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国人

一初入中国

探访未知之地的乐趣、圣路易与古时的鞑靼人、英法联军入北京、「红毛鬼」之惧、长生之杯、天子、香港的今昔、天津条约、豁拳之戏、北京宫中的第一次茶会、中国的农事与爱花之风、中国的文人、两个文人狭路相逢、中国人爱诗、伏尔泰致诗人皇帝的信、中国的军队、《书经》即中国的圣典、尧和他的功业、出身微贱的舜帝、黄河即「中国之忧」、治水的禹和他的功业、舜择禹以继位、中国世袭君主之制的肇端

我并不否认这样一种幸福：一生守在故乡钟楼的影子底下，家宅安宁，无风无浪，四围都是自家的亲人。然而说到底，这样的欢乐，比起一个探险者的欢乐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出门去迎接未知，一切际遇都准备承受，每转一个弯便有新的发现，欣然直面种种凶险，为眼前那道不断变幻、不断展开的地平线而欢喜。谁又肯舍弃回忆的快乐——那种到老年仍能把少年的历险重活一遍的本事，能用心眼再看一回当年游历过的远方奇景：那时心气还飞扬，目力还明澈，四肢还有壮年的全副气力。一个人若真被发现者的精神浸透了，连死也不看作万事的终结，只看作另一个世界的门槛、另一趟极有意味的旅程的开端，而那终点因为裹在深不可测的神秘里，就格外引人入胜——这样的人，才真称得上有福。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对自己说的。那时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早期几位大探险家的事迹：马可·波罗、杜布雷、拉佩鲁兹、布干维尔、迪蒙·迪尔维尔、哥伦布、芒戈·帕克、兰德兄弟等等，更不必说斯威夫特那部迷人的传奇《格列佛游记》，和比它还叫人心跳的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像一切想象力旺盛的男孩一样，我一心要效法这些英雄，对母亲说：「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当水手！」

可是一见母亲那双美丽的眼睛因想到要同我分别而含满泪水，我这一腔热劲便立刻凉了下去。然而这并不曾拦住我几年之后离开法国；因为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便已经可以自由自在，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于是决心作几趟长途而有趣的远行。危险与挫折，我自然是料到的，但我确信，凡此种种不足，都远远抵不过我将有幸得见的那些壮观。事后证明，我所期待的无一落空。至于我走遍天下之后，为什么不肯学泰伦提乌斯说一句「我是人，凡属于人的一切，于我都不陌生」——那不过是因为，唯有诗人才有资格说这样自负的大话罢了。

我在大洋洲已盘桓许久，又在埃及住了几个月，然后在香港登岸——这里正是那个古老的中华帝国的门槛。按着可靠的史册，这个帝国比法老们那个强大而尊贵的埃及还要古老。我到中国来，一半是要就地考察她的过去，一半是想抢在头里，去迎接那一场变革：我到的时候，它已在发动的前夜，如今则正迅速地成为事实。事情确乎急不容缓：我若要趁大变到来之前，看一看那个长久对欧洲人紧闭、如今已奄奄一息的中国，若要在那些亘古的静寂被亵渎的蒸汽机车打破之前，望一望她那一望无际的高原，望一望环绕高原、顶着终年不化的积雪的群山——而中古时候，正是从那些地方涌出成群的黄皮肤、凶眼睛、黑发披肩的蛮族，一路向西，把欧洲蹂躏了个遍。

那时候，五十万鞑靼人侵入俄国，占了莫斯科，烧了克拉科夫，一直打到匈牙利。法国王位上坐着的是圣路易，他对这些人怕得要命，却仍旧拿他们开了一句玩笑——这句话由儒安维尔记了下来；想想当时的情势，这玩笑倒很见得他的胆气与幽默。「母亲，」他对卡斯蒂利亚的布朗什王后说，「这些鞑靼人倘若打到咱们这里来，咱们就把他们送回他们出来的那座鞑靼地狱去！」

然而时间总不会不把诗一般的报应送到。克拉科夫被洗劫之后六百年，一支人数不多的英法联军擂着鼓、打着旗进了北京，把几座皇家宫苑抢掠一空，满载珍宝回了欧洲。中国人、鞑靼人、蒙古人、满洲人，一概被区区一小撮意志坚定的人打败。拿什么去抵挡欧洲的战术、欧洲的武器、尤其是欧洲的纪律呢？弓和箭，老式的火枪，长矛，还有画满古怪花样的盾牌。他们除了逃走，别无办法；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胆小——他们从不怕死——只因为抵抗全无指望。带兵的将领大半照着战败时的老规矩，自己把那一碗掺了毒的鸦片喝干，免得活着给敌人夸耀。在北京，在广州，在这大帝国许多人烟稠密的地方，受惊的妇女纷纷投井，以免落在「红毛鬼」手里死得更惨。不过四十年前，那千千万万的亚洲男女，对我们欧洲人究竟知道些什么呢？不过同我们对他们所知的一般多罢了。只有一件是确凿的：自黄帝以至诗人皇帝乾隆，在开国诸帝那些英雄的岁月里，不止一位中国的君主宁可饮下长生之杯——也就是毒酒之杯——也不肯活着看见敌人以征服者的姿态踏进自己的宫殿。中国的皇帝自称天子，然而长年的纵恣使他们萎靡不振，退化得厉害；加上自身的软弱，又加上看守后宫的太监们气焰嚣张、步步进逼，好几位君主本该被废黜的，全亏某位皇太后、或某位得宠的妃子出来干预，把大权抓在手里，以男子般的强毅和手腕执掌了这根权杖。

一八五一年英国人占据香港岛的时候，那不过是一块崎岖的圆锥形岩石，模样凄凉可厌。岛上原住的中国人对这些外人的闯入恨极了，其中一个——全岛唯一的面包师傅——决意一举把这些闯入者收拾干净。他想到下毒，便把砒霜掺进供给外国人的所有面包里。不料他弄巧成拙：药下得太重，一下子就引起了疑心。吃过那面包的人只是大吐一场，并无性命之虞；而英国人当然不会为这么一点小事就弃地而去。

今日的香港已是第一流的海港，它那一片港湾是全世界最好、最美的港湾之一。城里有按欧洲法子经营的旅馆，山岩的斜坡上，自海滨直到岛的最高处，布满了精致的别墅。香港这一份巨大的繁荣，得归功于鸦片——那是另一种毒药，害死的中国人不知多少，其毒力比起那位爱国的面包师傅想拿来毒尽洋人的砒霜来，也并不逊色。一八五七、一八五八两年，法国人在这繁荣的开端上着实帮了英国人的忙：两国结为盟友，打了一场短促的仗，结果是攻下广州，签下了有名的天津条约。这条约的种种条款，中国人当时似乎并未领会其全部分量，其中包括盟国有权向北京朝廷派驻使节，又新开五处口岸通商，另把香港岛对面大陆上的一条地面割给英国的殖民地。法国由此所得甚微，英国的商务却增长得惊人；从那时到今天，这座大港一直是东方主要的海军基地之一。

然而，尽管繁盛而重要，这座城却绝不是个待得舒服的地方；外来的客人很快就厌倦了在忙碌的苦力和醉醺醺的水手中间被挤来撞去。水手们最大的乐趣，是在维多利亚街的洋酒铺里喝个大醉，然后跳舞——说来奇怪，不是同女人跳，而是没有舞伴地独跳，伴奏的是一把提琴和一面大鼓。到了晚上，水上的和陆上的人一齐成群结队涌向城区高处的烟馆与妓院。进这些地方，似乎谁也不觉得羞耻；那里窗户大开，人人都能望进灯火通明的屋子，里面传出各国语言的咒骂，锣声喧腾，混着中国美人压低了的歌声；不时还有一串爆竹从楼上扔到街心，在受惊的路人头顶上炸成一道道曲折的火光。在这岛上的主人们看来，白天那样热火朝天的商务，足以抵偿夜里的放荡。

不过，同欧洲人的接触，对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几乎没有起什么改变。诚然，有几个大商人如今肯偶尔同洋行的代表喝一杯香槟，还教他们豁拳；说来也怪，这游戏同意大利各地所玩的「莫拉」实在是一回事，伊顿夫人在她那部《十九世纪的罗马》里描写得极好。她说：「莫拉是男人们玩的，玩法不过是飞快地伸出随意数目的手指，同时喊出对方所伸的数目……莫拉同古罗马人的弹指之戏，似乎毫无二致。」倘若像有些人所说的，世上各族在游戏里比在劳作里更显出本色，那么中国人和意大利人这样两个相去甚远的民族，竟玩着同一种消遣，这里头便有很深的心理学意味了。

然而无论如何，一同喝香槟、一同豁拳，并不能使天朝人同他们所憎恶的外国客人之间生出什么真正的友谊与亲密。彼此之间没有、而且看来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接近，政治家们对将来的忧虑，根子就在这里；尽管把欧洲的观念引进中国那顽固的大本营——北京的宫廷——这件事表面上颇有进展：几个月前，皇太后在她生辰那一天，头一回接见了欧洲的命妇，欧洲的报纸把这件事欢呼为中国新纪元的开端。这一场历史性的茶会，不妨在这里叙一叙，因为在这将尽的一个世纪里，它实在是最出奇的事件之一。据说促成这一举的，是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夫人；在一切近代国家中最守旧的那一国的习俗里，这实在是惊人的破例。这一次是客人自己逼着主人下帖请客的，可这并不曾减损接待的热忱半分。众命妇在宫禁门口由许多穿着华服的官员迎接，坐上官轿抬到电车跟前——在天朝帝国的京城这样一个倒行逆施的堡垒里，居然有电车，真是异数——再由一群特地选出来陪侍的宫中命妇引到接见的殿上。

宝座所在的殿上，皇太后同她那位不幸的儿子——名义上的中国之主——并肩坐在一座高台上，面前一张桌子，照中国那种简朴而有力的样式，用苹果和菊花装点着。彼此赠了礼物，道了颂辞，接着是一席盛大的午宴，由庆王福晋主持。后来上茶的时候，皇太后又出来，把各位公使夫人的茶碗一一接过，每一碗都啜上一口这国民的饮料。末了到了辞别的时候，这位精明的太后仿佛再也按捺不住感情，把来客一个个都拥抱过。这一吻究竟是和平之吻，还是日后背叛的预兆，只有时间能证明。在宫中的官员和他们的太太们看来，这件事一定比眼下满天飞的种种政局变动还要惊人得多。

中国的百姓对外头的事几乎一无所知，对正在发生的这场变革，比欧洲不识字的人还要蒙昧；他们对过去和将来一样地不关心。几百年来，他们习惯了服从一套一成不变的法度——这法度的明智，连怀着敌意的批评者也承认。唯有触动他们自身生计的惊人新事，才能把他们从那与生俱来的麻木里摇醒。

农事是中国人最爱做的事，他们几乎把耕地看作一种宗教义务。多少年代以来，一年农事之始——也就是春天——由至尊的君主亲自扶犁翻上几垄土，已成定例；在这大帝国的各省，也由皇帝的代表行同样的仪式。花到处都种，虽然多半种在盆里，那份热心简直近于痴迷；培植矮树的本事更是令人叫绝，那些矮树结起果子来还极多。一句话，中国的草木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同别国的都不一样。在灌溉和施肥两桩事上，中国的园丁很久以来都远远走在西方各国的前头。

凡中国人，第一等的志愿是身后留下儿子，好在自己死后，像自己当年供奉父亲一样供奉自己；中国人把全部的宗教情感都集中在敬奉祖先上。便是上帝——那位天神——是佛，是老子，是孔子，同祖先比起来，也都只居次位。

中国的文人，是靠着一场场极严的考试挣来那人人艳羡的身份的：考的是所谓「经」，即五部圣书，以及诸大哲人的著作。一旦手里有了这张保他跻身士人之列的文凭，得意的持有者便可以指望帝国最高的职位。然而得这张文凭的人实在太多，而且一年比一年增加得快，所以正如在法国、在英国一样，合格的人多，位子却不够分。虽则如此，士人即使没有差事，在一切未曾升到他那一级的人眼里，仍旧是受敬重的。马塞尔·莫尼耶在他那部有趣的亚洲游记里，举了一个极见精神的例子，正好说明我方才讲的这种情形。

「我正从城墙上下来，」他说，「看见一幕古怪的情景，足见在这个没有世袭贵族的国度里，唯一能抬高身份的东西——一张纸文凭——是何等地受人看重。我的轿夫刚踏上两片稻田之间一条极窄的堤路，迎面来了另一乘轿子，把他们堵住了。轿里坐着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戴着眼镜，一脸自鸣得意的神气。看样子是刚考完试的新贵。两边的轿夫理论了一阵，谁也不肯让路。眼看这场争执没个完了，那位新贵开了口，对着我那领头的轿夫高声呵斥道：

「『甘肃的举人在此，你怎么还不让路？』

「我那领头的轿夫是个四十上下的壮汉，动也不动，照样傲然回道：

「『举人？敢问是哪一年的？』

「他不等对方答话，便一手伸进腰带上挂的小皮袋，掏出一张油腻腻的纸来，像展一面旗似的，得意洋洋地在那位发愣的问话人眼前抖开。

「『你看！』他说。

「年轻人用指尖把纸接过去，还没来得及细看那上头神符般的字迹，就恭恭敬敬地点着头还了回来，同时吩咐他的人退开。原来我的轿夫也是有文凭的，而且得来已久。新科的只好让老科的。我的轿子得胜前行，那位新出炉的举人的轿子，却谦卑地退在路旁的稻田边上候着。」

中国人的经商本能，发达得不输闪的子孙。他们做起买卖来一样地精细入微，一样地眼光犀利、善于讲价，爱钱也不输犹太人。可是遇到真正要紧的事，他们又同伦敦城里、或巴黎桑蒂埃街上的任何一位大商人一样靠得住，一样对对方守信。当初头几家外国行号大着胆子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时候，这些中国商人给了他们数目极大的赊账。仅凭签名一纸作为日后付款的保证，那些外国行号的主事人便被托付了整船整船的茶与丝。后来联合银行、法国国民贴现银行以及美国几家大商号相继倒闭，这种赊账才停了；然而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本身就极有意味。继那种非凡的信任而起的极度谨慎，有一个证据：上海和香港那些大商号，在巴黎、马赛、里昂都不设分号。这其实算不得多大的损失，因为西方迟早——而且未免太早——要被黄种人涌进来的。

亚洲的神秘主义者与诗人，比一般人所想的多得多。中国的修行者，欧洲人称之为「崩子」，又称「塔拉波」；前一个称呼其实出自日本，是欧洲人辗转带进中国来的。以身许了教门的女子，便叫作女崩子；然而其中生出种种弊端——那是不难想见的——所以前些时候立了一条极明智的法令，凡女子非到四十岁以后不得出家为尼；有些言官早就主张把这年限再往上提一提。

在远东上层人家的年轻女子中间，尤其是那些姿容出众、注定要入后宫的，诗是很受推崇的。中国那些髹得富丽的屏风上，那些设色淡雅、极为流行的扇面上，常画着娇弱的中国或日本美人，纤纤的手指——指甲照例是粉红的——拈着一支细笔，写下几个官话的字。这些字连缀成的句子，都带着抄写它们的少女那样的清新与娴雅。里面歌咏的是山楂花、桃花、蔷薇，甚至歌咏某一种香美的茶。中国的皇帝里，向缪斯致敬的不止一位，这些戴冠冕的诗人中最有名的，便是鞑靼满洲王朝的乾隆；他死在十八世纪末，伏尔泰那封有名的诗体信便是写给他的。那位御笔的受信人多半只能勉强读懂末尾几行，现在把那几行抄在这里：

天朝的大君，请收下我写来的颂辞，

您的宝座高踞于两重的崇隆之上；

西方尽人皆知，我虽有万般罪过，

对肯作诗的君主却一向心存敬意。

哦，您那被诗艺之火点亮的灵魂，

请告诉我：贵国的声律可也要求，

远在北京的您也像我们一样，

须把心思捆进格律，凑齐了字句？

譬如您若取那亚历山大体的节拍，

两行须得一般长，各走六个平稳的音步；

于是一半留给韵脚，一半留给意思，

一部鸿篇，便就此可以省去一半！

另有两位中国诗人的声名也传到了我们这里，他们活在我们纪元的八世纪：一个是杜甫，一个是李太白。正如法国的马莱伯一样，他们是本国诗律的头一批改革者，定下了若干规矩，至今仍为人遵守。

我们所说的这个国家，太平的日子过得太久，以致武人这一行不被人看重。直到不久以前，那些「武士」所要做的，不过是弹压地方上的乱子，或是挨某个受了气的外国人一顿好打。

亚洲军队的孱弱与编制之坏，是众所周知的，每一次同欧洲军队接触都重新证明一回。中国军队的一无用处，在新近同日本的那一场战争里暴露得最是彻底：日本在各方面都远远走在对手前头。除非由欧洲军官操练上至少半个世纪，中国的兵是无论如何叫白种军队感到可怕的。朝鲜、安南、北圻、暹罗的人也是一样。自然有人要说：可是你看日本人，他们也属于被人看不起的黄种，不是照样组织得起一场战役么？不是满身尚武的锐气、深通兵略么？不是还以富于想象的艺术家著称么？白种人到底强在哪里？对这一连串的责问，我们的回答是：日本人同亚洲大陆上的黄种人属于同一人种，这个假定本身还有待证明。菊花与日出之国的儿女愤然驳斥这个说法，而坎普弗、戈洛夫宁、克拉普罗特、西博尔德这几位人种学的权威，也同样不予承认。何况这世上万事都是相对的：日本军队拿着精良的武器，能够打败装备窳劣的中国军队，并不就等于说，换了欧洲的军队他们也照样打得赢。能不能，还有待证明。

在深入内地、考察今日居民的实际风俗之前，不妨先回头望一望中国初成为一个民族的远古时代。天朝人的传说里保存了那些早年的许多有趣细节。我们从中得知：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居民，同欧洲许多民族一样，住在林中或洞里，拿打猎所获野兽的皮做衣服，拿它们的肉做食物。

文明的最初努力，似乎发生在这广大国土的西北，在黄河岸边扎营的部落中间。这些部落的首领渐渐养成了正式婚配、同家人过家居日子的习惯。为了护住妻儿，他们盖起草屋；他们发现了取火之法，又借火造出农具和兵器。他们知道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充饥、哪些足以害命；他们定下四季各自起始的确切日子；发明了好几种写字的法子，末了采用了至今沿用的那一种；他们还学会了纺织丝与棉——照新近去世的斯特拉斯堡汉学家勒布卢瓦的说法，这本事是看蜘蛛结网学来的。

直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一直分成许多小邦，弱的向强的纳贡，强的各自独立。那位太有名的秦始皇帝——公元前二百年下令把天下的书付之一炬的就是他——把这些小国并成一个，中国之所谓帝国，从他那时才真正开始。也正是在这时候，「秦」这个名字——本是这位纵火者所辖那一方土地的名称——加到了整个国家头上，西方人口中「中国」一词，便由此辗转而来。

最要紧的史料，是称作《书经》的那一部书，约成于公元前五百年，出自孔子之手。这部宝贵的书已由宋君荣与毕欧译成法文，它的身世极富传奇色彩。人们本以为它的抄本已被秦始皇的差役烧得一部不剩；不料有一位年老的儒者伏生把全书背了下来，后来又在拆毁一所旧宅时，从墙壁里搜出一部刻在竹片上的藏本。

这部圣书实在是一宗文学瑰宝，如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里面还收着更古的著作的片段，所以要考中国的上古史，再没有比它更好的向导了。

书的开头讲到一位名叫尧的首领；按中国官修的纪年，他活在基督纪元前两千三百五十年上下。倘若这幅画像不曾经过美化，尧必定是个完人。他住在今日称为陕西的地方，像一道大光一样，把四邻的蛮族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他头一桩用心的事，是教他们敬奉上帝，也就是天，那至高的神。他又派了几个人观测天体的运行——或者不如说，把他以前已经开始的星象之学继续下去——并不是出于对天文学本身的好奇，而是要叫种田的人知道各样农活该在什么时令做。据《书经》说，那时候中国已把一年分为三百六十六日，又把这些日子分成界限极严的四段，各以下面所列的时候为始：

其一，昼夜等长之日，标志春季之半，即今日欧洲所谓的春分。

其二，白昼最长之日，标志夏季之半，今称夏至。

其三，昼夜等长之日，标志秋季之半。

其四，白昼最短之日，标志冬季之半，今称冬至。

尧求一个能帮他治理百姓的人，最先有人举荐他自己的儿子，却被他否了，做父亲的说：「他不够正直，而且好争辩。」另一个人选也被打发走了，因为他为无谓的事说许多无谓的话，又假作谦卑，其实骄傲得没有边。后来有人举出一个叫舜的，出身虽微，却以德行著称。他的父亲是个瞎子，母亲凶恶，待他极其残酷，弟弟又骄纵自大；然而舜始终尽着做儿子的本分，甚至不知不觉地把家里人的过失一一矫正过来，使他们免于铸成大错。在中国，孝是一切德行中最受推崇的，天朝人把它看作一切正义与仁爱之举的源头；而舜，便被举为古往今来践行孝道的头一个大榜样。

于是舜被选中，而他也不曾辜负尧对他的正直与才干所寄的期望。圣书称赞他施政之公；尧崩之后，他继了位——可见在那样遥远的年代，中国已经觉得世袭之法是危险的。他即位之初，先向至高的神献祭，又照当时所尊崇的礼数，祭了山川、花木与诸神。他极力要使人人都得到公道。那时候显然已经有学校，因为他下令：责罚不听教的学生，只许用竹板。舜主张，非出于恶意的过失应当赦免，而怙恶不悛的人、仗势欺人的人则要重罚；不过他也切望属下的法官能在执法之中存一分仁慈。

朝中的大臣都有一个带着牧人意味的名号，一概叫作「牧」，正合我们所说的牧羊人。舜授他们官职的时候，总对他们说：「远方来的人要待之以仁，近处的人要教诲，有才的人要看重、要鼓励，有德行、肯周济人的要信任、要倚靠，至于行止败坏的，一概不要同他往来。」他有时也对他们说：「我若做错了，你们要当面说出来；当我的面称赞我，背了我又说另一套，那就是你们的不是了。」

《书经》又告诉我们，舜派了一位精通音乐的人去教国中贵人的子弟，并对他说：「要使你的学生诚恳而有礼，肯体谅别人，肯帮忙，而且沉得住气；教他们刚而不虐；要养成他们的识见，却当心别让他们自负。」他又设了一位言官，主持那些有人发言的公众集会，对他说：「我极厌恶那些言辞煽动的人；他们的一通议论播下不和，把行善的人所做的事败坏了许多；他们所激起的骚动与恐惧，往往酿成祸乱。」

时至今日，把这样一条训示贴在每一处集会的场所，岂不很好么？

舜每三年考察一次治下官员的政绩，做得好的奖赏，做得坏的责罚。他手下一位大臣对他有一段颂词，能当得起这样称许的君主实在不多：「他的德行，」那位评论者说，「不曾被过失玷污。他照看百姓极有节度，施政之间，胸襟的宏大自然可见。他若要罚，罚不及子孙；他若要赏，恩泽却及于受赏者的后人。无心之失，他一概宽赦，不问大小；有心之过，纵然看来极小，他也要罚。案情有疑的，量刑从轻；若是论功，赏赐从厚。他宁可冒让罪人漏网的险，也不肯错杀一个无辜的人。」这位大臣又这样给有福之人下界说：「能把谨慎同宽容合在一处，把果决同正直合在一处，把庄重同坦率、把谦逊同大才、把有恒同随和、把公正精确同温和、把节制同识见、把志气高远同肯受教、把权力同公平——凡此种种都能合在一处的，才叫有福。」

黄河发源于西藏，奔流约三千英里注入直隶湾；自亘古以来，它所经过的地方就不断遭它酿成的惨祸。舜因此召来一位有本事的工师，名叫禹，叫他主持开渠筑堤，以除此患。就在这一任命之前，刚发过一场格外惨烈的大水；圣书里录着禹自述治绩的一段话，措辞实在算不得谦逊。他说：「大水滔天的时候，水漫过山，淹没了丘陵，可怜的百姓都陷在水里。于是我乘着四样载具——车、船、橇与山屐——循着山走，把林木砍出道来。我积下粮米和肉食，给百姓吃。我给江河开出河道，逼它们流向大海。在内地，我掘渠把各条河连通起来。我把种子播进土里，靠着力气，从地里挣出可以养活人的东西来。」

这些浩大工程的记忆，至今刻在中国人心里，他们想起禹来，仍旧感念不尽。然而黄河终究还是帝国的一大威胁：一七八九年、一八一九年，它两度决口，毁坏财产甚多，沿河的百姓死者不可胜数。就在十二年前，这条任性的河——受害的人有理由叫它「中国之忧」——在内陆的陕西省长安附近冲决了南岸的堤，一股脑儿漫过人烟极稠的河南全境，淹死的无助百姓以百万计，几百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总之，这条无常的河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来，是中国地理上将来的大问题之一。它在动荡的经历里已经改道不下九次；又因水流太急，于行船也没有多大用处。禹若能预见他所夸耀的那些伟业终归毁灭，对自己的功绩，大约就不会看得那样高了。

无论如何，同时代的人都极佩服他的才干，伟大的舜更是赏识他的德与能，所以在自己还在位的时候便选他做继承人。据说皇帝同臣下就传位一事有过一番对话，很是奇特有趣：

「来罢，」舜对禹说，「我在位已经三十三年了；年纪老了，病痛又多，不能再用心于国事。我愿你代我为君。你要尽力，好好担起这副担子。」

「我的德行不够，治不好国，」禹答道，「百姓不会听我的。」

他接着举荐了别人。

舜却这样坚持道：

「当大水最叫人害怕的时候，你竭尽心力，行事端正；你立下极大的功劳，你的才干与智慧显于全国。你同家人过着极朴素的日子，又为国家效了大力，却并不因此就以为可以不再做事——这不是寻常的德行。你不骄傲；国中论品性，没有人在你之上。别人不曾做出这样的大事，而你并不把自己的所为看得很重。国中论功劳，也没有人比得上你。」

于是禹做了天下之主，后世把他的名字同尧、舜连在一起。圣书里保存了他许多话，我把其中最美的抄在这里：

「顺着道理走的人有福，违背道理的人不幸。德是善政的根基；为政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让所治的百姓得着一切活命与保身所必需的东西。其次是使百姓有德，教他们把各样东西用得其所；最后是护住他们，使他们的健康与性命不受损害。懂得人的君主，除了明智的人，不会派谁去做官；他心地宽厚、乐于施予，自然得人的爱戴。」

禹死之后，百姓的首领们可惜没有把那个好规矩接续下去——就是在自己中间挑最贤最著的人继位。世袭之法被确立起来，从此中国也同别处一样，一朝接着一朝，或长或短，全看百姓满意不满意。不过在世袭之法的通常解释上，倒有一条有益的例外：在位的皇帝可以在诸子之中挑他认为最聪明的一个做继承人；而中国的君主通常至少有五十个儿子，女儿还不算在内，所以挑选起来毫无难处。

二珠江与广州

溯珠江而上、同船的旅客与他们的服色、一口残钟、河岸上的农妇、我被一个大笑的悍妇抱走、抵达广州、中国与锡兰及非洲诸地早年的通商、嫘祖教民养蚕、南京条约与天津条约、炮轰广州、一名法国水手被杀与可怕的报复、我同沃谢先生游广州、北帝与天后的赛会、广州的大观、一位皇帝烹茶的方子、中国如何种茶、花地的园圃、一个孝子、屠戮太平军的地方、五百罗汉堂、一个年轻工师的自尽、他的魂魄化蛇而归

香港每天都有造得结实、坐着舒服的轮船开往广州。一个晴好的春日早晨，海风清新，那种风最能叫久居热带、身子发懒的人重新有了精神；我便搭上其中一条船。船上的客人里，我没有看见一张白人的面孔，因为欧洲的商务已全数迁到香港——当年欧洲承造商在广州城外建起的那些漂亮商馆，被天朝人一把火烧了，洋商便被赶出了广州。

同船的旅客都是中国人，穿着宽大的蓝布衣，厚底鞋，戴一顶小帽，帽下垂着一条长辫拖到脚跟，许多还是假发接的。驾船的是一班美国水手，他们一面行船，一面留神看着这些客人；因为这些人看上去虽然和气，可是先前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事：本来与人无害的旅客忽然变成胆大的海盗，抢了船、烧了船，便往最近的岸上逃去，躲过了被抢者的追究。

在驶进广州城所依的那条大江——珠江——之前，我们经过一座炮台的废墟，那是荷兰人称雄时代留下的。过了炮台，两岸尽是青青的稻田，中间这里那里隆起些小丘，丘上孤零零地矗着几层高的宝塔。有一座塔的第五层上，我看见一口钟的残片衬在天光里，那钟有一半是被法国炮弹打掉的。当年中国人派在这座塔上瞭望敌军动静，那颗炮弹击中这一大块能发声的青铜、把它打得粉碎的时候，他们的惊骇一定非同小可。这场祸事在他们看来，必是一个意味阴森而又极有教益的警告。

江水浩浩荡荡地奔向它最后的归宿——大海，可是到近河口处反而收窄了，水色转黄，像尼罗河涨水时那样。不用望远镜，我也看得清好几处寒伧的村落，屋顶是暗红的，住的多半是渔人和他们的家小。呵，中国这些水上大道两旁的景致，比起塞纳河、罗讷河、比起可爱的吉伦特河来，何等地不同！便是我新近才离开的尼罗河，我也比这所谓的「东方之珠」喜欢得多；因为埃及农夫那些难看的黑泥屋虽然丑，河边的风景里究竟有一点美。我爱那袅娜的椰枣树，远胜过那自觉其直的竹子；我也宁取身材纤秀柔韧的埃及女子，不取中国那些笨重粗壮的农妇——我在珠江岸上所见的就是这样：她们拖着沉重的担子大步走着，那副样子叫我疑心她们究竟是男是女，何况脸又被大草帽遮住了。我们的轮船明轮再转几圈，便在广州对面停了下来。转眼间，一个正像我方才毫不欣赏地打量过的那种悍妇上了甲板，一把将我抱在她那双有力的臂弯里，仿佛我是个娇嫩的婴儿，一下子就把我放进她自己的小船底上，看着我的窘态哈哈大笑。到这时我对她的性别再无疑问了：她把桨用力划了几下，将船靠了岸，又照先前那种慈母般的小心，把我送上河南小岛的码头——那里正有人等着我。

广州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只有一件：它是中国第一个同外国人往来的城。我们知道这种往来始于公元六一八年，至于外人从何处来，就不那么确凿了。其中有些或许来自锡兰，另有些则无疑来自非洲大陆——证据是他们带进城来的货物：象牙、犀角、珊瑚、珍珠、红木和药材，换回去的是金属，也就是铜、锡、金，还有丝——尤其是丝，因为早在基督纪元前二十七世纪，天朝帝国就已经在织丝了。教百姓养蚕、缫丝织绸的，是黄帝的妻子嫘祖。蚕桑给中国带来了那样大的财富，嫘祖因此被抬到造福之神的地位，受人奉祀，称为「蚕桑之神」。

一一二七年颁下一道诏令，禁止金属出口，规定此后一切交易只许用钱。中国的史册上记着，很久以后有一条法国船驶进珠江，来势汹汹地开了炮，于是同外国人的往来就此中断。

然而一四二五年，葡萄牙遣使前来，外国人重又获准进入广州；过了一百年，荷兰人也在城中立住了脚。

荷兰人后来又被英国人挤掉。自十八世纪之初直到一八三四年，英国人差不多独揽了这里的贸易。从那时起他们的好景开始衰落，争端一桩接着一桩，到一八三九年，英中两国终于公开开战。一八四一年香港割给了英国，一八四二年又签下南京条约，向英国商人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岸。后来中国人态度傲慢，英国人政策游移，新的龃龉又起，终于酿成一八五六年的战争；直接的由头，是中国人扣了一条「罗槎」——那是一种西式船身、中式帆装的小船，当时挂着英国旗。一番激战之后，和局又算勉强凑合起来；可是广州城外的商馆已被乱民尽数毁去，这座城的繁荣从此再没有完全恢复。直到一八六〇年订立北京条约、追认天津条约，英中之间才算有了几分融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此后又一再被搅乱。

在英法联合舰队炮轰广州以前，凡在这座不好客的城墙之内被拿住的外国人，当场就要砍头。新近的事情还都记在我心里，所以当河南岛上那家同名瑞士商行的代表沃谢先生提议同我一道坐轿子穿过广州街市时，我自然迟疑了。我不好意思提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便问：这样会不会把他也置于险境。「不会，」他答道，「贵国同胞已经替所有外国人赢得了这里百姓长久的敬畏；你回国以后尽可以夸口，说你游遍了这座大城，身边除了我并无别的护卫。」

沃谢先生接着对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联合舰队占了广州之后，司令官每天早晨派一队人上岸，替军官们的餐桌采买新鲜果子；几乎没有哪一天点名时不少一个英国人。哪个水手一时好奇，糊涂到离开同伴片刻，立刻就被中国兵围住，当街杀死。英国舰队的提督几次三番威吓，说官府若不惩办凶手，便要血洗报复，全不见效。同样的事仍旧一件接一件。后来有一天，一条法国兵船上的五六个水手上岸，走进广州城。他们拐进一条街的时候，发觉少了一个人；不多时便找到了他的尸首，躺在地上，头已不在。法国人得知这桩凶案，舰队的副司令便召集五十名志愿者，配上手枪和斧头，带他们登岸，开进广州。到了出事的那条街，一部分人被派去守住街口，其余的闯进各家屋里，凡遇见的中国人一概杀掉；只剩一个例外：那人身上已中了六弹，却仍旧从容地沿街心走着，脚步不曾加快，枪声再起时连头也不朝左右转一下。带队的军官末了追上去，在他肩上重重打了一下。这位无畏的天朝人只把苍白的脸转向打他的人，望着他，脸上没有一丝笑。落在敌人手里，他连抖也不抖一下。军官被他的胆气打动，饶了他的命，交给两个水手，吩咐不许伤他。

「经过这一场血腥的惩罚——香港和上海的英文报纸对此大加抨击——此后欧洲人无论哪一国的，或独行或结伴，在广州街上走动都不再受人侵扰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便急着要去看看这座城。自从联合舰队撤走，欧洲人极少进城。我留心观察居民脸上是否有那种对白人世代相传的仇恨的苗头——炮轰这座城，以及为法国水手之死而施的惩罚，想必把这仇恨大大地加深了；虽说那惩罚虽然可怕，却算不得过分。不过我得补上一句：当我同沃谢先生各坐一乘轿子，由苦力抬着飞快地穿过拥挤的街道时，我们在所遇之人平静的面孔上，并没有看出敌意。人们纷纷让到一旁让我们过去，显出的与其说是侮慢的漠然，不如说是善意的好奇。中国的小孩子生着圆圆的头、浓浓的眉，在内地是极其放肆无礼的，在这里却一声不响。只有几个老婆婆拖着变了形的小脚踉跄而行，不时停下那艰难的步子，靠在人家墙上，带着几分讥诮——却不能说是敌意——地看我们。我们的行程只被拦住过一次：在一条窄街上遇见一位武职的大官，随行的有十来个军士，肩上扛着戟。那位大官站住了，我们便顺顺当当过去，回了他一个军礼，答谢他的礼让。

我承认，这一番意想不到的客气使我心情大好；这件事以后，我便毫无保留地享受起初游中国城市的乐趣来。

凑巧得很，我到的时候，正碰上居民在办两场最大的赛会。头一场是奉祀美丽的北帝——北方的神明——最可观的不过是那涌向庙里的人山人海：里头有和尚，有尼姑，有腆着肚子的官老爷，有一面赶活一面吆喝的厨子和剃头匠，有面目脂粉气的雅士，还有一群少女——难得能从轿子里出来，用那双可怜的残足在庙里的石板上踉跄地走上几分钟，个个欢天喜地。

等到托着北帝神龛的金座被众人抛上去的花完全掩没了，善男信女便一齐涌去看戏——礼拜之后总是要演戏的。直闹到半夜，人才各自回家；第二天又聚在一处，看一队盛大的行列穿城而过，中间用极隆重的仪仗抬着那尊受人敬奉的神像。许多少年男女，有骑马的，有坐轿的，穿着天朝开国之初那些英雄美人的装束。华美的丝绸旗幡也极多，上面绣着各样纹样，或是用金字写的题词；而扛大锣的更是不计其数，有几面锣的周围大得惊人，非两个壮苦力才抬得动。

凡亚洲人都爱震耳欲聋的声响；当这许多大铜盘的喧闹汇成雷鸣一般不断的轰响时，中国人那份快活可想而知。

我所见的第二场赛会，是在河南一带办的，奉祀天后——上天的女王，水手们的护佑者。广州这座人烟稠密的城里，所有的船主、所有的引水、所有的帆船与舢板的船老大、所有的渔人、船夫船妇——总之，凡是同船只水路有一丁点干系的活人，都聚在女神的庙前。她的神像也被花掩住了；同北帝的赛会一样，天后庙一关门，戏台就开锣。戏台搭在离庙约百来码的地方，虔诚的人只消转个身，就从神圣之处直接走进了世俗之地。

一出大场面的戏，叫作《海与地的婚礼》，一连演了十二个晚上；情节却只有一样：那对订了亲的男女各自把手中的万般珍宝拿给对方看。

「地」先来，摆出老虎、狮子、大象、鸵鸟等等——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祖先挪亚带进方舟去的那些大牲口。「海」不甘示弱，跟着也把他的海豚、海龟、他吞没过的船只、他的珊瑚，以及他那水底花园里各样最奇妙的花木，一大丛一大丛地陈列出来。可是这一切奇观，都不过是最后那一场大惊喜的引子：一条巨大的鲸鱼摇摇摆摆地出来了，一面翻腾，一面朝满台喷出大股的水。看客们那份狂喜简直没法形容，个个像疯了似的喊：「好！好哇！」——就是「妙极了」「好极了」的意思；那时候我同沃谢先生若不跟着拍手，只怕要挨石头。

广州所依的这条美丽的江，一连好些天都是一派如画的景象。我的读者中若有爱看奇观、爱看热闹、又不怕吵闹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乐事，能胜过在这位水上行旅的护佑之神的赛会上，哪怕只看一眼这「东方之珠」：水面上挤满了张灯结彩的帆船，灯火通明的花艇，还有些小船临时改扮成小小的庙宇，像威尼斯的轻舟一样，神秘地在水上滑行。我听说逢到这样的日子，常有天朝的绝色少女在这些一日之庙里受人供奉，所用的礼数同我们在女神庙前所见的公开仪式却大不相同。

广州由无数狭窄的街巷组成，每一家门面上都装点着彩色的招牌，使那些门脸显得格外别致可喜，尤其到了傍晚，红底黑底的漆牌上那些描金的字被落日一照，最是好看。正如中古时候欧洲的城市，也正如今日东方各处的惯例，城里每一区都有自己专做的一行，入夜便用竹栅关起来。在我看来，鞋匠一区人最稠密：成群的工匠光着上身，起劲地做活，一面像喜鹊似的叽叽喳喳。紧挨着鞋匠住的是做棺材的，比邻居还要吵嚷，做起活来一样地高兴。另有一区是好古玩的人的乐土，专做瓷器、铜器、景泰蓝，还有漆得极美或雕得极细的乌木盒、象牙盒之类，以及素的花的绸缎等等，这些货都运到香港，再转船运往欧洲、美洲。

这些东西自然不必远涉重洋到中国才买得到；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和赛努奇博物馆里就看得见，伦敦、纽约的各家东方铺子里也有。中国人有钱的很多，他们买来的或是祖上传下的艺术珍品，都留着自用，留给子孙。

不过，尽管在家门口也看得到中国的古玩，若错过了在铺子里翻检的乐趣，终究可惜。你进哪一家，店主总以表面上的热诚接待你，同时又带着几分戒备的客气；你翻看货物的时候，人家会仔细盯着你。每一位商人都乐于奉客一杯茶；你若接了，又显出懂得这茶的好处，便赢得了主人极大的好感——因为在天朝人看来，茶是神圣的草木。事实上，茶汤解渴胜过一切别的饮料，不但在盛夏的暑气里如此，便是在喜马拉雅的高处、在戈壁的大漠上，行人受着北风如冰的吹刮，也是如此。这大帝国自东至西、自北至南，处处都有好客的茶馆；这地方也许不像日本的茶屋那样惹人入胜，可是在它的檐下，行人总能喝到那提神的饮料，重新添上一程路的力气。中国的诗人，没有一个不曾歌咏过这宝贵的树。便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也写过烹茶的诗诀，说到它于人心的好处；下面用平淡的散文转述出来：

「取一只三足的铫子，色泽形制都见得久经使用，安在不紧不慢的火上；注满融雪的净水，烧到鱼白蟹红的火候，随即倾进盛着上等细茶嫩叶的盏中；让它慢慢地沤着，起初腾起的浓浓水汽渐渐结成厚云，云又渐渐散去，末了水面上只剩一层轻雾；这时候慢慢啜那美妙的汤汁，一切扰你心的忧烦，便都消散干净。由这样烹出的水所得的那一段安恬之乐，你尝得到，也觉得到，却断断描摹不出。然而此刻已听见更鼓；夜凉渐重；月光从帐幕的缝隙里透进来，照亮帐中那几件陈设。朕无忧无倦，脾胃调畅，可以放心安寝了。这几句拙句，是朕竭尽一己菲薄之力，作于在位丙寅之年十月之春。

乾隆　题」

茶树是一种极不费照料的灌木。含硅的土最宜于它，在这样的土里它长得最好。九月十月间大量下种，等苗长到九英寸上下，便移栽开来，彼此相距约二十英寸。叶子长足了就采下，仔细洗净上面沾的泥土，再摊在日头底下晒；晒的日子要挑一年里最热的一天。到了晚上，把晒干的叶子极小心地收起来，装进箱里，用铅皮隔绝空气。这样装好的茶，每年有千万箱运往世界各地；不消说，中国人把最好的叶子留着自己喝。绿茶——他们自己叫作白茶——采下就直接装箱，不经烘焙，也不作别的处理；红茶则是把叶子放在火盆上用慢火焙，经手的人不住地用手翻动，免得它们粘成一团，或是干得太快。从火盆上取下来，再放进筛子里继续揉搓，始终极其小心细致。最后还要再上一次火盆，好叫它染上许多饮者所看重的那种褐色。正是在这最后一道工序上，经手人的本事受着最严的考验：茶焙过了头便全无滋味，焙得不够又会发苦发燥。

有一回——如今我已记不得是在谁家了——我做一位官员的客人，竟蠢到说出这样的话：我曾在一位牧师家里喝过一杯极好的茶，里头掺了朗姆酒，又加糖调甜。

「加糖！还加朗姆酒！」主人大骇，嚷道，「那我们可得当心，别把最好的茶拿出来待你了——你准是尝不出好歹的。」

我在广州住了八天；要看遍这座如今已乏善可陈的城里一切值得看的东西，这些日子绰绰有余。我看了城门外一望无际的稻田；我去看了法国租界——那里没有一个法国居民，只是街名还留着，如火箭街、多尔多涅街、夏朗德街，叫人想起当年那些勇敢的水手所驾的船，他们曾在这远方的中国城里短短驻过一时。凡到广州的人都该看的一处奇景，是所谓花地的园圃：那里每一株树都剪成某种离奇的走兽；园中还有成群的猪乱窜，模样比那些由面色苍白、身穿黄衣的小和尚侍弄的花木还要古怪。

广州的坟地极大，每年五月，虔诚的天朝人都穿着白衣涌到那里，把米饭、果子、鲜花供在亡人的墓前。这些祭品本可以好好放上许久，无奈献祭的时节正是春天，附近高高的竹林里无数鸟儿都在做窝，于是它们便把这些米和果子看作专为自己预备的了。

中国人最触目的特性之一，是对父母深切的孝爱；这孝爱并不只在亲人死后才显出来。《京报》上登过一件极动人的事，是山东巡抚报给这天朝帝国的官报的，一时轰动，竟传到皇帝耳中。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中国人叫李显如，父亲死在肥城，他立刻把继承来的一块地卖掉，替这位敬爱而哀悼的父亲办一场隆重的丧事。丧期未满，办丧事的那座城里闹起大饥荒，粮食奇缺，价钱奇贵，李显如养不起年迈的母亲，便决意背着她走到另一个土地不那么瘠薄的省份去。他果然这样做了，一路乞讨，全靠人家的施舍养活自己和背上这份神圣的负担。

这位模范的儿子背着母亲，居然走了四百法里那样惊人的路程，末了到了河南，母子二人就在那里住下。过了一年，可怜的母亲病了；李显如怕她死在异乡——中国人最怕这个——便决意照当初背她出来的样子，再把她背回故土去；于是又起身上路，仍旧沿途乞讨。两人终于回到肥城，可是刚进家门，老母亲就咽了气。这位心碎的儿子在母亲坟上守了多少夜，无从说起；我们只知道，靠着他的一片孝心，父亲的遗骨也得以安葬在母亲身旁。母亲死后几天，这孤儿悲痛得竟至泣血。他如今六十岁了，仍旧为父母守着哀，每逢五月祭亡人的时节，总要挣扎着走到坟地去，照规矩在墓上供一碗热腾腾、白生生的米饭。

法兰西学院有孟蒂翁奖，专赏那些不图回报的善行；中国若也有这样的奖，这位不为自己打算的儿子必定得着一份。

我同沃谢先生去看了广州城外的江岸，那里正是一八六五年洪秀全败亡之后屠戮十万太平军的地方。凶狠的叶名琛把他们统统斩于珠江边上，人头都落进浑浊的水里。当时在广州商馆做事的一个荷兰人对我说，他亲眼从窗口看了那可怕的场面，最叫他吃惊的，是受刑者面对死亡时那种异乎寻常的镇定。他们一动不动，低着头跪在江岸边上，等那致命的一刀。「我本想，」那荷兰人又说，「送几包纸烟给这些可怜人，让他们最后一刻快活些；可我非倾家荡产不可，因为他们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

太平军之乱的悲惨经过——起初何等地得手，末了又如何在戈登手里被剿平——是众所周知的。在两次征讨太平军的战役里，这位后来的喀土穆英雄打了不下三十三仗，围下并攻取了许多有城墙的城池，把这个广大的天朝帝国的整部历史都改变了。当初这场变乱一度大有成功之望；倘若真的成了，那位有见识的首领洪秀全或许能开创一个新朝，至少能把这个昔日广袤的东方帝国被瓜分的命运，长久地挡上一挡。

我最后去看的是所谓五百罗汉堂，里头有五百尊模样离奇的镀金塑像，比真人还高，腰身粗得出奇。可是我们不该取笑它们，因为每一尊都代表一位在艺术、学术或哲理上留下过名字的天朝人。这样的庙在法国要叫作先贤祠；它实际上也正是先贤祠——一个专为纪念往昔伟人而辟的地方。

五百罗汉堂里养着一条美丽的小水蛇，一位相貌可敬的老和尚极其虔敬地照料它，拿青蛙和斑蝥喂它。我想弄明白他何以这样看重这条蛇，便听到了下面这个故事：

广州这座大城所依的那条江常常泛滥，大水成灾，把稻田毁坏得很厉害。从前有一位年轻的工师奉命筑堤，想必活儿做得不好，堤成才一年，江水又冲决了；这位工师绝望之下，投身于他没能制住的那片水里死了。他死后江水又泛滥过一回，退去时淤泥被抛在岸上，泥里发现了一条小蛇。总督下令把这条小蛇送到五百罗汉堂去，奇迹当即出现：它一进庙门，水便退了。人人都说这是小蛇感念人家待它的好意，于是总督为此事写了一道长长的奏折进呈皇帝，《京报》立刻把它登了出来。奏折里还附了一番解释，说这条小蛇其实就是那位自尽的工师。这原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那不幸的青年一死，自然就位列江神；他既有了这份法力，便急着要弥补生前在人世所犯的过失，于是对这条江的水施行善意的照拂。

自从小蛇进庙时显了那一番灵异，百姓便宣称它是水之神，从此敬它、爱它！

三牌坊、上谕与老子

陈季同将军和他论中国的书、中国的牌坊、中国人乐于褒扬的是哪些人、一位中国的女中豪杰、长生之杯的配料、墓道上的巨像与怪兽、褒扬曾国藩的上谕、公元前十八世纪的一道诏书、皇帝把百姓的罪担在自己身上、中国人何以于信仰一事漠然、老子其人、他的早年、他的书《道德经》、他论天地的由来、他的教义与基督教的相通处、《道德经》摘句

陈季同将军在法国住了很久，还娶了一位法国太太——虽说传言他在中国早已有妻——他写过一部很有趣的书，叫《中国人自画像》，只是远说不上详尽。他在书里没有提到本国敬奉伟人与某些禽兽的风气，也没有讲到那里怎样褒奖德行与勇义之举。

现在我且来替这位博学的将军补上一些。中国同欧洲各大城一样，凡有一技之长而出众的人都立像；此外，凡有过义烈之行的人——无论是在家门之内，还是在众人之前——都要立一座牌楼作纪念。这种牌楼叫作牌坊，也就是旌表之门，通例开三道券洞，有的用极好的石头雕成，手艺很高，顶上覆着一层刷了漆的布篷，四角照中国的式样，好看地向上翘起。天朝帝国的碑坊分两类，一类极华丽，一类极简朴。

守节不再嫁的寡妇；守贞到死的处女；在学术、文章或哲理上有成就的人；凭着巧于作伪的本事，把同僚连同外国公使一齐骗过、因而博得大智之名的外交官；为国家奋勇作战的军人；战败之后自尽的女子；乐善好施、散财济人的富人；数代同居一宅的人家；能在祖宅里凑齐四代都健在康泰的老人——这些都要立牌坊旌表；此外，凡有一次战胜或连战皆捷，也要立坊纪念。

那些比较大、比较壮观的牌坊，正中刻着三个字，意思是信、顺、义。

中国的朝廷格外看重某些克制之行，譬如寡妇守节：她若守志到五十岁，而且独居至少二十年，便为她立一座坊。我还得补上一句：凡为忠于亡夫的妇人立坊，皇帝自己要捐出四十枚银元，约合八英镑；他还赐给每一位哀不自胜的寡妇一匹绸子；不但如此，他还写过一首咏孀居的诗。看了这些，谁还能说中国人不在意夫妇之间的忠贞呢？给寡妇立的牌坊比别的都要堂皇，上面刻的字是贞、洁二义。

自幼便定下亲事的一对男女，若因地方上有乱，或因同外国打仗，以致年过五十仍不能成婚，也照样受旌表。

刻着「节孝」二字的牌坊，可以用来彰显这样一位中国母亲：她生过一个孩子之后，立誓不再生育，好专心奉养贫苦的父母。少男少女若肯让人从自己的臂上或股上割下一块肉来——他们相信这块肉配上某些药物，能治父母的病——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荣誉。这种流血的牺牲，朝廷既许可又奖赏；而它的动机，正是那遍及天朝帝国、受人极度推崇的孝亲之爱。

有些三开间的牌坊上刻着字，意思是「乐善好施」。这一类坊，是为褒扬那些把孤儿当作亲生儿女养大的中国人，或是那些捐出巨款修桥铺路的富人。有仁心的雇主出钱雇穷人去收拾坟地里散落的白骨、妥为埋葬，也常常因此得着一座纪念他的牌坊。

天朝人中以行善著称、却并未捐出大笔银钱的，则赐给木匾，上面刻着天子——也就是皇帝——亲撰的劝善之语。这类匾额的用处，同希腊人的石碑相仿；在中国人家里、尤其在富贵官员家里，那称作宗祠的屋子中可以看见许多。它们实实在在是贵族的凭证，而且不像欧洲许多爵位那样靠恩幸与钻营得来，乃是凭匾主人切切实实的善行挣来的。

兄弟三人都过了八十岁而身子仍旧康健，可以立坊把这件事公布出来；夫妇活到一百岁的也一样。

在直隶省的厦门，有两座带券洞的牌坊，是纪念那些中国妇女的：她们一听见英国兵士和水手进城的喊声，便投了自家的井。

这种绝望之举的缘由是：中国人自己攻进一处地方做了胜利者，从不留情——男人一概勒死，女人则成了俘获者的奴婢。广州城正中有一座庙，规模与华美都非同一般，是为纪念一位中国的贵妇人而建的：一八五七年十二月英法两国攻下广州时，她自尽了。这位女中豪杰是广州主要地方官之一、番禺县令的夫人；她听说盟军已占了城北，便穿上自己最华美的衣裳，把所有仆婢召来，一一给了临别的赏赐，然后饮下和尚们所谓的「长生之杯」自尽。那是一种极烈的毒药，配料里有鸦片，还有孔雀的粪。这种猛毒常被拿去进奉皇帝，名义上是要使他长生，实则是要除掉他。

褒扬亡故的显达之人，还有另一种办法。文武官员的子孙，有权在父母墓前列起巨像的神道，那些像或作巨人，或作怪兽。神道的长短、石像的大小，都按所旌表者的品级由律例定下。这些古怪的纪念物由官家出钱，除非所需的银两已由众人自愿凑齐。

凡有名的将帅或大臣故去，其人的刚毅曾使御座更加稳固的，皇帝总是急着把自己为国失栋梁而生的哀痛、以及对亡者功劳的感念公之于众。下面就是这类上谕的一个样本，这样的上谕是常有的：

上谕

「已故之曾国藩，学问淹博，才具兼长，识见深远，品行无瑕，操守清廉。他出学时得了进士的头衔；道光皇帝赏识他的才能，擢升他为卿贰。

「咸丰年间，他奉命在湖南募兵成军；在同太平军的历次战事中屡获全胜，得了皇帝的褒奖和举国的感戴。就在那时候，先帝任他为两江总督，并命他统率全国的兵马。到了朕这一朝，又命他为首辅大学士。他于朕，如同第二个朕自己；他是朕的性命，朕的心，朕的脊梁。朕因此赐他世袭伯爵之位，又准他戴双眼花翎。朕本指望他长久活着，好让朕一再加恩于他；所以他去世的消息，使朕满心哀痛惊惶。朕命照旧例，拨银三千两治丧（原注：一两约合五先令）。又命驻南京的满洲驻防将军穆腾阿，往他墓上奠酒一坛。另立刻他名字的石碑两方，一方立于南京的昭忠祠，一方立于北京的贤良祠。

「朕命为曾国藩作传，交国史馆收存，使这样美好的一生留在国史之中。他的儿子承袭伯爵之位，朕免他陛见之礼。

「朕命江苏副将何璟，做故臣子孙的师傅。朕还要赐他们一点恩赏，好叫他们知道朕的御座是怎样记着、怎样褒扬一位忠臣的。

钦此！」

对英雄、贤哲与善士的这番敬奉，根子在中国哲人所立的宗教道理上。中国古时哲人极多，这里只能讲一讲其中最有名的几位。

约在基督纪元前二十三世纪，中国人只奉一位至高的存在，起初用一个含混的名字叫作「天」，后来用一个更具人格意味的称号叫作「上帝」。

然而这种一神之信渐渐被星辰之神所取代，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祭司，祭司的职分是为治国之人出谋划策。这些祭司凭着研习天象而得势，日子一久，权柄大得出奇；可是这权柄有时同皇帝的意思相左，眼看就要盖过君权，皇帝末了便把这一整套神职尽行裁撤。这样干预百姓的精神导师，在欧洲必定激起狂热，酿成屠杀与宗教战争；在中国却什么事也没有出。因为在那里，殉道者的棕枝与冠冕从来不为人所艳羡，宗教的热忱也从不产生读欧洲史的人所熟知的那种可怕后果。天朝人对他们认定无可挽回的事，接受得那样平静，实在值得庆贺。

下面这一段很能见出公元前一七六〇年中国人所流行的宗教观念，出自当时在位的皇帝颁给臣民的一道诏书：

「上帝赋人以理性；人若听从理性的吩咐，他的神魂便永远存在；若不听从，便归于乌有。」

「夏的君主，」这道古老的诏书接着说，「把心里理性的光熄灭了，使天下各邦的百姓遭了千般的苦。百姓受压迫，再也忍不下这样的暴政，便把自己所受的不公诉给上下的神明。上天永恒的理，赐福给有德的人，降祸给邪恶败坏的人；上天之所以把种种灾殃降在夏身上，正是要叫他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因此之故，朕虽不才，仍觉得有责任遵从上天那明白而可畏的旨意。朕不敢让这样的大罪不受惩罚，却敢取一头黑色的公牛，作朕不得不献的牺牲。朕冒昧向皇天、向后土之神祷告……朕已把各人当治的邦国分派给各人。你们当心：不可服从不义的法度，不可采行不义的风俗。不可犯懒惰所致的过失，也不可沉溺于逸乐。遵守并服从明智公平的法度，就是遵从上天的命令……一切都在上帝心中受着筛拣。你们无论一人或众人所犯的罪，都只算在朕一身；朕若行了恶，你们却没有份。」

这一篇古拙的告谕里，隐隐含着一个极美的意思：皇帝要为百姓向神负责，百姓却不为皇帝负责。下面这段文字出自一篇悔罪的颂辞，据说是同一位皇帝在他治下那场使中国人口锐减的饥荒时所作的，里头也透着同样的意思。他觉得自己必定做了什么触怒上天的事，便剪去了长发和长指甲——那是天朝贵人格外看重的——又脱下御袍，裹上兽皮。这样打扮了，他独自走到一座山上，把自己的悲痛与悔恨倾吐出来，悔的是：

其一，不曾照分内之事去教化百姓。

其二，百姓离了本分，不曾把他们招回来。

其三，营造了华丽的宫室，又因不必要的兴建而耗费。

其四，妃嫔太多，且宠爱太过。

其五，太贪口腹之美。

其六，对近幸之臣与朝中某些大员的奉承，听得太轻易。

这位开明的君主，无论在告谕还是在悔罪之辞里，还显出另一件意味深长、值得注意的事：他同神之间，并不认为需要什么居间的人。直到今天仍是如此：皇帝与上帝之间没有祭司插在中间；那些终身钻研老子与孔子的道德教训的和尚，不过是些思想者，从不过问国政，也不干涉百姓的宗教教化。中国人于信仰一事之所以全然漠然，根子就在这里：他们信人有自主之意，行事也照此而行。

在我们纪元之前的第六、第七两个世纪里，中国帝国的情形几乎等于无政府。富人败坏，穷人陷在苦难里，处处以不公与欺压为常。皇帝们把性命消磨在后宫，全不想百姓的死活。这实在是该有改革者出世的时候了；头一个出世的便是伟大的老子，据说生于公元前六〇四年上下，比那位更伟大的孔夫子——欧洲人称作孔子的——早五十年。

老子开始宣讲他那套独特的道理时，天朝帝国腐坏到了极点，很像尼禄时代的罗马帝国：那时基督的门徒宣讲平等、鄙弃财富，力图把人的灵魂从异教世界那可怕的堕落与纵欲中救出来，教他们仰慕一种理想的、神圣的爱，仰慕基督教天国里非物质的喜乐。老子是那场大改革的开端，后来由孔子完成；他出仕之初，是周王的守藏史，那时的都城叫雒邑，离今日河南省的洛阳不远。他的本名据说叫李耳，只是「老子」——意思是老哲人——这个称呼把本名完全盖过去了。据说他掌管王室藏书的时候，读了许多印度哲人的著作，从中吸取了写进他自己那部不朽之作《道德经》里的道理。这书名的确切意思聚讼纷纭，通常译作「至理与德行之书」。倘若像很有可能的那样，「道」这个字同希腊文、拉丁文里表示「神」的那两个词原是一回事，那么《道德经》就该译作「神与理之书」。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的：此书的作者是一位真正的有神论者，被公认为道教的开创者；道教是天朝人同样尊崇的三教之一，另两教是儒教与佛教。

关于老子的记忆，聚起了许多传说；据说年轻的孔子曾不止一次见过这位老哲人。据传孔子在北京同这位前辈会过一面之后说：「今日我见了老子，只能把他比作一条龙：它乘云直上，我说不出是怎样上去的，就那样升到天上去了。」另一个传说是，这位中国的老哲人曾游历印度，在那里遇见了毕达哥拉斯——那位大数学家、相信灵魂轮回的人；不过即便如此，《道德经》里也看不出这位希腊人的影响，因为那书必定是作者离开中国之前写的。事实上，老子的生平真正可考的极少；不过从他书中下面这几段话，可以略窥他那独特的见解：

他说：「神兼有灵的与物的两面，所以他有两种存在。我们最初从前一种、也就是灵的一面流出，然后才进入后一种。我们在世上所当求的，是回到最初那灵的一面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戒绝世间的享乐，制伏自己的情欲，并且行无边的慈爱。」

正因为他宣讲这无边的慈爱，我们才有理由把老子的道理同原初的基督教相比。不过在举出这种相通之处的证据以前，先看一看这位老哲人怎样证明他那个论断——自然界一切有形之物都不过是从神流出的——也是很有意思的。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里说：

「有形之物，是由起初一片混沌的质料所成。

「天地未生之前，唯有深沉的寂静，无边的虚空，没有可以觉察的形相。

「它独自存在，无限，不变。（原注：老子称那至高者为『它』而不称『他』，并且暗示他所说的『道』或许在神之先就已存在。此系英译者所注。）

「它在无涯的空间中运行，而不经历任何变化。

「它可以看作宇宙之母。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把它叫作『道』，我的意思是至高而普遍的理。

「不得已要给它一个名，我便以它的属性称它，叫它大，叫它高。

「既认得它是大而高的，我便再说它是无所不包的。

「既认得它是无限的，我便称它为与我不同的……

「地由天所统。

「天由道、即普遍之理所统。

「普遍之理则以自己为法。」

这几段话不能不叫人对这位中国圣哲所倡的道理生出崇高的印象。它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福音的教训——而福音要在《道德经》作者死后六百年才宣讲出来。不过我下面从这部论至理之书的第四十九章里摘的一段，意味还要更耐人寻味：

「圣人的心不是不可转圜的。

「他的心同一切别人的心相通。

「有德的人，当按他的德去待他。

「无德的人，也当照他有德一样去待他。智慧与德行就在这里。」

第十六章里又说：

「公正而于众人无偏，便有了神的属性。

「有了神的属性，便有了神的本性。

「有了神的本性，便能与道、即那至高而普遍的理合一。

「与至高之理合一，便得着永生。

「纵然身体被杀，也不必怕归于乌有。」

老子论灵魂不灭，大略如此；再看他用怎样动人的话，表达他对不幸与困苦之人的悲悯：

「百姓若受饥饿之苦，那是因为担在他们身上的赋税太重。

「这就是他们困苦的缘由……

「百姓若难于治理，那是因为压在他们身上的劳役太苦……

「这就是他们不肯服从的缘由。

「百姓若把死看得很轻，那是因为他们觉得糊口太难。

「所以他们死时并没有多少留恋。」

四孔子

老子与孔子相较、麒麟现于孔子之父的庭中、这位哲人的早年、他母亲的死与丧事、他论丧礼、他谒见鲁君并论人之性、孔子主张少年习武艺、他爱音乐、他总括妇人的本分、他描述寡妇的生活、他列出择婿当避的几等人、出妻的七条正当理由、不许出妻的三种情形、传教士郭实腊论孔子的妇女观、这位哲人遇见一个将要自尽的人、他把那人从绝望里救出、他失去了自己的十三个门徒

老子的影响若一直延续下去，中国大概渐渐会遍地是寺院，里头无数和尚终身从事于一无所出的冥想，于国家毫无裨益。所幸这位老哲人之后，来了更务实的孔子；他在世的时候，就把中国造成了他心目中所要的样子：叫人敬重传统，又严守祭祖之礼。他一意于农事，极力推动耕作之法臻于精密；他爱公道到了不可通融的地步，对官吏的舞弊侵渔绝不宽假。凡能替自己增光的事，他都善于利用；他的名字周围聚起了许多传奇，这类传奇正好把百姓的爱戴与景仰牢牢系在自己的主角身上。在这一点上，他同东方一切别的思想领袖一样，与老子不同；老子的声名全靠对纯粹之理的崇奉，而这道理太抽象，一般人领会不了，众人向来只喜欢神异的东西。那位更早的哲人来去都没有一点声光，连他最热心的崇拜者也不曾把他的生死同什么超自然的事扯在一起。佛陀、孔子、穆罕默德以及我们的救主，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这四位都被认为有行神迹的能力，虽然只有基督的神迹是经得起查考的。

孔子的门徒说他降生时伴有许多异象；细讲这些，只会减损他真正的光辉。那条名叫麒麟的中国大瑞兽，除非要预告非常之事，从不从天上下到人间来；这一回它却没有不出现，径到这位未来的圣人的父亲家的园子里，吐出一块玉石，上面刻着这样的字：

「周朝衰微之时，将生一子，清如水晶之波；他将为王，却无国土。」

据最可靠的记载，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生在今日山东省的陬邑。他是父母的独子，三岁上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家里所余的钱极少。用这位哲人自己的话说，他从小便「随心之所欲而行」，又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

不到二十岁，他就因为有本事把久被看作瘠薄的田地变得肥沃，引起了四邻的普遍注意。他牧养牲畜也一样成功，他经管的地上养活着成千的牲口，从前勉强糊口的农人，如今都成了殷实富足的人家。

母亲死后，他把她的遗体迁到父亲墓中，说：「生既同衾，死不当异穴。」于是二人合葬，头朝北，脚朝南。为防野兽，遗体装在造得极结实的木棺里，棺板厚四英寸，涂了油和漆。为使它们尽可能长久保存，上面又堆起土来，成了一座座小丘。

丧亲之后的三年丧期里——照那至今仍在遵行的规矩，这期间不得任公职——孔子专心研究凡与父母之丧有关的古制。

他写道：「人是天下最完全的生灵，构成他的东西值得最大的尊重；他既生来是大地之王，地上一切别的生灵都受他的法度所管，都当向他致敬。一个人身上的气息既已不再鼓动那副躯壳，若对那躯壳的下落漠不关心，就等于把他从他的尊严上贬下来，使他同禽兽一般。你今日怎样礼敬你在世上所接替的人，将来接替你的人也就怎样礼敬你。」

我在菲律宾群岛住过很久——那地方因美国与西班牙那场战争的结果，近来很为世人所注目——我在那里惊讶地发现，坟地照例都设在最荒瘠、最无人耕作的地方。每年一次，安葬者的亲属把一盘盘米饭送到墓上。后来我到了中国，才知道这里也是同样的风气：曾住在广州、澳门以及别的中国大城里的人，他们最后的安息之地都远离活人聚居之处。这缘由，下面从这位大哲人书中所引的一句话——是依钱德明神父的译本转译的——说得明白。

原来孔子曾派人去踏勘鲁国的若干地方，那些人回来禀报说：当地富户习惯把坟墓造在本可以种得极肥的田地上。

「这真是个古怪的弊端，」孔子说，「我是要革掉它的。墓地不该像供人游乐的园子，那里该是哭泣流泪的地方；古人正是这样看待它的。在藏着生我们者遗骨的坟前，享用那样富丽丰盛的筵席，处处都是奢华与欢乐的气象，这对死者是一种侮慢。这些坟茔从此不许再围墙垣，不许再环植整整齐齐的树木。去掉了这一切浮华的点缀，人人争着献给亡者的敬意才会真诚而纯粹。所以我们若要照丧礼初创者的本意行丧礼，就得守住远古圣贤的成法。」

自这番抗议写下以来的二十三个世纪里，中国的坟墓一直设在高处，景象凄凉荒僻，除了一方不加雕饰的素石，别无标记。

哲人之间极少成为真朋友，往来越多，情分反倒越淡。传说孔子年轻时去拜谒老子，老子却极傲慢地让这位来客明白：他觉得此人不够谦冲——大约意思是说孔子太用心于此世之事，不够用心于天上之事。事实上，这位年轻的改革者无论走到哪里，对当地的一切都感兴趣，而且肯同任何人交谈。虽则如此，他也钻研最深奥的心性问题；下面鲁君所问的那个难题，孔子的答语，我想便是老子自己也未必答得更好。

须记得孔子的时候，中国分成许多小国，这位好游历的圣人一一走到。他到鲁国时，那位已经年老的国君立刻接见了他，据说对他这样说道：

「我盼你来已经盼得心急了，因为我要请你把关于天地与人的几件事讲给我听。我们的先贤说，人之所以别于一切可见的生灵，在于他有能思之官，因而能推理；我们的智者又都说，这可贵的官能是人直接得自上天的。然而，我们的整个天性岂不是得自父母的么？正如别的生灵也由生育而繁衍。请你把这一点给我讲明白。」

「有一件世人所知极少的事，要给您讲得明白，」孔子答道，「并不容易。不过为遵您的命，我且把我所知的扼要说上几句，其余的，以您的明察自会想得出来。

「父与母的一部分精质，置于为承受它而生的器官之中，这便是我们得以存在的缘由，也是我们生命的胚芽。可是若没有阳与阴这一对相反之理相助，这胚芽便是死的、不动的。这两种遍在于万物、无所不在的天地之力交相作用于它，使它发育，使它不知不觉地延展、续生，使它成就一定的形体。（原注：鲍狄埃先生在《万国图志》论中国的那一部分里说：「就生灵的次序而言，阳与阴是男与女之理；就元素的次序而言，是明与暗之理；就自然物质的次序而言，是强与弱之理。」）

「胚芽至此已成活物，可是这活物还没有被提到人的地位上去；非得与上天所赋的那种能思的精质合而为一，使它能够理解、比较、判断，它才成其为人。这个既有生气、又有智能的生灵，只要还能把那两种为形体的发育、延展、生长与完成所必需之理合在一处，便得以活着；这两种理一旦不再相合，它便不再活着。它达到生命的完满不是一蹴而就的，乃是逐步地、由舒展而成；同样，它最终的毁坏也是由渐渐的朽坏而成。然而它的毁坏并不是真正的毁灭，只是分解为原初的元素：那能思的精质回到它所自来的天上；那属于血气的一口气，即所谓『气』，与空中的流质合而为一；而属土属水的部分，则重新变回土与水。

「我们的先贤说：人是独一无二的生灵，一切别的生灵的属性都合在他身上。他禀有智能，有臻于完善的能力，有自由，又有合群之德；他能分辨，能比较，能为一定的目标而努力，并能筹划达到那目标所需的方法。他用他的自由用得好或用得坏，便可以成为完善的人或败坏的人；他既知德，也知恶，并且觉得自己对天、对己、对同类都有本分要尽。他若把这几样本分一一尽到，便是有德的，该受褒赏；他若疏忽了，便是有罪的，该受责罚。关于人之性，我所能告诉您的，扼要就是这些。」

据说鲁君听了这番答语大为欣喜——他怎么会不欣喜呢？过了几年，这位国君便任这位贤明的顾问为宰相；这位哲人当国三年，执法极严，以致照他一位传记作者的话说，「金玉遗于道路，无人拾取，直到失主来认领为止」。传说鲁国在孔子治下富强起来，引得邻邦齐君妒忌；齐君对人情看得极透，派去的不是军队，而是一班美貌的舞女，送进这位对手国君的宫中。这一着果然奏效：鲁君丢下国事去看那些妖姬的舞姿，孔子从此失宠。他傲然请国君在他同舞女之间择一，老国君立刻答道：宁取舞女。于是孔子带着门徒出走，别处去谋出路。

这位圣人在本国的改革事业落得这样一个可悲的结局，此后飘泊的经历，传下的轶事极多。有些地方欢欢喜喜地迎他，有些地方他险些送命。在燕国的宫廷上，国君像鲁君一样问了他许多事，他讲得少的是深奥的道理，多的是教育。据说他讲道：「少年人应当出游，见识许多地方，好能评判各国的风俗、各族人独特的性情。」他又说：「我深信这个道理，只要有机会，必定要见诸实行。我劝一切少年都去练武场上操练身体，并且研习所谓通艺：音乐，民间与宗教的礼仪，算术，击剑，以及善驭马车牛车之术。」他儿子问他该不该专心于诗，他答道：「不作诗，你就永远不会把话说好、把文章写好。」

有一天他遇见一队猎人，竟请求准他同去，叫他自己的门徒大为诧异。他解释说：地上最初的居民全靠打猎为生；他又说，他之所以要做一回猎人，是要再一次让左右的人看见，他对古人的成法是何等地敬重。

他很小就学音乐，在繁重庞杂的事务之余，从音乐里得着休息与消遣。据说他于音乐一道精妙得出奇，只要听过一位作曲者的作品，便能给他画出一幅逼真的小像，连形貌与品性一同点出——这实在是抓到了根本上。至于我，我并不以为非得会奏乐器，才能在听过《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特洛伊人》或《纽伦堡的名歌手》之后，对罗西尼、柏辽兹和瓦格纳这几位作曲家的性情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可是要画出他们的相貌来，那可真是难了！

孔子十九岁娶妻，主张早婚，把女子的年限定在二十岁，男子定在三十岁。他立论的根据是：在中国，男子一进二十岁便算成人；女子一满十五岁，冬天家务便交给她掌管，到了春天开犁的时节，又打发她去照料桑树。男子二十、女子十五，便可以做一家之主了——「不过，」这位圣人谨慎地补上一句，「要父母许可才行。」

这位古代圣人那些仁厚的话，我重述起来实在觉得愉快。须记得他生在我们的主降生前六百年；只此一端，就该让那些惯于轻薄地谈论前代野蛮的人闭上嘴。何况孔子所倡的法度与风俗，早在基督纪元前二千五百年就已在当时所谓的「中国」施行过，只是后来废弛了。这位大哲人与其说是创制者，不如说是复古者；古法的道德如此之高，中国人从来不曾动过更改它的念头。东方的风俗礼仪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凝固不变，根子就在这里；这同西方对毫无意义的新奇事物那种无休止的热衷，恰成强烈的对照。讲孔子的道理，其实就是把远古的成法重新讲活，而天朝人对那些成法是极其敬畏的。只举一件眼前的事：我看见所有官员的袍子上都绣着一只展翅的凤凰，便问这是什么意思，得到的回答叫我吃惊——原来公元前五百年有一位皇帝下令，命他的大臣把这图样绣在胸前。那只中国常见的、预示吉庆的瑞凤，曾在这位皇帝登极时显现；在中国人眼里，这是治世昌隆的确凿征兆，守旧的官员们从此便一直保留着佩戴那展翅之鸟的图样。

为着那些不肯好好敬重古人的人，我且引一段孔子论婚姻的话；这是这位大哲人被逐出他曾贤明治理过的那个国家以前，对鲁君讲的。

「婚配，」这位圣人说，「是人的正当状态，因为人唯有经由婚配才能成就他在世上的天职；所以再没有比这更体面、更值得他郑重考量的事了：他能不能把种种本分一一尽到，全系于此。这些本分里，有些是男女共有的，有些则各自专属一方。男子是首，命令归他；女子从属于他，服从归她。夫妇二人合起来的职分，是效法天地那种生成万物、养育万物、保全万物的造化。彼此的温存、相互的信托、诚实与敬重，该是他们行事的根基；丈夫这一面是教诲与引导，妻子这一面是柔顺与随和——凡不妨碍公道、礼法与名节的事，都当如此。

「以今日的世道而论，女子的一切都得自她的丈夫。丈夫若被死亡夺去，她也并不因此就成了自己的主人。做女儿时，她在父母的管束之下，父母若不在，便在兄长的管束之下；做妻子时，只要丈夫在世，便由丈夫管束；做寡妇时，则在儿子的看顾之下，若有几个儿子，便在长子的看顾之下——这个儿子一面尽心敬爱地奉养她，一面还要护住她，使她不致因女子的柔弱而陷入种种危险。风俗不许寡妇再嫁，反而规定她该深居自家院内，终身不再出门。凡家门以外的事，无论什么，都不许她过问。因此她本也不该懂得这类事；便是家务，非到不得已——也就是儿女尚幼的时候——她也不插手。白天她该避着不露面，非不得已不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夜里她安寝的屋子则要一直点着灯。唯有这样深居简出，她才能在子孙中间博得那尽了贞妇之分的荣名。」

要一个寡妇活成这样一个样板，实在极难；中国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证据就是他们为那些做到了的人立牌坊。

「我已经说过，」孔子接着说，「女子该在十五到二十岁之间因出嫁而改换身份。她后半生是苦是乐全系于这一改换，所以无论如何要替她谋一门妥当的、也是境遇所许的最有利的亲事。尤其要当心，别让她嫁进这样的人家：曾参与谋反国家或公开作乱的；家业零乱的；或内里纷争不已的。替她择的夫婿，也不可是因犯法获罪而当众受辱的人；不可是久病不愈的人，不可是心性乖僻的人，不可是身有残疾以致难以相处、或叫人厌恶不快的人；也不可是身为长子而父母双亡的人。除这五等人之外，各等人家都可以替她择婿；至于她这一生过得快活与否，就全在她自己了。她只须把新身份上的种种本分一一尽到，便能享着命里注定的那一份福分。」

儿女的婚事由父母做主，中国的年轻人直到成婚那天才见着未婚妻。孔子之所以觉得非把择婿之事讲得这样细不可，缘故就在这里。

「做丈夫的，」他接着说，「有出妻之权，可是不得任意行使；行使此权必须有正当的缘由。出妻的正当理由归结起来有七条：其一，妇人与公婆处不来；其二，因确知不能生育而使宗嗣不得延续；其三，有确凿的嫌疑犯了淫，或有任何不贞的凭据；其四，以谗言或轻率之语把家中搅乱；其五，身有任何男子自然会厌避的残疾；其六，口出恶言而难以矫正；其七，瞒着丈夫在家中私下窃取物件，无论出于什么动机。

「以上任何一条，本都足以准丈夫出妻；然而有三种情形禁止他行使此权：其一，妻子父母双亡，出了门便无处可归；其二，她正为公婆守丧，自公婆去世之日起三年之内；其三，丈夫娶她时本是穷人，后来却富了。」

孔子在婚姻这个聚讼不休的题目上所出的主意，确乎很有智慧；只是叫人不能不觉得，他把妇女的地位看得那样低，大大减损了上面所引那番议论的价值。我们其实颇赞同传教士郭实腊的看法；他讲到这位受人尊崇的圣人时说：「他不肯给女子以社会上应有的地位，不肯承认她们身为姊妹、母亲、妻子和女儿所应得的种种权利……他因此破坏了社会生活的和谐，给社会的进步设下了障碍。事实上，除非把女子从孔子指派给她们的那种卑下的境地里提升起来，中国是绝不会获得新生的。」

还有一个叫人心动的题目，就是自尽；在这上头，或许讲一件轶事，说明这位改革者是怎样看待此事的，会大有益处。如今多少绝望的人，在同尘世的艰难搏斗时已失了信仰所给的扶持与安慰；坚忍英勇如芝诺的门徒是越来越少了；多少年轻男女借着炭火的烟，或者跳进最近的一条河，去了结那些他们没有胆量面对的愁苦。不过我们得先说明：亚洲人自尽，比欧洲人实在有多得多的可说之处；照佛陀的道理，自尽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因为佛的门徒笃信轮回。诚然，他们并不自称知道自尽以后会不会变成畜生；可是他们坚信自己仍旧会活下去，而不信神的人所信的却只有一个「无」。

孔子在他无数次行旅中的一回，同门徒遇见一个正要用绳子勒死自己的人。问他为什么要寻短见，他答道：他做儿子做得不好，做父亲做得不好，做百姓也做得不好。他自省之下发觉自己从这三方面看都是那样不堪，悔恨之极，活着都成了厌事，于是走到这荒僻的地方来了结自己。

孔子大为震动，责备他道：「你所犯的罪过纵然极大，其中最坏的一件是向绝望低头。别的都还可以将就，唯有这一件无可挽回。你想必从在世上迈出头几步时就走错了路。你该先做一个平常的好人，然后才去想出人头地。天生每个人都有一份本分，非把这份本分严严实实尽到，你是成不了出众之人的。你该先做一个好儿子；爱那生你的人、奉养那生你的人，是你最要紧的义务；你疏忽了这件事，你一切的不幸都由这疏忽而来。

「不过你不要以为一切都完了；重新打起精神来，好好领会一条道理——历代都证明这条道理是驳不倒的。我所说的就是这一条，你要记在心里，永不放手：人只要还活着，就没有理由对他绝望；他可以在顷刻之间从极大的困厄转入极大的欢喜，从极大的不幸转入极大的福气。再振作起来，回家去，把每一刻都用在有益的事上，就像你今天才头一回懂得生命的可贵一样。」

说罢，孔子转向年纪轻的门徒，对他们说：「你们从这人口中听见的，是一堂极好的课——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

据说听了这番训诫之后，这位圣人的门徒里有十三个人离开他回家去，去尽为子之道了。事实上，天朝人都一致认为，孝既是孔门哲理的根基，也是中国社会的根基。这位生在基督以前的开明导师，他的训诲虽有许多在欧洲人看来颇为奇异，可是其中不少条，我们难道不很该遵行么？

五澳门与中国的门户

我往澳门、这海港的大观、中国人好赌、被迫出洋、船上苦力所受的虐待、西沙礁上的惨祸、猪仔馆、卡蒙斯石洞、《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对照、黄种人的由来及其相貌与语言、北极居民与中国人的关系、俄国人和荷兰人同天朝人的往来、东印度公司专利通商、鸦片之争、专利期满、律劳卑忧愤而死、林则徐任两广总督、他禁烟之举的结果、南京条约、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之战、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由此而来的进出口大增

我把自己的一桩心愿告诉了沃谢先生——这位我有幸在广州遇见的、最和气不过的向导——我极想去澳门，到那座石洞去朝拜一回：据说伟大的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就在那里写了他那部最重要的作品《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一部分。沃谢先生立刻替我安排，由水路经江海前往那座有名的葡萄牙居留地，还把自己一条带舱的船拨给我用。他甚至替我挑了一班水手，又给这班人配上六支来复枪。临行前他叮嘱我待在舱里，不要上甲板，免得引动江上多如牛毛的匪徒的贪心。

「倘若，」他对我说，「我的人指给你看某条形迹可疑的船，你就要防着它。这些海盗船你自己也极容易认出来，」他又说，「因为它们总是三条一伙地在水上兜转，好在遇着坏天气或别的难处时彼此照应；这是个巧妙的安排，对他们的歹意大有助益，因为一旦有买卖可做，这些船上的人转眼就从与人无害的渔人变成凶悍的海盗。」

虽有这些不祥的告诫，我这一程却平安无事，安然到了澳门港。澳门在香山岛一个小半岛的南端，同中国的广东省只隔一道墙；这墙同那座更有名的鞑靼长城一样，早已破败不堪。快到澳门时，眼前展开一片美景：林木葱茏的山丘上点缀着一座座漂亮的别墅——香港的英国富人夏天大半住在那里；秀丽的海湾曲曲的岸边耸起一丛丛如画的岩石，湾里是一片白得发亮的沙。澳门是中国割给葡萄牙的，葡萄牙人给这湾起了个名副其实的名字，意思是「大沙滩之港」。

澳门那些半水半陆的渔户，密密麻麻聚在这里；而正是从这道形如满弓、四围如画的海湾，唉，多少年里送走了成千上万的苦力，到哈瓦那和秘鲁的劳力市场上去；其中许多人上船的情形，惨不忍言。

真正的天朝人是天生的赌徒，而且放纵起赌性来，到了这样的地步：家产、妻子、女儿都输光了，末了便押上自己！这一点，不但澳门的、连别的中国口岸的招工掮客都深知。从前在这些地方，有许多人被招去秘鲁、智利、菲律宾群岛以及大洋洲各处做工，而他们自己几乎、甚至完全没有做主的余地。掮客们守候着街头闲荡的中国人，看见身子还算结实的便客客气气上前搭话，把他们带到花艇和别的抽鸦片的公共场所去；那些倒霉的人若身上还剩几个钱，这些善于哄人的引诱者就把他们引进某个下等赌窟，骰子掷上几把，这些老实轻信的家伙便倾家荡产了。等到这些不幸的天朝人钱囊空空、脑子又被鸦片或纵欲搅得昏昏沉沉的时候，人家拿几枚银元在他们昏花的眼前一晃，他们就为着这么一点点钱签字卖掉了自己的自由。等醒过神来，才知道自己已经约定要离开故土了。

掮客们拿到这些可怜人的签字时，总是小心不让他们知道安的列斯的甘蔗园、秘鲁的鸟粪岛离中国有多远。这些受害者只透彻地懂得一件事：本国是宇宙的中心，四围的外国都算它的属藩。移民若问要去哪里，人家就说是离上船的港口很近的某个地方。正是这种恶毒的欺瞒，酿成了那些可怕的屠杀苦力之事——许多移民船的船长为保住自己的船和水手，被逼到了那一步。船开了几天，若因什么缘故须在某个港口停靠，那些被塞在舱口底下的可怜苦力，从栅栏上方或舷窗里望见大洋洲某座岛上鲜绿的草木，或是美洲大陆远处青色的山峦，立刻断定路程已到了头，便拼死要下船，不计代价。有些人甚至在茫茫大洋中、望不见陆地的地方，思乡思得心都碎了，便安安静静地把自己那几件东西收拾成一包，抱着它跳进海里。偶尔有几个这样寻死的人，奉船长之命被捞了上来，他们还平平静静地解释自己的举动，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要回自己的国去。」信轮回的人，心里所怀的痴念真是奇得很！

有一回在马尼拉的锚地，一群苦力以为已到了哈瓦那，因为船长不许他们登岸而哗变。船上的水手用刀剑把他们赶回舱里，不过几个钟头，他们便因没有空气，尽数闷死了。

然而，使整整一船亚洲人被牺牲掉的缘由，并不只有哗变一种。强权即公理的事太多了；一旦风浪大作，非减轻船载不可，许多船长便轻易说服了自己：为救水手，除了牺牲这批活货，别无办法。中国海上西沙礁的那场惨祸，起因正是如此。那片礁石的凶名，不亚于英国海岸的古德温沙洲，也不亚于布列塔尼海岸的亡者湾。一个不称职的船长夜里把船开上了这片声名狼藉的礁石；他眼看那五百名本要运往秘鲁的苦力已无望救出，便把水手召齐，吩咐他们尽量悄悄地把所有的小艇放下去。事情照办了，船长带着水手逃生，把五百个天朝人丢下不管。那些不幸的苦力被船撞礁的震动从睡梦中惊醒，在那狭小的禁所里发出刺耳的呼救声；不过不必我们多说，那位谨慎的船长在弃船之前，多半早已叫木匠把舱口牢牢钉死了。

海上不大起浪的时候，西沙礁看得极清楚，有几块平坦的地方露出水面几英寸。倘若世上从来没有风暴，也不怕礁屿被浪头扫过，人是可以住在上面的，甚至可以靠那里极多的海龟和贝类活下去；这么说来，那些被弃的可怜苦力若能从牢笼里出来，谁说得准他们不会攀住礁石撑到救援到来呢？可惜事实是：那些移民没有一个再被人看见。船长和水手平平安安到了香港，英国当局立刻派了港里最快的轮船赶往出事的地方；可是船上的人连那条失事的船的影子也没看见——它必定很快就被撞得粉碎了。西沙礁已全然没在水下，翻腾的白沫把一切痕迹都遮住了；即便真有苦力爬上过礁石，也不过是被水流的势头迅速卷进大海罢了。

这场惨剧里最叫人难过的，或许是这一点：那么多人永远消失在大洋——那个又盲又狠的毁灭者——的深处，而无论是白皮肤的贩人者，还是澳门、香港黄面孔的天朝人，竟都没有生出多少惋惜。也许后者自己也明白，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人数减了些，不管是怎么减的，他们都不觉得可惜。

我在澳门的时候，看见过几处所谓的猪仔馆——移民上船以前就关在里头。这些猪仔馆是旧修道院废弃的地窖，又大又潮的窖室；当年用来圈人畜的时候，外面用粗铁条封死。我很高兴地说，如今这些棚馆已空了，不再是病疫的温床，因为欧洲各国出面干预，把这桩无耻的买卖禁住了。我为一件事深觉快慰：据法国外交部的官员说，我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的那篇为此事鸣不平的文章，对促成这一极可庆幸的举措出过一点力。

移民至今仍在大规模地进行，只是办法没有那么野蛮了。如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被逼着上船；他若有养活自己的门路，在契约上签的字也不再逼他非离乡不可。但愿日子久了，真正的自由能成为中国百姓的产业；而在欧洲观念渐渐立住脚的地方，已经隐隐透出较好光景的一线曙光了。

在中国也同在别处一样，葡萄牙殖民地的荣光早已逝去，澳门这处居留地也不例外。多年以来，这海港的名字简直就是衰败与堕落的同义语。这里土著的百姓比别处更卑下；外国商人比别处更贪婪，更嗜利，取利的手段也更无顾忌；唯有一面飘在水手病院上空的三色旗，是这可叹的局面里仅有的一点真文明的标记。仁爱会的修女们从法国远道而来，抚慰在异乡受苦的欧洲海员，她们教给澳门的人：世上还有一种爱不是爱银元，还有一种陶醉不是鸦片烟的陶醉——那就是助人之爱，是为人类尽力的那份热忱所带来的陶醉。这座备受诟病、受人憎厌的澳门，如今是一位主教的驻节之地，也是法国在华传教事业的中枢；而出口的生意已从葡萄牙人手里转到英国人手里，这对各方实在都是件好事。

那几处可怕的猪仔馆看过之后，我心里很不好过：那种不久前才改掉的逼人出洋的办法，种种惨状历历如在目前。我极力想把它们忘掉；离开澳门的前一天，我去看了那座同卡蒙斯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石洞。世人还记得，这位诗人在里斯本街头闹事时伤了一位王家的侍从武官，被发往果阿；后来又因同果阿当局争执，于一五五六年被流放到澳门。总的看来，他这段流放的日子过得还不坏：他谋到一个薪俸很厚的差事，两年里居然攒下一笔家财。这所谓的石洞如今其实并不是洞——当初或许是——而是一座如画的小屋，踞在一处高地上，海湾与湾中的船只一览无余。要激发卡蒙斯那样的诗兴，这地方实在再合适不过：他在诗里歌颂同乡瓦斯科·达伽马的荣耀，又哀叹美丽的伊内斯·德·卡斯特罗的惨运。传说这位女子做了葡萄牙王子佩德罗的情人约十年，一三五四年同他秘密成婚，一三五五年奉她公公之命被害。那位丧妻的丈夫后来登了王位，把杀害他新妇的凶手中的两个处以酷刑；照卡蒙斯的说法，他还命人掘出伊内斯的遗体，给她穿上王后的袍服，扶上那把她若活着本该坐的宝座，受全朝的朝拜。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被称为「商业的史诗」，它之于葡萄牙人，正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之于英国人。诗里活生生地画出了十五世纪诗人故国的盛况：那时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庭抗礼，是开拓远方殖民地的先驱。这部出色的长诗——或者说这一组诗——里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大约要数诗人召唤那风暴的巨灵阿达玛斯托的那一段：那是好望角凶悍的守护者，而瓦斯科·达伽马与同是葡萄牙人的麦哲伦都胜过了它。如今时间已经证明，印度与墨西哥的财富对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真正的福祉何等有害；诗人在征服者们的路上摆下一个巨人来挡路，叫人不能不觉得，他对伊比利亚半岛上这两个王国日后的衰落，或许隐隐有一点先知的直觉。

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可以说对欧洲人开放，不过是近四十年的事。后一国的历史证明：一个勤奋、勇敢而聪明的民族，几年之间能成就什么；前一国的历史则说明：当一国的人深信自己四十个世纪以来一直有着最理想的政治、最好的宗教，而且自己手艺的出产再好不过时，会有多少事情始终没有做成。

不过评断中国人的时候得记住一点：这个国家因天然的疆界，同世界其余地方隔绝得那样彻底，所以他们极不愿意同「西方的红毛鬼」通好，在某种程度上是说得过去的。他们管欧洲人一概叫这个，不问金发还是黑发；不过这名字的由来，显然是许多到中国来的英国人那一头鲜亮的赤褐色头发和红润的脸色。这些可怜的黄皮肤所能加于人的报复，就只有起这么个名号了——而那些人曾侵入他们的京城，抢掠他们的宫殿，烧毁他们的军械库与船只，更不必说贩进那害人的鸦片，每年因它而死的人以千万计。

除了那道曾经防御蒙古人与满洲人入寇、却不大见效的长城之外，天朝帝国北面以浩瀚的戈壁大漠和南蒙古的草原为界；东面临中国海、东海与黄海；西面则耸起道道高峻的山脉，峰顶几乎终年戴雪。西边这些山至今还没有完全勘查清楚，虽然已有好几位探险英雄的名字同它们连在一起，其中有奥尔良亲王亨利，有马嘉理，还有新近成名的马塞尔·莫尼耶。

在这大漠、群山与海洋所围出的广大圈子里，几乎各种草木都能在这一处那一处种得活；而人类大家庭中相当多的种属也都见得到，其中有些同涌入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群岛、印度支那、暹罗、伊犁，甚至远至波斯的那些人属于同一支。

众所周知，人类学家分成截然对立的两派：多源论者主张，身高、容貌、肤色上的差别所显出的种属之异，是人类出于不同祖先的结果；一源论者则相信人类只有一对最初的父母，并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差别看作偶然的境遇改变了原初的类型所致。后一派断言，最早的人正是在上面所说的这片疆界之内、在今日天朝帝国的中部高原上出现的；人口繁衍之后，渐渐分化为黄、黑、白、红各色，一直住在这最初的家乡，直到像一只斟得太满的杯子那样，向四面八方溢了出去，去布满别的土地。

多源论者与一源论者孰是孰非，不是我所能判定的；对此好奇的人，尽可以去看卡特勒法热、海克尔、达尔文、赫胥黎、华莱士诸位的著作，那些书既博学又极有趣，他们把自己的锐利眼光用在人类起源与年代这个题目上。我在这里只想着重说明一点：各家都认为中国在极远古的时代便已有人居住；也都承认，无论这些变化是怎样来的，人类今日无疑分为五个不同的类群：棕、黑、红、白、黄。黄的这一群里有蒙古人种，我们此刻所要说的正是他们；无论他们有怎样的特点，就今日而论，这一群的人数比任何别的一群都多。

这个繁衍力极强的人种，皮肤总是黄的，有时浅淡，有时带点褐色。蒙古人的头发又硬又直，黑得像乌木；他们的头骨属于所谓短头型，也就是说，同宽度相比显得短；而中国人和鞑靼人的头骨则属中头型，长宽都居中。

他们脸盘圆，眼睛只是两道窄缝，往往明显地斜挑，鼻子大，颧骨极高，嘴唇厚。

乍看之下，蒙古各族的方言似乎都出自同一种原始的语言；可是一查证据便知并非如此，因为它们实在分属人类语言两大极古的支脉：印度支那诸族的单音节语，和其余蒙古各族的多音节语。西藏、缅甸、暹罗与中国的各种方言都是单音节的；而朝鲜人、日本人、鞑靼人、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萨莫耶德人和芬兰人所用的，则是多音节的。

亚洲大陆上所有的居民，除了极北的几个部落、印度的某些马来与达罗毗荼族群，以及西南地中海一带的一部分住民之外，都属于所谓「蒙古种之人」，也就是人类大家庭中的蒙古支；在欧洲，这一支包括北方的芬兰人与拉普人、土耳其的奥斯曼人，以及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至于所谓「北极种之人」，最好的权威认为它本来也是蒙古支的一部分，包括爱斯基摩人、格陵兰人、堪察加人等等；不过照德国大博物学家海克尔所指出的，这些人几百年来被北极地方的生活条件改变得太多，如今已可以看作另成一种了。

极北的居民身材矮壮，头骨属中头型，有些甚至属长头型，也就是说，同宽度相比显得长；他们的眼睛同蒙古人一样又窄又斜，颧骨高，嘴大。头发粗而黑，皮肤是或深或浅的褐色，有时近于白，有时像蒙古人那样近于黄，偶尔也带红色，像美洲的土著。这些边远部落所说的方言，同其余蒙古各族的固然相去甚远，同美洲各种话也一样相去甚远；很可能这些北极地方的居民，实在是蒙古人种退化了的一支，他们的先人是从亚洲东北越到美洲北部去的。

虽然偶尔也有移民越过这广大天朝帝国北边与西边那些险阻的疆界飘流进来，可是几百年间，上上下下都只有一个主意：不许外人玷污自己的土地，凡与别国的往来一概不予鼓励；中国人从小就被教着把别国看作十足的野蛮人。这份苦心守住的隔绝，末了是怎样被打破的；那个以为欧洲不过是一小片人烟稀少的地方、那里的人因本土贫瘠才急于同黄种人通商的痴念，末了又是怎样被彻底打消的——古今文字里再没有比这更惊心动魄、更耐人寻味的故事了。

十七、十八两个世纪里，俄国人、荷兰人以及葡萄牙人都急于同中国通商，并在中国境内建起长久的居留地；然而驱使他们的只是私利，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事去让中国人看清西方文明的真面目。倒是法国人——说来光彩——是传教事业的开路人。阿奇博尔德·科尔克洪在他的《变动中的中国》第四十三页里说得好：「中国早年对西方的了解，以及西方早年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都是法国传教士促成的；法国政府从未派过一个使团到北京去单为谋通商之利。」直到一八六九年，才开始奉行另一种方针。在中国立住脚的英国人则大不相同：他们从一开头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利用当地人的无知做买卖，尽可能发大财。英国对华的贸易起步比西方别的大国都晚，可是很快就远比俄国或葡萄牙的重要，主要因为它大半由东印度公司这个庞大有力的商团经营；而把鸦片头一回带进天朝帝国的责任，正落在这家公司身上——如今鸦片消耗之巨骇人听闻，中国自己也种起来了，可是在十八世纪以前，那里根本不知有此物。东印度公司专利通商前后两百多年；公司里的人为着牟利，把多少有损自身以至有损国体的屈辱都咽了下去，因为他们同中国官府的关系，简直像是向「天子」卑躬屈膝的求告者。

那位「天子」渐渐明白过来：海外那些地上的儿子实在比他更强，一旦真同他们冲突起来，败的是他自己——这里头有一种极深的可悲。譬如一八〇〇年，也就是那个对中国这个国家来说如此致命的世纪的头一年，朝廷下诏禁止鸦片进口，那诏书是何等地动人，却又完全无力遏止这祸患；鸦片像致命的霉斑一样，在这注定倒霉的国土上处处蔓延。贩运毫无阻碍地继续着，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三一年间，各口岸卸下的鸦片由四千六百二十八箱增至二万三千六百七十箱。一八三二年公司的专利期满，各商馆的主事人由一位代表大英君主的官员接替；中国官府本以为这样一个人比公司那头多头的九头蛇好对付些。理雅各教授说：「一边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决意推行它扩张贸易的事业，并且要以对等之国的身份来办这件事；另一边是那个古老的帝国，似乎全不觉得自己的虚弱，决意不承认对方对等的要求，并且自信有力量禁绝鸦片的进口。」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后者仿佛要占上风；因为英国犯了个致命的错误，给它头一位代表律劳卑配了两个曾在那令人憎恶的东印度公司做过事的人。所行的方针软弱而游移；律劳卑被本国政府撇开不认，又在中国人手里受尽屈辱，末了忧愤而死于澳门。接任的是德庇时爵士；在他任内，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直到一八三九年，中国政府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要把外国人连同他们带来的弊害一并逐出去——在中国看来，这些弊害像一个日夜不去的毒疮，啃噬着国家的命脉。于是干练的政治家林则徐被任为两广总督，奉命把这些洋鬼子治得服帖。

这位新总督——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个十足正统的中国人」——到广州的时候，港里正泊着英国船只，船上载着约两万箱鸦片。林则徐立刻下令把这些鸦片交出销毁；对方不予理睬，他便命令所有在洋人手下做事的中国人一律即刻离去。这些人不敢不从；他们走后，英国人的住处四围布下了一道兵，又出了一道告示：鸦片若不交出，众商人一概处死。德庇时爵士的书记官义律看看没有指望，便交出了鸦片；那些鸦片同大量生石灰、盐和水一道被投进河口附近穿鼻的深沟，「很快就化掉了，那混合的东西流进了海里」。

这一举以及这位精力过人的两广总督别的强硬措置，招来了那场战争，结果是香港割给英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向英国通商。这道符咒终于破了，中国的隔绝从此一去不返，近代中国史的第一章就此写下。中国这块土地注定要被那些可恨的「洋鬼子」瓜分；他们急着分赃，正准备用那毫不容情的铁路，把这片从前神圣不可侵的花之国的腹地纵横割开——铁路一到，一切隐秘与幽居便都不复存在了。

一八四二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之后，又打了一仗，起于一八五六年，止于一八五八年，随之订立天津条约，英国又多得了若干权益；然而直到英法联军渡过白河，在京城城墙底下扎下营来，中国人才明白再抵抗也是枉然。一八六〇年签订的北京条约追认了天津条约，奠定了今日中英关系的基础。咸丰皇帝第二年就死了；他最后的时日必定极其苦涩，因为他知道闸门已经打开，留给继位者的只是一个空架子的权柄——而那继位者不过是个五岁的幼儿。从此再没有什么能阻止欧洲文明的输入；而在中国人眼里，欧洲文明就是一切最有害于他们真正利益的东西的代名词。所幸事情的好处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全在外国人一边；但愿到头来百姓能过上比从前更好、更有尊严的日子。各国的传教士都在极艰难的处境里尽力传布救主的宗教；便是在实利的事情上，饱受压榨的百姓也得着了一些好处。多年以来，无数轮船平安地往来于欧洲各大港与上海之间；在这座华中的要城里，还立起了一套海关稽查的制度，于本国的商务大有裨益。如今加在外国货上的税，已是这帝国最要紧的财源之一；把「洋鬼子」赶走，于中国人自己就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单是上海一处的出口总值就在二千二百七十一万五千英镑以上，其中约八百七十四万六千英镑是口岸附近出产的土货；而进口——连同别处运来的中国货——数目还要高得多。

这一切都意味着千百万人的富足；在内地各省向外国通商以前，这些人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被本国官吏没完没了的搜刮压得直不起腰。可惜这个道理至今还没有真正被百姓明白，因为在中国，政事的消息从宫里渗到草屋里是极慢的；不过我们仍可以指望，有一天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会建立起真正融洽的关系。中国败于日本，又被日本索去巨额赔款，这在商务上自然是沉重的一击；但复苏的迹象已经有了，因为这广大帝国的财富与人口，实在都是取之不尽的。

六马嘉理之死

法国在北圻的图谋、马嘉理奉命出发、长江上已办成的事、马嘉理在牌洲受辱、他在螺山空候训令、洞庭湖、中国的客店、这位探路者弃舟登陆、他遇见一个挨饿的传教士、贵州与那里的法国主教、一条可怕的路、抵达云南省城、来自八莫的武装护卫、马嘉理与柏郎上校会合、土人的威吓之状、马嘉理独自越界、柏郎上校的营地被围、马嘉理遇害于蛮允城外、云南与四川于欧洲人的重要

不止一位法国作者说过：正是法国在北圻的经营激起了英国人的妒忌，使他们不惜一切要使那番经营落空，好由自己打通从云南到缅甸的直路；也有人说，英国人不过照着他们一贯的精明手法，让探路者走在国旗前头。无论哪一说是实，有一件事是无疑的：年轻的探路者马嘉理的惨死——他那趟冒险的行程值得在这里叙一叙——在政治上给英法两国都结出了极要紧的果实。法国人把北圻看作自己通向中国的一把专用钥匙，本打算以北圻的大动脉红河为云南财富的出海口；英国人却借着为他们的探路者被害索来的赔偿中的种种让步，成功地把长江变成了这个出口。

一八七四年，英国驻北京使馆的参赞马嘉理奉时任驻华全权公使威妥玛之命，前往八莫，在那里同柏郎上校会合。柏郎上校正要率一队人横穿中国西部，为的是打通缅甸与天朝帝国之间的陆路。马嘉理深知中国民情，又屡次显出同他们打交道的机敏，此行是要给英国这一队人当通译兼向导。

长江——上海就在它的入海口——已经开放到汉口，供外国通商，也就是说通了六百英里；可是同内地往来的艰难仍旧极大：路那样坏，路所经过的地方，人又那样蒙昧。英国商务真正需要的，是一条从口岸到缅甸、一半水路一半陆路的通途；马嘉理此行便是要试一试这条路走不走得通。虽说当地人对外国人的凶暴是尽人皆知的，而他所要走的地方有许多从来不曾有欧洲人到过。便是今日——凡读过马塞尔·莫尼耶在法国《时报》上所记的云南历险的人都很清楚——云南对外国人也绝谈不上有什么善意；而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敢于远离汉口的旅人，性命真是提在自己手上的。

然而这位英勇的年轻探路者深知前路凶险，却一点不怕。八月二十四日，他搭一条美国小轮船离开上海，同行的只有一个英国仆人和一个中国书记。到了汉口——如今这里将有铁路通往北京、俄属西伯利亚和北圻，作为商业中枢前途极大——这一小队人下了轮船，向当地一家钱庄雇了船继续前行。九月四日再度启程，六日在牌洲下锚；那是一座如画的镇子，从参天的大树间升起。这镇子原来造得极好，也很繁盛，四围是耕作精良的田园，出产许多值钱的东西。马嘉理同他的书记在镇上走了一阵，把什么都记下来；起初当地人还很客气，可是等他们走近泊着本地帆船的码头，人群便出言不逊，一路跟着他们到船上，朝他们喝倒彩，围着他们又跳又比划着吓人的手势。他们总算没有受伤，继续前行，到了陆溪口，在那里看见一条大兵船，船上足有二十一门炮。九月十一日到螺山，在那里停下，等威妥玛回复马嘉理打去的一封电报。然而一直没有回音，白白耽搁了整整一个礼拜；这期间马嘉理同当地人起了一场冲突，几乎送掉性命。天热得厉害，若不是河岸上那些好桑树的浓荫，简直叫人受不了。虽然这样热，这位英国人大半的时间还是去打猎，猎物极多，主要是鹧鸪和野鸡。有一天他把枪撂在了家里，去拜访一位在螺山任职的官员。他正由本地脚夫抬着坐在轿里，忽然遇上一队要开往台湾的新兵；那些人把他围住，嚷着：「哈！哈！这里有个洋鬼子——咱们收拾了这洋鬼子！」这位「洋鬼子」多么想手里有他那根粗棍子，若有，他早把这群怯懦的暴徒打散了；可是那些兵见他全无防身之物，便抓住抬轿的竹杠两头，把轿里的人摇得极难受。马嘉理嘴上挂着淡淡的笑，心里却恨极了，正盘算着一拳打在那带头的脸上，他的仆人却先一步缓和了局面——那仆人使出全力，朝一个动手的人胸口就是一拳。效果立竿见影，简直像变戏法：这些勇敢的大兵一哄而散，「洋鬼子」平平安安到了官员家里。所幸那位官员待他很友好，还派了两名差役护送他回船。回到自己船上，这位探路者对仍旧聚在岸上不散的众人训了一番话：「你们为什么这样粗暴地待我？这就是你们待外乡人的礼数么？我久闻中国人在各国中以有礼著称。你们就是这样显出有礼的么？我要不要回去告诉我的同胞，你们是怎样待我的？」这番话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的，听的人大为惊讶，一声不响地听完，便悄悄散去，看样子都很羞愧，年长的还把过失往年轻的身上推。

九月二十日，马嘉理对威妥玛的回音彻底死了心，便继续上路；上司如此沉默，他心里自然颇不痛快。那天借着强劲的东北风，他当日就驶出浑浊的长江，进了美丽的洞庭湖——湖水是可爱的蓝色，长江的水量主要就从这里得来。进湖口处有君山岛，所产的茶在天朝帝国无人不晓，公认是中国最好的茶；其中一部分专供天子——也就是皇帝——和产地所在那一省的大员享用。这片湖虽然好看，水却不深；除了那些盘旋在湖面上、把冒险行船的人叮得死去活来的毒虫之外，湖上生灵很少。湖岸上有几座不甚要紧的镇子，马嘉理一处也没有上岸。湖边的人说，那些终日绕着水面的飞虫，是湖神派来挡住外人的带翅守卫。

二十二日，这位探路者进了沅江，水清见底；他在泥心塘镇对面略停了一停，叫他松一口气的是，湖上那些带刺的飞翅哨兵，消失得同它们出现时一样快。

沅江两岸风景极美：中国水道两旁一般是污水沟和坎坷的小径，煞尽风景，这里的沿江之地却是耕作精良的田畴，棉田与美丽的草地相间，草地边上立着老柳。农家也干净整齐；男女老少看去都过着快活殷实的日子，马嘉理所到之处都受到善待。二十八日日出时，这一行到了桃源县对岸；那是一座又大又富、却没有城墙的县城。这是马嘉理所到的第一个不设城防的要地。那里的居民看去很有几分自立的气概，主要的行业是烧瓷；家家户户不论大小，里里外外都装点着精致的瓶罐，用来栽那种矮橘树和别的小巧盆栽——中国人对这类东西是极喜爱的。

过了桃源县，江面收窄，在岩壁夹峙的峡谷间流过；峡外是一重重不高的圆锥形山丘，满覆着黛色的松树，一层高过一层，没有一座高过二百英尺上下，气象却极好。照马嘉理所记的景致看，这里必定很像阿登山区的吉韦——乔治·桑在她那部诗意的小说《不顾一切》里把那地方写得不朽了。

接着进了湖南省；这一省在地质上极有意味，远古必定有过极可怕的地动。不久便到了要镇玉屏县，马嘉理颓唐的心情在这里振作起来：他发觉当地的父母官竟是他的一位旧友，从前在英国驻北京使馆做过通译。这位本国官员用三响礼炮迎接旧同事；更好的是，还请他到自己衙门里住上几天。马嘉理欣然领了这份款待，换上礼服，被人隆重地抬进衙门；那里已聚了一大群人，专等看这位外国人到来。

歇够了精神，这位英国探路者很快又动身，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要城镇远府。城口有一座极好的六孔桥，便是在欧洲也算得上一件艺术品。城的四围耸起岩石的高地，使它极有画意。马嘉理在桥边上岸，因为此后要走旱路了；他带着自己的仆人和四名派来保护他的人，往一处指望歇夜的屋子走去。那算不得客店，却是行旅雇轿子、雇苦力、雇马匹的处所——总之，接着赶路所需的一切都在那里办。凡要地大抵有好几家这样的字号，中国的店主总打发伙计到码头上去招揽刚到的客人，同欧洲的同行一样。

如今这个哄得马嘉理答应照顾他东家生意的伙计，事情一办成便不见了，把这位英国客人和他的人撂在半路。一小队人在那些聚拢来看热闹的人群里挤过去，费了极大的力气才到了选定的那家客店。到了一看，屋子倒干净舒适，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接待。接下来该把行李搬进屋檐下，外头的人却极力阻拦，马嘉理只得作罢。不过他打定主意，要去求本城的知县照应保护，无论怎样阻拦也要闯过去。他叫人把客店的门打开，昂着头面对外头狂乱的人群，那副神气坚决得很；容易被震住的中国人在他面前退开，他进一步，人群便退一步，让他平安到了衙门。他在那里找到了知县；客店离衙门不过两百来步，这场喧闹知县必定听见了，却袖手坐着看事态如何，连一个指头也不曾动一动。

马嘉理没能说动这位官员准他在城里歇一夜，倒是雇到了四名健壮的苦力做脚夫。他就这样被抬着离开受尽侮辱的镇远，前往贵州省城贵阳，一路所到之处都受到善待。

到云南省城——同省同名的那座城——的前三天，这位英国探路者正在野地里用午饭，忽然有一个法国人上来同他攀谈，叫他又惊又喜。那是一位境遇困苦的传教士，也要往同一处去；在这样偏远的地方遇见另一个欧洲人，他简直乐疯了。两人先用中国话急急地说起来，后来因为马嘉理会讲法文，便把中国话换成了法文。马嘉理记道：两人坐到同一张「桌」旁，本打算分食；可是这位传教士的干粮实在太少，末了英国人把自己那份牛排分了一半给他，又把身上所有的面包都给了他，还叫人给客人做了一份煎蛋，倒了一杯烈酒。看那人吃东西的急切劲儿，显见得这可怜人几乎是在挨饿。吃完饭，马嘉理把自己在镇远受辱的事讲给新朋友听；法国人说，那位知县多半把这位探路者当成了耶稣会的神父，或是遣使会的会士——也就是圣文生·德·保禄的门徒。将来如何且不论，在马嘉理那时候，华中的百姓对天主教传教士是毫无容忍之心的；指望他们在当地人中间推动什么文明教化，希望极小。那位知县若在他初登岸时看一看这位英国人的护照，待他的情形便会大不相同了。头一批把欧洲观念带进中国的，将是商人，不会是传福音的人。便是在别处往往大获成功的厂主和工师，在中国也没有多少机会；因为这里的人对自己那套造物的法子、对自己开采盐井矿藏时笨拙原始的手段，就像对自己的宗教一样心满意足。

在会泽——一座如画而极重要的城，是有城墙的——马嘉理遇见一位年老的法国主教和他手下两位神父；他们都穿上了中国人的衣裳，讲中国话比讲本国话还好。事实上这位主教离国太久，已经把母语忘了，同客人交谈用的是他所归化的这个国家的语言。这么说来，他不但没有使当地人归化，自己倒几乎成了当地人——一位当年热忱的传教士落到这般地步，真叫人难过。他住在衙门里，坐绿呢的圈椅；这份体面通常只给中国本土的官员。人家甚至称他「大人」——这称呼照例是留给一品大员的。他这样取用本国的名号，在士人和官吏看来必定不甚受用；而居然无人来难为他，实在是容忍的一个罕例。试想在欧洲，若有一个中国人胆敢穿上将军的制服，或披上红衣主教的法袍，人家会怎么说？岂不立刻就要动手剥掉他那身借来的羽毛？

马嘉理离开上海已经三个月了；还要再走四十九天，才能到伊洛瓦底江边的八莫，指望在那里同柏郎上校会合，然后——若中国官府肯给必需的许可——同他一道走回程。看情形没有理由担心会被拒绝，因为这位年轻英国人在云南省城所受的接待，再热络不过了。

从云南府到大理府的路，其实不过是一条羊肠小道；马嘉理把自己和同行两位官员所受的罪写得很有趣：路上挤满了车、骡和驴，都驮着盐包，把道堵得死死的，他就在中间被颠来颠去。这位英国人同两位士人时常为各自的狼狈相视大笑；他几乎同一路所遇的每个人都交上了朋友，这一点很能说明这位探路者的手腕——他本该有个比后来更好的结局。

这时已是十二月，天冷得厉害，却买不到冬衣，行人只好将就身边带的那几件。从大理府到镇南要走四天路，两位官员极力劝马嘉理不要再往前走，说那后一处的人对外国人极不友善；可是这位英国人一心要亲眼看清当地人对欧洲人究竟怀着什么心思，不肯被劝住。十二月十六日，他大大方方地进了那座素有不好客之名的城，在日记里写道：「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并没有人来难为他；他虽然疲惫，也只歇了一夜，第二天便朝缅甸边界赶去。一月十一日他到了蛮允——不久之后他就是在那里遇害的——在那里遇上柏郎上校派来的四十名缅甸兵，护送他穿过此后要经过的边地各部落的地界，以防遇袭。马嘉理之死，很可能正是这一群武装人马突然出现所招来的。这位英勇的年轻探路者若是独自一人，本会像从前无数次那样赢得当地人的友谊；如今被卫队簇拥着，自然就成了众人疑忌的对象。

马嘉理终究到了八莫。他不曾料到有什么危险，二月初便同柏郎上校动身回程，当月十八日到了缅甸境内、刚过中国边界的最后一处哨站。行旅在那里听说：进云南的隘口被一伙武装的克钦人堵住了；他们阻拦白人再入中国，纵不是边境上雪列城和蛮允城的官府指使的，至少也是那两处官府默许的。柏郎上校同马嘉理商量对策；后者刚刚顺顺当当穿过云南，向同伴保证不必担心：不久前他在上面说的那两座城都受到过善待。他照他一贯敢作敢为的性子，提议由他一个人先走一趟，看看流传的种种消息究竟确不确，并答应一有结果就即刻派人回报。

上校居然同意了这个鲁莽的提议，让他那位不幸的年轻同事去送死，实在是件憾事。可是二人全没有想到大祸将至，坐在一处吃了最后一顿饭，一直吃到深夜，谈论此行可能有的结果；隘口那边传来的锣声钹声，他们不去管它；连树梢上分明有克钦人居高窥伺他们的营地，他们也不去管它。

十九日日出时，马嘉理越过边界，同行的有他那位忠心的书记、自上海便跟着他的仆人，还有几个缅甸赶骡的人。第二天柏郎上校接到他一封信，说他已平安到了雪列，又说在那里受到善待，此刻正往蛮允去。其余的人随后跟进，二十一日到了雪列。此后再没有马嘉理的消息；柏郎上校却被传闻惊动——说是他和他的人将要遭袭，而当地的首领官员正在给家丁发械。二十二日早上风波爆发：上校的营地被武装的人围住；同时收到住在蛮允的几个缅甸人的来信，说马嘉理已在那城中被人卑鄙地杀害了。

若不是缅甸护卫队的勇敢坚定，尤其是充作卫队的那十五名印度兵，柏郎上校也要同他那位年轻同胞一样的下场；经过一场激战，他总算退过边界，损失不过三人受伤。

在八莫，人们千方百计要查明马嘉理被害的实情，始终没有得到完整的细节。看来最可凭信的一说出自一个缅甸人，他说二十一日那天在蛮允见过遇害者几次，一次是他独自一人，后来又见他同几个中国人一道走。据这位见证人说，这位年轻的英国人是被人邀去骑马看一处温泉的；他刚出城门，就被那些人用矛当场刺死了。

打通缅甸与中国陆路的尝试，看来就此告终；然而事实上，马嘉理之死到头来给他的国家谋得的好处，远非柏郎上校那趟远行平平安安办完所能比。英国人善于利用每一件事，无论多么惨痛，无论表面上多么不利于自己；他们为这位年轻英国人被害而从不情愿的中国人手里索来的赔偿，其中就包括把汉口以上的这条大江再开放四百英里——这是朝着英国久蓄的心愿跨出的一大步：把长江上游同缅甸接通，而缅甸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英国通往中国的陆上门户。事实上，欧洲哪一国将在华中称雄，这个问题最终要在四川、云南两省定局；所以凡与这两省有关的让步，在商务上和政治上都有极重大的意义。

七烟台条约与几处新口岸

威妥玛索取护照、退往天津口外的兵船、同李鸿章会谈、烟台条约、长江上的宜昌、西部中国的曼彻斯特、北海及其港湾、一座壮丽的宝塔、开埠通商之礼、北海的新年、豁拳之戏、温州风物、庙宇宝塔充作客店、芜湖及其官员、官员等辈不喜传教士、这城四围的好景致、众人等一场月食、月食不守时刻、百姓的骚动、龙终于来咬月亮、皇帝给天官的警告、公元前二一五五年两位天官被斩、中国何以如此看重日月之食

马嘉理死后，威妥玛同北京政府就此案如何赔偿一事往还交涉的经过，细讲出来也没有什么益处。只须说：中国一面拖延推诿了二十个月，英国公使一面执拗不放，末了他索取护照，大张旗鼓地把使馆关了，退到天津口外的一条兵船上去；在那里他庄重地发出威胁：他的要求若不照办，英中两国立刻就要开战。这一着把中国政府逼得明白过来：皇帝和他的谋臣们觉得，与其再看一支得胜的英国军队开进北京，不如样样都让了。于是威妥玛被请到山东省北面的通商口岸烟台，同如今大大有名的李鸿章会面——这位李鸿章后来在伦敦、在巴黎都成了名人——那有名的条约便在那里签下。因为它关系极大，这里把主要条款撮要列在下面：

赔款一大笔，计六万英镑，交英国公使，分给在云南困顿无依、或丧失了养家之人的欧洲人的家属。朝廷要下一道上谕给云南总督，命他同一位英国官员商议缅甸与中国这个边省——马嘉理丧命的地方——之间的通商章程。英国有权在大理府派驻一名代表，中国官府要协助他考察；这一带地方要开放通商。为免误会，将由总理衙门——也就是主管外交的大臣们——请欧洲各使馆拟出一套礼节的章程呈送总理衙门，凡在此约上签字的中外双方都要遵守。中国应向外国派驻领事与公使；中国人被控对欧洲人犯罪而由中国官府审讯时，欧洲官员有权到堂旁听，但不得干预；若被告是欧洲人而由英国人审讯，亦同此例。然而两国的代表中若有一方不服判决，他有权提出抗议。对定罪之人所科的刑罚，依审判官所属之国的法律。转运的外国货所抽的厘金，在欧洲人的租界之内不得再征。中国允将湖北的宜昌、安徽的芜湖、浙江的温州、广东的北海开放给欧洲通商，并准各国在这四处驻扎领事。中国本着和衷之意，准外国轮船载客运货往长江沿岸的下列各处：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此外，外国的考察队若要取道甘肃、青海，或取道四川入西藏，再由西藏往印度，总理衙门应给他们必需的护照，并知照西藏的中国官员，好让这些探路者一路平安。

这个条约倘若切切实实照办，欧洲人在中国的地位就要彻底改观了。它签于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可是二十二年过去，其中许多条至今仍是一纸空文。不过如今已有许多迹象显示，一种截然不同的局面正在开端；中国的拖延搪塞，再也挡不住全国终归向欧洲的商务与殖民敞开。所余的问题只有一个：内地各省尚未开发的财富，欧洲哪一国能占到最大的一份。

往下说之前，先看看方才撮述的一八七六年条约里提到的一两处口岸如今是什么光景，是颇有意思的。先说宜昌，近来的事情使它格外引人注目。宜昌地处长江之滨，风景绝佳，离江口一千英里，正在长江中游那几道大峡谷的入口上。八十年代之初，少数欧洲人被中国政府哄人的许诺壮了胆，到那里住下，对宜昌寄予厚望。据无畏的英国探路者立德说——他去年把一条特造的轮船开到了宜昌上游五百英里的重庆——一八八三年时，「宜昌的外国人只有一位海关税务司带三个帮办；一位苏格兰长老会牧师同他的太太；还有两位天主教传教士。到一八九八年，外国人已增至在大清海关供职的欧洲人十二名，传教士三十名。这里的生意，」他又说，「零售很热闹，却没有大银行，也没有像下游八十英里处沙市那样的富商巨贾——沙市素有『西部中国的曼彻斯特』之称。长江上游一旦通航，这一切无疑不久就会改观；那些打破帆船帮长久抵制轮船的开路人，英国人是该感念他们的。但愿宜昌不久就成为它的位置本该使它成为的那种地方——中国西部那些久闭的边地的外贸中枢。」

北海是一八七六年条约所开的另一处口岸，同宜昌恰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广东省一座约有一万居民的城，在北部湾的北岸；如今法国政府已取得修筑北海至南京铁路的权利，它作为出口之港大约会很要紧。可惜它的港湾不好，同汉口一样，因为近岸水浅，大船不得不停在外洋。北海进口的货物以棉毛织品、鸦片和米为大宗，出口则是糖、花生油、八角、蒌叶和别的香料。爱打猎的人在北海一带可以打到许多山鹬、鹧鸪、野鸭和别的水禽。城的对面、海湾的南边有一座极有名的宝塔，是中国最出奇的宝塔之一。塔心里长出一株壮丽的梧桐，树上筑着成千的麻雀窝。树枝从塔的窗洞里挤了出来，那一团团深绿的枝叶同石工相映，说不出的好看，说不出的入画。北海所临的这片海湾里岛屿星罗棋布，许多法国传教士就住在这些岛上，穿当地人的衣裳，也依了他们许多风俗，连辫子都留起来。这些献身于十字架的兵士中，有一位已经离开故土十九年了。

北海开埠通商时颇有一番仪式，英国领事和好几位大员都到了场。中国人放了两声炮向各国的旗致敬；新设海关的总办又在聚集的人群中放了一大串爆竹，为的是吓走邪祟——照天朝人的看法，邪祟是怕爆竹的。火药虽然放了这许多，北海海关至今所收的税仍旧微不足道；不过照眼下情形看，不久很可能大有起色。

我到这城里的时候，恰逢过年，因此我没能像本来可能的那样，多留意一些商务的统计。中国的年是从二月新月升起后第十五天算起的；逢这个节，平日那样一心做买卖的天朝人把一切事务都撂开，一味寻欢作乐。在黄种人的这片土地上没有礼拜日，也没有每周休息的日子，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这样兴高采烈地享受一年里这半个月的歇息。

过节的前一天，中国商人把买卖上的账目一丝不苟地清理干净：他坐在案前，伏在一本本小小的账簿上，或者拨着那用小象牙珠子串成的算盘，鼻梁上架着大眼镜，手里捏一支铅笔或是一管笔。事情办完，便把账册锁起来，赶紧去换上最体面的衣裳；然后手里攥着那把少不得的扇子，一溜烟奔戏园子和花艇去，请朋友吃喝，同他们一起被鸦片、或是被香槟灌得烂醉，耳边是震耳欲聋的锣声和成千爆竹的炸响。他若好赌更甚于好酒，便去某个龌龊的赌窟，几个钟头之内把一整年的辛劳挥霍个精光。同法国的年头一样，天朝人也互赠许多礼物；有教养的中国人给每一位朋友送去一小方红纸，上面除了送礼人的名字，还写着孔子的一句格言。对于有来往的女眷，他便送些小件漆器、袖珍的花木，或是红鳞金鳍的鱼的古怪塑物。他若想讨某个商人的照应，便按着自己所知那人的偏好，送去好果子，如柑橘之类，或是精致的火腿，或是冰糖。

过年的时候，官员和别的做官人家的太太们坐着装饰华丽的轿子彼此拜年，穿着最好的绸衣，多半是黄的或蓝的，脸上抹满了胭脂。这些盛装的太太们凑在一处，话说不完：一面用极小的杯子啜茶，一面嗑糖果，或是嚼下大量又干又咸的西瓜子。这样的女眷聚会上还要唱许多歌，调门高得很；外乡人从有堂会的人家门前走过，只当是一群发情的猫在屋顶上嚎叫。

逢到大节，下层人一概不做活；苦力、轿夫和船夫手里没有多少钱可输，便在街角上玩那几乎通行天下的豁拳，又喊又笑，兴头大得出奇——四十个天朝人闹出的动静，比五百个欧洲人还大。有时这游戏末了闹成口角，可是中国人便是受了侮辱也从不动手；他发泄闷气的法子，同西方相应的那一等人全然不同。

温州是浙江海滨的一座要城；浙江一省物产丰饶，林木极美。温州离福州与镇海差不多一样远，是大批茶叶装船外运的口岸，竹、木、材的生意也做得不小。这是一座敞亮洁净的城，收拾得同花之国——中国的文人爱这样称呼自己的国家——任何一座城一样好；旅人都说它的街道比天朝帝国别的城都宽。城里庙宇之多，简直不可胜数；因为客店少，欧洲人常常就住在这些神圣的屋子里，当地人也不见怪。不过还得补一句：中国许多地方都把庙塔当作客店用，谁都可以在里头睡觉、做饭。关于中国人如何偏执、如何对亵渎神明者施以可怕的刑罚，传闻不少；可是通盘看来，天朝帝国的居民实在比欧洲人少些不容之心，这是断无疑义的——评断他们的时候，不该忘了这一点。自从一八七六年的条约把温州开放给欧洲通商以来，这港口的兴旺长得极快，港里时常泊着许多外国船，卸下各色货物，或是装上中国的货。

芜湖在长江边上，离南京五十英里；到目前为止，它从新得的权利里获益还不算多，不过看来快要成为四围各地稻米出口的中枢了。传说头一个在芜湖住下的英国人，刚到不久就写信给上海的一位同胞，说他同中国的知府喝了那么多香槟，实在没法描述自己的新住处了。他到的那天下着大雪，照当地人看是个好兆头，在欧洲人却绝算不得愉快。芜湖驻着一位管民政的地方官，还有一位道台，职掌略同于法国城市的专区长官。此外还有一位管带两营兵的武官，以及两位朝廷的水师军官：一位统领驻长江口的船队，一位管着充作江上巡警的炮艇。这城造得很好，大街有一法里长，路面铺得平整，两旁是漂亮的房子，有些是两层的，都挂着红漆或黑漆的招牌，上面用金字标出店主的名号。这条好街被斜射的夕阳一照，那光彩不逊于广州。这里水土宜人，百姓待外国人也友善；种种缘故凑在一处，使芜湖成了欧洲人颇为可住的地方。不过还得补上一句：这里的官员和衙门里的人，一概不喜欢传教士。

除了临江的一面，城的四围都是一望无际的稻田与麦田。一条高起的堤道穿过这些美丽而收拾得极好的田地；我同一位同胞——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沿着这条堤走出去，为的是看当地人为一场月食而闹的一场热闹。不过这一回，诗人们所钟爱的地球这颗卫星，同北京的天官们开了一个极不厚道的玩笑。

钦天监那些饱学的天官，早已郑重其事地奏报中国皇帝——天子——并通告各省大吏：二月七日晚八点整，那条在空中四处游行、寻觅可吞吃之物的龙，将要设法把月亮吞掉。这场月食几乎是全食，所以天官们警告百姓：那怪物的攻势将极凶猛，若不靠呐喊和锣声把龙赶跑，地球这颗苍白的卫星多半要遭殃。

到了那预定要出这场大戏的日子，远不到时辰，全帝国各城便涌出千百万中国人，奔到郊野去，仰着鼻子等看那即将出现的奇观。其中弄不到锣的，便备下铁锅、拨浪鼓、空心的竹筒，还有数不清的红色小爆竹。可是唉，何等地扫兴！何等地受骗！八点钟，仰望的人群看见月亮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一轮圆满，光华无损，一丝一毫都不见异样。九点钟，她仍旧安安静静照着这些守望的人，光辉毫发无伤。莫非整桩事是个骗局，是天官们捏造出来的么？然而正当众人怏怏地要死心的时候，四面八方忽然大响起来——因为守望的人看见那颗星的面孔起了变化：它渐渐泛出血一般的红色，一块丑陋的黑斑正缓缓爬过它的面庞。龙开始动手了。

中国人随即敲锣、敲铁锅、摇拨浪鼓、放爆竹，那股狂劲简直没法形容。那条龙显然被这阵喧闹吓跑了：仰望满月一个钟头，不再见那块黑斑，众人便为自己的功劳欢欣鼓舞，渐渐散去；而那颗星则得胜地在太空里继续她的行程。

我后来听说，皇帝给天官们传了话，说他们的推算下回若再出这样的错，就革他们的职，发配出去。在公元前二一五五年仲康在位的时候，他的天官羲氏与和氏因为没有预推出一次日食而被斩首。宋君荣神父在他那部有趣的《中国天文学史》里，把这样重的刑罚的缘由解说如下：

「在中国，日食或月食被看作对皇帝不祥的预兆，意在警告他省察自身、改正过失……因此在天朝帝国，日月之食一向被当作国家大事，推算发生的时刻极为用心，食时的观测以及应行的礼仪也极为郑重。这一回羲氏与和氏竟完全不曾奏报将有此事；等到白日忽然昏暗，官员们没有料到会有日食，惊惶失措地奔往宫中。随之而来的混乱自然把百姓也吓坏了，因为他们同样事先毫不知情。遇此情形应行的全套礼节，古时的礼书上都载着：日光一开始昏暗，乐官便击鼓，官员们都要立刻带着弓箭赶到宫里去，像是去助皇帝一臂之力——皇帝被看作日的化身；所有官员还要向君主进献绸帛。与此同时，皇帝和朝中大员换上最朴素的衣服，斋戒不食。因为天官不曾照例奏报，这些平素奉行得极虔诚的礼节便一概荒废了；羲氏与和氏虽然既是王室之人、又是精通历数的人，也不得不为这一疏失抵罪。当时他们不在朝中，而在各自的庄园上；据传闻，他们正在那里谋叛君主。于是他们被拿下，皇帝不经审问便下令砍了他们的头。这件事就这样戏剧性地了结了，而它把天朝帝国的本色显露无遗：在那里，天子对惹恼了自己的人，向来是说砍头就砍头的，至于查问他们的行止，总要等到证明了清白也于他们无补的时候。」

八上海

我在上海登岸、没听说过拿破仑的天朝人、上海进出口的总值、进出口都是些什么货、中国人恋土之深、将来真正的黄祸、我被请去赴一席中国筵、我那些黄面孔的同席、太太们觉得我有趣、她们的小脚与行走之难、一位富商解释缠足的缘由、中国的卖女、论妇女的地位、一位官员收下一部《圣经》、主人带我们上花艇、花艇的样子、我头一回试抽鸦片、一个堕入烟梦的天朝人

我在那片托起上海要城的辽阔江口登岸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离马赛只有四十天的航程。诚然，我们这个世界说到底并不怎么大；可是要把它弄明白几分，人类竟花了多少个世纪！有一天我问一个帽上缀着亮晶晶玻璃顶子的天朝人：「你可曾听说过拿破仑？」「不知道您说的是谁。」他一脸茫然地答道。不消说，他若反过来问我某位中国的大皇帝，我也会同他一样张口结舌。不过这一切不久都要改观了：有了蒸汽，有了电——尤其是电，它几分钟之内就能绕地球一圈，是和平的、战争的、毁灭的、发迹的飞快信使。等到世上各族彼此了解得多些，我们或许会对彼此宽容些，也可以说彼此更相倚些，这于各方都必定有益。等到东方挨一下打足以把西方震得根基动摇的时候，我们出手之前就会掂量两次了。地上各族往来越频，我们纵然要遭许多苦涩的失望，也总归离那个万邦太平的时代更近一步——多少个世纪以来，各国追求它而始终落空。

我头一回置身上海码头上那片忙碌景象之中，四围是无数等着运往我所来的西方去的丝包和茶箱；那时我心里想的，大略就是这些。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西部那条水上大道——长江——的门户；然而它不止于此，它还是天朝帝国的商业之都。照科尔克洪在他的《变动中的中国》里所说，各通商口岸外国进口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五、输往外国的出口货的百分之四十八，都经由上海一港。「四年前，这座东方大商埠土货洋货的贸易总值，据估计不下三千五百七十七万二千零六英镑，此后有增无减。自一八六〇年起，上海与汉口之间每日有几班轮船往来；每年进港的船约三千艘，其中一半是英国的。出口以丝与茶为大宗，其次是棉、米、糖、纸、烟叶、各种药材、土布、羊毛、麻、花子、扇子以及别的精巧玩物。」由外洋进口的，主要是棉织品、酒精、鸦片——所幸这一项数目正在迅速减少——各种金属，以及毛织品。一八九六年，法国——它对华的贸易在欧洲各国中居第三，英国居首，德国次之——输往中国的货值一亿八千四百万法郎，为此缴税一百五十万法郎。相对地，法国从中国进口的货，包括各种织物、花边、酒、铜及别的货品，总值只有二千八百万，也就是比出口少了一亿五千六百万。中国所给的同她所得的，相差何等悬殊！中国人为了同西方做买卖这一份「体面」，付出的又是何等的代价！直到今天，天朝人——他们的口岸是被英国人的大炮、加上法国人的大炮违着他们的意愿轰开的——凡是不得不给外国人的，都给得老大不情愿；用一句传神的话说，他们同做买卖的对手之间毫无情分可言。他们恨不得只拿不给。那些不幸死在异乡的人，连自己的骨殖也不肯留下去肥流放之地的土：他们的遗体要由轮船从旧金山、从秘鲁、从菲律宾群岛、从澳洲以及别的地方运回来，葬在故土，葬在祖宗的那一处安息之地，好让自己的子孙把这份记忆奉为神圣。中国人恋土之深实在有一种很动人、很令人心酸的意味——尽管他们又那样蒙昧地轻易离乡。为了确保能归葬故土，他们什么都肯牺牲；因为他们相信，唯有在那里，亡者才寻得着真正的安息。

我在上海的时候，颇为惊讶地留意到，这港口卸下的棉包多得惊人。同我谈过话的一个英国人告诉我，这些棉包来自东印度，而且进口的数目一直在增加。他又说，中国人一心想自己织棉布；他们若能克服对欧洲生产之法的厌恶，织物这一行的生意就要挨一记重击了。不过对英国的厂家倒有一件大有利的事：中国西部不宜于种棉，所以当地人做衣裳的棉花大半得从外洋运来。立德在他的《穿过长江三峡》里说：「凡到长江上游的旅人，没有不被那络绎不绝的景象所打动的——一条条载棉的帆船，挣扎着一道接一道往上闯滩。」

中国人有许多已挣脱传统的羁绊，这里还有一个比自己织衣更能说明时势的征兆：商人肯到外国的城市去落户了。就在不久以前，在欧洲、在美洲所能遇见的中国人，还只有前一章所说的那样被招出洋的苦力。如今在伦敦、在巴黎、在纽约，都有中国富商开的大栈房，经营天朝帝国的茶、丝以及别的出产，手下用的是本国的黄面孔同胞。这才是欧美商人所面对的真正的黄祸：这些商人卖的货比外国同行好，价钱却比他们低；而雇主们不久就要亲身遭遇一场同他们的工人所受的一样激烈、一样不对等的竞争。中国人肯拿远低于任何白人赖以活命的工钱做工，这早已是美国市政当局的一道难题；只是近来，有钱的一等人才可说在自己工商的堡垒里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倘若不赶紧对这些可畏的对手进入巴黎和欧洲别的大城加以限制，我们有生之年或许还会在自己的京城里看见黄皮肤被刺刀和手枪赶着满街跑，一如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和澳洲已经遭遇过的那样。不过话说回来：亚洲人在西方晒一晒太阳——哪怕这太阳不怎么样——的权利，难道不同欧洲人在东方晒太阳的权利一样多么？一个鞑靼人、一个蒙古人、一个中国官员的性命，难道不同一个法国人或英国人的性命一样神圣么？这全看你站在哪一头看。

一位在上海住得比任何外国人都久的美国富商请我到一家有名的中国馆子里吃饭，我在那里得了个难得的机缘，见到几位身份很高的本地人。他们都带着自己宠爱的姬妾来，正室留在家里；那些女眷坐着轿子一直抬进餐厅正中，才从轿里出来。她们穿着淡蓝绸子做的清爽雅致的衣裳，一头浓密的黑发上簪着真花，看着实在很好看。她们的肤色虽然胭脂抹得太重，却是细腻的；没有被涂改的地方，几乎是白的。同她们同席而坐，我很遗憾一句她们听得懂的话也说不出：她们既不会法语也不会英语，而我不懂中国话。主人事先叮嘱过我，千万当心，哪怕用手势也不可对她们太客气；她们的主人心里若起了哪怕一星半点的醋意，我多半就要看见这些美人像一群受惊的斑鸠一样飞走了。她们的轿子就在馆子门外候着，随时应变。这几位受邀的天朝人，还是听说我过几天就要离开上海，才肯来赴这一席的。整顿饭里，这些女子彼此很少说话；不过我因为吃不惯席上的东西而窘迫的时候，我看见她们唇边浮出好笑的微笑——那些东西譬如姜汁鸽心，譬如用小盅而不用杯子喝的米酒，譬如要用那双代替叉子的象牙筷子夹菜。这些太太一点肉也不吃，送进她们那精致小嘴里的只有香甜的蜜饯和干瓜子；她们用又长又细的手指捏起来，那手指却被爪子似的长指甲糟蹋了，使那双手显得很不好看，几乎有几分兽相。这顿饭上了三道，上菜的时候一直有人唱、有人奏乐——唉，多得没完没了！吃完了，这些年轻女子起身，仍旧笑着，用那双可怜的畸形小脚艰难地往外挪，一路扶着桌子、椅子和墙，一瘸一拐地走向那几乘华丽的轿子。最后走的那一位，脚小得我几乎看不见，全掩在她那条鹅黄色的绸裤底下。我对身旁一位体态肥胖、面目却很精明的天朝人说起这可怜姑娘的脚之小，他放声大笑道：「这对爱吃醋的丈夫可是件大好事！」

「这么说，小脚并不单是赶时髦的一时兴致了？」我说。

「不是，不是！」他答道，「实情是这样：无论贫富人家，生下一个女孩，若是体格匀称、眉目清秀，看着十五岁上准是个美人，那么出生几个月后就要把她的脚紧紧裹起来。您明白：她走的自由、跑的自由、出门的自由，在她这么小的时候就被拿掉了……到后来，父母若是有钱，要给她说一门好亲事；若是穷，要把她卖个好价钱——她那双小脚总是被拿来作她身价的凭据，这一份自由的剥夺，被认为是她极大的长处……您懂了么？」

「多么野蛮的风俗！」我叫道。

「在欧洲人看来是的；可您若去问方才席上那几位姑娘中的哪一个——阿黛也好，阿玛也好，阿桃也好，阿彩也好——每一个都会回答您说，她并不悔恨自己所过的日子。她若不是这样被预备着卖给某个有钱的天朝人，就得像牲口一样在稻田里做活；再不然就得同海滨的渔户、或是在某条破烂的江船上过一辈子。」

「这样买卖女子，是怎么办的呢？」我问道。

「经中人之手，立正式的契约。此刻我口袋里就有一纸文书，从今天起，天津一个小姑娘就归我了。您要看看么？」

我自然说要，他便把契约拿给我看；下面是我逐字译出的：

「因家中贫苦，情愿将小女——年十四岁——卖与涂万兰喜，由他供养照料。六月二十四日，收讫身价银元八十五枚（约合六英镑），银货两清。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立契人：唐廷，女之父；

中　人：叶康氏；

代书人：陈真章，代立卖契。」

（原注：中国纪年用皇帝的年号，不用世纪；而他们的一「世纪」只有六十年。照中国的算法，如今是基督纪元第七十六个甲子的第三十五年。）

把这纸文书读过、抄过之后，我还给了它的主人，说道：「这么说来，您买得起多少女人就可以有多少女人。在埃及，多妻之制在他们看来同在你们看来一样天经地义，可是后房里宠妾的数目仍有个限制：买主要先证明自己养得起，人家才准他再买一个。你们这里怎样？」

「中国没有这一类的限制，」他答道，「除了买来的女人——买她们与其说是因为看中了，不如说是为了自家的体面——还有一位在你们欧洲叫作正妻的。她的地位高过一个男人所有的别的女人，而且只有她的儿子才有权承继父亲的家业。我们非有承嗣的人不可，所以休掉不能生育的妻子，我们并不觉得于心不安。别的女人中头一个给我们生下男孩的，便顶那被休之妻的位子，其余的照此类推，直到我们确信有了一大群儿子，将来我们去世之后好来奉祀我们——正如我奉祀我自己的父亲一样。您别忘了我们这里的传统何等牢固，何况我们此刻所议论的这件事，比你们《圣经》的时代还要久远。凡是新花样，我们都不喜欢……几年前，今晚请我们吃饭的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一位刚从英国来的新教牧师，那人一心一意要劝人入教。出于礼貌，我一连几天听他讲；我甚至收下了他送的一部《圣经》。我下功夫极用心地读起来。开头就叫我大为惊讶：照书上说，这世界竟这样年轻；而我从我们的和尚那里听来的是，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很老了——很老很老了。于是我把《圣经》搁下了。这书既没有教给我什么新东西，我这么做，难道不对么？」

「不对，」我答道，「您该接着往下读，读到《新约》；在那里您会发现，人并不该活在那种自甘沉滞的境地里，而女人所要担的使命，也同你们中国人拿她们当牲口、当姬妾大不相同。」

谈话渐渐有点刺人，所幸——也许算幸——我们的主人把话打断了，邀我们同他去赴一场宴：那是他一位做官的朋友在港里摆的；此人是个大烟客，又是天朝帝国里用一个风雅的别称叫作「花艇」的那种船的主人。

我们的船夫使劲划了几桨，便靠上了一条泊在上海外锚地的帆船。船舱里挂着大红的锦缎，无数精巧的小灯笼把它照得通明；灯笼底下吊着鸟笼，另有些笼子托着玻璃球，球里养着红鱼，长长的金尾巴，透明的鳍，游得自在；隔着那层水，鱼的身量被夸张得出奇，我们就那样看着它们优美的摆动。地上铺着织得极细、亮得干净的席子；舱室门口垂着绣花的绸帘，略微挑起一点，把里头神秘的深处半遮半露。我走进其中一间，看见屋子正中一张摆满鲜花的桌子周围，坐着几个面色苍白的中国人，人人手里一把扇子，还有几个穿戴华丽的女子——照例胭脂都抹得太重——大家一面啜茶、一面嗑蜜饯，旁边有人弹着琵琶。我还留意到一张缎面的榻，没有褥子也没有草垫，枕头是一个红格子纸板做的圆筒；离榻不远有一张单薄的竹几，上面搁着一支金属烟枪、一盒鸦片，还有烟客少不得的几盏小灯。

主人把我引见给那位设席的官员；我看他相貌极有威仪。他在香港住过很久，会讲一点英语。他很想把待客的礼数对我尽到，却觉得不大容易。

「您用点什么？」他同带我来的那位先生轮番问我。

我忽然起了个古怪的念头，便答说我想抽一点鸦片。

「那么好，」他说，「请您到那间舱里去罢？」他拍了拍手，一个仆人跑进来点灯。

灯点好了，主人说：「我再叫人给您送一点茶来，万一鸦片不合您的身子。想必您是头一回抽罢。」

茶放在我伸手可及之处，人就退了出去，帘子随着仆人的身影落下，剩我一个人。我于是抽了平生第一筒，只觉得那味道难闻得可恶。我随即在榻上伸直身子，把头搁在那个又硬又滑的纸卷枕上，闭起眼睛。默想了几分钟——那滋味绝说不上愉快——我忽然觉得很不舒服，心慌意乱地四下张望。看见身边有个舷窗，便把头探出去，指望外头的新鲜空气能凉一凉我发烫的额头；可是港里那一片黑水、那一片水声凄凉的起落，反倒叫我更难受，于是我赶紧缩回来躺下，打定主意要坚持到底。一刻钟之内我又抽了两筒，然后从舱里出来，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感觉，只觉得像一个人忽然天旋地转，或是害了一场厉害的晕船。

我那位美国朋友赶忙过来照应我；不过在送我下船之前，他先带我去看一看那位同我辩过《圣经》的胖子。他独自在一间烟室里，那烟室同我用过的一模一样。他面色惨白，眼睛睁得极大，望着水波，神情像是恐惧极了，脸上淌满了汗……他正裹在一场梦里——无疑是一场好梦——虽然他的样子并不像；因为若不是真觉得好，那么多亚洲人总不至于去抽这带来梦境的鸦片罢！

九鸦片

鸦片在商务上的巨利、罂粟的种植、印度的鸦片出口、鸦片是什么、这药的制法、论英国专利此业、走私鸦片的巧法、中国政府禁止进口的努力、王总督的告示、李时珍论鸦片之性、抽鸦片最坏的一种、荷兰人把它传入台湾、该岛人口锐减、对烟客所施的刑罚、医家论食鸦片与抽鸦片之效、中国囚犯断了平日的烟枪、穷人耽于此物的真正祸害、立德的见证、中国烟枪与欧洲烟斗之比

自始至终，鸦片在西方同中国往来的历史上都是一个极要紧的因素；而据说今日天朝人体质与心志的衰弱，同耽溺此物大有干系。因此不妨辟出一章，来说一说这药的性质与效用。

提炼这种麻醉药的罂粟，波斯和中国都种，然而种得最多、种得最好的还是印度。英国在她那个广大的东方属地专利出产此物、专利售与中国人，向来极力护住这份专利；这专利将来一旦破除，国库的损失将极其巨大。事实上，鸦片之于英国人，正如烟草之于法国人；毫无疑问，英国的传教事业受了很大的掣肘，因为当局唯恐有人搅扰他们这桩生财的买卖。

在恒河那片广大肥沃的河谷里，罂粟只消种下去就有大片的收成。巴特那和贝拿勒斯一带尤其丰饶；花开的时节，空气里满是花上那股浓重的、叫人发懒的香气。等到地上铺满干枯的花瓣，印度的罂粟田那副样子，再没有比它更凄凉单调的了。几年前，从加尔各答和孟买出口的这种药所纳的税，合计远在六百万英镑之上。种田的人把出产送到官厂去，由官厂收买，再运往海港，所以私下消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印度本地消耗的那一小部分，由税官课税，其余大宗都流往中国。中国土产的鸦片同印度货竞争，是近些年的事；可是已经有人传言，说它最终会把外国的进口货完全挤走。长江一带，四川的鸦片正在取代印度的；立德在他的《穿过长江三峡》里，描写了这条大江所灌溉的地方那些一望无际的罂粟田。他痛惜英国的名字「同这种有用却害人的药的输入连在一起」，并指出把它由印度头一回带进中国的是葡萄牙人；他又说，无论如何，烟枪确确实实是中国人的发明，因为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东西。

鸦片最初的形态，是罂粟蒴果未熟时的干汁，采下来时是一粒粒乳白的浆，颜色像琥珀。在印度，十一月初下种，到二月初蒴果便可以开刀了，那时它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割开罂粟头让这宝贵的汁液渗出，是一桩精细活儿，所用的器具约三英寸长，是四把小刀捆在一处，刀刃排开像梳子的齿。每个工人都有好几把这样的刀，不用的时候仔细收在套子里。蒴果割开后的第二天，用一种小勺或小铲把汁刮下来收集，再倒进挂在采汁人腰间的一只陶罐里。罐子满了便小心盖好，带回采汁人家中。罐里的东西要极用心地看顾三四个星期，好让它干得匀、干得透。汁液要倒进一只浅浅的铜盘或铜碟里，略微斜着放，好让那会坏药的水分沥干；这道工序完了，便把鸦片仔细装进一般大小的罐中，送到官厂去。在那里逐一查验、化验、过秤，确认不曾被人动过手脚；若都合格，便装进定制大小的罐子；罐子贴上签条，一排排放在专辟的大屋子的架子上。此后为出口所作的加工，都在官家的作坊里进行，工序既长又细。广大地区的收成被一并投进大桶里，揉搓到恰好的稠度。然后取出来分成等份，放在小台子上，借着球形的铜碗，搓成一般重的团子，约有人头那么大。有些工人手艺熟到一天能做出一百个这样的团。为免鸦片粘连，要把罂粟叶磨成粉撒在团上，就像从前药剂师给药丸撒粉一样。

这样制成的鸦片放进大陶盘里，抬到烘房中，那些团子排成整整齐齐的行列。烘干的过程中，每一团要不时用长针扎一扎，以防发酵——若不严加看守，发酵是很容易起的。扎针还能把那会迅速损害药值的气放出来，免得它发霉，又把被气味招来的成群虫子赶走。

装鸦片团的箱子，用的是尼泊尔山里的木材，那木材扎成巨大的木排运来。木排顺恒河而下，由帆船拖着；帆船一来，别的船都得让道。孟加拉出口的港口是加尔各答，鸦片在那里装上轮船，运往香港或上海。

众所周知，英国政府维持鸦片专利，不但外国人痛加指摘，连英国的慈善家也痛加指摘，并且极力主张彻底停止由印度输出这项货物。主张维持现状的人则说，官家的管制是有益的；若没有这管制，罂粟就会遍种全印度，消耗量要增加千倍。时间是最大的抹平者，将来无疑会替英国人把这份专利维持下去，用不着他们再作什么明确的举动；因为在中国，种罂粟名义上虽属禁止，负责执法的官员却加以鼓励，西部各省出售的本地鸦片数量极大，价钱比进口货低得多。

讲究的烟客至今仍偏爱孟加拉的鸦片，不过士麦那的用于医药更多，因为它含吗啡的成分较高，大量运往英国和比利时。近年来非洲、澳洲、甚至美洲的一些地方也试种过罂粟，可是至今那些地方所出的鸦片，还不足以同亚洲的相抗到可以觉察的程度。

因为一点点鸦片就值不少钱，走私自然是大规模进行的，尤其在中国；那里所使出的巧思真是出奇。沿海一带——而这海岸极长——这桩非法的买卖做得很兴旺。南方运私货用的是吨位轻、跑得极快的船，很容易躲开税关的巡艇。香港与广州这两处已开口岸之间每日往来的轮船，对这行买卖帮了不少忙；因为搭船的天朝人把这宝贵的药藏在自己身上，藏得叫人极难查出。大量的鸦片还常常藏在假造的甲板下面、明轮的桨叶里、救火机的管子里，甚至船上的钟里。走私的人同海关的人之间，这场角力没完没了；一边藏得巧，一边查得精，本事几乎不相上下，所以哪一边要压倒另一边，实在少有。

中国政府屡次设法阻止鸦片进口、各省总督屡次设法把它挡在自己辖境之外，那些徒劳的努力里有一种真正叫人心酸的东西。下面是这害人之物初通中国时，一位姓王的总督出的一道告示，很可以让人看出所谓本国公文的笔墨是怎样的：

「钦命总督王，为晓谕事：据报，广东省城及附近各处，有夷人——即西来的蛮夷——四处散给民人一种丸药，云系仙人与邪魔所炼。据称服此药者，遍体大汗，以至于死。

「本部堂令文武各官，一体访拿散布此等妖药之人，捉解公堂，本部堂必重惩之。本境虽无凭据可证夷人胆敢售卖此丸，然据报确有害人之饼分给民人。以鸡子清验之，饼中竟有蛆虫沉渣……本部堂即令拿办此等狂妄商人，无奈彼等已逃出本境。若拿得，当各责足底五十板。本部堂深恐此辈已往别省，在彼继续其营生，再作祸害。

「另据一报：每日有夷人将剧毒之粉撒于道路；雨亦不能减其毒性；行人踏上，即有一缕令人窒闷之烟升起。又有夷人以指尖蘸此毒物，只须在所遇之人头上一抹，其人即死，遍体现出红斑。

「尔等务须小心，勿为所欺。本部堂特此晓谕：本部堂驻节之城，各门皆已派差役查验一切外来之人。」

一五七八年，中国名儒李时珍刊行了他那部论药材的大书，那是他毕生的心血。书里讲了罂粟的来历与栽种，分作三段：头一段讲早年人们对它的性能所知甚少的时候，也就是八世纪到十一世纪；第二段讲人们发现蒴果之汁有药性、拿它来治肠胃之疾的时候；第三段讲鸦片以固体形态输入的时候。李时珍说得对：鸦片之汁是在蒴果——也就是籽荚——里结出来的；他又主张把这汁同蜂蜜调和，用来治某些病。有一位早于他的医家说过，罂粟之汁杀人之准不亚于一剑；李时珍拿这话开了玩笑，却着重讲到患风湿与气喘的人用了它能大大减轻痛苦。这位十六世纪的贤者又说，北京有人用鸦片丸来激发情欲。这话在熟知中国人的人听来毫不足怪，因为他们爱吃燕窝、姜、鱼翅、海胆之类古怪东西，正是以为这些能壮情欲。不过公道地说还该补上一句：天朝人比起他们的邻邦日本人来，耽于色欲要轻得多，这已经不是小小的褒奖了。

李时珍嘲笑上面所引那位医家固然不错，可是滥用这新发现的鸦片确实害死了许多人；十七世纪里朝廷屡次下诏禁用，然而人们对它的迷恋已经扎得太深，这些雷霆之令挡不住它进口。等到中国人学会把鸦片同哈希什——也就是印度所谓的邦格，用大麻制成的烈药——掺在一处，死的人便加了一倍。

把这要命的法门教给天朝人的，是一六二五年几个到台湾去的巴达维亚人；那时台湾在荷兰人手里，他们正在今日台湾府附近修筑热兰遮城。这害人的混合物是用装在竹柄上的烟斗抽的，抽的人便陷入一种谵妄之境，通常要持续整整一夜。在台湾岛上，后果立时而惨烈：凡尝过这双重麻醉所带来的销魂之梦的人，都对这毒物生出那样的痴迷，任什么禁令都不管用。荷兰人见岛上人口锐减，大为惊骇，竭力设法补救，却全然无效：鸦片与哈希什的结合，比一场霍乱或天花的大疫还要凶。当地人若被判笞刑，他会恳求准他一面受刑一面抽烟；那时竹板打在肩上，他全不觉得。有一种说法是：正因为当地人这样堕落，荷兰人才弃了台湾；另有一种说法是，他们于一八六六年被中国人逐出。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很确凿：抽鸦片最坏的这一种，是从荷兰人占据台湾时开始的，再由台湾传到大陆。有一件事堪可告慰：中国的史家把各种抽法中最害人的这一种归于荷兰人，而不归于英国人。

与其说出于恻隐之心，不如说出于对那些因贩运此物而暴富的外国人的憎恨；中国官府一连两百年对抽鸦片的人——不论抽的是哪一种——施行种种刑罚。犯者或罚钱，或下狱，或戴枷——那是一副沉重的木领，紧紧箍住脖子，叫人一刻不得安歇——或者在嘴上、脚底上挨数目不等的竹板。如今却全变了：鸦片所抽的税给国库带来财富，抽烟名义上虽仍在禁列，实际上举国上下都在鼓励。

鸦片对耽溺其中的人究竟有什么影响，说法极不一致。我在印度支那的时候，只能向英国医生请教这件事；想到他们的政府从鸦片进口上收取的巨额税入，不能不觉得他们对这药未免存着偏袒。其中一位向我保证说，适量使用全然无害；而一个抽惯了的老烟客若忽然断了它，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顺便说一句，这一点极其要紧。告诉我这话的人举了些例子：嗜鸦片极深的人被投入监牢，那里连一支烟枪也没有；然而这些人并不因断了烟而受苦，身子照旧康健，远不像断了惯抽的烟叶的水手、或是除了白水别无可饮的酒徒那样难受。世人还记得，一八七一年法国的公社被平定之后，许多被押往布雷斯特的起事者，因为忽然断了惯用的刺激之物，当即死去。中国的囚犯断了最心爱的消遣，却毫无怨言地认了命——究竟是更能熬，还是更达观，谁说得清呢？不过毫无疑问，他们在牢里那种可怕的境遇中受尽折磨，若还能活着出来，也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天朝的牢狱实在是一座满是恐怖与苦难的人间地狱。不过公道起见还得补上一句：曾有这样一个人，入狱以前三十年里没有一天离过烟枪，而他在拘禁的头三个星期里体重竟长了三磅。

在中国的贫苦人家，耗在这药上的时间和钱，对养家的人来说其实比它损害身子更要紧。中国的工人工钱本来就极低，一旦抽起烟来，妻儿所受的苦就同欧洲酒鬼的妻儿一样。立德对天朝人的了解，大约不输任何别的英国人；他说，在他「留居中国的四十年间，同各等人广泛交往，很少遇见被这药严重损害的本地人。对于吃得饱的中国人，」他又说，「晚间那几筒烟不过是一种消遣，是在东方人所珍视的那种恬然无为之境里把时光愉快打发过去的法子；商人往往在烟枪上谈成他最好的买卖，正如我们在家里常常对着一瓶酒商谈一样……真正出大乱子的是，」这位目光犀利的观察者又说，「当一位中国的官老爷屈服在烟枪之下，把大半时光都消磨在烟榻上的时候；因为那时贪索与弊政便再无人过问。」（原注：见《穿过长江三峡》第一百九十四页。）这样的人几乎不可能被革掉职。当地人说，他有了「瘾」——他们把对这药的痴狂渴求叫作瘾，相当于欧洲医家所谓的酒狂——这就没有指望了，他会一直纵欲到死。不少医家指出居留中国的欧洲人、尤其是香港的欧洲人如何耽于葡萄酒与白兰地，并建议传教士不妨先从自家改起：在痛斥中国人的恶习之前，先在自己同胞中间劝几个人戒酒。这话说得并非没有道理。

议论抽鸦片之害的时候，人们容易忘了这药作为医药的极大价值；千万人的性命曾因在适当的管制下用了它而得救。要在病中给人必需的睡眠、要止痛，它是绝无对手的；而在许多病症上，它对病人的功效大到无以复加。

香港的艾尔斯医生讲过他在自己身上做的几次试验，为的是验一验这样一种说法：鸦片抽的时候毒性散掉了，吃的时候却仍然厉害。他起初每天吸收极少的量，渐渐加到能服下半盎司；他说那感觉愉快到那样的地步，使他明白一旦食鸦片成瘾之后，断了它该是何等的苦。随后他又每天抽一筒制好的鸦片，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他断言，他的脉搏与体温全无变化。他劝几个欧洲人照样试了，情形也一模一样。「我数了他们的脉搏，量了他们的体温，两样都毫无异常，虽然我叫他们每人抽了十二筒。」这不过证明鸦片对不同的体质效用不同，有些人便是大量服用也安然无恙；可是尽管如此，所谓「黑烟」之惨、中国烟馆之惨，无论怎么说也不为过——连天朝人自己也承认，这药有害于健康，凡过度耽溺的人，本性中较好的部分都被它扭坏。不过，正如前面所说，它的价钱至今仍高，只有富人才买得起足以致害的分量。中国的工人要弄到鸦片，就像法国的农人要买香槟、英国的学徒要喝波尔图酒一样难。

何况便是今日，有钱的天朝人把身心整个交给这诱惑的，也还是少数。一个烟客去拜访另一个烟客，两人亲亲热热同抽几筒，一面谈天气，谈行情，或是替儿女议一门亲事；主人并不指望看见客人睡倒在地上像猪一样打滚，正如今日的欧洲人也不指望客人喝醉了滑到桌子底下去——那在十九世纪初可是常有的事。寻常的烟客点烟并不是为了求睡，只是为了把烦恼暂时忘掉一会儿；要证明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不必离开某家又便宜又阴暗的小酒馆，也能做一场发达的好梦，是用不着德昆西或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来讲的。不过我们仍不能不把中国那一整套难看的家伙——连同那盏臭得可怕、却非用它点火不可的灯——同欧洲那简简单单的烟斗比上一比：欧洲的烟斗头一回就容易装，装完再装也极便当。嗜鸦片的人要的是独处，在他的烟室里，连最要好的朋友作伴他也不想要；而抽那相对无害的烟叶的人，却喜欢把同伴聚到身边来——这世上再没有什么比烟草的香气更能助长情谊的了。

十传教士在中国

传教事业在中国、耶稣会士初到、罗明坚登岸、汤若望做了首辅、耶稣会士的学术之功、少年康熙对他们的眷爱、别的修会来华、他们与耶稣会士的争执、教皇出面干预、基督徒因此遭殃、康熙的一席话、耶稣会士被逐、新开口岸给欧洲人的租界、天津人对外国人的憎恨、法国修女到来、她们不顾当地人情的失策、谢弗里耶神父买下的中国孩子、一位中国商人对此事的看法、加在修女身上的可怕罪名、法国领事及其随员被杀、天津的长官难辞其咎、谢弗里耶神父与一百个孩子遇难、院长嬷嬷与众修女被碎尸焚烧、罪责在身的崇厚被派往巴黎做使臣、法国不曾讨回应有的公道、别的修女又去了天津

在整部基督教的史册里，再没有比传教事业在中国的经历更令人心酸、更惊心动魄的故事了。凡记得天津那几位法国修女、以及许多别的献身女子的惨死的人，都不能不对那高贵的热忱致敬——正是这份热忱，使那么多人为在天朝帝国传布福音这桩神圣的事业舍了性命。以贞女殉道者的血所浇灌的土壤，所结出的归信者，同为此付出的人命与银钱实在远不相称，这确是一件叫人怅然的事实；然而后来的热心人并不被前事的惨烈吓退，总有新的一批随时准备接替那些在这场搏斗中倒下的人；而就眼下看来，在那些新向欧洲通商开放的地方，救主的宗教似乎还有真正扎下根去的指望。

众所周知，头一批成功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是耶稣会士。他们比别的修会的修士开明得多，也世故得多；别人屡试屡败的地方，他们却凭着手腕立住了脚——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是从西方来的行脚人，听说天朝帝国的种种奇观，特来亲眼一看。

这些精明的依纳爵·罗耀拉的门徒中，打头阵的是一位名叫罗明坚的，一五八一年在中国登岸。他后来的同道虽有几位在一六一五年被斩，可是他们所做的事仍旧结了果：黄河边上的开封府盖起一座教堂，去做天主教弥撒的归信者着实不少。这座教堂后来因决堤而毁，当时掌堂的耶稣会传教士为救他那一小群羊而溺死了。虽有这场灾祸，耶稣会士仍旧步步进展；在顺治皇帝——他自一六四四年在位到一六六二年——治下，中国竟有一小段时间是由这一会中的汤若望治理的：他因才智过人而被任为首辅。另一位耶稣会士南怀仁神父担着天文上的高职，因为天体之学在天朝帝国无论古今都是被极热心地钻研的，朝中还专派许多官员奏报凡与天象有关的一切。

顺治的继承者是他的儿子康熙，登极时才八岁；这孩子于天文特别有天分，听南怀仁神父讲授，总是听不厌。年纪稍长，他便同南怀仁和别的传教士一道研习几何以及相近的学问，学识一年比一年深。也正是在他这一朝，耶稣会的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费隐、麦大成等人依三角测量之法完成了那部有名的全中国舆图，地理学家至今仍认为它完全准确。几乎可以断定：这位天资卓异的少年皇帝若能始终由这几位开明的神父教导，他们必能从学问打开的这道门里，把基督教——或者不如说他们那一种基督教——推行于全帝国。然而康熙年幼未亲政时，辅政的四位大臣竭力抵消外国人的影响，把旧日的规矩一概恢复过来。有一件事帮了他们的忙：别的修会的修士这时也在国中各处立起脚来，他们同耶稣会士之间为着基督教的礼拜该怎样行、为着几个中文词的意思，结下了极深的怨。这场争执把一桩本该为各方所共尊的大事都断送了，而它是何等地幼稚，只须举一两个例子就明白：一边说「上帝」这个词指的是有形的天，另一边说它指的是住在天上的神；一边认为敬祖先、尊孔子之教是宗教义务，另一边则把它们看作纯粹民间的或政治的风俗。除了成见最深的人，谁都看得出哪一边对其实无关紧要；那些糊涂的修士却把分歧呈请教皇与皇帝裁断。教皇判多明我会有理，皇帝判耶稣会有理；中国的文人便不无道理地问道：这些传教士自己尚且合不拢，怎么还指望中国人听他们的话呢？

其实到此时一切都还有救，耶稣会士本可以接着教导这位少年皇帝；不幸教皇偏偏派了一位使节到北京，交给他一桩难办的差事：要耶稣会士服从他们对头的主张。这一下激起了皇帝的怒与忌——皇帝自然全不知道教皇是何许人——它对这几位素来受信任的顾问的地位所造成的损害，比任何别的事都大。他说，他准人传基督教，同准人传别的教一样，只有一个条件：本国第一位哲人所立、又为国中最开明的人所共守的那些道德训诫不得受到质疑；如今却有一个使者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来，奉命要动摇他臣民的信仰。于是一七〇六年下了一道上谕，命将一切传教士不分宗派尽行驱逐；基督教的教堂被亵渎、被拆毁；凡归信新教义的本国人都被极严厉地迫害，或罚钱，或下狱，有的还被处死。其后教皇又从罗马那遥远的宝座上派来一位使节，带着一封信，措辞极强硬地抗议这些苛酷的举措；康熙——他这一边确有不少道理——便把王公大臣召来，把教皇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他们，说道：「这封信除了那些卑鄙的欧洲人，谁也不放在眼里；他们连中国的语言都不懂，如何能对中国的大道理判定什么？看这些基督徒的行事，我觉得他们这一教的做法，同我国某些不敬神的和尚倒有几分相像。我们若要免得再出那些不愉快的事，如今就该禁止欧洲人在我国传他们的教。」男女未婚不得相见，当时同今日一样，是天朝人守得最严的风俗之一；上面那番话里所谓「不好的做法」，多半指的就是男女在同一处屋子里一同礼拜。在中国人的公议里，再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事了；传教事业最终的失败，或许同这一点不无关系。

康熙无疑是位极开明的君主，而且自己就是个很有才华的著作者。他编过一部汉满两种语文的字典，把中国的五经译成了鞑靼语，又写过许多有趣的论文。此外，全靠他的发起，当时三十位大学者才编出了一部极完备的中文字典。

康熙虽然颁下了那道对付基督徒的大令，心里对耶稣会士却仍旧存着很深的情分——他们因为关心他所爱的那些学问而赢得了他的爱。继位的是他的儿子雍正，此人丝毫没有承袭他父亲对欧洲人的好感，迫害基督徒极其严酷。他的谋臣对他进言，说「那些传教士欺瞒了先帝，先帝因为抬举耶稣会士，失了不少威望」。何况各边省的总督纷纷奏报境内新教徒的不法之事，其中福建巡抚对他们的怨毒尤其厉害，格外显眼。他奏请皇帝为百姓计，把一切外国人不分皂白一律发往澳门——那时澳门已被葡萄牙人占着。

所幸——这对中国人也好、对外国人也好都是幸事——下这样一网打尽的严令是一回事，把它彻彻底底办到又是一回事。欧洲人在北京朝廷太有用了，皇帝舍不得把他们全打发走，于是他很天真地决定：凡对他有用的留在身边，其余的驱逐出去。京中这样得以缓刑的传教士，想为各省的同道求一求情，便写信给皇帝的一位兄弟——他们以为此人待他们不坏——得到的回复却毫不徇情：「我们无意效法你们在欧洲的行事之法；你们为我们的风俗争来争去，害了自己不浅；你们不在了，中国也不会少什么。」不但如此，皇帝还在这封信后添了一段附语：「朕若派一群和尚到你们国里去，你们会怎么说？你们的利玛窦在这里的时候，你们不过寥寥几个人；那时你们并没有遍布各省的门徒和教堂。正是在朕的父亲一朝，你们才增长得这样快；我们那时看见了，却不敢说什么。然而你们纵然瞒过了朕的父亲，休想也瞒得过朕……你们要中国人都做基督徒；朕知道，你们的教义要求如此；可那样一来我们成什么了？一有变乱，百姓便只听你们的话，不听别人的了。」这一番天真而众口一词的话，恰恰证明了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听在收信人耳里，与其说沮丧，不如说是鼓舞。他们也没有看不出这位与他们为敌的皇帝不是个寻常人物：杜赫德神父对他有一段颂词为证——「他那不知疲倦的勤于政事，实在叫人不能不敬佩；他日日夜夜所想的，都是要立起一套贤明的治法来保住臣民的安乐；你要讨他的欢心，只须提出一桩于公众有益的方案来……他定了好几条极好的规条，为的是褒扬有才之人、奖赏有德之人，为的是在劳作的人中间激起上进之心，也为的是在荒年周济百姓。凭着这些品性，他很快就赢得了全体臣民的敬与爱。」

这几段引文从侧面照亮了这位皇帝的为人，也就更显出当初导致他父亲同耶稣会士决裂的那种做法何等短视。倘若耶稣会士能接着奉行他们前辈开创的方针——以研习朝廷与百姓同样热衷的艺术与学问去笼络人心，而不去为教义和字句斤斤计较——那么后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孺的惨事，便根本不必写下来了。康熙生平第一只钟是一位耶稣会神父送的；另一位神父做了一具暗箱，使宫中的贵妇得以窥见那被严严实实关在外头的世界，因而赢得了她们所有人的心。十八世纪耶稣会士被逐，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一并毁去；继他们而来的传教士，既要对付他们那种短视之策所激起的成见，又要对付凡传一新教所不免的种种艰难。

近年来凡向欧洲通商开放的口岸，朝廷都划出所谓的租界给外侨居住——官府至今仍把他们看作不受欢迎的闯入者；不过城里的百姓倒很快就看出了差别：自家那些腌臜拥挤的街区，同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所居的那些造得齐整、空气流通的街道，究竟不同。在这些租界里，几乎每一宗派的传教士自然都抢着立足；他们的挣扎、艰难、胜利与失败，写成书能装满好几大册。就眼下的用意而言，只须讲一讲前面提到的天津法国修女被害一案也就够了，因为那既是近世最惨的一案，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案。一八五八年在天津签订的条约把这口岸开放通商，一八六一年英国又在那里设了领事馆。英法联军洗劫北京的记忆还新，天津人对洋鬼子的憎恨比别处更烈、若说还能更烈的话也更苦，因为那里的百姓此前同欧洲人几乎没有往来。只有比较开明的中国人才认清：阻挡外国人进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国门若不从里边打开，就要被外边硬推开，帝国的瓜分便无可避免。

天津在白河右岸，是京城的门户，离京八十英里，所以是中国的锁钥之一；便是在一八九七年天津至北京的铁路通车以前，它在军略上的分量也极重。这一切自然使中国人的猜忌越发深重——当白皮肤的人可以说是把这把锁硬撬开的时候；而要面对这样躁动的百姓、还要在他们中间劝人入教，所需的勇气实在非同小可。便是在上海——那里对外国人的存在已算比较习惯了——修女也受过侮辱：有一个当地人在街上朝两位圣洁的女子脸上吐唾沫，而她们并不曾做过任何可以招来敌意的事。

饶是如此，还是有几位献身的女子到天津来住下，把性命提在手里；她们明知等着自己的是什么，却决意毫不退缩地面对——不但面对当地人的敌意，还要面对这不宜人居的气候：那条河从十二月一直封冻到五月；在铁路通车以前，无论出什么急事，冬天都别指望外面来的援手。

修女们一到便动手做事，帮她们的有法国的谢弗里耶神父、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和他的随员西蒙先生。她们很快定下了各自的方略：一些人开了一所医院，凡来求治的人不论国籍不论信教与否一概收治；另一些人则专心教养谢弗里耶神父用法国那笔叫作「圣婴会」的款子买来的小女孩。在这些献身的修女所办的学校里，中国姑娘有住处、有饭吃，学着做各样针线活，也受着天主教的教养。真正酿成这传教团后来那场大祸的，正是收买学生这件事。前面已经说过，天朝人本来就有买女孩的习惯，只是所为的同那些献身的神父与修女大不相同。他们也有收容贫病残疾的院所，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传教士收下这些孩子只是为了养她们、教她们、把她们变成基督徒。于是很快就传开了——不但在天津，连上海和别处也传开了——说把孩子卖给修女能得一笔好钱；当地便有人立刻动手拐骗幼童，想做这桩在他们看来极有赚头的买卖。被偷走的女孩那样多，而传教士收养的孩子又一天比一天多，这便给那说她们串通一气的指控添了许多口实，于是众怒终于被激起来了。「拐孩子的」这一声喊了出去，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在街上便挨了石头。

传教士若有见识，无疑该暂停收留孩子，无论在育婴堂还是在医院；可惜这一回宗教的热忱没有用审慎节制住，这种短视之策所结的果，真是惨极了。修女所收留的女孩自然并非都是买来的，可其中买来的着实不少，因为中国的律法本就鼓励卖女。何况对外国人固然有种种诽谤，外国人这一面也毫不迟疑地散布消息，说中国的母亲怎样违背天性地对待自己的孩子，寄回本国的报告里对此写了许多。然而我可以凭亲身查访作证：这些全是毫无根据的谤言。在广州，我问过的每一个人都极其愤慨地驳斥这些指控。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始终得不到叫人满意的答复，那就是：「中国人当真把生下来就有残疾的孩子弄死么？」对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人家总是含糊其辞；至于健康端正的婴孩——无论男女——我且把一位极有势力的中国富商对我说的话逐字抄在下面：

「不幸确有其事，」他说，「中国的母亲有时会丢弃孩子，可那总是在极可悲的境遇里，一般是年成歉收的时候。您可知道，你们有些神父之所以指摘中国人不配做父母、说他们不过是猫狗一般的畜生，是为着什么？那是因为我们这四万万生灵，隔一阵子就要遭一回可怕的非常之祸：譬如霍乱或瘟疫忽然暴发——可这还算我们的祸患里较轻的；更常有、也更能夺命的是饥荒，年年都要来一回，不在北边就在南边，不在东边就在西边。稻子若因天旱歉收，三五千万人就有饿死之虞，除非救济来得及时。我们没有你们欧洲那种各省之间快速往来的法子；我们没有铁路，没有成队的轮船把粮食从这里运到那里。那么会怎样呢？正同战时某座城、某座岛被封锁时一样：先死的是老人和孩子；便有几个婴儿活了下来，做母亲的乳汁都干了，除了把他们推开还能怎么办？在这样的境况里，您会看见壮年男子吃老鼠、蛇和虫子一类东西——人家却说中国人便是在丰年也爱吃这些，吃得津津有味。贵国的历史我一无所知，您总该很熟悉。您能对我发誓说，贵国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时候：妇人被逼得眼看自己的孩子因缺食少暖而死么？您不回答。可见这样可怕的事，欧洲也是有过的。那么，我明知这是实情，却拿您的沉默做文章，在全中国传讲说法国的母亲同中国的母亲一样，把自己的孩子扔到水沟里去——这难道不是十足的不公道么？」

这一番话岂不通情达理？——传教士若能同样明达地看事情，岂不很好？让那么多满腔热忱的青年男女被派去送死，只为徒劳地想改变那改不了的东西，岂不可惜？那些准许这一队队献身的殉道者出门的人，没有充分体谅一件事：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淡漠，其实正是他们自身宗教的一部分。他们修的是坚忍之功，从不让任何事扰了自己的镇定，对酷刑与死亡一样从容以对。要想在任何事上把他们的热忱鼓动起来，都是没有指望的。劝他们入教这件事，不如就此罢手为是。不过这一切丝毫无损于天津那几位修女的英勇：尽管周围的敌意有增无减，她们仍旧做着慈善的事，全不顾自己明知身处何等的危险。

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国那个不祥的年份，普法战争爆发前不久，法国政府同北京政府的关系正相当紧张——天津久埋的火终于烧了起来。那位长官名叫崇厚，是鞑靼人，为人还算和气，只是担这副担子实在太软弱；这场屠杀他是真正难辞其咎的，虽然他极力把责任推到官吏们身上——那些人本该由他节制的。这场反外之乱显然是预先串通好的，因为那些凶徒忽然扑向被害者，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由头。有人说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他是头一个倒在凶手刀下的——用手枪指着这位长官的脑袋，实际上等于发出了屠杀的信号；不过这自然只是个借口，这场大祸其实是怎么也躲不过的。

那可怕的一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杀人一直没有停：法国人被人沿街追打，往往就在自家门槛上被砍倒。法国领事被害之后，他的通译托马森先生和他年轻的太太也遭了袭；托马森为救妻子而徒然挣扎，身受重伤，好歹把自己抛进了领事馆旁边的运河；可那些文人一心不让他逃脱，他便在水里被结果了。与此同时，谢弗里耶神父像牧人在狼群逼近时召拢羊群一样，把当时由传教士照管的一百名孤儿聚在自己身边；然而这些孩子全被屠杀，好心的神父也死在他们中间。另有一个法国商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被错认作法国人的俄国人，也一并遇害。

说来奇怪，育婴堂和医院里的修女是最后才听说街上那些骇人情形的。她们笃信自己不曾作恶，因而谁也不会想害她们，便安安静静接着做事，连向中国官府求个保护也不曾。不过便是求了，多半也救不了她们；因为散布诽谤她们的话，最出力的正是那些官吏：说她们拿小孩的眼睛配药，还传出种种别的荒唐话。心地单纯的修女听说这些诽谤时不过一笑置之；她们本该设法驳斥才是聪明，因为老百姓信这些话，就像不久以前欧洲人信巫婆的故事一样轻易。

日头已在西沉，把被无辜者的血染红的街道照得通红；那些凶手杀人杀得太顺手，凶性越发上来，忽然像是想起育婴堂里还有些手无寸铁的女子没有杀掉，便一齐拥到门前，嚷着要进去。喊声无人理会，他们立刻把门砸开，发现修女院的院长嬷嬷正平静地等着他们。唉！她这份刚毅于她无补：她被人粗暴地拿下，拖到不远处一根柱子上绑住。随后是一场惨不忍书的情形：那些披着人皮的恶鬼绕着这无助的受难者又跳又舞，把中国人那些惨到极处的花样一一施在她身上，末了把她的身子剁成小块。修女们惊惶地跪在小圣堂的台阶上痛切祈祷，却一个个先受凌辱，再被杀害；她们的住处和圣堂被纵火，残破的遗体被投进火里。有一个可怜的年轻姑娘还算机灵，扮作中国人，正往英国领事馆去避难，不幸被认了出来，被几个中国兵杀死。法国人无论男女，没有一个逃脱；这可怕的消息传到法国时举国的义愤，可想而知。

照例，中国朝廷道歉与辩解说了一大篇，因为皇帝和他的谋臣深知：法国为自己儿女的血所讨的报复，可能何等可怕。几个中国人的头被砍了下来——在中国，人头是算不得什么的；北京又议定派一位极高的大员到巴黎去正式赔礼，并保证此类事绝不再有。这桩微妙的差事该托给谁，自然很难定夺；而人选竟落在崇厚——天津的那位长官身上，也就是如前所述、这场惨剧正由他的失职酿成的那个人。倘若不是可怜的法国那时正陷在近世最惨痛的劫难里，这位手上沾着血的鞑靼人在巴黎所受的接待，多半很不合他的口味。可是事情赶上那个时候，法国没有一个人疑心他究竟是谁；公众的心思全在战事上。天津那些法国传教士之死，在败局的痛楚与抵御无情入侵者的张罗之中，已经被忘掉了。帝国已经倾覆；皇帝做了德国人的俘虏——在那里倒比在幻灭了的本国臣民中间还安全些。同梯也尔先生的会晤一推再推，直到末了才觅得一段比较从容的时日。于是，唉，我竟不得不写下这一句：这个中国的祸首被按照接待外国使臣的全套礼仪，引见给国家元首。他坐着礼车，由一队胸甲骑兵护送到爱丽舍宫，受了一切照例的礼遇。

这次会晤对法国在华的利益并没有带来什么好结果；这位使臣回国后不久，又有一位传教士于埃先生在四川被害；而离前一章所述马嘉理遇害之处不远的地方，两位神父被活活烧死，四名归信者被剁成肉块。

这些惨事就说到这里罢，我不愿再多讲；因为我无意加深种族之间的仇恨，也无意煽起法国人对一个同我们订有和约的国家的恶感。不过我还得添上一句，好让人看看法国各修会里传教的志气何等地不可摧折。一八七六年，正当法国在前几年那些可怕的事情之后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也就是天津惨案之后六年——另一队修女又到了那同一座城，重新接起那被惨然打断的慈善事业；而人人都知道，那里对外国人的怨毒丝毫不曾减退，官吏们尤其厌恶女传教士。这些圣洁的修女那种不求人间报偿的无私之心，从下面一件事上看得最清楚：我到巴黎巴克街她们修会的总院去，请院长嬷嬷把一八七〇年那几位殉道者的名字告诉我，好让我向她们致上应有的敬意；那些名字却被拒绝了。「因为，」这位严肃的会长说，「我们的修女已经得着了一切报偿中最大的那一份，这就够了。」

新去的这几位，到了这块被无辜者的血浇过的地方，所行的同她们的前辈分毫不差：她们开了一所医院和几处学堂，看去全然不知四周的凶险。她们所管的屋子上又飘起了一面三色旗。爱花的人把这些献身修女所戴的帽子叫作「仙客来」；「仙客来」如今又成了天津街头常见的景致。但愿她们这番爱的劳苦得着应得的报偿；但愿上帝照顾她们，一如他照顾剪了毛的羔羊而使风变得温和——她们既这样毫无防卫，实在极需上天的护佑！所幸她们不再像一八七〇年那些传教先驱那样孤立无援了。一八八一年，天津口岸同外侨极多的上海通了电报；而近些年来中国人也已经得了许多教训，知道屠戮外国人、或以任何方式伤害他们，都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因此这里所记的那一类惨剧，将来大约还有避免的指望。

十一长城与北京

长城、它作为屏障之失败、征役、筑法、秦始皇下令焚书、官员被投入火中、《书经》得以保全、这些圣典是怎样写成的、轿子及其用处、北京如今的旅馆、士子应试、他们被关的号舍、忽必烈灭宋、以北京为都、行纸币、大运河、对三位哲人的训谕、马可·波罗到北京、他描摹这位皇帝、忽必烈的后妃、北京学院的创立、许衡及其学问、忽必烈之死、他后继者之不肖、末代蒙古皇帝顺帝、蒙古人时代的北京、马戛尔尼勋爵所见的北京、今日的北京

把那些使天津落下凶名的惨事撇开，从天津往北不远去看一看有名的中国长城——它的西端离城不很远——实在叫人松一口气。这道墙是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四年动工的，为的是防鞑靼人入寇；五年之内便告完成，快得出奇。这位精力过人的君主既不惜费用，也不惮烦难，为了把他所憎恶的蛮族挡在外头，成千上万臣民的性命他都狠心断送了。然而他并没有成功，到头来他的壁垒于他的敌人比于他自己更有用处——这正是读史的人所熟知的那一类命运的讽刺。鞑靼人、蒙古人、满洲人先后从那座神圣的京城统治中国，而且就在这道号称不可逾越的防线之内；这座雄伟的长城至今屹立着，所证明的不是筑它的人的智虑，而是他的短视。

为着凑足筑墙的人手，秦始皇下了一道诏令：全国每三个壮丁抽一个去做工。这样被抽中的不幸之人被当奴隶一样驱使，没有工钱，只给一点点吃的；倒毙一个，立刻有另一个牺牲者来顶上。这道墙耗掉这许多人命才筑成，长一千五百英里；底宽将近二十五英尺，顶宽十五英尺，高则自十五英尺到三十英尺不等。据说所用的材料，足够筑起一道高六英尺、厚二英尺的墙绕地球两周。墙上可容六骑并行，每隔约一百码——也就是两箭之地——筑有极坚固的敌楼，所以无论谁想爬上来，总会被这一座或那一座楼上的守兵封住。墙筑得极结实，外皮用石与砖，里头填土。墙自海边的山海关起——那里在北纬四十度、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五十分——越山，穿谷，遇河则用拱券跨过去；那些拱券至今仍是工程上的奇迹。它一直伸到最西的甘肃省，止于嘉峪关。当年横贯英、法两国的那些庞大的罗马长墙，如今只剩下些微不足道的残迹；而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所留下的这座巨大的碑记却仍旧屹立着，名列世界奇观之一，也顺带证明了一件事：两千年前它筑起的时候，中国必定已经是一个伟大而有文明的帝国了。毫无疑问，秦始皇确实做到了把权柄集于一身，把他以前割据各小国的众多兵头的权力尽数吞并——那些小国合起来就是今日的天朝帝国。

可惜这位君主所图的与其说是百姓的福祉，不如说是自己的显赫；他虚荣地想让人把他当作中国君主政体的开创者，于是下了那道有名的诏令，把一切涉及他前代的书籍文字尽行焚毁，给后世治史的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凡企图规避这道大令的都要处死；照有些记载说，几百名文人被推上他们设法保全的书简堆里烧死了。然而无论防范得怎样严，孔子和别的大家的著作仍有少数抄本被成功藏了起来，在这位暴君死后重新拿了出来。

关于这件很有意味的事，宋君荣神父在他那部可贵的《中国纪年考》里说：「有一点是确凿的……载着舆地测绘与各部院档案的书并没有被烧……虽然宰相李斯同皇帝本人一样，都希望百姓愚昧无知，不知道先王是怎样治国的，也听不到往昔那些伟大有德之人的事迹，听不到他们留下的训诫。」这位神父还告诉我们：也正是这位宰相推行了一项有益的改革——全国一律用一种字体；在他以前，写字所用的字体有好几种。这种字体叫作隶书，据说同今日通行的是一回事。

那位亵渎神明的皇帝下令付之一炬的书中，有那么多要紧的文稿得以保全，实在是件幸事；因为《书经》若毁了，要把中国的过去讲出个究竟来就难了。这部最有名、最可信的古书，据说是在公元前二二六六年前后、在伟大的尧的时代动笔的；尧是帝喾王的兄弟，而中国至今仍行的多妻之制便是帝喾开的头。这部书——或者不如说这一套书——之于天朝人，正如《圣经》之于犹太人、《古兰经》之于回教徒、《摩奴法典》之于印度教徒、福音书之于基督徒。它是中国法度的总源头；不通晓它的内容，就不配在这帝国担任何要职。它的真确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众所周知，自公元前二六三七年以来，北京就设有一个记史的衙门，其中的人是从全帝国最出色的文人里选出来的。这些学者一经委任，终身不得罢免；他们的职分是逐日登录各城所发生的一切要事，既包括天象与别的自然现象，也包括可以称为纯粹历史的事件，如变乱、围城、火灾以及人世所难免的别的祸患。

钱德明神父是一位学养深厚、见识明通的法国传教士，他论《书经》这些圣典时说：「中国的史册胜过任何别国的史料，因为其中荒诞之说较少，年代较古……所载各类见闻也较富……它们值得我们充分信赖，因为所涉的年代是由天象的观测定下来的；而这些年代里各色事件的记载彼此可以互证，一经比对，便见出把它们传给我们的那些著作者是诚实的。」

对治学的人来说，这些书实在是无价之宝，是考究中国上古史最可凭信的向导，把那段历史一直上溯许多个世纪——或者不如说许多个甲子，因为前面说过，中国的纪年是以六十为一周，不是以百年为一周的。它们真实可信，还有一个顺带的证据：著作的人遇到所知不全之处，便在叙述里留下空白，而不像许多修史的人那样用想当然的材料把它填满。

何况它们与其说是干巴巴的史料，不如说是文学作品；全世界再没有哪一套书像中国这些神圣的典籍一样，经过那么多能人之手。

当年那些文人到京城去就史官之职，路上的种种遭遇，若讲起来该有多少故事！便是我从天津到北京的那一趟——那还是在铁路通车以前——也已经花样百出：一会儿坐船，一会儿坐轿，一会儿坐肩舆，有时还骑马；而在有史之初的那些年代，情形必定糟得多。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外交人员当年所受的罪，真叫人不寒而栗：他们费尽周折，末了总算得到了那份人人艳羡的荣耀，可以在天朝帝国的首善之区代表西方各国；他们必定苦不堪言，何况他们的到来是全然不受欢迎的，每一个小小的官吏都以给他们设障碍为乐事。反过来，古时的文人却极受敬重；除非他们在天象推算上出了什么差错、以致拿脑袋抵罪，否则日子过得相当优裕。

北京虽然至今仍不是欧洲人愿意选来居住的地方，如今却已比较像样；在欧洲各国公使宽敞的厅堂里，外侨吃正餐、吃夜宵、跳舞，同在自己国家的京城里差不多。多亏有轿子把人遮得严实，连女眷也能出门而不招人注目，也不必在街上那些至今仍堆着的臭气熏天的秽物里择路而行。凡在中国旅行的人，稍有一点自重的都不肯步行；哪个外国人想要走路，便等于招来一切侮辱。有一位深知中国的作者说：「一乘轿子远比一本护照管用。」公使和公使夫人、使馆的参赞、领事和领事太太，都雇着许多苦力抬他们来去。区区一小撮欧洲人，置身于三十万鞑靼人、蒙古人和满洲人之中——还不算四十万中国居民和十万戍军——却照自己的活法过日子、照自己的规矩行事，这里头实在有一种令人称奇的地方。

北京如今居然有了两家面包铺，用上好的美国面粉做面包，外侨光顾得很多；市面上东西也多，给各使馆办伙食的本地厨子能用很便宜的价钱替主人的餐桌备下许多花样，其中有两种野鸡，还有灰鹧鸪与红脚鹧鸪。大雁、野鸭、兔子、野猪、羚羊和狍子也都很多；羊肉嫩得不输威尔士、诺曼底或阿登所产。

就在不久以前，到北京来的人只能住又脏又不受欢迎的客店，或者去求外侨收留；如今却有了两家旅馆，待客之周到同西方一样。一家叫法国饭店，店主是个快活的中国人，从前给一位英国外交官做过厨子；另一家叫德国饭店，老板是个法兰克福来的大块头，我一见他就想起海德堡的那只大酒桶来。这两家店的房间都大，烟囱宽，窗子好，实在住得颇为舒服，便是冬天也不差——只要能躲开街上那深可没足的泥泞或尘土。

每年都有成千已取得文人第二等功名的士子涌到北京来，争那叫作进士的名分；这名分大致相当于英国的法学博士。考在头一名的，被认为是当年中国十八省中最有学问的人，有权在朝廷最高的衙门里自择一个位子。

九百到一千名应试者先由翰林院的学士考核，取中三百名，再在皇帝面前复试。然后从这三百名中拔出十名，再争那人人艳羡的一甲；中国每一个读书人都以此为志向，因为这名分人人有份，得着的却极少。被认为够格的这十个人，还要经一场极严的终试，主考的班子由皇帝亲自选定。他们的答卷被誊清、精装，呈到所谓天子面前；天子把所有的卷子一一读过，指出他认为最好的三份。这三份的作者便擢入第一等，在京城受三天的庆贺，绕城而行，前后有仪仗执旗擂鼓等等。其余那三百人中，有的做了翰林院的教习，有的在各地得了差事。

考试的大堂附带着许多极小的号舍，长不过六英尺、宽三英尺、高五英尺——这倒顺带证明了中国人的平均身量——每一个应试的人独自关在一间里头，好让考官确信他的文章全出己手。求取功名的人连身上也要搜一搜，看袍子里有没有藏书藏纸。搜过之后发给他笔墨纸砚；他对试题的答卷不署名，所以不必担心考官偏私。号舍里的家具只有一块横搁的板，离地约十五英寸，当作座位；墙上钉着一小块板，当作书案。有时号舍紧张得很，士子要等上好几天才占得到一间。在称作「红龙」号的那一排里，至今还指得出一间小屋来：本朝第四位皇帝曾在那里做过几篇寻常的试卷，为的是替文事增光。他有胆量也有毅力，一连九天足不出户地关在里头；可是他显然觉得自己给自己出的这道题极难，因为自他这番尝试之后，士子每隔三天便获准出号舍一次，透透气，伸伸腿。

同北京的历史有关而最有意味的，是这样两件事：其一，它是世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坐落在古燕国都城的旧址上，而那座都城在基督纪元前一千二百年就已经有了；其二，把它定为国都的是忽必烈——中国的头一位蒙古皇帝，那位雄武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孙子。这位忽必烈虽是个异族的征服者，却那样赢得了中国人的心，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百姓之父；他在位的时候，这个国家所享的富庶从此再未有过。在蒙古人之前的本国君主，不过是些影子似的皇帝，是太监和后宫妇人的傀儡，对中国前代君主所立的伟大榜样全然忘怀了。

好武而文明程度很高的蒙古人，早已征服了长城以北以西的全部地方，多年来一直觊觎着那道人工屏障另一边的肥沃之地；而忽必烈即位时还是个孩子，那时中国的皇帝正是宋室最后一个遗孤。这位蒙古君主从这件事上看出了自己的机会，据说曾给这位小皇帝捎去这样一句话：「你家的兴起，正因为前朝末帝年幼；所以你这个孩子——宋室最后一点血脉——该给另一家让位，才算公道。」

蒙古人这一番「强权即公理」的老调有没有传到这位幼主耳里，不得而知；可是大汗的武士逼近，把朝廷吓得魂不附体，皇帝和大臣们逃到广州港里的船上去。鞑靼的兵船随后追来，所激起的恐惧之甚，使逃亡的人尽数投了海；头一个抱着幼帝跳下水去的，是一位最高的显贵。据说这不祥的一天里，死于毒药、死于溺水、死于敌手的兵士水手，在一百人以上。

这惨事出在公元一二八〇或一二八一年；忽必烈从此做了全中国的君主，把都城定在今日的北京，那时称作汗八里，意思是大汗之都。他给自己的宫殿围上一道周长六法里的墙，开十二座门；宫室的顶又高又阔，用金银装饰得富丽堂皇，还画着鸟、马、龙以及别的古怪的祥瑞之兽。宫顶是镀金的，一次可容六千名武士在里头栖身。

忽必烈治国同用兵一样高明，很留意不去搅动新臣民的旧制：凡归顺他的官员一概留任，中国人自己则免服兵役。这自然把大权集中到蒙古人手里，对新朝的巩固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别的事都大；只是天朝人自己似乎并没有领会这里头的全部分量。马可·波罗——那位最敢闯的旅行家、最精明的观察者——曾在汗八里的宫廷里拜谒过这位新皇帝；他对自己在这位蒙古大征服者那里逗留的记述，把十三世纪中国的生活画得活灵活现。这位威尼斯人受了大汗的款待，在书中大写他朝廷的富丽，还说了一句既智慧又幽默的话：「忽必烈头一个想出用桑树内皮造纸币的法子，他实在是找到了真正的点金石，因为他能随心所欲地变出财富来。」

比起行纸币，还有一桩远为造福的事，就是开凿大运河；这条河在营造之精上可与那座有名的长城相媲美，而于中国百姓的益处之长久，则远过于秦始皇那座精力与狂妄的丰碑。这项有用的工程动用了十七万人，直到它的倡始者死后才完工。这条了不起的水道在失修以前，自京城一直通到浙江省的杭州，长三百多英里。马可·波罗说它：「他——忽必烈——下令开出一条水路来：在此水与彼水之间、此湖与彼湖之间掘出又宽又深的渠道，宛然成了一条大河，大船可以在上面往来。」

这位既是睿智的思想者、又是务实的办事人的新征服之国的元首，留下了若干话头。其中特别有意味的，是他召三位大哲人到跟前来、请他们帮着料理治国这桩难事——阻止百姓弃城而去、阻止耕者撂荒——时对他们说的一番话。「你们要帮我，」他说，「让你们的同胞听得进道理；他们如今把我们当作熊和虎，我们明明只想施恩于他们，他们却怕我们。我唯一的心愿，是要他们在我治下过得好；你们把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会信。姚枢，」他接着说，「我任你做农事的总巡；你到各处去走走，设法把田地交还原主，照旧耕种起来；我给你全权办这件事。

「至于你们，许衡和窦默，我把百姓交托给你们看顾；你们要照管工匠与作工之人的康健与安宁，使他们照旧做活，并且指望得到安安稳稳享用自己劳作的果实。此外，我给你们全权：凡从前设过学堂的地方，一律重开；你们若认为妥当，也可以新建。一句话，凡你们认为有益于公众的事，尽管去做——你们所决定的一切，我预先都准了。」

远在黎塞留之前，忽必烈就设了一所学院，各国的学者与文士都涌到那里去。从印度，从波斯，从阿姆河以外，也从欧洲各国，人们被中国京城学问的盛名吸引而来。马可·波罗曾做过三年中国南方某省的长官，也是这所学院的一员；前面提到的那三位哲人之一许衡也在其中，而他学问之广博，在同侪中首屈一指。钱德明神父讲到他时说：「没有一门学问他不曾钻研，而且门门都有成就……他留心于历数、于史事、于音律。他既是几何家又是天文家，曾是参与修订中国历法的学者之一……他深通本国的上古史，熟知本土的法度风俗，讲解得极其明白，因此忽必烈把本朝法典的编纂交给了他。除了这些学问，他还通蒙古语，用蒙古语写过几部很好的著作，更不必说他把中国最好的几部书译成蒙古文了……他还为《书经》——那些圣典——作过注解。」

这几段引文把蒙古君主治下中国京城的文明照得很亮；而再一次多亏马可·波罗，我们才能对忽必烈的相貌有一个相当确切的印象。这位著名的旅行家告诉我们：「这位万王之王身量端好，不矮也不高，是中等身材……四肢匀称……面色白皙，两颊如玫瑰；鼻子生得端正而挺。」这位纪事者还告诉我们：忽必烈有四位妻子，待她们完全一样；将来继他之位的是他的长子，不论是哪一位所生。另有些记载则说，只有一位享皇后的名号，她有三百名女奴侍候。

这位蒙古朝——有时也称元朝——的开国之君、也是北京的奠基者，活到八十三岁的高龄，由他的孙子铁穆耳继位；那位亲王虽有才干，却远比不上他的先人。后来登上中国皇位的鞑靼族人，没有效法满洲旧主的榜样，于是忽必烈那一套组织得极好的政制渐渐散了架；七十三年之后，又一个新朝取代了这个看来立得极稳的朝代。读过顺帝——第九位、也是最后一位蒙古君主——的故事的人，对此都不会觉得奇怪：他十三岁就被推上至尊之位，拿看十六个少女——所谓十六天魔女——跳舞取乐，又靠着术士窥探未来，把时光与钱财都耗尽了，而他对神、对臣民所应尽的本分一概不顾。

马可·波罗给汗八里——也就是北京——的皇宫留下了一段辉煌的描写，说那里「沃土十里，周遭绕以垣墙楼橹」；直到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勋爵游历此城时，他所见的北京同十三世纪相比还大体如旧。顺帝被逐、朝代更替之后，京城迁往南京；一四二一年北京又恢复旧日的尊位，城墙还向外展拓了一些。此后几个世纪里，它的兴衰起伏很大；直到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联军攻占之后，才开始有了几分今日的模样。中心的内城称作满城，分三部分：紫禁城，内有各处宫殿；皇城，有几座大庙，皇家在那里祭祖；再就是一般的街市。皇城之外另有所谓的汉人城，是一片街巷交织的网，中间有两条宽阔的大道成直角相交。

各国使馆都聚在皇城东南角上，是把中国的府第改造成欧洲房子的模样。法国使馆最大，不过未必最舒服，坐落在一片极好的园林中央。有一位深知此城的近人，在描写过北京的宫殿、庙宇与佛塔、并说到它们的式样何等地划一之后，这样写道：「街上最主要的装点是店铺的门面：一大片一大片的雕花木板——有时是描金的——把门脸镶起来，雕的是龙、是凤等等，看着极有装饰之美……可是另一面，那些私宅高墙深院，一层套一层，于街市之美毫无贡献。」今日的中国人极恋家，便是最微贱的工匠也同家人独居一处，门户关得极严。「没有一家房子同另一家有什么分别，」这位真正的观察者又说，「戏园和烟馆也是一样；处处以划一为宗旨，连各差会的神父也都依了中国的规矩，照中国的样式编辫子。」北京这座城实在独一无二：它似乎有一种本事，能叫凡住在其中的人都归于一个样式。它十足地代表着它所领的这个国家：极端敌视新事，同任何别国都不相往来，两千五百多年里全不承认西方的存在，等到醒过来晓得有这么一个西方，又鄙夷它是化外蛮夷之乡。不过近些年来，连北京的空气里也有了变化：两年前北京至天津的铁路通车，实在是个意味深长的征兆；而下一个十年，无疑将看见成规在紫禁城那个守旧的堡垒里也被打破。如今，鞑靼的大车、中国的轿车、蓝的绿的轿子、成串的骆驼、戴着要命的枷的犯人、念经的和尚，甚至穿着黑黄号衣的皇帝的太监，都被骑马的人或马车挤来挤去——那些马车同巴黎、伦敦所用的已经没有多大分别了。西方已经把它文明的楔尖插进了这座内堡；「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句老掉牙的口令，已经失了它的法力；而皇太后想把它重新念活的企图，于她自己、于她那样专断而陈旧地治理着的百姓，都只会以灾祸收场。

十二明清的兴替

蒙古王朝的覆亡、一个佣工的儿子被推为皇帝、他开创明朝、朱氏称太祖，治国极贤、他死后把天下传给孙子、永乐攻取南京、幼帝被焚而死、永乐即皇帝位并以北京为都、欧洲人初到中国、鞑靼首领篡夺大位、不久便死、本朝的肇建、顺治即位、中国人被迫剃发、中国旧日的发式、今日辫子的料理

蒙古王朝的覆亡、那个曾经显赫的种族的末代皇帝最终被逐，是一个姓朱的年轻中国和尚一手促成的。他是个佣工的儿子，在百姓起来反抗异族君主时投了义军。他小时候身子单薄，做不了户外的活，父亲便把他送进寺里读书；可是他很早就厌倦了那种无所事事的日子，投到官军里当了个小兵。他不久便立了功，很快升到高位；随后娶了一位有家产的寡妇，那家人对朝廷素来不满。成婚不久，南京起了事，靠着新妇娘家的势力，年轻的朱氏被推为首领。他极得人心，成千的人投到他旗下；打了几场胜仗之后，他领兵直取北京。京城被攻下，顺帝同他的家人被逐出关外，百姓一致拥戴他们敬爱的朱将军为皇帝。这是一三六六年的事；这位佣工之子所开创的明朝统治中国三百年，后来才被当今皇帝所属的那一家取代。

朱氏即位后取号太祖，定都南京，把北京降为一处封国，封给自己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在父亲死后登了极，又重新把北京定为帝国的首善之区。这位新君名叫永乐，他的妻子是位极能干的谋士；他即位之初便把忽必烈用蒙古之制取代掉的许多本国旧制一一恢复过来，中国的史家说他凭着体恤与宽和赢得了人心。朝廷要职不再由武人担任；官员们恢复了旧日的品级；有名的翰林院也得了许多要紧的特权。忽必烈和他的后继者曾提倡佛法，冷落孔子之教；太祖却重新振兴对这位中国圣人著作的研习，禁止女子出家做那由印度传来的宗教的尼姑，又禁男子年不满四十不得入寺——这实在是一项有益的改革，使许多有才干的本国人免于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白耗在可怜的无所事事之中。

一位中国史家论太祖说：「凡善于因势成事、挣得富贵而超乎侪辈之上的人，总要有几分本事；可是一个人从赤贫之中一步步攀到人世荣显的极顶，坐上天下最尊的宝座，那就必定是超群绝伦到了极处，配得上代表上天来统御人类了。」

然而这位天赋异禀的人也未能免于不幸：他在位三十一年，未满之前，他最钟爱的儿子就死了，他便立自己十三岁的孙子为继承人。这位少年皇孙照例被推上至尊之位；可是他的叔父永乐觊觎皇位，领兵攻北京，起初被击退，末了因有兵士叛变、给他开了京城的门而得手。宫殿被纵火，这位幼帝葬身火中。

永乐没有遇到多大阻力便坐上了那空着的宝座；他把都城迁到北京，治国极有成绩，以致他用来夺权的那些罪行都被人忘了。他这一朝北边的入寇不断：不安分的鞑靼人觊觎那片把他们赶出去的富庶之地；当时看情形，这个国家很可能再一次被他们的大首领帖木儿征服。天朝人极其侥幸：帖木儿率军往中国来，半路上死了，这块土地至少暂时缓过一口气来。

也正是在这位篡位者永乐在位的时候，有一条挂着欧洲旗号——葡萄牙旗号——的欧洲船驶进了中国的口岸。一五一六年有一条葡萄牙船溯珠江而上；一五二〇年葡萄牙的使团一直到了北京城下，可是为首的皮雷斯却被当作囚犯押回广州，此后他的同胞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据说他是被砍了头的。直到这个世纪的中叶，葡萄牙人才算在这个国家真正立住脚，而那时他们确实在澳门扎下了根。

明朝到头来也注定要被那些不安分而野心勃勃的鞑靼人推翻。最后一位汉人皇帝崇祯于一六二七年登极，可是国内自相残杀的乱局太厉害，他觉得治国之任非自己的力量所能胜任。后来听说有一个起事的首领领着大队人马进了北京，他绝望之下自尽了。那位首领名叫李自成，自立为帝，却只有几个省承认他；而中国的一位将领吴三桂代表全国同满洲鞑靼讲和，请他们相助，把这个篡位者废掉。他们答应了，巴不得能进入那块他们屡次入寇、觊觎已久的土地。李自成被逐走了；可是那位鞑靼首领并不另立中国的君主，而是把大权留给了自己。他进北京时被当作救星迎接，又下令为自己即皇帝位举行盛大的典礼。然而那等着一切叛卖者的报应也在等着他：典礼之后他立刻病倒，痛楚万状地死了。说来奇怪，他那六岁的儿子顺治居然获准继位；就这样，一六四四年立起了那个称作满洲鞑靼朝、或称清朝的王朝，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广大的天朝帝国各省自然不肯安安分分地服这一场篡夺；不过幼主的叔父多尔衮被任为摄政，此人极有本领，乱子一起便被他平掉。为使这乱离之地恢复太平而用的那些酷烈手段，中国至今还留着痕迹：许多断壁残垣标出从前人烟稠密的城镇所在，而另一些至今还立着的城，显然只有当初的一半大小。这位监护者在他所辅的幼主才十四岁时便去世了；然而这位少年亲王已经学会了怎样治国，以超乎他年岁的明智维持住鞑靼臣民与汉人臣民之间的和平，把荣衔与职位平均分给两族的人。也正是在这位精明的少年君主治下，那种一向被看作中国人特有标记的古怪发式头一回出现了，而它本是臣服于鞑靼的记号。顺治即位以前，天朝人是以自己那一头浓密的黑发为豪的；后来下了一道诏令，不论年纪不论品级一概要剃头，只在脑后留一长绺编成辫子——这差一点又激起一场变乱。不遵令的要砍头，而宁可砍头也不肯受那剃刀之辱的人着实不少。然而时间是能医百病的：如今那些当年抗命者的后人早已同这原本深恶痛绝的风俗和解，今日的中国人若没有辫子，反倒要浑身不自在了。

曾德昭神父写到那道可恨的诏令颁布以前的中国人时说：「男女都把头发留得极长，发色一般是黑的；所以中国有时被称作『黑发之民的国』。」这位观察者又说：「当地人的眼睛又小又黑，鼻子也小；他们觉得我们那又大又挺的鼻子极难看，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是一种残疾。他们的胡子长得很稀，也并不希望它浓密，所计较的只是要黑——黑是最常见的颜色；不过他们并不像从前底比斯人那样厌恶红发。他们把头发留得长长的，任它照本性长，从不剪剃。他们梳理发式之用心，胜过世上任何别的民族；宁可下巴上一根胡子也不长，也不肯从头上掉一根头发。」

如今的中国人，他们祖先花在那一头浓发上的心思，大抵都集中在那条曾经可恨的辫子上了；至于做了祖父的老人家，则集中在长长的髭须和所谓的尖髯上。上面所引那位葡萄牙神父在中国的时候，天朝人显然还不曾见过英国人——他们把英国人叫作红毛鬼，正是因为其中许多人一头赤褐色的头发。他们若见过了，这位作者就断不会写下那一句「他们并不厌恶红发」了。

十三清朝诸帝与英国使臣

清朝的开国之君、一个伤心的鳏夫、中国的路易十四、康熙的遗诏、立雍正为嗣、这位新君的性情、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命、他不肯行叩头九拜之礼、觐见雍正、此行于英国的结果、乾隆即位、他立誓在位满六十年便逊位、道光即位、结局的开端、一位义兄弟、英国对中国宣战、北京条约、哈桑王子往见维多利亚女王、两宫太后与同治、各国公使逼这位少年皇帝接见他们

前面讲传教事业在中国的经历时，已经提到本朝在十七、十八两个世纪里在位的几位皇帝；不过再补些细节还是很有意味的，因为这些事能照见中国今日的政局：这个帝国正摇摇欲坠，外来的侵入者步步进逼；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讲和平，到头来却会把这个国家改变得远比鞑靼部众的刀兵之祸更彻底。

清朝的开国之君死时才二十四岁，据说是伤心而死：他钟爱的一位妃子死了。那位妃子的丈夫还在世时他就爱上了她，不顾人间天上的一切法度把她接进了宫。有些史家记载说，为了同他所迷恋之人的正当丈夫寻衅，他打了那人一记耳光，那人竟羞愤而死。无论这事确不确，这位皇后几天之后也死了；顺治悲痛得神魂颠倒，若不是被宫中的太监拦住，几乎自尽。照当时仍在流行的那种令人发指的规矩，他在亡后墓前勒死了三十个人，好让他们到那一个世界里去服侍她。随后他剃了头，从这座庙到那座庙去朝拜，痛悔自己的种种罪过，尤其悔自己对逝者爱得太过，一路求赦。这番苦行做完，他回到北京的宫里。可是纪事的人说，过了不多时，他叫人取来御袍，指定自己年仅八岁的儿子康熙为继承人，然后把袍子裹在身上，说了一句「我去同祖宗相会了」，便断了气。

于是又一个少年皇帝被推上御座；可这孩子不是寻常的孩子，长大后成了统治天朝帝国的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幼年未亲政时由四位贤明的大臣辅佐；这四人除了对基督徒残酷之外，把那副难担的担子担得既有本领又有分寸。这位少年君主一亲手执政，头几件事之一便是撤销对基督徒的处置，把他们的宗教放在同佛教完全一样的地位上，事事都同耶稣会的神父商量。关于康熙怎样赢得人心，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有几则读起来简直像是从《旧约》里摘出来的。譬如有这么一件：皇帝巡幸途中，看见一个老人在路边哭。康熙走过去问他为什么伤心。「主上，」那人答道，「我唯一的儿子——我一生的喜乐——被抓去伺候本省的巡抚了；我老来没有人安慰，死后也没有人在我坟上哭一声。」皇帝立刻带着这位告状的人径往巡抚的衙署；那位欺压百姓的人无法抵赖，康熙便下令把他斩了。随后这位为民雪冤的君主转向那位求告者说道：「为补你所受的损害，我就任你做巡抚，顶替那个证明了自己不配居此职的人。」

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惯于把康熙称作中国的路易十四。他同法国那位「伟大的君王」是同时代人，他那漫长而辉煌的一朝，确有几分像那位在臣民之上取得了亚洲专制君主一般权势的国王。他同路易一样，懂得把一切都化为本国的荣光；到他一七二二年去世时，他已把权柄巩固到那样的地步，若不是后继者软弱，中国今日或许仍能算东方的领袖。他的遗诏——下面摘引几段——既显出他的文才，也显出他对百姓根本利益的关切，以及他对自己职分那份崇高的看法：

「朕敬天而受命治国，兹降此诏，」他说，「朕谓自古治天下之帝王，未有不以敬天法祖为本分者。真正敬天之道，在于以仁待远人，以才进近臣；在于使百姓得安得饱；在于以天下之安为己之安；在于祸未至而先防，乱未形而先见。

「凡自清晨劳至日暮、连睡梦中也仍在为臣民筹划、不住地谋定那些于公众有长久而广大之益的举措的君主——朕说，这样的君主，离尽到本分便不远了。

「朕今年七十岁，在位六十年；朕所享的一切福分，都出于天地无形的护佑、出于祖宗的护佑、出于主宰这帝国的神的护佑……而不出于朕自己浅薄的才识。按史册所载，自黄帝以来已过四千三百五十年，在这样多的世纪里共有三百零一位皇帝，其中在位能得其寿数的不过寥寥数人。

「朕登极之后，到在位二十年时，不敢指望能见到第三十年；到了第三十年，不敢指望第四十年；如今却已在第六十年了。人说福有五样：寿、富、康宁、好德、善终。末一样在这几样好处里无疑居首，正因为它最难求得。朕如今的年岁，证明朕享了长寿；至于富，四海之内的东西朕都有过。朕做了父亲，儿孙共一百五十人……女儿大约还要更多……朕留下一个太平的天下……所以朕所享的福，尽可以称作大福……若不出意外，朕死而无憾。

「朕还有一层意思要说。朕在位以来，虽不敢说已把一切恶俗革尽、把万民的风气都改好；虽不曾做到家家丰足、人人衣食无缺，因而在这几件上比不得三代的圣君；朕却可以断言：朕这漫长的一朝，除了保全天下的太平、使百姓各安其业各得其所之外，别无他图。朕为此殚精竭虑，热忱之切、辛劳之久，都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份辛劳把朕的身与神的气力耗去了不少。朕的前代中有在位极短的，史家便拿这个做文章加以贬责，说他们早逝是因为过于贪恋酒色……这几乎成了定例；他们专去翻捡有成就的君主的旧账，而那些君主其实是最少可责的人。」

康熙接着极费笔墨地替他的前代辩解，说他们的寿数是被辛劳与尽职缩短的；他又特地褒扬自己的两三位祖先，然后像大多数帝王作者那样，岔到许多枝节上去，末了才回到自己一生的正题。

「朕，」他接着说，「自幼便致力于学问之道，于古今之学都有所知。」他又说，自己壮年时能用极大的弓射出十三肘长的箭；他懂得一切兵器的用法，还屡次亲自统兵。他更自夸说：他一生从不曾无故杀过一个人；他还平定过几次变乱，凡他所着手的事，单凭他自己的识见便办得极其成功。

这样等于替自己念了一篇祭文之后，他便这样指定继承人：

「朕第四子雍正，秉性难得而可贵。他极像朕，朕深信他担得起这份大基业的重担。朕命他于朕身后登极，承受帝位。依照旧例，为朕服丧只行二十七日。此诏着于朝廷及各省颁布，使人人皆知。」

这位天真地为自己的德行唱了一番颂词的人，死于一七二二年——他出长城外猎豹时着了凉。事情正如他自己所愿：他末一场病极短；他大约会说他是善终的，说那构成人间之福的五样里最难得的一样，他也得着了。

雍正在父亲死后照最隆重的礼仪即了位；他这一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若不论他迫害基督徒一节，这位新君似乎不负他前代对他的那份高评。他死于一七三五年，由长子乾隆继位；也正是在乾隆这一朝，中国的宫廷头一回来了英国人：一七九二年马戛尔尼勋爵奉派为使，率团前来向皇帝陈述英国商人的苦情，并要求补救。这次出使对英国政府同天朝帝国日后的关系关系极大，所以这里叙一叙细节。

使团在天津受到了礼遇，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尊荣；因为在那时候，官员们没有一个想得到：外国朝廷会派使者到中国来，除非是来进贡、来向天子朝拜。载着使团溯白河而上的官船和帆船上，都竖着旗子，写着「英吉利国进贡使臣」。斯当东爵士编订了马戛尔尼勋爵的日记，他在记述此行时说：「使团将到的消息传得极快……岸上聚了成群的男人……女眷则又羞怯又谨慎，从门缝里张望，或是从墙头上探出头来饱一饱眼福。确有几位老太太几乎把脚伸进河里，为的是凑近些看。」

皇帝答应接见这位使臣的地方是热河，在长城以北约五十英里，皇帝在那里有一座行宫；等候最后安排的这段时间里，使臣住在离京城约七英里的圆明园。中间出了一个大梗：马戛尔尼勋爵断然不肯行所谓的叩头之礼——那是主君向藩属索取的朝拜之礼，要在御前九次俯伏。一旦让了步，就等于承认乾隆在大英国王之上；英国人此后在天朝帝国的一切成就，都得归功于马戛尔尼勋爵在这件事上的坚定。礼部尚书和别的几位大员前来相商，见他意志不可动摇，末了同意折中办理。于是这一行英国人由鞑靼卫队护送前往热河；用这位使臣自己的话说，他在那里见到了「所罗门王的一切荣华」。皇帝在皇室诸王、朝中大员、蒙古各部首领等等面前接见他，礼数极周。据记载，「接见的大殿是园中一座华丽的帐幕，由描金的柱子撑起，尽头处设着御座，座上有华盖，比地面高出好几级台阶……皇帝坐着十六人抬的肩舆前来，锣声与号声先报他的到来……他衣着朴素，穿一件褐色绸袍，别无装饰，只在黑绒帽的前面缀着一颗大珠。」

这位使臣呈递国书时只屈了一膝，那位年高的君主待他极其和蔼；彼此赠过礼物之后，摆了一席丰盛的筵席，席间有乐队奏乐。客人们在热河住了一个星期，还赶上了为主人祝寿的庆典；随后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们：该动身了，答复他们国王来信的文书将送到广州去。他们由陆路水路经中国五个大省被护送到那座海港，路上走了十个星期；一路上国土耕作之精、人烟之稠密，叫他们大为惊叹。皇帝答应的回书果然收到了；其中虽没有把乔治三世所提的要求一一允准，此行所得却不少，因为对英通商从此比从前顺当得多了。

乾隆即位时立过一个非同寻常的誓：「倘蒙上天……准朕在位满六十年，朕必以逊位于嗣君，来报答上天之恩，以表明上天已使朕的心愿得偿无余。」马戛尔尼勋爵来朝的第二年，这个年限到了，皇帝便逊位于他的幼子；幼子取号嘉庆，天朝人也照例接受了。乾隆保留太上皇的名号直到八十八岁去世，可是他不再过问国政，只仍旧接济困苦之人，得了「百姓之父」的名声。他对贫寒的文人尤其好，自己也写出了几部极出色的书。

嘉庆呢，唉，同他父亲大不一样；乾隆本是因为看他有才，才从众子中挑了他的。满洲朝别的君主所具的那份威仪，他一点也没有；他择友都从臣民中最下等、最败坏的人里挑，据说他以天子身份去行祭礼时，连那些神圣的庙宇里也把这些人带了进去。也正是在这位辱没了一个高贵门第的子孙在位时，阿美士德勋爵奉派到北京来，所负的使命同马戛尔尼勋爵相似。可是他没能见到皇帝，他同随员还被鞑靼的贵人们极粗暴地对待。这些英国人回国以后，对所谓天朝的宫廷讲了一番极不中听的话：他们说，那里连大员也要靠鞭子来管住。中国人那时同今日一样，是靠鞭子和竹板治的；有一位深知这个国家的作者说：「总督拿竹板打官员，官员拿竹板打属吏，属吏……拿竹板打百姓；丈夫拿竹板打妻子，父亲打儿子，儿子便是成了年也照打。」

嘉庆虽然纵欲，却活到六十一岁；临死之前，他也照例以上谕的形式留下遗诏，其中有几段很有意味，颇能照见天朝帝国的当局在自然之力面前所要对付的种种难处，也照见这里的风土人情。这位将死的君主在诏中痛惜「中国之忧」——黄河——所造成的破坏，并历数自己为遏止它的祸害所采取的种种措置。他照例给自己的政绩念了一篇颂词，指定次子道光为继承人。

这位新君的名号意思是「理之光」；他于一八二〇年登极。他不负他父亲的选择，竭尽全力弥补前代的软弱与恶行所造成的祸害；可是那些不驯的鞑靼部落的首领已经坐大，他管不住了；变乱一桩接着一桩。等到他一让再让、这乱离之邦总算恢复了太平，外面却又来了一个远为可畏的敌人。英国人同天朝人在通商问题上长年不断的细小争端，终于酿成前面几次提到的那场战争；那战争打了许多年，结果是中国的隔绝终被打破，五处口岸向欧洲通商开放。

这便是结局的开端，是今日进行得如此之快的瓜分中国的第一步。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道光眼看一切指望尽成泡影，从此再没有抬起头来。据说不久之后他义母的去世更催促了他的死期；他死于一八五一年，在位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他不曾有过一天安宁舒心的日子。

继位的是他的第四子奕詝，取号咸丰，意思是普天丰足；可这名号后来成了极大的讽刺，因为这位新君承袭了他父亲那种软弱耽于声色的性情，而他在位不久，太平军之乱就爆发了。那位首领是个能干的人，曾归信基督教；他几乎就要把满洲王朝赶下台，另立一朝，自己做皇帝，号称天王。咸丰的难处还不止此：一八五七年英国人因为英国水手受辱而对他宣战。法国人作为英国的盟友加入了这场战役；打了三年，连北京也被攻入。末了议了和，条件极有利于英国；一八六〇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又给中国的威望打了一记。太平军之乱在戈登少校相助之下被剿平——此人后来以「喀土穆的英雄」著称；可是天朝人所失的比所得的多，自那以后，这个曾经强盛的帝国宝座上的人便不过是个虚位罢了。

咸丰死于一八六一年，把他那已被削弱的宝座留给幼子同治，那时同治才五岁。国政由所谓的两宫太后代理——那是先帝的两位后妃，一位是正宫皇后，一位是次妃；她们竭力巩固幼主的权柄，治理得似乎相当明智而有分寸。然而云南这个要省仍旧乱着，一位名叫苏莱曼的回民首领仍旧不服朝廷。这位首领甚至在一八七二年派他的儿子哈桑到英国去，想请维多利亚女王承认他父亲。不消说，他没有成功，因为英国政府早已站在这位少年皇帝一边了。

一八七三年，两宫太后把代掌的权柄交还给已满十七岁的同治；可是他在位仅两年便死于天花，没有留下子嗣，虽说他据传有两位正妻和六十九名妃嫔。他短短的在位期间有一件大事，于外国人极有意味：驻北京的各国公使此前从未获准入宫觐见，这时终于逼得这位少年君主在那守旧的大本营里接见了他们。

十四光绪皇帝

一个四岁的孩子被立为皇帝、皇太后的权柄、宫中的争斗、北京的皇宫、一个法国人觐见皇帝、皇帝之身不可触犯、皇帝亲政、一道开明的上谕、一八八九年接见各国公使、这位少年君主所受的教育、他往祭祖陵、给他择后、他的侧室、中国将成为将来的战场、铁路的权利

同治皇帝一死，中国的皇位三百年来头一回没有了直系的继承人；而照这个国家的法度，继承者的辈分必须低于被继承者，于是这个位子便落到同治一位兄弟的幼子身上——那便是道光第七子醇亲王的儿子，也就是今日仍在位的这一位；不过当君主不过是皇太后手里的囚徒、只能在被迫的幽居里想方设法自遣、把许多时光花在驯养山羊猴子一类小畜生上的时候，这位子还称不称得上宝座，也难说。那个四岁的小人儿被加上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名号，叫光绪，意思是「荣光的承继」；可是唉，他这一朝所承继的，与其说是给他自己或他百姓添光的东西，不如说是各样接踵而来的祸患。这不幸的国家又一次不得不忍受幼主长年在位的种种弊害，实权落在一个不择手段的女人手里；她以铁腕执掌国柄，把「天子」压制得服服帖帖。精明的观察者阿奇博尔德·科尔克洪在他的《变动中的中国》里说：「多年以来，北京的政局一直被宫中一场积怨极深的争斗所左右：一边是少年皇帝和他那一派，一边是皇太后。这位前摄政性情暴烈，意志专横，所图纯出私心；她至今仍压制着——甚至可以说恐吓着——这位皇帝；而皇帝体质孱弱，担不起本属于他的权柄。」

他不过是那些本该服从他的人手里的傀儡；他的名字同一桩配得上一个大帝国之主的政绩也连不上。前面已经提过好几回的那位善于逢迎的李鸿章，是皇太后的头号帮手；对日之战可耻地中辍——那场仗皇帝自己本想打到底——以及一八九五年签下那个丧辱的条约，都出于这两人之手。倘若皇太后先他而死——她如今已是个老妇人了——光绪皇帝或许还能把国政收回自己手里；可是眼下欧洲差不多每一国都在嚷着要分他一块疆土，他若还能给继位的人留下一点权柄的影子，那才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这位坐在一个注定倾覆的宝座上的不幸之人，大半生都在北京祖宗的大宫里度过；他的寝殿在那重重叠叠的屋宇正中，离那位真正的当国者——皇太后——的居处不远。这座宫占地之广，使大臣们进了宫门之后还要走半英里多才到得了议事的大殿。皇帝只在清早接见人，四点、五点或六点；某些大员获准坐轿子抬到接见的殿上。不少头衔响亮的大人物却不得不穿着朝服在某间耳房里候上一整夜，才等到清晨那一面；至于外国人，他们至今还得受许多罪，才能同这个国家真正的或名义上的元首见上一面，为此他们抱怨得很厉害。

我有一位在法国使馆供职的朋友告诉我：有那么一次——这种机会极其难得——他同几位同僚得以觐见天子，定下的时辰是凌晨四点。一位内廷的官员把他引进一间屋子，屋里一张铺着黄布的桌上点着几支蜡烛。桌子那一边、正对着他的就是皇帝，左右各立一扇淡鹅黄色的屏风。一扇屏风后头跪着恭亲王，另一扇后头是皇太后。

众人照那位内廷官员的示意向皇帝行了礼，却没有行叩头之礼——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勋爵以他的坚定，替所有外国人免掉了这一节。我这位朋友恭恭敬敬地俯身之后直起腰来，忍不住抬眼好好看了天子一眼；那一刻天子正打着一个几乎要把下巴脱臼的呵欠。这位参赞为这份放肆立刻受到内廷官员的申斥，命他直到觐见完毕都要目不离地。

皇帝的寝宫共七大间，每间都有一铺炕——中国北方到处都用这东西——上面覆着本地出的红毡，还配着绣金的靠枕，绣的是那象征的龙与凤。御居的地上铺着各式各样漂亮的欧洲地毯；许多桌子、多宝格之类，摆满了艺术品，如瓷器陶器，大多是中国出的，不过近些年也有外国货厕身其间了。

天子睡的是一张宁波做的大床，用金与象牙装饰得极华丽，正是他那位显赫的先人康熙用过的那一张。侍候他起居的八名太监敬他，同敬这个如今已衰弱的王朝的伟大开创者一样；也同西藏、蒙古高原上寺院里的人敬喇嘛一样——那里所行的是佛教的一个变体，称作喇嘛教。

皇帝之身被看得那样神圣，以致铁与钢一概不许碰到他；这样一来，他若害了什么非动刀不可的病，自然就没法请外科医治。所幸他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种过牛痘，那时照料他的人还丝毫不曾料到有这样大的命数等着他。传说有一位医生想用放血救一位中国皇帝的命，几乎因此掉了自己的脑袋。朝鲜也有同样的迷信：十八世纪有一位国王死了，本来是救得活的，只要他自己、或者不如说他左右的人肯让小刀碰一碰那神圣之身。

这位少年皇帝于一八八九年被宣告亲政；各国公使随即禀明，愿趁此吉庆之际向他致敬。叫他们大为惊讶的是，过了不很久，准他们觐见的旨意就下来了；这道旨意第二年登在《京报》上，措辞对各方都极其客气。照例的开场白之后，皇帝的话是这样的：

「驻京各国公使，笃诚保和、敦睦邦交之意，已昭然可见。朕深嘉纳之，且为之欣喜……兹并谕：此后每年定一日召见；……次日由总理衙门设宴款待各国公使。此后每年正月一体照办，每次章程均同……」这道上谕其余的部分也一样客气，同前代皇帝对欧洲各国使臣请求觐见时那种勉强、甚至近乎倨傲的允准，恰成极鲜明的对照。而到了觐见那一天，各国公使是一个一个被引到主人面前的，不像从前那样一齐进去；参赞等人则随后一起接见。皇帝坐在那座极大的接见殿尽头的高台上，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跪在一旁。每一位公使走向高台，一路行三鞠躬礼，由庆亲王引见；庆亲王从他手中接过国书，放在天子近旁的一张桌上。天子欠身致意之后，对庆亲王讲了一长段话，庆亲王跪着听完。话讲完，他起身，举起双臂走下殿中，对外国的通译把下面这番话转述一遍：

「凡向朕致贺的各位公使、代办与参赞，朕愿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种种美意，朕实深领而甚喜；朕诚心祝愿各国君主今年事事如意，福祚日隆。朕并望诸位公使久驻中国，身体康泰；并望中国与各国的睦谊永久不衰。」

在这样要紧的场合上，这位少年皇帝的举止实在客气周到到了极处；若不是不久之后那场对日的恶战把他的宝座震得根基动摇，他或许真能同某个西方强国结成实实在在的同盟，从而免掉如今已无望逃脱的帝国瓜分之祸。

天子亲政时，他的母亲醇亲王福晋被尊为太后，他父亲醇亲王却没有加什么尊号。这两位双亲获准到这位尊贵的儿子面前时，都要向他下跪，把他当作远在自己之上的人看待。光绪还年轻，爱骑马，爱射箭，也爱溜冰。他一天的时辰划分得极严，真正的自由极少。他小时候，师傅们要跪着走近他；非得他许可，才能在他面前坐下。他每天要学汉文和满文一个半时辰，学问实在极好；而在外国人看来幸运的是，他一点也不喜欢那些官员与文人——那些人巴不得把他的心思挑得处处与欧洲为敌。他按时要去祭祖陵，中国上上下下的人都是如此；逢这样的大典，随行的有两宫太后，以及不下三万人的扈从，里头有王公、贵人、官员、执事、差役、掌旗的、抬东西的等等。典礼那天天还没亮，大路上就铺满了细沙，插上白色蓝色的丝绒旗；每隔一段还设一张桌子，蒙着黄绸，上面写着「御道」二字。这两个字在中国人听来意味极其可怕，因为那意思是：一切人须得回避天子，违者处死。

便是在京城里，护住君主不让俗眼窥见的措置也极严：不但所有居民在他将要经过时必须闭门，连城墙上也不许人上去，免得有人从那里哪怕瞥见御驾一眼。这许多防范也不单是出于对圣躬的敬畏：还有一层危险，就是怕有心怀歹意的人从远处用那些可怕的杀人器械向皇帝开枪——尽管新近有过对日之战的教训，天朝人至今仍觉得那些东西的射程远得出奇。中国的巡捕连欧洲女子也不许在御驾经过那天露面，唯恐君主看见她们；因为这些奉法的差役在本国看惯了女子深居简出，便以为像那些外交官的妻女那样享着自由的人，什么罪都做得出来，便是对着那受人敬畏的天子也做得出来。

光绪一成年，自然要给他择后；被选中来担当皇后这个难位子的，是浙江省一位官员的女儿，据说她既美，又贤，又有学问。从一个无名小吏之女的卑微地位，一跃而登上世上人口最多的帝国的后位，这在她一生里必定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至于她把这份高贵的命数担当得如何，那少数真正略知中国宫廷内情的人，说法极不一致。她的影响自然不像在一个行一夫一妻之制的国家里那样举足轻重。她做新妇不久，便有好几位增补的美人被选入后宫；那些所谓的「莲花」「茶花」之类，照中国人的看法，个个举止品行都无可指摘。中国纳妾的数目是没有限度的；只要养得起，一个人往往有多至三百名的侍妾。

在天朝帝国，自然没有欧洲妻子那种情形：贞洁的胸中只要疑心有个情敌，便生出烈火般的妒意。一国有一国的风俗；在中国，妻与妾安安稳稳同住一个屋檐下，磕碰之少，不过同鸡舍里的母鸡一般。如今北京皇宫里所过的日子，末了会有怎样的结局，只有时间能见分晓；因为传到外界来的种种传闻互相抵牾，也只有时间能把真相淘出来。只有一件是确凿的：中国将是将来的战场；而那被人预言了许多的黄祸，在这刚要开始的一个世纪走到它的尽头之前，还会变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形状来。

十五结语

中国的政局每个月都有变动，报纸上天天登满了关于北京情形的传闻，彼此又多半自相矛盾；在这样的时候，要对眼下争论不休的许多难题下什么真正的断语，是不可能的。不过从这一堆互相抵牾的材料里，有一件大事明白地浮了出来：俄国有一种了不起的本领，能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稳扎稳打地走下去；在瓜分天朝人的这桩事里，得大头的将是她。她那条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能自负盈亏，所过之处便生出商务来；再过四年，它就要把圣彼得堡同旅顺口连起来，成为改变世界商路走向的最要紧的因素之一。

中国东边被缅甸的英国人和交趾支那的法国人围住，西边受着德国人与日本人的威胁，北边被俄国压着；这个天朝帝国不得不从长久的昏睡中醒来，不得不振作起来做点什么。可是她既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舰队也早已不中用了，她能做什么呢？她只能在四面围住她的祸患里挑一个看来最轻的，又从许多争着当她保护人的国家里挑出一个最能救她的——不但要救她免于外敌，还要救她免于她自己。

有人说得很中肯：在西方各国里，俄国是浸染东方观念最深的一国；她既有一个将来的头等强国所具的魄力与野心，又对天朝人怀着一种法国、德国、英国全然没有的同情。事实上，中国人同北方草原上的居民之间是有血脉之亲的；所以他们要真正融合起来，比任何别的一对都更有指望。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如今也都在争着要租借与特权；即便争到了，他们在所得的地方也永远是外人，套一句家常却很传神的话：他们同当地人之间永远不会有什么情分。

李鸿章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政治家之一；一八九六年他到欧洲来，为的是亲眼看一看：对日一战之后国势已衰的本国，西方哪一国最可能做她的好朋友。他很快就看出：不会是英国，不会是德国，也不会是法国，而是俄国。于是末了同俄国订了约，一八九七年批准；这条约除别的权益之外，还把旅顺口给了这个北方大国，准它在那里设煤站，一旦有战事，还可以在港内集结军队。三十多年前宓吉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格外合得来……俄国人对中国人，正是棋逢对手……他们彼此把对方的性情摸得透透的，因为他们实在太相像了。」新近的事情证明这位精明的观察者眼光何等准确；而且显而易见：别的列强只能满足于各自的势力范围，唯有俄国将取得对整个天朝帝国真正的政治控制。这个曾经强盛的民族内部的离散之力，如今已无望从内部止住——尽管中国过去曾一再从看来已经解体的境地里站起来，成为比从前更大的国家，把征服者吸收进去，化他们为志士，肯为这块他们认作故土的地方赴汤蹈火。如今救她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而一旦朝政的中枢重新有了一只强有力的手、由一个强有力的头脑指挥，人们便会发现这不幸之国的资源实在取之不尽。土地肥沃，矿藏丰富，百姓又肯学；中国被人称作「将来的印度」，它能成为什么样子，实在没有止境。

中国即将被分成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这种瓜分终于压倒那种更大方的主张（把全国平等地向欧洲各国的商务开放）的话——那么长江流域，连同南京、汉口、福州等人烟稠密的城市，将是英国的场子；山东这个临海的富省将是德国的场子；而南边已经占着北圻的法国人，将在邻近各地取得权益。如今四面八方都在筹划铁路；很可能在这刚要开始的一个世纪过完一半之前，全中国就要被铁路纵横割开了。

本年——一八九九年——三月十四日颁布的中国事务蓝皮书里，载着下面这几个意味深长的数字，是外国人在天朝帝国所取得的铁路权利的里程。由此可见，单以已到手的里程而论，英国实在不输俄国；而德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四国合起来，还不及英国一国：

英国的铁路　二千八百英里

俄国的铁路　一千五百三十英里

德国的铁路　七百二十英里

比利时的铁路　六百五十英里

法国的铁路　四百二十英里

美国的铁路　三百英里

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它把中国自负了许多个世纪的那份隔绝彻底打破了：这广大帝国几乎所有要紧的城市，如今彼此之间、以及同外部世界之间，都已用电报连通。这块从前那样神秘的土地，如今被公开的探照灯照得通亮；用不了多久，无论朝廷还是民间，再没有什么隐秘的事能瞒得过全世界好奇的眼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