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写这部书的人是个德国人,巴色会派他来华传教,他却在香港留了下来,做了港督的中文秘书,又兼全港的视学官。公文、档案、历年的蓝皮书都从他手里过。他写这部香港史的时候就在任上,所以书里引的材料多半是第一手的。书成于一八九五年,叙事到一八八二年为止,是香港最早的一部通史。
前九章讲的还不是香港,是香港之所以出现的那段前史:英国对华贸易如何开端,两国如何始终谈不到一处,公行的垄断与自由贸易派的角力,律劳卑勋爵那趟失败的使命,鸦片问题如何一步步逼成战事,商人如何从广州退出,又如何从澳门退出。第十章单写英国人来之前的这座岛——村落、渔户、海盗、那块早已有人住了很久的地方。
第十一章起才是香港自己的历史,此后基本上一任港督一章:义律、砵甸乍、德庇时、文咸、宝宁、罗便臣、代理总督孖沙与奥斯丁、坚尼地、轩尼诗。中间第十六章是一次总的回顾。这样写法有它的好处——香港早年的事大多由总督一人定调,换一个人就换一套做法。书里写得最细的是定例局与辅政司之间的来回、华人与洋商的冲突、一场场瘟疫与台风、警政与法庭的建立、鸦片与苦力贸易带来的麻烦。
欧德理的立场是明白的:他替殖民地的事业辩护,但对具体的人毫不留情,哪一任总督昏庸、刚愎、受人摆布,他都直写。书里也不隐瞒香港开埠头二十年的狼藉——官吏舞弊,赌馆林立,海盗出没。
库里另有威廉·亨特的《广州番鬼录》,写的是开埠以前十三行那段光景,正好接在这部书的前九章之前。
全书二十一章,底本是互联网档案馆的原版扫描本。
第一章英国对华贸易之始
公元一六二五年至一八三四年
英国对华贸易,早于大不列颠与印度之结缘。自其肇始以迄一八三四年,这段历史全然包含在可敬的东印度公司的历史之中。然而不幸的是,公司与中国往来的经过,乃是整部英国商业史上最阴暗的污点之一。这家宏大而强势的公司,曾经成功地统驭亚洲的君王诸侯,在行政、财政乃至军事上赢得赫赫荣光,在印度尤其如此;可是面对中国那种顽固的自足自满、对自身至尊地位的执意坚持,它却全然束手无策,其荣耀、其体面、其自尊,都被中国的下级官吏粗暴地踩在脚下。
董事会经萨里斯船长倡议,自公元一六一三年起,依据与日本政府订立的条约,在日本平户设立商馆;其后又于公元一六二五年,试行在大员(位于台湾岛上)开设分理处,继而又在对岸中国大陆的厦门开设。此举时值中国明朝末年,明廷向来一贯欢迎外国商人。董事们受此成效鼓舞,于公元一六二七年决意取道澳门,与广州也开展贸易。然而葡萄牙人自公元一五五七年起已在澳门立足,他们竭力反对让如此强大的闯入者分享对华贸易之利,此番尝试遂告失败。
董事会毫不气馁,随即于公元一六三四年与管辖澳门的葡属果阿总督谈判,订立条约。凭借此约,英国船「伦敦号」(威德尔船长)获准驶入澳门港;这位英勇的船长炮轰广州江口的虎门炮台之后,竟蒙总督友好接见,总督当即于一六三七年七月准其全面参与广州贸易,澳门商人为之大为懊恼。英国在广州的贸易由此开端,然而由于葡萄牙人一方琐屑的国际嫉妒以及其他种种缘故,贸易一直萎靡不振,直到奥利弗·克伦威尔终于在明确的互惠原则之上,于公元一六五四年与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订约,许两国船只自由出入东印度任何港口。
十年之后,东印度公司终于在澳门觅得一处房舍,遂又力图在广州也设立正式商馆。但此时本土的明朝已为满洲入侵者所取代。满人于公元一六四四年建立了当今的大清王朝,自始至终对一切经商之人表现出傲慢的轻蔑,对一切外来闯入者怀有不可调和的敌意。
满人于公元一六八一年攻取厦门时,摧毁了公司在当地及台湾热兰遮的分理处;而澳门的葡萄牙人,因曾以军事援助入侵者,于新朝有所效劳,故仍得留居原地,受其傲慢轻蔑的容忍,却并未获得任何正式的特许。满人不屑于区分葡萄牙人与英国人,在他们眼中两者同为蛮夷;他们准许广州的对外贸易继续进行,但自此以后,贸易便处处受制于令人屈辱而烦扰的种种限制。
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很快发现,只要他们间接而谦卑地承认满洲王朝如今自命对全世界——明白包括一切外国蛮夷在内——所拥有的至尊地位,中国官员便十分乐意收受贵重礼物,并且鼓励对外贸易,前提是贸易须默默顺从他们种种不合规矩的勒索。于是公司于公元一六八一年开始由英国直接派船前往澳门,其后又于公元一六八五年成功重开厦门分理处,并于公元一七〇二年在舟山岛也设立了一处商馆。
在此以前,贸易的进行松散而无章法。一艘船抵达广州水域,便有粤海关监督(皇家所派掌管本国海关的官员)属下官员登船,船方须立即奉上一份礼物,称作「规礼」,礼物轻重决定丈量船只的方式;随后,由于并无固定税则,船钞、通事费及应征关税的税率,便要经过一番可耻的讨价还价。这些交涉往往因大班扬言要把船开走而加快进行,又往往因粤海关监督属下官员以种种实际的威胁而暂时中止;待到一切议妥,船只方获准驶往黄埔(广州的港口),在那里与任何经官方认可的本地商人或经纪人公开交易。
一七〇二年起,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印度公司于公元一六九九年派出一名首席大班卡奇普尔先生,授命充任英王驻全中国及邻近岛屿的公使或领事;中国官员随即还以对策。他们刻意无视首席大班所领的王家委任,而以「大班」(意即总管)一词称呼这位英王公使;同时,中国政府于公元一七〇二年委派一名中国商人督理对外贸易,此人号称「皇商」,公司的大班们自此则称之为「贸易中的怪物」。这名皇商独揽对外贸易,除了照旧须以礼物和规费喂饱粤海关监督属下官员之外,这只「贸易中的怪物」如今也须以同样方式加以满足。一切进出口货物都须经他之手,外国商人的一切商业交易都须通过他办理。有一段时期,他名义上是外国人与本地商人之间唯一的中间人,同时也是外国商人和船长(包括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与英王公使)一方与中国政府另一方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自由贸易从此告终。东印度公司的专利,被精明的中国政策以一个同样强大的中国垄断者集团所抗衡;这些垄断者须定期把所获利润吐给省级官府(总督与广东巡抚),以及粤海关监督——一名内务府官员。粤海关监督须缴纳一笔重金,换取五年任期内征收广州内外关税的专利;他回到北京之后,又必定被内务府像海绵一样挤干。于是对外贸易从此便夹在中国官府与皇商及其后继者这上下两扇磨石之间,被碾磨不已。
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很快便使其策略适应了新的安排,贸易依然兴旺。此后船只先驶往澳门,再派代理人上广州,设法议定礼物、丈量费、船钞、关税及经纪佣金的数额;一切妥善议定之后,船只便驶往虎门(广州江口,有东边的穿鼻与西边的大角头两座炮台扼守),在那里缴纳规费和关税,然后每船领得一纸执照(即盖有官印的准单),方得驶往黄埔贸易。到一七一五年,已形成一套固定的常规,英国船只此时开始不再造访澳门,一抵中国水域便径直驶往虎门,在那里停泊数日,由大班们照上述办法将一切议妥。
一七二〇年,对外贸易的办理方式又有新的改变:对一切进出口货物征收值百抽四的从价税,并以一个中国商人组成的团体取代那唯一的皇商,此团体自此称为公行。但这个团体同样受粤海关监督节制,并且照旧须就贸易应缴的一切款项向总督和巡抚负责。这些公行商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公行每一成员的偿付能力负连带责任,无论是对外国商人的债务,还是官府在其利润中应得的份额,皆是如此。此外,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还须为每一艘外国船只缴纳一切规费和关税负责,甚至要为船上职员或水手所犯的任何过失或罪行负责。公元一七二二年又奉上谕,令他们对鸦片征收进口税,每担三两。
公元一七二五年施行了固定税则,这套制度在名义上有所改进。北京的朝廷之所以坚持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估算自己在这项兴旺的对外贸易中应得的份额。然而税则的公布并未能革除以往的贿赂与腐败之风,因为粤海关监督属下官员和公行都只把税则看作他们与省府及朝廷算账的最低基数。因此他们一贯在税则所定数额之外,向外国船只尽其所能地多加榨取。
一七二七年,对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加征百分之十的特别税;但公司的大班们于公元一七二八年以臣民乞恩的最卑下姿态联名上禀朝廷,终于在乾隆皇帝即位之际,即公元一七三六年,获准豁免此税。这时每年约有英国船四艘、法国船两艘、丹麦船和瑞典船各一艘到来,分享广州贸易。葡萄牙人的贸易则局限于澳门。然而到了一七五四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勒索方法:每船抵埠,须先经专门交涉,取得两名公行成员的担保,然后才能着手照常商议丈量费、规礼、通事费和关税等事。在此以前,公行的专利只涉及卸售货物与采购出口货,但自一七五五年起,外国人与小商人及船只食物供应商的一切往来都被严行禁止,尤其是船只在江外停泊、尚未入江期间与本地帆船和小艇的一切往来,都要受到严厉惩处。由于本地人时有走私不法行为,而外国船长又加以纵容,公元一七五七年颁下上谕,禁止在虎门以外或在黄埔与外国船只进行任何商业交易,并将贸易严格限于广州一地。此项措施不仅妨碍广州水域的贸易运作,而且有使兴旺的厦门分理处归于消灭之虞,大班委员会遂于公元一七五九年派遣哈里森先生,偕同一位极为干练的通事洪任辉先生前往厦门,与当地官府商议以特别条件延续厦门贸易。交涉失败之后,洪任辉先生与大班们同样认为,那道令人憎恶的上谕是广东官府以虚假奏报骗取而来的,于是他在厦门官府的暗中支持之下,前往天津,并成功地使他的意见——其中包含对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官府的严重指控——上达天听。朝廷派出一名钦差大臣,授权将粤海关监督革职,并废除一切非法征敛,偕洪任辉先生同赴广州,查办对省府官员的指控。不可避免的结果随之而来。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官府与钦差大臣谈妥了条件,洪任辉先生反被传唤到总督衙门,就其在厦门期间违抗一七五七年上谕一事受审。洪任辉先生前往,所有大班都陪同而去;可是他们一到总督衙门,便遭到衙役的围攻,受到野蛮的虐待,被摔倒在地,被迫行那称作「叩头」的官方礼仪(即跪下以额触地),然后受辱被遣回,只有洪任辉先生例外。他被投入狱中;由于品行端正的董事会拒绝支付狱卒索要的一千二百五十英镑贿款,他在前山寨被严加监禁,直到一七六二年十一月才获释,随即被递解回英国。
董事会通过其雇员的所作所为,此前一直暗中屈从于中国种种形式的贿赂与腐败,对加诸其代表身上的一切侮辱也都泰然处之;如今听说其大班受到虐待,才终于觉得中国人未免太过分了。于是他们于公元一七六〇年派遣一个专门使团前往广州,携带致总督的书信,抗议公行制度,并要求释放洪任辉先生。但使团受到满洲政府的轻蔑对待,毫无成效。不过,大班们借着增加暗中送礼,使事情进行得较为顺利;十年之后,即公元一七七一年,公司的大班们又花钱买得准许,可以在冬季数月(即营业季节)居留广州,而不必随各自的船只来去。船只通常在西南季风(四月至九月)将尽时到来,又乘东北季风(十月至三月)返航欧洲。然而除非获得特准稍作逗留,那些如今终于分别安顿在广州各国商馆中的大班们,每年一到换季,便要领取护照,被警告离开前往澳门。到了夏末,他们又须从澳门再行禀请护照,才能在下一季回到广州。
终于,在一七七一年二月十三日,居留广州的大班们争得了公行的解散。公行已成为当时最令人难堪的负担,此前用尽一切劝说、使尽一切外交手腕,都未能达到此一目的,这次的胜利实属来之不易。但为这一恩典所付的代价高达十万两;官府之所以接受这笔款项,是因为公行已经破产,拖欠了应向各自上司缴纳的款项。
然而这项特权并未享有多久。十年之后,即公元一七八二年,原先的公行制度又以新的名目恢复:委任十二名(后来增至十三名)所谓的「官商」,其实不过是本地经纪人,此后称为行商。他们与从前的公行一样,独揽对外贸易,受粤海关监督与省府官员的节制,并须就一切外国人应缴的款项和个人行为向官府负责。这些行商的地位与公行相同,所享特权与所负责任也与公行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换了一个名号,以及原先在财务上的连带责任,如今改为一笔担保基金,称为公所基金,意即同业公会的基金。但这笔基金是以对外贸易为代价设立的,此后专门为此对对外贸易征收一项特别税。
由于东印度公司及其他各国商人都默默顺从了制度上的这一变更,贸易照旧进行。于是中国人又于公元一八〇五年加征一项特别税,类似于近代的厘金,以供海防及其他防备外国船只的军需之用。中国人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他们察觉到,外国船只由于所载货值不断增加,已逐渐加强了武装。
然而贸易仍然逐年增长。可是不久,商业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片巴掌大的云,日后终将化为一场风暴,这便是「白银外流」问题,以及外国人整体态度的转变。随着鸦片贸易的逐渐增长,中国人惊惶地看到,贸易差额虽然仍对中国有利,却随着对外商务的扩张而逐年缩小。因此在一八一八年定下一条规则,限定任何船只运出的白银,不得超过该船进口货值超出出口货值部分的十分之三。茶叶贸易诚然增长得非常迅速,令中国官员十分满意,特别是自公元一八二四年起,茶叶开始由中国直接运往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但无论茶叶出口增长得多快,鸦片进口总在竞赛中将其超越。因此到了一八三一年,中国官府唯恐白银源源外流,对外国商人施加了极为严厉的新限制,以致以胡夏米先生为首的东印度公司大班特选委员会扬言要中止一切通商往来。然而事态到了紧要关头,即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特选委员会终于让步,并将英国商馆的钥匙交给统领省城营兵的副将,即广州协,以示屈服。
中国官员此时虽暂获胜利,却不能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察觉到,外国商人的举止已起了相当大的变化。东印度公司的首脑们似乎不知怎的已失去了往日对外国侨民的控制,而侨民们如今也不肯再像从前那样屈从于中国官府的种种任意妄为;他们如今谈论着国际间相互的责任,并且对贸易垄断心怀不满地低声抱怨,视之为商业上的不公。
此外,对鸦片船只所设的限制——省府官员正是从鸦片船上收获最为丰厚——一直被一再规避:船只停泊在伶仃岛,或在虎门以外的金星门水道,外国商人在那里得到官府的默许,设置了固定的趸船,充作存放各种货物的水上仓库。这一做法大大助长了中国私商的走私,而由此造成的对官方贸易专利的侵蚀,又削减了省府官员在整个贸易中所得的份额。
中国官员如今看得很清楚:一种不同的精神已悄然渗入广州的外国人中间,就连从前东印度公司职员那种奴颜婢膝的态度,也正迅速让位于对民族自尊的要求——在中国人看来,化外蛮夷竟有此种要求,实属荒谬绝伦;最后,最有见识的私商们公开表示他们的信念:由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即将终止,到一八三四年,整个对华贸易势必要放在一个明确的国际基础之上。总督此时察觉到一场严重的危机即将来临,并据此奏报北京。于是一八三二年九月十九日颁下上谕,令沿海各省修整炮台与战船,以期「巡缉洋面,驱逐一切出现于沿海之欧洲兵船」。中国人如此严阵以待,从容静候一八三四年的到来,其间仍继续鼓励对外贸易,并对之征收一切它所能承受的正规与非正规的费用。英国政府未能看清的事,中国皇帝却清楚地预见到了,那就是:否认中国的至尊地位,必然引起一场战争。
第二章国际关系
公元一六二五年至一八三四年
在上文所述的整个时期里,中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往来,始终建立在一种明确的默契之上,而东印度公司近两百年间对此也一直隐忍默认。这种默契是:中国自居为普天之下的共主;买卖之事,无论零售批发,都是卑下低贱的营生,只配由下等人去做,为中国的士绅、文人和官员所不屑;然而中国皇帝身为万民之父,即便对化外蛮夷也心怀怜悯,又见他们的生计似乎有赖于按期取得丝绸、大黄和茶叶,便准许在广州的外国商人顺遂其卑下的本性,借这项贸易替自己牟利,只是须受官府的监察、约束与惩处。与此同时,外国人虽获准不时寄居于广州城外,却万不可自以为与中国最低贱的百姓平起平坐;他们无论以何种借口,都不得擅入城门,不得深入内地游历,也不得雇用任何本地人,唯有属于水上贱民的那一种人除外——这些人称为「咸水」,依律不得在岸上居住,也不得应科举考试。只要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以及其他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默默接受了加给他们的这种卑贱地位,心照不宣地承认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的至尊地位和受命于天的管辖之权,事情便还过得去,贸易也就在重重限制之下照常进行。
中国人之所以越发看低外国人的品性与教养,还因为一桩在他们看来颇为奇怪的事实:这些外国人除极少数例外,似乎没有一个学得会中国话,甚至对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连一点欣赏之心也生不出来,对于中国的政体、伦常和礼法所依据的道理,更显得全然无从领会。据中国人所能观察到的,这些蛮夷也看不出有什么宗教生活的迹象;在中国人眼中,他们除了银元和声色之乐,根本就没有灵魂可言。中国人对外国人见得越多,便越发觉得无法把他们与朝鲜人、日本人、琉球人、安南人或西藏人这些别的民族归为一类,因为后者都乐于欣赏并接受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的宗教与礼法形式。因此,对于来自欧洲或美洲的蛮夷,中国人只能以「番鬼」二字来称呼。
中国人头一回领教到外国人品格中所蕴含的一种更高的精神力量,是在与英国海军军官打交道的时候。一七四一年十一月,第一艘英国军舰「半人马号」驶抵中国海面,粤海关监督手下的官员假装不懂英王陛下的战舰与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有何区别,坚持要丈量这艘船,并若无其事地索取惯常的贸易规费。然而舰长安森准将态度从容,和颜悦色,却对种种要求一概不予理会;他全凭坚毅的性格,辅以恰到好处的威吓,把一切阻挠都推到一边,未曾真正动武,便强行驶过虎门,直抵黄埔。到了那里,他又通知中国官员,说他打算亲自拜会总督,向总督大人致意,因为这是他作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乔治二世陛下麾下军官的分内之事,并且声明「礼节上不得有丝毫差失」,这一下着实让中国官员们倒抽一口冷气。这位典型的英国水兵如此胆大包天,前所未见,中国当局完全被他镇住了。总督只得准这位纠缠不休的水手当面晋见,招待他以冷茶和冰冷的礼数;直到准将扬帆离开中国海面,中国当局才缓过气来,恢复了从前那种对一切外国人毫不掩饰的轻蔑态度。可是到了下一回,即一七九一年二月,英王陛下的军舰「豹号」和「泰晤士号」来到此地,想要援安森准将的先例行事,却发现情形已经变了。中国官员这时坚决不准两船驶入虎门,船上的军官们只好匆匆亲身走访了一趟广州的港口和城郊,聊以自足。尽管如此,下一位来访者,即英王陛下军舰「阿尔赛斯特号」的舰长马克斯韦尔,于一八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到来时,却决意效法安森准将的榜样。船抵虎门,一名中国官员登上「阿尔赛斯特号」,告诉舰长说,在继续前行之前,他必须取得两名行商作保,并申报所载货物的种类。这位英勇的舰长指着自己最大的几门炮说,这就是他的担保;又声明英国军舰所载的唯一货物,便是火药和炮弹。那官员闻言大惊,慌忙退去,随后派人送来一纸严词拒绝,不准该舰驶入虎门。马克斯韦尔舰长的答复是,彬彬有礼地把自己打算通过虎门的确切时辰告知虎门各炮台的守将,并留给他们充裕的时间去做好一切准备;然后,他亲手瞄准,打响了第一炮,便扬帆冒着炮台的火力英勇闯关,一路从容还击。虽然船在炮台射程之内一度遇上无风停滞,他仍然设法驶到了黄埔,己方并无严重伤亡。在那里下锚之后,马克斯韦尔舰长又以极其温和的态度恢复与中国官员的往来,而中国政府也同样对已发生的事情视若无睹,任凭他随心所欲,直到他把船开走为止。然而,尽管马克斯韦尔舰长如此英勇,他却始终未能获得直接的官方往来。
英王乔治三世先后派出的几个使团,携带国王亲笔书信,又随带贵重礼物和排场盛大的随员,可是对于大清王朝看待外国通商的态度,其影响反倒不如东印度公司大班们卑躬屈膝的贿赂与馈赠,也不如英王陛下海军军官们隔三岔五显示的英国人的胆气。公元一七九二年,乔治三世派出马戛尔尼勋爵使团,带着强烈的申诉和殷切的期望而来,中国政府却把它当作进贡的使臣看待,就像定期从琉球群岛前来的贡使一样。公元一八一五年的阿美士德勋爵使团,人们满心指望它能促成与北京建立外交往来,结果也落了空:朝廷对它虽以礼相待,却严格地把它当作一个朝贡使团。阿美士德勋爵逗留不去,希望获准留驻于朝廷左近,有人便不动声色地告诉他,现在正是他该禀请发给护照、早早动身的时候了。从此以后,大清王朝的史官便自鸣得意地记下一笔:大不列颠已自愿归顺,正式列入向中国朝贡的藩属之列。
尽管如此,英国巡洋舰在中国海面上的大胆现身也好,英国使臣在朝廷上的卑恭呈递也好,都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国人民生出了一种认识:欧洲人毕竟远在他们所熟知的寻常蛮夷之上。
英国海军日益重要的具体例证并不少见。一八〇二年和一八〇八年,英国海军陆战队两度占据澳门,以保护这块葡萄牙居留地免遭法国人的进攻威胁。前一年,尽管广东当局愤然抗议,英军仍未撤走,直到与法国恢复和平为止。后一年,度路利海军少将为了迁就东印度公司的委员会,也为了避免妨碍贸易,又把部下撤了回来,没有强行溯江直上广州。一八一四年,英王陛下的巡洋舰「多里斯号」又在广州海面巡弋,拦截美国船只;总督饬令公司的委员会叫它离开,委员会却声明自己对此事毫无权力,并且宁愿让贸易照总督所威胁的那样停下来,这使中国官员大感意外。委员会还巧施手腕,乘机从惊慌失措的总督那里争得了几项重要的让步,即:有权把中文禀帖加封呈递广东巡抚,有权不受限制地雇用本地仆役,以及住所不受中国人闯入骚扰。
英国海军的逐步壮大,不仅使中国当局为之震动,也使外国商人得以对中国人在政治上与司法上的至尊之说采取更为坚定的态度。外国商人从未同意正式承认自己受中国刑事管辖,尽管他们常常迫于强力而不得不屈从。不过,直到一八二二年,中国人才被明白告知:外国人在原则上拒绝服从中国的司法管辖。
一七五〇年,法国人把他们的一名水手交给中国当局,一七八〇年又交了一次。一七八四年,英国人交出了一名炮手,此人在鸣放礼炮时误杀了一名本地人,英国人竟然听任他被处以绞刑。一八〇七年,又有一名英国水手被交出,英王陛下军舰「狮子号」的舰长罗尔斯虽然把他要了回来,却还是付了二十镑罚金。一八二一年,美国人把一名外国人德兰诺瓦交给中国审判,并听任他被绞死。可是就在第二年,英王陛下军舰「黄玉号」的水兵与本地人斗殴,打死了两人,该舰的英国指挥官在马礼逊博士充当译员的协助下,明白无误地表示:承认中国对英国水手、尤其是对军舰水兵的管辖权,这是绝对谈不上的。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外国人被交给中国的衙门审判。
一八三一年发生了一段奇特的插曲,足以说明当时逐渐形成的国际关系已紧张到何种地步。一八三一年春,东印度公司的特选委员会自作主张,填筑了一条狭长的河滩,以扩大商馆前面的花园。不久之后,商人们都已回澳门避暑,广东巡抚对这项未经批准的填筑大为不满,亲自来到英国商馆,命令立即把这块地方恢复原状。其间他踱进特选委员会的餐厅,那里挂着一幅真人大小的画像,画的是摄政时期的乔治四世。听人说这是当今在位的英国国王的肖像,巡抚便拿过一把椅子,故意背对着画像坐了下来。特选委员会把这一蓄意的侮辱报告了董事会,商人们也用种种办法让中国官员知道他们的愤慨。有一位替巡抚辩护的人于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五日公开声称,巡抚否认自己有意不敬,反倒责怪委员会亵渎了这幅画像,因为他们陈列画像时没有用皇家的黄色帷幔遮盖,也没有在画像前设一张焚香的供案。当时的印度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致函巡抚,要求作出解释;巡抚对本廷克勋爵的来函置之不理,却于一八三二年一月七日发出一道告示,否认有此不敬之事,本廷克勋爵也就没有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幅画像出自劳伦斯爵士之手,一八四二年二月从澳门移来,如今悬挂在香港总督府的餐厅里,为之生色。
所有这些经历,使中国当局深信:外国人要求治外法权,不过是一种更深层的要求——即国际权利的要求——的外在征兆;而一旦让出这项权利,便是给中国凌驾于天下万国之上的宗主地位以致命的一击。
第三章垄断与自由贸易
中国政府如此冥顽地自命自足、自居至尊,又如此执意地闭关排外,这对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以及对那些专为替东印度公司在华地位撑腰而奉派前来的使臣而言,固然令人难堪;然而我们不可忘记,东印度公司在它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同样是一个傲慢、专横而排外的统治者,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位中国皇帝。英国的私商、学者、传教士,乃至英国妇女,对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专横所怀的怨愤,与公司大班们在同中国政府交涉时所受的委屈相比,理由同样充分。博物学家或传教士与贸易全无干系,可是每当他们想在东印度公司所据的亚洲任何一个口岸从事其高尚的事业时,不是遭到严厉禁止、被勒令离开,便是在个别情形下作为格外的恩典获准留下,却又须受种种令人难堪的禁令与限制。
至于对待外国妇女,中国政府的政策与东印度公司的政策之间,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位说英语的妇女,即麦克兰农夫人,在前往悉尼途中与侍女一同遭遇海难,被美国船「贝特西号」在海上救起,来到澳门。中国官员闻讯,表示大为震骇,拒绝准许这艘船进行贸易。他们说,既有蛮夷商人住在沿海,又有海军军官时来时去,中国官员要使对外贸易保持秩序本已十分不易;如今蛮夷的妇女竟也闯入天朝的神圣疆域,这是触犯中国礼法的根本大防,实在忍无可忍。不过,照例一笔「规礼」——也就是贿赂——便把种种异议抹平了,只是那位曾经英勇救起遇难妇女的「贝特西号」船长,接到官方通知说,他下次万不可再这样做,并须尽快把这两个妇女带走,否则便永远不准他再来贸易。与中国人对妇女所下的这道禁令遥相呼应,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于公元一八二五年重申了一项早已存在的严令: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一概不准欧洲女子进入广州。这条规矩执行得如此严格,在广州的商界中又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在香港继承了昔日广州贸易的后来者,直到距今不算很久的年代,仍以另一种形式维持着同样的原则,那就是各大洋行对其雇员的婚姻所加的种种限制。
至于在广州的私商,东印度公司近两百年来一直以百眼巨人般的目光严加防范,唯恐有冒险的闯入者侵犯它的专营之权。没有董事会发给的护照,任何英国臣民都不准在广州登岸;任何英国船只,除非为东印度公司或印度政府所有或所租用,或者领有它们发给的执照,也都不准参与对华贸易。而且这种执照随时可能被广州的特选委员会吊销;特选委员会还拥有法定权力,可以把任何违抗其权威的英国臣民驱逐出境。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胆大的人硬闯进来。一七八〇年,有一位史密斯先生被人发现在广州自行经营买卖,立即被毫不留情地勒令离开。然而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只及于本国臣民,别国的私商便一面借公司的存在而得利,一面公然与公司作对。葡萄牙人从澳门而来,西班牙人从马尼拉而来,荷兰人从台湾而来,他们在广州贸易中都比东印度公司先到一步,无法把他们排挤出去。丹麦和瑞典商人于公元一七三二年,法国人于公元一七三六年,美国人于公元一七八四年,以及其他各国的人,也都相继闯了进来;一方面有各国之间的礼让,另一方面有中国的政策,保护他们免受东印度公司的干涉。
不仅如此,不久英国私商也设法进入了广州,并以取得外国国籍证书的办法,公然与公司的专营之权作对。比如英国商人达卫森先生,于一八〇七年到过广州,此后凭着一张葡萄牙入籍证书,以自己的名义并作为几家英国商行的代理人,在广州连续经商十一年,即自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二二年;这张入籍证书是他在伦敦经英国驻巴西公使的协助、未付分文而取得的。效法达卫森先生的人还有很多。
一八一三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续期,对其对华贸易的经营方式并没有带来多大变化。但是从那时起,公司被迫把它的商务账目与领地账目分开公布,于是英国商人普遍认识到了对华贸易的有利可图。此外,报刊也开始在种种场合发表议论,说对东方的贸易由私商来经营,会比由公司经营获利更丰,以此动摇公司的专营之权。不过,垄断与自由贸易这两股由此激发出来的对立力量,还要经过多年的积聚,才能进行最后的较量。
英国自由贸易在广州的最早开拓者,是至今仍然兴旺的怡和洋行的创办人渣甸先生。他在一八〇二年至一八一八年间断断续续来过中国,又自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一直住在广州。在时间和影响上紧随其后的,有上文提到过的达卫森,颠地洋行的英格力斯(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三九年),以及马地臣兄弟,即亚历山大·马地臣(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三九年)和詹姆士·马地臣——关于后者,下文还有更多叙述。马地臣兄弟的影响尤为显著,因为早在一八二七年,他们就在广州创办了一份周报,名为《广州纪录报》,用以宣扬自由贸易的原则,反对延长东印度公司的专营之权。查尔斯·格兰特在一八三六年以前的某个时候,曾以下面这段令人难忘的话提到这份报纸:「自由商人对于自己的权利与特权,似乎抱有很高的见解。在他们的扶持之下,广州已经维持着一份自由的报纸;倘若他们的商务继续增长,他们的分量也将随之上升。他们将把自己看作英国商业真正原则的守护者。」
在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期满之前的三四年间,自由商人们——他们都是一八三一年改革法案的坚定拥护者——已经预见到,经过改革的议会不大可能再让公司的专营之权延续下去。公司的职员们自己也有同样的忧虑,于是逐渐放宽了禁止私人闯入者进入广州的规矩。幸而在必须就公司特许状是否续期作出决定之前,第一次改革法案已经扫除了那些腐败选区;否则,下议院里那一伙组织严密的垄断派,凭借着这些选区,再加上绝大多数议员对东方贸易的一切问题所特有的无知或冷漠为之推波助澜,本可以把为数寥寥、分散各处的商业自由倡导者压垮。正是这第一届经过改革的议会,实现了广州英国自由商人的希望,应验了他们的预言,剥夺了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职能,把对华贸易从垄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也为它最终摆脱中国官僚的暴政铺平了道路。
于是,甚至在公司特许状于公元一八三四年最终期满之前,自由贸易已经在广州欣然抬头。英国的贸易由此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一八三二年抵达广州的英国船只竟多达七十四艘。在东印度公司专营的最后几年里聚集在广州的那一小群私商,个个意气昂扬,教养良好,又颇有声望;他们因自身所处的地位,自然成了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与垄断。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迁到了香港,而充溢于他们胸中的自由贸易精神,也就作为一份永久的传家之宝,传给了日后香港的巨商们。如果说东印度公司的经历从反面为未来的殖民地铺平了道路——它证明了中国人对与欧洲人进行任何平等往来都怀有不可调和的反感,也证明了在广州不可能在各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贸易——那么,这一小群自由商人,诸如渣甸家、马地臣家、颠地家、吉布斯家、特纳家、霍利迪家、布雷恩家、英尼斯家,便在不知不觉之中,为日后的香港殖民地做了后来科布登为曼彻斯特所做的事,使公众在思想上为将来在中国境内英国领土上的一个自由港实行自由贸易做好了准备。
前文提到,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特选委员会堕落到了屈辱的最低处,竟把英国商馆的钥匙交给了中国的差役。自由商人们满腔义愤,挺身而出,召开了第一次公众大会;在以后的年月里,这类公众大会成了香港发泄公愤的一种独特手段。一八三一年五月三十日,在华英国臣民的这第一次公众大会召开,由渣甸主持,郑重议决:抗议特选委员会屈从本地官府的反复无常的政策,并「向祖国申诉」。然而那个亲爱的祖国的公众,对于对华贸易真正的冤屈与需要,还远未成熟到能作出不偏不倚的理解。广州的自由商人当时正因粤海关监督于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发布的一道新令而愤愤不平——那道命令断然禁止外国船只停泊在伶仃——而伦敦随后寄来的消息,即一八三二年四月三十一日所接到的那一批,却告诉他们说,英国国内对于对华贸易所受的种种限制、阻断与艰难,普遍漠不关心。
不过,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那可恨的专营之权,终于在一八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宣告终止。人们发现东印度公司虽然关闭了它在广州的商馆,却留下了一个财务委员会经营经纪业务,不免大为懊恼;但是第一艘英国私商船只「萨拉号」作为新的自由贸易的先锋,公然从黄埔扬帆驶往伦敦,举众为之欢腾,那一点懊恼也就几乎被忘却了。
当时并不缺少这样的预言,主要出自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之口,说在公司的治理之下,英国对华贸易已经达到了顶峰,从此必定走下坡路。议会里有人断言,中国再也不能为英国货物提供新的销路,而把这项贸易向一切来者开放,只会使情形每况愈下。可是自由商人对贸易运动的内在规律看得更加透彻。他们满怀信心地预言,英国的贸易将立即开始大为发展,而历史证实了他们的期望。
其中有几位自由商人,眼光甚至敏锐到在一八三四年四月就预言:英王威廉四世废除东印度公司专营权的那项法令,「将大大有助于加速废除天朝长久珍视的专营之权」。当时也许并非人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人人都意识到,英国对华贸易的历史由此揭开了一个新的时期。确实,用不着先知的眼光也能预见到,以自由贸易取代垄断,与中国人进行商业往来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困难,便会大大加剧。
然而,促使英国议会砸碎东印度公司把英国贸易禁锢了整整两个世纪的枷锁的,正是自由贸易这一强大的精神;而在这场普遍的自由贸易运动中,我们看到了阴暗的天际上第一线曙光,预告着未来的自由港香港即将到来。
第四章律劳卑使华
早在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专营权真正撤销之前好些年,英国内阁与广州当局便都已预见到:以一群成分驳杂、内部纷争不已、对谁也不负责任的自由商人,去取代东印度公司这样一个有责可问、作风持重的公司法人,势必在中英两国现存的关系上引发一场严重的危机。
当时,商馆奉英国政府之命,知会广州方面: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多半不会续期,英国对华贸易将向英王陛下的全体臣民开放。时任两广总督接报后(一八三一年一月十六日),饬令广州商馆的大班及早寄信回国,言明公司倘若散局,须得商议派遣一名熟谙贸易的总管大班来粤,总理通商事宜,庶几事务不致紊乱,而于贸易有益。
这是一位任期五年的总督精明的主意,而且既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提出,对其继任者便未必有约束力。然而其中体现了中国政策中一条公认的原则,即:任何一地的商人,都必须编成一个或若干个行会,每个行会各有一名公认的头人,可以就该行会每一成员的所作所为负连带之责。此处所提议的,不过是让在广州的英国及其他外国自由商人归于一个看得见、有责可问的头目之下,此人的身份只是一名普通的私商,正如一六九九年给予卡奇普尔先生的那种待遇,只是在英方这一边,其地位要与中方一边行商首领的地位相当。成立一个强制入会、由一名常任英国会长主持的商会,便足以穷尽这位总督提议的全部意思。总督所要的,不过是一根杠杆,以便随时施加官府的管束与勒索而已。
不过,英国内阁未必会根据一位广州总督这番非正式的传话采取行动,至少不会不先费心查明其是否出于正式授权、真实用意何在。中国既已在广州容许并管理对外贸易达数百年之久,内阁大可以基于这样一个总的设想行事:英国商人已经取得一种身份,这种身份在中英两方都意味着相互的责任与权利。无论如何,一项规管对华(以及对印度)贸易的法案提交了议会,并于一八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依例获得御准。这项法令(威廉四世第三、四年法令第九十三章)规定,自一八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后,对华贸易(以及茶叶贸易)向英王陛下的全体臣民开放;同时宣布,「为与中国皇帝之领土进行贸易及友好往来之目的」,宜于「在上述领土内设立一英国权力机关」。据此,政府获本法令授权,向中国派遣商务监督三人,其中一人主持「一具有刑事及海事管辖权之法院,以审理英王陛下臣民在上述领土内或在距中国海岸一百英里以内之公海上所犯之罪行」。该法令又明文禁止各商务监督以英王官员的身份从事任何贸易或买卖,并授权征收船钞,以支付其在华平时机构的开销。英国国民的意志就这样不假思索地决定了一件中国政府两百年来始终坚拒不允的事情,即:在华的英国臣民有权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一八四一年的中英战争(被误称为鸦片战争),正是一八三三年这项英国法令合乎逻辑的结果。这项法令的通过,最能说明「英国立法者每当插手他们一无所知的外国事务时,那种对海外后果置之不顾的傲然态度」。
依照这项法令,巴麦尊勋爵选派了尊敬的威廉·约翰·律劳卑,即梅奇斯顿的律劳卑男爵、新斯科舍从男爵、皇家海军上校,奉英王委任状前往中国,充任英国商务总监督,并在当地与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共同执掌商务监督之职。根据一份钤有御玺并经英王亲笔签署的特别委任状(日期为一八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律劳卑勋爵与普劳登、德庇时二人被任命为「在华英国臣民贸易监督」,有权对英国船只征税,并受命驻扎于广州港口或珠江之内执行职务,非奉命令不得驻于他处;其职责为搜集贸易统计,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在英国臣民之间的纠纷中居间仲裁或予以审判,并在英国臣民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调停。这些命令明白授予三位商务监督以治外法权、政治权力与司法权力,管辖英国臣民,并须在中国皇帝的领土之内「而不在他处」行使;此外还附有一条特别训令,要他们「避免向英国陆海军求援(以资保护),除非在万不得已之极端情形下,确有显而易见之必要,须出以此种威胁言辞,或须作此种求援」。
假如我们非得相信,巴麦尊勋爵和他的上司格雷伯爵当真以为中国政府会让步,或者会默然容忍英国政府在拟议中对居留于中国皇帝领土内的英国商人进行监管时,行使哪怕一丝一毫的治外法权,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定,这两位老练的政治家犯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错。看来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见的,正是使史家将巴麦尊勋爵的总体政策形容为对不干涉原则之不断破坏的诸多事例之一。有理由推想,巴麦尊勋爵以其敏锐的政治远见,早已料到这种悄然确立一种温和形式的治外法权的尝试,即使撇开任何既有的纠葛不论,单凭其本身就足以激起战端。但他无疑也料到,到头来英国舆论会支持他。巴麦尊勋爵在给律劳卑勋爵的最后训令中(一八三四年一月二十日),嘱咐他「扶植并保护英王陛下臣民在华之贸易,如有可能,将贸易推广至中国其他口岸,劝导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建立通商关系,并以格外审慎周详之态度,设法最终与北京朝廷建立直接之外交往来;又须测量中国海岸,以防灾祸」。然而巴麦尊勋爵在这些和平的训令之外,还加上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指示:「查访若于中国海上发生敌对行动时,英国船只可获必要保护之处所。」我们当然有理由说,巴麦尊勋爵当时一如其后来始终那样,决意要做到——用他自己的话说——如同古时的罗马公民一样,「每一个英国臣民,无论身在何处,都应确信英格兰警觉的眼睛和强大的臂膀会保护他免受不公与冤屈」,即便在中国也不例外。
姑且假定英国政府可以根据他们对一八三一年那位总督邀请的解释,并根据既定的相互责任与权利的原则,合理地主张:中国政府理应愿意,或者至少应当被迫,准许一名外国的英国商务监督进入广州,并给予他官方身份。那么,颁给律劳卑勋爵的英王训令便无可指摘,唯一的缺失是这些训令让两名东印度公司的旧职员与他一同执掌对华英国贸易的官方监督之职。显然,内阁期望律劳卑勋爵在广州当局手中所受的待遇,与两百年来中国政府一贯施于东印度公司大班的待遇有所不同,而那些大班之中,连身为英王使节或领事的卡奇普尔先生也不例外。内阁希望中国政府在观念上把律劳卑勋爵这位英王官员与寻常商人区别开来,从而给予他直接进行官方往来的特权。但与此同时,内阁在事实上又把他与这样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多年以来,实际上一直是行商的下属。普劳登先生和德庇时先生虽然品格高尚,教养优雅,在各方面都最适宜在这项微妙的使命中襄助律劳卑勋爵,但在倨傲的官员眼中,他们不过是小贩一般的商人身份。东印度公司在华经历的历史本可给英国的种种教训,看来对英国内阁大臣全然白费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官员对一切商人,无论其如何可敬、如何受人尊崇,都抱有轻蔑之心,这种无知恰恰使英王训令的本意落了空。
不过,那些想必曾向内阁进言、认为英国王室享有一种国际权利,可以不经中国政府事先许可,便在广州安置握有政治与司法权力的王室商务监督的王室法律顾问们,他们的国际法观念似乎相当奇特。然而必须记住,当时的国际法认为非基督教国家处于国际礼让的范围之外,并明确给予居住在非基督教国家的基督教团体以治外法权。也有可能,王室法律顾问和内阁方面,并未设定任何在广州设立英国商务监督的确定权利。巴麦尊勋爵曾特别嘱咐律劳卑勋爵,「倘有危及现有往来机会之虞」,便根本不要与中国当局进行任何谈判。这番话,连同后来威灵顿公爵对律劳卑勋爵行事的谴责——公爵认为律劳卑勋爵本应满足于「保住我们已经享有的东西」——令人不禁揣测:英国内阁本无意以武力主张在广州派驻英国官员、或对中国皇帝领土内的英国臣民行使治外法权的任何权利,其政策不过是出其不意,给中国政府来个措手不及,可以说是用中国式的手法试探一番,看中国当局能让步到什么地步;而一旦失败,宁可满足于中国人愿意让出的东西,也不去要求那些只有诉诸武力才能得到的东西。
然而,如果英国内阁的用意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外交手段实在有失英国的身份,而且是愚蠢的,因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两百年来所奉行的错误政策,在形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这样延续下去的。一群独立的英国自由商人,既知道议会已经给予他们治外法权的特权,倘若要他们享有已得之物,就得同时忍受那种伤害个人和民族自尊的旧制度继续存在,他们是不大可能安于现状的。
再者,如果这确实是英国政府的真正政策,那么对律劳卑勋爵秘而不宣便是对他不公。因为他显然对此毫无所知,或许直到最后关头,当他决意从广州撤退时,才有所察觉。也许正是在那时,他才看穿了内阁的权谋;倘若如此,那么令他心碎的,正是这一发现,而不是他在中国人手中所受的屈辱。
看来很有可能,无论英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内阁一直是按照东印度公司董事们的意见行事的;倘若如此,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断送律劳卑勋爵和他的使命。
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律劳卑勋爵一抵达澳门(在广州以南八十八英里),发现普劳登先生已于此前离开中国,便立即任命德庇时先生(后来受封爵士)为第二商务监督,罗治臣爵士(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为第三商务监督。三位商务监督随后作出如下任命:阿斯迪先生为商务监督署秘书;马礼逊牧师博士为中文秘书兼译员(他不幸于数周后去世,由马儒翰先生继任);皇家海军上校义律为船务总管(负责管理虎门以内所有英国船只及船员);郭雷枢医生为医官;安德森医生为助理医官;华切尔牧师为商务监督署牧师。最后,庄士敦先生被任命为律劳卑勋爵的私人秘书。使团与总督派来的差人会晤数次之后,不久便未等领到通行执照,径自启程前往广州(一八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然而就在抵达的当天,律劳卑勋爵便在行李和仆役的处置上,无端遭到中国当局的侮辱,而海关的巡役还在公文里禀报说,有「几个番鬼」到了。对这些侮辱,律劳卑勋爵默然忍受了。但他力图刻不容缓地开启直接的官方往来,先是与两广总督,继而与广东巡抚。他的用意不过是遵照训令,知会省级当局:他已携英王委任状抵达,并被授予管辖在华英国臣民的政治与司法权力。但这一知会所用的措辞,具有公函或官方文书的特征,意味着写信人具有官方身份。中国政府一旦接受这封信,便等于承认律劳卑勋爵在中国具有这样的身份。因此,这封信被断然拒收。总督先经行商传话给律劳卑勋爵,说「天朝大吏不能与化外夷人往来通信」,随后派广州知府、潮州知府和广州协副将,会同行商前往会见律劳卑勋爵,以弄清他究竟意欲何为。这次会见于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举行,结束时那位英勇的副将说了一句高明的话:「两国倘若决裂,那是很不愉快的。」律劳卑勋爵对此作了意味深长的回答:英格兰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行商们表示愿意把信转呈广东巡抚,条件是信须改写成一份卑恭的禀帖,外面写上一个汉字「禀」,这个字是表示平民百姓(没有功名或官阶的人)向知县以上的中国官员呈递申请的标记。然而有一名行商竟借此机会,平白无故地给律劳卑勋爵加上一层侮辱。他在书面上称呼律劳卑勋爵时,用了几个字,借谐音把律劳卑勋爵称作「劳苦卑贱」之人。
律劳卑勋爵的论据是:前任总督曾于一八三一年发出谕令,邀请英国政府派遣一名头目来广州监管贸易。对此,中国当局否认这项邀请具有律劳卑勋爵所赋予的意义。他们指出,广东巡抚发布的几份告示(一八三四年八月十八日和九月二日)中已明白写道:「天朝命官,从不过问贸易细务」;「向无与夷目公文往来之事」;「英吉利国王向来恭顺」;「商贾交易,须两相情愿,故无官员居间管束之理」;最后是:「天朝官员,岂能与夷人公文往来?」
律劳卑勋爵拒不采用禀帖的形式,但接受了行商的一项建议,换用了对广东巡抚的另一种称谓;除此之外,律劳卑勋爵的官方文书一字未改,仍保持公函的形式。然而找不到一个人肯去投递。于是阿斯迪先生在译员陪同下,亲自带着信来到城门口,一行人在那里被留置了几个钟头,受尽种种侮辱。各色官员来了又去,但一概拒绝把信转交收信人,除非改成禀帖的形式。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夷人官员竟要求在中国享有官方身份,实在荒谬绝伦。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礼仪和称谓形式的问题——这类问题后来由《南京条约》的一项专门条款解决了——而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政体问题。中国官员自认为凌驾于一切夷人之上,不论是商人还是官员;而这封信的形式,正是对这种至上地位的蓄意否定。「禀」这一个字,如今成了检验英国是否服从中国至上主张的试金石。
律劳卑勋爵坚持拒绝向总督「具禀」,也不肯接受行商再次提出的由他们居间传递他与中国政府之间往来文书的建议。他留在广州不走,尽管行商已告诉他,省级当局不会接受他的任何信件,除非经由朝廷所设立的渠道递送;行商还给他带来了广东巡抚一八三四年八月十八日的一道命令,饬令他立即离开广州。于是中国当局决意把他赶走,先从间接的强制手段着手。当局发布告示,号令百姓断绝与英国商馆的一切往来。严禁向英国商人供应食物,所有中国仆役都奉命立即离开他们。接着,行商们奉命停止用任何英国船只装运货物,并设法劝诱各英国商人,否认律劳卑勋爵及其他商务监督自封的权力,声明愿意服从中国当局的命令,这些命令将一如既往,由行商转达给他们。
律劳卑勋爵预见到内部分裂的危险,早在一八三四年八月十六日便召集英国商人开会,提醒他们提防行商的阴谋,并建议成立一个英国商会,以确保采取一致行动,并作为商人与商务监督之间的联络媒介。这项建议此时被采纳了,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由下列商号组成了一个英国商会:怡和洋行、特纳洋行、格拉德斯通、因义士、基廷、克鲁克、坦普尔顿洋行、华生、道格拉斯·麦肯齐洋行、福克斯,以及斯莱德(《广州纪录报》主笔)。这个在华第一个英国商会的委员会成员是马地臣、颠地、特纳、博伊德和达达拜·鲁斯通吉。
中国当局发现,英国商人拒绝了通过行商向他们个别施加的一切引诱,而整个英国侨民社会一致支持律劳卑勋爵的主张,于是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此时(一八三四年九月二日),与英国商人的贸易以及与黄埔的交通都被截断,商馆四周被中国兵丁团团包围。英国商人得到通知,允许他们经由黄埔前往澳门,但一个也不许回来。一些暗中向英国商馆供应食物的中国买办和店主被捕,英国侨民眼看就有被困饿的危险。眼见事态危急,律劳卑勋爵在另两位商务监督不在(他们在澳门)的情况下,与商会委员会商议,并应他们的请求,发出命令,调两艘巡洋舰开上黄埔,再从那里派一队海军陆战队上来,保护英王陛下的臣民。于是,英王陛下的军舰伊莫金号和安德洛玛刻号在炮台的猛烈炮火中驶过虎门(一八三四年九月五日),两舰英勇还击,将炮台一座接一座打哑,直抵黄埔(一八三四年九月十一日)。一队海军陆战队也成功地强行进入了英国商馆。
自然而然,中国人此时并未继续用兵,反而和颜悦色地通过行商重开谈判。省级当局提出,只要两艘巡洋舰退出珠江,律劳卑勋爵退居澳门,「静候天下共主大皇帝谕旨」,便可在广州恢复与英国商人的贸易。他们此时承认了律劳卑勋爵的官方身份,却又颇为强调地申明,「夷官驻省,向所未有」。中国当局表示愿意恢复贸易是真心的,他们对英国内阁未经中国政府事先同意便企图确立治外法权的愤慨也是真心的,这两点都已不容置疑。
律劳卑勋爵再次翻检他的训令,或许直到此时,他才看清了巴麦尊勋爵那句「倘有危及现有往来机会之虞」的话里所隐藏的政策。身心俱病,又与另两位商务监督相隔两地,律劳卑勋爵此时彻底垮了下来,指示他的医官郭雷枢医生以他的名义,尽其所能与中国当局商定条件。
于是郭雷枢医生于一八三四年九月十八日致函商会秘书,告知自己已获律劳卑勋爵授权,「与行商作必要之安排」。双方安排了一次会晤,由郭雷枢医生和渣甸先生代表律劳卑勋爵和英国侨民,而两名行商伍浩官和卢茂官则代表中国当局。关于这次会晤的经过,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虽然郭雷枢医生对这件事的叙述无疑是正确的,但行商就这次会晤所作的官方禀报也值得一顾,因为它典型地反映了此后多年间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一切类似交涉所伴随的误会或曲解。
郭雷枢医生所说的话是这样的:「本人郭雷枢,谨代表商务总监督、尊敬的律劳卑勋爵担保:本人一俟从巡抚处领得准许勋爵及随员前往澳门之执照(即盖印之通行证),勋爵即下令将驻泊黄埔之英王陛下军舰驶往伶仃。律劳卑勋爵病体沉重,不容其再就此事与贵国当局往来文书。本人认为宜提出一项条件,即英王陛下之军舰不受贵国政府任何炫耀性之举动。」伍浩官答道:「郭先生,你的提议事关重大,以我对你为人的了解,我不怀疑其诚意。请与我和卢茂官握手,也请渣甸先生照样握手。」
中国官方对这次会晤的记载如下:「洋商伍敦元等(即伍浩官与卢茂官)向巡抚及同僚禀称:该国私商郭雷枢等向伊等声称,律劳卑自认初入中华,不谙禁例,是以未曾领牌;兵船实为护货而来,误入虎门;今已自知错误,恳请恩准下澳,兵船即行驶出,恳请准令出口。」
由于这番交涉不拘形式,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自然便有了种种不同的说法。但郭雷枢医生没有就律劳卑勋爵和军舰离去之后恢复贸易一事作任何约定,这表明他一方面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保全律劳卑勋爵的性命,另一方面也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政府自身独尊的地位得以维持,它是决不肯放弃英国贸易的利益的。
律劳卑勋爵领到了通行执照,在命令英王陛下军舰伊莫金号和安德洛玛刻号的舰长退出虎门之后,于一八三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启程前往澳门。律劳卑勋爵想乘自己的船走,但中国人坚持要亲自把他送往澳门,押送他就像押送囚犯一般,一路上百般滋扰,敲锣、放爆竹、鸣炮致礼,尽管律劳卑勋爵一再抗议,押送的官员仍坚持不止;他们又故意拖延行程,本来不必超过二十四小时的航程,竟拖了五天之久。等到律劳卑勋爵抵达澳门时(一八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他已病入膏肓,两星期后(一八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便去世了。他是被拖垮的:中国当局给他的种种骚扰与折磨,下行澳门途中无谓的拖延,尤其是他临终时似乎才意识到的一点——由于内阁对中国政府始终如一的真实态度茫然无知,又由于枢密院令和巴麦尊勋爵的训令把英国政府的真实政策笼罩在一片含混之中,他被置于一个错误的处境。律劳卑勋爵像霍西尔海军上将一样,「死于忧伤与心碎」。
广州当局一得知巡洋舰已经退出珠江、律劳卑勋爵已到澳门,便向皇帝奏报说:「律劳卑业已驱逐,其兵船两只亦已拖过浅滩,逐出口外。」但他们急切地恢复了与英国商人的通商往来(一八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只是给英国商人加上了新的限制。他们明确规定,此后不许夷官擅自来省,只准充任大班(这是对东印度公司首席大班的俗称)之人前来,而且一切商业交易都必须严格限于同行商进行。不仅如此,他们此时(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七日)还颁布了一道禁止鸦片贸易的上谕。
律劳卑勋爵令人伤感的使命就这样结束了。它的失败,显然不是由于律劳卑勋爵缺乏外交手腕或勇气,而是由于中英两国利益的冲突。我们也不能责怪中国当局:东印度公司连续两个世纪奉行卑躬屈膝的政策,使他们习惯于同那些为了贸易而甘愿放弃一切民族和个人自尊的欧洲人打交道,如今却突然在英国政府那里,碰上了与他们完全相同的那种民族自足与政治至上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向来是中国政府无可争议的专利,他们自然措手不及。律劳卑勋爵最大的不幸在于,到他的使命以惨败告终的第一批消息传到英国时(十一月底),墨尔本勋爵的内阁(墨尔本已于七月接替格雷伯爵)已经倒台(十一月十四日),巴麦尊勋爵因此去职,执掌国政的是威灵顿公爵。
然而,这整幕令人伤感的景象中最恶劣的一点,是英国公众听到律劳卑勋爵使命失败的消息时那种麻木的冷漠,以及威灵顿公爵谴责律劳卑勋爵行事时那种无情的冷酷。英国公众对于本国国王和国家的首席官员以如此屈辱的方式被逐出广州,竟默然接受,这降低了英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声望,并助长了中国人日后敢于做出更多暴行。至于公爵,他向来不大看得起巴麦尊勋爵或任何人的治国之术。他自信在任何紧要关头都能凭精明的直觉看出该做什么,又惯于以颇为粗率的态度批评他认为犯了错误的外交家。他把下台的辉格党领袖们的这整套计划看作是从头到尾的一场糊涂账,并且对它的评判,正如他对八年后喀布尔惨败的评判一样,认为这是「赋予政治代表以过分权力」的一例。律劳卑勋爵生前中国当局加在他身上的一连串侮辱,比起他死后威灵顿公爵加诸其身的残酷不公的谴责来,倒算是仁慈的了。那个「强有力的臂膀能够缚住世界暴君」的人,在与中国官僚体系的交锋中却显得幼稚无能。那位「战胜命运、解放欧洲」的英雄,完全错过了同时成为欧洲在亚洲贸易之解放者的机会。这位高贵的公爵竟全然失态,在一八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发表意见说,律劳卑勋爵之所以使命失败,是因为他使用了虚张声势的头衔,未经许可便前往广州,并企图采用一种不合常例的往来方式。公爵听说英国对华贸易尽管律劳卑勋爵在广州遭受挫败,却又重新兴旺起来,便建议保住我们已经享有的东西,并压制英国商人的热情。
英国政府先是无视东印度公司的经验所提供的教训,如今又误解了律劳卑勋爵的遭遇所应带来的教训。显然,在中国建立英国殖民地的时机尚未到来。香港还得再等一些时候。还需要另一个、更严厉的教训。
第五章内部纷争与静观政策
公元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六年
律劳卑之遭驱逐,以及一八三四年中方蓄意加诸其身的种种羞辱,不过是一场雷暴的先兆;五年之后,即一八三九年,中国皇帝、官府与民众的怒火终将化作这场雷暴,倾泻在广州英国侨民的头上。眼下,这一番短暂的前奏式扰乱平息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段暂时的沉寂。然而在这段间歇之中,所有相关各方内部都纷争迭起:英国内阁之中如此,接替律劳卑的几位商务监督之间如此,英国商人之间如此,中国人之间亦复如此。
德庇时先生(后来以德庇时爵士之名更为人所知,既是汉学家,又做过香港总督)于一八三四年十月十二日接任英国对华贸易商务总监督一职,罗治臣爵士署理第二商务监督,阿斯迪先生署理第三商务监督。德庇时先生向巴麦尊勋爵报告人事更迭时声言:此时向中国当局作出有失体面、为时过早的屈服之举,不但徒劳无功,而且贻害无穷;因此在他看来,在接到内阁训令之前,最可取的方针莫过于「绝对的沉默与静观」。
然而此后多年,英国内阁都无力就中国问题定出任何明确的政策。巴麦尊勋爵一度去职(一八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一八三五年四月十日);而当辉格党领袖们重掌政权之后(一八三五年四月十日至一八四一年九月十六日),他们又觉得脚下根基太不稳固,不敢冒着危及自身存续的风险,在中国问题上采取明确的政策。威灵顿公爵本人接受了中国官员的观点,并且毫不迟疑地将其施之于既往与将来:于既往,他谴责律劳卑的作为;于将来,他赞同德庇时先生所提出的无为之策。至于英国公众,则抱着一种麻木的冷漠态度,只要茶叶与丝绸照常按往日的价格源源而来,这类事情便全然不放在心上。因此,德庇时先生唯恐自己始终得不到任何训令,便呈上了若干积极的建议;这些建议虽然颇有见地,日后数年间终被采纳施行,当时却被政府悄然搁置了好一段时间。
德庇时先生建议(一八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及二十八日):不必再派遣一个累赘而靡费的使团,而应以一道公函直接上达中国皇帝,由一支小型舰队送至北京河道即白河的河口;倘若此番陈请失败——他料想多半会失败——再继之以强制手段。德庇时先生之所以主张如此行事,理由是:中国朝廷真心愿意改善英国商人的处境,只是广州当局以种种歪曲的禀报,使皇帝对事态的真相一无所知。与此同时,德庇时先生还指出,广州的官员们之所以执意要将管束英国商人之权握在行商手中,是因为这套制度使他们得以减轻自身的责任,并能更加肆无忌惮地对贸易施以重重勒索。
在这些见解上,德庇时先生得到了广州与澳门全体英国侨民的热忱支持。他们于一八三四年十二月九日递上一份请愿书,由六十四名英国臣民联署,呈交国王陛下及枢密院。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皇帝狂妄地自居于他国君主与人民之上,而英国长久以来对此一味容忍,正是英国对华贸易所受种种限制与束缚的根源;而律劳卑未获必要的权力,又无武力为之后盾,遂使英国商人落到眼下这种屈辱而毫无保障的境地。因此,他们向国王及枢密院建议:坚定维护大英帝国在列国之中应有的地位,才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政策。他们所推荐的方案,正是七年之后在所谓鸦片战争中实际施行的那一套,即:派遣一名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武装力量,前往中国东海岸某一便利的地点,向皇帝要求就律劳卑、国王及其臣民所受的侮辱作出充分的赔偿;并提议由皇帝委派钦差大臣,与英国全权代表商定一个规范英国贸易的基础,以杜绝日后的纷扰,同时将贸易扩展至厦门、宁波和舟山。
在一八三四年岁末,提出这一要求、采取这一行动已有充分的理由,而这一行动若不借助强制手段便无从实现——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另一事实是:后来一八四一年的那场战争,所做的不过是一八三四年时就已需要、已经提出的事情而已。因为这两件事实表明,此后英国侨民被逐出广州(一八三九年)以及与一八四一年战争相关联的整个鸦片问题,都不过是偶然的附带因素;真正的根本事实,早在一八三四年就已为每一位旅华人士、外国商人和英国商务监督所洞见,那就是:英国贸易的种种需要,加上英国国家与个人的自尊,同中国对商业的鄙视、中国那种至尊独断的观念,二者水火不容,以致中英之间一战已是势所必然。舍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能促使中国当局向那些商人作出合理的让步,而这些商人正是他们自己招来的,他们也巴望这些人继续与中国通商。除非以武力作一番示威,否则无法促使中国官员给予对外贸易一种体面的相处之道。到一八三四年岁末,对华开战已不过是时间问题。严格说来,问题只在于如何唤起英国国内的舆论,使之认清此事的实际需要。然而这件事费了好几年工夫才得以实现;在此期间,中国的局势处于过渡状态,使英国商人及其商务监督的处境极为尴尬。
在广州、澳门以及伶仃锚地的英国商人,名义上归英国商务监督管辖。然而中国当局始终抗议商务监督自称具有官方身份,而英国内阁既不支持他们的政治权威,也不界定他们对英国臣民的管辖权。不仅如此,许多英国商人还断言,本国政府在撤销东印度公司贸易专营权一事上对他们背信弃义。因为政府已通过议会法令开放了对华贸易,从而招引他们前往广州经营;可是政府似乎又容忍并认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专营以另一种形式在广州延续下来,那就是一个由汇票经纪人组成的财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手握印度岁入的资源,对英国自由商人的商业经营百般掣肘、肆意专横。这副枷锁之所以格外令人难堪,是因为自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期满以来,中国当局对英国贸易的勒索几乎一月重似一月。
于是,以怡和洋行、特纳洋行、因义士、格拉德斯通、基廷、华生、克鲁克、博伊德、坦普尔顿洋行以及安德鲁·约翰斯通为首,广州的英国商会提出抗议,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商馆有任何一部分继续留在中国,即便只是为了出售对印度的汇票、收购对英国的汇票,而对私人拟运往英国寄售的货物和商品预支款项,也不例外。他们申辩说:这种做法违反了要求东印度公司停止一切商业业务的议会法令;它抬高了中国物产的价格;它助长了轻率的投机;它以印度的岁入占据市场,从而把英国的商业资本排斥在外;并且它通过与行商的默契,对最上等的茶叶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垄断。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继续沿用他们先前的手法。他们丝毫无意杀掉那只下金蛋的鹅;只是这只鹅不得有超出鹅的本分的奢望,并且必须始终牢牢攥在他们独家的手掌之中。他们一听说律劳卑已到澳门,便重开贸易(一八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并撤销了禁止引水人将外国船只引入黄埔的命令。贸易随即恢复,在广州和伶仃两处都像往常一样兴旺。但是广州当局和行商小心翼翼地避免承认英国商务监督具有任何官方身份,同时却不择手段、明里暗里地劝诱英国商人个人去否认商务监督的权威与管辖。他们甚至企图诱使商会推举一名「贸易大班」(即总管大班),由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由他对每一名外国商人的个人行为和商业交易负责,尤其要对伶仃的鸦片贸易负责。对于总督特地下令(一八三四年十月十九日及二十日)要他们推举贸易大班的这一邀请,英国商人在商务监督的秘书特别告诫他们须保持忠诚之后(一八三四年十一月十日),一致答复说:没有英王的授权,任何英国商人都不能执掌此类权柄。
尽管如此,英国侨民并不向商务监督讳言:倘若他们双方向英国政府提出的建议遭到漠视,商界对商务监督的静观政策将毫无信心可言;而且,既然这个委员会在中国当局面前始终得不到承认,又无力伸张其政治与司法权威,那么他们就不应指望英国商界会仰赖他们来指引、指挥或保护。商人中有一位基廷先生,与特纳洋行为该行向他索讨的一笔三百元的款项发生了一桩小小的争执,竟以商务监督的职能性质不明、又无权力执行其裁决为由,干脆否认商务监督有任何管辖权。另一位英国商人因义士先生,在受了中国人的欺侮之后,也以同样的理由,公然向商务监督扬言要自行执法,独自对当地人施行报复。
正当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争端使外国商人与其商务监督之间离心离德的时候,中国当局与行商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见得更为融洽。行商们因未能将外国商人置于一名负责的外国头人之下,以致无法设法促使他们停止伶仃鸦片趸船所经营的贸易,而受到上司的严厉申饬。此外,自由贸易的原则在中国人这一边也开始抬头。行商自身的专营开始土崩瓦解。前些时候,唯一尚有偿付能力的行商首领实际上一直是专营权的唯一持有者;但近来其他行商因受积欠外国商人和官员的债务所迫,开始把他们的部分特权转租给中国的私商和店铺老板,各自向这些人发放执照,让他们以各该行商的名义经营洋货。如此一来,广州商馆一带便渐渐被一群中国的自由商贩和店铺老板所环绕。官员们眼见自由贸易原则如此侵入,勃然大怒,于是一连串措辞严厉的告示,接连颁向行商和那些转领执照的商户。
一八三五年一月间的局势便是如此。德庇时先生眼见自己不获承认,无权无势,政策又无早日改弦更张的希望,便审慎地辞去商务总监督之职,于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返回英国。罗治臣爵士随即就任国王所派委员会之首,并宣布有意沿袭德庇时先生所开创的静观路线。阿斯迪先生署理第二商务监督,皇家海军义律上校署理第三商务监督;但阿斯迪先生不久便辞职(一八三五年四月一日),义律上校遂升任第二商务监督,庄士敦先生升任第三商务监督,埃姆斯利先生则署理秘书兼司库。
此后各方的纷争有增无已。罗治臣爵士对英国自由商人怀有一种不可克服的反感。他向外交部诬称:律劳卑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这些自由商人激烈的党派倾轧;他们心存一种急切的愿望,要避开商务监督行事,在这一点上还与中国当局沆瀣一气;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恶斗不休,其激烈已到可怕的地步。然而罗治臣爵士与委员会中的同僚们也同样意见相左。他在政策问题上与另外两位商务监督分歧极大,以致他不仅与他们分道扬镳,把他们留在澳门或广州,而自己带着秘书和委员会的档案,于一八三五年十一月二日移驻伶仃的「路易莎号」小快艇上;还从那里致函巴麦尊勋爵(一八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建议将委员会缩减为一人,「因为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会议或委员会,必不可免地会导致不和与相互掣肘。」
罗治臣爵士就这样高踞于伶仃,恰恰坐镇在那为人憎恶的鸦片贩运的正中心;而其余几位商务监督,同样把这种贩运视为耻辱与祸患之源,深恶痛绝。罗治臣爵士虽然住在鸦片贩子中间,却并不赞赏鸦片贸易。恰恰相反,他明确地向巴麦尊勋爵请求下达命令,授权他禁止英国船只从事这种贩运。罗治臣爵士当时天真地以为,他能够贯彻执行这样的命令。然而到了此时,鸦片的消费在中国一方已经达到如此规模、如此风行,以致普天之下,无论英国还是中国,任何力量都已无法遏止中国民众的需求,也无法遏止外国船只的供应。因此,罗治臣爵士进一步向巴麦尊勋爵献议(一八三六年二月五日)说,「更为可靠的办法,是在英属印度禁止种植罂粟和制造鸦片」,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罗治臣爵士在担任商务总监督期间(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与行商和广州当局都毫无往来;后者始终坚持决不承认任何外国官员的存在。「阿盖尔号」的船员在中国沿海被捕扣押时(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义律上校前往广州(一八三五年二月四日),要求释放他们。他被粗暴地勒令离开广州,但船员还是获释了(一八三五年二月十八日)。一八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广州官员公开作了一番姿态,表明他们执行皇帝上谕(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七日所颁)的决心:他们查获若干箱鸦片,当众焚毁。然而私下里,他们照旧纵容并扶植鸦片贸易,这一年里商务一直平静地进行着。秋天(一八三五年十月十六日),罗治臣爵士致函威灵顿公爵——他视公爵而不是巴麦尊勋爵为自己的靠山——说他从未察觉中国当局有丝毫意愿要与本委员会的官员进行任何交涉,甚至连允许任何往来的意思都没有;又说义律试图与他们打开沟通渠道,结果只是使他自己蒙受了更多的轻慢和侮辱,从而大大妨碍了日后调处现存难题的前景。威灵顿公爵在谴责律劳卑使命时所写下的那番话(一八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他(指商务总监督)未经许可不得前往广州,不得背离惯常的交涉渠道,但他必须握有大权,以便能够管束国王的臣民(指自由商人),使之循规蹈矩;而且在总领事随时可及之处,必须常备一艘坚固的巡航舰和一艘较小的战舰」——似乎始终在罗治臣爵士耳边回响,并成了他所乐于称道的「完全静观政策」的基调。他自视为一名总领事,诚然并未获得中国政府的承认,却负有特殊使命,要在自由商人最需要管束的地方——伶仃——约束他们。他便待在那里,与广州和澳门正当贸易的领袖们隔绝,得不到中国当局的承认,又与委员会中主张采取积极政策的同僚们分道而居。直到一八三六年年底,罗治臣爵士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签署船舶舱单和出港执照,并给巴麦尊勋爵写公函。他在这些公函里不时洋洋得意地报告说,全赖他自己那完全静观的政策路线,贸易依然兴旺,未受干扰;又一再在大臣耳边絮叨,说他正在「等候勋爵阁下就今后措施所下的明确而肯定的训令」。
不过,在有一点上,罗治臣爵士却越出了威灵顿公爵政策的界限。他时时留意寻觅一处地方,使英国贸易得以在那里经营,而不受官员勒索和苛派的桎梏,使商务总监督得以在那里远离广州自由商人的纷争和激烈的党派倾轧。起初他所想到的,只是对广州当局作一番消极的示威(一八三五年四月十三日),把全体英国臣民暂时迁到商船上,停泊在「大屿山或香港附近某个美丽的港湾里」。随后他建议(一八三五年十二月一日)将委员会永久驻扎在伶仃。再往后(一八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及四月十八日),他又向巴麦尊勋爵报告说,中国当局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阻止委员会在广州永久立足;若不施以威慑,并最终诉诸战事,便无从达成恰当的谅解。因此他提议:「摧毁一两座炮台,占领附近一座在各方面都天造地设、极适于通商之用的岛屿,便能迅速收到我们所期望的一切效果。」即便罗治臣爵士是一位先知,他对我们这个殖民地日后的由来,对穿鼻之战,对七年之后即一八四一年一月实现的占领香港岛一事,也不可能预见得比这更为清楚了。
然而巴麦尊勋爵当时还不准备对任何导向在东方永久建立英国据点或殖民地的建议表示意见。威灵顿公爵的设想,也不过是在中国某一口岸设立一名总领事,以一艘坚固的巡航舰和一艘较小的战舰为后盾而已。巴麦尊勋爵向来就不大愿意听罗治臣爵士阐述公爵的那套主张,也不大理会他就静观政策路线所唱的那些单调的颂歌。至于商务监督们从一八三四年到一八三六年一直苦苦等候而终未等到的、关于今后措施的明确而肯定的训令,则直到巴麦尊勋爵的主张在公众心目中压倒了那位高贵公爵的主张之后,这位大臣才肯屈尊就政策问题给罗治臣爵士下达训令。而当他终于这样做的时候(一八三六年六月七日),他只是简短地通知罗治臣爵士:已无必要再保留商务总监督一职,该职即行裁撤;罗治臣爵士的职务自接到此函之日起终止。他据此指示罗治臣爵士将其衙署的档案移交义律上校,并请义律上校自视为委员会的首脑。罗治臣爵士毫不气馁,仍然坚守其位,并请求重新考虑(大概是指望威灵顿公爵出手相救),但一切都是枉然。内阁已开始看清,静观政策已经失败。四个月之后,巴麦尊勋爵重申前令,罗治臣爵士这才返回英国。
德庇时先生与罗治臣爵士的静观政策,就此告终。一俟英国公众的注意得以唤起,认识到中国的专制给英国商人和官员带来了何等的屈辱,一种更为积极的政策便将揭开序幕。
第六章寻觅殖民地
罗治臣爵士绝非第一个察觉英国需要在东方拥有一块殖民地的人。巴麦尊勋爵也并非唯一一位对此设想望而却步、无法仓促就此类提议拿定最终主意的政治家;直到时势的力量把这件事实实在在地办成了,他才算有了定见。
早在一八一五年,时任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特选委员会主席的埃尔芬斯通先生,便已向董事会建议,应当「在中国东部沿海一处便利的据点,尽可能择其最适宜而又靠近该国京城之处」,设立一位高级外交全权代表。他又建议,这位全权代表应有一支足够的海上力量随行,以便就贸易所蒙受的种种冤屈要求补偿。公司的董事们纵有政治家般的睿智,却未能看出采纳此议的门径;倘若此议得以施行,本可提前奠定那稳固的通商关系基础——而这一基础,终于在约莫三十六年之后,恰恰是凭着埃尔芬斯通先生最先倡议的那一套办法才取得的。
继埃尔芬斯通先生之后,拾起并发挥其主张的,是斯当东爵士。埃尔芬斯通先生的设想,是在中国东部沿海觅一据点,作为海军示威的依托,借以迫使中国纠正冤屈,并作出若干通商上的让步。斯当东爵士是大清王朝原本律典即《大清律例》的著名译者,也曾是东印度公司在华深受信任的职员。他回到英国后,进入了议会。一八三三年六月,下议院就废除东印度公司贸易专利权一事展开辩论,斯当东爵士在辩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其中第八条如下:
「倘若事实证明,无法以某种直接出自王室的国家保护制度取代东印度公司当局的影响,则宜于(虽仅作为最后手段)完全摆脱中国当局的管辖,而将贸易移设于中国沿海某一岛屿之上,使之得以在不受压迫与骚扰的情形下圆满进行;对于此类压迫与骚扰,若一味逆来顺受,则于本国的国家荣誉与国家利益同属有害。」
这一重大议题正在讨论之际,下议院因出席人数不足而宣告散会;其后辩论重开,这些决议案未经分组表决即遭否决。由此可见,当时英国对中国事务普遍漠不关心。
斯当东爵士草拟上述决议案之时,在广州设立三名英国对华贸易监督的方案,已由前文提及的那项法案正式摆在国人面前;该法案于两个月后通过,成为法律。斯当东爵士所谓「直接出自王室的国家保护制度」,指的正是拟议中的律劳卑使团;看来他已预见到这一使命必将失败。针对这一预料之中的失败,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将监督署设于「沿海某一岛屿之上,不受压迫与骚扰」。斯当东爵士心中所想,或许不过是仿照东印度公司商馆的式样设立一处贸易站,然而他显然已经非常接近英国殖民地的设想了。他曾获益匪浅地研究过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并从中汲取了内阁大臣们未能领会的教训。他在下议院发言支持上述决议案时指出:无论出口还是进口,广州港都是中国境内最不利的口岸之一;广州的贸易完全听凭地方当局专断操纵,被他们课以名目繁多、苛重而烦扰的负担,又受到种种最令人难堪、最为压迫性的限制与剥夺;最后,这一切弊害完全应归咎于中国政府的本性与特质。
大约在这些明智的忠告被灌输给下议院那些冷漠的听众之时,另一位东印度公司的旧职员、曾于一八一九年和一八二〇年主持广州英国商馆的厄姆斯顿爵士,于一八三三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对华贸易刍议》(仅印供私人传阅)。厄姆斯顿爵士在这本小册子里向英国政府力陈:必须把贸易从广州整个迁往帝国境内另一个更偏北的口岸。他的论据是,英国在广州的贸易向来受制于广东当局及其属吏的反复无常与贪婪勒索,而广州乃是帝国境内作为英国贸易集散地所能选择的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厄姆斯顿爵士据此举出宁波和杭州,认为它们居于中枢、便于英国通商,但他断然表示,像舟山那样的岛屿位置,将会无限地更为合宜。由此可见,埃尔芬斯通先生、斯当东爵士与厄姆斯顿爵士所见略同,都正确地汲取了英国对华贸易既往历史的教训;只是他们身为东印度公司的旧职员,所想的乃是一处商馆,而非一块殖民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内阁大臣们对议会和报刊上提出的这些忠告竟然获益甚少,以至于数月之后,在律劳卑使团的筹划上,以及在那些使这一使团终归落空的训令上,犯下了种种错误。
一八三三年岁末,上述讨论的回声传到广州,当地一份刊物上有一位署名「一英国商人」的作者,又提出了若干进一步的建议。他说,广州不应再作为行动的基地,无论是谈判、和平还是战争。应当选定一处海军将官驻节之地;为了有个立足点,可以采用宁波,或者附近的舟山岛。这位作者接着讨论了吞并台湾、夺取大屿山岛(紧邻香港)、以及从葡萄牙人手中取得澳门的割让等事,但最后又摒弃了这些主张:认为夺取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都失之轻率,而取得澳门的割让则无法实行。于是这封信的作者转而竭力推荐另一种设想,即与中国谈判订立一项条约,据此开放中国东部沿海某一口岸,供英国通商,不受广州现行种种限制的约束。在他看来,一个设有英国领事馆的条约口岸,胜过一块殖民地;但如果不诉诸武力强迫,这样一项条约又如何谈判得成,他却没有说明。
最先看出并指出香港岛所具特殊便利的荣誉,属于律劳卑勋爵。他在一八三四年八月十四日致巴麦尊勋爵的一封公函中,力陈必须以武装示威迫使中国缔结一项通商条约,以保障欧洲商人在华的正当权益;律劳卑勋爵在函中明确建议,由一支小规模的英国部队「占领位于珠江东口的香港岛,该岛于各种用途无不极为适宜」。不过,律劳卑勋爵也可能像后来的义律上校一样,所设想的香港是将来中国的一个条约口岸,而非一块英国殖民地。其次主张类似政策的是罗治臣爵士;如前所述,他曾于一八三六年力劝巴麦尊勋爵撤出广州,占据「(伶仃)附近诸岛之一,其天然形胜,在各方面都异乎寻常地适于商业用途」。
就在罗治臣爵士设法让外交部认识到远离广州另设岛屿据点的好处之际,另一位曾经旅居中国的人士也向英国公众呼吁,推荐同一政策,力图唤起英国的舆论,使之转而支持埃尔芬斯通先生最先提出的那项方案。广州的马地臣先生于一八三六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与前景》,书中阐发并引申了埃尔芬斯通先生的建议:派遣一位全权代表前往中国,驻节于中国东部沿海的某一岛屿之上,并从那里凭借一支小规模海军力量的示威,谈判订立一项通商条约,其宗旨在于为英国对华贸易取得一处岛屿据点,使之不受中国官府的辖制。这显然是指在中国沿海建立一块英国殖民地。
然而马地臣先生并不主张对华开战。他也不以为中国会轻易同意在自家门口设立一块英国殖民地。马地臣先生认为,枕戈待战是防止战争最可靠的办法,在对付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时尤其如此;一项坚定的政策,有一支整装待战的强大舰队作为显而易见的后盾,只要审慎地贯彻到底,或许便是全部必要之举。马地臣先生就这样于一八三六年定下了那一政策的基调,而正是这一政策,最终促成了香港殖民地的建立。
马地臣先生既以小册子向整个本国呼吁,又特别向他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势力所及的各个商会与商业团体反复申说。于是在一八三六年间,大不列颠各地纷纷向外交部呈递请愿书,要求立即采取有力措施,扩展并保护对华商务。其中有一份是格拉斯哥东印度协会致巴麦尊勋爵的请愿书。这份文件无疑是在马地臣先生的授意之下,建议「以谈判或购买的方式,在中国东部沿海取得一座岛屿,使英国商馆得以驻于其上,受本国法律管辖,而不致与中国人发生冲突」。格拉斯哥商人们如此建议以谈判或购买的方式谋求割让一座岛屿以设立商馆,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东印度公司那种贸易站式的商馆,而是按照广州那里的用法,由英国、尤其是苏格兰的自由贸易商组成的商馆。他们就这样在原则上预示了日后香港的割让,尽管他们当时的心思,同马地臣先生一样,更多地转向舟山,而不是香港。
马地臣先生通过他的小册子把这一设想鲜明地摆到广大公众面前,又通过格拉斯哥的请愿书把它摆到内阁面前:舍弃广州,在东部沿海某处另觅一座岛屿,使英国对华贸易得以在英国国旗之下、在英国的土地之上、在英国的治理之下进行。这一设想并非没有反对者。胡夏米先生同样曾是广州侨民,也是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前委员,他于一八三六年发表了一封致巴麦尊勋爵的公开信,题为《英中关系》。胡夏米先生在这本小册子里,一面推荐采取一种好战的政策,与马地臣先生那种武装和平的办法针锋相对;一面又主张在中国沿海设立两三处货栈,以趸船为仓库,就像前文提到的停泊在伶仃的那些废船一样。他建议每处货栈都由一艘坚固的巡航舰守护,并向前来贸易的商船开放。至于建立殖民地的计划,胡夏米先生补充说,他无论如何都不会主张占取沿海哪怕最小的一座岛屿。
另一位殖民政策的反对者则匿名登场:一位旅居中国的人士于一八三六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英国与中国的交往》。这本小册子的匿名作者代表的是传教士对此问题的看法,他建议政府基于权宜、谦逊与宽厚的考虑,对华采取和平政策,把政治行动限于在广州设立一处领事馆,再配备一支小舰队以保护贸易。
为了驳斥上述反对其主张的人,斯当东爵士此时再度出面,于一八三六年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论英中关系》。然而斯当东爵士并没有多少新话可说。他仍像从前那样主张,广州是为贸易所能选择的最糟糕的据点;但他如今主张不必事先同中国政府谈判,径直占据沿海的一座岛屿。他说,沿海有许多岛屿,中国政府从未对之行使过任何管辖行为;这样的岛屿,倘若有居民的话,也很容易在居民完全同意与善意之下予以占据。此外,他如今又十分恰当地援引了葡萄牙人在澳门岛上建立殖民地的先例:澳门最初的占据,恰恰正是斯当东爵士所主张的那一类行为,而并非如葡萄牙人所声称的那样,是中国当局事先正式割让的结果。
然而到此为止,这场在东方寻觅殖民地的普遍探求,与其说是在广州附近,不如说是在中国东部沿海摸索一座岛屿。最受青睐的是舟山,其次是宁波和台湾,但也有人提到其他地方。一八三六年岁末,这场小册子之战从英国转移到广州,众说纷纭的局面更加扩大。博物学家李太郭先生曾随比奇船长的探险队前往小笠原群岛,他在广州的报纸上撰文,又于一八三七年出版一本小册子,极力主张占据那些岛屿中的一座,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几乎已被排除在角逐之外。
不过,早在一八三六年初,广州的自由贸易商们便已考虑过吞并香港。一八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广州纪录报》的一位通讯作者写下了如下一段富于预言性的话:「倘若雄狮的脚掌要踏在中国南方的任何一处,那就让它踏在香港吧;让雄狮宣布该地在其担保之下为自由港,不出十年,它便将成为好望角以东最重要的商埠。葡萄牙人犯了错误:他们选了浅水,又定下排外的规条。香港,水深港阔,永为自由港!」
然而对未来的这番预见,在广州不过是少数人的看法。大多数英国商人依旧固守这样的观念:广州的内河水域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有利地位;他们的贸易既然在那里得到中国当局的承认,那么雄狮的份额便在那里;因此英国代表应当驻在广州,倘若不驻在那里,那么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对他的同胞而言,他都将一无所是。就在广州各报关于英国贸易最佳地点的争论最为激烈之际,这些报纸上(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刊载了一篇为航海者提供便利的中国海岸详细描述;在这些与上述寻觅殖民地之事毫不相干的文字中,我们看到香港被如此提及:
「南丫水道之西为大屿山(在广州东南约六十英里),其东为香港与南丫。香港之北,有一水道介于该岛与大陆之间,名曰鲤鱼门,近香港一侧水深良好,四面皆有完善的屏蔽。此处有若干良好的锚地。对岸大陆一处海湾的湾底,有一市镇名九龙,据说有一条河流在此入海(此说之不确显而易见,除非所谓河流指的是一条小溪)。香港西南面,在该岛与南丫之间,有若干小海湾,可供泊船,其中一处名为香江,或许便是该岛得名之由来。大潭港位于该岛东南面的一处海湾之内,东有东南岬角为屏障,北面与西面有岛上其他部分环护,湾口以南又有若干小岛。该港宽敞,且无危险。」
不幸的是,这场寻觅殖民地之举在广州遭到反对,在英国又演变成一场小册子之战。这场争论非但未能形成舆论,反而淆乱了舆论。总之,一事无成。议会不愿过问此事;而巴麦尊勋爵此时虽已拿定主意,却宁愿等待,直到他确知舆论的风向为止。
可以看到,除了过去或当时与对华贸易直接相关的人士以外,没有别人参与这场寻觅殖民地之举;唯一的例外,是东印度大楼一位作者(一位汤普森先生)粗陋拼凑的一篇东西:他在一八三六年于伦敦出版的一本题为《关于对华贸易的考虑》的小册子中,反对单纯为了商业而开战。对于所讨论的种种措施,无论舆论还是内阁,都未表示赞同,所怀的兴趣也不过淡淡而已。然而,这个问题已经在一些显要的场合引起了注意,公众的心理此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有准备,可以接受——哪怕是勉强接受——在东方建立一块英国殖民地的设想;于是四年之后,当香港割让的消息传来,这项计划便突然作为既成事实摆在国人面前;而促成这一割让的,与其说是这场寻觅殖民地之举的延续,不如说是时势的力量。
第七章政策转变
公元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三八年
一八三六年六月,英国内阁的政策开始发生显著的转变。在此之前,如前文所述,威灵顿公爵一八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备忘录曾经提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不应前往广州,也不应驻在广州;他不应采用冠冕堂皇的头衔,不应背离与中国政府往来的惯常方式,不应僭取迄今未获承认的权力,而应凭一艘坚固巡航舰的支持,保住已经得到的那一点点权益,至于是否应在北京或别处作出某种努力,以改善我国与中国在商务和政治上的关系,则留待将来去决定。这条由公爵首倡、在律劳卑受挫之后又由德庇时先生和罗治臣爵士在中国加以阐行的静观政策,至一八三六年六月七日告终;因为此时它将被巴麦尊勋爵本人的外交所取代,而巴麦尊勋爵的外交,此前一直受到舆论的懈怠和威灵顿公爵的不同见解所牵制。
广州的商人们,虽然期望政府采取步骤为律劳卑所受的侮辱讨回公道而未能如愿,但不久便有理由察觉到,一种不同的政策即将开始施行。一八三五年九月二十日,怡和洋行推出第一艘商用轮船「渣甸号」,往来于珠江上;当时仍奉行静观政策的义律上校,抗议此举违反中国的法律和惯例,并奉罗治臣爵士之命,禁止该轮船在中国水域行驶。可是如今,一八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巴麦尊勋爵致函义律上校,告诫他一面要避免予中国当局以任何正当的口实,一面也要非常小心,不可对在华英国臣民僭取超出其实际所具的权力。
政策已经转变的另一个迹象,是巴麦尊勋爵发出的一项指示,明白表示内阁如今看待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商的眼光,已与威灵顿公爵当年的看法不同。在广州商人眼中,公爵的静观政策最令人难堪的一点,是他在备忘录中所表示的决心,要「管束国王的臣民,使之循规蹈矩」,言下之意,广州的英国侨民无非是一群走私贩、海盗和无赖,需要给商务监督们配备最强大的权力,以便对他们加以强制,而不是加以保护。德庇时先生、罗治臣爵士乃至义律上校,此前一直以为,从前授予东印度公司大班的一切权力与职权,包括逮捕无执照者或其他不良分子并将其遣送回英国的权力,都可以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合法行使;可是如今,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八日,巴麦尊勋爵通知义律上校说,由于国王陛下的臣民在华经商或居住已无须领取国王陛下的执照,此种驱逐之权就中国而言已完全不复存在。
为了避免平级官员之间再生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罗治臣爵士任内曾使监督署处处掣肘——巴麦尊勋爵裁撤了第三监督一职;他在确认义律上校为商务总监督、庄士敦先生为第二监督的同时,又于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八日把后者置于前者的指挥与管辖之下。监督署的随员、薪俸和杂项津贴也同时削减,两位监督还被告知,他们的任命只是暂时的、临时性的。这是不幸的,因为它使英国侨民和中国当局双方都对两位监督的官方身份产生了怀疑。若干年后,义律上校为了管束那些不法的英国臣民——他们在伶仃与黄埔之间(每天与中国的缉私巡船发生冲突)强行进行走私贸易——于一八三八年四月十八日制定了一套专门适用于悬挂英国国旗的英国船只船员的警务章程。巴麦尊勋爵把呈送给他的这套章程搁置了整整一年,不加理会,最后才在整个外国侨民群体已因那些不法行径而遭到严密禁闭的那一天,写了一封公函;他在公函中忽然提出一套国际法观念,而按照这套观念,从前派遣律劳卑的使命以及枢密院给律劳卑的训令,本应完全予以否决。巴麦尊勋爵当时(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通知义律上校说,王室法律顾问们认为,在中国皇帝的领土之内的黄埔建立一套船舶警务制度,将是对独立国家所享有的绝对主权的干涉,唯有明确的条约或者由惯例而来的默许,才能使之成为正当。据此,义律上校奉命首先要取得广东巡抚对这套章程的书面认可。待到这封奇特的公函送到义律手中时,英国的贸易已经被逐出广州——这要拜巴麦尊勋爵的无所作为之赐。
然而,巴麦尊勋爵一面如此削减监督署的权力,限制其官方地位与管辖权,一面又力图在其他方面维护他们在澳门当局和广州当局面前的地位。
在英国观察者看来,自从律劳卑抵达以来,澳门的历任总督一直在为中国当局效力,暗中自认为是中国当局对付英国人的盟友。后来,当中国政府、乃至部分英国商人公然否认和蔑视英国商务监督的权威与管辖权时,澳门总督竟敢拒绝承认国王陛下所委派的监督署,甚至连他们的来函也不予答复。巴麦尊勋爵就此事向葡萄牙政府提出强烈交涉,促使里斯本向澳门总督发出了适当的训令;随后,他于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六日通知义律上校说,已采取措施,使澳门总督重新认识到,对奉国王陛下委任行事的官员应有的尊重;并且已下令派一艘战舰驻扎中国水域,特别训令其照看澳门英国臣民的利益。
巴麦尊勋爵对澳门政府所采取的这种坚定态度,他也希望用来规范义律上校与广州当局之间的关系。巴麦尊勋爵与威灵顿公爵的备忘录针锋相对,一再(一八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及一八三七年六月十二日)训令义律上校:凡是要恢复经由行商这一惯常渠道进行官方往来的提议,一概拒绝;只与中国政府的官员往来;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得把他致中国政府的书面文书称为「禀」;并且要坚持他作为英国国王所委任的官员,有权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君主所委任的官员平等通信。巴麦尊勋爵写道:「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本身属于一个商人团体,由他们经由行商与中国当局往来,或许十分合宜;但商务监督乃是国王的官员,以此身份,他们只能与中国政府的官员往来,方为得体。」
此时看起来,英国这头雄狮似乎开始醒来了,可是中国人对它远远传来的低吼毫不在意。然而,当巴麦尊勋爵发现(一八三七年十一月二日)义律除了以朝贡蛮夷的禀求者身份之外,根本无法与中国当局往来时,他却对海军示威这一简单办法望而却步;而这种示威,只消摧毁虎门炮台,几个钟头之内便可免去多年的苦难。尽管如此,巴麦尊勋爵仍再次训诫义律上校,要他一有适当机会,就继续力争中国当局承认他有权不经行商转递,直接从总督那里接收寄给他本人的密封文书(而非谕令)。他一面急于让义律拥有明确的官方地位,并凭着言之成理的论辩去争取这种地位,一面却又不给他一支足够的舰队作为支撑,去运用中国人唯一会尊重的那种逻辑,即力量的展示。义律于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力请巴麦尊勋爵至少写一封信给两广总督,就像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曾多次做过的那样;或者派遣一位全权代表,到白河口呈递维多利亚女王的亲笔信,要求解决英国对华贸易的一切冤屈。巴麦尊勋爵则解释说,倘若如此,就势必要牵涉到鸦片贸易问题,而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样一项措施,眼下尚未看得足够清楚,不足以证明此时采取这一步骤是正当的。
除了缺少舰队之外,令义律上校处处掣肘的,是他的管辖权界限不明,致使中国政府和广州的外国侨民都无法理解或承认他的权威。巴麦尊勋爵力图借助《中国法院法案》来弥补这一缺陷,该法案于一八三八年年底提交议会,但主要由于斯当东爵士提出异议,进程受阻。
在这种情形之下,澳门和广州的英国侨民在很大程度上只得自力更生。他们于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成立了一个总商会,但其中各国人混杂,引起了不少摩擦。尽管如此,该商会的委员会(于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四日改选连任)仍通过仲裁解决了种种纠纷,建造了一座钟楼,筹设了一所邮局,订定了港口规章,并监督各商馆的卫生设施。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有人试图组织一个代表英国商人的委员会,以便在英国侨民与其商务监督之间提供一条正式的联络渠道,同时确保遇有紧急情况时能够采取联合行动;但由于为首的几位英国商人彼此不和,这一尝试未能成功。不过,他们并不缺乏忠诚。威廉四世驾崩之后,侨民们于一八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举行公众集会,议定了一篇致辞,向维多利亚女王表示哀悼,并祈愿女王陛下的统治长久而光荣,愿女王陛下的名字直至万世之末都与虔诚、开明和仁爱的事业相连。
此时最扰乱广州英国商人安宁的,莫过于大多数行商都已陷入无力偿债的境地。外国的自由贸易商不像东印度公司那样掌握着取之不尽的库藏,可以放出长期赊欠,又能长期承受大笔营运资本被占压之苦。他们也无法沿用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从前的办法,按照各家行商偿付能力的高下,把生意分派给不同的行商,借此保持对市场的控制。一八三七年初,十三家行商几乎家家或多或少都负了债;其中四家公开承认无力偿债;一家,即兴泰行,被正式宣告破产,所欠外商的债务超过二百万元;另一家,即经官,也已濒临破产。两广总督就兴泰行破产一案,批准与其外国债权人商定一项清偿办法,但债权人拒绝了所开出的条件。由于中国政府当初设立行商,原本就本着彼此连带负责的原则,又曾一再坚持此类债务必须偿还,并且多年以来对外国商务征收一项专款,以设立一笔担保基金来清偿这类债务,因此英国商人在法理和成例上都站得住脚。何况在一次类似的场合(公元一七八〇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潘顿上校,曾凭着一位英国海军将领弗农爵士致两广总督的一封信,由一艘巡航舰「海马号」递送,而于一七八〇年十月取得一道上谕,饬令部分偿还一笔类似的债务。因此,兴泰行的英国债权人如今自然而然地认为,只要英国内阁向北京的朝廷出面干预一下,便可便利他们对各破产行号的全部债权得到清理。他们本着这一意思,于一八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向巴麦尊勋爵呈递了一份请愿书,由下列各行号署名:颠地、特纳、贝尔、林赛、狄隆、丹尼尔、克拉格、莱顿、亨德森、斯图尔特、鲁斯通吉、福克斯与罗森、纳纳博伊·弗拉姆吉、埃格林顿与麦克莱恩、比比与亚当、吉布·利文斯顿与杰梅尔、麦克唐纳、怀斯与霍利迪、金斯利,以及贾米森与豪。然而,上述各行号预见到巴麦尊勋爵不会愿意及时地向中国政府催讨他们的债权,于是在此期间不经义律上校,径直向广州当局申诉。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令人恼火的往来交涉,其结果是:英国商人对兴泰行的债权按折减的数额获得偿付,但分期摊还,并由中国政府担保;此外,总督又应他们的请求,批准清理经官的债务。事实上,英国商人凭着意志坚定,再加上名义上屈从于中国官府的专制,取得了英国政府在主张国际平等的同时,除了武装示威便无法为他们取得的让步。
义律上校在任的整个期间,他与广州当局的关系始终以一场无休止的斗争为特征:他要争取对其官方身份的正式承认,争取官方交往中的寻常礼数;而这些,中国在《南京条约》以刺刀相逼迫使她让步之前,从未应允过。在表面上看来不过是官场礼节的细枝末节问题上,义律不得不孤身一人、无援无助地进行一场斗争:一方是中国对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在内的一切蛮夷君主固执主张的至尊地位,另一方是英国平静而审慎地提出的国际平等要求。义律在这场冲突中的处境极为艰难。
一方面,广州当局辩称:两百年来,英国商人一直卑躬屈膝地承认中国的至尊主张,甘愿经由行商之手接受总督或粤海关监督的命令;马戛尔尼勋爵和阿美士德勋爵都曾代英国国王前来进贡;上谕早已规定了管理广州对外贸易的办法,不容更改;而像义律这样的国王委派的商务监督,与从前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之间,并没有什么可以理解的区别;何况在中国官员的经验中,后者对其同胞所掌握的权威与权力,比律劳卑勋爵或义律上校任何时候所拥有的都要大。另一方面,巴麦尊勋爵同样有理,他坚持一再给义律上校下达训令,这些训令以英中两国地位平等为前提,并且鉴于中国刑律的野蛮,实际上等于要求对在广州经商的英国臣民享有治外的刑事管辖权。错误在于,他同时又不给义律一支足够的舰队来强制推行这些正当而合理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之下,义律上校究竟应当怎样做,实在难说。倘若他照字面执行巴麦尊勋爵的训令,采用责成于他的那种非同寻常的往来方式,冠以国王官员这一冠冕堂皇的头衔,大胆坚持官方交往上的平等,他就会招致落在律劳卑身上的那种命运和谴责。倘若他禀报巴麦尊勋爵,此事不诉诸武力便不可能办成,并劝他采取剩下的唯一选择,即撤出广州,在附近那些秀美的岛屿之一,比如说香港,建立一块英国殖民地,那么他很可能会像罗治臣爵士一样,被毫不客气地免职。
义律上校实际上是怎么做的,还有待叙述。他到任之初便下定决心,不为律劳卑所受的待遇对国王和国家的侮辱要求任何补偿,以免使商务监督与广州当局之间官方往来的中断更加旷日持久;而要表现出和解的姿态,尊重中国的惯例,避免冒犯中国官场的成见。因此,他在致两广总督的第一封文书中(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对律劳卑之死的有关事件只字未提,反而解释说,他所希望的只是「维持并增进长久以来如此愉快地存在着的良好谅解」。这封信是在澳门写成的,由东印度公司的两名代理人阿斯迪与克拉克,以及两名英国自由贸易商渣甸与颠地,在广州交到行商手中,再作为夷目义律的一份恭顺禀帖转呈广东巡抚。总督看了这封信的口吻和递送的方式,便理所当然地断定:这些畏服了的蛮夷将要恢复东印度公司的旧日政策了。
为了确证起见,总督派出一个行商代表团,前往澳门会见义律,盘问他的官方身份和方针,并向他申明:他必须首先恭呈禀帖,请领执照,然后留在澳门,等候朝廷恩准他在每个贸易季节内不时前往广州。会见的结果是,义律唯命是从。他以禀帖的形式请领执照,并恭顺地在澳门等候,直到一份奏报送往北京,内称:干戈已随律劳卑一同入土;义律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换了名目、穿了更体面制服的大班头目;诸事将一如既往。于是,三个月之后(一八三七年三月十八日),粤海关监督谕知行商:「义律既奉该国公派,管理夷商水手,虽名目与向来所派大班不同,而管束之责则无以异,是以现奉谕旨,准其照大班旧章,赴省居住,抵省后准其经理事务。」粤海关监督把发给义律的执照转交行商时,又饬令他们向义律特别谕知:「其居住或在澳门,或在省城,亦须恪遵旧章,不得逾期逗留(省城)。」国王官员的官方身份就这样确定了:受行商管束,听粤海关监督号令,其凛遵毋违!
义律上校接受了这种屈辱的地位,未再提出任何抗议,并于一八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答应留在澳门,听候进一步的指示。一八三七年三月,一道准许义律前往广州的上谕送到了广州。于是他于一八三七年四月十二日偕同第二监督庄士敦先生移居广州,并带上了他的全部随员,计有秘书一名(埃姆斯利先生)、翻译两名(马儒翰先生和郭士立先生)、医生两名(郭雷枢先生和安德森先生),以及牧师一名(华切尔牧师)。义律上校一到广州,便立即着手设法修改自己的官方身份。他首先于一八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提出抗议,声称他决不能再经由行商向总督递送任何文书;但遭到断然拒绝之后,五天后他便在这一点上让了步,因为总督开恩,准许他把禀帖装入写明呈总督亲启的密封封套,经由行商递送。但广州当局与义律往来,仍只经由行商,把他们的谕令发给行商。就这样,事情相当平静地过了约莫七个月;其间总督(一八三七年九月)一再饬令行商谕知义律,把趸船从伶仃遣走,而义律则坚持声称他无权这样做,尽管他曾于一八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通告英国商人,澳门和伶仃都在他对英国臣民和船只的管辖范围之内。然而,义律上校在接到巴麦尊勋爵要他维护英国王室官员尊严的新训令之后,便于一八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恭顺地通知两广总督:他对总督阁下的崇高尊位虽然万分敬重,但今后致总督的文书必须停用「禀」字。总督断然拒绝在这一点上作出丝毫让步,义律于是鼓起勇气,降下旗帜,退往澳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广州当局对此举丝毫不为所动,对义律的离去不加理会,反而奏请皇帝(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伶仃的趸船离去之前,停止正常的对外贸易。与此同时,与义律上校的一切官方往来依然中断。
巴麦尊勋爵赞许义律的做法(一八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并派遣马他仑海军少将乘女王陛下的「威尔斯利号」前来为他壮胆,马他仑于一八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抵达。这对义律上校本是一个良机,而中国人又愚蠢地向「威尔斯利号」的一只小艇开炮,无意之中更使这个良机变得有利。可是义律上校错过了机会,听任中国人哄骗。马他仑少将满足于中国水师提督的一番温和致歉,两位将领之间照例交换了一番空洞的客套。于是「威尔斯利号」的指挥官被诱得平和地扬帆离去(一八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但其情形却使中国人有理由宣称是他们把他赶走的。对于这位海军将领来华之行这种明显的处置失当,巴麦尊勋爵也同样毫无保留地表示赞许。但中国当局此时已经摸清了义律上校的底细,于是把他的官方地位压得更低。他们竟使他(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一年前他为之降旗的那一点上让了步,并以恭顺的禀帖与广东巡抚的属员往来。广州的英文报纸这时对他痛加詈骂,连温和的巴麦尊勋爵也为此感到遗憾,六个月后(一八三九年六月十三日)温和地提出一个补救办法,即义律不应放过任何适当的机会,力争「以一个不那么令人反感的字取代『禀』字」。可是这一步中真正的屈辱,巴麦尊勋爵并不理解。义律上校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所作的让步,以及他为恢复官方往来所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于使用一个令人反感的字眼。因为如今派给女王陛下监督署、并为义律所接受(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官方地位是这样的:以前,他是从行商口中接受总督和粤海关监督的命令,后者的品级仅次于总督;从此以后,他却要经由行商接受地方巡抚的属员,即广州知府和本地巡捕统领的命令。广州的英文报纸当然大可以为英国荣誉所蒙受的新耻辱而高呼可耻:女王陛下在华的监督署竟被置于低级巡捕官员之下,地位远低于从前的大班。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到,义律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作出这些让步的:由于在伶仃与黄埔之间从事鸦片贩运的外国人的不法行径,整个外国侨民群体的生命财产都已陷于危险之中,人们相信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来临。义律以为,这种与中国政府往来的屈辱方式只会是短暂的,只待他所期望的本国援兵到来便可结束。在这一点上他错了。英国的公众对这些事情既不关心,也不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国人尚未准备好为英国国旗在中国挽回荣誉。中国人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才能唤起英国的舆论;而采取这些措施的契机,正是由鸦片贸易本身所提供的。
第八章鸦片问题与撤出广州
一八三九年
嗜食鸦片,是中华民族一种与生俱来的痼疾。早在公元纪元之初,鸦片的用法与效力便是中国佛教僧侣秘而不宣的法门。来自印度的僧人以苦行、斋戒与澄心静虑的种种功夫博取神明般的尊崇,譬如一连数月纹丝不动地端坐,懒懒地凝视一堵黑墙。这些功夫,正是借助鸦片做成的。佛道两家的僧人道士云游中国各地,用鸦片制剂施行种种惊人的医疗奇效。早在欧洲医学发现鸦片的用途之前好几百年,中国各地便已对这种药物有着广泛而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虽自古即种植罂粟,但大部分货源仍由阿拉伯商人经广州与福州输入。然而,尽管有不少人因过量服食鸦片而身心俱毁,鸦片的使用却从未在可以觉察的程度上损害这个民族的健康。吸食鸦片、从而把鸦片烟气吸入肺中的习惯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早在公元一六七八年,广州便已对外国输入的鸦片征收定额关税,但此后七十七年间,每年进口量不过二百箱。然而到了一七九〇年,每年输入量已增至四千一百箱,吸食鸦片之风迅速蔓延,过量吸食者随之堕落颓废,这才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于是,一道上谕(公元一七九六年)正式禁止鸦片进口,鸦片的定额关税随之停征,代之而起的,是在广州当局默许之下、暗中收取官费的一套秘密输入办法。这道禁令的结果,是鸦片售价应声上涨,货源也随之增加。据中国史家记载,到一八二〇年,广州每年私下售出的鸦片已近四千箱。
不过,我们掌握着印度鸦片历年出口的确切统计;这些鸦片大部分运往广州,其余运往别处的部分,则恰与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相抵。印度政府的这些统计表明:自公元一七九八年至一八二五年,印度鸦片出口大体平稳,年均四千一百一十七箱;一八二六年陡增至九千五百七十箱,此后至一八二九年,年均七千四百二十七箱;一八三〇年出口骤然升至一万一千八百三十五箱,此后至一八三五年,年均一万二千零九十五箱。然而到了一八三七年,由于一八三六年间人们普遍预期这项贸易即将合法化,需求随之高涨,鸦片出口又一次猛增,达到一万九千六百箱;结果,一八三六至一八三七年间,囤积在广州与澳门鸦片商手中的鸦片总数达到三万箱。其中约二万箱于一八三六年售出,价值约二百万英镑,而其中二十八万英镑落入了大吏们的腰包。鸦片买卖向来就在广州的外国商馆里进行:行商及其享有特权的主顾,乃至中国官员,都公然向代表英国、英印(主要是帕西人)、葡萄牙、美国、法国、西班牙、丹麦和荷兰各商号的外国商人购买书面提货单(即所谓「执照」),凭单到停泊在珠江口外洋的船上提取鸦片。鸦片并不存放在广州,起初是存在澳门的货栈里,后来则存放在停泊于黄埔(广州的外港)的船上;直到一八三〇年,才兴起一种新的做法。此后,外国船只从印度驶来,先在珠江口下碇:西南季风期间(四月至九月)停泊于金星门,东北季风期间(十月至三月)停泊于伶仃;在那里把鸦片卸到固定停泊的趸船上,然后载着其余货物驶往黄埔,从事正当贸易。一八三〇年,中国水域只有五艘这样的趸船,但到一八三七年已增至二十五艘,其中大多数是英国船,或临时改挂英国旗的船只,也有一些公然悬挂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丹麦的旗帜。这些停泊在伶仃或金星门的趸船,火力强大,人手充足,任何中国水师都绝无可能成功地加以干预。土人的小船(即所谓「供货艇」)随时为它们供应给养;在贸易旺季,各趸船的管带每日都借助快捷的外国单桅艇或纵帆船,与各自在广州和澳门的代理行通消息;这些船由印度水手驾驶,人称「欧洲客船」。自一八三六年冬季起,外国船只被禁止在金星门停泊,当局在岸上修筑炮台,并派一支水师驻守,以执行这道禁令;此后(一八三七年至一八四一年),鸦片船便只能聚泊于伶仃。然而,每当广州当局对伶仃一带的鸦片交易特意摆出一副要干预的架势,便有几艘火力最强的鸦片船被派往中国东部和东北沿海,仿照伶仃的做法,沿海岸在凡是可行之处兜售鸦片。一八二六年,停泊伶仃的各趸船管带与总督李鸿宾所设的缉私巡船达成一项约定:巡船每月收取规费三万六千两,便任由鸦片自由进入黄埔与澳门两港。一八三七年,皇帝严令断绝伶仃的一切鸦片交易,统率总督巡船的水师将领韩肇庆便与伶仃各鸦片船的管带议定,由他的船只护送、甚至直接载运鸦片,从伶仃运往目的地,按鸦片数量抽取一定成数作为酬劳。这位狡黠的水师将领随后把如此收得的鸦片拿出一部分,当作以武力缉获之物献给总督;这番功劳上奏朝廷,皇帝便赏他孔雀翎,并擢升为水师总兵。上述情节出自记述当朝满清史事的《圣武记》(有一部分已由庄延龄先生译出)。该书称,最初五艘趸船每年所储鸦片不过四五千箱,但后来(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三六年)二十五艘趸船上,任何一年都有约二万箱鸦片。
在中国当局的默许之下,鸦片贸易作为一种强行推进的贸易(既不合法,严格说来也不算违禁走私),规模竟膨胀到如此非同寻常的地步,尤其是在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三六年这十年间,自然引起了英中两国内阁的焦虑与关注。
英国政府忧心忡忡地看到,自一八二六年以来,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专营作为一项国库收入来源,其分量逐年加重。印度政府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已渐渐依赖于鸦片的种植与出口,同样令英国内阁大为焦虑和困惑。议会也过问此事,曾于一八三〇年和一八三二年两度任命特别委员会调查其中的问题。然而到了一八三二年,该委员会虽然绝不赞成鸦片贸易,却表示意见,认为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鸦片专营是如此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似乎不宜放弃。
政府驻华代表义律上校本人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从根到枝都厌恶,无论在与广州商人的交往中,还是在给政府的公文里,都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他致函巴麦尊勋爵(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时所说,完全是实情:倘若他个人的感受在重大的公共问题上还有丝毫分量,那么他可以确切而公允地说,对于在中国沿海强行推进的这项贸易所带来的耻辱与罪孽,没有人比他更加痛恨;在他看来,这种贸易与海盗行径相差无几;身为公职人员,他一贯以权限之内的一切合法手段抵制这种贸易,为此完全牺牲了他在多年来所处的社交圈子里的个人安适。但他致函巴麦尊勋爵(一八三七年二月二日)时所说的话也完全是实情,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史书也印证了他:鸦片贸易之所以兴起并得以维持,全仗中国南方各省大吏,乃至北京朝廷的倾心赞同;在对华外国贸易中,没有哪一部分比这项鸦片贸易更按时缴纳进口规费;凡有丝毫想逃避官员规费的企图,几乎必被察觉,并受严惩。义律上校在同一封信中还说,这些进项的一大部分不仅落到了帝国的高官显宦手中,而且十有八九还颇为直接地落到了皇帝本人手里。数百年来,广州最主要的贸易税收衙门(即粤海关监督衙门)一向是内务府官员的专缺,至今依然如此,这一事实使这番推测更显有力。然而,使义律未能对他个人深恶痛绝的鸦片贸易采取官方行动的,正是使一八三二年议会委员会未能将其彻底否定的同一种考虑。这一祸害由来已久,为时已晚。鸦片贸易凭借其金融运作,已与正当贸易盘根错节,不可能单独加以处置。随着鸦片输入中国逐步扩大,中国茶叶与生丝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获得了巨大的推动;整个鸦片贸易已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中国和欧洲双方都离不开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是因为鸦片瘾在中国民间流传之广,使得对鸦片的需求无视最严厉的刑律;对欧洲而言,是因为鸦片的销售此时已占英国输华货物总额的五分之三,为采办运往欧洲市场的中国土产提供了很大一部分所需的资金。诚如义律所言(一八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广州的银钱周转,因时势所迫,已几乎完全仰赖伶仃的鸦片交货。如今已不可能拔除稗子而不毁坏麦子了。
巴麦尊勋爵和内阁其他成员虽然一致厌恶鸦片贸易,却还未能就这一问题议定任何明确的解决办法。有一点巴麦尊勋爵是十分清楚的,即:女王陛下政府绝不可能为了让英国臣民得以违犯他们前往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而出面干预;因此,这些人因中国法律在这方面得到更有效的执行而可能蒙受的任何损失,必须由那些咎由自取的当事人自行承担。他曾致函义律(一八三八年六月十五日),表明此意;但同时声明,内阁对鸦片问题的认识尚无充分把握,不能就禁绝或弛禁鸦片贸易一事与中国政府展开任何谈判。尽管如此,种种迹象表明,巴麦尊勋爵心中实际上已经定下了他后来(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所阐述的那项政策的基本原则。他在致海军少将懿律和义律上校的信中写道:「显而易见,中国当局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禁绝中国沿海的鸦片贸易,因为买卖双方所受的诱惑,都比对查获和惩罚的任何畏惧更为强烈。同样明显的是,英国政府完全无力阻止鸦片运入中国,因为即使英国领土上任何地方都不种植鸦片,别的国家也会大量出产,并由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冒险之徒从那里运往中国。按照中国法律目前的规定,这项贸易是非法的;而非法贸易总免不了伴随暴力行为。中国战船与英国走私者之间的交战,必然会在英中两国政府之间引起不友好而令人难堪的交涉,至少也会使英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敌对情绪久久不息。因此,看来倘若中国政府下定决心,准许鸦片进口合法化,并征收一笔足够低廉的关税,使走私者失去不纳税而偷运这种货物的诱惑,那么两国的友好关系便可大为稳固。显然,中国政府也可借此大大增加岁入,因为如今作为贿赂付给海关官吏的款项,届时将以关税的形式归入国库。」
中国政府的政策也长期同样举棋不定,在弛禁与根绝鸦片贸易之间摇摆。直到一八三八年年底,中国主要大臣们的意见都莫衷一是。然而,他们虽然在是否应当根绝鸦片的吸食、能否有效防止走私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中国所有的主要大臣却出奇地一致:他们看待鸦片问题,并不像我们可能设想的那样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而纯粹只当作一个财政问题。他们反对鸦片贸易,并不是因为它助长了一种侵蚀国家命脉的恶习,而是因为它使贸易差额转而不利于中国,从而耗竭中国的白银,使国家贫困。前面提到的那部《圣武记》的中国作者,本人对鸦片贸易所持的看法与义律相同,时而还大发长篇议论,痛斥鸦片买卖之不道德,但他所举出的中国政府谴责这项贸易的理由,却纯粹是财政上的论据。他说,从前定有规矩,白银不许出口,全部对外贸易都须以货易货,这就迫使外国商人每年须输入五十万元;但他接着说,随着鸦片贸易的扩张,渐渐变成了中国每年须拿出白银来弥补差额。同样,黄爵滋上给朝廷的一道奏折,对京中禁烟派最终取胜大有助力;奏折中论证说,鸦片消费日增,是中国一切困难的根源,因为白银日渐稀缺,相对昂贵,一两银子的价格已由一千文涨到一千六百文。然而,自一八三二年以来,尤其是整个一八三六年间,弛禁派的主张在北京和各省都明显占了上风。一八三二年,前任总督与广东巡抚联衔上了一道奏折,大胆建议对鸦片贸易发给执照,理由是此举可以压低鸦片价格,从而减少白银外流;奏折中还暗示,鼓励种植本土鸦片,将更进一步遏阻外国人的贪婪图谋与巨额利润。一八三六年春上奏朝廷的另一道奏折进一步论证说: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便可将其纳入以货易货的规章;由此,这项贸易的祸害,即每年使国家银钱损失一千万两以上,便可完全消除;但为此必须责成行商亲自承担整个鸦片贸易的经办之责,并彻底取缔伶仃的交易;而此法成败的关键,在于所征关税须十分轻微(每箱七元),使走私者再无冒死偷运的动机。皇帝将这道奏折发下(一八三六年六月十二日),令再行议复,广州方面普遍认为,现在只剩下拟订弛禁办法的详细章程而已。义律致函外交部(一八三六年十月十日),说他预料不久便会接到北京准许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最后谕令,这正道出了当时北京和广州消息最灵通的官场中普遍的看法。几周之后(一八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总督下令将十二名外国鸦片商驱逐出广州,其中八人是英国臣民;此令虽被严格执行(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及十二月十三日),人们却仍认为,此举不过是针对伶仃交易的一记打击。这一推测随即得到了印证:一道上谕(日期为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颁下,宣称鸦片流行全国所生的祸害,在于纹银日减,因而严禁纹银出口,却并未禁止鸦片贸易。一八三七年二月二日,义律致函巴麦尊勋爵,说他仍然认为,鸦片获准合法进口指日可待。一八三七年八月到达广州的另一道上谕进一步表明,伶仃交易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反对对象。这道上谕说,既然私贩之事,即鸦片进口与纹银出口,全赖停泊伶仃的趸船,便须立即饬令居留的外国人将这些船只遣走。义律因此先后四次接到要他命令这些船只离开中国的饬令,最后更被责令写信给他的国王,请国王下令这些船只离开,并禁止它们再来中国。义律上校以他的职守在广州、他并无此项权力为由,拒绝干预,并暗示中国当局自己也有过失,因为他们没有恰当地承认他作为政府官员的身份。然而,到了年底,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义律上校此时(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七日)向巴麦尊勋爵报告说:局势如此捉摸不定,根本无从揣度中国当局的用意,他们从一个方案转到另一个方案,从一个错误走到另一个错误;为保护英国的利益,必须立即派一支小规模的海军力量驻扎中国水域。
巴麦尊勋爵想必看出了义律上校这一请求的合理之处。但他此时已决意将他最得意的那套「高明的无为」政策用于中国事务。于是,他有意让义律和英国侨民听天由命,不派任何舰队保护,静观中国政府究竟会怎么做。
就在英中两国内阁对应取何种方针犹豫不决之际,依附伶仃交易为生的那班人却把事态推向了危机。一八三八年头几个月里,从伶仃往黄埔运送鸦片的外国单桅艇和纵帆船数目激增,交货时常常发生冲突,火器随意施放。义律发现其中许多船只为英国臣民所有,却无能为力。当他(如前所述)为此拟订了一些治安章程时,巴麦尊勋爵却告诉他,他这样做已逾越了自己的权限。广州当局对义律这种令人费解的无所作为甚为恼怒,有意给外国人全体一个警告,便将一名被判走私鸦片和纹银的华人在澳门城下处决(一八三八年四月十五日)。贸易仍在进行,但人人都觉得危机将至,心怀忧惧。不过直到年底,事情倒也还算平静;到了那时(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八日),有几箱运到广州的鸦片,据推测是从停泊黄埔的一艘美国船上运来的,在因义士先生的寓所门前被查获,并查明是他的财物。中国当局立即勒令因义士先生和那艘船在三日之内(后来展限至十日)离开广州水域,同时为该船作保的那名行商当即被戴上沉重的木枷示众。这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尤其是其他行商还给因义士先生送去一封书面警告,说他们要把他的房子拆掉,压在他头上。不过这一威胁并未付诸实行,骚动也已大体平息;到了这时(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国当局决意再给外国人一次教训以示威慑,押来一名因贩卖鸦片被判死刑的犯人,安排就在广场上、正对着商馆的窗下行刑。一些外国人当即对搭建供官员使用的帐篷提出抗议,另一些人则把已经搭起的刑架拆掉;聚集在场的约六千名华人起初站在一旁,为外国人的举动拍手叫好,嘲笑中国差役的狼狈。但当几个外国人冒冒失失地挤进人群,用棍棒殴打其中一些人时,民情便转而与他们为敌,四面八方响起了「打!打!」的喊声。乱石如雨,逼得外国人退进屋里;大门被匆匆堵上;有人开了一枪,幸而未伤及任何人;暴民正准备把商馆彻底拆毁,广州每一个外国人的性命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当局在最后关头派来军队,恢复了秩序。然而,当局要行商为这场骚乱负责,行商便声称,除非立即制止伶仃与黄埔之间的小船交易,否则贸易必须全面停止。义律本愿逾越他的法定权限去制止这种交易,但巴麦尊勋爵没有给他足够的海军支援,使他无法肃清广州水域上这种由各国外侨中的乌合之众所进行、得到中国百姓支持、又有中国官员暗中参与的武装交易。他所能做的,只是诉诸外国侨民的良知,并警告那些违犯者。他召集了一次公众大会(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请商人们协助他设法制止伶仃与黄埔之间的交易。但下游黄埔那些船上的不顾死活的外国人,既不在乎义律或中国当局的威胁,也不在乎广州一切正派的外国商人对这种交易的普遍谴责。义律向所有在这些船上从事这种交易的英国臣民发出通告,警告他们除非立即离开珠江,否则他将视他们为不受法律保护之人,任凭中国当局处置;这已用尽了他的全部行政权力。义律发出这道通告时(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他与中国政府的往来已中断将近一年。正是在这个关头,义律相信整个广州外国侨民即将大祸临头,便决意不惜任何代价恢复与中国政府的官方往来,于是作出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屈辱的让步:同意以卑微的禀请人身份向广州当局行文,并接受广州府城官长的下属发来的文书,而这些文书实际上就是命令。他之所以牺牲个人与官职的尊严,是因为他看不出还有别的办法可以防止一场屠杀。
然而,广州当局深知在广州继续进行对外贸易的种种好处,不会蓄意采取任何极端措施。他们无意完全停止贸易,甚至也无意禁绝广州那种规规矩矩的鸦片交易;但他们决心制止伶仃与黄埔之间那种强行进行的交易,因为它逃避了上级官员的勒索。
新的一年(一八三九年)在阴郁的预感中开始。就在贸易重开之日(一八三九年一月一日),广州流传一个谣言,说北京反对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一派已在朝廷议事中占了决定性的上风。事实上,就在义律给巴麦尊勋爵写公文(一八三九年一月二日),恳求外交部在他处境困窘之际给予支持,并称必须刻不容缓地设法对在华的女王陛下臣民实行明确而合理的管束之时,前任湖广总督林则徐,即人们更熟知的林钦差,已经身负特命钦差大臣兼节制水师的非常权力,踏上了南来之路。林则徐此前便以毫不妥协的禁烟主张者著称,此刻在从北京到广州那漫长而辛苦的旅途中,他精心策划了一套方案,要把所有鸦片商一网打尽,一举根绝全部鸦片交易,同时还要彻底清算广州当局纵容并分沾鸦片贸易的罪责。他将要到来的消息,确实使上自总督、下至行商的所有地方官吏都战战兢兢。于是,在林则徐到达之前的几个月里,鸦片交易实际上已经停止,当局也忙碌起来,做出一副认真查禁的样子。他们此时(一八三九年一月十日)发布告示,严禁从伶仃往黄埔运送鸦片;随后(一八三九年一月十日)又责令所有外国商人具结保证,与走私鸦片或输出白银之事绝无任何牵连。总督又依照林钦差预先发来的命令,下令堵死各商馆的后门,并在前门设岗看守。总督与巡抚就这样把外国侨民困在里面之后,又联衔发布告示(一八三九年一月三十日),不经行商转达,直接晓谕所有外国商人。告示告诉外国人,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自京师前来根绝全部鸦片交易,旦夕即将抵达广州。总督和巡抚出于热心,甚至还添上一句与林则徐的计划完全相违的话,说外国商人必须立即将停泊外洋的所有趸船遣走。这些命令还附有威胁:倘有违抗,贸易将永远断绝。然而,结合新近对商馆实施的封锁来读,这道告示真正的锋芒在于这样一句话:「尔等夷人之性命,皆在我掌握之中。」
封锁商馆、囚禁全体外国侨民,确实是执行林则徐那套深谋远虑的计划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把全体外国商人这样网罗住之后,林则徐为了让他们有事可忙,暂时任由正当贸易照常进行,不加干扰;他自己则首先盘问广州的高级官员和士绅,详细追究鸦片交易的来龙去脉,申斥了一些人,革了另一些人的职。但他立即下令采取措施,进一步恫吓外国商人:在商馆门前、当着一大队声势逼人的中国兵丁,绞死了一名中国鸦片贩子(一八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此外,为了切断他们日后退往澳门的去路,他下令派一支水师把守虎门各炮台,并开始从陆路和海上封锁澳门。
为了防止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义律命令(一八三九年三月七日)所有英国人的客船留在虎门以外。但他认为此时住在澳门的英国侨民比住在广州的处境更为危险,便经中国官员许可(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前往澳门,在那里他发现女王陛下的单桅战舰拉恩号刚刚抵达,大为宽慰。义律经过虎门时注意到,那里正在集结大批火筏和战船,显然是在准备进攻停泊伶仃的外国商船;到达澳门后,他又发现当地正在积极部署,要实行一次严密的封锁。义律与拉恩号舰长布莱克上校就保护澳门英国侨民一事作了一切必要的安排,并命令中国水域内所有英国船只立即到香港港内集结,以便互相保护,随后便急速赶回广州。他发现珠江的每一个出口都有中国巡船把守,却仍毅然向前。途中,他听说广州的同胞又陷入了新的危险,相信若不立即赶到广州,必将酿成某种不可收拾的灾祸,便勇敢地乘着拉恩号上一艘小而轻快的舢板,由四名水兵划桨,手无寸铁,强行穿过中国兵丁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抵达英国商馆。义律的到来(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使正陷于极度困惑之中、意气消沉的外国侨民重新振作起来;旗杆已被拆毁,义律便命人把拉恩号舢板上的旗杆竖在商馆楼顶,英国国旗在那里骄傲而倔强地飘扬,这番景象使人人心中重新鼓起了勇气。
义律不在广州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已向外国商人发出要求(一八三九年三月十八日),令其交出存放在中国水域各船上的全部鸦片,并以性命相威胁,倘不立即遵办,严惩不贷。商人们正在商议如何是好,粤海关监督奉林则徐之命,禁止外国人退往澳门(一八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当时已有些人想要离开;他还采取措施,切断商馆与黄埔及外洋船只的一切联络。与此同时,商馆在陆地一面被一道木栅和三重中国兵丁的警戒线团团围住,在江面一面则被战船连成的一道半月形浮桥封住。这些措施部署完毕之后(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交出全部鸦片的要求又重申了一遍。外国商会此时想以交出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来安抚当局,但这一提议被轻蔑地拒绝了;颠地先生被认为掌握着六千箱鸦片,于是此时(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被传令亲自到钦差大臣面前,并立即到城门投案。外国商人自然都与他同仇敌忾,一致决议不让他去。于是所有华人仆役都被勒令离开商馆,淡水和食物的供应也全部断绝。此外,行商中资格最老的伍浩官(老浩官)和卢茂官,颈上缠着铁链,此时(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由广州知府押着来到商馆,并奉有命令,若不能带颠地先生进城,便立即斩首。然而,全体外国侨民都声明不能让他去;当行商们断言,倘若不带他回去,真的会送了他们的性命时,英格利斯先生勇敢地挺身而出,表示只要另有三人同行,他愿意代颠地先生前往。知府欣然接受这一提议,视为一个两全的折中办法;另外三位先生,即罗伯聃、斯莱德和费伦,当即响应。四位英雄便随知府和行商一同进城,在天后宫受到一个由当地最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的讯问;这些官员是奉巡抚之命前来的,即按察使、布政使、督粮道和盐运使。这几位大员对这四名英国人的勇气大为钦佩,草草问过几句之后,便放他们安然回到商馆。然而次日,交出颠地先生的要求又被重申;外国侨民正在商议如何应付,义律来到了他们中间,挽起颠地先生的胳膊,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并告诉中国官员,他宁可交出自己的性命,也不交出他所管辖的任何一个英国人。
次日(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外国商人们签具保结,保证不经营鸦片,也不以任何方式将鸦片输入中国;义律上校则致函总督,恭请发给在广州的所有英国船只和人员以护照,并说倘若三日之内不发给护照,他将不得不忍痛断定,本国的人员和船只是被强行扣留,并将据此行事。中国当局深知女王陛下的单桅战舰拉恩号不可能单枪匹马与虎门各炮台交战,对这一隐含的威胁置之不理。倘若还需要什么来证明,即便在这场鸦片之争中,真正的争执所在乃是中国对英国的绝对宗主地位,那么义律此时从总督邓廷桢那里接到的复文,便足以证明。义律在信末表示遗憾,说中国当局最近种种来由不明、令人惊骇的举动,已使「两国之间」(当然是指中国与英国)的和平岌岌可危。总督在复文中说,他不明白义律所谓「两国」指的是什么;义律当然不可能是要把英国与中国相提并论,那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普天之下莫不恭顺臣服于中国朝廷,而大皇帝如天之仁覆帱万方;在所有这些臣服的国家之中,英吉利与米利坚两国在广州通商,所蒙恩典最为优厚。这位语带讥讽的总督论道:「然则所称『两国』者,想系英吉利与米利坚并称而言,惟语意殊欠明晰。」
然而,义律请发护照的申请被断然拒绝;他同日提出的另一项申请,即恳请恢复外国侨民的仆役以及饮水和食物供应,也同样遭拒。复文提醒他,颠地先生尚未交出,而钦差大臣决意要将现在中国境内的全部鸦片尽数收缴。
外国侨民经此正式通知,知道自己已成囚徒,便镇定地作了最坏的打算。但他们的处境十分悲惨:没有一个仆役,没有淡水,没有新鲜食物,只能靠橱柜里现存的东西,节衣缩食地过活。接下来的几天里,各色中国官员纷纷向义律大加责难,说一切麻烦都是他惹出来的;说倘若义律没有露面,颠地先生早已投案了;又说正是义律那套荒唐的国与国平等的观念,造成了外国商人眼下的桀骜不驯和鸦片交出的拖延。官员们见这些责难毫无用处,便改用威胁,告诉义律:钦差大臣林则徐之所以迄今尚未动手,是因为「不忍不教而诛」,所以才宽限义律几天;但仆役与食物概不发还,鸦片必须立即交出。
这些绝非虚声恫吓。商馆四周围满了大批中国兵丁,个个都想趁机劫掠;各种引火之物被运到现场;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晚,商馆里没有一个外国人不深信中国人已准备下毒手了。经过焦虑不安、反复商议的一夜,义律出于事关广州全体外国人生命与自由安全的至高考虑,不得不于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六时,向英国臣民发出公告,要求他们将其所持有或所控制的一切英国人所有的鸦片悉数交给他,由他代表女王陛下政府负责,至于如何证明其为英国人的财产、如何确定英国鸦片的价值,则留待女王陛下政府日后另定原则。两天之后(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义律通知钦差大臣,他准备交出英国人所有的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广州知府随即饬令义律进一步详细说明各批鸦片的存放地点,并就交收鸦片应作的安排向他作了种种指示。然而,当义律再次请求向被囚禁的人恢复仆役和食物供应时,知府告诉他,在开始交收鸦片之前,不能给予这种通融。为如何确保各船上的全部鸦片悉数交出一事讨论了几天之后,钦差林则徐终于同意(一八三九年四月二日),由副商务监督庄士敦先生在中国官员的押护之下,携带义律上校的书面命令前往,将所有船只调到龙穴锚地,每次两艘,分批在那里卸交鸦片。钦差林则徐随后许诺:交完四分之一的鸦片,便将买办和仆役发还给被囚禁的人;交完一半,便准许客船恢复与各船的往来;交完四分之三,便重开贸易;他还神气十足地补充说,待全部交清,一切便恢复常态,并将奏请朝廷给予奖励和恩赏。但林则徐又补充说,倘若无故延误三日,便断绝淡水供应;再延误三日,便断绝食物供应;若再延误三日,便立即依照刑律从严惩办。
庄士敦先生离开广州之后,对二百余名外国侨民的囚禁仍像先前一样严厉,直到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七日,才迟迟准许仆役回到商馆,食物也可重新购得。然而在此期间,被囚禁的人仍日夜受到中国兵丁的看守;这些兵丁拔刀守在他们门口,奉命凡有企图逃走者,格杀勿论。商人们和义律上校还一再受到纠缠,被要求签署一份新的保结,保证日后凡有本国人经营鸦片,便交出来处以死刑,并表示卑躬屈膝地服从中国对宗主地位的要求。没有一个人签署这份保结,囚禁也就继续下去。
林则徐上述种种许诺,远未得到切实履行。交完四分之一的鸦片时,仆役并未发还;交完一半时,客船也未准往来;至于交清鸦片后一切照常的诺言,则被以下种种做法所背弃:商馆被弄成一座只留一个出口的监狱;十六名商人被永远驱逐,其中有些人根本从未经营过鸦片(因为其中还包括几名书记和一个少年);又颁行了一些前所未有、令人无法忍受的章程。直到一八三九年五月四日,广州外国侨民所受的囚禁才告结束。那一天,宣布重开贸易;两天之后,五十名已知从未直接经营鸦片的外国商人获准离开,经黄埔前往澳门。然而,义律和其余商人仍被扣作人质,直到鸦片交收完毕(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这时义律才蒙恩准离开,但准许的同时又附带一项新的要求:十六名主要的英国商人须继续羁押,以惩罚他们经营鸦片。义律拒绝撇下他们独自离去;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他终于(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使他们获释,条件是他们签具保结,保证永不再来中国。到五月底,英国商人和英国船只已全部撤出广州水域。美国商人留了下来,成了受优待的一群。
林则徐打了一场胜仗。他成功地使鸦片贸易一时中止。但他这表面上的成功,完全是靠把英国贸易赶出广州而得来的;而其结果,最终导致了英国在香港建立殖民地,香港又转而使广州丧失了它昔日在商业上的全部重要地位。他还成功地以强力夺得了价值二千四百余万元的英国人所有的鸦片;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直到一八三九年六月一日),才在虎门附近镇口的海滩上挖池,用石灰将其销毁殆尽;而这批鸦片的全部价值,几年之后都须由中国偿还。
皇帝在给林则徐的朱批中写道:「此事办理甚好。」然而朱笔的裁断并不总是历史的裁断。六个月之后,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开幕致辞中(一八四〇年一月)宣称:「中国发生了一些事件,深深影响到朕的臣民的利益和朕的王冠的尊严。」
第九章撤出澳门与占领香港的前因
公元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一年
北京朝廷交给钦差大臣林则徐两件差使,而这两件事同样是办不到的:一是要将鸦片贸易连根拔除,一是同时又要在旧章程之下维持外国正当贸易在广州照常进行。林则徐抵达广州时,发现鸦片贸易已陷于停滞,其中最恶劣的一项,即伶仃与黄埔之间的强行贩运,也因广州当局在最后关头采取的雷厉手段而完全断绝。倘若他只去做那唯一做得到的事,即设法着手推行一些措施,以求假以时日使中华民族在道德上得以振作更新,从而把鸦片的需求压到尽可能低的限度,同时又对鸦片贸易的经营方式施以道德上的整顿,以防其种种昭彰的弊端再度发生,那么他或许能做出些好事,为日后和平解决这一错综复杂的鸦片问题铺平道路。然而他所奉的训令,本是根据他自己当初向朝廷提出的激烈建议而来,这就使他不得不奉行一种走极端的政策;这种政策既无法实行,又势必反倒给鸦片贸易以新的推动,此外还终于使英国国内的人们也确信:撇开鸦片问题不论,单就正当贸易本身而言,在旧有的条件之下,也已无法以一种与英国尊严相称的方式继续进行了。
在林则徐抵达广州(一八三九年二月)之前的四个月里,鸦片市场早已存货过剩,几乎没有什么成交。一八三八年的大宗货源大部分仍未售出,原因是南方各省内地州县都采取了有力措施来压制吸食。一八三九年的大批存货此时正开始从印度运来;而在印度,就在广州交出两万余箱鸦片的那一天,鸦片要么根本卖不出去,要么卖了就要倾家荡产,因为中国的鸦片价格已跌到比生产成本加各项费用还低二至三倍。在这种情形之下,从鸦片持有者手中夺去那批充斥市场的存货,把两万余箱鸦片销毁——这批鸦片由义律以每箱一百二十英镑的价格,用向财政部诸位委员开出的十二个月期汇票付给了货主——这并不是扑灭这项贸易,反倒是替一个积压过度的市场卸下了存货的重负,使这项贸易重新得到一股刺激。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后,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交给了林则徐,而这批鸦片若由持有者自行出售,非倾家荡产不可;此后鸦片价格回升,鸦片贩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获利也更为丰厚。林则徐迫使十六人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参与鸦片贸易,其中有几位是最重要的英国商人,都是教养高深、情操高雅的绅士,他们后来也都光明磊落地信守了这一诺言;然而林则徐此举的结果,不过是帮着把鸦片贸易驱赶到一班地位更低、更不择手段的商人手里而已。林则徐的鸦片政策彻底失败了。
而且,他对外国正当贸易所持的政策也同样不幸,因为这一政策建立在对英国人的品格与力量的完全误解之上。林则徐和拿破仑一样,以为英国人不过是一个店主民族,其身家性命全仰赖中国茶叶、丝绸和大黄的供应。他完全无视英国人视他人生命、自由与财产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他贸然认定,暂居中国的文明的外国人必须服从野蛮的中国刑律,服从中国衙门腐败的审判程序;他公开而毫不掩饰地决意要一批外国商人以性命为另一批非他们所能约束的人的行为负责;他荒谬地宣称中国对大不列颠及其他外国享有宗主之权;最后,他还一味拒绝给予女王陛下驻华代表以体面的官方地位。林则徐作为中国官僚阶层的典型代表所采取的这一切措施,其结果只是使英国国民——他们终于被全体外国侨民遭到囚禁这一骇人消息从冷漠中惊醒——确信英国与中华帝国之间的关系非作一番重大改变不可;确信在一个英国人的财产同样任由一个反复无常、腐败而又妄自尊大到极点的政府摆布的国家里,英国商业决不能安全地进行,更决不能兴旺发达。被逐出广州之后,义律与英国商人都感到,英国对华贸易今后必须在英国船只望得见的地方、靠近大海进行,因为在海上,大不列颠足以与任何来者相抗衡;于是,对于林则徐重开贸易的种种提议,即便是依照新章程在广州或黄埔重开,他们如今也一概置若罔闻。四十二家英国商行签署了一份致巴麦尊勋爵的请愿书(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诉说广州当局在处理鸦片贸易一事上缺乏诚意——这项贸易本是这些当局自己多年来一直鼓励和支持的——又诉说钦差大臣林则徐的暴烈措施,使得把英国臣民在华的一般贸易置于一个稳固而持久的基础之上,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事。英国商人如今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不愿再回广州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澳门。
甚至在广州外国侨民遭囚禁的局面结束以前,义律就已冒着极大的困难与风险,设法从广州送出一封信(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三日)给澳门总督,预先将他本人及全体女王陛下的臣民置于葡萄牙政府的保护之下,同时又代表英国政府提出,立即由英国财政部拨付款项,用以使澳门处于切实有效的防御状态,并装备若干武装船只以肃清沿海。葡萄牙总督边度在复信中(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三日)谢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他的处境十分特殊,迫使他不得不尽可能长久地恪守严格的中立,或者说,要等到有证据表明义律似乎担心的那种迫在眉睫的危险确实存在时再说。边度总督没有明白,外国侨民和女王陛下驻华代表遭到囚禁,这件事本身就等于宣战。广州的囚禁一结束,义律上校便致函巴麦尊勋爵(一八三九年五月六日),声称能够进入澳门,如今对英国在华贸易而言已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又说澳门这块居留地很容易就能置于有效的防御状态。他建议巴麦尊勋爵立即与澳门政府达成一项安排,或者让葡萄牙人把他们对此地的主权要求让与英国,或者订立一项附属协定,对澳门实行有效防御,并将其拨归英国使用。
到广州的被囚者获准离开、开始到澳门避难之时,边度总督已有理由看出,钦差大臣林则徐的政策对葡萄牙人利益的敌视,并不亚于对英国商人利益的敌视。边度总督已下令将存放在澳门的鸦片全部运走,把这批鸦片(三千箱)送往马尼拉,在那里它们就不会落入林则徐的魔掌;然而澳门的税收,以往每年达十万元,主要取自鸦片贸易,如今已锐减到几近于无;不仅如此,中国人此时又开始从陆路一侧封锁澳门,钦差大臣林则徐竟若无其事地提议由他来接管葡萄牙人的炮台。在这些情形的影响下,边度总督起初对英国避难者表示了热诚的欢迎。看起来,澳门政府确实像是要在英国人危难之际与之同舟共济。但钦差大臣林则徐出面干预了。义律刚一请求林则徐派一名专员到澳门与他商议贸易的继续进行,并请求准许今后以澳门为英国对华商业的总部,林则徐便着手扭转边度总督的心意,使之与英国人为敌。林则徐此时放弃了占据澳门炮台的要求,向总督许诺让他安然保有这块居留地,条件是澳门政府须协助他禁绝鸦片贩运,并把英国人逐出此地。林则徐决意要迫使英国贸易退回黄埔和广州,因为他曾向皇帝保证,在根除鸦片贸易之后,他很快便能奏报英国的正常贸易已在广州和平恢复。
没有证据表明边度总督曾就此事与林则徐达成任何明确的谅解;然而,英国避难者到达澳门不出三个月,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自己已不再是受欢迎的客人,总督已退回到他原先那严格中立的立场上去了。
林则徐正在澳门周围集结军队,又下令在香港对面一个叫尖沙咀的岬角上修筑一座营寨;尖沙咀是九龙半岛的一部分,伸入香港的港湾。林则徐的用意是,一面把英国人逐出澳门,一面同时骚扰他们停泊在香港港内的船只,以迫使英国商人回到广州,重新投入他那慈爱的怀抱。
正当这些措施在筹备之中,发生了一件事,给义律带来了许多麻烦。一些美国水手和英国船上的印度水手,属于那些为了互相保护和防卫而在香港港内避难(自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起)的商船,一天傍晚(一八三九年七月七日)在尖沙咀上岸,与中国人发生了一场醉酒斗殴,在斗殴中,一个名叫林维喜的中国人被打死了。义律立即赶往香港,进行了严密的调查,最后由一个英国陪审团对几名印度水手进行了刑事审判。然而,并无任何证据足以将误杀罪名坐实到任何一个人身上。义律曾邀请中国政府派几名官员前来旁听审判,但林则徐坚持管辖权应归他自己,既不派一名官员来观察此案,又大肆叫嚷,一再要求义律交出凶手,或交出某个英国臣民来抵罪。不仅如此,林则徐此时又以最为专横的口吻要求义律和全体英国商人立即签具一份保结,声明今后凡被控犯有任何罪行的英国臣民,均须立即交给中国政府,按照中国的诉讼程序受审(这种程序包括对被告及其证人一并刑讯),并按照中国通行的方式处决。
可怜的林则徐,他不能明白,提出这种要求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而他坚持这些要求,实际上恰恰挫败了他自己把英国贸易拉回广州的计划。然而他盲目地在这条疯狂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他此时命令澳门同知撤走英国在澳居民雇用的全部华人仆役(一八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后来,他又正式下令(一八三九年八月十五日),禁止向英国人或英国船只供应任何种类的食物。当英国在澳居民改雇葡萄牙人来顶替华人仆役时,林则徐立即要求边度总督禁止葡萄牙臣民受雇于英国人充当家仆,或向他们供应饮食,同时接二连三地发布告示,勒令英国臣民离境,违者严惩,并宣布他们全体都要以性命担保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英国商会的一个临时委员会此前已在澳门成立(一八三九年八月三日),由马地臣先生任主席,斯科特先生(原广州商会秘书)任秘书,阿斯迪、布雷恩、贝尔、史密斯和丁肖·弗东吉诸位先生为临时委员。义律上校此时征询了他们的意见,并依照他们的看法行事,在澳门英国侨民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一八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宣布:鉴于中国钦差大臣已禁止澳门总督向英国臣民提供任何帮助,他不愿再进一步损害葡萄牙人的利益,提议离开澳门,尽快到香港港内的船上避难。两天以后,义律上校及其家眷搬离了澳门,边度总督并未作出任何表示,愿意让他的英国客人留下。与此同时,全体英国侨民都在匆匆结束各自在当地的生意,准备又一次撤离。一桩可耻的暴行更加剧了人心的普遍激动:中国人袭击了一艘往来于澳门与香港之间充当渡船的小纵帆船(黑玩笑号),船上的水手和一名乘客(都是英国人),除一人之外,全体水手均遭杀害,那名乘客(莫斯先生)则被惨加残害(一八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英国商会临时委员会在义律离开后几乎天天开会,并多次与边度总督会晤;总督显然惊惶万分,虽然他表示决心尽其所能给予英国侨民一切保护与援助。然而,八月二十五日晚,他告诉委员会,英国臣民若在澳门再多留十八个小时以上,他便不能担保他们的安全了。委员会当夜便召集了一次公众集会,议决次日离开澳门。这一夜,人们都在警戒中度过,因为预料中国兵勇会同时对所有英国人的住宅发动武装袭击。然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八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正午,英国人的第二次撤离开始了。男人、妇女和孩子,带着大包小包,匆匆穿过澳门的街道,全城居民惊恐万状,时刻都在等着中国兵勇的一场屠杀。避难者们在边度总督面前聚集于南湾海滨,总督令全部葡萄牙军队(约四百名印度兵和五百名卡菲尔黑奴)严阵以待;避难者们匆匆登上英国船只、老闸船、纵帆船以及各式各样的小船,这些船随即扬帆驶向香港港湾,排成一列凄凉的船队,前往香港投奔停泊在那里的船只。
人们满可以以为,在香港岛上建立英国殖民地的时机此刻终于到来了,然而当时还根本没有人起过这个念头。被逐出广州,又被客客气气地请出澳门,不得不退到停泊在香港港内的船上,英国商人们怀着惋惜之情,回望着澳门那安乐丰足的日子。香港当时的景象着实令人沮丧。港湾的一边,是一座几乎寸草不生的荒岩,无法为如今挤在船上、正在挨饿的两千名英国臣民供应食物;港湾的另一边,他们望见九龙半岛上一座中国大营正在修筑之中,尖沙咀上还有两座岸炮台,一座在今日的克雷格米勒,一座在今日兵房旧址附近,控扼着锚地最好的部分。这些景象都令人气馁。食物只能极其艰难地从中国帆船和贩卖小艇那里买到,价格又非常高昂。难怪此时又与边度总督开始了新的交涉。义律上校驻在威廉堡号船上——这艘船后来多年作为趸船为香港港湾增色——致函边度总督(一八三九年九月一日),提出要把全体英国臣民送回澳门,并将刚刚抵达的女王陛下战舰窝拉疑号以及八百至一千人的兵力交由总督调遣,用以防卫这块葡萄牙居留地。义律同时还提到他手中的几份中国官方文件,指出中国政府在这些文件中称赞并感谢葡萄牙当局「协助他们驱逐英国人」,这无疑是一种无耻的诽谤,想必使总督深为懊恼。这对葡萄牙政府来说又是一个机会,可以在最后关头阻止一个与之竞争的殖民地在香港建立,并使澳门从此兴旺发达。但是,澳门及其属地总督阿德里昂·阿卡西奥·达·西尔韦拉·边度,无疑是受了来自里斯本的愚蠢训令的驱使,当着英国侨民的面把门关上了。他以生硬而又庄重的措辞回信说(一八三九年九月三日),他不能不继续在中英两国之间保持最严格的中立,又补充说,英国臣民为了不致连累葡萄牙居留地,已自愿从澳门撤出,既然迈出了这一步,那么只要中英之间现存的种种纠纷仍未解决,他们便不得再在澳门登岸。边度总督封上这封信的时候,也就封死了澳门作为一个殖民地的繁荣前途,实际上等于亲手建立了香港。
然而,香港的时代虽然此刻看似近在眼前,却仍未到来。一方面,义律决意不再把英国贸易安置在虎门以内;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在香港岛上定居,这大概是因为该岛无力供应食物,又因为邻近的九龙半岛当时已被中国军队占据。义律眼见食物匮乏,便与郭士立博士乘两条小船(一八三九年九月四日)前去劝说九龙城附近的村民向船队供应食物,不料三艘中国战船和九龙码头的炮台(至今犹存)向他们开火;义律的小船英勇还击,把那几艘战船击退了。至于商人们,看来他们同样还没有在香港定居的愿望。他们此时(一八三九年九月七日)向巴麦尊勋爵递交了一份请愿书,由二十八家英国商行签署,代表聚集在香港湾内的三十八艘英国远洋船只。但是这份请愿书里,没有一个字提到建立英国殖民地。请愿者们诉说自己先被逐出广州,又被逐出澳门。他们声称,他们离开澳门时完全确信,为了众人的安全,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他们还重申了先前的声明,即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种种暴行之后,英国臣民若回到广州,对他们自身、对他们委托人的财产都同样危险,而且有损于他们国家的荣誉,「直到英国政府的力量使中国当局确信这类暴行决不会被容忍之时为止」。这最后几句话似乎表明,英国商人们期待着本国迅速派来援兵,切实惩办广州当局,最终使全体英国侨民在国际平等的新基础上,重新在广州或澳门立足。香港仍旧没有机会。
与此同时,钦差大臣林则徐一面安排与澳门恢复贸易,条件是英国人仍不得进入该港,一面加强尖沙咀的防务,随后又着手哄诱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留在广州或返回广州,并千方百计地在英国商人中间制造分裂,挑拨他们与义律作对。林则徐此时把义律看作挡在他路上的唯一障碍,因此在公开的告示中加给义律种种罪名,以便在中国百姓中激起对义律的强烈憎恶。林则徐又指示邻近各县的知县发布告示,严禁向英国船队供应食物,违者重罚,并命令百姓见到英国臣民上岸,便向他们开枪。
由于这些举动,女王陛下战舰窝拉疑号舰长士密宣布,他打算封锁广州港(一八三九年九月十一日);但当广州当局随即答应撤回那些冒犯性的告示后,封锁在五天之后便暂停了。关于义律想把英国侨民带回澳门一事,此时又重新开始了交涉。义律上校与士密舰长在边度总督在场的情况下,与澳门同知会晤(一八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力图在义律与林则徐之间找到一个达成协议的基础。义律决意不在虎门以内重开贸易,林则徐同样决意不让英国人回到澳门。于是中方提出一个折中办法:英国贸易今后在穿鼻进行,处于虎门各炮台的炮口之下。林则徐还提出了一套新的贸易章程,其主旨是:行商作为负责的中间人,监管并经办贸易的专利照旧保持;货物在运抵广州卸下之前,风险由船方承担,在装上船之前,风险由行商承担。这一折中办法本来大有成功的希望,可惜林则徐在其中附加了一项办不到的条件:每一个商人在参与贸易之前,都须签具保结,同意在华的全体英国臣民均须由中国衙门依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审判并处以死刑。义律上校请一个代表英国商人的委员会(赖特、布雷恩、华莱士和威尔金森·颠地诸位先生)就拟议中的贸易章程向他提出意见;该委员会与行商磋商之后表示(一八三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依他们之见,在英国侨民返回澳门以前,按照拟议的新办法进行的贸易是无法开始的。在这些交涉进行之际,英国侨民中确实有个别人回到了澳门。一艘英国船(担麻士葛号)的船长华纳,根据在印度得到的法律意见,签署了服从中国刑事管辖的保结,不顾义律的禁令驶入了虎门。这艘船获准贸易,并受到中国人的优待,因为中国人巴不得其他英国船长也效法华纳船长的榜样。
义律通知林则徐,他不能同意在穿鼻按照拟议的基础重开英国贸易;林则徐于是向义律发出强硬的要求(一八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限令所有英国船只在三日之内离开中国沿海,除非立即签署服从中国刑事管辖的保结。义律上校得知林则徐随即着手准备大批火船,并集结一支庞大的战船队,要去攻击香港湾内的英国船只,又认为铜鼓湾的锚地较不易遭到火船的突袭,于是下令停泊在香港的所有英国船只移往铜鼓。然而香港三十五艘船的船长、二十家英国商行的负责人,连同劳埃德保险社及十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一再(一八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及十一月九日)对这一命令提出抗议。他们认为铜鼓锚地较不安全,而且香港一旦弃而不守,中国人便会占领该岛并加以设防。因此,商船暂时仍旧停泊在香港港内。
士密舰长(女王陛下战舰窝拉疑号)奉有海军部的严令,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中国人发生任何冲突。然而,他眼见香港船只附近的兵勇日益增多,炮台的修筑也正逐渐逼近海滩,便决心对中国人的进一步侵逼采取坚决的抵制。于是他提议(一八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到虎门炮台递交一封致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信,要求撤回那些好战而敌对的告示,并准许英国商人在澳门居住。义律上校同意了这一措施,当天便登上窝拉疑号;该舰随即与女王陛下战舰海阿新号(舰长华伦)一同驶往虎门炮台。当时,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邓总督正在那里视察炮台、火船,以及由关天培水师提督统率的一支由二十九艘强大战船组成的船队(关天培是战神关帝的嫡系后裔)。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日上午到达虎门后,士密舰长派人给关天培提督送去一封致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邓总督的信。这封信用中文写成,要求在三日之内发布告示,撤回关于焚毁英国货船的官方命令,并准许英国商人及其家眷在岸上居住,雇用仆役,取得给养,直至接到英国女王的谕令,以调处一切纠纷。士密舰长托一名翻译(马儒翰先生)递交这封信,同时通知提督,他将等候林、邓二人的答复,送答复来的船须挂白旗。关天培提督客气地答应把信呈交两位大人,但表示希望两艘巡洋舰在此期间往下游稍稍退后一些。士密舰长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立即照办了。然而,关天培提督并未转来答复,反倒两次派人去请马儒翰先生前往相见,这两次邀请都被谢绝了,理由是士密舰长的信已把一切需要说的话都说了。次日上午(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由关天培提督统率的中国船队起锚,向女王陛下的军舰驶来;英舰立即起锚,迎着逼近的敌军驶去。中国人一看到这一动作,他们的船队便井然有序地下锚停泊,计二十九艘;女王陛下的军舰则顶风停驶,同时由士密舰长派人向中国战船传话,要求它们立即退回穿鼻以北的锚地。关天培提督答复说,如果立即把杀害林维喜的凶手交给他,他便把兵船撤回虎门,否则决不后退。提督同时把士密舰长那封致林、邓二人的原信原封退回,不作答复。这已再明白不过了,穿鼻之战随即爆发。由于这是历史上所知中英两国军舰之间的第一次海战,根据中英双方的资料对此作一番详细的叙述,当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据中国史书记载,穿鼻之战的起因是:义律派了两艘兵船到虎门,递上一份禀帖,乞求中国人对停泊在尖沙咀的英国船只网开一面,不要将其毁坏,好让他等候英国来的公文。关天培提督因英国人拒不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将禀帖退回,不予答复。恰在此时,有五艘中国兵船出海巡防以靖海疆,桅顶悬挂红旗。英国人误以为这些红旗是宣战的表示,因为在英国,红旗意味着开战,白旗意味着和平,于是率先开炮。关天培提督一马当先,亲自督阵,屹立于座船桅杆之旁,以炮还炮。一艘英国船的船头雕像被关天培的炮火击落,致使许多欧洲兵士落水溺毙。皇帝阅读这场交战的奏报时,在旁边朱批道:「关天培不应立于桅旁,有失提督体统,为部下所轻。」当时皇帝因他英勇,赐以巴图鲁名号,并命将应予褒奖的官员开列清单,将此役阵亡与受伤人员造具名册,以便依例给予奖恤。
英国方面关于穿鼻之战的记载则颇有不同。以下是义律上校的说法:「士密舰长认为,他不能放任这支声势可畏的中国船队在夜间从他的内侧驶过,从而把对商船的种种威胁付诸实行。他认为,面对一支显然意在恫吓而出动的兵力,女王陛下的两艘军舰(窝拉疑号与海阿新号)若是退却,便与国旗的荣誉不相称,于是决定立即迫使对方退回原先的锚地。因此,约在正午时分(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发出了交战的信号;两舰当时正顶风停驶于中国船队的最右端,随即以纵队紧密队形顺风驶出,右舷正横受风。就这样,两舰扬帆沿着中国船队的战线驶下,倾泻出毁灭性的炮火。由于风从侧面吹来,两舰得以从战线的另一端再作同样的运动,以左舷舷炮对敌,沿战线重新驶上。中国人以他们惯有的勇气还击,但我方炮火的可怕效果很快便显现出来。一艘战船在距窝拉疑号约一手枪射程之处爆炸,大概是一发炮弹穿入了它的弹药舱;三艘被击沉,另有几艘显然已经进水。为一位勇敢的人说句公道话:中国提督的表现无愧于他的职位。他的座船显然比其余各船配备了更好的武器和人员;他起锚之后——或者更可能是砍断或松脱了锚缆——便顺风驶来,以漂亮的姿态与女王陛下的军舰交战,表现出一种坚毅的气概,而他的努力明知无望,更使这种气概显得光彩。然而不到三刻钟,他和船队的其余船只便狼狈不堪地向原先的锚地退去;由于士密舰长无意延长这种毁灭性的敌对行动,或者说,他所要做的本来不过是击退对方的进逼,所以他并不阻挠他们退却,而是停止了炮击,扬帆驶向澳门,意在掩护那些愿意离开澳门的女王陛下臣民登船。」对于这段叙述,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窝拉疑号的船帆被打穿了几处,海阿新号的索具和桅桁则受损颇重;一发十二磅的炮弹嵌入了它的后桅,另一发打穿了它的主桅横桁,必须加以加固。中国人那糟糕透顶的炮术没有伤到一个人。从射程来看,他们的炮和火药想必是好的,但炮身不能调整仰角和俯角,所有炮弹都打得太高,除了桅桁和索具以外,什么也没有打着。
穿鼻之战的消息一传到驻扎在尖沙咀的中国军队那里,岸上炮台便向停泊在香港港内的商船开火(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六日),零零落落地连续炮击了好几天。中国史乘中有一条记载说,一八三九年十一月,英国人进攻尖沙咀以北的炮台未能得手,又因井水已被下毒,并且害怕遭到夜袭,便又逃回船上去了。这条记载是否属实,并无证据可考。然而,由于上述的炮击,商船船长们决定依从义律先前的要求,将船只移往铜鼓。香港再次空无一船。
自从英国商人被钦差大臣林则徐排除于澳门所做的贸易之外、不得直接分沾其利,尤其是自从林则徐诱使他们移往穿鼻贸易未能得逞,而义律又禁止他们返回广州或黄埔以来,借美国及其他外国船只转驳英国货物进出的运输生意便十分兴旺。英国船东与收货人急于让自己的船只卸货清舱,林则徐与义律之间僵持不下、互不相让,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束缚,令他们焦躁难耐。追随华纳船长那个恶劣先例的英国船只,只有一艘,即皇家撒克逊号(船长汤)。但林则徐的敌意只及于忠于本国的英国商人与船只,其他各国的船只则被他视为中立,甚至因为它们签具了义律深恶痛绝的那种保结而颇受优待;于是,凭借保结之便、往来于黄埔港与停泊在香港或铜鼓的英国船只之间转运货物的中立船只,需求大增。这一短程航线的运费涨到每包棉花运往黄埔收六元,由黄埔运送中国土产到英国船上每吨收十元。英国国旗如此贬值,他国国旗的身价如此抬高,竟至于英国船只一艘接一艘以名义上的价款出售,美国领事尤其为这类转让大开方便之门,这令义律上校大为恼火。英国商人被完全排除于对华直接贸易之外,原已是既成事实有一段时日了;此时一道上谕在广州颁布(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宣告此事,大意谓:英吉利人于鸦片一事反复无常,若再准其通商,殊与体制不合,应将英吉利贸易自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六日起永远断绝。这种局面又持续了十二个月,使英国的商业利益蒙受重大损害,终于成为引出割让香港这一要求的最有力原因。
然而眼下,义律仍竭尽全力,劝林则徐顺从他的愿望,让英国贸易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澳门恢复;可是,尽管义律又一次恳切请求(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林则徐在这方面同意某种折中办法,林则徐依然不为所动。连澳门的葡萄牙总督也与林则徐沆瀣一气,采取阻挠的政策。义律上校(一八四〇年一月一日)以英国女王陛下的名义,请求边度总督至少准许英国货物的剩余部分,在缴纳当地章程所定的税款之后,存放于澳门的货栈之中,却遭到同样断然的拒绝。在这种不友好的做法上,葡萄牙总督走得更远。一八四〇年二月初,澳门墙上又贴出了攻击英国人的凶恶告示。士密舰长见那些揭帖危及侨居澳门的英国臣民的性命,便命令女王陛下军舰海阿新号驶入澳门内港(一八四〇年二月四日),以便英国臣民登船避难。边度总督与澳门议事会随即勃然大怒,宣称他们的尊严受了冒犯、他们的中立遭到侵犯,严令该舰立即离去。士密舰长让了步,于次日将海阿新号撤出。不过,英国对华贸易的荣誉与命运,此时已跌到了最低谷,转机就在眼前。
在英国,公众舆论此时终于被充分激发起来,这要归功于女王议会开幕致辞(一八四〇年一月)所定下的基调:女王陛下在致辞中把她自己的利益和王冠的尊严,同义律及在华英国商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英国公众对鸦片贸易整体而言虽感遗憾乃至加以谴责,却清楚地看到,英国对华贸易必须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政府悄然着手筹备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巴麦尊勋爵在下议院解释说(一八四〇年三月十二日),这支远征军的目的不在挑起战端,而在打开同中国皇帝之间的交往渠道。大不列颠的善良百姓并不想同中国打仗,尤其不想为了鸦片贸易打仗;但他们完全认同一道枢密院令(一八四〇年四月四日)所表述的那样:鉴于中国皇帝的某些官员最近所采取的种种损害行径,应当向中国政府索取赔偿与补救。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英国国内的动向也相当了解。钦差大臣林则徐极喜欢在英国商人和官员的雇员中安插耳目,他的情报部门又不断为他提供译出的报纸剪报。因此,远在远征军抵达之前,林则徐便能奏报皇帝:「义律已请求派兵前来中国;女王已命议会商议此事;文武官员主战,商人则主和;议论数日,并无定论;最后在罗禅寺中拈阄,得主战之签三枚,遂决意开战;女王之姻亲伯麦,奉命统领兵船十余艘,另加印度护船二三十艘。」皇帝阅此奏报后批答道:「我但静守以观其动,彼又能何为?」不久之后,有几位美国商人请求林则徐(一八四〇年六月一日)准许他们的船只尽快载货出口,因为英国远征军不久便将到达并封锁港口;林则徐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英国人既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个能力,能有效地封锁珠江。
然而,林则徐是个性情过于急躁的人,不能静坐以待。这年年初(一八四〇年一月十六日),他便在今日水警署的所在地新筑了一座炮台,加强尖沙咀的防务,又为虎门各炮台配备了约二百门外国制造的新炮,这些炮他在广州从友好的外国商人那里不难买到。他一心想驱使外国人去同英国人作战,却办不到。他于是买进几艘外国船只,又仿照外国式样建造帆船,装备得如同战舰一般,并命令船上水手按外国的方法操练。但他颇为机敏,看过几次试演之后便看出此法行不通,于是作罢。于是他把全副心力都转到早在一八三九年八月便已着手的那项计划上:组建一支义勇船队,招募渔民和海盗充任,每人月给六元,另给其家属每家六元;所需经费,则照中国通行的办法筹措,即强迫殷实人家为公益事业缴纳所谓「自愿」的捐输。但这支义勇船队,自一八三九年八月起便被放出去,用战船和火船袭扰英国船只,并阻止不忠的中国商贩向英国船只供应食物,却几乎一事无成。他们误烧了西班牙双桅船米巴音奴号(一八三九年九月),零零星星地捕获了一些向英国船只供应食物的中国帆船,又屡次在夜间趁着潮水,把两两用铁链连在一起的火船放下去,袭击英国船只,可是连一艘英国船、一只英国小艇也没有捕获。钦差大臣林则徐于是采取中国惯用的手段,诉诸卑鄙的贪欲,命令附近各县知县出示告示悬赏,不仅为毁坏英国兵船或商船许以巨款,而且悬赏擒拿或暗杀个人。于是,义律的首级被悬赏五千元;凡生擒任何一名英国军官,按其官阶高低,赏银自五千元至五百元不等;凡杀死英国军官,各按上述数目的三分之一给赏;此外,生擒英国商人一名赏一百元,杀死一名赏二十元。但林则徐的悬赏与暗杀计划,几乎与他的义勇计划一样毫无成效。没有一名英国军官被擒或被害,英国平民被俘或遇害的也寥寥无几,尽管暗中埋伏屡见不鲜,在井中投毒也是常有的事。
一八四〇年六月,组成远征军的船只开始在香港港内集结,此后每天都有兵船或运兵船从英国或印度驶到。到六月底,已到达兵船十七艘,其中有三艘战列舰(麦尔威厘号、威尔斯利号和布朗底号),另有东印度公司的武装轮船四艘(皇后号、阿特兰特号、马达加斯加号和进取号,后来又增加了复仇女神号)。此外还有运兵船二十七艘,运来三个团(第十八团即皇家爱尔兰团、第二十六团即卡梅伦团,以及第四十九孟加拉志愿团),还有孟加拉工兵一队、马德拉斯工兵与坑道兵一队,作战人员合计约四千人。远征军由伯麦爵士统率,听命于两位全权代表,即海军少将懿律阁下和皇家海军上校义律——后者就是前任驻广州的商务总监督。
内阁给两位全权代表的训令是:其一,就中国政府对女王陛下的商务监督及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加的侮辱与伤害,取得补偿;其二,就政府指使之人以暴力相威胁、致使对华贸易的英国商人蒙受的财产损失,为他们取得赔偿;其三,取得切实的保证,使今后对华贸易之人免受侮辱与伤害,并使他们的贸易与商务得以在适当的基础上维持下去。
从这几条概括性训令的大意可以看出,远征军的目的不在对中国开战,而在与中国政府(在北京)取得联系,以便为既往之事取得官方的补救与赔偿,为将来之事取得商业上的特权与保障。此时所规定的手段与步骤,恰恰是许多从前住在广州的人士,尤其是马地臣先生,早在一八三六年便已建议过的:就广州当局的所作所为,向一位受了蒙蔽、受了误导的皇帝申诉;而谈判则要以一支一旦和平手段归于无效便可随时开战的远征军在场作为精神上的后盾来进行。除了林则徐勒缴鸦片的赔偿之外,鸦片问题并未列入这个方案,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英国如今奋起同中国清算的,实际上是她的商人两百年来所受的种种虐待,在这笔总账里,鸦片问题不过是一项偶然附加的细目而已。最后,还可以看出,远征军的各项目标中,并不包括割让中国领土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包括在东方建立一个英国殖民地。这无疑正合义律上校的心意,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他反对占据香港或任何其他岛屿作殖民地的主张,只想在沿海、最好是在澳门,求得一处安全的贸易站。
印度政府向两位全权代表建议:远征军一到中国,便将虎门各炮台夷为平地,并占领香港以西的大屿山作为军需仓库,日后或许还可充作贸易站。但由于远征军的首要目标是同北京和平交往,而非在广州打仗,两位全权代表商定,尽可能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流血的示威行动。不过,为了避免广州方面发生任何误会,伯麦准将奉命发出通告(一八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宣布自六月二十八日起封锁广州港的所有入口;此外,为了给预期中在北方进行的谈判取得一个据点,伯麦准将立即率领一支先遣部队前去占领舟山岛,并于一八四〇年七月五日占领定海,完成了这项任务。
懿律海军少将和义律上校率领远征军的其余部分,随伯麦准将之后北上(一八四〇年六月三十日)。他们起初设法促使浙江(舟山所属的省份)当局把一封由巴麦尊勋爵签署、致北京朝廷当局的照会转递北京,但最终还是驶往天津,把这封照会交给了直隶总督琦善。据中国史书记载,巴麦尊勋爵的照会在陈述了若干旨在使皇帝明了广州当局所作所为的情况之后,提出了以下要求:其一,赔偿林则徐所勒缴鸦片的价值;其二,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定海和上海);其三,在国际平等的基础上确定官方往来的方式;其四,赔偿远征军的费用;其五,保证不使一部分商人为另一部分商人的行为负责;其六,废除行商的垄断。
可以看出,这里同样既没有把割让香港、也没有把在别处建立殖民地列入方案。而且,既然印度总督曾提到大屿山,两位全权代表又在攻克定海之后,立即为整个舟山岛组建了一套完备的民政、司法与财政机构,仿佛那里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一般,那么香港的机会此时看来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了。
皇帝读了巴麦尊勋爵的照会,终于如梦初醒;他看出自己要么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要么就得开战,据说他放下照会时说道:「林则徐操之过急,激成战祸,又杀人以灭口。」林则徐在朝中的政敌这时便向皇帝进了种种谗言,结果林则徐与邓廷桢(前任两广总督,时任闽浙总督)双双被革职。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办理广州事务,但他受到一道指令的掣肘,须就应采取的措施同林则徐、邓廷桢商议。两江总督伊里布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奉命前往宁波(与舟山隔海相望),料理舟山事务。经过同伊里布的多次交涉,女王陛下的两位全权代表在舟山订立了一项停战协定(一八四〇年十一月六日),其依据是一种未加明确界定的总体谅解:已经开始的和平谈判将由琦善在广州继续进行并最终议定,在此期间英国人则据守舟山,作为担保。
两位全权代表在北方忙碌之际,钦差大臣林则徐虽为珠江遭到封锁而愤懑不已,起初却仍照他以往的做法,煽动社会上的渣滓对英国人施加暴行,又在澳门墙上再度贴满了攻击当地英国居民的煽动性檄文。在澳门充任英国牧师的士丹顿牧师在海滩上被人绑架(一八四〇年八月五日),押到广州关进一所普通监狱严加看守,直到琦善将他释放(一八四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为止。由于林则徐干扰澳门的食物供应,四艘英国炮艇炮轰并攻占了澳门附近中国的关闸炮台(一八四〇年八月十九日);除此之外,在停战协定订立以前,广州附近再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严重行动。
舟山停战的消息传到澳门,英国侨民中间一片失望、疑虑与不安。两位全权代表一到,五家英国商号(颠地、贝尔、麦克维卡、格里布尔休斯和迪罗姆)便联名致函义律上校,询问:舟山停战是否意味着暂停对广州的封锁?是否已经决定,英国贸易今后将在虎门以外进行?抑或是打算让英国船只进入虎门,同时暂且在澳门进行贸易?对于这些询问,义律上校从铜鼓复函(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他不知道中国政府的意图为由,拒绝作答。但由于懿律海军少将身患重病,不得不辞去职务返回英国(一八四〇年十二月一日),把谈判之事交由义律上校以唯一全权代表的身份主持,人们普遍认为,义律将力主今后英国贸易在虎门以外进行,生意则专在澳门经营。辛好士爵士部分地接替了懿律海军少将对舰队的指挥,而整个远征军的统率权则仍掌握在伯麦爵士手中。
在广州,中国官员和百姓同样处于捉摸不定、疑惧交加的状态之中,直到琦善到达(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义律派皇后号轮船打着休战旗驶往虎门(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二十日),通报他的到来,并递交一封伊里布致琦善的公文,却遭到虎门炮台开炮轰击;皇后号为回敬这番无礼而打进炮台的实心炮弹,被人十分得意地呈献给林则徐,不过事后中国方面还是表示了道歉。在送来这番道歉时,中国官员第一次以应有的尊重口吻称呼义律。琦善一到广州,广州的官员、士人和绅士便恳求他,炮台一石不可让,疆土一寸不可弃,而应立即重启战端。然而琦善对外国的武器、战略与纪律的威力,有着较为正确的估计,真心实意地决意议和,只是要尽可能少作让步。但他推行这一方针,与民情背道而驰,失去了地方上所有下属的信任与衷心合作,处境极为艰难。于是谈判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拖延下去,却毫无进展。义律要求在虎门以外得到一个港口,以便英国船只在那里装卸货物,琦善便想把厦门或香港让给义律其中一处。但他奉命须同林则徐、邓廷桢商议,而邓廷桢是一位具有敏锐的政治家远见的人物,他力言:「厦门乃福建门户;香港居广东洋面之中,英夷若在裙带路(即香港)岛上及九龙半岛筑垒设防,必为广东当局永久之患。」于是琦善处处受到掣肘。林则徐和邓廷桢通过他们对琦善地方下属的影响,暗中抵制他的方针,琦善觉察到自己周围到处弥漫着抗命之气。林则徐的情报部门也不肯心甘情愿地为琦善效力,琦善只得把一切传译工作都交托给一个名叫鲍鹏的人;此人在中国人眼中是个汉奸,在义律眼中是个下人,因为在旧日商馆时代,他曾是颠地先生宠信的管家。
一八四一年一月初,义律经过六个星期的谈判,发现自己距离解决仍同当初一样遥远。于是他决定使事态摊牌,向琦善发出最后通牒(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大意是:除非琦善在次日上午八时以前提出某种达成协议的明确基础,否则将立即夺取虎门各炮台。次日早晨未得答复,于是这场此后被称为第二次穿鼻之战的战斗,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上午九时半打响:舰队攻击虎门东侧的穿鼻(亦称沙角)和虎门西侧的大角两座炮台,同时部队(总共一千四百六十一人)在炮台后方登陆,以强攻夺取了炮台。在一个半小时之内,中国战船十八艘被毁,中国兵丁约五百人阵亡,另有约三百人受伤;而英方的损失是三十八人受伤(大多是在炸毁中国火药库时被爆炸所伤),无一人阵亡。十一时战斗结束,英国国旗在虎门炮台冒着余烟的废墟上空迎风飘扬。
中国史家对第二次穿鼻之战有如下记述:「英夷兵船以炮轰击前面二台,而汉奸约二千人缘山攻其后。触地雷轰毙者百余人,余众远多于守台之兵六百,仍蜂拥而上。我以抬枪又毙二三百人,然火药告罄,火轮船绕至台后,焚我师船。其余上游三台,分由关提督、李总兵、马游击把守,台中仅数百人,无能为力,惟相对涕泣而已。关提督遣李总兵赴省城请增兵,琦善执意不允,但终夜缮写和议续款,交鲍鹏送与义律。于是琦善于烟价之外,复许以香港,并以浙江俘虏换回定海。」
这段中国记载的最后一句尤为重要,因为它确定了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王室的提议出自何方。提议割让的是琦善,而不是义律。至于这里所说的「浙江俘虏」,此处有些错误。琦善的提议,是把香港割让作为一处贸易站(如同黄埔一样),以交换虎门各炮台和舟山(定海)。后来,所谓「浙江俘虏」,也就是运兵船风筝号的船员和乘客——该船于一八四一年二月十五日意外搁浅在定海附近的一处浅滩上,落入中国人手中——在定海撤兵时自然由中国方面交还了。
虎门各炮台被攻占之后,关提督打着休战旗前来,请求停战,以便钦差大臣有时间考虑他打算提交义律接受的若干条款。停战获准,于是敷衍推诿的谈判又重新开始。终于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订立了穿鼻草约。
根据这项条约,中英两国全权代表议定了四项初步条款,大意是:其一,香港岛及港口(不包括九龙半岛)永远割让给英国王室,作为对已被摧毁的虎门各炮台的交换,尖沙咀的中国炮台予以拆除;其二,向英国政府赔款六百万元,分六年每年一期付清,第一期立即支付;其三,两国之间的直接官方往来,以国际平等为基础进行;其四,广州港的贸易于中国新年之后十日以内(亦即一八四一年二月一日)开放,并在黄埔进行,直到在香港能够作出进一步的安排为止。所有其他细节,都留待日后进一步谈判。不过还必须补充一点:上述和约初步条款中的第一条,附有一项后来被英国政府否决的但书,大意是:「凡在香港经营之贸易,应向中华帝国缴纳之一切正当规费税饷,均照在黄埔贸易一律缴纳。」这些话表明,琦善与义律当时经由互相妥协而对割让香港所赋予的理解是:香港将成为介乎中国通商口岸与英国殖民地之间的一种混血杂种,土地归大不列颠所有,贸易规费却由中国官员征收。这样一种混合的体制,必将成为两国政府之间无穷无尽的摩擦根源,况且也与自由贸易者希望得到一个自由港的愿望背道而驰。
义律上校在通告女王陛下的臣民穿鼻草约已经圆满订立时(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告诉他们:在女王陛下另有旨意之前,英国政府在香港将不征收任何港口费或其他规费。与此同时,义律还向前来女王陛下香港属地的外国各国的臣民、公民和船只,提供英国国旗的保护。他又劝诫英国商人对中国百姓采取和睦的态度,对他们即将在其门槛上立足的这个国家表示应有的尊重;最后,他向远征军的官兵表示感激,因为如今所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英勇。
穿鼻草约订立之后,英国舰队随即撤离虎门,南下驶往大屿山西南湾,只留下女王陛下军舰萨马兰号,该舰舰长斯科特上校此后被称为「穿鼻总督」,奉命将已被摧毁的穿鼻和大角炮台移交中国当局。与此同时,女王陛下军舰哥伦拜恩号被派往舟山,召回远征军的其余部分。
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伯麦准将从澳门到达大屿山,命令女王陛下军舰硫磺号(硫磺海峡即因此舰得名)的舰长卑路乍上校立即前往香港,开始测量该岛。卑路乍爵士遂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八时十五分,在太平山脚、今日华人游乐场所在的那座小山上登陆。卑路乍上校及其部下自认为是真正最早占有此地的英国人,便欢呼三声,举杯祝女王陛下健康,这个地点从此便被称为占领角。这次登陆并非正式行动,只是测量该岛之前一个随意的开端。但到了次日(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整个舰队都已驶入香港港内,伯麦准将便以更为郑重的正式方式占领了香港。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各舰的海军陆战队在前一天登陆的同一地点上岸,伯麦爵士以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名义,正式占领了该岛。伯麦准将由他的军官们陪同;英国国旗在占领角升起的那一刻,在场的海军陆战队鸣枪致庆,港内所有兵舰齐鸣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皇家礼炮,炮声如雷,群山回响。卑路乍爵士在摩利臣山上房屋一箭之遥的一座小丘上测定了香港的确切位置,为北纬二十二度十六分三十秒、东经一百一十四度八分三十秒。他还确定了几座主要山峰的名称和高度如下:维多利亚峰一千八百二十五英尺,西高山一千七百七十四英尺,歌赋山一千五百七十五英尺,奇力山一千一百三十一英尺,柏架山一千七百一十一英尺,后来又测定了砵甸乍山一千零一十英尺。
从以上关于取得香港经过的叙述可以明显看出,这次割让实际上出乎所有当事人的意料。琦善是在最后关头勉强提出割让香港的;义律虽然接受了,那是因为他当时几乎别无选择,其实是不情不愿地收下的。英国商人的领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曾在一份联名致士丹利勋爵的呈文(一八四五年八月十三日)中声明:「像香港这样一个居留地,英国商人实际上从来就不需要。」对英国商人而言,这个殖民地的突然建立,就好比一个家庭里诞下一个孩子,通常令其余的孩子们感到意外一样。他们只能纳闷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却无法挽回这个事实。事先并没有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它就摆在那里:新生的香港殖民地。至于英国国内的人民——「家里的人会怎么说呢?」这是义律和商人们共同忧心的念头;谁也不能确切预言,这个羽毛未丰的殖民地究竟能否活到庆祝它的五十周年,甚至能否活过它诞生的那一年。
一八四一年二月三日,外交部尚不知割让已成定局,便向义律上校发出训令,义律认为,这些训令使他有充分理由期待,在香港设立贸易站之举,最终或可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认可。这份训令中有如下一段富于先见之明的告诫:「你获授权提出一项条件:倘若将中国东部沿海的某一岛屿割让给英国王室,作为英国臣民的商业站,则中国政府应准许中国沿海所有城镇的中国商人和居民,自由前往该岛,不受丝毫阻碍与骚扰,同在该处立足的英国臣民进行贸易。」不幸的是,对香港而言,这里明智地与可能的割让相提并论的这项告诫,在割让实现之后多年,竟完全遭到忽视。琦善提出以香港供外国人居住,但他并不打算让它成为中国的逋逃渊薮。
要用寥寥数语、完全准确地说明香港是如何割让给英国王室的,固然不易,但上文的叙述至少足以清楚证明一点:通常流行的关于割让香港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欧洲大陆和美国人所写的英国与远东交往史中常见这样的说法,说「英国人想要香港,便以武力夺取了它」,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但《殖民地年鉴》(一八九〇年)的编者从他对割让一事的看法中所得出的推论,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他断言:「吞并香港一事,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表明英国人善于把握任何特定局势的需要,并相应地加以满足。」对于英国人一般而言的敏锐洞察力,我们固然怀着一切敬意,但恐怕就眼前这件事而论,上述这一章所昭示的教训,恰恰指向相反的方向。
第十章英占以前的香港岛
地质上的剧烈变动,恰到好处地以最坚硬的材料造就了香港,又把它安放在亚洲大陆伸入太平洋的那一处地方;这片大陆之大,足以容纳中国、俄国与英国三者的命运,而它探入大洋的这一角,仿佛正向世界其余各方招手,邀其前来。香港虽小,在大洋中不过一个小点,却也生得足够大,足以承担它自身的命运:它要充当楔子的尖端,终有一日将中国向西方文明打开;它要成为英国在东方的锁钥,集太平洋上的马耳他与直布罗陀于一身;它还要沿着由印度、海峡殖民地与中国海连成的战略线,成为中国得到英国支持的保证。
在割让给英国王室之前,香港岛默默无闻,无论是中华帝国的史册还是方志舆图,都未曾给予它特别的记载,尽管它向来隶属于这个帝国。
香港岛,连同对岸被称作九龙半岛的那一片中国大陆,以及近岸的几座小岛(奇力岛、昂船洲、青洲、树岛、鸭脷洲、熨波洲和银洲),今日都划在本殖民地的疆界之内;自古以来,这一带便是广东省的一部分。香港岛面积约二十九平方英里,位于广州东南七十六英里,地近珠江口。珠江东岸一带,分属东莞县(在广州城东南二十四英里)和新安县(在广州城东南五十二英里),九龙半岛与九龙城一带的岬角,便是新安县东南端的尽头;香港则隔着一条宽一海里的海峡,与九龙半岛相望。
许多世纪以来,香港一直是东莞县的一部分;但后来东莞县东半部析出,另设一县,名为新安,于是如今划入英国香港殖民地的这片土地,便归新安知县管辖。新安知县驻于珠江之滨一座有城墙的县城,名叫南头(又称新安),其下辖有一名佐杂官,驻在九龙城。九龙城是一座设防的小城,位于九龙半岛东北隅,紧邻英国界线。不过,本殖民地仅有的几块农田和菜地,其田亩册籍——相当于英国的《末日审判书》——却始终保存在东莞。从前,收税的差役便不时从东莞出发,向村民催缴钱粮,又纠缠他们为新近开垦的土地领取执照。
沿着香港和九龙的海岸,渔场也一段段划分开来,凭特别的执照经营,新安知县手下的差役每年都来收取执照费。香港的水域,连同那座美丽、宽阔、几乎为陆地四面环抱的港湾——北有九龙半岛及其东面的岬角,南有港湾众多的香港岛——都归大鹏的水师营汛专门巡管。大鹏是一座有城墙的城镇,在大鹏湾东北部,距九龙城东北约三十英里。但本殖民地归英国以后,统领大鹏、九龙两处水师营汛的协台,便把驻所迁到了九龙城的寨城之中。
上述种种行政与执行上的安排,就其现行形式而言,最早只能追溯到当今大清王朝之初,尤其是开明的康熙皇帝在位之时(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二二年)。康熙皇帝的地位颇为特殊:他积极鼓励外国人来到他的朝廷,并一贯优待对外贸易。在他统治期间,香港的水道日见其商业上的重要。这些水道西有急水门与硫磺海峡,东有鲤鱼门,自来就是一条天然的商路,把广州及西南沿海与中国东部沿海的汕头、厦门、福州和上海各港连接起来。
至于大清王朝兴起(公元一六四四年)以前香港的历史,所知甚少。
不过,在九龙半岛上,在英国辖境之内,有一处古老的石刻。石刻刻在一块松置于山顶的巨大花岗岩上,那座圆形的小山伸入海中,紧邻马头涌村,正在九龙城的西面。石刻共有三个汉字,即「宋王台」,意为宋朝君王之台,横向排列,原本刻在巨石的北面,深约半英寸。中国政府相信这是一处真迹,约有六百年之久。原刻的字迹年深日久,几乎磨灭,本世纪初(一八〇七年)奉两广总督之命重新刻过,重修的年份另刻一行,字作竖排。这处石刻以及整座山丘——山上至今仍可见当年壕垒的轮廓——所系的往事,在中国官员和士大夫眼中极为神圣,因此在这一带挖掘、采石,都严令禁止,违者处以极重的刑罚。这片半岛先是租借、后又割让给英国王室之时,中国政府特别订明,这处石刻和整座山丘都要保持原状,不得触动。然而自这一带归英国所有以来,仍不时有人企图在那里采石。
据中国史书记载,蒙古人在忽必烈率领下入侵,推翻了宋朝,忽必烈后来登上了中国的皇位(公元一二八〇年);当时宋朝的末代皇帝尚是幼童,随同朝廷被驱赶到中国南方,最后不得不避居船上,由一支小小的船队护送着继续流亡。他沿海南下,从福州经过厦门、汕头,大约在公元一二七八年穿过鲤鱼门,进入香港水域。在九龙半岛短暂停留之后,他向西航行,一直到了西江口(在澳门西南)的崖山。然而这时蒙古人已经占领了广州,匆匆组建起一支船队,将宋室的船队四面围困。丞相陆秀夫眼见大势已去,便背起年幼的皇帝跳入海中(公元一二七九年),与他一同殉难。
在此事发生之前几个月内,宋室朝廷曾在九龙一处名叫马头涌的小海湾暂驻。据传说,当时还没有九龙城,也没有如今马头涌和马头围这两个小村落;宋军曾一度驻扎在如今刻有石刻的那座山上,朝廷则住在一座草草搭建的木构行宫里,行宫离海滩不远,在马头涌小河的对岸,那地方如今有一座庙宇作为标记。据说,宋朝的末代皇帝就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脚下是如今属于英国的土地,眼前望得见香港;他在那里等候广州方面关于蒙古人动向的消息,徒然盼望那座背信弃义的城市派来援兵。
传说又称,自宋朝覆亡(公元一二七九年)以后,整个蒙古人的元朝时期(公元一二八〇年至一三三三年),香港一直是海盗出没的巢穴。筲箕湾(靠近鲤鱼门海峡)和香港仔湾(靠近南丫海峡)两处海湾,尤为安分的商人所畏惧,因为海盗船常常从那里驶出,劫掠过往的帆船,或向它们勒索买路钱。据说这些海盗平日大多以打鱼为业,同时派人守在山顶,瞭望过往的商船。这些亦渔亦盗之人的后代,在后来的岁月里给英国政府添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正是由于住在香港附近的渔民素有为盗的习性,早期的葡萄牙航海家才把这一带的岛屿统称为「拉德龙群岛」,在葡萄牙语中意即「盗贼」。
到了汉人建立的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六二八年),一个相对太平有序的时期随之而来,筲箕湾和香港仔的渔船也只以按例收取一笔小小的规费为限,不再大肆劫掠;而那些借鲤鱼门和南丫海峡抄近路的帆船,或在台风将至时到香港某些海湾安稳避泊的帆船,也都甘愿缴纳。九龙半岛和香港岛此时开始有来自邻近东莞县的安分勤劳的移民定居。九龙城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由一批说广府话的移民建立起来,他们被称为「本地人」,意即土著。这些本地人先把山坡上所有可用的木料和柴薪砍伐一空,随后占据了如今英国辖境之内所能找到的一切可耕之地,并向东莞县衙为这些田地领取执照。于是,马头围(在九龙城附近),以及香港岛上的裙带路(东角)和黄泥涌,便是最早形成的村落之一;后来又陆续增添了扫杆埔(宝宁城)、灯笼洲和薄扶林几个小村。一些渔村,如赤柱、石澳(在歌连臣角与鹤咀之间)以及九龙半岛上的油麻地,此时也日渐兴盛起来。当时居住在香港的人中,有若干户邓姓人家占有了所有最好的田地,这一邓氏宗族的族人都自视为香港的业主。
然而,本地人占据了九龙和香港最好的地段之后过了一些时候,又有一批来自广东省东北部、说另一种方言的移民,被称为「客家」,意即外来的客人,开始在本地人的聚落之间挤占地盘。这些客家人割取山坡上的草作燃料;只要还剩下木材,便烧制木炭;他们在本地人弃置不顾的山地或沼泽地上开辟菜园,开凿花岗石石场,或在本地人的村子里当铁匠、剃头匠。于是,九龙半岛上形成了旺角、曹排仔、尖沙咀和马头涌几个客家村落;香港岛上则形成了红香炉、铜锣湾、大潭笃、柴湾、鹤咀、黄麻角和小香港几个小村。客家人还在九龙的大角咀、鹤园和土瓜湾各处石场,以及香港岛的七姊妹、水井湾、黄角咀和阿公岩各处石场,建起了类似的小村。
由此可见,自明朝以来,香港和九龙的土著居民便由两支截然不同的汉人族群构成,彼此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也各异。大体而言,本地人较为聪明、活跃而狡黠,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族群;客家人则性情温厚,勤劳而诚实,干的是劈柴、凿石、挑水的苦活。但自英国人初来之时起,在与中国交战的整个期间,本地人大体上是外国人的敌人,客家人则是外国人的朋友,为他们供应物资,充当军需和搬运苦力;水上的渔民则为外国贸易提供船夫和引水人。
后来,又有第三类土著,说另一种方言(潮州话,即汕头话),在筲箕湾、土瓜湾、红磡和油麻地定居下来。这些人一般被称为「鹤佬」,全都以航海为生,性格比客家人和本地人都更为剽悍,尤其惯于走私和做海盗。在沿海所有的海盗之中,鹤佬因其凶残大胆的行径而最令人畏惧。在后来的年月里,几乎所有私贩食盐和私贩鸦片的船只,船员都由这些鹤佬充任;这些船正是中国缉私巡船的心腹之患。
明朝覆亡(公元一六二八年)之后,明军的残部四散,仍指望恢复明室的江山,驱逐清朝满洲人,于是避入香港岛(约在公元一六五〇年)。康熙皇帝随即颁下上谕,将香港所发的一切田地执照尽行注销,并号令大清王朝所有忠顺的子民撤离该岛,带走一切粮食给养,直到避居岛上的叛众悉数被困饿致死、剿除净尽为止。所有务农的移民,本地人与客家人,立即离开了香港——这样的迁徙,在英属香港的历史上还重演过好几次——直到叛众被逐出、秩序恢复之后,他们才返回原地,重领执照。
关于香港,中国的传说此外再无可述,只是提到本世纪初(公元一八〇六年至一八一〇年),如今的太平山(高一千七百七十四英尺)曾是一个名叫张保的海盗的瞭望台和设防的大本营。张保以种种大胆的事迹在本地民间流传的历史中享有盛名,后来他攻占了珠江沿岸的若干地方,终于被两广总督收买,投到总督麾下效力。
至于香港这个名称,中国人并没有离开一座岛上某个显要的地点或地貌、而为整座岛另起一个总名的习惯。在香港割让以前,并没有一个指称整个香港岛的名称。岛南的主要港口,即如今所称的香港仔港,在本地人之间,尤其是在渔民之间,一向被称为「香港」,意即「芬芳之港」;直到今日,土著居民一般仍这样称呼它,用以指那处泊船之所,以别于石排湾村(即香港仔村)和鸭脷洲村(即香港仔岛上的村子)。客家村落「香港仔」,即小香港,则位于更往内陆两英里之处。在香港仔村(今造纸厂所在之处),有一条溪流经一道小巧的瀑布泻入海中;这条溪流与「香港」这个土名毫无关系,但它吸引了欧洲船只,这些船常在那里给空了的水桶重新灌满淡水。这些欧洲水手把那处泊船之所的名称误当作整座岛的名称,便据此在海图上标出了香港岛;后来在订立《穿鼻条约》(公元一八四一年)和《南京条约》(公元一八四三年)之际,当时分作两个词书写的「香港」一名被采用为全岛的名称,从此在外国人和土著之间都通行开来;最后,连写成一个词的「香港」,又被用作整个殖民地(包括九龙在内)的名称。
在英国占领之前,岛的北岸有一条狭窄的驮马小道,高出海滩,穿过岩石和巨砾,从西角一直通到东角附近一个名叫裙带路的小村;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一八四一年五月十五日)中,这个小村被记作一个有五十名居民的渔村。商船帆船遇上风向和潮水不利时,船员便沿着这条小路,用一根系在前桅顶上的纤绳拉船前行。从对岸望去,这条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小路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分外显眼,好似山脚衣裙上的一道花边或滚边,因此土著居民便把它叫作「裙带路」,意即系裙子的带子那样的路;这条小路尽头的小村,自然也就叫了同一个名字。而在客家人中间,香港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岛的这北边一带,至今仍用同一个名字称呼,只是按客家读音念出。
九龙半岛面积四平方英里,其名称来自一列九座山峰或山岭;站在香港岛北坡上的人向北眺望,这九座山峰正是展现在眼前的全景的背景。「九龙」二字,意即九条龙。九龙城(在中国境内)和九龙半岛(于一八六一年割让给大不列颠)都是因这九条龙而得名的。
在英国占领香港以前,岛上的人口,包括本地人、客家人和鹤佬,无论住在岸上还是水上,在任何时候合计大概都从未超过二千人。
第十一章确认割让香港
公元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三年
在着手叙述香港的近代史之前,有必要首先简略勾勒一下那些政治事件的经过:这些事件与《穿鼻草约》及割让香港直接相关,最终促成了《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对这一割让的确认。因为《南京条约》虽然没有提及先前的任何割让,实际上却不过是对英国政府代表依据《穿鼻草约》占领香港(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这一举动的追认而已。
直到占领香港岛的那一天为止,钦差大臣琦善看来一直是真心诚意行事的,决意要缔结和平,信守他在天津许下的诺言,遵守伊里布在舟山订立、又经他本人的《穿鼻草约》确认的停战协定的宗旨。然而,就在伯麦爵士占领香港的那一天(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正当他与义律都相信和平的时代即将开启之际,琦善却接到了一道上谕;这道上谕实际上把天津的诺言、舟山的停战和《穿鼻草约》一概推翻,表明皇帝在英国舰队威胁天津和北京时所开始推行的那一政策,已经彻底逆转。巴麦尊勋爵照会中那些论据的力量,原来在于递交这份照会的舰队,而不在于照会的文字。琦善此时(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接到的谕令是:「着即调集大兵,痛加剿洗,以彰天讨。」
琦善怀揣这道谕令,次日(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南下至二道滩宝塔,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在那里举行接见,并设午宴款待义律和一班经过挑选的英国军官,装出极其亲善的样子,表示要以最坦诚的决心履行《穿鼻草约》的各项条款。义律和英国军官们全都被彻底蒙骗了。正当琦善在虎门附近与客人们谈笑风生之际,北京又颁下一道上谕;皇帝在谕中提及拟议中割让一处港口之事,说一览这些奏折,不胜愤恨忧伤,说琦善欺蒙了他,竟将夷人以武力索取之物,当作皇恩来替他们乞请。不过,皇帝仍给了琦善一次机会,让他驱逐并剿灭这些外夷,以弥补自己的怯懦行径:「着即统率将弁,奋力剿除,冀以赎罪自全。」此后几天之内又颁下几道上谕,命令立即收复舟山,并从湖北、四川、贵州调派精锐老兵前往广州。皇帝又特派三名钦差大臣(奕山、隆文、杨芳)驰赴广州,组织并督率一场不留余地的剿灭之战。此时已没有人再提鸦片问题。那「可恨的夷种」要一个不留地加以剿灭,手段光明也好,卑劣也好,在所不计。
就在北京颁发其中一道上谕(一八四一年一月三十日),并发出驿递、限十二天送达琦善手中的那一天,义律向在华的英国臣民发出一份通函,称「与钦差大臣的谈判进展顺利」。然而,到义律下一次与琦善会晤时(一八四一年二月十三日),他已风闻两天前(一八四一年二月十一日)送到琦善手中的那道上谕的内容,于是向琦善提出了几个追根究底的问题。所得的回答闪烁其词,义律发觉自己最坏的猜疑得到了证实,便再次作打仗的准备。五天之后(一八四一年二月十八日),中国方面自己首先开衅,从横档岛上的一座炮台向武装轮船复仇女神号的一只小艇开炮。次日,英国舰队开始在虎门集结。琦善既已正式拒绝履行《穿鼻草约》的各项条款,战争遂告宣布;广州当局首先发难,发出告示悬赏五万元,缉拿义律或其他任何「叛逆渠魁」(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英军在中国炮火射程之外的南横档登陆之后(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连夜在那里筑起一座炮台,于拂晓时分(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进攻北横档和阿娘鞋的炮台,第三次虎门之战由此开始。不过几个小时,中国的阵地便被攻克,三百门炮被钉死炮门,炮台内俘虏一千人,中国方面约有二百五十人阵亡,一百零二人受伤。关天培提督,这位武圣的后裔,也在阵亡者之列。胜利者勒令俘虏掩埋死者之后,便让他们全数平安离去。次日(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舰队前去进攻一座营垒,该营垒位于黄埔稍下游的河流左岸,设有一百门火炮,由二千名湖南精兵驻守;他们在白刃格斗中作了勇敢而坚决的抵抗。但是英军的纪律与胆气把他们打散了,营垒被攻克。一艘旧英国船(剑桥号)被中国人买下,改名切萨皮克号,装备成一艘巡航舰,也在一场大屠戮之后被俘获并炸毁。
英军越过黄埔向前推进,摧毁了一座又一座炮台,欧洲商船也随即纷纷开到黄埔,并在舰队攻克猎德和二沙尾的敌方工事、逼近广州城的那一天(一八四一年三月一日)恢复了贸易。郭富少将爵士抵达之后(一八四一年三月二日),接掌陆军的指挥,而在伯麦准将不在的期间,则由辛好士上校以资深海军军官的身份指挥舰队。黄埔岛东北端的一座隐蔽炮台被攻克(一八四一年三月二日);当先头分舰队占领猎德(即浩官炮台)之时(一八四一年三月三日),广州城的署理知府余保纯打着休战旗前来,恳求停战三天。谈判随即开始,却毫无结果。停战期限于一八四一年三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届满,浩官炮台前方的工事立即被攻克。义律眼见广州城已处于紧泊在城南江面的舰队的控制之下,以为一切抵抗都已平息,便立即向百姓发布告示(一八四一年三月六日),声明这一切举动都应由皇帝身边的奸佞负责,战争是同中国政府打的,只要贸易安然恢复,不再有进一步的抵抗,百姓和城池都将得到保全。
在这一整个月里,尽管两军之间战事不断,贸易确实十分兴旺,因为到这时为止,这场战争还只是两国陆海军之间的较量。可是中国官员却暗中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行他们的剿灭政策。琦善奉旨被逮,身戴锁链,就这样被押离广州(一八四一年三月十二日),解往北京受审。同一天,封锁解除以来的第一艘商船满载货物驶离黄埔。那里的生意继续稳步增长。
然而,英军统帅们察觉广州城西南方面正在积极准备重启战端,便恢复了军事行动(一八四一年三月十三日)。这一天,扼守澳门至广州的内河水道(大黄滘)的七座炮台,共配备火炮一百零五门,被武装轮船复仇女神号(霍尔舰长)攻占;广州附近澳门水道上的炮台,则被皇家海军加略普号(赫伯特舰长)攻占。此后出现一段平静,持续了几天。
但是到一八四一年三月十六日,中国方面向一面休战旗开炮,于是英军进攻并攻克了花地和海珠炮台的敌方工事,并摧毁了一支庞大的战船船队。经过这次行动,广州城的西部和南部都已处于舰队的炮口之下。商馆也被英军占领(一八四一年三月十八日),整座城池此时已任凭义律上校处置。然而,这座城池第二次得到了保全,没有索取赎金,条件是停止敌对的备战活动,恢复贸易。新近任命的特派钦差大臣之一杨芳,曾大胆建议「应许外夷以一处寄碇之港」,令皇帝颇为懊恼;此时他已抵达广州。他随即与义律订立了一项正式协定(一八四一年三月三十日)。该协定的条款是:其一,英国兵船留驻商馆附近;其二,中国方面停止进一步的备战;其三,外国商人可立即返回商馆,外国船只可在黄埔继续进行正当贸易,照常向中国政府缴纳港口规费及其他税饷。杨芳和总督怡良随即联名发出告示,说义律已向他们保证,「他所要的只是贸易,别无他求」。因此,他们劝谕百姓务必继续与外国人贸易,不必畏惧。与此同时,这两位官员向皇帝奏报说,义律既说他所要的只是贸易,别无他求,那就是放弃了对香港的要求,也放弃了他先前为交给林则徐的鸦片索取赔偿的要求,并说只要准许与夷人恢复贸易的上谕一到,英国舰队就会撤离广州。
事情此时看来似乎平静地进行着。然而中国官员仍在继续备战,并暗中煽动百姓加入这场剿灭之战。贸易的持续进行使他们得以保有财源。于是佛山的铸炮厂日夜赶工,铸造新炮,并在外国人的监督之下造出了若干门五吨重的大炮,随即安放就位,准备攻击英国舰队;但由于缺乏合适的炮架,安放的方式使这些大炮无法操作。沿江岸也偷偷修筑了隐蔽炮台,并在佛山与广州之间相通的河汊里集结了新的战船队和火船队。
可是在此期间,贸易依然兴旺,好像天下太平一般,尽管有一位菲尔德先生和皇家海军布伦海姆号的两名年轻军官在前往澳门途中遇害(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日)。义律本人再度移居商馆(一八四一年四月五日),而仅仅一年之前,他还在那里被囚禁过。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消除人们对英国人善意的疑虑,一方面是为了随时掌握广州城内的动静;林则徐当时仍住在城中,充当那几位日内即将到来的钦差大臣的顾问。钦差大臣之首奕山会同第二位钦差大臣隆文以及新任总督祁贡一抵达广州(一八四一年四月十四日),他们便与第三位钦差大臣杨芳以及林则徐举行了一次密议。他们一致认为,广州无险可守,没有足够的兵力把英军逐出现在的阵地,因此大家应当装出友好的样子,直到英军按其计划离开广州北上作战为止;但是远征军一旦离去,他们就要用木桩和装石的沉船把珠江的每一个出口统统堵塞,并重建每一座炮台,准备再度转守为攻。
他们随即把这一计划密奏皇帝。但是消息一向灵通的义律,听到了这个计划的一些风声(一八四一年五月十四日),立即下令将原定次日(一八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开赴厦门和宁波的远征无限期推迟。皇家海军哥伦拜恩号也带来消息(一八四一年五月十日),说伊里布已像琦善一样获罪,而英国人最凶狠的敌人之一裕谦,已接替他在宁波担任钦差大臣。
义律在等待中国方面先动手。但是当他发现三月间曾被攻克并拆除的沙面炮台又将重新配备火炮时,便要求广州当局立即停止这一举动以及其他一切备战行动。义律上校发现他们对他的要求支吾搪塞,便立即(一八四一年五月十七日)从香港调兵。次日(一八四一年五月十八日),英军(计有战斗人员二千六百名)从香港开赴广州,只留下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的一小部分保护香港的居留地。与此同时,广州当局继续假装友好,而从外省调来的大批精兵却每天源源不断地涌入城中。为了迷惑义律和外国商人,署理知府发出告示(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日),劝谕那些因害怕冲突临头而成群离城的百姓安守本业,与外国人照常贸易,不必惊慌疑虑。奕山背着杨芳——杨芳是一员久经战阵的老将,深知英军的实力,因而主张忍耐——秘密布置用火船对英国舰队发动一次同时并举的夜袭。义律得到了这一行动的情报,立即发出通函(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警告英国臣民以及商馆里所有其他外国商人在日落之前撤离广州。晚上十一时,攻击从沙面附近的西炮台开始,那里新近安放了一门五吨重的大炮。一连串火船突然顺着潮水向英国船只冲来。这些火船上的船员携带着臭罐和火球,手执长柄接舷矛。英国哨兵刚一向头一批火船喝问并开枪,中国的炮台和沿江岸的隐蔽炮台便一齐向停泊在江中的英国船只开火,湖南和四川的兵勇则攻打已经无人的商馆,大肆抢掠。杨芳直到攻击开始以后才得知此事。他跺脚咒骂,但是为时已晚。这次攻击完全失败了,因为英国船只全都保持着警惕,早有准备。火船一进入近距离射程,英舰便立即向它们倾泻实心弹和开花弹,然后又把炮口转向那些炮台,炮台很快便被打哑。次日早晨,凡在英舰射程之内的中国炮台都被攻克,一支由一百多艘战船和火船组成的船队被俘获焚毁(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此后两天,英军准备对广州城发动一次协同进攻。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英军先为女王陛下的诞辰鸣放了皇家礼炮,下午则用来征集大批驳船,以便在浅水中运送部队,回击郊外隐蔽炮台不时射来的炮弹,并把部队调往各自指定的位置。傍晚,将近二千人分乘由卑路乍舰长征集来的大型有篷驳船,从沙面沿珠江北支溯流而上,向城的西北门进发。部队在清海村附近登陆,连夜把大炮和炮兵运上岸,拂晓时侦察了附近地形,然后于上午九时(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布雷尔少将的指挥下出发。部队越过泥泞的稻田向西北门方向行进,把乡勇赶在前面,用刺刀攻克了西北门和北门外的四座外围炮台,又以强攻夺取了一座由城墙上的大炮掩护、壁垒坚固的营垒,不过官兵也有相当的伤亡。与此同时,英军向城南郊发起进攻。普拉特少校率领卡梅伦步兵团占领了商馆,而江中的船只则炮轰广州将军的衙署。奕山和杨芳被这些行动弄得手足无措。他们没有料到英军会从西北方面攻城,因为那里的城防最为坚固,他们原本只准备迎击来自南面、尤其是东面的进攻。炮击也在城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而中国的五吨大炮却无法对准英国船只还击。
次日(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大雨倾盆,双方的行动几乎都停顿下来。英军在等待新的火炮和弹药补给;但是到傍晚之前,攻打城墙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十五门火炮已在北面各城门前安放就位。第二天早晨(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当进攻的号令就要吹响的那一刻,部队的行动突然被叫停,官兵们大失所望。消息传来,说义律已经缔结了和约。这项由义律与奕山、祁贡议定的《广州和约》(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以下列条款为基础,即:其一,满洲兵以及外省来的兵勇(他们与本地乡勇之间结有死仇),合计约三万五千人,应立即撤出城外,不得张扬旗帜;其二,钦差大臣们应于六日之内离城,退至至少六十英里以外;其三,在付清下列款项之前,英军不离开广州,也不退出虎门之外,即:六百万元作为广州城的赎城费,须于一星期内付清;三十万元赔偿商馆被抢掠的损失;十一万元给莫斯先生以及英国纵帆船黑玩笑号遇袭事件的其他受害者;二万五千元给西班牙双桅船比尔拜诺号的船主;其四,须作出承诺,在两国之间的事务解决之前,不再重新武装虎门或江内的任何设防地点,并停止一切进一步的备战;其五,广州和黄埔应立即恢复贸易。
可以注意到,义律在这项和约的条款中,既没有明确列入对割让香港的确认(他无疑以为这无需进一步确认),也没有列入对交给林则徐的鸦片的赔偿(他认为这已由他向财政部诸位委员开出的汇票了结)。至于战争赔款,他无疑是把它留待日后同清廷算账,因为清廷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挑起者。满洲方面的史书错误地记载说,义律除了「兵费」之外,还索取并得到了「烟价」;又提出一个颇可怀疑的说法,说义律起初向奕山提议以尖沙咀和九龙换取香港岛,但奕山指出皇帝尚未被奏请同意割让香港,义律便同意把香港问题搁置下来(留待与清廷商讨)。那位修史者因此指责钦差大臣们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对支付烟价赔偿和割让香港两事只字不提。
这十天的战役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州和约》所取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那些唯一曾经顶住英军炮火、又因招致广州人的怨恨而使城中有爆发内战之虞的部队,从此撤离了现场,这是一项明显的利益。把作为一切敌对行动的罪魁祸首的钦差大臣们逐出广州,可望使他们变得比较无害;而省库暂时的枯竭,又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使他们失去了战争的财力。但是《广州和约》所取得的最大利益,在于迅速结束了这场战役,使英军在第一次交锋之后不过几个星期,正当夏季来临之时,便得以腾出身来到北方作战。
在缔结和约后的第二天(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碰巧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的第三连,由哈德菲尔德中尉和两名下级军官德弗罗与伯克利率领,因迷路而在傍晚时分、远离大部队的地方,被成群的中国乡勇包围。这些乡勇看到该连的火枪(没有一支装有击发火帽枪机)被雨水浸透,一再打不响,便手持长矛和钩镰向我们的人发起攻击,而刺刀对付这些兵器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但是这一小连印度兵,约有五六十人,排成方阵,无所畏惧地坚持了好几个小时,虽然火枪无法射击,却英勇地击退了约两千名中国人的连续进攻,直到最后两个连的皇家海军陆战队赶来解围,驱散了乡勇。获救的这一连只死了一人(在他们眼前被砍成碎块),伤了十五人(包括伯克利少尉)。这场发生在三元里村附近、一连马德拉斯土著步兵与几千名乡勇之间的遭遇战,被中国官员大肆夸张,以「三元里之战」的名义绘声绘色地奏报皇帝;皇帝于是讥讽地说,广东的乡民似乎比中国全部正规军的战绩还要大。皇帝的这番话,后来给佛山和广州的乡勇运动以极大的推动。
五个月之后(一八四一年十月三十日),女王陛下对进攻广州的军事行动表示完全嘉许;但是缔结和约的功劳本应归于义律上校,他却似乎没有从国家那里得到任何嘉许或感谢。他凭以为女王陛下取得香港领土的《穿鼻草约》,始终被两国政府置之不理。他通过《广州和约》收回的六百万元,「用以抵减女王陛下政府的正当索偿」,这笔钱足以抵付他为偿付交给林则徐的鸦片而向女王陛下财政部开出的汇票;然而这笔钱并没有用于这一用途,他的汇票遭到拒付,鸦片赔偿问题又被拖延了好几年,而女王陛下却立即从这六百万元中拨出款项,发给在华的海陆军十二个月的全额战时津贴。
义律或许有可受指责之处:他轻信了琦善有意愿、也有能力履行《穿鼻草约》的条款;他匆匆把英军撤出舟山(虽然那里肆虐的可怕死亡率也许可以作为他的辩解);他在履行自己一方的条款之前,没有先取得皇帝的批准。但是这些判断上的失误,本应与他在最令人烦扰、最痛苦的境况之下多年来为国家所作的忠诚而受到嘉许的服务相抵,也应与他在一八三九年冒着生命危险赶去营救被囚同胞时所表现的英勇相抵。勇敢的义律上校,理应受到人们的一切尊崇与纪念。
说来奇怪,伯麦准将从加尔各答回来(一八四一年六月十八日),带来了他已被任命为全权副使的消息;然而倘若那时已有电报通讯,义律早就(一八四一年五月十四日)会得知他和伯麦两人都已被撤换了。伯麦准将回来后几个星期,便与义律上校一同在大台风中(一八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遭遇船难,两人间不容发地逃脱了被中国海盗或兵勇俘获、很可能还会被杀害的命运。义律上校满怀失望,蒙受着不公正的屈辱,与伯麦准将一起离开中国返回欧洲(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一个奇特的巧合:首先正式建议吞并香港、并因此被草率召回的罗治臣爵士所遭受的命运,也落到了这位或许违背本人意愿而促成正式割让香港的人身上。
东印度公司军中的少将、从男爵砵甸乍爵士,已被选定(一八四一年五月十五日)为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兼特命使臣,前往中国,对中国政府执行一项特殊使命。他同时受命担任女王陛下臣民对华贸易的商务总监督,并被授予全权,以谈判并缔结一项条约,解决大不列颠与中国之间现存的争端。为了后一目的,郭富少将爵士和巴加海军少将爵士分别作为在华陆军和海军总司令,与他共同办理。砵甸乍爵士与巴加爵士乘蒸汽巡航舰塞索斯特里斯号抵达澳门(一八四一年八月十日),拜访了澳门总督边度,随即与义律上校、郭富爵士和庄士敦先生举行了几次会商。接着,他派遣他的秘书麻恭少校前往广州(一八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向钦差大臣们和总督递交照会,宣布他以全权公使的身份到任,并警告中国当局,凡有丝毫违犯《广州和约》所订停战条款之处,都将导致广东省内立即重开战端。
这些照会的到达,以及照会中向中国当局所作的明白警告,在广州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士绅们认为,砵甸乍爵士在这些照会中所采取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和毫不掩饰的严厉口吻,与义律来文中那种彬彬有礼、谦恭有加的文风截然不同,是蓄意的侮辱和不堪忍受的耻辱。由此激起的民情,在下一次的科举考试中(一八四一年九月十六日)发泄了出来:署理知府余保纯被考生们哄闹,被当作民贼逐出了考场。百姓此时与他们的官员同仇敌忾,虽然他们本来憎恨这些官员;而官员们在士绅的怂恿之下,决意蔑视砵甸乍爵士的警告,只等香港的兵力一减少,便重建了虎门以内的大部分炮台。但是当他们试图(一八四一年九月)重新武装虎门附近的横档炮台时,隶属于尼亚斯舰长(皇家海军先驱号舰长)所指挥的小分舰队的皇家海军保王号,立即毫不迟疑地摧毁了这些工事。
砵甸乍爵士在抵达澳门的当天(一八四一年八月十日),便发行了一期《宪报》号外,把他的任命和所受使命的性质通告澳门和香港的英国臣民。两天之后,他宣布(一八四一年八月十二日),他此行的首要目标是迅速而圆满地结束战争,绝不容许任何商业利益方面的考虑妨碍这一目标。他在同一份通告中提到广州当局「众所周知的背信弃义」,警告英国臣民现在的停战很可能被打断,告诫他们不要把自己或财产置于中国官员的掌握之中。至于香港的占领问题,砵甸乍爵士在这份通告的末尾声明,他的前任就香港所作的种种安排应继续有效,「直至接到女王陛下对该岛及上述安排的旨意为止」。这几句话清楚地表明,《穿鼻草约》和割让香港,尤其是以女王陛下名义正式占领该岛的举动,至此既未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否定,也未得到其正式批准。一切维持原状,而这在一切实际意义上,就等于对割让香港的默示的暂时确认。
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远征军从香港出发,各船都已做好战斗准备。首先进攻的是厦门。厦门的炮台、城池和内城,连同设防的鼓浪屿,都被攻克(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远征军在厦门留下一支小部队驻守,便开赴舟山;定海在经过一番英勇的抵抗之后,落入英国人之手(一八四一年十月一日)。砵甸乍爵士在重新占领整个舟山岛时,以公开通函宣告(一八四一年十月二日),在英国的全部要求(即先前在天津提出的那些要求)不但得到应允、而且完全付诸实施之前,舟山无论如何不会再归还中国政府。接着,镇海(一八四一年十月十日)和宁波(一八四一年十月十三日)这两座设防的城市也相继被占领。中国军队在镇海作了极其顽强的抵抗。先前曾经拷打并杀害一名英国俘虏(斯特德舰长)的钦差大臣裕谦,眼见大势已去,宁愿自尽,也不肯落入英国人手中。运输船纳尔布达号在台湾海岸失事(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之后,船员和乘客几乎全部在狱中被中国官员杀害。英国双桅船安号失事之后,同样的惨剧再度发生。这些卑劣的行径,主要应由一位名叫达洪阿的满洲总兵负责;它们被当作战场上的大捷奏报皇帝,在全国上下大肆夸耀,达洪阿也因此得到升迁。皇帝接到定海、镇海和宁波失陷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加强天津和大沽的防务(一八四一年十一月一日),并号召全国奋起抗击英国人,毫不留情地把剿灭之战进行下去(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琦善此时获得赦免,再度起用,充当奕经的助手;奕经已被派为钦差大臣(一八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务必不惜任何代价收复镇海。
此后战事暂告沉寂。中国人觉得,中国对天下万邦的至尊地位已岌岌可危,于是精心准备,要以一场较量将这个问题永远了断。英国远征军也在等待援兵,因为疾病已在军中造成极大的伤亡。其间砵甸乍爵士回到香港和澳门,得知广州人几个月来一直竭尽全力,准备早日重开战端。靖逆将军奕山已于一八四一年十月八日招募了大批领饷的乡勇,以守卫广州城,令城中百姓大为苦恼。浩官炮台一带和布伦海姆水道已凿沉石船,以阻塞通往广州的航路。中国的火药局日夜加班赶制,其中广州城附近的一座曾于一八四二年一月十二日意外爆炸。佛山的铸炮厂正在铸造仿照外国式样的精良铜炮。在外国人的指点下新筑了六座炮台,并有一支三万人的军队正在操练洋枪和刺刀的用法。辛好士爵士于一八四一年六月十三日在香港病故后,奈阿斯舰长继任海军高级军官,曾下令扣捕中国船只;砵甸乍爵士制止了这一做法。但与此同时,砵甸乍爵士又一再警告广州当局:只要稍有重建虎门炮台的企图,就必将给广州招来最严厉的惩罚。
战事定于一八四二年三月间重开。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沿海上下各省当局都在大力备战,打算在三月里同时进攻英军在香港、镇海和宁波的阵地,以重启战端。
就香港而言,据中国方面的记载,奕山曾密奏皇帝,称香港只有一支由印度兵组成的单薄守军,又称在纷纷涌入该殖民地的大批华人之中,他已收买了香港华人居民三千名,答应届时起事反抗外夷,而居住在殖民地的其余华人也都渴望重归天朝治下。为了给这场行动物色一位众望所归的首领,皇帝选派耆英,命他筹划对香港全体外国人的一场突然屠杀。与此同时,御史苏廷魁上奏朝廷,称此时正是全面进攻英国在华阵地的大好时机,因为尼泊尔人已在印度对英国人开战,英国在华的统帅因此不得不派遣许多船只前往印度,援救那里的同胞。皇帝于是命耆英立即前往广州,以便指挥对香港的进攻;但他启程不久又被召回,因为皇帝得知南京正受到英军的威胁。预先商定的对英军宁波、镇海阵地的进攻随即于一八四二年三月十日发动,但归于失败。英军不但立即击退了各路进攻,而且转守为攻,先后攻陷慈溪县城(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和乍浦(一八四二年五月十八日),并向北朝南京方向推进。由于耆英被召回,加上英军节节进逼,原定在香港发动的起事也就落了空。本地报纸曾一再提到有人图谋进攻香港的传闻(一八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及七月二十八日),但欧洲人社会对此并不置信。尽管如此,哥克兰海军上将和布雷尔将军仍认为审慎起见(约在七月中旬),应当率一支小舰队溯珠江而上直抵黄埔,以示反制。这一措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香港的英国居民始终不知道他们曾躲过了一场多么严重的危险。
奕山和两广总督自一八四二年二月起与法国人展开了谈判;或者,假如满洲人的史录(庄延龄先生曾译出其中一部分)可信的话,则是法国人硬要替他们建造兵船以对付英国人。奕山和祁贡曾与法国驻广州领事沙来先生以及真盛意上校(后者刚为通商事务来华)多次会晤。沙来先生的用意,或许只是要提出由法国政府出面调停,以议定和约条款,而真盛意先生则是在为法国的军火制造商兜揽订货。奕山把法国人表示愿意援助的情形奏报了皇帝,但又补充说:「夷情叵测,或竟阴助英夷,代为窥探我之虚实,亦未可知。」那位满洲史家又记述说:「佛兰西人自二月至六月逗留不去,候我示下,终于六月驶往吴淞,而英夷已深入长江矣。」然而,就在广州官员对真盛意上校所代表的这第一个财团心存疑忌之际,广州一位富有的绅商潘仕成却得到皇帝的准许,聘用真盛意上校从法国订购若干兵船、枪炮和水雷(水雷当时还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东西),以对付英国人,并依照真盛意的建议,整顿广东全省的水师。
然而这些密谋为时已晚。正当广州人在耗费公私资财,购置新式而昂贵的军械之际,在华中的英国远征军已迅速结束了这场战争。吴淞(一八四二年六月十六日)和上海(一八四二年六月十九日)相继陷落之后,中国钦差大臣提出议和条件。砵甸乍爵士已于一八四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重返远征军,他告知对方英国的要求是什么,但拒绝与钦差大臣进行任何谈判,除非他们先取得皇帝授权,答允这些要求。砵甸乍爵士还于一八四二年七月五日发布了一道公开告示,向中国百姓说明英中两国之间真正的争端所在。这道告示列举了四项控诉和三项要求。四项控诉是:其一,两百年来英国商人一直忍受广州官员接连不断的虐待,而一八三九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更使这种一贯的虐待登峰造极:他不去拘拿真正涉及鸦片贩运的中外犯人,反而强行禁锢一名英国官员和众英国商人,以死相胁,勒逼他们交出当时在中国的全部鸦片,以邀皇帝的恩宠;其二,北京的大臣们「全无信义」,在订立停战协议并派琦善到广州议定和约条款之后,忽然改变主意,以奕山取代琦善,展开一场剿灭之战,从而迫使英国人攻取虎门炮台,迫使广州城本身屈服,并向其索取赎城费,以惩罚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其三,钦差大臣裕谦以及达洪阿等高级官员,曾将遭遇海难的英国人施以酷刑并加以杀害,却把这种对手无寸铁之人所犯的残暴罪行,当作战场上的胜利奏报皇帝;最后,其四,广州当局企图独占对外贸易的利益,通过行商向外国商人勒索非法的款项,却以种种不实之词向皇帝隐瞒一切。英国据此理所当然有权提出的要求是:其一,赔偿损失和费用;其二,两国官员之间以平等地位进行友好而得体的往来;其三,割让海岛领土,以供通商和商人居住之用,并作为防止今后再起侵犯行为的保障。
这番诉诸全国民众良知的呼吁,这番在中国舆论面前对满清政府的弹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许多中国人自己所承认的,它如实揭示了中英冲突的真正症结:冲突起于中国官员对待外国人的方式,这些官员行事以中国绝对至尊为前提,无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此外,这道告示既为割让香港和占领舟山提出了理由,也把鸦片问题放在了它在第一次中英战争史上实际所处的那种偶然的、外在的位置上。
正当英军稳步向镇江和南京推进之际,北方的中国官员和百姓人心惶惶。英国的战略、武器和纪律远胜于中国最好的军事资源和努力,这一点已令举国上下痛苦地看得一清二楚。在沿海各省,舆论开始转向主张与英国人议和,因为百姓惊奇地发现,英国人的军事行动只限于对官军施以惩戒,而对百姓本身则尽可能加以宽免。奕山此时奏报皇帝,说广州人都已与外夷串通一气。一股绝望之情开始笼罩中国的大臣、官员和将领;而一八四二年七月八日,正当英国舰队向南京进发之际,又发生了一次日全食——按照中国人的迷信,这向来是国家将有大难的征兆——于是他们更是陷入一片惊慌。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镇江陷落,大运河的咽喉,也就是华北粮食供应的主要通道,落入了英国人手中。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于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再度提出议和,但又一次被告知,须先去取得皇帝对英方全部要求的批准,然后才可以前来商议细节。远征军继续稳步向南京挺进。一八四二年八月九日,部队在离南京数英里处登陆,进行了侦察;两天之后,即一八四二年八月十一日,进攻南京城的一切准备均已就绪,这时中方请求停战,以便取得皇帝对英方所提各项要求的批准,从而在此基础上缔结正式和约,英方予以允准。各项条款于一八四二年八月十三日由专差送往北京;专差带着皇帝的批准返回之后,由砵甸乍爵士代表大英女王陛下为一方,由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代表中国皇帝为另一方,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隆重签订了《南京条约》。次日,麻恭少校携带条约的一份副本启程前往伦敦,以便尽早取得女王陛下的签署;另一份副本则立即送往北京,两星期后,即一八四二年九月十五日,带着皇帝的签署送回。
《南京条约》所议定的各项要求如下:一、中英两国和平友好;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岸,准许英国商人及其家眷居住,并归英国领事官员行使治外法权管辖;三、割让香港;四、赔偿鸦片款六百万元;五、偿还行商所欠债务,计三百万元;六、赔偿军费一千二百万元;七、上述各款均须连同年息五厘,于规定期限内付清;八、释放全部战俘;九、凡在战争期间曾为英国人效力的中国人,一律予以大赦;十、订立公平而有定则的进出口税则及过境税;十一、官方往来文书须使用确定的平等字样;十二、英军在一定条件下撤出南京、镇江、镇海、舟山和鼓浪屿;十三、条约批准书应尽快互换。这项条约值得注意之处,与其说在于它所包含的条款,不如说在于它所遗漏的条款。条约对于鸦片贸易是禁止还是弛禁,只字未提。这场战争本不是为鸦片而打的。因此,中国理所当然地被留下自行决定,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鸦片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条约未能依照一八四一年二月三日外交部训令的本意,为香港的华人居民争得与中国内地自由通商往来的权利。这样一来,满清官场竟莫名其妙地被听任自由,可以随意左右香港作为华人聚居之地的兴衰成败。
在议定上述条约第三款的内容时,钦差大臣告诉砵甸乍爵士,割让香港一事早已得到皇帝批准,无须再加确认。但砵甸乍爵士希望把割让香港一事重新加以讨论,并且,正如他本人后来在一八四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致英国商人委员会的书面说明中所述,他曾告诉钦差大臣:「英国政府占有香港,绝不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任何不利影响,因为英国政府无意在那里征收任何种类的关税」,又说「香港只应被视为一种关栈,商人可以把货物安全地存放在那里,直到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再卖给本地华商,或运往中国某一口岸或地方出售。」
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它表明,香港作为自由港的性质,正是《南京条约》第三款以及此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王室所依据的先决谅解。因此,香港自由港地位今后是废止还是保留,绝不是一个可以任由殖民地政府或英国本国政府自行斟酌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英国本国政府受砵甸乍爵士所谈判的《南京条约》的绝对约束,必须使香港港口保持免征任何种类的出口税或进口税。
正是基于这一谅解,中国政府在砵甸乍爵士明确同意之下发布了一道上谕,准许所有船只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自由往来,不受限制,只须在货物运往或装运出口的中华帝国境内口岸,缴纳依法应缴的出口税或进口税,以及船钞或港口费。中国政府既然依照砵甸乍爵士关于香港将保持自由港地位的承诺行事,英国政府看来就有信义上的责任,维护香港自由港地位不受侵犯。
关于割让香港的那一款原文如下:「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这里所举应割让香港的理由颇为奇特。它似乎更像是义律而不是砵甸乍对于一块名为香港的英国属地存在理由的看法。倘若我们发现,《南京条约》第三款的英文本竟是《穿鼻草约》相应条款中文本的逐字翻译,那也不足为奇。倘若一八四三年时英国商人在中国沿海另有一处地方设立船坞和船坞物料仓库是「显然」必要的,那么十分奇怪的是,虽然马地臣家族、斯当东家族、罗治臣家族以及其他人等从一八三三年到一八三六年竭尽全力证明这种必要和可取,巴麦尊勋爵和内阁、议会和国民却始终未能被说服。何况,当时显然需要的,与其说是船坞和船坞物料仓库,远不如说是一种附有住宅的关栈,使其不受中国官员的贪婪、腐败和压迫所及。而且,到起草《南京条约》这一奇特的第三款的时候,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殖民地,而不仅仅是一处通商站或船坞了。
中国既已受到《南京条约》各项条款的惩戒和屈辱,人们或许会以为,中国人这下终于学会了永远放弃他们凌驾于一切外国之上的主张。然而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这一命题若就宗教意义而言,全人类本应乐于认同——这种说法在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辞令中,却作为中国政治至尊的意义,根深蒂固,以致《南京条约》缔结后不到四个月,皇帝便于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颁发上谕,命伊里布「会晤砵甸乍,即行明白晓谕:天朝抚驭外夷,向以一视同仁为本,与抚育赤子无异。」这句外交上的空话可谓登峰造极——之所以说它像是空话,是因为皇帝曾为台风在香港造成的人命伤亡而幸灾乐祸,又曾嘉许达洪阿所犯下的大肆屠杀——对此,砵甸乍爵士郑重其事地作了答复。他立即告知皇帝:他的君主英国女王「除上帝之外,不承认有任何在上者或统治者;女王陛下之尊严、权力以及普施之仁德,举世公认不亚于世上任何君主,唯有女王陛下之信义,以及履行其御前承诺与约定之殷殷用心,堪与之相比。」经砵甸乍爵士这样不动声色地教训一番之后,中国官员不但小心翼翼地在外交文书中删去他们惯用的那些表示中国政治至尊的套语,而且两广总督祁贡竟然用起了「两国」这个字眼——而在义律的时代,这个字眼曾激起总督邓廷桢的怒火和讥讽——并于一八四三年四月十六日致函砵甸乍,坦然承认「两国现已和好」。
《南京条约》缔结的消息传开,全中国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各地的备战立即停止。事实上,沿海各地官方所采取的措施清楚表明,各省当局真心决意信守并切实履行条约的各项规定。在广州,乡勇于一八四二年十月十三日解散,所有临时炮台也都拆除。诚然,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广州曾一度发生民众骚动,起因是传闻河南一带的地段将被划出,供外国商人及其家眷建造住宅;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七日,一群暴民袭击了各商馆,并将其部分焚毁。但就在第二天,郭富爵士前往广州调查情况时,骚动已完全平息。在这场民众情绪的发作之后不到两星期,中国显然决意遵守《南京条约》,于是陆海军部队被遣回英国,五十多艘运输船和兵船于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驶离香港港口,踏上归途。战争结束了。太平盛世已经来临,如今香港的使命,就是平息过去的仇怨,并在未来巩固两国之间的友谊。
一八四三年一月,砵甸乍爵士立即着手完成他那成功的外交使命的其余部分,议定税则和通商章程的细节。为此,他经常与一个代表英国商人的委员会磋商,委员会成员有马地臣、布雷恩、汤姆森、伯恩和利文斯顿诸位先生。伊里布于一八四三年三月四日死后,耆英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之首,人们当即预见到,他将与砵甸乍同心协力,议定一切细节。两广总督祁贡也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于一八四三年四月十六日欣然接受砵甸乍的提议,与他合作,取缔当时在珠江上进行的大规模走私活动(其中部分是由英国船只进行的),这些走私是在粤海关监督手下胥吏的纵容之下进行的(这一点总督本人也承认)。在耆英到达之前,钦差大臣的另外两位成员黄恩彤和咸龄于一八四三年五月十一日访问香港,他们被随意引见给香港社会各界,两度与砵甸乍爵士共进晚餐,乘马车(这是第一辆驶过峡口的马车)前往跑马地游览,在摩理臣山上的马礼逊教育会学堂度过一个晚上,观看了诺尔斯少校指挥的炮兵检阅,又目睹砵甸乍爵士为巴加爵士授予巴斯大十字勋章的仪式,然后返回广州,对英国文明倾倒备至。耆英于一八四三年六月四日到达之后,麻恭中校——他此时已从伦敦返回,带来了女王陛下签署并盖有英国国玺的《南京条约》——随即于一八四三年六月六日前往广州,邀请耆英到香港互换条约批准书。耆英应允所请,于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偕同咸龄和黄恩彤来到香港;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批准书的互换仪式在总督府(当时位于监狱上方的山坡上)隆重举行。仪仗队列队侍候,大批居民到场观礼,就在互换批准书的那一刻,鸣放皇家礼炮,各炮台和港内船只鸣炮相应。接着,麻恭中校当着钦差大臣的面宣读了女王陛下的告示,宣布香港为英国王室属地。随后,耆英退席之后,又宣读了女王的委任状,任命砵甸乍爵士为香港及其属地总督。晚间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庆典至此结束。
四个月之后,砵甸乍爵士与钦差大臣议定了一项补充条约,即所谓《虎门条约》,由耆英和砵甸乍爵士分别代表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王两位君主,于一八四三年十月八日在虎门寨签订。这项补充条约除了详细规定五个通商口岸应遵守的全部通商章程之外,还有几款专门涉及香港;条约各项规定与载入原《南京条约》者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和效力。
第九款规定了引渡罪犯的办法,订明凡中国罪犯及违法之人,逃往香港,或逃到英国兵船或英国商船上藏匿者,一经证实其罪或本人认罪,即应交出。第十四款为切实防止海盗和走私起见,规定由英国政府派一名官员,查验所有前来香港买卖的中国船只的船牌和执照;凡未持此种船牌或执照而到达香港的中国船只,即视为未经准许的船只或走私船只,不准贸易,并须报知中国当局。第十五款规定,香港华人居民所欠的债务,可通过英国法庭追讨;如欠债人逃入中国境内,则可通过驻在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追讨。第十六款规定,粤海关监督应将发给前往香港的中国船只的执照,按月造册送交香港相应的英国官员,香港的英国官员亦应按月将同样的清册送交粤海关监督。第十七款规定,往来于香港、广州和澳门之间的小船,如只载运乘客、信件或行李,而不装载任何应税货物,则免缴一切港口费用。上述各款中,凡涉及由一名英国官员在香港代办中国税务缉私工作的那几款,实际上会把中国与香港的贸易限制在五个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因此本国政府和本地商界同样都不赞成。始终未曾委派过这样一名英国官员,而十五年之后,即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整个补充条约被正式废止。中国政府后来试图通过所谓的「香港海关封锁」,来达到那两款(第十四款和第十六款)所追求的目的;而那两款所指派给英国官员的职责,今天则由设在香港的九龙关的英籍职员履行。
至于《南京条约》中规定由中国政府赔偿鸦片款六百万元的那一款,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伦敦宪报》发出通告,凡有权获得赔偿者,即持有义律上校于一八三九年为英国人所有之鸦片所发凭证者,可于一八四三年八月三十日或其后,前往财政部申领款项,每箱赔偿标准如下:巴特那鸦片六十六英镑七先令一便士;麻洼鸦片六十四英镑十一先令二便士;贝拿勒斯鸦片六十一英镑十一先令三便士;土耳其鸦片四十三英镑三先令五便士。这一办法是根据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七十八天内广州的平均成交价格制定的,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因为据称,商人们在拖延了四年之后,所得到的还不到他们当初直接向东印度公司购买鸦片所付价款的一半,此外还损失了四年的资本利息。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辩称:当钦差大臣林则徐没收鸦片之时,市场存货过剩,根本无法出售;倘若林则徐没有销毁鸦片,而是把它退还给商人,他们也绝不可能卖到接近他们最终所得的价钱。
第十二章义律上校治港
公元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日
上一章已将香港割让予英国王室一事所牵涉的政治事件略述梗概,现在我们接续叙述香港的内部历史。
就在穿鼻草约议定的当天(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义律上校在澳门发出一道通告,致英国女王陛下的臣民,告知香港岛及其港口已割让予英国王室。香港割让的消息由进取号轮船带回英国,该船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离开中国。义律上校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的通告中说明,女王陛下政府在中国并不谋求任何专为英国船只和商人独享的特权,因此他向前来女王陛下香港属地的各外国臣民、公民及船只提供英国国旗的保护,不过是尽其职分而已。这样一来,便向其他各国的所有商人发出了普遍的邀请,请他们利用这个拟议中的英国新商埠来经营商务。与此同时,义律上校明白申明,凡对中华帝国应缴的一切正当规费与关税,均须照常缴纳,一如贸易仍在黄埔进行。中国政府仍可自由处置香港,在殖民地的港口和界限之外,对出入中国领土的货物征收规费与关税。义律的本意大概也就仅止于此,在这几方面,他只是让香港取得了澳门长久以来所处的那种地位。
香港岛既已为设立商埠之用,以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名义正式占领(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义律上校以英国在华商务总监督的身份,并持有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国玺所授的全权,执行女王陛下驻华专员、代理人及全权公使之职,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发布了他在本地的第一道告示(不过告示原件所署日期是一八四一年二月二日)。在这道告示里,义律上校先对女王陛下的各项权利、王室特权与优免权作了应有的保留,随即宣布:在女王陛下另有旨意之前,本岛政务由担任英国在华商务总监督一职的人员执掌。义律上校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这道告示的第二项要点,是为香港确立了两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以及两套各自独立的司法法典。本岛土著以及所有前来香港的中国人,在女王陛下另有旨意之前,均依中国的法律与习惯治理,惟一切刑讯概予废除。至于本岛土著及中国人以外的一切人等,则归当时在华施行的刑事及海事司法管辖,并依英国法律的原则与惯例,享有充分的安全与保护。这种自然而然的一分为二,在这个居留地初创之时,便反映出中国与欧洲两种文明体系根本上的互不相容:它设立了两种各自独立的统治形式和两套各自独立的法典,与即将在香港定居的中国和欧洲两个各自独立的社群相对应,而这两个社群一来便着手把市镇划分成欧洲人区与华人区。然而对于这种暂时施行的一分为二,女王陛下的旨意后来陆续颁示,通过专门的条例与行政规章,逐步扩大英国统治形式的范围与英国法律的适用。不过这一过程是审慎而渐进的,随着欧洲与中国这两个本地社群在英中两国思想方式、生活方式与教育方式彼此缓慢交融的过程中,一点点相互接近而推进。这一过程(虽然几乎难以察觉)至今仍在进行;但凡行政规章和法律条文跑得太快,超出了这种极其缓慢的种族融合过程所到达的阶段,便无一例外地证明是全然徒劳的。这种融合,与其说有赖于王室权力的行使,不如说更有赖于英国式教育、英语的使用以及英国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人在公正的治理之下,是世上最驯顺的民族;然而每当殖民地的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冒冒失失地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习俗发生无法调和的冲突,他们便显得完全桀骜难驯。
第二道告示于一八四一年二月一日由总司令伯麦爵士与女王陛下全权公使义律上校联名发布,告知所有居住香港的中国人:本岛现已成为女王陛下领土的一部分,他们既居住岛上,便都是英国女王的臣民,对女王及其官员须尽本分、守服从。告示还补充说:「兹以女王陛下仁慈之名,承诺保护居民不受任何敌人侵害;并保障居民自由奉行其宗教仪式、典礼及社会习俗,安享其合法之私有财产与利益。」须注意的是,在这一条款中,不但略去了「在女王陛下另有旨意之前」这一惯常的保留语,而且代之以一句明确的申言,说这项承诺是「以女王陛下仁慈之名」作出的。无论如何,在殖民地的全部历史中,女王陛下从未颁示任何旨意,违背此处向中国这些半开化的异教徒所担保的宗教与社会宽容的正当原则;而正是这一点,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吸引他们纷纷涌入香港、在岛上定居。同一道告示,在前一道告示所说在女王陛下另有旨意之前,香港华人依中国法律、习惯与惯例治理(惟一切刑讯概予废除)这条规定之外,又加上一项细则:在女王陛下另有旨意之前,香港华人由各村父老(即地保)治理,受英国裁判官节制。关于这一点,女王陛下的进一步旨意直到许多年后才颁示(一八五八年第八号条例),当时曾试图发给地保官俸,以改善地保制度的运作。若干年后,此项措施证明无效,政府便索性将地保制度全盘废弃。然而,这一制度如今在官方虽已不被承认,并已由华民政务司署取而代之,中国人却仍在暗中忠实地奉行他们自己的那一套。时至今日,市区的华人仍受他们自己的头人(即东华医院董事局)管辖,乡村里的居民也仍一如既往地由他们的父老治理。
关于商务,这同一道告示声明:「前来香港港口贸易之中国船只与商人,兹以英国女王之名,豁免向英国政府缴纳任何规费或关税。」但告示又补充说,政府的旨意将随时以续发的告示宣布。
据宾汉姆中校的说法(这一说法看来并不准确),穿鼻草约的条款中还包括由中国人将「九龙半岛」(大概仅指尖沙咀)作为中立地带交出;宾汉姆当时是女王陛下摩底士底号军舰的上尉大副。宾汉姆先生还说,穿鼻草约遭到清廷否认之后,九龙半岛便由英军「凭征服之权」占据,并在「维多利亚炮台」(大概位于今日兵房所在之处)驻扎一支守军,那里还存放了许多军需及其他物资。
一八四一年二月间,有好几批英国和其他外国的商人与传教士从澳门过来,察看香港的条件,并为货栈和住宅挑选地段。到一八四一年三月底四月初,棚屋、苦力的竹棚、粗陋的仓房(叫作货仓)、华人店铺的摊档、欧式平房以及各式各样的房屋都开始建造起来。据罗森先生的证言,香港最早建成的建筑,据说是林赛洋行所谓的奥尔巴尼货仓(在春园附近)。接着兴建的是东角的建筑,怡和洋行便在那里立足。后来,跑马地以及沿山坡直到今日市中心一带,也零零星星地盖起了房屋。陆军和海军当局开始在西角安顿下来,在山坡上建造营房(在今日感化院的位置,后来又在费尔利亚上方),又在海边建了大型海军仓库(在今日煤气公司厂址附近);而英国商人起初是打算把跑马地作为主要商业中心的。然而,华商对跑马地的风水心存忌讳,加上一种格外凶险的热病,几乎使那一带的每一座欧式房屋一有人入住便人去楼空,商业区于是逐渐向西迁移。人们不久便发现,那些向西南、东南以及北面敞开、通风无阻的山坡地段,较少受到最凶险的疟疾侵袭,于是这些地段上很快便星星点点地建起了单薄的欧式房屋,起初大多以棕榈叶覆顶。还有若干木屋是从新加坡运来,架在砖砌或石砌的底层之上。但起初由私人建造的坚固建筑,只有马地臣先生下令在东角兴建的一座住宅和几座货仓;当大多数人还怀疑这个殖民地能否长久的时候,他已经预见到了它的永久。修筑道路和兵营(由远征军的工兵部队承建)以及建造商行房屋所需要的本地石匠、泥水匠、木匠和搭棚工人来了之后,紧接着便有大批华人涌入:粮食杂货商在今日中央街市附近定居,那里不久便被称作「市集」;家具商、细木匠、柜匠以及古玩店,则聚集在今日海军船坞对面,以及今日皇后大道东一带,那里当时叫作「广州市集」。打零工的苦力则在太平山、西营盘和尖沙咀的茅屋里安下身来。但华人人口中占比例最大的,是所谓的疍家,即水上人家。他们是华南的贱民,与广州商馆外国商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以致广州当局过去每年都要发布告示,告诫外国人提防这些人的败坏风气。这些疍家人,自公元一七三〇年起,被中国法律禁止上岸定居,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又因习俗所限,不得与其他百姓通婚;自东印度公司最早的年代起,他们就一直是外国人可靠的盟友。在中国政府宣布此类行为为大逆不道、动辄处以极刑的时候,他们照样为英国的军舰、运兵船和商船提供引水人和粮食补给。他们是广州外国商馆以及停泊在伶仃、金星门、铜鼓和香港湾的英国船只的依附者。这个居留地一开办,他们便涌进了香港,起初携带众多家眷住在港内的船上,后来逐渐上岸定居。从那时起,他们几乎一直垄断着引水人和船员的供应、鱼类买卖和牲畜买卖,可惜也垄断着贩卖女孩和妇女的勾当。说来也怪,居留地初创之时,估计约有两千名疍家人涌到香港,而如今他们的人数也还是差不多;这是因为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趋势,宁愿在岸上而不在水上定居,并且讳言自己的疍家出身,以便与广大华人社会平起平坐地相处。香港的混血人口,从殖民地开埠之初直到今天,几乎全是这些疍家人的后裔。不过,正同疍家人本身一样,他们也幸而处在一个不断被重新吸收、融入殖民地华人居民主体的过程之中。
除了华人粮食杂货商、手艺人、苦力和水上人家这样自发地涌入之外,一八四一年初还开始了一股自然而然的贸易动向。倘若战事旷日持久,或者倘若中国官员和香港政府的政策容许它延续下去,这股动向本会使澳门和广州的大部分帆船贸易逐渐转移到香港,使香港成为整个广东沿海的贸易中心,乃至全部对华贸易的大货栈。关于这一点,我们有马地臣先生的宝贵证词(一八四七年五月四日在下议院特选委员会作证):「在我们占领香港之前,以及占领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往来于广州与东部沿海之间的本地商船全都经过这个港口,并且通常在此停泊。最早一批欧洲人在香港定居时,中国人表现出种种愿意前来此地的意向,此地很有希望成为一个贸易兴盛的地方。沿海来的帆船在这里配齐货载,而不再前往广州和澳门;这些货物包括鸦片、棉布衬衫料、少量羽纱及其他呢绒,以及海峡殖民地的土产,如胡椒、槟榔、藤条等等。」另一位从前在广州和香港经商的商人威廉·斯科特先生,也作了类似的证词(一八四七年五月十八日),大意是说,起初,体面的华人店主以及其他有用的人等,对来到殖民地丝毫没有不情愿之意。麻恭中校的证词(一八四七年六月一日)也证实了上述说法。他说:「不过几个月,便兴起了广泛的贸易,岛上售出了大量的匹头货,再由本地船只运往大陆。小船每时每刻都往来于广州与香港之间,载运那些在广州凭样品售出的货物;每天又有船只从北方开来,为其他口岸采办货物。」马地臣先生和麻恭中校还都说到,这种来得颇为突然的兴旺局面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大约两年之后(一八四三年),又同样突然地出现了逆转。依我们自己的看法,这股早期的贸易动向,不过是一八四一年的战事干扰了珠江上的帆船贸易所产生的自然结果。帆船贸易一度被吸引到香港,一八四二年宣布议和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归原来的渠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倘若香港始终坚持自由贸易政策,殖民地本来是可以留住大部分帆船贸易的。
随着军队从舟山撤回,香港港内又开始挤满了军舰和运兵船;一八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香港召开了一次海军调查庭,查究一八四〇年驻扎舟山的部队死亡率异常之高、损折惨重的原因。
一八四一年五月一日,第一期《香港政府宪报》问世,预示着人们期望这个新居留地将会迅速发展。在这份《宪报》的创刊号上(当时还是在澳门印刷的),义律上校以执掌香港政务者的身份宣布:在女王陛下另有旨意之前,他已于一八四一年四月三十日任命第二十六团卡梅伦步兵团的威廉·坚上尉为香港岛总巡理府,负责维持治安、保护生命财产;对一切非华人居民(陆海军人员除外),依英国警务法的习惯与惯例行使权力,对一切华人居民,则尽可能依中国的法律、习惯与惯例行使权力,惟一切刑讯概予废除。但凡须处以四百元以上罚款、三个月以上监禁,或鞭笞须逾一百下,或须处以死刑的案件,均须呈交政府首长裁决。坚上尉同时被任命为监狱总管,监狱是仓促建成的;但由于华人所犯的一切轻罪,都动辄以竹板责打了事,所以只要这套用竹板粗略便捷地执行司法的办法一直通行,监狱虽小,却从来不曾拥挤过。
下一期《宪报》(一八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刊布了香港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然而由于某种笔误,赤柱这个居民从未超过几百人的小村,竟被记作有中国居民两千人,于是得了一个不实的名目,称为「(香港的)首府,一个大市镇」。其实它从来不是这种样子。照此更正这第一份人口表,便可知一八四一年五月香港共有中国居民五千六百五十人,即散居于二十个小村、以筲箕湾和黄泥涌为最著的村民与渔民二千五百五十人,市场内的华人八百人,在港内船上栖身的华人二千人,以及来自九龙的苦力三百人。普查又载明,当时尖沙咀(不在普查之列)的人口有华人八百名。
义律上校治下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宣布香港为自由港,这实际上构成了把贸易吸引到香港来的最有力的诱因。义律上校在澳门发出一道告示(一八四一年六月七日),通告广州以及帝国各地的商人与贸易者:他们及其船只可以自由来往香港港口并在此贸易,将受到英国高级官员的充分保护,而且「香港既地处中华帝国之海岸,英国政府对进出口货物亦不征收任何税费」。义律上校这番话,似乎是把香港位于中国水域之内这一地理事实,当作香港港口存在的理由。虽然我们并无更多的根据来作此推断,但也不无可能,义律曾怀有这样的想法: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界外的中国水域,对一切进出香港港口的货物征收关税。倘若如此,那么他一面承认该岛为女王陛下的属地,一面实际上却把香港当作中国的一个开放口岸来看待了。后来砵甸乍爵士将英国属地香港与依《南京条约》开放的中国五口截然分开,才纠正了这一看法。
义律此时已有理由相信,在香港岛上建立永久的居留地最终会得到本国政府的正式批准,这从下面一事可以看出:他这时登出广告(一八四一年六月七日),宣布「于本月十二日星期六」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一百幅临水地段的年地租,另有一百幅市区或近郊地段」。由于许多商人已向本地人购买了土地,义律上校同时通告他们:同本地人商订割让土地的事宜,只能经由政府委派的官员办理,一切本地的土地占用者都须证明其业权。原先打算在这第一次土地拍卖中出售相当多的地段,分布于今日皇后大道的南北两侧,此时都已大致打桩定界。但结果发现,赶在拍卖之前(虽然拍卖已由六月八日延至十一日)能够勘测并打桩定界的,不过四十幅地段,全都位于皇后大道以北的海边,每幅临海一百英尺。其中六幅留归官有,一幅未能售出,其余三十三幅以十英镑为底价,于一八四一年六月十四日售出,平均每幅七十一英镑,价格自二十英镑至二百六十五英镑不等。这三十三幅地段合计面积不过九英亩略多。投得的年租总额为三千零三十二英镑,平均每千平方英尺七英镑八先令六便士,折合每英亩每年三百二十三英镑以上。这次拍卖的原则有些含混不清,但一般理解为:倘若本国政府批准这种租用方式,所投的便是每年的地租,附带的条件是预付一年地租,并缴纳保证金五百元(不过政府从未索取),以担保买主在六个月内至少花费一千元在该地段上兴建房屋或作其他改良。
关于这第一次土地拍卖,记录中留有几种批评。砵甸乍爵士说(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义律上校打算采用的那种租用方式毫无先例,也站不住脚;后来(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又补充说,义律上校本无任何权力处置公地。马地臣先生(一八四七年五月四日)则认为,倘若拿出足够数目的临海地段来拍卖,价格不会比十英镑的底价高出多少,只因地段数目与竞投人数太不相称,激烈的争夺才把某些地段的价格抬到一百英镑以上,而这一平均价后来竟被政府(不公道地)沿用为地价的标准。买主们虽然有些过于乐观,却也真诚地相信,他们日后有权按当初买地的价格取得永久租约,因为义律上校曾致函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一八四一年六月十七日),表示他打算「促请女王陛下政府,或按最近的价格以一两年的地价将土地作为永久业权出让,或今后对土地只征收象征性的地租,倘若这种租用方式继续施行的话」。后来(一八四三年四月十日)得知政府只肯批出七十五年的租约,香港商人便有了一桩实实在在的冤屈,此后他们孜孜不倦地坚持申诉,直到把它提交到国会为止。
这些地段的买主,可以算是香港最早的英国移民,计有下列商号或个人:怡和洋行;希尔吉巴伊·鲁斯通吉;颠地洋行;麦维卡洋行;吉梅尔洋行;约翰·史密斯;鲁斯通吉;格里布尔与休斯洋行;林赛洋行;胡克与莱恩;霍利迪洋行;莱顿洋行;因义士与弗莱彻洋行;詹米森与豪;福克斯与罗森洋行;特纳洋行;罗伯特·韦伯斯特;格利;查尔斯·哈特;拉金斯船长;罗伯逊;摩根船长;迪罗姆洋行;佩斯通吉·考瓦斯吉;以及弗拉姆吉·詹姆塞特吉。拍卖之后,货仓和房屋纷纷建起,又筑了一道海堤,堤旁的道路从此(仿照澳门的叫法)称为海旁。最先用作商行楼宇和商人私宅的,有以下各处:西角、跑马地、春园、今日海军船坞(广州市集)一带;今日太古洋行、香港大酒店、《德臣西报》、香港大药房(其历史可追溯到一八四一年)所在的地址;云咸街以下的山坡;砵甸乍街、皇后大道中(市场);歌赋街以下围有一道环形篱笆的地段(仁记洋行);乍畏街(最早的华人匹头生意在此落脚),街尽头即上市场;国家医院的地址;以及西营盘。
义律上校因《穿鼻草约》遭到否认,广州那边的事端正在酝酿,须他亲自留意坐镇,于是委派商务副监督庄士敦先生署理香港岛总督。庄士敦先生遂于一八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代义律上校主持本地政务,由中文秘书马儒翰先生襄助。这三个人都出身于东印度公司,他们对于维护自由贸易原则与这个新殖民地日后的福祉关系何等重大,理解得何等浅薄,从下面一事便可看出:庄士敦先生在他最早的几件公文之一中(一八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经义律上校同意,转呈了马儒翰先生拟定的一项建议,主张在英国对由香港输入的茶叶征收每磅一便士的差别关税。所幸这一不祥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但香港此时却进入了一段凄惨的日子。随着开辟山坡梯级、修筑道路、开挖屋基等工程的进展,一种特殊的疟疾热病到处蔓延,从此被称为香港热。凡是初次翻开的土地,先在烈日下暴晒一段时日,继而又遭大雨浇淋,这种热病便随之而起。驻扎在西角、今日费尔利亚上方(那里的营地界线至今仍可辨认)及其下方的军队,受害尤为惨重。但在同一座山脚下名为西营盘(字面意思是西边的英国营盘)的地方居住的华人,同样深受其害。欧洲侨民中死亡也成了常有之事,医院只得仓促搭建,第一座坟场(靠近今日皇后大道东上方的圣方济各小堂)开始填满。海军高级军官辛好士爵士因热病去世(一八四一年六月十三日),使整个侨民社会笼罩在一片阴郁之中。
而且,这一场疫病的爆发,不过是随后横扫这个殖民地的一场可怕台风的前兆。一八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夜间,港内和岸上的新居留地呈现出一幅令人心碎的惨烈奇景。那些过于拥挤又建造粗劣的医院全被夷为平地,草席屋、摊棚和陋屋都被摧毁,碎片在空中飞旋。岸上几乎每一座平房或房屋的屋顶都被掀去,外国船只六艘全毁,四艘被冲上岸,二十二艘折断桅杆或受到其他损伤,而港内疍家船民的死亡尤为惨重。在那可怕的一夜里,外国侨民普遍的感觉是「香港的末日似乎就要来临了」。然而,台风一过,人人都以丝毫不减的干劲动手修复损坏。病人被送上临时布置的水上医院,营房、草席屋、平房、货仓、摊棚和小屋很快又能住人了。当台风折返,于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夜间再度袭击香港,又一次把每一座不牢靠的建筑夷为平地时,香港居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他们此后开始建造一种新式的货仓,务求经得起台风,所造的房屋也既有宽敞的游廊,又有坚固的墙壁和结实的屋顶。两次台风中,欧洲侨民的死亡不多,主要的受害者是华人船民。然而仁慈的中国皇帝陛下闻讯却大为欣喜。两广总督祁贡与广东巡抚怡良急忙向北京上奏,称香港有无数夷船被击得粉碎,无数夷兵与汉奸被卷入海中,他们所有的帐篷、草棚以及新筑的海旁等等,悉数荡然无存,海面上简直浮满了尸首。皇帝接到这一消息,随即排开仪仗,亲往海上龙王庙,郑重答谢神灵毁灭香港。一道在全国各地欢欣宣示的上谕,也宣告了降临于香港的这一天谴,同样流露出不仁之心,有违儒家伦理的根本原则,因为儒家明言,仁乃是文明人类的本质特征。
这场台风袭来时,义律上校与伯麦准将正乘「路易莎号」小艇由澳门前往香港,途中遇险,船只失事,险些被中国人俘获。台风过后几个星期,又发生一场大火(一八四一年八月十二日),烧毁了市场的大部分。这样,香港历史的最初阶段,就把本地繁荣的三大仇敌,即热病、台风和火灾,一齐推到了前台。尽管如此,移民们坚持不懈,居民人数也逐月稳步增长。临时政府亦继续完善其组织。这时委任了皇家海军上尉毕打为船政官兼海事裁判官,利纳先生为助理船政官。船政官设立官署的那座山,从此一直称为毕打山。工务部门的组建,则以委任伯德先生为工程主任为始。最后又着手筹设一所收治外国海员的国家医院。此事是在希尔吉巴伊·鲁斯通吉先生慷慨表示捐款一万二千元(一八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推动之下办成的,筹设事宜交由一个委员会主持,委员有安德森先生(女王陛下商务监督署助理医官)、马地臣先生和马儒翰先生。不幸的是,委员会未能确保这笔捐款实际到手。
一八四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女王陛下的军舰「弗莱吉森号」抵达香港,带来公文,通知义律上校:女王陛下政府不批准《穿鼻草约》,并已任命砵甸乍爵士为全权公使。义律上校的治理于一八四一年八月十日告终。两星期后,他携同家眷,偕伯麦爵士离开澳门,取道返回欧洲(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他登上「阿特兰特号」时,葡萄牙炮台鸣礼炮十三响致敬,但我们却没有读到有人向他呈递过任何公开的致辞,也没有读到香港侨民或政府给过这个人任何荣誉,而正是他,接手时香港还是一块荒岩,离去时已是一座繁荣的城市。香港的新移民,因义律对鸦片贸易所持的态度以及他那些遭拒付的财政部汇票而心怀怨愤,后来又得知政府否认了他的土地拍卖,所以当时无法公正地评价义律真正的功绩。他们确曾把岛上一处当年最富浪漫情趣的幽谷命名为「义律谷」,但后来那里的美景大半消失,又改称为「己连拿利」。一八四二年初,皮尔爵士在下议院发言,为义律迟迟地讨回了几分公道,他说:「对于义律上校在广州身处艰难窘迫的职位期间的行为与品格,他不发表任何意见,但自义律回国以后与他交往,他倒愿意对其正直与才干寄予最高的信任。」不久之后,皮尔爵士委任义律为驻得克萨斯总领事(一八四二年六月一日)。
第十三章砵甸乍爵士治港
公元一八四一年八月十日至一八四四年五月八日
砵甸乍爵士经陆路取道而来,航程六十七天,在当时被称为「快得惊人的一程」,于一八四一年八月十日抵达澳门。据说全体英国居民都热烈欢迎他的到来。这也难怪,因为他是以女王陛下全权公使兼驻北京朝廷特命大臣的身份前来,同时兼任商务总监督之职;随着他的到任,人们对英国能否长久占据香港的种种疑虑开始消散。这倒不是说他宣布了女王已批准割让该岛,也不是说他是来接管这块新居留地的政务。然而砵甸乍爵士一到,便给与他会晤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一味游移不定、屈从于中国人狡诈两面手法的日子已经过去,英国如今只消陈明冤屈,提出要求,并坚持立即予以补偿。
砵甸乍爵士没有更动庄士敦先生署理总督的职位,这一点意义非同小可。庄士敦此时已不再担任商务监督,砵甸乍爵士便委任他为副商务监督。然而,真正坐实了此时日益流行的看法,即英国政府决不会交出香港的,是砵甸乍爵士在澳门发布的一道通告(一八四一年八月十二日),其中声明:「前任(义律上校)就香港岛所作的各项安排,在女王陛下对该岛及这些安排的旨意下达之前,应继续有效。」庄士敦先生因此照旧执行署理总督的职务,砵甸乍爵士则随远征军北上;庄士敦对砵甸乍爵士所处的地位,正与他先前对义律上校的地位相同。事实上,庄士敦先生是代表砵甸乍爵士担任该岛总督,直到砵甸乍爵士亲自接掌殖民地政务为止。
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正午前后,砵甸乍爵士乘蒸汽巡航舰皇后号抵达香港。他随即登岸,巡视了各部门的衙署,察看了各项公共工程,对这块新殖民地的面貌和显而易见的进展表示十分满意。由于恰在此时到达的几件公文,他指示庄士敦先生停止一切土地的续批与出售,但对义律上校所作的安排则一仍其旧。他下令远征军立即北上,留下七艘战舰连同由尼亚斯舰长统领的胡格利号轮船,守卫港口与珠江口;布雷尔少将则率领由第四十九团一翼、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三十七团和孟加拉志愿兵组成的守军,负责殖民地的防务。各种亟待处理的事务纷至沓来,砵甸乍爵士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晚便回到皇后号上,次日早晨又匆匆巡视了几处政府衙署,随即于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启程追赶远征军,在殖民地逗留总共不足二十四小时。
政府行政机构的组建工作此后照常进行,不曾中断。一八四一年八月,设立了殖民地医官署,由霍尔盖特先生主持,但后来未获批准。一八四一年九月,委任费伦先生为公证人兼验尸官,他同时还兼任法庭通译和书记。一八四一年九月,迈利乌斯上尉接管田土厅,萨金特中尉充任土地测量员,从旁得力协助,并绘制了第一张建筑地段图。一座小型花岗石监狱落成,位置就在今日域多利监狱所在之处;一八四一年十月,又在今日共济会堂附近动工兴建法院。与此同时,布雷尔上校在奇力岛修筑了一座炮台,以保护港口东段;又拆毁了中国人于一八三九年在尖沙咀修筑的两座石砌炮台,在原地改建两座安放重炮的炮垒。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法国巡航舰埃里戈涅号抵港,载来奉派来华办理商务的若西尼上校,港口第一次受到鸣炮致敬。美国军舰则又拖延了好几年,才行此礼节。
有两件事促进了香港的发展。一是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广州发生骚乱,使许多欧洲商人把商行从广州迁到香港;二是尼亚斯舰长的分舰队于一八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封锁珠江,使大批盐船驶来香港,此后一段时间,殖民地成了相当规模的食盐贸易中心。砵甸乍爵士于一八四二年二月一日从北方回来,立即撤销了这项封锁,并下令对船只和货物已被拍卖的中国人予以赔偿。他还大为恼火地发现,署理总督庄士敦先生误解了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匆忙交代给他的指示,竟订立了续批官地的章程,并准许再给申请人划拨土地。砵甸乍爵士因此重申禁令,不准向一般申请人批地。不过,他还是向一些人批了地,这些人主要是政府雇员;另外也批给了若干慈善机构,如马礼逊教育会、医务传道会(合信医生)、日后的圣保罗书院以及罗马天主教会。
砵甸乍爵士并未提及义律先前关于开放自由港的宣告,而是于一八四二年二月六日另行发布告示,宣布在女王的恩准与旨意下达之前,香港港口(与舟山港口一样)应视为自由港,对任何国家的任何船只及其货物,一概不征收任何关税、港口税或其他费用。随后他于一八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前往澳门,并于一八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把商务监督署的全部机构从澳门迁到香港。该署的属员(以副商务监督庄士敦先生为首)有:埃姆斯利(秘书兼司库),马儒翰(中文秘书兼通译),德·阿尔马达、小埃姆斯利、另一位德·阿尔马达(书记),郭士立牧师和罗伯聃(联合通译),罗德里格斯、麦华陀以及日本人久吉(书记)。砵甸乍爵士的这两项措施,一是把商务监督署迁到香港,一是通过确认自由港来鼓励中外船只前来香港,再加上购置军需处房舍,以及此时为修建兵房、医院、海军仓库和粮秣仓库而耗费的巨款,一般都被看作一种间接的暗示,表明香港这块居留地迟早会被正式承认为英国殖民地。就连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五日下议院就此事展开辩论的消息,尽管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也没有动摇此时人们对香港前途普遍抱有的信心。因为罗伯特·皮尔爵士(此时已接替巴麦尊勋爵执政)所说的话,即「在中国战事仍在进行期间,对于政府在香港岛问题上意向如何这一质询,他实在不能作答,以免使政府受到约束」,居民们是结合砵甸乍爵士上述种种措施来理解的。
自从英国将长久占据香港这一信念日益流行以来,一些主要的英国商人便不再只是在香港开设分行,而是开始撤销他们在澳门和广州的商号,把商行迁到这块新居留地来。少数人固执地偏爱广州,他们的看法与此相反;而这些商人则预料,只要政府严格而有力地维持自由港制度,中国的贸易很快就会向香港汇集。事实上,殖民地最初十八个月的经验,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见解是正确的。新居留地将会长久存在的传闻一经传开,便有中国商贩以及工匠、苦力源源不断、迅速地从邻近各地蜂拥而来,聚集香港,生意十分兴隆。一八四一年十月,香港总人口,连同军队和各国居民在内,估计达一万五千人,是六个月前人口的三倍。一八四一年十月凉季来临,人们注意到疾病骤然减少;而在新辟的皇后大道上,出现了第一辆从马尼拉运来的双马马车,预示着文明的种种舒适即将到来,居民的情绪因而大为振奋。
政府有意长久占有香港,又有一个新的迹象,那就是砵甸乍爵士的一道通告。这道通告刊登在本地印行的第一份报纸《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上。该报于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创刊,由叔未士牧师和詹姆斯·怀特先生(后来当选为布莱顿选区的下议院议员)主编。砵甸乍爵士在这道通告(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发自香港总督府)中宣布,他打算委任一个田土委员会,负责审查土地权利主张,划定地界,确定这条此时首次被称为「皇后大道」的道路以及其他公共道路的走向和宽度,下令拆除侵占地段,并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住宅另行指定地点。与此同时,砵甸乍爵士明确宣布,凡向从前或现在占有土地的本地人购买或租赁土地,除非事先取得主管当局的批准,一概不予承认或确认,「因香港岛之被占领,以及在女王御旨恩命下达之前之被据有,其根本依据即在于土地所有权归属并专属于王室」。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填筑海滩。然而砵甸乍爵士竟在一份公开文件中提到占领该岛所依据的、经官方承认并明确界定的基础,这就使人人都相信,正式承认香港为英国殖民地一事早已决定,只是因为与北京朝廷的外交交涉和战事尚未了结,才暂时搁置。
所许诺的田土委员会于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委任成立,由麻恭少校、米克上尉、萨金特中尉、伍斯南军医和帕斯科上尉组成。委员会奉命就以下各事提出建议:对英国占领该岛之前即已为本地华人占有、其后被征用的土地,应给予多少补偿;选定公众登岸码头的地点;划定兵营的界限;确定为女王陛下海军船坞和以船排形式经营的私人商业所保留土地的范围;最后,推荐一处有充足活水的汲水地点,留给船只取水之用。先前提到而这次未列入委员会训令的各项,无疑是交由田土官迈利乌斯上尉酌情处理,他此时已添了一名新助手雷诺兹先生。不过,田土厅与工务署分立一事,不久之后(一八四二年五月十七日)便遭到本国政府否决。
砵甸乍爵士此时着手处理的另一项重要问题,是整顿居留地的货币。为此,他以银元为本位,规定了印度钱币和中国铜钱作为法定货币收受时的比价。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的一道告示规定:东印度公司卢比二又四分之一枚合银元一元;卢比一枚加两安那(即八分之一卢比)合银元半元;卢比半枚加两安那合银元四分之一元;铜钱一千二百文合银元一元;六百文合半元;三百文合四分之一元;五百三十八文合卢比一枚;二百六十文合半枚卢比;一百三十八文合四分之一枚卢比。其后,砵甸乍爵士于一八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应各大英国商行的建议,又发布一道告示,宣布除另有特别订明者外,一切贸易事项均以墨西哥银元或其他共和国银元为本位。
砵甸乍爵士又设立了邮政局(先由菲茨吉本先生主持,继任者为马拉利先生和爱德华兹先生),免费收寄信件和包裹。邮政局设在今日座堂上方的山坡上,邮局与船只之间的往来则归船政官管理。在兵房山(今日威灵顿兵房以南)以及赤柱和香港仔修建坚固兵房的工程,也已动工,并大力推进。
砵甸乍爵士的这一切措施,都驳斥了一种不断流传的谣言,说是香港的割让并未得到官方承认,倘若中国政府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对此提出严重异议,英国政府准备放弃香港,届时只要开放几个通商口岸便心满意足了。本国政府此时为了不妨碍即将与中国政府进行的谈判,暂且把这块新殖民地是否长久保留的问题搁置不提,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八四二年六月,砵甸乍爵士在离开香港重返远征军之前,接到阿伯丁伯爵的一件公文,「指示该岛应仅视为一处军事据点,凡从这一角度看并非必需的一切建筑等等,均应停建」。然而砵甸乍爵士十分清楚,英国贸易的需要迟早必定会使香港的割让得到批准。关于割让香港一事,他在一八四三年七月十七日致士丹利勋爵的公文中表示,他一向认为,此举唯一的目的,或至少是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取得一处贸易商埠。砵甸乍爵士的种种措施,都是以香港的占领决不会被取消为前提的,这一事实又给居留地的发展以新的推动。一八四二年三月,人口估计已超过一万五千人,据称其中有中国人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一名,大多是被这里可得的高工资吸引来香港的苦力和工匠;又据报告,有许多大型建筑正在兴建之中。中央街市当时在皇后大道以南,与今址相对,于一八四二年六月十日正式开张,承包给一个名叫阿芬的中国人经营。所有道路都得到改善和延长;一条通往赤柱方向的好路,于一八四二年六月修到大潭笃;庄士敦先生、威廉·坚少校和其他一些私人认捐者,还在小香港建了一座野餐小屋。
除了这些物质进步的征象之外,也有迹象表明,宗教与教育这些更高层次的事业,此时在香港也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一八四二年六月,一座罗马天主教堂在政府批给的威灵顿街地段上动工兴建。一八四二年七月七日,叔未士牧师靠外国居民和来访者的捐款,在皇后大道开设了一座浸信会礼拜堂。马礼逊教育会原设于广州和澳门,多年来一直以拨款资助海峡殖民地和中国各处的教会学校,并于一八四一年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由鲍留云夫妇主持);此时该会安排把机构迁到香港,于一八四二年十月开始在摩理臣山建造一座大楼,地段是砵甸乍爵士于一八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批给的,砵甸乍爵士并于一八四二年四月五日成为该会的赞助人。一八四二年秋,海军随军牧师费尔普斯先生和庄士敦先生发起认捐,在今日阅兵场所在之处建起一间屋子,供英国国教会或其他任何新教宗派不定期举行礼拜之用。
签订《南京条约》并因而确认割让香港的消息,于一八四二年九月九日传到居民耳中,却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欢腾,因为对本地居民来说,割让获得承认,向来不过是时间早晚或官样手续的问题而已。商人们此时还没有意识到,由于战事停止和中国五口开放,殖民地的商业即将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恰恰相反,人们似乎还期望这些措施会立刻使殖民地的前景更加光明。《中国之友》的主笔于一八四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慷慨陈词道:「眼前似乎展开在我们面前的那一番繁荣事业,宏伟之至,几乎令我们目眩神迷。我们的岛将是英国在中国唯一的属地。要称颂它的前景,还有什么话能比这更好呢?我们已经听说种种计划层出不穷,都将给我们的岛带来福祉。」战争的结束以及舰队和军队的撤离,使港口大为冷落;但这对居民社交生活的影响,眼下远比对商业的影响为大,商业还在旧轨道上又维持了一小段时间。远征军返回欧洲,于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只留下七百人驻守,居留地至此终于进入一个纯粹商业社会的正常状态。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政府随即采取步骤,正式在香港组建一个名副其实的殖民地政府,把地方事务的管辖权从外交部移交给殖民地部。不过,商务监督署以及在华新设领事机构的指挥权,仍隶属外交部,暂时与殖民地总督兼总司令一职合而为一。在此基础上,一八四三年一月四日颁发了一道枢密院令,在香港设立具有刑事与海事管辖权的法院;这种法院自律劳卑勋爵时代起,便已依据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九日的枢密院令,在中国水域名义上存在。该法院此时被赋予管辖权,对象为居住在殖民地境内、中国大陆上,或在离中国海岸一百英里以内公海上的英国臣民。三个月后,即一八四三年四月五日,枢密院颁发了加盖联合王国国玺的特许状,以宪章的形式将香港岛上的居留地建立为王室殖民地;同日又颁发一道加盖女王御玺并经女王亲笔签署的委任令,委任商务总监督、准男爵、巴斯勋章爵级司令砵甸乍爵士为香港殖民地及其属地的总督兼总司令,授权他在有或没有议会协助的情况下制定法律、治理殖民地。一八四三年五月二十日,总督府举行了盛大仪式,巴加爵士奉女王之命,授予砵甸乍爵士巴斯勋章爵级司令的勋饰。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砵甸乍爵士与专程来港的中国钦差大臣互换《南京条约》批准书,当时在总督府当着大批居民宣读了香港宪章和委任令,其后又于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告示形式刊登于《宪报》。这道告示还确定女王陛下这块新属地的名称为「香港殖民地」(英文拼法写作连成一词,不再像先前那样分作两词),城市的名称则为「维多利亚城」。总督先前已于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七日为庄士敦先生(副商务监督)、威廉·坚少校(总巡理府)和禧利先生(助理巡理府)主持宣誓,委为首批太平绅士,此时又委任了四十三人为增补的太平绅士,其中十五人是官员。由于这些非官守太平绅士代表了殖民地最早时期的主要商人,我们把他们的姓名附列于此。他们是:渣甸、马地臣、摩根、斯图尔特、布雷恩、颠地、德拉蒙德、伯恩、勒盖特、达津、麦基恩、邓达斯、克尔、埃杰、弗莱彻、吉布、利文斯顿、格雷、帕克、霍利迪、怀斯、孖沙、另一位斯图尔特、怀特、威尔金森和史密斯。
副商务监督一职既已裁撤,庄士敦先生此时便被委任为商务监督的助理兼登记官,属员与先前大致相同。殖民地政府此时的组织如下:砵甸乍爵士(总督),布鲁克上尉(军事秘书兼副官),奥姆斯比上尉(额外副官),德己立少将(副总督),麻恭中校(辅政司),伍斯南(副辅政司),斯图尔特(库务司兼财政司),马儒翰(中文秘书兼通译,后由郭士立牧师继任),史丹顿牧师(殖民地牧师),伯加斯(法律顾问),安德森(殖民地医官),德·阿尔马达(首席文员),斯蒂芬(簿记),威廉·坚少校(总巡理府),禧利(助理巡理府),高和尔(通译),毕打中尉(船政官),莱纳(助理船政官),哥顿(田土官兼土木工程师),急庇利(助理测量官),德伦(田土官助理),布鲁斯(屋宇督察),以及斯普林(邮政局长)。议政局随即组成,成员为庄士敦阁下和威廉·坚阁下;定例局也告成立,暂时不容非官守议员参加,成员为庄士敦阁下、马儒翰阁下(不久即去世,众人深为哀悼)和威廉·坚阁下,以总督的法律顾问伯加斯为议会书记。一八四三年九月五日,殖民地从英国领到一枚公印;一八四三年十二月六日,又获得女王陛下批准,「将维多利亚之名用于香港这座新兴城市,一如上述」。
一八四三年间,殖民地的宗教团体与传教机构为公众利益颇为奋力。一八四二年已募得款项,准备兴建一座殖民地教堂,起初打算办成一种国教徒与非国教徒共用的联合教堂。本地政府不赞成这种联合,请求英国委派一名殖民地牧师,牧师在英国获委派之后,自一八四三年六月起,礼拜即由海军随军牧师在一座临时建筑里主持,这座建筑如今称为「葵棚教堂」;同时下令由政府出资动工兴建一座教堂,即今日的圣约翰座堂,并先行奉献于圣约翰名下(一八四三年十月十七日),只是本国政府迟迟不予批准,工程因此拖延了好几年。不过本地已经议定,教堂由殖民地牧师独掌。殖民地牧师史丹顿牧师于一八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殖民地葵棚教堂讲了他的第一次道。天主教宗座监牧安东尼奥·费利恰尼修士,于一八四三年六月十八日为他在威灵顿街与砵甸乍街转角所建的房屋祝圣,作为天主教圣母无原罪堂,同时附设一所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的修院开学。回教徒于一八四三年在一座山上建起一座清真寺,那座山此后便称为摩罗庙花园,即摩罗山。华人原已有四座庙宇,历史在七十五年至一百年之间,即鸭脷洲一座(建于公元一七七〇年)、赤柱一座、春园一座(大王宫)、铜锣湾一座;此时又在今日皇仁书院的地址上动工兴建他们的城隍庙。美国浸信会差会在怜为仁医生与鲍尔医生主持下,于一八四三年在上市集(上环街市)开设了一所华人(潮州人)教会。马礼逊教育会的学校在摩理臣山设立(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开学)之外,伦敦传道会的理雅各博士又把该会的马六甲书院迁到香港,于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开办一所预备学校和一所培养华人传道人的神学院,这所神学院于一八四四年秋迁到鸭巴甸街与士丹顿街的伦敦传道会会址,称为英华书院。殖民地牧师史丹顿牧师一到任(一八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便着手筹备开办一所隶属英国国教会的本地传道人培训学校,校址是政府先前为此拨给的一块地(一八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定名为圣保罗书院。一八四三年秋,香港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理雅各、麦都思、美魏茶、裨治文与施敦力开始了一项工作,最终产生了一部新的中文《圣经》译本,即所谓委办本;论文体与措辞,这是迄今所出的最佳译本,虽然在字面的准确上并非如此。
这一年还设立了几所医院。广州与澳门的医务传道会(原于一八三八年由伯驾医生竭力促成,并得伦敦传道会大力资助)于一八四三年六月一日开设一所医院,由伦敦传道会的合信医生主持,院址在今日海军医院所在的山上(湾仔之上)。海员医院(在今日国家医院的地址上),如前所述,是因鲁斯同吉先生许下一笔捐款(这笔钱始终未曾交付)而倡办的;后来靠公众认捐六千元,再加上怡和洋行慷慨垫付的额外款项建成,由委员会于一八四三年八月开办(设病床五十张),由杨医生主理,他当时在香港药房供职(药房那时设在「鸟笼」,在今址之南),义务为医院效劳。
这几所医院,连同海军医院和陆军医院(在今日下环附近兵房的地址上),很快便病人满额。因为一八四三年夏天爆发了一场异乎寻常的香港热病,从五月到十月这六个月间,夺去了驻军百分之二十四和欧籍平民百分之十的性命。人们注意到,这种凶猛的热病主要肆虐于聚居地的东西两端,而城市的中部,尤其是监狱,几乎毫发无损。西角兵房(在薄扶林道之上)一八四二年驻扎的印度兵已病死近半,到一八四三年疾病更是人人难免,驻在那里的欧洲兵只得于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日匆匆迁到港内的船上。一八四三年,欧洲兵和本地兵合计总兵力不过一千五百二十六人,而同一年内各医院诊治的病例却有七千八百九十三宗,可见在那可怕的一年里,平均每人进医院超过五次。岛上驻军死亡四百四十人,在一千五百二十六人之中,约每三个半人便死去一个;死因为热病者一百五十五宗,痢疾一百八十七宗,腹泻八十宗。因病退役或不能执勤的人数之多,以致一个连常常只有半数能出操,有时一百人中能执勤的不过五六人。政府此时终于着手处理卫生问题,于一八四三年八月十六日委任一个公共卫生及清洁委员会,授权在各阶层居民中严格推行卫生规条,但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这些规条后来以一八四四年三月二十日第五号条例订明。
政府的土地政策在商人中间引起相当大的不满。商界并不反对从土地取得税收;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香港既已获保证为自由港,长期地契和每年地租就应当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其他一切形式的税收,诸如拍卖货物税、拍卖行牌照费、注册费、街市承包费等等,都应一概免除。马地臣先生表达了香港商人的一致看法,他说,政府试图在地租之外筹措任何其他收入,是极不明智的做法,至少在殖民地的财富与人口大有增长之前是如此。然而商人们最大的怨愤,在于义律上校出售土地时所定的条件,政府并未履行;商人们信赖政府的诚信,买下土地,在建筑上耗费巨资,满以为可以每年缴纳免役地租而永久保有产业,结果土地却并未永久批给他们,反而被断然勒令只能领取七十五年的地契,否则便交出土地。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怨言:一八四四年一月的几宗卖地是虚假的;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购买土地时,有人买地而并不真打算持有,从中大行欺诈;而政府在执行卖地条件和征收地租上的疏忽,又助长了这类行径。库务司马丁证实了其中一些说法,他声称,从一八四一年六月至一八四四年六月,卖地所得总额合每年八千二百二十四英镑,而实际缴付的只有六百四十一英镑。事实上,炒卖土地在那样早的时候已是香港的一大祸患。而且这并不限于商人,因为同一位库务司还声称,除了律政司史特林和他本人之外,几乎每一个与政府有关的人都卷入了殖民地建筑用地的买卖。事实上,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的卖地,显然引发了本地第一次赌博狂热。马地臣先生说:「一班稻草人拿土地来赌博,把地价抬高,压在那些真心实意的买主头上。」
大臣所依据的假定是:香港合法的土地保有权,始于条约批准书互换之日;这在法律上是正确的,在历史上却是错误而不公的。大臣据此订下以下各项原则,作为政府日后土地政策的基础:第一,总督批出任何土地,年期不得超过促使租户建造坚固房屋所必需的限度;第二,凡在条约批准书互换之前批出或出售的土地,一概不得视为有效;第三,地主的一切衡平法上的申索与业权,均应加以调查,以便予以确认;第四,地租自条约批准书互换之日起计缴;第五,此后除公开拍卖外不得出售土地,拍卖须设底价,底价相当于每年地租的数额。总督据此于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委任一个委员会,成员为田土官兼工程司(新设的工务署署长)哥顿、助理测量官德哈维兰上尉、财务秘书休厄特,另由法律顾问伯加斯协助。这个委员会所奉的指示是:第一,调查所有土地持有人在衡平法上的申索与业权;第二,界定各地段此后所属的类别;第三,订定其每年地租;第四,安排续售地段。委员会随即调查并清理了先前所售土地的一切申索,凡业权得到证实的,一律批给七十五年的地契。一八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卖地,便是按照上述原则举行的;当时约二十五英亩土地分为一百零一个地段,每段约一百零五英尺见方,以每年地租共二千五百零二英镑售出,各段地租自每年十一英镑至八十八英镑不等,平均每段二十英镑,即每英亩一百英镑。田土注册处的设立(一八四四年第三号条例)又把土地问题的解决推进了一步,为追查一切地产业权提供了便捷的办法。法律规定,此后一切有关土地的契据、遗嘱、转让书和按揭,都必须在签立后一定期限之内注册。然而令许多人心中愤懑始终难平的,是王室拒绝把义律上校的卖地作为一项权利加以确认,而且不顾一切抗议,坚持拒绝;事实上就是否认签约以前所批的任何土地,并且禁止批出永久业权。
新成立的定例局于一八四四年一月十一日开始会议,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干劲。四个月之内,定例局起草、审议并通过了十二条殖民地条例和五条领事条例,也就是说大约每周一条。定例局一开头便着手对付华人社会机体的一种先天痼疾,这种痼疾一直存续至今,手法与其说明智,不如说大胆;这就是华人的奴婢制度。这是一种契约关系,从道德上看,实在不过是奴隶制的一种形式,但与国会法令所指的那种奴隶制大不相同。一八四四年第一号条例旨在界定并颁布香港有关奴隶制的法律,由定例局迅速推出(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但大臣明智地予以否决,理由是英国有关奴隶制的法律凭其本身固有的效力与权威,即适用于香港,无须再加界定或颁布。在同一个忙碌的日子(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通过的其他六条条例之中,有一条(一八四四年第二号)旨在管理书报印刷和印刷机的置备,社会人士认为既无必要又操之过急,但这条条例一直留在法令全书上,直到一八八六年。另一条(一八四四年第三号)即上文提到的组织田土注册处的条例,也成为法律。第三条(一八四四年第四号)旨在消除一种直到今天仍困扰殖民地的弊害,即船长把贫无所依的水手遗弃在岸上(本地称为「海滩流浪汉」)的做法,可惜这条条例被否决了。一八四四年三月二十日又通过了一批五条条例。其中一条(一八四四年第五号)处理维持秩序与清洁的事务,后来被一八四五年第十四号条例废除。另一条(一八四四年第六号)规定,在按察司休姆到任之前,一切民事诉讼均以仲裁解决。另一条条例(一八四四年第七号)把合法利息限为百分之十二,又有一条禁止无牌蒸馏酒类(一八四四年第八号)。四月十日又通过了三条条例,五月一日通过了两条,所涉事项为:与北纬三十二度以北各口岸的非法贸易(四月十日第九号);太平绅士审理简易程序案件的规管(四月十日第十号);酒馆发牌与零售酒类(五月一日第十一号);以及警队的设立与规管(五月一日第十二号)。
然而可惜的是,政府在组织文官体系各部门、催促兴建耗资巨大的公共建筑、为一个尚在襁褓中的殖民地立法这几方面的热忱,此时在殖民者看来,不但超过了社会实际的发展,甚至超过了此后若干年内可以预期的前景。香港诚然已有十二家大英商行,代表着联合王国国内众多的利益方。此外还有五六家印度商行,大多是巴斯人开设的;但自从《南京条约》订立、轮船航运兴起以来,巴斯人在对华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便开始迅速缩减,逐渐被孟买来的犹太商行挤了出去,而留下来的巴斯人又宁愿在广州经营。此外还有十来个资本较小的英国私商。再则,人们还可以指着沿岸星罗棋布的许多砖砌货仓、商行写字楼和私人住宅。有船匠(肯特与贝布斯两家),东角甚至还有一座专利船排,林蒙船长于一八四三年二月七日在那里让第一艘香港造的船(天朝号,八十吨)下水。除了《中国之友》(创办于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七日)之外,居然还有另外两家报馆,即《东方地球报》和《广州纪录报》。前者于一八四三年一月一日刊出一长串本地建筑的名单,大约同时,伦敦也出版了一套公共建筑的石版画。尽管建筑如此兴旺,砵甸乍爵士仍于一八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报告说,房屋的兴建远远赶不上需求。甚至迟至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士丹利勋爵还指出,所定的土地出让条件显然并没有使建筑投机受到挫抑。港内有几座大型的水上货仓,著名的有怡和洋行的霍尔曼吉·博曼吉号和颠地洋行的约翰·巴里号。最后,还有五六家英国商行做着兴旺的鸦片生意。然而可惜的是,说到其他生意,自一八四四年初以来,香港几乎一宗也没有,尽管华人人口持续增加,到一八四四年四月已达一万九千人,其中如今甚至还有零星一千名左右的妇女儿童。战事停止,上海开埠(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以及中国其他四个口岸的开放,再加上轮船逐渐取代帆船,打乱了中外双方旧有的贸易路线,使资本与事业分散,被吸引到那些开放口岸去,香港则因此受损。除了这些不利于香港的原因之外,中国当局又竭尽所能,阻挠与香港的贸易,而在商人们看来,香港政府却似乎在替那些清朝官员效力。自一八四一年以来人们抱持的种种乐观期望,以为香港的生意会像昔日黄埔那样兴旺,自从条约批准书互换以后,便一月又一月地逐渐烟消云散。到一八四四年,香港看来至多不过是第二个伶仃,是一种范围有限的非法鸦片贸易的兴旺中心,而正当的华人贸易却分明对它避之唯恐不及。广州有许多华商本来很愿意把满载茶叶、大黄、樟脑、丝绸和肉桂的帆船派到香港,再让这些帆船满载印度棉花或棉纱或英国匹头运回广州,但广州当局却板起铁石般的面孔,坚决反对。英国商人原本怀着一个美梦:外国船只固然只能在五个开放口岸贸易,但中国本国人却可获准从中国任何口岸运货前来,又可用中国帆船把英国货物从香港运往中国沿海任何地方,这样香港便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帆船贸易中心,成为一种有无限扩展潜力的沿海贸易的中心。当他们得知一八四三年十月八日在虎门签订的《虎门条约》中文本里,在亨利爵士的签名之上,竟载有英文本中所没有的下列文字时,他们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其余各省,以及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四省之内,如乍浦等处,皆非通商口岸,华商不得擅自请领执照往来香港;倘有违者,著九龙巡检会同英国官员(驻香港者)即行查明,禀报各自上司。」
几个月以前,砵甸乍爵士于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宣布,一项补充通商条约已顺利订立,其中载有在各开放口岸进行贸易的章程规例和一份详细的税则;可惜他在宣布时,附上了一番用意虽好的告诫,对象是一般的英国商人,其实针对的只是少数几个牵涉有组织走私勾当的下流之徒。这番告诫与其说是因为含有什么明确的影射,不如说是因为其中笼统的辱骂之词,大大得罪了人,使亨利爵士与商界之间开始出现裂痕;而随着在虎门订立的《虎门条约》的失误日益显露,裂痕也越来越深。亨利爵士对一八四三年十月八日这项《虎门条约》中的某些条款讳莫如深。人们知道第十二款载有一段令人吃惊的话:「希望英国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向来所行的走私办法,往往在中国海关官员公然纵容串通之下进行的,从此完全停止。」但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正是以此为理由,第十四款和第十六款不但把殖民地的中国帆船贸易严格限于五个条约口岸(实际上只限于广州一处),而且规定在香港委派一名英国官员,凡驶来香港的中国船只,须由他把船货性质及其他细节报知中国海关官员,并把每一艘往来于香港与中国任何未准口岸之间的帆船,判定为未经许可的船只或走私船只,予以报告。至于其他有损殖民地利益的条款,巴黎《辩论报》后来(一八四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刊出了当时在殖民地激烈争论的说法:砵甸乍爵士在订立《虎门条约》时,成了卑劣诈术的受害者;中国的外交官利用这位英国全权大臣对商务和中文的双重无知,又利用他与本可给他出主意的英国商人之间存在的嫌怨,用一笔钱收买了那位接替已故马儒翰先生的通事;于是中国外交官便在砵甸乍爵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中文本中偷偷塞进了种种改动和删削,涉及所订的全部条款,而尤以第十三款和第十七款为甚;直接的后果是,这两款如今使香港的设立归于无效,使殖民地无法以转口贸易或沿海贸易的方式参与各国与五口的通商,总而言之,几乎和战前一样,把(香港的)商务仅仅局限于广州一个口岸。据《辩论报》说,中文本中有些段落,在呈给砵甸乍爵士并由他公布的译本里被删去了,这些段落在英国经最渊博的汉学教授译出如下。第十三款:「凡中国商人在香港购买货物,只能用在香港领有船牌的中国船只装运。此等船牌与执照,每次每航均须由中国海关官员查验签注,以免违犯。」第十七款:「此两种船只(自香港来者,在七十五吨或一百五十吨以下者),每次进口(广州),均须每吨缴纳一钱。凡逾一百五十吨者,作为外洋来的大船论,照新定税则,每吨缴纳五钱。至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因无沿海船只进入各该口,无须为之另订章程。」《辩论报》说,这两款「彼此吻合,互相扣连,其手法之巧,倘若其后果不是同样损害各国的沿海贸易,把他们全部或几乎全部排除于这四个新近开放的口岸之外,我们真不能不为之叹服。事实上,照这两款的文字,把运往中国大陆的货物在香港起岸,就变得极其得不偿失了……多亏《虎门条约》这样的措辞,与北方各口通商的自由成了虚幻,那项特权也徒具虚名了。」
砵甸乍爵士后来(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伦敦裁缝商会会馆为他举行的一次公宴上,发表了如下一番话,所针对的无疑正是《辩论报》的上述说法;而这篇译文的准确性,又有先前刊载于《中国丛报》(一八四四年三月)、《中国之友》(一八四四年四月十三日)以及其后(一八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刊载于《商务指南》的种种说法为之佐证。他说:「我相信,是欧洲大陆上的某些报纸,在外间造成了一种极其错误的印象,以为(善后)条约中出了什么差错。这种说法完全不确。事情的起因是:我不得不公布条约的一份摘要,而中国方面却公布了全文,于是有人据以译出一个译本,其中有许多重要的遗漏。既然有人郑重地问我,所谓条约中出了差错的说法是否有任何根据,我很高兴地告诉诸位,此事绝无任何可虑之处。」
然而,砵甸乍爵士这番否定而闪烁其词的声明,对人们真正不满的各点并未作出任何正面的否认,因此未能使香港的商界满意。他们一刻也不相信那种荒唐的说法,说砵甸乍爵士的译员受了贿赂;但是他们确信,砵甸乍爵士在《虎门条约》的中文本上签字时,并不知道其中载有某些令人反感的条款;又确信,由于他素来不喜欢拿一份逐字直译的英文本来供他审定公布,而(出于他自己从未说明的理由)满足于一份英文摘要,中国的大吏们便得以在呈交他签署的那个文本中塞进一些条款。这些条款在一份意译的英文本里,看上去不过是措辞上无伤大雅的冗赘,实际上却起到这样的作用:把香港的沿海贸易限定为只与广州往来,并且受种种专断的限制(差别关税);又(凭着笔下的一番花样)把它排斥于其他各通商口岸之外。
据说,砵甸乍爵士发觉自己竟受了耆英和其他几位钦差的愚弄,不禁大为恼怒,坐立不安;而这几个人,他本人和全香港的人都曾推崇为格外温和、格外诚实的人。广州当局一向对一切与香港的贸易实行禁运,如今却声称这样做是得到砵甸乍爵士明文授权的。在各个条约口岸,凡有哪个胆大妄为的中国人敢于申请准照、要把货物运往香港,中国官员都对他横眉怒目,说他是背叛国家大义的下贱奸人,理应按此论处。一八四一年六月七日,义律上校曾经「明白宣告,倘若香港的自由受到丝毫阻碍,即将立刻对广州港和帝国所有大港口实行禁运」。假如砵甸乍爵士此时将这一威胁付诸实行,中国人本会立即让步。然而他既畏惧重启战端,又不愿承认自己受了耆英的愚弄,正如义律当年受了琦善的愚弄一样。于是他只以外交上的抗议为限;而在这种较量中,欧洲人一向是败在中国的马基雅维利们手下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但中国商人不敢同香港的英国商行或华人商行做任何生意,就连香港附近各地的广大中国民众中间,也流传起一种想法,认为香港的总督们在大吏手中软弱无力,而中国当局可以惩处那些前往香港或在这块新殖民地定居的工匠和苦力,办法是勒索和虐待他们留在大陆上的亲属。要把贸易吸引到香港来,就只有保证完全免除关税和厘税的征敛,并使华洋商人都对殖民地政府抱有信心。砵甸乍爵士的《虎门条约》,既破坏了港口的自由,又破坏了人们对香港政府独立自主的信心,于是不知不觉地把香港成为沿海贸易中心的一切机会,一时之间断送净尽。砵甸乍爵士作为一位外交家是成功的,他以刺刀逼迫中国人接受了由他口授的和约条款;可是当他试图在平等的基础上同精明的中国外交家谈判一项通商条约时,他此刻看来却是彻底失败了。砵甸乍爵士所应受指摘的要点在于:他把至关重要的鸦片问题完全维持原状,未作任何处置;又没有为居住香港的中国臣民争得同全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至少是用中国船只进行贸易的权利)。据说,当这一真相终于迫使女王陛下政府不得不承认的时候,原先拟议的晋封砵甸乍爵士为贵族、以酬报他光荣地谈判了《南京条约》一事,便因这项善后通商条约的显著失败而作罢了。
中国人对香港还另有一些不满。岛的四周海面上海盗横行,人们(错误地)相信,这些海盗的大本营和补给仓库,都受一个享有官方庇护的香港华人居民指挥。砵甸乍爵士(自一八四三年五月起)力图劝说中国当局同他合作,在香港和广州水域肃清海盗,但他的努力因中国方面的腐败而化为乌有,结果只是又生出一些有损港口自由的措施。广州当局之所以肯屈尊同砵甸乍爵士在这件事上合作,并无别的缘故,只因这样一来,他们就能说动砵甸乍爵士对来港的中国帆船再加限制。此外,正如海盗称霸香港四周的海面一样,拦路抢劫的强盗和入屋行窃的盗贼似乎也在全岛横行无忌。连总督府也曾被盗贼闯入(一八四三年四月二十日);颠地洋行、怡和洋行、吉利士比洋行这三家商行在同一个夜里遭到袭击(一八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马礼逊教育会学堂被强盗洗劫,商务总监督的大印也被劫走(一八四三年五月);詹姆斯·怀特的平房遭一伙武装匪徒袭击并被他们占据,直到几名印度兵向他们开火为止(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没有一个欧洲人敢不带左轮手枪出门,夜间每个人的枕头底下都放着一支上了膛的手枪。各大商人对殖民地的警察毫无信心,都自己雇用武装警卫来保护财产。怡和洋行雇了十二名武装人员保护他们在东角的产业,每月耗费数十英镑。欧洲人居住的每一所私宅,都有一名更夫整夜在宅院四周巡行,不时敲击一节空竹,以示他并未懈怠。邻近各地犯罪阶层中的渣滓,把香港看作他们的黄金国,把英国法律看作一场儿戏。威廉·坚少校的鞭笞似乎吓不倒他们,而监狱正是香港最有益健康的地方,在广州那些半饥半饱的惯犯看来,坐牢倒是求之不得的恩典。政府于是在砵甸乍爵士离港前两个星期(一八四四年五月一日)作出安排,组建一支警察队伍,此后华人便称之为「绿衣」。但这支队伍是由退伍的英国兵和印度兵组成的,他们不懂本地语言,没有华人警员的协助便一筹莫展,而这些华人警员又都是最下等的人,所以殖民地警察的设立反倒使情形更坏了。政府又发出命令(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规定港内船只晚上九点以后不得离开泊位;在岸上,华人天黑以后必须提灯笼,晚上十点以后不得走出家门。纵火、抢劫、谋杀以及陆上海上的海盗行径,丝毫未因上述措施而减少。罪恶的温床是一种全副武装的走私贸易,贩运的是盐、硫磺和鸦片;这种走私是由殖民地华人居民中最下层的人开办起来并大力发展的,它对香港商业根本利益的损害,同它对中国政府税收的损害一样严重。
难怪香港在广州的官员和百姓中间名声很坏,难怪中国的贸易帆船此时开始远远避开香港港口,难怪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华人商界,消失得比它来时还要快。至于这一切对殖民地的商业前景产生了何等令人沮丧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英国商人此时开始担心,这块殖民地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人们公开议论,说无论从卫生上还是商业上看,舟山终究远比香港可取。商人中间到处都可以听到对投在土地和房屋上的那许多钱的追悔之声。
把商界在各种场合所表达的种种怨言概括一下,或许不无意思。在砵甸乍爵士任期结束之际,人们对他提出的指控如下:第一,英国商人信赖义律和庄士敦卖地的有效性,期望获得永久业权,每人在建筑和改良工程上花费了二万五千元至二十万元不等,然而砵甸乍爵士却在本国政府不明这些事实的情况下,建议只给他们七十五年的租期;第二,他自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三年,一方面暂时给予早期占地者种种便利,一方面又以不开工建筑者即没收所购土地相威胁,用尽一切办法诱使澳门和广州的英国商人迁往香港,在此之后却这样对商界背信弃义;第三,他在谈判《南京条约》时,刻意不为扩大广州划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段作任何规定,甚至连在他们原先所占广州地段上建屋所需的充分便利也不作规定,其用意(他一度公开承认)在于迫使广州的英国商人到香港定居;第四,他为了使殖民地自给自足,向殖民者施加种种财政和商业上的限制与赋税,却不给英国侨民社会任何市政权力,也不给他们在定例局中有任何代表席位;第五,在《虎门条约》一事上,他以全权公使的身份签字放弃了港口的自由,给予广州的大吏们一切便利去扼杀香港新生的商业,从而出卖了殖民地的商业和航运利益;第六,他以总督的身份,或许曾力求增进王室的利益,却未能与香港英国贸易的利益休戚与共,他太过骄傲,不肯征询主要商人的意见,对报界的呼声充耳不闻,对民众的需要漠不关心;第七,他受了反对鸦片贸易的成见影响,又不了解其中所牵涉的商业问题的复杂性,以致对香港商业的真正需要茫然无知,错误地扮演起替中国税收看守海岸的缉私官角色,处处同殖民地商业繁荣实际所赖的自由贸易原则背道而驰;第八,他一面竭力助长香港即将成为一大商业中心的幻想,在官员薪俸和官署建筑上挥金如土,一面却连最普通的卫生措施都置之不理;他不去扩充那二十八名警员的队伍,好至少为皇后大道提供一班夜间巡逻,反倒委任了一支四十四名太平绅士的可笑队伍;第九,他把测量署交给自己的一个亲戚掌管,测量署方面种种不合规矩之事,卖地管理上的松懈,以及把官地批给官员的做法,都助长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地产房产投机赌博;第十,他一再拖延民事审判制度的建立,多年来把巡理府的职务交在一个毫无法律知识、也毫无法律头脑的军官手里;而刑事庭审,有一次(一八四四年三月八日)还由他本人主持,竟是一场庄严的闹剧;他最后把一切民事诉讼都交给太平绅士仲裁的措施,是一项轻率鲁莽的措施,既不适合殖民地,又有害于殖民地;第十一,他在社交上自我孤立到如此地步,以致从来同社会上任何一个阶层都没有接触;而他本人和职位上同他最接近的文官们,以为这个社会不过是一班一心只想掠夺政府的鸦片贩子和走私者,自始至终奉行的原则是,凡是可以不给的,一概不给。
还要简略地描述一下这个时期的社交生活。一八四二年冬,舰队和远征军部队撤离之后,殖民地的社交生活如上文所述,经历了一场骤然的变革。在此以前,社交娱乐的中心是司令部,外交官、陆海军军官和本地政府官员在那里称雄,主要商人不过是被屈尊接纳而已。从一八四三年初开始,商界占了上风;总督和他宠信的官员们把自己关在总督府里,而主要商人则为陆海军军官和来访者大开筵席,以其无限的好客为自己赢得了「商业王侯」的称号。欧洲商界(以英国人为主,但也夹杂着若干德国、美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商人)此时成了殖民地社交生活的枢纽;总督同他们越是疏远,商人同女王陛下陆海军军官之间的社交联系便越是密切。萨尔顿勋爵少将(自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三日起)以本地牧歌协会会长的身份而深得人心;德己立少将及其僚属很快就成为全社会的宠儿,并且(在一段短时间内)一直如此。就连美国护卫舰白兰地酒号的巴加准将(自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起)和他手下的军官(在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也同海军少将托马斯·柯克伦爵士(自一八四二年六月起)和英舰阿金库尔号的军官们争相回应那种亲睦融洽的社交气氛,这种气氛除了总督府和政府各署之外,在殖民地处处可见。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剧团,给一八四二年冬天的夜晚增添了不少生气。一个稍好些的剧团(德勒·卡塞先生的剧团)于一八四三年冬来到殖民地,在皇家剧院一直演到一八四四年。但是,在这一任期内,每年的赛马会和赛船会仍在澳门举行;为此,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三年的二月下半月,全殖民地的人都络绎前往澳门,有如朝圣一般。喀布尔惨败的消息传来,强烈地激起了社会的同情,人们立即发起公开募捐(一八四二年十月十三日),赈济阿富汗的受难者。喀布尔的英雄之一、总督的弟弟和预定的继任人埃尔德雷德·砵甸乍中尉死于香港,全社会都为之服丧;尤其因为他的死,距可敬的马儒翰先生之死(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为时太近,而马儒翰之死曾被视为「国家的灾难」;此后三个星期,诺尔斯中校又去世了(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七日)。第一个在香港降生的英国臣民(一八四三年一月二十日)的出世,引起了许多社交场合的谈笑;而一年以后,有传言说,总督鉴于殖民地可得的住房不敷,打算把所有军官都分派到欧洲居民家中寄宿(一八四四年一月十三日),这引来了大量的冷嘲热讽。报界与澳门和香港两位总督之间(自一八四四年一月起)发生了许多尖刻的争论,由此引出了一番历史考证,追究葡萄牙人究竟凭什么名义据有他们的殖民地。误会的起因是:砵甸乍爵士于一八四四年一月二十日公布了一项条例,将英国法律推行于在华的一切英国臣民,而该条例的原稿特别指明澳门「位于中国皇帝的领土之内」;澳门总督和忠贞的议事会认为,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礼让的严重侵犯。广州和澳门的侨民社会同香港的欧洲人社会之间,社交往来频繁而亲密。虽然每家商行都乐于接待来客,但也有几家生意兴隆的旅馆,先是「莱恩酒店」(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三年),后来(自一八四四年五月一日起)有「滑铁卢酒店」(洛佩斯经营)和「商务旅馆」(麦克勒霍斯经营)。
从一八四四年初开始,香港的外国人社会开始分成殖民地的朋友和殖民地的敌人两派。砵甸乍爵士由于外交上的烦扰劳累和气候的影响,健康已受损害,而且他从来不曾刻意同英国主要商人交好,此时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对典型的英国殖民地商人的评价,并不比律劳卑勋爵时代的威灵顿公爵更高。而英国商人觉得自己被总督同走私者和海盗归为一类,又对《虎门条约》的处理失当心怀愤恨,于是毫不迟疑地把香港商业的所谓衰败,在相当程度上归咎于砵甸乍爵士。官员与社会之间完全隔膜;各报肆意诽谤工务司、总巡理府、邮政局长和其他官员,而据信寄往唐宁街的官方报告,则把商人的种种劣迹描绘得绘声绘色。总之,香港殖民地在这早期的岁月里就赢得了一个绰号,并且在此后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着,那就是「诽谤之乡,热病之窟」。
正当事态如此的时候,曾在商务监督任上继律劳卑勋爵之后的约翰·德庇时爵士,偕同随员来到香港(一八四四年五月十三日),接替砵甸乍爵士,令殖民者大感惊讶。看来,砵甸乍爵士已获许诺,马德拉斯管区总督一职一旦出缺,即由他继任;那个地方虽然更靠近赤道,但在当时人们正确地认为,对一个英国官员来说,那里远不像香港此时已变成的那样是个炙手可热之地。三年以前,《广州纪录报》的主笔曾扮演先知的角色,发出过如下一番最为不祥的预言。我们在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广州纪录报》上读到:「香港将成为所有中国走私者的渊薮和聚会之所;鸦片烟馆和赌场将很快蔓延开来;帝国一切心怀不满的人和恶棍都将麇集于这些巢穴;全岛将被一座座水上沙面(藏污纳垢之所)所包围,成为水上的地狱。」这就是一八四一年香港的卡珊德拉所发出的声音;到砵甸乍爵士任期结束的时候,这个预言似乎已差不多应验了。砵甸乍爵士返回英国时的心境,比起被他取代、却很难说被他超越的义律上校来,是否愉快得多,恐怕是大可怀疑的。
砵甸乍爵士为了修补《虎门条约》,又徒劳地到虎门去了一趟,然后离开殖民地(一八四四年六月十二日)。当时本地的主要报纸表达了居民那时所抱的严厉看法,说他这个人「尽管才华横溢,看来要么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加在他身上的道义责任,他的心对人间的苦难已全然麻木;要么就是蓄意隐居于少数几个阿谀奉承的食客之中,而这些人有限的智力全都用来迎合这位大人物的虚荣心」。这番话看来虽然言过其实,但商界对砵甸乍爵士治下的总的评价确实是:这位全权公使应得的声名,已因这位总督的所作所为而大为减色。
他回到英国后,宣誓就任枢密院顾问官,下议院又议决每年给他一千五百英镑的养老金。他没有立即赴马德拉斯就职,而是先到好望角殖民地任总督(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七年),然后担任马德拉斯管区总督兼总司令,直到一八五四年。他生于一七八九年,一八五六年卒于马耳他,享年不过六十七岁。
第十四章德庇时爵士治港
公元一八四四年五月八日至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
前文已经指出,英国内阁当初派律劳卑勋爵以国王代表的身份前往广州,却让他与一班人共事,这些人受的是东印度公司广州那一套对中国官府既蛮横又屈从的熏陶,在中国官员眼里不过是可鄙的商贩,这是何等严重的错误。英王陛下政府在物色砵甸乍爵士的继任人时,又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砵甸乍爵士在与中国大臣周旋的外交棋局中被人巧妙地愚弄了,而这块殖民地又是明确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然而政府为这一艰难职位挑选的,却是一位曾任东印度公司澳门与广州特选委员会成员的绅士,此人与该公司历史上所体现的那种卑屈、专断与垄断交织的观念完全是一体的。德庇时先生(自一八四五年七月起为爵士),从男爵,对中国事务确实阅历极深。他年轻时(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一七年)曾随阿美士德勋爵使团出使中国。他一生的大好时光都在华南为东印度公司效力,对中国官员躬身行礼,对欧洲自由贸易商人则横眉冷对,直到他以商务总监督的显赫身份退休(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其间他撰写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中国》,至今仍被公认为描述天朝帝国的最佳著作之一,此时他便以大汉学家、大学者自居。毫无疑问,他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他自然也以为自己了解典型的英国自由贸易商人,而后者此时(砵甸乍爵士任期将尽之际)正被剥夺一空、垂头丧气,深信香港这个自由港在商业上已告失败。倘若说亨利爵士在《虎门条约》一事上被中国官员愚弄了,那无疑是因为他对商业一窍不通,对中文更是茫然无知。可是眼前这位约翰爵士,却是中国商人与中国学家集于一身。还有谁比他更适合接替亨利爵士呢?至于香港商业衰落这道难题,德庇时爵士自然了如指掌:对华贸易在东印度公司的体制下已达到顶峰,而公司都无能为力之处,自由贸易当然注定要使贸易额逐渐萎缩。这一切他都明白:保护与垄断才是良方,自由贸易商人只得收敛锋芒,学着忍气吞声。他的使命就是教他们这样做。他也确实这样做了——结果如何,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不过在这段开场白之外,我还得补充一点。德庇时爵士不仅是中国外交上的一把好手、英国保护主义的倡导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学者,一位慈善家:在这块紧挨着中国那半开化的古老国门的英国殖民地上,他要展示英国法律与政治更为宽厚的人道精神,并以自己施政的范例来昭示欧洲学术与文明的优越。
砵甸乍爵士尚未离开中国,德庇时爵士便已就任(一八四四年五月八日),既隶属外交部担任商务监督,又隶属殖民地部担任香港总督兼总司令。他随即得到一个机会来炫示他的外交本领:在前任与耆英的一次会晤中(一八四四年六月十三日)从旁相助,试图说服耆英放弃他在一八四三年十月八日《虎门条约》一事上靠诡计赢得的若干好处,或者作出补偿。两位新到任的殖民地官员——辅政司卜鲁斯阁下与库务司马丁先生——也参与了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谈。然而耆英一人便足以对付他们全体,他和颜悦色地把一切看似可疑之处都解释过去,却寸步不让。事实是,正如宝宁爵士有一次(一八五二年四月十一日)所说,砵甸乍所订的条约「深深刺伤了中国政府的自尊,却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政策」。条约原封未动,我们这两位外交家只好勉强设法加以粉饰,先以告示(一八四四年七月十日)公布了一份删改过的说明,又发表了一份不完整的译本(一八四四年七月十六日),条约中那些贻害无穷的条款,就留待公众日后自己慢慢去发现。很快就出了一桩足以说明问题的事件。一八四四年八月十日,一艘中国帆船驶入香港港口下锚,船上武器精良,载着七十名凶悍之徒,却没有《虎门条约》第十四款所规定的出口执照。这艘帆船其实是来吓走港内的中国商船,或者探报它们的情况的。但港口警察误疑它是海盗船,将它扣押;由于无法断定它究竟是一艘没有执照的商船还是一艘海盗船,德庇时爵士便下令把它作为未领条约所规定的执照而擅入港口的船只,交给九龙的中国官员处置。条约中那些愚蠢的让步条款,把香港的港口警察变成了中国缉私关卡的下手,而由一位糊涂的香港总督照此办理的,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结局实在荒唐可笑:这艘帆船既不是商船,也不是海盗船,而是一名中国包税商的巡船。然而消息就此传开,说凡是来香港的中国商船,若没有那份宝贵的执照——而这种执照中国没有一处海关肯发——英国港口警察就要把它交给九龙官员去任意处置。这对殖民地的华人商业大有损害,也使帆船贸易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裹足不前。
德庇时爵士身为商务监督兼驻华领事机构首长,每年须巡视各通商口岸一次,视察各领事馆并作出必要的指示。他因这些公务定期离开殖民地期间,便由德己立少将以副总督的身份署理殖民地政务。关于《虎门条约》,其中贻害无穷的条款既受到英王陛下政府的谴责,也受到侨民社会的谴责,德庇时爵士于是又在虎门与耆英会晤了一次(一八四六年四月),但仍未能为香港的华人贸易争得任何让步。他也未能从这位精明的外交家手里讨到任何东西,只换来一些含糊的许诺,内容涉及让广州的英国商人享有《南京条约》所保障的种种权利:免受暴民侵害的保护、在另行划出的租界内自由建造住宅、进入广州城的自由,以及前往内地游览的自由。英国臣民在广州一再遭到殴打,而他从耆英那里所能得到的,只是一连串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责任推到英国商人身上,说他们竟敢傲慢地要求自己的权利,或者指望免受暴民骚扰。德庇时爵士毫无保留地采纳了耆英的这些暗示,毫无道理地指责商人是一切骚乱的罪魁祸首,结果他在广州英侨中招致的憎恨,正与他因轻信而在耆英眼中显得可笑的程度相当。耆英却扮演着约翰爵士知交好友的角色,甚至在这份殷勤可以派上用场的时候,亲自到香港来拜访他(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不过,有一件事约翰爵士确实从广州当局那里办成了,那就是让广东布政使发表了一份致香港政府的公文(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布政使在文中慷慨地放弃了对香港地税的一切要求,实际上承认了女王陛下对全岛的主权。这一点不仅写在一份条约里——而大多数中国人如今已把条约看作废纸——而且真正得到一位中国下级官员的承认,诚然是有些价值的。这的确大大背离了中国官员一向的做法。例如,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们偶然发现新安县知县的差役照他们一贯的做法,公然在赤柱征收每年的渔税,每船四百文,作为准许一百五十艘帆船在香港水域捕鱼的代价。这不过是许多事例中的一个,说明新安知县仍把香港看作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而一八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的一桩案件,更打消了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中国官员竟在殖民地境内大胆拘捕了几名隶属英籍的华人,强行带走。
与此同时,广州商人纷纷申诉,说广州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德庇时爵士对他们又显然漠不关心、毫无作为,这些申诉传到英国,照例激起了巴麦尊勋爵的意气。一八四六年十月,广州一艘英国船上的两名水手信步走进城内,遭到广州暴民的毒打。约翰爵士照例不向广州当局要求赔偿,反而命令领事罚那位船长的款,理由是他放任这两名水手到民众中去滋事。他在给巴麦尊勋爵的公文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此案,当作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根本没有请求授权处理;然而他收到的回复却是下面这道令人震惊的训令。巴麦尊勋爵写道(一八四七年一月十二日):「兹训令阁下,要求惩办犯此暴行之人;阁下并须以明白确切之言词告知中国当局:英国政府决不容忍中国暴民一旦将英国臣民控制在手,便可任意加以虐待而不受惩罚;倘中国当局不能运用自身权力惩办并防止此类暴行,英国政府将不得不自行处置此事。」
德庇时爵士接到这道公文,完全失了分寸。他以为现在有了机会,可以抢在中国当局之前下手,出其不意,用一支武装部队突袭占领广州城,然后以凯旋征服者的身份口授自己的条件。他与德己立少将商议,少将勉强同意了这个堂吉诃德式的计划。一名工兵军官秘密前往侦察虎门炮台,报告说炮台实际上几乎无人驻守。于是一支一千人的部队悄悄动员起来,巴麦尊勋爵公文的一部分在愚人节那天公布,次日清晨(一八四七年四月二日)远征军便出发了,计有三艘军舰(英国皇家海军秃鹫号、冥王号与顽童号)和一艘租来的轮船(海盗号),轮船上载着约翰爵士、少将及其参谋人员,以及海军高级军官麦克杜格尔舰长。在三十六小时之内,这支威风凛凛的部队对一个毫无防备、毫无警觉的敌人发动了一场约翰爵士个人的私战,未损一兵一卒便攻占了广州江面上的各主要炮台,并且冒着几处炮台的炮火,钉塞了八百七十九门炮的火门。
一八四七年四月三日,远征军在广州商馆对面下锚,部队登岸,令耆英与英侨社会都大为惊愕。英国商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约翰爵士,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马额峨领事告诉他们,约翰爵士并未表示要见他们。耆英被和颜悦色地告知了约翰爵士的要求(一八四七年四月四日),次日又接到一份最后通牒,声称除非在约翰爵士定于四月六日举行的会晤中答应这些要求,否则就要炮轰广州城,强攻夺城。耆英犹豫了一阵,终于同意与德庇时爵士会晤(四月六日),并且照例以空洞的许诺使他满意而去。他提出,若业主愿意出售,可让英侨在河南岛上购买或租赁五十英亩土地。他又提出,若届时可行,将于一八四九年四月六日前后向外国人开放广州城,并准许他们到乡间游览,还准许欧洲人在商馆附近建造一座教堂,在黄埔埋葬死者。与此同时,他却暗中部署进攻。然而约翰爵士立刻接受了这些条件,尽管它们实际上还不及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已经给予的程度;一八四七年四月八日,英国远征军凯旋返回香港,留下耆英向皇帝奏报,说他一面用谈判拖住约翰爵士,一面调集军队前来,而约翰爵士一发觉受到中国军队威胁,便仓皇逃回香港去了。广州与香港的英侨社会对这次肆意妄为、劳而无功的「海盗式远征」愤慨不已,这次远征只是使广州贸易骤然停滞,使外国人在广州的生命财产比以前更无保障,并使欧洲人关于国家政策与国际法的观念在中国人眼中显得荒唐可笑。在他们看来,德庇时爵士作为外交家,显然比砵甸乍爵士还要失败。然而巴麦尊勋爵却赞同约翰爵士的做法,于是此事暂告平息,何况耆英对约翰爵士这番好战的胡闹也报以无声的轻蔑。
然而几个月之后,广州又起了新的骚乱。德庇时爵士并未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什么,又筹划对广州再次用兵,并怂恿德己立少将写信到锡兰请调援军;乔治·格雷爵士正乐得有机会推翻巴麦尊勋爵的政策,便断然禁止在事先未经英王陛下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再对中国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与此同时,格雷伯爵也以毫不含糊的措辞谴责了四月间的远征。他写道(一八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最近之军事行动虽当即奏效,然再作同类之尝试,其风险将远超此举可得之任何利益。倘中国当局之行为不幸使再度诉诸武力势不可免,则须于充分准备之后行之,并须动用足够兵力,俾有正当理由预期此举所欲达成之目的,得以切实达成而无不必要之损失。」有人说,约翰爵士被这番谴责弄得狼狈不堪,当即辞职;其实在这份公文写成之时,德庇时爵士早已递上辞呈,而辞呈也毫不迟疑地被批准了(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约翰爵士的商务监督任期,又是在广州民情的一次可悲的爆发中结束的。六名外国青年到广州上游约三英里的一个村庄游览(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五日),遭到暴民袭击,受尽折磨,被残忍杀害。耆英迟迟不惩办凶手,德庇时爵士便勇敢地准备再作一次武力示威(一八四八年一月五日)。耆英一发现约翰爵士已有一支舰队整装待发(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七日),便让了步,在出事的村庄(黄竹岐)附近处决了几名凶犯,当时第九十五团的一个连为此特地从香港乘英国皇家海军冥王号前往监刑。
德庇时爵士还有一个机会在另一个领域显露他的外交才能。他奉命与安南订立一项通商条约。倘若他事先得到适当的情报,尤其是配备了得力的译员,他本有机会为扩展英国贸易做一番大事业:开辟新市场、新商路,打通云南与广西,并把法国人挡在安南与东京之外。可是他与安南之间毫无外交联系,在安南朝廷既无代理人也无朋友,而法国势力已在那里活动,力图阻挡英国介入;他甚至连一个得力的译员也没有,因此他在安南官员面前的失败,自然与他在中国外交家面前的失败同样显著。他于一八四七年十月六日离开香港,在顺化附近的海岸试图与官员开始谈判,却徒劳无功。他所求告的每一位安南官员都拒绝传递任何消息。他最后把一封致安南国王的信留在海滩上,才收到下级官员带来的答复,回绝一切谈判,并拒绝他进入顺化。约翰爵士只好放弃在交趾支那遏制法国势力的进一步尝试,失望地返回香港(一八四七年十月三十日)。
约翰爵士与邻近的澳门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相安无事,却绝谈不上融洽。由于香港殖民地的命运明显日趋衰落,澳门政府认为有机会挽回过去的失误,把香港那些心怀不满的自由贸易商人,以及在广州立足的美国、荷兰、法国和巴斯商人,都重新吸引回澳门。于是在里斯本取得了一道敕令(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这道敕令虽远不是一项完全的自由贸易措施,却把港口税和海关的各项征敛减到最低限度,实际上使澳门的贸易比香港更少掣肘、更为有利。这项措施未能使澳门恢复昔日的繁荣,因为它来得太晚了。但它对香港商业的进一步萎缩和香港商人不满情绪的大大加剧,也起了一份作用。德庇时爵士访问澳门时曾遭人袭击(一八四五年四月十一日),此事并无政治意义,却显示了澳门华人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这种性格后来竟致命地发泄在下一任澳门总督亚马留先生身上。亚马留到任(一八四六年四月十八日)不到一年,便下令开辟一条穿过城外原野的道路,因而触动了华人的坟墓,后来他为这种漠视华人宗教迷信的做法付出了生命。一八四七年三月,澳门的前景与香港同样黯淡,有人谈论把澳门割让给法国,但这一动议即使真有其事,也终归不了了之。
现在转而来看德庇时爵士的施政措施,我们发现,扩充文职机构和改革两局的组织占去了他大量时间。他到任时(一八四四年五月七日)随身带来了一位辅政司(卜鲁斯阁下)、一位库务司(马丁先生)、一位法院司理官(凯伊)、一位私人秘书(孖沙)、一位核数总监(谢利)、一位土木工程师(蒲普,总督府、辅政司署和圣约翰座堂的设计都出自他手),以及一纸委任状,委任坚少校(总巡理府)兼任高等法院的司法常务官和执行官。按察司(休姆)晚一个月到任(一八四四年六月九日),香港第一位大律师(西尔)于一八四四年七月一日到埠;但由于殖民地部把律政司(史德龄)的任命拖到八月五日,又有其他若干重要的疏漏,高等法院直到一八四四年十月一日才得以开庭。两年以后(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政府向颠地洋行购得所谓的交易所大楼,作为现今的法院大楼。高等法院于一八四四年十月二日举行首次刑事庭期,其运作经由一系列立法而逐步完善,这些立法涉及法院的组织(一八四五年第六号及一八四六年第二号条例)、陪审团审讯(一八四五年第七号条例)、刑事诉讼程序(一八四五年第八号及一八四六年第六号条例)、简易审判权(一八四五年第九号条例)、破产(一八四六年第三号及第五号条例)以及验尸陪审团(一八四七年第五号条例)。副海事法庭于一八四六年三月四日设立,一八四七年一月十四日首次开庭。把市区划为现今的三区(上环、中环、下环),以西边的鸭巴甸街和东边的义律谷(即今己连拿利山谷)为界,始于一八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当时把原先民间通行的叫法正式采用为官方名称。一八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太平山开设了一个新街市,中环与上环街市的拥挤状况因而大为缓解。由于适合文职官员居住的房屋稀少而租金高昂,政府专门建造了文职官员宿舍(一八四四年八月十六日),即今日所称的雅宾利,不过后来(一八四七年五月十五日)这些宿舍移交给了军事当局。德庇时爵士新设了两个职位,即华民政务司兼地税征收官(费伦),于一八四五年一月就职;以及海事裁判司(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五日),不过在毕打先生休假离港期间,其职务暂由费伦先生兼理,而由利纳先生代理船政官。一八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一名受薪的验尸官(霍德福斯)取代了那位深得人心的义务验尸官(范康),后者曾参加反对政府某些措施的运动。两局的组织经过几番变动,英侨社会又一再要求在定例局中获得适当的代表权,至少要由英王委任同等数目的官守议员与非官守议员;然而这个迫切的问题,暂时以德庇时爵士拒绝任何民众代表权而告一段落。政府颁发委任状(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委任副总督、辅政司和巡理府为议政局议员,并委任副总督、按察司和律政司与总督共同组成殖民地的定例局。不知出于什么令人费解的缘故,在裁撤助理工务司一职之际,工务司的头衔被降为量地官(一八四六年八月八日);又因把核数官与辅政司的职务合并(一八四六年九月十五日),本地官方账目的审核沦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这两项措施的缺乏远见,只有军事当局的一项决定可以与之相比,那就是在赤柱建造可资防守的兵营(一八四七年三月八日)——其实这些兵营应该叫作「士兵的坟场」才对。
德庇时爵士的立法工作,是从规管华人人口这个棘手问题开始的。以保长、保甲制度为基础,借华人自己的长老来平稳管理香港华人,这一朴素的尝试(一八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十三号条例),是前任留给德庇时爵士的遗产之一。然而德庇时爵士不喜欢这样一种不够专断的措施,他在这件事上自有主张。他虽让定例局通过了那项条例,实际上却置之不理,着手另行设计一项自己的措施,想借登记的办法,立即把邻近地区罪犯源源不断涌入而带进殖民地的坏血清除干净,仿佛登记便能把这些人挡在门外,或者揭露他们的底细似的。结果药比病更糟。
一八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定例局为了遏止邻近大陆的人渣不加区别地涌入香港,同时又急于避免按阶级立法,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对香港全体居民不分国籍一律登记。无论欧洲商界还是华人商界,事先都未曾就此征询意见;法案通过之后也毫无动静,直到德庇时爵士巡视各领事口岸归来(一八四四年十月十八日),这项条例才公之于众,并宣布将于十一月一日起施行。这时欧洲侨民社会才如梦初醒,惊愕地发现:不但华人游民,而是全体居民无一例外都要缴纳人头税;所有英国居民也和华人一样,每年都须到华民政务司面前报到一次,回答有关出生、父母、年龄、收入等等的询问,答复若不能令人满意,便可被驱逐出境;而英国商人与华人苦力之间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条例规定前者每年为登记牌缴费五元,后者缴费一元。英国居民对这样一项条例作何反应,是不难想见的。他们群情激愤,万众一心,奋起抗争,觉得他们个人的自尊、国家的荣誉、臣民的自由,都被践踏在脚下,比起当年在广州受公行羁勒的日子还要无情。于是,香港第一次公众集会于一八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卡特先生的寓所举行。这次集会一致谴责该法案在原则上不公不义、违反宪制、不合英国精神,随即推举了一个委员会(吉布、马地臣、罗森、达真和卡特),据此向政府呈递陈情书。同一天,政府公布了该条例的中文译本,措辞含混不清,只是使华人中间本已弥漫的激愤与误解更加厉害,使他们以为自十一月一日起征收的人头税是按月而不是按年征收的。几天后,《中国之友》说道:「天朝子民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只要不出常理,再怎么压榨他们都能忍受;然而这份错误百出的译文竟要从他们的月工钱里榨去一半,他们便认为是回自己家乡的时候了,即使他们全体离去,我们也不会责怪他们。」十月三十日,华人的一切劳作全面停顿。商店与街市关门,驳船、苦力、家仆同时罢工,一切生意都陷于停顿。华人作好准备,倘若政府强制施行这项法律,第二天便全体离开香港;但并没有发生任何骚乱。下午四时,欧洲侨民社会的代表团晋见总督,呈递一份日期为十月三十日、由一百零七名英国臣民签名的陈情书。陈情书指出:该条例的原则既专断、违宪,又不公正,因为它以最不公道的方式向没有代表权的英国臣民征税;条例的规定违反了对华条约;这些规定妨碍了劳动,从而妨碍了殖民地的繁荣;而且这项条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代表团把陈情书交给了两局书记,总督当时并不知道陈情书措辞如此激烈,便告诉他们,该条例在两个月或更长时间之内不会施行,届时也只会部分施行。然而随后两局书记却把陈情书退还给委员会,表示不予接纳,理由是陈情书的措辞直接违背了对殖民地合法当局应有的尊重,并要求委员会把这份文件措辞改妥。但这个口信还未送到,委员会眼见城中局势令人忧虑,已经起草了第二份陈情书,日期为一八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提请当局注意一切生意都已停顿、粮食供应也已中断,恳请立即颁布某种官方通告,以平息各阶层中普遍的激愤情绪。委员会呈递第二份陈情书之后,又致函两局书记,说第一份陈情书的措辞虽然激烈,却代表了他们的感受,而且是事态紧急所迫不得不然;但同时他们声明,他们向总督会同议政局陈词,丝毫无意使用最恭敬的言词以外的任何措辞。然而这封信直到十一月一日才送到总督手中。与此同时,两局书记答复第二份陈情书,通知委员会(十月三十一日)说,华人方面一切煽动性的骚乱既已轻易平息,总督及议政局现在准备接受措辞得体的建议。委员会随即建议(十月三十一日)最终废除该条例;但由于此时已有约三千名华人离港,生意也已连续几天完全停顿,委员会便召集于十一月二日星期六再举行一次公众集会。集会之前,委员会接到两局书记一封信(日期为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日),谴责他们在上一封信中不得体地重申那些不敬的意见,并声明只要委员会继续坚持这种观点,政府与委员会之间的一切往来必须中止。同时政府又发布了一份官方通告(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日),总督在通告中以据报某大洋行的买办曾召集华人开会、会上使用了同样不敬的言词为由,指责英侨社会「以卑劣手段蛊惑无知而不幸之华人居民,唆使其消极抵抗」。然而一次群情热烈的公众集会立即一致赞同委员会的做法与观点,因为全体居民都认为,给英国臣民发牌挂号的做法即使不算不公不义,也是有失公允的。发言者互相庆贺,说他们已逃脱了一种小暴政,不过他们也承认,政府通过这项招人反感的条例时,其实并非真有此意。集会推举了一个常设委员会,与政府合作修订该条例,并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商会。但会上也有人发出威胁,说英国商人不妨回到澳门去,在那里的外国旗帜之下,他们不会受到那些既违背他们的感情、又与他们享有个人自由这一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截然相反的法律的约束。一位发言者引用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证明没有代表权,对英国臣民征税便不合法。这番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人们屡屡要求设立代议制政府和市政机构,却都是徒劳。公众集会既然没有谴责对华人的登记,而只是抗议与登记相连的征税,并抗议把拟议中的条例施用于英国臣民,「因为这是把欧洲人与中国的贱民等量齐观」,于是与政府和解的路便打开了。因此,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四日,常设委员会(吉布、马地臣和卡特)致函两局书记,对他们所用的激烈言词表示遗憾,并声明并无任何不敬的用意。总督会同议政局随即接受了这一声明,与侨民社会言归于好。然而广州的英国居民(其中多数是在香港设有行号的商行的代表)却向总督呈递了一份庄重的抗议书(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六日),由莱斯利、贝尔及其他三十八名英国臣民签名,记录了他们「恭敬而坚定的抗议,所抗议者乃一项在近代英国立法中前所未有之措施,此措施必将贻害甚巨,其限制及侵害女王陛下臣民之权利与自由,程度非同寻常,且彻底破坏治者与被治者之间所应有之信任、亲善与合作,而此种信任、亲善与合作,对每一殖民地之安宁与繁荣均至关重要;此措施倘强行施行,看来势将使香港岛沦为一处流放罪犯之地」。香港方面也有人提议向英王陛下政府呈递陈情书,声明殖民者已对本地政府失去信任。然而几天以后,温和的意见占了上风,整个风潮也逐渐平息下来。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定例局通过了一项修订后的登记条例(一八四四年第十六号),只对最下层的阶级实行登记,放弃了向华人居民征收任何人头税的主张,并豁免以下各类人士的登记:一切文职、陆军及海军雇员,一切从事学术专业的人士、商人、店主、住户、官地承租人,以及年收入达五百英镑的人士。事实上,这项条例把英侨社会所争取的一切都给了他们;倘若总督当初征询了主要商人的意见,或者准许他们在定例局中有代表,侨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整场冲突,以及政府在目瞪口呆的华人居民眼中所遭受的挫败与随之而来的屈辱和威信扫地,本都是可以避免的。一八四五年一月一日,这项条例开始施行,运作十分顺利,以致到了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能对它加以修订(一八四六年第七号条例),使之同时规定对全体人口定期进行人口普查。
德庇时爵士对侨民社会所采取的错误的专断态度,还衍生出别的后果:一是他(自一八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为腾出地方进行新的改良工程而强制迁出房主时那种严厉的做法;尤其是他的戒严条例(一八四四年第二十号),他于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使之在定例局通过,目的是让行政当局无须定例局同意,便有权宣布全岛实行戒严。在香港的整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将来也不大可能有任何需要采取这样一种严厉的措施。居住在英国领土上的华人,在世界各地对任何开明而强有力的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态度,完全否定了促成这项立法的那种设想。然而这位造诣精深的汉学家竟把华人的性格误解到如此地步,以致通过了这项法案;而当华人得知英王陛下政府干脆不予批准时,这项法案只是使他在华人眼中降格为一个想当独裁者而未能得逞的失败者。
然而还有更糟的事情要说。此时中国邻近各省的官吏虐政已到了这样的地步:整个华南的民间,遍布着秘密的政治会社,其中为首的一个,名叫三合会。这些秘密结社的宗旨,在于一有适当时机,便要行使那公认的造反之权,而这种权利,在官定的全国通用的蒙学课本里本就讲得明明白白。驱逐满洲人,重建汉人的王朝,几乎是每一个与官场无涉而又有作为的中国人心中暗藏的愿望。太平天国之乱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在上帝的安排之下,注定要使香港日趋衰败的运势重新振兴;当广州当局觉察到这场风暴最初的隆隆雷声时,便精明地利用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香港的华人与中国内地的华人一样,同受这种秘密政治宣传的影响,借此再给香港作为一个华人殖民地的前途以一击。于是他们说动德庇时爵士通过了一项条例,即一八四五年第一号条例,其效力是:香港警察须将政治流亡者当作三合会及其他秘密会社的成员,搜查逮捕,这些人在监禁一段时期之后,须各在脸颊上烙印,然后递解到中国境内,而在那里,官府自然会立即将他们拘捕、刑讯并处决。一位英国总督竟会制定如此骇人听闻、野蛮而有违英国精神的法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说来奇怪,以德庇时爵士对华人的阅历之深,又素以仁爱著称,竟会被中国的外交家愚弄到这种地步,以致不自觉地成了官府最恶劣的那种压迫的工具。这不仅是轻率地无视格拉德斯通所阐明的那条健全原则,即「英国从不为改善任何他国的内政状况而立法」;也不仅是断然否定了举世公认的那个看法,即英国的土地是躲避政治暴政与压迫的安全庇护所;而且是当着全中国的面明白宣告:香港的历任总督愿意承诺与征服中国的满洲人合作,把任何一个愚蠢到踏上英国土地的不幸的中国爱国者逮捕、监禁、在脸颊上烙印,作为亡命之徒终身的标记,然后交到官府手中处决。奉本国政府之命,这项野蛮的条例,即一八四五年第一号条例,在九个月之后,即一八四五年十月二十日,经一项修正条例,即一八四五年第十二号条例,加以修改,以腋下烙印代替脸颊烙印,因为脸颊上的烙印,即使对于罪犯而言,也会使其改过自新成为绝无可能之事。
虽不至于如此恶劣,但同样出于不明白欧洲法令全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与政治机体的特殊性的,是砵甸乍爵士曾试图以其《奴隶制条例》,即一八四四年第一号条例,干涉本地华人的契约奴役,而这项条例被驳回不准,此时(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须由德庇时爵士出面宣布。他发出告示,宣布该条例作废无效,又称「议会关于废除奴隶贩卖与奴隶制的各项法令,以其本身固有的效力与权威,适用于香港,殖民地内女王陛下的一切文武官员均将执行这些法令」。其中暗含的言外之意,即香港的契约奴役属于《奴隶贩卖法》所界定的奴隶制一类,纯属虚构,不过是用来掩饰政府在干预中国民族习俗一事上的失败而已。至于究竟哪些英国法律在香港有效这一总的问题,则由一八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及一八四六年五月六日的条例加以处理,当时的规定颇为含糊,即凡在香港初次获得本地立法机构之时(一八四三年四月五日)已经存在的英国法律,「凡可适用者」,均视为在殖民地有效。
总督作为立法者固然不幸,对全体欧洲人与华人社会一概横冲直撞,而他与英国司法在本地的代表之间的交涉,则更为不幸。自按察司休姆抵港、高等法院成立之时起,总督与按察司之间便结下了长久的嫌隙。这起初是由于本地的两位巡理府,即威廉·坚少校与禧利先生,对自身地位抱有错误的看法,他们自以为与其说是独立的法律阐释者,不如说是直接听命于总督、受总督节制的行政官员。按察司并不向总督掩饰他对巡理府与行政首脑之间这种不正常关系的不满。最初几年,其结果仅仅是一方面按察司,另一方面总督与巡理府,彼此关系紧张。不久,社会上便开始站在前者一边,反对后者。总督似乎只是想对澳门总督卖个人情,顺从对方一项非正式的请求,便命巡理府签发了一张拘票(一八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毫无初步证据的情况下,逮捕并引渡三位葡萄牙绅士,全体英国侨民对此极为愤慨。这三人由一艘英国炮舰,即女王陛下的少年赫柏号,作为囚犯押送到澳门,在澳门受审时,却被判定在那宗诉讼中无罪,那原是一宗民事诉讼,他们来到香港,本是想借此拖延诉讼。不久之后(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一宗类似的案件:几个葡萄牙人的奴隶,误以为英国的奴隶制法令在香港对华人以外的人有效,便逃到了殖民地。然而他们的主人在澳门控告他们犯了盗窃罪。虽然并无引渡条约可资依据,澳门总督还是立即请求德庇时爵士引渡这几个奴隶,而巡理府又一次不经审判的手续便遵照总督的命令行事,总督随即通知亚马勒先生,说这几个奴隶已被收押,一经申请即可交出。
此后不久,总督与按察司之间的冲突更趋尖锐。广州有一位著名的英国商人康普顿先生,有一天(一八四六年七月四日)偶然掀翻了一个阻塞商馆区一条小巷的小贩摊子,两天之后,他又把一个苦力推开,并告诉当时就在近旁的领事马额峨,说他刚才这样做了。一八四六年七月八日,发生了一场广州暴民素来出名的那种周期性骚乱。三个月之后,领事通知康普顿先生说,德庇时爵士以商务监督的身份,未经审判,以掀翻小贩摊子一事罚他四十五英镑,并暗示正是此事引发了七月八日的骚乱。此外,一八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本地一家报纸刊出德庇时爵士致耆英的一件公文,其中称康普顿先生为「骚乱的挑唆者」。由于广州全体欧洲侨民都支持康普顿先生的主张,认为广州的骚乱与他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康普顿先生便就德庇时爵士的判决向高等法院上诉。按察司休姆审理此案,判上诉人胜诉,宣布领事的判决,亦即德庇时爵士的决定,「不公、过当且不合法」,并「显示出对一切法律程序乃至法律本身的全然漠视」。按察司又补充说:「在这第一宗领事上诉案中,全部程序如此不合规矩,以致所发生的一切都绝对无效。」全体英国侨民都为这一判决鼓掌,总督却视之为对他个人的侮辱。
与此同时,按察司与巡理府之间的分歧也日益加剧。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高等法院审理了一宗典型的案件,引起了普遍关注。两艘中国帆船在港内相撞,那艘显然有过失的帆船想要驶走,受损帆船的船员便放枪,以引起注意。一艘警艇以为那艘逃走的帆船是海盗船,便向它开火,在混乱之中,淹死五人,捕获十三人。巡理府照他一贯草率的作风处理此案,把这十三人鞭笞一顿,然后交给九龙的官员另行发落。然而验尸陪审团经过三天的调查,对警察作出了误杀的裁决,并且在言外宣告了那十三个被巡理府鞭笞并递解出境的人是无辜的。高等法院此时以全部程序不合规矩为由,撤销了原判,因为那些囚犯曾被令宣誓保证其供词属实,这就等于迫使他们自证其罪。社会上早已认定巡理府署的人事需要改革,便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巡理府应当受过法律训练。次日(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八日),高等法院审理的另一宗案件,更有力地坚定了他们的这一结论。巡理府曾以意图犯重罪的罪名,判处九个人三个月监禁,但当上诉到高等法院,意图犯重罪一节被明确否定之后,巡理府向按察司解释说,他实际上是根据乔治四世的《流浪者法》判处这些囚犯的。巡理府的这种做法,公众早已屡有怨言,按察司此时严厉申斥巡理府,指出他所援引的法令在本地早已由一八四五年第十四号条例所取代,并当即释放了这些囚犯。
过了些时候,按察司向总督抱怨说,巡理府似乎在审判一些本应移送高等法院的案件,于是两位巡理府便开始有系统地把最微不足道的罪行也一概交付高等法院审讯。这种情形在一八四七年二月十四日至十九日的刑事庭期中表现得如此令人难堪,以致陪审员们向法庭正式提出申诉,说他们的时间都浪费在那些本应由巡理府即决处理的小偷小摸案件上。按察司同意他们的意见,并就此行文政府。在同一庭期中,有证词称,警察曾拒绝保护一位遭士兵殴打的市民,因为政府命令警察不得干涉士兵,又说军营中曾宣读一道通令,告知士兵政府给警察的这项指示。按察司对此提出批评,指出所说的那道通令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只有议会的法令才能使士兵免受民政当局的管辖。副官长随即致函各报,否认曾发布过任何这样的通令,但真相不久便泄露出来,原来法庭上证词所说的通令,乃是少将对全团所作的一篇训话。
此后,总督与按察司之间的关系便带上了人身攻击的色彩。一八四七年四月十六日,总督与按察司发生了一场争执,因为总督声称有权随意指定副海事法庭开庭的日期,而按察司则要求以「大人」相称,总督却拒不允许。据说总督曾以停职相威胁。此后一时平静下来,但到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议政局就若干私德不检的指控审讯按察司,这些指控,据说是德庇时爵士在致巴麦尊勋爵的一封机密函件中详细开列的。巴麦尊不顾这份文件的私人性质,把它送交殖民地部,殖民地部当即下令议政局就总督原函所列的各项指控进行调查。德己立少将以副总督的身份,愤然抗议整个调查。议政局的两位成员,即威廉·坚少校与庄士敦先生,作证支持各项指控,但其余所有证人都为按察司开脱。尽管如此,总督会同议政局仍宣布将他停职。消息一传到城里,全体英国侨民,官员除外,都前往按察司的寓所拜访并留下名片。就像当年登记风潮的日子一样,又一次爆发了一致声讨政府的愤怒呼声。三天之后,本地的几位律师,即柏克、科利、加斯克尔、麦斯威尼和范康,向按察司呈递了一份致辞(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斥责总督的行动是「出于敌意的攻击」,并赠以一只金鼻烟壶,上镌一句拉丁铭文,意为「纵使嫉妒者愤然不平,正直之人必将昌盛」。后来(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社会人士又呈上一份由一百一十六位居民签名的慰问书;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日,全体特别陪审员也致书按察司,表达他们对其人品的敬重,以及对他被停职、暂时退隐的同情与惋惜。这时总督早已递上辞呈,而接受辞呈的公文(日期为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当时正在途中。总督辞呈获准的消息,缓和了公众激愤的锋芒,而殖民地部认为各项指控均未得到证实,当即撤销停职,恢复了按察司的职务。
增加殖民地的收入,自然是一位殖民地总督最操心的事情之一,而德庇时爵士在努力改善殖民地收入的时候,却触犯了商界最深切的感情和最根深蒂固的原则。商界认为,香港只不过是邻近沿海各地的一个货栈,仅仅是为了施展总体影响、保护中国海面一般贸易而设的一个据点,它所造福的是帝国的利益,而不是本地的利益,因此殖民地机构的开支,理应由大不列颠承担较大的部分;德庇时爵士却认定香港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不但应当负担其本身民政的全部费用,而且应当尽早分担帝国的军费。因此,商人们仍寄望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来促进香港的发展,德庇时爵士心里想的却只是牌照费、包税和专营。妥协或和解都无从谈起。自由贸易受到官方的嘲笑,保护主义占了上风。就在德庇时爵士以维持良好秩序为名,宣布要把登记推广到殖民地全体居民这一致命打算的那一天(一八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他也宣布了决意设立石矿承饷、食盐承饷和鸦片承饷,以筹措收入;而在他通过那项惹人憎恶的《军法条例》的那一天(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又推出了第一项税收条例,即一八四四年第二十一号条例,对食盐零售发给牌照,并对一切拍卖货物征收百分之二点五的税。与此相关,他还订定了本地的度量衡,即一八四四年第二十二号条例。英国侨民对拍卖税怨声载道(虽然一八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已决定在某些情形下予以豁免),对食盐承饷和鸦片承饷大加嘲笑,又拿对结婚执照所征的税取乐,把它和新定的丧葬费与墓碑费(一八四五年一月十五日)相提并论。石矿承饷(一八四五年九月一日)只收得七百零二英镑。当总督(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及五月二十三日)着手开征警察差饷(一八四五年第二号条例),并查定一切房产的应课差饷租值时,商人们宣称香港已彻底完蛋,并开始放出联合抵制的煽动言论。公众的激愤如此之大,以致总督也害怕起来,宣布愿将两位官方估价员,即德伦与蒲柏所作的估值削减百分之四十(一八四五年七月十四日)。尽管有此让步,殖民地的头号报纸仍宣称这项税收是对居民权利最为暴虐、最不可容忍的侵犯,因为它是由一个社会人士在其中毫无代表的议局通过的。然而这项条例获得了女王陛下的批准(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而民众不久也就学会了心平气和地服从。德庇时爵士对这些措施的财政成效仍不满足,又以一八四五年第三号和第四号条例,对烟草与酒类的零售征税(一八四五年七月七日)。他对专营的渴求如此之甚,竟坚持把香港水域的捕鱼专营权也承包出去,尽管一八四五年全年只收得十七先令。最令他忧心苦恼的,是自由港香港「完全没有海关机构」。他断然认为,可供建筑之用的地段大多已经出让(这要归功于他的前任和他本人不自觉地助长的那股投机狂热),将来不能指望地税收入有多大增长。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牌照与货物税承饷,在这些项目之中,他向女王陛下政府特别推荐鸦片承饷,说它是「收入最丰的财源,而且应当随本地的进步而增长」。
当定例局通过香港第一项鸦片条例(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时,库务司马丁极力反对政府这项措施,理由是不应以私人的恶习作为公家收入的来源。他发现自己的抗议无人理会,便立即请假。请假被拒之后,他便辞去职务,返回英国(一八四五年七月十二日),从此在那里以一支饱蘸胆汁的笔,竭力证明香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殖民地应当迁往舟山。他把香港雄伟的山峰比作一块腐烂的斯提尔顿干酪,又把香港秀美的四周景色比作一个满身麻风斑纹的黑人的脊背。
在殖民地内零售不足一箱、供本地消费的鸦片的专卖特权,交付拍卖(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日),尽管有一伙中国鸦片商从中作梗,终由一个英国人都爹利以每月七百二十元的租金买下。但这位买主不久便发现自己斗不过华人,他们利用条例措辞的疏漏,公然在殖民地内以「供出口」为名零售鸦片,并在这样做的时候得到了法庭的保护。那项有缺陷的条例于是加以修正(一八四五年七月十二日),鸦片承饷再度交付拍卖(一八四五年八月一日),由一个华人财团以每月一千七百一十元买下。次年,承饷再度开投(一八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承饷人要求更大的权力;专营权又一次交付拍卖(一八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却无人出价,为的是要索取更多的让步。最后,承饷以每月一千五百六十元的减价售出(一八四六年七月二日)。然而不久便显而易见,承饷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收入,雇用差役,甚至配备了一艘武装巡船,他们勒索得来的这些权力严重妨碍了正当的帆船贸易和港口的自由。连华人自己也向总督请愿(一八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要求废除鸦片专营。总督犹豫之下,在这项惹麻烦的鸦片承饷于一八四六年收得四千一百一十八英镑、于一八四七年收得三千一百八十八英镑之后,改以牌照制度取而代之(一八四七年八月一日)。值得注意的是,这第一次鸦片承饷的试验,立即暴露出此后始终伴随香港这一制度的种种弊端,即肆无忌惮地规避法律,有组织地拖欠应缴的租金,以及无端滋扰本地贸易和港口的自由。
在总督的勤勉经营之下,殖民地的收入大有改善。由于强制追缴拖欠的地租和房租,殖民地的收入从一八四四年的九千五百三十四英镑,一跃而升至一八四五年的二万二千二百四十二英镑。鸦片承饷使一八四六年的收入增至二万七千八百四十二英镑,又因提高船只登记费(一八四六年第七号条例),一八四七年的收入达到三万一千零七十八英镑。另一方面,由于注重公共工程,支出从一八四五年的四万九千九百零一英镑,增至一八四六年的六万六千七百二十六英镑。但到一八四七年,支出又减至五万零九百五十九英镑。
总督在改善殖民地财政的努力中,尽管面对极其不利的形势,却仍得到一个有利条件的帮助,那就是:外国贸易虽然停滞,本地的帆船贸易却维持不衰;殖民地的人口虽因迁往中国各通商口岸而大为减少,在若干年间却保持着惊人的稳定。在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这三年中,人口依次为二万三千七百四十八人、二万二千四百五十三人和二万三千八百七十二人。一八四八年,人口确实减至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四人。但总督认为这一减少并非由于外间所说的本地商业衰落,而是由于登记更加周密,「这既使实际人数的统计更为真确,又使殖民地摆脱了那些游荡无着、申领登记票只是为了拿去作恶的人」。
在压制罪案的努力中,德庇时爵士也像香港历任总督一样,处处受到掣肘:罪犯源源不断地从邻近的中国大陆涌入;本地华人差役不可靠又懈怠;招募入本地警队的欧洲水手或士兵品行放荡,他们不懂本地语言,因而不得不依赖凶悍的本地通译;从英国输入受过训练的警员费用高昂;最后,英国的法律和英国的刑罚方式,本质上就不适用于亚洲人。不过,德庇时爵士有幸从伦敦请来了大都会警察的一位督察梅查理(一八四四年九月六日),他以交到他手上的这些不完善的人手,尽力而为,仿照爱尔兰警察的模式,并依本地情形加以适当变通,改组了香港的警队。当时每一位欧洲房主都仿照昔日广州与澳门时代流行的旧习,私雇更夫守夜。为了取缔这种私雇更夫的制度,德己立少将在德庇时爵士暂时离港期间以副总督身份署理政务,于一八四四年九月十一日通过了那项不得人心的《竹梆条例》,即一八四四年第十七号条例,禁止使用竹梆;那些更夫惯于敲击竹梆,弄得深夜鼓噪不堪,为的是证明他们正在警戒,而且不只是像条例所说的那样仅仅向雇主证明。然而这项操之过急的措施,虽然确保了城中夜间的安宁,却在缺乏得力警队的情况下,反而助长了本地窃贼的夜间劫掠。
拦路抢劫和入屋行窃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总督府又一次遭窃(一八四四年七月十六日),总督的一些贵重物品被盗走。殖民地里没有一所房屋不雇武装更夫而能安全,天黑以后,没有人敢不手持左轮手枪就出门。巡理府发出通告(一八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警告居民「不要独自走出城区范围,即使结伴而行,也须携带武器」。一八四七年,欧洲房主奉命在自家门前悬挂灯笼,以补街道照明之不足。警队既无训练,也无足以赢得社会信任的道德风气,无法防止本地差役与罪犯相互勾结。至于罪犯,英国法律无论执行得多么严厉,似乎都无法定出足以产生威慑作用的刑罚。鞭笞确实用得非常随便,甚至用于流浪这类相当模糊的罪名。下议院在博尔顿选区议员宝宁博士的动议之下,颇为多余地过问了这件事(一八四六年秋),宝宁提请内阁注意一项指控,说香港曾在一天之内因未领登记票而鞭笞了五十四名本地人。结果,香港的罪犯过了几个月较为宽松的日子,因为公开鞭笞从一八四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八日暂停执行。
这一时期最为猖獗的罪行是海盗。广东、福建两省的整条海岸线,实际上都处在一个海盗联盟的控制之下,其首领为张十五仔与徐亚保,往来的商船和渔船都须向他们按期缴纳保护费。殖民地水域海盗麇集;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即便躲过了海盗,驶入珠江之后,又要遭受广州包税商手下巡船兵丁的种种无法无天的劫掠。因此,这一时期安分守己的商船出航时也不得不全副武装,以至于一艘商船与一艘海盗船之间,往往除了所载的货物之外,别无可以分辨之处。此事最恶劣的一面在于:无法无天的欧洲水手间或投身华人海盗麾下效力,而海盗船队的首领则以香港为大本营;在这里,华人船具商不仅供给他们军械弹药、替他们销赃,还通过在洋行和政府部门中重金收买的眼线,向他们通报贵重货物的装运消息,尤其是警察和英国炮艇的动向。殖民地购置了一艘由警察驾驶的炮艇(一八四六年六月五日),在殖民地水域巡弋,也起过一点作用,直到该船失事沉没(一八四八年九月一日)为止。将已定罪的犯人流放出境,并不能使华人有所畏惧,因为流放途中逃脱的机会不计其数。这一时期的最后一艘囚船伍德将军号,于一八四八年一月二日启航前往槟榔屿,途中竟被囚犯以海盗手段夺取,大多数囚犯都逃之夭夭。
在这一任治理期间,殖民地的欧洲商务似乎是在衰落,或者说是陷于停滞。印度鸦片贸易因砵甸乍爵士的措施而被逐出香港,一度改在黄埔经营;后来广州的硫磺专营商通过广州各国领事发起了一场取缔运动,鸦片贸易又被逐出黄埔,于是避往澳门附近的金星门。金星门的锚地在东北季风期间并不安全,香港商人原本希望设法使这项贸易回到本港,不料德庇时爵士开办了鸦片专卖承充,使他们的盘算落了空。有几位商人曾作出安排,打算把丝织工场引进殖民地,但眼见这位总督热衷于征敛,必定会对织机课税,这项计划也就在绝望中作罢了。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立足的商人与留在香港的商人之间,竞争与商业上的角逐又因强烈的嫉妒情绪而愈演愈烈。曾有人公开指出(一八四六年八月一日),广州商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嘱咐他们在英国的代理人,在托运货物前往中国各通商口岸时,须在合同中规定承运船只先驶往黄埔,卸下运往广州的货物,然后才驶往香港。为了报复这一手段,同时也因为眼见自由贸易的原则被政府专营的洪流所吞没而陷于绝望,香港商人此时背弃了他们前辈所奉行的自由贸易信条,自己也开始寻求保护主义的措施,以图挽回殖民地日渐衰败的商务。自由贸易此时被看作已成过去的一场美梦;有人还郑重提议,像义律上校在一八四一年六月所做的那样,鼓动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在十年之内,凡在香港装运的茶叶,运入英国时都享受差别关税的保护,工夫茶每磅差额一便士,较精细的品种每磅二便士。旅居伦敦的香港商人向大臣力陈此议;《泰晤士报》上也登出了好几封来信(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九日及二十四日),主张对一切在香港装运的茶叶,征收每磅二又四分之一便士的差别关税。这项措施的倡议者毫不讳言,他们阴暗的期望是「给广州(以及福州)的贸易以致命一击」。当然,靠扼杀广州(或任何其他通商口岸)的商务来复兴香港商务,这种同室操戈的计划,在英国议会里连一听的机会都没有;这个议会先前意见纷歧,此时却刚刚出于对经济真理的真诚认识,一致趋向于采纳积极的自由贸易原则,废除了谷物法(一八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士丹利勋爵断然拒绝(一八四六年九月四日)考虑征收差别关税的提议。作为最后的退路,居民们向格雷伯爵呈递了一份请愿书(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恳请减免地租。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七日):格雷伯爵愿意延长租期,甚至可以永久批租。
香港的欧洲商务已陷入严重衰退,这一事实逐渐为公众所承认,而走极端的人更把它解释为殖民地已濒于彻底毁灭。一八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所有主要的英国商行(共三十一家)就此事联名上书士丹利勋爵。德庇时爵士认为他们的陈述严重夸大其词,便以署理辅政司威廉·坚所提出的一系列论据作答。于是,一个代表团(马地臣、布雷恩、吉尔伯特·史密斯和克劳福德·克尔)又呈递了第二份请愿书(一八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其中声称:「香港根本没有贸易可言,不过是政府及其官员的驻地,另有寥寥几位英国商人,以及为数极少的贫苦居民而已。」总督仍不为所动,后来(一八四六年一月六日)又发表了一份出自郭士立博士手笔的详尽的贸易报告,意在驳斥本地商人的说法;然而商人们对郭士立博士的统计数字的准确性提出了异议。这份官方报告中有一句话,颇为难得地承认了砵甸乍爵士商务政策的失败,其中说道:「尽管虎门条约带来种种不利,华人贸易似乎反倒有所增长。」争论在英国本土的报纸上继续进行;一八四六年四月六日,《泰晤士报》以如下的话,道出了欧洲侨民的悲观看法:「香港作为经商之地,已完全失去了人们的青睐。许多商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岛。自本年年初以来,已有两家商行撤销了它们的机构,另有两家老字号表示决意离开殖民地,还有两家正在犹豫,不知是否步其后尘,或者至多留下一名职员看守,以便转运货物、转递信件。」到了一位美国撰稿人在《经济学人》上(一八四六年八月)一针见血地宣称「香港如今不过是少数鸦片走私贩、士兵、军官和兵舰水手的一处栈房而已」,这种论调便达到了顶点。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所反映的,不过是失望的情绪;而引起这种失望的萧条,乃是先前不自然的膨胀之后自然而来的,只是持续得格外长久罢了。当殖民地的友人与敌人争论着它衰败到何种程度、原因何在的时候,香港本身却如同纪念碑上的「忍耐」一般含笑而立,碑上刻着一句豪迈的铭文:「我将复起。」
至于香港的华人贸易,一八四六年已显出将要迅速复苏的明显迹象。来自西南方北海、海口和电白的船只,于一八四六年开始与香港进行兴旺的贸易。中国官员不敢、或者因海盗船队横行而无法阻止这项贸易;再加上德庇时爵士屡次使耆英受辱,人们对英国国力的信心日益增长;这两者合在一起,便使一种看法流行开来,即寓居香港的华商不必把他们的生意(以本国船只经营的)局限于中国的通商口岸。从此以后,在殖民地立足的华人便享有、并在商业上充分利用了这样一种双重身份:既住在英国的统治和保护之下,又不丧失作为中国本国人的种种权利。广州的华商此时开始光顾香港的拍卖行,并且因为惧怕海盗,开始租用小型的欧洲帆船(多为德国或丹麦船只),来经营他们自己与东海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沿海贸易。华人商船船队有时也雇用小型英国轮船护航,以防海盗。复苏中的华人贸易就这样反过来刺激了殖民地停滞的欧洲商务。
这一时期,与广州之间的交通给英国商人带来了许多麻烦。马地臣先生在一八四五年、坎贝尔先生在一八四七年,都曾努力劝说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董事们,从其开往香港的每月一班邮轮航线上,另辟一条通往广州的支线,但直到一八四八年年底才见成效,而那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在此期间,约有六十名商人与科尔塞尔号轮船的船东议定,由该船为他们运送邮件到广州,每月补贴一百五十英镑。一八四七年,邮政局长坚持要该轮船运送并「投递」寄往广州的邮局信件,每封收费二便士。科尔塞尔号船长以广州并无邮局为由,拒绝将信件投递给收信人,德庇时爵士便下令提起诉讼,结果(一八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判处罚款一百英镑。这项判决(依据的是一项帝国议会法令)虽附有建议免除罚款的意见,总督却拒绝在此案中行使他的特赦权。英国侨民觉得自己又一次深受委屈,便向伦敦的邮政总长申诉,并决心自助,以合股方式创办了一家省港轮船公司。
德庇时爵士又未与商界商议,便大胆着手改革殖民地的币制。前文已经提到,砵甸乍爵士曾规定东印度公司卢比与银元和制钱的比价(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并宣布银元为商业交易的标准货币,另有约定者除外(一八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德庇时爵士此时发布了一份告示(一八四五年五月一日),废止上述各项告示,规定此后下列各种钱币为香港的法定货币,即:第一,联合王国的金币、银币和铜币;第二,莫赫尔金币,每枚作价二十先令二便士;第三,西班牙、墨西哥或南美洲银元,每元作价四先令二便士;第四,卢比,每枚作价一先令十便士;第五,制钱,以二百八十文合一先令。这一在香港确立统一金本位的尝试,令居民们目瞪口呆。但它对贸易毫无影响,因为市面上并不需要黄金,而白银,无论已铸未铸,在殖民地都是按重量流通的。因此,印度和英国的银币,不论其英镑面值如何,都和打过戳记的旧银元一样按重量收受。不过,这份告示确实影响到了官员的薪俸和向政府缴纳的款项。一八四六年还曾试图输入足够数量的英国钱币,与墨西哥和西班牙银元竞争。当年年底,副军需总监向总督呈交了一份报告,对财政部运来的英国钱币评价甚高。他说,这种钱币用于小额支付极为便利,甚至华人也拿银元来兑换英镑钱币,他已申请再运来价值一万英镑的钱币。然而后来的经验却否定了人们对英国货币在中国通行成功所抱的希望,银元依旧独霸天下。
这一时期本地商务较为可喜的征兆之中,可以举出东藩汇理银行分行的设立(一八四五年四月);该行虽尚未取得特许状,却在一八四七年发行了价值五万六千余英镑的钞票,使本地贸易大为纾解。三名领事官员的任命也是值得一提的事。布什先生自一八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起任美国领事,巴德先生自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一日起任丹麦领事,派瓦先生自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起任葡萄牙领事。
为了卫生起见,殖民地通过了一项条例(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强制推行起码的秩序与清洁。为害甚烈的黄泥涌谷(即跑马地)开挖了排水沟渠(一八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并禁止在那里种植稻谷。除此之外,卫生与清洁便听其自然了。不过,单就死亡统计而论,德庇时爵士治理的这一时期却显得十分出色。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接替彼得·杨医生的殖民地医官莫理森医生,报告一八四七年全体居民的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一四;单是欧洲人的死亡率(一八四七年六月一日至一八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为百分之五点六五,这还不包括意外死亡;若计入意外死亡,欧洲人的死亡率便升至百分之六点二五。与一八四三年欧洲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二的统计相比,这自然是一大进步。一八四四年最致命的疾病是热病,一八四五年则是痢疾。在欧洲籍部队中,由于有了德己立少将自行负责下令兴建的新兵营和新医院,改善尤为显著。一八四三年欧洲籍士兵的死亡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一八四五年为百分之十三点二五;一八四六年降至百分之八点五,一八四七年更降至百分之四。说来奇怪,这一时期印度籍部队所受的损害反倒比欧洲人更重。一八四七年,马德拉斯土兵的死亡率达百分之九点二五。在这里不妨顺带一提:一八四八年三月八日,有报道说香港首次施行了使用氯仿的外科手术(由海员医院的哈兰医生主刀),被当作一件大新闻。
德庇时爵士是第一位对促进宗教与教育都怀有浓厚兴趣的香港总督。为了促使人们更好地守主日,他发布了一份通告(一八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命令所有公共工程合同都须载明严格遵守主日休息的条款。这项规定在工务部门范围内强制实行主日全面停工,得到了殖民地部的完全赞同(一八四四年十月八日)。人们也以为约翰爵士正在努力促使不情愿的本国政府同意早日兴建殖民地教堂。然而建筑工程却从一八四三年十月到一八四六年十月,莫名其妙地一拖再拖。因此,当香港人从格拉德斯通先生的一封私人信件(一八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得知「香港迟迟未能兴建一座合宜的教堂,原因在于殖民地方面一直没有送来任何预算,而若无这一先行步骤,财政部是不会拨付公款的」时,众人无不愤慨。直到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一日,正如嵌在奠基石上的一块铜牌上那段夸饰的拉丁文铭文所说:「此教堂献给福音书作者圣约翰,专为敬拜全能的上帝之用;其奠基石由英国女王驻华钦使、身膺总督尊荣的从男爵德庇时阁下,于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第十年、即主后一八四七年三月伊兹日前第五日安放。」在殖民地教堂捐款人的一次会议上(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又募得一笔追加捐款,使基金总额达到一千八百八十八英镑,政府随即将这笔款项加倍拨付。捐款人选出两名受托人(颠地和尼夫),另由政府委派四名。在建筑施工期间,礼拜就在今日会所对面的法院举行。一座隶属伦敦传道会、用英语和华语举行礼拜的愉宁堂,于一八四五年春在今日的荷李活道建成,经费来自理雅各博士所发起的一次公众募捐(一八四四年九月)。一八四七年和一八四八年,长老会的礼拜每逢主日都在紧靠今日会所后面的一座平房里举行。一八四五年,又在跑马地的新坟场里建起了一座殡仪小教堂。
除了前任治下开办的三所中英学校(摩理臣山上的马礼逊教育会学堂、伦敦传道会的英华书院和圣保罗书院)之外,在德庇时爵士的扶植之下,又开办了若干较小的学校。一八四五年,殖民地牧师史丹顿开办了一所「英童学校」;传信会随即仿效,开办了一所同类的学校,专收罗马天主教徒的子女,不过这所学校在一八四七年停办了。这一时期,华人居民中有九所儒家私塾在开课;为了华人居民的利益,总督于一八四七年初仿照当时英国议会中争论激烈的宗教教育补助办法,拟订了一项政府补助计划,在华人学校中提供非强制性的宗教教育,由一个教育委员会主持其事;这个委员会(于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六日刊登宪报)由巡理府、殖民地牧师和华民政务司组成。德庇时爵士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宗教上的空想家,这一点从他的一份公函(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可以推知;他在这份公函中向殖民地部推荐他的计划时说:「这些学校将来若交由新教传教士培养出来的本地基督徒教师主持,那将是使本岛土著居民皈依基督教的最合理的希望所在。」神圣的天真啊!
这一时期殖民地在社会方面和一般方面的进步,主要集中在一八四五年。继一八四四年兴建海员医院(一八四四年九月三十日)和成立业余剧社(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之后,在成果丰硕的一八四五年里又有以下各项事件,即:《德臣西报》创刊(二月二十日),环绕跑马地的马车道竣工(三月一日),冰厂公司成立(四月十七日),在小香港建起一座郊游小屋(四月二十六日),内外科医学会成立(五月十三日),共济会组建并设立泽特兰分会(六月十八日及十二月八日),半岛东方轮船公司开辟每月一班的邮轮航线(八月一日),以及一座临时总督府落成(十一月一日)。同样是在一八四五年筹划的香港会所,于一八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开幕;会所设在新法院对面,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由斯特罗恩用股东提供的资金建成,耗资一万五千英镑;股东们委派一个受托人董事会,作为会所的常设委员会。常驻会员须经投票选举方得入会,入会时须缴纳入会费三十元,此后每月缴纳会费四元。一次公众集会(一八四六年七月十三日)设立了一项救济患病和贫困外国人的基金,并通过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决议:「外国人一词,应包括除中国以外各国的人。」这样公开认可「外国人」一词在本地的用法,乃是常识向一种习惯的力量让步;这种习惯可以追溯到英国人以外国人身份寓居广州和澳门的时代。在上述医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八四七年一月五日),有人提议成立一个中国哲学会,这项提议的结果是(一八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在香港组成了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由德庇时爵士任会长。一八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发起了一次公众募捐,以救济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灾民,共募得一千英镑。
一八四六年年底以及翌年上半年,驻军的军官和文职雇员之间纷争迭起。军事法庭频频开庭,甚至组成法庭的军官与德己立少将之间也发生了分歧。仍以商界巨头为中心的本地社交界,对此事极为关注,并且站在与少将对立的一边;少将因为恼恨平民的批评,此时为居民所憎恶的程度,竟与总督本人不相上下。但由此激起的敌意很快便烟消云散。不到年底,裂痕便已弥合。向第九十五团授予新军旗的典礼(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七日)——少将的继任者士他佛立少将即于此时接掌驻军指挥权——成了一场公开的和解盛会,主要商人们也积极参与,向德己立少将呈献了一篇颂扬备至的告别辞。下一周,居民们又以一场为他举行的隆重宴会(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热烈地重新拥抱了这位少将。在这场盛大的和解场面的前一天,主要商人们还向即将离任的海军高级军官麦奎黑舰长呈献了一篇公开的致辞。这些向即将离任的陆海军指挥官表示民众爱戴的举动之所以别有一番辛辣的意味,是因为其中暗含着一层意思:居民们将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总督即将到来的离任。
当德庇时爵士登船启程回国的时候到了(一八四八年三月三十日),居民们以木然的冷漠远远地望着鸣放的礼炮、几位忠心的友人微弱的欢呼声,以及邮轮上站满桅桁的水手。然而,没有公开的致辞,没有宴会,也没有民众的送别。殖民地的主要报纸道出了公众的心情,说约翰爵士「不仅因其施政行为而不得人心,而且就其个人的举止与性情而论,也不适于担任殖民地的总督」;报纸又针对总督喜好拉丁文这一点加以讽刺,在其送别辞的末尾用这样一句尖刻的话作别:「去吧,我儿,看看治理这世界的智慧是何等微少!」
德庇时爵士无疑自觉已经尽其所知,勇毅而耐心地对他的上帝和他的国家尽到了职责,又认为商界被成见和激情蒙蔽了眼睛,因此他尽可以对这一切揶揄付之一笑。但在他回到英国的将近一年之前,他已经蒙受了这样的屈辱:眼看着自己的全部施政方针受到调查,被公之于众,并且被比香港商人更高的权威郑重地加以谴责。
议会于一八四七年三月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英国与中国的商务关系。马丁先生自然又一次站了出来。照他的说法,德庇时爵士的过错,首先在于他向英王陛下政府保证,香港将成为东方的迦太基,其人口将与古罗马相当,在商业上香港终将取代广州,从而使人对香港的前途抱有过高的期望。照马丁先生的说法,他的另一过错在于,他既已唤起这样的期望,便又以强加于殖民地的种种措施,力图实现自己的预言。「为了实现这些期望而不断努力,就导致了一套接连不断的课税制度、一种不幸的热衷于立法的欲望,以及一套不必要地耗费浩大的政府体制。这就激起了商人们的愤懑;他们因蒙受损失而心中刺痛,每遇一事便愈加恼怒;于是在居民与总督之间便造成了一种不幸的感情状态。」马丁先生认为,德庇时爵士若能向英王陛下政府陈明,要想筹集岁入,就不可能不减损商务,或者不妨害商人们为使此地更便于贸易而作出的努力,那才算是行事审慎明智。
然而,对德庇时爵士所奉行的政策更为严重、更有分量的谴责,见于下议院那个特选委员会所听取的证词之中,尤其见于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马丁先生的批评,特别是他那份著名的一八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报告中所表述的批评,失之笼统,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有一部分已被后来的历史事件所否定;马地臣先生的证词则不然,它虽然毫不讳言地揭露了德庇时爵士政策的恶果,却带有成熟而清醒的判断的印记,而且还包含着一个已被历史所应验的预言。马地臣先生说(一八四七年五月四日):「若不是英国商人在殖民地初创之时投入建筑的款项极其巨大,他们舍不得放弃,他们早就全体放弃香港了;不过我相信,放弃才是最明智的做法,而且除非政策改弦更张、此地重新繁荣起来,他们必定会这样做。……若能以适中的地租批出永久租约(比如说,临海地段每块二十英镑上下,郊区地段每块二英镑),并将这样征得的收入专门用于维持一支得力的警察队伍,其余开支则由国家负担,那么我深信,不出几年,香港就会出现新的转机,成为我国最繁荣、同时也最有价值的属地之一。」
这个议会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虽然没有提及德庇时爵士,而且意在改革而非批评,却把他的施政方针全盘否定了。「除了天然的、不可避免的不利条件之外,香港似乎还受着另外一些不利条件的困扰;这些不利条件是由一套专营、包税和琐碎章程的制度所造成的,而这套制度对它的处境特别不相宜,对它的进步也颇有妨害。这些措施的由来,似乎一部分是由于力图克服在出没其水域、骚扰其海岸的流民和海盗人口当中建立秩序与安全的种种困难;一部分则是由于想在岛上筹集一笔与维持其民政大致相称的岁入。然而,我们认为,为了后一目的而牺牲这个居留地的真正利益,乃是不智之举;这个居留地只有在与条约义务和内部秩序相容的最大限度的往来与贸易自由之下,才能繁荣起来。我们也不认为,这个与其说是寻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不如说是一个用以施展总体影响、保护中国海一带总体贸易的据点,其维持的负担,应当在很大程度上加在居住于岛上的商人或其他人士的身上。我们要请政府及早注意对整个制度加以修订,同时也要请政府注意这个居留地的机构编制;我们不能不认为,这套编制的开支已达到了不必要的地步。」该委员会最后敦促政府采纳下列各项具体建议,即:第一,开辟由香港至广州及北方各口岸的定期轮船邮政交通;第二,简化总督同时隶属外交部和殖民地部的双重关系;第三,以一部简明法典取代现行笼统援引英国法律的制度;第四,条例和章程的草案在颁行之前,应先公布三个月或六个月;第五,通过某种市政体制,让英国居民参与本岛日常及地方事务的管理;第六,在香港为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便利,并鼓励开办华人学校。
从来没有谁比这个议会委员会更清楚地看出了香港通往更高远前程的真正道路。
卸任香港总督之后,约翰·德庇时爵士荣获任命为格洛斯特郡副郡尉(一八五二年),又获授巴斯勋章爵级司令勋位(一八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并获牛津大学民法博士学位(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他于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十三日逝世,享年九十有六,可谓寿考令终,荣名已就。
第十五章文咸爵士治港
公元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日至一八五四年四月十二日
德庇时爵士离任之前的几个月里,香港的欧洲人社会便一直翘首盼望新总督到来,指望他能废除那套束缚贸易的专营承饷制度,把一八四七年议会特别委员会的各项建议付诸实施,借以挽回殖民地日渐衰落的气运。与此同时,本国当局四处物色德庇时爵士的继任人选,却很难决定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这样一个艰难的职位;况且英国舆论早有一种说法,认为纵使派一位天使去当总督,在香港也一样讨不得好。女王陛下政府最后选中了三等巴斯勋爵士塞缪尔·乔治·文咸爵士。他是在东印度公司的职务中历练出来的;东印度公司的高级官员通常要兼理财政、司法、行政种种职务,因而被视为造就艰难总督职位人才的绝好学堂。文咸爵士曾在殖民地部辖下任职近十年,自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四二年,出任威尔士亲王岛(今属昆士兰)、新加坡与马六甲的总督,政绩甚为人所称道。巴麦尊勋爵后来说过,文咸爵士所以被任命为香港总督,主要就是因为他那份「务实的常识」。
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文咸爵士在香港登岸,社会上的领袖人物向他热烈欢呼致意。次日,他依照惯例郑重宣誓,就任其双重职务:一是商务总监督兼女王陛下驻华全权公使,一是香港殖民地及其属地的总督兼总司令,并兼海军副司令。他的委任状与特许状亦于同时公布,时为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威妥玛先生(后来受封爵士)此前曾在商务监督署秘书处郭士立博士手下当了一段时间的见习翻译,近来又兼任高等法院的助理翻译,此时获任为总督私人秘书,时为一八四八年四月八日;此后凡有关华人的事务,他都充当总督的顾问。
文咸爵士与他的前任一样,不时要离开香港,出外巡视,察看中国各处领事驻地;又有好几次,他以女王陛下全权公使身份办理外交,须短暂离港,前往澳门、广州或上海。一八五二年三月,他请假十二个月,回英国休养身体,临行时社会人士献上一篇颂扬的送别辞;一八五三年二月他便回到任上。凡遇这种时候,文咸爵士离港期间,或由三等巴斯勋爵士士他佛立少将(至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止),或由勋爵士乍畏少将(自一八五一年二月至一八五四年四月),代理副总督之职;两人都一秉文咸爵士的方针行事,普遍令人满意。乍畏少将尤其深得全体居民的爱戴,这既是因为他始终温文和蔼、殷勤好客,大大增进了香港这个狭小社交圈中的和睦气氛,也是因为他处理殖民地事务一向平稳有度。他离开香港时,社会人士于一八五四年四月七日献上颂辞,表示对他极为尊重敬仰。一八五二年文咸爵士离港期间,当时任女王陛下驻广州领事的宝宁博士于一八五二年四月十四日南下,代文咸爵士署理商务监督之职,住在总督府,直至一八五三年二月十六日;不过他严格以外交与领事职务为限,殖民地的政务则由乍畏少将以副总督身份主持。
文咸爵士在任六年,始终与历任澳门总督保持友好关系,即亚马留(至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止)、达库尼亚(自一八五〇年五月二十七日起)、卡多佐(自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起)与基马良士(自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就连驻华英国海军高级军官凯佩尔舰长那次勇敢却又鲁莽的举动,也未能破坏这种和睦关系。一八四九年六月七日,凯佩尔舰长偕同特鲁布里奇舰长,率女王陛下米安德号舰上一百一十五人在澳门登陆,以武力从葡萄牙监狱看守手中救出一名英国囚犯,不幸因此打死一名葡萄牙士兵,打伤另外两人。那名囚犯是圣保罗书院的教师萨默斯先生,他因圣体节游行队伍经过时没有脱帽,竟被不近情理地严酷关进澳门的普通监狱。凯佩尔舰长要求立即交出囚犯,亚马留总督却一口回绝,原因是这位英勇的舰长不肯以私人情面相求。凯佩尔舰长以为,他的武力干预是可以根据前面提到的那条香港条例而认为正当的,因为该条例把澳门列入中国皇帝的版图之内。然而文咸总督对此事另有看法,并促使英国海军部对所造成的伤亡给予优厚赔偿,因此两个殖民地总督之间的关系依然毫无损伤。后来,那个不幸的澳门居留地遭逢大难:一是亚马留总督推行排华政策,因而于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被受雇的华人刺客杀害;一是他的继任人达库尼亚准将同样骤然死于霍乱(并非中毒),时为一八五〇年七月六日。达库尼亚准将刚刚带着两艘巡洋舰从欧洲到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澳门完全独立,作为亚马留总督被刺的赔偿。中国当局顽强抗拒这些要求,不但煽动澳门的华人居民叛变,而且开始采取敌对措施,于是许多欧洲与华人商人,甚至一些葡萄牙人家庭,都迁离澳门,到较为安全的香港定居。
文咸爵士发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无视条约义务,对英国商业政策的根本目标一味敌视,毫不通融。道光皇帝及其继位者咸丰皇帝(一八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起)所奉行的倒退政策,已经从一件事上表露无遗:凡是与砵甸乍所订诸条约有过干系的官员,无一不遭贬黜。此时在北京得宠的,无一不是以显著的排外倾向见长的人。继耆英之后驻广州的钦差大臣徐广缙,一意要把对外贸易重新纳入东印度公司时代的旧日限制之下,以此暗中破坏《南京条约》所给予的地位。为此,他不动声色地着手,把对外贸易的各项大宗货品一样接一样地逼入负有保结之责的华人专营商手中。美国专员德威士于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六日以精明外交中最圆滑的甜言蜜语向徐广缙百般进说,得到的却只是无礼的对待和断然的拒绝,什么道理都不肯听。文咸总督好不容易才迫使徐广缙勉强答应会面,时为一八四九年二月十七日,地点在虎门附近的女王陛下黑斯廷斯号舰上;徐广缙却刻意摆出一副怏怏不乐的神气,对于早经许诺的广州开城这一迫切问题,一概回避认真讨论,连照例的茶点也辞而不用。他知道,德庇时爵士当初凭武力迫使耆英许下诺言,准许外国商人自一八四九年四月六日以后有权进入广州城,而文咸爵士如今并无力量强求兑现这项诺言。文咸爵士屡次发出公文,坚持立即开放广州城,徐广缙便搬出耆英那一套拖延的手段,推说此时开城必将激起民变。最后,他有了一道上谕撑腰,便于一八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宣布广州开城一事断不可行,理由是「中国政府不能拂逆其百姓之意愿」。文咸爵士那份务实的常识,使他在当时的情势下不肯硬碰硬地正面相争。鉴于英国国内的舆论动向,也为了对华贸易的整体利益,他认为审慎的做法是不去动用那唯一能打动中国人心思的理由,即武力示威。他甚至也不怕公开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于一八四九年四月二日通告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说:「中国政府已拒绝履行耆英于一八四七年四月六日所订立之约定。」不过,广州的士绅肆意扬言要闹事,倘若事情果真闹起来,文咸爵士已迅速采取措施,务使广州的英国侨民得到一切可能的保护;而这些士绅眼见有一艘英国炮艇在场,也就明智地没有动手。文咸爵士在此事上采取等待的策略,乃是出于他本人的信念,而不只是迫于训令,这一点可从下述事实看出:大约在同一时候,即一八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巴麦尊勋爵答复曼彻斯特商会一八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就对华贸易不如人意的状况所呈的禀文时,曾引述文咸爵士的话说:「必须假以时日,让中国的情形逐步改善。」
尽管如此,文咸爵士在外交上并没有停桨歇息。一八五〇年三月,粤海关监督企图阻止香港的内河轮船在香港与广州之间运载华人货物,文咸爵士提出强烈抗议,广州当局终于在这一点上让步。然而他对于从任何一位省级大员那里争取到条约权利方面的根本让步,已不抱希望,于是设法让自己的陈述直达御前;为此,他于一八五〇年六月乘坐女王陛下雷纳德号前往白河,打算再去天津和北京。然而情势所阻,他未能到达天津,只得退而求其次,托麦华陀先生把一份公文递交皇帝的近臣。虽然这一行并没有取得什么切实的结果,女王陛下政府却为了表示对文咸爵士审慎外交的嘉许,于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将他从巴斯勋章的第三等擢升为第二等,同时又封他为从男爵。
文咸爵士虽然甚受器重,他向外交部提出的主张却并非每一次都能获胜。他像在华大多数讲求常识的欧洲人一样,认为要学好中文就必须全神贯注,而这会使人心思偏狭,对现实生活中的寻常事物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他一贯提拔不通中文的人,越过翻译官的头上,去担任副领事或领事这类责任较重的职位。可是,当他在广州对巴夏礼先生(后来受封爵士)也这样做的时候,时为一八五三年秋,便引起了此后所谓的「翻译官之战」。在这场战斗中,文咸爵士吃了败仗。巴夏礼爵士的情形的确是个例外。一八五三年三月,广州的欧洲侨民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先生之间,为了在商馆花园里竖立一根法国旗杆而发生冲突,巴夏礼处理此事谨慎得当,刚刚博得精明过人的特殊声誉。因此,他就文咸爵士的决定向克拉兰敦勋爵申诉,结果大获全胜,文咸爵士不给领事馆翻译官升迁的那套办法立即被推翻。
在英国对华外交的领域里,此时尤其有充分的理由采取文咸爵士首创的那种等待政策,就连宝宁博士在一八五二年短暂署理全权公使期间,也沿袭了这一政策。原来,在广东省若干地区先后发生零星骚乱之后,一八五〇年,邻近的广西省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叛乱,领头的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洪秀全,此人曾在广州受过基督教的影响。这场叛乱,香港报纸第一次提到是在一八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起初得到秘密会党三合会的有力支持。然而后来双方分裂;洪秀全的信徒于一八五二年开始穿越中国中部各省,一路烧杀掳掠,并于一八五三年在南京建立了短命的太平王朝;而三合会的一股股乱党,则在华南沿海各省各自为政,攻掠一城又一城。这些乱党势力日盛,逐渐逼近广州城,香港殖民地便开始收获每逢广东省邻近各县动乱时必然落到它头上的那份好处。一股移民潮涌向香港(以及澳门),再由此转往海峡殖民地、加利福尼亚和西印度群岛。单是前往旧金山的,一八五二年一年之内就有多达三万名华人在香港登船,仅船费一项就在香港付出一百五十万元。华人的各种行业纷纷在香港设立。人口迅速增加,华人资本为了躲避乱党的魔掌而寻求安全的避难之所,也开始流入殖民地投资。
英国政府起初决定严守中立,但不久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两个相争的王朝,即太平叛军(为传教士一派所青睐)与满洲统治者(为商界所支持),究竟哪一方更有可能促成民族在道德上的振作更新;而没有这种振作更新,中国永远无法真正跻身于国际大家庭之中。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三年间,太平军逼近或占领了若干条约口岸,有使贸易中断之虞,这个重要问题便显得更加迫切了。于是,文咸爵士采取大胆的步骤,于一八五三年四月亲自前往在南京称王的太平叛军总部。他的目的是向叛军首领说明英国中立的原则,一如他先前向清朝官方所说明的那样;同时要求他们严格遵守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并查明当时在南京建立的叛军政权究竟有几分稳固的成分。结果双方都彻底消除了幻想。叛军从此明白了自己能够从英国政府那里期待些什么。另一方面,文咸爵士如今能够让外交部确信:太平王朝不过是一个泡影,他们的政策与满洲人一样排外;要想最终遏止那啃噬着中国政治肌体要害的腐败痼疾,从前者身上可以期待的,比从后者身上可以期待的还要少。文咸爵士探访叛军首领之举,后来受到严厉的非难,但香港商界却一致为他的作为喝彩。一八五四年四月七日献给文咸爵士的送别辞中,香港的主要商人特别称颂他说:「一八五三年四月,正当上海人心惶惶、群情骚动之际,阁下溯扬子江而上,直抵南京,此举大胆而判断精当,卓有成效,迅即恢复了信心,安定了民心。」
文咸爵士以女王陛下驻华全权公使身份所推行的政策,处处显出这种既有耐心又务实果断的常识;他治理香港地方事务,也同样具有这一特色。从他在香港所写的最后一份公文看来,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必须遵循一八四七年会期下议院委员会所表达的意见,但对委员会所得出的结论却远不满意。无论如何,定例局中的民选代表与市政组织这两项宪制问题,是文咸总督最先认真关注的事项之一。
一八四九年一月,主要商人联名向下议院递交请愿书,提请注意以下事实:除了土地租用一项殖民地部似乎有意改为永久批租之外,一八四七年议会委员会报告中的各项建议,殖民地部至今尚未理会;请愿书并陈明,殖民地的开支不应在很大程度上加到本地商业的身上,地方上的寻常事务应当建立一套市政管理制度,并应编订一部简明的法典。请愿人尤其诉说,居民在立法机关中毫无份额,既无民选代表,也无总督遴选的委任议员;又说高等法院的程序与讼费过于繁重。现存记录中并无文件表明这份请愿书曾经递交议会。不过,文咸爵士于一八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把请愿书的副本转呈殖民地部备览。九个月之后,他从非官守太平绅士中挑选了十五人,召集他们开会,时为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三日。他告诉他们,格雷伯爵已批准他的提议,准许民间社会的两名成员进入定例局;提名权本属于他,但他认为不如由太平绅士们自己从中推选两人为好。于是太平绅士们于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在俱乐部开会,提名大卫·渣甸先生与埃杰先生为定例局首批非官守议员。他们的当选须经殖民地部批准,而且须待女王的委任状寄到,即一八五〇年六月十四日,方能宣誓就职;然而这些都丝毫无损于大家对朝着代议政制迈出这第一步的普遍欢欣。
在同一次会议上,即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三日,文咸爵士还说过,他虽然赞同让纳税人享有某种市政管理的原则,却怀疑这一方案在香港是否可行。他引述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论孟买市政的话说:「有身份的人忙于各自的营生,既无时间,也无意愿去致力于公众的利益。」不过,他仍请他所选定的十五位太平绅士商议如何组织一个「警务专员市政委员会」。太平绅士们于是在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六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第一,除非将警察、市区范围内的街道和道路以及通常交由市政机关管理的其他一切事务全部委托市政局管理,否则设立市政局不会带来任何益处;第二,鉴于以地租方式筹集如此巨额的岁入,只是因为这种方式最为便利才予以保留,且其用意本在代替估价征税与各项税捐,因此由这一来源所筹得的款项,连同从牌照费与租金所得的三四千镑,应与警察差饷一并在必要的范围内拨作市政用途。倘若太平绅士们甘愿从小处做起,先只作为一个警务专员委员会,寄望于日后岁入增加,再筹措经费以扩大其职权范围,那么香港就不至于再拖上五十年仍没有市政管理。实际上,他们却在根本办不到的财政条件之下,要求一个完完全全的市政局。文咸总督恳切希望尽可能满足社会人士的意愿,后来于一八五一年一月十日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他提出,可将警察的全部管理交给一个市政委员会,条件是警队的全部开支须由一项足额的警察税来负担。他又提议,将街道、道路与沟渠的管理移交这个委员会,条件是须筹足所需的经费,办法或是对不动产征收估价税(德庇时爵士从前的一份条例草案即曾如此提议),或是对马匹和车辆征税。文咸爵士显然决意保留地租,以支付行政机构的经费;他甘冒失去人望的极大风险,不但力图通过加税来增加总体岁入,而且要使殖民地尽早摆脱对议会拨款的依赖,而社会人士却原打算永远倚靠这笔拨款。要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是办不到的。总督与社会人士之间的良好关系看来势必破裂。德庇时爵士所招致的那种恶毒的憎恨,眼看也要把文咸爵士吞没。使他的政策和声望免于覆灭的,是他一贯的作风:他坚持推心置腹地对待社会上的领袖人物,就自己的种种难处征询公众意见,而最重要的是,他显然真心诚意,不但要设立众人渴望的市政局,而且要把一八四七年议会委员会所勾画的整套方案付诸实施。那套方案构成了社会人士的政治信条,而总督已将它奉为自己的信条。一个人既然这样做,又以真诚的朋友相待,太平绅士们是无法对他生气的。他们在一八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和三月一日的复函中,心平气和地谢绝了总督的两项提议。他们虽然再次表示愿意承担市政委员会的职责,却提出两点异议:第一,生活费用已经高得离谱,任何进一步的征税都将为害;第二,警察税不足以筹得所需的经费,因为殖民地仍是海盗和亡命之徒的聚集之所,连港内对华人商船来说都不安全,而警队人数太少,人员又太不可靠,薪饷也太低。对于这些争执之点,艾迪生大概会说,双方都各有许多道理可讲。讨论以总督于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七日的声明告终:既然太平绅士们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征税,而鉴于下议院最近的辩论,向本国政府申请增拨款项也无济于事,他便无法满足太平绅士们的意见。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较量,双方都在讲求常识的财政观点的场地上交锋,最后也都乐于就此罢手。
殖民地的财政确已陷于绝境。一八四九年一月八日,总督公布了一八四八年度的收支报表,显示本地岁入(议会拨款不计在内)为二万八千五百零九镑,开支为六万二千八百零八镑;本地一家报纸便概括当时的形势说:「殖民地如今已处于无力偿债的境地,公共工程已经停顿,官员也只领到部分薪俸。」困难还因以下几点而加重:公开举债是绝无可能的;一八四九年的议会拨款已削减到二万五千镑;而裁减文官编制,若不做出不公之事或损及效率,也节省不了多少。文咸爵士其实当时就已抱有他后来所表述的看法:「倘若本殖民地也像东印度公司治下的海峡各居留地那样征税,一两年之内便可做到自给自足。」但他也知道,任何加征新税的企图,都会被社会人士以有害贸易为由激烈反对。因此人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帝国国库。文咸爵士本人似乎认为,由国库暂时继续每年拨给一笔小额款项,是合理的办法。他在一八五〇年四月二日写道:「本殖民地的贸易,使英国国库与印度政府合计获益逾七百万英镑之多;有鉴于此,母国每年支出一万二千镑至一万五千镑,以维持这个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监督驻节之所的殖民地的机构,不应被视为过分。」然而这是一个须由议会决定的问题,而英国舆论则宣称,殖民地如今已脱离襁褓,应当学会自立了。
文咸爵士竭尽所能,力求达到这一可取的结果:一面在可行的范围内修订税制,一面在一切可能的方面厉行紧缩。拍卖货物原按价抽税,他改为提高拍卖商的执照费。他开征花岗石出口税,当时花岗石大量用作运茶船的压舱物。他不愿恢复鸦片专营,却设法增加鸦片零售执照的收入;这种执照制度自一八四七年八月一日起已取代了承饷办法。警察差饷他仍照百分之五的低率征收,不加变动,但把警队中开支浩大的欧籍人员削减到最低限度。最后,除了兴建一座新的总督府之外,他把公共工程压缩到仅仅维修现有的道路和房屋。凭着这些以及其他较小的紧缩办法,他在一八四九年年终使开支比上一年当即减少了二万三千零七十二英镑。此后他一直把开支维持在这样的低水平(一八四九年为三万八千九百八十六英镑),接下来三年平均每年三万四千八百九十八英镑,到一八五三年也不过升至三万六千四百一十八英镑。诚然,本地收入他没能大为改善:一八四九年因严厉追缴积欠的地租,一度升至三万五千五百八十英镑,一八五〇年又跌回二万八千五百二十英镑,此后三年(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三年)平均每年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四英镑。不过,到他任期结束时,他有理由说(一八五四年四月七日),他已把议会拨款从一八四九年的二万五千英镑减到一八五三年的八千五百英镑(准确地说是九千二百英镑),并在六年之内把殖民地的开支从六万二千零五十八英镑压到三万六千四百一十八英镑。
财政困难到这般地步,那个纠缠不休的土地租用问题,自然不可能照商界所希望的方式解决。商人们对于租约改为永久并不满足。他们要求把当初购地的条件全盘修订。义律当年在缺乏可靠地价标准的情况下,并没有先定下每年的地租,只把一次付清的地价补偿金拿去拍卖,而是开创了拍卖逐年缴纳的官地租额的办法。早年竞争激烈,市道兴旺,投机成风,炒卖地皮把官地租抬到了与虚涨地价相称的最高点。然而这个最高租额,在出售时看来还算合理,到后来商业萧条的年月,就显得是一种苛重得骇人的租率了。更有甚者,正当这些地租最沉重地压在业主身上的时候,政府的收入同样因商业不振而受损,因此既不太愿意、实际上也无力削减地租收入。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九日,一次主要由业主出席的公众集会议定了一份呈政府的请愿书,申诉地租负担太重,无法承受。请愿人提议,民政机构的开支应当落在整个贸易(即帝国贸易)身上,而不应落在本地业主身上,官地租则应大幅削减或者完全废除。乔治爵士并不急于着手处理一个在当时情势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是把它作为遗留的难题交给了他的继任者。他先于一八四九年十月委派一个调查委员会,就殖民地的土地租用问题提出报告,以供女王陛下政府参考;随后在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三日的会议上告诉他所遴选的太平绅士委员会说:「地租若普遍削减,本国政府必定随即开征某种普遍的货物税或估值税,那会令人觉得苛扰得多,而且还需要一套笨重而耗费的常设机构。」十五个月之后,即一八五一年二月十四日,辅政司奉总督之命评述文咸爵士施政的得失,说那些据称苛扰的零星税源已经废除;至于据称苛重的主要税源,已委任一个五人委员会加以审议,其报告并已转呈女王陛下政府。在这一任期内,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再也没有人提起。
文咸总督任内的立法活动,以司法制度的改革为中心。一八四八年十月,发现殖民地只有二十三人有资格充任陪审员,总督便把普通陪审员的财产资格从一千元降到五百元。文咸爵士素来习惯就疑难问题征询社会意见,一八四九年一月,他公布了一份规范鞭笞罪犯的条例草案,以期引出公众的意见。当时的居民很少受到总督的征询,于是以为乔治爵士对这个问题并无定见;而全社会都确信,对待华人罪犯绝对有必要格外从严,对此怀有强烈的情绪。尽管如此,总督认为还是审慎地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为好,因为当时还有更重大的事务亟待解决。为了消除上一任期内困扰一时的巡理府与按察司之间的摩擦,乔治爵士于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设立简易法庭,组成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裁判官席,其权力远大于同类机构通常所享有的。非官守太平绅士每周与巡理府一同开庭一次,审理那些否则便要移送高等法院由陪审团审讯的案件。这项新措施(一八五〇年第五号条例)的目的,在于使小额债务、轻罪及较小的刑事案件得到较迅速的了结。然而它指望太平绅士们更乐于牺牲自己的时间,也更富于法律上的识见,而后来的经验证明他们并不具备这些。因此这项措施未能令人长久满意。再者,总督同时又以全权公使的身份,扩大通商口岸领事的司法权,而以削减高等法院的管辖权为代价,因此许多批评者(看来连按察司本人也在内)都认为设立简易法庭是对高等法院刑事管辖权的一种不妥的侵夺。有一家反对派报纸甚至指责文咸爵士存心最终把耗费甚巨的高等法院整个废掉,而代之以兼掌司法与行政职能的文官,实行一人兼任数职的制度,以节省开支。然而总督并没有作过这样的尝试。恰恰相反,他把高等法院的简易管辖权扩大到涉及金额不超过五百元的民事案件;又采纳一八四七年议会委员会的另一项建议,公布律师收费表,以保护诉讼当事人,此举颇得社会的欢心。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对华人证人应以何种形式起誓的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因为按察司曾说,他极为担心以简易程序判决的案件中,足足有一半是根据伪证定案的。起初的做法,是让华人证人在法庭上斩鸡头。后来改为打碎一只瓦盆,再后来通常是焚烧一张黄纸,纸上写着誓言和咒语,或由证人签名。到了这时,即一八五二年,便采用了现代的做法,以简单的口头具结(虽然证人一般听不懂)代替起誓。这一任期内通过的次要条例中,有一项条例限制华人草率制造火药(一八四八年八月),还有一项婚姻条例(一八五二年三月十日),不过其效力仅限于基督教婚姻的登记,华人的多妻婚姻制度则不加规范。文咸爵士讲求常识的施政,自然以立法稀少为特色。从前总督与按察司休姆(他已于一八四八年六月十日复职)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此结束。不过,按察司与文咸总督的关系虽然从未失和,却也说不上亲密。然而在社会上,按察司休姆却极受欢迎。一八五四年四月七日他离港之际,主要居民向他呈递颂词,称扬他在法官席上始终保持的崇高品格,称扬他在重重困难之中执法令人满意,称扬他始终不渝的公正与清廉。
在文咸爵士任期的头两年,殖民地罪案依然猖獗,但自一八五〇年起,除海盗之外,严重罪案明显减少。诚然,偶尔仍不免有性质严重的事件发生,可是重罪案件的数目,一八五〇年为六百七十四宗,此后两年降到平均每年五百零五宗,一八五三年更减至四百七十一宗。一八四八年七月八日,有华人企图毒害皇家炮兵二十五人。接着在一八四八年十月十五日,警察在女王陛下坎布里亚号的小艇协助下,与几艘帆船在港内交火,三名华人船夫和一名警察中枪。然而验尸官的陪审团判那些帆船上的人无罪,舆论则归咎于警察。随后是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人图谋纵火焚烧中央街市。不久之后,一八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在赤柱附近的黄麻角,皇家工兵达科斯塔上尉和锡兰步枪团的德怀尔中尉被海盗头目徐亚保杀害;徐亚保后来于一八五一年三月十日被判误杀罪,却在狱中自尽。一八四九年九月,华人当中流传一种愚蠢的谣言,说中国政府已悬赏刺杀文咸总督。不过,确有人郑重提议,总督乘马车出行时应当始终有武装骑兵护卫,这一提议后来也付诸实行。一八五〇年九月,因木匠行会恐吓那些不肯服从行规的独立匠人,发生了几起街头斗殴。除了一八五二年八月范赫尼斯牧师在小香港与黄泥涌之间的路上遭人行凶几乎丧命之外,这一任期的后几年,拦路抢劫和入屋行窃的案件极为少见。
然而在这一时期,尽管英国炮艇不时摧毁海盗船队,海盗却依然气焰嚣张。一八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三日,海军中校戴尔林普尔·海伊率领女王陛下哥伦拜恩号、狂怒号和美狄亚号,经过一连串激烈的交战,摧毁了徐亚保的整个船队,计帆船二十三艘,每艘载炮十二至十八门,船上亡命之徒共一千八百人。同时还摧毁了两处海盗船坞。几个星期之后,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海伊中校指挥女王陛下弗莱吉森号、狂怒号、哥伦拜恩号,以及由女王陛下黑斯廷斯号派出的一大批官兵,摧毁了另一海盗头目十五仔的大部分船队。十五仔有帆船六十四艘,船员三千一百五十人,炮一千二百二十四门,被摧毁的竟达五十八艘之多。海伊中校在正式报告中说,这些战果是凭着「那位极其宝贵的人员丹尼尔·高和尔」所提供的情报取得的。香港商界对这几次大规模歼灭海盗欢欣鼓舞,以致发起公开募捐,向参与摧毁十五仔船队的各舰舰长每人赠送一套价值二百英镑的银器。一八五〇年三月四日,女王陛下美狄亚号载着高和尔先生和一名九龙来的清朝官员,在紧邻香港的大鹏湾又摧毁了徐亚保纠集的第三支海盗船队,计帆船十三艘。最后,一八五三年五月十日,女王陛下响尾蛇号又摧毁了一支海盗船队。尽管如此,香港附近零星的海盗案件仍然有增无减。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日,几艘海盗帆船与八艘中国炮艇在香港仔湾摆开阵势大战一场。一星期之后,即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高和尔先生破获了一宗阴谋,有人图谋在往广州途中劫掠内河轮船香港号。一八五二年,据报在香港水域发生的海盗案约有十九宗。一八五三年夏季,海盗案平均每月发生十四宗。一八五三年全年报案多达七十宗,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一八五三年八月五日轮船阿拉通·阿普卡号的华人水手杀害船长、高级船员和乘客一案。
对于海盗,政府几乎束手无策。文咸爵士尽力组建一个侦缉部门,并为此于一八四八年九月一日任命香港有史以来最精通华人口语的高和尔先生为助理警察司。高和尔办事极有成效,在海盗案件方面尤其如此。警察在防止罪案方面明显失败,那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华人罪犯在陆上海上如此异常活跃,乃是太平军与三合会叛乱的必然结果;而且只要财政上的顾虑使警队无法在适当的基础上重新整编,警队的人数便始终不足。文咸总督认为警力用于维持城中治安已绰绰有余,他在任期结束时说,殖民地各方面都在进步,全体居民都安居乐业,唯一令人遗憾的,就是邻近水域海盗横行到了这种程度。他又说:「若无中国政府合作,要肃清海盗是不可能的。我曾屡次请求这种合作,却都无结果;以帝国沿海一带目前的混乱状况而论,如今已无望得到了。」
前文已经说过,这一时期人口大增百分之八十一,正是太平军叛乱所致。由于邻近各县的动乱驱使全家老小前来香港避难,就连男女人口的比例这时也开始有所改善。一八四八年人口为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四人,一八四九年增至二万九千五百零七人,到一八五三年已达三万九千零一十七人。一八四八年女性占人口五分之一,一八五三年则占三分之一。
殖民地商业繁荣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步调一致。那些把本地商业这潭死水重新搅活的新鲜源流,不仅来自因叛乱而涌出的华人移民这一源头,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北太平洋捕鲸业和猎海豹业的发展、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进步,以及日本向英国贸易与文明开放。事实上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太平洋开始在商业上崛起,日益显得重要;这种重要性自那时以来不断增长,连大洋洲的诸多小岛也包括在内,势必在不久的将来使太平洋成为世界商业政治最重要的中心之一。
注入本地商业血脉的新生命,首先自然表现为航运业的增长。经常往来本港的横帆船,在这一时期从七百艘增至一千一百零三艘,吨位则几乎翻了一番。东角林蒙的专利船排上造船业务十分兴旺,每年在殖民地注册的欧洲船只有十艘至三十艘。本地的帆船贸易虽然受到海盗的牵制,也有相当的增长。只要中国沿海仍有成群的海盗船队出没,雇用英国小轮船以武力为本地帆船船队护航的办法便一直延续下去。当然,这种做法也带来种种弊端。中国当局对此提出抗议,英国海军指挥官更是对它深恶痛绝。其中一位指挥官扣留了小轮船斯佩克号,并以海盗罪在上海领事法庭控告其船长和船员,因为他们曾向几艘被误认为海盗的帆船开炮。然而此案于一八四八年九月移交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时,控罪却不能成立。文咸总督不赞成这种护航制度,但女王陛下政府准许其继续存在,因为它确有正当理由:只要中国的叛乱仍在继续,驻防本区的少数英国军舰为肃清海盗所作的一阵阵努力,实际上便徒劳无功。巴麦尊勋爵也于一八四八年通知总督,由英国商船拖带的中国船只,有权受英国保护。
一八四八年萨克拉门托河谷金矿开放,一八五〇年新成立的加利福尼亚州组建起来,于是开辟了一条连接香港与旧金山的新商路。这条商路始于一八四九年七月,最初是在香港订制的大批廉价成衣和木屋(拆成构架装运)。接着,华人工匠被送往加利福尼亚去搭建这些木屋。随后,在香港登船前往旧金山的华人移民一年多似一年,各类货物的贸易也稳步发展。一八五一年一年之中,离港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船只有四十四艘,这条联系从此一直维持至今。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几艘美国捕鲸船驶入香港整修,对殖民地的种种供应条件十分满意,此后多年一再前来,船数日增。一八四九年年终,到港的这类船只有十三艘。一八五〇年十二月至一八五一年三月,有十五艘满载鲸油的船只抵港,其中相当一部分鲸油依照航海条例由英国船只转运英国。这些船每艘在殖民地花费约五百英镑,因此它们的到来,即使撇开随之而起的鲸油贸易不论,也很受欢迎。下一个渔季,即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至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港的捕鲸船多达三十七艘,载鲸油六十一万六千二百零三加仑,不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由香港运往伦敦。
前往秘鲁和古巴的苦力移民,主要在澳门办理,因为与之相连的诱拐拐卖勾当在香港是不会被容许的;不过起初(一八五二年)也使殖民地得到一些好处。然而按这种办法载运的苦力屡屡发生暴动,英国船长们很快便对秘鲁苦力贸易避之唯恐不及。一八五三年,在英属圭亚那政府移民总监柯士甸先生的主持下,开始了管理得当的圭亚那苦力移民。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也于一八五三年小规模开始,有三艘船载运华人移民二百六十八人。日后走向极端、把苦力移民逐出殖民地的那种限制政策,是由文咸总督一八五四年一月四日的一道告示开其端的,不过这道告示只规定了苦力船的给养和伙食标准,并没有更进一步。
到文咸爵士任期结束时,香港商人不得不承认,《南京条约》虽然改善了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在商业上却收效甚微,而一八四三年以来贸易的扩展,即使没有条约,也会出于纯粹自然的原因而发生。贸易部的统计表明,一八五〇年年终英国制造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比一八四四年少了将近七十五万英镑。茶叶和丝的出口固然大增,但这主要是靠鸦片和银元抵付,而不是靠人们原先指望《南京条约》会带来的大宗制造品贸易。人们终于看清,阻碍英国布匹流入中国内地的,并不是开放口岸太少,而是中国的手工业无论在生产成本上还是在布匹的经久耐用上,都胜过英国的动力织机。
殖民地的鸦片贸易,皮尔爵士的政府曾一度(一八四〇年)打算以课征禁止性的重税加以取缔,到一八五三年春,由于中国政府决定准许鸦片进口合法化,便进入了今日这种正当贸易的状态。这一决定公开宣布的理由,是「禁烟法令因过于严苛而失效」。然而实际上,中国的当政者当年在一八三九年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而禁止鸦片进口,如今在一八五三年又纯粹出于财政上的理由准许其进口。一八三九年他们排斥印度鸦片,是因为它使中国的白银外流。一八五三年他们对印度鸦片课以重税,是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军叛乱的经费。但不论他们怎样对待印度鸦片,对于内地各省种植本土鸦片,他们却始终听之任之。
这一时期,香港对于币制问题议论纷纷,起因是一八五〇年十月比较稀少的西班牙银元在广州市场上价格高涨,而当时香港的汇兑业务大部分是在广州进行的。一八五一年发生了相当突然的波动,使墨西哥银元、卢比和英国货币大幅贴水。人们提出了种种办法来平抑局面,结果都归于无效。一八五二年,首次有人倡议铸造英国银元,那是与新加坡一次公众集会(一八五二年一月)的决议有关;该决议建议铸造东印度公司银元,并铸半元、四分之一元和八分之一元的辅币,在海峡殖民地流通。可惜这项建议被搁置了多年。文咸爵士于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以通告公布了一八五二年十月十六日的一道御准告示,大意是:联合王国的银币过去在香港(以及其他一些英国殖民地)作为无限法偿货币通行,此后则应(如在英国本土一样)凡政府应收应付的款项超过四十先令者,不再作为法偿货币。这道告示人为地扶持一种在殖民地毫无商业实际的理论上的金本位,于一八五三年十月一日起生效,延缓了香港原有的银(元)本位的恢复。与此同时,由于官方的决定互相矛盾,香港又起了争执。一八五四年一月,按察司裁定:「凡协议订明以某种银元支付者,须以该种银元支付,或以英国货币按该种银元在香港市面上的升水折付。」又裁定:「法庭费用须以银元缴付,但讼费以英国货币缴付者,不宜拒收。」另一方面,库务司孖沙却于一八五四年二月九日下令:「此后一切政府地租,必须依照租约条款以银元缴付。」英国财政部诸位委员约在此时宣布,女王的金镑「在女王陛下所有领土之内」均为清偿其面额款项的合法货币,无须殖民地另行立法使之合法化;而库务司却拒收金镑,于是四处怨声载道。库务司按每元四先令二便士的固定比率收取银元,而市价可能高达五先令,这一事实更使争执愈演愈烈。
香港与广州之间的轮船交通,因省港轮船公司的创立(一八四八年十月十九日)而走上了令人满意的轨道。该公司首任香港董事为唐纳德·马地臣、坎贝尔、尼夫和布什诸君。他们于一八四九年春季开始营业,用的是两艘在伦敦建造的小轮船(每艘二百五十吨)。半岛东方轮船公司于一八四九年开始以一艘轮船(玛丽·伍德夫人号)定期往来于香港与上海之间,但该公司于一八五〇年十二月试图劝说本地商人每月付给一笔津贴以代替邮资,却未能如愿。同一公司又于一八五三年一月开辟了香港与加尔各答之间的每月定期邮班,从而使本殖民地享有了与英国每半月一次定期通邮的便利。电报须经由直布罗陀或的里雅斯特的中间代理人转发,而此时后一条路线已成为人们所偏爱的路线。这样增添起来的种种便利,香港商人却并不怎么欢迎,因为这些便利使竞争愈加激烈。往日每月一班邮船的时代,生意做得从容不迫,如今这种从容已被一种逐年加剧的、与世界各地高速往来的紧张节奏所取代。在其他方面,本地贸易到这时也已起了变化。对华贸易的利润,从前由少数人独享,如今则为多数人所分沾。豪商巨贾的时代如今已成为过去的一场旧梦。发财致富的事依然有,但如今要发一笔财,得花上几十年工夫。不过,本殖民地的商业前景确实是在扩展之中,并且日益带上更为持久的性质。当一八五〇年夏季印度的各大商行一家接一家倒闭之时,与印度有往来的各家对华商行,除了一家之外,都稳稳地经受住了这场冲击。
然而香港的商业声誉在英国得以恢复,却是多年以后的事。《经济学人》曾于一八四六年诋毁过本殖民地的名声,甚至到了一八五一年三月八日,仍在贬低在此期间所取得的进步。当时英国国内的人,甚至包括当权的人在内,对香港是何等的不重视、何等的不了解,可从下面这件事看出来:一八五一年万国博览会的皇家委员们竟没有给香港以殖民地的身份留出一席之地。他们只不过邀请香港商人参加一个代表中国的展览。在一八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一次公众大会上所委派的委员会,对这种轻慢自然心怀不满,便决议把此事交给广州委员会去办理;广州委员会当时已委派了许多小组委员会。但后者也放弃了这项计划,结果只剩下广州和上海的几位热心人士(主要是各国领事)去搜集中国的物产和制成品标本,转送伦敦。在伦敦的对华商人是主要的出品人。在海德公园那座世界商业竞赛的美好殿堂里,代表香港的展品只有沃金肖先生所展出的一座小小的宝塔、一只玉杯和两只银质赛马奖杯,此外还有圣约翰伍德的卡彭特先生添上的一根华北手杖。皇家委员们还把广州领事所展出的中国煤炭标本贴上标签、编入目录,称之为「英国驻香港领事所采集」,这就进一步显示出当时一般公众对香港的地位是何等的无知。
这一时期的卫生记录,异乎寻常地说明了香港热病的变幻莫测,也说明了人力既不能遏止它,甚至也无法解释它。从前人们惯于把香港热病的起源归咎于未经开垦的处女土被翻动之后,经日晒雨淋而散发出来的瘴气。一八四八年,殖民地医官又把它归因于大气中电气过盛。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热病却在土壤并未翻动过的地方、在大气中电气特别稀少的时候,突然出现,而且同样凶险。早些时候,香港热病侵袭印度兵,却放过了欧洲兵。到了文咸爵士任内,热病在驻军中流行成疫,欧洲兵和印度兵一概不免,平民却安然无恙。一八四八年七、八两月的情形尤其如此;当时经过好几个月的酷热之后,热病使驻军减员之多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一八五〇年七、八两月,同样的疫病又在驻军中复发,而这一次在它之前并没有酷热,倒是有一个异常漫长的冬季。在短短六个星期之内,第五十九团的减员超过了十分之一,从一八五〇年七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三日,死了四十三人(染上热病的人还要多得多),而香港平民的健康状况却大体上仍然良好。还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〇年那个异常漫长的冬季之后,一种具有鼠疫(即一六六五年肆虐伦敦的黑死病)的种种征状的疫病,于一八五〇年五月在广州爆发,虽在那里猖獗了好几个月,却没有蔓延到香港。一八五〇年秋季,热病在香港驻军中停止肆虐之后,又在华人居民中爆发起来。当时人们把它归因于久旱不雨。从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五三年,欧洲籍平民的年平均死亡率为百分之八,华人为百分之三,而驻军的死亡率则高低悬殊。一八五〇年,欧洲兵的死亡率为百分之二十三,印度兵为百分之十。一八五二年情形倒了过来,欧洲兵的死亡率为百分之三点六,印度兵则为百分之十点〇二。一八五一年和一八五三年,两类军队的死亡率相同。然而,以往历年热病大多出现于夏季的几个月里,一八五四年它却早在四月间就在驻军中出现了,一个月之内就有七十三人染上热病和痢疾。这时印度兵中还发生了六宗脚气病,这种病是香港以前所没有的。
这一时期的疾病固然变幻莫测,而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则更甚于此。英国的报纸斥责香港是瘟疫之窟,伦敦的游艺场里回荡着那句流行的叠句「你要去香港,就替我去吧」,而文咸总督却在他的年度报告里滔滔不绝地称道香港气候之宜人,认为这里的气候「与其他同样位于热带之内的地方一样适合欧洲人的体质」。军医和民间医生对于山顶疗养院是否有用,意见也同样分歧。山顶疗养院最初是由殖民地医官莫理森医生于一八四八年提出的,他建议在海拔一千七百七十四英尺处建造一所政府疗养院。
殖民地的教堂终于竣工,并于一八四九年三月十一日,即约翰·德庇时爵士奠基之日的周年纪念日,正式开堂。不幸的是,这场典礼一度又勾起了社会各界对他们这位前任总督的怨恨,因为人们发现门廊上方赫然绘着他的纹章,其中有一只血手。愤慨的公众认定这种显然不合体统之事是出于约翰·德庇时爵士临行前留下的指示,其实这种认定大概并无充分根据;这件事本应由量地官急庇利负责。教堂内部陈设整洁。由于建筑费用即使在塔楼不加尖顶的情况下,也已超出了现有经费(四千六百英镑),于是特别颁布了一项条例(一八五〇年第三号),授权受托人举债以弥补亏空(二千五百元)。借着这项条例,教堂的管理权由殖民地牧师移交给了维多利亚主教。原来在此期间已颁发了特许状(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一日),宣布本殖民地为一位主教的教区,并将圣约翰教堂定为座堂和主教座。据悉,英国国内已为设立香港主教区募得一万八千英镑的基金,伦敦主教已允诺由殖民地主教区基金每年拨给五千英镑,另有二千英镑可专供圣保罗书院之用。圣保罗书院(与理雅各博士的英华书院一样)是一所培养华人牧师的学校,主教被任命为该院院长,院中章程经坎特伯雷大主教批准(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后来该书院又得到议会一笔小额拨款,用以培养供公务之用的通事。
一八五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施美夫主教抵港,并于同年九月为新座堂祝圣;从此传教和教育活动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时期,因为施美夫主教精力充沛,富于鼓动之力,而且把整个中国连同香港一并看作他的教区。华北开封府的犹太人聚居地也受到主教的一番关注,其奇特的见证如今陈列在大会堂图书馆里,那就是从开封府找回来的一部分希伯来文摩西五经。太平军之乱以及与之相关的传教政治,占去了主教许多时间。为了路经香港的海员的利益,安妮号老闸船被改作一座水上礼拜堂,由一位海员牧师霍德曼先生主持。政府补助学校不久即归主教以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加以监督,并作为圣保罗书院的生源学校来办。圣保罗书院起初(至一八四九年)由萨默斯先生(后来任伦敦国王学院中国文学教授)执教,其后则由主教本人及其属下牧师执教。这所书院虽然一个本地牧师也没有培养出来,一个官方通事也没有培养出来,但本殖民地许多受过最好教育的本地居民,都是在那里受的训练。理雅各博士的英华书院也可作如是观,它同样没能培养出任何一位本地传道人或教师,却训练出了几位出色的会说英语的华人。施美夫主教长于宗教政治,理雅各博士则以翻译中国经典而享誉欧洲。另一方面,马礼逊学堂、英华书院和圣保罗书院的一些学生,先后在巡理府的案件中落得了不光彩的名声。公众因此得出推论:对华人青年来说,英文教育即使以宗教为基础来进行,也不能收到任何道德改造之效,反倒容易把华人性格中固有的恶劣成分引发出来。一向慷慨资助传教机构的商界,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对传教事业完全收回了同情。摩理臣山上的马礼逊教育会学校因缺乏公众支持,不得不于一八四九年春季关闭。史丹顿先生所办、由德雷克先生主持的英童学校,也于一八四九年垮了台,米切尔小姐试图使之复兴,结果于一八五三年彻底失败。郭士立博士的福汉会,由本地售书传道人组成,多年来在欧洲引起的轰动比在中国还大,到一八四九年十月,正当郭士立博士暂时离港之际,以一场可悲的惨败告终。伦敦传道会的华人医院,几年来已失去公众的同情,于一八五〇年十月关闭。不过,伦敦传道会于一八五一年五月在皇后大道开设了一座礼拜堂,有时也在那里为门诊病人看病。由于商界公众成了传教士工作的严厉批评者,传教士们如今便转而把香港看作「基督教和文明在中国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罗马天主教各传教会悄悄地寻求政府而不是公众的支持,照旧平稳地走着自己的路。他们开办了几所小学校,给葡萄牙青年以初等英文教育,从而开始了一项工作,日后各商行和政府机关里的文员都由葡萄牙人充任,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华人居民仍惯于把子弟送到殖民地以外,到广州或各自的家乡村落去受教育,因此对本地教育不大关心。华人的公益心,则表现在行会集会、游神巡行和庙宇值理会上。在这些值理会之中,文武庙(一八五一年五月重建扩充)的值理会此时崛起而显赫一时,成为一种不受承认、不具官方身份的地方自治机关(主要由南北行,即出口商人组成)。这个值理会暗中操纵华人事务,充当商务仲裁人,安排接待路经本殖民地的官员,经办官衔的买卖,并在香港华人居民与广州当局之间构成一条非官方的纽带。
文咸爵士到任之后,本殖民地的社交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深谙一种诀窍,既能使自己十分得人心,又丝毫不失其作为女王陛下代表的尊严;他又幸而有士他佛立少将和乍畏少将这样得人心、好客的人士作为辅佐。从这届施政一开始,香港社会便开始以总督府的风气为准绳,此后也靠着这种风气而凝聚在一起。从砵甸乍爵士和德庇时爵士时代那种总督府实际上自绝于社交、形同受了排斥的状态,过渡到文咸爵士时代本殖民地的社交生活以总督府为轴心而聚拢的局面,这一转变来得太突然、太剧烈,不可能平平稳稳地过去。当文咸爵士(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从非官守太平绅士中挑选了十五位,召集他们开会商议,此后又常常集体或个别地向他们咨询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没有爵衔的商界贵族阶层,以继承往日豪商巨贾的地位。不幸的是,这个精选的团体并没有一条天然的划分界限。一些从前与入选的十五人中某几位地位相当的商人,对自己被排斥在这个令人艳羡的圈子之外深感不满。因此(尤其是在一八五〇年夏季),「趋炎附势」「谄媚逢迎」之类的称号便被毫不客气地加在总督的那些商界朋友的身上。即使在后者当中,在总督的宴席上也不时为座次先后发生激烈的争执。况且,这样在上层圈子里产生的社会等级之分,又在本地社会的中下层重现出来,于是中下层社会也就分化成了互相排斥的小圈子和小团体。业余剧社的恢复(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日)、维多利亚赛艇会的成立(一八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和板球会的创办(一八五一年六月),连同每年的赛马会(自一八五〇年起由一月改在二月举行),以及日益受人欢迎的共济会兄弟会(该会于一八五三年二月一日举办了它的第一次舞会),都起了作用,为社会的重新融合提供了一些有力的因素。一八五二年和一八五三年,培理准将所率由七艘舰船组成的美国舰队驻泊于此,也有助于消弭令人反感的社会差别。商界与本地驻军之间向来相互关切,一八四八年疾病在军中造成如此可怕的伤亡之时,这种关切尤为显著。当时所表现的好意,特别是怡和洋行对第九十五团的士官和士兵所表现的好意,后者以向该行主人赠送一只纪念杯(一八四九年二月)作为答谢。香港公众情感日益具有世界主义的色彩,可从下面这件事看出:一八五一年七月四日,泊在港内的英国军舰为纪念美国《独立宣言》而鸣放礼炮,此举得到了普遍的赞许。
文咸爵士施政之初,国家医院组建起来(一八四八年十月一日),新的政府办公楼(紧靠座堂)也告竣工(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日)。但除了兴建一座新的总督府(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三年)之外,再没有开办过任何稍具规模的公共工程。一八四八年八月八日,在皇家亚洲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郭士立博士所撰的一篇激动人心的论文,倡言「在香港设立一座植物公园所能获得的种种好处」。学会当即委派一个委员会,就这项事业的最佳地点和费用进行调查。也有人向政府提出了这件事,此事得到各方热烈的赞许。但出于财政上的考虑,文咸爵士把这项计划的实施推迟了。维多利亚图书阅览室的私人创办(一八四八年八月,它为日后的公共图书馆奠定了基础),以及在这一时期始终有三家本地报纸和两家广告报存在,都证明本殖民地除了商业精神之外,文墨之风也仍在延续。宝宁博士暂驻香港期间(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三年),又把皇家亚洲学会日渐消沉的活力重新煽成了一团新火。共济会堂奠基典礼(一八五三年二月一日)在英国驻华共济会省区总导师罗森的主持下隆重举行,仪式繁复,这使共济会活动更加为人所熟悉。
这一时期总体上是繁荣的,只有少数几场严重的灾祸给它蒙上了阴影。一八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一场异常猛烈的风暴扫过香港,是自一八四一年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气压计降到了二十八点八四英寸之低,但风力并未达到十足的台风强度。尽管船政官事先及时发出了警告,船舶仍然受损严重。港内有十三艘船只受损或失事,人命财产损失相当可观。岸上的房屋,以及港内的运兵船(船上满载为躲避热病而移到船上的士兵),所受损害都很轻微。这场风暴在澳门和广州造成的破坏,远比在香港为甚。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生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之一。当时正刮着大风,上环街市附近起火,虽然皇家工兵在乍畏少将亲自指挥下奋力救火,皇后大道以北、东起今日的消防局、西至半岛东方轮船公司货仓之间的四百七十二间华人房屋,仍被焚毁净尽,三十人丧生。文咸总督慷慨援助,安置了遭火灾的灾民,有关物业的地租也暂予减免。整个地区很快就重建起来,而且大有改善。原地兴起了一座新市镇,新街道中最东的一条和最西的一条,分别命名为乍畏街和文咸街,后者是在新近填海得来的土地上开辟的。
这一时期的去世者,除其他人之外,有詹姆斯博士夫妇(一八四八年四月)、巴斯勋章同袍海军少将柯利尔爵士(一八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特鲁布里奇舰长(前文已经提到)、澳门著名画家钱纳利(一八五二年五月三十日)、理雅各夫人(一八五二年十月十七日)以及郭士立博士(一八五四年八月九日)。
纵观文咸爵士的施政,显然可以把他看作香港第一位模范总督。随着他的治理而来的本殖民地的重新繁荣,固然主要是由于一连串完全不受他控制的事件凑巧结合在一起。但是,总督虽然从来没有能力创造繁荣,却有能力妨碍、损害和摧毁繁荣。文咸爵士深信,只要增加赋税,他就可以为自己博得使本殖民地第一次在财政上自给自足的荣耀,而且他知道这样增税是行得通的;然而他顾念公众的感情,克制住自己,没有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社会。他是香港第一位依据一八四七年议会委员会所拟定的方针行事,按照公认的民意原则来治理这个直辖殖民地的总督,一贯地为了公众的福祉而牺牲自己的个人见解和个人的晋升。无论是作为外交家还是作为总督,文咸爵士都取得了毫无保留的成功。
贬低他的功绩的人也并不缺少。香港的公众人物,若不是严厉的批评家,便什么也不是。本殖民地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一面充分承认文咸总督的和蔼可亲、热情好客、慷慨大方和绅士风度,一面又指责他说:他一贯偏袒各国领事法庭,而损害本地高等法院的利益;他一有机会就削减高等法院的权力,对法庭传译方面那些显而易见的缺陷却毫不设法弥补;他对本殖民地的航运资源一无所知,正如他对这些资源漠不关心一样;他擅自造就了一批受到娇纵的贵族,在次要事务上假意征询他们的意见以笼络他们,而在诸如移民管理之类更为重大的事情上却对他们置之不理;他在币制问题上的做法既失策又可耻,违背了自本岛割让以来一直规范币制的一份政府告示(一八四五年五月五日),而理由竟然只是按察司表示过这份告示不合法的意见;他始终力图裁撤军需库务部门,因为该部门不归他管辖;他对邮政局不加任何扶助,因为邮政局不受他节制,尽管邮政局长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分局,干得很出色;他听任警察队伍堕落到极其可怜、毫无效能的地步,以致每天夜里都有劫案发生,人们常常在大白天在市中心被人打倒在地;本港曾遭海盗封锁,除了碰巧有一艘得力的军舰在此的时候偶尔出一阵子力之外,什么也没有做;总而言之,文咸爵士是一位无用的总督,纯粹是个摆设,满身勋章,薪俸却高得过分。
另一方面,当文咸爵士于一八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休假离港的时候,本殖民地的主要商人(大卫·渣甸、威尔金森·颠地、斯图尔特和乔治·莱尔)向他呈递了一份颂词,本地所有稍具规模的英国商行(共三十五家)都在上面签了名。这份颂词表达了社会各界对总督全面施政的满意,并说他在司法方面所作的种种改革,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尤其赢得了华人社会的信任,使华人社会有所改善,华人贸易也有所增长。颂词还承认,文咸爵士的交际才能造就了普遍的和睦与信任。一八五四年文咸爵士最后离开本殖民地时,又有一份公众颂词呈递给他(一八五四年四月七日),签名的人数与前一份同样众多。这份送别颂词再次向文咸爵士保证,社会各界对他的施政普遍信赖,并提到他所推行的一些重要而有益的改革,促进了公众的利益。六年前曾向约翰·德庇时爵士断言本殖民地已经毁了的那班商人,如今却赞扬文咸爵士,理由是本殖民地日益繁荣的证据此时已显而易见。他们指出那座以惊人的速度兴起的新市镇(文咸街),它为本地华人人口的大幅增加出了力。这份颂词最后说,文咸总督与社会各界之间一向存在的友好往来,将永远纪念他所受到的高度敬重。
然而,这位模范总督,本殖民地历任统治者中第一位真正得人心而又卓有成就的总督,很快就被流动不定的社会各界遗忘了。在今日的香港,文咸爵士差不多是历任总督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位。女王陛下政府也没有再授予这位为巴麦尊勋爵的选拔增添了如此光彩的人以任何荣誉。文咸爵士于一八六三年逝世,把他的伟大留给后世,以求得它应得的承认。
第十六章概览
公元一六三四年至一八五四年
文咸爵士治理香港的时期,与以前各个时代相比,显然标志着香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读者若只关心与香港历史有关的最值得注意的事实和事件的详细记载,尽可以略过本章,径直往下读。然而,若有人想要理解这段历史本身,洞察其内在的运作,解读其更深一层的意义,从而以因果的眼光来研究香港的历史,那么他不妨在此稍作停留,把前面各章所述的事实作一番简要的回顾。
读者想必已经看到,香港岛即使在英国人到来以前,也已是一个偏于一隅的要冲之地。它从来不曾成为亚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以致对中国的政治或社会机体具有什么实际的分量。中国的舆地家和政治家连它的名字都不知道,必须由远自西方而来的人,才给了它一个在东方历史上的名字。它位于中华帝国最东南的一端,与英国在非洲、印度和北美的属地连成一线,这就使它天然成为英国在太平洋上对华的一个前哨。香港本来既不属于亚洲,也不属于欧洲,而显然是在上帝的安排之下,注定要成为连接两者的纽带。
地如此,人亦如此。自其有史可考的最初时期起,香港便是各族中受压迫者的避难所。受本地人欺凌的客家人,厌倦了官府桎梏的本地人、鹤佬人和疍家人,在凶残的鞑靼入侵者面前出奔的中国皇帝,勤劳的华人垦殖者与四处游荡的海盗,最后还有自我放逐于欧洲之外、眼见个人与民族的自尊被满洲中国的暴君践踏在脚下的英国商人——所有这些人,都怀着迟疑和不情愿,却又为不可抗拒的命运所驱使,纷纷投奔香港岛,把它当作避难的港湾、自由人的家园。
按事理而言,香港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自由的乐土。这些寻求自由的人,分别从西方与东方这两个遥遥相对的极端自我流亡而来,心中却依然怀着对各自故国的眷恋;指望他们既不受外界的侵扰,又不经过多年的内部摩擦就在殖民地内融合成一个政治与社会的有机体,那是不可能的。外有战争,内有纷争,生涯多风多浪;然而始终有着虽然缓慢却是实实在在的成长,最终从一个充满盎格鲁撒克逊人固有活力的健全中心向四方辐射出力量——一位天赋远见、能够洞察未来的先知,大概会预言,这就是远东这个非凡的英华殖民地命中注定的前途。
再进一步探究这一欧亚现象的深层原因,便可看出,香港殖民地的演化,实际上是欧洲与亚洲之间一种近乎婚姻的结合的产物;这桩婚姻是(公元一六三四年以后)由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政府在广州缔结的。然而这一草率缔结的国际联姻,在此后两个世纪里,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而且日益显露的性情不合,以致英国人与中国人在广州的国际共处,成了两国都无法承受的重担。以国际平等为前提的英国自由贸易观念,同以统治天下的政治至尊为依据的中国铁腕垄断,是不能长久维持这桩婚姻的。危机终于来临:中国的这一主张先是遭遇了(公元一八三三年)一项确立英国在东方之权力的议会法令,继而又遭遇了(公元一八三四年)由一群生气勃勃、独立自主的自由贸易商人取代那奴颜婢膝、暮气沉沉的东印度公司。公元一六三四年以后欧洲与亚洲之间所缔结的这门家室之盟,条件对前者既如此屈辱,势必导致一次暂时的离异。这一离异由代表亚洲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公元一八三九年)郑重而断然地宣告,虽然他宣告时显然并不情愿;于是代表欧洲的义律上校便取得了香港,作为这桩不幸婚姻所生子女(生于公元一八四一年)的摇篮,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殖民地的摇篮,而这个殖民地的神圣使命,就是要在将来使亚洲适当地从属于欧洲,从而使它的双亲在一次更为美满的重聚中言归于好。「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并且要学会爱与顺从——这就是香港在渺茫的未来所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
把香港看作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用以完成其神圣使命的据点,这使命就是把欧洲文明推广到东方,并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上确立立宪自由的统治——这种看法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空想。不论这个课题在这里表述得多么不完善,以上所说无疑大致概括了一条真实的历史教训,任何人一望可知。这条教训,无论经挑剔的读者怎样修改订正,都为研究香港历史的人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尺度,使他能够据以衡量殖民地的进步,评判其历任总督在各个时期的功过。读者一旦弄清楚了,香港以往的历史表明,在上帝的安排之中,创建香港的宗旨究竟何在,那么,对于任何一个时期的公共措施或公众人物,他都不难断定,他们究竟是阻碍了还是促进了殖民地朝着完成其神圣使命的方向前进。
从这一观点看来,香港殖民地乃是欧洲与亚洲结合所生的子女,于一八四一年降生于世,由英勇的义律上校在自由与自由贸易的摇篮中抚育;一八四二年在南京由专断独行的砵甸乍爵士郑重施洗;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八年间由迂腐的德庇时爵士断奶,其间风波迭起、纷争不断,使这间贫困的殖民地育婴房里,到处响着要求代议政制的呼声和谴责垄断的呻吟;直到议会出面干预(一八四七年),定下了一套方案,文咸爵士便依照这套方案来教养这个羽翼未丰的幼雏,给殖民地上了立宪政治入门的第一课合乎常理的功课。换句话说,香港的头四任总督之中,似乎只有义律上校与文咸爵士正确领会了英国过去对华交往历史的教训,并把这些教训正确地运用到香港殖民地的创建上。
先说义律上校。他似乎认识到了以下几条原则,或者至少是按照这几条原则行事的:第一,香港首先必须被看作欧洲对亚洲施加总体影响的辐射点;第二,因此首要的是在香港面对中国官府维持英国的至上地位;第三,香港这块居留地与其说应当作为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来对待,不如说应当作为保护英国在远东整个商务的一个据点来对待,也就是说,香港实际上既不是一个单纯靠战争取得的皇家殖民地,也不是一个由生产性垦殖形成的殖民地;第四,香港殖民地要想繁荣,只有神圣不可侵犯地守护其自由贸易这一护身之宝,并按照立宪自由的原则来治理殖民地居民。不幸的是,义律上校还没能使这些根本原则充分见效,就被召回了。然而他把殖民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这是他的荣誉。
更为不幸的是,义律上校的继任者砵甸乍爵士与德庇时爵士所奉行的政策,虽然在理论上接受了上述第一条,实际上却与所有各条背道而驰。很可能,义律上校之被召回,意味着殖民地部所谴责的与其说是他那巴麦尊式的战争政策,不如说是上述这几条原则;而义律的继任者所采取的相反的原则,与其说出自他们本人,不如说出自唐宁街的当局。但果真如此,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砵甸乍爵士和德庇时爵士两人似乎都是满心情愿地执行那些有害的训令,而且亲身认同于想必支配着那些训令起草者——无论他们是谁——的那种专制与保护主义的精神。诚然,当英国陆海军正在作战之际,砵甸乍爵士光荣地维护了欧洲在亚洲的优势;然而刀剑一入鞘,他便听任中国官员的狡诈与傲慢把他哄骗过去,以致把义律上校所确立的原则统统放弃了。砵甸乍爵士把中国官员看得那样高,把英国商人看得那样低,以致唯恐助长了鸦片商人和走私者的利益,竟不敢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结果,他宁愿让广州当局来替香港的商务订立章程,而这些章程实际上把香港的商务扼杀了。不仅如此,砵甸乍爵士一面这样牺牲英国商务的自由与繁荣,一面虽然在《南京条约》中已把香港界定为一个仅供英国船只修船整备的海军站,却又把居留者当作一个正式殖民地的居民来治理,要他们以捐税来维持一套奢靡浩繁的官僚机构,同时又拒绝让他们在那个独断地处置纳税人钱财的议局中有任何代表或任何发言权。德庇时爵士是作为一个训练有素、为中国官府的专制与垄断效劳的工具而被特意挑选出来的,他不仅追随前任的足迹,而且在违背指导义律上校的那些原则方面走得更远。他颁行的三合会条例,为了卑躬屈膝地迁就中国官府暴政最野蛮的一面所追求的目的,牺牲了欧洲文明的基本原则和英国关于臣民自由的公理。他在一八四七年四月那次海盗式的远征,对英国在东方的威望所造成的损害,比他的前任以往任何时候所造成的都更大。他的种种专营、包税和琐碎章程,妨碍并损害了殖民地的外国与本地商务,使港口的自由化为乌有。由砵甸乍爵士开端、德庇时爵士继续的这种失政,结果是议会不得不出面干预,警告殖民地部不要再在香港奉行这种有害的政策,并通过回到义律上校所确立的原则,把殖民地从显然迫在眉睫的毁灭中挽救出来。对上述关于香港早期历史的分析是否站得住脚心存怀疑的读者,不妨思量一下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砵甸乍爵士与德庇时爵士所奉行的专制、垄断与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把商务从香港赶走,使殖民地在华人眼中受到轻视,而且使这块居留地濒于商业与财政的破产,并使香港的英国商务在英国国旗的庇荫之下,沦入中国官府的奴役之中,其有效、其可鄙、其令人难堪,与东印度公司和英国自由贸易商人当年居住广州时所呻吟其下的那种奴役毫无二致。挽救了这场迫在眉睫的毁灭的,乃是回到义律的原则上去。
以上所说可以表明,一八四七年议会委员会为香港的繁荣所制订的必要方案,不过是把当初导致并指导殖民地创建的那些原则,重新作了一番全面的阐述而已。这些原则曾一度被砵甸乍爵士和德庇时爵士所抛弃,使殖民地蒙受了明显的损害,后来又由文咸爵士重新引入;文咸爵士使自己的施政合乎这些原则,虽然他并不赞同议会委员会由此推出的全部主张。这样,文咸爵士的施政,从正面说与义律上校的施政相衔接,从反面说则与砵甸乍爵士和德庇时爵士的施政相联系。这一看法把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四年的整个时期,作为一个有机的过程,概括为香港实际历史中的第一个时代。它同时也给予文咸爵士的施政以应有的重要地位:就其两位前任的苛政而言,他的施政是过去的坟墓;而由于恢复了义律那些至关紧要的原则,它同时又是未来的摇篮。
因此,文咸爵士任期的结束之所以成为殖民地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就在于到了这个时候,殖民地居民和殖民地部都已清楚地意识到,香港的使命在于充当自由贸易在东方的代表,同时也需要某种形式的代议政制。对于实际实现这一理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人们也并非没有同样清楚的认识。然而,对这一理想本身的承认,此时已经确立了。对这个年轻的殖民地来说,这就好比人类心智演化过程中个人自我意识的第一道光芒。专制独裁、保护主义与垄断,至少在原则上,此时已注定要灭亡。香港在商业和财政上的繁荣,此时虽尚未臻于完善,实际上已经确立。殖民地不久即可完全自给自足的明确前景,此时已在可望可及之处隐约显现。至于香港代表欧洲对毗邻的亚洲大陆施加开化的影响,殖民地居民和他们的统治者尽可以信赖事态的自然进程去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如此稳固地建立在欧洲自由的根本原则之上的英国殖民地,过去和现在都必定会在未来的戏剧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在亚洲的眼前昭示英国的文明与政体优于中国的文明与政体,并使香港永远成为欧洲事业在东方的堡垒。
第十七章宝宁爵士治港
公元一八五四年四月十三日至一八五九年五月五日
文咸爵士休假离任的十个月间(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三年),乍畏少将署理本殖民地政务,而商务监督署的事务,如前所述,则另由英国驻广州领事兼理;为此,这位领事暂时移居香港总督府。这位领事兼署理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便是宝宁博士。
宝宁此前已在欧洲博得几分声名,而公众舆论对他的评语,借用他本人评论拜伦时那句警句般的话来说,便是:他的才华可说的多,品格可说的少。宝宁博士天资过人,最显著的是多才多艺,却似乎失之于浅。他起初从商,在欧洲大陆担任过几个要职,后来以语言学家闻名,以外国文学的译者闻名,译笔生动泼辣,又写过许多杂七杂八的小册子,论及商业、财政与政治经济学,还是众多文学学会的会员。他在文坛与政界的声望之高,以至于一八二四年《威斯敏斯特评论》创刊,旨在阐扬以边沁为首的所谓哲学激进派的学说、鼓吹自由党激进一翼的主张时,他被推为首任主编,并与萨瑟恩一同主持这份刊物多年,卓有成效。格雷伯爵组阁期间,政府也赏识他的才干,一再加以任用:先是派他担任清查国家账目委员会的秘书,后来又数度派他参与同法国、德意志关税同盟、黎凡特以及荷兰订立商约的事务。在荷兰期间,他于一八二九年获格罗宁根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的头衔。一八三三年他进入国会,代表基尔马诺克选区(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三七年);此后在布莱克本与柯科迪三度竞选失利,又代表博尔顿选区在国会坐了七年(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九年)。在此期间,他曾于一八四六年提请内阁注意香港据称存在的非法鞭刑,又以一八四七年国会特别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调查香港事务及英中关系一事上出力甚多。他还连续多年担任和平协会会长;该会创立于一八一六年,致力于促成普遍裁军,以国际仲裁取代战争。克拉兰敦勋爵与巴麦尊勋爵都很看重宝宁博士,始终是他坚定的支持者。然而宝宁博士因财务上屡遭挫折,不得不谋求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位,于是在一八四九年一月接受了领事的任命。他在自传里说:「巴麦尊勋爵委我以广州领事一职,同中央之国的外交交涉便是在那里商谈的。」然而他在广州实际所做的事务,却卑微得令人幻灭;即便在一八五二年短暂署理商务总监督期间,他也嫌这片小小辖地过于局促,自认为是个失意之人。不过,他仍恪守文咸爵士的方针,太平无事地管辖着为数不多的几处领事馆,在香港期间也从不干预殖民地的事务,只是凭着他所撰写的若干汉学论文,以及他本人在场所带来的鼓舞,使奄奄一息的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重新振作起来。他这一时期所写最有价值的文字之一,是一八五二年四月十九日致克拉兰敦勋爵的公文。他在这份公文中正确而清晰地概括了前十年间中国政府的政策,指出那是一贯不变的敌视,并阐明了英国与中国在远东的目标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
文咸爵士回任之后,宝宁博士并没有回广州复职,而是于一八五三年二月十六日休假,取道爪哇返回英国。他在那里为自己谋得了久已觊觎的任命,身兼英国驻华全权公使与香港总督二职。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女王陛下封他为下级勋位爵士,并颁发一道委任状;这道委任状一面预留日后将商务总监督一职与香港总督一职分开的余地,一面委任宝宁爵士为女王陛下全权公使兼商务总监督,同时为香港及其属地总督、总司令兼海军副司令。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宝宁爵士接到依据这道委任状发给他的训令,发觉自己还获授权与暹罗商订一项商约,便觉得自己的伟大简直令他自己也承受不住了。宝宁爵士说:「我以女王代表的身份前往中国,所派驻的不只是北京一地,而是日本、暹罗、中国和朝鲜;我相信,我所面对的生灵之多,实不下于人类的三分之一,以往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受命派驻于这么多的人。」他就这样一身披挂着耀眼的荣衔,耳边回响着荣耀的声音,扬帆前往中国。
一八五四年四月十三日,宝宁爵士抵达香港,以威廉·坚上校为副总督,以孖沙为辅政司。他发觉此间社会安定,文官队伍也仍然和衷共济,并无纷争。居民们对这位新总督固然谈不上爱戴,认为他过于热衷自我标榜,还打趣说他「满载着中国与他自己的命运归来」,但对他并无恶感。风云激荡的时代确实正在逼近。
宝宁爵士抵港不到两星期,便接到英国已于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对俄宣战的消息。他立即与海军司令司徒灵爵士一同动身前往舟山,希望截住普提雅廷伯爵所率领的俄国舰队。这完全是一场徒劳的追逐,俄国人早已开往不知去向的海域。与此同时,居民当中对俄军进犯香港的恐惧与日俱增。一八五四年六月三日,副总督宣布殖民地毫无防御,并急急忙忙下令修筑炮台,恐惧终于演成了恐慌。不过此事并无下文,因为英法联合舰队已把俄国人牵制在西伯利亚沿海。一八五四年九月一日,联军炮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但登陆进攻失败了。联合舰队只有六艘船,力量太弱,除了骚扰俄国的边远据点之外,什么事也办不成。总督毫无光彩地回到了香港。不过,香港的爱国热情却在一八五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宣泄出来;会上议定把先前已经开始的几项私人捐款合而为一,最后共募得二千五百英镑,汇往伦敦的爱国基金。此举是为了表示本殖民地对于投身所谓「抗击俄国侵略的崇高斗争」的英国陆海军英勇事迹的钦佩,也表示香港对由此而来的种种苦难的同情。此外,一八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又向女王呈递了一份爱国上书,声明本地社会赞同对俄作战,赞同与「伟大的法兰西帝国」所结成的同盟,并表示希望这场不得已而起的战争能够全力进行下去。后来又传来消息,说艾略特准将率领女王陛下的西比尔号、大黄蜂号与麻鳽号三舰,在卡斯特里湾发现五艘俄舰藏匿其中,却不敢与俄国人交战,悄悄溜走了,令他手下的军官们大为愤慨;于是群情再度激动起来。此事后来在英国交付军事法庭审理,结果宣告这位分舰队指挥官无罪。
对俄战争中直接牵涉香港的唯一一件事,是一八五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德国双桅船格丽塔号驶入港内;该船由女王陛下梭鱼号派出的捕获船员押送,载有俄国战俘二百七十人,其中有米哈伊洛夫亲王。这些人是俄国巡航舰狄安娜号的官兵,该舰在日本失事沉没。格丽塔号受雇把这些俄国人从下田运往阿扬,途中被司徒灵司令截获。一八五五年十一月,香港副海事法庭判定该船为女王陛下梭鱼号的合法捕获物。一八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与俄国恢复和平的消息传来,全港一片欢腾。港内所有船只都挂满最鲜艳的彩旗,鸣放礼炮,并于一八五六年七月二日在愉宁堂、又于随后的星期日在座堂举行感恩礼拜。
接下来引起宝宁爵士注意的是暹罗。英国政府为了商业利益,久已亟欲同暹罗订立条约,可是印度总督的屡次尝试,以及后来一八五〇年砂拉越的詹姆斯·布鲁克爵士所作的努力,都失败了。美利坚合众国打开暹罗对外贸易的企图,也同样受挫。这一回宝宁爵士亲自出手,在比他更了不起的人物都一败涂地的地方,却取得了成功。他先是同那位年轻的国王私下展开文字上的通信;这位国王受过欧式教育,又是志趣相投之人,同样怀有文学上的抱负,因而对这位博学的博士作为文学天才的声名十分倾倒。于是,作为对宝宁爵士结为文字之交这番示好的回应,一八五四年八月十二日,暹罗的两位使节来到香港,带来一封国王的书信。宝宁爵士手段灵巧,借这两位使节安排了一次正式访问,作为对国王赐书之恩的应有答礼。他到此为止已算是幸运,而更为幸运的是,他为这项微妙的使命请到了广州领事馆那位精明强干的年轻外交家巴夏礼先生(后来受封爵士)相助;当时四面八方都满怀把握地预言,这项使命必将彻底失败。外交手腕实在是大有必要的。暹罗宫廷中有一派势力很大,决意不对外国通商作任何让步。因此,宝宁爵士于一八五五年二月启程前往暹罗时,只带了两艘兵船,避免一切铺张炫耀,行事极其审慎。反对派在使团前进路上设置的每一道障碍,都被迅速而巧妙地一一扫除,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巴夏礼爵士所表现出的机变与敏锐。在出人意料的短时间内,一切预备事项都已商定,一项重要的商约于一八五五年四月十八日隆重签订。宝宁爵士于一八五五年五月十一日凯旋返港,巴夏礼爵士则前往英国,求取女王陛下的签署;一年之后,即一八五六年四月五日,双方互换了批准的条约,又于一八五六年五月十三日签订了补充条款。此后暹罗在商业与文明上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暹罗与香港之间随即兴起、逐年增长的贸易,都要从这些条约的订立算起,而这些条约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宝宁爵士。
宝宁爵士在短暂主持商务监督署期间,拟定了一项计划,并于一八五四年说服克拉兰敦勋爵予以采纳。这项计划不但一直沿用至今,还成了其他国家组织领事机构所仿效的范本,最后又由罗便臣爵士以官学生计划的形式引入香港。这项计划是为英国驻华领事机构培养翻译学生;他们一面学习中国官话与中国文字,一面熟悉领事事务的日常运作。克拉兰敦勋爵批准立即采用宝宁爵士的方案,并当即给伦敦国王学院一个保送名额,给爱尔兰三所女王学院也各一个名额。
在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上,这位博学的博士却运气不佳。他在商约的谈判与拟订上的经验,在暹罗曾取得极大成功,可是面对一个鄙视商贾的民族,便毫无用处了。至于文字上的投缘,中国方面所报以的只有轻蔑。那件格罗宁根的博士袍曾令暹罗国王为之倾倒,可每当他在中国官员面前穿戴出来,在他们眼里却显得滑稽可笑。他为与中国高级官员建立私人往来,费尽心思、锲而不舍,却无一例外地碰了冷冰冰的钉子。宝宁爵士很快便看出了这一点;可是他当时还不知道和平手段是何等全然无用,于是试图通过与北京朝廷直接交往,来获得他在地方大员手中未能得到的东西。为此,他于一八五四年九月十日乘女王陛下响尾蛇号前往上海,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同行;香港的商务监督署事务交由罗伯逊先生代理,威廉·坚上校则照旧署理副总督。在上海经过几番商议之后,宝宁爵士、美国公使麦莲以及布尔布隆先生的秘书,乘女王陛下响尾蛇号与美国军舰波瓦坦号驶往白河口;在那里,已约定与直隶总督派来的委员举行会商,原本满心期待借此打开与北京直接谈判的门路,结果却落了空。除了让各国公使有机会陈述各自的愿望、倾吐种种不满,并暗示愿意出手协助镇压太平军之乱以外,这一步棋毫无结果。各国公使回到上海后,对白河会商的结果严守秘密。宝宁爵士并未因这次失败而气馁,两年以后,即一八五六年十月,他正要再度前往直隶湾,广州却出了乱子。不过这些事留待后文再说。
宝宁爵士与其他几位公使原以为,不必施加武力示威的压力,也许就能争取到与北京的直接外交往来,因为当时帝国政府正为太平军之乱的蔓延所苦,据推测暗中是希望外国出面干预的。宝宁爵士效法他的前任,于一八五四年九月派遣领事官员前往镇江与南京,就叛军王朝的稳固程度、资源与前途向他报告;他得出的结论是,叛军政权是一场弥天大骗局。由此他断定,英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要求放弃外交部所坚持的中立政策;他还徒然希望,以提出外国干预作为条件,换取中国向外国贸易开放。宝宁爵士持这种见解,便与一派在中国和英国都声势浩大的势力背道而驰;这一派以施美夫主教和各传教会为代表,其主张当时由一位领事官员密迪乐极力鼓吹。密迪乐先生写道:「倘若太平军成功,那么居住在地球上的九亿人当中,就会有四亿八千万人信奉基督教,并以圣经为其信仰的准则。」宝宁爵士既然自信以女王代表的身份受命派驻于人类如此之大的一部分,却能抵住诱惑,不去充当备受颂扬的太平军事业的使徒,这足以证明他的明智。然而,这位前和平协会会长竟会想到把大不列颠的利剑投到秤盘上,去对付所谓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军,最后又向统治中国的满洲人拔剑相向,这实在是一件反常的事;这一来,他在中国的那些狂热的对头诽谤他是无神论者,而他在英国那些冷静持重的政界朋友也因此与他疏远了。
与此同时,太平军在中国中部与南部各省继续烧杀劫掠。一八五四年七月,号称华南伯明翰的佛山城落入他们手中,广州于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日陷入恐慌,富裕阶层纷纷出逃。成群的难民逃到香港避难。与香港隔海相望的九龙城,在一八五四年九月底几度被叛军与官军反复争夺。叛军从四面八方逼近广州,开始封锁省河,以致广州城的帆船贸易一度移到了香港。由于海盗普遍猖獗,而帝国的税收机构陷于全面瘫痪,又给走私大开方便之门,香港对欧式小船,即所谓「老闸船」的需求大为兴旺;这类船由本地华人商号租用或购买,用来护送帆船船队,或者从事不定期的沿海贸易。宝宁爵士通过两项条例,即一八五五年第四号条例与一八五六年第九号条例,助长了这一趋势;这两项条例规定,凡在殖民地内登记承租官地的华人居民,其所拥有的船只可以领取殖民地船籍,并使用英国国旗。一八五四年九月,太平军攻占了香港东北方的海丰、陆丰两座县城,一度严重影响了本殖民地的市场供应。成群的武装太平军也不时在街上游行,直到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警察在下环拘捕了数百名正要登船进攻九龙城的武装叛军,才把这种情形制止下来。约在同时,总督颁布了一项中立条例,即一八五五年第一号条例,规定把悬挂中国交战双方旗帜的武装船只排除于港口之外,并管制军火弹药的制造与买卖。自一八五四年九月起,港内便停泊着一支太平军的战船船队,由一位据称是太平王朝亲王的洪秀宗统率;他和手下的将领与本地华人基督徒以及若干传教士称兄道弟。那项条例通过之后一个多星期,都没有付诸施行;其间,一八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本殖民地险些成了一场海战的战场,因为九艘载有官兵二千人的战船驶来,停泊在下环以西,而一大批太平军战船当时就停在医疗船赫拉克勒斯号近旁。几经拖延之后,双方终于都奉令离去,相安无事地各自驶往不同的方向。
一八五六年九月,太平军船队又回到香港。洪秀宗致函总督,声称他奉太平天王之命收复广东省,请求准许他在香港租用轮船和帆船,把他的部队运往博罗,以便由那里出兵进攻满洲军队。宝宁爵士把这封信抄送一份给两广总督叶名琛,并以自己拒绝了这一结盟的提议为功,却是白费心思。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军长期节节得胜,丝毫没有使满洲政府放松其排斥欧洲人的政策。宝宁爵士一再向两广总督暗示,英国的友谊对他可能何等宝贵。他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这位冥顽不灵的大员,由于他一贯无视条约权利,积下了许许多多未得补救的冤屈,并敦请他至少赐予一次友好的会晤,以便非正式地商讨局势。这一切都是徒劳。阿礼国先生(后来受封爵士)即将就任英国驻广州领事时,宝宁爵士于一八五四年六月十一日致函叶名琛,提议将领事引见给他。叶名琛把这份公文搁置了一个月不予答复,然后毫不客气地通知宝宁爵士,说接受他的请求并无先例可循。同年岁末,太平军封锁省河,并于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黄埔一场阵地战中击败了官军水师;这位傲慢的总督在危急之际,竟也屈尊请求宝宁爵士保护广州城,以抵御太平军即将发起的进攻。宝宁爵士于一八五五年一月偕同司徒灵司令赶赴广州,并以保护广州英国居民的生命财产为名,带去了一支强大的兵力,即女王陛下的温切斯特号、梭鱼号、科摩斯号、响尾蛇号与冥河号诸舰。这一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慑服了太平军船队,使之随即撤退。可是当宝宁爵士此时再次请求叶名琛会晤,并提及开放广州城那项尚未兑现的承诺时,这位忘恩负义的总督却一如既往地顽固不化。克拉兰敦勋爵在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给宝宁爵士下达训令时,曾特别告诫他:「对于与中国人不受限制地往来的一切问题,务须十分审慎,以免危及商业利益;而商业利益只要处置得宜,必将日益扩展。」然而,在广州放弃赋予英国居民的权利、对这座傲慢的城市不断加诸他们的侮辱一味容忍,这种政策对于广州士绅这样的人毫无益处。它只不过把即将到来的危机往后推延,把清算多年来一再违背条约权利的日子推迟了短短一段时间而已。此时广州已是中国唯一一个一贯无视《南京条约》的口岸,而广州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与香港相距太近。在省河出口处建立一个英国殖民地,对于高傲的广州人来说,就好比德国的阿尔萨斯之于敏感的法国人:那是他们肋下一道化脓的伤口,一个永无休止的刺激之源。
叶名琛继徐广缙之后出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满洲人的那套政策,非武力的教训不听,非实实在在的抵押不受约束,而他正是这套政策最忠实的奉行者;要把当时民间已有的愤懑推向危机,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他是广州士绅与文人心目中的偶像;这些人曾于一八四八年为徐广缙与叶名琛立了一块石碑,碑上以如下令人难忘的话语,记下了他们对欧洲人那种恨不得食其肉的仇恨:「方众人之靡然从夷,如中蛊惑,独我粤人,三元里(一八四一年)尝歼之,黄竹岐(一八四七年)复脔之;即我稚子,亦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叶总督作为这一派的代表,对欧洲的强权、商业与文明的憎恨,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为深切。不过他并不好斗,也不认为有必要加强他的防务或军队。然而他决意维护中国对一切夷狄的至尊地位。他责怪徐广缙同全权公使和领事们周旋太多。他不愿有任何形式的会晤,只想径直把他的条件强加于他们。事实上,尽管宝宁爵士用种种道理向他再三陈说,西马縻各厘爵士为求一晤甚至炮轰他的官署,他却始终没有接见过任何一个外国人;他也从未与任何欧洲人当面相见,直到一八五八年一月五日那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女王陛下无双号的水兵毫不客气地闯进他的居所,他正要翻墙逃走时,被基伊爵士一双有力的臂膀擒住,而艾略特准将的艇长则「把这位钦差大臣尊贵的辫子缠在自己的拳头上」。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自叶名琛就任以后,广州文人仇视外国的态度日益显露。一八五五年与一八五六年太平军在广州城周围出没之际,曾有短暂的平静。可是叛军一退,广州士绅便又恢复了敌对的姿态。一八五六年夏天,煽动仇视欧洲人的揭帖与传单在城厢内外四处散发。英国人只要在商馆以外的任何地方露面,就会遭到石块袭击。双方都觉得一场爆发已迫在眉睫,然而哪一方也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冲突作准备。
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引发著名的亚罗号战争的那件小事发生时,局势便是如此。中国的编年史家用如下的话叙述这件事:「事端缘于一艘老闸船(名亚罗号),船主为英人,水手为华人,悬挂俄罗斯(原文如此)旗帜,泊于广州城外。查《南京条约》载明,华人有逃往香港或英国船上者,应予交出。中国水师官员获悉该船水手皆系华人,遂以通夷罪名拿问,将华人水手十二名锁押入城。」实际情形简言之是这样的。几名承租香港官地的华人,在中国境内依法从中国官员手中买下一艘快船型的小船,即老闸船;这艘船原是那些官员从中国海盗手里夺回来的。买主都是香港居民,他们把船开到本殖民地,给它起名亚罗号,并于一八五五年十月依照一八五五年第四号条例,按正当手续为它领得了殖民地船籍。由于该船的原船主(其权利已被中国官员搁置一旁)在香港高等法院对买主提起诉讼,船的所有权遂经司法程序确认。此后亚罗号便从事对英国船只开放的正当沿海贸易,并于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悬挂英国国旗驶抵广州港。虽然该船的船籍续期碰巧已过期数日,但这在法律上并不剥夺它作为英国船只的特权,中国当局也并不知道此事。中国当局以「通夷」的罪名毫不客气地拘捕了该船的水手,并拒绝了巴夏礼领事要求将这些人交给他、在领事法庭审讯(按条约规定理应如此)的要求,这些都是本案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一次违背条约权利的行为,与广州当局以往无数次的行为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本案中拘捕水手一事,构成了对英国国旗的蓄意侮辱。
在侨居香港的华商与船主看来,争执的要点似乎在于:他们按照香港条例合法登记而拥有船只,是否就会因此被控以通夷之罪。驻防海军司令西马縻各厘爵士正确地把此案看作对英国国旗的无端侮辱,认为必须立即道歉或予以补偿。宝宁爵士则从这位骄横的总督的这一举动中,看到了一个良机,可以借此解决他念兹在兹的官方往来问题,并实现商人们所要求的、早已许诺的开放广州城。他的两位汉文顾问,巴夏礼领事与威妥玛秘书,则看得更深;他们在此案中看出的,不仅是中国人自居至尊的那种由来已久的愚妄,而且是欧洲与亚洲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或者如巴夏礼当时所说,是基督教文明与半开化的异教之间的冲突。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便从来没有发生亚罗号一案,战事也照样会爆发。
宝宁爵士着手行事,先是要求(一八五六年十月十日)当众交还水手。此事遭到拒绝。他接着要求(十月十二日)道歉。这也遭到拒绝。约翰爵士于是授权扣押(十月十四日)一艘中国炮船。叶名琛对这种小小的报复嗤之以鼻,并派人传话说,那艘炮船根本不是他的。最后(十月二十一日)约翰爵士郑重警告,除非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道歉,并将水手送还原船,否则即将采取军事行动。叶名琛把十二个人送到领事那里,附带传话说,其中两人须交还给他,因为他们是官府要犯,而道歉则予以拒绝。这时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出面,承担起为英国国旗所受侮辱雪耻之责。他先向叶名琛要求正式道歉,并为此要求准许入城。叶名琛断然拒绝这一要求,从此便开始了后来所称的亚罗号战争。
海军上将随即摧毁了几座中国炮台(十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而这一举动未能使那位倔强的总督有所触动,海军上将又炮轰(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了他的衙署。出乎众人意料,这一手段同样未能换来一句道歉。接着,叶名琛衙署对面的城墙被轰开一个缺口(十月二十九日),但叶名琛已移居城内安全之处,扬言任凭海军上将怎样厉害也无所畏惧,他确信海军上将麾下那区区一点人马绝不敢深入广州城,而士绅及其团练早已宣称此城不容侵犯。为了促动叶名琛的同僚,海军上将又炮轰(十一月三日至五日)广东巡抚和广州将军的衙署。叶名琛依然坚持不屈。海军上将又摧毁了另一座炮台(十一月六日),并拆毁了虎门各炮台(十一月十二日及十三日)。然而这些手段仍使那位总督一如既往地不屈不挠、执拗难驯,海军上将便告知约翰爵士,既无陆军,已无计可施,随即退回香港,并从那里写信回国,请求增援至少五千人。香港的华人和欧洲居民都惶惶不安。
现在轮到叶名琛用他自己的办法开启战端了。他先前(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已悬赏每颗英国人首级三十元。此时他又把赏格提高到每颗首级一百两,号召香港的华人居民立即离开殖民地,并在香港和广州的街头遍贴告示,呼吁民众不择手段为他雪恨。这一呼吁起初在香港毫无效果,但广州的暴民响应号召,纵火焚烧了广州的欧洲人商馆(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后来(一八五七年一月)又焚烧了黄埔的英国船坞和货栈。
在香港,太平军乱党与职业海盗、土匪早已在本地三合会的庇护之下沆瀣一气,自亚罗号事件以来,欧洲人社会便日益笼罩在一种不安全感之中。一八五六年十月十日,为审议严重影响殖民地利益的事务而召开的一次公众大会,痛切抱怨警队完全无力保护生命财产。会上提出了种种登记华人居民的办法,务求把一切品行无人担保的华人排除在外,并满怀信心地向政府力陈。然而约翰爵士对于将会呈上的那些担保书毫无信任,而且对一项措施望而却步,因为若要彻底执行,就势必要把本地华人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强行遣送出境。他拒绝批准英国人社会提出的任何一项众望所归的措施,这大大开罪了众人;及至舰队因叶名琛的顽固而受挫,从广州撤退,尤其是叶名琛的告示出现在每一处街角,号召香港一切忠义华人居民为他雪恨,向一切欧洲人开战,而他们只能以匕首、毒药或纵火的方式开战,众人的恼怒便愈加厉害了。欧洲人社会此时觉得,敌人就潜伏在他们中间,英国国旗被人侮辱而得逞,海军遭到挫败,而总督对他们的危险漠不关心。总督确实采取的那些措施,反而只是增加了此时开始笼罩整个社会的激动情绪。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由于担心暴民全面起事,女王陛下军舰橡实号停泊在中央街市附近,以震慑聚集在那一带的华人无赖。同日组建了一支辅助警队,并试图招募志愿者充当特别警员。新年伊始便传来消息:轮船飞马号遭中国兵勇攻击,船身多处被击穿;纵火者在城中各处作案。总督于是仓促颁布(一八五七年一月六日)一项旨在更好地维护殖民地治安的条例草案。然而其中所采取的措施,诸如更严厉的夜间通行证规定、驱逐有嫌疑的敌方密使或帮凶,以及强制合力扑救火灾,由于缺少一种严苛如德拉古之法的强制登记,都未能令社会满意。于是又有人提出,凡身上未佩带官方徽章及已登记的品行担保书的华人,一律驱逐出境。不安全感日益加剧。怡和洋行认为有必要调来一队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守卫其产业,本地报纸此时也开始刊载一份「华人暴行逐日纪事」。在一八五七年最初两个星期里,这份纪事每天都载有本地的暴行,诸如「枪击四人,身上缚有火球;三名欧洲人喝了下毒的汤后一时昏迷;在黄泥涌谷发现一具无头尸体;皇后大道中克罗斯比产业上的竹棚被人纵火;轮船蓟花号被扮作乘客的中国兵勇劫持(一八五七年一月十三日),他们杀害了十一名欧洲人和若干华人,并焚毁了该船」。
一八五七年一月十五日早晨,就在载着上述这批消息驶往英国的邮船离港前几个小时,外国人社会陷入了一片普遍的恐慌,因为每一张欧洲人的早餐桌上,都同时响起了「面包里有毒」的叫喊。那天早晨吃了裕盛面包店所供面包的欧洲人约有四百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砒霜中毒之害;这家面包店的东主是一个名叫亚霖的香山人。每一块四磅重的白面包,后来在伍利奇经艾贝尔化验,每百分含白砒零点九二格令。烤过的面包所含毒物比例最小(每百分零点一五格令),然而四盎司这种烤面包中仍验出二格令半的亚砷酸。黑面包所含约为烤面包的两倍半,白面包约为六倍。吃得最少的人,受害反而最重。有些人,例如宝宁夫人,一度神志昏乱;许多人的健康从此永久受损;所有人都因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处刺客环伺之中而受到严重的精神震动。这次投毒事件并未当场致人死亡,但有些人显然因此而早入坟墓,例如宝宁夫人,她不得不返回英国,终究未能康复。甚至过了一年之后(一八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本地报纸提到德林克先生和轮船百合号的威廉斯船长之死,还断言据医生追查,他们的死因正是在那个大投毒日吞下的砒霜。在那个令人难忘的早晨,激动的情绪自然达到了极点。殖民地的医生们自己也因中毒而痛苦不堪,却仍挨家挨户奔走,每走一步都被四面八方疯狂的求救所打断。每一个欧洲人家庭都急需催吐剂。面包师亚霖在此前几个星期里一直受到香山官员传话催逼,要他离开香港;他当天早晨已带着妻子儿女前往澳门,但他们也发觉自己中了毒,亚霖于是自愿返回香港,途中被捕。说来奇怪,他的工人们即使在毒性已经发作之后也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留在面包店里,直到警察在耽搁了许多个小时之后才赶到,逮捕了五十一人。其中多达四十二人在一间十五英尺见方、十二英尺高的地下警察囚室里还押,连续关了二十个昼夜。这间囚室从此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香港黑洞」。本地报纸一本正经地敦促总督「把裕盛面包店全体投毒之徒吊死在策划这桩阴谋的店铺门前」。太平绅士们不愿诉诸私刑,便恳请总督立即宣布戒严,并把一切忠诚无人担保的华人驱逐出境。尽管约翰爵士家中每一个人都受了毒害,他仍保持镇静,拒绝了一切操切行事的建议。然而在惊恐万状的社会眼中,他的坚定在当时看来却像是冷漠无情。到了月底,激动情绪稍稍平息,欧洲居民仍抱怨总督毫无作为,未能使公众安心,不致再发生类似或更糟的灾祸;又抱怨因监狱人满为患而释放的一百二十三名囚犯被遣送(到海南),更增加了普遍的不安全感。
对亚霖及其工人提起的刑事检控,其结果同样令公众不满。并无证据可以入被捕者之罪;亚霖由署理辅政司必列者士医生为他辩护,经一个公正的陪审团裁定无罪。然而他又以形迹可疑的罪名再度被捕,一直羁押在狱中,直到一八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才奉大臣之命获释,条件是五年之内不得前来殖民地。在此之前,《中国之友》的编辑德伦已对亚霖提起民事诉讼,因吃了亚霖卖给他的毒面包而受到具体伤害,获判(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赔偿一千元。不过亚霖这时已由富足沦于破产。他或许并未直接参与其事,但社会上一致认为这桩罪行是广州官员唆使的,因而坚信亚霖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这场企图毒死香港全体外国居民的恶毒阴谋。
在广州爆发战事的消息传到英国之后,各在野政党结成联合,意在谴责内阁。上议院里,德比勋爵在林德赫斯特勋爵支持下(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议院里,科布登先生在格拉德斯通先生和迪斯雷利先生支持下(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慷慨激昂地为那位天真无辜、温驯如羔羊的叶名琛仗义执言,并以毫不留情的言辞谴责约翰·宝宁爵士所发起的行动。有人说,政府对弱者是一套规矩,对强者又是另一套规矩;又说约翰·宝宁爵士的行为对中国当局一贯是盛气凌人、傲慢无礼。巴麦尊勋爵热烈为约翰爵士的行动辩护,然而随着辩论的进行,很快就显而易见,所牵涉的问题不仅仅是拟议中委派一个委员会调查英国对华关系,甚至也不仅仅是召回约翰爵士,而是内阁的存亡。不过,当科布登先生的谴责动议在下议院以十六票之多获得通过时,各位大臣并未辞职,而是宣布(一八五七年三月五日),在通过若干紧急议案之后,他们将解散议会,就中国问题诉诸全国。他们又说,在此期间,政府对华政策将一如既往,也就是保护英国商业利益的政策;至于约翰·宝宁爵士的去留问题,过去一直、现在仍在内阁的慎重考虑之中。巴麦尊勋爵不待即将举行的选举出结果,便向毛里求斯和马德拉斯发出命令,动员军队开赴中国,并随即选定额尔金暨金卡丁伯爵为特命全权公使,乘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的邮船前往中国。一支由军队、轮船和炮艇组成的增援力量也立即从英国派出。两广总督的告示以及对香港社会的投毒,广州官员曾视为其政策的得意之笔,在大选中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促使全国审慎地采纳了巴麦尊勋爵的主战政策。他重掌政权,地位比以往更加稳固。然而,就约翰·宝宁爵士而言,议会的这场辩论一举粉碎了他全部的雄心壮志。克拉兰敦勋爵固然曾写信对他深表同情,说:「我认为你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人们不顾理性与常识,把那些无法预见、又已非你所能控制的事件的全部罪责都推到了你身上。」但这种私下表白他无辜的话,对约翰爵士毫无安慰,因为与之同来的是一纸官方通知,宣布他女王陛下驻华全权公使的职务已由他人接替。这一措施实际上只给他留下了香港总督一职。然而在一个惯于说「我有中国,我有暹罗,我没工夫管香港」的人眼里,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此外,他又失去了科布登等私交好友,他们无法释怀于这样一个事实:前任和平协会会长竟成了最近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这使他痛彻心肺。如今在他看来,名声不过是一个灿烂的泡影,荣誉也不过是一日的宠儿罢了。
由于印度兵变爆发(一八五七年五月),派往中国的军队适时被调往印度,因而将近一年过去了,这些军队才得以就绪,促使中国政府重新认识自己的条约义务。在此期间,叶名琛总督继续进行他那非正规的战争。轮船女王号遭受了(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与蓟花号同样的命运,船长和欧洲船员均遭杀害。纵火之事在香港零星发生,都爹利的面包店使投毒者无隙可乘,却遭人纵火(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官府告示又一次(一八五七年三月)严令一切华人离开香港,违者以背弃乡土论处,但一时收效甚微。又发现(一八五七年四月十五日)一桩在广州策划、要在香港对英国人生命财产开战的大阴谋。对英国船只乃至英国炮艇的袭击屡屡发生,直到艾略特准将和凯佩尔准将(一八五七年五月至六月)以一连串大胆出击,把叶名琛的战船逐出珠江三角洲,又在海阿新岛附近一场漂亮的战斗中,摧毁了叶名琛设在佛山水道的水师大本营。
一八五七年七月二日,额尔金勋爵抵达香港。他勉强屈尊接受了英国人社会呈递的一份致辞,但随即动身前往加尔各答。他对约翰爵士和各位头面居民的建议,以一种懒散轻慢的态度对待,给他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的同情与其说在自己同胞一边,倒不如说在可怜的老叶名琛一边。他明白表示,他把亚罗号事件视为一桩可悲的大错。香港居民得知他所奉的训令(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日)除了要求赔偿、恢复条约权利以及在北京派驻英国公使之外,还包括「务须争取准许中国船只不分畛域,从中华帝国各地前来香港」,都为之欣喜。但这一希望,如同寄托在额尔金勋爵身上的其他一切本地期望一样,注定要落空。他在离港之前,甚至不肯听取约翰爵士的恳切建议,即攻克广州是远征白河的必要前奏。但当他从加尔各答返回时(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日),与斯特劳本齐少将及其参谋人员同行,他终于在这一点上让了步,因为当年时令已晚,无法在北方用兵。此外还须再耽搁一段时间,以等候法国全权公使葛罗男爵及其部队到来,因为法国人借口要为一名被害的传教士报仇,希望共同参与对中国的羞辱。在此期间,英国舰队已封锁了珠江(一八五七年八月七日),并组建了一支由七百五十名客家人组成的华人苦力队。及至一切终于准备就绪,距英军从广州撤退已足足过了一年。最后,联军全权公使拟定的要求于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送交叶名琛。叶名琛考虑了十天之后,从容复以一件冗长的照会,其中满纸都是连他的朋友额尔金勋爵也称之为一派胡言的东西。他什么也不肯答应,只愿意一切照旧。于是又向他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限他四十八小时之内答应或拒绝联军的要求。在此期间,五千英军和一千法军未遇抵抗,便在广州城前进入阵地。叶名琛已晓谕民众说,叛逆的英国人既已诱使法国人参与其悖乱行径,如今必须完全断绝贸易,将夷人彻底剿灭。但这一呼吁对一个没有民间领袖的民众来说毫无作用。叶名琛答复最后通牒,仍不过是把他那些陈腐论点重复一遍。于是,炮轰广州,也就是额尔金勋爵所称的「屠戮无辜」,于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炮火一如以往,专门对准(空无一人的)官署和旗人驻地,以及城墙和炮台。林公炮台意外爆炸。叶名琛若无其事,继续下令成批处决中国乱党。次日(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俯瞰全城的观音山被攻占,城墙也被占领,损失不大。叶名琛依旧固执。最后,在行动中有过一段令人费解的停顿之后,英法两军的分队从不同地点同时入城(一八五八年一月五日),经过几个小时毫无抵抗的搜索,叶名琛和广东巡抚柏贵都落入英国海军陆战队之手,而法军则俘获了广州将军。
这时问题来了:广州城及被俘的官员该如何处置。额尔金勋爵不情愿地承认,只要叶名琛仍在当地,就不可能成功地组织广州城的治理。于是他把叶名琛送往香港,再转往加尔各答,叶名琛两年后死在那里。叶名琛在香港期间,宝宁爵士终于(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五日)在女王陛下军舰不屈号上,得偿夙愿与叶名琛会面,但叶名琛不肯与他交谈,只叫他去同他的通译阿查立说话。在此期间,广州城的治理已经安排妥当,于一八五七年一月十日委派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成员为领事巴夏礼、皇家海军陆战轻步兵的霍洛韦上校、法国海军的马蒂诺·德谢内上校,以及巡抚柏贵。这个委员会多亏巴夏礼爵士的组织天才,在一支英法小型警队的协助下,并通过让柏贵属下所有执行和行政官员复职,立即恢复了公众信心,维持了完善的秩序。这些安排是额尔金勋爵根据领事巴夏礼的建议作出的,巴夏礼是委员会的首脑和灵魂,而这些安排违背了宝宁爵士的意见。宝宁反对这种混合形式的政府,理由是这样一种双重管治包含如此多的不和因素,既不能激发公众信心,又会造成相互猜疑和权力冲突,还会让其他省份的中国人以为夷人并未真正征服和治理广州城。事态的发展否定了这些预言。此后数年间,这座帝国中最难驯服的城市,在联军委员的治理下顺利而平静。贸易立即恢复,广州的各行各业照常经营。邻近各县的乡勇,柏贵暗中与他们相勾结,则由几次军事远征加以遏制;这些远征是根据领事巴夏礼的建议组织的,先后派往佛山和江村(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八日),派往花县(二月八日),又沿西江上溯远达二百英里(二月十九日至三月三日)。广州城的治理和这几次深入广东省内地的军事远征,确实是整个亚罗号战争中仅有的给中国民众留下良好而持久印象的行动。这些措施确凿地表明,只要适度而坚定地展示欧洲的力量,就能轻而易举地控制大批中国人。它们还证明,若以英国力量的文明影响真正打开华南,中国人和外国贸易都将因此获益。
额尔金勋爵对满清政府的真实性格怀着一种感情用事的误解,结果一败涂地。他与砵甸乍爵士一样,在军事行动进行期间做得很好,可一旦开始谈判,他就任人愚弄了。他把联军的要求送往北京(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一日),竟意外地发现遭到蔑视,于是攻占了大沽炮台(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日),轻易占领了天津。然而他不是长驱直入北京,在那里口授条件,而是在天津停了下来,议订了一项条约(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除了赔款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保证。他也没有至少在这项条约批准之前保持对天津的占领,而是随即退往上海,去议定通商章程。接着他又在他自己那项条约的要点上让步,即欧洲在北京的常驻代表权,随后返回英国(一八五九年三月),结果三个月之后,到了交换条约批准书的时候,才发现那些狡猾的中国人愚弄了他。叶名琛多年来在南方无视《南京条约》而屡屡得逞,自然鼓舞了北方的官员,以他们在大沽的行动(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来显示他们对《天津条约》的蔑视,这一行动使英国在中国的威望受到了永久的损害。
在香港,这种动荡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宝宁爵士任期终了。在炮轰广州开始的那一天(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香港的欧洲人中间普遍担心会发生暴乱,这种忧虑见诸政府一则令人惊心的告示,大意是说「一旦发生火警或严重骚乱」,将击鼓为号,居民可到指定地点领取预备好的一百支枪械,凡愿意协助警察的志愿者皆可取用。由于火灾频频发生,据说是著名海盗头目朱亚贵所率的一伙纵火匪徒所为,总督遂于一八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悬赏,捉拿此人者赏五百英镑,其同党每捉拿一名赏一百英镑。为了达到伸张法纪的目的而诉诸卑下的贪财之心,这在华人看来,自然与叶名琛为报复炮轰广州而向私人刺客和在香港「爱国」纵火者悬赏人头的做法如出一辙。邻近各县的官吏一直坚持以这种野蛮的方式与殖民地为敌;尽管广州已被联军占领,甚至在《天津条约》缔结之后,他们仍不断滋扰香港的华人居民,逼使他们与欧洲人为敌。一八五八年一月,定例局曾向额尔金勋爵陈情,指出香山的中国官府,尤其是前山寨(在澳门附近)的官府,一直在向香港受雇于欧洲人的华人勒索财物;但额尔金勋爵不肯听从定例局的建议,不愿对这些官府施以武力示威。各地官吏见他们的告示收效不大,便唆使乡间团练,强令各村父老断绝对殖民地的市场供应,并传话给他们在香港的宗族子弟,要他们立即离开殖民地,否则他们在乡间的亲属将被当作叛逆论处(包括施以肉刑并籍没家产)。这一深得民心的手段果然奏效。殖民地的许多华人此时纯粹出于恐惧,辞去了收入丰厚的差事。各阶层的人开始明显地外流,到七月中旬,欧洲居民已开始感到自己遭到了抵制。于是在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召开了一次公众大会,讨论华人大批离开殖民地以及粮食供应断绝的问题。按照这次大会一致通过的紧急决议,宝宁爵士毅然背离了额尔金勋爵的方针,于一八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发布告示,严正警告香山、新安两县,若再扣留仆役与粮食供应,必将遭到英国政府的报复惩罚。这份告示的副本由一队英国水兵顺利送达香山,但当女王陛下的椋鸟号军舰把同一告示送往新安时,一艘舢板上的水手虽然打着白旗,却遭到南头乡勇的开枪射击。于是斯特劳本齐少将与准将基思·斯图尔特阁下率领一支小规模的陆海军部队开赴新安,一举攻下了有城墙的南头城,阵亡军官二人、士兵三人。这一举措立见成效,殖民地的市场供应当即恢复,当地官吏的态度也随之改变。
亚罗号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投毒、纵火、抵制等种种枝节,已经使人群情激动;除此之外,在这一任总督期间,香港的公共生活还始终被一场内部的长期纷争搅得天翻地覆,其尖酸刻薄,简直无法形容。把个人的私德缺失拖到公众眼前,并不是史家的本分;本书也无意在此逐一细述在香港历史上这段最热闹的时期里,殖民地的公职人员和本地报纸之间那些相互指控、反唇相讥的种种细节。然而,正如火山爆发向我们揭示地球内部的秘密一样,殖民地这些周期性爆发的情绪,也让我们得以窥见本地公共生活的内在运作。因此,有必要把这些扰乱公众安宁的纷争的性质加以说明,并追溯其真正的根源,更何况这些事后来成了议会辩论的题目,使香港的名声大受损害。
约翰爵士抵达殖民地时(一八五四年四月),公众的情绪多年来一直相当平静,此时依然如此,公务员队伍内部也是一片和睦。唯一的不安定因素是一份本地报纸《中国之友》,主笔是一名被革职的公务员,他总带着几分恶意批评政府和大多数公职人员,并一再暗示副总督(在任总巡理府时)曾纵容他的买办敲诈勒索。副总督听任这些毫无根据的诽谤持续了五年,才诉诸法庭加以制止,而诉讼一经提出,那位主笔便被送进监狱,落得个不光彩的噤声(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这五年的隐忍,在殖民地助长了一种热衷于报刊人身攻击的恶劣风气。一份报纸越是恶毒,如今便越受欢迎。不久,另一位本地主笔(《孖剌西报》的主笔)因在与移民出洋有关的某些生意上受到华民政务司的阻挠,便在污言秽语方面胜过了他那位《中国之友》的同行,开始暗示华民政务司是无良华人买办的工具,并与海盗串通一气。华民政务司递交了辞呈(一八五五年六月十一日),但政府和海军当局都对他十分信任,后来(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六日)终于劝得他复职。
另一个麻烦的根源是简易法庭制度。这一制度由文咸爵士创设,宝宁爵士沿用,他于一八五五年十月四日委任了十三名非官守太平绅士(后来增至十五名),协助受薪的巡理府审案。然而,非官守太平绅士除非专门被请,否则并不出席庭审;而总巡理府照例只在与行政当局有分歧时才去请他们。一八五六年春,总督曾几次就新颁的建筑条例(一八五六年第八号)在侵占官地案件中的解释问题,向总巡理府戴维斯提出规劝。这位巡理府不顾议政局就该条例所作的会议纪录,两次(五月二十三日和六月三日)在由官方担任控方的案件中请来非官守太平绅士协同审理,而这些代表业主利益的太平绅士,都极力赞同他对建筑条例的解释。于是总督于一八五六年八月十九日向太平绅士们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谴责,责备他们全体惯常玩忽职守,不按时出席简易法庭(其中半数人从未出席过一次),并指责其中四名太平绅士曾(于五月二十三日)附和一项判决,使法律的明显用意落空,又曾(于六月三日)支持那位巡理府拒不执行法律的决定。随后双方往来书信,言辞愤激。太平绅士们在信中声称,凡请他们出庭,他们都已到庭,并主张他们有权依照自己的信念作出判决,还把总督的做法说成是企图恫吓受薪巡理府。他们写道:「争执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究竟是由宣誓尽其所知所能执法的法官们按照自己的判断来执行,如有不当可经上诉由高等法院纠正,还是由总督和议政局来发号施令。」这场争执在一八五六年十月十六日一次群情激愤的公众大会上达到了顶点。这次大会抱怨新建筑条例(一八五六年第八号)具有追溯效力,抱怨量地官署人手不足,抱怨官方有权依普通法追讨讼费(一八五六年第十四号条例),抱怨定例局开会时公众不得旁听,抱怨没有市政局。总督在答复中显然理由更为充分,但他答应改组定例局。不过他又补充说,这次改组不会以代议原则为基础,因为「依女王陛下政府以及议政局多数成员的判断,香港的情况与此原则远不相宜」。
可是此时,一个更为强有力的不和因素登场了,那就是一位脾气暴躁的律政司。不知出于什么缘故,他被派到香港来,刚刚离开下议院,此前他在那里代表约尔的选民(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〇年)。他自认为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在香港拨乱反正,他身上似乎兼有十足正直的品格和可悲的缺乏自制。他到殖民地还不满一个月,就同两位巡理府都吵翻了,在高等法院上演了一幕幕相互指责的场面(一八五六年六月)。两个月后,次席巡理府又对律政司提起了诽谤诉讼。此后,除了有人指控库务司署有亏空一事以外(该署自一八五四年起由其首席文员里纳克主管,这一指控迫使当局于一八五六年六月十三日委任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这场内部的骚乱暂时平息了一阵,因为公众的心思都被亚罗号战争及其在本地引起的后果所占据,紧张焦虑到了极点。然而到了一八五八年春,社会上早已疲惫不堪的神经,又被一连串公务员之间的争执重新挑动起来。《孖剌西报》的主笔竟指控总督在公共工程合约问题上收受好处、偏袒怡和洋行,随即被绳之以法,判处监禁六个月(一八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大约与此同时,署理辅政司遭到律政司指控,说他与新任鸦片承饷商(此人原是圣保罗书院的教师)勾结,并接受了此人的聘请费。这位署理辅政司本是一名大律师,当初接任此职时,条件就是准许他私人执业。一个调查委员会(由戴维斯和颠地组成)于一八五八年四月调查了这项指控,结果虽认为署理辅政司稍有可责之处,但他的诚实与名誉并未受到质疑。接着,律政司宣布,除非把华民政务司从太平绅士的名单中除名,否则他就辞去太平绅士的委任(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四日)。总督当即请太平绅士们推举一个调查委员会。太平绅士们拒绝推举,但是当总督委任的委员会(成员为急庇利、戴维斯、莱尔、弗莱彻和约翰·斯卡思)建议华民政务司留任时(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七日),有四名太平绅士(吉布、坎贝尔、里基特和颠地)公开发表了对委员会这一裁定的异议。而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又引出了一些枝节问题,使冲突进一步扩大。律政司不仅暗指署理辅政司曾烧毁一名已被定罪的海盗(黄墨洲)的账簿,以便使自己和华民政务司免于串通海盗的指控,从而攻击署理辅政司的操守;而且律政司还公开泄露了总督在同他私下商议时对署理辅政司品格所表示的不利看法。总督这时自然将律政司停职,并把此案呈交本国政府处理。大臣在复函中虽表示对署理辅政司的行为感到满意,但后者还是自动辞去了职务(一八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然而,当他就黄墨洲账簿被焚一事对《中国之友》的主笔提起诽谤诉讼时,陪审团却裁定被告无罪,法庭并判令政府承担讼费(一八五八年十一月)。总督为了避免在此案中接受传票出庭作证,以病重不能出庭为由,匆匆前往马尼拉(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的这一举动在当时招致了许多批评。可惜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中国之友》的主笔和被停职的律政司受到这一局部胜利的鼓舞,在英国发起了一场鼓动,结果只是使殖民地招来更大的恶名,并受到全国的鄙视。
一八五九年一月,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举行了一次公众大会,与会者相信黄墨洲的账簿之所以被焚,是为了使一名公职人员免于被判串通海盗之罪,于是向议会请愿,要求下令进行调查,以维护英国王室的荣誉,并主持公道。泰恩茅斯、麦克尔斯菲尔德和伯明翰相继仿效,召开了大会,另有一些城镇也为同一目的召集了公众大会。一八五九年三月三日,格雷伯爵把纽卡斯尔的请愿书提交上议院,布尔沃·利顿爵士则在下议院处理此事。后者声称:此案的文件已交由王室一位精通法律、立场超然的顾问审阅;这位顾问在文件中发现了形形色色、无所不有的仇恨、恶意和刻薄;因此这些文件不妨看作是香港官场生活的写照;律政司发起和主持调查的方式,以及审讯过程中发生的泄露官方机密之事,导致总督将他停职;他本人在平心静气地考虑了这些文件之后,只能得出结论,认为总督的决定应予确认;不过他打算尽快下令,对全部事实进行极为审慎的审查。当然,报界对整个案件的处理各式各样,但英国舆论的裁决,无疑就是《泰晤士报》在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一篇措辞尖刻的文章中所表达的那种看法。下面是该文的简要摘录:
「香港总是同某种致命的瘟疫、某场可疑的战争或某种不光彩的内部争吵联系在一起,以致在俗语中,这个吵吵嚷嚷、熙熙攘攘、好斗成性、怨气冲天的小岛的名字,大可用作某个不便在斯文人面前提起的去处的委婉代称。那里的每个官员都与邻人为敌。总督已经跑掉,到别处去求健康或求清静了。副总督被控纵容他的仆人敲诈勒索。报馆的东主们近来个个不是身在狱中,就是将要入狱,或是刚刚出狱,而起诉他们的,都是那些互相攻讦、彼此控告的官员中的某一位或某几位。各大商行的首脑对本地纷争完全超然事外,举止极其高贵自重,而这正是祸害的主要根源之一。但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事私下诽谤,而报纸则把这些诽谤化作公开的谩骂四处兜售。至于香港的报界,人人都在利用它、唆使它、否认它、控告它,对它还是少说为妙。那里需要的是一位独裁者,一个明白事理、既有手腕又有魄力的人。我们总不能一直去调查茶壶里的风暴,何况那壶里的每一片茶叶都有它自己的尊严和它自己的委屈。」
呈现在本国面前的情形虽已如此不堪,却还没有涵盖香港内部纷争的全部范围。上文所述那些败坏殖民地公共生活的纷争,也侵入了定例局。首先,在这一时期,定例局的议员,无论非官守的还是官守的,常常越出本身职权的界限,过问与立法毫不相干的事务,实际上侵夺了行政当局的权力。其次,官守议员,尤其是律政司和总巡理府,要求享有非同寻常的独立地位。这些官员不止一次在事先未与总督或辅政司作任何沟通的情况下,用激烈的言辞谴责行政当局。律政司到任以后,定例局的面貌为之一变;王室的上级法律官员正式向本地政府转达的意见,只要与他的看法不同,他往往就拒不承认其权威。他又同样满不在乎地宣称,他在定例局中是以独立立法者的身份就座,而不是以王室仆从的身份,只要他认为合适,他在那里就是要批评和反对行政当局的主张。在这种情形下,非官守议员自然觉得有理由要求享有同样的自由。
宝宁爵士就任总督时,定例局由副总督主持,共有议员六名,其中两名是非官守议员。一八五五年,约翰爵士向大臣拉布谢尔先生提出建议,主张扩大定例局的基础,增设官守议员四名、非官守议员三名,使议员总数在总督以外达到十三名。拉布谢尔先生不赞成扩充得如此之多,但批准了适度的增加。于是增设了库务司、总巡理府和一名非官守议员,原有的比例因而得以维持,定例局此时由政府官员六名和社会人士三名组成。然而约翰爵士又于一八五七年增设了量地官,并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再增设核数总监,大概是为了确保海旁条例得以通过,这样一来,官守议员便有八名,而非官守议员只有三名。对于这一措施,被约翰爵士戏称为「坐在桌子末端的非官守议员」的那几位,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提出正式抗议,建议暂缓核数总监的任命,等到出现空缺、官守议员恢复到原来的六名为止,否则就应同时实行宝宁爵士原先关于非官守议员人数的建议。就在总督动身前往马尼拉之前,有人议论要上书弹劾总督,但经过进一步考虑,这个念头还是作罢了。自一八五七年会期结束以后,定例局的议事纪录都定期公布;而从一八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起,总督准许公众旁听辩论。
总督与定例局之间的主要争执焦点,是修建一道海旁,即海堤。这道海堤要沿着全城的前沿,从海军湾一直延伸到铜锣湾,并命名为宝宁海旁。定例局对新总督府的落成(一八五五年十月一日,总造价一万五千三百一十八英镑,分摊在多年之内)、若干蓄水池的兴建(一八五五年),以及两所警署(中区警署和西角警署)和四座新街市的落成(一八五七年),都衷心赞同。但拟议中的海旁,尤其是它拟定的名称,却激起了坚决的反对。约翰爵士的计划得到了他所委任的一个官方委员会的支持,这个委员会的职责就是权衡一切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他还孜孜不倦地把好几年的盈余经费积存起来,为实施这一得意的计划筹措资金。计划于一八五五年十一月十日公布,同时宣布总督有权强制执行,对于不愿合作的地段业主,则另有一条出路,即按照地契条款由官方收回土地。大多数华人地段业主似乎愿意同政府达成协议,但欧洲业主召开的一次公众大会,于一八五五年十二月通过决议,大意是说总督的计划作为一项公共措施既有缺陷又不充分,对个人负担过重,并侵犯了海旁地段业主的权利。这样提出的反对意见,由颠地议员在定例局其他非官守议员的支持下,有力地坚持下去,并呈报殖民地部。总督的论点是:多年以来,许多海旁地段的业主从海中填出土地,违背王室的权利据为己用,面积达二十九万八千六百八十五平方英尺,这些土地被擅自附加在各自的租契上,而这些租契原本批出的土地合计不过另外二十六万零三百二十六平方英尺。海旁地段的业主既然就这样使各自的产业增加了一倍,自然反对一项旨在恢复王室权利的计划。然而,大臣拉布谢尔先生在考虑了颠地先生提出的反对意见之后,作出了不利于海旁地段业主的决定,并指示总督一俟所需经费到位,即着手进行填海工程。华人海旁地段业主于一八五七年同意在政府监督下自行填海,并为他们地段前面的一大段海旁缴纳地租。随着他们的工程进展,总督也成功地同城区前沿的大多数欧洲海旁地段业主达成了友好的安排,而海旁中临街地段本属政府的那一部分,也立即动工。但有两家英国商行(颠地洋行和林赛洋行)占有操场与毕打码头之间的一小块土地,却顽固抵制,尽管这一段海堤和码头的预算还不到一万四千英镑。一八五八年,总督发现有两万英镑积存的盈余经费可用于公共工程,而署理律政司(先是戴伊,后由格林接任)又建议他以条例的方式推行,于是他让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项法案,委员会由署理律政司、库务司福斯和量地官急庇利组成。这几位官员向总督保证,他们对自己起草的法案感到满意。法案于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宪报》上公布。法案一读时,只有颠地先生一人投票反对。由于总督出游菲律宾群岛,法案的二读一直拖到一八五九年二月四日。那一天,总督满怀成功的信心。署理律政司曾向他保证,法案必定通过,甚至还会得到一位非官守议员的支持。可是,当定例局开会审议这项令一班大商人与总督针锋相对的法案时,按察司和副总督都缺席了,而颠地先生提出的将海旁问题无限期押后的动议,竟以六票对三票获得通过,令总督大为惊愕。这一幕对旁听者的震动非同小可。那是一幕悲喜交集的场面,一位本地画家随即把它刻成几幅木刻画,登在《孖剌西报》上,使之流传下来。原来,投票支持法案的只有署理律政司、库务司和核数总监三人。辅政司孖沙刚刚休假回来,认为法案不妨留待日后再议;总巡理府戴维斯事先未被征询意见,认为供水工程更为迫切;量地官急庇利说他改变了主意;而他们全都声称自己有权投票反对政府。
平心而论,宝宁爵士并不否认议政局中的官守议员有权按照各自的良心信念投票,这一点应当归功于他。但他没有料到,他们竟会事先不打一声招呼,就投票反对他心爱的计划。不过,宝宁爵士从这次海旁法案的惨痛失败中,汲取了一条重要的教训,即各大行号足以挫败一位总督,而倘若容许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律政司和工务司)接受私人业务,公务就必然受损。「在华各大商行势力庞大,影响深远,倘若再直接或间接地同它们所能给予政府官员的个人金钱利益连在一起,而这些官员又获准受其雇用和聘请,那就不能不在本来未必相容的种种职责之间造成冲突……本政府所须与之周旋的特殊困难之一,便是那些富厚的大商行所挥舞的巨大影响力;要同它们的势力相抗,要违逆它们个人的意见,实在难乎其难。」宝宁爵士的这番话,连同第一次海旁法案的全部经过,都表明他已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前任所造就的商界贵族,到这时已开始施展一种政治影响,而这种影响有时出于个别行号的利益,而非出于对公共福祉的无私考虑。
定例局的立法活动未免过于频繁,尤其是在律政司晏士地阁下于一八五六年春到任之后。他热衷于改革,着手修订本地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一八五六年第五号条例)以及衡平法程序(一八五六年第七号条例),限制候选人列入高等法院执业名册(一八五六年第十三号条例),规定巡理府法庭的简易审判权和向高等法院上诉的办法(一八五八年第四号条例),并宣布若干国会法令在本殖民地施行(一八五六年第三号条例及一八五七年第三号、第四号条例)。定例局在一八五六年一年之内通过的条例多达十五项,一八五七年又通过了十二项。然而晏士地先生的这番热忱却没有换来多少感谢。他离任后不久,定例局宣读了殖民地部的一份公文(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其中说王室的法律顾问严厉批评了香港采用英国国会法令时的草率作风。晏士地先生的继任者承认这一指责公允,却又声称自己的任期太无着落,既不能着手推行任何新的立法体制,也无法纠正那些不该由他负责的错误,由此暴露出一种可悲的状况。
一八五七年的各项条例中,有一项(一八五七年第十二号)需要特别提出,因为这是英国的立法机关第一次尝试正视并控制卖淫所生的种种祸害,办法是在香港推行登记制度、强制体检,并设立一所性病医院。这项条例出自署理辅政司必列者士博士之手,他对传染病法令的济世功效深信不疑。宝宁爵士对此心存疑虑,虽准许条例通过,却声明保留自己对其价值的看法;但当华人社会极力反对把这项措施施行于华人光顾的妓馆中的妓女时,宝宁爵士便让步了,由此使这一方案在香港失去了公平试行的机会。这类传染病条例所牵涉的问题,要得到公正而宽厚的解决,就需要一种不偏不倚的心态,而具备这种心态的人寥寥无几。不妨承认,在基督教英国那种乡居式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环境里,各种道德与宗教的影响都在充分发挥作用,传染病法令这一类规章自然要受到道德和宗教的谴责,认为它们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分明是在提醒人们去作恶、鼓励人们去作恶。但是从同一个基督教的立场出发,也就必须承认,为了国家的利益,把青年男子从他们乡间家园的道德与宗教影响中带走,移置到令人萎靡的气候之下,置身于纵情声色的土著社会种种败坏风气的包围之中,这种做法同样应当在道德和宗教两方面受到谴责。那么,正确的做法就应当是废除我们的陆军、我们的海军,以及我们的殖民地商业。基督教理想的这种应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倘若我们在国家层面上无法实现基督徒生活的更高理想,而又不得不在海外从事战争和商业,那么为了贯彻那种无法实行的理想,便把传染病条例所提供的那一点点医疗保障,从那些为国家利益而被置于反常处境中的人身上撤走,这种做法既不合逻辑,也不合道德,更谈不上宽厚。
宝宁爵士任内的立法工作,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十分关注华人居民的利益。一八五五年三月,宝宁爵士下令调查政府华人雇员中盛行已久的大规模赌博风气,并订立严格规章,防止这一弊端再度发生。宝宁爵士准许租用官地的华人成为英国船只的船主,并在本殖民地注册的船只上使用英国国旗(一八五五年第四号条例及一八五六年第九号条例),此事前文叙述亚罗号战争时已经提及。由于本殖民地施行的法律似乎倾向于使一切按中国方式订立的遗嘱归于无效,宝宁爵士便准许本地法院承认依照中国法律和习俗订立的中国遗嘱(一八五六年第四号条例)。华人的丧葬向来是在山坡上随处造坟,坟冢星罗棋布,此时则设立专门的华人坟场,加以规范(一八五六年第十二号条例)。在本殖民地定居的华人(以及其他外籍居民)获准取得执业律师的资格(一八五六年第十三号条例)。通过官方承认并支给薪俸的头人(地保)来管理华人、而由华民政务司加以监督的制度,也已建立起来(一八五八年第八号条例),同时设立了户籍署。至于户籍登记,宝宁爵士始终承认对华人逐个登记实际上办不到,但坚持要对房屋进行登记。他还修订了夜间通行证的规章,把华人必须留在屋内的时限由晚上八时推迟到九时。本殖民地的街市向来按专利制度经营,抬高了殖民地的食物价格;宝宁爵士于是提出一项条例(一八五八年第九号),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专利之弊,并以增加租金的形式,把原先落入两三个据说享有官方特别庇护的买办手中的利润,至少有一部分转归政府。
然而,这一时期最为有效、最有益处的立法,也是宝宁爵士大可引以为功的一项,是所谓的合并条例(一八五八年第十二号)。这项条例授权大律师兼任自己的事务律师,从而使公众可以选择,是分别聘请两位法律界人士充当事务律师和大律师,还是只聘请一位兼任二者。这项措施所要对付的弊端,在于此前多年来本殖民地盛行的过多的刁讼、不必要的诉讼和毫无价值的产业转让文书。助长这一弊端的,是一班冒险之徒,即澳大利亚事务律师中的渣滓,他们充斥于本地各法院。的确,这一时期的法律界比公务员队伍更亟须改革。各法院终日纷扰不休,法律界两个分支中较低的那一支更是声名狼藉。定例局收到的证据表明,公众不但经常受到事务律师漫天要价的账单的盘剥,为的却是毫无价值的工作,而且事务律师还雇有华人跑腿,专门去搜寻和挑起诉讼案件,付给这些人的佣金有时每月高达二百元。各大商人以及主要的大律师(必列者士博士、戴伊、金斯米尔)都强烈而一致地主张把法律界的两个分支合并起来,作为根治现状的长久之计。合并的提议又得到本地五十家行号联名致函律政司的支持,甚至几位主要的事务律师(库珀特纳、黑兹兰、伍兹)也或者赞成合并,或者保持中立。但其余的事务律师却发起了强有力的反对。宝宁爵士把这个问题考虑了六个月,对双方都耐心地充分听取了意见。定例局审议合并法案时(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帕森斯先生代表事务律师一方出席陈述并接受质询;但当他声称同时代表本地律师公会时,却查明该会从未授权于他。经过极为审慎的调查,法案以七票对二票获得通过,此后在其施行期间一直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这一时期轰动一时的讼案(前文提到的诽谤诉讼除外),是奇南将军所引起的一场争执。他自一八五三年七月十一日起在香港担任美国领事。他与辅政司就领事对停泊港内的美国船上的美国公民的权利和管辖权问题,有过一番激烈的书信往来(一八五五年十月),之后这位英勇的将军竟强行自己执法。结果他不得不(于一八五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出庭,答辩一项从民政当局手中劫走一名被控殴击伤人的囚犯(美国人)的罪名。不过此案最终得到友好的解决,奇南将军后来在本殖民地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
本殖民地的财政使宝宁爵士忧心不已。理财本被认为是他的长处之一,但他处处受到掣肘,没能有多少建树。他确实通过出售官地,主要是海旁地段,增加了收入。在这方面,海军部门于一八五四年交还原先在西角用作仓库的地皮,仓库迁往东海旁,也帮了他的忙。宝宁爵士在任五年之内,使收入增加了一倍,其任内最后一年的收入,比他前任最后一年的收入增加了三万七千七百七十六英镑。但他虽然尽量压缩公共工程,却还是无法把开支控制在收入的范围之内。结果他不得不再一次求助于国会拨款,在一八五七年和一八五八年这两年中,每年得到一万英镑。这些拨款是用于兴建医院和监狱的。但他与礼贤会及巴陵会做了一笔有利的交换,花很少的钱就得到了一所新医院;又缩小了原拟的监狱扩建范围,再省下一些钱,因此国会拨款的大部分得以生息存储,积累起来,以备他那宏大的海旁计划之用,而这一计划却在最后关头告吹了。宝宁爵士先把警察差饷提高到百分之十,后来又(于一八五七年)降到百分之八点五,结果却发现,由于亚罗号战争所引起的骚乱带来额外开支,这笔差饷终究不足以支付警察和监狱两个部门的费用。一八五八年春,宝宁爵士声称,他原打算向中国政府索偿,以抵补邻近各县动荡不安所造成的额外开支,但额尔金勋爵的任命使他失去了这样做的权力。事实上,英中两国无论在广州、南京还是天津清算账目时,本殖民地都从未得到过任何赔偿。每一次都由帝国国库把中国所付的战争赔款全数收入囊中。宝宁爵士首创把政府的盈余资金存入本地特许银行以收取利息的做法,而不让大笔款项闲置在库务署的金库里,这是值得称道的。为了增加收入,宝宁爵士恢复了鸦片专卖(一八五八年四月一日),但未能卖到应有的价钱,每年只以三万三千元承饷。宝宁爵士取消了一项税捐,即盐税,他说这项税收入甚少,而带来的烦扰和不便却很大。宝宁爵士自诩使盐完全免于课税,盐因此成了一种商业上更为重要的货物。然而他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盐在中国是课以重税的官府专卖品,因此他在香港取消盐税,只不过助长了本殖民地私盐贩子所经营的对华走私贸易。
宝宁爵士十分关注警察队伍的状况。他起初对警队的组织不满,便于一八五五年八月委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本殖民地的警察制度,并邀请公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供证据。警队的编制于一八五七年作了若干改动,到他任期结束时,宝宁爵士认为警队的仪表、纪律和整体效能都已大有改进。他说,以往这方面常有人向政府投诉,到一八五八年已大为减少。考虑到出于节省的缘故,挑选警员时不得不从素质平平的人当中去挑,宝宁爵士认为警队的现状令人满意,这要归功于警察司梅查理。
在这样一个异常动荡的时期,不能指望罪案会有所减少。然而宝宁爵士任内的罪案记录,除了那次企图毒死全体外国人社群的空前事件之外,同香港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绝不逊色。确实,尽管这时的香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收容了广州的渣滓,以及华南人口中最卑劣、最凶悍的人物,但经验丰富的警察司梅查理,他本人曾任苏格兰场的督察,却于一八五七年报告说,香港所发生的罪案,按比例计算的数目和严重程度,都远低于英国首都。一八五四年,两名欧洲人因在獒犬号船上杀害一名华人男童而被处决,这件事使华人居民对英国法庭一视同仁的公正深为感动。一八五四年和一八五五年间,在山坡上或太平山顶设有巢穴的成群盗匪,不时与警察发生冲突(一八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并(于一八五五年十一月)大胆袭击香港仔的几家店铺,有几名警员受伤,盗匪则带着赃物乘一艘帆船扬长而去。一名华人船夫及其妻子因谋杀珀基斯先生而被定罪(一八五四年六月),一伙武装匪徒袭击华利洋行的买办房(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另一伙在渣甸坊袭击店铺(一八五六年一月一日),怡和洋行的几名私家护卫受伤,最后是马克威克先生被他的华人仆役谋杀(一八五七年四月一日):这些便是这一时期与战争无关而引起公众注意的主要罪案。在最后一案中,华民政务司高和尔在一艘炮艇的协助下,追捕凶手直到其家乡村庄,以炮轰该村相威胁,迫使村民交出凶手。大臣事后对这一措施表示不以为然。尽管如此,南头县城仍于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一日遭到皇家海军巡洋号(舰长拜西)的实际炮轰,以迫使对方赔偿四千五百元;据华民政务司署的买办声称,这笔钱是南头的乡勇从一艘香港渡船上抢走的,而他在这艘渡船上有股份。这些都是专横的举措,与其说是出于正义,不如说是受当时好战风气的驱使。
宝宁爵士认为,香港几乎所有罪案的策源地,都在太平山那些无牌赌馆里。基于这一看法,又鉴于华人积习难改的赌博嗜好根深蒂固,由此而生的种种弊端,显然找不到不肯视而不见、不从中渔利的警员来对付,宝宁爵士便大胆地向约翰·罗素勋爵(一八五五年九月四日)、后来又向拉布谢尔先生(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一日)建议,对这种无法禁绝的恶习加以规管,仿效澳门通行的制度,通过发出有限数目的牌照来管制华人赌馆。副总督威廉·坚、署理辅政司必列者士博士和律政司晏士地,都大力支持总督的主张;而从印度、海峡殖民地、荷属各地以及澳门总督基马良士那里收到的大量有利报告,都说这样管制华人赌博成效良好,更为总督的论据增添了分量。只有警察司梅查理和巡理府禧利发出了警告。于是,一份由必列者士博士起草、经议政局全体成员(禧利先生除外)赞同的「关于公众赌馆及更有效遏止罪案」的条例草案,于一八五六年四月十七日呈交英国政府。尽管这项措施遭到拉布谢尔先生断然拒绝,他甚至不肯加以考虑,宝宁爵士仍一再向拉布谢尔先生的继任者(士丹利勋爵和利顿爵士)陈述自己热切的信念,然而都是徒劳。他坚信,为了管制恶习而对其发牌,这种制度用于赌博,正如用于卖淫和吸食鸦片一样正当,而现行的状况已导致警察普遍腐败。这个问题留待十年之后,由麦当奴爵士重新提出。
这一时期海盗特别猖獗,是很自然的事。英国军舰对出没于香港附近的海盗定期发动的扫荡,似乎收效甚微。本殖民地和国会里一些吹毛求疵的批评者,尤其是太平天国政府的欧洲友人,不时提出疑问:被英国炮艇击毁的帆船,是否全都真是海盗船或太平军叛党的船只,抑或其中有些不过是为了自卫而重装武备的安分商船,却被华人告密者在官府面前诬称为海盗。皇家海军响尾蛇号在台州成功地袭击了海盗(一八五五年五月十日)。皇家海军双桅横帆船麻鳽号在石浦烧毁帆船二十三艘,击毙一千二百人(一八五五年九月),本舰舰长阵亡,十九人受伤。皇家海军惊奇号在皇家海军坎布里亚号的小艇协助下,在伶仃俘获了整整一支海盗船队(一八五八年五月);这一仗的结果,多达一百零四门大炮在本殖民地公开拍卖,由华人(大概是海盗的同伙)以每对二百三十四元的价钱买去。皇家海军魔女号、不屈号、珩鸟号和阿尔及林号(于一八五八年九月)摧毁帆船四十艘、蛇艇三十艘、一座木栅炮台和若干海盗村落。皇家海军狂怒号和鸨鸟号在澳门附近俘获帆船十二艘(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尼日尔号、雅努斯号和小丑号又在同一带海面烧毁帆船二十艘,击毙约二百人(一八五九年三月)。所有这些征剿行动,都是依据高和尔先生提供的情报并由他引路进行的;他深得当局的充分信任,但同时也招致太平军的欧洲友人,尤其是海盗的华人朋友和帮凶,对他百般诋毁和仇视。一八五四年六月一日,本地华人居民中流传一个荒唐的谣言,说有一支庞大的海盗船队要来攻打并洗劫本殖民地,竟有人信以为真。亚罗号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海盗普遍增多,这类谣言时常流传。从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到一八五七年二月十五日,香港所接报的海盗案多达三十二起。此后便逐渐减少。一八五七年三月只报了五起,五月和六月又报了五起,六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七日之间则有十一起。海盗的外国同伙之一、美国人博格斯(于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被判犯海盗罪,处以终身流放;一名恶名昭彰的海盗头目黄墨洲(于一八五七年九月二日)被判流放十五年(流放至纳闽)。一八五七年十月,纵帆船涅瓦号遭海盗袭击,船长和两名船员被杀。直到一八五八年三月,海盗仍不断骚扰帆船贸易;一艘香港渡船永新号被劫(一八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曾引起一阵轰动;但自此以后,海盗案的数目明显减少,直到总督离任的前一天,才又发生袭击欧洲船只的事,那就是轮船金花号遭海盗洗劫(一八五九年五月四日)。
由于广东省长期动荡不安,香港人口有所增加,其间虽有几次奇特的起伏(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八年),但总的说来,由一八五四年的五万零一十一人增至一八五八年的七万五千五百零三人;在宝宁爵士任内的五年中,平均每年只增加六千零一十五人,而一八五四年和一八五五年两年的年增长数却达到一万零九百五十四人。宝宁爵士对这些起伏的解释是:一八五七年和一八五八年的统计数字因出错而估计偏低;至于一八五六年的人口调查报称本殖民地居民有七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驻军不计在内),其中的不准确,或许可以用华人居民迁徙无常的习性来解释。谈到一八五六年时,宝宁爵士报告说,华人人口的体面程度有所提高,已有较好阶层的人开始到香港定居。一八五七年也有人注意到,本殖民地华人女性所占的平均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得多。
殖民地医官邓普斯特在一八五四年的报告中,向政府力陈必须解决华人住屋的排水和通风问题。他说,一八五四年本殖民地的主要祸患是天花。一八五五年春,华人中间热病流行,二月六日至四月二十八日之间报告的死亡人数约有八百人。一八五六年十月,正当亚罗号战争刚刚爆发之际,卫生部门的工作加紧,巡理府依据新颁的妨扰条例(一八五六年第八号)处以重罚,在华人居民中引起很大骚动,成群骚乱的华人在街上游行。继任的殖民地医官孟席斯医生报告说,一八五七年由于雨水不及往年充沛,疾病之多超过一般年份。但次年的情形简直是一场灾难。孟席斯医生的继任者哈兰医生于一八五八年死于热病,人们注意到,他已是第四位因这里的气候而殒命的殖民地医官。他的继任者查尔德科特医生报告说,本殖民地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情形,即真正的亚洲霍乱和狂犬病的爆发。查尔德科特医生一面坚持改善本殖民地卫生状况的迫切需要,这是他的几位前任已一再指出过的,一面声称,亚洲霍乱此番首次出现,「即使并非完全由于忽视适当的排水和清洁所致,至少也因此而大为加剧和蔓延;这种忽视的后果,在维多利亚城这样拥挤的社会里,在这样一种极利于动植物质腐烂的气候之下,必然产生加倍的作用。」他报告说,亚洲霍乱在香港首先侵袭了华人社会中居住最差、饮食最差的那一部分人,接着是一些印度仆役,然后是岸上和船上的欧洲海员,同时还有驻军中的一些士兵和监狱里的囚犯,最后侵袭到本殖民地上层欧洲居民中的三人,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澳门居民同时也受到这种疾病的侵害,在广州的联军和珠江上的一些军舰中也出现了病例。这种疾病后来又传到中国东部沿海,蔓延至上海,随后以极其猛烈之势横扫日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
兴建自来水工程一事,在这一时期屡经提议,一八五八年尤甚。宝宁爵士曾公开表示,他的海旁计划的若干反对者(均为定例局议员)曾公然声称,他们的用意在于把为海旁工程积存的库房盈余挪作其他迄未核准的公共工程之用,以此将这笔盈余耗尽;而自来水工程之所以被大力推到前台,正是出于这种不良用心。主张兴建自来水工程最力的人物之一是辅政司孖沙。他指出,本岛北面山涧稀少,使城市难以取得充足的用水,而这种缺水在冬季尤为显著,那时正是华人房屋最易发生火灾的季节;因此他建议把薄扶林的水沿山腰引来,同时将横越拟建水道线路的各条小溪一并汇入。工务司估计这项工程需费二万五千英镑。然而宝宁爵士认为,供应个人用水并非政府的分内之事,正如供应其他生活必需品也不是政府的事一样,因此殖民地的岁入不宜用于这类投机事业。宝宁爵士建议组织一家股份公司来办理,但同时也指出,要向华人居民征收水费是很困难的。
在商务方面,宝宁爵士甫抵中国,几乎立即就与上海总商会发生冲突,实属不幸。上海被太平军占领之后,当地清朝海关陷于停顿(自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至一八五四年二月九日),文咸爵士曾建议,凡在该地继续贸易的英国商人,应将日后缴纳关税的保证书存放在领事馆。商人们表示异议,理由是中国政府既已不再行使权力、不再提供保护,便无权征收关税,何况美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船只实际上来来去去,货物都不纳税。宝宁爵士离开伦敦之前曾与克拉兰敦勋爵商讨此事,他理解勋爵的意思是这些关税必须缴纳。到宝宁爵士抵达上海时,中国海关已经恢复(一八五四年二月十日),但运作时断时续,后来又再停顿(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于是各国领事商定以期票方式代征关税。宝宁爵士把克拉兰敦勋爵的决定通知总商会之后,英国商人便交出了直至一八五四年七月十二日为止所欠关税的保证书。宝宁爵士与美国公使商定,委派一名欧籍税务监督,暂时代为征收应缴中国政府的关税,随后返回香港(一八五四年八月),不料大为惊讶地发现,那里有一封公文正在等候他:外交部根据王室法律顾问的意见,指示他把保证书退还原出具人。宝宁爵士随即下令退还九月至二月期间的保证书,但其余的保证书则予以保留,因为他理解自己所奉的指示准许他这样做。可是当上海总商会再度向外交部申诉时,克拉兰敦勋爵却对东印度与中国协会的一个代表团表示(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宝宁爵士曾奉有明确指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关税的征收。宝宁爵士于是蒙受了不应有的诟病,因为上海商人以为他自始至终都违背了所奉的指示行事,便指责他在这件事上的作为极不诚恳,而且专断独行。也正因如此,这些商人后来的表现就更值得称道:议会因亚罗号战争而谴责宝宁爵士的品格与行为的消息一传到上海(一八五七年四月),他们立即通过决议,热烈地为他的品格辩护,并肯定他的一贯作为与政策。
在这一任期内,殖民地的商务始终兴旺。宝宁爵士与暹罗订约之后,自一八五五年五月起,大批暹罗物产涌入香港。这立即使大米贸易发生了一场变革,大米贸易此后大部分落入外国人手中,结果米价下跌,令人欣慰,因为广州当时米价已高到饥荒的程度。海军上将司徒灵爵士所订的条约(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四日)使日本开放,这对香港的贸易并没有产生同样立竿见影的影响,但为一个重要却发展缓慢的商业部门奠定了基础。同样,菲律宾群岛的贸易因苏阿尔、伊洛伊洛和三宝颜(在棉兰老岛上)各港开放(一八五五年六月十一日)而大为推进,只待建立定期轮船交通,就能以逐年增长的对英国制造品的需求,使香港得到更大的好处。
华人出洋逐年持续发展。宝宁爵士委派了一名移民官(一八五四年五月),收效良好。据报(一八五四年十一月),第一船前往牙买加的移民已平安抵达金斯敦。前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尤其是墨尔本)的移民潮继续增长。一八五五年从香港载运出洋的华人移民多达一万四千零八十三人,一八五八年则为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人。前往钦查群岛的苦力贸易一度遭到禁止(一八五四年九月一日),当时人们相信这种贸易造成了最恶劣的奴役;后来因已采取措施,改善岛上华工的待遇并对其加以经常监督,禁令又告撤销(一八五五年二月三日)。约在同时,又订立了有关移民船上华人搭客膳食与给养的新规章(一八五五年三月七日)。凡能自付船资的华南移民,仍然愿意以香港为出洋的口岸。有一次(一八五七年三月)在香港发现了封闭式的苦力馆,令人震惊,当即予以取缔。宝宁爵士认为,《华人搭客条例》对自付船资的华人移民约束过严,但就受雇订约的劳工出洋而言,他认为这项法令是十分必要的。殖民地内外局势动荡,对殖民地的贸易并无多大妨碍。诚然,一八五七年战事暂停期间,珠江实际上对香港的帆船封闭,帆船贸易骤然减少,一年之内下降了二十七万零二百四十四吨,但很快又恢复过来。这一任期五年间的外国船舶统计显示,平均每年增加四百八十七艘,计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五十吨,即增长百分之六十八。横帆船的吨位从三十万吨增至七十万吨。帆船贸易总的来说也以相近的比例增长。这一时期,连接香港与世界其他各地的交通航线大为扩展,殖民地借此不但继续是在华各大商行的总部所在,而且到此时已成为太平洋上来往船只最多的港口。
宝宁爵士在货币问题上毫无进展。他奉殖民地部之命,发布了一项告示(一八五七年七月九日),宣布澳大利亚金镑和半金镑在香港为法定货币。但他向女王陛下政府陈请考虑:在一个黄金并非法定货币的国家里,以金镑作为兑换本位,是很不方便的。他还痛陈,在一个没有一个商人、店主或任何个人不是以元和分来进行交易的殖民地里,政府账目却以英镑记账,实属荒谬。宝宁爵士更进一步,力请财政部诸位委员批准发行英国银元,并在香港设立造币厂。不幸的是,这项明智的建议被财政部驳回,理由是支持宝宁爵士主张的商界人士,不过是一些上海商人,他们由于彼此不和,阻碍了墨西哥银元在当地的流通,而提倡任何一种方案,若成功便可解其困境,若失败也于他们毫无损失,这显然对他们有利。宝宁爵士发行英国银元的呼吁,不仅被认为是一项既冒险又耗费的试验,而且鉴于根据一八四五年五月一日王室告示的规定,英镑仍是香港的价值本位,这一呼吁也被认为为时过早。在这件事上,正如在其他某些方面一样,宝宁爵士的见解是走在时代前面的。
香港有些可敬人士落后于时代到了何种程度,可从以下事实看出:一八五六年春,副总督威廉·坚上校重新提出一项旧建议,要求议会对从香港装运的茶叶实行差别关税,每磅优惠一便士;这项建议最初由义律上校提出(一八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后来又由一些误入歧途的香港商人再度提出(一八四六年十二月)。威廉·坚上校认为,此项措施一旦采纳,其成效将不言自明。然而宝宁爵士在转呈这份文件的公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他看来,整个差别关税制度在原则上令人厌恶,在实践中流于欺诈,在结果上令人失望。此后这项计划便再无人提起。
在一时引起公众注意的次要商务议题中,可以提到以下几件:邮政司对邮轮抵港不准时提出的投诉(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日);省港轮船公司的解散(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及高等法院所作的一项判决(一八五五年五月二日),判定半岛东方轮船公司必须及时转运包裹,不得无故延误,无权为了腾出地方装载其他货物,而把任何寄往欧洲的包裹留在航线上的任何地点。
殖民地的商业声誉即使到这时在英国仍未恢复,这一点从《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中令人痛心地显露出来,该文在殖民地引起了许多议论。文中把香港描绘成因中国开放了这么多条约口岸而自觉屈辱、地位被取代。文章声称,英国在中国的武功,对世界其余各地如此宝贵,对人类的重大利益如此重要,香港商人却因天生偏重个人私利而对之颇有微词。撰文者的看法显然与马丁先生相同,马丁的影响在此又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显露出来,即认为殖民地设在香港是选错了地方,如果英国确实需要在中国有一块殖民地,就应迁往舟山。文中说,香港的一切优势完全在于它邻近广州这个唯一享有特权的口岸,撰文者误以为香港的成就仅仅是从广州的困境中得来的。
这一时期教育史的特点,是民办学校明显衰落。英华书院有学生五十至八十五人,到一八五六年底因成效不足以支持其继续开办而关闭。该书院虽为商行培养了一些有用的文员,但从传教和教育的角度来看却是失败的;理雅各博士承认了这一失败,毅然关闭了书院。圣保罗书院又多维持了几年,但宝宁爵士用官方的天平衡量其成效,宣布它同样是失败的。他说:「过去六年间,议会每年拨款二百五十英镑给主教的书院,用以培养六名准备进入公职的人员,然而该书院至今没有一个人被认定能够胜任译员职务中哪怕是最低微的一项工作,尽管我毫不怀疑主教的热忱,也不怀疑他希望从上述议会拨款中做出一些切实有益的成绩。目前我只能指望传教士给予积极协助,而他们的特殊目标通常又使他们不适于主持普及的一般教育。」一次公众集会(一八五五年三月六日)发起了一场新的教育运动;与会者抱怨香港至今仍没有一所为英国儿童开办的公立学校,英国儿童在教育上所受的照顾反不如华人儿童,于是在群情踊跃之中创办了一所学校(此后称为圣安德烈学校),由一个具有代表性且深孚众望的委员会主持(委员为埃杰议员、萧德锐、詹姆斯·史密斯、安特罗布斯、威廉斯、德忌利士·拉柏立、格林及莱尔)。然而这所学校虽然开办顺利,又在萧德锐先生的悉心扶持下维持下去,公众不久便不得不认识到,委员会原先只收英国居民子女的设想是行不通的。用公众的天平衡量,这所学校同样被认为不合格,虽然它又勉强维持了几年。不过,在这一时期主要的民办学校如此衰落,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各差会为华人开办的较小的日校也同样处于萎靡状态之际,十八所纯粹施行中文教育的官立学校,却因委派了视学官罗存德牧师(一八五七年五月十二日),在入学人数和组织上都蓬勃发展。署理辅政司必列者士博士虽然表示(一八五七年三月),本地的教育事业已低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他也承认,他亲自视察过的官立学校(规模虽小)显示出健康活力的明显迹象。
这一时期的宗教事务可记者甚少。施美夫主教请求总督指定一八五五年六月六日为禁食和谦卑认罪日,以配合克里米亚战争,并仿效英国国内民间的做法;宝宁爵士拒绝了这一请求(一八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宝宁爵士因此受到殖民地大多数虔信宗教人士的不公正谴责,但他的做法却得到殖民地部的大力支持,因为宣布公众禁食日是一项特权,即使君主以英国国教会首脑的身份,也只能以枢密院令的形式行使。几年之后,施美夫主教又出头露面(一八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发表了一封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激动人心的信,评述天津条约将对基督教在东方的前景产生有利影响。这位热忱的主教在信中呼吁教会在中国重新努力传教,这封信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八五八年五月,香港发起公众捐款,以便在牛津大学音乐教授欧斯利爵士的指导下,购置一架风琴(价值一百二十五英镑)并聘请一位一流的风琴师。结果,一位训练有素、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桑斯特于一八六〇年被派来香港,他指挥座堂唱诗班达三十五年之久,成绩斐然。
香港的社交生活大体上仍以总督府为中心,但宝宁爵士在某种程度上所处的地位,与他的文坛同道、也是他的前任总督之一德庇时爵士相仿。两人才华大致相当,在香港也同样不得人心。人们常常说,宝宁爵士的朋友和仰慕者——他有这样的朋友和仰慕者,是有充分证据的——大多不是英国人。《纽约时报》的一位通讯员(一八五九年一月四日)以热烈的笔调描述了宝宁爵士的善于交际和才智过人,并声称宝宁爵士「在香港那个可憎的社交圈中」不得人心的秘密之一,在于他在生活方式上坚持民主式的朴素。在为这一时期的社交生活增添色彩的事件中,可以列举以下各件:美国补给船补给号抵港(一八五四年八月一日),该船官员刚在台湾勘察过大片煤田;美国船皮尔斯夫人号载着船主赛拉斯·伯罗斯抵港(一八五四年八月十四日);本地洗衣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钱(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二日);广州和香港的美国侨民向统率美国舰队的培理准将赠送一套银餐具(一八五四年九月十四日);考察船进取号从北冰洋抵港(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一日);为驻华九年的第五十九团(第二诺丁汉郡团)的军官举行公众送别宴会(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团即皇家团的军官自一八五九年一月起举办的一系列戏剧演出,他们为此发售了季票。
以下事实可以说明殖民地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进步:在加斯凯尔先生倡议下成立本地律师公会(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组织义勇消防队(一八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和华人消防队(一八五六年三月七日);改善城市照明,此时连东海旁和湾仔也包括在内,在原有的二百五十盏油灯之外又增设一百盏(一八五六年十月一日),全部费用由街灯差饷支付(一八五六年第十一号条例);在薄扶林建造若干别墅作疗养之用,并开辟农场种植姜和咖啡(一八五六年六月);德忌利士·拉柏立先生和林蒙船长在香港仔兴建新船坞(一八五七年六月)。
这一时期殖民地因内外战事所经历的种种动荡之外,又加上了意外的灾祸。早在广州官吏的爪牙以爱国纵火者的身份侵入香港之前,城中心(一八五五年二月十六日)、太平山(一八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和西街市(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就已发生过几场严重火灾。香港曾感到一次无害的地震(一八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大雨对沟渠、道路和华人房屋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一八五五年六月十四日);一场台风在离殖民地很近的地方经过(一八五五年九月),使船只和码头受到很大损害,此外伴随这场台风而来的大雨引起山泥倾泻,直接导致皇后大道西的若干房屋被掩埋。
这一时期的讣闻中,有以下诸人的名字:欧文夫人(一八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卢押上校(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一日)、哈兰医生(一八五八年九月十二日)以及署理律政司戴伊(一八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自马儒翰去世(一八四三年)以来,香港没有一件事像哈兰医生之死那样引起如此普遍而深切的哀悼。哈兰医生自一八四四年起担任海员医院驻院医生,后来又出任殖民地医官,他因出于仁心诊治贫苦华人而染上热病,以致不治。
宝宁爵士的任期结束之时(一八五九年五月五日),正值英国报刊评论议会对香港种种劣迹的辩论,那些激烈的评论传到殖民地,因而再度激起了相当大的民情骚动。宝宁爵士和德庇时爵士一样,在大部分欧洲人社群的咒骂声中,在本地报纸编辑们倾泻而出的连篇累牍、声色俱厉的临别谴责声中离去。在一个方面,宝宁爵士的遭遇甚至比他的前任们还要糟糕。无论砵甸乍爵士、德庇时爵士,还是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位香港总督,甚至连轩尼诗爵士在内,都没有像宝宁爵士那样受到如此过分的辱骂。报刊(《德臣西报》除外)直到他离去的那一刻还不断向他投掷的恶毒称呼和诽谤指控,实在不堪提起。显然,激起其政敌愤怒的,与其说是他的政策,不如说是他的个人品格。正如德庇时爵士当年的情形一样,欧洲人社群此时也以对即将离去的海军将领格外殷勤、而对总督的离去不闻不问的做法,来表示他们对总督的厌恶。一八五九年三月十日,各大商行的首脑向二等巴斯勋爵士西马縻各厘爵士呈献了一篇辞藻华丽的颂词,以及一张数额一千基尼、在伦敦兑付的汇票,用以购置一套银餐具,以表达香港各界对他的卓越功绩的感念和对他个人的敬意。西马縻各厘爵士在答词中得体地提到,在额尔金勋爵到来之前,他有幸得到宝宁爵士的意见和经验相助,获益良多。然而几个星期之后总督离开殖民地时,欧洲人社群既未致颂词,也未赠纪念品,只是悻悻然对他的离去置之不理;直到总督府举行了一次少有的公开拍卖(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才使欧洲人社群聚到一起,对这位前任总督的家私杂物冷嘲热讽,嬉闹一番。
然而华人社群对外国舆论的种种异议漠然处之,不为所动,十分忠诚地挺身而出。在宝宁爵士临行的最后时刻,两批庄重的华人代表前往拜见,向他赠送了几件华美的纪念品,其中有一面镜子、一只青铜花瓶、一只瓷碗和一匹缎子,缎上题有二百位捐赠者的姓名,以此表达本地各阶层居民对他真诚的敬重。这些馈赠出于自发,是毋庸置疑的,大大慰藉了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督的心。
宝宁爵士乘北京号轮船归国途中,不幸在红海遭遇船难,但终于平安抵达英国。他这位激进的自由党人,得到了一个保守党内阁对他在香港忠诚而耐心的服务的感谢,但另一方面,他在下议院的休息厅里却受到他从前的一些政治友人的冷落。他领取一笔优厚的养老金退出公职之后,经常就东方的题目发表演讲;撰写有关社会、经济和统计问题的论文;在社会科学协会、英国科学促进会、德文郡学会及其他学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研习中文,并创作宗教诗歌,其中有些具有不朽的价值。宝宁爵士晚年平心静气地回顾他坎坷一生中的种种遭际,把他在中国的经历只看作他毕生事业中的一小部分,在他的自传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值得纪念的话:「我在中国的经历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我觉得无须记述其中的种种变迁。我因所奉行的政策而受到严厉的指责,然而这一政策对我的国家,对整个人类,都是极为有益的。认为一种在本国或许可行或谨慎的做法,到了国外也总能成功,这种想法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宝宁爵士于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安然辞世,那时他刚满八十岁。
第十八章罗便臣爵士治港
公元一八五九年九月九日至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五日
宝宁爵士任期届满之际,本殖民地的境况及其在英国国内的名声,使得遴选新总督一事之难,与当年砵甸乍爵士或德庇时爵士去职时并无二致。一方面,显而易见,此时所需要的人,不仅要通达事理,还须兼具严格执纪者的坚毅,以及一位心怀仁厚之人的圆通手腕与宏阔眼光,能使前人播下的善种开花结实。可是另一方面,香港在卫生、社会与风化上的名声如此恶劣,以致香港总督一职的委任,对于一个具备这一职位所需高才的人而言,毫无吸引之处。罗便臣爵士恰恰就是清扫中国这座令人生畏的奥吉亚斯牛圈所需要的人物。他当时在地球另一端担任一个微不足道的总督职位,接到香港的委任,大概丝毫不觉荣幸,除非他把这项委任看作在此等特殊情形之下对其才干的一种恭维。罗便臣原先在第八十七燧发枪团服役,退伍之后,在爱尔兰大饥荒期间(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九年)于爱尔兰公共工程委员会及济贫法委员会谋得文职差使。其后(一八五二年)他出任首席专员,调查爱尔兰各地的集市与市场,因其劳绩,被擢升为蒙特塞拉特岛长官(一八五四年)。随后他出任圣克里斯托弗岛副总督(一八五四年),并以此职兼领背风群岛总督这一虚悬的委任。由于他毅然接受了香港总督一职,遂于一八五九年六月受封为下级勋位爵士。
罗便臣爵士命中注定要收获前任所播种的成果。他于一八五九年九月九日抵达香港,即日宣誓就任总督、三军总司令兼海军副将,是第一位完全不再兼任商务监督、也不再兼办女王陛下驻华全权公使外交职务的香港总督。在任期间,罗便臣两度休假离港,第一次是短暂访问日本(一八六一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八日),第二次时间较长(一八六二年七月十二日至一八六四年二月十一日),其间他回到英国,并以奉派调查海峡殖民地财政状况的委员会委员身份,为殖民地部办理了一些事务(一八六三年秋)。第二次离港时(一八六二年七月十二日),他治港不过三年,而香港的商务、财政与行政状况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致他临行之际,本地义勇军、主教和议政、定例两局全体议员都向他呈递了热情洋溢的颂词,祝贺他所取得的无可置疑的成就。他离港期间,两次都由辅政司孖沙署理本殖民地政务,他最终离任之后亦复如此;孖沙忠实而成功地延续了罗便臣所开创的施政路线。本殖民地此时地位已有提高,这一点得到承认,其表现就是此时(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准许香港总督穿着一等官员制服。
罗便臣爵士抵达香港之时(一八五九年九月九日),商务监督署早已迁往上海;女王陛下驻华公使卜鲁斯爵士自一八五九年六月以来便在那里等候训令,因为英国舰队已在白河受挫(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英法两国与中国的关系陷于停顿。美国公使华若翰曾企图抢在联军之先,第一个获得觐见皇帝(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结果却发现自己完完全全被当作夷人贡使对待,只好败兴而退。迁延许久之后,英法两国议定了行动方案,并奉罗素勋爵之命(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向中国当局递交了一份措辞温和的最后通牒(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在中国大臣们斟酌这份最后通牒期间,华中的两江总督何桂清迫于太平军之乱,力劝朝廷与英法讲和,并且真的向联军请求出兵相助,以对付太平军(一八六〇年三月)。然而此事一传到北京,朝廷便下令将他拿问,以叛逆论罪。中国随即对联军的最后通牒作出一份倨傲的答复(一八六〇年四月八日),再无任何转圜余地。中国政府直截了当地宣称,他们从来就无意履行天津条约的条款。联军尚未准备好立即重启战端,但英国舰队在此期间先占领了舟山岛(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所幸议会虽然听到了反对巴麦尊勋爵所开战争政策的新抗议,也不顾布赖特先生和西德尼·赫伯特先生对宝宁爵士作为的新一轮痛斥(一八六〇年三月十日),仍判定大不列颠的荣誉已危在旦夕。额尔金勋爵不得不率领一支新军重返中国,把他先前因不合时宜的温顺而弄糟了的事情重做一遍。援军一到中国,大沽炮台便被攻克,天津亦被占领(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日)。最后,在中国官方演出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背信与野蛮之后,北京被攻陷(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三日),圆明园被焚以示报复(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而《北京条约》(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终于使沉睡已久的天津条约获得批准。依照联军的要求,对外交涉事务此后由广州移至北京办理,并设立总理衙门(一八六一年一月),作为专办外国事务的特设机构。始终怀抱敌意、不可调和的咸丰皇帝驾崩之后(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恭亲王崭露头角,通过一场政变(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一日),实际上成了新摄政的首辅;摄政以幼帝同治的两宫太后为首。随后恭亲王建立了海关洋税务司制度,由李泰国先生在赫德先生(后来受封爵士)的协助下悉心筹办。李泰国回英国期间(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三年),为的是购置一支由英国海军阿思本舰长统率的炮艇舰队带来中国,赫德爵士便赢得了中国政府的完全信任。李泰国因专横地拒绝将那支舰队交由地方当局节制,被恭亲王革职(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赫德爵士遂取得海关的最高管辖权。上海在联军(自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起)的协助下解除了太平军的进攻威胁;又得力于戈登将军所统率的常胜军(一八六三年一月六日至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以攻克南京(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而将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帝国一时重归太平。
在此期间,香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稳步改善。联军占领广州期间(一八五八年一月五日至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香港实际上成了广州城的供应港。一八六〇年对华战事重开,也在多方面给殖民地的经营活动以新的刺激;联军自一八五九年十月至一八六〇年底所需的军需与运输服务,一度使本殖民地的航运业大为扩张,而战事本身则在远方进行。
香港从第二次对华战争中所得到的具有长远意义的主要好处,在于取得九龙半岛。最早从官方角度提出九龙关系重大的,似乎是一位海军军官。一八五八年三月二日,即天津条约订立前四个月,女王陛下战舰加尔各答号舰长霍尔向本地政府送交了他致哈德威克伯爵一函的副本。霍尔舰长在信中表示,取得九龙角与昂船洲割让的眼前良机不可错过,尤其因为另一强国可能占据这些要地,对香港大为不利。霍尔舰长申论说:九龙半岛可以提供商业建筑用地所急需的临海地段,以及更多的营房用地;英国占领九龙,可以消除商船所受的威胁,因为商船在台风季节停泊之处,紧邻尖沙咀一伙无法无天的华人流民的聚居地;女王陛下的海军船坞应迁往九龙,而其现址则改作营房之用;昂船洲则可用来设立检疫所,并加强本殖民地的防务。斯特劳本齐将军似乎当即采纳了霍尔舰长的建议,并向陆军部报告(一八五八年三月),说他已向额尔金勋爵提议,在战争结束时将割让九龙半岛列入所提要求之中。额尔金勋爵凡是能不替香港做的事一概不做,甚至连对本殖民地的嫌恶也懒得掩饰,他拒绝考虑吞并九龙的建议,说他在此事上没有奉到训令。因此,天津条约(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使香港的地位与在《南京条约》之下时毫无二致。然而宝宁爵士提请殖民地部注意九龙的重要性,并于次年(一八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明确建议以割让方式将其并入,原话如下:「岛对面那个小半岛的占有,正变得日益重要。且不说陆海防务问题,它在商业与卫生上都很有价值,而对中国人来说,它不但毫无价值,反倒是一处无政府的渊薮和麻烦的根源。因此我希望能采取措施,取得这片土地的割让。」一八五九年十月,唐宁街当局结合对华战事重开一事,敦请陆军部考虑这一建议;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二日,时任陆军大臣的西德尼·赫伯特先生赞同此议,向香港发出一份关于以军事方式占领九龙的备忘录。说来奇怪,就在同一天(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二日),罗便臣爵士应巴夏礼爵士的力请,向卜鲁斯爵士送去一份关于以民政方式占领九龙的备忘录。巴夏礼爵士一直敦促总督以租借方式取得这个半岛;他身为占领广州的联军委员会首脑,相信能轻而易举地从两广总督劳崇光那里取得租约。罗便臣起初不愿请求租借,因为本殖民地的宪章对这样的安排并无规定。他不愿请求中国政府把一块此刻正为作战所需的土地作为恩惠赐予。事实上,经总督批准,半岛的一部分已非正式地被用作营地(自一八六〇年二月起)。尽管如此,罗便臣仍于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二日将巴夏礼爵士的提议转呈卜鲁斯爵士。次日(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三日),一位新的九龙吞并论者抵达香港,此人后来自称是这一主张的首倡者,他便是英国远征军统帅、头等巴斯勋爵士克灵顿将军。他的陈述如下:「对面海岸上,距离不到四分之三英里,便是九龙半岛,我极想立即取得这个地方,理由是:第一,占领此地对于防守香港港口和维多利亚城是绝对必要的;第二,这是一处开阔而有益健康的地方,极适合在我军到达时作为营地;第三,战争结束时,这里将是兴建香港驻军所需营房的卫生之地;最后,我们若不拿下它,法国人很可能就会拿去。这片地方宽约两英里,由于正当西南季风,格外有益健康。然而其中也有窒碍。我们的全权公使卜鲁斯先生已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给他们一个月的期限答复,而战争尚未正式宣布,所以用武力强占这个半岛,并不十分合法。」据巴夏礼爵士的日记,一八六〇年三月十六日,他与罗便臣爵士和克灵顿将军会商,他对这次会商是这样写的:「听了我的意见之后,罗便臣爵士和克灵顿爵士都转而赞同我的看法,认为最好取得九龙的租约,尽管他们已经开始让部队登陆了……罗便臣爵士急切希望此事立即办妥,要我赶回广州,尽快安排。」一俟得知卜鲁斯爵士也赞成拟议中的租借,罗便臣便正式授权巴夏礼爵士安排租约。劳总督毫无留难,于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签署、盖印并交付了一份租约,将九龙半岛「永久租予联军驻广州委员会委员、巴斯勋位获得者哈利·巴夏礼先生,代表大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四日,麦克马洪上校通告九龙的华人居民,今后不再准许新的移民前来,但所有已在当地安居的守法之人都将受到保护,而不法之徒则将被驱逐。
额尔金勋爵到达时(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占领九龙所幸已成既定事实,他无法推翻。于是他在《北京条约》(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中议定,注销九龙的租约,而将该半岛「为维持香港港口及其附近之法律与秩序起见,割让予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女王陛下及其后嗣与继承人,作为大不列颠女王陛下之香港殖民地的属地而永远据有」。该条约又规定,华人对半岛上产业的权利主张,应由一个混合委员会妥为查核,如认为有必要迁徙,则对权利得到确认的华人给予补偿。依照这些规定,委员会于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立,而九龙半岛移交英国王室的仪式,则于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在大批群众和约两千名军队面前隆重举行。一位广州官员向额尔金勋爵递交了一纸包着的泥土,作为割让的象征。罗便臣爵士夫妇和巴夏礼爵士都出席了这一仪式;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在港内战舰和昂船洲炮台所鸣礼炮的轰响声中,王旗冉冉升起。这是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所办的最后一桩公事,他随即如释重负地离开香港(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取道马尼拉和巴达维亚返回英国。他的名字在香港得以流传,是因为当时城中一处时髦住宅区的一条台街以他命名。罗便臣爵士委派梅查理先生出任英方委员,会同若干中方委员处理当地居民的权利主张并勘定界线;为此,皇家工兵部门的伯德先生从旁协助,把整个半岛勘测绘图。可是这时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殖民地、陆军和海军之间分配这片土地。罗便臣为此委派了一个委员会,由急庇利先生代表民政当局,皇家工兵曼恩上校代表陆军,皇家海军博莱斯舰长代表海军部。但该委员会报告说(一八六一年三月七日),他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此事只得提交本国处理。克灵顿爵士主张:攫取这个半岛的主意出自军事当局;殖民地部已批准为军事目的而占领九龙;租约是凭他本人的权力取得的;因此,《北京条约》所割让的半岛应改为纯粹的军营区,与香港政府分立;无论如何,半岛上地势最高、最有益健康的地段应立即用来兴建营房。克灵顿将军随即送上营房的图则(一八六一年四月),经陆军部略加修改后批准(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另一方面,罗便臣爵士则向殖民地部陈述(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三日):攫取九龙的主意并非出自军事当局;香港政府当初提出取得九龙之议时,所着眼的是既要满足驻军的需要,也要满足一般居民的需要;租约是凭他本人的权力取得的;《北京条约》明文宣布该半岛是作为香港殖民地的属地而割让的;该半岛对于本殖民地的福祉不可或缺,因为需要借此使华人居民保持一定距离,使欧美侨民免受与华人杂居所带来的损害与不便;本殖民地还需要该半岛来提供仓储场所,以及船坞、医院、私人住宅和户外活动所需的地方;军事当局所特别要求的那块地段,对于上述各项用途不可或缺,没有那块地段,本殖民地取得九龙几乎毫无价值。说来奇怪,罗便臣爵士这些无可辩驳的论据,九龙日后的历史证明其所据皆属实情,却被帝国政府一纸命令轻轻撇开。本殖民地的需要、福祉与发展,被无情地牺牲给帝国的军事利益,而这些军事利益终究很快就被发现,并未因这番不公正的攫取而得到多少好处。然而,在本殖民地因此蒙受严重而永久的损害之外,竟然还要它每年缴纳一笔军费,这只能解释为女王陛下政府被蒙在鼓里,不知道香港由于失去以民政方式占领九龙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其繁荣受到了何等沉重的打击。这场争执一直拖到一八六四年,结果军事当局得了大头,并对其余部分享有某些既定权利,而其余部分则由殖民地与海军分得。在一八六四年举行的一次土地拍卖中(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约有二十六幅海旁地段和若干幅内陆地段以短期租约售出,所得地价为四千零五十元,年租则为一万八千七百零八元(而这笔租金实际缴纳的几乎不到四分之一)。对本殖民地具有根本价值的那一部分,则仍由军事当局保留。
一八六〇年春,有一项新奇的提议正在讨论之中。有人提出设立一位女王陛下东方岛屿属地总督,由他兼管毛里求斯、锡兰、海峡殖民地和香港的民政与军事。然而这一合并计划,除了促成设立一个殖民地防务委员会之外,并无下文。
广州撤兵之后(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本殖民地与广州当局的关系由女王陛下驻广州领事掌管,并受英国驻北京公使节制。不过,遇有急迫事件,这种迂回周折的程序有时也会被撇开。仅举一例:一八六五年一月,一名香港华人居民在港内一条船上被人掳走,扣押在新安县深圳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勒索赎金。新任华民政务司史密斯刻不容缓,借用了女王陛下战舰丘鹬号,驶往后海湾。一队二十五名水兵,在女王陛下战舰金星号博克瑟舰长的率领下,随同华民政务司深入内地,所幸未遇抵抗,便将绑匪和被掳者一并捉获,带回香港。
罗便臣爵士到港之后最早关注的事务之一,是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他十分明智地从修订官员薪俸入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但当一份设立新官俸表的条例草案(一八六〇年第十三号)在定例局审议时(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非官守议员渣甸、颠地和莱尔力陈,虽然大多数公务员的薪俸确实不足,但眼下并无可用款项来普遍加薪。不过他们建议为他们所指名的四名低级官员加薪。另有人提出,香港官员与其按年资加薪,不如让他们有机会升调到别的殖民地去。罗便臣爵士的官俸表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挫,却成功地依照一八六二年第十号条例订立了一套养老金办法(一八六二年五月),明确规定了对长期服务而成绩优良的官员应付的养老金额度。
罗便臣爵士设立了好几个新的机构。为了商船业的利益,总督设立了海事审裁法庭(一八六〇年第十一号条例),以及一个考试委员会,负责向船长和大副颁发合格证书(一八六〇年第十七号条例)。第一张这样颁发的证书,由复仇者号纵帆船的阿什顿先生取得(一八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从一八六三年七月到一八六四年六月,经这个考试委员会考核合格的船长多达四十八名,大副二十余名。罗便臣又改组了巡理府法庭(一八六二年第六号条例),以两名权力相等的巡理府(梅查理和怀特)取代原先的总巡理府及其助理(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与此同时(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又依照一八六二年第七号条例设立了简易裁判法庭,作为高等法院的分支,由一名陪席法官(波尔)主持。
然而,罗便臣爵士在公务机构方面所设计的最主要、也最有裨益的增设,无疑是他为更好地治理本殖民地华人居民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其顶点就是官学生计划。罗便臣似乎是以巴夏礼爵士对待华人的办法为楷模,特别着意确保两件事:第一,凡是涉及华人利益的每一项政府措施,其性质、宗旨和细节都要让华人充分而准确地知晓;第二,无论公事私事,华人真正想要、需要或想说的是什么,总督都要在每一件事上得到准确的了解。为配合这一方针的第一部分,罗便臣设立了一个翻译处,确保他在华人事务上所作的每一项决定都有准确的译文公布。他最早认识到这一需要,是在华人当铺商和货艇业者抗拒政府加强监管之时,当即把有关条例仔细译出公布(一八六〇年五月五日及十一月二十四日)。但他更进一步,创办了《香港政府宪报》的中文版(一八六二年三月一日)。他不仅安排凡是影响华人居民的政府措施都在这份宪报上刊登,而且不惮其烦,亲自检验译员工作是否完备准确。为实施这一方针的第二部分,罗便臣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他断然放弃了通过华人自己的头人(地保)直接治理华人的尝试,将全部地保一举解职(一八六一年六月三十日),而由华民政务司对华人居民行使辅政司对欧洲居民所行使的同样职能。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回到了本殖民地于一八四一年成立时义律上校所设想的那种政务两分的原初构想。《香港政府宪报》中文版第一期(一八六二年三月一日)以一纸简单的通告推行这项新政策,而这纸通告实际上构成了对华人居民治理方式的一场革命:自此以后,华人居民向政府提出的一切申请,都必须以禀帖递交华民政务司。不过罗便臣清楚地预见到,这一措施要取得成功,华民政务司一职今后就必须只委托给这样的人:他们不仅通晓中国语言以及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而且对中国人民抱有同情,与之声气相通。他设立官学生计划,首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罗便臣仿照宝宁爵士为培养领事馆翻译而建立的制度,推出一项计划(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为本殖民地储备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翻译人员,让他们在香港学习中文,合格之后有资格升任若干部门的首长。他们并不是要充当法庭译员,而是要最终担任公务系统中那些通晓中国人心性便有特殊便利的较高职位。这项计划获得女王陛下政府批准之后,三名这样的官学生,即史密斯、田尼和杜老志,于一八六二年四月三日被委任为见习翻译,并于一八六三年接受了两次试用期考试。史密斯先生(后来受封爵士)是第一位署理华民政务司的官学生(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所谓华民政务司,也就是华人居民的辅政司;后来杜老志先生继他之后担任同一职务(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一日)。
对上一届政府公务弊端的调查,由大臣交付总督会同议政局办理,于一八六〇年八月十三日开始。由于议政局的这些会议公开举行,全部记录和证词都付印公布,这场旷日持久得可怕的调查,只是把旧日积怨的淤泥再翻搅一遍,使华民政务司(他已辞职离任)与警察司之间又一次互相攻讦。此外,总督给予案中各方过分宽泛的余地,使《孖剌西报》的主笔又有机会节外生枝,甚至从监狱里提出囚犯来,帮他围攻他所仇恨的对象。这场令人痛心的调查(一直持续到一八六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最终结果,是本殖民地永远失去了一个人的效力;此人无可争议是本殖民地有史以来最好的法庭译员,作为侦缉警官,其干练也无人能及。但《孖剌西报》主笔的积怨并不因调查的范围而得到满足。他吵嚷着要求进一步调查,并要求弹劾前署理辅政司。当罗便臣爵士拒绝重开调查时,这位怒气冲冲的主笔便向大臣上诉,对总督以及(在总督离港期间)对署理总督孖沙提出种种指控。经过一番冗长的往来函件之后,纽卡斯尔公爵终于(一八六二年秋)通知这位控诉人,由于他已五次因诽谤罪被起诉,他无权得到任何考虑,殖民地部今后不再接受他的任何来函。这位大臣还以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日的通函,规定了公职人员为报刊撰稿或致函报刊的限度。纽卡斯尔公爵定下规矩:公职人员就一般性题目向报纸提供署名文章,并无不可,但不得就可以恰当地称为政治性的问题撰文,也不得向那些在评论政府措施时惯常超出公正、温和讨论界限的报纸提供任何文章。
在定例局中,罗便臣爵士带来了一项重大变化:本国政府此时下令,对从前容许官守议员享有的独立表决权加以禁止。定例局早已订有一套议事规程与章则(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二日),罗便臣爵士便以此为勒马的缰绳,以铁腕驾驭定例局,把它的职能严格限于立法,不许对行政机关的施为有任何批评,并把公众对定例局议事的影响压到最低限度。他所奉行的原则是:立法不应受政府以外那些不负责任之人的意见左右。他唯一给予非官守议员较大回旋余地的地方,是有关开支与税收问题的讨论。
至于这一时期的立法,规范商业往来的条例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几乎没有哪一位总督在商业立法上倾注过如此多的心血。专门涉及商业事务的条例共通过了十一项,诸如华人搭客船只(一八六〇年的条例)、依《商船条例》征收的各项费用(一八六〇年第十号)、军需品出口(一八六二年的条例)、专利保护(一八六二年第十四号)与商标保护(一八六三年第八号)、债务人与债权人的法律(一八六三年第四号与一八六四年第五号)、卖契(一八六四年第十号)、汇票与本票(一八六四年第十二号)、商法(一八六四年第十八号),最后还有贸易公司的注册、规管与清盘(一八六五年第一号)。授权总督禁止军需品出口的那项条例,起因于英国政府放弃了中立态度:在此以前,英国政府对满清政府与太平军一直保持中立,直到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如前文所述,太平军再度威胁上海为止。随后又发出告示,禁止军火出口,用意是切断太平军一向从香港获得的接济;然而这道告示遭到激烈的抱怨,被指为不公,因为英国本土与印度的各港口并未施行同样的禁令。其结果是,一向经营这项军需品贸易的各商行,业务部分陷于紊乱,而船政官又于一八六三年二月作出了大批没收。一八六二年六月十四日,一套大规模签发鸦片存货假仓单的勾当被揭发出来,公众这才看清债务人与债权人之法的条文何等不周。律政司史德龄于是起草了一项专门适应本地情形的《破产条例》(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但被殖民地部的顾问们搁置一旁;他们另行寄来一份条例(一八六四年第五号),交定例局采纳。与这件鸦片案有关的,还有陪审团(一八六三年八月七日)作出的一项裁决:提货单即便已经售出并已付清货款,倘若所售货物在提货单易手之后遭遇意外,卖方仍不能因此免除风险。一八六四年,《公司条例》(一八六五年第一号)的草案交定例局审议时,关于准许公司以有限责任方式注册的问题,引起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总督当时认为这一措施对香港充满危险。总督在此事上所持的立场,激起一位非官守议员惠托尔慷慨激昂的抗议,而总督则斥责惠托尔的言辞冒犯了定例局。
华人的商业也得到总督相当的注意。罗便臣爵士是第一位懂得如何对付华人一种惯伎的总督:每当华人觉得某项立法令人烦扰或不够周全,便往往联手罢工罢市,以示不满,以此对软弱的政府作带有煽动意味的抵抗。华人不知罗便臣爵士是何等样人,在连续四年之内三度使出这一手段,但每一次遇上总督那种沉着而毫不通融的坚定态度,便都屈服了。《当押商条例》(一八六〇年第三号)引起各当铺全体关门,这项条例也因此长期形同具文,当押商则趁机鼓动,要求某些让步。然而当他们发现总督对他们的种种陈情一概充耳不闻时,也就屈服了。
货物在船与岸之间转运途中惯常遭到偷盗,为了补救,当局通过了一项条例(一八六〇年第十五号),对驳艇上雇用的人员实行登记与管理。这项条例一经施行(一八六一年),驳艇艇户便全体罢工;但由于总督与社会各界态度坚定,毫不退让,他们不久就被迫接受登记。轿夫也在一八六三年罢工,那是他们第一次要依据一八六三年第六号条例,被纳入公共车轿的管理与发牌制度之下。他们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消极抵抗,也屈服了,而这项新条例证明对公众大有裨益。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高等法院审结了一宗引人注目的案件,即莫斯控阿礼国案。一名英国臣民在神奈川殴打了一名日本官员,被一位英国领事判处罚款兼监禁,这一判决又经当时任英国驻江户公使的阿礼国爵士核准。但这名犯人被押解到香港监狱收押之后,便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诉,结果获判赔偿损失二千元,理由是领事只有权判处罚款或监禁二者之一。正是由于这宗案件,后来(一八六三年七月十日)才颁发特许状,授予香港按察司对在日本所作领事判决的上诉管辖权。在莫斯控阿礼国案审理期间(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庭上第一次出现了那种热闹而有失体统的唇枪舌剑;此后多年间,每当史德龄先生(后来封爵士)以律政司或按察司的身份,在法庭上与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律师波拉德对阵时,这种场面便周期性地一再上演。必列者士博士曾于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试图劝说总督会同议政局修改宝宁爵士的《合并条例》(一八五八年第十二号),准许大律师合伙执业,好让他们能够回欧洲调养身体而不至于丢掉业务,但这一尝试并无结果。罗便臣爵士非但没有扩大这项《合并条例》的适用范围,反而将它全盘废除(一八六二年第十二号条例),令公众惋惜不已。他之所以采取这一倒退的举动,似乎是受了新任按察司亚当斯和新任律政司史德龄的怂恿;这两人与总督一样,对于这项条例施行以前殖民地法律界那种可悲的状况所知甚少。条例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此时反被看作已不再需要它的证明。社会各界直到这项措施在定例局宣读之前几个钟头才得知消息,起来抗议废除,却是徒劳。定例局的非官守议员乔姆利、茂利、波斯富要求至少应当就《合并条例》的实施情形以及废除的必要性展开调查,也是徒劳。总督即将休假离港,已决意在动身以前了结此事,「所依据的是高级司法官员的意见,他们发表意见是以自己的信誉作担保的,而不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局外人的看法」。按察司亚当斯和律政司史德龄认为,为保持法律界上层一支的纯洁,废除是必要的。公众利益只得为此让路。然而总督以急躁冒进的速度把这项法案强行在定例局通过(一八六二年七月),又以一种不可动摇的成见将一切反对意见扫到一边,拒绝作任何调查或考虑,这使一般公众指斥罗便臣爵士在这件事上,和在其他若干事情上一样,表现出「骡子一般的执拗」。
至于这一时期的其他法律措施,具有永久价值的主要条例,是授权两名专员编纂殖民地现行条例汇编、并特别对刑法加以统一整理的那一项(一八六四年第七号);这两名专员是简易裁判法院法官波尔,以及法院司理官亚历山大。总督着手这项重要工作,也就实行了一八四七年议会委员会的一项建议。这项工作在枢密院批准(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日)在殖民地引进英格兰刑法、并视情形作适当变通之后,于一八六四年十月圆满完成。
由于前述广东省内的动乱,香港人口在这一时期的头几年间大为增长。一八六〇年,人口增加了八千零三人。一八六一年,九龙的割让也助长了人口的增加,增数达二万四千四百零四人,由一八六〇年的九万四千九百一十七人增至一八六一年的十一万九千三百二十一人。但此后人口在一八六二年仅略有增加,一八六三年有所减少,到一八六四年为十二万一千四百九十八人。
殖民地的财政,虽因在公共工程上开支宽裕而相当吃紧,却是这一任施政最光彩的方面之一。一八六〇年的岁入比一八五九年多出二万八千九百五十八英镑。然而同期的开支也增加了六千二百八十一英镑。由于香港邮政局移交本地政府管辖(一八六〇年五月一日),邮政收入第一次列入一八六〇年的账目。但这一年岁入增加最多的是地税一项,由于地价大涨,比一八五九年多出将近一万七千英镑。一八六〇年的岁入因而是香港截至当时所筹得的最高数额,比一八五一年多出三倍。殖民地至此终于完全自给自足,并以资产超出负债将近四千三百英镑的盈余进入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一年的岁入(三万三千零五十八英镑)几乎是一八五九年的两倍,但由于此时着手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又扩充了编制,开支升至三万七千二百四十一英镑。一八六一年的报表显示,几乎每一项收入都有增加,而以地租与牌照费两项尤为显著;人口迅速增长,再加上为开发宝宁城的资源而大量购买土地,使地价又一次大幅上涨。罗便臣爵士效法宝宁爵士,年年把全部余款存入本地各家特许银行,收取五厘利息,一八六一年这样存入的款项达六万一千五百五十英镑。自一八六二年七月一日起,殖民地的账目改以元为单位。一八六二年岁入增加了二万零五百零二元,主要归因于邮费、警察差饷与街灯差饷、鸦片承饷以及当押商牌照费的收入增加;而开支增加了六万一千四百元,则是由于公共工程和警队的扩充。同样这几项,又使一八六三年的开支超过岁入一万元,而这一年的岁入比上一年减少了五万四千八百八十四元。一八六四年,邮费以及辅币(从英国购来)所得的利润使岁入增加了六万一千四百七十一元;但另一方面,同年的开支却增加了十七万六千七百四十二元,原因是兴建造币厂,以及在九龙购置土地房屋投入了二十五万元。而由于此时开始出现商业萧条,收支之间的差额依旧持续。一八六五年三月四日,罗便臣爵士在定例局宣布,上一年的岁入总额为六十八万七千八百四十五元,实际开支则为七十六万三千三百零七元,这对殖民地财政而言,是坏日子即将到来的不祥之兆。
殖民地财政兴旺的情形一经传到本国,便有人提出要殖民地缴纳军费。严格说来,殖民地并没有什么盈余,因为一切可动用的余款都急需用来增建监狱、增建供水工程,尤其是为全城兴建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历任殖民地医官一个接一个地力陈,排水工程是卫生改革不可或缺的先决基础,而由于有缴纳军费的要求,一任又一任的总督都因缺乏经费而将它搁置。一八六四年八月十五日,罗便臣爵士在定例局宣布,殖民地大臣坚持要殖民地每年缴纳军费二万英镑,为期五年,作为驻港军队保护生命财产的合理而公正的回报,所征数额相当于帝国在殖民地所支军费的五分之一。原来,这项要求最初提出时,署理总督孖沙先生与罗便臣爵士都曾竭力反对。他们的理由,实际上就是此后香港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一再重申的那些理由:香港不是一个生产性的殖民地,只不过是对华贸易的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无论如何已给印度和帝国国库带来丰厚的利益,不应负担为英国在中国和日本的贸易而支出的军费;这个居留地仍在艰难挣扎之中,就本地的防卫而言并不需要驻军;殖民地已有如此之多的建筑用地被拨作帝国军事用途,使本地的岁入与商业大受损害,因此应当被视为已经以土地缴清了它应摊的军费份额。然而这一次,正如此后每一次一样,本国政府只是简单地断言:殖民地既然付得起,就必须照所要求的数目缴付。于是在法院大楼召开了一次公众大会(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据说是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一致决议向英国政府呈递请愿书,对这一措施提出抗议。定例局首席非官守议员茂利担任主席,请愿书所列各项决议的动议人与和议人有波拉德、苏石兰、杜林、惠托尔、布兰德、利曼、林士德、赫兰、沃克、诺布尔、斯托里和施密特。总商会与华人社会也起而效法,同样以请愿书的形式递交抗议。一八六五年的财政预算,包括作为军费的九万二千元在内,提交定例局时,这一项只是靠总督的决定票才得以通过,因为就连库务司(他后来受到殖民地大臣的严厉申斥)也与非官守议员一起投票反对。不仅如此,除按察司亚当斯一人以外,定例局全体议员,无论官守还是非官守,都当即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声明「在香港驻扎军队,并非纯粹为了保护殖民地的利益或居民的安全所必需;殖民地的岁入不能公平地负担帝国在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开支的任何份额」。罗便臣爵士在把殖民地居民的一致抗议转达英国政府时(一八六四年九月七日)提议,如果非缴军费不可,那最好以英女王会同枢密院的敕令来征收。殖民地大臣卡德威尔先生后来同意(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一日),倘若定例局坚持,便采取这一办法。但当这个问题在定例局讨论时(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议员们却同意由本地立法机关每年表决拨付这笔款项。
前文已经提到,宝宁爵士曾向财政部诸位委员建议在香港设立造币厂,发行一种英国银元。这项建议在罗便臣爵士任内又被公开重新提出,总督于一八六〇年十月四日受到敦促,要他在本地设立造币厂,以补救墨西哥银元币值令人困扰的波动,并解决从英国购来的小额银币不敷使用、怨声不断的问题。然而,罗便臣爵士鉴于他前任的建议曾遭拒绝,迟迟不肯在这件事上有所动作。与此同时,币制问题变得愈加紧迫。一八六一年七月,成色完好的墨西哥银元,与银条和纹银相比,高出其实值百分之七;后来升水更达将近百分之十二,不过到一八六三年春天又回落到百分之八。人们感到,中国和日本通用的交易媒介如此剧烈的波动,势必使商业运作陷于困扰。一八六二年,罗便臣爵士就他拟作为殖民地币制改革基础的原则,取得了殖民地部的认可,那就是以墨西哥银元为基础,正式重新确立银本位。一道日期为一八六三年一月九日、但直到一八六三年五月二日才公布的皇家告示规定:自日后另行通告的日期起,前述一八四五年、一八五三年和一八五七年的几道币制告示全部或部分废止,墨西哥银元或其他同等价值的银元,连同将由皇家造币厂发行的银币(按墨西哥成色)以及铜仙和铜文(为墨西哥银元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为殖民地唯一的法定支付货币。然而这里所说的日期,直到香港造币厂设立(一八六五年)才确定下来。但在此期间,罗便臣爵士做了两件事:他从英国取得一批辅币(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并着手推动本国政府批准立即在香港设立造币厂。一八六三年四月,第一批辅币运到,计有银质一角币、铜仙和铜文。一角银币的实值,是三元面值相当于实值二点九八七元。罗便臣爵士直接针对财政部从前驳斥宝宁爵士建议时所提出的理由,向英国政府陈述:墨西哥银元如今即使在上海也已大量通行;银元已被宣布为香港唯一的法定支付货币;由于日本出现新的需求,墨西哥银元的供应已十分不足;甚至在华中的产丝地区,从前以纹银结算的款项,如今也须改用未经凿印的墨西哥银元支付,而这种银元升水甚高;因此,迫切需要一种与墨西哥银元等值的英国银元。由于这番陈述,财政部诸位委员于一八六三年四月十日批准了罗便臣爵士的建议,并提议拟设的造币厂应经由本地立法、报请女王核准而在香港设立,且应置于皇家造币厂厂长的管辖与监督之下,以便对其所发行的钱币进行化验与核定。罗便臣爵士据此作了种种安排:把现今东角糖厂所在的地段拨作造币厂之用,耗资九千英镑从海中填出更多土地,耗资三千五百五十元安设供水,动工兴建的房屋花费二万五千元,又从本国调派职员。还颁布了几项条例,规定政府一切收支中英国货币的折算办法(一八六四年第一号),以及造币厂机构的组织(一八六四年第二号)。这两项条例中的前一项,参照前述一八六三年一月九日的告示,规定一俟上述日期能够确定,所有应以英镑支付给政府或由政府支付的款项,都应按每元合四先令二便士的比率,以皇家造币厂所发行的元、仙或文支付。
至于公共工程,这一时期的主要工程,是在前一任期间已经议论过的所谓维多利亚城供水计划。罗便臣爵士以他一切作为所特有的魄力着手办理此事。他先是(一八五九年十月十五日)悬赏一千元征求最佳方案。有几位应征者参与角逐,即伯德、沃克和罗林,各自送来了详尽的方案。总督把这些文件交给一个委员会审议,委员有皇家工兵曼恩中校、麦肯齐和急庇利,并依照委员会的建议,采纳了皇家工兵工程监工罗林先生的方案。这个方案拟在薄扶林修建一座大水塘,以一条输水道连接太平山上方的两个大水池,从而在一八六二年年底以前,为城市西部和中部供水,费用约为三万英镑。当局随即招标,工程于一八六〇年在罗林先生的监督下动工。又通过一项条例(一八六〇年第十二号),授权总督会同议政局随着工程进展从经常岁入中拨出三万英镑,必要时并可以水费作抵押来弥补经费的不足;水费本来无论如何都要征收,按评估所定房产每年总值的百分之二计征。由于从英国订购的材料费用估计不周,又奉殖民地部之命以水泥代替灰浆,结果超出原来的预算一大笔款项。直到一八六三年年底,工程才完成到足以开征水费的地步。这个计划在当时被认为大获成功。但后来几年的经验暴露了它在构造上的缺陷。而且,由于这个计划在旱季所能供应的水量不足以满足迅速增长的人口的需要,钟楼以东的城区又完全没有供水,所以即使在当时,人们也已预见到这个计划只能带来暂时的纾解。
海旁工程在公众看来并不令人满意。这些工程由宝宁爵士零零星星地开始,又处处遭遇阻挠;到了罗便臣爵士手中,才大力推进,并按照关于所填土地的特别安排,与官地承租人合作施工。又为驳艇修建了起卸码头。操兵场以西一英里半、军械库以东四分之一英里的两段(两者之间有一处中断)于一八六二年完工。然而由于工程是零零碎碎地进行的,又由不称职的华人监工督造,工程显然不够坚固,虽然还没有遭过一次台风,到一八六三年已有许多部分不得不返工重做。罗便臣爵士于是决定把整道海旁堤墙全部重建,并借此机会再从海中填出一条宽一百英尺的土地,将海旁向海面推展。量地官威尔逊为此致函各海旁地段的业权人(一八六四年八月十五日),说明这道有缺陷而且已经残破的海堤必须重建,并提出把各段地段前面所要填出的土地,免收地价给予各业权人,作为由他们负担填海费用的补偿。但这项提议遭到了当初阻碍宝宁爵士计划的那种同样的阻挠。一八六四年九月十三日,地段业权人召开公众大会,决议抗议这项要地段业权人负担填海费用的建议,并宣称现有的海堤已足敷公用。他们就此致函辅政司(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日),于是争论随之而起。辅政司不但驳斥海堤无须重建的说法,还指出海堤当初之所以造得有缺陷,正是由于地段业权人在开支问题上设置重重阻碍。地段业权人对这项指责竭力反驳(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后,罗便臣爵士宣布(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凡地段业权人不愿延展海旁堤墙之处,概不强制执行。与此同时,其他公共工程也并未被忽略。一八六一年在国家医院附近建起了一座性病医院。筲箕湾设立了一所警署和一所校舍。同样在一八六一年,昂船洲的一座新监狱也已动工。到一八六四年,新的中区警署、与造币厂有关的填海和建筑工程、一条通往筲箕湾的马车路,以及昂船洲防波堤的修筑,都已全部完工。
即使在这个行政上普遍振作有为的时期,警务与监狱的管理也没有超出不尽人意的试验阶段。到一八六〇年年底,警队的人员素质被认为毫无改进;虽然作为防范罪案的力量,警察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指摘,但整个问题让所有对警队那种显然不尽人意的状况负有责任的人都感到束手无策。一八六一年二月八日,当局试着以孟买和马德拉斯为招募新兵之地。一八六二年一月和五月,从这两地招来的新兵先后抵港,全体警队交由曾在陆军和孟买警队中服务过的奎因上尉统率。为了方便水警,又于一八六二年四月一日购买了一艘船,作为水上警署。一八六四年春天,辅政司一方面承认新任警察司奎因及其助手贾曼的才干与热心,一方面又声明,这支队伍的警员,不论是欧洲人还是印度人,都缺乏一支警队所应具备的大部分基本素质。尤其是印度籍警员中的贿赂与腐败,被认为根深蒂固,无法铲除。警察在疑犯被喝令站住而拒不停步时有无开枪之权,曾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经过司法审查:当时一名警员开枪打死了一个企图逃避搜查的船夫,被控以谋杀罪受审。陪审团认为此案属于正当杀人,这一裁决令警队感到满意。为了激励警员的热心,当局又于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订立章程,对立有特殊功劳者发给奖金。一八六四年夏天,当局对成群的职业乞丐采取了大批遣送的办法,以清除街头的这班人,他们随即被遣回广州。
昂船洲的新监狱还没有建到可以启用任何部分的程度,到了一八六二年,由于此时已禁止把犯人流放到安达曼群岛,加上亟需单独设立一处欠债犯监房,便有必要缓解域多利监狱的拥挤状况。于是约有二百余名长刑期犯人被安置在一艘停泊于昂船洲附近的废船皇家撒克逊号上,岛上的采石场则为犯人提供了劳役。同时,域多利监狱的章程也加以修订(一八六三年第四号条例),并从英国请来一位专家赖尔担任监狱监督。由于成群的犯人屡次越狱,主要是经由监狱的排水渠逃脱(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二日和三月十四日),当局于一八六三年五月委派一个委员会,调查域多利监狱的状况和运作。昂船洲的囚犯废船同样不尽人意。只要有一艘炮艇和一支军队卫兵看守这艘废船,一切倒还相当顺利;但这些看守一经撤走,犯人在外面的同伙便屡次图谋劫狱。又曾发生一次惨祸,一艘小艇翻覆,淹死了八十八名犯人(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后来(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约一百名犯人制伏了看守,乘帆船成功逃脱。然而在那位专家被辞退、新任监狱监督杜格拉斯获委任(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域多利监狱的运作似乎有所改善。从此以后,人们便把这座监狱俗称为「杜格拉斯酒店」。
这一时期的刑事史呈现出若干新奇的特点。一八六〇年一月,当时最得人缘的买办之一谭亚才做出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他在香港招集了一支本地人的武装队伍,由几名外国水手充当头目,配备相当数量的军械弹药,用「贾姆希特吉·吉吉博伊爵士号」轮船送往澳门西南的新宁县。这支香港亡命之徒的队伍抵达新宁后,积极投入了当时该县本地人与客家人两大宗族之间的自相残杀之战。香港警方获悉这支海盗式远征队的外国头目中有两人已在战斗中丧命,便将谭亚才逮捕,控以谋杀罪。然而查明,谭亚才在派出这支队伍之前,曾把自己的打算正式通知过一位政府官员,而并未得到任何关于此举违法的警告。由于证据不足,公诉无法成立,谭亚才经人劝告承认轻罪,结果受了一番申斥便获释放。一八六二年八月,九龙半岛一连数日呈现出一片厮杀正酣的战场的新奇景象,原来邻近各村的本地居民与尖沙咀的客家移民之间展开了一场血战。但这一时期最出名的罪案,是前文已经提到的所谓鸦片骗案:一名印度商人在一个负责看管趸船「普罗珀号」上所存鸦片的英国人协助下,凭借伪造的鸦片存单,骗取了有利银行及其他各方约二百万元(一八六二年七月)。这一时期,持械匪帮作下了许多胆大妄为的入室劫案和行凶袭击,例如袭击维多利亚峰上的信号站(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袭击炮兵营房里的几名士兵(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一日),谋杀一名印度人及其妻子(一八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以及袭击霍利迪·怀斯洋行的写字楼(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一日)。此时香港与广州之间已有美国内河轮船每日往来,一八六三年和一八六四年间搭载华人乘客,每人只收二十仙。这样低廉的船费,使得本殖民地充斥着华人恶棍,他们认为香港法律宽纵、对待罪犯人道,对他们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但这一时期华人窃贼所施展的劫掠手段中,最新奇的是所谓「阴沟帮」所表现出来的机巧和工程技艺。史密斯·阿彻洋行的货仓(一八六四年一月三十日)、拉柏立的珠宝店(一八六四年五月十日)以及印度西部中央银行的金库(一八六五年二月五日)先后遭到窃贼袭击;这些窃贼以地下雨水渠为行动的根据,从渠中开掘隧道,掏空藏金库房的地板。印度西部中央银行就这样被盗走钞票六万三千元、金锭一万一千英镑,其中一部分在一八六五年二月六日早晨被人发现散落在街上。
一八六四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一连三天,马来水手、一队警察和第九十九团的士兵之间爆发了一连串极可悲的骚乱,结果两名士兵、三名水手和一名寄宿所的文员遇害。群情极为激昂,看来无论士兵还是警察,都无法约束他们不再重新交手。义勇军奉召出动,在街上巡逻(一八六四年九月十四日);应总督的请求,第九十九团奉命在三小时之内立即开赴九龙(一八六四年九月十五日),在那里仓促搭起了一座营地。这是在医生强烈抗议之下做出的,结果驻扎在这片被军方从本殖民地手中夺去的地段上的部队,死亡之多异乎寻常,伤亡惨重。
在罗便臣爵士治理期间,海盗始终猖獗;海盗不屑于去袭击获利较少的本地帆船,而得手劫掠外国船只的案件为数之多,似乎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此时太平军之乱在华南已告平息,广东水师又恢复了原先作为缉私力量的职能,但没有轮船巡舰,便无法与装备较好的海盗船队相抗衡。一八五九年秋季(九月至十一月),香港接到本地帆船船主报告的海盗案多起。一八六〇年海盗案为数不多。但一八六一年五月,双桅船「北极星号」在距香港约四英里处遭到袭击,船长、几名高级船员和水手以及一名乘客被杀害。七个月后,荷兰纵帆船「亨丽埃特·路易丝号」就在鲤鱼门外遭海盗劫掠,海盗打伤了船长和几名水手(一八六二年一月二日)。这起暴行之后三个星期,英国双桅船「伊莫金号」被海盗劫掠焚毁(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其中五名海盗后来(一八六二年三月六日)被判谋杀罪处决。接着,英国纵帆船「鹰号」在青洲附近遭到一伙由一名英国人率领的海盗劫掠(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八日),船长和几名水手被杀害。不久之后,「铁王子号」轮船在开往澳门途中,遭到乔装成乘客的海盗袭击。海盗杀害了两名船员。船长、高级船员和欧洲乘客为争夺这艘轮船,与海盗短兵相接,久战之下全都负了伤。幸而海盗终于被制服,四人被擒;这艘船之所以得救,主要归功于船长哈里斯的远见和英勇表现。次年(一八六三年四月八日),政府悬赏一千元,征求线索,以拘拿受雇于香港和台湾附近海盗船上的某些英美籍不法之徒。这道告示毫无效果。美国三桅帆船「伯莎号」在昂船洲附近遭海盗袭击,未被得逞(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六个月后(一八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伙海盗袭击了丹麦双桅船「奇科号」,杀害了几名船员;一八六五年二月五日,西班牙双桅船「新勒班陀号」在大屿山附近被海盗掳去。
至于这一时期的商业史,其主要的里程碑之一,是香港总商会的成立(一八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这一机构的宗旨,在于维护本地商业的自由与利益,并在不妨碍本港自由港地位的前提下,取得可靠的商业统计。总商会的会员来自多个国籍,第一次年会(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选出的委员会中,就有美国商人德拉诺、德国商人尼森和巴斯商人胡克西。总商会最先关注的议题之一,是此前数年间一直是当时热门问题的一件事,即中国政府在李泰国先生主持下设立大清海关税务司署。这一计划初次提出时,香港有四家商行(颠地、费莱彻、特纳和伯利)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在领事机构之上多此一举的叠床架屋;这一机构在中国人监督之下运作,却又与中国本土的常关分立,他们预料其运作必将导致对贸易自由的干涉。广州的一些商行也加入了这一抗议,以为这一计划的后果,将是把进口贸易从广州驱往香港,而把出口贸易局限于澳门。李泰国先生在广州开办新海关时(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四日),美国领事佩里反对李泰国先生所订的章程,或者确切地说,是反对章程最初版本中所载的某些处罚威胁,认为这是对美国内河轮船的非法干涉。不过这些章程随即作了修订,经英美两国公使批准,广州和香港的商界也就悻悻然接受了。新海关以走私罪名扣押葡萄牙轮船「三叶草号」(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又使群情再度激动起来。香港对这个中国海关普遍怀有极大的反感(不过香港的帆船贸易仍不受其管辖),以致三桅帆船「请请号」的船长在汕头以武力非法抗拒外籍海关人员扣船(一八六〇年三月),尽管有一名海关华人雇员在混战中被杀,香港的陪审团还是毫不犹豫地判定他有理。香港总商会成立后不久,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一八六一年八月二日),把《天津条约》和新设的海关税务司署这整个问题拿来加以审议,最后上书英国驻北京公使;公使不久之后(一八六一年十月三十日)颁布了关于子口税、免重征执照和沿海贸易的章程,总商会所力争的要点大都得到了让步。
本地邮政局的章程也引起了总商会的密切注视。一八六二年九月,美国轮船「爆竹号」的船长因扣留由他从毛里求斯带来的一部分邮件而被处以罚款,这一诉讼曾引起一阵短暂的激动。更为严重的是,罗便臣爵士(一八六三年初)企图取得定例局对一项法案的批准,这项法案拟赋予邮政局权力,不仅可以强迫各国船只无偿载运邮件,而且可以因私带信件而搜查和扣留任何船只。总商会认为这项法案干涉了自由贸易的精神,坚决加以抵制,总商会所持的这一看法甚至得到了按察司的支持。由于总商会主席麦坎德鲁向总督会同议政局提出了有力的抗议,这项法案终以多数票被否决(一八六三年二月五日)。邮票的启用(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社会人士并不怎么欢迎。恰恰相反,人们都认为强制使用邮票必然带来种种不便和混乱,心中满是忧虑。香港首批发行的邮票,面值分别为二仙、八仙、十二仙、十八仙、二十四仙和四十八仙,按二十四仙折合一先令计算。起初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因为以往与邮政局记账往来的做法不得不废止;但邮政局长米切尔尽其所能把事情理顺,社会人士也就默默接受了这一极不得人心的新办法。在邮件运送方面,大臣于一八六二年十月下令,此后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由总督自行负责授权,否则任何合约邮船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得扣留,这使社会人士感到满意。广州的粤海关监督曾企图诱使外籍海关对在香港装船运往英国的货物征税,所指的是那些在香港装了部分货物、再开往黄埔装满的船只;由于英国驻广州领事温思达的积极行动,总商会成功地抵制了这一企图(一八六〇年十二月)。
这一时期创办的几项新的商业事业,显示了激励着本地华洋社会的进取精神。尤其是本地的造船业,一八五九年比一八五八年增长了七倍,渔船也由两千艘增至两千五百艘。一八六〇年,有人发起一项运动,要由一家在伦敦成立的公司为本城供应煤气照明。不料次年,煤气公司的本地发起人与伦敦董事之间的谈判出现了阻碍,人们怀疑双方能否达成谅解。辅政司孖沙后来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误导了社会人士,引起了反对,但他向社会人士说明了真相,排除了一切障碍。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本城第一次点上了煤气灯。然而人们普遍抱怨伦敦的董事们分配给本地认股人的股份少得不合理(仅七十股),这就更使公众惋惜煤气厂不是由一家纯粹的本地公司创办的。一八六三年一月,香港第一座坚固的木码头在春园建成,供麦格雷戈洋行的货仓使用。以往所有的码头都是用竹子搭成的。这座木码头伸入湾仔湾二百五十英尺,低潮时水深二十英尺。前一任期内动工的香港仔船坞,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六三年一直满负荷运作。英国海军部于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批准为皇家海军兴建一座新船坞,于是一家为经营现有及拟建船坞而组成的于仁船坞公司,以五十元的象征性价格,在九龙半岛的红磡购得一块地段(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这便是一家大企业的开端,其重要性年复一年与日俱增。但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机构值得一提,它同样诞生于这个硕果累累的时期。一八六四年七月,颠地洋行发出了新组建的汇丰银行(拟以特许状注册)的招股书,资本五百万元,分为两万股,每股二百五十元。本殖民地当时已有六家银行,即阿格拉联合服务银行(诺布尔)、印度西部中央银行(戴维森)、渣打银行(安德森)、有利银行(奥米斯顿)、印度商业银行(哈珀)和东藩汇理银行(拉蒙德),而这项新事业仍然着手兴办,这一事实表明了当时人们对香港日益繁荣的看法。从组成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的商人名单,即乔姆利、何德、苏石兰、麦克莱恩、拉柏立、尼森、利曼、施密特、沙逊、布兰德、帕兰吉·弗拉姆吉、亚当森、赫兰和鲁斯敦吉·邓吉肖,可以看出这一新银行事业建立在何等广泛的国际基础之上。这家新银行的首任经理克雷塞于一八六五年一月一日就职,它是第一家享受《贸易公司条例》(一八六五年第一号)有限责任条款之利的机构。
在这一时期的头四年间(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二年),自付船资的华人移民继续从香港源源出洋,平均每年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六人。自一八五九年以来,契约移民几乎完全限于澳门或黄埔,唯一的例外是把华工运往英国各殖民地。一八六一年九月,曾有人企图把契约华工运往别处,但警方扣押了这艘船,释放了华工。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移民代理人柯士甸,借助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影响,成功地(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为德梅拉拉招得了许多华人家庭,而此前人们一直断言中国妇女是无法劝诱出洋的。在这四年间,从香港运出的体面华人妇女(连同她们的丈夫和子女)多达两千七百五十六人,大多前往西印度群岛。然而不幸的是,旧金山利用了这一新的开端,从此招去的单身华人妇女逐年增多,其中大多数恐怕是被用于不道德的目的。一八六二年八月,英属西印度群岛移民代理人的香港办事处关闭,业务移往广州,以便更严密地监督招募华工的方式。但由于这一措施,每年从香港运出的华人移民人数,从一八六二年的一万零四百二十一人,降至一八六三年的七千八百〇九人,再降至一八六四年的六千六百〇七人。一八六三年离开香港的移民人数,与从海外归来的人数相等。这些归国移民一般都携带大量黄金或金砂进入本殖民地。一八六一年,仅「密涅瓦号」一艘船就从墨尔本载回三百五十名华工,所带黄金总值四万三千英镑。同年,有多达两千三百七十名华人作为自由移民被运往印度,往塔希提的移民也作为一项新的事业开始了。
一八六一年的船运统计,与前一年相比减少了二十一万七千〇〇三吨,但这并不表明本殖民地的船运贸易真有什么衰退。恰恰相反,与一八五九年的统计相比,这些数字显示增加了三万一千吨。其间的差额,是由于一八六〇年与华北战事有关的军需与运输业务,使船运生意异乎寻常地激增所致。还可以指出的是,一八六一年美国的船舶吨位有所减少,而英国船运则相应地大步前进,这是由于《北京条约》扩大了英国在华商业范围的结果。由于船只在东沙群岛屡屡失事,一八六〇年曾向本国政府申请在那些礁石上兴建灯塔,但贸易部拒绝(一八六一年五月二日)过问此事。
以铁路连接加尔各答与广州、九龙的计划,多少带些乌托邦色彩;麦克唐纳·斯蒂芬森爵士曾把这一计划提交总商会审议(一八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后来他在印度完成了他的铁路事业之后,又来到香港,展示了一幅挂图(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说明他以铁路连接加尔各答、香港和北京的计划。这样一条铁路对本殖民地的利益是有益还是有害,曾引起许多争论。不过斯蒂芬森爵士的计划完全为时过早,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任何鼓励。一八六一年年底,有关方面作了安排,使本殖民地的商业在一八六二年的水晶宫博览会上得到相称的展示。一个委员会(默里医生、麦肯齐、吉布、沃金肖和凯恩医生)经官方委派,把相当数量足以说明本地贸易主要特点的物品送往伦敦。法国邮船公司邮轮航线的开通(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使与欧洲的交通大为便利快捷。半岛东方轮船公司一向独占的邮件运送此时宣告结束,竞争在多方面使公众受益。这一时期,与广州的交通也因本地两家美国商行(旗昌洋行和琼记洋行)的进取而有所改善;自一八五九年以来,这两家互相竞争,为香港与广州之间的贸易提供宽敞豪华、日夜行驶的内河轮船(「白云号」和「金山号」)。自一八六三年十二月起,香港与北婆罗洲之间也有了定期轮船往来,并有一些从纳闽输入煤炭的生意。在茶叶贸易方面,一八六四年开辟了一条新路,作为试验,取道陆路运送九千磅茶叶往英国。
罗便臣爵士离任时,本殖民地的卫生问题仍处于他到任时那种毫无希望的状态。香港几次爆发疫症,又担心霍乱会从外地侵入本殖民地,这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然而结果不过是在一八六二年委任了一名港口卫生官(理查森医生),指定青洲为检疫站,并委任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写出了一些报告,却毫无结果。一八五九年,监狱里出现了一场轻微的眼炎流行,迅速蔓延到整个殖民地,华人和欧洲人都受到侵袭。由于广州、厦门和福州也出现了这种病,人们认为它是由大气而非本地的原因引起的。但一八五九年十一月,本殖民地又受到白喉流行的威胁,不过幸而仅限于十个病例,其中只有两例死亡。据记载,一八五九年的夏天异常难熬,因为在六月四日以前,接连干旱了将近八个月,寒暑表连续几个星期平均高达华氏九十度。其后两年(一八六〇年和一八六一年),本殖民地的健康状况格外良好;值得注意的是,据称这两年都以没有剧烈的寒暑变化而著称。在维多利亚峰上设立疗养院的计划,议论已久,终于付诸实施,却没有得到公平的试验。军方根据驻军首席医官的建议,于一八六二年春在旗杆下方的平台上开设了一座建造精良的疗养院,并住满了病人(这些病人并不适合送去)。但不到年底,军医们就宣告这一计划显然失败,理由是几乎每一个送上山的病人都染上了顽固的腹泻,所有内科病人的病情都是加重而非好转。一向追随着全岛、尤其是九龙半岛的那种厄运,也同样在山顶最初的居住点上显示了它的威力:最初的居住带来了疾病,需要耐心和审慎才能克服这一困难。格兰维尔·夏普先生极力提倡在山顶居住,并租下了那座废弃的疗养院,但又过了许多年,山顶居住才渐受欢迎。一八六二年十月十七日,监狱里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霍乱(二十五例),但没有进一步蔓延。由于上海爆发霍乱,总督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委任了一个卫生委员会(按察司波尔、穆迪上校、工务司急庇利、麦肯齐议员、默里、霍姆和麦凯三位医生,以霍姆斯为秘书)。这个委员会在整个一八六三年都在开会。委员们悬赏四百元(一八六三年三月九日),征求城市排水的最佳方案,却不规定开支的限额,因而大受讥笑。人们普遍认为,这笔区区赏金,恰好与委员们对这一问题之艰巨所表现出来的理解相称。不过,一八六四年提供了令政府满意的证据,表明本殖民地的健康状况持续良好;而且有人指出,警察队伍虽比香港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多暴露在外,却显著地免于疾病。
在前一时期,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的教育运动都陷于瘫痪;自罗便臣爵士治理之初起,继之而来的是一股异乎寻常的复兴活力。在新教方面,施美夫主教(于一八五九年)创办了教区华人训练学校,这所学校直到本时期结束都办得十分兴旺,并(于一八六三年秋)迁入般含道新落成的校舍。圣保罗书院在傅兰雅先生(后为博士)的教导下也重获新生,在他主持期间一直办得兴旺。巴克斯特小姐(于一八六一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教育门类;她除了在社会各阶层中广行善举,并在华人妇女中从事卓有成效的闺阁布道之外,还开始致力于本殖民地欧亚混血儿童的教育。为此,巴克斯特小姐在摩罗庙台和士丹顿街开办了学校,这些学校后来合并,迁入般含道的巴克斯特楼(即今第八号警署)。与此同时,麦格拉思小姐也在同一方向上努力,而理雅各小姐和巴陵育婴堂的女士们则从事华人女童的教育。理雅各博士站到了一个更为显要的位置上,开辟了一条新路,以教育改革家的姿态出现。在前一任期内,他已把他的英华书院关闭,承认它作为宗教性的中英教育是失败了。此时他在罗便臣爵士的支持下着手工作,要把以往一直以宗教教育为宗旨的全部官立学校,改造成公开标榜世俗教育的机构。首先,《宪报》宣布(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成立一个新的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官立学校。此后,尽管施美夫主教保留着名义上的主席之职,理雅各博士却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导人物,他驾驭委员会时那份从容优雅,宛如一位天生的主教。新委员会趁施美夫主教不在,并在促使身为传教士的视学官罗存德牧师辞职之后,采纳了(一八六〇年七月三日)理雅各博士的计划:把视学官一职并入一所规模宏大的中央书院的校长职位之中,使这所书院成为世俗教育的中心,并把官立学校从圣保罗书院及其主教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这实质上是一个不从国教者的解放计划,宁取世俗主义而不取主教制。罗便臣爵士批准了(一八六一年一月六日)理雅各博士的这一计划,而宝宁爵士先前曾拒绝采纳它。定例局也赞同这一计划(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并批准购买和扩建校舍(在歌赋街)。三所现有的官立学校随即合并,组成新的官立中央书院,校舍里马上就坐满了约两百名华人男童。经施美夫主教同意,从苏格兰聘得史钊域先生(后为博士)出任校长兼视学官(一八六二年二月十八日),此后多年他都要受委员会的牵制。史钊域博士从此在其后十六年间,作为理雅各博士忠实的门徒,辛勤工作,维护世俗主义在本地教育领域中的统治。在他严格的管教之下,官立中央书院逐渐成为一所极受欢迎的学校,只要它还带着史钊域博士本人个性的印记,便一直保持着公众的好感。但这所中央书院的设立,却毁了一度同样受欢迎、后期由肯普先生执教的圣安德烈学校。圣安德烈学校于一八六一年关闭,理雅各博士在其原址上建起了他的新愉宁堂,愉宁堂于一八六三年七月从荷李活道迁到那里。
新教领袖们这一非凡的教育热忱的复兴,自一八六〇年起,又得到天主教方面同时兴起的教育活力的助长,在某种程度上还被它超越。新近到来的高雷门神父(后为主教)在天主教教育家中,立即占据了理雅各博士在新教徒中所占据的那种显要而卓有成效的地位,而他在性格和精明上也与理雅各博士颇为相似。然而,高雷门主教却成了本殖民地对理雅各博士所确立的那种教育世俗主义最坚决的反对者,而新教传教士们此后多年对这种世俗主义却一直俯首顺从。自高雷门主教到来之时起,此前已开始为本地各写字楼输送讲英语的葡萄牙文员的天主教英文学校,便加倍努力。意大利和法国的修道院也扩展了女子教育方面的工作;按察司(一八六三年一月)曾指出本殖民地极其缺乏一所收容流浪儿童和少年犯的工艺感化院,高雷门主教便创办了这样一所感化院(一八六四年九月),次年迁入在政府拨给的土地(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建造的更为宽敞的西角新址。
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在一八五九年已被认为奄奄一息。理雅各博士曾几度设法重新唤起人们对汉学研究的普遍兴趣,均告无效,于是本地分会宣告解散,其珍贵的藏书并入同样奄奄一息的马礼逊教育会的藏书之中。两处藏书都存放在伦敦传道会印刷所。马礼逊教育会又以一个委员会的形式存续了几年,为宗教教育之用管理尚存手中的基金(一万三千元),并曾以一种狭隘的门户之见而引人注目(一八六〇年十二月):有一位传教士(哈巴安德博士)因关于中国吸食鸦片者所占比例的说法不确,开罪了委员会中的一位委员(约瑟·渣甸),该会便将这位传教士所办的学校排除在资助之外。理雅各博士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向公众呼吁追加捐款(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图扩大该会的活动范围,但终归徒劳。
圣约翰座堂于一八六〇年添置了一架上好的管风琴,并在新到任的风琴师(桑斯特)指挥下举行了启用典礼(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此人不久又组织并训练了一个得力的唱诗班,一直维持至今。施美夫主教退休之后,定例局表决(一八六四年九月十三日)给予维多利亚主教每年三百英镑的退休金。不过这项表决附有一项建议,大意是本国政府应负担其中半数,理由是主教的服务既为地方利益,也同样为帝国利益而效力。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三年,本地社会的慈善之心有一次强烈的表现:各界一致努力,尽力救济兰开夏和柴郡因美国战争爆发造成棉荒而失业的工人。外国居民各个阶层都同意,除特别捐款之外,每人每月定期捐助二元。各处礼拜场所都举行了特别募捐,各国业余人士也举办音乐会以充实款项。这样筹得一万五千元,于一八六二年九月汇交伦敦市长官邸委员会;此后又于一八六三年一月和三月汇出续捐,合计一万一千一百六十二元,由拉柏立先生担任名誉司库。另一方面,莎士比亚纪念基金伦敦委员会发出正式呼吁(一八六三年十月十六日),请求捐款,本地社会却反应冷淡,虽然罗便臣爵士曾大力支持这项运动。香港社会虽视莎士比亚的英名如君王一般神圣,但对于如何向这位任凭时间、机运或国会都无法废黜的英国君王致敬,如何保存这位「无墓而自成丰碑、其书长存则其人长在」者的英名,自有其见解。值得注意而在当时未被人注意的是,向本地社会发出的这份呼吁书,是由伦敦委员会的秘书之一理查德·格雷夫斯·麦当奴签署的;他本人或许也和殖民地居民一样,没有料到自己将是他们的下一任总督。
在这一时期的前段,香港的社交生活多少受到与对华战事重起有关的种种激动和外来人口涌入的影响。英国舰队在白河受挫(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使香港的外国人社会意气消沉,但在华人居民中似乎没有激起任何感情。事实上,那些对此事有所关心的华人,似乎倒为官府奸诈所得的这次一时得手感到惋惜。然而一八六〇年北京被攻占,尤其是皇帝出奔——其神主自那以后便一直被移出祖宗的祭坛——除三合会党人以外,人人都觉得这是国家的耻辱。一八六〇年上半年,九龙兵营及其军事检阅,尤其是普罗宾骑兵团的操演和演习,吸引了大批华洋观众。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联军部队回师,一时间使香港社会颇有一番尚武的气象。额尔金勋爵在总督府举行盛大的接见会(一八六一年一月十日),以及将九龙半岛移交英国王室的仪式(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一日),战争时期的头面人物便以此向本殖民地告别。一八六一年一月底以前,远征军已经撤离;留驻广州城的小部队(直至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也启程返回欧洲之后,香港的社交生活便恢复了常态。然而会所生活在这一时期却遇到了一些激烈的风波。香港会所的设立,本是为了促进文官、陆海军与商界代表之间的交谊,并接待来港的客人。然而不时发生、而在一八五九年和一八六〇年更是频繁得令人苦恼的情形是,一些凭其社会地位或官职本有资格入会的人竟被投黑球拒之门外。此事引起了许多激烈的争执。一八六〇年四月,会所委员会定了一条规则,要求海军军官须付现款;这条规则本来或许不致生事,但当一家报纸轻率地议论此事,并称这条规则是因会所财务负有巨额坏账而起的时候,一场小风暴便发生了。驻防本港的海军军官全体集会(一八六〇年四月十八日),要求委员会说出账单未付的海军军官姓名,以便代为清偿。委员会拒绝交出姓名,海军军官便集体退出会所,陆军军官也扬言退出,争执一直拖延到年底,才终于友好地了结(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一八六四年,又因水兵、士兵与警察之间的骚乱,会所生活再起波澜。义勇军奉召出动,代替军队在街上巡逻。一八六四年九月十一日傍晚,义勇军巡逻归来,恰好在会所门前解散。会所的一些会员邀请义勇军中的朋友进去用些茶点。这本是违反会规的,而义勇军尽了保卫地方的义务,原是可以见谅的;但这几位来自义勇军的闯入者随即被人嘘出会所,于是引起了异乎寻常的敌意,在此事之后很长时间里,撕裂着会所内外的社交生活。
这一时期体育运动颇为兴盛。维多利亚赛艇会原已名存实亡,此时在林士德先生的领导下重新恢复(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八日)。赛马会也因罗便臣爵士对每年赛马的关注而重振起来;一八六一年二月的赛马会,除照例的认捐舞会之外,还以一场总督府舞会作结。一八六二年一月,是否把一切职业骑师排除在年度赛马之外的问题,在赛马界中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一八六四年十月,罗便臣爵士致函赛马会委员会,要求在下一届赛马时于大看台上围出一个包厢,供他本人专用,又引起了新的轰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委员会以这项要求不合常例、有违赛马这项国民制度所蕴含的平等精神和宗旨为由,予以拒绝。水兵和士兵的田径运动会,于一八六〇年三月十六日首次在跑马场上大规模举行;由于罗便臣夫人对这项活动的鼓励,它也和驻军运动会一样,成了一年一度的大众节日。德国会所在尼森先生主持之下,成为社交生活中一个受欢迎的部分;应该会所一些会员的倡议,成立了一个国际体操馆委员会(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并在军用地的网拍球场附近搭起一座竹棚体操馆。一八六三年二月,港内出现了一条迷途的鲸鱼,于是引出一场新奇至极的运动:成群的业余捕鲸者当即拿着临时凑成的鱼叉追逐这条鲸鱼,一直追到远远的海上。
戏剧和音乐的活动也未被冷落。驻军剧院一如前一时期,常由驻军军官用来招待社会大众。但一八五九年最后几个月里,人们发现季票虽按固定价格向公众发售,实际上却只限于社会上某些阶层购买,于是引起了相当的不满。将巴斯商人排除在外一事尤其招致反感,不得不予以撤销。结果是,驻军军官在次年的演出季中,又一次试图在香港社会的上层与下层之间加以区别之后,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与平民的业余剧社实行了某种合并。这一举措后来(一八六四年六月十三日)促成了旧皇家剧院的重建;那原是一座简陋的竹棚建筑,到这时已破败得无可收拾。一八六二年,在桑斯特先生的推动和指挥之下,成立了一个合唱团,这是旧日牧歌会的复兴;它举行的第一场公开音乐会(一八六三年七月十日),是为当时正在募集的兴建大会堂的基金而办的。音乐方面还有一样东西出现在香港,虽说不上是滋扰,也算是一件稀奇事,那就是一个意大利人摇的手摇风琴。
这一时期的公共庆典中,最值得一提的盛会是普鲁士驻华公使艾林波伯爵为总督和香港社会举办的一场舞会(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美国公使蒲安臣阁下也出席了。法国邮船公司邮轮航线开航之际,在皇后号轮船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公开舞会(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颇为风光地加以庆祝。至于这一时期社交生活中的其他重大事件,可以一提的有:亲王阿尔伯特英年早逝(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给社会蒙上的一层阴霾;著名北极探险家的遗孀富兰克林夫人的到来(一八六二年四月);定例局通过决议(一八六三年二月六日),就威尔士亲王即将成婚向女王陛下道贺;按察司亚当斯离任时向他呈递的送别颂词(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及威尔士亲王长子诞生的消息所引起的公众欢庆(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八六一年初,华人的社会生活因一股普遍的赌博狂热而大受骚扰,引起了严重的纷争。甚至因赌馆的争吵而发生了宗族械斗。这种弊害流行极广,以致本地店铺东主多人联名向总督请愿(一八六一年六月),要求取缔那些据他们说在警察默许之下遍布全城各处的大规模赌博。受雇于欧洲人的华人仆役,也因这股赌博狂热而惹出异乎寻常的麻烦。罗便臣爵士不愿按宝宁爵士所提出的办法去对付这一弊害的根源,对这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又想不出解决之道,便于一八六二年公开提议,设立仆役登记处,以此作为对付本地家仆一贯不诚实的补救办法。朝这个方向确曾作过一番尝试,但正如以后历次一样,登记遭到本地人的抵制,也未能赢得公众的信任。一八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有人试图开设一家法国洗衣店,以消除人们对华人洗衣匠的普遍怨言,不幸遭到华人洗衣匠的顽强反对,公众方面的支持又不够。
香港所见过的公共精神的表现中,最健康也最有益的一次,是一八六二年的义勇军运动。两年之前,《德臣西报》上刊出的一封来信(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便已提出成立一支步枪队的构想。但直到一八六二年一月,才采取了积极的步骤,结果在法院召开了一次公众大会(一八六二年三月一日)。这次大会决议成立一支义勇军,并请政府以条例(一八六二年第二号)核准,凡香港居民,不分国籍,均可入伍。皇家工兵布赖恩上尉(后升中校)被任命为司令官,由该军成员选出的第一批军官是凯恩、贝克、弗雷泽和杜德。最先组建的是一个炮兵连。后来(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又成立了一支乐队。一八六三年春,增设了一个步枪队;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又从广州的外国居民中招募义勇军,编成一个步枪连,隶属于香港义勇军。政府核准(一八六三年二月七日)每年拨款一百零五英镑,条件是该军须有至少七十五名合格的成员。一八六三年二月十六日,义勇军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举行隆重的亮相,由孖沙夫人授旗,由布赖恩夫人授银号角,施美夫主教则担任该军的名誉随军牧师。仪式之后,在圣安德烈堂学校的课室里举行了成军宴会,由署理总督孖沙主持。商行的东主们对这项运动表现冷淡,令人气馁;为了不顾这种气馁而保持热情,又组织了步枪射击比赛(一八六三年四月六日和七日),霍姆斯先生赢得了英国全国步枪协会的第一枚奖章,名誉射击教官坦纳中尉和皇家炮兵的操练教官古德尔下士也获赠纪念品。一八六三年五月,该军还参加了女王寿辰的阅兵。在一八六三年和一八六四年间,该军的士气随人数的增加而日益高涨。常有人出资设杯,供大家比赛射击争夺。一次开赴跑马地的行军,在总督和一大群观众面前进行射击练习(一八六四年三月八日),尤其是应葡萄牙总督(基马良士)的盛情邀请而武装前往澳门的一次远行(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为该军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五日,罗便臣夫人在植物公园为一次公开步枪比赛的获胜者颁奖,其中包括全国步枪协会的奖章(由摩尔中士赢得)。到这一时期结束时,该军的实力如下:乐队二十五人,炮兵八十四人,步枪队(包括广州分队)九十一人,名誉成员六十七人,共计二百六十七人。这时该军的军官为司各特少校(第二十二团)、考克森、特里普、科恩、霍姆斯、亨德森、黑兹兰和林士德。
兴建大钟楼、大会堂和海员之家,是这时激励着本地社会的公共精神的又一表现。应颠地先生的提议,一次公众大会(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审议了以公众捐款兴建一座钟楼(高八十英尺)的建议,钟楼上设城钟和火警钟,楼旁连一座饮水泉,还要设置报时球。会上推定一个委员会(布罗德森、贝克威思、拉柏立、莱尔、急庇利)募集捐款,起初捐款踊跃。但计划迟迟未能实施,热情很快便冷却下来,捐款停止,计划不得不缩减,原先那份精美设计中的一切装饰部分都不得不放弃,结果建成的是一座横阻在主要通衢上的丑陋的塔楼。拉柏立先生慷慨地出来为委员会解围,自费置办了城钟;这座钟在除夕(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一次鸣响,迎来了一八六三年。颠地先生也出来相助,在钟楼之外另建了一座饮水泉(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如今它点缀着大会堂的正面。设置报时球一事只好无限期搁置。不过政府接管了(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这座钟楼及其时钟的维修。一八六一年年底,公众议论兴建一座「剧院暨集会厅」,委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来作一切筹备,一八六二年十月在会所展出了图样,预算开支为三万四千元。「大会堂」这一名称,以及在一座建筑中兼设剧院、图书馆和一套集会厅的做法议定之后,政府便无偿拨给了地段(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一次公众大会上(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九日)报告说,已由捐赠、认捐和音乐会筹得五万元;尚需八万元,已按每股一百元发售股份;罗伯特·渣甸先生慷慨地认购了五万元的股份,尚余面值三万元的股份待公众认购。正如在大会堂一事上一样,在海员之家一事上,怡和洋行的东主们也以其豪迈的慷慨而出众。约瑟·渣甸先生认识到,那些主要从水手的勤劳辛苦中获益的人,有责任关心和照顾水手的福利,于是在其弟罗伯特·渣甸先生的支持下,发起了兴建海员之家的计划,起初为此拨出了二万元。香港社会慷慨捐助以补充这笔款项,政府最后(一八六一年七月五日)在西角拨出了一块很好的地段。一次在会所举行的公众大会(一八六一年二月四日)选出了受托人(弗莱彻、默里、吉布、何德、沃金肖、拉柏立、雷迪、汤姆塞特、比奇牧师),并呼吁继续捐款。想要取得现今马匹市场所在地段的尝试失败之后,一八六二年在西角动工兴建。然而在此期间,公众的兴趣渐渐减退,捐款也不再涌来。到罗便臣爵士和惠托尔先生主持开幕(一八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时候,资金已经用罄。政府拒绝(一八六三年五月十四日)给予拨款,困难越来越多。一八六四年秋,罗伯特·渣甸先生又捐了二万五千元充实基金,并承担自费维持海员之家三年。人们希望到那时公众会再度出力,以每年公开认捐的办法来维持这个机构。
这一时期的特色,在于私人和公共事业的成功扩展,以及整个殖民地在这时所享有的非凡繁荣;其结果是城市的规模和美观都有了相当的扩展,香港在卫生和舒适方面,此时已是中国境内无与伦比的地方。离城不远的空置建筑地段,这时大多已建满房屋;城市虽未再向东伸展,西区却大为扩展,在西角附近的山坡上建起了许多欧洲人的住宅。一八六〇年和一八六一年,筲箕湾的华人聚居地作为咸鱼出口的集散地,地位大为提高。由于九龙土地纠纷迟迟未能解决,又由于人们对居住在山顶是否有益健康心存疑虑,大家的注意力便转向薄扶林;那里这时(一八六二年)已围绕着德忌利士堡兴起了一片别墅区,人们徒然希望在那里建成一处公众疗养胜地。然而罗便臣爵士对山顶更有信心。他派人开辟了一条通往维多利亚峰顶的小路(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并从军事当局手中收回其废弃的疗养院地段之后,于一八六〇年三月安排在该地段上为总督兴建一座平房。总督府正南高地上的植物公园,由工务司署布置修建,费用全由政府负担。唐纳森先生被任命为园长(一八六一年十月七日),从澳大利亚和英国购来了种子和植物;工程完成后,公园按一定规章向公众开放(一八六四年八月六日)。一八六四年十月,军乐队开始定期在植物公园举行散步音乐会。一八六四年,人们注意到城市周围的草木普遍增多,对公共道路两旁和山坡上欧洲人住宅四周植树的日益重视,已在很大程度上使这座城市所在地原先的荒秃景象,代之以一片片美丽的灌木丛。
本殖民地的文化活动,表现在威妥玛爵士论官话的著作《寻津录》在香港出版(一八五九年六月),《孖剌西报》中文版的发行(一八六〇年),尤其是在怡和洋行的慷慨资助下,理雅各博士的《中国经典》译注第一卷的问世(一八六一年五月)。香港的植物由边沁先生作了科学的考察,他把考察结果编成一卷,题为《香港植物志》,于一八六一年出版,并题献给罗便臣爵士。几年之后(一八六五年),金斯米尔先生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详细的文章,论述本岛的地质特征。
罗便臣爵士任内遭遇的公共灾害为数不多。一场台风(一八五九年八月十五日)从香港东南方掠过,只给本殖民地造成轻微损失;两个月后(一八五九年十月十三日)又来了一场台风,毁坏了大部分码头和栈桥,造成港内几起船只碰撞,并损坏了许多房屋的屋顶,但没有造成人命伤亡。大约这时,纵帆船马泽帕号失踪,船上人员无一生还(一八五九年十月);船东提起诽谤诉讼,由此引出一场司法调查,追究该船离港时是否处于不适航状态的指控。这项指控被证明是不实的,不过由于证词互相矛盾,难免引起一番社交上的争吵,一时搅得社会上一部分人不得安宁。次年(一八六〇年八月十八日),本殖民地遭到一场可怕的暴雨,不仅冲垮了大部分排水渠,还使广州市集(在下环)的几座房屋倒塌,造成五人死亡。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一场台风骤然袭过本殖民地,造成相当多的人命损失;一八六四年六月六日又降了一场异常的豪雨,许多人因房屋倒塌而丧生,财产损失达五十万元。这一时期城中火灾比较少见,不过就欧洲人居住区而言,这一时期却以一场颇不寻常的大火而引人注目:这场大火(一八五九年十月十九日)焚毁了威灵顿街的天主教堂,以及皇后大道和士丹利街上的许多欧洲人商号,即马什夫人和里科马茨夫人的商店、维多利亚交易所、商业酒店等。这一时期的其他灾祸,可以一提的有:加的斯号轮船失火(一八六三年一月十日);四名从绿洲号船上逃走的水手溺毙(一八六三年五月一日);前文已提及的三十八名华人囚犯在昂船洲溺毙(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及三名士兵在斯坎德尔角挖掘山坡时窒息而死(一八六五年三月八日)。一八六〇年有四名公职人员去世,这一年也因此而令人难忘,他们是船政官纽曼和冈索普、助理工务司沃克,以及皇家律师库珀·特纳。此外还可加上海员医院的外科医生恩斯科医生的名字,他在几年之后(一八六三年九月三十日)去世。
罗便臣爵士获擢升为锡兰总督,于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五日离开香港。他离任之际,举行了两场公开的欢送宴会:一是文官同人在会所设宴(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一日),一是社会各界在皇家剧院举行舞会(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宾客之中有布拉班特公爵,即当时的比利时王储,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表兄弟。
舆论对罗便臣爵士施政功过的评断,见于本地各报,大意如下:赫丘利斯爵士极受命运眷顾,最要紧的一点是,他的任期恰好碰上了一个势不可挡的繁荣时期(这繁荣全然不是他所造成的),这在本殖民地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个繁荣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建筑用地价值的惊人上涨,许多个人以及整个殖民地都因此出乎意料地发了财;罗便臣爵士善于利用这些偶然的情势,既造福于公众,也成就了自己的声名;然而他留给居民的是沉重的赋税,城市没有排水设施,地方卫生被忽视,原因是他着意于费尽心机地平衡收支和积累盈余,而不重视公共工程和殖民地最切身的利益;他的职责已使他的能力用到了极限,倘若没有孖沙先生的辅佐,他作为总督无疑会远远不如现在这样成功——孖沙先生身为辅政司,在各方面都十分得力地辅助他,在总督长期离任期间又以署理总督的身份维持他的政策;罗便臣爵士生性和蔼,社交风度令人愉快,但对待本殖民地,尤其是在任头几年,却带着几分轻蔑;他对议政局中的非官守议员,惯常表现出刚愎固执,而对属下官员则摆出一副矜持庄重、严于纪律的架势,使各部门首长颇觉难堪;官员之间从前的积怨被压了下去,而总督为了使事情顺利进行所需的种种斡旋手腕,或许是他任内最值得称道的特点;罗便臣夫人在私人社交中发挥了极为广泛而有益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总督在社交上的不足;但总而言之,罗便臣爵士是迄今为止治理本殖民地的总督中最幸运、也最成功的一位。
罗便臣爵士离开香港之后,历任锡兰总督(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二年),在主政新南威尔士期间(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九年)办理了斐济群岛割让给英国的事宜(一八七四年)。其后他又出任新西兰总督(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〇年),好望角及西格里夸兰总督兼女王陛下驻南非高级专员(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九年),处理德兰士瓦事务皇家委员会主席(一八八一年),贝专纳总督(一八八五年),曾奉派赴毛里求斯执行特别使命(一八八六年十月),于一八八九年辞职,此后担任伦敦与威斯敏斯特银行董事(直至一八九五年三月);这时他虽已年届八旬,仍重返南非任职,以整顿他退休以来那里所出现的混乱局面。
第十九章孖沙与柯士甸署理期间及麦当奴爵士治港
公元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五日至一八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罗便臣爵士离任(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五日)之后,本殖民地进入一段过渡时期,由前任辅政司孖沙阁下署理政务整整一年。孖沙忠实而干练地延续了罗便臣爵士的施政方针。这一年在商业与财政上的特征,是停滞与萧条迅速加剧;这一年的政务与事件,孖沙先生曾在一份公文(一八六六年五月三十日)中作过概述,该公文后由国会刊布。他在文中陈述:除了一系列编纂刑法的条例——本殖民地为此有赖于波尔法官与亚历山大先生——之外,《公司条例》(一八六五年第一号)是该年(一八六五年)最主要的立法;一八六五年夏季是一个格外不卫生的季节,疾病流行,死亡惨重,甚至引起了国会的关注,并因此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驻华军队的死亡情形;本殖民地的供水虽已大有改善,但显然仍不敷用,须另作筹措;一八六五年海盗之猖獗一如既往,而且在中国海关(由赫德爵士主持)能够被说动与英国当局合作、在中国水域协同剿灭海盗以前,恐怕还会如此猖獗下去;香港警队中的印度籍分队已证明是失败的,但警察司梅查理反对再次试用华人警队,认为印度警察并未得到公平的试验机会;最后,阿礼国爵士以英国驻华公使身份于一八六五年秋途经香港时,一个华商代表团曾向他力陈,请英国政府支持史蒂芬森爵士的铁路计划(即连接加尔各答与广州、香港的铁路),然而这样一项计划最终究竟会有利于还是有损于香港的利益,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这段过渡时期中,只有一件事值得详述。番禺县(在广州城以东)有一名本地人,以侯海楼、又名侯雨田的名字在香港经商。两广总督依据《天津条约》,以此人曾在中国境内犯有抢劫罪为由,要求引渡(一八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总督照例致函署理总督孖沙先生;一八六五年五月一日,被告依据一八五二年第二号条例(前文已述)被带到巡理府怀特面前受审,由律师波拉德为其辩护。由于表面证据已确凿成立,被告被收押入狱,以待呈报总督裁夺。孖沙先生听取了律政司波尔的意见,于一八六五年五月五日下令将该犯引渡;该犯随即被移交中国当局,并在广州照惯常的方式斩首处决。一八六五年五月三十日,《孖剌西报》主笔在其寄往海外的一期(即《商情报告》)上散布了一种说法,而这一说法无论是犯人本人还是其律师在审讯时都从未提出过:说这个不幸的人既非盗匪,亦非海盗,而是一名政治避难者,正是太平天国那位赫赫有名的慕王;说他是被英国政府不公正地交出去的,中国人处决他时竟有真正的食人之举。尽管当时人们已经知道,而且有一位广州的报人也曾指出,根据戈登将军的证词,真正的慕王早已在苏州投降之前,于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太平天国的其他诸王谋杀,但这一耸人听闻的虚构故事还是在英国得到了人们的相信。伦敦《旗帜报》(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对此大加渲染,那位声威赫赫的国会议员赛克斯上校更在下议院提出动议(一八六六年二月八日),要求公布与此事有关的文件;这些文件随后果然刊布(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日)。这些文件虽然清楚表明,对香港政府的种种指控毫无根据,但这番查问仍起了良好的作用,因为它使英国政府注意到一个事实:此类引渡一向都是由广东当局直接向香港政府提出请求而进行的,而英国驻广州领事对于中国官员如何处置香港政府所引渡的犯人,完全无从过问,致使这些犯人遭受种种非人的酷刑。殖民地部因此下令:从此以后,香港政府与中国当局之间的一切往来,无论何种情形,都必须经由英国驻华外交代表或英国领事办理(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九日);又规定从此以后,除非中方担保被引渡的犯人不受任何酷刑,香港政府不得再将任何犯人移交中国当局(一八六五年九月十一日)。
然而,这段过渡时期并不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交替阶段。它的真正性质,是一场令人痛心的反动与普遍的幻灭。在罗便臣爵士治下,本殖民地的财富与人口都突飞猛进,来得如此突然,幅度如此之大,以致如今面对商业、繁荣与财政同样出人意料而又范围广泛的衰退,人们普遍感到,罗便臣爵士那一套施政体制必须加以紧缩,并重新调整,以适应已大为改变的形势。随着财政的天空愈来愈阴云密布,即便是罗便臣爵士政策昔日的赞赏者也承认,他对本殖民地的财力未免估计得过于乐观。此时贸易与商业正处在沉重的萧条之中。整个商业世界都在经历一场危机,各处的大商行纷纷倒闭。香港如今已与世界上每一个大交易所相连,同样蒙受损失,产业大幅贬值,信用动摇不定。人人都心怀疑虑,心神不宁,脾气日躁,在用钱上也日益苛刻。然而,那些在空前繁荣时期动工或建成的大型公共工程——海旁、新监狱、造币厂、水务工程、九龙的海堤——如今却都得靠一个已经贫乏、几近无力偿债的库房那点微薄的财力,继续施工、完成或维持下去。显然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来管束华人,因为华人的赌博习气正使街头骚乱不断,并使警队处处为贪污所蛀空。罪案猖獗,监狱人满为患。海盗之盛一如往昔,人们相信,他们不但在下层船料杂货商中间设有秘密巢穴,而且得到富裕华人商号的支持,还有警队中人暗中纵容。一种生命财产朝不保夕的感觉,又像往日那样笼罩着公众的心头。殖民者此时的呼声,是要一位强硬而果决的总督,一位能够把全副心思都放在本殖民地的需要与利益上,并据此施政,而不为香港外侨社会此时所称的「国内盛行的那套恶劣的殖民地管治体制」所左右的人。他们说,宝宁爵士对天下万事无所不管,独独不管本岛的政务;他们认为,罗便臣爵士治理本殖民地,是为了讨唐宁街诸位上司的欢心,意在为自己谋取一个更好的职位;至于孖沙先生,人人都同意他是存心「安于现状,不求有为」。殖民者如今希望下一任总督是怎样的人呢?与其要一个软弱而好标新立异的人,或一个对官僚机器唯命是从的走卒,倒不如要一个心志坚强的独裁者。人们呼唤的是一位凯撒。
天意使然,殖民地部为罗便臣爵士物色继任人选时,挑中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位从头到脚都是凯撒的人物。英国政府选定的(一八六五年十月四日)是麦当奴爵士。他是爱尔兰人,长期担任过各种职务,政绩卓著,足资推荐。他于一八三〇年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在古典学与科学两方面都获得优等,先后取得文学士(一八三五年)与文学硕士(一八三八年)学位,后来又获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一八四四年)。他先后在爱尔兰(一八三八年)和林肯律师公会(一八四〇年)取得律师资格,随后出任冈比亚按察司(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七年)。在冈比亚总督任内(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一年),他曾数次率队深入非洲内陆探险,因这些功绩获授三等巴斯勋爵士(一八五二年)。麦当奴爵士其后(一八五二年)出任圣卢西亚与圣文森特总督。一八五五年,他受封下级勋位爵士,并被任命为南澳大利亚总司令兼总督,任职直至一八六二年三月。他又在新斯科舍任总督两年(一八六四年与一八六五年),随即擢升为香港总督,于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从署理总督孖沙阁下手中接过政权。
抵达本殖民地不过几天,麦当奴爵士便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幻想破灭了。他先前在唐宁街与官员们会晤时,曾被引导相信,他在香港将会看到的是:库房充盈,岁入稳步增长,各类公共工程或已竣工,或已接近完成,所余无几;造币厂即将开工,且必定获利丰厚;官员班子称职能干,经罗便臣爵士一番整顿,已涤尽一切贪污的污点。使麦当奴爵士大为惊愕失望的是,他发现事态几乎完全相反。这段过渡时期,使罗便臣爵士任期最后一年里暗中酝酿的祸患迅速发作,造成了一幕惊人的变局,而殖民地部对此却仍浑然不知。这一沉重的真相在他一到任便扑面而来,此后好几个月,麦当奴爵士都按兵不动,一面默不作声却又从容不迫地逐个巡视各部门,以最为彻底的调查,探明所造成的祸患究竟有多深、属何性质。殖民者见总督似乎无所作为,又是纳闷又是怨声不绝;而总督一再出其不意地突击视察,对财政、行政与管理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追问入微,这种查问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于是一种有益的畏惧之心便灌注到所有官员的心中。然而,一旦他对事态的真实情形了然于胸,便以一个坚定改革者的姿态着手工作,一项接一项地推出措施,全然不顾本地舆论的敌意批评,就连历任大臣试图对他那股无畏的魄力加以约束,他也难以忍受。面对重重反对,又处处遭受严厉的非难,麦当奴爵士仍坚持他的改革工作,诚实无畏地力求做正确的事,甘愿留待将来、在他的措施产生其自然结果之时,再接受评判。他并没有等待多久,香港公众便抛开了起初的成见,坦然承认了他的价值。经过四年不懈的辛劳,他因健康缘故不得不请假,原打算只去日本,他曾于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十二日)在那里小住数周,稍事休息。但殖民地部认为,他最好返回英国一趟,在调养身体之余,兼办一件紧要的差事,即向大臣说明他那些与殖民地部意见相左、在某些方面为殖民地部所不喜的政策究竟有何根据。当他即将启程前往日本和英国之时(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三日),香港社会此时已对其总督的品格与政绩作出了正确的估量,一致承认他确实以本殖民地的真正利益为念——当然是依他本人对何者为最好的看法——而且承认他真诚地、在许多方面也极为成功地,力求为本殖民地的长远福祉与进步而施政立法,既不畏惧也不迎合殖民地部或本地舆论。甚至在当时,就有人公开表示(一八七〇年四月五日):「事实证明最有裨益的那些措施,恰恰正是他(在公众方面)遇到最大阻力的那些措施。」在他离任前召开的定例局会议上(一八七〇年三月三十日),按察司史德龄表达了全社会的心声:他称颂总督以其干练而有力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说麦当奴夫人以其温文的举止与仁厚的心地,对所有人都施以和蔼的礼遇,不负她崇高的身份,以致历来主持总督府的夫人之中,没有一位在离开本殖民地时,像麦当奴夫人这样令人更加惋惜、更为众人所惋惜。在同一场合,吉布阁下也代表定例局其他非官守议员发言,赞同按察司所作的颂词。总督离任期间,由威非路少将署理本殖民地政务,辅政司柯士甸从旁鼎力襄助。麦当奴爵士于一八七一年十月八日返回任所,此后一直留任至其任期结束。
麦当奴爵士在整个任期内,除了因香港与中国的关系而产生的问题以外,没有别的外交性质的问题需要处理。这一类事件的第一件,发生在总督刚到任之后:半岛东方轮船公司那位颇得人望的买办郭甘章所拥有的阿尔伯特亲王号轮船,被中国海关官员扣押(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理由是该船驶往西海岸一个未经条约开放的口岸。麦当奴爵士认为中国官员此举不合法,但由于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已经默认了这一判决,他在争取变更没收判决方面所能做的事很有限;不过他还是使该船在缴纳四千元罚款之后获得释放。而麦当奴爵士在此事中所表现的气概与魄力,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声望。一八六七年十月,广州的棉花商人行会企图把整个棉花贸易从香港转移到广州,在这件事上他就更为成功了。他一掌握事实,得知广州行会已订立章程,对凡是违反其禁令、在香港购买棉花或棉纱的华商一律课以罚款,便立即通过领事向两广总督提出强烈抗议,总督只得让步,发出告示(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断然禁止该行会所拟的种种做法。一八七一年年底,广州的粤海关监督公开订立一条规则——其实他多年来一直在暗中照此行事——规定华南一切装载洋货的中国帆船,凡打算从任何中国口岸开往香港的,都必须先到北海或广州报关,然后才能驶往香港。麦当奴爵士同样以迅速而有力的行动加以干预。这一敌对企图,意在把华南与香港之间的全部本地沿海贸易限制为条约口岸与香港之间的往来;麦当奴爵士在总商会尚未对此有所行动之前,便已大力过问,一时之间似乎将其挫败。
然而,麦当奴爵士与中国当局之间最主要的一场较量,却与清朝官员一项严重得多的企图有关,那就是要摧毁香港的本地帆船贸易。大约在一八六七年十月十日,广州海关的巡缉轮船,在广州各项专卖承饷商(尤其是盐商和硝石承饷商)所雇用的本地炮艇协助之下,开始了此后人称「封锁香港」的行动。这些巡缉轮船与炮艇日夜在香港港口及水域的每一个出口巡逻,登上每一艘进出的本地帆船搜查,凡是没有合格文书的帆船一律扣押;凡是在北海或广州装运、运往其他条约口岸而途中停靠香港的帆船货物,则征收双重关税。这一行动名义上只是要查缉走私,实际上却成了对香港正当帆船贸易的一项额外课税。诚然,它促使香港的华商宁愿用外国船只(不受此项封锁约束)而不用本地帆船来经营航运;但由于外国船只除条约口岸以外一概不得驶入,这项封锁便趋于使居住在香港的中国臣民用本地帆船与本国非条约口岸通商的权利化为乌有。事实上,这项封锁不但是查缉走私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一种简便的办法,迫使本殖民地的帆船贸易除非取道华南两大口岸北海与广州,否则就得缴纳双重关税。而这正是此项措施的真正用意:要使香港的本地商业实实在在地从属于广州的商业,损前者以利后者,并且在香港帆船贸易的范围之内,永久地抵消其自由港的地位。
这封锁香港的计谋,确实是一着妙棋。而设计、提出此计,并以国际法为依据论证其正当性,令两广总督瑞麟大为称快的功劳(或者说罪过),却要归于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先生;而命运弄人,英国政府偏偏还授予此人爵士的荣衔。这是为了酬答他对外交部那种目光短浅的亲华政策的俯首听命;这一政策是阿礼国爵士在中国首倡的,但在此事上,却使香港的威望与繁荣遭受了它有史以来从敌人手中所受的最沉重的打击。
面对英国驻华代表如此支持对香港港口的封锁,麦当奴爵士除了对这项措施提出抗议之外,也做不了多少事;这项措施充其量不过是集「法之极致」与「害之极致」于一身而已。不过他查明,这项措施最初订立时(一八六八年七月一日),是要对驶往香港的中国船只征收一种名为「厘金」的特别战时捐税,鸦片一项每箱抽十六两;这项厘金要在香港港口之外征收,西面设在急水门,北面设在九龙城,东面设在紧靠鲤鱼门外的佛头洲。麦当奴爵士发现,这些封锁关卡除了对鸦片征收固定税额(这一点他并不反对)之外,对本地帆船运载的各类货物(食品除外)也征收名目不定的税项,于是他向中国当局索取一份税则。然而中国当局既不能也不愿订立税则,因为各项承包出去又转包给个人的专卖,与省里和朝廷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而且对于一个贪污腐败的非正规征敛体制来说,不受固定税则的束缚更合其利益。麦当奴爵士于是加强了水警力量,并添置了一艘名为布兰奇号的小汽船,协助殖民地的缉私船(亦即炮艇)维多利亚号在香港水域巡逻,以防侵越。此外,他拒绝让任何中国炮艇或巡船在港内下锚,除非悬挂一面经承认的官方旗帜。中国当局在这一点上让了步,先是采用一面三角旗(一八六八年十月),继而暂用一面方旗(一八六九年三月十九日),最后采用一面绘有飞龙图案的黄色三角旗。
海关封锁香港,干扰了本地人经营洋货的正当贸易,在本殖民地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一份人人签名的抗议书,以致大臣的禀帖形式,呈交给了总督(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后来又传出消息(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说两广总督已在香港开设了一个鸦片税站,由一位知名的本地居民何亚来主持;又发现厘金关卡的官员在城中开设了一个盐税站及其他办事处,显示出一个有组织的机构,意在在香港征收那些关卡所索取的各种税项,并在香港签发盖有中国政府印信的通行凭照。这些情形一经发现,麦当奴爵士便立即将每一处这样的办事处查封。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五日,助理船政官李斯特报告说:「某些行业至今仍未从一八六八年十月及十一月间广州海关企图禁止中国船只把洋货运往广州以外任何地方所引起的恐慌中恢复过来。」船政官一八六九年的报告显示,由于封锁,帆船减少了二千二百二十二艘,合十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二吨。然而过了几年,华商认识到此事无可奈何,又知道一旦有所申诉便会遭到报复,于是只好屈从于这些苛酷的征敛,并且发觉,与其冒着在外面关卡缴税时的延误与种种不确定,倒不如在城中那些继续暗中兴旺的秘密税局领取凭照,对自己更为有利、也更为方便。
这项封锁计划的目的,既在于摧毁本殖民地的帆船贸易,也在于摧毁其自由港的地位,这一点从一项提议中看得十分清楚。该提议出自中国海关的一位税务司狄妥玛,但遭到麦当奴爵士的严词拒绝。提议的内容是:由中国海关的一个分关在香港对帆船在香港转运的鸦片(而且日后无疑还会推及其他一切货物)征收出口税,本殖民地则从税收中保留一定份额,作为代征的佣金。反对封锁最力的是莱里阁下;他以总商会主席的身份(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指出,中国官员所采取的行动之不合法,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几乎等于对本殖民地的武装敌对行为。莱里先生强烈抗议英国国内当局在这一帝国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他还促成公布了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的美理登男爵致总商会的一封信,信中陈述:在公海上扣押离开香港的船只,违反万国公法;两广总督是奉北京发来的命令,不得已而为之;麦当奴爵士的异议依然完全有效;而在香港设立一名中国海关税务官(或领事),此人必定会充当密探,将会破坏本殖民地的独立。然而,尽管总督反对封锁,尽管本地社会和总商会一再向英国政府呈递禀帖,那些中国封锁关卡依旧照常运作,从此成为一个长期的不满之源,始终在华洋商人心中纠缠不休。
与这些厘金关卡相关,又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外交问题。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的阿礼国爵士途经香港时(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及一八七〇年一月),力劝总商会诸会员接受在香港设立一名中国领事。他宣称,大家普遍希望撤销香港近旁的厘金关卡,而要实现这一愿望,困难重重,设立中国领事是唯一圆满的解决办法;也是使香港当局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商务关系得到一种永久安排、建立在相互尊重与互惠互利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唯一途径。阿礼国爵士在此事上不过是那位狡猾的两广总督手中一个天真的受骗者;他毫不掩饰自己那种荒谬绝伦的见解,认为「香港公认是一个大走私货栈」,因而未能使殖民者信服他所说的「在香港设立中国领事,只会保护本殖民地合法的商业,而抑制违禁的商业」。封锁此后的历史表明,阿礼国爵士完全误解了中国当局的方针,中国当局根本无意因任何让步而撤回其海关关卡。阿礼国爵士在与两广总督数次会晤之后(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又经总督同意,提出建议,先委派赫德爵士属下的一名外籍官员出任驻港领事,直至中国官员能够学会领事的职责与权限为止;但这一建议并没有消除殖民者几乎一致对这项拟议措施所抱的根本反对。这些反对意见,阿礼国爵士称之为「多少有些虚幻而夸大的忧虑」,香港社会则将其写入一份呈给克拉兰敦勋爵的禀帖(一八七〇年一月);其要点主要在于欧洲人与华人共同抱持的一种郑重的信念: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一名中国领事对本地华人居民所能取得的权力,将会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使本地华人社会受制于一套令人无法忍受的官方侦察制度,并受制于腐败官场贪得无厌的勒索。克拉兰敦勋爵在这场争议的要点上虽然站在阿礼国爵士一边,并批准他与中国政府订立一项规定在香港设立中国领事馆的专约,但大力支持社会禀帖的麦当奴爵士,终于使英国政府相信,社会的忧虑绝非虚幻,而是有坚实根据的。封锁虽然始终没有减轻,但在香港设立中国领事馆的问题却从此被搁置了。
另有一个外交问题,曾在一段时间内(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〇年)萦绕于商界人士的心头。但麦当奴爵士与此事关系比较少,因为它所涉及的是阿礼国爵士(一八七〇年以后则是威妥玛爵士)和外交部,而不是香港政府或殖民地部。这就是修约问题。问题起因于《天津条约》第二十七款的一项规定:本条约(经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的《北京条约》确认)的税则及通商各款,满十年之后,缔约双方任何一方均可要求再行修订。阿礼国爵士因此于一八六七年春向中国各条约口岸的英国侨民社会发出邀请,请他们经由各自的领事,就拟议中如何修正《天津条约》的任何缺陷,向他提出建议。香港总商会也接到同样的邀请,议决(一八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宁可向总督而不向阿礼国爵士呈递禀帖,因为他们当时就已知道,阿礼国爵士对本殖民地利益的不友好,与当年的额尔金勋爵如出一辙。总商会所委派的一个委员会,随即向麦当奴爵士呈递了一份禀帖,内容涉及中国当局违反条约、对途经中国内地的英国货物所征收的非法子口税及其他勒索。除了这份公共禀帖之外,怡和洋行又单独呈递了一份禀帖(一八六九年十二月),极为坦率地论及鸦片贸易的章程及其他种种不平之事。一八六九年年底,有消息传出,中国当局提议在修订后的条约章程中加入一项规定,大意是从香港运往条约口岸的本地土产,不受那项保护由条约口岸运入内地的货物免于内地课税的条款的保护;总商会于是再次(一八七〇年一月)向英国政府呈递禀帖,陈明这一措施使香港与中国的条约口岸相比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然而,整个修约计划最终还是不得不作罢。
尽管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对本殖民地采取敌视态度,中国的广州将军长善访问香港时(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乘坐的是一艘封锁巡船平潮海号,由两位海关税务司包腊与利摩日子爵达尔诺陪同,在总督不在任期间,仍由副总督威非路给予极为隆重的接待与极为殷勤的款待。中国炮船按照外国的正式礼节,向本港、向英国国旗以及向海军中将奇力爵士鸣炮致敬,并在香港接受相应的回礼,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一八六八年五月,麦当奴爵士虽与任何其他外国政府并无外交上的关系,却接见了专程派来香港的安南使节,从他们手中接受了交趾支那本国政府的致谢,以答谢他为该国向澳门政府所作的仁道干预。一八六七年五月,香港方面获悉,有若干艘交趾支那帆船载运贡品前往安南,途中被中国海盗劫持,海盗把押送贡品的人员连同护卫和帆船水手一并卖进澳门的苦力猪仔馆。多亏麦当奴爵士出面干预,这些人随即由葡萄牙总督苏沙海军上将予以释放,而香港各界也慷慨解囊,凑足了所需款项,把这些不幸的被掳者送回本国。
麦当奴爵士对于文官队伍的编制,并没有作多大的变更或扩充。但为了紧缩开支,每逢有合适的职位出缺,他总是一再运用一人兼领数职的原则。他施政的一个特点,是始终偏爱那些他认为能为其雷厉风行的政策所用、又能服从其严厉纪律的官学生;而他的这种纪律,要求下属具有极大的耐心,因为他毫不留情地把公文报告一次又一次退回修改,直到与他的看法相合为止。他施政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官学生中居首的史密斯先生担任华民政务司期间,大大提高了华民政务司署的权力与地位;史密斯先生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是他的左右手。在他到任以前,官学生的名额已经增加(一八六五年八月),委派了李斯特先生和罗素先生;他到任后没过多久,便派这两人担任要职,前者派往船政厅,后者派往巡理府,后者同时兼任他的私人秘书。
总督推行的第一项得人心的措施,是修订定例局的组成。早在库务司福斯先生(一八六六年三月)依照当时已有的规定受到申斥的时候,殖民地部和本地各界便都感到有修订的必要了。福斯先生之所以受申斥,是因为他附议了(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一位非官守议员苏石兰先生所提的动议,其内容是在造币厂的盈利超过所需数额之前,把九万二千元的军费一项从预算中删去。局中非官守议员只有三人,官守议员却有七人,因此本地各界认为,既然官守议员从此以后要么辞职,要么对政府的每一项措施都投赞成票,那么除非依照新的规定修改定例局的组成,非官守议员实际上便毫无作为。麦当奴爵士一有机会(一八六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便把波尔法官腾出的议席给了罗韦特先生,于是局中除总督之外,有官守议员六人,本地各界人士四人,即吉布、耆紫薇、泰勒、罗韦特诸位先生;不过总督除普通一票之外,还另有一张决定票。
麦当奴爵士始终能够把定例局掌握在手中,而华民政务司(他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署理身份列席局中)在这件事上也给了他得力的辅佐。麦当奴爵士是出色的演说家和敏锐的辩论家,向来极其认真,对于他所着手的任何问题都了如指掌;此外,他还有那严峻的个性所带来的分量,以及克服一切障碍的坚定决心。他与非官守议员只交锋过一次:那一回,他们由耆紫薇议员率领(一八六九年九月三十日),大胆地抨击总督设立一个特别结余及超收账目的做法。他们抗议这种对公共账目的操弄,认为其用意似乎是让总督能够在立法机关不知情、未同意的情况下动用公款。然而当时署理辅政司的史密斯议员辩称,只要定例局所拨的款项用于与原定用途同一类的事项,那么具体的开支项目在拨款案中是否列明,是无关紧要的。几年以后,总督离港期间,莱里议员与政府发生了正面冲突。莱里先生听说有一份涉及封锁问题的重要文件,从那位不得人心的华民政务司史密斯先生的署中流到了中国海关官员的手里,便(一八七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局中质询此事。当时以署理库务司身份列席的史密斯先生,把莱里先生的话当作是对他本人的指控,相当激烈地加以反驳。耆紫薇先生支持他的同僚,批评华民政务司一身兼领多职,并要求界定其职权。在下一次会议上(一八七一年十月十八日),讨论再度展开;数日之后,辅政司柯士甸先生致函莱里先生,正式要求他为其对华民政务司的指控提出证据。莱里先生始终坚持说,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指控,只不过是要求说明情况;他在复函中要求在下次会议上宣读一份抗议书,抗议要他在会议厅之外解释他在会议厅之内所说的话,是侵犯了议员的特权。在下一次会议上,莱里先生提出了抗议的通知,但会上不准讨论。公众认为整件事正说明了局中代表性不足这一由来已久的弊病,此时便指斥副总督威非路延搁辩论的做法,是扼杀自由讨论的无理之举。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莱里先生就其所申诉的特权受侵一事所提的抗议书在局中宣读,并载入了会议记录。莱里先生理直气壮地主张,议员在局中的言论自由是绝对必要的。
麦当奴爵士的财政措施,既是他任内最大的麻烦之源,也是他最大的成就所在。在他到任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殖民地一直在从比较宽裕的状况,逐步滑向日益严重的入不敷出。一八六五年年初,库务司的账目显示资产超出负债二十九万八千元。到了次年(一八六六年)年初,这笔盈余减为十八万四千元;到一八六七年一月,只剩下一笔虚有其名的盈余十二万四千元,其中一部分还是六万元无法动用的铜钱存货(铜仙和铜文),这种钱是无法强迫任何债权人接受的。所以殖民地实际上已经无力偿债。不仅如此,一段时间以来,开支随着收入的不断减少而节节增加。一八六五年孖沙先生署理期间,开支超出收入九万四千三百六十一元;一八六六年麦当奴爵士刚刚到任,超支便达十六万七千八百七十七元。但是转机就此到来。麦当奴爵士立即把开支从上一年(一八六六年)的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四元削减到七十三万零九百一十六元,不过一度不得不把军费拖欠下来。与此同时(一八六七年),靠着麦当奴爵士的印花税条例,收入得以永久提高;该条例于当年年末(一八六七年十月九日)开始施行。殖民地的财政从此开始慢慢好转,尽管恰在此时,早在一八六六年便已显现的商业萧条大为加剧,殖民地的商业利益正经历一场在殖民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机。一八六七年的开支比收入少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四元,次年(一八六八年)少十四万二千七百九十四元,尽管在后一年里所拖欠的军费已全部还清。一八六八年的收入达到一百一十三万四千一百零五元的惊人数目,而开支为九十九万一千八百一十一元,于是有了十四万元的盈余。商界当时正深陷于绝望的泥沼之中,对此结果不但不欢欣,反而对赋税之重大表不满,唉声叹气地指着印花税条例的收入说,单是这一年,它就从商人的口袋里掏走了十万一千元。一八六九年的收入与一八六八年相比,表面上减少了四万三千八百一十一元,但实际上略有增加,因为一八六八年误将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元的赌饷收入列入了收入,而这笔款项后来不得不退还。一八七〇年,收入略有减少(减少一千七百九十一元),一八七一年减少得稍多一些(减少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一元)。然而麦当奴爵士可以自豪地说,他把财政整顿得如此妥当,以至于在中国商业灾难空前频仍的时期,殖民地却从无力偿债的境地转为财政稳固无虞,既没有留下一笔未清偿的债务,也没有从那笔因赌博执照而不可避免地积存下来的特别基金中借用分毫。
前面已经说过,这一财政上的成功,主要是靠印花税条例(一八六六年第十二号)取得的。麦当奴爵士最初宣布(一八六六年八月)有意推行一项印花税法案时,外侨社会起初对这项措施似乎有点不知作何想法。但是当法案在定例局通过二读(一八六六年九月)之后,本地一家报纸《德臣西报》大胆地支持法案的原则,而另一家报纸《孖剌西报》则加以反对,并抱怨说法案是在非官守议员对其内容和影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仓促通过的。于是召开了一次公众大会(一八六六年九月),并依照会上通过的决议,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抗议批准所拟的条例,殖民地几乎每一家商行都在上面签了名。外侨社会反对这项法案的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印花税将严重阻碍商业,这一揣测后来证明是没有根据的;第二,这项措施具有很大的伸缩余地,会助长政府的铺张浪费,这一指责出于不信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并非如此;第三,这种税负主要会落在外国商业的头上,而华人则会设法逃避。最后这一点看来正确地预见到了印花税条例日后的施行情形,而当时一家报纸上发表的一项说法,更增加了它的分量:据称按照当时的情形,华人社会每人负担的税额为四元,而英国人及其他外侨社会每人负担二百五十元。麦当奴爵士虽然乐于修改法案的细节,以照顾各界次要的反对意见,却未能令人满意,因为公众中有很大的多数是根本反对整个法案的。于是又召开了第二次公众大会,结果又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谴责整个措施。当消息传来(一八六七年三月初)说英国政府已经批准了这项法案时,本地各界群情激愤,麦当奴爵士被公开指责(一八六七年三月十五日),说他使卡那封伯爵相信总督的论据已使本地各界接受了这项税捐,而实际上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这项税捐严重损害殖民地的真正利益。然而,到印花税条例开始施行时(一八六七年十月九日),本地各界的情绪,就总督与这项条例的关系而言,已经有了转变,尽管他们对这项措施仍然强烈反对,而且后来又召开了一次公众大会(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七日),再度加以谴责。那时大家普遍相信,倘若总督在处理赌博问题上能够放手去做,印花税条例本来是绝不会付诸施行的;正是由于英国政府不顾一切论据与抗议,坚持要殖民地缴纳军费,才使施行印花税条例成为万不得已的事。麦当奴爵士下令提起了若干宗诉讼,以期迫使华人居民在某种程度上遵守印花税条例的各项规定。然而这些诉讼只是更激起了大家对这项措施施行情形的普遍不满。除了开给外国人的收据之外,华人店铺和商人都不理会这项条例,只有在担心可能引起诉讼的时候,才在商业文件上贴印花。麦当奴爵士急于改善条例的施行情况,便委任了一个委员会(一八六八年三月),请公众向该委员会陈述他们对条例施行的不满和改进建议。总商会随即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一八六八年四月),送交各位委员。依照委员会的建议,印花税条例后来得到修订(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一日),而本地各界最终发现这项条例并没有对殖民地商业的繁荣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久而久之也就接受了这项措施;此后它一直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提麦当奴爵士为管制华人赌馆所采取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虽然原本是作为解决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防止警队贪污腐败的办法而策划的,结果却使殖民地的临时收入与特别收入大为增加。麦当奴爵士的施政,确实以他所作的一项大胆尝试而格外引人注目:他无畏地公然无视公众舆论和官方的种种约束,试图解决那个曾令他历任前任都大伤脑筋、与华人众所周知的嗜赌成癖有关的问题。这一民族恶习,与吸食鸦片和娼妓一样,而比二者流传更广、势力更大,乃是植根于华人社会机体中一种与生俱来、因而无法根除的病症。麦当奴爵士说得完全对:在欧洲各国所见的赌博之欲,与华人各阶层中所表现的同样嗜好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而在香港,由于法律禁止赌博必然导致警队腐败,赌博便成了一个很容易置之不理、但作为总督却非以某种方式加以解决不可的问题。前文已经提到,宝宁爵士是第一位认识到这一问题之重要性的总督,他提议仿照澳门的办法,给少数几家赌馆发给执照,借此使领照者为了自身利益而协力取缔一切无照赌馆。从麦当奴爵士的一份公文中的一句话看来,罗便臣爵士似乎也与宝宁爵士持同样的看法。但是他们两人都未能使英国政府批准如此大胆的革新。麦当奴爵士明知这一政策不仅为英国政府所厌恶,曾为接连几任大臣所谴责,而且很可能在英国国内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对,所以在采取这一政策之前,他一面就发照问题向殖民地部探询口风,一面竭尽全力,以最严厉的纪律和立法措施来整肃警队,取缔一切赌馆。他一经亲自调查,弄清了这一弊害的严重程度和范围,以及阻碍消除这一弊害的种种困难的性质,便着手清除警队中的可疑分子,并使其余的人对他追究每一个失职者的决心心存畏惧,不敢造次。有一段时间,警队中的腐败分子不敢受贿,赌馆的主人也收敛了经营,加倍提防。不久,麦当奴爵士在行政和侦缉措施之外,又加上了立法措施。他到殖民地没有几个月,便提出了一项修订的登记条例(一八六六年第七号),其中有许多新颖而重要的条款。其中之一是实行连带责任的原则,规定登记的住户须为住在屋内的居民或寄宿者因某些罪行,尤其是赌博,而招致的罚款负责缴纳,但住户若能抓到原犯,可向其追偿。华人住户认为这一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原则十分苛刻,而赌博团伙的主事者也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向总督表示,愿意先是每年出二十万元、后来又加到每年三十六万五千元,换取开设有限几家赌馆的执照。他们由此表明,如果继续推行压制措施,他们能拿出多么巨大的一笔钱来贿赂警察。然而麦当奴爵士继续推行他的压制政策,这一政策起初似乎十分奏效,以至于他在一八六七年一月七日向卡那封伯爵报告说:警队已大有改进,罪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几乎完全取缔赌博的前景已开始展现,赌博已减少到他初到时所见的五分之一以下,过去好几个星期以来,没有一名警察从赌博团伙那里收受过任何定期的规费;不过街头赌博仍然存在,而且除非警察继续保持警惕,这一弊害还会像从前一样再度爆发。然而这份乐观的报告寄出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便得知一些情况,不得不报告说(一八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警察在取缔赌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不如他原先所想的那样大。三个月以后(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又不得不报告说,由于种种情况,警队中旧有的风纪败坏又有部分死灰复燃。一八六七年五月九日,麦当奴爵士发现自己已经无计可施,承认自己失败了。就在那一天,他向白金汉与钱多斯公爵报告说,他现在看不出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可以指望政府能在香港取缔赌博,而现行的处理办法(即禁止)既败坏警察的品行,又达不到所追求的目的。
麦当奴爵士于是决定试行给少数赌馆发照的制度,以期管制赌博,并逐步加以取缔。他以前就曾想到过这一办法。早在一八六六年八月,他就曾私下就一项条例草案(一八六六年第八号)征询过定例局议员的意见;这项条例名为「维持秩序与清洁」,却载有管理(亦即发照)赌馆的条款。他希望这样一来便可以不必诉诸当时正在讨论中的印花税条例。这是抛给非官守议员的一个诱饵。他们一旦吞下这个诱饵,便在这两项条例上都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麦当奴爵士把一八六六年第八号条例(维持秩序与清洁)的草案呈送卡那封伯爵时,提议授权会同议政局的总督「采行一种向为英国政府所不赞成的制度,并借此项变更获取大宗收入」。他又补充说:「定例局各位议员均主张作此制度上之变更,既作为警务措施,亦作为收入措施。」卡那封伯爵并没有把当年宝宁爵士提出同样建议时所得到的答复给总督照发一遍,而是承认香港的情形特殊,有理由采取非常措施,因而批准了麦当奴爵士的提议,即通过发照的办法,把有限几家赌馆置于警察的控制之下,以期最终取缔一切赌博。然而他附加了一项极其重要、而对麦当奴爵士来说是致命的条件,即执照费绝不能以承饷的方式包出去,而必须作为警务事项处理,绝不能当作收入。麦当奴爵士立即着手设法取消或绕过这一条件,这并不是因为他真正的目的在于收入,而是因为承办赌博执照的华人承饷商若须缴纳巨额饷银,便会为了自身利益而不得不组织一支侦缉队来取缔一切无照赌博,而这些侦缉人员又可以与警队合作,逮捕和扣押那些像飞蛾扑火一样聚集到赌馆来的危险分子。因此,他向卡那封伯爵报告说(一八六七年一月十四日),除了把开设赌馆的执照以承饷方式包出去之外,不可能用任何别的办法进行,因为别无他法能使政府取得华人的合作;他并建议让会同议政局的总督有酌情权,视情况所宜行使条例所赋予的权力。至于这项措施的财政方面,即英国政府所极为厌恶的那一面,他又说明(一八六七年五月九日),殖民地可能从这一变更中得到的任何金钱上的好处,绝不应被视为他推行这一变更的动机;不过从这一来源每年很容易便可得到二十万元以上的收入,倘若再把造币厂关闭,殖民地便能够恢复缴纳军费,还可以免除印花税法。
然而在此期间,白金汉与钱多斯公爵已接替了卡那封伯爵的职位。他虽然完全赞同前任的训令,却避而不讨论总督的论据,也没有给予总督所要求的那种酌情权,而且明确拒绝(一八六七年四月一日)批准承饷制度。后来他又具体规定(一八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执照费应以足敷与这一制度有关的警务安排之用为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公爵通知麦当奴爵士(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女王陛下已恩准确认所拟的维持秩序与清洁条例(一八六六年第八号,此时重新制定为一八六七年第九号)。
这里必须指出,直到一八六七年七月,香港各界虽然清楚地知道总督曾大力设法取缔赌博、清除警队中的腐败,而且知道他已经失败,却对总督与定例局之间的秘密商议,以及卡那封伯爵和白金汉公爵对所拟发照开设赌馆一事的批准,一无所知。不仅如此,一八六七年第九号条例中授权总督为「更好地限制和管制赌博」而制定规则的那几段,措辞如此巧妙,以至于不知内情的读者根本不会想到定例局和大臣都心知肚明的那件事,即根据这项条例,要以发照的方式来管理和取缔赌博。
麦当奴爵士一从电报中得知一八六七年第九号条例将获确认,便向公众公布了他的计划(一八六七年七月十日),随即安排给十一家赌馆发照(后来增加到十六家),并于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五日开张。执照的收入,总督本人虽不喜欢,却是他这一计划所不可或缺的附带结果;按照英国政府的命令,这笔收入必须另行存入一个单独的特别基金。到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该基金达到十五万五千元;到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达到二十二万一千七百余元;到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达到二十七万七千余元。官办赌馆起初除妇女之外,对所有人开放,但不准外国人赌博。过了一段时间,只准华人和马来人入内(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后来又认为有必要把华人仆役、银师、司账和收账人排除在外(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六日)。麦当奴爵士密切注视着罪案统计,真诚地相信他这一为华人无法遏制的嗜赌之情提供一个宣泄出口的制度,正在使殖民地的罪案稳步减少。许多警方通缉已久的危险分子,或是出狱后以永不返回殖民地为条件而被递解出境的人,都在赌馆中被捕。他报告说(一八六九年三月六日),发照制度的良好成效包括:警察与赌博团伙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完全绝迹,仆役偷窃案异乎寻常地减少,领照者在缉拿危险分子方面给予了切实有效的协助。他还用统计数字证明,自赌馆开张以来,殖民地的罪案已普遍减少。
这一非同寻常的计划首次公布时(一八六七年七月十日),整个殖民地都为之愕然。少数几位知悉内情的定例局议员,对他们理应代表的公众忠实地守住了这个秘密。麦当奴爵士报告说(一八六七年七月二十日),这一新安排已得到本地各界即使不是一致、也是普遍的赞同,只有「几位教会人士自觉有责任提出抗议」。至于非官守议员,麦当奴爵士声称(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五日),「他们每一位从一开始就都表示赞成这项措施,只有一位即将离任的议员」巴里先生例外。这项措施的主要反对者是伦敦传道会的杜纳牧师,他给各报写了几封慷慨激昂的信,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在英国散发,并且说动了另外四位传教士,即华伦、派珀、黎力基、勒歇尔诸位先生,以及愉宁堂的牧师莫里斯先生,一同加入这场讨伐。这几位反对者从此被称为「道德六君子」,他们向总督呈递了一份简短的请愿书(一八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抱怨这项措施是以一种鬼祟而不合英国作风的方式推出的,势必导致赌博大为增加。请愿人又声称,这项措施为华人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所反对,而且无论按照英国法律还是中国法律都是不合法的。最后他们断言,政府无权纵容和认可罪恶。华民政务司史密斯先生不得不以总督的名义给这几位传教士写了一封带着轻蔑口吻的复函,尽力驳斥他们的论点。他还撰写报告,支持总督的说法,即这一制度已收到良好的效果,并得到了华人社会的赞同。麦当奴爵士起初对传教士的反对并不在意,白金汉公爵也拒绝(一八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对他们的请愿书表示任何意见,只是要总督作更详尽的报告。但是道德六君子并没有因本地各界和大臣的冷淡而灰心,他们向本国呼吁,其方式很快便影响了英国的报界,又在议会中引起回响,以致麦当奴爵士抱怨说(一八六八年一月三十日),这几位教会先生在别处竟走到了这样的地步:为了加强他们的论证,把他称为「敌基督」,并指责他故意说谎。后来,当香港的舆论也开始转而反对他的计划时(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麦当奴爵士终于对道德六君子的立场加以驳斥,说那是一种懒惰而容易自满的道德:它袖手旁观,对公认的罪恶和滋生罪案的温床不作任何遏止,却大声疾呼反对政府至少设法管制那无法遏止的弊害,认为政府宁可对这一恶习的存在视而不见,也不该去管制那无法遏止的东西。这番话颇有几分道理。
然而在此期间,道德六君子的抗议已在本国激起了舆论,惊动了社会科学协会,并在唯一能让殖民地的抗议在确有冤屈时产生实际效果的地方,即议会,引起了注意。至于社会科学协会的所作所为,无须多说。这个团体在这件事上成了两个人的不自觉的工具,实在有失体面;这两个人在宝宁爵士时代曾经毒害了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他们就是前任律政司和《孖剌西报》的前任主笔。这两个人得知,他们当年所仇视的对象,即宝宁爵士时代的那位华民政务司,此时是香港领照者的官方认可的代理人兼顾问,从领照者那里领取一笔丰厚的薪金(头一年为二万元),便设法借社会科学协会的名义,抨击麦当奴爵士的政策,重新对此人施以迫害。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格兰维尔伯爵接见该协会的一个代表团,那位前任律政司实际上就是这个代表团的引见人,而他和《孖剌西报》的前任主笔是主要的发言者。他们提出——仿佛麦当奴爵士没有尝试过这个原则并已归于失败似的——要执行任何取缔赌馆的法律,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十家为甲、百家为保的甲保之制,推行中国那种集体连坐、互相担保的法律;这种制度香港立法机关在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五七年间通过的各项条例中都曾承认过,却从未付诸实行。然而这次接见,以及该协会的秘书们所呈递的几份请愿书(一八六八年八月一日和一八六九年一月十四日),还有麦当奴爵士的正式答复(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日),大臣认为无关紧要而拒绝转递,都毫无效果。白金汉公爵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话,颇能说明殖民地部一般对请愿书重视到何种程度。他告诉麦当奴爵士(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八日),对于在议会中或经官方提出的指控,他固然可以为自己和他的政府辩护,但对于一个私人团体,就几乎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至于国会就香港赌馆问题所作的辩论,对于更妥善地解决其中牵涉的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并未提供任何真正的助益。倒是国会应请刊布了自宝宁爵士时代直至麦当奴爵士最近一件公文为止、与整个问题有关的各项官方文件(一八六八年六月十五日及一八六九年八月九日),这对于人们全面了解麦当奴爵士如何不计个人得失、甘冒最刻毒的诋毁而寻求解决之道,颇有帮助。
麦当奴爵士所遭遇的唯一严重困难,出自他与历任大臣之间的关系。麦当奴爵士开设领牌赌馆后不久,白金汉公爵便表示惊讶(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说他从多方面接到报告,称牌照费正被当作一项财源。公爵对麦当奴爵士的政策理解得并不完全,这从他在上议院的一番陈述(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三日)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当时说:「麦当奴爵士并不打算取缔赌馆,而是要从赌馆取得一大笔收入,并在极短时间内根除这一祸害。」麦当奴爵士只得更详尽地解释自己的用意;可是等到即将卸任的公爵终于领会了麦当奴爵士政策的真正意向,他却措辞颇为严厉(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日),表示「对此等做法完全不予认可」,并扬言「要将发牌一事全盘停止」。麦当奴爵士自然认为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于是在致公爵的继任者格兰维尔伯爵的信中(一八六九年三月六日),称公爵那件公文「含有笼统的评论,隐然是对香港政府的全面谴责」。然而这只使事情更糟。格兰维尔伯爵此时为前任出头,谴责麦当奴爵士(一八六九年五月一日)言辞之间语气格外失当。这场纠葛愈演愈烈:格兰维尔伯爵鉴于麦当奴爵士行事自作主张,抱怨说(一八六九年十月七日),给他的指示即便再明确不过,似乎也不足以防止误解;他甚至出言警告麦当奴爵士(一八六九年十月八日),说今后若再有任何企图规避严格执行训令之举,他将极为严肃地看待。其后(一八七〇年一月七日),格兰维尔伯爵又一次谴责麦当奴爵士,说他毫无根据地认定大臣会批准一项提议,即把本殖民地在警务与教育方面超出既定常规标准的一切开支,统统从特别基金中支付。总督被严令将一切未经批准而动用的款项,共计十二万九千七百零一元,悉数归还特别基金,因而被迫卖掉殖民地的炮艇,并另想种种办法紧缩开支,令本殖民地大为惊愕。
麦当奴爵士与唐宁街上司之间的分歧毫无妥协的余地,他的整个计划也因此而毁。他所想的,只是如何取得领牌华商的合作,以遏制罪案,防止警察腐败;上司们所想的,却只是他们无法在国会为从恶习中取得任何收入一事辩护。麦当奴爵士所力争的,是承饷制度;上司们所反对的,是取得收入。「这笔钱一缴上来,尽可以扔进海里,但切不可放弃政府借此对承饷人所握有的控制。」麦当奴爵士致白金汉公爵的这几句话(一八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乃是理解他的政策的真正钥匙。不过,他的计划的骨干固然实在于取得收入,而不在于这笔收入的用途,然而单是从恶习中取得收入这一点,恰恰就是卡那封伯爵、白金汉公爵和格兰维尔伯爵眼中,计划的反对者们对麦当奴爵士所提指控的真正要害。况且,麦当奴爵士既已从赌馆取得收入,却并没有把钱扔进海里;当他奉命把这笔钱另行存入特别基金、不得染指时,他也不肯俯首听命。恰恰相反,他既已故意违背训令,把牌照交人承饷,便又锲而不舍地设法从唐宁街当局那里逼出一些表态;这些表态若对照他自己的种种建议来读——而这些建议往往未被驳回——似乎就是准许把赌饷收入用于各种足以改善华人居民境况的用途。正是他这种在处置特别基金一事上坚持己见、一意孤行的决心,激怒了他的上司,造成了上述彼此之间的误解。
他与殖民地部的关系既已如此明显地紧张起来,麦当奴爵士唯一的愿望,便是得到「终局而明确无误的指示」(一八七〇年三月七日)。这番争执已使他心力交瘁。于是他决定利用已获准的病假,取道日本与旧金山返回欧洲,以便与大臣当面会商,为挽救他的措施免于失败作最后一番努力(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二日)。
他一离开本殖民地,自一八六八年以来逐渐转而反对麦当奴爵士政策的舆论,便聚集力量,对这一政策作全面的谴责。早在一八六八年四月二日,几位原先赞成总督计划的大商人(莱里、泰勒、希区柯克、罗韦特、拉柏立)就已在总商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声明,说这一制度正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而华人的主要商人也持同样看法。不过,这一运动当时并无下文。但总督一走,按察司史德龄便开始在法官席上抨击总督的政策。他最后在致辅政司的函件中(一八七〇年八月八日及一八七一年二月十日)把他的种种意见归结起来,声称:国会自一八四三年以来所通过的那些严厉法令,从未在本殖民地成为法律;在一八六七年与一八六八年两年之内,在政府赌馆中下注并输掉的钱超过一千零六十七万四千七百元;政府的措施非但没有减少赌博,反而大大助长了这一恶习;它引起并滋长了极为严重的罪行,且有自杀事件可以追溯到赌博;赌馆使小商贩染上了不诚实的风气,而这股风气又败坏了警察;赌博在中国与在英国一样都是罪行,公然发牌准赌,有损英国政府在中国的威望。按察司还提交了一份取缔赌博的条例草案,但律政司庞斯富特认为它过于严苛,以至本殖民地无人能幸免于其可怕的刑罚。副总督威非路也站在麦当奴爵士措施的反对者一边。他急于关闭赌馆,并坦率地这样告诉了金伯利伯爵(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日)。他解释说,依他之见,维持赌馆既然未能遏制罪案,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本殖民地背负一种有害制度的全部恶名,却又不准它动用由此积累的款项,而这些款项本可长久地造福于各种公共机构,尤其是与华人有关的机构。威非路少将从与殖民地部往来的全部函件的大意推断,在本殖民地再没有比停止公开赌博的合法地位更受欢迎的举措了,于是经议政局同意,自行负责通知各承饷人(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七日),说他打算于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关闭赌馆。在香港,人人都以为此事已经了结。但金伯利伯爵以电报撤销了这一措施,并告知这位英勇的将军:临时署理政务的官员,未经大臣明确指示,不应擅自背离他所代理的总督的政策。于是发牌制度又延续了一年,承饷专利以拍卖方式售出(一八七一年一月十二日),每月一万五千元。但此事激起了社会各界作新的努力。总商会相信领牌赌博正在损害本殖民地,所夸耀的罪案减少没有一分是发牌制度的功劳,而且警队完全有能力把赌博压制到只能在秘密窝点里进行的地步——却忽略了此种做法所引起的警察腐败——于是向大臣呈递了一份请愿书(一八七一年一月十日),恳请停止发牌制度。这份正式文件由主席莱里、副主席利梅宁和秘书布莱克曼签署,并有四十名会员附署;此外,理雅各博士和韦尔什先生又递上另一份请愿书,有五百一十人签名,代表社会各阶层,表达社会各界对麦当奴爵士计划的抗议。就连华人社会,明知华民政务司史密斯是这一制度最有力的支持者和辩护人,也向他呈上了一份请愿书,强烈谴责这一制度。这些民意表示之后,按察司紧接着作出一项司法宣告(一八七一年二月),大意是在没有专门条例的情况下,本殖民地发牌准许开设赌馆是不合法的。更为有效的是英国国内重新掀起的风潮:下议院应宝宁先生的动议,要求(一八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提交有关赌馆发牌制度的进一步文件,这些文件随即刊布(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对于香港人士的所有请愿书,金伯利伯爵只简短地答复说,待麦当奴爵士返回本殖民地时,将训令他通盘考虑整个问题,以期终止赌馆发牌制度。麦当奴爵士的这场斗争就此结束。这一仗打输了。然而,尽管总督回港(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八日)后这一制度随即废止,废除赌馆却并未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赌博与警察腐败此后不受遏制,照旧进行。政府从此对这个问题干脆不闻不问,而这个问题至今仍在等待一位高手去解决。
前文已经提到另一个纯属财政性质的问题,它作为前朝遗留下来的包袱,同样困扰着麦当奴爵士的施政,那就是他的前任罗便臣爵士所设立的造币厂。造币厂初开(一八六六年四月七日)之时,已耗资四十万元,每年还需另支七万元以维持运作,而当时本殖民地实际上已濒于无力偿债。异乎寻常的低汇率,立即对造币厂的前景造成不利影响。华人又因一则谣言而对新银元心存成见,这谣言误称在女王的钱币上打戳记会招致刑事追究。因此本地对铸币的需求少得可怜,在总督看来,与造币厂的营运开支全不相称。从一八六六年五月至一八六八年二月,造币厂实际所得的铸币费,仅约两万元。麦当奴爵士预见到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又迫于财政困难,便委派了一个委员会(一八六六年十月),调查造币厂的营运情形。委员会呈交的报告(一八六七年一月一日)令人大为泄气,因为委员们只不过建议让造币厂再开十二个月,理由是与造币厂职员订立的协议,规定造币厂一旦撤销须予补偿,所以无论如何,本殖民地立即关闭造币厂,与让它再运作一年,花费是一样的。六个月之后(一八六七年八月),定例局审议本殖民地的预算时,认为有必要把造币厂一八六八年预计可得的铸币费由四万元减为一万五千元。当局就此情形下是否宜于继续经营造币厂一事,征询了财政部诸位委员的意见;一八六八年二月,麦当奴爵士接到电报,获准将其关闭。各银行经理均获邀出席议政局会议,就造币厂能否以某种安排继续开办一事向政府献议。但他们既无鼓励之辞,也提不出什么建议。麦当奴爵士随后(一八六八年三月)设法劝说本地各银行接办造币厂,在政府监督之下为自己的利益经营。只有一家银行提出了条件,而所提条件又未能达到总督的期望。于是造币厂关闭,机器以六万元售予日本政府(一八六八年六月),房屋与地皮则以六万五千元售予怡和洋行,用来开设制糖厂。一项即使在三年以前就已达五十万元的投资,本殖民地最终只收回了总共十二万五千元。
一个在经费方面如此拮据的政府,自然不能指望它在公共工程方面有多大作为。麦当奴爵士在这方面同样显示出他的魄力与应变之才,在当时情形之下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他促成了若干新警署的兴建,并以电报线把岛上所有警署连接起来。他原希望获准从特别基金中支取这笔开支,以及装备一艘蒸汽炮艇的费用,但请求遭到拒绝,这些事业的费用只得由经常收入中拨付。他曾急于兴建一所新医院和一座新法院,但他所能支配的经费,已因军费摊款而捉襟见肘,只得省着用来应付最迫切的需要,即修缮公共建筑、道路、桥梁和水务工程。一八六九年间,总督在公共工程上花费了三万零五十元,其中将近一半用于水务工程。一八六九年九月十七日,他说明还需再拨一万零六百元,用于扩建薄扶林水塘和修理堤坝,而工程只完成了一半。他解释说,这项工程原先的估价是十万元,如今却要花费一倍;这些水务工程的经过表明,本殖民地在兴办最必需的公共工程时,可能因所用人员的无能而蒙受多么惨重的损失,而这类人员最明显的缺陷,又是多么难得能阻止他们去规划力所不及的方案。由于这些原因,麦当奴爵士从英国聘来一位特别干练的工程师基德,出任水务监督;倘若不是海旁地段的业主们那样桀骜难驯,他本来还会重建海旁堤岸。一场台风摧毁了不堪一击的海旁堤岸(一八六七年八月八日)之后,麦当奴爵士决定以坚固的方式重建整个海旁。但不幸的是,他遭遇了地段业主们同样毫不退让的反对,而这种反对曾经挫败了他的两位前任宝宁爵士与罗便臣爵士的努力。麦当奴爵士仍然重新开战。由于军费摊款耗尽了可用的经费,他通知与海旁废墟有关的地段业主,说他们必须为重建各自地段前的海堤,分担一个公平合理的比例。业主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便邀请他们与辅政司史密斯会商。辅政司告诉他们(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律政司已提出意见,认为根据各业主租契的措辞,每一位地段业主均负有维修海堤的法律责任。这些业主在会商之前已经议定(一八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抵制这一要求,并带着法律意见书前来,争辩说:所说的那一条款,指的是各自地段之内的道路、沟渠等等,而不是海旁堤岸;最初建造海堤时,他们支付了费用,彼此明白讲定此后的维修由本殖民地负担;海堤状况不良,他们既不负责任,也没有义务修缮。会商在一片混乱中散场。麦当奴爵士致函地段业主(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辩称先前的堤岸修得不好是他们自己的过失,而修了一道不合格的堤岸,并不能解除他们原有的义务。此举无效之后,他便下令提起诉讼。当局选定一宗试验案件,起诉一位海旁地段业主韦伯斯特,索取重建其名下那一段海旁堤岸的费用。这宗被称为「海旁大案」的案件,由一个特别陪审团(莱尔、韦勒、考克森、梅利什、阿诺德、维克斯、麦金托什)审理,判决结果有利于被告(一八六八年二月七日),令总督大为难堪。这一判决所依据的,是按察司的见解:根据租契的条款,被告有义务修缮其产业之内的或「为该产业所必需的」一切公共码头、栈桥和道路,但海堤并非被告产业所必需。
这一时期的立法工作,大部分涉及警务与罪案、商务与移民以及华人居民的管理,这些都在别处另有叙述。麦当奴爵士也提出了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条例,诸如规管消防队的条例(一八六八年第四号)、保护鸟类的条例(一八七〇年第一号)以及公共花园条例(一八七〇年第八号)。改进司法行政,是麦当奴爵士十分关注的一件事。这一时期通过的条例,修订了有关陪审员与陪审团的法律(一八六八年第七号)、刑事诉讼程序(一八六九年第二号及一八七二年第三号)、承诺宣誓(一八六九年第四号)、已故人士遗产的管理(一八七〇年第九号)、大律师与律师的登记(一八七一年第八号)、法院休庭期(一八六九年第一号)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即一八七一年第一号条例——两年后却被麦当奴爵士的继任者废除——规管了简易审判庭的程序,规定凡涉及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款项的案件,可由按察司在高等法院以简易审判方式审理,无须陪审团。这一时期有两项有意思的判决。在女王诉苏萨一案中,史德龄爵士裁定(一八六九年七月),对于居住在本殖民地以外、并无特殊身份的外国人,在香港刊布诽谤其人的文字,不能在香港提起刑事诉讼。另一宗是新珀涅罗珀号一案。这是一艘法国苦力船,从澳门启航后,被船上的苦力在一个名叫郭亚胜的人带领之下夺取,他们杀死船长和船员,逃到香港。史德龄爵士裁定:罪行是针对法国所犯;该船是一艘奴隶船;为重获自由而犯下的杀人行为不构成罪行。这一时期,司法行政屡屡因按察司史德龄与首席御用大律师波拉德之间的不体面争执而蒙羞。这些争执在一个令人痛心的场面中达到顶点(一八六七年七月二日):波拉德先生受到训斥,被宣布犯有六项各不相同的藐视法庭罪,罚款两百元,并停止执业十四天。按察司在这一场合对这位虽然难缠、却极受欢迎的大律师训话时,一直让他站在面前,其语气与态度激起了整个社会的义愤。罚款随即由一份公众捐款名单筹足,签名的有一百多人,来自本地社会的各个阶层。波拉德先生向总督申诉,总督拒绝干预,并劝他向女王陛下呈请。一八六八年八月,枢密院的裁决送到,表明按察司全盘失败,因为加在波拉德先生身上的六项行为,没有一项被认定构成藐视法庭。罚款获得豁免,判决被推翻,但按察司并未因此缄口,而是以一种较为收敛的方式继续这场法律上的争斗。
这一时期,警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严密的审查,总督、按察司以及社会各界都对它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前文已经说过,麦当奴爵士经过亲自调查,确信警队既无能又腐败之后,曾于一八六六年及一八六七年试图以整饬纪律的手段来整顿改革这支队伍,但没有成功。一八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向大臣断言,他不记得在任何殖民地见过一支就其人数而言如此无能、或者说如此普遍腐败的队伍,像他在香港所见的警队那样;这支警队当时由八十九名欧洲人、三百七十七名印度人(主要是孟买土兵)和一百三十二名华人组成。但是,在实行赌馆发牌制度之后,麦当奴爵士于一八六九年报告说,警队已因这项措施而大为改观。毫无疑问,一八六八年与一八六九年两年间确有显著的进步。但看来这一进步与其说是由于赌馆发牌——这当然大大减少了贿赂——不如说首先是由于麦当奴爵士对警官私事的严密监察,以及他每日不懈地查明在一切特殊案件中为侦破罪案而采取了哪些步骤;其次则是由于他为改革警务而推行的若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以苏格兰籍警员取代英格兰籍警员,以锡克籍警员取代孟买籍警员;委任一位通晓印度斯坦语的副警察司克雷格;从特别基金中每年拨出两万元,作为操行津贴;将华人分队分级,为华人警员开辟晋升的前景(一八七〇年三月一日);增设警署并以电报相互连接;开办警察学堂(一八六九年),借此鼓励锡克人和华人学习英语。另设一支专归海军部管辖的海军船坞警察(依据一八六七年第二号及第十三号条例),也是一项改进。直到一八七〇年三月三十日麦当奴爵士拿出统计数字、显示警队效率有所提高时为止,公众都相信警队已经大有改进;上海工部局秘书庄士敦在致《伦敦与中国快报》的一封信中(一八六九年七月八日),贬称香港警察不如上海警察,警察司田尼大力驳斥(一八六九年九月十五日),斥之为肆意歪曲统计数字,公众也站在田尼一边。然而,香港警务的改革主要归功于麦当奴爵士个人的警觉,这可以从下述事实推知:他一离开本殖民地休假(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二日),按察司和公众就又开始抱怨警察风纪败坏。一八六九年的警务报告刊布时(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一日),宣称设立侦缉队伍不切实际,舆论便把这解读为:妨碍侦破罪案的,与其说是别的什么困难,不如说是贿赂。按察司的举动也激起了公众对警察组织的不满。他向政府提出抗议,从而促使当局对愿意学习中文的警官给予实质的奖励(一八七〇年五月),但他反对华民政务司单独管辖一支由六十九名团防更练组成的独立队伍,这场讨伐却没有成功。定例局的非官守议员也对警察表示不满,要求委派一个调查委员会;于是按察司在定例局席上提出一份备忘录(一八七〇年十一月),痛斥警队的无能与腐败,并建议为避免警察司与华民政务司之间不断发生摩擦,把更练并入警队,统归一人指挥。一八七一年,按察司继续对警察提出不利的批评,社会各界在这件事上都站在他一边。一位极受欢迎的公职人员汤姆林在中区警署附近的一条公路上遭人打倒抢劫(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公众对警察组织的普遍不满由此达于极点。一个由非官守太平绅士组成的代表团随即晋见副总督威非路,敦促他立即采取措施改善警队。威非路少将答复说,已从格拉斯哥增调四十名警员,并许诺麦当奴爵士回任后将处理警务改革问题;公众却认为这只是回避全社会坚持的要点,即应为警队——他们认为警队已陷于混乱——配备一位得力的首长,并应立即委派一个委员会,调查警队状况不良的真正原因。一次有三百五十多名居民参加的公众大会(一八七一年九月),表达了社会各界普遍的不安全感,并强烈不满据称政府行政当局在警务方面一贯表现出的疏忽。一份请愿书被送往殖民地部,恳请委派一个调查委员会。金伯利伯爵否决这一请求的复函还没有送到本殖民地,麦当奴爵士一回任,便已按照社会各界的意愿委派了一个委员会(一八七一年十二月),成员为希拉、耆紫薇、米切尔、史钊域、罗卡克、利曼、福尔克纳和李斯特。调查的主要课题之一,是应否继续让更练单独归华民政务司管辖,维持这种权力分立的办法。委员会与总督的意见主要就在这一点上产生分歧,结果这种分治的局面只得延续下去。麦当奴爵士虽把警务改革留给了继任者,但在离开本殖民地之前,他实际上创设了一个专门取缔赌博的新部门:他解除了警队的这项职责,交由两位前官学生——华民政务司与警察司——亲自办理。这项委任两位绅士侦探的安排附有优厚的酬劳,社会各界视之为只不过是替总督的「门生」们填满腰包的借口。
麦当奴爵士以严于纪律著称,其精力与严厉势必对罪案产生遏阻之效。香港历任总督之中,从未有哪一位像他这样,令罪犯阶层对其本人的警觉与所施措施怀有如此真切的畏惧。他们不久便发觉,领牌开设的赌馆原是一个专为捕捉他们而设的圈套;而且人们很快便知道,如今坐牢已成了实实在在的惩罚。然而麦当奴爵士施政之中效果最为显著的,是他对持械或暴力伤人、拐带人口及拐卖儿童各案(一八六五年第十二号条例及一八六八年第三号条例),以及对递解出境后潜返的罪犯(一八七〇年第七号条例)施以鞭笞及单独监禁的那些措施。他因财政所迫,不得不放弃昂船洲上新建的监狱,于是把全部囚犯集中于域多利监狱,一律施以严酷的纪律,削减口粮标准,加重监狱劳役,并下令狱中犯规者改用九尾鞭而不用藤条责打。凭着这些措施,他使监禁成为真正的儆戒。他决意要将囚犯人数控制在旧监狱所能容纳的限度之内,以致竟采用了另外一些显然违法的手段,而且在受到殖民地部制止之后,仍坚持施行。一八六六年秋,他推行一种办法,诱使囚犯具禀请求释放,条件是他们自愿接受烙印并被递解出境,且言明日后若再在本殖民地被查获,即可由巡理府下令鞭笞,并发回服满原判刑期。他试图借上文所述那项一八六六年第八号条例(维持秩序与清洁条例),为这套办法披上合法的外衣;这项条例,上文已在论及同属违法的赌馆领牌制度时提过。此条例(按其原来文本)为英国政府驳回之后,麦当奴爵士便放弃了将潜返本殖民地的受烙递解犯带到巡理府面前审讯的做法,但仍继续施行原来那套在刑期届满之前即将囚犯烙印递解的办法,所依据的便是那些由囚犯自愿订立、并逐案经议政局批准的违法约定。如此获释递解的罪犯,一经在本殖民地再被发现,即发回服满原判刑期,随后作为执行狱规的事情在狱中施以鞭笞。这套办法一直施行到一八七〇年五月。据称,这种烙印、递解与鞭笞的严酷办法,也施用于数以百计仅以形迹可疑、无赖游民之罪名定罪的囚犯;本殖民地由此摆脱了这样一班人:他们惯常以充当职业掮客、教唆者、帮凶与包庇者为业,正是日后罪案滋生的温床。
对华人罪犯施以如此严厉的儆戒手段,得到了社会各界毫无保留的赞同。华人与欧洲居民以及定例局的非官守议员(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一日),都曾在不同时候表示深信,为使香港及其仁慈的监狱对广州那班惯犯不再那样有吸引力、那样舒适,这些措施是绝对必要的。那位经验丰富的警官兼巡理府梅查理认为:「肉刑对于本殖民地的安宁是绝对必需的。」
麦当奴爵士所创行的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减少罪案的作用,这一点似乎无可辩驳。拐带人口的罪案立即减少,尤为显著:一八六七年有六十八宗,一八六八年有五十三宗,一八六九年则仅有七宗。以截至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半年与截至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半年相比,可见在这四年之间,严重罪案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一,轻微罪案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与一八六八年相比,一八六九年的刑事统计显示,严重罪案减少百分之二十二点六,轻微罪案减少百分之十八点四,合计减少一千一百〇四宗;一八六八年总数为五千七百〇五宗,一八六九年为四千六百〇一宗。收监的囚犯人数逐年稳步下降,由一八六五年的六千二百四十六人减至一八六九年的三千〇五十九人。按察司史德龄并不赞同总督的违法措施,但他在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九日向陪审团致辞时,也说了如下一番话:「若干年前,待审案件平均极多,生命财产毫无保障;陆上的暴力抢劫、海上的海盗行径,屡见不鲜。如今这类案件已较为少见了。这固然有几分得力于陪审团的坚定与明智,但更多的是得力于行政当局的雷厉风行;而以本殖民地的体制而论,总督正是行政当局的生命与灵魂。」
在肃清海盗方面,麦当奴爵士同样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他抵达本殖民地之时,海盗劫案几乎每周都有发生,不仅妨碍华人帆船贸易及欧洲小型沿岸船只,而且往往造成多人丧命。英国海军当局所采取的措施,麦当奴爵士还为之争取到中国海关巡缉轮船的协助,然而在公众看来,这些措施不是收效不大,便是一旦得手,又难免令人生疑。个别海军军官,例如英国军舰邦瑟号的舰长,在中国缉私巡船的协助之下,于东京湾内俘获了五十余艘海盗帆船(一八六九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二十七日),曾大受称赞。然而一种印象却日渐流传:英国炮艇往往受中国官员的唆使,把一些船只和人员当作海盗来处置,而这些人的罪过,充其量不过是企图走私,或是抗拒中国那班贪婪税吏的非法勒索而已。这种指控尤其针对英国军舰阿尔及林号(一八六八年六月)的所作所为而发,不过并无确凿证据。在华南历来所推行的一切剿除海盗措施之中,最为有效的,是麦当奴爵士借以对海盗的教唆者与帮凶在本殖民地所设的窝点和货栈,尤其是华人船具商,加以监视和严格限制的那两项条例(一八六六年第九号及一八六七年第十二号)。论成效仅次于此的,是麦当奴爵士的帆船条例(一八六八年第一号);该条例与前一项措施相配合,订立了若干严格的规章,规定一切华人船只(帆船)须向船政厅报到,缴费领取停泊执照(此项费用其后免收),并须在开航前领取出港文件。为了同样的肃清海盗的目的,总督还采取措施(一八六八年第四号及一八七〇年第二号条例),准备与广州中国当局所将颁行的类似措施相配合,解除一切华人商船与渔船的武装。然而两广总督起初曾答应发布同样的命令,后来却并未照办;经人询问,又声称这样的法令无法施行,于是这项措施只得作罢。麦当奴爵士所创设的另一项措施,对于肃清海盗大有助益,即把船政厅与警署的职务合而为一,交由油麻地、香港仔、赤柱、筲箕湾及东角(威非路警署)各处的警察督察兼管。
上述各项措施的良好成效,显而易见。自一八六六年九月至一八六七年十月,没有发生过一宗袭击欧洲船只的海盗案;华人船主所报的十八宗海盗案中,大多也都比较轻微。在一八六七年一月一日以前紧接着的两年之内,因海盗罪受审者多达六十二人,而且多数案件伴有暴力或杀人;而在紧随其后的两年(一八六七年与一八六八年)之内,因此罪受审者仅十五人;至于一八六九年与一八七〇年两年,则连一宗海盗案的审讯也没有。
远东的商业,在这一时期之初,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一八六五年四月十日)而得到异乎寻常的推动。香港与各通商口岸的货仓因而堆满了货物,贸易的数量为之增加,贸易的方式为之彻底改变,然而贸易的利润却并未因此增加。一八六六年,各国对华贸易总额将近九千五百万英镑,其中英国所占份额不下七千一百五十一万八千七百二十四英镑,即将近全部的百分之七十五。对于这样庞大的贸易,再加上本殖民地对日本的贸易,一八六七年达六百万英镑,香港如今已成为主要的集散商埠。
这一时期本地商业的历史,开端确实颇有吉兆。进取与竞争的精神依然旺盛,对行将到来的商业萧条毫无戒惧。于仁船坞公司是按照新颁的公司条例注册的第一家公司(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资本五十万元,分为五百股,每股一千元;紧接着(一八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又成立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收购了德忌利士·拉柏立与苏石兰二位先生的船坞产业,资本七十五万元,分为一千五百股,每股五百元,由惠托尔议员代理董事会主席,拉柏立先生任秘书。香港仔的新船坞以何伯海军上将命名,于一八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启用。第三项新企业是省港澳轮船公司的成立(一八六五年十月十九日),资本七十五万元,分为七千五百股,每股一百元。这家公司收购了深受欢迎的美国内河轮船金山号、白云号及火箭号,其主要发起人是德忌利士·拉柏立先生,由其代理人拉柏立出面。新公司的其他董事有雷米迪奥斯、沃谢、沙逊、所罗门、律敦治及巴普吉·帕伦吉·兰吉诸位先生。新公司固然也遇到竞争对手,但终于(一八六六年八月)把他们收购了过来;而且内河轮船既已获中国当局准许(自一八六六年四月起)在穿鼻(黄埔下游)起卸货物、上落旅客,人们便以为又为贸易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新出路。汇丰银行的股东们议决(一八六六年二月)将这家新银行依照特许状改组为法人团体之时,对行将到来的繁荣满怀信心。新设的香港皇家造币厂开张时(一八六六年五月一日),也抱有几分成功的希望。日本设立保税仓库并施行宽松的税则(一八六六年七月),使对日贸易得到了切实而持久的刺激。旧有的加利福尼亚贸易同样扩展起来,这是由于旧金山的太平洋邮船公司约于此时作出安排,以一条由大型快速轮船组成的定期航线,把该港与香港联系起来;其首艘轮船科罗拉多号于一八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抵达香港。一家酒店公司于一八六七年一月成立,同年七月开始营业。
另一方面,一八六六年初,已可听到某些行业商业日趋萧条的怨言。许多人感到,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正从海外逼近。一八六六年四月,又有人指出,从香港开出的英国船只实际上已失去了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因为从事这项贸易的二十艘欧洲船只之中,只有五艘是英国船。阿格拉银行与商业银行停止付款(一八六六年六月),更使普遍的阴郁气氛加重了。一八六六年十一月,据报本地大多数行业都冷清不振;到了十二月,本殖民地对若干本地商行能否支撑,普遍深感忧虑。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颠地洋行于一八六七年一月一日停止付款。莱尔·斯蒂尔洋行及若干较小的商行随即相继倒闭。一八六七年三月,一场恐慌似乎迫在眉睫,各商业行业普遍丧失信心。就连业务兴旺的汇丰银行,其股票也开始下跌,并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疲软;尽管董事们(一八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以起诉相警告,否认了当时流传的关于股价下跌原因的种种说法,并在拨款弥补颠地洋行倒闭所造成的损失之后,宣布(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该半年度派息百分之六。这一商业停滞时期延续之久,异乎寻常,从一八六六年一直持续到一八六九年秋。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情绪借怨言发泄出来。一八六七年,人们开始把贸易萧条归咎于麦当奴爵士的立法措施,却无视同一时期别处也存在萧条,而那些地方丝毫不受本地立法的影响。不过,种种原因确实为人们的不满火上加油;随着商业气氛日益阴霾密布,这种不满自然也就日益加深。有人抱怨本地差饷及捐税须预先缴纳,而且是向租户本人而非业主征收(一八六七年一月)。台湾的樟脑贸易因中国官吏的非法勒索及其所主张的专卖权而大受干扰,麦当奴爵士的交涉也毫无结果。广州海关封锁香港一事(自一八六七年十月起)妨碍了本地许多行业,而麦当奴爵士似乎除了书面抗议之外,别无作为。印花税条例被认为对欧洲商人负担不公;而且由于其条文与罚则错综复杂,起初对于某些文件应当粘贴或加盖何种印花颇多疑问,这便常常成为困惑与烦扰之源(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一八六八年,情形每况愈下,商人们开始谈论香港行将败落,并把责任归于麦当奴爵士。有人认真提议,要求委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某些有损香港商业的条例的施行情况。在匹头贸易方面,还有人特别抱怨棉货发霉的问题;此后多年,这一问题引起了许多麻烦与恼怒,据信是由上浆作伪所致(一八六九年三月)。麦当奴爵士本人所烦心的事,也并不比商人们少。广州当局的暗中敌视,而这种敌视又得到英国驻北京公使的纵容;唐宁街历任大臣对他解决赌博问题的尝试日益不满;加上他所有最好的措施在本地都不得人心——这一切必定使麦当奴爵士那敏感的性情深感沮丧。手中握有特别基金,足以救治殖民地财政的困窘,却又被禁止动用,实在令人焦灼。一八六九年七月七日,他尚未看到香港即将到来的好时光有任何迹象,便致函格兰维尔伯爵说:「在本殖民地目下商业繁荣衰退之际,而此前又已有数年严重萧条,以此情形而论,行政当局若无某种非常来源的援助,极不可能增加开支,或维持已增加的开支。」
然而到了一八六九年岁末,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的逐渐好转,变得明显可见了。一八六九年本殖民地的航运业大有增长,这从其较一八六八年多出英国船四十五艘、计四万一千〇一十五吨,以及外国船(华船除外)一百三十五艘、计九万五千二百三十吨,便可清楚看出。航运业务的这一大幅增长,显然是由于本殖民地与澳大利亚、美国、菲律宾群岛及日本之间的往来扩大所致,而与英属印度的贸易则大致与以前相同。一八六九年港内每日平均停泊船只一百〇七艘,其中足有百分之十八是轮船。法国帝国邮船公司与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数目增加了一倍,本地又新成立了两家轮船公司,这都毫无疑问地表明,本殖民地在中日贸易方面的重要性丝毫未减。
一八七〇年开年之际,人们感到那场延续已久的商业危机已经过去,本地企业久被压抑的活力重新迸发出来。总商会关注李希霍芬男爵对中国西部的考察(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并派出(一八七〇年二月)一位自己的商业考察员莫斯先生,去查明西江(由广州至南宁府)的商业潜力。莫斯先生取道广东、广西而入云南,但他的报告并不令人鼓舞。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在耆紫薇先生主持之下,把由恩迪科特船长主持的较早成立的于仁船坞公司并入本公司(一八七〇年三月八日),并将资本增至一百万元。印度支那糖业公司成立(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以收购西贡的一家榨糖厂,并在交趾支那及中国各处兴建糖厂。一八七〇年二月新开办了两家保险公司之后,华商又于一八七〇年四月创办了一家自己的保险公司,其股份只准华人持有。一八七〇年的航运报表显示,船只增加了二千四百余艘,载货量增加三十一万一千〇二十五吨。尽管如此,到一八七〇年年底,仍有许多人以香港与上海相比,对香港的前途抱悲观看法。据说,中国的整体贸易如今在规模上日益发展,而个人所得的利润却相应减少。香港的贸易既无扩展的余地,因竞争加剧的自然作用而造成的利润缩减,对它的打击也就更为深切。贸易出路既如此之少,而就帆船贸易而言,这些出路又受到中国海关封锁的阻碍,因此在向中国输入货物方面,香港如今扩展贸易的机会已经很小。由此得出的推论是:今后本殖民地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与上海相比,必定大为下降。
然而商业企业仍在继续发展。省港澳轮船公司再一次收购了内河航运中与之竞争的插足者,买下了斯佩克号与斯帕克号两艘轮船(一八七一年六月一日)。与各国之间的电报通讯大有改进,先后与上海(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与纽约及伦敦(一八七一年六月九日)、与西贡及新加坡(一八七一年八月一日)建立了直接通讯。为了利用湾仔的码头及货仓产业,香港码头货仓公司成立了(一八七一年八月一日),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与欧洲的电报通讯日益便捷,正趋向于减少对货仓储存的需求。
移民问题,从澳门苦力贸易的角度来看,在本届政府任内断断续续地萦绕于居民心头。这一问题在香港移民条例(一八六七年第六号)通过之时有了明确的形态。当时按察司史德龄会同定例局的一位非官守议员惠托尔,在局中力陈,并上书大臣(一八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大意是说应当完全禁止从香港进行契约移民,理由是澳门的苦力贸易,在与香港相类似的移民法律之下进行,已经演变成真正的奴隶贸易。麦当奴爵士反对这两位热心人士,并声明香港定例局不能与帝国立法(维多利亚女王第十八及十九年法令第一百〇四章)相抵触,本地的一八五五年华人乘客法正是依据该法制定的。整个商界都认为这场针对本地苦力贸易的鼓动极为失当,因为谁也不曾说过从香港出洋的苦力移民在任何意义上是按奴隶贸易的原则进行的。麦当奴爵士发表(一八六七年七月四日)一篇文字,驳斥这两位议员所提出的论点,于是引起了新的争论;尤其是当澳门苦力船上屡次发生叛乱所带来的种种惨状充斥报端,并在少数几宗事例中,也引起香港政府与高等法院的关注之时,争论更为激烈。这几宗事例涉及玛丽·特蕾斯号(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弗雷德里克号(一八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尤其是上文提到的郭亚胜一案(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五日至四月五日)。所有这些争论的最终结果,是大家普遍确信:在内地招集苦力并将其带到香港装船出洋的种种方法,虽然没有澳门苦力贸易中那种拐骗制度所附带的弊端,但仍有必要对一切契约移民施以最严格的监察。有些人甚至认为,只要仍准许向非英国港口进行契约移民,即使是新的香港移民条例(一八六八年第十二号),尽管已规定对以不正当手段招募移民的人加以惩处,也仍嫌不足。总督会同议政局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章(一八六九年七月六日),然而一八六九年十月十九日,格兰维尔伯爵通知总督,他同意克拉兰敦勋爵与移民事务专员的意见,认为从香港进行的契约移民应严格限于前往英国殖民地。麦当奴爵士于是在定例局通过了(一八七〇年三月三十日)一项法案,授权总督按照殖民地部的指示,就移民事宜订立其认为适当的规章。麦当奴爵士在这个场合声明,按照现行指示,他将不得不完全废除向外国的契约移民,对此他个人深表不以为然,但他所奉的指示是不容变通的。后来,辅政司(于麦当奴爵士离港期间)甚至对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载运苦力一事也加以留难,因为据称(一八七一年十月十五日)殖民地部的指示禁止前往任何非英国国家的移民,不论是根据实际订立的契约,抑或仅是默示的契约。美国公使西华德阁下于一八七一年一月途经香港,在美国领事馆举行招待会,席间他表示:华人移居美国是可取的,因为这有助于西方文明在中国的推进;而且借此途径,铁路与采矿之类的事业将被引入中国;一旦华工能在本国找到如今促使他们出洋的那种就业机会,过度的赴美移民也就会自行停止。由于西华德先生的影响,此后数年间从香港前往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大为增加。
香港的华人商业,在这一时期之初(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八年),借广州贸易之衰而迅速扩展。当时广州贸易深受官吏及其所庇护的专卖商人的非法勒索之苦,以致连银朱的制造和人参的精制也从广州迁到了香港。就连匹头贸易,如今也有极大一宗生意在香港成交,尤其是棉织品;货物不经广州或其附近,便直接运入广东省内地;而在广州本地,匹头的进口也完全落到了那些南下香港采购的华人手中。大米贸易也因征收吨税而被逐出广州,此后完全在香港经营,再由帆船把大米从香港运往广州。这时鸦片运往广州的已经较少,主要运往江门、三水及石龙,因为那里所征的税比广州为低。同样,汕头与香港之间众多的小港口,也由帆船从香港供应鸦片;这些帆船在那些中途港口须缴税二十两,而在汕头则须缴进口税三十两及厘金十两。这并不是走私贸易,而是明智地避开一个额外收费的港口(广州)。然而正是由此而来的香港帆船贸易的扩展,加上广州贸易同时的衰落,促使广州当局设立了封锁香港的海关,以便在此征收那些额外费用,从而迫使帆船贸易回到原来的渠道,以利广州。
结果十分显著。一八六八年年底,香港的华人贸易突然陷入萧条,至一八六九年达于极点。香港的棉花商人一八六九年只出口了十一万包,而一八六八年出口的是二十万包。一八六九年经由本殖民地转运的大米不过三十三万五千担。糖业贸易也显出相当的衰退。街市买办所报的销售额,一八六九年为十四万六千元,而上一年为十六万五千元。咸鱼贸易自海关封锁开始之时起便已走下坡路,此时仍在继续衰退。一八六九年华人房屋的租金下跌约百分之二十五,各主要街道上约有二百五十间铺户空置无人。尽管如此,一八七〇年外国商业重新振作的活力,似乎也刺激了香港的华人贸易,使之从中国海关封锁所造成的损害中慢慢复苏过来。
在管治华人居民方面,麦当奴爵士有系统地赋予华民政务司最广泛的权力。但他对每一细节都亲自过问:查核禀帖与告示译文是否准确,以鹰隼般的目光注视《宪报》中文版的编辑,并对华人提出的每一项投诉都追究其来龙去脉。他偶尔也接见华人代表团,但次数不多;他与他们庄重地辩论,不惮烦劳地以口头和书面驳斥他们的论点,屡次使那些近乎抗命的代表团承认,他们对他的措施所持的异议,是出于误会或翻译欠妥,每次都让他们垂头丧气而去。正是凭借这些方法,他在一八六六年九月和一八六七年一月,就新颁的登记条例与帆船条例(一八六六年第六号及第七号)化解了行将发生的严重罢市。上文已经提到,帆船条例对于肃清海盗功效卓著。登记条例的施行也令人满意,很快便有六百六十三户户主依例登记;但其中有关登记华人仆役的条文,欧洲雇主们认为既无用处又惹麻烦,不久便成了一纸空文。一八六六年,城中若干区的华人居民依据登记条例的规定,推荐了一批人充当团防更练,薪饷由他们自行支付。这些华人特别差役由华民政务司单独指挥,其职责专限于城中华人聚居的部分。华民政务司年年都对这支特别警队的工作作出良好的报告。然而这一制度在华民政务司与警察司之间造成了摩擦,尤其是在为宗教仪式发给准照一事上;这些仪式伴随喧闹,夜间扰及欧洲居民,引起异议,团防更练对此置之不理,警察却予以支持。
由于没有华人的停尸之所,也没有一所按照华人医疗观念经营的医院,本地的买办、商人和店主们便(于一八六七年)设立了他们所谓的义祠。他们的目的并非慈善,而是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垂死的商号雇员安置在那里,以免去与死亡相关的种种麻烦礼仪,并可停放已经入殓的尸体,等候运回内地。这个机构设在太平山中心,政府毫不知情。一八六九年五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人发现,病人被丢弃在那里,像狗一样任其死去,无人照料,无人过问,只是早已为他们备好了棺材。外国人社会群起抗议之后,华人便慷慨解囊,捐款兴建一所华人医院;而由于这显然正是动用特别基金的适当场合,麦当奴爵士当即提议拨款一万五千元,另在占领角附近拨给一块地皮,不收地价。义祠随即改作一所按华人方式经营的临时医院,因为本殖民地的华人几乎个个都宁可像狗一样死去,也不愿进政府的国家医院。原来的提议是,政府所拨的那块土地应归受托人所有,日后在那里兴建的永久医院则依照信托契据经营。但律政司庞斯富特明智地建议成立一个法人团体,由华人总理组成的董事局在政府的适当监督之下兴建并管理这所医院。于是东华医院便依据条例(一八七〇年第三号)成立,为一个慈善法人团体。按照麦当奴爵士的特别命令,该条例中加入了一项条文,以确保倘若该法人团体未能令人满意地实现条例所定的宗旨与目的,即撤销其法人资格,医院的财产在清偿债务之后,即归属王室。新医院很快便建成,由麦当奴爵士于一八七二年二月十四日主持开幕;他在开幕时宣布,政府已(从特别基金中)再拨一笔十一万五千元的款项,以供医院之用。他还称赞华人慷慨,担保每年捐款达七千元之数,但警告他们说,倘若有任何弊端滋生,政府就会把医院的管理权从他们手中收回。这正是麦当奴爵士对待华人社会的典型方式。他待华人总是不倦地体恤,但又严格不苟。其结果是,到麦当奴爵士离任之时,他的施政在华人心目中留下了颇为良好的印象。他们起初畏惧他,视他为严厉的执法者,但始终尊敬他,到最后,他在他们眼中倒成了一位颇受爱戴的英雄人物。
在这一任期内,香港人口由一八六六年的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一人增至一八七一年的十二万四千一百九十八人。然而与一八六五年的人口状况(十二万五千五百零四人)相比,这算不上进步,而且表明麦当奴爵士施政的总体影响,并不足以鼓励华人到香港定居。
一八六六年一月,殖民地的卫生状况处于低谷,驻军的死亡率高得异乎寻常,据认为是由于印度兵团撤走之后,繁重的夜间勤务落到欧洲士兵身上所致。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六七年,英国本土报纸,尤其是《泰晤士报》和《陆海军报》,刊出了一些夸大香港气候有害健康的描述,香港又一次蒙上了不光彩的恶名。一八六九年四月,本地有报告称,卫生状况一直在稳步改善,除驻军的情形之外,欧籍居民的死亡率自一八六三年以来一直稳步下降。事实上,一份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八年香港居民死亡率的统计表显示,在有记录的各年之中,欧洲人的死亡率没有哪一年像一八六九年那样低(百分之二)。殖民地医官在一八六九年的报告中称死亡率有所上升,他将其归因于夏季炎热的时间较长,但又宣称就热带地方而言,香港是格外有益健康的。这时人们十分重视扩大造林,同时毫不留情地清除一切灌木杂草。石炭酸被大量用来给渠道消毒。外侨社会中好几位知名人士突然相继去世,令人震惊,使一八七〇年显得是个特别不利于健康的年份。有人指出,一八七〇年入夏之初直到八月三日,雨量异常稀少,热病异常增多,且往往反复发作,令病人极度虚弱,有些病例还呈现出斑疹伤寒的特征。大多数医生把病因归于山坡上的挖土工程。然而茂利医生坚持认为病源在于雨水稀少,不过他也抱怨说,城中的渠道依然一如既往,在不下雨的时候就是疾病的根源,并力主把渠道延伸到深水处排放,并经常加以冲洗。一八七〇年十二月爆发天花疫症,国家医院附近临时搭建的竹棚过于拥挤(一八七一年一月),于是把昂船洲上废弃的监狱房舍改作天花医院,效果完全符合预期。所治疗的一百零一个病例之中(平民七十三人,士兵二十八人),死亡的只有九人。
麦当奴爵士到任后不久,便注意到传染病问题。他认为一八五八年的传染病条例有缺点,因为其中的惩罚条款专门针对室内卖淫,而且只针对非法场所的经营者,而不针对其中的妓女。麦当奴爵士相信现行制度不能遏制疾病,于是随即推行一项更为严厉的政策。一八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通过了一项新条例,据此对无牌妓院的经营者和妓女一并处以罚款和监禁,禁止在街头拉客,扩大了体检以及留置性病医院的适用范围,授权警察无须手令即可破门进入可疑的屋宇,并赋予华民政务司司法权和行政权,以便把根据该条例提起的检控从巡理府法庭的公开审理之下移开。然而,要使专供华人光顾的场所中的妓女接受定期体检,这一次又发现是行不通的。此外,现在又发现,若不大量雇用领酬的告密者,就无法有效推行这一严厉政策,而这一点在后来的年月里证明是这个制度的严重缺陷。这时英国国内对传染病法令的舆论正在转变;而在英国,那种认为有必要扩大帝国法令权力的信念正日益得势,香港一八六七年的条例正是以该帝国法令为根据的。在香港,当时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士对麦当奴爵士新条例的施行,并没有普遍的赞成或反对之感,但华民政务司此时可说是秘密地行使巡理府的职权,这一点被定例局的一些非官守议员视为祸害之源。主持性病医院的杨医生,该院每日平均住院病人五十四名,他就该条例(一八六七年第十号)的施行情况作了有利的报告。病症的类型已逐渐变得较易治疗,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一八七一年病人留院的平均日数,已缩短到该院开办十四年以来从未达到过的程度。一八七一年,一些很有资格发表意见的外科医生证实,当时东方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这样少有梅毒。
在孖沙署理期间,教育领域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巴克斯特小姐过早去世(一八六五年六月三十日),是香港的一大损失,但巴克斯特学校仍继续开办下去,先由奥克斯莱德小姐,后由庄士敦小姐主持,巴克斯特小姐的衣钵显然落到了后者身上。高雷门主教创办了一所规模宏大、带有鲜明商业性质的学校(救主书院),在本地几所主要学校之间激起了健康的竞赛,此后这种竞争便成为殖民地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显著因素。署理期间的另一件大事,是教育委员会被撤销,并根据理雅各博士的建议,委任史钊域博士为教育署首长(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由他主管中央书院和外间的各官立学校;官立学校当时有十四所,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增至二十五所。史钊域博士曾向政府力陈(一八六五年和一八七一年)开征教育税、并订立强迫入学的法例,但孖沙先生和麦当奴爵士都不肯同意这样的措施。中央书院向来只收华人男童,麦当奴爵士于一八六六年将其开放给各国籍的男童。新任主教柯尔福博士与史钊域博士展开了一场论争,反对官立学校中实行世俗教育,即他所谓的无神教育,但毫无结果。圣保罗书院因颠地洋行倒闭而失去经费,不得不于一八六七年停办;一八六八年试图复办,又告失败,书院遂于一八六九年并入曰字楼孤子院。马礼逊教育会也因颠地洋行倒闭而失去经费,于是将其藏书,连同钱纳利所绘的一幅画像(画的是马礼逊博士)和马儒翰的一尊半身像,一并无偿赠予大会堂图书馆,供公众使用(一八六九年三月三十日)。
施美夫主教辞职后,文学硕士柯尔福牧师奉特许状(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一日)被委任为维多利亚教区主教,兼任圣保罗书院院监(代表英行教会)。新主教委任殖民地牧师毕治为圣约翰座堂的驻堂法政牧师。柯尔福主教多方致力于巩固各宗派神职人员与传教士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对整个社会发挥了强有力的良好影响。为了给大英圣书公会筹集经费,他组织了一个本地辅助会(由劳伦斯任名誉秘书)。麦当奴爵士本人也是个虔诚的人,屡次主持该会的会议,偶尔也发表有力的演说支持该会的宗旨,例如一八六九年二月一日那一次。另一方面,主教虽与麦当奴爵士交谊甚笃,却毫不退缩,就在第二天(一八六九年二月二日)对总督发牌开设赌馆的制度以及他的传染病条例的各项规定,作了最强烈的公开谴责。柯尔福主教在殖民地留下的主要遗迹是圣彼得堂。在海员之家的一位董事(汤姆塞特船长)的建议下,一八六六年起已在海员之家内为海员举行每周礼拜。柯尔福主教到任后不久,便提议建造一座海员教堂,并从董事们那里争取到拨出他们的一部分地皮作此用途。一八七〇年回英国访问期间,柯尔福主教又从某个团体争取到五百英镑的捐款,以及每年资助海员牧师薪俸的承诺。他回到香港后(一八七一年三月),向公众呼吁捐款。已故的马杰森先生(葬身大海)的家属捐了三百英镑,总督拨款二千五百元,社会人士也慷慨认捐,圣约翰座堂的董事们送来一口多余的钟,建筑工程于是迅速推进。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柯尔福主教为教堂奠基;一八七二年一月十一日,这座献给圣彼得的新教堂由派珀牧师主持开幕(主教当时不在)。柯尔福主教在激发公众关心改善圣约翰座堂一事上也同样成功。巴里议员捐赠了一组钟,于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首次鸣响。柯尔福主教又通过公众认捐,筹得三千元,政府随即拨出同等数目使之倍增,从而建成了一座新的圣坛(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已故德忌利士·拉柏立的遗嘱执行人又在圣坛上装置了一扇纪念窗,使之增色。但圣约翰座堂的钟楼仍一如往昔,等待着加建尖顶。麦当奴爵士在离开殖民地前不久下了一道命令(一八七二年二月),规定凡与圣约翰座堂有关的一切宗教仪式,一概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这一时期社交生活中的大事,是皇子爱丁堡公爵阿尔弗雷德殿下访问香港时的种种庆典,尤其是新大会堂的开幕;大会堂的奠基石是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由麦当奴爵士安放的。接待公爵的筹备工作已进行了好几个星期,所依据的是麦当奴爵士拟订并刊登在《宪报》上的一份节目单。从载着公爵的皇家海军加拉蒂亚号抵港(一八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那一刻起,直到十一月十六日公爵最后离开殖民地为止,香港社会,无论外侨还是华人,都沉浸在接连不断的欢庆之中。公爵一抵港,便以私人身份登岸,在总督府与总督及他的旧日上司凯佩尔海军上将共进晚餐。次日晚上,他以私人身份出席耆紫薇议员在怡和洋行大宅设的晚宴,然后微服观看灯饰、烟火和舞龙巡游,这些活动使全城一片灯火辉煌,直到凌晨。十一月二日,在公爵正式登岸的预定时间之前三小时,二等巴斯勋爵士凯佩尔海军上将因须返回英国,于上午八时来到美利码头登船;殖民地曾为他设宴饯行,把他视为英国对华正确政策的化身。到了码头,他惊讶地发现那里有一艘由加拉蒂亚号军官们操桨的小艇,把他划到邮轮上去,公爵本人担任尾桨手,琼斯准将担任舵手。上午十一时,公爵在奇力爵士和两名侍从武官陪同下,以隆重的仪式在毕打码头登岸。麦当奴爵士正式致辞欢迎后,以盛大的排场陪同公爵前往大会堂,由公爵主持开幕并巡视一周。随后约有三百位绅士被引见给公爵,公爵又亲切地答复了向他呈递的四份颂词,即派克先生代表一般社会人士、律敦治先生代表巴斯商人,以及华人代表分别代表本地商人和官立学校的教师所呈递的;华人代表们华丽的服饰和繁复的叩头礼,给这一场面增添了如画的东方色彩。当晚,公爵出席了在总督府举行的宴会,宴后又出席了麦当奴夫人主持的招待会。十一月三日,公爵与总督乘马车前往跑马地,晚上出席了业余剧社和德国康科迪亚会在新落成的大会堂剧院所作的首场演出。次日在大会堂举行了一场盛大舞会,再次日华人演员在同庆戏园作了一场精彩的演出,随后又有一席中式宴会,节目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公爵乘省港澳轮船公司拨供他使用的内河轮船金山号前往广州和澳门访问期间,华人的庆祝活动和舞龙巡游在香港继续进行。公爵回来后(十一月九日),探望了卧病在床的威非路少将,与米尔斯上校及第七十五团的军官们共进晚餐,随后又与琼斯准将共进晚餐。他还出席了总督府的另外两场宴会和公开招待会,接受了另外两份颂词(分别由教会人士和商船船长们呈递),观看了一场板球比赛,在东方保龄球场参加了一局保龄球游戏,在加拉蒂亚号军官们于大会堂剧院举行的戏剧演出中担任乐队指挥,在他的舰上款待总督和麦当奴夫人,最后在临行之前为圣约翰座堂的新圣坛安放了第一块石头(十一月十六日)。公爵在每一场合都谦恭和蔼,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而为他举办的各项庆典所取得的成功,也使全体居民深感自豪和愉快。
在这一时期所显示的种种健康的社会生活与进步的迹象之中,特别突出的是为殖民地争取国会影响的协会的成立(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人们希望借此途径,而不是向殖民地部申诉,使社会所苦的最紧迫的不满得到解除。辛尼特先生担任该会秘书,直到一八六八年七月。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该会的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份准备呈递下议院的陈情书,其内容是有力地抗议征收军费。在随后的一年中,伦敦成立了一个由昔日殖民地居民组成的相应协会(一八六八年四月),该会的影响因而增强;香港的协会也得到了某种承认,定例局的一个委员会曾就当时正在讨论的建筑条例征询该会的意见。然而,由于该会伦敦分会无所作为,向下议院的请愿书不了了之。此外,本地协会内部又就该会的范围究竟只限于本地的不满,还是也包括英国对中国和日本政策的总体方针这个问题发生分歧,以致一时陷于瘫痪(一八六九年七月八日)。另一个带有半政治性质但抱负较小的团体,是由米德尔顿先生组织、并得到本地其他有才华的画家(考特里先生和比尔特先生)支持的;他们借着自一八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起至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止不定期出版的《中国笨拙》,以幽默而极其有效的方式,批评和讽刺本地的政治与风俗、名流与怪人,令全社会捧腹不已。在公园里,巴斯人社团建了一座漂亮的音乐亭;新任园长福德在园中作了很大的改进;又把公园及造林部门从工务司的监管之下划出,交由一个有代表性的咨询委员会管理(一八七二年一月十日),一时引起了公众对公园管理的关注。怡和洋行斥资五万元重建的海员医院重新开放(一八六六年五月),旧日的维多利亚图书馆暨阅览室改为一个俱乐部(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此后称为维多利亚会,以及为贫民和刑满出狱者设立公共收容所的短暂尝试(一八七一年五月),这些也都是健康的公共精神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记下义勇军的瓦解:由于队员不来出操,义勇军不得不解散(一八六六年六月一日);不过其更深的根源,或许在于当时使本地各种活动陷于瘫痪的商业危机。
游泳池的设立(一八六六年六月)、海上帆船比赛的举办(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以及自行车比赛的举办(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五日),为公众娱乐提供了新的兴趣和便利。一八六九年三月黄泥涌赛马时,有人抱怨说,在场的美国人都撇下大看台,跑到美国几家大洋行(旗昌洋行和琼记洋行)的一座私人棚子里去,因为那里更有吸引力。但和睦不久便恢复了。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全体居民联名签署的一份致辞呈交给统率美国亚洲舰队的罗文海军少将,以表达殖民地普遍对美国轻巡洋舰奥奈达号遇难者的同情;该舰于一八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江户湾与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孟买号相撞沉没。美国旗舰特拉华号于一八七〇年六月十九日离港,其军官们一向深受本地社交界的欢迎,因此人们对其离去颇感惋惜。一八七一年三月,全体外侨作为美国军舰科罗拉多号军官们的客人,一同庆祝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军官们还即兴举行了一场赛艇会,为聚会助兴。
一八七〇年和一八七一年,德国侨民为普法战争中接连发生的事件而大为激动。香港募集了大笔款项,汇去救济交战双方的伤病员。仅一场音乐会(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就募得二千元。《德臣西报》一度遭到德国侨民的排斥,因为他们认为该报主笔对德国在色当战役之后所采取的措施所作的不友好批评有失公允。
和平恢复后,人们举行公宴以示庆祝(一八七一年三月)。一八七一年十一月,芝加哥大火的消息一传到,香港便组织了救济基金,德国会所为此举办音乐会,募得一笔可观的款项。德国会所在云咸街新建的会所,是一座哥特式的精美建筑,于一八七二年二月二日落成启用。约在同一时候,人们发起募捐,为在斯特拉斯堡创办一座新图书馆(一八七二年二月八日),并为这座新图书馆搜集到相当数量的中文书籍,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台湾的珍稀抄本。
这一时期社交生活中的次要事件,可以列举如下:新共济会会堂的落成典礼(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为凯恩医生举行的公开饯别宴(一八六七年五月);香港大酒店新楼开业(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佩茨男爵海军上将率领的奥匈帝国远征队偕舍尔策教授抵港(一八六九年六月);为琼斯准将举行的公宴(一八七〇年四月);乔治·弗朗西斯·特雷恩先生抵港(一八七〇年九月三日);理雅各博士讲儒学、欧德理博士讲佛学的一系列公开演讲(一八七〇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一年二月);在大会堂举行音乐会纪念贝多芬百年诞辰(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二十日);耶尔弗顿夫人(埃文莫尔夫人)自旧金山抵港(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五日);以及理雅各博士关于诺克斯的公开演讲(一八七一年十二月)。
到这时,已有十五个国家由经正式承认的领事在香港作代表,即:奥地利由奥弗贝克代表(一八六七年三月十日);比利时由尼凯斯代表(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丹麦、瑞典和挪威由赫兰代表(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国由杜歇纳代表(一八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德国由艾姆布克代表(一八六九年八月七日);意大利和夏威夷由耆紫薇代表(分别为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和一八六九年四月十日);荷兰由拜尔代表(一八七〇年六月四日);葡萄牙由雷梅迪奥斯代表(一八七二年一月十日);俄国由何德代表(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六日);暹罗由弗雷泽代表(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西班牙由奥图尼奥代表(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一日);美国由莫尔丁中校代表,后由贝利继任(一八七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至于公共灾害,麦当奴爵士任内的特点是严重台风异常频繁。一八六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一场台风,在殖民地造成的损失较小,却吞没了两艘香港轮船高丽号和雄鸡号;这两艘船当天结伴从汕头开往香港,从此消失,不留一丝踪迹。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一场台风的边缘扫过香港,造成相当大的损失。次年(一八六七年),三场台风接踵而至(八月八日、九月八日和十月一日),在岸上和海上都造成了严重灾害,尤以第一场为甚,港内四艘大船被吹上岸,两艘沉没,帆船失事者不计其数。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一场台风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海旁堤岸多处崩裂,轮船沃尔特号和一艘游艇沉没,海旁到处是帆船的残骸,船上丧生者数以百计。一八七一年九月二日又重演了同样的情景,除城中房屋受损之外,港内许多船只受损或搁浅,法国三桅帆船南希号和德国三桅帆船汉斯号完全毁坏。这一时期火灾不多,但其中一场(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规模异常之大,近五百间房屋被毁。发生这场灾祸的这一年(一八六七年),也就是发生三场严重台风的那一年,还以一次火药爆炸和两次严重山泥倾泻而格外引人注目。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三桅帆船忒弥斯号停泊在昂船洲附近,紧靠着火药趸船西风号,后者船上存有二十万磅火药;一群苦力正在搬运火药桶,突然发生爆炸,把两艘船都炸成碎片,约四十人丧生,城中大多数房屋都为之震动。同年十月,发生了两次山泥倾泻,一次毁坏了西角的煤气总管,使全殖民地陷于黑暗达一夜之久;另一次把太平山一排八间华人房屋变成一堆瓦砾,并造成若干人死亡,陪审团因此指责工务司未能预见这一事故。一八七〇年五月八日,出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艘名叫迪姆尼号的船驶入港内,就在离船坞不过几百码的地方抛锚之际,撞上红磡附近的礁石而失事。
这一时期的讣闻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伦克夫人(一八六八年七月一日)和布伦克少将(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先后在旗杆屋去世;此外还有史德龄夫人(一八六八年十月)、助理工务司克拉克(一八六八年十月)、马杰森先生(一八六九年七月)、皇家海军的巴伯(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科克伦医生(一八七〇年三月七日)、柯士甸(一八七〇年九月十四日)、克雷塞夫人(一八七〇年九月)、恩迪科特船长(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六日)、唐纳森(一八七〇年十一月)、电报公司电工技师多诺万(一八七一年二月九日)、皇家律师黑兹兰(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在英国去世的施美夫主教(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以及休斯夫人(一八七二年一月五日)。
一八七二年四月麦当奴爵士任期届满之时,香港全体居民都真诚地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除了公务员们为他设宴饯行(四月五日)之外,外侨社会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四月九日),华商则呈上一份辞藻华丽而出自真心的颂词(四月十一日),同时附上一份反对苦力贸易的陈情书。麦当奴爵士于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一日乘法国邮轮离开殖民地,同船的还有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和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总督。回到英国后,他退出公职,此后数年致力于各种文学研究,于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去世。
麦当奴爵士比大多数港督更了解殖民地的真实处境和需要,这一点从下面摘自他一份已公布的公文(一八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几段文字中可以清楚看出:「香港殖民地的情况如此全然特殊而奇异,以致行政当局很难从其他殖民地的经验中,或从欧洲的惯例与传统所确立的先例中,得出一套适合于它的施政与立法的制度……我主张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尽可能让殖民地自由地把为这些用途而能向社会筹集的全部公共收入,用于本地的改良和工程,因为它作为货栈所享有的声望和受到的青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作为居住之地和便利的货栈所能继续提供的种种好处……我乐于看到在改善卫生方面更加积极,并使船只的装卸比现在更为便利、更为省费。」
麦当奴爵士最后离去时,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他为人十分真诚,性格虽然严厉,却绝不刻薄;他是一位能干的统治者,即使不是香港历任总督中最好的,也是最能干的之一;他未能讨好所有的人,是因为他本着原则,只努力去做他自己认为最符合殖民地利益的事,对任何人都无所畏惧,也不偏袒;他改善了殖民地的警察、道路和供水工程;他不仅审慎地管理殖民地的财政,而且使殖民地由确实无力偿债的境地转为兴旺;他在以往历任总督都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即肃清了本地海盗的巢穴和资源;他懂得如何管治华人,并把他们置于应有的从属地位;他施政中最好、最得人心的一点,是他以真正英国式的警觉,维护殖民地的荣誉与地位、港口的自由及其商业利益,抵御香港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总而言之,社会对麦当奴爵士施政价值的评价,可以用莎士比亚的话来概括:「这才是一位凯撒!何时再有这样的人?」
第二十章坚尼地爵士治港
公元一八七二年四月十六日至一八七七年三月一日
坚尼地爵士,二等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爵士、三等巴斯勋爵士,此前曾署理或出任过数处殖民属地的总督(非洲西海岸、西澳大利亚、温哥华岛以及西非诸属地),于一八七二年四月十六日抵达香港,出任本殖民地及其属地的总督兼总司令。坚尼地爵士在任期间,仅两度离开本殖民地。一八七四年十月十五日,他启程返回英国,但在新加坡听到坚尼地夫人去世的消息,随即折返香港(一八七四年十一月六日)。一八七五年三月十一日,坚尼地爵士再度离港休假,于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日回任。两次离任期间,均由辅政司柯士甸阁下署理政务。
坚尼地爵士宣誓就任总督兼总司令时,署理按察司波尔所颁授的誓词出了差错,因此先前误授誓词的那一部分,他不得不重新宣誓一次。在坚尼地爵士抵港以前署理政务的威非路少将,继续统率驻华及海峡殖民地的英军,直至一八七四年四月。他离开本殖民地时,各界向他呈献了一篇公开颂词,以表明他在履行多项职务时所表现的尽责精神与谦和可亲,使他深受社会各界的敬重。
坚尼地爵士几乎无须与外国政府进行什么外交交涉,却有大量款待外国代表的应酬。总督唯一一次须亲笔撰写外交照会,是因福布斯先生的游艇遭葡萄牙士兵开枪射击(一八七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向澳门总督发出了一封措辞温和的抗议书。澳门政府随即作出了令人满意的道歉。后来另一位澳门总督施利华先生访问香港(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受到本地葡萄牙侨民的热烈欢迎,总督也给予了最为友好的接待。
至于中国的朝廷,坚尼地爵士确曾在多年间为一个国际外交问题所困扰,即所谓封锁香港的海关问题;但他只与唐宁街的殖民地部商讨此事,而从不与北京当局交涉。因此,总督与中国官员的往来,仅限于接受粤海关监督俊启的拜访(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一日)与中国首任驻伦敦公使郭嵩焘的拜访(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六日),以及在《宪报》上刊布(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北京总理衙门致两广总督的一道咨文。该咨文请两广总督饬令发布告示,晓谕中国百姓以礼相待外国人,因为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必须牢固而紧密地维系下去,这对中国是必要的。年号同治的中国皇帝死于天花(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由幼年的载湉继位,以光绪为年号,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坚尼地爵士对这两件事都未作任何正式表示,尽管英国驻北京公使两次都曾以电报通知他。香港的华人居民对这两件事同样毫无兴趣,尽管他们自认为仍是中华帝国的臣民,而在香港却享有英国臣民的一切基本权利。
坚尼地爵士代表本殖民地有幸款待的外国贵宾之中,有柬埔寨国王,他乘法国轻巡洋舰布雷恩号抵港(一八七二年七月十日),总督以王室之礼款待。其次有俄国沙皇的第三子阿列克谢大公殿下,他以俄国轻巡洋舰斯韦特兰娜号军官的身份抵港(一八七二年九月十三日),在舰上举行了一次接见会(一八七二年九月十六日),当晚总督府又为他举行了一场招待会。他访问日本之后,再次来到香港(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五日),出席了为他举办的各种宴会,每逢赛马日(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还亲临跑马场。最后还有两位德意志亲王,即萨克森-科堡-哥达的菲利普亲王与奥古斯特亲王,他们是女王陛下的表亲,在前往上海途中,于总督府小住数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
坚尼地爵士任内,殖民地政府的体制有所修订:颁布了特许状(一八七五年六月八日),授予一份补充宪章,规定总督如遇身故、不能视事或不在任时,由当时的副总督或辅政司署理政务。同一文件还扩大了总督赦免罪犯的权力。
坚尼地爵士继承前任诸位总督的工作,进一步完善各政府部门的组织。在辅政司署方面,他把核数总监一职并入辅政司(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十日);对此,莱里议员曾在定例局提出抗议,但因其动议无人附议,遂告作罢。坚尼地爵士又设立了助理辅政司一职(一八七五年二月十日),委任李斯特先生担任,但不久李斯特调任他职,这个新职位便没有再保留下去。在此期间,高等法院的组织有所变更(一八七三年第十二号条例)。又制定了一部民事诉讼法典(一八七三年第十三号条例),并撤销了即决法院,而赋予由一名法官与一名陪席法官主持的高等法院以普通法与衡平法上的即决审判权(一八七三年第十四号条例)。香港高等法院经此改组,其效果是与当时根据枢密院令在上海为驻中国与日本的英国臣民所设立的法院趋于一致。华民政务司署也经历了若干变动。由于建立了全部出生与死亡的登记制度(一八七二年第七号条例),必须增设一个新的登记科;同时,另一项措施(一八七六年第二号条例)又解除了华民政务司以往在执行传染病条例方面所行使的司法职权。但华民政务司命令有关人等定期接受体检、并在其后留院隔离的权力,仍保留给这位官员。
在工务司莫逊先生辞职(一八七二年十月五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测量署的工作一直被认为不能令人满意。莫逊去职后,由皇家工兵麦哈迪中尉暂行接替,其后由裴礼士先生继任工务司(一八七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该署此时有所扩充:把公共花园及植林处设为工务司属下的一个分署(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由一八七二年一月委派的那个咨询委员会(此后称为公共花园委员会)协助;又委任宝德拉先生为助理工务司(一八七四年九月九日)。工务署是政府中开支最大的部门,其首长的地位也得到提高:工务司奉委任状(一八七七年二月十七日)成为定例局与议政局两局的议员。医务署先由麦科伊医生主持(自一八七二年五月三十日起),他去世之后由多兹医生继任(一八七三年四月十日),其后又由艾尔斯医生接任(自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四日起)。该署起初颇有些摩擦,终于导致国家医院院长杨医生辞职(一八七二年九月六日);他的职位先由斯坎伦医生与德鲁医生暂代,后由华里医生正式接任(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杨医生曾在本殖民地的友人中散发一本小册子,说明他辞职的理由;莱里议员事先通知后,在定例局就这次辞职提出质询,但该质询被裁定为不合议事程序,理由是定例局无权自行充当上诉法庭。为鼓励并指导政府官员学习中文,坚尼地爵士设立了一个考试委员会(一八七二年),负责考核领取中文教师津贴的政府官员,并向欧籍及印度籍警员颁发中文口语合格证书。坚尼地爵士又在该委员会之下附设中文学习监督一职(先由李斯特担任,后由欧德理继任),但该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史钊域、欧德理、罗素、黄胜、李斯特)直到委员会成立四年之后才予公布(一八七六年三月十七日)。经该委员会建议,政府各部门及各官署建筑都定下了妥当的中文名称,刊登在《宪报》上(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官学生章程也作了修订(一八七二年九月三日)。甚至连位次与礼仪问题,总督也不时加以过问。经正式决定:驻港海军准将的位次紧随按察司之后(一八七二年九月三日),陪席法官的位次紧随辅政司之后(一八七三年十月十日),而唯有两局的官守议员才有权穿着文官制服(一八七三年四月十六日)。
定例局的组成在这一任内并无更动。这期间局中的非官守议员,先后有莱里、罗韦特、耆紫薇、罗卡克、祈理与惠托尔诸位议员,不过同一时间在任的不超过三人。然而,总督修订了定例局的议事常规与规则(一八七三年七月二日),这些规则自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二日以来从未修订过。另外还订立了一条重要规则,起因是莱里议员曾提出抗议(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抱怨议员们在预算案提交局中讨论之前,可用来审阅预算案的时间太短;后来(一八七四年四月十六日)宣布,大臣已承认这项抗议是合理的。
这一任的特点之一,是对立法措施的重视。在此期间通过的许多新条例中,以下几项值得特别一提,其内容涉及:受托人救济(一八七三年第七号)、危险货品(一八七三年第八号)、移民出洋(一八七四年第五号及一八七六年第五号)、小火轮(一八七五年第八号)、差饷(一八七五年第十二号)、巡理府(一八七五年第十六号)、传染病(一八七六年第二号)、赌博(一八七六年第六号)、邮政(一八七六年第十号)以及内河轮船(一八七六年第十一号)。然而,坚尼地爵士一面这样增订法令,一面也力求整理本地条例的紊乱状态,曾数度设法加以汇编,特别是委派了一个委员会(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一日),专门编订新版的《香港条例》。
在这种平静的立法活动中,局中的非官守议员虽然通常居于少数,却积极参与其事。一八七三年六月,按察司史德龄先生(自一八七四年三月十七日起受封爵士)委派体弱多病的即决法院法官审理若干刑事案件,局中的非官守议员连同其他知名居民和律师,联名致函总督,请求把委派人员主持高等法院审判的权力从按察司手中收回,交由总督掌握。此事后来果然在当时正在研议的高等法院改组中照办了。一八七三年八月十日,罗韦特议员在莱里议员的支持下,并附有一封由多位商人与银行家签署的信函(一八七三年八月七日),提出动议:为公众的便利和利益起见,凡获准在本殖民地高等法院执业为出庭律师的大律师,除已在高等法院实际展开诉讼的案件以外,在一切案件中均应准许其不经事务律师居间而直接接受当事人委托。然而,律政司在惠托尔议员及全体官守议员的支持下,反对重提这个由来已久的两类律师合一问题。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即一八七三年第十五号条例(一八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获批准),对现行做法略作修改,但改得不够彻底,未能令社会满意。一八七三年十一月,验尸官开始自行从五名陪审员中挑选三名,而不再以抽签决定人选。这一做法使验尸陪审的负担落在其中较有见识的那部分人身上。局中的非官守议员过问此事,经他们(私下)交涉之后,此后又恢复了抽签办法;但对于验尸陪审制度本身究竟有无用处,各方普遍公开表示怀疑。另外还有一桩有案可查的事例,显示出非官守议员的影响力。一八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定例局讨论一项准许中国商人保险公司拆细股份的法案。三位非官守议员(莱里、耆紫薇与罗卡克)强烈反对该法案的原则。但法案仍获通过,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对批准这项条例(一八七六年第四号)提出正式抗议。结果大臣于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否决了该条例,理由是凡涉及拆细股份问题的措施,最好具有普遍适用性。不过,大臣对他所否决的那项条例的基本原则是赞同的,于是定例局(一八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改为对一八六五年的公司条例提出一项修正案,把准许拆细股份的原则纳入其中。但这一回,按察司也与非官守议员一同反对这项法案,政府于是将它撤回。
在本期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有几件值得记录下来。一八七二年四月四日,法国邮轮阿瓦号与英国轮船罗娜号相撞,阿瓦号被副海事法庭司理官签发的扣押令扣留,由一队武装警察执行。法国领事立即对这次扣押提出抗议,声称这违反了英法两国所订立的邮政条约。此事提交署理按察司波尔处理,他于夜间九时在自己的寓所审理此案,下令撤销扣押令。次年,同一艘船又因碰撞造成损害而被起诉,海事法庭(一八七三年二月)判定该船不受本庭管辖,因为它具有军舰的身份。在此案之前,法国邮轮公司的本地代理人遇到这种情形,一向都放弃他们作为邮轮所享有的特权。一八七二年十月,即决法院法官拒绝准许事务律师的管理文员出庭辩护,尽管这已是该庭六年多以来的惯例,而且他还拒绝准予上诉。于是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当时的署理按察司庞斯富特阁下(后受封爵士),新近奉大臣之命出任此职(一八七二年十月七日),他拒绝作出正式判决,但表示了与下级法院裁决相反的意见。大约同一时期,法国领事(一八七二年十月)在巡理府法庭控告海员之家的主管窝藏逃兵。案件被巡理府驳回,但由此引起各方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主张有权禁止外国船只的船长在香港水域内因船员违反船上纪律而给他们戴上镣铐。
一八七四年十一月,英国轮船白云号因船长疏忽,在一八七四年的台风中失事;就海事法庭对此案的裁定,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总督是否有权更改或增补海事调查庭的裁定。不过,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现在转而谈谈本地人口。在坚尼地爵士任内的第一年,人口似乎略有减少,香港人口由一八七一年的十二万四千一百九十八人,减至一八七二年的十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五人。然而在其后四年间,人口增加了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九人,一八七六年的人口普查表明,人口总数已达十三万九千一百四十四人。值得注意的是,外籍人口的增幅按比例而言最大,因为一八七四年的台风摧毁了澳门大批房屋,此后有数以百计的葡萄牙家庭从澳门迁居香港。
在这一时期,本殖民地的岁入并无增长。一八七二年的岁入固然增至十九万二千七百一十四英镑,比上一年增加了一万六千七百五十二英镑,但在其后几年又再度回落,到一八七六年不过十八万四千四百零五英镑。岁出也是逐年变化不大,一八七一年为十八万六千六百七十五英镑,而一八七六年为十八万七千五百零九英镑。事实上,在这一任内,某一年略有赤字,下一年便略有盈余。印花税与差饷每年的收入,同样呈现出这种停滞状态:前者由一八七二年的二万四千五百七十四英镑减至一八七六年的二万一千零三十四英镑,后者则由一八七二年的三万八千零二英镑,仅增至一八七六年的三万八千四百三十九英镑。坚尼地爵士特别着力于增加鸦片方面的收入。他委派了一个委员会(一八七二年六月八日,成员为莱里与梅查理),调查鸦片专营的实际运作情形,因为有充分理由认为,从这项承饷所得的款额远低于它本应带来的收入。然而,由于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资料,委员们未能查明这项专营的真实价值;但他们建议(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九日),此后承饷应以公开拍卖方式批出,每次为期三年。此议得到施行,但由于竞投者之间相互串通,鸦片饷项在一八七二年为二万五千五百英镑,到一八七六年仅略增至二万七千七百零八英镑。地租收入也同样停滞不前,一八七二年为二万四千六百零二英镑,一八七六年为二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英镑。这一时期土地拍卖频繁,中心地区的地价逐渐上涨,一八七六年以后尤其如此。但是,城中人口最稠密地段的地价稳步上升之际,大多数郊区地段,尤其是东角一带的地段,却已贬值到许多承租人付不起地税的地步,因此政府不时大批收回这些地段。九龙的土地自一八七四年起渐趋重要,到一八七六年,已有在尖沙咀建设一座新市镇的宏大计划,内有公园、教堂与学校。九龙园地的租期限为十四年(一八七三年八月九日),而对于已建有房屋、又在租期届满前因公用而被收回的地段,补偿额以每段一千元为限,这在九龙园地承租人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不满。至于海旁地段,政府委派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一日,成员为梅查理、夏普、杜老志),调查一切填海地段申领人的业权,并划定其界线。十八个月之后,又委派了另一个委员会(一八七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成员为布兰斯顿、梅查理、莱里、罗卡克、裴礼士),调查有关本殖民地人口较稀地区的土地地税与其实际价值不相称的投诉,并研究应当征收的适当租额。该委员会的报告(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布)指出:在湾仔和宝宁城,官地承租人正蒙受物业普遍贬值之苦;从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七五年,那里的租金跌落了四成至五成;这种贬值是由于商行撤离东区、集中于城中的中区和西区,以及东边港湾日渐淤塞所致。但是,由于本殖民地的物业价值起伏甚大而又变动不已,委员们认为不便建议普遍减免租金,无论是对那一带,还是对罗便臣道及其他高处地段上为数众多的投机性购地。
除了薄扶林水塘及其堤坝工程(始于一八七一年)、新建的船政厅(一八七二年)与新建的国家医院(始于一八七四年)相继完工以外,这一任内并未兴办任何规模较大的公共工程。坚尼地爵士曾考虑过两项大工程,即大潭水塘与重建海旁,但都留给了他的继任者去办。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工务司裴礼士提议,以三十万英镑的费用,在大潭修筑一座大型水塘,经由一条导水渠(附有隧道)把水引入城中,以确保充足的供水(每人每日十八至三十加仑)。由于有人反对这项计划耗资过巨,于是又提出一个缩减方案(一八七四年三月四日),以二十八万英镑的费用,每日供水每人十五加仑。定例局审议了这个缩减方案(一八七四年三月五日),并拨款五千元进行详细勘测与钻探,交由丹比先生办理。裴礼士先生根据这次勘测的结果,又提出了一个新计划(一八七五年七月十日),其中包括两个备选方案,即一个造价三万九千零八十五英镑的高地方案,与一个估计造价十二万二千五百九十英镑的低地方案。但此事暂时再无下文。另一项大工程,是建议修筑一道新的、更为坚固耐久的海旁堤岸,以代替被一八七四年台风摧毁的旧堤。一个委员会(成员为史密斯、梅查理、莱里、罗卡克、裴礼士)就此事提出了报告(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日),建议政府耗资二十一万二千元,从怀特里(近消防局处)到美利码头修建一道更为坚固的新堤,并修补从煤气厂到怀特里、以及从军械库到东角的旧堤,同时把整条海旁加宽。这项工程也留给下一任去考虑。不过,较小的台风灾后修葺工程已于一八七四年和一八七五年完成,总共耗资一万五千零二十五英镑。
至于罪案,这一时期每年的警务报告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含该年),罪案逐年稳步减少,尤其是入屋盗窃与海盗案件。报告特别指出,自从澳门的苦力出洋停止以后(一八七四年),连拐卖人口的案件也明显减少了。但到了一八七六年,罪案又开始略有增加,海盗案件也开始增多。有人建议修改法律,把水上小贩纳入管制;又建议把小贩与轿夫的发牌事务,由华民政务司署移交警察署办理。在一八七七年一月十八日的刑事庭期上,按察司获赠一副白手套,这是庭期之内没有刑事案件的象征,也是自一八六六年以来的第一次。按察司在这次场合表示,过去十年间罪案大为减少:一八六六年因拦路抢劫而被定罪的有三百八十四人,而一八七六年只有二十四人;一八六六年有谋杀案二十四宗,而一八七六年只有三宗;一八六六年有海盗案二十宗,而一八七六年只有五宗。
监狱署自一八六三年八月四日起,多年由道格拉斯先生主管;道格拉斯去世后,该署先于一八七四年六月八日交杜老志先生掌理,继于一八七五年三月十一日交汤姆林先生掌理。却说一八七二年,麦当奴爵士那套办法又被重新采用:华人罪犯若申请有条件赦免,即可依法烙印并递解回中国,但须言明,倘在烙印递解之后重返香港,便要受笞刑。这项新条例(一八七二年第四号条例)在序言中声明,自烙印、递解及(返回殖民地者)笞刑之法停止施行以后,罪案已见增多。此条例成为法律之际,监狱的规章也同时订得更加严厉(一八七二年九月)。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间罪案持续减少,正是从推行较严厉的措施、务使监狱纪律具有强大威慑力之时开始的。唯一可惜的是,一八七四年十二月曾经广泛讨论的另一项措施,即在监狱中将少年犯分开关押,竟未获采纳。当时有人力陈,在中国,老练的惯犯对少年犯的影响比在欧洲更大。
警队的状况及其应有的组织,早在坚尼地爵士到任之前,便已是一个迫切的公众问题。麦当奴爵士于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委派的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一八七二年七月)中向坚尼地爵士建议:增加警员薪饷,组建侦探队伍,并适当鼓励欧籍及印籍警员学习广州方言;至于是否大量增加华籍警员的问题,委员会成员则意见各半。坚尼地爵士立即(一八七二年八月)去电,要求再派一批爱丁堡警员前来,一八七二年间总共招募了四十五名苏格兰警员。助理警察司莱斯先生(此人不久即于一八七二年九月三十日辞职,转入日本警察部门)曾提出一项奇特的建议,主张警队内各民族一律混编,即使此举有时会让西印度人或华人统率欧洲人亦在所不惜;这项建议无人理会。总督不顾定例局非官守议员的意见,决定增加警队中的华人员额;莱里议员于一八七二年九月五日对此提出抗议时,总督借机表示,他对警政的总体成效感到满意,并认为本殖民地的治安秩序,不亚于女王陛下治下的任何一处领地。莱斯先生辞职之后,助理警察司一职被裁撤,代之以总督察一职(一八七三年,由霍斯普尔充任),受副警察司克雷格与警察司田尼上校节制;而警队中的华人部分,则于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拨归一名专任的警司胡德豪斯管辖。一八七四年台风最猛烈之际,田尼上校让次日早晨当值的警员夜间留在屋内,又不将已经发出的火警再行传报,此举在社会上一部分人中激起强烈不满。有人向总督递呈请愿书,要求进行调查;总督拒绝了这一请求,于是三名非官守议员(莱里、罗韦特和惠托尔)竟在随后的预算会议上(一八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提出抗议,反对在预算中为警察司的薪俸作任何拨款。卡那封伯爵在一份公文(一八七五年七月发表)中提及此事,称警察司的做法属于只有凭当地经验方能判断的情形,而警察司显然是出于至善的动机,采取了他认为最为适宜的方针。
香港最兴旺的机构汇丰银行,在坚尼地爵士治港期间,宛如一支寒暑表,显示出香港商业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一八七二年二月,该行宣布派发相当于实收资本年息百分之十二的股息;一八七三年二月虽略有迟疑,仍照此派息。但到了一八七四年八月,董事们却宣布无力派发任何股息,并诉说四处都是严重亏损和倒闭;到一八七五年三月,该行虽在逆境之中审慎经营,依然处于同样境地,甚至有人提议成立调查委员会。然而到了一八七六年九月,该行已完全收复失地,更换了总司理,摆脱了负累的产业,并派发每股一英镑的股息;一八七七年二月十五日,该行在继续派发同额股息的同时,将储备金增至五十万元,于是董事会主席庇理罗士与新任总司理昃臣赢得了一片欢呼的鸣谢,而欢呼的人中,恰恰有些人当时就说,十八个月以前,他们对该行的前途曾经抱着极其悲观的想法。本地大多数商行的历史,乃至像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和省港澳轮船公司这类股份企业的历史,若加以考察,都会发现与汇丰银行的经历并行不悖,并且对这一时期的商业状况给出同样的报告,即:从一八七二年直到一八七六年春,香港商业经历了一场变化,其程度足以将旧有的种种条件完全推翻;到一八七六年春,普遍的萧条已过了谷底,商业开始走出笼罩多年的阴霾,在已经改变的条件之下步入一个阳光明媚的繁荣时期。印度支那糖业公司的垮台、诺顿与莱尔行的倒闭(一八七三年八月八日)、酿酒公司的清盘(一八七三年八月五日)、码头货仓公司的关闭(一八七三年九月十七日)、琼记洋行的倒闭(一八七五年四月)、维多利亚火险公司的结业(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构成了这段商业衰退时期最显眼的里程碑;这场衰退始于一八七二年,而尤以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五年为甚。高等法院所存破产人清单中列明的历年负债总额,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形: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逐年的数额依次为,一八七三年十万零八千三百九十六元,一八七四年十二万一千七百零七元,一八七五年一百九十九万零三百零一元,一八七六年七万五千零七十元。唯一令人费解的是,一八七二年的相应数额为十一万零七百四十三元,这似乎表明萧条在一八七二年便已开始了。
现在转而叙述在本期内搅动商界的若干具体问题,首先要说的是经纪人,他们在一八七二年全年中大为引人注目。通过外国经纪人做生意的办法,多年来已悄然推行开来,把华人买办排挤了出去;从前,外国商行与本地买主之间的交易,只能经由这些买办来了结。然而即便到了一八七二年,香港仍有一些有影响的外国商人,认为除金银与汇兑业务之外,根本不需要欧籍经纪人,并顽固地坚守买办制度。一八七二年一月,有人公开主张,外国经纪人制度既已取得公认的地位,便应受政府管制,或者由经纪人自行设立交易所,自订规章。由于此事迟迟无人过问,总商会便于一八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订出一份经纪佣金表;但经纪人们因事先未被征询,便断然议决照旧收费。最后拟成了一项草案,合乎主要外国经纪人的意见,并于一八七二年七月六日在定例局首读。草案随即交付特选委员会(希拉、罗卡克、祈理)审议,刊登于一八七二年七月十三日的《宪报》,经纪人们也受邀向委员会陈述意见。这项草案拟定的规则是:任何人未领执照,不得充当经纪人;执照由总督会同议政局发给,每年缴纳牌费;经纪人领取执照时,须呈交声明,保证不以自己的名义经商或买卖;凡有欺诈行为或违反该项声明者,即丧失充当经纪人的资格。草案正由委员会审议期间,经纪人们召开大会(一八七二年八月),谴责政府这项措施,议决组成经纪公会,并推举一个委员会草拟会章。草案提交定例局二读时,特选委员会报告称:此条例难以施用于华人经纪人,因为他们在大多数交易中既是本人又是合伙人;大多数票据经纪与金银经纪对此条例持赞成态度,但拟议中的条例对汇兑经纪全无影响;因此,若成立一个对会员拥有若干规管权力的公会,政府的目的反而可以更好地达到。立法于是暂缓,以便给经纪人们时间和机会组成这样一个公会,草案也随之撤回。整个运动实际上就此告终,因为拟议中的公会始终没有成立;一年以后(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虽有人一时心血来潮,试图开办一个公开的股票交易所,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股份,但这番尝试终归一败涂地。
另有一类问题,从一八七二年直到一八七六年,时断时续地困扰着商界人士,这类问题与英国的原色市布、中国和英国的茶叶遭到有计划的掺假有关。在英国制造业史上所谓的上浆问题,在香港则以霉变问题之名,尤其自一八七二年以来,困扰着香港商人;上浆与霉变,正是因与果的关系。美国内战期间,英国的棉纺织品制造商不得不使用劣质的短纤维棉花,这种棉花相应地需要多用面粉和牛脂上浆。但当俄国战争抬高了牛脂价格之后,便兴起了一种做法,用较便宜的瓷土代替牛脂,使布匹的分量大为增加。而为了抵消瓷土对棉布纤维的破坏作用,又必须使用某些潮解性的盐类;这些盐类在英国装运之前藏于布匹之中,肉眼看不出来,但在轮船经苏伊士运河运输途中,便在舱内生出霉来。然而此事令香港商人更为恼火的还有一层:他们把这种上浆办法视为制造商的欺诈行为,而为制造商辩护的人却说,上浆是应在华英国商人的订单要求而采用的做法,因为这些商人要的是价廉的次货,而次货必然比上等货需要更多的浆料。纱线制造中使用蒸汽,以及轮船货舱和中国货仓通风不良,也被列为霉变的次要原因。曼彻斯特的彭德先生(后来封为爵士)于一八七二年十月三十日建议进行正式调查,随后成立了一个由对华贸易商与曼彻斯特制造商双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调查此事,以求消除一切怨言的根源。然而这个问题过于复杂,难以迅速解决。说来奇怪,一八七三年二月还发现,有些货物运抵香港时,经官方检验确认霉变严重,被判为不合格而退回英国,可运回英国后,经官方检验员检验,却发现毫无霉迹。霉变显然是由热带的温度引发的,回到温带气候后又被重新吸收了。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香港总商会议决与上海总商会合作,向彭德先生的委员会提出陈述,两个商会都确信,补救之道必须在曼彻斯特寻求。然而,这一难题始终没有找到切实的解决办法,所有有关方面都觉得,只好听任这一弊病自行消解。兰开夏的制造商照旧过度上浆和整理,几乎毫无收敛,结果香港商人不时蒙受损失,怨气始终不消,而华人买主则开始购买印度棉纺织品,以取代曼彻斯特的布匹。茶叶贸易中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尤其是自一八七四年以来;这一年英国的茶叶进口税减低了约一半,而中国出口的茶叶增加的同时,关于掺入异叶及其他杂物、茶末比例过高的怨言也日益增多。这不过是霉变问题换了一种形式重演而已。怨言如出一辙,证据同样互相矛盾,各方彼此推诿:英国的消费者归咎于零售商,零售商归咎于批发商人,批发商人又归咎于华人装箱商,而华人装箱商反过来又归咎于其他所有人。然而这种茶叶掺假行为的后果,与过度上浆的后果奇妙地相似。正如曼彻斯特货物的霉变使华人买主转向印度布匹一样,中国茶叶有计划的掺假也促使英国消费者转而偏爱印度茶。两件事上,得利的都是印度。
一八七三年间,有两个较次要的问题曾引起广泛讨论,即提单的不同格式和远洋竞速。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总商会采用了经过多番公开讨论、由伦敦商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拟定的、称为第四号的回程提单,并议决托运人凡能办到的,应优先选用同意采用此种格式的轮船。然而后来,殖民地内对于托运人在所谓东方提单之下的地位,与在霍尔特轮船公司提单之下的地位孰优孰劣,又引起了许多讨论和争执;霍尔特公司的轮船当时(一八七三年四月)也开始在长江上行驶。另一个问题与其说与提单有关,不如说与运费率有关,但在一八七二年和一八七三年同样受到公众关注,那就是快速运茶轮船之间常常进行的远洋竞速。德拉蒙德堡号轮船于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失事,被归因于这种此前颇为盛行的做法,于是香港保险公司于一八七三年七月致函劳合社,指出按船速快慢分级定运费的制度,有鼓励以危险速度进行远洋竞速的倾向,从而无谓地增加了承保人的风险。由于这一举动,半岛东方轮船公司放弃了差别运费表制度,以免连鼓励重速度轻安全的嫌疑也沾上。
本期内,货币问题屡屡引起商界和政府的关注。自殖民地开埠之初,元实际上便是欧洲人社会的价值单位,墨西哥银元并已于一八六九年一月九日定为法定货币。但与元并行,本地华人社会一向使用中国本国的两制(以纹银〇点七一七两的重量折合一元);欧洲商人与香港华人打交道,或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任何商人打交道,也同样不得不使用两制,与他们自己记账所用的元制并行。华人不信任外国银元,便把银元钻孔、剪开以作检验,又在上面打印记以资识别,这在本地叫作「打戳」。每一枚银元因此用不了多久便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残缺不全,成了所谓的烂板银元或戳洋。此外,华人即使明知某枚钱币是真的,也只把它当作那么多重量的纹银看待,因此无论是光洋还是烂板,一概只论重量收受,又把烂板银元敲成碎块,拿银元的碎片来代替小额钱币。于是,残损程度各不相同的烂板银元和碎银块,在每一笔交易中都要逐手称量,并由行家重新验看成色(即所谓「看银」),这便是做生意的媒介。未经损毁的光洋,因有特殊用途而受人青睐,总要升水。小额交易,华人使用本国的铜钱,但铜钱的价值同样涨落不定,每一百文中夹杂的好钱与烂钱、整钱与碎钱的比例,也影响着每一串钱的价值。因此,在本期之初,除钞票之外,殖民地内实际上并无固定的货币,而坚尼地爵士治港的功绩之一,便是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陷。
本地钞票(面额五元以上)的年流通额,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平均约为二百五十万元。但这些钞票虽然深受华人欢迎,以往的经验却表明,华人商界容易突然陷入恐慌。阿格拉银行与商业银行倒闭之后,接着发生了东藩汇理银行与渣打银行的挤兑,此后十二个月间,香港钞票的流通额平均只有一百五十万元。到一八七二年六月,汇丰银行获得总督批准,发行一元钞票,以满足一项久已感到的需要。该行随即于一八七二年十月发行这种钞票,十二个月后,在流通中的约有十七万五千元。这使一八七三年钞票流通总额增至三百二十五万元,一八七四年钞票流通额更达到三百五十万元。但在一八七三年十二月,总督接到通知,称女王陛下财政部诸位委员不赞成发行一元钞票,理由是这种钞票将大量落入最贫苦的华人手中,而这些人可能比商人阶层更容易陷入恐慌。总督奉命饬令收回这些钞票,除非此举会给公众造成严重不便。总督于是在一八七四年二月要求该行说明一元钞票为何不应收回,全社会都关心起这件事来,一份由众多人士签名、并有总商会专门决议支持的陈情书,于一八七四年三月递交女王陛下政府,请求保留这种一元钞票。
在本期之初,有三种新的银元在争取公众的青睐,即新墨西哥银元、美国贸易银元和日本银元(圆)。香港和广州的华人银师与商人联合起来,意欲拒收新墨西哥银元,两广总督便于一八七二年三月十八日将其化验,并于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发布告示,该告示刊登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七日的《香港政府宪报》。告示由此正式宣布:新墨西哥银元含纯银九成、合金一成;欲支付纯纹银一百两的重量,须付新墨西哥银元一百一十一点一两;新墨西哥银元一百元等于旧墨西哥银元一百零一点四一元,新墨西哥银元的成色比旧银元高出将近百分之一点五。次年,中国政府同样将美国贸易银元加以化验(一八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结果发现其含纯银八点九九一分、合金一点〇〇九分;告示称,欲支付纯纹银一百两的重量,须付美国贸易银元一百一十一点〇两的重量;美国贸易银元一百元值新墨西哥银元一百点〇七元,或旧墨西哥银元一百零一点四八元,美国贸易银元的成色比旧墨西哥银元高出将近百分之一点五。这些化验结果公布之后,新墨西哥银元便受到香港华人的青睐。外国商界虽然实际上接受了新墨西哥银元,却渴望得到一种英国银元,并以特别禁令保护它,使之不被打戳毁损。在一八七四年一月十日的总商会会议上,与会者强烈主张彻底废除烂板银元,并表示希望从英国取得所需的钱币,而不必仰赖两个外国。总商会的续会(一八七四年二月二日)几乎一致反对将美国贸易银元和日本圆定为殖民地的法定货币,并明确表示倾向于由伦敦皇家造币厂铸造一种合适的银元。其后,总商会建议辅政司与造币厂当局联系,商讨为殖民地铸造一种合适银元的事宜。总督于一八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答复总商会称,造币厂副厂长弗里曼特尔先生认为,日本圆可以在香港接受为法定货币;美国贸易银元因价值并不相当,应予拒绝;但在英国为香港铸造一种专用银元的提议却不切实际,因为铸造费用要百分之二,运抵香港的运费又要百分之一。这一来,此项运动便陷于停顿。但到次年,上海总商会邀请香港总商会联名上书,主张由中国政府设立造币厂,香港总商会却于一八七六年十一月二日议决不作这类建议,只表示赞成以元作为中国统一的价值标准。普遍希望有一种香港专用银元的愿望虽然就这样落空了,政府却从伦敦造币厂取得一批新的辅币,供殖民地使用。先是取得一批青铜一仙铜币(一八七五年七月十九日),后来又取得大量五仙、一毫、二毫的银币(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日),此后一直源源供应。
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总商会议决分别上书驻本站的各位海军总司令,请求他们协助对自香港直至吴淞的海岸进行一次全新、完整而可靠的测量。本地政府也加入了这一行动,因为当时邮船布哈拉号(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在鲤鱼门海峡外航道上触及一块先前不为人知的礁石;于是政府悬赏十元,凡渔民指出香港附近任何一块迄今未知的礁石者,即予给付。总商会接到英、美两国海军将领的赞同复函后,又于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上书英国和美国两国政府,促请它们协同行动,完成所需的测量。一八七四年一月,沙德韦尔中将通知总商会,海军部即将派出一艘合用的测量船,前来完成中国海岸的测量。
在灯塔一事上,总商会请求总督(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向大臣申请,从特别基金中拨款,以支付修建几座灯塔的费用。这一申请固然遭到驳回(一八七三年六月),但到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总商会接到通知,政府已决定在鹤咀、歌连臣角和青洲修建灯塔。一项条例(一八七三年第十七号)于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一日通过,授权政府为此从殖民地库款中垫支款项,日后以灯塔税偿还。鹤咀建起一座圆形石塔,高出海面三百英尺,自塔基至风向标高五十七英尺。塔上装有一等定光折射白色灯,于一八七五年四月十日首次点燃,测得在二十一海里外可见。据推算,这座灯塔的位置在北纬二十二度十二分十四秒、东经一百一十四度十五分四十一秒。青洲所建的灯塔(一八七五年七月一日)装有四等定光折射红色灯,十四海里外可见。第三座灯塔,即歌连臣角灯塔(在鹤咀与鲤鱼门之间),于八个月后(一八七六年三月一日)竣工,装有六等定光折射灯具,所发白光八海里外可见。随即(一八七五年三月三十日)开始对每一艘驶入本殖民地水域的船只征收灯塔税,税率为每吨一分;兵舰、中国帆船以及只在白天进港的内河轮船均予豁免,而夜间进港的内河轮船(自一八七五年九月一日起)每吨只须缴纳三分之一分。
看来在坚尼地爵士到任之前,英国内阁曾就澳门苦力贸易无可否认的种种惨状向里斯本政府提出过某种抗议,葡萄牙政府则答复说,所指的苦力出洋,不论是否属于奴隶贸易,在香港也同在澳门一样兴旺。这可算是正中要害的一击。不过,一位非官守议员(惠托尔)否认这一影射,并在定例局中声明(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一日),香港的英国商人与澳门苦力贸易毫无利害关系;另一位非官守议员(罗韦特)随后却断言,伦敦一些声望最高的商行和银行,以及香港的某些人和商号,都曾从澳门苦力贸易中获取厚利。按察司史德龄这时趁机在法庭上宣布(一八七三年四月),他认为苦力贸易就是奴隶贸易,香港任何人凡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事,都将依照帝国禁止奴隶制的法令,以重罪论处。这一番风潮的结果是,特别鉴于有两艘西班牙船(布埃纳文图拉号和伊鲁拉克巴特号)曾先在香港装配,然后才开往澳门装载苦力,一项移民船装配条例(一八七三年第三号)于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通过,并于几个月后(一八七三年八月二日)施行。这项条例的作用,是禁止本殖民地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向港内准备从香港以外任何地方载运移民的船只供应物料或装备。总督意犹未足,又特别针对曾载移民前往古巴的发财号一船,向定例局提出(一八七三年四月十七日)另一项法案,以遏制与华人出洋有关的种种弊端。莱里和惠托尔两位先生竭力反对这项法案(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理由是装配条例已完全足以纠正和防止一切与苦力出洋有关的弊端,而眼前这项法案则失之过宽。两位非官守议员的抗议未获理会,他们便不再出席定例局会议,直至这项法案经过多次修改增补,作为一八七三年第五号条例获得通过。澳门苦力贸易完全停止(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之后,这两项条例都由综合性的移民条例(一八七四年第五号)予以废止(一八七四年九月七日)。这项条例再次将签发移民船准照之权专归总督一人掌握,并训令总督只准许向有英国官员能够监督契约执行的国家进行契约移民。为了杜绝与出洋有关的弊端,东华医院董事会向总督申请并获准雇用专门的侦探来查缉拐匪;一八七三年五月,澳门苦力贸易还在进行之际,这些侦探几乎每天都要把两三宗案件送到法庭。两年之后,一个华商代表团与美国领事贝利商定(一八七五年八月九日),组成一个委员会,协助他查明有意前往美国的妇女的品行,以求制止从香港自愿移民前往旧金山一事中明显存在的弊端。巴达维亚的荷兰政府也曾试图在荷兰官方管理之下,开办从香港前往亚齐的华人移民(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日),但总督拒绝签发准照,也不肯认可这种移民,尽管后来曾有人提议完全取消契约。
在封锁香港这一老问题上,商界有一个不断生出烦恼的根源。坚尼地爵士抵港后不到两星期,总商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说,一份正在拟订的呈大臣的陈情书尚未完成,因为华人不敢出面作证;但殖民地内存在着一套侦探网,殖民地外则存在着封锁。总商会还表示希望坚尼地爵士严加查究,以防在政府中任职的华人为中国封锁官员提供协助。当时人人心照不宣,这些话又是冲着华民政务司署而来的,该署一名华人书吏不久便辞职了(一八七二年六月)。在香港商人眼中,封锁问题之所以格外重要,是因为一般人都相信赫德爵士在鼓励中国人相信,英国政府最终或许可以被说动,同意放弃对香港的一切治外法权,并把本殖民地列入中国通商口岸之列。坚尼地爵士处理香港商人的这一不满极为迟缓,但终于(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委派一个委员会(莱里、汤姆塞特、杜老志),调查与中国海关在香港附近的行动有关的种种弊端。正当这个委员会开会期间,船政官汤姆塞特在其一八七三年度的官方报告中声称,香港的帆船贸易由于中国巡船的干扰而已经减少。不仅如此,中国巡船在鲤鱼门海峡扣押一艘开往香港的帆船金合胜号(一八七四年一月十日),恰好证明了船政官所言不虚。委员会的报告(一八七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完全证实了社会各界的看法,但总督拒绝公布,要等收到大臣对报告的裁决(一八七五年五月十日)以后再说。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起新的暴行。一艘中国缉私帆船(一八七四年五月)在鹤咀附近向英国水域内的几艘渔船开炮,当场被拘。船上人员在高等法院以海盗罪受审,但两广总督致函总督,声称该船是官方巡船,承认它无权在英国水域开炮,并答应惩办这些人。于是总督饬令律政司提出撤回起诉。这些人随即获释,按察司和全体居民都深以为憾。华人社会也于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向女王呈递了一份请愿书;随后总商会又议决(一八七四年八月三日)上书大臣,并于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四日召开了一次公众大会,谴责这一封锁是对本港自由与庇护地位有组织的侵犯,
是对香港港口与港湾的侵犯。对于这次大会议定的陈情书,卡那封伯爵在一八七五年五月十一日公布的一份公文中答复说,他承认中国缉私巡船在行动中确有滥权越分之事,但辩称,为挫败中国臣民偷漏本国税收的企图而在紧邻香港之处行使搜查权,并不影响本港的自由,也不足以构成提出外交抗议的正当理由。作为补救现状的办法,卡那封伯爵重新提出(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二日)阿礼国爵士旧日的建议,即授予一名驻港的中国领事一项特权,由他向帆船船主收取在中国征收出口税的收据,并在本殖民地向他们签发运入中国应纳关税的同类收据。卡那封伯爵的答复在香港引起很大不满,因为香港商人确实认为他所采取的立场有损英国在中国的威望。不久又传来消息,引起相当大的震动:英国轮船卡里斯布鲁克号满载中国乘客,因在海南岛尚未对外通商之时在该岛登岸放客,遭中国海关巡船澎朝海号(由粤海关监督雇用的英国人充任船官)开炮射击(一八七五年六月十三日)并予以扣押。不过,当殖民地部次官赫伯特先生的一份公文在定例局宣读(一八七六年一月七日),宣布卡那封伯爵已正式放弃罗伯逊爵士的见解,转而认识到香港社会确实有所冤抑,理应得到保护和救济时,香港上下一片欢腾。坚尼地爵士这时终于着手处理此事,提出三项建议,以求解决这一棘手难题,即:第一,除粤海关监督的巡船外,禁止一切中国缉私巡船干涉香港帆船;第二,公布一份适用于香港帆船的明确的中国进出口税则,以及粤海关监督与香港帆船船主交涉的固定章程,并予以遵守;第三,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调查一切非法扣押的申诉。总商会赞同这些建议(一八七六年二月三日),并据此致函卡那封伯爵(一八七六年二月十日)。此事随即转归外交部办理,成为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爵士与总理衙门之间交涉的题目。总理衙门自然斥责坚尼地爵士的第一、第二两项建议完全行不通,但在《烟台条约》(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中采纳了第三项建议的一个影子,订明由英国领事一人、香港官员一人和中国官员一人组成一个混合委员会,拟定一套章程,以求既有利于中国的税收,又不妨害香港的商业利益。后来有传言说罗伯逊爵士将被委为拟议中的委员会成员,总商会当即一致通过决议(一八七七年二月十二日),抗议此举有违公道与起码的公平。
海关封锁除了骚扰帆船船主、使本地帆船贸易遭受苛重的勒索之外,还使原先只靠帆船经营的一部分中国贸易,转而改用外国人所有的轮船和帆船来经营。广州的粤海关监督,其收入完全来自帆船贸易,眼见华商如今宁愿雇用外国船只,他的专利便大受损害。因此他竭尽全力抵制这一趋势,甚至想把多年来一向由外国轮船载运的货物也从它们手中夺走。人们发现(一八七四年七月),粤海关监督一段时间以来对用中国帆船进口的棉花征收差别关税,把税额压到远低于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所征的税率,以致即使外国轮船愿意免费运送棉花,中国进口商用收取高额运费的帆船进口棉花也还是更为合算。但是,转用外国船只的趋势在华人中继续蔓延。不过这一趋势并不止于把生意交给外国轮船,华商还渐渐自己购置轮船,自行经营。一家华人公司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开出第一艘挂中国旗的商船伊敦号;这家公司不许外国人持有它的任何股份,并设法使它的轮船获准驶入尚未对外通商的中国口岸。这件事预示着外国商人迄今在沿海贸易中所享有的份额将起变化,许多人对这一动向深怀忧虑。这家公司(于一八七四年)发展成为有名的轮船招商局,它固然未能取得用轮船与未开放口岸通商的特权,但作为替代这一专利的补偿,公司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组织,并取得了在每年一百八十万担漕米中承运六十二万七千担的特权。这一动向的底子里,藏着一个徒劳的希望,即把这家华人公司发展到足以将外国人所有的轮船完全逐出沿海贸易的地步。然而,尽管这家公司资金充裕,在各口岸都得到中国官员和商人的大力支持,并且(于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五日)买下了上海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轮船、地产、码头和设备,它却只证明了那种以为整个沿海贸易将落入华人之手的担心是多么没有根据。这家华人公司所得到的,不过是沿海贸易中本来就应归华人的那一份;它的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外国对华贸易的力量在于资本,华人在贸易的次要部分所占的份额越大,外国对华贸易中较重要的部分就增长得越快,此处的损失直接由彼处的收益得到补偿。
坚尼地爵士是第一位邀请知名华商到总督府参加社交聚会和公开招待会的香港总督,尽管这些华商大多是各大英国商行的雇员,即买办。这一做法颇为大多数英国商人所不喜,坚尼地爵士却坚持不改。有一段时间,他还鼓励华人把他们可能有的任何公众冤情呈到他面前。他到任后不久,一个华人代表团前来谒见(一八七二年四月四日),他告诉他们,华人有事要向他陈述,只要事先通知并自带通事,随时都可以见他。华人很快就利用了这一许诺,而这一许诺毫不客气地推翻了罗便臣爵士所开创的方针。东华医院的新旧总理从此定下规矩,每年谒见总督一次。他们向总督提出的第一件事(一八七二年十二月),是请他通过一项条例,惩治华人妇女的通奸行为。考虑到代表团里几乎每个人都正式娶了好几房妻子,若适用英国法律,都要以重婚罪受罚,这些华人竟然要求依照英国法律以通奸罪惩处他们私奔的姬妾,未免有些天真。他们提出的第二件事(一八七三年七月),是请总督给予华人社会某种形式的市政自治,并且作为开端,准许由民众选举一个华人市政委员会,由每区两名华人居民组成,在一切华人市政事务上向华民政务司提供意见。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他们敦促总督通过一项条例,强制所有华人店铺和商号登记其全部出面合伙人和隐名合伙人的姓名。次年,他们又请求改进破产法,修建一处供小船在台风时避风的避风港,拨给一块地皮以兴建华人公所,并在某个小岛上开设一所麻风病院。只可惜坚尼地爵士觉得这些建议一项也无法采纳,只有一块作公众会堂之用的地皮,他答应拨给他们,然而这个仓促许下的诺言他也没有兑现。到他任期将满之时,坚尼地爵士对华人的性格认识得更清楚了,于是改变了对华人的态度,下了一道命令(一八七六年一月八日),措辞极其迂回曲折,其大意不过是:华人凡
有任何冤情或呈请,都应经由华民政务司与政府联络。
政府对华人居民的掌握实际上何等薄弱,这一时期的几件事便可见一斑。一八七二年八月,议政局下令对苦力馆征收一项小额税款,以便将这些通常拥挤不堪的场所置于卫生监察之下。然而税额虽小,华人却立即起而抗拒,全体搬运苦力举行总罢工,持续三天,使全社会大感不便。直到苦力们得到暗示,只要他们复工,政府便会受理他们的呈请并撤销这项税款,他们才恢复工作。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仆役登记条例(一八六六年第七号)。坚尼地爵士任内,尤其是在一八七四年八月,曾经设法不让这项条例继续成为一纸空文,但事实证明其条文无法执行。华人总能设法规避这项法律,或者干脆置之不理。政府为压制公开赌博所采取的措施,情形也是如此。华民政务司和警察司被委为专责查禁公开赌博的特派专员,他们(于一八七二年五月)对那些房屋内开设秘密赌场的业主提起诉讼,但诉讼全告失败,政府在这件事上无论做什么都劳而无功。公开赌博借着假冒的俱乐部和其他安排照旧进行,而这些安排证明完全是法律鞭长莫及的。
在卫生方面,多兹医生在一八七二年度的报告中提出一种理论,认为香港在雨量低于平均、气温变化幅度又小的时候,热病最为流行;艾尔斯医生于一八七三年又补充了一条定理,即雨量越大,社会的健康状况就越好。一八七二年,英国军舰巴罗萨号停在香港仔船坞时,舰上有一百人患了热病。本殖民地直到一八七四年才发现真正的伤寒,当时有几宗病例是由船只带进来的。骨痛热症于一八七二年九月首次在香港出现,是从北方传入的,并于一八七二年十月四日被正式宣布为传染病。一八七四年,欧洲人和华人社会中都出现了许多肺痨病例。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并没有爆发什么异乎寻常的严重疾病。一八七四年春,艾尔斯医生提请政府注意太平山和西营盘华人区在清道和住户卫生方面的严重缺陷;那里已成惯例,在拥挤不堪的房屋楼上领了政府执照养猪。城中的清道办法因此稍有改进(一八七四年十月二日),但除此之外,本殖民地的卫生状况依然如故。香港每年每千人口的死亡率,一八七三年为二十二点五七,一八七四年为三十二点二〇(因台风造成大量死亡),一八七五年为二十四点二九;但艾尔斯医生在一八七六年度的报告中说,考虑到城中卫生设施的缺陷,死亡率竟然这样低,在他看来实在是一件奇事。一八七六年,摩星岭和坚尼地道上方的山坡都种满了松树,又从澳大利亚引进了大批桉树,栽种在各处。一八七六年夏天,山顶上的建筑工程成倍增加,到山顶居住从此作为避暑之法开始广为流行。国家医院在一八七四年的台风中被毁,在兴建一所新的、更大的医院期间,病人暂时安置在荷李活道从前的环球酒店里。怡和洋行在湾仔上方山上建立的私立海员医院,多年来一直亏本经营,于一八七三年三月关闭。天花医院自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三年设在昂船洲,也于一八七三年四月关闭,此后病人便安置在城中的国家医院。又附属于新的国家医院设立了一所新的性病医院,其一套章程刊登在《宪报》上(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日)。华人也于湾仔开办了一所起初打算作为东华医院分院的机构(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但后来发展成为设在华佗庙的一所独立的公众赠医所。
坚尼地爵士对本殖民地的教育问题颇感兴趣,但只是作为一个毫不妥协的世俗主义者。莱里议员在定例局中提到(一八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需要一所公立学校来教育欧洲中产阶级的子弟;总督在下一次定例局会议上(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六日)表示,他认为在充分查明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和需要之前,政府不应有所举动。于是在大会堂召开了一次公众大会(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总督亲自出席,并有力地发言支持一项不分宗派的方案,与会的多数人看来也普遍倾向于这一观点。会上有人建议复办圣保罗书院,把它改成一所世俗的欧洲人中产阶级学校,作为政府中央书院的预备学校来经营;会议为此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就这项建议提出报告。最后,由汉隆夫妇开办了一所补助学校,由莱里议员管理,名为维多利亚英文学校,但它未能达到原定的目的,不久便变成一所由罗马天主教会管理的葡萄牙人学校。为了更好地推进本殖民地的初等教育,史钊域博士向政府建议(一八七三年二月),在本殖民地采用一八七〇年八月一日福斯特教育法的一种变通办法。但史钊域博士在使福斯特方案适应香港的特殊情形时,却把一八七〇年教育法为承认宗教教育的需要而作出的种种让步统统剥去了。史钊域博士没有采用福斯特的良心条款,而是把香港的补助计划定为一项绝对世俗的措施,对一切愿意每天连续四小时专授世俗课程的学校,根据逐个考核每名学生所确定的世俗教学的实际成绩,发给年度补助。这一计划经定例局批准(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并为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暂时接受后,立即付诸实施,有五所新教学校和一所天主教学校纳入了这一计划。有些传教士(欧德理博士和高雷门主教)反对补助学校必须实行绝对世俗的教学,而官立学校却在使用含有儒家和佛教宗教教义的中文课本;为了平息这一异议,作出了一项妥协(天主教方面拒绝接受),准许补助学校使用掺有宗教教义的中文读本。为了编纂这些读本,总督委派(一八七三年四月十七日)欧德理博士为一个课本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仿照爱尔兰国民学校课本协会出版物的样式,迅即编出了一套分为三级的读本。到一八七六年底,纳入补助计划的新教学校共有十一所,但罗马天主教方面因不满这一计划对每天四小时教学的每一小时都严格排除宗教,已经全部退出。
在亚瑟爵士任内,受政府监督的学校的就学人数,由一八七二年的一千四百八十名学生增至一八七六年的二千九百二十二名。同一时期,宗教教育方面也有类似的进展。包尔腾主教于一八七〇年使圣保罗书院重获生机,开办了一所招收华人与欧洲学生的英国圣公会学校,由一名英籍校长梅氏和两名华人助理教师执教。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天主教学校在高雷门主教主持之下脱颖而出的情形。高雷门主教于一八五八年初抵殖民地时,那里只有一所天主教学校,学生八名;而到了一八七四年,已有十八所天主教学校开办,在学者七百二十三名。次年(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喇沙会修士又将原先的圣救世主学校改组为一所奉献给圣若瑟的书院,到一八七六年年底,学生已有一百六十五名。在政府中央书院设立马礼逊奖学金(一八七四年一月),为中央书院宽敞的新校舍选定并平整一块所费不赀的地皮(一八七六年五月三十日),以及在殖民地募集款项,资助牛津大学新设的汉学教授席位(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五日),这几件事都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教育事务的关切。
在本章所述的这段时期里,宗教方面的历史,以下列几件事为特色:圣若瑟堂落成启用(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两位主教就职,即包尔腾主教(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与高雷门主教(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一日);以及通过了两项条例,即一项婚姻条例和一项圣保罗书院条例。前一项条例(一八七五年第四号条例)于一八七五年四月八日通过,旨在使基督徒婚姻的登记更为精确(华人非基督徒的婚姻不在考虑之列),并使各宗派享有平等的权利。后因高雷门主教提出异议,这项条例随后被废除,另以一项新条例(一八七五年第十四号条例)代之,于一八七六年一月七日通过;通过之前,定例局就天主教神职人员所持的那种令人不快的态度,展开了一场极为激烈的辩论。总督曾以非常严厉的言辞形容这种态度,这番话后来被特意刊登在《宪报》上(一八七六年三月四日)。至于圣保罗书院,由于柯尔福主教辞职(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原先的特许状(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一日及一八六七年一月十四日所颁)遭到撤销,香港教区及主教职位因而被废除;于是委任一位传教主教包尔腾为书院院监,而书院的租约与地皮则归属坎特伯雷大主教(一八七五年第七号条例)。
这一时期,华人社会也有过一阵宗教上的骚动。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港内出现了一艘大帆船,船上布置成一座水上庙宇,供奉三尊巨大的神像。这艘人称「神船」的船只,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信众前来参拜,入内须先付费。船主们发现这门生意获利极丰,便租下了同庆戏园,把神像搬到那里陈列,信众每人付十五文即可入内。事情既然显然是一桩敛财的投机买卖,华民政务司史密斯先生便在华商领袖的赞同之下出面干预,理由是该戏院并未领有作宗教用途的牌照;船主们在巡理府法庭被罚款十五元。
这一时期,城内每年照例发生若干宗火灾,但自一八七五年起,火灾似乎愈来愈频繁。不过这些火灾每次焚毁的房屋不过两间,至多六间而已。然而在两年之内,起火的船只却为数不少。秘鲁船哥伦比亚号在港内焚毁(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五日),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邮轮日本号在香港附近的海面上被火焚毁(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大批华人乘客因此丧生。轮船班乃号(一八七五年八月三十日)、运煤船朝圣者号(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以及一艘满载干草的中国帆船(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三日),都在同一年内于港中起火。单是一八七四年这一年,就有三艘船在香港或其附近失事。在香港建造的轮船万隆号,于首次载客驶往广州的航程中,离开码头不过几分钟便告倾覆(一八七四年二月十三日),约有三十人在港内丧生。轮船蒙古号在鹤咀附近触礁沉没,溺毙十七人(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轮船日本号则在港内湾仔附近触礁(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这一时期还发生过几起碰撞事故。三桅帆船格林特号因与轮船吉朗号相撞而沉没于港内,后来顺利打捞起来(一八七二年三月)。轮船格伦莫罗克号与三桅帆船帕梅号也在港内相撞(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七日)。内河轮船金山号的过热器爆炸(一八七六年六月),炸死一名乘客,该船两名轮机员因此被控误杀,在高等法院受审,但被裁定无罪。
殖民地自一八四一年七月以来所遭受的最惨重的灾难,是一场来势之突然、威力之猛烈都前所未有的台风造成的。这场台风始于一八七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傍晚,当时港内还有小船往来,到午夜过后不久风势达于顶点。其时潮水异常高涨,而且在台风肆虐之际似乎还发生过一次地震。一八七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早晨,全城看上去仿佛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炮轰。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掀去屋顶,数以百计的欧洲人与华人住宅沦为废墟,大树被连根拔起,抛到远处;大多数街道都无法通行,被倒下的树木、屋顶木料、窗框以及阴沟崩裂时翻起的一堆堆泥土所堵塞。商业活动完全停顿了好几天。海旁上布满了破碎的舢舨和帆船、轮船的残骸,四处都可看见尸体在水上漂浮,或散落在昔日海旁堤岸的废墟之间。三十五艘外国船只仗恃船锚,结果或遭毁坏,或受重创。在大约六个小时之内,港内丧生者逾两千人;其间,住在城中高处的居民听见水上遇险华人的呼号,盖过了暴风雨那可怕的轰鸣。医疗船米阿尼号是港内唯一未被吹离锚位的船只,它的四只锚被扭成一团纠结的铁块,其照片看来颇为奇特。成千上万的人出来观看这场浩劫所造成的破坏,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艘轮船利奥诺号和阿尔拜号被抛在维多利亚码头附近的海旁堤岸上,以及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邮轮阿拉斯加号被吹上岸,高高搁浅在香港仔的海滩上。内河轮船白云号在澳门附近沉没,也颇受人们关注。在那可怕的六个小时之内,香港被毁的财产估计值五百万元。台风正猛时突然起了一场火,竟被狂风硬生生地吹灭了。女王陛下发来一则电文(一八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对「这场惨痛灾祸所造成的苦难致以诚挚的慨惜」。陶弗兄弟曾以大胆而成功的努力救人性命,表现特别出众,他们后来由总督亲手颁授皇家救生会的嘉奖状(一八七六年一月七日)。然而,这场台风所提供的教训,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利用。其间,另一场台风又扫过殖民地(一八七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这一次香港损失不大,澳门和广州却受害甚重,内河轮船鄱阳号在由广州驶往澳门途中失事,约一百人丧生,即是明证。香港于是成立了一个救生会(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专为防止港内屡屡发生的人命损失,尤其要在台风期间施以援救。这个救生会由莱里议员担任会长,满怀热忱地展开工作,委任了职员,设定了救生站,又筹集了款项,在购置必需的器材之后,尚余一大笔款项在手(一八七六年六月六日)。有人提议添置一艘救生艇,定例局也表决拨出了额外的款项(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但此后整个计划便不了了之。
本章所述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以两宗轰动一时的事件为人瞩目。一八七二年三月,韦尔什先生,一位才干出众、深受尊敬的英国商人,麦格雷戈洋行的东主,因在一份本地报纸上毫无顾忌地评论署理按察司波尔的公务行为,被判以藐视法庭罪监禁十四天,不得以罚款代替。整个外国人社会群情激愤,联名上书总督,请求免除这一刑罚。署理按察司于是提出,须先撤回呈给总督的请愿书,再由犯人的律师向法庭申请宽恕;这两项条件一经照办,他便释放了韦尔什先生。总商会为了表明它对这番处置的看法,在下一次会议上便推选韦尔什先生为商会会员。同年另一件轰动的事,是西班牙领事与秘鲁领事因一笔牌债的纠纷,在九龙半岛上用手枪决斗(一八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秘鲁领事手臂中枪。当局对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发出了拘票,但准予保释。两名决斗者在高等法院受审(一八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因认罪而各被罚款二百元。
这一时期,殖民地出现了不少新的团体,为社交生活增添了光彩,而一八七二年在这方面尤其成果丰硕。一八七二年七月成立的爱乐会(即合唱会)每年冬季都举办音乐会,其中包括在座堂举行的一次合唱节(一八七六年四月十八日)。一个辩论会于一八七二年七月成立,但到次年便告解散。在大会堂举办的一系列讲座,颇受公众欢迎。这项活动在总督出席之下揭幕(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五日),由理雅各博士主讲香港往事,随后又有四场讲座:丹尼斯博士讲民间传说(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欧德理博士讲风水(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六日),弗朗西斯先生讲耶稣会主义(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托里先生讲美国幽默作家(一八七三年二月四日)。一八七二年创立的另一团体是维多利亚游乐会,它是由划船会、健身房和游泳池三者合并而成(一八七二年五月),并于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以新的面貌开幕。《中国笨拙》于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九日复刊,此后不定期出版,直到一八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其才华横溢的编辑米德尔顿离开殖民地为止。其后几年又新添了几个团体。园艺会由官方的花园委员会创办(一八七三年二月十八日),此后多年每年都在植物公园举办花卉蔬菜展览。三年后(一八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政府正式撤销了对园艺会的管辖,园艺会改由民间管理,又维持了若干年。德国歌咏会的会员于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四日首次演出,此后在克洛特博士的指导下,一直为冬夜增添生趣;克洛特博士离开殖民地时(一八七四年四月),人们把这视为公众的一大损失。一八七三年的另一件事,是香港第一个良善圣殿会分会成立(一八七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此后戒酒运动在殖民地稳步推广,终于在士丹利街开设了一座戒酒会堂(一八七六年四月十七日),后来又迁往皇后大道东。
在亚瑟爵士治港期间,外国人社会中美国人与英国人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向来友好,这时尤为融洽。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一八七二年詹金斯海军上将在美国旗舰科罗拉多号上举行的那次招待会大获成功,总督和所有知名居民都出席了;尤其表现在美国侨民为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周年,在大会堂举行的一场盛大的漫步音乐会和晚宴(一八七六年七月四日)。游艇会在一八七五年格外引人注目:一是举行了一次由香港到澳门再折返的远洋游艇赛(一八七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由波浪号夺魁;二是举行了争夺美国杯的游艇赛(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四日),由拿俄米号获胜;三是游艇会会长福布斯离港之际(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游艇会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会中全部游艇护送邮轮一直驶到长洲。
这一时期,每年的赛艇会与赛马会都极受捧场。业余剧社在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一八七七年二月十九日之间演出十分频繁。共济会区总会于一八七五年进驻座堂,由大会牧师基德牧师宣讲了一篇共济会讲道(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四艘巡航舰组成的远航舰队抵港(一八七六年四月七日),为一八七六年的社交生活平添了新的兴致。这一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在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艺术品借展(一八七六年七月十八日)。这次展览后来成为写生会的前身。
除了上面关于坚尼地爵士治港期间殖民地所取得的进展的概述之外,还有下列各项细节尚待一提。这一时期,由于新的国家和口岸相继开放,新的交通航线相继开辟,香港商业活动的范围大为扩展。由堵布益先生和米洛先生率领的那支著名的探险队,于一八七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从香港出发,最终促成了东京(即安南的东北部)向外国贸易开放。这支探险队的直接目的,是代中国政府把军火运给在云南南部与回民叛军作战的中国军队。但堵布益先生个人的用意,却是要在法国人眼前证明安南北部的重要性,因为那里拥有红河这条商业动脉,可以借此便利地开发中国西南的商务,并把它引向东京湾。探险队沿红河一线,由河内经老街,顺利抵达云南的大理府,然后返回香港(一八七三年七月二日)。香港总商会同样着眼于开发中国西南,这一点由上文提到的莫斯先生于一八七二年对西江商业潜力所作的考察可以证明。这一时期,各国有不少口岸对香港商业开放。吕宋岛阿尔拜省的黎牙实比和莱特岛的塔克洛班这两个商港,由西班牙人开放(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三日);在法国保护之下的东京口岸河内与海防(一八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作为琼州港口的海南岛中国口岸海口(一八七六年四月一日),以及安南口岸归仁(一八七六年十一月一日),也都相继开放。这一时期还开辟了新的轮船航线。中国跨太平洋轮船公司(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使香港与旧金山更加接近;后来在这条航线上接替它的,是太平洋邮船公司(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和东西洋轮船公司(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在珠江上,太古洋行开辟了一条新航线(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日),以大型内河轮船行驶于广州与香港之间,与那家老公司的轮船并驾齐驱。殖民地在造船方面的进展,可见于以下几件事:大同船坞竣工(一八七五年十月),随即在那里建造了一艘二百吨的小轮船福建号;又有两艘为中国海关建造的炮艇下水(一八七七年一月),一艘由英格利斯公司在春园建造,另一艘建于西角桑兹船长的专利船排。丹尼斯博士发明了一种液压围堰,以便于修理船体(一八七三年六月十二日),这一点也须在此一并提及。
进步的其他标志还有:一家新银行法国贴现银行的设立(一八七二年二月);在香港火烛保险公司的赞助下成立了义勇消防队(一八七三年四月十一日);香港与印度之间开办邮政汇票互兑(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寄往英国的信件邮资降低(一八七六年七月一日);香港以每年缴付三千一百五十英镑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一八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最后还有一家蒸汽洗衣房的开设(一八七七年一月)。愉宁堂牧师林蒙在香港采集了一千一百种不同的香港植物,送交大英博物馆(一八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中单是香港的蕨类就多达九十种。政府也刊行了一部由福德先生编纂的植物公园植物分类总目,按字母顺序排列(一八七七年一月)。
华人社会也分享了殖民地的普遍进步。此前殖民地的中文报纸全都由外国人经营,而这时华人成立了一家公司(一八七三年三月),不准任何外国人入股,买下了伦敦传道会的印字馆,随即用中文出版了一份他们自己的报纸《循环日报》。华人进取精神的另一例子,是一八七三年七月有人试图在香港与九龙城之间开行轮渡;不过这一举动当时被英国驻广州领事制止了,因为他向两广总督申述,这些渡船无非是要把香港的赌客送到九龙的赌馆去。香港在中国眼中的地位已经提高,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证明: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中国朝廷竟屈尊向汇丰银行借款六十万英镑,年息八厘,并以大清海关的全部税收作为这笔借款的担保。
这一时期的讣闻中,在众多逝者里,有下列几位最为知名:坚尼地夫人,于一八七四年十月在英国去世,深受香港居民敬重,因为即便是最不严厉的总督,其治理也难免失之于严,而她总能为之添上一份温柔的格调;道格拉斯(一八七四年六月),担任监狱长达十二年以上;福尔克纳(一八七五年八月五日在伦敦去世),同名珠宝行的创办人;高和尔(一八七五年十月二日),曾任华民政务司,晚年担任华人社会领袖人物的代理人兼总顾问,深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高等法院司理官亚历山大议员,在烟台去世(一八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奥布莱恩督察(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格林(一八七六年八月四日);军械库署的达尔加诺(一八七六年九月十四日)。
坚尼地爵士离任之时,新教传教士、两局议员以及华人居民都向他呈递了热烈颂扬的致辞。全体居民在大会堂为他举行了一次公宴(一八七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以表示他们对这位总督的敬意。亚瑟爵士于一八七七年三月一日离开香港,前往就任昆士兰总督,临行留下一封对警队的亲切寄语,以及一篇向全体居民告别的致辞,刊登在《宪报》上。他在红海的邮轮上去世(一八八三年六月三日)的消息传到殖民地后,一次公众集会议决(一八八三年七月十四日),为他竖立一座纪念雕像,也就是如今点缀着植物公园的那座雕像。在殖民地的心目中,坚尼地爵士确实是那少数几个值得立像的人之一,正因为他们并不需要雕像。人们承认他没有做多少事,但他待人和蔼,人人都觉得他可亲,殖民地居民始终怀念他,把他看作一位「总是在他们自己的同意之下治理他们」的总督。
第二十一章轩尼诗爵士治港
公元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一八八二年三月七日
轩尼诗先生(后受封爵士),二等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爵士,于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抵达香港,因到时已入夜过晚,未能于当日宣誓就职。他在船上受到陆军少将科尔伯恩爵士和署理总督澳斯汀阁下的欢迎;登岸于美利码头时,又受到各部门首长、两局议员、主教高神父以及若干位首要居民的迎接。轩尼诗先生在香港所受的接待并不热烈,然而也不能说公众是怀着成见迎他的。诚然,当时已有一种预感,觉得多事之秋即将来临;可是欧洲人社会一方面,也抱着公正的决心,要就其治绩之实际所见而评断之。轩尼诗先生此前曾有种种阅历的机会。他曾作为王县议员在下议院就座(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五年),又曾任纳闽总督兼驻婆罗洲总领事(一八六七年)、西非属地总督(一八七二年)、巴哈马总督(一八七三年)以及背风群岛总督(一八七五年)。在王家特许文书颁发之前,轩尼诗先生此时先被暂行委任(一八七七年三月十二日)为香港副总督,因此他于抵港翌日(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即以此职宣誓就任。值此之际,轩尼诗先生主动宣称:他将力求追随其卓越的前任坚尼地爵士的足迹,而其治理的主要方针,将是保护本殖民地的商业利益;他说本殖民地在贸易额上足与世上最大的殖民地相颉颉。六个星期之后,王家特许文书(日期为一八七七年四月十日)既已到达,轩尼诗先生便依通常的隆重礼仪宣誓就任香港及其属地的总督兼总司令(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
除赴日本一行(一八七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六日)和北上北京一行(一八八一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之外,这位总督任内始终留在香港。他赴日期间,由马沙阁下署理政务;其北京之行期间,则由东尼治阁下署理。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女王陛下欣然赐轩尼诗先生以爵士之荣衔,此事已先于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在香港《宪报》上刊布。
除与在华、在日的几位知名外交家有私人往来之外,轩尼诗爵士与其前任一样,并无与他国政府代表之间的外交往来,仅与澳门总督有过一次简短的换文。有一艘中国帆船,已在香港依法报关出口(一八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载火药往澳门,于驶出港口之际被中国海关封锁线的官员拦住,迫令折回香港。船主向总督申诉时,得到的答复(一八七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是:总督无从干预,因为广东当局视澳门为中国的一部分。此项答复经报章揭载之后,澳门总督立即向轩尼诗爵士提出正式抗议,申明葡萄牙国王对澳门的主权,并指出欧洲各国迄今皆承认此项主权,中国官员亦然,而葡萄牙的旗帜已在该半岛上飘扬三百年。轩尼诗爵士复称,他对中国人关于澳门主权的要求并未予以任何支持。
本任之内,本殖民地不幸屡有机会,对死亡之侵入欧洲各国宫廷表示哀悼。荷兰王后(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三日)、意大利国王(一八七八年一月十五日)、爱丽丝公主(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八八一年三月十四日)以及加菲尔德总统(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日)逝世之时,本殖民地皆下半旗,并按分鸣炮。与其前任对中国皇帝之死不加理睬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皇太后去世时,轩尼诗爵士下令本殖民地下半旗,按分鸣炮二十一响(一八八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并在《宪报》上郑重宣告此事。轩尼诗爵士还曾以官方身分出席在天主教座堂举行的庆典,以庆贺葡萄牙国王诞辰(一八七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和教宗利奥十三世加冕二周年(一八八〇年三月三日)。
在款待各国代表一事上,轩尼诗爵士所务比其历任前任更为繁多。中国官员之来者,有粤海关监督崇楷(一八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出使美国、西班牙及古巴大臣陈兰彬(一八七八年六月五日);出使圣彼得堡大臣崇厚(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及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使德国大臣刘文崧(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两广总督刘坤一(一八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最后是新任粤海关监督崇光(一八八一年四月十日)。此外尚有不少外国显贵,轩尼诗爵士得以种种方式款待。美国南北战争的英雄格兰特将军抵港(一八七九年四月三十日),在总督府受国宴之款(一八七九年五月三日),在广州和澳门度过数日(五月五日至十日),又获华人呈递颂辞(一八七九年五月十二日),却不得不在外国人社会为他筹备的园游会——带有彩灯与烟火——举行之前离港。继至的客人是萨伏依的托马斯亲王(热那亚公爵),乘巡航舰维托尔·佩萨尼号而来(一八七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一八八〇年又来一次)。普鲁士的海因里希亲王乘巡航舰阿达尔贝特亲王号抵港(一八八〇年五月一日),在总督府参与亲王夫君画像的揭幕礼(一八八〇年五月七日),并于女王陛下诞辰之日(一八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总督府与总督共充主人,接待热那亚公爵与香港各界。次年夏威夷群岛国王卡拉卡瓦抵港(一八八一年四月十二日),寓于总督府。遮打先生在九龙为他设公宴(一八八一年四月十八日),同日晚间总督府又举行公开招待会。国王于数日后启程往曼谷(一八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临行不免也尝到了当时总督与英国人社会之间那种苦涩情绪的滋味。然而最盛之事,则是远航舰队的到来(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威尔士的阿尔伯特·维克多王子与乔治王子即在巴坎特号舰上。总督府为两位王家贵客举行舞会(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城张灯结彩(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可是公众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两位王子,直到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两位王子在总督府拜会并午餐之后,于当晚出席了在大会堂举行的公众认捐舞会。两位王子此前已游广州(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于本年最后一日离港。此外,澳门前总督帕科·达尔科斯子爵(一八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其继任达格拉萨先生(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及巴西派往北京的使团(一八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之来访,便是这一时期在香港所款待的各国代表名单之全部了。
一道新的特许状由王家特许文书颁布(一八七七年四月九日),撤销了一八七五年六月八日的补充特许状,重新规定总督一职的组织、权力与职权,声明议政局议员可由委任状或训令委派,并在赦免之权之外,增以减免罚金之权。这道新特许状又撤销一八四三年特许状的第十一条,规定总督如遇身故、不能任事或离任,政务应由副总督、或为此专行委派的署理总督、或当时之辅政司代理。轩尼诗爵士所新设的一个附属部门,乃亟需而其后颇著成效者(一八八一年二月一日),即依《商船条例合订条例》(一八七九年第八号)所设的政府验船官一职(白鲁亚)。至于另设总督府中文秘书兼辅政司翻译官一职的尝试(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欧德理),则未获殖民地大臣核准;而大臣以之代替的那个职位,即通译监督兼高等法院翻译官(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几乎没有延续到本任之后。对于《宪报》的办理,轩尼诗爵士极为用心。他把《宪报》英文版与中文版两种单行本合为一种(一八七九年一月一日),并把凡于华人可能有益的文件一概在《宪报》上译出,中英两种文字并列于两栏之中。在警察部门,副警察司一职空缺,由殖民地大臣裁撤(一八七九年一月三十日)。轩尼诗爵士所作的一项较为重要的改动(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七日),是命警队三分之二常川值夜。三个月之后,警察司本人具报(一八七九年七月一日),称此项措施于减少犯罪确有显著之效。采用小汽轮(一八七九年)、将水上警察自港内一艘朽败的废船移往新建的尖沙咀警署(一八八一年),以及警队员额的增加,都是警察司所要求而总督勉强应允的进步之举。竞试一事是轩尼诗爵士所喜谈的题目,他到任不久便宣告(一八七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按一般规则,本殖民地文官职位凡由他支配者,皆将依竞试之法授予,一如女王陛下一八七〇年六月四日枢密院令为联合王国文官所定之法。为鼓励研习中文,轩尼诗爵士刊布(一八八一年二月四日)格雷爵士一道旧日训令(一八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的节文,称按规则,除极特别之例外,凡未习中文之人,不得为其申请增薪。他又刊布一道依宝宁爵士之命所发的告示(一八五五年七月二日),大意谓求升迁时,通晓中文可视为一种可取之资。可是坚尼地爵士所专设的考试委员会,却被轩尼诗爵士悄然搁置了。起初他确曾承认该委员会之存在,刊布了各委员的名字(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施密、史钉和、罗塞尔、欧德理、李斯特);可是一个月后,他便无故另委一个委员会(主教包尔腾、施密、伍才)主办第一次新式竞试(一八七七年六月二日),视原委员会于不顾;次次考试又复如此(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九日),另委三名考试官(主教包尔腾、梅理、伍才)。原委员会因此递上辞呈(一八七七年七月十八日),并未获准,然而此后每次竞试都另委一个委员会。
园林与植林部门在一八七二年曾作为独立部门办理,一八七三年改由工务司与一个园林委员会共管;在轩尼诗总督到任之前(一八七七年二月八日),又因园林委员会解散而重归工务部门的一个分支。其结果是摩擦甚多,直到园林与植场的管理再度成为独立部门(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五日)为止。一份叙述此前争端始末的报告曾在《宪报》上刊布(一八七九年十月十六日),其后(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又奉殖民地大臣之命撤销。枢密院一道令(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指令:高等法院的管辖应包括英国臣民在距本殖民地任何部分十英里以内的陆上任何地方所犯的罪行,以及其间所生的争讼。一八七八年十月发觉的高等法院副书记官亏空公款一案,给本地社会以突然而痛切的震动,因为查究之下,显出高等法院部门内全无管束与核数之制;该部门为此责备行政当局,而行政当局则设法把责任推在法院身上。轩尼诗爵士委派(一八七八年九月十四日)一个调查委员会(梅理、腓立波、林德、沃顿),查究一切经高等法院所属人员之手的款项与证券之管理;其后(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七日)又以另一委员会(梅理、腓立波、昃臣、沃顿)代之,命其查究高等法院所收款项与证券之保管与发付,是否可采更严的防范之法。依该委员会所陈若干建议(一八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高等法院的办事章程重加改订,殖民地大臣并派来一位新任书记官(吉本斯,一八八〇年四月十四日)。但此时法院内部又生摩擦,正按察司与新任书记官之间误会不绝,终于酿成一场可叹的公开场面(一八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法院公事为之停顿,直到书记官被禁止执行职务(一八八〇年七月三十日)为止。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两日的大火烧毁市区中心三百六十一所房屋;社会舆论认为此事显出消防队的管理全无章法;轩尼诗爵士乃许诺(一八七九年一月十八日)作种种改良。然而既无一事办成,外国人社会便派了一个委员会(凯瑟克、利理、昃臣、福士、贺庇士、雷纳斯、库格栗与阿福德),向总督力陈应委一名内行的消防总监、雇用有给的消防员,并指出充足水源之可取。轩尼诗爵士答应从英国聘一名内行的消防总监,并尽可能设置高位水柜与消防总管。然而水源一事本属财政问题;在所提出的两种方案——即大潭水塘计划与这一项为消防总管设水柜的新计划——未经定议之前,消防队的改组便搁置了,而两项水源计划也都没有施行。除为钟楼购置一口新的火警钟(一八八〇年七月十二日)、为城中与各村的消防队添置新制服(一八八〇年七月十九日),以及用中英两文刊布旧《消防条例》(一八六八年第四号)及依该条例所发的一套章程(一八八〇年十月五日)之外,消防队一事仍一仍其旧。据说公务部门之中另有若干处,其首长与总督之间摩擦不绝;不过这些争执并未迫入公众视听之中,然而早在一八八〇年十月七日,该日公众集会所通过的决议之一,便特别要求委派一个来自本殖民地以外的调查委员会,以便查究诸事,其中就包括「总督与其属官之间的关系」。
定例局的议事厅几乎成了争斗不绝的场所。有几次,便是总督之选任新议员,也使英国人社会觉得是有意的侮辱。一八七八年十月,工务司(白思)请假,华民政务司(施密)前往新加坡(一八七八年十月十七日)就任海峡殖民地辅政司之职;香港的外国人社会正在猜想轩尼诗爵士将如何答复一八七八年十月七日公众集会那几道严词谴责的决议,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而为之一惊:库务司署中一位可敬的葡萄牙书记卡华路先生,已被委为署理库务司,并获定例局一席。然而这项委任不得不撤销,因为查明卡华路先生身为外侨,不能宣誓效忠。一八八〇年一月二十二日,本殖民地又遭到一次类似的意外。吉布阁下于该日离港,照常例,他在定例局的席位本应再给已从英国回来的罗郭克先生;可是出人意外,轩尼诗爵士却把此职授予一位华人律师伍才(一八八〇年一月二十二日)。这两项委任,被英国人社会解作一种企图:要博取社会中葡萄牙人与华人两部分的欢心,造成一种反英的党派情绪,并加强个人统治。数年之后,定例局另一席位的补授则办得无可非议:席位给了庇理罗士先生,他是本殖民地两位首要的印度籍鸦片商之一,曾以汇丰银行董事的身分卓然自见。
一八七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一八六五年的《公司条例》上增添一条但书,规定股份经分割后所减至之额,无论如何不得少于原股的四分之一。此案(一八七七年第一号)经卡那封勋爵核准而通过(一八七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这是一八七七年唯一的立法举措。次年通过三道极简短的条例,即《华人出洋(特别准单)条例》(一八七八年第一号)、仅有一段的《监狱修正条例》(一八七八年第二号)和《市场条例》(一八七八年第三号)。一八七九年事做得多些。该年通过两道《鸦片税条例》(一八七九年第一号与第七号)、一道《出洋条例修正案》(一八七九年第六号)和一道卷帙繁重的《商船条例合订条例》(一八七九年第八号),然而到一八八〇年又不得不再加修正。后一年通过一道短条例(一八八〇年第六号),给法国邮船以十二个月的军舰地位,此后年年重订。一道《入籍条例》(一八八〇年第四号)给一位欧洲居民(欧德理)以英国臣民在本殖民地境内——而不及于境外——的特权,经女王核准之后,其后数年便年年有这样一批条例,因为华人居民此时开始极重此种入籍,虽则其效力有限。一八八一年又通过若干条例,分别涉及澳门引渡(一八八一年第一号)、户口普查(一八八一年第二号)、华人入籍(一八八一年第五号至第十号)、放逐与附条件之赦免(一八八一年第十二号),以及《公司条例》的又一次修正(一八八一年第十四号)。最后,一八八二年一月有一道《电车条例》(一八八二年第一号),规定得自由自西环至筲箕湾、并自圣约翰广场至维多利亚峡一路铺设电车轨道。
然而本期定例局的立法成绩虽说结果甚少,叶子倒是不少,而叶上有刺。局中会议次数不多而议程甚长,议员们的注意力大半被轩尼诗爵士用来听他详尽颂扬本殖民地财政、商业与工业的进步。局中时间又往往被论战式的辩论所独占,所争者或为本地所谓的种族成见,或为对待华人罪犯的适当之法,或为轩尼诗爵士施政的一般原则。这些讨论不去尽量利用众所同意之点,反而只是使总督在他与欧洲人社会的关系上所造成的裂痕愈加显明、逐年加宽。至于定例局的组织,利理阁下曾提出一问(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总督是否愿意建议增加非官守议员的人数,理由是非官守议员三人对官守议员五人(总督之外)这个比例并不妥当。轩尼诗爵士称他已向殖民地大臣作过同样的建议,提议把非官守议员增至四人或五人。次年(一八八一年八月八日)果然又增一名非官守议员(庇理罗士)。非官守议员时间不足、无从细阅预算一事的旧有诉苦,又再度提出(一八八〇年八月十一日);并另议定:如认为有必要作一般性的讨论,可于动议转入委员会时提出。记录局中辩论应有妥善之法一事,也由非官守议员提出(一八八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建议雇用一名官方速记员。轩尼诗爵士答应考虑此事,然而并未有此委任。另一项亟需的建议由署理按察司提出(一八八一年六月十三日),他动议称:本殖民地现行条例为数甚多,其废止、修正与合订已成急务。轩尼诗爵士称他已于前些时候把此事交律政司之手,不久即将着手修订与合订各条例。
至于司法诸事,本地律师界第一次接纳一位以法律为业的华人(伍才,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八日),尤值一记。法兰西斯先生之入律师界(一八七七年四月十六日),则为本地法庭上的雄辩之风添了新的兴味。另一方面,正按察司士马理爵士之离港(一八八一年四月十一日)与王家律师海拉先生之离港(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后者曾屡次署理律政司与副按察司——使本殖民地失去了两颗最明亮的法界星辰。本期法庭所审各案之中,特别引起社会关注的,有沿海轮船也素号两名机师因锅炉爆炸而被判误杀之案(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有加特华打士号一案,三名马来人因在公海上杀害船长、大副及华人水手而被判死刑(一八七九年五月十三日);还有一宗会所案(一八八一年四月八日),以试验香港会董事会有无开除会员之权。一八七九年五月,正按察司判决了一个于商人极为重要的问题,以最强硬的措辞立一原则:买办若不直接从雇主领取工资,而以客人所付佣金自偿,则实质上仍是仆役,无论他以何种方式取得工资的等价。为报人之便,正按察司又界定(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了报馆业主的权利与责任。至于法国邮船所要求的特殊地位,正按察司作了一项重要的判决(一八八〇年一月七日):其时本地鸦片承商请求对亚拿的号轮船发搜查令。正按察司判称:该法国邮船并非英法两国所订协约(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意义内的船只,而是一家私人公司的财产;即便它是国家船只,该协约的条款也未经立法认可;又称未经立法认可,王权不得剥夺臣民对任何船只所有的权利;再称即便该船在协约条款之内,该协约也只适用于在英法两国口岸之间运送邮件的船只,而上海既非法国口岸亦非英国口岸,则航行于上海与香港之间的船只,在邮件于香港上船之前并不受该协约条款之限;最后称该船掩护了对一道税务条例的违犯,即掩护了走私,而走私违于万国之谊,且为对国际豁免的滥用。对亚拿的号的搜查令遂即发出,然而法国领事不肯予以任何协助,该船未经搜查便开往新加坡去了。
本期香港人口自一八七七年的华人十三万零一百六十八人增至一八八一年的华人十五万零六百九十人,而非华人人口在同一年份之间则自八千九百七十人增至九千六百二十二人。故本殖民地总人口在这五年之中增加了两万一千二百五十八人。
本殖民地的岁入也相应增加。一八七七年的岁入为一百万零五千三百一十二元,一八八〇年的岁入为一百万零九千九百四十七元,而一八八一年的岁入因特殊而例外的缘故,升至一百三十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元。细考之下,可见本殖民地的岁入在一八七六年为九十一万九千零八十八元,一八七七年增加八万六千二百二十四元。但一八七八年岁入又减少五万七千零七十四元。一八七九年又有一次增加,计一万六千四百五十七元;一八八〇年继以十万五千八百五十二元的增加;一八八一年则又有一次最为非常的增加,计二十五万四千五百零八元,故一八八一年岁入总计达到上述可观之数一百三十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元。本殖民地财源在本任之内这般迅速的发展,与此前五年岁入的迟滞相比,其差异极为触目。所须一问者,只是这般巨大的增加从何而来。
依《印花条例》施行所得岁入,其逐年的涨落自然取决于股市的情形。一八七七年因设立华人印花代办处,又因对规避《印花条例》的华人提起讼追,印花税之所入与一八七六年相比增加两万四千九百五十一元。一八七八年又有小幅增加,计八千五百八十四元;一八七九年继以一万二千三百零七元的减少,蓝皮书解作由股份过户减少所致。一八八〇年有小幅增加五千九百一十三元。故可见本任头四年印花税的年所入变动极小,一八七七年为十二万零九百五十元,一八八〇年为十二万零六百七十八元。可是一八八一年——恰是华人为地产房产的投机狂热所攫的那一年——印花税忽然所入十六万五千三百四十元,计增四万四千六百六十一元。一八八二年印花税之所入又落了一万八千三百元,该年蓝皮书称「此项巨减,全由去年地产投机之崩溃所致」。
警费、灯费、水费与消防费各项税捐之所入,一八七七年升至十九万四千八百三十八元,与一八七六年相比增加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五元。蓝皮书把此项增加解作由房屋数目增多所致。一八七八年又有小幅增加,计七千零六十元;一八七九年继以一次大的减少,计两万六千五百八十三元,轩尼诗爵士解称系因该年估价人所定估值较低。次年即一八八〇年,各项税捐之所入又升了五万九千二百一十五元,解称系因恢复了从前较高的估值。一八八一年各项税捐略有落减,计八千七百六十一元。故房屋税捐一项发展甚微,因一八八一年所入二十二万一千七百九十六元,只比一八七七年同项税捐之所入高出两万六千九百五十八元。
至于地税,一八七七年地契之所入为十二万三千零六十四元,与前一年相比仅增两千九百五十元。其后数年变动亦不多,因一八八一年地契之所入为十二万三千一百一十五元,只增五十一元。但新批地契之补价,情形便大不相同。此项在一八七七年因总督下令大批卖地而增加七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元。但一八七八年继以七万三千九百五十八元的减少,一八七九年又减九千六百二十四元,一八八〇年又略增四千五百九十元。今考新批地之补价在一八七八年为一万一千零三十一元、一八七九年为一千四百零七元、一八八〇年为五千九百九十八元,则一八八一年此项补价忽升至二十万三千六百五十九元,不免令人骇然。轩尼诗爵士在其演说与官方文件之中,极力想说明这般非常的岁入增加,乃是本殖民地自然而健全的进步之稳实结果。然而贯通一八八一年全年的那股地产投机狂热,才是此一疑团的真解。
鸦片专利所得岁入,一八七七与一八七八两年各为十三万二千元,比一八七六年同一来源之所得少一千五百元。此项专利一向由香港一个华人集团以不公平的低价承办,一八七九年改由公开投标售出,承者为新加坡集团的一位股东陈金星,其办法并不令公众满意,所增不过七万七千九百一十六元。下一次售卖(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一日),此项专利以二十一万元售出一年,实与一八七九年所得之数相同。
由以上对本地主要税源的分析可见:房屋税捐与鸦片两项,其岁入在全期之内有适度的增加,与人口的自然增长相称;而印花税与新批地契补价两项,则有一次反常的突增,出于同一来源,即地产交易,且只限于同一年,即一八八一年。一八八一年初,香港的华人居民为地产房产的投机狂热所攫。此种狂热延至一八八一年十月,泡沫爆破,继以普遍的恐慌。先前被华人投机者过度抬高的产业价值,于是骤落约百分之四十五,大为萧条。在这场地产投机的崩溃之中,受害最重者正是华人,而其中尤以轩尼诗爵士视为华人社会首要人物的那些人为甚;原卖主在多数情形下乃是政府与英籍及外籍居民,此后产业迅速转手,价格节节高涨,直到资金不继,终于僵住。泡沫爆破之后,一八八二年破产之案无数,讼事不绝。然而大体而论,其结果远不如所可预料的那样惨重,因真实价值的折损相对甚微。不过一八八二年全年,产业市场上仍压着那些周转不灵的业主的产业。这场地产房产投机狂热的原始起因究竟何在,难以确言。外籍居民一般归之于轩尼诗爵士对本殖民地普遍繁荣所作的那些夸张的定期颂扬,以及他对所谓首要华商的个人影响——他不断劝这些人去取外国商人在本殖民地所占的地位,去购买城中欧洲人区的住宅与行号。然而无论这场赌风的起因为何,有一点是明白的:此事的最大获利者是政府,政府以华人赌徒为代价,在一年之中净增岁入二十四万二千三百二十二元。
轩尼诗爵士一八八一年的财政方针,其结果便是如此:从地产之赌得利十九万七千零六十一元,从房产之赌得利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元,共计二十四万二千三百二十二元。此项成就如此显著,以致定例局的非官守议员还来不及看清岁入增加的真相与由来,便已向总督称贺(一八八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赞「其财政方针之成功」。不过他们在这番草率的颂辞之后,谦谦地添了一个请求:既有如此巨大的储备与年年的盈余,此时该减轻税捐了。轩尼诗爵士答称:他确愿把房捐自百分之十二减至百分之六;他想若给鸦片承商以较大的权力,此项专利可得四十万元,若然,便可许减税了。
今转而论支出,可见一八七七年本殖民地的支出减少了九千零八元,主要由公共工程费用的削减所致。一八七八年支出有所增加,计十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五元,系因缴付本殖民地在邮政协约中应摊之款(两万零二十三元)、警费增加(一万零五十一元)以及铺设通青洲的海底电缆(五千二百一十一元)所致;然而公共工程的支出则自一八七七年的八万三千四百零九元减至一八七八年的六万八千六百三十三元。一八七九年支出又有增加,然仅一万零三百四十四元;公共工程的开支减至六万二千五百七十一元,一八七九年支出之增加主要系因订购警察新丁与小汽轮(一万零八百三十九元)及总督府的新家具(五千一百零七元)所致。一八八〇年岁入估计将逾百万元,总督乃敢把支出增加两万一千一百四十元;一八八一年岁入仍在上升,支出又增三万三千五百零七元,所增之数尚算谦抑。这自然是节省的办法,其结果也颇为好看。因为本任之内年年都有岁入超出支出的盈余留存在手。自一八七七年至一八八一年,此项年度盈余各为:十三万二千一百零五元、三万七千一百一十四元、三万七千二百二十七元、十二万一千九百三十三元,最后(一八八一年)为三十四万二千八百七十三元。
除重筑一八七四年台风所毁的海傍石堤之外,本任之内几乎没有兴办任何重要的公共工程。坚尼地爵士离港的次日,定例局即议定(一八七七年三月二日)拨款二十万元,此款取自特别基金,其中五万元当即指定用于重筑海傍石堤。然而此工一直延到一八七九年秋才认真兴办;幸而其间并无台风来袭,此工共费二十四万四千二百五十四元,于一八八〇年完竣。新的国家医院于一八七七年落成,油麻地的一座小市场和西营盘的一所疯人院于一八七九年建成,一所新的性病医院于一八八〇年建成;一八八一年则在铜锣湾防波堤动工。此防波堤之建造,曾于一八七七年由一个委员会(汤姆塞特、白思、迪克逊、阿什顿、麦克尤恩、麦默多)急切建议,其计划又获赖德海军上将力加赞助(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四日),然而直到一八八一年底此工才开始,所费三千零九十元。故此工的重担实落在下一任身上。论公共工程,轩尼诗爵士的任期最可注目之处,在于有许多重要工程经过讨论、宣称紧急,而终被否决或延搁。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香港的外籍业主上书总督,请求把海傍道路加宽二十英尺,相应填筑前滩,与重筑海傍石堤之事并举。此项建议明达而不奢,实为十年之后那个更为宏大的填海计划之先声,却以其将延误海傍石堤之重筑为由遭到否决。又如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场大火,把城中过度拥挤的中心区一大片房屋化为灰烬之后,曾有人力劝轩尼诗爵士趁此机会把该区街道加宽、改正走向,然而此议以所费过巨而被否决。按分房制建造一所新监狱,虽为总督不用笞刑而抑止犯罪之策所必不可缺,却被轩尼诗爵士以财政为由无限期延搁。中央书院新校舍之兴建,其地基已以重价购得、房屋已经拆清,却年复一年以种种藉口延搁,始终未动。大潭水塘工程的图样,在上一任内已经详拟并获核准,轩尼诗爵士却躲了多年;及至殖民地部终于发来严令,命此工立即兴办,轩尼诗爵士竟纯以财政之故,擅自把来自唐宁街的命令置之不顾,此工直到一八八二年、他行将离任之际才开工。九龙天文台之事亦然。此议初起于一八七七年春,其时有若干船长和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经理传签一份请愿书,求政府安排每日落下报时球。此举为工务司白思所采纳,他详拟了其后天文台所据以设立的那个计划,建议在九龙的额尔金山上建一所天文台,由王家天文官所荐的内行人掌管,于取得风暴警报与气象观测之外,并保证每日在水上警署前落下报时球。除其后所求的天文观测一事之外,现今天文台计划的每一要项,都已由白思先生详细提出。一八七七年十月三十日,赖德海军上将写了一封信,热心赞助白思先生之议,并增一条建议:潮汐与海流的观测亦应纳入计划之内。两份文件都在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宪报》上刊布;轩尼诗爵士在其一八七八年度的预算之中,也列入了建造天文台的五千元。然而此事一直无所举动,直到约三年之后,又有一批文件在《宪报》上刊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日),提出一个似属新创的计划;此计划其实只是工兵少校帕尔默对白思先生计划的细目所作的扩充,外加若干关于应作天文观测的建议,却绝口不提白思先生,而把此计划之功归于轩尼诗爵士。虽然如此,天文台之建造仍留给了下一任,不过帕尔默少校极费苦心作了恒星观测(刊于一八八二年三月四日《宪报》),据以定出天文台台址在北纬二十二度十八分十一点九一秒。
犯罪的统计,以及对待华人罪犯的最善之法的种种理论,是本期定例局中与报章上极为显著的辩题。轩尼诗爵士到任之时,决意要把那种人道的监狱纪律之见和对体罚的异议,施之于华人罪犯;这些主张在欧洲经数百年文明的进步,近来始渐为人所接受,然而所指乃是欧洲的囚犯。总督到任不久,笞刑便实际上废止了。只有少数鞭责仍在监狱墙内不公开地执行。此项改变,以及轩尼诗爵士创设华人释囚援助会的尝试——虽然全然失败——于华人的犯罪阶级留下极深的印象,自此在他们中间,轩尼诗爵士被称为「仁慈之人」。「我们若有一所按分房制办理的监狱,」轩尼诗爵士说(一八七七年九月十七日),「囚犯在那里必须做些有用的苦工,又明知除了始终安分守己之外,在法官判期未满之前绝无一丝获释之望;我们若为少年罪犯设感化与工艺的训练;我们若使人明白再犯必受长期之刑;那么于抑止犯罪的增长,便胜过我们所能想出的任何别法。」此论固佳,然而轩尼诗爵士既未设按分房制办理的监狱,也未设任何收容少年罪犯的感化院,这套理论便很难望其能抑止香港的犯罪。社会之所以与其总督相异,不仅因为他们认为在没有笞刑的情形下他那套待囚之法必不生效,更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立即施行分房制事实上不可能;而在此期间,他们仍视刺字、递解、笞刑之制为前两任之内已证实为有效的惩戒。
为使他关于待囚与废笞的理论见容于香港的定例局与居民,轩尼诗爵士殷勤从事,编制刑事统计,意在说明坚尼地爵士任初重行刺字、递解与笞刑之制,不但未能减少犯罪,反而自那时起香港的犯罪急速增加。尽管他罗列了浩繁的数字,尽管他以演说家和辩士的高超手段,把那些看似有理的推论处理得极为巧妙,呈于定例局与公众之前,社会却坚执一说:无论从轩尼诗爵士的统计里能在逻辑上推出什么,他们本人的亲历与实感是:在坚尼地爵士的继任者到来之前,香港的生命财产一直比此后更为安全。轩尼诗爵士愈是坚称其统计之确与其数字分析之正,社会对两者的不信便愈是化为实实在在的恼怒。其时恰逢——不论是否由总督对罪犯的处置所致——一八七八年重罪奇多。二月一日,大群华人匪徒持械袭击鸭脷洲村。五月十日,警察司与数名警员在街上被他们本欲截捕的持械匪徒所伤。五月三十日,城中有一妇人被杀。五月三十一日,石澳又有一妇人被杀。七月十三日,太平山又有第三个妇人被杀。八月八日,一名葡萄牙人被一欧洲人所杀。继而九月二十五日,四十至八十名持械匪徒袭击永乐街一家店铺,这些匪徒强占街道,与持械警察相持了一些时候,终于带着所劫之物乘小汽轮逃走。次日早上此次夜袭的消息在城中传开,公众的愤慨——因重罪显著增加而积蓄已久——爆发为对总督一贯宽纵罪犯、因而鼓励犯罪的严厉谴责。众议召开公众愤慨大会。会未及开,又有一案发生,更添薪于火,因为西摩台一所欧洲人住宅遭持械匪徒袭击(一八七八年十月三日)。
一八七八年十月七日,本期那次盛大的公众集会在板球场举行。下列各项决议几乎无人反对而通过。议决:一,生命财产已因对犯罪阶级过分宽纵之方针而遭危害;二,公开笞刑经证明为唯一真能惩戒之罚,近来犯罪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正由笞刑之停用所致;三,应委一个医生委员会,查究所谓笞背有害之说;四,递解几乎全废,为害甚大,将使华南的犯罪人口挤满香港监狱;五,应委派一个来自本殖民地以外的委员会,查究刑律之施行、法庭判决之执行,以及总督与其属官之间的关系;六,最后,此等决议应抄送一份,经总督转呈殖民地大臣。吉布先生任主席,上列各项决议的提议人与附议人为:凯瑟克、雷纳斯、福士、沙普、律敦治、杨、尼尔森、麦克利蒙特、罗郭克、伊德、麦克尤恩、波顿利诸君。定例局的首席非官守议员(利理)之缺席极为显眼。上列决议所含的指摘虽然严厉,在论据上和在它所得的香港英籍、外籍社会的支持上皆然,殖民地大臣却把那份载有这些决议的呈文搁置了将近一年未答。其间,湾仔华佗医局的华人董事会为轩尼诗爵士之故,向下层华人店主劝募;总督在公众舆论之前被弹劾,这些人甚为不平,视之为对一位施政明显亲华的总督的攻击。他们因此作成一份上女王的颂辞(一八七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由两千二百一十八名店主签名。此文实为对总督表示信任,意在抵销英籍、外籍社会之见,而其辞采乃是中国常见的那种夸张谀颂的腔调。代表华商大多数的东华医院董事会,在颇可玩味的一番迟疑之后,也呈上一份呈文(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对公众集会所通过的决议表示不以为然。一八七九年五月五日,华人得到通知:女王陛下欣然接纳其颂辞。同日,轩尼诗爵士又把定例局一席重授于那位曾任愤慨大会主席的先生(吉布)。一八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该次大会各项决议的提议人与附议人向殖民地大臣(希克斯·比奇爵士)申诉,控以其呈文久置未答。数月之后(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七日),轩尼诗爵士自以为已经得胜,便满意地在《宪报》上刊布了该次公众集会的决议和一系列有关文件,其中包括希克斯·比奇爵士对欧洲人社会呈文的复文(日期为一八七九年七月十七日)。殖民地大臣在此复文之中引用统计,说明一八七七与一八七八两年重罪大增,并承认在那两年之内香港的犯罪阶级在胆量、结伙与携械之习上都有长进,又承认本殖民地居民所感的惊惧不无道理;然而他不肯派出特别委员会,因他相信其间总督的举措已经除去了一切可惧之由。然而犯罪仍又兴盛了一些时候。一八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一名苦力在高街被打死;一八七九年一月十七日,红磡发生持械袭击。一八七九年一月,普遍的不安之感至于如此:华人中间流传一个谣言,且为人所信,说有一支海盗船队正在备办,将来扑香港、把全城劫掠一空。此谣传得如此之盛,警察为此也作了防范。然而自一八七九年起,轩尼诗爵士开始加严监狱纪律。递解之制也于一八七九年恢复,并定下规则:一切累犯皆应在高等法院受审,在那里可依其惯于犯罪的程度而判以相称之刑,不像巡理府那样常判短期。这些措施使华人罪犯对「仁慈之人」之治所抱的幻想归于消散,犯罪于是无论在类型上还是在频数上都开始减少。可惜一八七八至一八八一这四年警察司的年度报告都被压下,奉总督之命以犯罪的干巴巴的统计表代之。然而便是这些表也显出:一八七七年重罪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八六,警察司归之于中国的饥荒水患和香港米价异高;一八七八年重罪又有巨大的增加,计百分之三十二点三一;一八七九年减少百分之八点一九;一八八〇年又减少百分之十四点四三;而一八八一年重罪又复增加,计百分之十三点五五。
无论在减少犯罪上成功与否,轩尼诗爵士在对待华人罪犯一事上总算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自一八七七年他在定例局首次宣示其博爱方针以来,他在这方面所求的几乎一切,都在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得到了;其时金伯利勋爵核准:最终废除一切对罪犯的刺字,永久停止公开笞刑,废止一切规定笞责华人的条例,禁止一切笞刑——除在联合王国亦会施笞之案外;最后并令:笞责亚洲人一概施于臀而不施于背。一八八一年九月,有告示称《监狱修正章程条例》(一八八〇年第七号)已被驳回,于是该条例本欲修改的旧法(一八七八年第二号与一八六三年第四号)复行有效。
一八七八年五月与七月,政府注意到香港华人社会中——如全中国一样——盛行买卖女子以充家中婢役的习俗。此俗在香港通行的办法,是名义上的收养,连带付钱与其父母,以换取使用该女子劳役之权。律政司(腓立波)明白宣称(一八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与总督最初之见相反:此种做法并不构成刑事罪(一八七八年五月三十日);在英国订立此类交易的人,绝不会使自己落入刑法的施行范围之内(一八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巡理府于此事并无管辖之权。与此同时,华人社会注意到:自澳门苦力贸易废止以来,诱拐华人幼女出口至海峡殖民地、加利福尼亚与澳洲的做法大为增加。因一般相信拐匪主要是东莞一带的人,华人社会便委了一个以冯明珊先生为首的东莞商人委员会,设法阻止这些诱拐之举。冯明珊先生等遂上书总督(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六日),请准成立一个防拐会,并有雇用侦探之权。轩尼诗爵士委了一个官方委员会(奇里、法兰西斯、田尼、欧德理)查究此事,该委员会建议政府核准依一定章程成立所拟之会,该章程由法兰西斯先生草拟(刊于一八八〇年二月四日《宪报》)。此会遂即成立,取名保良局,并获殖民地大臣正式核准(一八八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其后(一八八二年八月五日《宪报》)刊布了保良局的办事规则,与法兰西斯先生所拟章程有异:规则既不要求该会依一八六五年《公司条例》注册为法团,新规则也不给政府以法兰西斯先生草案所设计的那种对保良局办事的严密掌握与经常洞察。
然而其间正按察司也注意到:除苦力贩运之外,别有目的的诱拐之风正在惊人地增加;他不分蓄婢之买卖女子与为出口(作不道德之用)而买卖女子,于一八七九年夏屡次在庭上谴责购买或收养女子以充家婢之制为奴隶制之一种。正按察司称本殖民地有女奴一万至两万人,且称此种奴隶制之所以兴盛,全由政府官员未能施行现行法律所致。正按察司此举起初在华人中间引起极大的惊扰与激动。有一代表团拜会总督(一八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请准成立上述防拐会之时,并建议以登记一切所买婢女之法来规范华人的家中婢役。然而当总督——此前曾亟欲对购买婢女者提起讼追——此时向他们保证他不容许以严厉的手段对待一项既成的中国民族习俗之后,华人社会的忧惧便大为平息。可是一八七九年十月六日,正按察司又如前一般强烈地谴责香港的女子婢役之制,称之为十足的奴隶制;数星期之后(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日)又致总督一函,请训令警察把凡已知蓄有所买婢女之人一概带到巡理府前,从轻办理。正按察司同时称:诱拐之风为香港外国人的社会习惯所鼓励;香港正在生出一类穷苦白人,过着极为可怜的生活;他并主张政府有责任压制一种败坏一切道德风气、因而导致犯罪的制度。为驳士马理爵士之论,欧德理博士撰成(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一份详尽的报告,论中国奴隶制与香港家中婢役之起源与特征。整场争论遂呈交殖民地大臣,并在上议院的一场辩论中加以检讨(一八八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其时奥尔德利的斯坦利勋爵对欧德理博士的报告加以嘉许,称律政司对法律的阐释有误,然而另一方面,正按察司则陷于荒诞的夸大。金伯利勋爵在同一场合指出:收养之俗与中国社会的形式深相交织,务须留意,不可把中国人的习惯与制度同世上别处所行者相混。此后,本地奴隶问题所引起的那场短促的骚动,便如其骤起一样迅速消去了。然而保良局在使拐匪归案一事上确有佳绩;一八八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正按察司既见诱拐之罪稳步减少,便怡然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他在庭上称:中国的公众舆论此时似已受教,大能认识诱拐之恶以及家中婢役所生之恶中之最恶者;他对这些罪行的谴责已唤起了中国人的良心;华人社会之中如今有极大一部分愿意改善中国社会思想的风气。「一切种类的奴隶制,」他说,「在中国都已注定要亡;这只是经由讨论与时日而施教化的问题而已。」
本殖民地的防务问题在本任之内扰动了数年。一八七八年整个夏天,与俄国开战的谣言不绝。在这场战争热延续之时,《义勇条例》(一八六二年第二号)重行刊布(一八七八年五月四日),并新组了一支义勇队,由邓普斯特上尉统领(一八七八年五月十六日),其后由科克森上尉接任,丹比先生在其下任中尉。到一八七八年六月一日,已入义勇队的一百四十二位先生的名字在《宪报》上刊布。海军船坞造了水雷,又在鲤鱼门举行水雷演习。各炮台也暂时置于防备状态,有几座架上了炮。一八七九年一月,总督奉训令着手必需的工程,使前一年所筑的几座炮台成为永久的防御,工程当即在北角动手。本国政府终于醒悟,认识到殖民地防务需有周密之制,乃委派(一八七九年九月八日)一个以卡那封伯爵为首的王家委员会,查究各殖民地的防务状况。该委员会的训令在香港刊布(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依该委员会之请,本地一个委员会当即着手就香港的防务、军备与粮储各问题具报。一八八〇年春,中俄之间战争在即的谣言益增其可能,于是公众对殖民地防务的关切仍得维持。该年夏,世称戈登帕夏的戈登将军在香港与广州逗留一星期(七月三日至九日),对香港防务作了种种建议,尤劝把海军船坞、营房与军械库移往铜锣湾。他自天津访李鸿章返回之后,在《德臣西报》上刊布了他向中国政府所进之言的主要部分,又作了一次短促而无成的尝试,想使香港的首要华商对一项建议发生兴趣——即共商驱逐满人出中国、复立汉人王朝之策。此时战争热已渐消,义勇队中生出争端。队长科克森上尉与丹比中尉辞职(一八八〇年七月十三日),由法兰西斯上尉与麦卡勒姆中尉接任。一艘回转炮塔铁甲舰飞龙号——其适航之性在英国曾受指摘——依总督之请派来香港(一八八〇年六月二日),长驻此地以卫港口。将熄的战意最后一次闪现,是在尖沙咀举行的一次盛大海军阅舰礼(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然而到一八八一年初,俄国既已允将伊犁归还中国,战云遂散,殖民地防务的整个问题便搁置了。
一八七七年于商人大体算是颇好的一年。生意虽说范围有限,性质却是健全的。股票稳步上涨,虽少投机,而不动产也转贵了。可是一八七八年起了变化。运费此时开始下落,各类货物的利润愈来愈薄,股市则为狂乱的投机所据,一如常例,涨而后跌。不过当时并无只凭公众轻信而浮在水面的泡沫公司,股票的情形是稳固的。然而普遍的萧条潜入了一切商业部门,本地如此,中国与日本亦然,本地有几家历史极久的行号倒闭。一八七九年初运费之低,使运输之业无利可图。船主开始想把船搁起来,不愿赔本行驶。于是伦敦轮船船主会议结成一个联合(一八七九年九月),以规范泊位吨位、防止货物积压,并彼此护免损失。然而这些会议规则的签署者之间缺乏凝聚,而非由外来的竞争,这个联合终于失败,其规则就香港而言已予撤销(一八八〇年一月五日)。然而除运费之外,一八七九年在别的方面也是极为萧条的一年。外国船只的到埠减少了百分之五点二八,减得最多的是悬挂欧陆各国旗帜的船只。本殖民地银根紧,多数股票的行情继续下落,虽然众所知其于资本不失为良好的投资。英汇下落,直至银元跌至三先令六便士半,而银两跌到五先令以下。时人谓香港的生意从未这样无利。然而到一八八〇年,普遍的好转开始了。生意此时显出较前数年更为活跃、更有利可图之势。投机被约束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期货交易因一八七八年的苦痛教训,此时被视为险恶的冒险;股票因此得以立于较稳之地。省港澳轮船公司因与太古洋行的对头航线友好议定,重得一次新生。一八八〇年,香港的糖业开始成为本地财富的一大来源;东角公司以收购危险竞争者的产业,一时把本地糖业的各种利益都固结起来。然而尚有余地可容另一家大糖厂,次年(一八八一年七月六日)马景涛先生代太古洋行在鲗鱼涌购地,当即动手兴建新的大糖厂。汇丰银行于一八八〇年在对华贸易中取得主导地位,所务只在安守本分的正业。本期之内,该行年年向其储备金大加增益,董事会之意是要把储备金提到已缴资本之半。至一八八一年底,最可注目的是该行在投资者心目中日增的声望。其股票不断上涨,到一八八二年初已高出面额百分之一百一十。伦敦《宪报》宣布(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属北婆罗洲公司的注册特许状,香港闻之极为欣慰。一般人认为:这片新领土虽然人口稀少,却大有开发之望;劳力可从中国便捷供给;而北婆罗洲位于香港与新加坡之间,更有政治与战略上的重要。
海关封锁这个老问题,乃是轩尼诗爵士本可切实履行其保护本地商业利益之诺的唯一之点,可是在他任内并未向解决推进一步。一八七七年,坚尼地爵士在离港之前,已把他关于《烟台条约》中那一条——即涉及应设混合委员会以解决封锁问题的那一条——的建议呈送殖民地大臣,定例局并记录(一八七七年二月二十日)其对坚尼地爵士致力除去香港与中国之间商业往来之障碍的感谢之意。然而此后两年多毫无进展,只有封锁的关员对本殖民地贸易的干扰比以往更为放肆,而轩尼诗爵士每逢华人呈诉有特别重大的冤苦时,便向英国驻广州领事转致温和的抗议。因为封锁的关员此时竟企图对日用的免税货物也课取其征敛;此事虽遭抵拒,并因领事向两广总督申述而终于作罢,封锁关员却得以把免税之例限于确属新鲜的食物,继而更进一步,连牲畜也从免税货物之列排除出去。威妥玛爵士取道香港回英(一八七九年四月七日)时,总商会的董事告他说:他们视该条约为一种倒退之举,亟需仔细修订;虽然依其条款已开了五个新口岸(芜湖、温州、宜昌、北海、琼州海口),他们仍切望索尔兹伯里勋爵不予批准。其后据报在上议院一场辩论之中(一八七九年五月九日),索尔兹伯里勋爵称香港总督曾具报:《烟台条约》某一条款本欲以设立混合委员会来除去的那项冤苦,已不复存在,故再无委派该委员会之理;本地社会闻之大为诧异。此事尤令人不解,因为就在此讯到港前数星期,轩尼诗爵士还在定例局中谈到封锁时承认(一八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有某种东西压着本殖民地的帆船贸易,使它不能扩展。」威妥玛爵士再度取道香港(一八七九年十二月)时,向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提示:封锁各站非待本殖民地想出一种办法、使中国政府得以公平收取其应得之税,中国人是不会撤去的。轩尼诗爵士持同一之见,此时也对其欲除封锁之计略加透露。他在定例局中称(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若把盐的贸易禁绝,并承担代收鸦片之税,中国政府便会愿意撤去各征税站。故此问题实际上是:本殖民地是否愿意牺牲自由港之自由,以换取封锁之撤除;换言之,本殖民地宁愿在城中设中国海关,还是宁愿在港外留中国封锁站。轩尼诗爵士所展示的计划,就是如此。他在一切场合所显出的那种曲意博取中国当局好感的决心,加上他素来对「英国商人」——他如此称香港的商界——之见的轻忽,使本地社会对任何出自轩尼诗爵士的废除封锁之计都不信任。于是此时继以一种无望的普遍漠然,轩尼诗爵士也小心不去搅动它;封锁问题便这样在一八八〇年整年中沉睡过去。一八八一年三月十日,总商会再度呈请殖民地大臣废除封锁,并请联合王国各主要商会支持其呈请,然而此举在轩尼诗总督任内并未产生任何结果。
货币问题此时转入一种倒退,这是因为华人在此时取得了较大的影响。香港既已成俗,以洁净的货币为上,破碎的银子与打了戳的银元只以九九折收受,广州棉纱行会便通过一项决议(一八七七年四月):香港的华人商家对于不肯按货币面值收受破银的外国行号,应停止交易。起初欧洲商人联合抵拒这种强人收受破银与戳元的企图。可是本地华商支持广州棉行所倡之举,并向华民政务司呈文,请总督把破银定为法定货币。轩尼诗爵士迟疑。不幸的是,个别外国商人屈于华人所施的压力(一八七七年五月五日);到一八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因欧洲商人之间不能一致,该行会的要求便普遍为人所受了。后者此时只能自限于向政府上书,反对华人把破银(包括戳元)定为法定货币的提议。呈文人并不主张禁止在银元上打戳之俗,而是切望不得对不愿收受戳元为货币的商人施以任何强制。一年之后(一八七八年三月七日),总商会既认所拟的英国银元已无望由帝国政府在英铸造,此时便表示赞成重开香港铸币厂。其所称者为:从前关闭香港铸币厂之举乃是过早而失策的措施;此时对此业之成功已有极好的保障;而单是辅币之利便足偿铸币厂的开销。又称政府若不愿承办铸币厂的管理,亦可由一家私人公司在政府监督之下开办。然而轩尼诗爵士把整个问题搁置了。其间有事引人注意:本殖民地土瓜湾村大量制造安南钱,运往安南与东京销售,那里并无国家铸币厂。这些制钱者有几人在巡理府(彭葛阁下)受审,然终获释,因未能证其违犯英国法律。可是此后本殖民地自身也为这种制钱所淹,直到《宪报》刊布一道告示(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警告众人此种制钱在本殖民地流通为非法。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总商会议决向政府上书,请采取措施使日本圆在香港通行,而华人社会亦已(一八八〇年二月五日)向政府作同样之请。此事虽完全合于轩尼诗爵士本人的心愿,本任之内却似乎并未有所举动。
在出洋一事上,一八七八年一月有两船之案,引起相当的恼怒:两船载了出洋者,自以为准单必会批给,而总督在最后一刻拒绝签署准单。中秘新航线的第一艘轮船庇鲁西亚号于是不得不空载出洋者而开行(一八七八年一月十三日);美国船查特橡号的租船人也受了重大损失,该船已载满往檀香山的出洋者,而在其预定开行之际(一八七八年一月十五日)却遇上总督拒签准单,因东华医院董事会曾向他申述,说这些出洋者将被诱入奴隶之境。其结果是:此后数年与檀香山的贸易改从黄埔办理,由轮船招商局接手;该局派其轮船和众号(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日)载大批出洋者往檀香山,并经莫雷诺船长之手,设法在中国与夏威夷之间议订一约。轩尼诗爵士所核准的出洋,只有往德墨拉拉(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及其后往安提瓜的两处。总督对往澳洲各殖民地的出洋尤为反对,并于一八八一年以一种使他与船政司署关系紧张的方式加以阻抑。其缘故是澳洲数个殖民地的劳工阶级自一八七八年起开始鼓动全面排拒华人工匠与劳工。就此一事,轩尼诗爵士特别自许,说他阻止了他所称的「递解罪犯至澳洲」(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原来香港数年以来有一种成例:容受递解之刑的华人囚犯自择其所欲往之国,无论中国或别处;若有人宁愿去澳洲,便许其前往,由警察送上船,以确保其离境。于是有若干案中,人竟出狱而出洋至澳洲;轩尼诗爵士所停止的正是此例。数年之后,定例局中有一场辩论(一八八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显出社会与总督在出洋问题上的分歧,一如在几乎其他一切问题上。庄逊阁下提起香港任何国籍之人皆有不受限制的往别国之权,并称华人大得其旅居外国之益,贸易随其所至而至,而香港大得客运之益,并大得由此客运而生的贸易之益。另一方面,轩尼诗爵士则称:外国并不欢迎华人出洋,中国政府也反对出洋,因为出洋把国中的筋骨抽走了。然而轩尼诗爵士虽反对华人出洋,华人人口的自然外流仍以某种形式继续利用香港所提供的出洋之便,不过程度减轻了。
除上述各题之外,本期之内引动社会之心的商业小问题为数不多。一八七八年六月,公家号一案引起对马尼拉西班牙当局一时的愤慨:该轮自香港往澳洲途中触礁,入马尼拉求煤避难,而西班牙人以其报关货单略有不合手续而将船扣留。另一件一时引人兴味之事,是总商会一次会议上所提之议(一八七九年三月四日):设立一个总交易所与商业拍卖场,使商人得在一个共同的场所相会,会籍向各阶级、各国籍之人开放。数月之后(一八七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香港商业交易所的倡办人在海事楼租得办事处,并在大会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拟定规则、委派一位书记(乔治)主持此一机构;然而它几乎刚一开办便崩解了。
本殖民地的帆船贸易并未发展,在本期头四年反而显出稳步的减少。一八八一年与前一年相比略有增加,然而一八七七年进出香港的帆船多至两万六千五百艘、一百七十九万八千七百八十八吨,而一八八一年的相应数字是两万四千三百三十九艘、一百六十八万零二十五吨,这还是在华人人口大为增加的情形之下。大不列颠商业的盛衰,对本殖民地的帆船贸易似乎影响极小;影响它的,与其说是伦敦或曼彻斯特的商业动向,不如说是香港华人人口的增加、封锁各站所行的宽严之异以及广东省当局方针的变动。至于香港华商的进出口贸易,轮船招商局之发展关系甚大。该局之中香港华商持股甚多,而它实为直隶总督李鸿章之所创;该局在许多失误与亏损之后,终能作出良好的报告、派发公道的股息(一八八一年为百分之十),此外还为船队的折旧提了可观的款。李鸿章在设立一家华人保险公司之后,下一步是开行往檀香山的轮船(一八七九年十月);及见此举无利,又另作新举(一八八一年十月十一日),派一轮船在往伦敦的泊位上候载,意在开英中之间的直接贸易,并在伦敦城中设立一家华商行号。为此在上海与香港组成一会,资本十五万英镑。其公然的目的是把对华贸易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并把这场争夺打进敌营之内。轩尼诗爵士赞助此举,所据之理为:使英国制造商与中国消费者彼此相近,便能促进帝国贸易之利益,纵然这或许有损于本殖民地居间的英国商人。然而该局在伦敦既无有经验之人开办此业,又自然遭到英国商人与船东毫不妥协的反对,此举遂成显著的失败。更为短命的是另一项计划,轩尼诗爵士曾极力赞助,并在其对本殖民地状况的告别综述之中得意地指为进步之征,即在卑路乍湾开办一座船坞之议,纯以华人资本经营,用以为轮船招商局及其他华人行号所有的轮船入坞之用。这只是一纸计划;而李鸿章自然不肯以任何方式惠及本殖民地,此议遂归于地。一时还有第三项庞大的计划在筹议之中。李鸿章就鸦片一事上奏朝廷,并派遣(一八八一年八月八日)道台马建忠秘密使印度总督,探明印度政府愿在何等程度上接受他的建议:印度年年渐减鸦片产额,而中国年年补足印度鸦片税收之短,依一递减之率为之,至一定期限而止;届时原来种植鸦片的全部地面,便已渐次改种五谷,如此便不致使印度的岁入受任何重大损害。与总督此计直接相关,另有一项计划由何亚美先生在香港拟出,而为轩尼诗爵士所轻蔑驳斥。何亚美先生提议在香港、于中国政府核准与管辖之下,开办一家资本两千万元的公司,用以购进自印度运来、供中国消费所需的全部鸦片,然后分销至各口岸。据设想此计可使走私成为不可能,可省去现有许多厘金局之设,并可止住中国现行的逃漏与侵吞厘金之弊。然而整个计划都因印度政府拒绝了总督之议而失败。何亚美先生另一项计划也同样落空,即在香港仔开办盐田,制海盐专供本殖民地消费。总商会不顾盐在中国乃是帝国专利、因而在香港制盐将大大助长现有的强行私盐之贸易,有损中国岁入并违于两国的友好关系,竟与总督之见相反,视所拟的制盐为与炼糖同样正当的事业(一八八一年三月十日)。轩尼诗爵士则一刻也不肯考虑此议。华人社会的第五项计划是设立一个华商总会,以接管东华医院董事会的一切非本务之职。轩尼诗爵士赞助此议,并建议把华商总会与一个华人工业博物馆合办。此计屡经讨论,呈文与代表团年复一年向政府力请;然而总督虽终于许诺(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十日)建议政府在拨给一块地之外另拨一万元,实际上仍一事无成。
香港的卫生在本任之内是一个滋生苦斗的题目,因为它使工务司、殖民地医官与军中医务当局都与总督之见直接对立。一八七九与一八八〇两年殖民地医官的年度报告被总督压下,我们的记载因此不全。然而华民政务司关于全人口每千人年死亡率的统计(一八七七年为二六点八一,一八七八年为二九点零零,一八七九年为三二点一四)显出本任头三年稳步上升,继而一八八〇年(二八点七一)与一八八一年(二四点零七)大为下降。既然卫生之制未有实质的改变,那几年死亡率的升降似与总督在卫生诸事上的态度或无所作为并无关系。一八七七年疾病增多,可由气象情形解释,因该年所录的暑热超过此前八年之所经,而雨量(七七点二四)低于前数年(一八七六年为一〇四点〇二)。至于一八七八年死亡表上之升,殖民地医官具报称一八七八年本殖民地的健康情形格外良好;而一八七九年华人人口的死亡率升至每千人三三点一一时,驻军的健康反比一八七八年更好。本期通行的办法是:香港卫生诸事一有可指摘之处,便把责任推在总督身上。殖民地医官年年的责言——他断称香港有大批华人房屋重建时所依的图样全无卫生原则,因为排水大半渗入地下——加之副军医总监麦金农就所谓香港卫生事务管理失当向陆军部所作的犀利申述,殖民地大臣乃派(一八八一年六月)查德威克先生以本殖民地的费用前来,查究香港的卫生状况并向殖民地部具报。除总督本有的偏爱旱厕之成见外,他切实干涉过的卫生部门只有《传染病条例》的施行;而在这方面,总督的举措也与本地卫生当局之见相反。轩尼诗爵士委了一个委员会(海拉、凯瑟克、欧德理,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查究一八六七年第十号条例的施行。然而除废去与本地此制相连的最显著的弊端、并搜集了大量关于本地此一卫生部门沿革的材料之外,该委员会并无结果。
在教育诸事上,轩尼诗爵士以改革补助金章程而真正为本殖民地青年的教育所做的好事,几乎全然未受公众注意。至于当时香港最受欢迎的教育机构、即官立中央书院,曾有一本小册子出现(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一日),质疑此书院存在之理。那位匿名作者主张:政府应把所务限于推行初等教育,一切高等教育则任其依志愿之原则组办,由重视它的人出钱。此册被认为代表总督之见,因而引起不安的忧虑。然而中央书院仍一如其旧。总督为此书院所做或所反对的,实际上全无影响,只是新校舍的兴建停了。政治与商业的利益使英文的研习在本殖民地一切官立学校中成为首要——此一原则为总督所委的一次教育会议(一八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所力加申明——总督据此力主(然而无效)中央书院应更注重促进英语的说话,中文课的出席应改为随意,并应编小班、增教员。总督又曾作一次尝试,委派一个教育委员会(史钉和、奥马利、白思、利理、凯瑟克、欧德理、庇理罗士,一八八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以五所区立初等学校代中央书院的预备班,并把后者改为一所学院,然而全然未成。一所师范学校,为训练华人英文教员而设(一八八一年九月一日),却为该教育委员会所非。中央书院掌院与视学官两职之分开、另委一视学官为教育部门之长(一八七八年三月七日,欧德理),以及补助金章程之修订(一八七九年),都未遇反对。后一措施把本殖民地的教育之制整个革新了。补助金法规中经殖民地大臣核准的几处字面改动,便把世俗之制限于官立学校,而一切受补助的学校则获得绝对的自由,得以全部时间用于教育——无论世俗的或宗教的——并兼及初等与中等两类科目。其结果是:轩尼诗爵士初到香港之时(一八七七年)所见本殖民地报有学校四十一所、学生两千九百二十二人;而他离港之时(一八八二年),身后留下的是政府监督之下八十所学校、在册学生五千一百八十二人。
天主教社会有圣若瑟堂重开礼拜(一八七七年六月三日),又有一座新的圣心堂在西环为他们建成(一八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用地由政府拨给。德国人社会建了一座路德会礼拜堂(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二日),与柏林育婴堂相连。第一桩华人民事婚姻于一八七七年六月七日在华民政务司署举行。星期日劳作问题由新教与天主教两方教士联合向政府提出(一八七九年五月一日)。他们所呈的一份呈文请求:星期日本殖民地一切劳作皆应停止,并请施行查理二世第二十九号法令。此事转呈殖民地大臣,然而香港的星期日劳作仍一如其旧,未受约束。
轩尼诗爵士与欧洲人社会之间,其性情、见解与行事之互不相容至于如此,以致他有意自处于完全孤立之地,而欧洲人社会也年复一年愈来愈不愿去打扰他那份孤僻。除轩尼诗爵士的一般方针之外,另有若干特别之事使社会恼怒。例如他干涉大会堂博物馆的入览规则(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及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他企图没收蒸汽拖船快名号(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及他禁止在大会堂戏院售卖饮食(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十五日)。然而说到娱乐,本期之内社会所享颇为丰足。除业余剧社、歌咏社、园艺会、维多利亚游乐会与赛艇会、日耳曼会的歌咏团以及赛马会所办的定期之乐以外,本期尤以若干特别成功的庆典见称,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圣帕特里克节(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七日)、爱尔兰诗人汤姆·穆尔诞生百年(一八七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五日的共济会舞会、华盛顿诞辰纪念(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以及卡蒙斯三百年纪念(一八八〇年六月十日)。至于其他社会之事,值得一记的有仁爱会之半归消歇(一八七八年五月十三日)、依苏格兰会章成立圣约翰分会(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为诺登许尔德教授设宴并呈颂辞(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三日)、本殖民地人力车之始行(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马球会之设立(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向凯瑟克阁下呈颂辞与纪念物(一八八一年五月十四日)、拉普与施密特两君在打猎途中被海关巡船扣留(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以及遮打先生被委为华南共济会区总会长(一八八二年二月二日)。
本期香港社会的慈善之举被唤起并施行到非常的程度。为赈济华北的饥荒,香港社会自一八七七年四月至一八七八年八月共捐十三万二千元。广州的水灾使另一次募捐成为必要(一八七七年五月),一两日之内便募得五千元。共济会员另筹款项(一八七七年十月),赈济印度的饥民;一八七八年一月又为也素号爆炸的受难者开捐,其时德忌利士洋行以一万元之捐列于名单之首。一场业余音乐会为格拉斯哥城银行倒闭的受害者而举行(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个爱尔兰赈饥委员会成立(一八八〇年三月八日),募得三万六千元。庇理罗士阁下曾(一八七八年十月十五日)将一千英镑交在总督手中,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建像;及迪斯雷利辞此荣典,他便以此款设立一项医学奖学金(一八七九年十月七日),其后(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改为庇理罗士奖学金;他当时在大会堂对面所建的一排房屋,便命名为比肯斯菲尔德拱廊。一个医务传道委员会(埃奇、杨医生、戴维斯)自一八七一年十月起在太平山设一公共医局,又(一八七二年一月十三日)向社会呼吁,并开始采取步骤,最终促成雅丽氏纪念医院之设立。
一八七九年有数次大风过港(七月十日、七月十三日、十月十日),一八八〇年一次(九月二十三日),一八八一年两次(八月二十一日、十月十四日);除最后那次大风毁了许多小船、亦有人丧命之外,这些大风都未造成重大损害。除轮船招商局的轮船海琛号在石澳对面的佛头门搁浅一案之外,只有一桩非常的灾祸。也素号轮船正系泊于码头之侧,一座锅炉爆裂(一八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八十七人被烫死。本期火灾的次数并不异常之多,然而每次火灾所毁房屋的平均数,远过于此前之所经,显出消防队情形不佳。
本期造船之业的历史以激烈竞争为其特色,终以香港黄埔船坞公司的胜利告终。此场争斗最显著的里程有:海关巡船利济号自桑兹船长在西环的船排下水(一八七八年三月五日);斯普拉特公司在春园所造的江州号轮船下水(一八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西风号轮船自桑兹船长的船排下水(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购得已故桑兹船长的各船排(一八七九年九月一日);大同船坞公司在深水埔开办对头船坞(一八八〇年二月三日),以及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购得此等船坞(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于本地其他工业,可记者有筲箕湾铁厂之设立(一八七八年六月六日)、开明公司在油麻地开办火柴厂的尝试(一八八〇年六月十五日)以及一家新制冰公司之注册(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八七七年四月一日,邮资减低(寄英国的信减至一角六分),本地邮资减半。一八七九年邮资又一次减低(寄邮政联盟任何国家的信减至一角),其时几近一致的邮资表施行开来,并与印度及澳洲多数殖民地议定互兑汇票。电报的电缆通连扩及马尼拉(一八八〇年五月一日)与广州(一八八三年三月),而城中亦装设了电话,曾有一次(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竟有三家电话公司同时请准在本殖民地架线。一条短命的轮船航线开办(一八七八年一月十三日),以通香港与秘鲁;华喜号轮船开始定期行驶于香港与北婆罗洲之间(一八七八年六月十三日);三菱公司开办一条通日本的新航线(一八七九年十月十二日);奥匈劳合公司扩展其轮船业务,使香港与的里雅斯特定期每月通连(一八八一年四月一日)。于上述繁荣之证,还可添上一个华英辩论会之设立(一八八〇年三月四日),以及第三家日报《香港电讯报》之创办(一八八一年六月十五日),创办人为罗伯特·弗雷泽·史密斯先生。
本期的讣闻包括异常众多的知名人士:渣打银行署理经理索尔本(一八七七年四月十九日);《每日杂报》的承租人贝尔(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专利船排与船坞公司的创办人桑兹船长(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葡萄牙总领事多斯雷梅迪奥斯(一八七八年七月三十日);香港酒厂业主约翰·杰克(一八七八年八月十五日);库务司梅理阁下(一八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沿海轮船船长彭查德(一八七九年七月十二日);殖民地牧师基德牧师(一八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巡理府彭葛阁下(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数艘轮船的船长兼船主哈金森船长(一八八一年一月三十日);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监督之妻麦基弗夫人(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一日);麦当奴爵士(一八八一年三月);共济会区总会长林斯德(一八八一年四月三十日);商人兰德斯坦(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柏林育婴堂的克利茨克牧师(一八八一年七月三日);军中牧师布思牧师(一八八二年一月十四日)。
一八八一年十月,有人称总督之治或曰失治的问题即将提到议会。此事并未实行;然而一八八二年二月,一般人都明白总督即将永远离开本殖民地。东华医院董事会为总督设了饯别宴(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而当轩尼诗爵士在定例局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宣告(一八八二年三月一日)他行将离任时,利理阁下陈述己见,称赞这位总督在任之久超过其历任前任。离任前夕有两份颂辞呈给轩尼诗爵士,一份出自一个华人代表团,一份出自葡萄牙人社会(一八八二年三月六日)。一八八二年三月七日,轩尼诗爵士离港,名义上是休假六个月,然而当时人人明白他回来的可能已出常理之外。其后有相反的谣言传到本殖民地时,首要的英国商人向唐宁街当局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于是关于香港与轩尼诗爵士之间的联系(除支付一笔退职金之外)已永久断绝的一切疑问都消除了,本殖民地在五年不绝的扰攘之后,进入了一段平静而稳实工作的时期。轩尼诗爵士本人则把同样古怪拗执的好恶带到了另一处总督任上(毛里求斯),在那里也在英国人社会中掀起了旋风与暴雨,须赖罗便臣爵士出而调停。轩尼诗爵士官场生涯的骤然终结,因其后不久便过早去世(一八九〇年十月七日)而更显悲剧;其时他重入议会生涯之路似已开启,并在爱尔兰政治的天地里显出成功的远景。愿他安息。
第二十二章 简要总结
公元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八二年
香港历史上以宝宁爵士治港(一八五四年)开始、以轩尼诗爵士治港(一八八二年)结束的这一纪元,其特色乃是(自一八五七年三月起)把本殖民地的利益与女王陛下政府对华帝国方针联结起来的那条纽带断开了。当历任香港总督不再兼充女王陛下在华的外交代表,所断绝终止的并不只是本殖民地及其总督与外交部的联系。这一变动使香港的利益从此屈从于一种愿望——那是女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心中始终居首的愿望,即与香港那些不可宽解的仇敌、中国的官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本期的第一位总督宝宁爵士,不仅被夺去女王陛下驻华代表之职,而且看到他在该职上的继任者为了一种卑怯献媚于中国的伤感方针,把本殖民地的福利牺牲掉——那方针把中国设想为与欧洲平等的一方,设想为一个伟大强盛的帝国。而本期最后一位总督轩尼诗爵士,其唯一的心愿正是要得到那同一个职位;他呈现出一幅奇特的景象:一位香港总督有意按一个虚假的前提行事,仿佛大不列颠的帝国利益与对华的和平关系,与本殖民地的本地利益乃是不可调和地相敌的。
本书叙事最早的部分,讲的是中国与欧洲之间那场争斗的故事;在那场争斗里,满人的骄横与暴虐,赖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之漠然,长达两个世纪而占着欧洲商业与文明的代表者的上风,把他们锁在广州商馆的狭小范围之内。本卷最晚的部分,则显出那同样的满人暴虐,屡经败挫与屈辱而不知戒,因有女王陛下驻华公使与领事之助之纵,竟以一圈狭窄的海关站围住它所憎恶的自由贸易殖民地香港,并维持一种有效的封锁,至今仍为英国对华关系之耻。大不列颠出于对其王家律师认为国际法所应有的公正要求之尊重,而宽宏地容忍至此,自当深致敬意。官府之国借着那套法律的掩护,至今仍要掐死本殖民地的自由贸易之势,至今仍诬毁本殖民地的清名,把那一份走私——世上任何地方只要有压迫而无章的征敛与侵吞,便自然会有的走私——视为香港本地人口的固有之恶。然而有一种神明的报应在看着这一切,而官府之国终将在英国人的忍耐用尽之时发觉自己的错。然而只要殖民地部与外交部现今的分立继续下去,便很难指望此一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这种分立,在远东的实际运作之中处处生出不可避免的妒隙与不可调和的对立,妨碍了使中国屈从于欧洲的那一自然进程。要推进此一进程,便需有一个专门的部,总领女王陛下在东方的一切领地与利益,使英国的殖民地方针与帝国方针归于切实有效的统一。
从历史上说,似乎无可否认的是:一如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时代,在香港较近的历史中亦然——欧洲商人始终是对华贸易的领导者,而中国商人则是其不可缺少的依附者与中间人;而这双重的商业,自从它受了自由贸易那伟大精神的推动、把欧洲商人与中国商人的利益熔为不可解的一体之时起,便为双方之益而大步前进。若从欧洲与中国关系的立场来看对华贸易的历史,则有一点是明白的:上帝置于两个世纪前始于广州、而终于促成这个英国殖民地建立的那场运动之中的趋向,乃是欧洲与中国的初步联合——以后者屈从于前者而成,而其所凭者为自由贸易,加上开明仁厚的本地政治。英国自由贸易与政治自由的精神,无疑构成香港历史演进中的生命要素。故与此神明的趋向相合作,乃是成功的不易之条件。香港历史上凡与此一普遍内在趋向相谐的每一措施、每一事件,便都是香港在宇宙历史中的使命的一部分之实现。
此说之正,可由一桩史实推知:除了侵犯香港自由贸易这面护身神盾之外,从未有什么真正危及这个殖民地的存在。本纪元的总督之中,认识此理之重者甚少;便是商人之间,也往往全然忘却此一原则。坚尼地爵士引入灯塔捐时,无疑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事,而商界也默然受之而无一言。麦当奴爵士看出香港的根本重要在于它作为商业集散地之便,并建议对航运之利益加意照顾,已近于真理。本期总督之中,在这一点上眼目完全睁开的只有宝宁爵士。下面这几句取自他一份刊布的公文的话,是值得记住的:「我相信我们繁荣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主要由于一切航运与贸易都从税务的烦扰与征敛之中解脱出来;故我切望永不引入任何海关的机器,无论为征收税则或港捐,或为任何可能阻碍一切船舶自由出入此港、或阻碍货物自由转手的目的。香港又提供了一个例子,显出不受限制的商业之弹性与潜力,足以不止于抵偿土地的贫瘠、农工两业的缺乏、气候的不利以及一切可能拖滞其进步的障碍。」
曾经掀动香港诸事的最大的一场革命,来自一个纯属商业的源头,来自其航运利益的范围。我所指的是苏彝士运河的开通。在那桩重大事件之后数年之内,香港的商业表面上仍依其旧有的势头走在大体相同的路上。可是一步一步地,人看出香港的梦境已经改换,其变之大足称革命。英国的丝、茶及其他中国出口货的市场,此前全由中国所付的价钱所主宰。此时英国所得之价,成了在中国一切采购的准则与指南。至于对中国的进口,因使英国制造商与中国消费者更为接近而生的变动,也同样可畏。对华贸易此时漂入本国资本家之手。从前在香港极为常见的赊帐经营之成功,年复一年愈益稀少,到头来只有资金雄厚的行号才似有利可图。
然而可注目的是:便是香港在政治与战略上的重要,也因那同一桩商业事件而大为增进。正是苏彝士运河的开通,把香港与直布罗陀、马尔他并列,并使它兼具两者之职能而施之于远东。香港此时控制中国海,如马尔他控制地中海,又在战略上封闭自东方通往印度之路,如直布罗陀开启自西方进来的门户。苏彝士运河的开通既使欧洲对华贸易随之增加,从而提高了香港作为商业集散地的重要;同样随运河开通而来的、各大海权国海军普遍采用轮船一事,又给了香港一项新的重要职能,使它成为英国海军在远东唯一的加煤站。然而正如香港商人费了数年才体会到香港此时离伦敦近了多少,女王陛下政府与英国公众也费了数十年,才体会到香港因那同一桩商业事件,在英国殖民地防务的总体规划之中所取得的政治与战略之重要,以及它因此而需要第一等的要塞。
至于本纪元的历任总督,人不免想说:看来「人人从头开始这世界,而最后一人重蹈第一人的错」。然而可注目的是:真正取决于这些尊贵个人的品性、智慧或精力的,竟是何其之少。宝宁爵士是有见识之人,才具难得,满腹丰富的计划;可是用克拉兰敦勋爵的话说,「不能预见、而且出于(或者不如说自始便在)他掌握之外的事变」使他搁浅而无能为力。罗便臣爵士是命运的宠儿,看来是香港最成功的总督,这有赖于商业偶然的繁盛;可是倘若他的任期落在其继任者财政拮据的时候,他便会被剥去一切成功之具,像其继任者一样束手。麦当奴爵士是独断之人,或许是治理这个备受治理的殖民地的历任总督中最伟大、最有精力、最有权能的一位;可是不利的情势、艰难的时世、殖民者方面的反对以及与殖民地部诸公的争执,剪短了他施其有用之才与成功的翅膀。坚尼地爵士和蔼可亲,是一位成功而极得人心的总督的模范:他以尽量少做事而又使自己于本殖民地以及唐宁街的官员都讨人喜欢,成就了本地的不朽之名。至于轩尼诗爵士,则愈少说愈好。他的行事已说得够有力了。他的世界的中心便是他自己。然而在他身内角力的那一群幽暗与明亮的力量之中,他也不能不做些好事,而本殖民地从他治理的这场磨练之中出来,实际上并未受伤。不,造成或败坏香港命运的,并不是其总督的智愚善恶。这个英国殖民地之内有一种不可屈的生机,其上又有一位至高的治理者;这些力量不可抗拒地推动并掌管着香港的演进,直到它的天命按一个并非人所拟定的计划得以完成。
本期之内有几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曾被着手处理。关于赌博问题——最初由宝宁爵士查究,由麦当奴爵士以激昂然而无成的方式处理,而其继任者则虔心回避,然而也未逃脱这一猖狂之恶的祸害——所能说的只是:这头斯芬克斯得自解其谜,因为似乎无人有此能力或此勇气去对付这个问题。至于传染病问题,本纪元有几位总督曾以或多或少半心半意的方式寻求解决;然而既然本不期望有何大的成效,公众的期望也就未曾真正落空。说来奇怪,一八四七年议会委员会所提出、经文咸爵士以外交手腕处理过的市政问题,竟被商界容许在整个纪元之中沉睡。更奇的是,唯一提到此题的总督,乃是独断的麦当奴爵士;他曾向女王陛下政府建议,应尽可能许本殖民地「有自由,把为这些目的而能从社会募得的一切可用公款,用于本地的改良与工程」。然而最奇之事是:外国人社会于此题缄默之时,华人居民却自行出面,要求为其本身之益组织一个明确属于华人的市政局,并得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警察,以及在华民政务司办理华人事务时的一种咨议之声。至于英国人的市政局,须一记者是:本期的历史断然否证了对它的一大反对之说——文咸爵士曾以此说立论,断称在此东方之地并无闲暇之阶级,有地位之人既无时间亦无意愿奉献于公众的利益。本期之内,像颠地、利理、韦特、凯瑟克等人在纯粹公共事务上长期而多方的活动,尤其是香港总商会在一般政策问题上所倾注的大量注意与时间,都使那种断言——即本殖民地的商人不愿把时间与精力牺牲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成为谎语。
至于华人社会的一般态度,似乎是:首要的华人居民在本纪元之末既渐渐懂得英国市政自由的原理,他们中间便出现了一种退回自己壳中的倾向,有意拒绝与欧洲人社会有任何同化。坚执不肯采用欧洲服装或英国生活方式;一致厌避参与本地政治,同时又深抱一种忧心,要同中国的官府维持好关系——便是当它封锁港口以掐死他们的贸易之时亦然;华人股份公司稳步增加,而外国投资者被嫉妒地排除在外;又易于秘密联合,以总罢市来报复不得人心的政府措施——所有这些华人宗族式排外的症候,在那种其正当自由数百年来一直被专制统治者侵夺的人民身上原属自然,却清楚地表明:在华人一方,至今还没有要把本殖民地中仍然隔开华人与欧洲人生活的那道深渊架起桥来的愿望。
本期的教育史,其特色是英文教学继续屈从于中文教学,以及政府、外国人社会和若干传教士有意放弃宗教教育的原则。半心半意的宗教主义在前一时期已明显失败,然而此时试行的世俗教育,只要对英语的普遍推广仍不够注意,也同样必致失败。本期之内,几乎无人想到要以把华人社会提到欧洲人的水准为目标去图其更新。一个社会的更新只能来自个人的教育;而在香港,直到英文教育比此前更受培植、更受尊重之时,本殖民地将始终达不到其完满的一体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