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

第一章引子——主要说传教士与汉口城

一八九四年二月的头一个礼拜，我从日本回到上海。我打算溯扬子江而上，直到重庆，然后换上中国人的装束，悄悄穿过中国西部、中国掸邦和克钦山地，走到缅甸边境。接下来这部记述要说明的是：这样一趟旅程，若在几年前会被看作一桩了不得的壮举，如今做起来何其轻易，又何其愉快。

这趟旅行当然算不上什么探险。它不过是溯扬子江上行一千五百英里，此后再沿着那条通往缅甸的大驿道，从容而漫长地走上另一千五百英里罢了；走这趟路的人不会说中国话，没有翻译，没有同伴，身上不带武器，却全心全意地信得过中国人的善意。世上任何人都能照我这样走到缅甸去，只要他肯在若干个礼拜或若干个月里拿出一点耐力——因为他得在山地里步行许多英里——再拿出很多的忍性。

我初到中国时，怀着我同胞普遍怀有的那种对中国人的强烈种族恶感；但这份感觉早已让位于一种鲜活的同情与感激。这趟旅程我将永远愉快地回想：我穿过一个个大如欧洲王国的省份，所到之处，一律得到善意与款待，得到最动人的礼数。至少在我身上，中国人没有忘记他们「柔远人」的古训。

二月十一日，礼拜天，我搭怡和洋行的轮船「泰和号」离开上海。一位好心的朋友——一位见识过世上每一个重要海港的商船船长——虽已过午夜，仍赶来送我。我们在码头上握了手，那是最后一次。怡和洋行已答应他有缺即补。我动身之后不久，我人在中国西部的时候，他被派到那艘命途多舛的「高升号」上当船副；后来这艘手无寸铁的运兵船在宣战之前就被日本军舰击沉，他也在死者之列——我想，是在水里挣扎求生时被一颗日本子弹打中的。

我作中国人打扮上路，穿着暖和的中式冬衣，帽子里头缝了一条辫子。再舒服不过了。我独占一间小舱。铺盖当然是自带的，每天付给中国茶房一块墨西哥鹰洋，「洋饭」便从餐厅里给我端来。凡愿意这样出门的旅客，肯把面子揣进兜里、把辫子垂在背后，所花的钱只抵一个欧洲人穿欧洲衣服出门的四分之一。

不过我后来发现，自己是无意中冒名顶替了。那位精干的大副来收船费时，我觉得他收少了。我说我诧异，本以为是七块钱。「本来是七块，」他答道，「不过传教士我们只收五块——他们还没跟我说，我就看出你是传教士了。」他这份眼力，和我在招商局轮船「新济号」上碰见的那位买办可大不相同——那一回我也是穿着中国衣裳，从上海去天津。那场对话又短又快又斩钉截铁。买办上下打量我：「你做什么生意？」他问。我谦恭地答：「我做耶稣基督的生意。」意思是我是传教士。他立刻带着几分轻蔑回了一句：「鬼才信！」

沿途停靠江边各口岸，十四日到了汉口。中国人说，汉口是八省通衢，是天下之中。它是扬子江流域头一号的集散地，是中国腹心的首邑。茶叶是它的大宗出口，可这买卖正在急剧衰落，一八八六年以后尤其如此。印度鸦片上行到此为止；如今输入汉口的数目已微不足道，一年不过七百三十八担（四十四吨）。汉口在扬子江左岸，与汉阳只隔一条汉水，与武昌只隔一条扬子江；这三处其实合成一座大城，人口比整个维多利亚殖民地还多。

武昌是湖南、湖北两省的省城；总督张之洞就住在这里的官衙里，在一座几乎和俯瞰着它的美国教堂公馆一样漂亮的房子里主持公道——或者不如说，主持不公。张之洞是中国所有总督里最排外的一位；然而全国又没有哪一位总督像他这样雇了那么多洋人。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可他治下的两省对外国人关闭，传教士只得躲在汉口租界的庇荫下。他有一种在中国总督中少见的公心，把衙门里那笔巨额进项全用在开发本省的实业上。他在武昌造了一座庞大的纱厂，三万五千枚纱锭，占地六英亩，装着电灯，另有三英亩半的蓄水池。他建了一座大铸币厂。在汉阳，他造起气派的铁厂与高炉，占地数十亩，配着最新的机器。他有铁矿和煤矿，有一条从矿上通到江边的十七英里长的铁路，有特制的江轮和江岸上专用的起重机械。银子他是像水一样泼出去的；他大概是中国唯一一位卸任时会两袖清风的大员。

给总督当私人秘书的，是一个叫辜鸿铭的聪明中国人，就是那篇常被引用的、抨击传教方法的《为吾民辩》的作者，此文最初登在《字林西报》上。他是位不寻常的语言天才，在《字林西报》上发表过用英文诗译的海涅，对英文资源的驾驭之妙世所罕见。他是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然而——说来也怪——他既有幸在联合王国最虔敬最认真的社会里受教，沐浴过联合长老会、自由教会、圣公会和苏格兰国教会的光辉，更不必说那一大堆五花八门、正统与否颇可存疑的独立教会，他却公开敌视基督教传入中国。而在中国，再没有哪里比扬子江流域对基督教的抵触更烈。许多有头脑的传教士，正是从这股烈性里看出这一带终将归化的更大指望；他们说，抵触比一味的冷淡更有助于传教的成功。

我在中国的这段时间，从北京到广州，在许多城里见过大批各色传教士，他们无一例外地对自己在中国的进展表示满意。简而言之，他们的收成可以这样描述：每位传教士每年劝化的中国人略多于两个。不过，若把那些领薪的、受过圣职与未受圣职的本地帮手也算进传教士的人数，就会发现整个队伍每人每年劝化十分之九个中国人；但传教士不赞成用统计数字来评判他们的工作。在这个帝国里劳作的新教传教士有一千五百一十一位；照《教务杂志》历年公布的数字推算，去年（一八九三年）他们收进羊圈的中国人是三千一百二十七个——恐怕并非个个都是真基督徒——花费三十五万英镑，这笔钱抵得上伦敦十家大医院的进项总和。

汉口本身就挤满了传教士，「不幸分成那么多宗派，连一个外国人都被这数目弄糊涂了，更不必说他们要去教化的异教徒。」（麦华陀语）

在租界内外舒舒服服、也算是受之无愧地住着的，有伦敦会的成员，有圣教书会的、本地书会的、大英圣书公会的、苏格兰圣经会的、美国圣经会的；有贵格会的传教士，有靠自有资财的浸礼会、卫斯理会和独立派传教士；有英国圣公会差会的、美部会的、美国圣公会高教派差会的；有附属于伦敦会的医务传教团，有一个兴旺的法国教区归一位主教管辖，即「巴黎外方传教会」，有一个方济各会的传教团、成员多为意大利人，还有一个圣奥古斯丁会的西班牙传教团。

内地会把它在中国的总分发站设在汉口，此外这里还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差会、一个丹麦差会，以及一个不隶属任何差会的团体、成员也多半是丹麦人的总部。差会这样多，宗派这样杂，见解又相去这样远，我想，每一个差会都对邻居的工作有几分不以为然、对人家的方法是否妥当有几分怀疑、对人家劝化的真伪有几分不无道理的疑虑，大概是免不了的。

中国的「吃教者」——那些为了有米吃而入教的假基督徒——正是从这些见解分歧里得利的人；据说他们只要适时地失足堕落一回，便能依次被从奥古斯丁会到贵格会的所有差会各劝化一遍。

凡到汉口和其他各通商口岸来的、赞助传教事业的人，都会欣慰地发现：自己原先关于中国口岸传教士如何艰苦、如何不便的种种设想，完全不确。此地生活的舒适与享受，不亚于任何别的国家。汉口最舒适的住宅里就有传教士的寓所；而这也是应当的——传教士为中国舍弃了一切，并且准备好承受任何合乎情理的艰辛，好把光明带到这片黑暗之地来。

我到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传教团的总部去拜访，和两位神父抽了支烟，聊起巴利亚多利德和巴塞罗那的旧事。看过那传教处所的极度肮脏之后，我完全能够想见：一个西班牙人要把自己的习惯改得合乎中国那更古老的文明，实在用不着改多少。

汉口有一大片外国租界，临江是一道漂亮的堤岸，两旁排着高大的建筑。这条江夏冬水位之差近六十英尺。夏天江水舔着堤沿，还可能漫进租界；冬天则有宽阔的石级一直通到水边，而江面即便缩回河床之内，仍有半英里多宽。我国那座体面的领事馆在堤岸的一头；另一头有一座引人注目的市政厅，是一位从前的巡捕设计的——我希望他使手铐比使铅笔在行些。

汉口这边我国的利益由领事佩勒姆·沃伦先生照料，他是外交界里最能干的人之一。我到领事馆登记为英国臣民，依《天津条约》领到一份中国护照，可通行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四省，自签发之日起一年有效。

我没有仆人。一个会说英语的「小厮」听说我要人，跑来向我推荐「他的头号朋友」，再三保证那人说英语「同英国人一样」。可等这位「朋友」来了，我发现他说英语的本事和我说中国话的本事一模一样。他并不窘迫，反倒隔着通译对我说了一句话，把我的火气化解了：「我不会说外国话是真的，可外国老爷这样聪明，一个月就能把中国话说得漂漂亮亮。」这桩买卖没谈成。

在汉口我登上招商局的轮船「桂利号」，那是江上唯一的三螺旋桨轮船。四天之后，二月二十一日，我在宜昌上岸——这是扬子江上轮船所能抵达的最深入内地的口岸。宜昌是通商口岸，也是一八九一年九月二日那场排外骚乱的现场：当时租界被暴民抢掠焚烧，宜昌镇台罗大人麾下的兵丁也搭了一手，他「让这场乱子得了他默许之便」。此地的生活因随时可能再来一场骚乱而平添了一点趣味；这是唯一的消遣。

从宜昌到重庆四百一十二英里，扬子江在这段路程的大部分河段里是一连串急滩，至今没有一艘轮船试着上行过；不过也有人主张，若造一艘马力特高的专用轮船，航行之难未必不可克服。这一段水流之急，从下面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一斑：一艘木船上水要走三十到三十五天，一路多半靠成帮的纤夫拉着；而下水只消两天半，是有过的。

我原以为可以就此省下几天，便决定步行去重庆，雇了一名苦力同行。说好礼拜四下午动身；可礼拜三半夜前后，我碰见了海关的奥尔德里奇大夫，他三言两语就说服了我：只要肯冒一点险，坐小船（「五板」）而不坐寻常的客船（「瓜子」），运气好的话，我走水路到重庆的日子，和走陆路到路程只及一半的万县一样快。这位大夫精力惊人。他自告奋勇替我把一切安排停当；到早上六点钟，他已经雇好了船，挑定了船老板，选好了四个精壮后生的班子——他们答应十五天之内把我送到重庆——并且把这趟路上一应事宜都吩咐清楚了。当晚就可启程。

上午那位老板把写好的字据送来给我，是用中文立的，签押俱全；一位中国书办替我译成了英文。我照录如下：

杨兴中（船老板）兹立约，承运穆大夫至重庆，条件如下：

一、议定船钱二万八千文（合二英镑十六先令），一切费用在内。

二、若十二日抵重庆，穆大夫改给船主三万二千五百文；十三日抵，给三万一千文；十五日抵，给二万八千文。

三、若一路顺遂、船主尽责得力，纵使十五日方抵重庆，穆大夫亦给三万文。

四、开船前先付船主一万四千文，余款抵重庆时付清。

（签押）杨兴中

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七日立

那个把这份字据写成英文的中国人，英文比许多英国人还好。

第二章从宜昌到万县——兼说中国女子与扬子江的险滩

字据是早上送来的；整个下午我都在忙，晚八点，我从海关的趸船上了船。船是一条「五板」，长二十八英尺，吃水八英寸。帆像蝴蝶的翅膀，横着几根轻竹作筋；船尾的样子「像燕子歇下时的双翼」。舱中用席子临时搭起的一处棚子便是我的铺位；白天多余的席子搭在船篷上，到夜里可以在前舱给我那三个船工、在后舱给另外两个各遮出一处睡处。这样一条小船去闯激流，看着未免单薄，可船上这班后生，是江上找得出的最精干的一拨中国船工。我们在一片爆竹声中划进江心时，天已黑透。经过「桂利号」船下，有人在那里向我道一路顺风，又朝黑暗里放空了一支左轮，好安抚河神。

我们贴着岸划上去，从数不清的木船船尾底下穿过，过了那座有城墙的城，然后横到对岸系住船，等天亮再上路。城里的灯火在下游一片；四下无声；我的人都有精神，他们必定会尽力履约，这是毫无疑问的。

天一亮我们又走，不久便进了头一道大峡——江水在这里劈开群山，夺路而出。

天清日朗，江面平顺，深深地映着那些陡然落到水边的高峻乱山；船轻，船工又是一等的，裹着我的中国铺盖闲卧着看景，实在是一桩快事：木船一条条懒懒地顺流而下，最大的那些也被「四围景物的巨大尺度缩小得像舢板一样」；渔船寂无声息，只有起落网架时的一点轻微吱呀，在岸下静水里默默地干活。

平善坝有大清海关的一处分卡，管事的是个跑过海的人，早年在南澳大利亚做过小农户，是他赶着头一队牛车上的布朗山金矿。他住在系于岸边的一条住家船上，过得很舒服。在中国的英国人里，照英国规矩、而不是照中国规矩娶一个中国姑娘的，为数极少，他是其中之一。他妻子是南京出来的最俊的姑娘之一，英语说得极好听，嗓音里有音乐，教人爱听。我承认，我也是赞同那位传教士作家的人之一——他说「中国女子的微笑有说不出的动人」。我在中国见过一些姑娘，放在欧洲任何一座京城里也算得上美人。日本女子的可爱，写过的人多了；可我在日本与中国都待过，以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说话，我从来得不出别的结论：论每一样长处，中国女子都胜过她的日本姊妹。她高出一头：她更有心智，或者不如说更经得起心智上的长进；她的贞静与端庄更是无可比拟。她比那个被人劝我们去欣赏的日本美人——那个身形走样、说话咯咯作响、牙齿染黑的小不点儿——更俊、更甜、更可托付。到中国来的旅人很早就会觉出一重对照：中国城市，尤其中国西部的城市，几乎见不到摆在面上的淫风，而日本的吉原却是把不知羞耻招摇过市，「那里挤挤挨挨、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一群女人，她们的德行就是勤劳，而她们的勤劳就是淫业」。

中国女子的小脚，中国人自己赏玩，还诗意地称作「三寸金莲」，在我们眼里却是很不愉快的一种畸形——不过即便有这重畸形，中国女子走起路来仍比日本女子好看：日本女子迈着两条弯腿一路趿拉着走，很不成样子，木底鞋在地上刮出的声音叫人牙根发酸。中国人说：「女儿家像花，像柳。要紧的是把脚裹小，好教她走得婀娜，碎步轻摇，让人一看便知是正经人家。」除满人——那统治的种族——的女子不裹脚以外，凡贞洁的中国姑娘都是小脚。脚大的，大体上不是烟花女子，便是丫头。至于基督徒的姑娘，自然一概不许裹脚。

离开平善坝，我们借着一阵好风，慢慢顶着水上行。往江心一边看，你会以为我们一小时走了八海里还不止；可往岸一边看——我们尽量贴着岸走，好躲开水势——就看得出我们是怎样一寸一寸地摸上去的。

在一溜两排的席棚跟前，棚里堆着一卷卷粗细不等的竹缆，我的老板上岸去买纤绳；他带了一千文（合两先令）去，回来时拿着一百码长的一卷，还找回六百文。他买的是篾编的绳，有中指那么粗，像鲸须一样韧。

地势渐渐开阔，处处辟成梯田菜园。我们走得很顺。天黑便靠岸，我蜷进我的铺位，安顿下来。地方局促，伸腿都勉强。我那舱五英尺六英寸见方，四英尺高，后面敞着，前面有两扇小门，我得侧着身子绕过桅杆才挤得出去。铺板上先是椰棕席，再是一条厚厚的中国棉被（「铺盖」），再上面是一条吉朗出的苏格兰格子毯。枕头是中国式的，是这张床上最硬的部分；我的旅行箱搁在身旁，权当书桌；一支蜡少芯多的中国蜡烛，插在一个萝卜上，给我照亮。

头一天的路，把我们送到了江上最凶的那道滩——新滩——的响声之内，整夜里那水声都在耳朵里轰鸣。

一清早，我们已在滩脚下，靠着与新滩镇隔江相对的那一边岸。那景象教人动心。一股打着旋的急流吼得像雷，翻着白沫从滩上冲下来。上头，一道道横在江中的石梁像堰一样拦住江面，把后面又深又静的水兜住。岸上乱石堆积。一群群纤夫蹲在石头上，看这个洋鬼子和他那只核桃壳。另有些中国人站在乱石把边流分成的窄槽处捕鱼，手法极利落，用抄网把鱼舀起来。

我们在一处避风的平水里歇了歇，放出纤绳；三个后生跳上岸抓住绳子；另一个执着竹篙站在船头；老板掌舵；我则窝在篷下的舱里，一无用处。人一动手拉，我们便顶进那片水的海里去。船直打颤，水在船头猛扑，像要把我们吞下去；岸上三个人显然太少。船在滩上乱跳。船上的人急喊纤绳绊住了——它挂在一块石头上——可他们的声音听不见；岸上的纤夫被猛地一顿；最末一个看见绊住了，往回跑去解，却已经晚了，船已横在水上。我们的老板发狂地挥手叫松绳，下一刻我们便整条船被掀进了急流。船侧倾得舷缘没入水中，可船头那人却像走钢丝的布隆丹一样站得稳稳的，扔下竹篙，跳过去解开帆索；一个浪把船头埋下，把我连人带窝灌了个透；我的心停了跳，吓得魂不附体，动手剥身上湿透的衣裳；还没脱到一半，帆已经张起来了；那两人不知怎地竟把船从一块礁石上撑开——只要迟疑一瞬，那块礁石就会把我们撞成碎片，或者把我们埋进它下头旋涡翻滚的水槽里——又一阵拼命，我们已从险处滑进了平水。这时我的人都放声大笑。怎么办成的我不知道，可那份从容利落，我打心里佩服。

我们把船里的水舀干，又放出第二根纤绳——这一根从船头引出，好管住船尾，另一根是系在桅上的——还上了一名有照的引水。花几文钱雇来的外加纤夫抓住两根纤绳，船头底下的水鼓起来、翻着沫，船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拽着顶上急流，拽上那道横贯江面的水坎。这时我们已在米仓峡口的平水里了。两堵几乎垂直的巨大石壁，像直布罗陀巨岩朝地中海的那一面一样峻峭粗犷，一重接一重横叠在江上。「这是些蛮荒的峭壁，一棵树也长不出，几乎连一茎草也长不出；那水与其说看得见，不如说听得见，仿佛在徒然挣扎着要逃出这座又黑又阴的牢狱。」峡里水势倒是收敛的，船可以从这岸横到那岸，并不为难。在那不见天日的水面上滑行，两旁是高得吓人的石壁，感觉阴森得很。峡西一处沙嘴上我们靠岸整顿。我就站在那里，看一条条木船顺流消失，这才明白霍西写的话不错：下水时桅杆总是卸下来的，所以那些木船看去像是「载着一船人往永恒里去」。

我们面前是一片高得吓人的陡坡，坡面峭立，抬头看得人眼睛发酸；然而直到坡顶，直到悬崖的边沿，仍星星点点地散着小小的田庄，每一码可用的地都种着庄稼。陡到这般地步，你会想，头一场雨就该把那点薄土冲光，也只有胆大的山羊才住得安稳。我的老板恩阶指着这一大片山说了三个字，听去像是「平苏桥」；可这几个字究竟是地名，还是要让我领会他觉得此景壮观，还是说的头顶上那么高的地方住着何等不牢靠，我无从判断。

我的老板会十二个英文字，我会十二个中国字，这就是我们共同词汇的全部；还得靠手势比划小心地补足。我会说的中国话是：饭、面饼、茶、鸡蛋、筷子、鸦片、床、回头、多少、炭、白菜、海关。我的老板会说的英文、或者说洋泾浜英文是：「吃」「顶好」「不好」「上岸」「坐下」「回头」「明天」「火柴」「灯」「好」「一个」，还有一句骂人的「该死」。最后这个外来货，他一向当作「很好」的同义词。这也不是我头一回见人这样用错。我记得在《悉尼公报》上读过：悉尼一个中国厨子去谋差事，向女主人细数自己无可挑剔的资格，末了来了一句名言：「我基督人，我吃牛肉，我会说『该死』。」

我们身后有个小村子。村里人踱下来看这个外国人，躲在后头的孩子管他叫「洋鬼子」。下面沙滩上有一条木船的残骸，因私贩食盐被没收，整条船被锯成了两半。盐是官家专卖，木船贩私盐，当场没收。

归州在左岸，是我们遇到的头一座有城墙的城。在这里过滩难到极处，江被我们横来横去地渡了好几回。我脱了衣裳坐在船上发抖，因为翻船看着是准定的了，我可不愿意像只老鼠那样淹死。论临危不乱，我没见过比我这班后生更强的，他们拿捏分寸的本事也很了不起。船贴着岸往上蹭，随时有被撞穿船底的危险，却总能恰好挪到那个可以横江的点上，在水里稳住一瞬，然后张起帆，借一阵疾风，我的人像鬼一样摇橹，短促地划，脚下踏着拍子，船便射进江心。我们要奔江心一块礁石；没奔着，我眼看下面的急滩正把我们往里吸，心提到了嗓子眼，不料船神秘地一转半圈，滑到了那块石头的下风。一个后生带着头缆跳出去，别的人用橹和篙把船绕到石头上边，稳住船，再一撑，又进了打旋的水里，拼了命地奔岸。老板站在船尾，一手帆索一手舵柄，竹篙也备着，急得又喊又跺脚；下面是急滩的吼声，我们正船尾朝下地向它靠过去，眼看又完了，就在那一刻我们进了回流，重又得了好遮蔽。一路便是这样，我的人本事高强，总能在对的时候、用对的法子、做对的事，从无差错。

泄滩据说是冬天江上最凶的一道滩，正如新滩是夏天最凶的一道。三个后生上岸拉我们上那道水坎——人手明显不够。我们正吊在滩上时，石头后头冒出些额外的纤夫来，愿意搭手。他们讨价占尽便宜。这正是中国人都懂的那句话：「杀了猪才讲价。」可我们一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抓住纤绳，一下子就把我们拉了过去。这里和江上别的险滩一样，设有官家的救生船，宽船身，漆成红色。水手一天工钱八十文（合二便士），每救活一命赏一千文，每捞一具尸首赏八百文。

巫峡，即「巫婆之峡」，自官渡口至巫山县，长二十英里，是江上最长的一道峡。

出峡时正对着我们的，是有城墙的巫山县城。它那座镇城的宝塔，七层，飞檐翘起像官帽的边，立在城的下游，好挡住财气与兴旺被水流从城边冲走。

再往上有一道短而陡的滩。我们乘着大风满帆闯了进去，要看看风与水究竟哪一个强。可正当我们悬在水里、喊风、吹口哨唤风的时候，风忽然歇了一瞬；一松劲，船头就荡向礁石；好在水浅，眨眼间两个后生跳进水里扶住了船帮。于是又撑又拉，一点点爬上滩去，进了平水。从来不曾乱过，从来没有一桨落空。听我这班后生用那听不懂的话叽里呱啦，你以为是乱成一团、大祸临头、人人狂乱；看他们动手，你看见的却是你难得见过的那种沉着、本事与胆量。我的人都年轻。船长才二十岁，体态好得像个样板，那张脸，将来必教他俯就选中的那个中国姑娘欢喜——她要给他生儿育女的。

木船在江上走得很慢。此处纤道在左岸，高出当下江面六十英尺。赤脚的纤夫，常常一帮一百人，攀过乱石「像一群猎犬撒欢追下去」，人人肩上套着纤襻，齐声唱着号子，所拉的木船往往落在他们身后四分之一英里。遇上滩，他们像苦役一样死命拉纤；绳子在极大的张力下吱吱作响，却不断。木船上擂着鼓点，放着爆竹，十来个人执着包铁的长竹篙把船从石头上撑开，一尺一尺地拽过那处险碍。拿这份费力的迟缓，比一比顺流而下的木船的快：桅杆卸下了；巨大的头桡像一根矮斜桅一样探出去；后甲板一直到船腰都罩着拱形的席篷；一卷卷竹缆挂在篷下；二十来个船工站着干活，唱着号子对点，摇着橹；那木船看去像一条新式的鲸背船，飞一样冲下急滩。

夔州府距宜昌一百四十六英里，是扬子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之一。到府之前是风箱峡，山在这里又被劈成两半放江水过去；这是扬子江最后一道大峡。

我们出了湖北省。夔州是旅人进四川后遇到的头一座府城；正因为如此，我的老板要我把护照交给他，好带上岸去请知府签验。他上岸时，两名海关人员上船搜查违禁货物。他回来，还得在海关卡上使一笔规费。我们用钩篙在一百条四川木船的船尾间扒着过去，又被一条厘金船截住，老板手里的钱又过了一些到当差的手里。再走，第三回又迎面撞上一道厘金卡，老板第三回被敲了一笔。此后才准我们继续赶路。这一天余下的时辰里，老板每逢与我目光相遇，就竖起三根指头，丧气地摇摇头说：「夔州海关不好」；随后大约还骂了一句。

我这条小船是江上最小的。论使帆，除了那些跟着大木船、专管送纤夫和纤绳上岸的长渡船，它谁也不输——那种船用起重的人字架竖挂一面大方帆，走得极快。可论摇橹、撑篙、拉纤，我们能压倒这一江的船。

过了安平——一座秀气的乡下市镇，四围是红色的山冈与丰茂的绿草坡，是竹林与柏树，是屋檐深挑的漂亮小农舍和林木掩映的山坳里别致的庙宇。

碛坝子有一道了不得的堤岸遗迹，用巨大的凿方石块砌成，坐在一道气派的天然岩脊上；石上刻着深深的中国字；然而繁华已去，从前的一座大城，如今只剩下零落的几间棚屋。

江水这时正当最枯，每一处沙嘴与卵石滩上，都有零零落落的淘金人在摇着淘金床洗金。不过看他们四围那份寒酸相，大可不必担心他们的进项会搅动世界产金的平衡。

第三章万县城，以及自万县至重庆的路程

三月一日天亮时，我们与那座层塔并了行——塔的位置极高，扼着进城的水路，为万县城带来好运。这是一片秀美的地方：巧克力色的土壤耕得很足，山坡上零零散散是掩在竹林与柏树中的农舍，田里各样的绿色应有尽有，中间刺进一块块耀眼的油菜花黄。水势很急，我们拉纤处水又浅，船不断搁在卵石上；但我们绕过那处江嘴，万县就在眼前了。这是宜昌与重庆之间的中点城。我那精干的老板换上最好的衣裳，预备同我上岸；他因为把我送得这样快而洋洋自得。「舢板顶好！该死的！」他说；又伸出两只手，折下七根指头，表示我们走了七天。接着他指指我们正超过的别的船，用手指数出十五，我便明白他是要说明：我若坐了别的船，不是他这一条，这趟路要走十五天，而不是七天。

岸边泊着数不清的各色木船，船头朝外。其中不少是大船，船身像阿伯丁的快剪船。许多船挂着外国旗，这样便可免去中国厘金——厘金的征收全凭一时高兴——而改按货值一律纳百分之五的从价税，由大清海关征收，或在重庆，或在宜昌完纳。我们用钩篙和桨，从这条船挪到那条船，在它们平衡舵的外翼之间一点点蹭过去，直到码头。码头的石头上有一群妇人在洗衣裳，用木棒把粗硬的衣服往石上捶；可当这个洋鬼子穿着他那身古怪衣裳跨到她们中间上岸时，她们都停了手。万县对穿洋装的外国人并不友好。我不知道这一层，上岸时是欧洲人的打扮。我从没受过这样自发的欢迎；我也再不想受第二回。我登岸的地方在一条小溪的口上，溪东是那座有城墙的大城，溪西是城外那座更大的市区。老板同我一道。我们从洗衣妇中间穿过去。在船边闲荡的孩子和小混混看见我，朝我跑过来，嚷着：「洋鬼子！洋鬼子！」

棚摊后头有个说书的正聚着一堆人；一转眼他就剩了孤家寡人，那堆人跟着我上坡，又喊又叫，那份不见外，在一个敏感的生人听来最是难堪。我那壮实的伙计要我把护照拿出来——那护照大得像一面将旗——可我还没傻到这个地步，往后还有好几个月要靠它呢。我只得在这一片戏谑喧嚷的人群里往前走，装出很受用的样子。我停下来对众人说了一回话；我不会中国话，便用温和的英语告诉他们：他们这番举动，使我对他们母亲的操守有了极低的评价，也使我十分安心地设想他们身后世界的高热景象；我还借用中国人的咒语，斗胆表示，但愿他们的魂灵再回到世上时，投生到猪的身子里去，因为在我看来，也只有那里才配他们住。

可我的话全无用处。我脸上堆笑，心里冒火，领着这支队伍沿溪而上，到了一座石桥；许多人在桥头散了，可对岸又换上一批更热心的。我在拥挤中停了一停，朝上游望那座奇特的天生桥——一块巨大的石头横跨小溪而成；再往上，还看得见那座高高的拱桥，一道雄浑的跨拱从此岸接到彼岸，离水面极高，夏天雨水把这条小溪涨成一条又宽又能行船的河时，木船也能从桥下过。

随后我们爬上陡岸进城，从一条肮脏的窄街进去，转出到大街上，那群人仍旧跟着，铺子里的人也都涌到街上来看我。我们过了清真寺、天主堂、城隍庙，到一所中国房子，我被人塞进院里，门随即关上；再进一进，才发觉自己到了内地会的住处，而在台阶上迎我的那个拖着辫子的「天朝人」，原来是霍普·吉尔先生。这时我才知道，招来这场盛况的是我的衣裳。一个钟头后我再出街，人群还等在那里看我，可看见我已经穿得和他们一样，便很失望。其间我换回了中国衣裳。「瞧，」人们说，「这洋人；刚才穿洋装，如今连辫子都换成中国的了。瞧他那条辫子，是假的。」我摘下帽子搔头。「瞧啊，」他们又嚷，「他那辫子，是粘在帽子里头的。」不过他们不再跟着我了。

万县有内地会的三位传教士，其中一位来自悉尼。这个教会开办六年，成绩算是相当不错，也可以算是全然没有成绩——全看问话的人站在哪一边。

吉尔先生是会中的前辈，是个再恳切不过的好人，在这桩令人灰心的事业上一直做下去，那份热心与献身，怎么称道都不为过。他是前千禧年派，在城里不住地讲道；他讲得恳切，也不择对象。中国人曾拿他们一句最有名的俗语，讥刺地比方他的法子，说像是「瞎鸡乱啄虫」，白费力气。万县的中国人差不多都听过这教义，听懂多少则有深有浅；此后他们若仍不肯得救，那是他们自己担着。

霍乱流行的时候，这位勇敢的人始终没有离开岗位；凡请他去看病人、看垂死的人，他从不推辞，冒着自己的性命救活了许多人。他得到的报答是什么？中国人说，他做这番事，并不是出于对同类无所图的爱——而那确实是他的动机——而是为了给自己在坟墓之外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积功德。「感恩，」这位传教士说，——持此论者不止他一人——「是一种心地或心思的状态，在一个中国人身上似乎无从存在。」可另有些传教士对我说，论感恩之切、表达之诚，没有谁比得上中国人。「若我们的言语被比作蛙鸣，我们也不介意，只管把心里的话痛快说出来」——这是一个感恩的中国病人对中国头一位医务传教士说过的原话。明恩溥又说，中国人自己会告诉你：「并不是因为他不表现感激，就等于他不感激。哑巴吞了一颗牙，他说不出什么来，可东西全在肚里。」

万县内地会自一八八七年创立以来，一直勇敢地坚持。可惜没有一个人受洗入教，只有三个有指望的「慕道友」，而他们归信的快慢，同他们此后能否得到一份差事大有干系。他们的道理是这样的——借用梅森牧师在一八九〇年上海传教士大会上的话——「洋先生若肯照看我们的身子，我们就赏他个脸，去求我们灵魂的得救。」如何安置教徒的生计，是传教士在中国的一大难处。狄考文牧师说：「（源自佛教的）那个观念在中国无人不有：凡入了哪一门教的，就该靠那门教吃饭……中国人做了基督徒，就指望靠基督教过活。」

三个慕道友中的一个被领来给我看，据说他是三人里道理懂得最多的。我并不愿意刻薄地写，可我不得不说：这个人是个又穷又苦、衣衫褴褛的苦力，在教会拐角外一个摇摇晃晃的摊子上卖最粗劣的硌牙饼，既不识字也不会写，脑筋属于很低微的一等。这可怜人有个三岁的独生小女儿，又聋又哑。人怕的是：他疼这孩子，才诱得他给传教士一点指望，让他们以为在他身上要看见自己劳作的头一枚果子、本地头一个受他们教化而得救的人；而他心里却揣着一个模糊的盼头——等洋先生们认为他归信得差不多了，或许肯把说话和听见的本事还给他那可怜的小女儿。这收成实在稀薄。

吃过一顿中国饭，传教士和我到城外去走走。大街上我们遇见一队乞丐，人人一只碗，盛着饭和残渣，一根长棍，腰间挂着几片破布——他们是我见过的最穷的穷人。他们是城里的乞丐，刚在「万县收容所」领过中饭。城中有三处这样的善堂赈济贫苦，全靠施舍维持，据说每年平均有四万两的进项。万县是一座极富的城，有殷实的商人，有大盐号。有田产的乡绅和大船东都在这里置有城中宅第。城里人私下施舍出去的钱，即便在中国的城市里也是少见的多。最有公心的一位是陈某，中国的巨商之一，而他的买卖一概只做本国的出产。陈某起家时，父亲留给他的进项只有一百两；如今他的代理人遍布全国，据信每年买卖的净利有二十五万两。他的诚实成了口碑；他的施舍富了一省。夔州府附近风箱峡崖面上那道开凿——在整块岩石里凿出的一条纤道——就是他出的钱，据说花了十万两。陈某不但用施舍在天上给自己积了功德，在人世也已得了报偿。他的儿子去应试翰林，那是这个帝国最高的功名。中国人人都知道，这场考试中与不中，全看文昌帝君——道家的文运之神——肯不肯照拂，「他世世代代把神异的感应降在人间」；神既嘉许父亲的善行，便叫儿子得中。儿子得意归来，众人出城相迎，用极隆重的礼仪把他送进城去；他的中式，是他出生的这座城的荣耀。

走不多远我们就出了城，沿一条石板路上山，路上有一级级石阶，蜿蜒穿过整治好的梯田，田里五谷丰茂，罂粟也多。世上最富庶的农区之一，一派好景就此展开。远远的谷底，是卞氏家宅，宫殿一般——卞氏是省内最富的田主之一。再往外，可以看见那条大驿道的起点：八英尺宽的一条石砌大道，绵延数百英里直到省城成都，算得上帝国此类工程中最上乘的一件。每一座山顶上都有一座堡。其中格外雄壮的那一座，在五英里外扼着此城，坐落在「天生城」上。霍布森说它建于太平天国之乱时；传教士说它在本朝以前就有了——这种彼此打架的说法，正是这个矛盾之国的本色。然而无论三十年还是二百五十年，这座堡如今只剩个名目，眼下驻着的是一群安分的庄稼人。

路上遇见的中国人很有礼貌地问我们「吃了饭没有」，「上哪儿去」。我们据实回答。可当我们同样客气地问路人上哪儿去，他却朝天边扬一扬下巴，说：「远着呢。」

我们到一位年轻富人的宅子去拜访，他新近承继了这处房产，连同三千英亩田地，据说每年给他七万两的进项。主人不在家，到乡下跟着塾师读书，预备考翰林去了；接待我们的是看房的人，领我们看了讲究的客厅、精美的金字匾、宽大的院落和园中的假山。这是一所漂亮的宅第，木料与砖石都结实，格扇花窗雕得极其繁细。

回到教会已经很晚，上我那条小五板时天已黑了。我的人并没闲着。他们买了上好的新粮食，把船也弄得舒服多了。三位好心的传教士下来送行，祝我一路平安。都是勇敢的人！他们理应得到比迄今为止更好的命。我们渡过江去，在城的上游下锚，好第二天一早动身。

离开万县的第二天，是这趟路上头一回要别的木船搭手；人家很爽快地帮了。我们的纤绳磨断了，正要过乱石中一道难滩，一时窘住；这时一条大木船被拉着从我们旁边过去，见我们为难，便挂上我们，把我们一道拖出了险处。这一夜我们泊在石宝寨底下，那大约是江上最奇的一处地标。石高二三百英尺，底宽六十英尺，是一整块从旧崖上垂直劈下来的孤石。东南面上嵌着一座九层塔，顶上盖着庙宇。

我这班人在船上过得之好，颇出我意料。一日三餐都吃得好，总有米饭和足量的菜蔬，还常有一点猪肉。做饭是一边走一边做；为此备了两只小陶炉、两口锅和一把水壶。沿江白菜萝卜都又多又贱。载得齐舷的卖货小船在半路上拦住过往的船，一抱新鲜菜蔬只要合三又八分之一便士的铜钱。另有些船贩柴——截短了扎成小捆——和条炭。煤到处都有，还有上好的煤球卖，用泥和煤末和成。

此后一路上，我们整日都在秀美的乡野间行船。从山顶到水边，山坡整成一层层梯田；有五谷，有无处不在的罂粟，有漂亮的小村落和兴旺的小镇；一条半英里宽的江，江上各式船只穿梭不绝，远处衬着覆雪的山。处处有竹棚，堆着成卷的竹纤绳、席子、筐子，还有伞一样阔的大四川斗笠。

三月五日早上，我被前头一片尖叫吆喝吵醒。我从舱里挤出来，看见一条大木船黑压压地朝我们压下来。在一道难走的滩上，它的纤绳断了，这庞然大物在水里失了控，横着身子直冲我们而来。看情形我们非被挤碎在石头上不可，若不是那船上的水手在最紧要的一刻用惊人的本事把船荡开险处，我们准是完了。他们喊得杂乱无章，动起手来却齐得像一个人。

下午我们到了酆都县，一处兴旺的江边码头，是扬子江上游鸦片出口的主要口子之一。第二天到涪州，那是另一处鸦片码头，鸦片的买卖比酆都县还大。涪州在一条大支流龚滩河的汇口上，那条河可通大船二百余英里。此处泊着大批涪州木船，其构造与扬子江上一切别的木船都不同：船尾巨大，向右舷扭转四分之一，且不用寻常木船的平衡舵，而用一支极大的尾桡掌向。

又一天，走了一整日，我们泊在长寿县城上游。我在这里付给老板两千文，他随即先付了手下一点工钱，然后笑嘻嘻地提议赌几把牌。眼看他快把钱赢回去，我出面拦住，叫他们睡觉，因为我要一早动身。江越往上走似乎越宽、越深、水越急；纤夫却相反，越往上越瘦、越单薄、越衰弱。

三月八日，出门的第十四天，就在离终点只剩一天水程的地方，我们险些出事。第二天，我们平安抵达重庆——溯扬子江险滩而上的路程，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快的一次，还快出好几天。我的船长和他那班年轻伙计，是在约定的期限之内走完这趟路的。

第四章重庆城——中国海关——大名鼎鼎的哈斯先生——兼说鸦片之诬

过了离重庆十英里的铜锣峡，老板设法引我注意，把我从铺位里唤出来，下巴朝上游一指，反复说着「海关一处」；我解作这里有一处海关分卡，由一个白人管着；后来果然如此。海关的「瓜子」船，也就是住家船，泊在左岸；大清海关的旗在一片热闹的本地船只上头快活地飘着。我们靠上那条船，一个英国人在窗口露了面。

「从哪儿来？」他问，话很短。

「澳大利亚。」

「见鬼，我也是。哪一处？」

「维多利亚。」

「我也是。哪个镇？」

「上一站从巴拉腊特来。」

「天哪，我的老家！上来罢。」

我把名片给他。他看了看，说：「我上一回在维多利亚时，很有兴致地追着看一个与你同姓的人徒步横穿澳大利亚，从卡奔塔利亚湾走到墨尔本。是亲戚么？就是你本人！见到你真高兴。」于是，在中国最深入内地、离海一千五百英里的这处海关卡上，我遇见了一位同胞，他生在我家附近，他父亲是巴拉腊特市有名的市长。

他和我一样，从前也是墨尔本大学的学生，不过我比他年长许多。他在大学里的经历如何，我忘了问；我自己的却记得很清楚，因为并不愉快。医科二年级考试，我为了让教授们格外看重，报了荣誉试——结果他们连及格都没给我。似乎是药物学那一科，我除了别的一些小疏忽以外，还开了一剂巴豆油，剂量是「半打兰至二打兰，小心加量」。我承认，我压根没听说过这种鬼东西；那道题出自课本很靠后的地方，不巧我读得没有那么远。我家里派人去见主考，问我何以失手，所得到的唯一交代，是他好意的一句保证：让我去做医生，「还不如在柯林斯街上放一条疯狗」。随后他把我那张药方拿了出来。可我觉得还有一线生机。我心虚地指着「小心加量」四个字，辩说这一句谨慎的交代总该救得了我。「救得了你倒未必不能，」他嚷道，声气大得没有必要，「可是天哪，先生，它救不了你的病人。」这位主考说话没有节制；于是我离开了大学。这对大学是一记重击，不过大学挺了过来。

我这位同胞在中国海关供职五年了。海关这个了不起的机构，对全世界一视同仁地开放，世上没有第二个衙门比得上。举个例子：我这趟行船的时候，单是扬子江沿江各口的海关税务司，上海是奥地利人，九江是法国人，汉口是英国人，宜昌是斯堪的纳维亚人，重庆是德国人。

这位澳大利亚人到重庆已经十个月。他上水走了三十八天，路上出过一桩惊险事。在新滩，纤绳断了，他的木船被礁石撞得粉碎，全部家当尽毁。我的船也正是在这道滩上险些出事；不同的是，他出事时的水位比我经过时高六十英尺。

海关分卡唐家沱，走水路离重庆十英里，走陆路却不过四英里。于是我打发船先走，下午步行进城。一名海关的苦力跟着我引路。我的朋友送我到渡口，一路穿过罂粟地、甘蔗地和大片的烟叶苗床。到江边他便回他那孤零零的住处去了；我坐舢板过江，翻山往重庆去。江边苦力那份又穷又饿的惨状，这一路看得比先前更清楚。前三天里我所见的纤夫，体格之差，是我在中国遇见的人里头一等的。痨病与疟疾在他们中间流行；他们的活计苦到极处；风吹日晒使他们吃足了苦；他们像是在丰足之中挨着饿。我这个苦力同纤夫一比，就显得好：他油光水滑，吃得饱。在南边人们会管他叫「戳花的洋钱」，因为他脸上被天花戳满了麻点；他在石板路上大步流星，沿着没完没了的石阶上上下下，跟得我直喘。我们路过零落的几户人家，还有路边的神龛和墓碑。这一带的狗都认出我是生人，拼命吠叫，活像它们本来就是的那种狼相野狗。从一处山头上，我们隔着雾看见了重庆城：两面临江，占着一大片山冈高地。人把我带到江南岸的海关趸船，再从陡岸上顺着许多级台阶登到一座旧庙的下层——两位海关职员的舒服住处就在那里。我受到好意接待，住了一夜。我们离水面高得很；隔着宽阔的江面便是那座大城，此处江宽七百多码。远远下方紧靠岸边泊着海关的趸船，由三条中国兵船守着；验货就在那船上办，关外班的三名职员也在那里办公。眼下几乎没有走私，因为这里没有中国官员。等到中国官员被派来查禁走私，走私大概才会认真地开张。中国的查验人最会办事的法子，是让眼睛看而不见——对他们自己最有好处。守着这处海关卡的兵船，额设八十人，实有二十四人；不过为免去不必要的解释，管带领饷不是照实有的二十四人，而是照额设的八十人。

在庙里与我作伴的两位，是海关的验货员。中国的验货员里，锁着许多有故事的人生。下游有一位验货员，从前是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的法文教授；而在重庆，担着同样卑微的差事的，是一位侯爵的教子、一位伯爵的外甥——一名勇敢的军人，父亲是少将，母亲是伯爵之女，他还是那位开明的贵族兼议员某伯爵的嫡堂兄弟。这样年轻而阅历这样多、这样杂的人，是不多见的。他在澳大利亚背过行囊；在新南威尔士一座煤矿上当过工贼，由巡警分队护着，一天挣十五先令。他在哈罗公学念书，校长是巴特勒博士，又上过剑桥的基督圣体学院。他当过都柏林火枪团的兵，做过韦瑟比骑兵队的中尉，又投了第五枪骑兵团，从列兵升到司务长，再过十个月就要授军官衔了。他在苏丹和祖鲁兰战功卓著，得过三枚勋章、四道横条。他打过埃尔泰布，也在塔迈之败中在场——那一回麦克尼尔的营栅被冲破。他打过泰勒凯比尔；在阿布克莱，他看着伯纳比迎着他求之不得的死走出去；在阿布克鲁，赫伯特·斯图尔特爵士受致命伤时他也在场。他在罗克渡口打过仗，伊丽莎白·汤普森小姐的画里，那一群英雄中就有他。离开军队后，此人一度在马德拉斯的骑警里任职；如今则是大清海关的三等帮办验货员，薪水之低，正如他的精神之高。

重庆是通商口岸，却又不是通商口岸。照《天津条约》，它列在那一条之内：凡外国轮船开往未开口岸者，一律没收——重庆正是未开之口。可照《烟台条约》，只要有第一艘外国轮船开到，重庆就算通商口岸。这教人想起某国政府从前就新建监狱一事发下的自相矛盾的训令。训令写得很明白：

第一条——新监狱应以旧监狱的材料建造。

第二条——新监狱建成以前，囚犯应留在旧监狱内。

重庆的海关税务司是夏德博士，他的中式住宅在重庆最高处，前面是一座庙——雾里隐约可见，那是全城的冠冕。这位博士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帝国里最好的中国学问家之一，著有《中国与罗马东方》《古瓷》，还有一部详备的《公文汉语课本》，中国海关的职员差不多人手一册，那书本来就是特为帮他们而写的。夏德博士是德国人，在中国多年。他戴第三品的顶子，即透明的蓝顶子，在中国官员分别品级的九等里居第三。

重庆最好的一块地，幸而被美国的美以美会占了去。他们的传教士住得极舒服，住的是城里唯一一处洋式建造的房子，院落宽大，园子也足。他们的教会医院是一所设备齐全的中西合璧建筑，靠着城墙，居高临下俯瞰小河和河那边有城墙的城区。

医院的病房舒适而明亮；地板上了漆；床配着弹簧褥垫——说实在的，医院的舒服，正是中国人觉得最不舒服之处。另有一间隔出来的院落，专收那些愿意靠强制约束戒掉烟瘾的鸦片吸食者。我去看的时候，里头关着三个吸鸦片的人；他们快活、知足、营养很好，除非是行家那双专看自己愿意看见之物的眼睛，谁也猜不出他们上了这种药的瘾——那药曾被夸张地形容为「对中国人的祸害，甚于战争、饥荒与瘟疫之总和」。（明恩溥牧师《中国人的气质》，一八七页。）

不久以前，有三个人自陈有烟瘾而住进医院。他们痛痛快快地表白了心里求治的愿望，被欢欢喜喜地收下，关了起来。院方用尽了法子要把他们从这桩据他们说「死死掐住了他们」的习惯里拉出来。他们听教士的话，也听医生的话，很有希望早日领洗入教。可有一夜，回去吸食的欲望忽然按捺不住——奇的是，三个人在同一夜同时发作；他们一同逃了。可叹的是，此事显出鸦片败坏人心的确证：他们逃走时，凡随手拿得动的东西，一概带走了。这是一场令人难过的考验。

医院的医务办得很好。主持的外科医生是美国的医学博士，刚出了第一份年报，我从中摘出下面两条有趣的记载。

医务方面——「贵阳府曾道台亲眼观看了数台手术，并且本人也因内痔受术。」（末几个字用的是大写。）

布道方面——「魏氏，因颈部腺体化脓入院，在院期间对真道大感兴味，出院时已是信徒，并且每礼拜天都规矩地（原文如此）来做礼拜，每礼拜天从城里很远的地方走来。我们认为她极有指望；据中国人说，她为人十分热心。等护士中有了空缺，她就会归信。」

在重庆盘桓期间，我常遇见「特派」的法国领事哈斯先生，他新近奉一桩外交使命而来，事情颇为机密。一般相信，那使命的目的是把四川的商路从它天然的水道扬子江引开，转向南面经云南通到北圻去。这桩使命大可不必担心它会成功。「他们既要白费工夫，也要白费银钱。」哈斯先生在他那个年代里也是参与造过历史的人。他待人再和气不过，落笔却对英国在东方的背信图谋含着一股异样的怨毒。在他的外交生涯里，哈斯先生吃过一次大亏。他从前是法国驻曼德勒锡袍王廷的代办兼政治专员。正是他同那位国王订的「密约」，逼得英国不得不动手，匆匆占了上缅甸。这故事很有意思。照那密约，法国的势力将在上缅甸居于首位；那个国家实际上要变成法国的殖民地，与法国利益共通，遇有与英属缅甸的纠葛，由法国撑腰。这样的局面，英国一刻也容不得。我们运气好，法国人的机谋反倒把自己算了进去，密约泄了底。事情是这样的：拟好的法文和缅文约稿，由哈斯先生与锡袍王互换。可哈斯先生不识缅文，又信不过国王。他非得有一个靠得住的翻译不可，而在曼德勒，他看得上的可靠人只有一个。于是哈斯先生去找意大利代办、伊洛瓦底江轮船公司的经理甲先生，叫他立誓保密，请他帮忙做翻译。

哈斯先生怎么做，国王陛下也怎么做。两位大人物受着同一个念头的指引。锡袍不识法文，又信不过哈斯先生。翻译是非有不可的；他四下里寻思可靠的人，认定谁也不能像甲先生那样忠心事他，便一如哈斯先生，径直去请他帮忙。两人的命运都捏在他手里；这位意大利人该事哪一个主子，法国的还是缅甸的？他毫不迟疑——两个都出卖了。不出一个钟头，密约已经到了英国驻扎官手里。此后的处置快得漂亮。「弗雷西内先生在此事上受到质问时，否认法国有意在缅甸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英方立刻找到了一个由头，把锡袍逼进两难；十一天后英军越过边界，上缅甸成了我们印度帝国的又一个省。

哈斯先生被召回，他那桩流产的举动也被否认了。他当然是没有奉命而行的，他是热心过了头才铸此错。甲先生也被召回，可是没有走，因为召回的命令并未照例附上一张支付路费的支票。他对英国的效劳得了酬报，轮船公司经理的差事保住了；可他丢了意大利代表的职位——那是个体面的位置，薪俸也很有尊严，由意大利政府用欠条支付。

重庆是一座极富的城。它建在小河与扬子江的汇口上，凭着这个位置，成了四川省最大的江港。水路从这里伸向内地极远的地方。小河之所以叫小，只是同扬子江相比而言；放在别的国家，它算得上一条雄浑的内河。它可通航二千余里（六百英里）。扬子江排泄的是一整片大陆；小河排泄的是一个比欧洲一个王国还大的省份。重庆建在高出眼下江面很多的地方——眼下的水位比夏天低六十英尺。它的城墙无从攀越。附近最高山头上的一座高塔，把好风水送进城里。庙宇极多，还有宽敞的衙门与华屋，而众屋之冠是文昌庙。重庆城里的距离大得惊人，街又陡又多坡，石阶是从整块岩石里凿出来的，非得是登山的好手才住得舒服。凡出得起钱的都坐轿；要紧的街口都有轿行候着。

白天，这座城因熙攘的往来而震动；到夜里，街上便空寂如死，只有远处一个更夫摇着竹梆打破静默——他借此使自己不打盹，也警告贼人他来了。论性命与财产的安稳，欧洲没有一座城比这里更有保障，中国别的要紧城市也是如此。说中国人是世上最守法的百姓，这话已成老生常谈；麦华陀说，「他们仿佛靠着共同的默契维持秩序，并不需要任何弹压」。

我国驻重庆的领事是法磊斯先生，一位有造诣的中国学问家，他以少见的机敏与十足的成功，担着这个难当的职位。法磊斯领事估重庆人口二十万；他说，中国方面有城内三万五千户的册籍。这里头男子的四成到五成、女子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抽鸦片烟。城里烟馆林立——所谓烟馆，就是那种一盏盏小烟灯、一支支烟枪成百上千地码着的铺子。鸦片是这个富省的大宗出产之一，也是这座兴旺城市的主要财源之一。

我在中国的九个月里，见过成千上万吸鸦片的人，却从没见过一个当得起雷先生（大英圣书公会的）那段常被引用的描写——他说中国典型的鸦片鬼「四肢枯瘦，步履蹒跚，面色蜡黄，声音微弱，目光透着死气，分明是世上最凄惨的一个活物」。

这段离奇的描写，多年来被拿出来博我们的同情，可它只能用在中国千百万吸鸦片的人里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身上。有一桩尽人皆知的事实：一个中国人若因病瘦得皮包骨，而他又恰好有吸烟的习惯，那么一百回里有九十九回，被错怪成消瘦缘由的是那支烟枪，而不是那场病。

一八九三年一年，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是四千二百七十五吨。据说中国人「伸长了脖子」向我们苦求，要我们停止强卖鸦片这桩大恶。戴德生博士说：「我多少回看见中国人用大拇指朝天一指，说：『上头有天！上头有天！』他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你们尽可以把这鸦片运来，尽可以硬塞给我们，我们抵挡不住你们，可是上头有一个大能者，他要降罚。」（《国民正义》，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一三页。）

可是，恕我对戴德生博士和他对那个手势的巧妙解说不敬：在中国行走的人实在很难相信，中国人痛斥鸦片与鸦片贸易是出于真心。温格罗夫·库克说：「在有些国家，言语代表事实；在中国从来不是这样。」直隶总督李鸿章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致反鸦片贸易协会书记特纳牧师的那封有名的信——至今还在广为流传、年年被人征引——里说：「中国某些地方确有偷种罂粟者，虽有律例与屡次上谕禁其种植。」

某些地方偷种罂粟！要知道，从我离开湖北起，直到抵达缅甸边界，一千七百英里的路上，我记不起有哪一刻是望不见罂粟的。李鸿章接着说：「本大臣切望贵会及贵国一切正直之士，赞助中国今日力图摆脱鸦片羁縻之举。」然而在中国，人家会告诉你：中国种罂粟最多的，正是李鸿章一家。

反鸦片协会印发了成千上万份一件请愿书，那是中国人转给他们的——是自发的，承传教士玉成。请愿书说：「数千万——数千万身在困厄中的生灵，正踮着脚、伸长了脖子，盼着从你们那里来的拯救，英国公正而仁慈的人们啊！纵然不为贵国的福祉与荣誉，也请看在慈悲的份上，此刻就做这一桩善事，救一个民族；而得救的千百万人，自身便是你们的大赏赐。」（《亿万华民》第四卷，一五六页。）

那么，就算中国人不想要我们的鸦片，就算他们徒然地恳求我们停掉这桩罪恶的买卖罢——这买卖据说「像是弗勒革同河与忘川合而为一，所流之处带去烈火与毁灭，所过之处留下致死的遗忘」。（卫三畏博士《中国总论》第一卷，二八八页。）

他们不想要我们的鸦片，可他们一年从我们这里买四千二百七十五吨。

中国十八省中，只有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用印度鸦片，其余十四省一概用本地出的鸦片。土产鸦片已经把进口鸦片彻底赶出了扬子江流域的市面；除去微不足道的一点数目，印度鸦片连汉口都上不来。中国人不想要我们的鸦片——它同他们自己的货争市。在毗连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他们自种自用；可他们种得比自用的多，还有大宗余货销往帝国别处。这笔余货的数目是估得出来的，因为凡出省的鸦片都得纳关税和厘金，合每磅两先令，而征得的数目是有账可查的。就算一点也不给逃税的鸦片留余地——论走私之精于门道，天下没有胜过中国人的——我们仍旧看到：一八九三年一年，四川出省鸦片二千二百五十吨，云南一千三百五十吨，贵州四百五十吨，共计四千零五十吨；这都是那「得救的千百万人」中三省的出产，供给他们的同胞受用——而这些同胞正伸长了脖子恳求英国退出去，好让他们独占这门生意。

禁烟的上谕仍旧一道道地发。谕稿是中国的善人们就着一筒清烟拟出来的，由抽着烟、进项出自罂粟的官员们画押，再由抽着烟、名下就有罂粟田的州县官张贴在罂粟田附近。

重庆的城隍庙里有一件给吸鸦片者的警戒。地狱里最凶的一个鬼被塑在那里，正得意地看着一个鸦片鬼被碾碎的身子；那鬼伸出的舌头上抹着鸦片，是那些犯了「瘾」而想戒掉的人抹上去的。这样收来的鸦片归庙里的道士所有；而庙门口就有一个摊子，卖烟具。

重庆的中国药铺卖吗啡丸，说是戒烟用的。这门有赚头的药，是沿海口岸的洋药商引进来、由中国人接过去的。它的好处在于把烟瘾变成吗啡瘾——这种治法，好比把一个人喝的酒从本地啤酒换成甲醇。一八九三年，单是上海一处就进了一万五千盎司盐酸吗啡。

内地会在重庆有一处要紧的分站。它开办于十七年前的一八七七年，另有霍斯堡差会的一位代表相助。主持的是一位很可亲的英国绅士，他把在英国足以使人生过得快活的一切都换成了这座疟疾横行的城市里的凄苦。凡我需要的帮助，这位好心人一概给了我；他同内地会几乎所有人一样，即便不能取得成功，也当得起成功。这样惹人喜欢的人品我难得遇见；可想到过去这一年——一八九三年——他的教会在重庆的中国人里没有添一个新教徒，实在令人怅然。（《亿万华民》一八九四年一月。）该会人手一直不足，六个传教士的缺只有三个人，进展因此大受耽搁。

伦敦会自一八八九年起在此设点，有两位传教士做工，收得领圣餐者九人、附从者六人。他们的事业大得力于一所出色的医院，主事的是达文波特，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也是我的同乡。医院门额上题着「博爱」两个中国字，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医院所做的事。隔壁的礼拜堂里，正中拉下一道红色的帷幕，把男女隔开——英国人上教堂的一大借口，中国人就此被剥夺了，因为他没法隔着帘子抛媚眼。

第五章从重庆到叙府——中国的客栈

我在重庆下了船，开始走陆路，往西二百三十英里到叙府。随行两名苦力替我挑行李；工钱高的那个还得管我的饭、替我铺床、替我付铜钱。他们一个英文字也不会说。这趟路讲定，一个给四先令十便士，一个给五先令七便士。不另有任何好处，路上自己吃自己的，回程能不能揽到活计各凭运气。他们要在离开重庆后的第七天把我带进叙府。凡是应承下来的，他们都办到了，我十分满意。

三月十四日早上，我从重庆动身，要穿过中国西部一千六百英里到缅甸去。人们谈起我能不能走通，口气都不乐观。除别的障碍之外，还有六七月的雨季可虑。

法国传教团的帐房罗兰神父，凭他在中国二十五年的阅历对我断言：不会说中国话，不带武器，除两个最下层的穷苦力外没有同伴，又是徒步，我必将遇上「天大的难处」；代理领事哈斯先生同样悲观。动身前一晚，领事和我的朋友卡拉瑟斯（《因弗内斯信使报》那家卡拉瑟斯的一位）替我上了一堂中国话。所谓「早饭前学法文」，比起这样的填鸭来算不得什么。我学了十来个有用的词句，早上对内地会的一位教士背了一遍；他给我打气说，能听懂我这种中国话的中国人，当真得算聪明。

我从西门步行出城，立德陪我走了一程。他是位老练的旅行家，也是中国问题的权威，重庆运输公司（专做从宜昌过险滩运货这一行）的重庆经理；他那本《扬子江峡谷》，凡读过中国书的人都知道。

我打扮成中国塾师，穿厚棉袍、套裤、布袜和草鞋，戴中国帽子，垂着辫子。这身行头看着像个有分量的人物。我得承认它很寒酸；不过这未必全是坏事——我的人看了，动念头的心思就少些。话虽如此，万一他们心血来潮卷了我的东西走人，那也够尴尬的，因为我根本没法把丢了什么说清楚。我知道，这一路我最要紧的功夫，是设法让中国人以应有的敬意待我；照他们自己的话说，我是以「枉驾」之尊光临了他们的「敝国」。私人的轿子我雇不起，尽管我知道巴贝尔写过：「凡在中国西部旅行而尚有几分自重的人，出门不可没有轿子；不一定拿它代步，只为体面与气派。少了这件万不可缺的体面凭据，他在大路上会被推到一边，在渡口会被晾着久等，会被打发到最坏的客栈里最坏的房间，一般还会受轻慢；有时更糟——受一种亲狎，被当作在本国混不下去、跑到中国来讨饭吃的小贩兼窃贼。」（《中国西部旅行考察记》第一页。）

出城六里（两英里），过了坟堆，有个小村子，那里有马出租。一位好心的朋友陪我到村上替我做通译，替我雇了一匹马。讲定驮我十英里，四便士。那马矮小，瘦得像耗子，筋骨却结实；马夫拿它的尾巴当舵把子来驾驭。我骑上这小牲口，它驮着我毫不畏缩。我一路颠着走在石板道上，下山，过谷，爬上又走下那一道道翻山的长石阶。马铃叮当作响，天气晴好，日头在云后照着。我那两个苦力把自己的活转包了出去，让空手回叙府的苦力替他们挑担，每英里的脚钱不值一个铜子儿的零头。

浮图关在重庆西四英里，是一座险要的山堡，扼住扬子江与嘉陵江几乎相接、随后合抱重庆的那道地峡。崖壁上凿着一尊巨大的佛像。大路两旁立着雕镂精致的巨大石坊，还有整块石头凿成、刻字极深的大碑。这些牌坊奉皇帝之命而立，费用却由本家出，用来旌表守节不再嫁、或于夫死之日以身相殉的贞妇。名字能这样留下来的是有福的：她们不但在天上得一万件功德，在人间得天子的褒奖；另有一重酬报，是魂魄再世投生时，可以享受托生为男子那种说不尽的福气。

寡妇这样为门楣增光的事，《京报》上常有记载。其中格外出众的一例，见一八九二年六月十日的《京报》。事情是这样的：

「山西巡抚奏报节妇夫死自尽一事。该氏系湖北天门人，父与祖皆官至道台。年方十余岁时，其母得病，该氏割股和药，遂愈其亲。前年适一候补知县。去秋其夫甫得差委，忽患急症。该氏复割股和药，无效，夫旋殁。该氏哀痛过甚，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可顾，遂决意不独生。只待夫葬诸事料理停当，即吞金并铅粉。以奁具付亲属充丧费，又分赠家中幼辈及仆婢，然后盛服端坐以待。毒发，须臾而绝。奏者以为此事应予旌表建坊，吁请皇上恩准。」（「依议。」）

山堡所踞的岩石脚下、堡与城之间，美国美以美会于一八八六年动工兴造。中国人不明就里，怕那是一座洋人的炮台，其实不过是一所围在高墙大院里的教士住宅。修造时那股不智的神秘气，正是一八八六年七月排外骚乱的导火线。

从关上起，小路带我们穿过一片好风景。路上碰见许多轿子，按乘客身份高下，或两人抬，或三人抬。有骑马骑骡的中国士绅；有一串串苦力，挑着大得吓人的盐担、煤担和成包的原棉，一晃一晃地走着。水牛慢腾腾地、吃力地在水田里犁地，水没到肚子；那原始的犁与铧由半裸的中国人扶着。路旁每一两英里就有客栈和茶馆，因为这是中国最热闹的大道之一。在一个不小的村子上，我的厨子示意我下马；打发了马夫和马，我在一家客栈里坐下，吃了一盘极好的米饭拌牛肉末。店里挤满了人，朝街敞着。我虽穿着中国衣裳，谁都看得出我是外国人；不过离重庆还不算远，引不起多大好奇。同桌吃饭的人待我礼数周到，把自己的菜让给我，用中国话同我攀谈——这份抬举，我用英语和气地道谢作答。

此后我步行前进，却不大跟得上我的人。村后我们顺着没完没了的石阶爬上一座极陡的山，在山顶穿过一座石坊。下山时，我的厨子同一个瘦小伙子争了起来——那小伙子是他雇来替他挑一程担子的。争执越来越凶；他们停下来从容理论，我便先走了。我这厨子是内地会热心替我物色的，是个信念坚定的人；我最后看见那场争执时，他正揪着那倒霉苦力的辫子往山下拖。等他赶上我，已是独自一人，笑容满面，对自己了结了「那桩」小纠纷很是得意。路渐渐平了，我们走得快起来。

傍晚很晚的时候，我被领进一个大村子里一家满是客人的店，当晚就歇在这里。这一天走了二十七英里，开头不坏。我被让进一间屋子，里头三张铺草的木床，一张粗桌子，点着油碟里的一根灯捻，一条粗凳，地是光土。有人端热水来给我洗脸，又上了茶；我的人替我做了一顿很好的晚饭。行李搁在角上：两只轻便的竹箱配着中国锁，一只竹篮，一卷用油布包着的铺盖。在中国旅行，油布是少不了的——把它铺在中国床的草上，臭虫便过不来。我在中国这一路，睡觉从没受过这讨厌东西的搅扰。中国的臭虫不算少，可要跟在西班牙搅扰旅客的那种成群结队的大军比，就差得远了。

我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夜是在加的斯过的，那是半岛上最可人的城市。我误了开往轮船的末班小艇，而我正是那船上的客人；夜已深，码头近旁我又不知道哪里有店。半夜里，我在那座以可敬的君主伊莎贝拉二世命名的广场上走着，有人在一家客店门口招呼我，问我要不要房间。那是「瓦伦西亚」酒家。我大为高兴，说这正是我要找的。店主恰好还剩一间空房，领我上楼，进了一间朴素寻常的屋子；我很乐意租下过夜。「愿您安睡，」店主说罢走了。我留着蜡烛没吹，一头倒在床上，实在太累了；可几乎立刻又跳了起来，顾不得疲倦。我掀开被褥，只见臭虫从床的四面八方朝当中聚拢。我捉了一二十只放进一盆水里，穿好衣服，走到楼梯口去叫店主。

他打着呵欠上来了。

「先生，」他说，「您要什么？」

「什么也不要；只是那张床我睡不成，绝对睡不成。」

「怎么呢，先生？」

「因为床上全是臭虫。」

「哦，不会的，先生，不会的；这屋里一只臭虫也没有。」

「可我看见了。」

「您准是弄错了；这屋里不可能有臭虫。」

「可我捉着了几只。」

「我在这屋里住了二十年，从没见过这种东西。」

「对不住，劳您驾看一眼这只盆好吗？」

「先生，您说得对，您说得一点不错；这是天气的缘故——如今加的斯的床，没有一张不是满满的。」

早上，以及此后每一个早上，我们天一亮就动身，先走上几英里再吃早饭。到叙府这一路都是石板铺的驿道，宽三英尺六寸到六英尺，用凿平的石板砌成；至少在这里，不能像中国那句俗话说的，路是「好十年，坏百年」。自然没有篱笆；大路在田间择路而行；没有哪个走路的人动过抄近道踩田的念头，我也从没见过邻里之间为踩地起过争执。在这守法的国度里，庄稼人显然遵着基督之前四百年中国就教的那句孔子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一分地都种着庄稼。

到处的山都辟成梯田，像戏台的看座那样一层层排上去；每一层的水都从下一层引上来——水顺着一道斜槽，由连环的水斗打上去，斗车用手摇或脚踏的辘轳转动。罂粟到处都是，长得繁茂，照料得也好；有冬小麦的田，有开粉花的豆子，还有一片片好看的金黄油菜。四川漂亮的农舍散落在林木掩映之间。高大的榕树给行路人送来可感的荫凉。写这地方，尽可以借用一位中国旅行家写英国的话：「其山腴润，被以极茂之秀色，峰峦之轮廓如美人之弯眉。」

这一带人烟稠密，路上人流不断。宏伟的牌坊跨在大路上，许多是石工的杰作，柱子和额枋上刻着象、鹿、花卉、孔雀，还有中国皇家的七尾龙。中国的艺术，在这个富庶的省份里见得最好。

我自然是住寻常的中国客栈，吃中国饭，到处受到礼遇和善待；不过起初，做这样一个被人围观的对象叫我很不好受：什么事都得当众做，没有一点遮拦；要从挤满了看洋人的人群里挤过街去。我的饭是当街在张着嘴的人堆前吃的。他们凑得太近时，我就用英语客客气气地请他们退后一点；只要再配上手势，他们也就退了。我搔头时他们看见那条假辫子，便笑；我拿辫子掸桌上的灰时，他们哈哈大笑。

路边的客栈通常设在大路上方搭着的草棚竹棚一侧。那里常有两三匹马候着出租，还有一心揽活的苦力急着来效劳。雇马时，你要漫不经心地出个价，仿佛人家答应与否你毫不在意，然后径直走开，仿佛往后一个月你都没有骑马的打算。马夫要得多些，但会往下让；你咬住原价不松口，心里却准备加。就这样一个要一个还，一来一往，直到隔了整整一个村子的距离、彼此几乎听不见喊声了，价钱才谈成。

假如我想雇顶轿子歇几英里的脚——轿子通常吊在房梁下——我的厨子老光便用大拇指朝它一指，问我要不要，除我之外谁也看不见。我点头应了，表面上什么也没发生，那场我全然听不懂的谈话照旧进行。我们一同步行出门，我的人一路还同店家扯着嗓门越说越响，直走出老远。快要听不见了，他喊了一句什么，远处隐隐回了一声。那是他关于价钱的最后通牒和对方的应允——他们一直都在讲价。我的人示意我等一等，说了一个词「轿子」，不一会儿，一顶竹子和藤条编的轿子由两个轿夫飞快地抬了下来。他们把轿子放在我面前，向我行礼；我坐进去，一路轻快舒服地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被抬着走，每英里不到一便士。

我那两个人每天各得将近四百文；可他们时不时把自己的活转手给闲着的苦力，让人替他们挑担，一天三分之二的路程只出六十文（一便士半）。

天黑时我们总能到一个大村镇，我的厨子在那里替我挑一家最好的客栈歇脚；所谓最好，通常就是答应给他回扣最多的那一家。大路所经的城镇里客栈多如牛毛，因为要招呼的流动人口极多。竞争很激烈。每家店门口都站着拉客的，兴冲冲地拦住行人，夸自家店的好处。进门里头的柜台上，堆着一摞摞出租的被盖（中国那种暖和的铺盖）——自带铺盖的旅客很少。这些客栈够舒服的。卧房分一两层，围着一进或几进院子排开。价钱之廉可称道。一顿晚饭、一宿铺位、一盏灯，夜里的茶和早上动身前的茶，外加洗脸热水之类种种小便利，我从重庆到叙府这六夜，总共只花了八百四十文（一先令九便士）。

米饭是我的主食；鸡蛋、鸡和蔬菜也多而便宜；猪肉我是躲开的——除回教徒和吃素的人以外，全中国吃的都是猪肉。以防万一，我另带了几听洋罐头。我立下一条规矩：绝不喝水，只喝茶。中国人从不喝凉的东西。每隔半小时一小时，他总能走到一家客栈或茶馆，几分钟就有人替他沏好茶。一碗茶连一撮茶叶，滚水随意续添，只要两文钱，合一便士的二十分之一。猪肉的分量多半是灌了水的——针头扎进一根大血管里往里注水；这通常被称作中国式的「掺水」。

第三天我们到了永川，离重庆六十三英里。第五天，我们经过泸州，那是扬子江上游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次日中午，我们在观音寺又回到扬子江边，此处在南溪县大镇下游两英里。照我对老光那套比划的理解，我们离叙府还有四十英里，眼前又是一个晴好的下午，从容走完一半路不成问题。可我得同我的向导商量。他要在这里歇下，我要往前走；他的中国话我听不懂，我除了英语又提不出别的抗议，而他对英语是一窍不通的——我只好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把不得已当成了成全。不过他确实向我郑重保证：明天（「明天」）他准在日落前把我送进叙府。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这三天来在好几家客栈里都赏光同我们做伴——这时插进话来，掏出怀表，一手按在心口（中国人的心在胸骨正中），给我向导的保证添上他那庄严的一诺。于是我留下了。我们这一行人相处得很融洽。

半夜里，一道光射进我们屋里，一个声音尖着嗓子喊了一声，连我那两个中国人都惊醒了——他们总是殷勤地同我睡一屋。我抗议过，他们却把我的抗议当成了赞许。我们立刻起身，下了陡岸，来到一条船尾靠岸、挑着灯的船前。这么早就能动身，我很高兴，便把眼前的景象解作一条渡船，要送我过江，过江后走近路进叙府。船上装着糖，两个大人三个小子便是全部水手。货上张着篷，篷下的地方大半已被十二位和气的中国人占了；其中六位是随缘结识的朋友，跟着我们走了好几站，我猜他们沾了同我做伴的光，在钱上得了些便宜。可这并不是渡船，而是专为我雇来、要在天黑前把我送到叙府的客船。这些中国乘客是客客气气地把他们的陪伴硬塞给这个说不出话来的异乡人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戴着大墨镜，留着长指甲，手指被鸦片熏得发黄，是这一船人的调停者；另外十八个中国人时常起劲地拌嘴，都由他劝解下来。

罢了，这条船——一只漏水、笨重的老家伙，一路几乎全靠拉纤——总算在约定的时限内把我送完了到叙府的四十英里。船上的水手一连做了十六个钟头的活，中间只匆匆吃过两顿饭；那根磨毛了的纤绳过滩时一次也没断，我们的船只有一回同别的船绞在一起。近黄昏时，我们已与叙府那座秀丽的宝塔并排；再过一会儿便到了码头。这座城建在一片高而平的台地上，背后是高山。它坐落在两江分汊的夹角上：一边是西来的扬子江（此处名为金沙江），一边是北去成都的岷江，又叫成都河，成都是本省的省城。我在南城墙下上岸，同旅伴们道别。爬上江岸进城，穿过一条热闹的大街，到了内地会那所漂亮的住宅；主持教务的先生和太太，还有同住的一位在会中服务的可爱英国姑娘，都热诚地接待了我。

第六章叙府城——中国内地会，兼论在华传教士

在叙府我歇了一天，要另雇苦力，随我去云南的昭通，路程二百九十英里。重庆带来的那两个人，谁也不肯续约再往前走。可在重庆时，厨子老光还夸口说他准备一路陪我到大理府。如今他却怕去昭通那条路上太荒凉。他说，那一路尽是山，人迹稀少，强盗见我们这一行人少，会「下来捅我们」。这一来我倒庆幸：在重庆他要我先付一笔定钱好带我上大理，我没有给。

我去拜访了两位有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副主教穆托和贝罗神父，看了几处要紧的名胜，又去访了美部会新到的几位传教士。四个美国人住在一处。我同内地会的教士去拜访时，正碰上他们吃饭。我们被让进客厅，厅里最触目的装饰是一幅画轴，上面画着盛开的罂粟，画得很不错；中国人看见这个，只会更加坐实他们的想法：洋人是把罂粟当作神物来敬的。等候之间，我们听见饭桌上的响动渐渐停了，门开处进来一位独身女教士。她相貌威严，身量高得像掷弹兵，迈步像骆驼；手里正拿一根发簪剔牙。她很客气地表示，不能请我们吃饭，实在抱歉。「哎哟，」她从眼镜底下打量着我们说，「真对不住，不能请二位吃点什么，我们刚吃完，我看是什么也不剩了。」

近来有十四位美国传教士一船运到叙府。多半来自芝加哥。他们最早要做的事情之一，是把斯特德先生的《假如基督来到芝加哥》译成中文，好让中国人更好地领会：那个把他们派到中国来、要给这片黑暗之地的可怜异教徒送光明的基督教社会，其道德、德行、正直与荣誉，已臻于何等崇高的境地。

四川是天主教的重镇。名义上全省有十万天主教徒，这是许多法国传教士两百余年劳作的成果。可实际上，全省真正称得上天主教徒的中国人只有六万。照副主教的话说，中国人「太重实利」，做不成基督徒；又因为他们个个是「说谎的和抢劫的」，这信仰在他们中间不易传布。我难得遇见比这两位勇敢的传教士更可亲的人。他们对我说，我讲法语带着「地道的巴黎腔」。这句夸奖我毫不怀疑是真的，尽管它同我在巴黎的经历相抵触——在那里，我用法语同真正的巴黎人讲话，多半得到的是那种会心的神色，正如我用英语同中国人讲话时所见的一样。穆托神父在中国二十三年，六年在圣山峨眉，十七年在叙府；贝罗神父在叙府二十三年。两位的中国话都说得极好，曾同主教合力编成一部官话法文字典，刚在徐家汇印出；他们穿中国衣裳，过中国日子，住在中国式样的漂亮教堂公馆里。院内有一座小巧的礼拜堂，挂着中国教徒送的匾额楹联；有一所男塾，收着五十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有一所修女院和女塾；还有一处配得上老主教身份的住所。领我看礼拜堂时，副主教讲起主的一位使徒到过叙府的事。他自己似乎丝毫不疑这传说的真实。相传圣多马来过中国；若还嫌证据不足，四川许多庙里至今供着的达摩黑像便是。不过学者认为，这尊带着分明印度相貌的像，正是佛教高僧达摩——此人确曾在六世纪到过中国。

叙府有内地会的一处分站，主持的是一位热心的年轻传教士，从前在赫里福德做家具漆工。帮他的是一位和善的妻子，和一位刚出少女年纪的可爱英国姑娘。这位教士告诉我，他的工作「蒙了丰盛的恩典」——过去三年他施洗了六个教徒。这是一位很好的人：勇敢，自立，富于同情，肯舍己，满怀指望，也自我满足。他作为传教士的见解十分明确，我照他的原话录在这里：「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中国人，全能的上帝会照他认为合宜的方式审判他们」——这话是驳不倒的——「可那些听过基督道理、仍然硬着心肠抗拒圣灵的中国人，必定下地狱；他们没救了，他们能信而不肯信；若信了，赏赐是永远的；他们拒绝信，刑罚也是永远的。」不过，在向中国人指出这份等着他们的毁灭时，措辞须得温和，照福州美国浸礼会伍丁牧师的教导：「有些时候我们非说出『地狱』这个可怕的字眼不可，但说的时候总要带着一片恳切的爱心。」（一八七七年上海传教士大会《纪要》第九十一页。）看着这位好脾气的人如此平心静气地看待自己在中国的工作，实在是桩耐人寻味的观察：为换得六个可疑的归信者，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已经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中国人送去永世在地狱里煎熬了。

可是，如果这位好教士的道理中国人听着不入耳——而中国像他这样讲道的有几百位——那么，派他来中国的那个差会，其创办人和总干事所讲的道理，该有多么倒人胃口。

「在中国的，是上帝失落的儿女，」《基督徒报》的主笔摩根先生说，「上帝顾念他们，为他们心焦。」（《亿万华民》一八七九年，第九十四页。）「中国的亿万人，」内地会总干事、《亿万华民》主笔布鲁姆霍尔先生说（指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他们往哪里去？他们的将来是什么？他们死后是什么光景？啊，何等重大的问题！这事想起来可怕——可是他们要沉沦；这是上帝说的。」（《世界的福音化》第七十页。）「异教徒在上帝眼里都是有罪的；既有罪，他们便沉沦。」（同书第一〇一页。）「我们相信这亿万人在来世没有指望吗？我们翻遍上帝的话也是枉然，那里找不到指望；不但如此，还有明明相反的话。是的！我们相信。」（同书第一九九页。）

内地会杰出的创办人戴德生博士当然相信这一点，并且屡次公开申明。祭祖是中国人宗教的拱心石，「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拱心石」。北京同文馆的丁韪良博士说：「这种崇拜出自人性中一些最好的本原。人对死后生命的最初设想，据信正是由想同亡故的父母相通的愿望而起的。」（《祭祖——为宽容一辩》。）可戴德生博士痛斥这番为宽容的申辩。「祭祖，」他说（那是在一八九〇年五月的上海传教士大会上），「祭祖从头到尾就是拜偶像，整件事都是，凡与它相干的都是。」中国的宗教是拜偶像，中国人无一不拜偶像；而拜偶像者的下场，戴德生博士也仔细指明了：「他们的分就在火湖里。」

「中国这亿万人，」我再引戴德生博士的话（指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中国这亿万人是不得救的。啊！我亲爱的朋友们，容我为这光景说一句话好吗？圣经论到异教徒说，他们是没有指望的；上帝的话既说他们『没有指望，活在世上没有神』，你还要说他们大有指望吗？」（一八八八年传教士大会《纪要》第一卷第一七六页。）

「有些人对异教徒的情形，知道得比使徒保罗还多——保罗是受圣灵感动写下『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没有律法灭亡』这句话的；不但如此，还有人竟不怕反驳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指示众仆人的那启示，其中庄严地断言：『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中国未得救者的光景既然如此，他们迫切的需要，岂不要求我们怀着极度的迫切，赶紧到处传扬那唯一能使人得释放的信息吗？」（同上，第二卷第三十一页。）

那么请看看，中国内地会的六百一十一位传教士给自己立起了多大的障碍——他们多半想必是赞同其会督戴德生博士的道理的。他们告诉前来问道的中国人：你那未曾归信、从未听过福音的父亲，同孔子一样，已经永远沉沦了。可在中国，诸德之首是孝；能打动一个中国人心肠的最强的情感，莫过于一心要踵武父亲的行迹。在他，归信不但意味着与给他生命的父亲永别，还意味着「立即把祖宗放逐去过讨饭的日子，让他们把疾病和种种灾殃降在四邻头上」。

我相信如今人人都承认：一切传教的场地里最难的一片——难得无与伦比的一片——就是中国。传教士步步都遇着难处；凡是老实人，无论他见解高派低派宽派，都不能不同情传教士为中国人的福祉与进步所作的恳切努力。

譬如说，一个中国人自幼被教导以爱亲为第一要务，他的祖宗在他之前也被这样教导了几百代；要用他自己的语言向他讲明基督的话：「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恶自己的父亲，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这是何等的难处。

在中国通行的宗法政体之下，做儿子的所能犯的最可怕的罪，是弑父或弑母。据说他的罪要这样处置——这描述无疑夸大得厉害：本人凌迟处死，诸弟斩首；房屋夷平，屋基之下的土还要掘下去好几尺；四邻重惩；他的业师斩首；本县知县革职；本省大员各降三级。

在中国，弑亲之罪重到这个地步；传教士偏要向那些赞成如此严刑的中国人宣讲：「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中国内地会作为一群有胆量的工人、勇敢的旅行家、无私而和善、具备一切可敬的男子德行的人，值得一切能给的称赞。会中多半是成年之后才得救的男子，以及娇养长大、感情丰富而宗教情绪炽烈的姑娘。

他们往往对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这个泱泱大国「曾目睹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的兴盛与衰亡，至今仍是那些远古岁月留下的唯一纪念碑」——对它的风俗政体、习惯宗教一无所知，对学它的语言有何等异乎寻常的难处也一无所知；他们往往忘了中国人是这样一个民族，其「成见、偏见和珍视的判断，都是千百年长成的」。他们来到中国，指望有神迹相助，好让他们讲明基督的道理；而他们所用的语言，在听者听来往往是一团化不开的黑暗。

「在中国的，是上帝失落的儿女，上帝顾念他们，为他们心焦」；于是一些在英国本是体面工匠、连本国语言也掌握得不完全的人，应着「垂死的亿万人的哀号」来到中国，要止住这场「灵魂的可怕毁灭」——那些人正以每天三万三千的数目，「没有律法而犯罪，没有指望而沉沦」。

到了半年，他们写信给《亿万华民》：「说说消息吧！这一回是荣耀的消息！我们的聚会挤满了人！那么多明亮聪慧的面孔！那么急切地要听这好消息！他们仿佛把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听的时候生怕漏掉一个字。」五年之后，他们写道：「小王庙第一个归信的，是一个卖席子的年轻人，名叫盛乐平。他传福音很是热心，可年初前后疯了。这可怜人失了理智，却没有失了虔诚。」（《亿万华民》第四卷，第五、九十五、一四三页。）

这个差会里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姑娘，到中国一年多了。她对我说，自从来到中国，她从没觉得主离她这样近，也从没这样彻底地领会主的丰盛恩慈。可怜的孩子，同她谈话叫我发愁。在英国她住在一个明亮快活的家里，有兄弟姊妹，气候宜人。她一向身体好，精力充沛，周围一切都使人觉得活着值得。在中国她没有一天是好的；她快要忘了健康是个什么滋味；她贫血，多虑；她神经性头痛，患神经痛；她没有一点乐趣，没有任何消遣；她唯一的松弛是量体温，唯一的排遣是祷告会。她被关在一所中国房子里，天天对着同一对夫妇；她所能允许自己的唯一活动，是沿着差会背后的城墙顶上作囚徒似的散步。她的未婚夫是位文雅的英国绅士，也在这差会里，住在一个礼拜路程之外的重庆——那是一座叫人抑郁的、疟疾横行的城，从十一月到六月见不到太阳，从七月到十月太阳又毒得叫人受不了。在英国他强壮而有生气，爱划船，网球也打得好。在中国他总是病着：贫血，消瘦，消化不良，老是害着低热，一点胃口也没有。可比身体更磨人的，是他所作的牺牲全然无用这个可怕的事实——没有归信者，只有「被收买了去背弃自家祖宗牌位的弃民」；没有酬报，只有他那高尚的舍己在天上给自己积下的那一份。脑子健全的人，谁也看不出这两位传教士的工作里有什么「恩典」，谁也不会看不出：对那位「顾念中国人、为他失落的儿女心焦」的全能者，为三位传教士三年得来六个可疑的归信者这样一份收成而滔滔不绝地称谢他「赐下丰盛的怜悯」，实在不像是敬拜，倒像是相反。

叙府有十八万人；照中国城市的惯例，城外的公共坟场所占的地面比住人的地面还大，绵延数英里覆满了山坡。吸鸦片的人多到这个地步：要问的已不是谁吸鸦片，而是谁不吸。单是差会所在的那条街上，除内地会、佛寺、清真寺和天主教堂之外，就有八家烟馆。全城凡有几分气派的银号、绸缎庄和商行，都有自己的烟室，灯总点着，专候客人。烟室在这里，正如吸烟室在我们那里一样平常。在中国西部，谈生意的开场白不是一口威士忌，而是一口鸦片。

叙府是一座极富庶的城，占尽地利：坐落在一条大水道上，四周一带盛产煤和矿产，地下的盐卤更是取之不竭。绸缎、皮货、银器、药材、鸦片和白蜡是大宗出口；而中国西部幸好种不出多少棉花，所以最要紧的进口货是曼彻斯特的洋布。

四川是中国十八省里最富的一省，远在其余各省之上。现任总督刘是安徽人，因而与李鸿章是同乡，又是姻亲——他的女儿嫁了李鸿章的侄子。本省的藩台，据信是全国官员中最肥的一个缺。值得一提的是，现任藩台龚照瑗刚在今年（一八九四年）被任为出使英、法、意、比、瑞典与挪威的全权大臣；可以想见，接到「朝廷」这道任命时他心里何等懊丧——这道命令逼着他抛开祖坟，领一份固定的薪俸离开中国去英国，还要腾出全国最令人垂涎的位子，一个自肥的机会简直无穷无尽的位子。

叙府有两位正堂，各有要紧的衙门。府台是「城之父」，县令是「城之母」；而这位「城之母」对鸦片出口这门生意大加照拂。一八八八、一八八九年新教传教士初到此城时，人家对他们很不友好。有人会冲着传教士背后喊：「吃小孩的洋人过去了。」孩子们被匆匆藏起来，像是害怕。这些奚落起初没人理会。可后来竟有人把活孩子送到教堂来卖，说是给他们当食物；教堂于是正式到衙门里控告，府台立刻出了告示，禁止这类关于洋人的荒唐传闻，并且以种种刑罚责令百姓以礼待外国人。此后再没有出过事；我们穿过拥挤的街道时，所见只有友好的漠然。这件事和别的伤心事，见于这位传教士给《亿万华民》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号的报告：

「这场磨难（吃婴儿的谣言）过去不久，更叫人痛心的内部忧患又起。一位三年前受洗、并曾作为福音的宣讲者出过力的会友，陷入大罪，不得不逐出教会。此后不久，一位很有指望的慕道者——他本已戒了鸦片，看来也在恩典中长进——又落回烟瘾的辖制之下。他还在这片阴云里时，就在那场霍乱中忽然被取走了。」

中国内地会的住处很舒适，紧挨着城墙。他们那座小巧的礼拜堂朝街开门，显眼处贴着皇帝关于外国传教士条约权利的谕示。会中寄养着七个孩子，全是女孩，都按基督徒的样子教养着。她们都长得清秀活泼，尤其是年纪最大的那个十四岁的姑娘。个个都是大脚，将来要嫁给归信的教徒。据说这件事一旦传开，指望会有比现在更多的中国后生争着归信。七个都是重庆的弃婴，先后被人用黄纸包着从墙外扔进教堂院里。差会把她们仔细养大。

男塾里五十个机灵的男孩正在上课，全是异教徒。他们学的功课各不相同，扯开嗓子念书，好让耳朵记住「四声」。那声音吵得吓人。除了中国孩子，谁也没法在这样的嘈杂里用功。在中国，功课背完了，整班就静下来；所以在中国的学塾里，吵是用功的凭据——不是静。

塾师是个衣衫褴褛、游手好闲模样的人，穿一身灰。他在服丧，因父亲亡故已四十二天没有剃头。这一天是要紧的丧日，因为在他父亲死后的第四十二天，那位亡父才头一回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再过一个礼拜，到第四十九天，丧仪便告结束。

第七章从叙府到昭通——兼谈云南省、中国的脚夫、邮递与银号

我在叙府另雇了三个人，说定十三天走完到昭通的二百九十英里；另外许下重赏，若十一天走到，每人多得一先令。除去这份花红，每人工钱七先令三便士，路上自然是自己吃自己的。他们从雇人的苦力行里带来一纸字据，上面有行主的签押；到昭通后要还给他们，再由他们呈交行主，作为把我平安送到的凭据。

字据上开列的条件，他们一一忠实照办，而且十天半就把我送到了昭通——寻常要走十四天。

三人中有一个是教徒，正是叙府内地会六年之间所得、如今尚存的六个归信者之一。他是个极好的人，脑筋略钝，却给差会长脸。我的钱交给他去付——他不挑担子。要钱时，他就摊开两只空手给我看，说「没得钱！没得钱！」

我知道这位教徒完全信得过；这不单是因为他归了教，还因为他有个父亲住在叙府。倘若他劫了我、害了我，然后逃走，我们可以拿他父亲，把老人押在衙门的监里，直到儿子回来。在中国，再没有什么比那条「子不肖，父任其咎；无父则兄任弟咎」的律例更能保人免于欺诈与伤害的了。

三月二十二日早上，我们动身往云南省的昭通去。内地会的教士和美国浸礼会的一位弟兄好意送了我头十三英里。我的路线先沿扬子江北岸西行，稍后渡过扬子江，便几乎一路向南到昭通。

临行前不久，正堂派来一路跟着我到大关县的差人——也就是巡捕——到教堂来了，请通译劳驾提醒这位不会说中国话的旅客：照例，到了地头是要给差人赏几个酒钱的。这要求合情合理。从重庆一路过来，我身后一直跟着衙役，自己却毫不知情。派差人来，一半是保护旅客，主要却是保护正堂：持有护照的旅客若受了伤害，本县正堂是要受降调的。于是同那位教徒讲定：到大关县时，我若对差人的伺候满意，就给他二百文（五便士）；他若一迭连声地说「高些！高些！」（再多给点！再多给点！）而且咬定不松口，我便一点一点加到七便士半为止。这是上限；他们向我保证，差人会觉得这是一份厚赏——陪我走了二百二十七英里，走的还是中国最多山的道路之一。

沿江岸走，是段惬意的路。江边冲积的肥土上种着开白花的罂粟和烟草，金黄的油菜田同灯草地交错着——油菜出油，灯草作中国灯里的灯芯。沙洲上一群群野雁近在枪程之内——那是「和睦之雁」，中国人个个称道它的德行。它们成双而居，一只死了，另一只便终身守着它的记忆。这样的德行，值得刻在此处跨路的牌坊上；那牌坊上的中国字写着「圣旨」，可见它是奉皇帝的圣旨所立，用来表彰某位终身不再嫁的寡妇。

一路走着，那位教士给我的人下指示：「我格外开恩，只给了他们极轻的担子；走得快，重重有赏」——十一天走完十四站，每人加一先令。

在一株榕树枝下的客栈里，我们坐下喝茶。等着的工夫，来了个小贩在我们旁边坐下。他挑着活猫卖。两只筐里有一只猫，同一只玳瑁花猫像得出奇——那只猫一个礼拜前还是内地会里的宠物。它离奇地不见了；中国用人说它死了；如今它却在这里转世重生。

到了那个集镇上，两位教士同我分手，我便独自带着三个人走。天黑前还有十七英里路。

正是晌午，日头很毒，于是雇了顶轿子，送我这十七英里到安边。讲定三百二十文（八便士）；可临动身，那几个贪心的苦力又不肯，非三百四十文不抬。「走着去，」教士说，「给他们上一课基督徒的道理。」于是我顶着太阳走了十七英里，以惩戒他们的贪心，省下半个便士。到了晚上，我这份心境恐怕不大适宜主持一场布道会。

安边是个不小的镇子，在扬子江边，正在江分作两支之处的下游——一支往西北，一支往西南。江边搭着一街临时的房子，构成冬天的关厢；到夏天山源雪化、江水上涨，它们便消失了。我在一家很好的客栈里安顿下来，楼上是家喧闹的饭馆，住处很不错。刚坐定，衙门里就来了个差人索取我的中国名帖；倒不曾要我的护照，虽然除正本之外我还随身带着二十五份抄件。

天一亮轿子就备好了，把我抬到江边，那里有渡船等着，从两江汇口的下游把我们渡过去。随后我们沿着扬子江老鸦滩这一支的右岸往南走。那路是在崖面上凿出来的纤道，又窄又陡，弯多且滑。宽度仅够轿子通过，遇到急转弯还得把轿子往一边侧着才挤得过。我们在山峡里高踞于江面之上。坐轿子走这条路，旅客的安适全系于两个轿夫的脚力稳不稳——一步踏空，轿子连人就要滚下崖去，落进底下翻白的江水里。这条山江又深又窄，吼声如瀑；然而峡口却有一条又长又窄的船顺流疾驶，船上挤满了乘客，二十来个水手齐声唱着号子摇橹扳梢。那船现身，掠过这一段江面，转瞬便不见了；只要有一处失误、一丝慌乱，它就会在礁石上撞得粉碎，江面上便要漂满尸首。

早饭前我们走了一大站。只要谷坡的陡度许可，每隔几里就有草顶的竹笆泥墙客栈。这里的木桶里备着现成的热米饭，供行路人取用；好茶几分钟就沏得出来；桌子和筷子还算干净。

离开江边，我们抄近道翻山，又回到江边；在一家中国人常歇脚的路旁客栈，这一程轿子就到头了。我想写点东西，便在一张桌子旁坐下。人们围拢过来，很感兴趣。有个戴大眼镜的老者，自有他一套滑稽，见我不会说中国话，便想靠着大嗓门让我听懂，顺带逗乐众人；他一口咬定我是聋子，冲着我耳朵吼，震得鼓膜发疼。我用英语告诉这蠢汉，他说得越少我越听得懂；他却不依，几乎把脸凑到我脸上来。等我请旁观的人注意他那张嘴大得出奇、比骡子的还大时，他才缩回脸去，一瘸一拐地含愠走了。

我得承认，我懂的中国话极少，少到几乎等于没有。我会的那几个字，人家难得听得懂；不过，正如贝恩斯将军夫人旅居布洛涅时发现印度斯坦语对说法语大有帮助，我也发现英语对我说中国话大有助益。抗议起来因此有力得多。每逢我为难，或是看热闹的人过于放肆，我只消板着脸说几句英语，局面便由我掌握了。这种说话的法子，常使我想起一位出身高门的康沃尔太太——她丈夫在西班牙时是我的同事。她在安达卢西亚住了多年，西班牙语却始终没学会。有一回她请客，我也在座，她这样吩咐她那个一个英文字也「没有」的西班牙用人：「给我拿，」她带着火气侧过身去说，「给我拿那把黑柄的『刀子』来。」用人站着莫名其妙，她转过身来，一拳砸在桌上，添了一句：「这鬼话！我恨不得当初压根没学过。」

放下我的那家客栈，是骑在路上盖的；此处的路只是一条二英尺六寸宽的窄道。山里的苦力在路上排成单行从店堂里穿过，背脊被沉重的担子压弯。猪、鸡、狗，还有一只野猫，在桌子底下觅食。从敞着的门望出去，是水汪汪的稻田和层层梯田，凡可耕的一码地都种着东西。空气又热又叫人发懒。中国人管四川叫「云之国」，这名字真不虚传。管灶的是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一双畸形的小脚，走起来像是踮着脚跟蹒跚。她丈夫，就是店主，隔几分钟就送一趟热水来，好让我们的茶碗不空。「拿开水来」的喊声四面都是。屋角堆着一摞铺盖，另一角是一卷卷的草垫；一节空竹筒里插着公用的筷子，另一节竹筒里，店主把收来的铜钱塞进去。房梁上挂着一串串草鞋，是给穷人的；还有麻鞋，是给笔者这样有钱的过路人的。围站着的人和坐在桌旁的人都友善而有礼，纷纷向我的人打听他们东家的事。我很希望那位教徒没有受诱惑而失足，在答话时偏离了真理。

我的人这时急着赶路。我徒步穿过一片秀丽绝伦的山地，走到泛岩镇歇了一夜，一天走了两天的路。

三月二十四日，我们整天在山里跋涉，爬上又走下林木覆盖的陡坡，穿过松林；眼前的景致变化不绝，有流水之美，有跌落江中的飞瀑，有气象宏伟的深谷与峡道，山顶上还有入画的庙宇。夜里我们到了江边的滩头村；此前几里，我们已越过四川与云南两省的分界。

从滩头起，上峡的路要横过山隘间一道多石的山溪。在英国，这样一道溪上会架一座桥；可中国那些可怜的异教徒，他们怎么过溪呢？也是架桥。他们在急流上架起一座结实的铁索桥，长一百英尺，宽十英尺，悬在两座厚重的桥墩之间，两头进桥处还有漂亮的庙式牌楼。

云雾笼着群山——空气被夹在这一道道石壁之间。人烟稀少，可凡能耕的地方都耕着。山道上稀稀落落的村子，用竹管从山坡的小水潭里引水过来。每家自引各家的水，谁也不想过合力共用的办法。这里头除别的缘由外，还有一层：那样会碍着挑水夫的生意——他们整天从江边往上爬。

山坡陡峻，能盖房的地面不过是那一条大街的两侧。逢集的日子，这条街几乎挤不过去，做买卖的人塞满了街，摊子和货物堵着路。有煤卖，有净煤，也有和了泥做成的煤饼；有成块的盐，黑得几乎赛过煤，分量却重三倍；有一堆堆的药材——骨头、角、根、叶和矿石混杂在一处；还有武昌和孟买来的原棉与棉纱，曼彻斯特来的成品洋布。在一个村子上有轿子出租；我知道这一带路难走，愿意照他们要的数给——将近七英里，七便士。可我那位教徒朋友——这类事都归他张罗——认为他出的五便士同人家要的七便士相差太远；一番唇枪舌剑之后，议定我继续步行。我那位仁兄还做了一串极尽讥诮的手势，示意我：「轿子」那帮人到底没能占着他的便宜。

在盛基坪，雨下了一整夜；我枕头正上方的屋顶有一处「断了连续」，害我只好撑着伞睡。第二天又下了一整天；可我的人一心要挣那一先令的赏，照旧踩着烂泥往前赶。走江上那条滑溜的路很吃力。世上少有几条河流有比这更雄伟的两岸——它们高出水面一千英尺。山上密生着扎根很牢的山地灌木，给庄稼人的收成却很薄；然而即便在这高高的峭壁侧面，那些看去无路可上的石台上也种了麦子或豌豆；土若够厚，便种上那害人的罂粟。我们在泥雨中跋涉，赶上了一个可怜的少年，拄着棍子一瘸一拐，走得很苦。他是个机灵的孩子，解开腿上的裹布给我看膝盖上方一个大肿块。他同我说话，我虽听不懂；但他很有骨气，并不讨钱；我看过他的腿，他便重新裹好，一瘸一拐地又走了。过一会儿在一家客栈里又遇见他，他坐在桌旁，面前一点吃的也没有；我把预先装在口袋里给他的一把钱给了他。他举起合抱的双手谢我，又说了句什么，我不懂，便匆匆走了。再过一会儿我停下吃早饭，那孩子走过。他一看见我，就跪下来给我磕头，感激之情流露无遗。这可怜孩子的感激叫我心动——他至多不过十五岁——也叫我自惭：在他看来那样厚的施舍，其实不过一个便士出头。这桩事我无疑是积了德的，因为就在当天下午我走在路上时，头顶的岩上落下一块大石，大小抵得上一门五十吨炮的炮弹，砸在离我两步远的岩石上，弹过去掉进江里。再近几英尺，它就要抹掉一条医界折损不起的性命了。这一晚我们宿在老鸦滩。

早上有一顶三个人抬的轿子候着我，于是我是以合乎身份的排场离开老鸦滩镇的。全镇的人都起来看我动身，我在夹道罗列的看客中间走下街去。我们从一座了不起的吊桥上过江：桥长二百五十英尺，宽十二英尺，是用一节节熟铁条连缀成的。它稳固、坚实，设计又见精巧，出自这黑夜之邦未受教化的蛮夷之手，实在是件了不得的工程。我们爬上对面的陡坡，过了厘金卡；可在山里更高处的一个路弯上，一个女人从她的小屋里出来挡住去路。直到我那打头的轿夫不情愿地给了她一串钱，轿子才过得去。中国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使不动人。」

我们一连往上爬了好几英里。此刻已入云南，「云之南」——在四川我们总在云之下——日头暖，空气干爽清冽。一群群驮马从我们身旁过去，常常一群就是八十匹。全都重驮着铜和铅，嘴上套着笼头免得它们啃草；它们在乱石的台阶路上择路而下，轻捷稳当，像山羊一般。有人敲着铜锣替它们打拍子，回声在山间震响。许多马身上装点着红旗红缨，插着白腹锦鸡的翎子。这些是官府的驮畜，过厘金卡免验放行。

道路升到分水岭的高处，在那极高处我们望见了远处的水光；随后又顺着背坡下到老鸦滩这条江边。一道奇伟的峡谷——一座山被直上直下地劈成两半——在这里让江水通过；我们就在正对着它的小镇豆沙关歇下，江声在我们脚下数百英尺处轰响。对面绝壁半腰有一处景致值得一看：一堆棺木的板材卡在崖壁的一道裂缝里，已经躺了不知多少代，据说当初是「古时会飞的人搬上去的，那种人如今绝迹了」。

豆沙关是个寒碜的小镇，有个寒碜的小衙门，照壁上画着唬人的老虎；有座寒碜的小庙，神像残破不堪；可客栈极好，一道可爱的廊子正对着阿尔卑斯般壮丽的景色。

我们正走进一片极穷的地方。次日中午我们到了吉利铺，那里房屋简陋，人穷衣破，客店肮脏，我住的屋子是一路上最差的。道路是一条踩得烂熟的小径，有些地段铺着石板，高低不平，忽宽忽窄，沿着那条曲折的江，或高或低地一直往上。这一带山是秃的；壮丽而荒凉；草木稀疏，人家寥落；四川的富庶已被我们抛在身后，眼下是云南的穷。农舍隔得很远才有一处，中间偶见几片耕地；神树林里有方形的白粉刷的碉楼；有几座墓碑，还偶有一尊雕得粗糙的神像守着路口。路边是泥墙竹壁草顶的穷客栈，脏桌子上摆着五六碗茶，另有灶供行路人使用。吃的东西如今得自己带着，只有在分站的大镇上才指望买得到。茶是次的，我们只好将就吃玉米面、豆腐、糖炒米，还有玉米面渣做的甜黏糕。米只有大镇上才买得到；不像在四川，路边客栈总备着现成的热米饭。红薯偶尔有；鸡蛋倒是很多，一先令一百个（五百文），可苦力嫌贵吃不起。一大碗米饭四文，一个鸡蛋五文，中国人心里一盘算，觉得一碗饭比三个鸡蛋还养人。肉只有猪肉——猪肉尽有，也只有猪肉。猪和狗是中国的清道夫。食肉的走兽里，没有比中国人更什么都吃的。密迪乐说：「中国人的胃是世上最不挑剔的；从根到叶，从皮到脏，他什么都吃。」连自己病死的狗肉他也不嫌。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九年山西那场可怕的大饥荒里，饿急了的人为抢那些吃同胞尸首吃肥了的狗，曾拼得你死我活。回教徒的铺子里有时有羊肉卖，也有牛肉；但不要以为羊或牛是专为取肉而宰的——除非它已饿得或病得快死。所谓牛肉也不是黄牛的，是水牛的。糖只有大镇上买得到；盐则到处都有。

叫花子很多，几乎赤着身子四处躲闪，头发蓬乱，没有辫子，提一只拾泔水的小篮，拄一根赶狗的棍。在中国，只有叫花子才拄棍；也只有叫花子才须防狗。在中国拄根棍防狗，无异于举一面红旗去吓牛。中国的狗生得低等，不是有分辨力的牲口；尽管我那身中国行头何等华贵——值七先令有余——狗还是常把我的身份认错。在四川，我们过市镇时，各家客栈都抢着招揽我们。有跑堂的站在那里，向天下人吆喝自家铺子的种种好处。可在云南这里就不同了。路上往来的人，客栈几乎不够住；店主们要么太懒散，要么太难为情，不好意思招呼过路人来看他们那又穷又脏的店。

在四川，最兴旺的行当之一是碑石匠和石雕匠。巨大的整块石头就从山上崩落的巨石里开出来，就地凿平雕好，再运到要竖立的地方去。中国人这个做法同西方人相反：西方人把未加工的石头从采石场运到作坊里再雕。中国人难在运输——雕成的活计显然比未凿的石块轻。在云南，到此为止我还没见过石匠动手，因为根本用不着石工。石头砌的房子正在坍塌，起来顶替的只有草顶、糊泥的竹木屋。

在老鸦滩，我叫我那位基督徒替我雇顶轿子，走三四十里；他照办了。可这轿子并没有只走那点短路，而是抬了我一整天。第二天轿子仍旧跟着我；我既没有叫它，自然是步行。可到第三天轿子还缠着我，我这才发觉：我那位高明的向导并没有照我用最好的中国话吩咐的那样雇三四十里，而是雇了三百六十里——四天的路，每天九十里。他立这契约是「体恤我」，也体恤他自己的腰包；这样一纸契约给了他更大的余地，好同轿夫们另作些私下的安排。有两天工夫，我一里花十五文雇着一顶轿子，自己却在轿子旁边走，还很欣赏那几个苦力的好脾气，浑然不知他们正暗地里笑我糊涂。在中国没有通译而旅行的人，这类小小的差错是免不了的。

我那两个苦力是极好的人，脾气好，快活，不知疲倦。年长的那个爱同他的同胞抬杠，可他吵不成架：造化给了他一副没法治的口吃，一想说快，舌头就打结，只好哈哈一笑收场。我想，中国人里生得比这苦力更离奇的怕是不多：他浑身都是脖子，下巴不过是脖子往上的延长，像是第二个喉结。两个人都是很好的旅伴。他们本来就脾气好，因为工钱给得足，担子照中国的标准又几乎算不得什么——我只请他们每人挑六十七磅。

我们生活在西方文明的种种便利之中，实在很难设想我们中国的弟兄——那些人形的驮畜——所负的分量有多惊人。四川寻常的「快脚」苦力，包着挑八十斤（一百零七磅），一天在难走的山地里走四十英里。而走短路的重载苦力，挑得比这远远沉重。杜赫德说，有脚夫能挑我们的一百六十磅，一天走十法里。把四川的紧压茶砖运进西藏的苦力，要翻过比起脚处高出七千英尺的山口；李希霍芬说，他们中间竟有挑三百二十四斤（四百三十二磅）的。一捆茶叫一「包」，重十一斤到十八斤不等；可巴贝尔常见苦力挑十八个十八斤的包（所谓「雅州包」），有一回竟是二十二个——换句话说，巴贝尔常见背上驮着四百多磅的苦力。负着这样的重载，他们一天走六七英里。吉尔说，运藏茶的脚夫平均负重二百四十至二百六十四磅。吉尔还时常见到「小孩子挑一百二十磅」。一捆白布重五十五斤（七十三磅零三分之一），寻常一担是三捆。盐这东西坚实、硬、有金属性，比重又大；可我见过有人担着英国壮汉都未必抬得离地的重量，在路上一颠一颠地走。盐、煤、铜、锌、锡的寻常一担是二百磅。吉尔遇见过挑二百磅木料、一天走十英里的苦力；重庆的领事对我说，万县到省城成都之间的布匹脚夫，平均也是挑二百磅。

山地的苦力，如运茶的那一类，是把担子的重量压在肩上，像我们背背包那样背着，而不用中国寻常那根有弹性的扁担。他们人人带一根短杖，横柄弯得像回力镖；歇脚站着时，就用它把背上的分量撑住。

我们仍在往谷里上行，路一天比一天难走。凡是碎石堆上还有一点立足之地的地方，就盖着村落，头顶是直上直下的峭壁，削得像哥特式神殿的正面那样齐整。江的一条支流上横着一座极好的双孔石桥，中间的桥墩和分水尖气魄雄浑、坚实非常，桥台两旁蹲着两尊石狮。就在分汊口下面一点，旅客若有胆量，可以坐进一只竹编的吊篮，靠一根横跨两岸的粗竹索把自己拽过江去。

我们在桥边歇下用了些茶饭，因为上头是一段陡坡；我那口吃的苦力把我的手杖几乎直竖着插进土里，又用手指顺着杖身往上一划，好让我明白那坡有多陡。他并没有夸张。人们在这垂直的坡面上凿出一条曲折的石阶路，我们在上面爬了几个钟头。在这道天梯脚下，我的人把担子转包给守在那里专候此事的闲散苦力，自己空着手同我一道往上爬。每转几个弯就有歇脚的棚子，可以喝茶，也可以避一避烈日。山顶上是大关楼村，是个略有些分量的村子，居高临下，山川江河的景色十分壮阔。村里最大的一家行号是棺材铺，铺里总是摆满了用钱能买到的最厚的板材做成的寿器。

在中国，人死后要有个稳妥的安身之处，这被看得极重。做儿子的尽孝，再没有比送父亲一口棺材更体贴的举动了——好让父亲看看，他死后能躺得多么安稳。而中国的父亲向生客夸耀时，也再没有什么比孝顺儿子送的棺材板更叫他得意的了。

大关楼是叙府到昭通这条路上的最高点。几百年来中国人就知道它是最高点；那么，凭他们那些粗陋的器具，怎么会测得这样准？出村二十里，这一站在大湾子镇到头；我在那里住进一座古庙的厢房，很不错。神龛上积着经年的尘土；三尊神像蓬头垢面，残缺不全；供桌上没有一束燃着的香。台阶下去是粪堆和猪圈，是一座荒芜蔓草的园子；可从这里望出去的山河景色，便是最了不得的大庙也配得上。

三月三十日我到大关县，这一天的一站是七十里（二十三又三分之一英里）。全程是三个轿夫用一顶沉重的轿子抬着我走的，雨一直不停，把没铺石板的路面浇得像冰一样滑——而这是在一条高得叫人头晕、又崎岖得出奇的山道上。三个苦力从没打滑，从没失过一步，抬着轿子连我十三英石的分量，轻松自如，毫不费劲。他们隔一阵歇一两分钟抽口烟；总是好脾气，收工时还同开工时一样有力气、一样精神。到店不到一个钟头，这三个人全侧身躺在我对面的屋里，面前摆着烟枪和盛鸦片的小木罐，三个人都在烟灯上把糖浆似的烟泡搓着、烤着。随后他们抽了每天那一口鸦片。「他们正在把身子和灵魂一齐毁掉。」三人中两个已过中年，第三个是二十五岁的壮小伙。他们也许是新近才染上这嗜好的，我无从问起；可熟悉中国西部的人会告诉你，那两个年长的几乎可以断定从同他们伙伴一样年轻时起，就把烟枪当提神的东西用了。三个人身体都很结实，骨架粗大，显出异乎寻常的膂力和耐力；同那些还魂僵尸实在大不一样——那种皮包骨的形容，出自富于想象的中国画师笔下，多年来我们都认定它是我们那些可怜的、失落的弟兄、中国千百万吸鸦片者的典型。这一天的活计，换了中国以外的人少有能试的；三个苦力每人得七便士，还得自己吃自己的，另外每人还要付一便士的轿子租钱。

到了大关县的客栈，我那位可敬的伙伴——叙府仅存的六名归信者之一——向我示意他的钱袋空了：路上有个叫花子，他连一文钱也掏不出来给我打发。他先指指我放银子的袋子，再指指天花板，又指指自己的心口，向我作了虔诚的保证：只要我从袋里拿些银子给他，他必定照实找钱回来，凭良心，上有天为证！我给了他两小块银子，比划着让他明白值三千四百二十文；他去了，去得久得可疑，回来时却喜滋滋地带回三千零五十文——余下的想必是被银号扣住，等着宣布一笔子虚乌有的红利。不过他还带回来比钱更好的东西：几块养人的玉米面饼，吃惯了没完没了的米饭，这是很受欢迎的换口。饼有英国司康那么大，一块两文钱；也就是说，一先令能买二十打。

中国西部的钱是成锭的实心银子和铜钱。银子一块一两或一两以上，一两是中国的一盎司，大略合一千四百到一千五百文。总的说来，我旅行期间一两值三先令，也就是四十文合一便士。每个镇上都有银号；中国的银钱业办法，人所共知，比我们的也差不了多少。从汉口到重庆，我的钱是托一家中国银号汇过去的。从重庆往西，钱可以随你的便，或汇票，或电汇，或径运现银。我随身带了一些银子，其余打成一包，交给重庆的一家民信局，由它承担在约定的期限内，把这包银子原封送到七百英里外的云南府交给我。只要报明包内何物，再付一笔微不足道的挂号费，信局便保它安然送到，如有损失照赔。中国西部汇钱就是这样又放心又稳妥。我不妨补一句：我那笔钱如期到了云南府，只是我已经动身往大理府去了。因为云南府与大理之间有电报线，那笔钱便用电汇转了过去，在大理等着我到。

重庆到叙府之间，民信局不下四家。各家都寄包裹，也寄信件和银两，收费都很低廉。这段路是二百三十英里，收费每斤（一磅零三分之一）或不足一斤者五十文（一便士又四分之一）；所以一封单信付五十文，而一斤重的信也不过付一封信的钱。

从重庆到云南府，六百三十英里，信每封付二百文（五便士）；一斤或一斤以下的包裹付三百五十文；银锭则另有专价，每十两收三百五十文，合三十先令收九便士，即百分之二点五，这里头已包括邮费、挂号、担保和保险。

大关县是个略有分量的城，从前是法国教区主教的驻地。它有城墙，位列县城，以知县为长官。城里有一万人上下，可这城很穷，它的穷不过是这一带地方的写照。土城墙正在剥落；泥木的房子正在倒塌；街道铺得不好，人也穿得不好。

第八章昭通城——兼说它的贫穷、溺婴、卖女为奴、酷刑，以及中国人对痛楚的麻木

到第二天，我们已翻过了山，走在通往昭通坝子的那片平坦高地上。四月一日礼拜天，我们进了城。坝子上散布着被奉为神明的柏树，枝叶的荫庇下立着小小的神龛；桃树梨树开得正盛；田里的庄稼将熟。黑脸的绵羊成群，还有短角的红牛，以及随处可见的水牛。平坦的大路上，红牛拉着简陋的大车，在尘土里辘辘而行。沿途是泥墙的村子，穷困而颓败；到处是贫穷与饥荒的迹象。孩子们赤身乱跑，或是穿一身破布。我们过了厘金卡，那卡子挂白旗为记；他们连我的名片都没要，也没查我的箱子——我的行李和这一带地方一样寒酸——可穷苦的挑夫却被扣下，硬敲去几文钱。离城几英里有一家茶馆，人满为患，我们在那里等落在后头的人，许多过路客围拢来看我。物价渐渐高了。这里的茶要四文，不像先前只要两文。可就是这个价，也算不得贵。有一天在广州，我在拥挤的街巷里步行得疲惫不堪，有人领我登上一座俯瞰全城的五层塔。在最高一层，人家给我端上茶来，我喝了十来杯，付账只要三便士。我当时想，这是我平生吃过最便宜的一顿茶点。可在这里，人家给我上的茶更好，量也一样足，价钱却只抵广州那价的二十五分之一。此前在本省，我付的茶钱与广州的茶钱相比，更是一比五十。

下午早些时候，我们从南门进了昭通，穿街过巷，被领到圣经基督会舒适的寓所，弗兰克·戴蒙德牧师亲切地接待了我。他早已接到通知，把我当作同道的传教士来欢迎。礼拜已经散了，可街坊邻居仍陆续进来看这个外来人，问我贵庚几何、尊姓大名、所干何等尊贵的营生；他们盼着能恭贺我是位有德之人、多子之父；又问我有几千金（即女儿），还问我的大驾打算在他们这敝陋鄙俗的小城盘桓多久。

戴蒙德先生是德文郡人。那天晚上他请我吃茶点，端出德文郡奶油、昭通自制的黑莓酱，还有本地的燕麦饼——我在苏格兰也没吃过更好的。

昭通是有城墙的府城，住着四万人。天主教在此立足已有多年；隶属中国内地会的圣经基督会，自一八八七年起在这里传教。

从前有五位传教士，如今只剩两位，其中一位还不在。主持教务的戴蒙德先生，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和气的人之一：胸襟开阔，富于同情，又极认真——全境上下无不敬重他。自开教以来，受洗的信徒共三人：一个在四川，一个在东川，第三个已归了祖宗。收成谈不上丰硕，但眼下有六个有望入教的慕道者，传教士并不气馁。教产建在一块花二百九十两银子买来的地上，位置不错，离南门、几处主要衙门、庙宇和法国教堂都不远。当地人友善，只是对自身的得救冷淡得叫人担心。

在昭通，我进入了一片被瘟疫和饥荒反复蹂躏的地方。去年，单是这座城和近郊，据信就有五千多人饿死。这数目骇人，不过凡是出自中国人之口的统计，总要打个折扣。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不讲究准确，这是所有东方人的通病。乞丐多到成了地方的祸患，于是有人主张取缔；他们被赶出街市，圈在南门外的庙墙和庙院之内，靠众人施舍度日。他们衣衫褴褛，挤作一团，苦不堪言，染上了饥荒热病，成百地死去。有一天从庙里抬出七十具尸首。跨进那庙门的五千个可怜人当中，据中国人说，有两千个再没活着出来。过去四年收成极坏，如今总算有了转机的指望。雨水下得及时，鸦片长得好。这一带的兴衰，最要紧的还是看鸦片的收成——鸦片好，钱就活络。上一季的玉米棒子，比前一季大了四倍，前一季的不过手指粗细。麦子和豆子长势提前；将熟的稻子也大有丰收之望。粮价仍贵，百物腾涌，只因米少而贵，而米价是管着整个市面的。年成好时，一升米（六又三分之二磅）值三十五文（不到一便士），眼下要一百一十文。玉米的常价是一升十六文，眼下要六十五文。更糟的是，一升的分量随着世道从十二斤减到了五斤；同时钱银的比价也从一两一千六百四十文跌到了一千二百五十文。

卖女为奴，是这个饥荒之地最大的悲哀。据估计——或者说，据中国人自己讲——去年这一带卖给贩子的孩子不下三千，多半是女孩，也有几个男孩，装在筐里像家禽一样运往省城。平常年月，女孩的价钱按岁数算，一岁一两（三先令）；这样，五岁的值十五先令，十岁的值三十先令。可遇上饥荒，孩子——说句狠话——就成了砸在手里的货。眼下女孩的开价，从三先令四便士到六先令不等。你要买多少都成，甚至可以白得：只要你同她父亲订个约，答应照管这孩子，给她衣食，好好养大——这约他也无从追究。挨饿的母亲会跑到教堂来，哀求外国先生收下她们的婴孩，救她们免了那本来躲不过的命。

昭通买女孩，买到二十岁为止；过了及笄之年的也不愁买主，价钱便看姿色，脚小是要紧的一条。她们被卖到省城去做妻妾和丫头，很少卖入娼门。省城需要她们，有两个要紧的缘故：一是那里男子比女子多得多，二是那里流行大脖子病，而昭通一带没有这个毛病。在这样一座挨饿的城里，溺婴是可怕地常见。「做父母的眼看孩子注定受穷，便觉得不如让她的魂魄早些脱身，另投一个有福的去处，胜似留在这注定困苦的人间。」不过溺婴只限于弄死女婴，男孩总是留着，好承续宗祧祭祀。

我遇见过一个在教堂帮工的母亲，她同传教士闲谈时说，她一连三个女儿都在生下几天之内被她捂死了；生第四个时，丈夫发现又是女孩，气得抓住两条腿，把孩子往墙上一摔，摔死了。

死了的孩子，常常还有活着的婴儿，被扔到坟堆之间的荒地上；随便哪天早上去看，都能见着狗在啃。圣经基督会的特伦伯思先生，一天清早出南门，惊走了一条狗，那狗正在吃一个还活着的孩子——夜里被人从城墙上扔下来的。孩子的小胳膊已被咬碎，皮肉剥尽，嘴里咿咿呀呀说不成声——一转眼就死了。有个人来看我，他从前长年做城里的清道夫，为自己在天上积功德。每天清早他绕城一周，把死狗死猫捡起来好好埋掉——谁说得准呢，也许他祖父的魂就投在那只猫身上？他做这桩善事的年月里，没有哪一个早上不捡到死孩子，通常是三四个。穷人家的死人埋得浅，草草了事，也被狗吃。

昭通近来出了一件事，足证轮回之说确凿不虚，值得记下来。南门附近宰了一头牛，牛肠上——这一点凡看见的人都可作证——清清楚楚写着一个「王」字。他们告诉我，这就证明有个姓王的人，魂投到那头牛身上还了阳。

我在昭通待了两天，有人作伴，在城里闲步。紧挨教堂的是镇台衙门——镇台是本省这一片的武官之长；再过去一点，是府台衙门，那里更热闹。这里同所有衙门一样，正对大门的照壁上画着一只巨大的红色怪兽，张口要吞太阳——这是中国式的图解，恰如法国人说的「用牙去咬月亮」。它是戒贪的告示，是劝人莫要搜刮的规谏；此地的官老爷听不听，只怕同芝加哥的同行一样。我们看了树丛间的文庙，看了近旁的考棚，又看了一处衙门和财神庙。我们去的时候，衙门外院里有个年轻官员坐在四人抬的轿子里等着；他已递了名帖，正候着上司的示下。中国也许不开化，也许巴望着传教士来；可当我们高贵的不列颠人还在林子里刨食、涂着颜料、腰间围块破布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讲究的礼数，有了近代文明中许多最叫人愉快的往来客套。

出西门时，有人指给我看一处地方：几天前，一个通奸被捉的年轻女子在那里被装进笼子处死，围观的人看了她三天的挣扎。她得在笼中踮着脚站着，头从笼顶的洞里伸出来，就这样待着，直到力竭而死或被勒死为止；除非有哪位好心人为了替自己积德，往她嘴里塞进足够毒死她的鸦片，好了结她的挣扎。

就在那城门上，不久前有个人被烧红的钉子钉住，钉子从腕上手根处穿过去。他就这样在四座城门轮流示众，好叫男女老幼都看见他受刑。他熬了四天，中间想拿头撞木头早些了结，没成——他们把木头包上了软的。这人在大路上劫杀过两个行客；照中国的规矩，这刑罚算不得过重。

论刑罚之酷，没有哪国人比得上中国人；显而易见，缘故在于中国人的感觉神经不是迟钝，就是发育未全。凡见过中国人不用氯仿而挨刀时那份坚忍的，见过他在恶臭扑鼻中照样过得自在的，见过他在炮仗声、锣鼓声中安睡自若的，见过他看待畜生受苦、看待人受酷刑时那份漠然的，谁还能怀疑这一点？

凡讲中国的书，没有不专辟一章谈刑罚的。肉刑极常见。我时常遇见没了耳朵的人——他们解释说，耳朵是在阵前对敌时丢的！挑断脚筋或打断踝骨是常用的刑罚，对付越狱的犯人尤其如此。我记得我在上海时，会审公廨的蔡谳员曾在堂上说，可惜上海的洋法不准他这样处置一个两次越狱得手的犯人，为此挨了报纸的责备。偷东西砍手，英国也是不多年前才废的。我见过被割去跟腱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说这种「后天的残疾」，可以在伤处移植羊筋治好。中国笞刑有一项花样，倒不妨引进英国：中国人挨完板子，还得跪下来，恭恭敬敬谢过老爷为端正他的品行而劳神。

昭通有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一处分堂。我去拜访，看了他们那十五个孩子的学堂和小小的教堂。这里只住着一位神父，孤零零一个人；我进去时，他正在读中国有名的故事《三国》。他亲切地接待了我，很高兴能说本国话。他拿出一瓶上好的醇酒，隔着酒杯，滔滔不绝、神情激动地描画起这些人的恶德来——为了把他们领到罗马去，他离开了法国南方美丽的家乡。「中国人没有一个经得住诱惑；个个是贼。公道看被告有多少钱。打官司谁钱多谁赢。你跟中国人讲宗教，讲上帝，讲天堂地狱，他打呵欠；你跟他讲生意，他全神贯注。你要是听说哪个中国人不是贼、不是骗子，别信，莫理循先生，别信，他们个个都是贼，都是骗子。」

神父在中国已经八年，把最好的精力都用在传教上。得到的报答却叫人难过。教中最好的一个基督徒，前不久破门闯进教堂住所，凡值钱的东西，他那双不敬的手能拿的都拿走了。这桩恶行梗在他心里，逼得他对中国人的德行发出这一通洋洋洒洒的颂词。

约莫四个月前，这位好神父外出度假，到邻镇去看一位同道。他不在的时候，有人从墙上挖开一个口子进了教堂，偷走三百两银子——那是他全部的钱，一个铜子也没剩下。嫌疑落在一个基督徒身上；此人不但自己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他家几代都是天主教徒。后来查明，他妻子手里有一部分银子，贼本人带着其余的正往叙府去。要衙门出面办案很费了些周折，最后总算把那妻子拿住了。她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可两只手反剪在背后吊起来之后，她很快就明白过来，喊说只要老爷放下她的手，她全招。她家里搜出二百两，还给了神父；她丈夫这个正犯，被衙门的差役一路追到大关县，在那里捉住，现下关在牢里等着治罪。他买下的东西也一并抄没，如今都在这位可怜的神父手上。

第九章主要说中国的郎中

昭通是药材分销四川及帝国各地的一处要地。城里收集的药物之杂之多，令人惊异。没有哪一部药典比中国的更包罗万象。也没有哪个英国医生，能在诊断自己不懂的症候时，比中国郎中更从容笃定。中国郎中把一味自己不了解的药，放进一具他更不了解的身子里，眼看着酿出不幸的结果，其镇定不下于西方同行处在同样境地之时；他告退时，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药医不死病。」中国谚语说：「药医不死之人。」又说：「阎王注定三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

中国郎中的专门学问，大半在于会切脉——或者说，会切中国病人身上那数不清的脉象。这才是衡量他医术高下的真凭实据。中国人的脉象千变万化，英国医生想都想不到。譬如，预示死期将近的七种脉象里，就有下面这五种：

「一、脉在指下如沸水在猛火上乱翻乱冒，若见于早晨，病人当死于傍晚。

「二、脉若像一条鱼，头被卡住不能动弹，尾巴却漫无章法地乱摆，死期也就不远了；此病根在肾。

「三、脉若像水珠从屋缝里滴进屋来，返回时又散乱无序，如同一股解开了的绳线，那便是骨枯及髓。

「四、同样，脉的动静若像青蛙陷在水草里挣着走路的样子，必死无疑。

「五、脉的动静若像鸟喙急促啄食，则是胃中气虚。」

在中国，一个郎中的养成，最要紧的因素是家传；凡有福气生下来时脚先出世的人，做「世医」尤其注定成功。郎中自己配药。他们的铺子里，药品之多令人咋舌；有时你还会看见拴着一头活鹿，到了由僧道择定的某个日子，便要连皮带骨在杵臼里捣成一团。「择吉日、以诚心宰全鹿制成之丸药」，是中国药铺里常见的招帖。郎中铺子的墙上，通常贴满了病家用剩送还的膏药，附着称颂药效的谢帖；这些膏药做到了英国据说对她所有儿子的要求——尽了本分。

药性随味而异，这是凡中国人都晓得的：「凡酸味之药，能收能涩；苦味之药，能泄能燥，亦能坚；甘味者，能补，能和，能缓；辛味者，能散，能润，能横行；咸味者，能下；淡而无味者，能利窍渗泄。此即五味之用。」

从四川一路过来，我们常遇见挑夫挑着装穿山甲的筐子，还有豹皮、豹骨和虎骨。皮是拿来穿的，穿山甲和骨头则运往叙府入药。豹骨可熬出上好的补剂；至于虎骨泡的药酒是补剂中的至尊，人人皆知，服了能得虎的几分胆气、几分矫捷、几分气力。

另有一味壮胆的灵药，是取以勇悍闻名、死在刽子手刀下的强盗的胆囊制成。卖这样一副胆囊，是中国刽子手的一项外快。

昭通一带，某些季节里最常见的病是疟疾；可现成就有一样极灵的预防法：把疟疾八鬼的名字写在纸上，连纸带饼一起吃下去；或者把纸门神的眼睛抠下来吞了——此法百试百灵（家家邻居的门上都贴着门神）。

与西班牙人不同，中国人不赞成发热时放血，「因为发热好比一锅水在滚；要治好病人，该抽掉灶下的火，而不是舀去锅里的水。」

也与西班牙人不同，中国郎中断不敢像上世纪中叶马德里的医界那样，向居民保证说：「街上的粪秽若不再照常堆积，就不能吸住空气中飘浮的腐败微粒，这些毒气便会钻进人体，瘟疫必随之而来。」

生疮有一味准灵的方子：世上有位疮神。你若生了疮，光在那讨厌的疙瘩上贴膏药是没用的——若你只贴这一处的话；要想见效，你还得同时在神像身上对应的部位也贴一贴。到中国西部的疮神庙里去看，这位神明浑身淌着膏药，通体上下几乎找不出一块干净地方。

昭通的镇台衙门门口，照例有形状离奇、面目狰狞的石像守着。人都说那是狮子，可它们的脸并不像狮——那分明是中国西部那种叭喇狗的相貌，夸大了几分。这两尊石像对全城确有大用。一雄一雌。正月十六这天，城里人都来看它们，用手从头到尾使劲地摩挲。凡摸到的地方，自己身上对应的部位，来年一整年便不会痛。年复一年，人们就这样来摸。因此城里几乎没有人疼痛，只有那些胆大到错过这投保良机的人才会受痛楚之苦。

在昭通，我被请去看一起鸦片中毒。一个儿子偶然进来求我们救他父亲，他父亲吞了过量的鸦片寻死。他上午十点服的药，此时已是下午两点。我们被领到他家，是窄巷里一间不点灯的小屋。屋里两个男人正若无其事地吃饭，昏暗中似乎只有他们；可在他们身后一张窄床上躺着的，是个模糊的人影，正是那将死的人，呼吸鼾声如雷。门口很快围满了人，把巷子都堵死了。我把病人弄醒，灌下几品脱温水，又给他打了一针阿扑吗啡。效果极好，看客们比病人还满意。

寻死的人几乎一律用鸦片。中国人不会用刀割或开枪来自尽，因为胆敢损伤父母所遗的完整身体，来世的报应是可怕的。

中国是自杀之国。我想，按人口比例算，中国死于自杀的人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多。生计的挣扎既这样艰难，人们这样甘心撒手不干，也就不足为奇。但穷苦并不是唯一的缘由。为着极琐屑的理由，中国人也肯了断自己的性命。在中国人这里，自杀是一桩记在功劳簿上、而非耻辱簿上的事。

如前所见，寡妇在丈夫死后殉身，便能积得大功德。不过多数情形下，动机是报复：人们相信死者的鬼魂会「缠住并加害那逼他寻死的活人」。在中国，要毁掉你的对头，办法是伤自己或杀自己。发誓要自尽，是你能拿来吓破对头胆的最狠的一句威胁。仇家若害了你，你要让他为所作所为悔到骨头里，再没有比死在他家门口更有效的了。他会被告为杀你的凶手，说不定为此偿命；就算他能自证清白，为着自证也会倾家荡产；此后还要一辈子被你索命的鬼魂缠着。

有时两个吵翻了的人会一同服毒，到天上去接着分个高低。昭通的鸦片很便宜，生烟一盎司只要五便士。到处都摆着卖，像稠糖浆一样盛在脏兮兮糊满了渣的罐子里。掺假掺得厉害，掺的是磨碎的猪皮；识破的法子是抽了不过瘾。回民对猪有一种圣洁的厌恶，看不起以猪肉为主要荤食的同胞。可各人有各人的报应：眼看回民兄弟在鸦片烟枪里稀里糊涂吸进那不洁之物，在中国人是一桩说不尽的乐子。

去看那鸦片中毒的病人途中，我们经过一户人家门口，里头传出可怜的尖叫。是一个母亲拿粗棍子抽她的小儿子——她把孩子的腿拴住，两手抡棍子打。一句老掉牙的中国谚语说：「爱子多与棒，恨子多与糖。」她说这是个小混账，她拿他没办法；说着又举起棍子要打，传教士上前拦住，她这才答应息怒，也当真息了——直到我们转过街角为止。

密迪乐说：「待孩子时而极度纵容，时而粗暴发作，正是文明较低阶段的特征。」我记下这件事，只因为它少见。举世无论文明之邦还是「异教」之国，待孩子之慈爱，大抵没有胜过中国的。「即便在看似木讷的中国人身上，孩子也有本事唤起那常常潜伏着的、人性中较好的一面。孩童的咿呀学语叫慈父欢喜，那份得意从他脸上每一条纹路里透出来；他们古怪讨喜的举止、天真流露的神情，即便顶着杏眼与剃光的头顶这两样不利条件，也还是显而易见。」（波乃耶）

在中国，无论法律还是习俗，都给母亲以对儿子的极大权力，不问儿子年纪多大、地位多高。《圣谕》说：「父母如天。天生一草，春则生之，秋则霜杀之，皆天意也。父母于所生之身，其生杀之权亦犹是。」

据信，正是这条赋予中国母亲如此权力的法度，抵消了另一条法度——那一条给了中国丈夫对妻子的极大权力，某些情形下甚至有生杀之权。

昭通的回民仍然不少，城里和四乡约有三千户——这数目是中国人给的。一八五七至一八七三年平乱期间，他们的人数大减，遭遇了最惨酷的对待。十三年前又起过一次事，被官府以毫不容情的严厉手段镇压下去。有一条街全住着回民，全城的皮货生意都在他们手里。他们的房子一眼可辨：门窗上没有那种彩纸门神——在不信教者的门上，门神一个个狰狞地瞪着眼。他们的清真寺照料得好，也格外洁净。正门内的当中，同帝国所有清真寺一样，立着一方向今上表忠的金字牌位，上书「皇帝万岁万万岁」；自那次起事以后，云南的清真寺尤其被迫要摆出这一表示归顺的物件。我去的时候，一位年老的阿訇正在教一小群衣衫褴褛的男孩念阿拉伯文和《古兰经》。他隔着通事同我说话，给我的印象是对四海之外的事略知一二。我告诉他，我曾在两座最伟大的清真寺荫庇之下住过；可我说科尔多瓦的清真寺和非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气象比他昭通这一座更宏伟，他似乎并不认账。我进过的几家皮货行里，墙上装点着彩色的麦加与麦地那图，是从四川省城成都买来的。

第十章从昭通到东川

在昭通，我另雇了三个人随我去东川，路程一百一十英里；从叙府一路跟我来的那三个好汉，我重重地赏了他们。新雇的人个个精干。领头的叫老欢，最急着要跟我走。他自觉身上有些好处，是后人乐意承继的，前不久便娶了亲；如今过了半个月，他想歇一歇了。他愿意跟我去缅甸，越远越好；他想验一验那句「距离生美」的老话是不是真的。挑担子的两个苦力是本地乡下后生。走这一百一十英里，我的人每名得四先令六便士，工钱高得离谱；可百物贵得反常，人们吃玉米不吃米了。路上的伙食归他们自理——换句话说，是「吃自己的饭」；作为交换，只要再添一点赏钱，他们就得设法把五天的路程三天走完。我买了些干粮，包括一点极好的燕麦片，还有一个圆环形的紧压茶饼，就是掸邦所产、作为珍品行销全中国的「普洱茶」。这茶连北京宫里都爱喝，是中国最上等的茶之一；可是要看今日中国茶与印度茶相争得何等眼红，只须看这一件事：我把这块茶饼剩下的部分交给加尔各答芒果巷一位有名的品茶师，请他内行地评一评，他的报告说，这个样品「无疑很有价值，也很有意思，因为它让人见识了什么样的垃圾也能叫作茶」。

三日我们动身，从大街穿过熙攘的城区，经过殷实的批发行栈，出西门到昭通坝子上。眼前的田野丰饶可喜，农舍很多，梨园桃园成片——正当花开满树，好看极了。路上许多大车吱吱嘎嘎地颠着不平的轮子走。刚出城，路上就有人高声吵架，看样子是为了争一把钝了的锛子。大车都停下来看热闹，围观的人个个插嘴，还都很当真。这类争执里，吵架的人很少受伤。听说他们这种场合的话语，用典之丰富非同一般，往往能叫宪兵脸红。他们的骂人话比意大利人的还要花哨；骂人这门艺术，在中国是很发达的。一股大风迎面刮来。我们在几间土屋前歇脚，那里穷困拄着棍子，衣不蔽体地四处游荡。这些乞丐里许多人的盛装，连波利尼西亚人也要嫌寒碜。就是穿得较好的，身上挂的也是破布条，褴褛污秽，赛过佩斯利拾破烂的。孩子大半赤条条。晌午我们到了一个叫桃园的回民村子，离昭通二十英里；我的人给我在露天预备了午饭。全村人都聚到场坝上看我吃，为着我扔到桌下的橘子皮争抢起来。

从这里起，路很快升到大水井村（海拔七千三百八十英尺）。我的人想在这里歇下，似乎已同店家谈妥；可我装作不懂，独自往前走，他们只好跟上。村里只有五六家简陋的客栈，都是回民开的；不过刚出村，路便从一座宏丽的三门四层石牌坊下经过，石头凿得极工，上面浮雕着花卉人物，还饰以厚金——在这样荒凉的地方，是一座触目的纪念物。它建于两年前，奉的是皇帝的旨意，出资的是昭通最富的商人，为的是纪念他有德的母亲：老太太活到八十岁去世，享了高寿之乐，而高寿在中国是五福之首。牌坊是重庆来的石匠就地立起、就地雕成的。天黑很久之后，我们才到江底村外围的一家客栈，那是一座茅顶土屋，睡房三面砌着土坯的高台，台上铺着褥子。屋里点一盏油灯，昏昏暗暗；地是泥地；椽子下的格架上堆着玉米棒子。门外照例用四方的泥灶做饭，灶上嵌着两口铁锅，一口煮饭，一口烧水；烟道里烧的是玉米秸。我们进屋时，屋里已住着十来个中国人，连同他们的担子和一队骡帮的驮鞍。可这些好性子的人怎么做呢？他们个个想必比我更累；却一句怨言也没有，一看见我便都起身收拾东西，一个接一个走出屋去，把地方让给我和我的同伴。我们住得舒舒服服，他们却挤进另一间早已挤满了人的屋子。

第二天，一段极陡的下坡把我们带到江底——一个山村，在一条湍急溪流的右岸；溪水在石峡里，被一座漂亮的吊桥凌空跨过，桥身高高地悬在急流之上，姿态轻盈。桥长一百五十英尺，宽十二英尺；英国的工程师，无论哪一位，若能说这桥是自己造的，都不必羞愧。桥那一头的栏柱上，蹲着两只石雕的猴子，是用粗笨的家伙从花岗岩里凿出来的；难得的是形态逼真，何况雕匠必是凭记忆刻成。桥头照例又有厘金卡，好从穷挑夫身上再榨出几文钱来。中国的内地税卡扰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中国任何一省从这一头边界到那一头边界，一条大路上所有厘金卡的税加在一起，是否比我们维多利亚殖民地对邻省越境而来的受保护货物所课的从价税更重，倒还可以商榷。

过了桥，路又往山上去。罂粟正开得满地，田里到处是女人在收鸦片。她们在罂粟果上竖着划一道道口子，再把昨天划的口子里渗出来的浆汁刮下来。路上遇见成百匹驮着普洱茶的驮马；整天我们又在超过一队队苦力，他们背着沉重的瓷器，耐着性子往前挪。他们和我们同一个方向，往帝国的边地去，把中国每家客栈里都见得到的那些茶盅、茶托、盅盖、瓷匙和饭碗散布出去。这些瓷器大半是从江西省横穿中国运来的；江西的天时地利，几乎使它独占了这一行。这买卖大得很。太平天国起事那时候，江西景德镇一带的瓷窑里雇着一百多万工人。杯盘运到中国这么远的地方，全靠苦力背了好几百英里，卖价便是原价的三四倍。人们爱惜得很，再破的瓷器也没有补不好的。补瓷是一门正经手艺，匠人的手巧，即便以中国人的标准看也不寻常。他们用极小的铜锔子把碎片锔在一起。为了弄一件他们的手工做样本，我在云南特意把一副杯托摔成了碎片，摔完才发现这一带根本没有补碗的。饭碗和茶盅做得工整、结实、收拾得干净；就是最下等的，颜色也不难看；上等瓷器，尤其是用了明黄的，纹饰之富丽常常极美。

这条路上客栈很少，相隔又远，实在不够用的人住。地面是红砂岩，一片开阔，没有一棵成材的树；直到又下到一处山谷，小路翻过一道横亘的山梁，忽然把我们领进一座美丽的园林，叫人又惊又喜。满目青翠，令人一爽。一条秀丽的溪水在柳树间淙淙流过，两岸开满罂粟，颜色烧成一片：品红、白、猩红、粉、蓝，中间又用玫瑰的篱笆勾出线条来。鸟儿驯得像在伊甸园里：喜鹊几乎走到我们脚边；麻雀不理会我们；鹰隼晓得我们不会伤它；鸽子似乎认定我们伤不着它。一切都安宁。同我们一道坐在园边柏树下的农人也和气，不来打扰。日落之后很久，我们才在离常规宿站很远的地方，到了孤零零的两户人家，在其中一家找到很不舒服的住处。屋里得在地上挖个坑生火；不通风，柴又是湿的，烟熏得几乎透不过气。我的人一直谈到深夜，我终于失了耐性，用英语冲他们吼了一声。他们以为我在骂人，怕我伤了他们的祖宗，就住了口。这屋里设着一个供自家礼拜的神龛；隔壁屋里对应的位置，则是一张简陋的鸦片榻，上头已经躺了两个壮实粗笨的「三生该死的鸦片的奴隶」。我的人吃的晚饭简省到了极点。粮价比平常高出太多，我的人同成千上万别的苦力一样，是在半饥半饱之下干着重活。

五日我们走了一整天的长途，夜宿在一个海拔八千五百英尺的荒凉小村；那地方风大得很，屋顶都压着石头，免得被风掀走。这里叫「龙王庙」，离东川只有二十里。

第二天我们起得早，天亮不久便忽然登上高原的边沿，俯瞰东川河谷。那座紧凑的小小城池，白粉墙在朝阳里发亮，横在灌溉过的平畴一片片水光之外，安稳地偎在起伏的群山下；山势到谷的尽头拔起，成了积雪的高峰。整片坝子都有泉水浇灌；大片田地终年积水，因此不能耕种，中国人便拿来人工养鱼，也作野鸭和那「守信之鸟」——雁——的繁育之所。一道窄堤蜿蜒穿过坝子，通进这秀气的城；在城墙东北角上，我惊喜地看见圣经基督会那所气氛欢快的住宅，住着柏格理夫妇和两位女助手，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同乡。我相信，这是全中国最可爱的一处教站。柏格理先生很年轻，热忱满怀，谦逊而聪明。他到哪里都受人善待；他同官府相处融洽，城外十英里之内，没有哪一户中国人家不乐意迎他和他漂亮的妻子进门。他的中文造诣出众，是中国西部第一位中文学者，还担任内地会各远处分会的中文考官。

东川的教务开办于一八九一年，成绩不算叫人灰心——要知道把中国人领上正道，其难不下于犹太人。至今没有一个本地人受洗。教会雇的那位本地助手，是昭通三名教徒中的一个：一个十七岁的后生，眉目开朗，传道之热心是任何传教士都求之不得的；只是本地传道人再怎样也及不上外国传教士。中国人听他讲道时神色安然：「你吃耶稣的饭，自然说耶稣的话，」他们说。东川的中国人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态度是：对传教士本人极其友善，对他的宗教则极其冷淡。在中国人看来，传教士同别的生意人一样，尽有权兜售他的货色；不过他若发觉这货难找买主，也不必吃惊——洋货之不如土产，正如外国蛮夷之不如天子的臣民。

东川有一处天主教堂，可那位神父不同新教的人来往。两下里拜的既是不同的上帝，又怎么来往得起来！

只要传教士中间那块叫作「译名问题」的绊脚石还在，这难处就不容易消解。

中国人承认一位至高之神，或者说有人认为他们承认一位至高之神——「上天后」，卫三畏说，这「大概指的就是真神」。回教徒进入中国时，不能承认这位神就是独一的真主，于是给真主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真主」。耶稣会士进入中国时，这两位神哪一位他们也不能承认就是希伯来人的上帝，于是先用「上帝」二字来表示，后来又改用「天主」。新教徒自然不肯同天主教徒混为一谈，便另给真神造了一个中文名字，或者说好几个中文名字；美国人则不顾其他一切考虑，又给真神找出一个不同的名号，用的是「真神」二字——照立德的说法，这就等于暗示别的神都是假的。可是，仿佛这些歧异的名目还不够把中国人弄糊涂似的，新教徒自己又把上帝的中文字眼变了又变。《圣经》头一回翻译，用的是「神」字；第二回译本弃了这个字，换成「上帝」；第三回又回到「神」；第四回又回到「上帝」；到一八八四年香港的包尔腾主教与北京的白汉理博士所译的第五回，则弃了当初耶稣会士首先采用的名号，改用耶稣会士当初首先弃掉的名号「天主」。

北京的惠志道牧师说：「此后又出了许多用别的名词的版本。」上海的慕维廉牧师说：「照这个情形，《圣经》的事工尤其做得很吃亏。」慕维廉先生又补充说：「不过，上帝确实不因我们的不一致而不赐福于各种译名。」但显而易见，究竟这些相争的神里哪一位最值得归依，中国人是有点糊涂的。

况且，就算撇开「译名问题」，中国这两大传教教会之间也必有不可调和的敌意；因为下面这段话是忘不掉的：「在传教事业的开展中，（新教）教会面前有三大任务……第二项任务是遏止耶稣会士的图谋。在向全世界传福音这桩大业中，教会没有哪一个敌人比得上耶稣会士……他一味奉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条恶劣的信条，巴不得把人类进步的日晷倒拨六百年。别种迷信与谬误固然危险，可耶稣会主义高出它们之上，俨然是一场有组织的、反对人类自由的阴谋。分裂的新教未必制得住这个敌人。我们若要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就必须一同前进，而且在行动中要拿出不亚于耶稣会士所能夸口的那种忍耐、英勇与献身。」（一八八八年传教大会加拿大代表萨瑟兰牧师，神学博士，《会议记录》第一卷，一四五页。）

而在另一边，被弄得晕头转向的中国人又读到：「新教不仅是一座地道的巴别塔，而且是一套可怕的理论、一种不道德的行径，它亵渎上帝，贬低人类，危害社会。」（库埃斯塔枢机《要理问答》，转引自宓吉《中国与基督教》第八页。）

第十一章东川府城，兼谈溺婴

我进东川府那天，满城正闹得沸反盈天：锣鼓齐鸣，鞭炮与土枪一齐放，哄闹之声不断，震得人耳朵发聋。日食开始了——那是四月六日——「天狗吞日」，这番喧闹是要逼那孽畜把吞下去的东西吐出来。五个月前，本府的知府就已接到这桩灾异将至的通报；众人都知道，到了某个时辰，他会当众出面与上天交涉，替全城免去这场黑暗之厄。这个人的神通，我是亲眼见识过的。

我去知府衙门时，日头已经晦暗。院子里早聚了一堆人。台阶下的露天处，立着一座松松垮垮的木架，一丈来高，顶上悬一面黄纸圆盘，上书一个「贪」字。

我们等着，日色渐渐转亮；恰在月影从日边退尽之际，知府身着全副公服，自衙内步入院中，城里的知县和十来位士绅随行。全城的锣鼓铙钹仍在叮当乱响。于是这一班有头有脸的人物庄严地绕着那木架走了三圈，停了三次；其间知府跪下，朝这摇摇晃晃的架子和那张黄纸圆盘行三跪九叩之礼。祷告几乎立时应验。我们松了一口气，眼看着残余的晦暗散尽，正午的日头满满地照下来，明亮如常。随后知府退去，随从分立两旁让他过去，我们也都各自回家，一路称颂这位好官，说是他代为祈请，才救下全城，免于黑暗。今日东川的太阳还照着，我想，这份功劳大概是很难不算在这位知府头上的。中国人尽可以问一句：哪个蛮夷传教士能办得成他办的这件事？

中国的日月食由京师钦天监推算，载入每年颁行的官历——钦天监隶属礼部。历书是官家的专利，侵犯其版权是要治罪的。「一切吉凶宜忌、时日冲犯之说，尽归它一家掌管。没有人敢不备一本，怕的是招来奇祸，怕的是在黑道日里贸然办了大事。」

中国的历书比我们的周备得多，连从不曾发生的日月食也预报在内。万一历书推错了，该来的食不来，钦天监的诸公并不狼狈——远非如此；他们从自家的错误里找出了值得道贺的理由，于是向皇上称贺，说「上天为陛下免去了这一凶兆」。因为日月食本是灾祸的先声；但凡听说过如今日本人叛乱一事的中国人，只要肯动动脑筋，都会把这场变乱所招致的挫败，归咎于四月六日那场紧接着兵变之前的日食。

东川府是我到过的最讨人喜欢的城市之一；论干净，大概要算中国第一，论治理，也是第一。它的知府是个见识极为开通的人，他治下的公道，在中国是难得一见的。百姓看他，简直不止把他当凡人。像孔子一样，「他的耳朵是顺从的，一听便入于道」；像儒者所谓的君子一样，「其庄敬足以别于众人；恭则见爱，忠则见从，信则见任。以言导人，以行戒人。」

他曾在驻日本使馆任职数年，如今夸口说，他已把东川治理得同天皇治下任何一座城池一样干净。衙门整洁得堪称楷模。外墙上照例画着那头张口吞日的怪兽——那是戒贪的训诫——而全中国大概只有东川知府一人，用不着这幅画来警醒自己。

我去的时候，东川物价腾贵，粮食短缺。很难想到，就在这一刻，这座秀气的城里还有人正饿死。同样分量的米，丰年六十文可买，这时要四百文；包谷一升三百文，平常不过四十文；糖一块十五文，平常六文；诸物无不如此。山谷里的罂粟不像从前种得那么多了，因为罂粟一种，麦和豆便没地方，而百姓眼下需要一切能腾出的土地来种口粮。一年的另一半，坝子上米、包谷、烟叶同种；同一时节，山上则种洋芋、燕麦和荞麦。

坝子有一部分常年积水；但真正酿成饥荒的，是接连几年冬旱夏涝。城里没有回民——自回乱以来就没有了——不过翻过山去，倒有许多回民小村。如今中国再没有哪一处地方比东川坝子更太平了。扬子江——这一段叫「金沙江」——只有两天路程，可是连中国船夫也行不得船。金沙江谷地一小块一小块地种着甘蔗，滇西各处集市上见到的那种压成饼的红糖，就是从那里运来的。煤出自内地两三天路程的一处矿；白蜡树是一项要紧的产业；西边山里有帝国最著名的铜矿。

东川的铜钱又小又劣，两千文抵一两银子；而在一百一十英里外的昭通，则是一千二百六十文到一千六百四十文抵一两。现任知府到任以前，钱更不值钱，足足四千文才算一两；后来是这位知府把这些钱一概收回，不许流通。

与昭通不同，城里不许买卖儿女；但去年经此城过路、从昭通运往省城的孩子，不下三千人（这数目仍是中国人自己说的）。知府禁卖儿女的告示，使溺婴的事反倒多了；一遇荒年，饥民中的母亲能老老实实说自己不曾丢弃过一个孩子的，实在没有几个。

中国溺婴之事，已经有一大群著述者和观察者议论过了；他们大体的结论似乎是：除荒年外，此风之盛被大大夸张了。我们西方人通行的印象好像是：中国人杀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算是一种举国的消遣，说得客气些，也是一种举国的怪癖。然而，若不算荒年，按人口比例算，此种罪行在中国是否真比在英国更常见，颇可存疑。英国驻华领事馆的翟理斯——当今治中国之学最大的权威之一——说：「我无法相信溺婴在中国盛行到什么很大的地步……在荒年或乱世，在非常情形的逼迫之下，溺婴之事或许会给这个帝国投下阴影；但就常例而论，我相信中国行此事并不多于英国、法国、美国及其他各处。」（《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报》，一八八五年，二八页。）

前任法国驻华领事西蒙宣称：「溺婴在中国远不及在欧洲各国、尤其法国来得频繁。」欧德理博士的说法，含蓄地支持了这一论断。（《中国评论》第十六卷，一八九页。）

关于中国溺婴之频繁，流行的印象来自传教士的陈述；他们无疑并非有意，却夸大了此事的普遍，为的是让我们西方人切实感受到他们所劳作其间的那些异教徒境况之可悯。可是即便在传教士当中，说法也同他们在几乎一切涉华问题上的说法一样，彼此背离。于是杨格非牧师「据自己的经验」断定「溺婴遍及全国」；艾约瑟博士却说「溺婴在北京几乎闻所未闻」。北京著名的医学传教士德贞大夫（已退出伦敦会）则与另一位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大夫意见一致：「溺婴在中国之罕见，几乎与在英国相当。」

明恩溥牧师（《中国人的气质》，二〇七页）说起「中国已知存在的大量溺婴」。卢公明牧师（《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第二卷，二〇三页）断言：「有极确凿的理由相信，溺婴为官府所容忍，而众人待此事之冷漠与轻佻，令人骇然。」……可是慕稼谷主教却「有充分理由断定，此种罪行之普遍被大大夸张了」。（同前引《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报》。）

一位不久前退职的、中国最知名的领事之一告诉笔者：他在中国三十年，亲身确知的溺婴事例只有一桩。

玛高温牧师博士说：「对溺婴频度的种种夸大估计，起因于婴孩夭折后不予埋葬这一习俗。」他又补充说：「留心的观察者，其意见会随所观察的地方而不同。」（《中国评论》第十四卷，二〇六页。）

无论溺婴在中国与在欧洲孰多孰少，我想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溺婴之罪在蛮夷的中国人中间，要比堕胎之罪在高度文明的欧美各族中间少见。

东川城里庙宇好几座，城外还有两座格外值得一看。有一座观音庙，庙中三位姊妹的神像备受崇敬。她们紧靠墙壁而坐，那环绕在她们静默面容周围的灵光，是用画在墙上的金色背光来表现的。观音在中国人口中称「圣母」，罗马公教会就借了这个名号，作为圣母马利亚的中文称呼。

城里另有一座很好的城隍庙：知府衙门管一城的活人，城隍庙管一城的亡魂。庙里把知府和知县塑在他们的天上居所里，对那些生前归他们管辖的鬼魂行使着公道——或者说，行使着中国式的那种公道。他们在天上的位分与权柄，一如在人间；而且身为神灵，也照样可以受贿，从轻发落亡友的魂魄——正如他们在世时，只要死者的亲友肯拿出实实在在的心意来，便肯从轻发落任何一名在押的活人。

佛寺里两侧的长廊，是一间间恐怖之室，把灵魂历经八重地狱的种种刑罚描摹得活灵活现。我看这些景象，抱的是不信者的平静；跪在栅栏前的那个可怜女人可不然，在她眼里那些恐怖是再真切不过的事实。她伏在栏前哀哀恸哭，眼前那一幕惨极了：一个人还活着，就被鬼怪从山顶推下去，摔在烧红的尖桩上，任毒蛇撕食。她丈夫此刻受的正是这份苦刑，他在地狱里已走到这一步——和尚是这样告诉她的，而且只有拿钱给和尚，才能减轻他的苦楚。

出南门，在高大的松林之间，是文庙的殿宇与庭园、泮池与状元桥——这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精致的一座庙。我们习惯了对日本寺庙的木雕赞叹不置，可是即便在东京芝山诸寺的将军灵庙里，我也不曾见过胜于此庙的木雕：那些以奇诡的盘曲围拢着大块孔子牌位的御制蟠龙，其工细之处实在精绝。这座建筑上是花过大钱的。分开月台台阶的斜置大理石陛石，满刻着变幻的花纹；桥上栏板是大理石凿成的；大理石栏杆的柱头上，立着背负宝座的石雕大象；宽檐之下的格心处处雕镂精美。高大的木柱托着庙顶，柱身裹麻以防朽，外面再抹一层灰泥以防火，灰泥染成原木的颜色。大殿神龛与牌位上贴金之阔绰，不亚于缅甸的庙宇。

俯瞰城池与坝子的山上，有一座文昌宫。我同那位传教士爬上去，看了它秀气的庭院、古旧的铜香炉和满院好花，然后坐在台上晒太阳，望着眼前铺展开的这一片如画的山谷。

下山时，一个一路跟着我们的少年提出，要带我们去看那两个乱葬坑——穷人和罪犯的尸首都往里扔。坑在山脚下，张着口，埋没在没人割的荒草里。城里闹饥荒，就在这个时辰还有人饿死，尸首自然不缺，两个坑都填到离地面只剩几英尺。尸首扔进去，什么也不盖，鹰和乌鸦把肉啄尽——这种处置死者的方式，帕西人是感激的，中国人却厌恶得无以言表；能容忍到这一步，他的穷困必定已到了没顶的地步。辫子东一条西一条随意躺着，头骨与躯干分了家。山周围的长草里，随处可以捡到被狗啃过的人骨：那是浅浅埋下的死者，被狗刨了出来——就是后来在街上遇见的那些家狗。其中也有许多是小孩的骨头；穷人家的孩子是不埋的，往城墙外一扔了事，有时还没断气就扔了出去，末了吃掉他的，说不定正是从小同他一块儿玩的那条狗。

我去拜访法国神父梅尔，他很亲热地迎到会口来接我。他这所教堂颇秀气，中国式样，一座朴素的小圣堂，一个好花园，一座凉亭。神父在东川四年，在中国十年。同中国的法国神父多半一样，他成功地蓄起了一部惊人的长须，那份威仪替他在中国人中间增了不少分量——中国人是惯于按胡子的长短来估量年纪的。三个礼拜前他才从省城回来。一路上到处是饥荒的迹象。天气极冷，许多地方路上积雪很深。他骑着骡子走，沿途几处一共见到八具尸首，都是新近冻饿而死的。教会不设学堂，却有一所女孩的育婴堂，都是「从街上捡来的」，被父母丢弃的孩子；由中国的天主教修女照管，将来也养成修女。我们坐在花园的亭子里，喝着他兄弟从波尔多寄来的酒——地道的法国酒——神父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情要讲给我听：东京边境上的土人叛乱，哈斯先生出使重庆，还有西藏的茶叶贸易。「中国人？啊，是的。」他爱中国人，因为他爱上帝所造的一切；可他们是骗子，是贼。入教的人家很多，但就算已经信了教的，不到第三代也成不了真正的基督徒。这就是他的原话。

第十二章自东川至云南府

从东川到云南府——省城所在，总督的官邸所在，也是我此行下一站——共二百英里。我那两个昭通来的挑夫原本只讲定送我到东川，如今又续了约，同我的第三个人老万一道送我到省城。讲定的条件是：每人六先令九便士（二两二钱五分银子），先付一两（三先令），余款到了再付，路程要在七天里走完。那两两银子他们请传教士汇给昭通的爹娘，传教士答应从我这里收下钱代办。没有任何字据——三个人都不识字；传教士该替他们收的钱，他们连见都没见着；可他们对我们的信义毫不怀疑。

从东川到云南，我有一头骡子，省去了我许多英里的脚程，也在异教徒眼里抬高了我的身价。我是要把它牵到省城去卖的。那是一头骨架粗大、模样粗糙的牲口，却聪明过人；我受托连鞍带辔一并卖掉，作价四镑。同多数中国骡子一样，它前腿上有两个胼胝，因此夜里看得见路。凡中国人都知道，那胼胝是长出来的眼睛，骡子这份异能便由它而来。

七日午后不久我们便上了路，沿山谷北上。在那座装点得颇为古怪、俯瞰东川的塔下，我们遇见两对囚犯，由差役押着往城里去。他们是脖子套在一处的；受的罪很苦，手腕上的镣铐勒得太紧，两只手都已经绞得发死。要知道，一八六〇年中国政府正是用这种刑罚对付《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和同他一道被掳的人——那是「背信弃义地践踏了休战旗」而下的手——直到他们死了才算了结。这两对人是当场拿获的路劫强盗。他们的刑罚会来得又快又准：或是为躲刑讯而自愿招认，或是刑讯之下不得不招——「从痛苦里拧出来的自供」——一经定罪，便立刻用筐子抬到法场斩首；除非他们先「瘐死狱中」，也就是刑讯过了头死掉。

那晚我们歇在一家客栈，不在寻常的宿头上，因此没有什么舒服可言。早上我的人赖在床上不起；我叫他们，他们开了门，朝路上一指，意思明明白白：下过雨，路太滑，走不得。可我自己一看，却吃了一惊：满山遍野都埋在厚雪底下，而且雪还在下。这一整天，果然下了一天雪。路极滑，我的骡子虽倔，脚下却稳，我们便一路走了下去。路上遇见一具大棺材，十几个人抬着，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怕惊了亡人的安息；送葬的人走在前面，不在后面，其中两个抬着一乘纸轿，将来是要烧掉的——烧掉便看不见了，也就送到那看不见的世界里去，好让死者的魂灵体体面面地有轿可坐。整日我们都在山里走，沿着一道溪沟的河床往上，两边都是山。过了者海——离东川九十里——再走三十里，总算逃开风雪，躲进一家寒碜的茅顶土屋客栈，在那里歇了一夜。

看店的是个驼子。唯一的卧房半边通着天，正屋倒还完整，只是早已不复当年。屋里有一个神龛，供着祖宗牌位，还贴着一张诸神图，其中最显眼的是财神——这穷村子里向他许的愿，他是不大留心的。紧挨我们卧房的一间棚子里拴着骡子，整夜不痛快地摇它的铃。一个几乎瞎了的穷汉，害着厉害的眼疾，正对着门边地上挖出的一个方坑里那一小堆将熄的炭火发抖。他吃的是最下等的一碗东西：包谷壳掺着筛面剩下的渣。那一夜我心里琢磨：他是睡在露天的篱笆底下呢，还是店家让他同我的骡子睡在隔壁。

我和我的人只好同睡一屋。他们的口粮还是紧的。一天只吃两顿，还吃得省：包谷和菜；米吃得极少，茶不喝，猪肉两天才有那么一丁点。粮价太贵；他们虽拿着将近双倍的工钱、挑的只是半副担子，也还是不能不算计。多好的人！我走过这么多地方，从没遇见过脾气更好的同伴。跟班老万是个壮实的中国人，结实、有主意，待人却客气，话多，还带着一点逗人的口吃；中国西部的路他走得极熟。他似乎很享受这趟旅程——从没见他害过相思；不过，他离开新娘这么久，心里是不是难受，我自然也无从问起。

客栈里没有给我的人预备铺盖；他们只能拿驼子给的几块毡子胡乱一裹，冻得挤作一堆睡去。他们是吃了些苦，可比起成百上千正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同胞来，他们的境遇要好上一千倍。

九日，我骑着骡子走山路，四面是荒秃的山顶，正仰头看一只鹰在头上盘旋，我的人忽然激动地叫起来，指给我看：一匹大狼不慌不忙地从我们前头横过山路，溜到坡背后去了。它嘴里叼着一条腿肉，是从哪个夜里冻饿而死的可怜人身上撕下来的。这是我此行见到的唯一一匹狼，虽说云南省里狼很多。去年，离昭通不到二十里，传教会厨子唯一的女儿，四岁，在自家门口玩耍，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母亲的面被狼咬死了。

这一天我又在山里遇见一个驼背的侏儒，独自往东川去；后来还见到别的。这是这地方昔日富庶的一点痕迹——因为一遇荒年，生下来身子畸形太重的孩子是断不会让他活的。

那晚我们歇在雷打坡。第二天，我们从群山之间那片风扑面而来的荒凉高台地，一路下到一个有树、有田、地土肥美的地方。光秃秃的红山被丢在身后，我们下到一片秀丽的林间空地，清澈的小溪在卵石河床里流过层层梯田的岸脚。在树丛间的一个村子里——那里的房屋颇讲究几分舒适，颜色鲜艳的罂粟花一直开到街面上来——我们在一家茶馆门前的凉棚下歇脚。一道好看的山泉从脚边流过。新碗干净，端上来的茶也好，还有一碟花生糖，像杏仁太妃糖那样嵌在糖里。茶馆是满的。喝茶的人当中，有一个蜷在席上，胳膊一弯当枕头，睡得正沉，烟枪还在身边，灯也还亮着。隔壁人家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怯生生地出来看我。我招她过来，给了她一点糖。我想喂到她嘴里，她不肯，转身跑进屋去。我探头往屋里看，只见她父亲把糖从她手里拿过去，给了她那个胖胖的小弟弟——看上去是全镇吃得最饱的小家伙。可我站在那儿，把这桩公道看着办成了，看着这四岁的小姑娘享用了她一辈子头一回的奢侈。中国的女孩很早就明白：她们充其量不过是不得不容忍的累赘；照传统说法，孔子教导说，她们唯一的用处是将来可以生男丁。然而中国妇女的地位，仍远在其他任何异教之邦的妇女之上。中国通行的是一夫一妻，纳妾是例外，只限于三种人：富人、官员，以及正室未曾生子、自己勉力还养得起偏房的人。

把许多传教士和旅行家在中国的见闻合起来读，人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看法：在狄考文牧师所谓「有教化、有组织的异教之邦」里，中国妇女的处境已经好到了不能再指望更好的地步。寻常中国妇人的命运，西方妇人自然不必羡慕。她享不到西方妇人所享的那种快乐，可她照自己的路数，也是快乐的。「幸福并不总在于实实在在的享受——而在于我们为它所构想的那个样子。」

没有人无礼地围上来看这个外乡人。云南的百姓像是被吓怕了、压垮了。中国别处那种傲气，这里全然没有。他们见过叛乱与内战的惨状，见过厮杀、屠戮与暴死，见过刀兵、饥荒、破败与困苦。他们认命，也没了精神。可他们的友善很动人；他们的知礼与厚道，是旅人不断的快慰。吃饭时候，他们总要请你上桌，那口气、那措辞，同西班牙人至今所用的一模一样；不过那不过是客套，跟西班牙人那句「您可要尝尝」一样，并不指望你真的答应。

我们继续赶路。迎面而来的苦力比先前少多了，而且大半空着手；倒有许多马匹骡子从省城过来，驮着茶叶和大理石一般的白盐块。路旁每隔一段就有一个简陋的棚子，可以要到一碟白菜野菜，就在两块石头架起一块棺材板做成的临时条凳上，用豁了口的碗吃。将近日落，我们进了功山村，坡上一处秀气的地方，望出去是一片肥沃的洼地，看着叫人舒服。这里有一家极好的客栈，房间也好。这一天走了三十七英里，其中我步行十五英里，骑了二十二英里。我们走得很快。

中国的里程，初来的人是极易糊涂的。它同我们的有一个很要紧的不同：它不是定量，它随所经地面的性质而长短不一。地势越崎岖，路程越长；因此甲地到乙地的路，未必就等于乙地到甲地的路——很可能长上五成，甚至长上一倍。道理很简单：路程是按时间算的，粗略地说，十里（三又三分之一英里）便是一小时路程的单位。「还有六十里」的意思，是你前头还有六小时的路；这六十里也许全是上坡。等你下坡折回，听说同一条路只有三十里，也不必奇怪。

这一夜临睡前，我去看看我的骡子过得如何。它站在一处地窖石阶下的槽栏里，面前是一个大马槽，大小形状都像一口中国棺材。它安静而若有所思。一见我，便幽怨地看看槽里胡乱堆着的铡草，再看看我，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一头有志气的骡子，驮着我这位大人在暖春的长日头里翻山越岭、走陡石头路和曲折小道，如今就给这么点口粮，说得过去吗？可惜我实在没有别的可给它，除非把缝在我们草褥子里的整根稻草拆给它。它面前那点草，是中国的糠秸，用那种装在轴板上的长刀铡成三寸长——就像文明世界里的烟叶刀一样。它只好将就，不然就没有。

第二天日出后不久我们就动身。天气可爱，微风轻拂，万里无云。功山村很好看。房子大都盖在一条大路的两旁，那路崎岖得像一条干涸的山溪河床。屋子较为像样，客栈门口又摆起了一堆堆铺盖。门楣门柱上贴着蓝的红的招贴，凶神恶煞的门神守着，不让邪祟进来。那些画上的怪物络腮胡子、面目狰狞、手里的兵器骇人，敢闯到它们跟前去的鬼，胆子确乎不小。趁人给骡子备鞍，我站在镇子边上望着山谷。白花的罂粟田里，零星夹着麦子和豆子。苦力挑着两桶水，顺着弯弯的小路从园边往上走——那园子旁边「一道卵石小溪一路笑着流去」。孩子们大声吆喝，把麻雀从新播的秧田上赶开；妇人迈着小脚在罂粟丛里穿行，给蒴果重新划口，收取昨日以来渗出的浆汁。路上苦力排成一列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往下走——他们前头是整整一天的劳苦；粗笨的牛车轰隆隆地从我身边过去，轮子是整块的，却不甚圆。随后骡子牵来了，我们便上路，穿过一条林荫道，树上落满了白蔷薇，路两旁是开得正盛的蔷薇篱和野花——雏菊与紫罗兰，蒲公英与勿忘我——一色新鲜，在朝阳里闪着光，煞是好看。

我们一路单行：两个苦力在前，轻担子在肩上轻轻晃着；我骑骡居中；最后是我那壮实的跟班老万，衣裳比他们体面，头顶一顶大凉帽，手里一支长烟杆和一把伞。老万的耐力非同寻常。一天的路走完——他总是全队里最不累的那个——还得给我做晚饭、铺床、照料骡子。他总是最后睡，最早起。天没亮很久他就又忙开了，喂骡子，给我煮早饭的粥和鸡蛋。他认定我爱吃老的，于是每天早上把我抗议的神色读作赞许的神色。说中国人凡事依旧例而行，实在再确当不过。头一个早上老万把蛋煮老了，我没好意思责备他；此后他自然就把每天早上这样煮蛋当成了定规。我会用中国话说「我不喜欢」；可我说出口的那个早上，老万把我的不喜欢算到了蛋的头上，而不是算到蛋的火候上，嘴里说着「好，好」，很殷勤地替我把蛋吃了。

出了山谷，我们沿红土坡上到一片开阔的台地，那里土干瘠，收成勉强而单薄。视野毫无遮拦，隔着起伏的丘原可以望出很远；丘原上树木尽伐，只偶尔剩下一丛松树，那是斧头饶过的——因为风水先生说，这几株树对一方地面有好处。有些路段深深地陷进地里：亿万只脚磨出来的小径很快就成了水道，一到雨季，路往往就是急流的河床。每隔不远，便是大片大片的坟堆，立着碑，砌着凿工整齐的石制拱檐。方圆几英里之内却没有活人的住处——这地方遭过怎样的浩劫，这是个有力的注脚。

这一带仍在饥荒之中。荒着没种的野地里，妇人们在搜寻野菜杂草，指望撑到冬收。她们的孩子看着叫人心酸。澳大利亚人是难得见到孩子饿死的。这些可怜的小东西，脸缩成一团，骨头上没有肉，像患伤寒的病人在生死之间徘徊已久。这里没有乞丐。乞丐早就都死光了。整个饥荒地区走下来，不曾有一个人向我们讨过一口饭或一文钱；然而那些还活着的人，用无声的声音在求告施舍，那份恳切胜过言语百倍。我们停下来喝茶时，穷孩子围上来看我们，一个个是裹着皮和破布的骷髅，却安安分分，不卑不亢，而且友善。他们的爹娘身上的破衣裳几乎连不成片。许多人肩上披着松树纤维织的粗草衣，看着同新几内亚妇女穿的土著草裙一模一样。

把这片贫瘠的高地丢在身后，我们下到一片开阔肥沃的平原，路好走了，夜里宿在羊街镇上一家大回民客栈。

第二天一整日，我们穿行在肥沃的田野之间，两旁是秀丽的山——很难想到这些不过是海拔一万到一万一千英尺的山峰的尖顶。日落前我们到了殷实的集镇杨林，在一家上好的客栈里住了楼上一间干净屋子。卧房的墙上满是中国字的涂鸦，据说是中国游客对店里饭食品质的打趣之语。

傍晚，老万说骡子病了，得请兽医。兽医来得快得不成体统。随后，他就用我在澳大利亚见过中国大夫诊治同一大家族的人类病家的那种办法，摆出一副深不可测、仿佛未来之秘尽在胸中的神气，把这头可怜的骡子看了一遍，收了诊金退下。药过后用一只大筐送来，是各色草药的杂凑，品类之多，总该有一味能撞上。老万说，他付给这位骡大夫诊金加药钱共三百六十文（合九便士）——按中国的物价，这是敲竹杠。

四月十三日，礼拜五，又是在开阔地里的愉快一天，一路通向环抱云南府坝子与滇池的低矮山缘。到处是废墟，见证着三十年前那场叛乱的所过之处：断成几截的牌坊、塌毁的庙宇、被回民毁偶像者砸烂的神像。曾经人烟稠密的地方如今一片无人之境——这说明在中国，平定一场叛乱，意思就是把叛众斩尽杀绝。

路上我遇见一个患大脖子病的人，随后又见到别的，数到二十多个才罢；于是想起自己如今已进入亚洲的一片地域——它自滇西延展到西藏、缅甸、掸邦和暹罗，当地人最普遍的残疾正是大脖子病。

离云南府还有十英里，我的人把我领下大路，去看白杨树间一处漂亮的建筑；门楼上一个大花押告诉我，这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天主教修院，全省的人都叫它金马寺。它建在高处，云南坝子在它前面展开，远远可以望见那座名城的城墙与带楼的城门、塔与高大的庙宇。中国学生在这里受训做神父。我去的时候，院里住着三十名学生，将来受了神品，便要作为传道者散到全省各地去。艾斯科菲耶神父在家，以他们特有的礼数接待了我。他的消息比我的新好几个礼拜：格莱斯顿先生已辞去首相之职，继任的是罗斯伯里先生；英国决意恢复缴纳中国从前以宗主之名向缅甸征取的贡物。中国人正天天盼着从缅甸来的两头白象，由驻新街（八莫）的英国专员华里先生押送，献给皇帝——这便是英国正式承认缅甸仍是天朝的藩属。我不妨在此说一句：这份贡礼的事，我在中国西部时常听人讲起。中国人早就在等那两头白象了，等着象轿上飘出的黄旗，像当年马戛尔尼勋爵使团到北京时那些旗子一样，写着「英吉利国进贡中国皇帝」；我想，世上大概真有蠢到这个地步、肯这样去将就中国人傲气的政府。这个传闻的由头，无疑是人们知道：按一八八六年的条约，印度政府有义务每十年派一个由缅甸总专员遣出的致意使团去见云南总督。

我离开金马寺时已经很晚，进城时日落已久。横穿坝子的石板大道走着很滑，而我的骡子并不同意有什么赶路的必要。它比我更懂中国人的脾性。我们离城墙还有两英里时，关城门的信炮就响了；可中国的守兵是疏懒的，城门还开着。若是早些，我们该从南门进——南门在中国城池里向来是最要紧的一座，一切官员的正式入城都走那里；既然赶不上，我们便从大东门进去。沿城墙向右一拐，不几分钟就被领到了电报局，受到延森先生热诚的款待——克里斯蒂安·延森，云南、贵州两大省的电报总办。这里是他的衙署，我将在此快活地歇上一个礼拜。从沉默到言谈，从中国式的将就到欧洲式的文明，这变化真叫人舒畅。头一晚还是中国饭食：猪肉、米饭、茶和豆子；第二晚便是鸡、有名的宣威火腿、羊肉配青豌豆和红醋栗冻、薄饼和云南土产的干酪，还有红葡萄酒、香槟、波尔图酒和梅多克甜酒。

第十三章在云南府

云南府是中国的大城之一——不在其大，而在其要。一年四季，它同法属东京都往来方便；由此通英属缅甸的商路却漫长、艰险、多山，西段一到雨季更是断绝。从云南府到东京边境上的蒙自——那里设有中国海关的一处分关——走的是好路，八天可到。蒙自往前四天是红河上的老街；这条河可通船，也可通轮，直达东京最大的河港河内。一八八九年年中，法国内河轮船「老街号」从河内到老街，只用了六十小时。

从云南府到英属缅甸伊洛瓦底江上的八莫，是三十三站的苦路，山路崎岖，无论如何也绝不可能修得通行马帮与徒步苦力以外的任何运输。滇中滇南天然的通道是走东京，任何人为的手段都改它不得。眼下滇东的货是经贵州、湖南出到汉口以上的扬子江，或者经两广到广州。路程之短加上转运之便，迟早要把这宗生意吸过去，或是引到东京的大路上去。滇北的出产与进货，只能走四川与扬子江。至于四川——中国最富庶的省份——的商务，谁也不敢说除了扬子江之外还另有一条商路，或者将来造得出另一条来；全世界的法国专员加在一起，也改不动这宗贸易的天然流向，正如他们改不动扬子江的河道一样。

我自然不是头一个到云南府来的知名客人。马可·波罗一二八三年到过这里，还留下一段对此城的记述；在他那时候，这城名叫押赤。耶稣会士自十七世纪起就在本省传教。不过，自马可·波罗以来头一个到此的、非传教神父的欧洲旅行家，这份名分要归于法国海军的拉格雷上校，他是一八六七年到的。

英国领事马嘉理——后来在蛮允惨死——一八七五年那趟从汉口出发的著名旅行，路过云南；两年后姗姗来迟的使团由格罗夫纳率领，才干出众的巴伯当翻译，李鸿章之兄李瀚章为中方委员，到了这里，怀着把凶手绳之以法的一场空指望。

谢立山，前英国驻重庆领事，以游历中国西部知名，一八八二年到过云南府。

一八九〇年九月，邦瓦洛和奥尔良亲王亨利在法国教会歇脚，然后去东京的蒙自。那是他们沿着他们所谓「未知的西藏」东缘走完全程之后的事——其实那一路早被传教神父们走过无数遍了；而这趟旅行之所以成功，真正的功劳在它实际的领队、翻译兼向导，那位来自伊犁的勇敢的荷兰神父德迪肯——只是他的名字，听说过的人寥寥无几。

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旅行家维亚尔神父，也常到云南府来，而且是主教之位可能的继任者。当年柯乐洪走那趟「横越金地」的路陷入窘境，正是他解的围，把人平安领到缅甸的八莫；柯乐洪把那趟旅行称作「探险之旅」——其实那地方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早已被耶稣会士勘查过，而且测绘得很准确。

布埃尔先生辞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之职，去当《时报》的特派记者，一八九二年从贵州贵阳往东京去，路过此地；几个月后，法国公使馆武官达马德上尉从重庆走完了同样一段路。一八九二年五月，河内法国政府鸦片专卖局的委员托姆先生自蒙自来到云南府，是他的政府派来寻访更好的罂粟栽培法的——云南的烟土，除山西的以外，大概要算全中国最好的。最后，一八九三年五月，美国骑车人伦茨骑着他那「活轮子」到了耶稣堂，叫满城百姓大为惊骇。这是这些旅行里最了不起的一趟。伦茨几乎是把中国走着横穿过来的，一路的艰苦与凶险，寻常人是不敢领教的。我常听人说起他。他都住在传教站里。所有传教士都称道他的勇气与耐力，称道他受尽了种种不便还能那样好脾气。只有一位传教士对我惋惜道：以伦茨这样的硬汉，对《圣经》的熟悉却不及人所期望的。事情是这样：在这位好心传教士家做家庭祷告，念的那一章刚报出来，大家便发现可怜的伦茨正急匆匆地在《旧约》里翻找《加拉太书》。人家婉转地给他指出这个错处，他毫不气馁——远不至于；倒是那位传教士听了他的话大为骇然：在美国，这一卷书历来是算在摩西五经里头的。

我一到便依礼去拜会我名义上的主人李必章——电报局的中国总办。他在自己的签押房里接见我，让我坐左首的上座，亲手用他那双胖手递茶给我。李的官阶在候补道之上，即将出任蒙自道台；那个缺，官俸一年不过四百两，他指望一年能落下一万到两万两。

可见「陋规」——这种发财的办法——并不是美国的专利。天下的手艺，大约再没有比刮地皮这一门流传更广的了。「逃税的财主」在中国之常见，不亚于在美国。不过，你不妨拿中国任何一座城——那是世上最古老的文明所在——同芝加哥那样一座自称已臻近代文明极诣的城市比一比：要说这异教之城的公共道德竟能同那座美国城市的腐败与罪恶相提并论，实在难以出口。那是一座「名义上信基督教、教堂林立、《圣经》满地」的城，却也是一座「伪证成了受庇护的行当」的城。论起向「行将沉沦的中国人」传福音，没有哪个地方比芝加哥更热心；可是全中国哪里找得出芝加哥那样「欺诈、虚伪与不义的登峰造极之体现」？斯特德先生告诉我们（一七二页以下），芝加哥的一名市参议员，年俸不过一百五十六元；然而在俸禄之外，他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自由，可以变卖市产来填自己的腰包」。「作为一条根本原则，人们指望参议员会偷。」据《记录报》说，行情好的年份，一名寻常的贪腐参议员能弄到一万五千至两万元。芝加哥的一个估税官，名义上一年值一千五百元，可是「芝加哥人人都知道，当估税官是发财的捷径」。

中国的刮地皮或许普遍，可比起斯特德先生笔下芝加哥那等擎天巨骗来，不过是一门小本行当。

李除了任云南府总办，还是云南、贵州两省的电报总办。他对电报之学、对电报的经营一窍不通，这丝毫不妨碍他得此差使。他是官，因而想当然地什么位子都当得——无论是知县还是水师提督，是海关道还是前敌统兵大将。说到中国的官，有一句话说得极确：「没有什么是他当不了的。」

李还是本省「善后总局」的总文案；这个局的成员，是仅次于抚台（巡抚）的四位最高省级大员——即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盐法道和粮储道。

不妨先说一句：李是个有非常之德的人。他有七个儿子、四个女儿；他可以安心瞑目了；他家不愁男丁早绝，这传承之稳当，比得上欧洲最多子的王室。他一门枝叶极广；有一件事可作中国家族宗法性质的例证，值得一记：仰仗李或全或半供养的家人，共计八十口，而他便是这一家之长。他娶过三位妻室。大太太仍住在长沙的老宅；另一位偏房已故；如今的二太太随他住在云南。这位是他的宠妻，她的身世值得一提。她不是什么「有本钱的天仙」，而是个穷丫头——「丫杈之头」，即婢女——他挑了个好日子把她买下，为她的姿色所动，纳了她做妻。这是一见钟情。过门以后她的表现，更不负她主人当日的眼光。她如今还年轻，已经给她的老爷生了九个孩子，最近一胎更是超越自己，生了一对双胞胎。她面貌极和善，孩子也着实可爱；只是中国女子最要紧的那一样好处，她身上没有：她的脚是天足，即便在情话的极度夸张里，她丈夫也说不出什么「三寸金莲」来。

这是一桩出于情愿的婚姻，这一点毫无疑义。说中国人不动感情、不能感受打动我们的那些情愫，是无稽之谈。我们讥笑一个中国人害相思的模样，正如中国人嘲笑说，对他在中国见过的那些寻常外国女人，谁还能生出爱意来。他们的诗里满是情事。研究中国文明的人似乎都同意：在中国，一桩「凑合的婚姻」立刻变成有情之婚的可能，比在欧洲大陆还要大。中国人几乎被剥夺了与女性交往之乐；他婚前无从相爱，因为根本没有可爱的对象。「爱的能力生出一个主观的理想，并且渴求一个与之相当的客观现实。而那客观现实缺席越久，理想便越抬越高；正如饥人心里，想象中的食物越想越精美。」

密迪乐《论中国的文明》一书中有一则从中文译出的动人故事，说的是一见钟情；作者引它来印证自己的论断：「最容易一见钟情而不能自拔的，正是那些几乎不曾与女性相处过的男人。男女婚前不相往来的民族，普遍有这种猛烈的一见钟情……爱的饥饿一旦有所遇，便把头一个对象整个吞下。」——

「有个中国人在婚姻上尝够了幻灭之苦，便带着襁褓中的儿子隐居到一座山上，那山是小脚的中国女人上不去的。他教儿子敬神，教他对鬼又怕又厌，却从不在他面前提起『女人』二字。他向来独自下山赶集；等到年老力衰，终于不得不带上少年儿子替他背那袋沉重的米。他的盘算也很在理：『我总是跟着儿子的，就算他碰巧见着女人，我也看住他，不让他同女人说话；他很听话；他从没听说过女人；他不知道女人是什么东西；何况他已经这样过了二十年，如今自然是万无一失了。』

「头一回父子同下山，出集镇时，儿子忽然停住脚，指着迎面走来的三个东西问：『爹，这是些什么东西？你看！你看！它们是什么？』父亲连忙答道：『把头转过去。那是鬼。』儿子有些害怕，立刻别过脸去，不看这等坏东西——那几样东西正从扇子底下诧异地打量他的举动。他一路无话地走上山顶，晚饭也没吃；打那天起便没了胃口，害起愁病来。有好一阵子，他那又着急又摸不着头脑的爹怎么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末了这可怜的青年爆发出来，疼得几乎哭出声：『哦，爹，那个最高的鬼！那个最高的鬼呀，爹！』」

供云南府的女孩，主要出自两处：一处是我们已经见过的昭通，一处是毕节。她们是装在筐子里挑进城来的。她们很少被卖入娼门，多半是买作使唤的丫头、买作妾，偶尔也买作妻。她们最大的好处，是不长「粗脖子」，也就是大脖子病。

我拜会过的第二天早上，李送来他的名帖，附一条羊腿和一摞甜点心。我回了帖，给送东西的人二百文（合五便士）——这不是回赠那位大人的礼，而是私下里赏他的仆人；这一切都合乎中国的礼数。

我在云南的主人、也就是两省电报事务的实际总办与监督，是一位精明的丹麦绅士克里斯蒂安·延森先生，通晓数国语言；本省每一个欧洲侨民和过路旅人，都受过他千百样的照拂与好意。他对在中国旅行的门道知之甚深。延森先生一八八〇年到中国，供职于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自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中国第一条电报线（上海至天津）通报，到一八八三年春，他是该公司借给中国政府的八名报务员与工程师之一。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他在此期间已回大北公司，此时受聘于中国政府，从此一直在中国政府任事。这些年里，他主持修建了七千里（二千三百五十英里）电报线；一八九〇年五月二十日，正是他在老街把中国的电报系统同法国的线路接通。他所修的比较要紧的线路，有连接云南、贵州两省省城的一条；有云南府至东京边境蒙自的一条；有广州至福建省界的一条；还有自云南府经大理至腾越（腾冲）的一条——这最后一条，将来是要在缅甸边界上同印度那了不起的电报系统接起来的。延森先生在中国多次长途跋涉，中国人待他一贯很好；听一位见过这个国家内里生活如此之多的人，说起自最高的官员到最卑微的苦力、各色中国人对他一律的知礼、好客、周到与厚道，是叫人愉快的。

他留华期间有过许多有意思的经历。一八八九年雨季，他修葺广西百色至蒙自的线路，手下六十人里死了五十六人；他们害的，几乎可以断定就是近来肆虐香港的那场瘟疫。那一次，先后给他抬轿的十二个人，一个不剩全死了。

一八八六年十月，他来到云南府，就此以这里为驻地。他的身体一向很好。

从前妨碍电报在中国推广的一大难处，是人们相信电线杆坏「风水」——换句话说，说它把所过之处的好运气引走了。这层反对，各地如今都已克服。它最后一次冒头，是在云南出去那条线路的极西端。乡民看电报是本地气运的一大威胁，便去砍电线杆——再把电线卖掉，权当自己出工的补偿。这份麻烦不能不了断。一位有魄力的知县把这事接了过去。他先出告示警告乡民，警告没人理会。于是他下了重手。下一桩案子一出，他就拿了两个人，控以此罪。这两人多半是无辜的，可是在竹板的劝说之下，他们被说动了，同意了知县对他们罪行的看法。判决是割去双耳，然后押着他们从云南府沿线步行到腾越，再走回来，让一路的人都看见。自那以后，再没有电线杆被砍倒过。

第十四章云南的黄金、钱庄与电报

云南府是中国头一号的黄金集散地，因为中国所出的金子，大半来自这座城所属的省份。有钱的中国人从云南回别省去，或是奉召进京陛见，随身带的钱是金而不是银。西藏的神像、印度支那的庙宇与佛塔，贴的都是云南运去的金箔。从中国西部回缅甸去的商队，没有一支不把余下的银子换成金箔。曼德勒的阿拉干佛寺也好，仰光的大金塔也好，你在上头看见的金箔，都是云南出的；将来还要出得多到无可计量。

金子主要来自他郎的矿，从云南府往西南走陆路十八天可到，就在出产名闻遐迩的普洱茶的那一带边上。采金的器具很不中用，产量却想必仍旧丰厚。这个省从来不缺金子；马可·波罗到访的时候，金子多得与银子的比价只有一比六。

上海的金价是同重白银的三十五倍时，在云南府或大理府，二十五倍到二十七倍半就买得到，而且成百上千两地买得到。从上海或香港电汇银子到云南府，要付百分之六；城里两家大钱庄，随便哪一家都肯经手，从他们设在通商口岸的分号汇进来，单笔可至一万两银子。金子在上海或香港随时脱得了手，唯一的风险，在于把金子从内地省城运到海口这一程。据我所能打听到的，这样运出去的金子还没有丢过一回。它走的是最快的商路——经蒙自到老开——再由船顺流而下，到东京的河内，从那个口岸挂号邮寄到西贡和香港。这里就有一桩人人可做的买卖，其中的刺激，足够满足最厌腻的投机客。做这一行的人利钱很厚。举个例：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有一大批金子在云南府按二十三倍二买进，同一天上海的价是三十倍九；等这批金子运到上海，价已涨到三十五倍，就按这个价卖了。我到的时候，金子在云南是二十五倍半到二十七倍，在上海是三十五倍；后来我听说，金子在省里更贱了，在海口却更贵了。

送到买主手里的金子，是首饰的形状，手工着实精美：戒指、镯子、耳环、头面，还有富家孩子戴在额前那半圈里的小小神像，以及些新娘的饰物——连尼姑见了也要动心。这一类金饰成色九八，就在同一杆秤上称过，按同重白银的多少倍卖出。卖它们并不是因为主人穷，而是因为这样脱手，主人在原价之上能赚一大笔。不过买主若是愿意，也可以送金箔来，成色九九；把你的银子换成这个，无疑是最上算的形式。云南的打金箔匠是一个公认的行当，人数多到自成一个势力不小的行会。

验金也是一门公认的手艺，可法子原始，全靠行家的眼力：把来路不明的金子在石头上擦一道，再拿一块成色已经验准的金子擦一道，两相比较而已。城里最好的验金匠之一，跟詹森先生学过电镀镀金，活计做得很漂亮。

自保的道理，使中国人不肯把家私摆出来给人看——他怕被官府敲诈。官府往往把富有看成罪上加罪：越是掏得出钱赎罪的人，越要重办。我亲眼见过一个生人走进我和詹森先生坐着的屋子，看模样浑身上下不过值一张五元的票子，寒暄过后，只见他的手往长袖子里一缩，掏出一包金箔，约值两千两银子。他把这个拿出来卖；两边不动声色地讲了讲价；讲妥了，金子上秤，买主开一张向他中国钱庄支银的票子交过去，这桩买卖便完了，干净利落，快得就像是在邦德街上办的，而不是在一个「未开化国家」最深处的内地省城里办的——这个国家的文明，毕竟自有史以来就使它完好而强盛地存续至今，而它的银钱往来之法，今日与所罗门的时代并无二致。

云南的银子与上海的银子同一标准，即九八成，看上去与四川那种全无搀杂的纹银不同。

云南的制钱，乱得比别处更叫人发懵。容我用几句话把中华帝国的「钱」讲明白。中国通行的钱，众所周知是黄铜制钱，当中有孔，好用绳子串起来。照理，一「串」钱是一百枚；在东部各省，十串照理抵一块墨西哥鹰洋。可是中国有十八个省，各省算作一串的铜钱数目各不相同：从足足一百枚——这个我从没见过——到太原的八十三枚，再低到直隶东部的三十三枚。在北京，我发现这套办法简单得可爱。那里的一千钱由一百枚钱币代表，而一千「老钱」是一千枚，一千「京钱」却只有五百枚。大钱面上作十京钱，使起来却只当五个老钱。中国人说一千钱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指的真是一千钱。在天津，一千钱是五百钱——也就是五个「一百钱」，而那里的「一百」，是除一百以外你能使得出去的任何数目，不过按惯例，「一百」通常作九十八算。南京行的又是一套。那里一千要算一千零七十五，可是十串「一百钱」里，七串每串只有九十八枚，三串只有九十五枚，而多出的那七十五钱——也就是当时在南京抵七十五的那个数目——照样要加上去。直隶的滦州在中国官办铁路上，离山海关不远，那里十六个老钱算作一百钱，可要凑足二百钱却要三十三个；在铁路起点的天津，一千钱其实是五百钱，九十八在那里算一百。而直隶的二千钱由三百二十五枚钱币代表，一千钱由一百六十二枚，六千钱由九百七十五枚，这九百七十五枚又算作一千大钱，平均合一块墨西哥鹰洋。所以，要把滦州钱折成天津钱，你得先把滦州钱除以三，把九百七十五算作一千，再把这个数看作某个成数的、一种叫作「两」的、理论上的银子分量——这个「两」本身时时在变，又随银子的市价起落，而且没有哪两个地方是一样的，就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区段，也能相差很多。

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可偏偏有人说，中国的兑换制度既累赘又气人。再拿云南的制钱作个例子。人人都知道，照理一两是二千钱，一两含二十「串」，一串一百钱；可是在云南，二千钱不是二千钱——只是一千八百八十钱。这并不是说一千八百八十钱由一千八百八十枚钱币代表，全然不是；因为在云南，六十二钱算作一百。于是一千八百八十钱只由一千二百四十枚制钱代表，一切价钱都得照这个比例付。可是一出城门，一串钱便是「足串」，含一百钱——或者不如说，含的是能当一百使出去的最少数目，平均大致是九十八。

城里的钱庄和批发行称银子用「京平」，零售铺子用的秤却重百分之十四（每两多一钱四分）。出了城，往大理去的一路上，换钱要蚀本，照京平算，蚀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多少看你精明到什么地步。

云南府有两家大钱庄。一家姓王，招牌上告诉我们，这钱庄是「惠、丰、同」；另一家姓蒙，字号「百川通」，据说还更富。

一天傍晚，我同詹森先生去拜王。他正带着儿子们和几个心腹伙计吃晚饭。我们一进去，满座都站了起来，硬让我们同坐；我们不肯，父子二人便把我们让进客堂，请我们坐在帐子底下的烟榻上。烟灯已经点着；一只嵌螺钿的漂亮托盘上，摆着待客的烟枪和几小瓶熬好的鸦片。我们一定要他们回去吃完饭；他们三两下吃完，又回到客人这边来。主人给我们上了好茶，随后每人递过一支雪茄。中国人请雪茄，不兴把雪茄盒端到你面前任你挑；这份客气代价太大，因为处在这等境地的中国人，很少有忍得住不抓一把的。中国有句俗话：「吃自家的饭，不吃到饱；吃人家的饭，吃到淌眼泪。」

王是云南的头面人物之一，很受同城人的敬重。他的宅子是一所气派的中国大屋，门庭堂堂，花园的天井里摆满了瓷盆栽的花木。于是可以像说孔门的君子那样说他：「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

王是四川人，重庆籍，五十九岁，家资巨万。他的钱庄名闻全国，分号开在彼此远隔的各省省城：北京、广州、贵阳、上海、汉口、南昌、苏州、杭州、重庆都有。我还该加一句：他抽了多年的鸦片。

我对王的见识评价很高。他盘问我的家世，像保险公司的医生一样细，又说我这最可敬的一门人丁如此兴旺，实在叫他倾倒。他听说过我的故国，管它叫「新金山」，以别于中国人称加利福尼亚的「老金山」。我格外高兴王竟晓得澳大利亚和它的金子，因为几个月前，恰在这个题目上，我在文明程度甚高的马尼拉城遇到过一件叫我难受的事。一八九三年八月的一个下午，我站在旧马尼拉的奥古斯丁教堂里，观礼奥古斯丁会省长的丧仪。这是一百二十三年来头一回有本会省长在任上去世，人都知道这场典礼将是全菲律宾群岛见过的最隆重的一场。这座漂亮的老教堂，是修建埃斯科里亚尔宫的那位建筑师的儿子造的——也是一六四五年地震后马尼拉唯一没有倒的建筑——此时挤满了送葬的人，据说本省的头面人物几乎到齐了。仪式中间，两个年轻的西班牙人，近旁大学里的学生，挤到我身边来。我想知道送葬人里哪几位更有来头，便请这两位学生指点一下总督（布兰科）和别的要员；他们很客气地指了。仪式完了，我谢过他们费心，正要走开，其中一个把我拦住了。

「对不起，先生，」他说，「可否劳驾告诉我，您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澳大利亚来。」

「从奥地利！这么说您是从奥地利来的？」

「不，先生，是澳大利亚。」

「可是『澳大利亚』——在哪儿？」

「是英国一块极其要紧的富庶殖民地。」

「可它究竟在哪儿？」他追问。

「我的天哪！」我骇然叫道，「在中国。」

他的朋友却插了进来。「这位先生说笑话呢，」他说。「佩佩，你晓得澳大利亚在哪儿的，就是有『悉德内』、有『墨尔波内』的那地方，那儿的银行一家接一家倒，倒成了一场天大的破产。」

「我早就猜着它在哪儿了，」佩佩答道；我不自在地挪开了。

我横穿中国这一路，用得着本行手艺的时候并不多。可是能给这位阔钱庄老板帮点忙，我很乐意。他要请我看病，因为他从谣言那张老实嘴里听说，洋大夫有神乎其神的推断之能。他还能活多久？这就是那道难题。我郑重其事地按了他两条脉——凡构造齐全的中国人都有四百条——发现他的心在该在的地方，即身体正中，其余的脏腑像卫星绕太阳一样列在四周——中国人的构造都是如此——于是我高兴地向他保证：他一定还能再活四十年——如果上天准许的话。

王有一个二十岁的成年儿子，将来要接钱庄；眼下他管着一家小杂货铺，是他父亲替他盘下来的。这儿子跟詹森先生学过照相，还有一架从巴黎弄来的好相机，入迷得很。他铺子里的柜台前老围着一堆人，看这位中国业余摄影家的作品。货架上摆着各色货品，我很有兴味地注意到，氰化钾和氯化汞的瓶子，就那样兴高采烈地和碳酸钠、明矾、（冒牌的）酩悦香槟、酱菜、霍华德牌奎宁的瓶子混作一处。哪一天氰化钾头一回被当明矾卖了出去，或是升汞当了小苏打，这家铺子的买卖便要声名大噪，店主想必很受用。

云南的电报，中国人用得极多，钱庄和官府尤其如此。方才说过，你可以通过中国钱庄电汇，单笔数千两银子。用电报的主要是钱庄和官府，来往的电文都走自家的密码。北京的总理衙门给云南的总督拍电报，来的是密码；上海的中国钱庄给它远在内地的分号拍电报，用的也是自家的密码。中国的电报走摩尔斯式。汉字拍电报的法子——正是这个法子的发明使中国人用上了电报——是中国海关里一位已被遗忘的天才的巧思。这法子再简单不过。电码由一万个四位数字组成，每一组代表一个汉字。这样一来，任何报务员，哪怕一字中文不识，也能拍发和收受中文电报。譬如他收到一串数字：〇〇一八、〇二九七、五三九六、八四二四。他面前摆着一万枚木戳，一端刻着号码，另一端刻着相应的汉字；他把那个号码取出来，用另一端蘸一下印泥，在每一组数字旁边戳上它的汉字。而且这套法子还便于编出无从破译的私用密码，因为只要给每一组数字加上或减去某个定数，指的就是与所拍不同的另一些字了。

木戳这套东西如今自然不再实用了，号码和汉字已经印成了电码本，这一点我不必多说。这里正好见出中国人那种惊人的记性。中国人的记性是了不得的。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记忆力就比别的才能都发达。在中国，成事的诀窍是记性，不是创见。一个民族，从小被教得把革新与不敬连在一起，凡事又都由成例来定夺，记忆这一项在诸般心智之中最为发达，势所必然。中国人是被逼着非有好记性不可的。世上没有哪个种族，即使在少数奇才身上，把记忆之力练到中国人各色人等——尤其是读书人——普遍所及的程度。

中国的电报生很快就把电码本里要紧的部分全背了下来。那本书此后便躺在抽屉里，成了多余之物。据说云南的第二号中国报务员姓蒋，一万个号码和相应的汉字他全记得。

从云南到上海的电报，每个汉字二十二分银（按眼下银两的价，合六便士）；换了别种文字，每个词要加倍，即四十四分。

从云南到大理府是三百零七英里。省城的中国钱庄替你电汇一千两银子给他在大理的分号，收费八两，电报费另算；又因为大理的银价比云南高百分之一，旅行的人尽可放心把钱电汇过去，一分不蚀，连电报费也蚀不着。

电报局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小片空地，十分平坦，将来的中国人准会把它改成滚球场和草地网球场。局子的门面很气派。大门上画着狰狞的神将，执着狰狞的兵器。中国人似乎仍旧相信，兵器的厉害必得同它的相貌的凶恶成正比。进门是宽敞的院子、陈设讲究的客房、轩敞的住屋，有给官员用的公事房，也有给詹森先生和他手下一班中国文案、报务员住的舒服屋子。还有一座小花园，明亮向阳，园里一池金鱼，围着装饰的栏杆。孔雀和鹤在院里自在地走动；孩子们成天的玩伴，是一只爱笑的小猴子，那种猴子产在大理以外的林子里。到了夜里，更夫每两个时辰绕院巡一回，在窗底下敲响凄凉的锣，把洋人从睡梦里敲醒；可他弄出的响动扰不了中国人的觉——说真的，世上是否有哪一种嘈杂，单以声音而论，能扰得动一个中国人，只怕大可存疑。

门两旁的墙上贴满了官府的告示，开列着云南府捐款赈济山西近来那场饥荒的人名，连同各人捐了多少，以及这份捐输该得什么样的奖叙。中国人笃信善功可以称义；在这些告示上，人们尽可读到一桩善举在今世得的确切回报——自然，来世在天上另有酬报，不在此列。这一类事情通常是这样定的：「捐数达照例应捐之若干成者，可得虚衔、貤封、翎枝、二品以下顶戴、监生之衔，以及直至参将的虚阶。革职人员得呈请开复原官。名为捐衣者，若折银呈缴，同样给以上述奖叙。」——《京报》，一八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空地当中立着一座中空的塔，中国人写过字的废纸都恭恭敬敬地在里头焚化。中国人说：「文字既造，天为之喜，地狱为之战栗。」「敬惜字纸」是孔子的一条训诫，没有哪个中国人敢不遵守。他记得「以字纸引火者，记过十，且生疥疮」；他记得「以字纸投于污水，或于秽处焚之者，记过二十，常患目疾，甚或致盲」；而「沿途收拾字纸、洗净焚化者，记功五千，增寿十二年，得享富贵尊荣，子孙贤孝」。不过他这份敬意有严格的界限：他敬重写着道德箴言的那张纸，却往往自以为不必敬重那条箴言本身——正如英国的教堂执事，未必就是从不占邻人便宜、从不坑骗债主的人。

第十五章云南府的法国教会与机器局

城墙以内最显眼的建筑是天主堂，那一片房子就是法国教会在云南全省的总部。占住这样一处要紧的地基，是一着高棋。这座堂比总督的衙门地势还高，本该流进城里的好运气，想必有不少被它半道截了去。正堂的门面上嵌着一个极漂亮的瓷片十字架，从城墙上望过去十分醒目。房子四周是一大片园子，园里很有见识地栽了桉树。住在天主堂里的，有本省年高德劭的宗座代牧费努伊主教、副主教，还有四位传教司铎，四位都是阿尔萨斯人。全省一共有法国神父二十二位、领过神品的中国神父八位——总共三十位；他们的教徒有一万五千人。费努伊主教是中国西部的一座活的界碑；他一八四七年头一回踏上这个省，是中国内地资格最老的外国居民。中国话说得比他更地道的中国人，一个也没有；他连想事情都用中文想。回民起事的全过程他都在省里，亲眼见过教门之争的种种惨状。人生的道路上有过这么多惊心动魄的段落的人，世上不多。一八八〇年，他由全省神父一致推举为主教，罗马批准了这次推举；据说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区主教，向来都是这样选出来的。

这位可敬的老主教似乎觉得我这趟旅行很有意思。「我想您骑的是骡子吧，」他说，「你们英国人骨架大，中国的马又太小。」我说这一路多半是走过来的。「您自然是会说中国话的了？」

「几乎一句不会；我只会十来个中国字。」

「那么您带着中国翻译？没有！有会说中国话的英国同伴？没有！有会说英国话的中国仆人？没有，也没有护卫！可您身上总归带着家伙吧？没有！没有护卫，没有手枪，没有同伴，还吃得惯中国饭。啊！先生，您有一颗勇敢的心。」

我到云南的时候，那位干练的副主教戈罗斯塔尔萨神父不在，去了蒙自，正在了断一桩教规上的案子。四个月前，教会派了一位最信得过的教徒到蒙自去替教会置产。他领了四百两银子的买价，可是一到蒙自，教会的眼睛照不到他了，他便把这笔钱投了出去——投的不是教会的房产，而是他自己的一爿苦力行。这一跌跤并没有叫他占着什么便宜。此刻他正在主教的代表面前，尽其所能地替自己分辩。

有一点不妨记住：中国的法国教会教徒，如今已不再是法国的臣民或受保护人了；说教会庇护歹人、说那些人入教只为躲开自己罪行的后果，这种指摘如今已站不住脚。

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做的开路工作，何等了不起！几乎可以说，我们关于中国的一切知识，根底都是耶稣会传教士打下的。所有中国地图，都以康熙帝（一六六三年至一七二三年）为此专门延用的耶稣会士所绘之图为本——康熙是「登过中国宝座的最伟大的君主」。一百年来，这些图的准确一直是所有地理学家的惊叹之资。布莱基斯顿船长说：「如今『大江』（扬子江）自入海口起，已测量了将近一千六百英里，用的仪器和器械又是那些精力过人、坚忍不拔的前辈闻所未闻的；即便如此，头一批基督教探险家的图籍与记载竟能如此不差分毫，这份称许他们当之无愧。」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连伏尔泰都称之为「拓展并增色于科学与哲学诸领域的、最有见识的旅行家的手笔」。

然而我们身为新教徒，却受过一位大传教士的告诫：不可被这些阴柔的恭维所惑；我们不可忘记，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作为「其危险凌驾于一切别种迷信与谬误之上，俨然是一场针对人类自由的有组织的密谋。耶稣会士的图谋非加遏制不可」。

一个礼拜天的早晨，我同詹森先生绕着城墙骑了一圈。在这个满是城墙的国度里，这道墙也算最厚重的一道。它以砖石砌在三十英尺厚的土墙之外；高得逼人，宽得能走马车。我骑在骡子上，垛口的上沿正齐着我的额头。城有六座门。大北门在整个雨季里都紧闭着，为的是挡住「水神」进城；好在水神的见识有限，除了这道门再不晓得别的进城路径。带敌楼的大南门最要紧——中国的城无不如此。总督衙门和抚台（一省之长）衙门都在这座门附近；两处衙门自然是朝南的，正如所罗门的圣殿和明朝的陵寝一样，也正如中国的规矩所要求的：凡有分量的建筑，无论庙宇还是衙门，民宅还是王府，一律朝南。可为什么非朝南不可？因为太阳自南边来，带来「温煦生发之气」，冬去之后，给草木禽兽重新注入生意。

南门是半圆形瓮城里的一道双重门。门外有一座气派的牌坊，是百姓感念前任总督而立的。从这里起是一片人烟稠密的关厢，一直连到那片开阔的空地，空地上立着全城的镇城宝塔，高二百五十英尺，在云南坝子的任何一处都望得见。塔的四周都是香火旺盛的庙宇，檐下挂着声音清越的铃铎，风一动就叮当作响，中国人诗意地称之为「无情之物向佛之大德所献的赞颂」。

清早，旅人是被机器局的汽笛叫醒的——在中国如此深远的内地城里，这声音听着古怪。厂子归中国人自己管，这一点但凡去看过的人都一望而知。两位工头，一半是在南京机器局跟马格里大夫（如今的马格里爵士）学的手艺，一半是在上海那座出色的制造局跟康尼什先生学的。我去了机器局，照例被请进烟房。厂里没有什么要瞒人的，样样都随我看。局里造克虏伯炮，口径七生半，可是铁的成色不佳，工匠也欠调教。这里还造子弹。有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两个人正在很细致地收拾一只纯银的烟盘，是给藩台（一省的库藏之官）做的；至于为什么要在机器局里做，那只有中国人说得上来。炉上的活计不好干，因为炉子的烟囱太矮，只有二十五英尺。如今官府不准再想法子加高。当初加高烟囱的时候，城里闹过一场。有人请来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看出了多数人的心意，于是提出他们不偏不倚的高见：烟囱若不截矮，抚台衙门以及受它庇荫的那一片城区的风水，就要一去不返了。局里所有的机器上都打着利兹格林伍德—巴特利公司的字号。到处是锈，是脏。名册上支饷的工匠有一百人，可难得的发饷日到场的从来不超过六十人——这是中国凡由官家经办的局厂大抵都有的景象。可是只要有个外国人管着，这厂子是能出好活的。房屋宽敞，地面也足够大。

火药厂在城外，靠近城墙的东北角，火药库却在城里一处高地上。城墙上各处都没有安炮，虽说敌楼里也许藏着；不过在小西门附近，我看见几尊铸法古老的小炮，照着两百年前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铸的炮的式样造的——若不就是当年的原物的话。炮身上一律凸铸着一个十字和耶稣圣名的三个字头——一件用来杀人的兵器上刻这样的铭记，你会以为除了中国人再没有谁挑得出来；可这正是这个到处是矛盾的国度的本色。《泰晤士报》那位有名的记者温格罗夫·库克说：「中国的政治家砍掉一万颗头，同时引一段《孟子》里讲人命关天的话。他把修堤的银子装进自己腰包，害得一省成了泽国，随后又为耕者失地而叹息。」

杜赫德告诉我们：「中国头一批大炮是一六八二年在南怀仁神父指点下铸成的；他为这些炮祝圣，又给每一尊起了一位圣徒的名字。」古伯察补上一句：「还是女圣徒！」

机器局和校场附近，城墙里头有一大片沼泽，或者说是长满芦苇的湖；那芦苇有实用的价值，可以做中国蜡烛的芯子。沼泽上纵横筑着堤埂，正中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庙产丰厚，神像不凡，香炉极精。沼泽在庙边深成一口池塘，池边盖了一座漂亮的亭子，是云南绅士们爱去的地方。全省最时新的宴席都摆在这里。池子里游满了放生的鱼；密到鱼群一动，整口池塘都跟着颤。喂鱼可积许多功德；我去的那天身上恰好没带钱，只好向抬轿的苦力借了十五文，买了些妇人们在卖的鱼食撒下去，好给我早已在天上积下的无数功德再添上一千。

城中心附近一座树木葱茏的小山上是文庙；山下的坡上，位置极好，是中国内地会的住处，由某先生和某夫人主持，帮手有格雷厄姆先生——我去的时候他在大理——还有两位极和气的年轻姑娘，其中一位是墨尔本人。两位单身女教士另有住处，就在沼泽边上，免不了要害疟疾。某先生对我说，他「觉得这里的人很难打动」，他的成绩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在此地辛苦了将近六年——教会一八八二年才开——男教徒一个也没有，倒是有两位很有指望的、已经动了心的，正等着头一个空缺好归附。从前倒是有过一个教徒，是某先生来以前受的洗，一个穷掏粪的苦力，教会用他做过小小的传道人；可是「撒但诱惑了他，他从恩典中跌落，因偷孩子们的纽扣而不得不被逐出」。这对教会是一场伤心的考验。男人们死不肯得救，这些执迷不悟的罪人！好在女人们驯顺些。到眼下（一八九四年五月）为止，某先生受洗了三个人：他家孩子的奶妈、两位单身女教士的「本地帮手」，还有他太太的厨娘。某先生很卖力，卖力得太过了。他属于那种在中国断断成不了事的人。他是快到中年才信的教，见解狭窄，一步不让，严峻得像个卡梅伦派。派这样的人到中国来，简直是一出滑稽戏。他讲道的时候从来不缺听众，听众大为称奇的，是这位有闯劲的使者——他在伦敦是做油行生意的——正要在本省推行的说中国话的新法。中国人用五个声调，他只认两个，而且用起来还不分彼此。不过他指望嗓门大就能叫人听懂，于是冲着那些心平气和的苦力吼，像巴珊的公牛。

我早早去耶稣堂——就是教会的住处——拜访我的同乡，想着我这点医道也许派得上用场。我本想略微打听打听他们的事工，谁知刚一落座，他们便劈头盖脸地追问起我灵魂的下落，我大为扫兴。他们说我是个「可怜的迷失的罪人」。他们拿经文往我头上砸，接着又唱了一首骇人的歌谣；我这才头一回晓得等着我的是何等可怕的下场。那结局想都不敢想。而他们宣告此事时那副兴致勃勃、气定神闲的样子！我一身冷汗地离开耶稣堂，此后再没去过。

全省的传教事业正越做越起劲。这里人口五百万到七百万，散布在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九平方英里的地面上，有新教传教士十八位，男九位、女九位（这是眼下的数目，寻常是二十三位）。已开的教站在昭通（一八八七年）、东川（一八九一年）、云南府（一八八二年）、大理（一八八一年）和曲靖（一八八九年）。教徒的数目是——不过事工的成绩不该拿统计来论断——昭通两人，东川一人，云南府三人，大理三人，曲靖两人。

中国人能极快地皈依，这一点在中国传教报告里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伍丁牧师（见一八七七年传教士大会《记录》第九十一页）说，他劝化了一个「道德极败坏、抽了二十多年鸦片的中国人」，办法不过是「以恳切之爱」对他说一句：「六哥，依我看来，你必定沉沦；你是地狱之子。」

斯坦利·史密斯先生，文学士，从前是剑桥八人赛艇的尾桨手，到中国才七个月，就办成了那桩在一八八八年传教士大会上大受赞叹的皈依：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个读书人，本校的文学士」，听了史密斯先生用七个月能学成的那种中国话讲了一番，「当场就接受了主」。（一八八八年传教士大会《记录》第一册第四十六页。）说真的，新来的传教士在中国越早开口讲道，劝化起人来就越快。

那么，在云南这个省，皈依的速度还得快上无数倍，我们才谈得上本省近期归主有什么像样的指望。题目是这样的：在五百万至七百万友善和平的人口之中，十八位传教士用了八年（各教站已开办年数的平均），劝化了十一个中国人；照此推算，要把其余的人劝化完，得用多少年？

「我相信，」一位前下议院议员——他曾做过伦敦市长——在一八八四年中国内地会的周年大会上说，「我相信上帝有意在中国成就大事。」一位卸任的伦敦市长在这种题目上的见解，自然是分量极重的。

他说：「福音在中国进展神速……上帝所成就的大事，叫我们惊叹。」（指中国人的归主。）

且让我们把这位好人为之惊叹的「神速进展」拿一个实例来看一看。中国没有哪个传教团体比中国内地会做得更出力。他们的传教士出去得很远，而且确如本会所期望的那样，是中国内地的新教开路人。眼下，一八九四年年初，内地会有男女传教士六百一十一名。帮他们做事的还有二百六十一名支薪的中国帮手；这八百七十二名传道人合起来，在刚过去的一年（一八九三年）里为八百二十一个中国人施了洗。这些数字出自一八九四年的《亿万华民》第一百二十二页，所显示的进展速度，比别的教会所能夸口的还要低些；不过也须记得，内地的事工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所有事工中最难的一种——在新开的地方头一回传福音。

云贵两省的总督王文韶，是中国最开明的封疆大吏之一。任何生人见了他，都不能不被他那张机敏睿智的脸和雍容的举止所打动。他的仕途很显赫。连他的出生也是有福气的。他是浙江杭州人，那座城在中国以棺材著称。中国人个个会告诉你，真正的福气在三桩事上：生在北京（在天子的荫庇之下）；住在苏州（那里的女子最俊）；死在杭州（那里的棺材最讲究）。十二年前他做湖南巡抚。随后被召进京，任「总理衙门」（即外务衙门）的大臣之一，在京四年；后来离任，是因为那条不容通融的成法：父母之一去世，官员必须去职守制三年。这一次去世的是他的母亲。（中国母亲给孩子喂两年半的奶，又因为孩子的岁数是从出生前几个月算起的，所以孩子离乳时已经三岁。三年，于是被定为守丧的正当年限。）三年期满，王文韶复任湖南巡抚，一年半之后，即一八九〇年五月，被派到眼下这个要紧的方面来；他治下的地面比西班牙加葡萄牙还大，人口比加拿大加澳大利亚合起来还多。一八九三年五月，他曾奏请朝廷准他回乡终老，没有获准。

离开云南府之前，李大人好意替我写了一封引荐信，给他在腾越的朋友、副将张振年。因为这是有品级的人之间的往来，信封大小约莫抵得上一只寻常枕套。这位将军的品级想来高过我这个过路人；因此照中国的礼数，我得备一张与他身分相称的名帖。中国的名帖与我们的不同，其大小要随受帖人的身分而变。我平常用的帖子长八英寸、宽三英寸，红色——喜气的颜色——上头用黑字写着我中国名字的三个字。可是我该呈给这位将军的帖子要大得多。折起来一般大小，展开来却是那一种的十倍（八英寸乘三十英寸），末一页上恭恭敬敬地写着一行中国字，道出此帖的来意，读来很折人锐气：「愚侄莫理循昏昧，谨顿首叩问大人钧安。」

这张帖子我至今还留着；要我把它呈给这个帝国里品级低于皇帝的任何官员，我实在是万分不情愿。

第十六章从云南府到大理府

我在云南府把骡子卖了，另买了一匹小白马，连鞍子、笼头和铃铛在内，花去三镑六先令。这么一换，恰好与中国人的做法相反。骡比马体面；出门在外也更耐劳，脚下更稳。中国人告诉你：马若滑了一只蹄子，另外三只跟着就滑；骡子却是三只蹄子从底下滑脱了，也还能靠第四只撑住。

从昭通跟我一路来的人，在云南府结了工钱；不过三个人都答应随我再去大理府，这叫我很高兴。走这一程的苦力，照例由苦力行派出，每人每日工钱二钱（合七便士），每人挑七十斤（九十三磅），路上伙食自理，十三天走完全程。可是粮价涨了，如今没有苦力肯为这点钱去。于是我给我那两名苦力每人三两（合九先令），而不是行里的价七先令九便士，担子也由七十斤减到五十斤。他们为等我在云南府耽搁的日子，我答应每人每天补一百文（合二便士半）；此外我还许下，若他们能把我九天送到大理，而不是十三天，头一个晚上不计在内，每人另赏五钱（合一先令六便士）。老万不挑担子，只管伺候我和马、替我付钱，我给他的也是同样的条件。这样一来，雇三个人陪我步行九百一十五里、再空手走回来，我一共要花三十六先令；他们认为这条件很厚道，当下就应承了。

于是四月十九日下午，我们又上路了，向西往大理府去——那是中国西部最有名的城，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七三年那场大乱里回民「苏丹」的老巢。

承李大人的好意，派了两个人「送」我——就是一路陪着，负责把我平安交到下一个县。一个是「文」，即差人，衙门里的皂隶；一个是「武」，是个兵，右眼瞎了，身上那套号衣破烂得只剩些影子，既照出了他处境的穷窘，又反过来照出了他上司的阔绰。因为在中国，做军官的发财有两条路：一是替并不存在、只活在他报销册子上的兵丁领饷，二是把确实存在的兵丁的饷银从人家口袋里挪进自己口袋。

我正要动身，一个身量巨大的中国人大步走进院子，是藩台派来给这位外国客人送行的。他穿着号褂，戴着官帽和貂尾。这就是云南的巨人张燕明，一个面相和善的庞然大物；他埋没在中国，实在可惜——在西洋的杂耍场里，他本可以一次接待成千上万的看客。为着爱新奇的人，我不妨交代一下：这巨人三十岁，东川人，父母都是寻常身材；他赤脚高七英尺一英寸，状态好时重二十七英石六磅。只要用上走江湖的人个个都懂的那套增高的巧法，这巨人很值得有人投一笔本钱，让他接上他那位举世无双的本家的班。这里头准有钱赚。张眼下的进项不足七先令一个月，还不管吃住；他没有娶亲，也没有拖累；我从前得过许可量过一个有名的美国巨人，那人以「世上最高的人」之名走遍了半个地球，身高经证实为「穿着袜子七英尺十一英寸」，拿的薪水抵得上一位英国海军将官——张比他还略高些，骨架也壮实得多。

头一个傍晚我们只走了短短一程，此后便是长途赶路。这一带景致很美，林间空地开阔，一丛丛松树；时而有一株像榕树一样的大神树，枝叶铺得极远，小村子常常半掩在树荫底下。可是土地虽肥，穷困和饥馑却步步相随；穷人正凄凄惶惶地熬着这一年。大脖子病也越见其多。围拢来看我们的人里，几乎没有一群是不带着这种可怕的畸形的。而在这片好风景里，处处是教门之战无情摧残的痕迹。那是一场灭绝之战。「一场遍地的大火扫过，烧尽了每一块田，烧毁了每一间屋，毁掉了每一座庙。」

坍塌的城墙离它当初所卫护的镇子老远；从前街衢栉比的地方，如今是牧场和荒地；有些房子的墙已归还了它们所自来的泥土，另一些则连屋顶也没有了。在旷野里，离人烟很远的所在，旅人会撞见一丛丛光秃秃的墙基，地基还露在外面，还有拆毁的门拱、荒草里的断头神像——从前这些都是兴旺市镇当中的衙门和庙宇。不过复苏的迹象也有；大路沿线正在盖许多新房子，城墙在修，桥在重造。等到有一天四川的人往这个省移，云南没有理由不成为中国最富的省份之一。它气候上样样占便宜，土地极肥，矿藏之富也几乎还不曾开发。它缺的是人。它缺的是那场大乱害死数百万人以前住在这省里的人。中国过剩的人口，它能吸纳极大的一部分。太平天国之乱期间及其后，四川在四十年里（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八二年）增加了四千五百万人；只要有此必要，云南的人口似乎没有理由不以差不多的比例增长。

二十二日过禄丰县，又是一座残破的城。我在中国西部见过的最好的石桥就在这座城，这桥搁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叫人驻足。它横跨一条河宽阔的河床；那河冬天不成个样子，一到夏天雨季，水势涨成又宽又猛的大河。桥有七道漂亮的拱；宽十二码，长一百五十码，简洁匀称到了极处，桥墩厚实，通体用琢过的石料砌成，注定要历几百年而不坏。牌坊上刻着纪事的碑文，座下是石雕的狮子，正配得上这样一件真正堂皇的工程。

二十三日到了楚雄府这座要紧的城。这是一座有城墙的城，至今半是废墟；回民占据了很久，官军收复时遭到过极惨的报复。四天里我们平均每天走一百零五里（三十五英里）。不过我得说明：这些里程是架电报线的詹森先生估的，与巴伯先生行程录里的里程不合。两人所记中国的里数是一致的；只是詹森先生以三里折一英里，巴伯先生以四里半折一英里，出入实在不小。为方便起见，我用的是电报局的数目；但巴伯先生下笔一向严谨得一丝不苟，我毫不怀疑电报局的里程是估多了。

我们又进了一片几乎专种罂粟的地方；坝子里的罂粟花色色斑斓，闪闪发亮。日子很宜人，太阳明晃晃的；草木无不开花；斑鸠在树上咕咕地叫，开花的灌木上蝴蝶点点。小路夹在野蔷薇的篱笆当中，蔷薇开得一片雪白；凡有小溪淌过坝子的地方，两岸的柳树底下便是一片勿忘我的蓝。而到处是太平的人，他们对外国人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善意的。

二十四日傍晚，在离吕合三十里的一座废镇上，我们头一回受了阻。那是一座有墙的镇子，城门和一座塔多少还看得出它当年的兴旺；它秀气地坐落在树丛里，边上是一片出奇肥沃的坝子。近日落时分，我们穿过那条唯一的长街——满目残破，是这座老镇仅剩的东西了。洋人来了的消息很快传开，人都涌到街上来看我——再没有比这更抬举人的接待了。我们没有停留，径直出了西门，急急穿坝子而去。可我注意到老万一路回头望着那座穷镇，摇着头结结巴巴地念叨：「不不不不好！不不不好！」这样走了大半里地，身后忽然有人喊，回头看时，是我们最后那名差人喘吁吁地追来。我们停下等他；他激动得可笑，话都说不成句。他冲我发表了一通演说，说得极其卖力，手舞足蹈；至于讲的是什么，天晓得。他讲完了，我为着礼数上不肯输给他，便用英文谢他对我说了这许多好话，并向他保证我永远同情他，还答应说：他若哪天到了吉朗，那里有一所房子听他支配，有一个朋友随时乐意为他效劳。他似乎全然摸不着头脑，又开口讲了起来，比先前还激动。天色晚了，人也围拢来了，我便在脸前摆着左手，扯开嗓门冲他喝道：「不懂，你这头蠢驴，不懂！你就看不出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懂么，你这不开窍的异教徒？不懂，老兄，不懂！前进吧澳大利亚，走！」说罢撑开伞，往前走了。他越发急了——非回镇上去不可；他一把攥住我的手腕，硬要拉我回去。我们小小地争执了一番；他脚下一滑跌倒在地，我正要高高兴兴地走开，他却哭了起来。我猜这意思是：我不回去，他就要吃挂落。那自然是立刻回头，因为中国人的眼泪实在叫人心软。于是我们被带回大街上一家极好的客栈，镇上的人已经恭恭敬敬地列队等着迎接我了。一位客气的官员来拜，我装出一副不悦的样子给他看了我的官帖和中国护照，又用英文向他示意：我是从英国来的旅人，蒙皇上的恩典受着保护，如今权利竟遭这般干涉——请他记住我这句话——此事将成为一桩国际交涉。说这话的时候，我顺手把那封给腾越副将的引荐信落在箱子上，好教众人都看见；这封信正好向本地人点明：有幸忝列我朋友之列的，是何等身分的中国人。那位官员十分客气，再三道歉。我大度地饶了他，两人一同吃茶。

他做这一切原是出于好意。一个有钱的外国人近黄昏时打他镇上过，一文钱也不肯在此地花。他身为有公益心的人，出面拦阻、免掉这笔损失，硬要这位过客在他的城门之内至少住上一夜，岂不正是他的本分？

这是我当时写下的。后来我才弄清，叫我回去是因为大家认为前路不太平，前头没有稳妥的歇处，官府担保不了我的安全。设想一个中国人在西洋国家里像我这样虚张声势——虽说我并无恶意——我很怀疑他能不能得到那些中国人待我的那份客气。

二十五日早上，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差人陪我们，他整整跟了一天。这一天他始终沉在深深的思虑里。他不同任何人说话，却一眼不错地看着他所照管的人，一刻也不离开我，我走一步他跟一步，同行的一百里路，步步不落。他衣衫单薄，比昨天那位同行强的一点是脚上有双草鞋，昨天那位差人则是一身破烂、赤着脚。他自然身上不带任何兵器——他靠的是道德的威力。肩上挎着一只袋子，烟枪从袋口探出来；腰带上挂着旱烟袋和烟盒；脖子上挂着一只绿玻璃瓶，装着生鸦片。

差人是中国的巡捕，是知县的执法吏，是官员的随从；兵则是武力的代表。如今中国借她最了不起的政治家李鸿章之口，通过反鸦片会的书记，吁请英国「助她成就目下禁绝鸦片之努力」。那么，中国若当真有心废除鸦片，官府要用来禁绝这祸害的，正是差人和兵；可是陪过我的差人和兵，没有一个不抽鸦片，而据我所知，我也从没碰见过哪个差人或兵是不抽鸦片的。云南各地，只要土性宜种，罂粟便一路种下去，一望无际地种上好几英里，凡可下种的地亩，路的两旁都种满了。

可中国为什么要种这罂粟呢？广州的士绅耆老不是写过那样一番动人心魄的话，来支持反鸦片会的主张吗：「英人若欲知中国之心声，则在此矣：若谓听其自然、一仍其旧，则中国无药可救，亦无可得救。呜呼！思之令人血冷；当此绝境，我等愿问诸苍天：中国之民究竟犯了何等不为人知的罪愆暴行，甚于万邦，以致注定要受这般的苦？」（转引自曼德先生，《亿万华民》第四册第一五六页。）

广州的妇女不是也写信给传教士，说「为着这鸦片，她们所流的眼泪没有一滴不是带血的」吗？（里德《中国》第六十三页。）那么，一位本人就抽鸦片的广东巡抚曾把此物称作「污秽的排泄之物」（《巴罗游记》第一五三页），中国一面抗议这东西的输入，一面却在日渐扩大的烟区里，以官府的全副分量准许、甚至扶植罂粟的种植，这是为什么？这桩怪事的解释，我们得谢俾士牧师（前广州循道会）：原来中国之所以种鸦片，是为了要禁绝抽鸦片。

「况且，即便我们今日把这桩买卖洗手不干，中国也还没有了结鸦片之害。中国在绝望中请了撒但去赶撒但。她如今自种鸦片，痴心妄想着印度的来源一断，她便能对付这日益滋长的祸患。可是撒但不会自相分争；他要他的国站得住。种鸦片是断不了抽鸦片的。」（一八八八年传教士大会《记录》第二册第五四六页。）

「然而那可怕的罪责依然在，」法勒会吏长不久前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上说，「我们『凡风所吹到、水所流到之处』，给这世界系上了一条酗酒的带子；一想到那些被我们的火水折损了大半、被我们的恶行败坏了的种族，在暗地里低低咒骂我们的名字——那咒骂不响亮，却入骨——我就不由得战栗。」（《国民正义》，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号第四页。）

而这位杰出英国人的一番爱国之言，中国人却会引来，出人意料地用以支持一八八四年钦差大臣彭玉麟上奏朝廷的那道《限制耶教》折子；那道折子措辞严厉，说「自条约准许西人传教以来，民风大坏。」（李佳白《中国仇教根源》第九页。）

离宿处四十里，我们到了沙桥街这座秀气的镇子，它坐落在一片起伏的高地上，树木掩映，很是荫凉。国法刚刚带着刽子手到过这里，取了一伙歹人的性命。他们的头颅装在木笼里，晃晃悠悠地挂在城门附近的楼上。路上过往的人都看得见；而且顾念死者亲属的心情，挂得也够近，近到朋友们认得出面目。每颗头单装一笼，用辫子系在笼口上吊着，免得头朝下躺着，还可以过些时候在匣子里骨碌作响，一如死人的骨头该有的样子。每只笼上系一张白纸条，写着犯人的姓名和他对所犯之罪的供认。这些是拦路强盗的头，他们在镇南州附近的路上杀了两个赶路人；正是因为出了这档子事，吕合一带的官府才那样着急，不肯让我们在这种地方摸黑赶路。

沙桥街到普棚的半道上，要一直往上爬，爬到英武关——所谓「鹰窝关」——海拔在八千英尺以上。此后过了一片多山的贫瘠地方，到了普棚；再走过一片人烟稠密的高原，来到高地的一处豁口，从那里下到一条又宽又深的谷里，谷边散着村子，一片片水光闪闪——那是灌了水的稻田。陡坡脚下是一座寒酸的土镇，可是离镇子稍远的田里，立着一座气派非凡的道观，摆在省城里也不寒碜。在这村子里我们耽搁了将近一个钟头，我那三个人跟半个村子的人讲价，要买一只母鸡；那鸡浑然不知人们正就它的肥瘦说着或褒或贬的话。末了以二百六十文成交。卖主先前一口咬定：这鸡是一家子的宝贝，生在吉日，一直精心娇养，少一文钱也断断舍不得，非三百五十文不可。我的人也同样理直气壮，说凭他们买了多年家禽的老经验，这鸡的实价是二百文，凭良心讲，外国老爷的钱再多花一文在这么一只徒有其表的鸡身上，他们也办不到。可是两边一点一点地让，终于谈拢了。

再穿过热闹的坝子，痛痛快快走了一程，便到了云南驿，我们在那里过夜。

二十七日这一天走得不痛快。路是平的，我们却只走了七十里；明明还有四个钟头的好日光，我的人一到阎王山村就要住下。不知为着什么缘故，我们已经离了大路，正抄山里的近道去大理。可是在中国，抄近道往往意味着走最远的路；我料定这条近道会叫我们比走大路晚一天到大理——也就是从云南府算起十天，而不是我的人许我的九天。老万像我遇见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一口咬定我耳朵背，当着一村人的面冲我大喊：下一个歇处在二十英里以外，路上「没得了！没得了！」（没有豆料）喂马，而只要让马在此地好好歇一歇——这儿现成有这个便宜——明天准定到得了大理。他结结巴巴地说这些话时，村里人都在旁边帮腔。他们的话显然是一面之词，全是出于一个念头：想让这位尊贵的外国大人在他们这个饿肚子的地方住上一夜。于是我被留在一家破败的客栈里，那本是一座庙。我们主仆几个都住在旧日的客堂上。床是用废弃的棺材板搭的，两头架在干泥坯砌的台阶上；地是土的，窗是纸的。马就在庙堂里就着槽子吃食，面前一抱上好的青草，我们墙角里还泡着一桶豆子给它。别的骡马拴在两厢，那里从前陈列的是佛家地狱里的种种刑罚。

我在窗前的桌子上写字，外面聚起一群人，横堵了整条街，挤来挤去争着看这位外国先生，看他那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古怪写法。这些人又穷又病——头一排十个人里，三个害大脖子，一个斜眼，两个害眼。个个衣衫褴褛，面有菜色；个个很脏，头也好几天没剃了。可尽管这样穷，几乎所有的女人，无论小孩还是老婆婆，都戴着做工精巧的银丝耳环。

就是在这些穷人当中，我也注意到：他们看我，与其说是睁大了眼惊奇，不如说是想笑；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凡旅行的人都会觉察。这一点常常叫我难受。这一路上，人待我的友善无可置疑，可我发现中国人见了我，非但不为我的仪表所动，反而要偷偷地窃笑。不过他们从不像牙买加的黑人那样当面无礼——当年我困在那座美丽的岛上，屈尊做了一回「步行的白人老爷」，从尤尔顿一路走到蒙特哥贝，看遍了那里的糖园。便是那些衣衫褴褛、活得凄惨到极处的人，趁人不注意也要冲我笑、冲我窃笑，拿这个吃得饱、穿得暖、又有脚力代步的外国人开玩笑——照理这样的人该招人妒羡，而不是招人耻笑才是。可中国人的笑，看来出自与我们不同的机括。中国人在死亡面前也要作乐。一个中国人来向你报告他至亲的父母兄弟的死讯，一边说一边放声大笑——你会以为他快活得不得了，其实他心里痛得很，笑只是为了骗过鬼神。所以，那些冲着我这副在四大洲都被朋友们称道过的堂堂仪表发笑的穷汉，也许是指望骗过那些用穷困来罚他们的恶鬼，好让恶鬼看他们一副高兴相，便把刑罚放宽些。

到离这村子两三英里以内，路平得出奇；我看二十英里里头，它上下起伏不到一百英尺。离前一夜宿处四十里，先前已经离了大路，我们来到云南县这座有城墙的大镇。街上挤满了人，因为逢集；几条大街的两边，尤其是文庙附近，挤满了卖菜蔬的乡下女人，卖萝卜、蚕豆、豌豆，还有从大理那边湖里打上来的活鱼。西洋货也有得卖——一摞摞洋布、绦带、线，「的里雅斯特制新式不透水火柴」，还有「上等美容香皂」。我骑马穿过人群，受到帝王般的接待；我们去吃午饭的那家客栈所在的街上，转眼便水泄不通。人人争着看我。挤在最前头的有两个贼，粗大的铁杠子用链子锁在他们的脖子和脚踝上；还有第三名犯人，头上套着枷，挡住了许多人的视线。人对我极有礼貌；他们要看的是「洋先生」，不是「洋鬼子」。我从桌边站起身时，别桌上有六七位客人也跟着起身，在我走过时向我行礼。在我所遇见的一切民族里，我想中国人是最讲礼的。我那不识字的老万，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举止却自有一种礼数，一种大方从容的气派，一种谦恭而绝不流于卑屈的敬意，看着总叫我心里舒服。

至于读书人这一层，我想几乎可以断言：世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一丝不苟地讲礼。凡遇仪节场合，他们最细微的举动都有极琐细的规矩管着。且举一例，就是生人所要经受的那一套盘问；这是中国真正的礼数的一个常见样本。

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无论身分高低，头一回见你的时候，总是这样开口，先问你的岁数：

「贵庚？」

「痴长若干岁。」你客气地答。

「尊驾高就何业？」

「贱业行医。」

「尊姓？」

「敝姓莫，寒门薄祚。」

「令郎几位？」

「惭愧！命薄，连一个小虫儿也不曾有。」

不过，你若果真能说自己有幸是儿子的父亲，对方便会拱起手来郑重地说：「先生是有德之人，恭喜恭喜。」他接着问——

「府上有几万两银子？」意思是：你有几个女儿。

「小女丫头——」你一边谦让地耸肩，一边答，「若干。」

谈话就这样下去，问得越琐细，问的人越有礼。

与西洋多数国家不同，中国人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求子之心。中国人怕的不是死，而是死了没有男丁在他的牌位前祭祀；因为他若无后而死，便在天上没有了供养，只能做一个饿鬼，在那里飘零无依——他成了「孤」，只因没有子嗣。中国有句俗话：「有钱无子，不算富；有子无钱，不算穷。」在中国，有儿子是头等的德行；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第二十六章。）

在中国，长寿是五福中的头一福。全国各处都立着牌坊，表彰那些活到高寿的人；在我们那里，这样的高寿似乎只有靠足量地服用某种果盐和药丸才保得住。岁数无从得知时，就凭胡须的长短来猜；而胡须不到三十二岁是不许留的。偏巧我脸上刮得干干净净，而众所周知，欧洲人的脸对东方人是一个谜，正如中国人的脸对我们多数人是一个参不透的哑谜一样；于是好奇的旁观者对我年纪的种种估计，常叫我忍俊不禁。最低的猜到十二岁——「你们看这洋人，」他们说，「好一个肥肥胖胖的小子！」——最高也不过二十二岁。不过，因为面相年轻而在人生路上吃亏的，还不止在中国。

我记得若干年前有一回，一位行医的朋友要出门几天去成亲，我帮他代了几天诊。那是在一个半开化的村子里，叫波特里，在苏格兰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斯凯岛上。时令是冬天。我头一个出诊的病人，是个怕羞的妇人，面包师的太太，刚生下第十个孩子。我兴冲冲地走进屋去。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即说了一句话，叫我大为狼狈：「她很感谢上帝，事情在我来之前就已经完了，因为她可不愿意让一个十九岁的毛头小子来摆弄她。」其实我还比先前给她看病的那位大夫大两岁。

在中国，你若有幸蓄着胡须，中国人就会在你的实际年纪上加许多岁。我曾同中国最出色的人物之一结伴，到北京以北长城的南口去。我这位朋友的胡须像威尔士的吟游诗人，虽说他比自己四十四岁的年纪还显得年轻，可见到他的本地人没有一个不肃然仰望，当他是一位可能的活佛，也没有一个猜他不足八十岁的。

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我虽疑虑重重，我的人却践了诺言，从云南府出来第九天就把我领进了大理。我们九天走了三百零七英里。他们全程步行，吃得清苦，粮也不足。我只走了二百一十英里；我吃得比他们好，身边还有一匹马，累了随时可以骑。

我这几个人就这样挣下了每人一先令六便士的赏钱——九天走完十三站。天还没亮我们就动身了。清早，一连许多英里都在往山上爬，直到登上一片高原；那里的风冷得刺骨，我的手指冻得发疼，空气稀薄，呼吸也不畅快。路上冷清，少有人走。同行的有一个认路的赶骡人，他十二岁的壮实儿子，还有他的两匹驮马。到晌午，我们已出了那片荒秃的高原，过了三塔峰，站在一座陡山的额头上，俯瞰赵州和大理两道河谷。坝子里星罗棋布着兴旺的村落，田畴丰美，道路纵横，路边都是树篱。左边是赵州的城墙，往右远处是大理的大湖，四面环山；湖那边的山上积着厚雪，高出湖面七千英尺，而湖面本身已高出海面七千英尺。

我们下到谷里；沿着陡路一路拣着道下来，单是头一道谷的怀抱里，除了那座有城墙的州城之外，我就数得出十八个村子。穿过田野，我们上了大路，汇进了一股向下关走去的人流。这些人的相貌各色各样，一个在中国旅行、已经看惯了中国人面孔千篇一律的人，是想不到会有这般多的类型的：有明明白白是欧洲人的脸，有一望而知是印度人的，有云南本地的土著，有西藏人，有广东的小贩，有四川的苦力。一条宽阔的石板路把我们带到下关这座要紧的集镇，它扼着通往大理谷地的南口。它在西去缅甸边境的大路上，又是折而向北去大理的岔口。这是个热闹的镇子，是通缅甸大路上最有名的歇脚处之一。中国西部最大的两座客栈都在下关；我说其中随便哪一座都驻得下一团英国骑兵，并不算夸张。在十字路口附近的一家饭馆里，我们吃了饭，喝了茶，还吃了一碗叫作「面」的汤面；赶骡人和他儿子同我的人一道坐下吃。到了要走的时候，赶骡人从腰带上解下一串钱来，正要付他那一份，老万很客气地不许他付。他一定要付，老万却不松口；便是两个法国人，也客气恭维不到这个地步。赶骡人爽爽快快地让了步，老万用我的钱付了账，礼数尽到，功德也就到手了。

第十七章大理城——牢狱——服毒——瘟疫与传教会

三个钟头之后，我们进了大理。一条宽阔的石板大道通向城里，被无数双脚磨得溜光。山间的乱石溪流把苍山的水泄入洱海，溪上架着许多座条石桥，桥板不少是切割齐整的花岗岩，长达十八英尺。路边一个摊子上卖着上好的冰——货真价实的冰，用压实的雪做成一片片凹形的薄块，浇上糖稀，一文钱一块，合三打只要一便士。我们经过观音庙，从南门进城。再过提台衙门和五华楼——回乱之中，那里做过十七年回王宫殿的北门——我们折下东街，到了耶稣堂，即内地会的驻地，约翰·史密斯夫妇热诚地招呼我。

大理自古便是重镇。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的时代，它是一个独立王国的都城。回乱期间，它是回教苏丹（或者说独裁者）杜文秀的大本营，一度眼看就要成为中国西部一个独立回教帝国的国都。

一八五七年，大理城降于回众。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五日，官军在杨玉科统率下将它夺回；助战的炮是法国人在云南机器局铸的，开炮的也是法国炮手。破城之际杀戮惨烈，街上的血没到脚踝。五万居民中有三万人被屠。屠城之后，二十四筐人耳被送往云南府，好让省城的百姓相信：叛乱再不足惧了。

一八七三年三月，杨玉科被任为云南提台，即全省军事统帅，衙门设在大理而不设在省城；自那以后，大理一直是全省最要紧的军事重镇。

杨玉科此后的事，几句话就说完了。他在自己征服的地面上专擅自恣，权势日盛，终至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朝廷疑他有意在中国西部自立为王，便召他进京——名为褒奖，实则不许他再回云南。他奉召之时，另一场冲着中国来的「叛乱」正起——法国人的叛乱；于是这位手握重兵的将军像另一个乌利亚，被派往台湾前敌，恰到好处地死在一颗法国子弹之下——或者是一颗打偏了的中国子弹。

他死后，人们才知道杨玉科给大理城留下了一份厚礼。在任期间，他为自己修了一座花岗石与大理石砌成的堂皇衙署。他捐出丰厚的产业作它的经费，把整座宅子白送给大理城作书院。这是中国最漂亮的宅第之一；我去看时，里头只住着七十名生员，其实房舍宽宽绰绰能容好几百人。

大理坐落在一片缓缓的坡地上，自雪山脚下一路铺展到湖边。城上方的山麓布满了成千上万的坟堆，远看几乎与四周的花岗岩块分辨不出。山高处积雪消融，化成溪涧细流，穿过坟堆流下，再被引进城里。城中的中国居民于是享有喝祖宗稀溶液的特权。往湖边走到半路，有一座土石垒成、荒草蔓生的大冢，里头埋着屠城时死难的一万回民的骸骨。天下再没有比大理坝子更肥沃的谷地了。坝子里村落星罗棋布。南边下关、北边上关两处关隘之间，相距足足一整天的路程，其间共有三百六十个村子，每个村子都掩在自家的树林里，中央一座漂亮的白色庙宇，飞檐翘角。湖上向阳的一带，渔船成队，忙忙碌碌。湖边零星地块上种的罂粟，只怕天下无双；我从田间走过时，花与我的额头齐平。

大理城并不大，城墙不过三英里半一圈。回乱之前，稠密的关厢一直延伸到下关的半途，如今只剩瓦砾堆。城里也有菜园和大片空地，从前那都是中国式房屋挤成的窄街。城墙修葺得还算齐整，可城中无炮，只有北门附近半埋在土里的几尊老式铁炮。

一天下午我们上山，本想去一处有名的岩洞——凤眼洞，洞临绝壁，早年以自尽者爱来此地而闻名。洞我们没到。走到半路我就没了气力，索性坐在草地上，用一句我仿佛在哪里听过的话说，饱餐了眼前的景色。我们还在这里采了好几束火绒草。

下山时，我们在坟间择路而行，一个神情忧郁的中国人拦住我们，请我们帮他寻一处吉地安葬他父亲——老人一年前就故去了，至今还停在地面上。听说我们不敢自称懂得此道，他很失望。此人好求索：接着又问我们在山坡上可看见什么宝石——中国人个个都知道，洋人的蓝眼睛能看穿四英尺深的地下——我们的回答又叫他失望，或者他压根不信。

在那座破旧的财神庙里，六七个正需财神照应的中国人，摆了个小小的席面敬神。他们备了许多菜，把「精气敬了神，只剩下没味的残馂自己享用」。我们从小路走近时，他们客气地招呼：「请饭。」我们拱手作答：「请，请。」便走了过去。他们是一心要吃个痛快的。开胃先来一杯那可怕的烧酒，那东西几乎是纯酒精，能像甲醇一样点灯烧。

这座破庙与城池之间的平坦草地上，每年四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有西藏人的集市；藏人的商队赶着马群，从山中村寨前来，朝拜祖先的故地。不过北路商道上的厘卡越设越多，这集市也就日渐冷落了。

大理庙宇很多。最好的是文庙，殿宇轩敞，亭榭精丽，坐落在一座好园子里。关帝——武神——也有一座配得上他的庙；这位神明当年对中国的功劳是永远忘不了的。中国人个个都知道，若非此神亲自相助，戈登将军决计平不了太平天国。这一回日本人作乱，神却似乎守定了严守中立的态度。

城隍庙靠近校场。既是府城的庙，里头便同时供着府、县两位长官的塑像及其从人。庙的院落里住着丐帮的「官」（乞丐王，或者说丐头），他吃着皇粮，对丐帮的规矩负有官方的责任。

正街上有一座杨将军的祠堂，纪念他从回众手里夺回此城。可祷告最恳切的庙，却是耶稣堂近旁的那座小庙，供的是掌管生育之乐的娘娘。我打这儿经过，难得有一回看不见两三个无子的妇人跪在那里，求娘娘去她们不育之罪。

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大的客栈，有几家就在大理。其中最大的一家属于官府，由衙门经营以济贫民，盈余尽数拨作赈济之资。这里有许多货栈，堆满从缅甸运来的洋货和存货，还有广东小贩从西边贩来的实用器物和玩意儿。物价低得出奇。我买过一听炼乳，「挤奶女」牌的，折合七便士。店里的马厩能拴一百多头骡马，房间也能住下同样多的脚夫。收费实在不能说贵：骡马一头一夜连草料在内，一法寻；人一夜连一顿米饭在内，一便士。

比这官店还大的，是我那匹马寄厩的客栈；与其说是客店，不如说是兵营。一天下午，店主请传教士和我到他的客堂坐；我是上客，他当然一定要我坐左首的上位。我谦让不肯；他再三相请，我再三推辞；他把我往前推，我往后缩，一面申说不敢当此礼遇。可他终究不容我推脱，把我按到上座去了。我自然要摆出应有的推让，但除了这个座位我也不肯坐别的。过了一会儿，他很得意地把他年迈的父亲引见给我；老人一进屋，我便执意把座位让给他，谦恭地在他旁边的下座坐了，八十岁的高年，礼数该当如此。这老人长得活脱脱像毛奇。他告诉传教士史密斯先生，他抽鸦片抽了五十年，但一向有节制。他每天的份量是生烟二钱，一点点多于五分之一盎司；不过他对传教士说，他认得不少中国人，每天抽的比他多五倍，看着也不见有什么损伤。

大理有四位主要的官：知府、知县、道台和提台。道台衙门于这么要紧的官儿而言，实在是寒素的住处；提台衙门则在南门与五华楼之间，是全省数一数二的好衙门。提台不单是云南全省的军事统帅，还是个妻室极多的人。他明明是朝廷的官，却也遵了回教的训示，一口气娶了四位太太，好保得其中总有一位是贤的。他子嗣极其兴旺。提台衙门后进的院内有几间屋子，是大清电报局的本地分局，两名中国报务员当值，英文能读能写一点，也能生硬地说上几句。

知县是个抽鸦片抽到深处的人，成了烟枪的奴隶，公事一概荒废。我在他衙门里见到了那种木笼，犯了某几样重罪的人便关在里头，慢慢地饿死、耗死；另有一种式样不同的木笼，是解送死囚往返省城用的。

县监就在县衙里，可我要进去看看却被回绝了，虽然传教士常常获准进出。「监狱，」那位中国书吏解释道，「是私地，外人不能进。」没能看到监狱我很遗憾，尤其因为我从传教士口中听到的，全是称道监狱管理如何人道公正的话。

中国的牢狱，照中国人自己的叫法是「地狱」——正如四十年前英国的监狱船被叫作「水上地狱」一样——因其中的酷虐与匮乏，一向为世人所共斥。它们大约与本世纪初年英国的监狱一般坏。

狱吏的位子是买来的，就像约翰·霍华德那时代的英国一样；也和当年的英国一样，除了从犯人或犯人的亲友身上榨出来的，他们别无薪俸。犯人既穷又没门路，日子自然难过。不过我很怀疑：把中国人较为迟钝的痛感估算在内，中国牢狱里的残酷，是否当真比查尔斯·里德写《改过不嫌迟》时英国监狱里的情形更难忍受。霍斯那一套残忍手段，「惩戒衣」、踏车、黑牢、饿饭，「活着的受折磨，将死的被丢开，死了的一脚踢到边上去」；十五岁的少年如约瑟夫，被虐待逼得自尽。这些都是一八五六年公开发表的记述，「其中每一处细节都经查证，每一件事实都得自访查与目击」。（《查尔斯·里德传》第二卷第三十三页）

而且我想，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中国牢狱里的酷虐，绝没有超过——即便说得上相等也未必——我们父辈治下的英国在诺福克岛、亚瑟港、麦夸里港的流放地和威廉斯敦的监狱船上，对待囚徒时那种骇人而卑劣的暴虐。「那些流犯营地是罪恶的粪池，坏到什么地步呢？借一位深知内情者的话说，『去了那里的人，人心被拿走了，换给他一颗兽心。』」

诺福克岛的随营牧师、后来做了伯明翰天主教主教的乌拉索恩博士，一八三八年在下议院委员会上作证，讲过这样一件事；试问在中国还能设想出比它更可怕的事么：「我一个个念出那些定了死罪的人的名字，念到谁，谁便扑通跪下，感谢上帝让他脱出这个可怕的地方；其余没被念到的人只是默默站着，流泪。这是我平生所见最可怕的场面。」

读过马库斯·克拉克《终身流刑》的人，都记得书中那个刻画得力透纸背的人物——诺福克岛的典狱长莫里斯·弗里尔。人所共知，这故事是有实事作底的，是流犯时代一幅全然真实的图画。莫里斯·弗里尔的原型，据说就是已故的某上校，一八五三年在威廉斯敦的监狱船「成功号」上被囚徒所杀。时至今日，凡受过他虐待的老流犯，没有一个提起他不咒骂的。我曾认得那个发信号动手杀他的囚犯。此人被判死刑，后遇赦，服了长年的徒刑。凶案发生在四十一年前，可这老流犯至今仍称那是一桩公道的报应；讲起这段事，他会带着刻骨的恨意告诉你：「上校死了；要是真有地狱，他这会儿还在里头煎着呢。」

从前做过诺福克岛流犯营地典狱长的福斯特·法恩斯上尉，晚年住在我的家乡——维多利亚的季隆。他声称，他手下那些囚徒之所以要受那样的酷刑，是因为他们本性已兽化。他常讲一件事：有一回一伙囚徒图谋逃出岛去，被守卫破获。牵连在内的十二个人过堂受审，定了罪，判处绞刑——那年头所谓绞刑，其实就是勒死。消息报到悉尼总部，请示如何行刑。悉尼回来的命令干脆得很：「绞死一半。」上尉承认这道公文很有几分诙谐，只是叫他为难：十二个人罪状一般，该绞哪一半呢？上尉总爱兴致勃勃地讲他如何解这道难题。他挨个儿走到那十二个待死的可怜人跟前，一一问他们：既已定了死罪，是想赦免，还是情愿一死？也是凑巧，十二人中六个求生，另外六个恳切地求速上绞架。于是上尉绞死了那六个想活的，饶了那六个求死以求解脱苦难的。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我是从上尉亲口讲给他们听的人那里听来的。何况，它本身就带着真事的印记。可我们却惯于说，中国人在文明与人道上落后我们几百年。

我在大理看过两桩鸦片中毒的案子，都是自尽未遂。头一桩是个老头儿，报信的人怕说实话我们就不肯去，只说他住在南门口，其实是在南门外一英里开外。路上我们在街上买了些硫酸铜；一剂重药灌下去，老头儿吐得死去活来，说他再也不吃鸦片了，就是再吃，也决不去请那位洋先生。

另一桩是个新嫁娘，一个格外标致的姑娘，过门才十天，就已经厌透了父母把她卖与的那个麻脸丈夫。她仍旧穿着新婚的衣裳，成亲以来不曾脱下；一身红——那是喜庆的颜色。「她穿戴齐整，只等上路」，铁了心要死；因为死了，她生前所受的屈辱便可以四倍地讨还回来。这一回四邻围了一屋子人，个个都急着不让姑娘的冤魂放出来；我便让他们见识见识蛮夷的医生手段何等高明。先劝新娘喝热水，喝到她自己说水已经齐到脖子了，我再给她注射了一针神奇的催吐药阿扑吗啡。效果叫在场所有人都很满意——除了病人自己。

天花，中国人恭恭敬敬地称之为「天花」，在中国西部是可怕的灾祸。据估计，单是这一种病，大理坝子一年就要死两千人——中国的数字总有一种可爱的含糊。种痘是有的，行之已有若干世纪，办法很原始：挑一个吉日，把一枚干痘痂塞进一个鼻孔里。百姓也听说过西法接种的效验；只消给大理府的内地会寄去几百管牛痘苗，便能给极大一片地方的人造福。在中国西部推行牛痘，是遏止这一带死亡率所能想到的最有效的法子；这一带曾遭内战蹂躏，如今剩下的人口，比起这般肥沃的土地要开发所需的人口，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零头。在大理堪称首邑的这一带云南地面上，溺婴几乎闻所未闻。孩子都让天花带走了。做母亲的用不着牺牲多余的孩子——她根本没有多余的。

云南另一种地方病是鼠疫，无疑就是近来在香港和广州肆虐的那种瘟疫。多半是广东小贩回沿海时把病菌带了去。

大理的中国内地会，是我这一路上所要看到的最后一处教会站，也是内地会在中国最深入内地的一站。它是一八八一年由乔治·克拉克先生开办的；在这个勇敢的会里所有开路的传教士当中，除了已故的卡梅伦博士，就数他走过的地方最多；我记得克拉克先生对我说过，十八省他到过十四省。他在这里的工作并不叫人鼓舞：中国人待他很好，可他把真理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却不肯领受。

「为着圣经，为着真理之光，」吉尼斯小姐在她那本娓娓动人却近乎癔症的《远东书简》里说——这本书骗了不少可怜的姑娘到中国来——「中国人伸出空空的手，渴慕地呼求。」（第一七三页）可惜这话若用在大理，是与事实相抵触的。

头十一年，这里的教会毫无成效可言；如今似乎时来运转，近两年里受洗的教徒竟有三名之多。

大理现有三位传教士——通常是四位；他们普遍受中国人敬重，把小小的教会住所收拾成了中国境内最可爱的居处之一。接克拉克先生之任的约翰·史密斯先生，在大理已住了十年。他到处受欢迎；凡遇重病或鸦片中毒，人家都来请他。在大理这些年，无论白天黑夜，他从没有回绝过一次病家的召唤。一年之中，城里城外自服鸦片求死的案子，他平均要去看五六十桩；只要请得及时，他极少失手。他若被请到城外，天黑还未回来，城门便替他留着，等他进城再关。知县本人曾公开称许这位传教士的仁心，说：「大理没有第二个史密斯先生——但愿多有几个才好！」他是言行合一的基督徒，勇敢而质朴，不做作，有恻隐之心——这才是中国所需要的那一种传教士，是他所属教会的光荣。我看见这位有胆气的人几乎独自在这里做事，远离一切西方的舒适，与世隔绝，几乎无人知晓；再想想另外那一班传教士——而且是大多数——住在通商口岸富丽的教会宅子里，绝对安全，可我们在英国、在美国，却惯于称颂他们的勇气与克己：他们低声下气地历数自己传道时所冒的危险、所受的艰苦，说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为着中国那些将亡的异教徒，上帝失落的儿女！」

除了近两年在大理受洗的三名教徒，另有两名慕道者——其中一个是教会的厨子——差不多可以接纳了。礼拜日的聚会上，我见到了那三名教徒。一个是教会学堂里拿薪水的先生；一个是个小贩；第三个是中国西部土著部族中的一个民家人，很有胆气，他的归信照各样标准看都属于真实的一类，是真能让传教士欢喜的。他受洗不久。每个礼拜天，他都从自己耕作的那一小块地走十五里路来做礼拜。他儿子在教会学堂读书，就住在会里。教会附设一所小学堂，由那位受洗的先生教着，八个男孩八个女孩在念书。他们学得很快，记性好得出奇，这是他们长进的主因。聚会上还有一位礼拜者，是个十四岁的壮实男孩，一篇劝勉从头到尾他都睡得安安稳稳。若说有哪个孩子该对这些好心的传教士心存感激，就是他了。他们把他从最不堪的穷苦里拉扯大，教他识字写字，眼下正要送他去木匠那里学徒。他原是个小乞丐，职业乞丐的儿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从前常在街上蹭来蹭去讨那些人家不情愿给的施舍。他父亲死了，有几个熟人本要把儿子卖掉，好抵殡葬的花费；传教士出面，为免这孩子沦为奴隶，替他葬了父亲。这一来他们对帮助这孩子便有了几分名分，孩子从此便跟着他们，住在一个舒适和睦的家里，不必再赤身露体地在街头打滚。

克拉克先生从前住的那所教会房子，在城隍庙附近。我到后一两天，我们去看了看。如今这房子归了一户回民，是大理坝子里仅存的极少几户回教人家之一。「我们占着这坝子的时候，」那家的父亲伤心地说，「我们有『一万二千个十』（十二万人），如今只剩『一百个五』（五百人）。男人被杀了，女人被掳了，只逃出一点残余。」我们进院时，家里好几口人都在天井里；男人中有三个眉眼分明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模样。这种特征在中国西部时常见到，每一个到过那里的旅行者，对此都有一套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人尤其引起我的好奇，因为他长得像我，像到荒唐的地步。我还能给他更高的夸奖么？

中国的回民在体格上胜过他信佛的同胞，这是所有观察者都承认的。回民有一种无所畏惧、独往独来的气度，一种尚武的举止，把他与不信教的中国人区别开来。他的宗教不过是一种冲淡了的回教，印度来的真信徒目睹他们的虔敬——或者不如说目睹他们的不虔敬——只有轻蔑。

在那所旧教会房子里同我们说话的人当中，有一个模样滑稽的家伙，他的头发式样与别的中国人不同：除了辫子，两颊还垂下两绺，活像英国老太太的打扮。我把这两绺怪头发掀了起来——在中国，放肆的好奇往往就是客气的关注——一掀便看出了缘故。祖宗留给他的身体已经残缺——他的两只耳朵都被割掉了。他向我们解释他是怎么失掉耳朵的，其实他不说我们也知道：「他是在阵前面对敌人时失掉的」——我们自然信了他。心眼儿不那么实的人，会把这残缺同一桩窃案、以及案发后知县的处置联系起来；不过中国有句俗话说：「酒糟鼻子的人尽可以是个不沾酒的，只是没人会这么想。」

教会里给我们送奶的是先知的信徒，他送来的奶，其成色之稀薄，一如他的教友之寥落。据化学家说，他供的奶里「显著地缺少乳脂」。可每逢有人责他作伪，他总要虔诚地说——哪怕正撞见他从井边过来——「我怎么敢往奶里掺一滴水呢，上头有位真主，」说着把下巴朝天一扬，「我要掺了，他看得见。」

第十八章自大理启程——兼谈广东人的性情、中国移民、呆小病与中国的殴妻之风

从昭通一路跟了我六百一十七英里的那三个人，在大理与我分手，带着挣来的血汗钱徒步走那么远的路回家去。与他们道别我心里不好受；可他们已经比原先打算的多走了许多路，他们说家里人怕要挂念了；何况老万，你还记得的，是新婚不久。

我另雇了三个人接他们的班，说定一直送我到新街（八莫）。眼下每一天都要紧：还有四百五十英里的路，雨季又逼近了。顶替老万的那个中国人叫老曾。这是个出色的后生，动作像鹿一样敏捷，力气大，兴头足。我答应给他二十四先令的高价工钱，走完全程。他不挑担子，但约定万一哪个苦力病倒，在雇到新人以前由他把担子接过来。两名苦力是我通过苦力行雇的。一个是壮实汉子，脸上像块砸满了戳记的银元，脾气随和，只是丑得少见。另一个是我在包厘街的一角钱杂耍场之外见过的最瘦的人。他有鸦片瘾。与其说他抽鸦片，不如说他吃鸦片；而且吃的不是鸦片本身，是烟枪里刮出来的烟灰——这是吸食鸦片诸法中最恶的一种。他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接近埃克塞特会堂里所讲的那种鸦片鬼的人：那种「四肢枯槁、双手瘫颤」，控诉鸦片贸易之罪的鸦片鬼。他虽是英国不义之举的牺牲品，却一辈子没尝过一口印度鸦片；他虽身心俱毁，正「直堕永劫」，「临死的哀号无人听见」，却居然敢走这样一趟连多数英国人都要望而却步的路，并且答应以急行的脚程，挑一副远比英国兵行军时所负重得多的担子。

两名苦力走到新街这二十站，每人工钱四两（合十二先令），食宿自理。不过我另外讲定：在永昌、腾越、八莫三处，每人各给「猪肉钱」一百文；我在路上每耽搁他们一天，每人每天另加一百文；此外，这二十天的路程若能提前，每提前一天，每人赏一百五十文，我歇脚的日子不算在内。

这三个人自然一句英文也不会说。三人都是四川人，也都一字不差地履行了约定。

五月三日，我离开大理。全程最后也最长的一段就在眼前：好几百英里的路，非走完不能指望再遇见一个可以交谈的同胞或洋人。两位传教士史密斯先生和格雷厄姆先生好意要送我一程，于是我们一同动身往下关去，让脚夫们随后跟来。

出大理十里，我们停下喝茶。那有名的观音堂周围聚着许多茶铺，我们就在其中一家歇脚。眼前热闹得很。庙前石阶与对面戏台之间的空地上挤满了中国人，面貌之杂令人称奇；他们支起大伞，在伞下吆喝叫卖。往下关去的人流从不间断，每个过路人都要在此歇一歇，哪怕只歇几分钟。因为这是大理坝子里最有名的庙。观音是行旅之友；凡有心计的中国人出门，没有不先求观音庇佑、并从庙祝那里问一卦吉凶的。这庙是中国建筑的上品，专为记一桩神迹而建。在四面殿宇围合的正院里，一方巨大的花岗石卧在一池装点过的水中，四周以大理石路相通，石上耸着一座漂亮的大理石碑亭，四面都嵌着记事的碑版。这块巨石是观音亲手搬到此处的；碑亭和石桥建起来，是为了把它留在原地；后来又建了这座庙，来纪念这桩于这秀美的坝子如此吉利的事。

不过这庙里所见的，并不总是慈悲的场面。两年前，这里演过一出耐人寻味的惨剧。一八九二年四月，此地有一场庙会，高级官员悉数到场，看热闹的人山人海；一个贼趁着拥挤，想从一个年轻妇人腕上抢下一只镯子，妇人挣扎，他便捅了她一刀。贼当场被拿住，扭到恰在场的提台跟前，提台下令就地斩首。行刑的人是从兵丁里挑的；可他做得太笨，一刀没有断，接连乱砍才把头砍下来，惹得贼的同伙义愤填膺，发誓报仇。当夜他们埋伏在刽子手回城的路上，用石头把他活活砸死。为这案子拿了五个人；五人被逼招供，判了死罪。押赴刑场时，其中一名死囚指着看热闹的人群里的两个人，一口咬定他们同样有份。于是这两人也被提审，结果一个被定了罪，同判死刑。仿佛这还不够：行刑之际，一名犯人的母亲眼看儿子的头落在刀下，大叫一声，当场气绝。这一出惨剧共赔上九条人命；那个挨了刀的妇人，伤倒是好了。

我们到下关时正逢集日，城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一同在一家中国饭馆吃了午饭；随后我的人赶上来，两位好心的传教士便回去了，我一个人接着走。有一条河——漾濞江——泄洱海之水，自洱海西南角流出，穿过下关镇，再一路向西去汇入澜沧江。此后三天，这条河就是我们的向导。出镇一英里，河入一道窄峡，两岸峭壁陡起。路从一座厚重的门洞下穿过。守着峡口的炮台如今已经拆毁；这道关隘本可以修成万夫莫开之势。就在这里，急流从一座天生桥下奔过，那桥美得出奇。我们沿河岸的窄路骑行，由左岸渡到右岸，继续穿过一片好山水，一路金银花香，来到合江铺这个可爱的小村子。我们本就打算在此住下。客栈很大，也很干净。许多房间已经住了人，是一大帮广东人，赶完藏人的集市，驮着鸦片回乡去。

广东人——这里取其广义，指广东省人——是中国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像苏格兰人一样有开拓的劲头，一样随遇而安，能吃苦，精明，事业有成；中国最偏远的角落你都能碰上他们。他们徒步跋涉之远，令人惊叹。他们素有中国人中头脑最快的名声。藏人集市期间和收烟的季节，来大理的广东人极多。他们贩来各色投中国人所好的洋货——便宜的手枪与左轮、镜子、秤、花花绿绿的画片，以及上千种既好看又实用的小玩意儿——回程则驮着鸦片。他们结队而行，鱼贯而进，扁担头上装着两英尺长的钢矛尖，一物两用：太平时是扁担，遇事便是一杆厉害的长枪。

无论走到哪里，看他们的穿戴、看他们那把巨大的油纸伞、看他们把担子高高吊在扁担上的习惯，就认得出来。他们总穿一身齐整的深蓝布衣；头总剃得干干净净；脚下草鞋结实，小腿裹得利落。他们身上有一股走南闯北的气派，在他们做买卖的那些没出过门的「野人」中间，举止里带着一种自觉高人一等的神气。他们对我一向客气和气；他们看得出，我和他们一样，也是远离家乡的过路人。

正是这一等中国人，从人烟稠密的中国东南各省移出去，如今已在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帝汶、西里伯斯、菲律宾群岛、缅甸、暹罗、安南与东京、海峡殖民地、马来半岛和交趾支那，占去了当地财富的大头。「这一带海域里，我们的博物学家所到过的岛屿，哪怕再小，也几乎没有一处不见中国人。」也正是这一等中国人，已经把我们挤出了澳大利亚的北领地；对他们涌入其余各殖民地，我们无论如何都得设法拦住。我们竞争不过中国人；我们不能与他们混居通婚；他们在语言、思想、习俗上都是异类；他们是等级低下而生命力极强的劳作动物。中国人节制、俭省、勤苦，就算不算守法，至少善于避法——这一点我们都承认。他就是能干得过英国人，能把英国人饿出这个国家去——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我们自己骨血里出来的匠人或工人，要想在竞争中胜过一个中国人，就得先自贬为一头纯粹的机械苦力：养不起妻儿，一礼拜做足七天，没有任何消遣、享受与安逸，对这个国家漠不关心，一分政府的开销也不分担，吃着他如今嫌恶得咽不下去的东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他如今连独住都要作呕的屋子里。若任其自由进入澳大利亚，中国人便会照货币的定律把英国人饿走——一国之内两种货币并行，成色差的总要把成色好的驱逐出去。皮尔逊教授说：「在维多利亚，单单家具一业，在大约五年之内就被他们夺去，白人在这一行算是完了。」维多利亚是个小殖民地，一百一十五万人口中就有九千三百七十七名中国人；而全中国三亿五千万人口中，洋人只有八千零八十一名（波乃耶语），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在为拯救中国而工作。

澳大利亚容不下两家。谁来做我们的殖民者，是亚洲人还是英国人？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绕着雪山走了一段好路，到大理背后的漾濞村。这里耽搁了很久。我到的消息传开，人们赶来看我。我刚在客栈坐定，衙门里就来了两名差役索看护照。这两个后生一副公事在身的架势，全然不知礼数，索要护照时嚷嚷得叫我不受用，于是我索性听不懂。我只是极其和善地朝他们笑。我让他们干着急了好一阵，急得没法叫我明白；他们一句句说得越发激动，我却听得纹丝不动，直到他们几乎要跳脚。然后我不慌不忙地把护照掏出来，像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端详起来。他们一见，粗鲁地伸手来抢；可我早防着他们呢。「别忙，朋友，」我温和地说，「稳住；心浮气躁最容易惹祸。瞧，这是我的护照；这是官印，这是鄙人的姓名。现在我仔细折好，再——放回口袋里。不过这儿有一份抄件，供二位取用。若要把正本呈给老爷看，我亲自送去；出我的手是不成的。」他们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不懂英文；商量了一两分钟，便拿着抄件走了，过后又客客气气地把抄件送还了我。

在中国要走得快，就千万不要着急。装作对眼前的一切浑然不觉；任何耽搁都不动气；哪怕心里急着赶路，也要摆出全不在意的样子。还要学一学中国人性格里那条要紧的：凡是不愿意懂的，一概不懂。中国人存心装傻的时候，天底下没有谁能比他更木。

举个例子。不多久以前，墨尔本的一个警察法庭上，传了一个中国人到案，罪名是所占的房屋不宜居住。案情证据确凿，罚了他一镑。可无论如何也没法叫这位「约翰」明白他是被罚了款。他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法庭从他嘴里问出来的只有一句：「我勿晓得，勿晓得。」这话他说得毫无指望，说完又沉入沉默。这时一位有名的律师站起来。「若蒙庭上允准，我想我能叫这中国人明白。」他说。法庭准他一试。他大步逼到那可怜的天朝人跟前，厉声高喝：「约翰，罚你两镑！」「放你的屁！只有一镑！」

此后我们从一座造得很好的吊桥上过河，接着是一段可怕的攀登，上了两千英尺的山。我那名苦力「骨头」差点儿死在半路上。随后又沿着山间河谷的乱石坡，从一条崎岖小路一路难行而下，到太平铺村。我们到时天早黑透了；又过一个钟头，可怜的「骨头」才把他那副瘦骨嶙峋的架子挪进来；他不好好吃一顿饭，却蜷在炕上，抽起从差人那里借来的烟枪。此后一整天，其实是直到腾越为止的每一天，我们的行程都是我平生所经最艰苦的。这条路要接连翻过一道又一道平行的山脊。路面从无平坦之时，因为它不能拣好走的地方走，只能不断地从岭脊跌进谷底。

快到黄连铺时，我的马掉了一只蹄铁，一时没处去钉；好在我带了六副备用铁掌，不多时来了个赶骡的，替我钉上一只，手艺不输任何铁匠，欢欢喜喜收了半便士的酬劳。钉的时候，他把马的球节拴在马尾上，好让蹄子不动。

一整天，从缅甸驮棉花来的马帮迎面不断。几英里之外，寂静的山里就传来他们的锣声；过好一阵才听见铃铛叮当；再过一阵，骡马才驮着巨大的棉包出现，头一头挂着红缨和雉尾翎，末一头驮着领头人的鞍子和铺盖，还有那位壮实的领头人本人，高踞其上。总有一个敲锣的在最前头开道；每五头牲口配一个赶脚的。有一处河滩的沙地上歇着一支马帮。驮子一行行码着，马在山坡上啃草。单这一支马帮，我数了一百零七匹马。

滇西中国人身上最普遍的病症是甲状腺肿，即所谓「大脖子」。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许多地方它跟麻脸一样常见。安南、暹罗、上缅甸、掸邦，以及中国西部直到西藏边界，甲状腺肿都很流行。它与呆小病及其智力发育的迟滞有明确的关联。而这病还得增多，因为根本无人设法遏止。脖子粗，无论男女都不妨碍婚配。害这病的彼此通婚，生下的孩子也害这病；或者更确切地说，孩子只要处在与父母相同的环境里，早晚必定生出这病来。到了下一代，病往往加重成呆小病；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叫人不忍看的景象了：一个大脖子的母亲，喂着她那痴呆的孩子；这样的景象我们一路上屡屡撞见。有一天下午，从路上打我们身边经过的人里，我数出八十个带着这残疾的。又有一天，九个大人在我们刚下来的那条小路上往上爬，个个都是大脖子。在一个小村里，我骑马经过的那条街上遇到十八个成年男女，其中十五个害着这病。我在西部的日记，尤其是从云南府到永昌这一段——过了永昌病例便大为减少——变成了一篇单调的病案流水账。大理教会里雇了三名女佣，其中两名是大脖子；第三名是民家女子，没有这病；我听说土著各族里这病比中国人中间少得多。四面八方都撞得见这可怕的残疾，各阶层都有，各年纪都有。这病发得早，我常见八岁的孩子脖子上就已经肿得很明显。在滇西任何一座像样的城里，随便拐一个街角，你就能碰上五六个病例；全省西部人家里，只怕没有几户是干净的。

譬如这一天（五月五日），路格外多山——这或许只是碰巧——我的差人是个大脖子，我的两名护兵也是大脖子。我在黄连铺打尖，客栈的老板娘脖子肿到半个肩头，她儿子是个流着口涎的呆子，智力与畜生相仿。围拢来呆呆看我的人当中，每隔一个便或多或少带着这病，以及随之而来的智力病象。又如在一个小山村的客栈里过夜，那家除小孩以外的九口人——父母及全家上下——不是大脖子就是呆子，反应迟钝，其中三个已近乎痴呆，两个的身体还停在孩童的模样上。

去缅甸的一路上，我很少听见有人叫我「洋鬼子」而觉得受冒犯，虽然在中国凡说官话的地方，洋人一律被这么叫。可今天（五月六日），我在曲硐镇的客栈里坐着，就听见了这个难听的称呼。我坐在桌旁，四周照例围着一圈中国人。我自然坐在上位，因为在场我最尊贵；这时有个旁观的人，看我不会说中国话，便冷冷地吐出三个字：「洋鬼子。」我勃然起身，抄起马鞭。「中鬼子！」我用中国话说，接着又用英文把他数落一顿。他似乎讶异我发这么大火，却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讪讪地走开了。

事后我常常懊悔没给那人一个教训，没抽他一鞭子；可我若真抽了，倒是我不公道。我当时以为他叫我「洋鬼子」；后来我把这事讲给缅甸政府的华务顾问华里先生听，我毫不怀疑他压根没说这三个字，说的是另外几个音，在我这未经训练的耳朵里听着一模一样，意思却不是「洋鬼子」，而是「洋贵子」——贵客。他是在恭维我，不是在辱骂我。华里先生告诉我，云南人不肯轻易把「鬼」字挂在嘴上，怕真招了鬼来。

这一路上我立了一条规矩，而且是有意为之：客栈里除了最好的房间我一概不住；若只有一间房，我便要房里位置最高的那张床。同样，每到一家客栈，我一定要最好的一张桌子；若桌上已经坐了中国人，我便一本正经朝他们一揖，把手一挥，示意我的意思是请他们给这位远来的贵客让座。若通共只有一张桌，我便理所当然地坐在上首，别的位子一概不坐。我是要靠礼数和坚决，让中国人照我自己给自己的估价来看待我。他们无一例外照办了。他们总是给我让路。他们认定我必是个有身份的旅人，尽管我随从寥寥、衣着朴素；他们承认我的尊贵。我若甘居下位，消息立刻会沿路传开，我这份随和便会被人一点一点地试探。我十分确信：我始终不离尊位的立场，赢得了中国人的敬重；一路上人人对我的敬意与照拂，我多半要归功于此。要知道我身上不带武器，全然仰赖中国人，而且实际上等于是个哑巴。事实是，我一路上没有遇到过任何一点麻烦。

中国的礼数极重座次；重到什么地步呢？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送到北京的礼物里有一辆马车——照中国人的说法是进贡给乾隆皇帝的贡品——只因座位的安排要车夫坐得比皇上还高，便大大地触怒了对方。这错处小得很，却足以毁掉一次出使的成效；而中国人一向把那次出使看作「藩属之邦对天朝所致最隆重的敬意之一」。

五月七日早上，我们离开头天夜里住宿的村子时，撞见一场家务纠纷，险些酿成人命。在自家茅屋外的草地上，一个大脖子丈夫对他那大脖子妻子暴怒不已，全靠两个上了年纪的大脖子妇人拦着才没打死她。这几个人说话都带着那种可怕的大脖子嗓音，像是裂了腭似的，做丈夫的更是气得声音都哑了。争执的起因决不会是吃醋，因为他那妻子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丑陋的人物之一。丈夫把手里吓唬人的竹竿一扔，奔进屋里，转眼又出来，挥着一把长长的土刀，扬言要立刻结果了他这条命根子。我站在路上看这场闹剧，护送我的兵也站在一旁，不敢上前干预。可那两个妇人死死抱住这头发怒的畜生，一直拖到他妻子颤巍巍绕过屋角为止。此刻，这女人若是个有决断的，要报复丈夫加于她的残忍，最好的办法便是径直去吞鸦片自尽；那样她的冤魂便得了解脱，从此纠缠她丈夫不休——即便他因逼死她而侥幸不受官刑。若他在争执中把她打死了，便要按律处以「绞监候」；这是律例定下的刑名，《京报》上屡见记载（如一八九二年五月十五日那一期），除非他能证明妻子有不贞之行，或对他父母不孝，那样一来他这举动便非但无罪，反而可嘉。可是倘若在争执中妻子杀了丈夫，或以其行径逼得丈夫自尽，那她必被绑上木架，处以「凌迟」，即所谓「辱身而缓死之法」。妻杀夫向来被看作比夫杀妻重得多的罪；便是在我们这得天独厚的国度，直到本世纪初的前几年，男子的刑罚还是绞死，女子却是活活烧死。

这里且插一两句，说说那种叫「凌迟」的行刑法。这两个字通常被译作「碎剐万段而死」，其实大谬不然；这般骇人的说法，把一种刑罚的残酷之处离奇地歪曲了。中国人最怕的刑罚确是凌迟，这不假；可他们怕它，并不是怕行刑时有什么酷虐，而是怕这具从父母那里完完整整领受来的身体要被肢解。肢解的样子确实骇人，作为蛮野残忍之一例，令我们心惊；但它并不残忍，也不必令我们心惊，因为肢解不在死前，而在死后。做法很简单，下面是我从一个目击者口中直接听来的：犯人被绑在一副粗糙的十字木架上，事先无一例外都深深地用足了鸦片。刽子手立在他面前，用一把快刀在眉上迅速划两刀，把两只眼睛上的皮往下一扯，再在胸前迅速横划两刀，随即一刀刺穿心脏，人立时就死了。然后才把尸身分割；所谓辱，就在于犯人得以支离破碎之形升天。一位传教士对我说：「他带着这么一身洗不脱的罪证，就休想赖说自己是清清白白到那边去的了。」

在中国，丈夫对妻子身体所握的权柄大得惊人；而英国的风气，似乎正朝着中国的成例靠拢。难道不是这样吗——在英国，一个丈夫把妻子毒打一顿，踢得她昏死过去，破了相，一辈子难看；而英国那班不领薪俸的治安法官，平常总能从「他是她丈夫」这一节里找出情有可原之处，判他一两个月苦役也就算重的了？

第十九章澜沧江与怒江——在中国旅行之道

今天，五月七日，我们渡过了澜沧江；离暹罗还这么远，它已是一条宽阔湍急的大河。江水从一道幽暗阴森的峡谷里流到亮处，猛地一折，在群山之间滚滚而去。就在出峡的地方，一座吊桥横跨江面。一条了不起的山路沿着山壁之字形而下，直落江边，坡度几乎垂直，落差两千英尺。到了江边，一道以条石从岩基上砌起的堤路沿岸伸出几百英尺——若没有它，此处根本无处落脚——一直通到桥头的空地。厘卡设在这里，另有一两家茶铺和一座护桥的庙。桥本身既秀气又结实，离水面三十英尺，轻轻悠荡；桥由粗大的铁链造成，两岸拉过，锚在嵌入基岩的大块石工里。桥长六十码，宽十英尺，铺着木板，两旁是靠侧链吊着的栅栏式护栏。从江边一条小路把我们带上一个小村子，我的人在这里歇脚养力。因为迎面就是那几座高峰，非攀过去不能走出这道江谷。随后我们费尽气力，顺着一道几千级的石梯攀上山径，直爬到人也乏透了、「骨头」也快断了气，才总算到了近山顶的那道窄隘；自此路便好走，傍晚早些时候我们就到了水寨（海拔六千七百英尺）。

一个下午之内，我们先下了两千英尺到江边（海拔四千二百五十英尺），又上了两千四百五十英尺到水寨。而且从江边上去的一段，比下到江边的一段还要陡；然而将来要在缅甸与云南之间这条商道上修的铁路，所要对付的工程难处，比这一段还要大。

今天派给我的兵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配着一把左轮，走路很有几分神气。可他那把左轮唬人有余，中用不足：转轮转不动，击锤齐根折了，也没有子弹。这件兵器所到之处，人人带着好奇又敬畏的神色端详；我猜有人向中国人讲过它如何厉害的奇谈。

第二天早上，我们循着平缓的坡路走到大理哨（海拔七千七百英尺），不到七英里升高了一千英尺。清晨雾里冷得刺骨。可再走二十英里，路又落进永昌坝子的阳光和暖气里；在这座因马可·波罗而出名的城里，我们在一家上好的客栈里安顿得很舒服。

永昌是座大城，城墙坚厚。不过它只是旧城的残余：回乱之中，成片成片的房屋被毁；据说官军与回众为争这座城打了三年。城里有电报局。街道宽阔，路面平整，客栈很大，庙宇香火旺盛。旅人到永昌会注意到一件幸事——甲状腺肿的病例明显少了。而且这减少并不限于城中，自此一直到缅甸都是如此。

我们到永昌很久之后，那个吃鸦片的苦力「骨头」还没到，我们只好又气又恼地等他。我的食盒和铺盖卷都在他身上。等得不耐烦，我便走出去到电报局散步；正要回头，就在离客栈一英里的地方遇上了这具忠心的骷髅。他走得像去送殡，脖子像骆驼似的左右伸缩，一双直勾勾的眼睛里是又饥又瘦的神色，骨头在皮里格格作响。照我碰见他时他走的那个方向走下去，他早晚能到西藏，可永远到不了缅甸。我把他领回客栈，他懊丧地把空了的钱串子给我看，仿佛这就是他迟到的缘由；他只剩六文钱了，想要支点工钱。

这是我一路上雇过的最糟的苦力。但他脾气好，也老实。他比别的苦力有学问，能读能写。他行路时的穿戴很能见出这个人：几乎是赤条条的，衣服勉强挂在身上，脚下不穿草鞋；可脖子上挂着一只装烟灰的小陶瓶。头几站他每天都要耽误我们一两个钟头，越往后走却越见长进。何况他又长又瘦，走起路来那副滑稽相，常常逗得我发笑；就是拿全中国最麻利的苦力来换，我也未必肯换。

九日，我们自永昌坝子往西走了长长一段陡路。在蒲缥，我当众吃了一顿午饭。这天是集日，乡下人难得有这份乐子，看一个洋人进食。客栈门前那条街几分钟内就挤满了人，店家忙得团团转，要招呼那许多想跟洋人同时喝茶的主顾。这般排场我早已惯了，能安之若素地照吃不误。逢这种时候，我总有个惯例：吃完要离开客栈时，我转过身来，郑重其事地朝人群一躬，用几句和气的英文谢他们对我的款待。同时我也趁便指出：他们若肯在餐桌礼数上稍加留意，日后过路人便会舒服得多。接着我又转向店家，觉得实在应当向他点明：指望一小块黑抹布从早到晚擦遍所有的茶碗茶盖、所有的桌子、所有洒出的茶水和所有的碟子而不脏，未免荒唐。有时我还向店家指出经营上的另一处不足，告诉他：这事我本人倒不介意，可日后来的旅客未必看得惯——恕我直言——譬如说，挑粪的苦力在饭点上挑着桶从饭堂里穿过，还要在桌边停下来看这个外乡人吃饭。

我这样一本正经地说完，再一躬身，凡是与我目光相接的人，无不郑重回礼。接下来一路上的一个钟头里，我的人便咯咯笑着彼此讲说，他们的主人莫先生是怎样把当地人弄得莫名其妙的。

从蒲缥起，我们骑行过一片谷地平坝，路很惬意：两旁是开着花的仙人掌篱笆和红蔷薇丛，还有一丛丛秀气的竹子，像鸵鸟毛一样摇曳。不多时下起濛濛细雨，逼得我们躲进一个偏僻穷村里唯一的客栈。可我不能在这里住，因为店里最好的房间已经被一位颇有身份的武官占了——是个参将，跟我们一样是要去腾越的。堂屋里停着一顶四人抬的官轿，轿杠是弯的；他随从的骡子拴在厩里，都是好牲口。店家另给我一间较次的房；我却把左手五指摊开在脸前一摆，说：「不要！不要！」因为我还不至于糊涂到、也不至于前后不一到：这位军官不论顶戴如何，我岂能安于住得比他差。我不能向中国人承认，在中国境内行路的中国人有一个是与我平起平坐的，遑论高我一头。我拒绝住下，就在前堂里等雨停了好赶路。可我们并不需要再走。事情果如我所料：参将派人来请我，向我作揖，打手势表示他的房间分我一半。作为对他这份客气的回报，他得以享有看我吃饭的殊荣。我把每一样菜都双手依次奉到他面前。饭后我又给他看我的照片——我待他，实在是十分屈尊俯就了。

十日，我们渡过了有名的怒江（海拔两千六百英尺）。穿过一片开阔的台地，草丰木疏，终于到了山间的一处豁口，从这里第一次望见河谷。这里有个小村子；我们正喝茶时，一名兵丁从路上匆匆赶来，递给我一封中文封面的信。老实说，那一刻我心里猛地一沉，只当是我的行程要生什么阻碍。可打开来不过是云南府詹森先生的一封电报，告诉我中国政府已决定把电线接到缅甸边界。这电报是永昌的中国报务员抄的，一笔圆润工整的字，拼写一个错也没有；电报到永昌时我已启程，中国的局长便客客气气地给我转来。送信的兵急行了三十八英里才追上我，理当有赏。我示意管钱的老曾赏他，老曾却小气地数出二十五文来，正要递过去，我便当着众人的面加到一百文。那兵大喜；旁观的人也对这一番西洋人的慷慨大为倾倒。设想有一位不会说英文的阔绰中国旅客在英国，为着替他徒步三十八英里送来一封电报、送到还要再走三十八英里回去、路上还得自理伙食的英国大兵，赏他两便士半，那位英国兵会像这位快要饿死的中国兄弟受了我的赏时那样，感激地鞠躬么？

我们从一片开阔秀美的乡野下到「死荫的幽谷」——怒江河谷。中国西部再没有哪一处像这道河谷这样恶名远播；它的瘴疠是有名的。马可·波罗说：「此地不可过；夏日空气极污极恶，外方人入之必死。」

怒江从前是缅甸与中国的分界。英国吞并上缅甸时没有把边界推回旧界，是件憾事。不过缅甸边界的勘定至今尚未完成。要办成此事，再没有比眼下更好的时机了：中国正被对日本的难局搅得焦头烂额。中国既已丧气，只消略加劝说，便会答应英国这一正当的要求：缅甸的边界应当就是中国真正的西南边界——怒江。

谷中没有中国人；天黑之后，也没有哪个中国人肯冒险过谷。它何以瘴疠，看不出道理来，除非照巴伯的解释：「边地、『两属之地』，向来是神话与奇谈的产地。」这道河谷的致命之名，多半是相传而非实情，这一点是不大可疑的。

我们沿着一道道石阶下到江边；到了桥头的落脚处，眼前的景象把我们止住了，看了不能不动容。一个犯人手脚上着镣，关在木笼里，由四个人抬着送往永昌处决。他至多二十一岁，衣着体面，一望而知出身于中国罪犯中少有的那个阶层。可他的罪也重得很。木笼的角柱上贴着白纸条，写着他的姓名和他即将抵偿的罪状。他是个窃贼，杀了看守越狱，后来又被拿获。我在中国见过的别的犯人，多半会朝着外乡人笑，似乎全不把自己的下场放在心上；这个年轻人却不同，他显然痛切地感受到那等着他的、残酷却也罪有应得的结局。三天之后，他将在永昌城外被绞死。

怒江上那座吊桥，是又一处足以见出中国人工程本事的了不起的建造：它以两跨相连横过江面——大的一跨跨主流，小的一跨跨漫水滩。江心一块天生的岩石，加以石工加固，托住两跨相接的一端。长的一跨八十码，短的一跨五十五码；两跨都宽十二英尺，各由十二根平行的铁链依合适的弧度拉成。桥下是一条湍急的河，水声在高高的山坡上都听得见。

谷中只住掸人。他们获准在中国官府监督下自治，自守本族的法度与风俗。桥边有他们一个村子，都是茅草棚和敞开的凉棚，过路人可以在此歇脚打尖；穿着一身漂亮深蓝衣裳的当地妇人，会用陶壶给你煮茶。掸族妇人与中国妇人很不一样。她们肤色深得多；头上盘着一圈圈深蓝布叠成的圆柱形头饰；上身短褂、下身筒裙，那副样子活像文明世界的游泳衣；两臂裸露，腿上打着绑腿，也不裹脚。个个都戴着银丝细工的胸针、耳环和别的首饰。

自谷中起，大路一路不歇地升高六千一百三十英尺，直到分水岭村（海拔八千七百三十英尺）；这一段爬升要在一个下午之内爬完。我们又走进林子里了。我一直赶路，生怕天黑还到不了；直到入夜很久，才到了荒僻林莽中一处竹木茅草搭的营地，好心的人家收留了我们。夜里冷得刺骨，因为我睡的那间棚子四面透风。我那三个人和护送的兵，只怕比我还要冷。可至少我们都睡得十分安稳；中国官府始终如一的照拂，我怎么称许也不为过：他们要护着一个身上唯一的护符只是一本英国护照的人，连叫他有一点受害的疑惧都不肯。

自云南府一路往西，总有一名衙役和一名兵丁跟着我；两人几乎每天一换，越往西走，他们带兵器的时候越多。衙役通常只挎一把土造长刀；兵丁除刀之外，有一回，如前所述，还带着一把转不动的左轮的残骸。五月十日，头一回，派来跟我的兵配了一支锈迹斑斑的老式火枪，枪管极长。我好奇地把这件兵器仔细看了一遍。中国是我们在东亚的邻邦；常有人说，法国在暹罗步步进逼，其间所需的缓冲国交由中国来治理最为理想。据说中国是我们在亚洲一个可指望的盟友；与其危及日后或可缔结的种种关系，得罪这位假想中强大的邻邦，英国倒不如把凡属情理之中的屈辱与难堪统统忍下去。

我到缅甸以后，常有人一本正经地问我滇西中国兵的军械如何，问得我暗自好笑。今天跟着我的这名兵丁，正是中国尚武儿郎的一个样本——不单是与缅甸接壤的这一省，稍有出入而已，全中国都是如此。就体格论，这个人编进世上任何一支军队都够格；可除了耐力之外，他作为一部作战机器的价值，全系于军方发给他的那件兵器。这件兵器很特别；它的特别之处，我当场就记了下来。这枪的扳机簧断了，扳不动；就算不断，也没有火帽可供击锤去打；就算有火帽，也没有用，因为火门锈死了；就算火门通着，这枪仍旧打不响，因为它根本没装药——道理很充分：上头没有发给这兵火药；要么就是发了，他也只好卖掉，好换米吃——那本是「吃着皇粮」的皇上该给他而没给的。

第二天一早动身，很快就下到瑞丽江边。

怒江的海拔是两千六百英尺。再走四十五里，路在分水岭升到八千七百三十英尺；自此三十五里，又落到瑞丽江边，海拔四千四百英尺。江上照例是一座吊桥，照例是一道厘卡。这一回，关上的人头一次像是有意留难我。我是步行的，与我的人隔着半座山。收厘金的和那些老在卡子上转悠的小喽啰围住我，盘问不休。他们用中国话跟我说，而且不大恭敬。中国人似乎抱着一种误见，以为他们的语言不但通行四海之内，也通行四海之外，因此常常傲慢。我便用英文答他们。「你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懂；不过你们既想知道，」我劲头十足地说，「我从上海来。」「上海，」他们叫起来，「他从上海来！」「我要到新街去」——「新街，」他们跟着念，「他要到新街去！」——「除非朝廷疑我别有用心——其实我的用心，最蠢的人也看得出是和平的——把我拦下；那样一来，英国便可得一个求之不得的口实，把云南并入她的缅甸帝国。」接着我又冲着嗓门最大的那一个，就着他相貌上的种种特点，对他家世的来历作了一番挖苦的推想，说得他浑身不自在。然后我郑重地朝他们一躬，撇下他们目瞪口呆，径自过桥去了。他们大概以为我是在用满语——皇上的语言——训斥他们。倒是两个背着柴、压得踉踉跄跄的孩子没这么容易脱身：他们被扣下了，每人被榨去一根木柴，好给厘卡生火。

再翻过一段三四千英尺的陡坡；山上铺满蕨草，间或有一片片草地，点缀着百合、雏菊和野草莓；随后急速下行，我们便进了腾越坝子（海拔五千六百英尺）。这是一片处处有水浇灌的平地，两侧是不生树木的山；田块围着矮矮的田埂；村落掩在坝子边缘的林子里；黑脸的绵羊成群在山坡上；再往右去，便是腾越那带雉堞的城墙。一条石板路从坝子中央穿过，把我们领进城。我们从南门进去，向左一折，被引到电报局的院子里落脚；管着报务员的那位书办，能说几句英文。我立刻成了众人好奇的目标。

第二十章腾越城——大名鼎鼎的温早土司——掸族兵

电报局给了我一间舒服的屋子，可我几乎没有片刻清静。我留住的这几天，屋里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头一晚我被迫开了一场非正式的接见，城里的官员来了个齐全，只有镇台大人矜持地缺了席。中国勘界委员会的三位委员也在——他们不久前刚同英国委员会议定了中缅划界的前期事宜——此刻正同书办、衙役、轿夫争着看我的照片和零碎洋货。委员会由电报局的彭局长、知县叶某和一位壮实的军官刘统领组成；他们至今虔敬地追念着英国人的和气，以及英国人香槟酒的好处。刘统领是三人中最开通的一位。他身量高，相貌好，五十岁，湖南人——中国最尚武也最仇外的省份。他见到一位外国大夫格外欢喜。这位英武的统领向我倾吐了一桩久悬于心的愿望。他从英国委员会里某位不知名的成员那里听说，洋人有一种药神乎其神，能令人返老还童——我能不能替他弄一点来？我能不能替他弄一瓶染发水？他的同胞大抵把长寿的外相看作人生最可羡的东西，这位先生脑子里却已透进了文明的曙光，他要同岁月对着干。能不能弄一瓶染发水？他驻守着干崖的炮台，在去八莫路上两天的脚程；他说他离任期间会写信给代职的军官，吩咐派一支配得上我这份恩惠的护卫给我。

腾越近郊住着一位名人，却不肯光顾我。那位声名远播的劫匪、被通缉的温早王——温早土司——就住在这里，是个受中国官府庇护的流亡者。他本人是纯粹的缅甸人，盏达那位和善的土司的岳父；缅甸政府认定他「与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克钦人的历次起事均有牵连」。悬赏五千卢比买他的头，头连在肩上也好，不连在肩上也好，赏格一样。另一名有名的亡命之徒、掸族头人甘良，据信也藏在腾越近郊。他的头则估价两千卢比。

腾越不像一座城，倒像一座园子。城墙以内，大半是荒地或菜园。屋舍主要聚在南门一带，又从南门往外，沿着去八莫的大路两侧延伸半英里。城墙极好，维护得当，里面还有二十英尺厚的土墙。可我一门炮也没见着，城里城外也没碰上一个带兵器的人。

腾越地势如此，从缅甸来的军队若要攻它，只需在四面开阔的山头上朝城里放炮，便如一场消遣。此地是回民最后的据点。它从前是一座兴旺的边城，整个太平江肥沃河谷的首邑。城在叛军手中一直到一八七三年六月十日，那天城被交给官军，落了个屠戮与毁弃的下场。河谷土沃人稠，这一带的繁荣正迅速回来。

腾越只有一座衙门稍有气派，那是一位红顶子武官的官邸——张镇台，李协台的后任（自然不是紧接的后任）；一八七五年马嘉理被害、柏郎上校的一行人被逐回去，李协台就有份在内。这位张镇台高个子，相貌堂堂，一副军人风度，对近代战法一无所知，而且乐得一无所知。他管的地方，一头到永昌为止，一头到缅甸边界；他上头只有一位长官，就是大理的提台。

电报局紧挨着腾越的城隍庙和戏台。我到的时候，庙里正办一年一度的会。戏一天接一天，连唱一个月不断。日出开锣，天色一暗就落幕——若是有幕可落的话。那些乐器敲打起来，把白日弄得不堪；中国人的听觉迟钝了，竟被引到以为那是音乐。戏——或者说这一串戏——已经演了十五天，还有十三天要熬才算完。演出时庙院里挤满了人，另有一大批不花钱的看客，从俯瞰露天戏台的土墙和城墙上瞧热闹。我的主人彭局长和他的两位朋友刘、叶，在我窗外临时搭了个上座，就坐在那里，整天喝茶说笑。台上没有女戏子；女角由男人扮，扮相极好，声口做派学得惟妙惟肖，说不出的逼真。戏服华丽多样。换景的、乐班的、跑龙套的，还有朋友们，演出时一律待在台上，在角色中间钻来钻去。中国戏台没有落幕，一切布景都在你眼前于露天台上换掉。反派鼻子上抹着白，被得胜的德行打败，血淋淋地死去；他躺着的时候刚够让你确信他真死了，随后就起身从容地走到一旁。台下听见下作的俏皮话便笑，喝彩则是哼哼几声。中国人在戏园里很少让感情带跑；说真的，除了中国内地会的后生们头一回布道之外，他中国人的胸中究竟有没有被激起过强烈的情感，都还可以一问——那些中文劝诫如何令人震动，《亿万华民》每月都有记载。

电报局的局长为表好意，送我一罐搁坏了的炼乳。他手下的二等书办兼报务员，是我在中国遇见的最贪的人。我身上的东西，他差不多件件都讨过一遍：从我的防雨衣讨起（这件我没给），讨到那只空炼乳罐为止（这件我给了）——因为佛说：「有求我者，当施与之，虽少亦施。」电报局的首席报务员略通英文，英文的电报和信件都靠他译成中文，供官员参考。他姓觉。他译书的法子，是拿一本不准确的英华字典，把句中单字可能的意思一个个凑起来，再猜出整句的大意。拿他当通译，那是靠不住的一根折苇。觉先生并不以老实得让人难受见长。他同你说话时，你会忍不住琢磨：这辈子可曾遇见过比他更能撒谎的人。「三人之力不能胜真理，」他说；可我想，自离开摩洛哥以来，我遇见的头号谎家就是他。事实上，他谈起我的头号仆人老曾——这人无疑是个诚实的中国人——那口气，以及老曾对他斩钉截铁的评价，正好把我不久前在摩洛哥的一段经历重演了一遍。那时我住在丹吉尔，有事要去非斯和梅克内斯。行程定得太急，我来不及打听清楚，那位要同我作伴的丹吉尔本地绅士，人品在众人眼里究竟几分。于是我去问旅馆老板甲先生：「乙这人怎么样？」我问。「人不坏，」他答，「要不是他撒谎撒得那么——那么——不成体统的话！」在去瓦赞的路上，我同乙混得很熟，有一天便问他私下里怎么看旅馆的甲先生。「甲看着是个好人，」我说，「很和气，很有意思。你觉得他怎么样？」「我觉得他怎么样？」他用那假嗓子嚷道，「我知道他是全摩洛哥头一号的大谎家。」能碰上这样一桩难得的彼此推重，即便是在摩洛哥，也叫人快慰。

我那匹小马在腾越吃了苦。院里有个破马棚，瓦顶经不住第一场雨。没有豆子。小马只好将就着吃米或稻谷，这两样它一样地不爱吃。米价是七磅半合一便士半。觉先生说，这一带弄不到草。他还拿他的体面——或者中国人相当于体面的那件东西——向我保证；可我打发人到街转角上去，就买回来一些。

腾越的银子，是最纯的四川银或云南银。卢比也通行，当时一卢比合四百文，而一两银子同时值一千二百六十文。我在上海花三十先令买来的每十两银子，在腾越可以兑三十一卢比。从腾越往西直到缅甸，卢比是主要的银币。

五月三十一日，我吩咐过要早走，可我的人不在电报局院里过夜，来得晚了。更耽误我的是，到了动身的时候，护卫一个也没露面。我没等。我们没人陪着就出了城，走到俯瞰全城的高坡上、进了坟地之间，护卫才匆匆追上来。这一队人是一名举止安静的差人和两名兵，其中一个是没规矩的小崽子，我只好百般给他脸色看。他佩一把刀，插在红腰带的褶子里，腰带里还藏着一支旧的前膛手枪，看着骇人，却没装药。这一天是我此行中少有的几天，叫我后悔没带一支转轮手枪——不是防险，因为并没有险，而是在动怒的时候好有个威慑。

雨下个不停。在一个挤满八莫来的赶骡人的小村里，我们躲了一个钟头的雨。那些在檐下喝茶的人，在八莫见过欧洲人，我的出现丝毫没引起兴趣。这些陌生人里有许多张脸，同我自己的欧洲朋友像得出奇。有少数几个，或许可以拿接触欧洲人所生的「胎教」现象来解释他们的五官何以如此；但欧洲相貌在这里之普遍，至今还没有说得通的解释。「天哪！谁想得到会在这儿碰上你？」我常常差点对某个中国掸人或缅甸掸人说出这句话来——我竟在他脸上认出了自己的一位大学同学，弄得我自己都糊涂。

出了村，我们顺着太平江的曲折走，沿江左岸的高地边缘而行。

雨倾盆不歇；溪涧漫出；道路成了水沟，几乎没法涉过。「骨头」——我那个吃鸦片、脖子长长的苦力——踩进一个坑里，那坑连他的长腿也不够深，我的铺盖全湿了。从腾越到南甸，就是我们要去的那座炮台所在，共九十里，日落时分我们走完了。这镇子无甚要紧。它坐在一处高地上，四面围着城墙；那墙修得——照中国人特有的那股拧劲儿——比任何城墙都单薄，偏偏因为它围的是一座炮台。它既不比许多教会院子的围墙结实，也不比它们高。炮台里驻着四百名兵，这意思是：统领领一千名兵的饷，报的兵力也是一千。他们的兵器是各式各样的原始锈坏前膛枪；炮是看不见一门的——真有没有，也还可疑。几尊锈透的生铁十磅炮瘫在泥里，早已成了废物。炮台里或许有弹药；可一点也看不见。更可能的、也更合中国此类事情的常例的是：他前任留下的弹药（如果留下过，这也可疑）早已被管事的统领卖掉了，这本是他天经地义的进项。

南甸的炮台只是名义上的炮台——它也不必是别的，因为这道河谷里太平无事。何况单凭它叫作炮台，就足以把邻邦英属缅甸唬住了；那里的人一听中国炮台，惯于想象出一座照近代筑城法认真修起来的建筑。

我在一家大客栈里得了一间舒服的屋子，店里已住满了旅客。众人待我都客气而和悦。我进屋时他们正吃晚饭，便请我一同吃。他们把最好的一张桌子让给我一个人用；饭后又一齐挤进另一间屋子，好让我独占这一间。

第二天我们继续沿江走，走在沙质的河床上；这里河床宽过一英里。河水此刻缩到最小，分作两股从中间流过。随后我们离开河道，沿着夹着河谷的高岸骑行。石板路到腾越就没有了，路面被雨水冲得沟壑纵横、坑坑洼洼。今天的路上有一处，几乎是垂直地爬上山顶一道窄窄的岭脊，随后又同样陡地落回坝子。这是一条近道；而它同中国的一切近道一样，走起来要费的力气，是它本想省下的那条较远但平坦的路的五倍。岭脊窄到这般地步：两排敞棚之间，剩下的地方勉强够驮骡过身。去缅甸的商道上，所有往来都要过这一处。长长的竹棚盖着草顶，隔成一个个摊位；掸族妇人缠着奇形怪状的头巾，戴银镯银耳环，嘴唇和牙齿被槟榔汁染得通红，坐在垒土砌成的柜台后头，争着招揽过路客。这些妇人里一多半生着大脖子。她们面前摆开各样吃食：有色白的猪肉切片，泡足了水好添一倍分量，有鸡蛋、白菜、咸鱼、豆腐，还有一种可疑的茶，用洋甘菊和野草调过味。给马备着粗草的筐子，给人备着煮熟的米饭的木碗；中空的竹筒则一物三用：从下头打水上来，插满筷子由旅客自取，还用来收铜钱。生意很忙。赶骡的爬完这段坡，乐得在此歇脚，哪怕只为了从竹烟筒里抽一口烟——那烟筒一队人里总有一个人带着，大家公用。

再下到河谷，我在太阳底下懒懒地骑着，也不管我的人，他们很快就落在后头。眼前是宽阔的沙质河床，平得像湖面。我一个人慢慢骑着，身边一个护卫也没有，忽见这空旷的坝子上有一小队人朝我过来。他们排成单行，走得很快，转眼便迎面交错而过。那是三名骑马的中国掸族军官，穿中国装；紧跟在后头是六名步行的兵，我看得出是缅甸人或缅甸掸人。这些人很精干，穿宽松的短衫和马裤，戴遮阳帽，光着腿，走得像军人。子弹带斜挎左肩，马提尼·亨利步枪枪口朝前扛在右肩。我特别留意了他们，因为他们步伐整齐得可观；虽然身材不高，我却认为，这是我横穿中国一路上遇见的头一批带兵器的人，可以毫不羞愧地放到任何文明国家里去充作军人。

他们过去了，可似乎被我的模样触动；我还没走上十几码，他们便像一齐动了念头，全站住了。我回头看，人还聚在那儿说话，军官的马头朝着我；显然我就是他们谈论的题目。我当时独自一人，离我的人很远，身上没有任何兵器。我穿着整套中国衣裳，骑着一匹一眼就看得出是中国的小马。我照旧不动声色地骑我的路，可我得承认，直到确信他们并无意硬要同我攀谈，我心里才踏实。终于，让我松了口气，那一队人继续赶他们的路去了；我则赶上我的苦力，叫他们等着，等人齐了再走。我大概是无端受了惊。可直到进了缅甸我才知道：那是被通缉的温早土司的武装护卫——那位悬着赏格的匪首。那些兵的步枪和子弹带，是从克钦山地边境上被杀的英军印度兵尸身上剥下来的。

人聚齐以后，我的人打手势告诉我，不一会儿就会遇见一头象；我心想，中国西部到处流传的那个说法——缅甸向中国进贡——我总算要亲眼见它应验了。果然没走多远，在一处伸进坝子的山嘴脚下，我们迎面碰上一头大象，正沿着岩石边缘拣路走——在我的中国人看来是了不得的景象。象背上的朱红座舆空着；络饰都是朱红；赶象的是个掸人。这是温早王的象——早来一步，我或许就有幸会着那位匪首本人了。大象毫不理会地过去了，我们则顺着沙坝走下去，到干崖村过夜。

镇上正逢集。两排摊子顺主街一路排开，每个摊子撑着一把大伞。这里卖大阪来的日本火柴，还有洋货零碎、针、饰带、棉线，以及曼彻斯特的衣料，同名目繁多的土产混在一处。这是一座掸族镇子，但也有大批本地女人——克钦人——在此，黑黑的脸很丑，粗黑的额发盖住低低的前额。离镇子还远时，一个殷勤的掸人就贴上来给我们当向导。他穿白棉布小褂、深蓝马裤，腰间一条深蓝腰带。他光着腿，骑法同中国人一样——中国人事事都反着来，你自然料到他们上马也会用脚跟踩镫，而不是脚尖。他的头巾是深蓝的，辫子盘在头巾里，不像中国人那样从小帽底下垂出来。我由这向导陪着骑进镇子时，满街的人都丢下集市，跟着这位贵客去看给他选定的落脚客栈。那是一家有名的店，早已住满了。最好的屋子被几个中国旅客占着，他们同我一样在赶路。他们正在榻上打盹；可我一进屋，他们竟以为我想独占这间，便起身收拾行李，一个接一个搬到隔壁那间去——那间本已住得不少，这一来更挤得双倍。他们这份体贴与礼数把我打动了。他们准比我还累，可离开屋子时却对我笑着点头，仿佛倒该谢我给他们添了麻烦。我想，他们也许是些要沉沦的异教徒；可我们那开明国度里的执事和长老，寻常也未必比他们更懂礼。

干崖是个草顶泥屋的村子。这里是一处兵站，归我在腾越见过的那位红顶子刘统领管。统领这瓶染发水是挣到了：他已写信吩咐给我派护卫；过了一会儿，明天要随我上路的两位军官进来看我。凡是挤得下的看客，都跟在他们后头塞进我的屋子。两人都是有教养的年轻人，极和气，极好问，一心想把我尊贵的家世打听个明白。他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我借着我的中文会话手册，把各项细节都告诉了他们，还添了几项。要知道，为着日后旅行者的方便，我得尽量留下好印象，这很要紧。我不止让一位祖先复了活，还赠了他一份族长的高寿，配上相称的长须。至于我自己的年纪，他们大为惊讶，看着这样年轻的人竟已这般年长；而当他们诚心追问、我谦逊地承认自己已不幸拥有两位不贤的妻子、五个不肖的儿子、三个不才的女儿时，他们对我德行的钦佩便增了十倍。

两位军官此后告辞，可我一直到深夜都在接见镇上的百姓；我们那位极热心的女店主刚打发走一批，又有一批挤了进来。我信院子里的人一直到清早还没散，不过他们终究让我睡了。

早上一大群人送我出镇，随我涌过那片美丽的草地——这里地面向外展开，平整得像椭圆板球场。从没有客人被这样和善地送上路。炮台在镇外；我们从它左边过去。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方形围子，四面泥墙十五英尺高；它立在没有遮蔽的坝子上，对着来犯者摆不出什么可畏的正面。方围外的四角各有一座独立的四方碉楼。墙上不架任何火炮，也没有哨兵；你很容易把这围子想成一个集市广场，可你再怎么想象，也想不出它会是武力进入中国西部的一道正经障碍。河在我们右手较远处。我们骑过的这片坝子极其肥沃，耕作精细，水被引进稻田，同中国本部到处通行的办法一样。水牛在耕地——乏乏地在齐半腰的泥水里挪步。我们此刻已在掸人中间，田里做活的都是掸人，不是中国人。干崖、盏达以及别的一些地方，只是些小小的公国或掸邦，由世袭的小王、即土司治理，在中国的保护之下保存着一种自治的形式。世上再没有比掸人更可亲的民族了。他们有礼、好客、诚实，兼有东方人的一切美德，而少有他们的恶习。「他们是暹罗人的长兄，本自中国四川省迁来，可夸称其文明上溯至公元前二十三世纪。」——拉库伯里如是告诉我们；他有一种快活的本事，能从自己的想象里取出事实来。

在一棵榕树的广荫底下，我叫我的人停住，因为我实在累了；他们等着，我在草上躺了一个钟头，睡得很解乏。我睡着的时候，派来「送」我到盏达的余下护卫到了。离我歇脚处不过几码，有一座颇具特色的古迹，出自缅甸不但占着这道河谷、还占着河谷以外乃至腾越以外直到怒江那片沃土的年代。那是一座结实的缅甸塔，用一层层同心的砖和灰浆砌成，顶上一个实心的钟形圆顶至今完好。它孤零零立在坝子上，近处有一丛榕树；当年出钱造它的那位良心不安的佛教徒，靠这座塔无疑积下了千万功德。塔上的金箔多年前就被剥光了。

此刻取斜行排开、走进那片雨季里作河床的宽阔沙地的，是一支颇有画意的队伍。骑着白色小马的，是那位不会说话的欧洲人，他已脱下中国衣裳，换上澳洲丛林里那套讲究的行头；还有他的两名苦力和他的仆人老曾，三人都不会说一句英文；两位军官穿宽松的中国衣服，骑着结实的小马；再有八名兵。这些兵是掸人，相貌和善，个子小而身手轻捷，制服齐整——绿短衫镶黑边、滚黄绦，黄腰带，深蓝的宽马裤——是干崖土司的号衣。他们持雷明顿步枪，子弹装在斜挂的弹带里，看来是极好的打仗材料。他们的装具件件齐整。

这时要渡那条宽阔的大股水；水在沙上急流而过，分成深浅不等的水道，而水道时常改移。渡口处将近半英里宽，水最浅处也到我膝，最深处不过到我腰。我们都平安过了；可叫我痛心的是，那名替我挑两只箱子的兵在最深的水道里一脚踏空，两只箱子都从担子上滑进水里。这份珍贵记述所凭的全部笔记与文稿，都泡坏了不少。不过事情还可能更糟。我早有预感要出岔子，已经趟水回到那道水道旁边守着。若不是这样，这些文稿或许已顺水漂进伊洛瓦底江，从此失于世间——那损失可就无从弥补了！

太阳很烈。我把东西摊在岸上晒。又长又窄的独木舟，轻捷得像文明世界里那种绳量赛艇，或划或撑，贴着岸边的水道飞快地滑过。再骑了一小段路，我们在一棵极壮伟的榕树下下马；我想那是全世界最好的榕树标本之一。在它那惊人的树冠底下，人和马都小成了小人国的东西。一群村民来看外国人，正像猴子一样在它的树根上攀爬——那些根「作奇诡之状盘曲」，铺开有半英亩。他们的村子就在近旁，是一片可怜的泥屋；我们被领去的那座柚木庙，用木桩架在村子中央。庙里堆得像一家旧货铺，尽是残缺的神像和撕破的经卷。可那位衣衫破烂的和尚，穿一件污脏的黄袍，头皮一个礼拜没剃，看来却享着不同寻常的圣名——从我那些随从对他的敬礼，以及他对这份敬礼那种不屑一顾的神气，就看得出来。他是个畸足，只能一跛一跛地艰难走动——想来他会拿这个替他那座圣所的乱七八糟作辩解。对我，他自然很客气，把他最好的座位让给我；老曾则给我煮了一碗可可。随后我们沿江右岸骑行，却渐渐离开水道，直到远远地望见坝子那头山脚下的掸族镇子盏达——这一天路程的终点。

本地女人从镇上回来，正穿过坝子往家走——都是些又瘦又长的姑娘，腿细细长长，头发像擦甲板的拖把一样蓬在头上。她们是我的人最爱拿来取笑的对象；那些话按东方人的谐趣路数，我恐怕粗俗多于机智。克钦人不讲贞节。她们的风俗使贞节无从谈起。克钦姑娘之不识贞节，比之日本少女也不稍逊。

第二十一章掸族镇子盏达，与蛮允——马嘉理领事被害之地

盏达正逢集日；我站在土司衙门前的空场上，惯例的人群便围了上来。我又热又饿，因为还是下午早些时候，众人的关注叫我吃不消。不一会儿，两个人从看客中挤过来，客气地招手要我跟着，把我领到近旁一座庙里，上了楼；正殿旁的偏厅正在为接待我而收拾。我住的地方俯瞰着正院；小马就在我脚底下的角落里，安顿得很舒服。这里对我的照应，再体贴不过了。他们搬来两把洋椅子给我用，又在我面前摆下半打好菜和干净的筷子。庙里的住持来接我，他那张笑脸就是好心肠的化身。这位和善的老人剃着光头，穿一件灰色长袍，一串黑白相间的念珠松松地挂在颈上，在我屋里走来走去，吩咐人照料我的起居。他管着好些和尚，有穿黑的，有穿黄的，还管着一小班唱经的。庙里的宗教是件活生生的事情；庙也整齐，席子干净，佛龛照料得好，墙上画着奇异的象与马，另有缅文和汉文的题记与卷轴。

傍晚时分，盏达土司——那位世袭的王爷（会着一位王爷，何等荣幸！我这辈子连一位勋爵都没会过，连近乎勋爵的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冒充约克公爵的，被我送进了疯人院）——这位盏达的王爷正式来拜我，带着一队规矩齐整的随从，与中国大员出门行礼时脚后跟那群衣衫褴褛的无赖大不相同。土司坐了一把椅子，他尊贵的客人坐了另一把；后来住持进来，我素有的那份对僧衣的深敬便发作了，我起身把座位让给他。他不肯坐，我偏要让；他装出一副比任何法国人都更推让的样子，我便连人一起把他按了下去，事情就此了结。

这位王爷是个可亲和善的人；即便在掸人中间，他的礼数与和气也格外显眼。他很得英国勘界委员会的喜欢，他自己也十分愉快地记着同他们的交往。谈话谈不下去的时候，他曾有五六回把两手一合，举起来说：「华里，请请！」我明白，这是他那异教的傻办法，要托我向缅甸政府的中国事务顾问致意。掸语同汉语全然不同，可所有的王爷、小王都穿中国装、学官话；盏达土司同华里先生谈话，自然也是用官话。这位土司是前温早土司的女婿。他治下的地方比维多利亚许多牧场还小。他是掸人中最有才干的一个，很情愿把他这个小公国交给英国保护。他三十五岁，一身十足的中国衣冠，辫子小帽俱全，脸上有麻点，脖子微有些粗。他有礼而文雅，嚼槟榔「以助思致」，又极自在地往地上吐痰。我把照片给他看，他很客气地请我送他几张。我笑着向他点头答应，随后把照片一张张卷起来，收回箱子里去了。他知道我没听懂。

我们一起喝了茶，他便告辞；临别的话仍是「华里，请请！」

他一走，那面沉沉的鼓——一具木头做的、鱼形的中空乐器——就敲响了，和尚们穿上五色丝衣，聚起来做晚课；暮色降下时，他们唱起一段婉转而哀伤的经文。

晚课做完，除了唱经的，其余都进了我所卧的廊房旁的屋子。我朝里望去，见他们脱下法衣，团身卧上通铺。鸦片灯早已点起，不多时都在吸鸦片；只有一个患风湿的没吸，他平躺着把身子伸得直直的，另一位师兄弟便通身给他捶打——那是全世界各处土人都用的一种原始的推拿法。

城隍庙里正办着什么会，一夜锣鼓喧天、爆竹乱响。穿黄袍的和尚排成长队，在皎洁的月光里从庙前走过。和尚多得像黑莓；他们若穿黑而不穿黄，旅行者准会以为自己是在大会期间的爱丁堡。

第二天早上，另有半打人的护卫备好了，要陪我走这一天到蛮允的路。他们穿盏达土司的号衣，蓝短衫而非绿的。他们带着锈坏的前膛枪，没装药，另有长长的缅刀。这是些最和气的武士，相貌和举止都和气，不像中国那些缠头的好汉——那些人的兵器并不比他们好，却同他们的祖先一样，把面相凶恶看作打仗的一件要紧事（「以凶相示敌！」）——这份迷信英国军队也有份，他们给士兵戴上骇人的熊皮高帽，好叫人显得高些。带队的军官追上我时已迟了。他一到离我一个马身的地方，便放下辫子恭恭敬敬地鞠躬；我看得出他脸上有一种得意的光彩——他自承受了大荣宠：这样尊贵显要的一桩差使，竟托付给他这样卑微不才的贱职来照料。

前面是开阔的草地，骑着很舒服，只偶尔被一棵壮大的榕树截断。成群的水牛在山坡上吃草。泥屋的村落彼此离得很远，散在河谷平地的边缘，围着极好的活竹篱。

离盏达三十里是掸族村子太平街。这天是集日，宽阔的主街上挤得满满。人家把我们带到一个油商的家里；他很客气地请我进去，叫人给我泡了茶。屋里四周堆着装油的陶罐。底层朝街开着，一转眼就塞满了人。「走！走！」主人喊道，人群便被撵了出去；过一分钟，又换上一批等着看的好奇人。

随后我们继续骑行，走过一片美得像贵人园林的乡野，到了蛮允镇。路旁到处有清泉，行人可以解渴。竹瓢是信教的人放在这里的，他们这一举将被记作他们的功德，因为「虔施少水者，当受大海之报」。没有泉的地方，则搭起精巧的小竹棚，安上架子，在阴凉里放着水罐和竹杯，让口渴的人祝福那只给他水喝的无名之手。

蛮允——外国人多按另一种拼法称它，那个写法在洋人中间更通行——是一座又大又散的镇子，俯瞰着河谷平地。一八七五年，英国领事馆员马嘉理就是在这里被杀的。我在衙门口等了很久，他们商量该把我安置到哪里去；过了一会儿，两个衙役来把我领到城隍庙。正是马嘉理当年住过的那座庙。许多剃了光头的和尚等着我，在庙堂上很和气地接了我。他们替我搬来一张桌子和那唯一的一把洋椅子，又指给老曾看该在何处铺我的铺盖——就铺在庙堂里。我便在这里接见镇上的百姓，什么肤色什么模样的都有——汉人、掸人、缅人、克钦人，以及混血的。众人极和气；我在各处遇到的礼数与善意，同马嘉理初次来时所记的一样。可人群安静了不大一会儿，便起了一场争执。争执从远处角落里起头，人们丢下我，去围那两个争的人。嗓门高起来，又响又激动，越吵越有劲。旁观者仿佛被一种要命的兴趣抓住了。人很容易想到：他们正商量着要像对待马嘉理那样对待我。争执越吵越热。他们总要动手了吧？不料那口角说起就起、说停就停，人们又笑着回到我这里来。争的是什么呢？和尚们在给我的晚饭杀价买一只鸡。

庙建在柚木桩上，三重屋顶由柚木柱子支着。若不是神案上的金佛和案旁的金柜——柜里装着许多较小的金佛及其弟子像——这里就像一座谷仓或堆房。伞、旗，以及出会用的种种俗艳行头，都挂在梁上。暗黄色的法衣——姜黄那种黄——乱堆在竹架上。做功课的锣一响，你原以为是苦力的那些人便把这些衣服往左肩上一披，在腰间一掖，就变成了和尚；功课一完，衣服立刻放回原处。紧挨着瓦底下停着一顶纸糊的轿子，是要烧去给天上某位阔人用的。墙上贴着彩绘的纸卷；旧木架上摊着缅文的破书，几个孩子装作在读。我睡的那处地板离地有几尺高；从裂开的板缝里望下去——不过在望见之前，另一种感官早已察觉了——底下停着好些装了死人的棺材，等一个下葬的吉日。棺盖上压着重石，好让死者躺得更稳当。下葬的吉日由和尚定——只等孝顺的亲属为自己的畏惧付得够多，日子便定下来。这么说，棺材一天不搬走，便一天可以算作和尚们投下的本钱，收着厚利；一搬出庙门，就不再生息了。

同许多庙宇一样，这庙的金佛龛背后也有一间鸦片房；和尚与小沙弥可以在那里撂下本分，消磨那些放纵的时辰，直到锣声又唤他们去做功课。

清早，我还躺在地板上的铺盖里，就见许多妇人来到堂上——其中大半脖子都粗——献上米，在佛前跪下。时候一久，来的人越来越多，主案前和金柜前便攒起了一小堆一小堆的米。妇人们退去之后，一个唱经的和尚过来，用手指把那些小堆一律扫进一只篮子。神取其气，僧取其实！

如我前面说过的，马嘉理是在蛮允遇害的，时在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他从汉口到八莫，平安穿过了中国；一路上中国人待他处处客气，给了他一切便利与保护。就在五个礼拜前他还平安地经过蛮允，并且写道：「我在这可爱的民族中间来去，丝毫没有遇到过失礼，他们对我说话极为恭敬。」然而五个礼拜之后，他在回程中被杀了！就算认定他是奉了云南府那位残酷的总督、有名的岑毓英所下的命令而被杀，而非死于当时充斥该地的无法无天的中国团练之手——巴伯认为那些团练才是真凶——英国政府也仍得担一份连带的疏失之罪。马嘉理平安到了八莫，在那里同柏郎上校率领的一行人会合，随后以先行者的身分回头，按他刚走过的那条路，为这一行人进入中国打前站。这一行是缅甸政府派出的「和平使团」，人数「全队仅五十人，另有缅甸卫队武装兵一百五十名」。

七年之前，斯拉登少校率领的一行人曾从缅甸进入中国西部，直到腾越；他们从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腾越留到七月十三日；同那位起兵反抗中国的回族军事长官及别的回族官员进行了友好的交涉；并且一直受着回族起事者的友好庇护——当时自腾越到云南府附近的中国西部，都在这些起事者手中。有人问过：「英国一面把公使留在一个帝国的京城，一面又向该帝国边境上拥兵而反的叛人派去和平使团；这种举动，究竟能归到公道或公平的哪一条原则上去？」

回民起事直到一八七四年头几个月才被平定。不到一年之后，中国人便惊惶地得知：又有一支和平的使团正取同一条路进入中国西部，出自同一方的主使，目的也同那支曾受起事首领欢迎的使团一般无二。

中国人的头脑无法领会这样一件事实：第二支使团的谋划，纯是为了寻找国际通商与科学考察的新天地。他们既是野蛮人，便怕英国借此要「把那场叛乱的余烬煽活起来」。这样一支使团——一支和平的通商使团——选的时机再坏也没有了。它的荒唐，从马嘉理被害、柏郎上校被逐一事上看得出来：柏郎的一行人在雪列被打了回去，那地方已能望见蛮允。而这场举世皆知的谋杀，便成了举例说明中国人野蛮时惯用的一桩事。

中国也许是个野蛮的国家；许多传教士这么说过，这么说也是时下的风气；不过我们且看一看事实。过去二十三年里，各国各样性情的外国人，从最温和的到最狂热的，钻进了这个帝国的每一处角落缝隙。有些被遣回去了，也偶有一两场骚乱，毁了些财物。可被杀的外国人，一只手的指头就数得完；而这些案子里大半都难以否认：白人自己的不谨慎才是招来杀身之祸的起因。同一时期里，在文明的外国，又有多少百个安分的中国人被杀害？中国的一场仇外骚乱——而在这个广大的帝国里，仇外骚乱何其难得一见——或许会毁掉些财物；可过去二十三年中国全部仇外骚乱所造成的损毁，是否赶得上一两年前某个「黑色星期一」，文明的伦敦暴民在牛津街和皮卡迪利大街上那一场哄抢，这还可以一问。「一个外国人横穿中国，」写中国最确实的作者之一、他本人是美国传教士的明恩溥牧师说，「比一个中国人横穿美国还安全些。」凡稍一思量此事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明恩溥先生这话说得对。

五月十七日我又上路了。蛮允的炮台在镇外；再过去不远，那道干河沟折进路里来，那一处路边长着仙人掌，一棵榕树遮着荫。据说这就是马嘉理被杀的确切地点。

第二十二章论中国的武力——克钦人——入八莫的最后一程

我们这时离开了低地与开阔的原野、牧场与草地，攀上林莽覆盖的山嘴；正是这一列三角形的分水山岭，把蛮允所在的太平江宽阔敞亮的河谷，同红木河那道局促而热带气味的谷地隔开——红木河谷底下便是英国的边境哨所南奔，缅甸眼下的界址。南奔以下两英里，两条河合流，合流之后一直走到八莫上游一两英里处注入伊洛瓦底江。

再没有比这一变更大、更突然的了。我们在烈日下吃力上行，两个钟头后便深入最密的林莽，进了热带森林那种繁盛之极的草木之中。我们已离开和平掸人的河谷，进了另一种中国「被保护的蛮人」所居的森林——那是克钦野人各部；便是在缅甸，他们也迟迟不肯领会英国边务治理的仁德。自然在河谷里安然睡着；在森林里，自然则搏动着生命，各类虫豸的嗡嗡唧唧，于我们不习惯的耳朵是陌生的。

林中开出了一条修得很好的路，驮着一包包棉花的骡帮正走在赴云南那漫长陆路的头几程上。骡铃穿林而响，牧童的竹笛把空中注满甜美的音调，他把一腔心魂都吹了出来，比任何风笛都好听。棉花是由这条大道入中国的头等进口货。从大理府到边界，旅行者顺着灌木从骡驮上撕下的一团团棉絮，就能认出自己的路来。

穿林的路总走在最高处，因为中国的炮台就设在最高处——或在路上，或在近路的一块高敞的开地上。

这些炮台是木栅围起来的寨子，外头护着削尖的竹子扎成的拒马。营房是几间土人式的草顶木屋。每座炮台的守兵或许一二十人；他们兵器很坏，有的干脆没有兵器。没有炮，也没有储备。水用剖开的竹管顺明渠引进寨里。凡见过中国西部中国兵在家常状态的人，看到外间竟肯相信中国人自报的中国西部武力，只觉得可笑。我们还要把今日这般模样的中国人当作一个尚武的强国，看上多久呢？论人数，论耐劳的体力，论在好军官统率下那份沉着的勇气，论以最少的口粮做出最大工作量的本事——这一点人类任何别的种族都比不上——他们潜在的力量是惊人的。可他们并不前进，他们停在原处；他们向后看，不向前看；他们活在过去。他们的祖先靠某些兵器征服了亚洲的大半，他们不肯相信那些兵器已不合于今日的战争。倘使日本迫中国就范，日本所能加于中国的条件，没有一条不是趋于促进中国的。日本对中国所取得的那种胜利，加在任何别的国家身上都会起作用，唯独中国不然；对中国这庞然的一大团来说，这些胜利的效果微不足道。假定中国在这场战争里损失了两万人，帝国境内一天之内就有两万人出生；而我十分确信，除了战事所在地的近旁，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官员除外——对于正在进行一场战争（照他们的说法，是一场叛乱）这件事，是茫然不知的。麻烦，严重的麻烦，不久的将来会在中国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必定正在迅速临近：如今统治中国的这个衰朽的异族王朝——满清王朝——将被推倒，而中国的宝座上将坐上一位中国的皇帝。

在一个叫雪列的土人村子里有一道厘卡。黄旗在烈日下懒懒地垂在路面上方。收厘金的是个和气的中国掸人，请我进去喝茶，还搬出他的铺盖让我躺一躺。他同他成千上万的同胞一样，在马尼拉彩票上赌过一回运气。他屋里一面墙上贴着两张旧彩票和中文的中奖名单，另一面墙上贴着许多中国名片；我很客气地准他把我的也添上去。

一路从这一营到那一营，都有兵陪着我，是中国兵，来自中国境内几百英里之外的各州县。有的带兵器，有的不带；带的和不带的一样可以信托。不过他们个个都懂礼，看护我看护得叫我发窘。

出雪列后的头一座营盘，寨门上装点着武功的战绩。两根光树干上吊着一只只装头的篮子，在暑热里腐烂。那是克钦劫匪的头。凡是抗拒天子而被拿住的，都当如此处置；而天子无上的宽仁，才容日光照到他疆界以外的任何王国。克钦人的村子散在森林里、山岭间。你看得见他们土式的房屋：长长的竹屋架在木桩上，盖着草，低低的屋檐几乎斜到地面。在奉祀精灵的林间空地上，你会走过路边立着的木柱，柱子刻得粗糙，画得也粗糙，画着线条、方格和刀的粗形；紧挨着是圆锥形的草棚，插着彩色的风信鸡。剖开的竹子撑起窄窄的搁板，板上摆着各样供食，用来求恶灵的欢心。

我们遇见的克钦男人，都带着那种厉害的缅刀；刀身宽阔的那一段，套在一只单片木鞘里护住。他们穿掸人的短衫和深色马裤；头发拢在头巾底下。人人都在左肩上挎着克钦人特有的绣花袋。

克钦女人矮小如日本人，也一样被腿短得不成比例弄坏了身形。她们穿掸人的短衫和深蓝的裙子；饰物主要是贝壳；腿是光的。未嫁的不戴头饰，头发剪成黑黑的一蓬，额发厚厚地压到眉毛上。嫁了人的，头饰便同掸族妇人一样——一顶硕大的深蓝圆锥形头巾。一位传教士告我说：克钦姑娘中间，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贞节，据信是不存在的。当地有一段关于某位贞女的传说；不过这类传闻之词靠不住。克钦人各支由一位土司管，这职位「是世袭的，但不传长子，而传幼子；若无子，则传最幼的在世兄弟」（安德森语）。克钦人一律嚼槟榔，几乎一律吸鸦片——男人、女人、小孩都吸。大脖子在他们中间极盛行；考奇曼少校认为，有些村子里染上此病的居民多达四分之一。他们没有文字，但他们的口语已被在缅甸的美国传教士拼成了罗马字。

我们在离英国边界五英里之内的中国小炮台昔梯歇下。那也是一座木栅营寨，寨门上同样吊着劫匪的头。管事的是个中国掸人，一位精干的年轻军官，娶了缅甸妻子。他勤快、机警、明白事理，把充作营房的那一排棚屋里最好的一间给了我。我住得很舒服。营房里驻着四五十名兵——都是些无害的武士——照应得很殷勤。天黑时打起了收操。锣先响，声音消成远处的一缕嗡鸣，随即又发出足以唤醒死人的洪亮一击。同时鼓上也敲起收操，接着放一响枪，喧声便停；夜里换班时还要再来一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仇敌，就这样被从炮台边上惊走了。

听说我是大夫，管营的便请我去看他几名列在病册上的兵。其中有一个可怜的年轻人，就在我隔壁屋里，害着弛张型的热病快死了。我走到榻边时，病人平躺着，病势凶险，虚弱枯瘦；可他两个同伴却一人一只胳臂把他扶起，叫他坐直，要把他拉成他们认为更恭敬的姿势。早上我又去看这可怜人。他侧身躺着，正在受治疗。一个伙伴把鸦片枪凑到他嘴边，另一个搓好鸦片丸，烧热了装进烟斗，好让他吸那烟气。

早上那位军官陪我走到寨门口，同我告别，说了许多我听不懂的好话。他点派八名最好的兵送我到边界，路只有十五里。这是一段极好的路，穿过林莽，越过山岭，走到红木河。我们过了中国人最外边的那座木寨，沿着山嘴绕行，忽然整整望见谷对面的英国营地，就在对坡的半山上。我们循一条极陡的小路穿林而下，到了中国人的界上炮台，随后走出来，到了炮台底下那道斜落到河边的草坡。

草坡上有几间竹屋，中国护卫在这里同我分手；因为武装的护卫再往前便不许去了。我被领到渡口，小马扑进急流，一两刻之后我已站在英国的土地上，正走过印度兵的哨所；哨兵竟出列向我行礼，把我大吓一跳，我还以为要挨枪子。随后我爬上陡坡，到了英国营地；带兵的英国军官、缅甸第三团的艾尔蒙格上尉很和气地接了我，并且祝贺我一路顺利。他把我到达的消息电告了司令部。我这样一个无名的漫游者平安走通了，于谁都没有一丝关系；可知道任何人都能这样轻易地走通，却是有关系的。政府不久前才收到禀报说：中国西部人心不靖；云南兴起了强烈的仇外情绪；此时此刻，最不宜派出勘界委员会。我这一趟安静而未受阻挠的旅程，同所有这类禀报正相反。

南奔的营地在河面之上一千五百英尺。它四面全无遮蔽，军事上的专家早已判它不合格。不过适用于任何寻常边界的筑城之法，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边界——那里根本没有危险。栅栏修得不整齐，自然也不比中国木寨周围的栅栏高明。

房屋用竹子造，架在木桩上，盖着草。缅甸第三团的一个连常驻此地，由一名英国军官带领，连里一百人，或是锡克人，或是旁遮普人，个个身材魁伟，一副军人气派。渡口由六人的一小哨守着，带哨的是名土籍士官，不许任何带兵器的中国人过界。

这里有不少驮运的骡马。溪里鱼很多；说实在的，钓竿是这些军官唯一的消遣——他们被差到这荒僻的地方轮值，一轮三个月，几乎从头到尾独自一人。有一条电报线通到八莫；将来同大清电报接通，就在这一点上。

渡口每天有五十到一百头驮兽渡进中国，驮的多是棉花。每头驮兽抽六安那的过路钱，收来的钱由政府分给那些世袭有权抽此项贡赋的克钦土司。钱由两名缅甸官员收取，每天交给带兵的军官。入缅甸不纳税。中国的厘卡则从雪列起开始折腾商帮。

从营地望出去，四周群山景色秀美，山上尽是「高大的林木，缠着壮丽的藤蔓，垂挂着兰花」。周围一带地土极肥，稍加人力便一年三熟。至于耕作，那是没有的。放火烧去林莽，灰便是肥；然后把地皮略略刨一刨，撒下稻种。再无别事可做。种子粒粒发芽；稻子熟了，撒下一筐，收上五百筐。随后田便撂着不管，直到重新长满林莽。这异教之民就这样得了五百倍的报偿，合于自然的法则——自然给农夫的赐福，与他所应得的恰成反比。

傍晚那位军官同我一道走下溪边，我在岸影里洗了个澡，那处是钓鱼的好潭。回来过田地时，我们遇上那两名缅甸收贡的人。他们有事要同军官说，可他们并不像身板结实、独立不羁的中国人那样直立着，而是卑顺地蹲在脚跟上，把肘子支在膝头，摆出一副恭卑的姿态同上司说话。中国人就大不同了：他承认为上司的人极少，中国疆界以外的任何种族，他一个也不承认！

从南奔到八莫，是三十三英里轻松的路。这通常分两程走，歇脚处是密提的兵站，离南奔十四英里。离开南奔时，点派了一名下士和两名兵送我。他们是旁遮普人，身材高大，相貌威武；可想来是疏于操练了，因为他们到密提时软塌塌、面色憔悴，比我们迟了一个多钟头。林莽中有一条极好的路，维护得整齐利落，正是英国人管的军路所特有的那种整齐。我那几个中国人时不时问我还有多远。走了十五里，老曾问我到三甸还有多少路。「三里。」我说。我们又走了十里。「现在还有多远？」他问。「只剩五里了。」我一本正经地答。又走了六里，他再问我：「莫先生，到三甸还有几里？」「只剩八里了。」我说；他便不再问了。我是在按他本国通行的样式给他消息。

到密提，我们宿在驿舍里——那是一所空无家具的小屋，专供行旅住的。营地在一片极平的坝子边上，坝子四周绕着林莽覆盖的山，满生着象草。宽阔的太平江从坝子中间流过，浑浊地流去伊洛瓦底江。这里驻着一百名印度兵，由一名土籍军官带着——是萨达、哲马达，还是苏巴达，我不敢断定；他来拜我，在我吃午饭时站在我旁边；每逢我的眼睛无意间碰上他的，他就以最叫人吃惊的方式向我行礼，弄得我十分难为情。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位先生是何人。我把他当成了一名摆样子的领班侍者；既然我觉得他是个多余的累赘，便叫他不必讲究先后次序，只管走。我指了指台阶；他便走了，倒退着侧身而去，像是从王驾前退下来一般。他把脚跟一并，在楼梯口向我行了个礼，到楼下又行了一个，嘴里念念有词——那些话于我比中国话还难懂。

夜里，我们那所全无遮蔽的屋子遭了一场骇人的风雨；有一阵我只等它被整个从木桩上掀起，刮到营地的下风头去。屋顶漏了千百处，雨从墙底下灌进来，我的东西件件都被温水浸透了。

第二天我们轻快地走进八莫——伊洛瓦底江左岸那座重要的兵站。我们在密提用一座桥过了太平江；那桥是临时搭的，晃得很厉害，每年江水一涨便被冲走，每年雨季过后商帮上路时再搭起来。

八莫由陆路到重庆一千五百二十英里；从重庆到上海，又是同样远的路。这全程我走了整整一百天，因为我是故意等到第一百天才走完它的。而这一路上，我雇过的中国苦力没有一个不把他应承的事做足而且有余——这件事，确实足以说明中国人天性里那份责任心。我在八莫同我的人结了账。给老曾时我多给了四百文，便向他要找头。他立刻很麻利地在桌上把一些铜钱摆成算盘的样子，又在一张纸上写下些鬼画符，算了一通，算出来我倒欠他四百文，因此账目此刻恰好两清。我自己的花费：在腾越给他一千一百七十五文，在八莫又给四百文；这样，在相距九天路程的两地之间，我全部的个人开销略多于三先令。我从上海到八莫的全程，连中国行装一并算上，花了不到二十英镑。若是节省着走，我估计这趟路花上十四英镑也就够了。倘使我多带些银子，这趟旅行的总费用还能再减。我用余下的银子在云南买的金子，在缅甸卖出去赚了两成；我在腾越以十一便士买进的卢比，在八莫值十三便士。有几件古玩我在内地花二英镑五先令买的，一到文明地方，人家出十四英镑向我买。横穿中国的旅行，无疑是世上最便宜的旅行。

同这几个这样忠心伺候过我的人告别，我心里难过。我此行之愉快，再没有比这句话说得更足的了：这趟旅程完结时我的惋惜，胜过我离开任何别的国家时所曾有过的。这几个人一路上表现极好；而公道地说，这也是远在中国西部旅行的人共有的经历。因此，一位游历中国与西藏的大旅行家柔克义，在一八九四年四月的《世纪》杂志上谈到他新近那趟旅程的种种不适时，便这样说：

「可是无论西藏人还是我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一句抱怨。他们总是机警，总是好脾气，总是照顾我，一心想尽他们所能使我舒服。我所遇见的这些民族，一向如此；我很高兴地说，在他们的国土上走了两万多英里，我从没同他们说过一句重话；而我想我在他们中间没留下一个仇人，倒留下了不少朋友。」

我这三个人到八莫两天之后，便动身回大理府。他们驮着药品、食物、报纸和信件，是给大理传教站的；这些东西在八莫美国传教会的屋子里积了好几个月，那位管事的传教士在其职分所带的种种杂务之中，始终腾不出工夫把它们转送到远在内地的那位孤单的基督弟兄手里。而假如我不在那时到达，这些东西一直要等雨季过后才送得出去。一名苦力从八莫背八十磅的东西到大理，工钱十二先令；用不着我来指出：柚木上做一笔极小的买卖，就够付许多个苦力的钱了。何况所花的任何费用，内地会都会照数偿还。我这三个人回程上被残酷的命运追着；他们在蒲缥统统病倒了。可怜的「骨头」和那个有麻点的苦力死了；老曾在那里的客栈躺了几个礼拜，等他好得能继续去大理时，那三担东西已经带不走了——店主把它们扣下，要他先付清食宿钱和那两个同伴的埋葬费。

第二十三章八莫、曼德勒、仰光与加尔各答

八莫最气派的宅子，自然是美国传教会。美国人慷慨地供养着她那些舍己忘身的儿子，让他们出门去阻止亚洲亿万生灵「灵魂的可怕沦亡」——这些人「未有律法而犯罪，如今正无望地灭亡」。那位管事的传教士告诉我，他是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把得救的真理带给克钦人中间那些将亡的异教徒」。这份差事，就算是个一心向着俗世的人也未必不动心。他的办事方法，我且举一例。这位忠心的布道者对我说，有个可怜的妇人，是克钦族的基督徒，他对她的安危极为挂念；她正在离八莫一小时水路的一个小小基督教村子里，他很怕她已因血中毒而垂危，又几乎确信只要动一动刀子就能保住她的命。我当即表示愿意去看她。我在中国受过许多美国传教士的大恩，我说，若能效一点劳，于我是极大的快慰。

那位传教士对我的提议大表感激，却并不安排当天下午动身，而是定了次日早上七点，说那时来叫我，一同去那村子。到了钟点我已收拾停当；我等着，传教士却没来。当时飘着一点毛毛雨，这雨足以挡住他去看那垂死的妇人，却挡不住他去伊洛瓦底江的轮船上赶集——我正是在那里碰巧遇见他的。他见了我非但毫不窘迫，反而趁势对我说了一句话；我认定那是一句不可原谅的谎话，我想他会原谅我这么想的。他说，他已经写信给那可怜的妇人，叫她——照他自己所信是个将死的人——坐船下八莫来见我。

在八莫，我住在副行政长官舒适的宅子里，受到极愉快的款待。可惜副行政长官下游去了，我没能见着他。此人被看作这一行里最能干的人物之一。他升迁极快，不久前还得了印度帝国勋位；在缅甸，似乎当真没有哪个位子是他不可指望的。他不在时，署里的事由助理行政长官代理——一个彬彬有礼的英国青年，我头一回见识文官制度就是从他身上。我对这年轻人的位置不能不生羡慕，也不能不惊叹于我们治理印度帝国的那套办法所取得的成功。这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以总督的身份，对几百平方英里的一片地方握着大权——一片新附之地，要治理得好，须懂法律、懂财政、懂贸易，须阅历人情，须有本事摆布好几个土著族类彼此冲突的利益。在他的辖区里，他的权位高过一切文武官长；而他之被认为堪当此任——事实也证明他确能胜任——只因一两年前，他在一连串拉丁文、英文、数学等科目的考试里名列前茅，是两百名填鸭式应考者中取中的四十人之一。他于人世几乎毫无阅历，得到这个位子的路数，同一个中国官儿得官的路数一模一样——靠考试取胜，而所考的科目与日后的职事之不相干，比起中国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他也同中国官儿一样，「没有什么是他不管的」。

单看表面，天下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制度；单看结果，天下也再没有比这更成功的制度。助理行政长官早早就学会了自恃、决断和驾驭权柄的本事；而且他尽可以指望有朝一日坐上首席行政长官的位子。

八莫的人色之杂，实在可观。世上没有哪个地方——连澳门也算上——种族混得比这里更厉害。英国人和中国人，掸人和克钦人，锡克人和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阿拉伯人、德国犹太人、法国冒险家、美国传教士、日本女人，都在这里欢欢喜喜地杂处着。

城里有不少坍圮的佛塔，也有几座木庙，只是都算不得缅甸建筑的上乘。自然少不了一个俱乐部；还有马球场、足球场和板球场。堡垒里头的营房当中，有一所房子身兼二任：这一头是戏院，那一头是教堂，而两处的台柱子都是同一位身手矫健的先生。可是八莫再好也还是个凄凉、困苦、可怜的驻地；到了这里的人，个个都像是把向生客道歉——为自己居然待在这地方道歉——当成了头一等的待客之礼。

那位卓越的汉学家兼旅行家白挨德，写过一部西部中国游记的经典之作，从前就在八莫当英国驻员。他中国话说得极好，自然也很以此自负。如今寻常的中国人有一样毛病，是同许多欧洲民族相通的：他若认定你不会说他的话，便是你说得腔调字眼分毫不差，他也偏不懂你。白挨德在这上头吃过一回亏，深深刺伤了他的自负。一天他在八莫近郊散步，遇见两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便拿出最漂亮的官话同他们攀谈。两人木然听着，一动不动；等他说完，其中一个转过脸去对同伴说，像是有了什么了不得的发现似的：「这些洋鬼子说的话，听起来倒同咱们的差不多！」

在八莫，我有幸见到勘界委员会的三位委员，就是在与中国政府的若干划界初议中代表我方的那几位。这人选再好不过了。法国人马蒂尼先生在上缅甸已住了二十年，是我们的警务长。瓦理先生是缅甸政府的中国事务顾问，乃是中国领事馆出身的人物里最能干的一个。达维斯上尉属参谋团，特派在情报处当差，不但是个格外精干的军官，还是上缅甸第一等的语言通才。这便是那三位代表。

我的小马是在八莫卖掉的。同它分手我难过得很，因为它随我走了八百英里，只用三十天，路况又出奇地难走，海拔忽高忽低，气候几番更易。可它始终精神十足，又勇又耐劳，走最后二十英里驮着我，同头二十英里一样稳当。然而一到要卖，我才吃惊地发现它身上的毛病竟有那么多。它的身量在南坎还是十二掌三指，三天之后到了八莫就缩成十一掌三指——这是一位少尉告诉我的，他说他来看马是有意出个价钱。另一位军官向我证明，这马的右前腿已经彻底不中用了；第三位则印证了他朋友的诊断，并且当场开了一堂临床课，论证这可怜的畜生患了飞节内肿，左后蹄的蹄叉也烂了，「中国马都是这样的，」他还补上一句。骑警里一位精明的军官幸而及时查出，这马是个喘鸣的。至于那位匈牙利犹太人——他专凭借据、身后债、当面求告以及别的种种没保障的名目放款，同守备队里大半人都交情不浅——正要出价时，极为遗憾地发现这马的后腿比前腿还要不成话。结果我只好把马卖了——卖的价钱，恰好是我当初买它的价钱。卖马一事，我得谢罗伯茨牧师，美国浸礼会的。罗伯茨先生有一桩虔诚的本事：买进马来，再卖出去——赚着卖。他出四十卢比要我的马。我在八莫俱乐部提起这个价，在座一位文官当即出五十卢比买我的马；他解释说，他不认得这马，可是——他认得罗伯茨。

我搭伊洛瓦底江船务公司的轮船，从八莫顺流下到曼德勒。我离开行政长官官邸的时候，全宅的仆役连同左近几处宅子的仆役，都聚拢来给我送行；他们蹭到我跟前，恭恭敬敬，每人从我房里捧一件我的东西，一直送到门廊。洗衣的和贴身跟班都在；挑水的背着他的羊皮水袋；替我洗衣裳的把我那身蓝色中国衣服洗得同他自己的一样白；马夫是从不去割草的；厨子三天里给我送过十个坏鸡蛋；还有那个信教的马德拉斯人，八莫头一号的懒鬼，早早就向我坦白他改了信仰，以及这一改于他灵魂的前程有何等的转机。还有缅甸更夫，会说英语的缅甸书记，替我上市集跑腿的苦力，以及其他许多人。我出来时他们分列在楼梯两边，我走过，他们便虔敬地把手举到额前。见到这样一片并无所图的好意，实在叫人高兴；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法照他们的功劳一一酬谢。至于那个中国苦力——他看着我这点寒碜行李竟要这许多双手来搬，一直咧着嘴笑——他把我所有的家当一把归拢，往肩上一甩，穿过土城里的一座座庙宇，径直挑到轮船码头；我给了他一天的工钱，给得很痛快——虽然他随即又要添。

在曼德勒，人家领我去俱乐部，我在那里消磨了许多钟点，读本国寄来的报纸，在金碧辉煌的厅堂里徜徉。世上少有哪个俱乐部有这般奢华的排场，因为它就设在锡袍王宫的正殿、寝殿和一间间朝房里。

整座建筑的正中是一座七重的尖塔，「王权与宗教的象征」，缅甸人视之为「天地之正中」。御座之下的朝见大厅，如今是英国人的小礼拜堂；阅报室有金漆的高台，那是王后升座的地方，屋顶高峻，柱子是柚木的，四壁镀金，灿然生光——那原是锡袍王正宫王后的殿堂。

曼德勒的中国人很多，城外有一座颇为体面的庙，上头一行题字极有中国人的风味，读来动人：「化及蛮貊」。

城里有一所陆军医院，两位护士姊妹都是圣巴多罗买医院出身、训练有素的女士。澳大利亚人如今散布之广，使我发现两人中有一位是墨尔本人时，竟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我从曼德勒乘火车去仰光，住在一幢漂亮的别墅里，四围是参天的大树，位于山的下坡；山顶便是那座著名的金塔「瑞光大金塔」，印度支那最神圣的庙宇。我们凭窗望出去，是公园和御湖。我一到就去情报处见了考奇曼少校。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见到那位首席中文翻译，一个语言天分罕见的中国人。他是福建人，福建话自不必说；粤语和官话他也都通。此外他还会法语、印度斯坦语、缅甸语、掸语和梵语；他把一部中国小说译成英文，译得极出色，里头还时时引用拉丁文。给麦克斯·缪勒当助手，他是够格的；他这身本事，值一份很高的薪水。

仰光的中国人，是这座城市繁荣所系的一股压倒性的力量。他们把自己的能耐深深刻在了这个社会上。「几乎可以断定，」一位大权威——说不定是论缅甸的头号权威——司各特（笔名瑞尤）说，「过不了多久，缅甸，至少是缅甸那几座大商埠，就实实在在地要被中国商人吞并了，正如新加坡和槟榔屿如今已等于是中国人的城市。除非缅甸人的性情里迸出什么惊人的干劲来，否则这个埋头苦干、不知疲倦的中国人，几乎注定要漫过全境，把土著民族挤到一边去。」

仰光的工匠多半是中国人，木匠则全是中国人。中国人娶缅甸女子，而且照着中国人在异国对待异族妻子一贯的那份体谅待她们，因此做丈夫比缅甸人还要吃香。如今在这个社会里，除了英国人之外，唯一少不得的成分就是中国人。

缅甸最有名的人物，是马可思牧师，神学博士，福音传道会圣约翰书院的院长。马可思博士在缅甸已三十五年，至今身子硬朗，肚里全是掌故，是天下最有趣的伴儿之一。我想把锡袍王领进基督教的就是他。他那所学校是一桩奇景。它简直是一所人类学研究所，藏着大约是世上最出色的一批人种杂交标本。学校远在监狱之外，是几幢宽大的木楼，四围是极阔的操场。他这里有五百五十名学生，除四人之外全是亚洲人，分属十五个不同的民族——中国人、克伦人、克钦人、掸人，还有形形色色的印度人和马来人，有纯血的，也有同缅甸土著混过的。缅甸境内各族都同缅甸土著通过婚，生下的混血儿又同别的混血儿再配。上等一点的欧亚混血男孩，大半在这里念书，有些由父亲供着，有些没有。前一种，马可思博士很有巧思地让他们随母姓；后一种既然被撂下不管，便留着父亲的姓——若是知道的话。在后一种里头碰见那么多勇敢的英国人的姓氏，颇有点好笑：早年道德还没有如今这样严整，这些人曾在缅甸慷慨地为国效力。

世上没有哪一族女人比缅甸女人的口味更兼收并蓄。她施予情爱之广，同日本女人不相上下。新教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土耳其人、异教徒、犹太人，她一概嫁得爽快。谁养得起她，她就欢欢喜喜地依着谁；可她最中意的还是中国人。没有谁待她像中国人这样好。倘若她当真能对本族以外的人动情，那她所动的情便是给中国人的——中国人同她本是相近的种族，勤劳、俭省、肯做，容她闲着过日子，又拿礼物哄她欢喜，而且疼爱她的孩子，那份疼法正是中国人素来对自己骨肉所有的。中缅混血的儿子比不上他父亲，却明显强过缅甸人。东方最好的混血儿，自然要数英国血统的欧亚人。到缅甸来的英国人，通例是挑出来的人物，体魄强健，有胆气，有精力，有开拓的劲头；正因为有这些长处，才被打发到东方来，或为经商，或为效命国家。而他们的缅甸伴侣——我说的自然是一种正在渐渐消歇的情形——也都是挑出来的女子，挑的是模样标致、性情温柔。

在仰光住了两三个礼拜之后，我搭英属印度公司的轮船绕道去加尔各答。厄运在这里等着我。到埠的第二天夜里，我就被弛张热撂倒了，几天后几乎送命。我相信读者会原谅我在此插进这么一件纯属私人的事。不过，我既然在这本书的开头写下过一段感激之词，谢那位卓越的外科医生从我身上取出一枚矛头——九个月前那矛头是新几内亚的一个野人扎进去的——那么，若不在收尾时也写下一句话，谢一谢在加尔各答善待我的人，我是会引为憾事的。

我是个异乡客，全加尔各答只认得两个人；可这两个人是患难中的朋友，我病中承他们极大的好意照拂。加尔各答一位名医给我诊治，用心不懈，医术高明。对巴思格特先生、麦克斯韦尔·普罗菲特先生和阿诺德·卡迪医生，我欠下一份长久的感激。至于那位好心的护士，我又该怎么说呢——她肤色黝黑，看着却极其秀美；有她在病房里，我几乎要觉得病一场也值了。上帝保佑她这颗好心肠！便是盐酸奎宁，经了她的手指递过来，尝着也是甜的。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