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瞥

第一章乡下的牧师住宅

「不会吧，你不是当真的吧！」

「千真万确。是母亲亲口告诉我的。」回答的口气斩钉截铁。

说话的是两个孩子，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十岁，姐姐比他大三岁。他们正站在乡下一所牧师住宅的花园里。

「可是真的真的吗？你敢拿名誉担保？」莱纳德又问了一遍，仿佛姐姐刚才说的话，他怎么也不敢信。

「我说的话，向来就是拿名誉担保的；我还以为，谁说话都该这样呢。」西比尔·格雷厄姆答道，语气里带着几分骄傲。她这样急匆匆地跑来，把这么要紧的消息告诉弟弟，弟弟却不肯信她，她心里未免有些委屈。

「我们真的要去那儿了？真的能亲眼看见『辫子』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过日子，看见他们放的那些顶顶漂亮的风筝，看见父亲从前讲给我们听的那许多稀奇玩意儿？哎呀，这也太好了，好得不像是真的。」

「可它就是真的。」西比尔加重语气又说了一遍，「我敢说，我们没准儿还能看见茶树长在地里的样子呢——你知道，茶就是那么长出来的；我想，我们自己大概也要坐着轿子让人抬来抬去了。」她心里其实和弟弟一样欢喜，只是不像他那样一惊一乍。

正说着，母亲走了过来。「哦，母亲！」男孩嚷道，「多美的事呀！西比尔刚才告诉我了，可我不敢信她。」

「我就知道这消息会让你们俩高兴得不得了。」格雷厄姆太太说，「你们的父亲和我商量去中国的事，已经有些时候了，只是不等一切定当，我们不愿先告诉你们。如今样样都安排妥了，再过三个月就动身。」

「那就是八月里啦。」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

「哦，这多好呀！」西比尔叫道，「我顶喜欢我的父亲做传教士。他自己想必也欢喜吧，是不是，母亲？」

「他的确很欢喜，不过这欢喜里也带着些难过。我想，要离开我们这个可爱的小教区，离开他一向乐意做的那些事，你们的父亲心里会很舍不得；可是如今有一片更宽阔的天地为他敞开了，他能听从这一声召唤，是很感激的。」

「父亲一定会做得很好，母亲。」西比尔说，「不知道我在那边能不能帮上他一点什么忙？」

「西比尔，你老早就该发现了，」母亲慈爱地答道，「你随时随处都能帮上我们的忙。」

不过，西比尔和莱纳德听到的还只是这件事的一半，另一半他们还不知道。这一趟去中国，对他们来说并不全是美事，并不全是欢喜——尤其对西比尔：她天性多情，最怕说「再会」。原来他们姐弟两个只是被带出去走一趟——一趟游历，见识见识中国罢了；半年一满，就得回英国接着念书。

这时格雷厄姆先生唤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又剩下了。

到中国去做传教士，可不是一桩轻省的事。这一点格雷厄姆先生心里很清楚，因为他的父亲在他之前也到那边去过，虽说只待了短短一段日子。老人家在那里发现的事，后来许许多多的传教同工也都发现了：中国人自幼所受的教养，是敬拜偶像、笃信种种迷信，又极自负于本国的智慧与古老，把欧洲人一概看作野蛮人；要他肯坐下来听你讲一讲宗教上的道理，往往难得很。

十八年前，老格雷厄姆先生作为最早的一批传教士之一到北京去，他唯一的儿子那时刚考取了行医的资格，一同随行。过了一年，父亲去世，儿子随即回了英国；可他的心思变了，如今立意要领受圣职、进入圣工，不再行医——他在中国虽只住了短短一年，却看清了那里何等缺少恳切的牧者，他愿意去添上一个。为着实行这个志向，他进牛津读书预备；受了圣职不久便成了家，在我们如今看见他的这个小乡村里安顿下来，膝下有了一小群儿女。

这些年里，他时常想离开英国去做传教的工作，只是一直未能如愿，直到今天。

他的医学并没有白学。这个小教区虽小，地面却铺得很开；有些人家住得远，害一点小病也请不起医生来，每逢牧师上门来同他们读经祷告，能顺便从他口里知道自己这点小毛病是怎么回事、怎样才不至于养成大病，心里总是十分感激。

这一门学问，到了中国还要更加得用，简直是无价之宝。格雷厄姆先生知道，那里的人把医术看得很神圣；身上有病、巴不得治好的人，最肯让你进门——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灵魂病得多重。

这位传教士对中国话懂得不多，但凡有工夫总不肯丢下，如今到了中国也用得上。他要去的是南边，南边的方言与北边大不相同；不过官话——也就是官场上通行的话——全国各处都听得懂。

「怪不得父亲近来老翻那些书，书里净是留辫子的画儿和稀奇的风筝，怪不得他学一种没有字母的话。」等姐弟俩又剩下时，莱纳德说，「要不是我老在学校里，我早该看出来要出什么事了。」

「凡是父亲不愿意让我们知道的事，我不信我们能打听出来，任你多想知道也没用。」西比尔答道，「可这不是好得很吗？——只有一桩不好，就是得跟大家分别，还有我最要好的朋友莉莉·基思。那我可一点也不情愿。」

「我也一样要丢下我的朋友呀，」莱纳德说，「不过我想我们会交上新朋友的；再说你不是最爱写信吗。你从中国写回来的信，准是顶好看的，把我们见到的都讲给莉莉听；说不定母亲还肯给你画几张画儿夹在里头呢——你知道，她什么都画得出来。」

西比尔听了心里宽慰了些，因为她的确最爱写信，她也知道她那位朋友一定巴不得收到从中国来的信。

六点钟吃过饭，就是孩子们同父亲在一处的时光。父亲是个极忙的人，一天的时辰都得掰开来用；可这一个钟头整整属于家里人，除非有什么意外，这一分一秒他们都有份，也都要定了。

西比尔先下的楼。父亲正坐在一扇大凸窗边上望着窗外，脸色很凝重。她走过去亲了亲他，诧异地说：「亲爱的父亲，你看上去很难过。你不高兴去中国吗？」

他把她拉到膝上坐着。

「很高兴，我的宝贝，」他答道，「我不过是在心里想着将要说的那些告别的话。在这里说『再会』，我也会很难受——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这样蒙福，祷告又那样丰丰富富地蒙了应允。要离开老朋友，谁能不难过呢？」

「可是父亲，」她接着说，「看你的样子，你想的好像还不止这些。」

「大概我还想到了我不久就要投身的那件工作吧，西比尔，那是一副很重的担子；不过现在该轮到我问你了，你在想什么呢？」他这样问，是因为这会儿西比尔的脸色，正和刚才父亲的一样凝重。

「我想起上学期在学校里背过的一首诗里的两节，」她回答，「我看那准是写给传教士的。」

父亲便叫她背来听听，西比尔于是背道——

「你要在众水之旁撒种，

凡有天上甘露落下的地方；

只要不灰心，必有收成，

因为圣灵吹拂四方。

撒种吧，纵然荆棘刺伤你；

曾有一位为你戴过荆棘的冠冕；

纵然冷酷的世人轻看你，

也要忍耐，也要盼望。

你要在众水之旁撒种，

带着一句祝福，一句祈祷，

称颂那扶持你的手，

随处撒种，不要停了。

「做工吧！在荒凉无人的地方，

纵然没有人领你的情；

蓟草的绒毛随风飘去，

是神在引着它前行。

耶稣岂会责备你软弱，

岂会说你白费了气力？

你为他所传的那道，

终必回到他那里。

往前去吧！——心在天上，

力量就是你主的大能，

直到那荒凉无人之地开出花来，

沐在救主温暖的光里。」

「谢谢你，西比尔，」父亲说，「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做一个顶好的小传教士的女儿。」

「父亲，我们要去中国的哪一处呢？」她随即问道，「还是你从前待过的地方吗？」

「不是，方向完全两样。你知道，我上回在中国是在北边的北京，这一回要去的是香港，南边的一个岛；不过我们不直接去那儿，我想先带你们看几个地方，末了再上岸。」

「请等一等，父亲，」西比尔叫起来，「我去把我的地图拿来，你说一处我找一处。」说着就跑开了，一分钟后抱着一本地图册回来。父亲说一个，她就在图上找一个：上海、厦门、台湾岛、汕头、香港、澳门、广州。

「父亲，我希望你哪天把你还记得的北京的事，都讲给我们听听。」这时莱纳德跑了进来，凑到父亲和姐姐跟前。他刚才一直忙得很：先是软磨硬泡，求他的好朋友园丁帮着他在鸡舍里锯木头、搭鸡架，搭好了又拉着母亲去看他的手艺。「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像你从前讲给我们听的那样。」

「我尽力把记性唤起来，能想起多少就在船上讲给你们听。我想那时候我们大概有七八个礼拜没什么事可做，你们准巴不得听几个真人真事的故事消磨日子。」

「我巴不得明天就动身。」莱纳德接口说。这孩子身上，恐怕一点也没有我们称作「耐性」的那种德行。这会儿他又要母亲到鸡场去，看他搭的鸡架；母亲一向乐意分享他所有的乐趣和有益的营生，便很高兴地去了。

他们母子俩还没有回来，西比尔已经从父亲口里听见了「另一半」：她和莱纳德在中国痛痛快快玩过半年之后，就要回英国接着念书。这对她真如晴天霹雳——要她同父母长久分离，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她那双明亮的眼睛一下子噙满了泪。

「哦，父亲！」她说，「要离开你和母亲？」

「只是一段时候，我的宝贝，等你书念完了就好。你母亲和我都愿意你仍旧在原来的学校里念下去；等学校的日子过完，大约四年以后，我盼着能把你接到我们身边去。可怜的莱纳德还得再等得久些，是不是？」

「我现在不想去中国了，父亲。」西比尔说。

「哦，你想去的，西比尔，」父亲答道，「你不是顶喜欢你的父亲做传教士吗？」这句话是母亲转述给他听的。「还有，我的孩子，」他接着说，「你知道，像你母亲这样又好又疼孩子的母亲，要同儿女分别，该是多么难受的一场熬炼；如今主召我到异邦去做他的工，她正帮着我听从这召唤——你总不愿意让她看见你愁眉苦脸，好叫她更难受吧？哦，不会的，我知道你不会；你只会帮着我们，让我们更有勇气尽自己的本分。是不是这样呢，我的孩子？」

西比尔把脸埋在父亲肩上哭了；可一眼望见母亲从花园那头走过来，她赶紧擦干眼泪，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父亲用这样一个理由劝她收住悲伤，实在是聪明的法子；他知道，从此以后她会打起精神来帮父母的忙，决不再拖他们的后腿。

况且，离分别还有将近一年呢，她心里对自己说；这中间，他们还要同父母一道享受种种的快乐。

格雷厄姆太太给西比尔带来莱纳德的话，叫她去看那几个鸡架。西比尔立刻就去了，走过母亲身边时亲亲热热地吻了她一下。这一吻的意思是说：她已经知道了——还知道得更多。

于是西比尔又把一个消息转告给莱纳德；她说的时候，连他也看不出这消息叫她多么难过。不知道这一回，他是不是一听就信了？

第二章第一瞥

传教士一家已经上船启程，载着他们的轮船此刻正行在大海上。

在银钱上，格雷厄姆先生是不用发愁的。他是一位极有钱的人家的独子；父亲在去世前不久丧了妻，父亲一去世，那一大笔家产便全归了他。

「父亲，你不觉得也该讲讲老北京了吗？」开船几天以后，莱纳德说，「起先我没有问，是因为船上的东西还看不过来；如今四面八方除了水什么也没有，我们顶想听几个故事。请你开讲吧，要是不太麻烦你的话。」

于是格雷厄姆先生坐在甲板上，西比尔坐在他右边，莱纳德坐在他左边，依着他们的请求讲了起来。他讲的是那个他们不久就要亲眼看见的大帝国的一角，两个孩子听着，觉得有趣极了。「中国人，」他起了个头，「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古老到连他们这个朝廷是怎么起头的都无从查考了。」

「父亲，能不能等一等，先告诉我一件我忘掉了的事？这事你从前讲过。」莱纳德说，「『中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中国古时的名号叫『天下』，意思是『只在天之下』。中国的历史，是从那些神话般的年代开头的——他们说那是二三百万年以前，那时候除了他们的土地，天下别处都没有人住；众神在地上治理，地也是为众神造的。他们告诉我们，众神以后是神话里的帝王，个个是巨人，能行神迹，一活就是几千年。不过据信，最早越过中亚沙漠而来的那批人，是在挨着鞑靼地方的陕西一省定居下来的，中国如今这个朝廷的根基便打在那里。

「有些中国的史家认为，他们第一位真正的人间皇帝是伏羲，即位的年份早到公元前二八五二年。书上说他德行极大，百姓称他为『天子』——这个称呼直到今天还给中国的皇帝用着，有些百姓竟糊涂地以为皇帝真是天上来的。据说是他教会了百姓守法度、和睦相处，也是他创出了音乐和算数。中国人的确很早就懂音乐，并且把音乐列为诸般学问里顶要紧的一门。

「他们的管弦乐器至少有五十来种，有木头做的，有石头做的，也有金属做的；他们很爱奏乐，尤其爱拉他们那种胡琴似的家伙。我们的音乐，他们一点也不爱听。

「现在我们还得再往中国的史书里走几步。要说中国立国成邦，有凭据可考的，最早不过是大禹的时候——书上说他登位在公元前二二八五年；不过他同伏羲一样，也还算在传说时代里。传说时代之后是半信史时代；真正的信史时代，要从耶稣降生前八世纪的头几十年算起。

「一朝接着一朝地换下去，到公元前五百年至二百年之间，许多小国的王各据一方，彼此打个不休。末了出了一位凶悍的武人，名叫秦王政，他把这些人一一征伐、一一打败，大约在公元前二百年上做了整个帝国的主人；他管辖的地面，约莫是今天中国的北半边。他是那个叫作秦的朝代的头一位君主。接着他又掉转刀锋去打鞑靼人——就是我们在史书上称为匈奴的那一族的一支，他们那时不断侵入中国。这些人是极好的兵；我想如今每一个鞑靼人都得当兵。中国人怕他们怕得厉害，皇帝便想出一个法子来挡住他们：他沿着中国北边的边界，从头到尾筑起一道极高、极厚、极坚固的大墙。那墙是两道砖墙，相隔好些尺，中间的空当，一半长填的是土，另一半填的是石子和碎砖。墙上每隔一百码左右起一座方楼。有人说这墙从海边一直伸到最西边的陕西，长一千五百英里；麦卡洛克说是一千二百五十英里。它翻山越岭，跨水过河。墙面上宽得六个骑马的人可以并排走过。只是筑这道墙时手段极狠：皇帝下令，全国每三个做工的男子里就得抽一个来修墙，一文工钱也不给。

「这墙修了五年才完工，到如今已经立了两千多年。它叫作万里长城。」

「那它挡住鞑靼人了没有呢？」莱纳德问。

「没有。如今在位的那位小皇帝载湉，生在一八七一年，我想他正是鞑靼人的后裔。他的年号叫光绪，意思是『把祖上的光辉接下去』。」

「皇帝的位子，总是传给长子吗？」

「不是；一般是挑最能干、最好的那个儿子。秦王政仿佛把自己当成了整个天下的主人，自称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的意思；随后，为着显得这个朝廷是他一手开创的，他把凡是能证明并非如此的史书，自以为都烧光了，其实并没有烧尽——他死后，有些藏在人家墙壁里的书又被翻了出来。」

「筑那道墙，得用掉多少东西呀！」莱纳德说。

「是啊。据说长城用掉的材料，连中间填的土算上，够绕着地球的两条大圆圈各砌一道六英尺高、二英尺厚的墙，而且还有富余。墙上那些坚固的碉楼里都驻着守兵，凡是要紧的关口，都筑着坚固的城堡。」

「父亲，那墙有多高呢？」莱纳德问。

「二十英尺上下。墙上有砖石砌的台阶给步兵上，另有斜坡给马队上。」

「我很想看看中国的兵。」莱纳德说，「父亲，你见过他们操练吗？」

「有一天我看见一队炮兵练炮，这事我记得很清楚；不过我想，自我那时以后，中国的炮队又换过一批新的军械了。孩子们，你们大概知道，北京是——」格雷厄姆先生说。

「按人口算，」西比尔抢着说，「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城，人口比它多的只有伦敦，巴黎跟它差不多。」

「对；它有——」

「大约二百万人。」

「对。北京是耶稣降生前好几百年就建起来的，是一座很古老的城。『北京』这个名字，意思是『北方的京城』。燕国原来以北京为都，后来被鞑靼人灭了，北京便降成一座州府；到十五世纪初年，它才又做了中国的京城。中国的皇帝原是住在南京的，只因鞑靼人屡屡入侵，他们才迁到北边一省去，好更省力地把入侵的人挡在外头。」

「我记得家里饭厅壁炉前摆的那把中国伞上，」西比尔说，「画着一幅北京的图，旁边还有水；可我记不得北京是在哪一条河上了。」

「北京坐落在一片大沙原上，挨着通惠河——那是白河的一条小支流。这座城又分成汉人的城和鞑靼人的城，另有皇帝和他的近侍所住的皇城，还有一处是朝廷官员住家的地方。

「同中国别的城一样，它们四周都围着高墙。城的东南西北四面各有大扇的对开城门，往往还加上三重内门格外加固。南面那一道是荣耀之门，皇帝从这里出入，平时总是关着的。

「北京的城墙周围十六英里，三面各开两座门，另一面开三座，其中顶要紧的是鞑靼城南边的前门。门楼上有屋子，驻着守城的兵。

「北京的街道很宽；到了中国南边，我们会看见街道窄得多。街心是拱起来的，上面铺着一种石头，铺得又平又硬。我记得夏天里街上常常尘土飞扬，到了雨季又泥泞不堪。每条街的尽头立着一道木栅，日夜有兵看守。夜里九点钟栅门就关上，此后中国人若要过去，非得说出一个很站得住的理由，讲明自己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外头不可。

「北京街上的秩序，兵丁和差役维持得很好；遇上难缠的主儿，他们觉得有必要，便可以动鞭子。

「几条大街——就是从城这头通到城那头的干道——是全城仅有的通路。有几条街上种着树。住家都在小街小巷里，房子本身又常常围在墙里头。

「宝塔（你们知道，那是供异教神明的庙宇，造成塔的样子）、寺院、坟地，一概都在城墙外头；城里主要是做买卖的地方。」

「宝塔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莱纳德说，「因为家里摆过两座当摆设。我想，我们能懂得这许多事，全亏了有一位走过远路的父亲。」

「有几条街上热闹得很，」格雷厄姆先生接着说，「譬如哈德门大街，那里人来人往，挤挤挨挨，说话的嗓门都很大。街上支着篷帐，卖米、卖果子、卖各样东西；谁想好好吃上一顿，在哈德门大街上就能吃到，因为卖饭的守着炉灶，饭菜早已做得停停当当，只等人来买。另有些小贩把筐篓挑在肩上，里头装着货，一路走一路吆喝，让人知道筐里装的是什么。大车、马、骡子、独轮车、轿子来来去去，满地方仿佛都活了，全是买的和卖的。补鞋匠准在近旁，带着他那副能走路的摊子；铁匠也这儿一处那儿一处地支起他的棚子——那棚子有时不过是一把大伞——哪里对他和他的主顾方便就支在哪里。若是不想吃太实在的东西，还可以在汤摊上喝碗汤、吃个馅饼，解解乏。

「剃头匠也不肯让人忘了他是个多有用的人。他就在大街上，摇着一只小铃铛，告诉众人：谁要剃头、谁要梳辫子，他这就伺候。一个接一个地坐上那张早已摆好的凳子，剃头匠不但剃头、编辫子，还常常给主顾描一描眉毛，末了替他把衣裳掸干净。」

「父亲，中国人为什么要留辫子呢？」莱纳德插嘴问。他和西比尔都听得入了神。

「他们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就不得不留辫子，好表明自己服在征服者底下；可如今辫子成了体面的东西，一位中国的绅士，辫子越长越得意。有些罪大恶极的犯人要被剪去辫子，那是极重的刑罚，极大的羞辱。

「好了，现在你们想听什么呢？」歇了一歇，格雷厄姆先生问。

「我想听中国的铺子是什么样的。」西比尔说。

「中国的铺子大多是前脸敞开的。我们要去的地方，我想橱窗是极少见的，也许一扇也没有；不过北京的铺子有许多是装了玻璃窗的。中国是某一类铺子聚在某一条街上，各行各业大抵各占一边街面。铺子叫作『行』。有时候掌柜的就坐在门外，等着主顾上门。

「每一家『行』的门口都挂着招牌，招牌上用金字或彩字写着字号——那是一句吉利话，不是店主的名姓——再写明这铺子卖些什么。

「我想，」格雷厄姆先生一面说，一面从记事本里抽出一张画着招牌的小纸片，「这个我还没有给你们看过吧。」

「真没有！」两个孩子一齐答道，「那些字是什么意思呢？」

格雷厄姆先生又拿出另一张纸，指着上面写的解释给他们看：当中三个大字是字号，合起来的意思是「上天眷顾谨慎的人」；两旁几个小字写明这铺子做的是什么买卖——那是一家做坐垫和席子的作坊；末了一个字是「店」，意思是铺子或作坊，招牌上少了这个字就不算完备。

「到了中国，我顶想看看这些招牌。」西比尔说，「我想它们准把街道衬得很好看。」

讲到好些事情，格雷厄姆先生都拿他随身带上船的图画给孩子们看。

这会儿莱纳德又在看那张前门的画——「门」就是城门的意思。

「父亲，我留意到了，」他随即说，「这张画上的车子都只有两个轮子。」

「我在中国就没见过轮子多过两个的。」父亲答道，「不论是带篷的车，还是不带篷的车（不带篷的当马车用），一律两个轮子。常见的车都是木头做的，车厢搁在一根车轴上，车轴架在两个轮子上。中国很少用马和骡子，除非是赶远路或是驮运长途的行李。我还记得，中国的马和小马几乎用不着怎么牵。有时候连缰绳也不套，主人就在旁边走着，手里拿一根鞭子。我也见过极懂礼数的车夫：路上一遇见熟人，便从车上跳下来，步行着与对方错身而过。

「当差的人一般骑小马。不过中国人多得不得了——据估算约有四亿人——各家各户糊口养家都很吃力，所以能少养一头牲口就少养一头。种田的多半使牛；在中国北边，骆驼也用得很多。

「许多买卖是靠船做的。有些地方无水路可通，庄稼人又没有别的车马，便有推着独轮车送媳妇上路的，也有儿子这样推着爹娘出门的。中国许多地方能走车的路很少。」

「那我倒奇怪，中国人为什么不多修几条呢。」莱纳德说。

「他们修不起。要修路，就得把长粮食的地毁掉。」

「中国的河和海湾真多呀！」西比尔说。她又在看她的地图了，「我瞧见长城还跨过了黄河呢。」

「那是世界上第五大的河，」莱纳德接口道，「比它大的只有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尼罗河和扬子江；中国的大运河还是全世界顶大的运河呢。」

「我还学过，黄河的意思是『中国的忧患』。为什么这样叫它？」

「因为它改过道，给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麻烦。」

「那『扬子江』又是什么意思？」

「是『铺展开来的儿子』；这是他们最喜爱的一条江。」

地理是莱纳德顶爱的功课之一。

「中国的河名，为什么那么多以『河』字和『江』字收尾呢？」他伏在西比尔的地图上又问。

「这两个字都是河的意思——扬子江、黄河，都是河。中国人在河上使的船，什么样式都有。喏，孩子，这是一张中国帆船的画。你好好看看，看能不能瞧出点特别的地方来。」

莱纳德看了半天。「它的帆，」他答道，「像蝴蝶的翅膀。」

「对了；中国人的帆，有许多就是这么做的。」

「可我顶想看的是风筝呀。」莱纳德说，仿佛那帆又把风筝勾了起来，「顶稀奇的风筝是什么样子的？」

「像鸟，像虫，像走兽，像一群鸟，像踏在云上的神仙：什么都能扎成风筝。中国人扎风筝极巧，放风筝也极巧。我见过七十来岁的老人家放风筝，放得津津有味。莱纳德，你我顶爱的那些游戏——板球呀、足球呀——中国人可不大喜欢。」

「那他们喜欢什么游戏？」

「他们极爱毽子，只是不用板子拍，而是用头、用胳膊肘、用脚去踢。七八个孩子凑在一处踢，差不多每一下都踢得准准的。女孩子也踢，虽说她们的脚是缠过的。陀螺、皮球、跷跷板、掷环，也都是中国人爱玩的玩意儿和游戏。」

「我记得学校里有个女孩子有一只中国毽子，」西比尔说，「样子就像一只鸟。」

「父亲，请接着讲呀。他们还有别的什么消遣？」莱纳德问。

「我记得有一样是木偶戏，就在街上演，好比我们的『潘趣与朱迪』。戏里的画片是用线牵的，或是从后头牵，或是从架子上头牵；人从一块玻璃里往里看，那些景致就一一现出来。旁边站着一个人大声吆喝，还敲一面小锣，把人招来看戏。如今我想，今天我也乏了，也该敲一面小锣，散了我这一场西洋镜啦。」格雷厄姆先生笑着对两个孩子说。这两个孩子，仿佛怎么听也听不厌。

「好的，父亲，我们这就走，让你歇一歇。」西比尔站起来答道，「多谢你了。你知道，明天我们还要再来看这场西洋镜的，请你记着早些敲锣。」说着他们蹦蹦跳跳地跑开了，格雷厄姆先生这才得空去找他的妻子——她那时正在舱里躺着。

第三章中国的宗教

「父亲，今天能不能讲讲中国人的宗教？我知道他们拜偶像，可他们究竟是怎么信的呢？」第二天下午，「西洋镜」——孩子们一直这样称呼父亲讲的故事——一开场，西比尔就问。这天上午她一直坐着念书给母亲听；母亲还很受不住船的颠簸，一天里总得躺上半天。

「我尽力讲吧，」父亲答道，「不过我想你们听了大概会糊涂得很，因为他们的信条古怪得很。」

「祖父劝好了许多人信教吗？」

「实在很少。不过他是我们最早派到北京去的传教士之一，所以哪怕只成就了这么一点点，他也感激不尽。

「我记得有两个人，是从佛教里回转过来的，祖父为他们时常感谢神。一个是天津人——我们去京城的路上就是在天津上的岸。

「我们头一回见他的时候，这位好人还是个很说不上来的角色，正没心没肺地抽着他的烟袋；我父亲通过他的教习头一次同他搭话。你们知道，在中国的传教士都请着教方言的教习。」

「你也要请一位吗？」

「当然要请。且说这个人起先根本不肯听，还很恼我父亲多管闲事；可过了一阵，我们在北京又遇见了他，日子久了，他和他的妻子都信了，并且切切地盼着领洗。领洗之前，他们不但不再拜家里的偶像，索性把偶像毁了。不久前我听说，这人已经做了本地的传道员，给教会帮了大忙——他跟自己的同胞说话，自然是一说就懂的；他的榜样，也很容易把人引过来。」

「他叫什么名字？」莱纳德问。

「董善。」

「那另外一个呢？」

「李鸿。他年纪大得多。我记得头一天见他，他正坐在田里歇工；一眼瞧见我父亲，就骂开了，什么难听的话都有，其中『洋鬼子』三个字听得最多。我想他甚至还找石头要砸我们呢。你们的祖父向来是个极安静、极沉得住气的人，只把几本译成中文的小册子放在他身边，就走了。后来我们又常常见到李鸿；他虽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可我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到底也亲眼看见这个人归了正道。」

「祖父一定很欢喜。」西比尔说。

「他很欢喜。不过现在我想起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是我们从天津到北京路上的。我们坐的是两头骡子拉的车，一头在前，一头在后；夜里就歇在客店。客店里睡觉的地方，我想你们准爱听。那时是冬天，北京的冬天冷，那里的人夜里要取暖，就睡在炕上。我们住过的两家客店，炕的样式不一样，我两样都讲给你们听。

「一家客店里的炕，是砖砌起来的一个台子，比床大得多，好几个人可以一齐睡在上头。台子里通着一条洞道，一头是烟囱，另一头在睡觉前不久点上一小把干柴，火焰便从洞道里穿过去，从烟囱里出来。炕就这样烘热了，再在上面铺上毡垫。我们就躺在这上头，身上盖的是一种棉花做的被子。

「另一家客店的炕，是底下生一只小炉子烘热的；那炉子白天还兼做饭。白天把铺盖从炕上撤下去，有时在上面摆几张席子，甚至摆上几张小桌，炕就成了一张长榻——真是有用得很。」

两个孩子笑了。

「可我们还没听到宗教呢。」西比尔说。

「哦，先让我们再多听一点北京和天津的事嘛。」莱纳德说，「天津离京城有多远？」

「八十英里。你们知道它在哪条河上吗？」

莱纳德想了一想。「我想那准是条要紧的河，因为东西是靠它从海边运到北京跟前去的，是不是？」

「它只是一条次要的河，不过是直隶一省里顶要紧的一条。现在说它的名字吧。」西比尔翻起地图来。

「当然是白河啦。」两人一齐叫道。「我想河上一定来往得很热闹吧？」莱纳德说，「船多得数也数不清？」

「是啊，那里的船不少。我有一张白河上船只的画。」

「父亲，中国的船挂什么样的旗子？这儿我一面也没看见。」

「朝廷的水师分内河船和海船两种：内河船一千九百艘，海船九百一十八艘；水手有十八万八千名。水师的船一般在主桅上挂一面旗，旗上画着红道子，有时候挂的是三色旗。我想红色大概是取个平安的意思，因为红是中国人的『吉利』颜色。船尾上，我记得写着管这条船的官员的名字。」

「天津是不是有什么出名的事？」西比尔接着问。

「有；就是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同英国订的那个条约。条约里有几条是这样的：中国官府须保护基督教；英国臣民持本国领事发的护照，可以在中国境内游历或经商；女王可以在北京取得一块建屋的地基。」

「父亲，现在请讲宗教了吧。」她又说。

「好吧；不过我说的话你们得留神听，不然会听不明白。中国人多半不是奉孔教，就是奉佛教，或是奉道教，此外也有犹太教徒和回教徒。据信中国人从前原是真认识独一真神的；他们敬拜他们称为皇天、或称上帝——也就是至高主宰——的时候，那情形同古时候的族长敬拜神差不多，他们拜的就是神。

「可是他们把拜死去的祖宗这一套偶像崇拜掺了进去，几乎就把那位至高的主宰丢开了——我们知道，他是忌邪的神，一切敬拜都该单单归给他。

「耶稣降生前六世纪的后半叶，中国出了一位伟大而聪明的哲人孔子，他生在公元前五五一年。他著书、编书，书里都是极合道理的好格言，后来称为《经书》。

「他教导人说，凡在人之下的，总要顺从在上的：百姓顺从君王，儿女顺从父母；孝道要摆在一切本分的前头。他极想把百姓的礼数教化好；可是他把女人看得很低。孔教——这话你们也许不大懂——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门学问。奉孔教的人没有一定的礼拜仪式，也没有僧侣。玉皇大帝，就是那位至高的主宰，是他们的神；可是很少有人向他献祭，献的也不过几个人。

「孔子虽然极不赞成偶像，他死后，他的门徒却有许多拜起他来。

「奉孔教的人不信人死后另有赏罚，只以为善恶的报应就在今世：或富或贫，或长寿或短命，或健壮或多病。良心是引人走正路的，人做错了事，良心会告诉他。

「大官和读书人一般都奉孔教；学堂里的孩子也拜这位圣人的像或是牌位，据说他的魂就住在里头。

「凡是大一点的城，都有一座庙供着这位『大成至圣先师』。遇上大日子，还有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在这里献祭；北京的这两场大典，由皇帝亲自以大祭司的身分主持，朝中的大官从旁襄礼。孔庙里极少见到偶像。

「奉孔教的人受的教导是：人的本性原是善的，是天给的；罪是从魂同物质相合而来的。」

「父亲，请问『官老爷』是什么？」莱纳德问。

「就是中国的官员，分许多等级，每一级里又有许多人，薪俸都由朝廷发。每一省有一位总督，每一座城有一位知府，每一个村有一位管事的官，选出来管三年；这些人手下又各有许多属员。武官也有很多。朝廷要格外表示恩宠，便许文官武官在帽子上戴一支孔雀翎，翎子垂在脑后；帽顶上那颗珠子，看它的颜色和质地，就知道戴的人是几品。打仗极勇敢的兵，常常就靠着盼一支这样的翎子撑着一股劲儿。

「官同百姓之间算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虽说他们待百姓并不总像父母——他们要百姓一味地服从。」

「官做错了事，会不会受罚呢？」莱纳德问，「他们穿什么样的衣裳？」

「做错了事是会受罚的。我尽量记：我见过的那些做大官的，穿一件宽大的蓝绸长袍，上面用金线绣着花，长到脚踝，腰里束一条带子。外头套一件紫色的褂子，长过膝盖一点，袖子又宽又长，平常挽起来，不挽起来就一直盖过手去。」

「父亲，现在请接着讲宗教吧。」西比尔说，「你刚讲到奉孔教的人受的教导是人的本性原是善的。」

「是的。他们的敬拜差不多全归给祖宗；在他们看来，这种敬拜不过是把在世时该有的孝敬接着行下去罢了。祭祖的事，等一会儿我再细讲。

「你们不难明白，许多人拿孔教当宗教是不满足的，因为它填不满人心里那份属灵的饥渴；何况玉皇大帝，也就是至高的主宰——一般算作中国人所拜的最高的神——只有皇帝和朝廷才可以朝见。于是又生出一派来，开山的是一位叫老子的哲人，他生在公元前六〇四年。他以为人要修到完全，非得把自己同世人隔开不可；他隐居起来，一心寻求『道理』——这话你们大概不容易懂——也就是万物的因由与归宿。他的门徒称为道士。这位哲人在他的书里说：『惟有静、惟有观、惟有与道合一，德才成得了』——这里的『道』，兼指一个本原和一条路。他说，德就在于忘掉自己；人连仇敌也该爱；人活一世，该当所有的东西都不算是自己的。道士说：『道无形体，永恒常在；万物由道而出，就在那无声无息、无处不在的道里存留。』他们又说，惟有修得极有德的人才有福。

「老子如今被道士奉为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那三位合称『三清』。

「据说他一生下来就长着长长的白发，所以画他总画成一个老头儿，管他叫『老子』——就是『老小孩』的意思。中国人说，他母亲吃过天上来的食物；他一落地就往空中一跳，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说道：『天上地下，惟道独尊。』道教的这三位，据说住在最高的天上；道士从前花许多工夫去寻一种药水，以为喝了就能长生不死。他们中间有些人以为，把邪恶克服了，魂就能不朽。

「他们的道士往往很没有学问，百姓却信他们，请他们来做种种迷信的法事。」

「哦，父亲！他们信的许多事同基督徒差不多，连三位一体、连爱仇敌的本分都有了，到头来却仍旧是异教徒——这不是可惜得很吗？」

「实在可惜。不过西比尔，我们同异教的人见得越多，就越看得出：他们身不由己地要摸索真理，也确实抓住了真理的一鳞半爪，那些道理仿佛是宗教里少不得的。百姓常常请这些道士来驱赶邪祟、医治病人、同死人通话。」

「哦，父亲！我真爱这场西洋镜。现在请讲另一派的人吧。」

「那就是佛教徒了，他们也拜三位一体；说起来，道士的这个念头，人们认为正是从他们那里搬来的。早在公元前二百五十年，就有佛教的僧人从印度到中国来，不过这教并没有真扎下根，直到汉朝一位明帝把它引进来——那是耶稣降生后的头一个世纪，约在公元六十六年。据说这位皇帝在我主降生后六十一年做了个梦，梦见一位外国神的像走进他的宫里；因此有人劝他改奉佛教，他便派人到印度去请偶像和僧人。到十三世纪末，中国已有四千二百多座佛寺，僧人二十一万三千多。佛教的三位一体叫作『三宝』，就是三世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些偶像难看得吓人。佛教徒心里的天堂是涅槃，就是安息；说得更确切些，是寂灭。中国的佛教徒以为人有三个魂：一个随着身子进坟，一个进祖宗的牌位里受人祭拜，还有一个进地狱的十殿——人死后都要到那里去，照着在世上所过的日子受罚。从第十殿出来，便再回到人世，照着各人所该得的，或托生为人，或托生为走兽、飞鸟、虫豸；除非一个人在世时修到了某种完全的地步，那就升到最高的天上去，或许还能成神成佛。不过即便从西方极乐世界，魂有时候也还得回到人间来。倘若一个人在他所历过的一世又一世里都行得好，据说就能进到这涅槃，也就是寂灭里去。」

「多奇的信法呀！」西比尔说，「这么说，他们一点也不信灵魂不灭了？」

「不信。」

「我很想看看佛教的和尚。」莱纳德说。

「我敢说，你们到了中国会看见许多。他们聚在寺里同住，有时人数很多；那些寺院坐落的地方都很好看，四围是湖是园。寺里是许多小屋子，最要紧的那一间开着一座大门，门洞两边刻着字。」

「那些和尚是不是很好的人？」莱纳德问。

「只怕往往正相反；不过这也不希奇，因为中国的罪犯为躲官司，有时候就剃了头，混进佛门里避难。他们受戒的时候——有的受九条，有的受十二条——每受一条，就在胳膊上烧一个疤，好帮着记住。有几条戒律，同我们那些讲待人本分的诫命有些像。中国的和尚穿一件宽宽的翻领衣裳；做法事的时候常穿一件丝的或棉的黄袍——只有做法事时才准穿丝的。平时穿的是白色或灰色的衣裳，或者是一件宽袖的灰色长褂。和尚每月剃两三回头，剃得一根不留。他们以为把经文反反复复念给神佛听极有用处，念了多少遍，就用念珠记着数。我猜他们是用一种帚子来洒圣水的。佛门里有四条特别的戒，僧俗都守：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寺里和尚吃饭的斋堂很大，吃饭时都得坐好，好让上头的方丈看得见各人的脸。早饭和午饭都敲锣招呼，到时候要穿着灰褂子来。中国用锣的地方极多，每座庙里都有。主持的和尚一进来，众人便起立，合起掌来念谢饭的经。食物这样祝谢过了，还要拿出一些搁在外头，献给空中的飞鸟。吃饭时和尚不许说话；斋堂的墙上挂着板子，写着告诫的话，譬如吃饭不可太快，还写着寺里的规矩。」

「这一条你可受不了，莱纳德——你当初怕上学迟到，饭吃得那个囫囵劲儿。」西比尔说。

「中国人有多少个神？」莱纳德问。

「多得没法儿说。天朝的人（中国人常被这样称呼，因为他们管自己的国叫天朝）拜起神来也不大挑拣：譬如道士去拜本是佛门的神佛，佛教徒反过来也求道教的神。说实在的，这三教彼此借来借去借得太多，百姓又爱信什么就信什么，弄到中国人自己也常常不知道自己属哪一教，三教都算，或是哪一教也不算，随他们的便。中国的佛教一点也不是纯粹的佛教，被奉它的人搅坏了许多。」

「佛教是谁开的？」

「是印度的一位王子，品性极美，生在公元前六百二十年，称为释迦牟尼佛。他舍了荣华富贵，走遍各处，见着谁受苦就救济谁。他死后，他的门徒相信他变成了神，有三种不同的身。」

「请讲几个神给我们听。」

「有雨神、风神、雷神；有财神，做买卖的人顶爱拜；有贼的神；有雷母；有护佑妇女小儿的神，叫金花夫人，她手下十位侍女看顾小孩子，帮他们吃东西，教他们笑、教他们走路；还有酒神、火神、观音，有保佑水手的娘娘，有专管小孩子的女神，称作『娘娘』；有灶神，有麻疹的神，有痘神。奉孔教的人另拜两颗星，据说一颗管文章，一颗管丹青，前一颗称为文昌帝君。此外家家有自家的家神，还有管这一年的神，以及数不清的别的神。许多神本是从前活在世上的人，后来被奉成了神。

「多得真吓人！」西比尔说，「那么，大喇嘛又是谁呢？你还一点也没讲到他，那天我听见你说起过。」

「佛教还有一种，叫作喇嘛教，主要行在西藏和蒙古，北京也有信的人。大喇嘛，又叫活佛，就是这一教的头儿。」

「他是个活人吗？」

「是活人；不过据说他的魂永不死，所以他一死，那魂就过到一个婴孩身上去——哪一个婴孩，由僧人依着同前一位喇嘛相像的地方挑出来。有一天我看见一座喇嘛庙里做法事。」

「父亲，那个你有画吗？」莱纳德问。这些描述西比尔爱听得很，他却有些听腻了。

「有，我看那张画得很好。正当中对着拜的人，是一尊极大的佛像。庙的左右两边是小些的偶像。庙里有些神是不受人拜的，专管把门。前头点着香；右边的大和尚举起手来朝拜，众人向佛献上香棒和蜡烛。点着了供物，他们就磕头，把头往地上碰——这是中国人表示恭敬的礼节。拜的人一方一方地排着。

「还有一样我忘了讲：日头和月亮也是要拜的。在北京的时候，我到过一座月亮的庙。那天是秋分，傍晚六点钟要献一场极隆重的祭，京城里的贵妇人都聚在那儿点蜡烛。我是顺着一条长长的林荫道走到那庙前的，两旁都是极好看的树。庙很大；不过我留意到，来赴这场典礼的，女人比男人多。」

「我原以为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西比尔说，「若是聪明，怎么会信这么多神呢？」

「他们是被教成这样的。我想他们心里觉得非拜不可；除非真神的道理能栽到他们中间去，他们只好一直做拜偶像的奴仆。异教人里头较开通的，我想有许多只把偶像看作他们所摸索的那位神明的一个样子，并不真当它就是神；不过我怕那些朴实些的人，多多少少都对偶像存着极深的敬畏。再说，又有多少中国人，看上去简直像是什么教也不信的！」

「父亲，教中国人很难吗？」

「难的是在他们的话里找不出字眼来，把《圣经》里那些大道理清清楚楚地送到他们心里去；何况孔子管着他们的心思管了将近二十个世纪，他们不愿意听新来的先生讲道。」

「我真高兴《圣经》如今译成了中文，你还要带好些本出去。可是这些人该有多老呀！」

「中国人是极古老的一族，耶稣降生前七百年就有了文章典籍。他们极爱自己的国，也极以自己的国为傲。」

「道士和佛教徒信不信孔子的书？读不读？」

「大体上是信的，也读。」

「如今中国的基督徒多不多？」

「教会传道会在香港、福州、宁波、杭州、绍兴、上海六处总堂，现有本地信徒四千六百六十七人，领圣餐的一千七百零二人，其中本地牧师九位，本地的基督徒教师一百七十四位。整个中国合起来，归入基督教的有四万人。可是想一想，单这一个大帝国就有四亿人，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一——这四万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们会听你讲的，父亲。」西比尔仰起亮晶晶的眼睛说。在这孩子心里，除了自己的母亲，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人比得上她的父亲。

第四章中国的童年

「父亲，我忘了问你一件事。」大约一个星期以后，莱纳德说——这些日子他和姐姐另有别的事忙，所以没再来听中国人和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行事——「我忘了问，天朝的男孩子是不是也留辫子。我想我从没见过一张中国男孩子的画像。」

「有的留辫子；也有的人家只在孩子头上留一小撮头发，其余都剃光，一直留到八岁十岁上。有时候那一撮留得长些。我还见过女孩子在头的一边或两边各留一撮。」

「父亲，现在给我们讲讲孩子的事好吗？」西比尔接着问。

「我知道刚生下三天的小娃娃，手腕上常常拴一根红棉线，线上挂个符，我想是为讨个吉利，或是把邪祟赶开。满月那天头一回剃头；若不是当娘的亲手剃，便得请剃头匠来，剃头匠还得穿红的。男孩子在祖宗牌位前剃，女孩子在那位管小孩子的女神『娘娘』像前剃；这一天还要向娘娘献上谢神的祭。」

「祖宗牌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块木头或石头，用来代表死去的人。我跟你们说过，死人的一个魂据说要进到牌位里去；牌位受的祭拜越多，那魂据说就越有福。牌位上写着名号和字句，有时候一块牌位代表好几代祖宗。过了一定的年数（我想是到第五代），牌位就不再受祭了，因为到那时候那魂据说已经投到别的身子里去了。」

「谢谢父亲，这我懂了。」西比尔说，「剃头那个大日子，还有别的事没有？」

「亲友要给娃娃送礼：染色的鸭蛋呀、糕饼呀，还有别的东西。娃娃四个月上，又要谢一回『娘娘』，求她保佑孩子快长、睡得香、性子好。」西比尔和莱纳德都笑了。「这一天孩子头一回坐椅子。他的外婆——就是他母亲的母亲，照例要送他许多礼物——送来一种软软的糖，先放在椅子上，等糖粘住了，再把娃娃放上去坐；我想他的衣裳大概也就一块儿粘住了。」

「学坐椅子还有这样的规矩！」莱纳德说，「那头一个生日又怎么办呢？」

「又要向『娘娘』献一回谢神的祭，礼物又送来许多；还要叫娃娃坐在一堆东西前头：墨呀、笔呀、秤呀、铅笔呀、家什呀、书呀、果子呀、金子呀，父母高兴摆什么就在他跟前摆什么；他头一把抓着的是什么，就看得出他将来是什么性情、做什么营生。

「可是顶不好的还在后头。这可怜的小家伙一懂事，就有人教他拜『娘娘』和别的偶像，要他在像前跪下、举起小手来，旁边还点着蜡烛、烧着香敬神。所以他长大了把这一课学得烂熟，也就不奇怪了。孩子到十六岁上，算是童年过完了，还要行一回礼。」

「中国的女孩子念书吗？还是只有男孩子念？」

「我想中国有些地方是有几所女塾的，也有请先生到家里来教的；虽说有两三位中国女子以文才出名，那全是例外。除了教会办的学堂，中国给女孩子念书的地方极少。给男孩子念书的私塾，倒是遍地都是。」

「父亲，你进过私塾吗？」

「进过好几处，看见许多看上去很聪明的小男孩，功课做得极用功。有个小孩子叫袁淑，告诉我说他要把能考的功名都考到手。中国的孩子在上课的时辰里一句话也不许说。每个孩子有一张自己的桌子，桌子摆的样子叫他没法儿同旁边的孩子说话。小袁淑六岁上就进塾了。

「我进去的时候，另一个孩子正在背功课，背对着先生站着。中国的孩子背功课都是这样背着身子的，所以叫作『背书』。他们背的时候，先生就给他们记分。念功课的时候，他们是出声念的。年纪大些的孩子有更高一等的学堂可升。中国人一生顶大的指望就是考取功名，因为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路能给他们一个高贵的身分；哪怕是个庄稼汉，一旦中了，也就算是士人了。」

「到了中国，你带我去看一所学堂好不好？」莱纳德问。

父亲答应了他，接着又对他说：「做父母的挑先生挑得极仔细：这位先生不但要会教，还得算是个好人；要够得上这份差事，他自然得通晓古圣先贤的道理。孩子进塾的事一样样讲定以后，父母总要专为先生摆一桌酒请他。然后请算命的挑一个『吉利』的日子，让孩子头一回上学去，去时还要给先生带一份礼。凡是孔子去世或是下葬的那个日子，绝没有孩子头一回上学的。进了塾门，他先朝着孔子的神位——每一所私塾里都设着一座供他的龛——磕头行礼，然后恭恭敬敬地拜见先生，听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才走到自己的桌子前去。」

「中国的私塾放假多不多？」

「春节和秋天总是要放假的。此外遇上各样的节令，遇上父母、祖父母的寿日，要祭祖宗的牌位，要上祖坟，孩子们也都回家去。做塾师的往往是些在书本上苦熬过一场、却没能挣到高功名的人；不过有时候也有中了功名而情愿以教书为业的。中国的孩子犯了塾规，责罚得很重。他们顶怕的责罚，大概是用扫帚打，因为他们以为这一打会叫他们一辈子倒运。」

「他们头一回上学，」西比尔说，「是没有字母可学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字母。」

「是没有。他们要学的、要记熟的不是字母和单词，是一个一个的字。有些私塾先教孩子认名目，有些先上读书课，句句都是三个字。一有可能，就叫他们念《孝经》。」

「父亲，现在请给我们讲讲中国的房子吧。」

「有钱人家的房子四围砌着高墙，屋子好些间，大抵都在一层上。大城里也有两层的房子；不过中国人觉得住在地面以上『不吉利』。」

「中国人好像什么事都要分个吉利不吉利，」西比尔说，「这实在傻气。怪不得你老是不许我说那两个字。我想我往后再也不想说了；我从前倒是说得挺勤的，是不是？我不是有意打岔，父亲，请接着讲。」

「有些房子很大，也不能不大，因为同一族的好几房人常常同住在里头，各占一处。

「一所房子一般开三道门，当中那道是正门，通到会客的厅上，客人就领到那里去。我见过屋里墙上挂着白绸白缎，上面写着劝人向善的句子。堂屋的顶上垂下各式各样好看的灯笼，有的是用丝绳吊着的。家具主要是椅子、桌子、精致的屏风和橱柜，另有许多瓷器的摆设；中国人家里的扇子多得很。多数人家都有极好看的园子，便是穷人，也总想在屋子四围多留出些地来。许多房子还有廊子，中国人爱在廊下抽他的晚烟。说起来，中国的女人——连太太小姐们——也是抽烟袋的。我有一张画，画的是中国南边廊下的光景。」

「画上这些人是有钱的还是穷的？」西比尔问。

「有钱是算不上的，可也不算很穷。」

「父亲，那天你说中国人除了烟草还抽别的东西？」莱纳德问。

「抽鸦片。」

「鸦片是什么？」

「是罂粟的汁，熬成了膏，再兑上水煮。」

「你为什么说抽鸦片是那样可怕的事呢？」

「我把原委讲给你们听，你们自己判断吧。抽鸦片的人一捧起烟枪，天底下再没有别的事放在他心上；他多半要躺下来，好把这份受用领得更足些。他把烟枪凑在身边一盏小油灯的火上，把烟泡点着，再轻轻地把冒出来的烟吸进去。有的人在自己家里抽，有的人到那些专供抽鸦片的可怕地方去抽。我们要去的香港，多的是这样的人：连衣裳也添置不起，鸦片却成批地买。

「一个人若是定着时辰抽鸦片，哪怕次数并不很密，也照样会抽上瘾；到了该抽的时辰而烟没有到手，他便什么活也干不了，整天的工夫全花在想那杆烟枪、馋那杆烟枪上。这瘾有时候不到半个月就上了。起头也许不过为治牙疼吃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引出一大点，一大点——或者哪怕仍旧是一点点，只要按时吃——到末了就把人弄成个离不开鸦片的烟鬼：那就是说，这个人的身子坏了，什么活也干不成了。这时候他若把鸦片戒了，就要害病，疼得厉害，有时候一直疼到再抽上为止；他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形容枯槁，凄惨得很。有时候弄不到鸦片，人就死了。

「这些人明明在动手之前就知道鸦片会把自己害成什么样子，却还是甘心做它一辈子的奴隶。

「抽鸦片使有钱的人变穷，使老实人做贼；穷人为着弄鸦片，甚至卖自己的儿女。」

「父亲，他们就治不好了吗？」西比尔问。

「也请过大夫来帮他们，可大抵没有用。隔些时候也听说有抽鸦片的人信了基督，从此把这恶习胜过了，可这也实在罕见得很。孩子们，这件事教给我们什么呢？」

两个孩子想了想。「我想是叫人千万别沾上坏习惯，」西比尔说，「省得它越长越大。」

「对；而且它确实会越长越大。凡是我们很惯了的事，都会变成习惯；所以不论中国人英国人，不论大人小孩，养成好习惯都要紧得很。在年轻人身上尤其要紧，因为我们许多跟着我们一辈子、左右我们往后一生的习惯，都是小时候养成的。」

「真有人卖自己的儿女吗？」

「真有。还有些孩子孝顺到这个地步：为着父母好，连自己也肯卖。中国人为父母，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不肯做的。他们有一种迷信：父母若是病了，做儿女的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来掺在药里，病就能好；确实有孩子为这个从自己胳膊上割过肉。」

「要是在中国，」西比尔问，「有孩子对父母做出极可怕的事来，会怎么样呢？」

「儿子若是杀了父母，他要被处死，他的房子要拆掉，左邻右舍要受罚，教过他的塾师要处死；本地的知县也要受处分，本省的督抚还要降级。」

「这太不公道了！」莱纳德嚷道，「明明只是一个人做的事。」

「为什么要这样呢？」西比尔问。

「是要显出这人的罪有多大。塾师受罚，是因为人们以为他没有把学生教好。这自然极不公道；不过中国人的刑罚往往很残酷，许多犯人宁可死，也不愿受另外几样刑。判死罪的人也极多，有时候一年里多到一万。」

「这么说，孩子做了错事，倒要怪他的父母和先生？」

「他们的过失，常常算到教养上头去。」

「哎呀，莱纳德，那我们可得当心才是！你想想，我们做错了事，人家倒去怪父亲母亲！」

莱纳德这时急着要多听些中国的刑罚，父亲便讲了一件自己亲眼见过的事。

「小过犯顶常见的责罚，」他起头说，「是用竹板打。凡是他管辖底下的人犯了规矩，做官的就可以动板子。做父母的打儿女，儿女到三十岁也照打。从前中国的犯人要受极可怕的酷刑，譬如把手指头、脚踝夹起来，夹到招供为止；不过我想那些顶狠的刑，如今多半废掉了。还有一样很常用的，叫作枷：那是一副沉重的木头颈圈，当中开一个洞，把头伸出来。枷套在脖子上，一戴就是一个月到三个月，叫戴枷的人白天黑夜都躺不下去。人不关在牢里，就在街上待着，吃喝全靠亲友送来。」

「太不像话了！」莱纳德说，「我倒想在中国做个知县，把这样的狠心事革掉。」

「现在我要讲一场我亲眼看见的审案了。我记得那天走进省城的刑名衙门，只见推事坐在一张大桌子后头，桌上铺着红布。书办、通事、狱卒分立在桌子两头，只有推事一个人有坐的份儿。我到后不久，犯人被一条链子拖了进来，一进门就扑倒在推事跟前的地上。告他的罪名是偷了一位大官的东西。审的人以为这案子他一个人做不成，便问他是怎么下的手、同伙是谁。他不肯说。于是打；打了还是不开口。跟着又把他一只胳膊、一条腿套进一块板子里，弄得他走也走不成，坐也坐不成，站也站不成。他那背脊骨一定疼得厉害；一个人用链子拖着他走，另一个人举着鞭子催他往前。

「谁知那桩窃案他根本没有做过，他是替他的父亲顶罪投案的——他父亲叫王养随，才是真正的贼。」

西比尔听着，眼睛里含满了泪。

「他就白白受了这些罪？」她说。

「也有做儿子的甘心代父母去充军流放，事后还只觉得自己不过尽了本分罢了。」

「那这一回，真犯人后来查出来了没有？」

「查出来了；那父亲可怜他的儿子，自己去投了案。」

「他们没有放过他吗？」莱纳德问，「他儿子已经替他吃了那么多苦。」

「没有；他们把他装在一只笼子里，笼子上开着洞，让他的头和脚伸出来，人在里头坐不下、站不直。笼子四围写着字，说明他犯的是什么罪。」

「他关了多久呢？」

「这我没能打听到。不过他下笼子那一天，我看见他的女儿用筷子喂他吃东西。中国人吃饭一向用筷子——就是两根小棍儿，拿在一只手上扒饭吃，不用刀叉。她要走到他跟前，一定很吃力：她提着一只篮子，背上还背着个娃娃，而她的脚是缠过的；缠过脚的女人便是什么也不拿，也走不了多远的路。下等人家的女孩子照例是不缠足的，虽说也有缠的。这女人从前是个好人家。」

「中国的太太小姐们为什么要把脚弄得那样小？」莱纳德问。

「父亲，」西比尔插嘴道，「请你先讲完那个可怜的老人家后来怎么了吧。他偷了东西，我心里真难过。」

「我听说是穷得没法儿，才起了这个念头，事后他把自己犯的罪痛悔得很。他在笼子里关了多久，我始终没能打听出来。不过我实在觉得，今天这场『西洋镜』该收场了。」

「等你讲完缠足的太太小姐们再收吧，父亲。我想这点工夫你还有的。」

「中国女人的脚，若不去缠它，本不会比别的女人的脚小，说不定还没有人家的小呢。」

「『缠』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布勒紧，把脚弄小。」

「那得多疼呀！」

「确实疼。女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拿布条把脚紧紧缠起来：先把布头搭在脚里侧，绕过脚趾，从脚底下兜过去，再绕到脚跟，一圈圈缠到脚趾头被拗到脚掌底下为止；脚掌上便陷下一道沟，脚背反鼓了起来。缠上一阵，再把脚泡在热水里，有时候会掉下几个脚趾头。每回把布条解下来，随即换一条新的，扎得更紧。头一年，可想而知，疼得厉害；过了两年，脚就麻木了，不再疼了。所以你们明白，中国的太太小姐们走路是极难受的；要走远一点的路，便由女佣人背着去。」

「中国做父母的都这样糊涂，非把女儿的脚缠上不可吗？」

「有少数人有主见，敢破这个规矩；鞑靼的妇人则一概是天足。如今广州和厦门的士绅还办起了不缠足会。」

「我倒想不出，最初是谁想出这个法子来的。」西比尔说。

「有人说，起初是为着帮做丈夫的把妻子留在家里；也有人说，是为学一位皇后——她的脚有残疾，便用布缠起来。不论当初是为什么，我们都只能极力盼望：这样残忍的风气早早地、干干净净地革掉才好！」

「我很想看看太太小姐们让下人背着走的样子。」莱纳德说，「那准有趣！」

「快了，你就要看见了。」父亲答道，「我们在海上已经走了六个礼拜，船长说再过十天就该到上海；所以我想还是不讲了，剩下的让你们自己去看吧。」

「我想还可以再来一场『西洋镜』，」西比尔说，「听听我们喝的茶叶是怎么来的。我想这个我们该在上岸以前就知道。」

传教士笑了。下一回两个孩子很想看「西洋镜」的时候，只消稍稍撺掇几句，他就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让他们看个够。

第五章茶商来耍西洋镜

「好吧，今天要讲的是茶。」格雷厄姆先生一开口就说，「可万一我对茶一窍不通呢？那可怎么办？我只知道茶出在一种常绿的树上，有点像香桃木——这点学问可不算多，是不是？不过孩子们，等一等，」他接着说，「今天要让你们上一堂正经的课。」说着格雷厄姆先生就走开了，不多时带回来一位同船的客人——一位茶商，今天这场戏就由这位好心人来掌镜。

「你们讲到哪儿了？」茶商在这一家子中间坐下来问。父亲、母亲、两个孩子都在，因为这一天格雷厄姆太太也来看「西洋镜」了。

「讲到茶是一种常绿的树，有点像香桃木。」西比尔笑着说；大家都跟着笑了。

「这么说，全得由我从头讲起了。且说茶树栽下三年才有收成，一年采三回：头一回在四月中旬，第二回在夏至前后，第三回在八九月里。我想就从这儿开头，总可以了吧。采茶要极小心，一次只许摘一片叶子；而且一棵树上绝不可摘得太光。采茶的多半是女人和孩子——虽然也不尽然——动手以前一定得洗手，还得懂得只摘中等大小的叶子，把大叶子留在树上承露水。叶子摘下来丢在筐里，筐装满了，就用一根竹扁担挑在肩上担走；中国人搬东西，常常是这样担的。茶树是『花之国』顶要紧的一样出产。茶的种类你们知道有好几样，我想还是讲讲你们平日喝的那一种——叫作工夫茶的——是怎么做出来的吧。叶子先摊在露天里晾干，然后由工人用脚踩，把见过风、晒过日头之后还留在叶子里的潮气挤出来；随后再堆在一处，夜里拿布盖上。就这样搁一夜，怪事便出来了：叶子自己发起热来，绿叶变成了黑的或褐的。这时候它香得多了，味道也变了。

「下一道工序是搓叶子：把叶子放在两只手掌中间揉搓，搓得又卷又皱。搓成这个样子，再拿出去晒；若是遇上下雨天，或是天色要变，就架在炭火上烘。

「叶子摊在一只筛子里，筛子搁在一个篾架当中，架下的炉膛里是烧红的炭。有人把叶子翻动均匀，让它们热得一样透，这就可以卖给城里茶行的老板了。老板买去，又要上一回火，再筛一回。

「筛过以后，由妇女和姑娘们把坏叶子、茶梗从好叶子里挑出来。她们坐着，面前摆着一筐筐叶子，两只手极仔细地把筛子没有筛掉的坏叶、茶梗一一拣出来。轻飘飘没用的叶子再同又沉又好的分开，好的便装进糊了纸的箱子里。」

「熏香的珠茶又是怎么回事呢？」格雷厄姆先生问。

「哎呀父亲，你也有要问人的事，我可太高兴了！」莱纳德说，「先前你像是什么都知道似的。」

「熏香的橙黄白毫，」茶商答道，「是把叶子同茉莉花掺在一处，熏出香气来的；熏够了，再用筛子把花同叶子分开。熏香的珠茶，就是拿这种橙黄白毫的一部分叶子做的。

「在广州做出来的叶子，是黑的或褐的，微微带点黄或带点绿。鹤山一县有一大片山，山上长的茶叶常常运到广州去做珠茶，做法是这样的。不过我倒想知道，莱纳德晓不晓得那个『山』字作什么讲？」茶商说到这里岔开一句。莱纳德是晓得的，他在地理书上见过，「山」就是山岭。「一间茶行里，」茶商接着说，「摆着许多锅，每口锅里放十七八把叶子，洒上水，用手拌匀。叶子一软，就装进粗布口袋，扎得紧紧的，看上去像一个个大球。

「几个人扶着木杆，站在这些口袋上，把它们在地板上前前后后地推。每只口袋里的叶子就团成一粒一粒的小丸子，那就是珠。

「从细叶里拣出来的粗叶，这样做成珠茶、好好地焙过以后，倒进木槽里切成几段；我们叫作珠茶的，就是这些碎段。」

「多谢多谢，」格雷厄姆先生说，「这些我一点也不知道。」

「做茶叶买卖的人，买进卖出以前，总要亲口尝一尝，试一试成色，这上头顶讲究。

「装船运走以前，还要极仔细地过秤；譬如我自己，就总要坐在旁边看着过，把数目一一记下来。」

「茶叶大概不会用独轮车运吧？」莱纳德说。他听人讲过独轮车上还能扯起帆来，心里觉得有趣极了。

「我倒没见过，」茶商答道，「不过你既然对独轮车有兴致，或许爱听我在中国见过的一辆。那车上运的不单是货和称货的秤，连货主一家子也坐在上头。这一家子给我的印象极深。车主在后头推，前头一头驴子拉，驴背上骑着个男孩；车上除了赶集的货，还坐着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我想这一人一驴担的分量可不轻，可是两个都干得欢欢喜喜、心甘情愿；车子当中扯着一张帆，把风兜得满满的，想必帮了他们大忙。

「那驴子不用缰绳赶，全听驴背上那孩子的吆喝。孩子手里拿着根棍子，却用不着打，只不过隔一会儿往空中扬一扬。有时候孩子还跳下来在驴子旁边跑。反正怎么都行，这头小畜生肯出力，同它主人一样，一心只想把活干好。这一行人里还有一条狗。

「那人告诉我，他是真心疼这条狗，给它『多多吃』——就是让它吃得饱饱的；他还说，自己这点家业全亏了它，因为这狗有一天自己上门来，从此就留在他家里了。

「有生狗上门来住下，中国人看作是给这家人带来福气；可要是来了一只生猫，那就是凶兆。」

两个孩子都笑了。

「这个人待他的狗确实很好，他的同胞里也有几个是这样的；可是唉！唉！中国也同别的地方一样，多少可怜的忠心小狗，过的日子实在说不上快活！」

第六章小珠和五儿

再不用听人讲中国有些什么可看的了，再不用猜天朝的人是什么模样了——西比尔和莱纳德已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人就在上海，同这里的居民打了照面。

上海看上去忙忙碌碌，实际也的确忙碌；不过这座城本身算不上十分要紧，它近来的兴旺，说到底是因为开了港，通了外国的商。格雷厄姆家的箱子要在海关过关，这海关的房子在两个孩子看来又古怪又好看，同他们从前见过的全不一样；外头人声嘈杂，说个不停，一句也听不懂。苦力们扛着一包包丝和茶来来去去；西比尔一心想看的轿子，这里也现成地摆着；莱纳德的眼睛往哪儿看，仿佛哪儿都是「辫子」。

可是那些船！看船是他顶爱的事。上海城坐落在吴淞江上——那是扬子江的一条支流——正在两水相汇的地方；这座热闹的商城前头，泊着一百来只船。住在这里的许多人家，都有自己的帆船，在河上安着一个小小的家。上海有几处很好看的房子，我们这一行人就住在其中的一处——是去拜访另一位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在上海的三天都住在那里。

有些临河的城镇上，能看见浮在水上的客店。人出门多半得走水路，而中国的城门夜里九点以后不许开着，所以来得太晚、进不了城的人，全靠这种客店。店里点着灯笼，浮在水上很是好看。离开上海以前，有人带西比尔和莱纳德上一家大水上客店去看了一趟，两个孩子都高兴得很。莱纳德急着要知道这座城通洋商通了多久，人家告诉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那一仗从一八四〇年打到一八四二年，英国人占了中国好几座城，又攻下湖北的镇江，正往南京进兵，中国人求和，于是订了一个条约：除广州以外，厦门、福州、上海、宁波几处口岸也向英国人开放，英国从此可以派领事住在这几座城里。

上海的中国人待外国人很有礼。招待格雷厄姆一家的那位好心传教士，趁他们短短几天的工夫，尽力带他们看各样新鲜的景致，他们玩得很痛快。西比尔和莱纳德忍不住留意到，路上戴眼镜的人多得出奇；人家告诉他们，中国人害眼病的极多，那些戴眼镜的——有的眼镜大得很——往往是眼睛有毛病。

「有一件事我怎么也想不通，」有一天莱纳德对西比尔说，「就是我们至今见到的人，喝茶都不搁牛奶、不搁糖，好好的茶全糟蹋了；父亲说中国人喝茶一概如此，还把牛奶叫作『白血』，只拿它当药用。」

「那样的茶我们可受不了，」西比尔答道，「咱们是要多搁牛奶、多搁糖的。不过我敢说，在他们看来，倒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搁进去，才把茶糟蹋了呢。」

去看了看稻田，逛了逛，又看了一阵装米装货运走的船，格雷厄姆一家便又该上船了。

轮船一里一里地离开上海，我们不难想见两个孩子怎样瞪大了眼睛，望着那口岸在远处的样子；也不难想见船出了江苏省界，西比尔怎样翻着她的地图，要看下一处停靠的是哪个口岸、属哪一省。

那是浙江的宁波，不过他们没有上岸；再下一站福建的福州，他们也没有上岸。他们打算上岸的是同省的厦门：他们的父亲在那里有一位做传教士的朋友，来信请他们去住几天，或是住一个礼拜，由他们方便。离开上海约莫四天以后，他们果然在那里上了岸。

「谁能想到，」有一天在船上西比尔说，「我们真的会走在黄海上呢？如今想来还是好得不像真的。」

「我从没见过有人这样爱盯着别人看的。」初到厦门时，莱纳德心里想。

那时他和西比尔正被当地一群人细细地打量着——在中国被人盯着看，莱纳德还得慢慢习惯。

「父亲，」后来他说，「我不懂为什么这儿那么多人头上包着布？在上海我没留意有人这样。」

这是什么缘故，格雷厄姆先生也不知道；后来有人告诉他们父子俩：厦门的男人当初被征服者逼着留辫子，便用包头巾把辫子藏起来，从此再没有丢掉这个习惯。又有人告诉莱纳德，说这里的人是好兵；莱纳德说，他看他们的样子也像。厦门人有一桩事很惹眼：各家各户的孩子，仿佛清一色都是男孩。这里的居民有许多极穷，挤住在肮脏的屋子里，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格雷厄姆太太到中国没多久就看出来了：干净不是中国人的长处。西比尔在厦门人那里买了几朵很好看的假花，是他们自己扎的。她听说，他们扎花主要是为了摆在坟上。

同别处的中国人一样，这里的人也极迷信。四处能看见大块的花岗石，他们把这些石头看得很神圣，当作善神敬着。格雷厄姆一家在一块石头上看见刻着字，讲的是本地的一段掌故。

这地方花岗石大概很多，因为庙宇和寺院多半建在高处，就夹在这样的石头中间。

到厦门的第二天，西比尔看见一个名叫珠的十一岁小姑娘被她自己的爹娘摆出来卖，心里难过极了，也惊骇极了。她的身价只有十块钱（合一英镑）；为着这么一点点钱，做父母的就肯把她卖给随便哪个肯出这个价的人。他们穷得很，再也养不起她了。她有四个姐妹，只有两个兄弟；顶小的那个吃奶的妹妹，当天晚些时候就要由她父亲按在一盆水里溺死。这样的事他们从前从没做过：这一对夫妇养了五个女儿，却一个也没有杀过，虽说他们的街坊里有许多人，把女儿一生下来就弄死，全不当一回事。可如今这男人病了，挣的钱又那么少，他们便下了决心：这一天就把两个女儿都打发掉。那母亲安慰自己说，这吃奶的孩子若是活下来，将来横竖也得卖，不然就得在穷苦里长大。

做父母的都觉得儿女非成亲不可，有时候孩子还很小，就把他们卖了，或是送给亲友，将来给这新主人家的儿子做媳妇。

若是卖，一般是活一岁值两块钱；这样五岁的孩子能卖十块钱。眼前这个摆出来卖的小姑娘已经十一岁了，所以可怜的小东西，这价钱还不到一半。厦门还有些小姑娘，几个铜板就摆出来卖过！

一个做母亲的，竟会情愿杀掉或卖掉自己的小孩子——这在西比尔看来不可思议，在我们看来也一样；可是在中国有些地方，人家一穷，这两样事都不算稀罕。便是过得去的人家，若是女儿多得不耐烦养，有时候也把小女孩弄死——不单厦门如此，附近别处也如此；甚至有些太太小姐，也会叫人把自己可怜的小女儿弄死。

「他们为什么不把男孩也杀掉呢？」西比尔听完这些事，问道。

「因为男孩长大了能挣女孩挣不来的钱；他们不但能养活年老的爹娘，还能祭祖宗的牌位，把这一姓的香火接下去。」

「我看女孩子也一样做得到呀。」

「就算她做了，人家也觉得没多大用处。」

原来就在格雷厄姆先生到厦门的前一天，本地一位守寡的太太才把自己吃奶的小女儿弄死，随后穿着孝服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同她的小姑子商量家事；那小姑子还觉得她做得很在理。在中国，杀一个女儿，几乎算不上什么罪过。寡妇的孝服是一身白，头上扎一条带子；白色在中国是最重的丧服。

格雷厄姆先生正站在旁边，一个要买小珠的人上前来了，手里攥着十块钱；传教士却抢在他前头，通过一位已经请下的教习，向那父亲提出：出两倍的价钱，请他索性别卖女儿，把她交给自己做个佣人。那父亲迟疑起来，仿佛宁可把孩子干脆卖给随便哪个中国人，也不情愿交到一个外国「野蛮人」手里。可这笔钱到底动了他的心；他虽然弄不明白：收了钱怎么珠还不算整个归了买主，却也像是满意了，尤其是教习向他讲明：这孩子不是做奴婢，做了活是要给工钱的。小珠得着这样一个好去处，是有福气的；那吃奶的妹妹也救下来了。传教士说：只要他肯留下这孩子，每星期给他一笔钱贴补她的口粮，直到他身子养好为止。这一对父母其实是真疼儿女的，如今能把吃奶的孩子留下，都欢喜得很——虽说那是第五个女儿。她的名字叫五儿，就是第五个女孩的意思。

用新主人给的钱，不多时就把小珠打扮得整整齐齐；她那可怜的母亲藏着几串珠子，这时也翻出来给她戴上。珠才十一岁，穷苦和操心却已经在这小人儿脸上添了些同年纪不相称的老相。中国的孩子从十岁到十六岁——一般到这年纪就该说亲了——额前要剪一排刘海，珠这时就留着这样的刘海。到出嫁以前，刘海还得重新留长。

那天晚上，小珠被送到格雷厄姆先生那位同工的家里去；在厦门剩下的两三天里，她就住在那儿，做西比尔的小丫头。虽说珠是住到外国人家里、住到她父亲心目中「野蛮人」的家里去了，我们却不难想见：她这一辈子还没有这样快活过。格雷厄姆先生告诉她的父母，等他们到了香港，他要送她进教会的学堂。

「那父亲竟要亲手弄死那吃奶的孩子！」西比尔说，「他怎么下得了手呢？」

「这正是怪处；不过下手的一般都是父亲，因为别人插手，是要受罚的。」

第七章莱纳德在台湾的壮举

十一月中旬光景，离开英国十一个星期以后，格雷厄姆先生一家从厦门渡海，来到了美丽的台湾岛。

如今同行的人又添了三个——那位教习、一个中国女佣，还有小珠；小珠已经显出她真是个得用的人了。

出门若只是坐着走，那是没有多少趣味的；不肯往高处爬，能看见的景致连一半也看不着。格雷厄姆一家立定主意要玩得痛快、要尽量多看，所以一到台湾的打狗港，就爬上一座很高的山——那山叫猴山，因为山上住着许多猴子——爬上去果然没有白费力气，从高处把港口的进口看了个清清楚楚。山前有几所欧洲人的房子，是厦门英国商人的产业。打狗港是很难停船的一个港，一年里有六个月因为风向不顺，不能通商；风潮顺的时候，船只便从港口的几块礁石中间穿进来。只有北边的水深到能让商船通过。莱纳德在这里看见人捕鱼，那法子同他从前见过的全然不同：他们在水里跟在网后头走，网使得极灵巧；他多想自己也能下去同他们一块儿捕鱼。

台湾靠条约开放通商的口岸共有四处，打狗是其中之一，另外三处是基隆、淡水和台湾府。

台湾正如它的名字所说，是一座极可爱、极入画的岛。最早把它介绍给欧洲人的是西班牙人，他们管它叫「福摩萨岛」，在他们的话里就是「美丽之岛」的意思。打狗一带草木葱茏，尽是热带的气象，棕榈树尤其显眼。中国到处都用的锣，这里也用得很多；别处的人怎样把东西挑在肩上走，这里的人也怎样挑。不过格雷厄姆先生到这岛上来，本是专为去拔马——那是一族土著聚居的头一个大村子，中国人管这一族叫平埔番，意思是「平地上的生人」——所以他尽快往那里去了。一路上的景致很美，棕榈和竹子在道上投下浓荫。

虽说已是十一月，这里的天气还热；穿白布衣裳的女人正在田里辛苦做活。台湾的女人有许多是缠过足的，孩子们多半在脖子上挂着符。

平埔番从前住在肥沃的平原上，后来贪得无厌的中国人把他们从那片富饶美丽、原属于他们、更早属于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赶了出来，他们才躲进深山险处，在那里安了家。

西比尔和莱纳德很喜欢拔马的人，觉得他们的相貌和举止都很好看。虽然也有人盯着这几个外国人瞧，还笑话他们，却有许多人愿意好好地款待他们。有一个女人留他们住了一夜——那是个心肠极好的女人，有一个可爱的小娃娃，屋子又干净又舒服。她是个基督徒。

在拔马，格雷厄姆先生看见一座小小的基督教礼拜堂，是当地人自己盖起来、又自己维持着的。平埔番很会盖房子，田里的活也做得多。他们对荷兰人念念不忘，情意很深；荷兰人从前是他们的主人，后来被一个中国海盗赶出了台湾。

平埔番的屋子——竹子搭的小房——建在三四英尺高的台子上，样子很入画。先用竹子扎成架子，架子中间穿上苇秆做横条，通身厚厚地糊上泥；房子随后再用石灰刷白。屋子四围围着一圈带刺的枝干，替它遮着阴；屋顶常常用晒干的树叶苫着。台湾的东西差不多样样是竹子做的：桌子、椅子、床、水桶、量米的斗、坛子、帽子、烟袋、筷子、杯子、纸和笔。平埔番的住处，许多是在一块四方地上盖成三面，当中留一个院子，一家人有时候在院里消磨晚上的工夫。到九点钟光景，当地人便成群地聚到这里来，天冷就生一堆火。老老少少常常在地上围成一圈，盘着手坐在一处，一面抽烟一面说话。狗也常常围在他们四周。这些人爱唱歌，却不弄乐器。西比尔一见他们就说，这正是她喜欢的那一种人；不过这话是在她听说他们吃蛇吃老鼠以前说的。女人的头发很多，像顶冠冕似的盘在头上。她们都不涂脸。有些男人衣裳很破。平埔番的眼睛仿佛个个又黑又好看。各村的人不一样：同中国人来往多的地方，穿得好些，却不那么和气。这一族看来是极老实的人。

平埔番归中国的官府管。他们中间也有像中国人一样被鸦片毁了的。这些土著分成好几族，说的话各不相同。其中有一族顶野，极好斗，逮着机会就杀中国邻人来吃，全不当一回事，所以人人怕他们。这一族西比尔和莱纳德可不愿意去拜访，因为他们也恨欧洲人。

台湾这座岛的美是很壮阔的，格雷厄姆太太越看越着迷，在这里画了许多好看的小画——有的留给自己，有的夹在西比尔的信里寄回去。西比尔也很喜欢这地方；「不过她要是看见了」莱纳德那天同父亲在山里闲走时看见的东西——那天西比尔陪着母亲写生，自己也很像样地试着画了几笔——「她准会马上就想走。」

台湾有山洞。那天他们正一路走一路探看几个洞，莱纳德走在前头，格雷厄姆先生、教习和一位本地的向导跟在几码开外。忽然这英国孩子看见两条大黄蛇缠在一根伸出来的树枝上。别人都离得远，没有看见；头一条蛇把它那可怕的脑袋伸了出来，朝他嘶嘶地吐信。这勇敢而沉得住气的小家伙手里正拿着一根棍子，便使出浑身的力气朝这索命的对头打去，打得又准又狠，下一刻便痛痛快快地看见那蛇顺着岩石一滚一滚地跌了下去。可是后面那一条——虽比头一条小些，也有六英尺来长——转眼把身子在树枝上一绕，把头伸得几乎够得着莱纳德了；就在这一瞬间，那位少年向导和格雷厄姆先生赶到了。那孩子是惯见这种阵仗的，立刻给了蛇一下，打得它失了准头；于是众人得以安安稳稳地走了过去，心里只有感谢。

西比尔听说了这场遭遇，为她的小弟弟骄傲得很；不过正如莱纳德所料，她一听说台湾有蛇，便也很庆幸：两天后他们就要离开这岛，动身往汕头去了。

那天晚上过得很有兴味：一位在台湾住过些时候的英国先生来拜访住在领事馆的格雷厄姆一家，大家彼此谈起各自的见闻。他说他见过不少，也做过不少；对莱纳德的这番勇举，他更是赞不绝口。

他告诉他们，他四处游历的时候到过拉垄村，那村子坐落在一条大河最窄的地方。到了雨季，这里的水涨起来，漫过一大片河床，在陆地上冲出一条新路，朝东边的平原流去。河床四围都是高山，急流的势子极猛，卷走大量各样的杂物；这些东西给海收了去，一路堆在东岸上。哈迪先生向莱纳德讲明：台湾府那个港口为什么会消失，打狗港又为什么会在下游形成，道理就在这里。

「台湾这地方，」他接着说，「极清楚地显出水的猛力能把一处地方的面貌整个改了样。」

哈迪先生又告诉他们，有一回旱季里，他带着一个向导到拉垄的河床去考察；他把靴袜脱了，好爱走哪儿就走哪儿，量一量各处水有多深。

莱纳德多希望那一回自己也在场呀——那在他看来简直是一趟正经的探险！

两天以后，一如所定，格雷厄姆一家扬帆往汕头去。渡那条把岛同大陆隔开的海峡时，莱纳德照例又有问题要问。

「中国人为什么管台湾叫台湾呢？」

「因为那两个字的意思是『层层台阶似的海湾』。」

「东岸上一个港也没有，是不是？」

「没有。东边是山，西边是平坦肥沃的平原，港口也都在西边。」

「西比尔，你大概知道台湾有野兽吧？」莱纳德接着说。

「知道，我听哈迪先生说过：有豹，有老虎，还有狼。」

「我想现在该轮到我问了。」格雷厄姆太太说，「不知道你和西比尔说不说得出，台湾主要出产些什么？」

「稻米，」西比尔起头说，「糖、麦子、豆子、茶、咖啡、胡椒。」

「棉花、烟草、丝、橘子、桃子、李子。」莱纳德接着说完，「这些东西大半是我们亲眼看着长在地里的，自然该知道。」

「不错；还有亚麻、靛青、樟脑，以及许多你们没说到的果子。」

「这岛上归中国的那一半，大概是属福建的吧？」西比尔说，「我地图上是涂着一样的颜色。」

「是的。」

她随后又想知道：那些土著信什么教？

格雷厄姆先生回答说，据他所知，他们根本没有僧侣之类的人。

「多可惜呀，」西比尔说，「不能派一批传教士到这儿来。我真喜欢平埔番！」

「荷兰人被赶走到如今有多久了？」莱纳德问，「他们在台湾又待了多久？」

「一六三四年前后，荷兰人占了这岛，修了好几座炮台；一六六二年，一个中国海盗把他们赶了出去，自立为西部的王。到一六八三年，他的子孙归顺了中国皇帝，如今是中国的属地。不过在这岛上开垦的中国人常常造反。」

「人们知道台湾岛要紧，也没有多久吧？」

「不久；大约是一八五二年以后的事。」

「府城台湾府大概有多少人？」莱纳德问。

「我想有七万上下，不过现在人口在减少。」

「父亲，你懂得真多呀。」西比尔说，「我要是能知道你所知道的一切就好了！」

「只怕我知道的实在不多。不过，凡是遇见的事你留心去看，凡是听来的、读来的你努力记住，不久你就能积下许多学问和有用的见识。」

「不知道汕头是什么样子？」莱纳德说。这他不必等多久就知道了：离开台湾一个星期，他们在汕头上了岸。汕头是广东省潮州府的口岸；在这里他们又受到殷勤的款待，住了两个星期，这一回款待他们的是厦门那位传教士的几位朋友。

他们眼下的住处坐落在一带矮山上，地方很好看。山顶上散落着许多花岗石，同厦门那边一样；有人说这是火山喷发弄出来的。石头上也刻着中国字。那位中国教习把莱纳德的名字刻在一块花岗石上，莱纳德高兴得了不得。汕头的房子是用一种瓷土做的灰泥砌的，有几所房子还带着很好看的园子。

领事馆是一所很大的房子，门前竖着一根旗杆，旗子在上头飘着。

格雷厄姆一家住的那所房子，天花板上画着花和鸟，有几扇窗子也画成打开的扇面的样子。中国人爱装点屋子，爱在摆设上画画；汕头人画得似乎比别处的中国人还好，只是他们把画藏着不拿出来，肯拿出来给我们这几位朋友看的很少。汕头人画扇面也是出名的。

西比尔觉得汕头有些女人生得还好看，不过她们同「花之国」别处的太太小姐一样，梳头的花样多得出奇。莱纳德一口咬定，有一个女人把头发梳成了一只大海螺。有人给西比尔引见过一位小姐，她的头发之厚，是西比尔生平没见过的。这位小姐同别的中国姑娘一样，把头发编成辫子垂在背后。她刚十五岁；西比尔听说她一年光景就要出嫁，那么她的刘海也快该留长了。她是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一双眼睛又黑又好看。

姑娘和妇人的头上，或是脑后挽头发的地方，一般都戴着首饰。怡春头上戴的那一件很大。西比尔获准同这位小姐一处消磨了一个下午，还喝了茶；可是两人说不上几句话。怡春懂一点、也会说一点所谓洋泾浜英语——那是做买卖的人、开铺子的人，以及同英国人来往多的人，跟英国人说的一种古怪的话；可是西比尔差不多一句也听不懂。怡春还不知道西比尔有个弟弟，便问她：「你一个仔？」意思是问她是不是独养的孩子。后来她要形容一个她看不上眼的人，便扮了个丑相说：「那个头号丑人，一样这般样子。」意思是「就像这样」。又有一回，她想问西比尔是不是很有钱，便说：「你有多多钱？」

西比尔背后垂着的头发同她这位朋友的恰成对照，她那略显苍白的脸色也是。怡春很想照着自己的样子，给西比尔脸上敷上一层粉；西比尔死活不肯，她怎么也想不明白是为什么。

中国的太太小姐们很少不搽胭脂的，梳一回头，常常要她们的阿妈——就是女佣——伺候上三四个钟头。

第八章水上人家

格雷厄姆先生本想去看看潮州——那是韩江边上一座很富庶的城——却有人劝他别去，因为那里的居民不喜欢外国人；人家告诉他，去了只怕要后悔。从前这地方的人拿石头招呼英国人，是常有的事。虽说这座城是通洋商的，却有人几次三番想在那里设英国领事馆，都没有办成；后来已故的两广总督瑞麟，到底把附近的民风整治得规矩多了。

韩江在这里架着一座极大的桥，教习有一张桥的画，拿出来给两个孩子看。那桥是石头砌的，一连许多桥拱——与其说是拱，不如说是一个个方门洞，船只从底下来来往往。桥面上大路两旁，还盖着房子和铺子。

「叫我可不大愿意住在那上头。」莱纳德说。

教习答道，他也不愿意；因为那些房子看着就不牢靠，人们也都说它们不牢靠。

桥拱之间吊着两块木头，住在桥上的人白天把它们吊起来，夜里放下去；据他们说，这是不让邪祟从自家屋子底下过去捉弄人。

在汕头过的这两个星期很快活，西比尔舍不得离开这口岸到香港去。不知怎么，虽说这一趟还不算安家落户，澳门和广州都还没有去，可是往香港一去——哪怕只住几天——就仿佛把那个日子拉近了，近得多了：等到她和莱纳德回英国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就要留在那里了。香港这个英国的属地是个小岛，长约八英里，同大陆之间隔着一条极窄的海峡，四围是许多小岛。

香港的主教好意邀请格雷厄姆先生一家住到他的府上——圣保罗书院——去，就住这几天；等他们游罢归来，再安顿下来。这番盛情，他们欢欢喜喜、感激不尽地领了。

传教士一行是坐一只船上的岸的；与其说是船，不如说是一所浮在水上的房子，因为船主一家就住在里头，这是他们唯一的家。

两个孩子听说过：中国人多得很，多得许多人根本没有房子住，只好住在船上，人称水上人家。如今莱纳德自己坐着这样一只住家船走，又亲眼看见水上人的家，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极小的孩子，用长绳子拴在舱门上或是船的别处。三四岁的孩子背上都缚着浮子，万一掉到水里也沉不下去，爹娘好跳下去捞。看样子，他们顶疼的还是男孩。水上人家的孩子生下不久，不是许给「娘娘」，而是许给九皇；成亲以前的三天三夜——成亲的礼是在半夜里行的——要请道士向九皇诵经。

替水上人家做法事的道士住的船，叫作喃呒艇。这些船泊在一定的地方，好让人有事时来请。他们的船一半像庙，里头设着神坛、供着偶像，还点着香。住在船上的道士叫什么名字、会做哪些法事，都写在船上。水上人要什么都办得到，压根儿不用上岸。连河上剃头的、河上的差役都有；有差役是很要紧的，因为水上的海盗那么多。

水上人家的孩子从不上岸，也许一辈子都不上岸，连成亲也在自家船上——西比尔和莱纳德想着觉得很奇怪；可是这些小孩子自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们在船上玩得同岸上的孩子一样快活。他们看着很结实，彼此也很要好。有个女人从旁边过，正气她的一个孩子，罚他，一把把他扔进水里；幸亏他背上有浮子，转眼就捞了上来。这些女人常常把孩子背在背上；不过在中国，不论岸上人水上人，背孩子本来就是顶常见的法子。

西比尔一心想坐的轿子，早已坐过许多回了。香港出门照例是坐轿的，他们一到，就看见码头上的苦力守着自己的轿子，或站或坐地等生意，一个个抢着要拉客、要揽行李。坐在轿子里让人抬着走，西比尔比原先指望的还要喜欢。

轿子是竹子做的，蒙着油布，架在两根长杠上。抬轿的人有许多没有固定的住处，白天黑夜都在露天里过，吃食就在路边摊子上买。他们把自己的轿子拾掇得极好，随时等人来雇。莱纳德很喜欢抬他的那几个轿夫。他们同他说的洋泾浜英语滑稽得很，叫他纳闷：为什么他们好些字后头都要添上一个「唷」的音呢。有一回莱纳德想同走在前头的父亲说话，好容易让轿夫听懂了他的意思，其中一个便说：「我不能捉得。」他们很中意这孩子，一个劲儿撺掇他，要哪一天抬他到一个「好看的取脸先生」那里去；起初他怎么也不明白，原来他们是想抬他去照一张相。「我喜欢，」一个指着莱纳德的脸说，「顶顶多。」中国人画像画得不很好，有时候不用笔，倒用手指头和指甲画。

轿夫们几次三番管莱纳德叫「船长」，这仿佛是称呼陌生「先生」的通用法子。

他们随后问他特纳先生好不好；他摇摇头，表示自己并不认得这么一个人。他们不是没听懂，就是不肯信。

「他有在伦敦那边。」他们解释说。

莱纳德心想：只要在每个字后头都缀上一个「唷」，大概就算说他们那种话了，于是摇着头说：「不唷晓唷得唷。」我看到底叫他们明白过来的，还是他脸上的神气和那摇头的样子。

看来香港的居民同中国别处的人一样，以为凡是英国人必定个个相识；说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个了不得的国家所知实在太少，竟真以为我们的财富就在于占了一个香港。

格雷厄姆一家头一眼看见这小岛的光景是这样的：背后一带山峦高高地耸起几座尖峰，越靠近海越低下去，成了小山和陡峭的岩石。西比尔听说，香港从前是个荒岛，也不过是不久以前的事；如今岛上却有花园、果园、树林、大树、好看的青草坡，还有许许多多房子。英国人的维多利亚城沿着海岸建起来。香港既归英国，这里的政府自然是英国的；这里有基督教的圣堂，也有佛教的庙宇，中国式的街道上还矗着不少欧洲式的大房子。此外还有欧洲人的大会所；顶好的是那座大教堂。海岸一路绕过去，通到一个极好看的港口，港口向西开在一条叫鲤鱼门的水道上，向东开在南丫水道上。

「莱纳德，你知道吗，我实在觉得，」到香港头一天的晚上，西比尔向弟弟道晚安时说，「中国到底还算得上是个『花之国』。反正台湾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到中国以来，我们确实见了不少好景致。」莱纳德也这么说。

第二天，姐弟俩被带到皇后大道上去。这条路从西到东横贯全城，路右边是一片街巷的迷魂阵，有几条通到很好的大路上去。香港有一处地方，满眼只见铺子和写字楼。城里顶漂亮的一样点缀是那座高高的钟楼，钟楼旁边的大树在它跟前都显得矮小了。

这块殖民地上顶老的房子在一条通往钟楼的街上，香港大客栈也就在钟楼近旁。西比尔和莱纳德被带进去吃了一顿午饭，他们的轿子和轿夫就在不远处的树底下等着。

出来以后路上遇见一个包着头巾的人，莱纳德把他好好地打量了一番——那是个差役，是个要紧的人物，他想西比尔大概愿意在信里描一描他的样子，只怕到时候忘了他是什么模样。

西比尔答应过要写的信，至今才写了一封，不过那封信里消息可不少：讲了坐轿子，讲了小珠和五儿，还讲了各样的事。动身去澳门以前，她已经打定主意再写一封，讲一讲莱纳德打蛇脱险的事，还有他们在香港看见的东西。香港看来是个极忙碌的地方。轮船不是进港就是出港；电报也时时刻刻地到。除了英国商人，还有中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印度的商人，都同这小岛做买卖，分享它这点财富。比起中国别的地方，香港很有英国的气派；这里的人不但受英国法律管辖，犯了罪也由英国法官审。不过如今在广州、上海以及英国人设了居留地的别的口岸上，英国人也要求在刑案的审断上有一份发言权，而且确实有了。香港有电报线，全是因为香港归英国人所有；别的地方中国人是不许架的，因为他们以为电线经过的地方，会触怒那里的鬼神。为着同一个缘故，中国几乎没有铁路。这里处处引进了英国的规矩和风气，连孩子也一眼看得出来。

莉莉·基思顶爱逛铺子，所以在下一封信里，西比尔除了叙述莱纳德的勇敢——这件事她比莱纳德自己还要得意——还讲了她逛铺子的事。

「今天我们去了香港顶好的几家铺子，」她写道，「刚进一家的门，掌柜的就迎了出来。父亲说他是个商人。他会说英国话，穿一身绸子，气派极了，脚上是绣花鞋。他店里的伙计也穿得很讲究，站在擦得雪亮的柜台后头招呼我们。铺子的一头摆着各色绸缎，还有一种叫作草席的东西。我们下楼去看家具和极好看的瓷器。顶希奇的古玩都是广州来的，我想等我们到了广州，看见的东西还要好；广州人还在一种好看的通草纸上画画。街对面是肉铺、鱼铺、菜铺，还有卖小狗的铺子。不错，中国人是吃狗的：香港有几家铺子里，我们看见一大堆狗摆着卖；他们还吃猫，吃老鼠。卖衣裳的铺子隔着老远就认得出来，因为门外除了写明是什么铺子的长招牌，还挂着一件假的褂子之类的东西。莱纳德叫我告诉你，门外站着一个差役。如今他一看头上的包巾就知道是差役了，他们手里常拿着一根细藤条；人行道上还坐着一个人，戴的帽子活像我们有时候在园子里闹着玩戴的那种尖顶的滑稽玩意儿。铺子都是不装窗户的。

「哎呀，有些中国人信的事真是古怪极了。那天我们的阿妈叫莱纳德和我把牙齿叩三下，再吹一口气。我们怎么也不明白她要我们做什么，直到她自己先做了一遍。原来我们刚听见一只乌鸦叫，她以为要是不这么做一下，就要很不吉利。还有一天，一个苦力摔了一跤，打碎了好些东西。他一样也不用赔，倒是主人把那些东西重买了一遍，只因为那天是好天气。若是遇上泥泞路滑的天，就得那小工自己赔。这道理我们谁也想不通，直到人家讲给我们听。原来若是路滑的日子，他本该当心，摔了跤就是他太不小心；可要是好天气里摔的，他们便以为准是哪位神仙叫他滑的，那他就身不由己了。异教的中国人，神啊仙啊多得数不清。

「那天我们经过观音庙——观音是掌慈悲的女神。香港人把她看得极重，她的庙坐落的地方很好看，四围许多树。她是佛门的神。庙外头有一群乞丐讨钱，在这儿他们差不多总能讨着。中国的乞丐有许多是瞎子，中国还有麻风病人。庙门口设着栏障，是挡着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譬如邪祟——不让他们进去。人家说邪祟只肯走直路，从来懒得拐弯儿。门楣上刻着几个字，父亲的教习替我抄了下来，从右往左倒着念，是『天后古庙』，意思就是『天后的老庙』。天后是保佑水手的女神，人们常称她为『天上的王后』。门右边是一家药铺，卖方子给庙里的人；左边有一个老道士在卖小蜡烛，是给拜的人点的。我们进去看了一会儿，只见人跪在地上，求女神医好他们生病的亲友。她坐在庙的尽头，前面一张供桌，桌上摆着铜瓶、蜡烛和点着的香。门外有一面锣；庙里墙上画着各样的图，画的是这位女神据说显过的种种慈悲。屋脊上有龙。龙是中国的雨神。

「莱纳德叫我告诉你，有一回几个天朝人以为他要打他们，就因为他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中国人除了差役和当官的，非得上了年纪才许拿手杖。

「前几天我们看了一种很古怪的戏，叫作皮影戏。一个人躲在一座像潘趣与朱迪那样的小棚子里，借着一盏灯，在棚顶上变出各式各样的人形来——其实是影子。看着真古怪；不过莱纳德说，他觉得看戏的人比戏还古怪呢：瞧他们戴的帽子，瞧他们那梳头的滑稽花样。他一口咬定有个女人头上长着角。中国人的灯笼好看极了，我从没见过那样好看的。父亲说，他们正月十五有一个灯节（他们的春节同我们的复活节一样，是按阴历、按月亮定的，日子年年不同）；到那一天，岸上的人、水上的人，都挂起极好看的灯来，有的做成走兽的样子，有的做成火球，有的竟做成观音抱着孩子的样子。

「你说奇不奇：明年的春节是一月二十九日，一八八二年却在二月十八日。

「我好像还有许许多多话要告诉你，可是今天太累了，写不动了。上回我寄去母亲画的画，你喜欢，我很高兴。在台湾我只来得及写那么短短一封。我们后天动身到澳门去（那名字念作『马靠』），然后在广州住些时候，再回到这里来。到那时候可就难受了，我只是尽力不去想它。亲爱的母亲有时候在想，我看得出来。礼拜天我们都上大教堂去了。

「盼着早早收到你一封长信。

你的至爱的朋友

西比尔·格雷厄姆

「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于香港」

第九章在广州

一只客船把我们这几位小旅客和他们的父母从香港送到澳门，走了三天。澳门是个临海的小地方，很好看，就在虎门口上；虎门是一个小海湾，湾的尽头便是广州城。

澳门这时候不像夏天那么满当。夏天里，广州有许多人到这儿来换换空气，享受海上的凉风。绕着这座入画的海湾，有一条极好看的长堤，叫南湾长堤。

澳门归葡萄牙人管，所以居民里说葡萄牙话的很多。

格雷厄姆夫妇和两个孩子在澳门住的是长堤上的大客栈。长堤上还有一座很好看的栈桥，西比尔和莱纳德顶爱在那上头走。这里的房子也是画了颜色的。紧挨着南湾长堤有一条好看的街，两旁都有墙护着；有人指给格雷厄姆一家看几所房子，说这些房子从前窗上都装着铁栅。人家告诉他们，那是一种牢狱，名叫招工馆，其实是把可怜的苦力关在里头待价而沽的地方。这桩买卖如今幸而革除了。

澳门的房子有些像是什么颜色都涂上去了，许多窗子的边上镶着红色——那是他们顶爱的颜色。多数房子都有很大的屋子。这里的买卖看来不很多。有一天有人带莱纳德去看驻防的欧洲兵。

下午四点钟，长堤上散步的人很多。这里的基督徒多半是天主教徒，这也是自然的，因为地方归葡萄牙人。召人上教堂的钟声一天要响两三回；这钟声和兵营里的号声，就是这地方最主要的声响。到澳门来是很有意味的：诗人贾梅士当年被放逐，就在这清幽秀丽的地方度过了几年孤寂的岁月，他那部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一大半就写在这里；还有一位名叫钱纳利的法国画家，也在这儿画出过几幅很好看的画和速写。西比尔已经懂得关心这样的事了：凡是好人、伟人留下过足迹、因而值得纪念的地方，她去了总觉得又有趣味又有收获。听完这位诗人的身世，她替他难过极了！

贾梅士是葡萄牙的史诗诗人，一五二四年生在里斯本。所谓史诗诗人，就是写叙事诗、写故事的诗人，写的往往是英雄的事迹。他奉王命被放逐到圣塔伦，随后投到约翰三世征摩洛哥的军中，在直布罗陀海峡同摩尔人交战时失去了右眼。里斯本那些不肯赏识他诗才的人，如今对他的勇敢也照样不当一回事。他又伤心又失望，一五五三年去了印度；可是他看不惯葡萄牙官员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便写了一篇讽刺文章挖苦他们，题目叫《印度的荒唐事》，还取笑了总督。为着这个，他在一五五六年被流放到澳门，在这里住了六年，写成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奉召回去的路上他遇了海难，世上所有的东西都丢光了，只剩这一部史诗：他一只手把它高高举出水面，另一只手划水游到岸上。此后他又吃了许多苦，一五六九年回到里斯本时，身边一无所有。他把这部诗献给年轻的塞巴斯蒂昂王，王准他留在宫里，还给了他一份年金。可是塞巴斯蒂昂一死，他就什么也没有了，一个忠心的印度仆人替他在街上讨饭。末了他死在里斯本的医院里，那是一五七九年。又过了十六年，人们才赏识起贾梅士来，四处寻他的坟，要给他立一座碑，可是连坟也费了好大的劲才找着。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咏的是葡萄牙历史上的大事，有人称它为「一条史诗的画廊，葡萄牙人一切英勇的伟业都陈列在里头」。这部诗已经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和波兰文。

在澳门短短住了一阵，很是愉快，格雷厄姆一家便往广州去了。

「只剩倒数第二站了。」船上西比尔忍不住凑在莱纳德耳边说，「等我们下一回到——」她还要往下说，眼泪却涌上来，把后半句淹没了。不过广州还有好些快活的日子等着他们，她也罢，我们也罢，都不必先去想那件事。这一回他们要在广州住上两个月，住在格雷厄姆先生的一位私交——本地的英国领事——家里。

通到领事馆（也就是衙门）的石阶上，站着一个仆人，专等格雷厄姆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到来。

这所房子坐落在一处高地上，是一座古时宫殿的旧址。房子一进一进的，一面是好看的园子，一面是园囿，囿里养着鹿。西比尔和莱纳德都觉得那些鹿很好看。衙门近旁有一座九层的宝塔，据说最早是十六世纪中叶在位的王帝建起来的。

「我们在家里摆弄那两座宝塔摆设的时候，」西比尔和莱纳德彼此说，「哪里想得到有一天会住在一座真宝塔的跟前呢！」

有人给莱纳德讲了一段同这座塔有关的故事，他听着很有兴味。

一八五九年，几个英国水手爬上了这座古塔。那时塔已经摇摇欲坠，爬上去实在危险得很。他们爬到塔顶上，中国人气坏了，为着两桩缘故：头一桩，他们觉得这是亵渎神明；第二桩，从那么高的地方，水手们能俯瞰他们的屋子，而中国人顶不愿意让人居高临下地看，尤其不愿意让「野蛮人」看。

领事同莱纳德不久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位年长的朋友极有耐心，这小家伙问什么他都不厌其烦地答。

「你这所房子为什么叫衙门呢？」

「这两个字同『领事馆』是一个意思，就是领事办公起居的官邸。」

「你在这儿是做什么的呢？」

领事笑了。「是来保护你们的利益，以及住在这里的每一个英国人在商务上和别的方面的利益。」

「你屋里挂着画像的那位瑞麟是谁？他如今还在世吗？」

「他几年前去世了，生前是两广总督。他做官做得极好，他管的那几省在他手里大抵都兴旺起来。中国同外国这些年能相安无事，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斡旋。一八二〇年登位的道光皇帝很看重他，让他做了大臣。后来他做了广州驻防八旗的将军，不久便升了总督。有一处地方极难治，他把秩序整顿起来，到底叫那些聚族而居的村民认了官府的管辖，百姓的身家性命也就安稳得多了。」

莱纳德说广州才是合他心意的地方，因为在这儿看船、看打鱼都能看个够。领事告诉他，单是广州一处，据估算就有三十万人把家安在水上。他们坐过的一只客船，船家女人说她丈夫白天上岸做工，她在船上照应客人；不过这似乎是例外，多数水上人压根儿不上岸。岸上的人上市集去买菜买粮，他们要的这些东西，则全由船给送到跟前来。除了船，还有浮在水上的岛，也住着人：那是用竹子扎成的筏子，一张张连在一起，上头铺着厚厚一层泥土。岛主在上头盖房子、种稻田，还养牲口、养猪。四围好看的园子里，燕子和鸽子在这儿做窠。房子上竖着帆，也常常用桨把这岛划着走。划的往往是女人，背上还缚着娃娃；小男孩小女孩也在这上头一块儿玩，背上同样缚着弟弟妹妹。人家告诉西比尔和莱纳德，中国差不多每个湖上都有这样的浮岛。许多住家船也一只只拴在一起。

水上人家有时候吵嚷得很凶。他们看着是一群好性子的人，可是隔不多久就要吵一架，吵起来声音大得很。一起风暴，他们又吓得直嚷。住在临河街上的人家，屋子紧挨着河，常常抱怨夜里吵得睡不着。岸上的中国人往往看不起水上人，水上人也不许应考科举。

附近渔村很多，莱纳德顶高兴的事，就是被带到这个村那个村去；什么样的船他都爱。中国的渔船要向官府领执照。有些渔船两条并排走，相隔三百英尺上下，中间张一张网，把鱼围住。船上刻的名字一般都取个吉利。莱纳德请人给他讲过一条船上的名字，是「大获」。

在渔村和别的村子里，都有人挑着东西沿街叫卖，还用船把货从这村运到那村。渔船的船头上支着一副大剪叉，能高能低。剪叉上挂一张大抄网，沉在水里过一会儿再拉起来，把网里的鱼倒进船当中一个小舱里——那小舱像个大水柜，有活水流进去。渔人先把船抛锚泊住，再借这副剪叉把抄网放下水去；剪叉是竹子做的，装在几根柱子撑着的木台上。抄网旁边有时候还搭个小棚，好让渔人躲一躲毒日头。中国还有许多人用一种叫鸬鹚的鸟打鱼：一个人也许带上一百只鸟替他捕鱼，在鸟脖子上扎点东西，叫它捉了鱼咽不下去。等鸟叼着鱼回来，才给它一小块让它吞下。

小鱼捉来以后，养在池子或井里，喂它们吃面糊；长大些，再给它们开小塘。

西比尔和莱纳德常常被带到广州的江上去，大大小小什么船都坐。许多船的船尾设着神龛，平常用一扇拉门遮着；早晚把门拉开，露出龛来，龛上供着家神的像。

这里也供着小小的祖宗牌位，按时祭拜；祭船上的保护神和牌位时，还不断献上果子和鲜花。天后——就是天上的王后，又叫妈祖，还有别的称呼——是水手们极敬的；不过每条船另有自己专管的保护神。早晚要在船头上烧香。格雷厄姆一家常坐的是一种叫舢板的小船，船中间苫着席篷，划船的多半是女人，用两支桨和一支橹把船摇着走。

「母亲，我看见一处顶合你写生的景致了。」有一天西比尔说。她同母亲一样极爱美的东西。那天她同领事、父亲和弟弟一道出去闲走，回来时累得很。「一座小小的宝塔，七层高，就在江边上，背后是山，近旁是树，远处还有个小村子；江对岸我们看见两个男人和一个男孩，那孩子手里像是拿着一只风筝，可我们猜那风筝是其中一个男人的，孩子不过替他拿着。」

远路格雷厄姆太太有时候走不动，两个孩子却是怎么走也不厌的；这时她就留在家里，或是在那好看的园子和园囿里走走。

广州的江——珠江，又叫粤江——名目和支流多得很。西边那条大支流叫西江，北边的叫北江，东边的叫东江。在西江上，两个孩子只见四面都是秀丽的山色。从广州到黄埔这一段叫珠江；从黄埔到虎门这一段叫虎门水道；过了石门往广州去的一段叫贪泉。往澳门去的那条水道叫雁江。这些分段，西比尔和莱纳德好久才弄明白一点。

有一天在珠江上，他们来到一处极好看的地方：水几乎被四围的高山围住了。他们便请人把船停一停，好在这儿多看一会儿。

又有一天，他们跟父亲母亲走得极远，渡过了佛山水道。莱纳德很有兴致地听说：一八五七年凯佩尔准将就是在这里打过一场有名的仗。这条水道把佛山镇分成相等的两半。还有一回他们走得太远，当天回不了家，便在往黄塘村去的路上住了一夜；那村子很有乡野风味，也很好看。

后来他们一家人——父亲、母亲，一个不落——又去了一处同他们从前见过的全不一样的地方：波罗坑村。这一去，只见自己置身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平原的边上是好看的石灰岩小山，还有一排排形状奇妙的山峦。站在其中一座山上，波罗坑的庙和它四围的景致尽收眼底：庙的周围是光秃秃的田，田间穿着水渠；山脚下是一丛丛竹子，那轻盈如羽的枝条轻轻地摇来摇去。这一带竹子种得极多，西比尔觉得这种植物像是仙境里长出来的。这样的景致，还不够美吗？母亲能来看见，西比尔真是高兴。再往远处，又现出几座山来，山上长满了树，树间这儿一座那儿一座地点缀着庙宇。

「这些到底都是从哪儿来的呢？」莱纳德问。

格雷厄姆先生神色很庄重。这样的景致，看在眼里是要留下极深的印象的。

「从神的手里来。」他轻轻地说。

一个星期以后，西比尔又给她的朋友写了一封信。

「一八八一年一月于广州

「我最亲爱的莉莉：昨天我们看见一样极古怪的东西；虽说那自然是很可怕的，我们却又忍不住爱看。我们进了广州的一座佛庙。这样的庙常被人叫作『菩萨庙』；我们进的这一座是五百神的庙。你想想，五百个神！那些偶像全在里头，一排一排地摆着。个个模样不同，有几个难看得吓人。有几张脸上还有胡子。在我们教堂里摆祭坛的地方，供着一个样子可怕的东西，我想是一位特别要紧的神。

「我们看见了一位僧人，一只手拿着念珠，一只手拿着扇子。有些僧人本是犯过大罪的人，逃进寺里剃了头，好教人抓不着、罚不着。

「有些偶像像活人一般大，胳膊摆着各式各样的姿势。有的手里捏着念珠，有几个戴着冠；我想他们是佛的弟子。庙里的房舍和僧人的住处，四围是湖是园。

「我们给你弄到一张画，画的是庙里的一角，就随信寄给你；不过莱纳德说，你既然有了这张画（他觉得这张画得很好），就该知道这座庙据说建于公元五百二十年前后，一七五五年重修过。你想想，人对着这些像白白地祷告！他们不明白道理，岂不可惜？广州这样的庙有一百二十多座。

「中国人吃饭从不用刀叉，用的是筷子。筷子一般是两根方方的小竹棍，同笔杆一般粗细，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夹着。我一点也不会用，母亲也不会；那天她出去同几位中国太太吃午饭，她们还特地给她取了一副刀叉来。

「广州的太太小姐们，在人前好像从不同丈夫在一处，也从不同丈夫一块儿上街。她们中有些人觉得我们是野蛮人，就因为我们同她们太不一样。

「中国人正式拜客的规矩滑稽极了，我非讲给你听不可。他们多半是坐轿去的。品级最高的官可以用八个人抬，次一等的用四个，寻常人用两个。官轿罩着绿呢，轿顶的穗子和窗帘也得是绿的。中国的事仿佛样样都按品级来。头三品的轿杠头上可以包铜，做成龙头的样子；四品五品便是狮子头。轿顶上是一个锡球。如今莱纳德和我一眼就分得出各样的轿子了。没有官职的先生们用蓝呢，轿杠头上包的是素铜。

「父亲说，在北京，一位官员拜访另一位官员时，他的仆人先递上拜帖。被拜访的那位便打发人出来打听客人穿的是什么衣裳；若听说穿的是全套礼服，他自己也照样穿起来，然后走到大门口，请客人下车或下轿，进门来。两人从门洞过的时候，主人请客人先走，客人总要说『不敢』，一连请三回，他才走在前头往客厅去；到了厅上两人又站住，再彼此让一回。父亲说，进了厅上，两人便跪下去，把头在地上磕六回，这就是行磕头礼。行完起身，主人替客人安好椅子，请他坐；客人还得再作一个揖才坐得下去。这些揖我要是赶上，准会忘了什么时候该作，一定作得不是地方。

「谈了一会儿，主人吩咐仆人泡茶。我想这时候主人会对客人说『饮茶』，那就是『喝茶』的意思。两位先生喝之前又要作揖；再过不多久，客人起身说：『我要告辞了。』两人一同走到大门口，可是每过一道门，客人都得作揖，请朋友别再送了——当然主人非送不可，不然就失了礼。末了主人站在大门口，一直站到客人的车走远。中国人作揖作得真勤，连小孩子也得作。

「领事告诉莱纳德，学堂里的孩子去看先生，得替先生和自己把椅垫铺好。孩子要站在客厅外头等先生出来；蒙先生请了进去，便双手捧上一两银子当礼，约合二先令八便士。然后他朝北跪下，把头在地上磕两回，先生便作个揖。孩子问候先生的父母好，先生也问候他的父母好。先生随后请这位小客人坐下；不过先生每问他一句话，他都得站起来回答。告辞时，他自己走到大门口。在学堂里，孩子们进出屋子，每回都得给塾师作个揖。

「你信上问我，中国人家里佣人是不是很多。有些人家多得很。寻常一位中国先生家里，也许有一个门房、两三个跟班、几个做粗活的苦力、几个轿夫，还有一个厨子。女佣往往是主人买来的。有钱人家有时养着二三十个奴婢，一般是托一种叫作『中人』的人替主人去买。我们眼下自己的佣人很少，因为是在人家做客。母亲的女佣教我那可爱的小珠做事。伺候太太小姐和孩子们的都是女奴；我们常看见她们背着缠了足的主母走路，那样子实在滑稽。父亲说，好人家待她们很不错；不过有些什么活都干的粗使丫头，日子过得太苦，常常逃跑。

「也有孩子被拐去做奴婢的。做奴婢的人，到了曾孙这一辈可以出钱赎身。我真高兴我有我的小珠，因为如今谁也不能把她买来卖去了——那是父亲讲定的。若不是我想知道：当初我们要是没有把小珠留下，她会落到什么地步，我对佣人和奴婢的事也不会知道得这么多。有时候佣人就站在街上等人来雇。

「广州城外有一条街叫太平街，有一天早上我们在那里看见许多泥水匠、短工和木匠等着人来雇。木匠在这一边站成一排，泥水匠在那一边。父亲说他们从五点钟就站在那儿了。

「又有一天，我们看见几个人挑着筐，把街上凡是写过字的纸片一张张拾起来。中国人对写着中国字的纸，哪怕小小一片也十分敬重，连包东西也不许用。这些碎纸拾齐了，就在一座炉子里烧掉，灰装进筐里，成群结队地抬去，倒进河里。墙上还贴着字条，劝人敬惜字纸。中国的字被称作『圣人的眼睛』；有些人以为若对字纸不恭敬，就是对造字的圣人不恭敬，报应下来，只怕来世要生成瞎子。

「在中国，字写得极好的人是能出名的。他们用毛笔和墨写字。父亲的教习说，中国字有三种写法，中国的文章典籍在亚洲是第一。中国人是从右往左写的，写的全是记号，也就是字。中国人自己怎么弄得懂他们的字、怎么听得懂他们的话，我真想不出来。一个字能有好几个意思，全靠说话的声调和轻重才分得出他们说的是哪一个。有一天莱纳德问教习，中国话里『兵』怎么说；教习告诉了他那个字的念法，又说同这个音一样的字还有好几个，冰是它，饼也是它。『父』是父亲，『母』是母亲。他们还以为我们没有文字呢。

「广州有十二座外城门，四座内城门。这名字的意思是『尽善之城』。我和莱纳德这就要跟父亲去药材街走走，明天还要去看一队迎亲的行列。

「广州的窄街多得很；人就在街上对着神龛做他们的敬拜；铺子门前每逢天亮和日落，都要点上香，那香叫作『线香』。本地人都住在窄街上。我们住的这块欧洲人的居留地里，街道就宽些。

「通洋商的口岸，都有一块欧洲人住的地方。

你的至爱的

西比尔·格雷厄姆」

第十章新娘和新郎

药材街也不出西比尔所定的那条通例：它一样很窄；同广州许多街道一样，顶上盖得严严实实，走在里头，日头晒不着，雨也淋不着过路的人。

铺子都是直接开在街上的，招牌把这条街衬得热闹极了。铺面前头是花岗石砌的柜台，货就摆在上头给买主看。

许多招牌架在花岗石的座子上。每家铺子的一边都设着一座小神坛，供的是财神，或是据说专管这一行买卖的那位神。凡是异教的中国商人和店家，总要留出一小块地方来做这件敬拜；不过并非家家都有神坛，许多不过在墙上贴一张红纸，纸上写着「财神」两个字，在纸前头烧香点烛。每天铺子一开门，就要拜一拜这位神。

这些「行」里头的柜台和货架很讲究。账房的桌子设在行的尽头，这里也少不了红色：铺子里的秤和砝码都罩着红布。

中国的乞丐极多，有些穿得又破又少，可怜相；讨饭简直成了一门营生。他们成群结队地上铺子里去，大吵大闹，非讨到手不肯走。这些乞丐往往有一个丐头管着，这丐头原是官老爷派下的，省得自己麻烦。丐头有时候同行家讲定：只要肯一次给一笔钱，乞丐从此不来纠缠；行家答应了，便把讲定的条款写在红纸上挂在铺子里，往后本地的乞丐再来讨，就把这张纸给他看，把他撵出去；他若不肯走，便可以打。可是若没有讲过这样的条款，不论乞丐怎样纠缠，只要他不偷东西、不犯别的王法，铺子里既不许打他，也不许把他撵出去。所以那些开小铺的人，只好乖乖地拿钱出来，图个清静。丐头收了钱，照例是要分给他手下这一伙的。

「我从没听过这样不成话的事！」莱纳德在药材街上看见一个乞丐缠得厉害，又听说了关于乞丐的这条王法，便嚷道，「我真想做个官老爷。开小铺的人受这样的欺负，我立刻就能把它革掉。」

那天晚上，西比尔和莱纳德都累了，很早就睡下，因为第二天要一早起来，好把迎亲的行列从头看到尾——新郎一大早就要派人来接新娘的。他派来接人的花轿常常漆成红的。格雷厄姆一家看见的这一顶正是红的，轿门上头还贴着红纸条。新娘坐进轿子以前——那轿子是抬到她家会客的堂屋里去的——她整个早上一口东西也没吃，又向父母磕了许多头；家里人用一块厚厚的盖头把她的头和脸蒙起来，叫人看不见她。从她的屋子到轿子，一路铺着红毡。等她坐进轿里，一位伴娘把四个饼抛到空中，取个吉利的兆头。行列的最前头是两个人打着大灯笼，灯笼上贴着红纸剪的新郎的姓；跟着是两个人打着写有新娘姓氏的灯笼，不过这两个只送一半路。后头还有人：有的擎着一把大红伞，有的举着火把，还有一班吹打的乐工。花轿近旁走着新娘的兄弟或是亲友。走到两家中间，新郎的亲友来迎新娘；两下一照面，行列就停住了。

接下来的事，两个孩子看得津津有味。新娘这边的人拿出一张大红帖子，上头写着新娘的姓；那一边也拿出一张一样的，写着新郎的姓。两下作了揖，把帖子换过来。走在最前头那两个打灯笼的人，这时便举着灯笼，从花轿和打着新娘姓氏灯笼的人中间穿过去，仍旧回到前头；新娘这边的人随即转身回她父亲家去，把她的姓氏带了回去——因为从此她算是跟了丈夫的姓了。连她的兄弟也一同回去。乐班于是奏起一支很欢快的曲子，其余的人便簇拥着她往前去。

一路上放着爆竹，到了新郎门前，更是放了一大通。伴娘们这一整天都要跟着新娘，此时也随着行列同去。

花轿抬进堂屋里，打火把的和吹打的就留在门边；轿子落下的地方，又铺上了红毡。新郎走来敲轿门，却由一位有夫之妇和一个拿着镜子的小男孩来请新娘下轿。伴娘们扶她下来。那面镜子据说是用来挡煞的。

有时候为着同样的用意，还要叫仆人背着新娘从一盆炭火上跨过去，不过这一回没有这样做。这一路上，新娘的脸始终被盖头遮着。随后她被引到一间屋子里，新郎正在那里等她；两人一同坐下几分钟，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候新郎坐在一张高凳上，新娘伏在他跟前，表示她认男人比女人尊贵。

新郎随后到堂屋里去，等新娘来同他一起拜祖宗的牌位。堂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点着两支蜡烛，燃着香，还摆着两只酒杯、一副筷子、几只白糖做的糖鸡和别的东西。新娘新郎一同跪了四回，头叩到地上。这叫作「拜天地」。祖宗的牌位供在后头的几张桌上，桌上也点着蜡烛和香。两人转过身去朝着牌位拜了八回，然后彼此相对，又跪了四回。

这时喝合卺的酒，新娘新郎又从同一只糖鸡上各吃一小块，取一个和和睦睦的意思。

厚盖头这才揭下来，可是她的脸仍旧半遮着，遮的是凤冠上垂下来的一串串珠子。

到这时候，新郎才头一回见到新娘，这是常有的事：两家的父亲把这门亲事定下来，请算命的合过八字，派媒人把该办的事一一办妥，挑一个吉日，新娘新郎自己是一句话也插不上的。西比尔和莱纳德看了大半场婚礼的这一对小夫妻，就是这样。中国的男孩女孩有时候十六岁就成亲；这一对也不过大一点点。

还有许多礼要行，譬如在新郎的父母跟前跪了又跪。到末了，新娘身上沉重的外衣和头上的冠才得卸下来，好把头发好好地梳一梳；可是喜宴上她一点东西也不许吃。说起来，成亲这一天，人家几乎就没打算让她沾一口食物。

许多人进来看她；这一天她还得清清爽爽，一点胭脂也不许搽。她得安安静静地站着，由人看、由人祝福、由人对她的相貌评头论足。礼物一份份送到新郎家里。头三天，新娘的父母要给她送饭吃，因为这三天里她不许吃丈夫家的东西。广东省有些地方，新娘成亲以后要离开丈夫，回娘家住些时候；不过一成了亲，人家大抵就把她算作整个归了夫家的人：她同丈夫住在夫家宅子的一厢，还该帮着丈夫孝敬公婆。此外还有许多日子，新娘新郎都得祭祖宗的牌位；诸般神佛之中，灶神也是要敬的。

「一八八一年二月于广州

「我最亲爱的莉莉：」（西比尔在另一封信里写道）「那天父亲带我们去了一处极可爱的田庄，我们在那儿看见一头小驴子，人待它好极了，简直像家里的一口人。莱纳德和我喂了它好一会儿。我们俩都觉得那田舍有点像瑞士的小屋。父亲说墙是泥做的，墙上贴着符，据说能把狐狸和野猫挡在外头。

「这儿有几头牛，可是不多；牛栏就在屋子旁边。我们去的那个村子很讨人喜欢，四围都是高树。父亲说中国人的马棚像放车的棚子，不过每座马棚里都设一个神坛，供着管马的神。这城里还有一座供这位神的大庙。

「我们看见许多豆田、豌豆田、稻田和棉花田，人家还给我们甘蔗吃。广州出甘蔗。我们还喝了豆腐浆，很爱喝。母亲说，听人讲这东西是广州人头天夜里做好，一大清早就卖的。把豆子磨成粉，滤过，再用小火熬上一个钟头。不知道你爱不爱喝？

「中国人极爱甘蔗；甘蔗在中国生长，比在别处都早。中国还长着数不清的果子和菜蔬，不过稻田好像比什么田都多。我讲几样菜给你听：白薯、山药、西红柿、白菜、生菜、萝卜、胡萝卜；果子有杏、番荔枝、莲雾、枣、橘子、石榴、甜瓜、南瓜，还有许许多多。广州在热带，冬天却不热。这儿的荷花好看极了，不但有白的，还有红的和红白相间的。中国人把这种花看作神圣的植物。有些店家用荷叶包东西，不用纸。

「中国人做的事真滑稽。他们以为自家的鸟有时候也想换换空气，便提着笼子出门散步去。可我真希望他们别吃狗！铺子里摆着狗卖，广州有一处地方还定期赶集，正正经经把狗当肉卖。许多人顶爱吃黑狗。一入夏，差不多人人都吃狗肉，还要行一套礼。他们以为吃了狗肉，夏天就不会生病。为着这个缘故，我倒庆幸六月里我不在这儿，因为杀狗的头一天，人要狠狠地打它们。你想想，可怜的小东西！我猜这大概也是为着讨吉利吧！可是广州人自己又觉得吃狗肉是得罪神的；我们在佛庙上还看见写着：人不该吃『忠心看家的伙伴』。

「广州人要进庙去拜，非得整整三天不吃狗肉不可。我们这儿有个『小子』——他是个跟班；在中国，这一类人一概叫作『小子』——他吃老鼠。他说自己快秃了，吃了老鼠头发能重新长出来。有时候马也吃；父亲告诉我，糟蹋稻田的虫子还被送到市上去当吃食卖。你说腻味不腻味？还有一种燕子的窝，连太太小姐们也吃。窝里衬着羽毛，先把毛去掉，再刮一刮、洗一洗、撕开，就成了白的。人家说那味道有点像牛奶冻。我可不想吃。人自己已经有那么多东西吃，还要去掏小鸟千辛万苦做成的窝，这不是太贪了吗？

「中国有一种鸟，尾巴长得不得了，叫作金鸡。公的羽毛极好看：喉咙和胸脯像紫丝绒，背上像金子。那条极长的尾巴，上半截是朱红的，其余是黄的。这金鸡一竖起头上和脖子上的毛来，好大一簇！

「中国的鹿也不少，据说鹿也是能带来福气的。有些中国人待牲口极狠。我们看见他们把猪、鸭、鹅绑在一根杠子上倒挂着抬走；他们的狗有些饿得可怜，驮东西的牲口一个个累得不行。有一天我们看见一桩可怕的事，可怕得几乎不忍写下来——一条可怜的小狗尾巴被割掉了，一路嗥叫着在街上乱跑！割它尾巴的是个道士，为的是让它满屋子惨叫着乱窜，把据说藏在那屋里的邪祟赶出去；后来这可怜的小狗冲到街上，我们正碰上，幸亏父亲就在近旁，立刻叫人把它结果了。

「比起许多传教士来，这里的人更肯听父亲的话，因为他常到诊所去，帮着把他们的病治好。

「我忘了告诉你：我们头一回到那田庄去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瞧见我们，因为庄稼人、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一个雇工，都在听一个人念书给他们听。我们猜他大概是弄到了一部中国的经书。他们说的洋泾浜英语有时候滑稽得很。他们顶爱用『个』这个字。不说『一个孩子』，要说『一个个仔』；要是孩子多，我想他们会说『个个多多』。

「莱纳德猜洋泾浜英语猜得很准，说起来比我强多了。我们平常的法子就是在每个字后头添个『唷』；可我们同那庄稼人一说，他听不懂，便说：『你讲我。讲得顶好。』他要告诉我们他的屋子很大，就说：『头号大，好看房子。』要说『楼上有个孩子』，他就说：『有仔在上头。』

「你问我中国人穿什么衣裳，我虽然已经给你写了这么长一封信，也还得试着讲一讲。

「男人和女人的穿戴看着差不多；而且衣裳不能由人随意换样式，因为朝廷有掌礼的衙门，规定什么颜色、什么料子、什么式样，冬衣夏衣什么时候换。连头上戴的也不许由着自家的意思改，改了就许犯了王法。指甲的事也滑稽：有些人把指甲尽着留长，留得越长越得意。中国男人不到四十岁不留胡子。男人的外袍长到脚踝，用纽子扣着。袖子先是宽的，往下越来越窄。腰里系一条带子，带子上挂着筷子、烟荷包、扇子之类的东西。头上戴的是一顶尖顶的帽子。男人作揖不摘帽子；说起来，帽子若没戴，倒要戴上才作揖。在屋里他们穿丝的便鞋，鞋头是尖的，还往上翘。中国的男人以胖为美，女人以瘦为美。女人也穿两件袍子，外头那件常是缎的，从下巴一直到地。她们的袖子长得能当手套使。她们一概穿裤子，手里常拿着烟袋，因为中国的女人抽烟抽得很凶。我看有些人生得还好看，眼睛略大，嘴唇是红的。上了年纪的太太穿得很素净。母亲说中国人一点也不干净，衣裳该比现在勤换得多。他们穿的鞋是丝的或棉布的，底子是厚毡。女人梳头要花好几个钟头，梳出各式各样的花样来：有的像篮子，有的像鸟笼，凡是她们和她们的阿妈想得出来的花样都有。头上除了首饰，还戴耳环、手镯。连船上的女人也戴；太太小姐们差不多个个涂脸，涂的是一种像釉子似的东西。中国的太太小姐们没有多少正经事做，母亲说她们不绣花的时候，大半的工夫都花在赌钱和打扮上。

「庄稼人穿一件粗麻布的衫子，外面套一件棉布的短褂，裤子薄薄的，扎在脚踝上。遇上又湿又冷的天，他们用一种网子编成很得用的披挂，网里织进灯心草或粗干草；头上再戴一顶同样编法的大斗笠。中国人一点也不懒：父亲说，他们把铺板上了、外头看着黑漆漆的时候，往往还在做活，早上又起得早。男人上了年纪，辫子就细得可怜。那天我看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家，辫子简直没有几根了。我想他心里一定很难过；他是个乡下的老人家。

「苦力把辫子盘在头上。重活都归他们干：他们做脚夫，做人家的粗工，也做轿夫。

「莱纳德说，我再写这些絮叨的东西，你准不肯看了；可我盼着你好歹觉得这些絮叨还有点意思，因而不嫌我的信太长。你既没到过中国，要讲给你听的事仿佛就有那么多；把看见这些新鲜东西的快乐一个人独吞，也未免太自私了。我本想讲讲我们刚过完的春节，可是纸上写不下了。盼你早早给我回信。我们都问你好。

你的至爱的朋友

西比尔·格雷厄姆」

第十一章行列

两个星期以后，格雷厄姆先生看了一场出殡的行列，看了一大半；莱纳德只看见一小段。事后西比尔急着要把这件事听个明白，因为莱纳德告诉她，这行列仿佛比迎亲的还气派。

「父亲，」她说，「请把中国人死了人以后的种种做法都讲给我听。」

「我想我讲不全，」父亲答道，「一来讲起来太长，二来我自己也不全知道；不过我敢说，讲的这些足够解你的闷了。中国人若看出家里有人快不行了，就把他放在一张木板床上，脚朝着门，把他最好的袍子和一顶帽子摆在近旁，好在他咽气以前给他穿戴上。要是没穿戴上人就死了，那是要算作极不好的事的。人一断气，立刻请一位道士来——多半是道士——请他劝那魂快些往极乐之乡去，还要推一推这人的生辰八字，看那魂走到哪一步了。」

「推生辰八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查明一个人出生的时辰，再看天象来预卜吉凶。随后给死者再加几件衣裳；若是有身分的人，要穿三件绸袍。这时敲起锣来；把尸身放进棺材的时候，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要用锤子敲一敲，好把恶鬼吓走。有身分的人头上还要加一顶冠。寡妇和儿女为着表示哀痛，七天里不坐椅子，只坐在地上；夜里就睡在丈夫、父亲的棺材旁边的席子上。到第七天，写信通知亲友死讯，亲友便送钱来，帮着办丧事。昨天我看见一封很古怪的谢帖，是抄了许多份分送给每一位送礼的人的；除了钱，有时候人家还送吃食，或是派道士僧人来。那帖子我记得大概是这样写的：『孤子泣血稽颡；期服兄泣稽颡；期服侄拭泪稽颡。』此外还要写一封信给死者，烧掉，好让它送到他手里；糕饼和别的礼物，也是用烧的法子送给他的。

「人死后第二十一天要摆一桌酒席敬那魂，据说这一天魂要回家来；这时大门要关上，怕有人进来惊扰了他。第二十三天，门前竖起几根高杆，杆上安三只大纸鸟，好把魂驮到极乐之乡去；此后三天，请和尚向地狱的十殿阎王祷告，求他们让这亡魂快些飞往西方极乐世界。

「棺材要在家里停七个星期。家里设一座灵坛，坛边摆着死者的牌位和画像。墙上挂着一幅幅幛子，那算是吊唁的书信，上头写着死者的德行。

「屋里还挂着三世佛的画像。随后要请算命的择一处吉地、一个吉日安葬；若是一时择不出来，棺材就先停在山上，等择到了再说。安葬这件事看得极重：一个人若是淹死了，还要把他的魂招回一个木头或纸做的人形里，隆重地埋掉。掘墓的人动土以前，家里人要祭山神，还要写信给这些神，求他们开恩，准许这场丧事。」

「这些信又怎么『送到』呢？」

「点上火烧掉。」

「莱纳德说他看见行列里有好些人穿着白衣裳。」

「那是穿重孝的亲属。你记得，白是最重的孝，白配蓝就轻一些。」

「他还说，他准保在送殡的人里看见了他的朋友志英。父亲，你知道，志英实在是莱纳德的好朋友，虽说比他大好些；如今志英正费心教他弹那件他自己弹得极好的乐器呢。我看莱纳德要是在这儿多住些时候，真能学得很像样。志英待他多好呀！我不再打岔了，」西比尔接着说，「这些实在有意思。莱纳德说，有一回他听见一阵极大的响动，又看见人尖叫着往街上冲，他怎么也猜不出出了什么事。」

「我想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传教士答道，「下葬那天，亲属要放声大哭。他们擎着一条长长的白幡——那叫魂幡——到祠堂里去，让那魂向祖宗告别。凌晨三四点钟，把门前张挂的一切都撤下来，摆好一桌酒席，请那魂来受用。你记得我讲过，他们相信人有一个魂是同尸身一同埋掉的。这时候又要烧些纸，一面请那魂随着尸身同行；死者的牌位和画像由长子放进一顶轿子里，轿顶上张一幅红缎的飘带，上面写着他的名讳和职衔。

「远房的亲戚就在街上站着。不过我猜莱纳德看见的，是人们吓坏了从屋里往外冲：他们怕这一天到底不吉利，怕惹恼了那魂，招来祸事。

「棺材抬出来时，又要向那魂献祭。最前头是两个人打着大灯笼，灯笼上写着死者的名讳、职衔和年岁。跟着又是两个人抬着一面锣，隔一会儿敲一下。」

「这个莱纳德听见了。」

「后头跟着乐工，乐工后头有人打着旗，有人举着红牌，牌上用金字写着死者祖先的官衔。」

「莱纳德还看见几座金色的伞盖和几顶轿子。」

「献给死者的祭品是抬在描金的伞盖底下的，这些伞盖也跟在祖宗的牌位后头。死者的画像放在一顶轿子里，他的木牌位放在另一顶里。

「我想这前后还有乐工，再来是一个人一路撒着粘了锡箔的纸片。那算是给孤魂野鬼的假钱——那些魂是死在街头巷口的人的魂——撒这钱是同他们讲和，免得他们害了眼下这位要下葬的人的魂。长子手里拄着一根丧棒，左右各有一个人扶着他。」

「可是莱纳德说他看见一只白公鸡，忍不住笑了。那是做什么用的呢？」

「那只鸡也是抬着的，为的是把魂招来，同尸身一道走。长子后头是灵柩，或由人抬，或由马拉。

「后头还跟着许许多多人。凡是能去的人都跟在行列里。缠了足的女人，除非由女奴背着，只能送很短一段路。到了坟上，要把米粒撒在棺材上；这时道士和众人一齐把那只公鸡举起来，躬身三次。牌位从轿子里请出来，由最亲的亲属用一支红笔在上面点一点；随后儿子们跪下，若有道士在场，便向他们说几句话。」

「这么说，道士并不是非到场不可的？」

「不是。有时候只有一位精通风水的人在场。所谓风水，是一种预卜吉凶的法术：先在地上点些点儿，再点到纸上。牌位上点那一笔，我想是为着给儿子们讨吉利；点过以后，人人都把头磕在地上，向牌位行礼。」

西比尔的神色很郑重，脸上却也带着笑。

「哦，父亲！」她说，「你和别的传教士要教给这些人的东西有多少呀！他们不能明白魂是从来埋不掉的，不能学会敬拜神、向神祈祷——神必定应允他们的祈祷，赐给他们真正的福气——这不是可惜得很吗？」

「实在可惜，我的孩子。」传教士答道。

「除了祭拜，此后还要为死者做别的事吗？」

「要的。许多天里，都要为这位过世的亲人备下饭菜，还要给他端热水洗脸洗手。我还听说，中国人另有一个法子，把魂『送』到地狱的各殿去：用竹篾和纸扎成小小的轿子，配上四个纸人抬轿，有时候还有第五个纸人打着伞。这些同纸钱一样烧掉。有时候家里另一位亲友死了，还要给早先死的那一位备一只纸箱子，里头装满纸衣裳，一并烧掉；送的人相信，后死的这一位会替他们把这只箱子稳稳当当地捎给那一位。」

「这么说，他们以为人在那边要用的东西很多了。」西比尔说，「做儿女的常到父母坟上去祭拜吗？」

「常去。一年里有几个时节，他们要跋涉到高山顶上，或是别的远处去，在那里叩拜；这被看作是把他们在世时的孝敬接着行下去。他们相信，那些魂过得快活不快活，多半要看儿孙祭拜得勤不勤；而行这份祭拜的人，也就为自己求得了神明的眷顾。此外，儿女每天还要在家里为祖先设的龛前，向亡故的父母行两回礼。」

「可是给死人备饭菜有什么用呢？」西比尔问，「他们总不会以为死人真吃得下吧？」

「看来他们是这么以为的；不但给死者摆一副座位，连筷子也给他摆上。」

还有一场行列，是西比尔和莱纳德有一天看见的；这一场西比尔写在她离开中国前给朋友的最后一封信里。行列里有人抬着一尊龙王的像，有人敲锣打鼓，有人打着绿的、黑的、黄的、白的旗；队伍里还有些男孩，隔一会儿就大声吆喝几句。

这场行列究竟是为着什么，两个孩子怎么也猜不出来。

旗上写着几个字。

有一个人——莱纳德觉得他的脸上带着极快活的笑——肩上挑着一根扁担，两头各挂一桶水。他手里拿着一根绿树枝，隔一会儿在水里蘸一蘸，往地上洒一洒，嘴里还不住地吆喝着什么。另有些人举着点着的香。行列里多数人穿着白衣，戴着不带缨子的白帽。

后来有人告诉西比尔和莱纳德：这是在求雨，因为好些时候没有下雨了。

抬着龙王，是因为据说他是掌雨的神。除了龙王，还有一位江里的龙，人们既怕他又拜他。他的母亲龙母，是跑水路的人常拜的。

那些男人和男孩吆喝的是「雨来了！」黄旗和白旗代表风和水，绿旗和黑旗代表云。

旗上写的那几个字，译出来就是「祈雨」。

第十二章最后一瞥

西比尔在广州的太太小姐和孩子们里头交了好几个朋友，同她们一块儿消磨过好些愉快的下午。她留意到，姑娘们一般穿棉布的褂子和裤子。有一个小姑娘同她一处待过几个钟头，正在服丧，所以穿白的，镶着蓝边。西比尔忍不住觉得这孝服很好看；她哥哥的更好看：裤子是淡蓝色的绸子，扎在脚踝上，脚上是白鞋，辫子上系着蓝带子。她们住的那些房子，还带着极好看的园子，园里有假山、鱼池，还有大得几乎能住人的凉亭。

有一位太太，西比尔去看过她，叫西比尔大为吃惊：她只有一个儿子，脸色很白，身子很弱，她却什么难听的名字都叫他，待他仿佛狠心得很。西比尔自己病的时候，母亲总是格外疼她、格外照看她，她便以为天下的母亲都是这样的。何况中国人那样疼儿子，独养的儿子照理该是宝贝得不得了才是。等她下一回见到这位太太，她已经把孩子送给别人家去做养子了。格雷厄姆太太打听到了这桩反常举动的缘故，讲给西比尔听。原来这女人是极疼她的孩子的，只要能叫他好起来，她什么都肯给；可她心里以为，神明存心跟这孩子过不去，若在神明跟前装出并不心疼这孩子的样子，神明也就肯放他好起来了。那一番做作，全是做给神看的。

格雷厄姆先生几次到中国人家里去赴宴，有时候妻子也同去；不过广州的太太小姐们从不在人前同丈夫一同上席，所以凡是她去了可能失礼的场合，哪怕请了她，她也不去。不过也有许多中国人很明白：欧洲人的规矩同他们的规矩本不是一回事；这些人便很乐意请英国的太太随着丈夫一同来做客。

格雷厄姆夫妇去赴这样一回宴的时候，主人特地借来刀叉，给他们和别的英国客人用，免得用筷子。每人面前摆一只瓷调羹、一把两齿的叉，还有瓷的酒杯。餐巾是牛皮纸的。桌子当中摆着几盆果子，谁爱吃谁自己取。汤和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主人隔一会儿就用自己的筷子从盆里夹起一样东西来，要送到客人嘴里去；出于礼数，客人非领这份情不可。席上没有牛肉，因为中国人不吃牛肉。席间有乐声，还有奴婢替众人打扇。

有一回西比尔去看她那几位中国小朋友，茶是用带盖的碗端上来的；要添茶时，就往碗里搁上茶叶，冲上滚水。如今她已经练得能喝不加牛奶不加糖的茶了，只是仍旧喝不惯。

在广州住的这两个月，把两个孩子在中国的日子凑满了四个半月；离他们回英国，只剩六个星期了。三月中旬，格雷厄姆一家向衙门里几位好心的朋友道了别，回到香港。这一声「再会」西比尔实在受不了，因为这是倒数第二声了，而她知道六个星期过得有多快。

在广州的日子大家都过得很快活，也常常想起他们在那里过的春节，那场热闹真是盛大。旧年最后一天的半夜里，一口钟敲响了——那口钟除了这一回，平日是从不敲的；钟声一起，人们成群地涌上街去放爆竹。

每一座庙、每一座宝塔都点起灯来，人们在自家屋里对着偶像烧香。广州有几条街是点灯笼照明的；不过按例小街上都是黑的，只是铺子或人家门前隔一段挂一盏纸灯笼，而这些灯笼到九点半也就熄了。如今中国城里的街上开始装起煤油灯来。

春节这一整夜，到处响声不绝；第二天一早，亲友们穿戴齐整，彼此登门拜年。

街上能看见人伏在地上叩拜。不论贫富，春节都要好好乐一场；有钱人家的年常常一过就是十天。

近来格雷厄姆先生几次往返香港，把该办的事最后都办停当了。

他要去接替的那位传教士离岛回英国时，除了自己一家人，还要把西比尔和莱纳德·格雷厄姆一同带回去。在开船以前，格雷厄姆一家都住在他们的传道会住宅里，这所房子随后就要交给格雷厄姆先生。

那位传教士自己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一个儿子九岁。上回格雷厄姆一家在香港时，他们正好不在，所以两家的孩子还没有见过面。

大女儿凯蒂如今成了西比尔极得用的翻译：她生在中国，一辈子都住在中国，好几种中国方言她都听得懂、说得来。

西比尔如今自己也会几句中国话了。「吃饭」——就是「你吃过饭了吗？」——就等于「你好」；不过人家向她问好，一般说的是「请请，密司？」

她出门做客，人家问她的多半是这样几句话：「贵姓？」「尊府唤作什么？」「今年几岁？」她若是大人，这最后一句大概要说成「贵庚几何？」

人家常叫莱纳德「多多吃吃」，意思是「好好吃一顿」；不过这件事他不知怎么一向办得挺好，这番好意的叮嘱倒是用不着的。

格雷厄姆太太的阿妈叫西比尔笑了个够。这阿妈是走过大地方的：英国、美国都去过，她顶喜欢英国。有一天她对西比尔说：「美利加不好国。吃吃顶坏。苹果头号。我早饭前头吃吃六十个。人人没有洋钱，统统是纸。头号糊涂事体。不好国。我不喜欢美利加。我喜欢英国那边更好。」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不是个好地方。那儿的吃食极坏，苹果倒是顶好的，我早饭前吃过六十个。那儿谁也没有洋钱，用的全是纸票，糊涂透顶。不是个好地方。我不喜欢美国。我更喜欢英国。」

西比尔和莱纳德总有这样那样的乐子，末了这几场「西洋镜」尤其宝贵。

有一天他们出门，看见一场「唱戏」——那样的表演就叫这个名字。大街上支着一顶篷帐，篷底下有孩子们演戏、跳舞。为着演戏，他们穿上极华丽的行头；莱纳德说，他们的首饰和头面，比他从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气派；而这些中国小戏子自己穿着那一身盛装，却是从从容容，一点也不拘束。

「父亲，今天那个差役为什么跟着你，还把我们坐的那只船的名字记下来？」有一回莱纳德同父亲一道出门，回家路上问道。

「差役这样做已经有好几回了，只是你没留意。」父亲答道，「那是防着海盗，保我们平安。他们把我们这只船的名字记下来，万一我们不能平安回来，好找船主问罪。中国的海盗厉害得很，成天瞅着空子抢劫。有时候一伙海盗买了船票上船，等船到了大海上，便一齐起来造反，同船长和大副们动手，说不定把他们杀了，好随心所欲地抢。」

「我想船上的差役有的是活干。」莱纳德说。

「父亲，你十一岁那年的事还记得清吗？」这孩子随即冷不防问道，仿佛同刚才的话全不相干，「那时候你想不想当水手？有没有一口咬定自己将来准当水手？」

「我不记得有过这个念头。」

「我可有过一回又一回，总觉得世上再没有比坐着船四处跑、把各地都看一遍更好的事了。我想当水手想了好多好多年；不过你知道，我如今不想了。」

格雷厄姆先生笑了。我猜他是让莱纳德那句「好多好多年」逗笑的。

「不想了？」父亲问，「那你如今想做什么？」

「一样我远远够不上的事，父亲。」孩子想了想说，「做传教士！哦，父亲，我如今顶想做传教士，像你和祖父一样到中国来！你不也愿意吗？我知道母亲是愿意的；说不定我去求教会传道会，他们肯派我出来呢。」

「我再没有比这更愿意的事了，我的小儿子。」传教士答道。

过了几分钟，莱纳德又跑到外头去，放一只中国人替他扎的、送给他的「稀奇的风筝」；父亲望着这小家伙，心里的欢喜几乎近于骄傲。

他心想：这是他这个一时冲动的儿子自己的念头呢，还是姐姐给他出的主意？

全是他自己的。不过西比尔那份安静温和的感化，对这个弟弟无疑是极有益处的。

「西比尔，你看异教的中国人能不能教给信基督的英国人一点什么？」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晚上，父女俩坐着说话，格雷厄姆先生问女儿。

「我看能，」她立刻答道，「能教的还不少呢。头一样是孝顺父母、听父母的话，第二样是敬重老人；再说，他们虽然信些又傻又迷信的事，可有些人办起自己的宗教来，那份认真、那份恳切，是真真实实的。为着过一个节，他们起多早都不怕，一早就出门去；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向他们的神求一份福；斋期节期守得一丝不苟。不过我看，顶了不起的还是他们疼父母的那份心。昨天『小子』告了一天假，因为那天是他母亲的生日；他一早就起来，把活先做完了才去的。」所谓「小子」，是一种跟班。

「不错。父母的寿日，比孩子的生日要看重得多。有时候过生日那天，父母坐在一顶大红的帐幔底下，儿女跪在跟前给他们磕头。五十一岁的寿，以及此后每隔十年的寿，都要大操大办，还常常到长寿寺去做法事。我听说，有时候要请三十位僧人一连三天念经谢恩。

「人活到八十一岁，有时候要奏报皇帝；皇帝或许会准许拨一笔钱，给这位老人家立一座牌坊。

「父母过世以后，他们的生日仍旧要在祠堂里过，祠堂里挂着他们的画像。」

「儿女过生日大概要送父母极好的礼物吧？」

「等父母上了年纪，做儿女的能送、也确实要送的顶好的礼物——父母自己也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是一口棺材；因为你知道，中国人以为身子若不好好安葬，魂就不得安息。

「中国人是一团奇怪的矛盾，」格雷厄姆先生接着说，「他们受起酷刑来极勇敢，说起谎来却厉害得很；而说大谎的人一般又是极大的懦夫。他们又肯干又不贪酒，却做了鸦片的奴隶；他们又温和又和气，同时又奸诈又残忍；对父母孝顺到极点，对邻人却常常十分嫉妒；而其中最奇的，大概是他们那样疼儿女，却又肯把女儿弄死。」

西比尔好几分钟没有作声。「哦，父亲！」她随后说，「那个日子不是近得可怕了吗？想想看，要离开你和亲爱的母亲！我们怎么受得了？」

「你们得去做你们的事，宝贝，我们得留在这儿做我们的事。不是这样吗？」格雷厄姆先生问，用的是西比尔顶爱听的那种亲切温和的声气——她一向管那叫父亲的「讲道腔」。「可是有什么能安慰我们呢？我们各自尽本分的时候，虽然分隔两地，却但愿都能安心尽好，那时候我们该想些什么呢？该想：把我们各自的本分派给我们的，是神；我们此刻和永远都要顺从的，是他全能的旨意。可是记住，西比尔，我们不是孤零零的，不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彼此分离以后，谁来做我们的引路人、倚靠和安慰呢？」

西比尔知道，却答不出来，因为她哭了。

「你母亲和我，」格雷厄姆先生接着说，「把儿女交托给那位把你们赐给我们的主，交托给他慈父般的爱和看顾，我们知道这是把你们放在最稳妥的手里。你们自己也都学会了，不是吗？——凡是受了引诱、要去做他不喜悦的事的时候，就到我们的天父、那位『至高的主宰』跟前恳切祷告。你知道，传教士就是奉差遣去办一件事、去尽一份本分的人。传教士的儿女，对于所奉的差遣，也不该退缩，不该辜负，是不是？」

西比尔的神色宽慰了些。这最后一场「西洋镜」她很爱听，便亲了亲父亲，让他知道她爱听。

过了几分钟她说：「父亲，你知道吗，我相信小珠是真的开始信了、也真的懂了：前几天我做祷告的时候，她走过来在我旁边跪下。从前她是怎么也不肯向我们的神下跪的，连在拔马看见我们借住的那位基督徒女人下跪，她也不跪——她同那女人还很要好呢。我会常常想起那个女人和她那可爱的小娃娃——那娃娃被她那样滑稽地缚在身上——因为我太喜欢她们了。

「可怜的小珠！」西比尔接着说，「等我回到你们身边，再见到她，我一定高兴得很；不过我想，我这一走她心里是不好受的。」

「往后小珠要多在学堂里念书。你知道，她也有她该做的事。」

「父亲，到了代祷日那天，我会怎样地想念你，想念香港的这个传道会呀，是不是？」

「是的，西比尔。不单是代祷日，你平日祷告的时候也要记得恳切地为中国人和别的不信的人祈求；不单为我，也为一切盼着他们归正的人祈求。」

「如今这样祷告，仿佛真切得多了。」西比尔说。

「也该感恩。我们在香港这里，大有该感恩的地方。」

「礼拜天受洗的那位老太太多可亲呀！可她取的教名是什么？我没听清。」

「慕爱，意思是『渴慕（耶稣的）爱』。」

「多好听的名字呀！领圣餐的人在这儿也不算少呢。香港本地领圣餐的有多少人？」

「六七十位。顶叫人欣慰的是，这些领圣餐的人看来是真敬虔的，真明白做一个领圣餐的人是什么意思、要担些什么。中国人要信基督，实在一点也不容易，有时候得撇下所有的亲人，还要因此受许多逼迫。」

「香港的传道会是什么时候办起来的？」西比尔问。

「一八六二年。」

虽说成效远不如那些热心的传教士所盼望的，格雷厄姆先生说英国圣公会在香港的传道会大有指望、大可感恩，这话却是不错的。

眼下有好几位男女正在受洗和坚振前的教导。教会的男学堂有一百九十多所，女学堂有三十多所；孩子们在这里既学世俗的功课，也受宗教的教导。

虽说只有两位欧洲传教士和一位本地牧师，却有二十三位本地的基督徒教师、一百八十三位本地基督徒。这个传道会除了香港岛上的圣士提反堂和堂外各项事工，在广东省内还有许多由本地人主持的分站。

《公祷书》，以及更好的《圣经》，都已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在民间流传；其中已有人真正学会珍爱这些书。不但基督徒的礼拜来的人多，每天晚上还能看见成群的异教人去听专为他们讲的道。

那么，格雷厄姆先生怀着盼望去就他的新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父亲，你要做的事有多少呀！」西比尔说，「要那样常去医药传道会的诊所，别的事又一样不少！不过这里的人对你像是很感激。昨天『小子』说你是『一百个人的好』，这话我懂得：就是『顶好的人』。」

格雷厄姆先生笑了。

「有的是事做，我倒喜欢，」他说，「对我们大家也有好处；何况你知道，一样事往往能帮另一样事的忙。」

「我想母亲也能帮你许多。」

「那是一定的。」西比尔知道她一定能。

这孩子整整一天都守在她深爱的母亲身边；如今又同父亲坐了一个钟头说话，听父亲给她许多好的、慈爱的叮咛。这时莱纳德进来了——他刚同母亲关在屋里，听母亲把顶要紧的话一句句嘱咐他——眼睛哭得肿肿的。于是一家四口坐在一处，坐到早过了睡觉的时辰；可那又怕什么呢？明天上了船，横竖没有什么事要熬夜，今晚欠下的觉，明晚早早睡了补上就是。

明天到底来了——凡是快活的明天、伤心的明天，一概都要来的。母亲给了儿女最后一吻，父亲给了他们最后一吻和祝福；于是西比尔和莱纳德·格雷厄姆踏上了回英国的归程。做父母的心里很感激：船上有这样好心的朋友照看他们。

两个孩子回去就各自回原来的学堂念书，假期一同在格雷厄姆太太哥哥家里过；她哥哥也是一处乡下教区的牧师，她知道孩子们在那里很快就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西比尔和莱纳德·格雷厄姆是勇敢的父母的儿女，他们自己也是勇敢的孩子。他们既答应过：能不难过就尽量不难过，便立刻同眼泪较起劲来，不多时就同朋友们真真正正高高兴兴地说起话来。

「谁知道呢，」有一回姐弟俩独处时，西比尔对莱纳德说，「说不定过两三年，他们会回来度一个短短的假呢？就算不回来，我想等我出去的时候，你也要跟我一同去，再看一场『西洋镜』的假期，还要去看他们！」

「我自然一有机会就该去，」莱纳德答道，「我将来自己也要到那边去做传教士呢。」

西比尔说的是「他们」，因为「父亲」「母亲」这两个亲切而神圣的字眼，她此刻还说不出口，一说就要哭——这两个字在每一种语言的字汇里都是独一无二的，再没有别的字比得上。

这时候，格雷厄姆太太正一个人掉着伤心的泪。这泪水她一直强忍着，忍到儿女走了，再也忍不住了。

不过，她这颗慈母的心虽然又酸又痛，她却不肯久哭：她要竭尽自己所能，立刻起身去帮她的丈夫——此刻他心里同样难免难过——一同做那桩她当初鼓励他去做的好事；那时候，一切的代价她都是预先算过的。

而那位说过「我顶喜欢我的父亲做传教士」的西比尔，如今也不肯把这句话收回去，虽说做传教士这件事把她的父母同她和莱纳德隔得这样远。哦，不！自从她亲眼看见中国是何等需要传教士，她比从前更喜欢她的父亲「做传教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