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满族

第一章女真与契丹

满族源出通古斯语系的一支游牧部落，九世纪时被称作「女真」——据说这名号的意思是「海之西」。他们这一族的摇篮，坐落在长白山麓、朝鲜正北，由鸭绿江的上源浇灌。

十四世纪有一部中国的图说之书，如今已知的孤本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书中记载：他们是作为逃亡者从朝鲜来到此地的，而这里原是肃慎部的故乡。书中还说，他们不把死当回事，唯独看重勇武，随身带着不入鞘的刀子，昼夜不离；又说他们像狼虎一般「有毒」。他们还在脸上刺青，成婚时则在嘴上刺青。到九世纪末，女真已臣服于毗邻的契丹；当时统治契丹的，是那位雄才大略的首领阿保机。九〇七年，阿保机自立为帝，建独立之国，国号「辽」——据说是「铁」的意思；他随即展开了对中国长久的侵伐与蚕食，其结果几乎是把这个帝国一分为二：以黄河为界，开封为中国的都城，而北京——此时第一次被抬升到都城的地位——则成了契丹的京师。在此之前，契丹一向承认中国为宗主；他们头一次见于中国史册，是在公元四六八年，那年他们遣使入朝，进贡方物。

现在把目光转回中国。著名的宋室创建于九六〇年，它早年那些岁月充满了国运昌隆的指望，而它也当之无愧地与中国文学两大最辉煌时期之一相联系。当时朝鲜为求自保、以免受中国蚕食，被迫接受了契丹那令人憎恶的宗主之权；可契丹旋即勒令她割让大片土地，于是朝鲜突然与同样准备起事的女真结盟，女真也派兵驰援这位新朋友。女真与朝鲜两军协同作战，给了契丹一次重创；女真势力的兴起，便可以从这场胜利算起。其实中国早已遣使至女真，提议结盟，并联合朝鲜，如此便可轻易遏制契丹的侵掠；可到了十一世纪，朝鲜与女真渐渐疏远，甚至进而劝中国与契丹联手去消灭女真。中国自然巴不得把这两个麻烦邻居一并除掉，尤其是契丹——他们正一点点蚕食帝国的疆土，把中国人逐出直隶南部。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软弱地任由契丹敲诈：契丹收取一大笔银钱补贴和大宗贵重的丝绢，回报的却是数量微不足道的土产，而中国朝廷把那叫作「进贡」。

十二世纪初，契丹的君主曾到松花江巡幸，为的是渔猎，当地女真各部的首领照例前去朝觐。那一回，这位契丹皇帝大约酒喝得过了量，便命在座的年轻人起身在他面前跳舞。有一位首领之子，名叫阿骨打（有时被误写作另一种拼法），对这道命令置之不理；当下便有人向皇帝进言，说该想个法子除掉这么个不肯屈服的人物。然而此事当时并未被追究；当夜，阿骨打便带着一群随从从场中消失了。他一路东行，渡过松花江，发起了一场运动——可以说，五百年后满族入主中国，正是这场运动的顶点。一一一四年，他开始主动出击，给了契丹一次重创。到一一一五年，他建立独立王国的进程已推进到这样的地步，竟径自称起帝来。于是便出现了一幕罕见的景象：同时并立三位君主，而按中国的理法，那个名号只能属于一人。他为自己的王朝所选的称号是「金」，意思是黄金；有人说，这是为了标明胜过契丹的「辽」（即铁），理由是黄金不像铁那样会被锈蚀。也有人把这名号的由来，追溯到女真境内产金这一事实上。

这里不妨顺带说明一个曾引起若干混乱的小节。前文一直称作「女真」、此后在史册中以「金朝」著称的这支鞑靼部族，在一〇三五年把「真」字改成了「直」，于是被称作「女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真」字是在位的契丹皇帝名讳的一部分，须得避讳。这种改动的必要，自然随着他们摆脱契丹统治而终止，旧名便会复用；因此下文仍沿用「女真」。

阿骨打对契丹的一连串胜利，最叫中国皇帝称心——他眼看着昔日的压迫者被得胜的女真踩进了尘土；一一二〇年，两国签订了共同对付宿敌的盟约。这一着的结果是：契丹处处大败，主要城池落入女真之手；一一二二年，女真终于攻克北京，而契丹皇帝早已弃城出逃。然而，到了中国与得胜的女真公平划分疆土的时候，中国皇帝却发现：女真自认打仗出力最多，便铁了心要分走狮子的那一份；事实上，女真强加的这副轭，比起那令人畏惧的契丹，只有更沉重的。女真夺去了更多土地，勒索了更巨额的银钱，而从前那套拿不值钱的土产充作「贡品」的滑稽戏，照旧上演如故。

一一二三年，阿骨打去世，被追尊为金朝的开国皇帝。继位的是他的弟弟；两年之后，契丹的末代皇帝被俘，贬为庶人，这个王朝就此终结。

女真的这位新皇帝，余生都消耗在与中国无休止的鏖战中。一一二六年，宋朝的都城——即今日河南的开封府——两度被围：头一次围了三十三天，宋廷被勒索了一笔沉重的赎金，并割让了一些土地；第二次围了四十天，城破，被纵兵劫掠。一一二七年，那位孱弱的中国皇帝被掳走；到一一二九年，长江以北的整个中国已落入女真之手。被掳皇帝的弟弟在南京被中国人拥立，勉强建起了后世所称的南宋；可女真不让他有片刻安宁，先把他逐出南京，又把他逐出杭州——他曾在那里重新建都。最终总算有了一种多少算得上长久的和平，这主要归功于当时一位杰出的中国将领的将略；女真不得不接受以长江为两国的分界。

其后的七十年里，双方你来我往的劫掠从未间断；可到十二世纪末，蒙古人已从北面压迫女真，而南宋则趁机从南面攻击他们的宿敌。终于，在一二三四年，女真金朝的独立为窝阔台——伟大的成吉思汗的第三子——所终结，南宋也助了一臂之力；而南宋自己，转过头来又被忽必烈所灭——那是第一位统治统一中国的蒙古皇帝。

这个游牧民族的领土在地图上覆盖着何等广袤的空间，而他们名号的由来，则说法不一：有说源自「莫恩格尔」，意为「天上的」；有说源自「蒙」，意为「勇敢」；也有说源自「蒙库」，意为「白银」——最后一说颇得一些人青睐，因为它正好与契丹的「铁」朝、女真的「金」朝相呼应。

如今须得让三个半世纪流过去，才轮到满族这出大戏的下一幕。女真被他们的蒙古征服者打伤了，却没有被打死；一百三十四年之后（一三六八年），蒙古人自己也被逐出中国，一个纯粹的本土王朝重新建立起来，国号「明」，意思是「光明」。此后的两百年间，女真几乎无声无息，因为明室正忙于别的方向。不过他们那股尚武之气，在征伐日本和耽罗（即荷兰人所称的「济州」）的远征中找到了施展与滋养的余地——耽罗是朝鲜半岛以南的一座大岛；另一方面，散布在欧洲人所称「满洲」那片地域一部分上的各个部落，则趁着长久不受中国攻伐，在文明与富庶上有了长进。这里不妨一提：「满洲」作为一个地理名称，中国人和满族人自己都并不知晓。满族如今这片广阔的家园，通常称作「东三省」，即：一、盛京（又称辽东、关东）；二、吉林；三、黑龙江（或齐齐哈尔）。

在上述众多追祖于古女真的小小独立部族当中，有一个最小的——其部众居住在今日奉天城正东的一片地方，不久便要自称「满洲」（这名号的由来不详）——于一五五九年出了一位少年英雄；他改变中国历史的程度之深，使得他的子孙在近三百年间坐在中国的宝座上，统治着一个在其中大部分时间里堪称世上最大的帝国。努尔哈赤——满族势力真正的奠基者——生于一五五九年，出自一支雄健的血脉，很早就被公认是个非凡的孩子。他那「龙颜」「凤目」，以及那双又大又垂的耳朵（中国人向来把这样的耳朵与才智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必细说。他头一次崭露头角是在一五八三年，时年二十四：他的父亲和祖父统治着一块小得几乎不值一提的领地，却被一个敌对首领背信杀害；他为此起兵，麾下仅一百三十人。三年之后，他终于从原本与他为敌的中国方面，不但争得了凶手的交出，还得了一笔银钱和若干荣衔的袍服。他还成功地谈成了一项条约，依约，满族的皮毛可以在若干指定地点，换取棉花、糖、谷物等中国货物。

一五八七年，努尔哈赤筑起一座有城墙的城，在他那小小的领地上建立了行政；其执法之公允、吏治之清明，很快吸引来大批移居者。不久之后，他已成功地把五个满族部落合并到自己一人的统治之下。在战胜邻邦之后以兼并扩张疆土，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其结果是：他日渐壮大的势力开始招来猜忌，乃至畏惧。终于，七个部落联手，又得两位蒙古首领相助，企图一举把他压垮；可尽管兵力上的悬殊压倒性地不利于他，他还是把敌军的进攻变成了一场溃败，斩首四千，缴获战马三千，此外还有别的战利品。乘此胜势继续兼并，他这时开始对中国摆出强硬姿态，宣告独立，不肯再进贡。一六〇三年，他为自己新建了一座都城兴京，地点在今日奉天以东不远；他在那里接见了蒙古各首领派来向他道贺的使者。

这一时期的满族，口语是多音节的，不像汉语那样以单音节为主；他们除了几种用汉字凑成的、粗糙的拼音尝试之外，并无文字，而那些尝试也被证明没什么实用价值。需要一种更便利的东西——这念头很快打动了努尔哈赤那富于远见而活跃的头脑；于是在一五九九年，他命两位学者为他那迅速增长的臣民制定一套合用的文字。二人是以蒙古文为本完成这桩事的；而蒙古文创制于一二六九年，出自吐蕃喇嘛八思巴之手，是奉忽必烈之命而作。八思巴则以回鹘人的文字为本——回鹘人是匈奴的后裔。回鹘人自六二九年起便以此名见称，曾是如今希瓦与布哈拉两汗国所在地域的统治民族，也是中亚诸部中最早拥有自己文字的。他们这套文字，是从景教徒所用的叙利亚文演化而来的——景教徒于七世纪初叶来到中国。因此，满文在谱系上是叙利亚文的后裔；实际上，满文与蒙古文同这个母体的家族相似性显而易见，只是这两种文字显然受了汉语的影响，改作竖写——不过与汉文不同的是，它们是从左向右读的。三十三年后，又作了若干改良，满文便成了我们今日所见的样子。

一六一三年，努尔哈赤麾下已聚集起约四万之众；通过一连串各个方向的征伐，他又渐渐把王国的疆界大为拓展。如今只剩下一个大而重要的部落，他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兼并它上头。经过两年多的周密准备——这准备开始之年（一六一六年）「满洲」一词被正式定为国号（其语源不详）——努尔哈赤于一六一八年开列了一份对中国的罪状清单，声称他的百姓曾经并且仍在其下受苦，随后郑重地将它付之一炬：那是公认的、与天地神灵通气的方式。这份文书共七条，是呈给中国皇帝的；实际上，它就是一纸宣战书。中国方面很快意识到：一个危险的敌人已经崛起，下一个受威胁的将是自己的疆土；他们终于决意阻止努尔哈赤再进一步，为此派出二十万大军讨伐他。这支部队里许多人体格本就不堪一战；抵达奉天后，他们被分成四路，各有各的目标，而这些目标的达成本该促成努尔哈赤势力的迅速瓦解。这一着的结果，两边都万万没有料到。一言以蔽之：努尔哈赤把中国的对手各个击破，末了给了他们毁灭性的一击，使自己完全掌握了局面；不久之后，他便实现了平生抱负中最要紧的那一桩——把金朝一二三四年败于蒙古之后所分裂成的那些部族，重新统一于一人之治下。

第二章明朝的覆亡

把一个中国王朝的倾覆归咎于宦官之祸，几乎已成一种老生常谈。然而此时的朝廷，确确实实全落在宦官手里：他们占着种种肥缺，论才具却全然不称其职，甚至随军出征——名义上是监军之官，实际上是安插在统兵大将身边的耳目。这班人里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个，是魏忠贤；他一生的行迹，尽可以当作这一类人的标本来看。

魏忠贤是直隶肃宁人，素行不检，自阉入宫，改名李进忠。入宫之后，他靠着行贿，谋得在后来那位皇帝（崩后谥为熹宗）的生母处当差的名分，又与这位懦弱之君的乳母私通。两人博得皇帝的宠信到了非常的地步；魏忠贤本是个不学无术的粗人，熹宗一朝，中国实际上是由他当家。他总是拣皇帝专心做木工活儿的时候呈上奏章与别的国事文书，皇帝便装作样样都懂，吩咐魏忠贤自去办理。御史本是所谓天子的「耳目」，有权规谏君主的失政；魏忠贤借着那些不肖言官之力，把忠正之士一个个逐出朝堂，又将异己置于酷毒而羞辱的死地。他劝熹宗编练了一支一万人的内操阉兵，配以火铳；而他那相好又使皇后小产，替他扫清了通往御座的道路。许多官员投到他门下，昏聩的天子赏赐他也从不知厌倦。一六二六年，除福建一省之外，各省都为他建起生祠，他的塑像享用皇帝规格的祭礼，他本人则被尊称为「九千岁」——也就是只比皇帝的「万岁」少一千年；「万岁」二字，日本人取了去，便成了他们的「万岁」。凡有成功，一概归于他的德化之力；有位大学士甚至宣称，是他的德行招来了山东的「麒麟」。一六二七年，有奏疏把他比作孔子，并奉旨令他配享太学，与圣人同受祭祀。熹宗一死，他的指望便全盘落空，新君立刻将他罢斥。他自缢以避审讯，尸身仍被剖腹；他那相好也被处死。一六二九年，近三百人因与他的阴谋有涉而定罪，各按轻重论处。

营私与贪墨到处横行；而正当此时，这些手段又被人成功地用来把一位真正有才干的将领从前线调了回去——此人本是从北京派出，去收复失地、遏止满族进一步蚕食的。有一阵子，努尔哈赤确曾被他调度有方的布置所牵制：奉天城防修得坚固，人心也大体安定下来。可接任的新帅一上来便推行了致命的方略，很快就使当地的汉人百姓离心离德，逼得他们暗中与满族通款。正因如此，一六二一年努尔哈赤才得以进逼奉天。他在离城一二里处扎营，先遣一小队人马前去侦察；明军主将立刻率大队出城扑击。侦骑退走，明军追击，结果不出所料地撞进了埋伏。明军回师之际，才发觉护城河上的桥已被自己营中的内奸拆毁，竟无法退回城里。奉天就这样陷落了，而这不过是此后一连串胜利的序幕：其中一次，是把前来收复奉天的明军杀得大败；最要紧的一次，则是辽阳的攻克——今天的人多半是因日俄战争才记得这个地名。在这些战事里，满族最得力的兵器是长弓，他们用得极准极狠；而与之对垒的明军往往有火炮——用炮之法，是耶稣会士汤若望教给中国人的。只是火药的供应常常接济不上，一断，满族弓手那压倒性的长处立刻就占了上风。

此时别的城池也开始主动请降，许多汉人剃发结辫，以示归顺满族。然而事情还没有完：满族的势力虽在增长，却仍不时遭到明军的攻击——明军专挑满族兵力不集中的地方下手。努尔哈赤则一步步向东开拓疆土，到一六二五年——也就是他定都奉天的那一年——东边已抵大海，北边已至黑龙江，长城以外，明朝所余的要地几乎只剩一座宁远城。其中缘由如下。

前面说过，在宦官的主使下，朝廷派了一位无能的统帅去接替那位颇有成效、却不为宫中所喜的旧将。新帅一到任便断定：长城以外之地，一概不必据守；随即下令全部兵马连同汉民一律内撤。宁远的文官抚臣与武将守备接到此令，愤然抗辩，并刺血写下誓书，誓与此城共存亡。努尔哈赤趁机猛攻，起初似乎颇有进展，直到守军把火炮推上阵来。近距离的炮火杀伤极其惨烈，满兵溃退。这一败，努尔哈赤终生未能复原：忧愤成疾，一六二六年病故，年六十八。后来他的子孙坐了中国的江山，追尊他为太祖；他上溯四代的先人，也一并追封为王。

继努尔哈赤而立的是他的第四子皇太极，时年三十四，已是久历行阵的人物。他即位之初，先与那位守住宁远的抚臣往还了一番书信，双方都有意试着议和。中国一方要求归还所占的全部城池土地；满族一方则拒不考虑这样的条件，反而提出：中国应当付给他们一笔巨额的银钱、丝绢等项，作为回报，他们只肯给一批数量有限的毛皮，外加半吨多人参——人参就是那种分叉的名根，据说形状像人身，中国人极看重它补益之效。这自然是「予之太少而索之太多」，议和遂无结果。一六二九年，此时已制服朝鲜的皇太极统大军进逼北京，在离城数里处扎营；然而他攻不下这座城，最后只得退去。此后数年，满族——他们此时已能自铸火炮——专力经营蒙古，指望由此为大军打开一条进入中国的坦途。中国皇帝此时提出议和，缘由下文即将说到；但满族开出的条件太苛，战事重开，满兵主要在北京四郊纵掠，而明军中逃降过去的人络绎不绝，使他们的人数不断膨胀。一六四三年皇太极去世，由他的第九子继位——那孩子才五岁；皇太极后来被追尊为太宗。早在一六三五年，他就已自称中国皇帝，并设立了科举之制。自一六一六年起，这个王朝的名号一直是「满洲」；二十年后，他把这个词译成汉语的「清」，意思是「纯净」；在史册上，它将以「大清」之名被人记住。他在位时另有几项要紧的法令：禁用烟草——烟草是新近由日本经朝鲜传入满洲的；禁汉人的衣冠式样与发式；禁女子缠足。除头一项之外，这些禁令都是要把归附于他治下、且日渐增多的汉人彻底改易其俗。

到此为止，满族似乎除了些极原始的信仰之外，并不太受宗教的左右；但与汉人接触既密，佛法便开始施展它的魅力，而且并非徒劳，尽管皇太极本人极力抵制。

到一六三五年，满族已经完成了对蒙古的征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蒙古人大批大批的倒戈——他们受够了中国方面的苛待。近来在蒙古的一批旧档中发现一件文书，时在一六三六年，蒙古各部首领依此承认满洲皇帝的宗主之权。不过文书中另有一条约定：一旦这个王朝倾覆，此前的一应旧法便重新生效。

若把满族如上崛起的那些年里中国这一边的史事略作回顾，便可看到一种景象——那是任何一个气数将尽的王朝末年都会出现的景象。几乎是从一六二八年明朝末代皇帝即位的那一天起，天下的积怨便从暗中郁积转成了公开而激烈的敌意。宦官的聚敛与横暴招来了加派的赋税与普遍的不满；而饥荒之惨，又使局面更形严重。各地民变此起彼伏，平定起来十分吃力。当时中国将领中最能干的一位是吴三桂——他不久就要在这出王朝的大戏里扮演要角——此刻却远在关外抵御满族的进犯；就在这时，一场酝酿多年的大乱终于轰然爆发。

李自成是陕西人，不到二十岁便承袭父业，做了村中的差役。一六二七年的饥荒使他因田赋而获罪，一六二九年他落草为寇，此后十年却并无多大声势。一六四〇年，他带着一小股亡命之徒起事，横行湖北、河南一带，不久便统领大军。有一个女匪来投，原是青楼中人，劝他少行杀戮，收拾人心。一六四二年，他几次三番攻打开封，其中一次左眼被箭射瞎；最后终于得手，而这主要是因为黄河骤涨：河水顺着一条渠道冲了进来——那渠道本是为灌满护城河、把乱兵淹走而开的。谁知河水涨得太快太高，连城本身也被淹没，居民淹死无数，余下的只好逃往高处求生。

到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已尽取陕西全省，于是进兵北京，自称大顺朝的开国皇帝——「顺」字取上下相安之义。朝廷上下一片惊惶，尤其是天象与种种凶兆出现得格外频繁，仿佛专为这惊惶作注脚。皇帝一筹莫展：国库空空，无钱发饷，而兵额之少，本来也不够守城。诸大臣各自只顾保全身家。李自成一路几乎未遇抵抗，把守城池关隘的宦官争先恐后地献城，以保自家性命。因为凡是立刻投降的，李自成对人命财物秋毫无犯；略作抵抗的，也不过取几条人命抵罪；唯有死守不降的，才遭焚掠屠戮之祸。

此时有人劝皇帝召吴三桂入卫；可这一步就意味着东边再无人抵挡满族的入侵，所以他许久都不肯答应。其间他照例下了一道罪己之诏，宣称国家遭此种种祸患，都由他自己无能失德所致，近年的旱、饥及别的天谴之兆便是明证；今后朝政一概厘革，只用贤能之臣。然而李自成的大军步步逼近，皇帝终于明白：除了吴三桂，再无第二条路，于是迟来的使者被派了出去，催他回师保卫京城。远在吴三桂能赶到之前，北京外城的一座城门就被守门的宦官暗中打开；皇帝眼前所见，便是自己的都城陷入火海。他随即召来皇后与宫中众女眷，吩咐她们各自设法保命。他把三个儿子送去藏匿，又亲手杀死数名宠幸之人，不愿她们落入「独眼贼」之手。他也想这样处置自己的女儿——一个年幼的公主；举剑时他以衣袖掩面，可心痛之极，一击落空，只砍断了一条手臂，那不幸的公主后来由皇后了结。此后，他与一名心腹太监并几个随从改换装束，想趁夜出城；却见城门紧闭，守卒不放他们过去。凌晨回到宫中，皇帝命人照常鸣钟，召百官上朝；却无一人来。于是他带着那名忠心的太监退到宫苑中人称煤山的一座亭子里，在衣襟上写下最后一道诏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诸臣误朕。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皇帝与太监随即自缢而死，大明王朝至此告终。

李自成大张仪仗进了北京，宫中许多女眷因而自尽。两位皇后的遗体被人寻见，先帝的几个儿子被擒，倒也得到善待；唯独皇帝本人的下落一时无从查考。最后终于找到他的遗体，李自成下令与两位皇后一同入殓，而后由满族替他们办了合乎体统的葬礼。

李自成还把吴三桂的父亲和未婚妻拘在手里；那女子生得极美，他有意留作己有。随后他修书一封送给吴三桂，提议联手抗击满族，另附吴三桂父亲的一封信，催儿子依从李自成的意思，更点明自己的性命全系于这桩差事的成败。吴三桂原已动身赴京勤王，途中听到上述种种；照情势与劝说来看，他本来多半会屈从，偏偏李自成夺了他要娶的那个女子。这一下他打定了主意：掉转马头，依满族的样式剃了发，归附了满族。

没过多久，李自成的大军便全力追来，目的有二：一是消灭吴三桂，二是夺回已被满族占据的中国土地。随之而来的一战，把这些指望全打碎了：李自成大败，逃回北京。在那里他杀了手中的明朝诸王，又把吴三桂一家斩尽杀绝——只留下前面说的那个女子；他抢掠并烧毁宫室与各处官署之后，把她一并带走。满族的机会到了；有吴三桂的默许与效力，大清王朝就此建立。

李自成在攻下北京九天之后正式登了龙位，做了中国的皇帝，如今却被吴三桂穷追不舍；吴三桂侥幸从贼众手里夺回了那个女子——她是随乱军逃亡时一同被截获的——随后娶了她。李自成向西退走，两次企图阻住追兵都未奏效，大军便开始土崩瓦解。他被逼往南，一度据守武昌；最后顺长江而下，在湖北被乡兵所杀。

李自成是天生的将才。连怀有敌意的著述者也承认：他的军纪好得出奇；一旦发觉用较温和的手段也能达到目的，他便立刻收住了那些曾使他的名字令天下战栗的骇人暴行。他的部下行军必须轻装，随带的辎重极少；马匹则照料得格外精心。他本人天性沉静而冷峻，起居饮食俭省有节。

第三章顺治

至此，乱事的脊梁算是打断了；可是，被请进来驱赶乱兵的那个异族，却发觉局面已尽在自己掌握之中。吴三桂于是别无他途，只能确认满族为中国新的主人，并尽力为本国争取最好的条件。自从李自成被满汉合兵击败以来，人人都心照不宣：满族问鼎大位，是要给予支持的；而传位易主所依的条件如下：一、宫中不得纳汉女为妃嫔；二、三年一次的大考——中式者即由此进入仕途——其榜首状元不得为满人；三、汉人男子须改着满装，剃去前额之发，脑后结辫，惟准其殁后以明朝衣冠入殓；四、汉人女子不改满装，也不必依古俗停止缠足。

吴三桂身被种种荣典，其中一样是三眼花翎。花翎连同帽顶上的「顶子」，都是满族带来的品级之饰，按功劳分作单眼、双眼、三眼三等。数年之后，他的儿子娶了皇帝的妹妹；又过了几年，他被封为三藩之一，所辖之地包括云南、四川两个大省。此人下文还要再见。

新皇帝是皇太极的第九子，世人最熟悉的是他的年号「顺治」（意为顺乎天时而治）。一六四四年他被扶上御座时，还是个七岁的孩子，由一位叔父摄政；到他十二岁那年，叔父已死，一切便只能靠他自己。这位摄政王早逝之前，已替侄儿做了不少极好的事。他把宦官的权柄削夺到这样的地步：此后一百五十年间——实则只要帝国还在明主之手——宦官在宫廷与国政中的祸害便微不足道。他仍让汉人官员掌管民政，大体沿袭前朝的成法；他不曾急着强令天下一律改用满装；他甚至下令在明朝诸帝的陵寝行祭礼。满族似乎另立了一条关系不小的新规矩，就是官员不得在本省境内任职。这条规矩表面上是防范贪墨，其政治上的用意，恐怕要深远得多。翰林院诸臣上了一道奏疏，请他：一、开列天下贤才之名籍；二、访求其中隐居不出者；三、剿灭一切乱贼；四、颁布大赦；五、安定海内；六、遣散兵众；七、惩治贪官。

上面第二条所进之言，很快就见诸施行，一批有才干的人被延揽进了官府。与此同时，为把这个王朝的名分彻底立定，列祖列宗一一追上尊谥，太庙也依礼建成。从满族的利害来看，大局至此似乎令人满意；可当日交通不便，中国几乎等于无边无际的空间，天大的事——哪怕是改朝换代这样的事——竟能在帝国的一隅办完，而在另一隅还只是耳语相传。「独眼贼」刚取北京，一批官员便南下逃到南京，在那里拥立了明朝倒数第二位皇帝的一个孙子，论法统他正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满族势力的迅速膨胀，人们全然没有看在眼里——如果说他们曾经看清过的话；在他们想来，推出明室的宗支来抵御乱贼，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然而这位君主实在担不起落到他头上的这份命运；没过多久，他本人连同他的都城都落入满族之手。别的地方也相继冒出争位者，其中最著者一在杭州，一在福州，彼此都视对方为僭伪。杭州的那位很快被解决；福州的那位却渐渐把治权推及广大地面，长时间把满族挡在门外——可见异族入主之想，在那一省的百姓心中是何等可恨。到一六四六年将尽，他也被擒，平定之事继续推进；此时官员若不肯剃发结辫，便以死论罪。随后在广州又有两位明室血胤被拥立为帝，其中一人于满兵进逼时自缢，另一人则不知所终。许多忠于故国的官员，与其剃去前额之发、拖上满族的辫子，宁可把整个头剃光，遁入寺院避难，做了佛门弟子。

还有一次早期图谋复明之举，不可不记。明神宗万历皇帝（一六二〇年崩）的一位孙子的第四子，于一六四六年在河南南阳被拥立为帝。在多年血战之中，他居然支撑得住；可终究被一步步逼退，先退入福建、广东，再退往贵州、云南，最后被吴三桂逐出。他随即逃入缅甸；一六六一年，缅方把他交给一路追来的吴三桂，他最终在云南省城自缢而死。据说他本人是基督徒，他的许多追随者也是；因此耶稣会士瞿纱微赠给他「中国的君士坦丁」之号。人们向来把满族看作凶悍无情，有一件事说来倒教人欣慰：后来修撰《明史》时，当日在史馆供职的一位中国学者进言，说上面提到的三位亲王确系皇室嫡裔，应当以「义烈」而非「叛贼」入史；而下一章将要说到的那位皇帝，竟欣然准了他的请求。

一六六一年，清朝头一位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顺治「宾天」。他算不得中国的伟大君主之列，可他为人的仁厚、为君的雅量，却为同时代的人所称道。他优待天主教的传教士。一六五六年，荷兰与俄国的使团到他的朝廷时，还在那里碰见了莫卧儿大帝、西鞑靼诸部与达赖喇嘛派来的使者。当中国的文明高出世上多数邦国、其国力令大小各国敬畏的年代，接待远方来使原是极平常的事；史册上最早的一例，是「安敦」——即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的来使，于公元一六六年抵达中国。不过这一回所进的贡物里并无珠宝，只是些象牙、犀角、玳瑁之类，而且都是在安南就地收罗来的；所以有人以为那不过是一桩买卖，并非罗马皇帝真正的遣使。中国的著述者则另有一说：使者把贵重的珠宝在途中卖了，另买了一批不值钱的东西充作贡品。

到顺治一朝之末，满族——这个当初远在帝国边徼之外、只会挽弓的小小部族——已确确实实据有全中国、满洲、朝鲜、蒙古的大部，乃至台湾一岛。这座岛屿中国人迟至一四三〇年才发现，它如何成了满族的产业，其中一段故事，倒也不无传奇色彩。

有一支庞大的帆船队，首领时而经商、时而为盗，当日的葡萄牙人称他为「一官」。他被迫把自己的人马交给明朝末代君主驱使，替明朝在福建、广东沿海与满族入侵者作战。一六二八年，他向满族输诚，一度颇受优待，并替朝廷扫清了海上别的盗匪。然而他渐渐势力太大，朝廷以为非用武力约束不可。最后他被诱降于满族驻福建的将领；既已成擒，便与他那日本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及别的党羽一同被解往北京，到京后一律处斩。他还有一个儿子，外国人熟知的名字是「国姓爷」——那是葡萄牙人把他的封号讹传出来的；父亲投降时，他留在船队中未去，决意为父亲被诈杀之仇复仇，遂对满族宣告不共戴天之战。他劫掠中国沿海，久已成为居民的大患；其为患之烈，竟逼得不下八十处州县的百姓迁往内地。后来，他那双海盗的眼睛盯上了台湾——荷兰人自一六三四年起就在那里开辟殖民地，他们所筑城堡的大段遗迹至今犹存。他攻打荷兰人，大加杀戮，终于把他们逐走，于是据有全岛；可他的部众渐渐散去，归顺了新朝，末了连他本人也被报到北京，说是已死。一八七四年，有人上疏于朝，一则说他其实是明室的忠臣而非叛贼，再则说他「于洪波巨浸之中开立基业，传之子孙，而子孙复以之归于朝廷」，因此奏请敕封其神为台湾的守护之神，并为他立祠。此请获准。

以刀兵取得的天下，是这样加以巩固的：除北京驻有满兵重镇之外，又在九个省城及省内十处要地设立较小的驻防。上述九处驻防的满族主将，外国人惯称之为「鞑靼将军」，设置的用意是牵制文职的巡抚或总督；严格说来，将军的班次在总督之上，可实际上两者的品级历来被视为相等。天下太平之时，将军一职向来是闲差，与总督的职权与担子全不能比；但若遇上总督有不忠、与乱党勾结之嫌，将军便能雷厉风行地下手，这正是王朝的一大屏障；何况还有一条规矩，把城门的钥匙交由他掌管，越发加重了他的分量。这些驻防之兵携妻带子，自设立之初就打算永久驻守；直到不久以前，那里还能见到当年那批兵丁的子孙，他们不得与邻近的汉人通婚，却在别的方面被同化到这样的地步：满族的特征几乎荡然无存。有一件事上，满族作了一个奇特的让步，虽然纯属虚文，却极能打动一个虽被征服而仍自矜的民族。所立的规矩是：凡满族大臣上奏，于皇帝面前须自称「奴才」；而汉人大臣所用的称呼，不过是「臣」而已。

满族统治初年，对射术之精的讲求，正如我们爱德华三世之世一般；直到几年前，还到处能看见满族的旗人勤勤恳恳地练习这门技艺——射本是中国「六艺」之一——他们的祖先正是凭这门本事，从一个小小的部落之邦，一跃而据有天下最大的帝国。

这里不妨说明：「旗人」一称，是就满族按八面不同颜色、不同形制的旗子编制而言，凡满族皆在八旗之列；此外还有蒙古八旗，又有汉军八旗——那是当年助满攻明、因而有功于大清开国的汉人的后裔。

在中国，一个新立王朝的当政者最先要办的事情之一，便是给天下定出一部正式的刑律；而办法通常是取前朝的律文为底本，再按世道人心之所需加以更改增损。一般认为，头一位满族皇帝所用的正是这个办法：《大明律》被仔细审核，其严酷之处加以宽减，又作了种种增补改易；所成的这部法典，曾得到西方名律家几乎毫无保留的赞许。不过也有人说，满族法典真正的渊源，该到唐律（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五年）里去找；也许两者都曾取法。在有史可稽的年代里，这个国家从来不曾没有法典：最早的一部，远在公元前五二五年就由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订定。总之，顺治初年颁了一部律，其中只载帝国若干根本而不可移易的条文，前头有一篇御制序文，名义上出自皇帝亲笔。下一步是把必需的增补与变通补上；日子既久，又依据当时事例，以谕旨一再修订扩充——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这部法典包括两部分：一是多少体现着重大原则、不容更改的定律；二是例案之法，自一七四六年起，每五年修订一次。刑律一经颁布，新皇帝在法度上的责任便算开始，也就算完结了。中国从来没有、也不曾有过什么民法可言，除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与情理的酌用而已。

这一朝将尽之时，与中国的往来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国——引起了一场经济上的大变革，其分量隔了这么久实在不易充分体会。早餐桌上摆上了一种新饮品，它注定要把那一夸脱麦酒彻底挤掉——据说连简·格雷夫人早上都是用麦酒送下咸肉的。佩皮斯在一六六〇年的日记里提到它，称作「茶（一种中国饮料）」，并说自己从前从未尝过。两百年后，中国的茶叶出口已成极大的规模：单是福州一地，一季输出的茶叶就不下一亿磅。

第四章康熙

继顺治皇帝而立的是他的第三子，世人以年号称之为「康熙」（意即久安长治）；即位之时，他才八岁。十二年之后，这位少年天子亲总万机，不久便使人处处感到他的分量。他身材颇高而匀称，喜好一切男儿的技艺，每年拿出三个月来行围射猎。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照亮了他的面容，那面容上留着天花的痘痕。当时目睹其人的人，争相称道他的机敏、见识与器量之宏。

三藩公然举兵反叛时，他还不到二十岁。三藩之中，以吴三桂为首——此人可以说是清朝实际上的开国功臣，一六五九年受封；正是在他的怂恿之下，坐镇广东、福建的两位同侪也决意背弃朝廷，各自称尊。不出数月，康熙眼看着帝国的大片疆土从手中滑落；有那么一刻，能安然据有的只剩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可他从不曾灰心。吴三桂的资力，到底不足以支撑这场角逐；胜负之分，一半由于他在一六七八年死去，一半由于耶稣会士替朝廷铸造的火炮极其犀利——那时候这些传教士正得宠于宫中。一六八一年，云南省城被强攻而下，吴三桂之孙自尽，叛乱随之瓦解。自那时起，满族便定下一条：汉人臣民中不再有「王」；这条规矩一直遵行到今天。

康熙一朝还筹划并实行了天下疆域的重新划分。元代原只有十三省，明代增至十五省，如今又添三省，于是构成所谓「十八省」，也就是中国本部。为此，旧日的江南省分为今天的安徽与江苏；甘肃从陕西划出；湖广分为湖北与湖南。台湾于一六八三年最终收复，划归福建省辖，如此约二百年，后来才另立为一省。于是中国本部一度有十九省，直到晚近台湾割与日本，才又恢复到人们更熟悉的「十八」之数。除上述之外，满族原居的东方之地，划为前面说过的三省，起初一概按纯粹的军事体制编设；近年来，奉天所在——即满洲旧都所在的最南一省——其治理之法，已渐渐与中国本部趋于一致。

一六七七年，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了商馆，一六八一年撤去，一六八五年又重设。与俄国的头一个条约议定于一六七九年；可不到十年，便发现有另订一约的必要，约中议定以黑龙江为两国疆界，俄人放弃两岸之地。雅克萨（阿尔巴津）由此归还中国，当地居民中有些人——看来或是纯粹的俄罗斯人，或是混血——被作为俘虏送到北京，朝廷还依东正教的规矩为他们安排了宗教上的教导。这些阿尔巴津人的后裔，大概全都死在一九〇〇年围攻使馆期间俄国学堂被毁的那场浩劫里。讨伐噶尔丹与策妄阿拉布坦的几次征伐，把帝国的边界推到了浩罕与巴达克山之境，并直抵西藏的边缘。

噶尔丹是厄鲁特之汗，靠杀死兄长夺得汗位之后，居然把统治推及几乎整个西域。他攻打喀尔喀部，因而触怒了康熙——喀尔喀是康熙的臣属；他又为了加重自己的声望，向达赖喇嘛请求受戒，却被拒绝。于是他假装皈依伊斯兰教，可也并未博得穆斯林的同情。一六八九年，皇帝亲自统兵征讨，为此穿越了凶险的戈壁大漠。最后，在又一次出征、于一六九三年被决定性地击败之后，噶尔丹成了亡命之人，三年后死去。继他为汗的是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不久便转而进攻中国。他侵入西藏，一路劫掠寺院直到拉萨；终于被一支满洲大军逐回准噶尔，一七二七年在那里被人杀害。

历法之事，在康熙一朝很早就引起了注意。一六四四年取北京之后，满族任用耶稣会士汤若望供职钦天监；这一任命招来许多嫉恨，几乎害他丢了性命。其实他所传授的，比起当时通行的、承自元代的历法来，也未必高明多少——那不过是欧洲早已弃置的旧托勒密之学罢了。一六六九年，又有一位出自科特赖克的佛兰德籍耶稣会士南怀仁入钦天监，受命依较新的推算订正历法。

一六九二年，基督教获得官方的承认，并颁下谕旨，准其在天下各处传布。一六二五年景教碑的出土，尽管碑中所奉带着异端的渊源，却给传教之事添了不小的声势；据估计，一六二七年时信徒已不下一万三千人，其中许多是位居显要的官员，甚至还有皇室中人。然而此时有一桩要紧的争端闹到了顶点，把「中国在满族治下也许会归奉罗马公教」的指望彻底断送。那争端是：归信基督教的人，还可不可以继续祭祀祖先？名闻遐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他殁于一六一〇年，也是中国历代正史中唯一被指名记载的外国人——倾向于把祭祖看作民俗之礼，而非宗教之礼。他大概早已料到（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若一定要人一举而弃绝祭祖，这在许多求道者面前将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可与此同时，他也必定明白：祷于神灵而又指望由此得福，这就是十足的崇拜，断不能诿为无意义的仪节。

在这件事上与耶稣会士针锋相对的，是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两派在好几位教皇面前争讼此事，时而这一方得逞，时而那一方得逞。到一六九八年，在华的耶稣会又递上新的请愿，求教皇准许中国信徒行此祭礼，并请准以汉语行弥撒之礼。康熙支持耶稣会的看法，认为祭祖不过是无害的礼节；可是经过许多缠讼，并有一位教廷特使被派到满洲的朝廷之后，教皇终究判了耶稣会与其帝王盟友的败。这对康熙的尊严而言太过分了，他当即宣布：此后只准许与他见解相同的教士有传教之便。一七一六年降旨，除上述例外者，一概驱逐传教士出境。其实皇帝还为另一桩教会内部的口角所恼——那件事分量略小，却几乎与前事同时闹得沸沸扬扬——争的是汉语中该用哪个词来称「上帝」。康熙所认可（即便不是由他提出）的那个词，照近来的研究看，无疑是正确的；可一七〇四年教皇却把它搁下，另取一词——那个词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为此新造的，其实早在许多世纪之前，就已用来称古代神话中八神之一了。

除用兵之外，康熙还作过几次长途的巡行，得以看到北京城墙以外的一些天下景象。他登过山东的名山泰山：公元前二一九年，那位焚书、并部分修筑长城的始皇帝曾登其绝顶；一百年后，另一位皇帝又在那里创设了祭天祀地的神秘之礼。在康熙之前，登泰山的皇帝总共只有六位，最后一位登临于一〇〇八年；康熙之后，再没有哪位皇帝有此举，所以在满族一朝，这份名单到他为止。也就是这一回，他还谒了同在山东的孔子之墓。

黄河的反复无常——后来有位皇帝称它作「中国之忧患」——始终是康熙的一大心事；心事之重，竟使他亲临河上，把种种约束水道的方略细细考究一番。这条河除了动辄泛滥、令人命财产损失无算之外，还会出人意料地改道：晚近如一八五六年，它就在河南开封附近折了个直角，不再于北纬三十四度左右注入黄海，而在北纬三十八度的渤海湾另寻出口。

康熙数次南巡杭州，回程由大运河至天津，水程六百九十英里。人们当记得，这条运河是十三世纪忽必烈时代规划开凿的，它使北京与广州之间几乎连成一条不断的水道。有一次驻跸杭州，他把所有（所谓的）秀才、举人都召来考试，尤其要试他们作诗的本事；在苏州、南京他也照样办理，并趁在南京之便，谒了城郊明太祖的陵寝——明太祖的子孙，正是被满族取而代之的。在康熙心境的安然而言，幸而天命之书对皇帝与百姓一样是遮蔽着的——凡人所能看见的，不过是注定给他看的那一页、那当下的处境罢了；他无从预见二百零七年之后，还会有人在截然不同的情势下再谒此陵——这件事下文自会说到。

户口之政，在中国从来是一件大事。且不必远溯那传说中的黄金之世——那时的数字是好事者凭空造出来的——凡基督纪元以后所见的记载，我们尽可放心采信，只须明白那些数目不过是大略而已。事实上也只能如此，因为中国计户而不计口，粗略地以每户五人相折算。照此法推算，公元一五六年得口略过五千万；而康熙四十年——即一七〇一年——得口一亿零五百万。

记述这位皇帝，再简略也不能不提到他性情中属于文的一面，以及他在这方面非凡的成就。有一件事近乎自相矛盾，却是千真万确：两位满族皇帝出自一个几十年前还只知征战田猎、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的民族，而他们造福于读书人的功劳，竟超过中国其余历代皇帝之总和。这里所说的文字，自然是汉文。一六四四年之后，满语长期是朝廷的语言，口说与笔书皆然；直到晚近，一切公文都写成两份，一份汉文，一份满文。可是所谓满文的著述，除了把最重要的汉籍一一译出之外，几乎说不上有。满洲一朝，正是那句老话的绝好注脚：征服者反为被征服者所俘。

如今，「康熙」二字天天挂在帝国上下每一个治汉语的人——无论华人洋人——的嘴边。这是因为这位皇帝在自己亲自督理之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更有条理的体例，修成了一部汉语的字书：收字四万有余，举例的辞句极多，且按年代先后编排，每字的读音依佛门传入、三世纪始用的反切之法注出，又载声调、异读等等——总之是一部大书，至今无人能与之比肩。

康熙主持擘画、次第告成的种种文事，一一列举也嫌冗长；但有两部书，无论如何不能略过。其一是那部图文并茂的大类书：凡古今关于无数门类所曾说过的话，都被纳入一部有条理的检阅之书中，卷帙数百，几乎自成一座完整的书库。它是在康熙身后用铜活字印成的。另一部即便篇幅不及，也是更为奇异的著作：那是一部涵盖一切典籍的类纂，所纂的不是字，而是辞。读书人遇到不熟悉的字面搭配，只消翻检此书，便能找到诗人、史家、文章家用过此辞的每一处出处，而且引录得相当完整。

康熙的晚年为家事所困。因某种以巫术为要角的阴谋，他不得不废黜太子，另立一子补其位；可一二年后，发觉此子神智失常，只好加以拘禁。此后数年，情形便这样拖着，皇帝似乎始终拿不定主意该立谁为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日，才终于属意于第四子。他殁于一七二三年，在位之久已越过中国六十年的一个甲子；有史以来，中国皇帝中从无一人有此纪录，而这一纪录在这个世纪终了之前，又将由他的孙子再度做到。

第五章雍正与乾隆

康熙的第四子以「雍正」为年号登极，「雍正」者，和睦中正之谓也。他自一开始便遭遇重重难处。诸兄弟之中怨望之气弥漫，其中至少有一人自以为论承继大统之资，胜过这位排行在后的弟弟。这股不平之气终于酿成一场废黜雍正的阴谋，所幸发觉尚早，结果不过是几位涉案的兄弟遭削爵贬黜而已。他的对头里有中国本地的教民——有人说，这一切祸端的根子全在耶稣会士身上——这自然使皇帝对基督教心生恶感；被毁的教堂不下三百座，此后天主教传教士一概只许居于北京或澳门两地。一七三二年，他一度动念把他们尽行驱逐；但察知他们极力劝人行孝，便不再理会，只是禁止新来的教士入华而已。

家门之内的这些烦难过去，接踵而来的是青海的一场大乱，直到下一朝才彻底戡定；此外贵州、云南的土著又起事端，延续了三年之久，其后诸部方才归入朝廷治下。

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臣马加良斯赍礼至北京，然此行并无多少结果。一七三〇年，除大水为患之外，又有剧烈地震，摇撼十日之久，据说丧生者达十万人。一七三五年，雍正一朝在贵州土著再起的声浪中告终。临终之前，他指定第四子——其时年仅十五——为嗣君，以两位皇叔并两位大学士辅政；两位大学士之一，乃是一位卓有声望的学者，受命纂修明史。雍正之名，在外国人口中一向不大公道地与仇视当日天主教士连在一起，其实不过是因为他不肯听任他们在本分以外的事情上放手施为罢了。总而言之，可以说他是一位公正而有担当的君主，念念以百姓的安乐为怀。他厌恶兵事，未能承继其父在中亚的雄略；然而到一七三〇年，中国的政令已达于老挝边境，掸邦亦入贡称藩。他本人也是个读书人，将其父未竟的若干事业一一告成。

雍正的嗣君即位时二十五岁，年号「乾隆」，意为「长久的光荣」。他最早的举措之一，便是禁止传布基督教义；这一禁令到一七四六年至一七八五年间，演成对教徒的实力查办。这一朝的头十年，主要用于内政的整饬；此后的半个世纪，则几乎是兵事相接、无岁不战。贵州的土著，人称「苗子」，对于一切要把他们编入常制的举动都拼死抵拒；虽然到头来仍被征服，朝廷却以为不必强令其薙发结辫为宜，且留给他们相当的自治之权。在满人的指授之下，各部头人与豪长受任要职：既须弹压部众、维持地方安静，又须征收本地土产之赋，转输北京。这些职位皆可世袭。父死之后，长子赴京，亲领任命，并受官印。若无子嗣或子嗣之后，则兄弟有承袭之权。

一七四一年，耶稣会士钱德明估算中国人口在一亿五千万以上；而一七〇一年的数字，是二千一百万户。

一七五三年，伊犁生变。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死后，有阿睦尔撒纳者，谋夺其位。事不成，被逐，遂奔北京；乾隆待之甚厚，发兵送他回去复位。其后的处置是伊犁之地他只得四分之一，阿睦尔撒纳大为不满，一得机会便反噬其恩主：他杀尽满汉驻防之兵，并搜杀所能寻见的一切汉人，自立为厄鲁特之汗。然而他得意不久，北京再度出兵，这一回是讨伐他；他逃入俄国境内，不久便死于天花。此役经中国画工大加铺陈，绘成一套写实的图画，把乾隆麾下得胜之师的大小战阵一一描摹出来。这些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耶稣会神父的指授，似乎无从知晓。约在六十年前的康熙朝，耶稣会士曾大举测绘，画出相当精确的中国舆图，送往巴黎，奉路易十四之命镌于铜版。眼下这些战图也是一样，于一七六九年至一七七四年间送到巴黎，由高手镌工刻成；每幅图下的题字可以为证，例如题作「王室镌工勒巴镌」（剑桥大学图书馆藏）。

其后，固勒扎（即伊犁）与喀什噶尔相继并入版图，满洲的威权亦树立于西藏。缅甸与尼泊尔被迫入贡；此前与缅甸的一场兵祸（一七六六年至一七七〇年），几乎使一支中国军队全军覆没。四川（一七七〇年）、山东（一七七七年）、台湾（一七八六年）的乱事，也一一戡定。

十八世纪之初，土尔扈特——卡尔梅克蒙古的一支——不堪其主上的苛虐，举族迁入俄国，居于伏尔加河畔。约七十年后，又因赋敛过重难以忍受，再度谋划一场规模浩大的迁徙。他们掉头东向，在极可怖的苦难与匮乏中走了整整一年，方抵伊犁边界，而部众已凋零得不成样子。朝廷划地安置，使之隶于一汗。这一段行程，德昆西曾在一篇题为《鞑靼之叛，或卡尔梅克汗及其部众自俄境奔赴中国边界记》的文章里写得声情激越。对于这篇文字，只须指出一点：文中所描摹的种种情景，尤其是那些数目字，大半要归之于作者炽烈的想象，也要归之于钱德明神父寄回欧洲的一些不甚可靠的文书。就实而论，启程踏上那条长路的土尔扈特人约有十六万，抵达目的地的却只有七万上下。

一七八一年，陕西的东干人公然举事，官军损折极重，方才平定。这些东干人是中国的回教臣民，很早的时候便以「高昌」之名在甘肃、陕西一带聚居，其后向西蔓延入突厥斯坦。有人说他们本是别为一族，五、六世纪间据有天山一带，都于哈剌沙尔。不过这个名号在中国鞑靼一带的方言里，意思是「归教者」，即归入回教之人；他们皈依回教，是在帖木儿的时代，由一个阿拉伯的冒险之徒所化。以后我们还要在一桩更为严重的事情上说到他们。

八年之后，交趾支那发生变乱。其国王奔入中国，乾隆立刻替他出头，发兵送他复国。事方告成，其国之权臣便起而作乱，且迅速聚集大批人众归附其旗下，竟把中国军队的归路切断。乾隆于是再遣一军；那作乱的权臣遂即归顺，且低首下心到这般地步，以至皇帝索性封他为王，而弃置原先那一位。此后安南照旧入贡，惟朝廷以为不宜再干预其国政了。

接下来的麻烦由廓尔喀人挑起：一七九〇年，他们劫掠西藏。及为中国军队所败、复遭追击，便交出所掠的一切财物，并立约每五年入贡一次。

一七九三年一年，以英使马戛尔尼勋爵率团来华而足称记述；皇帝在热河召见了他——热河其名，意谓温热之河。那是一处行宫，在北京以北约百英里，出长城之外，建于一七八〇年，仿西藏扎什伦布班禅额尔德尼的宫室而造；那一年，这位西藏的宗教之主（与身为俗世之主的达赖喇嘛相对）正赴京为乾隆七十寿辰祝嘏。又过两年，这位年迈的皇帝——像他的祖父一样，在位已满六十年的一个甲子——禅位于其子，四年之后崩于退居之中。康熙与乾隆这两位君主，不但在满洲历朝的统治者中，即在一切曾执掌中国命运的人物中，也都堪称最有才略者之列。乾隆是个不知疲倦的治事之人，或许略嫌好动干戈、耗费不赀，对于到广州及他处通商的「外夷」，所持之策也未免褊狭；此外则不愧为其祖父之匹——无论作为人君，还是作为文章的护持者。在他主持之下编成的典籍，大抵卷帙浩繁，其中可举者有儒家十三经与二十四史的新校重刊之本。一七七二年，奉旨遍搜一切值得存录的著作，各省大吏争相把稀见的要籍送往北京。其结果便是那部宏大的《四库全书总目》，分经、史、子、集四部；每一部书凡所能考知的事实，皆一一胪陈，并系以持平精当的评议——这样的成就，在世界上任何一国的文献里，都几乎找不出第二例。

第六章嘉庆

乾隆之子以「嘉庆」之号临御，「嘉庆」者，大福之谓也——不可与明朝的嘉靖（一五二二年至一五六七年）相混。他自一登极便陷于困境。即位那一年，便有白莲教起事；这是遍布中国的诸多可畏的秘密会党之一，中国自古至今，处处皆为此类会党所穿凿。这一会门究竟从何而起，已不可确知。公元二世纪时，曾有一位道教宗师创立过一个白莲社，十八名社中人时常聚于今江西境内的一座寺院里静修。但此事与后来的教门似无干涉；后者初见于记载是在一三〇八年，那一年朝廷禁绝其教，毁其神龛，勒令其徒众各归本业。当时人都以为入其门者身怀妖术；及至一六二二年，山东的中国官吏又把这一教门与基督教混为一谈。至于眼下这一回，据说在乱事终告平定之前，被处死的教众不下三万人；由此不难推知：无论白莲教当初创立时是何面目，此时它的作为已严重得多，实实在在是冲着满人的权柄与威令而来的。

几乎可以说，那股百年之后终成滔天之势的潮流，正是从此时开始转向的。满人以武力征服者的身份取得天下，其时前朝的天命已在贪渎与失政中消磨殆尽；虽然在中国人眼里，他们不过是一伙「膻腥的鞑子」，却也不乏有人巴不得改朝换代，不论代价如何。第一位皇帝顺治在位时，人们还来不及看清这个新朝要做些什么；继之而来的，是康熙长久而辉煌的一朝；雍正十三年平平无事，其后又是同样长久、同样辉煌的乾隆一朝。中国的百姓，严格说来是在一切共和之国中最为民主的方式下自治着的，他们对于帝制的传统丝毫不存芥蒂——那本是他们自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家业——只要公众的权利得到应有的保全，而所谓保全，主要是指人人始终有均等的机会。他们察知在上者的品性极快，而一旦察知的是不堪之处，民间的心思与颜色便迅速为之一变。十七世纪之初，他们早已厌倦了宦寺的欺压与赋敛的不公；因此一六六二年那一番认真要把宦官尽行革除的举动，以及康熙、后来乾隆一再设法减轻那压得人人喘不过气的赋税之累，自然都受到他们的欢迎。然而到乾隆末年，他已是一位极老之人；他亲加督察的精力一天天衰退，旧日的积弊便乘隙而入，随之而来的，照例是民间的怨望。

嘉庆皇帝是个不足道而又放纵的君主，既不能像他那几位伟大的先人那样得百姓的信赖，自己对百姓也没有同样的信赖。这种彼此不相信任，还不止于他的汉人臣民。一七九九年，满洲大员和珅——他本出身微贱，由乾隆拔擢至宰辅、大学士之位——被疑心怀觊觎神器之意，而这疑心大约连一丝证据也没有。他被拿问审讯，名义上的罪名是贪墨与失于狎昵，判处死罪，朝廷格外开恩，许其自尽。

一八〇三年，皇帝在北京街市上遇袭；十年之后，河南一个秘密会党又酿成一场大乱，那会党名为天理教，又因参与举事者所佩的记号而别称白羽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其首领代表着一大批心怀怨愤之人——他们的同胞在举国上下受着满洲统治者的种种苦楚，由此激起了不平——于是策划趁皇帝出谒皇陵不在京中时攻入宫禁。他们许诺待除去满人之后，给予重赏与肥缺，因此拉拢了一批宦官为内应；到了约定之日，约四百名乱党扮作乡人，挑着果篮，篮中藏了兵器，聚集在宫门左近。有人说是其中一名首领遭人告发，也有人说是宦官把日子记错了；总之，乱党忽然一拥而上，把守门的卫士制住，凡不佩白羽者一概砍倒，宫禁眼看就要落入他们手中。不料他们遇上了几位年少皇子的拼死抵抗，皇子射倒了数人，因而惊动了兵士。救援旋即赶到，乱党或被杀，或被擒。朝廷立刻着手剿灭该会，据说被处死的会众在二万以上，另有同样多的人被发配伊犁。

不过，中国历来此起彼伏的众多秘密会党之中，论人数，论组织，没有一个比得上那个可畏的结社——它称天地会，又称三合会，或洪门——此会起于雍正之世，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明确的宗旨：推翻满清。

「三合」二字，意谓天（犹言神明）、地、人三者浑合为一；会中人彼此相认，便先指天，次指地，末了指自己的心。此会又称洪门，因为会众一概以「洪」为姓，这个字令人想到洪水滔天的意思。约在五十年前，由于一连串的机缘凑巧，此会内里的情形为世人所知：一大批手稿落到了荷兰政府在巴达维亚的手中，其中记着该会的源流、仪注、誓词与暗号，还附有旗帜与其他仪仗的详尽图样。这些文书经施古德博士迻译，显出中国会党的门户与我们更为熟悉的「古代自由与接纳石工会」（即共济会）的会所，在许多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似。不过，其间纵有若干可寻的相通之处，多半只是偶合；若不然，而欧洲那一派的仪注果真如通常所说是卡廖斯特罗所杜撰，那么便只能是他借自中国，断不是中国借自他。以矩与规为德行方正之象征，是欧洲共济会中极醒目的一端，而在三合会的仪节里却全然没有；虽然自孔子之世以来，中国的典籍便以此为喻，至今中国日常的口语中仍这样用着。

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勋爵的使团抵达北京。此行的用意，是要谋得某种章程，好让英国商人做买卖比从前顺当些。旧有的「公行」制度始设于一七二〇年，广州的若干中国商人依此制对地方官府承保英商的举止，对英商则承担一切应付的债项；后来又被种种苛细的条例弄得繁难不堪，以至东印度公司一度扬言要停止全部交易。然而阿美士德勋爵在整顿此事上一无所成。自他在天津登岸之日起，便被反复告知：他若不肯行叩头之礼，便断无觐见之望。大约正因为他同样反复地不肯就范——此礼在马戛尔尼勋爵一事上曾蒙乾隆免行——才使那班大臣改了法子：待阿美士德勋爵风尘仆仆、困顿而至圆明园时，忽然宣称皇帝要立刻见他。其时不但他所赍的礼物尚未运到宫中，连他与随员——其中有斯当东爵士、马礼逊博士与德庇时爵士——盛放朝服的箱笼也还没有送来。使臣自然无从晋见，他索性断然拒绝；于是他奉到命令，即刻前往海滨，滚回本国去。对于这一场没趣的收场，拿破仑曾有一段别致的评说：他以为英国政府做得不是，不该不命阿美士德勋爵遵行所使之国的礼俗；既不肯遵，当初就不该派他去。「依我看来，凡一国之俗，而其国中第一等人物对其君上亦如此行之者，外人照样行之，并不至于自贬。」

一八二〇年，嘉庆崩，在位二十五年。这一朝纵然别无可称，却标志着满洲由盛转衰的开端；其征兆可见于民间异乎寻常的躁动不宁，甚至可见于一些看似琐屑的事情上，譬如每年的围猎从此废止——那本是向来大张旗鼓举行的，仿佛还留存着满人昔日剽悍与勇武的一点影子。继位的是他的第二子，其时已四十岁；他此前深居简出的生涯，实在不足以使他应付不久便要临头的重重难局。

第七章道光

道光——人们照他所择的年号这样称他，其义为「正道之光」——起初颇有做一位有用而开明的君主的指望，至少比他的父亲要强得多。他一上来也着实想整肃朝堂，无奈天性疏懒，凡真正的更张都被这懒散挡住了；虽然存着世上再好不过的心意，他却把这个帝国交给后人时，弄得比他接手时还要岌岌可危。即位五年之后，他的麻烦才真正开始。喀什噶尔一带民众起事，原因是中国官吏长年累月的枉法虐民。乱众推张格尔为首；此人自称是旧日土著头人的后裔，那一族头人从前曾为满洲皇帝所承认，此时却已废而不立。归附其旗下者数以千计；及至讨伐之师赶到，他早已尽有其地。此后的用兵中，他的人马一战再战，屡屡败北；终于他本人被擒，解往北京，自辩不得其词，遂被处死。

接着摆在皇帝面前的一桩大难，是一八三二年广西、湖南野居苗族的起事，为首者或受人称、或自号为「金龙」。追究祸乱的根柢，可以看见那个势力广布的三合会在暗中活动——此后凡遇乱事，大抵都可以如此推想；这一回它趁势把苗人对地方官吏昭彰不法的怨愤，煽成公然的叛乱。起初一番屠戮与报复之后，朝廷派一员大将前去弹压；不料他非但未能了事，此后大小战阵反倒多半落了下风，末了竟被逼入广东。为此他被撤换，另遣两名钦差接办军务。这两位大员想到：用强既已无效，或许劝谕可以见功；于是广贴告示，许诺凡即刻归顺者，一概赦宥，并为之昭雪冤抑，同时申明再行抗拒之无益。此举之效有如神助，不出数日，叛乱便平息了。

至此，我们所到的时代，已是在满洲皇帝那些本分之内的烦忧之外，又添上了欧洲一重纠葛。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通商，自十六世纪初年便已有之，只是全无章法，又受种种恼人的限禁，凡要把一桩买卖做成，唯有行贿是有效的法门。早在一六八〇年，东印度公司便已领到特许状，英国臣民与中国商人往来贸易，只能经由这一条途径。这一套机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颇为得用；但这一类专利之权，日久便不合时宜，到一八三四年终于全行废止。公司设在那里只为通商，别无他事；它奉行的宗旨之一，便是避免任何可能触怒中国人情面、以致坏了自身立足之本的举动。因此，董事们不许鸦片装上公司的船只；对于传教之举，也无意加以扶持。诚然，当其时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是死罪，而马礼逊的字典是由公司出资刊印的；但这位卓著的传教士后来要翻译《圣经》以在中国散布，却再也得不到分文的资助。

满人自己当初就是以掠地夺民的强盗身份进的关，因此一意要把日后一切闯入者挡在门外；正为此故，他们对夷人的用心满腹狐疑，凡想学说中国话、读中国书的人，一路上都被设下种种障碍。这一层猜忌，在传教士身上尤甚：满人体会不出他们的真意，只当在那传布宗教的说辞背后，藏着一个蓄谋已久的侵夺疆土之局，而其终极自然是要倾覆他们自己；早在一八〇五年，便已有上谕明令：任何人不得以满文教授外国人，连满文亦在严禁之列。

自一八三四年起，凡英国臣民皆可自行经商；英国本国政府派律劳卑勋爵前来充总监督，并与中国官府建立正式的邦交往来。然而律劳卑勋爵纵有两艘巡洋舰为后盾，仍不得入广州城；他做了一番示威，所得的唯一结果是一切买卖全部停顿，最后为顾全大局，只好退去。他退往澳门——那是广东省西南极边的一处小半岛，因诗人卡蒙斯曾居于此而著名——一个月后便死在那里。澳门最初为与中国通商的葡萄牙人所据，在一五五七年；不过也有一说：一五一七年间，有葡萄牙人藉口要晾晒进呈皇帝的贡礼——说是在风暴中受了潮——就地登岸，进而修筑营垒；地方官吏于是横贯半岛筑起一道墙，断绝他们再往内地之路。又据说一五六六年，澳门实已割与葡萄牙人，条件是每年向中国缴纳一笔银两；此项缴纳，在一八四九年两国交恶之后便停止了。

此后数年，律劳卑勋爵的继任者们费尽气力——所用的路数往往并不得当——要与中国官府建立一种即便说不上融洽、至少还能办事的关系；然而始终不得要领，道理很简单：近来的种种事变，恰恰把官与民关于「夷人」与自己孰尊孰卑的旧见坐实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与中国疆土相接，且步步进逼，中国看待她，一向与那些渡海而来的夷人有些不同。过去三百年间，她始终是满人心头可畏的外患。数年之前，当满人与汉人都以为自己的国家就要被「瓜分」、由西洋各国朋分而尽的时候，中国境内曾广为流传一幅示警的舆图漫画：画上俄国作一头巨熊之形，自北方俯身而下，把蒙古与满洲的大片土地抓入怀中。

此时，鸦片一事又骤然以激烈的形态成为焦点，使本已棘手的局面愈加难办。朝廷严禁鸦片进口，为时已久；而私贩此物者数量日增、其势甚锐，为时也同样久远，以至后来竟有悬挂外国旗号、水手带械的快船，把中国缉私的巡船吓得不敢近前，货物遂得随意起卸。看来道光皇帝就此事征询过各路大员的意见，他确是真心要杜绝鸦片入口，借以遏止吸食鸦片之风——那风气其时已蔓延到可虑的地步；在这件事上，现任贸易总监督义律上校（后来的查理·义律爵士）也是支持他的，只是这位官员对中国官府举棋不定的做法，对于随后那一连串祸事的骤然而至，着实推波助澜。其后广州闹出一场大乱，在那里的外国商人几乎丧命，弹压时不得不调动兵丁；皇帝于是决意把鸦片的买卖彻底断绝，为此简派他最负重望的臣子之一前往办理；此人时任湖广总督，后来通称「林钦差」，中国人敬他为真正的爱国者，连外国人提起这名字也从无不敬之词。一八三九年初，林公到任广东，立刻发难；这一番举动，平心而论，原该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不出数日，便有严令下来，着广州外国商人将手中所有鸦片一概缴出。此令曾遭抗拒，然而抗拒不过片刻工夫。所有外国商人，连同为应付此变特地赶到广州的义律上校，都发觉自己成了困守己屋的囚徒：仆役被撤，甚至连食物也不得供给。于是义律上校代表本国政府，承诺赔偿英国臣民的损失；于是缴与林钦差的鸦片，竟有二万零二百九十一箱之多，中国方面便以为此事已了。奉到皇帝的指示后，这全部鸦片——原主人得到按每箱一百二十英镑向国库支取的凭据——皆和以石灰与盐水，尽数销毁。

林公此后的要求过于专断，英国商界终于全数撤出广州；他们试图在澳门落脚而不成，因为中国人对葡萄牙占据者施加影响，使他们在那里不受欢迎；最后他们在香港找到了栖身之处，那时香港不过有几间渔人的茅屋而已。关于重开贸易的交涉既已破裂，林公便下令一切英国船只三日之内离开中国，由此引出两艘兵船与二十九艘师船的一场交锋，师船或被击沉，或大受损伤而遁去。一八四〇年六月，一支由十七艘兵船与二十七艘运兵船组成的英国舰队抵达香港；广州被封锁；其后又占据舟山岛上的一处海口；巴麦尊勋爵致中国皇帝的照会则被送到天津，在那里交与直隶总督。林钦差此时以办事不力被革职；但其后又奉命与那位南下取代他的直隶总督会办。这两人此后种种令人恼火的举措——毋宁说是不举措——终于逼得义律上校发出最后通牒；通牒既不见理会，英国舰队遂攻取广州河口附近的虎门炮台，中国人死伤枕藉。一八四一年一月，议定和约一款：香港岛割与英国，所毁鸦片赔银一百余万英镑，两国官员往来的体制上亦作出令人满意的让步。皇帝拒不批准，下令即刻剿灭夷人。虎门炮台于是再度失陷，广州本也难保不被占据，幸而又许下一纸条约，其条款为接替义律的璞鼎查爵士所允。值此之际，英国舰队北上，攻取厦门、宁波，并占据舟山岛。其后又下乍浦，毁去堆积如山的军需；接着在上海、镇江同样得手。在镇江一处，满洲驻防兵作了拼死的抵抗：明知必败而战得极其壮烈，及至一线生望俱绝，便成群自尽，不肯落入敌手——依当时通行的见解，也依他们自己素常的行径，他们料定落到敌人手里断无生路。汉人的兵丁则不同于满兵，他们不待一枪之发便撒腿而逃。这一举动看去无非是十足的怯懦，然而也未尝不可以作一种较为体谅的解释。满洲王朝的桎梏此时已渐渐压得人透不过气，这些人觉得并无什么非战不可的缘由，更没有满人眼前那种切身的缘由。满兵是在为自己的一切而战：他们的统治地位正悬于一线；而汉人的兵丁中，却有许多是三合会的会众，那会的头一宗大事，便是要除掉这个异族的朝廷。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容易明白：何以有众多广东人给敌方帮忙，又有许多人在我方舰船上充当仆役。他们帮我们、随我们，并不是因为缺乏爱国之心——这一种德行，中国的史册中有的是动人的例子——而是因为他们与自己的统治者全无同情，巴不得见其倾覆；自然，夷人所出的优厚工钱与善待，也是一层诱因。

其时所余的便是攻取南京了，一八四二年八月，舰队即为此事开赴南京。中国官府赶紧抢在前头，提出好好讲和；不多时便以一纸重要的文书议定了和局，此即所谓《南京条约》。其主要条款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开放，准英国通商，英国臣民在这些地方皆享治外法权，只受本国官员管辖；香港岛割与英国；并一次付银约五百万英镑，以抵鸦片之损、用兵之费等项。所有俘虏一概释放；凡战时曾为英人效力的中国人，另行特赦。此外又议定两国官员地位相等，并将拟订通商的适当章程。此约既经道光与维多利亚女王依礼批准，在英国商人看来，一个新的兴旺时代想必真的到来了。然而他们不曾把中国大多数百姓那始终存于心底、一意要看着满人尽数退场的念头计算在内；三合会受近来英人屡胜的鼓舞，自不待言，早已显出异乎寻常的活跃之象。就在这时，一八五〇年，皇帝崩逝，由其第四子继位，年号「咸丰」，意谓「普遍的丰足」。

第八章咸丰

咸丰十九岁登极，接手的这份基业已明显现出迅速崩坏之象。在许多通达的中国人看来，他的父亲对国运确是真心忧念；然而另一方面，外国人在他手上给的那些教训，他一样也没学会，直到最后，他对外人的态度始终是一味狂吠恫吓的路数。有一回他甚至借了一句旧典，说到夷人的侵扰，断然宣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咸丰在这样的气息里长成，本已渐渐露出仇视外人的偏见，不料此时他却陷入一场大乱的漩涡之中，那乱事很快便把欧洲人这桩事压缩得微不足道。

有一位聪敏的广东少年，名叫洪秀全，人都指望他有大成就；一八三三年，他在例行的考试中未能取得第一级的功名。四年之后，他二十四岁，再考一次，结果又被摈落。二度失意之恨使他郁结成疾，开始见种种异象；后来他仍在这抑郁之中，便留意到几本基督教的小册子——那是他初次赴考时有人送他的，一直搁着没读。他从这些册子里发现了他自以为是从前那些梦境的解说，不久便说服自己：他是上天特选之人，要把真神的道理带给自己的同胞。

从一层意思上说，这原不过是复归于旧观，因为上古时候，中国人所信奉的本来就只是一种朴素的一神之教；然而洪秀全走得远得多：他做了拜上帝会的会首之后，便立起一个自称信奉基督的教派，动手招聚徒众，自号「基督之弟」。官府渐渐察知有此一人，也察知他所聚集的徒众之多，已可虑其为患于治安。至此，形势所迫，他的身分便由一个宗教的改革者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冒险家；几乎就在咸丰践位的同时，那股蓄积已久、对满人统治的不平——经三合会的会党悉心煽养——终于爆为公然的叛乱。他们向满人宣布了一场所谓的圣战，斥满人为篡窃者、为拜偶像之徒，要以一个本土的政权取而代之，其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自居其首，称「天王」，以标明这番新举所本的基督教旨。

叛军的告示上这样写着：「我天王受天之命，当尽灭满人，无论男女老幼，并一切拜偶像之徒，悉予扫除，而以真正之主临有天下。盖天下与天下之一切，皆其所有：山川河岳、广土府库；尔与尔之所有，尔之家人、男女一体，自尔本身以至襁褓之幼子，尔之财产，自祖遗之田宅以至婴孩臂上之环镯，无不在内。凡人之力役，我皆征之；凡物，我皆取之。抗我者即为叛逆、为拜偶像之妖魔，杀之不赦；而凡承认我天王、为我效死力者，必得厚赏——在天朝之军旅与朝廷中，得应有之荣名与位分。」

太平军此时把归顺满人最要紧的那一外在标记去掉了：不再剃去前额的头发，任满头之发生长；因此当时人常称他们为「长毛」——这名号至今犹存。他们早期的战果骇人听闻：连下数城，自广西北上入湖南；在省城长沙受了一次重挫，被迫解围，此后仍抵达并攻取了长江沿岸的武昌、九江、安庆等要地。下一步便是南京——此城据形势之要，又以曾在四世纪与十四世纪两度为帝国之都而著名。此处满洲驻防兵抵抗甚弱，真正接战的只有汉兵；不到十日（一八五三年三月），城入太平军之手；凡满人——男女老幼，据说不下二万——尽被屠戮；同月，洪秀全正式称太平天国第一代皇帝，南京自此改称「天京」。至此为止，派去阻其进取的诸将，一无所成。其中一人便是以禁烟著名的林钦差：他曾被遣戍，又被召还，历任数处要职皆有政声，其时正家居闲养。他的身子已不堪此任，赴任途中便病故了。

镇江继而失陷，上海因此大起恐慌；其后太平军从主力中分出一支，遣之北上，所图者竟是攻取北京。这看来是个有勇无谋的举动，然而它离成功之近，却是最乐观的旁观者也万万想不到的。这支人马抵达天津——距京师只有八十英里；可到了那里，一场小小的挫败，加上另有些说不清的缘故，竟使这支军队在一八五五年无功而返。与此同时，太平军如此轻易便与满人相抗、并且始终守得住自己的地盘，这便怂动了帝国别处的种种乱事；到后来，才有较为周密的筹划，来收拾眼前这不可维持的局面。

此时的机会倒略在官军一边，因为那次徒劳的北犯，把叛军弄得有些茫然无主，不大晓得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固然也在忙：忙着传布太平军所理解的基督教，忙着立学堂，忙着编纂应时之用的教本。后一桩事，他们是照旧籍的格式、而不照旧籍的精神另造一套来办成的。于是那部有名的童蒙之书《三字经》——一部实实在在的入门指南，于诸般学问皆略略点到——便被整个改写。其体式，三字一句的韵语，照旧保存；然而开头不再是那句人人耳熟的儒门旧义：人性初生本善，唯后来的境遇使之流于败坏，却换成了取自《创世记》首章的开天辟地之说。

到一八五七年，官军已把包围的圈子渐渐收紧，叛军所得不偿所失，地盘日削。他们仅存的两座城——安庆与南京——都被封锁，满人的方略很简单：把敌人饿死。这一段时日里，关于咸丰皇帝，我们听到的甚少；所听到的也于他无所增益。他已成个不折不扣的酒色之徒，落在一班下流小人手中，而这班人对时局所贡献的，不过是建议发行纸币、并把通行的钱币成色减低而已。然而他的将帅之中，此时却出了一位，其名至今传遍全国、家喻户晓，正是他先着手挫敌，由此开出最终戡定这场大乱的局面。曾国藩早已历任要职，一八五三年始奉命对太平军用兵。经过几次挫折之后，他转入一长串的胜绩，把叛军从大半据点里赶了出去；一八五九年，他上陈一个进取南京的方略，得旨准行，后来终于见诸实施。其时南京城中被围的叛军，处境已困苦到不能再忍，不得不有所举动。于是他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突围，而且极为成功：太平军不但击溃了围城之师，还得以夺回大片土地，同时缴获了数量极大的军械与军需。这几场胜利，实际上正是叛军事业的致命之伤，因为他们当时对一般无辜百姓所显出的那种残暴，其性质足以使成千上万本来乐见满人收场的人心彻底离去。在种种残破的行迹之中，有一桩是苏州那座繁大而秀丽的城被焚掠——这桩暴行归咎于太平军，又有一位亲见其废墟的人留下过一段凄恻的记述；不过在这一件事上，纵使别处并非如此，所说的那些毁弃之举，实是官军的兵丁所为。

「厘金」一税，便是与太平天国之乱连在一起的；这些年来，它一直是在华外国商人的心头之患。此名之意为「千分之钱」，即一两（中国的银两）的千分之一，约合一文；它起初是加在一切买卖上的、每两抽一文的税，据说是百姓为弥补乱事所致田赋之缺，自愿暂时加于己身的。它本该专充军用——故俗称「军饷之税」；然而不久便混入赋税的大宗之内，成了外国贸易上一项沉重的负担。此税初见于记载是在一八五二年，由山东巡抚征收；而但凡盼着对华贸易能够开展的人，长久以来的梦想便是有朝一日再也不必听见这个名目。

一八六〇年，曾国藩被授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兼两江总督（两江者，江西、江苏两省再加安徽）。他此前已被赐为「巴图鲁」——那是满洲第一位皇帝顺治所设的一种封号，用以奖赏武功；又从咸丰皇帝手里得了黄马褂：皇帝把自己当时身上穿着的那件褂子脱下来，亲手披在这位忠勤有功的大将肩上。一八六一年，他成功地收复了安庆及其他数处；遂以此城为大营，即刻着手围攻南京。

值此之际，官军的声势又因两位名臣的简任而大为增强——这两人是经曾国藩荐举的：左宗棠、李鸿章，分别出任浙江、江苏的巡抚。另有一路援手，来自一个最出人意料的方面。有个美国冒险家，名叫华尔，颇有将略；他纠合了一小队外国人，率之与太平军为敌，竟着实有用，于是他麾下迅速聚起一大群虽杂而众的外国人与中国人，人人一般志在掠夺，为着这个目的，也都肯受取胜所必需的约束。一长串的胜仗，给这支人马挣得了「常胜军」之名；后来华尔终于阵亡。他葬在上海附近的松江——那是他从太平军手里夺回来的一座城；那里为他立了祠，很长一段时间里——或许至今仍然——还有人向他的亡灵致祭。此后曾有人想以另一个美国人白齐文接替他，那是华尔的副手；然而此人被看出无能，遂被撤换；一八六三年，英国官方准许皇家工兵少校戈登接管这支当时约五千人的队伍，与曾国藩、李鸿章协力行事。白齐文不久便带着约三百人投了叛军，末了下场极惨。

戈登受命办理这桩后世永与他之名相连的事业，随即便给太平军带来一连串的大祸。常胜军近来与他们那已成困兽之势的敌手交战，曾不止一次吃了亏，此时开始挽回声名；这其中，戈登一向坚持按期发饷，大大振作了军心。这一年将尽时，苏州之围以献城告终，而戈登所理解的降约，是包括赦免守城的八位太平军「王」在内的。这八人却奉李鸿章之命被匆匆斩首；戈登当即辞职，据说他还在当夜手提左轮四处寻找李鸿章，存心当场把他的脑袋打开花。皇帝赐他一枚勋章，并赏银约三千英镑，两样他都辞谢了；朝廷的局面本又要转坏，幸而戈登终于顺了心中的责任之感，应允复任统兵。外国方面的利害已开始大受其损；贸易停滞；总须有所作为。在戈登率领之下再获胜绩，太平军便被逼到了最后的绝境。所余仅南京一城待取，而此城早已被曾国藩围得铁桶一般。戈登于是交卸了兵权，所得的酬赏是提督之衔，并赐黄马褂。约一个月之后（一八六四年七月），南京被强攻而下，守城的仅剩那一位「王」，他血战到最后；天王本人则在三个星期前服毒自尽了。这位王带着新王——一个刚承袭父位的十六岁少年——逃了出去；但不久便被擒获处死，临刑之前还获许写了一篇简短的纪事，从太平天国一方的眼光来叙这场运动。那少年与他同命。这一时期的谕旨，清清楚楚地显出：一旦可以断言这场大乱已了，满洲朝廷是何等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当时也不乏一些外国人，本是乐见满人被推倒的，他们严责英国政府去扶持一个业已腐朽到极处的王朝；因为有一件事似乎是无可置疑的：若无英人干预，这场叛乱在那一路上终究是会成事的。

以上所述那八年中的大半时间里，一个平常的旁观者本会说：满人手上的麻烦已经够多，当不至于再去招惹新的忧患。然而事实却是：正当这场叛乱最吃紧的时候之一，中国竟与那个后来出手救了它的国家打起仗来。一八五六年，外国人称作「叶总督」的两广总督——此人以大肆屠戮真假叛党而见宠于满洲朝廷——在停泊广州的「亚罗」号上捕走十二名中国水手；那船是中国人所有，却曾在香港领照，得悬英国旗行驶，而叶的手下同时把旗子扯了下来。假如这只是一桩孤立的事，那么何以必至于酿成极严重的后果，是很难说得通的；贾斯汀·麦卡锡责我们的领事巴夏礼先生（后来的哈利·巴夏礼爵士）「多事」，因为他立时便向香港请派武力，在那种情形下，这一责语或许可以不加驳正。然而须记得：叶其时始终不肯给外国人那些条约上早已许下的权利，而对付叶这样一个对手，巴夏礼所取的举动，乃是绝对必要的——要么把局面修好，要么把它了结。

于是他这一举，先是引出一种别扭的互相报复之局，其中还有几艘美国兵船因自己所受的委屈而加入：炮台被攻占，广州的外国商馆被烧毁，并悬赏购买外国人的头颅。一八五七年一月，香港竟真有人图谋把所有外国人一举除尽，这场阴谋里毫无疑问深深牵连着广州的地方官吏。某日发现面包里下了砒霜，幸而下得太重，反而没闹出多少祸事。这样的紧张，唯一可能的结局便是战争；到那年年底，一支英法联合的兵力已到，以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为全权大臣。广州经过一场无力的抵抗便被攻取；叶总督身躯奇肥，难以逃走，被擒获，遣戍加尔各答，死于其地。渡海途中他陷入一种麻木恍惘之境，对身周的新天地毫无兴味；随他同行充通译的阿拉巴斯特问他何以不读书，他指了指自己的肚子——中国人以为那是装学问的所在——说除了孔孟之书，再没有什么值得读的，而那些他早已装在里头了。他去后，此城的治理由英法两国官员会同两位满洲大员办理，颇为妥善。

额尔金勋爵随后决意北上，盼着能为将来的交往定下妥善的章程；然而他到白河时，官吏一味推阻，逼得他攻取大沽炮台，终于驻扎天津。用中国人的话说，唇既亡，齿便觉寒；朝廷陷于惊惶之中，不过几个星期，一纸条约便签成了（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其中对英国的种种让与，包括派驻使臣于北京之权，以及准在中国内地通商。照常理该说额尔金勋爵的使命至此已了，他也确实回国去了；可皇帝怎么也不肯听条约在北京互换批准之说，还有许多别的迹象表明：所议条款并无履行之意。这里有孔子的先例：他曾被叛党所擒，以不往卫国为条件获释；然而他照旧前行，弟子问他背誓是否合于义，他答道：「要盟也，神不听。」

到一八五九年六月，又一支英法兵力到了白河口，只见大沽炮台此时已筑得极坚，河道也打了木桩、设了别的阻碍。联军的舰队受了不小的损伤，死伤甚众，只得退去；皇帝为此大喜而宽怀，以为夷人终于被贬回了他应有的位分。也正是这一回，美国海军的达特那尔舰长在场——严格说来他只是个旁观者——却全然违背国际公法（所幸中国人在那时节对此一无所知），出力相助，拖曳满载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小船进入战阵，并以一句永远会与他之名一同被人感念的话为自己的行事作解：「血浓于水。」

到一八六〇年八月，一万三千英军、七千法军、二千五百名广东苦力，已备好再作一次尝试。这一回不再从海面正攻炮台；经过一场苦斗，是从陆上绕到背后攻下来的，而鞑靼兵丁一般都认为这种打法极不光明。北京此时慌忙遣出满洲大员到天津，想用好言许诺止住联军再进；可英法两国的全权大臣决意移营通州——那里距京师只十余英里。正是在这一路行军之中，巴夏礼、洛赫等人奉命持白旗前往，却被僧格林沁的兵丁背信擒住——那是满洲的一位亲王与统兵之将（英军叫他「山姆·柯林森」），他刚在大沽炮台之役中吃了一场大败。这些俘囚，法国人与英国人共三十余名，受尽种种折辱之后被押往北京。在那里他们被苦刑残虐，多人因此毙命；然而事势此时进展得极快，对那些还来得及救的人，救援已在眼前。僧格林沁与他那夸称无敌的鞑靼马队，在几次交锋中被彻底击溃，北京遂任外国人处置，皇帝已逃往热河，不到一年便死在那里。直到此时，恭亲王——咸丰的一个弟弟，被留下来承当外国人的怒火——才把十四名俘囚送还，其状之惨，非言语所能道；而这个数目还不到不久前被擒者原数的一半。此时须得有一种近于惩创的举动，以标明满洲朝廷这般残虐俘囚的行为，在死者同胞的心目中是何等可怖。于是下令焚毁圆明园；此举之所以相称，在于那里是皇帝所最爱居之处，也正是施行那些不堪言说的酷刑的所在。这座宫苑四周环着一片秀美的园林，坐落在西山的坡上，在北京西北约九英里。圆明园——按其本名，即「明亮的圆园」——是耶稣会士照凡尔赛特里亚农宫的式样布置的，园中满贮贵重的瓷器、古铜器，以及一切想得到的珍玩，其大半为盛怒的兵丁所掠夺或毁坏。

《天津条约》（一八五八年）的批准至此办妥；到这一年年底，联军已尽数撤去，只留天津、大沽两处驻兵，待赔款付清后再退。

第九章同治

皇帝一死，朝中极端仇外一党的八个人便谋成一计；这八人自称已被任为摄政，要除掉那位太后——即以「西太后」著称的、生了皇子的嫔妃，她的孩子才五岁，方才被立，年号「祺祥」（吉兆之意）——并一并除掉先帝的三个弟弟，如此则朝政便尽归他们掌握。然而恭亲王到底「先到者先炊」，照中国那句俗谚办了事。他风闻此谋，便与两位太后合力——两位太后已把皇帝掌在手中——当即下令把这班同谋者拿住。其中两人是宗室亲王，许其自尽，余者或处死、或遣戍；恭亲王与两位太后遂合组摄政，总揽国事，并把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共同治理之意）。

这两位太后的地位是很奇特的。那位名分上真正的太后——因为在中国只有一位正妻——没有儿子；皇位的继承人是一个嫔妃所出，她因此被抬为「西太后」，位分只次于那无子的「东太后」。关于东太后，没有什么可说的，只能说她终其一生都是个有名无实的人；关于那位嫔妃，却说过许许多多，而其中大半不实。她出自一个平常的满洲人家，被选入宫，不久便对咸丰有了异常的影响力，开始在国事上让人听见她的声音。她一向主张果断的手段：当初正是她劝皇帝留在北京、面对夷人；还有人相信，是她催着要把巴夏礼与洛赫处死，所幸那道命令到得太晚，没有得行。此后三年，摄政诸人焦心地盼着太平军的最后崩溃，同时还不得不忍受外国使臣那可恶的在侧——他们此时已在北京内城满人所居的一段稳稳立住了脚。这场大乱刚刚完全戡定（一八六四年），另一场乱子又起。捻匪——又称「拧贼」，据说得此名是因为他们以抹了油拧成的头巾为记——是一伙骑马的盗匪，今日在此、明日在彼，好几年间在中国北方数省大肆糟践，最后为左宗棠所平。

土耳其斯坦（即今新疆一带）是帝国接下来需要留意的一隅。张格尔之子继其位，以中国藩属的名分治浩罕，却被他的部将阿古柏所杀；阿古柏于一八六六年自立为喀什噶尔一带的埃米尔，摆脱满人的羁轭，招引各方心怀不平的回教之众归其旗下。东干人本已自行起事，乱势在陕西省与伊犁之间蔓延甚广；阿古柏进攻东干人，却促使俄国出手，抢在他之前把伊犁并了去。即便如此，他仍成了一片广袤土地之主；一八七四年，布哈拉的埃米尔给他加上「阿塔里克·加齐」之号，意为「捍教之父」。人又称他为「安集延人」，因为他与他许多部属都出自浩罕的安集延城。满人算是运气好，此时能用得上一位中国将领，他这一番非常之征战，足以使他列于第一流的统帅。左宗棠平太平军、平捻匪，战功早已卓著；他于一八六九年首先着手剿办陕西的回众。他一路冲开重重难处——那些难处来自地方的乱事和后方的兵变——到一八七三年已攻取甘肃要地肃州，到一八七四年前锋已抵哈密。在那里他不得不驻下屯田，以养军食，因为粮饷的接济极不可恃。一八七六年，乌鲁木齐收复；一八七七年，吐鲁番、喀拉沙尔、叶尔羌、喀什噶尔以次收复。正当此际，阿古柏被刺，他据有喀什噶尔已十二年。和阗则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日陷落。这一场了不得的征战至此告终，然而中国已失了伊犁。有一位满洲大员崇厚，被派往圣彼得堡，到俄国人自己的地界上去与其外交官交涉，主旨便是要收回这片失地；他回国后，因所议成的那纸荒谬的条约而被定死罪，幸得维多利亚女王专折请求，方才免死；此人下文还要提到。他的过失，后来由一位年轻而出色的官员挽回了：此人乃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之子，后来以「曾侯」之名为人所熟知，出任驻英公使；伊犁便是由他之手重归于满洲帝国。

一八六八年有一桩奇特的插曲，值得一记。北京的摄政诸人与其他高层大员决意——究竟是受了谁的撺掇，只能猜度——遣一使团往欧美各国，以使各国政府晓得：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之邦，有权自理内政，不当受外来的过分干涉。这个使团里有两位中国官员，而其领衔者是美国驻北京公使蒲安臣先生；他在一次演说中曾趁便声称：中国正一心盼着与各国缔结友好，并且再过不多几年，「中华帝国的每一座山头上都会有一架光辉的十字架」。

蒲安臣于一八七〇年年初去世，使命未竟；仅四个月之后，天津教案便给他那乐观的断言投下了一重疑影。天津本地的百姓，已有一段时日为天主教堂的塔楼耸得那般高而不平——那与他们自己的习俗相违；又有种种谣言散布开来，说在那高墙与幽暗诡秘的门户之后，天主教的育婴堂里，人家从尚温的尸身上取出小儿的眼睛与心脏，去配夷人药典里的药。六月二十一日，教堂、仁爱会修女的住院、法国领事馆及其他房舍，被一群人劫掠焚毁；那群人一半是本地的无赖，一半是恰好暂驻该处的兵丁。所有神父与修女都被残酷杀害，法国领事及其他外国人亦然。为此一案，处死了十八人，索去一笔巨额赔款；而那位通商大臣——正是前文所说后来在圣彼得堡办交涉失手的那位满洲大员——则奉皇帝的道歉书往法国去了。

一八七二年，同治成婚；次年便亲揽朝政。于是各国使臣力争面觐；满洲朝廷再三推阻之后，第一次的召见终于准了。也正是这一年，潘泰之众崩溃了。潘泰是云南的一支回教部族，早在一八五五年便已动手摆脱中国的治权。他们推举了一位能干的同教之人杜文秀为首，号曰「素丹苏里曼」；他派人往缅甸购买军械军需，此后据大理这一天然的形胜之地，不久便尽有云南西部。一八六三年，他把省城派来讨他的两支军队打得大败而归；然而太平天国之乱既了，帝国全部的力量便都腾出来对付他，于是他按兵不动，任官军从容西进。一八七一年，他派其子哈桑王子出洋，想求英国相助，却徒劳无功。第二年，敌军已到大理城下；不久又有一处要隘被背信献出。继而以杜文秀的头颅和一笔极大的赔款为代价，换来了赦免的许诺。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五日，他的家人已尽行自尽，这位素丹最后一次穿过大理挤满人的街市，前往那得胜对手的营中。他到时已不省人事——出发之前便服了毒。他的尸身被斫下头来，头颅送往省城，又自省城盛在一罐蜜里送到北京。

他那位征服者——其名不值一记——正是那种比较少见的中国凶人，替满洲主子办事办得过于尽力。素丹死后十一天，他请城中的头面人物赴宴，把他们全数杀掉，随即发号大肆屠戮，据说被杀者有三万人。

一八七四年，日本人登场了，给满人原已缠身的种种麻烦上又添了新的。日本的主权在琉球群岛上已然主张得住，而琉球的若干水手被台湾东岸的生番杀害；日本索偿不得，便派兵往该岛惩办，自行动起手来，后因中国许诺改善并偿付一切所耗之费，方才撤兵。

第十章光绪

一八七五年，同治皇帝死于天花；他一死，他母亲那股阴毒的势力便更肆无忌惮地施展开来。那位年轻的皇后正将为人母；倘她生下一个儿子，她身为幼帝之母，地位便至关重要，而那位祖母——年长的太后——反倒要退居次位。于是——今日回顾其后的种种事情，已可以这样说了——皇后竟在丈夫死后短得不成体统的一段时日里也死了，而健康上并无什么特别的缘故；那位老太后便至尊无上。为确保自己的至尊，她此前——就在皇帝死的那一天——已把承继之位派给了一个堂弟，全然违背成法，使他做咸丰皇帝的嗣子，而不肯从低一辈中择一人为同治的嗣子——那样的人才有资格祭祀嗣父的神灵。于是先帝身后无子，其神灵在祖庙里无人致祭；唯一的宽解之处是：待新皇帝（年四岁）将来生下儿子，那孩子便算作先帝同治的嗣子。四面的谏诤之声很快便起，连满人中也有；然而太后一概不加理会，直到四年之后（一八七九年），赶上先帝延迟已久的葬礼，有一位御史名吴可读，在陵上自尽，留下一通奏疏，极力责斥两位太后——名分上她们仍是共同摄政——的作为，请求重新安排嗣位之事，使先帝得有正当的嗣子。然而这一死所换来的，除了几句许诺，一直到一九〇〇年都没有下文。那时才照所请，把端郡王的一个儿子立为先帝的嗣子——而这位王，再过几个月便要投身义和团一党；可到一九〇一年年初，这道派定又被撤销，同治皇帝的神灵在祖庙里重又无人可依。至于前面所说那位堂弟，即位后年号「光绪」（意为光明的承继），他在自己这一辈里甚至还排不上下一位应继之人；然而他是个四岁的孩子，这正合太后的算计。太后自任摄政，此时便公然踏上了那条将使她留名史册的路。倘使那位皇后逃脱了、并且生下一个儿子，她会怎样行事，便只能凭人猜度了。

一八七六年，中国第一次向英国、也是第一次向任何国家派出常驻使臣，递交了驻英的使命。被选任此职的郭嵩焘是一位好学者；他曾以身体不适为由一再想推卸这桩在当时一切中国官员看来既险恶又不快的差事——满人是断不会被派去的——最后却不得不成行。一八七九年他离任时，正是他对索尔兹伯里勋爵说：英国人的一切他都极喜欢，只是他们的伤风败俗骇人听闻。

为中国修铁路一事，在那些有心开创的外国人心里酝酿已久；然而要想政府准许把土地卖作此用，是万万不能的，因此也就没有出卖之人。一八七六年，有一家私商终于弄到了所需的土地：他们在上海与河口的吴淞之间，把一段一段相接的地皮买了下来，总共约八英里。这家公司随即铺起一条小小的铁路，本地人对它兴味很浓，那兴味不久便化作坐车来回走一趟的乐事。随后有政治上的势力施加进来，整条路都被政府买去；铁轨被拆起，运往台湾，丢在海滩上任其腐烂。

土耳其斯坦与云南乱事的戡定，前文已经说过；伊犁的交还也已说过，而这便把我们带到了一八八一年——那一年东太后死了。对这位毫无光彩的人物而言，死大约多少算是一种解脱：在一座本该由她担纲的戏台上，她被完全挤到了一边，末年又被那位更为强悍的同僚威慹得终日惶恐。

一八八二年，因东京（即越南北圻）之事与法国生了龃龉；然而事已调停，一八八四年由福禄诺舰长与李鸿章签订一约。其后又起争执，谓中国违了约，于是有「报复之局」，法国人在此期间毁去了中国的舰队。一八八五年议和之后，继以数年相对的安静；皇帝成婚（一八八九年），并解除了他姑母摄政的职任。

日本——早几个世纪里被轻蔑地称作「倭国」，一向被人看作只会摹仿、只会剽窃中国智慧的角色——此时明明白白地进入了满洲朝廷的眼界。台湾那场纠葛，事过便被忘却；而日本近来循西法迅速走向国力强盛，满洲的当国者却一概视若无睹，人人只盼这场洪水不要在自己手上发作。早在一八八五年，因一场流血甚多的严重事变，两国已约定：非先行通报对方，一方不得遣兵赴朝鲜。而今在一八九四年，朝鲜国王的王位为一场大乱所胁，中国应其所请遣兵前往，却未充分先告日本，由此破了此约；更进一层的是，乱事既平，中国仍留一部兵驻于朝鲜京城。一场惨败的战争随之而来。日本人水陆皆胜；中国舰队被歼；旅顺被取；最后，丁提督——素有「勇敢的水师将官、真正的君子」之誉——带着残余的舰只退守威海卫，及至献城（一八九五年），便与他手下四位舰长一同自尽。此后李鸿章被派赴日本请和，在日本时被一个狂热的「壮士」之党的人开枪打伤面颊。这一举反使他大得人同情——他那时已七十二岁；而他所议成的《马关条约》，其条款或许因此比原本可能得到的要好一些。所许的条款包括朝鲜独立——朝鲜数百年来一直是向中国纳贡的藩属；又割让台湾全岛。日本本已占了那座据有旅顺天险的半岛，而旅顺是它数小时之内攻下的；然而它却不得保有。欧洲列强俄、德、法结成一党——英国拒不加入——认定断不可让日本据有旅顺，遂迫它改收一笔银钱。于是旅顺归还中国——只是一时而已；与此同时，台湾宣布独立为民国，不过这桩事日本三两下便料理了。

次年，皇帝显出一番异常的振作：他此时下令兴办铁路；然而一八九七年与列强的纠缠，颇给这些抱负打了个折。两名德国天主教神父被杀，德国便以惩创为名占了山东的胶州；而一八九八年，俄国「租借」了旅顺，英国作为对抗，便觉得该去「租借」威海卫。满洲朝廷刚从这几桩事的震骇中缓过气来、恢复了它平素的昏睡之态，忽又被内部一连串的谕旨粗暴地摇醒：那些谕旨断然下令推行若干影响极其深远的更张。举例来说，那场大考——七八百年来大体照同一套办法举行——要加进若干由近来与西洋各国往来所引出的科目，加以改动。北京要设一所大学堂；而遍布全国各处的寺庙，则要停其祀事，改作学堂之用。

满人其实从未显出什么宗教的性情。在这一朝之下，从来不曾有过前代不止一朝所经历过的那种虔信的热潮。佛家的玄想，道家所许的长生，似乎都未能在宗教的意义上（与迷信的意义相对）触动满人那颇为迟钝的头脑。十七、十八世纪那几位有学问的皇帝，认定儒教足以应付日常的人事，便竭力保全它，使之近于国教。于是佛不曾因抑道而受宠，道也不曾因抑佛而受宠；回教只要不疑其有不忠之心，便加容忍；基督教则相反，受到激烈的抵拒，长久以来被真心地当作侵夺疆土的一件外衣。

再回到那些更张上来。满洲贵家的少年子弟要被送往外国，受一种比国内所能得到的更为宽阔的教育。这最后一条，无论从哪一面看都是可取的举措。满人中从无一人到过西洋；此前派往外国的官员，一概是汉人。然而另外几项拟议的改动，却未必有同样的价值。

这场变法运动的背后，是一小群诚挚之士，他们苦于热心过盛，以致举动失之过早。有人谋成一计，要把太后拿住囚禁；然而此谋被袁世凯泄露，于是她反手一击：骤然把皇帝捕禁，又将同谋者一概立斩，只有康有为逃脱了。康有为是这场未成之变的灵魂；他是一位好学者，已完全说动了皇帝的心。皇帝自此至死都成了一个无足轻重之人，而中国则在史上第三次落入一个女人的掌握。这事毫无隐秘：那位俗称「老佛爷」的太后，已成功地把凡与她接触的人个个威慹住了，她的一句话便是法。人说到一位宗室亲王，称他「怕太后怕得要命，太后同他说话时，他如坐针毡，汗水直往脸上流」。

一切更张的指望，此时从朝廷的规划中消失了，近来那些曾在这一路上引起过早希望的谕旨，尽被撤销；旧的一套要重新当道。这一政策之弱，在次年（一八九九年）显得尤为刺目：那一年英国把治外法权之辱从日本身上除去，自此英国被告无论民事刑事，一概归日本的法庭审理。日本已着手编纂法典，并培养了主持审判的律法之人；中国却一事未做，安于让外国人及其讼事一如前述地由外国领事在自己的国土上审断。这一时期有一道奇特的谕旨，其用意是给在华传教团体中的天主教总主教、主教与神父，授予按级的文官品衔、官场往来时的仪节之敬，以及类似的礼遇。天主教方面的见解是：传教士若受到比多数中国官员肯于施与的更多敬重，在百姓眼中便可增重——在那些官员看来，传教士本是一班可厌之人；然而行之于实际，这套办法被发觉窒碍难通，终于作罢。

这一年的秋天，便是所谓义和团之祸的开端。人心大为不安，山东尤甚；据说其缘由在于一般百姓与奉了基督教的人之间的恶感，而近来外国人取去中国土地，无论如何是加重了这种恶感。于是，一场原本属于那种周期性的反朝廷之乱——照例推出一位明室的后裔作幌子——竟失了它本来的目标，变成一场嗜血的排外暴动。使馆被围的经过，已有人从许多不同的眼光写过；一九〇〇年那两个夏月里的事，大多数人想知道的都已知道：一千名外国人连同他们的妇孺，挤困在一片狭小的地方，遭受无情的炮轰；还有山西省城里那场骇人的屠戮，传教士男女老幼一概不免。这场运动最初起于何因，姑且不论；但它后来被满人接了过去、并且有太后的同谋，用作把中国境内所有外国人除净的手段，这是几乎无可疑的。想想太后为自己造成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地位，便无法相信她不能一句话、甚至只一个手势便叫这场围攻停下来。她并没有这样做；及至使馆解围，她生平第二次——一八六〇年她曾随咸丰赴热河——以一场不体面的逃亡去求安全。其间，她接到山西巡抚的一道奏疏，曾密降一旨，说：「凡外国人，所在皆杀；即便他们已预备离开你省，仍须杀之。」第二道旨意更为急切，说：「着将所有外国人，男女老幼，一概立即处死。勿使一人得脱，以清我国中这一污浊败坏之源，而使我忠顺之民重得太平。」头一道旨意曾传布于各省的大员；若非有两位中国官员的举动，其结果很可能是全中国到处滥杀外国人——这两位官员此前已因上疏反对义和团之策而触怒了太后。他们暗中把「杀」字改成了「保」字，而各省官员大体便是照这个意思去办的，只有山西巡抚例外：他又上了一疏，于是引出上面所说的第二道旨意。有多少外国人的性命是靠这一字之改而得全，已无从说了；而太后本人的下场，若她那残酷的命令被更彻底地照办，恐怕也不会像后来那样轻易过关。这番手脚不久便被查出，两位义士袁昶、许景澄同被立斩——尽管一八九八年太后之所以能得知那场谋害她的图谋而加以挫败，正是袁昶之功。

而就在起程的那一刻，她还犯下一桩极残暴的罪。皇帝有一位得宠的妃子，此前已有过触怒之处，她劝皇帝不要随行逃走，该留在北京。为了这一句建言，太后竟使人把这可怜的女子投入井中，皇帝为她苦苦求恳也不听。随后她便逃走，最终到了陕西省城西安府，北京因此有一年半不见她的身影。一九〇二年，她带着皇帝回来，而皇帝的权柄仍被她攫在手里。她一上来便声言要变法，且颇作出一番热心的样子；然而那些最深知满人的人，决意「且看下去」。她先是倡议满汉通婚——此前一向是禁的；又劝中国妇女废止缠足之习——那是统治的这一族从来不曾采用的。自此满人、连皇室中人也一样，可以合法地把儿子送往外国就学——这一步，满人若非被硬逼着，是不大肯走的。这一朝的开国之人若曾有过什么开创的气魄，早已消散无余；满洲贵人所求的，不过是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在中国百姓身上坐享肥甘而已。

本朝历代皇帝的嫡出子孙及其男系后裔，自一六一六年起算，俗称「黄带子」，因他们素常系一条那种颜色的带子。每下一辈便降一等，直到成为家族中全无品级的人；然而带子照旧系着，并从官府领一份微薄的口粮。因此，偶尔也能见到乞丐甚至窃贼身上带着这个与皇室连宗的记号。皇室旁支的人系红带子，称作「觉罗」；「觉罗」是满洲皇帝一位早期先祖姓氏中的一部分——爱新觉罗，即「金族」之意。

变法的下一步，是要把考试的制度重加改造，却偏偏不在那一件最能得中国百姓之心的意思上动手。满人的考试向来是分开举行的，其程度也向来远远不及中国应考之人所达到的，以至满人的学问早已成了人口中的笑柄。此时，一九〇四年，定下了入仕之途只能由新式的学堂而得；可这一条同样只施于汉人，不施于满人。满人一向还有这份见识：凡在汉人中经考试所能发现的最上等才具，他们都肯任用；汉人中有许多人由最卑微之身升到帝国最高之位，并且证明自己是有用的臣仆、是这一朝坚定的拥护者。然而，除了许多别的职位之外，尽可以这样说：一切肥美的闲差，向来都是满人的份。举例来说，粤海关监督（一九〇四年裁撤）一职，就被放任堕落成一个专供人在最短时间里堆起大宗家私的机会，而占此位的人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才干——此位向来由满人充任。

随后有一个使团出使欧洲，领衔的这回是一位满洲的贵爵，宗室镇国公，奉派去考察立宪政体的奥妙——此后便向百姓许下了立宪，只待时机可行便行。正当这些动人的许诺之中（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爆发了，连同它一切出人意料之处。满洲朝廷把日本人的成功归于种种缘由，其中「不染鸦片之恶」占了很高的位置，这便引出真正严厉的禁令，禁止在中国种植与吸食鸦片。此前半个世纪里，好善之士连绵不断的苦心努力，一点结果也没有；而如今，这一弱点竟仿佛一向便是中国与夷人较量屡屡失败的首要缘由，非立时铲除不可。定下十年的宽限，限满之后，帝国之内不得再有吸食鸦片之事。有一桩不便之处是：太后本人便吸鸦片；这难处却办得过去——一九〇六年的谕旨里把年过六十的人排除在施行之外。这一政策究竟明智与否，姑且由人去想——它到眼下为止所致的主要结果，是以吗啡、可卡因与酒来替代；然而推行之彻底与迅速，却只能叫所有人钦服，而其中最钦服的，正是那些最深知中国的人。

第十一章宣统

皇帝的身子本来就一向不好，此时更见衰败；到一九〇八年，已病得沉重。也是在这一年，种种迹象显出：那位太后也不行了。除了指定嗣君一事之外，她最后一桩有分量的政事，是下一道谕旨，重申先前立宪的许诺，定于九年之内全行施行。没过几个星期，皇帝便死了（十一月十四日）；而在他弥留之际，太后早已指派了他的一个侄儿——一个刚满三岁的孩子——承继大位，痴心指望自己借此再握一段权柄，直到那孩子成年。不料第二天，太后自己也死了。这一巧合甚为奇特，有人归之于宦官之流的定见：他们眼见太后「就木在即」，决计不让皇帝活过他的姑母，唯恐他那变法之心再起，危及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私利。

摄政之任落到皇帝的父亲身上，却也没有持续多久。朝廷做了一番立宪的样子，设立咨议局与资政院，名义上是要节制帝国的政务；然而到头来，准与不准的最后之权仍操于皇帝之手，实际上局面同从前并无两样。这一部新的章程，并未见得有多大用处；几乎可以断定，满人是把它当作中国人所谓的「具文」来看待的——在口头上尽可推崇备至，却并不打算见诸实行。忽然间，一九一一年九月，大革命爆发了，结局来得比人们所料的快得多。

不可以为这场革命是一时的兴起；恰恰相反，它在暗中酝酿已久。在那段时日里，有几个熟悉中国的人或许感到有什么事要来了，却谁也说不准究竟是什么。有一种常谈，说在一个人人都据说有其价码的国度里，什么也瞒不住，凡有要事，风声必定漏出；凡毫无保留地信这句话的人，当他们全无预警地看见中国陷入一场筹划周密的革命之中——而这场革命几乎在人们真正意识到事态之重的同时便已告成、其所求也已达到——想必是相当吃惊的。诚然，在满人治下，最机密的官府文书，只消花些不多的钱便总能弄到手；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窥见那位阴沉的老满人倭仁的心底：一八六一年他上过一道密折，在里头说，他厌恶一切外国人到了这般地步，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

这场运动的灵魂人物孙逸仙，是广东人，一八六六年生于离广州不远之处。早年在檀香山受过一些教育，后入香港的西医书院，一八九二年领得文凭。然而不久，他平生的主旨便转到政事上来，决意要除去满人。他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之党，一八九五年谋取该城。事泄不成，十六名同谋中有十五人被捕处死，独孙逸仙脱身。一年之后，他人在伦敦，研究西洋的政体，为此后的举动作准备；而中国政府正悬出一笔极重的赏格，不论生死都要他这个人。他在伦敦时，被诱入中国使馆，囚于楼上一室，几乎就要被押解回国——多半是当作疯子解去，好同他那十五位同谋一般下场；所幸有一位派来服侍他的妇人相助。他把一张字条托付给她，上写给康德黎医生——那是他多年的私交，他在香港学医时的师长；她把条子交给她的丈夫，那人在使馆里当侍役，由他稳妥地送到。他这才得与外间通声息；索尔兹伯里侯爵出面干预，他被拘十四天后获释。

此时孙逸仙尽可以说一句：

「彼时不料吾身苦，

他日重来到此门。」

他比从前更是一个革命者了，随即着手筹款，而天下各处的华人之款，源源不绝地涌来。终于，一九一一年九月，火线点着了，起于四川一省；在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时日之内，半个中国已成燎原之势。到十月中旬，满人开始觉出大难临头，摄政王不得不召回袁世凯——两年之前，他曾以「足疾」这一惯用的托辞，将袁骤然罢斥；其实是为了报复袁当年出卖先帝，以致先帝在一八九八年被老太后拘禁、名存而实废。

对这道征召，袁世凯狡狯地回话说：眼下实在离不得家，足疾未愈，不能就道。其意自然是要拖延时日，好使自己处在可以开列条件的地位。十月三十日，已经太迟了，那位以「宣统」（意为广被之治）纪元的幼帝颁下一道谕旨，说：

「朕御极三载，兢兢业业，以为民也，而用人无方，政不知术。朕任用亲贵，实与立宪政体相违。铁路之事，朕信任非人，以致舆论沸腾。朕方励精图治，而官绅乘机侵蚀。旧法一废，大臣则各济其私。取民之财多矣，而于民无一利之兴。屡降谕旨，布之法令，而无一奉行者。民有怨咨，而朕不知；祸机四伏，而朕不见。

「四川之变首起，武昌之乱继之；今山西、湖南警报又至，广东、江西亦见变乱。举国鼎沸，人心摇动。列圣在天之灵，不得安享烝尝；而生民之苦，尤为可虑。

「凡此皆朕一人之咎，兹特布告天下：朕誓与士民更始，恪守宪法，修改法令，兴民之利，除民之害，一以民之所欲、民之所利为归。旧法之不便于民者，悉予废除。」

天下没有哪一处像中国这样，把「运数有轮，久必转而抑其骄者」这一信念看得如此普遍、如此根深。谚云：「盛极必衰」——这正是小说家最爱围绕着敷演故事的题目。满人既已认定大势不可挽回，其抵御之所以如此软弱，或许便可从这里得解。他们已享了一大段国祚，同近世任何一朝比都不算短；此时他们觉得，自家的时辰到了。再借一句话说，他们是「虎头而来，蛇尾而去」。

十一月三日，资政院颁出若干条款，作为立宪所必需的根基。皇帝那绝对的否决之权，自此撤去；并且明白载明：谕旨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虽说就在这里也加上了一句「遇有紧急必要之时不在此限」。这一文书的第一条，只写着下面这句先见之言：「大清皇朝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十一月八日，袁世凯被任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二月三日，新的皇太后颁下一道谕旨，说：

「摄政王面奏太后，谓摄政三载，政多不协于众，立宪之事未能告成。以致纠纷迭起，人心失望，举国骚然。一人措置之失，而使举国受其苦。深悔悟之已晚，自度若再当国，号令将不复行。乃涕泣求去摄政之任，并誓此后不复与闻政事。予居深宫，不悉外事，然知乱事未已，兵争方殷，祸延各处，而友邦商务亦受其损。予不能不察其情而图其治。摄政王为人诚实，惟志大而不娴于政；为人所误，以致病民，是以准其辞职。摄政王之印，着即缴销。着自内廷经费内，岁给摄政王银五万两。此后用人行政，统归内阁总理大臣及内阁主持。谕旨概用御宝。予当携皇帝亲临听政。皇帝冲龄，圣躬之保护，尤为专责。时局艰危，亲贵勋旧，务当谨察诸大臣之所为——彼等既任重大之责——尽忠以助国助民；国民亦当知朝廷并不惜以政柄还之于下。其各安其分，各守其业，以免国家分崩，而复致太平。」

第十二章孙逸仙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逸仙进入共和国的都城南京，受二十一响礼炮之迎。他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之职，宣誓效忠，并立誓推倒满人、恢复和平、建立以民意为本的政府。这几桩事一旦办成，他便准备辞去此职，好让国民推选一个统一中国的总统。临时政府所行的第一件事，是立即颁行新历，以一月一日为民国的元旦。

一月五日，颁出下面这篇对外宣言：

「敬告各友邦：向者中国人民，其个性与其民族之志愿，久遭抑压而无由得申，遂使中国在智识上、道德上、物质上之进展一概停滞；为拔其祸根，乃不得不借助于革命。今我等宣告：满洲王朝专制之治已倾，共和之国已立。以共和代君主，非一时激情之果，乃久蓄于心的自由、康乐与进步之愿望，自然而然之所结。我中国之民，素性平和而守法，非为自卫，未尝启衅。二百六十七年来，我等含冤忍辱，坚忍以待。我等曾力求以和平之法申其枉、争其自由、保其进步，而卒归于无成。压迫之重，已逾人之所能堪；于是我等以为：诉之于兵，以拯我身与我子孙于此久负之轭，既是不可剥夺之权利，亦是神圣之义务。有史以来，这还是头一回，将一段不光彩的束缚化为鼓舞人心的自由。

「满人之政，一言以蔽之，曰闭关自守而不移，曰专横暴虐而不让。我等在其下备尝苦楚。今谨以革命之所以正当、以及现政府之所以成立的缘由，昭告于世界自由之民。在满人篡位之前，中国之地本通外国之往来，亦有宗教宽容之实——马可·波罗的著述与西安府的景教碑，皆其明证。满人蔽于愚昧与私意，闭国于外，而使中国人陷于昏昧之境，其势适与其天赋之才相反而行；这是对人类、对文明诸邦所犯的罪，几乎无从补赎。满人一意要使中国人永为其所制，又生出贪求尊大与财货的恶念，遂以贻害于民、遗祸无穷之法治国：立特权，开垄断，又以排外之制、以本族之习俗与身之行止，在自己周围筑起藩篱，数百年来严守不改。他们不得民之同意而横征苛敛，又把外国通商限于条约口岸。他们于货物设厘金之禁，阻滞内地之商，迟误实业之兴，使天然之利无由开发，不肯立一公平审判的常法，而于被控之人——不问其有罪无罪——施以酷刑。他们纵容官吏之贪，鬻官于出价最高之人，以权势压才能，拒绝一切最合情理的求治之请，唯有在最急迫的压力之下，才勉强许下所谓的更张，许而不欲其行。列强所加于他们的那些锥心之训，他们不知领会；年深日久，遂使自身与我百姓同为天下所轻。凡此诸弊，一旦得除，中国便可入于万国之林。我等既已战，又已立政府；恐我等之善意被人误会，谨公然毫无保留地宣告下列各事，以为我等之承诺：

「凡满人于革命之日以前所订之条约，至其期满为止，一概继续有效；凡革命起事以后所订之约，一概不认。满人于革命以前所借之外债、所认之赔款，一概承认；起事以后所借之款，其偿付一概不认。革命以前所予各国及其人民之利权，一概尊重；此后所予者，一概不认。凡在共和国管辖之内的外国人民及其财产，一概尊重而保护之。我等常存之志、坚定之力，在于为这个久受废弃之国，依其所可有的力量，筑一稳固持久的国家之基。我等将力求提高国民，以保太平，以立致富之法。凡安居于我管辖之内的满人，一概予以平等，并加保护。

「我等将重定法制，修订民法、刑法、商法与矿法，整顿财政，除去通商贸易之限，并保障信教之自由，与外国人民及政府缔结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好的邦交。我等切望：那些始终以同情待我的友邦，能把彼此的情谊结得更牢，能耐心与我等共度眼前这一段考验与重建之期，并助我等成就那些正要着手的深远之计——这些计划，他们向我国民、我国家苦劝已久而终归徒然。

「谨以此和平善意之言，共和国深望得入万国之林；不独欲分其权利与荣分，尤欲与之同任那建设世界文明的伟大而高尚之业。

临时大总统　孙逸仙」

其次一步，是把那面三角的龙旗——其来历本也不古——换成共和的新徽。为此设计了一面五色之旗：黄、红、蓝、白、黑，依此次序横列，与旗杆成直角；取义在于合于一治之下的五族，即汉、满、蒙、藏、回。

二月十二日，颁下三道紧要的谕旨。第一道，幼帝逊位，并准许成立临时共和政府，由袁世凯主持，与南京现有的临时政府合为一体。第二道，准许皇帝退位的各项条件，其中最要紧的一条，是岁给四百万两。此外还有几项偏于体面的礼遇，包括保留护卫，以及继续祭祀满洲历代皇帝之神灵。第三道，则劝百姓安守秩序，并遵奉朝廷关于新政体的意旨。

就在这几道谕旨颁布的同时，这出大戏的最后一幕，在南京附近明太祖（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为明之世）的陵前演出。孙逸仙以临时大总统之身，率其内阁并大队扈从前往；依礼行祭之后，由一位秘书代读下面这篇祭文，告于那位大英雄的神主之前：

「昔者宋室衰微，契丹鞑靼与元朝蒙古乘间而起，搅乱我中国之疆宇，神人共愤。当是时，我太祖高皇帝奋起于草莽，赫然震怒，扫除群丑，而使古昔之荣光复还。十二年间，帝业以定，大禹之所奠之土，涤其污秽，去其腥膻。我中华贵族之种，历史上屡为北方边裔之小丑所奴役；然未有克之之功如陛下之盛者。惜乎后嗣不肖，不能承此光大之业；以国柄付于匪人，所行皆短视之政。于是助长东方鞑靼野人（即满人）之野心，养成其势。彼遂乘流寇之隙，入而据我神圣之京师。以卑劣之手段窃得其位，居然君临此至圣之土，我可爱中国之山川，为其秽手所污，而百姓则丧于刀斧与复仇之剑下。虽有陛下一朝的义士忠臣，越岭而入广东以至极南之地，冀于将倾之际挽回大明之绪、续此一线之命，虽有人前仆后继，甘死于此无望之举，而天怒未息，人谋不成。所得者，不过在陛下一朝的史册上添一段短促而凄凉的记载而已。

「岁月既久，其法益苛，其网益密。哀我中国之民，伏处墙隅，侧耳惊听，箝口结舌，不能出声，盖其性命已不可保。彼辈窃取仁义之虚名，而亵渎他们口头上所尊崇的圣贤之道；塞天下之公论，以逼人默受其暴。满人的专制之密之广，遂使其得以巧诈之术延其国祚。雍正之世，湖南张熙、曾静于其乡倡言反清；嘉庆之世，林清之宫廷之变，惊动了那位在京之君。此后继以四川、陕西之乱；道光及其后嗣之世，太平军自广西一僻村起事。凡此义举，虽终归于败，而国民意志之所趋，已渐渐显明。及至我辈之世，自由之日既升，种族权利之念，遂动于人心。加之满洲盗寇并自保之力亦无：强邻侵我疆土，而此朝竟割我神圣之地以肥邻国。今日之中华种族或云已衰，然其所自出者，固古之伟人也。安能坐视先烈之英灵，长受此祸患之侮？

「于是义士蜂起，如飙风之骤，如云之忽见于天。始于广州之役；继而北京震于吴樾之炸弹（一九〇五年）。逾年，徐锡麟发弹中安徽巡抚、满洲盗魁恩铭之要害。熊成基举自由之帜于长江之滨；各处相继而起，遍于全国，直至谋刺摄政王之密计泄露，而广州一役之败，又惊动了京师。一败继一败，而勇者踵死者之后而起，举国遂得再生。盗寇之满廷震骇失色，终至金蝉脱壳，焕然重生，而成今日之大功。义师起于武昌，四方应之。沿海诸地从而继之，长江为我军所复。黄河以南之地，满人失之；而北方亦以同情表于我。北京之夷廷，如遭地震，遂成瘫痪。至今日，终于以政柄还之于中国之民，而五族得以相安而相信。我等当欣然称谢。若非陛下在天之灵加以护佑，我等何能得此胜利？尝闻鞑靼野人之胜我中国，其运不得过百年；而此满人之世，乃至其倍，甚且其三倍。然天道自有其定期，其时终至。我等今为东亚开共和政体之先例；凡有所求者，其成或早或迟，而善者终必得其报。然则今日又何须以胜之来迟而怨叹哉？

「尝闻往昔有志救国之士，多有登此高陵——陛下之寝在焉。此地于彼辈，如神圣之感发。彼辈俯瞰四围之江河，仰望其山，而皆在异族之治下，遂痛心而泣；至于今日，其悲已化为喜。陛下南京之陵，其灵气重归于其所有。龙依旧威然而蟠，虎视其疆域与其故都。触目皆是佳美之安宁。陛下之师旅，列于陵道之侧；堂堂之众，肃然以待。今日陛下之民来此，以最后之捷告于陛下。愿陛下所安之崇祠，因今日之事而增其辉；愿陛下之典型，启迪陛下后世之子孙。尚飨！」

据当日在场的林文庆博士说：此礼既毕，孙逸仙转身向众人讲话。「他感动得有一分钟说不出话来；随后简短地说：二百六十年之后，这个民族重又得回了她的自由；如今满人统治的祸害既除，一个统一共和国的自由之民，便可以去追求他们正当的志愿了。当下有人提议为大总统三呼，应之者甚力。下面的人群接了过去，再由数千军士传到数里之外，与远处的炮声相和。」

参考书目

《异域国志》（记异邦服饰），约一三八〇年。

《东华录》（记满洲之事，至公元一七三五年），一七六五年。

《圣武记》（记满洲一朝前期诸役），一八二二年。

《中国史》，麦高温牧师著，一八九七年。

《满洲史》，罗斯牧师著，一八八〇年。

《中国丛报》。

《中国人及其变乱》，密迪乐著，一八五六年。

太平天国所刊各种小册，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四年。

《泰晤士报》，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

《伦敦与中国电讯报》，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