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觉醒

第一章中国本部

五大部分——气候——面积与人口——十八省

这个帝国由五大部分组成：中国本部、满洲、蒙古、土耳其斯坦与西藏。论述这样一个庞大的聚合体，最便当的办法，是从赋予整体以名号与性格的那一部分说起。

关于中国本部，可以断言：普天之下，再没有同等面积的一方土地，能如此齐备地具足养育一个富庶兴旺民族所需的种种条件。它横亘于北纬十八度至四十九度之间，气候既免于热带的酷暑，也免于寒带的严寒。衣食三大宗——麦、稻、棉——在她的任何一省都能种植，收成或丰或歉而已；不过南方一半以稻代麦，北方则以丝麻代棉。南方棉为田中之王，稻为田中之后。

高低适度的山脉纵横交错，山坡垦作梯田，层层直上，望之如悬空花园；中国于是既有比例不小的沃野幽谷，又有广袤平原，其辽阔可与我们美国草原诸州的平原相比。大江巨川犁开地面，支流无数，灌溉与舟运两得其便，故而荒瘠之地既少且小。

三千英里的海岸线上，海湾、港澳、水汊犬牙交错，可供泊船的良港不可胜数，就海上通商之便利而言，少有国家能与她比肩。

说到疆界：东面，十八省中有六省以足濯太平洋之水；南面，她与印度支那及英属缅甸携手相接；西面，喜马拉雅山的丘陵构成一道屏障，比北边那道划界的城墙还要牢靠。长城是人力工程中最伟大的一项，如今却除了充作一个地理名词之外，别无用处。它本为护卫「华夏」的膏腴田畴、以御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扰而筑，在若干世代里或许有用；然而很难说它是一项全然的成功，因为此后二十二个世纪之中，中国或全境或局部，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处在鞑靼人的统辖之下。

中国的面积约一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相当于欧洲的一半，养着约四亿勤苦的人口；而她远未力竭：毫无疑问，只要在农业、制造、采矿与运输上改良方法，她很容易便能养活现今这些节俭子民的两倍之数。

在这一片得天独厚的疆域之内，天工之产与人力之作，在品类与规模上争相竞胜。若只是一一列举，读起来无异于一页地志，给人的印象恐怕不会比一栏数字更深。要估量这个国家惊人的丰饶，要真切领会它的景物之美，一个人应当逐省游历，每省花上一年去探访。倘若无此从容观察的福分，那么最好的替代办法，无疑是借那些曾在各地行旅、并对那些区域有过专门研究的人的眼睛去看。

十八省中，过半之数我可以自荐为向导。我在宁波住过十年，在上海住过一年，二者都在南方沿海。在北京我住了四十年；晚近又在扬子江畔的武昌度过三年——那是考察华中的一处绝佳高地。在上述几个驻足之处居留期间，我有幸走访过另外六省（其中有些不止一次），因而对十八省中的十省有了亲身的了解，也得以搜集到许多第一手的可贵材料。

看一看下面这张表（取自内地会一九〇五年的报告），便可见我们面前这片考察场地是何等广大。一省的平均面积，相当于美利坚合众国一州的平均面积；而全境之大，则超过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那一部分。

中国本部（省份　面积　人口）

广东（广州）　九万九千九百七十平方英里　三千一百八十六万五千人

广西　七万七千二百平方英里　五百一十四万二千人

福建　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平方英里　二千二百八十七万六千人

浙江　三万六千六百七十平方英里　一千一百五十八万人

江苏　三万八千六百平方英里　一千三百九十八万人

山东　五万五千九百七十平方英里　三千八百二十四万八千人

直隶　十一万五千八百平方英里　二千〇九十三万七千人

山西　八万一千八百三十平方英里　一千二百二十万人

陕西　七万五千二百七十平方英里　八百四十五万人

甘肃　十二万五千四百五十平方英里　一千〇三十八万五千人

河南　六万七千九百四十平方英里　三千五百三十一万六千人

湖北　七万一千四百一十平方英里　三千五百二十八万人

湖南　八万三千三百八十平方英里　二千二百一十七万人

安徽　五万四千八百一十平方英里　二千三百六十七万人

云南　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平方英里　一千二百三十二万五千人

四川　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平方英里　六千八百七十二万五千人

江西　六万九千四百八十平方英里　二千六百五十三万二千人

贵州　六万七千一百六十平方英里　七百六十五万人

合计　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四百二十平方英里　四亿〇七百三十三万一千人

第二章省区纪行——广东与广西

香港——广州之行——澳门——珠江风物——岭南学堂——嗜赌之风——一座典型的城市——移民的一大渊源

让我们作一次想象中的省区之游，就从香港开始——一八五〇年，我正是在那里开始了我在中国的实际生活。

「大屿号」是条好船，载我自波士顿绕好望角而来，历一百三十四日。我在它的甲板上，怀着赞叹凝望这东方的直布罗陀。眼前是一处四面环陆的港湾，世上所有的海军都可以安然停泊其中。四周耸起一列雄伟的山峦，坡上点缀着精美的宅第，谷中是纵横如棋盘的热闹街衢，时而又见一座英军炮台踞于形胜的岩石之上。

在中国治下，香港曾是个无足轻重的渔村，其实是个海盗的巢穴。一八四一年，此岛由中国割让给大不列颠，割让之事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以《南京条约》确认。不到十年之间所成就的变化堪称神奇；然而那只是婴儿期的初绽，比之今日的丰盛成熟，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与广州的贸易，每日一班轮船便够应付；与上海之间，靠每周一次的班船相通；货物的大宗仍由帆船或中国式帆船载运。过去半个世纪的进步何其惊人！当年那些似在谷间迂回、或沿水边逶迤的街道，如今像巨大露天剧场里一排排座席，环抱着山峦；一条铁路把乘客送上山顶；另有铁路载着他在令人目眩的高处由一山飞向一山。贸易也增长了二十倍。据截至一九〇五年六月的一份商务报告，就吞吐吨位而论，香港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港。

香港在政治上虽不属中国，但其忙碌的人口（约二十二万）中，有二十一万二千以上是中国人；而它尤其是中国的门户。英国政府以明智宽宏的政策，使它成了东方海域的第一大商埠。

现在我们往广州去，横渡一片岛屿星布的海湾。诸岛披覆着繁茂的草木，却像中国沿海其他岛屿一样，缺少树木这一最高的妆点。途中我们瞥见澳门——一座秀丽的小城，悬挂着葡萄牙的旗帜；葡萄牙人是东方贸易的先驱。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外人居留地，始于一五四四年，距通往印度航路的发现不足半个世纪，而那一发现的四百周年，已于一八九八年庆祝过了。倘能查明是哪一天，某位敢于冒险的阿尔戈英雄把对金羊毛的追寻一直推进到当时被称为「远印度」的中国，那一番功业同样值得纪念。

澳门城是卢济塔尼亚人进取精神的一座丰碑。它位置优美，踞于一岛伸出的岬角之上，是省城中外国居民喜爱的避暑之地。人口约七万，多为中国人；城中有两座坟墓，在我眼中使此地成为圣地：一是卡蒙斯之墓——《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作者、伽马航程的歌者；一是马礼逊之墓——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的开创者，他抵华百年之期已于一九〇七年隆重纪念。

进入珠江——一条五百英里长的好河，支流如扇面般铺展于两省之上——我们便到了总督之城，广州确当如此称呼，尽管总督其实驻在别的城里。江上轮船往来不绝，大小皆备，多挂英国旗；然而旧式的本地船只尚未被逐出江面。它们或张帆或摇橹，沿岸缓缓而行；在近城的塔下锚地，它们结成一座浮动的市镇，一家家人在其中生老病死，从未在陆地上有过居所。

可以看见未裹足的妇人摇橹为生，或推着橹柄来回摆动，背上还绑着婴孩。也可留意那所谓的「花艇」，装饰得如水中仙子的宫殿一般。它们系泊于一处，是尽人皆知的藏污纳垢之所。田间则是农夫，赤足赤头，在泥水中趟行，扶着由一种水陆两栖的牲畜——水牛——拖曳的犁耙，或用手把稻秧的根须埋入泥泞，或以城中的粪秽垢土作肥。这般毫无诗意的劳作，绝不可能唤起维吉尔或汤姆森的田园诗神。

舟近城时，最入眼的一处建筑竟是一所基督教学堂——可见时世变了。一八五〇年，外国人聚居之区在近城门的一处郊外。我便在那里于英国领事馆与包令爵士共进晚餐，手里持着他的美国表亲、费城才女梅林小姐的介绍信。我也正是在那里寓居于哈巴安德博士家中；他多年不倦的劳力，终于为这所基督教学堂奠下了根基。对他而言，这是一座比铜铸更为长久的丰碑；对中国而言，它只是如今在沿海与内地各要冲之地纷纷矗起的许多灯塔之一。

路过花地——近城的一处游乐场——可以窥见富人与荡子们的消遣。只见许多人围坐在一个斗场四周，专心看斗鸡；不过斗的是鹌鹑，而非家禽。这里还有一圈人数较少、更为私密的看客，俯身看两只蟋蟀作殊死之斗。有时也换成别种昆虫或好斗的鸟雀；看这种场面看得高兴，人们会以为这个民族生性好战。其实他们是好假手于人地斗。然而最吸引他们的，还是赌注可赢可输的那一点机会。

在许多地方还能见到一种较为雅驯的娱乐，即猜历史灯谜。以一联押韵的句子，用某种动物隐喻古时某位名人；谁能在这层伪装之下识出那位人物，便可赢得一笔不小的钱。本地人嗜赌之深，乃至连会试的结果也拿来打赌，尤其赌第一名的荣耀——状元——会落在哪一省。

各地的官员与慈善团体也利用这种嗜赌之风，开办彩票以为善举筹款——这种做法纵非不道德，也属不智。不过不应忘记，我们自己的先辈有时也曾借彩票来筹建教堂。

外国人的居留地如今设在沙面——江中一座秀丽的小洲，与本地街巷的污秽恰成鲜明对照。城墙并不显眼，在拥挤的郊区屋舍之外，是否还看得见也难说。然而可以断定它就在那里；因为每一座大城都须有城墙以资防卫，而全国有城墙的城池不下一千五百五十三座。这是治安不良所致之不安的何等一个指标！中国人听说整个美国都没有一处他们会称之为「城」的地方，无不惊讶，因为美国的城市都没有城墙。

广州连同郊区人口逾二百万，因而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房屋大抵低矮、阴暗而污秽，街道多半窄得容不下比轿子或「人力车」更宽的东西。然而城内与郊外，店铺之富丽令人目眩，尤以绸缎与刺绣诸肆为最。与这奢华的铺张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成群的乞丐在富人门前展露其可憎的疮疡，以此向那些未必肯出于慈悲施舍的人硬讨一个钱。狭窄的街上挤满了充当驮畜的苦力，担子悬在一根有弹性的扁担两端，压在肩上颤动；或是用轿子抬着身份高于自己的人——平民用两名轿夫，「阔人」用四名，显贵则用六名或八名。高官乘着这等华贵的舆轿，前后有差役骑马或步行随侍。新郎新妇获准在此一时充作贵人；新娘的花轿帷幔兼彩虹与蝴蝶之色，前有乐队引导，吹号击钹。由此造成的拥堵与塞滞，除了忍耐的中国人，没有哪个民族肯容忍。他们屈从于习俗，对不便一笑置之。马车与轿车，除新辟的街道上外一概没有。人力车与独轮车在最窄的小巷里强行挤过，并与轿子争揽客运。

那些远悬天际如云的青山，有个富于诗意的名字叫白云山；山中有园圃，丰富多样地兼蓄热带与温带的果实。茶与丝在中国许多别处也有出产，但此地所产品质尤优。

此省之人进取而聪慧，已溢往太平洋诸岛，自新加坡以至檀香山。一八五〇年我在爪哇停靠，在一个广州人的店里得到饮食，此人显然胜过该岛的土著。中国人被排拒于菲律宾之外，难道不是一桩可惜之事？倘以勤俭的中国人取代那懒散的土著，那个群岛的前途岂不更为光明？

一九〇五年的抵制美货风潮中，美国贸易受损最重的便是广州，因为华人在美国所受的虐待，在那里感受得最深——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几乎全来自广东一省。

广州的总督还兼管广西一省。广西多山而人稀，被它的同僚视作一个负担，几乎长年处于叛乱状态，须以大军方能约束其桀骜的居民。

第三章福建省

厦门——勇敢的航海者——福州——鼓山——万寿桥

沿海岸北行约三百英里，我们来到厦门——毗邻的福建省里第一个重要的海港。这一带的地貌已然一变。丘陵高耸成山，广州一带那样触目的冲积平原，在此收束为狭窄的谷地。

人也变了，言语与相貌都不同。他们身材更高，面目更粗，颧骨高耸，声音粗厉，所操方言邻省之人完全听不懂。说到中国方言之歧异，可举汉语「人」字为例：在福建有些地方念作「侬」；在广州念作「殷」或「因」；在宁波念作「宁」；在北京念作「仁」。

究竟是居民还是他们所居之山，才是划定他们与南面、西面邻人之间那条界线的主要因素，实在令人莫能断言。论进取与精力，他们与广东人不相上下。他们是勇敢的航海者；如今已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大岛，便是由他们开拓殖垦的；也正是他们把野蛮的土著驱赶到了东海岸。这些山上产一种别具风味的红茶，与夏布一同构成厦门贸易的大宗。此处海港不乏秀色；登上一处山顶远望，数百村落尽在眼底，极富画意。厦门城有二十万人口，可说的不多，只是几个英美差会在与大不列颠的第一次战争之后不久便在此设立教站，已获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在界外广东省境内的汕头一带，美国浸礼会办有一处兴旺的差会。

进入台湾海峡，我们驶向闽江口。闽江是条好河，上溯约三十英里便到福州。我们不停船去探访台湾岛，因为它既已割让日本，便不再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人们有时以此江之名，把全省称作「闽地」；但它的正式名称是福建。这个名字并非如大多数书中所说意为「幸福地建立」，而是取其两座首要城市名称的头一个音节合成的，有点像阿肯色最初的开拓者为得克萨斯边界上的市镇取名「得克萨卡纳」那样。中国另有几省之名也是这样构成的，例如江苏、甘肃，以及总督辖区「云贵」。

江畔的鼓山以风景著名；一如中国别处的山岳，它也被辟作一座佛寺的所在，数十名僧人在此度日，不在参悟，而在闲懒。

福州城有坚好的石砌城墙，还有一座长长的石桥，名曰「万寿桥」，气象颇为庄严。人口约六十五万。更增其分量的是城中有一支满人的驻防营，或可说是一个满人聚落；自一六四四年入关以来，他们一直与汉人分居，人数并未减少。

美部会与美以美会在这一大中心办有规模可观而兴盛的差会，并以此为基地，向四周群山分枝蔓延，多半循闽江支流而上，直抵其发源之处。一八五〇年我在福州时，曾受摩嘉立牧师的款待；我很高兴地说，五十五年过去，他仍健在；不过他已不在传教的田地里了。

第四章浙江省

舟山群岛——普陀与海盗——奇特的渔人与奇特的船——宁波——文场之捷——寻魂——中国人的魂魄之说——杭州——钱塘大潮

再往北的一省是浙江，十八省中最小的一个，也是上章所说那片高地的一部分。它的面积约与印第安纳州相当，而有些省份大出它四五倍。除了境内诸水北流之外，看不出它何以要单设一个省治；或许因为古时越国（公元前一一〇〇年）的疆界本来如此，又或许因为其民所操的言语与大平原一带相近——它的主要河流正是在那片平原上寻得出海之路。征服者何其频繁地把本属天然一体的地区割裂开来，只为给某个宠臣安置一块封地！

其海外有舟山群岛，其中两岛值得一说。最大的一岛以自己的名字名其群岛，长约当纽约长岛的一半，两端各耸一道高岬，望去仿佛一艘帆船，故得此名。岛上有十八个山谷——这一分法与十八省并无干系，却因一首民谣而流传不衰，那谣辞讥刺岛民的德行颇为刻薄。此岛有海为屏障，又离陆地足够近，可以从容袭击邻近海岸的任何一点，故英军在第一次战争中便以此为稳妥的驻营之地。

再往东是普陀圣岛，中国海岸上的爱奥那。风景绝佳，田土却少得引不起俗人的觊觎；佛教徒选中它作天然的禅关，可说是势所必至。数百年来它以寺院著称，其中几座是用宫中拆下的木料建成的。从前邻近口岸的传教士常到普陀避暑，如今已弃置不用，因为这一带水域向来盗风不息，岛上无从躲避那些零星的劫掠。

一八五五年，我与禄赐先生（后来的主教）赴普陀途中为海盗所获。这是我生平所闻最有绅士风度的强盗：他们请我们在自家船的甲板上同进早餐；不过我们的粮食连同那条船都被他们据为己有，另打发一只小船送我们到目的地，还许诺日后要到岛上作一次友好的拜访。其中一人取了我朋友的表，竟又回来向失主请教该怎样上弦。长老会宁波差会的创办人娄理华牧师就没有这般运气了。他几乎在同一地点遭海盗袭击，被投入海中溺死。

过了这些岛屿，便到甬江。江口有镇海小城，上溯十二英里是宁波大埠。这种安排看似离奇，与人们的预想大不相同，在中国却像一条自然法则那样随处可见：广州、上海、福州、天津，无不如此。小城守着大船碇泊之处，大城却宁可舍此便利，退居内地若干里，以避海盗与外敌。

溯江而上，不止一种奇特的捕鱼法令人瞩目。但见一船舷上栖着一排鸬鹚。时而有一只扎入水中，衔鱼而出。鱼小，则鸟自吞之，算是它效劳的酬劳；鱼稍大，便为颈上的环子所阻，下咽不得，遂成渔人的战利品。这些鸟似乎训练有素，目光锐利，直透水底。另一种新奇的渔法，是设下一具机关，叫鱼自投罗网——既不撞网，也不吞钩，而是跃过一块白板，落进船里。最奇的还是那些人：他们像鸬鹚一样潜入水中，再钻出来时手里已捉着鱼，有时两手各一条。这些渔人在水下时双脚始终踏着河底，沿岸摸索而行。我头一回见到这种作业，还以为有人落水，慌忙奔到河边去救那可怜人的性命。谁知他刚把头探出水面，转眼又扎了下去；围观的人群哄然大笑，笑我不通世事，一齐喊着「捉鱼，捉鱼」。

此地土人行船的法子也别具一格。船家坐在船尾，一手扶舵，一手擎着长烟管从容抽着。既无桅也无帆，却能用双脚蹬桨，逆风逆流而行得飞快。如此一来，体重与腿上那副强健的筋肉都派上了用场。这些小船是江上最快的舟楫。

在两江交汇处，一片村落星散的广阔平原上，矗立着宁波的石砌城墙，周回六英里，圈住一片街巷交织的市区，其营造之整饬胜过中国大多数城市。外国人的居留地在大江北岸；不过也有几位传教士住在城里，我在中国最初几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城墙之上，远远便望见一座高塔的塔尖，那是一座与大多数同名建筑无异的塔——八角九层。此类凌空之作原本只为瞭望而设，后来却堕落成了迷信的器具，用以招吉气、禳凶邪。

这一带不但自有一种属于官话系统的方言，其民的体格也胜过南方人。他们身材较高，眼形不那么斜削，面容匀称无瑕，是一方美丽的人种，文才与商才并称于世。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全城曾为一件喜讯而沸腾：本城的一位子弟在御前与天下会集的士子较艺，诗文俱夺第一——这一荣耀，庶几可比桂冠诗人之衔，或奥林匹亚竞技的优胜。一城得此殊荣，人们却相信，为求盈虚相抵，此后必有三年的歉岁。这一回，本地最高的官员们簇拥着这位文场健将的夫人登上城头，由她撒下几把米，以禳那迫在眉睫的饥馑。

我的住宅连着一座新建的礼拜堂，堂上起了一座钟楼。此种建筑当地从来未有，故而钟还没有装上去招人，已经招来了不少看客。一日，来了一位啼哭的母亲，身后跟着一群焦灼的亲属，请求准她登楼，这自然是不会回绝的。

她打开一个包袱，说道：「这是我孩儿的衣裳。昨日他上了这楼，给楼的高处吓着了，小小的魂灵离了身子，他只得空着身子回家。如今正发烧说胡话。我们想那魂还在这大屋子里飘着，见了这衣裳便认得，附了上去，就好随我们回家了。」

鸟儿从笼中飞逸，中国人有时会把笼子挂在树枝上，鸟便自己归笼。他们相信失走的魂也能照此招回。有时还可见有人夜里立在屋顶，摇着灯笼，用凄恻的腔调唱着，请某个游荡的魂灵回到它的居处。方才所说那可怜妇人的指望是否应验，那「飘忽轻柔的小小魂灵」是否云游而返，我始终无从得知；我记下此事，不过是为再举一例这类别具情致的迷信罢了。

中国人的魂魄之说认作三魂，即：生魂、灵魂与识魂。故而缺了三者之一，并不像我们那种二元之说中魂魄一去便立即致死。

然而我在旧居流连太久了。眼前实在还摆着整整一个帝国，且让我们掉头向西，去杭州。

十三世纪时，此地曾是天子驻跸之所；这座省城至今仍留着不少帝王气象。西湖的亭榭与荷花，是足供天子游赏的一处胜景；城垣周回之广，把山与谷都圈在里面；加上它踞守大江之滨、当一片宽阔海湾之首的形胜——凡此种种，合起来给了它一种堂皇的气度。我清楚记得一八五五年白种人初次踏上它的街道的那一天。那两个人是兰显理牧师和我。依条约，我们出游不得越出当日能赶回住处安寝的路程，连中国人称他们帝国为「瓜」的那层瓜皮都不许钻进；我们却终于越界而出，往这旧日的宋都去了。途中我们在绍兴城歇脚；正当我们在广场上向一群人数众多而态度恭敬的听众讲道时，一位衣着体面的人挤过人丛，邀我们赏光到他家里用茶。他的宅第处处显出殷实的气象；他自己是个以举业为务的读书人，有志于仕进。他一面吩咐为我们备下丰盛的餐食，一面解释说：倘若让西方来的读书人过境而无人接待，他会引以为耻。何等的礼数！希伯来人与阿拉伯人的好客，能胜过这个么？

绍兴城闻名遐迩的有两样东西：一是一种米酒，凡官场的筵席无它不成，通行全国；二是精明的讼师，各级官员倚为法律顾问，视为不可或缺。他们就是中国的「费城讼师」。

我们进杭州城时，孩子们高喊「倭贼来了」——他们从未见过欧洲人，只听父辈说起倭人是海上的强盗，为中国沿海之患。直到这时，日本与中国尚无条约，从未与中国有过正式的通商往来，也不曾承认中国的上国地位。没过几年，这些孩子便看惯了西人的衣冠面貌；我也从未听说有哪个外国人在他们手里受过侮辱或伤害。

一八六〇年，我的同工倪维思牧师以基督的名义据有了此地。不久英国圣公会的包尔腾主教继之而来；如今他的继任者慕稼谷主教以此为其广阔教区的驻节之地。

另有一桩不可忽略的殊异之处，是这里的江乃是捕鲸的陷阱。七八年前，一头鲸类巨兽搁浅在江口附近。杭州教会书院的院长裘德生博士前去观看，把他所见记下寄给了我。他估计那鲸长一百英尺，尾巴已被土人割去。要解释此事，须先说明：湾形如漏斗，故潮头高得出奇。每月两次，当月圆与月朔之际，日月之力相合，潮水挟着如同海啸一般的吼声奔涌而入。杭州的潮，比之胡格利河或芬迪湾的潮也不遑多让。船只常为它所毁；即便是深海的巨兽，也敌不过它那不可阻遏的排空之势。

第五章江苏省

南京——上海——扬子江——黄河

濒海而居，大运河与全国第一大川扬子江横贯其境，农桑、渔盐、商贾三者俱富——江苏是十八省中当之无愧的首善之区。一九〇五年，有人奏称此省政务过繁，非一班官吏所能胜任，遂将北部划出，另立一省；然而新的衙署尚未组成，慈禧便因群情谏阻而收回了那道仓促的诏旨——足见她何等不愿拂逆民意。中国眼下最需要的，莫过于一只投票箱，好让民意有由表达。

省名取自它的两座首邑：苏州与南京。苏州有远东巴黎之称，民谣中与杭州并举，说这两处是人间无双的城池：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当地的方言柔婉悦耳，故苏州的江湖艺人在邻省极受欢迎。有一副人所共知的对子说：

宁听苏人吴侬软语相争执，

不听那山间土音，尽是唉声与呻吟。

再往内地去，「大江」之畔便是南京，明朝的旧都。满人不愿称它为「京」，即帝都之意，遂改名江宁；然而官家虽有此忌，旧称终究不废。它在我们的叙述中将大有关涉，此刻且不停留，径往上海——那是一个左右国运甚于他处的地方。

上海从前不过是一座无足轻重的三等城邑（省城为第一等，府城为第二等），后有某个眼光独到、留心商务的英国人看出此地形胜之利；一八四二年议定和约条款时，它便被列为五口之一。如今它已凌驾广州之上；西方的技艺、学识与进取之奇，它比其余各口岸更充分地展示在中国人面前。

它踞于一片宽阔的江口，紧邻那条深入中国腹心的大动脉之尾闾，已成为世界商业的一大枢纽。华界依旧用低矮的砖墙遮着自己的褴褛；北门之外却有一片地界，名曰「外国租界」。那里崛起了一座美丽的城，号称「模范居留地」，宛如一朵绚烂的睡莲从泥泞的稻田中挺出。我在那里住过一年，把它当作自己在东方的家园之一，怀着几分眷恋。

上海呈现出一派世界各海港中罕见的景象。宽阔的街道整洁有序，不久还要通行电车，沿着两条河的岸边绵延数英里，两侧尽是殷实的商号与华美的宅第，后者多半绕以园圃，掩映在花树丛中。而这些货栈与住宅所代表的，还不只是品味与富厚。租界地面之内，行的是法治——不像中国别处那样凭长官的意志任意裁断，而是自由与公道所生的果实。外国人在各处都受本国国旗的护庇；在租界之内，被控犯罪的华人由会审公廨审理，这本身便是一堂讲公道与仁恕的实物教材。若有工夫往衙门里窥上一眼，便可见成捆的竹板，大小俱备，专为笞刑而设；还有拶指、木靴、木枷以及别的刑具，有些是要把人的身体弄成肉泥的。如今这些刑具已明令禁用。〔注〕

〔注：另有一城，有个农人从租界内的一个裁缝手里敲诈了一笔钱，裁缝向英国领事控诉求直。那领事是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见此案只涉华人，便移交给本城知县；知县当即下令把裁缝打一百板，罪名是竟去告到外国的公堂。〕

上海有各等学堂，有的隶属外国的工部局，有的属于差会。圣约翰书院（美国圣公会）与中西书院（美国美以美会）在教育一途上已夺得徐家汇天主教会久执的牛耳。此外还有中外报纸——华文报纸所享有的议论之自由，出了这座避难之城便无从谈起；又有广学会及其他中外译书机构，借蒸汽印机之力，成千上万地刊行书籍。凡此种种合成的力量，中国已不再能无动于衷了。

再续我们那趟想象中的航程，一路北去，不出一个时辰便到了扬子江——中国人称之为大江——的江口。河口之阔，令人想到它是亚马孙与拉普拉塔在亚洲的匹敌。到此我们方明白，这一带海面何以有时被称作黄海。据说这条大河的水量，抵得上二百四十四条泰晤士那样的小河；它把浑浊的泥水倾注入海，淤出新的沙洲，把海岸远远推进海神的领地。

请看左边那一长列树木，看去竟像是从江心生出的。那是崇明岛的救生圈；六百年前，此岛如传说中的得洛斯岛一般从浊浪中浮出。人们视之为大江献给龙廷的贡物，如今已成本省的一个县，人口五十余万。约在同时，黄河卷走了一大片土地入海，遂有那句俗谚：「坍了东京，涨了崇明。」

前一条河的口中含着珍珠而来，后一条则张口吞噬近旁的田土。不过眼下黄河正干渴无水；这条桀骜之流，与贺拉斯笔下那条「痴恋妻子的河」恰成反照，约四十年前弃了旧道，奔向直隶湾去了。此事引起的惊惶，无异于密西西比河犁过以它命名的那个州、从莫比尔湾注入墨西哥湾。同样的变故，往昔也曾隔着漫长的年月一再发生。这条任性的河流在山东半岛的南北两侧来回摆荡，几乎有着周期的规律；有时又分流而下，把那片地面变成一座岛。而今它似乎已在新河道里安顿下来，从杨家口入湾——外国水手把这地名读作「扬基牛」——并给地球的舆图添上了一处惊人的改易。

第六章山东省

胶州——谒孔子墓——开封府访犹太人之行——大运河——芝罘

在山东，人看上去比南边的邻人壮健得多。他们的主食是麦与粟，而非稻米。果园里代替橘柑的是苹果、梨与桃。

德国人于一八九七年占了胶州港，在青岛对面建起一座秀美的市镇，堪为效法的佳范；不过中国人并不急于仿造。他们还筑了一条铁路，自海边通到济南府，几乎把全省拦腰剖开。潍县注定要成为铁路的枢纽；好几个差会正在那里兴建书院，要把孔子所不知的道理教给百姓。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传教士在那一带散发基督教书籍，百姓却把书送了回来，说：「我们有先师的著作，于我们已经够了。」西方新兴的艺术与科学，难道不会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先师并非无所不知么？

一八六六年，我因谒孔子之墓而得了一份朝圣者的荣衔——那是一座宏伟的陵寝，四周环居着他七十代的子孙，其中一位以中国最伟大的先师的奉祀者身份，享有世袭公爵的品秩。

那一回，我是从河南访犹太人归来途中顺道前去的。我利用冬季的假期作了一次开封府之行，本打算再横穿该省，一直赶到汉口。谁知内地正为叛乱所扰，这是我打听之下才知道的，失望之情难以言表。没有一个车夫肯把自己的脖子、牲口和车辆押上，往那个方向去。于是我转而奔向山东的这座麦加；在向中国最伟大的圣人的英灵致敬之后，便取道大运河前往上海。从开封府一路陆行而来，缓慢、辛苦，且不无险阻；自济宁登舟，则乘着设备齐全的画舫悠然漂流而下，一路推敲着诗句，想把这番苦乐之别描摹出来。

这条运河当得起一个「大」字，正如北边那道城墙当得起一个「长」字。两者都是古时的纪念物，至今仍无西方世界的任何工程可与比肩——若把西伯利亚铁路除外的话。长城已是无用的陈迹；而大运河偏偏是由长城本欲拒之于中国之外的那个民族所造，这似乎是对人类远见的一种讥讽。运河在今日仍与六百年前一样有用，至今仍是蒙古王朝最大的荣光。

忽必烈在北方立定御座、完成对十八省的征服之后，下令开凿这条壮丽的水道。它自北京延伸至杭州，长八百英里，又与别的水路相接，使北方的京师与极南各省得以辗转通连。他的用意，是要汲取华中的稻米之乡，取得一条不致为那些悍勇的海盗——即曾击破他的舟师、使他的征服之举归于徒劳的日本人——所梗阻的粮道。说到长城，可以说与其营建相伴而生的苛虐，加速了筑城者一族的覆亡。大运河大约也是如此。当年被以徭役强征而来的千百万无偿劳工，后来——不是他们自己便是他们的子孙——投到了那面驱逐暴虐蒙古人的义旗之下。

本省还有一个口岸，我们不能不投去赞叹的一瞥，那便是芝罘。一座秀丽的山丘自海中拔起，上面飘着几国的旗帜；港内有一簇岛屿；居留地之上，另一座壮丽的山峰昂首而立，头上戴着一座庙宇与几片树林。山坡上以及近海之处，是传教士们的住宅。我曾不止一次在那里避暑，栖身于倪维思夫人好客的屋檐之下——她是我的朋友倪维思博士的遗孀，倪君开辟杭州差会之后，又成了山东的拓荒者之一。在芝罘，他所栽下的不只是一座教堂，还有一片果园。在中国人眼中，这片果园正是一个鲜明的象征，昭示着他的福音要为这里的百姓成就些什么。

第七章直隶省

大沽——天津——北京——夏宫——八大处——天坛、地坛与先农坛——使馆区——紫禁城——京汉铁路——保定府

渡过海湾，我们抵达白河口上的大沽；过了那些已被拆毁的炮台，溯流而上，便到天津。

一八五八年，为着那一年旷日持久的谈判，我曾在大沽与天津盘桓两月。在天津，我对那条通往议约寺院的尘土飞扬的道路已了如指掌；在大沽，我则亲眼看见英法联合舰队攻陷炮台。次年在同一片地面上，我又看见联军被击退，损失惨重——这一败，到一八六〇年以攻占北京雪了耻。

义和团之役中，援军在天津遇到顽强的抵抗。然而这座城市已从半成废墟的境地里重新崛起，且更见光彩，如今俨然是诸总督中最有权势的一位的主要驻节之地。它以河道通海口，以大运河通南方数省，又以铁路连北京、汉口与满洲，扼华北交通之要冲。论通商，它在各通商口岸中位居第三。

乘火车三小时，我们便到了北方京师北京的城门下。从前还要再花一个钟头才进得了城：或因迷信，或因猜疑，车站一向设在离城颇远之处；如今则已移到正阳门下了。与南京不同，北京的位置既无奇秀之致，亦无雄踞之势。西面与北面十至二十英里外，几道青山构成景中的一色；此外入目的，唯有平畴旷野，间或有几丛树木，荫覆着某家的坟茔或某位显宦的墓穴。

城与山之间，有皇帝的夏宫圆明园——一八六〇年被焚，至今仍是一片难看的废墟——以及皇太后的夏日行宫颐和园。后者圈进了两三座秀丽的小山，又逼近一列高峻的山脉，占着一处难得的胜地；山泉尤为丰沛：仅一山之麓便有二十四眼泉水喷涌而出，汇成一泓明秀的湖，并润泽无数沟渠。此园一八六〇年亦遭部分毁坏，此后多年寂寂无声，如同帕尔米拉的殿堂。我曾屡次在它荒芜的园囿间徘徊。如今，凡是突兀的山石之上，无不冠以塔或亭。然而有些东西，即便皇太后降旨，神灯的奴仆也变不出来——这里没有苍然的古橡，也没有参天的长松，可以为此间景色添几分庄严。

邻近山中的八大处，在海滨尚未通火车之前，一向是各国公使馆与其他外国人避暑的胜地。其名意为「八处大地方」，指依山盘曲的一道峡谷中层层叠建的八座佛寺。最高的一处名曰宝珠洞，海拔一千二百英尺，我曾在那里消受过许多个夏天的清静。此刻（一九〇六年六月）我正在那里，并打算在那里写完本书最后几章。诸寺在我脚下，大城尽收眼底。历代皇帝有时也到那处佛地来，为的是远眺一番人间世界。其中一位乾隆皇帝，颇以能诗见称，曾在山石上刻下几行，以纪其游：

何事登临绝顶来？何事来寻此洞天？

足下浑如行仙境，不同人世市朝边。

俯看寰宇归吾有，恰似舆图一卷开；

仰见高天为翠幄，更缀金云片片裁。

京城分为两部分：一为鞑靼城，方圆四英里；一为汉城，长五英里，宽三英里。两城之间隔以雄壮的城墙与高耸的城楼，外郭周长二十一英里。如今被统治的一族已获准与征服者杂处往来，不过大半买卖仍在汉城中做。这一片同别的中国城镇一样不甚洁净，却拥有两座极为神圣的皇家坛庙。其一为天坛，有白石砌成的圆坛，中央覆以青色的穹顶，仿天宇之形。皇帝在此昭告即位，在此祈雨，又在冬至日以牛为燔祭，献于上帝——那位至高的主宰，「君王藉他坐国位，王子藉他定公平」。

距天坛不远，是先农坛，为纪念最早耕作土地的那个人而建。在中国话里，他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称号——神农，意即「神圣的农夫」，一位男性的刻瑞斯。我们何不把这地方叫做该隐之庙呢？皇帝在此于春分之日亲扶犁耕上几垄，以示重农。他这样以身作则，无疑能鼓舞并安慰他那些胼手胝足的子民。

与这两坛相关的另有一坛，即地坛——地被人格化，作了天的配偶；只是它不在此处。按万物各得其宜之理，它必须设在城外，且在北面。它的坛是方的，因为地被认为有「四方」。「天圆地方」正是童蒙读本的头一句话。鞑靼城规划得极为方正，街巷宽窄也都很合用。

由汉城穿过正阳门，我们便进入使馆街，之所以有此名，是因为多数公使馆都设在这条街上或近旁。就建筑而论，它们并不显眼：只有一层，至多两层，且都藏在高墙之后。英国公使馆的墙既高且坚，以致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役中，它成了全体侨民的堡垒，我们在其中守了八个星期的围城。使馆门旁有一座白石方尖碑，以志此役；邻街一座白石牌楼，则标出克林德男爵遇刺之地。那场战事之后，划出了一片使馆区，其入口处已略加设防。街道大为整饬，倒塌的房屋已经修复；老城的面貌，总的说来是改观向好了。

到得皇宫之前，还须穿过两重围墙。其一是禁军与随侍朝廷的官员们受护的营房与驻地；其一是一处圣域，屏绝俗眼，不容闲人涉足，名曰「紫禁城」。朝廷出奔的次年，这些宫殿由外国军队看守，并向外国游人开放。

汉白玉的桥梁、栏杆与阶陛，令生客目眩神迷。门楣与柱上雕着龙、凤和别的想象中的怪物，警告他脚下所踏乃是圣地。地面虽以花岗石铺就，却远说不上干净；而殿内那些华贵的雕饰，使人想起一位东方君主的话：「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诸建筑无一在一层以上，然而正殿与大堂高敞之极，令人想到大教堂的穹顶。屋顶一律覆以黄色琉璃瓦——这种颜色，连亲王也不许用。

与皇宫隔着一道护城河与一堵墙的，是景山，一处秀美的高地，充作御苑。一六四三年城破之日，明朝末代皇帝在那里自缢——在此之前，他先刺死了自己的女儿，一如另一个维吉尼乌斯，以此作为父爱的最后一证。

自紫禁城门至宫殿，官员无论大小都须步行，除非皇上特加恩典，赐以骑马之权——这种殊荣，《邸报》上照例以皇上「赏某某人骑马」的字样宣示。街上不见电车，四轮马车既少见，又是新近才有的东西。大车、骆驼、独轮车，以及无处不在的人力车，便是运货载人的凭借。沟渠都是露天的阴沟，从不行船。

论蛮荒的壮丽，这座名都并不欠缺；但论起居的便利，它却比不上西方的一座乡村。它与费城同在一条纬线上，却更干燥，更热，也更冷；气候好到极处，以致此城虽无一套卫生设施，死亡率却低得出奇。一八五九年，我第一次进它的城门；一八六三年，我来此定居。世上再没有别的地方比它更像我的家；我此生的行旅，多半也将在这里终结。

初到之时，我曾借拜伦咏里斯本的几行诗来表达我对北京的观感。如今城中虽略有改良的迹象，这几句引语在今日却也很难说全不适用。兹录于此，以便后来的旅人：

……凡入此城者，

远远望去，粲然若在天阙；

及至入内，则怅怅然往来彷徨，

触目尽是异乡人所不忍睹的秽状：

茅舍与宫室，一般地肮脏；

黧黑的居民，生长于泥垢之中；

无论尊贵贱微，

都不理会外衣与衬衫洁与不洁……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章第十七节）

回到车站，我们掉头向南，买了往保定府的车票。我们如今是在这个帝国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上了。这条线实在可以比作一条脊柱，不久便会从它两侧像肋骨一样横生出无数铁路，以支撑并联结这具庞大的躯干。此路约十二年前动工，直到近来才修到六百英里外的汉口。黄河大桥上的最后一颗道钉，钉于一九〇五年八月；自那以后，直达的火车便从京师一路开到扬子江边。

这一段是由比利时财团承建的，工程做得极为出色。可惜自汉口至广州的另一半，我却说不出这样的话。那一段的合同给了一家美国公司。这家公司在初勘之后便一事不做，只借口要等太平时世，觑看着股市的涨落。整个工程最终由一家反对外人所有的华商公司接手过去——所付的代价比原价高出三倍。这笔买卖做得漂亮；然而美国人牺牲了本国的信誉与影响，一个绝好的机会，就这样因贪婪与不爱国而断送了。

这条铁路在不远的将来，注定要对民众与政府发生巨大的影响。它将把各省联结起来，使它们感到彼此本为一体。它又能保证南北之间的交通不致中断——若倚赖海道或运河，交通是随时可能断绝的。这些好处必定显而易见，才足以压倒那种对开发根深蒂固的敌意。这些铁路非但不是祸患，反而注定要成为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之源。

一九〇〇年，保定府曾是一场惨剧的所在。复仇的军队开到，在传教士住宅的灰烬中看见他们烧焦的骸骨，本欲将全城毁去；幸有一位充作向导的传教士苦苦求告，才使此城获免。居民感念他的善意，竟将一大片地赠与教会——足见他们虽易受煽动，却也并非全然没有人性中较好的情感。

我们继续前行，经过六七座颇具规模的城市——其中顺德府近来已开设了一处美国差会——终于抵达河南省境。

第八章河南省

一座大桥——开封府——黄皮肤的犹太人

过了边界上的卫辉府，我们便为黄河所阻——倒不是说到对岸去有什么难处，而是我们想满足一下好奇心，看一看渡河的凭借。那是一座桥，一座天下无双的桥。它长五英里，比任何一座为跨越河流而建的桥都长。不过它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世上最长的桥：纽约的高架铁路便是一座长得多的桥，太平洋沿岸有几座载着铁路横跨沼泽地的桥也是如此。然而那一类桥修造起来相对容易，既无桀骜的水流，也无险恶的流沙要对付。凯撒在莱茵河上架的桥，是一桩足以与他高卢诸役的战功并列而记的功业；但与黄河大桥相比，那不过是小儿的玩具。凯撒的桥架在一尺半见方的实心木梁上；比利时人这座桥，则支在直径一尺半的钢管桩上，那些桩子是用蒸汽打下、或旋入沙中五十英尺深的。

就在这附近，先前也有过别的桥，可以拿来比较。其中一座叫「大梁」，即「大桥」之意，并以此名了一座城。另一座叫「汴梁」，即「汴地之桥」，乃今日开封府的旧称之一。那桥早已湮没无存，城却承袭了这个名字。

在这样一片不牢靠的地基上建立帝都，何其冒险！然而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京师设在这一带的，已不止一两次。头一回是在周朝（公元前一一〇〇年），那时的王为着居中而治，或许也是惧怕鞑靼人的侵扰，舍弃了陕西的旧都，顺流而下几乎直到海边，宁可冒流沙与洪水之险，也不愿去面对那些可畏的强敌。再一回是在宋朝，此地作了一个半世纪的政府所在。

对一个逃亡的朝廷来说，此地一旦立定，便不必忧虑来自海上或江河的攻击，实是最安稳的避难之所；奇怪的是一九〇〇年皇太后并未奔向开封府，却逃到了西安。不过她本是鞑靼人，行事与汉人王朝的成例相左，原也在意料之中。显然，她之所以择定西安，是因为它靠近鞑靼故地的边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河南有一位忠心的巡抚，正在开封府为她备下行宫；及至朝廷被请回北京，他还恳求她不要以身涉险，重返北方的京师。

河南是一个农产富饶、矿藏大约也很丰厚的省份，却苦于通商无路。这条铁路作为与邻省往来的孔道，将成何等的福惠！

一八六六年我渡过黄河，那时连一座桥也没有。河宽三分之二英里，水流湍急，摆渡的船绝非易于操驾。那一回，把我吸引到开封府去的，是一样比这座奇桥更动人的东西——一个犹太人的聚落，以色列失踪十族的一支遗裔。如前一章所述，我是由陆路而来，走的正是今日铁路所循的那条路线，只是当日的境况与火车厢中的舒适恰成对照——「孑然一身，无亲无友，踽踽而行」，我一路艰辛跋涉，忽而骑马，忽而坐车，有时因路径狭窄，不得不改乘独轮小车。那时我何等盼望铁马的到来。如今我身边有一群欢快的同伴；我们在一小时内所行的路，比当年一天还多，而这一路上还可以开一场不受打扰的东方学会，享受思想上的激发。

关于我所见到的开封府犹太人的境况，我在别处已有详细的记述。（原注：见《花甲忆记》，纽约雷维尔公司。）这里只须说：那个所谓的聚落约有四百人，分属七姓七族。黄河的一次泛滥毁坏了根基，他们的会堂已成危屋；无力修葺，便把堂上的木料变卖了，以纾解赤贫的煎迫。所余的只是一片空地，上立一碑，记着这些流落异乡的以色列人升沉起伏的遭际。碑文称，他们的远祖是在汉朝、基督降生以前，取道印度来到中国的；而这一支聚落的开创者，是在唐朝、约当公元八〇〇年间辗转到了开封府。碑上又略述了他们的圣教，可见他们虽百般漂泊，却不曾背弃列祖的上帝。他们还存着几卷用希伯来文写在羊皮上的律法书，只是再没有拉比能为他们讲解。圣语他们已经忘却，其中有些人流入了穆罕默德的羊圈——那一教的信条与他们自己的颇为相近；也有些人皈依了佛。

我的报告，上海的犹太富商听得很有兴味，却无一人肯解囊重建那座倾颓的会堂；没有会堂作聚集的中心，这个聚落不久便注定要凋零消散，或湮没于四围的异教之中，或被引而归入基督教。

如今我听说，上海的犹太人已表示出足够的关切，把他们中的几个少年带到那个口岸去习希伯来文；又听说开封府的犹太人中，有些常到该城新开的基督教礼拜堂听道。依我看来，那个古老聚落若能复苏，其为奇迹，不下于居鲁士时代的自俘囚之地归回。

第九章沿江诸省

湖北——汉口——汉阳铁厂——传教事业的一处中心——湖南——江西——安徽——李鸿章的故乡

所谓「沿江诸省」，指的是华中与华西那些因扬子江之便而得以与外界往来通商的省份。

我们继续前行，乘火车十二小时便抵湖北边境。在那里，我们望见头顶上有一座碉堡，据在路线之外一座高山的半坡上。在比这道雉堞之墙高出一倍有余的地方，是汉口及内地其他各处外国人的避暑之所。一九〇五年我到过那里。它所踞的台地，中国人依一块凸出的岩石，称之为「鸡公岭」；简称「鸡公山」，这名字更见传神，令人想见夏日的清闲。此地眺望极佳，两省广阔的一带尽入眼底。

再走六小时，我们到了汉口。汉口是建在汉水与扬子江交汇处的三座城市之一——中国的「三城之邦」，帝国的一只鼎；在中国人自诩的说法里，它是宇宙的轴心。另外两座，一是总督驻节的省城武昌，一是隔岸的汉阳。

在汉口，人们看见的是一个缩小的上海；而在另外两城，中国生活的外观上正在发生的变化，触目皆是。

过桥可达的汉阳，有一座规模宏大、设备精良的铁厂，每日出产大批钢轨，供铁路续修之用；也出产大批铁炮，以备不虞之战。这是开明的张之洞总督最得意的事业。不过在扬子江的另一岸，我们还有令人欣慰的凭证，可见他的改革并不限于交通与军备。在南岸，你可以望见一长排厂房的墙垣与高耸的烟囱——纱厂、缫丝厂、制绳厂、玻璃厂、砖瓦厂、火药厂——无不意在引进西方的工艺，与基督教诸国打一场工业的仗。也正是在那里，在一所俯瞰大江的雅致房舍中，我做了三年总督的教育顾问。那里居中国腹心之地，是一座望楼，我可以从上面上下眺望这条大江，端详内地诸省的情形。

这一大重镇，很早便被传教事业的先驱者占得了先。四十年前，杨格非在此竖起十字架的旗帜，以不倦而不无收成的劳作，赢得了「华中使徒」之名。此外他还创设了一所书院，培养本地的传道人。一九〇五年是他来华五十年之庆。到过这里的还有李修善，一位圣徒般的人物，兼有圣保罗与约翰·霍华德的品格，是英国教会的拓荒者之一。继这几位领袖而来的是大批后学，他们名望虽逊，为基督国度的推展所成就的或许更多。倘无这一类力量的协同，总督所倡的种种革新运动，终究不足以把民众提升到基督教文明的水准。

伦敦会、英国循道会与美国圣公会，在武昌都有兴旺的布道站。后者所办的文华书院是一所极好的学校，足以与中国最好的书院并列。

在汉口，中国内地会设有一位监督和一所过路传教士的寓所。一九〇六年，该会的创办人戴德生牧师——我称他为新教传教事业的罗耀拉——曾在那寓所住过几日；就在那里，杨格非博士与我同他并坐，合摄了一帧「中国三位最年长的传教士」的合影。

沿江诸省可分为上下两段，分界处在扬子江三峡口外的宜昌。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属下游；四川、贵州、云南属上游。前两省合为一个总督辖区，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湖北意为「湖之北」，湖南意为「湖之南」——两省之间横着洞庭大湖。湖北开放通商与居住已四十余年；姊妹省湖南却长久封闭得密不透风，不容白人的足迹。二十年前乃至十年前，贸然踏入它的境内，欧洲人是要送命的。省城长沙曾是排外宣传的大本营，大量污秽的文字自那里流布出来；但民众那种无法无天的敌意，已被现任总督明智的坚定手腕所遏制，如今该城成了众多教会团体的驻地，彼此争先恐后地传布光明与知识。它也已开为通商的口岸。

此省最大的荣耀之一，是出勇武之士，其中最勇者之一便是第一代曾侯。他率本省的一支义师，收复了南京城，终结了太平军那混乱的统治——此一功劳，中国政府此后一直以将南京总督之位授予湖南人来表示追念。

江之南是江西省，境内有鄱阳湖，大小仅次于洞庭。湖口九江之上，孤峰兀立，名曰牯岭。此山位置秀美，湖光江色一览无余，山坡上点缀着许多精致的小屋，是内地各口岸人士的避暑别墅。这里可以看见多国的旗帜；辛劳的传教士在此得着休憩与消遣，却不至于闲散，因为这里有讨论政治与哲学的会社，也有藏书楼，足以补他自己藏书之不足。正对着湖口，立着「小孤山」，一块二百英尺高、藤萝披覆的巨石，顶上有一座小庙。它像是从山腰撕下来的一块，栽在了江心。造成「小孤」这一纪念碑的那场地变，实非想象所能描摹。

再往下游是安徽省，其名取自省内两座主要城市安庆与徽州。它大体与江西相类，江边有两个繁盛的口岸，一为省城安庆，一为芜湖。至于此地的人民，无甚可称道之处，只是格外好乱，其无法无天的习气，不曾有武昌总督那样一只强硬的手加以约束。（原注：此节写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南昌教案之前。）此省以出伟人著称，李鸿章便是其中之一。

第十章扬子江上游诸省

一段险途——四川——贵州，中国最贫之省——云南——土著诸部族

到此为止，我们这一趟考察之行，有如库克旅行社的游程，是由我亲自引领的。可是从这里起，我就不得不倚靠他人的见闻了：向导自己也得另寻向导，才能带着读者走完帝国剩下的那些部分。

进入扬子江上游，要经过一段迂曲的长峡。「大江」在峡中奔突，其势其声如莱茵河的瀑布，只是规模要大得多。在某个邈远的年代里，火山之力把一道山脉撕裂开来，大江之水便犁出了一条河道；然而那些拦路的岩石，远没有被磨蚀干净，至今仍是轮船航行的固定障碍，也是船只屡屡失事的根由。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之险犹不及此，可中国人勤苦不辍，数百年来竟在这条险途上维持着极大的运量。上行时，帆船要由成群的苦力逆流曳挽，一条船的纤索上套着几十人乃至几百人，驱赶之状如南非的牛队。上行既慢且难，下行则既快且险。

工程之术无疑可以除去若干障碍，把这一段的风险减至最小。蒸汽也未尝不可另供一种牵引之法，以代这些人力的队伍。一场无声的变革已在望中，那就是开一条通船的运河，或修一条铁路。若是后者，也许可以把帆船整只吊离水面，越过滩险运到上游去。不过航行之法一变，有两座城市多少要受些损失，那就是滩下的宜昌与滩上的重庆。重庆是四川第一大江港，而四川一省之广，有寻常一省的四倍。

四川这样一个大省，倘使再有海岸之利，论紧要便当居首位了。即便如此，它也被看得足够紧要，与直隶一样单设一位总督。其名意为「四条河」，而省内的山脉也正有四列。其中一列名峨眉山，以秀丽雄奇著称。山岭使此省的气候变化极多，江河则供输运与灌溉之便。省民的语言与性情，也比别处大多数地方的人整齐划一，他们的话近于北方官话。明朝将亡之际，据说在那个血腥时代的同胞相残之中，全省人口曾被杀绝。因此人口相对稀疏，而诸城据说都呈现出一派新兴繁盛的气象。四川之上，便是贵州、云南两省，合为一总督辖区，名曰云贵。

贵州素有中国最贫之省的名声，人口极稀，其中近乎一半是土著，称为掸、倮倮与苗子。

云南（其义并非「多云的南方」，而是「云岭之南」）论面积仅次于四川。它的资源迄今尚未开发，前程必定远大。它的气候——如果可以说它有气候的话——据说于人不宜；群山之间有许多深谷，中国人说那里满是「瘴气」，即能致人畜于死的毒气，与意大利的「犬洞」相类。然而这些深谷危崖之中，也多有更好的东西。那里蕴藏着未经开采的丰富煤层，又有许多极纯的铜矿。流经此省边境的那条江，名曰金沙，即「金沙之河」。省内有几条河还有一种奇特的脾性，是倒着流的，即向西向南，而不朝东海而去。中国人因此把这省叫作「滇」，意为「水流倒逆」之地。

云南境内据说有一百多个土著部落，大体上都与贵州和缅甸的土著同源，但各自有其酋长。其中有些人相貌堂堂，体魄强健；然而中国人描述他们，说是过着十足野蛮的生活。不过近来传教士已开始在他们中间作工；我们不妨期望，正如缅甸的克伦人一样，云南的土著不久也会迎来较好的日子。

法国人在边界上既有殖民地，自然想要开发这南面一带的省份，而中国对来自那一方面的侵越，是极其疑惧的。

第十一章西北诸省

山西——陕西——中国人最早的已知家园——甘肃

西北三省之中，最富的是山西。它的气候与土壤比同组的另外两省受眷顾，人口也较稠密。它与直隶之间隔着一列丘陵，全省地面尽是丘陵，却不能算山岳。高地使它的气温有了变化——凝住水汽，又供灌溉之水。谷地极其肥沃，论到这些谷地，不妨借《约伯记》的话说：「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田中不独长出上好的麦与粟，地下还有大片品质极佳的煤层。铁矿也极为丰富。因此自古以来这里便经营矿业，如今蒸汽既至，又得了一股新的劲头。于是此省多出银号，自是理所当然：山西的票号把邻近各省的金融生意都垄断了去。

由此西行，便是陕西省。其名取「陕」，意为「隘口」（不是作「山」讲的那个字），「西」则是西方。

有记载可考的中国人最早的家园，就在这里。黄河在此处划分两省，河畔有西安城，周朝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在此立都。自那时以来，许多朝代都曾以此为帝都。他们的宫室已然无存；可是大多留下了碑刻，从中可以梳理出一部连贯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最有意味的一通碑，是约公元八百年所立的一块石碑，以纪念景教——即聂斯托里派——的传教士自西亚传入基督教之事。

甘肃一省则较为荒瘠。它的疆界远伸到蒙古部落居住的地带；而大漠在旁，使它气候干燥，不利于农事。居民中有许多是来自中亚的移民，奉伊斯兰教。它几乎被黄河环抱，如一幅嵌在金框里的画，令人想起乐园中那条河——「环绕哈腓拉全地，在那里有金子」。甘肃究竟有没有金子，我们还有待查明；不过在它那流动的沙砾之间，拾得几粒贵金属，想来是不难的。

第十二章藩属诸地

满洲——蒙古——土耳其斯坦——西藏，世界的屋脊——古伯察与秦噶哔之行

长城东端之外，西以蒙古为界，北至黑龙江，东抵俄国海疆，南接朝鲜与渤海湾，那里便是满洲人的故乡——今日统御中华帝国的那个种族。中国要据有此地，正如大不列颠当年要据有诺曼底一样，理由是她的征服者出自那一方；而今她的两个邻邦已为争夺此地而各自耗尽了气力，她自会仔细防着，不让哪一个把这颗珠子从她的冠冕上窃去。

数千名半开化的鞑靼人竟征服了中国，这一桩异事，本书第二部中另有论述。

满洲由三个地域组成，今称行省，即盛京、吉林与黑龙江。三省同隶一位总督，驻节奉天。在每一个满洲人眼中，奉天是一座圣城，因为本朝列祖的陵寝就在那里。

满洲本地的人口既已被抽调出去，戍守并移殖那被征服的国度，他们遗下的地面便开放给汉人垦居。三省的人口以汉人为主，治法也与中国内地相同，因此被算进来，凑成二十一省之数。此地富于田禾、森林与矿产，通商之便无一不备，帝国之中没有哪一部分的前程比它更光明。北部人烟稀少，至今仍是一片广大的猎场，把貂皮、虎皮以及别的毛皮供给中国市场。虎皮尤为值钱，因为它的毛比孟加拉虎的更长更厚。

说到满洲人这个民族，我后文另有交代。（详见本书第二部、第三部。）那些仍留在故土的满洲人，极其粗野无知；然而就连这些向来被忽略的地方，如今也渐渐受到官立学堂制度的开化之力了。

蒙古是鞑靼地面中最大的一分，若不说是整个帝国中最大的一分；人们对它的了解，几乎不比对西藏的山地更多，因为它大半的面积为沙漠所覆，荒凉不可向迩，少有人至，与非洲的撒哈拉一般。不过有一条路是俄国旅人走熟了的，那就是恰克图与北京之间的那一条。

康熙年间，俄国人获准设一座教堂，以照料一队哥萨克戍兵的灵魂——那队人擅入御土，驻在雅克萨，被皇帝俘了来。他像另一个尼布甲尼撒，把他们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他又准许俄国人每十年一次向「天子」进贡。进贡便含着通商之权，于是俄国人也同别的使节一样，照中国人的说法，是「来时瘦，去时肥」。然而他们不许离开那条走惯的路：他们是商人，不是旅行家。直到近五十年内禁令解除，这些边外属地才有李希霍芬、斯文·赫定一流人物去踏勘。从前绘地图的人装点那些未知之域，所用的法子是

「因无城镇可画，便画上商队。」

说实话，那里确乎没有城镇，除了库伦——一处香火之地，活佛的居所——以及恰克图与张家口，即前面说过的那条商道的两端。

恰克图是一座双城，俄中边界的两边各占一半，俄国市镇的堂皇与鞑靼营盘的贫秽，对照得触目。这整片地方，中国人称之为「草地」。居民有羊圈牛场，却既无田亩，也无房屋——倘使帐幕与临时的窝棚不算房屋的话。直到今日，他们习于游牧，带着羊群牛群逐水草而迁徙。

大片地面有分属某部的界限，却没有个人田产一类的细分。一族之人共享他们的牧场，并且随时准备为其酋长的权利而战。延续数代的血仇时有发生，比起苏格兰的氏族争斗也不相让。他们的满洲宗主对这些部落的厮杀，一概漠然置之，正如他对中国内地的乡村械斗一样。

蒙古的酋长，或者照称呼说是「王公」，共有四十八位。「四十八王公」这句话在中国人耳中的熟稔，正如「十八省」在我们耳中的熟稔。他们同满洲人一样，分隶八旗。其中有几位曾参与征服之役，但满洲人疑心太重，不许他们在中原担当戍守，恐怕忽必烈及其煌煌之业的记忆会被唤醒。不过他们仍有应征从军之责。僧格林沁——英国人戏称他「山姆·柯林森」——是一位喇嘛王公，曾统北路诸军以御太平军，后来在北京城下败于英法之手。

到了冬天，蒙古王公便带着族人前来汗八里享乐——自忽必烈以来，他们一直这样称呼北京，即大汗之城，其繁华经马可·波罗传扬于世。他们扎营之处是蒙古市，那里密密麻麻搭着竹骨蒙毡的帐棚。在一种集市上，可以看见堆成小山的奶油与乳酪，这两样东西在南方的中国人看来是可憎之物，而北京的中国人与满洲人却颇为赏味。还可以看见一座座鲜美无损的鹿肉；冻僵的「黄羊」尸体（其实不是羊，是羚羊）；继而是成堆的野猪，还有獾、野兔，以及一群群活狗——这些狗只要再野一点，便也可入馔了。由此可略见蒙古为京师的口腹之奉贡献了些什么。

寻常百姓的蒙古人穿着污秽的羊皮。他们的士绅与僧侣则以狼皮狐皮自饰——价值高些，洁净却不见得高些。此外还可见到毛皮、毡子和织得最粗的毛料。驼毛的衣服，照施洗约翰的样子用皮带束腰，任何一天都看得见，而穿它的人并不被当作可怜之辈。

他们的骆驼也奇妙地合于这片土地。它生着两峰，自带鞍鞯；披一身长毛，或黄或褐或黑，冬日里看去是头威然的牲畜。它的毛从不剪剃，而在夏天自行脱落。那个时节，这可怜的赤裸牲口是万物中最堪哀悯的。此地既无铁路，又无车道，它便充了沙漠之舟，担着最重的差役，比如驮运煤与盐。它是最温顺的奴仆，主人一声令下，便屈膝跪地，静静受其负载。

北京有一所喇嘛庙，四百名蒙古僧人在那里由皇帝供养着过闲日子。他们的举止活像拦路的强人。据说他们曾对来访者动粗，以索取施舍；而若传闻可信，他们的德行也远不足为范。

我对蒙古人的了解，主要得自在北京所见。我还在长城外的张家口窥见过他们的地面一眼。马克·威廉斯牧师有一首商队之歌，摘录数行，便可见这些慢车似的长途行旅之一斑：

「一寸一寸地走，我们一寸一寸地走，

以蜗牛的脚步，我们一寸一寸地走，

我们的马耐劳，我们的骆驼强健，

一寸一寸地走，我们终会到得库伦。

寻常的东西，人人都瞧不上眼；

可这些东西在沙漠里，我们最看得贵重。

因为水比大袋的黄金还值钱，

干粪比价值连城的钻石还值钱。」

——《逃命记》，波士顿，朝圣者出版社

就政治而论，土耳其斯坦不属蒙古；但帖木儿虽生在那里，却是蒙古人。他的后裔便是印度的莫卧儿。在不同的年代里，称为突厥人与匈人的民族曾漫游于蒙古高原，而蒙古人也曾席卷土耳其斯坦。要在其间划一条界线，既不容易，也无关紧要。今日土耳其斯坦的居民，多数奉麦加的先知。俄国已吞并了那里大半的汗国，并且不止一次试图侵占属于中国的部分。有一回她被挫败，被迫吐出所得，那是因了张总督的勇决，此事我留待后文再说。她所垂涎的那片地方是伊犁，而俄国越界的借口，是那里的居民长年处在战乱之中。

西藏是大喇嘛之地。它只是一个朝贡之邦，抑或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最近两年里争论得很激烈——由荣赫鹏上校的远征和在拉萨缔结的一纸条约而被推到了前台。印度政府不把它的怨诉呈于北京朝廷，却拣了就地了断的办法，把中国的权威置之不顾。中国自然被激得训令驻拉萨大臣，要维护本国的权利。

一项可以推定的权据，或许可以立在这个事实上：大喇嘛曾避居库伦，直到慈禧太后命他回到他弃下的位子上去。中国在他的宫廷里历来派有代表；但此人的职分，看来是政治上的探子，而不是监理、治理，甚至连顾问也算不上。中国在西藏的影响，几近于无。中国若要以干预来张其权威，并为西藏的种种失当担责，那将是可疑的政策，两场战争本该足为警戒：她因干预东京而与法国结衅，因干预朝鲜而与日本结衅。在西藏插手太多，很容易就会使她与大不列颠交恶。

在一种意义上，这位佛门教皇确可自称是尘世君长中最高的一位。再没有别人的宝座离海面有这样的高度。他像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每一位登座者都是佛的一次新的化身。佛身之兆，只有入门之人知晓；据说其兆在于能辨认地方、人物与衣物。这些喇嘛从不老死。

帝国别处凡力能供养者皆行一夫多妻，而在西藏却冒出一妻多夫。二者于善良风俗孰为可厌，我们不必裁断；然而岂不分明可见：儒教在这一面显出它的软弱，佛教则在那一面显出它的软弱？一个容得下此二者之一、或二者并容的民族，很难当得起「文明」之称。

中国人称西藏为「世界的屋脊」，而它大半的地面荒瘠一如屋顶。不过屋顶虽不生产什么，却能聚水以灌一园。西藏是大江大河之母，她以万古的积雪养育它们。她的高原上有一湖，或者说一簇湖，中国人称之为「星宿海」，意为「群星之海」。黄河由此发源，或许扬子江亦然。中国有一则传说，说张骞曾撑着木筏溯黄河之源而上，结果到了银河——「天河」，即天上的河。

五十年前，两位无畏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与秦噶哔曾取道抵达拉萨，然而不许他们留居。中国的驻员把他们拘禁起来，借口是要加以保护，又经帝国腹心之地把他们遣送到海边。他们因此得以见到广大的内地，而那时内地对旅行家与传教士是同样封闭的。这一趟冒险之行，有古伯察刊行的《旅行记》为不朽之碑。

我们于是把中国走了一遍，又把她大半的边外属地浏览过了。西藏的进一步考察，不妨等她把对那片山地的统治之权坐实了再说。中华帝国之广大，人口之繁众，在人心中唤起无数疑问，而能给出充分解答的，唯有历史。于是我们来到这位神谕之前，她的应答，或许比德尔斐的那些要少些模糊。

第十三章中国人的由来

母族本为游徙之民——自西北侵入中国，垦殖黄河与汉水两岸——与土著的争斗——土著诸部为征服者所同化

中华民族所自出的那一母族，原是一支人数不多的游徙之民，一如以色列诸支派；他们由西北进入这片应许之地——这一点大致可以断定。至于要把他们此前的漂泊上溯到示拿、印度或波斯，那便是白费工夫了，因为必需的凭据全然阙如。即便在他们既得的疆域之内，早期历史的记载也过于晦暗，无论如何算不得可靠。

他们开创征服之业，似乎是从垦殖黄河与汉水两岸起步的。此后缓步东进，抵于中原；南下，及于扬子江。在那个邈远的年代——约当公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之间——他们发现这片土地上早已住着形形色色的野部，在他们看来皆是蛮荒之族。在早期的传说里，他们分别以四个字称呼这些部族：南方的叫「蛮」，其字从丝；东方的叫「夷」，其字从弓；北方的叫「狄」，其字以犬与火会意；西方的叫「戎」，意为好战凶悍，其字取象于戈。这几个名号，各自都指着某种独有的特征：其中有些部族或许善于缫丝，有些以田猎为生，而全都是难以对付的强敌。

最早的一部史书，开卷便是与土著的争战。侵入者沿着那几条水道缓缓推进——中国最古的几处都城日后正建在这些水滨——其进程之所以迟缓，无疑是因为他们必须且战且行。有记载可考的第二位君主舜（公元前二千二百年），据说曾与三苗交兵；三苗者，苗子（即土著）之三部也，这个称呼至今仍用来指西南那些不受管辖的部族。舜在战阵上失利，至少是一时受挫，于是转而求诸宗教之礼，向至上之主宰上帝献祭祈祷。记载说：「四十日之后，土著归顺了。」

既无别的解释，那么可以推断：在战事停顿的那段时日里，双方正进行交涉，其结果并非土著遭到剿灭，而是被并入他们那些较为开化的邻人之中。这是有记载的头一桩此类融合，无疑只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生长过程中的一例；这一过程的结局，是扬子江以北的土著部族尽被同化，江南的也大半如此。这个不断扩张的邦国，最终是由一大群土著构成的——他们俯首于开化了的征服者，正如墨西哥与秘鲁的百姓甘受区区一小撮西班牙人的统治。（原注：直到今日，那两国的民众大体上仍少见西班牙血统的痕迹。名震一时的独裁者华雷斯，便是纯粹的印第安人。）

即便迟至基督纪元之初，关于中国在「大江」以南有过长久征服的可靠记载，仍付阙如，尽管朝那个方向的用兵并不罕见。北方各省的人自称「汉人」，即汉之人或汉之子孙；南方的人则自称「唐人」，即唐之人。这岂不正说明：北人是被那个以汉水得名的伟大朝代（公元前二百〇六年）熔铸为一体的，而南人直到将近一千年后唐室的煌煌盛世，方才成为中国人？要证明这一点，无须再举旁证了——那个与古罗马同时并存、而文明更胜一筹的远东帝国，其疆域尚不及中国本部的十八省。公元前二千一百年大禹分天下为九州，九州之中竟无一州在「大江」以南。

第十四章神话的时代

创世之说——盘古，太古的开辟者——三皇——五帝，人类文明之始——黄金时代——尧，无私的君主——舜，家庭德行的典范——大禹的故事——世袭君权的兴起

与希腊人和印度人不同，中国人缺少那一种能孕育出诗性神话的想象力。然而，那种既要攫取未来、也要攫取往古的种族自负，他们却并不缺。于是他们所构筑的，不是一套神话，而是一部虚拟的历史，其开端便是天地的创造。

人与禽兽如何造成，他们不说；他们只断言：天与地本合于混沌之中，直到一位神人——他们称之为盘古，即「太古的开辟者」——把二者劈开。图画上，他挥舞巨椎，从层叠的山峦里把日月剥离出来——这样一个怪诞的构想，与那句朴素而崇高的话恰成强烈的对照：「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继盘古而起的是一位名叫女娲的神灵，说她是女是男，实在难以断定。她被称为「皇」的时候多于称「帝」；据说天有一角坠落（大约是她那位前辈手工粗疏之故），她便用五色宝石把天补好。「炼石补天」如今成了一句成语，中国人用它来指一切荒诞不经之事。

从开天辟地到信史发端，那一段漫长的空白，中国人不用神祇与仙灵去填补，而是用三位君主把它遮盖过去。他们依着自己最中意的那组三才——天、地、人——为之命名，分别称作天皇、地皇、人皇。三皇各在位一万八千年；至于他们所统治的究竟是什么，却看不出来。总之，他们对臣民的福祉似乎贡献甚微；因为在这一漫长时期之末，帝国——当时地上唯一为人所知的国度——那些可怜的居民，仍旧无屋可居，无衣可穿，无法可守，无字可书。

接着来了五位人物，按照中国修史的体例，同样被加上帝王的尊号，称为「五帝」。合而观之，他们代表着实用技艺的初次出现，代表着人类文明粗朴的开端。其中一位见鸟兽结巢，便教民搭屋而居，因而得名「有巢氏」。另一位是那个时代的普罗米修斯，他取得了火——不过不是从太阳那里偷来的，而是老老实实地用两块木头相摩擦而得。五帝中的第三位名伏羲，似乎是教民畜养六畜之人；换言之，是游牧生活的开创者，或许也是祭献之礼的始作俑者。第四位倡兴农事。前面某一章已经说过，他别无名号，只称「神农」，即「神圣的农夫」；至今仍以此号受人祭祀，堪称中国的刻瑞斯。每年春天，皇帝都要亲赴其庙，扶犁耕上数畦，以劝勉百姓。五位之中的最末一位，称为「黄帝」，究竟是因其衮服之色，还是因其为黄色人种之主，则不得而知。文字的创制与六十年一周的甲子——中国纪年的根基——都归功于他（公元前二七〇〇年）。

高纬度地方的黎明之前有漫长的曙色，半神话的时代却不然：它十分短促，不过两朝而已，即尧与舜。孔子把这两位算在「五帝」之内。为给他们腾出位置，他略去了最前面的两位；其余几位他也很少提及，但看来是当作实有其人接受下来的。他不是一位考据家；然而把界线划到此处为止，不再上溯，却见出他的见识。他把这最后两朝定为一个黄金时代（公元前二三五六年至前二二〇六年）——那不是诗人的创造，而是一位哲人的构想：他要有一块空地，好在上面筑起自己的政治学说。何况在这些太古之世里，他还找到了某些令他心醉神驰的地方。那些邈远岁月中似乎盛行的质朴与自在，在他看来极有魅力。

相传尧——无私君主的典型——有一回微服作农人巡行民间，听见一位老者一面弹琴，一面唱着这样一支歌：

「我耕我田，食我自种之粟；

我凿我井，饮我自出之水：

君王朝廷，于我何用？」

尧回到宫中，欣然自喜，因为国中的情形竟到了百姓可以把他忘掉的地步。

中国人还着意标举的另一点，是那时候王位并不世袭。据说尧在位一百年。年事既高，他痛感自己的儿子毫无堪为继任之相，于是把他撇在一边，请诸臣举荐一位继承人。群臣异口同声，推举了舜。「他有何德？」君王问。「孝于亲，友于弟，」众人答道，「凭这两样德行，他使一个以乖戾闻名的家庭改弦更张了。」君王想知道其中原委，众人便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舜的父亲是个性情乖僻的瞽者。他有一位狠毒的继母，还有一个自私任性的弟弟。这个孩子是父母的心肝，对舜傲慢无礼；父母也一同折磨这个长子。舜毫无怨色，只向天号泣，因而得着忍受苛待的耐心。他以孝道与友爱，赢得了这三个人的心。」「带他来见我，」君王说，「我另有一试，要考验他的德行。」尧把两个女儿一并嫁给他，收他为婿。他想看一看：这个好儿子、好兄长，是不是也能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在人伦的一切关系上，都足为百姓的榜样。舜坦然受试，举止应对，令老君王满意，于是把他扶上了王位。舜在位五十年，起初一段是与尧共理国政；其后他效法他的岳父，越过自己的儿子，把王位传给了大禹——此人所经受的磨炼，比起同两位美貌公主同居一室来，要严峻得多了。

许多世纪之后，孟子门下讨论过一个问题，不妨在此征引，因为它足以照见中国的学者是如何援用这一时期的先例的。「假使，」一位弟子问，「舜的父亲杀了人，舜身为天子，肯让他伏法么？」「不肯，」夫子答道，「他会弃了王位，背起父亲，逃到海边去，并且乐在其中，自知已尽了孝子的本分。」舜至今仍被举为家庭德行的典范，在以孝行著称的二十四人之中位居首列。

考验大禹德行的那一场磨难，是一桩非凡的工程伟业——竟是要制伏洪水。「那洪水，」君王说，「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谁能为我找出一个人来，去收拾它、约束它？」诸臣举荐了一个叫鲧的人。鲧未能竣事，舜——在这件事上他实在算不得公正君主的楷模——把他处死了。于是这桩差事又落在大禹身上，而大禹正是那个被处死者的儿子。历经九年难以想象的艰苦，他终于把这件大工完成了。这些年里，他的经营遍及不止一省的江河，疏浚、开渠、筑堤。他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虽听见幼子的啼哭，却一次也不曾入内。这个受刑而死的罪人之子，以其勤劳与才干，得了一个王位作为酬报。

汉阳两江交汇之处有一座庙，纪念大禹的功业；这份功业，实在把赫拉克勒斯的诸般劳绩远远比了下去。江的对岸立着一根石柱，上刻古奥的象形文字，自称是记述这桩伟绩的。它是衡山上那一通碑的摹本；碑文作蝌蚪之体，年代太古，以致今日的学者对其确切文义仍有疑议，因此每一个字旁都附刻了今体汉字。碑石自称为大禹亲手所立——这本身就大可生疑——而事实上已被证明是后世的伪托，尽管仍属十分古老。（原注：柏林的海尼士博士曾费大力揭穿这一伪作。）

前面两朝的君主，凡事总以天下之公为念，而不顾一家之私——这样一种君主之制，中国人称之为「禅让」，然而后世从未奉行，只除了皇帝可以在诸子之中择贤而立、不拘长幼这一点。背弃尧舜无私之政而蒙受讥议的，正是这位大禹。他把王位传给了儿子，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化天下为一家之私产」。

这一段叙述出自《书经》，即「史册之书」，是孔子所编五经之中最受尊崇的一部；然而读者不难看出，它的史实性并不比科德罗斯或努马·庞皮利乌斯的故事更高。

在尧的一朝，我们读到为厘定一年之长而作的天象观测。君王命一人往东，一人往西，去测某些星宿的中天与经行。其结果，据他说，他们将发现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在那个时代，已是相当近似的数目。这种笔法把无所不知归于君主，只把核验的差事留给臣下，虽属荒谬，却不应因此抹煞那些观测应得的功绩。所得的结果，与同一时期巴比伦人所得的大致相同（公元前二三五六年）。

其余那些被归以重大发明的君主，其发明大约也是这样得来的。无论是在伏羲之世还是黄帝之世，仓颉总被公认为中国的卡德摩斯，即文字的创制者；黄帝之臣大挠，则被公认为甲子六十之周的作者。这两位皇帝，尽可想见其召来臣下，对一个说：「去把书写之术发明出来」，对另一个说：「去推演出一套历法来。」

同样，养蚕之业的开创与磁针的发现，也被归到尧以前诸君的名下，大约是本着这样一条道理：无主之宝归于君王，倘若寻不出一个可以受此荣名的人，那便只好归给某位远古的君主。蚕丝的生产既属妇功，他们便声称是那几位圣君之一的后妃所创——此事即便不是绝无可能，也殊不近情，因为她的居处远在中国的北方。而他们的象形文字却讲着另一番话。他们指称南方蛮族的那个字，是「丝」与「虫」合成的，这就把这项有用的行业之源头指向了南方；正如西文里「丝」这个字出自「赛里斯」一语，把它的来处指向了中国。

第十五章三代

夏后氏——大禹的体恤下民——桀的荒淫——商室——开国之君商汤自献为牺牲，天乃降雨——纣辛焚宫自尽——周室

夏、商、周三代，合起来贯穿了基督纪元以前的二十二个世纪。前者历四百四十年；次者历六百四十四年；末者则在扰攘无政之中，苟延了八百七十四年的凄惶国祚。三者合称「三代」或「三王」，因为每一代的开国之君都用过「王」这个名号。他们的后嗣之中，有些称「帝」；而今日通用的「皇帝」一称，则要到长城的修筑者在推翻列国封建、混一天下之后自加尊号时，才第一次出现（公元前二四〇年）。

夏后氏，公元前二二〇五年至前一七六六年

（十七王，二篡位者）

多数开国之君是踏着血海登上宝座的；大禹却不然——上一章已经说过，他是踏着洪水攀上那个高位的。像更早一场洪水中的英雄挪亚一样，他似乎也曾至少放纵过一回，饮酒过量。《书经》中有一篇题为《酒诰》，告诉我们有个叫仪狄的人造出了酒，献给他的君主。大禹尝而甘之，却从此戒绝不饮，说是后世必有因嗜此物而亡其国者。在中国，「酒」是一切醉人饮料的通称。此处所指的，无疑是稻米或黍粟蒸馏而成之物。

在处理国政上，大禹的勤劬不亚于他治水之时。他在门上悬了一口钟，最卑微的臣民也可以来叩击，从而立即得到接见。据说他沐浴之际若听见钟响，有时便衣冠不整地奔了出去；进食之时若钟响，他连把口中的饭咽下去的工夫也不肯留。

在卸下这份劳苦的尊荣之前，大禹命人铸了九只铜鼎，每一鼎上镌着帝国一州的舆图或图说。后世遂以此为帝王之权的凭信，无与伦比。曾有一位诸侯问道：「这些鼎有多重？」一位大臣疑心他有意迁鼎而窃取大权，便发了一通长论，力证其主上受命于天，末了反问一句：「如此，则君何必问鼎之轻重？」

此后诸朝，除了本代的覆亡之外，别无值得复述之事。不过这与其说是那十七位君王无足轻重，不如说是当时文字的贫乏所致。他们大约都在忙着把鼎上所镌的九州，坐实为自己名下的疆土罢？

末王名桀，据说沉溺于一位美人的姿色，终日耽于不成体统的酣宴。他堆肉为山，注酒成池；为博美人一笑，命三千近臣匍匐于地，像一群牛似的就池而饮。

商代，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前一一二二年

（二十八王）

此代的开国之君是商汤，又称成汤；他既有大勇，又兼仁义之德。哀怜百姓所受的暴虐，他以拯救者的身份来到他们中间；那个轻佻的暴君只得引退于幽晦。他更为惊人的一次公心之举，是自献为牺牲，以息上天之怒。当久旱成灾之时，他祷而不雨，卜者说须以人为牲。「那就用我自己吧，」他答道；说着便褪去王者的衮服，把自己陈于祭坛之上。这一片虔诚，换来了一场沛然的甘霖。

继商汤而立的是他的孙子太甲，由一位贤臣伊尹辅导。这位大臣见少主怠惰好逸，便把他放归幽居三年，好让他养成端谨勤勉的习惯。这件事之所以值得一记，是因为那位大臣并没有把大权揽在自己家中，而是把王位归还给了它名正言顺的主人。

此代另有一王名盘庚，除了五次迁都之外，别无可称之处。既不曾听说有仇敌衔恨追逼于他，我们便只能揣度：他或是在躲避为患的洪水，或是受了某种愚妄迷信的驱使，去寻觅一处更为吉利的地方。

世道每况愈下，末了，纣辛的恶行竟胜过了那个断送夏室之人。商室自然也落得同样的下场。一位有雄心而心地仁厚的诸侯挺身而出，前来拯救百姓，百姓便把他当作救主迎接。那暴君眼见大势已去，便披上盛装，纵火焚烧自己的宫殿，如又一个萨达那帕勒斯，葬身于烈焰之中。

他与桀凑成一对，被举为万世唾骂的样板，用以警戒专横的君主。像他那位远祖辈的前辈一样，纣辛也被说成是受了一个恶妇——名叫妲己——的引诱，才走上邪路的。人们不免疑心：这两个人其实都无须旁人怂恿。按之史册，坏君王一般比坏后妃更坏。然而在中国，女子一旦把手搭上国柄，便被视为僭越本分。于是那些名噪一时的宫中丽人，其名声便有了被涂黑的趋势。

倘若孟子的话可信，那么这几位暴君本人，也并不像故事里说的那样荒淫。他说：「污水总爱汇到最低的沟渠里去。」他并且告诫当时的诸侯，切勿把自己置于那样一种地位，以致后世不断把恶名堆到他们的身上。

论到此代那几位贤明的开创者，人们说他们「以宗教为教化之本」，正如罗马人一般——罗马人也以虔事其诸神自负。而在这两处，自然的宗教都堕落成了粗鄙的迷信。论神祇之多，中国人尤过于罗马人；其中不少神祇的祭祀，他们都推溯到商代。

下一代，即周代（三十五君，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前二四九年），值得另立一章来叙。

第十六章周室

文王，开基之主——文教的兴起与演进——井田公有之制——「中国」一名的由来——周公与成王，「成功之王」——一位好游的君主——厉王与幽王，两个坏国君

此时挺身而出、把百姓从暴虐之下救拔出来的那位仁厚的征服者，是武王。据说他见百姓「倒悬」于苦难之中，便把他们扶正立起。决战前夕，他向部众陈词，吁请上天为公断，并深信必胜。「那暴君，」他说，「有兵十万，我只有一万。然而他的十万人有十万条心，我的军队却只有一条心。」

战事既已打赢，他把战马放归原野，下令此后永不加轭负鞍。待战马尚且如此，他对待新归附的子民，又岂会稍欠仁厚？

胜利的功劳，他归于十位贤明的辅弼，其中一位是他的母亲。然而史家多半把这功劳归于他的父亲文王——文王其时已殁，却早为儿子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文王，周室的好文之君，是中国上古史上最卓著的人物之一。他本是一方诸侯，凭的不是武功，而是善于经营，终于拓土至据天下三分之二。而他仍旧向那位孱弱的共主执礼称臣，此举之明智，历来为人称许。不过那位共主对他想必颇存猜忌，因为文王曾被囚禁，出了重赎才得脱身。文王显然早已料到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据说他见一老者垂钓，一眼看出此人是员良将，乃是从暴君麾下逃出来的。「你，」他说，「正是我一直在寻觅的人。」于是像耶户接约拿达上车那样，把他扶上自己的车驾，因确信胜利在望而欣然。那位垂钓者便是姜太公，山东齐国公室的始祖。他虽已八十一岁，却统领车骑，并在新主的帷幄中主持谋议。

由这位好文的文王来做新朝真正的奠基者，实在再合适不过；因为正是从此时起，那些图画般的符号才第一次绽为活的花朵，学问与哲理的果实将从中采撷。一种恢宏文教的兴起与演进，正是周室最主要的特色。文王不仅奖掖文事，本人于新兴的著述也贡献良多。他以《易经》的作传者著称；孔子称《易》为古代典籍中最渊深的一部——然而这部书，孔子自己也始终不曾参透。

按制度而论，在本代与前一代，土地并无私有。可耕之地划为九方一区，其式如下：

其中八方分给百姓自耕；居中一方留给公家，由众人合力耕作。据说那时质朴的人们祷祝道：愿雨水先降在公田，然后才润及自家的私亩。

到后世，这一公有的办法便行之不尽如意了，据说是由于公德衰败之故。一位名叫商鞅的政治家，把土地的占有改成了绝对的私产——这本是自然而然的演变，当时却被看作过于骇俗的变革，因而招来了万民的咒骂。

上面那张小图那种可喜的简明，似乎还启发了全国封土的布置：昔日参差错落的封建，由此被铸成一套匀整的体制。王畿居中，诸侯之国则按次第分列四方。居中的那一部分称为「中国」，意即中央之国；这一名号后来推及整个帝国，其中自然含着这样的意思：天下万邦，皆其藩属。

新朝的规画有如营垒之整肃，统驭又有戎行之刚健，故而数世之间，国势兴盛。然而到后来，心腹既病，四肢便不再听从头脑的号令。周室历史的末几页上，写着的只有衰颓与无政。

武王早逝，遗下冲龄的嗣君，由其弟周公摄政。周公承袭了文王的志趣与才具，那位大圣人也公然以他为立身的楷模。他忠贞而有干济之才，终于底定了邦国。这一功业的名声却归于他所辅佐的幼主，幼主因而得号「成王」，即成功之王。

有人诬他图谋篡位，周公便交出大权，退出朝廷。那年少的君主开启金匮，在里面发现叔父的一篇祝辞：那是王上病重时所作、封缄于内的，祈求上天收纳他自己的性命，以赎他所辅之君。这一片赤忱的明证令人动容，疑云尽释；于是这位忠贞的公卿被召回，重新侍立于已然成人的君主之侧。

即便在侄儿冲幼之时，周公进见也从不曾不具全副朝服。有一回，年幼的王与幼弟嬉戏，递给他一片棕榈叶说：「这就算你的封爵文书，我封你做某地之公。」摄政规谏，王为自己开脱道：「我不过是戏言罢了。」周公答说：「为王者无权作这样的戏。」并且坚持要那幼弟受封受禄。据说他又极爱惜王者之体，从不曾在其身上留下一道杖痕。每逢小王该受责罚，这位保傅总是唤来自己的儿子伯禽，痛打一顿。人们怜悯那个代人受过的可怜孩子，多过于钦佩那位一丝不苟而又严峻的摄政。中国有句俗谚说：「打驴给马看。」

至于成王的后继者，又该怎么说呢？前几代史册之所以简陋，尚可以推说文字未臻成熟，不足以应付史著的需要；然而周室这一长串君主，生当经学时代初绽之际——纵未逢其硕果累累之时——他们的默默无闻，却不容有这样的辩解。

其中固然有些人之所以无功可称，是因为外无强敌可御，内无叛乱可平。另一些则为成法所拘，除了受诸侯的朝贡之外，无事可为。他们中的第五代穆王，厌倦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典礼，便出游异域，藉以解闷；或者也是天性好奇、耽于冒险所驱使。他酷爱马，以八匹骏马驾车，动身去周游天下。有一部满纸神怪的书，自称记载了他的行纪。书中说他有一条神鞭，能把大地之面压缩为咫尺之地。今日中国的使臣既能驱使蒸汽与电力，便常常听见他们感叹道：「如今我们总算有了穆王的骏马与神鞭。」

另有厉王与幽王两位君主，被人指着嗤笑，当作为君者不该如此的样板。幽王废黜王后与嫡子，而立宠妃及其子；上天为这不合君道的举动所触怒，太阳竟以一场日全食掩了面。此事在公元前七七五年，由此得以立定一个可靠年代学的起点。为博宠妃一乐，王下令举起烽火。她见诸侯大举驰援，到头来却是一场虚惊，不觉大笑；然而不久之后，京城当真遭了真敌——那被废王后的父亲——的进攻，她就笑不出来了。烽火再度燃起，诸侯却因曾受过一次「狼来了」的欺骗，小心不肯再自取笑柄。

另一位君主不曾因焚宫那样的惨剧而被推入王座上方那片炽烈的强光之下；然而他的名字总与前者并举，成了一切孱弱可鄙之事的代称。

周室的事迹，不能像前几代那样用寥寥数段打发过去，因为它恰是上古中国的成形之期，是圣哲辈出的时代，也是诗与哲学的诞辰。因此在结束周代这一卷之前，我要以一章叙圣贤，再以一章叙那纷乱无政的岁月。

第十七章中国的圣哲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非著书之人——「万世师表」——孟子——较其宗师更为雄辩——老子，道教的创始人

凡当得起「圣人」这一尊号的，我不打算一一引见给读者；因为论圣贤之众、之智，中国胜过任何别的古国。其中有几位，后文或将提及；本章则主要留给公认在这个帝国的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两位——孔子与孟子。这两位伟人的声名，有不少要归功于那些博学的耶稣会士：是他们最先把二人请上舞台，给他们披上罗马的长袍，又赠以如今通行的那几个悦耳的名字，使他们成了世界的公民。除去这层装束，他们本来的称谓分别是孔夫子与孟子。倘若把罗马那圆转洪亮的音调换成中国的咝咝之声，他们断不能像今日这样被接纳入籍。

孔子

孔子生于公元前五四九年，与以赛亚、苏格拉底同时。他出身于有体面而不富裕的人家，求学要靠自己挣扎；这件事他后来非但不隐讳，还把生平的许多成就归因于此。有人问他：「你怎么能会这么多事？」他答道：「我生来贫贱，不得不学。」他的业师是谁，无人知晓；人们尽可以像当年有人问一位比孔子更伟大者那样问他：「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关于他终身不辍的自修，他有过这样一段简括的自述：「十五岁我立志向学；三十岁我以学者自立；四十岁我的见解已定；五十岁我懂得如何判断取舍；六十岁我不再重蹈已知之过；七十岁我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请注意，每一阶段都标志着向德行的完善更进一步；也请注意，这段话勾勒的是一套自我磨砺的功夫，对他的著述、对他作为政治家与改革者的事业，则只字未提。

据说他前后共有弟子三千，受业最久的有十二人。他们的从学，不像今日学校里那样靠讲授与课本，而是跟随他的行迹，濡染他的品格，正如彼得与约翰跟随基督的脚踪、体察基督的一生。当孔子立意要在政治与伦理两面推行改革、辗转周游于列国小邦之间时，其中一些人随他同行。他们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身陷大险，他安慰众人说：「上天既以这些教诲托付于我，我的仇敌又能把我怎样呢？」他自觉负有超乎人力的使命，气象堂堂；他的教诲又极纯正，虽所讲的是道德而非宗教，却也不妨同苏格拉底一样，被许以某种神启。

那位独一的上帝，他所知无多，他称之为「天」；而提到天时，他总怀着最深的敬意。每当见弃于人或不为人所解，他便以「知我者其天乎」自慰。他病重时，一位弟子问要不要为他祈祷——意思是到某座庙里去献祭。孔子答道：「我祈祷已久了」，或说：「我素来就有祈祷的习惯。」

论到著述，他自称「述而不作」，意思是他只整理古人的遗籍，自己并不出书。他从古诗中拣选出三百篇，并说整部集子都可以「思无邪」三字为印记。对于一堆杂乱的传统礼仪，他理出了几分条贯，使中国人成了天下最讲礼数的民族——虽不免稍嫌繁缛。他又从神话与旧史之中抽绎出一部可信的历史；他对恶行的笔法，令诸侯战栗，唯恐自己的头颅被悬在史笔的刑架上。他曾花大量时间整理古乐，但这一方面的成果已经失传。不过，看看中国音乐至今仍处的粗陋境地，这也算不得多大的损失。无论他于此道的造诣如何欠缺，他对音乐的热忱却非同寻常：听过一场妙奏之后，他「三月不知肉味」。第五桩事业是编订《易经》，即文王所辑的卜筮之书。（此书与前述诸书合称「五经」，一如摩西五经，是一国宗教与学问的根柢。）他对此书信之之笃，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上天若肯再给我五年或十年来研习此书，我便不至于犯下大错了。」他的意思是：那样他便能凭推算吉凶来裁度自己的行止。

他为文教奠基的功夫固然宏大，但他与人亲炙所留下的印象，以及他言论的辑录，其影响还要大过十倍。这些言论构成了《四书》的主体；因数目上的巧合，中国人很爱把它们与我们的四福音书相比。孔子确实把那条金律当作自己教义的精髓。诚然，他的说法是反面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他又说：「我的道理只包含在两个字里，一是『忠』，一是『恕』。」前者是忠实不欺，后者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然而这还够不上那种改变了世界面貌的、积极的仁爱。

要指出孔子的局限与失误并不难；但总的说来，他的功业如此，他的国人对他身后的崇奉纵有过分，也难以深责。他们尊他为「万世师表」，却并不把他当作守护神来祈求，也不为他塑像。他们祭孔的礼数虽过于隆重，却不是偶像崇拜。

孟子

一百年后孟子出生，他的学问是经由孔子之孙传授而得的。他比他那位伟大的宗师更雄辩，斥责诸侯之恶也更大胆，独创则稍逊。他的教诲，举一例便够了。有位国君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有做贤君的资质？」他答道：「我听说，您见一头被牵去祭坛的牛惊恐万状，便把它放了，吩咐用羊来替代。牛在您眼前，您就怜悯它；羊不在您眼前，您就不怜悯它。如今您若肯以这样一副心肠去想您的百姓，把他们也放到眼前来，您便可以成为最好的君主了。」

孟子幼年丧父，母亲抚育这个独子，却有过人的见识。起初住在屠户近旁，她发觉孩子学起了猪的嚎叫；于是迁到墓地门口，不料孩子又改了腔调，学起送葬人的号哭，她便拔帐而起，迁居于学宫之旁。在那里她欣然看到，他学会了读书人的举止，也养成了读书人的志趣。然而她察觉他有懒散拖沓之虞，便割断了机上的经线，说：「儿啊，你对待人生这匹布，正是如此。」

这两位圣人的坟茔，各由一位后裔守护，享有世袭爵位的俸禄。孟子论到这位素未谋面的宗师时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像孔子这样的人。」

老子

本章若不略说几句老子——道教的创始人——便不能作结。他姓李，即「李树」之意；或因他的草庐坐落在园中，或因他像古希腊的学园派一样，把讲席设在李树林里。他如今通行的名号意为「老先生」，大约因为他年长于孔子。据说孔子曾往访他，请教典礼仪节；但老子性喜孤往，耽于玄思，似乎对这位方兴的哲人心志影响不大。孔子暗指他说：「离开了人，便没有哲学——没有『道』。」

老子虽不及他那位后辈对手那样为士大夫所尊崇，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却几乎不相上下。与另两位圣人一样，他今日也有一位承嗣者，以道教大宗师的身份而享有官方的名位。张天师住在江西龙虎山巅一座堂皇的宫观里，为三教之一的教主。然而可叹的是，道教开山者那些崇高的教义，如今已堕落成一堆可鄙的杂耍与巫术。

又过了五百年，佛教才传入中国，凑成三教鼎立之局——这是一个出奇不谐的三位一体；实在难以设想还有哪三种信条比它们更根本地互相抵触。

第十八章战国

五霸——纵横之术与用兵之法——一位胆识过人的使臣——两位英雄捐弃前嫌——秦灭周室

周代的前半期，政治的机杼运转得如此有序，以致孔子想不出比它更可称美的政体，说道：「百世之后的治法也可以预知——那就是遵循周制。」后半期则是一段乱政与无政的岁月。

野心与猜忌酿成小规模的战争。周王孱弱，无力弹压，这些小战便滋蔓为庞大的结盟，一如近世欧洲的同盟。先后有五个国家取得了压倒之势，其君主遂被称为「五霸」。其中之一，山东西部的齐桓公，以九合诸侯而著名。这类盟会总由霸主主持，他也被公认为真正的君主——正如法兰西墨洛温朝的宫相，又如日本在天皇长期被称作「精神天子」的那些岁月里的幕府将军。

名正言顺的天子仍旧坐在王畿的宝座上，却抱怨自己唯一的职司只剩下主持祭祀。中国的霸权并不世袭；否则世人或许会看到一个与日本双重君权一模一样的例子：在那里，一方握实权，一方存虚名，如此者七百年。

在中国，权柄的辗转易手，使那四百年成了纵横捭阖的时代。每逢某个大诸侯被疑有称霸之志，便有联盟结成，以遏其野心；使节奔走于列国之间，大军则陈列于野。使臣以胆识与机智见称，将帅则以善驭大军而成名。外交成了一门艺术，战争成了一门学问。

一套规范邦交的国际法则开始成形，但那时的外交家还不曾被繁复的条规所困。交涉之际，个人的品格比今日更为要紧；也不要以为既无我们今日的火炮，将才便无从施展。恰恰相反：胜负既不取决于钢铁的分量，对谋略的倚重便更甚。

恰在同一时代，希腊也正上演着这一切；既然普鲁塔克好作比对，我们也不妨指出几位堪与地米斯托克利、伊巴密浓达比肩的人物。两地之所以有此局面，缘由是一样的：都存在着一族语言相通、制度相类的邦国；只是在这个亚洲的帝国里，舞台要辽阔得多，政治与军事的运作也规模更大。

有一点必须承认，且足为中国人增光：他们表现得比希腊人更为文明。波斯之所以兴兵入侵，是雅典人杀害使节激成的。这样的行径，在中国的战国之间并无记载可寻。要亲眼看到这等鞑靼式的凶暴，却要等到我们这个时代，而且是在北京。从那个时代浩繁的史册中，姑举两件有代表性的事，正可在此一述：

一位胆识过人的使臣

西北方的秦是个半开化的国家，在希腊可比之于马其顿。秦王提出以十五座城池，换取赵王（不是周王）所藏的一块稀世美玉，那宝物的名贵不亚于「光之山」钻石。蔺相如奉命送玉前去，以了结这笔交易。秦人不履行条件，他便毅然把宝玉揣入怀中，带回本国。秦人竟听任他如此——这岂不既见蔺相如之勇，也见秦国尚知道义？蔺相如遂成为勇毅忠贞之使臣的公认典范。

两位英雄捐弃前嫌

赵国大将廉颇妒其名声，扬言一见面便要杀他。蔺相如便处处设法避免与他相遇。廉颇责他怯懦，下书挑战；蔺相如答道：「你我是国家的两根柱石。一根倒了，国便亡了。这就是我躲开的缘故。」这番话的气度令那位将军大为折服，于是他手执荆杖，登门到对头的家里去，不是去打人，而是求人来责打自己。二人捐弃前嫌，携手共扶父母之邦，正如阿里斯提德与地米斯托克利为着对波斯之战而埋葬旧怨。

雅典的演说家怎样痛斥马其顿，中国的政治家也就怎样为着西北那个新兴的强权，或结盟，或反间，迭出其谋。坚忍而精明的外交，以苏秦为代表：他奔走于列国朝廷之间，备尝难以想象的辛苦，终于把六个大国联成一线，以阻遏共同的强敌南下。然而他的种种筹谋终归徒劳：不但同样长才的张仪以反间之计破坏了他最后的成功，而且他的名誉也像我们这时代的帕内尔一样，毁于自己的情欲。秦的新兴之势，如同冰河，步步缓进，终至于一统天下。到下一代，它便吞并了所有的封国。昭襄王征服了周代最后一位君主东周君，而周室终为庄襄王所灭；庄襄王握有至尊之权，也不过三年（公元前二四九年至前二四六年）。

第十九章秦室，公元前二四六至前二〇六年（二帝）

秦始皇，「始皇帝」——长城——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皇帝」之号——中国一名的由来——焚书——东渡日本之役——革命使汉室登上宝座

「若从哲学的眼光去看，」席勒说，「该隐杀亚伯，是因为亚伯的羊闯进了该隐的麦田。」自那一日起直到今天，农夫与牧人便不能相安而居。中国的长城，正是这场亘古之争的一座纪念碑。它与不列颠北境的罗马长墙相仿——以大喻小罢了——其用意并非把鞑靼人挡在墙外，而是加强边哨的警戒之力。这一目的，看来在很长的岁月里是达到了。中国人说：它是一代人的毁灭，却是许多代人的拯救。我们不久便会看到，它如何沦为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就眼下的叙述而言，它也不妨看作一块纪年的界石，把中国的上古与中古划分开来。

周室既亡，旧日的封建疆界也永远消失了。全境归于一位皇帝直接统辖——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这是头一回有人建起无愧于那尊号的一统之业。这是秦王嬴政的功业。他因此采用了「皇帝」这一新的名号。「皇」与「帝」本非新字；但二者合璧，便成了一个新铸之词，也使他有理由再加上一个「始」字，称作「始皇帝」。有四样不朽的功业使他的名字长存：长城、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皇帝」之号，以及「中国」这个名称本身——末一项源出于一个诸侯之国，到他手里扩张而囊括了整个帝国。放眼世界的史册，还有哪一位征服者，能有如此坚实的理由享千秋之名？亚历山大颠覆了许多邦国，却不曾立下什么长久之物。尤利乌斯·恺撒创立了罗马帝国，然而与筑长城的始皇帝所奠的基业相比，罗马的国祚不过一瞬。

始皇帝虽然完成了长城，这道墙却并非他一朝之力。同样，他武功文治的成就，也大半得力于他的先辈——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志在一统天下。他们自知文化上居于人后，因此四方有才之士来投，无不延纳，效力则厚加酬赏。其中有些人本是敌国或邻国来的穷途游士，却被拔擢到最高的位次。

有六位大丞相尤为显赫：他们把法度与秩序带进了一个粗朴的社会，为最后的成功铺平了道路。这六人，无一不是「外来客」。他们所事奉的君主也很该称许：有见识赏识他们，有胆量采纳他们的谋议。对其中一些君主，或许可以套用伏尔泰评彼得大帝的那句话：「他们开化了自己的百姓，自己却还是野人。」世人忘了，这位大沙皇的教养与指引，有多少要归功于日内瓦人勒福尔——一个行伍出身的冒险家。细想这段历史，便能掂量出那几位外来丞相的分量；或许也能由此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外国人为中国的统治者做过些什么。

始皇帝是中华帝国的真正开创者。他是历史上的一位英雄；然而历代帝王的长名单里，再没有谁像他这样遭中国文人的辱骂与歪曲。他们把他说成私生子，说成荒淫之徒，说成蠢材。直到今日，凡是能提笔的人，无不对他恨之入骨。何以如此？答案很简单：因为他焚了书，又迫害孔子的门徒。这两件事，在我们看来已近乎不可思议，在中国人看来则是全然无法理喻。

李斯，燕地人，是他的丞相，其胆识与远见为六人之冠。把封建列国熔铸成一个紧密的整体，是李斯心心念念的大计，也正是他主上的心愿。「只要学校里还讲习孔子之书，」他说，「便永远不能保证那些交战之国不会死灰复燃；因为在那些书里，封建被奉为天经地义。」「那就烧掉它们。」暴君说。

孔门之徒被逐出学宫，其学说遭到禁绝。这般严酷的处置，加上四处搜书之举，自然引出了反抗的密谋。「把他们处死。」暴君说；于是他们伏法就戮——不像基督教的殉道者为信仰而死，倒像法国的吉伦特党人为政见而死。他们的后学却给出一种幼稚的解释：说焚书是为了让世人永远不知道此前还有别的朝代，说儒生之被屠戮或被活埋，是为了防止那些书被重新写出来。

始皇帝的雄心并不止于中国。他遣船队东渡日本；东方的那些岛屿，遂在世界史上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据说船上载着三千童男童女。船队一去不返；但日本的传说确认它到达了，岛民并把自己受中国文教的启蒙，归因于那一队兴高采烈的来客——这一队人，与传说中巴克斯征服印度时所率的队伍颇为相像。日本此后对中国及其圣哲的进一步了解，是经由朝鲜取得的；长久以来，朝鲜一直是两国往来的中转之地。事实上，这支前哨般的小船队，正是从靠近朝鲜的山东半岛启航的。

那次奇异远征的真正目的何在？中国的著述者断言，那是去寻访「长生之药」；然而在始皇帝的历史上，他们哪一件事不加歪曲呢？这位大君主确实笃信道家的种种传说，其中就有仙山与不死之泉的故事——一千八百年后，正是这类故事鼓动了庞塞·德莱昂的探寻。当时炼丹之术在中国正盛。它大概源出于道教；但依我看来，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渴望别有天地可供征服，才派出那一队欢腾的人马，充当大军的前驱。

然而，纵有长生之药与不老之泉，死亡还是终止了他的征伐——他享尽帝王的全副荣光，不过十二年而已。他的儿子在位两年；于是帝制的第一个王朝告终——被一场革命所倾覆，那场革命把汉室送上了空悬的宝座。

第二十章汉室，公元前二〇六至公元二二〇年（二十四帝，二僭主）

刘邦开创显赫之朝——典籍的复原——一位女主临朝——三教——文学的复兴——司马迁，中国的希罗多德——汉家的开拓

焚书与坑儒，使人心中充满了恐惧；修筑长城所加的苛役，又激起了普遍的怨愤。中原一介粗豪的军人刘邦趁势而起，夺了那位暴君孱弱后嗣的天下。他开创的王朝，被算作帝国史册上最为煊赫的几朝之一。它得名于汉水——当年正是在那条河畔崛起而握得权柄的。刘邦既已稳坐龙廷，有位臣子进言，请他兴学校、劝学问。「学问，」皇帝嚷道，「我自己一点没有，也不觉得需要。我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可是天下能在马上治么？这才是问题所在。」那臣子回答。为博取士人的好感，皇帝不但废除了迫害之令，还下令搜访散失的典籍，并为孔子设立祭祀之礼。

当时尚有老人在世，幼年曾把那些书背诵成诵。其中一位名叫伏生的，以博学著称；从他那记性宏富的胸中，大部分经典被追述出来，由人依他的口授笔录成书。这样得来的本子自然难免讹误。所幸后来在孔氏族人的屋壁之中，发现了一部较为完整、刻在竹简上的写本。然而直到今日，中国的经书仍带着那位暴君之火的痕迹。篇章有阙，而这些阙文向来都被归咎于「秦火」。《大学》的首章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作结：「致知在格物。」于这一极富生发之力的题目，此下竟无一字。注中告诉读者：本有一章论此，惜已亡佚。中国学者若被人诘问：何以后世于各门学问皆无所出？他们惯常会天真地回答：「是啊，这也难怪——圣人论此事的那一章既已失传，还能怎样呢？」

第二代惠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女子握持国柄之事。吕后自居至尊，才具之强，竟使帝国在她绝对的驾驭之下达八年之久。她像耶洗别一样「翦除王室的苗裔」，把各种官职都填上她的亲族与宠幸。她一死，这些人被屠戮无遗，另立了一位男嗣为帝。他的谥号「文帝」，意为「有学问的」或「崇文之主」，正标志着文教复兴所取得的进展。

人们也许会想，这几位崇文的皇帝，既已寻回了孔门经典，该心满意足了；然而不然，有传闻传到他们耳中，说「西方有圣人」。这西方，便是印度。公元六六年，明帝遣使前往，迎取经卷与僧侣。三教鼎立之局，于是完备。

这三种宗教，精神与本质截然异途，本来就难望它们调和相融。儒家崇尚文章，注重伦理，而忽略灵界之事。道家讲求形体的修炼；但在实行上，它已成了种种堕落迷信之母——弄的是符箓与招魂之术。佛教则动摇家庭的根基，以独身不娶为修德之途。轮回转生是它的主要教义，「万念俱空」是它的心法。它禁绝肉食，又轻视学问。凭着帝王的扶植，它在中国立定了脚跟，但过了很久才真正安居下来。迟至八世纪，当世第一大文豪韩愈仍讥笑佛骨，号召国人「焚其书，闭其寺，使其僧还俗为民」。

然而佛教似乎确实应了一种需要。它培育了对生灵的悲悯之心，也成了对士大夫阶层那种撒都该式主张的一种抗议。它早已深植于不识字者的心中——而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九——因此中国真可说是天下第一佛教之邦。

（作者旧有一诗咏此，题为《慈悲的升华——北传佛教中观音菩萨的传说》：

两尊圣像庄严此山寺，

非希腊巧手所琢之云石，

乃东方匠意刻就的木身。

昔年香客成群来顶礼，

如今寂寞无一人焚香。

循石级盘旋而上，高处

看瞿昙端坐于莲花之座！

更近山门，秀容低垂，

慈悲的女神坐在那里，眼中含悯，

迎候攀登力尽的人，听他们

诉说万千种苦痛与匮乏。

佛在崇高的静定之中，不见

他座前的礼拜者；他们对他

也并不祈求，只唱感恩的赞偈

（如「唵嘛呢叭咪吽」，意为「莲中之宝」）。

正是他，为这盲昧的世间寻出了

脱离苦海的秘钥；

他舍弃了王家宫廷的煊赫，

却在贫穷之中得着更高的国土！

然而更大的胜利，是他挣断了

命运的锁链，踢开了轮回之轮。

他对受苦的众生说：

「踏着我的足迹走：你们也能解脱。」

与他一样，菩萨也生于王家，

却不像他那样弃舍宝座，

也不像他那样甘心眼看着

涅槃的珠门在身后合拢。

她以尊荣之位作行慈的田地，

所经之路撒满长开不谢的花，

她的同情为欢乐添了滋味，

为万般愁苦带来慰藉，

她忘却自身，为他人的福祉而活，

直到功德积得比须弥山更高

（须弥山，印度人的奥林匹斯）。

终于有天上的声音入她耳中：

「涅槃之门已为你敞开，

佛果之冠，你受之无愧。

那岸上再没有一丝忧患能及你，

再没有一声痛哭能扰你的耳；

你将安住于孤高之乐，看

无穷的世代在你脚下流转！」

「那么我将再听不到人世的音信么？

这样的天堂，不过是一座晶亮的冰座。

那不变的极乐，你可以赐给别人。

扶起不幸的人，才是我最大的欢喜。

但愿有一千只手来做这桩事

（她常被塑作千手之形，以表眷顾常在），

救苦与救急归我，」她说，

「哪怕要以分担苦难为代价。

那就转动那轮回之轮，让我重返人间。」

（「轮回」，生死于其中相续无间。）

自碧空之中，那声音再度传下：

「你这伟大的推辞，赢得了更高的酬赏；

你的慈悲已挣来一片新的国土，

你要在那里作慈悲之后，

自身远离痛苦与软弱，

耳根更灵，能听；有力，能救。」

（她脱出了轮回，却仍驻足涅槃之边；一如她名号的意思，她听闻世人的祈求。）

美好的圣像啊！我几乎要礼拜你，

你是那位能听、能感的基督的一个淡影！

丁韪良

一九〇六年八月八日，于北京附近之珠窟）

佛寺触目皆是。它们往往受国家的津贴；甚至在孔子的墓前，也曾建起一座名为「三教堂」的庙宇。据说堂中佛像占着尊位；不过在我前往拜谒之前，那尊像已被拆毁了。

这三教各有其教阶：孔子之教以圣人的嫡裔为首；老子之教以张天师这位大法师为教主；而位分最高的，则是佛教，以西藏的大喇嘛为尊。

科举取士之制，在汉代已开其端——这一制度此后一直主宰着中国人的心智，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但它要到唐朝才发展完备。辞章之学有显著的进境。这一时期的诗，比周代的更为精工。散文也雄健明畅。而史学之神，则要居于首位。中国的希罗多德司马迁，便生于此世。他是国家的光荣，而国人待他的方式，却暴露出他们的野蛮。他曾举荐李陵为将，领兵征讨蒙古人。李陵降敌，司马迁身为举主，依律当代之受死。朝廷许他自择其一，他选了受腐刑之辱，为的是活下去写完那部不朽之作——那是比儿女更好的纪念。那位不幸的将军此后再不敢返回中国，他一封哀切的书信，至今留存在古文选本的名篇之中。

汉家既不甘以长城为北界，也不甘以「大江」为南疆，于是向南北两面开拓边土。北面，他们增置了甘肃一省；南面，兵锋远及安南边境；但所征服之地并未全部守住。四川与湖南却确实并入了版图。后者当时似乎更像一处流放的谪所，而非帝国的完整一部。公元前二〇〇年，被贬的大臣贾谊有诗一首，题署的正是湖南的省城长沙（见丁韪良《中国传说及其他诗篇》）。

在南方，与中国人为敌的那些蛮野部族，在国民性格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却未在史册中留下记载。北方所遇的强敌则不然。其首领号称「单于」，是后来鞑靼大汗的先驱——他自居与中国皇帝平等，交聘往来也用对等之礼。他的部族名叫匈奴，一般认为便是匈人的祖先。

第二十一章三国、南北朝与隋，公元二一四至六一八年

魏、吴、蜀三国——一部风行的历史演义——诸葛亮，天纵的巧思——三样利器：笔、纸、印刷——隋朝

四百年不受挑战的统治之后，只见王杖将从孱弱君主无力的手中坠落。宦官窃据威权，叛乱如九头之蛇，此仆彼起。小小的觊觎者容易扑灭；然而其中有三人熬过了二十年的争战，奠下了几个短命王朝的基业。

秦人所建、汉人所固的那座巍峨之厦，到它存在的第五个世纪之初，开始坍塌。公元二二一年，它的碎片被移往三座城邑，每一座都自称是帝室的所在。魏国由曹操所建，定都于汉家旧京洛阳。他身为宫廷之长，还占着一重便宜：把汉室末代的孱弱之君桓帝握在掌中。吴国据有江苏、江西、浙江三省，为孙坚所立——此人才具卓异，牢牢抓住了属于他的那一份家业。第三国的创立者是刘备，皇室的一枝苗裔，都于四川的成都府。史家在此面临的难题，正如要判定三位教皇之中谁承使徒法统；他的裁断是归于最后一位，称之为「后汉」，所据主要是血脉之亲。

此说的凭据见于正史；不过也不妨参看一部演述三国之争的小说。此书由罗贯中所撰、金圣叹所评，是整个中国文学之中最脍炙人口的历史演义。它顶替了民族史诗的位置，其中的英雄并非一型，也不尽归于一方，但作者偏爱的人物都在刘备的部属之中。开篇一幕，刘、关、张三人如吕特利山上的三位泰尔，聚于桃园结为兄弟——共饮一盏染着各人血的酒，誓同生死，忠于共同的大业。三兄弟之中，居长的刘备历尽苦战，终于在中国西部立国。次者关羽，是爱国胆气的完美典型。一五九四年，他被敕封为武神。因此，这位有才的作者便享有一项西方任何史诗诗人都不曾有过的殊荣：他为自己的同胞创造了他们最受崇奉的神祇。三弟张飞，是这位中国战神形影不离的侍从。他手持一杆一丈八尺长的矛，冲突之猛、其势之锐，无敌能当。

其余人物同样深印于众人心中。曹操是刘备的主要对手，他不只是一个篡权者：他是天才、诈术与残忍的奇特混合。另一位醒目的角色是吕布，射箭能于百步之外劈中一茎苇，骑术之精，在阵前屡创奇迹。他的生涯以射杀义父开场——大概也像布鲁图斯一样，并非因为他爱董卓更少，而是因为他爱中国更多。

以上诸人以及多得数不清的其余角色，任何一天都能在戏台上见到；至少在中国，戏台这一制度充当着不识字者的学堂。（戏台通常是当街搭起的一方平台，人们可以看见一个演员随着换装而换角，一会儿戴着这个交战首领的面具，一会儿又戴上那个的；他还变换嗓音——始终用假嗓——以求造出几分变化。）

刘备苦斗二十年后，终于在四川一省站稳脚跟；但他在这片有限的疆土上安享统治仅仅三年，便把冠冕传给了年幼的儿子，并把他托付给一位忠心的大臣。这孩子还在襁褓时，曾被勇武的张飞从燃烧的宫中救出：张飞把熟睡的婴儿裹进战袍，跨上快马，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去。到了远处，那孩子还睡着。妙笔的评点者于此加了一句：「他一睡就睡了三十年。」

那位受托抚育幼主的大臣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最多才而富于创造的奇士。正如周室的开基之主在一位老渔翁身上发现了替他铺平王路的国之谋臣，刘备也在一间陋屋里找到了这个人——他正扮作农夫隐居其中。中国人所谓「三顾茅庐」，便是说刘备「三次到那草庐」，才算说动它的主人把自己交托给他那尚未可知的命运。自那一刻起，诸葛亮为他作耳目、作爪牙，其才其忠赢得了后世历代的赞叹。他为刘备所做的，其中一桩正如阿基米德之为狄奥尼修斯：他造出的军械如此神奇，以致传说称他「以木为牛马」。

临终之际，他的主上把幼主的教养托付给他；他留下两篇满是明智谏诤的文字，颇有助于在事实与传闻之间划出界限。诸葛亮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智识上的第一人，于当世所知的百工百艺亦然。然而没有哪一项发明，能确切地指认为出自诸葛亮之手。上文所说那部演义的作者生世已晚至十三世纪之末，书中不断讲到他用火药，或以惊敌，或作号令；却从没有用它来发射炮弹。火药在那个年代大概已为中国人所知，因为阿拉伯人称火药为「中国雪」，所指无疑是构成其主料的硝石。中国人摆弄炼丹之术已有好几个世纪，几乎不可能没有碰巧配出某种这类爆炸之物。不过据可靠的说法，他们直到十五世纪之初才在战争中使用火炮。

然而另有三项发明或对已知技艺的改良，在此值得一提，即所谓「三样利器」——笔、纸、印刷，无一不是太平文教的利器。中国的笔是一支毫锥，形如画刷，为公元前三世纪的蒙恬所创。纸为蔡伦所造，在公元前一〇〇年；印刷则出于本纪元十世纪的冯道之手。不过这里所谓印刷，其实只是以木代石：中国人历来惯于从石刻上椎拓。不久他们便把整版分作活字，因而挣得了先于古腾堡与福斯特的荣誉。然而他们的活字从未普遍通行，雕版印刷一直盛行至今；只是如今西法正迅速取代二者。

公元二六五年，三国并于晋。晋祚一百五十年，历十五帝，终于沉没在无政的汪洋之中；从这汪洋的泡沫里，涌出十几股相争的势力，其中有四股显赫到足以在史册上占得一席。这一时期被称为「南北朝」，即南北两方的王国。诸主的名号是宋、魏、梁、陈。唯有头一个是汉人，其余皆属鞑靼族的各支。梁家的首领出于西藏血统——这大约可以解释他们何以偏好佛教。该朝的第二位皇帝武帝出家为僧，退居寺院，在那里讲说佛理。他令人想起查理五世：这位皇帝在退隐之中自遣的方式更不合情理些——他修理钟表，枉费心力地想让一堆钟走得分毫不差。

值得留意的是，在这些交战的势力背后，还进行着一场种族之战。鞑靼人不断侵逼这片「花之国土」。他们被击退、被驱逐，又以更盛的兵力卷土重来；即在这样早的年代，他们日后征服中国的影子已清晰可见。

在南北纷扰的乱局里，优势大半在鞑靼一方。命运的钟摆随后开始朝另一边摆去。杨坚本是在一个鞑靼藩国中效力的汉人将领，他趁其内部分裂，纠合起一支强大的同胞之众，靠他们的力量将鞑靼人各个歼除，建立了隋朝。鞑靼人入侵中国，向来都借重中国人；倘若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始终忠贞，便没有哪个入侵者能够征服他们。

隋朝虽不足三十年（五八九至六一八年，三代），却因两件事而显赫一时：其一，北征得胜，兵锋直抵土耳其斯坦边境；其二，开凿黄河与扬子江之间的运河。后一桩事业反倒加速了它的覆亡。运河是靠强征的劳役开成的；不满的百姓被引导去相信——他们的史家至今仍如此断言——此举的主要用意，是让一位耽于享乐的皇帝向许多省份的民众炫耀其豪奢。我们此后会看到，那些运河的延伸如何促成了蒙古人的覆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长城的完工如何招致了秦室的败亡。

隋朝第二代皇帝炀帝虽非没有魄力，却以铺张与荒淫的放纵而声名狼藉。据说他弑父以加速自己的登极。这样一朝而得善终，未免不合人世的常理。他麾下的将领李渊起兵反他，他在南京遇刺身亡。

李渊以智略与胆识，成功建起一个新朝，名之曰「唐」（公元六一八年）。长久的动荡之后，唐朝为离乱的各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太平；它据有天下近三百年，其煊赫超越了此前的一切王朝。

第二十二章唐朝，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七年（二十帝）

一个奥古斯都的时代——双子诗星——基督教的传入——武后——科举之制

我曾见一条河坠入深壑而后不见。在地底潜行数十里之后，它重又浮出地面，比先前更充沛，也更湍急。它这一份增添的力量从何而来，无人看见；然而事实无可否认。此时的中国，所发生的正是这样一回事。

可堪告慰的是：在那几个世纪的扰攘之中，中国人并未一味沉溺于干戈与劫掠。唐朝显然是一个奥古斯都的时代。文章以比前朝更为完美的形态重现于世。那个时期的散文大家，直到今日仍被奉为为文的楷模；这句话，放在更早的任何一代作者身上都说不上。诗歌也焕发出炫目的光彩。群星般的诗人接踵而起，其中两颗尤为夺目，便是杜甫与李白——中国文苑中的德莱顿与蒲柏。

李白被公认为中国史册上最高的诗才。下面这一首，即便披着西方的衣装，或许也可略见他那独特的才情：

月下独酌

此地有花，此地有酒，

何处有友与我同游？

携手同心，共倾一觞，

然后分携，各自西东？

与其独酌未免寂寥，

我且大胆去邀月相招：

请她俯就，借下清辉，

为这良辰美景添一分娇。

看哪，她应了，还带来了

我的影子，驮在她的银翼之上；

这便凑成三个，我料想

我们将是一场快活的聚会。

那矜持的月亮推辞了酒盏，

影子却不客气，接过便干；

我起舞时，那捷足的影

合着我飞旋的脚步翩跹。

月亮虽不肯沾唇一尝，

却在那泛光的波心里起舞；

我放声唱我欢筵上的歌，

月中的回声把它拖得悠长。

说吧，我们几时再聚首？

云天阴晦的日子想必不成，

因为你们这两位良伴，

只在天色晴朗时才肯光临。

（原注：录自《中国传说及其他诗篇》，丁韪良著。）

第二位皇帝太宗，是杀掉两个图谋不轨的兄弟而坐定了自己的名分的。开端虽不祥，他后来却成了一位能干而煊赫的君主。他在位的二十三年，是那个著名王朝中最为灿烂的一段。

唐代的都城，陕西西安，有一通石碑，记着叙利亚的景教徒传入基督教之事。得皇帝的眷顾，这一新教颇有进展。五百年间，景教的教堂一直高举着十字架的旗帜；然而终因蒙昧与不洁，沦落到与异教同等的地步，以至泯灭。想到这最早的一次向中国传福音的努力，除了一块碑石之外别无遗存，令人怅然。

太宗的丧礼之上，他的继位者高宗见到了先帝的一名嫔御，姓武，爱之甚深，竟违了礼法，纳入自己的后宫。她被立为皇后，高宗崩后，她以幼子之母的身份执柄二十一年。起初以太后临朝，后来便成了独断乾纲。

文治在汉代复兴之时萌生的那一套文官考试之法，此时臻于大成。无论是福是祸，它支配了这个帝国的人心十二个世纪。然而到了今日，思想界的领袖已开始疑心它不合时宜了。新的教育要有新的考法；可是，把新的考法并入旧制，又有何不可呢？要废掉它，隐患甚大；要更张它，对当今的政府又是一桩精细活计。

士人当如武人一样，随时准备为国家效力——这是一条公认的道理。把这条道理变成政府的主发条，是留给唐代的政治家去做的。他们的光荣，在于造出了一套制度，既能鼓舞文教，又能把全国人才的精华撇取出来供国家之用。此制还另有一桩好处：使有志的少年一心埋首于引人入胜的学业，从而把他们从图谋政治的险途上引开。

对文墨的扶植，从未有比这更见效的。国家并不设立学校，也不捐资兴学，它只说一句话：「你若修得应有的资格，我们自会让你的辛劳得到应得的酬报。抬头看那些闪光的高处吧——看那些敞开的门户在迎你，看那些花冠正等着为你的凯旋加冕！」

每年在各县举行考试，取中者约百分之三，授「秀才」之衔，相当于我们的文学士。落第并不算耻辱；曾入场角逐，本身便是一份受人敬重的资格。每三年，全省的新进才俊聚于省城，争第二级的功名。这一级叫「孝廉」，即「孝顺而廉正」之意，可见伦理观念仍旧主宰着文场的评判。如今它称作「举人」，别无他义，只表明中式得奖而已。这份奖赏，相当于文硕士，诗意的说法叫作「折桂」；因为角逐者全是第一级中的优等之士，而中式者以百取一，故而尤为人所艳羡。它立时带来的社会身份是这样的：人说「穷秀才常见，穷举人罕有」。

倘若竞逐到此为止，那也不过是一场规模更宏大的奥林匹亚竞技罢了。可是还有更高的峰峦要攀。各省新中的举人齐赴京师，与全国会集的士子较一短长。这里的名额是百取其三。得中者出来便是文学博士——「进士」，即「可以出仕」之意。凡属此列的，无论高下，都保得在仕途的梯级上有一个立足之地。

但还有一场试炼，善作高跳的人可凭此一跃而几乎跻身于顶端。这最后一场较量在宫中举行——名义上御前亲临，题目也确是皇帝所出。其用意是从进士之中拔取最出色的，以充翰林院的位置；那是一所连最卑的一席也极为尊荣的机构。而那榜上的头一个名字，何等耀目！「状元」，即我们所谓的头名及第者，其位次与巡抚、总督相并。一圈不褪色的光环，永远笼罩着他出生的地方。我行旅之中，有时见到一座牌坊，宣告着「此地生了本朝的状元」。这样一块招牌能抬高地产的身价；于是殷实人家纷纷聚居于这片被吉星照临的所在。我住处附近有一位状元，把女儿嫁与一位总督，而他的外孙女后来成了同治皇帝的皇后。

那么，这样一条如此民主、能使每个得中的士子跻身缙绅、并把均等的机会化作全民奋发之力的规条，究竟有什么可议之处呢？一言以蔽之：它没有随着民生日增的需要而扩展。孔子所定的旧课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他那个时代未为不善，用之于我们这个时代却全然不敷，除非是给一所女子学堂预备的。这位圣人论「格物致知」的那一章——那一章原可以先于《新工具》而发其端——既已亡佚，唐代的政治家便落入一个错处：他们的制度里没有给独创的探究留下位置。正是这件事，使中国的心智在十二个世纪里贫于发明。这好比给目光锐利的鹰隼罩上头巾，只许它去扑主人所中意的猎物。

所求的，主要是散文与韵语上的浮华修饰。题目一概取自故籍，而其中最新的一部，在当时也已有一千多年。若敢标举书中所无的一说，便是自取败亡；若在场屋里提出一个格致上的问题，那更是荒唐至极。倘有人携一件新机器出来，或许还能得赏；然而这样的发明家从来不曾出现，因为全国最好的头脑都被训练得蒙着眼在踏车上打转，那里根本无所谓前进。假若一国的心智得以自由，并被鼓励去施展它的力量，那么，谁能怀疑：产生了航海罗盘的国度，未必不能产出一位牛顿或一位爱迪生呢？

武后之后，此朝的君主再无可称述者。末代皇帝被逼禅位；于是这个煌煌大族，在将近三个世纪的历程——其间才智之光灿然，所滋生的良法陋习又为后世立下风尚——之后，归于泯灭。

第二十三章宋朝，公元九六〇至一二八〇年（十八帝）

五位哲人——王安石，经济家——金国鞑靼——南宋——借蒙古之力驱逐金人——蒙古灭宋

唐室既倾，二十来股势力争夺大统。在宋朝建立之前的五十三年里，其中竟有五股先后崛起，一时声势之盛，足以僭称一「朝」。合而称之，便是「五代」（九〇七至九六〇年）。

它们的国号无一例外都是前代旧号的重复——梁、唐、晋、汉、周，前面各加一个「后」字，仿佛各自都自居为某一前朝皇室的嫡传。它们的争权夺利，其可资训诫之处并不比角斗士的厮杀更多，乏味至极，故而这半个世纪不妨当作一段空白略过。不过或许值得提醒读者：汉室之后接着「三国」的兵戈，晋室之后接着四国分立的南北之争，如今唐室之后又接上五个短命的「朝代」，平均国祚不过十年出头。这数目上的递进颇为有趣；然而更要紧的，是本国史家从这些纷乱的局面中归纳出来的一条历史定律。他们的说法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这一条历史的概括，在人心中印得如此之深，以至于纵使今日帝国被列强瓜分——这样的事从前也不止一回了——百姓仍会笃信它必将在自己族类的君主之下重归一统。

未分裂的宋朝，自九六〇年统治至一一二七年；南宋则自一一二七年至一二八〇年。此朝的开创者是赵匡胤，一个能干的将才，兼一个老练的政客。他在军中极得人心，将士们竟以欢呼把他拥上了宝座。据说黄袍加身的消息传来时他正醉着，除了披上那件掷到肩上的黄袍，别无他途。开场虽不庄重，他的治世却是一连串的凯歌。在位十七年之后，他留给继位者的，几乎是整个中国本部，外加北方一份致命的遗产。

宋代的两大特色，一是一个伟大哲学流派的兴起，二是鞑靼人无休无止的侵逼。两位程氏是兄弟，于是五位领袖哲人的姓氏恰好凑成四字一句、声韵相谐的一行：周、程、张、朱。他们思辨精锐，考索有恒，终于把经书的义解定于一尊，又立起一套关于天道与人性的学说，凡持异议者便算异端。这一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较之唐代的文章之世，智识上又进了一层。那是一个敢于思辨的时代；然而正如中国常有的情形，这几位大人物的权威后来化成了束缚后人的桎梏。他们所盛的那一百年（一〇二〇至一一二〇年），在本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哲学时代。在欧洲，那却是黑暗时代的一段；那时西方世界正为十字军所震动。

五位哲人中最杰出的是朱夫子。他并非最富独创，却把众家最好的思想搜罗成一个体系；而他学问之博，使整个文苑都成了他的疆域。朱熹是中古中国的领唱者，位望之尊，仅次于孔孟那无与伦比的一对。与这一群人中较早的几位同时，还出了王安石，一位罕有独创之见的经济家。他的主旨，是由国家把一切实业经营收归己有——土地国有，大抵是以一套家长式的办法取代私人的自谋。他书中所描绘的景象如此动人（《太平策》，其书尚存），以至于皇帝授他全权，让他把学说付诸实行。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它是失败的——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把材料与器具的强弱一并算在内。他那部书是一部中国的乌托邦，与柏拉图及约翰·莫尔爵士的著作相去不远。

长城之外的东北，有两个鞑靼之国，其一为「金」，即「黄金部落」——满洲王朝的远祖。它们对「内地」的定居之民是一个长久的威胁，一一一八年竟据了北京。有一阵子，靠着纳款才把他们挡在门外；这使人想起我们的祖先付给北欧海寇的「丹麦金」。款项交付不及时，鞑靼人便占了北方数省的一部分，一直南下推进到帝国的都城开封府。皇帝退往南京，留下儿子主持；儿子无力抵御鞑靼，订了一纸屈辱的和约。城池免遭焚掠，代价是一笔沉重的赎金；黄河以北的全部地面，从此归于鞑靼统辖。

中国人事后悔恨这笔苦买卖，挑起了战端的再起，结果败得更惨。都城经一场苦围之后陷落，皇帝连同朝廷被掳北去。下一位皇帝自认作鞑靼的藩属；然而以这等条件换来的和平不可能持久。断断续续的战事延续了一百多年，其间南京被劫，朝廷先后退保杭州与温州。及至陆上再无安全之地，那些可怜的逃亡者便到海岛上求庇。鞑靼人整备舟师继续追击；然而他们惯的是马而非船，舟师全军覆没，那垂死的王朝于是又得了一线生机。

此事约在一二二八年。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统领的蒙古人，在西北已所向披靡。中国人急欲复仇，向这一新兴的势力求援——而蒙古人却得了一石二鸟的机会。正如中国的一则寓言所说：「海鸟想吃蚌而不得，反被蚌夹住，终于渔人把两个一齐捉了去。」

金人被逐回满洲；中国人未经盟友首肯，便重占了自己的旧都。然而宋室的中兴，并不在蒙古人的盘算之内。宋人既不肯撤出开封府，又不肯把帝国的北半割让给蒙古，蒙古人遂决意行一场灭绝之战。苦战十五年之后，幼帝与他的辅臣再一次把命运托付给大海。蒙古人比别的鞑靼人运气好，水陆两路皆获全胜；帝室最后的一枝，为避其凶焰而投水自尽（一二八〇年）。

第二十四章元朝，即蒙古朝，公元一二八〇至一三六八年（十帝）

忽必烈汗——中国与欧洲的初次往还——马可·波罗——大运河

中国的部分地面屡屡被外来的征服者蹂躏；但把统辖之权推及全境的，蒙古人是头一个。征服中国是忽必烈的功业；他是成吉思汗之孙，一二六〇年即位，所承继的帝国之广，是亚历山大或恺撒都不曾梦想过的。一二六四年，这位新可汗把朝廷定在北京，随即着手削平诸省。诸省既已疲敝，又不相统属，这桩差事并不难办，虽然费了十五年才告完成。单是雄心，本已足以构成征服的动机；但激起他敌意的还有背信之事——尤其是他遣去通告即位的使臣被杀。孔子说过：「民无信不立。」

由于并吞了中国，忽必烈的版图纵然不比祖父更辽阔，却更为富庶；而他宫廷的煊赫，则把成吉思汗的完全盖过了。

古代的罗马人不知有中国；中古的罗马后裔，却因蒙古的征服而得见中国。一二六一年，两位威尼斯商人尼可罗与马窦·波罗辗转到了布哈拉，又自那里随一个自印度来的使团，前往忽必烈在上都的行在——其地近于北京。他们是这位大汗生平所见的头一批白人；他似乎立刻便看出，这些人纵不是更优越的种族，至少在文教上比自己的百姓更为进步；因此他除了托他们带信给教皇之外，还委以一项使命：带一百个欧洲人来，教蒙古人西方的艺术与学问。

一二七五年他们回到北京，没有带来别的欧洲人，却带来了尼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他们所受的礼遇比初次更隆重，那年轻人还被授以君主麾下若干信任之职。居留十七年之后，三位波罗获准随行护送一位前往波斯宫廷的蒙古公主。在波斯，他们听说了那位显赫恩主的死讯，遂不复回中国，掉头西归，一二九五年抵达威尼斯。

后来马可·波罗被热那亚人俘获，在狱中口授了他那部奇书。起初人们把它当作传奇看待，还给作者取了个绰号叫「百万先生」；然而其大体的翔实，如今已被充分证明。

那部书最要紧的效果，是点燃了另一个意大利人的想象，引得他向西行舟，去寻一条通往黄金国的捷径。人世间诸事暗相牵连，何其奇妙！要说明美洲的发现，竟非请出蒙古人忽必烈不可！同一个故事还燃起了柯尔律治的幻想，成就了下面这一段精妙的残篇；他说这段诗是在夜间的幻象中得来的：

「上都之地，忽必烈汗

敕造一座堂皇的逸乐之宫：

那里有阿尔佛，圣河，奔流

穿过人所不能测量的洞穴，

直下那不见天日的海。」

——《忽必烈汗》

还有一个意大利人也当一提，因为他在忽必烈的宫廷里留下了几分影响。这便是孟高维诺，教皇所遣的传教士；然而他的教堂、他的学校、他的修院，所余的痕迹并不比他的前辈景教徒更多。

忽必烈的荣光并不长久。北方那些强悍的部族，被这份丰厚家业里的安逸与奢华消磨了筋骨。「迦普亚俘虏了汉尼拔。」开国者之后有九位子孙相继，无一显出精力或治国之才。

他们势力的退潮比涨起时更为突然。此朝的末代顺帝，避开中国人日益高涨的义愤之潮，退到长城以北；于是元朝在九十年的统治之后——若自成吉思汗崛起算起，则是二百年起伏不定的宰制之后——不得善终而亡。

那条壮丽的水道，大运河，至今仍是蒙古统治不朽的丰碑。作为一条「输粮之肠」，它是维持那些镇压百姓的军队所必需的；而蒙古人不过是把别的朝代已经动手的工程完成罢了。关于它的实地见闻，本书第一部（第三十一页）已有记述。这里只须补一句：运河的兴修，和长城的兴修一样，是它们的营造者垮台的一大缘由。徭役的强派与赋税的加重，生出了怨望；叛乱四起，而蒙古人已经过于文弱，无力采取有力的举措去弹压了。

第二十五章明朝，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十六帝）

开国之君出身寒微——南京与北京先后为都——欧洲船舶初临——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商人——传教士东来——明室末帝的悲剧收场

汉家开国之主的出身已算卑微，史称「布衣」，即身着土布的农夫；明朝开基之人的门第，却比他更幽暗。朱元璋原是佛寺里的沙弥或杂役，自觉受命于天，要把百姓从压迫之下解救出来。起初人们只当他是众多盗魁中的一个；后来群雄俯首听其号令，百姓也甘受其庇护。他既据有南京——那是一座名迹累累、形势天成的城池——便毅然揭出自己的志向。血战与权谋二十年之后，他终于把长城横亘在自己与北撤的蒙古人之间。他以此战功自豪，取年号曰「洪武」，意为大武；又择「明」字为国号，取其光明之义。

洪武留其子燕王于北京，以镇抚鞑靼，自己则在旧都度过在位的余年，随后把帝位传给了皇孙。燕王身为幼主之叔，觉得父皇的选择是对自己的轻慢，遂起兵攻下南京。有人以一具焦尸示之，称即幼帝的遗骸，他便下令按礼安葬，随即自居大位，取年号曰「永乐」，意为永久之乐。他又迁都北京，五百年来国都遂定于此。《永乐大典》网罗中国载籍，浩瀚得自成一座书库，至今仍是他奖掖文事的丰碑。

明代史上一段惨痛的插曲，是下一位皇帝为蒙古人所俘，然而蒙古人终究未能攻下北京。另立一位新君，比赎回一位俘虏容易得多。其弟既已即位，鞑靼人便把俘虏送还，指望兄弟阋墙以削弱敌国。他退居私邸，似已放弃帝位之求；但其弟死后，他又一次登上了宝座。这真是一个绝好的传奇题材！

一位罗马人说不列颠「几乎与整个世界隔绝」，因为陆路不通。中国久与西方世界隔绝，则因海路不通。一四九八年，迪亚士与达·伽马打开了通往印度的航路；一五一一年，头一批葡萄牙船只出现在广州。起初他们颇受优待，于是来者愈众。他们船炮之盛，足以引起猜疑；他们横暴之举，更激起怨恨。两种缘由交织，遂有屠戮外商之事；驻北京的使臣一流人物安德拉德也被下狱斩首。除澳门之外，各处商馆一概裁撤；葡萄牙人在澳门以按年纳租取得了立足之地。

葡萄牙人之后来的是西班牙人。他们似乎满足于菲律宾群岛，不愿与葡萄牙人启衅。中国人本不足使他们畏惧：凭兵器之利，他们尽可夺取沿海若干地方，只是不能像征服墨西哥人和秘鲁人那样轻易征服这个帝国罢了。或许他们也受制于那把西半球划归两个伊比利亚强国的同一权威。后来华人在马尼拉日益众多，西班牙人便大加屠戮，毫无怜悯，仿佛是替同族的血债复仇，又像是从中国的做法里得了启示。

一六二二年，荷兰人图谋与中国通商，所请被拒——其中无疑有葡萄牙人的暗中作梗——于是袭取澎湖，后又据有台湾，最终被中国海上豪强郑成功逐走。

孟高维诺在北京所建的教会，随蒙古的覆亡而湮灭。葡萄牙商人不赞成传教，以为传教会约束他们的放荡，又会把知识带来的力量授予中国。加以明朝政策褊狭，把大门对外来教门关得严严的。然而，隔了半个世纪才有人认真尝试把福音传入中国，这仍是一桩怪事。一五五二年，「印度使徒」圣方济各·沙勿略抵达澳门。他和他的耶稣会同人，间接可算是新教改革的果实——这个修会的建立，原是为了维护并扩张罗马教廷的权势。在印度、马六甲海峡与日本获得惊人的成功之后，沙勿略出现在中国海面，却不得登岸。他病殁于上川岛，临终呼道：「磐石啊磐石，你何时才开？」

一五八〇年东来的利玛窦要顺利些；然而他费了二十年不懈的努力，才叩开北京的门户。他谨慎周至，不肯开罪于人，举止又温文有礼；而他的科学终于成了那把万能钥匙。眷顾他这项教务的名流之中，有上海的徐光启，利玛窦为他施洗，教名保禄。他不但助利玛窦译出欧几里得，使一个连几何初步都茫然的民族得窥门径；当朝议要驱逐传教士时，他还挺身为之辩护。他那道奏疏，是为基督教申辩的最好文献之一。中国奉教之人中，再没有比徐保禄和他的女儿甘第大更光辉的名字了。

明朝享国之久，比起在它之前的大多数帝室并不逊色；然而远在第三个百年过半之前，衰象已现。在朝鲜，它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所得的体面，还胜过三个世纪之后在同一地方与同一对手开战的那个王朝。在东北，明朝尚能把满洲人挡在关外，虽不时有小股侵扰；但一种心腹之疾正在耗蚀国脉，催促它的末日。叛乱四起，两个觊觎大位的人各据数省：一个使四川人烟断绝，一个蹂躏山西并进逼北京。明朝末帝崇祯自知大势尽去，先刺其女，以为父爱的最后证明，然后在御苑的煤山上自缢（一六四三年）。

第二十六章大清朝，公元一六四四年起

满洲人受邀助平乱局，却把自家亲王扶上宝座——叛将吴三桂——顺治与康熙两朝——基督教的传播——罗马教廷的一次失策——雍正之后是乾隆，乾隆不愿在位久过其祖而禅让——变革的时代

满洲人预备南下中国，已有数代之久。他们始终不忘：这个帝国的半壁江山，曾在其先世金国鞑靼人的手中；几番收复故业不成之后，他们便定居盛京，静候时机。时机随明朝的覆亡而至。

吴三桂本是中国将领，职在防遏满洲；他却大开长城的关门，招其入援，以驱逐得手的流寇。他一家在京师陷落时被杀，他渴望复仇，无疑也怀着开创一朝的指望。满洲人应允了他的条件，合兵进逼北京。流寇之首自知守不住这座城，焚毁宫室而退，帝号只享了十天。

吴将军愿出资遣散这些雇来的援兵，请他们退回关外。他们笑他天真，冷冷地答道：该退的是他，不然就来为他们效力。这正是驴与鹿的旧话：驴背上驮了一个人，轻易把鹿逐出了自己的草场；可那人却一直坐在鞍上不肯下来。吴三桂不得不屈从，遂以其兵力把本国百姓压伏于世仇之下。他受封王爵，又得当朝的庇护，故而逃过了史家本应加于他的骂名。他叛了自己的国家，也叛了新的主子，最后死在一场徒劳的翻覆之举里。

新朝始于顺治，即位时是个六岁的孩童，由其叔父摄政王多尔衮辅政——满人称他为阿玛王。这位伟人才具卓越，忠勤任事，其办理之得体，无愧于摄政的典范周公。他的差事并不轻省：既要压平相争的党派，又要抚辑敌对的民众，还得攻取许多不肯归顺的城池。七年之间，他完成了对十八省的征服，所到之处一律强令剃发留辫，以为归顺的标记。无数中国人因不肯舍弃那一头光泽的头发而丢了脑袋；然而征服迅速，据有稳固。

满洲人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遇的帝国已被内乱耗尽，而他们又是以解救者的姿态到来。倾覆明朝的恶名并不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在盛京时已研习「内地」的语言文字，前代征服的历史又摆在眼前，可为借鉴，亦可为警戒。

他们确比前人高明，无论金人还是蒙古人；而且，纵有种种过失，他们给中国的治理，仍胜过本国任何一个朝代。

顺治（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二年）二十四岁便下了舞台，把帝位留给儿子康熙（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三年）——此人成了这个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在位六十一年间，康熙使广土众民秩序井然，厘革吏治的积弊，并兼顾满汉两族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汉语最完备的一部字典，冠的正是这位鞑靼君主康熙的名号。

康熙在域外的声名，多半得力于受他眷顾的博学传教士，虽然他对教士其人与其教门之间分得很清。这教门早被在他冲龄时执掌大权的辅政大臣列为禁教，其禁令从未撤销；各省的迫害照旧进行，皇帝丝毫不加干预。饶是如此，他对传教士的眷顾，对基督教在其境内的处境仍不无影响。教势日进，到他晚年已有教徒三十余万。临近末年，他又明白斥责这外来的信仰，下令驱逐传教之人，只留下钦天监所需的少数几位。

利玛窦留下的好印象，经汤若望与南怀仁而益深。前者在顺治朝厘定历法，得任钦天监之长；他还铸造过火炮，助满洲人成其征服。后者为康熙做了同样的两件事，也居同样的高位。汤若望用他的影响力在北京促成了两所教堂的兴建；南怀仁则用他的影响力把信仰推向各省。教会本或可大获全胜，若非自家阵营里起了争端。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教士进入这片教区，指斥前辈容忍异教之礼、沿用异教称神之名。经过长久的争辩与彼此抵牾的裁定，最后的判决不利于耶稣会。在这一裁断上，罗马教廷似乎并未受无谬之智慧的指引。

耶稣会士曾就此请教康熙，康熙断言：中国人所谓「天」与「上帝」，指的是宇宙的主宰；祭孔与祭祖并非偶像崇拜，而是国家或家族的典礼。教皇既判其说为非，便铸成一个大错：疏远了一位伟大的君主——本来以宽大的方针，是可以把他争取过来的。禁止祭祖——这件事本身比敬礼圣徒还更少可议之处——其结果是使家家户户都武装起来，去对付一个要颠覆他们家庭祭坛的信仰。废黜「上帝」之名（多数新教传教士是接受这个名号的），而代之以「天主」，不能不深深刺伤虔敬之人最好的情感。「天主」二字纵非新造，也是凭教皇的敕令被赋予了一种人为的分量，等于「万有之主」；而在此之前，它不过列于诸分职神祇名目之首，与地主、海主之属并称而已。

那么，基督教在两个世纪里一直是被禁之教，又有什么可怪的呢！因教廷一失而丢掉的地步，它再也不曾收回。新教徒接受「天」与「上帝」之名，若再辅以某种形式的敬祖之礼，或许能于挽回时局稍有补益。

康熙之后是其子雍正（一七二二至一七三六年），继雍正者为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乾隆一朝，本朝的赫奕达于极盛。乾隆时，土耳其斯坦并入版图；西藏的大喇嘛也被列为藩属，但他从不奉中国的法令，无疑自以为所受的宗教尊崇已足相抵。此后疆土无所增益，亦无所丧失——若不计割台湾与日本、割香港与英国的话。至于各海口让与他国者，则视为一时的租借。

在位六十年之盛，乾隆禅位于第五子嘉庆，理由颇为离奇：他不愿在位久过他的祖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崇高之举。他们何不再立一法，规定谁也不得比自己的父亲更长寿呢？

至于嘉庆，在位二十四年，其为人可以「昏庸荒纵」四字概之。

以下的四朝落入了新力量的影响之中。它们属于变革的时代，宜留待第三部再说。

第二十七章中国的开放——一出五幕剧——历史中的上帝

楔子——第一幕，鸦片战争——（附：太平天国之乱）——第二幕，「亚罗」号战争——第三幕，中法之战——第四幕，中日之战——第五幕，庚子之役

楔子

倘若有人要举出上个世纪亚洲最重大的三件事，他指出印度帝国的扩张与日本的更新，是丝毫不会迟疑的。可是第三件该往哪里去找呢？也许有人会想到土耳其、波斯或俄属亚洲的某场动荡。但依我看来，唯有中国的历史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庞然大国向无所限制的中外往来敞开门户，并非由内部渐渐演化而成——它是极东之地的守旧与西方世界的进取精神一连串碰撞的结果。

每一次碰撞都以一场战争告终，随之涌起一片朝生暮死的文字；治史者置身其中极易迷路，纵有上古长寿之人的寿数，也读它不尽。因此我想：若把每一场战争连同其起因与后果，给读者摆出一个简要的轮廓，当是一件有益的事。这不但可使他们对种种误导之说有所提防，也等于给了他们一部中国近世对外交涉史的纲目。

过去七十年间，中华帝国与外国交兵不下五次；每一次之后，她的方针都有或大或小的改易。我打算把这五次冲突依次道来——至于那些起落如海潮的内乱，则暂且不论——并请读者把这片「花之国土」想作一座舞台：在今日尚存之人的记忆里，台上演过一出五幕的悲剧。剧名是《中国的开放》；第一幕便是所谓鸦片战争（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

一八三九年以前，这个中国人自豪地称为「中央之国」的国度，人口几乎抵得上欧洲与美洲之和，却对中外往来密封不透，只留下一处例外，即广州的十三行商馆。

中国有一部流传甚广的书，名叫《聊斋志异》，书中寥寥数笔便把这情形画了出来。头一篇说的是一个行旅之人在山中遇见一位老者，身着前朝衣冠；他一家避入山中，躲的是帝室倾覆前的那场无政府之祸。这老人连满洲征服者入主之事都不曾听说；他虽渴慕外间的消息，却倏然不见，也不曾留下半点线索，指明他藏身的那个「睡谷」在哪里。作者的用意，无疑是对中国的与世隔绝作一番从容的讽刺：这个国家对外部世界别无所求，只求人家别来打扰。

另一篇却不是讽刺，而是一个警示——或许还是一个不自觉的预言——题曰《红毛毡》。「红毛」是对欧洲人的俗称，与自称「黑发之族」的中国人相对。文中说：前朝时有一艘船自不知何国而来，船上的人愿通商贸易。所请被拒；但他们又求准许在岸上晒货，说所需之地不过一毡之大，这个请求便痛快地答应了。毡子铺开，货物曝于日下；随后他们提起毡的四角一扯，那毡竟展开到数亩之广。于是一大队武装之人立于其上，四面出击，把那地方占了去。这张能伸能缩的毡子，令人想起狄多的那张牛皮——它所围的地面，足够立起一座迦太基。

第一幕　鸦片战争，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

一六四四年开始其征服之业的鞑靼人，对另一些已在印度立足的外国人天然存着戒心——在印度，与他们同种的莫卧儿大帝还保着名义上的统治。中国历代皇帝曾准外人开设的商馆，北至宁波，此时一概封闭，只留下一个接触之点，即上文所说广州的十三行商馆；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小块地方，也足够铺开一张「魔毡」了。

当时的对外贸易，比起今日惊人的规模来微不足道。它主要操在英国人手里，如今依旧；其中不小的一宗，是来自印度罂粟田的鸦片。这味药物虽在明令禁止之列，却几乎不加掩饰地偷运进每一处海湾水汊。吸食鸦片这一恶习的传入，英国人本无与焉；然而他们懂得把它变作财源。

道光皇帝据说是因为一位皇子做了这诱人之毒的牺牲品，遂决意不惜一切，制止这桩败坏民生的买卖。福州人林则徐奉调离开武昌总督之任，移镇广州，并授以全权，以执行这道谕旨。要明白他如何着手奉行主上的意旨，须记得当时中国还谈不上有什么外交往来：她自以为对外国所处的，除去宗主对藩属之外，没有别的关系。她的官员不屑与任何外国商务总监直接交接——递禀与下令，都经由行商，即那十三家买得了对外贸易专利的本地商号。

一八三四年，律劳卑勋爵受任为驻华商务总监，职位卑微。他于是年七月十五日抵达澳门，用一封致知府的信通报自己的任命，那信交到广州城门守将手中转递——那道城门，是外国人不许通过的关卡。信由行商退回，除了封皮上一行字之外，别无答复；那行字告知这位「夷目」（领事），此件所以「掷还」，是因为面上没有写「禀」字，而「禀」字的意思是卑下的呈请。

这是中国之苦难的开端，也是可怜的律劳卑之苦难的开端：他既不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官员通问，便退居葡萄牙人的澳门，郁郁而死。美国名臣约翰·昆西·亚当斯后来论及随之而起的战争，断言其起因不在鸦片，而在一个「禀」字——即中国一方倨傲自大的成见。

这些屈辱所激起的冲突已无可压抑，一八三九年终因新任钦差大臣之举而骤然爆发：他要把鸦片的买卖一举禁绝。他到任不久的一天早晨，广州的外国人——他们为自身安全起见，夜间照例是被锁在里面的——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被兵丁团团围住，并受到警告：若不交出停泊在港外趸船上的那批可恶之物，便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戮。

正当他们商议对策之际，新任商务总监义律上尉自澳门赶来，慨然坚持要与同胞共受拘禁。他把商人们召集起来，要他们把鸦片交给他，以女王之名充作赎回她臣民性命的代价，并向他们保证：女王陛下的政府自会设法给予相当的赔偿。两万箱鸦片交给了钦差大臣（他用石灰在大池中把烟土销毁），被囚之人遂获释放。

钦差大臣一厢情愿地以为此事就此了结，且自庆得手之易：若派兵船去攻走私者的武装船只，断不会这样轻省。他绝想不到，自己点着的是一根慢燃的火绳，日后要炸开他自家堡垒的墙垣，把宝座也置于「夷人」的股掌之间。

一支劲旅被派往中国，一则索取赔偿——王室的荣誉已为之作了担保——再则惩罚中国人：他们要禁绝一桩犯禁的买卖，用的却是杀人越货的手段。骄傲的广州城出赎金六百万元，免了一场炮轰；沿海的岛屿与口岸北至扬子江一带，均为英军所据；古都南京之所以未落入他们手中，只因为接受了璞鼎查爵士认为该当加诸中国的那些议和条件。

在一个征服者而言，那些条件出奇地宽和——当时他并不受别国利益的牵制，尽可以取整个帝国的。除赔偿被毁的烟土之外，条件是开五口通商，并把香港割与英国；香港当日不过是渔民与海盗栖身的一座石岛，今日却自称吨位之多冠于世界各口岸之上。请注意：其中对于开放广袤的内地，只字未提；对于鸦片贸易的弛禁，或对于容教，也无一字提及。

有人指责说，这场担着难闻名声的战争，其目的是逼中国屈从一桩不道德的买卖之继续——上面所说，便是对这一指责的回答。走私贸易将照旧无阻地进行，这一点有利害关系的人无疑早已料到、也早已算了进去；但在道义上可以断言：中国人若懂得怎样对付它，本可以不必再招来一发炮弹，便卸去这个梦魇。

第一幕到一八四二年落幕；在这一幕里，我不妨自承有一点私人的干系：我之所以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中国这片传教之地，正是由于鸦片战争中英国大炮的轰鸣。

中国并未开放；只是五道门违着她的心愿被推开了一条缝。这是她该谢谢皇帝与总督的骄矜与无知的：正是这骄矜与无知，使他们铸成大错，把英国商人当作巡捕对付扒手一般来对付。她有史以来第一次晓得：世上还有一些国家，是她必须以平等的地位与之交接的。

璞鼎查不肯多所索取，宁把这场战争的全部后果留给时间去展开，这一份节制与忍耐，比之培理准将一八五四年对付日本的老练手段，当可并论而无愧。人们也不妨一问：日本若不曾看见她庞大的邻邦向强力低头，会那样爽快地就范么？

鸦片战争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帝国各处叛乱的爆发。鞑靼人的威望扫地。他们向来被认作不可战胜，如今竟败在区区一小撮外国人手里。这岂不是天庭已收回其天命的确证？既然如此，从他们衰弱的手中夺过权柄、把中国种族解放出来，岂非也做得到？

私家的野心因此而炽，又抬出爱国之义，以驱使众人同仇。三股势力登场：南方的太平军、沿海的「红毛」、北方的捻匪。后两者不值一提；头一支却在历史上给自己挣得了一席之地，纵使其事迹不像实际那样富于传奇，也是不容抹煞的。这里正好插入下面这段关于太平天国之乱的记述。

太平天国之乱

一八四七年，有个受过良好教育、举止讨喜的青年，名叫洪秀全，到广州美国浸信会的教堂求见，说他见过他们的圣书，愿受教诲。他从罗孝全牧师处受了教导，并正式列名为慕道之人。洪秀全未受洗礼的圣仪，也不曾向他的教师透露心迹，便回到花县家中，着手传布他的新教义。他的才干与热忱赢得了信从者，他把这些人组成一个会社，名曰「上帝会」。迫害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团体，出于种种不同的动机，成千上万的人被吸引过去。

由于没有近世的样板可循，他的信徒仿效初期教会，指望并且真的得了「属灵的恩赐」。这类表现，我们该称之为癔症、催眠，还是伪饰呢？他们的狂热是会传染的，尤其在他们逃入广西山中之后。洪秀全在那里毅然举起叛旗，宣称自己受了神命，要把帝位归还中国种族，把百姓从偶像崇拜的咒诅中拯救出来。在这双重的圣战中，有一个姓杨的得力相助；此人具备一个成功的神使所需的一切品质。杨秀清精明而会算计，能随心所欲地发作僵厥，发作之时口中所出的话，便被当作圣灵的言语。

他们要建立的新朝，称作「太平天国」，意即天之国与太平之治。洪为天王，臣下呼之曰「万岁」；杨以东王而居首辅，受呼「九千岁」，即万岁的十分之九。他是与天庭通消息的媒介；一切较大的举动，都出于上帝——至高主宰的命令。

有一回，杨秀清入于恍惚之境，宣称上帝不悦天王所为，要他袒背受杖。天王顺从了；究竟出于轻信还是出于权术，就不易说了；然而信众的信仰，似乎因此更坚而非动摇。杨也不曾趁天王受辱之机篡其位，或把他当作傀儡摆布。

又经由杨秀清降下旨意：他们该离开山中的堡垒，直取南京——蒙古人被逐时，南京曾定为国都；满洲人覆亡之后，它注定还要享同样的尊荣。这一方略之大胆，可谓无前例可比，而他们立刻见诸实行。他们下到湖南的平原，如山洪暴发，所过之处无不披靡，随即向一千五百英里外的中枢重镇进军。到汉口而临「大江」，他们劫掠了武昌、汉阳、汉口三座富庶的城市，把船只尽行收取，便顺流而下，对此行的结局毫不疑虑。

南京虽号称城垣坚不可拔，又有满洲驻防兵二万五千，仍被强攻而下。这些人必是以绝望之勇死战的，因为他们深知等着自己的是什么下场。无一得免，无人生还以道其事——这是一八五三年的事。太平军在那里守了十年；可以有把握地说：若没有外国传教士的相助，他们是决不会被逐出的。

他们事业的第二部分——把满洲人逐出北京——以失败告终。一支劲旅取道大运河北上。起初他们大获成功，无论城镇都挡不住其推进，情形颇似拿破仑之入俄。入冬时节，他们遇上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所统的大军；随后又来了更可畏的两位大将——正月与二月。既不能前进，他们便扎营过冬，又犯了一个错误：把兵力分驻两城，遂被围困，各个歼灭。

其时世人的目光都转向南京。兵船被派去查看；随「赫尔墨斯」号同行的领事密迪乐作了一份充满同情的报告；然而太平军北伐的失败，使各国不敢正式承认太平天国的政权。

传教士则为他们自称信奉基督而心动。我自己也在其列，曾试图前往，未能如愿。既劝不动船夫冲过封锁，我便回家，提起笔来为他们辩护。我的几封信颇受欢迎，却未能阻止美国人华尔和英军戈登上校这一类武人把他们的剑投进天平的另一端。

两位守安息日的教友听说叛军以星期六为休息之日，赶忙动身前去，要坚固他们守此古制。到了一处哨卡，他们得知这看似与自家规矩相合之处，原是推算上的一个错误，便不再前行了。

真正深入到叛军大本营的传教士，是罗孝全牧师，即那位叛军领袖最初的教师。天王遣人致意，请他到天京去。他住的时候不长。他发现自己旧日的门徒已换了一种新的洗礼法：既非点水，也非浸礼，而是用蘸了温水的手巾擦洗心窝！谁说中国人没有独创之才呢？罗孝全的争执，大概比一桩仪式更深一层。天王口称新约的教义，行事却仿照旧约的成例——杀人之狠如大卫，充实后宫之多如所罗门。就这两桩中的任何一桩进谏，都必招危险；据说罗孝全的性命确曾受到威胁。

太平军所用的名号有些古怪。如上文所说，首辅号称「九千岁」；其余诸王只好以七千岁、六千岁自安——即「万寿无疆」的十分之七、十分之六。基督是「天兄」；天王自称「耶稣基督之弟」。这些称呼原不过令人一笑；可是当他把他的谋士杨秀清称作「圣灵」时，人便像古时的希伯来人那样，只想掩住自己的耳朵了。太平军的败德与他们对神圣之事的戏仿，使基督教世界骇然；戈登无疑觉得，剿灭这一伙亵渎者与无赖，是在为上帝效劳。

戈登的胜利给李鸿章挣来了伯爵之封；中国人却不曾像追赠华尔那样追赠戈登以哀荣——华尔有庙，且被列入这个帝国的神祇之中。

太平军通称「长毛」，因为他们不肯剃发留辫，视之为屈服的标记。他们在南京以所谓「旨准」刊行了一部圣经。有一个时候，额尔金勋爵因厌恶北京政府的行径，曾提议与南京的朝廷讲和。法国公使不肯合作，一半是因为叛军不曾留意分别天主教堂里的圣像与异教庙宇里的偶像，主要却是出于对新教势力得势的反感，兼有失去保教之权所带来的势力之虞。倘若列强当日合力扶太平以抗满洲，中国的前途将何等不同！

第二幕　「亚罗」号战争，一八五七至一八六〇年

在这世界大舞台上演的这出大戏，其第二幕的由头是一艘名叫「亚罗」号的船；它和前一次冲突中的鸦片一样，只是机缘，而不是原因。原因仍旧是中国一方的骄傲与无知，虽然英国人也不能全然开脱：他们的旗帜受了损伤，他们要保护它。十五年获利丰厚的通商已经过去——在这十五年里，中国是双重的得利者：除了那些价值较次的货物之外，还得了见识与经验——不料两广总督叶名琛以海盗为名，扣了「亚罗」号划艇。此船虽为华人所有，却在香港注册，悬英国旗。总督若把它交英国法庭审理，对犯法之人无疑会秉公论处，两国也不致失和；然而这位总督既倨傲又躁急，不肯承认英国政府对他的举动有置喙之权。不幸的是（也可说是幸而），英国在广州的利益操在领事巴夏礼手中，即后来那位威名远播、出使北京与东京的全权大臣哈里·巴夏礼爵士。

香港总督是包令爵士，兼管英国在这个帝国的利益。他是位有才情的诗人，又是世界和平的热心鼓吹者；若人力办得到，他本是可以指望把战神的猎犬牢牢系住的人。然而他也做过广州领事，凭经验深知：在那片泥淖里，再好的用心也容易陷没。

巴夏礼——我后来认识他时，他已是英国驻北京公使——是荣誉的化身，其正直不让世间任何人。可是他虽方正，却同叶名琛一样，性子急躁而不肯退让。总督拒绝了他交还「亚罗」号及其船员的要求，他便以狮爪之重相威胁。总督惊而不惧，把人犯锁械送到领事馆，而不送回原船；也不肯赐下一句客气话或道歉。巴夏礼火气太盛，容不得这种轻慢的失礼，又把人退了回去，像一只足球被彼此踢来踢去；总督愤怒之极，竟不经审讯便下令把他们斩首。

这真是一个戈耳狄俄斯之结，非刀剑不能解。战争一如前次，是由一位总督的轻率挑起的。爱好和平的香港总督不愿把这份对国家的侮辱咽下去；龙座上的那一位也不屑过问，他看待这局面的超然，正如色诺芬所说的波斯王看待小居鲁士的备战一般：只当他不过是要和邻近的一个总督了结私怨罢了。只要列强被挡在帝国京城之外，中国怎么开放得了？又怎么谈得上一种稳固的均势？

三个月之间，那倨傲的总督成了印度的囚徒，一去不返；他的省城由英军驻守。这一回，准许城池出赎金的旧错没有重犯，否则广州仍会是煽乱阴谋与仇外敌意的温床。巴夏礼懂得这里的百姓，也懂得他们的官长，因此在处置他们的事上，人家听凭他自行其是。总督既已不在，他便向满洲人巡抚柏贵提议：由巡抚代行其职，照常办理省政，一如两国无事。说也奇怪，巡抚竟不推辞。他之所以不辞，是因为他本不赞成总督的方针，又相信英国对当朝及其疆土并无图谋。

中国人翻看本国史书，所见的亚洲征服者总是能占多少土地便占多少；因此他们大为诧异：英国女王竟不以征服之心兴兵，这一点很快就明白了。她的首相巴麦尊勋爵邀法、俄、美三国合作，此举预期对各方都有好处，对中国尤其有益。法国其时在那位雄心勃勃的拿破仑后人治下，趁机派出一支劲旅，意在牵制英国，并为自己在印度支那——或许还在中国本部——腾出手来。她要摆出对华敌对的姿态，便在广西冤杀一名传教士的案子里找到了口实，正如德国在一八九七年借两名传教士之死为占据胶州的由头一样。无怪乎中国人后来对惊动传教士一事变得小心翼翼；只是他们要学会这一课，非有切身的教训不可。

只要强大的盟邦不图开疆拓土，路易·拿破仑便无从取中国一脔；他后来遂用他的军队去扩张法国在安南所据的一个小邦的疆界，奠下了一片领地的基础——这片领地，很可以补偿他们失去印度之憾。美国与俄国既无冤屈可申，谢绝出兵，但答应在道义上支持这一举动，以使各国与中国的邦交置于妥当的基础之上。

一八五八年春，四国代表会于白河口，以一种松散的协同共事，各人仍可自行交涉。我充美国公使列卫廉的译员，得以最好的机会观察幕后的种种，并且不止一次身临战阵。

中立两国先交战两国而至，与直隶总督开议；这样的交涉纵能添上若干续约的条款，旧约却必大体如故。及至另外两位使臣登场，他们坚持总督须有全权大臣的名号与权柄。此议被拒，说是「与皇帝的绝对主权不相容」，他们便攻下炮台，进抵天津；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文凭齐备之人，只是这些人的权限是否真比那位灰头土脸的总督更大，颇可存疑。为维持其自居上国的做派，他们使过一个可怜的小伎俩：在通报任命的文书里，把外国国名写得比「中国」二字低一格。这一暗藏的侮慢被指出后，他们推说是书吏笔误，赔了不是，把文书改正过来。

联军能够自定条款，所求无不遂意；不过，如下文所见，他们所求的还不够。我们其余各国也得了同样的条款，虽不曾放一枪、流一滴血。有一条名为「最惠国条款」（早在一八四四年的条约里就有了），我们有此一条便足够：别人摇树，我们拾果。

又开了四个海口，而订约之地天津竟不在其内。我记得听额尔金勋爵——他的意志是不容违拗的——说过：他不愿把天津开作商埠，因为一旦开放，它便会被用来慑制京师；仿佛「慑制」不正是使一个冥顽的政府踏上进步之路所必需的东西似的。以政治家见称的人，从没有比这更短视的了。他这一失着，导致战端重开，又延续了两年。

次年，各国使臣到河口，要往北京互换批准的约本，却发现炮台已经重修，河道封锁，经天津入京之路被断然拒绝。中国人此举，原算不得背信；但联军觉得大门被当面关上是一种侮辱，遂决意破门而入。他们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可炮艇终究敌不过炮台：有的被击沉，有的搁浅，那一天以惨败告终。美国人虽未参战，却不是漠然的旁观者。听说英国水师提督受伤，他们的司令、勇敢的老达底那穿过弹雨前去慰问，途中艇被打坏，还折了一人。及至有人请他援手，他大声道：「血浓于水！」于是把中立抛在脑后，动手拖曳一队英国驳船上行。他这句话已传遍天下；他这一举动，从外交上看虽不合宜，却使两个同种之邦的情谊更加紧密。

美国公使华若翰见联军受挫，遂决意接受联军所拒绝的一个办法：由中国护送，循陆路前往京师。他所携的条约里，美国已许下承诺：中国与他国有事时，美国当从中斡旋。他不去计较路线与乘具的规定，只觉得自己有责任尽快觐见御座，希望能消弭一场迫在眉睫的大祸。于他，这是一个成就大善之事的机会；于中国，这是躲开一记重击的最后一次机会。无奈中国人因这场意外的胜利而得意忘形，全无接受调停的心思。皇帝坚持他须像藩属的贡使那样跪拜。华若翰说：「告诉他们，我只跪上帝与女子。」这话勇敢而有骑士之风，在一位公使却有失身份，中国人也听不懂。他说完便离开京城，听凭中国自蹈其运。他并非第一个在中国朝廷受到粗暴回绝的使臣。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勋爵因不肯下跪，未得见「龙颜」。在那个年头，英国还没有惩罚这份侮慢的力量；但此事与一八三九年的战争不无干系。到一八五九年，一个存亡系于一发的国家，竟以无礼的傲慢把一位朋友推开，实在令人叹息。

第二年（一八六〇年），两个帝国的联军便到了北京城下。圆明园被付之一炬，以惩其杀害持白旗议和的一行官兵之罪；至今仍是一片难看的废墟。皇帝逃往塞外，客死于彼；宝座与京城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凭一支西方军队处置。一八五〇年咸丰即位时，一位老臣劝他务须「尽复沿海之禁」。他这番尝试，正是他的不幸的一个根源。续增条款在城中签订：中国由是放弃了她那些荒唐的自大之说，抛开了长久的闭关，并因法国的坚请，把整个帝国向基督教的传教事业敞开。此前传教士只凭谕旨获准在五口活动，不得逾越。

这出戏的第二幕至此告终；看客若看不出上帝之手在驾驭列国的争斗与政治家的失着，那他的灵性之眼未免太不济了。

第三幕　中法之战

这出戏的第三幕，帷幕在一八八五年拉开。其时北京已准外人居住，我则主持一所培养交涉人才的学堂。

我正在京郊消夏之所珠洞，忽有总理衙门的差人来召我进城。诸位大臣告诉我：法国人已在福州焚其舰队、夺其船厂。他们说：「这是战争了。我们想知道：按万国公法的规矩，敌国的非战斗之人该如何对待？」我从几部教科书里摘出要点，写成一份简短的说帖——那些书正是我自己为中国政府之用而译的；还没写完，一名书吏便来说：军机处希望尽快拿到，他们要据以拟旨。次日，一道上谕宣告进入战争状态，并向在华的法国人保证：只要他们不参与任何敌对之举，便可安居原处，得到充分的保护。当日的政府履行此诺，堪称光明磊落。内地没有一个传教士受到骚扰；我自己学堂里的两位法国教习，也获准照常授课。

战事并不多。法国人夺取了台湾；两方正预备较量一番，一件看来无足轻重的事却使他们取得了谅解。海关有一艘供给灯塔之需的小轮船被法国人扣去，赫德爵士向法国总理茹费理请求放还。此请立获允准，同时还透出口风：法国乐见有人提议了结这场争端。条款轻易议定，双方恢复了战前的原状。

单就条款而论，两方都无所得，也无所失；然而事实上法国已得了一项实在的胜利：从此她安安稳稳地据有东京——那是中国一向视为藩属、并曾设法保护的一个邦国。

第四幕　中日之战

中国并没有把这番经历所给的教训学彻底；十年之后，这出戏的第四幕，便由她不智地去保护另一个藩属而生。

一八九四年，日本人因中国干预他们在朝鲜的经营而被激怒，毅然拔剑，为自己挣得了列强之一席。战事爆发时我正在日本，有一伙外国人问我对日本的胜算作何看法，我答道：「剑鱼是杀得死鲸鱼的。」

这些岛民不但把中国人逐出朝鲜半岛，而且占领了满洲的一些地方——正是他们昨天才从俄国人手里夺过来的那几处。北京自身也危在旦夕，李鸿章遂奉派赴日求和。中国算是运气：一名日本刺客把一颗子弹射进了她这位使臣的头颅；日皇为这一怯懦之举感到羞耻，遂以从宽的条件许和。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把那颗子弹留在硬脑膜里，直到寿终；他以身为国作牺牲而自豪，又庆幸一颗小小的弹丸压住了两个帝国的炮火。

按约中之款，日本本可保有旅顺与辽东。然而这一安排，与一个早已对满洲富庶各省垂涎的强国的方针势不两立。俄国拉上法、德两国相助，迫使日本退出；不过三年，她自己便占了那几处地方，在日本胸中点起复仇的火，也种下了又一场战争的种子。

原注：日俄战争不在我们此番的纲目之内，因为中国并非参战的一方，虽然这场战争牵动她的利害，甚至关乎她的存亡。此事将于另一章中论及。

中国败于她素所轻视的邻邦，其影响之深，若说不过于一八六〇年受英法之辱，至少也不相上下。她看见采行西法竟使一个东方小民族披上了不可抵御的威力；她最明智的政治家们于是着手，要在这个陈腐的帝国里作一番同样的变革。年轻的皇帝表现得颇为善学，连下一串变法的诏令，使守旧之人惊惶，激起一场反动——这反动便构成了这出大戏的最后一幕。

第五幕　庚子之役

第五幕以皇太后的政变开场，以文明世界的联军攻占北京收场。

与其去叙述事件的经过（哪怕只是个轮廓），不如把注意力引向行动的动因，更为有益。须记得：那位皇帝是皇太后的嗣子。她自己的儿子同治在两宫垂帘之下在位十一年；同治死后，他的母亲便物色人选，以代其位。出于不难推知的动机，她在诸侄之中择了一个三岁的婴孩，予以「光绪」之号，意为光明的继统者。到他年纪够大、可以托付政柄之时，她循着惯例，做了个归政的姿态。然而她又责成这位少年天子每五日一次到她的园中宫室去朝见，伏地叩拜——这就足以证明：她的手始终按在舵上，尽管她容许侄儿摆出掌舵人的样子。她本人素以思想开明著称；那年轻人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又有开明的总督们撑腰，走得比嗣母更远，也就不足为怪。战事结束后不出三年，他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等于把旧日的方针整个翻转过来；在礼部六堂官——他们是一种利未律法的守护者——恳求她救帝国于革命之惨祸以前，她大概对其中任何一项都不曾不以为然。

在她，一声令下便无人不从。总督们都是她提拔的，她知道他们会一个不落地站在她这边。皇帝名义上虽已独断，却并未从孝道的义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义务因是她主动的选择所造成，就更加不容违背。他不大可能作认真的抵抗；即便抵抗，也必定无人支援。她从帘后走出，从他稚嫩的手中夺过权柄，像母亲从半大孩子手里夺下凶器一般。他俯首于不可抗之势，正式交出了他的专断之权，并引咎自责，恳求她「教我如何治国」。这是一八九八年九月的事。

这位不幸的君主被剥夺得一无所余，作为国事之囚幽禁于一座僻静的宫中；人们以为他不久便会得赐一条白练，暗示他让位于更配得上的人。他的性命得以保全，无疑是因为对世界公论的某种顾忌——中国对这公论并非全然无动于衷。他没有直系的后嗣，皇太后遂立端郡王之子为大阿哥，显然是预料到不久将有一个空位待补。端王此前在国政上默默无闻，自那一刻起，却成了反动一党的首领。他自信儿子不日将因皇帝之死而登极，便摆足了「太上皇」的架子。

在这里，父权又成了一个因素；在这位大阿哥之父的短促仕途中，它以最夸张的形态显现出来。在以他为公认首领的那个反动集团的影响之下，重新垂帘的皇太后被说动，几乎把皇帝所行的变法一概废罢。她在谕旨中讥讽道：「岂可因噎而废食！」对西法的嫌恶，滋生出一种掩不住的仇外之心；而恰在此时，列强接连进逼，把这仇恨煽成了烈火。

一八九七年秋，德国索取胶州，名之曰九十九年的租借。次年春，俄国以二十五年租借的名义取得旅顺，作其长铁路的终点。英、法接踵而至：一个「租」了威海卫，一个「租」了广州湾。虽然每一次用的都是「租借」二字，中国人却明白：这转手意味着永久的割让。

于是「瓜分」之说四起、群情鼎沸；在最先遭受掠夺的山东，一个由来已久的好乱会党——义和团——受到怂恿，公然与中国教民、外国人以及包括铁路、电线与各色货物在内的洋货为敌。

直到这些劫掠的队伍开进直隶，公然宣称要一路打到北京，各国公使馆才着手加强卫队。所幸二百零七人的一小支援兵在铁路被毁前数日赶到了北京。

原注：一九〇〇年三月三十日，有一张义和团的揭帖被投入天津伦敦会的教堂，原是顺口的歌谣，这里所引为散文的译本，取自罗伯茨牧师所著《逃生记》（波士顿朝圣者书局）：「我等义和团来到天津，杀尽洋鬼子，保大清朝。上有皇太后向着我们，下有荣禄。裕禄、毓贤的兵（山东、直隶两省的抚台）都是我们的人。天津杀完了，就上北京。大小官员都要来迎我们。谁怕，谁就快些逃命去。」

天津的外国租界当时受义和团威胁，联军水师为保护租界，攻下了大沽口的炮台，进逼这座富庶的通商巨埠。朝廷斥此为战争行为，下令所有外国人于二十四小时内离京。那就等于让他们死在义和团手里。各国公使提出抗议，力图以久拖的交涉避开这道残酷的命令。

六月二十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正前往总理衙门请求展限，在街上被一个身穿兵服的人开枪打死。他的参赞虽也受伤，却把警报传了出来；于是各使馆连同各自的侨民，一齐避入英国使馆，只有樊国梁主教及其教众例外——他们在四十名水兵相助之下，在新落成的大堂里英勇自守。

当晚我们便遭到政府军队的射击；自那时起，我们被严密围困，日夜受致命的攻击达八个星期之久，直到八国旗帜下的联军强攻入城，恰好赶在一场世所未见的大屠杀之前。规模更大的屠杀并非罕见的景象；但在世界历史上，还从不曾见过哪一国政府企图把整个使团一举歼灭——使团的每一成员，都是万国公法所认定不可侵犯的。

原注：狮穴中的呼吁

（此文写于围城结束前四个星期，未能送达外间，今始首次刊布。我如今再写什么，也不及它一半的真切。它像一道闪电，把那情景照了出来。）

「英国使馆，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

「致基督教世界：

「上月十九日，中国因大沽炮台被攻而宣战。自那时起，我们被困于英国使馆及邻近数处，昼夜遭枪炮轰击。守御极其壮烈。约一千名外国人（男女都有），抵挡着这个帝国的兵力。数千名中国教民仰赖我们的保护。使馆附近的城墙由我们的人据守，但中国人正把他们逼退，并驱散我们的前哨。我们这边的死亡极重；若救援不速至，我们必尽亡。我们的男子奋勇作战，我们的妇女表现出崇高的勇气。愿这可怕的牺牲不致虚掷！我们是异教狂热的牺牲品。愿这异教帝国由基督教列强瓜分，愿新的世纪为中国开出一番新的局面！

「中国教民最大的收容之所是天主教大堂，樊国梁主教在四十名水兵相助之下，在那里保护着四五千人。围城之险已抹去了教派与国别的界线，不但使基督徒合为一体，连日本人也与我们结为弟兄。在他们，这场围城是走向基督教的一步。

「（署名）丁韪良博士」

八月十四日，盖斯利将军率所部进入英国使馆。朝廷自知有罪，向西北出奔，把京城再一次留给可恨的外人处置；这出戏的末景，帷幕便就此落下。

在那些多事的星期里有过怎样的英勇之举；柔弱的妇人怎样在坚忍与助人之中升到那境地的高处；国际间的猜忌怎样融入同心为公的一念——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事，我都愿意为人性之光荣而一一道来。

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似乎在牵制我们的敌人、支撑被围者的勇气，我也愿把它记录下来，以归荣耀于至高者；只是篇幅有限，除了大略的道理之外，别的都容不下了。

原注：参看著者所著《北京之围》，纽约弗莱明·雷维尔公司。

我们获救的次日，在一个到会甚众的感恩礼拜上，明恩溥博士举出了十件事例——我们多半人都以为，他尽可以举出十乘十件——在这些事上，上帝的护理曾为我们出手干预。

古代一位批评家有言：非有须借超人之力方能解开的关节，不得让神明登场。在这段叙述之中，我们所遇的这类关节又何其多！这一切苦难的结局，给了我们一部何等的神义论！我们终于看见：一个政府省悟了从前那套方针之愚——正是那套方针招来了一场接一场的灾难性战争。我们看见传教士与中国教民在帝国全境之内大致得到了妥善的保护。我们还看见一场全国性的教育改革运动；这运动连同基督的福音，有望给那个古老的民族注入新的生命。

下面这件事，可以见出朝廷回銮前那段空位时期我们所处的惶惑之境。

我一面等着机会把我那「列车」（即大学堂）重新推上轨道，一面在珠洞——我惯常的退居之地——度过一九〇一年的夏天；那地方在一座千余英尺高的山顶上，可以俯瞰京城。一天傍晚，我的书手和仆人喊道：「义和团来了！快躲到石头里去，他们就要到了！」我答道：「我不躲。」随即取过步枪，架在一堵可以控扼来路的墙上。不一会儿，他们出现在百码之外，挥着火把，像一群魔鬼般号叫。幸而我留着火没有发，只等他们再近些；因为他们到了那里便离了山路，跑上另一座山头，在那上面挥舞火把，狂呼乱嚷如疯人一般。那一夜我们平安无事。次日早晨，我把这事报告给英国代办欧格讷先生——他住在山脚下的一座大庙里。他说：「那不是义和团，是我们派出去寻一个走失的学生的一队人。」

附记

如今流行把义和团之乱说得轻描淡写，回避一个事实：那场导致北京第二次陷落、朝廷出奔的运动，是一场严重的战争。南方的总督们出面维持南方的秩序，战事因而多少局限于一隅，正如日俄战争一样。甚至有人说，联军以为自己是来援救一个无力自保、正竭尽全力保护外国人的政府。不论这是否外交上撒出的迷眼之沙，那都是一种虚构。

皇太后灭绝洋人之心何等之狠，从她那道下令屠戮外国人及其信从者的谕旨便可推知——南方诸大吏拒不奉行这道野蛮的诏令。从四位大臣因谏阻不可把帝国的命运与义和团一党绑在一起而被立斩，也可作同样的推断。中国理当为这些骇人的野蛮之举跪地忏悔。在太原府，四十五名传教士被巡抚杀害；在保定府，被害者十六人。这样的暴行，只有在半开化的民族之中才可能发生。

第二十八章日俄战争

俄国的侵吞图谋——朝鲜的利益冲突——战端开启——最初几战——封锁——俄国舰队的溃散——辽阳之战——旅顺陷落——奉天之战——大舰队——对马海战——朴次茅斯和约——对中国的影响

对中国人而言，回顾这五场战争，已几乎不留余地供他们发那些煊赫的大话——而那些大话，原是他们赖以呼吸的命脉。

被西方列强打败，又被东方新兴之国打败；都城在有了四十年设防机会之后第二次陷落；出亡的朝廷第二次被召回，在人家的宽容之下、在「安分守己」的条件下继续临御——除了国祚之古远与生齿之众多，他们还剩下什么可夸耀的呢？举国茫然瘫痪，大多数人陷入一种阴郁的听天由命，与绝望相去无几。

诚然也有少数人，在事情尚未坏到极处之前，便已看出中国的祸患出于愚昧，而非出于天命。无知的守旧使她孱弱；奋发的变法或可使她强盛。然而要把少数人的感觉变成多数人的信念，还须再来一场战争。这一变化，是由一场在他们疆界之内进行、他们却不是交战一方的战争完成的——那不是他们本国戏剧中的一幕，而是一出戏，他们只提供了舞台。这出戏因其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值得在本书中一叙。

要寻其动因，须上溯三百年，回到叶尔马克越过乌拉尔山、使俄国成为一个亚洲强国的时候。征服西伯利亚，并不会以西伯利亚为终点。俄国从中看到了牺牲弱邻以自肥的机会。若非此念，一八五八年她何以索取满洲海滨作为守中立的代价？若非此念，她何以修筑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若非此念，她何以要在渤海湾为这条铁路另觅一个终点？

一八九五年日本占据旅顺与辽东，将了俄国这盘小棋一军；于是她联合法、德，勒令日本退出。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役期间，俄国增兵满洲，以备中国可能瓦解时的种种变局；乱平之后，她迟迟不履行撤兵的承诺，无异于拒绝撤兵。

倘若俄国人把心思只放在满洲，他们或许还能继续盘踞下去；无奈另有一个孱弱之邦，摆在面前如一件诱人的赏物。他们贪婪地盯上了朝鲜，笼络那个穷困的宫廷，取得了在鸭绿江行船、在两岸伐木的特权。此举虽以修筑铁路的需要为辞，却引起了日本人的猜疑与忌恨。他们知道这不止是替木材业寻一个出路。他们知道这预示着朝鲜将沦为藩属，而他们自己将被逐出。十年之前，他们不正是因为在半岛上容不得第二者，才对中国开战的吗？如今又怎能容忍俄国的插足？此中所系，不仅是他们在朝鲜的利益；俄国在那一带每前进一步，以朝鲜为藩属或盟国，都是对日本存亡的威胁。

日本立即提出抗议。俄国一如既往，采取拖延的费边策略；然而她所面对的，是一个自尊心与爱国心都不容轻侮的民族。经过旷日持久的交涉，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提议承认满洲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条件是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为最高。半月有余，沙皇不予答复。他惯于让人等候，把那份文书往衣袋里一揣，便搁置不理，而铁路上每一列车都在把新的军队源源送入满洲。日本人不等正式答复，也不屑于讨论那些意在拖延时日的修改案，听得时辰已到，便扫清甲板，准备开战。

有人责备他们未先正式宣战便启衅端。在骑士的时代，宣战是一桩庄严的典礼。传令官立于边界，宣读或口诵其主上的责词，然后将一支长矛掷过界线，以示挑战。到了后世，所需的不过是一纸正式布告，其用意也只在告知中立各国与交战双方本国的人民。邦交一断，两造便都可自由择取行动的路数。日本是列国中最年轻的一个，自然采用最新式的办法。

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召回公使之后，日本已准备好在两处同时下手。二月八日，瓜生海军少将向停泊仁川的两艘俄国巡洋舰挑战，令其出港交锋，否则便在港内攻击。两舰驶出，打响了这场战争的第一炮，随即或被俘或被毁。同日稍晚，东乡海军大将向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炮，次晨又续攻。事先既无挑战，也无任何知会，这一击收到了完全出其不意的效果。俄国人或因自恃形势稳固，或因轻视敌人，全无准备，还击软弱无力。他们有七艘战列舰，东乡只有六艘；但日本的大舰之后，还有一支数目超过俄方的鱼雷艇队。这些机警的小船建功极大。趁炮击牵制敌人之际，它们潜入港内，击沉两艘战列舰与一艘装甲巡洋舰。俄国其余船只也受重创；而据东乡的报告，日本方面没有一艘船丧失实战之力。

早已装备齐全、专候此役的陆军毫不迟延地展开行动，从陆路切断交通，同时东乡的舰队从海上把每一处出口塞得严严实实。阿列克塞耶夫——他那「总督」的头衔，泄露了俄国对满洲的用意——见有被围之虞，慌忙逃往西伯利亚边境附近的哈尔滨，那是个较为安全的司令部所在。为掩护此行，他不当地借用了红十字会的救护列车。他与库罗帕特金将军在作战方略上意见不合，四月辞去军职，库罗帕特金升补其缺。俄军在辽东半岛数战皆北，开始退却，日军由大山元帅督率追击；围攻要塞之势，一刻不懈。

到七月，日军已夺得外围炮台，并在一座高山顶上架起重炮，得以把炮弹垂直倾泻到港湾腹心。内锚地既已不再安全，俄国海军将领便决意突围前往海参崴，两支舰队会合，或可转取攻势，至少可免于封锁。他们才驶入外洋（八月十日），日军便如旋风般扑来，把他们的船只驱散得四面奔逃。少数几艘退回港内，坐待其毙；两三艘辗转抵达海参崴；两艘避入德国的青岛；两艘驶进上海；还有一艘一直南逃到西贡。

一艘炮舰逃至芝罘避难，其时我正在那里消夏。日本人穷追而至，对中国中立的尊重，并不比他们对朝鲜的尊重更多。他们登上那艘逃船，勒令舰长投降。舰长的回答，是抱住那名日本军官一同投海。二人都被救起；日本人随即在中国水师提督的炮口之下，把那条船拖走了。这件事的大致情形，我是亲眼所见。我还可以补一句：我们离得够近，足以为围城作证；正如海伦·斯特灵的诗句所云：

日里听得炮声隆隆，

夜里看见炮火通明，

虽隔数里，恍惚之间，

竟疑此身正在阵中。

那位中国水师提督觉得龙旗受辱，又怕朝廷追究，立即上折请辞。上头叫他照旧供职；海军大臣为宽解他的无所作为，还添了一句：「你不向日本人开炮，不为过。他们是在替我们打仗——我们对他们无可奈何。」中国的中立，在理论上与在实际上，如此而已。

库罗帕特金一如帕提亚人，「败走之时最为可畏」。日军在那座注定陷落的要塞四周布下了合围之线，他既已断了再度突破的念头，便把兵力布置在辽阳城内外掘壕固守。他的阵地本以地势见强，又用军事工程师所知的一切手段加以增固；然而在一场历时九日的会战中，他仍被逐出。

日军虽不迟疑地围拢他的前哨，却持重不发，非有必胜之算，不肯发动主攻。战事日益胶着，到八月二十四日，炮声沿四十英里的战线轰鸣。俄军统帅两翼被抄，看出非确保北面交通线不可，否则便得受围，遂弃地退守奉天。

此役为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战，投入兵力四十万，日方一如既往占了不小的多数。伤亡之惨，骇人听闻。俄军损失据报为二万二千；日方所失当亦不在其下。然而辽阳一役连同它的种种惨状，不过是更大战场上一场更为顽强的搏斗的序幕。

陆路无望获援，海上又无舰队解围，俄国人以绝望之勇守卫要塞。十年之前，大山元帅麾下的日军几乎是一鼓而下这同一座堡垒。他们从背后取之——中国人以为此举大违兵法，故而疏于陆路防务——第三天早晨便做了那地方的主人。

如今他们所受的款待何等不同！景象何等改观！一道道山岭，如今都以炮台为冠。五万俄国精兵伏在那些炮垒之后，其中许多筑有暗堡，寻常炮弹不能穿透。司令官斯托塞尔将军兼具学识、胆略与阅历，把乃木将军的六七万之众阻于门外达十一个月之久。两军皆有超凡的勇迹，若干要地反复易手三四次之多。

九月，围攻者夺得狼山，以垂射之弹击碎了残余的舰队，随即向守军提出宽大的条件。斯托塞尔将军拒绝了，决意效法温泉关，或许也还相信有获救的可能。然而当他眼见「二〇三高地」落入敌手，明白自己的暗堡不久便要被重炮打成筛子，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开城。这是新年（一九〇五年）的头一天。他的兵力已减至原数之半，其中住院者不下一万四千人。

有人指摘斯托塞尔将军不曾坚守到大舰队到来；可是大舰队即便出现在海面上，又能做什么呢？它断然无法驶入港内，因为除了水雷与浮雷之外，还须冒着东乡舰队的夹击，其覆灭只会来得更快。一位有名望的批评家斥其投降为「可耻」；然而敌人称许他的英勇防守，本国政府也认为他已尽了职守，这岂不是完全的辩白？

原注：写下这段之后，我读到了军事法庭的判词。那判词看来像是要把罪责推到一位勇敢的统帅身上，借以减轻举国的耻辱。

俄军统帅已在奉天另择新营——那是该省的首府，也是满洲王朝的发祥之地。他在那里又一次得以从容掘壕自固。这是因为日本人自信有把握再逼他后撤呢，还是因为他们正忙于补充损耗的行伍？若是后者，俄国人也在做同样的事；不过日本人距其基地近，又全掌制海之权，补充起来比敌人便捷得多。然而尽管条件如此便利，直到冬季迫使战事停顿，他们仍未准备好向他的工事进攻。

十月二日，库罗帕特金发布了一道大言炎炎的告示，对即将到来的会战的结局表示信心——他所倚仗的，无疑是十二月、一月、二月这三位将军。五个月后，即一九〇五年三月八日，他给沙皇拍去两封电报：第一封说「我被包围了」；数小时后的第二封，则带来了「军队已经脱险」这一足以宽慰人心的消息。

日本人不愿领教满洲严冬的酷烈，一直等到春天。其时天气和暖，冰桥犹横于溪流之上。此中调度，不必在此详述。经过十余日连续鏖战，战线长近二百英里，投入兵力不下百万（日方仍居多数），这位俄国大战略家拔营而起，从容而退。他的军队脱了险，却损失了阵亡与负伤者十五万人。日方的损失为五万。

奉天之战是这场新近战争中最大的一役，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役。论战线之长、参战人数之多、伤亡之众，其数字都两倍于滑铁卢。俄军又一次凭高明的战略把溃败化作退却，向西北方撤去。

沙皇厌倦了这种步步倒退的战法，任命林涅维奇将军为总司令；俄国将领中最能干的那一位，就此卸下了盘算「脱险」之法的差事。为败军殿后，向来算得上一个荣誉的位置；然而这一类的荣誉，究竟满足不了一位大将的抱负。

俄国竭尽人力物力，集结起一支庞大的舰队，去解旅顺之围。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一日，它从喀琅施塔得启航，把波罗的海各港弃于不设防之地，所恃者惟德皇的善意中立而已——德皇准其取道自家的运河，尽管明知这支舰队是去与他的一位友邦作战。

舰队一部取道苏伊士，一部绕行好望角——对他们而言，这「好望」二字真成了讥讽。舰只行驶从容，各舰长深信斯托塞尔守得住阵地；不料他们才抵达法国假以方便、择定在马达加斯加附近海面的会合处，便听到旅顺陷落的消息。至于附属于该要塞的舰队全军覆没、北来救援的分舰队被歼，他们此前已经得知。如今听说这把大洋的钥匙已经失落，其沮丧可想而知。几乎就在同时，约伯的最后一名报信者到了，带来更沉重的消息：奉天——那把全省的钥匙——已被一支败军放弃。对一支孤注一掷的援军而言，这真是当头一棒！是回航，还是前进？这在罗热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与他的部属，是一个焦心的问题。救旅顺已经太迟，难道不能去增援海参崴，使它免蹈覆辙吗？旗舰上升起了「全速前进」的信号。

这支堂堂大舰队，螺旋桨为海藻所缠，船底为藤壶所积，迟缓而艰难地横渡印度洋，北指中国海。五月二十七日，它取道朝鲜海峡，一头撞进了一个瞎子也该预见得到的罗网。东乡的舰队在海上来去自如。它若不在那条海峡里，还能在哪里？俄国人却径直前行：

浑不觉那旋风的威势，

正阴沉沉地屏息蛰伏，

只候着它入暮的猎物。

这一战短促而具决定性——据说不到一小时便告结束。东乡的战列舰以逸待劳、船况完好，把炮弹倾泻在这群远来疲敝的过客身上；他的鱼雷艇数目大增，几乎不为人所察觉地穿行于敌舰之间，掷出雷霆，一击而致命。战列舰、巡洋舰连同满船的人一同沉没。俄国旗舰被击坏，海军中将身负重伤，被移入一艘驱逐舰的舱底。没有统帅的信号，全队舰只各自为战、各自奔逃、各自覆灭；一万八千人中，逃脱者一千，被俘者三千。其余那一万四千人呢？

且去问那四面的长风——

它把碎片撒满了海。

那支张扬一时的大舰队成了陈迹；而对马之战——东乡正式命名为「日本海海战」——已与特拉法加、萨拉米斯并列。

这出戏看得久了，未免单调，世人厌倦了，纷纷呼吁和平。交战双方此前对任何此类建议都充耳不闻，此时却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邀请，各派委员议定和约条款。一九〇五年八月，双方会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一番外交上的往复交锋之后，刀剑入鞘。依那份此后已获批准的条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把她在旅顺与辽东的权利转让日本，并把她在满洲的铁路交与日本。双方约定于十八个月内撤出满洲。

日本不得不放弃索取战费赔款的要求，并允俄国保有库页岛之半。两国对条款都不满意，然而都看出，和平胜于重启那充满惨祸与变数的争斗。为递上橄榄枝、为铺平接受它的道路，罗斯福总统当受人类的感谢。

原注：写下此语之后，诺贝尔和平奖已理所应当地授予了这位总统。

除别的好处之外，日本已确立了她东方首强的地位；但获益最大的将是俄国——倘若她战场上的失败，能引她在国内采行自由的政体。

和平自有它的胜利，

声名并不逊于战争。

沙皇以任命维特为改组内阁的首脑、并授以伯爵之衔，表示他的满意；天皇也不顾国民中若干失望之词，把与中国议约这一微妙的差事交给小村男爵，以示对他的完全信任。

中国的姿态之不英雄，正如墨涅拉俄斯若在特洛伊战争中宣布中立一般；然而这一战的结局，却大大振作了中国民众的精神。别的战争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孱弱：这一战却使他们相信自己有潜在的力量。当他们目睹日本人在陆上海上接连战胜西方最强悍的国家之一，便相与惊叹：「邻邦能如此，我们何尝不能？只要像他们一样与陈腐的旧制决绝，我们自然也能。就拜这些岛国英雄为师吧。」

那场战争是史册上关系最重大的战争之一。它动摇了列强的均势，为黄种人开启了一片未可限量的前景。

中国人依着新的信念，行动并不迟缓：他们已派出一支万人的学生大军东渡日本，如今在那边的尚有八千余人；同时从那岛国延聘教习无数，其数目只能悬揣。最早来的是军事方面的，用以整顿陆海军。继而各科教授纷至沓来，由官立或私立学堂延聘，以助教育改革。甚至在他们向来自负的农事上，中国人也拜日本人为师；而在林学上以日本人为师，尤属理所当然。各行各业的日本工匠成群来华，无不立时得雇。用不了多久，这些本国学堂里的学生与徒弟便要转而为师，而自日本归来的中国毕业生也将被奉为更高一级的教习。这一被人讥为「东洋化」的过程，或许失之浮浅；但比起仰仗西方教习来，它有省费而速成的长处。此外，它还有种族相近、榜样在前这一莫大的便利。当然，少数远赴西方科学本源之地求学的学生，学成归国，必将跻身中国第一流的师表。

凡此种种，令人不能不断定：这个古老帝国的迅速蜕变，是指日可待的。中国人不久便会自己动手去做如今请日本人代做的事。日本的观念将长久留存；但日本人直接的经手，无疑会比现今少见得多。

平心而论，世人应当承认日本政府的可敬之处：这个岛国并未滥用胜利，向中国勒索权益。事实上，在不存偏见的观察者看来，日本毫无保留地交还满洲，反倒使一个别有用心的中立者坐收了不成比例的一份好处。

第二十九章中国的变法

慈禧治下的新政——考察政治的大臣——晚近的改革——海军的流产——商船队——军制改革——矿业——铁路——电报——邮政——海关——赫德爵士——教育改革——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外交往来——开明的总督——功名的新试法——法律改革——报纸——社会改革——阅报处——文字改革——天足会——街道

「我自英国归来，」伊藤侯爵说，「我的上宪长州藩主问我：日本可有什么需要更张之处？我答道：『一切。』」这番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给三位中国大臣听的，李鸿章便是其中之一；此事我已在别处记过。说话人的用意，是要强调中国变法之要紧。可惜他来得不是时候——那正是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之后。听他说话的都是识见通达、居于领袖地位的人物，与他所见相合；然而变法的潮头已退，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毁灭性的反扑；他的建议终归于无。

皇上确曾表示有意「更张一切」，可是那时候他的权柄已被剥夺。自那日以来，他所经历的又是何等的浮沉！倘若他重秉大政——如今看来似乎不无可能——那么，为岁月所沉定、由阅历而得慎，他会不会仍旧把他那更新中国的宏图付诸实行呢？在他是一个黄金之梦，在他的百姓，可有成为事实的一日？

太后押上了性命与宝座去搞的那场反动既然失败，她受了教训，转而皈依进取之策。事实上她已经走到她那侄儿的前头去了。「愿她万寿！」「愿他迟些临御我们！」在她有生之年，人们可以指望她把这桩她如此热忱认定的事业推行下去。她把缰绳握得极紧；她的胆量之大，竟至于驱着国家这乘车，毫不迟疑地驶上一条又一条从未走过的新路。她知道自己可以倚仗那些总督的支持——他们都是她亲手简用的。她也知道，变法的风气已弥漫全国，民心是向着她的。

这一新风气最好的体现，便是一九〇五年派出的、赴东西洋各文明之邦考察政治的出洋大臣：考求其制度，凡认为可行者，即奏请采用。单是遣出这样一个使团，就足以使她的治世生辉。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与之比拟的使命，是公元六十六年汉明帝为访求一种更好的信仰而遣往印度的那一次。早先那一次带回了几点火星，用以重燃本国的祭坛；这一次的使臣，却要在政治改革上引进新的元素。我写到这里时，他们的第一件条陈——即便不是第一份报告——恰好到我手上；单凭它，便足以证明这个考察团并非为炫人耳目、欺人视听而设的虚文。据《中国时报》所载，邸报上有如下一段：

「五大臣会衔具奏，陈述三个月来在外国之所见。奏称当今世上最富最强之国，皆行立宪之政。折内提及俄国已宣布立宪，并谓中国乃唯一未采此义的大国。臣等既已详考英、美、日本诸国之制度，恳请朝廷降旨，以五年为期，『中国将采行立宪政体』。

「上谕将此议交议政之衙门核议具奏。」

那个由终身在职的老臣组成的可敬机关，倘若不因另立一庭侵夺其权柄而心怀芥蒂，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国会的一纸许诺。五年之后，倘若选举的诏令颁下，它将撕破那积世的帷幕。这意味着把一种在他们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权力授予百姓。票箱将激起何等的骚动！它将何等突兀地唤醒一个聪慧民族沉睡的智力！不过此时悬揣，为时尚早。

一八六八年，日本天皇颁给臣民一纸权利宪章，其第一条便保障讨论之自由，并约明以民意为依归。在中国，国会的到来，岂不须先有一部大宪章？

自朝廷回銮——一九〇二年正月的还京，不妨称为「中兴」——至今不过八年多一点。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段年月里，中国所颁行的改革之广，超过任何别的国家半个世纪之所为；只除了日本——中国人自称以之为师；以及大革命中的法国——麦考莱论之曰：「他们更改了一切，自宗教的礼仪，以至鞋扣的式样。」

以下将述及若干较为重要的创制或改良；合而观之，它们使慈禧太后的治世成为这个帝国史上最辉煌的一朝。近八年间新政之繁，异乎寻常；不过潮头的转向，实自一八六〇年的北京和约之后开始。自那时以来，凡采用近代方法的每一步，都是在这位非凡女子临朝或垂帘的年月里迈出的——那是自一八六一年至一九〇八年。

迟至一八六三年，中国政府还没有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兵船。华商的轮船有时被雇去缉捕海盗；但那不是国家的产业。最早的官轮，至少是最早属于中央政府的官轮，是那一年由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在英国购置的一小队炮艇。政府对他与那位管带所立的合同不满——他约定管带只服从总税务司认可的命令——于是革了总税务司的职，把船卖掉了。

此后三十年间，海军渐具规模，足以设立提督之职；然而一八九五年全军覆没于日本人之手，丁汝昌自尽。目下各省总督各辖一支水师；但合而计之，也勉强够作一支海军的胚芽。政府有意创建海军，从海军处的设立可以推知。有日本海上的武功在前，又有日本人从旁指点，他们必能把这株弱苗养大，使它对某一方面构成威胁——也许，是对他们自己。

他们的商船队较为可观。轮船招商局有五十余艘好船，凭着津贴与特权，能在沿海航业中分得一杯羹；只是至今还没有通往外洋口岸的航线。

一八六〇年还是一群持鸟枪、弓箭与长矛的乌合之众，如今陆军大半已配上连发枪，习西式操法，着西式军服。一九〇五年在北京附近举行的秋操，成了朝廷的一个盛日，上谕称对那番壮观「深为嘉悦」。直隶一省的兵额为四万，而全国如此训练、如此装备的，不下此数的五倍。一九〇七年，五省之兵会操于河南。仰赖铁路之便，某种程度的集中调度已渐入可能之域。这些新兵并不缺乏勇气；要使他们成为劲旅，所欠缺的是对自己、对将领的信心。他们没有那种使日本人成为英雄的活泼的爱国心；这些高大的好汉不是机器，而是牲口。近来有人竟以排外为手段，想把这种情感灌注进去，那是走错了路，我将在另一章中说到。这情感另有一种较少可议的形态，便是省界之见；有了它，入侵者很容易驱一省之兵去征服另一省。在历史上，这些省份原本各是一国，它们彼此的征战正是史册的主要内容。方言歧异如巴别塔，人民既为之所隔，又能有什么一体之感？鞑靼人不止一次用中国人去征服中国；一九〇〇年，一支来自威海卫的精锐兵团助英军攻入北京。还可以补一句：他们把居民当作被征服的敌人看待，以此自酬。所到之处，他们以无法无天的暴行著称。

三大兵工厂——更不必说那些较小的厂局——日夜赶造大炮与枪械以供国军；练兵处则统辖诸军，负有使其不为一省之兵而为全国之兵的职责。然而此类举措并不足以证明有变法的精神。自阿富汗以至达荷美，此类事情岂不到处可见？「弱即是苦」；中国人以整军经武为新政的起点，是不错的。不过，单单提议开设国会这一件，比起所有这些军备来，更足以显示变法的精神。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富与强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观念合成「富强」一语，用以表述国家的兴盛。所以，一旦他们抛开了堪舆之妄，又眼见外国人四出勘查、请领开矿之权，那埋藏在地下的宝藏，便不能再置之不问了。起初，对这类请求，他们总以一句幼稚的推托相拒，说是钻凿会伤了「龙脉」——在他们眼里，龙不是宝藏的守护者，而是「好运」的化身。择定吉地，判断何者有益何者有害，本是一班研治「风水」的先生们的职事；这门伪学束缚人心，使矿藏封闭直至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正渐渐挣脱这道梦魇，不复顾忌那条龙，纷纷集股设公司，开采各种矿产。政府订立了详密的章程，限制外人的股份，并奖励本国人经营矿业。

休再讲那风水之说，

它把你的财富锁住。

这是张总督诗中的一联。

对铁路的观感，也有过类似的转变。起初把它当作外国侵略的器械而畏之，如今已明白它是国防最好的辅助。贪利的官场中人又进而醒悟：铁路还可以拿来充作财源。股票既然获利丰厚，政府何不自己持有？「贵国的铁路获利一成——这正是我们中国所要的铁路，」一位出洋大臣在英国的宴席上说。

日本今春决定的铁路国有，倘若引出中国的同类举动，也不足为奇。像美国那样有三十万英里路轨的国家，收购之举在不止一种意义上都属越权；而中国的里程只及其百分之一，收购并不为难，只是要保证经理得人、清廉不苟，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如今由北京开出的火车，三十六小时可达汉口（六百英里）。等到干线全通，自京师直达广州的列车三日即到。拿这个去比从前的三个月海程（且一年只走一趟），或是今日轮船所需的十天！铁路之于一个大国的进步，是何等有力的一件东西！

这一门里的新举，多得举不胜举。上海将有铁路通天津（也就是通北京），并通南京与苏州。深入西部各省的路线已经勘定；甚至在蒙古，也有人提议在通往俄国的商队大道上，以铁马取代骆驼。「唉！悠游的黄金之世去矣——匆遽的铁世临头了！」这是慢吞吞的老中国的哀叹。

一八七六年中国赎买吴淞铁路时，人们以为她要往前走了。及至她拆掉路轨、投之于江，我们又作何想？自那昏暗的一日到今天，恍如隔世。

铁路的到来，比起电报来是迟缓的。各省已遍布电线。督抚将帅彼此商议，宁用电报而不取往返迟缓的文牍。百姓也懂得了其中的便利：一瞬之间可与远方的家人通声息，足不出户便可了结远地的商务。把他们的雷神装进瓶子里，请下来充当信差，在他们看来真是奇之又奇；然而如今他们对这惊人的新物已习以为常，不再称奇了。

无线电报也已开办——一位本国的基督徒译了一本小册子，教人如何使用。

四十多年前，我把摩尔斯电机演给北京那些惊诧的大员们看；那些老人家虽是各部的堂官，一按电钮听见铃响，或是把电线绕在身上、眼见电火自一点跳到一点，竟像孩子一样咯咯地笑。「奇是奇矣，」他们嚷道，「只是我们国内用不得。老百姓会把线偷走的。」如今住在通商租界的中国人家里，电铃已是寻常之物。上海与天津不久便要通行电车。电话，无论私用公用，都极受称便。中国人虽已习于思想与言语的瞬息传递，却还不曾见识「电力传送」——即以电为传力之具。然而电车一开，他们岂有见不到之理？电力的到来，将标志一个新纪元。

中国的孱弱，并不全在艺术与科学的落后。同样应当归咎于各部分联络的欠缺、各地方交通的不便。因此，一体之感付诸阙如，代之而起的是地方利益压过国家利益。这个病症的药已经有了——铁路与电线正迅速地把这个帝国脱了臼的肢体锻接成一个坚实的整体。邮政也在促成同样的结果。

邮传之制中国久已有之：官文书用马递，私家函件用步夫；前者由官办，后者由商号承揽。如今行于各省的新式邮政，两者兼办。往大城镇的邮件多由轮船或火车运送——比之马递、步递，省时之多，真是奇迹。旧法迟缓而无凭，新法稳妥而神速。

百姓称便，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一九〇四年售出邮票值四十万墨西哥银元；一九〇五年增至六十万——一年之内增了五成。等到妇女识字、男子的教育更加普及，那时又当如何？

这一说法我是从赫德爵士处得来的；他正是中国邮政之父。他以耐心与审慎克服阻力，把邮政办得组织完密，并使王公与百姓都信得过它。政府已在把它看作将来的一项财源。

至于海关税务司一署，赫德爵士是它的养父。这一职司本由条约规定，在他一八六三年接任之前便已开办；然而以近半个世纪不倦的经营，把这个婴儿抚养成强健的成人，这份光荣属于他。邮政是新发展的事业，海关则久被视为国课中最可倚赖的一支。中国对外的债务，无论借款还是赔款，一概由关税项下支付。政府本不愿把这样大宗的事务交外国人经理，但见它是一项日增的进项，也就安于这个安排了。一九〇五年的关税收入为三千五百一十一万一千两，合五百二十八万一千英镑。就贸易额而论，比一九〇四年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五；然而因得高等金融那福岛上吹来的一阵顺风，折成英镑，增幅实为百分之十七。

在有心人看来，无论中外，海关都不能以银钱为尺度去估量。在为中国更新而效力的种种机关中，它位居前列。它给人上了一堂关于官吏操守的实物课，昭示出在基督教德教熏陶下长成的人，能够征收巨款而如数解缴，不使一丝一毫粘在指头上。各口的税务司把开明的思想带进沿海与沿大江直至内地的官场；而总税务司——人们通常称赫德爵士为「总税」——则在中枢做了每一项改革步骤的热心倡导者。

换一个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也许安于做一名理财的经手人罢了；而赫德爵士那颖悟的头脑，近五十年来无时不在为中国的好处筹划。中国堆在这位受信任的顾问身上的一切荣衔与厚禄，远不足以偿她所欠于他的。是他劝动了一个畏首畏尾、暗中摸索的政府，迈出了外交往来的第一步。是他引着他们把译员馆升格为一所培养外交人才的学馆。是他促成了中法战事的议和；一九〇〇年朝廷出走之后，又是他在列强与庆亲王之间居间往返。这些卓著的功绩，有几件我将在别处述及；此处提起，是要强调我对一桩阴谋的不满——那阴谋意在排挤赫德爵士，倾覆他所建成的、已成为中国一座灯塔的巍巍高构。

一九〇六年五月，朝廷简派两位大臣总理全部海关事务，予以随意整顿更张的全权。事前既不曾商之于赫德爵士，谕旨中也未提到他。他没有被革职，实际上却被架空了。英、美及别的国家为其所涉利害的安全起见，一同提出抗议。政府解释说，这不过是以一个衙门代另一个衙门，为海关设立双重的首长，免得它仍归责任已然过重的外务部管辖。他们郑重承诺：赫德爵士在任一日，其地位与权限便不作丝毫更动；事情就这样搁下了。这一抗议暂时挽回了局面。解释与承诺都被接受了；但政府——或者不如说那两位替自己谋得肥缺的人——仍不免于失礼与忘恩之讥。这两人，一个是满人铁良，一个是汉人唐绍仪。据可靠的说法，后者岁俸三万英镑，前者也不会更少。这样巨额的薪俸，是用来买一个「廉」字的。

在中国，凡官吏的俸给都分两项：一曰「正俸」，一曰「养廉」。前者以百两计，后者以千两计，尤其在有可乘之机的缺分上为然。这中间所泄露的，是何等一种从根子上烂起来的情形！

有一桩新举，值得大加称许，那就是奉旨开设一所学堂，专为海关培养办事人员。这是赫德爵士以他一贯的公心也未敢建议的一着，因为这意味着不久便要以受过训练的本国人取代外籍人员。

在教育一门上的改革，把别的一切都比得黯然失色，其满天光焰，恰似北极长冬之后阳光的将临。各方面都承认它居于首位。它起初微弱而不受欢迎，在中国不过是滴上几点油，以缓解与外部世界几处接触点上的摩擦罢了。

新订的条约签下来，中国却没有能够翻译外文文书的通事。外国允许在照会之外附送汉文译本，以待中国备齐通晓外文的人员。为应此最初的需要，一八六二年开设了一所学馆，附属于总理衙门，由海关总税务司主持，我便是他推荐去做总教习的。聘有英文、法文、俄文教习；后来德文也与这三种西方主要语言并列。

起初并不教授、也不指望教授科学；但我们渐渐说动中国的大臣们，同意扩充馆中的教习，添设天文、算学、化学、格致诸门。公法由总教习讲授；中国人第一部万国公法的课本，也出自他的手。他们既然与外国不曾有过平等的交往，那么这一门的书籍于他们何用？在这所外交学馆里造就出来的学生，冷落了许多年，政府才认识到他们的长处，授以官职。新近由伦敦回国的公使，如今驻德、驻日的公使，以及从前驻法的一位公使——使馆参赞与领事尚不在内——都是我们早年班次里的学生。

一八九八年，年轻的皇帝受了败于日本的教训，决意彻底改革全国的教育。把西学的知识局限在一小撮通事与随员身上，是断断不行的。全国最上乘的士子，必须让他们得以亲汲国家强盛的源泉。于是创设大学堂，拨资本银五百万两，并以上谕简任笔者为总教习，赏给九品官阶中仅次于最高的一级。

入学者二三百人，其中有科举出身的秀才、举人与进士。开学时可谓顺风扬帆；然而慈禧太后的政变一起，风向便变了，两年之后，大学堂在庚子的飓风中沉没。一位教习、一位助教、一位学生殒了性命。风暴之后教育改革的事业如何更振作地兴起，我将另立一章叙述。从一所专为俊彦而设的大学堂，到那一套注定要把学校遍植于全国每一城每一村的完整国民教育制度，其间相去何啻千里。事实上，旧制度里的功名中人，对新教育仍存疑忌。他们看待新教育，一如看待铁路，视为危险的来源、冒险的尝试。

那时的交往还是单方面的：有来使而无遣使。派遣使节本非新事；但从来都是循着一道斜坡走的：不是携贡上来，便是奉旨下去。既无贡可携，又无旨可奉，遣使何为？何况是遣往那些夺去中国宗主威权的人那里！这是一服苦药，她久久不肯吞下。赫德给药丸镀了金，她这才服了。他请假回国完婚，乘便建议由他的汉文教习、博学的满人斌椿随行，充非正式的使者——差事很轻松，观风问俗，回来复命而已。这是一次游历性的考察，其宗旨不像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那次是去求光明，而是要探明：一个如此受辱蒙羞之国的代表，人家是否还以起码的礼貌相待。

这位老先生是个诗人。中国的老先生个个都是诗人；不过斌椿确有天分，香槟一流，诗兴便被点燃。他虽未奉国书通于任何朝廷，所到之处却无不受宴飨之礼；西方各国的堂皇气象令他心醉。他以工稳的诗句称颂人家的财富、文教与风景；即便有所讥讽，也不曾拿出来示人。随他同行的有我们几名学生，这趟差事于他们是一种教育。如前所说，他们经过长久的等待，命中注定要以更高的名义重游西方。

双方所留的印象都好，正式使团的路便铺开了。美国公使蒲安臣是个洞察敏锐、心胸开阔的人，在北京总理衙门极得人望。一八六七年他辞任回国之际，中国的大臣们恳请他在美国政府以及别国政府那里遇机为中国出力——「总而言之，你就是我们的钦差了，」他们诚心诚意地说。

蒲安臣看出了此中的可能，在赴使馆的途中顺道拜访海关。赫德抓住这一心理上的时机，急赴总理衙门，说动大臣们把一句戏言变作实事。两宫太后（其时太后有两位）准了恭亲王的奏议，授蒲安臣以遍使各约国的差使，并派满、汉大员各一人，同以钦差之衔与之偕行。于是有了那次「环球使团」。我们的学生又有几人随员其中；往来的交涉自此对等地开始；而开其端的荣誉，归于蒲安臣。

在变法这桩事业上，有三位总督卓然出众，即李鸿章、袁世凯与张之洞。李鸿章除练成一军一舰队（一八九五年皆被日本人毁去）之外，还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大学堂，请丁家立博士主持。袁世凯继任同一总督之任，庚子之役的教训在目，遂以练兵与兴学为特别经心之事。在后一门上，他得丁家立博士之力甚多，把直隶一省的学堂办成了全国的榜样。

张总督的殊荣，在于他是第一个（除康有为外）引皇上走上变法之路的人。他主张：中国要富，须有西方的工艺；要强，须有西方的科学；于是在提倡与引进这两者上，他都居于领袖之位。京师大学堂停办之后，我应召去佐助这位开明的方伯经营他的大业；要说明变法的进境，我想不出比另辟一章专记其人、并记我在华中三年的观察更好的办法了。

考校学问、铨选人才的标准，已彻底更改。数百年来在科举中至高无上的八股制艺，已经废止；代之而起的是更为切实的学问。要把这样一套古老的制度调整到适应新的情势，需要时间。这件事终能办成，从下面一点足以看出：一九〇六年五月，朝廷给不少在外国大学卒业的学生颁授了相当于硕士与博士的学位。其结果，学生必将潮涌般奔赴欧美这两处科学的本源之地。一九〇六年，袁总督从他所办学堂的高等班中挑选四十名青年，由丁家立博士率领，赴美国专攻各科。这一大有希望的举动，一半也得力于排华律例的稍稍放宽。

同年，上海会审公廨的中国谳员被革职，因为他判罪犯受笞——那是一种人所乐用的刑罚，其中自有减轻杖击的门道。凌迟、黥面等种种酷刑，以及为取供而施的拷掠，均已奉旨禁革。政府自知这类野蛮之举招人鄙夷，又想扫除跻身万国之林的障碍，遂着手修订刑律。以驻美公使闻名的伍廷芳，在这桩体面的差事上任其大端。新律尚未颁布；但已责成州县官依其大旨行事。修成之后，其中无疑将有陪审之制——那是中国向来未有的。修律大臣已经上了一折，说明陪审的职用；为使人乐于采行，他们声称此乃古制，三千年前中国即已行之。至于西人是从中国学去的这层意思，他们留给朝廷自己去体会。

实情是：每一位州县官都是一个小小的专制者，一身而兼地方行政官、法官与陪审员之职，虽说他的裁量也有限度，也有上控与申诉的余地。但愿律师与法学教育能在司法之中占一席地。

从前，中文报纸的主笔总要傍着一根外国旗杆，才敢小心翼翼地暗示某几样事情该改一改。而在这「奇迹的五年」之内，日报已风靡全国。天子脚下便冒出了二十来家报馆，并未被钳口。他们在议论国事上，把绳子放到了尽头——尽管时有申诫。他们不作公然的攻讦，却尽情作隐约的讥弹，以刺政府及其臣僚。

社会改革为有抱负的主笔敞开了一片广阔的园地，足以补他们被摈于政治竞技场外的缺憾。近来一位极有影响的主笔慨叹本国旧有诸教缺乏生气，认为改造它们已属无望，遂公然主张采行基督教。他说，为不受制于外人，此教须立为国教，以一位亲王为其表率，倘不能为舵手的话。

另一位主笔谈婚姻之事。他说，妇女的法律地位有许多可改良之处。全然废除多妻，或嫌操之过急；然而这是应当悬为鹄的的。在另一期里，他惋惜西方那种男女自行择配的风俗，眼下还不能稳妥地引进。将要白首偕老的两个人，此时还不能让他们相见，因为自由过度会生出乱子来。社会交往中的这种自由，「非在极文明极有秩序的社会里」，是行不通的。同一位或另一位作者，为拓宽妇女的天地，提议不当把她们幽闭在家，应许她们像西方妇女一样自由往来，只是须以面幕遮其容色。

一名巡警与庆亲王府一名车夫争执起来，那车夫硬要在禁止常人行走的道上驱车；报上记其事，主笔以温和的讥诮建议：遇此等情形，不妨出示晓谕，声明惟有「王公之车准许通行」。这几个例子，岂不显示出一种可嘉的、模仿自由报业的努力？这自由是人家容让的，不是法律给的。

阅报处是一种前途无量的新设施。它们不是藏书楼，而是为那些自己不能读书的人诵读并讲解报纸的场所。街角上可见许多这样的处所，有人把报上的内容念给一群热切的听众。它们颇有几分路旁小礼拜堂的样子；而这种开导愚蒙的办法，据说正是从教士那里学来的。这需要何等迫切——男子中识字者不过二十分之一，妇女中不过百分之一！

文字的改革是一桩真正的新事。汉字由象形演化而来，其音不足以示其义，每一个图形都须让眼睛分别认熟。麦都思博士曾诙谐地称之为「一种看的东西，而非一种语言」。不引进拼音的写法，读书之技便永无普及之日。为应此需要，有人创制了一副五十个字母的新字母，并组织了一个会来推行这套法子，好让平民百姓乃至妇女，不久都能自己看报。这套法子的作者是王照——前面说过，一八九八年慈禧太后复出秉政的那场政变，正是由他而起的。

这一长串令人生畏的改革，我要以几句话来收束，说一说一个志在革除某种陋习的会社——那陋习使中国妇女成为举世的笑柄，即缠足。她女儿们的心智被无知所拘，她们的双足被一种荒谬时尚的暴虐所残，中国于社会于经济，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所幸如今已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解放之议将获普遍的赞同。前不久，我在上海听见高位的官员当着大众为此事鼓吹。他们已立下誓约，家中不再有缠足之事；慈禧太后也颁下劝谕的懿旨，支持此举。此事她既不敢明令禁绝，便只能限于劝导与示范。满洲妇女的行走之力是不曾受损的。张总督斥此风足以斲丧中国母亲的元气；据说他还建议对小脚课税——自然，税额与足之大小成反比。这一运动眼看要成为全国性的，其倡导者是立德夫人。

街上有衣履整齐、械具精良的巡警巡行，与昔日那些褴褛懈怠的更夫适成鲜明的对照。看来中国人是当真要改弦更张了。北京与别的城市的街道正在彻底整修——于是四轮马车与人力车渐渐取代了大车与轿子。西式的建筑日渐得势；改易西装之议也有人在谈。这些变化都来了之后，这件古怪的老古董还能剩下什么呢？

第三十章张总督——变法的领袖

他的出身——求学的经历——在都察院——扳倒一位显贵——最先醒来的人——作为变法的领袖——巨人的觉醒

倘若我要写的是那位中国巨人张某——他比最高的同胞还高出一头一肩——我准定不愁没有读者。形体上的奇观，比心智上或道德上的伟大更能引人注目。这岂不是因为，在那些更高的境域里，伟大须有耐心的思索才能领会？

湖广总督张之洞，智力上的巨人，事功上的英雄，不是一个寻常人物。我要追述他的兴起与进境，读者倘肯随我读下去，不但会发觉他比同等品秩的大多数官员高出一头一肩，还能于近世的大事得到若干重要的旁证之光。

我在京师住了四十年，对张之洞辉煌的仕途早已熟知；但直到最近三四年，因受聘主持他的大学堂、并佐助他别的教育事业，我才有机会在私人交往中考察其人。

无论人们怎样看待中国官场中的一般人物，她的总督几乎总是才具出众之人。他们绝非生手，通例是年高而阅历深。他们或以干练见擢，或以殊功见拔，其职位太高，不入市易；而金钱也未必能替候补者说得上什么话。广西的一位巡抚新近以无能——或者说以剿匪不力——被革。他是个富人，把那件在北京通常灵验的法宝用得很大方。然而他非但未得升任总督，连原来的品级也未复。他挥金如土，所能到手的至多是武昌一所学堂的监督之职，让他在宦途的梯子上踏住一级低阶而已。

张之洞从来就没有阔到可以捐官的地步，连下等的官阶也捐不起；而他一大光荣正在于：执总督之权二十来年，他依旧相对清贫。

他的全名是张之洞，意为「洞中的长弓」，典出一则传说：他的一位远祖生于洞穴，以善射闻名。那已远在穴居的年代了。此后许多世代，这一家专务文墨这桩太平的事业。至于张之洞本人，下文将见他运笔何等凌厉——在他手里，笔是比乃祖的长弓更可畏的兵器。

张之洞生于京畿之地直隶的南皮，距今不足七十年；正因这个缘故，他不得出任本朝最高的那个总督之任，因为本籍之人不许在本地为官。他不藉财富与门第的外助，攀到今日的高位。这意味着不同凡响的才具；然而若没有那套令人叹服的以文取士之法，这才具又何从得一施展的场地呢？——那套办法数百年来兼收两利：既奖掖文教，又为国家网罗最相宜的人才。

他不到二十岁便已戴上秀才——即「初露头角」——的桂冠，三年之后又得举人之荣，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在与本省士子的角逐中折得一枝桂花，而那场角逐百人中只取一人。继而赴京，与各省选拔出来的才俊同场较艺。取中者为应试总数的百分之三，他中了进士——照中国这个名目所示，此衔可使持有者稳得一官。倘若他甘心等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尽可回家高卧于荣名之上。可是他那不安分的心，望见新的战场在向他招手，召他去赢取新的凯旋。三百名新科进士被召入宫，就皇帝所出的题目作文，以便圣上从中简拔二十来人入翰林院。这一回幸运仍旧眷顾年轻的张之洞：他书法之秀雅、试帖诗之工稳，都极出众，于是在本朝文苑的奥林匹斯山上得了一席。

他的角逐还没有完。高位之外的一大好处，是使他有了当选都察院御史的资格。这一回，命运也没有抛弃她所偏爱的人。他连上数篇文字，显示自己于律例、史事与政务的学识，随后便挟着一种令朝中最高的大员也为之生畏的权力出场了——那权力略近于古罗马监察官与保民官两职之合。

在讲我们这位「长弓骑士」如何运用其新柄之前，说几句都察院这一庄严衙门的建制，读者或许有兴味。它的成员不是法官，而是国家的检察官。他们享有言事之自由，其范围甚至可以指陈至尊的过失。在一个尚无百眼报纸的国度里，这样一个衙门何等重要！诚然有一种邸报，人称世上最古的报纸；但其内容严格限于谕旨、奏折与除授。自由的议论与一般的新闻，在它的篇幅里没有地位；所以就近代的意义说，它不是报纸。

朝廷——连坐龙庭的那一位在内——需要看家狗。理论如此；而实际上，这些官箴的守护者觉得，去管那些卫星的偏斜，总比去发现太阳上的黑子稳当些。约三十年前，其中一位吴可读决意参劾皇太后，因为她把先帝立为己子，而不立为己孙。他于是在先帝陵前自尽，以此抗议：这样一来，先帝便无直系的嗣子来祭祀他的英灵，于礼不合。西方人的头脑能否跟得上吴可读这一层曲折的推论，殊难说；但有一点岂不明白：他自知这是在招致一种不体面的死，宁可作为英雄——作为亡故之主的卫道者——而死。

御史若能参倒一名大员的劣迹，他的前程便成了。朝廷会授他一个体面的位置作酬，说不定正是他所参之人被褫夺的那一个。实利之见，压倒了美德上「应当如此」的空论。若能看见公众的卫士以不掺私意的公心击倒不肖之徒，那自然崇高；然而在中国（以及别的一些国家），这架机器要靠私利作动力。没有它，便如无风的风车，不过是田野上一件好看的摆设罢了。

且举张之洞初获全国声名的那桩案子，为实际运作的例子。崇厚是满洲世家子，深得朝廷宠信，一八八〇年被派往俄国，索还伊犁——那是中国土耳其斯坦的一块地方，俄国人借口平定其积久的乱事而占据了它。他刚奏报使命告成，追回了争地的三分之二，张之洞便出而参劾，斥其不止是失败而已。张之洞指实：崇厚容俄人保留了若干形势险要之地，又以膏腴之区去换崎岖之山、荒旱之野。这样的了结，若非有贪污或无能之责，任何使臣都不肯签字。

这倒霉的使臣被下狱定了死罪（后蒙减免），而参劾他的人在官阶上扶摇直上，仿佛在陆上海上打了一场大胜仗。他这场胜利颇像当年英国那些以弹劾克莱武勋爵或黑斯廷斯而博得声名的演说家，所不同者，他凭的是一支犀利的笔，而非一条雄辩的舌。崇厚获罪之前与之后，我都认识他。一八五九年美国使臣第一次进北京城门，正是崇厚奉派护送公使入都、又护送回海口——在那既无轮船又无火车的年月，这是一段颇长的路程。其间我充任通译，天天见他，深为他那种慷慨而有士君子风的举止所吸引。可怜他出狱时功名尽削，前程从此断送。不数月，便活活郁郁而死。

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中日之战爆发时，张之洞已坐镇湖广总督之任。那是华中的两个省，五千余万殷实的人口，据着一条足与密西西比河比肩的内河大道，而以全国之枢纽汉口为其商业中心。当他眼见中国的军队被那被人轻视的岛国之师像糠秕一样吹散，他并不迟钝，立刻抓住了个中的解释。广东人康有为也抓住了，力陈变法之急于皇上，其力之猛，竟使皇上颁下一场如流星雨般的变法诏令，一党因之满怀希望，一党因之惊惶失措。

张之洞曾在广东任事，他敏锐的智力已看出东西方关系的变迁。他察觉有一种新的日光照耀着西方世界。我们文明中属灵的成分，他并未全然领会；但他看出它披着一种为本国先贤所不知的力量——凭科学与国民教育，把自然之力收伏于人。他觉得中国非顺应这一新局不可，否则便要覆灭——纵使这新局与她古老的传统相违，其相违之甚，一如太阳改从西方升起。他看到并感到「知识即力量」——这句格言，孔子早在培根之前便已立下；于是他着手灌输他的新见解，为教诲僚属而颁下一系列讲论。这些讲论汇成一册，题曰《劝学篇》〔注〕，进呈于年轻的皇帝，并奉旨颁发各省督抚。

原注：伍德布里奇博士译为《中国唯一的希望》，上海别发洋行印行。

由一位当朝的农夫，把这样的种子播在这样的土壤里，本该有何等的收获！可是有些人却视之为播下龙牙。那班守旧的人怂恿皇太后自静摄之中出而复秉已让之权，说是为了救这个帝国于将燃的大火。这是斐同的寓言在现实中重演。年少的御者被击落，太阳被拉回它应循的轨道，不再从西边升起。一八九七、九八两年进取的新政被一概取消，随之而来的是两年狭隘昏聩的政局，操于守旧一党之手，为首者是大阿哥之父端郡王，加上一伙如俄国大公一般昏瞆而贪墨的满洲亲贵。那场灾难性的反扑，酿成一场战争——不是对某一国，而是对整个文明世界，此事已见于庚子之役一章（参看第一七二页）。

局势正朝这绝境漂去之时，「洞中长弓」张之洞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国家的救星。他做成此事，凭的是两桩需要非凡的见识与道德力量的举动：（一）向英国政府保证，他将不惜代价维持华中的太平；（二）拒不奉行北京一道灭绝人性的谕旨——那谕旨命各省总督把辖境之内的外国人尽行屠戮。此事若非同时京城墙上还贴着悬赏的告示，说取外国男子首级赏银五十两、女子三十两、小儿二十两，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张之洞下这个决心，也许还多少得力于一艘英国兵舰的友好来访：舰长答他关于火炮的询问时，告诉他自己已测得督署的方位，能在三英里外把一颗炮弹分毫不差地落进去。他还得力于一位精明的英国领事弗雷泽先生的影响。弗雷泽谦称此事自己并无特别的功劳，然而汉口的英国教士都把功劳归之于他。他们说，他从他们那里得知民间的情势，便劝动总督迅速设法，防患于未然。有一回，一支自南方来的义和团众正要渡江去毁掉外国租界。有人求告到总督处，他坦白承认自己的兵与义和团同心，又因欠饷已久，濒于哗变。弗雷泽借汇丰银行之力为他筹得款项；军饷发了，义和团众也就散了。

同样的难题摆在南京的刘总督面前；他也以同样的办法解决了。两位总督是彼此商定而行的；至于这一明智的首倡之功该归谁，永远无法确断。南京的各国领事把它归于刘坤一。现任芜湖英国领事的孙迪思先生对我说，刘坤一读那道野蛮的谕旨时曾脱口而出：「我要斥之为矫诏，」又添了一句：「我不奉行，虽死不奉行。」这话有英雄的口吻，且可见他的方略并非拾人牙慧。

也有人把这功劳归给当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三个人心里同时闪出对时局的同一个看法，岂非大有可能？他们不像北京的那些亲贵，是无知的鞑靼人；他们是最上乘的中国士大夫。他们不会看不出：奉行那道血腥的诏令，等于给自己、也给这个帝国下了死状。

弗雷泽先生谈到张之洞时说：「他有那份见识，明白舍此别无他途，走上别的路便是自取灭亡。」张之洞自己吹嘘起来，的确毫不迟疑；不过我并不疑心他在「拉长弓」（吹牛）。他既有善于押韵的长处，便把自己的功业写成韵语，命那五千万人口中所有的学童一律背诵。词句大致如此：

庚子年间拳匪狂，

京师三度遭焚劫；

独有大江两岸与湖北，

安堵晏然无惊扰。

他又以得意的口吻续道：

湖北一省因是得豁免，

不摊赔款之捐输，

所省之数悉数拨出，

用以兴建学堂之屋。

这几行诗意不多；然而它们所纪的事实，又为一顶已缀满桂叶的额冠添上一环，可见这位总督于教育其人民一事，用心之切。

一九〇二年，为教育之事，我被召去佐助张之洞。京师大学堂毁于庚子之役，重开无望，我便动身回美国的家；行至温哥华，接到张总督的电报，请我出任他拟开设的一所大学堂的总教习，并教他的下级官员以万国公法。我订了三年的约；如今回顾我近来在华中的这一段经营，算得上我在远东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最有意味的一段。

除了教他的官员们公法之外，我还须给他们一点地理与历史的观念——时与地这两个坐标；不然，他们便会像他们某些著作家一样，把罗得岛错当作罗得斯岛，把纽约州的罗马当作那座七丘之城。一部《邦交提要》和田大理《国际法典》的译本，是那些讲授留下的实在成果。至于大学堂，则始终没有办成。

我到后不满一月，总督便奉命移驻南京，去接他那位卓越的同僚刘坤一身故所遗之缺。登舟前夕，他到寒舍来说：「我请你来，是要你做两省一所大学堂的总教习。你若肯随我到南京去，我就让你做五省一所大学堂的总教习。」——意思是要把两处总督辖区的教育合而为一；可见这大学堂的规模，在他那富于生发的头脑里已经膨胀到何等地步。

到那更高的位子上不满一月，他便极其失望地得知：自己不过是替另一个已简放之人暂署而已。在南京将近一年之后，他被召入京，又在那里过了一年，前程的去向全然未定。这期间，大学堂只存在于纸上。为总督说句公道话，我应当讲明：他对我所负之约，履行得礼数周至、按期不误，无可挑剔。每月送薪水来的公文，抬头总称我为武昌大学堂总教习——其实我尽可以被称为「不知何处」大学的总教习。有一点他超出了约定，那就是白送我一所家具齐备的两层楼房，十间屋子，带一个园子。它临着「大江」，几乎正对着汉阳如画的山峦，那地段是我在城中最中意的。我在那里享有最清洁的空气，狭窄污秽的街道给我的不便减到了最少。我的身体得以支持得住，无疑要归功于这些难得的便利；否则以那里的暑热——地处深内陆，又当北纬三十度三十分——真如身在洪炉。我在武昌度过的第一个秋分之夜，卧室里的水银柱指着华氏一百零二度。其时我是伦敦会阿诺德·福斯特牧师的客人，他的款待，在不止一种意义上都是热的。

总督自北京回来，身体已垮；余下的一点气力，都用在为日俄战事的种种变局作军事上的准备；他的大学堂，则被打入了遗梦的冥府。

有人讥笑张总督首创之意有余而收束之力不足，拈起新的规画又抛下，像小孩子摆弄玩具一般——这话不尽公道。在这些事业里，成效之少，是由于他所托付经理的人不济事。同样的讥评与同样的辩解，也可以移用于皇太后：她像罗马的女先知一样，把她那些进取的谕旨交给风去处置，似乎并不理会它们的下落。

在教育其人民之后，开发本地的物力是张之洞的一大宗旨。为此他开办了纱厂、缫丝厂、玻璃厂、铁厂，都规模宏大，用外国的机器与外国的技师。出武昌城门数英里，江岸上一路排列着这些庞大的厂局。它们岂不比那些扼守水道的炮台，更清楚地宣告一个新中国的将临？其中有几处，他是年年赔本硬撑着的。譬如那家纱厂，我到时正闲置着，因为在他那班官员手里，连开销都挣不回来。一位广东商人以宽的条件把它租去，办得大有起色，如今已在发财。中国有一条定则：凡制造与商贾之业，交给一班官员去办，断没有获利的。

张之洞正迅速改变他省城的面目：城中各处竖起一座座漂亮的西式校舍，真所谓在屋顶上宣扬他那教育的福音。这些学堂里的青年多着西装；他街上的巡警与营中的兵丁一律西式号衣，其中许多人还剪了辫子，以示与旧制决裂。我同他们的军官谈起，称赞此举审慎，因为这样一来，逃跑时便不容易被人揪住了。

张之洞的兵是踏着他自撰的军歌的节拍操练的——那些歌虽无提尔泰俄斯或克尔纳的火气，用来激发爱国之情却不算不合宜。且举数行为样：

外人笑我无能为，

议将我国如瓜剖；

我岂非四万万之众？

黄种若能同心力，

何国敢来相凌侮？

且看印度地虽广，

沉沦为奴无出头。

再看犹太古称盛，

如今流散遍地球。

又看日本三小岛，

思其何以胜大邦，

举世为之相叹服。

我所服于日本者，

非其驾舟施炮之能，

乃其一心爱国之诚。

张总督医治自身疾病的办法，不妨看作一个半开化之国摇摆政策的写照。

他先请教的是一位旧派的中国郎中。那郎中除了投以下列药料所合的丸剂——

蝾螈之眼，蛙之趾，

蝙蝠之毛，犬之舌，

——之外，还提出：要使病人与天地之运相调和，尚缺一事。他指着那道横贯全城、蜿蜒如波的秀丽山冈说：「你的病根在那里。你所开的那条马路，伤了那条蛇的脊骨。把山复原，你的病自然就好了。」

总督即刻把缺口填上，却不见好转。于是他延请英国与美国的医生——又一一辞去，让位给一个日本医生；我离开武昌时，正是那日本人在看他的病。以他那样智慧与胆识的典范，竟退回到迷信里去，何其可怜！中国在试过欧洲的法子之后，不也在拳乱的狂热中退回她的旧迷信里去了吗？而此刻，她不正在服日本的药吗？无论办公立学堂，还是练陆军海军，她都指望日本的指点。她送往日本的子弟，人数日增。如今在那些岛上吸取新生之气的，青年男子不下八千人；更耐人寻味的是，还有一二百名出自上等人家的青年女子。

有些著作家因中国这样全盘的降服而发出警语。至于我，则不担心日本的教诲——无论政治的还是教育的——会有什么险恶的倾向。十二年前有一个值得纪念的场合：伊藤侯爵在北京受顺天府尹与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宴请，我向他道贺，说「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大——正如月亮所引起的潮汐，比远得多的太阳所引起的更高」；言外之意，日本人自己也很乐于承认：他们国家所放的是借来的光。

说到底，我所指望于他们的更新之力，与其说来自他们的教诲，不如说来自他们的榜样。「那些岛国的人做得到，我们有什么做不到？」——这是张总督向他昏睡的同胞呼吁时一再重申的理由。如前所说，十二年前皇上采行新的教育纲领，大半出于他的影响。而皇太后之被劝动，把那一纲领重新颁行并加以推广，出于他的影响者，也无疑多于任何别人。

且看这十年之间的动静：一九〇五年九月三日颁下上谕，「废止旧式科举」，并令「此后专意于遍设新学堂以代之」。次日又有补充的谕旨，规定各省学政或主考——他们像奥赛罗一样，觉得自己的差事没了——今后当担负考察、稽核本省学堂之责；为使这一新章更有分量，还要他们「会同本省督抚办理」。

与这些谕旨同时传来的一条消息，似乎表明这个向来轻佻的朝廷，在教育一事上终于当真了。国家预算中原列有三十万两，为供奉内廷戏班一年的开销。经两位大臣（袁总督与铁良将军）奏请，太后把它减到三分之一，命戏由每日一演改为每周两演；所省下的二十万两，则拨作学堂之用。这与张总督的做法何其相似——他既免于摊派赔款，便把同样数目的银子拨去盖校舍！一个建校舍的帝国，比一个把钱花在炮台与堡垒上的帝国，更有把握在世上占一席地。

除采行新教育之外，张之洞还揭出三事，以为中国社会更新所不可少。在前面提到的那本小书里，他说：

妇女之残足使其所生者弱；

风水之迷信阻碍开矿，

使中国长贫。

写下这话的人，怎么又跌回风水的糊涂里去了呢？他填掉那条新路，会不会是迁就百姓的迷信？无论属于哪一种，都是可叹的软弱；然而他的国家，赖他之力，如今已完全走上了进取之路。不过她朝那方向行进的姿态，颇像她那些壮阔的江河归海——一路多少回环的曲折，多少倒卷的漩涡。

附记一

在与这位杰出人物——他代表着他同胞中最好的一类——作别之际，还有两三件事，我附记于此。他给温哥华的电报里，除聘我出任拟设大学堂的总教习之外，还请我做他法律与政治上的顾问。后来经纽约领事正式订约时，末后这一项职务被换成了教他的下级官员万国公法。所举的更改缘由是：北京政府不准任何外国人充当顾问之职。据称这一异议出于大政方针，与个人无涉。不过，倘若北京的官员们读过我那本记庚子围城的书——书中我斥责满人政府的背信，而袒护中国的立场——那么他们的异议带上几分个人的色彩，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张总督将赴北京时，我登上他的轮船去送行。他手里拿着我在新学期开学时所作演说的印本，说因为动身匆促，未能亲自到场，深以为憾。那一次（是前一日），他手下几位高级官员——包括藩司、臬司与知府——先在课吏馆请我用便饭，随后带了六十名下级官员来向他们的老师行礼。礼毕，我向诸位大人作揖，请他们让我与学生独处。「不，」他们答道，「我们也想听听。」于是在讲台前坐下了。

张总督对赫德爵士似乎不无嫉意，曾非议总税务司所提的单一税制。他对精琪教授统一全国币制的方案也持异议——这或许是出于一种顾虑：这样的更张，会使他新近所建、兼铸银币铜元的那副昂贵机器失其用处。大概也为着同样的缘故，我听说户部拟聘一位康奈尔大学教授为财政顾问，他也表示反对。

然而尽管有种种小疵，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的影响于推动中国走向正路，出力甚多。但愿多有几个像「洞中长弓」张之洞这样的人！

以下我附上一份分量很重的文件；它虽略带几分神秘，却也因此更有意味。我很抱歉不便说出它的作者。这份报告应作无名文字看，是密档中未曾刊布的一件。作者的国籍与身分，留待读者自去推想。它于一个伟大人物在危难之际的作为，颇能发其光辉；而官家机密的帷幕既须予以应有的尊重，这份报告也就更添了几分辛辣与趣味。我这位不便具名的朋友，我该谢他，读者也该谢他。

一九〇〇年危局中与张总督的历次公务会晤

「六月十七日的会晤，我在六月十八日致阁下的公文中已详述。总督说明了他维持秩序、并依约给予应有保护的决心；他还着重表示，愿与英国修好。

「六月初，武昌、汉阳、汉口三镇谣言四起，说有人用催眠术拐骗孩童乃至成人；总督虽出一简明告示，声明散布此等谣言者处斩，本地的风声因而稍戢，然而恐慌已蔓延到乡间，煽动民心与外国人为仇，因而也与教民及教会为仇。

「六月二十五日，总督遣专使来见我，保证他不接受、也不执行北京任何仇外的谕旨；此事我已在六月二十八日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另一件公文中报告。他同时抄示了他与另外七位地方大员会衔的电奏，坚请剿灭义和团、维持和局。据总督给我的意思，正是这一建议促成了召李鸿章北上议和。

「关于大沽炮台失守与北方战事的种种失实之说，曾引起一些骚动；但总督七月二日的告示——抄件已随我七月三日致外交部的公文送呈——以及他所采取的严厉的警备措施，很快便恢复了平静；此后虽时有谣传，一直安定到我八月二十三日公文中所报的那次密谋与惊扰为止。在同一件公文里，我也叙述了总督如何应我之请，采取了破例的一着：把他自己所出、载有一道上谕的告示揭下来——那道上谕曾被人解作准许骚扰教民的凭据。过去两个月里，外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是总督能不能、肯不肯约束他的军队。总督自己似乎也有些没把握，直到他那几位可信的军官回来——北方乱起时，他们正在日本观操。不时有人极力散布军心不稳的消息，然而受过训练的军队从未露出过不忠的迹象。

「总督的措置中最招疑虑的一点，是遣兵北上。六月末，约有二三千人取道汉口北去，说是南京的巡抚要一支护卫。他们没有携械，除了闯进海关与轮船招商局的房产之外，未生别的事端。七月间，有五千左右的兵——其中或有一半是受过操练的——自湖广两省由陆路往河南，再赴直隶。带兵的是仇外的湖南藩司；遣兵之举，则以勤王的臣节相解说。七月以后，我未听说再有队伍开拔，虽说传闻总数将达一万。总督遣兵，或许是因为自觉还不够强，不敢全然违抗北京；因为不去救驾会招民间的唾骂；也为了把为数不少的危险游民打发走。

「七月二十日前后，有一种执拗的传闻，说总督正在对岸暗置炮位。德国教习向我保证此说毫无根据；英舰『派克』号的布兰登中尉又把那一带江岸纵横三英里彻底搜查了一遍，未见一门炮的踪影。惟一架设着的炮，是武昌城内两尊五英寸的阿姆斯特朗前膛炮；它们在那里已很久，且『不过供操练之用』。

「早在六月十七日的会晤中，总督便对内地僻远各处的教士表示忧虑；我那时也已建议各教会把妇孺移往通商口岸较为妥当。各教会自己宁愿把所有人员一概撤回，并应总督之请，开具了因此托付地方官照料的教堂清单。此后即便在湖北，也发生过几起劫掠，尤以湖南交界处的大县新滩为甚；而湖南的衡州府，伦敦会的房舍在七月初被毁，一时之间，全省的教会似乎都难保不被荡平。此事与湖北的骚乱，其主因都是六月二十六日一道所谓上谕的流传——那谕旨褒奖义和团，命各处官吏效法北方，尽灭外人。这道谕旨似乎是直接递到地方官手里的；仇外的官员或据以行事，或把它的存在透给绅民知道。湖南的礼拜堂尽被封禁；据说教会与教民的产业都要充公。然而到七月将尽时，总督与湖南巡抚出了一道令人满意的告示，此后我未再听到该省的怨诉，其西部似亦安帖。

「除保护本省的外人性命财产之外，总督还屡屡被请求援助自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撤出的教士。每一次他都慨然应允。他一再详电，不但发给边界上的属员，也发给别省的巡抚；必要时更以严峻的措辞与之力争。因此，当河南似乎要与我们为难时，总督坚持要他们出示善意的告示，甚至派出自己的人马，在河南要地荆紫关设立了一个长驻的护送站——由北方与西北来的旅人到那里须舍车登舟。所幸陕西署理巡抚极力协同。而那些逃难者无不作证说，一入湖北便有一种奇异的安全之感；我毫不怀疑，他们都会同意：自己的性命是靠张之洞的努力保全的；因为他但凡袖手不问，许多敌视我们的官员便会得着鼓励，把他们照山西对待教士的样子处置。

「在过去这焦虑的两个月里，总督遣兵北上之举、各处发生的骚乱、他转达北京政府为北方之乱文过饰非的种种谕旨，以及他极力要证明皇太后并未主使此乱、对外人并无恶意，凡此都难免叫人不安。但回头看去，人们不能不佩服他应付这场极严重的危局时的手腕与坚定，以及他对中国人与外国人一视同仁的尽责。一个中国的士大夫兼政治家，在有远见地抗拒一个朝廷表面上的谕旨时，肯拿声望、地位乃至性命去冒险——而他全部的教养都要他对那朝廷盲从效忠——这不是一件小事。他因皇太后久劳国事而顾念她个人的安危，是很自然的；他给他的君主送去若干军援，也不必因此见责，纵使他也许猜到那些兵会被用来对付那些外国——而他自己始终与那些外国保持着友谊，且不曾为防备它们可能的进攻多架一门炮。」

附记二

出洋考察大臣端方

张之洞长久不在任上时，湖北巡抚端方护理总督关防，行总督之职。他是满人——是那种可佩而并不罕见的人物：既得中国文化的雅致，又不失本族的强悍之气。我说「本族」，是因为满人在语言与习俗上与他们所治的中国人判然有别。

庚子之役中，端抚台留下了极好的记录。他署理陕西巡抚时，不像邻省那位满洲巡抚那样戕杀教士，而是切实加以保护，把他们平安送到汉口。有一天我在他府上，正有一位教士前来道谢当日的恩义。

我曾提起自己的一本书，问他读过没有。「凡你写的书，我没有不读的，」这是他斩截的答话。他到我家来得颇勤，凡我拜访必按礼回拜；后来调任湖南巡抚，我把雅礼会托付于他的护持，他显得很乐意。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上学；他的夫人与女儿们跟美国圣公会的女教士学过英文。

端抚台（现已升任总督）是新近派往西洋考察政治并具奏复命的那个考察团里的一位领袖人物。使团启程曾被耽搁，因为考察大臣们才要离京，一辆车里便有炸弹爆炸。那行刺者「自作自受，被自己的火药炸飞」，留下这桩暴行的动机，成了众人猜不透的哑谜。

第三十一章仇外的风潮

美国在远东的影响——官员与抵制——晋见罗斯福总统——英租界的骚乱——治外法权——达到目的的两条路——一个严重的错误——南昌惨案——迷信之害

仇外之风绝非新生之物，它本是中国人心里的常态。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它换上了新的形式，指向了新的对象，使用了新的手段。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种种新变之中，它理应占一个显著的位置。

在万事皆变之际，民气也随之而变。他们躁动如海，反复如风信旗。昨日之友即今日之敌；一点轻侮、一桩小小的不快，便足以使他们把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从这一类挪到那一类。昔日罕见的凶杀之变，如今频仍得令人心惊，以致刚刚过去的一年简直可以称为仇外暴乱之年。近九个月里就有四起这样的骚乱，发生在相距辽远的四个省份，对四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人一视同仁地倾泻其怒火；它们出于一种共同的仇恨，也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那目的——倘若它们当真有一个目的的话——便是逼迫条约关系重加厘定。

美国享有首当其冲的「殊荣」。因此，论到这个题目，我便从美国与抵制说起。下面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八日在纽约出版商同业会上一篇讲演的长篇节录：

美国在远东的影响

「主席先生、诸位先生：

「倘有人要我寻一个『立足之点』、一个支点，好在上面架起一具撬动世界的机械，我便要选诸位这个出版家同业会；而那机械不是别的，正是动力印刷机！我应邀前来，不单是因为记得诸位从前款待之殷，更因为新近发生的事，足以唤起每一个良善公民的爱国之心。这些问题超乎党派之上；它们关乎我们的国格，也关乎另一个民族的福祉——对那个民族，我们负有公义与人道的神圣义务。

「当我答应向诸位讲『美国在远东的影响』时，我还不知道席上会有日本的代表在座，本打算把话薄薄地摊在两个帝国上头。如今能把其中一个帝国让给史蒂文斯先生，我很高兴。

「因此，关于日本我只提一件事：一八五四年，培里准将明智的克制，使幕府将军不放一枪便开放了港口，这份宽容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感戴，他们于是在许多方面表示对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偏爱。譬如，他们把英语称作『美利坚话』，如此等等。他们曾因对俄索赔未得美国支持而失望，然而那不过是一片转瞬即散的阴云。除此之外，隔太平洋相望的两国人民之间，从未有过什么事情损伤过彼此的和睦。培里明智的开端之后，继之以同样明智的汤森·哈里斯：在任何别国领事或公使到来之前，他便被请到江户，为幕府出谋划策。

「由此发轫的美国影响，又经一大批出色的公使、领事与传教士培植。五十年间竟无一桩屠戮与凶杀（过去五十年间唯一遇害的传教士，是在与窃贼搏斗时被刺），这使我们与日本交往的历史，比起中国那部悲惨的故事来，平淡得多。这正说明那里是法度当令。

「我与日本相识，可上溯到四十六年前；这中间，她派到中国来的公使，我大半都有过愉快的往还。她的一位官员近来赠我一枚精美的领带别针，一根旗杆上两面国旗友好地缠在一处，这本身就极足以说明美国的影响。我回赠他以下几行诗：

『日与星分掌昊天！

远隔而同根之日星也，

在此友好交缠，

合成一个新的天象。

『东方之日，愿尔升得更高，

以光充满东方的天！

星条旗啊，愿尔招展，

为西方世界洒下荣光！

『我们的星旗最先唤醒了

日出之国的黎明。

愿无恶运断此情缘，

为此我们高呼万岁！』

「现在我转到一个不那么令人高兴的题目：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它令我想起那位博物学家，他给一章题作『冰岛的蛇』，而全章的正文只有一句话：『冰岛没有蛇。』美国的影响从前曾像银河里的一座星座那样灿烂，如今却消失得如此干净，拿显微镜也几乎看它不见。我们的货物被拒于门外——不是由于立法，而是由于民间的愤懑——我们还能凭什么影响自居呢？

抵制

「不错，最新的消息说，抵制已经瓦解。两个多月前我便预见并预言：以事理而论，它不可能持久，那不过是一只『试探的气球』——一个令人鼓舞的证据，说明东方人正在学着运用我们的办法。然而，同样一件事用在两个国家里，条件之悬殊岂不可叹？在一国，人人识字，报纸人手一份。罢工或抵制一经宣告结束，众人立刻各归其位，一切照旧。在另一国，识字的人不到二十分之一。离了通商口岸，报纸几乎无人知晓；即便有，也受制于官府的专横或暴民的恐吓。于是，一省可以打仗，另一省的人却几乎听不到风声。拒马可以把货物挡在一个口岸之外，而在别的口岸却或明或暗地放行。不仅如此，这种利害冲突所生的敌意，并不会被阳光晒散，它郁结、蔓延，像一场瘟疫，弥漫于报纸与外洋通商都照不到的广大区域。

「请看广东省连州美国传教士被戕一案。那桩骇人的暴行，我不打算细述，也不多说什么，只想指出：抵制虽在九月十四日结束，那一带的百姓却仍激愤如此，以致十四天之后，传教士们仍觉身处险境。在十一月五日的纽约《太阳报》上，我读到遇难者之一皮尔牧师一封信的片段，写于惨案前整整一个月。容我连同引言一并读来。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十一月四日。——普林斯顿神学院学生李·威尔逊数日前收到约翰·皮尔的来信；皮尔即十月二十八日与其妻同在中国连州遇害的那位传教士。信写于九月二十八日，抵美之时恰值皮尔夫妇被害。信中透露了导致皮尔之死的种种纠葛。信中有一段说：

「『「抵制之事，于传教士关系至重。向来美国人总享有特别的好感，挂起美国旗便意味着保护；如今却不同了。虽未有人身侵犯，百姓却冷淡了，疑心也重了。中国人并不要求让他们的苦力进入美国，他们所求的不过是：美国人不再以轻蔑待华人，并许他们的商人与学生享有别国人同样的待遇。」

「『皮尔于去年五月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

「无论是什么火星引起了爆炸，那使爆炸成为可能的硝化甘油来自抵制——这岂不是很明白吗？

「他们所抵制的不止是海关册上有名有数的有形之物，这禁忌还推及头脑与心灵之事。整个运动的首领，从前是国际协会的热心赞助者；那机构本要开设免费讲座，使中国的明达之士与西方学者站到共同的地平上。如今他却反对国际协会——原因竟不过是：它由一位气度宏阔的美国人李佳白博士所创办、所主持。

「听了这些，再听说诸位自己的出版物——远东学堂最好的教科书——也被列入了禁书之目，诸位还会觉得奇怪吗？近来就有一批这样的书被退回，理由是它们盖有美国印刷所的戳记，所以在禁。

「倘我再说下去，说官府上下都乐见这种近乎国民感情的表现，诸位或许要答道：『国民感情！是啊，培养这个是本分。』然而我们岂不知道，在中国它是怎样被培植起来的？仇外岂不是被误认作爱国，并且被暗中鼓动，用作抵御外侮的护符？不过在眼下这件事里，倒没有余地去疑心这样的动机。这场运动纯粹是我们这一方挑起的；扶植它，是为了逼我们的政府修改或废除那些令人难堪的排华律例。与我共处了三年的那位中国中部的总督，素以变法先驱著称——在教导百姓知其义务、亦知其权利这件事上，他比谁做得都多。当我聘约期满、将要回国之时，武昌的知府——他是广东人——致书于我，恳求我为他的同乡向美国总统进言。这封信在一次会晤中被总督提及，信中所请，他又重申了一遍。他设饯别之宴，众多属员在座，席间此事重又提起，同样的请求从四面八方向我提出，加意相托。我一面答应为他们尽力，一面也说了几句话——请容我举个例子，看看我往他们受伤的感情上浇的是什么油。

「我说：『在这些细小的委屈的刺激之下，贵国百姓忘了他们受惠于美国之处。他们看不见疏远最好的朋友是何等危险。义和团之役，北京为八国联军所陷，那时最先提出一项自我约束的章程、禁止任何一国割取中国土地的，不是美国是谁？在这件事上英国支持了她，其余各国随之附和，帝国的完整于是得保。又，当中国几乎要被卷进日俄战争的漩涡时，为她争得中立之利、从而第二次护住她的国脉的，不是美国是谁？而今你们竟与我们为敌！这样的行径，岂不正为贵国古时的诗人所讥？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云云。

（多少恩德之所施，

一点小过便勾销；

正如微尘蔽杲日，

遮尽它满天的光耀。）

「倘若开罪之由得以除去，便有理由指望：我国在那两个关系重大的关头所行的善举将被记起，并将使中国视我们的旗帜为一面盾牌，危难之时可庇身其下。惟有到那时，我们如今已缩至于无的影响，才会重新聚成它全部的分量。

抵制之所由起

「所加的损害，比起所施的恩惠来虽微不足道，却是任何有自尊的民族既不该施于人、也不该受于人的。我可以举二十个例子，这里只举一个。两个青年，都是基督徒，一富一贫，到美国来求学。他们被扣在一间牢棚里三个月。其中一个病了，移入医院；另一个获准去探望，二人遂逃往加拿大，再由加拿大回了中国。

「无怪乎再没有学生到我们这里来，而如今在日本求学的已逾八千人！（罗斯福总统的怀柔政策正在结果：四十名学生即将启程赴美。一九〇六年五月）

「鼓动者向我们担保说，眼下的激愤是由『特许阶层』——商人、旅行者与学生——所受的无理对待激起的，而不是因为排斥劳工；排斥劳工一事，他们的政府已经允准。然而，随着中国人见识渐开，时候已经到了：他们的统治者感到这种歧视是一种耻辱。张总督与他的属员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现行律例的公正施行。他们要求撤销那些可耻的禁令，要求有与来自欧洲的移民平等竞争的权利。倘若我们表示出公平待华的意思，他们的国土与心胸都将向我们敞开，一如从前所未有。我们对华的商务将拓展到极大的规模；而在那些遮护着那个帝国之完整的旗帜之中，我们的国旗将居于最高处。」

十一月十六日，我蒙罗斯福总统接见。他把我呈上的文件（见下文）过目一遍，对每一点都表示了意见。排华律例所造成的委屈，他承认是真的。他答应以行政办法的改良来减轻或革除这些委屈；但对废除律例，他不给任何指望。「我们手上已经有一个种族问题，不想再要一个，」他加重语气说。至于中国人用作胁迫手段的抵制，他斥为是在既有的难处上火上加油。他说，抵制所导致的商务中断与美国传教士被杀，使他无法照原意把赔款的余额交还中国。

这个答复在我意料之中；但它绝不能满足中国的当权者，他们所图的无非是全然废除。当我告诉他，报纸把这场鼓动说成只限于劳工与商人，那是错的，并且说最高的官员一面照例斥责它，实则加以纵容，他答道，他相信事情正是如此，并且再次声明：中国采取这样的激烈手段，绝无所得。

从白宫出来，我到中国使馆去，与公使梁诚爵士谈了这件事。总统的态度他并不觉得意外。他说，国会里以及全国上下对中国的感情正在好转；但依他看来，要促成排华律例的废除，还须十年。

眼下交涉的梗阻，一部分来自北京；不过他希望不久能有一个暂时的了结。

上文提到的文书，附录于此。

请求斡旋的信函

（译文）

「敬致丁韪良博士阁下。

「先生：

「三年以来，我们常就教育及当世诸事交换意见；思及我们的交往从未有过一声不谐，于我是一件快事。

「以先生之学问，以先生在敝国京师居留四十年、又在中国他处居留十五年之久，我辈对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听先生之言，我们便反复思量，珍藏心中，不敢或忘。正因先生的学问与人品，先生才能与中华的官员学者相处得如此和洽。

「今有一事欲奉告先生——此事正需先生这样的明达之士出力。我所指的，是禁止华工入境之事。它于敝国的商民与劳工，关系都极深。

「恳请先生念在旅华五十五年，为我们向美国总统进一言，以保全两等人的福祉。

「倘因先生的劝说而使那些禁例得以撤销，我中国人民感戴之情将无有穷尽；先生五十五年为中国尽瘁之功，将以一日之成而得其圆满；先生的名字，也将传之后世。

「你我是老朋友，我便直言如面谈。

（署名）梁鼎芬

两湖师范学堂监督、道员等职

「一九〇五年七月八日，武昌。」

以上译文出自我手，原件附在呈送总统的抄本之后，以便任何愿意过目的官方通译查核。

这封信可以看作中华帝国高级官员心意的表达。写信的人，比谁都更有资格被视为张总督的代言人；信是在我登舟回国的前夕写的，第二天总督本人又把同样的请托重说了一遍。这些情形，使它成为一件分量非同寻常的文书。

「特许阶层」——商人、学生与旅行者——在执行排华律例的名义下所受的无理对待，已激起深固的怨恨，抵制不过是它浮在表面的一点表现。那运动或许不能持久，但它持续的时间已足以使我们受害不浅。

除了给我们的贸易带来窘迫之外，它还激起一种敌意，非有多年的怀柔政策不能根除。

信中并未直接提到抵制，也未提及将要开始的交涉；然而几乎可以断定，写信人作此吁请时，两者都在他的心里。总督与他的属员把眼下看作两国交往的严重关头，这是对的。

两国的睦谊，除了在那场以驱逐一切外国人为目的、被称为「义和团之乱」的狂热变故中曾一度中断之外，从未有过间断。在其后的善后之中，我国出力最著，尤其在防止中国被瓜分这一点上，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影响。又，日俄冲突爆发时——那场战争主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打的——正是美国的外交为中国争得了中立之利，再一次挡开了危及她生存的祸患。

然而，对这些绝大的效劳，中国那一点点感激之情，随时可能被歧视华工、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她其他各色人等的虐待所引起的愤懑扑灭。为着我们日增的商务，把一切抱怨的根由除去何等要紧，这是不待辩说的。

我从未使我那些官员朋友指望我国现行的律例会有什么大改。自保之义高于交际之谊。多年之中，这些律例是一道屏障；若没有它，我们西部各州稀疏的人口早已被亚洲人的涌入淹没。早年间，中国人渡海，比我们东部各州的人横越大陆还要容易。如今铁路修通，横贯大陆只须五六天，不再是许多个月；太平洋沿岸各州人口已相当可观，再不会有被远东移民漫过的危险。那么，要不要继续维持这些老限制，究竟是否可取、是否合乎时宜，这岂不是一个可以公议的问题？襁褓于婴儿是必需的护持，于渐长的孩童则成了累赘。这个问题，最好的判定办法或许是看一看我们太平洋沿岸各州的普遍民意。以我的印象，除了加利福尼亚的果农与另外一些人之外，他们极力反对他们所说的「撤下栅栏」。

依我看来，对付这个难处最可行的办法，是订立章程，防止排华律例在执行中的种种弊端。总统对这类弊端已经痛加斥责。「特许阶层」的解释可以放宽一些。对拘留与遣返的苦楚，可以设法减轻；稽查的官吏也可以任用较好的一等，并设一总监督，责成他照看律例的执行既忠实又不失人道。

十二月十八日，距连州袭击美国人不到三个月，又有人企图毁掉上海的英租界。

一名妇人以拐带罪被捕，送入外国监牢候审。中国的会审官坚持说她该关在华人的监牢里，这话不无道理。他的抗议未被理会，虽然本地的道台也为之撑腰。于是界外的一群游民闯进租界，把外国巡捕打得四散，动手焚掠。所幸一队水兵带着格林炮与救火机，扑灭了火，压下了乱。再迟几个钟头，那座富庶的商埠必已化为灰烬。乱民被击毙四十人，受伤者甚众。租界虽在划给英国的地面上，却称作公共租界，由外国纳税人选出的工部局管治。华人居民有五十万之众，在工部局里却没有发言之权；这一层也被认为是一桩委屈。不过他们受到保护，不至于遭本国官吏的诛求；据说这次骚乱他们并未参与。事实上，若不是乱事被迅速压下，他们必要受尽劫掠焚烧之苦。事定之后，他们借机要求在租界的政务中得到承认，并许诺说：只要许他们派一个常设的委员会，凡关涉他们利益的事，工部局议决之前先与之商议，他们便满意了。

这个要求不可谓不谦抑，却几乎被外国纳税人一致投票否决了。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委员会，无论怎样选举，必定要被道台操纵，用来扩张他的管辖。他们的决定被华人居民平静地接受了——这些人很看重自己在那个奇特的共和体里所享的保护。这问题必定还要再提出来；随着他们对代议政治的道理日益熟悉，他们要求与闻其事的呼声也会更加迫切。

有一个「国中之国」横在官吏与他们的百姓之间，这自然是官吏们所不喜的；他们一心要削减它的特权。这些特权一旦交出，那模范租界的门上，便可以刻上「荣耀去矣」四个字了。

为各国划出专门的区域，在中国是旧例，本为便利起见。第一次战争之后，英国人逼令开港，便要求在每一口岸划给租界，界内由他们的领事掌主要的、甚至是专有的权柄。别国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中国一一照给——给英国是出于不得已，给别国却似乎是出于情愿，因为外国领事须负责管束本国之人。如今，本国人涌入外国租界，这些华洋杂处之区在财富与人口上膨胀得如此之大，遂使中国政府把前人的爽快应允看作一桩失策。于是，在内地开新口岸时，它只划出一个外国人的区域，却不设「租界」；不像从前那样放弃在界内行使管辖之权。

以上所说，只关乎居住在外国「租界」内的华人如何管治。但如今政治的天空上，还浮现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如何收回对外国人——无论他们身在帝国何处——的管辖之权。中国人若力所能及，不但要取消外国租界的特权，还要取消条约所许的、免受地方官管辖的权利。这项特权于外国人是性命攸关的：以中国现今的审判衙门而论，若把他的生命财产交托给它们，便不得安全。

这样的豁免，在土耳其及其他伊斯兰国家是惯例，在非洲的黑人那里更不必说。在日本，它也曾载入条约；而日本人越是在维新的路上前进，便越是对这种把野蛮的污名钉在他们身上的例外感到难堪。及至他们证明了自己有资格列于万国之林，法度良善、施行有方，各国便欣然允许他们行使主权的一切权能。

她的这段试用期，比起她的邻邦来又如何呢？日本决意依西法革新，是在一八六八年。中国直到一九〇〇年灭洋之举彻底失败，才下这样的决心。以她而论，变法的纪元始于一九〇二年朝廷回銮——四年，比之于日本的三十年！再说两国的气象，又是何等的悬殊！一个以法度秩序见称，一个则以暴民的凶横见称，而官府非但不加约束，甚至从中怂恿！

北风想逼行人脱下斗篷，行人却把斗篷裹得更紧、攥得更牢。太阳一出，暖光照人，行人自己就把它脱了。

日出之国用的是后一法，中国宁取前一法。抵制表面上的得手，岂不叫人担心她会因此固执于那北风中行人的路数？应当明白告诉她：她正在试用期内；要收回主权的行使，唯一的路是显出自己配得上人家的信任。义和团之变，把治外法权这件斗篷的脱下推迟了许多年；而每一次新的暴民凶行，都把那一天推得更远。

把「外人」与「仇敌」混为一谈，是贝都因人或阿富汗人的错。中国把仇外误认作爱国，岂不也是如此？由于这一失着，她冒着疏远她最好的朋友——英国与美国——的危险。有个农夫要给一只摇晃的桶箍上箍，桶里正有一只母鸡伏在一窝蛋上；那蠢鸟错把他当作仇敌，扑上来啄他的脸。中国岂不是也有被撇下、任凭她的朋友们极力想为她挡开的那种命运临头的危险？

四月里，一位知县应邀到法国天主教堂去了结一桩久悬的争端，而他了结的办法是自尽——在中国，这是最令人畏惧的报复。他被抬出来时气息奄奄、口不能言，只示意说自己是遭了那位主教神父的行凶。他的伤处被拍了照，照片四处散发，以煽动众人。绅士与百姓聚会，把胆气鼓到该有的程度——巡抚与官员们则小心地避在幕后——到第五日，教堂被毁，神父被杀。住在不远处的一位英国传教士，连同他的妻女，也被袭杀，并非因为人家不知道他们属于另一国、另一教，而是因为盛怒的暴民不耐烦分辨。

英法两国官员乘炮舰赴出事地方查案议结。英国人一家的案子不难了结；法国教堂的案子却较为纠缠。法方所提各款之中，有两条使中国政府为难。政府原已认定是凶杀，并匆匆给死去的知县追赠了荣典。法国人要求撤销这些荣典，并公开承认是自尽。赔一笔款子、革一个巡抚的职，倒不算什么难堪；可是朝廷怎能屈从于随法国人的笛声起舞这样的羞辱？一位英国外科医生在密封的验尸报告中断定，伤处必是自伤，因为从伤的位置看，旁人是无从下手的。然而——〔原文此处缺两行〕

一八七〇年，天津那桩穷凶极恶的惨案，法国接受了银钱的赔偿，因为第二帝国那时正与德国陷入生死之搏。这一回她若对中国从宽，岂不也是因为共和国正与罗马教会作殊死之争？

中国与法国的不断摩擦与屡次冲突，主要出于两个根源：一是法国对罗马教会各差会的保教之权，二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威逼之势。一八五七至六〇年，路易·拿破仑派兵来华，正是为一名传教士被官府处死复仇。自那时起，久受迫害的教会便摆出了盛气凌人的姿态。发还被没收的产业是无穷纠纷的由头；而教中与官家必为之撑腰的把握，又壮了本地教民的胆，使他们不但力争自己的权利，还插手于本与他们无关的争讼——在使圣教见弃于中国人心这件事上，再没有比这一条更起作用的了。

然而在另一面，还有更多生事的根源，在于百姓的愚昧，也在于中国政府对教民的不公。政府既全无宗教自由的观念，对各宗各派的基督徒只是勉强容忍，并且把他们看作叛国之人；那么，他们的异教邻人以憎恶与猜疑相待，岂不是很自然的事？

存着这样的心思，他们便像古罗马的异教徒一样，把种种骇人的罪名加在教民头上，一有丝毫的由头便行凶。据说一座教堂的尖顶扰了一方的风水——百姓便烧掉那房子。有谣言说育婴堂里的婴孩被挖去眼睛制造照相的药水——育婴堂便被拆毁，仁爱会的修女被杀。在一位医生家里发现一具骸骨，被举着游街，当作行妖作法的凭据——霎时间，愤怒的暴民便把房屋捣毁，把所能及的外国人尽行杀害。前一种情形见于一八六九年的天津惨案，后一种见于一九〇五年的连州惨案。而且这还不是孤例。两位在广州行医的美国女士，被一群人围攻，说她们害死了一个她们正尽力救活的人，二人几乎丧命。然而何必再开列这串阴惨的名目？看他们的疯狂暴怒竟如此地加害于自己的恩人，真令人想要喊一声：「不信与迷信这一对怪物，更可怕的是后者！」

在中国，倘有人倒毙街头，祭司与利未人只顾自保，远远避开；若有好撒玛利亚人俯身去扶，那是冒着风险的。医生治病，所需的勇气与机变，简直像在与疯人打交道！这些有损中国名声的暗影，必将被如今用以开启民智的种种事业驱散。然而对教会的观感又如何呢？

医药之传教，公认是破除成见的一大利器。它借医治百姓身体的疾苦而达于他们的心；高级官员在赞助之列；慈禧太后近来也表示出加以庇护的意思。但讲道的传教士与教书的传教士又如何呢？中国人对这两类传教事业是否怀有敌意？

中国人不像伊斯兰教徒或婆罗门那样笃执于某一种教门。有人来传一种新教，他们并不动气，尤其若这教与他们古圣先贤之道相近的话。他们所不喜的不是那教，而是传那教的外国人。他们的报纸事实上已开始鼓吹一个议论：接受基督教，而以自己的法子去传播，不假外人之手。他们乐得商人与传教士都走开、让他们清静，这是谁也不能怀疑的。然而教会的影响仍在稳稳地增长；它移风易俗之功，也为帝国中的第一流人物所公认。

一九〇六年二月二日，出洋考察大臣端方在纽约对各差会董事会演说时说：

「今晚我们乐于作证：美国传教士在促进中国人民的进步上是出过力的。他们把西方文明的光带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把西方的宗教与科学著作译成中文，这番辛勤的工作，于中国是无可估量的效劳。他们设立医院与学堂，帮我们把安乐与慰藉带给贫苦患难之人。如今看来已在眼前的中国的觉醒，在不小的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传教士之手。对于这番效劳，诸位将看到中国并非不知感恩。」

如今以百计的传教站，大抵都办有中学或书院。其中所授的科学不但合于时用，而且办理认真，足为那些管辖官立学堂的官员的一面镜子。这里只举几处：

就在北京，有美国美以美会的一所大学，不愧其名。都城郊外的通州，有美部会（公理会）的一所出色的书院，处处都足与之匹敌。这两所彼此合作，又与伦敦会办的、已得慈禧太后嘉许的协和医学堂合作。

美国长老会设有中学一所、神学院一所，并与上述三会在一定程度上合作。这样一个四方的联合，极足以说明基督教教育事业是本着何等的精神推行的。大西洋被架起了桥，两个国家联起手来；面对着感化一个帝国这样宏大的事业，宗派的分歧被忘掉了。仅就教员的调度而论，他们已经体会到「合则力强」这句格言的真确。

在山东潍县，有一所很好的书院，英国浸礼会与美国长老会合办。长老会原先的基业是登州的一所书院；在狄考文博士手里，它确凿地证明了：用中文这个媒介，也能施以精深宏博的教育。如今在这些学堂里，英文大抵占了显著的地位，并非作为教学的唯一媒介，而是作为通向世界文献的钥匙，也是与外国交往的准备。

上海在教育上与在商务上一样领先，那里有一所极好的学堂，叫圣约翰书院，以英文为教学的根基。此外无数学校也把英文作为主课，以应这个外洋贸易中心的需要。

上海最著名的机构之一，是徐家汇的一所天主教书院，它守着利玛窦与他那位著名的门徒徐光启的遗风。与之相连的，还有一座天文台和一处气象台，在华的外国人很看重它们，它们也理应为全帝国所更多地知道。

沿海一路南下，书院比灯塔还要密；到了广州，在「省城」附近，格外惹眼地耸立着岭南学堂。

举这几处为例，是要说明传教士为中国的教育做了些什么。把教育只限于学堂里的教书，那是狭隘之见。在中国的报业上、在各科科学教科书的编纂上，都是传教士开的路。广学会正在广布世俗真理与宗教真理的种子。

为着他们已经做下的善事，也为着将要来的益处，中国政府理应对这一切机构给予大度的承认。协和医学堂开学时，美国公使柔克义先生在一篇出色的演说中，提议政府承认这些学堂的学位；而那一天主持其事的又是慈禧太后的代表，故有理由指望，他的建议不会被置之不理。

第三十二章满洲人——中国的诺曼人

大清一朝——慈禧太后——她的出身——她的第一次垂帘——她的为人——别的几种典型——两位满洲亲王——两位满洲大臣——民心的抉择——结论

纵观世界的历史，我们发现一条似乎支配着民族迁徙的定律：北方之族总有侵逼南方之族的趋势。前者是游牧、渔猎之民，在与环境的种种不利常相搏斗中练出了胆气；后者则从事文明生活中安定的百业。

罗马的哥特人与汪达尔人，成吉思汗与帖木儿麾下的鞑靼人，无不合于这条定律，而且像是受着同一种冲动的驱使。在东半球的东西两端，可以举出这一普遍运动的两个例子，恰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对照：我指的是英国的诺曼人与中国的满洲人。两个帝国都由发源于北方的王朝统辖；因为英国的王室虽换了名号，却始终以自家的诺曼血统为荣。

征服英国的诺曼人，先在法国落脚，在那里习得了文明生活的技艺。满洲人自黑龙江边南下，定居辽东；辽东之于中国，位置与之略略相似。他们在那里学到了几分中国的文明，并伺机夺取这个帝国。在英国，王位上坐着诺曼家族的一支同宗，征服者威廉便设法以「忏悔者爱德华的遗命」相号召，给自己的入侵抹上一层合法的颜色。满洲人虽未援引这样人为的名分，却因其先世金人曾统治帝国的北半，而觊觎中国的天下。诺曼人的征服起于一场家族之争，一战而定。满洲人所征服的国土十倍于英国有余，自然不那么容易。然而他们奏功之速却是空前的，因为他们是应邀而来，又给一个久战力竭的民族带来了太平。在北方，金代鞑靼人的旧迹尚存，他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在南方，则旷日持久而且血腥。

两家王朝都把新的臣民当作被征服的人民看待。两家都强加了外来的驻军与新的贵族。两家都带来了一种外族的语言，并设法把它长久保持为朝廷的语言，即便不能成为民间的语言。而在两处，人民的语言都自己立住了脚。在英国，它把那外来的语言吸收、同化了；在中国，因缺乏共同的成分而无从融合，它索性取代了征服者的语言——不但用于书写，连朝廷口头所用的也是它。

两家征服者都发觉，必须以宽大而及时的让步来笼络被征服的种族；但对照就从这里开始了。在英国，从未加过什么外在的臣服标记；久而久之，统治阶级的一切特权都被废除；除了爱尔兰之外，任何地方都看不出一丝种族的嫌隙。在中国，辫子至今仍是臣服的标记。习惯已使百姓安于此事；但它仍是一个诱人抓握的把柄，正好留给革命的鼓动者去抓。凡揭竿而起的党派，无不剪辫；既然辫子已开始从兵士的号衣上消失，满洲政府何不明智一些，索性听人自便呢？

服制的改革由营伍推及朝廷，再由朝廷推及百姓（于百姓则听其自便），可以消去一重危险，也可以搬开中国进入万国之林道上的一重障碍。废辫意味着抛弃那些予人以蛮邦盛饰之感的长袍。如今已经默许中国人穿西服；而每一个穿西服的人都不得不去掉辫子。日本人所做过的最聪明的一件事，莫过于采用我们西方的衣冠。他们的榜样，正有助于促成中国同样的改革。新的衣冠意味着新的时代。

这个对照还须再加一笔才算完全：两家胜利者都给被征服的国家带来了比它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政治。在孔子看来，封建是一种理想的美境，他曾把君主比作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然而始皇帝的中央集权之治，比起周室那种松散的聚合来，实在是绝大的进步。历代大朝都采用了集权的原则；但施行得如此成功的没有第二家，而在称得上体面的君主所占的比例上，也没有一家比得上大清。前六位君主，已在第二编里略述过了。至于其后的两位，要等历史的论断还太早。一位在位仅两年零三个月便殁了，短得来不及见出性情。另一位如今坐在御座之下，而权柄握在他的嗣母手里。两位都被慈禧太后的身影所笼罩，为她那强悍的精神所左右。

中国也有过在史册上留下身影的女主，如汉之吕后、唐之武后，但中国的法度从不许女子在任何情形下承继大统。女主临朝是变常，而那统治者便是一个怪物。她的品格总被涂得漆黑，以致难于描画。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女子都才具非凡；因为若没有超群的禀赋，断不可能在这样的成见之下攫取权柄，并使一个驯服的民族俯首听命。她们通常被描写得很像犹太史家笔下的耶洗别或亚他利雅：残忍、淫佚、不可回转，她们「剪除王室的苗裔」，她们杀害先知，她们以种种无耻的秽闻使举国的耳朵发麻。

我们不打算在这些人中间，为那位杂志读者无人不晓的慈禧太后寻找匹俦。就际遇之惨烈而论——若不就在位之久而论——她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对手。她还有一点是独一无二的：她的命运与外国入侵的乱麻绞在了一处。她两次从陷落的都城门里出奔；两次又蒙外来的征服者允她回銮。没有外国人和他们自加的约束，中国便不会有慈禧太后。她是恨外国人把她赶走呢，还是谢外国人一再让她复位？

她是承恩公之女（说她本是使女，那是无稽之谈），一八五三或五四年入侍咸丰，位在妃嫔；她的妹妹稍后成了皇帝幼弟的嫡福晋。她有幸为她的主上生了一个儿子，于是晋位为后，并以储君之母的身份开始施展不小的势力。若不是新的位分护着她，她那无子的对手或许早已把她逐出宫廷，把孩子据为己有。她反倒不得不承认共为母后；几年之后，这便导致了两宫共同垂帘。

年轻的皇后还没来得及习惯她的新尊荣，一八六〇年大沽与天津的失陷便警告皇帝：他将面对什么。他带着两位皇家的女眷与幼子，及时退往塞外的热河，避开了被俘。在那里他听到圆明园被焚、京城陷落的消息。他究竟是死于疾病，还是高傲的天性不肯在受辱之后苟活，无人知晓。我们所知道的是：他于一八六一年崩逝之后，肃顺、端华两位王大臣组织了赞襄之局，并在恭亲王以皇帝全权代表的身份签订和约约一年之后，把朝廷迎回京城。恭亲王不在赞襄政务的八大臣之列；他知道自己已被列为必除之人。他决意先发制人，设法与两宫太后取得联络；两宫也正指望他把自己从八大臣的专横中解救出来。十二月二日，霹雳一击：八大臣尽被拿下；为首的一个在市曹正法；有的自尽；其余的被拟流放。新的垂帘之局于是组成，由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共主，恭亲王加「议政王」之号。

在这第一次政变中，圣母皇太后究竟担了什么角色，只能由人揣测。她机敏而有大志，不甘心做八大臣手里的工具。母后皇太后屈从于一个更高明的头脑，此后二十年里一直如此。

还有一个不该被忽略的角色，就是那位签订天津条约的好大臣桂良。他的女儿是恭亲王的嫡福晋；他年纪太大，不便在这场宫廷之变中充当主角，但正是他怂恿年轻而阅历尚浅的恭亲王为自己的性命一搏。

幼帝的年号由「祺祥」（吉祥之意）改为「同治」（共同治理之意）；举国默认了这个新的局面。

然而有一个人对这样的安排并不十分满意，就是那位躁动而有雄心的年轻太后。天下太平，新的局面延续了若干年，恭亲王的权势与尊荣与日俱增。他日增的势力引起了她的不快；一天早上，两宫的一道谕旨便剥夺了他的权柄，把他禁在自己的府第里。所加的罪名是对两宫不敬；他匍匐在她们脚下，乞求宽宥。

两宫并非不可回转；他被重新起用，从前的尊荣一一恢复，只有一样除外：「议政王」的封号再没有出现过。

一八八一年，母后皇太后崩，圣母皇太后于是独享尊荣。两宫同垂帘的年月里，她们合作得如此和睦，前者对后者的意旨又如此顺从，本没有什么可疑的余地；然而在东方宫廷的暮色里，这类猜疑总像蝙蝠一样飞来飞去。

同治崩后，她巧妙地选了一个三岁的侄儿承继大统、立为自己的嗣子，这便给了她再一次长期垂帘的前景。一八九八年，她在短暂的归政之后被守旧一派请回，遂以第二次政变废黜了她那个傀儡。

在随之而来的那场毁灭性的反动里，她得到了一种可疑的满足：觉得自己是中华帝国唯一的贵人。那岂不正像一个角斗士，在燃烧着的斗兽场里坐上了凯撒的宝座？当她那失算的政策逼得她第二次出奔求生时，她岂不也明白了：她自己也不过是时势的产物？她那时是个无助的逃人，怎能想到命运还为她留着比她从前所经历的更明亮的日子？

她接受了现实，同皇帝一道回銮；于是帝国与世界也接受了她。经验教会了她，她投身于一件正对她脾胃的事业：更新中国的人民。年事渐长，权力在握，又乐于顺应欧洲宫廷较为自由的礼俗，这几样凑在一处，使她撇开帷幔，公然作为这座帝国舞台上的主角登场。

六年前，她的七十寿辰办得极隆重，虽然她曾传谕不许臣民在效忠上过于靡费。在武昌，署理总督端方设宴，请我为太后作一篇颂辞。对一个在一九〇〇年吃过围城之苦的人来说，这差事是微妙的；但我接了下来，并以英国法律上「国王不能为非」的道理为太后开脱。我把过失归于她的大臣，而对她的才具与她对国家的效劳作了一番称颂。

于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认识她其人、其性情么？我们岂不是在卡尔小姐所绘、曾在圣路易斯展出的那幅华美的画像里见过她？倘若疑心画师有所奉承，我们岂不还有一大批照片，照片上她摆着种种威仪的姿态？阳光还能奉承人么？我们看她，确乎就像在镜子里看我们自己一样真切！

至于性情，现在下断语还太早。「女子之性，变幻无常。」

在画笔与阳光之外，再加上那些她并未对之遮掩的男男女女以犀利之眼所作的文字画像；我们便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对她仪容的了解，不亚于对任何一位居于或共享欧洲王位的女士。她比欧洲女子的平均身量略矮一点，然而身材匀称之极、举止娴雅之极，仿佛不需要再添什么便自有其威仪。她的眉目与其说美丽，不如说灵动而可喜；她的肤色不黄，而是微带橄榄色；一双漆黑的眸子照亮了她的脸，半掩在浓密的睫毛之后，那后面藏着或是恩宠的笑意，或是震怒的电光。谁也不会以为她过了四十岁。她随身带着记事的册子，即便在谈话之中也随手记下备忘。她的笔是她权柄的支柱。她用它发出亲笔的谕旨；也用它写下那些被她的大臣当作最可矜夸的荣饰而佩戴的字。我曾在一位总督的厅堂里见过这样的字，装在描金的框里。

她的文雅修养，在一个妇女不识字的国度里，激起了真诚的钦佩；而她见识之广，足以把政务的细节一一收入眼中。她择人极有眼光，又常常把他们东调西迁，好叫他们不忘自己仰赖于她的意旨。在本国她无可比拟，人们有时把她与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相比。论私德之检点，她要占上风；因为虽说她也有过宠幸之人，那些人却从不敢自夸得宠，好事的公众也从来无从指认他们。

她的全名，连同翰林院所上的种种徽号在内，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她崩于皇帝崩逝的次日；崩前数小时，她指定皇帝的侄儿承继大统。现今的君主宣统生于一九〇三年，自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起即位。

就以这位太后作满洲女子的典型罢。已故的皇帝虽俊秀聪明，身量却太小，不足为一个强健种族的代表。出洋考察大臣端方是较为出色的样本。满洲人一般比中国人高；无论在体格上还是在智力上，他们都证明了这一支远未衰竭。

主持军机十五年的恭亲王，身材高大，仪表端丽，待人温雅。虽有在一个褊狭的宫廷中受教育的不利，他仍显出高一等的气度与才具。一八七五年继他而起的庆亲王，人物虽不及他动人，却不乏那种被人当作治国之才的精明。有什么比他三十年来立在一段滚动的圆木上而不倒，更好的证据呢？要在皇帝被废与义和团之乱的震荡中保住地位，所需的敏捷与随机应变，可不是等闲的。这两位亲王我都见过许多次。他们比人们指望在一个东方宫廷的枝叶中所能找到的人物要能干。

文祥自北京开埠直到一八七五年去世，一直在外交上担着主要的担子，他在礁石与浪头之间为国家掌舵，显出了极大的才干。他心智的力量给所有的外国人以深刻的印象，也使他在同胞中轻易地居于上风。这样的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必定被公务压得喘不过气。他体质并不强健；有一次他喘着哮喘进屋来，对我说：「你看我就像一头小驴子，颈圈勒得紧，驮子又重。」恭亲王秉政之所以有成效，大半要归功于文祥。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宝鋆以文才著称。恭亲王每逢宴集，最爱叫他与董恂即席赋诗相角。能与董恂这样有名的学者兼诗人下场较量，可见满洲人在文墨的修养上已经能与中国人争胜了。我记得他是一位有威仪的白须老人，和气而好谐谑。恭亲王一班人失势时，他以三首诗卸下了自己的荣衔；那三首诗里的实话比诗意还多：

「一生如在好梦中，

不觉年华逝；

似长沐命运的笑里，

四时皆是春。

「可叹鲲鹏难入网，

渔人技已穷；

一觉醒来荣华散，

少壮与权柄俱空。

「失之未必非得也，

失者亦可宽；

同病诸君听我劝，

留取神智全。」

不止一次，在危局之中，举国的人心都归向满洲这一家，把它看作法度与秩序的化身。百姓宁愿守着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政府，也不愿去碰那从党争中或能生出一个更好政府的运气。

要坚定他们的忠顺，须有三件事：一是废除剃发与辫子；二是放弃科举与授官上的一切特权；三是除去满汉通婚的一切阻碍。

最后这一件，近来已由上谕许可。至于手里握着鱼和饼的人，要他们许别人平分，就不那么容易了。若再加上废除那个使人屈辱的标记，满洲王朝或可指望万世不易——因为满洲人将不再作为一个另外的民族而存在。

结论

一、我不止一次主张过驱逐满人、瓜分中国。凡知道一九〇〇年那段故事的，没有谁敢说他们不该受此。纪念北京围城的奖章上刻着「弥尼提客勒」与「荣耀去矣」，不是没有道理的。倘若我现在似乎在翻自己的案，那是因为满洲政府的精神已有了令人抱希望的转变。在太后与皇帝的领导之下，百姓和平前进的可能，比在一个新朝之下、或在瓜分波兰那样的政策之下要大。

二、有望取得万国兄弟之邦的全副权利，这一前景将成为求进的鞭策。但把外国人置于中国的管辖之下，不该在未经一段像日本所经历的那样长久而彻底的试用期之前便予允许。鉴于一九〇〇年那样触目的背信与野蛮——悬赏取人首级、下诏屠戮外人——三十年的试用期并不算长。在这期间，法律与司法的改革应受到充分的检验；中央政府应负责弹压一切仇外暴乱的苗头。

一个把义和团与别的乱民当作爱国者加以鼓励的政府，不配在万国之会中得一平等的席位。否则便只有「炮舰政策」一途，由各国就地施以惩罚。一家之母若不肯管教自己顽劣的儿女，就只好听任邻人代为管教。

三、在法律改革之先，并作为法律改革的根基，应坚持立宪。在这样一部宪法里，居首的一条不应是「容忍」，而应是「信仰自由」。只要中国仍把本国的基督徒看作背弃了国籍的人，他们就一天不免于迫害；自卫与报复将使民间长久骚动，太平无从谈起。中国若在变法的表白上出于至诚，就会效法日本，使她的人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不问所奉何教。

四、种种改革都包含在新教育之中，而中国于此已是义无反顾。有铁路、电报与报纸为之助力，教书先生将驱散边远州县的沉滞，使全体百姓的眼界越出自家的村庄，心思高出自家的灶台。以纯正的科学与真实的宗教为之鼓舞，用不了多少代，中国人民就会立于世界的先进民族之列。

附录

一

传教士在中国传播世俗学问之功

（本篇原为丹尼斯博士那部有名的《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世俗益处》而作。此次刊出并非照旧重印，已大加增补，并续至于今。）

传教士到中国去，如同到别的国家去一样，首要的动机是盼望把那里的人民引到基督面前；然而他们的劳作在传播世俗学问上所生的附带结果，于普天下、尤其于中国人民，实在是无可估量的益处。这一点，新近的出洋考察大臣也是承认的。

天主教的传教士，三百年前正是以科学使徒的身份在北京立住了脚，并得以把他们的信仰种遍各省。他们带着望远镜与象限仪，修成了中国的历法，为他们的宗教赢得了帝国中一些第一流人物的敬重与归附。它扎根之牢，使他们所立的教堂熬过了一百五十年的教难。他们的成就，古伯察神父等人已有详尽的记载，那是传教史上最光辉的几页。此处我不多说，因为眼下的任务是要请人注意新教传教事业的工作。

新教传教的一百年

说到新教的传教，百年以来他们一直是活跃的中介，尤其是在英语民族与远东之间——这样说并不过分。一方面，他们提供了通商与邦交所不可缺少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们把西方日增的科学带到中国人的心里。一八〇七年开风气之先的马礼逊博士，不但给了中国人第一部圣经译本；他还是第一个用英文编纂中文字典的人。

美国传教事业的先驱

直到一八三八年，美国才派出她的第一位传教士裨治文博士。他除了与人合作修订马礼逊的圣经译本——更确切地说，是另译新本——之外，还因创办并主持《中国丛报》而不朽；那份月刊成了关于中华帝国的知识的宝库。

印刷所——一位传教士中的富兰克林

美部会显出了他们开明的方针：一八三三年在广州设立印刷所，并派卫三畏前去主持。马礼逊之子小马礼逊确曾有过类似的尝试；但因种种缘故，他不得不放弃。自卫三畏到来直到今日，印刷机日见其为一种日增的力量——这根杠杆，支点虽只架在一个口岸的一处城厢，却居然撬动了整个东方世界。

印刷之术于中国人并不新鲜。他们在欧洲人梦想到它之前就发明了；但以他们守辙的积习，一直把字刻在木版上，当作整版的印版来用。活字（多用木刻）他们确也试过；但那改良的法子始终未在民间通行。把动力印刷机与铅字这件无价之宝给予他们，这件事留给了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卫三畏在广州所开的头，由长老会的姜别利在上海臻于完善；他增设了多种字号，并引进了电镀制版之法。

困守于广州城厢一隅，卫三畏博士居然能在使中国为西方所知这件事上做下那么多，实在令人惊异。他那部《中国总论》初刊于一八四八年，半个世纪之后，仍是关于中华帝国的一长串权威著作中最高的一部。他像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以印刷工起家，也像富兰克林一样，后来在我国的外交上扮演了出色的角色，参与议订新约，并不止一次署理代办。

事业的扩展

传教事业的下一个时期，自一八四二年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算起。五个大口岸开放给外国人居住，比起广州城外一小片城厢来，是绝大的拓展；而由法国公使剌萼尼最先争得的弛禁，更招来各国传教会的努力。在这一点上，平心而论，一八六〇年北京之役扫除余下的障碍时，我们的传教士能够进入内地，又是承了法国人的情。

医务

自我们传教事业的最初一线曙光起，可以说，礼拜堂的门一开，旁边便开了一所医院，医治中国粗陋的庸医所无能为力的身体疾苦。直到今日，中国任何地方的传教站，无不以此显出好撒玛利亚人那种实际的仁爱。就新教而论，这场向疾病与死亡进军的光荣的十字军，始于一八三四年伯驾医生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局。

医学的教习

培养本国的医生也始于同时；如今那些带着新学到的医术出去造福本国人的，已可以百计。与本国医者秘而不宣的路数适成对照，他们和他们的外国教习都不曾把灯放在斗底下。请看协和医学堂——新近在北京开办、并得朝廷允准与庇护的一所出色的学堂。学部一道正式的公文（一九〇六年七月）授予它给予学位之权，并保证国家承认这些学位。此后多年，这所大学堂很可能是一个新的医界的主要来源。

新教育的种子

基督教学堂的设立虽稍晚，却同样刻不容缓。女学堂的功劳，在于最先把光照进中国社会那阴翳的半边。男学堂本意在于普及各等人家；但其首要的目的，是造就本国的教牧，不但要与外国传教会协力，最终还要取外国传教士而代之。

最早的联合书院

这些灯塔中最早、也最有成效的一座，是狄考文博士创办的登州文会馆。正是在那里，中国的青年在算学、格致与化学上受到了最切实的训练。那所学堂的成功如此显著，以致政府在北京、后来在山东开办大学堂时，两次都到登州去物色本国的科学教习。他们从那所学堂得到教科书，也从那里请到了赫士博士，去做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堂的总教习。

北京的美以美会大学

美以美会的传教事业近来致力于教育，办得极有声势。福建的男女中学堂且不必说，他们在上海有一所兴旺的书院，在京师则有一所大学，由刘海澜任总教习。一九〇〇年被义和团焚毁之后，这所学堂如今已从灰烬中如凤凰般重生，前途之光明，是它最乐观的朋友也不曾敢于指望的。

通州的美部会书院

都城附近通州的一所出色的美部会书院，遭了同样的命运，也同样地重建而扩充了。它的总教习谢卫楼博士，为教科书之林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这几所大学堂，连同上文提到的伦敦会医学堂，以及美国长老会的一所中学堂，已结成一个合作的系统，使各自的效能大为增加。这个教育联合的基石，便是那所医学堂。

英国浸礼会与美国长老会之间类似的合作，正在山东潍县成就一番大事业。我所以要提这些，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极可注意之点——国际的、超乎宗派的联合。要把这场教育运动中兴旺的学堂开列十分之一，篇幅也不够；但上海的圣约翰书院（美国圣公会），虽已提过，还值得再说一句，因为我们如今得知，中国政府已给了它大学的名分。

教科书的编纂

学堂要有教科书；而除了中国经籍一门之外，此类书全付阙如，于是很早便有人锲而不舍地设法弥补。地理与历史的课本是最早编出的几种。算学与格致的随后而来；每年还印行历书，把科学的知识用合于中国读者口味的样子编排起来，与宗教的道理并列。已故的麦嘉缔博士所出的这样一种年刊，很为人所求。伦敦会的伟烈亚力先生译出了一整套算学教科书；慕维廉、艾约瑟、韦廉臣诸位则编了包括地质学在内的别科课本。后来编书之事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接办，再后来归了广学会，如今由李提摩太博士主持。

教科书之缺，有些比较开明的官员感受极深，故而很早就在一处官办的机器局里组织了一班译手——这项工作使傅兰雅博士得了他该得的名声。那些译手自然把兵事与西国政务的书放在首位，他们所出之书的偏于一面，恰好凸显了对传教士所编那类书的需求。

万国公法与理财学的课本，由丁韪良博士介绍到中国的文献中来；他曾两度充任美国使团的通译，深感中国官员对这些攸关大计的学问的无知。

一八六三年赴京居住时，丁韪良博士随身带去了惠顿一书的译稿，总理衙门欢迎它，视为在新局面下一部及时的指南。他接着又译出吴尔玺、步伦、霍尔诸家之书。他还给了他们一部并非译本的格物入门通俗之作，以及一部较为详尽的数理格致之书。前一部不但在中国书坊出过许多版，还屡屡在日本翻印；直到今日，仍为两国所喜。近来他又添了一部心理之学的课本。

同一位作者所著的一部论基督教之凭据的书，在中国与日本都流传甚广。此书宗旨虽明明是宗教的，却投合读者对科学知识的爱好，想借显示自然的统一与美好，把奉异教的人从偶像崇拜中赢过来，同时也力图说明我们所奉的启示宗教合于情理。

三位官立学堂的总教习

中国到新教传教士的行列中去为他们最高的学堂物色总教习，这一点不无意味。美以美会的福开森博士被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的总监督；赫士博士被聘为山东新设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博士在北京同文馆任总教习二十五年之后，于一八九八年被任为新设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的任命出自朝廷的谕旨，登在《邸报》上，并授予仅次于最高一级的官衔。那所学堂被义和团毁散、他与之断绝关系之后，他又被召回中国，去主持湖北、湖南两省的一所大学堂。

中国报业的创始者

在近代社会的运动里，没有哪一种力量比报业更显著。在这上头，我们的传教士从一开始就居于领先地位，因为正是他们把报业引进中国的。半个世纪以来，每一处中心的传教站都出过中文的期刊。在这一门里出力最多的，是美南美以美会的林乐知博士。他为此付出了一生，此外还翻译了许多书。

中国从前全国只有一种报纸——《京报》，世界上最古的报纸。如今他们仿效外国人，办起了几十种日报，登载外国的新闻，并用外国的铅字排印。最高的官员也在它们辛辣的批评之下觉得难受。

他们领着一场白话的革命

给近代欧洲的语言以书写的形式，是基督教的胜利之一。它如今正在世界各处的异教民族里做着同样的事。中国也不例外。她的读书人所以著称的那种修养，完全限于一种到处能读、却无处能说的古典文字，略如中世纪西方之于拉丁文；只是拉丁文毕竟是一种真能说得出口的语言，而中国的古文却不是诉诸耳朵，而是诉诸眼睛的——照麦都思博士的说法，它「是一种目语，不是一种口语」。

北方的官话确曾由中国人自己写成文字；南方的几种方言也有过类似的开端。这些尝试用的都是中国的表意字；但那些字既多又不相连属，即便只为读懂一种方言的书，也非下几年的苦功不可。我们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处把圣经译成当地的方言，好使人朗读时能听懂，使人人都能「听见他们用自己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有些地方，他们用汉字把这些方言印了出来。然而汉字用来表音是笨拙的器具；在好几个省份，我们的传教士试着用罗马字母来写中文。

这个试验无疑是成功的。老妇与幼童借此在几天之内便能读圣经与别的书。随着基督教的传布，这场革命必要向前推进；而且我们大可指望：历时既久，学者文字的那些象形符号，在民间的用途上，终将让位于罗马字母，或让位于近来京师官员所创、所推行的一种新字母。

末了一言：我们的传教士使我们的商人认识了中国，也使外国为中国人所知。他们襄助我们的使臣议约；又把科学教科书这件无价之宝给了中国人。此外，在开办新式学堂的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医治肉身疾苦的医院。

丁韪良

一九〇六年八月四日于北京

二

没有被提到的几项改革

（本篇为作者为《字林西报》而作。）

考政大臣的归国，使我们对他们所建议、所施行的结果格外好奇。凡愿中国好的人，听说设立议院、以立宪代替专制将在新中国的缔造中居首位，无不欣喜。考察大臣的奏报尚未公之于众，但据说他们很好地利用了时间去研究西方的制度，在挑选他们所建议采行的制度时，也表现出明智的鉴别。然而有三项极关紧要的改革，几乎无人提及，而中国要完全跻身于万国之列，是非有它们不可的。

一、服制的更张

他们游历期间，无人建议中国应改服制，那样做也不合礼数、不合时宜。但那些在欢迎贵宾时称赞他们衣冠优雅、举止庄重的演说家，他们的品味与见识我都不敢恭维。那种不谨慎的奉承，若说有什么效果，也不过是把一件正在进行中的变更往后拖延罢了。帝国的兵士不久都要穿西式的号衣，学堂的儿童也正迅速采用类似的制服。在我所见过的景象里，很少有哪一种比万寿节上的陈列更使我对中国怀抱希望：那时军队操演娴熟，穿着西式的号衣；成千的学童穿着一种既得体又便利的新装出现。可是朝廷与官员却死抱着他们陈旧的衣冠。孔雀若想与鹰同飞，先得去掉它那累赘的尾巴。

这个题目虽有几分裁缝铺的气味，却不是不值得中国大臣们的枢府一顾的。卡莱尔在他的《衣裳哲学》里，岂不是已经指明衣裳的哲学是文明史的根本？日本人以惊人的远见，在他们改定政体的同时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三十年前镂斐迪先生任美国驻京公使时，曾举着画有日本外交官新服式样的时装图对笔者说：「你瞧瞧这套胡闹！」时间证明他错了，日本人对了：既然要与西方各国并列，就该采用新的制服。若守着他们旧日那种拖沓的衣着，以及与之分不开的卑躬的礼数，他们断不可能被接纳到西方社会里平等往来。

中国官员的服色虽较为堂皇，其蛮气却不亚于日本；而与之相伴的礼节，与西方世界的习俗全然不能相容。试想一位官员见了朋友，摘下他那缀着缨子、翎子与红宝石顶子的冠；或者推起他的长袖来握手！这类繁饰，我们已经学会留给女士了；而礼节也并不要求女士摘帽。

教友派的信徒像中国官员一样，在公众集会上不脱帽；他们这种古怪的举止把他们挡在社交之外，也使他们的信众极其稀少。我们的中国朋友是愿意被人看作教友派，还是愿意与泰西的人民自由地结交？

他们的礼冠底下藏着一个剃光的头顶和一条垂着的辫子，这正是所拟议的服式与礼节改革的主要障碍。那些臣服的标记，无论明着还是默着，总得先去掉，然后遮着它们的冠才能让位于欧洲社会的礼帽。那礼帽既不雅观也不便利，本身并无可取，可取的是它属于一套为一切遵从近代文明习俗的国家所共有的服制。

考察大臣们一定注意到了：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在上流社会所见的服色只有一个大体的样式。要他们劝人采用某一国的服色也不可能——大体上的一致，看来是唯一可行、也唯一可取的。中国人还要死抱着他们的冠与袍不放么？像那个为了保住高帽而跳下火车、因此丢了性命的朝鲜人一样？他们既已搭上了世界进步的这列大火车，岂不该费些心思，在各方面使自己合于新时代的要求？

二、多妻

变法的政府打算怎样处置这项过了时的制度，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点消息。他们是要一直在它面前焚香，好掩住它的臭气，还是要把它一举埋掉、永不复见？

考察大臣们见识与眼力都同样出众，他们在所到的国家里，想必不曾忘记打听这件事。他们在那里自然是找不到的；但正如服制的问题一样，主人们的良好教养会使他们不便对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置一词。

诸位大臣曾荣蒙引见亚历山德拉王后。试想他们问她有几位侧室帮着她维持皇帝的体面！他们会惊讶地得知：欧洲的君主，无论私德如何松弛，从来没有把满宫的姬妾当作王室的常设排场；对王公与百姓，理想都是一夫一妻；而且，虽然富贵之人的行径常使我们为自己的基督教文明脸红，今日欧洲的君主大体上在家庭道德上树立着可敬的榜样，这是实情。「好极了！」大臣们答道，「我们古代的君主就是这样，我们的圣贤也教训说，要『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是后世的奢侈，才把许多女子幽闭起来供少数男子取乐，而使寻常人家的男子没有妻室。我们衷心赞成欧洲的做法，可是非洲又如何呢？」

「在那里，王庭以妻妾之众为体面所必需，贵族则以妻与牛的数目计算财富。一位君王的荣耀，正如场院里的公鸡、牛群前头的公牛。从达荷美的国王与他那队女兵卫队，到摩洛哥的苏丹与埃及的赫底威，他们的理想莫不如此。亚洲的伊斯兰教徒不但沿袭此俗——他们还想把自己那理想的乐园移植到欧洲去。土耳其腐朽败坏，有它的黑阉人与切尔克斯女奴，正给全世界当一面镜子。」

「对不起，亚洲的事我们知道得够多了；可是美洲呢——多妻在那里也兴盛么？」

「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秘鲁人与阿兹特克人中间是有的，但如今从南极到北极，没有一国不禁止它。请看犹他的摩门教徒！只要他们仍守着东方式的多妻，美国就不许他们入联邦。」

「啊！我们明白了，你是拿摩门教徒来警戒我们。你的意思是：只要我们还守着多妻，就进不了较文明各国的社会。也罢！我们自己的圣贤早就斥责过它。它有一段又长又可耻的记录；但它的日子已经数得过来了。我们新的法典无疑会把它革除。」

这番想象中的对话，与实际必定发生过的谈话相去极近，以致我几乎要把以下几段也写成对话。不过对话不免冗长，我还是赶紧把这场议论收束了罢。

关于摩门教徒，我还可以补一句：去年七月在莫洪克湖举行的国际仲裁会议上，犹太人、教友派、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都到了，却没有摩门教徒，也没有土耳其人。入场并不要凭什么信条；可是土耳其人与摩门教徒自己觉得不值得去叩那扇门。两者都是被人轻视的对象；凡家庭生活依着同一模子造成的国家，都休想指望与西方各民族完全亲善。

与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相连的种种丑恶，只能与低等的文明相容——那就是阉人、奴婢、悖逆天性的恶行，而尤其是女性地位的普遍卑下。在中国的社会里，妇女占着阴翳的半边——用他们国家的符号太极图上那暗的一半来表示，倒也不算不恰当。她至今被摈于教育的好处之外，摈得如此彻底，以致一位本国中学堂的青年新近在一篇文章的开头感叹道：「幸而我不是中国的女子。中国女子识字的，千中无一！」

若如培根（在他之前孔子也说过）所言，「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忽视妇女于中国便是何等大的一个弱点。所幸她并未被摈于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之外；而且有理由相信，随着愚昧之治的终结，多妻也将随之而去，因为那是一个有见识的女子的正当感情所厌弃的情形。不过，倘若当国者下一道谕旨，把纳妾置于法律的禁令之下，岂不更能加速妇女的解放，并唤起东方的佳丽们对人生抱一种更高尚的想法？没有别的事能比这个更能为中国赢得西方世界的敬重。

三、家内的奴役

本篇前半写成之后，我听说有几位考察大臣已表示赞成更张服制。我又听说，奴婢的整顿虽未经大臣们提及，却将在修订的律例中占一席地。这消息若早些到我这里，或许会使我把总题里「没有被提到的」几个字去掉；但它不会使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议论改动一个字。

看见中国有一个强健到、也大胆到足以处置这一类社会问题的政府，愿她好的人是要欢欣的。奴婢问题何等紧迫，从贵报每天的琐闻里就看得出来。譬如那位四川来的太太，她所做的不正是贩奴的一种惯常的形式么？贵报上周所说的那些不满十五岁的歌女，又不正是奴役的一种形式么？再进一层：一个国家竟容许主母把一个婢女为了吃一块西瓜而活活打死——如贵报汉口通信所载——西方世界会怎么想？开罪之微，使我们想起那个因给婆婆端了一盘没煮熟的梨而被休的妻子。后者是经书上的例子，人们以孝道为它开脱；但我对《孝经》的作者太过敬重，不能接受一桩使古时最好的人之一蒙受大冤的传说。这传说纵然无据，却可以看出舆论的向背。它使人想到另一个题目，我们本可以（却不打算）另立一节来谈，那就是离异的规制与夫权的限制。这题目与我眼下所论其实密切相关：只要做丈夫的有权随意休妻或卖妻——无论有无开罪之由——那么妻也好，妾也好，与奴婢有何分别？

上周，就在离我家一箭之地，出了一桩骇人的事，不是休妻，而是杀妻。有个在煤铺做事的人，把妻子留在乡下姑母家里。姑母嫌她太笨拙，挣不出饭钱。她那凶暴的丈夫便把这可怜的女子带到一处僻地杀了，尸首弃而不葬。他回到煤铺，托人告诉姑母：倘若有人来问罪，他愿一身承当。今天早上我问他的一位邻人：「有人问他的罪么？」「哪里！」那人答道，「早了结了；女人埋了，没有什么可问的。」在这样的事可以逍遥法外的社会里，妇人虽名为妻，岂不就是奴？人们对之寄望甚殷的新律，难道不会把婚姻限于一女，使那与她结缡的男子成为丈夫，而不是主人么？

据说，孔子因国君受了邻国送来的一班女乐而辞官。那些女子是买来、并为那可耻的行业训练出来的奴婢；而今日买卖女子供同样的使用，正是家内奴役的主要形式——道德上的进步竟如此之小，向着保护弱者性命与贞操的立法竟前进得如此之少！

但贩卖奴婢并不限于妇女；任何男子都可以卖自己的儿子；富贵人家的宅子里男女奴仆成群。古时也曾有过田奴之制，如欧洲的中世纪、如俄国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读到过把土地连同农人一并赐给宠臣的事。这制度后来如何消失，不必在此细究。可以断言的是：中国从未有过像林肯为之付出性命、或善良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之付出同样代价的那种伟大的解放之举。俄国今日正吞食着数百年农奴制的苦果；而美国所遭遇的最大危难，也正是黑奴制引起的一场战争。

中国流行的奴役形式，并不是那种会招致战争或革命的；但就其社会的一面而论，它比黑奴制更坏。它败坏道德，腐蚀家庭；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带着野蛮的烙印。中国有伟大的人物，他们为着国家的体面，不会怕把这件事担起来。必要时，他们会效法林肯与沙皇亚历山大，去掉这一块污点。

据说，有人主张把奴役限于未成年者——到成年便获自由。这可以大大减轻其害，但这害如此惨切，它所要的不是减轻，而是根绝。愿中国的立法者以英国法律的条文为模范；正因有那些条文，人才得以自夸：「奴隶一踏上英国的土地，镣铐便脱落了。」也愿他们效法那种崇高的立法，它厘定最卑微的臣民的权利，并为其福祉设想。愿旧制在新制开张之前便被连根拔去；否则便有一层危险：把奴役限于未成年者，会使那些无助的生灵仍旧受着终身为奴所伴随的种种冤屈中的大部分。

所颁行、所施行的改革，其数目之多、范围之广，足以使今上一朝成为帝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朝。我们岂不可以指望：在处置多妻与家内奴役这两件事上，中国的举措会把她从土耳其、摩洛哥的一类里提上来，与欧美最开明的国家完全为伍？

三

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诏令已下——向一个久已耗竭中国财力、销蚀她人民元气的阴险敌人宣战了。她已决意一举而永远地摆脱鸦片之祸。土药的种植，以及这恶习的一切枝蔓，都被一道上谕所判罪；随之而来的是一套章程，其用意不在限制，而在根绝这个大害。

在这一记大胆的社会改革之举上，政府无疑得到了举国最好的舆论的支持。多数中国人把鸦片看作他们国难的开端。一八三九年，它使他们与西方有了第一次战争；而那场战争又开了一连串战争的端，结果是他们的京城两度被外国军队占据。

他们第一次想甩掉这个梦魇时，所显出的骄矜、无知与不法的暴力，逼得英国不得不开战——不是为了保护一桩非法的买卖，而是为了讨还一桩暴行，并挫一挫一个傲慢帝国的气焰。在这次重新发动的攻势里，中国人表现出极大的见识与克制，足见在这中间的六十七年里，他们从与外国的交往中学到了不少。

他们不向外国人有所求，而毅然决定从内政的一面来对付这个祸害。多数官员都染上了它；而准种罂粟使得药价大贱，连穷人也被诱去吸食。

那道禁烟的上谕说，成年人口中有三四成受着这诱人的毒物的支配。附带说一句，这是一个极大的总数，远在外国著作家的任何估计之上。

被社会颓败的种种征象所震骇，中国较为爱国的大臣们不难看出：若任凭鸦片销蚀国民的元气，那么教育、军备与法律上的一切改革都必归于徒劳。「朽木不可雕也，」孔子说。凡更新国家的方略，都必以健全而有精力的国民为根基。正是这种堕落的嗜好最先给这药品开了销路；这嗜好若能根除，买卖与恶习必将同归于尽——有没有英国的赞同都一样。

然而英国是不可不理会的。除了她那笼罩一切的势力与庞杂的商业利益之外，她岂不还是印度的主人？印度的罂粟田从前供给中国，如今每年仍向中国的市场送来五万箱。这项进口如今不再是非法的买卖，而是由条约规定的。协同行动可以免去纠葛，也有助于保证成功。于是就此事与英国的新政府接洽。所幸自由党当国，不为旧传统所缚。

下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概括的决议，表示同情中国，并愿在印度采取类似的措施。「在议院被问及为实行废止印中鸦片贸易的决议已采取何种步骤时，莫利先生答称：据他所知，中国正打算颁行章程，限制鸦片的进口、种植与吸食。他尚未接到中国方面的任何照会；但一俟有所提议，他准备以同情的精神加以考虑。已训令英国驻京公使就此与中国政府接洽。」

载有这几句话的电报日期是伦敦十月三十日。那道被许多人称为「新的十字军」之始的上谕，则是在这日期之前刚刚四十天颁下的（即九月二十日）。还该指出：八月将尽时，禁烟会的一件条陈经由南京的总督代奏，建议政府有所举动。在那件条陈上签名的，是不同国籍、不同教会的一千二百名传教士。他们的陈说，加上总督的支持，岂不很可能打动了那只握着权柄的手？

上谕如下：

「自鸦片初禁以来，几乎全中国都被这毒物淹没了。吸食鸦片的人废时失业，戕害身体，倾荡家产。数十年来，中国于是呈现出日益贫弱的景象。言之殊堪痛恨。朝廷今日决意使中国强盛；督责臣民在这一点上悛改，是我们的本分。

「因此我们降旨：限十年之内，把这害人的秽物完全扫除净尽。并著政务处筹议严禁吸食鸦片与种植罂粟的办法。」

政务处所拟的章程之中，有以下几条：

凡吸食鸦片者，一律报名领照。

有官职的吸食者分为两等。年轻的一等限六个月戒断。年长的一等不限期。两等在医治期间，均须自出资财延请核准的代员代行职务。

一切烟馆限六个月后一律关闭。烟馆者，吸食之人与游惰匪僻之徒终夜作梦之所也。

六个月后不得再制造或售卖烟灯烟枪。售药之铺，则到第十年方始关闭。

政府备办戒烟的药物。

鼓励设立戒烟会；但告诫会员不得议论政事。

读者心里无疑要生出一个问题：中国能否成功地从这可恨的恶习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专制之君下一道诏令是容易的，要人奉行却不容易。可喜的是，这一决断之举得到了所有总督的赞成——最年轻也最有权势的袁世凯，已着手在直隶施行这项新法。印度商人——帕西人、犹太人与伊斯兰教徒——的行列里也起了一阵骚动，他们已呈递了要求赔偿其正当营业损失的说帖。

大体说来，我们倾向于相信中国政府采取这一措施是出于诚意，并预料它会成功。在一长串的改革举措之中，继教育根基的更张之后，这一件勇敢的、扑灭一种举国恶习的努力，要算最光辉的了。

丁韪良

一九〇七年一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