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将军的苦茶

第一章

梅根把椅子挪到窗前，看见那场雨给坚实的中国土地蒙上了一层转瞬即逝的意味。此刻雨暂停了，所有的水洼都映着多云的天空，把那条路变成了虚空之上一道不着实地的痕迹；路对面墙头探出的柳树被潮气浸得银亮而纤细，就连沿墙脚铺开的铁丝网——那样蛮横的事实——也被颤巍巍的水珠弄得脆弱起来。有人告诉过她，那些铁丝网是法租界的界线，再往左，栅障上的豁口便是霞飞路的入口，租界里几条主要大街之一。

一个法国军士和几个塞内加尔兵站在入口处，厌烦却毫不放松地检查进出的一切。整个下午，尽管天气不好，汽车、黄包车、独轮车和穿着黑色长袍、撑着大伞的中国男人仍断断续续地过往，那些人挑挑拣拣地在水洼之间择路而行。梅根自从进了这所房子，先是同杰克逊夫妇说话，他们走后又收拾行李、指点阿妈熨衣服，心里始终惦记着那几扇窗子。在这座欧式房子的幽暗里，那些灰白的窗口古怪地朝着中国的马路敞开。她一件件做着那些必须做的小事，越来越惦记它们，渴望独自不受打扰地占有它们；等到她终于在小客厅里拖过一把椅子、把两肘支在窗台上时，她望出去的正是这样一刻：中国浸在一片明亮的无常里，呈现在她眼前，不是以坚实事实的那种沉闷冲击，而是以一种仿佛半由内里看见的幻象所独有的强烈。

路上一辆汽车从徐家汇方向朝霞飞路飞驰而来。车轮后面卷起的泥水扇子像海豚的鳍，它也像海豚一样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一纵一纵。梅根看着，只是朦朦胧胧地留意着，忽然一辆小福特车在霞飞路口查验完毕放行，猛地窜了出来；大车为了避开它急急向左一拐，打滑，撞在了一根电线杆上。梅根听见撞击声和玻璃碎裂的细响。她跳起来，跑出前门。两个塞内加尔兵已经先她到了，几个路过的中国人也聚了过来。车头撞塌了，引擎报废，司机被甩穿挡风玻璃，平平地贴在电线杆上。可是梅根此刻才意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闯入，站在那里，不愿去面对非做点什么不可的局面。

车门开了，一个中国男人走出来。他裹在一件对这天气来说过厚的大衣里，帽子掉了，一道细细的、暗色的血流顺着他光洁的太阳穴淌下来。他在撞坏的车旁站了一会儿，提心吊胆地摸自己的肋骨、肩膀和手臂，确认没有受伤，又更加怜惜地一根一根摸自己那双极漂亮的手的手指，仿佛怎样反复确认那些细骨头完好无损都不算过分。他那样专注，梅根便尖声对他说：

「你的司机受伤了。」

他含含糊糊地看了她一眼，眉毛古怪地一扬，笑了笑，然后，显然同她一样不愿意，朝司机走了几步，低头看了看。他又转向她，咂了一下舌头。

「真麻烦！」他用英文说。

又一个中国人从车上下来，绕着车走，察看这场灾祸的程度，动作愚蠢而犹疑，像一只在满地杂物的园子里择路而行的家禽。他也埋在一件厚大衣里，但一顶帽子压到眼睛上，遮住了脸；他身上的一切显然都大了好几号，看上去像个十六岁、甚至更小的男孩。他正要同那中国男人商议，法国军士走了过来，粗鲁地从他们中间擦身而过，开始盘问那个中国男人。男孩走开了，那人回答军士的话，一边笑着，仿佛这场相遇给他提供了一个意外而愉快的谈话机会。最后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给军士看。军士验了验，抬眼看他，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然后故意带着嘲弄向他行了个礼。那中国人仍旧在笑，不过他的笑此刻已不是对着军士的；它变得弥散、沉思，触着的倒是人性中某个刚刚向他显露出来的、格外不可捉摸的侧面。他转身走开。举手摸到额头回礼时，他发现自己的手指上抹了血，这又一次提醒他人生的种种凶险，似乎把他的沉思加深成了忧郁。他的笑消失了。

「真麻烦。」他又低声说了一遍。

那辆福特车在路上几码外停住，从车里跳下一个精神十足、满脸黑胡子的神父，穿一身黑色长袍。他跑过来，谁也不理，立刻俯身去看那司机，把他平平地放倒在地上，大声嚷着。梅根知道那司机无疑是真正的受难者——尽管不那么有意思——但她觉得那个中国人受了法国军士一场不该受的轻慢。而他也确实受了伤。她冲动地喊道：

「请用我的手帕。」她从开襟毛衣口袋里抽出一块干净的、叠好的手帕。那中国人回答：「谢谢，我自己有。」

他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一块大手帕，把它完全展开，露出角上绣着的一个字。他那个动作里有什么东西，让梅根意识到自己的递让暗含着他不可能有手帕的意思。她很不快，不仅因为他止住了她的冲动，还因为他把那冲动弄得有点可笑。她猛地从他身边转开，走到神父那边去。

塞内加尔兵和法国军士踱过来，却只是站着往下看，神父在摸那司机的身体，找断骨。梅根跪在他旁边，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帮忙的样子，甚至还有几分勉强地把手指插进司机那头硬扎扎的、油腻的黑发，摸他的头骨。神父翻开他一只眼皮。然后他用法语对她说：

「头骨呢，破了没有？」

「我想没有，」梅根说，「也许您最好自己看看。」

那司机的脸是一片伤口，玻璃扎进了肉里。她开始觉得有点恶心。

「真可怕，是不是？」她说。

「是啊，他们经不起什么，」神父说，「他们营养太差了。」

「好像没有人管这件事。」梅根说，仍旧带着怨气瞥了一眼那中国人——他正用手帕一点一点地擦自己的额头。

「唉，」神父耸了耸他宽阔的肩膀，「你要怎么样呢！他们有五亿个灵魂呢！」

梅根明白了：这样一种过分充裕的货色，要他时时记着它那无上的价值，是难的。

又一辆车停下的声音让她抬起头。这时已经围了一群人，新来者的阔气把大半注意力都引了过去。同第一辆一样，这也是一辆闪亮的、显然是新的车，只是高高地溅满了崎岖雨路上的泥。车窗上垂着绒线流苏，梅根从那后面看见一个女人的头，她的黑发平平滑滑地融进背后的幽暗里，一张脸鲜艳得像只彩绘的蛋壳，底下仿佛托在一圈发亮的淡绿缎子领子上。她放下车窗，探身向前，看见撞坏的车便发出一串细碎的叽喳的惊叹。那中国人走过去同她说话。他靠在车窗上，相当起劲地同她谈着，梅根这才更留意地看他。他身上没有一点东西显出确切的年纪；他的脸光洁，一色的苍白，鼻子长而带鹰钩，眼睛稍稍凸出，他那张小而丰满的嘴两边各有一道诙谐的弯纹，额头的轮廓也有几分力量；可是他说话时比划的那双手把他露了底——倒不那么是因为它们女性的纤秀与漂亮，而是因为他拿东西有一种既挑剔又不中用的样子。

神父从地上站起来，走过去同那中国人说话。穿大衣的小个子中国人和军士也凑了过来。神父显然用中文提了些主张。他们谈了很久，军士带着讥嘲看着他们，好表示自己对一场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谈话抱着应有的轻蔑。最后拿定了主意。神父和第二辆车的司机抬起受伤的司机，把他放进第二辆车，让他躺在那位太太脚边的地板上，两条腿弯成一个很难受的姿势，那两个中国男人随后也上了车。然后他们开走了。神父看着他们走掉，向梅根脱帽致意，便朝他那辆停在路上稍远处等着他的福特车走去。那一小群苦力和过路人没有更好的事可做，仍旧没精打采地站在撞坏的车周围。又下起雨来。梅根慢慢穿过马路回屋去，法国军士看着她的脚踝，哼起一支叫《瓦朗蒂娜》的法国歌。

第二章

屋里，梅根在壁炉旁坐下，苦力正在炉子里架火点火。她一离开街道，就把背转向了中国；她所在的这所房子落在铁丝网栅障错的那一侧，在中国的地面上，可它简直就像布赖顿的一所房子，英国气被做到了能做的极致。一角放着一架小立式钢琴，上面摆满了立架相框里的照片；地上铺着李子色的地毯，墙上挂着画，显然是一套里的，画的是各种品种的狗坐在垫子上喝茶，戴着花边帽和高顶礼帽。头号仆人正在炉火边摆茶桌，等杰克逊夫妇——他们说过五点左右回来。

那天早上在上海接梅根的，正是杰克逊夫妇。船停在黄浦江下游，她还没来得及踏上那条要把乘客送到码头的小汽艇，就在甲板上被一个瘦小、寒素的男人拦住了；那人声音轻软，带着抱歉的意思，胡子垂得很厉害，告诉她说自己是内地会的杰克逊先生，是派来接她的。梅根的脸一下子白得那样厉害，小个子男人赶忙抓住她的手臂扶住她。

「可是鲍勃，」她结结巴巴地说，「他出什么事了吗？」

「不，不，」杰克逊先生急忙叫道，「他好得很，他好得很。」汽艇噗噗地往上游开的一路上，他一直在让她放心，说鲍勃平安无事；因为他极怕动感情的女人——那是说，欧洲种的女人；一个刚守寡的中国女人号哭，他倒是能够从容承受的。他向她解释说，鲍勃抽不开身离开长沙，虽然他并不算真的有危险，可长沙一带和沿江各处都打得很凶，所以他说不定要被耽搁上几个星期。

「我不能上去找他吗？」梅根问，「我毕竟是一路跑这么远来嫁给他的。」

「唉，」杰克逊先生安抚地说，「唉，照实说，你不能。我试过向当局替你弄一张通行的许可证，可他们现在不许任何妇孺在江上行走。我们想让你同我们住在这儿，等鲍勃真来了，我们就在上海办婚礼。杰克逊太太和我一个月前不得不撤出了我们的站点，借住了几位朋友的房子——他们回英国休假去了。你同我们在一起会很舒服的，这也让你有点时间适应这里的情形。我现在看见杰克逊太太了，她站在码头上。瞧，打绿伞的那个。她有你在一起，一定高兴得不得了。她在那种地方住了太久，白人太太少得很。」

到底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跟杰克逊夫妇走；不过梅根并不像她起初那一惊让杰克逊先生以为的那样失望得深。她没法向他解释那件她自己也从未完全承认的事：她到中国来，为中国同为鲍勃一样多。

在杰克逊先生眼里——其实在几乎任何人眼里——梅根都不像是那种会去做在华医疗传教士妻子的姑娘。她生在新英格兰一座小小的大学城里，也在那里长大，可她在波士顿过过几个冬天，去欧洲旅行过几回；因为她父亲多年担任那所学院的校长，她惯了一种家境宽裕、又执意要讲智识的交际圈。鲍勃住在同一个镇上，是一位圣公会牧师的儿子，那家孩子很多。他们从来就彼此认识，一同上舞蹈课，一同野餐，是完全无所谓的伙伴——直到十七岁那年，梅根忽然爱上了鲍勃；那是说，她决定把自己所有的热烈与狂喜，所有做梦和追问的本事，统统聚到他身上。这当然是一桩秘密的恋情，而且颇有些不管不顾，因为她心里那一部分——在每个清醒的人身上，甚至在年轻人身上，总有一部分是旁观者——明白谁也不会把她当真，尤其是鲍勃；鲍勃是个相貌很好的年轻人，运动极好，可满是常识。而梅根其实并不想让鲍勃觉察她对他的感情。她从不想在实在的世界里按他可能扮演的任何角色去落实他；她只要偶尔同他跳一次舞，在一种紧张而极乐的沉默里跳，再写许许多多诗，锁在一只抽屉里的信封内，信封上写着「如我死去，请销毁」，这就够了。

梅根小时候是那种美得叫人眩目的孩子，人们在她面前大惊小怪地赞叹，仿佛她是个聋子或是木头，于是她很小就意识到——就像皇族血统或大富之家的孩子那样意识到——自己享着某种特殊的优待。而她看出这优待，不单是从那些随口的赞叹里，也从她父母的态度里。她父亲会把眼睛从书页上硬拔开来看她；他对她有一种疏远，其中带着一点敬畏。她母亲想要严厉、要管教，却总是化成亲昵的话，于是梅根同她一道活在一种亢奋的气氛里：自以为受了委屈，生闷气，流眼泪，亲嘴，还有热烈的赞赏。有些年长些的人私底下认为梅根是个十足可厌的孩子，被父母、其实也被这世上大半的人惯得没有道理；在这些人那里，她尖声大叫的脾气同她的美貌一样有名。但在多数人那里，这美貌起了它惯常的那种好作用：把她的毛病缩小，把她的长处放大。一个这样鲜亮可爱的孩子肯把自己的蛋糕分给别人，或是在为难时说实话，几乎没有人能不受感动。

可是梅根渐渐长大，开始一点一点、却毫无疑问地不那么美了；到她十几岁过了一半，她的美已经完全离开了她。这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她自己也迟迟没有察觉，因为人们对她的态度立得太稳，变起来很慢。可它终究变了。有一回她无意中听见有人说：

「是啊，那就是戴维斯家的女儿；你绝想不到她小时候是那样一个夺人魂魄的孩子，是不是？」

梅根回到家，在镜子里看见一个纤瘦而身段很好的身子，一张颊有些塌陷的脸——一个好看姑娘的脸，带着凯尔特人那种憔悴的神气，加上长长的上唇、略显钝的凯尔特鼻子，灰里带绿的眼睛，明亮，睫毛是黑的；可是她看出，凯尔特人那种说不清的、非凡的鲜润，已经一点不剩。她也看出，自己丢掉了自己的王国。

这损失当然就像她对鲍勃的爱一样，对别的任何人都几乎毫无意义，连对她父母也是，而明白这一点只叫她更苦涩、更怨恨。这世界对人类大半苦难的那种麻木，第一次打中了她。可是这也无可奈何，而她自己对周围的人每天藏起来的一切隐秘的悲伤之源，仍旧是深深地无所谓的。她培养起一种信念：世上的美总在某个意义上是残缺的，我们都得预备失掉自己最舍不得的东西，所以若是让自己落进失望里，那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有一年光景，梅根硬把自己摆进玩世不恭者的样子，能唬人时就说些刻毒的话，只在闹出一片惊慌时才得意。然后，正当她觉得自己已经确立了「活着没有什么可指望」这件事实的时候，鲍勃——他在波士顿一家医院做了两年实习医生，刚回来——说了两句惊人的话：一是他要到中国去做医疗传教士，二是他爱她，要娶她。

那个年轻的玩世不恭者来得快，去得也快。那种姿态的贫瘠，她其实一向厌恶，尽管她对它在别人身上引起的厌恶取过一种偏执的快乐。她这就无条件地把它弃了。鲍勃爱她。等他在中国安顿下来、能接她过去，他们就结婚。梅根经历了幸福几乎能在任何人身上造成的那一类不讲道理的、彻底的变化。她自己也为这变化吃惊。她不但爱鲍勃，而且有一种感情在她身上给放了出来，不可抵挡地往上涌，单有鲍勃是不够装的。她从前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是颇无所谓的，有时还轻蔑；可鲍勃的正信、他想要服务的心，此刻在她看来成了唯一有美、有尊严的东西。她将要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而那是一种为减轻苦难而过的生命。她的那一部分，是带去幸福。人类的一切困苦——她自己身在其中时只是模模糊糊地被它刺着——如今她看它的感觉，像一个病愈的人非要向众人作证那药方不可。她知道谁都不该不幸，知道恶、病、贫、不义，都只要一种治法。若是爱人之心充满一个人的胸膛，他就不会不幸。在鲍勃动身去中国之前的那段日子里，梅根活在一片欢腾的喜乐之中。没有难题，没有什么从根子上是不对的。她甚至还照镜子。她不再美了。好。她立刻就接受了谦卑；而且她发现，连谦卑也总是骄傲的人能够接受的——只要承认它是精神的一种恩典与装饰。

鲍勃到了中国，却不能像他们两人原先料想的那样早接她过去。一个长长的夏天拖过去了，秋天来了。梅根仍旧快活，只是不那么欢腾，试着在她住的那座小城里做贫民救济的工作；可那城里居民日子都过得好，这种工作在他们中间做起来太难、太没着落，她就放弃了。入冬不久，她到波士顿一家医院去当见习护士。可她不成功。那种生活外在的丑恶叫她沮丧，而她对最重的病例那种想象出来的悲悯，加上一种无法抵挡的身体上的厌恶，弄得她手脚笨拙，在细节上甚至心不在焉。病人自己也不喜欢她在旁边。这让她气馁；她母亲来看她，发现她两颊塌陷得比平常更厉害，眼睛因为紧张亮得过了头，当即把她带回了家。于是一种渐渐的忧郁开始笼住她。她的那些冲动没有变，可是没有出口。她想了很多中国的事。鲍勃的信她一遍遍读，从那些干巴巴的字句里慢慢抽出一个关于中国的凄惨与美丽的幻象。中国和鲍勃都需要她，可鲍勃如今已是一件既成的事实，亲爱的、几乎是她自身的一部分，而中国是未知的；它不给她的想象设任何界限。而中国有更大的魔力。

接着一月里来了一封信，说中国的情形忽然坏了下去；鲍勃给他们讲了些细节，隔这么远便失了意义。汉口的英国人，国民党，俄国人的影响，这些都不说明什么。可梅根的父母还是担心。这确实意味着又一次耽搁。他们围坐在一起，梅根把信里的几段念出来；她忽然觉得又一个关口到了她跟前，就像那一回她照镜子、第一次在里头看见一张长长的、苍白的、属于自己的脸。如果她现在不能到中国去、到鲍勃那里去，仿佛就有什么可怕而确定的事要落在她身上。她没有说清是什么，可它模模糊糊地带着失掉信仰的性质。这把她抛进了慌乱。她抬起头，看见父亲和母亲望着她，脸上是同一种忧虑的神情。她本能地知道，他们爱她的某种特别的质地使他们软弱，而她自己并不这样软弱；她猛地、不加思索地，就朝他们这软处攻了过去。她哭了起来。

「可我非去不可，」她喊道，「这些失望我再也受不了了，我非去不可。」

她当即就知道——甚至不用看他们——自己赢了；一种松脱的感觉从她身上流过。

第三章

杰克逊夫妇回来喝茶时，她把撞坏的汽车一事都讲给他们听——他们说进门时已经看见了——尤其讲了那车主人何等冷酷。杰克逊先生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出奇。

「大概是哪个有钱人躲到租界里来了，」他说。「听他们说粤军已经到了松江，离这儿只有三十英里左右。好多中国人都往公共租界里挤。」

杰克逊太太一手端着杯子，一手拿着《字林西报》。她念道：

「『昨日处死共产党同情者一百余人，其中几名较著名的煽动分子的头颅已装入笼中，悬于华界城门之上。』这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了。威尔，你怎么不去照几张相寄回国去？」

梅根不自觉地扬了扬眉毛，杰克逊太太看见了。

「可是让他们看看这儿出的事，对他们有好处！他们该亲眼看看。哦，我在沙市看过许多回行刑，有时候还把活人上了锁链吊在城墙上。有个下雨的黄昏，我看见那里的几颗头，有鸟在啄——这我永远忘不了。是啊，让国内的人也体会体会这些，对他们有好处。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儿经的是什么。如今时兴的是什么都接受，可隔得远接受起来，比挨得近容易得多。要想心平气和地接受中国出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待在家里，谁说什么都不信。」

「亲爱的，那也是维持任何一点愉快的国际关系的唯一办法。」

杰克逊先生说这话时，在他长胡子底下朝梅根笑了笑。梅根的幽默感并不很敏锐，而且同大多数缺少幽默感的人不同，她知道自己缺。她认为幽默是那些不敢正眼看事实的人的避难所；可她看出杰克逊先生有一种由根子上的好性情生出来的爱玩笑的劲头，他把那当作幽默，而那对他是极大的安慰。她很有把握，他小时候一定往同学床上塞过湿报纸，如今想起来还要怅然一笑。

「再说，」他说，「你不该拿这些去吓着戴维斯小姐。」

「我没有被吓着。我想知道真正在发生什么。不管是什么，我都想知道。」

杰克逊太太又回到《字林西报》上去；她把报纸搁在椅子扶手上，腾手给小圆饼涂黄油。

「『据传，』」她念道，「『严作忠将军现在上海，住在法租界一家华人旅馆里。不久之前，将军与国民党方面谈判成功，其省份几乎未流一滴血即行交出。将军拥有一支组织完善的军队，并由一名欧洲人经管着一座兵工厂，所产之物中有一种战壕迫击炮，据称不在任何同类之下。他的省份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此人尤为能干而精明；虽与汉口一派不睦（他自己的省城近来迭有处死共产党人之事），许多人仍视他为国民党未来的领袖之一，在该党中代表较为清醒、反布尔什维克的那一部分。在上海现为北方派军队所据之时，他何以据称身在此地，用意不明。』威尔，这不就是斯特赖克博士那位将军吗？当然就是他。严作忠，就是这个名字。就是他把博士从自己学校里赶出去的。」

「斯特赖克博士，」杰克逊先生解释说，「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是个极有学问的人，各种科学学会都属他的名，又是一位了不起的汉学家。他写过一部汉语的教科书，还译过《诗经》。除此之外，他是个力量惊人的人，精神上和体格上都是，虽说不如从前那样强健了。他那一生的劳作开始在他身上显出来了。」

「博士在城里吗？」杰克逊太太问。

「我想他不在城里。他说一回来就同我联络的。是啊，严将军一定就是博士从前那位朋友。我记得他从前对这位将军评价极高；人家都说这是个受过良好教育、很聪明的人。连那位将军把他赶出自己的学校，他对将军的看法好像也没改。可博士不是个轻易对一个人绝望的人——尤其在他立意要救那个人的时候。」

「人家说那位将军私生活很放荡，」杰克逊太太说。「博士居然能不理这一层，我倒意外。他们说他出门从来要专车载他的姨太太；你要是在法国人的报上看见（他们登这种事）说他的姨太太给送出了某座城，那就是说那座城快要陷落了。」

「一个中国人有姨太太，就算放荡吗？」梅根问。

「中国人不以为是。不过这其实不是要点，对不对？我们得把我们的标准用到他们身上，不是吗，而且要叫他们接受。」

梅根抿着茶，想着这最后一句话——它那样平板地从那个一脸抱歉的小个子杰克逊先生嘴里出来。嘲笑不宽容总是极容易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很自然都愿意自己被宽容地对待。其实我们宁要宽容，不要慈悲。慈悲不得不承认有公道这回事；宽容则对它漠不关心。至于杰克逊先生那句话——他们到这儿来，显然就是为了开化中国。若摆出那种抱歉的、玩笑的、宽容的姿态，在他这里就只是一种软弱的怯懦。

「当然，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这个。」她坚定地跟着说了一遍，不过心里觉得自己并没有把这问题完全弄清楚。

杰克逊太太抱怨头痛，把报纸拿到一张沙发上去，在那里略略半躺着。

「威尔，你还记得沃尔什太太的头痛吗？」她说。「嗳，你知道她最后是怎么治好的？她认得威尔士老家一个乡下老婆子，那老婆子专养一群羊，又专有一畦番红花。我记不清这老婆子做了些什么，好像是她采了这番红花，再按你哪个部位疼就从羊身上那个部位剪毛，全都要在月亮到了某一个时候才动手。然后她把这羊毛缠在番红花上，寄给你。嗳，沃尔什太太弄到的是羊头上的毛，从此再没头痛过。我自己也想寄信去要一点，」她转向梅根，「可杰克逊先生连听都不肯听。他当然是对的，可我还是头痛。」

杰克逊先生为这故事在梅根面前讲了出来而不安。他略带焦虑地看了看她，一边对妻子说：

「以你受过的训练，去理这种事情才是荒唐。我要是你，就再也不去想它了。」

「我没有想它，我只说我还是头痛。」

「我宁愿你头痛，也不愿你去沾一桩粗陋的迷信。」

「是啊，我相信你是宁愿的，」杰克逊太太说，「不过当然喽，头痛是我的。」

梅根喝完了茶，刚点上一支烟。她从唇间吹出第一口烟时，想起了家里的茶点时分，想起父亲从书房出来时——疲倦、有时还烦躁——她和他一同抽的烟。那场相当缠绕的谈话，她并没有很专心听，心里只对自己说杰克逊太太把事情搅浑的本事相当高明；这时她发觉他们两个都停住了，正看着她。他们显得有点难为情，就像淳朴的人碰上他们认为不成体统的事在自己面前发生时那样。在白人太太那样少的地方，一位太太会抽烟这件事，显然没有被他们注意到过。因为自己是客人，梅根把烟在杯沿上按熄了；可她心里到底还是恼他们——她觉得他们把不宽容也带得太远了些。

「你们这下午过得好吗？」她问。

「嗳，过得相当难，」杰克逊先生说。「我们不得不一直跑到闸北去，为我们一位朋友的事——里德小姐，她管着圣安德烈孤儿院。她那里有一些中国的基督徒孤儿，还有几个俄国小孩。原先有两位小姐帮她，一位明顿小姐，一位索姆斯小姐。索姆斯小姐得了盲肠炎，住进了上海总医院（这倒提醒我了，亲爱的，我们明天该去一趟）。你知道，闸北是中国的地面，又是个很乱的区；纱厂里好多工人住在那儿，向来是工人闹得凶的地方。今天下午我们想劝里德小姐搬进租界，可她不信有这个必要。」

「劝！」杰克逊太太嚷起来。「那个女人你是劝不动的。我觉得，自以为这世上什么都懂，真是可惜。」

「嗳，亲爱的，我可不会说她不同意我，就等于宣称她无所不知。你会这样说吗，戴维斯小姐？」

他又在长胡子底下笑了，梅根也朝他笑。她很有把握，他这一下午同里德小姐周旋得很苦。

「你看那孤儿院真有危险吗？」她问。

「这难说，可很可能有。中国人要拿下上海，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各租界防得太严，伤不着。那是说，现在是如此。要是这事发生在两个月前，又是一番话了。可我很有把握，华界和外围各区要遭殃。里德小姐和她的孤儿院若在我手下，我就命令她走。」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肯来。」

「她不肯来，」杰克逊太太说，「是因为人家告诉她那里不安全，而她最爱同人家反着说。她最喜欢的莫过于先身历危险，然后说：『哦，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亲爱的，你不该这样刻薄、这样爱批评。里德小姐是个好女人。」

「嗳，我也是个好女人。」杰克逊太太加重语气说；杰克逊先生什么也没说，只叹了口气，有点伤心地捻了捻他下垂的胡子梢。

「再说，」杰克逊太太说，「我不明白你何必一口咬定她好到那个地步。她最爱把自己和身边每一个人都弄得苦不堪言。她把自己、另一位小姐和一大堆孩子都搁到了性命的险处，还给你添出没完的麻烦。」

「哦，算了，算了，」杰克逊先生说，便走到妻子跟前，笨拙地拍着她的肩膀。「我给你拿片阿斯匹林好不好。」他说。

「好女人」这一种归类——如今这归类无论如何总算相当过时了——叫梅根心里不舒服；可她知道他这话的意思只是作证：里德小姐在身体上无疑是清白的。她存心想到严作忠将军的那些姨太太，心里琢磨：不宽容之所以有时候失效，是不是因为它尽管正派而有劲，却常常会漏掉一个关键之处。里德小姐把每个人都弄得苦不堪言。那些姨太太也许并不。关键之处是什么呢？梅根想不下去，放弃了。

晚饭后梅根早早回了房，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她带着一本帕皮尼，一本佩鲁贾的《中国画家》，还有一本讲耶稣会在中国与日本传教的旧书，里面满是旧时的铜版画。可她一本也看不进去。她给鲍勃写了一封长信，讲自己到了，讲杰克逊夫妇，讲撞车那一段。然后她关了灯。她那扇开着的窗此刻只是黑暗中的一个方块，却把夜的气味送了进来。她心里想，这气味同家乡雨夜的气味真的会有不同吗；这气味也是草木的、清朗的，是一种新的气味，可房里悄悄渗进一股浓重的底味，是粪肥的味道，让人想到病和老。它是从她窗外铺开去的那片大平原上什么地方来的——那平原养活了无数世代的人命，叫人不明白它竟还剩着力气顶出一枝新芽。梅根本已疲倦，觉出这样一副担子的压迫；在她松懈下来的意识上，那纯然的不动沉沉地压着，此刻只被年轻的、催生的雨柱一道道刺穿。

第四章

第二天清早梅根走到窗前。雨暂时停了，可天空灰而低，必定还要下。泥路上中国人来来往往，推着装得极重的独轮车，或是坐在黄包车上，膝头抱着比自己还大的包裹。连汽车里也鼓鼓囊囊塞满了褥垫、缝衣机、炉子，都是那些平日不加思索就接受下来的物件；可一旦从它们原该在的屋子里拖出来，便把我们种种需要其实何等简单这件事，可怜地暴露了出来。杰克逊先生说得对；往租界里挤的风潮已经开始了。

这天是礼拜日。吃过早饭，他们坐黄包车去教堂，车篷支起来，皮围子用打了结的绳套横系在前面。天在下着小雨。梅根从前没坐过黄包车，被一个人拉着走，她并没有感到预想中的那种可怕。那苦力两条腿赤着，肌肉鲜明，身子左右摆动，隐隐有一点神气；他吃过的蒜味欢欢喜喜地倒送回来。这一副行头虽然不体面，却有什么东西让她生出一种排场与威仪之感，并非全不受用。

他们经过霞飞路的入口，沿着公共租界边上的那条路走，到了海格路。左手边沉重的铁丝网圈外是几间寒陋的中国房子，再过去是一座砖墙后面的中国大屋，带着一点官署或学堂的气派；更远处铁丝网便成了一道界，把那如梦一般的远景隔在外头——浸透了水的田、河浜，还有屋顶像新月一样翘起角来的低矮中国农舍。他们在一所大骑术学校旁边向右转，那里有围场，还有一个带顶的练马圈。一个高大的、淡黄头发的俄国马夫正从圈里牵出一匹马来。

教堂里很空。只有欧洲人在，他们站起来，坐下去，答应着应答的句子，那股劲头看去比在本国更疲倦，却也更执拗。

「『求你永不叫我羞愧，』」唱诗班的男孩用他们白而细的声音唱着。

下午杰克逊先生出门去了，要最后一次劝里德小姐把孤儿院撤走。杰克逊太太表示她相信他不会成功。

「我真希望斯特赖克博士在这儿，」她对梅根说。「他能叫她照办。可威尔永远不能；他怕她。」

她还说，斯特赖克博士随时都可能到；每一回电话或门铃一响，她就说：「这大概就是博士了。」可他没有来。

这一下午在梅根觉得长得没有尽头。她极想出去帮杰克逊先生撤那座孤儿院。她羡慕里德小姐，那人至少身在风暴之中。坐着不动，看杰克逊太太织东西，还要勉力同她说话，真是难受。她把自己的嫁妆给杰克逊太太看过——杰克逊太太显然觉得太素净了——又回答了几个关于国内「她们穿什么」的问题，此后两人实在没有话说了。对梅根想引她说的那一个题目，杰克逊太太守着一种躲避的态度，那里头有一股分明的抵拒味道。在她那些散漫的句子里，她有时会随口提起一些人，也不加解释，仿佛谁都该听说过他们：斯特赖克博士，美孚油栈的沃尔什太太，里德小姐，还有她那个对她忠心耿耿的阿妈；可怎么也引不动她谈中国。她一丝一毫的求知兴趣都没有。世上若有什么神秘而略可怕的东西，她拒绝被它弄迷惑，也拒绝被它吓着，她干脆把它涂掉。至于中国，她不理它，就像不理人生中某一桩淫猥的事实，比如男女之事。梅根试着想象她这二十年来坐在一所中国房子里，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而把中国不理不睬。

杰克逊太太见梅根坐不住，便问她爱不爱看书；梅根答说爱看，杰克逊太太就上楼去，拿了一本书下来。

「我觉得这本很有益。」她说，把书递给梅根。

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八八四年由加尔各答的某家教会印书馆印的，名叫《高尚的一生》。梅根翻着那些发黄的页子，看出那是记一个叫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麦克弗森的人的生平——此人离了英国军队，到印度去做传教的工作。梅根这里那里读了几段，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他这样做，却读到这样的句子：

「他对罪越来越敏感。有一次他责备他的本地男仆犯的一点过失，词色之严厉超过了他事后认为必要的程度；待他确信自己哪怕极轻微地让怒气占了上风，他便唤来仆人，跪下去，流着痛悔的眼泪求他宽恕。」

梅根惊讶地抬头看杰克逊太太。她此刻想象着她跪在头号仆人面前，流着痛悔的眼泪求他宽恕。连梅根也笑了。杰克逊太太和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麦克弗森两个人，对自己的需要都有一种大概同样不会出错的知觉；而杰克逊太太不会被她口头上信奉的任何悦人的幻想引偏，折磨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麦克弗森的那一类神秘的压迫，她始终安然无扰。

梅根装着看书坐在那里，电话又响了。原来是她在船上认识的一位年轻海军军官，姓贝茨。他想请她吃晚饭。她本不特别喜欢他，略一犹豫，还是说了好。她向杰克逊太太解释说，这是个相当讨人喜欢的人，到这边来是要指挥一条炮舰，明天就要开往上游去。杰克逊太太不明白一个已经订了婚的姑娘为什么要同另一个男人吃晚饭，尤其是在礼拜日。

「我真的没有拿我将来的幸福去冒险。而我当然也该开始懂一点中国了。」

「我不觉得一个传教工作者的妻子有必要去懂一条炮舰的舰长要给她看的那个中国。」

「他们那么可怕吗？」梅根笑着问。

「我看他们品行相当松。不过从前把我们从沙市撤出来的那一个倒是不错。」

贝茨海军少校先带她到汇中饭店去，在那里可以坐着看外滩一带停泊的各国军舰的灯火——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意大利的、日本的和美国的。梅根带着骄傲看那条美国巡洋舰。它里头装着的，自然比别的任何一条都多：钢铁、纪律、荣誉、相貌堂堂的男人，和骤然而至的死。

「来一杯鸡尾酒吧。」贝茨说。

「谢谢，我想喝一杯雪利酒。」

「还是喝鸡尾酒好。你在电话里的声音我就听出来了，你觉得自己不该来。我从你脸上看出来，你现在后悔没有不来。不如你尽量放纵，我尽量谨慎，也许折个中。」

梅根正后悔自己来了；答应的时候她太莽撞，只想着一时逃开那两位可亲的杰克逊，忘了贝茨的陪伴说不定要难受得多。她那样拘板、那样客套，弄得贝茨自己也后悔起来。他心里说这姑娘要彻底没劲了；为了把前景弄亮一点，他喝了三杯马提尼。

他们动身去一个地方，有人向他保证那里好玩。梅根想坐黄包车，于是他们就在雨里沿南京路慢慢晃上去——一条欧洲的街，欧洲的店铺，灯光刺眼，从狭窄的横街望进去，可以瞥见更弥散的光和飘动的招旗。再往前，店铺全成了中国的，忽然整条街是一片亮着灯的小楼与塔的火光。在静安寺路上，跑马场那一片黑洞洞的空地对面，他们找到了要找的地方。

在存衣间里，一群中国女人围着她簌簌地动。她们穿着晚礼的外套，领口有大团的褶边，里面是一种半欧半亚的杂种衣裳——通商口岸的装束，一件长袍式的衣裙，配一个硬而高的领子。她们瘦，没有肉，骨头像鸟的骨头，上过油的头发像男人一样剪短了，皮肤仿佛没有毛孔，哑光似的，淡淡的黄。有几个带着小孩子，穿着打扮都像她们自己的缩小本。在咖啡厅里，她们一堆一堆地坐着闲话；音乐一起，便同穿晚礼服或长袍的中国男人跳起狐步舞和查尔斯顿舞。场子里欧洲人的数目差不多一样多，满屋是烟和爵士曲调。一端有一道长长的楼梯，几个俄国犹太大力士从那里走下来，身上涂着水粉，披着豹皮，在一道白色的聚光下摆着架势。贝茨找到一张桌子，梅根便由命地准备熬过贝茨、爵士乐和那几个犹太大力士。真正叫她难熬的，倒是那些使这里像家乡的一顿晚饭的东西。不过那里声音太响，他们不必多说话，又有一些时候是在跳舞里过掉的。

贝茨说：「上游去可见不着这样的了，趁着能乐就乐吧。」贝茨认定他们是同受其害的难友。「你猜你们那一伙传教的人对这个地方会怎么想？」

「我想他们会吃惊。他们到这儿来不是为这个，你知道。」

「这我愿意信。我自己是很宽通的，可是我看不出：要是没有这些让他们吃惊的事在进行，他们的差事往哪儿安。这一面你总也得看看，是不是？」

「是啊，我想是的。」

「你现在倒是看了。那么还有这一面：他们为什么不朝白人里头也下点手，比如替俄国佬做点事？这里的俄国人成千上万，统统失业，卖身子卖什么的。比如你看那边那一个，看着还算顺眼，可无疑是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

俄国人的面孔很多，不过贝茨指的那个姑娘独自坐在离他们不远的一张桌子旁，隔一会儿就起来同任何来请她的人跳一场。从别桌过来请她的男人，大都拘束得像被叫上台去给变戏法的人帮忙；可那姑娘阴郁着，困倦得半睡过去。她胖得过了分，穿一件太薄的、脏了的印花雪纺衣裳。她的手是脏的，可她的两道眉毛在一双黑眼睛上头连成一道极精致的弯刀形的拱——那眼睛像波斯细密画里的眼睛。她的头美得近乎一种冒犯，残忍，带着闪族的味道。贝茨其实并不欣赏她，他惯的是修饰过、调匀过的秀气；她是生料的美。可她到底扰着他，他便一直看下去。梅根心里一闪，想起了她见过的那个坐在挂着绒线流苏的车里的中国女人——那辆在撞车现场停下来的车。对着这俄国女人那一副被压住的反抗的神气，她记起了那中国女人的端静，和对活着的全盘接受。

「那姑娘太胖，不过鼻子长得好，」贝茨接着说。「这就是这些中国女人的毛病。没鼻子。」

「她们的鼻子倒有点埃及味，不是吗？说起来，这两族倒颇有些像，都种了几千年的地，都爱和平。我想种地的人爱和平是自然的。可是你说，种地同鼻子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吗？」

「嗯，这我可不敢说。咱们跳舞去。你总想不到，」他们在人堆里挤着走时他说，「这座城过几天就要被攻下来了，你想得到吗？」

「真的要吗？那会有很大不同吗？」

「一定会有。对中国佬来说不同可大了。不过你不用操心。租界有我们照看着。这一层你总得记在我们账上，管它有鼻子没鼻子。」

这一晚在她面前像一条隧道似的伸着。那不断的喧响，那烟，还有对面那个俄国女人的疲倦与轻蔑——她从不停下来，谁请就同谁跳，隔一阵就说一句「请，一小瓶酒。」——这些东西变得无法忍受。她觉得天总该快亮了，便偷偷瞥一眼手腕上的表，发现才十二点一刻。

「我得走了。我回去晚了杰克逊夫妇要担心。」

「好姑娘。好姑娘得早点送回家。伙计，拿账单来。」

可他还有时间再灌一杯威士忌苏打。他渐渐闹得有点讨人喜欢，她说什么他都笑。

「说不定我到底也有机会洗一座城呢。你想得出我干那个的样子吗？你想得出我从哭叫的女人身上揪下玉耳环的样子吗？想得出吗？」

「想不出，我只能想象你照规矩去救她们。」可实情是她根本不想去想象贝茨在中国；他做什么、不做什么，她是全然无所谓的。

在门厅里他试着劝她再同他到别处去。公共租界外头有一家俄国人的俱乐部，有真正的伏特加，上肉是用刺刀挑着上的；还有一个地方有轮盘赌。

他要找乐子的那股劲头像个孩子，而要靠别人替他找乐子，也像个孩子。他们一同吃了饭、喝了几杯之后，他甚至连梅根也要靠了。可她不肯留。

他把她送到家门口，她发现杰克逊太太还坐着等她。

「你过得好吗？」她问。

梅根承认她宁愿自己没有去。

回到自己房里，她决定洗个澡，把水放开，小小的浴室便成了一只水汽的笼子。她原想把这一晚留给她的那点不快洗掉，可躺在浴缸里，她比先前更沮丧了。衣服对我们的庇护，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要多，非到脱下来才明白。我们脱掉衣服的时候，同时也脱掉了我们自己选定的那个角色的一切凭据；我们很容易失掉尊严，甚至失掉目的，一时间沉回到一片分不出彼此的人类里去。梅根躺在温水里，觉得这个剥光了的可怜的东西——就是她自己——配不上她的召命。

在床上她把枕头垫高，拿起那本讲早期耶稣会传教的书，前后翻着页子，想着她刚刚看见的那一片附生在中国身上的欧洲赘肉。白人的上海显然大半也得同别的城一样，是一座座住着老实市民的家宅组成的，像印第安纳波利斯，像第戎，像布赖顿，而且大概是尽其可能地做得像它们。可她参与过的那场娱乐的沉闷，当作一件移植来的东西看，便沉闷了一倍；正如难民们的炉子和缝衣机，当作人不得不从一处拖到另一处的东西看，便显得格外可怜。

梅根躺着，无意地看那张卷首插画，渐渐被它吸住了。那是一张旧的钢版画，画的是中国某城里的一座耶稣会教堂，那城名她不认得。教堂四周全是弯曲的中国屋顶，顶上压着荒唐的瓷像，园墙上头伸出一些不知名的树的奇想，教堂前面摆着一群群小小的人形：挑担的苦力，拿着钵的乞丐，撑伞的太太们，还有阔人的轿子。在这一切之中，耶稣会的教堂举起它平板的正面，半腰上由两道齐整的涡卷断开，门两旁是半隐半现的蟠柱。那种宏伟与庞大的意思，被逻辑、亚里士多德和各门科学的反光谨慎地调匀了；而这整个东西同四周的不相称，又给了它一种可爱的乖张与魅力。中国的一面耶稣会的墙。这是楔进那道裂口的第一枚小楔子；那裂口将越裂越宽，直到整个欧洲涌进来——唉，那时涌进来的已不再是讲和蔼的诡辩与制钟之术的欧洲，而是一道浩大可怖的岩浆流：大炮、运输、石油、钢骨的大楼、卫生、爵士乐、民主、男女平等、经营的效率，以及上帝的真道。

第五章

在那种蓝天白云的日子里——这种日子有时会在连绵的雨中作为一种让人舒坦得发软的歇息忽然来到——大约正午时分，这座城被攻下了。上午杰克逊太太和梅根在公馆马路一带的小店里转，想买些玉器寄给梅根的母亲。公馆马路和民国路之间那些小横街——民国路那边是中国的地面——尽头都装着铁栅，外头还拦着铁丝网和拒马。公馆马路上隔不多远便有一座沙袋的堡垒，由法国海军陆战队守着；梅根和杰克逊太太走在挤满中国人的人行道上，每走一百码左右，便遇见一队安南兵在法国军官带领下慢慢巡过。店铺外头照常飘着一片红的、白的、黄的招旗，其中夹着许许多多国民党的旗子——红底，蓝地上一个白太阳。

「瞧，」杰克逊太太指着那些旗子说，「他们知道这城要陷落了，已经先转过去了。」

可她们自己并不知道城已经陷落，直到近午回家，发现电话正响着。打电话的是杰克逊先生。

「粤军接管了华界老城和火车站，」他说。「我看你们还是待在屋里，等我们看清还会不会出别的事。」

梅根觉得这里头一定有什么弄错了。

「可是城会这样陷落吗？」她问。「我连一声枪响都没听见。」

杰克逊太太说：「这下子我猜里德小姐要后悔没有从闸北搬出来了。」

「说不定她到底是对的，根本没有危险。」

「咱们瞧着。」杰克逊太太说。

半个钟头后杰克逊先生回来了，还带来了斯特赖克博士——他是在城里碰上的。他们一同吃了顿迟来的午饭。窗子开着，阳光泼进来，带着园子里球根花的春天气味。他们能听见重卡车辗过去的轰响，有一次还听见很远的地方在开枪。斯特赖克博士说：

「我在外滩的时候，浦东那边正在打枪，可在这儿听不见。」

他是个高而瘦削的人，头几乎全秃了，下颌突出，一张大而好看的嘴；浓眉底下一双浅色的眼睛烧得那样厉害，仿佛他自己也明白那目光叫人难以承受，便只让它在被看的人身上一掠而过。他一走进屋来，梅根就觉得这是个与杰克逊夫妇完全不同成色的人。他身上有一种不安定的、流动的、熔化着的东西，连在他平静的声音和相当费力的说话底下也能觉出来。梅根心想，他说英文这样费力、用它像用一件不太熟的工具、有些字要迟疑一下才带着忽然的不耐烦吐出来，是不是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汉学家。

他们谈了一会儿，梅根便问起他在严作忠将军当督军的那个省的省城里的基督教学院的工作。

「我当那个学院的院长当了许多年，」他说，「那些年无疑是我一生最好的年头。那是座可爱的城，戴维斯小姐，一座古中国的省城，典范的中国。我希望你能看见它。可现在不可能了，人都跑空了；我不信那里还有一个白人。我在的时候有一百来个，不算我们学院里的那些。是啊，那是段了不起的日子。我手下有很好的青年人，是中国人里最好的一类。严将军就在其中——当然那时还不是将军，是个才气出众的小伙子，已经是个通经的人，出在本省一个旧官宦世家。我同他很亲。他离开我以后去了欧洲几年，回来以后我还见他，当然不那样常见了。他那时对政治有兴趣，很忙。他到黄埔去受了一阵子军事训练。我们渐渐就疏了，可我一直佩服他；等他自任本省督军，我相信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我对他有信心。我知道有些老一套的事他总要做的，那些是错的；可我盼着别的事，盼着越来越多别的事，是对的。」斯特赖克博士心不在焉地把眼光在他们几个身上一扫，随即低头看自己的盘子。

「要说事情是从什么时候起头不对的，这很难讲，」他说，「可它是慢慢地、确凿地来的。先是这一切政治上的动荡。然后，权一旦到了手里，将军就开始滥用它。他把全省的收入都抓过去，不交一笔账；他开始练大批军队，兵是他征来的，钱是向本地商会借的债付的。我说『借』，当然那其实是摊派，从没打算还。接着他禁了大米的一切外运——米，你知道，是那个省的主要出产之一——又从走私的人那里收孝敬钱，得了大笔的钱。哦，我走的时候，他已经把那省的税一直收到了一九三〇年！当然他也做了几件值得赞许的事。他把秩序管得极严；他在公共工程上花了钱。那些路确实从没有那样好过（他爱坐汽车），而且出人意外地，他这里那里还捐养了几桩慈善。嗳，我说过了，这一切是慢慢发生的；这中间政治的局面越来越紧。粤军——或者照他们爱自称的，国民党——差不多已经到了他门口。就在那前后，他对我说他不得不派一个中国人做学院的院长。他没有说是谁不得不；我争也没争出别的，只争出一条：因为他对我的友谊，我可以留下，做校董会的顾问。接着他说全体外籍教职员都得走，给中国教员腾位子——那些教员当然都是我们自己教出来的人。于是他们走了，我还硬撑着。他挑的那个院长是个好人，我同他很熟，我盼着借他的手做事，至少把我们的产业和一切器具保住，留给好些的日子。可将军根本不打算让我留。他刚把自己卖给了国民党，不是出于信念，纯是出于政治上的便宜。他看出他们反正要赢。他觉得自己格外强、格外得手。他命令我走。这一回绕不过他去了；我只好走。一队带枪的卫队把我押送上火车，我们分手的时候，」博士苦笑了一下，「你能想得出的漂亮话都说尽了。从那以后我就在这儿等着，看会出什么事。」

「哟，我倒意外，」杰克逊太太说。「我以为将军一向是极佩服你的。」看来杰克逊太太对将军的变节颇感快意，不知是出于见别人失望的那种天然的满足，还是因为这件事印证了她自己的一个信念：中国人是靠不住的。

「我不知道，」斯特赖克答道。「我从前确实是佩服他的。」

「嗳，那你猜是什么叫他翻过脸来对你的？」

「哦，我不知道，」斯特赖克博士低声说；他脸上那种困惑、僵住的神情，在梅根看来有些刺痛人。这样一个人竟被将军背弃，她觉得可怕。她真希望杰克逊太太别再缠着斯特赖克博士。可他忽然抬起头，目光朝他们几个一闪而过。「他怎么看我，不要紧，」他说，「不要紧。我永不会对他绝望。有些信念究竟搁在什么上头，很难对别人说清。它们好像不搁在任何摸得着的东西上。也许搁在本能上。也许它们是一句我们记得住的真话——虽然那话是在我们不知觉的时候对我们说的。我只知道这一件：我永不会对将军绝望。我知道他身上有一种好东西，是的，甚至有一种极好的东西。就好像在那一身虚假的重担底下，他的灵一直在朝我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来找我吧。』」博士猝然停住，低下头去，两只手在盘子两边握成了拳。梅根看着他，他又抬起头来，却没有看见她；忽然他脸上掠过一种颤动的、奇怪的笑意，仿佛在某个关于将军的更鲜明的记忆面前，他发现自己重又被迷住，又被惊住，又重新有了盼望。

「严将军现在在哪儿？」杰克逊先生问。「杰克逊太太在报上读到说他到上海来了。」

斯特赖克博士勉力说得随意些：

「是吗？我不知道。他大概在华界同朋友们在一起。」

杰克逊夫妇还在谈这件对斯特赖克博士显然如此刺心的事，梅根心里恼他们；可杰克逊先生偏要说下去：

「到今天为止，他在华界是不安全的。要是他在北军占着的时候来的，一定是隐了名来的，而且进了公共租界，或是进了法租界。你大概知道，戴维斯小姐，在上海，法国人一向把他们的租界同公共租界分开。报上说他住进了法租界一家华人旅馆。也许他是来想把这边的人买通的。」

「也许。」博士简短地说。

他们离了饭桌，回到前面那间屋子，在那里能看见外头的马路和难民——此刻难民流过去，像水往山下流一样不可免。逆着他们稳稳的人流，装满戴斗笠的安南兵的大铁甲卡车一纵一纵地朝徐家汇开去。斯特赖克博士在窗边抽着烟斗，看着它们过去，眼睛一刻不离。梅根看着他，心里想他有多大年纪，他这一生过的是什么，他此刻心里能想些什么；同时又被一种完满的满足充满了，仿佛她找到了某种她一直觉得必定存在的东西。

「你喜欢中国人吗，斯特赖克博士？」她问。

他很快转过身来，把他那双无色而明亮的眼睛对准了她。

「我是爱他们！」他喊道。「谁能不爱？他们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悲剧的一个民族。几百个世纪以来，他们享着生活与思想的最高一层。我疑心连希腊人也未曾造出过比一位唐代或宋代的中国君子更彻底文明的人；然而他们到如今却被容许去做那似乎是最庞大的一场讽刺的牺牲品。像希腊人一样，他们被容许一次又一次地错过那一条唯一要紧的真理。」

「你是说上帝的存在？」

「不是上帝的存在，」博士激烈地喊道，「不是任何一位神的存在——一位真理之神、公道之神、权能之神、智慧之神。不，那一切又算得什么，若不是一位爱的上帝的存在？」

他的话赤裸得那样响，梅根一时发窘，尽管她比先前更佩服他。

杰克逊太太带着几分倨傲的意思站起身来，要上楼去。这样一股热忱使她受了冒犯，她隐隐觉得那是在说她自己不值什么。

「嗳，我可不喜欢他们，」她在门口停住，冷冷地说，「而我也在他们中间住了好多年了。可我为他们尽过我的力，我想我把一生最好的都给了。杰克逊先生和我在沙市做了一桩好工作。」

她便出去了。

杰克逊先生忙忙地说起话来，颇有点随口，却仍带着他惯有的那份好性情的用心。

「我真希望湖北有一个像你那位严将军那样强的中央权威。任何一只强硬的手，总比没有手好。我们那里土匪和两边军队的逃兵满地跑，无法无天这些年到了这个样子，我们实在什么也办不成。我有时候还想，」他伤心地添道，「上帝的工作由独身的人去办，其实办得更好些，像你这样的，还有，嗳，像沙市那位法国神父，罗热神父，我们很好的一位朋友。他待人很有一股诙谐的味道，又高又胖，有胡子，戴眼镜。中国人喜欢那样的。我们走的时候想劝他也走，他不肯。他后来被杀了。有些野汉子要闯进他的教堂，他去拦，他们就把他杀了。可他到底是被人爱着的。我也本想留下，可我当然得想到杰克逊太太。你知道，有一阵子我们以为过不来了。要把所有难民运走的那条炮舰，我们错过了。它来的时候我们在内地，所以赶到沙市时，我们只好在一群舢板中间一条舢板里躲了四十八小时，幸亏那条炮舰又回来接我们。」杰克逊先生怜爱地望着他妻子消失的那个地方，「勇敢的小妇人。」他极低声地对自己说。然后他拉出表来。「嗳，这会儿该去接里德小姐了。」他干脆地说。如今有了斯特赖克博士在，他们把里德小姐接来好像已无可疑。「我们可以让她们住北边那两间屋。」他说。

梅根没有听他们关于里德小姐的筹划。她在想杰克逊太太坐在舢板里等那条谁也不知道会回来的炮舰。无论她能多么鲜明地想象出杰克逊太太在那舢板里本该想些什么，她很有把握：实际上杰克逊太太心里想的东西，对她永远是算不出来的；而且不得不承认，是无关紧要的。

第六章

可是六点左右斯特赖克博士和杰克逊先生回来时，带来了叫人不安的消息：他们没能进闸北；要进去，得向那么多方面——英国的、法国的、中国的——领通行证，所以只好等到第二天早上。整个晚上他们断断续续地谈这件事，梅根看出这事压在他们心上很重，不过好像谁也不认为孤儿院眼下就有危险。

第二天是长江下游一个典型的日子：天色灰白，低低压着，像个封住的盒子，颇有些暖意。斯特赖克博士和杰克逊先生一早就出门了。到了中午他们既没回来，连电话也没有，梅根吃过午饭便劝杰克逊太太同她进城去。她们顺南京路走下去，人挤得密不透风。一眼就看得出有什么压在这座城头上；街上塞满了人，店铺却是空的，连擂鼓的声音和便宜店铺里自动钢琴的尖叫，也一个人都勾不进去。黄包车过去，那股滑行如飞的气势是由苦力身子的倾角造出来的幻觉；又有几个苦力用竹杠抬着一架沉重的钢琴走过。「嘿哟，嘿哟，」他们唱着，汗流进眼睛里。梅根站住，看那些穿长袍的中国人在路口之间从人堆里窜过去。她看出他们从不看朝自己过来的东西，只看已经过去的东西。救他们的是汽车喇叭和苦力的喊声。有一个路口来了个老头儿，一把可敬的稀胡子，腰上挂着一条蓝布大围裙。锡克巡捕打了手势，让车流再一次朝他扑下来，他便站住，警诫地举起一只手，带着一种受了委屈的惊讶四面看。然后他打了两个喷嚏，打完，便带着尊严往前走了。人这样多，走动都难起来。

「咱们到礼查饭店喝杯茶去。」梅根提议。她从杰克逊太太的神情上看出，这随口的邀请被她当作一桩有社交分量的事；在挤满人的门厅里，她失掉了那股自信的神气，忽然变成一个胆怯的、衣服穿得不好的女人——可也到底是个正在受用着的女人。梅根看着，心里有些触动。她们找到一张挤在别桌之间的桌子，从那里能从窗子看见街对面的苏联领事馆，和外白渡桥的一角。

还不到五点，可因为天色灰暗，灯已经亮了。离她们最近的一桌坐着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身子前倾，密密地说话，可不得不把声音放大。他们的话越过喝茶人的嗡嗡声和瓷器的叮当声传过来；梅根听着，渐渐觉出那些话的刺人，觉出它们荒唐得无法相信。

「——一颗流弹打进了她房里，就在这儿。柜台上那伙计刚告诉我的。」

「她是谁，我认得吗？」

「——他们说整个闸北现在都在烧。你知道中国房子是什么样的。那是一座火窑。」

杰克逊太太和梅根很快地对看了一眼。

「——是啊，也是个屠场。里头满是被堵住的北军，一家一家地打。他们绝望到这个地步，大概要往租界里硬闯，图个活路。」

「——可最惨的是那些俄国人。你知道，拿北边军饷的白俄。他们在北站那边一条岔道上一辆铁甲车里，把四周什么都轰，一直要轰到弹药打光。他们是死定了，自己也知道。他们会落个什么下场？」

「我不愿去想。」

梅根朝杰克逊太太那边凑过去。

「你听见他们说的话了吗？」

杰克逊太太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梅根觉得自己的心跳快了。她喝不下茶，不明白杰克逊太太怎么还能一个劲儿吃大块的奶油蛋糕和涂果酱的烤面包。可打仗对杰克逊太太是寻常事，在饭店门厅里喝茶却不是。

「他们不能管管这事吗？」梅根问。

「哦，不能，那全是中国的地面。」

梅根掏出她的皮烟盒，又放了回去。

「我瞧，」杰克逊太太说，「她们都穿好多红狐皮。从前那是多过时的东西。东西总要回来，不是很好笑吗？」

她接着客客气气地、偷偷地、贪馋地四面打量这个可喜的世界——这世界她太清楚自己不久就得离开。

「那不是杰克逊先生吗？」梅根问。

杰克逊太太转过头去。「哟，真是他。」

他正同一个人说话；杰克逊太太说那是美国的一位领事。不一会儿他看见了她们，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随即走过来坐下。他脸涨得很红，眼睛看去很重。

「斯特赖克博士还在想办法弄他的通行证，」他对她们说。「他整个下午都在设法找南市衙门的徐将军。不知弄得怎样。我劝他，要是那条路不行，就去设法找严将军。你知道，报上说他在法租界什么地方。我刚才一直想打电话到孤儿院去，可打不通。那一整区好像都是一片火光。」

「嗳，你已经尽了力。坐下喝点茶。」

「是啊，喝点茶吧。」梅根说。

杰克逊先生沉沉地坐下，叹了口气。梅根给他倒了一杯浓的，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喝了。然后他勉力把那股高兴劲头找回来。

「嗳，我一向有点怕里德小姐，」他说，「说不定粤军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我好像闻见烟味了。」梅根说。

「你大概真闻见了。闸北不远。」

梅根朝窗外看。她能看见外白渡桥上的巡兵，是「布拉斯·德·莱索号」上的西班牙海军陆战队。饭店的舞厅里，乐队正在调音，五点开始茶舞。

「咱们出去走一走吧，」她说。「要是你不太累，咱们朝闸北那边走。」

杰克逊先生觉得他们走不了多远，可他还是站了起来，杰克逊太太不大情愿地跟上。

他们顺北四川路走。人行道上中国人多得要用胳膊肘挤出路来。那些中国人站着不动，连话也不多说。南京路上那种紧张的忙乱，这里一点没有。他们呆呆地看着过去的汽车、独轮车、黄包车，上面装满从闸北涌进来的难民。有几副担架过去，是苦力抬的。其中一副上，一个穿着花艳和服的日本小孩脸朝下躺着，无助地颠着。

「日本人大半住这一带。」杰克逊先生回过头来喊。他走在她们前头，一路用胳膊肘挤着。「一定是有人在打冷枪。」

一个锡克巡捕拦住他们，用手势告诉他们不能再往前走了。他张开两臂，比了个开枪的样子。「咔，咔，」他说，「打枪多多。」他的脸笑得皱起来，眼睛几乎闭上，漂亮的黑胡子中间露出牙和舌头；他的笑那样会传染，他们禁不住同他一起笑，并且喜欢他。他们站了一会儿，觉得亲近，却不知道该做什么。

然后锡克巡捕走开了，他们便转进老靶子路——一条红砖房子的街，房前砖墙里有小块花园，像英格兰中部某个镇上的街，或是伦敦郊外的街。街上几乎空了，本该是天空的地方，一大团烟从屋顶后面滚上来。到处是焦木和烧着的油漆、清漆那股无所不在的辛辣气味。街的那一头有某种栅障，前面站着几个人。他们朝那边走下去，心里奇怪这街怎么这样空，并且不时听见对面墙上一声轻轻的噗。

忽然梅根差点被一个包裹绊倒——那东西看去像是从过路的卡车上掉下来的；她又看见四处还躺着别的包裹，灰色的，同路面一个颜色。那是穿灰呢军装的北军士兵。一个把头藏在臂上躺着，像睡着了；另一个脸朝着天，青得像有人在他身上开了一盏绿灯；还有一个把两条手臂伸开，摆出一个被截住了的、戏台上那样的放任的姿势。梅根注意到他的手，很丰润、很秀气；那手让她想起撞坏的车里那个人的手。

杰克逊先生对着他们摇头。

「可怜的人，」他说，「他们是想进这里头来保住命的。」

栅障那边有几个英国兵——达勒姆团的——守着一架机枪；就在外头、再过去五十码左右，一百多个北军士兵坐在地上，武器堆在他们前面。他们像小学生一样等着人告诉他们下一步做什么。可没有人来告诉他们。栅障周围聚了几个百姓，日本人和欧洲人；一个相貌很好、穿骑马装的犹太青年走到杰克逊先生跟前，讲起刚才的事。

「我就这么走到这儿，心里说，这些小子要往里冲了。有些人在屋顶上朝街里打枪——他们还在那儿，最好贴着墙走。他们一冲过来，把我魂都吓没了，这话我敢对全世界说。」可他说完就走了，没有解释一个穿骑马装、又没有马的犹太青年跑到这条船上来做什么。

杰克逊先生同一个年轻的达勒姆兵说了几句。被堵住的北军想冲进租界求个活路，所以他们不得不打死了十六个左右。剩下的把枪扔了。那兵自己十九岁，从前没上过火线。他眼睛发亮，声音有点破；一个日本人想听得清些挤得太近，他就狠狠地把那人踢开——不是因为他野蛮（他的脸是个好性情的孩子的脸），而是因为他兴奋到了近乎亢奋的地步。

一辆汽车从老靶子路开来，刹车一声尖叫，在栅障前停住。车上挂着日本旗，踏板上站着日本海军陆战队。一辆英国车跟在后面。三个英国军官下了车，其中有邓肯将军的参谋长；他们穿过去，走到北军俘虏坐着等事情发生的地方。十五二十个骑马的锡克兵沿路慢跑过来，末尾那一个气派极好，骑着马沉思，一手捋他灰白的胡子，深深想着自己的什么私事，既不匆忙也不漠然，可显然是为打仗生就的，正如中国人是为和平生就的。一辆救护车大按喇叭开来，因为路上渐渐挤了。一个军医和几个卫生兵下来，俯身察看那些尸体。对其中一个还活着的，他们商议了一番。参谋长走回来，下令把路清开。达勒姆团的兵开始推着人往前走。

梅根转身时，看见那几个医生中的一个点了一支烟，塞进那中国兵的嘴里。她磨蹭着不走，一直等到看清有一缕淡淡的烟从他没有血色的唇间飘出来。她这才走开，心里安然：这些被追猎的生灵里，至少有一个脱了险；在这一片溃败之中，她总算可以把自己同一桩摸得着的胜利认在一起。

第七章

他们回到家时已经七点。屋里是冷的，苦力们让炉火灭了下去；杰克逊太太忙忙地张罗，催着仆人动手，这才看见饭连做都还没开始。

「这些人是怎么了！」杰克逊太太抱怨着；可她知道是怎么了。

斯特赖克博士没有消息来。

梅根回到自己房里，拿了本书坐下。她很清楚自己正越来越绷得过紧；翻页时手抖得看得出来。出于保全自己平衡的本能，她想读一本同中国毫无关系的书，把心思尽量从中国那里拉开。可她做不到。她对刚刚看见的一切仍旧警觉得异常。最后她把书摊在膝上，索性听凭那些野蛮的影像占满心里，任它们必定要那样闹过去，盼着它们闹够之后，她能有力气把它们管束成某种对它们持久的理解。她最清楚看见的，是那些年轻的中国兵，像丢掉的包裹一样被抛在路上，可到底躺得有尊严。她想，百兽之中只有人——哪怕在最高贵的兽类之中也只有人——死时还有一点尊严；别的一死就成了腐肉。可梅根无论在她那家医院里，还是在这里，看一个刚死去的人，从来没有一次不觉得：刚刚离开他的那个东西，就其本质而言，确实是庄严的。那些年轻的中国兵已经不需要她救了；可整个中国还在，而她既已到了中国，断不可能像在家乡那样又被堵住。她在障碍面前常有的那种近乎绝望的焦躁开始攫住她。她丢下书，走到窗前；窗子此刻开向黑暗、雨，和几点零散的灯火。她想起闸北当中那座被围的孤儿院里的里德小姐。她确信里德小姐最终的愿望是殉道，而看来她就要如愿了。一个这样能够切实实现的愿望，她很有把握，是难得的。里德小姐是有福的。接着她更焦躁地想到：自己的那些愿望仍旧多么漫无羁束、漫无归处地浮着，在一片仿佛众声、仿佛振翅、仿佛利光闪烁的纷乱中等着，等一样可以抓住、可以据为己有的东西。

杰克逊太太在楼下叫她，她赶紧跑下楼去——因为赶紧能给人一种有方向的幻觉。可她发现自己吃不下；杰克逊先生也坐着用叉子刮出声响，什么也没吃。他脸涨红，眼睛沉重。杰克逊太太整顿饭都焦虑地看着他，这时探过身去摸他的额头。

「威尔，」她叫起来，「你发烧了！」她跳起来跑到楼梯口，叫她的阿妈把体温表拿下来。

杰克逊先生抱歉地看了看梅根。

「我昨天今天都淋得透湿，可我一点不觉得像着了凉。」可他傻坐着、嘴里含着体温表时，承认头和背都疼。

「胸口疼不疼？」杰克逊太太逼问。

他说不疼。

「嗳，那就上床去。我要用维克斯药膏给你擦，再给你一杯热柠檬水和几片阿斯匹林。他们把我们头上这屋顶烧了，你也不许动。杰克逊先生两年前在沙市得过肺炎，」她解释道，「全是因为不照我说的办。」

「可是，亲爱的，我非等到斯特赖克博士来不可，至少要等到他有消息来。他可能用得着我。」

「他来了我就打发他直接上你那儿去。可你什么也做不了，威尔。那个人是永远不会给博士通行证的。」

「是啊，恐怕不会。」杰克逊先生伤心地承认了，便听凭人把他领上床去。

梅根和杰克逊太太又坐了一会儿。电话响了几次，每次都是梅根自己跑去接。可每次都是一个打错了号的中国人。那一夜连电话局也比平常更糟。斯特赖克博士没有来。最后她们还是睡了。

梅根躺在床上，知道自己绝睡不着。雨停了，可房檐上还在滴水，天渐渐冷起来，她便拉了一条毯子盖上。忽然她听见她知道那是枪声的声音。声音从公共租界那一边的什么地方来，听着像一根棍子飞快地沿着栅栏划过去。梅根起来跑到窗前，可除了闸北方向那片红光，什么也看不见。枪声响了一阵，却没有更近。然后停了。梅根回到床上。她开始数羊，像小时候父亲叫她做的那样。有时候她病了或是害怕，他会坐在她床边替她数。她硬叫自己想父亲。然后想鲍勃。鲍勃已经是她肯让自己去想的、离中国最近的东西了。要想象鲍勃的成全，比想象自己的容易。她看见鲍勃的一生是在重重叠叠的不利之中一段长长的正直。她也看见了——心里有些说不清的乱——他那双蓝眼睛。亲爱的鲍勃。她不知道自己已经睡着了，直到一阵铃声在她无知觉的当中什么地方没完没了地乱响起来。她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已经跳起来开了灯。她的旅行钟上是三点半。铃又响了，她听见一个仆人趿着鞋去开门。她一边穿衣服，一边听见门开了，听见斯特赖克博士的声音在门厅里。然后她听见杰克逊夫妇的声音。可她听着，并没有可能是里德小姐和她那些孤儿的任何声音。

她下了楼，发现斯特赖克博士和杰克逊夫妇在起坐间壁炉前，睡意蒙蒙的苦力正在重新架火。杰克逊太太穿着杰克逊先生的一件大衣，杰克逊先生裹着一条毯子，斯特赖克博士正把他湿了的大衣挂在一把椅子上。他眼睛底下更塌了，脸相当白，可他不显得疲倦；相反，他似乎一如往常地在约束着一股不安定的、燃烧的生命力。

「晚上好，戴维斯小姐，」她进来时他说。「或者大概该说早上好。」

「是啊，三点半了。里德小姐没来？」

「还没有。」他答道。他同他们一起坐下，开始搓他那双强健的、骨节分明的手。「很冷。」他干脆地说。「不知能不能给我一点咖啡。我从中午起就没吃东西。」

「我去给你弄，」杰克逊太太说，「你最好再吃点三明治。」

她出去了，梅根坐着等斯特赖克博士讲出了什么事。这屋子在从睡中惊醒后看去有一种奇怪的样子，好像其中最熟悉的东西都只是换了材质的复制品。她让眼光在长毛绒地毯上、在那些戴花边帽和高顶礼帽的狗的画上、在杰克逊先生毯子上支出来的法兰绒领子上、在生火的苦力身上流连——那苦力一头硬发被什么病弄得一块一块地秃了——这一切都让她确信：自己是醒着的，是在一个东西恒常不变的世界里。

「开车真冷。」博士说，还在搓着手。

「你的车是敞篷的吗？」杰克逊先生问。

「是的，我只弄到这个。他们肯派出来挂中国牌照的只有这一种，连这一种也给得够不情愿的。」

「那么你拿到通行证了，是吗？」

「是，最后拿到了。」虽然他还没有说出来，梅根从他眼里忽然一亮已经很有把握：那是从严将军那里拿到的。「我在领事馆耗了一些时候，这你们知道；又耗了多得多的时候设法同南市衙门接上头。上海我认得的有势力的中国人，我一个个都试过。我们的当局正设法在粤军和被堵在北站周围各处的北军之间促成停战；邓肯将军派了他的一名军官，同一位交涉员和几个中国人一道到南市衙门去，看这件事能怎么办。我请他们顺便把孤儿院的事也说一说。可全部交涉都破了，而且他们从衙门回来的路上差点被一群乱民打死。他们能脱身，只因为徐将军盘问他派去护送的卫兵，发现他们没有一路护送到租界。于是他派人追上去，赶到的时候刚够把他们从乱民手里救出来。不太叫人放心，是不是？记着，这些人是我们最高的官员，而且是打着停战旗去的。嗳，嗳——反正这一路没走通，而时候已经不早了。那一天早些时候，一个我认得的中国人提到严将军住在古神父路的一所房子里；我便决定把找他当作最后一条路。毕竟，」他说，「我们曾经是朋友。」

杰克逊太太回来坐下。

「三明治和咖啡就来，」她说。「那么你又见着严将军了？他怎么样？」

「我到古神父路那所房子去，可一个极无礼的仆人来开门，告诉我他不在。『他什么时候在？』我问。他说不知道；我就从他身边硬挤进去，说我等着。我在一条黑门廊里坐着。那所房子看去真像是主人都弃了的；没有人进出，我只听得见门廊尽头一扇厚门后面仆人们闷闷的说话声和笑声。我隔一会儿就叫那头号仆人来，盘问他严将军在哪里，可他什么也不肯说。我在那里从九点等到十一点。最后那头号仆人来了，向我要五块钱。我给了他，他便说严将军在大东旅社，朋友们在那里给他摆宴。

「我赶到那里，可我同柜台上的伙计一说，他告诉我将军不在旅社里。于是我自己一层一层地找过去，直到听见一间屋里的声音叫我觉得里头正在摆席。那一层所有的茶房都聚过来阻拦，我还是把门推开了。嗳，他在。时候已经很晚，席面开了很久了。将军喝得很醉，比我见过的任何一次都醉。可他一眼就认出我。他硬要我在他旁边坐下，一同作乐，拿吃的和香槟待我——是啊，他宁要香槟不要烧酒——还把我介绍给所有在场的人，说我是他的故交、他敬重的朋友。我当然什么也没动；而我每次想同他说我要的那张护身的通行证，他只拿香槟来回答我，或者就吟起些情诗来，说有几首是他自己做的，他那些朋友便都笑，歌女们就闹成一片。这是很难办的。我恐怕是开始生气了。有一刻我简直想把桌上的东西统统掀掉，再朝席上每一个人扔椅子。我坐在那里，沉默而拘硬得——人会以为——足以把他们的兴头压下去。也许我真压下去了，因为将军忽然也沉默了。他坐着看天花板，这是他想事情时的样子；我便开始祈求，求我被赐下力量，去触着他身上的那点好——我知道那点好在他身上。我的祈求一定蒙了垂听。过了一会儿，他伸手取了放在他位子旁边的一张菜单纸，叫人拿笔墨来。『你求我的是什么？』他说。」

斯特赖克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张脏了的硬纸，递过去让他们看。他朝梅根笑了一笑，就是她觉得那样可爱的笑——那笑在他坚硬、刻满纹路的脸上总有一点颤巍巍的、没有把握的意思。他把那张纸又放了回去。

「现在几点了？」他说。

梅根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四点差一刻。」

「我不想把时候卡得太紧。要是能喝上那杯咖啡，我就立刻走。」

「你不是现在就要到那边去吧？」杰克逊太太问；她没等听他回答，就出去催预备去了。

「我得尽早动身，」斯特赖克博士说。「你们看，事情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单有一张护身通行证帮不上多少忙。我对将军说了这一层，问他能不能让我带一两个他的人做护卫。他在这件事上迟疑了，说他自己六点钟要从北站坐专车走，得把全部卫队都带上。我告诉他孤儿院离车站那样近，我能把朋友们接出来，六点钟把他的卫队送回去。他说他的卫队已经在车站上了，除非我能走到那么远，他想不出有什么法子同他们通消息。『那就给我一道给他们的命令，』我说，『我到那里去接他们。』他还在迟疑；接着发生了一件怪事。他身边有一个年轻女人，我想是他的一位姨太太。我说话的时候，看见她很有兴味地看着我；最后她探过身去，低声对将军说了几句。她说的话我听不见，可最后她对我说——而且是极好的英文——『斯特赖克博士，将军会照你所求的办。』我相信她在劝动他这件事上起了作用。走之前我设法同她说了几句话。我向她道谢。她告诉我——下面才是了不得的地方——她是在苏州长老会的教会学校受的教育。你知道，我在苏州待过好多年；她说我一进屋她就认出我了。」

「真是出奇。这看来像一桩真正的天意在成就。」杰克逊先生喊道。

「可是一个教会养大的姑娘，怎么会做了一个将军的姨太太？」梅根问。

「我不知道。这让我难过。我得设法多打听些她的事。」

杰克逊太太和头号仆人端着咖啡和三明治回来了，博士便饿着似的吃喝起来。

「现在有一件事叫我不安，」他说，「就是我那个司机。他有中国牌照，可我知道他到了要进中国地面的时候会退缩。从老靶子路的栅障到北站有一小段路要走，而那一段里什么都可能出。再说，还有接不上那队卫兵的可能。他会给我出麻烦，至少也会撂下我跑掉。杰克逊，我想我们两个人总比一个好。」

杰克逊先生脸上现出十足的痛苦与羞惭。

「他万万不能去，」杰克逊太太嚷道。「他烧到一百零二度。他现在连起来都不该起来。你知道他两年前差点死于肺炎。」

「哦，我想我还支撑得住。」杰克逊先生说。

「不行，不行，」博士加重语气喊道，「想都别想。外头又冷又下雨，那是自寻死路。」

「让我去吧，」梅根说，「我会开车。你去办别的要紧的事，这一件我能办。」

人人都转过头来看她，梅根觉得自己脸热了。这话出来时，她的心并没有有意地提示过，她的意志也没有应许过；可话既说了，便忽然凝成了她的决意。

「你说你会开车，」博士问，「会开福特车？」

「会。」

他的眼睛把一股电流通进她身上，弄得她一切的软弱都好像电铃一样叮叮当当响出声来。可她尽力受住了他的打量；而且，她想，也许他目光的锐利是朝里的，不是朝着他周围的东西。甚至有一种本能告诉她：他常常被自己品性的反光照得看不清，而在别人身上最不会让他惊讶的东西就是勇气。不过她更怕的是杰克逊太太。可她瞥过去时，杰克逊太太并没有看她；出声反对的倒是杰克逊先生。

「可是戴维斯小姐，我不信你明白其中的可能。记着，我对你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我真的坚持要去，」梅根说，「只要斯特赖克博士认为我帮得上一点忙。」她说得那样加重，声音听着都不好听了；杰克逊先生往椅背上一沉，看去病得厉害，伤心地搓弄着胡子梢。

「那就吃点三明治、喝点咖啡吧，」杰克逊太太说，「我看你晚饭一点没吃。」

事情好像就这么定了，虽然斯特赖克博士还没有明确答应她。梅根吃了几块三明治，又痛快地喝了一杯咖啡，为的是表明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我不信我们会碰上什么麻烦，」博士说。「我有邓肯将军给的进公共租界的许可，还有法国防务司令给的进法租界的许可。我们自然只能从各租界里走。这样，从老靶子路到北站之间要穿的中国地面就减到最少——我记得只有几百码——从那里起我们就有严将军的卫队了。」

最后这句话他是带着笑说的；梅根看出他是快活的，活泼泼地快活，甚至还有一点得意。

「几点了？」他又问。

「四点。」

「那么戴维斯小姐，请你去取一件暖和的大衣，我们最好动身了。」

梅根跑上楼去，拿了一件大衣回来。

外头细雨里停着一辆福特车，帘子都放下了，一个中国司机缩在方向盘前。他连看都不看他们；梅根很有把握，博士说他靠不住是对的——他是赌着气，或是害怕，或者两样都有。博士坐到他旁边，梅根坐在后面。司机慢慢爬出来摇车。杰克逊太太站在车边同梅根说话：

「你最好把领子扣上，」她说，「这几夜又湿又冷，你看去也不怎么壮。你要是不送了命地着一场凉，就算运气了。」她又带着一种出人意外的快意添道，「博士带着一位女士出现，里德小姐准要吃惊的。」

梅根还没来得及回答，车就一颠向前开了。

第八章

他们从霞飞路进了租界，顺着它飞快地开下去。这个钟点街上没有人；在半黑和濛濛细雨里看去，这街像美国任何一处郊外的街，只是街角灯下立着一动不动的、戴尖顶帽的安南兵，不相干得那样阴森，仿佛是一个噩梦里的东西。他们转进弯弯曲曲的福煦路——那是法租界同公共租界的分界。到了外滩，他们出示通行证：一张法国防务司令发的绿色通行证，和一张上海防卫军打字的纸条，便进了公共租界。他们沿外滩走，在军舰们瞪视的眼睛底下过去，又在外白渡桥上过了苏州河；在那里他们又向「布拉斯·德·莱索号」的海军陆战队出示通行证。他们沿河往左转，上北四川路，再转进老靶子路。这一程比梅根料想的要长。

斯特赖克博士回过一两次头，说了几句话，可那样做显然只是为了造出一点随常出游的幻觉，她便懒得去应承。她太专注了。能量和意志忽然得了一条出口，使她有些发晕。而这晕眩，这一种节奏不可控制地加快的感觉，令人心惊地往上升。梅根想把它压住，便把每一片经过的感觉举起来端详。可一切仍旧和先前一样模糊。她只确知那股被放出来的能量正强劲地、此刻又那样不可免地往前流。这一放，给了她一种惊人的自由之感——有一刻那自由令人眩晕得过了分。在上帝意志那有序的推进当中，自由意志那极精妙的平衡仿佛被撞了一下，忽然剧烈地偏起来。梅根猛地把它拽了回去。

她坐着盯住斯特赖克博士的后脑。他没有戴帽子，那颗大而多骨的头两侧是两只支出来的耳朵。他的耳朵隐隐地、恼人地可笑。那是因为它们显然是一副脆弱的机件。从博士那精神的无瑕的无畏，到这两只耳朵的不完美，中间隔着多远的路。我们武装起来所凭的，就是这样的器具。梅根被它们的不中用压住了；她觉得它们可叹，又忽然觉得它们英勇——仿佛它们代表了我们全部的软弱，代表了我们的荣耀。

车开到了几个钟头前他们到过的老靶子路栅障。车停下，梅根承认自己此刻是彻底怕了。也许她自到中国以来一直是怕的。可一旦给恐惧叫出名字，它好像就失掉了几分分量。它被摆进了热、冷、饿、肚子疼一类东西里去，成了较低的、较属元素的苦处之一。她牙齿打战，觉出一阵分明的痉挛。她举手把大衣领子收紧时，发现手指还听使唤，心里一松。

斯特赖克博士探出身去，把他们的通行证交给那军士，她听见他解释他们此行的事由。军士很同情。

「我倒想跟去呢，先生。」他怅怅地说。他把头伸进车里看梅根。「晚上好，小姐。」他说。

「晚上好。」梅根说。

他们慢慢往前开。那是一条黑街，布满铁丝网；因为梅根知道这是两边地面之间的一片无人地带，它那空荡本身便是一种威胁。她又闻见了烟。前面房子的屋顶在一片沉沉的红光上发黑。他们往右一拐，在另一道栅障前停住。守这道栅障的是中国兵。博士出示通行证时，梅根看见前面，隔着一片空地，是北站白惨惨的灯光；再远处，一片黑线纷乱地画在半灭的火那浓重的烟上。她看见紧在自己左边有一面黄墙，上面是一大幅广告，一半英文一半汉字，是「红宝石女王牌香烟」；底下有一块小白牌，写着「界路」。他们过了栅障，沿界路朝车站走。他们开得极慢；穿过两道铁丝网之间那片空地时，博士探出身去，朝前张望那队许下的卫兵的影子。车站的围地四面是高铁栅，里头挤满了兵，在弧光灯下站着。地上一排又一排躺着穿灰军装的人，胡乱摊着，把能摊的地方都占满了。梅根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累倒在那里的。车在一道门边停下，她听见博士同站在那里的一个兵说话。他们好像在争执；他们说话时，那辆车用它毫无意义的哐哐噗噗给他们的话打着拍子。然后博士把头略朝她转过来，说：

「卫兵不在这里。」

她看见他脸是僵的，可不是因为害怕，连焦虑也不是。她心里一动：将军又一次负了他。

「真的？」她说。

他连看她都不肯；眼睛盯着地面，他说：「是的，不过我想我们还是照旧往前走。你肯吗？」

「当然。」

忽然发动机停了。司机激动地朝博士嚷起来，两手一摊，对所有的人说话，尤其对挤在车站门口的那些兵；接着他跳下了车。

「嗳，这我是料到了。」博士说。他跟着司机下了车，梅根闭上眼睛，一想到博士要被拖走、把她一个人剩在车里，心里一时空白。恐惧是一种那样厉害的凝聚，势必不时要崩断成几个失神的瞬间。博士摇着了车，重新爬上来时，梅根松快得出了一层薄汗。他们往前开，把司机和那群人留在门口。右手边过去的是货栈和车站棚屋还在冒烟的残迹；接着他们猝然向左，横过电车轨道，开进一条窄街。

「我想就是这地方了。」博士说。

他们到了一条逼仄的黑街上，两旁是店铺，楼座探出在街上。同他们刚离开那一片被火废掉的区域比起来，这里奇怪地完好。看去是安全的。店铺都上了板关着，房子里不见灯光；除了身后那些火映过来的一层低低的红光——那红光偶尔亮成一瞬的灿烂，又灭下去——四处都黑。再往前便全黑了。路是粗石子铺的，很不平，他们开得慢。前面他们看见一点光，从中国房子那些曲折的弧线当中一片平直而无饰的墙面上照出来。那是一盏煤油灯，挂在一个门道上头；灯底下是一块白石板，刻着「圣安德烈孤儿院」。这几个字有一种极光秃、极天真的味道；可那砖砌的孤儿院是黑的，看去已经弃了；窗子发出一层薄亮，像黑水上的新冰，梅根看出有几扇已经破了，裂出长长的纹，像碎了的冰。孤儿院对面是某种饭铺子，一扇窄门开着。里头有一点暗光；车停住时，梅根听见中国人说话的声音，闻见中国菜油那股变了味的气息。

「我们到了。」博士说着爬下车。

梅根下来；脚一落地，一看自己还能应付非动不可的局面，她的恐惧忽然就明显地轻了。它像疼痛一样过去了，留下她两膝发软，却带着一种有时能从极度疲乏里来的平静。她抬头看门上那块白石板和刻在上面的字。细雨开始斜斜地落在煤油灯的光里；若不是那盏灯，她会相信这孤儿院早已荒弃。里头一点声音也没有。他们朝台阶走过去时，一个兵忽然踏进了灯光的圈子。他穿一身脏灰军装，一张胖脸上满是天花留下的坑，有一只眼睛已经被弄瞎了。他后面跟着几个兵，是从饭铺子门里出来的，还有两三个穿着说不出名目的衣服的人，只比苦力的好一点。博士在口袋里摸他的通行证，一边同头一个兵说话；那声音里有一股完全出人意外的、哥儿们似的欢快，梅根听了觉得有点骇人。她很有把握，他是在拿自己什么也找不着开玩笑；而他那股讲交情的神气之虚假，正告诉她：他们这一趟已经成了拼命。卫兵没有在车站上，已经把险的那一边秤盘压了下去；孤儿院墙后面可能是什么，则让另一边悬在不定之中。她安静地站着，用领子横掩着嘴，博士把他所有的通行证——中国的、法国的、英国的——一一拿了出来。那一群人围得更紧，紧到能擦着她的肩膀。他们显得蠢到极处，却又执拗地非要掺和进不管要发生什么的事里去。

「他们为什么不走开？」梅根想。「他们难道会在乎我们做什么！」而他们的动机如此无法弄清，这又是眼下这道难题里的另一个因素。可最要紧的还是那座黑着、看去已弃了的孤儿院。

梅根把眼睛垂到地上；她受不了看那些中国人，也受不了看博士——他正把他那些通行证在那个赌着气的兵眼前挥着，说笑话，还用那不自然的欢快声音笑。她受不了去分担他的屈辱；她甚至因为觉得这是屈辱而羞愧。这是一种勇气，而她太小气，配不上它。

斯特赖克博士忽然改了法子。

「好啦，好啦，」他猝然地说，可仍旧欢快着，「我们就去敲敲门，看谁在家。」

他抓住梅根的手臂，把她推在前头，上了五级台阶到门前。他用拳头擂门，叫得不响，却又急又紧：「里德小姐！里德小姐！」

门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他们正站在煤油灯底下。在灯的影里，又借着五级台阶那一点高处的便利，梅根看着底下那一群人朝上仰着的脸，看出其中有某种说不清的变化，仿佛博士那一动在他们身上搅起了一种非动手不可的必要。她知道，她和博士是绝不会被放着走下台阶、上车开走的——除非有别的什么事发生，也许只是一件小得不值一提的事，来改一改这群人那正在积聚的决心的走向。博士也知道这一点，可他只是站着朝下看他们，神情是极深的沉思。

「我想里头没有人了；他们一定走了。」梅根低声说。

博士没有回答。

「也许他们死了。」梅根又添了一句。

博士摇摇头。他又擂了一回门，把声音提成了喊：「里德小姐！里德小姐！」

门忽然在他们面前开了。他们跨进去，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关得结实而叫人安心。

他们站在一片漆黑里；梅根在黑里听见沉重的呼吸，觉出人身体的近。

「等一下。」一个低语在她耳边响起。接着是一声划火柴的响，黑里现出一圈黄光的光晕，一张瘦小、刻满纹路的女人的脸便像在流体里一样被兜在那光晕中，一双大而浅色的眼睛。这就是那位厉害的里德小姐——谁的劝都不听，她的执拗把他们一齐弄到了这个地步。她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她身后站着另一个女人，一个结实的、沙色头发的姑娘，身子胖，有气喘病。梅根听见的呼吸就是她的。里德小姐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出奇甜美的低声喊道：

「哦，斯特赖克博士，这真是你吗？你会来，真像你，真像你！」

博士点点头，生硬地说：「我带了戴维斯小姐来。」

他那股讲交情的神气不见了，他看去比梅根见过的任何时候都严厉。

里德小姐和蔼地朝梅根笑了笑，又转向她的同伴说：

「这位是明顿小姐。对不起我们没有灯，可我们不想给人家做靶子，再说电也断了。我们一直待在屋子后面。所以你头一次叫门我们没有开。我们是一听见就赶紧来了。」她道歉的样子，像在说「今天的黄油不太新鲜」。

「你们都在这儿吗？」博士问。

「只有明顿小姐和我，还有五个俄国孩子。别的都被中国朋友领走了。这几个我找不到地方安置，所以我就陪着他们；明顿小姐很慷慨，宁愿陪着我。」

那个胖姑娘沉沉地喘着，点头作证。

「不进客厅来坐吗？客厅通着院子，在那边舒服些。」

「不，我看不要了，」斯特赖克博士说。「你最好把孩子们聚起来，立刻跟我走。我想任何一点耽延都是最坏的事。我有车在外头。」

「博士，」里德小姐迟疑着说，「我不信他们会让我们出去。你会发现那里有卫兵，名义上是保护我们，实际上是把我们关住。我今天试过几次，都不许过。」

「你那卫兵我见了。我们开过来的时候，他是从街对面一家饭铺子里出来的。还有几个人同他们在一起。可这到底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得设法说说笑笑混过去。你知道，整整一群中国人，只要你能给他们一点可笑的东西，是有可能转过念头来的。」

「是啊，可是——」

就在这时，街上一个声音叫他们都惊了一下；那是极寻常的一个声音，可再没有什么比它更不祥。那是福特车的发动机。博士一转身，同那两道门闩较了一会儿劲。里德小姐吹灭了蜡烛。极短的一延之后，博士把门拉开了。门框里是一方灯光暗淡的街，那辆福特车正在那群中国人中间起步，那些人略略散开让它过去。它走了之后，他们一齐朝开着的门口转过来；梅根看见每一张脸上线条都忽然古怪地一乱，同时一阵声浪从他们身上爆开——那声音单纯得可怕，像一群孩子折磨一只猫时的笑。斯特赖克博士把门砰地摔上，他们又站在黑暗里了。

梅根对自己说：好歹他们总算给了那些中国人一点可笑的东西。

第九章

他们站着没动了一会儿，梅根听见明顿小姐沉重的呼吸，中间夹着里德小姐一声长长的、认命的叹息。然后又是一声划火柴的响，里德小姐的蜡烛重新点上了。

「会是谁把车弄走了呢？」她问。

「我那个司机，」博士苦苦地说。「他一定是跟着我们来的。我本该把这个可能算进去。我根本就不该离开车。」

「可你还能怎么办呢？」梅根喊道，急着要让他好过些。

「你可以来敲门。我该留在车上。」

他把头朝前垂到两肩之间，有一会儿像个被疲乏压倒的人。

「嗳，」里德小姐说，「我们不如现在就到客厅里去。」

他们跟着她穿过门廊，从一道门进了一间屋子；屋子正中的桌上点着一盏绿罩的煤油灯。屋里没有地毯，有几件本地木匠做的黑木家具；墙上挂着几幅霍夫曼的宗教画；许多十字绣和网眼花边的垫子、小衬巾搭在桌椅上；一架簧风琴顶上摆着几瓶纸花——同那些针线活一样，大概都是孤儿们做的。一角立着一只极好的旧朝鲜柜子，同这些东西作伴，看去几乎有些难为情。

他们围着正中的桌子默默坐下。屋里冷，梅根便没有脱大衣。她什么也没说，心里只顾惊异：自己竟那样平静，而且此刻仍旧平静。里德小姐拿起一支铅笔，开始沿着桌布的花样描看不见的线。她的指甲冻得发青。她看着自己的铅笔，一双略微凸出的浅色眼睛垂着；她那毫无颜色的睫毛长得异常，在灯下荒唐地让人想到一只昆虫羽毛似的触须。梅根开始对她有了兴味。她更仔细地看她，又看博士。她猜在里德小姐同博士之间有某种对立，也许由来已久。从他那张绷住的脸上看，甚至可能是实在的厌恶。他两臂交叠在胸前坐着，在煤油灯的光里，他的头被削减成了它最根本的构造，几乎像个骷髏；可那在梅根看来已不再有软弱的意思。还是那颗头，只是此刻它的赤裸是可畏的。

「你们在这里都经了些什么？」他问。「你又为什么这样不肯走？」

里德小姐很容易会觉得自己该受些责备，可她显然并不觉得。她用她甜美而柔和的声音回答：

「我相信到昨天为止我们都是相当安全的。我这一辈子经过的事很多。一九〇三年我在深州，那是我到中国的头一年。那时我才十八岁。你总不能指望我一听见警声就去躲起来。可昨天事情忽然坏了下去。有炮弹从极近的什么地方落过来，我的阿妈说是从北站旁边一条岔道上的一辆车上打的。有一颗把院子对面的下人房轰坏了，幸亏没有人受伤。我看得出我们附近有几片地方着了火。烟大得不得了。整个下午街上也打得很凶。不过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把屋子前头弃了，因为大约正午时分外头聚了一群不怀好意的人，用石头把窗子都打破了。有一回有人在后头我们这几间屋放火，可我们靠着上帝的帮助把它扑灭了。出我意外的是，有人派了一队卫兵来保护这产业。我不知道是谁派的。他们大半时候待在街对面的饭铺子里；那群人聚起来的时候，他们一点也没有帮我们。可我要出去，他们总是拦住。昨天整个下午，我都打发阿妈带着孩子出去，一个一个送到我知道会照顾他们的几家中国基督徒那里。可那几个俄国小孩我没有地方安置，再说，最后一趟以后阿妈就再没回来。所以这里只有五个俄国孩子、明顿小姐和我。索姆斯小姐你知道，在上海总医院，她是一个多星期前病倒的。」

「你猜那群人为什么聚起来，是一般的敌意，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事？」

「恐怕是相当特别的事。大约一星期前，一个孩子在这屋子前头被一辆卡车轧了。我们把他抬进来做了急救，可他不久就死了；他父母来了，闹得极凶，怪我们害死了他。那是独子，父亲是内外棉纱厂一家厂里的工头，是个有名的工人领袖，在这一区里颇有分量。当然，这里的人对我们一向有很深的敌意；可我想那件事可以解释那群人的来由。我相信要不是有我们那队小卫兵，又加上街上和屋顶上到处是打冷枪的人，他们也许会——嗳，他们也许什么都干得出来。」

她认命地叹了口气，又把眼睛垂下去，睫毛便触须似的垂在灯光前。明顿小姐那张沉重的脸和一双有些充血的眼睛，在她说话时一直朝着她；此刻焦虑地转向斯特赖克博士，要看这些话在他身上起了什么作用。可他一句评论也没有，他谁也没有看；梅根觉出他是在心里把剩给他们的几种可能一一过着。她不知道他们此刻要做什么。这间后客厅隐隐让她想起小时候上主日学的一间屋子，由着这意念的牵连，它仿佛是安全的。可她怕自己在安全、稳妥这些念头上多留，怕它们弄软了她。她盯着桌布上绣的一只十字绣的骆驼，把心思转到少年读物里那些穿越戈壁的旅程和蒙古人凶猛的袭掠上去。

「你们要多久才能把孩子收拾好？」博士问。

「他们在隔壁屋里，」里德小姐说，「穿着衣服睡的。」

「那你最好把他们叫起来，我们立刻动身。」

明顿小姐慌忙把眼光从博士移回里德小姐身上，又喘起气来。

「哟，博士，」里德小姐轻声喊道，「你不是想我们现在就步行出去吧？」

明顿小姐四面看着，神情几乎是得意的，仿佛里德小姐的执拗是她的一种满足，甚至是她的一份骄傲。

「我确实是这样想。我坚持这样。我们离老靶子路其实只有一小段路。街上此刻是它可能有的最空的时候。再过一个钟头，再过半个钟头，街上就要重新挤起来。许给我的那队卫兵没有来，是不幸的；车又丢了，更不幸；可你们不能留在这儿。」

里德小姐一直在用铅笔勤勤地在桌布上画图样，这时把眼睛抬向斯特赖克博士；梅根吃了一惊，在那长而苍白的睫毛底下看见一个女学生那种定住了的、崇拜的凝视。

「我觉得走不是明智的，」她和蔼地说。「我觉得我们同我们的卫兵待在这里是比较安全的；可要是我们动身出去，即便他们许我们离开这屋子，我们走不到栅障就要被袭。」

斯特赖克博士让他那双水银似的眼睛恼怒地在她身上一掠而过。

「我不懂你，」他喊道。「你真以为戴维斯小姐和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把自己关在你的孤儿院里，在这里最好的指望就是缩在墙里头躲着，等别人来把我们弄出去吗？」

「戴维斯小姐的事我很抱歉。我并没有请你们任何人来，不过你们这样来，我是感念你们这份忠心的。可这些孩子和明顿小姐的安全，我在上帝面前是有责任的。我觉得现在把他们露在街上不是明智的。」

「你宁愿把他们留在这儿，等着被火烧出来、被炮弹打着，或者被乱民宰了？」

「我不信他们连走都会让我们走。」

「我有严将军的一张通行证。到这里为止，我靠它过来了。要是我能把你们弄出去，你肯走吗？」

「不肯，」里德小姐说。「我认为那不是明智的。」

博士从她们那边转开身，在椅子上往前一塌，两条长腿直直地伸在前面。他两臂交叠在胸前，瞪着地板。他看去像要睡过去，被气馁耗尽了。里德小姐给她那些看不见的图样添上几道花饰，明顿小姐爆出一声「嗳！」

梅根说：「里德小姐，我想你该重新想一想。博士为了把你们安全弄出去，已经奔走了好几天。我想你该照他说的办。」

「你总得让我用自己的判断。」里德小姐答道；可她并没有看梅根，只看博士；梅根看出她从这两个意志的对抗里吸着一种确实的陶醉。她觉得那像是他们之间一根绷紧的弦，里德小姐一让步，弦就要断，把他们重新隔开。

「可怕的女人，」她对自己说。「要是杰克逊太太在这儿，她就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她一句最平常的话就能把这法术打碎。」因为她知道，同这个女人讲牺牲、讲死、讲折磨，是没有用的。这些可能她早已安之若素地接受了。对里德小姐的恼恨开始占住她。她看了看表，已经过了五点。再过不多久——究竟多久她不确定——天就要亮了。她看了看博士。他那颗沉在两肩之间的头，是一只病了的老猛禽的头。

也许他觉得，哪怕是为了救她们的命，他受的屈辱也已经够了。她看着他时，他拿定了主意。他的头从胸前一扬起来；他简短地说：

「你大概是对的。我信你们到底还是留在这里安全些。」

「是啊，我就是这样想。」里德小姐深深吸了一口气，放下铅笔。「我很有把握我是对的。」

博士站起来，拉出他的表。

「我忘了这表不走，」他说，「上个星期起就不走了，可我总想不起拿去修。几点了，戴维斯小姐？」

「五点十分。」

「嗳，我们要不要再去闯一回闸北的险？」他说话时又带着那种把英文用得很费力的样子。「除非你像里德小姐一样，宁要孤儿院的安全。你怎么样？她不肯冒的险，我不愿请你去冒。」

「哦，我肯。」

「好，」他欣然说。「我为你骄傲！」

梅根把大衣扣上。博士先前脱了大衣，搭在椅背上。他提起大衣要穿，里德小姐绕过桌子跑过来替他拿着。

「谢谢你，谢谢你。」他说。

他脸上一丝恼意也没有了。梅根看着里德小姐，在她眼里看见一种空白的神情，仿佛一种感情蒸发得太快，另一种还来不及立刻填上。

他们在桌旁站了一会儿。然后里德小姐走到一扇窗前，把它打开。她站在那里听。梅根听见雨此刻下得更重了，从檐上溅下来，溅在窗台上，溅在院子的砖瓦上，是一种叫人舒坦得发软的声音，一种放任的、消解的声音。他们都听着。然后一阵步枪声突然炸开，印在夜、静和雨的单调上，像黑天上的焰火。梅根重又鲜明地意识到外头的种种可怖——那是在这一层像绝缘的护罩一样淌在他们四周的雨幕之外的可怖。安全这念头忽然变得那样甜，她的心一时带着一种刺人的喜悦攥住了它。接着她想起几个钟头前自己躺在床上、羡慕着孤儿院里那些做工的人，一种硬撑出来的、关节格格作响的勇气便爬上她身上。她听见里德小姐的声音，并不吃惊：

「也许还是冲出去好些。你们能不能等一会儿，我去把孩子们预备好。」

里德小姐匆匆进了隔壁屋，明顿小姐跟了去。博士又坐下来，闭上眼睛。梅根坐在他对面。他什么也没说；在他脸上梅根看不出一丝恼怒或得意的意思。她心里想，里德小姐对他那份被硬逼成不情愿的对抗的、古怪的倾慕——那是她分明怀着的——他究竟有没有觉察过。可怜的里德小姐！她不信他觉察过。他那张骷髏似的脸，眼睛闭着、陷着，此刻一切感情都空了，只有嘴唇微微动着，像在祈祷。

不多一会儿，两个女人带着五个小孩回来了；孩子们裹在大衣和披巾里，挤在一处，像一群被晃花了眼的小兽盯着灯光。有一个小女孩在哭，明顿小姐极熟练地把自己的毛围巾横绕过她的嘴，这样她的呜咽就被捂住了，而她若是愿意，还可以拿围巾当手帕用。里德小姐和明顿小姐各提一只旧皮箱，身上穿着很旧的豹猫皮大衣，没有戴帽子。里德小姐那张短发围着的小脸，尽管满是纹路，在那磨破了的毛领上头看去竟出奇地孩子气，尤其因为梅根在那上头看见了那种少女崇拜的神情——此刻那神情已经隐隐有些痴了。她走到斯特赖克博士跟前，把手放在他臂上。

「我们现在是交在你手里了，博士。」她说。

可博士没有回答。他猝然把她的提包夺过来，又抓过明顿小姐的，大步走出了客厅。明顿小姐和里德小姐一手一个牵起孩子跟上。梅根走在最后，带着最小的那个——就是先前哭的那一个。

第十章

到了临街的门，他们站住听了一会儿。街上没有声音，可他们又听见不远处一阵步枪的爆响。博士好像满意了。他慢慢把门开开，随即猛地把它拉大。街上是空的，对面的饭铺子上了板关着，他们自己门上那点暗光只照见雨溅在粗石子路面的水洼里。

「我们运气好，」博士说。「现在挨紧些，可不要走得太快。」

他们小心地、不出声地把门在身后关上。他们站着不动，博士谨慎地朝街的两头看；可他们仍旧什么也没看见，只听见雨那浩大、弥散的声音。

「这好得几乎不像真的。」他低声说。

他们慢慢往下走，明顿小姐却忽然在湿台阶上一滑，整个身子扑通一声摔在人行道上。她摔下去时一声没出，摔得那样彻底，像在演一个排练过的角色；她躺在那里，头朝着一边，不朝着他们。他们看着她，不肯信她真的摔了。斯特赖克博士下了台阶，把她扶起来。他扶着她一会儿；她的眼睛充着血，是惊讶的，嘴半张着。

「我脚踝伤了。」她哑着嗓子说。

最小的那个孩子又哭起来，明顿小姐这回没法像先前那样把她的呜咽捂住。

他们站着看明顿小姐，连斯特赖克博士也看了她一会儿，仿佛她是故意把他们卖了，他们正为她这份两面三刀吃惊。那最小的孩子哭个不住。

「别哭，乖乖，别哭了。」梅根低声说。她用手帕给她擦淌着的眼睛和鼻子。

「哦，我脚踝伤了！」明顿小姐的声音已经成了痛苦的呻吟。

里德小姐扶着她，博士俯身察看那只脚。

「没有断，」他说。「你只好将就着用它走。我来帮你。」

他们把孩子和行李重新分了分，博士把一条手臂伸到明顿小姐腋下。

「现在试试，」他逼着说。「你非走不可。」她一跛一跛地往前走，每走一步，气都爆成一声呻吟。最小的孩子哭得更响了。

「别哭，乖乖，」梅根说；见她不停，便轻轻摇了她一下。「你真的不能哭了。」她尖声说。

他们沿着街走，慢得像在一场噩梦里。可梅根知道他们一定到得了栅障，因为总有些事情是上帝绝不会容许的，宰掉这几个孩子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一定到得了栅障。这条街那样冷、那样黑，只被远处火光的闪动碰一碰，叫人无法想象它会有过那无限遥远的太阳的暖与美。梅根觉得自己也许是在某颗死去的行星上爬着，那星迷失在宇宙之外，盲目而遥远地朝着并不存在的终点挪动。可栅障其实只在几百码之外。斯特赖克博士说过，中国人始终未能发现有一位爱的上帝存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不像此刻这样显得悲剧。此刻她想不出没有这一条他们怎么活下来的。唯有对一位爱的上帝，一切才是可能的：永生、救赎、神迹。神迹。这几个孩子是要活着、不受伤地被送到栅障那里去的。

他们走到街的尽头，向右一转，慢慢走着，一跛一跛的明顿小姐在他们当中，经过那些还在闷烧冒烟的货栈残迹，朝北站走去。

车站的围地里挤满了人，一股火车头的蒸汽从月台顶棚后面涌上来。他们走在街的那一边。明顿小姐呻吟着、呜咽着。她朝斯特赖克博士的肩上倒过去。

「我走不了了，」她哭道，「我实在走不了了。」

博士朝那边望去，看见铁栅里头有五六辆黄包车等着，苦力蹲在车辕之间。入口周围围着一群人；那是个侧门，直通月台。他们还没有走到正门。他们看得出那群人多半是兵，不过中间也有苦力。博士把明顿小姐的腰抱得更紧，半抱半拖地把她弄过街到那侧门。梅根、里德小姐和孩子们紧跟在后。到了门口，博士尖声喊道：

「黄包车！」

那些黄包车像鸽子扑向撒开的谷粒一样朝他们扑下来。一共六辆，互相挤着、拽着抢位子。那群人出于好奇把他们挤在了铁栅上。梅根的肩膀被挤在铁上。她推着，尽力在自己前面给挤作一团的孩子们留出一块空地。一个很高的苦力，一张青铜色的鹰钩鼻的脸，一条辫子盘在他那顶瘪了的呢帽上，正隔着几个人的头和肩膀看她。他手里拿着一根长竹扁担。他大声说了句什么，有几个人笑了。梅根把眼光从他身上移开。斯特赖克博士已经带着明顿小姐走到一辆黄包车边，把她抬了上去。车走了。他把四个孩子放进第二辆，打发它跟上去；里德小姐是他硬抱上第三辆的。梅根看见她抗拒，听见她发急地说：「不，博士，你不上我就不走！」可他把那个最小的俄国孩子放在她膝上，自己把车朝前一推。

那些黄包车闪向一边，给一辆开到侧门来的大轿车让路。兵们开始推着人群开道，梅根差点被挤得站不住。她一瞬间看见了斯特赖克博士的脸，僵着，白着，还有他那双水银似的眼睛的那一道光——他正转身要把她扶上下一辆车。就在这时，那个拿扁担的高个苦力照他头上打了下去。他从她面前朝后踉跄，撞在他原要给她的那辆车上。梅根从他腋下把他接住，用一股仿佛把她的力气连根拔出来的劲，把他抬了上去。车朝前一颠，她还来得及看见他们四辆车醉汉似的摇摇摆摆，逃着离她去，顺街而下。她忽然发了狂，几乎失去知觉，去抓剩下的那一辆。可她觉出自己被人从车上拽开，听见喊声，听见分辨不出的喧闹，又从那喧闹里听见像一道细光、像一阵忽来的疼痛似的一声尖叫——那是她自己的。

第十一章

那些在梅根头上旋转的圆圈逼得危险地近，可好像没有法子让它们停下来，因为她浮在黑暗上，底下没有托着的东西。然后有别的什么碰了她一下，即便在黑暗里也粗硬而丑陋；她细想了想，发现那东西在她里头，而且是疼的。可这正是它：那是疼痛。而疼痛让她觉出有一个身体，那身体仿佛又一次从不确定的元素里迟缓地在她周围成形。

那些圆圈荡过去，越荡越大，歪开去，转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可疼痛变成了一件非对付不可的事。它被一种颠动断断续续地打着拍子，恼人，不肯停。那像一束束闪烁的小光柱。

最后一个圆圈在很远的地方暗暗地搏动了一下，便没有了，而那颠动还在继续。得做点什么。得使出某一种劲来。可发力的簧在哪里？在手臂里，在腿里，还是在眼皮里？总之推一下。原来也容易。推成了。

梅根看见又在下雨了。又是一个雨天。她好像被困在一个巨大的、灰色的、无尽的雨天的蛛网里。

可那疼只是头里的疼，在眼睛上头，叫人难以把眼睛睁着。

颠动还在，此刻变了样，也不要紧了。

正前方有一枚小小的半月在灰色里讨人喜欢地亮着，是一枚淡绿缎子的半月，上头托着另一枚月亮——圆的，满的，画着两道慈和而惊讶的眉毛。

「你觉得好些了吗？」

有人说了这句话。

「我想是好些了。」梅根说；接着她看见一列火车在动，雨从一块玻璃上淌下来，一张中国人的脸在一个淡绿缎子的领子上头。

「那我要你喝点茶。」

一只像卷着的贝壳似的手托着一只玻璃杯，杯上一小团雾似的热气，有一股芳香的花的气味。

「我怕我喝不下。」

「请试试。」

「我想我会恶心。」

那两道眉毛这时扬了起来，带着一种那样细致的坚持——其实并不是眉毛，只是在一个搽了粉的额头上一笔画出的两道线。

有人从后面上来，把一块热的湿手巾按在她额上。出人意外地，那很受用，仿佛把大半的疼都化开了，又让她觉出背上、肩上、手臂上另外几处较轻的疼。可不管有没有手巾，头上的疼才是真的疼。

「你不要害怕，」那位太太说，「没有人会伤你。」

忽然有一片景象咔的一声打开了。她看见那个辫子盘在帽子上的苦力的脸，看见四辆黄包车顺着一条黑街逃着离她去；她又觉出自己把斯特赖克博士抬上黄包车时力气最后流尽的那一下，也觉出自己那场恐惧的屈辱——那恐惧竟让她在一群人中间尖声呼救。这最后一样成了身上的难受。

「我怕我要恶心了。」她说。

「试着喝点茶。」

一只凉手从她头底下伸进来。梅根朝杯子里看，看见小小的茶花在里头直立着浮游，像河底的水草。它们朝她移上来，一股辛香的热顺着她的喉咙直流到某个虚弱的中心，那中心立刻就被壮实了。她没有恶心。

「将军认为这对你有益。」

「将军！」

靠窗那一角坐着一个穿灰军装的人。他那双凸出的眼睛里含着某种莫测的笑意的反光。他看见她在看他，便从座上站起来，鞠了一躬。

「我很替你难过，」他说。「发生的事不是我的责任。可我要担起照料你的事来，你不会受到伤害。」他用一只手做了个小小的手势，所表达的歉意比他的话更细致。梅根盯着他的手。那手的美是奇怪地熟悉的。

阿妈又给她头上换了一块手巾，那位穿绿缎外套的太太隔一会儿就把茶端到她唇边。梅根慢慢地抿着。这一切里头有一层意思是她抓不住的。

「我从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还是我在乱想——」

「不，」将军说，而且他索性笑了，「你没有乱想。你好意给我递过一块手帕。」

「当然是了。你那时要进租界去。那辆撞坏的车。」

他和那位太太都点了点头。

要弄明白自己怎么会同那撞车的人、那穿绿外套的太太一起在一列火车上，这对她太难了。要问他们，她也没想到。可她从前见过他们。这就使眼下的局面有了足够的道理，让她暂且能够接受。

「哦，我想没什么事。」她含含糊糊地说。

他们又点点头，两个人都笑着让她放心。梅根闭上眼睛。她听见他们用中国话低低地对说。她睁开眼时，那位太太坐在她对面，膝上由阿妈铺了一块绣花手巾，她正用筷子从一些小碗里给自己送饭——碗端得靠近嘴边，是阿妈一只一只递给她的。将军没有吃。他抽着一支烟，头靠在椅垫上，朝天花板吐烟圈。梅根细看那只拿烟的手惊人的、奢侈的美。她记得它在碰一个流血的额头时、在扶着车门时何等不中用，可它仍旧是一件极精致的器具。

她把头略转过去一点。玻璃顶的门后面，过道里挤满了穿灰衣的兵。有一个带着一种特权的神气靠在玻璃上。他颈上挂着一根肉粉色的丝绳，系着一支毛瑟手枪，枪上又垂着一个肉粉色的丝穗子。别的兵拿着小毛巾和锡杯子。这个气派大些的，无疑是将军的侍从。梅根朝窗子转过去，想把头略抬一点，阿妈立刻把她扶起来，让她靠在一个凉凉的亚麻布的肩膀上。火车正横穿一片铺展开去的土地，一片嫩稻的绿和开始长叶的桑树；这片土地被河浜织成一张网，把水送到无尽的田里，在那些边上长着水葫芦的泥浅滩上，装着货、不慌不忙的舢板队列围着火车箭一般的飞驰，织出大而缓慢的运动的图样。火车毫不留情地超过那些半裸的小个子男人——他们肩上吊着担子，用负重者那种颠颠的小跑走着，走在早已被无尽的脚的分量与疲乏压进土里的石板道上。一座山升起来又不见了，山脊上驮着一座塔，那是一个不稳的形状，一只只倒扣的钟形花朵一层层叠起来，在这片土地的疲乏与庄严的丰饶面前，分明是有意安下的一个最纯粹的轻佻的音。

梅根闭上眼睛，阿妈轻轻让她滑回座上。她又睁开眼，要确认什么都没有变——因为这列火车、将军、那位太太、那扇靠着系粉色丝绳的侍从的门、那扇朝中国开着的窗，已经成了她攥住不放的、被接受下来的现实。她想不让自己睡过去。

将军靠在那里吐烟圈，沉思地朝天花板看；那位太太坐在他旁边，因为他不想说话，她便不说，可带着一种随时候命的神气，仿佛她自己可能有的沉思也只在他高兴时才许有；即便他没有看她，她唇上那一抹他说话、甚至只动一动时便朝他转过去的、轻轻带着媚意的笑，也从没有完全失掉。

梅根闭上眼睛，又忽然睁开。将军正把他的烟递给那位太太替他掐掉。他把头更实在地靠在椅背上，闭了眼。那位太太看着他，见他好像不舒服，便把一只绣花缎枕塞到他头后面。他没有谢她，眼睛仍旧闭着，头略向前滑了一点。他显然是睡着了。梅根毫无顾忌地看他。他的头发从那轮廓很好的额头上长出一个尖，光滑而黑，像西班牙人的头发；眼睛闭着时，那凸出，那蒙古式的眼角斜度，都显得更夸张，脸上有几分男子气失掉了，于是他看去像那些雌雄同体的东方神像的雕头之一。那位太太也看了他一会儿，要十分确定他真睡了。然后她在自己头后面也垫了一只小些的枕头，闭上眼。连在睡里，她那脆弱而带媚意的笑也还浮在唇上。

梅根睡了，醒来时确知自己睡了很久。

「哦，是啊，那列中国火车。」她一时甚至害怕起来。光的质地变了，一定是下午了。极贴近窗子、把影子投进车厢来的，是一道带城垛的巨墙过去了，墙上挂着破败的藤。墙上一座有城楼的水门开出一个奇幻的口子。那位太太在她的缎外套上又罩了一件深些的、镶毛的。将军在她帮忙下穿上一件军大衣。然后他俯身朝窗外看，大打了个呵欠，把头发往后抹平，才戴上军帽。侍从进来收拾行李。过道里兵们立正站着，贴在壁上让出一条通路。那位太太见梅根醒了，便探身过来。

「我们到了，」她说。「你这趟累人的路走完了。你觉得好吗？」

「不太好。」

将军用中国话同她说了几句，她便又转向梅根。

「将军认为你最好不要走着穿过车站。他会安排用轿子把你抬出去。你要十分安静。」

「我们是要到哪里去？什么将军？」梅根忽然生起气来。「这位将军是谁？」

那位太太的回答说了几遍她才听出意思。最后她透过那陌生的发音辨出来了：「严作忠将军。」

斯特赖克博士的那位将军。

而这是那位姨太太。

第十二章

那是一张讲究的铜床，三面围着，堆满了鲜亮的缎被。梅根到的那天一下午和第二天一整天都在这床上。此刻又是早上了。她是被一片鸟声闹醒的，可这会儿鸟都静了；屋子四周虽有些细小的声音，那底下的静却让她觉得出奇。她试着动了动手臂和腿；举起一只手臂时，一件中国式上衣的白绸袖子从臂上滑落下来，露出一大片难看的青绿淤伤，几乎从肩头一直到肘。她端详自己的手。那手看去青筋显露，疲倦。

她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一个车站，一群群吵嚷的中国人被推到一边给她的轿子让路；一辆放下了帘子的轿车，她在车里把头靠在那位穿绿外套的太太肩上。他们大概开了半个钟头，也许还少些。然后她在一道红粉墙的门前下了车，硬说自己能走，便昏了过去。从那以后她就打盹或是睡着，醒来便喝几口阿妈——有时是那位太太——端来的茶。现在她头一次觉得头脑清楚，里头的疼也差不多没有了。

她翻到一侧，好奇地看自己身在的这间屋子。屋里相当空。有几件黑木家具，一眼就同传教士家里那些黑木家具不同，是那种不会看错的老练气派。八角窗旁的一只深蓝色盆里，开着一株盘曲的小树，花是半透明的黄色中国梅花。她床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在褐黄绸子上的画，两只毛茸茸的深色猴子在吃橙红的柿子。梅根看了很久。要不同情这两只猴子是不可能的；它们那样心不在焉地啄着果子，那样恍惚，什么也专注不起来，永远被万物之中某种巨大而神秘的悲哀隐隐地、执拗地追着——那是一种蹦跳、恶作剧、吃饱肚子都不能全然去掉的悲哀。这是一幅真的写照，画得精细，准确而又概括；它给整间屋子定了性，使那张铜床、那台堆满唱片的桌上的留声机、那只镀金的钟和没有蜡的烛台——就是在便宜些的法国旅馆壁炉台上看得见的那种东西——的唐突都变得不要紧了。是的，尽管有这些东西，这屋子看去是有格的；就像一件有缺陷的艺术品仍旧可以有格，因为造它的人能够把一个高出一等的人格的印记打在它上面。

梅根喜欢这间屋子，她想她父亲也会喜欢。接着她忽然意识到，此时此刻她父亲一定正以为她死了。她父母的悲痛，鲍勃的悲痛，太鲜明地打中了她，里头责备的意味太强，叫人受不住。她一头冲进这场灾祸的路，从她膝上放着鲍勃的信、对父母说她无论如何非去中国不可那一刻起，一直到她向上帝索求一个神迹那一刻，像一条小径一样一路燃着亮了出来。神迹来了，可它的光泽已经失掉，仿佛是被一位深知神迹并不总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的主，随手抛给她的。一种沮丧开始笼住她，因为她觉得自己是被一样比恐惧更深的东西羞辱了。然后她想：「嗳，也许这都不要紧，我没有死。我要用最快的法子让他们知道。只要能弄到纸和笔，写张字条，打一个电报。再说，我毕竟在中国了——我觉得我非来不可的地方——说不定我连这也是对的。」

她想起将军和他的姨太太，想起斯特赖克博士讲给她的关于将军的一切。看来，博士那样热切、那样有学问，却从没有能够真正触着将军。而他多么想触着！他讲他的那整段时间里，梅根觉得自己一定已经隐约知道：她自己只用一个翅膀擦了一下，就已经触着了将军的生命，而她必定还要更深地再触一次。也许这才是那个神迹。

她谦抑得太新，不肯在这上头多想；可她心里到底不由自主地慢慢涌起一片模糊而辉煌的图画。一个中国男人。一个中国女人。这真的就是中国的全部了。她的图画化进睡里；她又醒来，立刻决意起床。她坐在床沿上，等到那阵晕和头里那一点疼过去。她坐在那里，心里想自己身在的这所房子怎么可能是在一座城里。它这样静。清早有那么多鸟，连此刻从开着的八角窗进来的空气也是新鲜的，而且带着某种说不清的凉意、一种气息，像是近处有水。偶尔她听见穿软底鞋的脚步从她窗外铺着砖瓦的地面上走过；屋里什么地方有一具电话，隔一会儿就响，有一个中国人的声音去接，单调而不肯停。可这会儿电话没有响。从更远的地方，她听见一条松软的路上脚步的行进，接着一声断喝的口令。脚步停住；又一声口令，她听见那连人马枪支闷闷的一阵碰响，是那一队人在稍息。号声吹起来，那些音在空气的安宁里像泡沫一样立刻消解了。又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鸡叫。她当然不在一座城里。

她床边一张小桌上有一只柳条篮子。她打开，发现里头是一套银的茶具，由絮棉的衬里保着温。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了。她把脚放到地上时又晕了一阵，可她比自己料想的强。她得等一会儿，等头稳下来。然后她慢慢地走，两膝发抖，到底走到了窗前。

窗子朝着一个院子，院里铺着瓦的小径之间，花坛摆成图样。柳树纤细而绿，对着那边的墙摆出一种人为的姿态；还有三块灰石头，被水琢出古怪的洞孔和曲折，像塑像一样立在灰石的座子上。一道像龙背一样起伏的矮墙那边，梅根能看见另一个园子，中间一株松树，长成一层层深色的鳞；再过去是更多的瓦和有装饰的屋脊。一道圆的月洞门从她这个院子通到隔壁那个；梅根断定这是一整处宅子，是一串由院子和园子连起来的小屋。更远的一片屋顶上头，耸起一座矮山烟青色的、果决的轮廓，给这些小小的隐蔽的园子添上最后一层幽秘与曲折。梅根把两肘支在窗上，尽量朝四周看。

一个仆人穿过院子，抬头看见了她，转身跑回屋里去。一会儿，她身后的门开了，那位做将军姨太太的太太走了进来。她在门口站住，两手做了个合乎习套的小小的手势，表示看见梅根起来走动的惊讶。

「你这样就好了吗？」她问。

梅根说好了。

「那你得吃点东西。你一定很弱。请坐下。不要累着自己。」

梅根在当中那张桌子旁坐下，那位太太按了按门边的铃。一个仆人来了。

「你想吃什么？」那位太太问。「我们能给你弄些外国饭。你要火腿蛋、炸土豆和烤面包吗？要是你宁要咖啡不要茶，咖啡也有。」

「请都给我来。我真觉得饿得不得了。」

「你也许想换衣服。我只能把我的衣服给你。你的差不多毁了，不过我已经叫阿妈尽她的本事补过。」

「我想换了衣服会觉得好些。你肯把你的东西给我，真是好心。」

那位太太又按了铃，同她的阿妈说了几句。不一会儿阿妈拿着衣服和一只梳妆匣回来，她同那位太太把匣子放在桌上。她们打开它，把折叠的镜子支起来。里头是银背的外国梳刷。

「你要用这只匣子，」那位太太说。「我把它留在你这里。我再给你送些肥皂来。等你有了力气想洗澡，阿妈会帮你，虽然我们只有一只苏州式的木澡盆。可是你要多少热水，苦力都会挑来。你要什么都得说。」

梅根把头发梳理成形，梳得像一顶薄薄的深色小帽贴在头上；她站在她身后，留神地看着。然后她和阿妈给她穿上一件硫黄色织锦的硬挺上衣，一个小小的中国领子，宽袖——通商口岸那种杂种的衣裳。阿妈给她套上丝袜，又穿上缎子鞋，鞋头很尖，软毡底，略小一点，不大舒服。那位太太又把各种法国货的粉、眼笔、唇膏请她用，什么颜色都有——杏色、玫瑰色、蓝紫色、天竺葵色——梅根谢绝了。她们把她装点完，她看自己，阿妈和那位太太从她肩上探过头来朝镜子里看。那张长长的白脸，眼睛上重重的阴影，身子裹在一只发亮的黄色硬筒里，给了她一种祭司般的、拜占庭的样子。

饭来了，她狼吞虎咽地吃，那位太太坐在她旁边，两只贝壳似的手规规矩矩地交叠在膝上。

「这很好，这会叫你重新有力气。」她说。

「是啊，很好吃。我已经觉得有力气了。」

「我真高兴你好了，」她又添道，「将军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好得能见他。他想同你谈谈。」

这几句话让她觉出一阵微微的发凉，这倒使梅根自己意外。她四面看了看。这间有旧画、有开着的梅花的屋子，外头的园子，自己穿着一身像要入一幅奇幻画像的装束，这些都还隐隐像在梦里。将军一来，立刻就会带进现实与角力的音调。她觉出一种不愿重新拾起生活的心情。可她硬提起一点热忱来，因为眼下一切的意义就在于：将军在某种意义上是被交到了她手里。

「我想我现在好得能见了；不过你先别走，」那位太太做了个要起身的动作，她便忙忙地添道。「留下来同我说说话吧。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好知道该怎样称你。」

那位太太又坐了回去，两手叠在膝上，带着一个惯于听命的人那种即刻的顺从。

「我叫玛丽。」她说。

「斯特赖克博士告诉我，他多年前在苏州认得你，说你是在一所教会学校里长大的。是这样吗？」

玛丽的眼睛睁大了一点。

「哎呀！那么你就是同那个要卫队的斯特赖克博士在一起的人！」她看着梅根，分明很诧异。显然她想不出是什么使梅根进了闸北，可她太知礼，不去追问；而梅根想，若告诉她那是为了把几个妇女和孩子从她同胞的不仁里救出来，既无礼，又略可笑。她已经觉出，她同玛丽的往来，要比她至今对任何人所费的心思都更当小心。她们之间拉着一道线，两边谁都断不可越过；可玛丽清清楚楚地看得见那道线，梅根看不见。

「是啊，我记得斯特赖克博士，」玛丽说。「他是个很好的人。苏州人人都说他是个很好的人。」

「他是中国的一位大朋友，」梅根说，「他极佩服中国。」

「是啊，他是个很好的人。」玛丽客气而无所谓地又说了一遍；梅根恼恼地看出，在她那架看不见的秤上，斯特赖克博士并不重。她本想硬要玛丽领会斯特赖克博士的分量，可她说出来的却是：

「你这样好的英文一定是在教会学到的。是不是？」

「是，我学了说英文、刺绣、做饭，还有用打字机。」

「真的？那好极了。我自己不会用打字机。你——就是说——你平常打字吗？」

「不打。我也不刺绣。」过了一会儿她又添道，「我也不做饭。」

「嗳，可你总会说英文啊！」梅根热心地笑了，玛丽那些外国学来的本事显然这样无用，倒叫她有些发窘。「看来教育有一样好处，就是人学了一大堆自己用不着的东西。可那都是训练。它使人长进，使人更能办事。」

「更能什么？」玛丽说。

「嗳，就是不管出什么事，更能应付。人不总知道自己将来需要什么。我不信有哪一种训练是真的白费的。」

「不，」玛丽说，又显然纯出客气地添道，「基督教的教育很好。」

梅根很有把握，玛丽觉得这场谈话沉闷得没救了，她那副高兴的好奇神情已经没有了。她看去有点睡意，像个孩子。

「你到过苏州吗？」玛丽问。

「没有，我刚到中国。我才来了几天。我是来结婚的。」

「哎呀！」玛丽眼里又回来一点兴味的光。她的眉毛明显地扬了起来。「嫁给斯特赖克博士？」她问。

「不，不，」梅根笑了。「斯特赖克博士的年纪做我父亲都够了！」这是她头一个想到的理由，可她立刻明白，这对玛丽是最不管用的理由。她又觉出有必要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同博士在北站。可她放弃了。他们以后有许多时候可以谈；她因为身上忽然一阵疲乏，叹了口气。玛丽立刻站了起来。一丝颇像恼意的东西从她脸上掠过。

「我怕我累着你了。我还是走吧。」她说得有点生硬；梅根得到一个印象：一点虚荣一时露了出来，而这在玛丽身上是那样料想不到的属性，她竟弄不清它的质地和分量。

「我真希望你不要走，」她劝道。「你对我这样好，我还没有机会好好谢你。」

玛丽有点拘着笑了笑，站在桌边，指尖轻轻搁在桌上，在走与留之间悬着。

「请你不要谢我。我若不这样做，就失了礼。再说，」她又添道，「这是将军的意思。你该谢的是他。」

梅根看着她，为她声音里那一点恶意的味道意外。不知为什么，她竟乐于看见梅根此刻要倚仗将军，哪怕只是轻微而偶然地倚仗；那是全然不能同玛丽自己的倚仗相比的——玛丽的倚仗背后压着五千年的分量。五千年来一直有玛丽们，有纤弱的手，有绸缎，有画成一道被规定的、端稳的线的眉毛。而有梅根们，那是多么短的一段时间啊；她们的独立这样新，这样滑，也许还有一点不稳。梅根拉起玛丽的一只手，热热地握了一握。

「我希望你再来看我。」她说。

玛丽低声说了句「谢谢」，便出去了。

仆人进来把她早饭的残余收走。梅根把一把椅子搬到窗边，坐在能朝外看的地方。

她同玛丽这一场谈话并不叫人满意；可那是她同一个中国人的头一场谈话，指望它有多少收获本是傻的。墙外什么地方的路上兵在操练，屋里电话响着，那个中国人的声音单调而不肯停地应着。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可梅根几乎不觉得；那些分钟像永不碎开的无声的波一样从她身上流过去，从一个无法想象的遥远的源头流来。

第十三章

有人敲门。梅根说了几遍「请进」，门才开。那个颈上系着肉粉色丝绳的年轻侍从立在门口。他说了句她听不懂的话，便站到一边；过了明显可觉的一会儿，将军走进屋来。他走到她跟前，照规矩把两只脚后跟一碰，鞠了一躬。他把军帽夹在臂下。

「早上好，」他说。「希望你好些了。」

「是，好得多了。」

他把另一把椅子拉到窗前，坐下后取出一只金烟盒。他照着习套笑着，一边把烟递给她，一边微微点头。

「我有土耳其烟和弗吉尼亚烟。」

她忽然想到：这一场会面对他也许同对她一样新奇得令人吃惊。这个把握给了她更多的自信。她从他手里取了一支烟，将军啪地打着一只金打火机（他的东西真是阔得很），先给她点，再点自己的。

「你在这里住得还舒服吗？」他问。「你喜欢这间屋子吗？」

「喜欢，很好。我一直在赏那园子的景。还有墙上那幅画，我极喜欢。」

「是吗？我很高兴，因为我也喜欢它。」将军在椅子上转过身去看那画。「这是明朝初年一位画家的手笔。按中国这里讲古，它并不很古。可我总把它带在身边。它的笔法变化极多，又极精。」

他们默默地抽烟，谁也不正眼看谁。一大截烟灰落在梅根膝上。

「我给你送烟灰缸来，」将军说。「这所房子你要原谅。我现在拿它当衙门用，可它不是我的房子。它是我一位朋友的别业。」

「这是在城里吗？」

「不，在湖上。你过些时候就看见了，地方很美。」

又是一阵沉默。将军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的烟头，梅根便得以看他。他比她先前觉得的要小一些，灰军装裁得伶俐，底下的肩膀却胖了一点；他皮肤和头发的那种光滑在她是不受用的，连他的手也因为那不正常的秀气而隐隐令人反感。

他忽然说了一句——仿佛已经把它翻过来倒过去想过，拿定了主意：「我想再向你保证，你在我这所房子里是十分安全的。我不愿你觉得自己处在一种暧昧的境地。」

「何必这样一再强调？」梅根想。「他不提起来，我对自己的安全本不会有什么挂念的。」她更尖利地看他，心里一惊：自己竟会这样受一种身体上的厌恶的左右。这厌恶，以及它起的作用，她都全无预备。

「我觉得，」她说，「我是处在一种需要解释的境地里。」

将军把眉毛略扬了一下，眼睛显得荒唐地凸出。

「可你的境地在我看来才极费解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在清早的中国地面上，看见你被一群不怀好意的人围着——而且顺便说，是我把你从他们手里救出来的。」

「我知道是你救了我。为这个我感谢你；可我本来完全有权在中国的地面上。我有一张你签的护身通行证。」

「我签的！」将军眼里开始现出笑意和惊讶。「我签的！那么斯特赖克博士莫非是同你在一起的？」

「是，我们在一起。他被一个拿扁担的苦力照头打了一下。我把他弄上一辆黄包车，车载着他走了。我被剩下了，可这不是他的过失，他已经不省人事。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闸北圣安德烈孤儿院的五个孩子和两个女人。可这一切斯特赖克博士都对你说过了。我说过，我们所倚仗的，就是你签的那张护身通行证。」

「唉，这些护身通行证！」将军一挥手把它们拂开。「你们这些人对它们指望太多了。你以为那个打斯特赖克博士的苦力知道你有通行证吗，或者就算知道，会敬重它吗？」

梅根等着看他会不会为斯特赖克博士的下场表示一点挂念，可那一面好像根本没有进他心里。她颇苦涩地说：

「我现在明白你那护身通行证是不值什么的。可当时我不知道。你要知道，我一辈子住在那样一个国家：若那里可能出现与此相当的局面，这样一张通行证是有效的。整个民族的训练与性情会使它有效。」

将军看着她，不知该怎样接这话。

「你是说正经的吗？」他问。「你说的这个国家在哪里——那里没有乱民的气性，没有种族的仇恨，只有对法律和权威的完满的敬重？我原以为你是美国人。」

梅根明白得太晚：她刚才是被带走了；同时也明白：她断不可再被带走。是她、不是他，让一种对立的心绪得了势。

「对不起，」她忙忙地说。「我恐怕说得太像演说了。是的，我是美国人。」

他点头承认了她的退让，点得很轻，不至于把过分的分量加在这件事上。

「我从没有到过美国，」他和蔼地说，「不过我在英国住过一阵，在法国和德国也住过。你也像斯特赖克博士一样，是个传教士吗？」

「不是。可我是来嫁给长沙的一位医生的，在雅礼。」

「啊，是的。嗳，我很高兴你不是传教士——即便你将来要做一个。」

「为什么？」梅根说。「你不喜欢他们吗？」

「不，」将军说。「只是我在他们中间找到的合意的朋友很少。」

「可斯特赖克博士极佩服你。」

「我也极佩服斯特赖克博士；不过我得说，他决定离开我那个省的时候，我倒颇觉得松了一口气。他太像一粒锁在写字台抽屉里的镭。是啊，我一直在猜你是不是同斯特赖克博士在一起，或者同那座孤儿院有什么牵连。可你跟他去做什么呢？我不懂。也许是为了那份刺激？」

梅根没有回答；他便摇摇头，笑着，仿佛觉得她是个无法剖析的题目。

「斯特赖克博士向我要那张有名的护身通行证的时候，」他接着说，「我并不想给他，因为我很有把握他会把它撑得太狠。他找着我——也许他告诉过你——是在上海一家旅馆里，我正同几位朋友吃饭；而他逼我的时候，正是我不便拒绝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本不该出现在上海的欧洲人地界。你见我那一回，我是用一个假名进去的，用的是北方政府一位要员的名字——那人实则在那一刻已经死了，当局还不知道。斯特赖克博士找着我时，我此行要办的交涉已经办完了；可要是不得不向外国当局解释我为什么在那里，于我仍旧是很不愉快的。自然，博士一开口逼我，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可我十分确信，用这一层去换他的通行证，这念头从没有进过博士的心。不，我十分确信他连一瞬间都没有想到过。」将军停下来，为这出喜剧的又一个侧面笑了。

梅根专注地看着他。「是的，」她说，一个字一个字地加着重，「我确信他不但不愿卖你，甚至是做不出卖你这种事的。」

将军的笑变成了探问；他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让目光飘向天花板——每当他要把注意力从眼前的考虑上收回去时，他就这样。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她很满意地看见他那份雍容似乎被一种忽来的、尖利的不确定侵了进去。可他把那个撇开了。

「我说那种不便拒绝的局面，」他接着解释，「意思是斯特赖克博士眼看就要把我朋友给我摆的那场席的兴头搅掉。他是那样一种人：对人的悲伤必定敬重，对人的欢乐却无力敬重。那是会很可惜的。我极想把他打发走。我把那通行证写在一张菜单纸的背面。除了旅馆的一张账单，只有那张纸可用；而我挑它，是因为它顶上印着国民党的旗子的图样。是啊，我那位主人很欧化。他不但相信菜单是好东西，可以开胃，或者还能把某些菜的出身遮一遮，他还相信一面旗子的神圣。而我在那一刻——也许是受了仁慈的香槟的影响——也相信：我这张护身通行证若能有点效力，那将是靠了那些旗子！」

梅根没有回答。她断不定他是在设法冒犯她，还是在这新奇的局面里拿不准应有的分寸、或许还有点怕她要来压他，于是只是一会儿客气、一会儿警告地做些无用的手势。

「我的朋友们，」他说，「知道我要在某个钟点离城；所以，因为那场席欢乐得过了头，他们自己送我到车站。我到那里时，发现你正被门口那群人很粗野地摆弄着。一个苦力在用扁担打你的头。那一定就是你说的刚才打了斯特赖克博士的苦力。他大概是因为把博士打倒了而胆气更壮。我叫我的卫队把你弄了出来。随后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安置你。我向你解释过，由于种种缘故，我必须走，而且不能把自己牵进同外国当局的解释里去。我当时已经在中国的地面上，我的车在等着，于是我就把你带来了。等我能作出合适的安排，你就可以回去。在这以前，你要把自己当作我的客人。」

梅根想了一会儿才答他。他没有说过一句不合理的话。除了为父母担忧那一桩——而那也很难算是他的责任——她是乐意在这里的。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人身的危险；相反，正是她自己，是一桩早已立定的筹划当中那个要搅乱它的因素。把这一切虚假的安稳搅乱的前景，让她满心兴奋和真正的快意；可她同时又几乎要发怒。她断不至于真被一样这么琐细的东西扰着——一具刺耳地异类的肉身的接近；也许扰着她的是一个异类的心智的压力和它那要制胜的意志。

她觉得出来，将军也正利用她的分神更仔细地打量她。她把烟扔出窗外，转向他。

「我看出我欠你很多，」她说，「请原谅我对这件事不够有礼。实情是我还有点懵。」

「这很自然。出乎意料地在中国醒过来，总该叫你发懵的。」

「还有一件事，我想请你替我办，办了我心里就大定了。」

将军点点头。

「就是给上海我那几位朋友打个电报，让他们转告我父母和我来这里要嫁的那个人，说我平安。」

「父母和新郎！这个我当然立刻就打。他们十成是以为你死了。现在他们要欢喜了——尽管他们没法像他们本来愿意的那样，把我们想得那么坏了。」

「我很有把握，」梅根生硬地说，「这一回他们是乐意自己想错的。」

「毫无可疑。我立刻就去办让他们安心的事。」他朝她凑过来，把烟盒开着递过去，梅根摇了摇头。

「不要了，谢谢。」

「照眼下的情形看，」将军说，一边把一支烟在大拇指甲上敲着，慢慢点上，「照眼下的情形看，我不能立刻安排你回去。我把你带来的同时，南京出了一桩事，闹起的感情之大，在我的人里和在你们的人里都是如此，我还不知道会出什么结果。」

「出了什么事？」

「程潜将军的军队在攻下南京城时有点失了控。你要知道，打仗并不能把宽容和自制这些最好的品性引出来；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这样不宜于打仗的一个缘故。」

「可到底出了什么事？」

「好些人被枪打了，有些被打死了，多半是传教士，金陵大学的威廉斯博士，几位太太，我想还有英国领事。」

「是中国人打的？」

「是军队打的，是。」

「可那是暴行！」梅根喊道，怒气涨得满满的。「我们并没有同你们开战！」

「没有吗？嗳，反正你们的炮舰为了报复，朝南京手无寸铁的平民开了炮，打死了几百人。可毕竟，你同我何必谈这个？」

「我不信他们朝平民开炮；就算开了，他们一定是被逼到那一步的。」

将军耸了耸肩。

「谈这个我们谈不出结果。那只会把我们两个都拖进公然发怒的粗鄙里去。我把刚送到我这里的几份上海报纸给你送来。你们自己那一面的说法，你在那上头都能读到。」

可将军即便先前不怒，此刻也是动了气的。他拿烟的手紧张地抖。这只抖着的手让梅根明白：她自己刚才离失掉自制有多近，而那也许是补不回来的。中国那无边的苦难呢，那苦难可是一丝也没有变的？要照亮它那困倦的灵的暮色的上帝之道呢？基督教的传开一向必定伴着流血，流自己的血，而且不得不承认，也流别人的血。可救一个灵魂，是不该把性命的损失算进去的。性命、血、肉，都算不得什么；灵才是一切。梅根攥着拳头坐着；有好一会儿她和将军都一句话没说，而她已经疲乏得像两人打过一场生死的斗。

「是的，你说得对，」她说。「我们不谈这个。其实我是想尽我所能去看你们那一面的道理。我信我在你不同我争辩的时候更能看得明白。」

将军忽然笑了，取出手帕擦了擦额头。

「妙，」他低声说。「你知道吗，」他说，「有一刻你把我真吓着了。欧洲人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它对我起的作用我说不清。它变得那么——大。」他把手帕仔细地放回口袋。「不过我很高兴你在设法不把我们想得太坏。」

梅根两颊还烧着，声音还有点哑。

「哦，我们并不真把你们想得坏。在美国当然不。相反，我们爱把你们强过我们这一层感伤一番。你在英国没有也注意到那种态度吗？爱和平的妙人儿，为茶、为哲学、为书法而热烈——我们爱这样想你们。」

将军松了一口气，抓住这个向更宽处的转移。

「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们实际的趣味我一无所知。可说到和平，这个国家好像从没有知道过和平。而谁都看得出，你们的哲学从没有给你们带来好政府、公道，或者幸福的均分。」

「我们可怜的哲学！这么说你要它给我们好政府、公道和幸福的均分？你倒好像把它当成一张护身通行证了！你们这些人对激烈的药方是不是颇有点狂热？我注意到你们极容易死抱住一样东西——宗教，或者民主，或者甚至是合格的卫生设备——而且相信它能治一切。我们的哲学使我们能够用生活唯一能被支撑的那个法子去支撑它：靠一连串无尽的妥协；成功的妥协，同我们的性情配得完完全全。这对一种哲学来说，无疑已经是很多了，你不这样想吗？这对一种宗教来说也已经很多。不过，」他又添道，「你说我们爱和平，是说对了的。在真正的中国，我们一向以种地的为主。种地人的一生是绑在他那块土上的。他不像放牧的人要为新草场、也不像做买卖的人要为新市场去打仗。所以打仗不是我们更深的必需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我们性之所好。我们打仗，是因为官吏的腐败逼着我们打。可就是那样，我们逃的次数也同打的次数一样多；这就证明——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我们是通达理性的人，因为我们所为之战的东西，不值得我们去死。」

「究竟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值得为之一死的，这是可以争的——即便你们没有能把它们发现。」梅根也试着把话说得轻些。「那么我说你们爱和平是说对了。至于茶，你们真的只喝那个吗？」

她这才想起斯特赖克博士说过他见将军醉得很厉害，连将军自己也承认过这个毛病，便后悔说了这话；可将军很愉快地说：

「在我们文明最盛的时代，我们是喝酒的；喝得起的人喝到过量。只有野人和禽兽才讲节制、守持、适中。是啊，我们最伟大的诗人是为了到江里捞月亮而溺死的。我有一回在英国一家私人收藏里看见——我们的艺术有那么多流到了外国——一幅极可爱的杨贵妃的画，她是唐朝的一位绝色。她手里举着酒杯，题款上说：『杨贵妃，醉而犹饮。』」

「我不知道你算不算典型的，」梅根说。「你说的话很叫人糊涂。」

「你刚起身，我不想拿议论累着你。」将军站起来，把烟扔出窗外。「不过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该是典型的。幸而——为了我们的乐趣——同一个种族的人并不彼此相像，不像蚂蚁同蚂蚁相像，老虎同老虎相像。虽然要是我们真相像，在国际关系这件事上倒许更便当些。那时候我们彼此行事就可以毫无顾忌，凭着禽兽世界那种单纯的凶暴。」

他朝她伸出手来，梅根小心地握了，像在拿一件瓷器。

「我立刻就给上海去信，」他说。「还有，顺便问一句，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梅根·戴维斯，戴维斯小姐。请你给内地会的杰克逊先生去信，托他通知我家里人和朋友，我就极感谢了。」

「请你把这些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给我好吗？」将军说着，把它写在一只口袋里带着的小记事本上。他把本子合上后，用一种高而古怪的声音、极郑重地说，仿佛在发一道正式的告示：

「我这一家里眼下只有一名女眷。你若不嫌她的陪伴，她会很乐意不时来看你。我自己为本省的政局很忙。」

「我当然不嫌，」梅根喊道。「她对我很好，我觉得她很可爱。」

「那么你什么时候愿意，她就什么时候再来。她英文说得好。」

他取出手帕擦了额头，又把头发抹平，才戴上军帽。他这一串动作把一桩不小的紧张的解除表露得很分明。他朝她略行了个礼，走到门口。

「早上好。」他说着，把两只脚后跟一碰。

「早上好。」梅根说。

那个系肉粉色丝绳的侍从一直在门外等着，替他把门开了，他便出去了。

第十四章

这一天剩下的时候，梅根或躺在床上，或坐在窗边。她不想离开自己这间屋去看那些瓦顶之外是什么，也不想迎上去接任何新的经历。将军衙门的太平开始在她的神经上起催眠的作用。唯一一直不断的声音——远处电话的铃和那个中国人的声音——成了这片静的一部分。只有一次她听见外头有激烈的响动，原来是阿妈正撒着泼训一个仆人；可阿妈见梅根从窗子望她，便笑了一笑，像要让她放心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于是那安静比先前更深了。

天晚些时候，他们给她端来些中国饭：米饭，还有肉和鱼做的各种名目，笋，白菜，豆芽，酱油，盛在像薄薄的肌肤一样透着纹理的精致碗里。梅根抱着探险的心思吃，发现这代表着一整套新的味的音阶，同中国音阶的音一样在她的经验之外，以致她的饿不知怎么仍旧没有被填满。

她正躺在床上，门上一声敲打使她坐了起来。那个佩着系在肉粉色丝绳上的毛瑟枪的侍从把门开了；可进来的不是将军，而是一个年纪小得多、个子也小得多的穿军官服的人。

他一句话也没说，径直走到桌边；梅根惊讶地看他。她看出他的身子和手像是属于一个很年轻的姑娘的，他的脸让人想到软胎瓷的质地，他那黑的眼睛和眉毛轮廓分明得过了分，底下的两颊无疑有一点胭脂。他若是个演员，必定长于扮女角。他显然不会说英文，因为他把一卷报纸、一盒烟、一盒火柴和一只烟灰缸放在桌上时，用中国话说了句什么，然后鞠了一躬，带着一丝单薄的甜笑转身出去了。若不是那些报纸和烟摆在那里证明他是实有的，梅根几乎会信他是个幻影。

那是将军许下的上海报纸。她靠回床上去读。关于南京那件事有好几版；可梅根怕自己又要生气，便只看了标题。等她看见自己的名字领着一栏时，忽然觉出一阵尖利的激动。

圣安德烈孤儿院营救中之惨事

医生之未婚妻殉命于北站附近

她读了那一段关于已经发生的事、关于几乎要发生的事的记述。

「……四辆黄包车中最后一辆载着斯特赖克博士；他们到老靶子路栅障时，他已不省人事。他只记得自己正要把戴维斯小姐扶上第四辆车，被人照头打了一下。他确信她是牺牲自己的性命救了他，因为能把他弄上车的只有她。同行其余的人并不知道戴维斯小姐出了什么事，直到老靶子路栅障才发现她没有跟上来。听了他们的话，栅障守兵中的五名达勒姆团士兵仓促地临时冲进了中国地面。可他们赶到北站，已经没有戴维斯小姐的踪迹。他们不会中国话，从旁观的人那里问不出消息。他们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回来。几乎可以断定她已被打死，而那群人出于恐惧或愤怒，当即对尸体作了某种不堪设想的处置。不过各方仍在竭力通过国民党当局找回遗体；而国民党当局声明对所发生之事既无责任，亦不知情。」

梅根放下报纸，觉得自己是对这世界行了一场骗。可死确实离她很近过；而她即便并没有死、也不再有危险，至少是孤身一人了——从来没有这样孤身。这孤独不像人在人群中间感到的那种令人发懵的孤独，也不像人有时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时感到的那种可怕的孤独；这孤独是极使人振奋的。它意味着她暂时被剥去了自己的传统和自己在世上的位置，同父母之爱、鲍勃之爱的那种实在的扶持断了。这不是灵的那种瘆人的孤独。这是一份挑战。

梅根躺回去，两手交叠在脑后，上海的报纸一张一张滑到地上。她半睡半醒地梦见一个金色的省份，一个和平、有序、人人皆幸福的省份，由严作忠将军那英雄的形象治理着。

第十五章

第二天早上她觉得好了许多；吃过她那份欧洲式的早饭，她决定到园子里去。没有人告诉过她要待在屋里。她开门时看见玛丽披着一件小小的毛皮斗篷，正穿过外间。玛丽站住了。

「早上好。」

「早上好，玛丽。」

「你要出去？」

「是，到园子里去，」梅根说。「我想透一透气。」

「那么你要同我一起去吗？我要进城买些东西。」

「我很愿意。」

玛丽迟疑了一下。

「只是我不坐汽车去，我坐轿子，因为我要去的那些街太窄。也许你不喜欢那个。」

「那我更喜欢。」

「那就来吧，我再叫一顶轿子。」

梅根跟着玛丽穿过她从窗里看见过的那个石板院子，又穿过一间屋子；那屋里摆着沉重的美国铁制办公家具，墙上有中文和英文的日历、大幅挂图，一张桌上有一只深蓝釉的盆，里头是一枝盘曲的黄梅。有几个军官坐在那里；梅根看见了那具她整天听着响的电话。一个兵坐在电话前，旁边桌上放一本便笺；他不打电话的时候，就在便笺上画画。他们再往前，到了一片光土地和几棵树的空场，一个利落的、穿灰衣的年轻军官在那里操练几排兵。那些兵年纪什么样的都有，有几个梅根很有把握不过十二三岁。她认出了自己进来时那道红粉墙上的门。他们绕过影壁，出了门，站在沿湖岸的那条路上。玛丽的轿子等着；穿深蓝号衣的轿夫去抬第二顶轿子时，梅根四面看了看。

湖近得就在路对面，石阶直通下水里，上头是一座四柱的大石牌楼。天是阴的，湖水乳白，被一簇簇小岛压得发暗；那些小岛由样子好看的半月形的桥、或是栽着树的长堤连着。低矮的山把湖围住，是一道道纤细而果决的蓝的曲线，和更淡、更烟灰的曲线。湖的那一头梅根能看见那座城；沿岸一圈是接连不断的园子和树林，其中耸出别业低低的瓦顶。衙门前头，岸的一道弯造出一片回水，满是漂开的荷叶。她转身看衙门后面，那里山很近。其中一座山上立着一座塔的躯干，所有的顶和铃都剥落尽了，顶端长出一簇蕨类。梅根被这美压住了——斯特赖克博士和将军说过的话，没有一句使她对此有过够用的预备；可她仍旧觉得自己在其中认出了一种同从火车上看见的风景相似的质地。唯一把眼睛往上引的一道线是那塔的躯干；它即便没有了翘起的檐角，也在那些巨大的、流动的、紧贴着大地的曲线——那些曲线绕着天边，把天边封得那样严实——当中，敲出一个有意轻佻的音。

轿子来了，梅根爬进去；玛丽劝她把两边窗前的小帘子放下，免得她露面在街上招出议论。轿夫抬起杠子起步，那种古怪的一颠一颠的动法弄得梅根头疼。隔一会儿，随着一声喊，他们停下来把杠子换到另一个肩上。她把帘子拉开一点，好看湖。他们过一道栽着树的长堤时，又穿过几排走正步的兵，那些生灵荒唐地不像军人，一张张天真的笑脸。路的左边是围着别业和园子的墙，大半是牛血红的，墙头起伏如龙，还有形状古怪、花格精细的窗。他们到了城边，进了小店铺和刷白的无窗墙之间的窄巷——那些墙上有时画着大大的黑字——巷子窄到挑着担子的苦力同他们磕磕碰碰。街上渐渐更挤、更闹。梅根只在帘子和窗之间留一条缝，所以她看见的都是一掠而过、过得太快的片段。太阳出来了，轿子里开始热得难受。

在城中心的一条街上他们停下来，下了轿。梅根跟着玛丽从一道雕得密密层层、又贴了金的木门楼进了一家店铺。幽暗里，墙边架上几百只罐子朝下看着他们，像一只只灰绿的大眼睛。

「这是一家药铺，」玛丽告诉她。「是中国有名的药铺之一。我一向吃中药。我怕外国大夫。」

「我希望你没有病。」

「我这里有一阵一阵的疼，特别是吃了一顿大的以后。」玛丽说着把斗篷解开，怅怅地把手按在她那件绿缎上衣的一处上。

「哎呀，我希望不是要紧的病。」

这地方满是一股辛辣而陈旧的药气，同中国菜的味道一样陌生；它让人想到根和草在古老的罐子里熬了很久。在这里闭塞的空气中，那气味压得人受不住。他们穿过一个敞着的院子，梅根在那里站住，赏那木活繁复的雕工：庙宇和亭榭的檐角，统统埋在浓密的叶子里，叶子间窥出一张张极小的人和兽的脸，从一个安详的隐秘世界里笑着。再进去那一进屋里，一个伙计给她搬来一只高的黑木凳子，她便坐在上头，玛丽去买她的东西。为着一顿大饭之后那阵疼，她显然要把中国的药都买下来。一个伙计用算盘给她算账。

「你还要不要再看看这铺子？」玛丽问。

梅根说要，其实她已经头晕而且累了。她跟着玛丽进了一进又一进的屋子，过了一个又一个院子；出人意外的阳光在院里切开幽暗，是一道道蓝烟似的光柱。在一条隧道似的过道尽头，梅根在一片死了的气味当中嗅到忽来的一股麝香，野性而活着。再进去的院子里，墙边是一排木栅的笼子，里头有大鹿立在一堆堆脏草中间，用美丽的眼睛朝外看着，眼里满是恐惧，还有某种不屑。

「哦，我喜欢它们！」她靠在栅上；可它们十分野，她信托地伸过去的手，它们不肯来就。

「我希望他们不是要杀它们。」

可没有人回答她；她转身，才看见玛丽已经不在了。她朝那个敞院子对面看去，那里几个光着上身的苦力在一只臼里捣着什么；她看见他们身后的昏暗里，玛丽的领子有缎子的一点光。梅根不知道该不该走过去。她又试了几次要招那些鹿过来，转身正要跟上玛丽，却看见有一个男人同她在一起。他们那样专注于彼此所说的话，距离便在她同他们之间沉沉地凝住，他们好像立在无法企及的远处。她猝然站住，等着，听他们那些她不懂的话低低的絮响。不一会儿他们分开了；他们的头在一场礼数周全的告别里反复点着，一时被同一道阳光兜住、照亮。他们那两张精致的脸，那两双细长的眼睛彼此定住，锁在一种庄重的注视里，像一出仙剧里木偶情人的脸一样发着光。玛丽的那位同伴，就是给梅根送烟和上海报纸来的那个精致的幻影。

玛丽慢慢走回她这边来，眼睛盯着地。她抬起头，目光同梅根好奇的注视尖尖地撞了一下。「那是李上尉，」她说，「将军的副官。」

她的眼睛让梅根想起那些鹿的眼睛：含着一点恐惧，含着很多轻蔑——一个单纯的生物对一个更繁复的生物的轻蔑。梅根觉出一点不安。

「哦，是的，」她含含糊糊地答道。「你告诉我，他们杀这些鹿吗？」

「不杀，」玛丽说；她先略停了一停，漫不经心地转头看了看那些鹿，「他们只用角。」

他们出了药铺，重又上轿。梅根心里想，这一趟买东西是不是全是为了那一场会面。见了他们在一处，她不能不信玛丽和李上尉是一对情人；可她并不全然觉得骇然。将军同玛丽的关系在她看来也一样不合常轨。她知道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宗法式社会状态的产物；可她倾向于把男方那一面看成专横，看成对特权的滥用。至于其中的浪漫的分量，她觉得那无论怎样也比不上她在玛丽和李上尉那两张专注的脸上读到的东西。可她明白自己并没有能力用这样的秤去量轻重；她知道自己因为缺少经验，是在一种文学的、装饰的、不带凶暴的意义上看一切这类关系的。

玛丽还在另一家店停了一停，那里卖扇子。她买了一把黑的，一面是无数细小而鲜艳的人物，一面是金字。挑的时候她让人家搬出成堆的扇子来，梅根坐在她旁边看着。玛丽不同她说话，她一心都在那些扇子上。她带着一只讲究的法国钱包，是上海一家俄国人铺子里买的，绿亮片的，配一只亮钢石的扣子。她很以这钱包为荣，却把它丢在一堆堆扇子底下，弄得自己看不见了，于是要人家找，乱了一阵才找回来。

那把扇子用绵纸包好之后，她站着看了一会儿，忽然把它递给梅根。「我想把这个送给你，」她说。「请你收下好吗？」

梅根没有料到这个，便相当简短地说：「谢谢你。」上轿时她若有所思地看那把扇子。

他们坐在封着的轿子里一路走，梅根累了，头也很晕；她四周挤得密实的人群开始蒸起一股有点使人作呕的气息。这气息立刻本能地叫她觉出其中有某种残忍，尽管她说不很准那残忍在哪里——若不是在任何一座封闭的城的过度拥挤里：在那里，人口那毫不留情的多产不住地造出比需要的更多的人来。可她在她那两个轿夫绷紧的背肌上强烈地觉出了它；在那些乱跑的小孩子的头上——那些头上撒着粉，深的脓疮上糊着纸膏——觉出了它；最后，她在一队迎亲的乐声里听见了它：队伍当中，新娘坐在她那顶封死的红缎轿子里，那乐声辛烈、刺人、催情。出了城、来到湖的开阔的岸上时，真是大大的松快。阳光从云的缝隙里泼下来，把群山和弯曲的岸那些持续的线条划成明与暗。梅根把帘子卷起来，让凉些、净些的空气洗她的头。

到了衙门，玛丽带她到山坡上去一点的一个园子里；那里一座石亭中有几条凳和一张中间的桌子。

「我知道你想喝茶，」她说。「他们会送到这儿来。」

梅根把头靠在一根柱子上，闭了眼。空气里满是湖水的水气，一种几乎像是抚慰的疲乏从她身上流过去。她听见将军的声音，便睁开眼。他就立在亭子外头，像是穿过园子时顺路停了一停。

「你到城里去过了？」他问。

「是的。」

「你不可把自己弄累。记着，你对我很要紧，我不能把你交还成别的样子，只能是好好的。」

「我想你的意思是，我现在成了你行为良好的一种展示品。」

「差不多就是那样。顺便说，上海的报纸你拿到了？」

「拿到了。多谢你。」

「我想你很享受那份经历：读到关于自己的、那些只在人死了才会有人说的夸大的话？」

「我不信我享受。我一直在想，我家里人不得不读这些东西，该是多可怕。还有，这事不知怎么总是不对。」

「我小时候，」玛丽说，「有一回病得很重，人人都以为我要死了。于是教会里人人都对我极好，特别是那些从前从没有对我好过的人。连那个极凶的绣活女教习也给我拿来一朵大牡丹，放在我枕上。可等我好了，他们就都同从前一样了，那位绣活女教习还比从前更狠地叫我做活。」

梅根笑着看玛丽——像我们看孩子那样：他们的举动那样好看，他们的动机那样无从遮掩，以致连他们的虚荣、贪馋和欺哄也因为按比例缩小了而显得可爱、无害。她觉得将军也在同她分享这一笑。

第十六章

梅根把这一下午剩下的时候都睡过去了，一直睡到天黑好一阵。大约九点钟她又吃了些东西；吃着的时候，将军的侍从给她送来一张字条。

「亲爱的戴维斯小姐（她读道），我们正打几把牌消磨晚上的时辰，你不来同我们一起玩吗？」

她本要推掉，可又想：也许在打牌这种友好的松散里，她能在赢得将军和玛丽的信任上走得很远。

她跟着侍从进了外间，穿过院子，进到一间屋里；屋里一张桌子在灯下，坐着将军、李上尉、玛丽，还有一个她没有见过的人。梅根进去时他站起来，绕过桌子来同她握手。这是个胖子，一张红脸一直连到秃顶上；他的眼睛清亮、孩子气、蓝色，他朝她笑时，那一口牙是她一生在任何地方见过的最耀眼、最齐整的。他的笑给一张粗笨而无表情的脸忽然添上一种天真。他那一身美国生意人的衣服是淡灰色的，新熨过，有点浮华。

「很高兴见到你，戴维斯小姐。我是将军的财政顾问，舒尔茨。将军已经跟我讲了好多你的事。」他说话时稳稳地看着她，那目光里有一股不算太淡的无礼。

梅根有点发懵，低声说：

「您好。」

将军说：

「晚上好，戴维斯小姐。我们在打扑克；这是美国的玩法，我想你也许愿意来一起玩。」

「不，谢谢，我看着就好，」梅根说。「我不会打扑克。再说我也没有钱。」

「我很乐意给你垫着玩。」舒尔茨先生提议。他的声音是一把很好的男高音，被口音的松散和含混坏了。

「这不过是一场朋友间的小牌局，」他又添道，「就是那种你非输给将军不可的朋友牌局。今晚还没散，李上尉和我就要亏进去好几千了。」

「我想我看着。」

梅根在玛丽旁边一把空椅子上坐下；玛丽正精细地发着牌。

「你会打吗？」她问她。

舒尔茨先生在她们对面坐下了。

「她当然会打，」他说。「这些姑娘都会打，玛丽还是个厉害角色。这儿只有她敢从将军身上赢钱。」

梅根看着他们。在那几张细骨精致、阴影浅淡的中国人的脸旁边，舒尔茨先生的脸像一团没有揉成形的发面。他身边有一杯威士忌苏打，他拿这杯子、拿他的牌，都带着一种笨重和稳当，像一架吊着一斗碎石的起重机。他那几个短粗的指甲修得极讲究，手上戴一只大钻石戒指。牌局进行着，中间夹着几声短短的叫唤。舒尔茨先生隔一会儿就抬眼看梅根一下，带着一种冷的好奇，其中没有一丝同情使它活起来。显然他不赞成她在这里；不论是什么情形把她弄来的，她都总该有本事避开才是。梅根从他一次慢慢的扫视里分明读出了这个判断，便用同样看得见的轻蔑去迎他的裁断。她反过来也不赞成他在这里。一个中国将军的财政顾问，真是！也许本省的财政之所以被笼在这样的恶名里，他正是一个缘故。她觉得这是一场苦涩的讽刺：将军竟弃了斯特赖克博士那样的人，倒落进了舒尔茨先生的手里。她看见将军带着一丝微笑，在他们两人之间来回看。把他们凑在一处，大概让他觉得有趣；他当然是能够辨出他们之间——尽管共着一种语言——必定横着的那些分别的。他脸上的那份有趣显得那样明白，舒尔茨先生一抬头就看见了。他那双蓝眼睛硬起来，有一刻这一团肉连动都没动，便变得可畏。将军的笑变得心不在焉了。

「嗳，戴维斯小姐，」舒尔茨先生用更友好的腔调说，「我看你是刚到这儿的。」

「可不是。」

「你到中国多久了？」

「只有几天。」

「几天！嗳，发现自己到了这么个地方，这情形可真古怪。」

「是吗？可我相信传教士们时常也会发现自己到了中国人家里。」

「传教士！也许吧。可他们干好多事，是你这样的女士想都想不到的。」

「若你是这个意思，那他们比我勇敢得多。」

「嗳，我的意思不完全是那个。各位加点注，加点注。」

他开始沉沉地、稳稳地发牌。将军靠回椅背上看他，像在看一个为这一晚雇来的变戏法的人。

「我从前在海关，」舒尔茨先生说，「海关的外班。有一回我验一条开往厦门的船，在货舱底下，中国乘客当中，有一个黑头发的姑娘，躺在一个铺位上看一本中文书。那是我一辈子在任何地方见过的最好看的姑娘。她头发梳得溜光，穿着裤子和一件小褂。她的脚大，不过那时候我没留意。我靠在舱壁上死盯着她，可她只顾很仔细地翻她的书页，到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小妞儿，你主人是谁家的？』嗳，她一抬眼我就知道自己弄错了；可我还没来得及走开，她又响又清楚地说：『基督是我的主。』于是我说：『那么请您原谅，』就溜了。可那个姑娘我实在不能赞成——住中国人的舱位，穿中国人的衣服，什么都是。自然是传教的。他们从前总是穿中国衣服、过中国日子。」

「多出奇的一段轶事，」将军说；舒尔茨先生投来的那一记硬眼光，也没能把他脸上那份开心的笑全然赶走，「而这证明：你其实只能被你所熟悉的东西吸引。」

「哦，我懂你的意思，」舒尔茨先生漫不经心地说。「可我还是很宽通的。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长处，同我们一样。」

「我也很宽通，」将军说。「我也乐于赞赏。比方说，眼下我正害牙疼，所以我赞赏你身上那一座耀眼的丰碑，它证明着你那个民族的效能。舒尔茨，我说的是你的牙。」

舒尔茨先生笑了，把那口牙露出来，说：「嗳，那就再喝一杯威士忌苏打吧。治牙疼我知道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苏格兰威士忌。」

「那么你呢，戴维斯小姐，」将军说。「美国的女士平常喝什么？你想要什么？我给你来点香槟好吗？」

「什么都不要，谢谢。也许一杯凉水。」

「还是别喝，」舒尔茨先生说。「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叫人拿我自己喝的开水来。不过你最好试试怀特罗克矿泉水或者培里埃矿泉水。」

「凉水！怀特罗克！」将军说。「伟大的文明就是靠这种东西养出来的吗！」

可梅根把他的话打断了。他这份轻佻叫她不安，虽然她说不很清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舒尔茨先生的在场远不曾把她的处境弄简单，反而好像把它弄复杂了。她不愿让舒尔茨先生觉得他有责任保护她不受什么，因为那会在她同将军的往来上投下一片云。舒尔茨先生在场，使那架平衡必须调得更精细，而将军的喧闹随时可能不留神把它弄翻。

「舒尔茨先生，你在这里住得久吗？」她冷冷地问。

「比你在任何地方住得都久。」他答道。然后他把注意力给了手里的牌。他要的三张牌发给他时，他把牌紧紧地贴在胸前，只挪开一点点，好看见牌边的记号。「是啊，比你在任何地方住得都久，」他又说了一遍，把牌面朝下放在桌上，推上一摞筹码。「我加五十，」他说；跟了将军的三张皇后以后，他说，「嗳，有时候信他们是划得来的。是啊，戴维斯小姐，我把中国摸得很熟。我想他们的坏处我都知道，好处我也都知道。」

「他们的好处有哪些？」

「我们一向会造墙。」将军说，用他纤秀的手指把筹码搂过来。

「啊，是啊，墙。我想是为了把人挡在外头？」

「那可帮了你们大忙了，」舒尔茨先生说。「你们从没把他们挡在外头。你们该做的是在胸脯上长出点毛来。」

「那就能把他们挡在外头了吗！」将军喊道。

梅根对舒尔茨先生觉出一种更彻底的厌恶。它把她对将军有过的任何反感或对立都抹掉了——那反感毕竟大半是身体上的，而且照她想是不要紧的。此刻她为落在这个可怕的舒尔茨手里的他难过，深信他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抵得住这样一种粗暴的俗气。她觉得自己该设法替他挡一挡。舒尔茨先生靠回椅背上，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支粗雪茄。他把它举到鼻下，沉思地闻着。

「中国人最好的一个长处，」他说，「是幽默。而它只在一件事上对他们失效。那就是脸面的事。他们受不了自己的体面被人踩。绝受不了。可他们彼此取笑起来，你从没见过那么个样。将军，是不是这样？哦，这位将军的幽默感在他们里头是最厉害的。待一会儿我给你讲一段小事，说明他取笑别人能取笑到什么地步。」

「我希望，」将军说，「你只讲关于你自己的轶事。再来一段像你无心冒犯你那位女同胞的名节的事迹。」

梅根又下决心把话打断。

「你是将军的财政顾问，是不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舒尔茨先生？」

「意思是我从这个省里能弄出比任何活人都多的钱。眼下我就有九十万两银子装在一节停在岔道上的棚车里，随时可以往任何地方起运。可这并不是说，这钱怎么用，将军就听我的主意。你一点也看不出他听。他留着我，好去做我叫他别做的事。」

「将军，你把钱花在什么上头？我很有兴味知道一个省是怎样治的。九十万两装一节棚车，在我看来是个大数目！」

「那要看你惯的是什么数目，」舒尔茨先生说。「教会可不会把它当多大的数。」

「我花钱的一项，」将军说，「是我的兵工厂。我以它为荣。它是我的心爱之物。你知道，火药是我们远在欧洲知道它之前发明的，可我们只拿它放花炮。眼下形势逼着我造军火；我们造出一种战壕迫击炮，不在欧洲所造的任何一种之下。可要是我这个省有一天太平得够长久，我要把我的时光花在发明和制造最美妙、最奇异的各色花炮上。」

「哼，」舒尔茨先生说，「我才不信。」

「别的你还拿它做什么？」梅根问。

「哦，我想这不会使你有兴味，戴维斯小姐。都很沉闷。养兵，养路，养官署的房子，还有宣传。」

「宣传？」

「是，我岁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那上头。对外的和本地的，尤其是本地的。我只能靠武力和人们对我的好评来治事。这两样我都得买；而我发现好评要贵得多。」

「本地的宣传我倒信得过，」舒尔茨先生说。「散几张传单给兵们。他们看不懂，而凡是能把他们看不懂的消息兜头浇给他们的人，他们都敬重。可对外的这一套宣传就不行了。欧洲和美国没有人在乎一帮中国人在干什么。『别把我们扯进去』——他们就这一句话。不，你搞得过了。够了就是够了。」

「不，」将军说，「你错了；够了很少就是够了。一点小小的余量通常是必要的。」他转向梅根。「戴维斯小姐，你总承认：在你们那样一个几乎人人都能读书的国家，他读到的是真话，这是极要紧的？」

「别逗我笑了，」舒尔茨先生说。「照你那个意思讲的真话，世上就没有这种东西。」

「你能看出我是哪个意思，真是聪明。」将军说。

「我当然聪明，」舒尔茨先生承认。「我说，咱们这是打扑克还是摸彩？来几张大牌吧，各位先生太太，来几张大牌吧？」

他把雪茄头咬下来，吐到屋角里。将军把打火机递过去。李上尉彬彬有礼地做着一副置身局外的样子，啜着热茶，吸出声响来。

「是啊，我想我是够聪明的，」舒尔茨先生说，「可在你旁边我是个小孩子，将军。这我承认。戴维斯小姐，我把刚说的那段小事讲给你听；它能说明我讲将军的幽默感是什么意思。」

他带着他那雪白发亮的笑朝众人看了一圈。他那口牙那样齐整、那样有效能，是生来要把东西嚼成小碎块的。他看去很馋。将军短短地叫了一声，大概是恼，又用那只拿烟的手做了个忽然放弃的手势。梅根很奇怪他竟容这位舒尔茨先生这样说下去。一个受他雇用的人这般无礼，他总有办法处置的。他自己大约算是个专制者；然而他那一瞬间的手势——一个几乎动人的、美的手势——却露出了一个格外容易被厌恶和恐惧所侵的人那隐秘的软弱。

「嗳，事情是这样的，」舒尔茨先生说。「前些时候将军断定国民党在中国这边十成要赢，便想自己最好接下他们私下里几回谈判的提议。可同时这里反对他们的情绪很强，尤其在给他撑腰的那些人里头。他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局面。换了别人，总要把自己能找到的最得力的老政客派出去替他谈。可将军不。万一国民党吃了大败，万一这里家里出了岔子，他要能很快脱身，这是要紧的；而没有一个老头子肯替他当这只替罪羊，明白吗？于是他派了一个年轻人去，是那种有理想的读书人，极好的门第，父亲是他的大朋友，样样都有。这小子去了，一心以为这全是为了中国好。可这里头的毛病是，那些谈判早了。国民党那时候兜不住自己许的话，事情没成。可这孩子对国民党的宗旨热得受不了那桩投靠落空。他开始责怪将军，到处乱说。将军在各方面都开始落了不是，自己那一伙那里不是，国民党那里也不是。人人都知道这孩子从国民党那里拿到了一个出多少钱买他投靠的条件，又知道将军拒了那个条件。照你我看，这件事好像没多少办法可想，因为这孩子的父亲是将军的一个大支持者，又是老朋友。这位李上尉就是那孩子的表亲，据说还是他的知交。据说李也是个读书人。嗳，将军做的是这样：他把那一整套『震骇得说不出话来』的身段做足了，声称这孩子是被邪说裹走了，想自己把东西卖掉。这孩子听见这话，胆就破了，跑了。他对将军好像没有他本该有的那份信心，因为将军根本没打算害他。他的幽默感太足了，不会那么干。」

梅根看将军，可他脸上只有一种合乎习套、而且相当心不在焉的客气的笑。他的心都在牌局上——舒尔茨讲这段话的时候，牌局一直在进行。舒尔茨果然停了一停，长到足够他跟玛丽一手牌；照常输了，便说：

「有意思，可是贵。」然后他看着梅根，接着说：「嗳，他们当然很容易就把这年轻人捉住了。好像他是装成一个拉车的苦力，还给自己弄了一辆全新的车。有一天他躲在一家农舍存菜的小棚里，可他把那车留在外头，兵们一眼就瞧出那车看去太新。于是他们进去了。他抗拒，可他们把他拿住了。将军的高明就在这儿。他把他处死了吗？一点也没有。他若那么干了，人人都要信他是把那孩子卖了，不得不除掉他免得他乱叫，这孩子家里也要向他报仇。不，他让所有的亲族和本省所有的要人劝了一阵，就把他赦了。那样他们就以为他是正派人；而且他还得了一个极大的宽宏的名声。万事妥当。我管这叫幽默。」

梅根很快地看了将军，又看了李上尉。他们一句话也没说。

「李不会说英文。」舒尔茨先生说。

梅根默默坐着。舒尔茨先生说的话她一句也不想信——那分明是个投机冒险的人，一个极可憎的人品。可这故事到底撞上了她的一段记忆：斯特赖克博士曾暗示过将军有行背信之事的本领。她看将军；她记起他刚才做的那个无能为力的手势，便断定他们两个人一定都错了，是被某种或许是外在的必需骗了，而那同将军性格里任何一个固有的部分并不相干。

「那年轻人后来怎样了？」她问；一边对自己说，舒尔茨先生告诉她什么，其实都不要紧。

「哦，他？嗳，他们把他从那农舍里弄出来的时候，他被揍得很惨。有人说他们挑了他的脚筋，这我可不敢说准。反正这也不要紧，因为他自己开枪把自己打死了。他丢了脸面。」

这显然是在硬往上堆恐怖，因此也就证成了她对这整个故事的不信。将军靠了回去，正看着天花板。

「这件事你怎么说？」梅根说。

「我？哟，我说他自然是在撒大谎。他是在设法给你解闷。我以为你会看出来的。」

梅根松了一口气。

「那么这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自然，它底子上有一桩实有的事。可里头的动机，没有一条是说对了的。」

「哦，这是真的，没错，」舒尔茨先生轻轻松松地说。「可着急有什么用呢？我不愿你把将军想坏。他对敌人是狠一点，连对朋友也狠一点；可他相信我们活在这世上就是要从里头捞到能捞的东西。他知道我们只有一辈子可活。人人都在抢那块肥肉，那还不如就由他来抢到。是啊，先生，每一回都把肥肉带回家，这就是将军的哲学。」

「我说，」将军说，「你编造我做过的事，我不在意；可我不许你解释我的哲学。」

将军笑了，不过有点不安。舒尔茨先生也笑了，是他那白牙和清亮眼睛的笑，满是坦白与骄狂。

「哟，我知道你，不是跟知道我自己一样吗？」他质问道。「咱们俩不是好得像一条裤子吗？」

他探过身去，在将军肩上一拍。将军从他跟前缩开，开始发牌；可舒尔茨先生举起两根并拢的手指，在他脸前摇着，表示他的心同将军的心隔得多近。

「你不是什么都告诉我吗？」他接着说。「你要是不告诉，我不是反正知道该上哪儿打听吗？」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舒尔茨先生把两肘支在桌上；牌来了，他把牌边翘起一点，刚够他往底下偷看。

「我当然知道。戴维斯小姐，你想听听我是怎样打听出我要知道的将军的事的吗——就是在他信不过我、不肯自己告诉我的时候？嗳，是这样。我给他的卫队五十块钱。」

梅根看将军，可他好像并不怎么为这消息发窘。也许他觉得他的卫队手里不会有什么很值钱的消息。而且他刚刚拿三条配上了一对。

「你给得太多了。」他说。

「哦，有时候我给得比这还多，」舒尔茨先生说。这一手牌打完，他又说：「是啊，这成了一桩贵买卖。五十不够，哟，我就给这位李上尉二百五十。是啊，先生！要是真有件我非知道不可的事，五百就办得到。五百块鹰洋给李上尉。」

上尉听出自己的名字，便朝桌上探询地看了一圈。将军的脸在他的笑底下好像缩了。

「那李上尉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从他的声调里梅根立刻觉出他是动了气的；舒尔茨先生显然也觉出了。他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

「那你最好问他。」他说。

可将军没有问。他坐着把筹码从一只手数到另一只手，又数回来。他低头看着那些筹码，一只眼睛上头有一根小小的筋看得见地跳着。舒尔茨先生绕过桌子，从将军身后过去时看了玛丽一眼，牙在一笑里闪了一下。

屋角里有一台留声机。他走过去，开了一张唱片。那是《今夜星光灿烂》，卡鲁索唱的。那声音倾泻出来，熟悉而欧洲，梅根吃了一惊。舒尔茨先生站着听了一会儿，然后回来坐下，两肘支在桌上。将军好像也在听。

「这是好音乐吗？」他问。

「不是。」梅根说。

「这才是真货，」舒尔茨先生说，眼里是满足的梦意。「这是这世界有过的最伟大的嗓子。」

「这是情歌吗？」玛丽低声问梅根；可舒尔茨先生听见了，替她答了。

「正是情歌，玛丽。而且烫得很。你该懂的。」

梅根站起来，走到留声机那边去；它靠着一个窗子。窗子开着，一阵小雨落在外头院子的石板上。那株矮黄梅——衙门里好像有人把它摆进了每一间屋子——在它那只深色釉盆里开着，盆放在一张堆满唱片的桌上。梅根弯下去闻它，看见自己穿着黄袍的影子在那釉面上淡淡地映出来。那梅有一股粉末似的花粉气，叫她想起蛾和蝶翅上的粉。那完美的嗓子一直把满屋灌满音调；尽管那曲调是陈腐的，那音调里到底有高贵与魅惑。梅根看着将军，他好像听得很专注；她心里想，这音乐在他身上起的是什么作用。这样单纯地一味唱着欲与死，连他也一定听得出来，哪怕是借着一种他不熟的媒介。他是不是在想玛丽呢？一支中国情歌又会是什么样子？她下午听见的那迎亲的乐声忽然回到她心里来——不是作为记起的声音，而是作为一阵精神的低沉。

将军皱着眉。「你们的好音乐和坏音乐，我分不出，」他说。「上海一家唱片行给我寄目录，我照单子上每隔七个名字订一张。」

梅根慢慢走回来，在玛丽旁边坐下。牌局停了。玛丽两手交叠放在桌上，梅根看见她戴的那几只翡翠戒指。

「多好看。」她说，用手指轻轻碰了一只。

玛丽把两手像扇子一样摊开；将军也探过身来，朝下看玛丽的手。

「你懂翡翠吗？」他问，一边凑近去细看那些戒指。

「我懂它不比你懂音乐多。可它确实叫我有兴味。我想这是一种很深奥的鉴赏，是不是？」

「你喜欢它吗？」他在她看来执意得过了分。「你近些看看。」他说。

玛丽把戒指褪下来，梅根有点难为情地看了。那翡翠是用钻石镶在金圈上的。她不喜欢这镶法。翡翠的颜色深而透明，可它在她心里并不引起什么特别的情绪；她不爱珠宝。

「像这样宝石级的翡翠，值钱同钻石一样，」舒尔茨先生满意地说，「而这些人宁要这个。」

看来连这句话他也是存心要刺人的。梅根要把戒指递回去。

「是的，我看得出它们很美。」她客气地说。

将军忽然抓住她的手，把它牢牢地合在那几只戒指上。

「我要你留着它们，」他说，「它们是你的。」

梅根把他的手甩开，把戒指丢下，像丢几块烧红的炭。

「它们是你的，」将军执意道，「戴上它们，戴着。」

「这简直荒唐，我决不会那样做。我不要它们。」

梅根气得话都说不利落；可那更多是因为他那不容人的碰触和吩咐，不是因为他话里的含意。那一层她还没有意识到。她转头去看玛丽，从她那双直直朝前看、定住了的眼睛里看出她心里极其不安。那年轻的上尉啜了一口茶，吸出声响，放下杯子，很有礼貌地打了个嗝。

「你必须收下，」将军又说。「我向你保证，它们是我的，我给得起。买它们的钱是从我这儿出的。至少人家是这样告诉我的，」他朝他们几个人看了一圈，加上一句定了调的话，「所以现在我把它们给你。」

「这太可憎了！」梅根起身要走；可玛丽忽然伸出她那只纤弱的手，碰了碰她的臂。她手指的那一按里有求告者的急切。

「请你收下。」她低声说。

梅根转过头看她。然后她发出最后一声。

「我收下，」她说，眼睛看着玛丽，不理别人，「可我明天早上就还给你。」

她把戒指松松地攥在一只手里，坐着怒冲冲地朝前瞪着。

舒尔茨先生爆出一阵洪亮悦耳的大笑；玛丽趁着这笑声用中国话对将军说了句什么。他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她便从椅子上滑下来，出了屋子。

门在她身后关上后，梅根说：

「你们两个那样羞辱她，我恨你们两个。那是可憎的。」可她没有看将军，她直直地看着舒尔茨先生。她站了起来。「我现在走了。」

将军猝然把椅子往后推开。他什么也没说，可他看她的那副神情是那样绝望，她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装出来扮丑角、好把她的气解掉的。她惊讶地立着，他便轻轻拉住她的臂，把她按回椅子里去。

「请不要走，」他说。「再抽一支烟，我给你弄点喝的。」

她摇摇头。可她决定：只要还在气头上，就不走。

舒尔茨先生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抽着他的雪茄。然后他把雪茄咬在牙间，开始数筹码。

「玛丽是个好姑娘，」他说，「有规矩，她告诉我她是教会学校里养大的。」他朝梅根挤了挤眼。

「她十分可爱，」梅根冷冰冰地说；「她秀气，安静，端庄，而我很有把握她是好的。」

「嗳，这倒是个新想法！」舒尔茨先生笑道。

「她为什么不该安静、端庄呢？」将军说。「你要明白，她属于一个被接受得那样彻底的阶层，她根本不必抛出任何诱惑的手段。她不必费力。五千年来，一切都已替她做好了。她只要搽胭脂、戴珠宝，按某一种样子行止，五十个世纪的媚术就替她行事了。戴维斯小姐，你总要承认，我们在中国把女人的日子弄得很容易。」

「他可真有一套，是不是？」舒尔茨先生说。「我跟你说过他有幽默。」

梅根把头搁在两手上，把耳朵掩住，好挡掉舒尔茨先生的话。

「我真想走。你们两个讲的这一套我受不了，它那样做作、那样混乱，而且什么意思也没有。我厌了。」

「也许该是我走，」舒尔茨先生说着慢慢站起身来。他把雪茄在烟灰缸里碾熄，一边把梅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他一句话也没有再说，把筹码数完——玛丽的、上尉的、将军的——然后取出纸笔，记了一笔，递给将军。

「明天结账，」他说。「晚安，戴维斯小姐。现在你同将军可以谈一谈心了。」他用一种古怪的轻巧步子踱到门口，又一次转过来看她；一个粗重的人，粗重的短脖子，可他的眼睛是年轻而无礼的。「别忘了你的戒指，戴维斯小姐。」他拖着腔说。

他走了以后，梅根对将军说：「你究竟是怎么弄到他的？」

「哦，」将军带着一种忽然要说知心话的神气说，「他是拿着我一位好朋友的信来找我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什么都会做。西方的买卖门道他通通透透，因为他先后同各式各样的行号打过交道；他虽然并不真是个科班出身的工程师，经验却够了（他在一家做某种石英灯的公司待过，又在一家做收音机的公司待过），所以现在我那座兵工厂是他管着的，而且管得极好。我该说我这个省的富庶，大半要归功于他的效能。我同他很亲。」

「他没有教养，」梅根说，「他没有理想；他是个彻头彻尾不择手段的冒险家。你若更懂西方，一眼就看得出来。不要让他的效能把你的眼睛蒙住。」

「除了效能，他还有两样德性，」将军说，「那两样对我更是缺不得的。他有胆，而且他忠。」

「忠！可他今晚是那样同你说话的，你都听见了！」

「你不懂。他是在把我的注意引到一桩背叛上去。他先是提醒我，我在某些地方多么被人厌恶，可以出多大的价，又该出给谁。他是要把我的疑心聚到一个他不可能直接指控的人身上去。」

「也许是这样。可我还是希望你把他打发掉。他竟代表着你愿从西方接受的一切，这是可悲的。我想不出像你这样一个人会弃了斯特赖克博士而收下舒尔茨先生。斯特赖克博士也有胆，他也忠——」

「可不是对我忠，」将军打断她。「斯特赖克博士最先的忠永远在别处。他大概要说是对他的上帝。而一个把自己献给任何一位神的服事的人，做朋友是靠不住的。」

「在我看来，舒尔茨先生是把自己献给他自己的，从头到尾，永远如此。」

「正是这样。所以他才对我忠。他是个彻底通达理性的人。我是他最好的机会。我的利害就是他的利害。只要这一点不变，我就能绝对指望他。」

「可你自己告诉过我，斯特赖克博士并没有想到把你告给当局去换他的通行证。」

「那个动机不够强。他随时都会为了讨他上帝的欢喜而把我卖掉。分别在于：舒尔茨的忠我能控制。我能叫他永远以服事我为有利。等我再不能做到那一点，我就该料到要失掉他。可斯特赖克博士会做什么，我怎么可能预见！有一回他竟想劝我去救一个年轻人的命，而代价是我自己的命。我不肯，他就转过来反对我了。不，不，西方的东西我所要的，舒尔茨全有。斯特赖克博士一样也没有。」

这几句话的决断使梅根无话可说。将军坐着看她；而梅根——她从来是不局促的——也回看着他，心里想的却不是他，而是那座中国城里的耶稣会教堂，想的是那第一次的尝试：单纯、文雅，甚至有宫廷的气度，要把上帝之道带来。可几百年过去，那尝试在声势上壮大了，自身也复杂到无可比量，而中国——它接受了那么多别的东西——却仍旧不觉得需要那道。它接受了舒尔茨先生。它拒了斯特赖克博士。

梅根叹了口气，仿佛她自己也有份于那场漫长的角力。她看了看表。十一点半了。

「我得走了。我还要再说一句话。你不会对小玛丽太严厉吧？不论李上尉做了什么，我确信她是全然无辜的。我明天就把这几只戒指还给她。除非你愿意自己还？」她试着把戒指递过去，可将军没有答。「嗳，那就我还吧。晚安，严将军。」

她从他跟前过去时，将军站起来鞠了一躬。

「晚安，戴维斯小姐。」

第十七章

梅根睡得很沉；她慢慢从无知觉里出来时，一样一样点着衙门里那些熟悉的声音：公鸡那农家院子式的啼叫，光脚的兵在外院操练时软软的踏地声，电话的铃，还有那个年轻侍从的声音。这些声音已经意味着一套生活的常规。她整个上午躺在床上，近午时向她的阿妈要了一桶热水洗澡。不一会儿她听见苦力挑着水桶来，把水倒进她屋外一个小浴间里那只蛋青色的苏州木澡盆。她听着，心里想每一次隔开的泼水声花了多少人力，又惊异东方生活的简朴。

在将军这座衙门里，她没有见过一点奢靡或富丽的迹象。这所房子显然是为一种随日出而始、随日落而终的生活造的。入夜不久，她听见后面厨房院里一阵麻将牌的响声，是几个仆人在打；可那很快就停了，到十点钟，这衙门便成了一片灯光昏暗、人都睡着的屋子。连打扑克那一桌人也带着一种硬撑着不睡的神气，像被大人留在火车站上不许睡的孩子。

洗完澡，梅根在玛丽那只小梳妆匣前坐下，把头发梳得像上过漆一样光。然后她把匣子和里头的唇膏、眼笔细看了一遍。她试着慢慢在唇上描了一道；再大胆些，用那杏色的淡粉在脸上点了点，又在眼皮上抹了极淡的一点蓝。她的眼睛在一张皮肤发着光、阴影细微透明的脸上惊人地凸显出来；她看出，不论是什么缘故，她变了，有什么东西被提高了、加浓了，她重又是美的了。

她的眼睛碰上了她随手放着的玛丽那几只戒指。她拿起来，更仔细地看那翡翠。它们虽然磨得极光亮，却几乎不把光还回来，倒像是光沉进了它们里头、没了；它们执拗地守着自己那一片完满的绿。梅根把它们套在自己瘦瘦的手指上，这样见到玛丽时，可以随手褪下来放进她手里。她等着再送来点吃的，等着出点什么事——什么事其实都不大要紧——一边讲究地用唇膏抹着嘴唇，看着自己，为自己的模样、也为自己这个动作得意；那动作像一出稳稳的默剧里的一个身段。

午饭来了，吃了，收走了。她抽了五支烟，一边抽一边看手指上的翡翠。然后就无事可做了。她又躺下去，两手垫在脑后。西方的一天满得多么叫人发懵，有多少事要做，又有多么少的时间去做！一位中国太太的一天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无疑是些小小的职事，小小的规矩，关于针线、园子、孩子的话，女人们那永久的操心。玛丽的一天——她做些什么，她想些什么？她怎么可能懂得玛丽会想些什么！可那也一定是简单的，只要人有那把钥匙。只要有什么法子抓住它的意思就好——这在她四周絮响着的生活，一支单调的曲子，音与音之间疏得隔出许多年来。

而好像有三个音是主音：简朴，同一，稳当。多久以前，这些人就不可挽回地定下了：从他们周围的世界里，从土里的宝石和生长的东西里，从江河、季候、男人和女人身上，究竟要取出什么、取出多少？多久以前，他们就把种种礼数聚拢起来，把一个人在众人之中的关系立成一套格式化的常规——在那常规里，每个人的体面都像琥珀里的一只苍蝇一样被完好地保住了？他们怎么能毫不出错地知道：什么样脆弱的诗的结晶、什么样厚重起伏的形与色，能满足他们的口味？他们又怎么把自己的口味一劳永逸地弄得再不会餍足？也许是靠把一切力气都朝着立定太平去用——地上的太平和心里的太平；靠为了体统而拒绝行动；靠把礼节放在爱之上；靠不理平等与自由，好让最好的东西得以培养；并且靠拒绝被人从他们那顺受的对生命的观照里，诱到狂喜与奋求的凶险中去。

「我不知道我把他们看对了没有，」梅根想，「而且人是不是该把这样庞大的一群当作一个同质的整体来看。他们中间当然容得下比这多得多的参差。而且他们有那么多人已经被另一个世界的接触袭过了，那个圈子有些地方已经破开。将军在欧洲待过好几年。他英文说得极好；一个人说一种在一切形式上都同自己的语言如此不同的语言，而思想竟不经一些改动，那应当是不可能的。单把那语言拿出来看，也可以想象它像一块酵饼一样活跃。而且他心里是不安的。他的毛病正在这里：他被搅动了，搅动到我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步。难怪他本能地尽力抵抗，盲目地击打，做些傻气的手势，一碰上什么现成的公式就躲进去。可怜的将军！

「而他又多么可亲！」

第十八章

她窗外响起一声尖利的口哨，那是一种同卡鲁索的歌声一样不会听错的欧洲的声音。梅根知道那一定是舒尔茨先生。她等到哨声又响了一次、而且更急，才不情愿地起来。她从窗子朝下看舒尔茨先生，见他站在底下，穿一条灯笼马裤，配淡色格子的高尔夫长袜和讲究的粗革皮鞋。他抬头看她时，眼里的神情明显地软了下来；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脸上还带着玛丽的那套妆，而舒尔茨先生不知其所以然，只觉得她比前一晚更好看，他是被这变化打动了。虽然她认为他的赞赏于她是全然无所谓的，她心里对他却生出了某种和善，一种她说不出来由的宽容。

「早上好，戴维斯小姐。」

「早上好，舒尔茨先生。你要上哪儿去？」

「我要去办将军一桩急事，又不愿让你一整天一个人待在这里。不是说大多情形你照料不了自己，可城里那边的事情不太妙。比方说，要是玛丽再想带你出去买东西，像昨天那样，你最好别去。」

「城里没有在打吧？」

「没打，可也许正在预备打。戴维斯小姐，说来好笑，可一碰到钱的事，我好像有一种第六感。我单凭上百条别人几乎不会留意的小迹象就看得出：这一两天里，那座城里放出来的钱多得吓人。那钱不是从将军这儿出的，那就是说共产党弄到了钱；他们既弄到了钱，十成就是俄国人的钱。戴维斯小姐，没有人单为了改良人类就散钱出去的。那是要换东西的，而这看去不妙。」

「我想你的意思是，有人出钱叫共产党把将军赶走。」

「看去他们是要试一试了。」

「你不能出更多的钱叫他们别试吗？」

「天哪，戴维斯小姐，你这话说得像个中国人！」舒尔茨先生笑了。

「哦，我不是正经说的，」梅根笑着说。「这是顺口溜出来的。不过这倒好像也有道理，是不是？」

「有道理，只是那样就没有个完了。不，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兵工厂本来就该是为这个的，这样我们才不必在贿赂上花那么多。我们发现到头来养军队便宜些。唯一的麻烦是：他们要是肯花那么多，军队他们也能买。」

「可军队难道没有忠心吗？」

「哦，戴维斯小姐，你不能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军队去想。他们没有信念，他们是雇来的兵。只要有米吃、有一点东西抢，谁管着他们他们都不在乎。」

「那么该做的事就是给他们那些信念，是不是？叫他们觉得将军就是那个能给他们带来富庶、秩序和公道的人，而他只有靠他们的忠心才做得到。」

「宣传？是啊，这我们也做。可是戴维斯小姐，要在一些五千年没有过一个新念头的人心里按进一样新东西，是难得可怕的。」

「我想是难。」

春天的空气有一种使人乏力的柔软。梅根把头靠在窗的一侧，抬头看那濛濛的天上偶尔开出的几道蓝的裂缝。舒尔茨先生靠着墙，抬头看梅根。

「李上尉不就是共产党里的人吗？」她问。

「我们认为他是。我们认为他一直在把将军卖掉。」

「那为什么还留着他？」

「我想算是个人质吧。他家里势力很大，照说是将军的朋友，可这种事谁也说不准。再说他在这里也闹不出多大的害。」

梅根本要说一句「那玛丽呢？」可她没有说。虽然舒尔茨先生在不是明显而直接地影响将军的时候，她觉得他还相当受得了，可她不愿同他谈玛丽。她觉得自己被一种说不清的忠所约着——对玛丽，对将军。将军说过，舒尔茨先生是被道理和利害约着的。她觉得同他谈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合适。

「嗳，不必为我操心，」她说。「我今天一整天都会好好地躲开祸事！」

「好咧，」舒尔茨先生说，「你也什么都别操心。万一忽然出了事，我把送你回上海的事都安排好了。要是没出事，我也还是安排好了，过几天就把你送回去。我不愿你同这些人待在这里。将军是挺好的一条汉子，可他毕竟是中国人，而他在女人上的名声也不怎么好。至于玛丽，她不是你这样一位女士该结交的那一种。」

梅根笑了。「原来你也有你的体统之见！」

「我当然有，」舒尔茨先生颇有些气恼地说。他把身子挺直，戴上帽子。「嗳，我得赶紧走了，」他说，「天黑前回来。回头见，戴维斯小姐。」

「回头见，舒尔茨先生。」

第十九章

他刚走，梅根就听见自己门上一声胆怯的敲打。她应了一声，可没有人进来，她便自己去开门。玛丽立在外头，穿着她那件小毛领外套，手里拿着一只蓝色的绣花袋子。她站得十分僵硬，捧着那袋子，朝梅根露出一个那样紧张而空洞的客气的笑，梅根便把一条臂膀安抚地搭在她肩上，把她拉进屋来。玛丽从她手下微微缩了一下；梅根把门在她身后关上、再转向她时，便没有重做那个动作，只挥了挥手请玛丽在桌边坐下。

「你来了我真高兴，」她说。「我一上午都盼你来，可又不知道怎样给你传个话。」

玛丽在椅子边上坐下，眼睛盯住了屋子的一角。

「是的，」她说，「我是来向你辞行的。我过一会儿就走。」

「走！我亲爱的孩子，这不可能吧？」她不愿问是不是将军把她打发走。

玛丽点了点头。

梅根坐着端量她。她对玛丽只有宽容；她的想象又回到那一瞬间在一道阳光里看见的两张精致的、画过的脸。她不能为她从这样一桩大可置疑的本分上失足而责她。这样一种爱——尽管它违着社会——其中有某种太神圣、不能被法所束的东西：这种感觉在西方是很强的；在那里，个人的权利有着超乎一切的重要，而社会好像是为人的好处造的，不是人为社会的好处造的。梅根的传统里和她的经验里，都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她对玛丽——这个背叛者——责得太苛。

「嗳，」她说，「到头来这也许是最好的事。你在这里本来不可能幸福。我从头一回起就想对你说：要是我能在任何事上帮你，我一定帮。现在我确信我能。等我回了上海，你一定要到我这儿来。到时候我们可以筹划什么对你最好、什么能叫你幸福。」

玛丽抬起头来，在她那两道完美的眉毛之间聚起一点困惑的皱。

「是啊，我告诉过你我要在上海结婚，也许我在那里就有个家了。可不论我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我会照看你。这一层你一点也不必担心。你可以同我住着，直到你选定你要过的那一种生活。如今女人可做的职业那么多，连在中国也是。她们再不必做荒唐的习俗的奴隶；而你也不该觉得这一段经历把你的一切都断了。全不是那样。你要在一个新世界里从头开始，还有一个真的朋友帮你。玛丽，因为我要你把我当作你的朋友。你肯吗？」

言语的不中用，变得几乎叫梅根害怕。她想朝玛丽倾出去的那些情意与援手，到了口上只成了一些仿佛一踩就弯的句子，她在里头瞎扑腾。可她觉得玛丽总该觉出她这份心意的暖。

「你很好心。」玛丽说。

「我想，」梅根说，「你的针线一定很精，能做出我在上海看见的那些迷人的绣活。还有你说你会打字。那也许是一样你愿意接着做下去的事。而且你英文说得这样好，我想我们能给你找到很有意思的秘书的活儿。」

玛丽又朝那一角看去，唇上卷起一个笑，一个胆怯的笑，可里头有一点嘲讽的影子。梅根停住了，因为她没法再不理这个事实：玛丽这个人站在那里，是一件纯然的装饰，生来只为给人悦目。她又想起李上尉，心里一松。

「李上尉是基督徒吗？」她问——倒不是觉得这有多可能，只是作为把他引进话题的法子。

「哦，不是，」玛丽说，又添了一句，「他是个读书人。」

梅根没有理这一刺——如果那真是一刺的话——而是想了一会儿：究竟该怎样把李上尉作为玛丽未来的出路提出来。她一想，便发现他是个比她起初所以为的更微妙的难题。

「我想你是要再见李上尉的吧，」她迟疑着说。「你是要——就是说，你会——嗳，你还会再见他吗？」

她刚替玛丽一挥手把姨太太这桩荒唐的习俗废了，此刻却又不确定该把她安在哪里。同那位年轻上尉成婚，好像并不是那个必然的出路。她发现他越来越不好谈。

「我不知道。」玛丽说。

「可他知道你被打发走了，是不是？」

「他会看见我不在这里。」玛丽通情达理地说。

「那么他一定明白你有了难处，明白他的行事使你落到被将军误解的地步。我信将军甚至以为是你把他的消息给了李上尉。我确信他是这样信的。舒尔茨先生当着我们大家几乎是明说了。」

玛丽的眉毛尖尖地一收。

「可我先前说过，别让这件事太扰着你，」梅根忙忙地说。「只要我们能好好想想该为你做什么最好，一切都会弄好的。我们不要慌着动。你说李上尉是个读书人。他出在一个有势力的人家，我希望他是个有操守、品性好的年轻人。他是吗？」

玛丽没有答；梅根这才明白，自己在急着要帮忙、又慌乱的当中，已经远远跨过了玛丽好像认定该在她们之间存在的那道线。她停住，焦虑地看玛丽的脸。那脸是全然空白的。她坐着，两手交叠在那只蓝绣花袋子上，把它按在自己胃口上。她靠在那上头，像要借个力。梅根看出那袋子里装着一只热水袋，顶上露出一圈小小的红橡皮颈子和镍的塞子。她忽然为这一配对笑了。玛丽是多么一个孩子！她又一次清清楚楚地觉得：她固然必须把她当孩子待，有耐心，甚至宽纵，可她也必须对她拿出坚决来。

「玛丽，」她直截地说，「将军为什么要把你打发走？」

玛丽忽然显得像要病了。她把两肩收紧，朝前蜷在她那只热水袋上。她看去像一只被运到了不宜的气候里的小小的贵重的鸟。

「将军要把我打发走，」她说，「是因为舒尔茨先生告诉他，说我把将军的消息给了李上尉，从他那里拿了钱。」

她抬眼看梅根，又露出那个拘着的、合乎礼数的笑；梅根知道那笑是要把她唤回到缄默上去的。可她不理它。

「将军为什么信舒尔茨先生？」

玛丽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答道：

「将军信他，是因为他自己对我并不宽厚。他以为我要钱。我母亲和我祖父母住在苏州。」她又添了一句，梅根几乎听不清那几个字，「他们很穷。」

有一刻梅根动了心，想把玛丽行事的责任挪一部分给孝道。那样会更像中国。可玛丽的动机此刻对她其实不要紧了；那些动机好像只是她这一生那场笼统的浪漫的错误里分不出来的一部分。此刻要紧的是：玛丽要把自己交到她手里，把她自己和她那些小小的曲折统统托付给她，好让她救她。

「玛丽，」她追问道，「你真的卖过将军的消息吗？」

玛丽的眼睛里有那样一种退避的神情，仿佛她的脸从水里往下沉去；随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膝上。可梅根毫不留情地逼了上去。

「告诉我。你做过什么，于我毫无分别。就算你把他卖了十回，我对你的感情也不会变。我能明白你也许是被逼到那一步的。我只想帮你。我要为你做我能做的一切。我得叫将军照我这样看：你从来没有得过一个公道的机会，你是个孩子，对是非懂得不比一个孩子多，他该宽恕你，该尽他所能帮你。他在同你的关系上也有过错，所以他更该乐意宽恕。可玛丽，你要明白，你不把真话告诉我，我就没法对他说。你试着告诉我。我说了这不要紧，可你总得告诉我。哟，玛丽，你不知道我多么想做你的朋友。」

玛丽没有抬头。梅根看见她那张被缩短了的脸，而她的额头是一个执拗的穹顶。她的眉毛略抬了一下，却不作答；梅根也没法再说下去了，一点被人听懂的把握都没有。她此刻一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一种分明的恼恨悄悄爬上她心里——恼玛丽不肯受她的宽厚。玛丽的每一分力气都用在维持那种于她的自尊、或者也许只是她的虚荣所必需的、说不清的平衡上，哪怕要豁出命去。

她们默默坐着；玛丽放了心，抬起头来，此刻带着客气的探问朝梅根看，等她接着说下去。梅根真希望她确实是个孩子，可以结结实实赏她一记耳光。她想起了那几只戒指。

「你的翡翠在我这里，」她说。「我本想给你送去，可我想等自己见了你再说更稳当些。我把它们戴上了，好保准随时拿得出来。」

她把戒指褪下来递给玛丽。玛丽毫不迟疑地接了，可并不戴上。她看着它们躺在自己掌心里，梅根觉得她是在拿定主意要为它们说句什么。

「你对我说过，」她最后说，「说你很愿意帮我一件事。你真是那个意思吗？」

「哟，我当然是。我刚刚才说过我愿为你做任何事。」

「那么我要请你替我把这几只戒指寄给我父母。他们是老人，又穷。他们住在苏州。我已经给你写下来了。」她伸手到外套里头，抽出一张写着几个汉字的纸条。「你在上海那几位在中国住了那么久的朋友，会知道怎样往那里寄包裹。或者那天夜里到将军那里去的斯特赖克博士。他是个极出众的人，」她又添道，显然是想拿赞他来讨梅根的喜欢。「我小时候在苏州就认得他。他会告诉你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她把戒指递回来，有一刻她的手指搁在梅根温暖的掌心上，像几只冰凉的小贝壳。

「你发冷呢，」梅根喊道，「你不能这样出去。我给你叫点热茶来。」

「不，不，什么也不要叫。我早就该走了，我其实并不冷。这些春天的日子有时候是有点凉。你瞧，我带了我的热水袋来。」

她碰了碰那只蓝绣花袋子；梅根又一次为那装饰与实用的配对笑了。可她抬眼时，撞见玛丽眼里一道没有遮住的、狂乱的恐惧的光。整整一刻，那光不受控制地在她面前颤着，梅根惊愕地回瞪着。

「我亲爱的孩子，」她喊道，「你病了，你根本不能走。留在这儿同我在一起。我总能想法子安排。」

「不，不，」玛丽说，「那不可能。」

她用一个指头在眉毛上抹过去，好把脸上的安详恢复起来。梅根几乎不能信自己看见过那一道光。

「我没有病。我是累了；就是这样。」

她站起来，把外套合上。梅根也站起来，一时冲动地拉住她的手，把她那微微抗着的身子拉到窗前。

「别忘了我对你说的话都是真心的。我是你的朋友，我在这里是要帮你的。」

玛丽让自己的手毫无回应地搁在梅根手里，可她把脸朝她转过来，那一时好像带着一种模糊的期待。

「也别忘了，」梅根说，情感使她的声音有点哑，「你还有另一位朋友，他是一直同你在一起的。教会学校里他们没有把他这几句话告诉过你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是的，这我记得，」玛丽说。「我有一回把它绣在一幅轴子上，他们装了框挂在墙上。可我总觉得它不是真的。他许下那话是两千年前的事，这世上的幸与不幸从那时起并没有变。不，不幸还是贫、病、死和离别；幸还是围着饭碗的朋友，是得了财与名，是生下的儿子。这些东西还是一样。他其实并没有把这世界改了。我想他同任何别的人一样，只是说了几句客套话。」

「可他不是人，玛丽，他是神。而且你错了；千千万万人听了他的话，他的爱把半个人类的一生都变了样。」

「是吗？」玛丽转开身去。一片失望的影子从她脸上过去。不论她原来期望的是什么，她显然并没有得着。她慢慢走到门口；到了门口，梅根双手扶住她的肩，忽然用一种笨拙的女学生的样子在她两颊上各亲了一下。她感到那两块钝钝的小颧骨，嗅到玛丽年轻皮肤的香气——那香气奇怪地像上好的旧羊皮纸的气味；可她看她时，看出这一番亲近并没有把她们拉得更近一点。

玛丽走后，她站着想：自己本可以说什么、做什么，才会更管用。玛丽那几根抓着热水袋颈子的手指的记忆，刺在她心上。她甩不掉这个念头：玛丽来找她，是盼着某样很确切的东西，而她并没有得到。可玛丽还要什么呢？她是来寻一个确证，还是寻一个新的公式，还是只要一点可安慰的仪式？抑或她也盼着那个神迹，而这一回神迹并没有来？

第二十章

她还站在那里，心里又冷又灰，想着自己的事；侍从进来，带了将军一张字条，请她同他一道坐车出去。她当即决定要去，要在谈话里抓一个合适的口子，同他说玛丽的事。那至少可以把任何眼下的、身体上的危险免掉。她不知道一个中国将军惩治一个不贞的姨太太究竟会走到哪一步，可料到连骤死也不是不可能。然而玛丽的死并不太使她担心。一想到要同将军交锋，她那份冷和那份灰就都不见了。

她很振奋地发觉：自己现在有了一个确切的题目可以据以向他进攻，一个就其人情的含意而言完全令人满足的题目——他为玛丽的背弃所要感到的那份痛与苦，恰恰使他对她的宽恕更有价值。而这也是一个大尺度上的题目，因为它要求他毫无保留地弃掉他那套贫瘠的伦理。一句话，她若能逼他接受这一桩，便同时逼他不可挽回地接受了上帝之道的本质。

她在衙门前同他会了面，又一次上了那辆车——她依稀记得自己是坐这辆车从车站来的。车里装备得极讲究，有绿珐琅的梳妆匣和烟具，窗上挂着绒线流苏。两个穿灰衣、佩毛瑟枪的兵站在踏板上随车。他们默默地开着，梅根看那湖，看湖上一簇簇暗暗串在一起的岛。有一层薄雾，有些树的新叶泛着红，几乎像秋天初上的铜色；一切颜色都压得低，空气是乳白的，这风景本要带上一层晚秋的忧郁，若不是有几株果树开着花，鲜得刺人。他们转进山里，在一座大门前停下。

「你愿意下车吗？」将军问。「这座庙很有意思。我想给你看看。」

他们顺着一条大樟树的夹道往上走，在一座古怪的石堆前向左折去；那石堆被水琢得坑坑洼洼、玲玲珑珑。凹处刻着半浮雕的佛与菩萨。将军带她进了石中狭窄的洞和过道，那里水在滴着，壁上一张张浅浮雕的、朦朦的印度面孔朝下看着。

「可这不可能是中国的！」她喊道。

这地方有一种逼近、一种隐秘，而那些面孔有一种情感的生气，在她看来不像是中国的。

「创建这座庙的和尚是从印度来的。这座山让他想起印度，所以他把它叫作『飞来峰』。」

他们再往林子深处走，过了几道清水的小溪，溪底铺着磨光的卵石，偶尔有一座秀气的亭子探在上面。石头之间还有更多的刻像。溪对面一道石台上，在一片枝条的图样后头，有一尊像特别吸引她。梅根站住了看，将军便提议歇一会儿。为了把那尊佛看得没有遮挡，梅根在一块光滑的矮石上坐下，将军坐在她旁边。他递给她一支烟，梅根接了，两肘支在膝上，下巴搁在指节上坐着，这会儿全然自在了。将军轻轻抽着烟，在吸与吸之间看她。梅根抽着烟，一心在那尊刻在石上的像上。太阳出来了，几片叶影在它上面晃，把线条和面都打碎了。它身上——如同那些刻在洞里的面孔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显得不十分中国呢？那是一张安详的脸，眼皮垂着，像一个睡着的人；可人觉得这人是在做梦，而在他的梦里他知道一切失落的乐园——在那里爱是律法，是始也是终。中国人不做这样的梦。即便在佛教短短得势的那一段里，他们对这些灵的沉醉仍旧暗暗地、深深地无所谓、无所感；佛教过去了，留下他们安然无扰，仿佛只是它的影子在他们身上掠过。

梅根此刻的敏感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点上，她觉得将军看着她，多少知道她在想什么，而且觉得他在略带讥讽地笑，在心里对她说：「你看，有什么是我们能毫无所动地活过来的。而你又怎么能指望把我们改了？」她听见他里头的笑，同那笑一起还有几百个细小的声音的笑，尖而薄，像蝉的音，从树上、水里、土里、灶火里四面升起来——那是小神们的声音，中国那些从未被弃的古老的神的声音，永远使一个民族满足：那民族的一切观照都以地与天为界，而这些神用他们那家常的诗意、他们的仪节、他们的法术，灌满了那民族的厨房、市集、田地、庙宇和园子。将军同他们一起笑，而他们——在胜利里有点老耄了——也同将军一起笑。

「你叫我想到这样古怪的事情。」梅根出声说。

「我知道，」他答道。「你是在想：我们活过来的宗教的入侵，你们并不是第一次。而且你也许还在想：你们能不能比别人多为我们做一点——是的，哪怕把你们愿意连带送出来的一切都算上：煤油、军火，以及上千件同类的货品，像烟盒里夹的赠券一样塞在里头，攒够多少张就能换六只镀银汤匙。」

可梅根并不觉得他说得刻毒。他看着她，笑得纯是打趣。

「你真爱拿我们取笑，是不是？」她说。「可你取笑完了，总得承认：我们所求的东西，比一辈子惬意的人情往来值得多。因为那就是你的理想，不是吗？」

「可是戴维斯小姐，一个人一生最要紧的事就是他的人情往来！在中国一切都建在那上头，这是真的。我们有一种和谐与恰当的比例的感觉，是你永不能懂的。在一个人对他神祇的本分上，我们留给他相当大的选择。那只关他自己。在文章和艺术上，许他选的就少些：趣味或判断上的错误对别人的影响要大些。可在他对那些倚仗他的人、和他所倚仗的人的本分上，那些本分该是什么，早在很久以前就定下了；从那以后，从没有许过任何选择。我们的毛病在于我们可以说是近视。超出一定的半径，我们就看不清。比方说，我们的艺术品很少有要人远看的。所以切近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容易显得更要紧，远些的就不那么要紧。在我们这里，结果似乎是：一个人对他父亲的关系差不多是完美的，对他国家的关系则是他方便做到哪儿就做到哪儿。」

将军拾起几粒卵石，一粒一粒丢进溪里；然后他丢得远了些，直到一粒打中了一尊坐像的膝头。这是梅根见他做的第一个不像是某种隐秘的紧张的表达的动作——虽然他一切的动作都是文雅的。

「现在我把我们的目的告诉你了，你告诉我你所懂得的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看看我是不是觉得它比一辈子惬意的人情往来高明得多。」

「你把事情讲得比我好得多，我不知道我说得出来说不出来。」

她想了一会儿。

「我想，」她说，「我们的理想全在基督的话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接着是，『要爱人如己。』他自己说，这就是全部的律法。」

「爱人如己，在我一向觉得是一条极可憎的训令。我只能说，你们平常并不遵行它。你个人也许遵行，可你是出奇地诚实的。在你这里，要紧的事好像是某一种宽厚。你愿意（这一层你得原谅我，戴维斯小姐）慷别人之慨去宽厚。多数人不愿。你们那条教义若真遵行起来，会导出一种无法想象的乱局。它可能是这世上出现过的、对整个人类最危险的学说。幸运的——也许是必然的——是它被一些赋有一套想法、一套活法的本事的民族接受了。理想。是的。在他们那里，理想自足就够了。他们用一只手把它举起来，像举起一只大水晶球，对别人说：『瞧，这就是我所向往的。我多么美啊！』而他们用另一只手悄悄掏那位赞叹的听众的钱袋。」

梅根大笑起来，一半是笑他说这话时眉毛那滑稽的一歪，和那只手精细地掏一只看不见的口袋的那个鬼鬼祟祟的动作。

「拿一个人办成了什么去评断他，是不公道的，」她说。「你那套人情往来的学说，你自己也承认，并没有办得完美。」

「不，没有。可单作为一条行为的理想来讲，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该去爱一个坐在我门外的老乞丐——他天生是个无赖，而且害着令人作恶的象腿病？」

梅根冒着说不到点子上的险，决定正经答他。可那样答颇费些力气，而她说话时一点也没有她对玛丽说话时那股热。

「哟，当然是为了帮他。我信人只有借着爱才能得救。而你那乞丐必须得救，必须觉悟他也是上帝的造物。」

「可他早就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造物。而我救不了他。象腿病治不好，老也治不好；我信连无赖也治不好。」

「真是！」梅根笑了，不再正经，「你几乎叫我对你绝望了。那么你认为你同那乞丐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

「当然存在。不过那关系很简单。我对他的，是把他赖以活命的钱丢给他。他对我的，是为我的施与而有一份活活的感激。这样我们两个都满意了。可我若去爱他，那对他同对我一样是可怕的。而且，你一旦在这上头执意起来，我必须去爱的东西就真没有界限了。你最后会非要我去爱一些我连说都说不出口的东西。」

「你这是把它推到荒唐上去，那不公道。你只告诉我一件事。你把自己叫作共产党，是不是？」

「不，不，」将军抗议道。

「嗳，那么共和派。你门口的一个乞丐，同那幅图景合得上吗？」

「哦，政治！」将军耸了耸肩，用手指做了个小小的半转，把政治像一撮灰一样撇开。「人人总得有个标签。差不多什么标签都行。」

梅根懒得再说下去。从那片林子、从那些刻在石上的像那里升起的美，仿佛像细烟一样在她脑子里盘绕。他们不说话地坐了好一会儿，然后不言而喻地一同站起来，再往前走，走到那座庙前；庙里一尊巨大的木佛，头顶着屋顶。僧人们在唱念，声音定在一个低音上，一会儿升一会儿降，像天主教的晚祷。有一个人隔一会儿敲一下一只蒙着的小鼓。一个年轻的小沙弥给他们端来茶，他们在靠庙墙的一条木凳上喝了。随后他们逛进一间满是灰土的殿堂，里头一列列镀金的罗汉立在幽暗中。可这庙里——那尊大佛、那些罗汉——都没有多少美；梅根的眼睛又回到外头那座山上，那山毛茸茸地长着竹子，一个个坟堆鼓着。软白的云歇在山上。这庙全然没有她已经在林子里找着的那样东西：一种神秘感。

他们慢慢走回等着的车上；车开着的时候，将军指着湖里一座岛。

「明天我若有空，我们一定要去那座岛。那里一池又一池的荷花，中间有红色的堤道穿过。我会叫人禁止任何游人整天登岛，我们就在一座亭子里安安静静地喝茶。你会以为自己是在古中国——不是庙宇的中国，是园林的中国。」

「多可爱的说法！」她又低声念了一遍。「『园林的中国！』你不要以为，」她梦呓似地说，「我不懂你们的生活在它最好的时候有过什么样的魅力。实情是我几乎不敢去想它。它最淡的一丝香气都能把任何想象勾走。」

梅根朝将军指的那座岛看去，想着一座红亭子悬在一池池静静的荷花上；她又忽然想到将军要为她斟的那杯茶，仿佛有偷走人灵魂的力量。一阵轻微的震动，像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仿佛警诫地在她的神经里颤过去。她转过头好奇地看将军。他平平淡淡地、有点心不在焉地回看她。也许他也在想那座亭子。梅根的眉毛皱了起来。

「可那种生活的毛病是，」她严厉地说，「享到它的人太少太少了。你们那数不清的千万人里，知道过它的只有那么小的一点。」

「那又有什么分别呢？它的品质无疑是那样，只有极少的几个人能赏得了。谁要一个会让你那位害象腿病的乞丐觉得满意的文明？可是戴维斯小姐，你同自己的快乐这个念头挣扎得多厉害啊！你的打算是把它散到全世界去，同全人类分。在你这样一个无可比拟的出众的人身上看见这个，我很意外。你难道不知道，快乐越是集中就越是锐利吗？我有时候觉得，快乐被一个人独自尝到的时候才是最好的。」

「你是个糟糕的共和派。你的想法你不敢对许多人承认，是不是？」

「几乎对谁都不敢。我知道我是个糟糕的共和派。等到中国真需要一个好的共和派的时候，我就垮了。」

「那么这一切变动你都恨吗？」

「不全恨。」他朝她笑了。「有时候从里头好像会生出某些新的组合，使所失的值得失。」

梅根喊道：「你总不至于是在说风月的奉承话吧？」

「为什么不是？你真太不给人面子了！你以为我们从来不曾对女人说过风月的奉承话吗？」

「嗳，」梅根带着一点拘束笑道，「我不知怎么从来只把一位中国君子想成是被母亲压着、对妻子专横的。不过我想这是个荒唐的不公道。你们一定有过一代一代有美貌、有才情、当然也有德的女人。再说在现代的中国——我想你该很受用于受过教育的女人身上必定有了的那些惊人的变化。」

梅根意识到：他们那样忽然地、毫不费力地达到的那份同道之感，一提起女人便不见了。他们又回到了起初那种不自在的立足上。为什么？是因为这样一种同道之感在根子上对他是不自然的，还是因为她又想起了玛丽？她忽然心里一疼，便硬把玛丽推到自己心里最前面。她对自己说：他对玛丽的责任不了结，他们之间就永不可能有真的友谊。她决然地说：

「就连那些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只要看看她们的脸，就看得出有多少人性情好、幽默感敏。」

他朝她低了低头。

「我代她们谢你。」

「比方说玛丽，」她执意道，「我觉得她身上有各样的可能。」

将军没有答。他朝窗子转过去半边身子。

「我很喜欢她了。她在我看来是个暂时多多少少迷了路的孩子。你知道，她不过是个孩子。」

可将军显然是要把她的话挡住。他不答；梅根便一阵热一阵冷——一面想逼他说出点他的打算来，一面又怕他只会一直叫人摸不着。她从他那边转开，看见山上有那座塔，顶上长出一簇簇叶子，勾在一片白云上。那让她想起将军关于园林的中国的那句话，她便为他们那份投合的幻觉这样快就要失掉而懊惜。她想，人在帮人的时候，是要舍掉他们许多魅力的，有时候甚至是自愿把它毁掉。她容自己为这件非如此不可的事痛了最后一下；而正因为这一点软弱，她更加执意、更加热烈地回到她的决心上去：要让将军正面对玛丽这件事。可她还没来得及再开口，将军对她说：

「请我们再不要谈玛丽。我敬重你对她的感情，可她半点也不值得。你不懂。」

他是用他那相当古怪的高声说的——她心里把那叫作他的官腔的声音；而他这一申斥给她的热情加上了最后一鞭。她看见车已经到了衙门的门口，正在减速要停。

「可我是懂的，」她喊道，「我懂。请不要在这儿停，再往前开一点。我得同你谈谈。」

将军茫然地看她；惊讶好像总要一时把他的主动瘫掉。然后他朝前探身对司机说了句话。车沿路慢慢走起来。梅根试着有一会儿想清楚要对他说什么，可想不清，便决意把一切托给一股感情的涌来。

「你同我永不会成为朋友，」她说，「除非我们把玛丽这件事了结。它简直像我们之间的一道墙。我必须叫你照我这样看它。我必须叫你感到你对玛丽的责任。她是个倚仗着你的生灵，比你的聪明少得那样多，那样单纯，那样不曲折，在你旁边简直像个孩子。你要对她做什么都做得到，要把她弄成什么样差不多都弄得成。你的责任简直是无限的。你觉得她骗了你，把你的消息卖给了你的仇人，也许对你还不贞。这都是可怕的；若是真的，你去把她压碎，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她大概也无力阻止你。我要你把这一切都想一想，然后宽恕她。我并不确知你对她是什么样的感情。我是说，你究竟爱不爱她——像——嗳，像一个情人那样。可那不要紧。」

梅根虽这样说，却看出恰恰相反，这是极要紧的，也许正是一切的钥匙；于是她的进攻略换了方向。「我要你看见这样一件事的美：把爱给出去，而那爱并不被回报、并不被当得起，甚至并不被懂得。任何人在确知爱会被回报的地方，都能把爱给出去。那也许根本不是爱。可把它给出去而不想回报、不想当得起、甚至不想感激，这平常是上帝的特权。此刻这是你的特权。」

梅根焦虑地看他，要在他身上看出她这些话看得见的作用；在他的侧脸和垂下的眼睛上看不出什么，她便说得更热更贴近他个人了。

「哦，将军，你有这一切，而你有的是这样多——是的，我是领会你真正的出众的——看见你对自己身上的那些可能视而不见，我心里是痛的。你总把自己想成一个人。把自己想成上帝之爱的一个孩子。把玛丽想成同一个爱的一个孩子。是的，把我也想成那样，我们都是他的造物。那样我们之间就没有隔墙了。做我求你做的这件事。若必须的话，你哪怕盲目地去做；我向你许诺——我是这样有把握——我向你许诺：你会头一次知道幸福是什么。你会知道——」

她忽然说不出话来，便转过头去掩住涌到眼里的泪。她用指尖把泪抹掉，把头靠在玻璃上，一波一波地感到她许给将军的那种欢腾的幸福。

将军没有说话，连头也没有转；过了一会儿，梅根开始觉出他这沉默里有一种难堪。她已经被带得远远越出了规定的界，于是她究竟是光荣地站得住理，还是只是可笑，此刻好像全悬在他身上的结果上。

「请回去吧。」她声音不稳地说。

将军朝前探身下了令。车停住，转了个弯，朝衙门开回去。他们没有再说话。梅根不敢再添一个字。他的沉默持续下去，她便越发确信自己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而且她说的那些是站得住理的。

到了衙门门口，踏板上的卫兵跳下来，把车门拉开，一边一个立正站着。将军下了车，伸手来扶梅根下来。她仍旧不愿看他，便只看他的手。她第一次看见那只手掌心朝上，手指朝她微微弯着，那姿势像是宽恩的一种文雅的赐予。她一掠而过地碰到它时，忽然不自觉地按了一下，而那一按很快被回按了。随后她急急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急得几乎成了逃。没有人跟上她，她一个人回到了自己屋里。

第二十一章

回到自己屋里，梅根坐在窗边，看天光慢慢褪成一片暮色，那暮色被湖和山上的雾晕成乳光。屋顶、月洞门、座子上那些粗石的根本的线条，在这略带模糊的空气里显露得更牢固。对面墙前，柳树朝下的那一注枝条有一种过于稀薄、过于幻影的秀气，不像是有汁、有叶、有皮的地上之物。衙门比平常更静，操练停了，电话不再响，软底鞋的脚步不再从院里过去。梅根十分安静地坐着，望着外头那个理想的省份：低矮的青山的省份，稻与桑的省份，闪着微光的河浜，一个有着一座座别业的岛的湖，荷花的园子，红漆的小亭子，全浸在湿润的空气里，浸在空阔与寂静的清新里。而她看得更清楚的，是那个理想的治理者：一尊从东方的岩石里刻出来的祭司般的像，智慧、细致而有耐心，从他朝他的百姓伸出的手里，流出开明与慈悯。梅根知道这样一个省份、这样一个治理者，在这世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可她的灵里能够容住这些影像，这使她满是一种力量感和安息感。门上一声敲打在这静里响得很尖。

「请进！」

门开了，她看见舒尔茨先生立在外头。

「请进，」她又说了一遍，指了指窗边她对面的一把椅子。

舒尔茨先生慢慢朝她走来，可他没有坐下，只是倚在椅背上。在暮色里，他的脸一点红光也没有，更显得不成形；他那双蓝眼睛几乎看不见，只有他的牙在一笑里发亮。他那双沉重的手落在椅背上的声音里有一种疲乏和紧张。

「累了？」她问。

「可不是。」他倦倦地答道。

「你不想坐下吗？」

「没工夫。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没事。今天出去过吗？」

「只同将军出去过。」

「将军出去了？」他喊道。这好像让他吃惊。

「是啊，我们坐车去看了山里一座庙。」

舒尔茨先生低低地吹了一声口哨，惊讶地顿了一会儿，才说：

「今天见着玛丽了？」

「我今天早上见了她；她到这儿来过。将军显然是把她打发走了，她正要走。」

「她有没有想拉你一起走？」

「我！当然没有。她干什么要拉我？」

舒尔茨先生没有答话。

梅根说：「我为她很担心。我确信将军把她打发走，是因为你昨晚说的那些话。」

「也许是，」舒尔茨先生说；他声音里一种讥刻的调子叫她心里有点动。

「你知道，你本不该叫他对她翻脸的。他的家室之事，本不是你该去护的。」可梅根立刻停住了；多事这个题目他太容易抓住、反打回来，而且这也并不只是将军家室之事。「你那么做不怎么有侠气。」她相当没力地说。

舒尔茨先生想了想。

「不错，不怎么有，」他承认道，「可我说开了口，就说过了我本来打算说的分寸。一想到她会那样卖他，我就火得不得了。只要没有人把她的翡翠戒指从她手上拿走，她眼看着他在她面前被枪打死也情愿。是啊，我是真火了。我看她是该着的。」他又若有所思地低声说了一句，「那个该死的小骚货。」

「不，我不觉得她该着，」梅根说。「而且我不信像你这样一个西方男人，能对她的处境、对她有过什么机会去做别一种人，有任何概念。」

「也许不能，」舒尔茨先生说。「我想那丫头从没有过多少机会，这是真的。反正听见一个女人替另一个女人出头，我心里是舒坦的。不过我猜，」他又添道，「她在你看来不怎么像个真的女人，倒更像个洋娃娃。」

舒尔茨先生对玛丽，既随时可以感伤一番，也随时可以定她的罪。他好像觉得她既危险，也同样可喜；除了被真正惹怒的那些时刻，他待她无疑是宽到近乎软弱的。

「共产党那边怎么样了？」梅根轻轻地问。「他们今晚会不会叫我们睡不着？」

出她意外的是，舒尔茨先生答得更郑重：「我怕他们会。」可他没有再说，也许是不愿吓着她。

梅根心里奇怪自己为什么不害怕。因为这好像不是实有的；而且同上海的陷落不同，这是中国人之间的事。多么奇怪：这些人此刻占着她全部的兴味，可他们在她那里仍旧缺着某种根本的实在性。她为此纳闷，可那可能的、警声不绝的一夜仍旧是虚幻的，同她自己隔着。

「雾在散了。」舒尔茨先生叫道。

她朝窗外看，见天色虽在合上来，园子却显得更清楚了，像有人呵在镜面上的气散掉了一样。在一道黑色雕花的屋脊线上头，她看见一片绿色的天上有一颗锐利地燃着的星。

「海湾那边来的风。」舒尔茨先生解释说；可梅根并没有听。将军同玛丽的关系在根本上也正是这样不要紧的——要紧的那一点是：将军要因为梅根求他而施慈悯。承认了这一层，她便不容自己再往下想。可她转向舒尔茨先生，眼里带着一种焦虑，那焦虑一时使她的眼睛亮得像星。

「别担心！」舒尔茨先生低声说，隔着椅背探过身来拍了拍她的臂。「别担心，」他又说了一遍，便转身出去了。

第二十二章

阿妈进来开了灯，过了一会儿她的晚饭送来了。梅根吃着，意识到自己此刻心上和身上都累了。食物给她身上带来一点暖，给她心里带来一种抚慰的钝。她忽然想到：舒尔茨先生尽管俗，却隐隐让她想起鲍勃。这相像在哪里，她说不准；若说有（她挑的是最好的那一面），大概是对为难的局面有一种干练而无想象的接受。又几乎同样随便地，她心里一动：她大概永不会嫁给鲍勃。这话好像是刚刚被什么人轻轻说出来的，不像是她自己造出来的。一阵深到触着里头某条生根的生肉的疼刺过她全身。梅根放下勺子，把头搁在两手上。想不出好事来、只想出些意外而不快的、危险的念头的时候，还是不想为好。她立意把鲍勃和将军都从心里撇开，把他们的关系暂且让它从她身边滑过去，自然明天再拾起来。她靠着吃饭、靠着极用心地留意热食的抚慰之效，勉力把心里弄成一片空白。她又看了一遍屋里的东西：床上鲜艳的被，那幅猴子的画，那只深蓝的梅盆——衙门每间屋里都有一只同样的，像一个亲密的个人的签名。她心里想，那是谁的签名呢，玛丽的，还是将军的？

梅根没有等着抽一支烟，就倒在床上，躺着请那疲乏把自己压倒。她睡着了。

她听见门上有人敲，敲成了擂，她才醒得过来应门。

「请进。」她带着睡意说。

将军的侍从开了门，给她送来一张字条。是将军的，提议她去打扑克。梅根的表上是十点四十。相当晚了。可照舒尔茨先生说过的话看，还是不睡、同他们一道消磨这一晚更好些。她相当小心地检查了一下自己心里的状况，就像近来每天醒来检查自己身上的淤伤。那状况好像又是好的，空的，无扰的。

梅根起来，在玛丽的镜子前仔细梳了头。她搽了粉，又抹了一点唇膏，因为她不愿显出一丝害怕、连忧虑也不愿显出。然后她跟着侍从穿过院子。

他们过那间有电话的屋子时，她从开着的窗子看见屋里灯火通明，四个军官围着一张桌子在打麻将。他们这样晚还不睡是不寻常的；至少前一晚她过这间屋时，它是黑着的。她站住了，看那个明亮的窗的方块在院子的黑暗里的样子：那四个中国人的头好像是浅浮雕在一面发光的墙上，明与暗的对照太强，把深度和远近都抹掉了，那窗的方块平平的，像一幅挂在夜上的画。她好奇地看那几个中国军官。他们打得心不在焉，没有打麻将平常那种闪电般的快；他们用那种低低的、带着逗弄味的中国话说着，几个头在桌上凑得很近。电话响了，其中一个把椅子一推站起来。他接电话时，别人听着的那份专注像一副沉重的分量。梅根转过头，看见身旁侍从的脸。他两眼之间也被一种孩子气的困惑皱起来。他见梅根在看他，便转身颇匆忙地穿过院子，往将军打扑克那间屋去。她跟了上去。

她一进门，就看见桌旁还是那一伙人，只少了玛丽。舒尔茨先生站起来，将军也站起来；是将军给她拉开一把椅子，说：

「来这儿坐，戴维斯小姐，脸朝南坐。那是最尊贵的客人的位子。」

她在他旁边、他指的那把椅子上坐下，李上尉在她另一边，舒尔茨先生在她对面。扑克带着它那些单调的套话继续着。

「加点注。来几张大牌吧？」

可是不一样了。玛丽不在这里。虽然那另一个晚上她几乎没有说过话，她却一直是那个搅动人的因素——梅根觉得，那并不是她自己有什么过失。在梅根看来，玛丽在种种情形之中是无力的；不论她实际做了什么，梅根仍旧把最后加在她那温婉而动人的身上的羞辱算作一桩残忍。可此刻玛丽走了，今晚那搅动人的因素是从外头来的。那压力他们三个都觉得到，而它好像把他们朝彼此推得更近了。连梅根也觉得这共同的危险——虽然它还模糊——把她同他们拉近了。

可她还是困。她打了一两个呵欠，虽然客气地要把它咽下去，将军还是注意到了。

「你累了，」他喊道。「一定是我那张字条把你弄醒的。我真蠢！」

「不，不，」梅根说，「我歇得足足的。别理我。」

牌局继续着，可他们三个就像那边打麻将的军官一样，心都在别的事上。仆人端着酒盘进来时，他们特意把牌放下去斟杯子。舒尔茨先生没有喝他的威士忌苏打，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很决然地喝一小杯白兰地。下注下得那样没精神，梅根——她这会儿对这牌已懂了一点——都觉得腻了。她在看将军手里的牌。

「你为什么把那一张打下去？」她问了一回。

「我真不知道。」他答道。

他看她的样子像在听着什么。他起初那一阵欢迎的忙乱过去以后，他好像就忘了她在这里。此刻，在那威胁着他们的东西过去以前，他们只作为一群人算得上数；他们被粗手粗脚地捆在一处，各人作为个人的分量都被搁下了。梅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对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再有敏锐的兴味，也不再有对立之感。这也让她腻。她看他们打了半个钟头，烟开始弄得她头疼。于是她想，是不是还是回去睡好些。她又打了一两个呵欠，一半是厌倦，一半是紧张。

「我不信今晚会出什么事，」她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坐在这儿等它。」

她站起来，可她没有走，而是走到那扇朝院子开的窗前。天变凉了，也清朗了。小小的、忽来忽去的风沿着屋檐吹过，星星像在凉而有风的夜里那样颤着。

她立在那里时，听见从城的方向来了一个远而清楚的声音，像一根棍子沿着栅栏划过去。它停了，又爆出来，像是同时从几个方向来的。

「那是什么？」梅根喊道。

她转过身。每个男人都保持着一个动作被截住的姿势，在听。没有人答她。

「是枪声？」她问。

将军点点头。那声音还在响。

「还是花炮？」

「不，不是花炮。」将军说。

梅根探出身去，发现自己能看见院子对面那个亮着的窗的方块，和坐在麻将桌旁的那几个军官。他们像几个木头人一样坐着，一动不动。梅根从他们身上看回到她身后那间屋里的那一群人。他们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是同一种悬着的紧张攥着他们。

枪声停了。

几乎立刻电话就响了，梅根看见那几个木头人中的一个朝电话那边一动，那一动像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被一根线拽着抽了一下。他回话的声音低得她连他的嗓音都听不见。不一会儿他把听筒挂上，转过身来。梅根看见他默默地看那几个坐着的人，他们也看他。她觉得他在笑。连那几个脸朝着另一边的人，她也得了一个印象：他们都在笑。那个接电话的人出了屋，穿过院子来。他敲了门。侍从开了门，他进来。梅根从窗前转过来看他。他立在门边；他若是笑过，此刻也够木然了。将军说了话，他用短短的句子答。舒尔茨先生专注地听着，眼睛从那军官的脸上转到李上尉身上。他听着的时候，低头看李上尉，带着一个轻蔑的笑，那笑既硬又不避人。

「嗳，这不就完了。」他压倒一切地说。

李上尉没有抬头。

将军把那军官打发走了，梅根等着看他穿过院子，可他一时没有出现；等他出现时，将军的侍从跟在他后头。他回到那间亮着的屋里，在那三个人等着他的桌旁，俯身对他们说话，两手搁在桌上。他们站起来，把牌就那样乱摆着不管，其中一个忽然把灯关了。

那间亮着的屋子和里头的人影一抹掉，椅子刮地的细响、电话的铃声一停，仿佛有一道屏障忽然塌了，夜便毫无约束地朝衙门四周倾泻过来，用黑暗漫满院子，又放出一阵风，那风沿着屋檐簌簌地走，把柳树的枝条不安地扫在墙上。

梅根回到桌边坐下。屋里起了变化。那三个人都靠回椅背上。那不由他们愿意、曾一时攥着他们、把他们捏成一群的压力松开了，各人重又成了一个个人。此刻各人只等着一个机会，好有力地显一显自己，以便向其余的人证明这一点。梅根先前略略分有过他们的恐惧，此刻也分到了一些他们的松快，和一种锐利的、复活了的兴味。

「嗳，」舒尔茨先生说，「这么说这一场过去了。」

将军说：「好像是。我刚才一直在想，人被那样不均匀地分成精明的和单纯的，是多么幸运。一个精明的，比十万个单纯的。」

「是啊，」舒尔茨先生说，「像比利时人的肉酱饼——一只兔子，一匹马。」

「他们中间没有别的真正的分别，」将军接着说，「也不需要别的分别。」

「别太拿准自己是精明的，」舒尔茨先生说；尽管他显然对城里局面的转变很满意，他的话却短而带气。他一掌拍在桌上。「咱们别打了。三个人打扑克是白费工夫。是啊，我知道你这会儿觉得自己多高明。抢在头里是一种了不得的滋味；可别忘了是谁给你透的风。」

将军也把牌放下了；李上尉看出牌局已经散了，便遗憾地把手里的牌放下——那是一副三条带一对的满堂——两臂一抱，坐着望着灯。舒尔茨先生在椅子上转过身，一只肘撑在桌上。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支雪茄，连同他那修得极讲究的指甲一道端量了一番，闻了闻，然后把它在嘴里转着，用舌头弄湿，最后用他那口好牙狠狠地一咬叼住。

「是啊，别忘了，」他接着说，「别忘了要不是有我，你这会儿早成了一块凉肉。」

将军带着一种宽容的神情看他。

「你这是怎么了，舒尔茨？你在这件事上帮了我，我并不恼。你不得不把我的安全当你自己的安全来看，你为什么要恼？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彼此倚仗的。」他看着舒尔茨先生的眼睛里满是善意。显然在刚过去的这一关里他重重地倚过他，也许是单从他在场这件事上就把信心和胆量抽出来用了。「舒尔茨，我真为你意外。你好像不像你该有的那样爱人类——爱他们全体，精明的和单纯的——」他转向梅根，眼里满是放松下来的好脾气，「——像戴维斯小姐那样。」他添道。

「哼，」舒尔茨先生咕哝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将军朝着梅根，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苏打。

「我说的是戴维斯小姐，所以你不懂我也不怪你。舒尔茨，戴维斯小姐比你复杂得多。你们虽是同国人，我并不奇怪你们大半时候觉得彼此全是生人。是不是这样？」

舒尔茨先生不屑作答。他照旧抽他的烟，像没有听见。

「戴维斯小姐！」将军举着杯子喊道；梅根拿这个过分亢奋的手势去量他先前那份不安，便据此原谅了它。「戴维斯小姐，要去懂你是个错误，是审美上的错误，因为合起来造出的那一个大概比任何一个零件都好。去剖析你，就等于把一只凤凰还原成单单的骨、皮和羽毛。」

梅根惊讶地看他，又从他看到舒尔茨先生；舒尔茨先生已经转过身来，他的打量里有惊讶和一点淡淡的轻蔑。

「你自然是在说荒唐话，」梅根说。「你同我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彼此懂得。你自己说过，同一个种族的人并不一定像老虎同老虎那样彼此相像。你刚才还在猜舒尔茨先生同我是不是会觉得彼此是生人。你瞧，这是每一回都看各人的。我们所有的人，只要费些力气、有些体贴，都可以被还原成某些元素，因而被懂得。」

舒尔茨先生站起来，走到留声机那边去。他开始翻那些唱片。将军朝梅根凑过来，声音不那么像在宣讲，更像在说私话。

「可你真要的是懂得吗？我有个想法：懂得在你的计划里并不占多大分量。我有个想法：你真要的——至少在我这件事上是如此——是把我改了，把我重造成某个新的形象；那是上帝的形象，可也略微是戴维斯小姐的形象——我既是他的造物，同时也是她的。是不是这样？」

这句话给梅根带来一阵发凉。不是因为他说话的样子——那她已经原谅了——而是因为从这个角度一说出来，她的用意便显得不像她自己觉得的那样晶莹。

「可我当然是想帮你，」她说。「想帮人的人，动机总是受猜疑的。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偏说那一句。」

而她一想下去，竟连怨意也起来了：他居然能够那样利落地揭出她要使他归信的心愿的一个侧面——那个侧面她自己有一阵子以来隐约觉出，可直到此刻一直不肯承认。

将军紧紧看着她，此刻摆出他那副扮丑角的假受惊的神情。

「你生我的气了，」他喊道，「因为我说了真话。而当初诱我说真话的，正是你自己的直截。可我自然是傻的，竟以为你要我在那上头跟着你。」

梅根瞥了一眼舒尔茨先生——他正在翻唱片——又瞥了一眼李上尉——他显然快要睡着了。李上尉不算数，可她不愿在舒尔茨先生面前被人这样说话。她把声音放低了一点。

「是的，我对你一直很坦白，你也有权反过来对我坦白。那全没有不好，我并不在意。不过我不愿你以为——就是说，我不愿你觉得——我是为了满足自己才要硬逼你有什么改变。」

将军本要答，可改了主意。他慢慢从他那只金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点上。

「戴维斯小姐，」抽了几口之后他终于说，「我要你相信：被纳入你的垂念，我认为是一种荣幸——哪怕是同另外几亿人一道被纳入。」

梅根没有答。她低头看自己交叠的手，恼恼地看见自己还戴着那几只翡翠戒指。玛丽把它们留给她以后，好像也没有别的地方可放。她试着随意地用一只手把另一只掩住；可她为这个羞愧，便索性把手放在桌上，让将军若愿意就看见她还戴着它们。他带着一丝笑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一只肘支在桌上，一只手在她面前挥了挥，像一个要开念咒语的术士。他烟上的一小面烟旗一时遮了她的眼。

「是啊，我觉得你真是了不得的，」他低声说。「请你告诉我，是什么给了你这一份走遍世界的自信？你穿过种种危险，而那些危险于你并不是危险；你穿过种种诱惑，而那些诱惑于你并不是诱惑。你觉得自己身上带着一副光辉的药，能把一切乱象都治好；而你看不出你那副药（照我所能看出的，它是由一种不加分辨的普世之爱组成的）若真吃下去，会生出十倍大的乱。至于你所说的这种爱，我信你连它真正的性质都弄错了。在我看来，它只是你那不可抵挡的精力的一个出口。它就是精力。我在你身上并没有看见你对与同类和谐共处有任何真正的挂念。」

梅根把手指上的一只翡翠戒指转着，没有答。她看去甚至是赌着气的。

将军接着说：「说真的，有许多时候我想笑你；也有另外一些时候我觉得你可敬。」他停了一停，声音低得几乎成了低语。「还有另外一些时候——不过也许你不愿我说起那些。我也许会把你吓得受不住。」

梅根很快地、本能地朝屋角看去，舒尔茨先生正在那里翻留声机的唱片，低低地自己哼着。他那份结实第一次让她觉得安慰。她又放了心地低下头去。将军用一种低低的絮语似的声音说下去，像一只蜂从花到花地嗡着。

「也许你信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时候。我十分确信你是这样信的。你从没有见过我们的年轻人埋头读那些故事——那些故事里的情致在你看来会很惊人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老年人也一样。我可以给你讲我手下一个军官，他把全部的饷都拿去买四川来的贵药，好让他那个年纪很老的父亲能享有一位年轻妻子的陪伴。戴维斯小姐，你读过我们的诗吗？你懂我们的音乐吗？你见过画着女人走在果树之间的画吗——那里头果树像女人，女人又像果树？你知道世上从没有过一个比中国人更纯是艺术家、因而也更纯是情人的民族吗？实情是：正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自己性情的过度之害，我们最早的祖先才耐心地、辛劳地用对礼与权威的顺从把自己筑固起来。自然，我们既是文明人，仍旧留着些过度；可我们的过度到今天也还是他们很久以前定下许给我们的那些。是啊，戴维斯小姐，我们是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像茧里的蚕。我知道我们在你看来很沉闷，因为我们不再倚仗个人的灵感。可你要记着：个人的灵感除了在感到它的那个人身上，在别人看来大都是沉闷的。那个人自然是被一种以为自己创造了什么的沉醉带走了。可我们既不肯被它带走，也不肯倚仗它，你却不可因此以为我们想得不深——也不可以为我们感得不烈。」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你真有必要把一切都对我解释，连你偶尔的那些时候也要解释吗？」

梅根说得很尖，并且希望说得无所谓；可她的脸热了。

「只是为了让你看看：你对你周围的人那么多根本的冲动是何等无知。那些人，」他和蔼地添道，「是你想帮、想改的人。可戴维斯小姐，不要恼我。我对你的佩服是极大的，这是真的；而我厌恶任何不合宜的失格、任何粗俗的举动，这也是真的。我决不会做任何对不起我们两人中任何一个的事。」

「是的，」梅根说，「我确信你不会。现在我们别再谈这个了。」

「你既这样不愿谈，那自然不谈。可我倒愿你不是这样。永远不能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去亲近你，是很难受的。因为我清清楚楚看出，我在你那里其实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难题，一个要攻取的对象，而且是不带个人的攻取。也许你周围没有一个人在你那里是完全实有的。你太年轻，你活得太少。而且因为我是个异族，我比别人更远。」

「我不太年轻，」梅根气恼地说。「我活过的比你以为的多得多，而且我也有过幻灭和失望。」

将军笑了。「真的吗？可连你的声音都还没有被磕碰过呢。」

「而且你说我不把你当一个人看，这也错了。我明白你多么是个人；正因为我明白，我才想把你从你刚才所说的你性情的过度里救出来。在今天下午我们说起的那件事上（我不再提它了，因为我知道你照我所求的做了），我是怕你被嫉妒和报复带走。我要你把它们从心里撇出去，换上一桩极美的慈悯之举。」

「你把一切过度都归到我身上，连最粗鄙的也归给我，」将军喊道。「在你那里一切过度都是一样的吗？因为我常常喝到被酒压倒，因为我很容易赏慕女人，因为我爱画和花炮，你就以为我做得出嫉妒、做得出愤怒、做得出报复？戴维斯小姐，你所说的那些东西，那些使一个人变得可憎而可笑的过度，早被我最远的祖先用耐心和智慧替我克服了。他们许我留下的那些，在你看来也许同样可厌，可在我看来并不。不，」他加重语气喊道，「你说的这些事我是做不出的。戴维斯小姐，你永不能照那样把我重造。你永不能把我变成一个凭情绪、凭冲动、凭盲目精力的生物。不论你怎样劝我去克服我并不具有的性质。」

梅根要答，却迟疑了；她其实并没有仔细听他说的话，因为她更注意的是他身上起的变化。他的声音、他的神情，都变了。他不再像先前那样觉得有趣、觉得被逗乐、觉得被惹恼——像在同一个不听管的孩子玩，而那孩子玩得兴头上说不定要拿砖头朝他头上砸。他忽然既不觉得有趣，也不觉得被逗乐，连被惹恼也不是。她不知道他是不是怒了，可她觉得他一定比她见过的任何时候都更深地被搅动了。她不明白为什么。

「可到底是什么呢？」她喊道。「我若看错了你，我很抱歉。」

「抱歉！」将军喊道。「有什么能叫你懊悔任何事！你的精力只会把你一径带到别的事上去。」

「可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并不想伤你。」

「你不想吗？」将军喊道。

他动了一下，像是要从椅子上起来；可他忽然又坐了回去，用一个迅速而轻的动作把手盖在她的手上。他们相遇的两双眼睛都像在一个意料不到的地方彼此撞上了一样惊着。她看他的眼睛，不能怀疑：他对自己不加思索就跟从的那一下冲动，同她一样全无预备。可他没有把手移开，梅根便低头看那只手。那一按轻得她几乎感不到；可她看着它时，一阵反感的刺从他的手指上窜上她的臂，那反感分明得成了一阵实在的疼的颤栗。它渐渐退去，流走了，一股相反的磁流填上了它的位置。这一股流得从容些，涨成一种缓慢的热，使血里起了一种振动，在她耳里嗡着，像把一只贝壳贴在耳上。一层细微而朦胧的麻醉像一片云一样落在她身上，她的瞳孔略张了一点，她的肌肉松了。她觉得自己正松松地朝某个等着她的东西滑过去。把她朝它拽去的那份软弱使她觉得它必定是恶的；可它又不可能那样简单。它既熟悉又陌生，既摄人又拒人，是永恒的，然而它又像一口气一样从她身上过去了。梅根猛地把手抽回来，用另一只手紧紧握住它，像它被火碰过。她惊讶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喘气，被这场脱险惊着的程度，同被那危险惊着的程度一样。她的得救好像是从外头来的，是神迹般的。她冷冷地面对将军，像被别人提示了一样说道：

「关于玛丽，你最后是怎么办的？」

她只来得及看见将军脸上最后一点光，随即那脸便暗下来，成了执拗。他没有答。他靠回椅背上，用手指敲着桌子。

「多可惜，」他说得那样低，她几乎听不清那几个字。「刚才有一刻，你美得正如你本该是的那样。」

可梅根执意追问：「玛丽现在在哪里？」

默了一会儿，将军看她，同她看他一样冷。

「她大概死了。」他用他那生硬的官腔说。

「大概死了！你不是说你——？」

「她同共产党结在了一起。我容她分受他们的刑。」

「你竟那样做了！可你明知道我是什么心情，你不可能那样做！我不能信你会这样，你不可能那样做！」

梅根忽然又被抛进一片心里的乱局。她确实是不能信他会这样的。他在她看来一向是那样深地易受伤。即便在刚刚过去的那样的时刻里——他对她的影响最强的时刻——他身上也仿佛总有一粒败亡的种子。而现在他证明了自己是不透的，是铁石的。

「是的，我正是那样做了。」他说。

她找不出话来答他。她坐着看他，在一种愤怒的沉默里；她有意任那愤怒涌上来，因为那好像把她从刚才那一刻的软弱里带得更远。随后话便像一股滚烫的急流从她口里冲出来。

「那么你刚才说的全是假话！」她喊道。「你做得出嫉妒，也做得出报复。你恼她想害你，于是你定要害她害得比她可能害你的更狠。而你是嫉妒，因为她年轻、可爱，而她不爱你。那才真是她不可宽恕的罪，是不是——她不爱你——所以你最要报的正是这一桩！」

她说着的时候，梅根自己也一动：在此刻这样铺天盖地地觉着愤怒，对她是一件奇怪的事。玛丽之死的可悯还没有碰着她——那一条毫无目的的小小性命的谜还没有碰着她。她更多是为自己那场盲目的狠而懊悔，便喊道：

「可怜的小玛丽！哦，我本该把她留在我身边。我根本就不该把她交给你。可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畜生，是的，就是个欺压人的、一个畜生！」

将军的声音生硬地插了进来。

「全不是这样。」他此刻的镇静只是靠一股极大的力气压出来的。他眼皮上那根筋看得见地跳着。「你自然会愿意把玛丽受的刑看成那一类的东西。我从你为反对它所举的理由上就知道了，从你举那些理由时那副激动失常的样子上就知道了。你被带得那样出了自己，若这件事没有什么要紧，我倒乐意照你所求的做。可这件事是要紧的，而且全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感情。玛丽的行事，照一些我没有能力弄懂的理由，在你看来是可敬的。哟，人简直要以为你觉得反叛本身就是可敬的了！嗳，幸而社会并不这样觉得。玛丽在社会上有一个确定的位子，正如一只碗生来就该样子好看，并且装得住酒、茶或水。要是这只碗不再好看、又什么也装不住了，我就把它扔掉。玛丽把自己弄成了一件丑的、无用的、不相称的东西。我把她扔了。不是出于报复或嫉妒——那两样同反叛一样坏。不。而是作为一个要自己的家、自己的世界里充满太平、体统与和谐的人。」

梅根默然。

「我说得够清楚吗？」他追问。

「哦，很清楚！」梅根忽然笑起来；她的笑虽低而压着，却把眼泪从她眼里逼了出来。「可你多么守常规啊！是的，你甚至愿意——就像你有一回说我的宽厚那样——慷别人之慨去守常规。」梅根的笑随时要化成眼泪。「哦，哦，我对你多么失望！」她喊道。「要是你为任何别的理由把她除掉。可你是出于怯懦才那样做的，是的，怯懦，而且是那样一种小气的怯懦。因为你其实连真的害怕都没有。你只是受不了看见玛丽忘了自己在这世上的位子。多可怕！再没有什么能更可怕！我替你羞愧！」

门上忽然一声敲打，叫她住了口。

第二十三章

舒尔茨先生从窗边喊道：「那是什么？」

门开了，一个穿灰衣的军官跨进来。他攥着门把手，身子有点晃，狂乱地一张脸一张脸地看过去。然后他的眼睛定在将军身上。他开始用中国话高声不断地说起来。舒尔茨先生走到桌边，站在将军椅子后面。将军问了几句。那军官答了。舒尔茨先生为了听懂，把嘴撮着，额头皱着。其中一句话像一拳打在他身上。

「见鬼，」他喊了一声，脸涨成深红。

那军官在一个高音上停住，那音像一声哀号；他站着，张着嘴，重重地喘气。将军朝他点了点头。他出去了。

梅根从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知道有什么出了岔子，可也知道此刻那是什么已不大要紧。将军靠在椅子上，抬头望着天花板。舒尔茨先生立在他旁边，粗重，却警醒。

「我有过一个预感，」他说，「觉得会出这么一件事。头一个来给我们报消息的那小子全不对。我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了。我从不轻看一个预感，可我这回也不后悔。」

「出了什么岔子？」梅根说。可没有人答她。

「我们现在得飞快地想一想了，」舒尔茨先生说。「将军，脑子是你的，我听你的。」

舒尔茨先生走到窗边，探身到黑的院子里去，听着衙门的静。他回来。

「这地方空了，」他说。「他们都走了。我觉得出来。」

「那你留着就没用了，」将军说。「我该说，你走得越早越好。」

「到底是怎么了？」梅根更执意地又问一遍。

舒尔茨先生看她，像是把她忘了，可答得很和气。

「共产党把城接过去了，戴维斯小姐。我们听见的就是那场枪。军队投了他们。连将军的卫队都跑了。电话那边的几个小子得到了消息，过来给我们报了个假的，自己溜了。刚来的这最后一个军官是在兵工厂当值的。兵工厂也被他们接过去了。我敢打赌，」他又添道，转头朝下看着李上尉，「我们这位小朋友对这件事能讲出点什么来。」

「你走的时候，」将军说，「最好把李带走，到外头什么地方把他枪毙了。舒尔茨，你搜一搜他身上有没有家伙，好不好？」

舒尔茨先生探过李上尉的椅背，把他一把拽起来，熟练地在他身上摸了一遍。

「没有。」他什么也没搜着，便答道。

李上尉受这一番摆弄时，带着一个被人脱衣预备上床的孩子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被放开后，他照样心不在焉地又坐下了。

屋里出奇地静。有一会儿他们都坐着听那静；那静把他们被弃得何等彻底压到了他们身上。

梅根想：这一切多么荒唐。她本预备了一夜的警声和流血，可这一切却是以一种显然属于中国的方式发生的。将军干脆就是被卖了。再不会有别的事发生——除非他非要记起李上尉也忘了自己在社会上的位子。

玛丽自然是安全的。她既要同共产党同命，那此刻她必定是在同他们一道得胜。至少在那一桩上将军是失手了。她带着一种欢腾的满足对自己又说了一遍。他想保住的那套体统早已是一具尸首了。而也许正因为他失了手，正因为他被逼着做了她所求的事，宽恕他才成为可能。即便在此刻，她虽然还预备着把一切责难都堆在他身上，却觉出一种说不清的、不容违的必要，要把他复回原位。

「我想我们最好把李带上，」舒尔茨先生打破沉默说。「不过非到不得已，我不愿枪毙他。走吧，将军，咱们动身。」

将军没有答，也没有要起身的动作。他瞪着舒尔茨先生；梅根在他脸上看见从前见过的那同一种疑惑的神情——那是他说起斯特赖克博士和那张通行证时的神情。那是一种直打到他信念最深的根上的疑惑。

「怎么了？」舒尔茨先生追问。

「你的意思是，」将军说，「你要我同你一起走？」

舒尔茨先生惊讶地看他；等将军的意思在他心里明白过来，他甚至发窘了。他什么也没说。

将军磕磕绊绊地、用一种低而抱歉的声音说：「可他们要的是我。我若同你一起走，你们逃脱的机会就等于没有了。」

舒尔茨先生忽然又把那股自信找了回来。

「哦，去你的，」他欢快地说。「你当我是什么人！」

将军垂下眼睛，低下头去。梅根看出他正经受一场深深的屈辱；这一份宽厚，因为他从来不能承认它的存在，此刻正割着他的活肉。她要他受这样的屈辱、受这样的伤。她要他像被一道灼人的雷击中一样，被这个意想不到的宽厚的实例击中——而那宽厚，不论她的话还是斯特赖克博士的话，都从来没有能使他信服。他们的话，连他们一生明白无误的走向，都没有触着他。此刻，奇怪的是，被用作器皿的竟是舒尔茨先生。舒尔茨先生不是她会挑的人。这一样品性大概是他所有的唯一值得敬重的东西；可他到底是把它呈出来了——无瑕的，完整的，像钻石一样无可争辩。

「我们最好一直朝海湾去，」他说。「铁路是走不通的。将军，你的车在哪儿？」

「在路上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刚来的那个军官是开着它从兵工厂来的。他把车留在那儿，怕衙门已经落到他们手里。」

「他会把车开走吗？」

「不会，他不愿被人连车一块儿捉住。」

「那么我们动身快些，车说不定还在。我该说那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到了海湾，又怎样？」

「有我的汽艇。我每隔几天就把它停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大概不知道在哪儿；码头上只会有一条舢板，一条同别的舢板一样的舢板。今晚它该在他们装私米的帆船的那个码头上。」

「那汽艇能把我们送下海湾去吗？」

「我想能。反正它能把我们从这里弄走。」

「那就走吧。」

舒尔茨先生走到一间当食品间用的小壁橱门前。他把门打开，露出那个给他们端酒的仆人，睡在一排排摆满瓶子的架子底下。舒尔茨先生把他摇醒，然后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过屋子到留声机那边去。他随手拿起第一张唱片放上机器，摇了柄，把针对好。那明亮的、异邦的意大利法术又一次在这间中国屋子里震响起来。

「你叫它一直转着。不许停，一直转，懂不懂？」

那仆人点点头，焦虑地俯在机器上。

「走之前再来一轮？」舒尔茨先生回到桌边问。「将军，借点酒劲儿？戴维斯小姐？」他朝那一片狼藉的杯子、牌、堆满烟头和烟灰的盘子看了看。然后他给自己倒了一口白兰地，一口灌下去。他的眼睛又落在李上尉身上。「来吧，好小子，记住一件事：从现在起我们出什么事，你也出什么事。」

他把李上尉从椅子上一把拽起来。将军用中国话对他说了几句，舒尔茨先生把他朝前一推。将军抓住他的臂。

「请跟我来，」他对舒尔茨先生和梅根说，「我想从这边出去好些。」

他们走进另一间屋，屋里没有灯，只有身后留着没关的门里照进来的光。他们穿过两间屋和一个空而黑的院子，拐进房子之间一条窄道，从那里出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地方。梅根猜那是个园子，因为齐整的小径上的沙砾在他们脚下轧响，而在阵阵的风里，四周黑黑的树在星光的苍白天色上忽然做出一些猝然的手势。离了那间烟气的屋子，这里的空气显得新鲜，甚至有点刺人，满是看不见的叶与草簌簌的躁动。他们走到一道门前，将军自己把门打开。

「路在那边，」他说。「车要是还等着，就在这一段上。」

他们穿过一片田。前面不定多远的黑暗里，散着几点颤动的灯火。田里满是一个个土堆，有些上头像盖着房子的模型。坟。有一回一股腐臭的气味像冷空气里一道暖流一样从他们的路上飘过。随后他们的脚踩上了路面较平的地方，几乎撞上一辆不开灯等在那里的车。

「嗳，这是运气，」舒尔茨先生喊道。「老车竟还在这儿！」

将军的司机坐在方向盘前。他一直木然地等着，看见他们也不显出惊讶。也许他正等着他们。他一句话也没说就爬下来开了车门。将军和舒尔茨先生把他该走的路线讲给他。将军和梅根上了车，舒尔茨先生坐在他们两人中间，李上尉坐了一张折叠的座。在窗子那微微发亮的方块上，绒线流苏结出些奇想的图样。车开了。

「看来咱们各方面都要顺。」舒尔茨先生满意地说。

发动机的声音叫人安心，把他们裹在一种安全里。车居然就在那儿，居然运转得这样好，好像意味着他们是注定要毫发无伤地脱身的。舒尔茨先生的预感显然就是这样告诉他的，而梅根也倾向于信他是对的。舒尔茨先生用一种低低的、和气的声音说着话，像一个为客人负着责任的主人。他更多是直接对梅根说。

「嗳，这一回你可有东西写回家去了，戴维斯小姐；你的朋友们会很爱听你这一套中国奇遇的。」

「是啊。」她心不在焉地答。

他时不时探过身来从窗子朝外张望。

「夜很清朗，」他说，「风也好。我们一会儿就到海湾下头了。我那汽艇要是不在它该在的地方，我们就弄一条帆船。那里总得有一条，大概还更多。将军，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哦，五六百块。」

「嗳，我身上一向带点。不过我今晚倒愿自己多带些——虽然有时候身上是放钱最坏的地方。」

他不停地说着话给他们解闷，因为他对他们每一个都多少有些不放心。他自己并不需要什么解闷；他有那种为挣钱而一再走进危险的人所特有的决断，那是一种比勇气更执拗、比礼貌更圆滑的决断，是一个好推销员的决断。一切碰运气的、浪漫的东西都离他那样远，他办事好像那样确定地照着一些对他绝不会出错的规矩来，以致他造出一种安全的幻觉。梅根接受了这安全，而心里念着将军。

她对他没有想出什么连贯的念头。他拒绝接受她想为他揭示的那场归信；紧跟着这拒绝，他自己的失手与倾覆来得那样快，她没法把自己的感情结出一个平衡来。苦涩、满意，甚至怜悯，彼此争着。

路变得更不平，他们被颠得毫不留情。梅根趁着这颠动把头转过去，这样便越过舒尔茨先生那一大团身子，看见将军的侧影映在窗上。只作为一个暗的轮廓看，那些诙谐的纹路、那份女性的柔软、那偶尔的骄狂——她在他身上不喜欢的一切——都看不见了；只有那侧影自己脱出来，像刻在石上一样守着它那种族的样貌，它线条的确凿与纯净。梅根听着舒尔茨先生的声音，瞪着将军，心里渐渐涌起一种钝而无力的懊惜，仿佛她面前所见的是死者那已无用处的魅力。

车忽然停了。舒尔茨先生放下一扇窗，探出身去。

「嗳，这总归是海湾了。」

将军什么也没说。梅根看见一道堤岸从他们脚下斜下去，岸脚有一座小码头伸进一片说不出边际的水里。码头旁的岸上，一根竹竿上挂着一盏灯笼。舒尔茨先生专注地朝黑暗里张望。

「看见你的汽艇了吗？」将军问。

「一点影子也没有。可我看见码头边上有一条舢板。也许是我的。」

「你确定你是叫它停在这里的？」

「确定。」

司机关了发动机，灭了灯。他们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听见水在岸上急而怒地拍打，听见风吹。将军朝岸上那边指。

「我看见那里有人，还有一条帆船。也许他们在装货。」

梅根顺他指的方向看，辨出一团黑影，可能是人；又在水上朦朦地辨出一条三桅帆船的轮廓，最前那根桅杆朝前斜得很厉害，船头一盏灯从底下把它淡淡地照着。

「在装米，」舒尔茨先生说。「将军，是你的内地税收的一部分。」

他又探出去些，四面张望了一番，才把头缩回来。

「现在咱们来盘算一下，」他说。「汽艇既不在这里，那就是他们弄走了，要么是出了什么意外或者有人疏忽。可我们不能在这里等着；我想那条帆船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它的帆已经升起来了。五分钟我们就能上船。你怎么说？」

「我们必须上船。」将军说。可舒尔茨先生把车门打开时，他们谁也没有动，仿佛每个人都不愿真去促成任何行动。最后舒尔茨先生沉重地爬下车，其余的人跟着他。他们站在车外，重又暴露在夜那浩大的不安稳里。随后他们顺着岸上凿出的宽台阶往下走。梅根能看见底下那条帆船的黑影，和船头上瞪着的一只大白眼睛。它离岸比她起先以为的要远。将军的脚步落在后头。走到一半他停住，说：

「他们不是在装货。没有人动过。一点声音也没有。他们是派在这里守码头的兵。没有用了，舒尔茨。」

梅根想看他的脸；光不够，看不出他的神情，可他的声音是平的，有点喘不上气。那声音里没有激动，连恐惧也没有，因为他忽然知道自己毫无希望了。从远处那座城里枪声爆出来的那一刻起，他就完了。他此刻知道了。

梅根挨近他，低声说：「不要就这样放弃。不要。」

「哦，这是不太妙，」舒尔茨先生说。梅根看见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裤袋。「可我们现在不能回头。他们正迎上来。」他又朝梅根凑过来。「要是我们还没下去他们就开枪，你就往回跑，上车去。」

梅根看着那团黑影沿岸朝台阶脚下移过来。再过一会儿，他们若接着往下走，就要在他们当中了。他们若转身往回走，她想，就会被开枪。而他们又能往哪里去？那群兵停住了，站着，显然是在朝上看他们。

「哦，走吧，」舒尔茨先生说。「他们不过是中国兵。这事我能蒙过去。」

他们又往下走。台阶脚下是一条窄窄的滩。他们站在灯笼的光里，那光在他们四周围成一圈，像一轮暗月周围的晕。在光圈的边上，那十五二十个兵犹疑着，彼此挤在一处。有一个被同伴用肘子挤进了光圈，梅根看见他赤着的脚和颧骨上的光；可他虽被推到了前面，只是傻笑着，想往后退。可是更多的人来了，从黑里挤进来，他们挪动着的、不安的身形在台阶上围成了一个半圆，把他们除了码头之外的路都切断了。舒尔茨先生把他们打量了一遍。

「别让他们听见你的声音，」他对将军说。「也许他们在你帽子底下认不出你。看住李。」

他取出一支雪茄，故意不慌不忙、毫不在意地用两手拢着点上。他把火柴甩开，手臂划出一道大弧。然后他十分安稳地站着，从牙间喷着烟，还捏着那支雪茄。他看那些兵，盘算他们筑起的这道障——愚蠢，甚至胆怯，可单凭数目就叫人心凉。

从水上吹来的风把散发吹起来，抽在梅根眼上；它在她耳里弄出一种细小而扰人的哨音，又使她通身发冷。她的下巴开始冷得打颤。舒尔茨先生为什么不做点什么？

舒尔茨先生猝然跨上码头，探身到边上，低声喊：「醒醒，你这个臭虫。」

一个小男孩的头，一双吓得鼓出来的眼睛，从舢板里升进光里来。

「嗳，到底不是我的舢板，」舒尔茨先生带着随意的意外说。「可也只能将就了。走吧。」他俯身去解缆。

将军拉住梅根的臂，向前跨了一步；可就在同一刻，李上尉抓住她另一只臂，把她猛地拽开。他这一动因为出人意外而有了力气。她一个趔趄，他又推了她一把，把她推上了码头。随后他开始喊，开始挥手。她动不了，只站着看他那木偶似的身形那番可憎的活动。忽然他把将军的军帽抓了下来；他这个动作露出一股他那孱弱的身子所不能有的、凶暴的意图。他那假声的嗓子，像是自知其无力，哭哑了。

「他疯了！」梅根喊道。她转向舒尔茨先生，看见他把身子直起来，缆绳松松地攥在手里。她惊骇地看见他神情是拿不定主意的，是困惑的。她本来那样有把握，以为他总能做点什么。

一声炸响使她旋过身来。将军的手臂还举着，手里还握着一支左轮；他身旁的李上尉站着晃，姿势像一个要去接球的人，嘴张着，却忽然惊人地没有声音了。她看着他，他便瘫到地上去。

将军独自立在那一圈兵当中。

梅根最后一次转向舒尔茨先生。他眼里那份迟疑是可怕的。他几乎是求恳地看着她。随后她看见决断在他眼里成了形。他从她两臂底下把她抱起来，放进了舢板。梅根手脚并用地爬起来跪着，抓住了舷边；可舒尔茨先生沉沉地跳到她旁边，一撑离了码头。梅根抓住他的臂，想把他拽住。她去抓那码头。

「不要丢下他！」她喊道。

「没有用，」舒尔茨先生说。「我得把你弄出去。」

梅根痴痴地又说了一遍：「不要丢下他！」

她看见将军立在岸上，那些兵犹疑地、甚至显然还和和气气地围住了他，只在临水那一边留了个口子——而他此刻从那边是逃不掉的。没有人碰他。他静静站着，头略向前垂，在黑暗里找舒尔茨先生，找梅根——找这两个正在弃他而去的人。那一盏孤灯的光照着他那头被弄得异样零乱的头发。他看去年轻，像个逃亡的人，害怕。她看不见他的眼睛，可她很有把握，那眼睛此刻正定在她身上；她觉得那眼睛在向她求一样东西，求她一向许给他的东西：她的药，她的勇气，她的救赎。此刻是她最后的机会。一句话就能把这一切都给他。一句话就能救他。可是哪一句话？从她唇间出来的只是一声低低的呼，一个人类的生灵向另一个发出的、含不成字的、朦朦的信号。

可将军一定是听见了。他把头抬起来，忽然挺直了；梅根看见他用一只手紧张地、却带着尊严、带着一种最后的对体统的必需，把自己零乱的头发朝后抹平。

那小男孩撑着篙，水流抓住舢板，把它从岸边带开。岸上此刻只有一团挣扎的人影。有人把灯笼打进了水里，夜便旋着漫过了梅根。

将军不在了。

第二十四章

那条小小的沿海轮船吃力地颠簸着朝上海开。舒尔茨先生找来一张帆布躺椅，把它拖到前面，好让晕船得很厉害的梅根吹到风。她闭着眼靠在椅子上，想用意志把恶心挡住。舒尔茨先生坐在她旁边。他对她讲他有一个盘算：要在上海办些无线电节目，对中国人广播，让中国的行号出钱当广告做。天冷起来，他把自己的大衣盖在她身上；有一回他给她喝了一口白兰地，结果糟得很。他渐渐不说话了，最后坐着用阴着的眼睛看她。她在那里这件事，他不能全然原谅她。正因为有她在，他才不能冒那个险去把将军弄出来。他自然必须救一位白人女士，可他原也想把将军救出来的。一想到自己不得不眼看着将军的终局，他便满心无边的颓丧与无能。

「嗳，他们把他拿住了，」他一遍遍对自己说，「他们把他拿住了，这些狗娘养的。」然后他又叫那个中国服务员。

「伙计，拿威士忌苏打来，快快的。」

梅根在椅子上转过身，看见他的头朝前点着。

他们两人在那条帆船上都几乎没有睡。他们爬上船时，船上的人木然而无礼地瞪着他们，不理舒尔茨先生要见老大的要求。可舒尔茨先生大胆地朝船尾走去，梅根跟在后头；她听了好一阵他的声音，一会儿劝得油滑，一会儿又断成尖利的、唾沫四溅的威胁。最后，在一卷钞票和一支贴在肋上的毛瑟枪的压力下，舵边那个中国老头让了步。他船上三四个人去绞起锚机起锚，唱着一种古怪的、断断续续的歌；另一些人把那张原在风里空荡荡打着的帆拉紧系牢。不一会儿梅根听见水拍打那钝钝的船头。船走稳之后，舒尔茨先生把梅根带到舱里，好让她在一个铺位上躺躺；可她只在门里站了一会儿，隔着那浓浊的空气绝望地看着那些中国女人不友好的眼睛，看着地上的婴孩，看着挂在舱壁上的鸭和鱼，看着一头的神龛，闻着那混合的热哈油、鸦片和香的气味，又摇摇晃晃地退了出来。舒尔茨先生把他的大衣卷起来给她当枕头，她便躺在舵旁的甲板上，冷着，晕船晕得要死。

最后天从世界底下亮起来，光开始慢慢从底下漫上天空，一圈圈地涨开，上头横过一队队飞着的人字形的鸟。太阳来了，折磨了她一整天，它那直射的火一直探进她的眼皮底下。到午后，他们到了那条浅河的河口；舒尔茨先生告诉她，赶涨潮太晚了，于是他们在海与天那两面灼亮的镜子之间晃悠悠地吊了好几个钟头。那些女人做起饭来，烟从舱顶的出气孔卷出来；老大同她们中两个长得较好看的打起麻将。鱼钓上来了。一个婴孩哭。这延误并不要紧。那两面镜子渐渐暗下去，又重新被擦成深红。夜来了。对梅根来说，世界成了昼与夜的循环。无尽的。

然后从一片空茫里，她又听见船头底下的水声。他们到那座矮矮的城外的帆船泊地时，是清早，天还黑着。舒尔茨先生叫了一条舢板；那舢板像一只没有实体的水虫，载他们从那些帆船影影绰绰的船身底下过去，到了外滩；那里停着一条小小的沿海轮船在等着，墩实而体面，像一所寄宿公寓。

舱里脸盆架上有一块新的粉红肥皂。梅根把它举到鼻下，又一次闻见了欧洲，便倒在舱里的长椅上，睡了几个钟头不安的睡。

上海的码头上挤满了刚从一条大邮船的接驳船上下来的乘客，正是梅根自己那么短的时间之前随之登岸的那样一群人。此刻她穿着那件脏了的中国袍子，蜷坐在一条长凳上，舒尔茨先生到南京路旁一条小巷子——汇中饭店对面——去叫出租汽车。梅根受不了在汇中饭店里等他叫车，可在这码头上并没有人特别注意她。

在出租汽车里他们默默坐着，车在弯弯曲曲的福煦路上、在一道道纠结的铁丝网之间横冲直撞地开。又看见那些栅障，是奇怪的；对他们这两个刚从中国里浮上来、像从深水里浮上来的溺者的人，更奇怪。车近杰克逊家时，梅根说：

「原谅我说这话；可我一直这样倚仗着你，你不会见怪的。你一定要答应我：你现在若需要钱、或是需要任何帮助，就让我知道。」

「嗳，你真是好心，这我信得过，」舒尔茨先生说。「不过我几天前就往上海寄了一笔钱存着。是用我自己的名字寄的。那笔钱若还在，我就不愁。若不在，我也还有别的路子。戴维斯小姐，你忘了，我是个财政顾问！」

到了房子前，她说：「你同我一起进去吧？」

「现在不进去了。以后我会来走走。」

他们握手，握得久了些。

「你了不起。」梅根说。

「谢谢。你也一样。」

「不，不，是你。是你了不起。」

舒尔茨先生又说了一遍：「嗳，谢谢。」

他们此刻是朋友了；那倒不那么是因为他们同历过危险，而是因为各人在对方身上找到了一样可以原谅的东西，并且原谅了它。他看着她上了台阶，看见门开了，才开车走。

那个头号仆人立在门口，看见穿着中国衣服的梅根，眼睛直了，惊得发呆。

「太太不在，」他结结巴巴地说。「老爷不在。另一位老爷在。」

「一定是鲍勃。」梅根想；到了小客厅门口，她停住了，想把心里忽然的跳按下去。

可那不是鲍勃。是斯特赖克博士，头上缠着绷带，坐在窗边一把椅子上。他眼睛闭着，那张嘴从它一向的严峻的紧抿里松了下来，是松懈的，微微张着。他睡着了，而他的睡把他暴露给她：他病着，老了，而且照一切看去，他是失败了。梅根此刻知道他败得有多深。她自己亲身量过他失败的那个深度。她看着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开了。他带着睡意懵懵地看她，没有认出；随即那双眼睛从里头亮了起来。

「戴维斯小姐！」他喊道。

梅根走过去，握住他伸出的两只手。

「不要起来，你还病着。你伤得重吗？」

「是，伤了。」他跟着说。

他脚边有一只红绒的小凳子，上头放着一本书。梅根把书推下去，坐在凳上。他还握着她的手，用那骨节分明的、紧张的力气攥着，眼睛一直不离她的眼睛。

「孩子，我为你祈祷过，」他说，「从那以后每一个钟头都祈祷。我感谢上帝。」

「没事了，」梅根说，「我十分平安。」

「而你救了我！」他喊道。「是的，这我知道。我永不能忘。你救了我。」

「不要说这个，」梅根被他那股强烈弄痛了，「不要。那一种救算得什么呢？」

「那算是命。」斯特赖克博士生硬地说。

他的眼睛把她上下搜了一遍，看见了她的中国衣服，连她手指上的翡翠戒指也看见了。

「将军的电报你收到了吗？」她问。

「三天前收到了。」

「他在车站把我弄了出来，带我坐火车下到他的省城去。我被很厚道地待着。」

「好，好。」博士的眼睛柔和了。「你被好好地待了。那就好。」

「是，很好。他是打算把我送回来的。可那里出了事。一场暴动。我们正要逃走，就在最后一刻他被杀了。同他在一起的一个美国人，一位舒尔茨先生，把我带回来了。」

可梅根看出，一听到严将军死了，斯特赖克博士就不再听她说了。他的眼睛望过她去，看进一个更大的景深里。她停下来，等他说话。

「这难信，」他终于说，「难信。我知道他多少次身在险处。可他总是过来了。现在他真的死了。那么一切都过去了。都完了。我亲爱的，你所赐的那条命的意思正是这个：它的意思是我们还能走下去，是那最后的清算——我们的成与败被总加起来的那一刻——还没有落到我们头上。

「可他死了，我们再不能为他做什么，我们不能帮他，不能救他。看去我们是失败了。」博士停住，他那张老人的嘴颤着。「也许我们不能断定，」他用更低的声音说。「也许我们不能断定。他说过：『我就是道路。』那道路伸出去的，也许比我们想的更远。它也许并不随着这一生的终了而终了。将军也信有一条道，另一条道。也许它们相会。」斯特赖克博士把头垂在两手里。他已经把梅根忘了。「我们必须信托上帝的慈悯。」他说。

他们默默坐着，两个人都在想将军，也在想那份慈悯——他们终于那样不情愿地把他交付给了它；两个人都只怕：那慈悯既必须顾到公道，它也许就不如他们自己的慈悯那样完全。

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