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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看中国译丛 · 社会与民情

中国与中国人:哥伦比亚六讲

China and the Chinese

4.6 万字

著者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译者
波多
原著
China and the Chinese,1902 年
出处
英国汉学家 · 剑桥、纽约
卷帙
6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一九〇二年哥伦比亚请翟理斯去纽约讲中国。请他的是丁龙讲座——那讲座是一位美国将军的中国仆人用一生积蓄捐起来的。六讲:汉语、藏书、民主的中国、中国与古希腊、道教、风俗。是讲演不是论文,有自问自答,有玩笑。

导 读

一九〇二年,哥伦比亚大学请剑桥的汉学教授翟理斯去纽约讲中国。请他的是「丁龙讲座」——那个讲座的来历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一位美国将军的中国仆人丁龙,用一生的积蓄捐了一笔钱,要在美国设一个研究中国的教席。翟理斯是最早受聘的人之一。

他讲了六次。这本书就是那六次讲稿。

本库已有翟理斯的五种:《中国文学史》《中国文明》《中国小品》《古代中国的宗教》《中国与满族》。这是第六种,也是最短、最好入口的一种——它本来就是讲给完全不懂中国的美国听众的。

六讲依次是:汉语;中国的藏书;民主的中国;中国与古希腊;道教;中国的风俗。

第一讲讲汉语,是全书最费心的一讲。他要在一个钟头里让听众明白:汉字不是字母,四声不是唱歌,文言和白话不是一回事,方言之间的距离像法语和意大利语。他举的例子一个接一个,中文本里把那些字都照汉字写了出来。

第三讲的题目会让人意外——「民主的中国」。翟理斯的意思是:中国没有议会,可中国的科举让寒门子弟能做到宰相,中国的乡里自己管自己,中国人对皇帝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他说,一个把这些都算进去的人,不好说中国人不懂自治。这个论点在一九〇二年的美国相当逆耳。

第四讲把中国和古希腊并排放。他比的不是高低,而是两个独立长出来的文明怎样各自解决同样的问题。希腊那一半的典故也都译准了。

这是讲演,不是论文。有自问自答,有现场的玩笑,有「诸位」。听的时候能听出一个人站在台上,面前坐着一屋子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他要让他们在一个钟头里不走神。译文把这个口气留住了。

六讲,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第一讲 汉语

倘若中国人一个挨一个地从某一点走过去,这支有趣的队伍将永远走不完。今天活着的人还没有走尽,新的一代又已长成,如此递嬗,永无止息。

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它的语言,它的文学,它的宗教,它的历史,它的风俗习惯——在人类诸事的总账里是何等紧要,自不待言。然而认真留意中国与中国的事情,却是很晚近的事。二十五年前,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里只有一位汉学教授;就连这一位,也把工夫多用在替本行增光上头,而不大用在向求知若渴的学生授业上。如今统共有了五个汉学讲座,占着这些位子的人,也都多少在认真做事。只是有一样我们还短得可怜,而哥伦比亚大学似乎大笔一挥就得着了——那就是足够的基金。值此之际,我谨向哥伦比亚大学道贺,贺它越过了这头一道难关;我并且敢于预言:这位慷慨捐助者的远见,不出几年便会得到十足的印证。

常有人问我:汉语难学不难学?这问题实在无法一口断定,道理很简单:汉语至少是两种语言,一种是口语,一种是书面语,就实用而论,这两者简直不能再分得开了。

中国的口语是比较容易的事。说实在的,入门时它比法语、德语的口语还容易上口。学生从头一天就得开口说,理由很简单:舍此别无他法。没有词形变化要记,没有动词变位要背,因而也没有什么变格表和不规则动词。

一两天之内,学生该能说几句简单的话。三个月后,他该能应付日常的需用;半年之后,他该能就各样有趣的题目多少说得准确地谈上一通。这里头,教法如何关系极大。

至于书面语,或曰文言,却大可算作一辈子的功课。这并不是因为那种特别的字形——字形只要有条理地去攻,总是攻得下的——而是因为文言的笔法往往极简,简到晦涩;有时又铺陈得极华丽,若非博览,便不容易跟上那些比喻的措辞,以及页页皆是的史事与神话的典故。

如今能从容说汉语、甚至说得漂亮的男子颇不在少,女子也有几位。有些人说得极好,几乎听不出与中国人有别。

能毫不费力地读一本寻常中国书的人,却比较少;能写一封寻常中国信的女子,我敢说更少,恐怕竟没有。

说到以汉语为业的女子,迄今真正跻身前列的只有两位。我很高兴补一句:这两位女士都是传教士,都是美国人;我在中国时,有幸与她们两位都相识。我早年学汉语,从其中一位——已故的莉迪亚·费小姐——那里得过许多指点与帮助。后来,我对阿黛尔·斐尔德小姐的学问与著述也深为敬重,她是位知名的女作家。

着手学中国口语之前,学生须先想定:他打算在中国哪一带用他这门学问。他若打算在北京安身或经商,去学上海话便是白费工夫。按理说,中国本部的百姓只说一种话——这片土地约有二百万平方英里,抵得上英格兰与苏格兰合起来的二十五倍。按实际说,却有八种界限分明的方言,显然同出一源,彼此却悬隔到像八种不同的语言,任取两种,其不相通正如英语之于荷兰语。

这些方言可以说是沿着中华帝国的海岸线镶了一圈。从广州出发沿海北上,还没有走出广州所在的广东省,就到了汕头,那里说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话。再走一小程便到厦门,厦门话虽与汕头话略有几分相像,许多地方仍大不相同。再往下一站是福州,福州与厦门同省,却自有一种特别的方言。再往前到温州,又是一种;再到宁波,又是一种——宁波话在上海也通行得很广,虽说上海其实自有一套土话。

更往北到芝罘,再到北京,我们才进了那一大方言的范围,俗称官话。它绕在上述各种方言所占的那一条狭长海岸之后,笼罩着约占中国本部五分之四的腹地。那么很明显:在沿海一带落脚的人,须以当地方言为首务;而对旅行家与探险家,官话大约最为得力。

北京话如今被看作标准的「官话」;不过在一四二五年以前,京城在南京,当时通行的官话是南京话。所以如今中国一切官员都非说北京话不可。

从那广大腹地某些地方来的人,说官话几乎同说母语一样;而从沿海及内地某些邻近之处来的人,学起官话来几乎同寻常外国人一样吃力,要说得口音地道,更是一样地难。

官话——中国人称之为「官场上的话」——其紧要是无可置疑的。它是一切中国官员口头往还的工具,便是同乡同调的官员见面也用它;官与仆之间用它,法官与囚犯之间也用它。所以全帝国的公堂上审案都用官话,虽则两造也许一个字也听不懂。原告跪在地下,用本乡的方言诉说;这番话由一位官方的通事译成官话,讲给官听;官用官话发问或训示,再译成本地方言,讲给两造听。便是那位官自己懂得本地方言——这是常有的事,虽说没有哪位官可以在本省做官——按规矩他在公事上也不便使用本地方言。

还可以添一句:在广州、福州、厦门这样的大埠,殷实的铺户与商人中间,有许多人能说一种近乎北京话的话,叫人听得懂;更不必说上举三城中有两城驻着满洲兵,他们说这种话原是母语。

官话就是这么回事。它多少可比作印度的乌尔都语,那是营中的通用语。除了在某些地方有特别关系的人——那自然要把当地土话摆在前头——其余的人显然都该学这一种口语。

现在且假定学生已打定主意学官话。他头一件最自然要做的事,便是四下里找一部文法。他恐怕不容易找着。这类书确是有的,而且大半照那句熟悉的商标话说,是「德国制造」。它们当然不是中国人做的:中国人的语言里没有、也从来没有过一个与「文法」相当的词。那套从拉丁文、希腊文归纳出来、行之有效的规则,对汉语是全然够不着的。

中国人似乎从来就是以单音说话的,而这些单音似乎从来就不能屈折,不能黏合,也不能有任何变化。它们其实是「字根之意」,能随上下文而转,各各能充当名词、动词(及物的、不及物的,甚至使动的)、副词与连词等等各样角色。

「我」这个字,为省事起见我叫它作第一人称,一旦做了别的字——那个字为省事起见我叫它作动词——的宾语,译成英文就得改样子。它还可以引申出「自我的」「主观的」一类意思。

譬如:我爱他。

这三个字里,头一个本是「自身」之意的字根,这里当第一人称代词用;末一个本是「非自身」「他者」之意的字根,这里当第三人称代词用;中间那个是「爱」这个意思的字根。

这句话译成英文,可以是「我爱他」,也可以是「我爱她」,还可以是「我爱它」——汉语里没有性别,正如它也没有别的表示文法分际的记号一样。究竟指的是他、她还是它,只能看上下文,或看当时的情形而定。

现在若把这两个我仍不得不称作代词的字对调——其实它们本不是代词,是我们把它们当作代词的——就成了:

他爱我。

两个汉字所起的变化,只是位置换了一换;而在英文里,除了代词本身要变形,第一人称的「爱」到第三人称还得变个样子。

再说,假如我们要写下「人爱他」,便是:

人爱他。

这里又一桩可注意的是:中间那个字虽由单数转到了复数,却丝毫不起变化。

还有,「人」字在这里是复数,只因为汉语的性情在此只容得下这一种解法;而且这个字单用时并不作「一个人」解,倒是我们所谓「人类」这个意思的字根。

至于「一个人」「六个人」「几个人」「许多人」这些说法,各有各的表法。

譬如「人人」,便只消把「人」字叠起来:

人人爱他。

汉语的时态也是一样,不靠屈折,而靠添字。

「来」是「来到」之意的字根,它应付词形变化的需要是这样的:

单用是祈使:

来!——就是「来呀」「过来」。

我来——我来,或我正来着。

他来——他来,或他正来着。

再把「不」这个表否定的字根插进去:

他不来——他不来,或他不来了。

要问话,便说:

他来不来?——「他来不来」,就是「他来么」。

把两条路摆出来,由对方挑一条回答。

不定的过去时,是加上「了」字,那是「完了」的意思:

他来了——「他来完了」,就是「他已经来了」。

再插进一点时间的字样,这就成了确定的过去时;例如:

他早上来了。

可见同样的字,视情形而定,可以是不定的,也可以是确定的。

更出人意外的,大约是同样的字可以既主动又被动。

「丢」是「失」「丢掉」之意的字根,「了」把它放进过去时。

「我丢了」,其意只能是「我丢了」某样心照不宣或下文要说的东西。把「我」字划去,换上「书」字。没有一个中国人会以为这新句子是说「这书丢了」它的封皮;他立刻就抓住了真意思:「书丢了。」

至于「书丢了封皮」这样的句子,「丢」字就得换成另一个全然不同的字。

这样的现象英文里也有。我在二月十三日的《纽约时报》上读到「某某先生赴了宴」,意思并不是某某先生吃了自己的饭,而是一班朋友请他吃了饭——情理之势,把一个不及物动词变成了被动。

照同一个理路,「死」这个字也可以作「使之死」,即「杀」。

「金」字作名词是「金子」,也可以像英文那样作形容词,还可以作动词「以为金」,即看得极贵重。

汉语里没有像英文里名词、动词、副词那样一个词变三个样子的事。那个字,无论写的说的,就其自身而论,总是一成不变。它在句中司什么职,全看位置,看别的字加在它身上的影响,再加上随事而来的、无可通融的情理。

一个中国人走到你跟前说:「你要我,不要?」他并不是在说傻话,至少从他自己的立场看不是。为省去学英文文法的麻烦,他把这语言拿来,剥去一切麻烦的词形变化,直到手里只剩一串字根之意,可以像在本国话里一样地摆弄。换句话说,「你要我,不要」,不多不少正是照字面译过来的中国话:

你要我不要?

用这种「洋泾浜」英语,他只消换一换字的位置,就能像说中国话一样地表意:

「他要我。」「我要他。」

「我是英国人。」

「那把刀是我的。」

若干年前,我带着幼小的孩子离开中国回英国,他们那位忠心的中国奶妈翻来覆去对孩子们说这样一句了不得的话:「我很难过你坐轮船走;你不难过我。」

这一切自然很可笑;然而它确是地道的中国话,很有力地说明:一种叫人听得懂的语言,是可以用按情理排列的字根之意搭起来的。

关于口语,倘若话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学说中国话,就同中国人学说洋泾浜英语一样容易了。然而学生面前还横着一个大障碍:汉语的音格外地少,就是说,它用来传言的声音极为有限。北京话只有四百二十个音,而语言中每一个字都得归到这些音的某一个底下;那么,语言中若有四万二千个字(那部标准的字书收了四万四千),平均每个音就得担着一百个字。自然,某个音底下若不到一百字,别的音底下就按比例要多些。照这个平均数算,便有一百样东西或意思,在口头上统由「衣」这一个音来表达。

这样一来会生出多少混乱,不必细说;一望而知。大约也正是这个,引出了一位环游世界的作者下面这句高论——我是从英国一张报上看来的:

「在中国,字母『衣』有一百四十五种念法,每一种念法意思都不同。」

要把这么多误人的胡话塞进这么小的篇幅,是很不容易的。请诸位想一想中国蒙馆里的苦状:孩子们对付着一个字母「衣」,要念出一百四十五种花样,每一种还另有一个意思!只消说一句——在座诸位想必都晓得——汉语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不是拼音文字,因而根本没有什么「字母衣」这回事。

细细一看,一音多字这个大难处便迅速消散,到末了,剩给学生去对付的不过是小小一点残余。同样的难处,我们在英文里也遇得着,不过轻些。我若说:「我在百老汇遇见一位叫人厌烦的人。」英文里那个字还可以指海潮的涌浪,也可以指野猪;不过情理摆在那里,这两样立刻就被排除了。

且回到汉语。第一,汉语里分立的字固然有四万二千,可是取其十分之一,四千二百个,就足够一个寻常说话的人用而有余了。照这个尺度算,是四百二十个音、四千二百个字,每音十个字——这对于说话要听得真切,仍旧是个不小的妨碍。但事情还不止于此。譬如同一个音底下的那十个字,是分布在四组里头的,分组所凭的是嗓音的几种转折,叫作四声;这样一来,真正容易混淆的,每组平均只有两个半字。譬如「烟」是烟,「盐」是盐,「眼」是眼,「雁」是雁。

这几种转折,起初不容易分辨;不过耳朵是容易练的,练熟了反倒难得听错。

还不止此。中国人的语言虽是单音的,说话时却不大用单音来表一样东西或一个意思,他们把字两个两个地配起来。

譬如「眼」,他们不说「眼」——「眼」严格说是「孔」「窝」的意思——而说「眼睛」;添上的「睛」字是「眼珠」,就把这个词拴死在所要的意思上,即「眼」。

同样,讲到「盐」,也不像我们那样单说一个字,而是每一处都按需要添个字把它限住;譬如「白盐」,就是食盐;「黑盐」,就是粗盐。这一切都很能免去与同音同调的别的字相混。

还有几个字是用作词尾的,可以把本来易混的词分开。譬如「裹」是包裹的裹,「果」是果子的果,两个字同音同调。单说「要果」,可以是「我要果子」,也可以是「我要裹」。然而没有人把果子单叫作「果」,都叫「果子」。添上「子」这个词尾,就再不会混了。

读书时自然没有这种混淆,因为每一样东西或意思,纵使同音同调,写出来各是一个符号。

总起来说,口语上的误会,未必全要归咎于汉语的音少。许多人别的方面很有天分,却就是学不会任何一种外国话。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人用以捉住那些长了翅膀的言语、把思想与口说化为较为确实较为长久之形的那套机括。

书面语比口语有一样便宜:它全中国一律,同一份文书,北京人与广州人看了一样明白,正如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在全欧洲都通行,虽则各国念法不同。

有人把中华帝国的稳固、把它政治与社会制度的长久,归之于这一点。

我们若取今日的书面语——它实际上就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书面语——初看去,只见一堆杂乱的符号,每个符号都像是点画偶然凑在一处。然而渐渐地,眼睛看出来:每隔一阵,就在某个字里见着一块已经在别的字里见过的部分。这很容易使人以为:每个字都是由相当于我们字母的几部分搭起来的。这些部分有两类,须分作两项来讲。

第一类是种种的字,它们本身也作独立的字用,如犬、草、木、病、金、言、鱼、鸟、人、女。人们发现,这些部分指示出整个字的意思该往哪个方向去找。

譬如字里凡有「犬」的,读者便可以准备着遇见某种兽名,如「狮」、「猫」、「狼」、「猪」。

这里有两个字很有意思。其一,中国并没有狮子;「狮」不过是摹波斯语里狮子那个词的音(音近「失尔」)。其二,「猫」显然是个象声的例子。

「犬」旁在许多情形下还指示兽类的性情,如「猾」是奸猾,「狠」是狠戾,「猛」是凶猛,以及别的兽性。

同样,「艹」是草木,便暗示着某种植物;例如「草」是草,「荷」是荷花,「芝」是长生不老的灵草。

「木」通常指向某一种树;例如「松」是松树,「桑」是桑树;引申开去,又指向一切木器,如「板」是板子,「桌」是桌子,「椅」是椅子,等等。

「鱼」与「鸟」也一样,凡属鱼类、鸟类的字,都带着它们。

「人」见于一大批讲人事种种方面的字里;例如「你」、「他」、「作」是做,「仗」是兵器,「杰」是豪杰,「儒」是读书人、儒家之徒。又有人指出,像「奸」是奸诈,「媚」是谄媚,「妒」是嫉妒,这几个字旁边都写着「女」这个指事的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表意的部分怎么到了今日的位置上?它们是一向就在那里么?这套字是不是像蒙古文、满文那样,凭空有意造出来的?这问题很难三言两语说清,其中牵涉到下面这些考量。

似乎可以断定:极早的时候,中国人心里头一次想到可以把思想写下来、而且写下来有好处,那时全副本钱不过是粗粗地画物。所画的便是这一类;其中有许多,不难从中看出今日字形的来路:

日、月、山、水、子、木、臣、口、牛、爪。

这里不妨提一句:只要字还是用金属笔在竹简上划,笔画就偏于曲。到了公元一世纪纸的发明,又以毛笔代了金属笔,横竖的笔画才通行起来。

第二步是把两幅画合成第三幅。譬如口里有东西出来,是「舌」;口里出来另一样东西,是「言」,就是说话、言语;两棵树并排,是「林」的画。

再下一步是画意思。譬如语言里本有一个音,意思是「明亮」。为了把它写出来,中国人把他们所知道最亮的两样东西摆在一处:「日」与「月」合成「明」。这里还看不出字音的作用,合成的字,音与它那两个成分的音全然不同。

同样,「日」与「木」合成「东」,是日从树间升起之状,表「东方」;「言」与「舌」合成「话」;两只手合成「友」,是友谊;「女」与「子」合成「好」;「女」与「生」合成「姓」,即族姓,可见古时中国人是从母系算的,不是从父系;「毋」是打旗示意表否定,就是「不要」。

从「林」这两棵树的森林之画,又到「森」这三棵树,表草木之密与幽暗;「孝」是一个孩子在老人脚下,即孝顺;「戈」是兵器,与「手」相合,有杀伐之意,暗示上古人自卫之状,便成了「我」;「我」与「羊」相合,暗示要敬重别人的羊群,便成了「义」,即待人之本分;「大」与「羊」合成「美」;「善」字里也有「羊」——为什么,我们说不大圆满,只晓得羊在早年的牧人部落里自然占着要紧的地位。我们所谓连词「和」的意思,汉语用一个会意字表之,即「及」;那本是一只手的画,抓住前面那人的衣裾,也就是追随于后。

写字这门本事上第三步、也是最大的一步,是中国人本来一直想用一个字兼表几个音近而意异的词,忽然想到:何不在原字之上另加一个字,指明各自所取的特别意思,以示分别。譬如口语里有一个音,意思是「虫螫」,画出来就是今日写的「丁」。

然而同是这个音,还有别的词,如「疮疖」、「顶端」、「吩咐」、「钉子」、「银锭」、「排定」。这些在口头上靠四声与词尾分别,已如前述;可是写下来,若一概用「丁」,势必生乱。为补救这个,极早的时候有人想到:让「丁」以及别的这类物画、意画,充当我们如今所谓「声符」,即提示字音的那一部分,再在每一处添一个指明所取之意的「形符」。于是以「丁」为声符:要表疮疖,便添上表病的「疒」,成「疔」;要表顶端,便添上表头的「页」,成「顶」;要表吩咐,便添上表口的「口」,成「叮」;要表钉子、银锭,便添上表金属的「金」,成「钉」;要表排定,便添上表言语的「言」,成「订」。这样我们便得了五个新字,就书面语而论,彼此很容易分别:丁是螫,病丁是疔,头丁是顶,口丁是叮,金丁是钉,言丁是订。同样,「口」、「敲」、「纽扣」三个词本来同音。既已有了「口」这幅嘴的画,便拿它作声符;要表敲,就添上表手的「扌」,成「扣」;要表纽扣,就添上表金属的「金」,成「釦」。于是:口是嘴,手口是敲,金口是扣。

再取一幅画意思的字。我们有「东」,是日从树间看见,即「东方」。早先的中国人要写「冻」这个词,便径取现成的「东」作声符,加上一点冰,即「冫」,成「冻」;要写「栋」这个词,就不加冰,而加上明摆着的形符「木」,成「栋」。

这样,中国字绝大多数可以轻易拆成的那两部分,我们都有了。

第一是声符,它本身原是一个为表某物某意而造的字,后来被借去表别的同音的事物与意思;第二是形符,是另加在声符上的一个字,用以分别同一声符所表的种种事物与意思。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字都能一下子就合上我们这条规矩。「要」字是「西」与「女」合成的,西方的女子与将来之意有什么相干呢?在没有文字的时候,中国人把身子当中那一段叫作「腰」。后来他们写作「要」,是人叉腰交股的粗画,借此点出那较细的一段,即腰。随后要写「要」这个意愿之词,便径借了现成的「腰」字。再后来写字讲究了,便取形符「月」,即肉,凡须表腰的地方都加上,于是「腰」至今如此写;而「要」这个意愿之词,却霸占了本来为「腰」造的那个字。

中国学者自己考字,有时也糊涂得无可救药。譬如「天」,就是天空,引申为上帝,中国第一位编字书的人——他的书传到我们手里,约在公元后一百年——解作「一」与「大」相合,即「一大」之物;其实它最古的形状,不过是一幅粗率的、把神画成人样的画罢了。

便是十七、十八世纪那几位耶稣会的神父——汉学草创之功,我们受他们的惠极多——也不免偶有这一类的失足,那无疑是出于一片可嘉而过了头的热心。有一位心思灵巧的神父,看见「船」字——这是船的常用字,左边的「舟」是更早的船之画——便这样拆解起来:

「舟」是船,「八」是八,「口」是口,合起来便是船上八口人——「挪亚方舟」。

其实右边那半不过是这字的声符,本来写作「㕣」,正给出所需的音;后来才把形符「舟」换了「金」。

「禁」字也是如此。因为它可以拆成两个「木」与一个「示」,即神的昭告,便有人从中找出伊甸园里那两棵树与那道禁令的影射;而其实正当的拆法仍是形符加声符。

这样放错了地方的巧思,也并不只有罗马天主教会才有。一八九二年,有一位新教传教士印了一篇东西到处散发,自称是「赞成福音的凭据」,内容不是别的,正是藏在汉字「来」里的一条基督降临的预言。他指出:这字是一个十字架,两旁各有一个「人」,当中还有一个较大的「人」。

就今日的字形而论,这番拆解倒也说得过去;然而在基督纪元以前,这同一个字所写的并不是人和十字架,而是一束禾。中国讲字源的人说,它所以有「来」的意思,是因为禾「来」自天。

中国的书面语便是这样;而且早在史——与传说有别的史——所能上溯的最早一点,即公元前八九世纪,它就已经是这样,已经受着形声之法的支配,凭这法子至今还能造出无穷的新组合。纯粹的图画文字并无真迹留存,使我们判断中国人在形声之法发明以前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虽说有过许多人拿拙劣的赝品冒充。

如我所说,绝大多数的字都能轻易拆成我所力图描画的那两个要紧部分:本来那个指引字音的声符,与后加的那个指引字义的形符。

便是那只求读写汉字以应商务之需的实用学生,若想把相当数目的字记住,也不得不照这条路去拆。倘若除了字的轮廓之外别无把柄,他会觉得这些字叫人眼花缭乱、捉摸不定,几乎是过不去的难关。

然而在有条理的研习之下,再加上相当的恒心,这些难处便会消失,叫得胜的学生所费的苦功得着十足的酬报。

第二讲 中国的藏书

哥伦比亚大学设了汉学讲座,自然就该想到置办一所好的中文藏书。在英国剑桥大学,有一所我只能称之为理想的中文藏书。它不是现成在市上买来的——这样一批书根本不会出现在市上——而是我在汉学讲座上的前任,在中国住了四十多年,一点一点耐心细心搜罗起来的。其结果,是一批极好的、有代表性的书,版本总是好的,有时还是罕见的,把中国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一面全都网罗了。

现在,若蒙诸位首肯,我想把剑桥这所藏书略略描画一番。我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段工夫消磨在那里;我还要冒昧地把它荐作一个样子,哥伦比亚大学该努力把这样一批书请上自己的架子。

剑桥的中文藏书计四千三百零四册,大体分在七个门类底下。须说明的是:这些册子并不是寻常中国书那种薄薄的纸面本,而是把原来好几册中国书合订在一处,外面包布或包皮,书脊上烫了字,像我们的书那样立在架上,而不是照中国的规矩平放着。

甲部头一样是儒家的经典,如今计九种。

有那部神秘的《易经》,说的是一画与一断画所能生出的八种变化或组合:或以其一重两次而配以另一,或以其一重三次。

据说这些三画的卦,是上古一位君主从龟背上描下来的;他把它们两两相重成为六画之卦,于是组合增至六十四,每一卦代表自然中某一种或动或静之力。

孔子说过,他若能以五十年之功研习此书,便可以没有大过;然而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实在弄不出什么名堂来。有人把它看作一部命书。西方一位想头古怪的天才竟说,它不过是中亚某个古部落语言的一部字汇。

讲到《书经》,我们脚下就实在些了。那是一部极古的史料汇编,上溯到公元前二十世纪,经孔子编次。这些文件虽只是些残篇,却让我们窥见中国早年的文明,那还在我们随后要讲的信史时期开头之前好几百年。

再有《诗经》,收歌谣约三百篇,也是孔子从湮没中抢救下来的;后世中国诗那座大厦,便是以它为基址盖起来的。

其次是孔子所作的一部史书,称《春秋》;其实该叫「诸春诸秋」,因为这名目指的是逐年的记载,实际上就是孔子本国的编年史。

第五种是《礼记》。顾名思义,它讲的是礼仪,载着无数条规矩,指点人在种种境遇情形下该怎样行事。它成书较晚,在公元前二世纪之末,论分量不大比得上前四种。

以上称为五经;有好几百年它们本是六种,中间还有一部《乐经》;约在公元一七〇年,曾把它们刻在四十六块大石碑上。如今这些碑只剩残缺的一部分。

构成儒家经典的另外四种,称为四书。计有一篇简短的道德论著,题作《大学》,即成人之学;《中庸》,又一篇简短的哲理论著;《论语》,是孔子与弟子的对答,以及这位圣人日常起居的种种;末了是孟子与弟子、以及与前来问计的各国诸侯的类似对答。

这九种书,中国的学子差不多是要背熟的。此外还有许多注疏与训诂之作——其中最好的几种都在剑桥的架上——是为阐明经典的本旨而作,也都非读不可。从公元前二世纪孔安国——孔子十二世孙——的注,一直到阮元的注;阮元是位知名的学者,晚近到一八四九年才去世。这些注疏包括解经的两大派:早的一派直到公元十二世纪都被奉行,后来被中国最出色的学者朱熹废置,另立一说,至今通行,而且在那场决定仕途的科考上是非遵不可的。

关于经典的考据之作,刊行的极多。我们书目上头一部,就是把这些古籍中提到的每一样器物一一记述,而且一律配着木刻的图。于是外国学生不但看得见孔子那时代的先贤所穿戴的衣冠,还看得见他们的车、他们的旗、他们的兵器,以及日常起居的种种用具。

与儒家圣书并排立着的,是道家哲人们那些非正统的著述;这一派名义上的开创者称老子,生在孔子以前,年代不详。其中有几种极有意思;另有几种则不免有作伪之嫌——凡公元前二一一年那场有名的焚书以前的著作,多少都带着这层嫌疑;儒家经典之得以保全,几乎是个奇迹。那一年有位皇帝想把一切典籍尽行毁去,好让一切从他自己从头开始。

不过道教的事,此刻我不打算耽搁诸位,我盼望另找机会再细说。剑桥所藏的那几种佛书,我更没有什么要说的。此刻我要请诸位随我走的,倒是几条人迹较少的路。

乙部里头一眼看见的,是一长列二百一十七厚册的书,约有一英尺高。这是中国的历代正史,一七四七年在那位有名的乾隆皇帝主持下刊行的同一版本,皇帝还亲自作了序。

这一套里头一部叫《史记》,出于一位极了不起的人物之手,名司马迁,有人称他为史学之父、中国的希罗多德;他死在公元前约一百年。他这部最可称道的书,我们不妨稍稍盘桓一下。

史家从公元前约二七〇〇年那五位传说中的帝王说起,先把后来相承的各朝——多少都带传说色彩——逐代的编年记下来,一直说到他自己的时代;最后那五六百年,即公元前七〇〇年以后,才算得真正的信史时期。这些编年构成他全书五部中的第一部。

第二部是年表:帝王及其在位之年的表,公元前约一一〇〇年所行封建之制下天子与诸侯的表,以及公元前约二〇〇年封建既废、复行旧日帝制之后所封贵族的表。

第三部是八篇要紧而有趣的文字:一曰所记那一段时期的礼,二曰乐,三曰律管——那是十二根长短不一的竹管,据说所发之音与人间的祸福有某种神秘的牵连,四曰历,五曰星,六曰天子祭天地之礼,七曰全国的水道,末了八曰商货、钱币等等。

第四部讲封建之下诸侯的世代;天子的世代已在第一部讲过了。

第五部是这整段时期中崭露头角的那些最著名的人物的传。

这些传并不像我们很有理由预料的那样,只限于贤臣良将。中国的史家看自己对后世的责任要宽得多;除了上面说的贤臣良将,他还收了著名刺客的传,酷吏的传,弄臣的传,谄佞的传,除了一张利口之外别无所长的人的传,纵横家的传,占卜者的传,诸如此类。

这个办法如今在编传记总集上似乎已被广泛采用。它是公元前一百年一位中国史家开的头。

他这部大书传到我们手里,几乎完好无缺。在中国人心里,它向来是无价之宝;以至于后来每一部正史,大体都照着同样的格局做。

历来的规矩是:新朝把它所推翻的那一朝的历史修出来,所据的材料,是前朝当权时逐日积下来的。此刻北京的国史馆也该正在把当前的事记下来,留给后人用;因为大家一向相信:任何朝代,便是最强盛的,总有一天要完。

除了正史之外,还生出一种规矩,叫作给在位皇帝修「实录」。这是该逐日写的,而且绝对据实,这一点不必怀疑,因为皇帝无论如何是不准看自己那份记载的。

一九〇〇年翰林院被烧,有人说本朝的「实录」毁了,也有人说早几天就用车运走了。不管怎样,大明一朝的「实录」——那一朝盛了三百年,到一六四四年告终——如今好好地存在剑桥藏书的乙部,满满八十四大册写本。

史学上再下一个时期,是公元十一世纪的司马光;他是当时的名臣兼大儒,经十九年不断的辛劳,编成一部中国通史,用编年的体裁,起于公元前四世纪,讫于公元十世纪中叶。这部书俗称《资治通鉴》,与正史全不相干,在我们这里装了三十三大册。

这位老人家一〇八四年上呈皇帝的序里,有一段很别致的话:

「臣今筋骨衰弛,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而忘;精力全竭于此书。惟愿陛下以臣区区忠悃,恕其狂僭,暇日赐以圣览,于前代兴衰之迹,求得今日成败之由。倘以此知有益于天下,则臣虽委骨于黄泉,平生之志愿毕矣。」

传记一门,前面说过,正史里多少是有的。不过到了后世,就国史馆而论,收录的范围限于奉旨入国史的那些官员。于是私家所作的传记便源源不绝,写的是诗人、画家、僧人、隐士、恶人等等;这些人的善恶若非得某位热心传记家的照拂,早就像阿伽门农以前的英雄一样被忘得干净了。

我们这类集子有八九种十来种,其中一部值得特别一提,题作《列女传》,装了四大册,共收三百一十人。把本国女子中最可称道的记下来使之不朽,这念头最先出于一位叫刘向的作者,他活在基督纪元之前不久。他原来那部书是否还买得着,我不清楚;现在这一部是依公元三世纪另一位作者的书为底本,续到近世,一七七九年刊行。每一篇传都配着整页的插图,画的是那位女子最见风骨的一幕——都出自一位知名画家的手笔。

有三部不小的类书,装订一律,共九十八大册,也值得一提;这不但因为它们见得出中国人著述之勤恒,还因为这三部都是富矿,外国学生有兴趣的题目,里头都掘得出材料。

头一部出于九世纪之初,所讲主要是政制、理财与国防,此外还有礼、乐及别的枝节。

第二部出于十二世纪,所讲题目相同,另加了史事年代、文字、音韵、天文、目录、灾异、动植、外国等门。

第三部为外国学者所最熟知,是十四世纪马端临的类书。它的格局与前两部大致相同,实际上就是依第一部为底本的,自然占着晚出几百年的便宜。

以上三部是同一个版本,十八世纪中叶奉乾隆皇帝之命刊行的。

此外还有好几部搜罗一般题目的类书,每一部也都卷帙不少。

其中一部收着从中国较轻松的著述里摘出的种种有趣的条目,如梦、看相、前生的记忆,甚至死而复生。它在公元九八一年刻板,离儒家经典初次刊印不过五十年。剑桥这一部自然不能说是九八一年的,不过确是一五六六年的。

同一类的另一部是《三才图会》,一六〇九年刊,装成十七厚册。它格外有趣,一是所载题目繁多,二是插了许多整页的木刻图。书里有地理,附地图;有人种、语言、艺术与学术,甚至还有各样体育,连走绳索的、翻筋斗的、击剑的、拳击的、角抵的、踢球的本事都在内。

在戏法与法术一门里,我们看见一个人吞剑,或是从火里走过;旁边一个翻筋斗的人把身子向后一弯,去喝摆在地上的杯中之物。

讲画的几章格外好;里头有几幅山水,透视几乎毫无破绽,还有几例高明的写意之作。又讲到画像,举了十幅图,画出一张脸可以取的十种角度。第一幅从右边看,露出十分之一的脸,第二幅十分之二,依此递增,到正面是十分之五;随后从左边递减,十分之四、十分之三、十分之二,到十分之十时,就只看见坐着那人的后脑勺了。

中国有个大家都知道的笑话:一个极吝啬的人,拿了一点点钱去见画师——润笔向来是先付的——请他画像。画师当即应允;过了个把钟头,像画成了,上头却只见坐着那人的后脑勺。「这是什么意思?」那人愤愤地嚷。「哦,」画师答道,「我想,出这么点钱的人,大约是不愿意露脸的。」

也许有人要纳闷:一部类书,所用的语言既没有字母,怎么编得出可供检索的次序来?

最常用的办法是按门类分,用法是这样的:

挑出天、地、时、人、草木、兽、鸟、鱼、金石等等若干字,把各样题目归到这些门目底下。于是日月食归「天」,堪舆归「地」,七情归「人」;不过并非一切分类都像这几样这么爽利,常常因为猜不中正确的门目而翻得很久。便是门目猜对了,索引也往往要翻过许多页;然而一经在索引里定准了出处,余下的就容易了,因为每一页的书眉上都印着那一页的目次,正落在急翻时手指所按的地方。

中国人很喜欢丛书,装订一律,往往多到几百册。我平生最早与文学结缘,就连着英文里这样一部丛书。那丛书叫《家庭丛书》,若我没有记错,有一百多册,里头收着华盛顿·欧文的著作,以及那篇不朽的《瑞普·凡·温克尔》。中国也有一个瑞普·凡·温克尔:说是有人一日在山中闲走,遇见两个童子下棋;看了一会儿,又吃了他们给的几枚枣子,才发觉自己带的那把斧子,斧柄已经朽成了灰。回到家里,正如中国诗人所说:

「城郭一如往昔,

昔日相爱的人,心早已冷了。」

这中间已经过了七代。

剑桥的藏书里有好几部这样的丛书。其中一部也许格外可贵,因为刻它的木板在四十来年前的太平天国之乱中毁掉了。

这里不妨顺带提一句——虽然严格说不属于这一门——我们还藏有一批太平军所印的那些古怪的小册子,收得颇全。

乙部里别的有趣的书,还有本朝的会典——本朝起于一六四四年——甚至还有前朝的会典,是一五七六年的本子。

再有本朝的刑律,有好几种本子;又有种种成案汇编,有给州县官用的手册,附着判例与案例。

在中国,一位州县官或法官是不指望他懂法律的。

凡可能要审刑案的官,衙门里都附着一位刑名师爷;官若有疑难,可以私下请教,正如我们英国那些不支薪的治安官,遇事要请教附在法庭里的那位有资格的官员一样。

转到下一部之前,随手抽出最后一册,题目很怪,叫《碧血录》。这部书记的是那些死于非命的名臣与别的人物,每一篇都配着一幅画得很传神的惨剧之图。其中有几桩事,很可以打消「中国人全然不知爱国为何物」这个成见。

丙部专讲地理与方志。这里立着《大清一统志》,二十四大册,附地图,是一七四五年的本子。这里还立着许多部方志——中国在这上头的名声是当之无愧的。每一府、每一州县——后者约有一千五百——都有自己的志,那是一种地方史,把本地一切可注意的东西,桥梁、庙宇以及同类的建筑,都一一记述,并附上本地一切在各方面出过头的人物的传。每一部志约占书架二英尺;那么把全中国的方志凑齐,一部一部叠起来,可以堆成一根与埃菲尔铁塔一般高的柱子。而方志还不过是中国文学一个偏僻的支流。

丙部里还有剑桥大学藏书中最早的一部刻本,而且是极有趣的一部。它题作《异域图志》,刊于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之间。内容是中国人多少知道一点的约一百五十种族类的简短记述,而每一条所附的木刻图,更使它身价大增。

其中我们见着朝鲜人、日本人、匈奴(匈人的祖先)、契丹鞑靼、中亚诸部、阿剌伯人、波斯人,甚至还有葡萄牙人;孟高维诺一三〇八年受命为北京总主教,一三三〇年死在那里。自然也有几幅画的是传说中的族类,如长臂国、一目国、狗头国、食人国,

「还有那些人,他们的头

长在肩膀底下。」

又有一段讲扶桑,就是长着那种有名的草木的国度;有人想把那草木认作墨西哥的龙舌兰,这样一来,发现美洲的功劳便归了中国人。

这些族类有许多,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里也都郑重记着,所用的话与我们在中国记载里所见的竟一模一样,说来也怪。

书末还列了几种奇禽异兽,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幅画得很准的斑马,这里叫作「福鹿」,意思是有福之鹿;然而它无疑是阿剌伯古语中野驴那个词(音近「法剌」)的拙劣摹音。斑马在亚洲是全然不见的,那么,中国人那么早就对它知道得这样清楚,便成了一个谜。

这部书经了六百年的磨损,品相好得出人意外。每一叶都有残缺,都细心地裱在硬纸上;通计起来,真正辨不出的字极少,不过有时纸在板上挪动过,以致有几处成了双影。

与它并排立着的,是同一类的近作,一七六一年刊,卷首有乾隆皇帝御制的诗。它所列的国名长得多,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荷兰、俄罗斯、瑞典等等都在内;插图——每国一男一女——是刻工的绝技,刀法细得叫人想不到。

丁部是诗、小说与戏曲。诗这一门,除了某家某家的专集之外,还有许多选本,中国人是很偏爱选本的。中国诗之多,浩如烟海,寻常读者除了把几位大诗人的佳作读熟之外,实在无可措手。有一点很可注意:凡篇幅较大的选本,都收着相当数目的女子之作,其中有些品格很高。

两年前,剑桥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对我说:「中国人的语言里有没有可算作诗的东西?」我回他的,是中国一位相熟的官员有一回问我的话:「贵国有书么?」我们容易笑中国人不懂西方的制度;可是我们若做了中国人,这笑有时恐怕要掉过头来。

我们藏书里的小说,全属于可称为古典一派的,从许多方面看,尽可当作真正的艺术品。除此之外,市上还有大量小说,是说给教育较浅的人听的,甚至是说给全然不识字的人听的。为着后一种人,有以说书为业的;在中国的城里,常可见他们在什么方便的所在,用那些讲情、讲战、讲英雄、讲舍身的故事,哄得一大群苦力听得入迷。这些说书的并不照书上的字句念——苦力一个字也听不懂——而是一面说一面把书面语转成白话。

说到小说,我想提一部:那是一部讲征战与奇遇的传奇小说,以公元三世纪的三国史事为本;那时中国裂为三主,彼此攻伐,情形很像英国史上的玫瑰战争。这部很长的小说,在中国人心里大约占着最暖的一角。那些动人的章回、那些间不容发的脱险、那些得手的奇计、那些惊心动魄的厮杀,他们百听不厌。

十二年前,我一位朋友动手把它译成英文。他先写出一部完整的译稿——这是桩极大的工程——随后又从头到尾重写一遍,逐页细改。到一九〇〇年春,经十年辛劳,稿子可以付印了;三个月后,它在北京被义和团烧成了灰。

「万事皆有可泪之处……」

中国的戏本,演出用的本子,在街头摊上一本不到一分钱就买得到。供藏书之用的,则有许多好选本,印得也体面。

不过这一门文字品格不高,正与伶人社会地位之低相称;还有一桩怪事——小说也是如此——就是其中许多上好的本子都不署名。

女子所作的戏本也找得着;不过无论在台上还是在书里,我从没碰见过那种据说能一月一月乃至一年一年演下去的了不得的大戏。

戊部对学汉语的人极要紧。这里有许多工具书,大半可说是缺它不得,而且绝大多数今日都不难买到。

先说字书,有许慎那部名著,他死在公元一二〇年前后。那时中国还没有字书这样东西,虽然这语言早已有好几百年够得上编一部了;于是许慎动手来填这个空。他收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大约是当时所有的字了——又加上一千一百六十三个重文,即同一个字的各种写法,然后按那些部分分群编排;我们在上一讲已经看见,这些部分正是指示字义该往哪个方向去找的。于是凡带着「犬」的字都归在一处,凡带着「艹」的、带着「疒」的,也各归一处。

就我们所知,这个法子是他创的;因而我们也不奇怪,在他手里它比今日通行的要笨重些。许慎所用的这类部首不下五百四十个;而且便是某字的部首找准了,还得把那一群底下所有的字通查一遍。照这样的办法,活字排印是办不成的。

今日那部标准的字书,一七一六年奉康熙皇帝之命刊行,所用的部首只有二百一十四个;而且每一群之下还按另一部分——即声符——的笔画数再分小群。于是「手」「木」「火」「水」或别的部首定下某字该在哪一群,余下那部分的笔画数又把它归到一个小得多的分群里,从那里一检就得。譬如「松」字在「木」部第四画的分群里,因为余下的「公」字写来是四画。

这部字书的好本子如今不太容易弄到。所谓「殿本」,纸白得可爱,是印刷术上一件了不起的样品。

还是在前面说的那位康熙皇帝主持下,成就了一桩极了不起的文事:把一切典籍里的词语编成一部总的类书,刊布通行。《圣经》的字汇索引、莎士比亚的字汇索引,向来都被看作不算小的工程;那么一部囊括全部典籍的词语索引,又当如何?这件事在一七一一年办成了,至今仍是这位满洲君主文事魄力的一座丰碑——这部书与他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这里所谓「典籍」,指的是正经的著述:经、史、诗,以及哲人、公认的权威和一般名家的文字。

为着明摆着的缘故,这部词语的总集不能像字书那样按二百一十四部首排,它是按四声与韵来排的。

让我试着用英国文学的例子把这一套说明白。读一首名诗,我读到这样两行:

「每一个牧人都在谷中的山楂树下

『说他的故事』。」

现在假定我不懂「说他的故事」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清清楚楚,小时候我以为那是「把老一套的话悄悄说进牧羊女的耳朵里」。)我决意到那部词语总集里去查。第一步,我若不知道,就先从字书里查出「故事」——这个词组里的末一字总是关键——属于哪一声。那一声底下有许多词群,每一群有一个领头的字叫作韵,就是说,一个领头的字,这一群里的字都与它同韵。这样的领头字分布在各声里,统共只有一百零六个;中国语言里每一个字都必与其中之一同韵。

汉语里押韵这件事颇为别致,再往下讲之前,不妨先把它说明白些。中国的诗一概押韵,没有不押韵的诗。孔子所编的《诗经》定下了押韵的准绳:凡在那里押过韵的字,别处都可以拿来押,此外的不行。结果,韵部只有一百零六个;不但如此,公元前五百年听来押韵的字,到一九〇二年自然早已不押了。然而作诗所许用的韵只有这些,谁要不理这条规矩,科场上必定一败涂地。

这一层多少也可以拿英文来说明。《坎特伯雷故事》开头两行——我就拿它来比《诗经》——用今日的话念是这样:

「四月带着他的甘霖,

把三月的旱气一直浸到根上。」

如今没有人拿「甘霖」的「霖」去押「根」。乔叟也不这么押;在他那时候,这两个字读来是极工的韵。可是我们若是中国人,如今就得拿「霖」去押「根」,只因为——不妨这么说——乔叟当年是这么押的。

一个字的声既已知道,也就知道该在全书的哪一分册里找;韵既已知道,也就知道领头的那个字在这一分册的哪一部分。假定领头的字是「古」,那么也许得翻过许多页,才在书眉上见着工工整整印着的那个要找的「故」字。「故」字底下,我先会见着两个字的词组,譬如「旅人之故事」「神仙之故事」;还得往下看,才看到三个字的,譬如「老妇之故事」「说他的故事」等等。最后,在「说他的故事」底下,我仍旧找不到学生们最想要的那样东西——一句明明白白的解释,说这词组是什么意思——而只找到一串典籍中用过「说他的故事」的主要段落。这些段落里,大约有一处提到羊,另一处提到数数;这样一来就很明白了:牧人「说他的故事」,并不是把甜言蜜语悄悄送进牧羊女的耳朵,而是在干一件平淡得多的事——数他的羊。

我们剑桥那部词语总集装成四十四厚册。每册平均八百四十页,每页约四百字。合计约三万七千页,约一千五百万字。译成英文,还要再大三分之一,因为中文一百页约抵英文一百三十页。

一七七二年,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下旨,命为内府藏书编一部解题书目。为了抬高它的学术分量,皇帝又下帖请各省大员襄助其事,把他们所能搜访到的罕见之书送到北京。

这事办得处处顺手。许多古书从湮没与终归毁灭之中被救了出来;一七九五年,一部极了不起的书目刊布于世。它装二十六册八开本,每册约五百页;所著录的书分为四类——经、史、子、集。每一部书底下,先是它由来的考述,知道的就注明刊行的年月等等;其次是一篇细心的评断,论其得失。通计著录并评骘的书约八千至一万种;凡响应御旨的那些官员,也总是一丝不苟地连同他们所进之书一并记上。

藏书中插图的书很多,其中有一册颇为别致,约二十五年前刊行,载着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历科状元的小传。统共只有七十六人,因为那时还没有行三年一科之制;而本朝自一六四四年到二十五年前,时间较短,状元却有一百人之多,姓名都另附一编,一一记着。

正文旁的那些画,有时实在动人。

有一幅:那位举子从举行考试的北京回了家,正与友人围坐吃饭,等候消息;忽然那位盼了许久的报子闯了进来,带来惊人的喜讯。从前这消息是由练过脚力的人送到全国各处的;如今电报把这事办了,省了许多时间气力,照例也牺牲了那一点传奇的意味。

另一幅:又一位举子回了家,重新坐下用功,连盼望都不敢盼望;然而身心疲乏、心事重重,他伏在书上睡着了。画上我们看见他的梦——一缕像水汽似的细烟从他头顶冒出来,越散越宽,宽到容得下一个人形,眉目与他自己一般,四围是一群钦羡的人,正在欢呼他中了状元。猛一惊,幻影散了,做梦的人醒来,发觉自己果然成了名。

随我听到这里的诸位,我想总该明白了:中国人不管别的是什么,首先是一个讲文章的民族。他们对文章的讲求,是别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至今还在讲求。

文章好便可以做官,而在中国人眼里,除了做官再没有第二条值钱的路。

中国的孩子从上学头一天起就被教着:没有学问的人不过是穿衣戴帽的马牛;而科场得意,是这世上所能给的最大的彩头。

三年一次争那最高的一科,一万二千名举子里取三百名;能在这三百名之内,便是列入不朽之林了。至于最后在皇帝面前那一场里中了状元的,那光荣不但罩着他自己,连他远祖、他的村子、他的州县、他的府、乃至他整个省,都笼在一片几乎是天上的辉光里。

第三讲 民主的中国

按理说,中华帝国是由一位独断的君主统治的,他只对上天负责,他是上天在地上的代表。

皇帝每年到天坛祈祷一次,并在坛上郑重其事地行祭。他仿佛是把自己与至上者接通,奏报他承受的这份天职尽得如何。

皇帝若治得明智妥善,心里只有百姓的安乐,上天便不会有什么表示,无非是境内太平丰足,田里偶尔长出一茎双穗的嘉禾——这事《京报》上是要照例登一笔的。可是倘若有什么懈怠或无能,更坏的是堕落与恶行,那么也许就会出彗星,或者闹瘟疫、闹饥荒,警告这位失德的君主改掉他的恶行。

正如皇帝对上天负责,十八省——只说中国本部——的总督巡抚,名义上对皇帝负责,实际上是对北京那六个部负责;六部便是中枢,近来又添了第七个,专管外交。

只要事事顺当——而在平常年月,这个「事事」不过是按期足额把钱粮解进国库——各省的总督巡抚便差不多是各治一方的独立之主。

就寻常所谓治理而论,十八省底下又分作八十个区域,叫作「道」,每道设一位大员,称道员,中国话叫道台。一道辖两府或两府以上;全国共二百八十二府,分在八十道里,平均每道约三府。

每府又分作若干州县,全国共一千四百七十七个,分在二百八十二府里,平均每府约五个。

州县官底下,可以说就是百姓了;不过一位官所管的地面抵得上英国一个中等的郡,自然不可能与治下所有的人都照得着面。这一层由委派若干地保、乡约来弥缝;他们领着木戳,所管的那一坊一乡的治安良莠,由他们负责。这差使算是体面的,因为多少带点官派;也多少有油水,因为凡呈给州县官的状子、一切田产的契约以及别的文书,都须盖上地保的戳子,以为信实之证,每办一件都收一点小小的费。

另一方面,这差使有时也极累人、极难当。譬如地保若交不出本地的、或是明知在本地的犯人与被告,他就可能挨板子,或受别的重罚。

日常生活里,地保与一般同乡并没有什么分别。常可以见他同别人一样做活,甚至光着腿脚四处走。

这样一级一级数下来,便是:皇帝,十八省的总督巡抚,八十道的道台,二百八十二府的知府,一千四百七十七州县的州县官,无数的地保,然后是百姓。

就官而论,州县官才是中国真正的治人者;他们连同知府,俗称「父母官」,仿佛居父母之位以临百姓——顺带一说,他们反过来又常把百姓叫作「赤子」,连公文上也这么写。

这些州县官的来源,是那些考取了第三等即最高一等功名的士人。于是,这架梯子的头一级向一切人敞开,只要能在某几场文试里考出头来,而且每位应试的人都能证明:他三代以内的祖先中,没有做过优伶、剃头修脚的、僧道、刽子手或衙役。

在中国,家贫可以说并不妨碍一个人的上进之志。孩子只要在读书上略见天分,便会有人留心;若看出是真材料,就更要着意培植。中国不但有的是义塾,也有的是人肯为这样一桩善举出力。许多大官是从田垄间起来的,他做学生时的束脩、他赴考的盘缠,都是本乡凑的。一旦考中,他很容易找到一位放债为业的人,肯垫出那一笔不算小的款子,供他置办行装、赴任上路;这位债主还当真一路跟着他去,住下不走,直到本利清偿为止。

不过考中的人,照例并不是一出考场就去当那要紧的州县官。他先挂在某个衙门里候补,不时派他以委员的身分去办一件或大或小的案子,试试他的才具。

州县官的职事又多又杂,一个人无论如何办不过来;然而责任却全在他身上。本县一切刑案的初审由他主持之外,他还得做验尸官(没有陪审),一切相验都归他;征解钱粮;登记田房契约;充学子应试的初考之官;此外还有一大堆零碎差使,连天旱水涝时祈雨祈晴也在内。他起身比云雀还早;到夜里,往往是深夜,还在听囚犯的分辩,或是打那些不肯老实的证人的板子。

然而一县往往很大,同一天里也许两处相验、方向相反,或者别的事同时来争他的工夫,于是他只得常常把差使派给下属;下属本来的差使——若是有的话——又得另派人去,如此递推。候补的人便时不时得着了机会。

这个梗概还撇开了若干省里的官,他们各管一摊,像是从主干上分出来的枝桠;这里只消略说几句。

有几位所谓「使」:譬如藩司,又叫布政使,掌本省的钱粮,省里文职小缺的保举差不多都由他主持,呈巡抚核定。

再有臬司,又叫按察使,掌本省刑名之事。

又有盐运使,征收官卖食盐的课税;又有粮道,管漕粮,并经管每年把漕米解往北京,供宫廷之用。

另有武职官,分属两套截然不同的军制。

满洲人征服天下时,把自己的兵分驻在各处要冲,由满洲的将军统领;这些所谓驻防将军至今还在,名分上略高于本省总督,据说是要密切看着总督的举动的。

此外还有省里的绿营,有提督等等。

现在再回到主干上,倒过来温一遍。

我们已经说到百姓和他们的地保;地保之上是州县官,他名义上的俸禄少得不够他用,便是当真支得到手也不够。因为他要养一大班人;其中自然有几个是靠打官司的人和别的有事要办的人所送的规费与常例养活自己的。

州县官赖以过活、并在毕生劳碌之后替家里攒下一份小小家业的那笔进项,是从本衙门的全部收入里扣出来的,余下的净数解往国库。只要上司对他所解的数目满意,原来总共收了多少,是没有人追问的。大家公认他总得过活;而每一个缺值多少银子,上下不出几百两,是人人知道的。

州县官之上、兼管几个州县的,是知府;他也得照样叫上司满意。本府一切民事由他总揽;所属州县的上控案件,未进上一级衙门之前,都得先经他。

再上是道台,兼管几府,上司索取时同样的规矩适用于他;再上是巡抚、总督,他们也得满足北京各部的索取。

照上面所说看来,总督巡抚所要做的,似乎不过是从直属下属那里榨出足够的钱粮,再让他们去从他们的下属那里榨,如此逐级下去,直到百姓。那么整个问题便归结为一句:百姓究竟肯出多少?

这问题的答案,对那些因离得远、或因不曾细看,而把中国人当作被践踏之民、与从前埃及的佃农一般看待的人来说,大约相当出人意外。因为就我自己的阅历而论,答案是:从中国百姓身上所能取得的,只有百姓自己甘心情愿出的那一点。换句话说,中国虽摆着一位独断之君、一个父母之政的架子,百姓的税其实是百姓自己定的。

我现在不单要把这意见说出来,还要设法把它证明。

哲人孟子生在孔子之后约一百年,儒家学说最终得胜,他的力量最大;而他与其说是个讲伦理的,不如说是个讲政术的。他一生大半的工夫,是从这一国走到那一国,劝各位诸侯怎样治理自己的国,好使太平丰乐到顶,而愁苦流血到底。

这些诸侯中有一位滕文公,问孟子治国之道。

哲人答道:「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另一处孟子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这话是很有分量的,尤其想到它出自中国最神圣的一部书——中国人敬它,正如我们敬《圣经》——是儒家经典的一部分;儒家的道理,每个学子都以通晓为务,每个中国官员也该以见诸实行为务。

然而这几句话,比起孟子同一路的另一句话来,还算是平和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我们看见的,是穿着中国衣裳的——西方的智慧有许多也在这衣裳里头,只要学者肯去找——与奥利弗·哥尔德斯密那几行熟句几乎同样的意思:

「王公卿相,或荣或枯,——

一口气吹得起来,一口气也吹得倒;

然而硬骨头的农夫,是国家的光荣,

一旦毁了,就再也补不回来。」

现在的问题是:孟子这些庄重的话,是不是只能算作文章上的大言,拿来哄一个做奴隶的民族?那班官儿,是不是只在耳朵边上守约,到指望上就毁约?还是说,中国百姓在实际生活里,当真享得着儒家经典按理该给他们的那份体认?

凡在中国住过而又肯睁眼看的人,都必定注意到:便是天子治下最卑微的子民,也享着何等大的一份身家自由。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走遍中国,动身不必求谁许可,到了哪里歇下,也不必自己报到,店家也不必替他报到。他不用护照。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任何正当的营生。他甚至不必受教育,不必执哪一行。他不必当兵当水手。没有限制衣食用度的法令,连市政的章程也没有。除了刑律——西方有本事的律师说那是一部编得极高明的治国之具——此外几乎无法可言,民法作为国家的制度是全然没有的。便是刑律,执行起来也不太苛。一个人只要不沾秘密会社,在家族宗党里做个本分体面的人,就极少有什么可怕官府的。那首极古的农夫歌谣,早已透出这样一种令人满意的光景。歌是这样的:

「做活呀做活,从日头出来

做到日头落下,一天完了。

我耕我的地,

我耙我的土,

吃的喝的都从这里来,——

上头那些大人先生,与我何干?」

许多在英国常被办得很重的小过犯,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理会。没有哪个铺户或农人会蠢到去告一个饿汉偷吃的,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位官会判他有罪。防着这样的小偷小摸,本是铺户与农人自己的事。别的可说的还有几点;不过我们得回到赋税上去,那才是整个局面的症结。

总起来说,中国百姓的负担算是轻的。有钱粮,有折色与本色;有盐课;还有种种入市税与关税,大体都是定数,所以每省该解给中枢的约数,北京是清楚的,正如每省里各级地方官该往上交的约数,省里也是清楚的。

我前面说过,中国没有市政;因而没有市捐可缴,没有水捐,没有济贫捐,清洁与教育上也不花一文。只要朝廷的赋税是百姓所习惯的那些,他们便痛痛快快地缴,纵使有时缴得吃力,也不吭一声。

中国人这种守旧的脾气,便在于己不利时也是如此;厘金这一项税很可以做个别致的例子,外国政府同它缠了多少年,总是白费。这项税原是百分之一的十分之一,抽于一切买卖,当初是百姓自己情愿加在自己身上的,起头还很得人心;用意是补太平天国之乱及其后乱局所造成的钱粮亏空。它本说明只作军饷之用——所以俗称「军饷捐」——总理衙门也说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然而四十年过去,它仍旧照收,俨然成了帝国的根本税目之一;而反对它的,不是中国百姓,倒是生意因它而受妨碍的外国商人。

这已是百姓自己给自己加税的一个例子;我还要说明的是:一切赋税,便不是像这一项那样由百姓发起的,也必须先盖上民意的印子才行得通。这一层,我在中国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日子,记了不少笔记,所得的结论在我看来是推不翻的。

且假定一省的大宪因有紧要的缘故,决意在赋税的轻重上作某些更动,或是责成下属想法子,使解进省库的银子多些。凡要新加一项税、或要变更旧税,照例总是这样:经管的州县官把利害相关的大商人请来,或者按各处情形把地保与乡里的父老请来,私下商量。在一场不拘礼的款待上,一面吃茶吸烟,州县官一面陈说事势的不得已,陈说上司的严令;商人或父老想到厘金那件旧事——税这东西,一来就不走了——便拿出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理由,就原则上抵制这新花样。一百回里有九十九回,交涉以彼此让步收场。那第一百回,或者百姓觉着该让,或者那位官让了步,于是一仍其旧,这事也就没有下文。

然而也有——幸而不多——两下里起初都不肯让的时候。那就要较量一番了。告示贴出来,把那项税、那项更动、或者别的什么说明;百姓若觉着利害够重,便预备抵制。

结社这件事,在中国已被抬到一门精妙的本领。世上再没有哪里,能见到这样齐整的抱团:单个儿拿出来本会被碾得认不出形状的力量,合起来却挡得住。每一行、每一业,便是最下贱的,都有自己的行会,会中人随时预备彼此回护,极其齐心,往往还很肯牺牲。结社正是百姓所用的兵器,用它抵制、而且有效地抵制治人者一切要把他们担不动或不肯担的担子压上来的企图。中国人同时又是格外守法的民族,对权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敬重。不过他们的服从与恭顺,是有一条银钱的界线的。

现在我从抽象转到实在,从我的笔记本里举几件事,印证中国人是自定赋税、自理其事的这个看法。

一八八〇年十月十日,四川重庆,《字林西报》上载有一位通讯员讲的下面这件事:

「昨日巴县知县出示,说要在本城猪肉铺每杀一猪抽钱二百文,肉铺可以在肉价上每斤加二文以自偿。前任知县要抽每猪一百文,肉铺已经不肯;这一位要抽二百,自然更不肯就范,于是议定不再杀猪。今早他们一伙人满城走,把见着的待售的猪肉一概夺了去。随后全城肉铺,至少五百多人,把自己关在行会里;知县带着二三百衙役要闯进去。肉铺却不肯开门,知县只得退回,气得不行,扬言要叫他们就范。众人都觉得知县带这么多人去是做得不对的,说他该一个人去。」

三日之后,十月十三日:

「全城大为骚动,听说兵都上了枪。我听见好几排枪响,像是在操演。铺子全关了,大家怕官府要重办肉铺,又怕歹人趁乱抢铺子。」

又两日,十月十五日:

「猪肉铺仍旧守在行会里,非等官府许下如今与将来都不抽这项猪税,不肯重新开张。知府在城里各处巡行,叫本府的良民照常开市做生意,说抽猪税与旁人无干,只干肉铺的事。」

再一日,十月十六日:

「巴县知县出示,向百姓、尤其向肉铺赔不是,为他在加这项可恶的猪税上出过的力。于是官府全盘失败,没能从四川的『百姓老爷』身上挤出一文钱来。」

一八八九年四月十日,浙江杭州也有一件相仿的事,开头是这样的:

「杭州这座大城渴得厉害。此地大约有七十万人,可是各处茶馆里一滴茶也买不着。茶上罢市了。各家茶馆约齐关了门,抵制年初所加的一项税——那项税是为筹款赈济饥民的。」

这位通讯员下一次来信说:「茶馆的罢市起后没几天就平平静静地了结了,官府答应收一千五百元了事,茶就此免税。」

近来广东北海的事是这样的:

「不经商家同意,本地新加了一项税,抽于烟馆备用的生鸦片。这项税一加,就抖出一桩向来瞒着的事:北海一带所吃的鸦片,只有百分之六十二是进口的,余下三成是土产,偷运进北海,一概不纳税。新税把这些私货也捎上了,这就超出本地鸦片行所能忍的限度。烟商使出惯用的手段,关门歇业,把抵制的担子推给顾客。顾客便结伙去见北海的首宪,声色俱厉,随后把新设的税局捣毁了。民气如此,州城廉州的地方官已经看得够明白,便把这项税改到洋烟头上,对私来的土烟识趣地装作不见,闹事的人也一概宽免。」

赋税之事如此。再举一件干涉旧有权利的事,牵涉到那位了不起的、清廉不苟的总督张之洞;一九〇〇年使馆被围时他的态度,我们都受惠极多。

十年前,他在湖北武昌办铁厂,下令把一道河汊上那座自古就在的旧桥改成吊桥,为的是让轮船上下无阻。不巧,新桥还没备好,旧桥就先拆了。结果怎样呢?

「百姓拥到衙门,又是递呈,又是哄闹,一定要把桥复旧。

「末了,总督觉着值得出一张押韵的告示,告诉百姓他所做的是为他们好,并把自己那几桩筹划一一说明。」

而张之洞向来是、如今仍是坐过总督之位的人中最强硬的一个。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与武昌隔着扬子江的汉口闹过一场很严重的兵变。起因是有话传出来,说四名兵被拿住,当夜就要暗中斩首。这场变乱本可以闹得很大,幸亏总督赶紧答应了兵的要求。饶是如此,全城也惊扰到了极点。居民里没有几个安睡了一夜。街上满是吓坏了的人,时时刻刻都在等着听见牢门被撞开、犯人放出来与兵合伙,去杀官、抢库、洗城。听说许多人逃出城去;钱铺上忽然挤满了要把钱票换银子的人,有几家险些倒闭。

一八九一年三月我记过一件事:镇江知县依本地将军之请,判了几名满洲人板子,罪名是撒野。随后便是这样:

「犯人的亲友约三百人聚在城隍庙,发誓要向知县与将军报复。他们开到将军的衙门,拆了墙和一部分房屋,闹得满城风雨。知县带着家眷逃到道台衙门,那里派了二百名官军护着他,防那些扬言要他的命的满洲人。」

江苏另一位州县官遇着的事是这样的:他把一个欠解税款的税吏关了起来;税吏的老婆气得发了狂,冲到衙门要人。不巧她本有很重的喘症,加上这一气,竟死在公堂上。百姓便把衙门砸了毁了,连这位官也挨了一顿拳脚,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末了改装逃了出去,躲在一户人家里。

凡在中国住过的人都知道,大批学子聚在一处应试的时候是多么危险。这里有个例子。

一八八〇年六月在广州,有个学子拿一件在估衣铺里花半元买的褂子去换。铺子里的人答得不大耐烦,这学子便叫来一帮同是秀才的朋友,要替斯文讨个公道。他们抄起柜上一把算盘,打了铺里一个伙计,见了血。铺主于是鸣锣告警,招来亲友邻舍相救。附近几伙学子立刻得了信,一听同道有难便赶来,于是左右开打。铺户把本县知县请到场。他一到,就下令把铺主们拿住捆了的几个为首的学子带走收押,当晚判他们挨打。随后一百多名学子到他衙门,要立刻放人。知县心慌了,屈服于他们的恐吓,还用轿子把几名闹事的学子送回家。接着知县把出事那家铺子的伙计拿来,判他们掌嘴。

第二天早上,城里城外一万家铺子关了门。铺户说,法办成这个样子,生意没法做。当天上午,学子们在贡院旁边一所书院里开了个大会。本县知县出去同他们理论。学子们敲破他的锣,拿石头把他的轿子砸得粉碎,又用扇子雨伞捅他,在他的跟班们把他扛在肩上往外抬时,还拿土泼他。他伤得很不轻。

当天知府在铺户的行会里会见了一大批铺户的代表,对本县知县的行事表示不满。事情就这么了结了,了结的条件里还包括给学子们放炮仗;生意也就照常。

凡觉着中国官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而受了屈的人,可以立刻用下面这个法子求伸,我在中国住的那些年亲眼见过两回,这法子叫作「喊冤」。

受屈的人穿上灰麻布的孝衣,带上他或她所能凑来的一班亲友,到那位得罪了人的官的公馆前,昼夜号哭吵闹,直到有所着落为止。民心总是向着受屈的那一边;若所受的屈太深,或伸得太慢,总有闹起来的大危险,照例是砸房子、动蛮的那一套。

那么人尽可以问:在这样的情形下,公道怎么还行得通?——官府一遇着能招来亲友相救的歹人,看上去就要瘫掉了。

第一,在中国,至少在各大埠,有一大批没有亲友的犯人——他们因赌博成癖、因抽鸦片、偶尔也因酗酒而败落下来。这些人任凭王法怎样报复,没有一个人肯抬一抬指头。

其次,中国人既自定赋税,也自理公道。买卖上的争执,无论大小,从不打到公堂上去,因为中国除了习惯之外并没有公认的民法;这些都由行会或同业公会调处,照例两造都满意。许多刑案也同样在公堂之外了结,犯事的人由族中父老或各家之长议定责罚,不声不响;因为在中国人眼里,私了并不是罪,倒是德,他们看打官司是又嫌又轻的。

不过遇着杀人案、以及某几种过失致死的案子,「杀人偿命」这个深入骨髓的信念,往往压倒任何银钱上的了断,王法的威严便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下来。

被告要求与原告在本地庙里作一种神判,这也是常有的事。

半夜里,当着一大群作见证的人,被告跪在神案前,郑重地焚了一张纸,纸上是他自己写的或请人写的誓,全然不认有罪,并祈神:若他与原告两人中有一人与实情稍有出入,便当场把那人打死。

这在一个迷信的民族当真是重誓,不管在我们看来如何。便是官,遇着循常例查不清的疑案,也借重类似的法子。

有一桩著名的凶杀案,是一伙恶汉干的;官没法查出致命那一下是谁打的,便告诉他们说要祷告神明。他随即叫他们一律穿上黑褂子——死囚照例如此——在一间暗棚里面壁排开,说神明应他之祷,会派一个鬼来在有罪的人背上做个记号。末了把被告们带出棚来时,其中一个背上当真有一道白印,他当场就招了。原来他为瞒过那个鬼,偷偷把背靠在墙上;而那墙是奉了官的密令,事先刷过石灰水的。

末了我要讲一件我亲眼所见的事,正是它头一回把我引上了「中国有民主之治」这条路。

一八八二年我在罗星塔做副领事,那是个近福州船政局的口岸;船政局一八八四年被孤拔提督炮轰过。我的住宅与园子在一处高地上,俯临船政局,相距约半英里。一天早饭后,领事馆的首领仆人来告诉我,船政局出事了。局里有位武职官,充某处的监工,那天一早踢了他的厨子一脚,踢在肚子上;那厨子是个十七岁的弱孩子,不到一个钟头就死了。孩子守寡的母亲坐在那位官家里的尸首旁边,一大群工匠在外面围成严严的一圈,静静地等着上头来人发落。

到下午五点,福州——相距十二英里——的衙门派了一位委员来,奉知县之命来办例行的相验。验过了,断语是「过失杀人」。

说时迟那时快,这位委员的轿子与一应执事被砸成了碎片。他本人被揪住,官帽官服撕得粉碎,又不很客气地——身上也不是全无青肿——从后门推出去,穿过那一圈人,撵到后面的稻田里。随后那一圈人又合拢来,低低地、带着威胁的一阵嗡嗡声起来了,我在园子里听得清清楚楚。并没有动武,也没有要私刑处死那人的意思;那群人不过是在等公道。那群人在那里守了一夜,把凶手、死者和那位母亲围在中间。每隔一个钟头有人来报我一次消息,没有一个人上床。

这中间消息已经到了总督那里;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就见上游河湾处有小火轮的烟。这一回来的是本县知县本人,带着总督的命令重验。

约十点钟他上了岸,迎接他的是一片恭敬的沉默。到十一点,凶手的头落了地,人群也就散了。

第四讲 中国与古希腊

研习汉语,比起研习希腊、罗马的古典,至少有一样便宜;我还可以添上希伯来文、叙利亚文,甚至梵文。它可以为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去做。头一个,在许多人看来也是最要紧的,是切实掌握一种活的语言——今日地上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说它写它——为的是把通商之业推广开去,并取得由此而来的正当的利益与好处。第二个,恰恰就是我们孜孜不倦地研求希腊罗马的文学与文明时所抱的那个目的。

理查德·杰布爵士在他《教育中的人文》一文里指出:便是不到一百年前,就文事而论,古典在英国的公学与大学里还几乎独霸。他说:「它们所供给的教养,施行的范围虽有限,长久以来却是一种有效而有生气的力量,不但造就了文人学者,也训练出后来在公共生活与各样事业上出人头地的人。」

多少个世纪,把一个信念牢牢种在我们先人心里——无疑这信念多少也站得住——即古希腊、古罗马的语言、文学、艺术以及某些社会政治制度,是尽善尽美的;以致一百来年前,似乎再没有别的东西值得一个有识之士去留意。梵文的传入是比较晚近的事,古典学界接待它,不但冷淡,而且力加抵拒;全凭开路那几位学者的才具,才替它争得了今日作为一门要紧学问所享的那份承认。英国剑桥大学的钦定希腊文讲座设于一五四〇年;而梵文被收进大学课程,却迟到一八六七年,中间隔了三百多年。如今想凭汉语取一个学位,仍旧办不到;不过种种迹象显示,不久的将来,这一步的必要会得到更广的承认。

材料是现成的。有一种书面语,其难无与伦比;几百年极细密的学问把它磨琢得尽善,以致再想不出比它更精微更有艺术意味的传达人类思想的工具。那种在教养青年上极紧要的心智操练,从前说是希腊罗马语言所独有的,用汉语一样做得到。中国受过教育的一流人,无论到哪里都会被认作心智受过训练的人,能把一长串繁复的议论支持下来而不违亚里士多德的任何一条规矩;虽则他们实在从没听说过亚里士多德,在他们那片浩瀚的文献里也没有一部像逻辑学那样的书。他们那个庞大帝国的事务,照我看办得很成功——自然有几点要保留——而办事的人,心智的操练全部而且仅仅得自汉语。

就我所知,他们的外交家与我们的相比也并不吃亏。譬如曾侯与李鸿章,分属相反的两派,都公认是此道的能手,叫我们自己好几位外交家在他们旁边显得小了一号。

讲到研习希腊罗马古典,杰布爵士又说:「要证明这样一种训练已经透进心里、已被化成自己的东西,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凭据了:一个人在生平的紧要关头,回到他所受教养的那种文学里的伟大思想与形象中去,并在那里找到使他振作、使他刚强的东西——一种慰藉,一种鼓舞,一种替他把心底深处的情感说出来的言辞。」

杰布爵士随后引了格兰维尔勋爵一段动人的故事。他一七六二年任枢密院议长,临终之期已迫近。有人说他身子这样,某件要紧的事该缓一缓;他答话时,诵出《伊利亚特》里萨尔佩冬对格劳科斯说的那一段激昂的话:「朋友啊,倘若我们一旦脱出这场战阵,就能永远不老不死,那么我自己也不会去前排厮杀,也不会打发你上那使人得名的战场;可是如今——既有千万种死法天天围着我们,没有一个凡人逃得开躲得过——如今,我们上前去罢。」

希腊罗马古典对格兰维尔勋爵的心所施的训练,在他生平的大关头上就是这样。

现在且看一位中国政治家的故事;滋养他的,不过是那被人太轻率地讥为「中国文学的枯骨」的东西。

文天祥生于公元一二三六年。二十一岁上,他在最高一科的榜上考了第一。原来呈给皇帝的草榜上他列第七;皇帝看过卷子,向主考指出文天祥那一篇的新意与出色,主考——本身也是位大学者,并非阿谀之徒——看出皇帝说得对,便照改了次第。

四五年后,文天祥因为奏请处死一位劝朝廷弃京城、在蒙古大军逼来时逃走的大臣,而引起注目。随后是多年的苦战,其间他所募的新兵屡遭重挫,他本人有一回被蒙古大将伯颜所俘——马可·波罗也提到过伯颜。那一次他设法逃脱了;可是一二七八年营中起了疫,他又兵败被俘。他被解往北京,百般设法要他归顺蒙古的征服者,始终不成。他被囚了好几年。下面是他在囚中所作、脍炙人口的一首诗:

「天地间有一股气,贯注万物,使万物成其为万物。在下,它凝成山河;在上,它结成日星。在人叫作浩然之气;无处不在。

「国家承平的时候,这股气隐在一团和气之中;唯有到了大变之际,它才昭然显露于天下。」

这里文天祥一一追想历代忠义之事,反复致意,随后接着说:

「这就是那堂堂正正、历万世而不息之气;它与日月相属,无始无终。它是天地间一切伟大美善的根柢,而它自身,则生于人与人之间那永久不移的义分。

「唉,时运与我为敌,我一筹莫展。身带桎梏,被押着往北去;死本是甜的,这一点恩典却也不给。

「我的牢里只有鬼火照着;没有一丝春气来宽慰我所处的这片阴暗孤寂。牛与骏马同槽;鸡与凤凰同食一盆。身在雾露之中,我好几回只当要死了;然而两度寒暑,病魔围着我也终归徒劳。那阴暗不洁的土地,在我竟成了乐园。因为我心里有一样东西,是厄运夺不去的。于是我守定不移,望着头上飘过的白云,心里怀着一片与天同大的悲。

「那些先烈的太阳早已落了,他们的事迹却还在我眼前。檐下风声飒飒,我展卷而读;看哪,在他们面前,我的心借着他们的火烧了起来。」

末了,文天祥被召到忽必烈面前。忽必烈问他:「你要什么?」他答道:「蒙故宋皇帝之恩,臣为宋臣。臣不事二主,但求一死。」于是把他处死;他从容就义,临刑向南拜了最后一拜,仿佛他自己的君主还在京城御宇。

那么我们岂不可以说:这位中国政治家,与格兰维尔勋爵一样,在生平的大关头上回到了他所受教养的那种文学里的伟大思想与形象中去,并在那里找到了使他振作、使他刚强的东西——一种慰藉,一种鼓舞,一种替他把心底深处的情感说出来的言辞?

中国的历史里,这样的人名多得不可胜数:他们所得的感发,不过是儒家的经典,却照样显出自己能高贵地生、勇敢地死。

八九世纪间的韩愈,是中国最出色的政治家兼文章家之一,很快就升到朝廷的高位。一旦当权,他便着手抨击弊政,于是被贬被逐。后来朝廷在一位孱弱的皇帝带领下为佛教着了魔,他上了一道严词的表;那一表的效力,不妨说佛教至今还没有缓过来。皇帝大怒,韩愈险些送命,被远逐到广东的荒僻之地,离今日兴旺的通商口岸汕头不远;他在那里开化土人,做了许多有益的事,终于被召回。

那片荒僻之地早已不成其为荒僻,韩愈的遗泽却长留,成了永久的宝贝。在一座供着他像、专祀他的庙里,感念他的后人立了一方匾,上书四字:「所过者化。」

明朝的末代皇帝——明朝一六四四年为流寇所倾,随后被满洲人取而代之——也是一位在乐土之上尽可以在诸帝中昂首的人。他似乎是连着帝位承受了一份国中纷乱的遗产,其情形与终于使法国路易十六覆亡的那一份相仿。他存心再好也没有,却挽不住这股潮水。赋敛过重,在中国照例先招抵抗,继而招叛乱。皇帝被流寇的军队围在北京;国库空了;守城的兵太少;京城陷落。

陷落前一夜,皇帝不肯逃走,杀了长公主,命皇后自尽,把三个儿子藏了起来。天明时撞钟召百官上朝,却没有一个人来。于是他登上宫苑里那座有名的山,在衣襟上写下最后一道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诸臣误朕。朕无面目见祖宗,故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

诏末他没有照例写「钦此」,却添了一句:「勿伤百姓。」

随后他自缢了,大明一朝就此告终。

汉学向来吃一个亏:中国及其文明最可笑的一面,是最先惹外国人注目的一面;至今大体还是如此。曾有一个时期,中国被看作一个「样样相反的国度」,就是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想,都与我们正相对。譬如在中国,左边是尊位;在众人面前不脱帽;用扇子;上马从右边上;吃饭先上果子末了上汤;见面时拱自己的手而不是握朋友的手;从我们所谓倒着的那一头翻书,自右而左、自上而下地读;戴孝穿白;拜客用大得出奇的名帖而不是小的;不许犯人剃头;以南为罗盘的正方;造房子先盖屋顶;此外还有许多更细的分别,光是数一数就要占去我今天许多工夫。

这枚牌子的另一面——那些相像之处、甚至全然相同之处——却被冷落得太过了;然而正是从这些相像与相同里,最可以指望得出好的结果。

随便翻一部好的古典名物辞典,立刻就看得出:古希腊生活里便是细微末节,也被人考究辩论得何等细密不苟。中国人替自己也做过同样的工作;他们那些插图精美的考古图录,有许多比起我们所能拿出来的也不见得逊色。

今日中国日常生活里还有许多细节,尽可以举来说明:中国的文明到底并不是「颠倒错乱」——这个词通常似乎就含着那么一点滑稽的意思。

中国的房子未必是希腊房子的翻版,差得远;然而我们不妨留意:它坐北朝南,为的是冬天多得些日头、夏天少得些日头;它分内室与外室;门是两扇,向里开;门上有环或把手;天冷时屋里用可以搬动的火盆;还有家神的龛——这些特点,希腊的房子里一样都找得着。

中国妇女与雅典妇女所过的日子,除了前者住在屋里僻静的一部分之外,还另有相似之处。中国人不让妇女与宴;他们宁可自己吃,不愿把妻子暴露在朋友的目光底下——据说雅典的丈夫正是如此。那位雅典太太「若当真出门,不是去看什么宗教的仪仗,便是去送殡;年纪若够大了,偶尔还可以去看一位女友,在她那里吃顿早饭。」

在中国也是这样:打破妇女生活之单调的正是宗教;逢着各样节令,庙里聚起一片敷粉的脸与绣花的裙,便在欧洲人眼里,也是一幅不算难看的景致。

希腊女子敷脸是通行的,样式与我们如今在中国所见的很相近;这已是毫无可疑的了。两处所用的颜料都是铅粉与某种植物的红,画眉则用灯煤。

婚姻上,我们看见中国人同希腊人一样,讲究男女两家门第财产的相当;用中国人的话说,用那句人人挂在嘴上的话说,就是讲究「门当户对」。希腊如此,中国亦然:婚事由父母定;新妇蒙着盖头;有从娘家迎娶的仪节;夫妇敌体;容许有次等的妻室;此外相合之处还很多。

中国任何一个人烟稠密的大处每日所演的那些景象,似乎也在雅典的市场上演过:那里有煮豌豆及别样菜蔬的锅在咕嘟着,有卖各色杂货的小贩与零售的人。两处都有说书的,四围挤着一圈听得入神、急着要往下听的人。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用线牵的偶人是从埃及传进希腊的;这样的偶戏在中国的城里随处可见,起于公元前二世纪——这个年代很可玩味,我随后还要说到。

中国人说这种偶人起于中国,缘由是这样的:

汉朝开国的皇帝约在公元前二〇〇年被围在北边一座城里,围城的是匈奴——匈人的祖先——的大军,由那位有名的首领冒顿统领。随围的汉将中有一位探得:冒顿的妻子正统兵守着城的一面,是个极爱吃醋的女人;他便立刻叫人做了许多木偶,扮作美女,用线牵动,在临着那首领营帐的城墙上搬演。据说那位夫人因此起了疑,怕丈夫移情,就把自己的兵撤了。

这一段也不妨当作故事撇开;那样一来,我们手里剩下的便是「潘趣与朱迪」那一套了。

再说城里的景象。中国街头变戏法的那些把戏,似乎与古希腊的大致相同。两国都有在明晃晃的刀丛里跳来跳去、口中喷火、把剑咽下喉去这些玩意儿。

再有墙上的招帖;骡车与骡轿;希腊是女子撑的遮阳伞,中国则男女都撑。

据说日本话里没有骂人的字眼,那块人间乐土上的居民就是这样文雅。汉语把这个缺陷补得绰绰有余;而有一点确乎可怪:同古希腊一样,拿兽名骂人的并不多,单单狗是例外。没有一个中国人受得住被人叫作狗,虽则他对这牲口其实很有几分看重,当它是穷了也不变心的朋友。

中国的象牙铺子里有许多雕工,论耐心与巧手,尽可以同希腊匠人最得意的作品相比。两国都用象牙刻过人手:希腊人拿它作发簪上的饰物;中国人把它装在一根一英尺半长的细杆上,用来搔背。

中国的戏曲,我们只能影影绰绰地追到中亚的来源,上溯不过公元十二世纪;它与希腊的戏剧却有几处相合。在希腊,戏日出开场,整日不断;中国乡下的野台戏至今也是如此。两处都全由男子扮演;戏与戏之间不歇场;没有幕;没有提词的;也不想做得逼真。

希腊从前如此,中国如今也如此:戏文一半是说,一半是唱;两处都以伶人的嗓子为最要紧。希腊未发明面具以前的伶人怎样,中国的伶人也怎样——脸上涂彩;而把中国唱悲剧的人垫得离地老高的那双厚底靴,正与希腊的高底靴相当。

希腊诸神出场时所用的那种楼台,仿佛是从奥林波斯高处俯视下来,这个办法中国的戏台上也很熟;而希腊悲剧里歌队左右而动、步武井然的舞,在孔庙祭孔的舞里竟有奇异的对应,详情在中国任何一部有图的类书里都看得见。

掷骰之戏在希腊极古;在中国却只起于公元二世纪,是从西边传来的,名叫樗蒲——这个词至今没有人考出它的来历。

斗鹌鹑在雅典一度竟是一种政治上的制度;在中国,早几朝也是宫中爱好的消遣。

猜拳是两国共有的又一种玩乐。行酒令也是:有一位令官主持,凡对不上诗句、答不出谜语、认不出出典的,罚饮满杯;还可以添上一条——酒阑时唤歌女进来。

在雅典也一样,饮宴起初用小杯,后来换大杯;这一套凡读中国小说的人都熟:到了酒酣之际,那位半醉的英雄总要叫人换大碗来。寻常中国人也不喜欢席上酒量太省,有下面这个从中国笑话书里译出的故事为证。

有个吝啬人请客吃饭,吩咐仆人斟酒不要照例斟满。席间一位客人对主人说:「您这杯子太深了,该截掉一截。」「怎么讲?」主人问。「唉,」客人答道,「上头那一截您反正也不用。」

又有一个故事:某人到一家做客,那里的酒杯极小;他一落座,忽然哭天抢地地哀号起来。「你这是怎么了?」主人吃惊地喊。「唉,」客人答道,「我忍不住了。我可怜的父亲当年在一位朋友家吃饭,那朋友家的杯子同您的一样,他一不小心把杯子咽下去,就此送了命。」

漏壶,就是水钟,中国人知道它已有好几百年。它从哪里来的?古希腊人也用水钟,难道只是巧合?

希腊人用一种算板,珠子在竖直的槽里上下滑动;中国的算盘唯一的分别是珠子在竖直的杆上上下滑动——这难道也只是巧合?

橄榄在中国同在希腊一样与和解相连,这难道也只是巧合?直到今日,中国人想把一桩争吵了结,就送一张红纸,里面包一枚橄榄,以表和好之意;对方收下,便是这争吵完了。

希腊人以为橄榄是赫剌克勒斯从极北之民的地方带来的;中国人则说它是公元前二世纪传入中国的。

中国的乐律与毕达哥拉斯的乐律之间,相像得出奇,以致二者必有一个出于另一个,这是无可怀疑的。早年的耶稣会神父断言古希腊人的音乐是从中国借去的;然而我们如今知道,所说的这种音乐在希腊出现了两百年之后,中国才有。

孔子那时代的音乐,连书带乐器,都毁于公元前二一二年的焚书;我们又读到,公元前二世纪前半,世袭的乐官对本行的技艺已经全然不懂了。那么新的一套是从哪里来的?它那些希腊的特征又怎么解释?

中国的历法与希腊的历法之间,也有同样出奇的相像。

譬如公元前一〇四年,中国采用了一个十九年的周期,这个年数被认为能使太阳年与太阴年合拢。

而这正是据说默冬在公元前五世纪所创、约在公元前三三〇年为雅典所采用的那个十九年周期。

难道这里又是一桩无关紧要的巧合?

上面这张单子还可以开得长得多。与此同时,一个问题来了:中国有没有哪一类记载,可以使我们设想中国人曾以某种方式与古希腊的文明相接?

我们从中国史书知道:远在公元前二世纪,得胜的中国将领就把兵锋深入中亚,并且把于阗、浩罕、葱岭这些远地都收了进来。约公元前一三八年,有位名张骞的使臣奉命出使大夏,却被匈奴——匈人的祖先——所俘,拘留了十多年。他终于设法脱身,到了大宛,又从那里到大夏,公元前一二六年回国;中间又一次被匈奴拿住,再拘了约一年。

那时的大夏是一个希腊人的王国,狄奥多图斯公元前二五六年所建;而且它与中国似乎早已有通商往来,因为张骞回奏说,他在那里的市上见过中国的货物摆着卖。我们又知道,张骞带回了胡桃与葡萄——这两样中国从前没有——并把酿酒之法教给了本国人。

孔子那时代的酒,同今日中国的酒一样,是用米蒸馏的烈酒。如今中国没有葡萄酒,虽则葡萄既多且好。然而从留传下来的诗,以及中国考据家的考索,我们知道葡萄酒在张骞以后好几百年间,中国用得很广;实际上一直到十五世纪之初,若不是更晚。

有位作者说,葡萄酒连同「天马」是从波斯来的,那是在基督纪元前一百年左右极西之地开通的时候,前面已经说过。

现在我要说一段看去也许像是多余的岔话;不过这岔只是一时的,几分钟之内就会把我们带回葡萄、天马与波斯上去。

镜子,中国人似乎自极古就知道。有一说把它推到公元前二五〇〇年。无论如何,《诗经》里——就算公元前八〇〇年罢——提到过镜子,是磨光的铜做的;照最早那部字书说,形状像一只大盆。

公元前一百年前后,有一种新式的镜子通行起来,名目也全新,从前不曾用过。它与先前那个词一样,形符都是「金」,表明它属于哪一类——就是说,金属的镜子。这些新镜子是熔铸的小圆片,一面磨得极亮,另一面刻满了花纹——这番描述与古希腊镜子的描述分毫不差。实物一直存到相当晚近,甚至有人说这些古镜如今还有许多在世上。十八世纪那部大类书里收了许多它们的图;按年代次序排的第五面,是公元前二世纪的,格外可注意,因为上面饰着那种有名的「回纹」,即希腊式的花样,这在中国的装饰里是极常见的。

另一面镜子上满是鸟儿在石榴枝间飞翔,枝上累累的果子剖成两半,露出籽来。

再往后不久,我们见到一面镜子,上面葡萄串与葡萄叶装点得那样繁密,叫人一眼就被它扣住。夹杂在其间的还有几种走兽,其中有狮子——狮子中国是没有的。中国话里「狮」这个字,我在第一讲里说过,是摹波斯语里狮子那个词的音。镜上还有一个狮子头,口里衔着一道横闩,令人想起古希腊庙门上的门环。除了蛇、龟与海獭之外,还有一样比这些都远为可注意的,就是一匹生翅膀的马。

把这匹马同雕刻上的珀伽索斯一比,断断乎不能不信:中国这一匹是照希腊那匹摹下来的。中国的这匹据说是从天上下来的,照传说是公元前一二〇年在一条河边上捉住的。

石榴在中国叫作「安石榴」,可见它是从安息传来的;安息在中国话里叫「安息」,正是希腊语里安息开国之君阿萨息斯那个名字的一个顺顺当当的讹变。

葡萄这个词,大家公认是外来的,同这果子本身一样。它读作「葡萄」。这里不难认出希腊语里那个表「一串葡萄」的词来。

同样,中国话里「萝卜」这个词也是外来的,无疑是希腊语里萝卜那个词的讹变;中国人发不出起首的那个卷舌音,这自然是尽人皆知的。

汉语里尤其有一个词,一听就叫人信它出于希腊,那就是西瓜。所选的两个汉字意思是「西方的瓜」,即从西方来的瓜。有些中国人说——并没有什么凭据——它是契丹鞑靼传来的;另有些说是所谓金鞑靼的开国之君传来的。可是中国这个词至今读作「西瓜」,与希腊语里那个词完全相同;里德尔与斯科特的字典说那个希腊词「大约是甜瓜」。如今拿「西瓜」去替换那几个字,大约算不得冒失了。

拿中国的朔、望去比罗马月份里相似的分法,我们脚下就没有这么牢靠了。

不过有一点仍值得留意:古代中国每月初一要公开宣告,每一回还要杀一只羊;而拉丁文里那个表「朔」的词,意思正是宣告日序的那一天。

再者,中国话里「望」这个词的意思是看、是见,因为那一天我们看得见月亮;而拉丁文里那个表「望」的词,它的词源至今没有确定,也许就出于希腊语里「见」那个词,正如那个表「朔」的词出于希腊语里「宣告」那个词一样。

至于中国与西方各国文学里那许多或多或少有趣的类似之处,要说明它们怎样进到中国这个框子里,倒不难。

譬如我们在《明史》——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里读到一段原原本本的记述,讲十六世纪西班牙人怎样先在若干岛屿上取得立足之地,继而取得主权;那些岛屿如今已归在美国旗下了。下面这几句话——在今日读来也不是全无意味——是从上面说的那段讲菲律宾的记述里译出来的:

「佛郎机人其时已以强力与吕宋(菲律宾旧名)通市,见其国弱,易取也。乃以重礼馈其王,乞地一牛皮之大,以筑室而居。王不虞其诈,许之。佛郎机遂剪皮为缕,连属之,长数百丈;以环地一区,责王践约。王大骇,然言已出,无可如何,乃听其有之,而薄收其地租,如常例。然佛郎机既得地,即筑屋垒垣,列火器攻具。伺隙杀其王,逐其民,而据其国。」

中国的史家若非当真有过这样一桩把戏被西班牙人做出来——而且是摹仿迦太基立国那个有名的古典故事——是断断乎不会把这样一件事记下来的。

十七世纪一位以志怪名家的作者,讲过早年荷兰人一个相仿的故事:

「昔荷兰人得许与中国通市,海防官以其人众,不许登岸。荷兰人苦求赐地一毡之大。那位官想这总大不到哪里去,便允了。于是铺下一条毡,约可容两人立;及至扯一扯,便容得下四五个;外国人就这么扯呀扯的,到后来竟铺了一亩光景;再往后,他们用刀子帮忙,竟侵占了方圆好几里地。」

这两个故事必定同出一源。不过要看出别的西方故事怎样进了中国的文献,却未必总是这么容易。譬如中国笑话书里有一则人人会讲的笑话,与希腊文献里另一则几乎逐字相同:

一名兵押解一个犯了事的和尚去远处的牢里,他极怕忘了什么,便一遍一遍地念叨他要记着的四样:他自己、他的包袱、他的伞、那和尚。夜里他喝醉了,和尚先把他的头剃光,然后逃了。兵醒过来,开始数他那一套:「我自己、包袱、伞——哎呀!」他把手往头上一摸,叫道,「和尚跑了。且慢,」他摸着一个光头,又添上一句,「和尚在这里;跑了的是我自己。」

这故事在希腊文献里,相传出于希罗克勒斯,其实大约要晚得多;那里说那囚犯是个秃子——这个意思,在中国是用一个和尚来暗示给读者的。

究竟是中国人从希腊人那里得了这故事,还是希腊人从中国人那里得的,我不敢说。事实是:今日我们这些治汉学的人,所知道的不过是该知道的那些东西的一个模糊轮廓罢了。治希腊学的人早已把自己的题目分成了纯粹的学问、历史、哲学、考古等等门类,而且又在这些底下再分子目。在汉学这片田里,这样的事还一点没有做。其结果是:在这片田里做工的人,被迫在一大片表面上耕作,所出的活计也就只能是或多或少浮在面上的。如今所呼吁的,是要有更多的学生:既要有切实研习书面语与口语的,以供邦交往还与通商之需;也要有研习中国的历史、哲学、考古与宗教的——这些人对我们现有知识的贡献,或可照亮许多要紧的地方,那些地方至今因为缺人手而一直荒废着、不曾开垦。

第五讲 道教

一般都以为中国有三个宗教——儒、释、道。

头一个不是宗教,向来也不是,它不过是一套社会与政治的道德;第二个确是宗教,却是外来的宗教;只有末一个,也是最不为人知的一个,是本土长出来的。

中国人自己把这个字面上的难处绕开了,管它们叫三教。

历朝历代,中国还有过别的宗教,有几种至今还在;不过上面那个分法是通行的,别的宗教直到晚近都被看作于灵性上无足轻重。

回教于公元六二八年出现在中国,至今还在,而且不止一次撼动过帝国的安稳。

六三一年,景教的基督徒来了,后来成为一个兴盛的教派;不过除了那块有名的碑,他们的踪迹早已湮没无存。

近年又查明:祆教徒以及随后的摩尼教徒,在那几百年间也都到过中国;如今除了一个名目——一个特造的字,两教通用——此外什么也没有留下。

十二世纪时,犹太人在华中的开封府有一所会堂;不过他们最初到中国究在何时,不能十分确定。有人说是巴比伦之囚以后就来了,也有人把它放得晚得多。一八五〇年,从那座城里得到几卷希伯来文的摩西五经残卷,用的是方体字,带元音符。那时已找不出自认为犹太人的人;近年却有人发起要把这旧信仰复兴起来。

罗马天主教可以说自十六世纪末就在中国了;不过早在一三三〇年,就有一位北京的总主教孟高维诺死在那里。

十八世纪的最后一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到了。第一批美国传教士随后于一八三〇年来到。他们所见的中国,与今日一样,名义上是在三教治下。

讲儒家的书已经太多,讲佛教的更多;所以我打算一意只讲道教——这一门似乎太少引起大众的注意。实在说,近来有一部书自称要讲中国的历史等等,却把这个宗教的讨论全然略去了。

道教是「道」的宗教;至于「道」是什么、作何解,最高的权威告诉我们:这是全然说不出的。这个开头听去不大有指望;然而

「便是最疲倦的河,

也总有一处平平安安地绕到海里去。」

所以我仍要试着把一条线索摆在诸位面前,但愿它多少能把这桩玄妙引出一点眉目来。

在邃古某个不可知的年代,似乎有过一位哲人,后世称为老子,他教人的话里有一句是以德报怨。他的家世、生年与行迹,几百年来已被传说堆得满满的。末了,据说他预见国中将有大乱,便西行而去,身后留下一部书,如今叫作《道德经》;而由许多理由看来,这书断断乎不会是他写的。

我们真正知道的那一点老子,是从他后来门下弟子的著述里零零星星搜集来的传言。这些话里有许多——却远不是全部——连同另外许多性质全然不同的东西,被凑成一部书的样子;于是这一堆杂凑之物便被归在老子名下。

在我们考察「道」之前,先说明这部书何以尽可以看作后世的伪托,是有必要的。

有人曾用在经籍里窜入字句这个简便的法子,想证明老子与孔子生在同一世纪;又想证明老子很老的时候两位圣人见过面;还想证明会见的结果使孔子大为惊叹。然而所有这些,都被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本国学问断为后人手笔而撇开了。

再者,还有另一位同名的哲人,倒当真与孔子同时;许多中国的评断家认为两人被混作一个,也许还是存心混的。

我们所能确说的,只是老子在孔子之前——中间隔多久,我们不知道。而在孔子一切著述之中,无论他是作者还是编者,以及他身后刊行的全部语录之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老子,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部书。那所谓会见,更是全然不见记载。

孔子之后一百年是孟子,中国的第二位圣人。在他对诸侯进言的那许多篇幅里,在他与弟子的全部对答里——那比孔子的语录浩繁得多——同样没有提到老子,也没有提到这部书。

十五、十六世纪一位著名的中国评断家指出:孟子毕生主要是在攻击当时流行的各种异端,譬如墨翟那种极端为人的学说,杨朱那种极端为我的学说;于是有人力言——在我看来其力量是压倒性的——《道德经》若在孟子的时候就有,必定会被认作、也被当作一部贻害之书,足以把人心从那唯一完善正统的教义即儒家那里引开去。

公元前四世纪的哲人庄子,专心发明阐扬老子之教。他的书传到今日,我们随即就要谈到。此刻只消说:书中有许多老子传下来的话,却一次也没有提到有这么一部书。

公元前三世纪还有一位著名的道家作者韩非子,他用了整整两篇的大半来解说并印证老子的话;然而他从不提到这部书。他讲到许多如今见于这部书中的老子之言,次第却不是如今书里的次第;他还引了另外几条,是这部书里全然没有的,想来是编书的人漏掉了。

公元前二世纪又有一位著名的道家作者淮南子,他用了长长一章来印证老子的学说,也从不提到有一部书。

公元前一百年是史家司马迁,他那部出色的书是正史的第一部,我前面已有机会向诸位提起。他给老子作的那篇短传里,确是提到一部五千余言的书;可是他提的口气,叫人毫无可疑地看出他自己绝不曾见过它。而且,除了老子的生卒年一概没有之外,那篇记述染着这么重的神怪气息,使人很有理由疑心其中有一部分并非出于这位大史家的笔下。

约两百年后,中国第一部字书出来了,前一讲已经提到。这部书的用意,是把刊行时所知的一切字都收进去;我们尽可以设想,老子那部短短的书若摆在编者面前,把里头的字一概收进去是毫不为难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书中有许多字是那部字书里找不到的,其中有一处的遗漏格外可注意。

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内证,来驳这部书的真。我只举一条,而且是可笑的一条,看得出它拼凑得何等草率。

《道德经》里有几句话,里头除了老子当真说过的字句之外,竟还羼着注家解说的字句;作伪的人把注语也当作老子自己的话了。

再加上一桩显眼的事实:中国考据学的大宗,全然不利于这部书所自居的身分——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间,一个信它当真出于老子的人,通常被看作一位可亲的怪人,正如如今许多人看待那些把莎士比亚的戏归到培根勋爵名下的人一样。那么我想,我们尽可以把这问题撇开,不必再费唇舌。

还是去看老子那些我们可以确信为真的话,更有意思;那就是见于上面所说几位哲人著述里的那些。显然是一位虔诚的作伪者把它们搜集起来,又掺进不少明明白白的填充之物,织成了那部书——如今我们可以同那部书长别了。

老子设想宇宙为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本原所贯注,他叫它作「道」。这个字的本义是「路」、是「道路」;所以老子的本原不妨译作「路」。

然而哲人又怕用这个词会生出混淆,便谨慎地说明:「可以走的那条路,不是常在的『道』。」可是他从不明白告诉我们「道」究竟是什么。一处他说它不能见于言语;另一处他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后面这句话被一位著名的诗人拿去做了嘲笑那部书的武器。他说:「知者若不言,老子何以把自己所知的写成一部五千余言的书?」

然而老子又教我们放心:「正如不出门就能知天下,不窥牖就能知『道』。」

还有:「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此外,我们只能从一句一句零散的格言里,捉摸出老子所谓「道」的一点影子。

它似乎是不断地把自己安放到周围的境遇里去,用力越少越好,一切进展都出于自然,走的是阻力最小的那条路。

由此再走一步便是一无所为,那就是有名的「无为」之说,连同它的种种相反相成之辞;这实在是老子哲学的准绳,也将永远与老子的名字连在一处。

所以他说:「上德无为而无不为。」

又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

「万物任其自然,不要去干涉。」

「只有不为自己的命去张罗的人,才真算得上看重自己的命。」

「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翻来覆去,不要勉强求成。希腊人那句有名的告诫「不要越过自己的命分」,很可以出自老子之口。

这一切都是「道」;老子告诉我们,道「像张弓——高的压下去,低的举起来」,把万物拉到一个平面上。

他又说:天下有道,马便用来种田;天下无道,马便用来打仗。

老子的话里有许多不过是日用的道德格言。

「把自己放在后头,天下便把你放到前头;把自己放在前头,天下便把你放到后头。」

「善的,我善待他;不善的,我也善待他,为的是使他善。」

总起来说,连同那部书里所存老子智慧的那不多的几片,我们实在难以明白「道」的价值所在,更难以为一套哲学找着足够的根柢——若不是有他公元前四世纪的弟子庄子。庄子作了一部书,把他那位大师的「道」铺陈阐发,思致之富、文采之美,使它虽自儒家得势以来便被打上异端的烙印,至今仍是人人称引的渊薮、千古为文的楷模。

且回到「道」。庄子告诉我们:人生于道,正如鱼生于水;因为他在另一处说,无处不是道。然而道不可闻;闻则非道。不可见;见则非道。不可言;言则非道。它虽赋物以形,自身却无形,因而不能有名,因为先有形而后有名。

道之不可执持,又这样申说:

「道若是能献的东西,没有人不把它献给君上、献给父母。若是能传能给的,没有人不把它传给兄弟、给与子女。然而这是不能的。因为内里若无相称的禀赋,道便不肯住下;外面若不端正,道便不肯运行。」

那么道似乎是全然超乎人的形骸感官之外的东西,也因此极难得着。庄子于是来解围:

「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

宇宙未有以前,先有道。道使万物成其为万物,自身却不是一物。没有什么能生出道来;然而万物之中都有道,而且生生不已。

庄子说:「安处于无为,天下自正。解掉你的壳,吐掉你的聪明。泯去一切分别。与无穷者合而为一。放开你的心,释放你的神。空掉罢,无掉罢!」

庄子尤其看重养那天然的,而不要那人为的。

「牛马四足,是天然的;给马头上套笼头,给牛鼻子穿绳子,是人为的。」

「醉人从车上跌下来,虽受伤却不死。他的骨头与别人一样;只是他遇事的样子不同。他的神处在安稳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在乘车,也不知道自己跌下车。生、死、惧这些念头进不了他的胸中;所以他与外物相触也不受伤。这样的安稳若能从酒里得来,何况从道里得来呢?」

庄子从老子之教里推出的那套时空上「相待」之说,大半是这位弟子引进来的。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以道观之,是与非相调,客与主相泯。主客都没有了对待,这便是道的枢纽。等这枢纽穿过那一切无穷所汇聚的中心,正与负便一同融进一个无穷的一里。」

这样,就道德一面说,我们可以脱出世界与自我,可以倒转过来俯视世人的评断;就思辨一面说,我们可以走到寻常言思的种种矛盾的背后与外面去。其结果是一个至人。他仿佛成了一个灵性的存在。照庄子的说法:

「大海煮干了,他不觉得热;银河冻硬了,他不觉得冷;雷把山劈开,风把海掀起,他也不战栗。到那时他便乘天上的云,驱着日月在前,走出这外在世界的界限之外——在那里,死与生再不能胜过人。」

如今我们有了一个包罗一切的「一」,在这世界的界限之外;又有了一个被炼得精纯、不再为外物所役的人。老子早已隐隐指点过那「从何处来、而天哪,又到何处去」。他说过:出来便是生,回去便是死。庄子把这一层说明白了:人所从出的,是无穷中某种超乎形骸的境界;而他终归也可以回到无穷里去。

他问:「我怎么知道好生不是一场迷惑?我怎么知道怕死的人不像一个迷了路、找不着家的孩子?

「梦见饮宴的人,醒来却哭泣悲伤;梦见哭泣悲伤的人,醒来却去打猎。方其梦也,不知其为梦;梦里甚至还要占自己正做的梦,醒了才知道是梦。等到大觉,我们才省得此生原是一场大梦。愚人自以为如今是醒着的,还自鸣得意,以为自己分得清谁是君谁是农。孔子与你都不过是梦;而我,说你们是梦的我,自己也不过是一场梦。

「不要理会时间,」他又说,「也不要理会是非;只管进到无穷之境里去,在那里得着你最后的安息。」

然而一个抽象的「无穷」,不久就不能餍足道家大众天然的渴慕了。庄子既已把人生的来处放在我们这个可见的宇宙的界限之外,那么要保得回得去,只消照「道」的教法把我们形骸的粗浊炼掉就是了。于是那个「一」——一切看去相反的分际都要在它那泯然的统一里融得分辨不出——渐渐被看作远在太虚之中一个光芒炫目的定点;在它四围,那些安然经过人生之试炼、把人身的躯壳抛在后面的魂灵,以最上的动之荣光,永永远远地旋绕着。

让我引几行一位大道家诗人司空图的句子,以申这个意思。他的诗共二十四品,每品十二行,每品说一种人所熟知的道家理境。

「力之耗则外衰,

神之存则内满。

且返于无而入于绝对,

蓄力以为能。

载着永恒的理,

横过那浩莽的空虚,

云气在那里积暗,

风在四围吹个不住。

越过思议所及的边界,

让我们到那中心去,

在那里执守而不加强力,

饮于取之不竭之源。」

这第一品是警告我们:不要劳役、甚至不要动用形骸之力,而该一意求那纯乎灵性的存在;凭着它,我们终将被送到无穷中那遥远的中心去。

「看哪,那位仙人,由灵性载着,

手里握着一朵莲花,

往那永永的时间里去,

在空间的诸界中了无痕迹!」

第五品里这四行,让我们瞥见那脱了尘累的人正在上升。诗人放在他手里的那朵莲花,是从佛教借来的东西之一,我随后还要说到。

「如铁出于矿,

如银出于铅,

你也这样澄你的心罢,

爱那澄澈与洁净。

像春天一泓清池,

池里映着奇妙的影,

你也这样去求那无瑕与真罢,

乘着月光回到灵性里去。」

第七品里这八行——这一品不妨题作「洗炼」——给我们看那澄炼的工夫,灵性便由此而得。

第十五品里又推重幽居与弃绝人为:

「随着我们自己的性子,

享那天然,不受羁勒,

随手拈来便是丰足,

指望着有一天与无穷者同在。

在松下结一间茅屋,

光着头伏案读诗,

只晓得有早有晚,

却不晓得是什么时令……

那么,快活若是我们的了,

何必还要有所作为?

我们若凭自己就到得了这一步,

岂不可以说是已经得着了?」

正是这一类的话,造就了历代许多道家隐士的生涯;他们不时弃世而去,在山里一意追求真的快乐。

「出神地看过了神与形之后,

心带着一个灵性的影回来,

如同去寻波的轮廓,

如同去画春的荣华。

风里行云变幻的形状,

花与草的生气,

海上翻滚的巨浪,

山间的危岩峭壁,

这一切都像那浩大的『道』,

巧妙地织进了人间的景物……

能得其似而无其形,

岂不就是得了那个人?」

这一品的意思是:人该变得像波的轮廓、像春的荣华——那在观者心里是一个影,并没有常住的形与质。随后动起来了;不是我们所知的那种动,而是在无穷之中一种超乎形骸的旋转。这就是第二十四品所说的:

「像旋转的水车,

像滚动的明珠——

然而这些哪里配称呢?

它们不过是给愚人设的方便。

有大地那浩然的枢轴,

有天上那永不停歇的极;

让我们抓住它们的线索,

与它们合而为一,

在思议的边界之外,

永永地绕着那大虚空旋转,

一周便是一千年——

是了,这就是我这题目的关键。」

凡配称作纯正道家的,到这里便止了。从这一点起,往下坠落是又容易又快的。

我此刻说的并不是年代上的先后,而是道家学说所达到的最高的心智之点;道家的衰落,早在这位诗人——他本人是十世纪一位纯正的道家——出生以前就开始了。

上面说的那个意思——人性中较粗浊的成分可以炼去,因而得长生——似乎又引出一个想头:长生不单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便在这个世界里也办得到,办法是一服子虚乌有的长生之药。至少有一点是确实的:远在基督纪元前一百年光景,想求得这服药,已成了举国的狂热。

下面这故事是史有明文的,约在公元前二〇〇年:

「有人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王乃不杀。」

后世的道家并不以炼药为满足。他们又发明了一整套形体上的功夫,大半是些坐立的姿势,有时一摆就是个把钟头,指望由此延年。甚至像每两个钟头咽三回唾沫这类荒唐事,也被认为有益于长寿。

倒是有一套深呼吸的法子,尤其是吸清晨之气,或许还有几分可说;这是依庄子下面这段话加上去的: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

我在台湾岛上结识过一位中国官员,外面是个儒者,骨子里却是个道家中的道家。他一有空就做上面那些功夫,并极力劝我也试试。看来这些于疟疾是防不住的,一年光景之后他就死于疟疾了。

与长生之药紧连着的是炼丹,这一门无疑是取道大夏从希腊传来的。

我们在《史记》里读到,公元前一三三年有人到朝廷上去,说动了皇帝,说丹砂——就是红色的硫化汞——可以化成黄金;用这样炼出来的金子做成器皿盛食物,便可延年,甚至不死。他自称已经不死;等他死了——而且就在这一年之内死了——那位着了迷的皇帝仍旧相信,照史家的话说,「以为化去不死也」,于是下令把那套试验接着做下去。

好几百年间,把贱金属变成黄金这桩事,在中国哲人的探求里占着头等地位。这上头写成的书汗牛充栋,至今还有少数人在研习。

其中最有名的一部,被归在公元二世纪一位道家隐士名下;那人曾被召到朝廷,却辞谢不去,自称是个微贱之人,生活简朴,不爱权势荣华。这部书竟被人误认作前一讲提到的《易经》的注解,而其实它讲的是炼丹,兼讲长生丸的配制。几年前美国有位先生把它寄给我,请我出于爱好把它译出来;我只得辞谢了这桩在我看来无用的差使,尤其是因为这书其实是另一个与那位隐士同名的人写的,而那人晚了一千二百多年。

据说那位作者终于把长生丸炼成了,先拿一粒试着喂狗,狗当即倒地死了。他自己吞下一粒,也是一样;于是他哥哥信心坚定,眼见如此也毫不气馁,吞下第三粒,同样的下场。这就把余下那个弟弟的信心摇动了,他跑出去张罗埋葬之事。可是等他回来,三个人都已活转过来,当下就名列仙班了。

今日的道家所乐于相信的那些荒唐东西,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就是公元前二世纪淮南王的故事。据说他耐着性子试了多年,终于得了长生之药。药一入口,他的身子便没了分量,开始往天上升。大约是被这新鲜的感觉吓了一跳,他把手里的杯子掉到院子里;他家的鸡犬把杯底的余沥舔完,不久也跟着他飞上天去了。

从炼丹与长生之药,到法术与一般的妖术,是很容易过渡的。那些因行止、或因在上面两门探求上有名,而惹起众人注目的道士,渐渐被看作法师或术士,与看不见的幽冥之力相通并能驱使它们。他们与邪魔斗法的记述,许多下等小说里都有,中国人读得津津有味;至今还常请道士来驱逐某个被认为在作祟害家的妖魔。

举一个样子:有个少年着了一个美貌少女的迷,一日在街上遇见一位道士;道士见了他吃一惊,说他脸上有被妖邪所惑的气色。少年急忙赶回家,见门锁着;悄悄凑到窗前往里看,只见一个狰狞的鬼,青面獠牙如锯,正把一张人皮摊在床上用笔描画。随后那鬼掷下笔,把皮抖一抖,像抖一件衣裳似的,往肩上一披——哎呀,站在那里的就是那少女了。

故事接着说:那女鬼把少年杀了,剖开他的身子,掏出他的心;随后道士与她大战一场。末了——这里我们仿佛忽然被带到《天方夜谭》里渔夫那个故事中去了——她化作一股浓烟,自地上盘旋而起;道士便从怀里取出一个去了塞子的葫芦,直掷进那烟里。只听得一阵吸的声音,整股烟都被吸进葫芦;道士随即把葫芦塞紧,带着走了。

求长生之药这件事太迷人,不是轻易肯丢开的。它或强或弱地延续了几百年;这从下面这道公元九世纪一位愤愤不平的儒者所上的奏疏可以看出:

「近年以来,朝廷为一班自称有长生之术的『方士』所充斥。

「今试设使真有神仙,岂不当深藏山谷,远离人世?至于那些出入富贵之门、大言夸其异能的人,不过是一班觅利的闲汉罢了。他们的胡话何足信,他们的药又何可吞?况且便是医身上小病的药,也不可早晚随意乱服,何况这又毒又燥的金石,人的脏腑决乎消受不了!」

于是道教渐渐失掉了与老子之名相连的那种早年的质朴。庄子所发挥的「道」——在它的光里万物成为一——给一位实有的宇宙主宰铺了路;而那远在空际的炫目中心,便成了有德之人身后安息的天。随后佛教来了,带着动人的仪轨与种种慰藉,把老子之教昔日的光辉一举了结了。

旧的课本把佛教在中国的初次出现定在公元六七年:其时在位的皇帝因了一个梦,遣使西行,果然得着经典的若干部分,是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带到中国的;他译了一部分成中文,就病死了。

然而我们如今知道,早在公元前二三〇年就已有佛教的僧人到过中国。那些僧人被下在狱里,据说夜间有天使把他们放了。

饶是如此,要到公元三、四世纪,这个新教才开始显出分量来。等到这一步,佛道两家便起了长久而激烈的争斗,彼此互有胜负,末了成了今日那种彼此相容的局面。

两教很早就开始互相借取。照十一世纪哲人朱熹的话说:「释氏窃道家之精,道家窃释氏之粗。如以一物易彼之玉,而彼还之以石。」

道家从佛教借去了庙宇、道士、道姑与仪轨的整套办法。他们仿着佛经编出科仪,又编出超度亡者的经忏。他们采了三位一体的意思,以老子、中国神话里的亚当、与前面说的那位宇宙的主宰为三;他们还把佛教的地狱连同身后种种可怖的刑罚一并据为己有。

如今要分辨两教的庙与两教的出家人,非得是行家不可;人家有事要求宗教的慰藉或要做什么法事,也常把两边的人一齐请来。

老子那纯而朴的「道」,经庄子高远的玄想炼得空灵,早已沦为卑下无谓的迷信的载具了。

第六讲 中国的风俗

一个外国人头一回到中国,有三件在本国看不惯的事会格外触着他的眼。

街上的人几乎清一色是男子;他们个个把头发编成辫子;而且他们个个都生得一模一样。

这三件里,妇女不出门最不叫人诧异,因为别的东方国度这规矩还严得多;至于那一律没有胡须髭须的样子,他一习惯,很快就发觉中国人的面貌彼此之不同,并不比他西方的同胞少半分。

中国人不到四十岁不能留须,除非他恰好有了已娶亲的儿子。他又把整个头剃光,只在脑后留一块圆的,从那里蓄起那条宝贝辫子。

关于辫子的来历与意义,有几种怪诞的误解;大西洋那一边也许更多些,因为我们不像诸位美国人这样惯见中国人。有人把辫子与宗教牵连起来,一本正经地说:没有辫子,中国人就没法被拉进天堂。另有些人知道中国人留辫子不过二百五十年光景,是满洲鞑靼——今日中国的统治者——作为征服的记号加给他们的。一六四四年以前,中国人穿衣梳头的样子,同今日的日本人一样——我自然是说那些还穿着所谓「日本美丽的国服」的日本人;所以说「所谓」,是因为日本人的衣裳,连同他们的文学、哲学以及学艺的发蒙,其实都是从中国借去的。日本的衣裳就是中国明朝——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的衣裳。

满洲鞑靼这个古怪的辫子样式从何而来、所为何故,还有待说明。

鞑靼人可以说几乎是靠马活命的;旧画上常见一个鞑靼人蜷着身子同他的马一块儿睡,画出主人与牲口之间那份相亲相依。出于对这位高贵伙伴纯然的感戴与敬重,人便把这牲口的样子取在自己身上,蓄起一条辫子来摹仿马尾。

这个略嫌滑稽的说法,若再没有别的凭据,是站不住的。然而另有凭据,而且相当显眼;把它同上面所说合在一处看,在我看来这桩事就定了。

今日中国所见的官服,袖子做得极特别,形如马腿,末了是一只明明白白的蹄,把手整个罩住。这在中国人口里就叫作「马蹄袖」;两只胳膊套在里头,一个中国人的臂膀看去的确很像马的前腿。再添上那条尾巴,这幅画就齐全了。

二百五十年前鞑靼人征服中国时,起初为辫子很争了一番;有人说,南方中国人至今还包的头巾,原是用来遮住那可恨的满洲记号的。如今每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的辫子看作身上不可分的、体面的一部分。若长不出来,就得求助于假的,因为无论今生来世,他都不能露出个没尾巴的样子。

街上有假辫子挂着卖。这东西通常是窃贼用的;你自以为拿住了人,到手的却只是一条辫子。犯人常被人揪着辫子押进押出牢门,有时三四条拴在一处成一串。

假发并不限于男子的辫子。中国妇人也常拿它作一种假髻;而且史有明文:有一位有名的女皇帝,把皇帝撇在一边,以伊丽莎白式的手腕治中国,自公元六八四年至七〇五年;她常在议事堂上当着惊愕的大臣们现身,还给自己装上一部假须壮胆。

染发在中国也至少自基督纪元起就有了,若不是更早;染的多半是须发白得太早的男子。中国人最可自豪的名号之一,是「黎民」,即黑头发的人;这名号把他们带回到有史以前。古代阿卡德人也有这么一个名号,这或许不过是巧合。然而尽管男女一律黑发,例外总是有的;我自己就见过一个中国的白化人,头发浅色,眼睛泛红,与常见的白化人一样。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博士,久以洞悉中国人心思的运转著称。他最近一部书《动乱中的中国》里,在「新教传教事业」一目下作了下面这个要紧的论断——它不但对打算投身传教事业的人要紧,对做官的、探险的、经商的也一样要紧:

他说:「有一点若不指出来,便是不公道的:当一大批西方人,对中国的语言、礼数、思路与心里先有的那些前提都所知不全,却大规模地、普遍地传讲一套像基督教那样毫不迁就的道德与教义时,其中必定有许多东西,在他们自己全不觉察之际,惹起了中国人的成见。」

下面这句格言出自孔子: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

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去,无论是做官、经商、传教还是游历,总该对中国社会生活里寻常的规矩与礼节知道一点,这断断乎是可取的。这样的知识往往能把中国人对「蛮夷」的成见消去许多,有时还未必不能帮着避开一场大祸。

老子固然说过:「夫礼者,忠信之薄也。」然而他这话没有压倒孔子之教;孔子是极信礼之有用的。他有位弟子出于不忍,想把每月初一杀一只羊的礼废掉;孔子责他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李鸿章末一次访英时,对张伯伦先生的单片眼镜说了几句话,许多人以为他失了起码的礼貌。可是在中国人看来,失礼的倒是张伯伦先生——自然全是无心的——他触犯了一条要紧的雅俗之分。同平辈说话时戴着眼镜,在中国礼数上是明明白白的失敬。中国人谈话时一概把眼镜摘下来;为什么,我始终没能查出来。有一点是很确实的:他们不喜欢人隔着一层玻璃或水晶看自己;而外国人迁就他们这点无害的成见,也并不费什么。

中国街上的礼数也与我们大不相同;这一层,那些气势汹汹的外国人通常不理会——他们在中国的城里横冲直撞,仿佛这地方是他们的,还动不动抱怨苦力和别人不肯「让路」。其实在这件事上,中国街上的路权是分等的,中国人自己既然认这个账,外国人也就该留点意。在英国,「路是大家的,行人、骑马的、坐车的一律平等」这个说法已经站住了。中国却不然:寻常行人得给最下等的挑担苦力让路;那同一个苦力又得给轿子让路,纵使对他自己极不方便;空轿给坐着人的轿让路;轿子因为较易挪动,又给马让路;而马、轿、苦力、行人,一概要给迎亲或别的仪仗、给官员的仪从让出路来。

与此同时,一个中国人尽可以把他的车、他的独轮车停在他高兴停的地方,把担子撂在他高兴撂的地方,别人只好将就剩下的那点路面。我甚至见过一座戏台正搭在街当中,把路整个堵死,一切往来只得改道。中国没有市政章程,也没有巡警,什么事都得百姓自己张罗;想到没有官府管这一层本身的难处,不妨说他们办得出奇地好。

两个朋友在街上碰见,哪一个都可以把扇子举起来遮住脸;于是另一个便过去,不作相认的表示。它的意思无非是「忙,顾不上站住聊」;这规矩明明白白摆在面上,比起西方文明里那句「不在家」,大约还要体面些。

中国的滑稽家里,我不知道有谁像那个老笑话里的人一样,对着客人喊「我不在家」。孔子自己倒真差一点就这么做了。书上记着:有位不受欢迎的客人来拜,这位圣人叫人出去说他病得不能见客,同时却抄起琴来,对着开着的窗子边弹边唱,好把自己这托词的空虚揭破。

骑着马或坐着轿的人,若碰见步行的朋友,非下来不敢招呼。然而为免去时时这样的麻烦,步行的人照规矩该把脸遮起来,如上所说;于是靠着一个谁也骗不了的虚文,省了许多无谓的周折。

两位品级相同的官乘着轿迎面相遇,仪从里打那把大木扇的人便抢上前去,把扇子插在两乘过路的轿子中间,好教两位主人可以算作没有看见对方,因而不必下轿。

属官断断乎不能这样迎面碰见上司;一听见上司的锣声近了,他就得立刻拐进哪条小巷去。官的品级听锣声的下数就知道:总督十三下,州县官七下。

再说接待中国客人。该在大门迎接,由主人引到客厅,主人要留心始终让客人略走在前。落座要同时,免得一个站着一个坐着。主人若要格外殷勤,可以从仆人手里接过一杯茶,亲自替客人安放。

这里又有一条极要紧而通行的规矩:凡与平辈递东西、接东西,都得用两只手。仆人端茶该双手奉上,只有同时伺候主人与客人时例外:那时他一手端一杯,两臂交叉着递过去。有人告诉我,交叉是为了把手「心」——就是掌心——给两边各看一看,以表忠悃。

客人一到就奉上的那杯茶,还连着一桩别致的规矩;外国人常常犯规,叫中国人大为好笑。这杯茶叫作客茶,并不是给人解渴的,解渴照例另有酒。客人刚把茶杯端到唇边,甚至只用手碰一碰,仆人那边便是一声吆喝,意思是会见完了,该给客人备轿了。喝这杯茶,其实就是起身的信号。主人也一样可以先喝,并不算失礼,这就婉转地告诉客人:他另有事要办了。

还有,照规矩该把客人让在自己左手边;说来也怪,这一条不过起于十四世纪中叶,在那以前右手才是尊位。

末了,客人告辞时,该送回到大门口。这样也就够了;不过送客走一段路也是常有的。中国有句俗话说:「送君送到家。」这话却是文章上的话,不是实行上的话,有点像另一句人人知道的中国俗话:「作揖要作到底。」

中国人请吃饭的帖子,与西方同样的美意略有不同。你会收到一个红封套,里头一张红帖——红是喜庆的颜色——上面写着某日午刻扫榻涤器、在家恭候台驾。随后第二张帖子来了,措辞一样;到正日还有一张,请你准时赏光。这些你都不必理会,只管预备下午四点光景到;在这以前,多半还会有一张更急的催帖送来。这一切都是俗套;客人们都在同一时辰到齐,晚上九点光景散去。

中国的交际应酬,妇女不与其间,除非是女眷自己的聚会。便是问一声主人的太太好,也是不许的;她的存在根本不提。男子倒很乐意谈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箭囊里男孩子装得满满的时候。

说到这里,我不妨说一句:中国妇女的地位,至今似乎还被极广泛地误解着。不但如此,还有一桩极可怕的罪名被加在中国人头上,说是日常生活里的常事,便不算当真赞成,也到处受着容忍。

我说的是溺婴这个指控;自然只限于女婴,因为很少有人说中国的父母会把男孩这样一笔值钱的产业毁掉。

游历家戈登·甘明女士在她的《中国漫游记》里,讲到游宁波时有这样一段激愤的话:

「(玫瑰与金银花的)清香,唉!压不住这里那里扑来的骇人气味,把傍晚的清风都毒坏了。

「这气味是从婴儿塔那边飘来的,我们得从两座塔旁边过去。那是方形的塔,开着小窗,离地约十二英尺,有几分像鸽子塔;造这些古怪的鸽房,是为收容那些死得太早、灵魂还没长全的婴儿的尸首;既然如此,也就不必糟蹋棺木,连埋进大地母亲怀里的麻烦也省了。于是这具微不足道的小尸首被交给一个苦力,他拿四十文钱——约合五分——把它带走,说是扔进这些塔里去;可他若不高兴走那么远,就随便哪里把它打发掉——没有人追问,而四处游荡的狗向来是睁着眼睛找吃的。今天就有好几个没有棺木的可怜小东西躺在塔外,身上只裹着一片旧席——看来是有人送来而没能从窗口(『离地约十二英尺』)扔进去;顺带说一句,其中一个还卡在窗口上!

「这些可怜的小东西有些是活着被送来、听凭它死的,其中有几个被救出来送进了育婴堂。那一带气味恶浊到这个地步,我们只能停一会儿看一眼这所『设施』;它虽如此可怕,却极能显出这个种族的性情——他们对那些有力量加害于己的死者,敬畏得毫无限度。这里所存的尸首,多半是被故意弄死的女婴;不过大些的孩子也常被扔进去。」

关于这一段,我只想说:我前后在这些塔一英里之内住过四年多,傍晚散步时常从旁边走过;别说见到戈登·甘明女士所写的「好几个没有棺木的可怜小东西躺在塔外,身上只裹着一片旧席」,我连一次也没见过这塔被用在它所为而造的用处上——就是给穷得出不起葬费的人家安放夭亡的婴孩。至于活的孩子被扔进去,我随后大概能把这个说法打发掉。戈登·甘明女士还漏了一句没添:这些塔是由一个专为此事而设的中国善堂按时清理的,尸首焚化,骨灰恭敬地埋掉。

游历家毕晓普夫人据说在一八九七年一次公开讲演上讲过:「中国生活里最叫人难过的一点,是轻贱女子。她在中国一次聚会上见过十一位女传道,没有一个不曾至少弄死过五个女婴。」

有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印过一部四开的书,二百七十余页,里头有许多溺婴的插图,还有上天对犯此罪者所降的报应。

末了,你若问随便哪个中国人,他必定告诉你:溺婴在中国到处都极盛行;而且仿佛是为他这话作证,华南许多池塘边上都立着一块石碑,刻着「此处不许溺女」一类的字。这似乎可以把争论了结了;其实不然。

首先,中国人极爱夸张,尤其是对外国人,连自己的恶行也要夸张。他们似乎觉得:什么事只要规模够唬人,总能从中捞到几分体面。十一位女传道对毕晓普夫人说她们各自弄死过五个女婴,这件事我毫不怀疑;这正是我所预料的。我记得初到厦门时,有个不负责任的外国人在印出来的东西里说,当地常用的刑罚之一是一种极可怕的钉十字架。我向领事馆的中国文案打听,那人向我保证这话完全是真的,我自己很容易就看得见。我告诉他我极想看看,并答应他:他若头一个指出一桩这样的案子给我,我给他一百元。三年后我离开厦门,那一百元还没有人来领。

再者,中国人手里有点余钱的,很爱做善事;我不能不添一句:这多半是看在子孙今生、自己来世的报偿上;也因为一个有钱人若在善举上一毫不做,便要受穷邻舍的白眼。这样的人印各样劝善的册子白送人,劝人戒赌、戒酒、戒鸦片、戒溺婴等等;上面说的那些石碑也正是这些人立的,不管本地到底有没有溺婴这回事。

溺婴在中国自然是有的,正如它在英国与别处也有,而且有得太多。我所盼望能说明的是:溺婴在中国并不比西方基督教国家里更盛行。

先让我说一句——凡在中国住过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无论男女,似乎都疼爱得过分。儿子常被戏称作小狗,其实就是小狗崽;女儿常被叫作「千金」,叫作宝贝等等。偏爱儿子是无疑的;可是这份心思难道是中国人独有的?

《诗经》里有一段,说男婴该拿璋来玩,女婴该拿瓦来玩;人们在这上面做的文章实在太多了。

这两样玩器分派得并不像看去那样贬抑。璋固然是权柄的表记;可是瓦也有体面的意思——古代中国用瓦作纺锤的坠子,因而也就是妇女在家操作的表记。

还有,便是女孩也有她的身价。有人买了养大当使女;有人买了给儿子做媳妇;而中国人捐办的育婴堂,每收一个女孩,还当真给一点小钱。

还有一点也可玩味:近来几位细心的观察者好几次说,他们在自己近旁的地面上找不出溺婴的痕迹,却听说在别的——通常是很远的——地方此风极盛。

说到底,这其实是一个可以用统计从旁推断的问题。

中国的男子到十八岁上,有一桩神圣的本分要尽:他非娶亲不可。大体说来,帝国里每一个成年的中国男子都有妻;殷实的商人、官员以及别的人还有次等的妻室,两个、三个,甚至四个。皇帝有七十二位。既然如此,而又承认女婴被大量毁掉,那么势必要有这样的结果:女婴出生的比例之大,远远压倒男婴,世上别处闻所未闻。

那么中国妇女是不是像我们从前想象回教妇女那样,是被践踏、被作践的人呢?

我想这问题该答一个「不是」。殷实人家的年轻中国妇人确是幽居的,意思是她来往的圈子只限于家人与同性的朋友。

自古以来中国有一条规矩:男女不可以互相递东西,怕手碰着手。有个本地的法利赛人想在言语上难住孟子,问他:若见嫂子溺水,可不可以伸手去拉。哲人答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中国的妇人可以出门拜客,甚至可以为宗教的事到庙里去,而且不蒙面;妇女的面纱在公元七世纪头几年就废了。如今只有新娘还蒙。

女孩与男孩到七八岁上最后分开,那时男孩进学。

有人说中国女孩全然不受教育。果真如此,那么专为女子而编的那一大批教本又怎么讲?

有一位中国女作者写过一部讲女子教育的书,她抱怨说:女子受教育的年头从来指望不到十年以上,就是从懂事到出嫁这一段。

实情是:在读书人家里,女孩往往受过不错的教育;中国妇女刊行的那一大堆诗就是明证。有一部正史还有一部分是出于一位女子之手——她哥哥本在修这部书,死了,她把他的工作做完。

约在公元二三五年,妇女竟被准许出仕,有几位还升到要紧的官位。然而到了八世纪,这套办法的痕迹就全没有了。

较穷人家的妇女全不受教育;其实男子也一样。男女都得去做挑夫、做田工;这样的情形之下,上面说的那些限制自然严不起来。

开铺子一流人家的妇女,往往极有做生意的本事,给丈夫极大的帮手。与法国一样,钱匣子通常由她们掌管。

一位官的印信是他最要紧的东西。印若丢了,官也可能丢了。没有印,什么也办不成;有了印,什么都办得成。新印从北京发到各省,防范极严。每一颗官印在印面的四角都做出四只小脚,看去像一张小桌子。铸印的人把印交到部里时先掰掉一只;部里发给本省总督以前再掰掉一只;总督照样掰掉第三只;末一只由那位要用印的官自己掰掉。这是为防不相干的人拿去用。随后印就交给这位官的太太收着,始终在她手里;要拿出来还是不拿出来,只有她一个人作得了主。

中国妇人分享丈夫的封号。丈夫升了官,妻子的封号也跟着晋一级。身后的哀荣她也一样有分;她的魂与丈夫的魂一样,受祭祖之礼的安抚。

「祭祖」这个词听来不祥,因为它叫人想起十八世纪初就闹起来、至今还在闹的那场有名的争论。

每一户中国人家里都立着小小的木主,上面写着亡故的父母、祖父母以及更远祖先的名字。逢着某些日子,木主前摆上盘肉杯酒,人们相信死者的魂住在木主里,享用这些供品。供品随后由家里人吃掉;不过虔诚的中国人说,食物与酒的滋味已经被抽走了。每年还要到祖坟上去做一次同样的供奉。

现在的问题是:摆这些供品的心思,是不是同我们在坟上放花、给塑像装饰、开追思礼拜的心思一样?

若是一样,那么一个归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尽可以被允许把这些旧的仪节纳入他新信仰的礼仪之中。

还是说,这些仪节当真就是崇拜?就是说,这些供奉是不是为了取悦死者的魂,好从他们那里得着今世的亨通与福乐?

若是后者,那么基督教的教士自然有理由拒绝把祭祖掺进基督教的教导里去。

能有个折中、能给中国的归信者找出一条两全之路来,断断乎是极可愿的——否则他就得把儒家连同它一切向善的影响一概抛掉,把家族与社会的一切牵系一刀斩断,在自己国里当个弃儿重新做人。可是我不能不说:照我看,这些祭祖的仪节严格说来只能算作崇拜,此外没有别的。

再回到中国妇人。她享有几样男子没有的便宜。她免受竹板之刑;而且只要是案子的一造,总多少叫主审的官头痛。中国男子但凡躲得开,决不同女人起争执——倒不是出于什么骑士之风,而是深信到末了自己一定落败。

中国妇人若做了寡妇,照说是不该再嫁的,虽则实际上常常再嫁。守寡三十年的,可以奏请朝廷加恩,譬如赐一方匾,或在她家附近起一座牌坊。不过有一条要紧:守寡须得是三十岁以前就开始的。

再嫁这件事,许多寡妇想起来就害怕。我自己家里一度雇过一个奶妈——她自己是姊妹七人之一——是个寡妇,左手的小指头还少了半截。这两桩事之间的关联,在我们看来不像在中国人看来那么显豁。丈夫死后,这寡妇决意永不再嫁;为把这誓咬定了不能反悔,她抄起一把切肉刀,当场把指头斩去半截。那半截指尖被放进丈夫的棺材,随即盖上了棺盖。

这女人是个基督徒,是一位本地传道人的遗孀,一双大脚——就是没有缠过的脚。然而她却给自己独生的女儿缠了脚,照她的说法,是因为一个女孩若没有小脚,实在难得嫁出去。

要废掉这桩可怕的风俗,真正的障碍就在这里;若不是时尚挡在路上,多少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巴不得把它除掉。

有一个用心良善的会已经办了好些年,叫作天足会,中外人士都有赞助,宗旨是明明白白要把缠足之风了结。我们听到的消息说它办得不错;不过不到有一场近乎全国的运动,还是不宜太乐观。

我们须记得:一六六四年,中国最英明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在他权力最盛的时候下过一道上谕,禁止此后父母给女儿缠足。四年之后,这道上谕撤回了。

这位皇帝就是康熙;他的名字,诸位在那部标准字书以及他所护持的别的书上已经听见过。他自己是鞑靼人,没见惯鞑靼女子在这样的桎梏里挣扎,对这风俗毫无同情;然而中国百姓抱成一团,要保住自己在一桩纯属家务的事情上行动的自由,他对他们竟全然无可奈何。

最近几个星期又有一道上谕下来,针对缠足。但愿它的下场好一些。

多年以前,台湾府的知府在一次便饭后的闲谈中对我说:「你们外国人怕不怕内人?」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很有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太太敬畏到了极点。「他就是,」知府指着同席的本县知县添上一句——那是个看去颇凶悍的人;在座的客人哄堂大笑。

知府这个笼统的说法,有一桩事可以印证:「怕老婆的丈夫」在诙谐的文字里时常被拿来取笑;若全无事实作底子,这是断断乎不可能的。

我把这类故事译过一则,事情本身琐碎得很;不过正如谚语里那根草,很可以看出风往哪边吹。就是这个:

有十个怕老婆的丈夫议定结成一会,以抵制太太们的压制。头一回聚会,大家正吸着烟说话,忽然那十位太太得了风声,一齐到场。

于是一哄而散,九个丈夫一股脑儿从另一扇门里溜了,只剩一个不动声色,留着听候发落。太太们对自己这一袭之成功不过轻蔑地一笑,就走了。

那九个丈夫随即一致议定:那位没有逃走的好汉,第十个,该立刻推为会长;可是等他们过去请他就任,却发现他已经吓死了。

照下面这个故事看来,中国妇人的忍耐有时也受着极重的磨练。

古时有位读书人心不在焉得厉害,有一回搬家,竟忘了把太太带走。有人把这事报给孔子,说是极不成话的行径。「不然,」夫子答道,「忘妻固然不好;忘了自己的,那才更坏。」

这一类事自然琐碎,如我上面所说,许多人甚至会以为轻佻;然而事实是:要把中国人研究成功,断断乎不能只限于他们的经典与高等文章,只限于他们的来历与后来如何发展到我们今日所见的地步这个问题。若想刺破那至今大半还笼着他们的神秘,就非得把他们日常生活里那些较小的、甚至可说是琐屑的细节也包罗进去不可。

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一位治汉学的韦大列男爵,竟搜集刊印了一部中国的儿歌;从那里不难推知:中国的娃娃同世上别处的娃娃并没有多大不同。

而且我一向觉得:中国娃娃的父母,就行事的那些寻常根由而论,也与其余的人类大体同一个样子。

中国人至今在许多人眼里还是个谜,一个缘由无疑是关于他的胡话印得太多了。

第一,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几百年来又没有像样的交通,南北东西与中部之间从来谈不上广泛的往来。做官的自然走遍帝国各处,因为他们一任一任地调;可是大多数百姓一辈子走不出本县城的范围多远。

其结果是:就风俗习惯而论,中国人虽保着一个抹不掉的全国的印记,却已散成一个一个的地方小社会;所以在一处为真的事,在另一处未必就真。

中国人自己说:风,他们以为是水土所致,三十英里一变;俗,他们归之于一方的脾性,三百英里一变。

如今有位环游世界的人到了广州,人家把他带去看那人山人海之中的一景——有几家铺子,从前是三家,卖专为此而喂养的狗肉。

他回国写了一部书,说中国人是吃狗肉过活的。

我小时候以为每个法国人早饭都吃一只青蛙。这两句话的真实程度大约不相上下。中国北方不知狗肉为何物;便在南方,我在中国那些年也始终没找着一个中国人肯说、或说得出自己当真尝过。

再如随口说的那一句:凡有钱的死囚,出多少钱就能雇个替身。我们只要还信这一类东西,中国对我们就只能一直是个谜;因为从假的前提推不出真的结论来。

实情是——至少就我自己所见——中国人看重性命,一分一毫都不比我们少;寻常情形下这样的替身是根本雇不着的。可以设想:某个本已判了死罪的可怜虫,经官府通同一气,被拿来顶替,好蒙外国人的眼;可是便是这样,难处之大也几乎使这把戏行不通。

因为在中国什么事都瞒不住。要干这样一桩勾当所必需的那种严密,那里是没有的。

无论如何,许多这类事情上的游移不定,正显出一件事更加要紧:汉学的学问要越来越精确,关于中国百姓与他们行事的消息也要越来越精确。

后面这一样东西在英国是怎样供给我们的,诸位看看我近来从几家体面的日报周报上摘下来的句子就知道了。

譬如:「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一百个医生。」

这样的胡话怎么印得出来,我简直想不通;尤其是只要一查就知道:中国根本没有行医的凭照,谁高兴挂牌行医都行。

照一个客气的虚文,他是不收诊金的;不过每出诊一次要付他一笔定数,叫作「马钱」——不消说,是先付的。

同我们这里一样,中国也有许多走红因而时髦的医生,他们的「马钱」高到两位数。他们的走红,想必多半要归功于运气好、方子开得本本分分,而不是归功于中国那一大堆医书里能给他们什么指点。

总起来说,行医是一行颇有风险的生意,因为治不好人,死者的家属有时是要发作的。

有个故事说,某医生把一个病人治坏了,被病家拿住捆了起来。夜里他设法挣脱,泅过一条河逃了。回到家,见刚开始学医的儿子,便对他说:「念书不忙;头一件最要紧的事,是先学会游水!」

又是一粒报上的明珠:「在中国这个样样相反的国度里,钟的字盘是转的,针倒是不动的。」

我本人从没注意到有这样的装置。

再如:「中国人玩的陀螺有大到像酒桶的。抽一个要三个人,响声几百码外都听得见。」

「中国的国歌长到唱完要半天。」

「中国妇女在梳头上花的闲工夫极少。她们一个月梳一次头,睡觉时把头搁在匣子里。」

我们所需要的,是拿一番认真而有条理的考察,来代替这一切——考察中国百姓的风俗习惯与思路。

他们那一长串正史必须勘探,他们的文献必须搜剔;做这事的人,得是已经熬过了那几年苦功的——那苦功是他们文字的特别性质所不能免的——而且得是预备好把自己献出去的:不像我们如今这样只求对全局有个大概的了解,而要对某一个专门的支流彻底熟悉。

这样做,立刻会给通商与邦交带来何等不可计量的好处,我必得再指出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治历史、治哲学、治宗教的人也同沾其惠;到那时他们才头一回能够把中国摆在万国之林中她应得的位置上。

这个汉学讲座的创立者,已经把这些好处放在哥伦比亚大学够得着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