自印度带来的那批宝贵的铁钉螺丝，以及几件必需的工具，奈克·拉姆·辛格总能在任何古址上就着枯树做出包装箱来。可经验告诉我：毡子、棉花、和田厚纸以及别的护住所获免于损伤所极需的材料，是无法就地凑合的。而我若不亲自把这些东西一一验看，又怎能免得了收到次货、以致在野外为难！于是，加上恰好自和田到了一批新邮件，又有探查的初步记述要写，我发觉实在难以匀出足够的时间，去应付安班那番友好的关切所要求的往还拜会。我自罗布泊诸址揭出的中国古代文书与别的遗物，在他那颗有教养的心里是取之不尽的兴味之源。可一想到在婼羌这份孤绝之中，这位有教养的流放官员过的是怎样的日子，我便舍不得计较我们这些古物清谈所费的一点牺牲。如今回想起我这位可怜的安班朋友注定在约八个月后就在中亚这一片凄凉的托米终其一生，我就更不后悔了。

一月二十二日早晨，我总算可以动身回米兰去，挖工与给养都已齐备，可我的队伍在人与牲口上都略有减损。我第一次旅行时的两位老人——穆罕默德朱与测量员的随从卡里姆阿洪——都患了内症。他们多半是队里年纪最大的两个，此时被先前的劳顿与艰苦耗尽了元气，已不堪担当我们眼前的粗重之工。于是我决定把他们留在婼羌，托人照看，指望等我们在米兰挖掘期间，他们能恢复到足以此后押送我打算自阿不旦存货处发回的那批古物，把它安全护送到喀什。自且末雇来的骆驼也有一半不能再做工，只得结清工价放它们回本绿洲。在婼羌雇的那些同样现出困乏之象，那趟穿越沙漠的长途是指望不上它们了。

我们往米兰去的几程走的是从前的路线，平淡无事。风不大，而且自南面来；南面的群山此时已被尘霾完全遮没。一月二十三日傍晚将近米兰时，我意外地发现：在到得植被的边缘之前，我们得横过一片铺开一英里有余的薄冰。这一片宽阔而浅平的砾石河床，我们十二月经过时是全然干涸光秃的。托克塔阿洪解释说，这是每年冬天都有的事。显然，当实际河床里的水冻得结实时，砾石缓坡脚下河床中涌出的泉水便被迫向两侧漫开；而寒冷使它免于蒸发，于是它铺展得比一年中任何别的时节都要宽。

我们又是在一片漆黑之中走到河边那一带丛林的。可我们已望见一堆火可作指引；火边等着的是亲爱的蒋师爷、古怪的老毛拉，还有自阿不旦来的十来个罗布人，欢天喜地地迎接我们。遵照我原先的吩咐，他们已在此处耐心宿营了一个星期，只待重开发掘。能与我这位忠心的中国助手重聚，实在令人高兴。可叹我们之间无从通以彼此都看得懂的书信，因此我坐在他的营火边，有许多关于我们此番工作与经历的细节要讲给他听；受着他殷勤的款待，一等再等，直到行李深夜才到。

这一夜最低气温只在冰点以下十五度，颇觉闷；清早我讶然发觉自己身处一片雾气与白霜之中。我们向废址进发时雾散了；南面的云也有一阵子开了，我们看得见远山上正稳稳地落着雪。在这片荒瘠得可怕的平野上，竟有什么东西提醒你世上还有「空气中的湿气」这回事，实在奇异。到得废堡，我把营地扎在紧贴堡墙之下，指望不久冰冷的风重新扫过这片沙漠缓坡时，堡墙能替我们挡一挡。骆驼被送回米兰溪边那一狭带丛林里去，就着野杨的枯叶与干根寻些草料。此处轻易便能保证足量的冰，这对我们都是一大便利，也省了我照例为运水而生的种种焦虑。随后我们立即动工，把堡内的清理接着做下去——一个半月前我的试掘就停在那里。

不久便得着了凭证：这座废堡多半不会辜负头一回试掘所许下的指望。当我察看先前发掘的那一排屋子与其后东面堡墙之间的地面时，又一列小屋被揭了出来，它们像炮垒一般部分嵌在墙垣之中，同样塞满各色垃圾一直到屋顶。在不可思议的污秽之中——灶间的扫除之物、乱草、旧衣与器具的残件，以及更不堪闻问的遗留——可以大量拾得木质与纸质的藏文文书，许多是残片，可往往也相当完整。单是一间只有约十一英尺乘七英尺、墙上还留着几处被烟熏黑的抹灰的小屋，我们便取得了一百多件。这些被墙围起来的垃圾坑里安身的腐败动植物之多，往往把有字文书的残迹裹得极厚，要看出并取出它们，须得十分留心与小心。弥漫四处的氨臭使人明白：这些小屋在被不以脏污为意的吐蕃兵士用作住处之后，必定还曾间或被他们派上远为难堪的用场。

公元八世纪至九世纪间栖身于此的吐蕃戍卒所居的屋子与半地下的窝棚，设计与构造都很粗陋。沿着堡东墙及其近旁的那些——清理它们占了我们头三天——尚能看出有意作过某种规整的布置与安排。可当我们的发掘朝城垣区中央与沿北面延伸时，那些用薄薄的泥墙或粗砖墙彼此毫无章法地挨着盖起、地面高低又往往相差甚大的窝棚挤作一团，简直令人想起兔穴。北侧的许多间并无门口，显然是自上面进出的；有几间的底比其余低四五英尺，多半曾用来贮存这座堡垒所容的那一群杂色兵士与小吏的给养与什物。这些屋子里考古的「所获」往往很少。可那些在某个时期曾充作起居之所的屋子就不同了；其中堆积的垃圾，就某些方面而论，是我生平所清理过的最可惊异的。

垃圾有几处高达近九英尺，而且直到最底下，那一层层秽物仍不断大量产出纸质与木质的文书。除了下文将述的一个可注意的例外，它们全是藏文的。文书的总数最后在一千件以上。许多木「简」上附着的封泥槽，以及保存较好的有字纸片下面常见的朱印痕，一开始便使我明白：这些藏文文书多半是公文往来。纸质文书的尺寸最长达十一英寸，上面都密密地写满了往往极为潦草的字行。可那纸是一种格外轻薄的纸，只宜写一面。

这些特点，加上在那个相对晚近的年代仍以木质「文具」为主，表明纸想必不易得，供应并非出自本地。把它们与那些较少见的、做得结实而分明是另一种质地的纸张相比，这一结论就更站得住：后者字大而规整，行距宽裕，又有穿绳之孔，一望即知是含着经典或祷文的「梵箧」之叶。我想起一九〇一年我在安得悦堡中发现的、作为吐蕃占据遗物的同类叶子，经维斯纳教授显微镜下的分析，证明其纸料取自瑞香的纤维——而这种植物在塔里木盆地全然不产。于是我不免猜想：米兰戍卒所行的、或是为他们的灵修而设的这些诵读之遗物，会不会也是自南面远处紧邻喜马拉雅分水岭的寺院里带来的。

我不通藏文，因此无从就地从这一大批文字遗存中了解吐蕃占据期间此址的本地情形。可从这些文书中所能搜集的任何消息，其直截可信都比不上在出土之处所得的那种印象：那些吐蕃官员与勇士在这个荒僻的边戍上，日子过得何等污秽而不适。种种五花八门、往往极难闻的证据似乎表明：这些屋子直到最后仍有人住着，而地上的垃圾却在稳稳地涨高。若非对脏污绝对无所谓，住在里面的人绝不会听任自己挤挨着的住处一间接一间地变成道地的垃圾坑，其中有几间竟塞到了屋顶。

把这些庞杂的秽物与文书的大堆积安置在最不受侵蚀之处，于后世的古物之趣而言，实在是一番体贴的安排。可住在这中间，该是怎样的日子啊！我在清理古代垃圾堆上颇有些广泛的经历，也懂得如何辨识它们。可若论纯粹污秽之烈与历久不散之「臭」，我永远要把吐蕃武士这一份丰厚的「排遗」列在首位。这米兰堡的气味，一年之后我仍记忆犹新，凭它我正确地判定了另一处遗址的年代；不过那是后话了。

除了干透的纯粹秽物与夹杂其间的各色文书之外，这些垃圾层里还有器具的残件、衣物与兵器。它们做工固然都很寻常，也都磨损得厉害。可这些堆积必定积了很久才涨到那样的高度，而其中通体如此一致，正是又一重证据，说明它们忠实地映着本地生活的情形。那里有大量粗毛织物、麻布与毡的碎片，当年必定属于那些勇士的个人行装。颜色相差很大，以深褐与浓重的红色为多。可任何一块布，非到再无用处，是不会进到垃圾里去的。丝绸残片之稀少，意味深长。织造考究的地毯残件尚有留存；可它们的纹样、以及做衣服的毛织物的织法，都与尼雅和罗布泊那些更早的遗址所揭出的相应遗物大相径庭。

有几件格外奇特的发现，这里无法细述，例如：一只用精致丝锦缝成的小袋；一只保存完好的毡囊，或许曾是兵士装备的一部分；一只米色布的絮鞋，通身以繁复的几何纹样纳过。一条肮脏至极、用粗线束起的黑发辫子，看去它昔日的主人并不怎么在意用梳子——而木质与角质的梳子我们倒取得了不少。用粗绳结的网的残件，令人想到在米兰的溪水中打鱼当年比今日更有出息；再不然，便是喀拉库顺的沼泽当年或许比今日更靠近些。更近于武事的营生，则由苇箭的断杆与铁箭镞所显示。一条用山羊毛结实而仔细地编成的投石索，显然是用了很久之后才流落到那里的。

可远为丰富的，是护身甲的遗物：那是一片片髹漆的皮甲，大小不一，一概作长方形。这些甲片最初出土时都是零散的，并无任何确切的迹象可示其原位与用途，而我竟能一眼认出它们，这要归功于多年前我把尼雅遗址一处古代垃圾堆里的一小片硬「绿皮」正确地判定为曾属鳞甲——如今这便是我的报偿。此后在大英博物馆自拉萨之役带回的一副甲胄上，我那位忠心的助手安德鲁斯先生发现了甲片，其形制与缀法与那一小片皮所提示的一模一样；这便惊人地印证了我的推想。而如今，甲片的发现接二连三——有零散的，也有仍以原来的窄皮条与相邻者缀连着的——以致即便不去参照古代鳞甲的绘塑图像（如一九〇一年所发掘的几座寺院壁画与灰塑上所见者），也不难把当年护卫那些吐蕃武士的皮甲复原出来。就各屋中甲片「脱落」的样子与数量而论，髹漆皮甲在那个时期必定是常穿的。

这些甲片无疑属于若干副不同的甲胄，大小与纹饰也各不相同；可就工艺、样式以及缀连之法而论，却颇为一致。那些略带弧度的硬皮片，或许是驼皮，两面都髹着厚而润泽的漆，通常是鲜红与黑色一层层相叠，多至七层。装饰的效果，是照刮花绘画的做法，透过上面几层漆刮出小小的纹样，如环、椭圆、双钩之类。有几片上所见的青铜铆钉也兼作装饰。为着横向的连缀，甲片的长边——各套之中自约二又四分之三英寸到四又四分之一英寸不等——被安排成彼此相叠，再用皮条以一种设计精巧的方式，穿过总是靠近边缘、而数目不一的几组孔，把它们密密地缚在一起。纵向的连接也以同法为之：皮条穿过每片近顶端与近中部所开的两对孔。

这些甲片多半是向上相叠的，这一点与欧洲古典及中世纪的实例奇特地不同，却与中亚及希腊式佛教艺术所摹写的鳞甲标本相合。说来奇怪，所有的甲片既都作长方形，看来都属于甲衣的下摆部分；那里多半是最易磨损的。至于胸部——据壁画与浮雕看，那里似乎一概用顶端作圆形的甲片——则一片也没有找到。不过有一件做工精细的大件残片，显然是护喉或护腋所用，证明上身的护甲也是用髹漆皮革做的。

三十九藏文文书的发现

清理这座古堡费了我们五天磨人的工夫，其间要找出时间、或找出合适的心境去细察古物上的种种细节，是很难的。冰冷的大风几乎不曾间断，多自东北来，有时转向北或东。它给我们众人所带来的苦楚极重。为着照看在几处同时进行的发掘，我多半时候得待在居高临下的东墙顶上，那里把风不断的冲击领受得最足。每逢我下到挖掘处去，便分得那一份呛人的尘土——它大半是碎裂的秽物，而同一股风正不停地把它吹进人的眼里与脸上一切裸露之处。究竟哪一样更难受，实在难定。

不过若论苦楚之集中，我将永远记得我们掏空堡东南角附近两间颇大的屋子——那一处垃圾与文书的富矿——所费的时日。这里护墙的一段已经倒塌，大风在这个缺口所裸露的垃圾面上施展得淋漓尽致。在此处做工或久立，比单是迎着一股刺骨入髓的寒风还要难受。细砾被吹着横穿缺口，秽物的碎屑又自表面扬起，人简直觉得自己正在亲身领受风蚀。这里只容得下十来个人，而要他们在此连做半个钟头以上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安排他们轮班替换。可文书不断涌出，我多半时候得守在这缺口近旁，记录要紧的发现，防止遗失或私藏。清理与展开文书时，我的手势必得裸露着，手指冻得像要生疮。可这事非做不可，哪怕只为了当场酬赏那些拾得格外完好的文书的人——也为着激励其余的人。

我何等庆幸，至少还有一向机警而忠心的蒋师爷肯不时替我一替！测量员风湿发作，卧在帐中，把凡能匀出的皮袄毛毯都盖上，仍旧一天天地难挨。不久我便不得不让他动身回阿不旦去。奈克·拉姆·辛格时时发烧，即便不在病号之列，也不能指望他做更多，只能在某个较能避风的角落照看工人。仆人们的情形一样糟。穆罕默德朱已像一名耗尽了的老兵留在婼羌，等着搭伴回家的队伍。易卜拉欣伯克是我手下最靠得住的人，前已述及，被派往远处的焉耆去取新的马蹄银。我那位黑黢黢的克什米尔厨子拉木赞见机得快，笼统地宣称有病，便裹着他的皮袄冬眠起来，直到我们离开米兰。当时他那种由来已久的恶性皮肤病又发作了，因此他停下厨务我本不甚介意——只要那个自封接替他的拉达克人阿齐兹能生出一星半点做出勉强可以克化的食物的本事。可无论跟着拉木赞学过多久，那个结实的年轻马夫也学不会最粗浅的欧洲庖厨所需的那一点点手艺。

躲在我那顶被大风摇撼、不止一次几乎掀翻的小帐篷里，我常忙到深夜，清理那一天所得的文书，并尽可能编上号。用冻得半麻的手指摆弄它们时，我常想到：此后要解读它们，除了字迹密排与书体极其潦草之外，还会有多少难处。藏文文献虽然佛教经典与虔修之作极多，早期世俗文字的样本却极少。要把米兰堡所出的这类文书充分阐明，须得语文学的敏识，兼以对活的语言与西藏风习的深切了解。列城摩拉维亚会的弗兰克博士是我从前的合作者之一，也是公认的西部西藏古物权威，最适于担此任；令我大为欣慰的是，他已答应承担。可他自己近来几次考察之行所生的义务，使他此后几个月都无法对我这批藏文文书作全面的审视。眼下我在此只能满足于略作撮述：一则据他对若干纸质与木质文书的初步审读所得的迹象，一则据我的朋友、印度事务部博学的图书馆馆长托马斯博士惠示的类似札记。

目前所得的消息使人毫不怀疑：米兰所出藏文文书的绝大部分，正如我一开始所疑，是各色「公事文书」——呈报、申请之类，主要是致吐蕃戍军统兵官的。军事方面的题目似乎居多，使人得以窥见那一带动荡不安的情形。在迄今已译出节略的十来件文书之中，有六件明白提到与敌军的交锋。有一枚木牍是致「大纳布」主官的，其中说到一支辎重队被劫，并说已令军队去讨伐来袭者。另一件中，「小纳布堡之会议」向「大人、将军」呈报：他们正加固防务之际，敌人来攻，杀了他们的家眷，毁了某些给养。又有一枚木牍出自某处小绿洲，请求速发援兵以守受威胁的北边，并报称西部西藏有乱。「请鼓足肺气，火速前来」——这是那份呼吁生动的结语。

还有一件颇可玩味，是一位老军官的申状，诉说他的功劳至今未得所许之赏，又暗示：如今要击退某些新的入侵，还用得着他。别处则有关于一次征讨、敌骑动向、给养转运指示等等的呈报。有文书请求奉最高政府之命，向某几位大员紧急发出催办之件；又有若干项工价与转运费用的支出得到核准。有一枚木牍上，一位名叫杰胡洛、自称「四虎臣之仆」的人，报称他已办完使命、现在小纳布，又因得不到进一步的指示而极为着急，请求下达行止之令。另有一件纸质文书，因结着污垢至今仍难辨读，是致一位高官的私信，向他荐用一味药，做法是把羊粪煮过，掺入酥油、青稞面与别的可口的成分。因书写材料短缺，同一张纸的背面又被另一个人用去，写了一份冗长的申请，求发一份钤印的通行文书，好让他回乡。有一件较为郑重的文书，纪年用十二年一周的生肖，上钤九颗朱印，内载一桩奇特的公堂案卷：关于出卖一名新近战争中所掳的奴隶，由一位僧人售与买主，并就万一逃亡立有若干担保。

据我那几位合作者之见，这些文书在古文字、拼法与方音上引出许多可注意之点，这里不宜细说。它们属于藏语最早的文字遗存，必定会为吐蕃在中亚政治史上举足轻重的那个时期的社会与军事组织投下许多新的光。考定其中所提到的众多地名，将是一桩有趣而多产的工作。这里只须指出：这些地名中有「车尔臣」，是且末绿洲以其今名见于记载之最早者；而上引诸文书中所见的「纳布」一名，分明补上了人们久寻不获的那一环语音上的联系——即玄奘记述罗布泊一带时所用的「纳缚波」，与马可·波罗的「罗布」（亨利·玉尔爵士早已认定它是前者在中世纪的衍化）之间的联系。倘若米兰之地——如前引第一枚木牍的措辞强烈暗示的那样——在吐蕃人那里叫作「大纳布」，那么他们以「小纳布」指婼羌，便显得极有可能。这一分别，恰与《汉书》所示鄯善即楼兰两处主要地方之别相合：东面的「扜泥」即旧城，与「伊循」即新城；而依我之见，这两处如今正分别以米兰与婼羌两址为其所在。

无论此后还能从这一大仓文书中拾得多少于史有味的细节，有一点已可视为确定：米兰堡之被占用、而且多半连它的修建在内，必属吐蕃统治中国突厥斯坦及其以东诸地的时期。我们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虽仍寥寥，却知道它必自八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中国势力在西方崩坏之时起，延续到约公元九世纪后半。这一时代自其发端便以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影响与控驭之全然消失为标志，而其晦暗不明大半也缘于此；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正映着这一点：米兰堡的发掘所得的一千余件文字残件之中，竟找不到一星半点汉文。

可说来奇怪，到我发掘将了之时，自紧贴北墙内侧、只填着薄薄一层垃圾的一间屋子里，出了一件颇可注意的非藏文文书。那是一卷揉皱的纸，展开之后化作一大张近一英尺见方的纸，以及另一张的两片撕片，上面写着一种笔势遒劲、像碑铭一样的文字。我一眼便认出那是突厥如尼文，即最早的突厥文字——它是约二十年前在鄂尔浑与叶尼塞两河流域公元八世纪初的几方双语碑铭上最先发现的。

丹麦卓越的学者汤姆森教授——蒙古那几方著名碑铭的文字与语言，最早正是由他释读出来的，此功归他——承他厚意，已答应把我这件米兰文书刊布出来。他所提供的暂译表明：这件文书载着一长串人名，全是突厥名字，这些人或亲身、或经代理，领到了凭照，多半是通行的路证。用以称谓领受者的若干名目，似乎证明其中大多数、若非全部，都属于一支突厥军队；于是使人想到：我们在此所得的，是吐蕃占据之前那个时期的遗物——其时塔里木盆地正被来自北方的各突厥部族所侵扰，而中国人力图对他们施以某种政治控驭，成败不一。

在米兰堡之内与四周，我都找不到任何证据可证：在约公元八六〇年逐走吐蕃人的回鹘统治之下、或在此后的伊斯兰时期，此址曾有过任何长住的人烟。考虑到即便今日，一条可供灌溉之用的溪水仍自离此址几英里处流过，那么无论此后干涸在这片地面上起过怎样的变化，单以干涸日进也很难解释它何以在吐蕃占据之后不久便这样迅速被弃。可我们若记起使米兰的位置对吐蕃人——而且只对吐蕃人——如此紧要的那些地理事实，这被弃便不难理解了。吐蕃人在米兰所守的，是自塔里木盆地南道诸绿洲直趋敦煌那条路的锁钥。同前述取道罗布泊以北的那一支一样，这条路自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起必是通往中国的一条要道；而当前一条因干涸而在公元四世纪前后变得不可通行之后，它的分量必定更重了。

不过吐蕃人要在米兰驻军，多半还有一层更根本的缘由：自西藏腹地与拉萨越过昆仑的高原与山脉、通往塔里木盆地最东部的两条最直的路，正是在这处小绿洲出山。因此米兰于他们必是一处有战略价值的依托之点。一旦吐蕃的势力自那一大片荒凉山野之北消失，米兰必定迅速沦为无足轻重之地；因为在回鹘、伊斯兰初期与蒙古时代，凡循古道自和田及南道其他绿洲通往敦煌与中国的往来，婼羌都是一个好得多的基地。

因此不难明白：马可·波罗书中何以不提米兰——他的「罗布城」无疑即是婼羌。当年这位威尼斯人的商队取道「罗布沙漠」而经过这座古堡时，俯视着它的那些正在崩解的墙垣，无疑同今日一样寂然无人。有一回，傍晚很晚的时候，冰冷的大风正号得最狂，一支六七十头骆驼的大商队自我们那座傍着堡墙的荒凉营地旁经过，驼上满载着自敦煌运来的砖茶。这些骆驼的主人是几位有闯劲的喀什商人，他们急着要赶到有水有柴之处，虽然我们是他们二十三天来所遇见的头一批人，也不肯多停，只匆匆招呼了一声。于是那一长串叮当作响的队伍不久又消失在黑暗里，像是一个久已逝去的时代的幻影。

四十米兰的古寺

那座废堡如此丰盛地交出了足以说明此址后期占据情形的材料，反倒使我更急于寻得那些可助我追溯其早期历史的遗存。因此一月二十九日，堡内的发掘进展到可以让我抽出一部分挖工、带他们到一英里余外东北那座废寺去时，我打心里高兴——十二月间的试掘曾在那里揭出几件形制分明属早期的雕塑遗物。那是极冷的一天。最低气温在冰点以下三十七度；在那刺人的北风里，气温仿佛永远也升不上来。可寒冷、大风与沟里做工时扬起的尘雾所带来的种种难受，有时全被发掘的有趣成果冲得一干二净。

这处废址我初访时便认出是一座佛寺；清理之前，它现为一座土坯砖砌体的长方土丘，长边约四十六英尺，短边略过三十六英尺。四角大致朝着四正方向。两层看得分明：下层高出后来证明是原地面的约九英尺，其上另有一层，坍毁得厉害得多，平面约十五英尺乘十七英尺半，虽已残破，仍高逾十一英尺。风蚀之毁已把上层、以及下层西北与西南两面的抹灰层与装饰完全剥去。可沿东北面脚下、并部分沿东南面，在大堆残迹之上露出了装饰浮雕的遗迹。

这些残迹一经清去，便看出：下层即基座上原饰有壁龛，龛宽约二英尺、深八英寸，龛间的凸出墙面与龛面约略同宽，通体都厚厚地抹着灰泥。凸出部分与壁龛都只存高约四英尺。可这已足以表明：前者通体饰有柱子的浮雕，形貌带着惊人的波斯波利斯之风，柱头硕大、涡卷下卷，柱脚则是一串圆鼓状的基座，其间以粗壮的线脚相隔。这种风格分明使人想起尼雅遗址废墟中所揭出的那些雕刻精细的木柱。这些壁龛当年都供着真人大小的灰塑像；可其中只有东北面正中的一尊尚存至腰际，其余的我只能在原位寻得残足的零星遗迹，此外便是许多散落的残片。

早在初访之际，我探拨堆在这座建筑东北侧的碎泥与灰泥残迹时，便已揭出一尊真人大小的灰塑像脱落的头部。尽管它坠落之时与埋在残迹之下期间都受过损伤，其塑造之佳与比例之当，仍如我一九〇一年在和田附近热瓦克窣堵波院中发掘的浮雕一样，分明显出希腊式佛教雕刻的影响。如今，当那些沉重的残迹沿着后来证明是环绕整座中央殿宇的一条回廊的东北一侧被小心清去时，我们不久便在高出原地面整整三英尺之处遇上一颗灰塑的巨首，所塑为佛或菩萨。它面朝下坠落在废廊内积起的一层沙上，因此塑造精好的五官上还留着原来敷彩的痕迹。自左太阳穴到右太阳穴，足有十七英寸。

所用材料不过是掺了草的粗泥，表面敷以较细却极松软的灰泥；不过灰泥中掺了植物纤维，稍有些黏结之力。要把这一大块易碎之物安然抬起，绝非易事。可当这件事办成而未受大损、我又发现里面的木胎虽已朽却仍存时，我便决意冒险把它搬走。此后，在东北廊中部附近的残迹之中，又出了一颗巨首，更大些，形貌也略显厚重，可尽管损毁，其希腊式佛教风格的五官同样分明可见。

这些巨首的来历，到下午回廊东北一段清理到相当程度、露出其外墙一侧排列着结跏趺坐的巨像躯干时，便揭晓了；就衣纹残存的部分判断，它们分明是佛像。次日发掘完毕，我查明这一侧统共安置过六尊这样的巨像。横量膝部，略过七英尺。这一排中间附近的一尊，两手至今仍作「禅定印」。当残迹填廊到近三英尺高时，它的头面朝上坠落下来，被砸得很坏。

我们在它左膝上发现另放着一颗真人大小的头，分明属于对面廊壁壁龛中的某一尊像。这颗较小的头保存得相当好。忆及我在热瓦克工作中所作的类似观察，便可解释：这是它眼看要坠落时，末代某位礼拜者以虔敬之手把它移到这个稳妥之处的。这些巨大坐佛宽大的衣褶留存得够多，足以证明：远在罗布泊的这位塑工，何等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风格自古典范本所承下来的那一套精细的褶纹安排。连自双臂垂下的花彩状褶边那波状的轮廓，也摹得分毫不差。这座废寺的建造年代远早于吐蕃占据之时，是无可怀疑的了。

而连它的被弃也必定早了数百年，这一点在我于一尊像座之前紧邻处发现一片约六英寸长的贝叶写本残页时，便显得极有可能。那是梵文，用早期笈多式的婆罗谜字母写的。其材质表明：这册梵箧形制的写本——内容看来是一部佛教义学之作——是在印度写成的；而就某些字母的古文字特征判断，尽可断定它写成的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四世纪，甚或还要早些。

这片散叶被发现的位置，几乎可以断定它当年是作为供养之物置于近旁的像座之上的，正如我最初在安得悦废殿中所见的那种做法。有几层理由使人觉得极不可能：其一，这写本在当时未必已很古；其二，这样质脆的一片叶子，在崩塌的殿宇残迹落下来把它覆住护住之前，也不可能这样暴露着经历长久的时日。厚重的残迹压下来时，紧挨庞大的像座能提供怎样的庇护，还有一个奇特的实例：我们发现自北角数起第三尊像原有的那颗巨首，紧紧地卡在它自己的像座与右邻像座之间，依旧直立，正面丝毫无损。

这座殿宇何以偏偏在东北一侧——即最受风力摧折的一侧——留住了这些雕塑装饰的遗存，看来是个谜；可我们继续发掘，很快便解开了：原来此处回廊外墙相隔几英尺之外，紧邻着另一座更大建筑厚重的围墙。这道围墙一面帮着挡住风蚀，一面自身也受损甚重。它或许是一处佛堂之院或僧舍；其中一道结实的砖墙恰好顺着盛行的东北风向，至今仍有近六十英尺长。可当年与之毗连的房舍只能寻出一间，而且只剩残破的基址。那是一座结实的小建筑，外量约十九英尺，内含一间圆室，令我想起印度西北边境废弃佛寺遗址中常见的那种穹顶佛堂。

可惜在那些低矮的残墙之内并无任何古物遗存；此后我清理东北廊后两墙之间的窄隙时，只发现了深厚的羊马粪层。有几处，这粪层还厚厚地盖在残破的墙段之上，可见此殿颓败之后很久，这片地面仍长着可供某种放牧的植被。读者当记得：我在尼雅与罗布泊两址的发掘，曾揭出完全相应的证据，说明古代耕作之区在沦为今日这般彻底的荒漠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过渡的时期。

这座废殿中可以搬走的雕塑遗存，要稳妥地装箱绝非易事——它们既重，质地又极易碎。因此众人吃力地把我们发掘所揭露的其余一切「重新掩埋」之际，我一直忙个不停。堡中所掘的那些屋子虽相形之下处处显得晚近，我也不能不同样加以保全。可与此同时，我毫不耽搁，一月三十一日便在一组尚未探查的废丘上动工，那地方在堡西约一英里又四分之一处。我初到此址时曾就其中五座作过一番草草的察看，当时的印象是：它们是寻常形制、坍毁甚剧的窣堵波废迹。可即便在那时，最小的那座土丘的奇特模样便已引起我的注意：一个保存得异常完好的小穹顶自大堆残迹中露出来，其下的基座却似乎大得不成比例。

起初清理这一座，所得并无比一段残破的窄台或回廊更动人的东西——那台似乎当年绕着这个所谓主基座的四面，基座约二十九英尺见方。我把随我的几个人留下，由托克塔阿洪监督着把外面的残迹清完，自己则去把邻近那几座砌体土丘先踏查一遍。可一回来，我立刻明白：当时裸露出来的砖工根本不是什么基座，而是一座实心建筑的遗存，外方而内圆；它当年无疑有穹顶，是要把中央那座小窣堵波围在里面的。自拱顶与墙壁上部坠落的大堆残迹，已把绕着窣堵波基座所留的那条四英尺八英寸宽的环廊完全堵死；那基座也是圆的，直径九英尺。残迹自原地面起堆到六英尺以上；可清理起来却因寻宝者——多半是很早的时候——自西面一直凿穿殿室厚重砌体、并且如我们不久所见、一直凿进窣堵波基座本身的那道宽阔的坑道而省了力。

下午清理还在进行时，自环廊北段与东段迅速冒出敷彩灰泥的残片。显然殿室的内壁当年是绘有壁画的。可当那里挖到离地面约四英尺、墙上开始现出一列画得极精致的、带翼天使的裙墙饰带时，我实实在在地愣住了。在罗布泊这荒凉的岸边、在亚洲腹地的正中央，我怎会料到遇上这样古典的基路伯之像！而这些秀美的头像——它们使人想起基督教图像中那些亲切的场景——在一处毫无疑问是佛教圣所的墙上，又是做什么的？

我兴奋之至，赤着手一颗一颗地把这些头像清理出来，以免有丝毫损伤；同时我迅速确信：无论在昆仑之南还是之北，我此前所见的任何古代绘画，其近于纯粹古典的构图与设色，都不及这几幅壁画。那大而全张的眼睛里那副生动的神气，那小而带靥的双唇与微带鹰钩的鼻子的表情，其中许多使我想起许多年前在格拉夫收藏中所见的那些美丽的埃及希腊少男少女的肖像头——那是托勒密与罗马时期法尤姆木乃伊上的板画。或许在这一幅或那一幅壁画的容貌上可以辨出的那一丝闪族影响的痕迹，也帮着促成了这层联想。可另一方面，那目光与姿态的生动直截、轮廓的简净从容——即便在那短小翩然的双翼优雅上扬的曲线上也显而易见——却又带着几分十五世纪意大利的味道。有一点一望即知：如此上乘之作绝不可能产生于吐蕃占据之时，也不可能产生于紧接其前的中国统治时期。这就好比要在侍奉狄奥多里克麾下哥特人的人中间去寻庞贝别墅的装饰匠一样。

我还在琢磨：这些基路伯像何以有着分明的古典风格，而这一望而知借自早期基督教图像的东西又是什么用意；正在此时，众人一声喊报出发现了一件「哈特」，为断代提供了确切的古文字证据。自南面填塞廊道的碎土坯与灰泥的瓦砾之中，接连出了三大片精美的彩色丝绸，显然属于当年的一面还愿幡或幢，每片上都有几行短短的佉卢文题记。这几片长约二十二英寸，宽六到八英寸。此后又出了同一种织造精良的丝绸的另几片，可没有字。所有这些料子的地色都是细腻的米色，上有许多与之相调和的浅黄、褐与紫色的窄条纹。

这几片以及此后出土的第四片上的佉卢文题记，其笔迹与我在尼雅遗址发掘的皮质文书上所见的一样工整、一样是文书吏之手；而那些文书属于公元三世纪后半，因此可以有理由断定：这些还愿之物的奉献必定也在同一时期前后。丝上的字迹即便没有护罩——皮质文书有折叠之护，佉卢文木牍有木封之护——也仍旧异常鲜明乌黑。因此，题字之幡的奉献与此殿被弃之间相隔很久，看来极不可能。而由此又可有充分理由推定：米兰同尼雅、安得悦以及罗布泊以北诸址一样，必是在公元三世纪之末前后、或其后不久被弃的。至于它此后在吐蕃称雄时期的重新占用，安得悦的废墟提供了一个确切的相似之例。

（我在此不妨补上一句：本章写就之后，我在巴黎那位博学的合作者布瓦耶神父已把他对这些佉卢文题记的释读结果见告。它们是为若干人及其亲属祈求康健的祷辞；而颇可注意的是，其中所载的名字无一不是印度或伊朗来源。）

北廊壁上头几尊可爱的天使半身像刚自长久的埋没中显露出来，暮色便降临了。这一天不得不就此收工，实在难舍；可当我们在东北一侧稍往前挖时，遇上了几片绘着壁画的灰泥面——它们显然是自这座小圆室墙壁较高处剥落下来的，如今密密地贴在那道彩绘的裙墙饰带上——我便明白非极其小心行事不可，只得暂不去揭它们。西面与西南面，昔日的寻宝者已在墙上凿开了口子，壁画装饰一无留存，清理残迹之工便一直做到天黑。

在这里，除了许多鲜红、明黄等色、显然当年属于幡幢的丝绸残片，以及几件犍陀罗风格的木雕残件——它们或许曾装饰过窣堵波之上的伞盖——我还取得了一些奇特的遗物，多半是此殿最后的礼拜者所献的供物。那是一大堆人造的花，用挺括的毛织物巧妙地剪成，染作米色、蓝色、藏红、紫色等等，还配着小小的木梗，上面托着仿得很巧的花蕊。另有两大片像硬衬布一样结实的料子，上面在一层蜡或灰泥的表面上绘着黑白相间的图案，出土时还粘着几朵花；别的花则只剩下冲出来的孔眼。显然这些彩绘的织物是用来悬挂人造花供养之用的。

那一晚我在冰冷的帐篷里一直坐到很晚，试着把这一天工作的事实与印象有条理地记下来，并为这处不起眼的废墟所开始揭示的那一片景象——古典绘画艺术奇异地移植到罗布泊来——寻出正确的透视与分量；我心里有一股振奋之情暖着。这意味着一项照亮人的发现，可也是新问题的源头。我还得面对实际的困难，而且几乎是立刻就要面对。对于这些即将自坟墓中升起的精美壁画，除了揭取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彻底研究并加以保全。可我很清楚：要把这件事办成、并把它们安然远运，将是一桩极难的差事。这些壁画板的底子不过是一层易碎的灰泥，即干泥而已；许多地方即便还贴在墙上，也已现出令人不安的裂纹。揭取它们的办法与工具、以及装箱之法，都还有待临时想出来；更不必说还要用米兰溪畔丛林所能供给的那点材料，做出足够大、足够结实的箱子来。

四十一天使的裙墙

二月一日早晨，我一把众人从火边催开，便着手继续清理那条环廊。不久便查明：环廊除了那道穿过已全毁的西侧的入口之外，还有三扇窗子采光。北窗与南窗几乎正对南北，下缘离地约二英尺八英寸。装点每两扇窗之间、或门与窗之间墙段的那道壁画横饰带即裙墙，由六个紧相毗连的半月形壁龛构成；每个龛的凹处升起一个近乎真人大小的带翼人物的头与肩。这一列半月形约高一英尺半，其弦即顶线离地面近四英尺；其下有一道宽阔的波纹带，以黑色豪放地画出，令人想到海。这波纹带也填满了各半月形弧边之间的三角空档。每个半月形在顶部量宽二英尺二英寸，那里有一道粗黑线把这道「天使的裙墙」与上面一道几乎全毁的壁画横饰带分开。

由于外围的圆墙受损，东北与东南两段之外，下面这道裙墙留存无几。可东南段中堆积的残迹，不久便证明护住了大量绘有壁画的灰泥残片，它们当年曾装点着较高的墙面。其中较大的几片，是一层层紧密相叠、斜靠在仍旧立着的那段墙上被发现的。它们之所以得以保存，显然是因为它们滑落下来时，下面已经堆了足够的、自拱顶坠落的残迹，把这些逐渐松脱的壁画片挡住了。因此有一处，裙墙起初被三层相叠的壁画灰泥完全遮住。有理由推想：最里面那一片是最先在坠落中被挡住的，因而原本属于最靠近裙墙的那道横饰带。

这些绘着壁画的灰泥片，有几片有好几英尺大，而且都极脆；要搬动其中任何一片，都是一桩极精细的活。灰泥的底子不过是极易碎的黏土，掺着切碎的苇秸，可掺得不足以使它有黏结之力或弹性。它无一处厚过半英寸。稍不留神去碰，边缘便要碎落。其上还有一层极薄的细泥面作画底，可其中并无纤维掺和——那是后世壁画底子里常见的——而它较为坚实，一旦离开墙面，似乎反倒更容易开裂。还有一重风险：几片落在一处、可能同属一幅构图的残片，其间的关联容易失查。因此，在着手把这些叠压着的精美壁画残片分开抢救之前，务必把它们被发现时的状态与位置尽可能确切地记录下来。

可用的手段是详细的描述札记与照相；可两者各有各的难处。整天酷寒；我一直蜷在局促的姿势里，忙着没完没了地量尺寸、用铅笔涂写札记，自北面来的冰冷阵风不久便把我的手冻麻了。到了晚上，这些札记还得在帐篷的遮蔽下整理出来，用墨水誊进我的日记。照相之工也几乎一样磨人。环廊通宽只有四英尺八英寸，地方既窄，相机便得摆出非常之姿势；而我若要用广角镜头把足够大的面收进来、又要避免严重的变形，自己扭曲的姿势就更难受了。我在地上的沙与碎泥之中匍匐着调水平、对焦，对焦布替我的脸暂时挡一挡风，这点安慰虽然微薄，我却仍旧感激。

冬日的白昼能把这座废寺幽闭的廊道低处照得够亮的钟点很短，要在其中完成这些初步的记录，绝非易事。与此同时，阿不旦来的人在老毛拉指挥之下一直忙着自河边丛林里拖来枯胡杨的树干，好锯开做成可用的箱子。自婼羌来的一班人中那位木匠，带着几个手较巧的工人，被安排在废墟旁光秃的戈壁上支起了作坊；在工具有限、而众人天性又懒散的情形下，木板等物正尽快地赶制出来。我叫人燃起大篝火，给我这些临时的匠人照明取暖，又以优厚的「加班工钱」鼓励他们天黑之后接着干。于是次日早晨我手边已有了足够的、拼接得还算好的木板，可以着手清理那些坠落的壁画片了。

还剩下一个棘手的问题：怎样才能把这些脆得可怕的泥灰画板抬到我的木板上，而不让它们碎裂、也不伤及那敷彩精致的表面。任何直接上手的尝试，几乎都意味着必毁无疑。奈克·拉姆·辛格虽屡受高烧之苦、又有那凛冽割人的风，却仍打起精神，至少在这几天里有一部分时间来助我一臂之力；借他那一身匠人的本事，我不久便想出一套办法，效果出奇地好。先取一块木板，上面薄薄地垫一层棉花，再蒙上几大张和田厚纸——这种纸是中亚所产最好的包装之物，我对它感念不尽——然后轻轻地、均匀地压在坠落的壁画正面上。接着，把拉姆·辛格用仔细收存的空箱子改制、又用薄铁条加固过的一大张厚白铁皮，以拉锯般的动作缓缓自那残破画板松软的背面插进去，留心不要伤着后面那一层壁画。前后都稳稳托住之后，这块墙泥无论多大，都可以安全地向前翻转，直到画面朝下平放在那块垫好的木板上，从此便可以无虞地移动了。

于是绘着壁画的墙面一层层自残迹中被取出来，连那些历经数百年的裂纹也不曾加宽。每逢外面一层之后又露出某幅壁画构图此前未曾料到的部分，我便大为欣喜。那些一概以蛋彩绘成的色彩，其鲜明是一种赏心的享受。可当时与此后，都没有工夫去沉浸在这番精美艺术复活的欢喜之中——它们竟以最易朽的材料，在这一片颓毁之中如此奇妙地保存了下来。我同样没有余暇去试着把那些就位置与题材而言可能原属一处的壁画片归组拼合。我的手被那冰冷的疾风冻得半麻，冻裂的手指因不断接触浸透了盐的灰泥与残迹而加倍疼痛；我只能把心神与注意集中在这场抢救之工中层出不穷的手上难处。可与此同时，还须仔细记下每一片的位置，以及题材、状况等等所提供的迹象。这一切日后或许有助于确定：这些散落的断片所代表的壁画装饰，原来是如何布置的。

也正因如此，我记下了一件近乎凄恻的小小发现：在一大片壁画的脚下，掘出了一只鸽子的羽毛与骨骸，连同一个巢的残迹。这只鸟显然是被它筑巢其中的那段较高墙体坍塌时压死的；在它近旁发现的那些壁画片，多半原先紧邻着拱顶。命运奇特地作弄：这只可怜的鸟注定要成为一名考古的见证，而它最后的安息之处，恰在一尊举手作佛教图像学所称「施无畏」之印的佛像半身像之下。

等到要把裙墙上那些绘着带翼人物的精美壁画板切下来搬走时，技术上的难处一样大，而责任之感无疑更重了。其中有七幅保存得够好，值得一试揭取抢救；可即便这几幅，裂纹也多到令人担心：它们会不会在西运的长途尚未开始之前便化作干泥碎落。所幸东北那一段——七幅中有五幅在此——裙墙以上原位几乎不存任何绘有壁画的墙面，而北窗又在侧面提供了一个方便的下手处。于是我们得以把我们印度装备中那把大的弹性钢锯自每一幅壁画板背后插入，再自它的灰泥底与砖墙面之间锯开。此处的灰泥略厚些，也不像那些已脱落的壁画片那样脆。

可这里不止一次生出料想不到的难处，例如有几幅画板背后遇上一层盐的结壳，极硬，把灰泥与砖缝牢牢黏结在一起。这多半是地下水渗进砖里、把其中原有的盐分逼出来所致。做得多了，我们便学会以新的权宜之法应付这类事，尽管手边的工具与时间都很有限。可我承认：每逢着手揭取新的一幅，我没有一次不担心自己此后再也见不到画中人那秀美的容貌与明亮动人的目光。无论这些奇异而迷人的「天使」的渊源可以追到哪一座神殿，我都觉得自己该请求他们宽恕：我竟这样放肆地拿他们的画像去冒险！

这些脆薄的泥灰画板要平安运到伦敦，胜算看来渺茫之至。可我至少下定决心：在条件所许的限度内，不惜一切防备与麻烦使它们的转运尽可能稳妥，好使我的考古良心得安。怎样着手这件看似办不到的事，这几天忙碌之中我一直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到二月二日傍晚，凡可保全的壁画都已安稳地摊放在木板上，仔细防着风、飞沙与别的祸害之后，我的装箱之计也已想停当了。

难题在于：既要有刚性与压紧之力——唯有如此才能使那易碎的灰泥不至于碎成尘与秸——又要有弹性，以抵消这些包裹在数月的行程中必将受到的无数颠簸与摔跌，那是骆驼、牦牛、马匹与装卸之人所免不了的。若去想欧洲古董商对付娇贵古物所用的那类材料，那是连无用都不如。可我记得在尼雅与罗布泊两址，那些为骆驼草料而运来的苇束在包装易碎木雕时何等有用，便决意把垂死的米兰溪畔力所能及的苇丛尽量利用起来。头天夜里已运来大量苇子；派往阿不旦的老毛拉也设法收集到一批羊毛，用以替代我那已经见底的棉花。

我这套包装之法的种种细节，是经过反复试验才摸索出来的，既费工，又叫人冻裂的手吃了不少苦头。可到末了，我总算得出一套办法，至少还留着一线指望：但愿我这番辛劳不致白费。我叫人把干而尚有几分柔韧的苇子扎成整齐的束，截成一律的长度，略长于我那些壁画板的纵向尺寸。在颇厚的一层这样的苇束之上，我横着铺一层较短的苇子，其长度与壁画的宽度相应。再上面是厚厚一床苇子柔软带绒的梢头，即带花的部分，极宜于托住并护住壁画板背面那裸露而粗糙的灰泥面。至于怎样把壁画板翻转过来、稳稳地放到这几层包装之上，则用当初自寺墙上揭取壁画时所用的那块木板与那张白铁皮解决了。

如今画板画面朝上，那光洁的敷彩面上盖一薄层棉花，再以和田纸压住使其不移。纸上再铺棉花，然后放第二幅壁画板，这一次画面朝下。护它所用的仍是同样几层苇子包装，只是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在每一对壁画板四周垒成的厚厚的长方苇包，再沿边缘用另加的苇束补足。然后在整包上下各放一对薄木板，以使苇子不移、并使压力分布均匀，再用绳子尽可能勒紧捆住。最后，这些已被固定得近乎刚硬的包裹，两个两个地装进用胡杨木做的、尺寸恰好相合的结实箱子里。尽管我们捆得紧，有弹性的苇束日子久了必要膨胀；可这只会使箱中之物「嵌合」得更紧。

因奈克有病在身，这一番仔细而有条理的包装，实际上几乎全得由我亲手来做——我们那些突厥人里，除了最机械的活计之外，没有一个能托付；这就占去了我三天酷寒之中的大半时光。其间我很满意地确知：迄今为止的转移并未使壁画受损。可这不过是在我自己眼皮底下挪了几码远，比起那些脆弱的泥灰画板此后要跨越沙漠与冰封山岭、行几千英里到火车终点所要面对的风险，又算得什么？有时我甚至觉得，指望最终成功几乎是徒劳的。那时候，我自己的举动在我自己看来，也同它们在那位魁伟高大的蒙古人看来一样古怪——有一天早晨他自我们营旁经过，赶着五头驮着面粉的骆驼，自婼羌回祁漫塔格高原上他那遥远的营地去。他是个可喜的蛮荒人物，整个人埋在硕大的羊皮袄里，佩着一柄沉重的直刀，黄铜刀柄上嵌着珊瑚与碧玉。他说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懂，说什么也不肯面对相机，通身像是另一个时代的人。我为这一堆朽烂的旧泥灰所费的周折，似乎叫他大为诧异。而在我这一面，我的感觉很像一位古典考古学者：正在哈德良长城附近发掘一座罗马别墅的遗存，忽然发觉自己被一个自边墙那头来的、全副中世纪披挂的部族之人看着。

十八个月之后在和田，我不得不打开那些用骆驼自米兰运来的箱子——有几只将近二百磅重——把里面的东西重新装成较轻的驮子以便马匹与牦牛驮运；那时我得着了几分把握。除了这里那里几道细小的裂纹——那是因为自略带弧度的墙段上取下的画板势必压平装箱所致，很容易解释——此前并无损坏。于是我在灰泥背面敷上一层交织的窄布条，布条浸透了木工胶，这便提供了一层极有用的硬衬底，也是又一重保障——而这在米兰是既无材料、也无可容身之处去做的。可真正宽心的时候，要到米兰那番磨人的功业整整三年之后，那些箱子在大英博物馆被打开时才到来。那时，关于这场冒险尝试是否成功的一切疑虑，都从我心上卸下了。这些精美的艺术遗物——多半是有史以来经这样的路程、这样的地面运送过的最脆弱之物——竟几乎以我有幸看着它们自那片阴郁风扫的砾石沙漠中、自数百年的坟墓里升起时的原样平安到达；我的眼睛何等欣喜！

四十二米兰的壁画

我回顾自己在米兰这座寺院所付的辛劳及其成果，心中那份格外的欣慰，并不只是因为想到难关已被一一克服，或想到别人由此得了艺术上的享受。此后对所抢救的这些壁画遗存的审视，使我充分明白：我的札记与照片——纵使是在不那么局促的条件下拍摄记录的——也远不足以把这些非凡的绘画在艺术上一切值得留意之处充分记录下来。唯有把原物摆在我的朋友安德鲁斯先生与富歇先生这样精研希腊式佛教艺术与中亚艺术的行家眼前，才能证实我在当地所得的印象：这些壁画标志着古典绘画艺术在佛教名义之下移植到亚洲腹地的历程中一个格外可注意的阶段。

由于在印度本土上，与犍陀罗希腊式佛教雕刻同时代、同渊源的绘画遗存已荡然无存，我们对那一艺术发展较早阶段的认识极其贫乏。这便说明了米兰寺院壁画为之投下的新光何以格外重要，尤其因为这些壁画的年代可以定得如此精确。不过，要把这些壁画就中亚佛教绘画所含的古典与其他西方成分所提供的全部证据一一指出来，所需的详尽论说，远非本书这样一部记述所能容纳。因此我在此只能满足于复制几件自这座寺院抢救出来的壁画的典型样本，并略略说明其中几处格外可注意之点。

彩版所复制的那幅壁画构图虽已残破，却很能说明当年环绕这座圆室的那几道横饰带上的壁面装饰是什么样子。如今合在这块约三英尺半宽的画板上的两片彩绘灰泥，是在裙墙东北一段脚下以脱落状态发现的。它们在那里的位置——最靠墙、且在另外两层壁画灰泥之后——使人有理由推想：它们是自紧挨裙墙之上的那段墙面坠落下来的。外面那几层壁画——发掘时所摄的照片把它们显示得很清楚——多半属于墙面更高处的第二道横饰带。顶上横过红砖色背景的那道宽黑条，显然是用来分开这两道横饰带的。要把下面这道横饰带上残破严重的几片永久保存并拼合起来，唯一的办法是把彩绘泥面背后那些易碎的泥与秸换成新的熟石膏衬底。这项精细的手术是在大英博物馆里，由我那位艺术上的助手安德鲁斯先生与我的第二位助手德鲁普先生以极大的耐心与技巧完成的。凡想要补上原壁画面已失部分、或作其他「修复」的做法，都被严格避免了。连原来的泥质衬底之所以被除去，也只是为防其中所含的盐分吸收熟石膏——加固与拼合全幅非用它不可——中的水汽而析出到彩绘面上来。

这样安然保存下来的画板，所绘是佛教图像中一个典型场景的上半。左边是立着的佛，身着一件朴素的僧衣，作那种深红褐色——自古以来印度传统即以此色规定给各派的苦行者与圣者说法之人。头光与那已残破一部分的肉髻，使人尽可断定这位导师所指是一位佛。至于是释迦还是某位更早的「觉者」，则无从判定。右手举起，作佛教图像学术语所谓「施无畏」之印；左手低垂在前，多半是托着衣褶。导师身后偏左，可见六位阿罗汉即佛教圣者，分作两排，僧衣颜色鲜明各异。剃发之相表明他们过的是僧人的生活。上排最左一位持着一柄白色的扇，多半是要作牦牛尾拂，即历来象征至尊之权的器物。富歇先生向我指出：倘若那位有头光的人物所指是释迦牟尼佛，则此像当为佛的爱徒阿难。这些圣者显然是以佛弟子的身分出现的；在他们再往左，耸起一团椭圆之物，多半是树的一部分，在深灰绿的底色上缀着红白两色的花与罂粟状的叶。在这背景之前，可见一条举起的右臂握着一把白色的花苞或花，看去正要撒出。这背景、以及佛右手后面画着秀美枝叶与花朵的相应背景，都清楚地表明：这一场景设在一处园林或树林之中，正如佛传中许多故事一样。

这道横饰带留存不多，无从断定这一部分原是要说明哪一则故事。不过，赋予这片壁画残件以极大价值与兴味的，是它在构图、造型与设色上的艺术处理，而非其图像上的含义。题材固然是严格的佛教题材，可其表现的一切细节都指向对古典范本的因袭。佛的头是无可错认的希腊化式样，尽管鼻子上带着一点闪族的味道，而肉髻与长垂的穿孔耳垂又依着印度佛教的成规。无论导师还是弟子，那大而端直的眼睛，全无中亚与远东迄今所知一切绘画人物无一例外奉为美之要点的那种细长斜挑之态。我们若还要怀疑这位画师那双坦然带着欧洲神气的大眼睛是自何处得来的，那么右下最末一位阿罗汉的左手——它自衣内伸出在颈际，手指弯曲的姿势十分特别——便给了我们确证。那正是左手惯常所在之处，罗马时期数以百计的古典雕像都是这样把左手自宽袍内伸出来的。

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雕刻中充满了姿态与衣褶直接借自古典塑造的相应实例，这早已为人所知。可要证明在绘画一面，这种对西方艺术的依傍最初也同样紧密、甚至在技法上都追寻得出来，却有待塔里木盆地这最遥远的一隅所揭出的这些壁画残片。就技法而论，再没有比这些壁画中凡画到肌肤之处一律使用「明暗」之法更有力的证据了。古典绘画中所熟知的「明暗法」，在印度、中亚或远东的古代绘画中从来不曾见过。

米兰的壁画在身体一切裸露部分上无不用它。通常的办法——在方才所述的横饰带画板与裙墙的「天使」上都可见到——是在肌肤色之上，为脸庞四周、眼下或别处的阴影敷上深浅不一的灰，或淡或暖。可有时候，「高光」的效果是巧妙地这样取得的：在唇部或类似部位较浓的粉色轮廓之下，让较浅的肌肤色在恰当之处透出来。有几处，这些「高光」是用白色以豪放的笔触巧妙地点上去的。这里那里，白色厚到足以真正承住一点「高光」——这种手法分明令人想起蜡画所自然而然采用的处理，而现存的古典蜡画实例也正是如此。这些以及技法上的许多别的细节，使人看得明白：这些米兰壁画的画师，自他们西方的师承那里承下了一套成熟的办法，能以经常应用所要求的那种省工之道，做出完成之效。

晚期古典即希腊化艺术所出的形式如何被用来表现印度佛教的题材，另有一例。那是一片约三英尺高的壁画，多半属于更高处的一道横饰带，发现时已碎成几片，就在方才所述那块画板附近；复制之图不能传出原作那和谐的色彩。这里可见一位导师坐在一座低座上，多半是要作释迦菩萨。深红的下衣自腰垂至踝，一件米色的披衣搭在左肩上，把上身大部露在外面——这一安排与早期印度经典所载佛的形貌的传统描述完全相合。可正如在犍陀罗希腊式佛教雕刻中——那里佛作说法之相的类似表现极多——衣褶的处理是无可错认的古典手法。

右边那尊较小的礼敬之像，衣褶的整治也是一样；不过它戴着一顶奇特的白色锥形帽，帽上箍着几道环，又缀着两片半月形的红色垂饰，把王者的身分清楚地标了出来。这种头饰在米兰壁画中屡屡出现，可我无论在犍陀罗的佛教雕刻中、还是在东突厥斯坦此后的任何佛寺中，都不曾寻见。它或许是一度自更西的地方——如大夏或粟特——传入的一个特征；佛教图像这一番古典化的因袭，想必正是经由那些地方才传到塔里木盆地来的。左边第二尊礼敬之像只存膝与臂的一部分。前景上画着两方水池或镶嵌的台面，使人想到所要表现的是宫中或御苑的一幕，佛作说法者时的故事里常有这样的场面。

这些残存的壁画横饰带残片，自不同的角度看固然多端而富于教益，可若论艺术上的兴味与图像上的分量，却比不上裙墙上那些精美的带翼人物。它们自最初便仿佛把我这考古者的眼睛摄住了；而如今我能在不那么磨人的条件下、在安稳之中端详它们，这份魔力丝毫未减。前已述及，自裙墙上取下的七幅画板，就其所越过的路途与风险而言，一路都极其平安。因此这里得以把彩版上那两幅照它们抵达大英博物馆时的原样复制出来，即在背面那些易碎的泥与秸被换成熟石膏之前的样子。自换过之后，彩绘面上所受的裂纹——有一部分还在墙上时便已有了——几乎完全合拢了。所选的这两幅，原先在寺墙东南一段的正中彼此毗连；它们很能说明画师在这一组基路伯般的人物之中所注入的表情之多变。凡外在之处——头的式样、双翼，以及那简朴而有效的衣着——所求的显然是一种与天界同侪相称的整齐划一之效；可脸上却仍有一种强烈的个体气息占着上风。

要体会这是以怎样的手腕做到的，最好把版上这两幅毗邻的画板细看一番。上面一幅，在多半是要表示天空的青绿色背景之前，可见一个显然正在上升的少年人物的头与肩。那面庞秀润的圆廓、那大而全张的眼睛、那四分之三侧转的头、那微带鹰钩的鼻子，以及别的许多特征，在下面一幅与另几幅中也都有。可只消一眼便能分辨出：那张嘴特有的坚定——以一道直线分开弯曲的红唇——以及那沉稳而热切的目光，更被头部明显的上仰所强调。垂在略显修长的右耳前那一绺波纹般的黑色鬓发，帮着削减了面庞的丰满，使它略显庄重些。与此相配的，是那豪放勾出的轮廓与那一道浓红的素色衣带，配合得异常之好。裙墙上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奇特之处：在其余剃净的额前，有一撮特别的头发，收拾成有柄的双瓣叶之形。这种样式的渊源，至今仍待查考。

下面一幅，全幅所以能有一股格外生动的气韵，全靠一番巧思：人物线条整体向左的倾斜，被那双坚定地向右凝视的眼睛所抵消。此处的头圆得像一个丘比特，双颊丰腴，却不是文艺复兴那种婴儿式的浮肿。那大而全张的眼睛带着欢愉而天真的神情；而其生动之效更因栗褐色虹膜的巧妙画法而增强——虹膜不作圆形，而作竖椭圆，以标出目光斜转时的透视缩短。双唇丰满含笑，以朱红的开放线条画出，让肌肤的粉底透出来，表现出「润泽」的高光。嘴角上两点细小的点子，强调了酒窝。一切五官与轮廓，都是在一层淡淡的肌肤色底上用笔自由勾出的。整体的效果因双颊与别处细心敷上的较暖的粉色、以及阴影处层次得当的灰色，而被柔和地调和了。

这些裙墙绘画既有这样驾驭色彩与明暗技法的本领，其中却又处处见出一种明确的追求：轮廓与整体效果的豪放——这与它们所处的幽暗光线极其相宜。在如此之多必定只是对远在西方发展成熟的艺术形式的因袭之中，留意米兰的画师们以怎样的艺术感觉与技巧，把他们屡经演练的图样适应于特殊的建筑条件，是很有意思的。我以为有一处清楚的凭证：裙墙上那些带翼半身像的整个姿态，是何等巧妙地为它们在一条环廊墙上、离地约三英尺之处的位置而设计的。它们的目光无论朝右、朝左还是直视前方，都抬得恰好足以迎住礼拜者沿着绕塔的传统之路经过时的眼睛。出于同一用意，它们被赋予一种朝他升起的气韵；这是由双肩的倾斜与双翼优雅的上扬曲线所表现的，而那些末端分开的长羽，分明使人想到振翅。

可是，这些带翼少年的形象最初是在何处成形的？他们又怎么会被画在一座佛寺的墙上？这两问中的前一问，要答得确切，比乍看之下更难。倘若我们顾及这整个艺术的古典底子，以及希腊式佛教浮雕中偶尔可见的、用以表现某些天界侍从的带翼形象，那便几乎无法不作这样的结论：米兰裙墙上这些人物，其最终的祖先应上溯到希腊神话中那位年少的带翼厄洛斯。可有许多迹象提醒我们：这一脉相承之中必定有过中间的阶段，而东方观念的渗入曾在其中留下印记。说得直白些：我们面前这些人物，其少年而不稚气的面貌、低开的衣领与近乎无性别的容貌，比起原本作它们范本的爱神来，更近于某座早期基督教堂中的天使。

倘若早期基督教图像曾施加影响这一可能显得太过骇人，那么不妨记住：把天使视为带翼的天界使者，这个观念早在基督教兴起之前便为西亚不止一个宗教体系所熟知；尤其在古伊朗一带更是根深蒂固，而古典艺术与文化的一切成分在移植到中亚之前，必定都要经过那里。在希腊化的东方，即便在埃及，也没有哪里留下年代早到足以照亮这一问题的天使图像——即古典神话中的丘比特究竟在何时何地变成了米兰壁画裙墙的画师用来装饰一座佛教圣所的那一类带翼形象。不过，这些面孔中的大多数带着如此分明的闪族意味，使人的思绪不由自主地被引向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与西伊朗这些地方，以为那里可能正是最初作此因袭之地。

把这类推测再往前推，固然诱人，可在严谨的研究者看来，目前是无用的。所幸当我们考虑另一个问题——这些天使何以会出现在紧邻中国本土的一座佛寺的壁画装饰之中——时，我们脚下的地便稳当些。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雕刻提供了实例，无可置疑地证明：仿自带翼厄洛斯的形象，确曾在印度本土被用来表现佛教神话自更古老的印度传说中借来的那一类天界侍从，其名为乾闼婆。

因此，倘若当年有一位中亚的希罗多德到过米兰这座寺院，并且有意向住持的僧人打听这些带翼之物的含义——它们奇特地令他想起他此前在佛教从未立足之地所见过的形象——那位本地的守护者绝不会有一丝为难，径直把它们称作乾闼婆便是。这一解释就纯粹图像学的立场而言固然说得通，可我却很怀疑我们是否真需要它；因为在发掘紧邻的一座土丘时——详见下章——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式样与此完全相同的佛寺，其上一道横饰带绘着正统佛教故事中的虔敬场景，而其下的裙墙所饰的人物，却是全然世俗、而且坦然带着西方之风的。

四十三一组欢宴的人物

上章所述那些壁画的装箱之工还远未完毕，我细察近旁另几座废丘时，竟又惊喜地发现：西北约六十码那座方形废址的残迹中，正露出一片敷彩的灰泥。那是一大团朽坏严重的砖砌体，高约十五英尺；它的形状与顶部的平整，自最初便使我觉得它不会像近旁另几座土丘那样，是一座实心窣堵波塔的遗存。它既近在咫尺，便可以在壁画装箱仍在进行之际着手发掘；不多时我便确信：这处废址是一座寺院，其平面与方才清理的那一座完全相同，中央是一座建在圆室之内的小窣堵波。外面那条方形回廊只在南侧存了一小段，而在这里不久便揭出了一片残存的壁画。它下面的裙墙上是一尊笔致豪放的天使半身像，上面一道窄横饰带上，则是一个角斗士般的人正以棍棒抵御一头怪兽——狮身，鸟首鸟翼，与古典的格里芬一模一样。这幅画的笔法虽略显粗放，可风格与构图与最初抢救的那些壁画极为相近，因此这第二座寺院同属一个时代，一开始便定下来了。

内部环绕窣堵波的那条环廊，被坠落的拱顶所留的大砖残迹堵得严严实实。清理它足足费了两天苦工，尽管我把所有人手都调去挖掘，又打发毛拉到阿不旦去把凡能找来的人都带来相助。不过天黑之前已有了足够的进展，露出了室内的尺寸，并证明圆室之壁原饰有壁画的横饰带与裙墙。那座窣堵波顶上虽已残破，仍高约十一英尺。它直径十二英尺半，有一层层豪放凸出的线脚，是要表示圆形的基座。同那座小小的「天使之寺」里的舍利塔一样，它的基部早年被人掘过，无疑是指望「藏宝」。环廊宽七英尺，因此当年高踞于窣堵波之上的穹顶，总跨度是二十六英尺半。

没有确切的证据可据以估算穹顶之高。可我们在砖砾之中发现的精美木雕残件，使人看得明白：拱顶必定高到不但能把窣堵波本身、还能把一整套精工的塔刹即木构上层建筑罩在里面——那上层建筑表现的是一层层伞盖，犍陀罗雕刻中窣堵波的小型摹刻、以及缅甸与其他佛教之国现存的佛塔，无一不是如此。当年装饰这座塔刹的那些雕工精细的木件之中，有一朵木雕的八瓣莲花，有几处至今仍留着厚厚的金箔；还有一段构图精好的柱头与柱身，上饰犍陀罗希腊式佛教艺术中著名的莨苕纹。当我们清理此殿东面的入口时，又出土了更多同一古典风格的建筑木雕。入口外面两侧的台上，当年似乎立过灰塑的造像；可它们只剩下几对木桩，分明是腿部胎骨或骨架的残余，此外便是几片灰泥残片，上面绘着华丽的、像织锦一样的纹样。

清理这入口两侧的环廊，最先揭出了我原本指望在围墙上找到的壁画装饰。所幸在最先揭露的上层横饰带那两个人物旁边，出现了几行以佉卢文字与印度语绘写的短题记。我此前的发现已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寺院与壁画的年代可上溯到尼雅与罗布泊诸址仍在兴盛之时；如今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佐证可以指望呢？可即便如此，当两天苦挖之后——其间是冰冷的大风与卷动的尘雾——我得以着手清理并细察这些绘画时，那些残存的壁画墙面所呈现的景象仍使我几无准备。

西侧圆墙的一段——当年多半有第二个入口——已被早年的寻宝者一直夷到地面；因这一毁，如今所见的壁画便分作两个半圆，两端都断了。北面那一半的壁面装饰不知何故受损极重，上层横饰带除了几组已被抹去大半的小人物之外，什么也辨不出来。可在下面那道自地面起高约三英尺的壁画裙墙上，尽管颜色已褪、灰泥裂纹遍布，却不难认出一幅异常优美、在构图与细节上几乎全然古典的作品。贯串全幅的，是一道由花环与花朵构成的宽阔花彩；托着它的是几位少年，把它扛在肩上，那份从容与放任正是道地的普托童子。其中无翼的爱神与另一些戴着弗里吉亚帽的少年人物交替出现；后者的样式尽管面庞带着几分少女之态，却无可错认地令人想起罗马帝国境内各处所奉的密特拉。

可更可注意的，是那一个个填满起伏花彩凹处的肖像。每一处凹处里都升起一位男子或少女的头与半身，以古典的轮廓画出，却又有一种个体表情上的自由，使其效果最为动人。男子头像的样式各不相同。有几个通体像罗马人；另几个则以其特别的发式与须式，使人想到蛮族。可一眼便看得明白：无论是他们，还是夹杂其间的那几幅秀丽少女的肖像，都不可能与佛教的崇奉或神话有什么关系。凡手的姿势还辨得出之处，都印证了自那些面庞与明亮的大眼睛所流露的坦然享乐之情所能得出的结论。于是有一位盛饰的少女把手搁在一件三弦乐器的颈上；而在近旁另一处花彩的半月形里，一位快活的少年——其衣着与容貌奇特地令人想起十五世纪意大利画中的人物——举起右手，几指伸出、几指屈下，恰似正在玩古典的「莫拉」猜指之戏。

可我一能更仔细地察看南面那半圆中的肖像，关于这道裙墙纯属世俗的一切疑虑便烟消云散了。这里的墙有几处仍高九到十英尺，而朝东南一面，其绘着壁画的灰泥面保存较好。紧挨东入口的那个半月形里，填着一朵硕大的八瓣深红之花，其显著的莲蓬清楚地表明所指是莲。花彩再往上一折，垂自一位画得很好的无翼小爱神的双肩；他的额上现出那一绺叶状的特别发绺，我们在邻寺的天使身上已经见过。花彩下一处凹陷中的肖像，是一位秀雅的少女，弹着一把四弦的曼陀林，端然低眉。她浓黑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白花之冠，发以深红发带束着，在颈后挽成一髻。一条以红珠与垂饰串成的额饰横过前额。两耳各垂着一朵深红之花、或作花形的饰物，耳前各垂一绺鬈曲的鬓发。那丰满而富于情致的双唇，与这位成熟美人繁复的妆饰正相调和；而她肩上、以及覆在她石板色衣衫一部分之上的那件浓深红披风，更增其明艳之效。

再往右是一位披着绿衣、戴弗里吉亚帽、扛着花彩的人物；再过去，与那少女相对的，是一尊容貌与衣着都很惹眼的有须男子半身像。那浓密鬈曲的头发、那髭须与长髯，一望便把这颗头与这道裙墙别处所见几乎全然古典的男子面庞区别开来。可他眼中的神情、那低低的额与宽阔的双唇，却又奇特地令人想起晚期古典艺术表现高卢人、斯基泰人这类北方蛮族所用的样式。举在胸前的右手握着一只透明质地的高脚杯，显然是玻璃的。那件淡蓝灰色的外衣，前襟被一条斜搭的披巾遮着，披巾在米色地上有黑红两色豪放的蔓草纹。这张脸、这个姿态、这身衣着，无一不传出一种对人世好物的坦然沉溺——这似乎一向是突厥斯坦之人性情中的主调。画师在紧靠右边那位以肩扛着花彩、戴弗里吉亚帽的人物手中放上一串紫葡萄，岂不是一个恰切的搭配？

再过去，我的目光落在一尊男子半身像上，一眼便知所要表现的是一位年轻的印度王子。那是个少年，除了一撇鬈曲的髭须之外须发净尽；其样式与衣着，与第一座寺院横饰带残片中那些作礼佛之姿的人物完全一致。那五官与梦幻般的眼睛传出一种无可错认的印度式的柔和。其特有的头饰是一顶锥形帽，如今日印度西北边境仍戴的尖顶「库拉」，两片衬红的护片向上翻在额前，外面缠着一条白头巾。头巾的末端在脑后收作一种风帽之形，与犍陀罗许多表现悉达多太子及其他王者形象的雕刻中所见一模一样。耳上一件大饰物、颈上一条宽阔的宝石带、右腕上两只沉重的臂钏，似乎正象征着印度高门男子历来所好的那种天真的爱饰之情——犍陀罗的浮雕已充分地把这一点显示给我们了。一件宽大的浅绿披衣搭在左肩上，胸前其余部分裸露着。右手似乎举着一枚果子，就其形状看，像是石榴。

再往下那一对半身像，以其惊人的西方之态，把我带得离印度极远。越过一位无翼小爱神，先是一位年轻少女的肖像：她姿态优雅，左肩上扛着一只透明质地的细颈壶，右手持着一只浅盘。她那秀致的脸上，希腊的五官似乎奇异地掺着另一些使人想起黎凡特或切尔克斯式美人的特征。指向近东或伊朗的，是那顶白头巾——它镶着红边，在右侧以一个大黑结系住，覆在浓黑的头发上。发间在耳前垂下长长的鬈绺，额前则垂着一排短发，额上装点着三串珊瑚珠。双耳缀着秀美的粉色坠饰。一件深红褐色的紧身长袖衣覆着胸肩，头饰上垂下一方淡绿的薄纱。

在这荒废的废墟之中，这一切是何等令人一惊的美与雅！可同样奇特的是：与这一幅秀丽的肖像在另一侧相对的，竟是一颗式样分明属罗马型的男子之头。那是一个青年，额宽而低，下颌方正。那张轮廓硬朗的脸须发净尽，头上是剪得极短的黑发。衣着是一件深红外衣，右肩上搭着一件淡绿披风，褪色已很厉害。可我仍能在胸前辨出举起的右手，姿势特别，令人想到「莫拉」的玩者：食指与小指伸出，中间两指屈下。

这幅肖像之外，壁画面受损太重，即便墙还立到裙墙的高度，也只能看出人头与普托的轮廓。不过恰在西墙那段缺口开始处近旁，留存着一位持花环少女的头，白色的弗里吉亚帽下是一张罕见的美丽面孔。那只手指秀美的右手，把一盏酒浅盘按在胸前。这颗侥幸未毁的美好之头，当时给我的印象，仿佛正是那贯注全幅的古典人生之乐的一个恰当化身。

在这座古代崇拜之所的废墟之中，画师的艺术却傲然存活了下来。可他可曾料到：当这些欢愉的人物——它们所表现的仿佛正是人生种种的乐趣——历经数百年的埋没重见天日时，四周那彻底的荒凉会把它们的效果衬托得多么强烈？这些绘画所映出的温暖明亮的生活，与那片光秃的砾石戈壁之间的对照，其诡异难以言表。我也不由得想到：我们数月以来所过的日子，与这一派欢悦享乐之气何等不同。我的眼睛久已除了凄凉的荒野、死去的往昔的痕迹、或活人那些可怜的聚落之外别无所见；对它们而言，看见这些绘画不只是一场考古的享受。我把它当作一个使人振奋的保证来迎接：世上确实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寻到美好的景象与享乐，不为冰冷的大风、也不为沙漠劳作的操心与不适所扰。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端详这道裙墙上这些在构想与手法上如此西方的迷人人物时，隔在我与那个地方之间的距离，似乎缩短了。

因此，此后几天里我常常忍不住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叙利亚、或罗马帝国某个别的东方行省一座别墅的废墟之中，而不是在紧邻中国的一座佛教圣所的废墟里——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这片沙漠的冬日气候，当时正尽其所能，把我们真实的处境痛切地提醒着我。凛冽的风几乎不停地吹，有时凝成真正的大风。它在残垣断壁之间的势头，同在风蚀之地一样割人。

四十四佛本生故事的壁画

这一组少年人物仿佛在宣告感官的权利，用作一座佛寺裙墙的装饰，实在奇特；而它与佛正统说法之间的对照所引出的问题，使我怀着更浓的兴味转向上面残存的壁画装饰。北面半圆的墙受损甚重，其横饰带上只看得见几组零散的、多已残破的人物；这些人物本身虽饶有趣味，却无从为整幅构图与题材提供线索。可在东南面，紧贴裙墙之上的那道横饰带，在一段十八英尺有余的墙面上完好无损；而那里所呈现的画面，是我探查以来所见最惊人的。

在一片约三英尺宽的、道地庞贝红的底色上——上下各以黑、板岩绿与米色的窄带对称地界开——展开着一列行进的队伍，乍看之下，最像的莫过于一场罗马的凯旋。自左边起，越过东入口附近那段残破的横饰带，我看见一位王者骑着马自宫门中驰出。墙的木构架与门上的雕饰都细细地画了出来；门楣上、骑者头顶之上，有一行大字的佉卢文题记。这位骑者的衣着与裙墙上那位「印度王子」极为相像。一件深红披风自左肩斜垂至腰下，一件形如印度腰布的绿衣覆着下身。一只嵌宝的臂钏与一条以红色画出的宽项圈，标出了骑者的高贵身分。他的马画得极好，是白色的。马的笼头与缰绳饰有红缨；有一条宽带横过马胸、看去一直接到鞍上，由三股绳或皮带构成，上面钉着显眼的圆形与方形饰片。整副鞍辔令人想到罗马帝国晚期雕刻中所见的样式。

骑者之前是一辆战车，驾着四匹并排的白马，鞍辔正是方才所述的式样。那一队马小跑的动势画得从容自如，仿佛是照着一个熟极的范本摹的。车厢正面涂着紫色，上缘有一道黄色的繁复缠枝，多半是要作金色。车厢之上现出一位美妇的头与肩，显然正以右手驭辔。她的黑发结成发辫垂过颈后，耳前各有一绺鬈发。那张脸带着天女般的样式，令人想到伊朗对某个晚期古典范本的影响。她的衣着是一件紫罗兰色的胸衣，前面敞开，以两串珠子横过胸前系住；另有一件绿色的大氅，厚重的褶纹搭在左肩上。这位美丽的驭者身后立着两个孩子，画得颇为草率，可凭额前那绺特别的双瓣叶状发绺，可以认出是男孩。

战车之前，显然是要点出林野的景致，画着一株树，作深绿的锥形，上面洒着黄花，其画法与前一座寺院所出的壁画一模一样。再过去，可见一头披挂华丽的白象在行进，画得异常逼真，多半是整道横饰带上塑造得最好的一个形象。这头牲口眼中与面上的神情捕捉得极有手段。它额上与鼻上那一套繁复的妆饰——一顶叶形的冠、几道带子、几处凸饰与几只环——这里无法细述。我也无法细说那幅画得极仔细的鞍垫，以及铺在其上、清楚地显出菱格纹样与色彩的毯状覆盖。在它右后腿上方的臀部，有一处以佉卢文工整写下的两行小题记，下文我还要说到它。

牵象的是一位人物，就其与裙墙上完全一致的特有衣着、以及颈、耳、臂、腕上丰盛的珠宝判断，显然是要表现一位印度王子。他左手托着象鼻，右手提着一只形状特别的壶。壶底极窄，有一道直嘴，与北印度印度教徒所称的「恒河海」之器极为相像——那是传统上用来奠水献祭的。迎着这支队伍并排走来的，接着是四位衣着朴素的人物；凭其蓬乱的头发与胡须、以及所持的长杖，不难认出是印度苦行者的典型形象。这一组最右一位是位老人，白须，缠着朴素的白头巾；第二与第四位是中年人；第三位是个无须的少年。他们的衣着只在颜色上有别：一件腰布似的衣裹着腰腿，「僧伽梨」搭在左肩上，胸前裸露。这一组人身后左右各画着一株开花的树，枝叶画得极自由，使人觉得是写生之作。再过去，墙面便受损严重或全然无存了。不过还勉强辨得出另一辆战车的一部分，看去是由一位男子驾驭的。

在这道迷人的横饰带上、在这奇特地令人想起庞贝的底色之前展开的这一列生动的行列，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一幕显然取自某个佛教的圣故事，这一点我在当地便已确信。可我对佛教圣传的知识不足以指认出它来；即便手边有所需的书，我也匀不出工夫去系统地查检。当时我虽为这道横饰带的解读所困，却另有一事更牵动我的注意：上面横饰带的构图与下面裙墙人物在艺术处理上那种无可错认、却又难以言明的差别。裙墙上几乎一切——总体的布局、构图的从容、带着明暗的设色技法、每个人物处理的自由——都强烈地指向一位画师之手：他主要是在复制西方艺术已经成熟的样式，可他对那种艺术的精神与手法又熟悉到足以使他每一幅肖像都有一种个体的气韵。看他在裙墙上的作品，我无须自问这些画板与装饰的用意何在。几乎贯注其中的那种人生之美与人生之乐，已足以悦西方之目。

横饰带则大不相同。技法等等上的许多相似之处，使人毫不怀疑此处出自同一双手。可尽管衣褶与四马战车这类许多特征显然借自古典艺术，我仍留着这样的印象：画师所依的范本，已经先经过了一套分明属于印度传统的、远为拘板的模子。在如此之多仍属晦暗的情形下，冒然解释或许为时过早。可我以为很可能是这样：在横饰带上，画师——无论他原籍何处——因题材神圣，不得不紧紧依循希腊式佛教艺术数百年前为那一则故事所采定的程式化表现；而裙墙既是装饰性的、近乎世俗的，便任他去接受来自西方的更直接、更晚近的艺术影响。说得简略些：印度的希腊式佛教风格在横饰带上留下了印记，而经波斯转手的罗马东方当代艺术则映在裙墙之上。

关于横饰带题材的这个疑团，到一九一〇年夏天我得以把它呈请我的朋友富歇教授——印度佛教图像学的首席权威，也是最热心的助手——凭其行家的判断来决断时，才告解开。他自我的照片与描述之中，很快便认出这一幕是须大拿太子故事的一部分，那是数以百计的佛教「本生」即「佛前生故事」之一。

依巴利文经典本详尽的记载，这故事讲的是：须大拿太子——世尊在前生中曾化身于他——极好行布施，因把一头能致雨的神异白象施与婆罗门，而在父王的国中失了众望。于是他与家人被逐入山林。他偕妻曼坻与两个幼子乘车离开王城时，又施出许多车载的珍宝。此后遇上几位赶不及受施的婆罗门乞者，他便先后把马、车以及其余一切私产尽数施出。最后，在隐居的净修林中，他受诸天之促，连妻与子也一并施舍了。诸天如此试过他那无尽的布施之后，终于把妻与子还给了他，一切以人间的团圆作结。

故事既已指认出来，便不难认出：那位太子正偕曼坻与两个孩子「乘着一辆华美的战车、驾着四匹信度之马」自宫门而出，正如本生经所述。横饰带上在林野之中迎面走来的那四位乞者，无疑便是故事中受马之施的那四位婆罗门。而以一种在一切圣传图画（连中世纪的圣徒画在内）中都常见的时序错置之法，太子施出神象这一节——那是须大拿故事中最动人的情节之一——被放到了整幕的正中，尽管它其实发生在他离开王宫、以及此后流放林中诸事之前。

同时，在次要的地方又可见对故事的紧紧依循：象的头与身以珠宝盛饰；以及同样意味深长的一处细节——太子手中所持的奠水之壶，标出以水浇于右手这一举动，那正是故事中明确提到的印度式布施的象征。此后的若干情节，必定曾画在北面半圆上部的壁画之中；因为富歇先生这番透彻的指认，使我们即便在横饰带最下部那些残损严重的遗迹之中，也能认出某些特有的形象，例如曼坻在林中所遇的野兽。

整幅壁画的含义既已解开，我便加倍急于要为前面提到的、出现在横饰带保存完好那一部分上的那两行佉卢文短题记求得确切的解读。我曾把它们仔细摹拓下来，并凭在当地便轻易辨出的几个词确信：它们所用的语言，与尼雅、安得悦及罗布泊遗址文书所用的是同一种印度俗语。我还留意到关于那行以黑墨写在象的右腿上方的题记的一件奇事：它共三行，短而略弯；那些书写工整的字母虽只有约三分之一英寸高，在象皮的白底上却格外清楚可读。

若说这是一处标明所绘场景或人物的题记，它似乎又长了些；而其书写也没有宫门之上那一行所具的碑铭般的大小与笔势。可另一方面，它又不像是某个过客随手的涂写，尤其因为其位置显然是经过斟酌选定的。于是我当时凭着几条相当单薄的理由，推想这行小小的题记或许载着一段被显眼地安置的、关于画师本人的简短记录。

令我惊讶的是：这个我早已几乎忘却的猜想，三年之后当这行题记的照片与摹本经巴黎卓越的印度学家布瓦耶神父——我在语文一面最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审读时，竟得着了奇特的印证。据他反复核对的释读，这段文字应解作：「此壁画为提达所作，彼因此得三千跋摩迦。」这一译解中唯一可疑之处，来自灰泥上一道裂纹恰好穿过「跋摩迦」一词的头两个音节符号；此外便是：印度辞书家为梵语「跋摩」一词所记的「钱币」之义，尚无经籍上的佐证——而「跋摩迦」看来正是该词在语音上的正确衍化。

不过，撇开是否真提到画师工价这一问题不谈，我在此提及这段奇特的小题记与布瓦耶神父的译解，仍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倘若我们接受这一译解是对的，我便毫不迟疑地要在画师之名「提达」中认出西方那个熟悉的名字提图斯。「提达」这个名词形式，若作本土所生之词，我们无论在任何早期印度语还是伊朗语中，都无从在词源或语音上加以解释。另一方面，古印度自西方借入的大量希腊及其他外来人名，其类比证明：「提达」正是「提图斯」一名在梵语与俗语中必然会取的形式。

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可证：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提图斯作为人名在整个罗马东方——包括叙利亚及其他面向波斯的边境行省——都通行于民间。印度近来的考古发现，也使我们习知：直到公元一至三世纪印度—斯基泰人统治之时，取着上好古典名字的人——如阿革西劳斯与赫利俄多罗斯——不但在印度河上、而且远在印度半岛之内，都曾受雇为艺匠与王室仆从。米兰诸寺的年代距这一时期之末不远，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至于古典艺术当时在中亚这遥远一隅所施影响之强、之直接，这些寺院绘有壁画的墙壁提供了雄辩的证词。

那么，在那里受雇的艺匠之一，取着一个自地中海之滨到底格里斯河、在罗马的东方臣民中想必极常见的名字，又有什么可惊的呢？我心目中的这位画师兼装饰匠，因其行业而来到紧邻中国的边陲；我愿把他想成一种罗马的欧亚混血之人：血统上半属东方，却在希腊化的传统中长大。至于与他出身大体相同的人早在他之前便已到过那里、到过「赛里斯之地」，我们从托勒密《地理志》中一段古典的文字里确知其事——他在那里据推罗的马里努斯之说告诉我们：「马其顿人梅斯，又名提提阿努斯，世代以商为业」，曾派遣代理人为通商之故远赴赛里斯的都城，而那些消息即由此得来。

这段金石遗存为我们打开的、窥见亚洲腹地艺术史的这一瞥虽引人入胜，我却不能再多加铺陈。这里也不是细说第二行短题记的地方——那一行以较近碑铭的笔法写在宫门的门楣上。它也是一种俗语；据布瓦耶先生的释读，它正如其位置自始所示，指的是门下所见那位骑马的太子；不过说来奇怪，它称他为「伊什达多」（梵语作「梨史达多」），而这个名字在须大拿的几个称谓中此前并不为人所知。

凭反复摹拓，为这些题记留下确切而持久的副本是容易的。可对那些壁画而言，要取得与其艺术与考古分量相称的记录，却几乎办不到。要用相机把这些和谐却往往褪色的绘画拍得称职，即便是一位职业摄影师在自己的暗房里用特制的干版与器具，也要竭尽其技。而在我这样一个业余者，做这件事的条件几乎是不许可的。单是把我裹着厚重皮衣的身子挤进一个够低、够远的位置去拍一道紧贴地面、又在一条勉强七英尺宽的廊道的弧形墙上的壁画裙墙，就已经够难了。一连几天，狂风扬起的尘霾使光线暗到非长时间曝光不可，而随之而来的风险是：相机在阵风中晃动，结果便毁了。要检验这样曝光所得底片是否得当，就得当场把每一块干版冲洗出来。可在当时那样酷烈的严寒里，夜间冲洗难免使干版在帐中晾干时冻坏。为减少全盘失败的风险，我费力地把这些壁画在不同光线与曝光下完整地拍了好几轮——结果到四个月后终于能冲洗时，才发现我这番努力仍不足以留下一份称职的记录。

不过，即便照片拍得更成功些，我仍会深深惋惜自己无法把这些精美的绘画以彩色复制下来。唯一的替代之法，便是把壁画本身取走。尽管我极不情愿把这些精美的壁画切成便于搬运的小块，可我本来还是觉得非试一试不可——若不是一次仔细进行的试验证明：以我手边的办法与时间而论，执行这样一个计划几乎必致毁坏。

这座寺院墙上的灰泥，与另一座寺院的迥然不同。它由两层构成：外层修饰得异常精致平滑，可只有四分之一英寸厚，而且极脆。内层约四分之三英寸厚，较软，掺的秸极少，因此比另一座寺院的墙面更易碎——那一座的灰泥质地均一、满掺切碎的秸，颇有黏结之力。当我用尽一切防备取下一颗脱落的普托之头、以及裙墙上一尊本已受损的男子半身像之后，我发现：在松动背后的灰泥时，无法阻止那薄薄的外层一片片碎落。于是我不情愿地认识到：此处若不把背后的墙有计划地掏空、并用专门的器具来托起并加固那些弧形的灰泥面，便无望安全地揭下任何较大的壁画面。

意大利的壁画修复匠凭着数代积累的技艺与一应技术之便，或许能用几个月的工夫办成此事。可即便是他们，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如何切分这道人物密集的壁画横饰带而不致沦为毁坏，也无法保证它经这样的路程安然运抵。而我在沙漠里，又如何临时凑出所需的熟练人手与器具，乃至挣出办这件事所需的时间？凡我所能得到的关于横穿沙漠往敦煌那条路的本地消息都告诉我：以一支人马众多的商队而论，动身不宜迟过二月之末，因为有若干程的水太咸，除非结成冰否则不能饮用，而须靠冰过活。这趟沙漠之行，即便以快速行军计，估计也不下三个星期。

既然无从另雇骆驼，运载人畜足用给养的困难已经够大，因此绝不能想着在更晚的时节起行——那时还要另添牲口来驮冰或水。此外，我还怀着一个指望——所据虽薄，却仍强烈——盼着沿那条古代沙漠之路能找到值得发掘的废址；这也促使我及早东行。要在暑热来临之前为探查它们留出足够的时间，是一层不容忽视的考虑。

要我舍下这两座交出了如此丰盛的古代艺术之果的寺院，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尽可能长久地让它们的内部敞着，晒着它们许多个世纪不曾见过的阳光；与此同时，继续装箱那些已证明可以取走的壁画，并踏查这处更早聚落其余零散的废址。它们多半是寻常式样、没有外围圆室的坍毁窣堵波土丘，可早已被寻宝者掘过。另有几处多半是颇具规模的住屋遗存，一部分用硬砖砌成，可侵蚀已进行得很深。

这里也有值得注意的发现，可我如今匀不出篇幅细述。我所得的总印象是：这些较早的废址所占之区虽与吐蕃那座堡垒相邻，可当那座堡垒还驻着戍卒之时，它必定已被完全弃置、且几乎寸草不生；因为唯有如此，才似乎解释得了风蚀效果上那惊人的差别。在某些较早的建筑近旁，风蚀已把地面掏到比原地面低十七英尺；而在堡墙四周，侵蚀的最大结果却无一处超过六英尺。

在酷寒与不断的大风中曝露了许多个星期之后，我在此址力所能及的诸事终告结束，实在是一种宽慰。可要下那最后一道命令——把寺院内部重新填平，以为壁画重新提供护持——却仍叫我心里一揪。这一番沉重的土工，靠阿不旦额外调来的人手，于二月十一日完成。看着那些在冬日沙漠之中曾使我的眼睛如此贪享的秀美壁画，慢慢地重新消失在尘土与碎泥之下，是一件令人怅然的事。那仿佛是给一些至今仍栩栩含生的人物举行一场真正的下葬。能稍解这份阴郁的，只有一个模糊的指望：他们终有复出之日；以及这样一个念头：他们倘若能看一眼四周的荒凉，或许倒宁愿再回到黑暗中安歇。我当时无从预知命运所写下的是什么：十五个月之后，他们将再度自那层护罩之下重见天日——而所见的，竟是一场惨痛的人间悲剧：黑暗永远地落在我那勇敢的奈克·拉姆·辛格的眼上！

可就当时而言，这感觉像是一桩难事办成而所获甚丰；那一天我很晚才由老实的托克塔阿洪引路骑马离去，回阿不旦的基地去；黑暗之中，我的心因对即将在东面展开的新天地的指望而一直轻快着。

四十五启程往敦煌

米兰的发掘结束了我在罗布泊一带的考古之工。可在真正动身前往敦煌与中国本土最西的地方之前，阿不旦还有大量装箱与预备的苦差要办。不过，在米兰饱受风霜之后，这一番不得不停的歇息毕竟是愉快的，尽管阿不旦那些可怜的苇棚所能提供的栖身之处何等简陋。我很高兴地发现：留在那里的存货在提拉照管之下十分稳妥，马匹也歇得很好。歇息与一处暖角使测量员重新站了起来，他的风湿疼痛与消沉也多少见好。可就我自己而言，若不是被各色实务缠住，我是不容易忍受那挤成一团的住处、那围住渔人冬居的一圈污秽、以及那难以言说的沉闷景色的。垂死的塔里木河南岸那一片阴郁的沼泽地——结着盐壳的地面与冰面在无尽的平坦中相间——凑成的景象，正配得上一处契丹的托米。

可我每天只匀得出半个钟头到外面散步，这样的四周又算得什么！有最近四个月全部考古所获要分类装箱，其大宗我此时决定送回喀什，交马继业先生保管。除了我决定留在身边、装满四只箱子的那些文书之外，其余一切古物——包括自罗布泊诸址所得的那些笨重而往往易碎的木雕——都须特别重装，好使它们熬过那段我不再能护着它们免遭粗手糙脚的长途。鉴于我们前路漫漫，把行李尽量减轻也很要紧。因此我趁此机会把两只白铁水箱、连同多余的存物以及一切不再需用的文稿书籍，一并送回和田，等我明年回来时再取。

那些沉重的古物驮子，凑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驼马之队。我把照管之责交给两名资深的突厥仆人：测量员的马夫卡里姆阿洪，以及我自己的仆人穆罕默德朱——前已述及，我不得不把他有病留在婼羌，究竟是真病还是只病于沙漠之苦，不得而知。无论实情如何，这两人都已不堪再随我前行。把欠薪与到喀什支付的赏金作一番妥当的安排，便可指望我这批货能安然送达。可尽管我不断催促推动，直到我抵阿不旦后的第七天，才看着这支商队——胆识过人的送信人图尔迪也在其中——启程作那两个月的赴喀什之行。

要把我自己的队伍备齐以横越那片长长的沙漠，同时所费的气力一样大。诚然，经了十二月那场远征，我的人听说此行大半路程上都有水、也有某种勉强可用的草料之后，便不大把眼前这几个星期的「戈壁」放在心上了。可要备下人畜一个月的给养是件大事，而安排它们的运载更是如此。我这一行连在一起共十三人，代步之马十一匹，骆驼八头。骆驼经了罗布沙漠的一切艰苦之后已经恢复，而且一如既往是我这支队伍的支柱；它们刚够驮我们的行李与一部分口粮。它们自己——这些勇敢而俭省的牲口——除了几皮袋菜籽油以不时给它们尝一口哈桑阿洪所谓的「骆驼的茶」、好撑住它们的气力之外，别无所需。可马匹不能没有草料；而如何在带着众人口粮的同时再带够一个月的草料，正是症结所在。为此另雇骆驼，事实证明办不到。我为横越罗布沙漠所雇的那几头婼羌骆驼，经了前番劳顿仍旧太弱，若带上便有立刻倒毙之虞，而一旦踏上那漫长的沙漠之行，这是要严重拖累我们的。

于是我退而求助于那些耐苦的驴子——十二月里它们已证明是运冰队伍极有用的补充。婼羌的驴很多；而靠着出色的廖大老爷替我施加的有力的官府之压，要凑齐我们所需的二十来头并不难。可这些结实的小牲口自然也得吃，无论它们所求何等微薄；照管它们的人也一样得吃。它们一个月的口粮合起来，几乎又要另一批同样多的驴来驮，如此循环不已。因此我还在米兰时最初着手计算运力之需，这驴的估数便膨胀得叫人心惊。

当然我很快便明白：唯一的办法是让驴队分批在所驮之物吃完时接力返回阿不旦。可即便如此，要按这个法子稳妥地算出所需的头数与它们的草料，也是一桩麻烦的算术。最糟的是，我有充足的理由担心：婼羌那些精明的人家会极力把尽可能多的不中用的牲口租给我，指望它们在途中垮掉，或被立刻遣回，或干脆死在路上而为其主人挣得一笔可观的赔偿。为防这类算计及其牵累，我早早便安排把远多于实需的大批驴子送到阿不旦来挑选。要挑出一批还算靠得住的牲口绝非易事；而要保证它们在我们启程之前得到妥善照料、并防人以次充好，也几乎一样麻烦。

有这些没完没了的粮秣交涉，有自婼羌请来修补装备的「乌斯塔」们（我那几件厚重的冬衣已显出风餐露宿的可怜模样），再加上所有的装箱，我们住处门前的场面热闹得像个巴扎。屋里，伯克那所苇屋像一座挤得溢出来的客栈；我便在那里埋头于久积的书写与各色账目。我的人虽不大把眼前这段漫长的沙漠之行放在心上，却对沙漠那一边在「契丹异教徒」中间将如何度日，觉得格外不安。说到底，无论我这种搜寻「古城」的怪癖把他们带到突厥斯坦境内何处，他们都觉得自己仍在「真主自己的土地」上；而我那几位印度随员既欣赏绿洲的安逸，也倾向于同感。

可越过沙漠，我们便要进入未知之地、进入「异教中国人」那陌生的邦土；他们道听途说得来的已足以使他们忧惧那里的生活之道何等不同，那里的人又何等不肯迁就他们这样的外来者的习惯与需求。于是我的人个个急着支取欠薪，为自己添置额外的行头与些许享用之物。一个有闯劲的商贩自婼羌带着货来搭了个临时摊子，生意颇为得利。不过我该补一句：我那班突厥随从几乎人人都想到趁此机会给留在家中的妻小汇钱，靠的是我所能开出的、在和田、叶尔羌与喀什兑付的付款凭单。

在这一片热闹之中——住在此地的罗布人无论老少似乎都乐在其中——令我宽心的是：老实而善骑的易卜拉欣伯克带着一千五百两中国「马蹄银」到了，那是我不到一个月前打发他到焉耆衙门去取的。他骑驿马自婼羌赶到那里，三百三十余英里之途只用了七天；可回程因有两名中国衙门差役同行，所费时日整整多了一倍。那位胆小的老安班在再三迟疑该不该付款之后，为稳妥起见硬给他派了这一路护送。

「马蹄银」及时到达，于我关系甚大；因为可靠的消息早已告诫我：敦煌不收任何铸币的银元或金币，只收传统中国形制的银锭。接过这些或大或小的古怪「马蹄」之前，我自然把它们称了一遍，虽然我明知在这类事上易卜拉欣伯克是完全信得过的。称量所用的，是那种设计精巧整齐、按可调杠杆之理制作的象牙戥子；凡中国式的做生意之法所及之处，称贵金属一概用它。我早在和田便买了一副，以备东行之后那原始的币制之需；可不久我便明白：它于我免除那套仿佛自太古沿袭而来的货币制度——或者说无制度——所生的种种麻烦与无穷纠葛，能起的作用何等微小。

蒋师爷以他那双灵巧的手与用不完的耐心把一应称量做完之后，发现银子的两数比预期的总数少了一些，按我在和田最后听到的兑换率折算，约合四十余卢比。要疑心易卜拉欣伯克作这样的小偷小摸，是几乎不可能的；何况装银子的袋上的官封发现时完好无损。正确的解释不久便揭晓了：蒋师爷查对安班的来函，查明付款所依的是突厥斯坦各库所用的官家权衡，而我自己的戥子却是照「新疆」商务往来所用的权衡来定的。其间的差额究竟是多少，我终究没能从我那几位理财顾问口中问出来。可无论如何，我已预尝了甘肃将有的那些货币上、或者不如说度量衡上的纠葛之味；不久之后，那副无辜的戥子便叫我畏之如一件极精巧而有效的刑具。

如今我自己也几乎不知道，那些晚上我是怎么挣出安宁来，向我在婼羌发现、带到米兰充作挖工、又留作一种语文学上珍馐的两个「阿卜达勒」采录语言样本的。他们属于那个突厥斯坦通称「阿卜达勒」的、极奇特的吉普赛式部族；在塔里木盆地西部若干较大的绿洲上，可以找到他们半游牧的小小聚落，以行乞、编席之类为生。他们的语言满是波斯词，无可错认地指向自伊朗方面迁来；可除了这些、以及自新邻处借来的突厥词形与词尾的普遍使用之外，其中还夹杂着相当多来历尚未查明的奇异成分。我这两位阿卜达勒是模样古怪而闪烁的人，许多年前自和田附近的塔木奥吉勒来，娶了婼羌的女人，已把自己的语言忘掉不少。可所余的那点语言本钱，都在我们的夜谈中如数掏了出来。

他们也同我所能找到的一切本地罗布人一样，留下了他们的人体测量记录。我一再留意到：罗布人身上那些特有的「鞑靼」相貌——如颧骨突出、眼细如缝、须发稀疏——何等鲜明；正是凭这些，占据塔里木盆地边远地带的、或多或少纯粹的突厥成分，才与南道诸绿洲那远为古老而俊秀的居民区别开来。直到一代人以前，这些罗布人实际上还是游牧的；而因其耐苦的生计，他们个个看来都是健壮的种，对他们那恶劣气候的种种苦处——酷寒与酷热、冬日冰冷的大风、夏日蚊蚋之患，其间只以沙暴稍作调剂——全然不以为意。因此阿不旦似乎满是古怪的、被风湿弯了腰、干瘪了身子的八旬老人。

古怪的老毛拉自己便有这样一对老迈的双亲在世，他因此求免同行往敦煌去；虽然我很想留他作那条古沙漠之路的向导——那条路当年正是他亲手帮着重新找出来的。托克塔阿洪也因其老母的恳求而不得不留下。既失了这两位极好的罗布随从之助，当忠诚而有干劲的易卜拉欣伯克——我那位于田的老达鲁噶，此前不过是以其县官「差委」的名义随我同行——自己前来请求：无论我的工作把我带到遥远的「契丹」何处，都愿与我共命运时，我便加倍高兴了。而在突厥斯坦的随从中他堪称稀有之鸟：他一次也不曾提起过工钱。这自然意味着他要把两年之内在本县另得一个伯克之位的机会一概放弃。可蒋师爷的妙笔就在手边，写了一封文雅的书信给那位年轻的安班何大老爷，用一番客套把易卜拉欣宁愿随我当差一事圆了过去。

终于，二月二十一日，我得以带着我的队伍启程，踏上那段漫长的沙漠之行。我们备办所费的时日，比马可·波罗在前引那段文字中所说的古时行人略多一些——他说：凡打算穿越这片沙漠的人，须在此城歇息一周，使人与牲口都恢复过来；然后备办行装，带上够人畜用一个月的给养。不过话说回来，阿不旦并不是一座城，而马可所说的行人也不曾先在冬日的沙漠里打过一场考古之仗。行李的分派与装载占去了早晨好几个钟头，直到十点钟我才使这一整列——连将近四十头驴在内——动了起来。结算最后的账目与索偿又把我留住了三个钟头。可到底我也能骑马出发了，临行前把一些颇受珍视的欧洲小礼物送给了我东道主的女眷与孩子。蒋师爷十二月间长住于此，早已极得那些小家伙的欢心，分别时神情显然很是动容。伯克本人送我横过东南面的沼泽地，一直送到一处——自那里望去，他那主要聚落的苇棚在平坦的天际上只剩下低低的一线。

那是我们最后一眼望见突厥斯坦的人家。

这一程幸得空气异常宁静，而其可注意之处在于：它把那片古湖床南岸的某些特征引到了我面前，而我们此行的大半路程都要沿着这道岸走。早晨我在一座红柳包上架起平板仪时，便已留意到北面有一带苇丛；再往外，目力所及是一片光秃平坦、色作灰白的平野，显然结着「硕尔」即盐霜。我们朝东北走了约两英里、路开始沿着一道无可错认的古湖岸行进时，这一点便看得清清楚楚了；那道岸以我们所行的低矮砾石高地向北陡落为标志。此时路取更偏东的走向，似乎紧贴着这条古岸线，却把它的曲折截去。有一处，路横过从前的一个湖湾，那里古湖盆的平底被几座奇特的孤立黏土台地所打破，台高至三十英尺，看去像是侵蚀刻出来的。这是单靠风力，还是水与风先后在此用过力？此后我有的是机会自问这个问题。

再往前，左手又出现一片红柳包，分明表示地下至今至少还周期性地得着滋生之湿。缘由不久便显现了：约在这一程的中途，我们横过一连串干涸的洪道，那是拉钦河的河道所在。据说它不时自南面那些不毛高山——其外围支脉隐约可见——带来雨水或融雪的洪水。可在我们横越之处，河边并无植被，只有一窄带流沙，随后又是自东里克一路走来所沿的那一色单调的砾石戈壁。

天渐渐黑时，我们来到这片阴郁低台地的边缘，路自此下降到那道高四十至六十英尺的陡峭黏土崖脚下——台地便以此崖跌落到干涸的湖床。我们继续赶完这一程最后的五六英里时，头上那道古岸成了很好的指引。月光之下，我看得见一窄条苇丛紧贴着岸线，再往外便是结着盐壳的湖床那片闪亮的白——一幅死中之自然的景象。终于我们到了钦代里克的宿处，在一片沼泽地中间找到一片相当大的、结在一处咸泉之上的冰面。这一程将近二十四英里，最后几头备受折磨的驴直到半夜才到。我们尽一切所能化开足量的冰，好让所有的马与驴都痛饮一回那极需的水。可这过程势必缓慢，有几头驴已疲竭到极处；因此次日早晨报称死了三头，我并不吃惊。

二月二十四日的一程更长，对牲口也更磨人。我们沿着那道现出四十至五十英尺高陡峭黏土崖的古湖岸脚下走了勉强两英里，它的岸线便折向东南，分明是要绕过一个大湖湾。为免这一大段绕行，我们所循的小道此时进入了那片绝对平坦、结着盐壳的荒野——它铺展在当今这个地质时期较早阶段曾是湖湾之处，而且多半直到历史时期仍是一片无从通行的盐沼。其实，若不是自这条路重开以来的往来在坚硬的盐壳面上踩出了这条窄道，商队多半会觉得绕湖湾而行更省事，还能免了骆驼的劳顿与破脚。因此我此后得知亨廷顿先生——他比我早一年多走过这条路的头五程——以其一贯敏锐的观察，留意到沿湖岸而行的一条更早的旧道之痕，我丝毫不觉意外。那条旧道何时废弃，是晚近还是很久以前，自然无从判断。

我们在塔里木河这真正的死海的这一大湾上笔直走了整整十六英里；那皱缩的盐面令人想起一条河上的浮冰凝结相挤、冻成一片的样子。路难走到这般地步，因此当「陆地」终于以几座镶在古湖岸上的孤立大黏土台地之形出现在眼前时，我如释重负。它们高五十至八十英尺；我们自其间经过时，我留意到它们的坡面上在不同高度都有盐霜，足证这些台地是在这座大湖今日干涸之前的若干时期里形成的。可它们原先是自那片镶在盆地南侧盐沼之上的低矮砾石台地上刻出来的，则十分清楚。

傍晚，我们在这片戈壁向北突出、形成一种岬角之处的顶上走了约一英里半。最后我们又下到岸崖脚下，沿之在黑暗中走完到罗瓦扎那一程余下的路，全程二十六英里。此前有一段路我已留意到孤立的红柳包与结着盐霜的潮湿地块。到得泉边，我们发现泉水可饮，四周地面长满了茂盛的芦苇与低矮的灌丛。次日早晨我看见：水自后面台地一道窄窄的豁口中细而不断地流出，而它在台地脚下的水道上覆着足足一百码长的厚冰。牲口能有充足的水喝，是一大恩惠；可对有几头来说，这来得太迟了。所有的驮子又是到半夜才齐；可直到次日早晨我才得知，有两头驴被丢在路上等死。另有三头报称已站不起来。

显然，这样的损失若持续下去，不久便没有足够的运力把我们的给养送到敦煌了。有理由担心：自阿不旦与婼羌派来照管驴子的人，对所管牲口的死活已渐渐漠然。于是我作了安排：牲口的喂养由我自己的人照管，一切草料自一处公共的存料中发放，整个驴队交易卜拉欣伯克监督。为鼓励赶驴的人，我许诺：凡平安带到的牲口，每一头另给他们一份特别的赏钱，与付给驴主的雇资分开。这些办法证明有效。那几头报称病倒的驴，有两头被哄着吃了些燕麦，又被弄到芦苇与灌丛丰茂的泉边，便可以放心留下，指望它们安然度日，直到那些人自敦煌回来把它们带回家去。可第三头可怜的牲口终究没救，我还没来得及去把它打死，它便死了。这样，牺牲者的总数升到了六头；我不妨在此立刻说明：尽管在到敦煌之前还有种种劳顿等着我们，我总算满意地把这个数目控制住了。

可以断定，我们所有的牲口——连那些勇敢的骆驼在内——都需要歇一歇。可凭先前所得的消息，我知道下一程的库什朗扎是最适于歇脚的地方。于是我决意赶路。这一程里，路所沿的古湖床在自然面貌上并无多少变化。头七英里上下，我们横过另一个湖湾，比前一个窄些，其地面虽覆着「硕尔」，却仍留着旧苇丛的遗迹。随后我们又接上那条或多或少连绵不断的滨岸台地之线，沿其边缘而行，高出那片结着盐壳、向北一直伸到目力尽处的平坦湖床四十至五十英尺。

笼罩这片景色的死一般的麻木，只被两件事所打破：南面远处一列高山的景象；以及约走十七英里之后所越过的一道浅沟——沟中红柳丛生。这里在黏土台地脚下展开一片由泉水滋养、长满芦苇的盐沼；无数足印表明：包括野骆驼在内的牲畜惯常下到这道沟里来饮水。它们多半是自南面那片沙漠来的——阿不旦的猎人含糊地把它称作库姆塔格，它铺展在南面群山较高的山前缓坡之上。

最后，路降到古湖岸脚下——此处的岸极陡，高一百至一百二十英尺；走完约二十二英里的全程之后，我们于晚九点半到达库什朗扎。驴子又是直到半夜才到，还有半打驮子被丢在路边，留待次日早晨去取。可当清点牲口表明它们至少全都被平安带到时，我便知道：我信托易卜拉欣伯克在驾驭运输上的坚韧与干劲，是没有白信的。

四十六循古行旅之迹

二月二十六日用来歇息，人与牲口都极需这一番将养。库什朗扎之为众所喜的宿处，并非无因。那里有若干眼泉，水还算新鲜，自长满芦苇的泥炭质土中渗出，牧草也丰茂。这一天起初无风，也比较温暖，最低气温不下华氏二十三度。可我们夜里到达时并不知道：紧挨我们扎营之处躺着一头骆驼的尸首，是比我们早三个星期启程往敦煌去的上一支商队丢下的。因此上午起了一阵不停的东南风，扬起浓重的尘霾、又把空气弄冷时，我倒有理由庆幸。牲口安安静静地吃草，众人在营火旁享受他们那份甜美的无所事事；我则躲在小帐篷里，忙着补记那些无论在阿不旦的忙碌之日、还是此后疲累的行程中都腾不出工夫来写的札记与账目。此后用过我那顿简素的午餐，我便可以纵情于一场心神的享受：把关于这条自罗布泊通往中国的古道所流传下来的那些记述，重新温习一遍。

要从那只装着我行营小书库的骡箱里翻出来的书并不多；可能把这条路上仅有的几种记载放在手边重新查考，仍是一件快事。其中最早的一种，见于《汉书》那一卷极可宝贵的记述——它为我们保存了「西域」的概览，以及公元前二世纪末中国势力最初西展的始末。我很清楚：尽管那里记下了大量确切而重要的史实，我却不能指望从中找到关于那条使这番西展成为可能、而我如今正设法重寻的道路的地理细节或如画的一瞥。可即便如此，把其中清晰可见的寥寥数端大事重温一遍，仍极有意味。

自张骞那次了不起的出使（约公元前一三六至一二三年）——汉武帝派他西去，与大月氏（即后来的印度—斯基泰人，当时已居妫水之上）通好，以图共击其共同之敌匈奴——以来，中国人便知道有两条通往「西域」即塔里木盆地以及药杀水与妫水之间诸国的大道。其一当时称作「北道」，自敦煌之地经车师（即今日吐鲁番），穿塔里木盆地北边诸绿洲到喀什，再越山至大宛与粟特，即今日的俄属突厥斯坦。另一条即「南道」，也自敦煌起，先到罗布泊附近的楼兰或鄯善之地，再沿昆仑山北麓经和田到莎车，自此便可抵妫水河谷的大月氏之国。

「北道」究竟如何抵达吐鲁番与北边诸绿洲，史无明文。可《汉书》中若干意味深长的段落表明：在公元前一二一年大破匈奴之后中国与「西域」直接往来最早的那一段时期里，无论使节还是军旅，中国一切使命通往西域的主要通路，事实上都取道楼兰，即罗布泊一带。楼兰之王在素怀敌意的匈奴怂恿之下，据载曾屡次拦劫汉使。终于，约公元前一一〇年，一位朝廷将领受命率一支轻骑小队前往，擒获了楼兰王，降服了车师，并震慑了西面诸小国。

此后到公元前一〇四年，一位出使大宛诸首领的使者被杀，汉武帝不得不遣师讨伐那远方之地；而阻截凯旋的汉军将领归路的匈奴骑兵，又是出现在楼兰。于是一支接应的汉军自「玉门关」进发——那是数年前越过新占的敦煌之地向前推出的那道边塞长城的尽头。它的出现迫使楼兰王最终与匈奴断绝，并「遣子入侍」、以其国属于汉家版图之内。这次出师告捷之后，「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

与此同时，又设立了两处屯田之所，并置使者校尉领护，以行使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政治控驭；这必定使维持一条可通行的交通线加倍重要。中国越敦煌而西所要面对的困难——既来自天，也来自人——在《汉书》所载张骞传中一段文字里得着了奇特的映照。大宛诸首领决意拒绝汉朝使命之前，据说曾这样思量：「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天然险阻，必以楼兰以东那一段路上为最。

我们到得库什朗扎之时，我已确信：所谓「盐水」指的正是我们一连数日沿行的那片结着盐壳的大湖床——它似乎向北与东北无穷无尽地展开。运载之难，我也已亲身领教；而当我想到我为这次横穿沙漠所作的准备给婼羌与阿不旦的百姓添了多少麻烦时，便能体会《汉书》另一段关于公元前一世纪初楼兰之人对这条往来所持态度的记载：「鄯善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

可这类地方上的怨苦，并未使这个位于自敦煌通往塔里木盆地最直一线上的小小酋邦免于成为那条锁链中的一环——即公元前一世纪与公元后头两个世纪里，中国势力在「西域」凭以自立的戍所与政治属国之链；其气力与成效时有消长。《后汉书》虽在叙及约公元二五年至一七〇年间塔里木盆地诸事时屡屡提到鄯善或楼兰，却不曾留下关于自中国本土极西通往那里的道路的细节。

所幸沙畹先生的研究，使我们得以看到《魏略》中关于此事简短而有趣的消息——那是一部关于紧接其后的魏朝的残缺史著，撰于公元二三九至二六五年间。其作者鱼豢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自敦煌与「玉门关」通往西域的，不是上文所说此前所知的两条路，而是三条。

南面一条自敦煌起，先经在西南山中放牧的游牧部族婼羌之地，再在婼羌一带抵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往西通到帕米尔。看一眼地图便知：所指的这条路正是沿高大的阿尔金山而行的那一条；直到今日，每逢一年中较短的那条沙漠之路因暑热与无可饮之水而封闭时，敦煌与婼羌之间仍惯以它相通。一九〇七年秋，赖·拉姆·辛格在返回婼羌途中测绘了它。

第二条路，《魏略》称之为中道，自「玉门关」西行，经过若干片沙漠之地——下文我还有机会论及——然后折向西北，抵「旧楼兰」。这个方位、以及随后提到自楼兰西行可至龟兹，使人看得明白：此处所谓楼兰，必是我十二月间发掘的那处罗布泊以北、设有中国设防驿站的废址。

第三条路称作「新道」，取西北之向，经过若干至今尚未考定的地方，抵吐鲁番。这最后一条路远在北方，当时与我无涉。可有充足的理由推定：我们实际所循的这条东北之道，再走几程之后便会接上《魏略》中所称的中道那条古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沙畹先生早已指出——那条中道即《汉书》所谓的「北道」，而其名目之改，不过是约公元二年经吐鲁番的「新」北道开通的结果罢了。

这些早期记载的史料价值，我是完全能领会的，虽然在沙漠中短短一日的歇息里，我很难对它们作批判分析所需的细究。可我承认：对于那些在历史地理的干巴事实周围织出几分人情之趣的记述，我心中的感激还要更深。中国不知有多少虔诚的佛教求法者曾踏过这条古老的沙漠之径；而所幸其中最早为人所知者之一、可敬的法显，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如画的记述。他与另外四位僧人一心要到遥远的印度去求法，于公元三九九年随一位使者自敦煌出发。

那位边境州郡博学的太守「供给度沙河」。至于那沙河，法显自己写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地崎岖薄瘠。」既然罗布泊以北那处聚落其时早已被弃，那么这几位求法者所行之路必定是朝米兰与婼羌而去的，这一点毫无可疑。他们此后往焉耆走了十五日、方位又取西北，也印证了这一定位。

两个半世纪之后，我们所循的这条路又迎来了一位声名更大的佛教求法者：可虔敬追念的玄奘，在多年行游之后，满载佛教遗物与经卷自印度归国。可惜这位伟大的求法者自己的《大唐西域记》，到他抵达楼兰之地便戛然而止。他显然以为归途余下的一段已在中国版图之内——其时中国正开始新的西展——因而不在他记述的范围之内。可我们从其弟子所作的传记中知道：玄奘这段最后的行程，实是自罗布泊横穿沙漠到敦煌而完成的。

在米兰那些苦日子里，我常常想到他；而当我想起那些寺院的墙——其时无疑已残破得可怜——多半曾目送我这位中国的护法圣者携着他那一队圣物经过时，便愈发喜爱我那几座废寺了。我有时揣想：他小憩之际，会是在哪一座窣堵波土丘背后避风的呢？在一个万物皆死、遍地皆荒的地方，数百年前经过之人所遗的灵气，似乎比在人烟仍旧熙攘之处更久地缠绕在那寥寥几处显眼的地标上。

不过这趟沙漠之行中始终离我心思最近的古代行人，还是马可·波罗；在那片阴郁盐野边上我这处宁静的营地里，重读这位马可先生不朽之书中关于那片大「罗布沙漠」的话，实在是一种享受。连捧着这一卷书都是一种使人振奋的凭慰：那不正是亨利·玉尔爵士的本子么？——其中满是他渊博的学识与文字的魅力；而我这一部，不正是他女儿念及我毕生对这位早期旅行的伟大阐释者的敬慕而惠赠的么？其时蒋师爷已来与我上中文课，只要时间允许，这是每日例行的一项。我既不能缺课，又舍不得放下这位威尼斯人引人入胜的叙述，便索性把他关于这片沙漠的记述用我最好的中国话译给他听——我知道这个办法能满足亲爱的蒋师爷对这位古代行人的浓厚兴致。

依玉尔爵士的本子，那记述大意是说：这片沙漠长得出奇，据说自一端骑到另一端要一年有余；而在此处最窄的地方，横穿也要一个月。通体是沙的丘与谷，其上找不到一样可吃的东西。可骑行一昼夜之后便能找到淡水，或许够五十人至百人连同牲口之用，再多便不够了。全沙漠之中都是如此：统共约有二十八处能找到好水，可水量都不大；另有四处的水是咸的。

那里没有野兽，因为它们无物可食。可关于这片沙漠，另有一桩奇事相传：当行人夜间赶路，其中有人偶然落在后面、或打起盹来，等他想要赶上同伴时，便会听见鬼语，而以为那是他的同行之人。有时那些鬼还会呼他的名字；行人便屡屡因此迷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队伍。许多人就这样丧了命。有时迷路的行人会听见远离正道之处仿佛有一大队人马的蹄声与喧声，便当作是自家队伍而循声而去；及至天明，才发觉受了骗，已陷于窘境。即便白天，也听得见那些鬼说话。有时还会听见种种乐器之声，而更常听见的是鼓声。因此走这趟路，行人惯于紧紧相随。一切牲口颈上都系着铃，免得轻易走散。歇宿之时，还要立一个标记指出次日行进的方向。这沙漠便是这样横穿过去的。

其实不待我亲历此行，我也早已确信：马可在此所讲的沙漠之险，不过是他必定在当地听来的古老民间信念的忠实映照。亨利·玉尔爵士老早便指出：怕被恶鬼引入歧途，曾萦绕在一切早期横越中国与西方诸绿洲之间荒漠的行人的想象之中。法显上引的那段话分明说到这一信念；而玄奘——前已述及——以生动之笔描画他穿越尼雅与且末之间沙漠所留的印象时，也是如此。

同样，中国史家马端临为我们所传的、自中国通往焉耆最短之路的记述——无疑与今日往罗布泊去的这条道相当——读来几乎像是自马可书中转译的，虽然这位与那位威尼斯行人同时代的纂者，必定是自某种更早的来源辑录的。其文云：四望惟见天与沙，无复道路之迹；行人所凭以为标验者，唯人畜枯骨与驼马之粪而已。度此旷野之际，时闻歌声，时闻哭声；行人往往寻声而往，遂迷失道，尽皆丧亡：盖魑魅魍魉之所为也。我只消看一看蒋师爷听我译到这后半段时那副专注的神情，便明白这片沙漠孤寂之可畏，对他也一样施着它的魔力——尽管凡属感官以外之事，他多半是个怀疑者。

正如玉尔所恰当指出的，这些鬼魅并非戈壁所独有。可当我走完了这整条路、看到它地理上的特征与他那一章前半所载那些朴实无华的细节何等吻合之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马可关于它们的故事，是道地当地所生的。这里我不妨先把此后的观察提前说明：马可对这趟横穿沙漠的路程与程数的估计，证明完全准确。自婼羌——即他的「罗布城」——到「沙州城」即敦煌这条路，我们以计程轮校核过的平板仪测量显示：行程合计将近三百八十英里。

靠着格外的努力——实际上等于一连串的强行军——我们连必不可少的歇息在内，用三个星期走完了它。可商人们通常仍把这趟路算作满载牲口的二十八程；照这个算法，每程平均合十三英里，因此我很怀疑：任何大商队若不肯冒牲口大批损失之险，能否在一个月之内走完。经验表明：无水可得、或水咸不可饮的宿处共有四处，恰与马可所记有咸水的地方数目相同。同样，他关于别处可得之水数量有限的告诫，也证明所言不虚。我们也没走多远，便遇上了他记述中所说的那些「沙的丘与谷」。

四十七干涸罗布泊的尽头

二月二十七日早晨，我们继续赶路，冰冷的风照例自东北迎面吹来。约十英里之内，路沿着那道至今仍清晰可辨的湖岸，走在光秃的砾石与粗沙荒野上，有几处则横过结着盐壳的小小港汊。随后小道所经的地面变成一带宽阔的植被，红柳与别的灌丛都很茂盛。南面那道古湖岸的崖壁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和缓倾斜、上有众多风蚀黏土台地的戈壁。极南处，阿尔金山的雪岭在清澈的空气中勉强可见。北面，结着盐壳的湖床那片平坦的灰白，仍旧一直伸到目力所及之处。可终于，东北的天边出现了一道暗线；在这一天的路程结束之前，它已清楚地辨认得出是库鲁克塔格突出的一角。我如释重负地迎接了它。

在我们所行那带灌丛之地变窄之处，不难看出：它的地面比那片结着盐壳的光秃平野高出十至二十英尺。对后者那份凄怆的荒凉，我的眼睛此时已经习惯了。可它却把这一程将尽时右手越来越多冒出来的、形状奇诡的风蚀黏土台地衬托得更为醒目——那些台地奇特地酷似残破的建筑。到得入夜时所到的、名叫班家的宿处，我们找到几眼泉，水尝来相当新鲜，牲口的灌丛草料也很多。

方才所述那种地面的特征，在下一程中显得更加突出。整天我们都沿着一条狭长的沼泽地带而行，其上红柳、芦苇与灌丛丛生，无可错认地标示着一处古湖盆的边缘。那片光秃结盐的平野在小道以北连绵不断；可最初四英里之后，朝它下落的那道台阶状的坡坎便渐渐不甚分明，有几段更完全消失。说来奇怪，自南面与这条沼泽地带相邻的地面，此时也现出同样的坚硬盐壳，牲口极难通行，因此我们几乎自始至终只能守着那条小道，尽管它满是积水。我们所行的沼泽带与南面荒芜的盐碱草原之间，通常看得出地面略有隆起；而我离开泉线与路线愈远去踏勘，盐壳便愈硬；我以为这表明此处的湿润之面一直在渐渐收缩。

无论如何，我觉得有理由认定：这条我们前后沿行约三十英里的狭窄沼泽与植被之带，所标示的是一条比我们此前直到库什朗扎所沿的那条滨岸黏土台地之线晚近得多的「岸线」。就此我不妨一提：我们的无液气压计在班家测得的高程为海拔二千四百英尺，是罗布泊盆地中所记的最低处。沼泽诸泉的水略咸，可给牲口饮用还不算全然不可。沿路灌丛之中大量的足迹与粪便表明：野骆驼、鹿与别的野兽惯常自山麓来此饮水吃草。这些泉之所以存在，由阿尔金山水系的走向便完全可以解释：如地图所示，它把一条主河床——无疑多半是干的——送进紧邻这一段路以南的沙漠之中。

盐碱草原与沼泽那片平坦的荒芜，此前只被离班家约八英里处所经的一座孤立黏土台地打破过。可将近这一天路程的终点时，我们发现路的左右两侧都排列着大群这样的「见证」，以奇诡的风蚀陡面耸起四十英尺以上。暮色之中，它们赭红的土壁令人想到城堡与宅第。它们似乎是一道道自北而南展开的低岗的残余。可那天傍晚天色已晚，无从追究它们与南面天边可见的、覆着沙的长长山麓之间的关系。我们把那条沼泽带的尽头抛在身后又走了几英里，才到得那一夜的宿处，近旁有一口水颇咸的井，名叫阿奇克库都克——「苦井」，名副其实。

整夜刮着自东北来的冰冷的风，使次日早晨的启程预备极其难熬。可这一回天空晴朗，自营旁一道黏土岗上望去，景色显出了分明的变化。正北面，低矮的库鲁克塔格山链一处突出的角完全在望；据我们交会测量，距离只有约二十二英里；自那里起，这道不毛的山岭似乎稳稳地趋向东北。与之平行、却在路与它所傍的那带植被以南，展开着一道长岗，上覆巨大的流沙丘，看去高达三四百英尺。这道岗的走向同样无可错认地朝东北；而它离路只有约八英里或更近，因此我不难看出：它的基部是黏土的，正如自其脚下不时向北横过平野的那些蚀余台地一样。

我们的路整天顺着后者的方向朝东北。约十二英里内，小道沿着那条干涸沼泽之线而行，红柳与芦苇长在浸透了盐分的土上；而其北面仍是那片死气沉沉的盐湖床，寸草不生，无论死活，只以库鲁克塔格同样荒瘠的山前缓坡为界。可自此往前，那光秃的盐壳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望无际的苇草原。于是我们似乎终于到了那片难以言说其凄凉的干湖床的最东端——那正是古时中国人所称的罗布泊，即「盐泽」。这一天全程二十二英里，我们不时穿过一串串孤立的黏土台地，它们自右手那道覆沙之岗的脚下朝库鲁克塔格的方向伸出。

这些台地高达五十英尺以上，其一切陡削的立面上都现出水平沉积的层理。它们孤立地矗立在这片标示着古湖盆东端的平野上，总归是侵蚀所致，这一点我当场便看出了。可它们与这片沙漠地区的湖相特征、以及作用于其地表的侵蚀之力之间那特殊的意义，却要到此后更东面的观察才使我彻底领会。

关于这些雕刻得如此豪放的黏土丘大多酷似人工建筑一事，我的情形也是一样。自阿奇克库都克起，我与众人一再忍不住把它们看作墙垣、塔楼与房屋的废墟，直到走近了，关于风蚀所造出的这些奇形怪状的一切幻觉才告消散。可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得知：这一种视觉上的错认，许多个世纪之前便已打动过行人，并在关于这片荒凉之地的早期中国记载中留下了分明的痕迹。

沙畹先生在一部公元六世纪初为那部著名的中国典籍《水经》所作的注中，找到了一段关于塔里木河河道的极有趣的记述。那里说：此河最终注入的沼泽，即《水经》中的蒲昌海即罗布泊，位于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鄯善——前已述及——大致相当于今日婼羌与米兰一带。

「龙城」被说成是从前一个强大的胡人之国的都城所在。据说蒲昌海之水泛溢，把这座城毁了：「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其名之由来，则有一传说解释：不断刮着的风把从前绕城而行的一道渠的线条吹成了一条朝西的龙形。无论当年那些早期行旅的想象究竟在什么样的地物上认出了他们所爱的那头怪物——龙，我毫不怀疑：这整个废城的故事，最初正是自班家以后一路所遇的那些奇诡的风蚀黏土台地引出来的。我们很清楚：在东方与西方的古代传说之中，被特异的地貌所激起的民间想象曾起过何等大的作用。

我们为这座想象中的「龙城」所定的位置，还有一层有力的佐证：文中就此详细提到的那一大片覆盐之区。其文曰：「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行人所径，畜产皆布毡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可以断定，这段如画的描述所指的，正是自阿不旦或米兰东行之人几乎一路沿行、直到阿奇克库都克以外的那片广袤的结盐古湖床。

作注者就「龙城」所在之区的方位所附的那段平实记述，印证了这一结论：西面说是接鄯善，即婼羌一带；东面则伸到「三沙」——我们从别处知道，那正是敦煌以西的沙漠。「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国之北界矣。故蒲昌一名盐泽者也。」看一眼地图便知：这些方位与我们对「龙城」的考定何等吻合。前已述及的《魏略》关于「中道」的记载，把「龙堆」即「形如龙的土堆」放在自敦煌东来的行人抵达旧「楼兰」驿站之前紧邻之处，这也不可能只是偶然。再看一眼地图便可证明：通往代表那处驿站的、罗布泊以北那处废址的最直之路，必定是自敦煌—阿不旦一线上、在我方才所述这一程附近某处分出去的。

这一程终于库姆库都克即「沙井」，我们在那里一口只有四英尺深的井中找到略咸的水。这名字很贴切；因为到达之前若干英里，地上便已在稀疏散布的红柳包之间覆着轻薄的流沙。次日即三月二日的行程表明：我们如今终于把沿行了这么久的那片结盐古湖床抛在身后了。我们朝东北所行的，是一条宽阔而分明的谷地，左手是库鲁克塔格那道阴沉而锯齿状的山岭，一览无余；右手是那道覆沙的低矮沙漠之岗，离路不出三四英里。两者之间那片宽约十二至十五英里的洼地底部，似乎是一整片平坦的沙质草原，覆着苇丛与较稀的红柳；与我们身后那些死寂的沼泽相比，通体显得颇为可喜。

这里那里有黏土的岗脊与孤立的台地自南面那道岗上伸出，一直伸到路上乃至路外。整天几乎不见盐霜的痕迹，这对我们骆驼酸痛的脚掌是一大安慰——其中有几头已经需要换掌了。走了十七英里，我们在一处豪放突出的黏土岬角背后歇下，那里灌丛丰茂；而出人意料的是：只往下挖了约三英尺便得着了丰足的水。它尝来远不如此前那几口井的咸；有了这一发现，加上自阿不旦启程以来头一次在天黑之前扎营，人与牲口都很满足。所幸连日迎面吹来的凛冽东北风那天下午停了；没有它，夜里华氏冰点以下二十度的最低气温倒显得相当宜人。

次日，这种好走的地面依旧。约十英里内，路沿着右手那道黏土岗几条指状支脉的北端而行，它们都以刻凿豪放的立面耸起八十至一百英尺。在其间一处长着灌丛的小湾里，我们经过了通常的宿处——央塔克库都克井。可这段路作为一日之程太短，我便决意赶路，指望在更前面另掘一口井。自阿奇克库都克一路沿行的那道覆沙之岗，此时已极逼近小道。它下坡的粗沙清楚地显出被风不断磨蚀的效果，走起来很好。它以北那片苇草原，似乎一直伸到库鲁克塔格山麓；此时以交会测量可以定出那山的脊线在十八九英里之外。

将近这一程终点时，我以为自己看得出谷底朝东北明显地升高——此前两天无液气压计缓慢而稳定的上升，已使我对这一观察有所准备。我们在低矮的红柳包之间歇夜，并在一处地表以下一英尺上下便觉潮湿的地方成功地掘了一口井。只掘到四英尺深，它便自坚硬的黏土层中聚出丰足的水来，只是略咸。毫无疑问，这条沙漠谷地尽管四面的通路看去都令人却步，却得着了相当多的地下来水。可它自何而来？

三月四日的一程很长，可全程天色澄澈，大家兴致也好。我们知道这一程要把我们带到别什托格拉克——在触及敦煌西北那片沼泽之前最好的宿处——而在那里歇上一天，可使人与牲口都恢复过来。约五英里内，小道紧贴着那道覆沙高岗的脚下，左手是苇草与灌丛的沙质草原，一直铺展到库鲁克塔格的山前缓坡。一道远远伸展、被侵蚀切割得支离破碎的赭红黏土台地之线，似乎标着它的边缘。野骆驼的足迹密密地自南面横过大路。它们是通向草场还是通向水？走了约十二英里，我们经过了名叫库什库都克的几口井；可在此之前，右手的沙丘与细砾坡已让位给一片几乎平坦的苇丛。老远便望得见前面有一道低矮的砾石岗，似乎横贯整个平坦的谷底。可走近了我才发现这是错觉，部分是谷地走向略有转折所致。

那道岗高约一百二十英尺，自如今镶在谷地南侧的一片砾石台地上只伸出两英里上下。可经了身后那一片沉闷的平坦，它看去竟颇有气象；当我同蒋师爷自一处狭窄的鞍部翻过它的顶时，我们都觉得仿佛终于到了甘肃最外面的一道门。于是我们当即把这道岗命名为「开门关」。自罗布泊以来那些漫长而孤寂的骑程中，我们已谈过许多次那座著名的玉门关哨所——它当年立在甘肃边上，扼住这条古老的沙漠之路；而在历代的湮没之后，我正急于把它真正的位置弄清楚。

说来奇怪，自岗顶望去的景色显出分明的变化。一片连绵不断的苇丛，平坦得像一片淡黄的湖，似乎向东铺展开去。它的南界不再是一道高高的沙岗，而是几乎垂直切开的黏土崖壁，看去像是被某条古河的水流所侵蚀成的。岗东紧邻处的植被显然更为繁茂。带刺灌丛的密丛，以及此前未曾见过的一种苇状植物的圆丘，都多了起来。这对我们那些可怜的骆驼与驴子是何等的诱惑！简直很难催它们往前走。

远处一个黑点，被向导阿塔乌拉认出是别什托格拉克。可等我们到得那五株给此地命名的野杨跟前时，天已全黑。那不过是几株平常之物，年岁也不甚老，成一行立在离崖脚约一百五十码处，都被那盛行之风吹得朝西倾斜。可我仍不由得怀着敬意走近它们。它们岂不正是自一个未能挣扎着流抵罗布泊的水系的丛林里，被派进这片令人却步的沙漠中的耐苦前锋？在它们附近我们找到两口约五英尺深的井；淘净之后，涌出的水比我们自班家以来所尝的任何水都不那么咸。

四十八一处奇异的古湖床

我在别什托格拉克所准的这一日歇息，我们人人都用得极好。所幸东风上午便停了，随之而来的宜人的宁静与温暖，大大帮了我们各自的差事。下午两点钟，日光下的温度表记到华氏七十二度。自十一月十四日在安得悦河边歇脚以来，我在帐篷里再没有这样舒适过。骆驼与马匹须仔细查看，以医治磨破的背与别的病痛。至于鞍具的修补，手边的活足够开一爿铺子了。

那些耐苦的小驴一路挺得极勇敢，如今正就着芦苇与荆棘大快朵颐；它们须仔细点数。我们的存物已大为减少，不再需要它们全数；我便决定把最弱的八头留下，交一名阿不旦人照管，让他看着它们，直到我们其余雇来的运力自敦煌返回。有了这温暖与丰足的牧草，所有的牲口似乎都提起了新的精神；只有一头可怜的驴例外——它不知怎的夜里掉进一口井，次日早晨被救上来时已冻得半僵。可即便是它，也被我叫人在它周围点起的火与一番用力的揉搓暖回了命。到下午我便看见它重新站了起来，心满意足地嚼着额外配给的玉米。测量员拉姆·辛格忙着用经纬仪作纬度观测、测斜量高，并仔细读取水银气压计以校核我们的无液气压计，好为我们所处与库鲁克塔格山脉的高程取得更确切的记录。此后对这些读数的推算，定出别什托格拉克营地的高度为海拔二千六百二十英尺。

这分明印证了我在前两程中自以为观察到的、那轻微却稳定的地面升高；而这一观察在地理上于我兴味极大。我们自阿奇克库都克以来所行的那片洼地，已渐渐收成一条自东北而下的规整谷地。沿其谷底掘井取水之易，以及镶着它的黏土高岸的形貌，都使人想到：这条谷地或许曾一度——而且是在当今这个地质时期之内——把地表之水输往我们一路追踪到阿奇克库都克的那片古罗布泊湖床。可这水量足以蚀出这样一条谷地，又能自何而来呢？不会来自北面那全然不毛的库鲁克塔格诸山——据我们测斜的读数，迄今可见的那一段山脉无一处高过约四千二百英尺，也无一处露出任何重要侧谷的出口。也不会来自南面一百英里上下之外的阿尔金大山脉——它稀少的水流与我们谷地的走向成直角，早在到得谷地之前便消失在巨大的砾石缓坡与库姆塔格高大的流沙岗之间了。

我的心思自然转向东面，即这条谷地看去自那里趋向别什托格拉克的方向。我知道有两条雪水所养的大河，疏勒河与党河，在敦煌以北汇合，西流一小段之后，据信便在哈拉淖尔终其流。据罗博罗夫斯基与科兹洛夫可靠的测绘所成的俄国地图判断，那座湖当在别什托格拉克以东约八十英里处。图上标在哈拉淖尔以西、因而正在我们这一方向上的一串孤立小湖与沼泽，似乎诱人作这样一种推测性的解释：它们或许与一条远为古老的、通往我们这条谷地与干涸罗布泊湖床的水道有某种关联。可科兹洛夫上校那份显然十分仔细的路线草图，并未标出这些湖沼之间任何相连的环节。这是一个严重的反证，使我对眼前这个问题存着费解的疑虑。

蒋师爷傍晚来与我读中文，见我仍伏在地图上、全神贯注于这个地理问题，便以他一贯的敏锐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疑团。他清楚地记得曾见过中国的舆图之作，其中把罗布泊画得一直伸到敦煌。自阿不旦以来，他一直热切地盼着见到那片大「盐泽」。如今我们既已最终走出了那片干涸的盆地，那传统的画法与他实际所见沼泽之小，这中间的差别就更使他放不下了。我告诉他：近来欧洲关于「罗布泊问题」的著述已快要堆满书架，而在那整片凄凉之地被以精确测量之网详加测绘之前——正如我们方才沿其诸条可行路线中最不可畏的一条所努力做的那样——想从一切争讼不休的苦思中最终脱身，希望甚微。这对他的求解，不过是一份聊胜于无的替代。

我有机会领略我这位出色的师爷对地理事务的浓厚兴致与他对地貌的锐眼，这绝不是头一回。每逢我们架起平板仪，他必定守在我或测量员身边。凭着那种连受教育较少的中国人也似乎共有的、辨方位与读地图的天生禀赋，他早已把照准器的用法与平板测绘的粗浅原理弄熟了。倘若拉姆·辛格腾得出工夫教他实际操作经纬仪作星测，而我又有足够的中文知识来讲明其中的理论根据，他也一定乐意去学。每逢遇上新奇的地貌，他所提的那些「为什么」的敏锐问题，不止一次使我又惊又窘。总之我常想：印度测量局倘能招募并训练像蒋师爷这样有地形之感、又细心而聪明的「田野文士」为其效力，将会掌握何等出色的人才。

我的幸运在于：他既热心增广自己的见闻，也是个谈论人事百般的健谈之人。因此这些漫长的沙漠行程中，许多疲乏的钟头都被他那说不完的故事冲淡了——那是他作为一名小吏，自兰州府到乌鲁木齐、自叶城到遥远的塔尔巴哈台的漂泊生涯中种种阅历。他的故事里总是掺着大量的好性情，尽管其中不乏令人凄然的小事，以及对他熟知得不能再熟的那套吏治的种种弊端忍不住的讥刺。他把蒋师爷交游极广的那些安班在其衙门私底下被人算在名下的种种不义之财、以及这些快钱是靠什么或多或少见不得光的手段挣来的，讲给我听时那些有趣的私房话——可那便是「另一个故事」了；而且我知道，蒋师爷是愿我守口如瓶的。

三月六日早晨天色极其澄澈，最低温度表记到冰点以下二十三度；我们自别什托格拉克启程。我们留下照管那八头需要休息的驴的那个阿不旦人，似乎以木然的认命之态面对他的孤寂，所聊以自慰的是二十天的口粮、一盒火柴，以及在驴队回来之前尽可放量睡觉的指望。往东走了约四英里，我惊讶地发现：那片松软的、长着芦苇与灌丛的地面让位给了粗粒沙的沙丘——它们自右手一道高沙岗起，向北横过谷地。我们横穿这一带时，沙丘高二三十英尺，可朝南北两面看去都高得多；它们的表面有一种奇特的结壳之状，使人想到其中有黏结的盐粒。

植被变得极其稀疏。离别什托格拉克约九英里处，我们发现自己已在一片绝对光秃、平坦均一、覆着盐霜的洼地西缘上，那显然是一处干涸湖盆的一部分。它约两英里宽，自西南向东北延伸，在东北似乎连着一个更大的盆地。自它的东缘起，我们在阿塔乌拉引导之下的行进方向明显折向东南；越过第二道突出的流沙、登上一道约四十英尺高的沙岗之后，我们便到了北面那个大干盆地的另一个湾。

这个湾最惹眼的，是那数以百计的高大黏土台地——无可错认的侵蚀「见证」；可以看见它们成簇或成行地散布在这片宽阔的洼地上。各种形状与大小都有；可多数像岛屿或塔楼一般耸起，壁极陡峭，有几处几乎垂直。它们的顶面高度似乎相当一致，而相对高度上那显而易见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其脚下地面被蚀的程度不同。我到第二个湾时曾在一座大台地旁歇脚，它高达整整八十英尺。它清楚地现出水平沉积的细而坚硬的黏土层，层间夹着薄薄的、被风磨细又压实的沙层。因为风蚀在后者上进行得更快，这座台地的壁在许多处被掏空；其脚下大片的塌落残迹表明：侵蚀与剥落至今仍在活跃地进行。

我们往前的路继续沿着那片耸起这些巨大「见证」的大蚀余盆地的南缘而行。自我们离开第一个盆地东缘起的七英里之内，我们又越过两道自西南伸进那片结盐洼地的沙岗。在它们脚下找到些稀疏的苇秆，多已枯死。再往前，我们遇上几座长着灌丛的低矮沙包，随后又行经一带黏土台地，那里唯一的植被痕迹是露在流沙之上的、枯死而完全干透的红柳木。黑暗在此迫使我们停下，而掘井的尝试则全然落空。一只水箱所载的水在晚饭做好之前便告用尽——哈桑阿洪为减轻骆驼的驮载、又过于笃信我们掘井的运气，把水量限得太少了。不过至少燃料充足，傍晚那凛冽的风起来时——这一回是自东南来的——众人有暖和的营火可烤；而水也恰好够每人分到一杯茶。

尽管没吃上晚饭，我坐在小帐篷里仍觉满足；因为这一天的行程虽然疲人，却带来了大量有趣的观察。它极鲜明地印证了马可·波罗关于这条路的艰难与危险的记述。离开别什托格拉克的草场不久，那条小道在长长几段沙地上便几乎被抹得无迹可寻；而库鲁克塔格山脉在此处北退变平，因此很容易迷失正路。自别什托格拉克无向导东来的行人，若一味东行过久，极易误入我们所须紧贴的那片洼地以北那片毫无指望的不毛荒漠。这一片奇形怪状的黏土台地与沙丘的荒野，对于自敦煌一侧设法穿行的人，必定印象极深。事实上它宛如一道帷幕，把自别什托格拉克向西南而去、构成通往罗布泊的天然之路的那条分明的谷地遮得极其严实。

不过这一天行程中最有意味的，还是发现了那片我们沿之并穿之而行整整十英里的大湖床。它的形貌、以及它相对于哈拉淖尔的位置，已使我确信：它必定曾一度充作疏勒河与敦煌诸河的尾闾之盆。可后者的水是何时不再流抵此处的呢？我们所横越的湖床有几部分现出一层薄薄的盐壳，看去相当晚近。可地图上标作哈拉淖尔的那座湖——此前人们以为疏勒河与敦煌诸河即终于此，而足量之水也唯有自那里而来——据罗博罗夫斯基与科兹洛夫的地图，还在东面一度有余之处。

当时看似疑团的事，所幸两个月后便得着了解释。其时，在此后将要述及、并见于地图之中的那次重开的测量之中，我们发现：春夏洪水期间有一条颇大的河自哈拉淖尔流出；它在下游先后泄过一串较小的湖沼之后，把水一直送到我们在远为偏西之处所经、当时以为已彻底干涸的那片大湖床的南部。可正如大多数新事实一样，这一发现也生出了一批新的问题。我无法在此细陈，它们也并非都已得解。

散布在这片湖床上那一片高大黏土台地的迷宫，该如何解释？它们的黏土是湖相沉积所积成、或许积于某些更早的地质时期，这是清楚的；它们之所以彼此分立，是侵蚀逐渐把古湖底切割开来的结果，这也一样清楚。可这侵蚀究竟只是极度干涸时期风力之功，还是流水的切割曾为之开路并助其成？唯有称职的地质学家在当地仔细考察，才能给出确切的回答。不过眼下不妨在此记下：我在哈拉淖尔及别的湖盆四周，也大量观察到完全相应的黏土地貌。从它们的走向与成组的方式上，我屡屡找到这样的凭证：那些原先由水流侵蚀切出的岗脊，此后又经受了盛行东风及其所挟之沙的磨蚀之力，终于被割裂成那些奇特的孤立台地。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紧紧萦绕在我心上，是由方才所发现的疏勒河真正的尾闾之床、与我们追踪到别什托格拉克附近、离它只有几英里的那条分明自结盐罗布泊盆地东北端上行的谷地之间那显而易见的关系所引出的。人不能不作这样的结论：从前——而且多半就在当今这个地质时期之内——疏勒河之水曾自这个新发现的尾闾盆地向西流出，正如它至今仍自哈拉淖尔流出一样；而它进入别什托格拉克—阿奇克库都克这条谷地之后，便一直流抵罗布泊洼地。我们在那片湖盆内营地所测的无液气压计读数清楚地表明：湖盆底部至少比别什托格拉克高二百英尺。

我们的测量并未发现任何可视为湖盆与谷地之间永久性分水障碍的地貌。我们所遇的那一带沙丘，高处不过五十英尺，在我们横越之处也只有两英里半宽，无论如何算不上一道堰。它非但不是疏勒河之水停滞于今日尾闾盆地的原因，反倒只是该盆地局部干涸的一个征象与结果；因为那些沙丘所含的沙料，显然不过是垂死的河在盆中所积的淤泥、以及自盆地干涸部分刮出的侵蚀之物，二者都被盛行的东风带走，堆在湖的对岸罢了。我在塔克拉玛干所见诸河干涸的尾闾河段，无一例外地被格外高大的沙岗或「达坂」夹峙并封住，其成因正是一样。它们也是由垂死的河再也带不动的淤泥、以及在那曾受湿气与植被护持之区上进行的风蚀之物所堆成的。

因此，倘若我的解释不错，那么我在这片新探查天地的门槛上，便迎面遇上了塔里木盆地自然变迁中那个居支配地位的因素——干涸——的证据。我已凭实地观察领教过：在历史时期这样相对短促的时段之内，它的效果能把一片地方的地表面貌改变到何等地步。可与此同时，反复的经历也教给我：即便在这些焦渴的地区，地下水往往何等清晰地保留着那些久已不再把滋生之湿送进本已干旱的荒野的河道的分明痕迹。因此，库姆库都克与别什托格拉克之间沙漠植被相对丰茂这一事实，所提供的关于至今仍有地下之水自疏勒河今日的尾闾湖床沿那条通往罗布泊的谷地下行的证据，我是有所准备、能给予应有分量的。

间接地，我在这片湖床上所观察到的盐霜之稀少，也支持这一推想。倘若疏勒河洪水所带来的一切水量最终都在那里蒸发而尽，我们便理应指望这片湖床的表面像古罗布泊湖床那样厚厚地结满盐壳。此处无法再给更多细节。可上面所说的已足以支持我的信念：我们在往别什托格拉克途中所测的那条分明的谷地，正是疏勒河与其主要支流敦煌之河的水当年下泄到罗布泊所经的通道；而就地质学而论，这个时期是相当晚近的。

这一观察在地理上的重要，几乎无须详加铺陈；因为倘若它被接受，那么突厥斯坦大盆地真正的最东界，便要自东经约九十一度半移到约九十九度——在那里，它与太平洋水系的最西界相接。我不妨在此顺带补上一句：我此后的探查充分印证了这一观察，因为它表明：敦煌—疏勒河流域几乎一切自然特征，与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特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缘。

四十九初见一条古边塞

我们此时所到之地兴味极大，为着就近探查，我很愿把营地留在入夜时所扎之处，尽管四周凄凉。可这里全然无水无草，迫使我们次日早晨继续前行。约两英里内，我们仍在陡峭黏土台地的迷宫中穿行，随后走出到一处潟湖状干河床的北缘，它向西南展开。那河床虽寸草不生，却现出浅而无可错认的岸线，仿佛不久之前还蓄过水。我们的向导守定东南之向；又走了一英里上下，我们便到了一条宽阔而切得极深的洪床之口，令人想起阿拉伯或埃及的干河谷。我们沿其谷底上行——此处将近一英里宽——沙质的土迅速变成粗砾。在多风之夜所扬起的尘霾之中，这景色显得加倍阴沉荒凉。

看得出这条干谷朝东稳稳上升，我不久便明白：我们已到了疏勒河的一条尾闾河床。可我们并没有沿它走多久；因为向导望见南面有一条窄峡通入这条干谷，便径直朝它去了，仿佛终于对自己的方位有了十足的把握，并且如释重负地指给我们看沿峡而上那条分明的小道。在几道胶结砾石的陡崖之间陡爬一程之后，我们来到一片平坦的卵石台地上，比那条干谷的谷底整整高出一百英尺。那条干谷切得如此陡峭，因此我们继续朝东南走去，不久便完全看不见它了。这条如今已标在地图上的古河床，其实要到两个月后才测绘出来。

在这片平坦的砾石广野上行进很轻松，可也奇异地单调。将近十英里之内，唯一可注意的，只有路所横过的两三处覆着苇丛的浅洼。这一程里我的注意力始终警醒着，那是因为我此时怀着考古上的指望。法国外交界的邦宁先生曾把他一八九九年横穿中国的一次行程作过简短的刊布；我由此知道：他曾试图循那条自敦煌通往罗布泊的沙漠之路而行。他因缺乏可靠的向导、或因其中国护从不愿再往前走，不得不折返，看情形是在抵达哈拉淖尔以西头几片沼泽之后。在这次未成的尝试中，他曾经过几座残破的烽燧，甚至留意到其近旁有一道墙的若干遗迹。可尽管这位卓越的法国旅行家就这些废迹可能的年代、乃至其作为古道之证的史学分量作过精明的推测，他那顺带的记述在没有任何地图或路线草图的情形下，却无从帮我预先定出它们的方位。所幸我曾就此向阿不旦的毛拉——这条路真正的开拓者——打听过；这位善于观察的老人所告诉我的，使我怀着指望：或许就在这一程通往托格拉克布拉克的路上，便能遇上头几座他所称的「烽台」。

我的指望没有落空。诚然，走了约十三英里时最先引起注意的那座塔状土丘，偏在北面太远，而且发现得太迟，来不及折回去看。可再走两英里上下所到的第二座土丘，令我大喜，是一座无可错认、保存也相对完好的烽燧。它是一整块实心砖体，约十五英尺见方，高约二十三英尺。当我察看它那些用较硬的黏土做得很好的砖——约十四英寸乘七英寸、厚四英寸——又发现砖层之间按一定间隔夹着我所熟悉的红柳枝层时，便对它年代之早毫不怀疑。

这座烽燧所立之处易守，两侧是侵蚀得极陡的小沟，而它就在一条切得极深的干河床的边沿上，河床底部现出的盐霜条痕在戈壁面以下约八十英尺。紧邻烽燧西侧，我追出了某处小而坍毁严重的建筑的基址，我当时以为多半是守望者的居所。我在坡上很快拾得的铁器小残件、几片木雕与一些厚实的毛织物，印证了这一推想。再多便没有工夫了，因为暮色已经开始降临。下面的干谷里满是浓重的阴影，沙漠中这第一件人力的遗物四周，荒凉之感极其强烈。

可当我沿着那条幸而在砾石中清晰可辨的小道追赶我的队伍时，心里却因想到新的考古工作而振奋。约三英里之后，它把我带到一条崖岸削立的小谷，谷中一道冻得结实的细流旁，芦苇与灌丛丛生。众人迅速点起的火，标出了向导歇下的地方。在那茂盛的苇丛之间不必去寻泉：在我们这些人是有充足的好冰，在牲口则是凡在沼泽薄冰上凿开洞处都有略咸的水。溪边躺着结了盐壳的枯胡杨干，据说更北处还有活树。可见这宿处的名字托格拉克布拉克并非虚设。可无论那一夜还是次晨的天光里，我们都毫无察觉：这竟是一条活河的河床，而不出两个月，它便将几乎不可涉渡。

这一天开场时，整夜刮着的割人的风——这一回换了方向，自西北来——扬起沉闷的尘霾。可我急于寻得更多废迹，便催着早早启行。我们循着东去的小道，在一片绝对不毛的砾石台地上走了勉强三英里，我便望见东南方一道看似低岗之处耸着一处废迹。我当即吩咐队伍沿那条分明的小道前往我们下一处营地所在的泉边，自己则径直朝那处废迹骑去，带上了测量员、蒋师爷、提拉巴依，以及两名带着坎土曼的随从。

距离比我所想的远，因为戈壁那看似平坦的地面被一条宽阔的洼地打断，洼中红柳灌丛茂密，枯胡杨甚多。自洼底我们得攀上约一百英尺的陡坡，才到得那片覆着砾石的台地边缘——我们所望见的废迹正耸立在那里。它原来是一座实心的方塔，以仔细砌就的坚硬土坯砖层筑成，砖层之间按一定间隔夹着薄薄的苇层。这座残破的烽燧——它只可能作此用途——至今仍高二十英尺以上。除北侧之外，各面墙身受损不多；可因它们略向内收，整座便有了截顶金字塔的模样。除了紧邻南面几处残破砖工的零星痕迹之外，除这座实心塔本身外并无任何建筑遗存的迹象；四周铺展的是一片均一平坦的砾石地面。

可我在四周踏勘时，注意被一行自砾石土中露出的苇束吸引住了：它在塔北约二十码、紧靠台地边缘处。我循之向东走到近旁一处低丘顶上，便看见这一行笔直地朝东伸去，直指东面约三英里外可见的另一座塔；而在远处，它呈现出无可错认的墙的形状。这显然是那道早期「中国长城」的一部分——邦宁先生的观察早已使我留心寻找它；而在那低丘上略一「探勘」，便清楚地显明：我实实在在正站在它的遗迹之上！

把细砾、以及堆在朝沟一侧坡下的流沙清去之后，我们不久便遇上一道规整的墙或壁垒：它以水平的苇束按一定间隔铺在掺着砾石的黏土层之上筑成。在外侧，另有一些苇束顺着墙的走向、却与墙内密排的苇束成直角地放置着，以树皮拧成的绳捆扎，作束柴之状，构成一层面层。苇束的厚度约八英寸，长度一律为八英尺。在我们试掘所揭露之处，墙的现存高度约五英尺。

当时没有工夫去考究这道奇特的墙在构造上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本身也提供不了关于其年代与来历的线索。可运气好，这第一次的刮剔便以几件年代分明久远的发现作了酬报。在墙的残段顶上所露的那些苇束之中，出土了一片像麻的粗白织物——与罗布泊诸址所出者相仿；一束胡杨细枝；几小片颜色鲜艳的丝绸；几片木板残件；最后是一块仔细削成的硬木，约四英寸长，背面开有榫口，平整的正面上写着五个汉字，异常清晰，笔法也好。

即便在我这个于汉学一无所知的人看来，那字迹也显得极古；一种直觉使我向蒋师爷提出：它必是汉代之物。可我这位忠心的助手虽有学问却谦抑，自承古文字学并非他专攻之域，只肯谨慎地表示：这些字看去确比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宋朝所用的要古。

此后我常拿他那一回所显的学者式持重同我这位出色的文士打趣，说我自己在古物上那一「大胆的一枪」终究要射中！蒋师爷虽把这段短短的题字读得很准，可其内容并无可供断代的线索。它不过是说：这枚小小的木牌所系之物，是「吕定世衣囊」。这一件与别的几件小遗物都出在几平方英尺之内，清楚地表明：沿墙的这片地面尽管一派沙漠之相，必定曾有处处的人烟。可当时却不那么容易断定：它们究竟是怎样进到墙里去的——而且恰在一个幸运的机缘使我头一次察看此墙之处。要么这些小物件出自当初修筑此塔与此墙时驻扎在此的一班工役，偶然混进了筑墙的材料；要么它们或许是烽燧近旁一度设过的一处小哨所的遗物，在此后某次修葺之际流入了毗邻的墙中。

可比这类细节重要得多的，是向东揭露出来的那道墙线的景象，以及我们在远处所能望见的一连串烽燧。在这一点上，运气也帮了我。我们所遇的那座塔——在我此后细密的测查中编为第三号——因其居高临下的位置，成了架设平板仪的极好测站。它看来紧挨着那道以烽燧防守的防线的一处转折。仅在西面约两英里、同一道砾石岗或台地的一处小支脉上，又耸着一座塔。西南面更远处，至少还辨得出两座。往东，在可见的墙线尽头清清楚楚地现出一座塔；再往外另有一座，似乎标着防线向东北的转折。

那天时辰已晚，来不及向西南踏勘。我便决意尽可能向东追踪这道墙与诸塔。我并不为此后悔。当我们沿陡峭的砾石坡下到前面已经留意到的那条长着灌丛的沟的南延部分时，墙的残迹露得越来越高。在此处一英里有余的一段上，现存的墙身连绵不断，高出地面五至六英尺。它的基部看来还被风堆起来靠着它的流沙埋着好几英尺。

那种特别的筑法在此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察看，连刮剔都不必。除了大多处已被风蚀去的那层水平束柴的面层之外，夯土与苇束交替的层次在此保存得完好无缺。夯土层约七英寸厚，尽管材料粗劣、满是砾石与小石子，却颇有黏结之力。苇束厚度大致相同，捆得极紧；其齐整切平的端面与仔细的锚固，令人想到一排排束柴。墙的平均厚度在八至九英尺之间。

再往东，墙已多处被蚀。可在那片长着灌丛的沙质洼地中，苇层的残迹仍可追踪到离下一座塔四分之一英里以内。那座塔的构造与上一座相仿，只是损毁更重。此处有一个特别之处：砖工中嵌入了竖立的胡杨木以加固各角，并每隔不远以拧成的苇绳系住，而那些绳又砌进了墙体之中。这一切，连同墙中所用的材料，似乎明白地告诉人：自这一列烽燧修起以来，四周的自然条件与这片沙漠之地的物产变化何等之小。附带地，当我留意到南面有一行自砖工中留出的粗糙脚窝——仿佛是供人借绳攀上塔顶之用——这些塔的用途便也得着了说明。塔顶那一小块地方，显然是要容一两人守望与举烽的。

过了这座塔，墙的延续似乎完全断了。我们向东北横过光秃的砾石台地，重新接上了那条东去的商道，朝此时远远在望的下一座塔而行。我们循道走了勉强一英里多，测量员那双锐眼便捕捉到：砾石地面有一道与路平行的微微隆起，其侧面与顶部露出半石化的苇子。我只消把地表刮一刮便确知：我们又是在沿着那道古墙之线而行，那些苇子分明属于一段如今几乎被蚀尽的墙的底层。

再往前，那几乎察觉不出的隆起长成一道笔直的岗，高六至八英尺，现存的墙便埋在堆起的砾石与流沙之下。在离上一座塔约三英里处，我们经过墙线以南约十二码的一座低丘。不需多少考古的眼光便能认出它是一处完全坍毁的守望哨所的残迹——此后的发掘证明确是如此；也不需多少眼光便能得出那显而易见的结论：这道墙原是要面向北方的。

自此往前，这一天余下的工作便轻松了。一道笔直的墙线自始至终清晰可循，两英里之后把我们带到一座老远便已望见的雄伟之塔。我把它编为第九号；它看去颇有气象，耸立在台地边缘一处居高临下的土丘上，高逾二十五英尺。它异常坚实的砌体，基部约二十三英尺见方。此处的砖也是土坯；可土中或和泥之水中所含的盐分，似乎使它们格外坚硬。

光秃的砾石台地此时跌落到一片宽阔的、长着灌丛的洼地；尽管暮色渐浓，我们仍不甚费力地沿这道墙线又向东北追了三英里。一座大「烽台」踞在一座高耸的孤立黏土台地上，成了极好的路标。我在入夜时到得那处废迹，攀到它的基部时恰好还来得及查明一处显著的构造差别：这里不是砖层，而是一层层规整的夯土，每一层都自下一层的边缘略略内收，因而整体呈现出一座小小截顶金字塔的效果。盐分浸得极重，使这座建筑在黑暗中泛着微光。

这种筑法本身便表明：修筑之时水必不远。如今它也确实不远；因为自那高处望出去，我们瞥见了我们队伍所点营火的闪光。骑行两英里、穿过高高的灌丛与大片茂密的胡杨林之后，我们到了。约在半路上，我们涉过一道又小又极咸的溪；可到达时才发现营地扎在一座小湖边上，那湖水虽咸，湖缘却有几眼水完全可饮的泉。

我们那些备受折磨的牲口有充足的干苇与各色带刺灌丛可吃；又有大胡杨供营火之用，并为我们众人挡住那随着地势升高而似乎又加重的寒冷。这是一处如画的营地；火光投在四围胡杨丛上那温暖的辉映，仿佛正是人与牲口同感的满足的写照。他们无疑都在庆幸：漫长的沙漠之行终于快要到头了。可那一夜最使我自己心怀振奋、并使我至今回想起那处营地仍觉欣喜的，是我此时确信正在这片沙漠中向我展开的、那份新奇而引人入胜的工作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