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

一中国的独裁总统

「反对我的人都是不忠之徒。他们要毁掉我的政府。」说这话的人态度和蔼，就这样随口把他的一套治国之理一语道尽。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身材矮而敦实；然而他那富于表情的面孔、迅捷的手势、粗壮的脖颈和圆圆的头颅，使他显得精力过人。他的眼睛清亮有神，灵动而充满兴味，永远机警地闪着光。那目光落在来客身上，锐利得能看透人，却从不叫人觉得含有敌意；里面始终盛满浓厚的兴致。这双眼睛透露出他多么容易跟上——通常是抢在前头猜到——谈话的走向，尽管他听得十分专注，仿佛每听到一个新的细节都要拿自己的判断去掂量一番。法国人觉得他像克列孟梭；中国银元上的那幅肖像也印证了这一点。论身材、论神情、论头型、论五官的轮廓，乃至蓄须的式样，他都极像那头「老虎」。

初次觐见总统时，我便留意到了这些，同时也感到了这个人身上那种近乎冷酷的力量。他名义上是共和国的元首，骨子里却是个专制君主。帝国那一套堂皇炫目的排场，他一概保留了下来。连总统府军事处的处长荫昌将军——袁世凯派他用皇家仪仗来接我的那一位——也是满人，从前的帝国统领。颇可玩味的是，他会的唯一一门外语是德语，那是他出任驻柏林公使时学的。我从袁世凯那些身材高大的卫士夹道之间穿过——他和腓特烈大王一样偏爱高个子——在昔日慈禧太后那座华丽的宫苑里见到了他：他站在正殿之中迎候我，左右两翼排开三十名府中将领，一色的军服，场面极为壮观。

不过那是国事典礼的场合。后来有一次较为随便的会见，只有使馆参赞卫理先生和汉文参赞裴克先生陪同，我才把袁世凯的性情看得更清楚些。他刚刚把民主派（国民党）逐出议会，接着索性把议会本身也解散了。也许是担心美国的好感会因此受损，他便把我请去，解释他的举措。

「那不是一个好议会，里边多半是没有阅历的空谈家和年轻政客，」他开口说道。「他们不但要立法，还想插手政务。他们真正的职责是给共和国定一部永久宪法，可这件事他们毫无进展。」接着他又添了一句，说得倒也不无道理：「我们的传统和你们西方的很不一样，我们的事情又极其错综复杂。你们那些抽象的政治主张，我们照搬是不安全的。」

至于他自己如何指使亲信在内部挑起党派纷争，使新议会无法有效组织起来，袁世凯自然只字不提。此外，关于如何使行政与立法两方面更紧密地协调，他也说得极少；因此，尽管他声称愿意立即制定宪法，并依新的选举法慎选人选、重组议会，我心里想的却是他本人的来历。他的个人独断，他不择手段的攀升，其间伴随的贪贿和冷酷的杀戮，以及他对一切政敌那种刻骨的私怨——凡此种种，都不是能造就稳固的议会政治的品质；议会政治的根基，在于坦然容许旁人陈说己见，去争取足够多的追随者，以便日后轮到他们执掌政权。不懂得民主的这条基本原理，正是中国政治的痼疾。

「你也看到了，」袁世凯眉飞色舞地说，「中华民国还是个很小的婴儿。得好生哺育，不能让他吃硬食，也不能让他服外国大夫开的猛药。」这个比喻他说得津津有味，又说了一遍，眼睛闪闪发亮，在我和别的听者脸上逡巡，想看出我们是赞同还是有所保留。

真是个小婴儿，而且被照料得孩子气十足！且看一道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三月八日颁布的命令。它可以见出对他共和信念的那份信赖如何远播到偏僻之地，而这份信赖又得到了他怎样的酬答：

「科尔沁旗贝勒伊锡海顺由蒙藏院转呈：该旗呼图克图广初川木巴勒率所属拥护共和，请予该呼图克图奖叙，以彰其忱。该呼图克图率众输诚共和，足见深明大义。着赏乘黄幔车，以示优异。」

这种对外表和排场未免天真的看重，是旧日帝制的产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分量比表面上看去要重得多。中国的公共典礼，大半都染着这种色彩。十一月十七日我递交国书，总统派来送我进皇城官邸的那辆国车，装饰极其繁缛，通体漆蓝，描着金饰。八匹马驾辕，总统派出骑兵护卫，我自己的骑马海军陆战队卫队也随行；使馆的参赞与随员则乘别的车跟着。

于是，我坐着一辆旧日的皇家四轮马车，身旁是前清的武官荫昌将军，一路驶向共和国行政首长的居所。我们在一道气派的宫门前下车，门内环抱着皇城西部那一泓秀美的南海。湖心岛上，一层高似一层，覆着蓝黄两色的琉璃亮瓦，那便是慈禧太后拨给光绪皇帝的宫殿；多少年里，直到死神带走他为止，他就半囚禁地住在这里。如今这座宫殿成了袁总统的府第。

这些建筑年代的久远，形制的精美，色彩的辉煌，与那个时节湖上的黯淡恰成对照，加上这里曾上演过的种种动人心魄的大事，都不能不叫来客动容——他正坐着老式的小船缓缓滑过御湖，船上有一间讲究的小舱，挂着帘子，铺着软垫，两舷架着跳板，撑船的人执长篙在板上来回走动。

到了宫里，一切都令人想起不久前才消逝的那种绚烂的宫廷生活。迎接我的是典礼官陆征祥先生和他的同僚施肇基先生——后者日后出任中国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公使。陆先生不久便做了外交总长，施先生最初则被派往英国任公使。二位引我穿过一重重庭院与殿堂，无不宽敞轩昂，直到那座旧日的皇家书房：在这东方美的世界里，它真是一颗建筑的明珠。书房面临一池清深的水，四周环列着宫廷戏台和几处宝座殿、宴乐堂；一片幽静，是设盛宴待贵客的绝妙去处。重重丝衣的窸窣，流光溢彩的变幻，戏台上传来的歌声与琵琶的余音——东方那种精致入微的风雅，仿佛仍在此地徘徊不去。

书房本身是这一切屋宇中最精粹的一处。建筑上那种恰到好处的匀称感，一切装饰中那种含蓄的沉静，纸屏上御笔题写的诗句里活着的文学气息，无不见出极其挑剔的品味。

我们在此小憩片刻，一面着人去禀报总统——他将在那里接受我的国书。随后便是我们从那些高大卫士的行列之间穿行而过，走进慈禧太后所建那座浮夸的新式殿宇中的大觐见厅，觐见了立在正中、由众将领分列两旁的袁世凯。

外交总长孙宝琦先生正式将我引见给总统；我简短的致辞和总统的答辞，由顾维钧博士传译。

军事独裁取代了旧日的帝制，如此而已。袁世凯是以军事统帅起家并获得权力的。可是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冒险家的气味，也丝毫看不出沙场的痕迹。此刻他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一员武将，不如说是一个行政官吏。诚然，他之所以得到权力，靠的是无穷的耐性、深谙人情、政治上的眼光，而最要紧的，是他行事虽不择手段，却步步求稳。

至于在共和国里执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是无从知道的。他没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虽说头脑受过训练、见闻也不算寡陋，却不曾到过外国，也不通任何外国语言。因此，对于中国当时开始仿效的那些外国制度，他只能有一种隔膜而模糊的概念。对于共和政体的原理，对于议会——尤其是议会中反对派——的真正用处和职能，他并无真正的认识与概念。他不过把这些当作不得已的祸害接受下来，并且要尽量把它们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从我到北京起，到他去世为止的两年半里，袁世凯只走出过他那座宫苑两次。这使我想起一位美国人，他持国务院的介绍信，从上海打电报给我，请我替他安排拍一部袁世凯「从白宫前往国会山」的活动影片。这位有闯劲的美国佬若真等着袁世凯从他那政治隐庐里「动身」，怕是有的是工夫去琢磨东方的政治习俗与我们的究竟有何不同。总统的深居简出，一般都归因于他怕遭暗杀；他心里即便真有这层顾虑——这本也不奇怪——但另有一层意思也是确凿无疑的，那是从帝制沿袭下来的：手握最高权柄的人，除非遇到极不寻常的场合，不该在公众面前露面。

他非正式接见我时，总脱下礼服军装，穿一件中式长袍。中国式举止中那份雍容与讲究，他仍旧保留着，只添了几样西洋的做法，比如握手。辫子是一九一二年他决意出任民国大总统时剪掉的。当时他住在今日的外交部那所房子里，曾问海军上将蔡廷干：进入新时代，是不是也该在外表上有所表示，把头上那件传统的装饰去掉——它一度是臣服的标记，后来却成了民族的徽识。蔡廷干力主剪去，袁世凯便叫人取来一把大剪刀，对他说：「这是你出的主意。你来动手。」上将手起刀落，干脆利落，袁世凯就此变成了一个现代人。

可是袁世凯的内里，并不曾因此改变多少。

二人物纷纭的中国

袁世凯，一个权力全系于其个人的统治者，一个抱着专制君主那套治国之见的人，一个自信全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一身的人；而中国本身，则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国度，其间还不曾有一种统一的国家意识，没有生来对国家的挚爱，没有个人对政府负责的传统，也没有一种自觉——支配他们生活的那些法律，他们自己也有一份。这些，我想，便是民国初年我以公使身份来到这片土地时，最先得到的几点清晰印象。

连我们北上赴京途中所经的江河与城市，似乎也加深了这种感觉。上海港里挤作一片的船屋，把它形象地摆在眼前。每一条船上住着一家人，他们的起居行止、生老病死，大半都在那狭窄的甲板上。每一家都与邻船的人全不相干。每一家都一心埋头在挣一口饭吃的苦事里。这些船户（看上去）彼此之间少有共同之处，与他们时常往来的城镇村落的生活也少有共同之处。作为一个阶层，他们自成一界；而各家各户，多数时候彼此隔绝。我想，他们的生活正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缩影。这比方自然只是粗略的。我的意思不过是说：这个庞大国家的人口，在政治意义上并不是一个整体。社会的单位——几千年来一向如此——是家，不是国。如今这一点在变，而且变得很快。民主的种子在中国找到了沃土；然而一个已经自行塑造了八十个世纪的文明，是不能太突兀地去冲击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之国，共和政体是相当仓促地加在它头上的。它眼下还处在调适的时期。至少在一九一三年十月的那一天，当我们溯黄浦江而上，驶进上海市中心那片港湾时，我心里所想的就是这些。

在城里一家旅馆，我们碰上「星期六午餐会」正在聚会。这种正午的美食论坛在美国也不过新近才时兴起来，竟在这样遥远的口岸落地生根，我不免有几分诧异。尽管这个国际性的场合里有那么多国籍的人，通用的语言却是英语。至于衣着，与会的中国人多半宁取他们那种雍容修长的袍服，而不取西式的上衣长裤。

伍廷芳博士也在座，穿着中式衣裳，戴一顶紫色小帽，我们便坐下来叙谈。他说起袁总统对付议会里民主派（国民党）的种种手段，说：「袁世凯唯一的用心就是除掉议会。他对自由政治毫无概念，纯粹是个讲个人权威的人。他周身笼着一股专制的气息。你到了北京那些高墙后头，可要当心，」伍博士告诫道，「那里的空气是一潭死水。它仿佛能把人压倒，把人变成守旧派。好像没有人抵挡得住那股力量！」

后来有一位美国传教士为一件大事找上我来。他不隶属任何传教会，自办了一个所谓的国际学会，名为尚贤堂，宗旨是向上层社会传教。他神情之间满是不胜负荷的忧虑和不祥的预感，说他已经把一桩严重的事情呈报国务院了。事情关乎「星期六午餐会」。我未免太冒失，开口便称许这个会办得有声有色。「可是，先生，」他打断我，「它是总领事一手创办、一手推动起来的！」

我依然看不出症结何在，客人的话便加重了分量。

「先生，难道您不明白，我的学会正是为着联络各国人士而设的，办这样一个会，本该留给我来办吗？」

我表示，世上要做的、增进善意的事情多得没有尽头；凡有这一类的成就，都该心怀感激地接受下来——他听了，也就撇下我不再理会。起初我还以为，他至少是要控告总领事侵吞公款呢。

那天下午，我检阅了圣约翰大学的学生队。这所学校是新式的，属美国圣公会，毕业生中不少人在政界、实业界和商界都很有声望。这里只需提几位：颜惠庆博士、顾维钧博士、施肇基博士，还有后来出任中国大理院院长的王宠惠博士。校长卜舫济博士把我介绍给全体学生，说我是中国的老朋友。在那里我见到了卜舫济夫人——一位中国女士——和他们的几个女儿、儿子，其中两个后来参加了欧战。

一位报馆记者忽然把我拉回到本地的事情上来。他是我在中国接受的第一个采访。「您会不会把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前门城楼上撤走？」他问。

好一个叫人为难的问题！我说话很谨慎，因为我连那座古老的城楼上驻着陆战队都还不知道。他们该不该留在那里，是件需要斟酌的事，一如别的关乎列国命运的事情。

那一回我无暇细看上海，后来才补上。若肯看得深些，它的好处自会显出来。高墙后边的私家园林见出它的妩媚：整亩整亩的奇花异卉、灌木丛树；春日的树列树林，繁花如灼；公园，还有各家俱乐部的廊下——人们傍晚时分聚在那里喝茶；夜里南京路的璀璨灯火，人潮的涌动，江上河汊间熙攘的生计。这才是真正的上海，万国的市场与聚处。

接着是南京，十一月四日去的。我们进城时，这座旧都在灰白的晨光里显得荒凉而凄惨。张勋那半开化的军队守在街道两旁。他们把这座城劫掠过一遍，名义上是在扫荡「革命」的最后残余。张勋将军是个旧日的帝制派，至今守着老规矩，此时投到了袁总统一边。他是个粗豪的军人，于新事物一概不通；他取南京，其实并不是为共和政府，而是为自己眼前的便宜，也为让他的兵痞抢一场、烧一场。他们就那样站着：黑军装，大个子，脑后拖着辫子，「守卫」着街道，本地居民则阴沉而畏缩地从街上溜过。到处是烧焦的墙壁，没有屋顶；屋里的家什砸烂了扔在街上；墙上嵌着榴霰弹的碎片——合起来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景。

南京地面广大而荒陋，有一部分已经退回到农业上去了，一连数里都是农户的房舍，夹着大片田地。三艘日本军舰泊在江心；它们是来给日本领事的交涉撑腰的，事由是一名日本理发匠在这场骚乱中受了伤。张勋将军被迫赔礼，此外还须郑重其事地亲往日本领事馆道歉。他照办了，不过为保全面子，安排在同一天遍访各国领事。

再说一件本地的风物。我们乘车去美国领事馆，馆址不显眼，就在南京农田地带的边上，不远处便是谷仓。领事休假不在，由代理馆务的官员出面迎接。他的夫人讲起几天前的事：张勋手下三十名兵丁全副武装闯到馆里来，想看看有什么可以拿走的。丈夫不在家，吉尔伯特夫人到门口迎住他们，平心静气地同他们讲道理：倘若他的兵闯了美国领事馆，会给各方——尤其是给张将军本人——惹下多少没完没了的麻烦；不如坐下来想一想，她这就去给他们沏茶。

这些人起初凶神恶煞，毫不松口，此时面面相觑，露出困惑的神气，随后便在廊沿上找地方坐下了。茶端上来，他们的头目便说，他们自知这趟差事办得糊涂。一行人客客气气地道了谢，把茶喝完，走了——可见一个美国妇人只消轻声细语地讲几句道理，便能平息一个中国乱兵胸中的野性。

他的兵在南京闹出这等丑态之后，我无意再去拜访张勋大人。我们便安排搭头一班火车去天津。渡船载我们过江，友人在船上指点着虎头等处名胜，那都是新近交兵的所在，也是一九一一年革命中冲突过的地方。津浦路上我们那节专车的客厅里，一行人有：斯坦利·亨贝克博士，他一直随我到北京；罗伊·安德森先生，一位对中国人了解之深无人能及的美国人；还有随行的一位中国政府代表。一个下午之间，安德森先生就把中国政局的全貌给我讲了个透彻，其中掺着许多人事的掌故和人物的性情。

在中国政治里，人的因素高于一切。要理出政治势力的千丝万缕，钥匙在于识人：他们的来历、渊源与利害、交情与嫌隙、家底厚薄、他们的派系以及各派系之间的往来消长。中国的社会伦理极富人情味，抽象的东西很少。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对人的，至于对原则、对国家义务这类较远的忠诚，见诸行动的就不那么强烈。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存续千百年，力量正在这种贴身的人情黏合之中。

这一大长处的缺陷，是缺少一种动力，好把人从狭小的一己之私里带出来，投向明确构想的、宏阔的公共目标。我到中国时，这些旧法子比如今还要通行；因此，安德森先生对中国人那种广及全国、又能具体到每一个要人的了解，使我得以从具体处、从人事处去接触中国的事务，把一切笼统的成见暂且搁在一边。这也使我看清，像淮河水患饥荒这样干系重大的事，竟因中国政治中那些短视的个人打算而被撂在一边。

那天下午我们经过淮河一带。那是一片仿佛无边无际的冲积平原，土层之厚、土质之肥，取之不竭——是黄土，亿万年间从山上冲刷下来，沉积于此。天生该是地球上最丰饶的一处菜园，却又被造化自己糟蹋了。高地上暴雨一注，河水暴涨，定期泛滥于这一大片地面，庄稼尽毁；许多年里，一年本可收六季，实收的只有两季，有些年头竟颗粒无收。

此地的饥荒与瘟疫自古便有。一九一一年那场大饥荒中，美国红十字会施予的援手既慷慨又得力，中国人至今感念。眼看这一带天赋如此之厚，所缺的只是一笔不算太大的、有章法的工程支出，便足以供养比现有人口再多两千万人的生计，我当即打定主意：我要着手办的头几件事里，必有一件是帮着把这片广袤的产业收拾出来。

天黑之后我们到了山东省——山东，它注定要在我的驻华公职生涯中占去那么大的分量！车站上的人群越来越多，欢迎的声浪也越来越高。一位老朋友出现了：蔡楚东，是省长和外交特派员派他来的；他从前是我的学生，还做过一阵子我的中文秘书。一路过站，军乐铿锵，欢迎如仪，深更半夜也有代表捧着名片来见，最后我们到了山东省城济南。在这里，年轻的蔡特派员代表省长，同一个官方代表团正式迎候我；此后他一直陪我到北京，使我又有机会从一位极其敏锐、训练有素的人口中听一番中国局势的讲解。

当天下午抵达天津，民政长的代表带着军乐队来接。那里的美国侨界似乎听到我要来的消息太早，兴奋起来，一连两天到车站守候。铁路上的经理是个英国人，把我到达的日子弄错了，弄得总领事也糊涂了，整套欢迎的排场——连同美国陆军第十五步兵团的阅兵——都提前开动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在民政长刘先生的官邸用饭。冒雨在黑暗狭窄的街巷中走了好几里，最后眼前现出高大的墙垣和灯笼照亮的门户，我们进了内院，终于到了那座古旧而五色斑斓的建筑的正厅，肥胖和气的民政长在此接待我们。省里各厅的长官都到了，同来的还有议会议长和武职副官。民政长的秘书、年轻的李先生给席后致辞的人做翻译，本领非凡：一整篇讲话听完了才译，而讲话又都不短。我的中文秘书称赞他译得漂亮，说他把英文转成中文转得分毫不差；他驾驭英文成语的功夫，我自己也佩服。这样的译才是难得一见的；一般讲话的人只能说上短短一段，就得停下来等翻译。这自然要打断思路，也隔断了同听众的呼应。可是这天晚上的这位翻译，连玩笑和俏皮话都能译出来而不失其妙。双关最难移入外国语言，但中文里可供做双关的地方极多，机灵的翻译总能找到替代。若讲的确是一件好笑的事，中国人是一定会有反应的。他们的幽默同美国人的不无相似，尤其喜欢戳破故作的架子。在给大庭广众译讲话时，翻译有时也会自撰几句，以便逗出该有的笑声。当他们实在没指望把外国的笑话说到点子上时，偶尔便拿讲话人本人打趣，好推一把；而讲话人见众人哄笑，心里得意，多半并不知道其中的门道。

我们离开天津时，中国政府给了一项不寻常的礼遇。去北京这一程，派给我们的是前朝慈禧太后的御用花车，据说自她一朝终结之后便不曾用过。这是把新发明套进了老规矩：车厢内部布置成一间小小的宫室。进门是两重门；正中那道只在君主进出时才开，平时走两边的侧门。厅堂尽头正对着中门，设着一张小小的宝座，又高又阔，蒙着明黄。车中的帷幔与坐褥一色是明黄，就其一格而论，确也显出几分堂皇气象与逝去的盛世光景。

走近京城，所谓西山那些秀丽的山形——它们在北京以外约十英里处忽然从平原上拔起，高达六七千英尺——同平坦辽阔的直隶平原成了鲜明的对照。北京的城楼与城墙，那样一个雄强而恒久的惊人景象，正与这片景致相称。它们庄严而神秘，其体量、其绵延、其结构上那种不容置疑的必然感，都令人难忘，可与之相比的只有金字塔，或者造化自己塑成的大山。俯瞰着这些平原——多少种族曾在此相遇、相争、劳作、生息、死去，这里是种族潮流的主要汇合处之一——这些城墙本身就是一种可纪念的、绵延久远的文明的象征。

再走近些，火车沿着城墙走了好几英里，城墙便直直地耸立在头顶，铁路穿过几条通往南面城门的热闹大道，随后忽然从墙上一个豁口钻进城里。先经过所谓的外城，也就是汉人的城；这一角已不再稠密，如今只剩菜圃、田地和坟茔，间以碑石与塔幢。外城人烟稠密的部分我们只是擦边而过。不多时，我们就到了那道把外城与北面紧邻的内城——满人的城——隔开的高墙之下：这道墙高一百英尺，厚八十英尺。两道环城的墙相接之处，巍然的角楼拔地而起；大道之上，则有层楼高耸的城门楼。这些丰碑般的建筑那种无动于衷的神气，同墙下街衢间涌动的芸芸人世，恰成尖锐的对照。

使馆的汉文参赞裴克先生在天津接上我们，一同到北京；从他那里我又多知道了些京城近来的事，以及袁世凯同议会的争斗。车站上有一大群文武官员迎候，由嘉乐恒公使去后一直代办馆务的卫理先生引见。外交总长孙宝琦先生身材高大，面相慈和，穿西装，蓄着长长的颏下须，英语说得一点，法语德语要好些；他致了欢迎与祝贺之词。到场的还有别的高官、许多美国侨民，以及几位议会的代表。看到那几队军容整肃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实在赏心悦目——驻京各国军队之中，数他们最以整洁、精悍、有军人气概著称。参加官方欢迎的还有一连体格壮健的中国步兵和一连京师警察——警察也是按军队编制的。几支乐队争相吹奏各国国歌与迎宾之曲，看热闹的聚了成千上万。

内城正中的城门（前门）还是原来的样子，从门中或门下穿过，那种为这座独一无二的京城所独有的、无比宏伟庄严的气象，给人的印象永难磨灭。连接内外两重城门的月墙后来拆掉了。我们是从月墙的一个旁门进去的，进去便是一片气派的广场，两座高峻秀美的城楼俯临其上。正门两侧各有一座小巧古雅的庙宇，其中一座供的是关帝，慈禧太后极喜欢这里，每逢经过必令仪仗停下。两庙的旗杆上飘着巨大而色彩鲜明的旗帜。前门城楼所在的那段城墙上，美国海军陆战队正站着岗，低头望着我们。原来就是这几个人站在上头，叫人们那样上心。

从正门望出去，一条大街笔直地伸向前方，那是北京的中轴；它穿过许多华美的门坊，在庄严的建筑之间通往皇宫正中的几座宝座大殿。北京的城市格局是对称的。这条中轴正南正北，串起一连串重要的门阙、丰碑与权力之所在。城市由此向东西两边匀整地展开；南面是外城，街巷的对称略有参差；北面是内城，宽阔的大道通向各主要城门，而道与道之间的大片街区，则由较窄的街巷更整齐地切分开来。

从外城的正南门起，这条中轴沿着最繁华的商业街，直抵内城正中的南门——也就是气势逼人的前门；由此再往北约四分之一英里，是皇城的第一道外门。中轴由此穿过紫禁城外那一片大广场，那广场是进皇城的正路。中轴继而在华表和巨大的石狮之间穿过紫禁城的第一道门，切过里面的校场和内门——内门之上便是皇帝阅兵时所坐的宝座。中轴穿过中央的几重院落，穿过宝座殿与大朝会的殿宇——一连三座辉煌的建筑——在宝座所在的地方进入紫禁城的居住部分，当今的皇帝就住在那里；再往北，中轴触到全北京的最高处煤山之巅。它平分了那座停放皇帝遗体待葬的殿宇，又从皇城后面的北门出去，穿过古老的钟楼和鼓楼。世上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敬畏、更庄严的一条通往权力之所的大道了。不难想见，当年进贡的使者来到北京，沿着这条两旁尽是宏伟建筑与巨大丰碑的大路走过去，等到终于站在那一位跟前时——而这一切不过是通向他威权的一段引子——他们早已准备好俯首称臣了。

可是我们并没有沿着这条帝王之路走。过了前门，我们径直右转，进使馆区，前往美国使馆——它就紧挨在内城城墙里边，高耸的前门城楼的影子底下。它是使馆街上头一处大馆舍；进街之处有一座五彩斑斓的牌楼。

美国派驻外国的使节，到任时能像我这样省心的，再没有第二个。等着我们的是一处已经收拾停当的住所，家具齐备，仆役侍从一应俱全，随时可以开饭。可惜多数情形下，美国的外交代表到任后要有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除旅馆之外无处安身。不少美国公使、大使，在任内头一年里足足花去一半光阴去料理这些安顿生计的琐事，而我在北京看到的一切早已办得妥妥帖帖。偏偏那正是最要紧的时候，他们的心思本该腾出来，好好观察自己将要在其中办事的局面。但愿国人早日更充分地认识到：把国家在海外的利益体面地代表出来，是何等必要。

公使的住宅，我看着朴素而漂亮，是端庄的殖民地文艺复兴式；内部把官式应酬所需的宽敞与真正家居的安适，配合得极妙。房子是用从美国运来的材料造的，为盖这些使馆建筑，政府还专门派来一位建筑师。他从前在美国是设计官署的，于是那几分刻板的馆舍与参赞住宅，被人戏称为「小邮局」。但公使住宅——这大半要归功于当时的公使柔克义先生——却是得体的杰作，只有烟囱是个例外。据说那位建筑师不懂中国工匠的脾气，又常常对他们不耐烦，于是招了他们的怨。柔克义先生初住进去，才发现烟囱不通风：那些不忿的泥水匠悄悄把烟囱砌死了，好让建筑师「丢面子」；大餐厅壁炉的那根烟囱堵得最彻底，从此永远废了。

离公使住宅四周那座「使馆院」不远，临着中央的一片广场，另有一片房舍，简直是个村落，住着参赞、随员、领事学生和文书人员。那是一座别致的中国村子，有一座古庙，有许多独门独院的房子，各带一园，围在高墙之内——在使馆区那一片欧式的单调之中，这是抢救下来的一角古老中国。它紧挨着玉河，对面就是那家旅馆——某位缺乏想象力的经理给它取名「卧车饭店」，而更相称的名字是四国饭店。玉河穿过内城城墙的水门，那里正是一九〇〇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先攻入内城的地方。

中国人极少有自我意识，因此都是好演员；看着街上成千上万来来往往的人，你会觉得他们也都在演戏。这里没有西方大都会街头那种没头没脑的奔忙和推推搡搡。人人从容不迫地走着、坐着车，仿佛自知有几分身份；他们所显出的不是急于赶到某处去的那份热切，倒像是一段悠然流淌的生涯，载着数百年的传统与记忆，眼前这点事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外国妇女有时会被这浩浩荡荡的人潮吓住；可是再胆小的人，只消坐几回人力车沿街走走，把这些人的举止略加端详，也就宾至如归了。不多久，这些鞑靼部众便不再可怕，连把他们当作人种标本来看的那种心思也消退了；置身于这仿佛要将人吞没、却从不挤撞逼迫的芸芸众生之间，人这么快就感到了其中共通的人情，实在可怪。

从高处望下去，一条中国的街上行人与奔走者往来不绝，中间夹着驴车、骑马骑驴的人、骡驮的轿子、人力车、骆驼队、赶去发卖宰杀的畜群，还有飞驰而过的汽车——凡此种种，给人的印象却是行止趋避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不拥塞也不擦碰，叫人想起熟练的舞者在拥挤的舞池中周旋。看那些在大城门口耐着性子排队等候通行的人群，更是一桩百看不厌的乐事。队伍慢慢从门洞里挤出去，像一根没有尽头的线穿过针眼。万一出了岔子或撞在一处，抗议之声固然会起，但决不会出自人力车上那些泰然自若、端着身份的乘客；照规矩，乘客是不该为什么事动气的，那就交给车夫去办。在中国，人与牲畜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彼此相安相知，几乎从不失和。

只是偶尔也有一场口角喧腾而起。那时候辫子才刚刚革除。照老办法，动手的招数是各人揪住对方的辫子按住不放，一面数说他的为人。改制之初的头几年，还能看见争执的双方发狂似地去抓对方的后脑勺，那里却已经没有什么可供牢牢抓住的东西了。

中国人的生活，有一大部分是在公众之间过的。就在街上：数不清的饭馆；各行各业敞开门面的市集；走街串巷代写书信的人和说书的人，四围拥着好奇的听众；流动的集市；滑行的人力车；东一家西一家的小铺子，塞满了不知年代的珍奇旧物。这一切自有它的动人之处，那里熙攘的人间也自有它的动人之处：与人为善的体谅，不停的走动，兴奋的絮语，那份活泼，那份沉思，还有偶尔一场热闹却不见血的争斗。

三新中国里的旧儒教

「全国人民莫不奉孔子之道为至圣。」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袁世凯总统在他那道命令里这样宣称——这道命令把旧日国教的大部分又搬了回来。他到底没有把孔教定成正式的国教，却下令恢复祭祀之礼和一年两度的纪念典仪。「我深信，」他说，「保存中国固有的信仰，关系重大。」在这件事上，北京的孔教会是他的后盾；孔教会创立时的中坚人物之一，是一位在美国大学毕业的陈焕章博士。陈先生的博士论文讲的是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学说；回国之后，他的志向便是在民国之下把孔教立为国教。

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不安了。他们觉得，新生的共和国承认任何一种信仰，都是开倒车。袁世凯却说：「政府要着重的，其实是孔子的伦理道德之教，把它当作教育的一部分。」孔教里本来并无神秘玄妙或神学的东西，这样一种说法倒也的确站得住。

十二月将尽时，袁世凯又宣告：「本大总统决定于冬至日行祀天之礼。」

冬至恰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此事又激起议论。「这就是说，袁世凯正一步步挨近帝位了，」许多人这么讲。

关于这件事，我同内务总长朱启钤先生谈过。祭孔与祀天的种种细节，他无不了然于胸；说实在的，他肚子里关于中国典故的学问取之不尽。然而他又是个实干的人，规划市政，修筑道路，兴办实业。他年纪尚轻，教育与性情又全然是中国式的，而他对中国政坛人物的熟稔——这正是他那个部里少不了的本事——更是无人能及。作为营造者，他成了北京的奥斯曼男爵：拓宽街道，铺筑路面，辟建公园，重整公共场所，短短两年任内，件件都办得出神入化。他创设了北京的国立博物院，又把皇城的一部分改成了公园，那里从此成了公众生活的一个中心，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朱先生于宗教、艺术、建筑无所不通——他简直是一部活的考古与美术百科——又极爱讲述某座中国庙宇或宫殿的来历；即便如此，他也未能免于一种时新的诱惑。他在自己的改良计划里总想引进过多的外国成分，以致爱护中国艺术的外国朋友不得不紧跟着他，免得他把不相称的西洋式样弄进来，坏了这座伟大城市那种奇妙的和谐。

「共和政府若把祀天之礼撇下不管，」朱先生告诉我，「那是危险的。全国的农户都按旧历行事，播种、收割以及别的农事，各有各的时令礼数。如今政府已经立定了，冬至的祀天若省掉不行，万一接着来一个歉收或是绝收，全国的农民必定要把账算在政府头上。」

「自然啰，」他笑着补了一句，「祭了也不保准年成好，可好歹能替政府卸掉这份干系。」

我不由得想到：即便在我们自己的民主国家里，政府也常常因世道的兴衰而受褒受责；年成好，对当政的党派确是有帮助的。

「礼节上，我们要做些合乎共和体制的改动，」朱先生向我保证。「与祭者所穿的礼服，我自己正在设计；乐章和祝辞也要略加变通。」不过这些改动究竟哪里带着共和的意味，却实在不容易看出来。十二月二十三日天亮之前，袁世凯果然去了天坛；晨色未开，大总统一路驰向那座气象庄严的露天神坛——它坐落在外城南墙一带的大片神林之中。他由贴身卫队簇拥着，所过街道铺着黄沙，两旁三重兵士，都是头天晚上就布置好的。随行的有大理院院长、典礼官、都肃政史、陆军总长，以及一班别的高官与将领。到了坛上，他脱下军服，换上祭服祭冠，沐手之后，同众官一道走向那座巨大的圜丘，登坛而上。随后上来的是捧牲的、捧帛捧玉的、执爵的，还有唱读祝文的人。各样祭品依次奉上，献于上天，其间行礼无数。接着读祝文，文曰：

上天鉴临，锡我以邦。无所不见，无所不闻，无往不在，而又何其亲、何其近。值此冬至之日，阳气初生，臣等敬陈于前；心怀虔敬，礼遵古制，谨以玉、帛、牲牢献于上天。愿此祷祝与祭品，随馨香之气上达于天。臣等斋戒自洁，伏乞歆纳。

头一次祭孔大典，大总统亲临，在凌晨四点举行，那是约两个月之后的事。前一天下午已把全套仪节连细节演习过一遍。到场的外国人不少。从庙门进去，两旁是年代不可考的古柏，再穿过几重高敞的门廊——其中一处存着那几面著名的石鼓，据说是圣人在世时之物——来客便进到最里一重院子。院里也植着古树，只是当中一片空着。乐器陈设在大殿前的月台上。典礼就在这里举行，庭院中站满了孔教会的会员，一排排都是长袍加身、仪表端凝的人，是北京上流社会里的人物。

有人告诉我，这一天所奏的乐，是从亘古以来在此地奏过的那种古调变化出来的。那古乐如今似乎已无人能尽知。尽管如此，伴着典礼的音乐仍很动人，用的是玉磬、笛、一种长弦的乐器（有点像小竖琴，只是弦的长短比较匀齐）、鼓和钹。先由一面玉磬上敲出一个主音，于是众乐齐鸣，发出一片嗡嗡之声，足足持续一分钟，像林木的低语，又像波涛的起伏。没有旋律，只有一个接一个的主音，配着这样一股涌上来、又退下去的声流。有一件乐器最为奇特，形状像一头豹子似的走兽，背上密密排着二十来块小板。乐到某处，便有人拿一根木棍在这些板上飞快地一划，给正在奏着的曲子添上一种十分别致的顿挫。

主祭的大员是内务总长朱启钤先生和外交总长孙宝琦先生，他们穿着新拟的礼服，华贵非凡。庙院那一片壮丽庄严的景象给典礼添了光彩；但真正动人的，还在唱读的腔调、乐声，以及所有与祭者那种极其庄重的仪态。姑且不论国教是否可取，也不论这类典礼会不会带来守旧的影响，我总不能不觉得：不肯把这样的传统一概抛开，是出于一种健全的本能。

何况这番复兴，正与新风气的采纳同时并进。二月五日晚上外交部的舞会上，中国的女士第一次出现在广泛的社交场合。中国边远属地的代表来了不少，衣饰斑斓，个个自然而然地透着自信，在这样一片新式的环境里也毫不见得局促。外交部的房子是一位美国建筑师设计的，正楼一层有一列气派的厅室，布置得既能容大场面的应酬，又处处便于三五人的私谈。宾客们从舞厅那头起，一路穿行于长长一列厅堂之间；舞厅里，出色的海军军乐队正为跳舞的人奏乐。

中国的女士们全然不见生疏于这样的大场面，举止自然，落落大方。她们也不掩饰自己对新式舞蹈那种略带好笑的兴味；因为当时年轻的中国女子里，学会这门西洋技艺的还只有寥寥几位。不过此后几年里，信奉此道的人数增长得极快。

在边地的鞑靼人中，这一晚最出色的来宾是一位蒙古来的活佛，中国官员对他照拂备至。他身边跟着一大群随从，个头比谁都高出一截，腰围更是大得惊人。当晚早些时候他便寻到了摆点心的那间屋子，占住一张桌子，动手把七八层外衣一件件脱了下来。这样一减，他就成了一个身量寻常的人。他手下几个人随即到各张桌子上去搜罗，把好菜端来，活佛一一受用不辞。到了半夜过后很久，舞厅里还不断有消息传来：「活佛还在吃。」

中国女子这样容易适应全然陌生的局面，实在难得。她们在社会、政治、科学各方面都显出了领袖之才；许多人养成了广博的智识兴趣，表现出敏锐的心力。二月十三日我在北京女子医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讲话时，很想看看是哪一类中国女子肯去学医。在这一行里，金韵梅博士和石美玉博士是开路的人。随着新医学在中国推进，许多中国女子做了护士和医生。那天中学部的女学生唱了几支歌，她们的女低音有一种大提琴般的音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照这类场合的惯例，我的讲话是由翻译转达的。这样一段一段切开来讲，很难讲得有精神；不过中国的听众实在客气专注，从不让讲话的人觉出一点不耐烦。

第二天，农商总长张謇先生在植物园设午宴。这个园子还附带着一小群看上去颇为饥瘦的动物，占地极广，在西北门外，原是慈禧太后的一处园囿。当年为她建的一所新式房子——每层都是几间宽大的正室，两旁通着较小的侧间——便是我们这顿午宴的所在。墙上还挂着那位太后亲笔所画的画，她生平忙碌，最爱以画花自遣。席间的谈话多半围着中国艺术；宾客中有一位鉴赏古物的行家周先生，取出几卷精妙的画来给大家看。我注意到，中国人对画上所题的文字，也就是题跋，和对画本身一样在意。他们似乎特别赞赏某些名家的一种本事：笔画繁难，却下笔不疑，收放自如。我们看到一页宋代某著名诗人的手迹时，周先生说：「他一笔到末了总是轻轻一收，就像他的诗，总还留下些没有说出来的。」

中国的书法在表达性情与教养的差别上，有无穷的力量。它同人格贴得极近。有的字有钢版雕刻那样的精确；另有一些，则见出弗兰斯·哈尔斯执笔那样的挥洒与笃定。中国人特别推崇的正是后一种；一个人即便一个汉字也不认得，也不能不为它的艺术品质、为它揭示个人特质的那种力量所动。写得一笔好字——也就是写得有力量、有个人面目——至今仍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一大抱负。我这一天的主人，便是中国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效法他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北方的督军，行伍出身，每天却要辛辛苦苦地花上好些时辰，把自己学会的那几个字铺在大幅的卷轴上写，用来博朋友们一喜。

中国生活里冒出来的这些新事物，也自有它的贬斥者。柔克义先生夫妇到北京来做客。政府更迭，他卸了公职，重回他智识兴趣之所在，原是极自然的事。晚餐席上我们头一回长谈，柔克义夫人从头到尾摆出一副极守旧的姿态，称颂帝制，把一切趋新的努力都拿来取笑。听她的口气，你会以为她不但是个君主派，而且信奉旧俄沙皇那一路的专制。一个这样聪明的女人，能把任何一种见解说得头头是道。柔克义先生自己说得不那么重，但显然也满怀对中国逝去的旧日的惋惜。有一次我做东请柔克义先生，我们一同站着招呼来客，远处来了几位外交部的年轻参事，穿着规规矩矩的礼服。「多难看，」柔克义先生喃喃道，很是难过。我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值得他如此骇然，便问：「什么？」「他们该穿自己的衣裳，」他答道，「欧洲服装穿在他们身上叫人受不了，这一类东施效颦的事，无不如此。」

另一回晚饭是个小聚会，座中有柔克义先生、古德诺博士和亨利·亚当斯博士，话题绕着中国的情形转，调子相当悲观。亚当斯博士当时正在拟定铁路统一会计的办法。「每走一步，」他说，「我们好像都拐进一条死胡同，尽头蹲着一只贪污的蜘蛛；而这一族蜘蛛，又都由一只有势力的蜘蛛王操纵着。」

这份从得过且过的旧时代承袭下来的贪腐——那时候官吏的收入大半由佣金和规费凑成——凡是较为开明的中国官员，都承认它是一大祸害。为把政事办得有效率，他们也曾设法与之抗争，只是把整个体制连根抬起、另立新基的壮举，他们到底做不到。因为新的办法要大大加薪，所以严格核算、廉洁、干练这个理想，只能一步步去接近。古德诺博士这一边，则道出了其中重重的难处，他说：「这里原是一个向来不讲政治的社会，几百年来靠着自我约束的社会与道德纽带维系着，一路混沌地过来，既没有固定的法庭，也没有正式的制裁。如今它忽然决意要把选举、议会以及我们西方那套比较抽象、比较人为的制度的种种成分都接过来。我倒相信，倘若制度的变革能更循序渐进些，倘若代议制度是建立在现成的社会群体与利益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普选这个抽象观念之上，那要好得无可比拟。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名目，在中国人的实际经验里至今还等于零。」

他也不赞成民主派一味想仿效英国内阁制那样的东西。他觉得，要运用这样一套精微的制度，所需的政治历练要多得多。「我倒以为，把权力和责任集中在总统手里，结果会比较令人满意，」他说。

柔克义先生根本的想法是：世界当初压根儿不去插手中国，才是好得多。「该让她照自己的社会制度过下去，」他力言道，「那套制度经得起几千年的考验；只消相信榜样的潜移默化，自会带来必要的变通。」他深信袁世凯只要手脚放得开，是有本事依中国固有的观念、兼采足够的新法来治理中国的。连袁世凯政府厉行的报刊检查，他也认为在当时情势下是正当的。

这一席话虽然多半在说难处、短处和贪腐，底下却分明有一股对中国人民的信心在流动。这几位阅历丰富的人，工作上接触的正是一件件具体的弊病，可是他们看中国人，并不是用外国人惯常那种眼光——那种认定中国的一切全然无望的眼光——而差不多像看自己国家的短处一样，骨子里是相信这个民族性格中固有的力量与德行的。说中国已经破产，柔克义先生嗤之以鼻。「它有那么浩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他嚷道，「而所谓人力资源，并不只是一堆粗糙的体力，手工各业里还有极高的产业技艺。」然而正是在我们认清了这个国家那不可限量的可能——它的物质财富、它的人力、它的工艺本领、它实有的资本——之后，那些阻住它发展的障碍才显得格外可叹。

大约就在这时候，梁启超先生设宴，座中有亚当斯博士、古德诺博士、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还有几位女宾。梁先生家有一个厨子是此道高手，中国人拿肉、菜、点心所能做出的那一整套千变万化的美味，他样样拿得出来。人们说起中国的席面，动辄说有一百五十道乃至两百道菜。其实说成多少「样」菜要准确些，因为桌上随时摆着许多不同的菜，任凭客人各取所好。这样一席酒馔之丰，实在令人吃惊。客人这里尝一口，那里尝一口；大部分都撤回去给家人和仆从吃了。有一种流行的误解，以为中国菜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燕窝汤、鱼翅、鸭肾固然是有的，但中国烹调真正的高明之处，在于能把一样东西——比如鸡，比如鱼——做出说不尽的花样来，脆软、老嫩、滋味，变化无穷。肉食所占的分量之重，尤其值得一提。虽说蔬菜水果总是各色俱备，可是中国人吃肉之多，在一个照惯例把他们归为素食民族的人看来，实在是要吃惊的。

中国宴席上那种丰盛的排场，若同御膳房送上去的成担成担的珍馐比起来，简直像是穷人的饭食。皇家有一条规矩：皇帝任何时候点过的菜，此后每天的正餐都必须照上；在位愈久，御桌上的菜品自然愈积愈多。据说乾隆帝的一顿饭要摆一百二十桌；慈禧太后到临终时，也已经加到九十六桌上下。御膳房里养着三百名厨子的大军，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一回载公爵同我谈起皇室的财政光景，他深深叹了口气说：「皇上不得不裁减用人了。譬如说，如今他只有三十个厨子。」我当时不知道上面说的那条规矩，还觉得这个数目相当够用。据我所知，到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小皇帝的份例已经加到十五桌上下了。

在梁启超先生好客的席上，菜是照中国的样式上的，吃饭用筷子，不过通常的席间程式做了些改动。中国席上的礼数是：一副新的菜肴摆到桌子中间之后，主人、主妇和家中别的人要先看一看有些什么，把最好的一块挑出来搁到客人碟子里。客人随即回敬同样的礼数，你来我往，一席之间不断，弄得整个场面极其亲热。梁启超先生席上，这些礼数照旧，只是另备了公用的筷子，从中间的菜碗里夹菜，或送到邻座碟中，或送进自己碟中。

饭后的谈话转到了中国的伦理上。讲这门学问，以及讲它同西方思想与生活的关系，梁启超先生是最够资格的权威之一。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中国年轻的一辈这样敬重长者，固然是一种极强的社会黏合剂，可是从进步上说却叫人泄气，因为年轻而活跃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实行自己的主张。」

「可是这套制度，」梁先生答道，「未必就阻碍变革；因为说到底，管着事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在对长者保持一切应有的敬意之余，年轻的一辈仍有充分的余地提出并推行改革社会的主张。」

在他看来，敬长与祭祖的道理是根本性的；除了直接的社会效用之外，它还给了中国社会西方人从相信灵魂不灭中所得到的那一切。活着的人，通过一长串祖先的绵延不绝，真切地感到自己是长存的，那些祖先的影响分明环绕着眼下活着的人；不仅如此，他自己的行为也被提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不是从眼前那点狭窄的利害去看，而是放在后世子孙的生命里去看，而当下这个人的品格与作为，将在后人身上延续下去。

这一晚的宴集，四周是纯然中国的情致，谈的又是不同文明之间那些更深的关联，凡与会的人至今难忘。不久前还有一位客人这样回想起它来：「设想一下：在华盛顿同『司法总长』一道吃饭，席间大谈灵魂不灭！」

我很想看看：中国虽有种种新风气，旧日的孔教究竟是怎样绵延下来的；于是打定主意，要往孔门的圣地走一遭。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亨利·亚当斯博士邀我同去山东省的圣山泰山，并去孔子的故乡曲阜。

我们凑成了一个小小的旅伴。我是悄悄溜走的，为的是避开官场的应酬，免得地方官为招待一位外国使节而麻烦一场。清早我们到了泰安府，托传教士的帮忙，雇好了抬我们上山的轿夫。

上这圣山的一程，很不寻常。从山脚起，几乎一路都是石阶。这样陡峭难行的坡度，两个壮健的轿夫加一个替班的，抬着人走得又快又稳。这一路之所以引人入胜，不只因为所经山涧天然的秀异，也不只因为每上一层高处，山东沃野的景致便开阔一分，更因为此地的历史意味；夹道无数的庙宇、丰碑、石碣，以及就着活岩凿出的题刻，都是见证。须知早在孔子的时代，这里就已经是一处渊源不可考的朝圣之地了；此地气象特别壮阔，人的心胸到此可以摆脱狭小的需求，在无穷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许多碑碣提到孔子，记下他中途歇脚或驻足观览时说过的话。有一处从陡崖上望下去，脚下平原在几千英尺之下，相传他在此说：「自这样的高处看去，人真不过是一粟一虫。」不过他的话并不都是这样一望而知的；这一类话之所以说得过去，是因为它能打动寻常人的心，好把他们引进性灵的真谛里去。

这几千年里，还有许多别的先贤、帝王和政治家登过这座圣山，同样留下了刻石为记，写着他们的感想。若有一个假期，拿来读这些题刻，任想象把那一场场绵延不绝、直追到历史黎明的朝圣重新映现出来，倒真是一桩赏心的事。

上山的石阶——山高约六千英尺——常常陡得叫我们不得不提防着，往下一看便要眩晕。路上偶尔在一处山庙前歇脚，庙里绿荫覆盖的院子中有茶奉客。暑天里，这样的歇处一定格外可感。走了大约六个钟头，我们到了山顶那几座庙宇。就在最高处的一个庙院里，先行一步的仆人已经支起了他们的厨灶，一顿丰盛的午饭正等着我们。

这样的高处，风又冷又利。可我们宁愿待在庙宇外头，好饱看此地铺展开来的景色——山东全省的一大半都收在眼底。我注意到，苦力们似乎并不觉得这雄峻的高处有什么神圣，只把庙院当作歇脚的客栈用。

下山下得极快，熟练的轿夫踩着石阶往下奔，脚步又快又稳——乘坐的人只觉得像坐着飞机贴着山坡掠过。我问起是不是偶尔也出事故，他们告诉我：「出过，不过上一回摔人是四百来年前的事了。」因为早年间轿夫摔了跤是要抵命的，久而久之，摔跤这毛病也就根除了。他们下山是滑行一般的，叫人想起飞鸟。轿夫们结着行会，而且恰好都是回教徒。

泰安府这座城在山脚下，城里有一座极古老而堂皇的庙，供的是那位代表着以泰山为中心的原始自然崇拜的神——中国一切宗教的历史根子都在这里。庙院宽敞，古树参天，林立着高大的石碑，上面是几千年来历代帝王所献的铭文，足见这本土信仰的根基之深。城里街道每隔不远就架着一座牌坊，上面雕着禽兽的形象；街两旁是店铺，此时夜已降临，灯光从格子窗里透出来，映出里面的营生。这些，再加上偶尔一座高塔或庙宇给渐浓的暮色投下影子，使这座老城显得满是传奇，别有一种异样的美。

我们在车上睡了一夜，连夜被送到曲阜火车站；再往前约七英里，便是同名的曲阜城，孔子的故乡。我们在车站雇了驴车；女宾们又想尝一尝当地载客的工具——独轮车——的滋味，于是也雇了几辆；随后我们这支简朴的队伍，先往城北的孔林而去。半路上遇到一乘轿子抬来，那是衍圣公差人送来的便轿，还带着他致意的话。轿子既是专为我备的，我只好坐了上去。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串骡车，拉车的牲口毛色光滑，膘肥体壮，同我们雇的那些瘦骨嶙峋、鬃毛蓬乱的牲口恰成对照。

显然微服是瞒不住了，衍圣公已经得了我们要来的信。接着县知事的差人也来了，又是种种礼数，比如要派仪仗护卫；衍圣公那边又来一拨人，捧着一个大红封套，里面是请吃午饭的帖子。我们想把这些客套一概辞掉，好安安静静四处走走，让此地的灵气完完全全把我们笼罩住。可是我们再也没法闲走漫步了。我们只得坐在轿子和车上；那午宴的帖子，我们照礼数辞了两回，推说时间太促，又想把各处看得仔细，并请准下午晚些时候再去拜谒衍圣公——到第三回照例再下帖子时，我们便接受了。

我们的队伍开到孔林内门时，着实有几分威仪。这片墓地约占一平方英里半，至少三千年来一直是孔氏一族的葬地，比孔子本人还要早。世上再没有哪一家有这样绵延不断的凭证。圣人的葬处，是一座坟丘之前竖着的一方巨大石碑，朴素而庄重。紧邻的一处旧址，是他的弟子世代守墓的屋舍所在，那屋子约在两千年前终于湮没了，那里也立着碑碣题刻。

出了孔林，县知事派来的一大队马队加入了我们这支由轿子、骡车和独轮车组成的行列，还有一群看热闹的人一路跟着走。村镇的街上站满了想看看外乡人的百姓；可他们的好奇里没有一丝唐突。他们是友善的旁观者，你的目光若同他们一碰，他们便点点头，算是亲切的欢迎。

我们穿过那座古老府第的重重门户，最后由衍圣公本人在里面的正门口迎接。县知事陪着他，我们三方坐下叙谈；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才请入席。这顿饭菜品无数，至少吃了两个钟头，席间我们兴致勃勃地谈着这座城和这座庙近来的种种。

衍圣公有件烦心事：泰安府的传教士正设法在曲阜城里置地。他认为这样闯进来毫无道理，说他这座城是纪念中国圣人的地方，任何外国的宗教想来此传布它的崇拜，似乎都不相宜，而且必定会招来本地的恶感。

我想安抚他的忧虑，便讲起传教士办教育的事业，讲他们对这位大圣人同样是敬重的；可他的抵触终究不容易化解。

县知事是个爽朗的人，再平淡的笑话也能引得他哈哈大笑。离席之后，衍圣公领我们去见夫人，她正陪着新生的小女儿——他们的头一个孩子。这位夫人是他的续弦，他年纪比她大得多。这位小妇人似乎特别爱猫，至少有四十只在她周围嬉戏；她把其中一只送给了亚当斯夫人。

宏伟的孔庙紧挨着府第。虽说日已偏西，我们还赶得及去看一看，在那几进气象堂皇的院落里徜徉一番。大殿的柱子上雕刻精绝；这座庙可观之处，在于构成它的那些建筑那种典雅之美，以及它整体上那份安详的庄重。正殿旁边有一口古井，井边原是孔子的旧宅。石刻连成长长一列，用图画叙述孔子的一生；还藏着大量演奏古乐所用的乐器。不过这座庙最动人的，还在于院落之间望出去的一层层景深——院中植着壮丽的古树，立着此后七十余代的碑碣。

看完庙出来，天已经黑了。我们向衍圣公告辞，一行人动身回车站；此时每乘轿子、每辆车旁都有人打着熊熊的火把和巨大的纸灯笼，把这支队伍映得别有一番情致。队伍缓缓地穿过黑沉沉的平原，朝着车站月台的灯火蜿蜒而去——那是机械文明的标记，同我们方才所见的那种生活处处相反。衍圣公说，他从前极力反对把铁路修得离城近些，如今很后悔，因为这给来访的人添了不便；但他到底觉得，那位大圣人自己，多半还是宁取旧文明那份安宁清静的。

三年后我重游曲阜，这一回同行的是查尔斯·克兰先生和内子——头一趟她没能同来。官员们早就在等着我们，一路上无处不受关照。铁路上的官员给了我们两节专车还嫌不够，硬要另派一个专用机车。到了曲阜一带，我们又聚起了一支军队似的护卫。到府第时，衍圣公一手抱着一个孩子出来迎接。小女儿已经三岁多，儿子刚过周岁。我从没见过比这位衍圣公更疼爱儿女的人。他总把他们带在身边，抱着走来走去，同他们玩，逗他们乐。他同夫人到北京看我们时，也把两个小的带来了，他们和我那几个小孩子一处玩了好久，玩得欢天喜地，大人在旁看着也开心。衍圣公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一副世家气派。虽说他并不以才干见称，但无疑是个明白人，只是他所受的教育局于经书一途，没让他接触世界上的事情。他是那位大圣人的第七十三代。那时候他正一心筹划着，要在曲阜创办一所大学，既纯粹地保存孔门的传统，又教授现代的科学。

反清革命的时候，衍圣公一度被人看作可能的继位人选。国中若有一个在政事上声望极高的汉人世家，把君位移交给一个汉人之家或许办得成；可是这位衍圣公决不是个能实干的人，也不是个政治家。至于明、宋、周诸朝皇帝的后裔以及别的皇族后人，也没有一家有足够的声望或领袖之才，足以引动举国的注意。

衍圣公这个封号，是中国唯一永远不变的爵衔。在帝制之下，爵位固然可以颁赐，但每传一代便降一等，直到重新降回平民为止。靠着这样一种让贵族品级慢慢「消磨殆尽」的办法，中国避免了造出一个贵族的阶级或种姓。

四政治幕后一瞥

中国大体上以美国为范本，力图建立起真正的代议制度。个人专断的统治、帝制的积习，处处牵掣着中国人的努力，而他们本来就没有经验可循；何况还要遭遇外国人的怀疑与阻挠。美国的本分，不是指手画脚地干涉他们的尝试，而是用一切正当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一个民族发展出什么样的制度，大体上是它自己的事，别国不该插手。可是在中国，一切心胸开明、眼光向前的人，都把美国看作一个自由的政府，不但想要仿效，而且指望从那里得到关切、同情和道义上的援助。他们努力的结果，于我们也绝非无关痛痒。倘若他们失败了，倘若军人与专制的势力占了上风，尤其倘若中国竟沦为某个外国军国主义独裁政权的附庸，严重的危险就会由此而生。中国进步人士的理想，同中国爱好和平、勤于生业的传统本是一脉相通的。而在华的美国人，与这一传统关系极近。他们并不谋求、也无须谋求用政治手段去左右中国人民的选择。但在另一方面，若有人要阻止中国人自由地遵循他们自己选定的榜样，阻止他们同美国人建立起他们自己所愿望的那种互利关系，美国人是很难容忍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对中国政治才有切身的利害。至于个人专断的统治、帝制的积习乃至军人的专横，至今仍强大到足以掣肘中国新生民主的意志，从我到任之初就注意到的几桩事例中，便可以看得分明。

头一桩是王正廷先生的事。他向我讲述本党被解散的经过时——他当时是、如今仍是民主派（国民党）的领袖之一——告诉我他本人身处极大的危险之中。作为一个被解散的政党的领袖，王先生已被列入待办的名单，只得像亡命者一样藏匿度日。

我到北京后不久他就来拜访，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的内政和党争。我抵京那天他曾到车站迎接，这一回他向我讲了袁世凯如何得手，摧垮议会中的反对派，使那个机关变得全然无害。王先生当时是参议院副议长，因党的关系与孙中山先生、黄兴将军相联属——这二位刚在过去那个夏天发动过革命。但王先生所代表的，是党内比较年轻、比较有现代头脑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想要采纳西方最好的制度与做法，却不赞成诉诸暴力。

袁世凯先把多数党分化，为的是最后把两半都消灭掉。这场争斗里最新的一着，就是解散国民党：十一月五日总统下令，理由是该党牵涉并且要为反对总统的革命运动负责。事先总统已向各省的都督——袁世凯倒台以后改称督军——打过招呼，预先取得了他们对此举的赞同。这样的诉求，自然把国家名义上应有的立宪性质撇在了一边，并且怂恿各省军事长官自居为半独立的君长。袁世凯死后，他们的自重与自专之心更是一日千里。他们学他的样，把自己的军队看作私产；而且还把持了本省的赋税。凡此种种，便生出军阀专制的那种伪封建局面——这正是袁世凯留给中国的一份遗毒。

在此之前，我已经由国务院转来美国友人对王先生安危的询问。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留美学生中的翘楚，在美国人中间一向有很好的声名。他做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素以干练、清廉、尽职见称。王先生究竟处境凶险到什么地步，我自然无从知道；事实尚且不明，我也不便提出任何正式的交涉。不过，我借着探问是否打算对他有什么不利的举措——譬如逮捕——向政府暗示：凡对王先生的苛酷处置，都会被人看在眼里。一个善意的外国已经在留意此事，单是这一点，往往就能阻住那些鲁莽专横的举动——这类举动多半是某个头脑发热的统兵官或官员一手促成的。当一个人受到不公的对待而众目所瞩之时，头脑清醒的人便可能把那一时的狠戾之念按捺下去。

这一时期我亲眼所见的另一个例子，是袁世凯以礼相待而实则软禁副总统的手法，很能见出中国内政的运作方式。

副总统黎元洪将军统兵驻在武昌，袁世凯一再设法要他到北京来。他派了信使，去了书信，一再申说自己多么需要黎将军在身边，以便得其襄助、听其谋议，共商大计。对这些客气的邀请，黎将军的回答无不谦抑到了十分：总统所许的贤能与识见，他实不敢当；国家大政上他能效的力微乎其微；他还是留在武昌统兵的任上好得多，在那里倒能切实拥护总统的权威和他的一切善政。

这样的往返函电持续了一些时日。黎将军显然不愿到北京去。据人推测，总统不喜欢民主派把黎元洪将军的名字抬得那样高，说他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深孚民望的人物。袁世凯多半是怕黎将军会被推到某个反对总统权威的新政治运动的前头去。

总统不但派信使、致书函，殷勤相邀，还把军队的布置重新调动了一番，结果是袁世凯所能倚仗的各路人马围着武昌，圈子越收越紧。到了十二月，黎将军终于明白自己别无出路。于是他告诉袁世凯最新派来的那位信使：再三的盛情相邀，他不能再推辞了；他虽深知自己才具不逮，也愿竭尽绵薄辅佐元首。

十二月他到了北京，身边一兵一卒也没有带。总统接待他极其亲热，抱住他，赌咒说从此自己肩上的担子轻了；说这位大同僚兼好友必得时时在他左右，好让他天天请教，其实是一天一夜之中随时都要请教；因此他请黎将军就在袁氏的宫苑近旁安家，也就是南海的那座小岛上——在那一片色彩斑斓、形制秀雅的宫殿里，光绪皇帝曾被慈禧太后囚禁了许多年。

黎将军便在那里住了下来，心里明白：他那位身居元首的好朋友，无论昼夜哪一刻都少不得他在跟前。

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各国公使是否应当去拜会新到的副总统。政府方面试探着提出，既然是主人，或许该由公使们先去拜访才合乎情理。这话是不是本就料定不会被接受，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确凿的：袁世凯绝不愿意副总统同任何外人有什么亲近的往来。

袁世凯这时虽还容许那个残缺的议会存在，无疑已经打定主意要把它彻底了结。现成的借口就在手边：国民党既被驱逐，议会已凑不足法定人数。十一月十三日，宣布设立政治会议一所，就政务备咨询之用。此举意在取议会而代之，是明摆着的。列入名单的多半是旧朝人物，文人学士与卸任官员——中国人管这一类人叫「僵石」；他们地位甚尊，名声也极好，却指望不出什么建设性的作为来。其中有一位极善辞令的演说家马良，是天主教徒。他是位仪表庄重的老先生，曾来看我，谈的是造林和边地垦殖。他与西洋文明的接触，是从徐家汇的耶稣会学院得来的。另一位是严复博士，他译了大量科学著作成中文，并为汉语创制了一套现代科学名词，因而享有盛名。在这些参议之中，我后来相熟的还有徐世昌——日后做了中国的大总统——以及李经羲，李鸿章的侄子，前清做过云贵总督。

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博士常与我谈论中国政局。他的印象是：议会想把西方的政治成法搬过来的太多，却没有充分斟酌这些成法是否适用于中国。他以为行政权不该时时受议会的干预，又以为中国还没有实行内阁制的条件。所以他持的是相当稳健的见解，主张朝西方制度的方向渐进，而不主张整套照搬。袁世凯政府便利用这位美国专家的这层态度：每逢提出一项加强自身权柄的新章程，总要放出话来，说此事已得古德诺博士及其他外国顾问的赞同。其实这些权威并未真正被咨询过；就是说，重要的会议并不请他们与闻，紧要方案的拟订也不给他们协力的机会。走个形式，他们当然是被「咨询」了的——不过通常都在决定作出之后。人家把议定的事项通知他们一声，随后便宣布顾问的赞同已经取得。这又是袁世凯和他那个政府温文尔雅、自以为是的一例。他们自信得很；他们认定自己只对自己负责；在公务的一切部门里，他们骨子里抱的都是帝制的那套眼光。

五与观政之人交游

北京有几位观察政治生活的高手，我都结识了，尤其是莫理循博士、辛博森先生和端纳先生。三人都受过为大报撰稿所磨炼出来的观察与判断的训练。莫理循博士天赋一副记细节的好记性。他会这样说：「我头一回到纽约，住在东二十九街一百五十七号三楼的一间小厢房里，房东太太姓辛金斯，绿眼睛红鼻子，一星期收我两块钱房钱。」他极爱把自己每天的行止一件件细说。那种对无穷细节的敏感，加上惊人的记性，使莫理循博士成了一部关于中国政界人物的百科全书。他们的履历、他们的癖性与野心、他们彼此间的瓜葛，他无不了然。跟在华的英国人大多一样，他是真心盼着中国人有起色的，也为着但凡要往好处变一步便处处碰壁而苦恼。他自己的心思偏于分析与批评，不长于建设；他最大的贡献，在于阐释时局，使政界人物与公众对错综的中国局面得一个明白的认识。「有件事叫我烦恼，」他常说，「就是好心的老太太们一口咬定我就是那个一八五七年去世的传教士马礼逊。」

端纳先生之熟悉中国事务，是因为与新中国的领袖们过从甚密，在他们的军事和政治的活动中与之通力合作。他待中国人一片赤心，仿佛他们就是他自己的同胞。他为他们的患难忧心，为他们的争斗出力。辛博森先生是位有名的作家，用「普特南·威尔」的笔名；他初入世时在海关任职，不久便辞去，专心于著述。他那几部功力深厚的政治分析之作，写于日俄战争时期；不过最有名的一部还要早些——正是那本书，使他长年为北京许多使馆所侧目、所猜忌。他自己并不承认《庚子使馆被围记》所述是实录。他对我说：「我想写出被围时的那种心理，从纷繁的材料里挑出有意味的事实和话语，可我绝没有要编年纪事、记录某人某事的意思。」

辛博森先生还写过一组描写中国生活的小说。其中短篇最好；长篇虽则描写有趣、对话机巧，却缺了最上乘的小说里那种刻画人物的直觉之力——不过新近出版的《王九》，既是对中国人心理的一篇出色研究，本身也是个上好的故事。他那份戏谑而带讥诮的心思，常使人断定他不过是在追求文章的效果；但依我看来，他对中国于这个世界应当具有何等意义，是有深切体会的；他对中国人也怀着真正的同情，一心想用种种办法帮他们把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大好前程变成现实。作为一个健谈的人，辛博森先生颇像麦考莱：难得有沉默的间歇。尽管那谈锋着实精彩，男客们的午餐会上，有时还是会因为这一番独白而生出坐立不安之感——旁人几乎插不进一句话去。

除这三位英国作家之外，还有许多人以明达的兴致关注着时局的演变。柏锡福主教胸襟开阔，具政治家的识见，对眼前的事总能说出有分量的解释，是靠得住的。丁韪良博士那时年事已高，对时事的一桩桩细节已不复措意。他的至交明恩溥博士——一位难得的即席演说名家——满腹机警犀利的议论，往往悲观到极处，却又被对中国人民的深挚情谊调和了几分。

在外交团里，出于职业上的兴趣而潜心于中国事务细节的，主要是各馆的汉文参赞，虽说他们未必个个都能对全局有开阔的把握。

美国使馆的汉文参赞裴克先生生在中国，对这门难学的语言运用自如。他说来带着口语的从容，与寻常外国人说中国话那种生硬做作的腔调恰成可喜的对照。他与中国人交往时的分寸，他对人物和政情的判断，都是靠得住的。裴克先生接替的是卫理先生，后者被召回华盛顿，出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国务院里有这样一位阅历深、熟悉中国事务的人，我以为是莫大的幸事。

使馆的一等参赞是一位特别有本事应付中国事务之艰难与错综的人，这也是我的运气。中国的事情本身已经繁复无极，何况几十年来又被一层外国条约条款的罗网层层覆盖，教初来问津的生人益发摸不着头脑。但参赞马慕瑞先生有一副极善分析、受过法律训练的头脑，能从地方习惯、本国法律、国际协定和一般公道纠结成的乱麻中理出头绪来。而且他对中国事物的兴趣既深且真，所以他做的考订从不敷衍了事。他是军人之子，对公职一事抱着近乎宗教的虔敬。

诸国公使之中，外交团实际的领袖朱尔典爵士阅历既久，又留心政事，论中国的事情最有资格说话。我一见便对他极有好感，与他结下了很深的交谊。此后那些艰难的年头里，我们一直合作无间。朱尔典爵士在中国的资历之长、阅历之广，罕有其匹。他初来是在领事界，其后做过驻朝鲜的公使；四十年的官场生涯，使他对中国事务了如指掌。他中国话说得流利，但在正式会晤和谈话中，身边总带着汉文参赞，自己一律用英语作正式的表述。其实很少有外交官在正式谈话中使用中文。中文意蕴之无穷，使它成为一种繁复而不甚精确的工具，因此并用另一种语言，倒更容易避免误会。朱尔典爵士虽通晓中国的人情事理，对这个耗尽他毕生心力的国家怀着同情，身上却全无随和苟且之气。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把他要求办的事坚持得极硬、说得极重，中国人往往因此觉得他严苛而不通融；然而他们始终敬重他那种纯属英国式的公道与直截。

其他与我往来渐密的同僚，有西班牙公使巴斯托先生——一位举止十足美国化、因久居华盛顿而熟知我国事务的绅士；还有意大利公使斯福尔扎伯爵。在伯爵看来，中国多少是个放逐之地；他显得意兴阑珊，对周遭的事只有平平的兴致。但他那所使馆却是极可人的一处交际中心——有斯福尔扎伯爵夫人；有瓦雷夫人，她那伦巴第式的美貌叫人看不出她原是苏格兰人；有登蒂侯爵夫人，脸上挂着令人难忘的、蒙娜丽莎似的揶揄的微笑，掩着满腔的倦怠；还有全然一派少女气、爱说爱笑的扎瓦利伯爵夫人，那身影仿佛是从华托的画里走出来的。荷兰公使贝拉尔茨·范·布洛克兰先生思路清晰，头脑敏锐，极能讲理；奥地利公使罗斯托恩先生是位精深的汉学家，那时正在撰写一部中国史：这几年里，我与他们过从甚密。

这时候北京的汉学家很少。美国使馆历任的汉文参赞在这方面都是上选。侨居此地的汉学家中最有名的是巴克斯先生（后来封了爵士），他深居简出，从不肯让人看见自己与别的西方人在一起。我同他有过长谈的那一段时间里，见他被中国人街市间流传的种种荒诞谣言搅扰得不得安宁，而那些谣言在我看来是不值一顾的。此外，中文造诣出众的还有中英公司的代表梅耶斯先生，他早先在领事界供职；做过美国银行团秘书的加特雷尔博士；北京华文学校校长裴德士先生；前面已经提到的辛博森先生；以及若干传教士和北京大学的教授。

中国人之中，自然也有不少可以同他们切磋时事、并从中得到有价值的提示和解说的。我同所有这些人谈论时局，所倚重的既不是传闻也不是报章，而是从当事人本人、或从别的消息灵通者那里得来的事实。从这些各样的来源，我对当时——一九一四年春——中国政局形成的看法，大致可以这样说：

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建立在军事组织之上。别的权威来源，一是习惯上的服从，二是各阶层国民本着舆论、明达地协力于政府的目标而给予的支持，其影响都只居次要地位。因此，很有必要弄清军事力量的组织是否足以给公家的权威提供一种稳定的支撑。看来并非如此。

首先，养着一支效能可疑的大军，本身就是一件祸事——试想中国当时财力有限，而任何把军队裁减到比较合理规模的尝试，又都遭到顽强的抵制。军队一经遣散，士兵毫无返归正业的意思：这些散兵只想继续靠地方吃饭，既不再供职于既定的官府，便入伙为盗，弄得多数省份的内地不得安宁。

每逢要动用军队去抵御外患或内乱，军队的孱弱便暴露无遗。征蒙一役，中国军队全然不济事；即便在国内，这支庞大的军队也不能保证政府头一件本分的履行——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

在河南、湖北两省，有一伙以「白狼」为首的土匪，几个月来使百姓惶惶不安：蹂躏乡野，洗劫城池，杀人淫掠，还有好几起杀害外国人的事。到此为止，军队对这伙土匪束手无策；事实上已有证据表明，军队一再地疲沓推诿，其行径唯一说得通的解释，只能是暗中与匪相通，加上各路统兵官互不协力。

中央政府的权威有多大，恰恰取决于它对各省都督（督军）能控制到什么地步，因此这些人对总统的态度不能不细加留意；而各省这几根柱石之间似乎并不十分和睦，颇令人不安。譬如新近就有消息说，陆军总长、署理湖北都督段祺瑞将军，与江苏都督冯国璋将军之间起了摩擦——这两位是总统最有力的支持者中的两个。

过去三个月里，中国没有哪一省不闹匪患、不曾有人图谋作乱、不因遣散军队而生事端、不发生地方上的骚乱。情形最坏的是河南、湖北两省，「白狼」的队伍正在那里活动。

这些队伍明显摆出了排外的姿态。甘肃不断有回民起事，与西藏、蒙古的公开叛乱互相关联。山西、陕西、四川（那里还加上兵变）、安徽、江西、湖南、福建、贵州、云南、广东各省也都发生过匪乱。受扰最轻的是浙江、广西、山东和直隶。

政府既不能尽其保护百姓生命财产之责，也无力行使那项最起码的权力——靠征税筹措维持自身的费用。养兵已把可用的款项吃个精光，而从各省又筹不到足够的钱来应付中央政府的日常开支。中国那种非凡的支撑力，从下面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尽管一九一三年通年动乱不宁、政局不安，一般商务依然活跃，以致海关和盐税的征收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单这两项收入，就足以支付当时所订各项长期外债的利息和还本；两项税务在外国人管理之下，为中央政府保住了履行这些义务、免于公开破产的款项。

其余各种税收则一概涣散。田赋的征收在许多地方停顿了；账册或已毁去，或是百姓对完粮抱着抵拒的态度。厘金所收的款项，凡收得上来的都留作本省之用。总计中央政府从各省得到的，不过是一九一二年最后一次帝国预算中这几项估计收入的一成而已。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拿外债的款项充作行政费用，靠着以购料合同和各种让与权为名订立的外债预支现款来勉强支撑。如此这般，把将来预支到了危险的地步。

政府财政上的这份孱弱，在它活动的其他一切部门里也都找得到。几乎看不出什么建设的能力。

中央政府的各部各署，纷乱失序到了极处。遇到技术性的问题，官员们往往茫然无措，自己既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又不肯切实起用政府所聘的众多顾问；会计上没有像样的制度；各部的档案保管不善；一桩交易的存在，常常连最直接相关的官员也不知道；早已办结的旧案，被忘得干干净净；政府的知识毫无集中之处。于是大量公务办得杂乱无章，弄成一种束手无策的机会主义：谁催得最凶就办谁的事，抓住眼前的小利，代价却是订下日后要长久追悔的约定。

宏大的政策方案提出过，繁密的章程也颁布过，可事后都无人过问。另一方面，建设性的工作几乎不曾有过一件切实的成绩。

京畿所在的直隶省，自一九一二年那场变乱以后一直安静无事。政府在这里当然有足够的权威推行建设性的改革，而此省办这类事的总体条件也相对最为有利。可是即便在直隶，赋税制度也未理出效能来；审计的成法虽已颁布，却不曾切实推行有效的审计办法；教育机关任其衰颓：一句话，在最有利的条件之下，建设性的工作依然一事无成。

几乎每一件想要有所建树的尝试，都立刻同外债牵连在一起，而且往往还附带给政府一笔现款的预支。当然，也可以说中国政府的一大难处，恰恰就在于没有办建设事业的款子，因此只有那些借得到外债的方面才谈得上兴革。

不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有许多改革本可以不必增加开支就办成，而且实行之后反倒会省下费用。实情似乎是：中央政府既然明白外国的财政支持在一九一三年那场革命中对它何等要紧，便一心想从国外弄到越来越多的款项，而不去计较最终的代价。

能够从国外取得中国官商从来不曾经手过的巨额款项，这一机缘本身就把办理公务的章法搅乱了。旧日那种把公债限在很小范围之内的谨慎与俭约，让位给了一种从国外大笔大笔取款的爽快，而似乎全然不曾想到：这笔负担将来是要靠千百万人的劳作与牺牲来偿还的，中国背上的是什么。

旧的那一套——官员的薪俸不敷用度，照例得靠分外的非法所得来贴补——也不曾让位给一种效率较高、较有章法的公职组织：在那样的组织之下，官员本可以把全副心思用在分内的职务上，不必再耗费精力去张罗额外的进项。

对于某几类官员，政府曾力图把薪俸定到足以使他们不必再行此道的数目；但政府的财力不足以让它一举把整个公职都放在个人独立的基础之上。还有一层也是实情：总统最亲近的几位谋士，一般都被认为是借着地位聚敛了巨万私财——这一看法不论有无根据，在判断政府在全国享有何等声望时，总是不能不算进去的。

于是，从前那种商与官之间彼此敌视、互不信任的老样子，在新制度之下依然故我。

解散议会，政府便毁掉了一个机关；而这个机关假以时日，本来是可能在中国广大的中等阶层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互信关系来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总统首先着重的是秩序与权威的需要。在他看来，议会自由的辩论，它那种结成政派、反对当轴的机会，都挡着确立一种持久的法制秩序的路。因此他先解散了国会，继而解散各省的议会，最后连地方自治的团体也解散了。

每一回，人们抱怨这些机关办事无能，都不算冤枉。这些议事机关里的人往往营私、好党同伐异、不切实际。但总统似乎全然不懂议会活动作为公家权威之基础的真正价值；他把反对政府等同于反对合法的权威。而在他对重组议会所抱的想法里——就已宣示的部分而言——有两条主旨居于支配地位：其一，只能选用阅历老成、思想稳健的人；其二，议会的活动应限于对政府已经议定的政策加以讨论并陈述意见。

六商人冒险家的中国

往昔在人的当下，有时反而比从前更加鲜活。约翰·理查德·格林在贝里克行会的旧档里读到这样一条规约：凡众人的身躯并肩置于一处，他们便可合而为一，同怀一志，彼此相待，要有深挚恳切的爱。在撒克逊人的史册里，诺森伯里亚的埃德温「凡见有清泉之处，便命人在大道旁立下木桩」，木桩上「用链子系着铜碗，以供倦乏的行旅解渴」——那份倦乏，埃德温自己是尝过的。这些事至今与日同辉，照亮着我们今天的工作。缅因州的樵夫坐在树桩上，桩上的年轮数得出好几百年。中国孩子到使馆来同我家孩子玩耍时，他们举止的端庄、长辈在旁时对礼节的恪守，总叫我心折。这些至圣先师的小小传人，脸上那份从容是八十代文教与传统积下来的，却又新鲜如初；而这份从容，丝毫无损于他们见到美国玩具和洋娃娃时那种毫无保留的欢喜。

这种把旧物化入新生的本事，在中国处处可见。每天早晨，日子都像花一样新开。可我们知道它是老的；那是一个古老的日子，一身素白，如星辰般美。中国农人把他那根棍子似的犁，深深插进祖祖辈辈的泥土里，插进了无数的年代。华北的土是黄土，是地球上最肥沃的土壤，千万年间自山上冲刷下来，积到二三十英尺深。没有水患的年头，雨水渗进这层多孔的泥土，与下面蓄着的潮气相接，把溶在其中的无机盐类引上来。所以它的地力取之不竭。

然而水患是有的，而且亘古以来，从无人加以约束。在淮河一带，脚下有这样的丰饶，人却是穷的、弱的、闹着饥荒的，聚居在一片片破陋的窝棚里，隔些年便被大水卷走一回。那里的地本该三年六熟，如今平均只得两熟三熟。这样的地方不止一处：好几条广袤无比的河谷，肥力堵得满满的，饥馑与瘟疫却在其间横行；祸根是泛滥的洪水，而治住这些洪水，在工程上原花不了多少钱。若把这些地方垦复起来，再把边省开拓移民，单是中国自己的收成，就足以养活比现在多一倍的人口。淮河流域的百姓一旦安稳富足，添出两千万个活着的、承袭着五十个世纪文明的子孙，也是不难的。说到底，只消有一点眼光，加上一点科学的施用，中国便会改观。

西方以其历代积累下来的东西——那古老的行会精神，如果你愿意这样说，如今又在现代的托拉斯里复活了——是可以同东方相接的。真正派到中国来的使臣和公使，是西方各国的商人冒险家：他们带来货物，带来钢铁和器具，带来他们独一无二的工程技艺与工程实绩。我做美国公使时，之所以把政策定在促成这两大文明的互补相遇上，既不是为了那些企业家能从中国「捞到」什么，也不是为了中国能从我们这里捞到什么。而是因为我看见千百万人正凄惨地死去，而他们在更高的生活艺术与生活情致上的禀赋，至少同我们一样丰厚——他们之所以死去，只因缺一种组织的本事，而供给这种本事，正是西方民族分内的事。也因为我知道，他们有极可钦佩的家庭生活和地方民治的传统，所需要的不过是几条干线铁路，把这些密集相邻的乡土社会连成一气；那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便能结成一个同样可钦佩的统一的民治之国。

可是当日西方究竟是怎样同东方相接的，我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便亲身领教了。我走进早餐室，看见霍恩贝克博士一脸不快。他把当天的法文《北京日报》递给我——这份报纸拿着俄法两国的津贴，向来听命于俄法两国的政治利益，这是尽人皆知的。那篇文章对我本人，以及对美国在华的一切举动，作了一通恶毒的攻击。

上海一家中文报纸登过一篇捧我的文章，里头引了我已刊行的著作中的若干段落。其中一段出自《世界政治》，正好讲到法国在远东对俄国政策的迁就。那份法文报纸便把这些话原样搬出，说得好像是我抵华之后接受访问时讲的。其实这些话出自十多年前刊行的书，当年经法国各评论刊物挑剔过一遍，从没有人说它对法国怀有敌意，所以我并无可担心的理由；这家本地报纸的一通怒气与烟火，于我倒不如说是好笑。不过这些攻击的口气，那份刻毒，那种全然不加查证的鲁莽，我却不能不留意。一个初来乍到、抱着对各方都友善之心踏入这片场地的人，竟受到如此粗率无礼的对待，这就等于早早给了我一个警告：某些「友邦的对手」将来会做出些什么来。数年之后，其中一位公使——那份报纸正是由他的使馆做后盾的——来找我，请我出面压下一家攻击他的中文报纸，我只好抱歉，说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

这篇文章的分量，自然在于它对美国政策的攻击。它把美国的政策说成一味「虚声恫吓」，指责美国摆出一副道德上高人一等的腔调去批评旁人，嘴上把对中国的友谊讲得震天响，实际事务里却一分责任也不肯担。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孚石油公司被并作一对，说是这套卑劣而虚伪的政策的两件工具。

上海的美国报纸《大陆报》指出，法文报纸的这番攻击，正显示了美国公使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并且说，他这趟外交使命的成败，全看美国政府肯不肯在中国的复兴中切实出一分力。倘若美国只扮演一个心地虽好却无能为力的朋友，一个对别国吹毛求疵的批评者，那么同情与敬重，它一样也得不到。

当时美国政府因不肯支持六国银行团，受到严厉的指摘；论者说，本届政府本可以在列强的会议桌上施加一种和缓而友好的影响，把美国的善意用到中国的公共事务上去，如今却把这个最好的机会白白丢了。可是在另一面也该想到：一届新政府，骤然接到一项要它「独家」支持某一特定银行集团的提议，迟疑一下原是情理中事——何况这个集团在此案里不过是纽约的四家银行。从前也有一届政府，对类似的询问作过同样的答复。若从中国的立场来衡量此事的是非，这一举动也不妨看作：不肯同旁人一道，把外国财政监管的镣铐加在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身上。况且，善后大借款的款项实际上并没有用在中国人民身上；恰恰相反，这笔财政支持把袁世凯的个人权柄牢牢箍在了这个国家头上，使他得以同议会成功地较量。而那笔借款，议会是从未批准过的。

赴任之前同威尔逊总统的几次谈话，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统明白，美国既然退出了协助中国发展的合作之举，就理应独力尽到自己的一分，给予切实的道义与财政上的援助；事实上，我得到了总统的保证，说他将积极支持在中国的建设性事业。不过在谈话里，他着墨更多的是教育方面、政治上的示范和道义上的鼓励，而不是财政与商务。

美国退出银行团一事，在中国被各方看作友谊的表示，这是毫无疑问的；唯一的例外是当时执掌政府的那一派，他们宁愿美国坐在银行团列强的会议桌旁。反对政府的人则尤其称许我们拒绝加入那项在他们看来对中国远谈不上有益的协定。但所有各派无一例外地得出一个结论：美国这番友好的举动，既然已经否决了国际合作的路子，今后便会撇开旁人独自做下去。以美国的实力与财富，他们指望美国在中国的工商事务以及行政借款中，会比从前有更多的参与。

由此可见，美国在中国的处境并非没有难处。银行团五国那种暗地里的敌意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孤立无援，人家将只看我们独力能做成什么来评判我们。万一到头来我们除了高明的劝告之外一无可献，对手们的挑剔，久而久之怕就要叫人信上几分了。

至于美国人自己，则灰心到了极点，到处说话的口气，就像美国在华的事业已经全完了。我说：「不，这才刚刚开头。」所能指望的，至多是客气的不信。那些垂头丧气的美国人多半还觉得，派一个做学问、教书出身的人来当驻华公使，更是一个征兆：美国的经济事业别想得到什么特别的鼓励了。远东局势的底细，我早已烂熟于心；美国参与中国的工业与经济发展何等要紧，我心里是完全拿定了主意的。美国的传教士、教师和医生，把西方的学问与生活的观念带到中国，这份功业的重要，没有谁比我看得更高。但是，中国如果在近代工业与资源的开发上只能一味倚靠别国的实力相助，那么我们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就永远配不上大自然凭着我们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所赐给我们的那些机会。

外交的狭义解释，我早就抛开了；然而即便我固守「外交官只该管政治」这条原则，我也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政治里头就包含着商务、财政和实业。我自然无意让使馆卷进抢夺特许权的混战，但我的用意是：使馆要同在中国经济生活里活动的美国人保持亲切的往来，并且要看住一点——中国人本愿给他们公平待遇的心意，不可让旁的什么力量从中作梗。

我心目中的美国在华事业，与其说是去订几笔政府合同，不如说是靠着根基稳固而宽广的大宗商业经营，在内地各个实业中心取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在中国，民间远比政府重要，所以从一起头就得打定主意：不把北京看作自己活动的全部归宿，而要深切留意内地那些要紧的中心地方——政府治民的实权在那里行使，百姓活跃的各种团体也在那里。

人人都知道美国在中国别无政治图谋，单是这一点就使美国人得到中国人的信任，使他们乐于同美国人密切合作。我们的政策，人家知道是建设性的，不含对他们民族生命的隐祸。美国人若不能在中国资源的开发中占一显要位置，中国人是要失望的。占上风、居首位这样的念头，与美国人的心性不合；可是正因为他们的利益纯粹是经济上的，他们就不能不抵制旁人攫取独占权利或优势地位的任何企图——那种权利和地位，是可以拿来限制以至于全然断绝美国的机会的。

因此我决意对一切建设性的事业，无论教育、财政、商务还是实业，都给予一切正当的鼓励。〔注一〕早在赴华的整整一年之前，我就表述过我对美国对华政策性质的看法：一个统一的中国，自己做自己土地的主人，开发自己的资源，对世界各国一律平等开放，任其从事工商活动——这应当是最要紧的目标。

在当时中国已有的美国利益之中，传教与教育事业当推第一。有两个因素，使这项事业得以发生真正可观的影响。其一，它显然出于许许多多怀着善意的个人的自发之举，而不是什么合谋的宣传计划的产物。其二，是贯穿其中的那种助人与合作的精神。这里面丝毫没有要建立长久监护的意思。像基督教青年会这样的团体，一心只想帮中国人把自己的社会生活和教育生活组织得好一些。中国人越早能自己管起来，那些美国教师似乎越高兴；他们也许还会留下一阵子做个友好的顾问，却绝不想立起一套永久的督导层级。中国人对教书的人有极深的敬重；许多美国人——像丁韪良博士、丁家立博士那样的人——正是凭着教书的事业，赢得了无数中国人矢志不渝的情谊，这是他们的福分。

商业企业之中，美孚石油公司把煤油运到了中国的各个角落。它推广了煤油灯，替千百万中国人把白昼延长了；连它空下来的洋铁罐，也因为用途繁多而遍布城乡。就效率之高、同民众接触之密而言，这家大公司在中国的组织实在令人叹服。

英美烟公司也办出了同样的成绩。这家公司虽是照英国法律在英国注册的，但股权的多数、经营的方法和人员都是美国的。纸烟已经成了人人都用的东西，其口味与价钱也迁就了大众的负担能力。美国的经纪行虽有几家信誉不错，却没有一家的贸易规模和财力比得上英国那几家大洋行。有几个十九世纪初就在中国立下的美国字号，例如弗雷泽洋行，产权已经转到英国人手里。唯一的美国银行是万国宝通银行，当时只做汇兑生意，其方针与业务同通商口岸一般的银行并无二致。

若以持有政府特许权的多寡来断定一国在华的地位，那么美国在当时确实寒酸得很。伯利恒钢铁公司曾于一九一〇年同清政府订约，承造价值两千万元的舰船。我到中国时，该公司的一位副总裁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先生正在北京，准备同共和政府商定续约的事。美国银行团是湖广铁路的股东之一，同英、法、德三国银行团分摊份额。当时有一位美国工程师受雇，在拟议中的长江沿线的一段线路上从事测量。美国银行团还持有满洲锦瑷铁路的特许权，只是这条路的修筑已被俄国和日本挡住了。此外，该团还同上述三团一道，分享着一笔币制借款的优先权。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合同里，当时美国方面唯一还在进行的活动，就是湖广铁路宜昌以西那一段线路的测量。

一段时期以来，欧洲列强渐渐养成一种做法：怂恿中国聘用一些据说在某些方面有专门学问的人做顾问。当时最有名的顾问是莫理循博士；他在一九〇〇年那场危机之中和之后，以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的身份解说远东局势，由此得了大名。按善后大借款的条款，新近又添了一批顾问。凡在借款中有份的国家，都坚持要中国至少任用它的一个国民做顾问。美国政府却从来不曾催促中国作这样的任命。可是一九一三年艾略特校长访华时，中国官员向他表示，希望能聘一位知名的美国人做中国政府的顾问。艾略特校长建议，可由卡内基基金会提出若干专家的名字，再由中国政府从中挑选。这个办法后来果然照办了，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一位公认的宪法学权威——受聘于中国政府，当时已经住在北京了。交通部那边则要找一个熟悉铁路会计的人，便请了已故的亨利·亚当斯教授，密歇根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兼铁路专家。

海关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洋会办这两个要紧的行政职位，都由英国人担任。盐政因善后大借款合同而被纳入国际监督的范围；美国既然不是那笔借款的一方，几个合伙国便不赞成美国人在这项事务里担任任何职位。然而稽核所的丁恩爵士——一位在印度供职多年的老手——却采取了不把任用限于银行团各国国民的方针。他留用了好几个美国人，看来对他们十分信任。至于海关，美国人所占的职位并没有达到他们按比例应得的数目。这无疑是因为美国国内极少有人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位置向美国人开放；何况已经获任的美国人里，有不少嫌这一行升迁太慢，失了耐性，被别的机会吸引走了。不过海关里也确有若干声誉甚佳、办事得力的美国官员。

注一：在华最主要的那份英国报纸，曾这样谈到外交的现代职能：「芮恩施博士认为，各国公使馆不再仅仅是政治中心，政治也不再是它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如今它们在国家改造的种种紧要关头上，结成了各式各样互助的关系——他把这看作一种进步。这一点很能见出他的为人和他看中国的眼光。由此我们大概会看到，来华的专家会一天天多起来，他们多半不带官方身份，只为考察情形、搜集材料，好给进步打下一个可靠的基础。」顺带说一句，在我供职中国的那些年里，中国的英国报纸差不多始终是持平而友好的，对于诚心改良局面的种种努力，它们都给予肯定。

七促美国及早行动的建议

美国政府退出六国银行团，中国人很快就显出他们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十一月二十七日，两位阁员来访，同我作了一次私下的谈话。这次会晤之后，张謇先生又来见我——他是公认的中国旧学宗匠，同时又是工商总长。这两次谈话的内容，我且一一叙来，先从张先生说起。

张謇在旧朝一八九九年的京城大考中拔了头筹。他是中国经籍的一等学者，书法之名尤著，单靠卖字的所得就能养起一所学校。然而他并不以旧学自足。在他的家乡、长江之滨的南通州，他办起了学校、工厂，还设了改良农工的试验场。他曾遭过财务上的挫折。那时人们还怀疑他能否长久地成功，虽然都承认他给许多改良之事推了一把力。此后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越办越多。他成了全国性的大人物；他的话出于一片求公共事务走上正道的诚心，在国中有着决定性的分量。他仍然代表着那种古老的信念——一个受过完美文学训练的君子，凡事皆可胜任，凡难皆可迎刃而解；这种信念同我们错综复杂的现代生活对专门分工的要求是相左的——然而他到底把自己的才智弯到了十足现代的事业上去。

以一位中国学者的高深教养而论，张謇先生举止的文雅与不凡，正是意料中事；那份体贴与庄重，是再无可加的了。中国人对同席之人的心思与情绪极其敏感；主人若是忙碌或有心事，则无论他接待得如何有礼，客人也总能觉出他的为难，把拜访缩短。他们又极善于把话头转开，或者避过自己还没准备好谈的题目；而且做得让你无法不靠失礼的相逼便把讨论强行进行下去。中国人举止之圆润柔和，加上其中全无一丝奴颜婢膝的附和，议论上的独立始终保持得完完整整，实在令人惊叹，足见几千年社会训练的功夫。

张謇先生尤其关心河道与港口的兴修，也关心中国那些周期泛滥地区的排水计划。当时有意设一个专门的导淮机构，由它主持重要工程的勘测。我便问起张先生：江苏、安徽两省北部——也就是他家乡所在的那一带——防洪的导淮计划，如今进行到何种地步。

「我已经办起了一所专门的工程学堂，」他答道，「为的是替这桩事培养人才。勘测大半已经做完，只须再花三万五千两，便可全部竣事。

「除了这项工程给周围所有农田带来的莫大好处之外，」他接着说，「还可以垦出将近三百万英亩眼下全然无法耕种的地来，虽说那里的土是肥得用不尽的。这样垦出的地，立刻就能卖到每英亩至少四十元。单这一项，难道还不足以给一笔巨额的导淮借款作抵押么？两千五百万元就能把这件事办成。」

张先生还有意同美国资本家合股开办一家工商银行。「这样一家银行，」他说，「可以为内地兴修的各项工程提供资本。」

显然，张先生把银行看作一种要把自己的资本投到这类事业里去的机构——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间是很流行的。他们还没有充分明白，在现代的信用组织里，银行可以充当存款之所，也可以放短期的款项，而较为长久的投资终须落到个人资本家身上，银行不过是承销和经销的机关罢了。

我们谈到这些宏大而有益的计划如何着手时，张先生一再说出这样的话：「我宁愿同美国合作。我情愿聘美国专家来订计划、做监督。可是请记住，倘若不能在美国或别国筹到所需款项的一大部分，这些工程是动不得的。」

那两位阁员来访时，不曾带翻译。「我们要谈的事情，」他们说，「关系重大，所以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们带来的是袁世凯大总统和他的政府关于美国人在中国可以做些什么的想法。」

他们先给我把俄日两国就满洲、蒙古问题新近形成的谅解梳理了一遍。他们相信，两国之间有这样一层默契：外蒙古被当作一个俄国的控制不受阻挠的地区，反过来，日本在南满乃至东蒙也可以放手施为。日本人在华南不断活动，煽动对中央政府的反对，显出一种要削弱中国、若有可能便使它自相分裂的用心。日本为扩张海军所作的非常之努力，他们也特别提到。他们这番话给人的印象是：日本正在中国推行一种强硬的进取政策，而在这上头，它得到了俄国的支持与庇护。

两位来客接着说到中国何以指望美国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支持到这样的程度：出面反对日俄两国的侵蚀，并且同英国及其他赞成门户开放政策的国家合作，阻止任何拆散中华民国的图谋。他们完全明白中美结盟是不大可能的，但着重指出两国利益的相通，尤其是因奉行民主政治的原则而生的同情。中国既已成为共和国，中国政府同美国便有了格外亲近的关系；它把美国看作最诚恳、最无私的朋友，深知美国道义上的支持何等重要。

说到具体的事情上，两位总长指出：中国固然感念并珍视美国友好的关切与劝告，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欧洲列强和日本在开发中国资源上占了那样紧要的位置，美国做成的事却少得可怜。他们说，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愿意给美国人以格外的机会，只要美国人肯来合作。

讲到具体的事业，他们说政府很愿意追认并履行一九一〇年清政府同伯利恒钢铁公司所订的合同。依这个合同，他们打算造一批适于商用、但也能改装成军舰的船只，有点像俄国义勇舰队的船。政府还极盼开一条通美国的轮船航线，或直航，或取道巴拿马运河。

他们回忆说，当年载洵贝勒率海军使团访美时，曾谈到过借用美国专家充任中国海军教习的事，塔夫脱总统任内的美国政府也答应过给这样的帮助。所设想的帮助属于教学与技术性质，不涉及政策，也不含有政治同盟的意思；从前别国、尤其是英国，就给过这一类的帮助。两位总长说，中国政府若有此需要，仍打算利用这项帮助；而这类事情之所以宁愿同美国合作，是因为美国政府在政治上没有私心。

两位总长随后谈到较为纯粹的实业，尤其详谈了河道与港口的兴修计划，提到淮河流域以及别的因洪水为患而农事不得安宁的地区。既然中央政府有意设立一个专管此事的全国机构，两位总长便提议邀请美国政府相助，借用专家来筹划并主持拟议中的各项工程。他们相信，美国人在这类事业上的经验，使他们比任何别国更胜任对付中国的这些难题。

其余谈到的事情还有：或可创设烟草专卖，两位总长指望由此既增加税收，又把全国的烟草产制组织得更有效力。他们并不想把英美烟公司挤走，却提议作一种安排，让这家公司充当中国政府的经销商。

另一件事是在中国勘探石油。他们说，政府希望着手开发油田。因为别国有一种惯技，总要把这类特许权的范围一步步扩大，借以确立种种优先的权利要求，尤其是铁路方面的权利，所以政府很愿意把这件事同美国人来谈。

显然，这些人对美国在中国的作为抱着很高的期望，并且准备尽自己的一分力，把条件安排得便利。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开发的计划。一则因为美国人在类似问题上的经验，二则因为美国人的公平精神，他们相信：他们所预料的那场即将到来的巨大的工业改造，若有美国人出来担任要角，必定大有益处。

这次谈话一题接一题地转下去，所触及的都是分量不轻的提议；我不能不感到，中国确实兴起了一种新的精神。在旧朝，高级官员受着传统仪节的训练，又承袭着对外国人的猜疑而寡言慎语，要他们这样坦率地来找一位外国代表，把共同行动的具体办法摆在他面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知道，从前想变革、想兴办新事业的是外国人，是他们不分时宜地把这些东西硬推给勉强而迟钝的中国官员。可是眼前这些人明白：筹划与创始本是政府的职分；他们并且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向一个他们完全信得过其动机的国家伸出手来。

眼前展开的这番前景，是不能不令人神往的。一个在自然财富、劳力、动力乃至资本上都极其富厚的国家，正在转向一种新的组织方式：要使所有这些力量以更大的单位、在更广的地面上、用比从前更精密的方法运作起来。单纯地方性的眼光，正在让位于全国性的眼光。人们看待全国的资源与实业，不再单从某一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团体着眼，而是从举国生活与举国努力的统一着眼。在这桩改造的大事业里，美国人最受欢迎，可以做合伙人，可以做主持者；人家是自发而诚恳地希望他们来的，为的是把这一切物力资源更顺当地铸成一个伟大而有效的国族生命的整体——一个美国人知道了这些，不能不感到骄傲和欣慰。唯一叫人不安的念头是：美国人自己是否准备好了，能领会这里所奉上的机会何等要紧。然而有一点是无疑的：必须用尽一切气力，让他们认识到这些机会的空前，也认识到这些物力将被组织成何种样子——是用来增进人类的普遍福祉，还是用来自私的攫取和政治的野心——对美国本身又何等要紧。

两位来客提到的俄国人在蒙古固位的努力，此时已结出果实：他们同中国订了协议，承认蒙古的「自治」。这番交涉的一个结果和余波，于十二月十一日的外交团会议上，落到了驻京各国代表的眼前。会议在英国使馆举行，朱尔典爵士此时已经回任。

俄国使馆那一大摊子的主人，是个年轻人，库朋斯齐先生。他受过俄国几位最能干的外交家的调教，又在北京当过多年参赞，显然不是随便挑出来的。他没有成家，偌大的宅子里只有他和他的英籍秘书两人。他的应酬办得极出色，路对面的华俄道胜银行也从旁得力地帮衬着。库朋斯齐先生除了对中国人了解透彻之外，还有一样极可贵的本领：凡是他本国政策上可能沾来的骂名，他都能像鸭子抖水一样一抖而净。有时候，他似乎很享受把同僚弄得一头雾水的乐趣——看他明知人家正在猜他这一着究竟是什么意思时那副好笑而毫不在意的神气，就可以断定。库朋斯齐先生个子高大，面色红润，一望而知是俄国人。我头一回去拜访他，他开口便直入中国问题的中心。诺克斯先生的满洲提案，加上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他心里大概在琢磨我下一步会走什么棋；可是他的心思一点也不露，那心思里想必不曾把我看作一个有望在政策上密切相与的伙伴。告辞出来时我已经明白：这是一个身边围着财政、语言和法律方面的能手的人，他玩得转中国事务的一切曲折，能抓住旁人连一点影子也觉察不出的机会与局势。

在十二月十一日的会上，俄国公使说他有一件事要宣布，接着便十分平淡地告诉诸位同僚：他的政府已决定把使馆卫队和其余驻在华北的俄国军队撤走，并建议其他各国政府照样办理。

这一宣布叫满座愕然。问题从四面八方涌来：「此举是立刻施行么？」「贵国政府的用意何在？」「撤走之后，贵国建议拿什么来代替这份保护？」诸如此类，还有许多。俄国公使似乎对自己掀起的这阵骚动颇觉有趣。他丝毫不让任何一位发问的人扰了他的心思，也不让人家从他嘴里套出什么来。他挂着一副戏谑而不置可否的笑容，任同僚们焦灼的种种猜测从他背上滑落。他耸耸肩说：「这是敝国政府的训令。用意何在——我不知道。」散会时，众人三三两两朝各个方向走开，仍在专心讨论这一着的意思。原来使馆卫队真是要紧得很！我在上海被人问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卫队的，而在这里，我又看见外交团为俄国撤走卫队的宣告而骚动起来。

我回到使馆时，芮恩施夫人正在会客，一大群客人在喝茶，随着海军陆战队军乐队的音乐跳舞。消息显然已经先我而到，好几个人问我出了什么事；英国报界的两位代表辛博森和端纳更是满肚子的揣测。大家普遍接受的解释是：俄国人，或许还有日本人，是想把别的国家逼进两难之地。俄国已经这样做了，别国若不撤使馆卫队，便可能得罪中国政府；若撤了，便是给俄日两国占了便宜——这两个国家近在中国肘腋之间，随时可以在短时间内开进大队人马。

从各国外交官的态度看，俄国人的提议显然是不会被接受的。此后好几个星期，报纸上尽是些揣度俄国这一提议真意何在的文字。隔着这场世界大战回头去看，很难想象一件如此无关宏旨的事竟能引起那样的激动。当然，撤走使馆卫队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被看得那么重；它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可以显出俄国对于进一步扩张在华势力究竟有何盘算。

俄国这一举动，大概并没有真的打算引出什么深远的后果。俄国人正在催逼中国政府就蒙古的「自治」作出安排，而这在中国人心里是万难下咽的。俄国人总得拿点什么来还敬；他们深知旧式中国官员的心思，便挑了一样自己毫不吃亏、却最能叫中国政府称心的东西。中国政府把外国军队驻在北京和直隶省一事，看作有损国体。因此俄国政府明白，撤走本国军队并号召别国照办，就是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去宣称自己赢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蒙古一事上割舍的苦味，也就可以冲淡几分。袁世凯和政府本身多半会这样看；可是中国人以个人的身份，却未必会把外国军队的存在看成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这些卫队多少有稳定局势的作用，也能防止某一国单独干出没天理的事，或者蛮横的侵入。就中国的百姓而论，俄国这一着未必能博得多少人心。

八为中国设想的一点蓝图

我说过，只要有一点眼光，再加上美国的科学方法，中国的面貌就会为之一变。张謇曾举淮河流域为例，说那里稍加治理，便可变成全球最肥沃的一片沃土。中国的园艺家和菜农之精巧，举世无双，他们培育出成千上万种蔬菜、花卉与灌木。人们形容中国的花匠：若有一株病弱之苗，他会「侧耳听它哭诉」，像母亲一样把它养回来。然而如今，水患区里的芸芸众生，却只能一次次等着自己那片锦绣田畴被冲刷得七零八落，眼看房舍与亲人被无情的洪水卷走。

美国人早就知道，把这些人间的园圃从这份诅咒里解救出来是办得到的。一九一一年大饥荒，美国红十字会捐了四十万美元赈济，事后它的代表向会中建言，说明此类灾祸原本可以预防；红十字会遂派了一位美国工程师去淮河一带勘测，拟议相宜的工程。张謇和他手下那所自办的工程学堂，也正在查勘水情——时间恰好在美国财团退出六国银行团前后。照理说，这个美国财团一时是不肯再在中国另起炉灶的，甚至还可能劝阻别人去做。因此我认为，所提议的事业必须是从已有的关系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或是有助于扶植美国在华既成的某项利益。整治淮河流域这个计划稳妥、有用、可嘉，我很中意。

我发觉中国人不愿把这件事交给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去办，因为他们怕别国的领土野心，怕它们要在中国划出「势力范围」。派工程师进来，排涝灌溉，意味着深入的接触；也可能意味着对受益地区内部资源的控制，因为外国债权人为求担保，必要在待垦的土地上设定抵押。此外还有大运河，那是一条通航的水道，也在这类工程范围之内，等于给外国工程师和资本家开出一条直通内地的路。中国人对外国在其内政上的政治控制素怀戒心，自然要守住自家的权利。可是美国的政策向来不带侵略性，我发现，只要美国人行事公道，中国人肯给的让步，是别国休想指望的。

于是我通过国务院去问：美国红十字会还能继续做些什么？它可否着手选定一家信誉卓著、办事得力的美国工程公司，再由美国资本家在背后支持这家公司，贷款给中国政府，以垦复富庶的淮河流域？红十字会的答复是肯的。我随即去找张謇先生——这位学者兼总长——同他议定了一项确切的协议：由美国红十字会按既定条件遴选工程师和资本家，来办成这桩大改造。

总长和我时常会商。工程合同、借款条件、担保办法，我们都仔细斟酌过。拟议中的协议里，每一句话都掂量过，每一个字都推敲过；终于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由张謇以总长的身份、我以美国红十字会代表的身份签了字。承办前期勘测经费的，选定了怀特工程公司。到了第二年夏天，三位专家因此来到中国：巴拿马运河委员会的西伯特上校（后来升任少将）、美国垦务局局长阿瑟·戴维斯先生，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的米德教授，一位水利工程专家。

这是个大有指望的开端，而且辟的是一条新路。

不过在另一个领域里，美国的事业早已影响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便是美孚石油公司打开的局面。说实在的，是美孚的油灯照亮了中国。

这时日本公使山座先生登场了。日本自己灯里没有油，便想到中国来勘探；别的国家也想。可是那张特许，让美国的石油公司拿到了手——其中的经过我后面再细说。此外，伯利恒钢铁公司已经应允以两千万美元为中国造一支商船队，必要时可改装为巡洋舰——这是用来替代旧日帝国时代订造军舰的一纸合同。应中国方面的明确请求，伯利恒公司又答应从总额中拨出三百万，用于改良中国的一处港口；他们本不是做这一行的。这些美国人的动作，连同淮河的事业，把日本弄得警觉起来。日本报纸把它们的分量说得走了样，如今在伯利恒那份不大的合同里，山座先生也看出名堂来了——大概是看见了一个未来称霸亚洲海面的中国，看见中国沿海星罗棋布的军港。一天晚上，山座先生同我谈起此事，谈了很久；显然他的政府是打算有所动作了。

山座先生和他的一等秘书水野先生，都是异常精明的人。两位都极能饮。公使解释说，他喝酒是为了养生，因为万一病倒，身上总得有件可戒的东西，否则就很不妙了。我还记得有一回宴席上，水野先生把他搜罗的各国语言里与「宿醉」相当的说法一一列举出来，逗得满座生趣。这两位从前都在中国办过事，对中国的情形了如指掌。山座为人极有心计；酒意上来，反倒像是把他的悟性磨得更利。他寡言少语，说起话来断断续续，从不肯把自己交代出去，却极善于把谈话铺排开去，好让对方处处有机会把自己交代出来。

那晚谈话的场合，是在华俄道胜银行经理家里做客。主人家正演着业余戏剧——三出法国独幕剧，压轴的是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娶了哑妻的人》。北京的外国社交界几乎倾巢而出；多数人聚在设了戏台的大客厅里，其余的人或散步，或三三两两地闲谈。两出戏之间的休息时候，我遇上了日本公使，见他有意攀谈，便同他踱到吸烟室，占住一个角落。在那里长谈的当儿，客厅那边不时飘来一阵阵声响，那是台上的情节到了激越处。

山座先生那天比我从前见过的任何一次都健谈。照他的老习惯，烈酒是喝得很畅快的，可也照旧头脑清明、耳目灵敏。「在陕西和直隶两省，」他开了口，「本国国民在美孚石油公司那张特许一事上出过力，这就有理由让人顾及。我一向对中国人说，日本在陕西油田上有在先的利益。您不知道从前有日本工程师在那里受雇么？」

我这边则表示不解：日本报纸何以要为美国的石油特许大吵大嚷；美国人在中国做了一百多年的买卖，偶尔涉足新的行业，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但很快就看得出来，山座先生心里想的是伯利恒钢铁的合同。「我得同您讲讲，」他说，「福建省对敝国有何等的战略上的紧要。」接着是一长篇陈说。「中国，」他结论道，「曾允诺不把该省让与任何他国，而日本再三申明它在那一带是有利益的。」

随后他把外间关于伯利恒合同性质的种种揣测和传闻复述了一遍。我便原原本本告诉他那纸协议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它由来已久的经过。伯利恒公司的副总裁约翰斯顿先生，是应中国政府之请，去看过几处海军港口，为的是估算哪些改良工程最为急需。我不能承认这次察看有什么居心叵测之处，也不能承认美国人在中国任何地方承办港工是不自由的。

我说话虽不是没有分寸，却当真没有把这样场合下的一席谈当作正式交涉。谁知不久便得知：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就福建港工问题同布莱恩国务卿会晤时，已把这次谈话的一份备忘录递交了国务院。此事我留待后文再说。

美孚石油合同签订之后，中国人心理上的一个特点便显露出来了。合同给了一年期限，在这期限内划定具体区域，由中国政府与美国公司合伙在其中采油，两方的产权比例为四五与五五。这纸合同无疑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国境内一旦发现石油资源，美方即可在其开发中占得大头；因为这样的合伙一经确立，而且办得让人满意，所得权利的推广是大可指望的。但一九一四年二月签订的这份合同本身，不过是个开端。它所取得的，仅仅是一项赤裸裸的法律权利；而在中国，一纸政府的命令或特许，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倘若它的动机受人猜疑，倘若它是靠压力或暗中得来的，倘若它的条款无人理会，或被认为给某些省份乃至全体百姓加上了不公的负担，民间的反对就会起来。这未必动摇这项授予在法律上的效力，也未必动摇政府的责任，却会严重妨碍这桩买卖顺当而有利地办下去。反过来说——合同订得光明磊落，并且拿得出证据表明它公平合理——那就处处有人乐意帮忙。

可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合同签订之后，外间知道的只是些笼统的话。竞争的势力便开始把它描绘成侵夺中国人民的权利，尤其是陕西、直隶两省人民的权利。报上传出了行贿的故事。北京谈判时，本没有特别顾及地方上的舆情，各省人士的疑心被挑了起来，哗然之声很快就有了。

美孚石油公司的代表已经离开北京。我告诉公司：它的利益有危险。公司的对策，是派安德森先生来北京——前文提到过的那位深谙中国情形的美国人。安德森先生同持异议的各方开会，尤其是同寓京的陕西同乡。他把合同条款同他们细谈，指出在该省兴办一桩大工业，于地方有何好处。中国人从来是讲得通道理的，没过几天，此前抗议最力的那几个团体，便带着道贺去拜访农商总长了。他们许诺全省协助履行这纸合同。假使合同的条款不是正大光明、公平合理，订立时又不是没有夹杂不正当的势力，这样切实的支持是断断得不到的。

也就在这时候，中国政府设了油矿督办处，又设了水利局办理排治工程，其中就包括拟议中的淮河一带的工程。新设的油矿督办处，由三月里辞去阁职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先生就任督办。他本来兼任总理和财政总长。熊先生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脸盘丰满，黑发油亮，说话极为流利，嗓音偏高。他虽是进步党人，却是袁世凯选定的总理；当时袁正与民主派（国民党）为敌，他之所以挑中熊，大概是料定议会不会通过，好借此归咎于议会的掣肘。不料议会通过了，袁世凯便另寻别路去颠覆议会。熊先生的仕途，得力于他夫人的谋划与协助，那是一位极能干的女子。这位总理居心良善，见识开通，喜用西法，可是任内吃亏在行政和财政上都比较生疏。他所对付的，是一班政治上老谋深算、又在金融操纵中浸润极深的人物。

熊先生就任油矿督办后的头一桩差事，就是对日本公使山座先生说明：并没有把开采的垄断权给美孚石油公司，因为该公司须在一年之内，在两省境内划定有限的具体区域采油。日本方面是立刻就把这位公使推到前面来的。

「把这个给了美国人，」日本公使听罢说道，「似乎表明中国不大在乎日本的邦交情谊。」

熊先生答称：这是一桩商务上的安排；近年来英、法、德诸国的国民，也都谋求过这类特许。对方又问：可否与日本就别的省份订立相类的协议？督办答道：此时尚多不便。

「那么我在此奉告，」山座先生接口道，「我十有八九要就此事同外交总长商谈。」

山座先生提到曾有日本工程师在陕西油田做过事；熊先生便提起：汉冶萍的铁业从前也雇用过美国和德国的工程师，可是等到该公司与日本方面订立借款合同时，美、德两国都不曾提出异议。

这一席话很能说明：在中国，人们往往用「早有此意」或「先前雇过某人」来替某项事业争一个优先的名分——这类理由放在别处，是谁也不会认作可据以主张优先权或未成形的选择权的。这等于说：只消把想要某物的意思表示出来，一旦此物出手，你便先有了权利。

同中国政府订了两项重要合同，自然引人注目。英文报纸中，《字林西报》转载了它驻北京访员的评断：「美国人这份成绩是当得起的，因为他们是一步一步、始终如一地做出来的。」

《字林西报》把这份成绩首先归因于一点：自海约翰国务卿以来，美国在华的事业一贯是和平的、与人为善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该报断言，「像中国这样，靠友谊、为着友谊的缘故，能办成这么多事情。」

德文报纸虽然爱挑剔，却也承认合同公道，承认中国大概能从中受益，并且对日本人对待这桩新石油事业的态度表示不以为然。后来中国的德文大报《德文新报》上登了一篇长文，揣测美国有一套极其深远的经济渗透政策。作者设想：教育的、金融的、实业的各种因素，都在按着一个繁复而周密的方案受人调度，为的是让美国的利益在中国取得实际的优势。

德国公使冯·哈克斯特豪森同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希望，」他说，「您不要以为那里头的见解就是我本人和本使馆的见解。」

我告诉他：居然有人以为美国的举动是这样处心积虑、对一切细节都算得这样精到，我深感荣幸。

法俄方面那份半官方的报纸《北京政闻报》，对美国的一切事业仍是一味挑刺。它把青年会、传教士、美孚石油、英美烟公司一股脑儿捆在一起，说它们同在从事一桩卑劣的勾当，要让美国的势力在中国占上风。不过它没有想出德文报纸所说的那套精巧方案，只是设定这些美国机构之间有一种出于本能的配合。这家报纸偶尔也会掀起义愤的大波，比如它发现青年会在一座庙宇里修了个游泳池，从而侵蚀中国人的宗教精神、毁坏圣地的神圣。这桩可叹的亵渎之举，惹得这家法俄报纸的比利时籍编辑发出贞节受辱般的呻吟；而它的实情不过是：在离北京十五英里外山麓间的卧佛寺大庙里——青年会在那儿设有避暑的住处——院内住人的那一部分有个大水池，天热的早晨确曾有人下去泡一泡。可是从没有一个中国人流露过半点心里受了伤害的意思。

美国报纸和一般美国人，都因这番建设性的举动而多少受到些鼓舞。老资格的美国律师杰尼根在《大陆报》上说：「显而易见，威尔逊政府将运用它的影响，来推广美国商人的营业，无论他们是以公司的名义还是别的名义行事。」

不但在实业方面，在金融方面中国人也在延揽美国的兴趣。财政总长和梁士诒先生常来我处做客，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财政局面。二位的看法都同中国官场的传统态度大不相同。他们希望政府做点有用的事，带头把国家的信用和实业都组织起来。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信用是可以发展的，发展到足以大体供应政府的财政所需。可惜山西票号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庞大的金融体系，远不敷现代之用。从前的银钱业全靠对借款人品行和信誉的私人了解；不用抵押品，也不经手公司的有价证券。

等到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营业方法接触上，这套体系对开办新事业就无能为力了。这副担子，大半落在通商口岸的外国银行身上，而这些银行对中国内地发展的前景毫无眼光。山西票号那一边，既不能适应新的局面，眼看着活动的范围一天天缩小，生意一天天清淡。这些票号对时局失了把握。他们自觉需要政府的财政接济。财政总长正在考虑：这些老字号可否改造成合用的、新式的中国本国信用机关。他和别的本国金融家，都对美国的国家银行制度发生了兴趣——在美国，正是靠这套制度吸纳了大量公债券，为通货奠下稳固的根基。

要拿山西票号做一套新体系的主干，看来是办不到的。像中国银行这样按新法规划的新机构，倒可以靠美国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协助壮大起来。梁士诒先生愿意以中国银行管理上的一份重要权柄让给美国方面，以换取一笔壮大银行的借款。其时纽约的一位承包商葛思德先生正带着家眷来北京游历。他感到中国亟须兴办新的金融与实业，头一个念头便是想取得在北京修建电车系统的特许。中国官员此前曾对我提起，现有一纸中国人的合同，或可转给美国人承办。我对这一项事业不大热心，因为我怕它会毁掉北京街头生活那种独一无二的风味，而在营业上未必有多大成功，于谁也没有多少好处。

再打听下去，我们才知道法国方面刚刚签了一纸借款合同，其中一项便包括北京的电车。

这笔款子的来路很有意思：名义上，款项要用来完成长江边上浦口的港工，并兴办北京的电车。然而分明看得出，这笔借款其实是为行政上或政治上的用途借的，实业的性质在其次，因为工程一再无限期地延搁下去。这种所谓「实业借款」而把款项挪作政治之用的花招，后来被大加援用，一九一八年的几笔日本借款尤其如此。

葛思德先生打听清楚了这番情形，便把心思转到中国国内金融的问题上；他在北京短短一住将终之际，已取得中国银行借款合同的一项选择权，回到美国后又极力经营这件事。

淮河水利与石油勘探这两纸合同，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美国的商业期刊和银行家又开始琢磨在中国投资兴业的事。为见出当时纽约银行家的态度、他们的难处、疑虑和意向，我引录司戴德先生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的几段。我同司戴德先生在若干细节上意见并不一致，尤其是退出银行团一事；但美国应继续参与中国的金融与实业，这一点的要紧，我们两人是一致的。信如下：

关于淮河水利，想必您已得到通知：红十字会已与怀特工程公司议妥，将派一个工程委员会赴华作详细勘测。筹款一事已提交本财团，该团以为，对于实际情形和拟议工程的大致造价，若无更确切的材料，此事是无从满意地讨论的。

将来接到工程委员会的报告，我们讨论财务问题时，您三月二十四日来信中的建议会极有用处。诚如尊见，随便什么时候发一笔一千万美元的借款，或许都不算难。不过这要看的不是数目，而是借款的性质。此间目前并无中国债券的市场；若没有政府积极而明达的支持，或者至少是明白宣示的赞许，银行家要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造出这样一个市场，即便不是办不到，也是很难的……

美国财团当初着手商议湖广借款时，本国的情形是好的。商人正放眼海外寻找新的贸易门路，塔夫脱政府急于鼓励对外贸易的推广，中国政府这只气泡也还没有被戳破。在我们经历的那四年里，公众对中国及其发展的兴趣激起了不少；假如一九一三年二月我们照原意发行了善后大借款，我们那两千万美元的份额多半能向全国的投资者销出去。虽有革命，虽有中国政局的动荡，我们仍旧能办到，因为本国政府和其他有关各国政府的支持，使公众有信心。

塔夫脱先生和诺克斯先生从不曾允诺：中国一旦欠付利息，便派美国军舰去恫吓中国，或是派海军陆战队去占领中国的土地。公众并没有被什么虚假的说法误导；然而当时确有一种普遍的信念，以为本国政府是切实关心保全中国的信用、关心那个国家的开发的。

这一点，正如我在世纪俱乐部同您谈话时所说的，被总统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九日的宣言改变了。总统和国务院觉得中国既是年轻的共和国，理应得到格外的体谅与同情；本国政府承认了袁世凯的那套政治机器；此后政府又就本国关心美国商业的发展发表过一些笼统的表示——凡此种种，都丝毫不曾把投资者心里已被摧毁的信心恢复过来。摧毁它的，是对唯一一个美国银行团的活动所作的那种指名的谴责；而这个银行团，是唯一有闯劲、有胆识、有耐性去闯进中国这块地面并且待了下来的，它虽不见容于某些黄色报纸和若干西部议员，在购买债券的公众心目中却代表着正派、公道和稳健的生意——而任何一笔债券发行的成败，都要仰仗这些人肯不肯买。

这份本可以让我们卖出中国债券的信心，是银行家和政府四年苦功造出来的。一旦摧毁，要恢复它，只有靠政府发表一般性的宣示，而且这些宣示多半得比塔夫脱政府所发的任何一件都更有力；否则，就得靠切实、一贯、反复的具体证据，表明政府愿意扶助和鼓励本国的商人、承包商和银行家。您是知道的：纠正一个坏印象，比当初造成一个好印象要难得多。

我完全明白，要总统采取任何看上去像是推翻他先前立场的举动，都是为难的；但我希望，他去年三月那篇宣言的末一段——他在那里说，他将促成「一切必要的立法措施，以保证承包商、工程师等等获得他们目前所缺乏的银行和其他金融上的便利」——可以朝着某个方向去解释、去推演，好让他能够切实支持红十字会的这个计划。

倘若政府在今后几个月内公开表明它对这个方案的关切与支持，那么到最后把这件事提交银行家决定的时候，他们便能觉出公众已发生兴趣，能确信本国政府是在这个计划背后撑着的；这或许就成了我们重新进入中国的途径。此意我已向博德曼小姐指明，我确信她是完全懂得这个局面的。

我诚挚地盼望：您为推广我国在华利益所怀的这份热忱与所使的这份气力，能对本国政府有所感动。我相信银行家只要力所能及，总是肯帮忙的；但我们不像欧陆的朋友那样，急着到处寻找海外投资的机会，眼下我们自己的麻烦又这样多；因此，单把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是不够的，先得说服我们：这是稳当的生意；再得说服我们：承办它是我们爱国的本分。此外我们还得觉着：我们若是承办了，我们的进取和精力不至于只招来一场妒忌的风波——有些人自己一点风险也不肯担，可是一见某个有能力经营外洋生意的商号得到本国政府的切实支持，便嚷起「垄断」来。

不能把前景说得更乐观些，我很抱歉；但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尽我所能支持您和您的努力，并且诚挚地盼望这努力能得到它应得的成功。

信中所许的这种明达的支持，一直继续到司戴德先生随美国和会代表团在巴黎不幸早逝为止。

九「慢吞吞的美国人」

「美国人实在太慢了！」

这句感叹出自一个中国人之口，听来颇觉有趣。那是红色沙暴笼罩北京的一个晚上，我同梁士诒和周自齐饭后长谈，说这话发泄不耐烦的，是后者。

梁士诒，人称「中国的皮尔庞特·摩根」，任总统府秘书长；北京城里公认，论才干与影响，仅次于袁世凯。按中国的文章标准，梁先生学问是极好的；他虽不曾研习西方的科学，却头脑敏锐透辟，因而很容易了解西方的情形与办法。他最出色的一项本领是组织。中国的交通事业，在行政与财政这一面，就是他建起来的。他不肯出任总长，却常常通过对要紧属员的影响去左右内阁的举措，袁世凯的一切财政事务都归他经管。他是广东人，身材矮而敦实，头颅硕大，有几分拿破仑的样子；平时话少，可是插进来的三言两语，总显出他早已走在议论的前头，他那些追根究底的发问也是如此。若是有人径直问到他，他总能把一件事说得明白而有条理。在用钱达到政治目的这一层上，他没有超出中国官场的常规。有人看他是欺诈与贪贿之父，有人把他当作财神，还有人敬服他那份组织的大才。他绝不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却着实在旁人心里挑起了传奇的兴味，那些人把近乎超人的机巧和能耐都算在他头上。

一九一一年，名重一时的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大臣，他便使出他的势力和手段来排挤梁士诒，要把梁从这个号称政府最肥的衙门里赶出去。梁先生站住了脚跟；正因为他顶住了这样猛的一击，他的势力反倒大增。革命期间，梁士诒在军机处也极有影响，同袁世凯越靠越紧。他向来只求权力的实际，不贪权力的外观，始终不肯做负责任的总长，而是站在总统府秘书厅这个有利的地位上做事。他屡次身陷险境。他曾与民主派有过一段渊源，后来却帮着袁世凯玩那套先搅乱、后摧毁议会的复杂把戏，因而遭了民主派的痛恨。进步党人也并不喜欢他。他极有胆气，对于一时间几乎所有报纸堆到他身上的责难与讥嘲，都满不在乎。这些攻击开始的时候，他的位置还比较低，攻击反倒帮了他的忙，把大家的注意引到他的本事和他个人的分量上去。这么一来，是他的对头替他扬了名。当议员们初到北京时，他对局面里的种种曲折了如指掌，却不动声色地坐在后头，凭着势力和银钱，把政治局面捏得像蜡一样。

内阁诸人之中，交通总长周自齐先生是最熟悉美国情形的，他曾以官职身份在华盛顿和纽约住过几年。他英语说得流利，喜欢美国的办法，讨厌不必要的排场。他每回来看我，我要送他到大门口——这是在中国对一位大员应有的礼数——几乎都得同他动一番手才行。他主张向靠得住的外国人学改良的方法，对于他信得过的外国人，他放手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只是最高的主宰之权他不肯让给任何人。这一回他谈的是中国银行的改组，以及在中国资本家中间发行国内公债的可能。周先生正在唱一篇哀歌：说中国人被人牵着，把值钱的特许权给了美国人，结果并没有开办起来，只给中国招来了尴尬和麻烦。

我们也谈起最初那张粤汉铁路的特许，美国人曾想把它卖给利奥波德国王；谈起诺克斯的中立化计划；谈起锦爱铁路的特许——那件事的唯一效果，就是把俄、日两国在满洲的抓握弄得更紧。当美国人被授予币制借款的选择权、并有机会去整顿中国币制时——这本是格外信任与倚重的表示——他们立刻就把英、德、法拉进局来。「他们就这样把国际银行团套到中国头上，」周自齐叹道。他就这样数说下去，大大小小、终归流产的事业数了一长串。

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我们确实没有抓住时机的额发，甚至连她的裙角都没扯住。周自齐先生尤其痛心于四国银行团的迂回与迁延，湖广铁路的合同就握在这个团手里。「原先备下的三千万美元差不多花光了，」他抱怨道，「造出来的实际路工却不到二百英里；伙伴们为着工程标准还老是吵个不休。何况事事都得从北京请示伦敦，再从伦敦转纽约、巴黎、柏林，来来回回地转，转到最后，非得翻检成堆的案卷才弄得清究竟是怎么回事。而这一切也许不过是为着买一辆平板车。」

我很清楚，美国人对湖广铁路事业这种笨重的进度也很丧气。宜昌以西入四川那一段的工程权是划归美国的，蓝道夫先生此时正在勘测。他精力极旺，对这条路将来的分量和获利深信不疑。可是现成的款子除了初勘就再无余力，新的筹款又无从措手——而这是一条通往一个四千万人的内陆大邦的铁路啊！

不过，新近开办的几桩美国事业，倒是很有一番活跃气象。美孚石油公司办得极快，虽说人手和物料也许铺张得过了分；他们把第一流的地质专家派到中国来，同来的还有大批工程师、钻探专家和一应需用的机器。地质学家们不久便动身前往直隶、陕西两省的预定油区。熊希龄先生的督办处和美孚石油的办事处里，勘探队的装备、物料的采购、大批中国职员的遴选，都在迅速进行。人人都抱着指望。

淮河水利一事，在美国的交涉也进行得快。美国全国红十字会和怀特工程公司已经议定，由它们承担前期勘测的经费。五月里，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借调一名陆军工程师参与前期勘测。巴拿马运河委员会的西伯特上校被指定为工程委员会的主席。前景是好的，行动也很敏捷。

伯利恒钢铁公司副总裁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先生逗留中国一事，在日本人中间激起的骚动，此时又有了下文。五月初，一份所谓中国政府与伯利恒钢铁公司之间合同的文本流传开来——是由有关系的人散布的——其中有一条，说是要在福建省建海军基地。这个报道的伪造成色一望而知。可是不知是什么势力在后面，它在报上被人极力推扬；它成了一段传说的根据，甚至进了一些原本消息灵通的著作家的书里，被当作信史。日本驻华盛顿大使为之走访布莱恩国务卿探询的，正是这份假文件。于是，美国承包商可能为中国政府在福建修建海军基地一事，便成了国务院照会往来的题目。我得到通知：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留下了三月十二日日本驻北京公使与我谈话的一份摘要。看来日本人是想绕开我的那个拒绝——我拒绝承认美国在中国的事业可以受美国以外任何国家的宣言或协定的任何限制。

国务院来问：新近报道的那笔三千万美元的借款合同，是否就是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旧合同。我得到的告知是：日本政府不反对借款，反对的是在福建新建任何海军基地；国务院还听说，中国政府本身也因日本的反对而无意在那里兴建。言外之意是要我去劝中国人，让他们觉得这类工程虽属正当，却终归不智。

我向国务院报告：伯利恒的原合同同新近散布的那份伪件毫无干系；用于中国港工的只是极小的一笔款子，地点尚未定下；而整个合同的履行，已因财政情形而延期。中国政府眼下虽不打算兴建什么，但我声明：任何别国政府若企图确立一种享有特别监督权的主张，都必须视为有损中国的主权，有损美国的机会均等之权；因此我力主我们不作任何足以承认此项主张、或足以在任何程度上助长其提出的举动或言论。中国政府从不曾承认，它筹划本国海岸防务的权利要受别国政府的否决。我们这边若承认日本有权在福建主张特殊利益，就会动摇中国人对我们的信赖——不再信我们是认真的、一贯的，不再信我们决心在一个不被分割、向各国商业自由开放、美国人做生意无须向任何外人请准的中国里，保护我们正当的利益。

其时陈锦涛博士正以中国政府驻欧美财政委员的身份办事。中国被划分势力范围这个念头有进一步滋长之势，危险更形突出。铁路的特许权已按地域分给了各国，各国在自己的地面上主张某种优先；若不照这个格局给出特许，那些谋求特别范围的列强便合力把它搅黄。为对付这个危险，有人拟出一个办法：把一大宗建筑合同交给一个国际辛迪加，由英、美、法、德的公司合组，它们分派工程时不照本国划定的地域范围来分。陈博士带着一名美国助手，受命同各家公司商议此议。法、德两国的承包商与政府似乎都赞成。在英国，接洽的是保龄公司，该公司前一年已在中国取得一项铁路特许，路线贯穿湖南并往南延伸。这家公司本来乐于合作，可是英国政府不肯。它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才接受国际公司的原则：凡经过长江流域的路线，一概须由辛迪加中的英国方面承造。

由此可见，当时势力范围那一套说法，在英国外交部的思想与行动里占着何等的分量。

在美国政府一方面，则对这项特许的规模和年限提出异议，怕它带上垄断的性质。这个难处大概本来是可以化解的，因为归根到底，所拟的不过是一项具体而有限、虽说数目不小的授予。可是初步的商议还没有谈拢，欧战就来了。

葛思德先生回到美国之后，便同美国金融界商议贷款给中国的事；可是他们迟疑着不肯动手，非等美国政府表示赞同、表示愿意支持不可。葛思德先生于是把国务院围住。六月三日，他终于从国务卿那里讨到一封信，大意是说：若中国能从美国人手里得到任何数额可观的借款援助，而条件与现行的协议相类，国务院将引以为慰。信中写道：「本政府将依其一贯的政策，对此类正当事业给予一切适当的外交支持。」

外间一直盛传，国务院打定主意要让美国在海外的利益自生自灭，既不鼓励也不予特别保护。这封信措辞虽平和，却大为引人注目，被看作政府回心转意的表示。这里我不妨说一句：国务院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在我发展和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的努力上不给我撑腰。只是它并不总有这个力量——尤其到后来，战事的公务压得它不堪重负，别的部门或反对或漠然，别的事情便挤到了前头，于是它自己核准过的事，也未必跟得下去。

我在中国同美国的商业利益共事、观察了一段时候，对于要鼓励美国贸易、在组织上究竟该做些什么，我已有明确的结论。最大的缺陷，在于没有专办外国借款、协助外国实业开发而有益于美国商业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唯一的美国银行万国宝通银行，当时严格限于经营汇兑和商业票据；它并没有发展出一套政策去应付当地的实业需要，去帮助中国内部的开发。所有的外国银行都是十足的通商口岸眼光。它们全不想到去开发内地——而通商口岸的商业说到底正倚赖着内地。它们只满足于把国际商务往来和汇兑经营的那层油撇走。

我极力主张创设这样的银行机构：它要广泛地代表我国各地的美国资本，要能应中国的急需，为地方信用建立一套现代的组织。

美国的代理行号也很少。美国造的货物，多半经别国的行号经手，而这些行号对推广美国贸易往往不甚上心，只在本国货色弄不到手时才用美国产品。因此似乎值得再设几家贸易公司，尤其是仿照「英国制造商代理有限公司」的样子，在出口商之间组织合作的团体。此外我还力促美国政府在中国派驻一名商务参赞。这一年里，总领事安立德先生被任为商务参赞，我很欣慰；此人极有见识，学识广博，精力不倦。

由代理总理主持了几个月的中国内阁，终于在一九一四年六月改组。内阁中主要的变动，是梁敦彦先生出任交通总长，周自齐先生则由交通总长调任财政总长。美国的承包商和金融家同这两位新总长打交道甚多。国务总理熊希龄二月里已经引退，同去的还有进步党的另外两位阁员。这几位政治领袖帮袁世凯解散了议会，已经把他的用场派完，如今可以不要了。可是新总理一时没有着落。袁世凯终于在六月里说动徐世昌先生出任总理。总理的名称改成了国务卿。

我初次见到梁敦彦先生，是六月二日在辛博森先生的午宴上，梁先生是他的房东。梁先生身材高大，气度雍容，面目清俊而有书卷气。他的英语说得极好，因为早年在美国受的教育。那一次，同后来许多年里的许多次一样，他说话的调子极其悲观。他抱怨法国人近来在云南的侵渔，抱怨他们为加紧抓握所使的手段。但这不过是他悲观的一个缘由罢了。对本国的前途，他看不出「有什么强有力的国家行动的指望」，也看不出「外间会有任何切实的援助」。他认为上层阶级「不能牺牲，也不能奋发」。他告诉我，一九〇一年他曾建议：与其付赔款，不如准中国拿出同样数目的公款，送年轻人出洋求学。他说，所有中国的青年都该趁早出洋，「趁他们还没有被带坏的时候」。

梁敦彦先生就任之际，外间宣称他要把交通部彻底整肃一番。这就等于说，该部在梁士诒先生把持之下，一向是贪墨的，而且是成规模的贪墨。旁观的人都在留神：这位老练的当家人将怎样应付这股新的对头势力。

叶恭绰先生干练而在行，本任路政司长，此时升了次长；可是他是梁士诒的部属，人们都明白这个位置多半只是个空头体面。梁敦彦先生的一位朋友，一位受美国教育、极受敬重的工程师，被任为另一位次长。各派之间虽没有正式的、公开的决裂，明争暗斗却是必定有的。然而梁士诒先生的势力似乎并没有大伤。他早把中国的铁路专家和工程师组织在一个铁路协会里，通过叶恭绰先生同他们保持联络。这样，影响的几条主脉便都攥在他手里。此外，他仍旧执掌交通银行，而交通银行是铁路总局的出纳机关。所以看来，对手们又一次够不着这位不寻常的人物的权力之源。

周自齐先生做了财政总长，力主这样一个意思：政府待美国人如此友好，美国人也该有所回报，贷一笔款给中国政府。他计划借款四千万美元，用以清偿本国政府全部的流动债务。人们本来指望美孚石油公司会运用它的影响促成这笔借款，可是该公司不愿越出它那纸对华合同的专门业务之外。给了葛思德先生的那项选择权，在美国还没有办成任何一桩交易。中国人素来看惯了：哪一国拿到了重要的特许权，接着便肯在财政上支持中国政府；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明白，美国既口口声声讲大友谊，眼下又实实在在受了中国的优待，何以竟不肯回报。美国人主张每一桩交易都得各自站得住脚、不拿财政支持作诱饵去换取特许权，这份道理中国人自然是能领会的。可是有时候急需当头，他们也就不耐烦了。

七月一日，萨拉热窝行刺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那时我们还没有料到，这竟是一场可怕的大震荡的前夕——国家的、国际的一切既成的生活条件，都将在这场震荡里被打碎、被动摇。因此，我在这里把当时为自己行事立准所草的一份备忘录摘录若干段：

显然，中国正处在一个紧要的关头，意思是说：她政治生活的根本性格、她政治发展的方向，如今正在决定之中。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活在一套繁复的社会制度之下，那制度凝结着几千年的经验，自然不能一朝一夕改弦更张，而且无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与西方的政治社会有根本的不同；然而无可怀疑的是，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已经开始，若干关乎根本的抉择正摆在面前。这些抉择是：国家继续统一，还是分裂；继续独立，还是直接受一个或几个外国宗主的支配；商业上的统一，还是被分割成势力范围；政府制度的趋向，是走俄国、日本的专制，还是走美国的共和；以及教育与法律制度的性格，是由美、英的观念主宰，还是由欧洲大陆或日本的观念主宰。由这些抉择，还引出实业与商业政策上的若干重大抉择。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有一事关系极大：中国政府能否借着那些对中国民族发展怀有善意的力量之助，保持自由之身，以保全中国国家的统一、发展它的制度；抑或它的财政窘迫，加上革命的反对派的谋算，会把它交到那些不愿见中国国民生命成长的人手里。

美利坚合众国处在一个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襄助中国政府，可以把它的发展导向自由的国民生活。美国既无政治干涉之心，又对中国人民的奋斗怀着真实的同情，还无私地做了文化、教育和慈善的事业，因此赢得了中国毫无保留的信任。中国人民只要许可，是很愿意跟着美国的脚步走的，这一点确凿无疑。

凡能增进美国在华商业利益的事业开展，都间接有利于中国的独立；因为把中立的利益牵引进来，便可抵销外人求取政治控制的欲望。开办一家美国的投资银行以及类似的机关以发展美国在华商业，美国资本参与铁路建筑，由美国公司照美国的营业方法开发矿山和油田——凡此种种，中国都会当作一种有利影响的加强而加以欢迎。中国的几位总长再三对我说：中国此时需要那些怀有善意者的切实援助，只要这种切实的支持拿得出来，中国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合作、去给予便利。倘若美国的资本、实业和商业此时还不肯把局势所需的这一点比较轻微的援助给中国，那么将来美国在中国的作为，恐怕要比眼下的可能所许诺的小得多。

战争自然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变化。已经着手的许多好事，不是被毁掉，就是被耽搁了很久。它标志着中国发展中一个阶段的终结。

十民情与官吏

好几个人低声耳语：「是溥伦贝子。」

那是一九一四年元旦，袁世凯大总统举行团拜的日子；外交团和大批高级官员都到了。地点就是慈禧太后从前的寝宫，如今归总统居住。我们同总统寒暄过后，退到侧厅用茶点，从那里望出去，只见大殿上的地面已经完全清空，一个身穿将军制服的人影，孤零零地穿过殿庭，朝总统走去。没有随从，没有伴当，中国皇室的代表独自前来，向共和国的大总统道贺。自逊位以来，皇室第一次公开向这位取而代之的人致意。

宾客开始散去时，我招呼了我这一行人，同蔡廷干海军上将一道走出大殿。溥伦贝子还在外面，依旧独自一人，神色黯然，若有所思地踱着步。我们赶上了他。我同他闲谈了几句无关紧要的事，比如那批正从奉天运来的皇室藏品。他似乎很领这份情。我陪他一直走到外面的宫门，他自己的马车在那里等着。

那时候，除了宫墙以内使用的几辆之外，北京城里的汽车还寥寥无几；不久，道路一经修整，便有好几百辆涌了进来。慈禧太后生前收罗了许多这种外国车子，对它们兴趣极大；可是直到她去世，礼部始终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太后坐在车里，同车还得坐着一个奴才——那个司机。倘若时间再宽裕些，我想他们或许能想出一个法子，让司机跪着驾驶御用汽车；事实上呢，可怜的太后到底没有享到她那样艳羡的疾驰之乐。

各省有些地方，民间的迷信仍旧盛行。美国使馆的武官鲍利少校——他后来在欧战中任炮兵将领，战功卓著——很勤于走访各地的军事长官，观察他们的举动，探听他们的见解。他刚从江西回来，说起那里有一位将军，靠喝阵亡敌人的血来壮自己的胆气。那位将军还匀出一杯这宝贵的液汁给鲍利少校，嘱咐要空腹饮下。在中国人这样高度开化的民族里，居然还能发现野蛮教条与习俗的零星遗存，实在令人吃惊。中国的民间信仰里有一种颠倒过来的顺势疗法，所谓「以同补同」：吃筋则长力，吃肚则助消化，吃心、饮血则壮胆，如此等等。

一天晚上，在梁士诒先生家中的宴席上，主人同安德森先生展开了一场颇为热烈的争辩。安德森讲到苏州一带的一种风俗：凡是众人公认的恶人，一村一众可以群起而咬死他。看来这种处死的方式本身就是众议佥同的保证，因为要用这个法子达到目的，非得许多人一齐动手不可。梁先生则申辩说，「咬死」在这里只是一句比喻；于是关于中国民俗的一场长谈便展开了。

在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将军家中的一次晚宴，又让我看到中国人性情的另一侧面。我们已经入席，忽然进来一个身材异常高大的中国人，穿着中式便服。有人把他介绍给我，说是尹都督（尹昌衡将军）；我这才知道，他刚从四川回来——革命时他在那里做了都督，此前处死了清廷的总督赵尔丰。尹将军相貌堂堂，眉目刚毅，举手投足极有气力。中国人的宴席上，尤其有武人在座时，照例要大敬其酒。中国人平日很知节制，喝的酒一种像雪利，另一种是带甜味的米酒，后者却颇有劲道。敬酒的人举起小杯一饮而尽，被敬的客人也得照办，两下里都喊一声「干杯」（意思是把杯中酒喝干）。尹将军那天兴致极高，半晚上都站着，向别的客人「干杯」，尤其是向我和在座的美国人——武官、汉文参赞、卫队长以及别的军官。一晚上下来，尹将军行此大礼恐怕不下四十次；再加上同席诸公的殷勤劝酒，一个人的酒量实在大受考验。不过我得承认，这场考验我多半是躲过去的：我同邻座那位和气的满人荫昌将军合谋，把那专供联络友谊的液体，尽数浇灌在我们面前的一盆大花木上了。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荫昌将军。他问我知不知道尹都督昨晚是怎么回事。我说，他兴致似乎很好，酒量也颇不错。荫昌这才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尹都督同他坐下来，恳切而专注地谈了一番，流露出心里的大忧虑——他怕袁世凯要杀他。他说，被杀的那位总督的哥哥赵尔巽正在北京，同别的人四处活动，非置他于死地不可。「所以，」这位满族将军说，「他那股虚张的豪气，不过是拿来遮掩心事的。」

再一天，尹都督到我寓所来拜访。他为宴席那晚喝得太多深致歉意，说：「我素来不这样，只因心事未定，又急又忧，才失了分寸。」接着他便从文墨上议论起儒学同现代思想的关系来。我原不知道他是治经的人，见他露出这一面，颇为诧异。其实他很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一类人物：粗暴残酷的性情，同对文学的深挚爱好，兼于一身。我最后一次见尹都督，是五年多以后的事，他把自己的著作送了我一部。那天到场的有孔教会的会员二十来位，话头又转到儒学中那些历久不变的东西上。谈到「不可知」这个概念时，尹将军详详细细地引述了赫伯特·斯宾塞的说法。他说：「孔子的伟大，正在于他把心思放在我们所能知、所能掌握的事情上，并且要在这常识的根基上，把人的作为推到极致。至于那些关于不可知者的玄想，他留给别人去做。」

一次宴会上的客人中有金韵梅女士，一位以见闻广博、才思敏捷著称的中国女医师。我们谈起俄国近来在蒙古的进逼。「谁挡得住俄国呢！」她感叹道。同一切有头脑的中国人一样，她为祖国四面受困的处境深深忧虑。同席的王景春博士则说到，公职人员调动太频繁，以致专门学问无从积累接续。

接着金韵梅女士讲了一件趣事，可见集体行动与消极抵抗对中国人是何等自然而然。天津有一所孤儿院新订了一套章程，孤儿们却全不理会。院方训诫了不少孩子，仍旧毫无效验，院长便召集全体开会。问他们为什么不遵守新章程，他们推出的代表说：「旧章程我们很满意，不想改。」——「可是新章程是你们先生们订的，」院长道，「就得服从。」——「我们看不出新的比旧的好，」那代表答道，「我们打算照旧章程办。」——「那可要重重地罚你们了。」——「你们要罚，我们就一齐走；那么孤儿院还成什么孤儿院呢？」

他们盘算得明白：他们自己正是这机构中要紧的一部分。连孤儿都会想到罢课，可见这种行动方式在中国是何等平常，何等不言而喻。

新任驻日公使陆宗舆先生来访——他后来因一九一八年的几笔借款在中国声名狼藉。同来的还有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博士，一位留美学生中的领袖人物。陆先生身材瘦小，举止圆滑，心思机敏，好弄手腕。这一回他发挥了一套议论：美、中、日三国合作既属可能，亦属可取，因为三国利益多有相通之处。他认为日本不可能在满洲大批移民定居。徐世昌做东三省总督时，他在那一带任职多年；他对我说，据他观察，日本人到满洲来，或做官，或当兵，或充铁路职员，或经营矿业，却似乎并没有以农民身份落地生根的意愿，而做小本生意又竞争不过中国人。陆先生是在日本受的教育，属于早稻田大学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同批的还有当时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他后来在中日交涉中也举足轻重——以及当时的大理院院长章宗祥，此人对于把日本式的审判程序和司法组织引入中国出力甚多，一九一六年出任驻东京公使。这三个人过从甚密，人称「三块金刚钻」。

外交团有一次重要会议，讨论革命期间受损各方向中国政府索赔的办法。日、法、德三国代表倾向于坚持：凡是可以说成由革命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一切损失，中国政府都应负责。依照美国一贯的公平而有节制的方针，我则力主：只有能够直接从暴力行为上追溯出来的实际损失才予赔偿，至于预期利润一类渺茫而不确定的项目，一概剔除。英国公使支持这一主张；英国使馆也没有鼓励提交间接索赔。经过多番讨论，我提出的办法照原样通过了。这一来，被剔除的间接索赔近四百万元，而其中有些使馆早已把它们列入清单，算进了总数。

外交团开会的地点是英国使馆——那是一座旧王府，从前某位满洲亲王的府第，各国最初在北京设馆时由英国政府买下。所幸旧建筑那些精美的形制大体保留了下来，使这一组屋宇仍旧比例匀停，装饰华美，没有掺进刺眼的洋派东西。到公使住所去，要穿过两重高敞的厅堂，琉璃瓦顶，檐下彩绘浓丽。住宅部分外面是中式的，里面半西化，内部空间里的中国装饰仍旧留着。外交团会议总是在餐厅举行；墙上一幅维多利亚女王的巨幅画像——她在位中期的模样——面无表情地俯视着满堂宾客，这情形不能说没有一点象征的意味。

当时北京大约有十六个使馆，所以会议的规模不至于大到不能倾心交谈。会上一般用英语，一半是出于对领袖公使的敬意，一半也因为英语很自然地成了远东的国际通用语言。

北京的外交团开会极频繁，所经手的事务之繁杂广泛，是任何别国首都的同类团体都比不了的。外交上的例行公事在其中反倒居于次要地位。由于有领事裁判权这一套制度，侨居的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只服本国的法律，因此各国驻华代表对中国的内政总是插手不断。中国政府任何立法，凡对外侨有影响的，外交团都要过问：只要某位最爱挑剔的公使发现该项法令在任何一点上侵犯了那种绝对不受本地法律约束的特权，便会提出反对；而这类事情非全体一致同意不能通过，于是就很难办，甚至办不成。

税收问题也常常摆到外交团面前，因为中国地方官很自然地要设法让外国人分担一部分赋税——这个政府的全面保护，外国人是照样要享受的。每逢发生革命性的骚动，赔偿要求如何证明、赔款如何征收，就要引起许多争论。由于某些税收已经抵押给国际借款，外交团便不许中国政府在这些款项尚未因偿债有余而释出之前动用分毫。而最容易招致怨怒的一桩，是这位或那位公使动辄要「扣住」中国的款项，非等中国答应他所提的某项要求不可。哪怕那要求同此事全不相干——比如要中国政府给他本国的某个人一个差事——也丝毫不妨碍这位自以为寻着了妙计的先生。此外，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北京和奉天铁路沿线的外国驻军，也生出许许多多问题要交外交团处理。从承认政府这样的大事，到上海对囚犯是否宜用竹板责打这样的小事，似乎没有一件事大得或小得不该拿到这个团体上来。

会上的讨论往往避开一般性的原则，只限于陈述和解释各国政府所持的立场。偶尔有一两位代表固执己见，坚持一种在旁人看来过于严苛刻薄的主张，便会促成大家合力，设法让比较公道宽厚的政策占上风。讨论常常拖得比必要的长；主旨被丢开，辩论纠缠不清，只因一方说的是这件事，另一方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等到发现双方其实并无分歧，或者分歧只在措辞，宝贵的时间已经耗掉不少。这种会议有时候叫人想起大学里的教授会。

一星期又一星期，全填满了商务上的会商，没完没了。在中国，一件事很少由某一位官员一个人说了算。要使一项建议获得通过，非得同许许多多人商量、把他们一一说动不可。有些性急的代表，背后仗着本国的强势，往往想把这道手续截短，索性站到那位非点头不可的官员面前，「拍着桌子」逼他允诺。他们有时也真能得手，因为把中国官员的神经磨得实在受不了，那官员除了让步，再想不出别的法子求个清静。有一回我对财政总长大表惊讶：某笔短期借款展期，他本该坚持订出合理的办法，结果却给那位代表——一家军火公司的代理人——下了一大批并不需要的追加订货，只为换得一个延期。他替自己辩解说：「那人的态度太可恶了，我实在受不下去。」

然而，铁腕铁拳这一路手段，在中国固然见效，其中也埋着自败的种子。中国人在那种情形下或许让一步，但此后对这桩事便丝毫不再有帮忙的兴致；恰恰相反，事事处处都要拖延阻挠，非得不断施压、不断示威，才办得下去。中国民间有一种强烈而普遍的公道感。谁若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办法，又肯费心同有关的官员和人士商量，本着求一个各方都公平的解决之意，那么他的根基便是牢靠的。凡是外国利益依这条原则行事的，所得的结果，远比那种不讲道理、不容商量、一味以要求和恫吓强压过去的做法要好得多。不过，就一项建议的方方面面同各色人等一一坐下来商议，是极费工夫的事。人只好日夜奔忙，沿着那些通往最后意见融洽的大路小径走下去——事情要成，全在于此。

一九一八年秋天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张家口的田督军来访过我。我发觉这位督军在美国使馆这里名声很不好。有个美国人想在张家口同蒙古库伦之间开办汽车运输，他从中作梗，别的地方也显出与正当的美国事业为难的样子。照会来往既没有得到什么满意的结果，我便着手探问，看看这位将军的态度背后究竟有什么缘故。

我查出他是潘复先生的「把兄弟」，而潘复我正引为朋友。于是我就此事同潘先生商量。他说这里头必有误会，将军决不是对美国存着什么敌意；不过那位在张家口的美国人，也许是哪里把他惹恼了。他答应给将军写一封长信。

不多几天，潘先生来看我，说田将军回信给他，不日就要进京，很愿意同我一晤。这位督军果然很快就同周自齐先生一起来访，我们谈得极为投契。张家口从前的种种为难，说得很少；来日如何敦睦亲善、彼此帮衬，倒说了许多。事实上，我们的交情自此便牢牢立定，再没有误会的余地了。

田督军是个面目开朗、神情和善的人，虽然留着中国人少见的稀疏络腮胡，举止间却全没有一点凶蛮气。我们谈了很久，也很亲热。谈了一个多钟头之后，周先生面带歉意地看着我，用英语说：「还是让他说下去吧，他说说心里痛快。」在我自己，倒是很乐意听听他的见解。

内人和我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盖利先生设宴饯行，他即将启程回美国。到场的宾客约三十位，都是在北京的美国教会中人。我刚走进客厅，准备迎客，不料溥伦贝子被引了进来，着实叫我吃了一惊。请帖上显然出了什么差错，但这天使馆里似乎并没有别家设宴，我也就不去理会这个错，只尽力让他宾至如归。我吩咐把座次重排了一下，让贝子坐在两位太太中间，她们的中国话都说得很好。他对这一席宾客的构成，以及席上不上酒，好像颇感意外，不过左右两邻显然把他招待得不错。宴席过了一半，管家高走到我椅背后头，低声说：「李太太的听差在外头。说贝子爷是李太太请的客。」于是散席以后，我只好尽责地告诉贝子：李太太带话来，说他若能在今晚抽空到她府上去，她将十分欣幸。

又谈了几句——他说起自己的几个孩子，他极疼爱他们——贝子便告辞了，到那位海军医官家里去，好把在公使席上受的那份清苦补回来。

第二部　袁世凯之末路

十一大战：日本进兵山东

一九一四年八月八日，日本兵舰出现在青岛近海。八月十日，日本向英国政府示意，英国不妨依照同盟条约的条款，邀日本一同行动。英国政府顾虑到种种可能的后果，迟迟不肯发出这一邀请；在华的英国人更认为，务必杜绝日本在中国单独行事。

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自行其是，向德国发出了山东问题的最后通牒，事后才把此举通知英国政府。德国驻北京的代表本已同中国外交部非正式商谈过，考虑把胶州湾立即径直交还中国；不料日本当即明白警告中国政府：这样做断不容许。

于是中国政府也曾认真权衡对德宣战的一策。从德国人手里取回胶州湾，中国原本同别人一样容易，无奈日本早有准备，抢在了前头。事实上，日本公使已于八月二十日告知中国外交部：胶州湾一事与中国政府再无干涉，他相信中国必会绝对袖手。致德国的最后通牒以八月二十三日为限，要求德国至迟在九月十五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交付日本政府，「以期将来交还中国」。

美国政府即以这纸通牒的措辞为据，于八月十九日照会日本外务省，表示欣慰地注意到：日本要求交出胶州湾，用意在于把该地交还中国，日本在华并无扩张领土之图。

九月三十日我回到北京，只见中国上下因日本的举动而群情耸动，这原在情理之中。其时日军已围困青岛；英国虽也派出一支部队，却被日本人摆在极其次要的地位。九月二十九日，日本的整个盘算暴露得更加分明：中国政府接到通知，说「军事上的必要」迫使日本政府沿山东全省的铁路线驻兵。这条铁路德国人从来不曾设过军事护路队，靠近青岛的一段又早已在日军手中，所谓进一步占领的「军事必要」，实在看不出落在何处。

十月一日，交通总长梁敦彦来访，对日本在山东的举动深表忧虑。他断言：日本越出围攻青岛所必需的军事行动，其用意是要在中国腹地挑起事端，以便更大规模地侵占中国土地。他从日本方面得到消息：日本的军人并不以拿下青岛为满足，还想借这个机会，在中国内地取得一个政治与军事上的坚实立足点。据他所闻，他们已准备放出大批土匪和游民，与革命党人相勾结，掀起遍地的骚乱，好给武力干涉制造口实。我提起日本致德国通牒中关于胶州湾的那番声明，梁总长摇头道：「可惜日本的政策不能凭这类表白来判断，只能凭这二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来判断——那是一连串背弃的诺言，一连串对中国权利的侵夺。」

袁世凯总统想见我，我便于十月二日非正式地去谒见。他把心中的忧惧说得比梁总长更重。「据我手上掌握的消息，」他说，「我确信日本人有一套明确而深远的计划，要利用欧洲的这场危机，为控制中国铺下根基。而其中的奠基石，就是凭借港口和铁路控制山东。他们扬言要占领整条胶济铁路，政策已经相当明白，这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省所曾图谋的一切。这会把日本的军队一直引到中国的心腹之地。」

随后袁世凯请我转请威尔逊总统居间斡旋，与英国政府商洽，劝使日本把在山东的行动，限制在攻取青岛所必需的军事范围以内，一如当初给中国政府的保证。我把这一请求经由国务院转达给了总统。

然而日本人下手极快，把既定的计划一举付诸实行。他们通知中国：自家的军事必要由自家判断，他们即刻以「不可抗力」占领铁路，惟铁路行政仍留在中国人手中——但须在列车上派驻日本车长。中国方面无从抵制这一安排。

继山座公使之后出任日本公使的日置益，是这年夏天到任的。他曾多年出使智利，我一九一〇年在那里与他相识；想起他为人和气、善于交际，能重续旧交，我颇觉高兴。日置与前任不同，肯畅所欲言，且谈锋甚健。头一回交谈，说到美日两国的关系，他搬出了那套惯用的道理：美国既然不许日本人移居美国，那么日本要在亚洲大陆上谋求发展、扩张势力，美国也就不好公道地有什么异议。我可以诚恳地向他保证，凡日本人正当的实业发展与国民富庶，美国的善意都毫无保留地奉上；但我们对本国的公民也负有责任——他们在中国经商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对中国本身同样负有责任。若有什么举措不尊重这两方面的权利，那就别指望我们会赞成。

中国民众对日本在山东的所为愈来愈惊惶。我身为友邦的代表，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请愿书和宣言，从中可见这份忧惧散布得何等之广。其中有些抗议书，是请愿人用自己的血写成的。

大隈伯爵宣称，为保全远东的和平，日本须大举扩充军备；中国人把这话解作：日本要抓住眼前的时机，把它对东亚的实际支配坐实。中国人觉得，同日本达成任何谅解，结果都难免是整个中国臣服于这个邻邦的政治支配之下。他们不信日本一切友好的表白。每逢我试着申说中日之间坦诚相谅乃是好事，人家便对我说：中国信不过日本；判断日本不能看它怎么说，只能看它过去怎么做——桩桩件件，都是一面用宽慰人的言辞遮掩，一面执意在政治上步步进逼。

于是中国人处处提防日本的暗中活动。他们相信，革命党的举事同过去一样，得着日本的怂恿。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里但凡有什么弱处，日本人都预备着加以利用、加以激化。哪里有疮口，他们就像水蛭一般叮上去。作乱与盗匪之风、伪造钞票、官吏的贪墨、重要公私实业信用的败坏、鸦片既禁之后更烈的毒品的贩运——凡此种种祸害，背后都有日本人个别地活动其间，给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害。当然，把这类插手之事一概记在整个日本国民的账上，自然是不公道的；然而他们那个军人政府从中纵容，却是事实。

英国人看待日本这番新的冒险，显然提不起热情。敌国在战争中受损，他们自然乐见；但山东会生出什么后果，他们分明是担着心的。

显然，俄国人虽与日本结盟，也十分明白中国局势里潜伏的危险。把这件事同日本近来在内蒙古的进取合起来看，中国北方便出现了一种在俄国人眼中堪称危险的局面。谈到中国的动荡，俄国公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局势本身在我看来并不严重；唯一严重的是日本人说它严重。」

总之，日本行事的整个气度与走向，并不合它那些盟国的口味。这场冲突本以欧洲为主，日本并未真正投身于它的酷烈，却借此机会，趁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属地防守空虚之际，把它们一一收入囊中。

日本的这套做法，深深牵动了美国在华的前景与事业，其他主要国家亦然。中国人一向把美国对华的善意理解为：一旦有难，美国愿意给他们几分支持；因此他们对美国的作为寄望甚殷。在中国人心里，美国富强无比，总会帮中国保住自己的完整、独立与主权。别的国家对中国人过去待我们的这份好感颇为眼红，便不失时机地指出：美国的友谊不过是个泡影，一碰上侵犯中国中立这样实在的难题，立刻就破了。不过中国人到底也看得出来，直接给予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援、出手相救，并不在美国的行事范围之内。诚然，中国人素来鼓励美国人在华办事，把这看作自身国脉的一重保障。既然这些事业办得公道，不存政治上的别有用心，中国人所盼望、所指望的，最低限度也是：美国人守住自己的阵地，不让政治阴谋或别的手段把他们排挤出去，失掉他们在中国的开发与事业中应得的一份。

十二举世瞩目的二十一条（一九一五年）

「日本要利用这场大战来控制中国。」九月间我从欧洲回来后第一次谒见袁世凯总统，他就用这一句话把整个局势说尽了。许多中国朋友接连来看我，向我诉说他们的忧惧。海军上将蔡廷干说：「这是又一个满洲的开端。逞强的日本据了山东，和欧洲哪一个租户都不一样。」

局势变得很快。青岛已被攻下，德国在租借地和铁路上的势力被一扫而空。中国政府照会日本，声明既然山东省一部分土地供作军事行动之用的缘由已经消失，这项许可即行撤回。日本人一把抓住这件事，说成是蓄意的恶毒侮辱，并以此为借口，提出了那些要求。

这一击落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求见袁世凯，要单独密谈。会见是在夜间进行的。公使摆出一副机密而郑重的神气开了口。他在把要求的文本递给袁世凯之前，先严令对方绝对保守秘密，否则后果严重；随后又口头陈说了一番理由，劝中国照准。

中国人怕招来更大的祸患，尽力守住这个秘密。然而凡利害攸关的人，总不能让他们全然蒙在鼓里；重要谈话的备忘录也不能不记录下来。我一得到风声，就向中国方面指出：所议各项密切关涉美国在华的权利，务须随时详告于我，好让我国政府依据关于中国独立的各项条约与谅解，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保全自身的利益。中国方面自然乐于照办。我同中国的各部总长和外交部诸人往来，并不限于正式的会晤与宴席。我们彼此常相过从，谈到夜深，不在客套和官样的遮饰上白费工夫。

日本公使在递交二十一条的那次谈话里，透出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位公使继而谈到中国的革命党人，说他们「同许多在野的日本人关系极深，既有财力又有势力」；又说，「除非中国政府拿出一点友好的实据，日本政府恐怕无法约束这班人在中国滋事」。他接着说，日本国民多半不满意袁世凯总统。「他们认为，」他往下说，「总统极端排日，他的政府亲近远国（欧美），与近邻为难。总统若肯照准这些要求，日本国民便会相信他心存友好，届时日本政府也就能够对袁总统有所襄助了。」这番不祥的话，袁世凯从头听到尾，一言不发。这一击把他打懵了。他只说得出一句：「今晚你不能指望我说什么。」

且不论二十一条本身的内容，单是这番话里暗含的恫吓与许诺，就足以使中国的当国者确信：日本正打算大举干涉中国的内政和政争，并以此为杠杆，撬动它自己想要的东西。中国人还注意到一个不祥的细节：写那些要求的纸上，水印是无畏舰和机关枪。他们相信，单单挑这种纸来用，绝非偶然。在一个习惯于用暗示和影射、而不用直言来说不中听的话的民族看来，这类细节是很有分量的。

一月十九日，一位日本记者到使馆来，向一位秘书大倒苦水。他说日本公使一口咬定，关于他同总统之间的往来一概不谈；因此他才来找美国使馆，指望这里或有些线索可供他参考。此人装出一副天真样子，多半是想探一探中国方面同美国公使之间是否已经「走漏」了消息。然而直到一月二十二日，我才知道日本的提案竟是这样惊人。那天我为日常公事去访一位中国总长，见他神色不宁。末了他几乎含着泪对我吐露：日本提出了几项断然的要求，一旦答应，便会毁掉他祖国的独立，使它沦为附庸。他随后把这些要求的性质大略告诉了我，说：「天然资源、财政、军队，统统要管！中国还剩得下什么！我们的百姓正在为自己的爱好和平、为自己的公道心受罚。」这一击显然来得太狠，总统身边的参赞们还没能从最初的惊惶中缓过神来，也想不出应付这场危局的任何办法。

第二天晚上，美国卫队的溜冰场上正开着一场冰上游艺会。辛博森先生把我找到一旁，颇有几分戏剧腔地对我说：「我们在这里嬉游作乐，国家的主权却像一片云似的往东边飘走了。这是朝鲜的旧事重演。」关于这些要求的大致内容，他已得到确实的消息。两天之后，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刚从外地回来，随口问我：「出什么事了吗？」我答道：「你留心四下看看，或许会发现出了点事。」当晚他就带着他所能搜罗到的一切来见我。

这几位通讯员连同美联社的代表虽都把这惊人的消息电告本报，可是两个星期之内，美国和英国都不见有一个字登出来。美联社压下这条电讯，是因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断然否认其事。该社还训令它的北京记者，要发「事实，不要发谣言」。一月二十七日，东京和华盛顿两地都「据最高方面」放出话来，说所谓勾勒交涉基础的消息「全无根据」。真相是一点一点才透进英美报界的。英国的新闻检查官把这些报道扣了半个月，到二月五日，辛博森匆匆写来一张便条给我：「本报编辑部已经同我接上头，我们把检查官打败了。」自一月二十五日起，这些要求在使团中间已成了私下议论的话题，在北京的报纸上则已公开谈论。既然此事在本地已断无保密之理，从此高级的中国官员几乎天天来同我商量他们的难处。这些要求一旦见准，美国公民在中国迄今享有的均等机会自然就此断送；所以我把密切注视这场交涉当作分内之事。

日本人避免触动中国名义上的「完整、主权与独立」；他们所经营的是在中国其他地方——尤其是山东、福建两省——造成与日本在满洲所享有者相类的特殊利益。他们可以通过控制中国的军事机构和行政上最要紧的几个部门，把整个中国置于藩属的地位。日本的势力将由三个中心辐射出去——满洲、山东、福建。满洲要更彻底地成为日本资本与移民的专属地带，而行政上的控制则借顾问和借款的优先权来施行。在山东，原属德国的利益要接收过来，并加以扩张。在福建，则要求投资与开发两方面的优先权；这实际上把别国挡在门外，使该省与满洲同化。日本的北方势力范围要扩充到把内蒙古包括进去。从山东这一范围，可以借修展铁路通往河南、山西，把影响辐射到内地。同样，从福建这一范围，铁路的让与权可以把日本的势力送进江西、湖北、广东三省。日本在汉冶萍煤铁公司中已有的利益，本是一笔抵押借款，附带按议定价格购买生铁的权利，如今要改组为一家由日本控制的公司。此外还有一项耐人寻味的要求：凡汉冶萍公司所属各矿附近的矿山，非经该公司同意，他人不得开采；未得同意，也不许兴办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该公司利益的事业。这个惊人的提案，等于要让这家日本公司成为长江中游一带实业的仲裁者。

第五号是那一揽子包罗万象的要求，一旦照准，中国政府对自家事务的实际掌管便荡然无存。这些要求包括：在政治、财政、军事上聘用有实权的日本顾问；重要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向日本购买一定数量的军械，占所需的半数以上；并设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后面这一条，等于把中国的军备和军事组织切实抓在手里。

中国政府被日本这一击打得发懵，以致错过了第一个机会。它本可以立即把这些要求通知友邦各缔约国——这些要求既关涉各国在华的均等权利，也关涉中国政府行政上的独立。

外交部的一位人士来同我商量对付这些要求的上策；我表示了一点意见——这并不是出主意——认为逐条细议，只准其中最无大碍的几项，最能使公道的道理发生力量。这样可以争取时间；有关各国也会渐渐明白事情的轻重所在。若先在某些方面作出宽大的让与，中国日后拒绝设定那些与主权不相容的权利与特权时，语气便更加理直气壮。到那时，外国也就能更充分、更清楚地看明白这局面。

交涉进行之际，日本公使向中国外交总长暗示：日本国民对现今的中国政府侧目而视，因为袁世凯屡屡显露敌意；不过这份情绪还是可以疏解的。日本政府甚至有可能帮着袁总统对付乱党的活动。这一暗示的险恶用心，中国方面看得十分明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公使打了那个譬喻，不久便传遍了远东。他用的是这样一句形象的话：「当今世界的这场危局，实际上迫使敝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深远的行动。珠宝店着了火，总不能指望四邻不动手拿点什么。」

尽管日本一面恫吓中国、一面钳制本国报纸，竭力要把事情捂住，确切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于是日本政府把这些要求删改成一个洁本，送交各国，凡较为碍眼的条款一概略去。到后来，他们承认第五号的各项要求「曾经讨论」，并再次「据最高方面」发表声明，说这些所谓要求不过是提议或建议，并不违反任何条约，也不侵犯中国的领土与主权。日本驻北京使馆曾请当地的各国通讯员照此发稿，被他们拒绝了，因为这些要求的真相早已人所共知。

英国人在华的利益比哪一国都大，早已惶惶不安。在华的英国侨民和官员深为忧虑，因为他们的政府势必要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事，无暇顾及远东。日本这番举动既然打着英日同盟的旗号，在英国人看来，这面旗子正被用来抵销英国可能施加的一切影响，好让日本放手去攫取中国庞大的资源和军事机构的控制权。据信在一月十八日以前，日本曾就这些要求向英国外交部作过某种通报。那份删节的摘要公布之后，伦敦《泰晤士报》于二月十二日刊出社论，称日本的提案合乎情理、值得接受；北京方面明白，这一赞许针对的是那份摘要，而非实际提出的要求。中国官员却担心，舆论一旦爽快地认可了那些不甚碍眼的条款，反会助长日本的气焰，迫使他们把全单照收。迟至二月十九日，国务院还来电告诉我，据其推断，第五号的各项要求并未被认真催逼。彼时原本提出的要求全文已通报各国外交部；可是因为前后两种说法出入太大，各国倾向于相信日本并非当真在催逼第五号的条款。

日本公使起初要求中国原则上接受全部二十一条。中国外交总长不允。日方请陆征祥就每一条各表一个大概的意见，他便爽快地指出哪几条中国政府认为可以商议。日本公使随即答复说，陆总长所表的意见不能令人满意；除非大加修改，交涉无法继续。陆征祥支吾其词，日置益到二月十八日便更加强硬起来；他通知陆征祥说，交涉不得只限于前四号——二十一条必须全部拿来议。

我于是致电，请威尔逊总统亲自留意这些关涉美国人在华权利与正当前景的提案。总统在二月八日的信里已经写道：「我总觉得，眼下对中国直接进言，或者在这场交涉中直接为她出头，恐怕害多利少，因为这十有八九会引起日本的猜忌、激起它的敌意，而这敌意首先就要发泄在中国自己身上……目前我正极其审慎地注视局势，一到该出面的时候，随时准备出面。」

交涉先从山东谈起。出面的是：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日本公使日置益、使馆参赞小幡酉吉。曹次长是在日本受的教育，一般都认为他亲日。日本公使态度和悦而办事执拗，助他的那位参赞则以意志顽强、面孔阴沉著称。关于山东和满洲的各项要求被逐条筛过。按第二号原稿的引言，日本要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取得「特殊地位」。中国方面断然反对。三月六日，日本公使抱怨进展太慢，此后便屡屡暗示可能诉诸武力。到三月十一日，中国终于接到通知：一支日本舰队已奉密令驶往中国各口岸。

中国在满洲和山东作出重大的让与之后，决意抵住其余的要求。恰在此时，美国政府向日本驻华盛顿大使表示，要求中的某些条款同现行条约的规定相抵触。原来日本大使递过一份补充的备忘录，把第五号的各项提案基本原样列出，说成是「请求友好考虑」的事项。它们不过是向中国提的「一点建议」罢了！这一招虽然解除了外国的反对，却也带来一个不便——此后再要真动武力逼中国接受第五号里那些「友好的建议」，就不大好看了。要想拿到这些权益，唯一的机会是让各国政府摸不清究竟提了些什么要求，因而不把它当回事；同时加紧施压，逼北京接受的正是这些提案。中国人就会觉得自己被世界的舆论抛弃了。

三月下半月，日本在满洲和山东增兵；一时之间，胶济铁路上的寻常运输都被这番调动阻断了。

据称，新来的部队「不过是换防现驻中国境内的部队」。武力胁迫的意思已昭然若揭；中国受此逼迫，到三月底，几乎把日本在山东、满洲的各项要求全盘答应下来。三月二十三日，我同袁世凯总统长谈了一次。他显得忧心忡忡，却仍不失诙谐。他说：「嗡嗡的蚊子搅得我睡不安稳，可到底还没把我的饭叼走。所以我还活得下去。」随后他正色道：「凡能让的，我都准备让。但是不能损及中国的独立。日本的举动，也许会逼我改用另一种对策。」

我心里揣度，他是不是真在盘算武力抵抗。「日本官员对我们说，日本无论怎么做，美国都不会抗议。不过日本人常拿这类话来叫中国人泄气，」他补了一句。「他们说：『美国对中国人并不上心』；或者说：『美国就算想帮你们，也帮不上。』」

在袁世凯看来，美国只要肯温和而坚定地说一句：「凡关涉外人在华权利之事，我国既有条约、政策与传统上的利害在内，就不能撇开我们去商议」，这场危险大半也就化解了。

此时国务院提出了几种可行的解决办法。其用意是既让日本得到它所想要的好处，又能保全中国以及别国在华的利益。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第五号的各项要求必须全部剔除。这些条款无论改成什么样子，都只会把列强在华本已错综复杂的关系搅得更加纠缠难解，把美国一切有建设性的作为统统扼死。

四月初，日本关于满洲的要求大体上得到了满足；中国方面以为这一部分交涉就此了结。日本人却不然，他们在枝节问题上做文章，好把满洲问题继续吊着不放。与此同时，他们锲而不舍地把第五号塞进交涉里来。

交涉至此已进行了两个多月，每星期都有两三次长时间的会议。四月六日这一天，日方谈的是军械的供给、福建省，以及话里带刺地提到某一「某国」——指的就是美国。日本公使的态度强横得出奇。他说，正因为这个「某国」的图谋，他不能不坚持关于港湾和船坞的那几条要求。无论直接间接，任何人在福建控制海军基地，都必须加以阻止，这既为中国计，也为日本计。眼下的美国政府或许会收起它的「图谋」；可是将来若又拾起来呢？唯一稳妥的办法，是把这个国家排除在获得此种立足点的一切可能之外。同时，本地几家日本人办的报纸一再渲染，说驻美大使珍田对布赖恩国务卿有多大的影响力。他们咬定说，指望美国出面支持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

这时我告知中国外交总长：倘若哪一国的代表提到美国的态度或政策，声称美国政府会承认什么、不承认什么，会要求什么、坚持什么，那么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就此事直接向美国的代表查询，因为唯有经由他，才能得到关于美国政府举措的权威说法。

美国政府已向日本正式提出强硬的异议，反对在福建给予任何一国以特殊优先的权利。同时也着重申明，美国公民有权同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订立合同，不受他人干涉，也不该被第三国视为不友好之举。至于港湾与海军基地，如前所述，美国政府并不反对由中国对所有外国一律不给此类权益的任何安排。可是日本总得给它关于福建的特别要求找个由头；于是便捏出个「某国」的阴谋来。

其实并无可虑之处。所谓「图谋」云云，指的是五年前伯利恒钢铁公司订的那纸合同，而那合同压根儿与福建无涉，只是不久前北京流传着一个伪造的合同本子，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有心人散布的一则无稽之谈，就这样成了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根据。

与此同时，日本向外界放出的新闻，被人拿来同北京实际发生的事情一一对照。这叫日本报界恼火，倒不全因为本国政府当场被人拿住了蒙骗盟邦的把柄，更因为消息传得及时、外国舆论又强，正使日本把要求强加于中国的图谋归于失败。中国人靠的正是舆论。他们常对我说，他们最大的心愿是：美国人民和政府纵然不能给予实际的援助，至少也该知道中国的自由正遭受怎样的侵夺；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的舆论——尤其是美国的舆论——才是最终能压倒一切的力量。连袁世凯这样手握大权的人，也怀着这份指望。外交总长陆征祥对我说：「中国所盼望的，不过是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此事，并且作出判断。」

终于，东京的半官方报纸《日本邮报》在四月一日用英文全文刊出了日本的要求。凡曾「据最高方面」断然否认的，如今都成了理所当然的既成事实。在密议进行期间，还有许多官方和非官方的日本人从旁做着一种小动作，显然是想制造一种敌视西方各国的气氛。我每天都收到报告，说他们在私下会晤中、在宴席上、在半公开的场合里，如何向中国人一一提起中国对西方可能怀有的种种积怨，又如何给他们描画中日结盟将有何等的力量与分量。诸如此类的话不知说过多少遍：「想想看，眼下有多少地方是不许我们进去的。倘若我们联起手来，谁还能当着我们的面把门关上？」又或者：「各国公使在北京那副颐指气使的派头，你们还没受够么？他们在东京可不敢拍桌子。真敢拍，早给打发回去了。」他们不断地重申：只要中国肯让日本替她整顿物力和军力，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凭空描绘出百万雄兵，训练精良、器械齐整——一支由日本人充任军官的无敌华军。然而对这一切迷人的歌声，中国人始终充耳不闻。

四月将尽，局面完全僵住。中国想把关于满洲的各项让与了结掉。日本则非把第五号的要求一并纳入，不肯作任何确定的答复。四月二十六日，日本公使作为最后通牒的前奏，提出了关于山东和蒙古的「要求」，内容一仍其旧，只把引言的措辞改了改，将「特殊地位」换成了「经济关系」。关于汉冶萍，语气放软了些，改为中国不得将该公司改为国有，也不得让它借用日本以外的外国资本。此外要给与若干铁路让与权；第五号中最要紧的几项，则要写进外交总长的一份议定书声明里去。

陆征祥指出，日方所索的铁路让与权同已经给与英国方面的权利相冲突；日置益便提议，中国不妨把这些同样的权利也给日本，让日本自己去同英国「打官司」。至于福建，中国须在互换照会中声明：任何外国不得在该省建造船坞或海军根据地，也不得为此借用外国资本。这样，日本便放弃了在福建省取得优先权的企图。

五月一日，外交总长把答复交给了日本公使。他告诉日置益：第五号的各项要求，凡有主权的国家断难接受。至于其余各条，逐一作了答复，与日本修改后的要求已相去无几。只是没有给与任何铁路权利，对满洲各条也作了若干技术上的改动。关于山东，日方所求一概照准，惟提出一项反建议：中国须参与日德两国之间的谈判。

这答复已是委曲求全；然而日本人仍在调动军队。种种迹象都指向极端手段。日本在奉天的后备兵已奉命归队，在京的日侨也接到通知，要随时准备。济南府一带正在新筑战壕。及至确知最后通牒必来，中国官员们既困惑又拿不定主意：是等它递来呢，还是再作让步去安抚日本人？中国人素来难以服从以武力为后盾的要挟；他们习惯的是靠情理、靠说服、靠成例来办事。屈从于外国赤裸裸的指令，对政府而言乃是想象得到的最大的国格减损。中国官员频频来访。他们把自己的难处和忧惧说一说，似乎心里就宽慰些。我自然不能给他们出主意，但我说了自己的一点确信：第五号既经日本向各国解释为友好的建议，如今再把它写进最后通牒里，日本恐怕很难行得通。

在这整场交涉中，美国公使的处境并不好过。列强之中，只有美国的手是自由的。中国人指望美国对任何有损中国独立、有损美国人在华均等权利的安排表示愤慨、坚决反对。我能做的，是把我国一再宣示的政策重申一遍，让中国人自己去掂量我们的国家利益牵涉多深。可是当我见得最勤的那位总长问我：「那么，为了维护你们屡次申明的这些权利，你们究竟打算怎么做？」——我就不得不格外当心，不去表露自己对我国应取何种步骤的判断，免得在中国人心里勾起对我国政府作为的任何指望。训令迟迟不来。

我个人认为，美国在此事上的利害关系已经切要到这样的地步：交涉的每一个环节，都该坚持有我们与闻。中国人原指望美国能领着英法两国，一致地、友好然而明确地坚持：这些要求只能由有关各国共同商定。可是情势复杂，欧洲的局面又岌岌可危。我所能做的至多、而我欠中国人的至少，是把他们愿意同我谈的一切都同情地听下来，并把我斟酌再三的意见告诉他们。我们自身的国家利益牵连极深。密切注视事态的进展，是我分内不容推卸的职责。我虽不便担起向中国人进言的责任，却可以把每周变化的局势在我看来是怎样一副格局告诉他们。这段时间里，顾维钧博士一直充当外交总长与我之间的联络人，此外外交部的许多人我也时相过从。随着交涉一段一段地推进，我同顾博士一同剖析其中的外交手腕，度过了许多饶有兴味的时辰，他见事之敏锐，我极为佩服。日本使馆曾就顾博士频频出入我的公署和寓所有所微词，然而他照旧往来，这本是理所应当的。

自五月一日起，总统府天天开会。协约国各公使私下劝中国不要对日本诉诸武力；我相信政府从未认真考虑过这条路，虽说有些军人首领曾放言及此。会上确实有过激烈的场面；有人力陈屈服即意味着国家的分崩离析，那会使政府失尽威信和民众的拥戴，而抵抗则能把全国团结起来。日本的进逼或可拖延到欧战结束，届时欧洲的援助便会到来。他们向总统进言道：日本纵然可以占据中国更大的土地，却并不因此就取得权利，反而会招致举世的谴责。然而在世界大战的当口，政府终究害怕：与日本翻脸，中国便有被瓜分之虞。

就在这时，袁世凯总统和外交部犯了错。一想到最后通牒，他们就慌了神，情愿把手上的筹码统统扔掉。他们忘了中国在抗拒第五号要求上本占着上风，竟就其中若干条款——尤其是聘用顾问一项——作了让步。

可是，当外交部的信使带着这些追加的提议到日本使馆时，日本公使一眼看出中国还能被逼到什么地步，便不动声色地说：本国政府最新的训令，已使他别无选择；最后通牒不能不递了。通牒于五月七日下午三时递交。

中国人本该料到，第五号的要求是不会写进最后通牒的。饶是如此，见它竟被略去，他们还是吃了一惊，并且懊恼前一天白白把话说死了。乍一看，通牒的条款似乎把这些不祥的要求了结了。长久的煎熬骤然一松，中国人便把通牒中「第五号各项要求，自本次交涉中撤出，留待日后另行商议」的规定，理解为一种巧妙的说法，意思是把这些麻烦的问题丢开了事。他们很快就要明白，自己的指望同日本人的算盘并不是一回事。

既然中国实际上已准备答应通牒中所列的一切要求，日本为什么不肯接受这些让步——纵然比所要的略少一点？那样便可以免去以武力威胁一个友邦的恶名；何况这样一来，按其性质，还会削弱所取得的各项权利在法理上和情理上的效力。日本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其一，是不老实地否认并歪曲这些要求的真面目；其二，是当真动用了以武力相威胁的最后通牒。这两个错误何等严重，如今在日本已是众所公认。至于当初何以会犯，就比较难说了。

或许，以后来的事情看，袁世凯既已明白大幅让步势在难免，便想换一点报偿，即让日本支持他个人的野心。这同日本公使在交涉之初透露的那点口风正相吻合。倘若这样解释不错，那么也不难体会：袁世凯内心深处，或许宁愿自己是被最后通牒逼着接受这些要求的。这类动机的可能性，或许不能不加以考虑；然而就我对这场交涉自始至终的了解而言，袁的政敌所加的那个罪名——说二十一条本是他自己出的主意，为的是替他日后的政策和野心换取日本的支持——我只能认为是全然荒诞的。

日本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样严厉的手段，倒有一个说得通的缘由。日本人或许担心：全世界的舆论既然对这场交涉的性质和范围都不以为然，中国人便会得着鼓励，在枝节上死撑，并且慢慢地生出新的麻烦来。再者，日本掌权的那班人素来迷信武威，也许指望把他们在华的新权利直接建立在武力之上，会有好处。

通牒给中国政府的期限只有四十八小时稍多，即至五月九日下午六时答复。五月八日，内阁与政事堂开会，几乎议了整整一天，最后决定：鉴于日本的武力威胁，通牒不能不接受。

在答复通牒时，中国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错误。我原先得到的消息是：答复将用简单扼要的措辞，中国政府只说已对日本作出某些让与，一一列举，对第五号只字不提。九日傍晚，外交部的一位人士颇为激动地来见我，说日本使馆坚持要把第五号的要求明确地保留下来，留待日后商议。我问：「中国的答复是怎么写的？」他答道：「是这样写的：『中国政府……兹将第一号等各条，除第五号五项条款外，一概接受。』可是，」他补充说，「草稿送到日本使馆，他们硬要在『第五号』之后加上一句『容日后另行商议』。」他解释说，答复里必须说明有所拒绝，好给政府留住面子。可是明摆着，倘若第五号根本不提，日本就很难硬要把它吊着不放；因为在别国面前，日本无法承认它属于最后通牒所涵盖的范围。如今这么一写，第五号的要求便有了「未了之事」的名分，日后可以重新提起。于是这些要求便阴森森地悬在中国人的头顶上。

通过通牒逼取的种种权益，一部分以互换照会的形式、一部分以条约的形式给与了日本。这些文件没有一件依宪法的规定经过国会批准。正因为它们的来历，也正因为缺少应有的批准手续，中国人民始终认为一九一五年的这些协定是无效的。

国务院曾于五月六日来电，劝两国政府都要有耐心、互相容让。这番话日本确实需要，可训令来得太迟——最后通牒已经递出去了。我当时就觉得，此时再去传达，无异于门已砰然关上，才隔着锁孔轻声细语地劝上一句。

五月十一日，国务院电来一件致两国政府的同文照会，我于十三日递交外交总长。二十四日，北京各报把它同东京的一封电报一并登出，那电报「据最高方面」声称：所谓有这样一件照会的消息，不过是有人蓄意制造政治摩擦的又一例罢了。

接到照会时，陆征祥总长说，他自始至终都力求维护别国的条约权利，因为中国自身的权利同它们是连在一起的。他问及一事，我答道：美国政府此刻并不是对某一项具体提案提出抗议，而是坚持照会中所提到的各项权利，须在条约的正式条款中得到完全的保障。谈话中还说到日本在满洲新取得的特权；我指出，凡给与日本人的居住权利，依最惠国条款的效力，一切与中国订有条约的国家都同样享有；因此，凡涉及此类权利的协定条款，都应通知各国。五月十五日，国务院来电训令，确认了这一看法，我随即向外交总长递交了正式照会。

中国政府似乎从中得到了一点宽慰：美国在这件事上以明白的措辞重申了自己恪守远东政策根本原则的立场。

举世瞩目的二十一条交涉，就这样收场了。日本从北京那个并不能代表民意的当局手里，取得了若干意义深远的权益。然而在中国，人民作为一个古老而有组织的社会，其分量远在任何政治上的政府之上。中国的人民并没有答应。

注一：例如普特南·威尔曾写道：「英国人固然认为，英勇的日本人今日一如一九〇五年，理应为其所为得到报偿；但英国人并不赞成、也不可能赞成这样一种论调：日本可以勒索出一整圈的实业让与权和行政特权，筑成藩篱，最终连盟邦也被挡在均等机会之外，从而支配中国……在中国，英国人虽甘愿在公平的竞争中退居第二，甚至被逐出局，却会以诸位通讯员如今还梦想不到的方式奋起而争，务使任何柔术一路的外交手腕都伤不到他们，也伤不到他们的中国朋友。」

十三携手共事

一九一五年秋，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遣的一个考察团抵达北京，任务是为一项宏大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在中国拟定切实的规划。团员是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乔治·韦尔奇博士，以及基金会秘书巴特里克博士。到一九一九年九月初，洛克菲勒医院与医学堂在北京的奠基石便已安放妥当。

中华医学基金会买下了一座满洲王府。当初拟订计划时，府主刚刚去世，这处堂皇的产业本可以七万五千墨西哥银元购得。我当时便致电纽约，劝他们从速下手，无奈基金会的组织尚未就绪，买不成。四个月后他们预备动手时，价钱已涨到二十五万元。一家豪富机构有意收购，这件事本身无疑抬高了价格；然而那时北京全城地产都在飞涨，中心地段尤甚，所以索价其实并不算过分，同样的地皮再少花钱也是买不到了。此后城中心一带的地价又有上扬；事实上，中国许多地方的地价涨势，颇有美国新兴市镇那种暴热的架势。

王府那些气派的殿宇，因不合医院之用，已拆卸一空。不过拆下来的材料本身就很值钱。基金会采纳了建筑师的意见，决定仍用中国式样，只作必要的改动，以适应这些建筑的现代用途。

九月初一个晴好的日子——北京的空气这时有着春天般的清爽和煦——我们聚在一处，为第一座楼房的奠基石行典礼。奈特海军将军其时正来做客，陪我同去。在场的还有英国代办阿尔斯顿先生；刚从俄国归来、曾任美国红十字会驻俄主席的弗兰克·比林斯博士；以及美英两国侨界的其他代表，中国人来得也不少。教育总长范源濂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圣公会的诺里斯主教做了祷告。我作了简短的演说，向美英两国医学传教士的功绩致敬，并申述了我的看法：这所即将建立的大机构，对于科学与人类福祉具有何等的价值和意义。

顺便提一句——韦尔奇、弗莱克斯纳两位博士在华期间我也曾这样对他们说过——我觉得中国的本草方药里怕是大有可取之处。就我亲身所见，看似绝望的病症得以缓解的例子太多了，我以为值得专门研究一番。譬如我新雇的一个司机，有一天随老司机同车出去；他跳下车时，胳膊被车门和电线杆夹住，压得粉碎。我们立刻送他进医院，医生说只有马上动手术才有保住这条胳膊的指望，而且即便手术成功也还难说。那天晚上我听说，尽管我们使馆的中国雇员再三劝阻，他母亲还是把人接走了。我们只当他这条胳膊完了。不料六个星期之内，他就来上工了，只承认一句：「胳膊还有点软。」是一位中国大夫用敷药把他治好的。

类似的事例常常传到我耳中。周自齐先生素来苦于风湿，试遍了科学的疗法都不见效。有一天我见他神清气爽，精神极好，很是高兴。他说：「我治好了。」他告诉我，一位中国大夫在他身上各处扎了金针。不到一天，痛楚便消失了。中国大夫数千年间积累下来的经验之学，也许自有其价值。

洛克菲勒考察团诸君在本职的科学事务之暇，对中国生活的轻松一面和严肃一面都见识了不少。一天晚上我们同去一家中国饭庄，会见了几位中国朋友，吃了一顿极好的席，是北京厨艺中的上乘。北京饭庄院子里那份喧腾热闹，美国客人看得很开心。饭后有一位有名的戏法艺人为我们表演。此人常在北京献艺，外国人管他叫「厄嘎朗唐」。这几个字并无意义，不过是他作法时念的一套随口咒语罢了。他的戏法又多又奇，最后一手是：翻一个筋斗，凭空变出一只直径两英尺、大如洗衣盆的玻璃缸来，缸中盛满了水，成群的鱼儿在里面自在游动。

北京对美国人在教育方面的首创精神，还有另一种欢迎的方式。官员与文士之中，有许多人对经济、政治诸学的科学研究怀有兴味。我常与他们，也与美欧的朋友，商谈成立一个专事此项工作的学会的必要。旧日的词章之学，直到不久以前还组织着中国的智识生活，赋予它以凝聚力，如今大半已不能餍足人心；而西方的科学之学，又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充当智识上相互结纳的主要纽带。

既然一切政治与社会的行动、一切工商实业的系统努力，都仰赖智识的力量，那么显而易见：若不建立若干中心，使新旧之间得以和谐地、有机地衔接起来，从而凝聚智识上的努力，中国的生活不久便有解体与混乱之虞。这样的中心将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我与外交总长陆征祥先生以及另外几位同样深感需要这样一个思想与讨论中心的朋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商定，着手筹组中国社会政治学会。

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在外交总长邸中举行，会上讨论了各项计划。我在那次会上讲话，表达了我对这个学会之意义的看法：

「本会之创立，标志着中国已全面参与近代科学的工作。这最初的一步，预示着一种持续的努力：中国的经验与知识将由此以科学的方式贡献于全世界。中国的声音将被听见，她的经验将被斟酌，她的制度将为世界所了解；她将在科学的议席上有自己的代表。就国内而言，这样一个学会若办得成功，应使国人对民族的性格与命运有更清晰的认识。它的工作所积累的知识，于建设性的行政改革大有价值。但它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它将如何促成一种更深沉、更确定的民族自觉……」

几乎所有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国官员，以及许多教师和报人，都对这个新学会发生了兴趣。各国人士也都赞助此举：美国方面有古德诺博士、韦罗贝兄弟两位博士、亨利·亚当斯博士；英国方面有莫理循博士、裴式楷爵士、贝万教授和辛博森先生；法国方面有马佐先生和宝道先生；俄国方面有科诺瓦洛夫先生和钢和泰男爵；日本方面有有贺长雄教授。此后学会定期开会，会上多有可贵的演讲与讨论；学会出版季刊，并且创办了北京第一所供官员、学生及一般公众使用的图书馆。

经国务卿徐世昌先生之助，皇城中拨出一处地方供图书馆之用——那是一座位置适中的院落，名叫「守护神院」。此处从前是存放皇家典礼一应陈设的库房：灯彩、旗幡、仪仗、御辇、灵舆，无所不有。我初次去看时，这类东西还堆存着许多。它们都不是什么经久之物，而是每逢典礼临时制作或改制的；虽颇有可观，却并无内在的价值。官员与皇室竟能一致同意，把这样一块宝贵的地皮拨给现代科学之用，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在动了。

法国公使馆里有一位出色的汉学家保罗·伯希和，他在土耳其斯坦的探险为法国的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搜罗了极多的珍宝。伯希和先生名义上的职衔是武官，实际上担负着远为广阔的职能：他是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络官。

战前德国设有教育专员。鉴于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之间，因数以千计的留美归国学生而结成了密切的关系，我曾极力主张派一名专门照管教育事务的专员来。我自己公务缠身，中国各地教育团体请我演讲的邀约何止数百，只能一概推辞。倘若有一位助手能在这类场合与中国人周旋，对他们必定大有裨益。可是华盛顿方面告诉我，并无设置此种职能专员的名目。

英美两国侨界那种亲密的协作之情，在许多次聚会中表现出来，有几次中国人也参加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便举行过一次英语留学归国学生的招待会。外交总长及其几位参事、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及其馆员、美国使馆同人、传教士们，凡在美国或英国受过教育的人，都到了场。基督教青年会的大厅里聚了满满一堂，其中有很多中国女子。

寒暄的嗡嗡声忽然被一个高嗓门打断：一个年轻人站到屋子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开始有条不紊地指挥大家如何交际攀谈。中国客人手拉手围成一圈，面朝里；英美客人在这圈子里面另围一圈，面朝外。一声令下，外圈向右转，内圈向左转。喊「停」的时候，人人都要同正对面的那位攀谈。为了杜绝冷场之虞，连谈话的题目也一并派定，转一停换一个，最后一个题目是：「我最大的秘密」。

想出这一套地道美国式破冰法子的年轻人刚从威斯康星来，他的本行就是让各色人等的聚会打成一片。英国人起初对这种旋转兼行进的交谈似乎有些惊骇，可他们也很快就随和了；喊到第一个「停」字时，我看见朱尔典爵士正一本正经地同对面一个忸怩含笑的中国小姑娘攀谈呢。

稍后，十二月里，成立了一个英美俱乐部，在四国饭店设宴庆祝开张。这是美国人与英国人在远东所结成的最亲密关系之开端。我在简短的致辞中表示，此种协作之达成，实令我由衷欣慰。

我同北京教育界人士及各项教育事业的往还，极为愉快。北京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时，我得蒙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主持这一礼节的是我那位睿智而阅历深厚的朋友刘海澜博士，仪态极其从容优雅——这所学校正是在他任校长期间由草创而成规模的。我对这所设在中国京城的美国大学的前途深感兴趣，因而答应担任校董，并在公务许可的范围内尽力促其发展。令我十分满意的是，学校此时已成为跨宗派的，代表着在华活动的四个基督教差会。校中弥漫着一种开明的风气，激励师生以传播学问之光来服务中国，不受狭隘的宗派界限所囿，而倚仗基督教的精神与品格去发生影响，不在教义上过分拘执。凑巧得很，恰在这同一天，我接到电报，得知母校威斯康星大学也授予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北京华文学校所办的一系列讲演，给美国人、英国人以及北京其他关心精神事务的居民提供了聚会的机会。开讲的一场由我担任，题目是中国艺术遗产的保存，讲演在英国公使邸中举行。朱尔典爵士在开场白中说，侨居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文明将比从前抱有远为深切、远为亲近的兴趣，这样的时候已经到了。我讲到一种危险：中国艺术的精湛技艺与创造冲动有丧失之虞；而在过去，中国艺术素来乐于发展新的形式、新的方法、新的美。此后各场讲演轮流在我的寓所和英国使馆的剧场举行，整个系列都着重于我们对中国文明的共同关切。

一九一九年学生运动正炽之际，北京警察查封了《益世报》的报馆，那是北京的一家自由派报纸。这家报纸因刊载对日交涉的消息、抨击军人一派而招人厌恶。先前已有若干美国人因该报倾向开明、致力于社会公益而与它发生关系，他们打算把它接办过来，只是转让尚未办妥。该报的中国主笔向我求助，请我设法营救一位被捕的同事。然而当时该报在法律上尚无美国利益可言，我无从为它出力，尽管我随时都让中国官员明白：压制报纸的言论自由是极不足取的做法。查封《益世报》，是北京那批守旧派要扼杀一切有利于国民运动的言论的结果；他们受了日本严厉报律的鼓舞，起意仿效。

后来美国人把《益世报》买了下来。于是，对中文出版而美国人所有的报纸，美国的保护究竟该及于何种程度，便成了必须决断的问题。美国人既已切实经营中文报纸之业，那么，给予别人正当利益的那种保护，何以独独不能给予此种事业，实在看不出道理。因此我向国务院建议，对这类事业不作歧视；后来便有好几家中文报纸在美国领事馆注了册。

我把《益世报》已获美国注册一事告知代理外交总长时，向他说明了美国报律的性质：报纸在平时完全不受检查，但若刊载不实之词而损害个人，则须负法律责任。许多守旧的官员一向反对在中国办美国注册的中文报纸。可是显然，他们对这种办法提不出站得住脚的抗议。事实上我们从未听到官方表示过不快；恰恰相反，得知将有美国人在中国出版中文报纸，对中国的民众和绝大多数官员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受欢迎的事了。

北京刊布海外消息，因无线电而大为便利。一九一九年年初，我请几位美国报人来吃午饭，同他们商谈远东的报业与新闻状况。他们是《日本广告报》的弗莱舍先生、《萨克拉门托蜜蜂报》的麦克拉奇先生、美联社的沙基先生，以及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的代表卡尔·克劳先生。此道的专家沃尔特·罗杰斯先生不久前也来过北京。

我们要发展中美之间的新闻业务，所遇的最大难处是海底电报的费用，昂贵得无法传送足量的新闻。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非用无线电不可，并应竭力设法，使美国政府的无线电系统能以合理的价钱代传新闻电文。

直接新闻业务之重要，在战时已得到明证：依照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安排，每日有一份新闻汇编用无线电发往远东。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国内的情形有了一种近乎完备的报道。和会消息的传送，在中国也是人人称便。中国从来不曾离欧洲这样近过。

在中国供给新闻的机构，只有路透社一家。它的新闻汇编在伦敦编成，经西班牙、摩洛哥，沿非洲西岸南下到好望角；再由东岸北上，经埃及、波斯、印度到锡兰。沿途每一大站，都把只与当地有关的条目抽走。到锡兰时剩下的、被认为与远东有关的部分，便发往新加坡和香港，另有一路发往澳大利亚。来源如此、路线如此，这项业务里关于美国的消息几乎等于没有，原是理所当然的。一九一六年六月，我曾整整观察了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所载的美国消息只有一条：布赖恩先生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落泪！

十四北京的战时岁月

我第一次回美国期间，裴克先生已被任命为驻青岛领事，接替他的是丁家立博士。我的前任嘉乐恒先生在一封谈到丁家立博士的信里说，此人与中国人交游之广、于中国事务所知之深，都非同寻常。说到丁家立博士重返中国时的那份喜悦，嘉乐恒先生道：「在中国久居的外国人有一桩怪事：他们到别处似乎总是安不下心。仿佛是被什么虫子咬过，血里注进了一种毒素，弄得他们只有在那个国度的日子才过得下去。」

战争状态使北京的社交生活大受影响。交战的双方自然不能见面，因而彼此的社交往来都大为拘束。中立国的人却因与两边都有交谊，应酬上反倒比平时更忙。请客要成双地办：一席请协约国，另一席请同盟国。奥国公使认定本国正在打仗、本国人民正在受苦，索性一概不赴宴，只肯参加家人小聚式的小型聚会。其他交战国的代表则减了规模，照旧应酬。跳舞渐渐受限，到后来几乎绝迹。

柔克义先生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在檀香山去世。他曾受袁世凯总统之聘为私人顾问，那时刚去美国小住，正要回中国来。这样一位才识与阅历都极不寻常、又视中国为世上最有趣味之国度的人物就此凋谢，我深感痛惜。此后种种艰难之中，他的意见对中国总统和政府本会是极有价值的。

工程师考察团关于导淮工程的报告，使这桩事业比我原先所料想的还要诱人。单是垦复出来的土地，其价值就足以抵偿治理的费用而有余。我觉得这项工程会为美国的名声增光不少。它不但能垦出中国数百万亩最肥沃的土地，使无数人有以为生，而且能给中国人一个活的范例：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改良他们生活的根基。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那个冬天，那一带又闹起可怕的饥荒，几十万农民有绝命之虞。两千万元的款子，从来不曾像用在这里这样能收到如此的实效。可是我向华盛顿国务院、全国红十字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再急切呼吁，终究没能在期权有效的这一年里筹到必需的资本。我所能做的，只是请求展期，并且获准了，虽然中国方面自己也等不及要动工。

战争的头一个冬天，我们接到报告，说德、奥战俘在西伯利亚备受苦楚。他们是在夏天和初秋被俘的，穿着夏季军服就被押往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严冬里，他们挤在缺乏一应起码用具的营房里；营房又封得密不透风以御寒，各样疾病很快就横行起来。北京公使馆离西伯利亚最近，便由它督理美国红十字会在那边的救济事宜；此外还有一个德国的救济团体（名为「救济行动」），其灵魂人物是一位干练而有魄力的奥地利裔女子汉纳根夫人。使馆的事务因此增多；直接送上门来的求助不可胜数，而在为这个德国团体尽力斡旋时，又须留意不可被它用去做任何可受指摘之事。汉纳根夫人与俄国公使馆交谊甚好，俄国使馆给了她的团体必要的方便。团体的直接代表都是欧洲中立国人，主要是丹麦人和瑞典人。美国红十字会在西伯利亚战俘中间的工作，以及基督教青年会为纾解战俘处境而在他们中间提倡工艺与美术的种种努力，都是一段忘我效劳的故事。

我曾极力鼓励中国人修筑好路。北京四郊的御道铺着巨大的石板，经雨水与气候的侵蚀，石板都错了位，东歪西斜，活像圆木铺就的路面。车辆无法通行，中国大车只好在这些堂皇大道旁边低洼的土路上，能怎么走就怎么走。中国人形容这种路有一句老话：「十年天堂，千年地狱。」乡间的大路都磨得极深；中国有一桩奇事：河水常在地面之上流，而大道却在地面之下走。在黄土地带，道路往往深陷入土中三四十英尺。

我最初建议修一条天津到北京的公路，无奈铁路方面不肯赞助，这件事便耽搁了好几年。美商弗雷泽先生原在日本经商，一九一五年曾随我同赴东京，他在日本办汽车运输很有成绩。他到华北来开设分行；他愿意为筑路招集美国资本，并与中国政府订立合同。这一纸合同虽未订成，却在中国人中间鼓动起了修路的念头，筑路之举遂逐渐兴办，先从北京四郊的干道做起。当要人们开始明白修路对地价的影响时，兴趣就来了。

菲律宾总督哈里森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游览名胜，买了许多古玩和北京土产。他对中国地毯极为倾心，订制了若干大幅地毯，供马拉坎南宫之用。我们两人都强烈地感到，应当设法阻止美国旗帜从太平洋上彻底消失；而我们知道，若现有各公司真照它们所扬言的那样紧缩、撤退，这情形就必然出现。当时若有人能预见到不久便要出现的巨大船运需求，怕是可以把现有的首富都甩在身后。中国政府确曾给过一个美国人一纸合同，办一条中美轮船航线，政府担保三百万元；可惜它也落得美国在华事业太常见的下场，终于没有办成。

中国历法的旧历新年，改成了民国新年。元旦这一天，北京一派节日景象。旧皇城的一部分辟为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无数旗帜之下，人流涌动于各条甬道，或在摊子前驻足买些纪念品和玩具，或走进那些永远受欢迎的饭馆——那里有大大小小的乐队奏着中西乐曲。各处公共场所都设了庙会；用竹竿和席箔搭成的大片棚摊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摊上出售古玩、字画、铜器、木雕、金鱼、彩蛋、鸟笼，以及别的实用与装饰之物。游走的戏班和杂耍艺人在围起来的场子里献艺，公众出几个小钱便可入内。在其中一处围场前，我看见一块大招牌，上写：「周、张——留美魔术大王」。可见连在这里，美国教育也是值钱的。皇城里的艺术陈列以半价开放；先农坛和天坛的园地里挤满了度假的游人，各戏园都有特别的演出。有三四天工夫，全城都是过节的气象。

不过旧历新年并没有废弃。旧岁将尽的前几天，街上便热闹起来，人人忙着为一年一度的大宴采办。成批养肥的鸭子、猪、鸡、鱼，一挑挑的点心糖食，用大车、洋车以及各式车辆载着，或者由人挑着，个个说说笑笑，满怀欢欣的期待。中国的新年是清理一切未了账目的老规矩。旧账一笔勾销，合伙的买卖收束，各项余额结清。除夕一到，人人既已竭尽全力了却了债负，便把烦恼抛在一边。合家合族聚在一处大吃大喝，那份丰盛和那份长久，都远非西方所能见到。

总统府举行的民国新年庆典不得不有所变通。因为战争，外交团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受接见。于是安排总统分三班接见外国代表：协约国、中立国、同盟国。头一天接见中国高级官员和服饰鲜明的蒙古王公，第二天接见外交代表。总统与每一位公使随意攀谈时，袁夫人在隔壁的房间里接待，同随行的女眷们十分自然地谈些女人家的事，譬如家里有几口人、衣料该怎么挑之类。

不久前，一位年轻的美国教员希克斯在乘船溯长江而上时被杀，同行的两人重伤。那是深夜的袭击；生还者只记得晃动的火把和黝黑的脸，不过他们相信行凶的人穿着某种制服。中国政府不认责任，认为这不过是寻常的劫案，并称行凶者若穿制服，必是乱兵，因为附近并无正规军驻扎。此案骇人听闻，足以毁掉外国旅行者的安全之感，我坚持非赔偿不可。赔钱决不是令人满意的办法；它固然给了受害一方以补救，也表明中央政府有保护外国人的意愿，但并不能使真正的罪人担起罪行的后果。所以在这类事情上，我总是设法追究并指明个人的责任；此案却办不到。中国政府最后答应了极优厚的抚恤：为希克斯这年轻人的死赔付二万五千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为一条人命所付的最大一笔款子。有一桩带讽刺意味的巧合：此事刚刚了结，就有一个美国人在北京街上开快车，撞死了一位中国老妇。我对外交总长说，我要叫这人赔给死者家属三百元，他眼中带着一丝笑意回道：「上一回死了一个美国人，我们赔了您多少来着？」

其实他并不真想争辩这样悬殊的差额是否合理。外国人在中国，因受雇为经理或总教习，从纯粹金钱的角度看，其身价势必远在常人之上。再者，倘若中国的穷苦人死了也能得到巨额赔偿，他们就会时时受到诱惑，甘愿让自己受伤甚至送命，好为家小挣一份活路。

战争第一年来访的中国人中，有浙江的督军和省长。与惯例相反，两人都是本省人，而且都是好官。省长屈映光先生不到四十岁，公心与识见都很了不起，很乐于谈论治国与实业方面建设性的主张和切实的办法。屈省长曾写给我一封谢函，可以拿来当作中国书牍文体的一个样本。信是这样的：

某在京勾留匆促，趋谒台端，得沐光仪，亲承教益，感佩之私，非言可罄。又蒙格外垂青，为设盛筵，厚意隆情，珍馐罗列；铭感五中，惟祈勋猷日懋，福祉如云。

弟于上月二十九日离京南下，二月二日抵杭，一路平安，无劳锦注。每念清谈，未尝顷刻去怀。谨具寸缄，聊申谢忱，伏乞哂纳为幸。

敬颂日祉

弟 顿首

新任德国公使辛慈海军将军在新年后不久到任。他初次来访之后，我同他见面很勤，因为战时情形之下，他能来往的同僚实在不多。为了避免被当作敌人捕获，辛慈公使是化装成一艘挪威船上的押运员，隐姓埋名从美国过来的。他做过驻墨西哥公使，再往前是德皇派驻俄国宫廷的代表，对欧洲局势和外交上的种种机诈知之甚广。以他的聪明而论，他却未免太看重流言。他到任不久，北京就有一桩笑谈：他传令京城各处的德国侨民，一得通知即刻准备迁入使馆区。他读过一九〇〇年那场变乱的书，读过他的前任克林德男爵遇刺的事；因此在老住户看来一切如常的地方，他却看出了凶险的预兆。尤其是，他老觉得自己身边布满了敌人的耳目和爪牙。他好几次对我说：「我那个大听差好极了，再好没有。日本人给他的钱很足，所以他非得尽心尽力保住这个差事不可。」

辛慈自己是个精明人，又熟悉德国以外的舆论，所以对德国那些不必要的暴行——正是这些暴行使德国丧尽了世人的好感——他是深不以为然的，尤其是击沉卢西塔尼亚号和处死伊迪丝·卡维尔两件事。「为了一个女人，何等失策！」他叫道，「何不把她关在德国什么地方的监狱里，等仗打完再说？」这类蠢事深深触怒了他。他若早些出任外交大臣，有些大错也许就能免了。潜艇战变本加厉、将要重开的最初消息传来时，他对我说：「别信那些说德国要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话。我可以向您担保，他们不会蠢到做出那种事来。」

辛慈公使到任不久我便觉察出，他同奥国同僚的关系算不上十分融洽；这两人似乎很难合作。他们的性情截然不同。德国人是个通达世故之人，以德国的武力为理想所鼓舞，把国际政治看作一场斗智的机巧游戏。谈到兴登堡，他对我说：「这个人活在世上，用不着向谁告罪。」奥国公使则有学者的气质，对人类怀着宽厚的同情，慨叹政治这套浅薄的把戏，盼望有一种比政治国家更合人道、更合情理的治理之制。

外交总长孙宝琦先生于一月二十八日辞职，转任审计院院长，由陆征祥先生接任。陆先生在欧洲阅历甚广，法文极为纯熟，娶了一位比利时夫人，伉俪情深。他同前任一样，不介入内政。他受命入阁之时，正值关于二十一条的极难交涉开始之际，把一件极痛苦、极不讨好的差事办到底，就成了他的职分。陆先生留心于广义的一般政治事务，对国际法尤为用心。

我常是交通总长梁敦彦先生府上的座客。他为人随和，宁愿在家里谈公事，而不愿在部里谈——虽然我在部里也常为湖广铁路的事同他见面。英国段的工程师一味坚持要采用英国的工程与制造标准，那是美国厂商难以迁就的。使馆里为器材订货的事抗议不断，美国人对这些规格很不满意，因为它们体现的是合同一方的特殊习惯。于是技术性的问题也得由使馆同交通部去辩。梁先生自己并非铁路专家。譬如他有一回兴致勃勃地谈起疏浚大运河，说：「那时候从北京坐船屋就能到上海了。」我们常常回到中国政局的大处上去谈，而梁先生对一切提议中的改革都抱着一种温和的怀疑。说到铁路借款的条件，他反对按工程造价提成的承包办法，认为按工程支出的多寡来计算工程公司的报酬是危险的。我辩说，这类公司的行业声誉系于其上，决不敢单为多提佣金而虚抬工程费用。可是我终究没能打消他的疑虑。

十五袁世凯称帝

「我们从北京听说，袁世凯正想自己做皇帝。」一九一五年七月，我在国务院见到威廉斯先生时，他这样对我说。据报，一场拥戴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已在北京发动。这一年里，这类建立帝制的传闻时有所闻，所以起初我并不怎么把这些风声当真。

九月间我回到旧金山，这一回是要搭船赴华，在那里遇见了刚奉特使之命前来的顾维钧博士。我已得到密报，说他很可能将被任命为驻美公使，接替夏偕复先生。国务院指示我推迟启程，以便同顾博士商谈中国近来的局势。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一天里，把我离华期间发生的种种事情都过了一遍。此前已经传来的、有人发动拥袁称帝的消息，我当时认为不大可能成为事实，因为这桩事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反对派方面，都必定要遇到重重阻碍。顾博士也证实了我这一感觉，说袁世凯本人也十分犹疑。不过他提到古德诺的那份备忘录，说那也许是一个变数。后来我颇为意外地发现，顾博士此行的主要目的，正是要探一探美国和欧洲对袁世凯登极一事的舆论，并为之预先铺路。在我返华的航程中，此事迅速成熟，以至我十月一日抵达北京时，面对的已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局面。

要弄明白这场运动，须把一九一五年夏天北京政界的几件要事简略回顾一番。当时有人协力合谋，要对付梁士诒一派。反对派以所谓安徽派为中心，这一派大体上是军人的势力，但其中也有几位文官领袖颇为显赫，如国务总理徐世昌、内阁秘书长杨士琦、财政总长，以及交通总长。

有人指控财政次长张弧、交通次长叶恭绰和津浦铁路督办贪污。连同这几位在内，七月间被弹劾的高级官员共二十二人，此外还有若干省的将军与巡按使。安徽派意在彻底铲除所谓交通系的势力——交通系一直靠着几个要害部门的次长和参事维持自己的地位，而那些部的首长都是安徽派的人。

看来有几位安徽派首脑也卷进了拥袁称帝、建立君主制的运动。起草《永久宪法》草案的十人委员会，人选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许多人相信，有一股力量正在活动，要把恢复帝制的条款写进那部大法。据传七月七日南京将军冯国璋曾力劝总统登极，为此遭到袁世凯的严词申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博士七月中旬回到北京小住；有人代表总统请他写一份备忘录，比较共和与君主两种政体对中国国情的适应程度。古德诺博士照办了。就一般理论而言，他认为君主政体或可视为更合乎中国人的传统和实际的政治发育程度。他尤其看重一点：在君主制下，权力的继承有一定之规，不至于年年岁岁成为争夺的由头。至于当时是否宜于由共和实际复归君主，古德诺博士明白表示不予论断。这份备忘录只是备总统个人参考之用。一向以来，顾问们大多被当作学术上的摆设，因此古德诺博士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份备忘录竟会被拿去做实际行动的起点和依据。

与此同时，梁士诒及其一派眼见自己的权势受到威胁，便决意采取非常手段，重夺主导。他们断定帝制运动势在必行；于是似乎便说动了袁世凯，使他相信：唯有凭他们那更老到的经验与见识，这桩事才能办得妥帖，才能早日成功。古德诺博士那份备忘录，正是他们安排的。直到八月中旬，他们一直藏在幕后；此后公开的帝制鼓吹便开始了，而且公然以这位美国顾问所表述的意见为依据，于是显得格外堂皇而不偏不倚。

他们组织了筹安会，宗旨是研究共和政体于中国之利弊。尽管古德诺博士此时一再声明并非如此，他的见解仍被到处张扬，说他已断然主张中国宜行君主制。一位美国专家竟下此论断，被引为拥护君主政体的极有力的证据，因为这话出自世界上头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之口。

九月初，人们已经看出，这场运动落在了一批很能干的组织者手里。袁世凯虽屡次声明与己无涉，却始终不采取实际行动去弹压这股鼓噪；于是人们相信，他至少是乐观其成的。北京的高级官员，除极少数外，都已转而赞成。副总统黎元洪将军起初是反对的，但连他最后似乎也认了命——他本来就身不由己。安徽派的人眼见主导之权已从自己手中被夺走，对这一变革反倒不那么热心了。有几位政界领袖开始退出政局。陆军总长段祺瑞将军和教育总长梁启超先生先后辞职，虽然对外另有说辞，其实无疑是因为他们心里不赞成这场运动。国务总理和交通总长梁敦彦先生虽非原则上反对，却认为袁世凯既曾臣事清室，于礼于分都不宜自居帝位。在运动的核心圈子里，总统有意促成此事是毫无疑问的。九月初有一阵子，他甚至想强行办成；只是后来开始顾虑某些外国可能在承认新政权时附加苛刻的条件。

有人提议，不妨由参政院径行奉上皇帝尊号，然后修改约法，把大总统之位改为世袭。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样便可保住足够的法统连续性，免去另求各国承认的麻烦。在一些政客看来，一个有世袭总统的共和国正是解开这个死结的钥匙。这一提议倒提醒了运动的主持者：让一个代表机关参与其事，而不用政变的方式一手办成，是要紧的。

我回到中国后，周自齐先生和其他几位领袖来见我，说眼下局面不明，于和平与富庶大有妨碍，因此各省纷纷发来最恳切的呼吁，请求促使袁世凯俯允此举。周先生甚至说：「要求办这件事的呼声如此之高，若不办，我们要有大麻烦。会有兵变的。」见我面露疑色，周先生又接着说：「真的，百姓只懂得有一个人做首领，他们要的就是这个，国家才能安定。」这些话我虽听得有几分保留，但对于这场变革之势所必至竟像是众口一词，我仍感意外。我问总统如何能把这一步同他就职时所宣的拥护共和之誓调和起来，得到的回答是：这的确是最大的障碍；恐怕只有全国上下坚请，并把它说成是袁世凯分所当为——即为国家计，他必须以新的国体继续治理——这个障碍才越得过去。

在我看来，恢复帝制是往后退的一步。我一向觉得，中国人虽然没有选举代议制度的经验，但地方上自治的成分极大，凭着这份经验与传统，他们完全能够生长出某种省的和全国的代议形式。然而我也深信：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一国或一国的官员自以为能替另一国裁定何种政体最好，都是不明智的。自治的根本道理在于：每一个民族都得自己去解决这个难题，而且通常要历尽波折，还要一再倒退到不那么完善的法子上去。

我不在北京期间，使馆曾请求训令，以备将来万一须就是否承认新国体作出决定。使馆建议，新政权是否为人民所接受、因而能否维持秩序，应列为决定我方态度的因素之一。国务院核准了这一立场。在我同总统及阁员的多次谈话中，我只表示这样一个意见：政府若能真正运用代议制度、奖掖地方自治，便能在同等程度上自我巩固，并赢得国内外的敬重。

十月六日，参政院通过法律，就此问题举行国体投票。每一县选出国民代表一人。各省代表在本省省城集会，就此问题投票表决。选举定于十一月五日，就主旨问题投票定于十一月十五日。凡主张有所建树、有所进步的人，此时都同帝制运动结了盟。他们指望等袁世凯的个人野心得偿之后，再来加强宪政的施行与行政的效率。周自齐先生对我解释说：等袁世凯高居帝位，政务本身便落在内阁总理和阁员手里；他们将依宪而治，与立法机关和衷共济。用周先生的话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供成庙里的佛。」

这场运动最初的发动者，对于把宪政与民意的原则嫁接到运动上来，并不十分乐意。因为某些军人首领有可能在十月十日——一九一一年革命爆发的纪念日——发动政变，原定那天的阅兵便取消了。

后来梁士诒先生和周自齐先生向我说明了他们何以偏爱君主政体。梁先生说：「中国的传统和习惯，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看重人与人的情分。抽象的思维方式——就制度和普遍的法理立论——我们的百姓是不懂的。在皇帝之下，权柄坐得更稳，这样才有可能推行根本性的财政改革，比如田赋。要遏制官吏中日益滋长的贪风，人身的忠诚与责任是不可少的。中国人无法设想自己对一个纯粹的抽象物负有什么义务。」

十月四日，我同袁世凯总统作了一次长谈。对于即将举行的国体投票，他摆出一副全然漠不关心的样子。「若投票的结果有利于现行国体，」他说，「事情不过照旧；反之，若投票赞成君主，那就要牵出许多组织上的问题。我主张有一个代议的国会，议论尽可自由，但对财政的权限要有限制。」他还谈到他正在筹划的另外几桩事：教育，以及在政务中借重专家的指导。「围着各部转来转去的那许多顾问，」他略带诙谐地添了一句，「大都无事可做。等行政一改组，这情形就要改了。要让这些专家做事，帮着把行政上的各项事业办起来。」接着他又搬出他最爱用的那个比方——把国家比作婴孩：「纵然我们觉得他们的药未必都对这孩子有好处，我们总还是要让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扶他学走路。」

显然，袁世凯虽然装出置身事外的样子，却是在替这场拟议中的变革找理由：说它可以使政府更有效率，同时又带上代议的性质。

袁世凯当初无疑以为日本人不会从中作梗，虽然自他在朝鲜任职以来，日本人对他一直没有好感。他的拥护者甚至声称，日本人最初给袁的保证十分有力，足以使他有理由指望日本会自始至终予以支持。然而到十月底，日本政府已断定：把袁世凯扶上宝座这件事，能阻止就该阻止。

日本向美、英、法、俄发来照会，表示关切，称中国的帝制运动很可能引起骚乱，危及各国在华利益。日本邀约各国一同劝告中国总统不要再推行这一政策。美国政府谢绝了这一邀约，因为它不愿干涉别国的内政。但其余各国都附和了日本的提议。十月二十九日，日本代办与英、法、俄三国公使先后到外交部，各自提出「友谊的忠告」，大意是最好停止帝制运动。

英国公使问外交总长是否认为骚乱确能避免；中国方面听了倒很欣喜，以为这是善意的暗示：只要不出乱子，一切都好办。既然选举的机器已经开动，中国的当局者相信，此时若采取任何措施来中止选举，只会自损威信、大失体面。

十二月九日，各县国民代表在北京的大会上作最后表决，确认十一月五日各省选举的结果一致拥戴袁世凯登极。周自齐先生对我说：「我们本想找几个人投反对票，好歹做个样子，可他们不肯。」推戴袁世凯为皇帝的那篇演说是溥伦亲王作的，为此他招了满人的怨恨。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参政院根据这些选举通过决议，奉袁世凯以帝号，并请他就此职任。他两度推辞，及至第三次呈上，传统的谦让礼数已经用尽，他便应允了。

袁世凯当真被推为皇帝之后，协约国方面倒犯了难。他们宣称要静观其变。中国外交总长通知各国说，还须稍待时日，因为在正式宣布帝制之前，许多预备工作尚未就绪。但一般人都相信，这场运动已经瓜熟蒂落。俄、法两国公使已在私下表示赞成承认。德、奥两国公使则急急忙忙向袁世凯道贺，弄得中国方面很有些尴尬。在北京的外国代表多数赞成于一月一日——即预定宣布帝制之日——承认新国体。外国人纷纷向这位已被称为「大皇帝」的当选皇帝致送效忠的、有时是谀词满纸的贺词。外国顾问——日本的在内，美国的除外——都用富丽的辞藻陈述他们的忠忱。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博士更是用帝室典礼的传统语言来表达他的感情。甚至有人宣称，外国的基督教堂里已在为新皇帝祈祷。不过这类事我一件也未能证实。

忽然，圣诞节那天传来消息：云南省已发动反对帝制的运动。

一位年轻的将军蔡锷，曾在北京住过一阵，担任过一个行政职务，那年夏天离开京城，同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的梁启超携手合作。梁启超在天津的外国租界撰文，在报上抨击帝制运动。蔡锷将军回到他的故乡云南，从那片山国的险要之地发动了一场讨伐当选皇帝的军事行动。

于是那死一般的一致猛然破裂。反对的声音四面而起。中国人是信命的。把袁世凯捧上帝位的这股势头，在他们看来本是挡不住的，因此许多人把疑虑和恐惧都压了下去。可是一旦有人公开举起反对的旗帜，他们便纷纷投奔这面新旗，各处都冒出了异议之人。

十二月初，山东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兵变。日本报纸称之为「操之过早」。

上海附近租界边界上发生了一次夜袭，有几个日本人参与其事。因为轻易便被弹压下去，当时没有人当回事。

袁世凯为做皇帝，早已操演有素，他喜欢仿效传说中那些君主的思路和辞令。当权之日，他总是紧扣民族的传统，措辞必自贬自抑，对下属必表体恤。十二月十三日，阁员们到总统府向他道贺。这位当选皇帝答道：「诸君与其贺我，不如唁我；我为公事，把自己和子孙的自由都断送了。比起这样没完没了地跟国事纠缠，我倒宁愿在河南的田庄上躬耕垂钓，那才自在得多。」

有一位总长提议，新国体之立应当大庆一番，袁世凯答道：「此时不必想着庆典与荣耀，只想着做事、做事、再做事。我的政府要整顿好，要立得稳。到那时荣耀自然会来；不然的话，人为造作出来的荣耀，必定长久不了。」

这些话由他那些忠顺的阁员传出去，说是完全合乎一位克己爱民之君的身份。

将要建立的帝国务必样样合乎体统，要有一套簇新的贵族作为全副点缀。副总统将得亲王的封号，此外还要封无数的侯、伯、男。各省将军和内阁阁员将成为公、侯，至于男爵，将多如海边之沙。副总统黎元洪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除了亲王之位以外，还有人提出要把他的一个儿子同袁的一个女儿结亲。他的一位夫人似乎特别为这些光灿灿的荣衔所惑；据说正是她几乎劝动了黎将军听天由命。总统待他极为优厚，还给他配了一队卫士，把他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看给袁世凯听。

皇帝及其高级官员、侍从的新式礼服，由朱启钤先生主持设计，式样仿自日本皇室的礼服。皇城里几座举行登极大典的大殿彻底洗刷、重新油饰了一遍。新地毯也订购了；那张软垫考究的宝座则交给北京一家百货洋行塔拉蒂承造——这件事叫阿勒费尔特伯爵夫人乐不可支。

与此同时，蔡锷将军和梁启超先生正老谋深算地部署他们讨袁的行动。他们先在僻远的云南省建立起第一个独立的政府，这就保证了袁世凯在短期内无法向全中国伸张他的权威。他们指望以云南为起点，能促使贵州、广西、四川各省与反帝制运动联为一气。广东虽驻有袁的重兵，他们也指望能在那里打开缺口。

注一：梁启超先生给总统写了一封很有他本人特色的辞职信：

「前者，鄙人曾具呈辞职，蒙钧座恩准给假两月养疴，足见钧座待鄙人之宽厚。

「近来鄙人贱恙殊无起色。体中脉络肿胀，时发眩晕。外观似尚壮健，而精力心神已告枯竭。医者屡易方药，均无成效。此病之由，多半坐医者用药失当。近日又屡患寒热，夜不成寐。鄙人深知病势之重，若不尽屏世务，恐将不可救药。

「美洲各地气候温和，宜于养病。鄙人今已决意远渡新大陆，以疗贱躯，并将就诊于彼邦名医。惟愿得一闲暇，屏绝尘务，安心将养。即日启行，谨此奉闻。」

然而他并未动身赴美。

十六袁世凯的败亡与死

人人都以为帝制会在一九一六年元旦宣布。人们明白，离心之势虽然迄今只限于一个僻远的省份，却可能蔓延开去；迁延是危险的。长江流域及别处的生意都很清淡。商人埋怨中央政府，怨声时有所闻。冯国璋将军起初曾怂恿袁世凯，此时却要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了。

整个一月，叛乱仍局限在云南一省。既然有了反对派，袁世凯此时便更愿意强调新君主国的宪政性质。他的财政总长周自齐先生告诉我，帝制一经宣布，即将召集制宪会议，由此产生一个代议的议会和一个负责的内阁。还要宣布若干建设性的改革。爵位不再新颁，已封的爵位只当作军功的荣典看待。

若是袁世凯和他的谋士们此时能放胆宣布帝制，大概会有若干国家随之予以承认，何况政府人员一仍其旧，承认起来也更容易。可是踌躇迁延反倒壮大了反对派。到一月底，滇军已侵入邻省四川和广西。为弄清这两省的情形，我派陆军武官纽厄尔少校溯长江去四川，派海军武官哈钦斯少校去广州。忠于袁世凯的将领们想把滇军逐出四川，未能奏效。

按中国政治关系特有的那种错综之势，云南自此开始对四川施加影响，而且一施就是许多年。滇人有山岳天险为屏障，要打进去很难——即便总统的军队肯拿出更大的劲头来，也是如此。十一月选举中所宣称的一致拥戴是何等空洞，此时便暴露无遗。公开的反对给了人们胆量，别处也开始显出对袁世凯的恶感，湖南和最南边的广西、广东两省尤甚。从前被袁的铁腕压住的种种争竞，也一齐冒了出来。华中掌握最大兵权的两个人——冯国璋将军和张勋将军——开始对总统心怀怨恨，因为他们见面互通款曲时发现，袁原来叫他们彼此监视。

即便到这时候，帝制运动也还可能从那些惧怕日本的稳健派那里得到助力。他们不愿看到国家的统一被撕裂。「订一部宪法，立一个代议的立法机关，」他们劝袁世凯说，「拿出一套建设性的施政纲领来；整理财政与审计，简化税则，兴办公共工程，修路、垦荒、振兴农工——那么一切还有可为。」梁士诒先生和周自齐先生则指望：一旦帝位继承的问题有了定局，就把袁世凯的独裁之权分诸众人。用周先生这一回的说法：「袁世凯坐首席，点菜的却是别人。」

一月将尽，帝制的正式宣布又一次延期。周自齐先生原定作为特使赴日，多半是想说动日本政府对新君主国更友善些，并要带去优厚的让与。但日本政府声明，因个人方面的缘故，日本天皇此时不能接见中国的使节。也许还有别的几个索取权益的政府向日本暗示过，它们不希望日本在此时接受任何特别的提议。无论如何，日本必定作了极强硬的交涉，才使袁世凯——一个素来果断坚毅的人——在这紧要关头因犹豫而把一切都赌了进去。

二月十六日，我为引见几位美国人而去见袁世凯。尤利西斯·格兰特夫妇正在北京游历，袁世凯很高兴我引见这位著名美国总统的儿子——那位总统本人曾到过中国，与袁的恩师李鸿章缔下过亲厚的交谊。总统对格兰特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令尊大人权柄极重，然而到时候他能安然把权柄交给别人。阁下在西方是深谙政治的。」这是个小小的聚会，在座的还有新任商务参赞安立德先生、使馆卫队司令内维尔上校，以及两位年轻的女作者埃默森小姐和韦尔小姐——她们后来都致力于远东研究和著述。这位当选皇帝虽已露出劳神焦虑的痕迹，待人却依旧那样和蔼。谈到商务参赞和卫队司令，他还打趣说商与武是携手同来的。略谈片刻之后，典礼官便领着客人们去看花园，我留下来同袁世凯长谈。担任翻译的是丁家立博士和外交部的严鹤龄博士；我们彼此都明白，这番谈话属于私人性质，不算正式。

「新的荣位和责任并非我所求，但既然行止已经正式议定，我的本分就是把它办下去，」袁世凯说。「此事出于人民的协赞，我愿他们时时刻刻都协赞。」

我问他何时才能明确宣布他的宪政方针。他究竟打算把宪政推行到什么地步，我是有些疑虑的；他的回答闪烁其词。「帝制尚未真正恢复，就先立宪法，是很难的，」他答道。「再说，皇帝若居政府之首，其下各部的权限便须比共和之下更加收束。」看来他的谋士们过于乐观了，竟指望袁世凯会堂堂正正地拥护宪政，把权力交给国会和各部。我举英国君主制在历史上的种种形态提醒他，以驳他这个说法。

「唔，」他答道，「新宪法总要等国民会议。会议不久即将召集；对它的议决，事前不可有任何预设。」

接着他又搬出自己的履历，说他当年曾促请清政府立宪。他还提到给自己的年号所取的名字——「洪宪」，意思就是伟大的立宪时代。

二月二十二日的一道申令宣布：正式登极延期举行。伍朝枢先生向我透露袁世凯的一些国务筹划时说，这道申令可以打消那些要求加快正式登极大典的无数请愿。他还说，就国内事务而言，这个政府实质上已经是君主国了，只有在对外的一面还没有取得这一性质。

三月十八日，广西省突然要求取消帝制；事态推进得更快了。

正在此时，我不得不作一个决断：是听任李希金森借款不加告诫、不加警告地办成，还是担起责任，实际上把这笔交易叫停。既然事情已经明摆着——公开反对袁世凯政府的，不再只限于一省及其直接势力范围——那么任何美国机构再拿钱给中国政府，就似乎不合适了。反对方面一再吁请，理由是国家既已分裂，就不该再向政府贷款。若在寻常情形下，党派的抗议本不值得看重；但当好几个省都表示不赞成政府的一项根本政策时，情形就不同了。不得不劝人缓办这项借款合同，于我是极扫兴的事，因为我一向热切盼望美国的金融界参与中国的财政，好把信用和资源组织起来、开发出来，使众人同受其益。不幸的是，二十一条了结之后刚一喘息，中国人就立刻投入了这桩靠不住的政治冒险，把宝贵的精力和金钱都耗了进去。那些花在军事征讨上、花在笼络动摇不定的军人首领身上、花在借国体投票制造所谓一致拥戴上的银子，都白扔了。它们只是给中国百姓的肩上又添了一份担子。

随着更多省份离心，政府于三月二十二日颁布申令，取消帝制，并宣布袁世凯仍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

这一让步来得突然，而且是单方面的，并未换得任何保证——叛军并没有答应归顺中央政府——所以颇出人意料。这一步之所以走出来，无疑是因为总统担心广东省会加入革命方面：该省的将军已力劝他妥协。此外，赋闲在家的前国务卿徐世昌也这样进言。北京的安徽派则从中看到了重掌大权、把广东系人物排挤出去的机会——自八月以来，帝制运动一直握在广东人手里。总统相信，徐世昌、段祺瑞一班人的回来，可以使他在革命党眼中分量重些。徐世昌本人在袁世凯图谋取其旧主之位时不予赞同，这是恪守了孔门的道德准绳，因此赢得举国的敬重。不过驱使他如此的，与其说是对清室政府的眷恋，不如说是对旧日皇室的个人忠诚。

取消帝制自然不能使革命党人满意。他们把这一举动看作示弱和认输。各省拥护总统的人——尤其是军人——也同样不欢迎，他们觉得总统是白白投降，一无所得。于是总统既失了朋友，又没能安抚敌人。南方的首领们倘若就此满足，饱经挫折的袁世凯本也可以甘心做一个宪政政府的名义元首。可是他们并不满足。他的权威和威望损伤得太重了；中国各处都冒出革命党人；青岛在日本当局的纵容之下，正被用作在山东省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北京政府陷于慌乱。官场上惴惴不安，不知总统将如何行事；在华的外国侨民则担心乱兵为祸。

所谓安徽派的首领们，显然本以为要把广东系的几个人——梁士诒、不久前还任农商总长的周自齐、内务总长朱启钤——加以褫革、放逐乃至处死，是很容易的事。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这几个人在那紧要关头并没有逃之夭夭。于是——这让人人看着都觉好笑——另一派的首领们反倒害怕起来，纷纷把家眷迁出北京，替自己张罗安身之地。朱启钤总长带着几分冷峻的幽默宣布：北京情形一切如常，官员若无端表现惊慌，只会平白扰动百姓，因此今后不准官员把家眷迁出京城。

此时的问题已变成：袁世凯还能不能保住总统之位。我同日本公使日置益先生谈过一次，他滔滔不绝地数说袁的种种短处，说他一向把国家的各项职能、尤其是财政，都用来满足个人的野心。日置益先生不相信袁世凯还有可能重振他的权威。四月间的北京意气消沉到了极点。一切建设性的工作，乃至为此所作的筹划，全都停顿了。新内阁于四月二十四日成立，以段祺瑞将军为陆军总长。这件事显示出权力的转移，因为段将军从来不曾支持总统的帝制野心。广东系的几位退出了政府，此后仍以梁士诒惯用的那套法子保持影响。原属交通系、近来专力于同日本人拉近关系的曹汝霖先生出任交通总长。总统同意把全部政权移交内阁，并使各部总长对国会负责——国会即将召集。袁世凯不再亲自掌握行政各要害部门。陆军的统率权由总统移归陆军部。除了他那支约两万人的河南籍卫队之外，他手上的兵力被剥夺净尽。

不过袁世凯的名义仍被保留，作为权威的象征，因为所有的军人首领都对他有效忠之义。梁士诒先生以交通银行总理的身份仍掌握着财政，他的同伙周自齐先生则被安置去主持中国银行。

政府为财政所迫，竟至于五月间由内阁宣布停兑令，暂停政府银行钞票的兑现。「停兑」这个词当时刚在欧洲流行，中国的财政家们把它当作救命的口诀来欢迎——一个体面的名目，掩住一桩本来不那么光彩的事。经此一举，对袁世凯尚存的那点信任也烟消云散了。由于中国事情的错综，随之而来的后果也很特别。比如邮政总局和某几条铁路便各自宣布：不收钞票，须以银元付款。

中国各地由可靠来源传来的地方骚乱的报告，无不提到日本人参与革命活动。山东来的确切报告表明，那里的革命党受到日本人的庇护。五月初，土匪从满洲窜到青岛，就在日本军队的眼皮底下公然操练。五月四日，这些叛众约一千人由山东铁路离开青岛，携带机关枪开往该省腹地，参加了那里的骚乱。而与此同时，这条由日本人控制的铁路却拒绝运送中国政府的军队，理由是必须保持中立。当有人就运送叛众一事相诘时，该路职员声称，那些叛众想必是穿着便衣，把军械当作行李携带的。

日本人究竟是有计划地要在南方扶植一个独立政府，还是仅仅暗中怂恿人反对中央政府，以挑起分裂与骚动，这一点并不清楚。但袁世凯权威的最终崩坏，对日本谋取在华支配地位的计划肯定是有利的。

此时日本方面的通讯员散布消息，说长江流域的中国商人因美国人向中国政府放款——即李希金森借款——而大为激怒，正打算抵制美货。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更是信笔编造，登出一段奇谈，说除已议定的五百万元借款外，这家美国商号还答应在七月底以前再付一千五百万元给北京当局。事实上，除最初付出的一百万元外，从未再付过分文。中国人并没有听信抵制的鼓动；不过，倘若那笔借款真办了下去，这样的结果也许当真会来。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北京则竭力要让中国官员相信：李希金森借款之未能办成，恰恰又一次证明美国人到了紧要关头是靠不住的。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里，欧洲协约各国始终觉得自己缚手缚脚，深恐一旦采取联合行动，其形式极易演成日本的独霸。日本方面则时时鼓吹：既然日本身在当地，把协约各国利益的代表之责托付给它，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华的许多有代表性的欧洲人都明白地向我们透露，希望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事务表示强烈的关切，并且务必坚持维护现有的条约权利和中国的主权。

从每天见到袁世凯的中国人那里，我知道他在烦恼与失意的重压下十分难受。早在三月，梁敦彦先生就恳请我去看看总统，给他打打气，因为忧愁与绝望正在把他毁掉。袁世凯一生久坐案牍，用心极苦，责任极重。他早已染上布赖特氏病，只是凭着结实的体质一直把它压住。如今大难临头，他的元气就支撑不住了。周自齐先生对我说：「总统那种当机立断的本事没有了；面对种种棘手的抉择，他束手无策。从前我提出办法，一个『可』字或『不可』字立刻就下来。如今他反复思量，摇摆不定，一个决定改上好几回。」袁世凯动过辞职的念头，似乎还很想去美国走一趟。有人来探我的口风，问我能否给他安全通行的保护和庇护之所。看来反对方面对他出国并不反对。五月下半月他一直不能出屋，但仍亲自过问电报和重要函件。六月头几天，他的病情似乎好转。我陪家人到北戴河，把他们在避暑的寓所安顿下来，自己也歇息几日。我留给马慕瑞先生一个专用密码，其中「潘」字代指袁世凯。六月六日下午，我接到那封简短的电报，不由得大为震动：「潘死了。」

我搭夜车赶回京城。袁世凯临终时，他的几个儿子、前国务卿徐世昌以及几位亲近的官员都在跟前。夜里他曾向这位前国务卿郑重声明：做皇帝并非他的本意；他是受了蒙蔽，以为此举为舆情所要求，为国家所必需。说完这番话，他像是气力耗尽，此后便一直衰弱下去，直到最后。他把外国医生开的药和他那些女眷硬劝他服的种种中国方剂一并乱吃，因而伤了自己的身子，使病势愈加沉重。

协约各国公使随即去见段祺瑞将军，探问政府是否有准备防止骚乱。此前不久，日本公使曾问我：万一有骚乱之虞，由外交团出面作这样的探问是否合宜。我觉得既无必要，也不足取，因为那会引起公众的惊惶。

德、奥两国的卫队司令也被邀参加了商议保护办法的会议——这大概是大战期间交战双方唯一一次坐到一起商量共同行动。此后比利时公使请美国使馆接管比国使馆正后方那一段城墙的巡守，那里此前一直由德国哨兵担任。迟至一九一六年，德国军队还在正式守卫比利时使馆——中国一切事情之错综，由此可见一斑。

袁世凯死前曾留下一纸声明：万一他不能视事，总统之职应由黎元洪将军继任。副总统的继位随即宣布。六月七日，内阁阁员以及以参政院院长身份出席的溥伦亲王，前去谒见黎总统；仪式简单，只行三鞠躬礼，内阁即向新总统表示了拥戴。各省一致地、平静地接受了他。

段祺瑞将军与梁士诒先生协力安排了政权向新总统的移交。此事办得如此安静、如此有条不紊，使外国人对中国的共和大为刮目相看。

袁的遗体直到六月二十八日才由北京运往河南故里，因为祖茔上的墓园到那时才备妥。这座大墓是袁世凯在帝制运动中就已动工修建的。追悼典礼于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就用总统府的大殿——我们常在那里参加新年团拜和别的庆典。到场的有各国代表及其馆员，还有中华民国的高级官员。那是新与旧的一种奇异的混合。总统的遗体停在高高的灵台上，正是他从前屡屡接见我们的地方。内室门前排着一列列桌子，上面摆着通常的祭品，还有死者生前所用的兵器、衣物和别的日用之物。这里有旧朝华丽的官服，包括那件著名的黄马褂，也有新朝将军的军装；还有各个颁赠勋章的国家送来的无数勋章；此外还有高筒马靴、柔软的中国便鞋、长长的旱烟管和外国烟具、刀剑、手枪。

法事由北京与蒙古各寺庙来的喇嘛僧主持，唱的是连祷。有些僧人戴着形如龙骑兵盔的巨大头饰，另一些戴着圆而阔的大帽，颇像红衣主教的。他们吟诵经文时，深沉的嗓音滚滚而出，仿佛发自地下的洞窟。伴唱的乐是中国乐，用笛和弦索；不过一开始奏的是总统府乐队的一支西洋送葬曲。仪式的第二部分是为死者焚香。先是袁的几个儿子身着白色孝服自内室出来，在灵台前站定。他们伏地叩首，额触地有声，放声大哭。袁克定以嗣子的身份主祭。这时总统府里的女眷们从通向中庭大殿的那些屋子的窗后向外窥看。

袁的儿子们退下之后，僧人的唱诵又起，这一回换了调门，伴着许多铃铎的响声——有的清如白银，有的深沉如海。佛门经咒以洪亮而深如幽冥的声音吟出。接着，新总统在前任的灵前致祭。

在这场典礼和它的一切排场里，见得出何等参差的性情与抱负，何等新旧交杂的势力，何等纷至沓来、彼此扞格的观念与习俗！而这一切，也同样体现在那位已故领袖和他的继任者身上！

随后各国代表向袁致敬。我们起身，依次在灵台前放下一只大花圈，行过高级典礼常用的三鞠躬礼后退回原座。外交官之后，是国务卿、中国的高级官员和外国顾问们。

六月二十八日出殡到火车站的行列，足以证明中国人办仪仗的天才。他们保留了帝王出巡的一部分色彩与辉煌；而尤其难得的是，行列的编排使那些现代的成分——穿现代军服的军队、铜管乐队、着燕尾服的官员、穿各色礼服的外交官（只有我一人穿寻常便服）——并不给这场仪仗添上刺耳的音符。事实上，从宫中的典礼到随后的出殡行列，尽管所含的成分五花八门，却难得地没有一处不谐和。

停放袁世凯遗体的巨大灵台，由一百人用一套繁复的杠木抬着走。灵台上覆着绛色丝缎，绣着金线；那帝王般的华美更衬出这一场的悲剧意味。中国旧有的丧仪习俗，比如向空中抛撒纸钱，也都照行。行列之首是二十名骑马的前导，随后依次是三大队步兵，枪都倒背着。每两队之间夹着一支乐队。步兵之后是中国乐人，笛声凄恻，别有一种怪异的哀婉。接着便是行列中最美、最动人的一段——一大队身着中国古装的骑者，擎着巨大的旗幡、长长的三角旌旗和镂花的各色飘带；它们在空中袅袅浮动，构成一幅悦目的图画。中国人用旗帜造成炫目效果的本事是天生的。其后是持矛的骑兵护着一乘空的御用轿车；再后是击鼓敲钹的和尚；总统府乐队；一长列捧着祭器的执事，前导着一乘轿子，轿中安放袁的灵牌；再往后又是一长列人，捧着祭食、袁生前的遗物和花圈——都是两天前追悼典礼上的那些。再后是高级官员，一律步行，或着军服，或着文官大礼服；这里的礼服大衣与高筒礼帽，倒的确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灵台之前是一大群白衣孝子；袁的几个儿子走在一顶白色的华盖之下。袁克定置身其间，看去是个可怜的人物。

夹道观看的人群极多，都在警戒的士兵线后肃静地望着。没有悲戚的表示，倒是一种默然的漠不关心。袁世凯不曾赢得民心；在百姓眼里，他是一个深居简出、独断专行的人物，同他们发生关系的，只有赋税和杀头。我以为中国的人群做不出西方那种对伟大政治领袖的热烈崇拜。百姓还不曾把这样的人看作自己的领袖。北京的居民至今仍浸在帝王的排场以及统治者高不可攀、半人半神的传统之中，对历史这场大戏，他们至今不过是旁观者。

这位因野心而丧命的伟人的悲剧，使在场的外国人——连最愤世嫉俗的也在内——都深受触动。这是一出最触目惊心的阴谋、功业与败亡之剧的最后一幕。行列尚未出皇城最南的那座门，外国代表们便脱离了队伍，站住看着孝子与灵台从眼前过去。一张为安抚亡魂而抛向空中的纸钱落到我身上，我把它留了下来，作为一件很有特色的纪念。我同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公爵一道步行回使馆区，他和我一样深受感动；我们都认为，论典礼与仪仗，中国人首屈一指。

就这样，在明旗招展、芦笛哀鸣之中，新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纷纭多事的篇章落下了帷幕。

十七共和派当国

袁世凯一去，中国便腾出了一块空地，可以培植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可是掌权的人究竟是真心的共和派呢，还是不过一班政客？政治——连同这个词在近世所含的种种意味——在中国本是舶来之物，一旦移植过来，后果难保不惨。中国需要的是专心于实业，是由中国人自己办理地方自治，并从这两样上头培植起一种健全而民主的国民意识。黎元洪本可以把他的统治奠基在这上头。

袁世凯的丧事刚过，黎元洪总统便第一次接见各国公使。早在袁氏未死之前，黎便已迁出皇城中的那座小岛；这总算是朝自由走了一步，虽说他身边依旧围着卫兵，名为保护，实则是监视他，限制他的行动。他的朋友们仍旧为他的安危担着心，一再有人来探我的口风：万一情势危急，我肯不肯在美国使馆里收留他？甚至能不能派一队卫兵去把他接出来？后面这一层我是办不到的；至于事先给出具体的保护承诺，于理不合，但我可以说：给政治避难者以庇护，历来是通例。我还听说，有几位美国人已经预备停当，一旦副总统处境凶险，便设法把他救出来。袁世凯一死，黎元洪那种朝不保夕的处境，至少暂时算是了结了。

他是在一处私宅里接见外交团的，此后好几个月才搬进总统府。仪式很简单。各国代表分三批引见：协约国、中立国、同盟国。总统站着受礼，随侍的有他的各部总长和十二位将军，一律戎装。段祺瑞将军神色黯然，低着头站在那里，肩章顺着肩膀往胸前耷拉下去。他心里是不是像外表这般愁苦，我不得而知，不过他大概已经看出前头有的是难关。总统说了几句亲切的话，但通篇看去，他比平日严肃得多，脸上并没有堆着他惯有的笑容。

袁世凯出殡那天的下午，我又去非正式地拜访了新总统；穿过几重有兵守卫的内院，再穿过一座笑盈盈的花园，才走进那间陈设简朴的书房，总统正在里头办公。案头和几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可见他正四处搜求见闻。我们谈了一个来钟头的政局。他为自己不再被看管、不再被幽禁而如释重负；然而新得的地位并没有改掉他那份质朴的做派。他照例带着乐观的口气说：「我已经找到一条路子，可以叫各派都合作起来。我要宣布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仍旧有效，并且召集旧国会；不过议员人数得裁去一半，太臃肿了。这回召集国会只为这一件事，再就是把宪法制定完。裁员的办法，就是修改国会选举法。」

我问总统：国会一旦召集起来，还想这样限定它的职权，他不觉得办不到么？我说，它岂不是几乎一定要设法把政府的权柄抓过去？而在没有老成领袖的情形下，这岂不要闹成一团乱麻？

「不会的，」总统一口咬定，「国会只限于我指明的那一项职权。」

上海的美国侨民一再邀我南下，我这久悬未决的心愿，终于借着去那里过七月四日国庆而了了。除了在圣约翰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演说、赴美国大学俱乐部的午宴、在旗舰「布鲁克林」号上受一次招待会之外，我此行的正题，是七月一日在汇中饭店的晚宴上向美国商会发表的演讲。我讲的是：美国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已经跨进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对他们提出了什么要求。我说，在欧洲各国和日本，政府同大工业、大银行的关系极密切，两下里携手在海外经营国家的事业。美国不是这样。美国政府和集中起来的资本，在对外事务上并不是一个整体在行动。我们认为，创始之功还是留给私人经营为好，政府的职分只限于替海外贸易护住机会。因此，美国的商人和代表在组织工作上担负着这样一项职责：把要靠国内资本来办的商务方针和计划，一一发现出来、试验出来、认可下来。纽约和芝加哥，就得倚仗他们在中国的见识和阅历。

七月四日，上海总领事举行招待会，我在会上见到了唐绍仪先生——国民党的领袖，民国第一届内阁的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我看出他并不打算在政治上承担什么职任，虽说他当年反袁之名甚著，本该乐于出来帮忙才是。黎总统曾力邀他进京，唐先生说，等国会重开了他就去。但我从旁人处听来，也自己揣度，他之所以迟迟不肯北上，是因为他在北京的仇家势力还太大。

我先前坐美国军舰「辛辛那提」号去了北戴河，在家人的避暑寓所小住了几天，七月二十七日便回到北京，因为那里有一大堆公事等着我。

政府换班了。一九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发表了新内阁的名单，人选跟袁世凯时代的完全不同。唐先生没有离开上海。于是由段祺瑞将军组成临时内阁，陈锦涛博士代理财政总长，许世英先生任交通总长。陈博士我认识很久了，他在美国受的教育，又以中国政府财政委员的身份在海外住过多年。中国官场上通晓西洋财政与银行的人极少，他算一个——是个有学问的人，说话举止都慢而略显沉重，好用功，一心想把讲求效率和严核账目的近代办法推行到行政的各个部门去。人人见了他都放心。

南方的领袖不肯进京，因为他们要自己的完全上风先得到承认，然后才肯参预政府。他们要求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恢复国会，这两条都照办了。他们还坚持要惩办帝制运动的祸首。于是七月十三日下了一道命令，将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八位要人拿问审讯。这几位恰好都不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内，所以这道命令实际上只等于一纸放逐令。内阁总理段将军在阁议上笑着说：帝制派要是当真都要办，官场上剩不下几个能脱身的。

政府人员全盘换新，过去的、现在的交涉，条条线索都得从头理起。内阁总理和陈博士我已相识，别的阁员，我或者只有一面之缘，或者素未谋面。财政部的徐恩元先生新任中国银行总办，还有内阁总理的首席助手徐树铮将军，我常同他们两位以及陈博士谈中国的财政。他们说，帝制运动既已打垮，共和国立得更稳了，此刻正是美国在财政上扶助中国的大好时机。他们请求把利·希金森公司订立的借款合同履行下去，并且进一步设法把中国的信用整顿起来、组织起来。

我把铁路和运河的交涉情形告诉了内阁总理。他愿意鼓励美国参加中国的开发，但对美国方面的新提议没有表态。至于借款一事，他把财政总长和徐将军的说法又加重申了一遍。段将军因反对袁世凯的帝制野心而赢得了国人的信任，此时地位很稳固。「国会回来，」他说，「我看不出有多少好处；党争没个完，行政上也要受牵制。不过这种靠说话来治国的稀奇的近世办法，我虽从根本上看不出它好在哪里，倒也愿意让它公平地试上一试。」

我去拜会交通总长时，留心把话头引到文学和北京的风物上，只字不谈公事。他喜好书法；也写过些短小的文章，其中一篇是描写颐和园的韵语。品茗清谈了一个愉快的钟头，总长不但送我出了内院的重重门户，一直送到我马车的车门口。我的一位同僚初次拜会这位总长，际遇就没有这么好。那次会晤为的是一桩久拖不决的事，谈得颇为激烈，因为那位外交官再三强调，非立刻办不可。相形之下，总长待我格外殷勤，很高兴我一上门没有劈头就提要求。日后真有公事要办了，仍旧是这般亲热，连谈到棘手的事情时也是如此。

国会自八月一日起恢复生命，头一个月里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来印证批评者的恶感。它既不孟浪，也不失职，议员们把个人和党派的主张搁在一边，先顾国家统一与合作的当务之急。军人一派取观望态度，似乎肯给国会一个机会，看它究竟能做出什么来。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日渐支绌，因为各省始终没有被说动，拿不出足够的接济来。

新到京的民主派领袖中，有一位是内务总长孙洪伊先生，他的才具和为人也在我的品评之中。我去拜访他，穿过一条条又窄又弯的街巷，才到他在城里僻远处的住宅。宅子外边围着卫兵、马车和汽车。院子里人头攒动；兵士们闲坐着，数不清的长袍人物来来往往，或在屋里、廊下坐着说话。孙先生在一间内室见我，他身材高大，脸盘宽阔，胡子稀疏，头发一绺绺倔强地竖着。他穿一件褐色长袍，衣着上并不怎么讲究。「国会，」他说，「不能只管它的本职——把宪法制定完；它还得管住行政。」

看来内阁总理同国会之间，一场权力之争势所难免。

孙先生是个典型的政客。你看他，无数的门客簇拥左右，个个专心于这场把戏，而他自己则精刮地调兵遣将，好在政治上抢得战术上的便宜。他身上流露不出一点治国的见识，只有揽住党权的欲望；不过后来他倒也显出了眼界渐宽的迹象。

我还见到了农商总长谷钟秀先生，一位极为自得而油滑的人物，这种八面玲珑的政治掮客，放到世上哪一处，人家都一眼认得出来。

在黎元洪总统之下，要替新政府奠定根基的，就是这么一班人。

第三部　战争与中国

十八美国实业家在北京

导淮工程优先权的第二个年头眼看就要满期，总得有点实在的举动，好让这项工程真正开工。凯瑞先生的种种事业前文已经提过，他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带着家眷和一大批人马到了北京。他是把整个班底都搬了过来，因为他的公司同纽约的资本家已有安排，使他觉得不但可以谈判，而且可以动工了。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办过大规模的筑路工程；他那一班人马已经为中国预备停当。这个人办事一向是全力扑上去，一鼓作气了结。他知道中国有的是事可做，他也预备马上就做，绝不拖延。

导淮这项事业，已经由西伯特上校主持的工程师团勘验过，评价甚高；可是同裕中公司合伙的那班财东仍旧踌躇。于是有人提议：先做一部分，同时把整个事业的优先权保留下来。同财政总长周自齐先生商谈下来，唯一能从全局中单拆出来办的，只有整治运河一项。但除非至少把自长江到德州这一整段弄得可以通航，这件事很难有利可图。那样一来，往来的货运才可望有个数目，凭抽收的过路税，再加上若干块排干出来的土地，足以充作借款的担保。于是给了四个月的期限，去查勘这项工程的可行与造价，同时把导淮这项更大事业的优先权展了期。

随凯瑞先生同来的那些美国商行代表，在北京造成一种美国实业大举进击的印象。万国宝通银行和美国国际公司都新派了代表来。原属丹麦人的慎昌洋行已被美国资本收购，也往北京派了代表。美侨社交的活气，因这一拨人的涌入而显见地旺了起来。看着一大群从圣保罗、堪萨斯城、芝加哥和东部各城来的人，猛一下子栽到这么个全然异样的地方，却能在短得叫人不敢相信的日子里把自己安顿得舒舒服服，同新邻居们厮混得极熟，实在有趣。各家美国代表都在使馆区外的城里租了大宅院，宴客极勤。

不过，为这场谈判罗致来的那班法律人才，倒叫中国人有些吃惊。中国人本不大讲究法律上的细密，也不习惯把种种想得到的意外情形一条条写进合同，所以美国那些法律文稿起草人的一丝不苟，在他们看来，倒有几分猜忌的味道。

他们自己谈生意，办法比较简单笼统，靠的是彼此心里那杆公道秤；况且此前同外国人订约，也都不这样讲究技术。美国律师可不肯这样了事。他会想到国内三十五层楼办公室里坐着的那些同行——在他们眼里，中国人订合同那一套简直是玩忽到了犯罪的地步。要化开中国人心里暗藏的那点不快，费了些时日，还得反复说明：把各方应负的责任界定得清清楚楚，于共同的利益有多大好处。真正打动他们的，是这样一条理由：别的外国往往把写得简略的合同解释得对中国大为不利。

凯瑞先生本人也并不信服这许多法律上的讲究，不过他还是依从了这一行老到的判断。他是从底层一步步挣上来的，那份爱尔兰人的天然本色，并没有被理论的争辩弄糊涂。他同坦率而富于人情味的中国人一见如故，家里常常坐满了中国客人，在那里领受地道的美国式款待，一同跳舞、打扑克，闹得欢天喜地。中国人喜欢这种美国玩意儿，因为里头人情的成分太重；他们那副喜怒不形于色的面孔，用在扑克的战术上真是再合适没有。听梁士诒先生——他别的英文一个字也不会说——在一堆筹码后面一顿一挫地吐出「满堂红」、「两对」，实在有趣。这位大财政家足以同任何扑克高手放对。

凯瑞先生把他那颗未受拘曲的头脑用到中国的事情上，见解极新鲜；他谈这些事，用的是一个美国包工头兼生意人的语言，凡事都归结为一句：把事情办成。看他这样一个人——受的训练、天生的脾性、承袭的传统，无一不与中国人截然相反——竟能同他们朝夕过从、亲密无间，彼此会心而喜，真叫人相信美国人同中国人之间必定有一种真实的投契。凯瑞先生把许多中国人的名字都缩短了，念起来顺口得多。农商总长金邦平先生于是成了「乒乓」；国务卿徐世昌成了「苏西」。

整治运河的草约签订之后，凯瑞先生和他的伙伴们便在潘复先生的引导下动身往山东、江苏去了。潘先生是山东省一位年轻的资本家兼官员，巴不得工程早日开办。

美国人在世界别处犯过的一个毛病，在中国也没有躲开。这时候和大战期间进来的好几家新组织，一进门就鸣锣开道、大吹大擂，宣称背后有几千万的资本撑腰，又描画一旦开手，要把局面整个翻腾出个样子来。国际间的生意大半就是外交，这样声势赫赫的自我张扬，并不是叫一桩新事业早早上手的上策。它在打交道的对手心里勾起「钱好赚」的指望，又在同业竞争者那边招来讥诮和铁板一块的抵制。外贸上的大事业，通常总是用更安静的法子做起来的。我这番话决不是指所有新来中国的美国事业；不过这类铜管乐队式的做派也着实不少，足以叫人以为美国人进军海外市场，公认的路数就是如此。后来这几桩喧腾一时的买卖接连塌了台，事情就更不好办了。

二月二十九日，我同詹天佑博士长谈了一次。他是在美国受的教育的工程师，因勘测并修筑京张铁路而享有盛名，那条路的总工程师就是他。人们把他看作一个活的例证，证明中国人自己在工程上能做出什么来。这时候他是湖广铁路的总办。此前我同他有过许多往还的函件，有直接的，也有经汉口总领事转的，谈的是他那几条路上该采用什么工程标准，因为要在美英两国的厂家同别国厂家之间找一块折中的地面，很不容易。詹博士大体上是亲美的，却死守欧洲标准，这对美国的器材很不利。我们把争执的各点一一过了一遍：整体铸造的车轮还是踏面车轮，闷罐车的式样，机车的型号，等等——一位外国公使同一位铁路总办谈公事竟谈到这般技术，也算是一桩奇事。詹博士说话慢，不形于色，很肯讨论，但凡是他确信的地方，一步也不肯让。这场辩论澄清了一些事，另一些仍留待书信往还再谈。

我一直想说动美国财团带头拿出款子来，好让湖广铁路的川汉一线能够动工。我还指望，尽管有大战在，英法两国的财团仍能续拨足够的款项，把汉口到广州的那一段修通。

中国最大的国家需要，无疑就是把这几条干线修成，一来贯通南北，二来给四川省打开一条陆路——那省份此时只能走长江的水路，行船既不可靠又危险，什么意外都可能碰上。修一条短短的铁路，就能把一个四千万人口的内陆王国打开，何况他们早已立约担保供款，按说本不必再费什么口舌去劝资本家掏钱。

原先垫出的三千万元已经花光，可拿得出手的实际工程还不到二百英里。这一半是因为要用天价把先前的中国公司买断，另一半也大半是由于这项国际事业的组织既笨重又靡费。只有当真把这几条根本紧要的路线修成一条、开车营业，已经花掉的钱才能算数。

国内的财团似乎赞成把工程做完。二月里，司戴德先生去伦敦征求英法两国合伙人的同意。然而除了把路线走向上的几处枝节议定之外，并没有得着确切的结果。已有的合同不能履行，中国的开发就此惨遭梗阻。比起美国花在欧洲的款项来，把这件极其重要的事业整个办成，所费简直是九牛一毛；我们战费的千分之一，就能永久改变中国的面貌。

其实，这样一项事业办成了，其意义远不止于生意。中国人所需要的，是把自己的国民生活组织起来。而这在每一方面都系于交通——南北东西的几条干线——有了它们，中国进步路上的障碍多半可以扫除。这个民族的心思，本该专注于建设、统一、组织国内的各个部分，如今却依旧散在各地，聚不拢来。成就这件独一无二的大事所需的力气，我们在欧洲花掉了它的一千倍。这也是战争的代价之一。

有一天早上，经营汽车制造的邓比先生来访，请我坐汽车上鞑靼城的城墙上兜一圈——这是从来没有人试过的事。我依了他的兴致，也没有多问，便同卫队长内维尔上校一道去了。出了使馆后门，走近那道通往城头的宽坡道时，我吃了一惊：那里聚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全体官兵，还有许多别的人，连拍电影的都来了。我没有料到会这样张扬；不过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于是我们呼地冲上陡坡，在那座雄伟的城墙顶上跑了一趟。汽车头一回登上这座丰碑似的建筑，引得众人瞩目。有一家英国报纸想拿这事说笑，指桑骂槐地批评英国公使不肯为本国实业出力，说他何不去坐坐飞机，或做点别的能替国货招徕耳目的事情。人家说什么，我并不在意，那趟车我坐得兴头十足。

此时凯瑞先生一行已经勘测完毕。为了订出一份可以接受的整治古运河的合同，谈判进行得极其吃力。凯瑞先生还想取得修筑铁路的合同。这些事都交给安德森先生经手，由他去做细务上的交涉。我曾把凯瑞先生介绍给有关的各位官员，并且不时替他的努力帮腔，但细节上我没有插手。铁路的事同交通总长曹汝霖先生谈，运河的事则归农商总长金邦平先生管——他年纪较轻，在日本受的教育，是基督教会的教友。财政总长周自齐先生和梁士诒先生在交涉中有指挥的势力。凡是稍有施压意味的举动，或者稍有乘政府财政窘迫而占便宜之嫌的举动，我都小心避开。这几份合同不是就一时一地的利益订的，而是要给长久的建设事业打一个底子。

中国政府给了这家美国公司修筑一千五百英里铁路的权利，线路可从合同所列的五条路线中挑选。凯瑞先生五月十八日动身回美国，去办各项协议的批准手续。他随身带走的，是中国政府有史以来给予外国人的最优厚的承办权。从前各项合同里最有利的条款，全被写了进去：美国承办商可在建筑和器材的成本上提取百分之十的佣金，还可以分营业的红利。合同采取了一条广泛的开发方针，其中包括奖励沿新筑铁路兴办实业。

中国政府向来习惯于：凡得着有价值让与权的国家，总要给些财政上的接济；此番便指望美国人也来这一手。这些承办权其实丝毫不以借款为条件，不过借款的谈判同时也在进行，凯瑞先生把关于借款和所提担保品的种种方案一并带走了。他的伙伴们尽了一切气力想替中国办成一笔借款；可是他们此时正把手里的股权转给美国国际公司，而该公司又正在谈判承受美国财团同英、俄、法、日各国所订的协议，于是这件事同国际局势缠成了一团乱麻，终于毫无结果。美国人明白：日本会参加共同借款，却要反对美国单独行动。美国的金融界还是太偏狭，在这类事情上不敢独自做主。而且它办每一桩生意，都当作各自独立的一件来对付，不肯为一笔借款出力，以便替别的交易造出一个更有利的局面。欧洲和日本在中国的那些联合组织，看法却不同；他们的组织本来就是要在中国的生意上代表一种广泛的国家利益。美国各家公司的态度，固然合乎我们做生意的那种个人主义，可是美国的国家商业利益却注定要吃亏，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能广泛地代表全体，能把中国商务与财政的各个部分作为互相关联的整体来看，能把每一分单独的努力所生的好处一一积攒起来，在别的事业上收其累积之效。

美国的做法还有一处不合中国的商情。公司的代表们苦心谈判了好几个月，终于签下一份正式协议，其优厚为前所未有。这场成功交涉的结果呈报到国内总公司，总公司却认定自己的手脚仍旧完全自由。合同条款被逐字逐句重新推敲；有几处认为还能争到更有利的办法。于是训令代表重开谈判，并声明总公司的同意须以对方接受这些追加条件为前提。

这种办法在中国只能用一次。中国人以为，同在北京的商务代表既已议定了协议，就该照办，除非情势有极剧烈的变化。他们同欧洲各公司的代理人打交道，一向就是这个底子；那些代理人的阅历，在其总公司看来，足以使他们有权自行处置交涉中的细节，不必事事详报给远在国内、见闻远不如他们的上司。在中国，除非万不得已，一旦否认本地代表所办的事，便等于把整场交涉的信用一笔勾销。本该大有分量的代表，一下子缩成了一个办事员，此后中国人再不肯同他谈什么要紧的事情。

美国人不肯借款，中国的官员们大为失望。他们习惯于向那些想要或已得着让与权的有力集团去求财政上的支持。再加上签了字的合同又来了许多要改动的提议，中国人的不快就没有边了。这场风波恰在袁世凯出殡之前发作。有人求我帮忙，把中国官员的心思先疏通疏通，好让他们对新提议看得顺眼些。我去见了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朱启钤先生，两位都很沮丧，因为借款被一口回绝得这样突兀。他们本来指望美国插手中国的财政，好叫中国政府不至于完全听凭五国银行团摆布——或者不如说，完全听凭日本摆布，因为此时那个团里只有日本还是活动的。我试着从稳健的商业惯例上去解释美国人的举动。我指出：在美国，资本、工业、商业并不像欧洲那些大银行机构那样，为海外事业而动员起来。我尽力鼓励他们放手让美国商行在中国做建设的工作，并且向他们担保：由这样的关系里，自然会生出乐于给予财政支持的心意来。

我的道理他们并不驳，只是照克利夫兰的说法，他们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局面，不是一套理论。

十九守护「门户开放」

一九一六年整个秋天，那家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一直在进行，所议的是公司希望对五月间签订的运河工程合同所作的若干修改。中国方面主持谈判的是农商总长，还有潘复先生——一位思想开明的山东籍青年资本家兼官员。农商总长心里并不乐意，因此公司在正式批准合同之前想再争得的那些额外好处，很难让他点头。然而到圣诞节前不久，双方总算谈出了一个可以成立的基础。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家美国公司已经邀请日本资本家参加这项合同，条件是这种合作须为中国政府所接受。

美国公司在北京的代表们对政策上的这一转变毫无所知，连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这一步是事先不打招呼、也不同美国政府或公司驻华代表商量便迈出去的。可以想见，这让后者陷入了怎样的境地：中国人之所以把如此重要的权利单单托付给他们，完全是出于对美国人的信任——既信得过他们办成这类事业的本领，也信得过他们心里绝无政治上的别样打算。美国公司全不顾及自己的代表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这层受人之托的关系，既没有先探探中国人的口风，也没有向美国政府透露半个字——而他们当初正是靠美国政府的赞同和支持才拿到这些权利的——转过身来就同人订约，把另一个国家的国民拉进合同里来。别国的国民是否会这样办事，我很怀疑。

倘若此举是出于对日本人将来可能提出的权利的谦让——那种作为山东势力范围一部分而主张的权利——那么这份国际礼数可真是登峰造极了。不过，那时候一提到海外投资，纽约的银行家还是出了名的天底下最胆小的人。为了补偿这份胆怯，他们一旦动起手来，又会把美国的钱惊人地大把抛给欧洲和南美那些冒失的事业。

这件事之所以格外不可原谅，并不在于邀请或接受了日本人的合作，而在于选中来合作的偏偏是这样一项事业：美国全国红十字会早就对它倾注了关切，中国人把它交给美国人，也正是一种特别的信任表示。人们本来会想，若要向日本人表示善意，我们的人尽可以声明十分乐意参加日本人在满洲及别处所控制的那许多未竟事业中的任何一项，那岂不是足够了。

要把纽约方面的作为告诉中国人，对美国公司的代表来说可不是件轻松差事。所谓「此项安排以中国方面接受为条件」的但书，自然是可怜地不起作用的：既然纽约已经把话说定，中国人若拒绝接受任何外来的伙伴，就不能不大大得罪人家。我对中国人说，我们希望他们在同美国公司打交道时完全自主，只顾及自身的最大利益。可是国务总理听完我所有的解释，只回了一句：「我们还能怎么办？公司把我们的手捆住了。」

中国人格外看重美国，把合同给了美国；美国人却自己动手改变了这一处置，放进来一个第三方。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日本或任何别国毫无成见；不过在中国，同中国人合作似乎才是常规的办法。再说，湖广铁路的经历已使我对实业上的国际合作究竟有多少实际好处大为怀疑。那是一种笨重而费钱的办事方式，处处拖延，处处绕弯子。我以为各国应当彼此为对方的事业提供便利，在于众有益的建设规划上通力合作；但我也深信，具体的事业应当由某一集团或某一公司独力经营，不必套上一层繁复的国际机构。

授予裕中公司、由美国国际公司出资的那几条铁路让与权，也惹出了麻烦。俄国公使馆就大同府往兰州一线的走向提出抗议，所据的是中国从前给俄国的一项保证：凡自北京、张家口向北或向东修筑的路线，须先招俄国资本。但这抗议站不住脚，因为拟议中的路线是自张家口向西南伸展，离俄国的疆土越来越远。何况此时欧洲各国拿不出钱来修筑那些托付给他们、而中国又亟须的铁路，这抗议就更显得无力；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有力量的美国来修另一些必要的铁路，好让中国有省际的交通。

然而外交的手法就是如此——四处搜寻一点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的由头，以便从中换取几项抵补的好处。美国的机会均等政策，别的重要国家口头上都是赞同的；可是要保住美国人依这一政策在中国各地经商的权利，我们非时时警醒不可。我们处处遇上这样的图谋：把那些尚未成形的攫取独占权利的欲念一点点坐实，直到「势力范围」的轮廓牢牢画定为止。

我对俄国公使一贯的立场是：美国在此案中得到的让与权并不同给俄国的任何允诺相抵触。他对我谈起俄国希望把蒙古当作一道屏障。他觉得，蒙古若因铁路和移垦而开发起来，两国的大量人口彼此逼近，俄中之间难免生出摩擦。让这样广袤的一片土地荒着、不事生产，只为充当边地的缓冲，在我看来是说不过去的。不过我并不同他争辩这一政策，只是坚持说，一条把中国十八行省中的这一省同那一省连起来的铁路，同我这位俄国同僚所表示的忧虑实在扯不上多少关系。我告诉他勘测照旧进行，至于路究竟修不修，要看工程师判断它在商业上合算不合算。这些谈话都是不慌不忙的。他嘴上没说，但我看得出，这位公使满心以为美国人是会干下去的，而他的抗议不过是从中国人那里榨取一点「补偿」的手段罢了。

因此，当我有一次去拜访他时，俄国公使带着揶揄的微笑迎上来，递给我一份他刚从华盛顿收到的电报，着实叫我吃了一惊。电报是俄国大使发来的，大意如下：

美国国际公司的一位代表刚刚来访。他表示，公司对于外界产生的那种印象——以为公司可能在中国从事俄国政府所不乐见、并会加以反对的事业——感到万分歉仄。他声明，公司决无在中国做任何此类为俄国政府所不悦之事的意思。

一个人正竭力维护旁人的利益，脚下的土却被人这样抽走，真是前所未有。除了这样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很有礼貌，是要顾全贵国的情面。大概他们不会要求修往库伦方向的支线，只会老老实实修那条通甘肃的干线。」俄国公使倒也没有过分乘人之危。

第二个抗议来自法国公使馆。他们翻出了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当时的外交总长送给他们的一件照会。这位好说话的总长凭空送出的这份厚礼，一向是秘而不宣的；照会里称许法国公使在一桩小小边界纠纷的交涉中态度漂亮。为了表明并无芥蒂，外交总长向法国公使保证：今后广西省内若有矿务或铁路事业兴办，当先与法国资本商议。一位官员竟这样轻轻松松、不取分文对价，便把重要的权利签让出去，而这又违背他本国以及别国——包括受让国在内——所宣布的一切政策，实在是个冷冰冰的笑话。法国的抗议，针对的是自河南株州至广西海边钦州那条路线的南段。

我的立场是：这件忽然冒出来的照会既与有关各国所宣示的政策相违，就不能影响美国公民同中国的关系；何况它是秘密的，无论公众还是任何别国政府都无从知晓。当时的法国公使因态度专横，中国已请法国政府将其召回，他在这件事上和别的事上都不肯迁就，于是我建议国务院径直同法国外交部长交涉此事。我表示希望法国——我们在军事和外交上的伙伴——会格外愿意恪守「关于商业机会均等的各项宣言的文字与精神」。

大陆商业银行的借款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间宣布了。这一结果的达成让我很高兴。垫款只有五百万元，但就是这笔小数目，对中国政府也是重要的援手。西方一家大金融机构同中国建立了关系，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希望。纽约那点儿涉外银行业务同欧洲的利益纠缠在一起，一味追随伦敦的步调，对于在海外发展美国利益并不见得有多少奋发之心。

法国人对这笔借款提出抗议，理由是它以烟酒税作担保，而此项税收早已指给过几笔法国借款。我见了陈锦涛博士，马德尔伯爵也来拜访我。我的立场是：法国借款数目不大，只需动用该税收入的极小一部分，其第一留置权的地位并未动摇，法国的利益丝毫未受损害。我猜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将来要为这项税收派一名美国审计员或会办稽核。可是这只会加强他们那笔借款的担保，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那家有关系的法国银行的代表来见我，试探性地提议：如果要设顾问，法国不妨管酒税，美国管烟税。不过我觉得，中国人在缔结这笔借款时，手脚是完全自由的；除非有人认定：中国人只要在任何事项上做过一桩生意——无论多小——就等于默许把将来一切同类交易都抵押出去了，否则并无可议之处。至于笼统地提出中法在双方都能筹到资本的事项上合作，我倒绝不反对。

也是在这个月，美孚石油公司勘探一事最终了结。他们派来的地质专家并没有「打」出足够赢利的油来。钻探队陆续开到，到一九一五年春天已找到油的痕迹，中国方面正考虑再拨给他们一些区域勘查。但公司想修改关于生产和炼制的合同条款，于是副总裁贝密斯先生前来，同官员们整整谈判了一个夏天。他最后没有订成协议就走了。他不但得到北京使馆和美国政府的支持，中国方面也急于扩大勘探的特许范围；因此他决定中止谈判，必定是出于政策上的全盘改变。公司显然已经决定不在中国发展生产，只继续经营销售。可以料到，别的竞争者今后也不会有兴致去做同样的勘探了。前国务总理、全国煤油矿督办熊希龄先生此时来访，把他同该公司最后几轮交涉的经过讲给我听。他曾提议：倘若进一步勘查发现了价值很大的油藏，就合办一家中美合资的企业。

这段时间里，纽约东方矿业公司的代表——芬奇先生、贝恩博士和小约瑟夫·约翰逊先生——正在中国查勘矿产情形。这几位受过观察训练、方法干净利落，因而结论格外有分量、有准头，他们的看法很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发现中国的铁矿蕴藏并不像通常所以为的那样丰富。他们还认为，铁制品的市场只能随着整个工业的成长而逐步培育起来。他们剖析了汉冶萍铁厂的组织，弄清它办得不成功是因为规划失当，以致煤和铁矿石都得从远处运到中心厂区。他们认为，就目前而言，中国只容得下一家第一流的钢铁企业。既然规模较小的企业难以赢利，他们主张办一家全国性的实业工厂，其设备规模要能保证运输短捷、生产经济的种种便利。国务总理准许他们查勘中国的矿藏，以便提出一个基础方案，在美国资金的暂时协助下创办一项国家工业。

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决定坚持铁矿国有的政策，袁世凯当年颁布的命令将由国会重新制定为法律。中国人急于建立本国的钢铁工业。这项工业应当供应本国对铁制品的需要，必要时借助外国资本。他们不愿单单接受日本人的援助，因为他们知道那样一来，中国的这项工业就只能生产生铁，沦为日本钢铁业的奴隶。中国出原料，日本出成品。

又一件密约露了面，这一次是同日本订的。一九一六年下半年，中国同日本银行团订立了一笔三百万日元的借款，附带的密约给日本的利益集团一项权利：在中国电话电报器材的投标中，凡任何竞争者的最低报价，日方均可照价承办。这自然会把别国国民在这门生意上的机会均等破坏干净。签字的是一名声名狼藉的贪官，他完全在日本人的势力之下，事后为躲避贪污查办而潜逃了。

我提出了强硬的抗议。我对交通总长说，这一条款带有独占性质，因而与条约相抵触。他的答复是否认有此条款。可是我知道它确确实实存在于原订各约之中；不过在我抗议之后，这一时期实际的定标倒是依照所投标价、并依照专家的推荐办理的。

一九一七年春天，我同国务总理谈话时，劝他赶紧接受美国国际公司的提议，为裕中公司承修的铁路发行第一批六百万元的债券。交通部在日本人的影响下从中作梗。我告诉总理，凯瑞先生订立借款的权限随时可能被收回，他于是答应训令交通部代理次长立即把这笔交易办妥。

当时主持交通部的是一个叫权量的人，此人确实早就被视为日本那一派的代表。他娶了一位日本女子。权量先是死活不肯开议，谈判开始后又死活不肯推进。就当时的市面行情而论，所提的利率和发行条件是公道的；但美国公司还是同意让步，把发行价提高。

权量依旧执拗。我为此同国务总理段祺瑞将军谈过；黎元洪总统本人也出面支持，办理借款的命令就此又加了一重分量。仍旧是拖。段将军去职后，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博士再度下令；等到江朝宗将军接替伍博士，又第三次重申此令。这些大员的意思都是一致的。然而，令人瞠目的是，这位代理次长竟联合部内和国务院里的一小撮小官僚，把总统、总理乃至全体内阁所下的命令统统卡住不办。

不过伍廷芳博士很想看到这项合同兑现。他建议我写一件照会，要求履约，我便在六月六日照办了。伍的打算是把前后几道命令登在《政府公报》上，然后由外交部据以正式答复我的照会。可是那一小撮人把公报的刊登拖住了。与此同时，代理次长的答复却先拟就，并在二十七日塞进了《政府公报》，抢在外交部把它送交我之前见报。这答复对美国公司的提议叙述得很不公道，措辞近乎侮辱。

在这整段时间里，我那些身居高位的中国朋友都说不清：一个下属公然违抗他们的命令，怎么竟能得逞？他们暗示，这种阻挠必是日本人为对抗美国在华事业而施加影响的结果。我们注意到，次长的答复一登出来，在我们自己还不知情之前，日本使馆的一位秘书就很多事地向我们一位美国秘书表示，他对这样的公布感到惊讶。

但次长这一手做得过了头。那些正同段祺瑞将军在政治上保持距离的交通系首领，对一向仰仗他们的权量大加谴责。他的态度立刻大变，甚至派人来向我求恕，声言他绝无敌视美国利益之心，不过是出于对这桩交易诚实而错误的看法才那样做的。

七月二日他亲自来访，又道歉了一遍。六月三十日，交通部已正式接受美国公司提供款项的要约。此后谈判又因政局变动和骚乱而中断。

这桩事，足以说明中国事务之错综，以及当时中国政府涣散无序的状况。

创办一家中美实业银行，是我同中国官员和金融家反复讨论的题目。一九一八年间，这件事占去了我不少精力；那时徐恩元先生已卸去中国银行总裁之职，正专心拟订方案，并为此事争取中国名流的支持。许兴洛先生也在独立地筹划此事；许先生是财政总长的秘书，在英国受的教育，见识极为广博。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随许先生去杨先生家——这位资本家在招商局有股份——在那里会见了国务总理钱能训先生和不久前还担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先生。我们谈了银行与财政的事，由周先生主谈。他深信政府会给一份优惠的执照，足以招来必需的资本。中国人对实业银行的想法是模糊的；他们不知怎的以为，这种银行能变出发展实业的资本来，或者不如说，能把自己的资本翻上好几倍供这类用途。有三项实业——棉纺、钢铁、科学农业——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发展的条件。他不懂得一家银行把资本锁死在长期承诺里有多糟糕。我问在座诸位，中国公众吸纳长期债券的意愿会有多强。周先生认为，只要有强有力的后盾，公众会以相对低的利息买下它们。大家都愿意把事情办起来。这家银行最终是办成了，只是出自另一班人之手。

那天临别之前，我们那位富有的主人从保险柜里取出许多中国艺术珍品，其中有宋、明两代的画。中国只有一家博物馆。唯有看过这样的私人收藏，人才能约略估出中国艺术珍藏之富、之广。有一个钟头，我心醉神迷地看着这些珍贵的中国画一幅接一幅在我们面前展开。中国画是很谦逊的。唤它，它就出来；看完了，它又安安静静回到库房里去。而且，中国画家所用的水彩，也不像油画那样会在黑暗中晦暗下去。

顺带一提，周总长和另几位要人曾对一家兼办彩票的储蓄银行发生过兴趣，这家银行宣布发售所谓有奖债券。每季开奖一次，一定数目的债券可得奖金，最高可达十万元。周先生向我解释说，中国的储蓄银行若只肯出五六厘利息来揽钱，那是白搭。商业经营的利润那么厚，谁也不会理睬。要想抓住公众的注意、引他们把钱存进来，就非得有中大奖这样的引诱不可。而本金决不会丢、终究要还本，则是第二重吸引力。

这位总长说，银行的打算是逐步减少奖额、增加奖的名数，等到民众习惯了把钱存进这类机构，便慢慢过渡到付给合理的利息。这样一个国民极其节俭省啬、积蓄的资本又如此之多的国家，至今竟没有储蓄银行，在外人看来实在稀奇。不过商业放款的回报之高，加上中国人那份从不消歇的赌性，多少也解释了这一缺失的由来。

二十平静日子的日记：一九一六年秋

九月三日

埃尔伯特·盖里法官偕夫人并一小队随行，刚在北京住了十天。我陪他们去拜会黎元洪总统。总统现住在东城一处私宅里，宅中假山园林颇为宽广。我们一路穿廊过户，走到居中的一座亭子，总统在那里接见了我们。他和蔼地谈起，希望看到中国丰富的资源在美国的合作之下开发起来。傍晚我设宴款待盖里法官，并请了新任的财政总长和交通总长。波士顿建筑师查尔斯·柯立芝也在座。第二天我安排几位美国客人去看西苑冬宫；事后柯立芝先生对我说，就建筑之美而论，这一趟宫苑之行是他平生最有意思的经历。盖里法官一行中有人告诉我，他们在日本逗留期间，每一顿午餐、每一场午后茶会、每一次晚宴的约会都已经排定，连许多早餐的约也排好了；那人还加了一句：「日本人见了大人物，总认得出是大人物，比中国人强。」其实中国人天性太不讲究做作，压根儿想不到要为哪位贵客把招待安排出个章法来。他们做的一切都是随兴而发；他们是真心好客，只是广告这门艺术的皮毛也不曾入门。

九月九日

我同奥地利公使去了一趟大觉寺。这座寺在颐和园以外约十二英里。有一段路我们是步行的；一个中国人同我们结伴而行，照例先开口攀谈起来。他看上去并不显得过分好奇，却把我们的家口多少、年纪、收入以及衣料的价钱都问了出来，那衣料他十分赞赏。奥地利公使告诉他，自己手下管着约四百人，我们这位同行者的神色顿时半信半疑起来，末了问道：「既然您有这么多随从，那为什么还走路呢？」我们解释说是自己愿意走走，似乎仍未打消他的疑团。他随后也把自家的家事和生意的种种细节一一讲给我们听。

我们在那座秀丽的寺里过了周末，又从寺中出发去周围的山坡上散步。一座荒废的寺院立在俯瞰山谷的高冈上，其风致不下于莱茵河畔的任何一座古堡。我们登上徐恩元先生的避暑之所——那是一座寺院，栖在主山脉一道陡峭的支脊上。寺院显然当初就是半为居住而建的，虽然地方极僻，无论香客还是避暑的人平日都不会寻到那里去。我们见到徐先生和他的夫人，正在起居室外的一方平台上饱览壮丽的景色。

九月十三日

我设宴款待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先生和几位有代表性的国会议员。饭后我们泛泛地讨论起政治。在座多半是进步党人。他们辩论起来滔滔不绝。那些论据和比方，同在西方国家听到的并无二致。我照例觉得欠缺的，是对中国生活的根本事实、传统与习惯的透彻讨论——制度本该从这些东西里生长出来。我说了这层意思；王先生说，他们需要一条组织的指导原则，而这原则必须从立宪各国的经验中去取。当前最要紧的议题，是拟议中的各省省长由本省人民选举，而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在座多数人认为这一改动势在必行，因为那些由任命而来的军事督军可以串联互保，权势极大，足以挫败国会的主张。

九月十四日

从美国求援无着，中国方面一直在考虑日本人提出的借款。陈锦涛博士为形势所迫，又架不住各部总长急等用钱的一再催逼，已经签了一份八千万日元借款的草约，其中五百万日元的垫款即刻拨付。

九月十八日

今日众议院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日本借款。据我所闻，此案遭到猛烈抨击，理由是湖南省的若干矿山被押作了这笔垫款的担保。财政总长没有到会，由次长出席答询。总长因未经国会同意即签订草约而备受责难。有人辩解说那只关乎垫款，并非正式借款本身。这个说法没有被认可。

九月十九日

同交通总长的谈判已经结束，美国铁路合同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调整。我方所提各条大都被接受；就原合同订立以来发生的种种变化与困难而言，那家美国公司实在应当十分满意了。五月十七日的合同照旧有效，各项改动以附约的方式加入。中国人既已让步到这般地步，把这桩事办得对美国人尽可能有吸引力，但愿不要再有耽搁；但愿美国人至少能做成一些重要的建设。

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我们家添了一个小儿子。据我所知，在一九一五年二月我们的小女儿波琳出生以前，还不曾有哪位美国公使在北京得过孩子。这两个小家伙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时疫频仍，做父母的很有理由为孩子的健康担忧。不过除去这类天灾，北京的气候对孩子似乎再好不过；他们长得结实，一天一个样。长女克莱尔除了得过一次凶险的盲肠炎、幸得海军的斯图尔特医生救了性命之外，一向是健康的化身。忠厚的中国仆人把孩子们照料得无微不至。

十月三日

我设了一席男客晚宴，到会的有葡萄牙、俄国和日本的公使，日本使馆参赞小幡先生，法国使馆一等秘书马德尔伯爵，总税务司安格联先生，英国使馆参赞艾斯顿先生，前墨西哥代办埃雷拉·德·韦尔塔先生，俄国使馆的米特罗法诺夫先生，韦罗贝博士，普林斯顿的麦克尔罗伊博士，以及其他几位客人。这其实是为新任日本公使林权助男爵接风的宴会，他新近到任，接替日置益先生。想来日本方面觉得，把那位担了强行逼签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这桩不光彩差使的公使换掉，总是好些。林权助男爵曾任驻意大利大使，外交阅历既长，行事又极缜密。他非常沉默，除非在场的只有寥寥一两人，否则难得开口。在人多的场合或会上，他给人的印象是超然物外、沉思不语。论社交往来，他比前任更为退避。在我看来，他是个深思而公道的人。

十月四日

有人告诉我，昨晚宴上有一位从远方来的客人抱怨说，没有把他同各国公使排在一档。我当时不知道、如今也不知道他有资格列于那一档，所以不去操这个心。这还是头一回有人对席次不满。我的前任讲过，英国使馆的一位秘书曾为这个缘故在开席前拂袖而去。我并不总是严格按位次排座，尤其是有中国客人在座的宴会上，为的是避免排出一种叫人没法交谈的格局；不过遇到这种情形，我自然总要同那位在排位上略吃了亏的客人说一声，把道理讲明。我从不曾看出半点不快的神色。在极正式的宴会上，当然还是照位次排座、让谈话自生自灭来得稳妥。反正在那种宴会上，人们能得到的任何乐趣，都算是白赚的。

十月七日

格思里大使偕夫人今日到京。他们要在我们这里住上几个星期。格思里先生身体一向不大好，此来是为静养。我们整日厮守，谈中国和日本的情形与关系。多数问题上我们所见相同。

晚上我们在军官食堂用餐，饭后有舞会。奥利·詹姆斯夫人和华盛顿的霍尔夫人是同格思里夫妇一道来的。她们也在席上，满堂欢洽。海军陆战队新任指挥官内维尔上校身上洋溢着一股好交情的劲儿。他善于交游，办事干练，凡属正当的事无不乐于协力。他的军官和士兵似乎都敬重他，陆战队营区里洋溢着一种极好的风气。

十月十一日

我引格思里大使晋谒总统，总统请我们吃了午饭。席上连我们一共才六个人。总统那位会说英语的年轻秘书郭泰祺先生担任翻译。总统问了许多关于日本的事。随后他谈起中国的前景，语气颇为乐观。他说财政上的困难将由国会与内阁的合作来克服，政府可以指望民众同意增税。

黎元洪总统如今住在袁世凯从前住过的那座宫殿里。我们是在为慈禧太后所建的那幢房子里的一间小屋中会面的，屋内陈设一派上好的中国式样，很有雅致。

十月十三日

宴会的季节已经全面开场。天天晚上都有饭局，整个冬天都会如此。今晚我们为格思里夫妇设宴，请了库达谢夫公爵、林权助男爵，还有俄国公使和丹麦公使的夫人——两位公使本人都不在京。

十月二十三日

政治学会在我家聚会。外交总长主持。韦罗贝博士和著名学者、参议员严复宣读了论文。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既有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中的精华，也有欧美方面的会员。

十月二十九日

格思里夫妇昨日启程。今日利格特将军偕夫人到来，将在我们这里小住数日。利格特将军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我们一开头就长谈了一回战争对远东的影响。菲律宾因战时对其产品的需求，日子正开始富裕起来。

十月三十一日

我引利格特将军晋谒黎元洪总统。在一次长谈中，总统坦率地谈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种种难处。他用很强的措辞表示，愿与美国密切合作。我听得出，他担心某些外国势力会挑起国会同政府之间的纠纷，并以别的手段制造为难。

十一月三日

我随一小队人去了山中的戒台寺。同行的有查德本夫人——我的朋友查尔斯·克兰先生的姐妹，作家埃伦·拉莫特小姐，上海的伯恩斯夫妇，还有美联社的查尔斯·史蒂文森·史密斯先生。我们骑驴前往，牲口在石路上打滑，把人摔下来好几回。寺在近山顶处，平原和更深处的高山尽收眼底。殿宇一层高过一层，台上大树成荫，建筑的景致一处处引人入胜，四面都看得极远。

十一月九日

大陆商业银行的借款宣布了。这一结果的达成让我很高兴。垫款只有五百万元，但就是这笔小数目，对中国政府也是重要的援手。西方一家大金融机构同中国建立了关系，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希望。纽约那点儿涉外银行业务同欧洲的利益纠缠在一起，一味追随伦敦的步调，对于在海外发展美国利益并不见得有多少奋发之心。

十一月十日

我到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旁听副总统的选举投票。会上除了就程序问题作过简短讨论外，并无演说，但看一看国会的大致气象仍是有意思的。议事的程序确乎干净利落。投票用写名的记名票；每轮投票之后，就在讲台上把各人的票唱出来。我的印象是，这是一场真正的选举。江苏督军冯国璋将军从一开始就领先，随着投票的进行，优势逐轮扩大，终于取得必需的过半数。我没能留到宣布结果、众人向当选者致敬欢呼的时候。但我眼前所见的，是一个显然已经掌握了议事程序的团体，事情办得顺畅自如，透着久经其事的样子。观礼的人很多，我的几位同僚也在其中。我同王正廷先生略谈了几句，他很乐观，以为副总统的继承既已循法律、和平地解决，共和国的前途便有了保障。

冯国璋将军在南京的任上一直占着一个枢纽的位置。他精明而机敏。像个站在跷跷板正中的孩子，看势头的摆动，把自己的分量往这边或那边挪。起初人们相信他曾鼓动袁世凯称帝，可是等到有人请他表态，他却任由自己中立的说法流传开来；随后反对的势力渐强，他便把自己的分量一点点加到那一边去，虽然自始至终不曾说过一句肯定的话。选他出来，是想在军人一派与进步一派之间调和折中。

十一月十日

我同库达谢夫公爵作了一次远足。我们坐汽车到山脚，再爬上他那座寺院后面的一道高岭；在岭脊上可以走出六到八英里，两边山国的景色壮丽无比。

十一月十五日

今日我同林权助男爵作了一次长谈。

十一月二十日

温特哈尔特海军上将偕夫人前来小住几日。上将身材高大，须发斑白，五官刚劲，行动很有精神。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一向深为关切；他一到，我们就坐下来长谈。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引上将晋谒黎元洪总统，谈得很愉快，不过总统不像我上次来访时那样敞开心怀、无所不谈了。随后我们逐一拜会内阁各总长，我把谈话引到寻常寒暄之外，好让这位来客对我们正在措意的事务多些了解；也是要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同中国的领袖们交换意见。

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国人正就大陆商业银行借款的担保一事提出抗议。烟酒税的担保早已指给过几笔法国借款。我见了陈锦涛博士，马德尔伯爵也来拜访我。我的立场是：法国借款数目不大，只需动用该税收入的极小一部分，其第一留置权的地位并未动摇，法国的利益丝毫未受损害。我猜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将来要为这项税收派一名美国审计员或会办稽核。可是这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那笔借款的担保，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那家有关系的法国银行的代表来见我，试探性地提议：如果要设顾问，法国不妨管酒税，美国管烟税。不过我觉得，中国人在缔结这笔借款时，手脚是完全自由的；除非有人认定：中国人无论在什么事项上做一桩生意——不管多小——就等于默许把将来一切同类交易都抵押出去了，否则并无可议之处。

十二月四日

我去拜访莫理循博士，看了看他的藏书。这一批不同寻常的收藏包括约两万册用欧洲文字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早期著作的珍本几乎搜罗殆尽。莫理循博士住的是中国式的房子，却为他的书另建了一座防火的屋子。近十五年来他一直在搜集这些书，我相信他收入的大半都花在上面了。他最近娶了一位曾做过他秘书的女士，如今他们有了一个小男孩。听说结婚生子大大提高了莫理循博士在中国人中间的地位和影响。在中国人的生活格局里，单身汉是安放不进去的。我们移步到他的书房，谈了很久的时事。我们特别谈到铁路的情形——凡已订约的路线，工程实际上都已停顿。这对中国是极大的不利。他们得为最初的借款付沉重的利息，而拿得出手的却还不是能生利的产业，只是一些勘测和半截工程。我们一致认为，比如四国银行团，假如中国以其不履约为由决定撤销合同，他们的理由是很站不住的，因为续修的款子根本拿不出来。浦信铁路是让与英国的，至今几乎未动一锹一镐，政府却仍要为已垫付的一百万元资本付息。

十二月七日

我去拜访俄国公使库达谢夫公爵。我打趣地问他，是否觉得中国人把俄国人看作半个亚洲人、因而算作兄弟。「不，」他答道，「他们把我们同你们以及别的欧洲人归在一起，当作灾殃和瘟疫。」在这次谈话里，公爵说了一句预言：「这场战争的结果，」他说，「是德国的帝制将被废除。」

（当时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梦到，俄国不久就要发生那样翻天覆地的颠覆与动荡。）

十二月八日

我去见黎元洪总统，递交威尔逊总统的一封私人信函，信中致以问候。我们谈起美国的借款政策。总统同别的中国人一样，很难理解美国既有雄厚的资本和发达的工业，何以在中国投资开发的机会面前如此迟缓。总统说：「美国人爱开拓。中国有得开拓，而且还多一重便宜：现成的劳动力和可以招徕的本地资本。他们为什么这样慢腾腾地不肯进来呢？」我同意他的话，这实在叫人难以理解。

十二月十六日

维克多·默多克先生在北京，带来一股美国式的好交情，以及一双不为成见所蔽的眼睛。他觉得中国很有意思，但我担心他难免落入过客的通病：看到的是中国生活中不好的那一面，而停留的时日又不足以让他体会到更深处的好处。

这份记述一九一六年秋天若干事情的日记，丝毫没有写到日常的工作——那些会商、讨论、接见和口授文稿，处理的是各领事馆送来的、或是直接在首都出现的无数问题，又或是关乎那些经反复推敲而成形、以备施行的一般政策。

一个使馆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在于预见麻烦并设法避开麻烦。这种工作通常在记录上根本看不见。在中国这样情形错综、各种影响交相纵横的国家里，若不时时留心，把每一个细节都摸清楚，把麻烦挡在前头，出错是很容易的。

二十一中国与德国断交

美国同德皇政府断绝邦交的日子终于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四日是个星期天，天朗气清，风日和暖，我便趁着好天气，到北京城外跑马场附近的别墅去看莫理循博士。午饭后，使馆来了信使，说到了一份要紧的电报，正在译解。我随即回城，到使馆，怀特先生把译好的电文交到我手里：美国政府不但已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而且期望各中立国与美国政府一道，对这种不可容忍的行径共同提出抗议；此举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训令要我把这一切通知中国政府。

我同一等秘书马慕瑞先生、汉文参赞丁家立博士商议之后，约定当晚便去见总统和总理。我觉得有理由认定：邀请各中立国与美国联合行动，不只是一句虔诚的愿望，欧洲的中立国多半真会支持我们的抗议。至于中国，我此前已向本国政府报告过，我们在这里可以合理地指望得到支持。所以我认为，本国政府的政策，是要促成一切中立国采取共同的表示，其声势之大足以让德国止步。就我自己这一层而论，我的本分再明白不过：劝中国依照本国政府的提议，与美国的行动结为一致。

我到总统府时，黎元洪总统正在晚饭后歇息，神情和悦，似有所待。他的英文秘书郭泰祺先生在座。一听说要考虑这样重大的事，他显然吃了一惊，起先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坐着想。他的疑虑与异议，与其说是直陈出来的，不如说是从一个个问句里透出来的。「眼下战局如何？交战双方的强弱与疲敝程度又如何？」「协约国即便有美国相助，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末了他说：「这样牵涉深远的国际举动，对中国内部局势会有什么影响，非细细斟酌不可。」

总统的秘书对我们这一提议中有利的一面显然大为心动，于是同总统争辩了几句。我这一边则指出：为一桩正义的事业、为一群善意的伙伴而在国际上作出积极的表示，能把国人的注意力从没完没了的党派倾轧上引开，于中国大有好处。当我谈到这件事的道义一面时，总统完全赞同我的看法。我尤其向他强调，必须从速定夺，免得外来的不利影响把庙谟搅乱。

我们接着驱车去总理段祺瑞将军的府邸。当时他在中国政局中举足轻重。我想起头一回见他的情形：他在一间灰暗的屋子里接待我，自己穿一件皱巴巴的长袍，通身透着倦怠和懒散的气息，一点也看不出是个带兵的人。段将军之所以势力极大，其中的缘由，非得相交久了、往来密了才看得出来。他固然实在疏懒，然而他的识见、他根子上的诚实、他肯为部属遮挡、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正是这些，使这个沉静而不事张扬的人成了中国军人中最为出众的领袖。他的心思主要放在武官的教育上。他不是个政客，一谈政治理论就觉得腻味。他总是乐得把事情交给部下去办，因而屡屡被他们引上一条他自己未必会选的路。这一点再加上他那异乎寻常的执拗，就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影响往往反倒害了自己的国家。不过，以他为人的质朴与沉思的气质，以及在他由着本性行事时所表现的真知灼见而论，他仍不失为中国最可亲的人物之一。

段祺瑞本人虽是政府里最主要的势力，却把一应细务都交给他的两个助手——曹汝霖先生和徐树铮将军。他宁可下棋。然而部下做下的事，他从来都肯担待。常有这样的情形：他正下着中国象棋，一门心思扑在这门难缠的消遣的种种变化上，徐将军走过来提个什么建议。总理只用半只耳朵听着，应一声：「好好。」到后来事情办坏了，总理追问缘由，人家便提醒他，这是他自己准的。于是他隐隐约约想起来，抬手往自己肩上一比划——意思是：也罢，责任他担了。

但这一回段将军却全神贯注。外交部的伍朝枢先生同他在一起，此后的整个交涉中都由这位先生充任翻译。外交总长伍廷芳博士抱病，须由其子代表，而每逢要紧的会晤，总理与小伍先生都在场——这一层情形大大便利了交涉，省去了在外交部和总理处两头分别接谈所要费的工夫。段将军起初远不肯一口应承。「德国若肯把潜艇政策改一改，才算明智，」他说，「因为在陆战上她能把对手逼得极苦，除非美国参战，要彻底打垮她是很难的。」对于中国迈出同一个大国断交这样史无前例的一步，他似乎比总统看得轻些。我们约定次日再作长谈。

那一夜我同使馆同人，以及若干在中国人中极有影响的非官方美国人与英国人，一直议论到深夜。这些人对于同美国结为一致、把中国的广土众民摆到德国的对面来，都兴致勃勃。中国的力量与资源虽尚未动员到能立刻用于战争的地步，可是只要有计划地准备起来，万一战事拖得长久，便能给协约国添上一支极大的助力。我们还觉得，中国若与美国既定的政策明确站到一处，无论对内对外，都会大大增强自己的地位。

福开森博士径直去向总理和总统进言；他精通中文，能把从速行动的种种要害说进他们心里去。安德森先生和《远东评论》的主笔、澳大利亚人端纳先生，同交通系和国民党的人都很亲近，他们便着重去做国会领袖的工作。中国总统的英国顾问莫理循博士，久已主张中国参战：他不动声色地把自己全部的影响力用在总统和高级官员身上，好让他们明白此事关系之重。另有几位恰在北京的美英报人，如查尔斯·史蒂文森·史密斯和萨姆·布莱思，也都各以自己的方式，对那些信得过他们的人不倦地进言，力主美国所提的政策。这些人的呼吁是自发的，所本者，一是抵制一种不可容忍的行径，这政策本身合乎公理；二是这样一桩大事能把中华民族拧成一股绳，使它意识到自己是万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其功效将是极好的。然而在中国人心里分量最重的，还是这么一个事实：美国已经动手了，并且邀请中国采取同样的步骤。

第二次同总统长谈时，他问我：「一种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万一因此卷入战争，岂不要壮大军人一派的势力？」

我答道：依我看，这样的局面只会决定性地加强中央政府，使它能够把军人摆回国家机关的本分位置上，防止袁世凯遗下的那种半封建局面再滋长下去。

「可是，美国政府肯不肯帮中国担起这一步带来的责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得电告国务院请示：万一中国照美国的建议行事，我可以奉准给中国政府何种保证。不巧得很——这种事在紧要关头已经出过好几回了——电报线断了，交涉期间我一直没能得到任何回音可供依凭。

当天下午稍晚，总理和我对着一张地图，剖析了欧洲列强的军事形势。我援引美国南北战争的先例，向他表明我的信念：德国顶不住四面八方涌来的那股巨大压力。「那么，」总理问，「美国在直接的军事行动上可以指望到什么地步？请记住，我最盼望的莫过于一个强大的美国，能够在世界事务中起引导的作用。」

我确信美国一旦有此必要，在断交之后定会继之以最强硬的军事行动——这话叫他上了心。在中国人听来，美国素来被说成是一个庞大而过于富庶的国家，缺乏作最后一搏的血气。

「那么，战争结束时会是个什么局面？」他问。

日本已经在设法取得代中国说话的权利，这件事叫中国人忧心。在总理和总统那里，中国经由同德国断交便可在将来的和会上确保一个独立地位的想法，都颇有分量。二人也都考虑到有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总理对此似乎抱着几分实实在在的乐意；在总统看来，这前景就不那么中听了。我把话说明白：美国的提议，不出断绝对德邦交这一步；中国走这一步，便是对德国在公海上的非法与不人道的行径作了有力的申斥和遏阻，而自己的手脚仍完全自由，日后如何行事毫无牵绊。将来若还须再进一步，道路是敞开的。

整个星期一，中国的官员和国会领袖之间议论不绝，直到深夜。星期二，许多中国的头面人物来见我，想谈谈时局。中国人中凡开明的、有近代头脑的、眼光向前的，都欣然赞同中国在此事上与美国并肩。同总统极亲近的蔡廷干上将，同莫理循博士一道，把主张积极行动的种种理由尽数摆到黎元洪面前。可总统仍旧执着于他那个念头：中国完全守中立才更稳妥。

在内阁里，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和代表外交总长的伍朝枢先生，从最初便与主张中国必须行动的一派站在一起，并且带动了年轻一辈的官员。在国民党中，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先生、中国首屈一指的法学家王宠惠博士、革命中著名的钮永建将军，是最先活动起来的。《京报》和它那位才气纵横的主笔陈友仁，旗帜鲜明地主张追随美国。一种强有力的舆论正在中国人中间悄然形成。少年中国一派开始看出：中国从消极被动中走出来，是有好处的。

星期二晚间，我在英国使馆同阿尔斯顿夫妇吃过饭回来，伍朝枢先生带来内阁的口信：除非美国政府能切实保证，在中国因此可能担负的责任上给予协助，并且不损及中国的主权与对本国军队的独立掌握，否则此事断难施行。

中国的总长们心里想的是两桩：第一，需要财政上的援助，以便中国万一要参战时能够办得到；第二，要防止有人借机订出种种安排，把中国的天然资源、军队、兵工厂或舰船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以致有损于她完整的国家独立。

整个星期三，我都在同这个棘手的难题较劲。我只能自己担起责任来办，因为电报打不到国务院。倘若给一切不利于此举的势力以从容活动的时间，美国的提议就会受阻，多半还会落空。中国政府只肯凭我此刻自觉有把握给出的保证而行动；我若什么也不给，他们便什么也不做。有一层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中国既依循美国政府的倡导行事，美国政府断不会坐视中国因得不到一切可能的支持而受害——既要助中国担起她所承担的责任，也要防止任何方面因她与德国断交而加给她新的负担。我既无从把训令作别的解释，只能认定美国政府确已筹划了一场中立国的联合抗议，又觉得美国的抗议对德国能有多大效力，全看几个重要中立国是否及早附和，因此认为从速行动至关紧要。我确信，各式各样不利的、从中作梗的势力，不久就要在北京活动起来。

到二月七日下午，议论已到了尽头，我觉得有必要就美国政府的态度拟一件照会。我把这照会的大意告知了总理和外交部，言明：若中国政府决意取赞成的行动，我便把照会送去。

我相信，没有这样的保证，美国政府的训令便无从奉行；我也相信，美国政府作为一个强国政府、作为中立国中抗议的领袖，凡事都会做得与这一身份相称；而且，它同那些在如此根本重大的政策上给予支持者之间的关系，将依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来处理。我觉得，美国对一个前来支持自己的国家，总不至于比对那些它眼下就要去援助的国家还要吝啬。我在照会里谨慎表述的，不过是这些不言而喻的结论。照会的正文，其紧要部分如下：

大臣阁下：

近日我们谈及贵国政府与美国共同积极反对德国无限制潜艇战一事——德国以此种战法不分青红皂白地危及中立国国民的生命。阁下极其坦率地向我指出：中国政府在原则上虽愿采纳美国总统的建议，然而处境如此，除非确知能从美国方面获得财政及其他援助，足以使中国采取与由此产生之局面相应的措置，否则贸然行事，实难自安。

我也同样坦率地告知阁下：我已向本国政府建议，倘中国政府赞同总统的提议，美国政府应设法将阁下所指用途上亟需之款项拨付中国支配，并应设法就庚子赔款作一种整理，使当下的赔款分期之款项中，至少大部分暂时可供中国政府之用；我并已向阁下表明我个人的确信：本国政府在办理此项或其他类似安排、以使中国政府能够担负因采纳总统建议而承受之责任时，必定是公正而宽厚的。不过，我若不向阁下指出下面这一点，便算不得十分坦白：所给援助究属何种性质，所采措置究竟为何，均须经各行政机关会商决定，有些情形下还须提交国会，两国行政当局原则上议定之事方能生效；因此，此时此刻，我不能昧着良心代表本国政府就阁下之提议作出任何确定的承诺。

然而我确信自己有理由担起这个责任，代表本国政府向阁下保证：无论是按阁下所提出的办法，还是别的办法，都将筹出足够的手段，使中国能够履行因与美国政府的行动结为一致而生之责任，并且丝毫无损于她的国家独立，无损于她对本国军事机关与一般行政的掌握。

定夺之前须通盘考量的一切，约定在星期三晚间向总理作最后的陈述。我去时，段将军独自一人。我们先谈了一会儿当天的新闻，随后我便转入正题。可段将军显得疲倦而心事重重。也许正因如此，两边的翻译总也接不上头。我便提议：总理这一天实在太长了，不如明早再谈。于是约定次日上午十点在国务院相见，正好赶在星期四上午的阁议之前。

我刚同王正廷先生和若干国会领袖吃过饭。他们对追随美国的政策很是热心。当天他们见过黎总统；总统仍旧满腹疑虑，但表示要把决定交给内阁，自己一依其结果。王先生认为，总统正一步步转到美国的见解上来，而且，正因为他是克服了自己出于良知的疑虑才接受的，这份接受便会更坚决、更由衷。

这三天的交涉是悄悄进行的。肩负决断之责的诸人往来议商，几乎没有间断。几位有影响的人士也同政府官员和国会领袖一道奔走。但外国侨民中的一般人并不十分明白内中正在发生什么；那些知情而又关心的人，大都认定古老的中国不会迈出这样前所未有的一步。日本公使林权助男爵不在北京。德国的官方代表显然全没料到中国政府会有什么激烈的举动。

星期四上午十点，我到了国务院，被引进总理将要接见我的那间屋子。他此前说过伍朝枢先生会在场翻译，所以这次既是非正式的私下会晤，我便没有带译员。总理随即独自进来，我们一同坐下吸烟，只好耐着性子默坐，因为伍先生还没有到。没有翻译，可即便在这样的场合，中国人那种尽善尽美的礼数也不容丝毫的窘迫生出来。默然相对想了一会儿心事，海军总长程璧光上将进来了；他英语说得相当好，我们的谈话这才得以开始；不多时便谈得十分恳切。又过十分钟，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到了，接着伍朝枢先生也来了。就这样，全出于凑巧，我得以同关系最切的四个部门——外交、财政、陆军、海军——的代表一起商谈这件关乎国运的大事。

我们于是又把一切疑虑和异议从头彻底过了一遍，把所议的政策的方方面面和可能的种种结果都看了个遍。在这场紧张而恳挚的谈话里，用不着一板一眼的传译。谁要答我的话，先把我说的用中文复述一遍，好让总理听明白。总理说了话，再由伍先生把他的意思译给我。其余的人都直接用英语同我说。我就每一点都摆出了理由，节略如下：

美国政府之所以有此举动，是因为德国肆意蔑视中立国权利，竟至于不但危及中立国的财产，还危及我国公民的生命。在这件事上，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完全一致；两国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把维持国际法权与和平的局面看作本国安全的命根子。中国若与美国结为一致，便是以一种合乎她国族生命的一切传统与利益的姿态介入此次争端，这种姿态出于足以指导一国行动的最高原则，无论友敌都不能不予以尊重。走了这一步，中国在万国之间的独立地位便会提高，在争端进行之中和战争结束之时，都非同她商议不可；而且在这一切之中，她都将同那个她素来视为格外友好、格外公正的国家最为亲密地站在一起。除这些理由之外，我们还谈到中国在国际外交上可以由此获得的许多好处。

中国的官员也提出了许多理由，对所议的政策表示怀疑：说中国事先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先递抗议照会，一步步走到同德国破裂这一步，故美国的行动看来自然而不可避免，中国则不然；说德国近年来待中国一向体谅，骤然翻脸，恐怕显得不讲信义；说日本也可能因这一举太出意外，而得到一个好借口，逼中国接受那令人生畏的第五号各款。还有一层也是明摆着的：欧洲协约各国的代表眼下并不便向中国进赞成此举的言。

我则逐一指出：中国一旦把这一步走了，协约各国的代表除了称许别无他途，其中至少有几位是会由衷地称许的。就日本而论，局面将使那个国家也不得不表示赞同。中国既在这场争端中明确站到这一边，而又尚未完全同协约国结为一体，便正好能博得他们的善意；如此一来，要干涉中国的主权，就更不容易了。对一个已经表明态度的朋友采取强制的举动，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况且，既是美国出面邀中国参加抗议，别国要越过美国、或不同美国商量便有所举动，也就不大可能了。

至于说此举来得突然，我力陈：德国政府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其蔑视中立国权利之骇人听闻，本身便足以使任何回敬的举动都算不得过分。那实际上是扬言要杀死在公海某些海域行船的中国国民；要免于其害，唯有采取坚决有力的立场。

我们一直谈到将近十二点，我才起身告辞，谢过诸位总长的礼遇与善意。内阁一直开到傍晚六点。六点刚过，我接到伍朝枢先生的电话，他说：「我很高兴告诉您：内阁已决定向德国提出抗议，并声明：潜艇战若不放弃，即断绝外交关系。」

有一件事值得一记：据后来俄国秘密档案的公布可知，恰在这一天，日本外务大臣正在催促俄国驻东京大使，要他的政府保证：日本若承担起「劝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桩据说很难办的差事，事后可得到种种好处（山东也在其中）。这么说来，日本是在为说动中国加入协约国而索取佣金，而中国本是甘心情愿、自己就要这么做的——这一天的举动便是明证。

中国人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些人是凭着自己对何为公道、何为本国最大利益的判断，独立行事的。这是一个自由政府的举动，没有半点受人胁迫的影子，也不曾存过向人索取报偿的念头。拿它同另外一些政府参战的情形比一比，这将是中国万世的光荣。顺带说一句，这是中国头一回独立参与世界政治。她从千百年来的超然事外中走了出来，站到了近代各国之列。

我于是把那件照会送交中国政府，其中所载的不过是美国将予以公平对待的一句简单保证。作为回报，我得到了这样的允诺：

倘德国政府有何举动，为美国政府认为足以构成宣战之理由，则中国政府至少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外交总长在二月九日给我的正式照会中声明：

中国政府既赞同阁下照会所陈之各项原则，并坚决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结为一致，业已采取同样举动，就新的封锁办法向德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并拟于将来采取凡为维持国际法原则所必需之举动。

同一天，一件正式的抗议照会送到了德国公使手中。

二月十日，全体内阁向国会秘密会议报告了已经采取的外交行动。报告很受欢迎；只有寥寥几个关于所循程序的问话。国会没有就此付表决，因为这被认为是内阁职权范围以内的行动。

一片欢腾漫过全国。各派之间似乎有了和衷共济的指望；政府的自重之心显而易见地抬高了。中国既未受胁迫，也未受什么卑劣的引诱，便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明确表了态，这使中国人生出了新的希望。在他们看来，出来支持国际公理，也就是在壮大那些能使自己国家独立的力量。

交涉期间，协约各国的代表以非官方的身份表示意见时，都谨慎地赞成这一步。决定一旦作出，对中国此举的称许便是众口一词。我的比利时同僚对我说：「空气澄清了，中国和列强身上都卸下了一块石头。美国的行情涨了百分之百。」

二月九日晚，萨姆·布莱思先生设宴，莫理循博士和许多美英朋友都在座。这顿饭成了一场庆祝。莫理循博士向我道贺时说：「这是在中国办成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它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它将使中华民族生出民族的自觉；而且这自觉不是为了狭隘自私的目的，是为了申张人的权利。」

然而事情还没有办成。我心里很清楚，中央政府的决定不会立刻为中国各地所接受。反对的声浪随时可能冒出来。在某些地方，当权的人对德国大有好感；也有人正在搞政治阴谋，专要给中央政府添堵添乱。全中国都必须明白并支持政府所作的决定。

各省的领袖当中，驻节南京的副总统冯将军最为要紧；偏偏事先没有同他商量，这是个失策，他因此先存了反对的心；何况冯将军身边有几位德国顾问，他很信得过他们，而他们又把德国不可战胜的念头灌得他满脑子都是。

幸而萨姆·布莱思先生赴上海途中要在南京停留，本是以记者身份去访问副总统的。布莱思同他把这件事掰开揉碎地谈了。他看出冯将军实在是觉得受了委屈。这一层被抚平了。有端纳先生从旁得力相助，萨姆·布莱思让将军明白：中国不过是被邀请断交，并不意味着要去打仗。一番又长又恳切的谈话，间或夹着萨姆·布莱思的几句妙语，副总统终于表示完全满意，并公开赞成政府的政策。（这又是常有的事：私人的一次非官方拜访，反倒办成了好事。）

此外还有旁的途径、旁的人，去拜访了各地不同的领袖，把中央政府此举的底里说给他们听。这些影响彼此交织，积少成多；始终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就像橄榄球里的一次「掩护」，谴责德国潜艇战、必要时同德国断交这一政策，达阵得分了。

明智的协力和美国人的干劲，眼看就要给中国以她所需要的支持了——而在此之前，已先使她同美国取得了一致的行动。二月里我设宴款待外交总长，席间众人谈得最起劲的，就是中国所采取的外交行动。法国使馆的马代尔伯爵和伯希和先生、英国使馆的蓝普森、俄国的驻华财政顾问科诺瓦洛夫先生，以及协约国的其他代表，那一晚都一一过来对我说：对于美国的首倡和中国的立场，他们感到无比欣慰。中国的举动破天荒地没有一个人不赞成。

日本人也表示赞成，却立刻转而怂恿中国再进一步，正式宣战；法国公使也为此四处活动。日本急于把领头的位置抢回去。于是中国各派之间掀起了一场阴谋与反阴谋的大较量，几乎要把中国此举那股团结人心、鼓舞士气的效力毁掉。要不要索性加入协约国的问题，被抛进了政争的漩涡。对这一切，大多数公使都不去沾手。梁启超就此来探我的口风时，我告诉他：虽然本国政府尚无训令，但我认为，到了那一步，断绝外交关系也就够了。没过几天，国务院来的训令也正是这个意思。

三月里，我屡次见到冯副总统和黎总统。冯身材瘦小，看去很精明，头顶秃了，眼睛锐利却游移不定，待人是礼数周全之至。他谈吐的文雅和音调的悦耳，尤其叫我喜欢。我同他把整件事从头到尾谈了一遍，特别是在美国究竟为何反对德国潜艇这一点上，使他释然。「我完全赞成，由衷地赞成，」他最后向我保证，「赞成所提议的同德国决裂。」

我发现，黎将军不但主张同德国决裂，还主张同他自己的总理段将军在内部决裂。「我信不过他，」黎说，「他是要把我从实权里挤出去。」这内里的龃龉叫我颇为烦恼，因为我本诚心盼着这两个人能合作起来。

随后我去见了伍廷芳博士。这位中国的外交总长还是个通灵论者。我进去时，他照例又由着自己的性子，把一早上的公事一股脑儿推给随侍的参事，自己一心去谈哲理。通灵、长寿、素食的好处，在他都是值得认真思索推究的题目。他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说：「有一股气正从欧洲慢慢弥漫到全世界。它钻进人的脑子里，浸透了他们，叫他们发起战争的狂来。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头几分征兆。」

到三月十日，潜艇战仍未更改。国会于是正式批准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交涉进行期间，我几乎是不停地向国务院催要训令。可直到三月十三日——正是正式照会断交的那一天——训令才到。训令的意思，大约是说我把那份邀请中立各国合作的通电看得太重、做得太过了。我不能不暗自好笑。

一国政府迈出一步，关乎生死，关乎本国与整个文明的一切利害；又因此吁请别国与自己结为一致——那么理应可以假定：这个政府所说的话是算数的。它应当明白，它所吁请的行动要人家作出极大的牺牲，因此断不可轻率吁请。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若把这样一件照会解作徒托空言，是说不过去的。

财政问题随即来了。古老的中国在近代世界事务里勇敢地迈出了一步。她如今也许不得不去打仗。那要花钱，而防备这种局面也要花钱——其实无论对内对外，中国都亟须把自己的财政整顿一番。袁世凯的帝制留下了一身债。共和国需要一套新的国家信用制度，需要开发本国的天然资源，才能强固起来。眼下公债数额相对还小，加在亿万国民头上的税率也低。根柢上是稳健的。去年夏天以来，一直有人在问：美国肯不肯给中国一笔一万万元的实业借款，好把她从那些一心要支配她、要把她割成一块块「势力范围」的债主手里救出来？

曾为袁世凯的帝制野心而远赴美国的顾维钧公使，如今在那里为共和国奔走。我起初建议，仍持有选择权的李希金森公司把它那笔借款办成。这事没有办成。于是又去接洽别的资本家，一九一六年十一月，顾博士同芝加哥大陆商业储蓄银行行长约翰·雅博特先生议定了一笔大借款。雅博特先生想考察一下中国的财政状况，一九一七年四月带着他的律师到了北京。我把他介绍给中国的几位总长，又带着他和同是芝加哥人的乔伊·莫顿先生，同黎总统、陈锦涛博士和徐恩元一起吃了午饭。总统说：「凡美国专家认为整顿中国信用所必需的财政立法，我一律支持。」

陈博士后来被政敌构陷，遭逮捕下狱，所幸徐恩元还在，他有扎实的财政训练。末了，雅博特先生提出了一个颇为巧妙的办法，以烟酒税为根基——每有年收入一百万元，即可借款五百万元；若税收达一千万元，便可作五千万元借款的担保。雅博特先生临走留下了一份整理这两项税的计划，并允诺随时可以按这个办法商谈借款，此外还有上年十一月已借出的五百万元，以及另外二千五百万元的借款选择权。

二十二督军们进京

我前面提到，中国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下了狱。在极艰难的时世里，陈博士把中国的财政管得严正而得法。可是在那些实际主宰着中国亿万人口的军事长官——督军——看来，他未免太诚实、太认真了。督军们把财政总长看作理当替他们不择手段弄钱的人。

官办银行倒了账、宣告停兑的时候，滥发的钞票只值票面的一半。同陈博士共事的，是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徐先生调度有方，硬是把本行的钞票弄到几乎与现洋平价。督军们在总理左右那一伙亲日分子的帮衬下，一齐攻击徐恩元和陈博士。对陈博士，这一伙人设下了圈套。他们做出一副样子，说他袒护某公司，是为了让自家兄弟在那里谋了差事。于是这一伙便借这个由头出了胸中的怨气，把他抓起来下了狱，他同芝加哥约翰·雅博特那家银行的交涉也就此中断。黎总统很关心此事，也很难过。我向段总理问起陈博士时，他笑眯眯地说，总该给他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

与此同时，总理和总统之间的裂痕越拉越大。总理为了在主张宣战这一政策上加强自己的地位，把各省督军统统召到北京开会。九位督军亲自来了，其余各省也都派了代表。段将军把他们拉拢成功，到四月二十八日，他们已决意支持他的参战政策。

山东督军身量粗壮，相貌粗豪。他对代议政治的见解，我从他在山东省议会上的就职演说里已略知一二。「诸位，」这位督军和和气气、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好比是一群关在一只大笼子里的鸟。你们要是安分守己，唱的曲子中听，我们就喂你们；不然的话，就只好饿着。」

有几位督军先约好了来看我，后来我又为他们设了一次正式的招待会，凡到京的督军都见着了，一一端详其为人，想探一探他们个人声势与权力的来路。我同他们或单独、或成群地谈过，谈的主要是战事的进展和交战各方的强弱。客人们满面堆笑，兴致极好，福建督军尤其喜气洋洋。论交际应酬，他们都是地道的中国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与其身份相称的军礼和主人的款待，因此能显出比他们在本省弹压地方时可亲得多的一面。众人到齐后我致了简短的欢迎辞，徐树铮将军作答，对美国表示了极其恳切的友好之意。

这许多督军竟有那么多是从最卑微的地位上爬起来的，这确是中国生活中底子里有民主气质的一个明证。可是偌大的权力操在区区数人之手，各霸一省，这就说不上代议政治有多少力量了。

这些带兵的人里，有几位是有学问的，虽说多数出身寒微：山西的阎锡山，浙江的朱瑞，云南的唐继尧，江西的陈光远，安徽的倪嗣冲，南京的李纯——渔家的儿子，福建的李厚基、张家口的田中玉——二人都是中等人家出身，这些人都算得上通文墨。吴佩孚将军是甲午战争中从一名小兵干起来的，凭着过人的聪明和勤勉，得了不错的学问；冯玉祥将军也是如此；这两位将军都信奉基督教。冯国璋总统出身寒家，少年时在一个乡下小戏班里拉过胡琴。

其余的督军当中，有不少是中国人要拿那句俗谚来说的：「好男不当兵。」这些人从苦力、土匪或马贼的出身爬到今天，平心而论也有其过人之处，可是他们得以显达所凭的那些本事，于国家却断然无益。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是土匪出身，后来受了赵尔巽的招安，做了官。张怀芝原是个苦力，一直没读多少书。直隶的曹锟做过小买卖。王占元当过马夫。张勋、陆荣廷、莫荣新三人是所谓黑旗一党的头目；有一回这几位合伙凑了五万两银子，好让张勋捐个官，混个体面。可他把这笔钱全花在吃喝玩乐上了。想一想这几个人的来历，叫人称奇的不单是他们挣到的地位，还有其中许多人那份个人的圆熟和文雅的气度。

他们无一不是把政权当作一宗货物，用银子和兵丁去买。他们有几分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雇佣兵头领，眼睛里只有自己求财求权的那个目标。不过即便在这些军人中间，也有几个多少留意公事政策的；国家的安危与统一这个念头，已经开始在他们心里露头。再者，我在他们身上感到新旧杂糅：他们骤然握了大权，说起话来是飞机和新式军械，然而除此之外，还没有多少新的观念能使他们的行事超出一己之私。可是就为人的品质而论，其中几位却是出众的；甚至有那么几个，确实显出一点公仆的精神和办事的才干。

日本政府仍在设法把中国拉进战争，日本公使去见黎总统，就是为了催这件事。五月九日我同总统谈过，他说，只要在这个过程里不把国会撇在一边，他是赞成宣战的。随后我去见总理。「国会要是执拗，」段将军直截了当地说，「就解散它。」

我对他说，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把国会置之不理，在美国和别的西方国家会留下极坏的印象。我知道国会并不反对宣战，只是想掌握参战的政策。「可是，」总理争辩道，「国会的反对是不顾国家利益的。它要的不过是党派的好处。」段祺瑞又谈到日本的态度。「日本人向我保证过，」他说，「只要我采取强硬的政策，就可以指望他们的支持。眼下情势所迫，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日本亲善。自然，我不会把任何有价值的权利让给任何人，我要千方百计使中国强起来，好抵挡任何加于我们的不公。」

他带着讥讽问我：南方国民党的领袖们可信得过么？「我有证据，」他接着说，「孙中山和岑春煊两人都给了上海的日本总领事书面保证：他们两个无论谁当上中国总统，都将缔结条约，把监督军事与行政的权利让与日本，其范围比二十一条第五号所求的还要宽。」两边就是这样，各自把对方想到最坏处。

事态在往一个顶点上走。政府已经涣散了。陈博士在狱中；本该接陈博士之任的李经羲先生——李鸿章的侄子——见时局这样动荡，不肯到任。交通部由一个属员照管。教育总长兼着内务总长，却病得很重。国民党的几位总长因为未能切实抵制督军的政策，在国会里的本党中已失了影响。外间都相信，督军们同段将军的人马正在谋划对国会来一次政变。

正在这当口，我在英国使馆的晚间招待会上同外交次长陈箓私下谈了一回。我对他说，督军们不在本省料理急务，却聚到这里来干预中央政府，我很觉得奇怪。我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为推行参战政策而颠覆国会的任何举动，都不要指望得到美国的同情。这位次长同督军们过从甚密。我料定他会把我的话转述给他们。他果然转述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正要离开使馆办公处，安德森先生来了，说是出了事，随即驱车把我拉到火车站去。我们从前门出城。大街上一辆接一辆的大车疾驰而过，装着军需和家什。汽车从车流里穿出来，飞也似地奔向车站。月台上兵丁乱作一团，忙着把各色军中物件搬上车厢。我们那几位督军朋友正在一节客车里聚齐。我把安德森先生留在那儿观察打听。

原来督军们忽然决意离京，各回本省，把卫队也一并带走。两三个人要在天津多留些时候，看看风色。他们这样仓皇而去，似乎表明黎总统终于占了上风。

为给美国法律顾问韦罗贝博士饯行，总统请了他和我次日午宴。黎总统心情很好。督军们的狼狈使他乐不可支。「危险全过去了，」他宣布说，「我要免掉段将军，另组内阁，让国会不受任何胁迫地把参战的问题议决了。」

为了弄清总统这份把握从何而来，我问他拿什么去填补内阁和段将军的位置，又问他是否相信，撇开那样一个举足轻重的派系，政府还能办下去。

「哦，行的，」总统向我保证，「全都安排好了。」

我再逼问一句，问他究竟靠的是谁，不料他说出的话叫我惊讶得无以复加：「张勋将军会帮我。」

张勋将军可是个旧日的土匪加军阀。他脑子里对代议制度毫无所知。要靠这位将军来维护国会——我的想象力实在办不到。见我面露疑色，总统又说了一遍：「真的，你信我的话。张勋将军我靠得住。」

总统所倚仗的，并不是张勋所代表的那套东西，而是他同段将军的仇怨。黎元洪在政体的见解上虽相当近代，这一回却顺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本能：把几个强人摆在一处，让他们彼此牵制，自己好从中取胜。

我听说免段将军的命令已经发表之后，靳云鹏将军来看我。他心绪不宁，愁得厉害。「您不觉得段将军该离开北京么？」他问，「他的仇家必定想要他的命。」

我想给他宽宽心，便说，在近代的政府里，这样的起落原是意料中事。「就让对面那一方施展他们的政策，看看他们有多大本事；段将军熬了这一场，不妨趁这段时间安安静静地将养将养。到时候，」我说，「还会有段祺瑞重新被请出来掌权的那一天。」这位忠厚将军的眼睛里一下亮起了感激的光。军人一派中最跋扈、最活跃的倪嗣冲将军，于五月二十六日宣布免段将军之职为非法。他的安徽省不予承认；本省将脱离中央政府自行其是。

这是整个局势演变的紧要关头。

深知内情的人说，总统当时若立即罢免倪嗣冲，下令惩办，另派一个资浅的统领接任，其余的军人便会离倪而去，总统就能一个一个地对付他们。可他却听了人的劝，给倪将军去了一封和解的信。

这当然坐实了倪嗣冲在军人一派中的领袖地位；而且更进一步，怂恿了多数督军宣告独立。

天津出现了一个所谓临时政府。军人一派中年纪较长、见事较明的，如段祺瑞将军和徐世昌先生，对这个新机关一概敬而远之。

倪嗣冲将军是其中的主脑。那个所谓政府用强力把中国政府存在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款子取了去。最抛头露面的是亲日一伙的曹汝霖先生和徐树铮将军。中国政府的日本军事顾问青木将军也在场。

北京城里，政府渐渐瘫痪了。总统得势有多快，失势也有多快。铁路上，凡督军要车的命令无不照办。这时候，革命军队的调动以及在天津和沿铁路一线驻扎的问题提了出来，日本公使一口咬定：若以可能同外国军队护路发生冲突为理由提出异议，是极不相宜的。而两个月前，日本使馆却曾强硬反对政府在同一条铁路沿线驻扎区区几营兵。

总统下了一道命令，请张勋进京调停。

我去见总统时，他神情颓丧。他那位年轻的英文秘书郭先生竭力把黎的话译得爽朗自信些，可同去的丁家立博士一听便知，总统的中文何等愁苦，英文的译文又何等轻快。

督军们的打算，是要把北京孤立起来，扼住它的咽喉。通往北京的铁路在他们手里，粮食的运输被他们拦住。须知掌管铁路的那个部，是受日本势力左右的。中国的立宪政治，因为既无兵权又无财权，已经动弹不得。

参战这个问题叫中国人放心不下。其一，他们怕军人一派借此事、凭日本的支持，把中国牢牢攥在手里；其二，怕协约国把中国当成一块找补偿的地面。可是，倘若不是地方上的政争把局面搅得一团糟，本来也许可以商定列强的一个联合声明，藉以消释疑虑，使中国能安安心心地参战。

伍廷芳博士采纳了辛博森先生和几位开明的中国报人的建议，设法促使美国政府有所举动。他电告驻华盛顿的顾维钧公使，把倪嗣冲和他领头的督军叛乱情形告知了他。南方各省仍旧拥护总统和国会，士绅商民也都不赞成这场叛乱。中国方面请威尔逊总统和蓝辛国务卿出来为中国的代议政治说一句话。随后又有人直接吁请威尔逊总统。

其实美国政府已于六月五日训令我向中国政府递交一件声明，表示诚恳地盼望中国内部政治和谐。声明说，中国参战一事，比起维持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放下派系的争执来，是次要的。我在口头上另附了一段个人的说明：美国认为这场战争是为民主的原则而战；美国若被人解释成有意胁迫或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美国将深以为憾。我把话说明白：无论美国多么希望中国在战事上合作，都不愿借中国的政争、也不愿撇开国会去同某一派系联手来达成此事。

福开森博士在天津把这件美国照会非正式地告诉了段祺瑞将军，段将军当即表示，他已完全退出一切政治。中国报界对这件照会反响极好；中国人欢迎美国的这番劝告。冯国璋将军后来做了总统，还向我提起这件照会，说它对中国的舆论起了极有益的作用。

中国政局中的争端出于个人恩怨，太深了，不是外间几句好意的劝告所能化解；但那件美国照会毕竟给全体中国人立下了一个标准。它更给了人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中国的真实利益，在美国政府那里是被不偏不倚地掂量过的，并没有一概让位于美国可能想推行的什么战争政策。中国各地都有人表示感激与欣慰，说美国政府对中国说了这样公道、这样真诚的话。美国政府不愿让参战这个题目被利用来使某一派或某一党凌驾于中国政府与人民的自由意志之上——中国人领会了其中那份公正的精神。何况美国自己正在打仗，本是求之不得有人合作的，这份公道的政策便格外叫中国人动心。

日本报界，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立刻对美国此举破口大骂。说美国本该同日本商量。说美国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若听美国的劝告，」六月七日一位日本少将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情绪激昂地说，「她要对付的就是日本。」

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提了非正式的抗议。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三日布赖恩国务卿那件照会里，不是承认了日本同中国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特殊而密切的关系么？美国驻北京公使插手中国政治，这是不可能的；可日本的舆论对美国政府这件致华照会很敏感。美国政府若能把布赖恩先生的话再确认一遍，岂不很好？

对这件来文的答复，直到七月六日才发出。答复说：布赖恩先生的话，仅指中国某些地方因领土毗连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即便就这些关系而言，也丝毫不承认美国将来对中日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便没有资格表示意见。凡关乎中国人民福祉的事，例如中国目前的动荡，美国不能漠然视之。

张勋的头几批队伍于六月九日开到北京。张勋的道理是：当兵的本分，就是要叫人害怕。这些剽悍的骑兵穿着宽大的黑号衣，辫子盘在脑后，在北京城里骑马来去，一副征服者的神气。这位「调人」是带着足够的兵力来给他的公断撑腰的。

张将军本人到京那天，从车站到他在满城的寓所，沿途街道一律封断。我的汽车从一条横街上来，要横穿其中一条大道，被骑兵拦住。他们差点撞上我的车头，抽出枪来，一步不让。要向他们说明我有权通行，就得派人去外交部；即便如此，怕也得从他们身上碾过去才走得成，因为外交部在他们心里显然半文不值。我叮嘱同车的人不要让他们知道我的身份。我们只推说有事要到那一边去，想穿过去，他们却把马前蹄立起，来回蹿动，几乎连人带马撞进车里来。我们就这样被拦着，直到那位大人物到了，从车站一路飞驰回了公馆。

几天后我在伍廷芳博士那里，内阁一位秘书的名片递了进来。我知道他是来劝伍博士在解散国会的命令上副署的。早上我就听说黎总统终于让了步；因为张勋为整顿中国开出的头一剂方子，便是宣布必须解散国会。总统靠的是张勋相助。他没有办法，只能听凭自己请来的这个人摆布。

我出来时，一位朋友正在车里等我。他刚好听见那位内阁秘书的司机同外交部门房的对话。司机说：「你们家老头子签不签哪？你最好盯着他签了，不然他可要出点事的。」

连底下人都睁大了眼睛在看。

那天上午我去拜会日本公使，他对我说：「张将军的调停是和平的最后指望。国会还是去掉的好，它专会作梗，弄得什么事都几乎办不成。」

伍廷芳博士硬是不肯在解散国会的命令上副署。谈起通灵、素食、长寿这些，我对他或许未必总能一本正经；可是连黎总统都屈服了，他却不让人把自己推倒，这份沉静的勇气叫我佩服。六月十三日天没亮，伍博士就被人从床上叫起来，要他在一道总统令上副署：委派笑呵呵的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署理总理，并准伍博士辞职。天还没亮，江将军就在解散国会的命令上签了字。总统同意发布，因为人家告诉他：此事若不办，北京的乱子就压不住。

一九一七年的初夏就这样过去了。事情似乎陷入了僵局。

二十三一日皇帝

我的家眷都到北戴河消夏去了。使馆官邸里只剩我和新近来京到我手下供职的贝林先生二人。七月一日是星期天，早上凉爽，我起得颇晚。听差头儿老高进来听吩咐时，神色慌张，嚷道：「皇上又回来啦！」

这句惊人的话，我一时没会过意来；可他絮絮叨叨地说下去，说是真的，皇上回来了，家家户户都挂起了黄龙旗。我派人出去打听，不久便得知：那位小皇帝不知怎么，竟在夜里复了位。

这场帝制运动来得人人都没料到，因为它完全是张勋将军一个人的事。他在文告里列名相助的那些人，事先毫不知情；连那些身不由己被拉去帮忙的人——例如参谋总长、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也做梦都没想到。

中国的「今世圣人」康有为于六月二十九日到了北京，复辟之谋便是同他定下的。康有为是一八九八年第一次变法的领袖，当年曾与专制抗衡，此后始终如一地信奉君主立宪。他用一套哲理去鼓舞张勋，又替他把所有的上谕都写好了。二人认定：帝制一复，各省督军立刻就会实心拥戴政府，因为这些人骨子里向着帝制，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把人家的同意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拟好的上谕里更是明明白白地假定人家已经同意了。

我后来得知，张勋还同日本公使谈过复辟的可能。那一位表示：此事非先取得几个主要军事领袖的同意不可，不然不该动手。张勋对这份支持是毫不怀疑的；他显然把日本公使的话当作鼓励，相信自己这番举动会得到外交上的认可。

六月三十日，张勋让他的几个心腹幕僚——尤其是康有为——把所需的上谕都拟了出来。谕里说，冯国璋、陆荣廷等有分量的督军都上表吁请恢复帝制。中央和各省最高职位的任命名单也备妥了。现任的督军大都留任。中央政府里，被指定的要人是徐世昌为帝师，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朱家宝为内务部尚书。王士珍仍留任参谋总长。

把人家的同意视为当然，最令人咋舌的一例是：一道上谕里竟说黎元洪总统本人上表吁请恢复帝制；这道上谕还封黎为一等公。

这些上谕一经拟妥、只待颁布，当天晚上便张罗了一席酒，把北京军警各部门的头脑都请了来。众人在江苏会馆相会。酒过数巡之后，张勋才抛出他那套救中国的方案，说是万事俱备，军事上、外交上的支持都有了着落。他随即指着参谋总长说：「您自然是赞成的。」

王将军猝不及防，眼见木已成舟，无从推脱。用同样的法子，步军统领江将军和警察总监吴将军的同意也到手了。

大事就这样发动了。张勋指派王将军等五人即刻前往黎总统府邸，把他叫醒，要他同意一道吁请恢复帝制的奏章。张勋自己则进了皇城。他既拉不动那几位王公支持他，便重金买通了管宫门的太监，太监替他和随从开了门，把他领到小皇帝的寝宫。张勋伏地叩首，禀告皇上：举国都要请他重登大宝。接着他把这吓坏了的孩子带到大殿，当着他的部属和召来的皇族诸人，正式把皇帝扶上了宝座。随后，预先拟好的上谕便正式钤了印。

不消说，其间也有些可笑的插曲。有位颇有名望的先生，被总理召来同总统商议接任某部尚书之事。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刚听说复辟的消息，上午十点光景在旅馆里碰见了他。问起他来京何事，这位大人物机密地说，他正等着车子送他进总统府。「哪儿还有总统，」人家告诉他，「这会儿是大清天下了；皇上今天凌晨四点就登了基。」这位大人物那一脸的错愕，真是好笑。

前一晚军界的头脑们被蒙了一回，北京则被蒙了一整天。消息传开，市民几乎是欢天喜地地兴奋起来。黄龙旗到处冒出来，不多久满城都是一派节日气象。旧日繁华的记忆一被勾起，北京的人似乎个个都成了帝制派。然而这场运动的顶点，早在七月二日上午就到了。

我一直避着不见张勋将军。梁敦彦先生来就外务部尚书之任，我也不见他，张将军的其余几位尚书也一概不见，凡来求见的，都托丁家立博士去应付。梁先生素来是帝制派，此时兴高采烈，以为中国到底得救了。有人使他相信，各国公使会痛痛快快地承认这场复辟。

到七月二日星期一，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成色已大起疑心。帝制的官单上没有段祺瑞。有人问起，张勋便说段将军无足轻重，手里并没有兵。可是在那个要命的夜里凌晨两点光景，梁启超正同朋友打牌，消息用电话传到了天津。梁立刻赶到段将军府上，段也正在打牌。段将军对公事早已厌倦透了，怎么也提不起劲来；他恳求人家别拿北京可能出了什么事来烦他。后来更详细的消息陆续到了，这场运动分明是一个人的买卖，这才看得清清楚楚。于是段祺瑞振作起来了。

段祺瑞当时实际上不过一介平民，既无职权，也无兵柄。但我后来得知，梁启超曾向日本朋友借钱，用来招兵抵制帝制，为此借到了一百万日元，算作他和段将军个人的借款。言明局面恢复常态后，即作为政府借款办理。

星期二，二人赶赴马厂——自从那次要挟黎元洪总统以来，第八师一直驻扎在那里。据说段将军对此举的结果心里有些发虚，可他还是把统领们召集起来，声明自己一向反对恢复帝制，而如今竟由一个将军一手包办来搞这一套。为抵制此举，他提议由自己统率共和军。

段将军立刻被拥为总司令。黎总统那边，则没有屈从张勋的逼迫。他公然断然否认自己赞成复辟的说法。他下了一道命令，把总统职权交与副总统，任段祺瑞将军为国务总理兼总司令，随后避入使馆区。我派了一名私人代表去天津见段将军，段表示军事上他已全盘在握，十天之内便可了结张勋。

眼看北京城内外就要开仗，抢掠的危险又时时都在，我同几位同僚商议了应取的防范之策，并同日本公使议定：两国各从天津调一连兵来加强守备。这时段祺瑞的队伍已经开动。张勋的人马为阻其前进，在北京到天津约三分之一路程的地方把铁路扒断了。

外交团中有几位主张我们出面通告：不得在铁路上或铁路附近开战。我的态度是：当初张勋的兵开进来、驻在北京和沿铁路一带，我们并没有提过异议，如今我们所驻在的这个政府要对张勋采取必要的行动，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不过，我们尽可以坚持保持铁路畅通的权利。这个意见得到了赞同。七月五日，我们向交战的两方将领提出要求：铁路必须保持畅通，每日至少准许上下行各通一次车。

扒断的路线修复了，七月六日美国步兵开到北京；七日，京津之间开始通车——有一列车竟是在两军交火之际从阵前穿过去的。这几天里，段将军的队伍（由段芝贵将军直接统带）同张勋的人马打了几仗；枪炮打得很热闹，伤亡却极少，张勋的队伍终于被逼退向北京。曹锟将军的队伍也从西面向北京推进。

星期五，印刷局的格兰特先生驾着汽车冲进使馆院子，报称城南正在抢掠。我们登上城墙。从前门楼子上望去，只见大街上一群群人激动地来来往往，却什么事也没有，不过抬进来几个伤兵罢了。为探明骚动的缘由，我同贝林先生坐自家的人力车进了外城，一直走到前门大街的尽头。街上还是挤满了人，众人虽激动却很安分；店铺一律上了门板。快到街南头，有几个守在铺子前面的掌柜对我们说，据报张勋的队伍从城外回来了。大家本以为要遭抢，却没有抢。我们又往天坛去，那里人山人海，都在兵丁的帐篷之间走动。回来时我们进了一家铺子看古玩，待了半个钟头。出来一看，我们的人力车不见了。我们四处找人，福开森博士也加入进来。忽然，贝林朝一个车夫喊了一声——那人正同另外十几辆车一道，拉着张勋手下的几个小军官往南去。我们硬要坐车的那位士官下来，他终于依了。

原来车子是被这帮匪兵抓去的。我们回到使馆，我那个车夫刚到，激动得快要掉泪。我们那两个车夫先是把抓车的人拉到皇城；到了那儿又被抓去，改拉别人回天坛。可我那个车夫走到使馆街口对面时，把车上的匪兵一下掀翻在地，飞快地拐进了使馆区，那个又恼又骂的兵丁不敢追进来。外国人的人力车都要被这样抓差，可见这些兵丁除了自己的欲望，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回使馆的路上，我们看到一片奇异的霞光。墨黑的云堆在西天，云上是较淡的云片，或是一缕缕愤怒的火色。北京的黑黢黢的城墙和城楼在这背景上显得轮廓分明。街上的人群仍在涌动，惴惴然有所待。忽然落日的光没了；天被云压得漆黑；一阵疾风把外城的尘土往北卷起；接着电光一闪，雷声一炸，大雨倾盆而下，把激动的头脑浇凉了，把人都赶进了屋檐底下。那个傍晚诡谲离奇，仿佛预示着还有更古怪的事要发生。

七月八日星期天，我正在一位朋友的跑马场寓所吃午饭，有人来报：张勋派了一位胡上校去见法国公使，说动了他，说全城眼看就要遭劫、开战、大乱。胡上校说，唯一的救法，是请徐世昌从天津来调停。法国公使于是撺掇协约国的同僚们同意，联名致函段祺瑞将军，促他敦请徐世昌来当调人。我觉得这主意很不高明。张勋眼下已等于打败了，此举却意味着外交团中几位有分量的人郑重其事地把他当作有资格来指定调停的条件和人选的一方。我赶回北京去见几位同僚，把我的意见力陈了一番。英国代办撤回了他的同意；他刚接到本国驻天津领事的电报，说段将军绝对反对调停。所拟的举动就此作罢，尽管张勋仍旧一再想从外交团那里讨得承认。法国公使素来憎恶伍廷芳博士——这大概正是他支持张勋的缘故——后来张勋同德国方面的某些勾连渐渐为人所知，他才慢慢看到自己这政策的反面。

八日，康有为到我住处求庇，我便在我们的一处院落里拨了几间屋子给他。他告诉我，徐世昌和别的几位要紧的帝制派人物，都曾向张勋满口应承支持。第二天他又告诉我，载泽贝勒亟盼同我一谈。

我安排贝勒到拨给康先生的那所房子里来，同这位满人和这位圣人谈了两个钟头。康有为一开口便是长篇大论，讲君主立宪的种种好处。他要解释自己的举动，要向我证明他不是守旧倒退的人，他所求的不过是在君主的形式之下求进步——他认为这形式于中国最相宜。

这半天里，贝勒一言不发。他神情十分沮丧，起初什么也不想说。我问过他的起居安好，便问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他抬起眼来，那眼里是实实在在的悲哀，直望着我的脸说：「我们可怎么办呢？我家是没有答应就被拖进这件事里来的。是人家硬按在我们头上的。我们本不愿违背同民国订下的条件。可张勋不听我们的。他认定这是唯一的路。如今我们可怎么办呢？」

我说，皇室处境之难，我很能体谅，只是内中详情我无从尽知，不便发表什么意见。不过有一层在我看来是确凿的：倘若共和政府的领袖们知道皇室的真实态度，倘若皇上肯正式而绝对地与张勋此举划清界限，我相信他们不会为难皇室。我问他：可曾想过由皇上发一道上谕，绝对而永远地放弃一切帝位的权利，并声明完全效忠民国？

贝勒骇然望着我。「哦，不成！这事从许多方面看纵然再好，也不是皇上力所能为的。他承袭的那些权利并不属于他。那是列祖列宗托付给他的。他必须守住，再传给他的子孙。他和我们这些本家，决不会拿这些权利去同国家作对，可是身为祖宗的子孙，我们不能把它们弃掉。」

中国事情之错综，从来没有哪一件像这个回答这样深深打动过我——一个皇室在共和国之中守着帝国的传统，一位皇帝仍旧住在皇宫里，同住在近旁的共和国总统做邻居，却并不想再涉足政治、再攫取主权！我这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容许皇帝留在宫里：那是他祖宗的屋子，不该把他赶出去。这份共同的敬意，是汉人与满人之间唯一相通的地方。

载泽贝勒显然还指望着能把皇室的忠实朋友徐世昌请到北京来调停，并指望能说动他保全皇室迄今所享的优待条件。这一点上我有很明确的看法，不能给载泽贝勒任何指望，只好以对这一家人奇特命运的恳切同情这类泛泛之辞来敷衍。

这一天下午，外交团又议起调停的事。有几位公使担心，事情再这样下去，全城要吃大亏。我则力主：我们插手此事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会把局面弄得更乱更复杂。这一回，中国人必须自己了断，中间有些不便也顾不得了。就我所知的两军强弱和整个局势而论，我毫不怀疑：只要不去管它，共和军轻而易举就能得胜，也不会出什么乱子。从原理上说，我反对任何实质上等于替一个攻击共和国的将军出头的举动；而这位将军如今除了外交上的这种干预，已没有什么能救他免于覆灭。

七月十日，步军统领江将军派了个代表来见我。他说，有意把张勋弄到美国使馆来——虽违他本人的意愿，却是为他自身的安全；各路统领之间已就此有了默契。我说，照眼下的情形，还是由外交团商议一下可以给张勋何种庇护为好。随后开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英国代办表示：张勋若被送来，他可以收留。

七月十一日傍晚，段将军通知各使馆：当夜队伍将向城内张勋的部队发动攻击，十二日拂晓起将炮击天坛和皇城附近张勋盘踞的地段。我会同使馆卫队司令，通知受影响最重的地段上的美国侨民速求安全之所。有十八名避难者来到使馆，白天安置在学生食堂里照料。从天津调来的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个连，就在我官邸前面的院子里扎营，帐篷和军械使那里显出一派严阵以待的气象。

七月十二日破晓，我被炮声和枪声惊醒。开打以后，人们出于好奇跑上城墙去看。可流弹常常落到墙上，司令便下令清场。不幸得很，有几位看热闹的受了伤，其中有三个美国人。激战之中，我接到帝师们的信儿，说太妃们正预备把皇上送到我的官邸来。自七月九日起，她们就想把皇上移到这个使馆来避难。太妃和几位王公有此意，受张勋影响的太监们却反对搬迁。摄政王也受张勋的影响，与太监们意见相同。就这样，在这桩离奇的事件里，几乎已被世人忘却的太监们，好几次登上了舞台。

十一点光景，枪炮正打得最凶，飞机又往皇城里扔了几颗炸弹之后，接连来了几个电话，说皇室的几位朋友和红十字会的福开森博士就要把皇上从险地救出来，送到使馆。我叫人把房子预备好了。半个钟头后，两辆挂着红十字旗的汽车开进了使馆院子。贝林先生奔到门口，只当要看见皇上和皇后从车上下来，回来时却只带进一位孙宝琦先生，冻得——其实是激动得——直打哆嗦。我把他领进客厅，用茶给他压惊。他还指望皇上会来。汽车又往皇宫开回去；可这时飞机已不再投弹，炮火也渐渐减弱，宫里的人便决定不出逃了。

整个上午我坐在书房里接报告、发指示，头顶上子弹和炮弹嘶嘶地不断掠过。我们使馆里没落过炮弹，英国使馆却落了两三颗。中国的炮打得准得出奇。坐在那里，听着前门方向的喊杀声、枪声，听着枪炮的轰响——那声势胜过我生平经历的任何一个七月四日——我心里竟有几分庆幸：总算看到了中国人肯挺身而出、为一桩大是大非放手一搏的一天。可我不久就发现，这场仗的实际分量远配不上它的动静。

将近正午时分，张勋被送到荷兰使馆，随行的是中国警界的一名德国雇员。他的几位将领几乎是硬把他劝来的。他仍旧痴心妄想，以为自己还能出面调停。荷兰公使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他便想回到自己队伍里去。这当然是不能准的。

从拂晓到将近中午，枪炮打得极猛。野炮、机关枪和步枪把空气搅得轰然作响，但从十一点起火力渐次减弱，到下午四点完全停了。我随即坐汽车到各处交战的中心去看。张勋的宅子中了几颗炮弹，可见政府军的间接射击打得相当准。附近的死人已经抬走，马的尸体倒还留着不少。我又到天坛去，不料竟见张勋的队伍连人带炮在那里扎着营，吃着喝着谈着，兴致好得很。他们对我说，他们死了五个人，尸首还在那里。这一天打掉了那么多弹药，却看不出什么结果，实在令人称奇。不过我弄明白了：这些队伍打仗的法子，是尽量贴着一堵高墙爬过去，然后朝着敌人大概所在的方向往天上放枪。所以旁观的人反倒比交战的双方还要危险些。事实上，七月十二日一战，死者总共二十六人，重伤七十六人，其中一大半是平民。

天坛的张勋部队上午十点就挂出了共和国的国旗。双方议定：缴械之后每人发六十元。皇城一带的张勋队伍则要价更高。叫我吃惊的是，迟至七月十四日星期六，我还看见张勋的兵全副武装地在警察总厅站岗。问起缘故——张勋的队伍七月十二日不是在一场大战中被打垮了么——人家告诉我：这几支队伍该发多少钱，统领们还没有议定。最后议定每人八十元，到七月十五日，张勋的兵丁缴了械、剪了辫子，带着钱离开北京，往山东的乡下老家去了。

黄龙旗在七月十二日消失，同它二日冒出来时一样突然。城里很快恢复了寻常的日子。

张勋这场事业之所以败得这样快，并不是因为华北的帝制情绪本身有多薄弱。事实上，北方军人一派倾向帝制，是众所周知的。人们本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场运动；倘若筹划得更周密些、预备得更充分些，它满可以成功，至少能撑上一阵。它之所以一败涂地，是因为张勋只指着北方军人心里那点帝制的倾向，却不肯去做那些能把潜在的支持变成实在的力量的预备交涉。话虽如此，张勋的失败给中国帝制这桩事业以极大的挫折，则是毫无疑问的。两次恢复帝制都不成，有野心的人再要干这种事，就要前思后想许多回了。换句话说，这些恢复帝制的尝试，实际上反倒把共和政体扎得更深了。

二十四对德宣战：种种调整

「中国政府已决定宣战；就在今天，内阁已正式议决。」

八月二日，时任总理的段祺瑞将军便这样把中国进一步走入世界政治的消息告诉了我。此事我从别处已经知道。七月十四日我去见段将军时，他就已宣示这是他的政策。当时他说，黎总统将卸去职权，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而这将是一个战时政府。

美国政府一直抱定主张：不该逼中国宣战。它认为就眼下而论，断绝外交关系已是对我们这一方战事的足够贡献。可是日本人——尤其得了法国人的帮衬——却极力怂恿中国政府加入他们一边。直到很久以后，中国人才知道法、英、意、日之间订有密约，向日本保证：战后凡日本在中国有所欲求，这几国都不会作有力的阻拦。

中国人不知道这些密约，只道同参战各国结为一体，自己便取得了盟国的地位。另外，段祺瑞周围的军人一派，无疑也指望借战事活动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我这一边，我让中国人明白：美国政府愿他们依自己最好的判断来决定此事，并盼望能找出一条路来，使战局的安排与中国应得的公道相合。

宣布内阁的决定时，段总理同我谈起了财政。他显然指望美国政府，或者银行团连同若干独立的银行，此时会把中国备战所需的款子供给她。列强正在斟酌该给什么保证。此前同中国官员谈话时，我曾屡次强调一点：中国若走这一步，便有资格要求列强给出明确有力的保证，担保她政治上与行政上的完整，措辞须使日后不易规避。我一直在设法促成一个有利于充分维持中国主权的声明。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两年间我同日本公使的谈话，着眼的正是此事。如今中国既考虑参战，我便又提出：这样一个声明是必要的；我并向中国官员暗示，此时此际他们或许能争得一纸文书，把中国的主权撑起来，并阻遏特权和势力范围的继续蔓延。

我的同僚们似乎都赞成这个想法。中国政府本来完全可能争到这样一个明确而有实效的声明。然而他们不肯利用自己甘愿宣战所带来的地位，堂堂正正地把这样一个声明提作必要的条件，反倒陷进了没完没了的推敲里。原先提出的实质内容，被磨成了一句相当空洞的套话。

最初的提议是：各国政府声明，其政策为「赞成中国独立发展，绝不在中国单独或共同谋求领土性质或优先性质的利益，无论是局部的还是一般的」。中国方面还建议加上一句：各国政府将予中国以充分协助，俾「使其得享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平等相待所生之利益」。最后通过的声明，不过是给了一句友好支持的保证：「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得以受惠于此一形势，并得享一个大国所应受之尊重。」这后一句虽空泛无实，却无疑迎合了中国人的自尊心。这些保证于八月十四日给了中国，美国也参加在内。

帝制运动被推翻之后，中国内部的政局并未大有起色。段将军以共和政府的中兴者身份回到北京，本有机会把中国政治中的各方力量都团聚到一条建设的路上来。他会同谁结盟呢？他对国民党猜忌极深，组织新政府时便把那一党撇在一边，转而想凭进步党同所谓交通系的联合来治国。交通系真正的首领梁士诒和他的几个亲信，还因黎总统的命令流亡在外。曹汝霖先生把持着交通系的新一翼，因有日本人撑腰而显得格外煊赫。他和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都在日本人的拇指底下。这种势力因此得以在中国的事务上广泛而有力地伸展。当初正是一笔日本借款，促成了张勋的倾覆，也使段将军的领袖地位成为可能。

这两派虽都拥段，彼此却是对头。梁启超先生是文人，也是理论家。他久受日本人的好意，多半自以为是个爱国的中国人，肯借日本之力，却不肯出让任何要紧的国权。他不是个办实事的人，对自己所提措置于中国最终的独立有何影响，未必总看得明白。有些中国人和外国人只当他是日本可以收买的工具；另一些人则以为他本质上是诚实的，只是易被自己的理论引入歧途。他做财政总长时，其措置的趋势是使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大增。

曹汝霖先生则是另一路人：玩世、务实、精明。他同陆宗舆先生过从极密，而陆宗舆本人正是日本在华政策最柔顺的工具。曹先生在日本受的教育；他的姨太太里有一位或不止一位是日本人；无论做生意还是玩乐，他身边总是日本人。他对自己的国家、对共和制度，都公然抱着怀疑。

政府自感非靠外援不可，因为它既背着前人留下的债负，又要应付眼前的军费。有人使它相信，援助只能来自日本人。美国人四年前退出了银行团；他们本有种种机会在中国有所作为，除了芝加哥那家银行的借款，却什么实在的事也没做。在中国，日子过得去与闹财政危机之间只隔着一层薄纸，区区几百万元便能生出极大的影响，或善或恶。

南方的共和派袖手旁观，更使这些需要显得急迫。他们觉得自己被摒于政府之外；他们怀疑段将军居心不正，打算不受中央节制，自行其是。青年共和派中最出众的王正廷先生从上海来信说：段祺瑞和他的内阁代表着守旧倒退的势力；他们背后有不良的外国势力大力支持，而那势力将实际上操纵政府。他认为段将军存着为自己称帝铺路的野心。他说，反段的一方将一直斗下去，直到中华民国真成其为民国。至于美国在中国的作为，他指出：美国是按君子的规矩下棋的，所以多半要输给另一个不那么讲究手段的国家。另有伍朝枢先生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九日的一封信，我把其中一部分照录如下：

……段将军率部抵京之时，他本有一个大好机会，可以赢得全国的善意与合作：只消宣布拥护现行约法，并召集已被解散的国会复会，以便完成永久宪法，规定将来国会的组织；换句话说，便是替一个合法的、立宪的政府找到根基。不幸得很，别的主张似乎占了上风。眼下要召集的是另一个全无合法外形的会议，而民国将来的规制竟要交在它手里。这只会招来新的内争与纷扰。老国会固然有许多可指摘之处，这是要承认的；可是正如我有一回对段将军说的：我们非尊重不可的，是国会这个名、这块招牌。

与此同时，报上满是协约各国据说就对德宣战一事所作的探询，以及外交部所作的答复——说此举即将施行。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二月里那个命运攸关的星期天我们那次谈话以来是怎样的，用不着我再向您说了；我深信此举于中国在物质上、道义上都有许多好处，我为此出过多少力，也用不着再说。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看法并没有改变。然而我也完全赞同您近来代表贵国政府递交外交部的那件照会中的意思：当前最要紧的，是把国家整合起来，建立一个有实效、负责任的政府；同这件事相比，对德国的举动虽属可取，究属次要。实在说，当举国的人力物力都得留着应付可能的内战、而中央政府的威令仅在半个国家里还算得数（这一半还靠不住）之时，却去向一个外国宣战，简直荒唐得可笑。协约各国催逼这样一个政府走这样一步，究竟指望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实在看不出来——这一步既有损于中国的根本利益，又与美国所进的忠言相违，而那忠言至少英国是附议过的。这几乎要叫人疑心：怂恿政府宣战，为的正是这两条缘故。

很明显，南方的领袖们相信：段将军一派的参战政策，是要拿全国其余部分做代价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尤其是要制服南方的共和派。至于那些把自己的政策建在外国财力之上的人，被人加诸的用心比这还要卑下。参议员邝炎保在国会的一次演说里，替那些乱借公债的官儿们拟了这样的话：「我们是在替儿孙置产业；把举国的人都赶进死地，又有什么可犹豫的？举国的苦，比起我们一家的乐来，算得了什么？」不过，南方的领袖们并没有否认中央政府宣战这一举动。他们政治上的对抗依旧，可是对于北京在国际上的行动，他们承认其效力及于全国。

在这类事情上，中国人并没有西方那种斩钉截铁的主权与法统观念。因此，一个地方政府尽可以在多数事情上独立，同时又在某些事情上听中央的指引。宣告独立，绝不意味着抗命者同中央之间就此毫无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外国代表去拜访某位已宣告独立的督军，并不像在别的国家那样，会被看作对中央政府的冒犯。有时局面甚至会是这样：中央政府本身也乐见这样的走访，因为它顺带能缓和一下紧张。所以我尽可以放手派使馆的随员去见那些离心各省的督军，就是我自己去，也全无不便。

我同高级官员的每一次会晤，头一件事总是财政。倒不是说中国作为参战的一方能不能得到这种援助——那是被看作当然的——问题只在于怎么个来法。财政总长梁启超先生八月四日来访，主张由银行团举办一笔大借款。他盼望美国能重新加入其中。他谈到美国单独的借款时，我提醒他：除非有一个全国都承认其威信的国会，这类借款要缔结，或者芝加哥那笔借款的选择权要行使，都很困难。此后不久我见到代理总统冯将军。「中国，」他说——无疑是想说句中听的话，但也因为中国人确实都更愿意同美国亲近——「中国已经追随美国，采取了对德宣战的政策。如今美国肯不肯单独给中国以财政上的资助呢？倘若这不可能，那么美国总该加入银行团罢，因为要稳妥而有效地支持中国政府，只有这一条路。」

「共和政体，」他赌咒似地说，「如今在中国是万世不移的了。」我不能不想起他从前向着帝制的那些心思。代理总统谈起段将军。「我同总理有极融洽的默契，」他向我保证。

八月二十一日我去见总理。这一次谈到了中国的钢铁业。总理问：「何不着手开矿炼铁呢？办起一个中国的国家钢铁业，就可以拿它做一笔实业总借款的根基。」他起初以为，该由中国农商部延聘专家，把这个事业办起来。我对他讲了这样一桩事业在技术上的重重艰难。他这才似乎明白：同一个有经验、有实力、并且可以责成其负责的机构订立合同，于替中国建立国家钢铁业更为有效。「南京附近的矿藏我还拿不准，」他又加了一句，「那些或许不能列入这类合办的事业。」

我疑心他是想从别处取得财力支持，因而留着余地，好把那边的矿权批给人家。我就把铁矿批给外国人一事提出了警告。美国人从前被告知过无数次：铁矿不能租与或让与私人，因为那是留作国家之用的。

八月二十二日我去看段将军，发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健谈，也更愿意议论政策的大端。「首先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威信立起来，」他说，「而这只有打败反对派才办得到。我的宗旨，是要使中国的军事组织成为全国的、统一的，免得国家的太平老是被地方上的带兵官搅乱。军权这样统一之后，我打算把它彻底从政治里抽出来，只用于本分的军事目的。眼下军队是被用在派系政争上的。等到这一条走不通了，我们就让民间的公论完全自由地去解决宪法和国是的一切问题。」

我相信总理这番见解是诚恳的，他要伸张国家政府威信的努力也是诚恳的；只是他脑子里想的全是军权。公论的组织和文治行政需要些什么，他并不了然。他的政敌则担心：军权一旦合而为一，终究还是要被他用来重建一个像袁世凯那样的军事独裁。

段将军个人的识见与操守是令人敬重的，可惜他不善于择人。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各省，他身边的顾问都给他惹麻烦。他委傅良佐将军做湖南督军时，本指望那里的一切难题都能顺顺当当地了结；他以为傅将军自有办法应付局面。然而湖南人并不欢迎傅将军。不久，他和中央政府的威令在那一省便到处受人质疑。可总理从不弃绝自己派出的人，也从不撇下他们。他对部属是讲义气的，段祺瑞个人势力之强，缘故就在这里。

自然，铁路不修起来，国家是统一不了的。中国政府的代表常来探我的口风，问能不能就久拖不建的粤汉铁路有所举动。这条干线本可把南北连成一气。照现有的路走，从北京到广州要十天到两个星期；若有直达的铁路，两天就该到了。不但客运，就是邮件和货物的往来，也会激起一种交通往还，足以压倒分裂的倾向。可是中国把这条铁路交给了外国人去修，那些人把路权当儿戏，弄丢了，后来又弄回一部分，如今又一拖再拖。欧洲正一门心思忙着打仗。如今中国自己也参了战，把中国交通上这段相对不长的缺口补起来，似乎成了国防准备中头等要紧的事。官员当中，凡是美国的好朋友——潘复先生、裕中公司铁路事务所的总办孙多钰先生、何先生等——都同他们的上司一样，一再对我进言，要美国出头把这条商务上的要道修成。

二十五中国人去借钱

中国该往钱袋里装钱了。她确信自己办得到，也确信美国——她那位富有的大保人、大朋友——会按她备战与发展的需要，把相应的款子帮她张罗起来。国务院曾向中国驻华盛顿的公使透过这样的口风。谁也不曾梦想到：对中国竟会一点援助也给不出来。

一九一七年秋天，我把全副力气都用在为我们这位远东的参战伙伴争取最好形式的美国援助上。我想尽量避免坐失良机——那是把中国财政放在稳固根基上的机会。尤其要紧的是，得帮中国把舵，让她驶到听不见那些财政女妖歌声的地方去，免得被诱上日本那片礁石。中国邀美国来领头，并且倚仗着这份领头。照当时的情形，别国没有哪一个有正当的理由为此见怪。这并不意味着要在中国立刻编练一支大军这样浩大的事业，而是要为万一需要时的动员铺路。这可以从便利那些经久耐用、无论打仗与否都有益于中国与世界的工程入手：修造交通，改良粮食的供给；战后的重建；所费的钱，比起欧洲花掉的数目来，只是九牛一毛。美国已经借给协约国几十亿；使中国足以自立所需的那一万万元，实在不算什么。在这件事上，也不必非坚持美国单独行动不可。美国为共同的利益出头，同各伙伴合作，一样能达到把远东局面放在稳固根基上的目的。我向来希望在个别的事情上有美国独立的事业，不与别国纠缠，也不搭上半政治性的安排，因为幸而我们并不需要人家的恩惠。但在世界大战这桩大事业里，同人协力是自然的；只要美国确有领头之意，在中国的作为本可以办出很好的结果来。参战各国倒也凑在一处办了几件事。他们暂停了中国的庚子赔款，中国也得到了条约所定的从价百分之五的税——依二十年前的估价，这百分之五实际已缩到百分之三。把条约所定的税率恢复过来，离公道的开端还差得远。

中国就在这里，准备好了，也情愿在战事上尽一分力。她该做什么呢？美国正流行着一句口号：「粮食可以赢得战争」——而中国正能供给粮食。她能供给苦力，需要的话，几百万都行，可做工，也可当兵。这场战争已经证明：把人练成兵，不必以年计，几个月就够了。计划拟了出来，起初是几十万中国兵，继而是五十万。

我把我的提议力陈于国务院。粤汉铁路需要完工。中国的兵工厂和船厂可以重新装备。我请各地领事官和随员迅速调查中国的粮食出产；他们的报告表明：只要立刻着手保住销路，大量余粮是产得出来的。中国人天生会种庄稼；世上最巧的园艺能手就在他们中间。但要多下种、多收成，他们需要添些信贷。这些估算中，在东北的康奈尔大学塔克教授和在南京的贝利教授都尽了专家之力。

英国和它的欧洲盟国，据判断已经「破了产」；若要有一个对华放款的银行团，美国肯不肯领头？财政总长梁启超正是这样提议的。中国的国家信用就摆在那里，连同那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力物力，只等人来把它组织起来。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把那些借中国财政交易去争特殊好处的、体面扫地的钻营者一举驱散。我不辞辛劳——说实在的，这四年来我所劳心的正是这一件事——要让美国看见一个开发起来的中国的新图景。可有两件事把行动挡住了。一是在美国国内活动的外来势力，存心要阻止在华财政事业的自由施展；二是纽约那班财界人物的褊狭。人家不领头，他们便不肯走。

于是还有另一条路——参战各国的合作。我们同英、法、意的弟兄们被钢铁的箍与弹幕捆在一起；日本是协约与参战的一国；我们的黄金和战争公债处处同他们的搅在一处。我们的分量足以使我们的伙伴守住一条政策：开发中国，使参与的各方共蒙其利；「特殊利益」这一套也可以就此了结。我提议按这个宗旨另组一个银行团。

我去见中国总统。「我知道，」他说，「美国必定不惜一切，好让中国实现她的心愿，到欧洲的战场上同协约国并肩而立。」

从总统那里我又去见总理。这时他已不那么亲热了。日子过去了，日本银钱的光彩已经被人引得晃了他的眼。我问起那笔两千万日元的日本借款，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安排。「中国难道不需要在外国存一笔余款么？」他问，「若是在美国借款，不也是同样的安排么？」他又怪怪地添了一句：「眼下还不必召集国会；日子还没有定。」他是个军人领袖，日本撑腰的指望正叫他心安。不过他倒很乐意派一支大军去欧洲。

日本人对这局面是明白的。他们派了堀教授来，在梁启超帮着办起来的一个学会里讲财政。他开讲的头一个题目，便是西方列强的破产。中国的钱非靠日本不可。堀教授之后，又从东京来了一个十人的官员团，考察中国的财政行政。接着又来了小林博士，充任日本在中国的专家。外间盛传：要为「币制改革」设几个要紧的位置，而那些位置将由日本人来坐。再后来阪谷男爵也来了，考察中国财政。

借款和借款的要约从日本源源而来。他们经横滨正金银行借出一千万日元。这不过是将来一笔整理借款的垫款。随后又经交通银行办了一笔标着「实业」名目的两千万日元借款。两个日本的财团就此崛起而兴旺。梁启超坐在财政部里收受，同横滨正金银行打交道；另一伙以曹汝霖、陆宗舆为首，同日本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这三家一气。那笔名曰「实业」的借款——这个名目是为了规避整理借款的成约——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交通银行里的日本顾问。这笔款子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交通银行用来挽救它那贬了值的钞票。它是花在政争和军队上的。

日本的财界人物冷冷地算准：英法两国的银行不会行使他们自一九一一年以来持有的币制改革借款选择权。那样一来，这块地面就留给日本了。法国和英国的使馆为此忙碌起来，我们也忙起来。结果美国政府重又关心起中国的币制改革，人几乎能听见一声如释重负的长叹。我去拜会梁总长。难道他不记得一九〇三年的条约和美国对中国币制改良长久以来的关切么？有精琪—康南特币制调查团；有司戴德主持的那一场长久的交涉，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九一一年币制借款合同。「这些事我都记得，」梁答道，「美国该在这件事上领头。我们的钞票正被地方上滥发的废纸打得七零八落。督军们把国家银行扭作自家用场。银行的账目必须照章记载，并且公开。我主张聘请三位主要的外国专家来改革整个币制：一个美国人，一个欧洲人，一个日本人。」

币制借款的选择权展期到了第二年四月。

可日本箭囊里还有别的箭。日本报纸上忽然纷纷登出中日拟议「军械同盟」的消息。听上去几乎有些咄咄逼人。泰平公司——原是日本政府为供给俄国军械而设的——将要供给中国军备。段将军说，久已有人劝他向日本买「有限的一点」军需。日本公使也随声附和，说是既然美国按战时贸易的限制不肯把钢卖给日本，那么日本控制中国矿藏的时候就到了。「日本要卖军械给中国。为什么她不能有造军械的原料？」他问。

这要求中间的不成比例，倒叫中国人觉得好笑。日本眼睛盯着的那些矿藏，不过四五千万吨矿石——够造几尊炮的。

与这些交涉同时而来的，还有设置日本军事顾问和兵工厂顾问的提议。

我就这些传闻问过总理。我对他说，中国无论向何处购买军械，我们都不能反对。但在借款和让与权的交涉中，美国始终不渝地守着「门户开放」、不取特殊权利的原则。美国既不求这类的控制权，也就同样关心着：不该把这类权利给予任何别的国家。

「难道你没有觉得，」总理问我，「我对你一向是坦白的、真诚的么？」我极诚恳地告诉他，确是如此。

「那么，」他说，「我们向日本买了四万支步枪、一百六十挺机关枪、八十门野炮。不附带任何承诺。我的几位军事同僚［陆军次长徐树铮将军、代理参谋总长靳云鹏、湖南督军傅良佐］我是信得过的。他们不会答应那种事。」

可第二天我便得到确凿的证据：他们答应了。关于日本军事顾问、南京兵工厂的控制权、以及若干处铁矿的权利，交涉正办得火热。我去见徐将军，不等他作答，先把一切都对他说了。当时我关心的还不只是中国的独立被人侵蚀。美、欧两方的实业界都曾被告知：「国家的铁矿储备，谁也不许沾手；所余的铁矿一律留给国家。」出于对这个决定的尊重，我们告诉过我们的人：铁矿的让与权是拿不到的。如今若要改变政策而不保住我们的利益，我们对自己人实在交代不过去。中国的铁矿有一半已经在日本手里。难道其余的也要归她？还有，中国的军械要划一制式，难道不该同协约各国政府的专家商量一下，好让这些军械能用于眼下这场战争？

「我们被逼得很紧，」徐将军解释说，「日本人要我们替他们办点事，我们又需要军械。这批军械口径较大，同中国现有的军备相合。日本人确曾要求划给新的矿区；他们要拿它作合同的担保。后来让步了，减少了我们应供的矿石数量。但我们必须依一九一六年日本人同周自齐所组公司之间订的一份合同供给——照那份合同，人家已就南京附近矿区的铁矿预付了一百万元。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他们起初是要求划给新的矿区的。」

「我倒愿意多来看看您，」徐将军后来说，「可惜我的行踪被人盯得很紧。」我说，我希望他不至于因为有所顾忌，便在想见一个友邦公使的时候不敢来。

真正的症结在南北之争。总理和徐将军情愿把国家的世业拿去换取让与权，好硬把一个由他们造出来的统一加到全国头上。因为中国已经四分五裂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局面，比起一九一五年四五月间二十一条闹到顶点的时候来，何啻天渊！那时候中国的朝野上下拧成了一个人。如今国民的心思还是那个心思，政府中人也差不多没有换过，可政权却落在一小撮亲日的人手里。手里攥着日本款子的人，比起大多数官员来占了上风。他们居然把中国的报界的嘴堵住了。经日本人一再坚持——这件事上法国公使也帮了腔，因为有几家中国报纸批评过他的态度——外交交涉的消息被彻底压了下去。公众得不到消息，心里既不安又糊涂。日本《国民新闻》的主笔德富先生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还主张对报界管得更严。日本正利用这场战争，排挤她那些伙伴在中国的势力，好让自己的权势独大。

局面虽坏，本来一笔足够的美国借款还能挽回。梁启超最初提议的是一笔二万万元的整理借款，被欧洲否决了；这笔款子萎缩成了横滨正金银行送上的那一碗一千万日元的红豆汤。九月里徐将军曾向我摊开过一个周详的方案：装备五十万兵，并立即把至少五十万人运往欧洲，此后有多少船便再运多少。后来又有更具体的计划，要编练一百万人，从中挑最好的队伍派往法国。照那计划，必要时最终要把这一百万人全派出去。再后来又改成一个折中的提议：装备五十万人，并把制造军需与船只所需的工厂建成。欧洲各国公使都亟盼中国实在地参战；法国使馆经由武官，格外起劲地帮着筹划将来如何使用中国的军队。从我同总统、总理及其最得力的助手的谈话看来，中国人是认真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可如今这一切都缩水成了区区几百万日本款子，用在政争和内讧上，而日本还要从中谋取特殊的好处。

事情本是该办的。美国此时仍能给这个多难的局面带来纾解，并有力地号召各方一致行动，而不至于给人以抱怨或见怪的正当口实。法国人尤其盼着把中国实在地拉进战争。比利时人盼着把中国的物力——尤其是粮食——动员起来。英国人大体赞同，只是怀疑中国军队能否很快运到战地去。刚同总统和内阁把整个局面通盘谈过的莫理循博士来对我说：「中国人会来向您讨主意。您比英国公使放得开手脚。」

然而一件意义极深远的事就要发生，把我这些建设性的努力打断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谋求同华盛顿国务院达成协议的结果，为中国所知悉了。

第四部　战争的最后一年及其余波

二十六蓝辛—石井换文

华盛顿国务院的首脑同日本政府之间一直在进行的秘密交涉，我是从一条相当曲折的路子上才知道的。这些交涉关乎整个中国局面中最紧要的几个问题，竟被瞒得人人都不知情，实在令人诧异。我得知此事的经过——我承认心里五味杂陈——竟是从林权助男爵本人口中。十一月四日晚上我去拜会他；把想同他接洽的例行公事谈完之后，我留下来同他闲话，谈得很融洽。谈话间男爵说道：「我刚接到一点相当要紧的消息，想让您知道。我去把电报取来。」

他拿来一张纸，一句话不说便递给了我。那是东京来的电报，告知他蓝辛—石井换文已经签字，并摘录了文本大意。第一段里便是那要命的一句：「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尤其在与其属地毗连之部分。」我还来不及把这句话同声明的其余部分合起来掂量掂量，它已经迎面把我打懵了。我把电文看了两遍，尽力把其中的要点记住，然后转向我这位日本同僚，勉力保持镇定。

「是啊，」我总算说出话来，「这很有意思。同我们从前谈过的话有几分相合，不过在某些地方又不一样。」

我强撑着又坐了一会儿，想把被这条惊人消息打断的、若无其事的谈话接着说下去。等我终于告辞时，林权助男爵到底知不知道我此前对这次换文一无所闻，我心里没底。我匆匆赶回使馆，拍电报回国务院请示。

东京的电报说，双方议定：此次会商在十一月七日以前不得公布。可是日本公使星期天夜里就已经通知了中国外交部；星期一一早，外交部的代表便来向我求证。

我这里却一个字也没接到。不把消息尽早告知驻在当地的代表，实在说不过去；我在给国务卿的电报里也就此点了一句。外交部既已全盘知情，我对来客只能说：我尚未奉准交付文本，须待日后；我自己也还在斟酌这件文书的全部含义，其中某些地方是沿着从前讨论过的政策路线走的。

我看得明明白白：这次换文在中国外交部被渲染成美国作出了重大让步、日本取得了外交上的大胜。总统和国务卿议定此件时出于何种动机，我一无所知。我无从解释它的用意；但当来客问我：「这件文书是不是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我能够、也确实斩钉截铁地答了一个「不是」。此外我便什么也没说。

那一天和第二天，各方的消息纷至沓来，都说日本人在同中国人谈话时「为自己的胜利而啼鸣」。更多的中国官员和许多美国人跑到使馆来打听确实的消息。可国务院那边毫无帮助。实在说，直到七日早上我才接到只字片语。

要说美国这边的保密誓约守得不够周密，那是不能的——周密到连这场外交手腕的后果将由他首当其冲的美国公使，也一概瞒着。日本人这边呢，不但提前好几天把换文给了中国政府，而且——莫非是出于对秘密外交的深恶痛绝？——在换文尚未签字之前，就把文本告知了英、俄、法、意四国的代表。这是在东京办的。

这样一套做法，在中国人心里留下日本人已经如愿以偿的印象，是毫不奇怪的。他们以为美国所作的声明，等于承认日本在中国有一种特殊地位；这地位并非中国所愿，而是日本凭军事与政治的势力硬压出来的。

远东问题的专家和一般舆论对这件换文的反应，表明它会被解得千差万别。直到有人把换文的具体措辞仔细读过，明白了这件文书含糊两可的性质，最初的印象才渐渐让位于比较冷静的判断。首先，日本使馆给中国外交部译文时，把「特殊利益」译成了一个中文词，含有「特殊地位」的意思。丁家立博士的译法更贴近原文，没有这一层额外的意味。国务院授权我递一件解释的照会，说明所指的利益属于经济性质，而非政治性质。照会提到「日本在中国的商业与实业事业」，并说这些事业「因两国地理上的关系，显然较之任何他国人民的同类事业占有某种便利」。

我不能不觉得：华盛顿这次换文所取的形式是不幸的。美国对日本在华的一切经济活动抱友好态度，这一点确实值得郑重声明。历任日本公使同我的谈话，其大旨正是如此，我也都报告了国务院。倘若日本人当真存着这样的观念——以为美国正拿政治影响去阻挠中日之间密切的商务往来、对日本在华的事业侧目而视——那就有必要替他们破除这个观念。在这样的谅解之上，人们本指望日本会同美国一道议定：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以政治手段谋求特殊权利或任何经济上的优势；说得更具体些，满洲的那一套不得推行到中国别的地方去。

然而换文里明明白白写着：日本不会用她的特殊利益去「歧视他国之贸易，或漠视中国前此在与他国条约中所给予之商业权利」。这就可能引出一种想法：所谓「特殊利益」并不单指具体的经济利益与事业，其中还可以包括某种政治上的势力或优先权。

日本公使虽然否认那种含有「优越利益」的解法，却显然在换文里看出了对势力范围原则的认可。「换文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他在十一月八日的一次谈话中说，「不过是把美日两国对华公认的态度再记录一遍罢了。这只是把一个旧有的立场重述一次。连『特殊利益』这个词，用在这里无疑也同从前是一个意思。另有好几个国家的领土同中国毗连；这个事实使它们在中国同它们接壤的那些地方有特殊利益。日本在中国有特殊权利，正是同一个道理。」

日本非官方的论调，所声称的可比这个大得多。他们确是对着中国人「啼鸣」。这岂不正是日本在中国享有明确优先地位的一个明证？在日本，一向不惮于在报上发表议论的老政客大隈，对这件换文似乎也作了相当宽泛的理解。「从前，」他说，「美国在中国的举动常常轻率无谋。譬如诺克斯国务卿提议把满洲铁路中立化，就实在是一着鲁莽的棋。美国六月七日致中国的那件照会，劝中国内部和平，又把日本撇在一边。美国就这样漠视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看了这个新的协定，我们可以明白：这类蠢事她是不会再做了。」

当然，这件换文里并没有什么妨碍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就任何题目作最充分、最自由的往来。

俄国驻东京大使在换文签字前，把他同日本外务大臣就此事的谈话报告本国时，说得很是传神：「不过，从大臣的话里我得到一个印象：他意识到将来也可能发生误解；但他认为，万一如此，日本手里能用来贯彻自己解释的手段，要比美国的高明。」

为显出各色人等所受的触动如何不同，我且引几封信。莫理循博士从华南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拥去见美国领事，说的都是一句话——他们被美国出卖了。美国把话说得那样慷慨激昂，如今对日本作这样的让步，承认了在华的每一个美国人和英国人一直竭力要阻止的东西，究竟得着了什么好处呢？把这个协定推到底，它所承认的就不只是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还有她在福建的特殊利益，因为福建同台湾『地理上毗近』。这么说来，英国人如今该要求承认在广西的同类权利了。这一切实在令人痛心。」

另一位英国人端纳先生的看法却不同。「我看到换文时，」他写道，「心里很高兴，因为我从中读出：美国借用一句美国话说，是『将了日本一军』。石井到美国去，是要人家默认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要美国承认日本在太平洋的霸权。两样他都没有到手。他反倒不得不重申遵守从前的成约——而那些成约，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抛开了的。」

中国的报纸大都说这件换文自相矛盾。《中华新报》认为，日本的「特殊利益」犯不着特别去承认，正如英、法、俄、美的特殊利益也犯不着——这几国同样有领土与中国毗连。该报认为，既然整个协定的要点就在承认日本所享的「特殊利益」，那么所谓日本不谋求特殊权利或特权的保证，就该照字面来看了。因此，这件换文的大旨似乎是赞成「特殊利益」的，从而也就赞成把中国分割成势力范围——这与美国的传统政策正相背。

就我个人而论，以我所知的远东局势，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急迫的理由要作这样一个声明。后来我才知道，这件换文是总统同国务卿商定的，并未另行征询国务院，院里的人员也都不知情。而且国务卿行事时所抱的信念与理解是：关于特殊利益的头一句话，不过是一条不言自明的公理，把它重申一遍可以把局面说清楚。反过来说，那句断然声明「任何政府不得取得任何特殊权利或特权」的保证，倒确实比从前任何声明都更明白、更进了一步。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不受这件文书可能引出的任何解释之害，中国政府声明：凡他国之间订立的关涉中国的任何协定，中国概不承认。

我说过，我看不出这件换文有什么必要。我向国务院请示而不得回音，便一直执着这样的立场：美国政府的政策并无变更，仍不承认任何别国在中国有何特殊地位或特殊权利。但这件换文对中国政府的直接影响，是使其高级官员觉得：要想美国拿出什么实在的援助来，帮中国脱出困境，是指望不上了。

这件换文的一般而持久的影响，从日本人在中国的举动上看得出来。日本报纸公然声称：日本将按自己的意思解释「特殊利益」这个词，它意味着日本的政治势力在中国居于至上地位。这种论调一被推到前台，段将军的政府便更站不住了。继先前宣告独立的几省之后，又有好几省做出了至少使其向背可疑的举动。段将军所委的湖南督军败在南军手里。长江流域的几位督军在李纯将军的带领下，就同日本人的财政交易和购买军械一事——据说其中牵涉一个军械同盟——向政府提出了尖锐的质问。

这些攻击既是冲着他个人来的，段将军便觉得非辞职不可。冯国璋将军同总理表面上虽一团和气，实际上并没有谈拢。总理想对南方用兵，把它征服。代理总统则相反，一直同南方领袖通着信，想促成和解。段祺瑞递了辞呈。日本人为留住他而奔走。总统确曾请他收回成命，但他的辞职终于在十一月二十日生效。以参谋总长身份同总统亲近的王士珍将军做了代理总理。可是日本一派的头目曹汝霖却留任了。

和平与统一并没有因此到来。十二月四日，北方的督军们聚集天津，议定以二十万兵力对南方用兵。这又成了多讨款子的由头。

我一直同段将军保持来往；他个人的品格，以及他希望中国参战的那份诚意，是我信得过的。他的朋友屈映光先生——此人做浙江省长时政绩很好——也始终把眼睛盯着这个目标。通过他们，我同一切促成此事的中国人都有往来。倘若中国人肯自己出头，办起供给协约国急需的各项事业，并练出一个模范师来用于欧洲战场，我觉得美国和她的伙伴们总会想出办法把这支队伍运到欧洲去。段将军此时已脱开了政治。我同总理及其同僚的谈话中，曾谈到专设一个机关来办备战之事。这件事的结果，便是督办参战事务处的成立，以段将军为督办。该处负责拟定建设性的计划，开发于战事有用的资源，并为欧洲练兵。

与此同时，日本人在山东「放开了手脚」。他们相当公开地要在他们所谓的铁路地带里设立一套行政。中德之间的成约里并没有设立这样一个地带的规定。德国人不过有铁路本身、若干指定的矿业，外加青岛一港罢了。至于铁路两侧各十英里以内矿区的一般优先权，在战前不久便已放弃。如今日本人却在这个「地带」里主张一般的行政权，包括警务、征税、林政和教育。伴着这种侵蚀，中国人还注意到：凡对侵略者有用的地方，日本人便纵容革命党和土匪的活动。

常有山东人来见我，把他们的控诉和呈文摆在我面前。他们心里苦，可我帮不了他们，除非其中牵涉美国的权利。山东人报称：日本人正拿蓝辛—石井换文做宣传的根据，说日本的特殊地位如今已被承认。一套外国的政治行政这样侵入中国本部一个省的腹地，无疑是中国主权有史以来所受的最严重的侵犯。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国外交部的一位人员来见我，恳切地谈起日本在山东的侵入。他说，日本人是没有什么挡得住的。他们的公使说过：总理签署、天皇裁可的敕令，是难以更改的。

中国的官员和一般民众，一概是灰心丧气。蓝辛—石井换文的最初效应，亲日一伙因有财力撑腰而在政府中所施的强大影响，以及人人都知道这种撑腰得拿宝贵的国家权益去换，加上南北之间日益分裂，加上人人都不再指望能有什么建设性的、能使国家统一的政策——凡此种种，使中国人无论个人还是全体，都在疑虑、恐惧和无力感中瘫痪了。分明可见：日本的势力正在中国进行一场政治兼商业的攻势，到处趁着这种人心涣散的局面下手，并用种种操纵把它弄得更深。

二十七多难之中，北京欢庆

停战意味着大战的结束。它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国境内种种阴险的钻营就此结束呢？

在举世欢庆胜利的当口，人人都这样觉得。可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初我回到北京时，却发现情形是每况愈下。钱都糟蹋在用兵上了，而这些用兵把国家撕裂了，并没有把它拧在一起。日本那位非官方的财政代表西原先生——一个在中国财政这段朽木里钻洞的家伙——整整一夏都在活动。他在办借款交涉这件事，日本使馆直到最后一刻还矢口否认。十月一日，日本的大藏大臣忽然宣布：本国政府已同中国议定了若干笔借款。其承诺的总额达三万二千万日元，名义上是为修铁路、办铁厂；其中四千万日元将立即拨付。

早先的那些借款，全都流到了那班无能的军人手里。这些所谓实业借款的垫款，同样消耗在党争、分裂与内讧上。新国会已经选出。它将选举新总统。代理总统冯国璋同徐世昌之间的角逐，钱像水一样泼了进去。段将军手下有一支由小政客组成的队伍，靠着几个操纵大局的人供给的款子养肥了自己。他们组成了安福俱乐部——名字取自安徽（军人一派的省份）和福建（海军将领多半出自这一省）。

军人的核心圈子是从参战处发号施令的，这个衙门已经把财政、天然资源和警权都先行攫在手里。各部无能为力。政府被日本来的那些好挣的钱腐蚀透了。日本人带着一脸讥诮的笑，提议借给中国二万万纸面日元，不能兑现，要中国政府拿它做发行金票的准备。中国还得拿朝鲜银行的这些纸头按年付息还给日本。

他们借重军人，极力想把这事办成。可是外国报界和几家还敢说话的中国报纸，终于把它笑掉了。所谓政府金票，兑现时只能换到中国人日常交易里根本不用的朝鲜或日本钞票，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强行流通的。它只会把本已混乱的币制搅得更乱。

凡是反对日本借款交涉、并把内情登出来的报纸，警察便去恐吓欺压。被查封的将近十家。安福一伙把华北的朝野都压住了。这个政府既无道义上也无法理上的威信，在征税、保民这些本分的职能上便成了废物。

外交团不得不斟酌：关税和盐税的余款还该不该放给这样一个政府。受损的不只是中国的根本利益，而是一切友邦——连日本自己在内——的根本利益。参战处被军人的贪金之欲玷污了，日本从中拉纤，助长的是派系的争斗与分裂。舆论被扼住了喉咙，腐败的势力遇不到有组织的民间反对。

财政总长曹汝霖鼓吹那套假金票的计划，人称「金砖把戏」。曹汝霖曾声称外交团赞成此议。四国公使联名照会中国政府，说曹先生的做法足以毁掉政府与各使馆之间的互信；另有一位公使说，此后凡出自财政总长的话，非经外交部证实，他的使馆概不采信。

这位财政总长竟厚着脸皮想把币制借款选择权的展期搁下来，要等外国各银行答应了金票的计划再说。我为此提出抗议，说明依币制借款合同，这类提议在斟酌之前，美国政府有权被征询。

徐世昌阁下当选为总统——一位旧朝的老臣。我头一回同他会晤，他便诉苦说：「我正设法同南方打交道；可他们那边没有一个能把大家捆在一起、能代表他们的人。我们正在把多余的兵裁遣大半，可政府没有财力支持，这叫我发愁。」

此后我同他又常常谈起。南京的李纯将军被请去调停。得先给南方的领袖们凑一笔本钱遣散他们的队伍，然后才谈得拢。总统的这个法子，说白了带点收买的意味。可这并不能了结军人的钻营。十月二十五日，徐总统颁了一道和平令，开宗明义引的是威尔逊总统关于重建国际间团结的话。那是徐总统就职时威尔逊总统电告他的。报上传说英美两国公使正为中国的内部和平奔走；我们出面调停本会很受欢迎，也能把南北的领袖从僵局里拉出来。徐总统复电威尔逊先生说：「虽相去万里，而感君之影响，如在晤对。」

徐总统得到了莫理循博士的一份报告，博士刚从华南调查归来。莫理循博士的要旨是：中国若想在这场大战中有所作为，并在和会上有力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内争非结束不可。这份报告我要引得长一些：

中国听从她几位有权势的总长的进言，仰望日本的指引；日本以国民的同心与奋发、以当轴的明智，在短得难以置信的时间里把自己抬到了列国中重要的地位。但日本已不再是世界大国之一。日本缺乏近代战争的经验。她的陆海军大为陈旧。她的军队没有领教过近代战争那些惊人的手段。她没有潜艇部队，没有航空部队。她那照德国式样建起来的政府、她的皇权主义、她的普鲁士式军国主义，都在迅速过时。同英、美、法、意这些大国相比，日本的力量是单薄的。欧战结束之时，日本是个三等国。她的政府是当今世上仅存的军事独裁政体，正因如此，日本在任何一次和会上都将居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协约各国中，日本是唯一没有在这场世界大搏斗里尽到相当本分的。

中国身为共和国，却去求当今世上仅存的那个独裁军国政府来指引，至少在外观上是自相矛盾的。中国凡有志于民主政治——民治、民享之政——的人，看了这种举动都心存疑虑。

若要免于外力干涉，就必须及早恢复民主政治、及早和解。要做到这一步，最简便最迅速的办法，依我之见，是请阁下邀美国总统出面调停，把中国两大政治派别的代表拉到一处，彼此听一听、掂一掂对方的主张，议定一个折中之策。这样做并不失面子。

我近日南下，凡有机会同我讨论中国和平与和解问题的头面人物，我都把中国方面的种种意见陈说了一遍。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相信：请美国总统出面调停是明智之举，而且最有望把眼下使这片好河山分成敌对两营的严重冲突顺利解开。

日本仍在忙她的事，美国则依旧漠然。

中国人对这一切都厌倦了。其实中国分裂的只是表面。政治上的争端并没有深入到民众的生活里去。他们照样安安静静、勤勤恳恳地过日子，不管政客们如何龃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的宣告或许传遍世界，世界或许以为中国已经陷入无政府之境。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比世上任何国民都更少受官府的干涉。即便整个中央政府忽然从地面上消失，对中国也没有多大影响。然而政争旷日持久，外来的阴谋便得以钻进本国的争端里去，其反作用是危险的。

举国的人民都希望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可那班职业军人非拿钱打发不可。总统颁了和平令之后，请我去见他。「若是断然采取和平的举措，」他问，「我们可不可以指望美国支持我们，替我们弄到遣散这些大批军队所需的款子？若不能，她肯不肯领头办一笔由数国参加的整理借款？」

我向美国政府请拨所需的款子。这笔钱倘若以中国重归统一为条件，那么南北两边负责的督军和文职领袖就有了本钱，可以把那些劫掠成性、寄生度日的队伍打发掉。日本这时活动起来了。十月二十三日，她向美、法、英、意四国政府接洽，请他们促成南北双方领袖之间的和局。美国政府表示赞成，并补充说：中国需要钱，但在统一的政府成立以前，不给她任何款项。

与此同时，中国民气如何，却有了一次令人欣慰的试探。穆德先生请中国的青年会为战时事业募捐十万元。一天晚上我同梁士诒、周自齐一同进餐，我说：「美国正在募捐，资助一切为前线士兵而办的战时事业。您二位看，中国的朋友里会不会有人愿意捐助？」二位都答道：「会的，我们准知道会有。」

过了两天。周自齐来访，说他们已组成了一个全国战时事业委员会，各省省会也正在组织分会。他们募到的不是十万元，而是一百多万元！

这尤其难得，因为为公益这样募捐的办法，在中国从来没有试过。只有北京那家受日本操纵的《顺天时报》给这场运动泼冷水，说中国自己有那么多省份亟待救济，却把钱送往欧洲，未免蹊跷。

十月十八日，参战各国的代表开了会。他们觉得，参战并没有使中国统一；一伙人把它扭作了派系之争的工具。会上议定：各国代表应各自举出中央政府或地方官吏阻挠办事或玩忽职守的实例。二十八日再开会时，我已把所举的实例拟成一份节略；这份节略成了一件声明的底本。准备同中国总统开一次会谈，态度要十分友好，但要把政治积弊所造成的严重缺失摆明。这样想来，政府中负责而有良心的分子便能得到支撑，去对付那一伙钻进政府里来的人。可是外交总长请求把会谈延后，好让政府尽力把自己的作为同真心所愿的更贴近些。我们这个提议里并没有威胁的意思。可是论政的人往往看不出它的本意，把它说得像是在谴责中国，而不是在谴责政府里那把持一切的一伙人。

停战的消息一到，人人欢欣鼓舞。头一个庆祝的是美国使馆的军乐队，它带着一队海军陆战队在各使馆院子里游行；只有日本使馆的哨兵没有敬礼，他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当晚我应朱尔典爵士私人之邀，带了几位馆员，去英国使馆参加他们临时凑起来的庆祝。朱尔典爵士致欢迎辞，我答辞时说到英、法、美这民主三国，注定要引领世界更充分地理解自由的制度与人民的权利。

在接连不断的庆祝与宴乐中，中外两方的社会都由衷地同乐：宴会、招待会、各团体的特别集会，最后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盛大的全国庆典。二十日我们设招待会款待参战各国公使。每位公使到场，海军陆战队军乐队便奏他本国的国歌。俄国公使进来时，乐队并未另受吩咐，奏的是旧俄帝国的颂歌。库达摄夫公爵大为感动，因为这支歌在他本国如今已被禁；他含泪走到我面前。第二天他给我看一首连词带谱的歌，说是他建议西伯利亚政府采用为俄国国歌的。可是到了随后那个星期天的庄严礼拜上，各国国歌依次奏起，轮到俄国时，却出现了一阵停顿。主持礼拜的人把旧帝国的颂歌剔除了。而显然又没有别的曲子可以顶替，可怜的俄国只好没人致敬。

全国庆典那天，从一清早起，中国军队便向皇城开进，在那些空阔的内庭里列队。各使馆的卫队跟着也来了。欧洲人和中国人成群结队涌向宫里，外交官们都已聚齐，除我之外个个穿着华美的礼服。中立国的公使们也在座。那位欧洲顾问从欧洲历次的庆和典礼中找出了先例——如丹麦战争和普法战争之后的庆典——照此例，虽然和约尚未完全缔结，中立国的公使也可以与会。再者，有人说中国人庆祝的是战事的停止，邀请友邦代表参加是可以的。

公使中间有人窃窃地争执起来。法国代表看见几位资格较老的中立国代表排在自己前头，便说这一回情形不同，要求更改位次。这样棘手的问题，时间上是来不及了。我们约定：什么也不说，就自自然然地聚成一堆走进去。

我们聚集在太和门的门楼上——这道门通向皇城正殿太和殿前的那座庭院。就在中国千年帝制的这个最深处的内殿里，人们庆祝了自由的胜利。广场上中外军队密密麻麻。层层台阶上站着数千宾客，军人和官员都着制服；栏杆上飘着参战各国的旗海，还有长长的、用金字写着汉文的飘旗。

总统在各国军乐声中登阶，向各国国旗行礼、致辞之后，飞机出现了，撒下无数中国国旗和用金字印在红纸上的贺辞；随后便在皇城上空盘旋不去。军队向宫门行进时，天上放起焰火；焰火炸开，放出纸糊的走兽、兵丁和兵器，在空中久久飘着。总统在东华宫接见了数千宾客之后动身回府，飞机在前面给他开道。

那天下午，我们照美国的规矩做感恩节的礼拜，美国侨民和许多英国及别的协约国侨民都来了，参战各国的公使与馆员也来了。钱能训总理宴请外交团，并对威尔逊总统提议的国际联盟表示欢迎。十一月三十日徐总统请我们赴宴，那位还在为非交战国的问题烦恼的法国公使，这回索性反对中立国公使到场。他说，他们若去，他就不去。英国公使和我自以为想出了一个转圜的法子：中立国公使可不可以在这次场合把协约国公使视作上宾？推定由外交总长的秘书去问他们。不巧得很，中立国的人把这话当成了要求，而不是询问。于是油浇在火上了——中立国公使不肯赴宴。这是我们那些庆典中唯一不和谐的一笔。

为使中央政府还能勉强维持，外交团同意放出盐税余款五百三十万元。十一月十六日，徐总统下令中国内地立即停战。北方的领袖们仍旧好战，但接受了他的决定。二十二日，英、法、美、日、意的代表同我开会，商定支持徐总统的态度。我们议了日本的提案，决定在北京和广州作同样的表示。同僚们请我起草一件备忘录，随口头表示一并提出。美国曾建议在备忘录里加一句：此时不作任何财政垫款，但中国一旦重归统一，将得到列强的支持；日本反对把这句话写进去，说是日本的银行已经约定要向中国继续付款。这件备忘录为分裂而惋惜，声明无意干涉，并希望「双方既不采取任何可能妨碍和平之举动，即应以坦诚相见，从速寻求和解之道」。写到妨碍和平那一句时，我心里想的是诸如选举一位北方军人做副总统之类的举动。这在本身虽是和平的举动，却会给和平立下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十二月二日，五国代表觐见总统，由英国公使发言。北方军人领袖已在天津开过一次会。倘若果如传说，他们要求恢复段祺瑞的总理之职，并要选直隶督军曹锟为副总统，那就把南方得罪苦了。因此列强的这番表示大受舆论欢迎。关于借款的那句美国的话被略去了；即便如此，由此造成的局面也使得任何一国都不便再借钱给任何一方，否则自己的处境就不明不白了。

十二月三日，日本人觉得有必要就中国财政发表一件声明。声明说，日本不能不许本国人民在中国办财政与经济的事业，「只要这些事业是两个友好邻邦之间特殊关系自然而正当的产物」。「同时，日本政府深知：在中国内争的现状之下，借款易滋误会，易碍中国的和平。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凡其认为可能加重中国内部纠纷的财政援助，一概暂缓。」

这件声明在放款一事上留下了极大的余地，可它事实上确实承认了美国立场的正当。我就此问过林权助男爵。哪些算例外呢？男爵说得不很明确，只说指的是真正的实业借款。「我最坚决不过，」我追问之下他又说，「赞成对每一笔借款作最严格的审查，并主张各国政府就这类交易互通消息。」他明明白白地让我知道：他不赞成本国那个半官方集团所搞的某些交易，而且曾加以反对。我由此看出，他对军人直接干预国际事务是深恶痛绝的；然而在日本，掌权的正是军人，外交官是无能为力的。

美国政府依其主要的建议，接着把一份关于资助中国财政的备忘录送交英、法、日三国。它此前已提议另组一个银行团，把各国集团中凡有关系的各方几乎一网打尽。币制改革借款应当放在头一位，在英法两个集团拿不出款子的时期内，其份额由美、日两方代为承担。实业借款与行政借款都应包括在内，从而把它们从两败俱伤的竞争里拔出来。

实业借款可能被挪作政治用途，这个危险是明摆着的。然而我在建议中觉得：除非容许含有借款的独立事业，否则垄断之弊是很难避免的。

英法两国银行界的代表明白地希望美国在中国财政的国际整理中领头。日本呢，正如其公使屡次所说，希望美国重新加入银行团——不过他指的是旧银行团，那里面是日本领头。对于新银行团这个主意，日本并不痛快。它声明「在原则上」赞成这个提议，却认为每一处细节都得细细斟酌。这就拖延了许久。

二十八新的世界大战要来了么？

旧的世界大战随停战而结束。新的一场是不是正在逼近？

若真有一场，必从中国爆发——这一点我们是确信的。和会若不把中国的问题解决，那么它在防止世界重蹈那场泰坦式浩劫这一点上，就失败得不可收拾。在中国，列强彼此是对手，各有一块严加防守的势力范围。辜鸿铭曾用极夸张的语言向我描画这个局面：「中国这条政治之舟，造于日蚀之时，缆索上缠满了黑色的咒诅，如今被世界的海盗登上了船。他们在幽暗的争夺中，或许会把船底凿穿，同归于尽；不过在此之前，他们总要先把我们所知的这个文明抢一遍、烧一遍。」

倘若有什么举动可以被解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地位——无论是以所谓门罗主义的名义，还是以「区域性谅解」的名义，或是别的什么名义——那就会启动一股力量，到下一代便非人力所能收束。同这个天大的问题相比，连中欧那些错综的重新划界都显得相对不足道了。势力范围若再加深一层，同样致命的结果也必随之而来。

我们这些在中国的人看清了这一点，便极其认真地拟出了一个办法：由列强联合起来采取预防的行动，使它们团结在一处，而不至于陷在致命的角逐里。万恶之源在于贪财。祸根正在于单个的列强在政治势力保护下的势力范围里各自放款经营。倘若反过来，能使世界的财力支持一个统一的中国，那就会有一番巨大的建设性发展，各方所得的好处，将远过于在一角之地所攫取的私利。我们拟了一套国际联合放款的办法。这办法虽有其短处，却能把外国政治势力的地盘化打破。这个办法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同一切能请教到的、够资格进言的人都商量过：英法两国的官方与商界代表；中国的各部总长和别的官员；以及所有美国方面的代表，包括商务参赞安立德先生和惠特姆先生，以及几位美国顾问——韦罗贝博士、丹尼斯博士，还有铁路部的贝克先生。非正式的商议昼夜不停；这些问题昼夜地被反复推敲。日本的专家我们也请教过。

时机似乎正好。停战使人指望列强会合作起来。中国境内那些分立的政治图谋，以及要肢解或宰制这个自由人的伟大民族的种种阴谋，也许可以就此克服。外国在中国的财政行动与影响，能不能收拢成一个整体？能不能使它为整个中国而建设，而不是把它分作几块去拆毁？总之，我们硬是敲打出了一个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方案。

外国人在铁路借款上陷得很深，主要的投资都在那里。因此我们把统一财政支持的办法，首先用在铁路事务上。中国各条铁路照各自的国别借款分开经营，是一大祸害；这是恶劣的政治，也把铁路的业务弄垮了。外国专家以中国政府雇员的身份，或可把中国的铁路统一起来；不过对这一层，最懂中国铁路事务的梁士诒、周自齐、叶恭绰三位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会把管理费堆得老高。铁路只有中国人自己才办得省。外国的银行也可能想做铁路款项的存放处，正如他们已经在做关税和盐税的存放处一样。这样一来，中国的资本就要向外国资本纳贡了。倘若别的税收也照此被吸纳进去——这是可虑的——国计就未免被束缚得太紧。

所以他们主张组一个中国的银行团。它可以帮着筹款，也可以充作款项的存放处。

不过对于所拟统一办法的主旨，这几位是赞同的。铁路上的外国专家，在西方受过训练的中国铁路界人士也极为看重。诚然，梅尔斯先生的提议把他们吓了一跳。这位在中国久历世故的英国实业代表，主张把每一条路都国际化，各派一组国际专家去。中国人不赞成；那意味着要把所有要紧的位置都交给一大群外国官员。这种事他们在海关上已经受够了。

必须把放款同承造分开；两者合一，便是垄断，而且必遭一切局外利益的猛攻。放款既然分开，承造便可听凭各家竞争，低价投标，凭各自的信誉与担当去争。

只要各国还可能在各自划定的范围里取得特殊权利，什么「完整与主权」的许诺便不过是一句空话。无论他们如何许诺不歧视他国的贸易，事实依旧是：既成的地位本身就是一种优先。

那些占了便宜的国家，倒不如说得更老实些：「把我们的特殊地位给我们，我们就把你们所要的机会均等统统给你们。」

外国的势力，唯有作为替中国和世界受托管理之用，才算得上稳妥——不得有任何既得的政治利益，也不得有任何凭政治压力取得的经济优势。但中国的行政是松弛的。我力劝中国官员把自家收拾干净，把公家的会计办得像个样子；必要时不妨聘外国专家来办。他们说：「好，只要美国领头。」——因为我们的商人一向办事公道，早已得了中国人的欢心。

然而美国人在中国办事一向迟缓。两年过去了，大运河仍未照约整治。预付的五十万元花在了初步勘测上。银价涨了；美国的金元只能买到从前一半的东西。管理费又高，初步的工作还不够那五十万元用。中国人失望、伤心，开始起了疑心。

日本操纵的报纸对美国人的攻击加倍了。不久，济南府一家日本报纸竟辱及威尔逊总统的名誉与人格。我同我那位日本同僚有个默契：报上凡有不实之词，都该更正。我为这次攻击友邦元首的事去见他。他答应查一查。过了十天我又去函询问。他答道：依日本的报律，报纸对外国元首作诽谤性攻击，确实可以处罚——不过那位元首须恰在当时身在日本。那家报纸受日本当局操纵是众所周知的，当局的一口气、一句耳语它都听命，我实在看不出公使要惩治它有什么难处。我不过要求它登一则更正罢了；倘若一家中国人办的报纸这样恶语攻击日本天皇，日本人可是要求全数查封的。日本公使说他要「再加考虑」，看看能办到什么地步。到底还是登了一段温和的道歉与更正。

战时日本在华的作为，无论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激起了中国人最深的愤恨，他们几乎陷于绝望。中国人正被卷在新旧交替的漩涡里。旧的组织开始崩坏；新的还没有成形。要寻着软弱与腐败的地方是容易的，只消把它们一激化，社会与政治生活便真会瓦解，一切改良都会受阻：可以把军械供给土匪；可以拿吗啡去毒害那些想找刺激的意志薄弱者；可以毁掉本国机构的信用；可以怂恿政府里最腐败的分子。这些原有的弱点与积弊，外来的势力不负其责；可它把它们当作工具去达成自己政治宰制的目的，这就是它的罪过了。

有一个庞大的系统，目的就在用吗啡毒害中国，利用遍布全国的日本小贩小商去做——这个系统被在华英文报纸登载的「鸦片黑名单」揭了出来。每一件都举出了确凿的证据。那名单常常在报上占去两版。显而易见，这些日本药商、照相馆主，以及一大帮零星商贩，若没有日本政府的纵容和半官方的日本势力的支持，是贩不成吗啡的。日本的邮局被用来在中国分发这东西。依治外法权的成约，中国警察不得干预这成千上万的日本贩子。在朝鲜，日本官方为「医药之用」而种的鸦片，产量远远超出医药所需；大批吗啡经大连和青岛两港运入中国。

日本操纵的报纸起初以「你们还不是一样」来回敬这份黑名单；可当他们诬蔑美国的教会医院、说那是分发麻醉品的据点时，中国人便没有一个再理会他们了。这些黑名单把天津日本租界警察署周围密密麻麻的吗啡窝点一一标了出来，责任就落实到日本头上了。这才逼出了日本官方的一纸声明：必当不遗余力地制止这种「令人痛惜的、暗中的非法贩卖」。

在山东，日本沿铁路设立了一套民政，毫无半点权利根据。后来它把这套东西撤掉了，换来的是从北京政府那里榨出的新的让与权和特权。这一手日本人是驾轻就熟的：抓住一件你其实并不真想要的东西，等人家肯给你想要的东西时再还给他。这样一来，你想要的到手了，却不算「偷」，还能心安理得地留着。山东的这些安排是秘密办的，把中国的权利一概踏在脚下，而且存心要预先把和会的裁决化为空文。倘若某个外国想占有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并且当真开进美国把它占了下来，那就同日本在山东所干的一模一样。日本人把山东铁路拿到手、占住了，随后又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对它有「经济上的权利」。日本在大战期间对华的整套行径，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惊心。有一封信我要引几段，写信的是个负责任、有公心的人，姓名我不便说出：

倘若日本目前对租借地和山东铁路这种偶然而暂时的占有，竟被最后的和约所确认，那将是极端不幸的；因为这不但使中国在山东的主权有受损之虞，中国人、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通商权利也必受妨害。

另有一层，在写信人心里分量最重：美国之所以加入欧战，以及美国连同全世界为之付出难以想象的金钱与血肉代价的那些原则，使人无法容忍在中国那一套外国阴谋的旧局面继续下去，更不用说加深了。用美国人的性命换来的胜利，其结果之一竟是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而这扩张意味着一个君主制的、帝国主义的外国对中国的宰制进一步加固——这是不能容忍的；这样的结果，在它自己的范围里正是对美国倾举国之力对德作战所求目标的彻底否定。

十一月十九日，孙中山博士从上海写信给我，谈到内忧外患，也谈到中外军人的勾结：

美国总统和人民要了解中国的真相，只有通过您。您的责任实在重大。在此关头，中国是民主得胜还是军国主义得胜，很大程度上要看阁下对我们这束手无策的国民能给予多少道义上的支持。

这几句话显出中国人对舆论的纯粹力量的信赖，也显出他们希望中国的情形能为外间所知、所解。这一层办到了，中国所呻吟挣扎于其下的种种积弊也就消解了。

我们把这套使中国统一的办法建立起来。我在几份字斟句酌的公文里把它报给美国政府，又电告总统，说明中国同将来的和平有何等攸关的联系。我不得不谴责日本的政策——这是有意为之的，是把五年间积累的证据归结起来说的。我初到远东时是钦佩日本人、对他们抱着好感的——我发表过的文字可以充分作证。我对日本国民的诚恳善意并未丧失，可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政治那种昧着良心的狠辣与阴鸷、那种根子上毫无公平观念的做派，我不能闭上眼睛。这类手段继续下去，只能招来灾祸；把它抛弃，才是和平与真正福祉的条件。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军事政策，其目的与手段于谁都没有好处，于日本国民尤其没有好处，纵有一时之得也是如此。这样的野心是不可能长久得逞的。

唯有把这些积弊看得清清楚楚，才谈得上医治。嘴上说说政治自由主义，或许能把那些漫不经心的旁观者哄过去。可对于亲眼看见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大陆上所作所为的人，它那阴鸷的性质是毫无疑问的。日本自己也需要从中解脱出来，因为它把日本国民、日本的艺术和文明都拿去为自己的恶的目的服务了。不止如此，它还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倘若所谓「增进谅解」的话头，竟以近几年推动日本政治谋划的那些目的与动机继续存在为前提，那就是白说。所需要的是一番洗心革面。

下面是我那封致总统电报所本的节略的大意：

一九一五年，强力加于中国，中国被迫以威胁之下巩固并扩大了日本在满洲与蒙古的特权地位，并预允在山东实行同样的制度，又在福建省开了特殊地位的端。此后手段变了，政策的归宿却依旧——宰制中国。

日本不再用强，而是改用秘密而腐败的影响，同那些可以收买、又靠日本支持才在位的官员结盟。这后一种阴柔的政策更为危险，因为它做出一副样子，仿佛权利是经中国政府正式给予而取得的；不需要什么要求和最后通牒，因为那些有日本财力强力支撑的腐败官员，完全在暗中行事，用警察的铁腕压下一切公开的议论，便能交出形式上合乎规矩的契约权利——尽管其来路是腐败而隐秘的，其趋向是恶劣的。

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中国瓦解：制造并维持乱局；支持并资助最要不得的分子，尤其是一伙手段近乎土匪的腐败凶恶的督军；雇人挑事；庇护盗匪；输入吗啡与鸦片；以借款、贿赂和威胁腐蚀官员；搞垮本国的银行，败坏地方的币制；非法输出民间的铜币；在地方上设法破坏盐务行政；一再阻挠中国参战，而在中国参战之后，又设法使她始终无法对共同的事业出她所能出、而且只要听其自便她便情愿出的那一份力；最后，还利用战争和协约各国的无暇他顾，把中国网进一个秘密军事同盟的条款里去。

经由这些手段与操纵，日本得了以下的好处：在满洲和东蒙的特殊地位得以巩固，在山东和福建则打下了同样的根基；通过控制交通银行和印刷局、派任一位高等财政顾问，并推行那个所幸尚未施行的不健全的金票计划，从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她取得了满洲、山东、直隶、江苏的大量铁路让与权；数省的矿权；以及经由吉林森林借款、电话借款等等取得的特殊垄断权。通过那个秘密军事协定，日本不但企图控制中国的军事政策，还顺带控制铁矿之类的国家资源。这一切安排都办得极隐秘，多数情形下连外交部也拿不到有关的文件。与此同时，还不断地声言其「特殊利益」，而这被解作赋予她一种优越的地位。

这是一纸严厉的控状，我自觉对这些话负完全的责任。我发表过的言论足以表明我根本上是对日本友好的，然而五年的经历逼得我不能不下这样的结论：日本那班军人主子所施的手段只能导向恶与毁灭；而且，任凭什么公平与正义的顾虑都止不住他们，唯有让他们确知这种行径不会被容忍，才止得住。

在华每一位美国官员源源不断送来的报告、别的种种来源，以及我自己的阅历，都使这个结论无可回避；因此我有责任把它毫不含糊地陈述给美国政府。我这样说，并非对日本国民怀有什么怨毒，而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他们那班军人主子所奉行的政策，到头来只能给他们自己和世界带来苦难与祸殃。在这整段时间里，欧洲列强和美国都无从为中国做什么。美国虽在财政上资助所有别的协约国，却不能为维持中国的财政独立拿出一块钱，因为西线的需要占去了全副心力。蓝辛—石井换文的本意，无疑是要对日本任何正当的愿望表示友好，同时保障中国的权利，却被日本人歪曲成对他们在华特权地位的承认。如今压力总算解除了，美国和欧洲各国终须正视既成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庞大、爱好和平、勤劳的民族——其最明白不过的愿望，是被容许照自由公正之治的方向去发展自己的生活——是不是要任凭一个外国军事专制的秘密谋划把他们捏成它权力的工具。如果有人说，日本如今的目的不过是经济的，而且是对本国人口膨胀的需要作出的正当回应，那么须记住：她的每一项好处都是凭政治与军事的压力取得并保住的，而且也以同样的手段去攫取其利，全不顾别的外国和中国人自己的权利。日本的经济活动只要剥去了政治的性质和军事的目的，是不会招来任何反对的。

唯有拒不接受日本近四年在中国暗中操纵所得的结果——尤其是拒不接受日本在山东建立的政治势力与特权地位——才能避免两种后果之一：或者使中国沦为一个鲁莽而野心无边的军人阶层的附庸，从而毁掉全世界的和平；或者因中国境内彼此敌对的势力范围与地方特权的确立，而引来一场不可避免的兵戎之争。

和平的条件，是把一切地盘化的特权于现在与将来一概废除。必须使中国摆脱在她境内行使的一切外国政治势力、由外国政府控制的铁路、以及靠政治权力撑着的优先安排。这一层若办到了，中国自会把自己的乱子收拾好，尤其是当那些迄今由日本撑腰的军事土匪，再也得不到任何外国的庇护的时候。

上列的种种好处，是日本在自称充当协约各国在远东的受托人时得到的；若不是他们在欧洲所作的牺牲，她根本无从取得。因此这些事绝非哪一国可以独专的事。至于山东，德国在那里的权利，连同一切中德条约，已随宣战而失效。所以由德国把条约权利转授给日本是不可能的；要承认日本在山东有特殊地位，只能出自一项新的行为——这种行为或许能诱使几个软弱的中国官员去办，但它有违屡经宣示的对华国际政策的宗旨，并且等于在中国确定地建起排他性的势力范围，进而引出别国对这类排他范围更起劲的经营。目前的局面，是各方同心协力、拔除中国境内这个冲突根源、从而避免迫在眉睫的灾祸的最后一个机会。

为人类的福祉而领头，从来没有哪一个机会比得上此刻在中国召唤着美国的这一个。中国人所求的命运，不过是被容许自由地追随美国的足迹；而各种阴谋、腐蚀乃至强迫的手段，都正被用来把他们推向另一个方向，其中包括对美国政策与宗旨不断的歪曲——不过这歪曲迄今还没有动摇中国人。美国也无须去施什么政治影响。只要世人知道：美国会同那些开明的国家，决不容忍中国被外国的或本国的军人所奴役——那么中国人那种向往自由的天然倾向，便会把这个泱泱大国引向自由之治，引向和平实业的顺遂发展；纵然这样一个庞大而古老的社会在转向新的行事方式时不免有种种难处，也是如此。

可是，中国此时的这份信赖若落了空，这样的幻灭对她道德与政治发展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隔着太平洋望过去的，就不再是一个爱好和平、勤于实业、与我们的理想相契的国家，而将是一个受冷酷之手操纵的庞大的唯物的军事组织。

二十九日本露出牙齿

十二月里，小幡先生接替林权助男爵做了日本公使。他是个阴沉寡言的人，在中国待过很久，做过领事官，也在使馆供过职。当年日置益把二十一条压到中国头上的那些会议，他也在座。人所共知，他在外交界里是日本那班军人主子极直接的代表。中国人觉得，他的到任预兆着侵逼的手段还要继续。中国报界发出一片愤慨之声，小幡先生却留了下来。同这个讳莫如深的人私下往来，我觉得他心里渐渐透出了一种较为开阔、较有人情味的眼光。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这位新任日本公使到外交部，对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态度表示不满。中国代表说过，他们情愿把日本外交在中国四周织起的全部秘密协定公布出来。日本不答应。中日之间那些神圣的条约，未经双方同意不得泄露。中国若是这样急于洗刷秘密外交，那就先把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那件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让与日本的协定公布出来罢。日本方面在巴黎的不悦，又由小幡先生在北京加了一道；中国人认为那是一句不加掩饰的恫吓。「英国，」他说，「正为国内的乱子分不开身。她帮不了中国。日本却完全帮得了，因为她有五十万吨的海军，有一百多万随时可以出动的陆军。」

那件山东协定，是受日本操纵的交通总长一手促成的。中国驻东京公使签字时并未征询外交部，中国政府也不曾批准。中国人只把它看作一纸草约，要求取消，并把政客们据此收受的款子退还日本。

小幡先生这一恫吓，中国人认为是要吓住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于是电报如潮水般涌来，催促总统和政府无论如何也要给代表们撑腰。各党各派的人都发了声。代理外交总长陈箓想把这次谈话的影响说小些，却是白费力气。他被请到众议院秘密会议上，说报上的记载「不无夸张」，又说：「当此协约各国的公理与正义已把军国主义与专制断然摧毁之时，我中国虽尚属弱国，亦可视一切外来侵逼的恫吓为过去之事，一笑受之。」

政府起初电告巴黎代表团不要公布那些密约；中国政府并不承认其效力，公布反倒可能给它们添上分量。后来政府又去电，把此事完全交由代表们斟酌。进步党的外交委员会主张如此。与此同时，梁启超先生已动身赴法。他本打算取道美国，我已替他备好了行程和几封介绍信。不料他的密友汤化龙在温哥华遇刺。梁启超怕自己也遭此下场，便绕开美国的国民党同情者，径直去了法国。前总理熊希龄告诉我，梁启超将把中国国内的情形非正式地通报给中国代表。

国内的情形坏到了这个地步，美国所主张的「中国重归统一之前，各国不把钱给任何一方」的办法，便显得越来越可取了。有一位有影响、有担当的中国人同我谈起把持参战处的那一伙人，说道：「中国的危险在段祺瑞那班军人的图谋。日本给他们钱去编练军队。他们要拿这支军队来压服总统，迫他随顺他们的打算。同南方的和谈会停下来；对南方的战事还要打下去。」

无论在私人还是报界，最烫手的问题之一，便是怎样迫使日本及其官员停止用金钱和军械去支持北方军人。这把火总算烧到他们脚下了。一月九日，日本公使来访，说他的政府如今愿意参加一项关于对华财政援助的声明。不过他得保留两处：一是同秘密军事协定相连的那笔两千万日元借款，二是所谓「实业」借款。那笔秘密借款是参战处同三家日本银行——朝鲜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订的。公使说，这个他管不着。还有，他的政府在原则上也赞成美国所建议的限制军械售卖；不过列强最好对此一字不提，因为他们的联合声明会被看作要约束日本——而日本是唯一能供给中国军械的国家。再说，参战处同大冶公司还有一份麻烦的私人军械合同，政府觉得不便干预。用亨利·詹姆斯的话说，事情就是这么个样子。

我对日本公使说，我们所提的并非一纸空文：只要美国政府准许，美国人既有能力也愿意按正当合同供给中国军械。再者，关于那三家日本银行的交易——既然日本政府在这几家银行和上述那家军火公司里都有利益，它们同参战处的勾结，在公众心里是很难同日本政府分开的。

南北和会正在上海开着，参战处那一伙人却实实在在地在预备装备一支对付南方的军队。南方的首席和议代表唐绍仪，向身为外交团领袖的英国公使正式抗议这个「处」的所作所为及其背后的日本支持。

这个处，顾名思义，原是为便利中国参加大战而设的。日本对它的财政支持，名义上也是代表其余协约各国给的。它若被糟蹋去煽动内战，别国也脱不了干系。二月十二日，协约与参战各国公使开了一次会。有几位力陈：外来的钱不断用于招兵，既违背恢复中国安定局面的宗旨，也违背十二月联合声明的政策。日本公使默然。他说他得等训令。

二月二十一日他告诉我，日本已叫停向参战处运送弹药和器械，但那笔借款余款的付付不能停。恰在此时，有一家美国公司就要在中国交付一批器械，那是上年八月凭善意订的合同。美国本提议就供给军械发一项联合声明，被日本挡住了。声明既没有发出，我当时便无从阻止美国这批交货——不过后来我还是阻止了。但美国仍然极愿意参加所提议的那项声明。

日本人既仍旧把借款拨进参战处，三月六日外交团又为此开了一次「愤慨会」。日本公使说他的银行不能不把款子付过去，不过他已向中国政府建议：照眼下的情形，不去提取这笔钱也许更好；这一点日本是不会反对的。立刻有一位公使接口道：「那么我们大家都来提这个日本已经提过的建议罢。」

日本公使听了这话愣住了，几乎是吃了一惊。他一向的说法是：参战处是中国内政，帮着把它办起来的列强不该自以为可以插手。可这提议很快就被通过了。结果是英、法、意、美四国代表一齐郑重其事地去见外交总长，表示他们的意见：提取参战的款项是不相宜的，因为这妨碍内部的和平。

但日本的那番劝告不过是为了留个记录，根本不是要人去照办的。不久，外交部给朱尔典爵士送来一件非正式的备忘录，用的正是日本那套说法：参战处是中国内政。这可以被解作暗示我们多管闲事。果然，有两位地位很高的中国人告诉我：总统和总理曾把这件备忘录压了好几天，怕它开罪于人，直到陆军总长死活坚持要送出去。

我通过这两个人，悄悄向总统透了个意思：把备忘录撤回来，可以免得那些真心对他、对中国友好的人心里不快。备忘录立刻被收了回去；于是除了少数几个同参战处直接有关的人以外，所有中国官员都很高兴。

三月十一日，在十二月那件声明上签过字的五国代表又开了会，因为法国公使奉到训令，主张对参战处有所举动。日本公使搬出他那套「这是中国的事、不是我们的事」的道理。可别人认为：这既是协约国的战时机关，日本又是直接同它打交道的，它的性质便带着几分对外。「难道不是很清楚么，」日本公使抗辩道，「那笔借款纯粹是商业性的，由某几家银行所办，并不受日本政府节制？」于是有人反问：那么为什么与这笔借款相关，日本陆军的军官被派到参战处去做顾问和教官呢？一桩纯粹的商业交易里，办这样非同寻常的安排，是常例么？

「我知道得不够详细，」小幡先生支吾道，「我得查一查这些交易的报告。」

日本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含糊得如此显眼，倒叫人觉得好笑。我们议定：要把话说明白——这个处既是为我们共同的目的而设的，那么凡足以延长内争的政治举动或款项用途，我们都不能默认。

三月一日，日本公使已通知中国政府：在上海南北和会结束以前，不再向参战处交付军械。我们打算就此接着采取联合行动。有几位代表尚未奉到训令，但都赞成对军械输入加以遏止。最后八国联合声明：「切实约束其臣民与国民，在一个威令为全国所承认的政府成立以前，不得向中国输入军械与军需。」这里面也包括已订而未履行的合同下的交货。于是我便可以告诫那家美国公司暂缓履约，我也这样做了。

自一九一八年初春起，日本前大藏大臣阪谷男爵便不时在北京。梁启超先生做财政总长办那几笔日本借款时，曾暗示可以委任一位日本财政顾问。男爵是我的旧相识，我对他十分敬重；但因为我认为此时不宜议定财政顾问之事，我只好把对他的私谊同我可能不得不取的官方立场分开。一位日本朋友就阪谷男爵的来华写信给我说：「我们有一部分资本家得到种种便利去挣钱，再把钱借给中国；那班军人官僚拿从他们身上榨来的钱，去腐蚀党人，把他们派到中国和别处，趁各国忙于战事之际去攫取利益。无论文官还是军人，他们脑子里除了怕德国、慕德国，别的什么也想不出。这样的日本人若被北京政府聘用，我们无论提出什么，都将永远得不到中国人的好感了。」

阪谷男爵自始便存着做中国政府币制顾问的心思；到一九一九年一月，他的愿望眼看就要如愿了。日本公使宣称，别国都已同意男爵的任命。我可没有同意。这件事我一个字也没听说过，而且我一向坚决有力地反对这类举措。我认为此举将把币制借款今后的走向永久地定死，并且使同美国商议的可能不复存在。我请财政总长把这项任命缓一缓，容我先请示本国政府。二十日又有新的一着：日本公使递给我一件备忘录，提到我曾向林权助男爵表示过的私人好意，接着说：拟议中阪谷男爵的任命，已经得到华盛顿蓝辛先生的认可。

我电告华盛顿，三十日得到训令，说币制顾问的任命，须待有关各方充分商议之后方可议定，蓝辛先生并未作过任何别的表示。我便致函财政总长，说明美国既是币制借款合同的一方，希望此事暂缓，容各方再作斟酌。我立刻得到保证：这个立场将被视为最后的定论。就私谊而言，阪谷男爵不能留任，我是抱憾的；但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眼看着一件将有损于各国久已确立的利益的事被匆匆办成，而那些国家当时又正忙于战后的种种问题，我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

三十土匪、钻营者与一座分裂的房子

中国生活中还有一面，我若要把自己所见的中国画得完整，就非说一说不可。

在中国，盗匪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行之既久，人们也习以为常，把它看作天灾一般的东西。那时候，土匪、军队、富户和村民正沿着一个恶性的圆圈打转，你追我赶。土匪是从遣散的兵丁中来的——都是些同家族宗党断了联系的人。他们的家常常已被饥荒、水灾或瘟疫扫光了，或是在革命中被杀了。也有时候是他本人有什么过失被逐出门墙，从此没了倚靠。一个孤零零的人，既无家室又无宗族的联络，要重新立住脚是极难的。最省事的路是投军。若投不成，他便做土匪。土匪聚在那些吏治松弛的省份，或是人迹难至的偏僻地方。他们设伏捉富人，掳到山里去，非出了赎金不放。这样一来，聚积的财富便被抽了一笔不小的税。这些钱土匪又花在他们所在的村子里。与此同时，省里的督军心里盘算：某旅某师久未关饷，怕要闹事，于是宣布一次所谓「清乡」。局面既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那位将军便不得不下狠手，派兵前去，限令剿灭土匪。队伍开到匪患之区；土匪早已得了风声，转往风水好些的地方去了，剩下队伍住在村子里，把村民从土匪那里挣来的钱又搜刮一遍。有些土匪也许倒霉被捉住；几个会被枪毙以儆效尤，其余的准其投军。兵丁在村子里住了些时候，便报称匪帮业已肃清，地方已经清净。于是调回驻地；他们的将军向督军禀报，得了相应的赏。而这时候土匪又从安稳的巢穴里回来，重新去捉富人，把他们手头多余的浮财再抠出来。这个圈子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转下去。

中国的事只要办得稍稍得力些，就能免去许多钻营，把盗匪之患整个除掉。我从菲律宾回北京，得知裕中公司铁路勘测队的美国工程师凯尔先生和另一位雇员珀塞尔先生，在河南一处偏远地方被土匪掳去。土匪先把这两人随身携带、预备付给更靠近四川那边勘测队的一大笔银子劫了去，随后决意扣下凯尔和珀塞尔索取赎金。

汉文参赞丁家立博士正在开封府，催省长赶紧把人放出来。公司很愿意出赎金，我也很容易促使中国政府去出。有人劝我说，这是救出二人的唯一稳妥之法，可我觉得那要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土匪从此便会一个接一个地掳外国人来索赎。凯尔先生年纪既不轻，身体也不健旺。我替他担着心，怕他熬不住那份奔波与忧煎；可我还是等了两个星期，让我责成其事的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去把人弄回来。一天夜里，珀塞尔先生逃了出来。于是我通过丁家立博士通知督军：必须把土匪所在的那一整片地方合围起来，并明白告诉他们：凯尔先生若有什么闪失，这一帮人将被追剿净尽。

这一吓唬「递到」了土匪耳朵里，同时递过去的还有一句许诺：凡在放人一事上出过力的，不但免罪，还要另有酬赏。又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星期，凯尔先生被交到追剿的队伍手里，随即回了北京。匪首得赏，在军中给了个官职；他的喽啰都收编为兵。至于那些在放人上没出力的，则一个个被捉住正了法。这样一来，到底立下了一个有益的榜样，使土匪不敢再去招惹外国人。

凯尔先生夜夜随着匪帮在那片重山峻岭、人迹难通的地方转移，翻过分水岭，从一个山谷到另一个山谷。凯尔先生身体倒没出毛病，只抱怨他们不让他睡觉。土匪对他说，他打鼾打得太响，他们怕招来官军；所以最后那十天，他没有睡过一个囫囵钟头。可他打定了主意：要守住心神的平静和身体的康健，好活着走出这场经历。

大约同时，山东也有两位女传教士被土匪掳去。不过她们几天后就被放了。她们所属那个会的传教士后来散发了一本小册子，指出祈祷比外交干预灵验得多。这两位女教师因着祈祷，一星期之内便获了自由；而我们外交上使尽了力气，那位美国工程师还没放出来。

因为怕开罪外国人，中国错失了一位大工程师的效力。我去菲律宾之前，克伦斯基时代的俄国铁路总长奥斯特罗乌戈夫先生曾来访；正是他促成了那项俄国协定，请史蒂文斯先生去帮忙整理俄国铁路。那件事因局势动荡而没能办成。高尔察克上将也同斯塔尔一道来看过我，同来的还有几位对西伯利亚初起的代议政治抱有信心的人。我记得高尔察克那张俊秀而严肃的脸，记得他那副神气——一个被超乎个人利害的责任压着的人的神气。我回来之后，史蒂文斯先生到北京住了一个月。俄国和西伯利亚的局势使他灰心。全局的崩溃、社会革命、苏维埃的建立，把他在俄国实行铁路计划的机会毁尽了。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权威在他背后。在北京，他研究了中国的铁路问题。他以他那种沉静而透彻的方式，把中国这整个问题看了一遍；不多久便对它的前途大有信心。我觉得，倘若这样一位在巴拿马运河那桩大工程里显过身手、以独创的筹划和建设的才干著称的人——而且是一位对美国铁路经营有切身经验的人——能同中国人一道拟出一个整理中国铁路事业的通盘计划，那真是天赐之福。中国人本会热切地欢迎这个机会，可惜他们身不由己。聘一个外国人，就会招来要求聘用许多外国人的压力。

这是一九一八年春天的事。梁士诒先生从流亡中归来，我去道贺。「当务之急，」他说，「是制止军人干预文治政府。国会的问题倒没有那么要紧，不过既然已被推到前面，就得先解决。我的办法是照旧法另选一个新国会。然后裁军，把军政同民政分开。」

梁士诒还向我描述了南方九位主要领袖各自的脾性。他们彼此是对手，各有嫌隙；三个人是凑不到一块儿的。两个人谈拢了，其余的便会掉过头来把他们撕碎。最后他预言：段祺瑞既已推辞，最有希望做总统的将是徐世昌。

在湖南，南北的队伍还在打，苦的是那里的百姓；尤其是湖南督军张敬尧将军——一个抽鸦片、好赌、又善于腐蚀人的人物；他的队伍毁坏了传教士的一些产业。省城长沙的美英侨民呈请英美两国公使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我已经得知，那位督军对自己的队伍全不约束。我同英、日两位同僚一起坚持：外国人受害，须由带兵的长官各自负个人的责任。我们指出，张敬尧尤其在众目睽睽之下。外交总长发了警告，我已详细告知的奈特上将也调了一艘炮舰到长沙。

与此同时，为协助参战各国进行大战而设的参战处，被日本盯上了。他们借此订了那个特别军事协定——段将军曾向我提过——而借口则是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日本政府中的军人一派活动得很起劲、催得很急，北京的青木将军和东京的田中将军为帮他们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起初谋求一个一般性的军事同盟。这样笼统的东西中国人不肯考虑。于是又拿西伯利亚的动荡做底子，谈一种范围较小的合作。三月里订了一个初步的谅解：中日两国将共同斟酌应付俄国局势、参加当前战争的办法；合作的方式与条件由两国的陆海军当局商定。

这样一来，参战的一般事宜便被纳入了中日彼此协定的范围。虽然并没有缔结一般性的军事同盟，日本却已能左右中国在战事中的一切作为。这意味着中国什么也不会做。

五月十六日订立的陆海军合作办法各协定，其条款伸缩自如，容许日本在某些情形下控制中国的铁路与资源。整件事都是秘密办的。民间对其结果起了疑心，因为主要的安排不是由内阁或外交部经手，而是由陆海军的代表经手的。中国今后还能自由地同别的协约国合作么？她岂不要落在日本的严密领导之下？这岂不是日本完全控制中国军事的楔子？中国的军国势力岂不会因此壮大，并对日本的政策唯命是从？

日本在山东的举动，使这些问题格外切中要害。她在那里按征用之名强取土地；在青岛，日本当局这样弄到了约十二平方英里的地面，包括胶州湾沿岸好几英里，从而控制了这个港口的一切陆上通道和一切可能的轮船码头与铁路终点。分明可见，日本正在推行永久占领的政策。

中日谅解还在交涉之际，中国境内受日本操纵的报纸便在鼓吹仇视白种人。五月里日本一个议员团访华，所作的演说都是要煽起种族情绪的。他们那套话的主旨是：战后欧洲各国将设法把对中国的控制攥得更紧，所以黄种人现在就该联合起来及时抵抗。

日本首相寺内将军的亲信西原先生，正以非官方的身份办着日本在中国的财政事务。日本使馆尽可以否认有什么交涉在进行，而日本的利益却正活跃地左右着北京政府的财政措置。有人提议办一笔大借款，以烟酒税作担保。而烟酒税正是现有那笔美国借款的担保，并附有续借的选择权。我就此事问财政总长曹汝霖，他的回答是：「美国给中国的援助，比不上她给参战的别的伙伴的。美国的银行家没有把他们的合同办完。中国不得不另寻门路。」

曹先生说他随时愿意考虑美国方面的提议，并给予不亚于任何别国的优待。我要求他保证：在烟酒税的基础上再办什么事之前，先让那家美国银行有机会依其选择权斟酌中国政府的提议。这位总长本已否认烟酒税眼下有任何牵涉；可一听这个要求，他却闪烁其词了。我便把他那句否认抓住不放，用一件照会送交外交部备案。法国公使也采取了同我一样的举动。曹汝霖不但是财政总长，还兼着交通总长。所以这两个部都在日本的拇指底下。

以上我把到一九一八年七月为止中国内部的局面草草勾了个轮廓。我想同华盛顿的官员们当面谈一谈局势——这是美国参战以来我的头一次。我又同已做了总理的段将军作了一次长谈，然后离京赴美。六月二十七日，总理很坦白地向我说明了他的政策与用意。「我们若停止用兵，」他说，「那会被解作示弱。南方只会提出更过分的要求，进一步侵占北方的地盘。足够的武力——这就是答案。为此我们需要钱。国内的收入若不够，就得借外债。这样才能恢复国家的统一，而统一了，还债也就容易了。军队要加以整顿。百姓得到保护，国家便会兴旺。」

他认为这政策是明智的、不可避免的。可它正中了一班无能将领的下怀：这些人有条不紊地在国内打仗，真正开火的风险却不大。他们的手段与其说靠刺刀，不如说靠银子。

「等您从美国回来，」临别时段祺瑞说，「一切都会定局，南方也会承认我们的威令。」

他心里盘算的是从海上派一支远征军去征服南方。我不能不说出我的信念：这样的事是办不成的；可他执拗得很。

在美国，除去回乡看母亲的一趟，我把时间分给了华盛顿和纽约。四个星期里，我见了与中国有关的公私各大方面的代表，绝不止于国务院。我见了陆军部长和陆军副官长，谈的是招募驻华部队的问题；见了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情报处，以及公共情报委员会；见了商务部长和战时贸易局、战时工业局的官员，谈的是对商务的种种限制和美国在华商务的发展；还同航运局的人谈了横渡太平洋的航线。在大的私人机构中，我同以下各家的人会商过：花旗银行；摩根公司；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库恩—洛布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机车公司；纽约美孚石油公司；万国宝通银行和美国国际公司；大通银行；裕中公司；太平洋开发公司；以及芝加哥大陆商业银行。

美国对俄国和西伯利亚的政策尚未定夺，我同威尔逊总统会晤时，西伯利亚问题——这问题我是贴身经历过的——和中国财政，是特别着重谈的两项。我向总统说明：中国人如何以所谓实业用途借到款子，然后在放款人的默许之下，不去修铁路、办电话，却把款子挪作政治或党派之用。中国的信用和政府的威信就这样一步步削弱了。于是外国人就来侵蚀，有几个领域里美国的机会眼看要被限死，甚至全然丧失。我希望看到美国以财力支持一个健全的中国整理方案。那也合乎我们的传统。不过猜忌与摩擦得设法消除，所以我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公共借款银行团。

这样可以支撑中国政府的信用，把中国财政放在稳固的根基上。这样一个银行团在一切行政借款或政治借款上应享有优先权；但要避免垄断，办法是把工程与供货的合同听凭竞争，并让团外的金融家去办实业借款。当然，银行团既是中国的主要后盾，对于实业借款应有充分的消息；各国政府也应担保审查本国人民所办的一切实业借款。这一切，都依总统的要求，写进了八月十四日呈给他的一份备忘录。

关于西伯利亚和俄国，我所得的消息使我相信：俄国人民或许仍可被引导着对协约国保持友好，从而防止德国控制的坐大。我心里所想的不是干涉，而是经济上的援助。我主张派一个委员会去，帮俄国人民输入他们最需要的物资。俄国的合作社正巴望着这样的援助；他们的领袖相信，这样可以防止局面进一步恶化。我知道俄国人普遍是友善的；凡由美国发起的举动，都会受到极大的好意。

威尔逊总统似乎愿意办一件这样的事。他甚至同我讨论过：什么人最可能把这样一桩浩大的事业组织成功。但他顾虑把一个「大企业」的代表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人们会疑心其中有自私的国家动机。我觉得他是希望美国领头，给俄国人民以整理其经济生活的援助，使他们能长久受益，并为我们共同的事业保全他们。

同许许多多部院局处商量下来，我发现他们心里并没有中国。他们头等的难题是练成美国的军队、把它运到西线去。他们并不想把中国的队伍弄到那里。这是战争最紧要的关头。相形之下，别的利害都显得微不足道了。至于给中国的财政垫款，政府查明：中国是在授权垫款的法律通过之后才参战的。那就得另立一条新法。而要提这条新法，就得把整个战争政策的问题翻出来。当日的风气是把每一分力气都集中到西线上去，作最大限度的一次实力展示。这一切我都体谅；可是想到流往欧洲的那几条财力的大川里，竟分不出一道涓涓细流到中国来，我深以为憾。即便把给欧洲的款子拿出千分之一来投在中国的建设上，也能免去许多令人丧气、令人痛心的演变。因为每一块钱，在增强中国助战之力和战后复兴之力上，都能挣得十倍的价值。

三十一北京的青年，巴黎的老人

五月五日，一群学生涌到使馆门前，吵着要见我。那天我不在，出城到门头沟上面的寺里去了，因此没有见着他们。这场示威，事后看来，正是那场要写进历史的广泛学生运动的第一步。那天早上，巴黎关于山东的决定第一次透出风声，把他们爱国的热忱煮到了沸点。

中国人整个儿对这消息最初的反应，是哑然的骇愕。这是一记震得人发昏、叫人瘫住的打击。看来日本为加固其在山东的把持所施的一切厚颜的钻营、为给它永久占有德国权利的主张预铺根基所使的一切诡计，竟被凡尔赛会议认可了。

中国人在北京已然灰心，便把指望一齐寄在巴黎。当日本要求可能被接受的风声传到北京时，学生们头一个念头便是去见美国公使，问他这消息是否属实，看他怎么说。我算是躲过了一场严酷的考验。

他们被告知我不在，先是一阵嗡嗡的人声，接着便有人喊：「到卖国贼家里去！」他们指的是曹汝霖的宅子——那些谋划者正是聚在那里订下了中国所痛恨的那些合同。曹汝霖是个圆滑的小小阴谋家，多数人把他看作这桩丧权辱国的勾当的主脑，因而最遭人鄙弃；可他们把章宗祥也算在一起——密约拟订之时，他正是中国驻东京的公使。学生们奔到那宅子，把门砸开，一拥而入。他们在里面把两个人都找着了。无论是学生还是他们的猎物，都没有耽搁工夫。学生们砸碎桌椅，抄起断木作兵器，向这两位外交家扑了上去。曹到底圆滑滑溜，设法自一扇窗子钻出去，逃进一条窄巷，甩掉了追赶的人。章宗祥却被打得昏死过去。另一个学生们本想「好好收拾」的谋划者陆宗舆，则没有找着。

有四天工夫，我们得不到外间的消息。关于巴黎决定的头一封简短电讯之后，电线便被割断了；人们猜想是日本人干的，为的是不让中国举国的抗议影响那决定、或促其复议。

学生动武的起因，主要在于一九一五年日本最后通牒四周年之期将至；可他们同时也因传来的巴黎那班老人的举动而焦灼激愤。

在别的电讯断绝之际，我靠无线电得知了实际所议之事。我很难相信威尔逊总统竟会顺从日本的要求——要知道，关于此举必将招致何种后果，我与在华一切美国官员早已把最完整、最恳切的情形一再报给本国政府。山东这一决定，是一桩影响极其深远的冤屈；国际联盟所能给予的任何普遍的好处，都抵不过它。事实上，正如我向政府陈说的：一个以这样一件丑陋事实为基石的国际联盟，已使人对它的信心荡然无存。

凡是曾一日一日、一月一月地眼看着为这些主张所作的那些昧心钻营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决定是对战时所标举的每一条原则的可悲背弃。威尔逊总统之所以把美国专家一致的意见撇在一边，看来有两个缘故：其一，他相信只要国际联盟一经成立，一切细节上的难处都不难迎刃而解；其二，他对山东问题用心不足，未曾体认到这并非细节，而是根本大端。

威尔逊总统力图使自己、也使别人相信：只要接受了和约与盟约，山东问题便会因日本履行其「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归还中国」、只保留经济权利之诺言而得解决。这是他首要的误解。一条自一流海港直达中国腹地的干线铁路由外国政府所有，是不能正当地称为经济权利的。对这类「经济权利」的政治控制，正是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力图防止的东西。总统之所以让步，显然还因为他怕日本代表会仿效意大利人退出会议。看来是豪斯上校先被这层疑惧吓住，又把它传给了威尔逊总统；两人都以为国际联盟有危，非作一切牺牲以保全它不可。

这层顾虑全无根据。我已见过足够的迹象，并已报给政府：日本人对他们在会议中的席位、对他们在巴黎的地位，看得极重。就军事、海军与财力而论，日本断然算不得一等之国，尽管战争给了她种种策略上的便利。她决不肯放弃和会的安排所赋予她的一等国地位。日本人连一丝一毫把这些便宜抛开的念头都不曾有过。他们给豪斯上校所造成的印象，只不过证明了他们虚声恫吓的本事。倘若威尔逊总统肯费点心把情形弄明白，他本可以毫不费力地以友好而坚定的态度求得一个全然不同的解决。事实上，如今众所周知：日本人本已准备接受这样一种办法，即德国在华权利归协约及参战各国共有，而早日归还中国。

在世上，恐怕再没有哪里比中国把对美国在巴黎居于领袖地位的期望抬得更高的了。中国人信赖美国，信赖威尔逊总统一再宣示的那些原则——他的话早已传遍中国最偏远之处。也正因如此，把持和会的那班老人所作的决定，才使他们的失望与幻灭愈加深切。想到中国人将怎样接受这一记打击——那意味着他们的指望被摧毁、他们对国际公道的信心被击碎——我心里作呕而丧气。

在这普遍的绝望之中，我担心会激起一种反美的情绪；这并非因为在这不公的决定上我们比别人更该受责，而是因为中国人对我们的力量、影响与守正不阿曾抱着更深的信念。他们大概很难理解这样卑屈而彻底的退让。外国报纸也把主要的责任归在美国身上。在华的英国人觉得：他们的政府是在无可奈何之下被逼订下那些不幸的对日密约的——因为有德国之危，又怕日本倒向对方会生出种种麻烦。他们说：美国手脚本是自由的，只要坚持一个正当的解决，本可以把我们大家都救出来。他们当真是这样指望过的；如今他们在社论里、在私下谈话里说这些，并非出于什么小气的敌意，不过是要把心里的话吐出来罢了。我原担心中国人会觉得自己是在朋友家里被出卖了；可他们以刚毅之气承受了这一击。他们从未以任何近乎责备美国的话来刺伤我的感情——即便是为威尔逊总统在巴黎所扮的角色。他们向我表达了他们极深的沮丧，却只说：威尔逊总统想必是遇上了我们一无所知的极大的难处。

他们自然都知道：中国的立场已因一九一八年秋曹汝霖及其同伙串通所订的那些条约而削弱了。他们的愤恨转向日本——她就这样利用了战争与中国的孱弱；也转向那些做了日本工具的中国政客。

在这些难挨的星期里，在华的美国人同英国人与中国人一样，都极其沮丧。自美国参战的那一刻起，人人都怀着一种胜利的信念：这一切牺牲与苦难将确立世界行事的公正原则，人类得以在其下过得更幸福、更安稳。如今这指望几乎被碾碎了。

五月三十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侨民聚在一处，追悼阵亡的将士。致辞之责落在我身上；我讲到那些不久前驻在北京、而在战时故去的人。我尤其讲到威拉德·斯特雷特少校那富于建树的一生。近年驻北京的海军陆战队卫队军官之中，有那么多人经历了战事最激烈之处、并在其职守上卓著劳绩，实在可注目。我讲到内维尔将军、鲍利将军、哈钦斯中校、纽厄尔上校与霍尔科姆上校——他们都身处最烈之处；我为他们的战绩、也为他们虽经死荫之谷而得保全而欣慰。我的目光时时落在迪林夫人那张哀伤的脸上——那脸因一位母亲对其英勇之子的骄傲而焕然改容；她所刊布的那个儿子的战地家书，正是这场大搏斗中最见人情的纪念之一。

我深深感到：中国这个了不起的国家、以及她的人民所怀的前程，在美国被理解得何等不足。我知道那里有多少难处与危险须待克服；我原以为对中国怀着善意的美国人会插手于它的开发。可「家乡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把持着美国经济命脉的势力——却仍旧不闻不问，把他们的钱一股脑儿撒在欧洲。

我曾不惜精力，凡该助之人无不相助，虽然我本可以轻易地把我的公务限在更窄、更省事的范围之内。在那些意味着把这古老而优美的文明缓缓提到近代水准上来的种种事业之中，美国真正的利益已经进来了。运河合同、中国医药董事会、铁路让与权、华美银行的创设，以及许多别的事业，都已把根基打下了。美国不再是空着手的；人们再不能拿从前常用的那句嘲讽来堵她：「你自然容易说些慷慨的话——你什么也不必拿出来。」

有了这些开端，我得出结论：要唤起美国对远东事务的关切，回美国去也许比留在中国更有成效。我也担心：倘若离开美国太久，要重新接上那边的事便难了。

因这些缘故，我决定把辞呈递给总统。我并不想自一个艰难而不快的局面中逃走。事实上，在巴黎那决定最初的影响未被克服之前，我是不会走的。过了那个时候，我便无意再留。同中国人一样，我那时仍相信威尔逊总统多半遇上了我所不知的极大难处。无论如何，我绝无以我的举动使他或政府为难之意。因此我为辞职所陈的唯一理由，便是我想回美国去。不过，在给总统的信中，我还是力求以平和而郑重的措辞，把我对时局、以及对巴黎所采行动的看法表达出来。信文如下：

一九一九年六月七日

总统先生台鉴：

谨将本人驻华公使之辞呈奉上，并请于阁下与国务卿便利之时解除本人此任之职守。所以有此举者：一因近六年来劳心不辍，身已疲；二因家人之利益需我返美；三因我愿回国重理国内事务，而不欲离国过久，以致一切最要紧的关系尽皆断绝。

承阁下信任，谨此致谢；今后我最大的心愿，仍是继续协力，以求实现阁下曾如此明白而有力地昭示于美国与世界的那些国家与国际政策上的伟大宗旨。

值此奉书之际，我不能不提及近来与中国有关的种种演变。大局实在极其令人丧气；在本国政府肯正视此局并有所行动之前，此间似乎一事无成。使我引退的并非难处；倘若必须，而我又不认为此时留在美国比留在中国更有用处，我自当坚守本任。可事实上，时局所要求的是：必须使美国人民认清我们在此地的利害所系，庶几他们能于此间局势所需的任何举措上给政府以必要的后援。除非美国人民认清此点、除非政府自觉有力采取相当的举措，否则美国在华一百四十年经营的成果必将丧失无余。我国人在此将只能仰他人之鼻息而存；而中国人民所给予我们的、协助其教育与自由制度之发展的那个大好机会，也将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一种险恶的局面：由以东京为中心的反动军人政权那套不择手段的作法所支配——其倾向是专制的，其于自由政治与人类进步之原则则嗤之以鼻。倘若这股势力连同它惯用的一切手段而无人抵制，则远东将造成世界迄今所见最庞大的一副军事压迫与宰制的机器。我们也无法不作这样的结论：其恶果之冲击将主要落在美国身上——日本报纸对美国那种刻毒的敌意与反常的诟骂，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在此事上，美国与英国必须并肩而立；我以为英国本土之人对此的体认不及在此间者之深。倘若俄国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代议制政府，其利害将与我们一致。如此所能动员的舆论与实力，完全足以驾驭此间的局面，使之不致演成目前所威胁的那种可危之势；可这只有在看清局势、并明白日本军人一派将继续其迄今屡试屡验的手段与图谋、直到撞上一堵坚定而沉默的反对之墙时，才办得到。此后关于对华友好、关于归还山东、关于忠于国际联盟的话必定会有许多；可若听信这些而不再追问其实际所用的手段为何，则是危险的：只要那些手段仍在，其威胁便无时不在滋长。不作这番核实，我们既不能安稳地倚恃条约，甚至也不能倚恃国际联盟。否则这些文书不过把这场把戏弄得略微复杂些，其实质则丝毫不变。唯有使日本明白：她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而其为达此意图所用的手段断不见容——如此，这威胁才可避免。这些手段是：煽动祸乱与革命，纵容匪盗，贩卖吗啡，以财力行贿，蒙蔽报纸，于美国人受害时拒不给予应有的满足以博其绝对权力之威望；而其中尤要者，是官家的两面三刀——例如日本大银行向中国政府放款时矢口否认知情，而事后日本公使又声称这些借款不过是「商人」的私人往来。

倘若不但对美国商人的活动、而且对中国国民生活中那些建设性的力量都能给予持续的支持，则上述那些图谋与手段便不会有它们今日所享的得逞之机。

战时我国支持中国建设力量之举势难有效，因为我们的力气须用在别处。可我以为：当中国与德国断交之时，我们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我们哪怕对她的心意、支持与努力给予最起码的承认，整个局面便都会改观。然而当千百万金钱付给欧洲最无足轻重的国家之时，给中国的却一文也没有。这种支持之缺，把段祺瑞与他的追随者逼进了亲日派代理人的怀抱。我们给中国的不是支持，而是蓝辛—石井协定。

在这整段时期里，日本这场把戏仍处在虚声恫吓的阶段；当德国在战事中似乎最强之时，日本人隐约的恫吓，或许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倘若他们与一个强大的德国结盟，两国将无可抵御。可即便在那时，美国海军抽出一部分来，也足以牵制日本。自德国全然垮台以来，日本这套主张全靠虚张声势撑着——虽然日本的军人或许已成功地使自己相信他们的家当确实可畏。可显而易见：只要任何一个大国断其商务并作一次海军示威，他们便会全然无力。谁也不愿去想这种可能；可显而易见：德国垮台之后，日本既不可能动武，而她所能受的最大损害，莫过于把自己排除在和会之外——在那里她有百利而无一害。十年之后，局面或许大不相同。到那时，我们的国人变聪明了，必定要嚷嚷：「当初还来得及的时候，怎么不把它拦住？」我以为：政府之中必须有人以中国与远东局势为首务。要让人对中国分出一点注意来，实在很难——我是说那种持续的、能真办成事的注意。别的事情样样都像是更要紧，因为欧洲似乎近得多；然而与中国的命运相比，塞尔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与希腊的命运于美国将来的分量，实在微乎其微。

我在此任内，始终苦于本国对远东局势缺乏持续的注意。这一点已波及领事一途：要使我们在华的领事人员真能得力，通译之职万不可少，可它一直被饿着，因为再没有派过新员。就我自身而言，屡次许下的助力也都落了空。此事我并无丝毫个人的意气。我知道这结果并非出于任何个人或任何一班人的疏忽或恶意；只是在我看来，它显出一种普遍的观念：以为远东之事无足轻重——而这是应当矫正的。我再说一遍：这些话并非出于抱怨之意；国务院诸位同人无不体谅、无不乐于相助；所缺的，是一种对中国集中的关切——这关切应当由某一位高级官员来代表：指定他专司远东事务，并给予与此事之责相称的影响力。

三十二一个民族的罢市与团结

北京的学生「闹起了事」。几千年来，中国的舆论第一次被唤起、被组织起来。经由学生的举动——商人们在山东决定之前与之后都与他们同声相应——中国找到了自己。

日本报纸一口咬定这些学潮是「某些国家唆使」的。可根本无须唆使。倘若外国人当真想以此法生事，他们光是追赶中国人自己的步子便要忙得不可开交。你用不着去唆使一个人抵抗那正要破门而入的劫掠者。发动这场朝着民族主义而去的巨大运动的——它后来正是长成了这个——是北京与天津官立学堂与私立学堂的学生。起初鼓动的只有学生，可这局面并未持续多久。这些鼓动者始终被称作「学生」，可这个词渐渐有了广义：它成了「少年中国」之谓，把全国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青年都包括在内。

中国是罢工与抵制的故乡；可这两件武器从未被用到这样的规模。五月下半月，华北的商人与学生集会，宣布全面抵制日货，并要求罢免那三个被称为卖国贼的人——中日交涉中那几个臭名昭著的经手人。抵制迅速蔓延，是深仇积怨的自发迸发。可这场运动同时也要管束并澄清中国政府的作为。其所用的手段便是罢工——消极的抵抗——把商业与实业的轮子停下来，直到人民的意志被听取。

那种在中国自然而然地以罢工表现出来的民间公道感，处处起了呼应。政府若不罢免那三个人，商人便要关店。教员、学生、店主、司机、码头工人，各色工人都要罢工。事实上，全中国都要罢工。

这场运动积势如崩雪自山而下。它的怒火首先集中于一点：逼迫政府罢免那三个在民间心目中把国家的世袭之产卖掉了的官员。这场起事的组织几乎像是自发的。一个个活跃的小团体——有如亚当斯与富兰克林之世的「通信委员会」——在中国各地涌现。民众被编排起来行动。自上海最初罢课的一万名学生起，这运动迅速扩张，把商人、商会以及各行各业几十种团体都包了进去。仆役也组织起来，名曰「工界救国团」。连日本银行家也被中国金融界列入禁忌；到后来抵制之举甚至把日本轮船运抵中国口岸的外国货也一并列入了黑名单。

在北京，五十队学生讲演员被派出去向公众呼吁。段祺瑞将军——学生所归咎于国难的人之一——坚决庇护他的属下。军人一派大体上觉得学生运动于己不利，便怂恿政府设法压制。戒严令颁布了，上街讲演的学生被捕。学生并不气馁，仍成群结队地干。政府不久便看出：它能把他们关起来，却无力阻挡他们所激起的那股情感的浪潮。举国雷动，人人都看得出：学生只要愿意，便能把全体百姓引向反对政府。到六月四日，北京被强行拘押的学生近千人；近来被捕的那些人很有见识，出去讲演之前先在背囊里装足了干粮。

随后女学生也出来了。她们与她们的兄弟同怀爱国之心。北京各校的女生七百人集合起来，列队到总统府，请求释放被捕的青年。

政府犯了一个技术上的错误。当学生的情绪似乎稍有回落之时，政府却趁机颁下一道命令，要替曹汝霖与他的同伙洗刷。这就把那把火扇旺了，终于烧遍全中国。

政府软了下来，向学生提出：只要他们回去上课、不再生事，便予释放。学生看出自己占了上风，声称：倘若出狱意味着要许诺此后不再表达意见，他们并不想出狱；而且非等政府为无理拘捕道歉，他们决不出来。

把中国这么多青年下狱，终于激起了掩饰不住的反对，政府只得依了学生的最后通牒。道了歉，学生便回校复课。可他们仍旧继续街头讲演，号召国人共同发出一种有力的国民舆论，借以把国家的制度与国策放到更稳固的根基上，并有力地抵抗日本的侵逼。

在上海，抵制与店主罢市正在全力进行。店铺关着门；他们扬言：不把那几个「卖国贼」革掉，便不纳税。上海的美国官员向我送来令人不安的报告。那里的英国人，尤其是官场中人，倾向于压制这场运动。

日本人正全力承受着民意的这一击，便设法把它打成排外的，并重新唤起义和团时期的记忆。上海若干有势力的英国人，被商人与学生在产业工人中所取得的成效吓住了，也开始把他们叫作排外。有人告诉我：上海的工部局或将对抵制与罢市采取极严厉的举措。英国公使已去海滨，我便传话给他，说局势严重。

倘若我们或英国人让自己被卷进这场骚动，那便是愚蠢之至：它所针对的只是日本人，幸而与我们不相干，也丝毫不是排外的。我给上海总领事馆发了明确的训令，劝美国侨界对这场运动既不鼓励、也不反对——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人把这层道理看得很清楚，也明白把工部局牵进这桩事里是何等不智。我告诉总领事：除非有非法与公然的举动，在华的外国当局与这场罢市无干；我们既幸而未招中国人的恶感，便愿继续如此。为免一切酿成更普遍事端的危险，美国人对中国方面的领袖施了不少影响，劝他们避免那些会把外国人普遍牵扯进去的举动。他们很乐意地照办了。

到这时候，连上海跑马厅的马夫也罢了工。交通银行因曹汝霖与它有干系而发生了挤兑。局势越来越严重，可对政府的要求始终如一：「三个卖国贼一去，罢市即止；不然，罢的人还要更多。」

政府终于在六月十一日让步了。自中国各地涌来的坚决要求，是要这三个不得人心的官员革职去官。北京政府照办了。可上海的公众直到英国公使与我证实了罢免令确已颁布的消息，才肯罢休。于是罢市停了。

不过抵制日货仍旧丝毫未减。可也不应以为：这场运动——它一开始分明是针对日本的——本质上是排日的、或纯粹是对抗性与否定性的。很早它那真正的、积极的中国国民性格便显露了出来。日本人把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刺到了痛处。中国人转而对付他们，并非出于盲目的敌意，而只是因为日本人挡在中国民族复兴的路上。

自这场空前的民众奋起之中，显出了几件意义重大的事实。第一，舆论必须被唤醒到成为一股持续之力，必须被组织到随时都有表达其意志之途，从而能迫使政府抵抗此后对中国权利的侵夺。这要费时日；可这是办得到的——罢市与抵制已经证明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奋然而起，从她的政府手里逼出了一项确切的让步。这一课刻得很深。领袖们明白：这一举不过是极小的一个开端。可要紧的是：它确实构成了一个开端。

第二个重要的结果，是人们的注意忽然集中到了如何振兴本国实业上。抵制日货有其积极的一面，并不只有消极的一面。事实上，从头到尾它都是以积极的说法提出的。人们并未被告知不要买日货；而是被劝告避免购买品质低劣之货——这自然会被理解为日本出品——同时又被明白地敦促照顾本国实业。民众热心地响应了。他们确实去买本国工厂所出的货物。这大大推动了中国实业的发展，也给厂家与政府提供了一条线索：一场切实的提倡国货运动能够办成些什么。

有一回外交团聚会闲谈之际，法国公使博普先生说道：「我们正面对着有史以来最惊人、也最重要的一件事——中国的国民舆论为着积极的行动而组织起来了。」

于是自巴黎那个决定的恶果之中，生出了中国人民一场振奋人心的民族觉醒，一种为共同的思虑与共同的行动而结成的凝合。各阶层的人都被触动了。有一次，为避免牵动外国的纠葛，学生代表到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中去劝他们不要罢工，工人们反问道：「你们以为我们对国家没有感情、对卖国贼没有义愤么？」

关于山东决定之恶，外侨各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也不觉得自己该缄默。他们身在其地，知道严格施行这个决定必将带来什么后果。他们说话了。加拿大商业银行董事长爱德华·沃克爵士于六月六日在北京英美协会演讲，所论尤在交通之需。两三条干线铁路的修成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是全然明白的。他讲毕之后，英国公使与我——我们是名誉会员——便告辞了，因为已有暗示：协会将讨论山东之事。随后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表达了在华英美人士的信念，其大意是：

与会者郑重表示深信：此项决定所造成的情形，势必在中国人民与日本之间酿成极端的不和，并将对中国及他国经济利益的发展形成极严重的障碍。一项使德国一八九八年侵夺山东所造成的情形得以长久延续的解决——正是那种情形引来了别国的同类举动，成为一九〇〇年华北变乱的助因之一，并使日俄战争终不可免——断不能有助于远东之和平、不能有助于中国自身政局之安定，也不能有助于对各国同等开放的工商业之发展。

再者，这种情形不但颠覆民族自决之原则，亦且否弃门户开放之政策与机会均等之原则；倘若如今以近邻日本取代德国——而德国政治与经济活动的中心本在地球的另一面——则其恶果将大为加剧。

因此，我们北京英美协会会员议决：向英美两国政府陈情，吁请出席和会各国筹定并实行一项公正的解决，俾不致危及中国之安全与世界之和平。

三十三辞别北京

政府此时面对的问题是：它在巴黎的代表究竟该不该在和约与盟约上签字。中国人民反对签字，因为中国一旦签了字，便等于明白承认德国权利转与日本。他们已学到一件大道理：向外国让步从来不能使他们脱离麻烦，只会把麻烦弄得更重。倘若一八九八年北京的官员们对德国的要求置若罔闻——哪怕它以海军示威相威胁——德国人也决不可能得到中国实际上给了他们的那些东西。中国人民如今说：「再不能了！」

五月二十八日，我得到消息：北京的官员几乎一致主张签约。一知道他们准备就范，中国人民的民族运动便几乎立刻涌到了顶点，与反动的军人当权者相对抗。到七月一日，一位常代总统来见我的、总统近旁的先生告诉我：总统已训令巴黎的代表不得签字。他们当时没有签，此后也始终顶住了一切要他们签字的压力。

学潮最烈之时，六月二日那天，我在使馆里待到很晚，回复几封电报。一位美国女教员带着五个中国女学生闯进我的办公室，神情极其激动，把我打断了。这几个女生已随着人群站了四十八个钟头，请求进总统府去陈情。她们同任何一个青年男子一样勇敢地熬过了这份辛苦；可这时她们害怕了，因为有两个学生领袖被抓进府里去了。女生们怕他们被处决，恳求我出面说项。我既安不下她们的惊惧，末了便说我可以派人到总统府去打听。我打电话得知：那两个学生之所以被扣，是因为他们在示威中太出头了，可他们不会有什么不测。女生们得了这番担保，欢喜感激地回去了。

对这些学生的志向与理想，没有人能不同情——他们所争的是民族的自由与复兴。我也深怀同情，虽然我自然避开了与这场运动的一切直接接触，因为那纯粹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饶是如此，日本报纸仍旧绘声绘色地报道我如何组织了学生运动、如何花了两百万元把它鼓动起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学生这场运动何等自发、何等按捺不住，这类消息只惹人发笑而已。

六月初，开明之士中间弥漫着悲观。他们担心段祺瑞的追随者会坚持把他重新捧上总理之位；果真如此，便免不了又来一场反对他的革命，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溃乱与国力的虚耗。六月五日，朱尔典爵士把协约国各使第二次备忘录呈给总统；其中表示希望中国内部的纠纷至此可以了结，希望上海的和会能够复开并早日圆满结束，并声明在此期间不应重启军事行动。这一番友好的进言鼓舞了开明的势力，尤其是那句明白表示不愿再有战事的话。人们觉得总统主和之手因此加强了。

蔡元培博士不在，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博士去了上海，因为军人一派要拿他为学生的举动问罪。他确是学生的主要谋士之一，可他所劝的是审慎与节制。他告诉我：领袖们自觉在组织舆论上已大有进展；可至少还须再干十年、再积十年的经验，才谈得上有一种自觉而不懈地支持政府、或适当地约束政府的舆论。「我们所求的，」蒋博士说，「不过是十年工夫——不受外来干涉的十年——那时新中国便组织起来了。」

我去拜访段祺瑞将军，见他一如既往地镇定而固执。我问他：倘若学生来见他，他肯不肯出去对他们讲话。「我自然肯，」他答道；「我同情他们，不过我觉得他们常被一些动机并不纯正的人所误。」我告诉他：我相信学生会乐意追随他、奉他为领袖，只要他们能确信他不会受那些并非真心为中国着想的谋士所左右。

中国人民这场运动，在七月三日庄士敦先生一封来信的映照之下，给我的印象愈发鲜明——那封信把我的思绪引回了旧日的帝制。庄士敦先生是小皇帝的师傅；他随信附来一首中文诗的译文，是皇帝亲笔为我写的。上面钤着御玺，年月署作「宣统十一年六月初五日」。其首章为：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不久之后，我同庄士敦先生谈话，他告诉我：给我写点什么，是小皇帝自己想出来的。庄士敦曾建议某一首诗，可他这位学生不满意，末了自己挑定了这一首。他对师傅说：「我要想象美国公使是到宫里来做我的客人。」

庄士敦先生说：小皇帝对京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感兴趣，每天都看报。我把他对我行止的留意归因于一点：皇帝同中国人普遍一样怀着对美国的好感；不过我也想：屡次可能被送到美国使馆去避难求庇这件事，想必在他幼小的心里印得极深，以致那地方在他看来像是一处躲开一切恐怖与危险的港湾。

七月底传来消息：威尔逊总统正在为山东的处置辩护，声称它并未给日本任何政治权利，只给了经济上的特权。倘若威尔逊先生肯留意这个问题的细节——那是使馆与在华各领事馆一再以电报与公文报去的——他断不至于抱着这样的误解。在这件事上，总统所依据的不过是日本所作的含糊保证，而其实际的分量他并不知道。「经济特权」一语，很难套在青岛港与山东铁路的控制、以及在山东全省的普遍商务优先权这类事情上；然而日本所要保留的，分明正是这些。她那句「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归还」听来令人满意，可从来不曾被界定为超出德国以租借地所占的那一百五十平方英里农田与山地之外——而且不含青岛港。那座重要的海港，日本是打算保住的，连同终点站、铁路与矿山。

中国拒签巴黎和约，给保全山东留下了一个机会。可倘若德国的权利以「经济特权」之名被确认给日本，我们不久便会发现：这些经济特权意味着美国在山东省独立经营之终结。日本在满洲用过这样的「经济特权」。把这套政策推广到中国别的地方会是什么后果，我们已被警告得够多了。

威尔逊总统此后声称：国际联盟将阻止日本取得山东的完全主权。这里他又误解了。日本根本没有索取山东主权之意；她于此绝无权利，而且只要能保住巴黎所判给的那些政治兼经济的权利，她实行其计划也根本用不着主权。

我在给华盛顿的电报里把这些话一再重申。我又一次说明：由一个外国政府拥有港埠设施与一条通往中国腹地的铁路，再加上排他的商务优先权，这些经济权利在政治上被巩固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们构成了政治控制——满洲便是明证——只是没有那个名目罢了。事实上，它们尽可以与最慷慨激昂的尊重中国主权的声明并行不悖。

政治主权的问题根本不着边际。如我所指出的，它之所以被提出来，是要让世人相信确有什么东西被归还了。「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归还」是一句大话，听来堂皇。可山东的主权本不在其内，它从来既不属德国、也不属日本：它一向是中国的。青岛港以外那一百五十平方英里无关紧要的土地，尽可以「连同完全主权归还」，可谁也不在乎那个。侈谈主权，不过是把问题弄模糊罢了。

其时孙中山博士正忙着拟订中国进一步以国际参与来发展经济的种种方案，我与他有书信往还。在我的一封信里，我论到中国的实业改造应当多快、多彻底。我写道：

我以为我们无论何时都应记住：我们所面对的并非一个新国家，而是一个社会安排极其错综、且早已有一套久经试验的农工组织的国家。在我看来至为要紧的是：向新的实业与劳作方式的过渡不应骤然而来，而应使旧有的价值渐渐转化。凡已有的艺术才能——例如丝织与制瓷——极应维持并加以保护，不可被更廉价的工序取代。近代组织之中有一项是中国人必须学着更好地理解的，那便是公司；以及公司职员对股东所应处的信托关系。倘若中国人学不会正当地运用公司，国家信用的组织便无从建立。在这一点上也须如此：旧制之下所培成的个人诚信之义不可丧失，而应移植到新的营业方式之中。因此，凡我们筹划着要有更好、更得力的组织之处，似乎都必须守住过去所造就的价值，不可以过于骤然的变动扰乱中国社会的均衡。

在他关于建设事业的建议之中，孙中山博士说到要在直隶沿海某处建一北方大港，水深须能容远洋巨舶。天津港不敷用：它远在河的上游，而河入海处又缺乏合用的锚地。秦皇岛港好得多，可太过暴露，要加以改良便须耗费巨资；而且即便改良了，其容量也嫌太小。我请美国商务部特派员惠特姆先生到直隶沿海去看一看：在天津与秦皇岛之间约莫一半的地方，能否找到合宜的港址。他成功地找着了一处：只需较为适中的费用，便可在那里筑成一座深水港。不难想见这会给华北商务带来怎样的改观。这里将成为一片富庶广袤的腹地的出海口，包括直隶全省以及它以北、以西北的整个地区，尤其是内蒙古与西满。我把这件事同直隶省长与该省别的首领商量过，也同南京的李纯督军的代表、以及中央政府的若干人商量过。他们极赞成此议；不出几星期，初步的勘测便做了。这港要定名为「大北港」。

八月十四日我去看朱尔典爵士，告诉他我已辞职，他表示惋惜；不过他也承认，他能理解我何以想回美国去。他自己也希望尽早卸任。那一天我同日本代办芳泽先生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极充分的谈话，我们商量了能使山东的安排更令人满意的办法，尤其是把青岛辟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租界的可能。可我着重指出铁路归还之重要。

新银行团的交涉已进行了一段时候。日本人提议银行团不适用于满洲与东蒙。日本人所控制的报纸曾攻击过这个银行团最初的提议，因为日本在战时是打算取得在华外国财政的全面领袖地位的。倘若美国肯加入那个旧银行团，日本自然乐意，因为在那里是她居首。可日本的财力通常只属明显的第二流，而战时那种反常的情形是长久不了的。如今日本在原则上赞成新银行团，可一到要就细节作出决定时，便一味拖延。

八月十八日接到电报，我的辞呈已获准，总统正式表示惋惜我竟觉得非辞去此任不可。即便到此时，我明知总统对中国局势的判断错得何等厉害——尽管我一再详尽地示警——我也无意去张扬政策上的分歧。我知道日本报纸会把我的辞职说成是我那套要美国在华保住其可敬而受信任之地位的「政策」失败所致。我不愿以同政府争执来助长这种解释。

中国人把情形看得十分透彻。当我告诉总统、外交总长、总理以及在野的中国友人时，他们似乎都为我在此时离华而沮丧。我有幸在中国结下了许多友谊，那些人的忠诚与真挚是靠得住的。他们虽似为我的去意而难过，却知道我不过是指望此举能使两国间密切关系的经营更有成效地进行下去。我想促成切实而积极的举动。美国那些政策与宣言的精神是可敬的，可随之而来的、美国在华个别而具体的行动却不够多。

八月二十五日，代理教育总长傅先生与他若干同僚来访，商议中美两国大学互换教授之事。我向来主张请中国的青年学者到美国的大学去讲学，好让美国公众得以接触中国文学、哲学与艺术的宝藏。袁世凯总统曾赞成此议；若不是那场不幸的帝制运动，他本会为促进中美之间的学术往来做许多事。他的继任者也抱着同样的心意，只因北京政局的纷扰，才使他们不能把计划一一拟定。

徐树铮将军不时来看我，同我谈他经营蒙古的事。参战处既已显然过时，便改名为「西北筹边处」。这个筹边处是要「防」谁，人人都明白——虽然也有关于蒙古境内布尔什维克活动的说法，还有谢苗诺夫将军要建一个泛蒙古之国的图谋。徐将军同我谈话时铺陈了开发蒙古的极大计划，包括一家殖边银行、修筑可通汽车的公路、凿掘自流井、设立模范农场。他说他还要促成自张家口到库伦的铁路完工，甚至要把它延到中国突厥斯坦去。有传闻说日本人曾许给徐将军五千万元的垫款以办这些事业。可他告诉我：他要全凭中国自筹的资本去办。据说总统与北京别的首领担心徐将军那股过剩的精力下一步会往哪里去，便想起了蒙古那片未辟之地。那里的天地足够宽，容得下他那沸腾的性子。在这整段时间里，日本人都在仔细盯着任何可能在蒙古活跃起来的因素，包括谢苗诺夫将军、满洲的张作霖将军，以及徐树铮将军。无论那里会出什么事，他们无疑是要它合于他们把势力强加于那片属地的政策的。

芮恩施夫人与我的家人已于六月十二日自秦皇岛乘船赴檀香山，要在那里过夏。因我的辞呈已经发出，这对芮恩施夫人便是与北京的诀别了——这座城她住得极其畅意，本不愿离开。自八月起，一连串的饯别午宴、晚宴与招待会开始了；加上收束馆务的繁重工作，余下这几个星期里，我每天自日出忙到过了午夜。徐世昌总统最后一次款待我时说：「中国人指望你做他们的朋友与向导；我们希望你的作为与影响能延续几十年。」次日他经周自齐先生转达，聘我为中国政府顾问，居住美国。

九月十三日傍晚我离开北京。我所有的同僚连同他们馆里的人员、中国的高级官员，以及一大群别的人，都聚在车站道别。站台上列着美国海军陆战队、英国使馆卫队的印度兵与中国军队。我同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先生一同检阅了他们，受了他们的敬礼，并对那些忠诚的陆战队员说了几句告别的话。美国军乐队奏起《友谊地久天长》，火车驶出车站；那千百张来送我的面孔在远处渐渐模糊，在我心里留下了一张合成的脸：友善、热切、催人奋发。

我的朋友周自齐送我到天津，我在那里与他分手。总的说来，这是一场真正暖人心的辞别。我觉得：无论我的同胞还是中国人所自发流露的那份深厚信任，将长留我心，作为我所付的一切辛劳与努力最好的报偿。

我离任后接任美国代办的丁家立博士，就这些饯别之事向国务卿作了如下报告：

谨报告：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先生之辞职业经总统批准；其离京之际，成为对美国表示亲睦、并对这位卸任公使表示官民最高敬意的一番令人欣慰的表现。

在他启程前的那一段日子里，芮恩施先生自然成了许多宴会与招待会上的贵宾；席间在座的中国人对他六年任内多方面的活动表示了最深的感佩。见于报端的、关于芮恩施先生任美国公使这段经历的评述，也提到他在敦睦两国邦交这一寻常职守之外，对促进中美在商务、实业与教育上共同利益的多方面兴趣与努力。极显然的一点是：这个共和国的政府与人民，已殷切地期望并指望美国在华推行一种积极增进这些利益的政策。众人的心情，可以徐世昌总统的话来概括：他在与芮恩施先生辞行晤谈时表示，他深信这位公使的活动确实以极切实的方式推进并加强了今日把中美两国政府与人民紧密联结在友谊之中的一切经济与社会关系；同时他表示希望：芮恩施先生回美之后，于此诸端仍不稍减其努力，并以其改换之身分继续为中国的利益而工作。

芮恩施先生于本月十三日傍晚离京，车站上的情景颇不寻常，也颇令人欣慰。按例，公使离任时别国使馆并不派仪仗队；可这一回却有英国使馆卫队的一支分队到场，此外还有美国使馆卫队、北京警察与北京宪兵的分队，并有军乐。代理国务总理亲到车站与芮恩施先生话别；在场者约千人，包括中国官员、各国外交人员、各色机关团体的代表，以及各国的私人朋友。

我把取道日本的行程安排交给了一等参赞威林·斯宾塞先生，他与日本使馆的德川先生商量过。他们主要的难处是朝鲜因霍乱而实行检疫。随后便有了一段有趣的经历。为免有耽搁之虞，我同意接种；一位自日本使馆来的小个子医生毕恭毕敬地替我办了。我们的轮船清早抵下关，被扣在检疫之中。登船查验的官员说我几乎可以立刻上岸。可他们走了，说正午之前会派一只汽艇来接我。因为傍晚那班火车是我能赶上横滨轮船的最后一班，我便有些紧张地等着那汽艇。直到三点钟那几位官员才回来，说我的行李现在可以搬上岸了；不多时他们带着行李不见了，却把我仍撂在船上。我给东京的使馆发了电报，告以我的窘境。火车七点半开，到六点钟仍不见汽艇。

忽然，自笼罩海湾的暮霭之中钻出一只小汽艇，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官员登船，请我随他同去。我带着两个仆人下到汽艇上，讶然发觉它并不朝下关驶去，反倒是往相反的方向。我提出异议，那位官员却安抚地笑着说：「不要紧的。」随后那两位查验的官员自舱下钻了出来；他们笑着鞠着躬，告诉我：我们这是往隔离医院去！

于是我们就往隔离医院去了。在那里的正厅里，我被引见给院长；寒暄几句之后，他宣布：「现在一切都好了。」

我们乘汽艇返回，抵下关时离开车还有一刻钟；车上已为我留了一间专厢。这下一切都明白了。船上的日本乘客同我一样不乐意被扣在那里。倘若有一个外国人——即便是一位外国公使——被自船上接到下关去，只怕会闹出一场小小的风波。于是便放出话去，说我是被带到隔离医院去的——那地方谁也不特别想去。我不能不佩服这几位小官员的机变，也不能不感激他们为解开这个难结、又不违背他们任何一条检疫章程而费的这一番周折。

我在东京只待了一天。大仓男爵在他府上为我备了午宴，我同莫里斯大使前往，在那里见到几位日本绅士，其中有刚就任外务次官的埴原先生，以及新任驻美大使币原男爵。我们在一处敞开的廊上用餐，俯瞰着极可喜的园林；一番热烈的谈话之后，我便告辞，赶往横滨——心里所带的，仍是六年前初到远东时所得的那同一种关于日本待客之道的愉快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