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通往中国的门户

第一章一座城的由来

自亘古以来，扬子江就把从遥远西部裹挟而下的泥沙，随着它浩荡的黄色潮水堆积在入海口。一点一点地，水面让位给泥滩，泥滩让位给绿野。大约一千年前，一小群打鱼人在这片冲积地上定居下来，他们那个散落的村子，渐渐演化成了今日的上海。上海的意思是「海上之市」，可这座城如今离海已有六十英里。流经城下的黄浦江是扬子江的一条支流，五十年来河面窄了三分之一，全靠不断疏浚才保得住航道。

有很多年，这个默默无闻的渔村看不出日后有什么大出息；但凡事只要等得起，总会等来——上海的兴旺，始于一〇七五年在此设了一名管船舶与关税的官员。五百年后，这地方已然开出花来，成了一座东方的雅典，以乐师、诗人、文章家和政治家著称。它也出过有名望的女子，贞节孝行传扬四方，被人当作楷模。这座城和人一样有它的盛衰。它一次又一次地遭中国海盗和倭寇骚扰，被台风扫荡，被暴雨淹没。它虽与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同纬度，却有过一个刺骨的冬天，几乎被大雪埋掉，江面结冰，人和牲口都冻死了。

到十九世纪初，上海的人口估计已过五十万，正是运势上扬的时候。上千艘古怪的木船桅杆如林，挤满了锚地，每一艘都描画得花花绿绿，做成一条鱼的模样，还瞪着一双大眼睛——因为中国的水手说，一条船没有眼睛，怎么看得见路呢？上海是扬子江沿线中部各省的繁忙海港，也是南北沿海各处的门户。远在第一个外国人在此落脚之前，它的商业潜力就已大半兑现，「海上女王」的地位也已坐定。

一八四二年，是她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她与另外四座城一道，被英国逼着开了城门，成为通商口岸。头一批住进城里的西方人，是英国领事和他的随员。摆在这些住下来的英国人面前最紧要的事，是弄一块地皮做永久的外国居留地。他们很快发现，选定地点是一回事，拿到手里完全是另一回事。选中的地界在华界的北面和西面，大半是耕地，这儿那儿点缀着村落，而坟墓则处处皆是，一座座长满青草的锥形土丘。照例，最大的麻烦出在坟上，买方只好答应坟一律不动。等到英国人终于完全占有了这块地，他们说，这场周旋比攻下那座城还要艰难、还要磨人。法国人紧跟着英国人来了，也向中国人要一块自己的租界；这件事美国人稍后办得声色不动、摩擦也少——他们干脆自己悄悄占了。

一八四八年，租界开辟五年之后，记载说外侨人数已过一百，其中有几位女士。想象力一插上翅膀，眼前便浮现出那时候人们的处境！夏天没有山间避暑地可躲，没有电扇可解暑气，没有冰镇的饮料，没有纱窗挡苍蝇蚊子。街上走走，因为不讲卫生而毫无乐趣可言；便是到近郊散个步，也几乎叫人受不了，因为田里施的是粪。霍乱、鼠疫和别的东方病症猖獗一时；头一座外侨公墓里，多少个小小的土堆被心碎的泪水浇过——那是一个个年轻的生命，用他们的性命换来了今天的上海，这故事说得再清楚不过。

上海历史上一件大事，是六十年代初太平军围城。这支狂热的大军把这个国家搅动了十四年，几乎推翻了满清王朝。乱兵从西边逼来时，四乡的百姓在他们前头逃进上海。外国人当初订的《土地章程》里，是不许中国人住在租界内的。可惊慌失措的难民拦不住。他们先在界外扎营，不久便挤了进来，无阻无碍地漫过了整个租界。人们搭起棚屋安置他们，一夜之间像蘑菇一样冒出成百上千间；地产投机的人大发了一笔，因为难民里常有富户，肯出可观的租金。这些投机者当中有许多人被这场好运冲昏了头，继续疯了似的盖房子；等到乱事平息、人群像当初涌进来那样飞快地退走，他们便亏得很惨，有的甚至破了产。中国人大批撤走，有一个缘故是他们不喜欢租界里当时施行的卫生条例，而且非常害怕外国人会对中国官员施加足够的影响，把这套讨厌的规矩推行到内地的城里去。尽管这许多难民一等太平便回了老家，仍有大批人留了下来，享受着租界给他们的庇护。此后屡次有人设法把他们赶走，都无济于事，而另有一些人又陆陆续续飘进这个理想的避风港。上海从此便成了、而且一直是这样一个地方：全中国亡命之徒的收容所。至于那些体面而失意的人，数目也很不少。若有人认真编一部上海的中国名人录，那名单会让读者吃惊：半被遗忘的昔日名流、被革职的官员、破了产的世家、过了时的学者——这些人曾在天下事里举足轻重，如今丢了面子、丢了恩宠、丢了家私，便觉得这座华洋杂处的大都会是个安稳的退身之所，好在此了却残年。

「第一件」总是格外引人兴味，这类事情上海占得不少。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条铁路，就修在上海和十二英里外吴淞的炮台之间——黄浦江在那里汇入扬子江。派出去勘线的两个人吃尽了苦头，其中一个险些被激怒的百姓打死，他们声称不许他惊动祖坟，而那些坟正挡在拟修的路上。这条铁路一八七六年完工，可它注定短命。中国乘客偷窗玻璃、偷蓝绸窗帘——他们想不出这些东西除了能换成现钱还有什么用处——这还是小事。这条路激起了各阶层深植于心的怨恨，从一开始就在劫难逃。最后的收场是：一群上海的官员坐在轿子里草草巡视了全线——他们不肯屈尊去坐那火车，觉得有失身份——然后一本正经地宣布：此物为害。不久铁轨就被拆掉了，隔了很久才有别的铁轨铺上去。但世界即便在满清治下也仍在走动；他们的太阳还没落山，上海到吴淞之间每天已经能听见好几回火车的汽笛，而在这座「世上最亲外国的城市」里，轿子如今稀罕的程度，几乎不亚于当年的火车。

说来也怪，恰恰是在太平天国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这个焦头烂额的国家得到了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恩泽。那就是大清海关在上海的创设，有位作家称它是「西方给中国下过的最有效的一剂酵母」。中国人自办海关的历史，是一部冗长乏味的失败、贪墨与亏空的记录；直到一八五四年管理权交到外国人手里——他们的廉洁立刻成了中国人又惊又喜的一桩奇事——局面才有了改观。半个世纪里，这项事业在赫德爵士的巨手下运转，稳步扩张，税收逐年增加；中国国家邮政在他任内创办，功劳也大半要记在他身上。前不久，外滩公园里、海关大楼近旁竖起了一尊赫德爵士的铜像，取的是他惯常的姿态——这实在再恰当不过。

上海还远没有到她繁荣的顶点。去年的关税收入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常常一天之内就有二十多艘船从她的码头开出，驶往同样多的不同口岸。营造之盛前所未有，中国式房屋尤其如此。西方来的旅人望着那宽阔的外滩、两旁气派的洋楼、往来飞驰的汽车和马车，几乎要疑心自己到的不是中国的一座城，而是欧洲的某个国都。华人已增至一百万以上。在两万一千名侨居的外国人里（包括日本人和东印度人），英国人约五千，美国人一千五百。这座城是一座政治舞台，阴谋在此孵化，改革也在此发端。它是传教事业的全国总部，是通商的首要之地，是进步的家园——一句话，是中国的神经中枢，它的影响伸到这片土地最偏远的角落。上海面临着东方特有的种种难题与危险，但她的前途是光明的，前面有无穷的发展等着。

第二章市政风貌

人们常说，上海是「世上最古怪的小共和国」。中国确实再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城。在它今日的界内住着许多国家的人，其中十八国设有领事；大体上，这些人在一个操着各国语言、由选举产生的市政机关治下和睦相处。今日这套自治制度得来不易。当年的元老们打过不止一场苦战才闯出这条路，因为人既分属多国，主意也就人各一套。现行的《土地章程》和市政条例，与一八六九年所定的几乎无异。上海开为通商口岸十年之后，法国人退出联合，另立了自己的一套政府。其余各国合成「公共租界」，后来人称「模范租界」。不过实话说来，它并不像那些盼它好的人所希望的那样，样样都当得起「模范」二字。但它确有可称道的地方；不久前香港有位市民公开呼吁，要这座同样自重的大都会醒一醒，学一学生气勃勃、不断进步的上海。

政治上的一切都围着工部局转。公共租界的各国领事每年春天召集一次纳税人（即选民）大会。凡外国人置有或租有值达定额的产业，便有选举权。纳税人选出工部局的董事，选完便退回幕后，来年再见，除非有特别事务另行召集。董事会每周开会一次。九名董事都是不领薪水的商人。华人不得当选，日本人可以，只是事实上一直没有过日本董事，这令该国人大为不快，直到一年前才有一人当选。司法之权归于领事。各国领事各审各国的侨民，只有三国例外，它们设有完备的法庭和常驻法官：英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庭多年前就设了，美国法庭一九〇七年才第一次开庭。治外法权一事，中国人心里极不痛快。日本没有这一层，更叫他们伤心又难堪。自从新法典编成，举国比从前更加坚决，要拔掉这根肉中之刺，撤销外国法庭。但新法尚未普遍施行；只要行贿与刑讯的旧办法一天不彻底成为过去，缔约各国就一天不会放弃对本国人的专属管辖，本国人也一天不会不要这层保护。

有一样制度是上海独有的，有人称它是「古往今来献给公道的最奇特的一座衙门」，这就是会审公廨。早年间，华人在公共租界内被捕，都交给华界的官府审断，可公道难得一见，不是刑罚苛酷，便是纵放无度。为保护华人，凡涉及外国人的案子求个公平，兼审那些无领事可管的外国人，一八六五年设了会审公廨。它并没有把难题解决得多么圆满，因为所用的是中国的法律，而那位坐在中国谳员身旁的洋陪审官——按一星期里的日子轮着由英国人、美国人或德国人充任——不过是个摆设，只有建言之权。可是实际上，尤其是一九一一年以来，他渐渐成了幕后真正的主宰，说了算的分量越来越重。革命那一年，会审公廨的管理权从中国人手里转到了工部局。这事办得不动声色，华人心里雪亮，面上却可以装作不知道，「面子」便保住了。只要面子保得住，事实如何是无关紧要的。

到会审公廨去坐一个上午，在多数人是件极有意思的事，因为中国人的生活与性情，会从种种侧面照见出来。每天上午九点半开庭，洋陪审官同中国谳员并肩进来落座，两旁是神情肃穆的通事和书吏。中外证人分坐两边；犯人多半是些可怜巴巴的苦命人，由印度锡克巡捕和华捕押着，鱼贯进入被告席，一名英国执庭警官在近旁值班；堂外过道上、门口一带，凡挤得进来的都挤到里面来了，围着一群好奇的杂色看客，其中不少是犯人的亲友，却自始至终木然不动。天下还有哪一处，能像上海会审公廨这样，听到如此五花八门的案子——民事的、刑事的，惨的、可怜的、可笑的？有的错综复杂，所罗门的智慧也要费一番心思；有的简单得像小孩过家家。一天上午来了一对老夫妇，要求判离。他们脸上神色那样和善，与世无争，彼此更是和气，谳员倒糊涂了。「你们吵架了？」他问。「没有啊。」「过日子不和睦？」「我们和睦得很，正因为和睦才来的呀，」老太太赶紧解释。于是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原来有个凶兆叫他们深信，将来两人必要吵得天翻地覆，闹到分手，各自伤心而死；为免这场大祸，他们打定主意先下手为强，趁着还是好朋友的时候分开。谳员劝了几句，宽解一番，事情便妥了；没多久，这对老情人——他们实实在在就是一对老情人——手拉着手，笑吟吟走出公堂，回他们的寒家去了。租界之内不行刑。判了死罪的犯人交给中国官府，这里又要顾到「面子」：死刑其实已经判过，却容华界的公堂只当没有这回事，仿佛是它自己定的罪，照样再走一遍。

会审公廨的房子，右边挨着女牢，左边挨着债务人的监狱。从前归中国人管的时候，几乎谈不上什么管束，一切听其自然。债务人监狱里的人，只要弄得到钱，尽可以抽鸦片、赌钱赌个痛快，还有歌女来给他们解闷。女牢的情形更糟。顶层辟出来给犯人的小孩子住，那些可怜的孩子无人照管，什么坏样子都看在眼里。楼下监房里的母亲们差不多爱怎样便怎样。她们有一手，是把手从窗上的铁条间伸出去，硬生生把外面的瓦楞铁皮扯开，好同街上的人大声说笑，再垂下一根绳子，把吃食或别的什么由亲友系在绳头上吊进来。女看守（这地方唯一的男人是看门的）个个奸猾无信、见钱眼开，实在比铁窗里头的女人好不了多少。

近几年却大不相同了。外国的市政当局一接手——顺便说一句，这权柄随时可能交还中国人，他们为丢了这份职权很有些恼火——便把那些小孩从坏透了的环境里带出来，安置在一所由一位基督徒妇人主持的教养院里。这所院子由工部局供养。女看守全班撤换，新来的受着严密的稽查，直到确认可靠为止。那栋肮脏的房子彻底洗刷、油漆、刷了石灰水。添了浴室、洗衣房和医生的诊察室，又规定犯人每天到那铺着水泥、晒得着太阳的院子里活动一小时，健康状况因此大有起色。眼下最缺的是给女犯人做的工艺活计，她们除了擦洗过道、洗自己的衣裳，全无事做。日子沉闷得没一点变化，唯一的例外，是济良所那位神情温和、面目慈祥的女传教士带着她的中国女圣经员来探监，一间间牢房走过去，唱诗、读经、祷告。每四个女人关一间牢房，房子还算亮堂，也够大。中国式的床上一无被褥，最冷的天气也如此，只当犯人身上的棉衣就足够了。四五个月以内还在吃奶的婴儿，准许跟着母亲。女犯人多半是拐带人口定的罪，刑期最长也不过八年十年。

债务人的监狱，官名叫「羁押所」。里头的人不上锁链，可以随便走动、抽烟、玩耍，只要不是赌博的玩法；每天有定时，准许在旁边一间小屋里会亲友。冬天的日子，这屋子门窗紧闭，狭小的地方挤满了人，烟气浓得能用刀切开，外国人便是探进头去匆匆看一眼，也要拿性命去拼。犯人的铺盖和伙食都自备，米由官家供给；总的看来，他们过得挺自在，一点不着急出去；有的其实藏着足够还债的钱，只是不肯拿出来，有的则有亲友轻轻松松就能替他还上。近来有两个人被公堂开释，认定他们确实无力偿还，一个已经关了七年，另一个五年。工部局的男监在好几英里之外，地方开阔些。厚重的灰砖墙里关着一千一二百名犯人，全是华人；外国犯人暂时收在各国领事馆附设的小监房里，领事馆没有监房的，就送进英国的牢里。这座监狱的管束与养护近乎完美。监督是位基督徒，替犯人安排每星期日的礼拜，由基督教青年会总揽其事。

监内大规模办着各样工艺：裁缝、编席、木工；全城相当一部分的筑路修路，也是犯人做的。短期的监禁，在许多人反倒是求之不得，因为那意味着有房住、有好饭吃、有暖被盖，还能在极便利的条件下学一门手艺。于是竟成了这样一件事：不少惯犯一到天冷，就成群结队奔上海来，存心到牢里过冬。前些时就有一桩现成的例子：一个中国人走进巡捕房，喜洋洋地宣布他要人家把他抓起来。「我系顶坏顶坏个人，」他说，「顶坏个人。」问他此时此刻为什么该抓他，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便被打发去干自己的事。他不肯走，一口咬定自己「顶坏」，要人抓他；末了带着一脸吃惊受屈的神气踱出捕房。走在街上，一想到眼前的严寒，他忽然灵机一动，便去寻巡捕，寻着一个，动手就打。他打得十分尽兴，立刻被另一个巡捕拿住，送到最近的捕房，一路笑逐颜开：过冬的住处解决了。近来有一件事众说纷纭，就是该不该恢复竹板责打的旧例。不少官员，中外皆有，都主张从前会审公廨用的这种刑罚十分人道，而且中国人是真怕它的，论到弹压近来大为增加的犯罪，再没有比它更管用的了。

从前没有感化院，犯了不过是小偷小摸之罪的男孩，常同积年老犯关在一间牢房里。是现任的监督力陈需要另盖一处房子，收容十六岁以下的少年，终于由工部局买下一座三层的大栈房，改造成了这个所在。里头有的孩子才九岁。「我在中国住得越久，见惯了那些穷得没法过的百姓，就越不忍心怪人偷东西，」一位到感化院来的基督教青年会人士感叹道。孩子们上午做工，下午读书、操练、游戏。救火操练很像样，军事操练更是孩子们的乐事。练得最好的轮流当教习，用英语发口令，全队应声而动，很有精神。不服管教的处罚，是罚他用沙擦洗木地板，有时要擦一整天。那地板便白得可爱。「你该去瞧瞧厨房！」一位常来的客人对新来的说，「干净得能在地上吃饭！」上海有好几位信教的华商同监督讲定，愿意从感化院里接收若干出院的孩子，给他们活计做，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早年在上海落户的外国人，头一批想到的事情里就有一件：非有一支像样的巡捕队伍不可。起初不过是几名华人更夫，由中外双方共管。那年月有个笑话：巡捕列队受检阅时，身上还穿着各色各样的土衣裳，头上却戴着外国的军帽，手里不拿枪，拿的是收起来的中国油纸伞！如今全城有二百三十名英国巡捕、四百五十名印度锡克巡捕、一千余名华捕守护，很是周密。锡克人那鲜艳的红头巾到处扎眼。这些人弹压地面手段粗硬，却很得力，中国人怕他们。有一个锡克人个子特别高，他的外国上司说：「只有这一个人，我敢打包票，我不在的时候，他照样把我的命令办得跟我在跟前一样。」他的职务之一，是罚办出了岔子的华捕，叫他们做一场严酷的体操，夏天半小时，冬天一小时。「看着也不见得怎么样嘛，」一位外国太太瞧着那些人说，「我打网球都比这个吃力。」「哦，不然，你可没有把周身的筋骨都这么动开，」总巡笑道，「这些人做完了，巴不得躺下歇着。我有过一个人昏过去的，不过那是他身子不正常。」这种处罚特别叫中国人受不了的地方，在于施罚的是个锡克人。要是由英国长官来管，那就没有这么伤人一半了。巡捕这行当对中国人很有吸引力，从来不愁招不着人。训练要三个月。摔跤的门道最投新手的脾胃，不多时便真练出些本事。对付捕丁之间的斗殴，官长有一套别致的法子：给两个动手的人戴上拳击手套，不许咬、不许踢——这两样正是他们最爱使的招——然后叫他们打，打到浑身脱力为止。这么来上一回，往往一辈子都改了。

华捕的营房干净，简陋到了极点。「我们同臭虫是打不完的仗，」外国警长说，「墙上一个钩子一根钉子我都不准有，只有每张床后头搁枪的托架是例外；那东西要是拆了，我再不许装回去，因为犄角旮旯里最藏虫子。」每逢星期六，人睡的板铺都要用沙和水擦一遍。沙很快嵌进木头的纹理里，臭虫爱躲的正是那里，所以沙既能去污，又能防虫。捕丁有时准许回家住一天，回来以后营房必得额外打扫一回，因为他准会带回一批新的虫子来。去年有一项新举措，给华捕配了长枪，足见他们大体上忠实可靠，也足见上头对他们的信任。枪不许带回家，下班时留在捕房里。

锡克人的招募处同华人的在一处地界，只是另辟一院。同锡克人打交道，最伤脑筋的是他们的饭食。他们是东印度人，吃不了中国人吃的东西。他们的种姓规矩一丝不能通融，无论叫办事的人多么为难，也得留出工夫让他们照自己的法子做饭。锡克人执法严厉，可论到人品，未必比多数中国人更靠得住，有时还不如。有个锡克更夫在偏僻地段巡夜，一天傍晚按响了一户外国人家的门铃。「下雨了，」他不慌不忙地说，「能给我把椅子，让我在你家廊子上坐坐么？」后来人家发觉，不下雨的时候他也常在那廊子上驻扎。锡克人不硬要他们学中国话，但学会了能升级加薪，算是鼓励。欧洲巡捕则非学中国话不可。他们自然是这支队伍的骨干。工部局办有一所医院，专给华捕看病，是全城最干净最好的医院之一；工部局监狱的犯人也在这里就医。女犯人有病，送到教会办的妇孺医院去。

万一有暴动或别的紧急情形，上海也不必全靠巡捕，它还有一支靠得住的万国商团，眼下有一千三百人。商团早在一八五三年就成立了；自太平天国之乱商团众人奋勇出力以来，一次又一次有事要仰仗他们。最近一次立功是在一九一三年夏天的乱事中，那时上海正处在战区中心。看商团操演或出巡，队伍里除了年长的，还有那么多结实的青年，侨居的外国人心里油然生出一种安稳的畅快，也为自己的护卫者生出一份实实在在的自豪。商团里各国的人都有，其中华人的一队很有实力；再听统带说，凡华人商团出动的时候，其能干与忠实无不可嘉可佩，人心便更加一振。去年商团里又添了一支汽车队，开办时有十八辆私家车连同司机；真到有事，全城的私车公车差不多都会交给商团调度。

上海的救火会创于一八六六年。三名主要的司职是工部局的雇员，四个分队的队员则全是义务的。全城有三处救火站、三座瞭望塔，此外在外滩一处码头上还系着一艘容量一千加仑的救火船。现有三辆机器车，打算尽快把马匹淘汰掉。像上海这样华洋杂处的城市，人烟稠密的地段各色房屋挤作一团，火警时时都有，幸而救火队应付得法，酿成大灾的极少。

「你的信怎么到我手里的时候，总贴着两分钱的美国邮票？」一位聪明的美国妇女俱乐部会员写信问她在上海的朋友。她纳闷得并不奇怪，连华盛顿有些政府部门也曾把贴五分邮票的公文封寄到上海来。这个「小共和国」虽在中国的土地上，它的独立却由一件事显得格外分明：城里有六处外国邮局——英、美、德、法、俄、日。有三国——英国、美国、德国——已把寄往上海和从上海寄出的邮资定为国内邮资。不过由上海转寄内地的家信，仍要照外国邮资贴五分；从国外寄来、要转往内地的包裹，则须重新打包、重新贴票，走中国邮局。（本书付印之际，国际包裹邮政正在筹办之中。）

可惜一八七八年那个大好机会，中国没有抓住。当时正式邀她加入万国邮政联盟，指望能促她自办一个国家邮政。她却目光短浅，谢绝了；直到一九一四年九月一日才终于接下这份权利。国家邮政虽经多年鼓吹，又屡屡因李鸿章一流开明大臣的努力而似乎就要办成，实际上却迟至一八九六年才出世。在那以前，邮件由地方的驿站分发，归地方管辖；快捷的交通工具又极少，大半靠信差传递。内地至今还有许多信差路线，火车轮船到不了那些地方；这些信差常常是徒步，有时骑骡骑马，赶起路来一刻不耽搁，一天走上八九十英里是常有的事，何况路坏得没法说，更不用提土匪、大水以及别的一些小小的麻烦！上海是全中国最大的邮件总汇之地；在英国邮局对街那座结实的红砖中国邮局里，办着极大的一摊生意。各科的主管都是外国人。华人时不时要发一回议论，声称华员既已训练有素，最紧要的位置也尽可以独当一面了。可是有见识的中国政客舍不得放走外国人，明白眼下换手必定要冒极大的风险。有意思的是，上海最新最漂亮的邮局是日本的。外国邮差除了日本人以外没有别的。中国邮差穿着整齐的绿色号衣，骑自行车送信。商业区一天送六班，住宅区三班四班。有一家人被邮差搅得不胜其烦：他晚上十点甚至更晚还来送信，门铃按个不停，非有人应门不可。他们请他把夜里的信留到早上再送，他却照旧有信就来，显然认定邮局的章程铁板一块，如同玛代与波斯的律例，断不可改。

外国市政里头，怕要数卫生处这一门最有意思。十八年前，主持的那位医生在上海住下来，开始向疾病宣战，他不是踩着前人的脚印走的，因为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人办过。处里有位职员把工部局的化验室叫作「卫生处的脑子」，说得很贴切。这脑子确实千头万绪地忙着。举一样说，全中国的人都上这里来打巴斯德的针。但它主要的工夫下在防疫上。鼠疫是东方的大患；一九〇八年查明，鼠疫是由跳蚤把病毒从染疫的老鼠身上带给人的。既然如此，要防鼠疫，就非灭鼠不可，而在上海这样一座城里灭鼠谈何容易。这场仗是这么打起来的：先把全城分成区，区分成分区，分区再分成段，画出一张总图。接着大举捕鼠。凡捉到的，死的活的都送到化验室去查验。凡查出带疫的老鼠，就在图上那个地点插一枚黑头针；红头针则表示有人死于鼠疫。这么一来，城里哪些地方鼠患最凶，很快就摸清了。可是单杀老鼠没多大用，杀掉一批很快又来一批。非得下更狠的手不可。工部局定下章程，要各处房屋做防鼠工程；章程虽定，卫生处的人要推行起来，却是更难的一关。外国人的房子固然也很需要，可这章程是专为中国人的住宅拟的：那种小房子里往往像沙丁鱼似的挤着四五户人家。起初中国人极力反对，还拿它取笑，后来渐渐觉得它是好的。鼠疫一起，人心惶惶；几年前上海几乎闹起一场大疫，那阵子只要说是能扑灭疫情、能免去下一回，什么他们都肯依。章程规定，底层地面下不许留空隙；六英寸的洋灰上再铺三英寸柏油碎石，老鼠便无从由地下钻进屋来。卫生官员还劝住户——虽不在章程之内——把墙砌实，楼上不吊顶棚，光露着椽子。许多旧屋新屋都照这样办了。有时一整排老房子一起做防鼠。做工的时候，住户搬到门前街上安营，就着小小的炭炉做饭，蹲在一旁耐着性子等，等到能搬回去为止。可教化是慢工，反对的仍然不少。所悬的目标，是马尼拉早已做到、被人举为榜样的那一条：「凡老鼠钻得进的空隙，一概不留。」纵然处处省着办，卫生处捉一只老鼠也要花两分钱；可是无论华人洋人房客，只要来知会一声，它总预备派人带着笼子上门去替人除害。城里各处安了许多水泥的固定垃圾箱，带弹簧盖子，不怕火也不怕鼠。每天开底下的口子倒空好几回，由工部局的车拉走。中国人喜欢这种箱子，如今很少再把垃圾往地上倒了。

传染病的危险就没有这么好办了。并没有法令规定天花、霍乱乃至鼠疫的病人非进华人隔离医院不可。所能施的只有劝导，而劝导未必总是劝得动。可是防病的宣传却一刻不停地在做。每月每日，印好的传单四处散发，中英文都有，讲的是清洁、卫生、随地吐痰之害、蝇蚊之害，讲要清除积水、要给房屋防鼠。秋冬两季，电灯杆和电话杆上贴出告示，招呼过路人到卫生处十六个分处中任何一处去，华人免费种痘。卫生处每周办卫生讲演；不但如此，还照着那句老话办事：「山不就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山。」讲演虽用的是通俗的路数，往往能招来一大群人聚精会神地听，训练有素的华人职员还是要到学堂、茶馆以及别的百姓爱聚的地方去讲。他们带着一只饭铃，摇铃招人，不多时听众就有了。刚开讲的时候，百姓不明白这是干什么的，几乎激起了很凶的反对。卫生处的处长是位极有分寸、极和气的医生，便下帖子请了些头面的商人和官绅，约定时地，亲自向他们说明这番举动是怎么回事。此后就再没有麻烦。灭蚊另雇着一大批苦力，两人一组，各有分定的地段。他们的差事是收拾旧罐头、瓶子、破瓦器，劝告住户不要在屋外乱放木盆、空花盆和别的能存雨水的家伙，用小沟排掉或用炉灰填平浅水洼和烂泥地，排不掉的死水便洒上煤油。为叫这些苦力尽心，上头常常不打招呼就去查他们的活。

卫生处按期查看的铺子里，有牛奶房、洗衣作、茶馆、果子铺、肉铺、饭馆和面包房。执照上规定：茶馆内不得叫卖生鲜食物；牛奶房、面包房、洗衣作每年须刷两次石灰水，不得有人在内住宿或吃饭，也不得与住家相连。面包房里禁止用嘴往食物上喷水，洗衣作里洒衣裳也照此办理。牛奶房的工人要衣服干净，挤奶前先洗手。无论何时何地都禁止吐痰，也禁止雇用患传染病的人。若指望这些条文能一字不差地做到，那是把人性看得太好了。但它们确实起着很大的约束作用。外国人的牛奶房最好，不过有一家中国牛奶房从来没有被罚过、也没有被告诫过，这名声很叫人羡慕。工部局的屠宰场保持得极清洁，牲口和肉每天检验。好肉盖上「工部局屠宰场宰」的戳子；肉次一等而无病的，打上「二等」。凡供外国人食用的肉，没有工部局的戳记，一律不许运进租界。

肺痨是中国人的克星，常常从摇篮追到坟墓。在那些成堆挤住、境况可怜的欧亚混血儿中间，这病也多得吓人。对付这流行的病症，似乎只有一个法子：教，教，再教；而这件事正在尽可能彻底有效地做着。王女会近来办了一件很好的事。她们筹了一个肺痨展览会，在市中心一处空铺面里办了一个多星期。展品有许多是基督教青年会借出并布置的——青年会本身也正对中国这个「白色瘟疫」打着一场很有声势的仗。地图、图表、图画，以及种种引人注目、能教人明白道理的装置，都陈列得很好看，其中有两样格外动人。一样是一口钟，每隔三十七秒不祥地当的一响。钟上挂着一块牌子，用中英文写着：钟每响一次，中国就有一个可怜人死于肺痨。另一样摆在一扇大橱窗里，位置更显眼，总能招来一群看得入神、默不作声的中国人。叫他们看得挪不动脚的，是一座做得极像的中国房子模型：一个中国人从屋里走出来，走了几步，跌进一口中国棺材，棺材立刻沉入土中。这情形每八秒钟重演一回，棺材每落一次，就代表世界上某处有一人死于肺痨。

一八九八年以前，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卫生处，也谈不上有什么卫生的举动。若嫌进步有时太慢，只消回头看一看，就明白这十五年里的好转是多么了不起。上海之所以当得起「模范租界」这个称呼，在市政各部门中，怕是卫生处的功劳最大。市中心那一整个街区的工部局各署房屋，是远东这类建置里最好的一处。

第三章街头漫步

「我在中国住了快二十五年了，可每回上街，总还能看见些新鲜有趣的东西，」一位活泼的女传教士医生对着一群刚到的新客说。她讲的是北京，然而上海的街头生活自有它别处没有的味道。

先说一件：公共租界里压根没有叫作「街」的，只有「路」。当然，有些小道又窄又短，够不上称路，便叫作「弄」；城里还有一条「百老汇」，说得确切些，是「百老汇路」。不必解释，这条路自然在当初划归美国人的那一区。上海的百老汇并不冒充能比得上西方的那位本家，无论气派还是分量都不敢比，不过靠近路东一头那些不起眼的铺子里，生意倒也做得挺兴旺。

外国人最早的永久居留地是沿外滩一带，从英国领事署和领事住宅的那块地起。这条堂堂的外滩，一边是气派的银行、总会、轮船公司和保险行的楼房，一边是黄浦江，是全城的骄傲与光荣。如今这条宽阔雪白、人声嗡嗡、名贵汽车疾驰而过的大路，当年不过是一条沿着沼泽、被脚踩出来的纤道，这实在叫人难以想象。往南去，越过一条不久前还臭气熏人、如今正迅速变成漂亮林荫大道的小河，便是法租界外滩的起点，那里码头栈房相连；法租界外滩到了头，华界的外滩就接上了。

华界外滩最有特色的，是它的船户人家。半英里多长的江岸上，一种叫舢板的小船挨着挨着，上面架着竹席做的矮矮的拱篷，一直排到江心里去。每一条小舢板上都像蚂蚁窝一样密密麻麻住着人。船上的人是长住的住户，他们的家就下锚停在那里。其中许多人原是北方逃荒来的灾民。男人多半在码头上做苦力糊口。女人拾些破布纳鞋底，替那些没有家小的苦力补衣裳缝袜子，挣几文钱贴补家用。木板搭在木桩上，权当栈桥，把船和岸连起来；小娃娃在最窄的那几块板上跑来跑去，随他们的便，却难得掉进下面的水里或稀泥里。生孩子、娶媳妇、办丧事，给船上人家的日子添些变化。码头上通常总立着两三口空棺材，预备着不时之需；平时也有用处，可以当凳子坐，女人做针线的时候尤其爱坐。

公共租界这一段外滩，临水的一面除了海关码头之外没有房屋遮挡，辟成一片片草地，到外白渡桥附近渐渐宽阔起来，就成了外滩公园。这座小巧可爱的公园坐落在全城的中心，有草坪，有花，有遮阴的树，还有一座乐台，夏天由著名的工部局乐队在上面奏乐；走乏了的行人爱在这里歇脚，带孩子的父母和奶妈也爱在这里聚会。华人不得入园，只有带着外国孩子的奶妈例外；此外除非穿西装，或者有外国人陪着，一概不许进。这是为了免得园子被苦力一流的人挤满。海关码头见过不少动人的场面。轻快的小火轮把出洋的客人送下十二英里的江路，直到拦门沙以外抛锚的远洋轮船上；客人回来时，又把他们接上江来。码头的顶棚下留过多少哭声与笑声的回响，多少颤抖的道别与欢天喜地的迎接。

这一段江面宽半英里，是一幅活生生的画。水上什么船都有，从忙碌的舢板到吃水浅的沿海商船和兵舰。无论是在正午的日光下看，还是在满天星斗下看——江面上映着千万点闪烁的灯火——对住家的人和过客都一样百看不厌。

上海最入画、也是头一条商业大街的，是南京路，中国人叫它「大马路」。这个「大」字是形容「马路」而不是形容「马」的；虽说路上确有许多马走过，多半是蒙古来的小马，脚程快，那一串串细碎的蹄声从清早响到晚。说来「大马路」这名字，在如今汽车满街的日子里倒显得有些过时了——上海的汽车已经有八百多辆。南京路自外滩的汇中饭店起，顺着从前一条小河的弯曲走向，一直通到跑马厅为止。从外滩往西的一小段，差不多全是外国铺子，是全城最大最漂亮的。再往前路面便宽起来，成了一条高等华人商号的大街，许多店门口飘着国旗，家家都高挑着那种黑底泥金的直立招牌。天气晴好的日子，无论朝哪一头望去，都叫人眼花缭乱；到了夜里，整条街从这头亮到那头，电灯通明，更是如此。那时候中国人成群结队地上戏园、上茶楼，或者不过出来遛遛，人行道上摩肩接踵，挤得溢到马路上去，几乎要被飞跑的车子撞倒。到处扎眼的是中国的「街边女子」——其实该说是些姑娘和孩子，因为几乎个个都小得可怜。她们涂脂抹粉，戴着首饰，有时站在雪亮的灯光里，更多是站在关着的门洞的阴影中，或是弄堂口，通常三五成群，由一个上了年纪、充当「掮客」的女人照看着。南京路上最可看的时辰，是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之间，那时仿佛全城的人都出来了，闲荡也罢，寻乐子也罢。尖利的人声乱成一片，夹着人力车夫的吆喝和汽车的喇叭。这是一幅热闹的活画，在中国别处怕是再找不出第二幅来。

上海有个英国人说过一句话：「英国人有两样东西非有不可，一是国王，二是跑马厅。」上海的跑马厅连同紧挨着的公共体育场，占地约六十六英亩，而那一带的地皮是全城最贵的。这块地是多年前买下的。今天在那个地段要留出这么大一片空地，出多少钱怕也办不到了。

静安寺路是上海上等人住区的代名词。它是南京路的延长，路名取自尽头那口用矮水泥墙围起来、汩汩冒泡的泉眼。泉边不远是外国人的坟山，绿荫深处，安静得很。每年五月三十日，美国人都在园门之内聚会，举行本国的追悼礼。到场的人信什么的都有，做什么的都有，商人和传教士，游客和冒险家，在异乡作客，因为同爱一面旗而聚到了一处。上海万国商团的美国队，和江中抛锚的美国巡洋舰上的正规兵，吹着号、奏着笛从外滩一路走来，在铺满鲜花的坟前行礼。这里有几座坟，年代已在六十年以上。

静安寺路上最漂亮的几所住宅，有些是阔气的中国人的产业。天气好的午后和傍晚，几十辆汽车在这条宽阔平整的路上来回飞驰，一直驶到路那头那些宜人的近郊去，车里往往挤得满满当当，坐的都是出来玩乐的中国人，有男也有女。

法租界里有一条大道，原先按第一任法国领事的名字叫「宝昌路」，自开战以来改称霞飞路，它那些住宅的讲究，足以同静安寺路一较高下；有人还更喜欢它，因为那里房子的式样更多变化。这条路开辟得晚，多少缺了些静安寺路上最惹人爱的浓荫古树和老园子。人们常向生客指点说，上海的长路里难得有一条是直的，这一条便是：全长两三英里，几乎一处拐弯也没有。

花街柳巷的一片，是以南京路和福州路为中心的。福州路是条窄街，乍看没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可是提起它，男人摇头，女人能不走便不走。它出名的地方，在于茶楼之多、茶楼之为何物。茶楼由街上直接进去，宽楼梯通上二层的酒座，底层做生意用。楼房的临街一面，若是在拐角上，连侧面也一样，围着一条窄窄的外廊；天气和暖的时候，这里是人人想占的地方，闲人可以在此闲谈，一面呷茶饮酒，一面看楼下街上的种种热闹。茶楼里常摆着南边来的雕花乌木家具，很是富丽；然而直到下午晚些时候，里面几乎空无一人，只有零星几个闲客露面。要到夜里才是人潮涌来的时候。那时候一桌桌都坐满了，中国乐人把弦管吹拉得震天响——在外国人听来只觉得吵闹刺耳——到九十点钟，一切便热闹到了顶点。在灯火通明的屋子里，一队队年轻姑娘绕着方桌缓缓穿行。差不多个个生得好看，又都很年轻。她们穿着绸缎，戴着首饰，脸上的脂粉厚得失了本来面目，跟在各自那位领头女人后面。那女人时时停下，满面堆笑地招呼客人留意她带的人，把她们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有一个被挑中了，她便撇下她听凭天命，自己再往前去张罗别的。这些受害的人多得数不清，她们自己并没有做过一点错事，只因年纪太小无力反抗便被卖入这火坑，落到这地步的不少还是在襁褓里就被卖了的；如今一小时一小时地耗在茶室那憋闷的空气里，等着买主的高兴。街上，坐人力车的，走路的，女人还在一个接一个匆匆往茶楼赶，押着她们那些活货；一直到夜深生意停了，人还在陆续到来。

外滩公园对面，苏州河汇入黄浦江的地方，紧挨着立着三所领事馆，旗杆上各自飘着本国的旗。这三所是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别国的领事馆则占着静安寺路上宽敞的大宅。正在德国领事馆隔壁兴建的俄国新领事馆快要完工，江边的景致又要好看几分。街对面百老汇路的转角上，是礼查饭店，上海最老的旅馆。这一带从前是美租界的一部分，如今叫作「虹口」，名声算不得怎么好，不过有些极体面的人家至今仍住在界内。可是虹口菜场却挑不出一句不是来，它是全城最大最好的菜场。住在几英里外静安寺路上的主妇，有时也打发厨子跑到虹口菜场去买菜，还要抱怨不能天天去。伦敦有考文特花园菜场，上海有的便是这一处。人说，要快快认识一座城，最好的法子之一是去逛它的菜场；这话用在此地格外贴切。清早在那喧闹的方场里走一两个钟头，或者说侧着身子挤上一两个钟头——各国的人都聚在那里——比读一整本平常的旅行指南还值。菜场占了整整一个街区，水泥地，木柱撑着瓦顶，有自来水养着鱼和菜，摊子干干净净，管摊的人也很规矩。女人没有男人多，可她们自有办法让人觉出她们在场，讲起价钱和货色来，尖嗓门盖过了人堆里的嘈杂。没有摊位的小贩沿人行道一溜排开，蹲在自己的篮子边上；卖不着的工夫便呷口茶，或用磨得发亮的筷子扒几口热饭和豆腐。换钱的桌子四处点缀着，桌面上蒙着结实的铁丝网，因为「小钱」是时时要用的，人们手里最多的正是那些又大又沉的铜元和制钱。

杨树浦路——「杨树之滨的路」——是百老汇路的延长；它主要是一条厂街，在体面上就排得靠后了。这路与江平行，本该成为上海最漂亮的一条住宅大道，可不知怎么，让纱厂先占了去，此后便无可挽回；至于那清爽的江风和开阔的景致，关在砖墙里从天亮做到天亮的疲惫工人，是半点也享不着的。

城里最有名、也最长的一条路要算四川路，除此以外它倒说不上有别的出众之处。它起于华界，过了苏州河改称北四川路，再往北是北四川路延长路，一路蜿蜒北去，一直越过虹口公园——顺带说一句，这座公园其实并不在虹口。这座四十五英亩的园子是上海最大的，对夏天留在城里的外国人真是天赐之福。住在附近的人清早和傍晚到园里打高尔夫、打网球，得着在东方的气候里为保住身体所不可少的活动；一到晚上，远近的人都来这里歇息，听乐队奏乐。北头那一段在公共租界界外，四川路弯来绕去，活像个螺丝钻。有人说它是顺着一条旧时水牛走的小道；不过多数人认为，路走得这样七弯八绕，是因为当初的中国地主不肯卖地，怕卖了地会坏了自家的「风水」。大约也有几座老坟挡了道，虽说在世的人对那些坟并无什么牵挂，却仍旧动不得，怕触犯了死者的魂灵。再不然，就是这一带地底下住着的那条凶恶的龙，会恼恨人在他的地盘上头修出一条新路来——它的火气自然是万万惹不得的。于是筑路的人只好听凭这条路顺着它走得通的那条线走，而不是顺着他们中意的那条。说起外国人造房子在小百姓心里激起的那种迷信的惧怕，法租界那座美以美会礼拜堂的事是个好例子。许多年前这座教堂盖起来的时候，附近的中国人吓得魂不附体。这一下，他们那些被冒犯了的土地神要说什么、要做什么？那些绕着洋人礼拜堂盘旋的恶鬼，必定要降灾于人，怎么躲得过？可是急中生智，惊慌的住户终于想出一个妙计来骗过那些不怀好意的鬼神，看来还挺灵验。今日谁到那街角上去，都能看见礼拜堂对街那所房子的屋顶上，放着两只长颈瓶子，瓶口正对着教堂。瓶子就是大炮——再蠢的鬼也猜得出来——只要那边胆敢瞪过来一眼，这大炮立时便要喷出火来，把它打个粉碎！

上海走的人最多的几条大路，许多都窄得不方便，而且几乎没有人行道，行人只好走在马路上。可是当年划定外国租界的那批先来者，为街道留出二十五英尺的宽度，在有些人看来纯属多余，几乎为这个吵翻了脸。至于人行道，显然压根没有想到过。如今工部局定下章程：凡紧贴街面的房子拆掉重盖，新房无论损失多大，都必须退后几英尺。这条章程执行得很严，正在一点一点地把全城的观瞻和便利大大改观。外国租界以内，上海的街道全都铺过。铺成碎石路面的很多；不过据发现，在纯粹是华人的地段，在洋灰和柏油的底子上铺碎石片更合用，也更省钱。修路的活计一年到头不断，因为地是冲积土，无数沉重的独轮车和大车碾过，路面坏得快。有几条路，尤其是外滩和南京路，已经铺上了看来可以经久的路面：洋灰打底，上铺木块和石毡块。公款若够，能把所有的街道都这样铺一遍，那真是全城的福气，百姓也要额手称庆了。

叫人吃惊的是，只消下几个钟头的雨，街道就泥泞难走；低洼地段更是随着一场大雨就成了泽国——而这还是在沟渠办得极好的情形下。同样有意思的是街道干得也快。雨一停，洒水车差不多马上就出动压尘了。工部局的清道夫总是忙个不停。他们的号衣是一件鲜红的布褂，下面露出褪了色的蓝裤子，头上一顶宽边草帽，帽上一道宽宽的红布带；布带和褂子上都印着上海工部局的字头。每人发一只竹畚箕、一把小苇帚，一步一步地把渣滓扫拢来。这些渣滓并不糟蹋。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丢掉的；再说也没有地方可丢，因为但凡有土的地方都种着庄稼。外国的市政当局把扫起来的街尘或作肥料，或用来垫高洼地。到这里，穿插在上海各处的那些小河便显出用处来了：垃圾从衬锌皮的车上倒进本地的船里，用篙撑到要用的地方去，花费无几。上海少不了这些通潮的小河，尽管落潮的时候它们常常臭得难闻。

上海最是一座处处对照的城。就在静安寺路那些讲究的住宅、总会和私家旅馆当中，偏偏蹲着一爿爿不起眼的小铺子——杀猪的、烤饼的、做蜡烛的。那些时髦花园的门前，走过光怪陆离的迎神赛会，最惹眼的一样是五色斑斓的巨大纸龙，抬龙的人手法巧妙，龙嘴一张一合，鳞身扭动翻滚，逼真得有些骇人。南京路最热闹的一段上，有一条不显眼的过道，往里几码便是一座乌黑的佛寺；它同外头匆匆的人流、闹哄哄的车马仿佛隔了一个星球那么远。间或有个上香的人溜进去，在熏黑的供桌前叩拜，桌上红蜡烛滴着油，香饼永远在明明灭灭地燃着。旁边一间屋子幽暗得像但丁地狱的入口，一层层坐着黑黢黢的偶像，身上一道道的泥金和彩漆，看着叫人不舒服；转过头去看院子里那些剃光了头、穿灰布长袍、闲坐着的活和尚，倒觉得松一口气。

上海最摩登的大路上，有时也演出些离奇的一幕。下面这桩就是亲眼所见的人讲的：一个中国老太太，穿着一身冬天的棉衣，想在车水马龙里横穿市中心的一条马路。离人行道不过十码光景，一辆电车正撞在她胸口上，干净利落地把她送到那一边的轨道上，那边又一辆电车撞在她背上。第二辆车把她撞得踉踉跄跄，撞到一个人力车夫的脚下——那车夫正拉着一个买菜回来的中国厨子，车上装着一堆青菜、一只火腿和两只活鸭。等到老太太把一只扑腾的鸭子从她那精致的头饰上解下来，车夫用他的脏袖子把火腿擦干净，汽车、独轮车和轿式马车早已堵成一片；又费了好几分钟的力气，才把这场乱子的无辜祸首安安稳稳地送回她动身的那个地方。

租界里定有章程，不许乞丐进来；可是章程松弛，乞丐——缺胳膊少腿的、瘸的、瞎的——多得不得了。做父母的常常把小孩弄残，或者把小小的身子塞进一口原是盛水的深瓦瓮里，硬生生扭得变了形，好叫他们讨饭讨得顺当。可是那双瞎眼往往看得见东西，那些穷得叮当响的人常常私下攒着一笔不小的钱，足够他们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辈子。在上海，讨饭同别的行当一样是一门职业，有丐帮的行会，有丐帮的窝棚，一伙一伙地聚在一处。傍晚五六点钟看他们成群结队回席棚去，一天的进项稳稳当当藏在那脏兮兮的身上——这景象是叫人忘不了的。从前还有个「丐王」，虽然一身褴褛，气派倒像个王，同一班同伙立规矩、断案子，种种都有；近些年这套组织便没有从前那样齐整了。外国人照例不在街上施舍。不过有位心地慈善的先生，一到上海就打定主意，凡是求他的一概不拒。结果没多久他连自家门口都几乎不敢迈出去，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直到把这习惯彻底改掉为止。

租界里的中国人，多半住在从大路上直角折进去的弄堂里。弄堂只有十五到二十英尺宽，铺着洋灰，车马不能通行；至于是脏是净，要看地段和住在里头的是些什么人。房子几乎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有的是上下两间住房，有的是四间，后面还带几间极小的。前面是一方小小的天井，四周的洋灰墙一直砌到二层楼高。墙上开一扇宽大的双扇门，由此进屋；这道墙固然护得住人，可也把光和风一并挡在外面。一长排相连的瓦屋顶，两头收在那种向上翘起的、中国人极爱的秀气山墙上。再穷的中国房子，也总有些粗拙的手绘和手雕的木活作装点。房租平均每月十五元上下。从一条这样的长弄口望进去——这些弄堂看去就像大路上一道道挺宽的裂缝——那景象实在是阴沉的，因为灰色的外墙把房子的正面和那些小天井都遮住了，而那些天井往往种着棕榈和花草，弄得很有家的样子，很可人。这些人烟稠密的弄堂之所以不至于丑到底，全靠了人：它们是活的，跳动着生命；只是那生命多半浮躁、高声、无所约束，以至于上等些的中国人也嫌它吵，而多数外国人是断断住不下去的。

第四章店铺的诱惑

从前有位美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带了十双靴子，足够穿到休假回国的时候。他既是要往内地去，这样预备自然是明智的，虽说一到「黄梅天」，皮子坏得极快。直到不久以前，住在沿海以外的外国人，凡要用外国货，全得靠本国的市面供给。如今他们越来越多地向上海办货，而上海的人则难得往国外去买什么东西了。有位爱伦敦的人曾兴冲冲地说：「那是一座宝库，原物没有的，它有摹本。」上海也可以照这样说一句：「不进口的，它就仿。」而中国人仿起东西来，本事大得出奇。就拿做女服的裁缝来说吧：给他看一本时装画报上的图样（这类画报有不少裁缝自己就订着），他便能变出一件来；纵不能一丝不差，也像得叫人不敢相信。上海有四家外国的百货公司，都在南京路上，都由英国人经营，女客尤其爱光顾。此外还有许多小一些的号子，各国的都有，多半开在南京路上或近旁，不过百老汇路也占着一份。一家英美合办的沃克鞋店真是福音，对住在此地的美国人格外如此。几家巴黎铺子的大玻璃窗里，陈列着时新式样的长裙、帽子和精致的内衣。有一家德国药房享着这样的名声：全城只有它一处买得到美国派克·戴维斯厂的药品；另有一家英国药房，夏天里生意兴隆，人人去喝它的冰淇淋汽水——这在上海还是新出的玩意儿。比昂基的冰淇淋很有名，沙利文自制的糖果也一样。许多柜台上都能买到惠勒和吉百利的巧克力，包装得极仔细，漂洋过海而来，一点没有走样。两家钢琴行的生意做得很有赚头：替人调音，卖施坦威、契克林和别家的琴，还卖自己厂里特为经得起中国气候而造的琴。东印度人和日本人的铺子总是招人；只有中日关系吃紧、华人抵制日货的时候是例外。前些时有些日本人已经像那阿拉伯人一样，收起帐篷预备悄悄溜走，幸而人心稍稍安定，生意又做起来了。

上海的生活开销素以昂贵著称，可是这昂贵，主要是同中国别的地方相比而言。菜市一年四季都好；许多识货的人断言，这是世上最好的菜市。中国的羊肉和牛肉每磅卖八九分。猪肉和小牛肉略贵些。野味很多。鸡蛋难得涨到一角钱一打以上，只是比家乡的鸡蛋小得多。鱼自然是丰足的。有一种小蛎黄，论堆卖，炖起来极好；还有一种带壳的大蛎黄，往往有好几英寸宽，一只重一磅开外，一只卖十个十二个铜元，合六分钱。西方市面上有的果蔬，这里差不多样样都有，还有许多东方特产的种类。竹笋和荸荠，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多半都爱吃。葡萄柚由旧金山运来，可一般人觉得不如本地的柚子好，两样原是相像的。芒果从菲律宾运来；日本、澳洲和美国则运来苹果，比中国种的好得多。另一面，中国的橘子很可口，尤其是那种皮松的蜜橘。秋天最常见的果子是金红的柿子。又便宜又甘美，只要不是生的，一点涩味也没有；那一堆堆诱人的柿子仿佛把阳光捉住了留在里头，在它们的时令里是无可匹敌的。一切罐头和瓶装的东西——菜蔬、果子、腌菜、橄榄、糖浆、香精——都是进口货，价钱贵；不过这些多少算是奢侈品，真要省，大半是可以不吃的。

上海有一家罐头厂，一九〇七年由一家广东公司开办。是广东人开的并不奇怪，因为南方人是中国最机灵的一群。这厂除了做各式饼干，还出许多罐头食品：竹笋、虾子、五香烤肉、栗子鸡、田鸡腿、中外果品、汤羹，还有一样最合外国人口味的，就是广东驰名世界的糖姜，味道好极了。

药品很贵；有些天天要用的东西，比如挂画的铜丝和钩子，不知怎么，价钱贵得荒唐。

百老汇路上的「三阳」，自称是全城首屈一指的中国食品号。它至少是最有名的一家。同别的食品号一样，它不卖新鲜菜蔬，鲜果只卖苹果和柠檬。铺面干净可喜，管事的伙计有高有低，人数不少。这些中年人个个神气庄重，面相里带着书卷气；其中随便哪一位，都肯赏脸替你写个货单，同你议论货色的优劣，货若在眼前，还肯给你指一指。可是到了要包一块乳酪、要从架上取一只瓶子的时候，他便把那留着长指甲的手大模大样一挥，自有下手的人赶忙上前去做这等粗活。三阳从前有一辆汽车，车后头用大大的金字写着「三阳——上海首屈一指的食品号」，很是招眼，在街上跑了好一阵子；后来养车的开销太大，这号子又回到了寻常的马拉送货车。不过在这座全凭人力的城里，马拉的车也算稀罕了；三阳的排场比多数中国食品号要强，人家不过是用三轮车推着箱车罢了。

晴朗的早晨，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在南京路上从从容容走个来回，专为看铺子。有的铺子像外国店一样，装着门和橱窗；有的照中国铺子通常的样子，整个门面朝街敞着。除了正经的街口之外，有时房屋之间裂开一道缝，通进一条没有人行道的窄弄，又长又窄，望去怕人，却对闲逛的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南京路上的铺子几乎一律是两层，常常在顶上做一道高高的花檐，看去像有三层。最惹眼的是那几家大银楼。有几家的门面气派十足，饰着彩色的灰塑浮雕。一家上面是一只极大的孔雀，开着屏，光华灿烂。另一家是两个神话里的人物，在一只插满奇色鲜花的大瓶两旁嬉戏。第三家盖得晚些，光是清水砖墙，通身点缀着电灯泡。逢到喜庆的日子，这些铺子以及别的出得起钱的号子，夜里都点起精心扎成的电灯图案，把南京路照得比全城哪条街都亮。此外，凡开张或逢周年，照例要把整个门面用彩色的布或绸装点起来，或拧或抽或打褶或卷成花球，弄出种种奇巧的花样。常常在铺子前面搭一副轻巧的竹脚手架，把彩饰扎在架上，不扎在墙上。日头把颜色晒褪了，便取下来重新染过，再挂上去。那些不肯洋化的银楼，紧靠橱窗一层层架着玻璃板，上面堆满了银器。许多件又大又沉，錾花精美：佛像、花瓶、首饰匣、茶具，此外还有酒杯、糖碟一类朴素的小件，全是本国的式样、本国的手工。走进铺子里，外国人倒要吃一惊：里面既没有玻璃货柜，也看不见一点银子的影子；只有最里头一道玻璃门后面隐隐有些亮光，门上还护着木格或铁丝格。两边挂着镶板的大镜子，摆着雕花的乌木椅，很有客厅的气象；伙计们不慌不忙地走来走去，或闲闲地靠在柜台上，仿佛此生的正事就是给雇他们的号子做个多余的摆设，这就更添了几分客厅的味道。可实际上，生意天天在做，而且做得有利可图，只不过是在一盏盏茶之间，安安静静、不动声色地做，带着十足东方式的从容。

中国最受用的肉是猪肉，俗称「大肉」。看看卖火腿的铺子有多少——常常四壁挂的、房梁吊的，除了火腿别无他物——简直要以为这里的人一日三餐全是猪肉。南京路上的猪肉铺很干净。有时铺子一边摆火腿，另一边摆鸭子和蜜饯。烤鸭上海到处有卖。鸭脖子向后一弯，绕成一个套，就用这套挂在一根几英尺长的竹竿的钩子上，竿子横在铺子门口，过路人一览无余，中间没有玻璃窗隔着，那香喷喷的引诱便毫不打折扣。那鸭子看着实在叫人想咬一口：油光锃亮，红棕色泽浓厚，在中国厨子的炉里烤得恰到火候。离街几步的一间暗屋里，好奇的生客只要客气得得法，便能看见这鸭子是怎样预备出来上市的。那狭小的地方一边圈着活鸭，近旁厨子的下手正忙着拔死鸭的毛。鸭子在中国炉灶上一口大铁盆底下烤熟，然后是上色，这是整道工序的压轴。把少许红色的植物料子调进麻油，厨子用一把苇子做的刷子，细细地把这油往鸭身上抹。鸭子一见风，这层皮很快就硬得像上了漆，既好看得引人食欲，又叫路上的灰尘沾不进肉里去。

最迷人的莫过于那些临街做活的点心铺。中国的炉灶简单到了极点：砖或水泥砌个底座，上面一膛炭火，一副铁篦子，灰从篦子缝里落到地上。通红的炭上架着又大又浅的铁盆，各样了不得的吃食就在里头炸、在里头煮。人常说天下最好的厨子是法国人和中国人，这话很容易叫人信服。看一个寻常汉子怎样揉面、擀面，手腕一翻一扭，就把面弄成某种奇妙的形状，再炸成分毫不差的那个火候的黄色，通身不见他思索一下、吃力一下——便知他在自己这一行里是个不小的艺术家。

老老少少的主顾常来光顾，有时自带着碗，花几个铜元装一碗有油水的吃食带回家去，说不定就是一家人的一顿饭。也许有个女人捧着一叠木盘走进铺子，同店家说了几句话，店家便往盘里一样样码上精巧的小点心，每一块上插一小簇绢花。这一份挑拣出来的细点，是要摆到喜酒席上去的。一年到头，每天到了某些时辰，尤其是清早，女人和孩子们提着水壶，往饭馆去买泡茶的开水。开水比柴便宜，何况买现成的省事。

中国的糖果铺从不愁没有生意。南京路上的几家很得外国人的照顾，因为有几样中国糖果真是入口即化。唯一扫兴的地方，是想到它常常不是罩在玻璃底下，而是在敞开的柜台上一搁好几个钟头，任凭灰尘、苍蝇和脏手光顾。

茶叶铺的窗子里摆着杭州来的好茶，装在漂亮的彩纸盒里；旁边另有些花盒，里头装着小小的干花。茶杯里放上一两朵干玫瑰花苞，茶味便添一段清香；中国人说这还能帮着消食。不过这是有钱的讲究人才享用的奢侈，而这一类人是很不少的。

绸缎庄无疑是上海最受欢迎的铺子，因为上海最出名的货色就是绸。「大马路」上绸庄很多，最大最气派的一家在靠近外滩的一座三层楼里。但最有名望、最靠得住的两家，却在这条闹市南边一条横街上，生意做得很兴旺。它们不像南京路上的铺子，窗里一件货也不陈列。稍显眼的那一家，每一扇大玻璃窗后面只放一个花架，架上一盆花。街对面的那一家，连这点装饰也不屑于摆弄；它的窗子是老式的小窗，像百叶一样往里折，嵌着小块的玻璃，每扇窗上都上下竖着护窗的铁条。「老介福」这个世家大号的名声早已立稳，用不着广告帮衬。左邻右舍的号子能夸口的不过是几十年的生意，这一家却可以骄傲地回溯到七十五年前开张的日子。铺子外面虽没有什么招眼的，里头却有的是叫人解开钱袋的东西。老介福的伙计庄重有礼，却又眼明手快。有这么一件事，出在另一家小些的铺子里，不是出在他们这里：一位想买东西的太太指着货柜里一段绸子要看，那伙计有气无力地开了一下锁，没开开，便把他那留着长指甲的手一摊，若无其事地说一句「开不开」，就任凭主顾走掉了。绸庄的墙上从上到下排着货架，堆满了用浅褐纸包着的绸卷，一卷卷横放在架上。每卷上垂下一张白纸签，写着中国字；满眼都是这种纸签，样子很别致，可外行人从中看不出它们代表着多大的财富。有几样最好的绸子，拆了纸包，放在玻璃柜里，专等着引那不留神的人。

这些铺子里的伙计，其实多数铺子都一样，看上去远远多过用得着的人数。有些人忙得不可开交，许多人却像是专领薪水来闲荡、来互相踩脚的。他们对自己这行当的高贵极其敏感，无论是明着的怠慢还是无心的怠慢，一概不能容忍。有位初到中国的美国太太，一天由一个极年轻的伙计招呼，说话间无心地称他一声「仆欧」——这是招呼佣人一类人惯用的叫法。那年轻人立刻把身子一挺，神色庄重而不悦地纠正她：「我不是『仆欧』，我姓施。」上海上等绸庄有两样长处，外国女客格外领情。一是价钱一口不二，人人一样，用不着为讲价白费工夫。二是若要照样子配色，很少会落空。一卷一卷搬到柜上，样子比了又比，总不合适，那伙计一定会客客气气地说一句：「我们可以给您染一段。」「要多少日子？」「出太阳的话，三天就好。您要几码？」「四码。」「我们通常不染十码以下的，不过您要是愿意，四码也给您染。」多半染出来的绸子完全合意，而且染工分文不另加。

全城处处都在变。一天一天地，破旧不合卫生的老房子不见了，新式的房子在原处立起来。只怕好些古董家珍爱的旧迹，不久就要没有了。去年有个英国人对朋友说：「我可以带你去看上海的一条街，我相信它一千年前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几个星期他就写信给那朋友：「那条街没有了。老房子一间不剩地拆光，瓦砾也清走了。」南京路上，中国人刚在一处显眼的地段盖起一片漂亮的楼房，门面上用泥金的中国字写着一个气魄不小的名字：「新世界」。不久还要有一家阔绰的广东公司在南京路上盖一座大百货公司，论规模论富丽，看来要压倒所有的同行。里头将设戏院、饭馆、茶室，还有电梯和屋顶花园——这些附带的排场，便是最讲究的外国百货公司也还没有想到过。

不过有趣的铺子并非南京路一家独占。最迷人的往往是横街小巷里那些极小、极不起眼的铺子，因为要贴近了看中国人的生活和风俗，正得到那里去。寻常百姓对好打听的生客很宽厚、很有耐性，难得嫌他多事。当铺不必人说便自己说明了自己，几乎转个弯就能碰见一家。认它的记号，是白水泥的墙面上、或是进门那道木屏风上，写着的一个特别的黑色大字。

上海若没有兑换钱的铺子，就不成其为上海了。这些铺子极其正派，做生意却多半在不时髦的横街上。南京路大体上是瞧不上它们的。它们并不愁没有主顾，因为凡是过日子仔细的人都少不了「小钱」。钱铺用银子换金子和纸币；拿一块通行的墨西哥鹰洋去，看当天的行市，能换到一百三十八枚上下的铜元，或者十一个角子外加几枚铜元。不满一元的账，一般都可以用「小钱」付；至于车钱，一块钱换的铜元，要比一块「大洋」里整整的一百枚经用得多。钱铺赚钱的门道，是从汇兑银行提钱时的行市，比它给主顾的行市略高一点。不过说句实在话，中国钱法之玄妙，寻常人的脑子几乎参不透。

棺材铺势必很多，一律敞着门面临街。店主并不办理丧事上的一应事务，他的生意只是做棺材、卖棺材。中国的棺材极大极沉，在外国人眼里，丑得简直有几分瘆人。贵的用乌木和樟木做，油光的盖板和两头还画着彩漆泥金的图画。店主的家通常就在铺子后面，可一家人觉得白天大半的工夫待在铺子里更舒服，那些随便立在四下的没做完的棺材，用处还很不少。老板娘可以坐在一口上吃她那碗饭，老板自己可以躺倒在另一口上睡个午觉，孩子们像松鼠似的绕着它们钻进钻出地玩耍。可是在中国人看来，棺材没有一点忌讳。从前有位上海的老太太，儿子出门回来，送给她一口棺材，当作他能拿得出的最体面、最中她意的礼物；一般人也都觉得，早早买下自己的棺材，安置在家里备用，是极合宜的一桩预备。在等到咽气那个时辰之前，手边有这么一件家具很方便，拿它当衣箱，或者当个储食的橱柜，也没什么不可以。

走在街上，除了那些最常听见的声响之外，还常常添上廉价留声机那尖细的假嗓子。片子多半是街上人爱听的中国曲调。哪家铺子想招人注意，只消摆一架留声机，开起来放就是了。留声机在上等些的剃头铺里是常见的，剃刀的刷刷声里伴着音乐。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中国剃头铺的行当大变了。从前主顾坐在小凳上，剃头师傅的正事是剃前半个头、梳辫子、编辫子。如今外国式的理发椅代了小凳，师傅按最时兴的样子仔细替人剪发。近来有家理发铺门外贴出这样一张别致的招帖：「本店梳理洋式、华式、文明式发型。」所谓「文明式」的头究竟同别的式样有什么两样，关心的公众至今还没有弄明白。至于那些一心想在门上挂块英文招牌以示体面的店家，同这门陌生的语言角力，往往碰到很大的困难，弄出来的东西常常新奇得出奇——比方说：「钉马掌，专造各国及中华马掌，每只马掌洋二元。」「本毛巾织到各种颜色出卖。」「欧华房屋糊裱兼装潢。」「席作暨家具陈设。」「绅仕淑女之孩子与鞾子。」

南京路上那些漂亮的古玩铺，看得人眼花，看得人心喜；可是要论那份古趣，谁又肯拿它们同猪弄里的老铺子比上一比呢？猪弄从前紧挨着华界的护城河，那时它确实是一条弄。如今护城河填平了，原地铺成一条宽阔的碎石大路，可那些成就了它名声的铺子，性情一点没变。多年的尘土还积在它们身上，满脸皱纹的老婆子照旧在角落里呷茶，皮肤黄得和他们的铜器一样的老头儿，照旧在门外太阳底下心满意足地抽烟。一直堆到屋顶的架子上，摆着铜的、黄铜的、瓷的物件，有的不值钱，和破铁一样；可这一堆里也有珍品，稀罕而古老，几乎值得上同等重量的黄金。在猪弄买东西要有工夫、有耐性，因为价钱非讨还不可，看中的宝贝，兴许要跑上好几趟才终于到手。

据估算，租界的铺子里当学徒的男孩有两万多。他们的工作时间同铺子开门的时间一样长，许多铺子一昼夜里要开十六到十九个钟头。工钱很少，或者压根没有；不过做工的地方管他们饭吃、管他们住。绝大多数孩子没有玩耍、没有念书的机会。他们由父母或保人写下契约押出来，那办法同从前英国通行的差不多。若是受了虐待——小小年纪无力反抗，挨起打来往往极其狠毒——学徒无处申诉，只能忍着，或是逃走，或是自寻短见，这种事也是有的；不过多半还是熬下去，因为中国人的性子就是能耐着性子吃苦。不久前，本地的基督教青年会通过它的少年部，把租界里中国男孩的境况认真调查了一番，很有价值。更叫人感兴趣的是，这调查是由男孩子们自己做的；就所知而言，这在哪个国家都还是头一回。青年会中学的学生里招募志愿的人——自然全是中国学生——当下就有十二个报名，答应把假期用在这件事上。后来陆续又添了人，最后有六十多人一同工作，另有一位中国教员和几位中外干事从旁帮忙。没有什么酬劳给他们，事情又不好做。他们受人讥笑、受人推搡，却勇敢地干下去，每天五点钟聚在一处报告进展，一同喝杯茶，重新鼓起劲来。这样费力搜集拢来的事实和数字不会白费。眼下正在为改善少年的境遇拟定切实的办法，自从那座漂亮的青年会少年部新楼开办以来，这些办法已经开始一件件落到实处了。

第五章持家的烦难

「喂，我的好太太，」一个晴朗的春天早晨，邓拉普先生把手里读得出神的《字林西报》往早餐桌上一放，轻快地说，「我这儿有一串招租的房子。咱们这就出去看几处如何？」「正该如此，」邓拉普太太热切地应道，「你去叫人力车，我一分钟就好。」「不，咱们坐马车去。跑得快些，按在外头的时辰算钱也不比人力车贵。你想想，」他又添上一句，「雇一辆漂亮的敞篷马车配一匹小马，连车夫带跟班，整整一天还不到一块半银元！在上海过日子确实有它的好处。」「别叫车夫忘了带法租界的执照，」邓拉普太太朝着正匆匆出门张罗马车的丈夫喊道。「说得是。咱们说不定要进法租界。」「正是，咱们可不想像布兰克夫妇那样给人拦下来。」两人想起朋友那回的遭遇，都乐得笑了起来：那对夫妇为庆祝结婚纪念日出去兜风，刚出公共租界没多远，就有巡捕把马夫拦住，因为他没有法租界的执照，硬押着这一对夫妇同车去巡捕房领照、罚了一块银元，实在算不得体面。邓拉普夫妇出去看了一整天房，夜里回到落脚处，人都快散架了。可第二天一早又出了门，这回是去寻一家地产行的写字间，告诉经手人他们已经看中了他家的一所房子。「好极了，我这就把二位的名字记在申请人名单上。前头只有十一家。」「前头有十一家！」邓拉普太太又惊又恼，「怎么，我们还当报上登出来招租的房子是没租出去的呢。」「正是没租出去啊，」那经手人乐呵呵地答道，「这些不过是有意向的房客罢了。二位很有希望拿到这处房子。上礼拜我把一所房子租给了申请名单上的第十五家。前头那些，为着这样那样的缘故，都把名字撤了。」

夫妇俩最后总算租到一所中意的房子，很新，离市中心稍远些。租价议定之后，经手人添了一句：「房捐六分，由您付。」「这是怎么说？」邓拉普先生问，「我又不是买这产业。」「不是买，可上海的规矩是房客出房捐，业主出地捐。您这还算便宜的。您的房子若在租界界内，房捐得付一成二。」「哦，这么说我们不在租界里头？有人跟我说，房子前头那条路是工部局的路。」「不错，是工部局的路。一两年前工部局费了好大的劲，才讨来准许把这条路修过华界。路修得也好，是不是？头等的碎石大道。」「这可太有意思了，」邓拉普夫妇说，「不过照您说，房子底下这块地是中国人的？」「是的，他们不肯卖，公司至多只能永租下来。」邓拉普先生笑着转向妻子：「好，将来咱们要是遇上什么麻烦，还可以出去坐在马路上。」「哈哈，这主意不坏，」经手人笑道，「不过二位尽管放心。路上有租界的巡捕巡逻，路两旁的地面上有中国巡警。中国人也不愿意看见外国人的房子被抢，那是要给他们惹祸的。」

邓拉普一家刚搬进新居，就发现没有壁橱、没有搁板、没有挂钩、没有抽屉，处处不便。这房子其实不过是一个空壳，有屋顶有墙，此外几乎一无所有。好在有自来水，冷热都有，这在上海以外的地方是难得的享受。便是在租界里旧一些的地段，洗澡的热水至今还得到附近铺子里去买，由苦力用扁担挑着大木桶送到家里来。电灯线虽已埋好，却没有灯具。这是营造商的疏忽，非马上补上不可，于是邓拉普先生又去找那位经手人。「灯具还望早些装上，」他恳切地说，「我们眼下全靠两三盏小煤油灯照明。」「可这类东西我们是不供的。」「什么？」「我是说，这些不随房子走。」「那么得我自己去买？」「当然。」「岂有此理，谁听说过这样的事？那么浴室里固定的面盆呢，厨房里的沥水板呢，还有——」「您要，就得自己置。」「事情是这样的，」经手人好脾气地往下说，「上海是个五方杂处的地方，什么样的人都往这儿落脚。有些房客搬走的时候，门上的锁也偷，天花板上的吊灯也卸，偶尔还有人半夜里把固定的浴缸割下来抬走。哦，您自然不会这样，」他看着邓拉普先生瞪着眼不肯信的样子，笑了笑，「可这种事比您想的要常有。」邓拉普夫妇这才明白，这所房子得由他们从下往上——或者说得确切些，从上往下——一件件置办起来。于是头一桩事便是买木料、雇木匠，打食品间的搁板，另添几样眼下少不得的家什。不多久，后面小院里就响成一片锤子锯子的声音。

一家之主巴不得事情快些办妥，可工匠们早上九点上下才踱进门来，有时干脆不来，五点钟一到准时走人，晌午还要睡上一两个钟头乃至更久，这实在叫人上火。可是骂也没多大用处。上海的工匠，尤其是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后，养出了一副自在独立的气派，只好尽量忍着。

一家人接着要办的是买家具。朋友们劝他们去拍卖行买。上海的人口流动不停，拍卖是这座城市日常生活里常见的事。天天有人家散伙、有人搬走，有的住了不过几个月。要把往往还几乎全新的家用什物脱手，最省事、其实也最上算的办法就是拍卖。拍卖在各色人等中间都很受欢迎，照例引来一大群踊跃的看客，可邓拉普夫妇这样只买到了几件东西，因为他们发现太费工夫。后来有人指点他们去北京路。北京路东头挨近外滩的一段，是极体面、极有身份的一条街；可越往西去，性子就变了，两旁不再是结结实实的砖砌写字楼和公寓，而是一家挨一家的中国旧货铺。不过照字典上「旧货」的解释，用这两个字称呼它们也不十分确切，因为在那些敞开的店面里、在后头黑洞洞的角落里、在要顺着梯子一般的楼梯爬上去的那些灰扑扑、霉烘烘、天花板低矮的楼上房间里，给好奇的人看的，远不止是旧货而已。每一家门上都尽可以题上「古玩铺」三个字。大多数货色是从拍卖场上收来的，或多或少带着年头的痕迹，也有些是新的，可寻常的新东西并不入外国人的眼——他们头一眼看去往往要嚷一声：「好大一堆破烂！」小心翼翼地从堆得密密实实的东西中间挤进去，回回都能得着报偿：发现一件难得的老红木或柚木家什，或是一件别致的瓷器、玻璃器，价钱低得可笑。自然，若这「宝贝」是一件家具，搬回家去总有几分风险，讲究的人索性碰也不碰；不过好好晾上一晾，用消毒药水加肥皂热水反复擦洗几遍，必要时再刮一刮、重上一道漆，一般也就万无一失了。

话虽如此，一所外国房子总不能全靠北京路上的铺子布置起来。于是买了煤斗、火铲、火钳一类小东西之后，邓拉普夫妇终于横下心来，不再把宝贵的光阴耗在淘便宜货上，索性把全部家具都定做。这听上去很阔气，还有点奢侈。其实恰恰相反，这是他们能想出的最省钱的办法，因为他们并没有到南京路上那些价钱高昂的英商百货公司去定，而是找了一条小马路上的中国铺子，门脸和橱窗平淡无奇，从门前走过许多回也未必会留意。可这家铺子是有人极力荐举的，活计到头来也做得相当满意。请留意「到头来」三个字，这是有意说的，因为大功告成已是头一批定货之后一年多的事了。进得门去，才知道这铺子比从街上看要大得多。现成的家具存货也不少，可邓拉普夫妇是照着铺子里那些进口图册上的画样挑的式样，然后选木料，最后经过好一顿讨价还价，才把价钱议定。此后邓拉普先生和太太上铺子去的次数数也数不清，无非是想把活计催快些，却都是白跑。有时候正碰上铺子里上了年纪的东家带着伙计们在货堂中间一张桌子上吃晌午饭——照通行的规矩，伙计都是在铺子里搭伙的。可有客人进来，他们一点也不窘，照旧客客气气、周到地招呼。定的家什一件件用手推车或独轮车送到家里来，轻些的由苦力用扁担挑着。搁上一两天，除了极少数，又一件件退回去！不是帽架矮了，就是衣橱的搁板长了，再不然抽屉拉不开，或者锁配不上。总有一处「差不多」——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这三个字在中国是句口头禅，多少毛病都靠它开脱。有一把包着软面的椅子来回折腾的次数太多，修补得不成样子，最后只好把面重换了一半。最倒霉的是饭桌。有一回半路上从车上摔下来，摔坏了。木料没有干透，桌面老是裂开，桌腿又不平，一碰就晃，叫人心里发慌。一连做坏了四张，才做出一张合用的。

这段等待的日子把邓拉普夫妇的耐性磨得够呛，可他们也不能不深深佩服这家铺子始终如一的好性情和客气：总是过意不去，总是愿意再试一回，而钱都是他们自己赔的。

他们有些活计也做得实在漂亮，譬如那几只可拆装的书橱，是照邓拉普先生借给他们的一只仿做的。两只并排摆在书房里，几乎分不出彼此。

一家人常常说起中国人对外国人信义的那种十足的信赖。开工之后五个月里，货送去了好几百块银元，一直没有开口要钱，也不指望拿钱。一个不老实的人尽可以卷起铺盖出城去，把家具连同欠账一齐撇下。

安家的这些日子里，有一天晌午邓拉普先生从写字间回来，看见一群人正在草坪上铺草皮，不由一愣——这件事他还没顾得上想呢。等他听说这是租房子给他的那家公司替他做的，就更诧异了。这并不是对他格外照应。公司名下的产业一律这样办。看来草皮是不容易搬走的，灯具却搬得走！

邓拉普家要花草点缀庭院，用不着上花铺去，自有沿街的小贩送上门来。打搬进来那天早上起，这些人就几乎天天缠在门前。他们用绳子把浅浅的圆篮吊在一根竹扁担上，横担在肩头。邓拉普太太一露面，他们就在那儿了——一群人巴巴地笑着，举着花，用他们最拿手的洋泾浜英语求她买。邓拉普太太总是摇头：「回头吧。眼下不行。我太忙。」可有一个晴朗的日子，女主人正在屋里忙得不可开交，一个有胆量的小贩竟自作主张，把整座园子——园子还不小——四围都栽上了各色好看的花木，末了还在游廊上摆了四大盆棕榈。那样子真好看。邓拉普太太自然可以吩咐把花木起出来，可哪个女人舍得？她反倒高高兴兴照着他要的价钱少给了一点，总共约莫六块银元。后来一位邻居告诉她，她那天若正好有几件旧衣裳给他，他也乐意拿衣裳换，不要钱。「我每年都是这么给园子添花的，」那位朋友末了说。

邓拉普一家在新居里吃头一顿饭那天很是快活，不过在那以前，邓拉普先生已经办妥了两件要紧的事：装一具头等的滤水器；把储藏室和食品间的地面铺上锌皮，沿墙翻上来一尺半高，好防着上海那无处不在的老鼠。上海一般用的是伯克菲滤水器，据说有了它饮水就不必再煮。可人人都知道，滤芯每礼拜得用滚水仔细洗一回；邓拉普太太不久便发觉这事托不得下人——水到底滚没滚，他未必顾得上；滤芯拿在手里，也未必不弄破——于是她自己动手。

最早上门的客人里，有好几家中国杂货铺的跑街。就近的那家揽到了她的生意。每天早上铺子里派人来接当天的定货，晌午前就用一辆干干净净的箱式三轮车送到。此外厨子每天还要上一趟菜场，因为上海的杂货铺既不卖肉也不卖鲜菜。「你想想，咱们再不用靠罐头黄油和罐头牛奶过日子了！」搬到这座海滨城市不久，邓拉普太太就高高兴兴地对丈夫说，眼睛满意地落在她那只漂亮的威尔士黄油碟上一小块澳洲鲜黄油上。牛奶棚——最好的是欧洲人开的——由工部局卫生处认真查验，牛奶用封口的瓶子送来，免得路上给人做手脚。即便如此，邓拉普家桌上从没有用过一滴不曾煮开的牛奶或奶油。生菜也是不吃的，连自家园子里种的也不吃，别的生菜蔬更不用说。想到东方的痢疾一类病症为害之烈，一家人都以为听外国医生的话、不去冒险，是聪明的做法。时鲜水果凡能削皮的都尽量吃，但上桌以前先在滚水里烫过，或用滤过的水彻底洗过。草莓另有一道专门的洗法，由邓拉普太太亲自照看：放在漏勺里，滚水浇三遍，最后再用高锰酸钾水过一道。后来邓拉普太太又学到一个更好也更省事的消毒法子，就是把果子往滚开的糖浆里一浸就提起来，这样既保住了莓子的味道，样子也几乎不变。饮食上一切该当心的都当心到了，邓拉普一家仍旧明白：下人的疏忽，还有别的种种，都叫他们时时刻刻冒着不小的风险。不过他们想通了：尽力而为，而后不去多虑。

另一位早早登门的是包洗衣裳的。上海的房子造起来本就没打算在家里洗衣服，至多洗几件小东西。所以衣裳都送出去洗；至于送到什么样的地方去，那还是别打听得太仔细，心里倒更太平些。公共租界的洗衣作固然归卫生处查验，可那些可疑的做法多半照旧。譬如中国洗衣匠洒水的法子：含一口水在嘴里，从牙缝里喷出去。喷在袜子内衣上已经够受了，何况手帕、餐巾——罢了，邓拉普太太不久便懂得，遇上这种事，想象力还是不要放开的好。价目倒实在挑不出毛病，一件一分半银元，从一块洗脸巾到最讲究的白裙子，一律如此。衣裳照例洗烫得极漂亮，虽说这法子极伤衣料。

收拾房子这件事虽然磨人，邓拉普夫妇到底把它办得差不多了，住着舒服，可以腾出心思去顾别的、更要紧的事情。起初他们有点别扭：对面街上人家，他们看见的不是修剪齐整的草坪，而是后院——上海造房子照例要让各家都朝南，风是从南边来的。再有，南边那一片空地上晾着的衣裳，多得像海边的沙子，也叫邓拉普太太看着心烦。不过那总还比东窗外头不远处横七竖八撂在地上的棺材顺眼些：那些棺材许是素不相识的人家搁在中国地主的地上，等着哪天方便再下葬。再往前一点，邓拉普先生每天早上去写字间，要经过一块空地，那分明是个丢死人的好去处。每天早上都有新棺材出现，大半是小小的。婴孩往往连棺材也没有，用草席一裹，随手扔在地上。照说这些尸首是每天要收走的。在中国，看惯了的东西，人好像渐渐就麻木了。邓拉普夫妇后来常常纳闷：身边的景象这样叫人丧气，自己受的影响竟没有更大些。

邓拉普太太每天的功课，是早饭后先同厨子「算账」。在中国，买菜是厨子的事，他也有他的进项，俗话叫「揩油」。就是说，他买一斤半肉，报上来两斤；或者一斤肉他多算太太几个铜板。这揩油的门道两边心里都有数，只要不过分，也就不去说破。上海有一家日报每天登菜市的行情，邓拉普太太看看报，自己也偶尔上一趟菜场，心里便有数大致该出多少钱。厨子占便宜占得过了头，她并不当面数落，多半是这样一番对答：「大师傅，你这肉买得贵了。」「可不是么，我也跟肉铺说过，他不肯少要。」「那就上别家买。」又或者：「咱们家人口少，两天用一百零四个鸡蛋，太多了。」「是不少，可我做一只蛋糕就放进去十八个。」「往后要少用些。」「我尽力。」其实邓拉普太太心里明白，厨子也明白她明白：那肉他买的是公道价钱，那些鸡蛋他根本没买，或是自己另外处置了。可用这样拐弯抹角的法子同他打交道——这法子也不是她首创——她既达到了目的，又保全了大师傅的面子。倘若他「丢了面子」，当时大约一声不响，过些日子却会愁眉苦脸地来回禀太太，说他叔叔或是姑婆刚过世，他非马上走不可。说不定第二天就见他安安稳稳地在邻家厨房里落了脚。偶尔有初到中国的年轻主妇要自己去买菜，甚至连厨子也不用。可是过了几天，至多几个礼拜，她照例便放弃了当初满怀指望的尝试，明白了在中国眼下的情形里，一个外国女人要自己操持家务，几乎是办不到的。

算完账，接着是发放当天的「存货」。主妇各有各的章法。有的什么都不上锁。有的一丝一毫都要量着给，一杯米、半杯糖。邓拉普太太觉得走中道最妥当：既不让厨子随便进出存货间、给他种下诱惑，同时也一次给得宽裕些，显出是信得过他的。若东西去得太快，她便照那套拐弯抹角的老办法同他计较。她和邻居们还常常「对账」，彼此帮衬：「你们家一袋五十磅的面粉能吃多久？」「你们一礼拜平均用几磅糖？」

邓拉普太太的厨子在他那一行里是个艺术家。兴致来了，他做的蛋糕、馅饼和布丁端上桌来，那份装点比得上第五大道的名厨。可有一天，他叫全家吃了一惊。晚饭端上一只蛋糕，味道古怪得很。「我吩咐厨子用柠檬做馅的，这里头一点柠檬味也没有，」邓拉普太太尝了一小块，认真地说。「没有，倒有一股很冲的洋葱味，」丈夫说。「哦，哪能呢！——可真是有！」把厨子叫了来。「这馅是拿什么做的？」邓拉普太太问。「洋葱，」回答得干脆。「洋葱！我不是叫你用柠檬么。」「没有，太太说的是洋葱。我是听话的厨子，太太怎么吩咐我怎么做。」这时候，垂头丧气的女主人才恍然大悟：她确实是说了洋葱——中国话里这种冲鼻子的菜蔬和柠檬，叫法有几分相像。不过这还算不得顶糟的。有位朋友家的厨子做过一桩试验：他丝毫没有坏心，全是一片好意，却拿煤油给汤调了味；另一回又往布丁里倒了好些头油。至于干净——或者说许多在别的方面都还合意的大师傅身上偏偏少了这一样好德行——那是越少说越好。可要是撞见厨子在洗碗盆里洗他的坎肩，或是拿一条上好的擦茶具的布去擦炉子，当下把他辞了，谁能怪这位吃够了苦头的主妇呢？左邻右舍的太太们围着茶杯，把可笑的、可叹的经历说来说去，不知消磨过多少快活的半天光阴。邓拉普太太在中国住得越久，越明白：东方的「用人问题」并没有像西方许多人想的那样已经解决；然而中国用人的长处又实在多而且突出。这些长处在离海口远些的地方更看得出来，在前几年革命以前、乃至一九〇〇年以前更是普遍；不过好用人身上那些真金般的好品性，至今仍值得极高的称许。哪里去找更忠心、更可靠的伺候呢？孩子夜里病了，或是邓拉普先生要赶半夜的轮船、清早的火车，用人们总是守在那里，殷勤情愿，连一句怨言也没有。

有一回邓拉普一家出门回来，已是半夜，家里却备着一桌热饭菜。饭菜从七点钟就预备停当了——本来是那时候等他们到家的——可厨子自有他那一套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妙法，这几个钟头里既没有煮糊，也没有干掉。下人们眼睛都睁不开了，脾气却好得没话说。

邓拉普太太有一样从不落空的安心事：家里忽然来了客人，她尽管吩咐下去，一丝不痛快的脸色也不用担心。说实在的，客人越多厨子越乐，因为买得越多，揩的油也越大。饶是这样，额外的活计往往极多，他们却一向当作分内的事。听差最爱布置饭桌，若由着他的性子，最得意的玩法是用染色的米粒和花瓣在台布上摆出字来：爱、福、寿、安。

不过用人的种种好处，要数邓拉普家办暖房酒那一回显得最光彩。为省工夫，那些精致可口的小点心是在外国面包房买的。为省钱——上海虽有包办酒席的行家——冰淇淋还是在家里做。冰桶是从邻居家借来的，傍晚时分小院子里好一片忙碌。厨子从街上叫了苦力来，又从左邻右舍叫来几个听差，一会儿工夫人人都拼了命似的摇着。上海是不愁没有冰的。邓拉普夫妇常常饶有兴味地看见：附近的池塘一结冰，哪怕只有半寸厚，中国人也小心地凿下来，存进近旁的冰窖里。这种碎冰比外国的人造冰便宜得多，不过人造冰是成块的，好得多。邓拉普太太试着问厨子，冰淇淋放到夜深还坏不坏。大师傅气派十足地把手一挥：「这个交给我，太太。交给我。」她知道，这是交得的。

这边厢，饭厅里的事交给了听差。邓拉普太太把多余的银器摆在桌上。「这里是多少把叉子，多少把汤匙，」她交代道，「今儿晚上厨房里有生人。银器归你管。」话就这么多，她再也没往心里去。倘若少了一件，不多久也会回来。怎么回来的，从哪儿回来的，谁知道呢？中国用人那套暗地里的门路，在外国人是个谜。

那天夜里，邓拉普太太上楼以前，听差恭恭敬敬地请她过目：银器洗净了，整整齐齐码在餐具柜上。这疲倦的听差非等她验过、说一声不错，是不肯去睡的。

第六章说说车子

且让这些车子按规矩、依次序一一道来。头一名，也是顶要紧的一名，是独轮车。它占这个位次，并不因为它个头大、样子好看，甚至也不因为它顶有用，而是因为它资格老。诚然，它不能自称比轿子还早；不过气派十足、只供少数人乘坐的轿子，如今在上海街头差不多已经绝迹，所以不在话下。独轮车却不然：它没有被赶到内地或是不那么新派的城镇里去，仍旧吱吱嘎嘎地守着自己的地盘，谁也压不倒它。也没有谁盼着压倒它——这样有用的车子；除非是某些神经衰弱的病人，或是贪睡的人，清早的好觉被那越来越响、刺耳磨人、降伏不了的噪声搅了。那吱嘎声只消滴几滴油就能止住，是天下最容易的事；可是苦力爱那声音——拿什么跟他换他也不肯。那声音意味着生意。那是活儿正在干的凭据。没有它，他会觉得魂不守舍。中国人说，每一辆独轮车都有它自己的吱嘎声。人还远着认不出来，凭这声音就知道是谁。「王老兄来了，」一个人对邻居说，「我听见他的吱嘎声了。」中国的独轮车比外国同类有一样长处：轮子不是小小的一只装在头上，而是大大的一只安在当中。不错，轮子高高凸起，把车身分成了两半，可载起分量来也就省力得多。一条结实的编绳带子系在两根车把上，兜过苦力的肩背，对稳住货物大有帮助。

上海的独轮车多半用来载货，不过因为便宜，某一类中国人，尤其是往来纱厂的女工和小孩，很爱坐它。常常挤上八个十个，侧身坐着，两腿垂在外面。有一回还见过十一个妇女姑娘坐在一辆上，由一个苦力推着走。一个苦力通常能对付六百到一千磅的分量。什么都运，从造房子的石头到鹅毛。货重的时候，可怜的汉子摇摇摆摆像个醉汉，左一歪右一歪地稳着车上的东西。他的青筋暴得像鞭绳，汗水成股地淌下来。夏天为免得汗糊住眼睛，他常要在额上扎一条布带，做成一对假眉毛，把水兜住。一路上他虽喘不过气，照例还哼着他那拖长的吆喝，一半是习惯，一半是提醒行人他来了，好让开路。可是电车不能让道，别的一些车子又不肯让，于是苦力偶尔就被夹在中间，独轮车失了平衡，一下子翻倒。有几样货色翻了也不碍事，无非耽搁工夫、多搬一趟；若装的是米袋、袋子破了，或是易碎的货物，苦力的处境就糟了。照例他挣的钱，在穷人里算得上一份过得去的活命工钱，可是绝没有余钱来赔这种意外。

不过据说推独轮车的苦力比大多数拉人力车的活得长些、过得好些。拉车这一行照例极短命。他们干得动的年头通常不过三年、五年，至多十年。上海有一个人力车夫自称拉了二十四年车，这话若是真的，也是极少有的例外。眼下上海有营业的人力车九千到一万辆，而一年里流动的车夫怕不有这个数目的好几倍。有研究过这题目的人估计，上海各色苦力加在一起，多至四十万人。一个人力车夫平均一天挣七个铜板，合三四分钱，就靠这点微薄的进项养活一家，而这座城在全中国还是以生活昂贵出名的。难怪不久前，一所常有病苦力送去的教会医院的主持医生这样说：「送进来的病人有很大一部分是虚脱的，由于营养不良和生活上恶劣的卫生情形，再加上他们所受的那种一阵猛似一阵的劳累。」夺去他们性命的多半是心脏病，以及中国的老对头——痨病。拼命跑过一程，浑身是汗，便是冬天也如此；接着又要等下一趟客人，有时一等一个钟头，任凭刺骨的风吹、冰冷的雨淋，单薄的身上没有一件添加的衣裳——这样的身子，一病就倒。有家小的车夫聚居在城厢外面，住小小的草棚或竹棚，一个月租钱一角五到两角。天冷的时候一家老小都钻在里头取暖，屋里满是烟草味和煮饭的小炭炉冒出的气。多少婴孩就此害了眼病，日后弄到失明。没成家的车夫哪里有个避风处就在哪里睡，通常是在便宜的茶馆里，一间小屋常常挤上五十来个。那些地方的情形，说也说不出来。

苦力的人力车不是自己的。车归公司所有，有外国人开的，也有中国人开的，每家从五十辆到七八百辆不等，另有两家大公司分别存着一千辆和一千二百辆。其中一家公司自己造车，一个月出一百辆。靠背和坐垫雇女工来做。有几家公司发给车夫号衣。一般只有一件褂子，衬得穿的人那条破裤子更破。只有一家的衣服每二十四小时在公司的洗衣作里洗一次，洗干净了再交还车夫。工部局定了章程：公共租界的人力车夫衣着须得整齐；不过这一条并未认真施行。中国公司的车子后面用中文写着公司的字号，多半颇有诗意，甚至带点劝善的口气，譬如「能飞」、「永忆」、「恒义」。有一家公司的车子在牌照上头钉着一个小小的金属火车头，很能叫人想到那无可比拟的快。一辆新的橡皮轮人力车值五六十块银元，一天的租钱三角五到四角。一个苦力租了车，拉上几个钟头或半天，就转租给别人，那人往往又转租给第三个；这样一昼夜里，一辆车常要经两三只、也许四只手，所以车夫的数目自然远远多于车子。客人或是按用车的钟点付钱，定价是一小时两角（可是这可怜的汉子拿到八分一角就算好的了），或是按趟算，譬如一英里到一英里半给五分。到了夜里车夫要多讨一点，因为他得花一分钱买一支蜡烛，点他的纸灯笼或小油灯。这是外国人的价钱。中国人照例给得少些。人力车有两种：高大的黑车和低矮的棕色车。后一种一律装橡皮轮。高车从前多半没有橡皮轮，因此租钱便宜，穷些的中国人常坐；近来工部局已经把这类车全从租界里赶了出去。破旧的车子看来大都被买去在华界使用，因为那边尽是些摇摇晃晃、七零八落的车辆，多半是贱价买来的。拉车的有许多是半大的男孩，简直还是孩子。

在公共租界拉车的苦力必须领工部局的牌照。若要出租界界外去，还得另有法租界的和中国的牌照。牌照是一块马口铁牌，插在车后的槽里。牌照由车行发给车夫，车行每辆每月向市库缴一块银元。车夫若犯了规矩，牌照就要被吊掉。常常为着极轻的过失，譬如拦了路——多半是抢客人太急——就被一个锡克巡捕把牌照收去。那时这可怜的汉子就为难极了，因为没有牌照便做不成生意；有时要过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缴上四角钱罚款，牌照才发还。租界里的人力车每月还要换一次牌照，并由官方查验一回。

查验站设在虹口菜场对面，每天聚上三四百辆。主事的是一名英国巡捕。车子一辆辆推到他跟前，他和一个中国帮手又摇又拽又敲，看看车况好不好。哪一处显出松动，当下就给拆下来，牌照扣住，车子退回本公司修理。车行在这种场合由中国工头出面。工头偶尔也是女的。有一个常来的是干瘪的老婆子，缠着小脚，眼睛半瞎，可正如那位外国官长说得妙：「一说到照管交给她的那五十辆车，她精明得像把剃刀。」在上海拥挤的街上，人力车出事是常有的。不常出事才叫奇怪。车夫几乎个个低着头跑，心思呢——唉，谁说得上一个苦力的心思游到哪里去了？多半时候大约是麻木着的。苦力几乎全出在社会最底下的一层，除了力气再没有别的可以换饭——或者说换米——吃，于是把力气卖了。「苦力」这两个字，照字面讲就是「卖力气的人」。

人力车夫的举动飘忽而任性，很少讲道理。有些外国人不肯把性命交在人力车上；千钧一发的事几乎天天都有。有位美国太太坐车经过一条狭窄拥挤的马路，她的车夫忽然要从两辆对开而来的电车中间抢过去。他自己是蹿过了轨道，两辆电车却把人力车夹住，撞得粉碎。那位太太十分镇定，一把抓住其中一辆电车前头的栏杆，攀住不放，直到有人把她拉上去，才得保全。另有一桩惊险的脱险，是一位母亲抱着幼小的孩子，走在一条照说极安稳的清静马路上。车夫看见迎面来了一个骑脚踏车的，在他前头来回躲闪了几次，末了心慌意乱，撒下车把就跑了。车子骤然停住、又往下一沉，把婴孩从母亲怀里甩了出去。那小东西脸朝下摔在坚硬的碎石路上，一动不动，母亲只当孩子已经死了；后来才知道不过是摔昏了，除了几处青紫，第二天看去竟像是没事一样。

人力车寻常的损耗由车主承担，因意外损坏的却往往要车夫赔，至少赔一部分。赔多少各家公司不同。有一家大行子一条轮胎要两三块银元。这样的价钱对车夫无异于倾家荡产；他只得借钱来缴，而放债的索取的利息又高得吓人。还不上债的车夫没有别的出路：要么逃走，要么自寻短见，要么进债务监牢。进了牢，除非有境况好些的亲友来搭救，多半就无了期地关下去。

有意思的是看一个新从西方来的人怎样飞快地习惯了坐人力车。起初他多半要痛斥这种人拉的车子；便是坐上去了，也只虚虚地挨着座位，说不定还把一只脚挂在车外，想替车夫省点力气。可是不多久，他就安心享受起这辆轻便好走的小车来——用一位太太兴致勃勃的说法，这是「大人的婴儿车」——几乎不再把拉车的当一个人看待了。可是请他哪天傍晚站在外滩上，看看那川流不息驰过去的人力车吧。几乎没有一个苦力的脸不是像忍着痛一般紧绷着的，许多简直是扭曲的。人力车夫的日子虽然远不是铺着玫瑰的床，他却自有一套得过且过的法子，从中寻出些乐趣来。有一家车行出于善意，打算在公司总部给车夫供应免费的热茶，可这办法行不通，因为苦力宁愿自己到茶馆里去买茶喝。下等茶馆再破败不堪，也是苦力最爱聚的地方；在那里，一班相好的围着，可以闲谈、抽烟、赌钱，直到肚子逼着他们再出去拉车。

冬天从乡下进城、开春回去的那些苦力，比起旁人来简直可以算有产业的先生了。极少数——少到几乎可以不算——能把拉车做成赚钱的营生，譬如有一个人，原在一户人家当听差，月钱六块银元，他辞了这差事去拉车，说是拉车能多挣些。

人力车上丢东西的很多。客人下了车匆匆走开，忘了包裹或雨伞，除非他想着记下车子的号码，那东西便从此不见了。也不尽然。可怜的苦力日子过得那样紧巴，越发衬得格外老实的那一个可贵。有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带着一个很值钱的包裹，把包裹留在车上，自己进铺子去了。事情耽搁了好一会，他末了坐电车回了家，把还有一辆车子等着他的事忘了个干净。过了许久，那车夫没看见先生走开，便进铺子去找。一个伙计说他已经走了。这正是苦力卷着这件宝贝溜走的好机会。可是不然——他转眼就把包裹拿了进来，放在柜台上，急切地问怎样才能送到主人手里。因为那位先生是铺子里的老主顾，伙计答应送到他府上去。那车夫不但没得着一点酬谢——他一转身便隐进人丛，再也认不出来——还白白搭上了工夫和车钱。另有一件，是一位太太下车时掉了一张五元的钞票，她走后才被车夫发觉。车夫拿不准太太进的是哪一家门，便一家一家去问，直到寻着了失主，把钱还了她。有时候不老实的事偏偏出在想不到的地方：说来叫人难过，有的没品行的客人——间或还是外国人——坐了几个钟头的车，进一家铺子或人家，从另一道门溜掉，把车夫甩了，车钱赖掉不给。

人力车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它是五十年前从日本传进来的；尽管更新式的交通工具越来越时兴，看样子它还要在上海街头出现好一阵子。

有一个专为人力车夫办的基督教布道会。四年前由一位苏格兰商人创办，他心里放不下这一班无人过问的人在灵性上的需要。在苦力聚居稠密的两处地方，租了中国房子，平日和礼拜日都有聚会，另有主日学、给车夫子女办的日校，还有每周一次的妇女聚会。一位中国传道人到车夫家里、到他们常去的茶馆里探访他们；一位女传道在妇女中间来往；天冷时给真正无告的人热饭和铺盖；病了的送医院。有一年的圣诞节特别礼拜上，每个苦力都得了一条便宜毛巾，欢喜得了不得。可是别以为苦力高兴是因为从此可以把手上脸上的泥洗掉几层。这一层就算他心里想到过，也全然是次要的。毛巾头一样的用处，是跑起来擦额上的汗，好把路看得清楚些。苦力们不敢相信竟会有人关心他们，那份惊讶最是动人。起初他们涌到福音堂里来，总问传道人：「这是给我们的么？」散会的时候又说：「我们从来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他们中间已经有好些极出色的悔改归信。这项事业靠自愿的捐助维持，苦力自己虽穷到极处，也解囊甚厚。有些人的心愿，是凑起钱来盖一座礼拜堂！这志向是高尚的，只是以他们那点微薄的力量，实在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上海公共租界的电车是一九〇七年开行的。六年之后，华界也通了电车。华界城里没有一条街宽得能容电车穿过，所以打算沿着旧日的城壕把城围起来铺一圈轨道，再过不久这个圈子就要合拢了。车厢分作大小两截，大的一截坐三等客，小的一截坐头等客。有些外国人坐三等，许多中国人坐头等。租界里有一条线上，因为中国男子在三等车厢里对妇女举止粗鲁，准许中国妇女买三等票坐头等车。三等车厢里有两张告示格外惹眼。一张禁止吐痰，是工部局卫生处贴的，为防痨病。另一张告诫乘客不要在车行进时上下。为把话说重，旁边配一幅彩画：一个人跳车摔倒在地，伤口流着血。饶是这样，每年仍有中国人丧命，受伤的更多——他们不懂物理的道理，看见外国人怎么做便要学样。可是出事并不能吓退他们坐车；一天里忙碌的时辰，简直是蜂拥而上。差不多每辆车都挂一节拖车，除了前头留给头等客的几个座位，那一节也挤满了中国人。车钱按路程远近算。开车的和卖票的都是中国人，卖票的懂的英文刚够收钱。可要是初到这城里的生客用英文问点别的事情，他就很难听得明白。一九一四年秋天，有一条路上试行从英国运来的无轨电车，可是车身太重，路面吃不住，开了一两个礼拜就禁了。第二年春天，路基加固之后，这种车又试了第二回，这一回大获成功，不久就很受欢迎。地下电车和高架电车在上海还没有露面；不过上海一位极有名望的中国绅商的公子，正在巴黎学开飞机，等他不久回来，东方这个进步的角落里什么样的新玩意都可以指望了。

上海既是远东最大的商港之一，每天经手的货物数量惊人。除了独轮车，除了用绳子把担子吊在肩头扁担两端的苦力，人拉的板车也时刻用得着。苦力代替了马和骡子做驮载的牲口。外国旅馆和许多外国行号自然是有马车货车的——如今更多的是汽车——可是这些西洋造的车辆，数目远远比不上本地人拉的板车。板车的样式再简单没有：几块长方木板钉在一处，装上两只轮子。货物多半要用绳子捆住，分量则一概不论。苦力的筋骨是不心疼的。车前站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苦力拉，车后往往还有好几个推。十五二十英尺长的粗绳一头系在车上，另一头打个结。每个苦力取一条绳子，兜在肩上，累了便换一边肩，两手攥住绳结。若载的东西极重，譬如铁条或造房子的石头，便是在平地上，拉车的也不得不时时停下来歇口气。可真正要拼死拼活的，是过苏州河上那些拱起的桥。前头的苦力弯得几乎折成两截，后头的拼了命地推，推得脸上充血，看去像是浑身的血管都要迸开了。车子却也许一寸也不动。歇一歇，再来一回。这一回后头的苦力抓住车轮，到底把轮子扳动了那么一点点，车子这才慢慢地、极慢极慢地拖上了坡。到了桥顶上，前头的路若不空，又要停一停。然后一直在后头推的苦力反过来往回拽，另有几个帮着；前头的苦力则活活泼泼地往前奔，免得被车子撞着。外国人看着，觉得这是一种残酷的做工法子，心里着实难受；可是倘若忽然改用马力，头一个大呼小叫反对的，只怕正是这些拉车的人。

第七章学堂一瞥

「上海的中国学堂，教会办的不算，一共有多少所？」有人这样问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他和另外几位刚把全市的教育情形调查了一遍。「说不出确数，」他皱起眉头答道，「照我们查得出来的，至少五百所，只怕还不止。自然，这个数目里没有女学堂。女学堂的事，某某女士能告诉你。」于是又去访女子学堂调查委员会的会长。她把地图、图表和报告都拿出来摊在桌上。「这件事查起来实在难，」她解释说，「单是寄宿的女学堂我们就查出三四十所，可几乎可以断定还没有查全。有几所藏在顶古怪的地方。」「女学堂比男学堂少得这么多！」来客惊叹道。「哦，你得记住，那些小小的日校我们根本没有设法统计。那真是多得数不清，走到哪里都碰得见。」所列的学堂绝大多数是一九〇〇年以后办起来的，还有很多是一九一一年革命前后一下子冒出来的。

从这些数目看，上海儿童的教育似乎已经照应得不错了；可是既没有强迫入学的制度，成千上万在纱厂、工场做工的，写了契约押出去当学徒的，被赶出去讨饭的，或是听凭他们游荡的孩子，一辈子也不曾跨进过学堂的门槛。

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办着四所大的中国男学堂（女学堂一所也没有），每一所的地皮都是好善的中国人捐的；租界里的华人居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房捐里也有他们的一份。

法租界最漂亮的建筑之一，就是一所中国男学堂。

私立学堂，或者照人们的叫法「绅办学堂」，中国人很喜欢。在上海，这一类的数目远远超过别的各类；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归官家管辖的学堂里，有很多本是个人或几个人合力创办的私产。中国是一个把学问看得高于一切的国家。一张纸上但凡写着或印着一个字，就不肯让它随风乱吹或是给人踩在脚下。这些宝贵的纸片，虽然又脏又破，也自有人费力拾起来——男人或男孩拿着火钳或是尖头的棍子，满街来回地寻。有钱人家则雇人代做这件积德的事。纸片送到公家的字炉里烧掉，灰再撒进河里。这信念已有千百年之久：凡对学问的神圣符号存着应有敬意的人，上天必格外降福。这样一来，办一所学堂并且把它维持下去，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就算是造福人群的最高一等的事业了。

自从西方的教育传进来，中国许多最好的青年把身家性命都献给了推广它的事。单在上海就有许多例子可举，大同学院便是其中之一。四年前，十个热心的青年在一所租来的小房子里办起一所学堂。他们本钱很少，却各人答应把自己进项的两成拿出来充作日常开销。有几位曾在外国留学的，还赔上工夫，教一门或几门功课。校长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该校头一个被选入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中国学生。学生人数很快涨到一百多，日常用费不久便靠学费敷衍得过来，或是差不多敷衍得过来；可是到了非造房子不可的时候，这几位年轻的创办人又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从并不丰厚的薪水里极慷慨地拿出钱来。校长的父亲要在银钱上帮他，他出于男子汉自立的心气谢绝了，宁愿靠自己和学堂的力量。漂亮的新屋已经落成启用，只是眼下还用长凳代替书桌；等到债渐渐还清，书桌和别的应用器具会陆续添上。

租界里平民聚居的一带，一条外国人少走的马路上，有一所兼收寄宿生和走读生的学堂，学生五百五十人。同前一所不同，这一所一开办就气象完备，创于义和团事变那一年——那一年诞生了许多新事业。校舍是三幢砖房，当中一幢顶上立着一座气派的钟楼，各幢之间有走廊相连。正屋从前到后分成几排平行的房舍，中间是天井，楼上则以天桥相通。这样，四十六间屋子都有好光线好空气。校内有化验室，有一间座位作阶梯式的理科教室，有一座藏着中西书籍的图书馆，有一座孔子祠——四壁悬着写有圣人语录的中堂条幅，学生每半年在此行礼一次；还有一间会客室，最要紧的陈设是创办人的遗像。这位创办人起初是个穷船夫。靠着一点一点积攒工钱，他后来开起一家小小的五金铺。他极有生意眼光，一步一步发迹，渐渐聚起财来，终于成了百万富翁。他虽始终不识字，这位白手起家的人却有他的抱负，肯拿出大笔钱来供穷人免费读书。过了六十岁，他想到办一所学堂，作为他留给这座城市的最好、最长久的纪念。图样定了，房子动了工，这位善士却没有活到落成的一天。上海的商人们不久就要给他立一尊铜像。创办人的几个儿子在校内操场和露天体育场之间，给父亲造了一座精致的小祠堂，按时到那里在祖宗牌位前叩拜，正如学生们在会客厅里那幅遗像前行礼一样。可是他们并不好学，对这所学堂也丝毫不感兴趣；可见守旧的人并不全生在上一个世纪，维新的人也并不全属于新时代。学费定得很低，全学年十个半月，膳宿连学费不到二十四块银元。学生里有五十名是义务生。学堂教英文和法文，法文由本校毕业生教授，另有一个小小的实业科。课程共十一年，读到毕业，程度约当本国中学的第三年。

紧靠着华界城的南门——或者说旧日南门的所在——有一所朴素的红砖房子，英文名叫「上海中学」。里头的布置再简单没有：一条堂屋贯通中间，也就是寄宿生的饭堂，两旁开着教室的门。楼上是寝室。这幢房子连同院内另外三幢小屋，容着五百个男生，一半住校，平均年纪十六岁，受着扎实的教育。有位外国教育家来参观时说：「这正说明中国人用极简朴的设备也能办出极好的教育来——而那设备说到底又处处合乎他们实际的需要。」这所学堂的来历值得一说。十三年前，四位思想开通的兄弟合力要为上海的青年出点力。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买地造屋，便把自家的住宅腾出来改作学堂，用度大半由自己担着。兄弟中三位是成功的商人，第四位做了校长。他是上海美国圣公会所办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正当盛年，有读书人的志趣和习惯。学堂的门刚开，就涌来九十个学生，人数涨得极快，一两年内便不能不另寻宽敞的地方。这期间学堂得到了本地官府的认可，每年领一笔补助。华界的市政当局拨了一块公地作新校舍的基址，一九〇九年现在这幢房子落成。学堂用着三十位教员，其中三位是外国人，且都是女子。有一天说起他聘的外国教员的资历，一位朋友提到其中一位是爱丁堡大学的优等毕业生。「不错，」校长含笑说，「能请到她我自认运气好；不过我给学堂物色人向来只要顶好的，因为我立定主意要把程度维持在最高一等。」他确实维持住了——这有一个凭据：他的学生里有好几个考进圣约翰大学，一门也不用补考，这在中国人自办的学堂里还是头一遭。

这几兄弟兴办学堂之后四年，他们的三位姊妹也办起一所女学堂。这所学堂同那一所一样，开头很小，却从头就办得极好。后来创办人也得了公地造屋；尤有可说的是，当时正在拆的城墙，把城砖捐给她们做建筑材料。试想还有什么比这更离奇、更有传奇味的事：那有着许多故事的旧城墙，一部分竟变成了一所中国女学堂？当年筹划这道城墙的父老，更不必说孔夫子本人——他那能预见千古的眼睛也不曾望见过受过通达教育的妇女——若见了这等大不敬的亵渎，怕不要骇得退避三舍！三姊妹都已出嫁，一位守了寡，各自带着家眷住在学堂后面整洁的住屋里。她们家境优裕，教书是出于爱心，并非为着钱。说实在的，这所学堂至今还不能自给。三人中一位当校长，一位管刺绣各班，一位管账目。一百三十个眉目清秀的学生，除了寻常的功课，还学音乐、图画、着色和缝纫。她们的体操由一位在波士顿受过教育的中国女子按时教授。学堂送去参加过几次赛会的精美绣品和图画都得了奖牌，很增光彩。

五十年前，上海一户世家里生下一个女婴，命中注定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她在富贵中长大，在家里受了一点教育——那是娇纵的父母照例给这等身分的女儿的一点点学问。她自己情愿不嫁，父母也由着她，后来她加入了一个持戒甚严的佛门团体，人称「吃素的」。年月推移，这女孩长成妇人，过了三十九岁的生日。她早就看出父亲是个思想开通的人，捐助的款子常常用在渐渐多起来的女学堂上。「既然父亲肯为女子读书的事出力，」她心里盘算，「我为什么不自己办一所学堂，请他帮我呢？」可是等她把这打算跟父亲一说，父亲板起脸来大不以为然，继母反对得更凶。旁人受教育也许还可通融，可他们家的女儿有这点学问已经够了，更不该痴心去做提倡这件事的人。况且父亲深知这女儿才干过人，早为她打算好了：日后要她帮着料理家业。可是越有人拦阻，她的心志越坚，到末了这场争执闹到她几乎被剥夺了继承权，被赶出了家门。她手里有一点钱，勉强开起一所小学堂，随后又卖了首饰来维持。那是十二年前的事。她搬过两回家，末一回是一九一四年春天，迁进一幢她自己盖的漂亮新屋——盖屋的钱大半出自父亲亡故后她所能争得的那一份遗产。开学那天很是隆重，请了许多中国宾客和少数几位相熟的外国人。礼堂的墙上挂着校长父亲的一幅大像——在中国，孝这朵花无论经着多大的风吹，是难得凋谢的。讲台上披着中国国旗，一根根柱子上也飘着。两厢陈列着学生的实业作品，还摆了一席精致的茶点。

这所学堂的房屋和院落总是收拾得整洁悦目；不论哪一个时辰有不速之客到来，寝室、礼堂，乃至饭堂、厨房、洗衣房，都经得起最仔细的查看。幼稚园的房子同正屋略略隔开，这样完善的幼稚园，别处也难找出第二所来。凡便当的时候，学堂还不时开母亲会，把关乎孩子德、智、体的种种事情坦白地讨论一番。

「毕业典礼」办得极热闹。去年有四位「可爱的女毕业生」坐在台上，衣裳一律：中国式样的白绸衫裙，白鞋配着西式的鞋跟，领口缀一个小小的蓝绸结，头发上箍着窄窄的蓝绸带。级色是蓝白两色，姑娘们身后挂着本级的旗子，白地上用蓝字写着她们的格言「更上层楼」。每一位毕业生都预备了一篇英文文章，可是只宣读了一篇——《中国青年女子的影响与责任》。那思想和文字，放在哪一国的女学生身上都不丢人。其余三篇题目是《强迫教育之必要》、《纸烟之害》和《在中国求学胜于留学外国》。此外还有唱歌、钢琴独奏、二重奏和八手联弹，法文和英文的朗诵，以及上海交涉员的一篇精采演说《女子教育的价值》；整台节目自始至终水准都高得出奇。末了一幕更是叫人称快的高潮：前驻美公使伍廷芳博士从校长手里接过一张张系着缎带、完全照西式办理的文凭，分授给每一位毕业生。站在伍博士身旁的那个小个子妇人，那样谦退、那样不爱出头，穿一身素净的深色中国衣裳，头发照旧式一直往后梳得溜光——很难叫人相信，这所极兴旺、极合时宜的学堂，正是由她一手创办、一手主持的。她不会说英文，能不露面处总愿意藏在后头，可她的人品实在不同寻常。她并没有公开奉教，心里却是信的，而且相当按时地上一所美国圣公会的礼拜堂。

另有一所很兴旺的女学堂，人们通称它「参政女学」。同许多学堂一样，它是前几年革命结束时办起来的，也是由革命生出来的。革命的形势把妇女推到了公众的场合上，那是她们从前做梦也没想过的。有几位学过医的上前线去当医生，更多的去做红十字会的看护。有大批妇女做侦探、藏匿逃亡的人、给兵士送弹药，为国家舍了家产，甚至舍了性命。从各处汇到上海来的女学生有一百来个，大半是从家里跑出来的，胸中燃着一腔要报效国家的热望——那热望虽然用错了地方——她们穿上军装，扛起枪，操练起来，苦苦请求马上开到火线上去，幸而没有获准。人称她们为「娘子军」。可是这一切把上海妇女的爱国心激发得很厉害，许多人结成一伙替革命筹款，办得极有成效。仗打完了，她们不但没有散伙，反而立了一个长久的团体，名叫「中华女子协进会」，宗旨是保护妇女全体的利益，尤其要为妇女争得参政的权利。

这个会至今还在，只是口气已大为和缓，人数也因把最偏激、最难相处的分子淘汰出去而减少了。它偶尔开会，常常请男子来演说，由一位女子主席。革命以后，这个会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创办并扶持这所参政女学，用意是把进步的思想灌输到少年人的心里。起初教员——全是女子——都不受薪水，对男人和婚姻一概不屑一顾。课程里虽有西学，却格外着重中国的学问，尤其是写中国字，学生们写得极好。学堂鼓励她们用中国布做衣裳，家里用中国的器具陈设，保存旧日的风俗和旧日的信仰；一句话，要她们从骨子里做中国人，不倚赖外国人的货物，也不倚赖外国人的宗教。

这学堂人丁比银钱旺。有一天，一位关心此事的传教士同某小姐谈起这学堂；这位小姐新近从卫斯理女子学院毕业，是校长的亲戚。「你说这学堂穷？」「功课的成色并不穷，可是钱上头，哦，那是穷得很。」「这是什么缘故呢？」「唉，它没有出钱的人撑着。你想，革命刚过那阵子，多少妇女对参政的事热心得很。如今却不是那样了，对维持这学堂也不像先前上心。」「你看是什么叫她们对参政这件事淡下来了？」「她们觉得在中国，推行这件事的时候还没有到。别的事情在她们看来眼下更要紧、更少不得。」「你自己怎么看？」这位年轻女子明亮的眼睛在发问的人身上沉思地停了一瞬，随即斩截地答道：「我断定我们还没有到投票的时候；把心思从更大的需要上引开，去想它、去为它出力，是错的。」

新学一天天把旧日那些不切实用的法子挤掉，人们越来越希望学堂里做的事能同百姓的生活接得上。从前中国很少留意实业教育，民国以来却渐渐醒悟到它的要紧，所以今日这一类学堂最能打动众人的心，也最容易从官家和私人手里得到帮助。上海的商业学堂、实业学堂，或是在原有课程之外添设这类科目的学堂，正不断增多。

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总部设在上海，办着日校和夜校，上学的人很多。教员都是尽义务的，或是自有产业的青年，或是有本事也肯拿出一部分工夫来做这件事的人。校长只有二十一岁，是基督教青年会学堂的毕业生，天分极高。

上海由中国人主持的学堂里，居首的是官立的工业专门学校。同许多别的教育事业一样，这一所最初的动力也出于一个人，一位在官场上地位很高的人。它一八九七年办起来时是一所师范学堂，后来添了预科和中院，再后来在福开森博士高明的主持之下扩充为南洋公学，又添设土木工程和电机工程各科，改名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漂亮的房屋坐落在宽敞整洁的院落中间，设备完全，教员阵容整齐——其中八位是美国人——功课的水准，以及众多学生的品格，合起来使这所学堂足以叫上海引以为荣。每年还选送几位最好的学生到欧美去实习一个时期。

路矿专门学校规模不及它大，历史也不及它久，可是就其一面而言，同样了不起。创办人兼校长是一位刚过三十的青年，面目清癯而带书卷气，举止温文。他在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出洋游历，深信中国眼下最缺的莫过于受过训练的工程师。于是四年前（四年前上海发生的事真不少），他独力办起这所学堂，把自己和自己的钱毫无保留地投了进去。如今学生已有二百六十人，是一班难得的有出息的青年。他们来自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还有几个来自爪哇。十五位教员中有五位留过学，外国人只有一位，是教矿业和矿物学的比利时人。新生一进校就编入英文班，一年之内所得的成绩着实惊人。学校特别注重写字，「因为，」校长说，「孩子们若不学会把字母一笔一画写工整，将来图就画不好；而做工程师的，图是非画好不可的。」

德国人为中国学生办的同济医工学堂，自有它独到之处。上海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说过，依他看这是全中国最好的学堂。这所学堂——医、工两科完全分开——既不是传教事业，甚至也不是慈善事业。它不过是德国政府为着通商的目的扶持的一项生意。他们收取在中国人看来很重的学费，作为交换，给学生最好的训练，好叫这些人日后能替他们做事。教员的资格是第一流的，科学设备也在经费所能办到的范围内力求完善。

上海一切学堂之中，也许最叫人动心的还是那些小小的日校，因为它们处处有人情的意味，也蕴藏着种种可能。它们什么样的都有，好坏程度不一，全看你从哪一面去看。大体说来，多数还是在做好事，便是最不像样的，至少也把孩子从街上管住了。里头常有叫人发笑的地方。在华界城里，有一家门楣上挂的招牌写着这样一句罕见的话：「英文教授，从头一个字母教到第十二个字母。」字母表上剩下的那些究竟怎么办，招牌上没有说明。另一条小马路上，过路人又见到几个大大的英文字：「日进学校」。在一所中国旧房子里两间光线不足、也不大干净的屋子里，三四十个孩子伏在粗糙的书桌上，扯开嗓子念书。总教习把他们喝止住，招呼这位偶然来的客人，又很自豪地指给他看自己那几本外国的地理和英文课本。他也有他的抱负；客人提起校名，他便答道：「正是，我要办的就是这个——『日进』。」他又说，他已在上海别的地方办了两处「日进学校」的分校。跟着来了一句意想不到的问话：「您是奉教的么？」「我是奉教的，」——他说出了自己受教育的那所教会学堂的名字。

有时候一所小小的日校藏在一所曲折的老宅的后进里，或是藏在佛寺的内院里，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走进那迷宫似的回廊就转不出来。革命那些捣毁偶像的动荡日子里，临时政府把寺庙和祠堂成批地拨出来做学堂；虽然后来许多都恢复了原用，另有一些，譬如上海的李公祠，至今仍作着讲学之所。这座用公款造起来纪念那位大政治家的祠堂，五年前由复旦公学的校董接管过来；如今园子里石座上那尊李鸿章的铜像，每天俯看着三百五十名学生在数不清的天井和回廊之间来去匆匆。毕业典礼就在享堂里举行：台上高处，富丽的陈设作背景，中国校长——耶鲁的毕业生——端坐正中，全体教员围在四周，一律戴着方帽、穿着礼服，成为这过渡年代里常见的一桩奇景。

设在华界城里的省立师范学校，去年有三十名青年毕业；开办十一年来，从它门里出去的已有五百多人。教员之缺是这样急，以至于学年还远没有结束，毕业班上每一个人就都被预先定走了。它的毕业生散布在全国各地。师范学校近旁有一所四百名学生的大附属小学。师范生要学音乐、泥塑、木刻、着色和图画。他们是热烈的爱国者，凡本国受到一点真的或是自以为是的屈辱，他们都极其不平。有时候他们表达爱国心的法子很别致，譬如不久前——那时因为日本对中国提出无理的要求，群情激愤——他们就做过一件事。学生的寝室和自修室都开向天井，那是一片曲折的屋宇，或者说是一片连成一气的中国房子，合起来就是校舍。这些屋子腾了出来，每一间都布置成当前这桩政治大事的一幅图画或一处实景。许多陈列极其巧妙，有几处滑稽得很，可是无一不鲜明地显出学生心里的那股气，也叫人看出：将要派往全国各地、把自己的主张灌进后一代心里去的，是怎样的一班教员。

有一件事很能见出这时代的风气：几个月前，上海有一个青年跑到父亲跟前，求父亲把家里赌本中属于他的那一份给他。他用这笔钱办了一所学堂，如今已有一百五十名学生。省教育会的书记新近从美国长途考察回来，请一位住在本地的传教士教他英文。他对美国的学制佩服极了，打定主意要尽快把同样的办法搬到自己的学堂里去，所以想把英文学得好些，好有资格去选课本、排课程。

去年夏天，上海道尹头一回给小学定下划一的假期，从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二十五日，共五个星期。发通告的时候，道尹还添了一条：假期中有两个星期，学生每天须用三个钟头温课。

上海还有两所办得很兴旺的日本学堂。一所是大的公学校，涨得极快，近来在原有的几幢房子之外又添造了一幢，可容六七百名学生。男女学生不论大小都在一个屋顶下，可是除了幼稚园里那些极小的孩子，他们分室上课，连课间休息的钟点也错开。玩耍的时候，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裳在阳光里穿来穿去，像一群发光的蝴蝶，煞是好看；散学的时候又欢欢喜喜地涌到街上，有的由保姆陪着坐人力车走，更多的是步行，还有一大群小家伙争着爬上电车，脏兮兮的小手里攥着铜板，个个背一只书包，或是用一方布把书捆着，另提一只小饭盒，每个小鬼头上都戴着一顶神气的军帽。

另一所是日本的专门学校，学生将近三百，个个身强体健、头脑机敏，都是挑选出来的。他们由日本各府县送来上海读三年，一切用度由公家担负。课程包括商业、工程和农业。开办十四年来已有八百人毕业，去年六月领文凭的有七十人。读完第二年，学校出钱把七八十名最有出息的学生派到中国各地去，考察这个国家的农业、矿业、社会和政治情形。「这些人从贵校毕业以后，就回日本去了罢？」有人这样问校长。「哦，不，」回答得很干脆，「我们指望他们留在中国，帮中国人把他们的富源开发出来。」

上海还有一类学堂，不是读书的地方，可是就它们那一门而言极有价值，外间却大都不知道。那便是六所专收妇女和女孩的胜家缝纫机学堂。胜家缝纫机十年前进入中国，至今没有对手。中国人几乎一上手就中意它，如今到处都有，连最想不到、荒僻得可笑的地方也有。一九一〇年，胜家缝纫机学堂在上海开办。起初成效甚微。男子班是彻底的失败，不久就关了门。敢进女子班的寥寥几个，还得贴钱请她们来；可是旧日的守旧风气似乎随着革命一同消散了。如今最大的一所学堂已有五十名学生。学期按所学的门类分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看是学寻常裁缝还是学花式刺绣。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各处地方，学校的用意是等她们回到自己的村镇，各自开一所学堂，这样把机器推行到全国去。中国如今已有四百多处销货处，各由一名中国代理人经管。机器可以分期付款。「我们自认在我们这一行里也是传教士，」这家公司驻上海的外国代表说，「把缝纫机用宽限的条件卖给这些劳苦的穷人，减轻他们的劳作，难道不是一桩善举么？」胜家公司对各项善举捐输甚厚；革命那年和第二年的乱事里，它把机器免费借给那些替穷苦人赶制衣裳的团体。它有一个招徕生意的妙法：派人打扮得稀奇古怪，穿着本号做的衣裳在上海街上走动，一面兜售随身携带的玻璃匣里的小件货物。

第八章神乎其技的印书馆

「笔胜于剑」这句话，几百年来在中国一直是条行得通的公理，因为当兵的在社会的梯子上站在最底下一级，读书人却稳坐在最高一级上，颇为自得。近年的世事，诚然把人们的看法改动了一些，却并没有颠倒过来。但与它相配的那一句——「印出来的书页胜于剑」——似乎始终不大得人心，虽说活字印刷早在古腾堡出世之前很久，就已在古老的中国发明出来了。说起来，《京报》（它的嫡派子孙至今还在京城里兴旺着）便自称是世上最早的一份报纸。它是用木版刷印的，有些版片还留存着；究竟是多久以前的事，谁也说不清，相传有一千年之久。然而几百年里这门手艺用得很少，甚至晚到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战的时候，消息传得还那么慢，离海岸只有七十五英里的人，竟连打仗这回事都没有听说。如今单是上海一地——在这方面远远走在别的城市前头——就出三十多种报纸杂志，其中十二种是日报。许多张报还配了图；而足以证明它们十分跟得上时代的是：那些有名的成药广告都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随着中国「新纪元」的曙光初露，求西学的渴望日甚一日，于是有一种迫切的呼声起来了：要的不单是报纸，还要书，书，而且要多多的书。为应这需要，商务印书馆便应运而生。这家大书馆迅速成长发达的故事，读起来竟像《天方夜谭》里的一篇。这念头最初生在三个年轻机警的中国人心里，三人都是实做的印刷工匠，又都是基督徒，出自上海一所长老会的教会学堂。事业起于一八九七年，规模很小，只有两台小印机。铺面是一所中国房子，在一条大马路旁的弄堂里。这点地方很快就不够用了，两次迁移之后，厂子终于在城北一片占地八英亩的好砖楼里安顿下来，不再搬动。今日馆中有六十台新式印机，都是能买到的最好的货色；每年约耗洋纸两万五千令、中国纸三千四百令，其中大部分印成教科书，从满洲到西藏，撒遍全国。革命后的第二年，虽然新添了机器，又尽量招人，印机日夜不停地转，书的需求之大仍旧应付不过来。

商务印书馆自开办之日起，便定下一条宗旨：凡与基督教相抵触的书，一概不印；这一条它始终忠实守着。事实上，二十来位各部主任，或本人是基督徒，或对基督教抱着同情。

这家书馆待遇职工的章程，在西方人耳朵里听来也许并不稀奇；可是拿中国向来的、而且大体上至今仍是的情形一比，它的真价值就叫人深深感觉到了。商务印书馆用男工约一千四百名，女工四百名。工人里有几个男孩是北方一所教会机构送来的聋哑人，还有若干是上海感化院出来的，公司收下他们，好让他们在人生路上重新起步，并特为他们盖了一所宿舍。女工多半在装订间做活，不过馆里各处也都见得着她们，有些较轻便的机器也由她们开。有一名女工头；另有几个聪明的女孩正在学做账房。年龄不满十四岁的一概不收，而大多数要大得多。近来创行了一桩新办法：准男女在同一间屋里做工，只是分桌。结果十分圆满。众人都专心做事，而这新章比旧章另有一层好处：屋子可以造得大些，工人的光线和空气都好了。做工的时辰是上午七点半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五点半。散工的钟先替女工敲，比男工早五分钟。「你瞧，女士优先。」馆中一位职员笑着对一位来客说。女工将要做母亲时，放假两个月，工钱照发，另给五块钱贴补额外的花费。星期日歇工。工人里约八分之一是基督徒；厂子近旁有两所新教的礼拜堂，他们中许多人去做礼拜。工钱很优，另有特别出力的奖金。馆中设有公积金，以恤亡故职工的家属，并养年老退职的人。分红也是这套制度的一部分，各部的头目都是公司的股东。

这非常的事业另有一桩特色，便是一所小医院，可容二十来个病人，还有一间极洁净的药房和手术室。常川有看护在；一位在外国学成的中国医生每天早上来巡视。诊所不单对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开放，外人也可以来。一概收诊费三个铜元，约合一分钱——因为不收点钱，这地方就要被挤爆了，这是经验里得来的。印书馆附近，管事的人盖了若干所小而舒适的房屋，愿意住的职工可以照极便宜的租价租去。馆里替职工的子女办了一所学堂，又为学徒办了夜学和阅报室。还有一所幼稚园就在近旁，房屋由商务印书馆供给，教员由美华书馆派出。这些学堂都不是免费的，因为做父母的出得起一点学费，出了反倒觉得自己有体面。另有一处茶园，草地修得齐整，四下点着花木和坐椅，很是可人，职员下了班便在那里好好歇息。救火队在馆中是一件极要紧的事。队里二十六人，都是馆内职工，时常操演，保持着很高的效率。离总楼一箭之地便是救火房，里面齐备着亮晃晃的水龙车、梯子、水桶、挑铜制安全油灯的火把，此外还有队员的全套制服，那擦得发亮的铜头盔是他们特别得意的东西。这支队伍也随时应外面有限几处的呼救。

到印书馆来参观的人，总受到热诚的欢迎，并由一位熟悉情形的导引客客气气地领着看遍全厂，能办到时便由馆中职员亲自充任。厂子之大，便是草草地巡视一遍，通常也得几个钟头。两座楼作印刷厂和铸字房，一座作中文装订间，又一座专供编译所——分中文、英文两部——两座是栈房，一座是木工场，还有一座低长的房子，同别的楼略略隔开，专作照相以及照相的各门应用。各间屋子敞亮、洁净、爽快，同中国大多数的工场成了鲜明的对照。每间都有电话通总写字间，还铺了轻便轨道，来回运货。动力用电动机；照明则煤气和电灯兼用。

印机大半来自英美。印精细活的，连彩印部里那几台大得出奇、手段通神的机器在内，都是德国造。三色套印是商务印书馆头一家引进中国的。人站在这些了不得的印机旁边，总舍不得走。蓝的、黄的、红的，一色接一色，那么快、那么轻易地加到地图、图表、图画和幼稚园的挂图上去，看的人几乎要信自己是在看一位术士施展巧妙的法术，而不是看一副没有知觉的机器在自行动作。这边眼前摊开的，是一幅花花绿绿的哥伦布登陆图，要印进一部中文的美国史里去；那边一幅同样可爱的，是童年的罗利，要印进一部英国史。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教科书很讲究插图。他们给小孩子编的修身读本是极有趣的东西。每一页是一幅彩图，图里自有它的教训。图上画着孩子们上学去、向先生行礼、背书、济助穷人、照看老人和幼小的、病人和瞎子、扫地抹桌、洗衣刷衣补衣叠衣、刷牙、吃饭、游戏。房屋画得干净合卫生，日子过得康健清白。尤其着重礼貌和德行——这正是今日的中国极需要的教导，因为眼下有一种叫人不安的趋向：把旧制度下真正可取的东西一概丢掉，却把西方一切坏的东西变本加厉地学了来。初小第一年的书里差不多不放读物，只有几个汉字用来解说图意。小孩们细细地看，不知不觉就把学问吸了进去。这同从前的办法何等不同！从前孩子们整天关在又暗又闷的屋子里，高声念着中国经书上不懂的句子，先生却在椅子上打瞌睡！

厂里最新添的，是三台「橡皮版」印机，为远东的创举。机器是从美国运来的，还随来一位专家，替他们装配，并教中国工人使用。这几台机器往往二十四个钟头不停，替政府印成百万的公债票和钞票。

编译所的工作，无论怎样称赞都不算过。一所幽静的三层楼房，整个二层和三层的一部分都归它用。长长的、不曾上漆的木桌上堆满了书报，一百五十位学者就伏在桌上做事。从这间忙碌的作坊里出去的原著已有四千种以上，此外翻译编订的更不可计数。编辑部办着八种月刊：一种综合的，还有教育的、政治的、学生的、儿童的、小说的、妇女的，以及一种叫《英文杂志》的，每月印两万份。最新出的一种叫《英语周刊》。后两种的用意，是帮中国学生学英文。《妇女杂志》是最受欢迎的一种。一位在美国读过书的聪明女子，有一天对几位外国朋友谈起它。「你们想想，」她说，「最近一期里有十二种煮鸡蛋的法子。」「这有什么稀奇？」一位听得入神的人问。「那可不是做西菜的法子，是烧中国菜的呀！我从来没听说过中国菜有印出来的食谱。中国女人若是开始懂得食物的养分，那对她们一生的关系就大了。」《妇女杂志》两年前创刊，总编辑是个男子。今年秋天将由一位年轻女子接手。她是卫斯理女子学院新毕业的学生，嫁了一位哈佛的毕业生。她谦和可亲，很客气地答了外国来客的问话。「是的，」她带着一点抱歉的笑承认说，「我要试着编这本杂志了。」「自然还有助理编辑罢？」「哦，有的。」「是女的么？」「不，我想都是男子。」这位年轻的少妇是个极好的主妇，不妨放心断定：她将要担起的外面的事，决不会叫她的家和孩子受委屈。说起来还值得一提：对这件事最高兴的人，正是她那年轻的丈夫自己。

关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有一件有意思的事：西书大半不是从英文直接译的，而是经过日文转译。这是因为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是照日本的样子办的，科学名词从日文里搬过来容易些。不过从外国回来的中国学生都很有这样的感觉：这种转手求学问的办法，不久必得让位于直接的路子。

在编译所的屋子里环顾一周，几十个人埋头苦做，把自己最好的本事都倾了出来，为的是提高并开导自己的国家；看着这光景，心里总不免奇异地一动。走过栈房的时候也一样叫人兴奋：一间又一间屋子里，书堆到顶棚，或者装了箱等着运走。有些最大的订单来自最远的省份。这家书馆的用意，不在多出漂亮值钱的书，而在用便宜的版本灌满全国，使人人都买得起。

轻着脚步退出编译所，来客便走到英文和中文的排字房，那里又是一番光景。中文铅字总有点神秘意味。一个「字」由二十多笔零碎的笔画凑成，竟能在一小块铅上清清楚楚地铸出来，真是近乎神奇。中文排字极其繁复。字架斜放着，摆成一个三角形，排字的工人就站在三角形当中。通用的字约六千个，一副字重一千五百磅。英文稿的总校对是一位美国女子，助手是一位葡萄牙人和许多中国人。印刷部后面是铸字房。铸字是一项专门生意，规模很大。事实上，市面上的铅字长久以来几乎全由商务印书馆供给，以至他们的字号成了全中国的标准。字模藏在防火的铁箱里，是公司最值钱的资产之一。馆里也用几台芝加哥来的新式自动铸字机，但数目远不及那些旧式的手摇机器。旧式机器铸出的字须得挑选、修边、打光，这些都由女工做。「我们并不一味热心于用最新的机器，」馆中职员解释说，「因为中国人工这样便宜，能多给穷人一份活做，便是一桩好事。」

商务印书馆厂里用的较小的机器，差不多全是自己的铸字房和木工场造的；此外还造学堂用的物理、生理、化学仪器，工艺用的器具，以及小风琴。零件印活部十分新式，获利很厚。不久前公司的一位主事人环游了一趟世界，专为考察印刷上最好最新的方法。青年会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英文版，每月二百份也是从这里印出去的。

照相制版部的设备，为求尽善尽美，不惜工本。部里装了弧光灯和喷酸腐蚀机，所以不论天气如何都能赶快交货。附设一间很好的照相室，里头的头等家伙是一架在伦敦买来的新照相机，是馆中第五架。它的镜头能照出三十二英寸乘四十三英寸的片子，除一架之外是世上最大的。这照相机安在一辆手推车上，在一小段轨道上来回推动。有好几年，公司四分之一的股本握在日本人手里；到一九一四年年初赎了回来，于是这家企业完全是中国人的了。这桩盼望已久的心愿得以圆满，馆中大为欢庆。

离厂子好几英里，在公共租界华人地段一条最热闹的街上，立着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这座四层的钢筋水泥楼，外面装饰着铁柱，很新，只是六年前造的，花了两万块钱。那几扇漂亮的陈列窗一眼就惹人注目。进门右手的窗专陈中文书，左手的陈英文书。左边那些，除文学、小说、传记、游记的名著以外，还看得见这样的书名：《现成演说集》《烹饪》《民治之道》《病人及其看护法》《养鸡与获利》《铁路大观》《铁路征服世界》，另有一套总题叫《商业常见货品》的，内含茶、咖啡、糖、铁、油、橡皮各种。发行间在底层。那里除了书和书店惯有的什物之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后面几间屋子里，玻璃橱中陈列着厂里制的各种学堂仪器的样品，还有一大批各国的鸟类标本、浸在酒精里的各样虫类和动物；此外对中国学生极有用的，是关于稻、棉、蚕以及别的物产的研究陈列，显示它们逐步的变化、培育的最好方法，以及现在和将来的种种用处。为便利那些想从容翻书的客人，四下便当地放着许多长凳；那间小小的阅书室布置得很舒服，总是坐得满满的。

二层三层大半作写字间，四层有很大一部分留作饭厅。照中国通常的规矩，二百名职工的膳食由馆中供给，算作工钱的一部分；凡月薪不满十块钱的，还供住处，只是不在同一座楼里。屋顶上有一座花园，职员午间可以去歇息，天热时也可以去吹吹晚凉，这是此处可喜的一点。也许最有用的两件附设，一是既载货又载人的升降机，一是电动的收银与送货系统，这在中国是仅有的一套。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有四十多处分馆，北京的大分馆主要办政府的活；此外在华人寄居的别国还有一千多处代销处。它是东方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

第九章华界老城

到这个忙碌口岸来的人，许多都匆匆赶往更肥美的征服之地，连华界老城的一眼都不曾看过；有些人想必连有这么个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真正的上海，既不是公共租界，也不是法租界，而是这座华界的老城。它是那个核心：正因为有了它那饱经风雨的城墙，南北两面才长出了外国租界；没有它，租界也就无从产生。外国人的到来是近代的事，因为西方人到过此地的很少，而在一八四二年上海开为通商口岸之前，住在这里的肯定一个也没有。这座城同中国别的许多城比起来，虽说正当青春鼎盛，它的年岁论起来也已有若干个世纪，快要凑满一千年了。城墙是一五五五年才筑的；头一年，倭寇刚把这座城洗劫一空、烧成平地，留下一片鬼哭的荒场。如今那些老城墙，自革命以后已经没有了；那些多少年来早晚在生锈的门轴上吱呀开合的城门也没有了；即便还剩一点残迹，也正在镐头铁锤底下飞快地消失。不过且慢，这话说得不对——拆城的工程刚刚叫停了。据说华界的市政公所自家闹起了意见，有些议员力主把城墙重新筑起来，以资防卫。结果折中了一下，议决城墙仍旧拆着不管，城门却留下——留下那还剩的一点，权当凯旋门看。

城墙该拆，自然是好事，既合卫生，又合时宜。北面和西面那条臭气熏人的城河，已经盖上了一条九十英尺宽的漂亮大马路。电车道如今已通了两面，将来总要环城一周。城周外圈许多街道正在放宽，城心里的街也有人照管，只是碍着产业上的牵扯，整治起来不容易。这儿那儿摇摇欲倒、老鼠成群的破屋已经不见了影子，新的茶馆和铺子顶替上来，漆色鲜亮。公众的害处也有人动手整治。有一家小康人家说，自从屋后那条瘟气的臭浜填平以后，他们的产业涨了好几百块钱。街上的垃圾每天扫净运走。肉有人查验。水管铺好了，自来水也通了，于是再听不见挑水夫那单调的吆喝——他们肩上一根扁担，两头吊着满得要溢的水桶，一路小跑，一步洒一些水。电灯大半取代了冒黑烟的小煤油灯，也取代了那更原始的陶灯铁灯——一根小小的灯芯浮在菜油里。

这一切本该如此。这些改良人人交口称赞；可我们究竟是言行不一的东西：为什么在为这些变化高兴的同时，心上也要掠过一阵惋惜？那些陈旧古怪的东西，哪怕又臭又惹人厌，究竟有什么，是簇新的东西给不了我们的？于是老城墙和那一点旧日的污秽过去了，某种说不清的韵味也跟着溜走，再不回来。话虽如此，华界老城依旧存在着，只是城墙拆了以后界限不那么分明了；而旧日的景象还留下不少——臭气扑鼻的弄堂、花花绿绿的铺子街、乞丐和人群——足够让大多数迷恋东方那股勾人风味的人称意了。

城的周围约三英里。除了一个极粗的轮廓，并没有什么地图；既没有穆雷的，也没有贝德克的游览指南，可以帮人在那迷宫似的小巷里走一趟。不过外来的客人一跨进城界，倒也不至于孤零零地自己摸索，因为他刚一露脸，就有一群自命的导游围上来，七嘴八舌。万一他不要他们的伺候，他们仍旧有办法不露声色地跟着这位远道而来的老实人，把他哄进那些几乎一定会叫他松开钱袋的铺子，好在他买的东西上抽一笔肥厚的佣金。

华界老城里的铺子，是租界里那些铺子的原本；正因为是原本，就更离奇，更有意思。同行的铺子，卖一样货色的铺子，像一群同羽的鸟，总爱凑在一处。譬如，卖广东出的那种漂亮红木和乌木家具的铺子，大半在北门一带；卖雕得极精的象牙货的也在那里。别处聚着银匠；聚着珠宝铺，玻璃里摆着叫人动心的玉、琥珀、珍珠和宝石；聚着布庄绸庄、鞋铺帽铺；还有专卖各式扇子的。铜器铺、白锡铺、瓷器铺，棺材铺——从贵重的红木、柚木，到便宜些的松木、水曲柳，一应俱全。然而这些铺子花样之多，实在叫人眼花缭乱，数也数不清！

城里没有百货公司。每一个生意人都严守自己的本行。他决不敢越过旁人的权利和地界一步，因为每一行都有它的公所，专替同业看守着大家的利益。许多公所又有钱又有势，不单在商业上，在政治上也如此，丝业和银楼业的公所便是。它们有自己的会馆，都布置得相当讲究，有议事的屋子，有宴客的厅堂；会馆后面还连着一排排低长的房子，隔成许多小间，同业里有人死了，出一笔租金，便可以把棺材停在里面，等到方便的时候再下葬。

有些铺子单卖丧事用的东西，然而并不显得阴森，反倒是城里最花哨的几家。高高挂起来、摆在最显眼处的，是绣工繁复的大红缎子棺罩；四周架上或玻璃橱里，是死人的衣裳——绣得极其富丽的袍子、鞋子和冠帽，那冠帽做成主教冠和头盔的样子，形制和花饰都很奇特。另有道士的法衣，以及孝子孝女穿的白布衣和麻衣。还有些铺子只卖纸扎，那是丧礼里少不得的。照中国的迷信，亡人的魂离了身子到阴间去，为舒服起见，生前用惯的东西都还要用。于是孝顺的长子便照自己的财力——往往远远超出财力，因为中国的丧事花钱多得可怕——替他那受敬重的父母把东西备齐。这些东西用彩纸做成，大件的里面扎一副轻竹架子，凡想得到的物件都有，从一顶轿子到一只茶杯。送葬时把这些纸人纸物抬着穿街过巷，到了坟上烧掉，据说那烟便把它们送过太虚，交给等着的魂。它们仿得极像真的，尤其是瓶、首饰匣、手炉、灯、钟、面盆这些小件，叫人难信是假的。上海城里一家铺子做过的最好的仿品，是一件皮里子的官服，处处都像，几乎连中国人自己也骗过了。

有一种铺主总能招来生意，那便是画像的。他是个要紧的人物，做买卖是关了门做的——就是说，他的铺子不像别家那样向街敞开，而在前面隔一道板壁，开一扇门，装一个橱窗。窗上贴着一批小小的人头像，都是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铺子里头还收着许许多多。譬如有个寡妇，要一张亡夫的像，而亡夫并没有留下什么画像；又譬如有个后生，想有一件东西念着他从未见过的叔祖——他们便找到这样一家画像铺来。铺主把一叠画像摊在他们面前，细细端详之后，挑定某一张：或是同那位亲人有些想当然的相像，或是伤心的亲属愿意他生得那样。铺主于是照真人大小画出头来，再添上身子，衣裳照双方商定的式样穿。画成之后，这张像便挂在家里墙上，被人带着敬爱和得意指给人看，说这就是先人的面貌。

药铺很多，自有一种清静矜持、半通专门的气派；只是天热的时候，伙计照大多数铺子的样子把不要紧的上衣脱了，赤着上身过一天，这气派才略略减色。铺里架上一排又一排大白锡罐和青花瓷坛，看去老实得很，偏偏叫看的人生出好奇，想知道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底下是许多许多抽斗，装着干根、草药、骨头、海藻、白垩，以及说不上、猜不透的东西，取自上头的天空、下面的大地和地底下的水。除药材之外，铺里常还陈设几件特别招人的东西，如浸蛇的玻璃罐、晾干的鳄鱼皮、珊瑚和矿石标本。配药用瓷瓶、彩纸盒和一方方白纸。有时柜上一气摊开二十来张纸，从各个抽斗里取出各样有趣的药来放在纸上。这是陈橘皮，据说治不开胃百试百验；那是一种黄果子，能去痰；一只干甲虫，用水泡开是最好的洗眼药。从茧里取出的蚕，同饭一起吃，极助消化；还有一种扁虫子，看相貌可以算臭虫的曾祖，功用也一样。瓢虫——或者说像瓢虫的东西——治肝病必见效；另有一种虫子，擦在伤口上很快就愈合。还有，碰上某几种病，把浸蛇的那点酒喝下去，据说格外灵验。铺子后壁上画着药王的像，像前常点着香烛。租界里不乏卖西药的中国铺子，有几家还很好，可是在华界老城里少见。

牙医这一行，同别国的同业一样，总是有人要的。偶然也能看到一个有志气、手面阔的，在铺子里做买卖，病人可以坐在一张凳上稳住身子——不过仍旧在街上好奇人群的众目之下——把头一仰，那颗作怪的牙便不由分说地拔掉了。可是通常这一行的全副行头，只是街上摆一张小木桌，连桌上放得下的那些东西。那张风吹日晒的摊子后面，懒懒地立着牙医，又脏又粗，守着他的本钞：几瓶膏药、几瓶油膏、一把钳子和别的说不出名目的器具，一只积着灰的玻璃匣里放着几副假牙；最后一件却也最要紧——一堆堆从受苦的病人嘴里成功拔下的坏牙，留着做幌子招生意。还有走方的牙医，他的铺子是一辆独轮车，车上载着家伙，那一堆免不了的牙就显眼地摆在正中。他们从一处挪到一处，天气不好时躲在一把大得出奇的彩伞底下，敲一面锣，把那随时聚得起来的人群招来。

比这更常见的，是游动的饭摊。这种小人国式的铺子，主人的一副家伙真是便当紧凑的典范。一副简单的竹架子，连全套什物一个人也挑得动，分作两边。一边的兜里搁一只泥炉，炉下有处地方放柴。另一边是大小不一的一串抽斗，装着面、糖和香料。抽斗之间的缝里抽得出一小块揉面板，做饼的人就在板上利利索索地捏出饼和肉馅的点心，在一只浅铁锅里用菜油煎；若是要烤的，便贴在泥炉里火上头的内壁上。尽管有尘有土有苍蝇，便是最讲究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做出来的东西实在馋人。

华界老城的地皮值钱，一尺也不肯费在人行道上。于是人和东西全在街上，那些极窄的过道便挤得一塌糊涂。破旧的黄包车，几顶在上海快要绝迹的轿子，挑夫和行人，来来往往不停地赶，一个个拿尖细的假声互相喊着让路，眼看就要撞上躲不及的人，踩着小孩子。可也不是所有的街都只是小巷。有几条——必得承认是极少的几条——宽得足以让一辆马车比较从容地通过，比起别的来竟像是大马路了。另有一些街，马车勉强爬得过去，只要车夫手段高明，行人紧贴着路边，或者赶紧躲进铺子里避开，可这事太险，不能常干，巡捕也很少许可。偶尔也有马车挤进一处窄地方，进不得、退不得，连横着转进岔街的地方都找不出来。那时候唯一的办法，是把马卸下来牵出去，把车往后拖，最后整个儿抬起来，转个身，再把马套上。

城里也不全是街道，还有些空地，甚至还有长得很好的菜园，颇有乡下的意思。在这样稠密的地方还能有这个，像是一件奇事；而这许多人都藏在哪里、怎么藏的，也叫人猜不透。在穷一点的地段，天一黑下来，他们就像有法术似的不见了——只有天热时许多人露宿街头；到了早上，人群又那么神秘地涌出来，像老鼠出洞。

城里最有名、最得人意的一处透气地方，是那片湖（或者说池）的四周；池心小岛上立着闻名远近的湖心亭茶楼——人人争着搜求的柳纹瓷器上所画的那座茶楼，正是在华界老城里。对普通的环球游客来说，这是全城头一样好看的东西；可惜「距离添韵味」这句话，再没有比用在这里更贴切的了：老茶楼的画自然可爱，飞檐翘得有致，通到楼前的桥曲曲折折——之所以造成曲折，是为了挡住邪祟，据说邪祟只走直线；然而走近一看，那点韵味消得何等快！如今这家有美名的茶楼，主要的特色是脏、烂和喧闹。水面上不映青天，却盖着一层厚厚的绿浮沫，又绿又不干净。岸边倒很热闹，聚着一群小贩，货物摆在桌上或者摊在地上。他们卖字画、陶器、手巾、羊皮袄、玩具，以及各色各样便宜的洋货小玩意儿——这些东西人们很爱买——显然赚得不薄。一绞一绞又长又黑的头发摆在最显眼的地方，自辫子不时兴以后尤其多。其中不少想必运到外国去，给贵妇人的头发添几分光彩。

做破布生意的人，想必兴旺如那青翠的树，从干这一行的人数上就看得出来。收破布的铺子是怎样一番景象！破布，破布，到处是破布，塞在筐里袋里，挂在墙上，一堆一堆花斑斑地铺满地面，带着病菌，带着毒，里面爬满虫子，天知道是从哪里收拢来的！然而每天都有妇女和小孩坐在那里，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勤勤地挑拣，做成拖把和中国鞋的鞋底，很容易卖出去。

上海也曾有过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他生在十六世纪，真可以说是中国的梅塞纳斯。他不单是个文人，又奖掖西学，而且升到了这个帝国里最高的位置，做过宰辅，入过机要。他的名字对外面的世界无甚关系，若有人想知道，那便是徐光启。他在耶稣会神父手下归了基督教，一生清白如一，笃诚不渝；虽然俸禄丰厚，死时却穷得连丧费都要由公家支付。他在华界老城里造了这一带从来未见的第一座基督教堂。后来年头紧迫，这教堂被改作关帝的庙；再后来赎了回来，仍旧作原来的用处。这教堂至今还立着，是一所很可观的房子，离那条喧闹的街略退进去一点，上面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屋顶，屋顶底下，前墙的外面，有一个漂亮的镀金十字架。

现在的关帝庙在文庙近旁，文庙的庭院长满了草，殿堂空着没有人。每年一次，在天刚放亮的时候，上海的镇守使和城里的官员走进关帝的殿堂，为两位本地的武将行一场古怪得像演戏似的典礼。华界老城的城隍神，黑黝黝的，面目可畏，占着城中央一所大庙，来烧香的人比别处哪一所都多。那宽敞的外院，像耶路撒冷的殿院一样，被买卖占了去，也被吃喝、赌博和算命占了去；全城再没有比这里更忙、更闹的集市。

华界老城的本地官叫「知县」，是北京派下来的。他的官署称作衙门，是一所平常的房子，要穿过几进不整齐的院子才到，院子两边排着衙门里听差和小吏住的矮平房。衙门里有三间小小的空屋，每天在那里问案，中国法官穿着公服，同周围的情形看起来极不相称。衙门的左边靠后是县监狱，紧挨着还有一所小得多的女监。外间传说这监狱如何不合卫生，犯人如何受待遇，听了叫人发憷，不敢去查看；可是无论旧制度之下是个什么样子——监狱的管事人也直言不讳，说十年前情形大不相同——如今可指摘的很少，可称许的却很多。灰砖的房子修缮得十分完好；四百名男犯和五十名女犯的监房洁净，光线和空气也还不错，不过管事人自己会赶着告诉来客说，挤得太密，于健康有损。每一进院子的当中，都有几盆细心照料的花草，想给这地方添一点美的意思，这用心是可嘉的。男监里做着相当规模的工艺活，只是政府拨的钱太少，不能叫人人有活做。所做的是木器、藤器、手巾、席子、鞋和衣裳。女监的工艺活很少，只是裁衣缝衣；因为缺钱置工作间和材料，这些可怜的人大多只好成天闲着。女监的看守都是妇人。管束得很好，却不严酷；犯人看去吃得饱，照料得周到，男犯尤其显得快活知足。另有章程，病了的犯人可以送到中国医院去，在那里得到最好的看护。

衙门的模样虽叫人失望，却也见过些动人的场面。不久之前，在衙门门前的空地上，当着一大群兴味十足的看客，烧掉了一批鸦片和吸鸦片的器具。华界老城里一家鸦片馆、一家鸦片铺都没有。很久以前就奉政府的命令彻底关掉了。

城里的巡捕办得很好。近年来，尤其是革命以后，这一门里那些枯骨被大大地摇动了一番。巡捕的总办由本地镇守使保荐、南京的省长简派；救火会的会长却由人民公举，会里的事也完全由他们自己作主。救火队七百人全是义勇，都不受薪。近来这支队伍效率很高；城里各处的机器房里，看得见相当可观的一套新式机器，还有几辆小汽车。车子势必得小，才过得了那些窄街。东门和南门之间的总机器房前面，立着一座很漂亮的塔，塔上吊着一口六千磅重的钟，报火警不单报给城里，连华界市政所管的四乡也报到。这塔是上海那位工程上的奇才朱志尧的手笔，他照着一座埃菲尔铁塔的小模型造的，却作了些改动，使它更合于现在的用处。前不久城里有一场大火，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救火会的会长都到场看着，然而并没有人请他们帮忙，也用不着帮忙，虽说中国的救火夫奋力苦战了三个钟头才把火势制住。

华界老城的确在摆出十足时新的派头，只要知道罢工渐渐成了常事，人们大约就都肯承认了。最近闹起来的一回是染业工会。中国的百姓大半穿蓝布。这衣裳穿得这么普遍，几乎可以叫做国服，因此染这一行最为常见，染业工会也极有势力。因为大总统有令，凡工会都须得巡捕准许；而这一回巡捕出来干涉，要压下罢工，所以没有成事。可是去年冬天的一回罢工却比较得手。华界地面上、却在老城以外的一家缫丝厂里，女工因为减了工钱，气得发作起来。一天清早，九十来个、一百来个女工聚在厂门口，又砸又喊，闹出那样一片声势——这是只有发了怒的中国女人闹得出来的——官面上的人看出道理毕竟在罢工的一边，倒很乐意赶快折中了事，结局叫人满意。

第十章新旧风俗

一所教会女学堂里的学生，收到一位相识的年轻先生的请帖，约她某一晚同去一处游乐的地方。这封信落到管事的女传教士手里，她便约那男子来谈。「我们学堂的规矩，女生不准没有人陪着出门，」她对他说，「再说，你为什么提这样的要求？你知道这不是中国的风俗。」「哈，哈，」那后生轻蔑地笑起来，「从前也许不是，可是如今我们有了共和国，什么事都做得。」

共和国的诞生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也带来了极严重的危险，而哪里都不像在上海这样显眼。旧的东西正在过去，新的秩序还没有立定。年轻的妇女对这变了的情形格外敏感。她们急着要学西方的样子，而其中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弄懂那样子的本意，于是常常把自由和放纵混作一谈。可也不该把这些女孩子责得太重，因为有些人固然是不知羞耻地大胆，另一些却像笼里的鸟，忽然发觉笼门开了一条缝，便一心想到空阔处试一试自己的翅膀。若是她们有时飞得太远，疲惫带伤地跌回来，也算不得什么奇事。在外国留过学的那一类较好的学生，正在帮着把事情拨正。她们做出样子来，让人看见男女朋友怎样能在电车上、街上或者彼此的家里相见，自自然然地谈话，而仍旧不失端庄。有一位年轻的少妇，自己从未出过国，却同出过国的人来往得很熟；她兴致极好地讲起她所属的那个中国教堂男女合唱队的一次野餐。「我们坐小汽轮下江去，晚饭带着走。」「中国菜装在篮子里，不是很难办么？」「哦，我们带的是西餐——蛋糕和夹面包。我做了些花生酱夹面包，大家好像都爱吃。」「去野餐的都是有家室的人么？」「不，有些不是，」她笑着回答。有一位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毕业生，离开上海的家八年之后回来，人家问她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是我嫂嫂一个人在街上走，还到大商店里买东西。」「你去美国之前她不这样么？」「哪里会！可是现在她好像全不当一回事了。」「你母亲呢，她也出门么？」「不，母亲宁愿照老规矩，不过我们怎么做，她也不反对。」

对这些社会上的变化，要抱着战栗的恐惧去看，是很容易的；其中许多变化的趋向也确实坏得够叫人担多少心。可是另有光明的一面，而人们在斥责那恶的一面时，这光明的一面或许被忽略得太多了。最可嘉许的，莫过于夫妻之间正在长起来的那种相亲相爱的伴侣之情。这在留过洋、习惯了外国样子的学生里，本是可以料到的；可这绝不限于那一个阶层。「你家布置得很漂亮。」一位外国朋友对一位新婚一年的少妇说。她丈夫是一家畅行的中文日报的主笔，两人都从未离开过故土。新妇欢喜得满面放光。「你这几幅纱窗帘挂得真有雅趣，」来客接着说，「教你家佣人挂，不是很费事么？」「是我同我丈夫挂的。他从报馆回来，晚上我们一起做的。」小妇人红着脸答道。几个月后，她将要做母亲了，便带着羞怯的满意，拿出一套极精致的婴儿衣服来给人看，每一件小衣裳都是照外国样子自己亲手做的。「多好的娃娃！」另一位朋友对初得头生子的一对喜气洋洋的父母说，「是个男孩罢？」「不，是女孩。」那父亲更正道，一面含着慈爱的得意，望着那红润的小脸，「不过她很爱哭。昨天夜里我陪了她三四个钟头，大半时候得抱着走，怕她搅了我太太。」「星期五我家的会上见着你太太，我很高兴。」一位美国太太对一位忙碌的中国书记说。「是的，我从写字间早退了一步，回家看孩子，好让她去。这个乐子我无论如何不肯叫她错过。我的玛格丽特真是个好太太。」

可爱的甲夫人要到美国去看她弟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动身那天，她丈夫在码头上替她照料行李，又同她一起坐小汽轮下江，送到海轮停泊的地方。前驻美公使、上海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伍廷芳博士，不久以后遇见甲博士，便开玩笑地揶他：「嗬，中国从前的规矩是丈夫出门、太太在家守着一家子；如今倒好像正好反过来了，太太走，丈夫守家。」甲博士在夫人出门期间，靠母亲和妹妹帮着照料三个小孩，听了只好好地笑，说明这趟远行原是他劝太太去的。还有一次，这位丈夫在一处正式的宴会上做主人，坐在他近旁的人看见，席间热闹之际，他悄悄离了座位，走到那长桌的另一头去。原来甲夫人大约是为了给孩子安睡耽误了，这才进来；甲博士谈话虽忙，却并没有忙到顾不上等他太太，便起身替她拉开椅子，像骑士一般殷勤地请她坐下。丁君夫妇请「茶会」的那个下午，年轻的丈夫在门口招呼进来的客人；他太太穿一身柔软的白色中国绸，一圈小小的粉红玫瑰花蕾倚着她的黑发，坐在茶桌上首主持一切，从容大方，竟有交际场中名媛的风度，而又兼着一种甜美的端庄——这却不是每一位名媛都有的。

这些事本身琐碎，在从未在中国住过的读者看来，或许没有多大意思；可是对住过的人，它们是叫人鼓舞的征候：那点酵母已经在发动，日后一定会把全国的妇女从单纯的财物、以生养儿女为本分的地位上提起来，成为丈夫的平等人和同伴。研究中国的权威明恩溥博士不久前谈话时说：「我相信中国妇女生活的改组，是近世最重要的一件社会学上和教育上的大事。」

缠足在上海越来越不时兴了。各学堂里体操日渐推行，这对不缠足之举是一大助力，因为那些流行的运动，小脚是做不好的。眼下很通行一种中道的办法：脚既不全然放开，也不紧缠，只用比较松的布带裹着，免得长得太大。旧日那种小小的缠脚，在内地还很常见，在上海却普遍为年轻一辈所羞；若不幸自己生有这样一双，便设法用长裙或者大鞋把那残废的地方遮起来。看不起缠足的也不单是妇女。许多时候她们的丈夫一样地反对——而这些人几年前，对一个不在那令人倾慕的「三寸金莲」上摇摇摆摆的女子，本是不屑一顾的。有一位中国先生，人以为是「旧派」的，对他的外国学生说起他太太新近死了的事。「她过我们院子的时候跌了一跤，再没有醒过来。」「这可真少见，」对方吃惊地答道，「怎么会跌的呢？」「都是她那小脚害的。她失了平衡。不过她的脚是我娶她以前就缠了的，不然决不会缠。」「那么你是不赞成这风俗的了，想必也不打算给你小女儿缠脚？」那人的声音高起来，带着愤慨，用很不像中国人的激烈口气迸出一句：「我决不缠！」

在美国或欧洲读了几年书回来的青年——上海这样的人很多——穿外国衣服，穿得很合身。有些人的打扮还颇有点纨绔气。上流里许多年纪大些的人，遇着典礼的场合也穿礼服、戴高帽；但在家常日子，照例把那折磨人的硬衬衫和掐脖子的硬领卸下来，重新换上宽松舒服的中国衣裳。女学生回国以后，通常立刻换回本国装束，这一点显出她们有见识：这种式样除了舒服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衣裳这样合她们的相貌。若干年前，有两个内地来的女孩子到上海，要转赴美国学医。人家告诉她们，为了在船上少招人看，最好马上改穿外国衣服，她们便改了，连紧身褡也穿上。那年长的一个描摹自己的感觉，最为有趣。「我不能呼吸。我不能吃饭。东西咽不下去，没有地方容它。我从来没有这样难过。」「那你怎么办呢？」「我把紧身褡脱了。」「你穿了多久？」玛丽举起一根小小的食指，一本正经地宣布：「整整一个可怕的日子。」

上海年轻女子中「新派」的极时髦的打扮，是紧裤子、又短又紧的小袄、又短又紧的袖子，配上极高的领子。在西方人眼里，这既不好看，也不端庄，内地来的中国人更要侧目而视。冬天女孩子不再光着头，却也不戴帽——除了那些改了外国装的——而戴绒线的软帽，照例镶着彩带或者假花。有一条热闹的街上有一家铺子，叫做「爱国商店」，专做这一类巧物的买卖。外国鞋也渐渐取代了布底缎面的中国鞋；在这座雨大雨多的城里，若是妇女要常出门，这一改是明智的。

旧式的迎亲行列，在公共租界里已不是天天见得着的景象；然而喜欢古风的人可以放心，在华界老城一带还很常见。马车大半取代了那披着绣花大红缎子的华丽花轿，淡粉色的绸也取代了正派的大红缎喜服。面纱也用得多了；偶尔还有极时新的新娘，一身白绸或白缎的礼服，做得极尽西式之态。不过更常见的，却是中西两种式样痛苦地凑在一处，毫无美感。乙小姐在出阁前不久，请她的外国朋友来看她的嫁妆。一件又一件衣裳，用厚重的织锦缎、光亮的绸和轻薄如蛛网的料子做成，在赞叹的眼前展开。最后到了高潮，喜服拿进来了。那淡粉色绸上的刺绣妙不可言，引出一片「哦」「啊」的惊喜，还有「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梦」「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东西」一类的赞语。可是当一方普通的粉色网纱面罩、几朵便宜的白色假花和一副粗白布手套——都是在外国百货公司买的，而显然被看作这一身行头上压顶的点缀——摆到那件精美的中国喜服旁边时，来客失望之余，心里都暗暗叫苦。乙小姐左手第三个指头上戴着一只厚重的戒指，镶着钻石和珍珠。到成亲那天，她也要像西方新娘一样有一个金圈子。「你自然很中意那位先生罢？」有人问她。那明亮的眼睛很快地低下去，低声答道：「我只见过他一回。」「是你一个人见的么？」「不，我姑母也在屋里。」那么分明了：尽管有这一身外国的漂亮行头，她并不是时下所谓的「自由女子」。

丙小姐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她和她的未婚夫是按从前那好规矩相识相爱的。替他们行礼的是新娘的父亲，一位圣公会的牧师；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披上法衣颇有威仪。他走进来站定在圣坛栏内之后，一位教堂执事便在《罗恩格林》婚礼进行曲的乐声里，照礼数把新郎和伴郎引上中道。引到了，两人就那么站着，足足站了十分钟。婚礼进行曲奏了又奏，坛前的人挪来转去，听众伸长了脖子伸得发酸，想望一望进来的新娘。出了什么事？她病了么？她临时怯场了么？还是喜服出了岔子？这些灾难都没有落到那女孩子头上，她早已穿戴停当，预备跟着未婚夫进教堂。原来中国古来的婚俗规定，新娘必得由新郎一遍又一遍地来请，最后才含着眼泪、万分不愿地被劝离娘家。虽然这是一场新式的婚礼，那相传已久的做法却也不好全不理会，所以留出一段相当的时候，新娘才露面。行礼的时候，中国客人中几次爆出笑声；他们里许多人显然从没见过基督教的婚礼，那些立誓盟约一类的段落，在他们看来实在好笑。这对新人对这些动静丝毫不以为意，就像执事时时走上前来，挽住这一个或那一个的胳膊，把他们转过身去，或者一把扳到该站的位置上时一样。礼成不久，新娘便退下去把面罩取了——那东西时髦虽时髦，戴着想必不舒服，她摆脱了它一定很高兴。

有时也因为年轻人爱新式、长辈却偏爱旧式，闹出些尴尬的局面。近来就有这样一桩：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法科学生，娶了他出国前就订下亲事的那个女孩子。新娘穿一身白缎礼服，窄摆裙开着衩，拖着鱼尾似的后襟，另有面纱、羊皮手套、舞鞋，手里捧着垂落的花球。样样都尽其所能地新式；可是到最后一刻，新郎慌乱得不得了，因为他父母和他们那些守旧的亲友拒绝来观礼。他一心要把各项安排都合西方的意思，便漏了照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派车轿去接亲族；他们为这一漏气得厉害，虽然尽有力量自雇马车或轿子——随他们的便——却偏不肯动身。临了费尽气力凑足了车轿，赶着去接各家来行礼，可是他们恼得那么深，非得再三劝驾才肯来。

不久前有一位上海的新娘，因为竟敢露出欢喜的神色，被朋友们责备了一番。「你不知道新娘的本分是愁、是哭么？你倒真像很快活，」她们嚷道。「我本来快活，为什么不该显出来呢？」她热烈地回答。而自作主张的最高一笔，要算上海某位富家的小姐，她宣布肯不肯答允那位求婚者，全看他愿不愿把胡子剃掉——对这要求，那人一口答应，驯顺得很。老中国的世道真是变了！

上海有一样东西是中国别的城市夸不出的，那便是一座结婚礼堂。要行新式婚礼而家里又不合用的人家，可以租这所房子。里面有客厅、宴会厅和卧房，都布置得很好。新婚的夫妇若愿意，便可以在这里住上蜜月中的几天，或者一径叫汽车马车接了走。

新旧风俗的冲撞，偶尔也酿成惨剧。前些时，有一对青年男女，都在上海一所官立学堂里教书，彼此深深相爱。女子的父亲听说了，却不许女儿出嫁，因为她是一家的支柱；他辩说孝道要她继续养家——虽然这担子他自己原挑得起。有一天他带她坐小船到家附近一条深流的中间，逼她丢开那个情人。她忠贞不肯，这没有人性的父亲便把她推下水去，眼看着她淹死。若在几年以前，这样一件事不会引起多少注意。「女儿是父亲的，他怎样待她与别人无干」——舆论会这样断定。可是今日的上海不是这样了。报上满是这桩骇人的罪行，那伤心的情人把案子告到中国法庭，闹得沸沸扬扬，从此再没有人敢重演这种事——至少不敢公开地做。

上海在多妻这一层上，还不能说已经走过去了。在旧制度之下，一个男人纳一个或者许多个所谓「妾」，几乎是通行的事；但在年轻的、受过教育的阶层里，这风气已经绝了，不久在各通商口岸便要永远成为过去。妇女自己也起来彼此卫护了。有一桩事很有意思：某人把新婚六个月的年轻妻子留在上海，一走几年不见踪影。回来时带了个新妻子，把前头那个休了。她的处境极可怜。孩子死后，她终于被丈夫的亲族赶到街上，便到一家胜家缝纫机行去学裁缝。正在这时候，由上海几位领袖妇女组成的中华女子互助会出来替她抱不平。她们四处散发一张传单，上面写着：「某某之正妻贫不能请律师。凡同情于她的人，请来相助，使她得到公道；否则我们二亿姊妹将永远伏在男子的轭下。」结果这案子进了法庭，那亏理的人被判八十天监禁——罚得可怜地轻，然而总算是朝正路上动了一步，也是这群进步妇女的一场胜利。

上海的丧礼也在起根本的变化，只是不像婚俗变得那么快。古来的礼节在多数人心里还是神圣的，街上仍旧拖着旧式的送葬行列。有些简陋得叫人心酸：一副便宜的、不加装饰的棺材吊在竹杠上，压在脚步匆匆的苦力肩头，后面跟几个坐独轮车或黄包车的送丧人。另有些是有钱人家的长列，场面大得近乎滑稽。头里是苦力，稀稀拉拉排得不齐，高举着花哨的旗幡和灯笼；其后是和尚道士，是乐队（常常两班，一班中国的，一班外国的弦乐队），是要在墓室前烧掉的纸扎，是要留在那里的几盘熟食，是亡人的轿子，还有他也许有也许并没有过的一辆马车——车上空空的，只有一幅他的炭画像直立在座位上，四周围着花圈和棕叶；最后是灵柩台，罩在大红缎子底下，顶上安一只假的仙鹤，据信它能把脱了身的魂载上天去。棺材后面——抬棺的是流着汗的雇来的苦力，社会上最下的一等人，因为只有这等人肯做抬棺的事——走着成年的儿子，做孝子。他们穿白布衣，头上缠一条麻布，或者戴一顶麻布的帽盔。一幅布张开成一个三面的方框，由苦力举着，男人们就在这幅屏障里面走。跟在他们后面坐马车的，是寡妇、女儿和别的亲友。便是这样的丧事，也已是新旧奇怪的混合：从前没有马车，没有铜乐队，尤其没有棕叶——棕叶在非基督教的丧礼里，自然是毫无宗教上的意义的。从全然新式的丧礼到这一种之间，还有种种过渡的程度。常常用一辆柩车，那一身黑被满车鲜花遮住，两旁和顶上都是，倒更像一辆节日的彩车，不像载死人的。中国人天性不喜欢丧事里有阴沉的气象：送丧的穿白，帷幔却用最鲜亮的颜色。

近来有一桩古怪的事，极能说明新旧风俗在争高下时怎样彼此肘撞。有一个外国人累了要睡，却被近旁不停的金属器具声和嘈杂的人声搅得睡不着。最后他没办法，起身到街上张望，定要查明这声音出在哪里，能止住便止住。那时正是夏天，隔邻一所中国房子的窗子敞着，他便半无意地成了一场奇景的看客。床上躺着一个老妇人，分明病得很重；一个中国医生和几个助手拿着中国的响器和哨子在屋里跑来跑去，要把那作病的邪祟赶走。那邪祟终于被赶到下面的院子里，于是停了一停，很客气地问这位无礼的闯入者有何吩咐。答说他想到邻村去一趟，便告诉他可以走了；于是这家人如释重负，付了医生一笔丰厚的谢仪，把外面的门关上闩好。这一切就发生在上海几所最时新的工部局医院的屋影底下。

中国近些年可喜的征候之一，是人们对体育的态度变了，因为这意味着这个民族的身体更健、品行更好。不很久以前——其实只有很少几年——溜肩膀是人人极口称赞的：在女子是端庄的表记，在男子是读书人的习气。一个女孩子若把身子挺直、胸脯开展，立刻就会被断定是大胆、轻狂；不单如此，上流人家无论老少，都把任何一点体力的活动看作苦力的事，很失自己的身份。有几个中国女孩子第一次看人打网球，其中一个带着不解的神气转向同伴说：「他们不能雇苦力替他们做这桩活么？」住在城西的几个英国人，每天一早起来到乡下走一趟，这是他们的习惯。附近的中国人天天看他们出门，人家告他们说这些人走路是为了取乐，他们却摇头不信：「我们知道他们是要到什么秘密的庙里去拜神，因为凡是有理智的人，不是非做不可，决不会这样卖力。」有两个外国人过外白渡桥，一群中国青年抱着足球从旁边飞跑过去。那位先生笑着对同伴说：「这景象在上海，前不久你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孩子们不踢球么？」「是的，而且他们也不会做出跑这样不雅的事来。刚才他们一心想着就要开场的球赛，把体面全忘了。」

一九一五年春天，上海见了一场独一无二的盛况，这件事将会载入史册——而且当之无愧——成为这座城生活里的一件大事。那便是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第一届是前一年在马尼拉开的。工部局把上海最好的一座公园让出来做赛场，青年会替它装备了必需的各项设施。凡在场的人，都永远忘不了那一个星期。外国人到的很多，可是在中国人的人海里几乎淹没了，因为这原是一场纯然中国人的盛会，本意就是如此。中国的上流和平民都出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睁大了眼，浑身紧张，看自己的同胞同日本和菲律宾的好手较量；每逢中国人「得胜」，便一回又一回地大声喝采。看着这些壮健的青年，实在叫人痛快：他们不再像旧日的中国文人那样留长指甲、束住胸脯，却穿着体操的紧身衣，跳高、赛跑、游水、击球；他们的父辈祖辈竟也忘了自己、忘了祖宗的规矩，到了拿喝采声替他们加油的地步。

不久以后，在女青年会的主持之下，教会学堂和私立学堂的女生几百人，自己开了一次体育演示会。这一次不对外开放，来客凭券入场，只请了少数几位男客。有些女孩子穿改良的体操衣，可大多数穿的是平常的校服。要紧的是不可骇着那些守旧的人——他们对自己女儿受体育训练这件事，本来就不大有好感。母亲们、祖母们、姑母姨母们，一半因为好奇压下了一半偏见，成群地坐在那片草场的四周看演习：先是漠然，继而有了兴味，最后竟真地热心起来。领操的是一位在波士顿受过训练的中国女子。这两桩事，标志着少年中国在体格发育上的一个新纪元；肺病的蔓延受了一道遏阻，而好好的、吃力的、正当的劳作，至少在运动员看来，已经懂得不是什么该当羞避的事了。

第十一章上海的一场寻常婚礼

婚礼的前一天。未婚妻家的楼下，一片忙乱兴奋。收拾了好几个星期的嫁妆，就要送到新郎父亲的宅子里去。大大小小的东西，实用的、点缀的，摊得到处都是。

头一件、也是最要紧的一件，是新娘的衣裳。每一套三件——裤、裙、袄——用同一种料子做成。它们仔细叠好，一层层码进规定的嫁妆箱里；那是些不大不小的木箱，外面蒙着亮闪闪的红色或棕色油布。虽然家里忙得脚不沾地，可每逢亲友进来看热闹、道喜，主人还是把那几套最讲究的取出来，带着藏不住的得意举起来给人看。那也的确值得一看！绸、缎、绉、纱，颜色从最淡的粉、绿、蓝、紫，一直到浓艳的绯红、深灰、赭褐，甚至黑色，堆在一处，看得人眼花。有的轻薄如海上的浮沫，有的华贵而沉静，那几件绣工精绝的，便是公主见了也要欢喜。首饰分装在许多玻璃面的小匣子里，摆得极能显出好处来。那是一片晃眼的光彩——镯子、戒指、带扣、项链、头面。钻石、红宝、珍珠、蓝宝，件件夺目，可当家的还是玉。

新娘的衣箱固然引人入胜，却不过是她嫁妆的一部分。其余的物事把各处的路都堵死了。照例的那几套大小依次排下来的木桶、木盆和带着显眼铜锁的箱柜，占满了一间屋子的一整面墙。这些都漆成浓红或深棕，擦得锃亮。屋子另一面，最惹眼的是一张榻，上面压着一大摞被子。中国姑娘出门子，没有一份铺盖是不行的。铺盖的多寡精粗相差极远，可总是鲜亮的颜色，顺长折得齐齐整整。这一回的被面大半是最贵的料子：花绸、暗花缎，另有几床夏天用的花洋布和软羊绒。

隔壁一间屋里，是一套柚木雕花的卧房家具：衣橱、桌子、椅子、脸盆架。那张带凸花的铜床是外国货。日后要挂上去的绸帐子和银饰，暂且存在众多箱笼中的一只里。中国式样的银茶具、银筷象牙筷、外国玻璃的洗指碗、颜色鲜艳的本地银酒杯、糖果碟、首饰盒、手绘的字画卷轴、日后要改做衣裳的绸幛——这不过是堆到那位姑娘身上的富贵里的一小部分；而她此刻正独自坐在楼上一间屋里，羞怯，半含惧意，满心期待。

这样一个大日子，若不提那一盘盘吃食——果子、花样点心、名目繁多的糖食——这单子便不算开完；那是新娘父母送给男家的礼。婚礼当天晚上，男家也要回敬，送到女家去一席丰盛的酒食：糕饼、果子、熟禽、鱼，还有一口、说不定三四口烤猪。猪烤好之后通体抹上麻油，麻油见风即凝，给猪皮添上一层诱人的光泽。脚夫用红漆的抬盘扛着它穿街过市，看的人无不称羡，饿的人无不丧气。到了男家，猪头的上半和猪尾——尾上还连着薄薄一片肉——被割下来退还送礼的一方。这是为了保小夫妻的美满不致中断：猪的头和尾，代表新人一生里幸福的始与终。

要把这样一份丰厚的嫁妆从这一家平平安安运到那一家去，可不是件轻省的差事。一清早就动手预备，到下午三点，队伍还没起行。人来人往，跑得飞快。挑夫扛着长竹杠站得满处都是，挡着人的道，扯着尖嗓子大声说话。厢房里坐着一位斯文的老爷，在红纸条上写字。这些纸条竖着贴过每只箱子，正压在锁上，一举两得：既报出新娘的名姓，又保住路上箱里的东西——不撕破纸，箱子就开不了。被子用红绳结成花网，牢牢绑在所卧的榻上。零碎小件搁在匣子似的盘中，也照样捆好，免得叫手脚不干净的人摸了去。红纸片、红绸带、红花，是这番装点里最出风头的。物件一件件收拾停当，便抬到街上，用绳子系在挑夫的扁担上。等到长长的队伍齐备，只候一声令下，那番热闹的景象真是想也想不出。除了贴身的衣裳，新娘的全份嫁妆都摊在好奇的眼睛底下，好教沿路看的人都切切实实领教一番这家的富厚。打头的是两辆篷车（若在不久以前，该是轿子），每辆里头端端正正坐着两位男傧相——他们此刻的专责，是把装首饰的匣子送到新郎家去。可叹人的体面与雄心！正在这紧要关头，车夫刚一扬鞭，挑夫刚把杠子架上肩头，一阵颤动顺着整条队伍荡了过去——落雨点了。于是一阵脚步声乱响，佣人们冲进屋里去找油布，来遮那些经不得雨的宝贝。到头来，这一队人马是带着失了色的荣耀上路的，叫所有相干的人大失所望。

到了婚礼那天，看热闹的中心便从女家移到了男家。新郎住在一所三层的大宅里，与他父亲的身份相称——他父亲是位大官，担着朝廷一份要紧差事。宅院门口站着几名中国巡捕，主要的职责是拦住外头那群杂七杂八的人，别叫他们挤进院里来。可他们要么是力不能及，要么——这更像是真的——对那些褴褛闲人的闯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那不成样子的人越来越多，从岗哨旁边溜过去，把前院填了个满。拱形的院门和宅子的正门用鲜花绿叶扎了彩，宽敞的廊檐下挂着一排大灯笼，配着大红绸的镶边和穗子，十分华丽。廊子一头垂着好几串爆竹，一挂有好几丈长，给这幅画面又添上一抹颜色。这宅子围着一个玻璃顶的天井建成四面，二层三层都有回廊，各屋的门都开在回廊上。天井里摆着两班乐队，一班中国的，一班菲律宾的，后者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派来的一队人。两下里一比，滑稽得很。菲律宾人穿着干净的号衣，乐器擦得锃亮，在领班面前坐得笔直，吹奏得很有精神。中国人十来个，老的少的都有，褪了色的红褂子底下露出破衣裳，手里拿着一堆说不上名目的家伙，不时地吹、打、拉上一阵，在座的客人个个听得入耳——只有那几位受罪的外国人例外。天井那边是花厅。厅前一面全敞着，一进大门，那份堂皇便立刻攫住人的眼睛。墙上挂满了大红缎的幛子，光华照眼；桌椅也一律蒙着大红缎，每一幅都和幛子一样，绣得极精。喜庆的陈设是临时租来的，要买下来得花一笔不小的钱。楼下大半让给了男客，他们三五成群坐在偏厅里，吃茶饮酒，抽着烟。

楼上是本家的女眷当家。客人一到，便径直被引到新房去。那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摆的都是头一天从女家送来的家具和摆设。最惹眼的是那张床：白绸的帐子仔细挂好，却差不多被一堆晃眼的银饰遮住了——那些银器打得又古雅又稀罕，几乎件件都有个吉利的寓意。屋子当中是那张柚木雕花桌，铺着厚厚的白缎桌围，上面绣着桃花。亲友添送的贺礼太多，新房连同后面一间屋子几乎盛不下。常常是一件精致的象牙或玉器旁边，就搁着一只廉价的玻璃花瓶或瓷火柴盒，那模样像是从美国的一角钱店里买来的。隔壁一间屋里摆着一张洋式的桌子。桌布是一条粗棉布，上面搁着花瓷碟子，堆满了各样糕饼、果子、糖食。连刀叉和四边绣着深蓝线的小手巾这类零碎也一应俱全。当中是一大盆花，扎得式样很别致。等新娘的工夫难打发，主人便请客人用些点心，客人也就不客气地用了。

时辰一点一点挨过去。请帖上写的是午后一点行礼，可三点的钟敲过了，新娘没来。四点也过去了，还不见影子。其实中国客人没有一个指望她来的；新娘若是准时露面，那便是失礼失得不成话、不可饶恕了。照规矩，新郎已经几次打发人去请，都请不动。得他亲自去才行。到底在傍晚时分，消息传开了，人人一阵兴奋：他要动身了。他坐一辆双马的篷车走的，车上有车夫，有跟班。他那两个小妹妹做花童，穿白色的洋装，系粉红腰带，扎粉红发带，坐另一辆车跟着。外国乐队也步行同去；中国乐师则卖力得很，替留下的客人撑着那点快要散掉的兴致。

一分一分地捱，整整过了一个钟头。这中间偶尔也有些事情打破沉闷。挑夫匆匆送进来迟到的贺礼，女家的仆妇又带了几只首饰匣子来，最后走进三个人，神气十足。两个穿中国衣裳，第三个穿洋服，剪裁是最时新的。有人低声传说，他是一路从北京赶来，要在礼上做主持的。不多时，新郎的车驶进院子。这一下热闹到了顶点，凡是还没挤到前头去的，都一窝蜂涌向大门和前廊。不一会儿，四下里响起欢呼：「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头一个进门的是菲律宾乐队，奏着一支提神的曲子。紧跟着是花童的车，然后是新娘，一个人坐着。她那辆车的顶篷缀满了虹一样的彩饰，看去像一座花园。马的挽具也装点得花花绿绿。可是一点着爆竹，一声接一声炸得震天，这两匹可怜的牲口便惊了。它们尥着蹶子直立起来；虽有跟班各扯住一边的辔头，有那么一两瞬，看着这辆载着宝贝的车像是进不了大门了。到这时候，巡捕早已放弃了弹压街上人群的念头，那群人便涌进院子，张着嘴看，和这满眼的富丽恰成一个古怪的对照。

两个小花童提着漂亮的花篮，轻轻巧巧跳下车来；随后女家一位相熟的女眷上前，替新娘打开车门。方才谁也没看见她一眼，因为车帘遮得严严实实。她照规矩慢慢下车；便是这可怜的孩子有心要快，那一身行头也绝不容她快。她一双小脚没有缠过，却套在精致的缎鞋里。她的袍子是暗玫瑰色的缎子，绣得又密又挺。一双好看的小手上笼着宽松的布手套。数不清的项链，样式奇特，几乎把前襟遮满；纤细的手腕上套着一大堆金镯玉镯。可最教人称奇的还是新娘的头饰。那是那顶传了多少代的凤冠，这一带的中国新娘戴了几百年，如今在上海却难得见了。冠上嵌满亮石和彩色玻璃，四围垂下一串串珠子，把姑娘的脸遮去了大半；单是那分量，就足以把顶着它的一颗头压弯，用不着再刻意做出低眉顺眼的样子。可是——啊，成法旧例的在天之灵哪，新娘这身打扮的压轴一笔是什么，竟叫看的人惊住了！会是它吗？是的，千真万确——一幅时新的白纱头纱，在凤冠上头攒成蓬蓬的一簇，绕着新娘一直垂到脚面，层层叠叠如波如浪！那顶高高的冠摇摇晃晃地拿不稳，姑娘由伴娘扶着，一步一步朝屋里走去。

刚进门，新郎便迎上来与她并在一处。他穿一身合身的小礼服，神情之局促，一个男人大约只能到这个地步了。两人隔着一臂远，一对新人往前走，花童跟在后面——不是走在前面——再后面是新郎的亲族；一行人穿过天井，走进花厅。厅里有个姑娘正在一架声音铿锵的钢琴上使劲敲着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他们在一张长桌前几步远处站住，桌后立着先前到的那三个人。新人朝三位主事的各深深一躬，从当中那位起——那便是穿洋服的小个子先生。这位先生拿起一张写满汉字的文书，双手捧着，高声念了一遍。念罢，他把一只戒指交给新郎；新郎将它套在新娘左手的第三个指头上，隔着那只布手套。这一节完了，两下里又照规矩行礼。新娘从伴娘手里接过一只戒指，怯生生地套在新郎左手的小指上。于是又是一番作揖。这时几个小女孩走上前来，对着新人，用英文很甜地唱了一支《耶稣叫我们发光》；这一段是一位信教的中国朋友提议加进去的，两家都不信教，却也点了头。唱完，行礼便成了节目的正文。它顶替了西洋婚礼上亲友道喜的那一套。新人先彼此行礼，再向主事的先生行礼，然后是新郎的父母——在二老面前跪下，以头触地，表明孝敬之意——最后才是兄弟姊妹、伯叔姑姨、表亲和众亲友。每一拨人受三次礼，也还三次礼。年长位尊的立在新人上首，遇到小孩子，次序便倒过来。最后受礼的是新娘的一位姑母，那是她娘家唯一按规矩可以在场的人。这一套礼极其郑重，费了不少工夫。行礼的当儿伴娘忙个不停，因为把新娘转过身来、到时候按下她的头去行礼，是她的差事。

一切总算完了，门德尔松的调子又响起来。新娘想去挽丈夫的胳臂，他却窘得把那条胳臂直挺挺地垂在身边；一对新人被一群嘁嘁喳喳、推推搡搡的人围住，登上那没铺地毯、被许多双脚踩得满是尘土的楼梯，一路寻到新房。像所有新婚夫妻一样，他们并排在床沿上坐了几分钟，随后新郎便脱身下楼去了；到了楼下，他丢开拘束，痛痛快快地享受起这一刻的热闹。新娘可没有这份福气。她的罪才刚开头。她站起身来，女伴们便挤到她跟前，照例地取笑她：「你真笨！」「这衣裳难看死了！」「你这样子多可笑！」「谁见过这么丑的新娘！」这一通数落里，新娘脸上一丝肌肉也没有动，垂着的眼睛一次也没抬起来。可是她额上沁出了汗珠，圆软的双颊涨得通红发烫——那群不知轻重、只顾说笑的人把空气堵死了；何况这一整天里，她水米未曾沾唇。

七点钟总算得了口气：喜宴摆齐了，新娘由伴娘陪着回到花厅，席面已经铺开。有一桌是专给她留的，她便孤零零地坐在那里，面对满屋子的宾客。新郎却不然，他在旁边一桌，坐在一群朋友中间。新娘的头纱已经取下，凤冠还戴着，这会儿歪得有几分醉意，像是底下那颗头累得扶不正它，又像是在这番喧闹里被撞歪了。可没有一只手伸过来替她扶一扶，她自己更是万万不能动手。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帘低垂，脸上木然，像一尊佛。一道又一道诱人的中国菜端到她面前，又原封不动地撤下去。满屋子的人都在吃、在笑、在说，只有她始终无言，孤身一个。到上酒的时候才有了一点转折。新郎双手捧起一只银的小酒杯，递给首席的贵客；那位也双手接了，抿一口，再把杯子还给新郎。他就这样一位一位敬过主要的宾客，末了才敬到自己的新娘，惹得看热闹的人哄然大笑。接着轮到新娘。不管她心里是什么滋味，脸上没有露出半点声色；她端着杯子，从容地一位一位敬过去，最后把杯子送到新郎手里，满座的人便喝采大笑起来。

这一节过后，席散了，喜事却没有散。一直闹到天快亮还不见消停。当晚，新娘的四个哥哥来了，可他们并没有去找她。男客——连新郎在内——都留在楼下喝酒赌钱。楼上，新娘的年轻朋友们又围拢过来，预备大闹一场。照规矩，头一件是向她讨礼；于是她的一个仆妇把早备下的中国糖果分给众人，一人一盒。之后她便被逼着做出种种可笑的把戏，供这些折磨她的人取乐：爬、蹦、跳、学鸡叫。等到天边终于泛出鱼肚白，客人散尽、满屋的灯也熄了，这个累垮了的十八岁的小新娘瘫倒在最近的一张榻上，哭着睡了过去——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第十二章外国人办的慈善事业

一位到上海来的主教说，他哪一天想写一本书，讲中国的「叫声」。那一定是很有趣的读物。这里的叫声又多又杂。譬如大多数的苦力，不论在陆上还是水上，干活时总要和着一种有板眼的号子；这些可怜人挑着重担，一面使力一面还要出声，喘得几乎接不上气，可没有这号子，他们像是就干不下去。

早年外国人初到上海落户的时候，据说家里的用人端菜上桌、撤盘下桌，也照例哼着那种单调的调子，直到被扰得受不了的主人断然喝止，这习惯才算改掉。

可是中国所有的叫声里，最可怜的是孩子的哭声，那尖利执拗的哀号，日日夜夜从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升起。勃朗宁夫人倘若到过远东，一定按捺不住，要再写一首《孩子们的哭声》那样的好诗，其凄楚足以刺痛全世界的心。许多人以为蓄婢在中国已成过去，正如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缠足已经绝迹。诏令确曾一再颁下，废除奴婢，这不假；可是没有认真施行，而旧俗是极难死的。至多只能这样说：这头九头怪物不再像从前那样明目张胆、无人过问地招摇过市罢了；至于这桩恶事还在不在，凡是知道内情的人，没有一个能有片刻的否认。

出了喧嚣的市心，到田野青青、空气清新的地方，立着一所结实的红砖房子。主持这里的是一位面目慈和、一团母性的妇人，穿着美国圣公会女执事的衣服。「这里是婢女收容所吗？」来客问。「这里是儿童收容所。」随后，她带着一点歉意的微笑说：「我们如今把『婢』字去掉了，因为要尽力帮这些孩子忘掉他们那段伤心的过去。」房子很朴素，没有一块钱花在装点上，却挤得满满的。本来只能容七十五个人，去年却塞进了一百五十六个。楼上的走廊边排着小床，女监督自己的卧房也改成了最小的娃娃们白天的托儿处。「你总该有一个地方是你自己的呀，」来客半带不平地说。「那自然清静又舒服，可我这一大家子人，实在腾不出来。」那张和善的脸上，又浮起了随时预备着的笑容。

这项事业不分宗派，是庚子年的动乱之后由一班信教的妇女办起来的，不过现在这所房子到十年后才住进去。如今不过这么短的工夫，地方就已经不够用，非添造不可了。收容的孩子从三岁到二十岁都有，因为有些在这里住得久了，长成了得力的帮手。小的多半是巡捕救下来的，送到会审公廨，再由公廨转到收容所来。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末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有几个送回了当初被拐走的父母身边，有的由人家或教会学堂领养了去，还有很大一批死掉了——虐待把她们的身子亏损得太厉害，再也抵不住病。收容所里偶尔也办一场简朴的婚礼，一个姑娘便从这里出去，有了自己的家。上海是一个大的人口买卖市场。孩子从中国各处送来、买来，拐子在这桩可耻的生意里插手极深。父母也常常卖掉自己的亲骨肉，因为一家子嘴多，米又往往很少很少。做奴婢的只有女孩。她们连身子带心思带魂灵，都成了主人的产业，主人爱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她们那些可怜的小小身世，说出来几乎叫人不忍卒听。有个五岁的娃娃，被烧红的铁钳夹过肉；另一个六岁的，被捆在柱子上好几天不给饭吃，指甲缝里还叫烧红的针扎过。有一个被活埋过三次。一个才三岁的小东西，因为无人照管又挨饿，几乎死掉，送到收容所时只有十磅重。有位医生在一个浑身流血的孩子身上数出二百四十处刀伤、烫伤和青肿。有一个送来时一条胳臂扭得变了形，一边的眼皮几乎撕掉了。有个小婢女，一次又一次挨打，几乎打得没了命，被主母扔到灰堆上等死。救下来送进收容所以后，她神志像是糊涂了。周围的事她几乎全不理会，可是谁一走近，这可怜的孩子就吓得尖叫：「你要弄死我！我知道你要弄死我！」「过了几个礼拜，」女监督说这话时眼里满是泪，「这小东西就一步不离地跟着我，嘴里轻轻地念：『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这位女监督用她那颗滚热的心，怎样地做着这一群孩子的母亲啊！越是残破、孱弱、可怜的，她的爱越是把她们裹住。而这些受过伤、没人管的小苗，在她温柔的照料下开出花来，实在是极可惊异的事。直到不久以前，主持这项工作的外国人只有她一个。当别人纷纷在盛暑里飞到别处去吸一口凉气，这位忠心的工作者却一季又一季守在她的岗位上。「我离不开孩子。」她总这样说。可她不要谁来可怜她，因为全中国再找不出一颗比她更快活的心。

在上海几乎相对的另一头，有一处收容所叫「流浪儿童之家」。它收的孩子稍有不同，做婢女的不多，多是被人遗弃的，小到巡捕在街上捡起的初生婴儿。里头许多孩子智力不足，有些害着治不好的病。主持这个家的是一位虔诚的信教妇人；经费由工部局拨给，这项事业几年前也是工部局倡办的。

儿童收容所长久以来孤零零立在田畴之中，如今近旁刚刚落成一所新屋，那是盲童学校的所在。在这个眼病流行、以致半盲全盲的人多得可怕的国度里，再没有比这更动人的善举了。这学校三年前才在一所租来的房子里开办，男孩们心智的长进却极可惊。不久之后，社会上一定会迫切地需要盲人教师去教盲人，而这学校的宗旨，正是要给他们的学生一份普通教育，使他们能胜任这项工作。学校还有一个日渐兴旺的工艺部；盲童学校和儿童收容所一样，一部分经费靠出售出品所得。将来打算在同一块地上再办一所同样的女校。

上海最有名的机构之一是济良所。顾名思义，它是要救那些陷在最残酷的一种奴役里的女子。全国没有哪一座城的妓馆有上海这样多。人常称它为中国的所多玛；远离海口的中国教友，许多人知道上海，只当它是浪子故事里的那个「远方」。说来可叹，这座繁华都会门前所担的罪名，很大一部分要归到那些堕落的外国人身上。

可以有把握地说，落在下处里的中国女子，多数并不是自己的过错。拐子拐来的孩子，有许多就是这样脱手的。父母——尤其在荒年——也常卖掉自己的小女儿；他们愚昧，宁可给女儿择这样一条路，也不愿眼看她饿死。

「待收所」设在南京路边上的一条弄堂里——南京路是上海的皮卡迪利大街。几年前，有几位热心公益又有声望的中国绅士，在公共租界当局那里促成了一条章程：每家妓馆里都要贴一张告白，说明待收所在何处、怎样去。同时又订了一条，禁止妓馆收留十四岁以下的女孩。这两条后来都渐渐成了具文，如今几乎没有人理会。被救的女子在待收所只住一夜，或者住到会审公廨审过她的案子、把她断给济良所为止。济良所的房子在城外，离那片拥挤而危险的、她们已经太熟悉的地界远远的。缘故是明摆着的：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还是把头一年的女子和第二年的分开来住，这办法证明是聪明的。这项善举的经费，一靠工部局的补助，二靠人的乐捐，三靠出售工艺品。济良所的娃娃远近闻名。那些雕得极好的小木头脑袋，是娃娃身上唯一不由女子们亲手做的部分。上海的洋行乐得成批地捐来鲜艳的绸、缎、布头。娃娃打扮成社会上各等各色的人物，一套十六个，实在很有教益。

头一年的女子上午读书，下午做工。先学着做自己的衣裳，连布鞋也在内；等到裁缝这一行学得透了，便派去给娃娃穿衣裳。这项活计给一点微薄的报酬，算是鞭策和鼓励。第二年的女子整天守着绣绷子，晚上略读一点书。她们有定额的工钱，衣裳大体上要自己置办。那绣工精细雅致，无论上海内外都常有人要，尤其是将要做新娘和将要做母亲的人。那间长长的、两边都是窗子的明亮工作室里，六十几个第二年的女子每天早上八点聚在一处做祷告。过半个钟头，绣绷子摆到小桌上，料子一卷卷打开，一屋子都是快活的说话声。等到万事齐备、就要动手的时候，屋里忽然静下来——有人指着墙上圣经日历上当天的那一句经文。大家齐声诵一遍，再由一个女子做一段短短的祷告。这是个很好的规矩，一天像是就该这样起头。那份日历是上海的一位中国妇人每年编的。

用不着问这些女子快活不快活，看她们明朗知足的脸就知道了。生就坏的很少。隔上很久，才偶尔有一个厌了这份安静的日子，闹起脾气或者逃走。可她们想换换样子、想看看外头来的一张脸，也是人之常情。附近一位外国太太看出了这层意思，有一回分批请她们到家里吃午后茶。头一年的女子来的那天，有一个指着钢琴，回头问带队的女传教士：「那只黑箱子是什么？」人告诉她那是一件乐器；后来有人弹起来，这些女子欢喜得没有边。一位美国来的客人被这件事打动，替济良所讨来了一架很好的留声机；那既是件美的东西，自然也就是一件永远的喜乐。

进了济良所的人，多半过几个月或一年就成了诚心的基督徒，迟早嫁给信教的男子。在中国，娶一个失足的女子并不算丢脸，只要她改了从前的行径。前不久有一个女子嫁了一位牧师，给她丈夫的朋友留下极好的印象，那位朋友便跑到所里来求，说也给他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妻子。「可是这些可怜的女子，往往是人家出过很大一笔钱买下的，怎么能从主人手里救出来呢？」不明白的来客要问。啊，正是在这里，有一线光透进了黑暗。中国有一条法，是的，而且是很老的一条法：任何女子都不能违着她自己的意愿被逼去过那种可耻的生活。她若有机会在公堂上把话说出来，便可以择那条好路，谁也不许拦她。难的是怎样脱出羁绊，怎样得着那个申诉的机会。何况许多人年纪太小，自己还不会说话——譬如前几天那个三岁的娃娃，是她亲生的父亲抱到妓馆里去求售的。开馆子的人也情愿买很小的孩子，因为价钱便宜，年幼时还可以充作唱歌的女孩使唤。

离上海五英里，在一片宜人的农乡里，是济良所的儿童分所。在这块景致好又受着护庇的地方，一百六十个从那可怕的坑里被抢出来的小人儿，快快活活地住在一起。仗着童年那种有福的健忘，过去很快就淡下去，模糊起来，直到几乎从记忆里抹掉。这里用的是分舍的办法，一大家子分成每组二十人左右。每一舍有一位「舍母」，是城里总所出来的、年纪较长又靠得住的女子；全体则由两位热心的外国人照管。日子排得满满的：做家务、读书、做些简单的手艺、种园子、玩耍。哪个女孩显出格外的才具，便及时送到教会学堂去，那里功课更宽，也更合她充分的长进。孩子一到年纪，就受传道的训练，比如在贫儿主日学里教书，在乡村里主持祈祷会。差不多个个都长成了真心的小基督徒。

上海最可注目的慈善事业里，有两项是天主教办的。若说还有哪一类人比无依的孩子更教人动恻隐之心，那就是无依的老人，因为他们对苦楚的感知更深。中国人有一样极可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待老人一向和厚。孝道在最穷苦的人家里发的光最亮：那里奉养父母是要真正牺牲的，而父母自己照管自己的本事，往往还胜过儿女照管他们的本事。可是仍有很多人孤零零地留在世上，没有饭吃，没有屋住，也没有钱买一口他们巴不得躺进去死掉的棺材。

天主教收养穷苦老人的院子，通俗的叫法是取自主持它的仁爱会修女的名号——「贫者的小姊妹」。这所宽敞的三层楼房收着一百五十个老头儿和同样多的老太太，满了就再收不下。可是死一个便立刻有一个补上，因为候着的名单总是长长的。进院的条件只有两条：年过六十，并且全无生计。收进来的多半是七十上下或者更老。人或许很容易想象，这样一个地方，屋顶下聚着这许多老人，他们一生大半在贫穷和污秽里度过，从来没有讲卫生这个念头，那光景总该是很不堪的罢。谁知这里竟像一座伊甸园：擦洗得干干净净的地板上没有一点脏；宽敞通风的大屋子里没有坏气味，连闷气也没有；白帐子和漂亮的百衲被上没有一处污渍——那被子是老人们用店铺送来的零头布自己拼的。至于住在里头的人快活不快活，嘿，这些可爱的老人家脸上简直放着光！院里准他们抽烟，茶尽够喝，他们捧着烟袋和茶碗，像喜鹊一样喳喳地说个不住。为着不叫他们在新规矩底下过得心惊，每周洗一次澡这一条并不硬性要求，只是每逢礼拜天早上，总要换上干净的、补得整齐的衣裳。害病的时候，给这些头脑简单的人瞧病的是旧式的中国郎中，而不是外国学来的医生——那些新花样，病人是要不领情的。凡做得动活的都有一定的差事：纺纱、洗衣、缝纫、看护。女的住在楼的一边，男的住在另一边，当中隔着小教堂。「是的，」院长嬷嬷说——她走过祭台前时停了一停，屈膝画了个十字——「教堂在正中间，你看，是上帝把我们分开，也是上帝把我们合在一起。」修女里有好几位是中国人，有一位圆脸的初学修女在厨房里做事；那里铜器锡器擦得锃亮，叫人想起「劳伦斯修士」和他一尘不染的领地。中国女子若不是信教三代的人家出身，是不能进来做「望会者」、以求得修会名分的。

上海最大的一处可看的地方，是徐家汇的天主教院所；徐家汇是城郊的一个村庄，名字取自耶稣会传教士所奉的一位圣徒。到上海来的人，没有肯不看它就走的，若来客是位女士，那就更不必说。因为法国修女指点着做出来的花边和绣品，是艺术之美的精华，那间发售的屋子难得空过。

五十多年前太平天国乱事平定的时候，耶稣会的人历尽迫害与颠沛，从他们当初逃离的上海回来，在徐家汇落了脚。他们在那里开了一点小小的局面，此后稳步扩充，到今天几乎成了极大的规模。那座大教堂式样很新、地方很大，高高的尖顶是四乡的标记；围着它的，是老教堂、一所男子的书院和神学院、观象台、博物院、育婴堂、学堂和工艺厂。女人和女孩的房舍在一条潮汐小河的这一边，男人和男孩的在那一边。有生人问起男孩那边的事，被问的修女用一种不容再问的口气答道：「我说不上来。那边的事，我知道的不比你多。」每位修女各有各的职分，各负各的责任，也就一心一意只做她的那一份。修女共有五十位，三分之二以上是中国人。这些中国的清修女子脸上有时显出的那种灵性的神情，实在极可注目。外国修女全是法国人。她们的献身是谁也不能怀疑的：不放假，也从不回国休息。其中有几位在自己的岗位上已经四十多年了。

修女们照管的是一大家子人，平常总有一千七百上下；可是事情分得清楚，行得有条不紊，一点看不出磕碰或者纷乱。头一等是弃婴。每天都有小小的初生婴儿被送进院来，也常有人趁着夜色把孩子撂在门口。一个也不推出去。孩子被洗净、穿好，放进干净的小床里，并且尽早在院内的小教堂里受洗，取一个教名。许多孩子进来时就极孱弱，短短几个钟头或几天，便结束了他们多难的一生。其次是给天主教孩子办的各级走读学堂，那所大育婴堂，还有给不信教的、修女们称为「外教」的孩子办的寄宿学堂——操场、寝室、饭堂、教室，都和别处完全分开。院子里一个僻静的角落里住着六十个不幸的人，不是瞎的，就是残废的，或者智力不足。他们主要的事情是用简陋的纺车纺棉纱；就是最迟钝的，也学得会。

但徐家汇为一般人所知，最主要还是靠它的工艺部。做花边和绣品的女工有几百人，多数是在院里养大、又从院里嫁出去的，丈夫也是天主教徒，只是挣的钱不够养家。院里给女工的婴儿和小孩子办着日间托儿所和学堂。工作室极大，光线很好。每间的正中有一个高台，上面坐着一位修女，照看着众人。出品卖出去的进项很可观。

河那边男人和男孩的工艺厂，规模还要大些。它包含许多部门：木雕、木工、制鞋、铁工铜工、吹玻璃、油画水彩画，还有一个印书馆。掌管木雕和木工的那位神父性情和蔼，在他这一行里是个天才。他手下做出来的东西，有些美得出奇，送到巴拿马赛会去的中国美术品里，要算最好的几件。最小的学徒是十岁十二岁的孩子，他们学手艺是从给河对面的弃婴做小棺材开头的。「是啊，」某神父惯常笑着指了那些孩子说，「人家在哪里收场，他们就在哪里开场。」徐家汇这一处教务，在它自己的范围之内自生自养。人数的增长，全靠那源源不断流进来的无告的生灵。可是不论传教士还是中国教友，都没有下过什么工夫去接触那些未闻福音的大众。从前这项事业有法国的津贴，如今全靠出售工艺出品和人的乐捐维持。

上海各项慈善事业，不时也从中国人自己那里得到慷慨的捐助；他们当中许多人明白，也真心感念别人为他们的同胞所做的事。新近成立的慈善团联合会（新教）对于替值得帮助的穷人有条理地做事，出力很大。

第十三章中国人在社会服务上的成绩

几年前，中国南边某省有一群麻风病人，约莫四十个，住在破棚子里，被人从棚中赶出来活活烧死。下令做这桩暴行的官被追问起来，他辩解说：麻风病人是公众的祸害，白占着地皮，早些除掉早些干净。这便是他心目中的社会服务；而他所代表的那一类人，在中国是把饥荒、水灾、瘟疫看作上天的恩典，好替这片土地减去多余的人口的。可是在受过教育、领会了四海一家之义的青年心里，在老一辈里较好的那一部分人心里，方才说的这件事，可憎的程度并不亚于一个西方人所感到的。

某一种慈善，在中国并不新鲜。为了积德修福而施舍，已有几百年了。可是磨人的穷困、活命的苦斗、离奇的风俗和迷信，合起来把人的感觉麻木了，把心里本有的良善冲动浇灭了。举个例子：照一般人的看法，去照管一个病倒在路边的人，等于这位好撒马利亚人把跟着那可怜人的晦气招到自己头上；而把他抬回家里去等死，不但要负责替他买棺材、办丧事——这在中国可不是小事——倘若他还有亲属，日后还得向人家交代他的死。不久以前，华界有一所寒素的住房起火，转眼烧成平地。一家子仅仅逃出了性命：一个刚生了孩子的母亲，一串大些的儿女，其中一个还病着。父亲不在家，大约是做工去了。一位女传教士打那条窄街上走过，看见这几个可怜人缩成孤零零的一小堆，心里恻然。「你们怎么不带他们到家里去呢？」她问围看的人。「她男人就要来了，我们得等他。」众人答道。过了一两个钟头她回转来，见这一家人还在原地，那妇人又乏又弱，把婴儿紧紧搂在怀里。天下起冷雨来了。「你们要是不给这些人一个安身的地方，我就带他们回我家去。」她气愤地对身边一个人说。「她男人快到了，我们不敢多事。」那人语气斩钉截铁。第二天早上——这事说来叫人难信——那妇人和她的孩子们仍旧在街上，没有遮盖，无人过问。他们随即被赶紧送到教会医院，得了温存的看护。这时候，而且直到这时候，事情的真相才露出来：谁要是帮了这几个倒霉的人，那烧掉他们房子的恶鬼便会发怒，转到这位恩人家里去，作出祸来。既然他们已经触怒了神明，唯一稳妥的办法便是远远避开。可是与这件事相抵的，还有一个温暖的故事，而且这样的事绝非仅有：一位中国老祖母，看见一个外国的小娃娃从水里救起来，冻得透心凉、眼看要没命了，便赶紧解开自己的棉袄，把孩子贴在温热的胸口上，直到他缓过气来，救了他一条命。

新近的革命带来了许多新气象，可是没有哪一样比按西方的理解去做社会服务，更注定要给中国带来大的好处。这个念头一提出来，中国人——信教的、不信教的——立刻热烈地响应，各处已经见出可观的成绩。「外国人替我们做了这么久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替自己做呢？」领头的人彼此这样问；于是医院、孤儿院、模范监狱、收容所、工艺厂，这儿那儿地立起来，如今几乎翻开一张报纸，就能读到又有什么新的计划在动。在上进的上海，社会服务很快成了一句口号。这里恰好给了人一个难得的机会，把旧式的慈善和新式的对照着看，而这一番考察既有价值，也很有趣。

本地的善堂里，年岁最老的一处是华界的同仁辅元堂。它到底有多少年，很难定，似乎谁也说不清。有人说足有三百年。管事的是一个十人的董事会，办公的地方是一所宽大的中国房子；这个堂十分富有，名下有大片公产。它主要的事情是把地皮捐给慈善机构、施舍棺木给穷人、津贴各种已有的善举，并且免费施送中药。各阶层的中国人都极敬重这个堂，可以说现有的慈善事业大半是从这个源头里流出来的。

年代较早的善举里，有一处是华界的清节堂，办起来已有五十多年。它收留没有钱、也没有亲属供养、并且立定主意不再嫁的寡妇——按中国的标准，这是极可嘉许的志节。管事的老妈妈今年七十岁，最爱说自己在堂里已经住了四十年；这位眼睛有神、面色红润的老太太，的确是这地方最好的一块招牌。带着小孩子的寡妇，可以把孩子留在身边，直到女儿许了人家、儿子能出去做工为止；这期间孩子送到城里的走读学堂去念书。三百人的一大家子，挤在一所东一间西一间的老屋里，那是从前一位巡抚捐的，由一进进的小院子和围着院子的两层矮楼组成。每个妇人有她自己的一小间屋，家口大的或许不止一间。地方还算整洁，可是成群的孩子在四处乱窜，又吵又没规矩；从前有位中国来客说得很中肯：「这些女人不知道要吵成什么样子！」她们的出路显然在手艺上，因为堂里虽供饭供住，身子硬朗的人还得自备自己和孩子的衣裳。于是她们整日做东西拿出去卖，挣一点微薄的进项，主要是中国鞋、纸钱和衣裳。

清节堂虽有它的局限，却当得起一份真心的敬重；那两所育婴堂却不然，它们只教人可怜，几乎教人愤怒。本意是行善的，唉，可做出来的与真正的善举相去何其远！华界城里的那一所是上海最老的慈善机构，可上溯到一七一〇年。抚育它的同仁辅元堂时而发出报告，讲这项事业。报告是照例的中国骈丽文章，先把创办人和捐助人的美德铺叙一番，然后列出章程。譬如每个孩子的年岁都要登记，相貌和身体情形都要记明，还要记下「指纹掌纹之形式，五官四肢之状貌」。乳妇抱哪个婴儿要抓阄，免得有所偏爱。靠街门的地方有一个带孔的抽屉，弃婴便放在里头；送孩子来的人要拿抽屉旁边挂着的木棍敲门，报一声有孩子到了。这些以及许多更细的规条，都一笔不苟地写在上头。

念起来很好听，可事实如何呢？来客要想进到堂内的里屋——婴儿真正的日子是在那里熬过去的——非得很有手腕、很能坚持不可。堂里会叫乳妇抱两三个长得好的到外院来；可是一提要进去看看，便显然有难色，推托的话一大堆。有时候唯一管用的「芝麻开门」，是县知事的官衔片子。看上去并没有虐待的事，可正是照管的人那种十足的无知和疏忽，使这些婴儿短短的一生如此可怜——他们大半过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就死了。每个乳妇管两个弃婴。乳妇可以住在堂里，也可以愿意把孩子带回自己家去，那样工钱略多一点。倘若雇不到足够的乳妇，弃婴便不论大小——不管是生下来几天的还是几个月的——一律喂加了粗红糖的米汤。送进堂来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是正常的：有病的、孱弱的、带伤的，还有一个脖子上有一道极深的口子，是存心要弄死他的。这些小东西的丧钟，多半在出生以前就敲响了。养他们的屋子很小，照例几乎不透光也不透气。有一所堂里，即便在上海的暑天，婴儿不但睡在闷得透不过气的屋里，床的四周还围着织得密不通风的布帐。另一所堂里，他们整日躺在竹摇篮里，小身子被苍蝇叮、被蚊子咬得中毒一般。那一片不断升起的微弱哭声刺着来客的心，那些细得只剩骨头的小手小脚也一样。两所堂里各五十个婴儿，加上寄出去哺乳的更多的婴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女孩。只有一个念头略可宽慰：这些孩子的境况虽然不堪，却确实和他们在自己家里一样好，说不定还要好些。中国的医生说小孩的死亡率高到百分之七十乃至八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这两所堂恰成一个可喜的对照的，是新普育堂；上海生病的、穷苦的中国人，有将近一千一百个在它安稳的屋檐下安了身。这件事太好了，非得从头说起不可。四年前，有两位信教的先生——都是天主教徒——决意办一所慈善机构。一位在华界的市政机关里兼着好几项要紧的差事；另一位是个成功的商人。公共租界里许多电车，以及华人管辖下的全部电车，都是他的机器厂造出来的。他那几艘漂亮的轮船行驶在扬子江上游，一直到重庆；屡试屡挫之后，到底征服了险滩的重重难处。他订美国讲机械的杂志，请人翻译着用功地读，把里头的见识吸收过来，再发明、改造合中国用的机器。他盼着中国的农人用上改良的耕作法；为着鼓励他们，他不时把厂里造的新式打谷机送给一个村子。他的礼拜天常常花在乡下传道上；事情虽忙，他仍旧尽量抽身到江南制造局去，在死囚临刑之前和他们一同祷告。前不久大总统给了他一枚难得颁授的勋章；认得他的人，无论新教旧教，都说他是个「难得的人物」。

新普育堂的地皮是同仁辅元堂捐的，华界的市政当局则拿旧城墙的砖给它做建筑材料（那些砖像是能生出砖来！）。这一片房舍包括男医院、女医院、男童教养所、女童收容所、盲人院、小教堂、施药处、厨房，还有安置疯人的、戒烟的、以及从华界监狱里送来的犯人的房屋。这些都已落成，另外还有别的在计划中。两位创办人管着堂里的事务，日常的照料则交给十二位仁爱会修女，其中四位是欧洲人，其余是中国人。

在中国现有的种种情形之下，维持这样一个大摊子并非小事；可是这件几乎办不到的事到底办成了，而且经理得几乎无可指摘。那些长长的、明亮通风的病房，张张病床都住满了人，每天早上有一位受过外国训练的中国医生来巡视，分文不取。男医院的二层有一间漂亮的白瓷砖手术室，一应设备都是最新的。做得动活的人，屋里屋外都有工可做。孩子念半天书。治不好的病人和无人赡养的老人可以住一辈子；身体壮实的、中年的，一好起来便请出堂去，好腾地方给别人。在这个疯人长久无人照管、又受虐待的国度里，看见有这样一处地方为他们预备着，得到最温厚的对待，实在是一桩喜事。结果是，许多人住了几个月便痊愈回家。每一间水泥抹面的房前面都装着铁栅，门便可以大敞着，透光透气。每间房后面另有一门，通到一条窄廊，廊那头是浴室，里头有大陶缸和自来水。有几间房仔细地衬了软垫，好安置狂躁的病人。这里和紧挨着的犯人病房，干净卫生得再称心没有，由一位品性经过考验的信教青年掌管。

除了新普育堂，这两位胸怀宽大的创办人还在一条热闹的街上盖了一所三层的福音堂。年长的那位说：「我们要它成为这样一个地方：过路的人，尤其是到上海来的外乡人，都可以进来坐一坐，谈一谈基督的道理。」堂里还附设一所男童走读学堂。

在那座古塔附近，桃花盛开的果园中间，有一所大的孤儿院，男孩女孩都收。这也是一所基督教的机构，不过属新教，十一年前由一班人办起来，其中有几位是在教会学堂里读过书的。男孩女孩住在分开而相通的两个院子里；要找比他们更快活、更有生气的一群少年人，是很难的。院里很看重读经，男孩这边则极力注重工艺。他们的藤家具、彩绘的卷轴、布匹和暖房里的花——尤其是每年菊花会的时候——卖出去的钱，对于维持日常的开销很有帮助。

和孤儿院同在一条路上、离城近些的，是上海贫儿院。这一所不是教会办的，却是全城最有意思、办得最好的机构之一。倡办的是几位有声望的商人，都是志向高、眼界宽的中国人。院里有女孩二十来个，男孩一百上下，其中许多是董事们自己从街上捡回来的流浪儿。这机构有一个特别处：孩子不睡床，睡在通风的大寝室的地板上，肺是断断乎不愁不舒张的。学堂有一个出名的乐队；会客室墙上有一幅照片，一进门就抓住人的眼睛：乐队的成员，男孩女孩都有，各拿着乐器坐在大厅的台上。这个院还有两样别处没有的特色：一是在很好的露天操场上教旧式的中国拳术和剑术；二是把农艺和园艺当作正课来看重。说起来，上海大约只有这一所学堂把农学列为功课，并且在院子周围宽敞的地面上可以实地操作。附带值得记一笔的是：董事会的十位董事里，有五位是女子。不过她们还没有进步到能和男董事同席议事的地步，开会是分着开的。也说不定该怪的是那班男人——可怜的糊涂东西！

工艺学堂的价值，无论怎样强调也不算过分；社会服务要找一条更有益的路子，再没有比创办和维持这样的学堂更好的了。直到很近的时候，中国还完全不讲工艺训练。便是现在，你若问一位中国的教育家：「上海有工艺学堂吗？」他会答：「没有。」其实至少有两所，不久还要开一所。可是这些似乎不算作学堂，因为它们只收交不起学费的穷孩子，又因为读书在那里是次要的。最好的一所工艺学堂是四年前开办的。工作都在一座大屋子里，屋子不隔成间，只从中心向各方伸出一间间厢房去，像车轮的辐条一样；处处窗户很多，便是最热的天气也保得住新鲜空气和好的通风。「你们有多少孩子？」有人问总教习。「一百个；我巴不得能装得下五百个！」他答得那样恳切，叫人吃惊。孩子从很小的一直到十六八岁的都有。这里的工艺门类够多，各人的性之所近都容得下：织地毯、编柳器、制皂、烧瓷、画像、做幼稚园的玩具、用缝纫机做衣裳、用织机打袜子。孩子白天做工，晚上念书。他们最得意的是自己的铜管乐队，替人家办喜事丧事去吹奏，给学堂挣了不少钱。学堂所占的那三分之一英亩地，原是一片坟地；为了拿到这块地，一百三十九座坟不能不迁——这是何等地道的中国事！

上海最常见的罪案之一是拐骗。中国的孩子若是长得壮实、模样讨人喜欢，就得小心看管。拐子多半是女人，这桩缺德的生意油水极厚，干的人很不少。拐子既大胆又刁滑：孩子在街上玩耍时，或是出门办事时，便被他们捡了去，甚至就在自家门口被哄走、抢走。男孩女孩都有人偷，不过男孩是更大的彩头，因为做学徒总有人要，没有子嗣的人家也总要买去做嗣子——一家之主若身后没有儿子在祖宗牌位前上香、到坟上祭扫，那是天下最可怜的人了。不过漂亮的小女孩也总是不愁脱手的：不是卖进妓馆，就是卖到人家里做婢女或是童养媳。

几年前，上海有三十来位热心公益的中国绅士，结成了一个救济妇孺会，认认真真着手对付这桩恶事。他们雇了能干的中国侦探，去迎接进出的海轮和江轮，拿住一切形迹可疑的人。拐子虽刁，却一再敌不过这些机灵的侦探，许多孩子因此得救。这些可怜的小受害者，常被藏在装衣裳的篮子里，或是掩在名义上装水果、装货物的箱子里。有时候一只箱子里蜷着两三个，箱上只有极小的几个透气孔。很小的孩子多半被下了药，大些的则用最可怕的话吓住，不敢作声。离上海五英里，靠近铁路却又在旷野之中，多年来立着一座大佛寺。革命的时候，中国许多寺庙被废弃、改作他用，这一座便由救济妇孺会租下来，做了被救孩子的收容所。神像和香炉撤去了，烟熏黑了的墙刷白了，僧人也请出去了；这所长年回响着信徒喃喃祷祝的老屋，如今回响的是两三百个孩子的快活声音。女孩人数少得多，住在后进的院子里——那几进院子却也宽敞宜人；男孩住在前面。寺里的大殿改成了男孩的学堂和礼堂。上海的中文报纸天天替这收容所登告白，附着新近救出的孩子的相貌说明和照片。靠着这个法子，已有几百个孩子被父母认了回去。没有人来认领的就留在所里，教他们一门手艺，直到能出去自谋生路为止。学堂的功课里有修身一门，不过孩子信什么教是听凭他们自己的。

上海的中国绅商还办着好几处施医局。最大的一处临着一条热闹的街，一扇门上有中国字的匾额，写着「好生」，另一扇门上写着「天锡纯嘏」。这项善举据说有半个世纪了，那房子本身也显出经历了这么些年月。施医局隔日开诊，开诊时来看病的人以百计。在诊的十来位中国医生分作两班，一班治内症，一班治外症。他们像绵羊和山羊那样分得清清楚楚，各人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分处一座院子两边的廊下。局子后面有一间大工场，在那里做棺材，施舍给穷人。

七年前鼠疫大行的时候，一位有名的中国善士在城外办了一所隔离医院。他买下了一个阔中国人的房子——那人的几位妻妾和一大群儿女，居然在两天之内把房子腾空，这在中国是破天荒的事。后来又在正屋旁边添了病房，如今这医院可以容一百人上下。还是这位善士出力，加上一位有名的外国人李提摩太博士相助，中国红十字会于一九〇四年成立，总部设在上海。红十字会在城里相距很远的三处办着三所医院，其中两所预备在霍乱流行的季节专收霍乱病人。有一所是几个月前开幕的，那天有许多有声望的中国人和几位外国客人到医院参观。再没有别的事情比这更清楚地显出中国人在社会服务这门学问上的长进了。那屋子是一所彻底翻修过的旧式中国大宅，院落屋宇多得数不清，照例有可爱的木雕、壁上的彩画，以及嵌在古雅木隔扇上的小方块明瓦，不过这些大半已换上了相当大的新式窗子。最挑剔的西方人也挑不出毛病来：病房按病人的种类分开，干净得很；男女的诊察室和手术室都白净整洁；设备也相当齐全——只是整个规模略小些。诚然，心里偶尔也会冒出一个念头：「一个月之后，这地方会是什么样子？」可紧跟着又会想：「开头最好的，收场总坏不到哪里去」；而且一个办得起这样一桩事的董事会，维持下去的事也是信得过的。一班青年男护士穿着整洁的白制服，镶着蓝边。女护士呢——老实说，一个也没有。「女护士实在难找，」一位医生解释道，「可我们非有不可，不然女病房就开不成。」中国人自己对这所医院的浓厚兴趣——到的人这样多，看得这样仔细——是最有希望的迹象之一。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相貌格外文雅慈祥，特地从南京赶来，坐了半天的路，为的是把这一处细细看一遍，好在自己的城里也办一个。

那位小个子的中国女医生有一所很好的新式医院，这里来不及细说了；她是在广州的教会医学堂受的训练，单她一个人就可以写一整章。她不为自己打算到了极处：革命期间在红十字会属下热心服务，又把钱和精力倾注在同类的善举上；为着改善她同胞的境遇，什么样的牺牲她都肯做——同胞在灵性上和身体上的欠缺，都是压在她心上的担子。

有一项小的善举却决不可小看，就是夏天在街上施舍免费的饮料——不是酒，是茶。茶滚热地倒进陶缸里，缸放在小棚子中。缸边搁一把竹勺，过路的人都可以站下来解渴。这样的茶站在租界和华界里密密地设着，对于做苦工的苦力尤其是无量的恩惠。

还有一项善举很能说明中国的穷。那就是惜谷。米是中国人活命的东西。用人请主人吃饭，不说「饭好了」，说「米好了」。糟蹋米是罪过，惜米是功德。装着四乡稻米的船撑过河汊运到上海来，总有几把宝贵的谷粒从袋子里漏到岸上。有心行善的人便把它们连同落进去的泥一起拾起来，事后费力地淘洗干净。一年下来，这样收得好几百磅，分给穷人。本地有若干同业公所，习惯在最冷的冬天每日施舍大批受苦的穷人；穷人按定好的时辰排起队来领他们那一份。此外中国人每年还捐出可观的款项，送到水旱成灾的地方去赈济饥民。

上海去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也许要算中国青年女子组织的社会服务团。领头的是几位信教的女子，她们做事有分寸又有韧性，影响一定会显出来。作为开端，五所给穷人办的免费走读学堂已经开办，学生总数好几百，另外几所不久也要开。每所走读学堂都附设一个主日学，由义务的人教。她们打算把这样的义学一处处点遍全城；学堂里半天读中文，半天做手工。全部的经费由团员和关心这件事的朋友担负；另有几位地位很高的太太小姐，从前过的是只顾自己的日子，如今每星期拿出几个钟头来教书。这个运动正引起广泛的注意。

第十四章纱厂里的传奇与酸辛

十二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将尽，刮着一股生冷刺骨的风。杨树浦那一带的纱厂区，路上满是人。女人、小孩，间或夹着几个男人，有的步行，有的坐独轮车，在昏暗的大路上匆匆赶着——快到六点了，正是上夜班的钟点。一家大纱厂门前，聚着一群冻得发抖的人，等印度巡捕开门。一张张脸冻得发青、皱缩，肩膀佝偻着，两只手缩进棉袄袖子里取暖。近旁砖墙上有个浅浅的凹处，站着一个小小的、一脸严肃的男孩，约莫七岁。他像个小哨兵，站得笔直，两条胳膊紧贴着身子垂下来。问他在做什么，他简短地答：「暖和暖和。」说着又想往那堵挡风的墙里靠紧一点。可怜的小家伙，汽笛马上就要响了，叫他上工，在轰隆作响的机器和转得叫人头晕的纱锭中间一刻不停地做，直到早上六点那声让人盼望的信号放他自由。

中国种棉花的历史并不很长。它不过起于几百年前，有人说在十一世纪，有人说在十三世纪，那时头一批棉籽从新疆传了进来。说来也怪，给植棉之事开风气的是一个女人：直到黄道婆出来，热心公益又有魄力，亲自把棉籽分给扬子江流域的农家，这种作物才广种起来。今天这条流域是全国出棉最盛的地方。中国亿万人里，九成穿棉布——一种染成蓝色、又粗又结实的布。可是在远古，棉花这名目还没听说过的时候，人们穿什么呢？难道庄稼汉也和王公一样穿绫罗细葛？我们所确知的是，棉花传进来的时候，种丝的和种麻的人极力反对。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早在公元五百年，中国书里就提到过「棉袍」，不过显然是当作稀罕物看的，多半是行旅的人带进来的，或是作为贡品献给这花之国的至尊。

中国的第一架纺车是印度给的，这同一架粗陋的纺车，几乎不曾改良分毫，至今还看得见——不但在内地，就是上海这大都会里里外外的许多人家也还在用。像从前一样，无数人家自己还架着简单的手织机。中国的老规矩死得慢，但南方各省最不守旧，广州更是最开通的城市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一八七〇年前后有一家广东公司办起一座用蒸汽机器纺纱的工厂，并不觉得意外。一切齐备了，农家肯把棉花交给这个会法术的东西吗？一个也不肯！他们咬定这里头有什么邪门的机巧，会叫自己辛苦种出来的东西一去不返。于是这桩满怀指望办起来的事业，注定了要失败。然而二十年后，又试了一回，这一次成了。外国资本也被吸引进来；中日甲午战事结束、新订的条约给了保障之后，若干家外商纱厂建了起来。起初这些厂无利可图，甚至还要赔本。这主要是因为纱锭数目骤然大增，棉花的供给赶不上需求，价钱就涨了上去。如今不再如此，红利常常极为可观。中国各省或多或少都种棉花，只是品质差、纤维短。这并非土壤气候不宜——中部偏下的几省尤其不是——全是因为农家的马虎和无知。他们种田种得随随便便，严格说来根本不讲什么耕作，由着自然去撒野。只要把选种和栽种的科学方法引进来，中国没有理由不在几年之内看见自己的收成彻底改观。外国人正打算在上海附近办一个试验农场，盼望每年劝几个内地的农人来住上几个月，一面做工，一面受些实际的指教。据估计，近十年来中国种棉的田亩增加了一倍。

进步虽然这样大，却还没有到头，棉田还会一片片多起来。「可是地从哪里来呢？」有人问，「中国亿万张嘴要吃饭，稻田和麦田总不能牺牲掉吧。」不错，但从前开满如今已禁种的罂粟的那些田亩空出来了，还有坟地。那些巨大的馒头形和马蹄形的坟占去的地面大得惊人，不过在西方文明的侵逼之下，它正一点一点让出来。不久前上海开医学会议，中国一位最出色的留洋医生，为着卫生和经济的缘故，竟敢主张火葬，或者至少把死者的坟限在山坡和别的不能耕种的地方。中国每年出产的棉花有一半运往日本。另一方面，她又从美国进口大批棉花。外国把各式各样的棉布送到中国来，在这里很受欢迎，印花布尤其如此。日本货充斥中国的市场，日本的市场却对中国的成品关着门。然而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原该很容易自给自足：种出最好的棉花，在全国各处开起纱厂。这样既可纾解农村人满之患，又能给许多闲着的手找到活做。

中国的棉业最需要的，莫过于政府的扶持照拂。这一天不来，产品的品质和数量就一天不会有多大长进。中央政府至今所做的，至多是姗姗来迟地承认了上海的「棉花去伪会」，又把查验棉花掺假之事交给一位海关税务司管理，这倒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惜华商纱厂至今还不肯入会。本国这项实业最大的累赘是重税。在日本，原料进口、成品出口都不完税。在中国不但没有这样的鼓励，反倒还要抽厘金：农人把棉花顺流运给厂家要纳税，厂家把纱和布运回给商人要纳税，商人再转卖给乡下的买主还要纳税。

目下中国约有四十家纱厂，将近三分之二在上海及其附近。城里有三家归日本人所有、由日本人经营，几家是欧洲公司的产业，其余大多数属于中国人。上海最老的纱厂开办在二十五年以前，出资的是中国的大政治家李鸿章。它至今仍由华人经营，不过原来的厂房几年前烧掉了。这厂是最大的几家之一，有六万纱锭。副厂长是个聪明的青年，新近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社会学。他把很高的理想带进了自己的事业，盼望一步步看它实现。次老的一家也是华商的厂。厂主聂云台先生是个不寻常的人，不久前在美国游历了五个月，把种棉和纱厂仔细而挑剔地考察了一番。他的打算是尽快把自己的厂办到效率最高的地步。他那位美国经理确实说，他的东家心急得很，想往前走得比工人受得了训练的速度还快；又说他是「一位可爱的东家」。上海最大的一家纱厂归英国人经营，有七万纱锭，雇工五六千人。最新的几家厂里有一家是日本人的，厂房和设备都代表了最新的思路：砖墙里衬着洋灰，地板是钢筋水泥，锯齿形的屋顶一面装玻璃，采光极足。机器是英国最好的出品，用电力带动；上海别的厂除聂先生那一家外，都还烧蒸汽。这厂有个特别处：雇的多是男工和男孩，别的厂里则几乎清一色是女工。

几年前，上海的日本厂主做了一件于己于华都有益的事：送一百名中国男女到日本的纱厂里学九个月。这些受过训练的工人回来以后，便被用来教日本厂里新招的中国工人。

各厂的工价大致相同，按中国的行情算是不薄的。小孩每天得一角一分到一角五分，女工按手艺高下每天一角五分到三角五分，男工每月十五到二十元。这是按墨西哥鹰洋算的，折成美国的钱还不到一半。有些厂里的人来自近郊的农家，光景还过得去。一家里出一两个人进厂做工，与其说是迫于生计，不如说是想给家用添一点。可是另有一等人——这一等远比境况较好的那一等多——是穷人里最穷的，往往连坐独轮车的一两文钱也拿不出，而他们的家离厂常有好几英里。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有个年轻的姑娘，靠每月两块半养活守寡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她每天早上四点动身上厂，因为要走两个钟头；晚上六点做完一天的工，回家又得走两个钟头。有多少回月亮明晃晃的，这孩子把月光错当作天亮，三点甚至更早就上了路。天气好的时候这段路还不算难走，只在没碰上同路去做工的人群以前有些孤单。可是冬天那些阴冷的日子呢？寒风凛冽，雨往下落，路上泥泞得滑不住脚。最苦的是裹了脚的女人，穷得连和五六个人合坐一辆独轮车的钱都出不起。那边来了一群，在迷茫的雾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有一个可怜人好容易挨到厂门口，一下瘫坐在又冷又湿的地上，等汽笛响。有人怜惜地问她：「你走了很远么？」她半是害怕、半是倔强，像是准备好要挨一顿责骂似的，挣扎着站起来答道：「虹口。」——将近三英里的路。过了一会儿，她苍白的脸上才好歹逗出一丝笑意；可是她累了，累得很，前头还有整整十二个钟头一刻不停的活等着她。但愿她是个看织机的，那样还能在窄板凳上坐一坐。看纱锭的女人和小孩，整整一夜都得站着。

工人把饭装在一只小圆篮里，篮子大小一律。篮里盛半篮冷饭，饭当中必定搁一只小碗，碗里是几口豆腐、咸鱼或是别的简单小菜。吃以前把滚水浇进篮子，让水滤过饭从底下流出去，饭就热了。厂里也供开水泡茶。新开的那家日本厂连茶叶也发给工人。厂长说：「不是什么好茶，可到底是茶。」这厂给工人盖了简陋的饭堂，中午半个钟头、半夜半个钟头吃饭。另一家厂中午和半夜各给一刻钟。住在附近的一位英国太太说，夜里那些大机器停了震响，她总会醒过来，想到自己躺在舒服的床上歇着，而街那边还有脸色灰白的女人和睁着大眼的小孩在做苦工，心里便满是怜惜。多数厂子根本不放人歇息或是吃饭，人们什么时候最饿就什么时候吃，一面照看织机、纱框和纱锭，一面时不时抓一口。从前做母亲的把吃奶的婴儿带进厂来，放在脚边一边做工；如今大厂里不准了。总有个亲人，也许是祖母，每天把小的抱来给母亲喂两回，一回在上午中间，一回在下午。上夜班的母亲往往在出门以前先把奶挤出来，够孩子吃到她早上回来。

各厂的纺纱部都是二十四个钟头开着，织布夜里做不好，所以织机停。有一家厂一天做十四个钟头。有个参观的人问经理：「这些小孩子也得这么些钟头站着做工吗？」「是的，」他微微耸一下肩，「对他们是苦了点，是不是？」「不过您知道中国铺子里是什么样子，」他又添一句，「他们的学徒常常一连做十八个、二十个钟头。」

好一些的厂已经不用很小的孩子，就是五六岁的娃娃。这倒不大是为孩子着想，而是因为发觉小东西们帮忙不成反添乱。可是做爹娘的还是想把他们偷偷带过门口那些眼尖的印度巡捕；每逢换班，巡捕忙的就是把这些孩子往外赶。

雇用妇女和女孩的事，一般交给中国的女工头去办，由她们负责把人数凑足。这些女人多半精明干练，又十足看重自己的身份。新近有一个上了电车的头等车厢。她穿着做工人的宽大蓝布衫、围裙，包着头布；中国卖票的走过来，粗声粗气地说：「老婆子，你该坐三等，出去。」「我为什么要出去？」她很有精神地回他，「我有钱买头等的座。」卖票的立刻换了口气和脸色，看出这身粗布衣裳里头是个压得住场面的人物。「对不住，太太。」他说着，老老实实接过递来的铜元。各厂通例每月放四天假，不过未必都在星期日。有些工人不愿把星期日当假日，说这会招晦气。

中国人做了几千年的庄稼，对机器上的活不像日本人那样上手；日本人的学堂里早就有实业的训练，起初做纱厂的工人也更稳当、更靠得住。可是中国这些又能忍耐又肯埋头的人，气力几乎使不完，是能够训练出最高等的手艺来的。他们生计的改善是迫在眉睫的事。一家外商纱厂的厂长说：「我在上海做这一行已经二十年，但愿我回国以前，能看见厂里的工人住得好些、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也读上点书。可是雇主要做到这一步，非得中国政府让他们在棉花市场上比现在更能同人家竞争不可。」聂先生正把他那副济世的心肠付诸实行：一面设法把二十四个钟头分成三班而不是两班，一面尽快不用童工，好让男孩子们能进他捐地在厂子附近盖起来的公立学堂。这位慷慨的人新近皈依了基督教，还打算在纱厂区办一所女学、一所日间托儿所和一所医院。几年前他和同样信教的夫人把自家美丽的花园开放，给街上的孩子做游戏场。朋友们劝阻他们，他们笑着答道：「一个人独享，我们觉得太自私了。」新近组成的「上海纱厂联合会」，料想能为若干亟须的改革开出同心协力的路来。

棉花在中国本部是外来之物，丝却是本土的出产。四千多年前，在那半属传说的洪荒岁月里，世上只有中国懂得养蚕缫丝的技艺。这一回她要感谢的又是一个女人：相传早在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大帝黄帝的元妃嫘祖试着养蚕，终于想出了从茧上抽丝的法子，和今天做的大致相同。这是个宝贵的秘密，中国守得极严。可是到了基督纪元的第五世纪，秘密像秘密常有的那样漏了出去；看哪，泄露的又是一个女人——这其实并不怎么出人意料。事情是这样的：新疆于阗国的王子娶了一位中国公主，据说新娘被送往新家的时候，冒着性命的危险，把一些桑种和蚕子藏在头饰里带了去。养蚕缫丝之术于是传到中亚，后来又传到欧洲。有一件巧事很有意思：当初从中国学得制丝之术的是于阗，几百年后把头一批棉籽给中国的也是于阗。这笔债总算还了一半。

中国虽把养蚕的秘密与天下分享了，直到五十年前，世界丝业的一半仍在她手里。后来日本在这场赛跑里超了过去，如今产丝和出口都居首位。人们大都承认，若是中国政府当初看重丝业的价值，肯加扶持，裁去苛税，引进科学的养蚕方法，这种局面本不会出现。就眼下说，只要条件顺遂，她仍可以把失去的夺回来，因为最好的茧出在中国，韧性远在别处之上。虽说没有哪一省不养蚕，但大体而论，中国出产的丝三分之二来自扬子江流域及其以北，另外三分之一来自南方。蒸汽缫丝厂是近来才有的。漫长的许多世纪里，那纤细的丝是在粗陋的手摇丝车上缫出来的，又在同样粗陋的手织机上织成女人家心爱的精美衣料。就是现在，中国也还没有一台用机器开动的丝织机，织全是手工。那熟悉的「咣当、咣当」声到处听得见。旅人停下脚往一间被烟熏黑的小铺子里张望，里头也许有五六个人正忙着手里的梭子，他不禁诧异：这样的地方怎么会出来那样稀罕美丽的织品。通常一座城以某一种丝出名，一省则或许出两三百个花色。

直到一八八二年才有人试办蒸汽缫丝厂，没有办成。十年后有几家开工了，大都由华人经营。同棉纱厂的情形一样，外国资本大举投到缫丝厂上，也是在中日战事结束以后。到一九〇一年，上海已有二十八家丝厂，今天的数目也差不多。这一时期最大的一家雇男工九十人、女工六百三十人、童工三百八十五人。开一家缫丝厂所需的本钱比纱厂少得多，风险却更大。茧要在蚕子孵化的时候就订下来，存进冷库；可是将近一年之后交货时行情如何，谁也料不定。缫丝厂总以维持下去为好，因为厂里缫的丝，价钱比手车缫的高两三倍，而多出来的那一大部分都落到工人的工钱上。

论做工的情形，缫丝厂在某些方面比纱厂要好一些。丝厂夜里停工，不过并非出于体恤，而是因为天黑以后这活做不好。星期日通常放假，有些厂隔一个星期日做工。早上给一刻钟吃早饭，中午给一个钟头吃饭歇息。至少有一家华商厂里，做母亲的还把吃奶的婴儿带在身边，小东西整天躺在母亲脚边的地上。他们难得哭。仿佛他们本能地知道不该哭。在中国，忍耐这一课学得很早。

缫丝厂里头一道工是拣茧，把废的挑出去，把好的同次的分开。这活轻省却单调，交给女工做。把缫好的丝从丝框上取下来，验、称，再绞成好看的样子备运，就要些手艺，工钱也略高些。这一类活大半也是女人做的。

缫丝厂的酸辛，都聚在缫丝间里。供滚水的汽管一年到头把这屋子熏得极热，到了七八月酷暑，照一位外国经理的说法，这地方「简直是个火坑」。只有风不大、不至于把蛛丝般的丝绪吹断的时候，窗子才能开着。长长的一间屋子，顺着长边坐着一排排女人，她们对面隔着一道铁丝架，站着一排排小女孩。每个孩子管一只固定的铜盆，盆里半盆滚水。她的事是拿一把小芦苇刷在水里把茧搅荡开，好让它软下来。丝绪松得差不多了，就把那一把茧递给对面的女人；女人面前也有一只浅些的铜盆，盛着滚水。她灵巧地从每个茧上挑起一根丝头，系在架上，再踩动踏板，丝便一寸寸抽出来，最后从她头顶绕到身后，卷上丝框；丝框三面围着木壳，免得落灰。丝断了，女人们又快又巧地接上，那丝几乎看不见，常常同时有六根在转。到夜里把丝从框上取下，分量短了或是丝有毛病，缫的人就要罚钱。女人和孩子都练出本事，手尽量不沾水，可是手指总免不了要不断伸进去，皮都泡松了、烫熟了。还有，中国的女工头在行列间不住地来回走，偶尔要罚孩子做得不好或是她以为偷懒，办法就是把那只小手按进滚开的盆里。工时很长，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五六点；日头偏西的时候，小孩子的感觉迟钝下来、力气不济了，也就不足为怪。这些孩子多半是细伶伶的小丫头，有的简直还是娃娃。脸叫那不断的湿热熏得发白，细瘦的小身子就是冬天也常汗湿了。她们生来该有的书本和游戏都被夺去了，便是最小的一个，也不知道把疲倦的头靠在母亲怀里睡去是何等甜美的福气。有位美国太太住在一家缫丝厂附近，一连好些天早上四点半光景被一个孩子尖声的哭叫惊醒。有一天她溜到阳台上去看究竟，只见一个小女孩被人揪着一条胳膊在地上拖着往厂里去。也许是叫工头的凶相吓着了，也许是关得久了半病着，她想从这牢笼里逃出来。可是爹娘毫不容情，因为在人多食少的中国——

「孩子得做工，女人得落泪，

挣的这样少，要养的这样多。」

有一家欧洲人的厂，经理是个心肠好的意大利人，他说养蚕缫丝的事他从头到尾都懂，小时候在故乡就学过养蚕。他添了几样体恤人的办法，其中一样是给孩子们做工时坐的凳子，全上海只有他这一家有。工人罚的钱，厂方许他拿去给病人买药、给死人买棺材、给医院付床位钱。参观的人问：「这样大的热，人有晕倒的吗？」「噢，有的。」「有当场死了的吗？」「没有，从来没有过。要是看出谁不行了，我们就雇辆人力车送他回家。」

缫丝厂的丝一点也不留在中国，全数出口，大半运往法国里昂和纽约。绢丝主要是用坏茧做的，是这一行有利可图的副产。中国唯一的一家绢丝厂在上海。它出的丝质地粗，光泽也存不住，可是用处很多，如做缝衣线，做绦子、穗子、中国帽子、地毯和门帘。

第十五章新教传教事业的一页

一八四二年深秋，落日正照亮西天，一艘与四周中国帆船迥然不同的船，冒着烟沿黄浦江缓缓驶向上海。船上是新任的英国领事和他的随员，还有领事的通译麦都思牧师。可是这位传教士另有更要紧的差事：他和他的同工、比他年轻的雒魏林医生，是作为天国大君派往扬子江流域的头一批使者而来的。八年前他沿海上下巡游时曾到过这个口岸，在友善的百姓中散发过成千上万册《新约》和福音单张。其实麦都思博士已经是个做了二十七年的老手；雒魏林医生则于一八三九年在广州登岸，是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位医药传教士。两人都受历史悠久的伦敦会差遣——一八〇七年正是这个会把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送给了中国。

领事一行正举杯祝将来的上海如何了不得的时候，两位传教士心里怀着盼望、也怀着祷告，想着摆在他们面前的差事：向这一国的人传扬基督的国。那个值得记住的日子里，有好一阵子根本看不见这座城，因为锚地上数不清的帆船桅杆挡在前头；不多时小火轮靠近岸边，才看见岸上挤满了中国人，都聚在那里看「洋鬼子」那条古怪的「火轮船」，并且加以嘲笑。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过得飞快，这一年还没完，华界城里已经开出了一座小礼拜堂和一所小医院。干巴巴地叙一句事实容易得很，可是要成就这一点，翻过了多少难关，冒过了多少险，压下了多少灰心，那些被珍重收藏、纸页发黄磨损的教会档册里也只讲了一半。所幸滑稽的事也不缺。麦都思博士尤其得天独厚，有一副能解危难的诙谐性情；他和他的同工不得不走的那条崎岖路上，多少本该难受的颠簸，都因此轻省了。

日子久了，本国又派出别的传教士来给开路的人添力，女人的说话声和孩子甜甜的笑声使会里的房子有了家的样子。不料天边忽然起了战云，人还没觉出它在那里，它已经炸开——太平军之乱正闹得如火如荼。这时候，这一小群外侨，无论官员、商人还是传教士，都面临大险。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上海来了一个金发的俊秀青年；他虽不属伦敦会，却在这些传教士中间寻一个安身之处。他就是戴德生，后来注定要创立中国内地会。他在中国最初那几年的经历，新近出版的传记里写得明白，是上海史上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从中我们很有兴味地得知：这个敏感而畏缩的青年起初穿中国衣裳、过中国式的日子，并不是出于自愿——那后来成了内地会传教士的标记——而是因为手头拮据，逼得他不得不如此。

中国内地会现在的总部设在市中心一带，地方很便利，里头有事务所，有供出门在外的传教士歇脚的客房，还有一座礼拜堂，中文和英文的礼拜都在这里做；不过这个会从开办起就把实际的工作限在内地。几幢房子围成一个四方形，中间是一片宽敞幽静的院子，仿佛离街上的喧嚷有好几里地远。一九一五年春天开该会创立五十年的纪念会，在那片好看的草地上摆了茶点，随后一大群朋友聚到礼拜堂里，听人宣读报告和文章，讲这五十年来的种种经历，无不动人心魄。

太平军之乱正盛的时候，伦敦会的传教士做了一件有胆量的事。他们设法买下了一大片地，离外国租界和华界的城都有一段路，随即把工作迁了过去，接管了这份新产业。英国领事听说了，疑惑地摇头，直截了当地说：传教士若是冒失到敢住在那样一个无遮无拦的地方，他没法担保给他们保护。他们却毫不害怕，住了下来；不久，稻田中间就立起一所医院、一座礼拜堂和几幢住宅。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些传教士盖得比他们自己所知道的还要好：当初看着那么远、远到本要受惠的百姓都够不着的那块地，如今正在公共租界里华人最稠密的地段之一的中心。

这座礼拜堂已现出年岁的痕迹，不久就要拆掉，另盖一座更宽敞的；可是圣坛后面那些纪念勇敢的老传教士的碑板，挂到别的墙上去，还能像挂在这里这样相称吗？每星期三下午在这礼拜堂里开的勉励会上，常能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个子老太太，九十多岁了，是上海最年长的中国基督徒，有人说是全中国最年长的。赖孙太太耳朵极背，记性却毫无损伤，脑筋和只有她一半年纪的人一样灵。她喜欢会朋友，喜欢把自己那段富于传奇的生平讲给人听：早年怎样随父母去美国，怎样在白宫做格兰特总统夫妇的客人吃饭；那时候中国女子在西方还是稀罕物，她到处受人看重。但她最爱说的话题，是在宁波爱尔德赛女士学堂里做学生的日子——爱尔德赛女士不但是一八四三年头一个以单身女子的身份来华的传教士，也是头一个为中国女孩子开学堂的人。赖孙太太无疑是那所名闻遐迩的学堂里如今唯一还在世的学生。

麦都思博士当年在华界城里盖的那座礼拜堂还立着，一边挤着一家书铺，一边挤着一家卖丧事用品的店。它的年岁已经超过了人寿的定数；砖头若能说话，这一堆砖能讲出多少火灾水灾、饥荒瘟疫、民变兵乱的故事来。四围毁坏不绝、变迁不停，这座每天在墙内传扬和平福音的小礼拜堂却安然无恙，像是有什么法术护着它一样。

说来颇为奇怪，今天人烟稠密的华界城里，竟没有一所医院，无论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麦都思博士很久以前办起的那个小小的摊子，一八六一年连同该会别的事工一起迁到了新址，就是如今人称山东路的地方，在那里办着一桩很大的医药事业。宽敞的病房里，受伤的急症尤其多，难得看见一张空床，每天来门诊的有好几百人。

另一处稠密的地段中央，是美国圣公会漂亮的圣伊利沙伯医院。这所医院只收女病人，也接收工部局监狱送来的人；看一看那些亮堂堂、洒满阳光的病房，就不奇怪那些可怜人常常装病，好在这么舒服快活的地方多留些日子。

还有一所妇女医院在华界城西门附近。三十五年前，一位心胸宽大的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森看见了中国那些无依无靠的受苦人，临终留下一笔钱办一所医院，医院便以她的名字命名，即西门妇孺医院。在房子盖好以前，刚从本国出来的医生和受过训练的护士先在疫病丛生的华界城里租了一所小房子开诊所。她们一天又一天地做下去，捱过七月八月那从未领教过的酷热。多年以后，其中一位笑着对来客说：「那时候该有个朋友提醒我们这有多危险才是。」「中国人对这医院怎么看？女人们怕不怕来？」「噢，一点也不怕。我们总是住满的。事实上，只要筹得到钱，就得赶紧把地方一再扩大。」那张清秀的脸嵌在雪白的头发里，露出回想往事的笑意，听的人便知道有有趣的事要来了。「我们看门诊碰见的事最叫人好笑。好多回，本来是外用的药，病人偏要吃下去。所以得小心，无论内服外用都不能给太厉害的药。还有，女人们为了药会闹得又兴奋又嫉妒。这个病人领到了什么，那个没领到，那个就不高兴。同她解释她并不需要那一种药，一点用也没有。她照样非要不可。我记得有一回医生给一个病人开了一大剂蓖麻油。同来的那个看见了，也求着要。她缠得实在紧，我只好问医生该不该给她。医生说：『给吧。这东西伤不着她，吃一回也许对她有好处。』」那里的门诊极大。冬天一个下午，一位不速之客去到那里，只见一位年轻的女医生独自支撑，她的同事病倒了。那一天她看了两百四十七个门诊病人，还要照料病房，另做了三台难做的手术。等最后一个女人走了，来客说：「我一分钟也不待了，你得歇一歇。」「噢，还是坐一会儿吧。我得把心思从事情上挪开。」医生留她。这时候朋友看着眼前那张苍白疲惫的脸，脱口说道：「我真想把你带回家去，让你躺下，像做母亲的那样疼你一回。」「别这样同我说话，」那年轻的女子几乎是厉声叫起来，几滴热泪硬挤进了眼里，「你这样说我就要撑不住哭出来了；我不能哭，我不能！」这所医院属于在妇女为妇女做工这一行里开路的美国妇女联合传道会。

美国长老会的光荣在它的书馆。一八四三年，远东多事的那一年，美华书馆最初设在澳门——那是广州附近的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在新教徒眼里所以要紧，是因为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就安葬在它那热带的岸上。不久书馆北迁宁波，一八六〇年又迁到上海。跟着来的是姜别利先生——他的名字是威廉，不是约翰；若说有谁是「上帝所差遣」来做一桩极要紧的事的，他就是一个。他生在爱尔兰，出身一个新教世家，这个家门曾以给长老会出过许多牧师为荣；少年时迁居美国，先在费城一家出版所、后在纽约圣经会印刷所学得排印的手艺。姜别利先生在中国只待了十一年，其中九年在上海，可是就在这短短一段日子里，他成就了一桩不朽的事业。他有先知的眼力，在很少有人看好这座城的时候就预见了它日后的发展，力主把书馆迁到这个大都会的中心来，动机是「要用最少的气力、最大的功效，把福音种在中国的心脏里」。他的精力、勤勉和发明的天才，给全国的印刷业以极大的推动，不但教会的印书如此，寻常的印书也是如此。这一点人人都认，所以多年以后他在美国去世时，大家都觉得他丧礼上的那句颂词说得不错：「今后一百年内，中国和日本所出的《圣经》、基督教的书和科学的书，没有一本不带着姜别利先生手上的印记。」

美华书馆自称是中国最老的印书馆，这话是站得住的——虽然马礼逊一八一八年在马六甲创设的伦敦会书馆几乎在同时迁到了香港。美华书馆是中国头一个用中文活字的，而且很长一段时期是唯一的供给之处。自从这份基业在上海立起来，五十七年间换过好几次地方，如今住在新建的、设备齐全的馆舍里；这要是叫姜别利那颗好强的心看见了，一定欢喜。十几台机器印刷机从星期一早上忙到星期六夜里，印出大批大批的基督教书报，真正是「医病的树叶」，一年到头送到这片穷乏的、被罪咒诅的土地最偏远的角落去，它们向上提携的力量远非人的算计所能量度。

在中国出的书报里，有两种流行的月刊正静静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就是《女铎》和《福幼报》。《福幼报》新近一期圣诞号那极雅致的封面，是浸信会女子寄宿学堂里一个学生画的。

书馆里人手众多，他们灵性上的事也没有忘记。两座礼拜堂里，主日和平日都做礼拜。工人的孩子有走读学堂和一所幼稚园；长老会一位传教士的夫人把许多工夫用在妇女中间传道上。每天早上由主事的传教士领早祷，多数工人都来，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基督徒。许多人的行事，动人而有力地证明他们信得真。卢长老的事便是一例，它驳倒了那句常听见的话：中国人经手钱，手心里总要粘住一些。二十年里，书馆除支票以外的一切款项都经卢先生的手。他有一夜很突然地故去了。第二天早上，外国经理开账房的保险箱、查他的账簿时，心里很有些不安；可是账目分毫不差。保险箱的一角里，找出几块藏起来的假洋钱，是人家蒙混塞给卢先生的，他却悄悄用自己微薄的钱补上了。

「你在哪里受的教育？」一位外国朋友刚被让进一位聪明的中国少妇漂亮的家里，便这样问。「中西女塾。」她笑着答。在上海，这样的问话常常得到这样的回答，以致初来的人不熟悉本地的教会事业，准会接着再问一句：「请问这所出名的学堂是个什么地方，在哪里？」住久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或者说差不多没有。不知道的人说出来也有几分不好意思，因为不晓得中西女塾，那就实在是孤陋寡闻了。它那宽绰的房舍住得满满的，简直太满了：虽然年纪小的学生刚迁到马路对面租下的中国房子里去，礼堂也改成了寝室，凡有一尺可用的地方都用上了。教室开在走廊两边，很是舒爽，往里一望，就见编得井井有条的班级正在用功——代数、图画、物理、缝纫、家政。那间家政厨房干净得叫人叫绝：雪白的桌子、细布的窗帘、擦得发亮的炉灶，还有摆得很有意思的搪瓷锅盘！难怪烹饪班大出风头。主事的教士谦虚地不肯居功，却添了一句：「我确实要我的女孩子们学会两件要紧的事：把自己收拾干净，做完了活把地方收拾干净。」这两件事，便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度里着重讲一讲，也没有什么害处。琴房在楼上。接到音乐会的请帖是值得高兴的事。去年一位音乐科的毕业生独自开了一场演奏会，弹得很像样。两年前，毕业周是从毕业主日的讲道开始的，这在中国女学堂的历史上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别的教会学堂如今也开始效法了。

以上写成之后，学校已买下一处极好的产业，约十五英亩，上面有一所三层的砖砌大宅，是一位已故的中国富人所建；中学的学生迁进新房子以后，拥挤的情形便缓解了。

中西女塾各部的工作里，恐怕没有哪一部结的果子比「附设班」更多——那是为已婚的妇女和年纪过大或程度太浅、进不了正班的女孩子办的。上学期许多用功的学生里，有上海社会党领袖的夫人，五个孩子的母亲。中国通行的大家庭制度，使做母亲的能够长时间离开孩子，因为家里照例有的是女眷肯在她不在时照管。附设班里若有学生有志读完全部功课，一经预备得上，就可以升进正班去。

紧挨着大楼的教士住宅，客厅壁炉上方挂着一位面容高贵的女子的画像。那是海淑德，第一任校长，她「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一八八四年美南监理会妇女部差她来华，八年之间，她祷告着、劳苦着，其中大半时候身子极弱，压得她抬不起头来。后来这所女学堂开办，用该会一位主教的名字命名，她久久珍藏的指望才欢欢喜喜地成了事实。

学问求最高一等，但造就基督徒的品格、训练人去服务，始终摆在第一位。「我要救我的同胞。」一个女孩子向她的外国教师倾吐心事时哭着说，「我在这里一读完，就要作传教士回我的家乡去，在那里教书，设法救那个地方。」基督徒中间通行的就是这种心气。每星期都有读圣经的学生和教师出去，给附近街上的孩子做礼拜。去年冬天学堂的礼拜堂里开过布道会。一位教士说：「但愿你能看见我们信教的女孩子怎样为还没信主的朋友出力。她们自己领的小祷告会，是她们最甜美、最圣洁的时光。她们祷告和作见证时那股热切劲儿，什么样的心肠都要被打动。」

那是美好的五月，美国圣公会的圣约翰大学发出请帖，要开一个盛大的庆典。下午早早地就有客人到了，因为节目单上头一项是两点钟的军操，谁也不愿错过。到了钟点，学生们穿着整齐的操衣在操场上集合，排好队受检阅。操演完毕，掌声雷动，大家赶到礼堂去听中英文的演说，并且看这一天最要紧的一幕：校友们为纪念校长卜舫济博士到任二十五年，把一笔可观的捐款呈给他，归学校使用。随后是校友的晚餐会；等暮色落下，宽阔的校园被无数中国灯笼柔和的光变成了一处仙境，灯笼一串串挂得很好看，从这棵树连到那棵树，从这幢楼连到那幢楼。焰火收了场。这个值得记住的纪念日，上海人不会很快忘记。

圣约翰大学连校园共占四十九英亩，无可争辩地是这座城里最富画意的一处地方。它在离市中心五英里的梵皇渡。再理想的地点是找不出来的；奇的是早在一八七八年买下这产业大部分的时候，那位主教竟有这样的远见，挑得这样好。

像大多数大事业一样，这所大学开头很小，一步一步地长起来。这桩工作实在始于一八四五年，从几所男孩子的走读小学堂做起；须知伦敦会的开路人虽是最先进上海的传教士，不久便有美国来的圣公会、长老会和美南浸信会给他们添了力。走读学堂长成了办得很好的寄宿学堂，其中最要紧的一所是给年纪较大的男孩子办的——七十个少年穷得连学费、膳费和衣服都由学堂白给。不久有人要求添设英文部，便添了。渐渐地有几个有志气的学生求着要读大学的功课；终于在一九〇六年，经华盛顿国会的一项法案，圣约翰正式立案为大学，得授学位。她的毕业生如今可以免试进欧美各校读研究科，而且她有一份光荣：送出国的学生比中国任何别的教会大学都多。各科合计，学生在五百人以上，他们缴的学费使这桩事业大体上近于自给。

去年市中心最热闹的一段开了一幢五层的砖楼，本身算不得什么稀奇，这一回却大有深意，因为它是基督教青年会华童部的总部。这样的房子在远东只此一幢；而这幢房子所代表的那种工作，世上大概没有哪里比上海更需要——在上海，男孩子的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数目字念起来往往枯燥，可是在这件事上，几个数目字能把一段了不起的进步扼要地讲出来。华童部开办还不到三年，头一次报告上记的是什么呢？会员七百人，在学堂里的五百人，自愿入圣经班的三百人，长住的宿生一百人，每天在会里吃饭的二百人，童子军四十人，童子军的教练是一位中国干事。全城的中国童子军合起来不下五百人。这个组织在中国人中间是很新的，可是可以称得上「轰轰烈烈地成功了」：孩子们就像鸭子下水一样喜欢它，它在数不清的地方给他们好处。青年会的童子军受的教导是：敬畏上帝，善待妇女、儿童、老人和牲畜，讲真话，讲诚实，有胆量，尽忠而不取报酬，对一切在上位的忠顺服从；他们讲究思想干净、言语干净、习惯干净——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一定成为今日中国急需的那种人。新的华童部大楼从上到下设备极好，同临四川路的青年会本地总会相通。

全国总会也设在上海，不过是租的房子。已经买定了一块合用的地皮，只等钱不那么紧了就动工。本地的总会是个不歇气的活动中心：日校、夜校开着各种实用的课程，有体操班、游泳班，有运动和阅书的会，有「影戏」、演讲、交谊会、圣经班和布道会。再忙的蜂房也想象不出来了。穆德和艾迪的布道大会是青年会领头办的；它发起了讲卫生、防疾病的卫生运动；它着手对付社会服务的问题，并且用一切可用的法子着重去做；它还把奥林匹克运动会带进了中国，连同它那使人焕发精神、增进健康的影响。凭着它那出色的科学演讲部，它接触到了用别的法子接触不到的人。总而言之，这个会是一根「带电的线」，是一股极大的向善之力。

主日崇拜会是青年会为着大批留学回国的学生办的——这些人回到中国，很容易脱了缆绳漂走。星期日下午五点有一场英文礼拜，来的人很多，常请路过上海的名人讲道。音乐由男女合组的中国歌咏团担任，很是出色。归国学生俱乐部是主日崇拜会自然而然长出来的。冬天里它不时在一家外国旅馆的客厅里开交谊会，有音乐，有谈天，有几样简单的游戏，还有点心，一晚上过得极愉快。男客一律穿西装，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女客则几乎无一例外地穿中国衣裳，这上头很见她们的眼光和见识，因为没有别的装束有一半这样衬她们。她们大多是幸福的少妇和年轻的母亲，但里头准少不了相当一批未嫁的女教员，或专教英文，或专教音乐、演说、体育、幼稚园，也许还有一两位女医生——总之是很可人的一群，这样的聚会也只有上海才凑得起来。

女青年会在中国比男青年会年轻，做的却是同样有成效的工作，只是规模小些。头一位干事是一九〇三年派到中国来的，专为在纱厂工人中间做工。可是后来觉得这个打法太慢，不如去争取上层和中层的人，把他们造就成基督徒的领袖，再打发他们出去向众人传道，结的果子要更大更久。所以现在走的是这条路，成效充分证明这样做是明智的。久藏于心的一个指望如今实现了：上海开办了一所全国体育师范学校。学校由一位经验很富的外国干事主持，另有一位中国干事襄助，她是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毕业生，在波士顿受的专门训练。师范学校的工作引起的兴趣，结果之一是新近成立了女子体育会，创始的会员二十六人。真是了不起！

学校的各班总是很受欢迎，尤其受早年没能上学的年轻已婚妇女欢迎。除了照书本教，还有刺绣、缝纫、速记和烹饪的班。中国女子很喜欢懂一点外国的烹调，尤其是丈夫在外国受过教育的；等到她们能把丈夫在西洋住时吃惯了的几样菜端上桌，那是她们很得意的时刻。头一个「科学中餐烹饪班」刚刚开办，来学的人热心得很叫人快慰。

最着力的是学生工作，不但在教会学堂里做，一有机会也在私立和官立的学堂里做。经学生干事主持的布道会，每年有好几百人信主受洗。去年开了六次夏令会，到会的人比从前多得多，那种真心悔悟的表现之令人鼓舞，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做这一大片工作的干事，合计三十三人：中国人八位，英国人三位，澳洲人一位，瑞典人一位，美国人二十位。关于这一班人，常听见有人说：「多么不寻常的一群年轻女子！」这话不错。她们灵性上深沉而真诚，学养广博，遇事有办法，眼光远、见识锐，以毫不动摇的忠诚推进着中国一桩独一无二的、能使人重生的事业——若没有她们，这事业大半就没有人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