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什么问题

第一章幻觉（上）

用英文写东方诸国的书，已经有一大批了。这些书送到世人面前时，总带着一个虔敬的愿望：希望它们多少能促成那种相互的了解，而相互的了解又会带来相互的同情。讲演家、报人、各种宗教的使徒，都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鼓励、庇护与资助，因为这些民族坚信：只要他们来回奔走得够勤，把别人的事告诉我们，把我们的事告诉别人，直到大家都彻底熟悉了彼此心底的念头，我们就必然会对彼此生出一种毫无私心的敬重，于是人类的四海兄弟之义便不只停在理论上，而是真的实现了；天下一切关系都将建立在爱与敬之上，战争成为不可能，种属、国族、人种与肤色之间的分别，只剩下肉眼还看得见。

这一类努力不但徒劳，而且对人类将来的福祉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这就是本书各篇议论所依的第一个前提。说英语的民族，在有些事情上、有些心境里，是能够务实的，甚至能够极其科学。兴致来时，他们对自己、对别人都能狠心地直言不讳。然而全世界都知道：一旦他们死死抓住了一个理想，他们对事实的视而不见，就像一匹咬住嚼子脱缰狂奔的马，既不受驾驭，也不看障碍。一个一本正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把自己改信了某种教义之后，纵然这教义与他全部感官的见证相背，与一个训练有素的头脑的一切正常运作相背，他仍会以一种固执与忠诚死守着它——在一个据说是讲理性的生物身上，这种固执简直骇人；为了证明自己对一个心爱念头的虔诚，他不但会做出大蠢事，还会做出大罪恶。他处在这种心境里的时候，讲理性便是无礼，讲科学便是亵渎，有人反对便是邪恶势力的挑战。

西方的广大民众坚信：等到相互了解证明了人人皮下皆兄弟、人种差异绝不妨碍人种平等、各色人等都可以教会去向同一套抽象的标准、理想与伦理法典低头致敬，并且人人都有同等的能力领会这些理想并以之约束自己的行为——那时，国际间的和睦自然就会到来。这为数众多的人，是说不动的，而且对最明摆着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多数相信：人类各种人种都是一男一女的后裔，那一男一女恰好在五千九百二十九年前照耶和华的形象用尘土造成；他们之间语言的歧异，并不表示心智或灵性能力上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而是可以追溯到主亲自插手干扰美索不达米亚某座塔的建造；至于体貌特征上的差异，则完全归因于环境、气候、习惯等等，在不足五千年的时间里造成了这些变化。这些人多数相信：在正当的灵性感化之下，狮子会与羔羊同卧，鲨鱼会与银鱼相亲相爱地嬉游。

他们都相信母猪的耳朵能缝出丝绸钱袋来。而这些好人又有无数的团体，他们在团体里彼此印证这些信条，越说越热烈，以至于兴起浩大的圣战，要把其余的全人类都归化到同一种想法上去——因此他们对各国政府，并且通过政府对国际关系，施加着极大的影响。他们迫使大国把自己绑在一些政策上，这些政策不但与科学正相反，与寻常的常识也正相反；而且他们替自己的死敌——那些拆毁教会与国家的人——铺平了一条坦途：就是那种把俄国毁掉、此刻正忙着给东方下毒的人，那些共产党人，他们一心要把全人类压到一个死平的水准上，好让不配的人靠人数的重量去统治配的人。

虔敬的人与全然不虔敬的人，在这一代里组织得一样好：一边要证明人类只要把所有母猪耳朵都做成丝钱袋，就能臻于至福；另一边要把所有丝钱袋都做成母猪耳朵，好叫太平盛世早些来临。两边都已经在地球上许多角落里给社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因为他们都想促成一种与科学和常识全然脱离的社会关系与国际关系，都在追求那种人与人、族与族之间愚妄的同情——那同情建立在情绪与理论上，而不是建立在清楚的了解上。多亏了这些影响，西方对待东方的政策，几十年来一直这样固执地建立在被人培养出来的误解之上，以至于除了战术上最彻底的变革，没有什么能救亚洲免于不久将来的一场地震般的大动荡。

哪怕是最小的一个社群，只要把其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粗粗看一遍，就足以说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出了什么毛病。我们都知道，个人之间真正的相互了解，通向彼此的厌恶、猜疑、轻蔑、敌对或真正的仇恨，与通向甜美的同情与爱，机会是一样多的。即便在同一种属、同一语言、同一祖传传统与教养之下的人们中间，能力、趣味、习惯与品行的差异也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些人彼此知道得越少，摩擦就越少。越是把他们拉近，生出的敌意就越多，直到起了冲突，输的一方或是顺从赢家的趣味与判断，或是让开道路。每一个社群都是如此：有人治人，有人被治；有人被关进监牢，有人把他们关进去并看住他们；有人把灵魂泡在虔敬里，有人把身子泡在烧酒里；有人扫街，因为他们再做不出更有用的事来，有人乘着轿车从街上驶过，因为他们对社群贡献较多、得的报酬也相应地多；有人乘轿车，是因为他们是机灵的无赖，有人扫街，是因为他们老实而愚笨——如此而已，而且永远如此。

组织得最完善的社群，所能做的也只是在一切不同的人的因素之间求一个平衡，使各人都有机会找到自己的水位，谁都不被剥夺应得的报酬，谁也不会得到不该得的权利。这一代东方的喧嚷，要的正是既未挣得、也不配得的权利。权利放弃得越多，喧嚷得越响。

一个不存偏见的观察者，在世间来回走动，必定会看到：人的种属之间，在性情与能力上，也和在体貌、语言、风俗、文化上一样，差异几乎同个人之间一样大。世上有低等的人种，正如每个社群里都有低等的人。有些国族不能自治，必须有一个主人，正如每个社群里都有些人需要一个监护人，若无条件地给他们「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对社群就是一个威胁。人种和人一样，各有其限度。教育与环境、法律与法律的施行，可以使低等的人成为社群里较有用、较不危险的一员，但他生下来就带着某些确定的限度，无论多少教育与训练也不能把他送过那条界线。当这样一个人被好心的多情者告知，他与别人一样好、理当得到一样多的东西时，他便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社会，并且对别人的成功恨之入骨。天下没有一种恨，比得上自知低等的人对高等的人的那种恨。

人的种属，情形也恰恰如此。他们的处境可以靠训练、教育与良好的治理得到改善，但他们有一个文化上的限度，越过那个限度，只能靠注入较好的血。若把一个天赋能力更大的民族的文化硬塞给他们，他们便会陷入和一个野人一样的迷乱与苦恼之中——那野人被人从他本乡的荒野里带出来，送进一座现代欧洲都城的社会里。一个人享有自由、财富与教育，却没有正当使用它们的能力，便必定全都用错，对社群只能是个负担，绝不是装饰，也不是财富。所以一个种属被人为地引进一个优等民族的文化，被人为地抬到人类大家庭中它靠自身努力攀不到的地位上，便必定要把自己弄成一场不成体统的把戏，而且是其余人类身上的一个累。

这些似乎都是自明之理，只要说出来，人人就都会承认。然而事实上，地球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是断然不肯承认它们的。有一大类人会把这些事实全部当作议论的前提而加以拒斥，他们是理想家、理论家、多情者与怪人，其中包括许多宗教里的虔敬人士，这些人字字句句地相信：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人都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能力与品行都是教育、训练与环境的事情。他们信国族的自决，不肯承认有哪一些国族天生就不配决定自己的事情。一群文明的白人给一群野蛮部众带来和平、富足与良好治理，这情景会叫他们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另有一大类人也拥护这一切信念并为之而战，他们由那些明摆着不配的人组成，这些人用各种方式结成团体，与自然为敌，为的是保证自己不沉到应有的水位上去，并且阻止配的人升到自己的水位之上。各地的工会劳工都献身于这桩事业。工会劳工反对计件，并且坚持把较不能干者的平均能力定作工资标准。假如那些较弱的器皿按低的平均数，在一定时间里能漆五平方码的墙，那么较能干、较有劲的人就不许在同样的时间里漆十五平方码并多挣钱。他必须消磨时间，只漆五平方码，好让那个低等的工匠领到一份熟手的工钱。

工会劳工一旦走向社会主义，便会不惜同样的气力，在一切行当上、在政治上、在国际事务上，把配的人压到不配的人的水准上去。由那些已经证明自己有行政能力的人去治理那些不配自治的人，被斥为帝国主义的榨取——因为那低等的人知道，他若有机会去管别人，他是会榨取人家的；也因为他想不出世上竟有一个人握着权力而不拿它去利自己、损那些落在他权下的人。

关于不配的人对治理所持的这种态度，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行事，或从几年前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行事里，都可以举出些很漂亮的例子。凡不承认个人之间根本不平等的政治信条，凡不承认种属之间根本不平等的国际准则，都必定要生出无政府、战争与苦难来。

好几代以来，欧洲在亚洲的政策一直被理想家、多情者与教条家套上了嚼子、勒上了缰、绑住了腿，这些人是人权平等的妒忌的守护者，而人权平等在人的真实本性里、在任何别的造物的本性里，都是不存在的。结果一直很坏。西方在东方的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东方的思想，如今正由那些相信不配的人有权承受地土的人在塑造；而结果看来要坏得多了。

卢梭、潘恩、杰斐逊这些不信之人的幽魂，借着那些虔敬人士显形——那些人相信一切人类都出自不到六千年前照雅威形象造成的共同祖先，而我们中间最卑微的一个，只需一个机会就能证明这生而平等——这些幽魂已经把政策改动了（在没有实际塑造政策的地方），改动得足以给亚洲带来许多麻烦。马克思与列宁的灵魂，是最能言善辩地反叛自然及其法则的，是最有说服力地相信母猪耳朵能变成丝钱袋的，是最诚心地替劳工争取他并未挣得的工价的，是为数众多的不配者自我张扬以折辱配者之权利的高级使徒——他们如今正把多情者的工作做完，为东方铺下无穷麻烦的道路。西方列强正拿软皂替他们把路抹滑。这便是本书各篇的由来。

查一查任何一本年鉴就会发现，这个行星上的陆地将近三分之一是亚洲，而据信为亚洲所养的人口，远远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再查一查过去三十年间由一批有本事的观察者所出的许多书，就会知道亚洲正在「醒来」。

从工具书里还会知道，中国约占亚洲面积的四分之一，养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世人已经多次被提醒：中国一直在「醒来」，而且醒得颇不安静；她在一九一一年甩掉了一个满清王朝，立起一个号称共和国的东西，此后便源源不断地给世界各大都市的报纸供应新闻，内容无非借款与赖债、自相残杀的内战、鸦片种植、土匪横行，以及对理论上的权利的一再申说。

这一类报道想必已经发得够多，足以叫世人相信中国的情形并不妙；她被搅动起来，落到一种清醒而易怒的状态里，可是到此为止，她既没有改善她百姓的处境，也没有把她的土地变成一个让外人住得更舒服、更安稳的地方。亚洲别的地方的搅动，看来所得的大体结果也一样。从东京到安哥拉，再往北非一带，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连同独立、自决、自治这些念头的传布——这一切在东方人心里被解作与西方全然不同的意思——已经在一口「倍加辛劳与祸患」的大锅底下生出足够的热，几乎把它烧到沸点。

世界大战使人借政策之名在东方做出许多蠢事，往锅底下又添了柴；接着布尔什维主义来了，把「下了毒的脏腑」与「熬出的毒液」丢进锅里，这些东西已经把亚洲推到一场近乎火山般猛烈的大沸腾的边上。在这锅沸汤里，理想家看见了希望与许诺：一个民主的亚洲，仰望十字架求指引。亚洲人看见的希望与许诺，是把那些专横的白色人种贬小、压服。共产党人看见的希望与许诺，是无穷的无政府与混乱，毁掉欧洲在亚洲的经济利益，从而在共产主义进逼之际削弱西方。布尔什维主义公然怀着这样的野心：要把亚洲变成一个屠场，好叫西方的注意力被扯开得足够远，以削弱它对那些不配者的圣战的防御。

因此，亚洲与北非的政治，对白色人种是颇为要紧的。三分之二的人类正在提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将要由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更大范围地说由盎格鲁日耳曼诸民族来解答。解答不了这些问题，可能意味着西方文化被淹没，白色人种丧失其自身的面目。至少，它要招来一场规模极大的世界战争：在那场战争里，寥寥一小撮盎格鲁日耳曼的优者，既无准备，彼此之间又无约束力的组织，将被迫彻底退回到尼采式的武力主义上去，把地上一切低等民族——他们已结成一场不配者的浩大叛乱——镇服、灭绝或奴役，否则便自己沉没。这话在密苏里州乌斯克博镇的市参议员听来，或在沼畔安乐村的教区长听来，也许像是在危言耸听；但作者相信，它会在许多千个住在东方、心里正当地发慌的西方人胸中，激起响亮的回声。

我们这些把手指搭在亚洲脉搏上的人，多数觉得：几两预防的药就能使我们免去这样一场酷烈的搏斗——或者在不久以前还能。看来，我们若能压过那些多情者，把亚洲状况的一点真相传给家乡那些自满的人，也许就能影响政策，挡开一场大祸。讲到亚洲全局，作者所能谈的只是道听途说。但他与中国各色人等都有过许多面挨面的接触，而他对中国知道得越多，就越为中国从西方、尤其从那些理想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博得的、由误解生出的错放的同情而苦恼。

此时此刻，除了中国驻伦敦的代办，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没有那个脸皮去告诉世人中国并无不妥；可是有许许多多人——一半是极简单的人，一半是极圆滑的人，数目大体相当——正忙着把中国表面上的毛病讲给西方听，忙得把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根本上的缺陷几乎遮得一丝不露。中国表面的弱点只能靠外来的控制去纠正，或者靠一段长到除了生物学家与人种学家的委员会谁也猜不出有多长的演化去纠正——这些事实，报人、商人、传教士、外交官都没有把它们摆到世人面前，各有各的好理由，多半是出于自私或怯懦；与此同时，那些表面的缺陷却被成千上万个有关系的人放大，他们这样做不只为了遮掩根本，也因为这个或那个纯属局部的病症一经缓解，他们便能一时得利。

比如说，靠把无用的玩意儿卖给中国中央政府过日子的人，把政府长年的贫穷看作生意上的一道大禁令，因此主张借款。那些在内地广为游历、看重秩序的人，相信只要把土匪除掉，中国于他们就是个够好的地方了。那些在内河航行、被不守规矩的兵痞开枪射击的人，持这样的见解：中国之所以愈趋愈下，是因为外国炮舰不够多，不足以保证航运免遭这类暴行，也因为各国公使团不追究政府对军人之不负责任所应负的责任。条约口岸的洋人对这个国家的情形是高高在上地漠不关心的，直到一场省与省之间的战争打到外国租界的外缘、本地的交通线被切断，他们才忽然发现：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已经白白失落了好些年，原因正是口岸与租界里那些有钱有势的居民的漠不关心。

中国人也抓住表面的东西，宣布中国之所以境况不好，是因为军人的暴虐；是因为政府的贫穷，而吝啬的外国银行家不肯借款给它；是因为贪婪的外国银行家把借款倒进政府手里，换取种种侵及中国主权的权利与特权；是因为外国人在这里，又因为外国人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是因为我们对中国的命运漠不关心，又因为我们怀着精打细算的帝国主义的兴味；是因为我们为中国争吵，又因为我们联合起来、约定不争吵，从而策划出榨取「可怜的老中国」的恶毒阴谋；总之，什么可能的原因都有，就是没有中国这个种属在构造上的任何固有缺陷。

那些到中国来的多情者，在一片温存与奉承的空气里住几个星期便回去，个个都热心地替中国申说许多开脱之辞，却似乎没有带回什么真正的解释。他们有这样的印象：中国正受着长个子的疼痛，需要的是耐心。激进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并对他们的赤色朋友说：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在没有把外人放到他该在的位置上——也就是完全听任随便哪位高贵的中国人的一时兴致摆布、而那位中国人正以践踏洋人的脸面为乐的位置上——之前，中国休想自己好起来。

在国外大概也相当清楚：中国在财政上已不只是破产；被承认的政府多年来都没有能力在中国领土上超过极小一部分的地方保证国际义务受到尊重；中国的军队早已不再作为一支国家军队存在，而是裂成大大小小的封建家丁单位，他们对这个或那个名义上的旗号的效忠，由贿赂与阴谋决定的时候，远比由任何近似爱国心或关心公众福利的动机决定的时候多。人们知道得够广了：中华民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代议制的治理连设想都还没有设想过；选举若是举行，便是无耻的滑稽戏；司法的施行不但落在强者手里，而且在那么多案子里公然按打官司者的钱袋调剂，以至于偶有一个例外时，外国人与本地人都要吃惊得吸一口气。人们普遍知道：中国的初等学校制度完全不够用，预备学校与大学总是缺钱缺得发慌，教师待遇很差——如果发薪的话，因此新式教育的水准很低。人们也许已经明白，若还不明白就该明白了：在欧美受教育的中国人，对他们国家的福祉几乎毫无贡献；本国的学生对极端形式的激进主义的追求，远比对有用的学问或抽象的学问更为热心，而凡是能装出略懂一点新式学问的人，都极端地仇外。

国外关心中国的商界人士知道：中国有极长的海岸线、有千百万以海为生的人，却几乎没有商船队，也没有科学的渔业；而在内陆，在一个比美利坚合众国大得不少的国家里，只有六千英里铁路，这些铁路一向被军人滥用，永远欠着债——虽然它们在投资上所挣的百分比与世上任何铁路一样高；如今信用低到不能更换损坏的车辆，正迅速地坏下去。过去的毁林与笨拙的水利工程，结出洪水与饥荒的果子，这是全世界时时都听得见的。中国可用的铁矿已有一半租出或押出，她的工业除了在外人治理的租界里，一概被贪婪的官场榨得发白。内地的贸易要同坏路、铁路上的车皮垄断、国内过境税的重负、厘金以及各地无数不列入官册的苛派搏斗。到处都有偏私、用亲、贪污与不法之事，哪怕最卑微的一桩事业，每走一步都要与它们搏斗。农业是中国存活的命脉，却一向笨拙原始，以最多的劳苦换最少的收成。

这些情形是看得够清楚、也宣传得够多了。几乎人人都承认它们，而每一个有关系的小团体都有一副能治这一切的万灵药。可是开出的方子，多数情形下与它们要治的病一样浮在表面。有一位先生以为，只要把无限的银钱倒进那个被承认的政府的库里，一批精挑的中国官员就能买到至高的权力，把一切祸害除尽。日本人试过这个办法，三家有头脸的日本银行从此一直在破产的边上摇摇晃晃，而中国倒是乐呵呵地由坏变得更坏。又一位先生要在各个方向上修铁路，什么条件都行。又一位先生在多种树里看见了一切祸害的解法。又一位要中国有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又一位投票给海军。还有些人与中国人意见一致，主张取消一切外国条约上的约束，废除治外法权，撤走外国军队与炮舰，给中国一切可能的回旋余地，让她自己去谋自己的拯救。把中国整个基督教化，在有些人看来是一个解法；另一些人力主按西方路线普及教育；另一些人主张给中国一套字母；另一些人主张把中国语文整个废掉；还有些人主张照传统的样式回到帝制去。所有的人都在查看病症、医治病症，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躲着根本，像躲黑巫术一样。

要诊断中国根本上的病，从中国人自己那里得到的真帮助很少。中国行着一套极严的礼法，它迫使一个想要客气的人把凡与他有关的一切都说得很低，连他的家与他的国也包括在内。当他们不是在求客气、而是在照自己所见说真话的时候，这一代里说得出话、说得有分量的中国人，又仇外得那么猛烈，以至于把自己处境的分寸全丢光了。

无论是显赫的游历者还是随便的观光客，只要不撞上土匪，见到的中国人都是行止最好的那一面；而一个铁了心要客气的中国人，是没有任何情形能叫他乱了章法的。礼法对他是一套仪轨，覆盖着一切神圣与不神圣的场合。礼在中国三千年前就定成了成文的格式，此后每一代都在当时通行的法度上增补，以应新的需要；因此一个中国人若是一边朝井里张望、一边被人用板条结结实实地打了屁股，他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做，就和一位首相面对皇帝发脾气时知道该怎么做一样确切。

照中国的法度，待客必须谦卑。一个外国人去拜访一位高身分的中国人，无论他有多么讨人嫌，他总是客。于是定下规矩：那位扮主人的中国人，不管信不信，总得表示自己是对座那位的小弟弟，若不干脆就是他的奴仆；表示自己的本国事事都是个不卫生、不快活的地方；表示客人的本国是天下诸国中中国求真友谊、求指引与教导所望的那一国；并且表示中国诚心想从外国人那里学得她缺得可叹的那些德行的做法。他越是不信这一切，主人就铺得越厚。客气的谎话到处都算一门本事；在中国它是艺术，而中国人忙着守他们那套礼数的时候，在不诚上是登堂入室的大师。

面对这样一手精妙的说谎功夫，天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几乎总是野气得足以把艺术错当真话，有时甚至粗率得去附和那位正在把自己种族的无能与自己国家的凄惨画得阴森可怖的本地人。按理说，本地人辱骂自己的国土与族类时，外国人是该把他喝住的，并且要坚持说中国有过光荣的过去、建起过高贵的文明、眼前的困难必定能越过去——那些困难顶多也只是极短暂的；还要坚持说，他与他那些可怜的同乡到东方来，唯一的目的就是就近吸取他们有限的能力所能吸取的、那造成中国长久伟大的根底的智慧与德行。

然而懂得这场戏的规矩的人很少，多数人在这个国家里东闯西撞几个星期，碰上许多难闻的气味、不少的傲慢、吃不消的奸诈，却在受过教育的本地人那些客气的套话里听出了改良的诚心许诺，欣然附和他对本国苦难的概述，由此挣得他长久的轻蔑与憎恨；然后回家去，用讲演、讲道、文章或书本告诉西方：中国是相当糟，但与上流人物的接触证明这个民族对自己的缺点是明白的；许多人正诚心地在改良情形，东方实在是伸出了一只手来求友谊、求帮助、求指引，而西方出于仁慈与人道，不能把这只手拒回去。西方在东方的政策，就是这样定下来的。凡是对中国的态度，不把中国人对自己极其满意这一事实考虑在内的，都必定要走得离谱极远。

第二章幻觉（中）

外人初到中国，与这里的人打起交道，总有许多鲜艳如画的东西叫他着迷；但只要他来此不是单为闲逛看热闹，很快就会察觉上千种中国的做法、脾气与习惯，惹得他恼火到极处。脏、臭、拖沓，还有那一套在抽象伦理上、在日常商业行事上都与他故乡全部传统全然相异的标准，磨着他的心性，直磨到他深信：世人为自己计，也该把这样一个冥顽不灵的民族灭掉才好。然而时日一长，他便学会了迁就中国的路数，不但宽恕了当初惹恼他的许多事，还对这个民族生出一种偏爱，容不得旁人说一句坏话。好比一个人不得不住进一所没有自来水、没有灯、没有取暖设备的老房子：刚搬进去时，他对这地方的种种不便恨恨地咒骂；等他摸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的门道，便对这座旧营房生了感情，谁要说它一句不是，他简直要恨谁。

一个在中国住过——比方说——五年、并且出过条约口岸与外侨聚居地、到各处走动过的西方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中国的热心辩护士，谁要来干涉中国自己办事的路数，他便是一员悍将。他骂自己的用人骂得全心全意；可是换了别人要批评他们，这人最好先把外衣脱下来。他咒中国商人滑不留手、心术不正；可是新来的人若不知深浅，敢对中国商业上的信义下一个一般的断语，他便呲出牙来。中国官场的贪污、无能，以及官场对国家福祉那种无可救药的不负责任，他能讲出无穷无尽的故事；但谁要提一句干涉或介入，不拘什么形式，他立刻便大谈中国历史上的成功、中国人治国的本事，以及她在眼前的新局面里自己谋自己拯救的权利——不许掣肘，不许扰攘。

写这些话的人，在这一类向世界的申诉里也不算最不善辩的一个，而且他不会是最后一个。中国人不论处在什么境况之下，被懂得也罢被误解也罢，被看轻也罢被看重也罢，都是一个极可亲的民族；因此，想从熟悉这个国家的人那里得到一份对中国缺陷的准确估量，与从那些由人专门引着游一圈、学到的还不如不学的人那里去取，一样地难。心里发苦、梦已醒透的人，对西方误解东方也添了一份小小的力，只是听众不多。

真正该被允许在一个世界法庭上为中国作证的，只有这样一种人：他乐意住在这个国家，住得够久、已经懂得它，却又有足够的幽默感，拿它作甲胄，既挡住热情，也挡住偏见。一个人若不兼有幽默与好脾气，就很难对中国养成一种清明的眼光，很难把这个国家与这里的人说得接近实情。要体谅到足以真正窥见中国人的心思，而又不陷入多情的纵容或不公的敌意，是难的。照作者的经验，在东方的老住户里，凡看得出中国人性格里可笑的一面的，无一例外地是对人对事最有判断力的批评者，同时也最不见容于一切研究中国事务的权威——连中国人自己也在内。

要稍稍懂得中国，首先必须极清楚地认定一件事：不论中国人在场面上怎么说自己，除了微乎其微的一小撮，全体中国人都确信中国根本上并没有什么毛病。中国人不但确信这一点，而且全心服膺：他们是造化的精华、诸神的选民，是有史以来唯一真正演化出来的文明的继承人，是唯一不至于叫人不屑一顾的文学与艺术的继承人；是地上最好看的人，别的人与他们一比都成了怪物；是唯一一个由哲人替人类在永世之内有权发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备好了答案的种属。这些，连同其他上百条类似的自负，在中国人心里并非一时的虚荣。它们是扎了根的、庄严的信念，与中国的历史一样老，而新起的一代抱得比哪一代都更热烈。谁要是不照中国的路数行事、仍旧守着自己的那一套，从而露出不赞成这套看法的苗头，在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眼里，他就是中国的敌人；这便是一切排外情绪的全部根底与实质，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冒出来。要想不仅招来潜伏的敌意、而且招来真切而刻骨的憎恨，只需觉得中国人与中国的做法好笑，也就够了。

中国人爱自己爱得这样一本正经，以至于无论个人还是整个民族，连一瞬间的取笑也受不住。你若不认他们是普天之下唯一完美的人种，那是你的损失，你的看法你尽可以留着。但不论在什么情形之下，谁也无权觉得中国的什么东西滑稽。中国人把自己看得极重，重到无论自己落进多么可笑的境地，也笑不出自己来。作者有时也惊喜地碰到过自以为是例外的人——那些看得出一个拿自己开的玩笑、肯跟着全世界一起笑的中国人。可是照作者的经验，到头来总会发现：这个有幽默感的人其实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突厥血统的回教徒，或是一个扮作中国人的满人、蒙古人或藏人。

中国人那种刻进骨子里的自重，生出了一种与他们自以为的分量相称的尊严感；为了界定并护住这份尊严，中国人演化出一套名誉的规矩，直到不久以前都还遵守得极严，然而这套规矩所依的训条如此古怪，与盎格鲁撒克逊那一套关于言行得体、关于做一个像样国民的章法关系如此之小，以至于一个外来人要学会它的条文、乃至装出遵守的样子，得花上一辈子。用中国的说法，这叫作「面子」的规矩。「做面子」是抬高一个人的尊严（尊严永远按中国的标准量），「丢面子」是把尊严舍掉，而那等于灵性上的死。「不要面子」是对自己的尊严毫不在意，在中国话里，再没有比这更鄙薄一个人的说法了。最驯顺的中国人、胆子小得像一只耗子的中国人，为保住他的「面子」，也会不计众寡地去拼；每年都有几百人中风而死，只因为他们发觉自己少了某一分「面子」，却没有力气把它挣回来，于是大发雷霆，发到真的抽起风来，为的是让人看看他们把自己看得何等之重。要把哪怕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在与中国人相处几年后都认得出的「面子」律条一一列举，得要一部极厚的书。外来人不懂中国人关于男子气概与体统的标准，不晓得中国人天生的优越感，这些条文他能预先想到的少之又少。

被人笑话，自然是严重的丢面子；但只要手段利落、遮掩得住，单纯的怯懦或背信并不带来羞耻。作弊而当场被人拿住、被人指为骗子且再无申辩的余地，是丢面子；但若作弊而不被发觉，或者被拿住之后能在一片虚张声势与谎话的烟幕底下从容退走，尊严便毫无损伤。一个人眼看要丢面子的时候，只要在场的别人肯一本正经地装作接受，再傻、再一眼看穿的谎话与托辞，也能把面子救回来。而丢面子实在是一桩极严重的事，所以中国人只要能从加害者那里讨到补偿或了结，除非心里苦大，断不会让别人丢面子。

举个例：作者从前的房东是一位中国老寡妇，每月打发一个靠得住的用人来收租。这用人小时候是从街上捡回来的，跟了她三十多年。租金是房东唯一的进项，刚够她的开销。房子的修缮归她负责，每逢要从租金里扣钱修房，对她和她一家就是实打实的苦日子，这一点她家里人人都明白。有一个月，我把租金足额交给了那个用人，他却揣起七块钱，回去告诉主母，说有一堵墙塌了，这笔钱是修墙花掉的。她并不疑心他，但这一扣来得太不是时候，她愁得很，便到我这里来，问我肯不肯借她七块钱，从下月租金里扣。我告诉她并没有修过什么，租金那用人是足额收走了的，她听了既吃惊又伤心。可是回到家里，她并没有指斥那人偷钱。那样做，他就要丢面子，因为她明白、他也会明白：这桩窃案是能够坐实到底的。于是，为替他保全面子，她转由女儿去间接透个话，说她到我这里来过；此后对他便极冷淡、极疏远。当天夜里他来见她，说远村里的一个嫂子病得要死，家里捎了信来叫他回去一趟，求她准假，她准了。这人下了乡，当了三个月的雇工，带着攒下的七块钱回来。他先编了一段嫂子久病初愈的小故事——他压根不指望她信——然后把钱交给老太太，说是他到我家去过一趟，我已决定那堵并不存在的墙的修费由我出，所以把七块钱交给他带回来。她二话不说收下了钱，那用人照旧当他的差，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老太太把钱要了回来，用人把面子保住了。

中国的帝国政府与共和政府在与列强打交道时，也是照这个路数，在公文与极其庄严的布告里刊布过成千上万条一眼看穿的谎话，用来替国家保全面子，却并没有骗过谁；而每一回他们都心满意足，因为那些说法无人出面驳斥，国家的面子便算保得周全。一个官员在残害国家或百姓的滔天大罪上被当场拿获，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得到一个畏罪出逃、免于惩处的机会，并获准以「病」为由辞职；而且为使他的面子更加稳妥，他的辞呈必要递上三回，才予照准。

有了这几行解释，读者便不难自己去想象：西方人在中国，过去曾经何等频繁地、今日在中国各地仍然天天地，一脚踩在与他打交道的中国人的面子上；也就不难想象他在中国人眼里显得何等冷酷、何等野蛮。从上面这几个例子里，也能略略看出在这套规矩的鼓动之下、在一种不受幽默感调剂的自重感之上，中国人脑袋里进行着怎样一些古怪的思路；于是也就能明白：那些不能或不肯懂得中国人心思的作者与外交官，把多少对中国看待世界之态度的荒谬误解散布到了国外。

有一桩政策是建立在对中国人心思的无知兼有意的歪曲之上的，不妨拿它作例，那就是西方各民族中间流行的这一信念：在中国的外国事业，不论是商业的、传教的还是外交的，都可以靠本国在对华交涉中显一显宽大与慷慨而换来特别的照顾。久居中国的人回到故乡，听见天真的朋友问他们：本国政府有过这样那样一桩屈尊示惠的举动，中国人想必特别优待你们吧？——他们往往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我们这些住在中国、已学会照中国的路子去想事情的人，对这个冷冰冰的事实早已习以为常：西方某一强国在对华交涉中的每一桩慷慨之举、每一次宽大之态、每一回屈尊示惠，都使我们在中国的处境更不好过几分，使我们的商业与性命更险几分；因此，当我们发现西方的舆论竟真的赞成那些我们本以为除了职业外交家谁也蠢不到会去发起的措施时，我们是骇然的。

送给中国一份礼，先得极清楚地懂得东方人对礼物的一般态度，否则在估量受礼者的反应时，很容易走得离谱。首先，东方每一个民族都早已习惯于掠夺别人、又轮流被别人掠夺，习惯于眼看得手的掠夺者不但把赃物享用到底，还要为自己做国际强盗的本事大大自夸一番；因此，他们之中谁也想象不出，一个得手的掠夺者会把哪怕一小部分赃物交还给同伙与贴身手下以外的任何人，除非他的手已经松了，自觉虚弱，不得不还出一部分赃物来安抚被掠的一方。照东方的标准，这样的交还里绝无悔悟或慷慨的份儿——除非是在理想主义的小说里，或是在同样不真实的客套公文的措辞里。

一个认定了的、世代相承的仇敌忽然慷慨起来，不是虚弱的表征，便是行贿。东方人的脑子对宽大与慷慨想不出别的解释，而且也不屑去想别的解释。假如我们用这样那样的手段在中国取得了某一项把持，又自愿把这项把持放松，那么在中国人看来——不管他有多少个西方学位，能背多少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席勒与莫里哀——这只意味着两件事：要么我们怕中国，是在向她那不可磨灭的优越纳贡；要么我们是想拿旧灯换新灯，想拿陈旧破败的权益去换取更新、更大、更配得上我们更大的海盗野心的权益。假如我们像美国的官方发言人惯常所做的那样，一口咬定我们在中国什么也不要，一尺土地也不要，一项优惠的商业权利也不要，而中国人居然肯信我们，那么他们只能推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我们除了他们的善意别无所求，可见他们的善意是世上远远胜过一切的东西；可见我们是照中国自己的估价承认了中国的分量；可见中国重要到我们既需要她又怕她，是被吓得爬到她门槛跟前去低声下气地献礼。有了这个信念，接下来的反应是必然的，凡在东方住过的人，再痴的也预料得到。

中国人的结论是：地上只有一个民族，对他是可以摆出上位者收受贡物的傲慢架子的，那就是美国人。于是一股长久压着的、想把所有外国人都踢一脚的冲动，就在踢这个纳贡人身上出了气——因为他摆明了是在招人踢。

跟着有人去说动英国，说美国在中国门口低三下四是捞到了好处的（尽管一切凭据都正好相反），英国于是决定也爬过去，带着礼物磕头。到这地步，中国不但更不感激，还要暗暗对自己说：全世界，连她最强横、最傲慢的敌人也在内，都真心畏惧她复兴的实力，都在求她的青眼；既然如此，她实在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不把全世界踢个满脸花，不把她的条约与财政义务剁成肉馅，尤其不把那几千个碰巧把身家托付给她款待的「洋鬼子」剁成肉馅，此后自走自的路，像当年那个自命不凡的中央之国一样君临世界、高踞万邦之上——那时节她四面，北边不过是一群披兽皮的野人，南边不过是一群穿草鞋的猎头族，东边一片大海，西边一片荒莽的大漠。

东方人把一切馈赠不是看作贡物便是看作贿赂——在东方，除此以外的礼几乎是不送的——撇开这一层寻常的脾性不谈，单就中国对自己、对自己的尊严与面子的看重而论，要她以一个卑下的受施者的心情去接受什么，也是全然不相容的，哪怕她分明是这个行星上头号的叫化之邦。我们帮她收回山东，而她要照地道的东方办法把这笔人情销掉，就必须说服自己：我们之所以在这件事上撑她，是为着到别处去掠夺她。这样一说服，她便对我们一无所欠，只欠一份对我们下一步侵略的警惕的敌意。我们取消一笔庚子赔款，拿去办中国的教育，中国便断定我们是想把她的子弟养成不忠于她的人，并且想到她这些子弟会何等体面地收下我们这份教育之礼、又会何等灵巧地把学来的一切掉转头来对付我们、置我们于死地，便哑着嗓子大笑。他们满心确信我们办这教育别有极恶劣的居心，于是笑脸相迎地收下我们的馈赠，心里有十足的把握：我们是在教中国的子弟使一些陌生而有效的兵器，而这些她真正的骨血终有一日会为那唯一的天选之族，把这些兵器指向我们。一句话，向中国送礼的人，不是蠢汉便是懦夫。蠢汉中国乐得拿来使用，懦夫她便报以相称的傲慢与地道东方式的残忍。

假如中国人能说服自己，相信我们对他们国家的宽大出于真正的仁慈，他们也只能把它看作一个自觉高高在上的人对沟里的低等人的屈尊；而按照他们那套面子的规矩与他们对自己的高自标置，世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叫他们衔恨的了。反过来，若让他们相信我们在对他们作外交让步时，既不怕他们，也不是在向他们的优越纳贡，他们便只能推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我们这些蛮夷——是在把他们——那承受一切神圣智慧的后裔——当作下等人来对待；于是我们就替一种比东方迄今所生出的更刻毒的仇恨打下了地基，这仇恨眼下只有那为数有限的、留洋受教育的学生抱得住，而他们对我们的敌意也正毒到相称的地步。

在中国嗓门最大的那一伙人——那伙脑子里晃着响的亲布尔什维克分子——的鼓动之下，中国宁愿相信：近来这些慷慨、屈尊、或者随便你叫它什么的举动，是西方经世界大战之后自觉衰颓、并因而畏惧「醒来」的东方所促成的。于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每一桩示惠之举，顺理成章的推论便是：这不过是西方日趋衰弱的又一个征候，东方只消趁势果断地占这个便宜，用不了多少时候便能统治一个比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梦中还要大的天下，而中国则重新做她的中央之国，做宇宙的文化枢轴。

这才是中国对其余全人类真真实实的态度；每一个好中国人都要为着自己与国家的面子，对自己撒谎来维持它，又要对其余全人类撒谎来掩盖它——有时是为了体统，有时是为了方便。然而这样一种态度，在东方的西方人中间没有哪一个阶层觉得自己可以向世界说明，理由繁多而曲折，大半出于私心；于是那个敢把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天天彼此承认的话说出口的孤独先知，所扮的角色便同那个身穿兽皮的约翰差不多——旷野里的一个呼声。

西方人在国外蓄意歪曲中国，缘由之多，不是这几篇文字开列得尽的；但无知与天真、自欺与多情，都是误解整个东方、尤其误解中国的丰饶源头。在小说里，东方之神秘与东方人心思之不可测，是少有讲故事的人敢于冒犯的成法。

不懂东方的小说家，或是对东方只有极浮浅了解的小说家——写东方小说的人多半如此——自然照着成法走，在一些本来在现实生活里极平常的人物身上，织起层层游丝般的胡话。神秘被当成了魅力；而东方确凿无疑地能对住在东方的人施一种魅力，于是人们就假定：东方的生活离了神秘便既无魅力也无传奇。其实东方的魅力有许多正在于东方生活的简朴，在于东方人心思的那种天真的简朴与孩子气的坦率。小说里那位传统的中国人，无声无息地滑过一切场景与布景，无论眼前发生什么，从一场街头斗殴到一次火山爆发，面上始终不动声色，心里始终稳如磐石。凡在中国住过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是地上最吵的民族，做最简单的一件事也要闹出最大的动静，并且极爱他们所谓「热闹」的局面。北京九十万居民在日落以后、活计做完、人人坐定了闲谈时，那片极强音的谈话轰鸣，在城墙外三英里都听得见。下房里几个人核对白菜价钱，初到中国的人必定会听成一场群殴，仿佛已有若干人伤重哀号，活下来的还在尖叫着要再见血。

中国人的戏剧感之强，世上无出其右；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做戏，每说一句描摹的话，都要配上大幅度的手势与面部的扭曲，十分钟的谈话耗掉的元气，抵得上一位体操家一天的早课。中国的读书人神经紧绷，是个永远静不下来的人：不是在椅子里前后摇晃，就是拿脚在地上敲打，直敲到那位性子迟缓些的西方人几乎要动手掐死他。谁要是见过、听过一个气愤的中国妇人照俗话所说「骂街」，就永远治好了天朝人没有情绪这一桩妄想。面子的规矩常常要求一个中国人在祸事当头时克制、镇定、不形于色，那时他确是个真正的禁欲哲人；可是在寻常的事情里，他的活泼劲儿会叫一个拉丁人显得像个安静的伴儿。

为着这些以及许许多多别的缘故，国外当下刊物上那些所谓东方小说，在中国的住户看来是最离奇不过的胡话，比一出中国历史戏的荒唐还更不合东方生活的实情。住在这个国家里的有志作家偶尔试写的中国小说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们脑子深处也装着国外那一套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想头，照西方的成法与对中国的成见去塑造人物，捏出一些与他们日常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全不相干的人与景。小说对中国的将来、对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自然没有多大干系；可是事情恰恰是这样：那些想必是严肃的论东方的作者，替西方编纂并兜售所谓中国事实的汇编，他们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成见，与小说家迎合得一样卖力。作者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从未读到过一本书、一篇杂志文章、一篇投给国外报刊的论说、一份教会报告、一件外交函电或一份备供发表的商务报告，是坦白真实的——无论作为对东方的外国舆论的一面不加着色的镜子，还是作为对中国看待世界之态度的一面镜子。它们一概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迁就西方那个关于中国应当在发生什么、中国人应当在想什么的固定念头，软弱无力地替西方印证它愿意相信的东西，然后再更加软弱无力地试着对局面提出一点新见。

中国人对这一层心里有数，极其灵巧而卖力地助长外界对这里局面的误解，拨弄西方各民族的情绪，设法在欧洲每一个都城里把中国的要害问题搅得一团混沌。当然，倘若西方向来倚重的那些消息来源不是、并且几代以来一直不是大量错误消息的源头，这种事也就办不成。近年来中国人对西方人在东方的权利、安适、生计与人身安全所发动的每一次进犯（在这期间，他们一直在给自己攒胆量，好把他们对这个国家里的外国人、以及对外部世界究竟怎么想和盘托出），结果都是中国得胜，并鼓舞着各色中国人去做更大胆的尝试；而这全不过是因为国外对中国的情形与舆论一贯地歪曲。到如今，中国的各大外侨商界几乎陷于惊惶，正毫不含糊地痛斥本国的外交代表，而外交官们束手无策：因为他们纵然怎样劝本国政府采取断然的措置，这些政府面对本国民众对中国、对中国人心思的那些多情的误解，也不敢为这类措置背书。在中国的每一个外侨社群得出的结论都是：西方永远不会真正醒过来，知道中国眼下的病根何在；本国政府也永远不会得到按中国应得的方式去对付中国的授权——除非对外国人的暴行达到一九○○年义和团之乱时的规模。

在中国，总有一大群人——冒险家、顾问、猎取权益的人等等——他们的发达全靠自己能不能讨得中国政府、或是这位那位有势力的官员与绅士的欢心。这些人大都机灵，极善言辞，其中有些人喜欢著书演说；作为一个类别，他们以极起劲的宣传替中国的目的效力：为着他们那些中国关系的利益，同外交官们打圆场；一有机会就替中国涂脂抹粉；回到本国时，用动听的腔调告诉西方世界他们愿意让西方世界相信的话。

传教士歪曲中国的情形，是为了替自己在这个国家继续存在、继续居留找出理由，也为了替他的事业挣得中国人的好感。一个不知轻重、把自己对中国人与中国人心思的真实所知与真实所想公开说出来的传教士，等于在中国人中间挑起对他的差会或他的教会的敌意，从而替中国的基督教化设下障碍，因而比一个背叛本门事业的叛徒也好不了多少。他必须说服自己：中国人是可以被劝化到他所传的那一派基督教里来的；等到他们一个个都被塑成了同一个模样、同一种心智与灵性的状态，与赫尔或芝加哥那些往盘子里投铜板供养他的人一模一样，中国便会自动地发生政治与社会的再生，我们与中国关系上的一切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不久以前，一位资深的美国传教士在华盛顿的一个国会委员会上作证，发表意见说：美国手里那笔庚子赔款的余额，若无条件地、不加支出监督地退还中国，中国人不但会感激，而且会一分不挪地把它用在教育上。而说这话的时候，中国正在拖欠一切正当的债务与义务；那伙聒噪的激进分子正转向布尔什维主义，公开主张中国有权随时赖账；一切许给教育与别的美事的进项，正被公然侵吞，挪去作破坏之用。这篇证词在远东刊出，把此地的外侨社群弄到只能瞠目、咽气、吹胡子的地步；连中国人都咧嘴笑了。可以见报的评论是写不出来的，而在我们看来也是多余的。

在中国的商务代表歪曲情形，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报告说眼下情形不好，政府破了产，许多外国商行濒临倒闭，因为它们从无力偿付的中央或省级衙门那里收不回账。他承认内地的贸易很坏，因为铁路运输瘫痪，这里打仗，那里闹土匪。但他若不设法指出还有转好的指望、还有理由相信下个月或明年会有机会收回几笔旧账、做一点新生意，他就不是人之常情了。他要是报告说商业情形正一步步地坏下去，中国人一天比一天更公开地排外、更一心要让外国人的生计与买卖难以为继，除非经由一场凶猛而具破坏性的排外暴动、继之以列强的干涉，否则秩序的恢复毫无指望——那么他本国的行东必定会回信说：既然情形如此，再养着一个花钱而无回报的昂贵代理处，便没有什么道理了。

第三章幻觉（下）

——他还是关了铺子回家为好。这就意味着：那位商界的大亨，连同他的公馆、他十来个用人、他的汽车、他的马与狗、他那座堂皇的俱乐部、他那配着七种不同葡萄酒与甜酒的七道菜晚宴、他那短而富有弹性的办公时辰与长而从容的出游，统统得撇下，回到本国一座工业蜂房里去做一份伏案的差事，坐在高凳上、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吃他的午饭。要么如此，要么就失业，直到他违背自己更明白的见识、也违背自己的良心，说动另一家正在扩张、心气很高的行号，相信他能把他们的货在东方那些尚未开发却日见生长的市场上做出名堂来。

读者不难想见：在绝大多数这一类报告里，中国多半得到了宽厚而乐观的对待，于是国外对中国的误解又深了一层、广了一层。那些在本地立下根基的行号，它们的头脑连一份工业蜂房里的伏案差事也无处可回，自然同顾问与传教士一样急于笼络并守住中国人的好感与惠顾，因此一旦有人问起他们对中国与中国人的看法，也一样不肯公开表态，非得立下最严的保密之约，才肯说真话。世上最大的几家商业机构之一，其驻北京的「情报员」，前不久请作者翻阅他发往伦敦总部的一捆报告。那是对中国局面真实而坦白的勘察，对这个国家过去的病根、将来仍旧的病根，看得够清楚。

「这些要是能登出来，」我说，「怕是能有不小的好处。私下给贵国政府的官员们看，他们尽可以轻轻放过；可是摆到公众面前，就会造出一种政府不敢不理的印象。」

「哦——哦——哦！」报告的作者一边说，一边把它们收拢起来，匆匆塞回一只带着好大一把锁的白铁文件匣里。「你想想那得闹出多大的嚷嚷！先是我丢掉饭碗，跟着我们头上就得压一场中国人的抵制。」

外交官把他的报告的调子压低、把中国的情形说歪，主要是因为他喜欢过安静舒服的日子。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保持客气而无摩擦的往来，是世上最客气的往来。与一个中国官员打对台的交涉，则烦人得无可比拟。外交官若向本国政府报告说事情已到了非为侨民的利益采取有力步骤不可的地步，而电报回来授了他这样的权，那就等于他给自己判了一段在烦扰的空气里出力气的苦役，等于他自作主张搅乱了北京外交这一潭精致的死水。所以只要他看得出还有别的办法可想、或者这件事还能拖过去，他就那么办。

再者，外交上的歪曲，往往源于对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一无所知，而这无知又是从那种无可名状的自负里生出来的。北京外交团的尊严与无所不知，在那个团体内部是一条神圣的传统。一个外人向外交官进言，便是侮辱。你若告诉他一件他不知道的事，他要见怪，还要重重地「嗯」一声，让你明白这消息他早已由自己的渠道得到了，只是出于某些除了圈子里人无从测度的缘故，他还不觉得到了该动手的时候。至于说他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与建议该多少受本国侨民社群舆论的影响——这是一个僭妄而犯上的念头，足以叫公使馆的职员盼着手里有宗教裁判所的权柄与刑具。外交官要让每一个福祸系于他一举一动的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他不对任何人负责，国内国外都不对，只对那个与他用曲折的密码通信的衙门负责；他若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做，那是他与电报那一头的官僚的事，与别的任何人绝不相干。

为把这一点坐实到底，他便与同僚们串通起来，向中国所有的外国人演示：一个外交团可以知道得何等之少、做得何等之少，而看上去仍像在办事。

汉学家——研治中国文章、历史与哲学的人——要对一种印象负责：凡对中国有兴趣、肯读几本标准著作去了解中国事情的人，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人中那一大半除了维持眼前安适所必需者外从不肯费神多研究这个国家一分的人，都以为中国人是一个在智力成就上惊天动地、值得尊重、几乎值得敬畏的民族。无可否认，中国人曾以几乎不可思议的耐心与细致，在纸上堆起了一堆堪称骇人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里，凡落进他们眼中的每一样可想得到的东西，他们都在刻本上说过几句话。这些东西里有多少值得照原文去读，最有资格说话的是汉学家；可是他既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大半辈子花在学着把中文读得够顺溜、以便有资格下判断上，他就不大可能承认自己把一生虚掷在一个垃圾堆里刨食，而是极强烈地倾向于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他的辛劳得了酬报，他掘出了奇珍异宝，中国的文学值得人为懂它所付的一切代价。

还须记住：要把中文书面语学到读起来不只是苦役的地步，一个人必得在那么多年里把他醒着的时间耗去那么多，以至于到头来他字面上地被自己的研究吸了进去、也被它吞没了；他看自己的书不再用自己的眼睛，而是隔着一副中国眼镜，是站在那些本国学者的立场上看——正是这些学者一步一步帮他懂得并赏识他们所深深敬畏的那套文学。不过如今已有可靠的译本，寻常的读者能以极少的时间与精力，对中国的散文、韵文、历史与哲学的意思得一个相当不差的概念，因而不觉得非把读过的东西吹捧一番、来替自己花在上面的那些钟点开脱不可。

在作者相识颇广的那些浅尝者里，有胆量当着汉学家那座丰碑般的权威说出自己想法的，多数都承认：他们在中国学问上得过兴味，因为经由这些阅读，他们获得了一种别处得不到的、对中国人心思的洞见；但若论作品本身的优劣，中国的诗是多情的水中月，从不曾升到什么近乎崇高的地方；中国的经学哲学沉闷而笨重，处处透出对第一义理的幼稚无知；中国的历史散漫、编次不良、叙述不良，而且常带偏见；至于经书里所表的孔门伦理，不是幼稚的老生常谈，就是建立在传统成见之上的武断条规。这些没有理由不照自己所想说话的俗人，所得的结论是：中国文学一旦剥去那由卷帙之浩繁、年代之邈远与一种可怕的难学文字所罩上的神秘，对史家、对语文学家、对一般的学者或许还有它的价值；但单就文学而论文学，其中绝大部分不过是故作警策、吃力不讨好的废话。

然而人家叫我们敬畏中国的过去、宽待她的现在、对她的将来存信心，主要的理由之一，偏偏就是：一个民族既然写下了一堆能把金字塔比下去的书，在智力上总不至于不伟大。

作者前面已经说过，西方似乎相信：宽大而慷慨地对待中国能激起感激之情，从而改善在中国居留与经商的西方人的处境。西方还相信中国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广大资源」之地，其意味大体与七十五年前的美国相仿。中国人又被认为富于工程与营造的本事与魄力，长城、大运河、四川中部的灌溉系统，以及别的那些见证着惊人辛劳与宏阔眼光的巨大丰碑，便是明证。

国外以为中国人对西方的文明已生出一种深沉而真诚的钦慕，并且正虚心地照着我们的样子改造自己，因为我们的路数表面上更高明。此地与国外都常有人断言：中国之所以比任何古国都活得长久，是因为在她与西方、与西方人带来的新难题接触之前，她已演化出一套在任何变故下都完全合她所需的治理制度；因此一旦她把自己调整到与世界接触所带来的新局面，她就能重新成功地治理自己，做万国大家庭里一个称职的成员。由这个念头还派生出一层：国外似乎相信，一切进步的中国人都已领会、赏识并在设法施行我们那套代议制治理、民有民治之类的理论，因此去插手、去阻拦东方正在进行的这桩政治演化的大业，便是专横而不义的。最后，在英国、欧洲大陆或美国，凡想过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大概没有一个不曾被人郑重其事地担保过：「中国人的一句话，抵得上一张字据。」

这些中听的教条，没有一条是全然真实的，也没有一条是无条件真实的。若要把它们套到真实的中国——而不是小说与宣传里的中国——身上，就得添上那么多限制的话，以至于剩不下多少像真实的东西。比方说，中国在人力、土地与渔业上确有大资源。但支撑近代商业与工业大国的脊梁、同时也是战争筋骨的那些资源，是油、煤、铁、铜与木材；在所有这些上头，按面积与人口比例算，中国简直穷得可怜。此处没有篇幅去证明这一点，但有一件事也许值得知道：单单美国在过去十年里炼出的钢铁吨数，就超过中国地下全部未开采矿藏的储量；而中国的矿藏储量，约为美国现存储量的二十五分之一。

几千年的毁林使木材在中国成了奢侈品，并且是频发的水旱之灾的直接原因——这些灾害限住了她可耕地的出产，使她的劳动者赤贫，并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变成了彻底的焦土。石油至今未发现有可获利的蕴量，而她可用的炼焦煤与船用煤储量，与许多已经供养工业若干世代的小国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中国最了不起的几项工程壮举，是由非中国人构想、鼓动并推成的；而在她历史上最显光彩的几个王朝，差不多都是外族所建。她那些由武功立下的疆界，被拓展的时候，多半不是靠蛮族的盟军，便是靠由外族血统的将领统带的中国军队。头一个把中国疆界拓展到接近今日规模、打碎孔门中国那套零碎封建、以一个集权的政府把它造成一个真正国家的人，是一位来自西方的蛮族小邦君主，他后来就是修长城的秦始皇。

唐朝有一支中国军队做过一场至今仍叫治军事史的人惊叹倾慕的远征。他们一路征战，穿过突厥斯坦的大漠，翻越兴都库什山那道骇人的屏障，袭到今日印度帝国西北边哨一带。然而一查便知：这支远征军的统帅是个高丽人，而他催逼哄诱自己的军队前进所费的气力，比克服天然险阻所费的还要多。设计并建成四川那套大灌溉系统的工程师，是一个土著山地部落的人。亚洲的大半曾由北京统辖，但那时中国的皇帝是蒙古人忽必烈汗——帝国驿道大半是他所筑——他的谋臣、执事与将领，几乎取自亚洲各个民族。这些事容后再说。

除了中国的、或者「有同情心的」立场之外，几乎从没有人下过力气去描画中国的局面；结果这一代的中国人已经占足了西方那种被人鼓动出来的无知的便宜，博得了大量他们并未挣得的同情，眼下又忙着向自己证明、并预备向世界证明：他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毛病，毛病只在那个消化不掉的在华外国人。他们正对自己说，并且不久就要向众人宣告：他们的历史、文学与潜在的财富证明他们是一个最大器量的民族，无所不能，只因外国的侵略而彻底脱出了自己的轨道，如今正背着奴隶的镣铐、锁链、绳索与枷——那是在他们衰弱迷惘的年月里被人加上的——挣扎着去争一个世界上的位置。这个行星的另一面有千百万胸脯窄窄的人，一听铜管乐队奏起来便吞声咽气；只要有个面色红润、穿着礼服大衣的人站到他们头上，讲几句「自由、平等、博爱」或者「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宣告「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呼天作证说「不列颠人永不为奴」，或者应和那句庄严的祝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必不从地上消亡」——他们那几根瘦肋骨就把背心纽扣上的线绷得紧紧的。

一位中国官员接下了一个赈灾委员会的主席之职，指望从他打算侵吞的款子里给自己买一房新姨太太，又对委员会里有一个长着鹰眼、专盯做过手脚的账目的「洋鬼子」恨之入骨——这位官员已经晓得这个行星的另一面住着这么一批人，并且已经懂得：一提起脚镣、手铐与铁链，他们会作何反应。事实上，整个中国官场都已学会弹这同一根弦；如今中国的「智识阶级」在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带领之下，正准备演示：要把中国从泥淖里拔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外国人与他在中国的利益一并凿沉；而中国在国外的宣传，也早已在留洋受教育的中国人指点下改好了调门，专去打动那些一见旗子升起便要擦眼泪的好心人。

要否认与世界的往来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恼人的难题，既不真实，也无益处。然而，在中国的、懂得这个国家的外国人，若听任中国人去说服世界，说中国除了外国人输入的东西之外一切都好，说只要给她一只自由的手她就会调整自己去适应国际关系所加的新局面，那便是愚蠢。所谓自由的手，就是完全可以自由地背弃她的条约与义务，完全可以自由地凭一时的兴致处置在华外国人，完全可以自由地在显示过她心里除自己外谁也不放之后，再按自己的设计围起一道鹿砦，把自己重新与世界的插手隔开，躲在里面以纯而不杂的「自决」，把她的精力与地面上一大块好地方，耗在她自己那一套独有的胡闹上。

这几篇文字所要证明的是：被广为宣扬的、中国因列入万国大家庭而面临的种种难处，并非根本的，而是表面的；中国的病根要到普通中国人的心与脑的核心里去找；中国作为一个种族整体之所以未能、并且也许永远不能应付近代的局面，既不是因为缺少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也不是因为外来的压制，而是因为她的发育在两千多年前便停住了，因为一个民族身上凡能使之生长的力量，在她身上都已萎缩；中国真正的、并将继续是的病根，在于中国人是小孩子，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小孩子扮家家的世界；在于他们无论为自己的利益计还是为人类更大的利益计，都没有权利自己治理自己、自己规划自己的教育路向，正如一所学校的学生没有权利差遣教员、规定他们要学什么、不学什么。

中国历来成功的统治者，不论本族还是外族（最出色的几位多半身上带着外族的血），从未给过中国人民任何别的权利，只给过那种该给十分可爱、十分驯顺、机敏、灵光、常常早慧的学童的权利。西方若想知道中国在我们这个小宇宙里究竟该站在哪里，不妨好好研究一下中国那几个光彩夺目的时代的历史，看看她的外族统治者是如何在爽利的鞭挞与和善的鼓励之间拿准分寸，把中国人身上那些实在很好的品质发挥到极致的。

一万人里只有一个人编得出叫小孩子不斥为假货的童话。一万人里也只有一个人能把中国的口语说到中国人满意的地步——小孩子不在此例。在中国的外国婴孩，早在他们对祖传语言最勤勉的教导有所反应之先，就已从与本地人偶然的接触中把中国话说得流利了，而且与家里的用人比与自己的父母更谈得来。凡能懂得小孩子的奇思怪想、编得出童话的人，无一例外地立刻就能懂得中国人心思那些看似神秘的运转，并对它们生出深切的同情。

在中国住久了的人，多年来一直被中国人那些古怪而无常的反应弄得莫名其妙，几乎要承认他们的心性构造里有某种叫人摸不着的成分，像一位分析化学家自以为在处理简单的无机化合物、却碰上一种有机杂质时那样恼人——这些人到自己有了孩子可供端详体会的时候，忽然发现：东方与西方心性之别，恰恰就是童稚之心与成人之心之别；那著名的东西方之间的壁垒，再没有比十岁与二十岁的心意之间那道青春期的壁垒更像的了。

对一个已把自己的童年忘掉的成人——这样的人太多了——中国人与小孩子各是一团可爱的、好笑的、却又叫人困惑并常常叫人恼火的矛盾。

中国人有小孩子一切天生的可爱，也有他们一切的弱点。他们和善，像小孩子那样和善；也残忍，像小孩子那样残忍。小孩子要么把一只心爱的小动物疼死，要么对它施以能叫最下等的野人也害臊的折磨，单为看它扭动哀叫——中国人放纵自己也是这样。极有教养的中国官员，神经纤细到一提起痛苦就要打寒战，却能带着一种除了小孩子谁也不该有的热切兴味，看着一个人被活活剥皮。中国人像小孩子一样容易信人、一样忠诚，却又像只有小孩子才做得到的那样多疑、藏私、行事绕弯。他们多疑而敏感，却又多情而轻信——这也只有小孩子才如此。像小孩子一样，他们任性、自负、不受羁勒、桀骜不驯、厌恶被人纠正；可是在持久而合理的管束之下，他们又是地上最驯顺、最听使唤、最有感应的民族——事实上，最像的莫过于一群好学童。我们都知道一个小孩子前一刻能贪鄙自私到什么地步，后一刻又能在我们摸不着头脑的冲动之下傻乎乎地大方到什么地步；中国人也一样。他们胆怯，又大胆；爱和平，又好战；是肯下苦功、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同时又马虎、潦草、偷懒——全看人怎么使唤他们、怎么激发他们，和小孩子一个样。

中国人爱结党，小孩子也如此。他们在行会、秘密会社、各色会议与集会里，只要上头有权威，就显出很高的组织本领。只要有足够的约束，他们便肯担起责任的担子并贯彻到底，正如学童在一套「荣誉制」底下那样，正如童子军在成人指导底下那样。缺了这一份足够的约束，他们的组织便治理得像我们想象中一所没有教师的学校，或是一支没有大人照管的童子军。中国人有小孩子那样惊人的摄取之力与记性；可是把学到的理论一贯而耐心地施用起来，其能耐也不过与小孩子相当。像小孩子一样，他们在捣蛋上极富独创，在那些既不逗他们开心、也拴不住他们心思的事情上，则死板地模仿、毫无创造。最后，像小孩子、也像动物一样，他们一被取笑便浑身难受，觉得天下什么都好笑、只有自己不好笑，并且打心底里厌恶那个不肯把他们当一回事的人。

在表面上，中国要面对的严重难题多得很，世界要安排东西方之间持久平静的关系，也有许多事要做。但这几篇文字的用意，是要证明这里将要陈述为根本假设的一点：中国的病痛，大半是从她自己、也从我们未能体认一件事里生出来的——中国人的心是一颗小孩子的心，是一个早慧的孩子最好与最坏时的那颗心。倘若中国的病痛要算到我们头上，如她的宣传家所说，那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同小孩子打交道，因为我们把一个个中国人当成人看，把这个国家当大人看。中国眼下若在摆出一副无礼而桀骜的样子，若在索要她不但未曾挣得、而且多次自己断送掉的权利，我们就该清醒过来，认清这是因为我们怂恿她把贤人会议的律例章程搬进了课堂。

我们都知道惯坏了的孩子何等讨人嫌、何等可恶，也都知道我们通常把他们的毛病算在谁的头上。打孩子的屁股我们自然乐意，可是踢他们的父母，我们会痛快得多。中国如今因与西方接触而落进这团不幸的烂摊子，又对我们怀恨，这咎在中国的，还不如咎在那些多情者的多：是他们教给她，学生与先生一样好，管束就是暴政，节制就是榨取，规矩是一种挑衅，除了暴君谁也不会出来替它辩护。「自由」一词译成中文是「自己许可」，而那些以民主之名许可自己去盗取公库的人，尤其把它奉为神圣。

对住在东方的任何明白人来说，这是够显然的：中国目前的状况，首先是由于管束与对权威的尊重完全崩坏——自有中国这桩事物以来，秩序的维持就一直靠着这两样，而没有这两样，中国的民众之为一个国家，就不过像一群无人管束、四下乱窜的小流氓之为一所学校。

治东方历史的人也看得明白：中国人出于他们自己那些特别的缘故，是全然无力恢复那种以尊重本国权威为依托的秩序的；主要是因为值得尊重的本国权威并不存在，看来也不会出现；也因为懦夫与伪君子既不能治理和重整一所士气败坏的学校，也就同样不能在一个满是学童心性的国家里恢复秩序。

我们在东方的人还都看得明白：外国的影响与输入的思想，势所必至地与那个帝国权威的崩塌大有干系——在我们插手之前，正是那个权威足以维持中国的良好秩序。然而破坏既已造成，如今仅仅因为士气败坏的中国人在那里嚷嚷就说一句「不要插手」，而明明把局面牢牢攥住就能把事情扳正——那实在是一种极薄弱的责任感。

中国若在她所需要的管束之下，必能大大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这是容易说明的；而眼下西方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处境宽裕到可以无视一个只需来一场干脆的大扫除的富庶市场。中国若有了巡警，每一个中国人在一个可敬的权威底下安稳平静地为自己做活，不出几年，世界从恢复并维持秩序所花的本钱上，就能收到百分之一千的利。至于中国的彻底解体、她全部贸易与工业的崩塌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看一看莫斯科为在东方促成混乱而不惜的辛苦与花费，便可以掂量出来。

西方在东方的政策，照它在外交实务上所表现的，多年以来并没有对中国的败坏起到它本该起的约束作用——那败坏原本是外国的接触造成的——反倒或多或少地有意助长了它。外交时而退让、时而哄劝，时而恫吓、时而虚张声势，对恶作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隔三岔五拿糖果与放宽的规矩去买一点秩序；这与一所士气败坏的学校里那班瞻前顾后、胆小、易怒而懦弱的教师一模一样——他们彼此争着博一时的欢心，彼此争着促成长久的无法无天。

那些据说是沉稳、爱和平、勤劳的中国人，怎样地、又为什么会因管教失当而如此轻易地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无礼放肆的学童之国——这正是以下各章所要说明的。

第四章社会传统（上）

中国人乐于认定自己同出一源，是一位母亲的后裔，因而有「四万万同胞」这个说法。国外似乎也得了一个印象，以为中国的人民都是同一血脉，在种族上是一个匀质的整体。然而哪怕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沿着中国海岸从这个口岸走到那个口岸，也很快会看出类型与口音、习惯与性情上的种种差别，不由他不信别的说法。在边远一些的边省，旅行者看得见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人，纵然不借助历史、不研究方言，也能对那许许多多相去极远、汇进我们今日所知的中国人之演化的成分，得一个大致的概念。

中国的历史，哪怕浮浅地读一遍，也提供了充足的凭据，足以证明：不论最初的中国人是谁，他们从最古的年代直到眼前，已经吸纳了许多种族的庞大人群，并把他们多少塑造得合于自己的传统与行事之法，但绝没有演化出一个共同的人种类型。说「中国这个人种」，与说「欧洲这个人种」一样不确。爱尔兰人与保加利亚人在语言与举止上的相通之处，不比山西人与广东人更少。山东山地的口音与同省毗邻平原的口音之别，大得如同意大利语之与西班牙语，而两处人的类型之别，也与方言之别一样大。孔子的时代，山东的平原住着中国人，山地与沿海则住着莱夷，大约是高丽一系，总之是通古斯族，与中国人相通之处，不比斯拉夫诸部族与罗马人相通之处更多。整个华北都曾被一波又一波的通古斯与鞑靼人群席卷并落籍；而南方各省形形色色的人民，则是土著部落的后裔——他们在一个统一的治理底下变成了中国人，与高卢和不列颠的凯尔特诸族变成罗马人的路数大致相同。孔子的时代，今日华北西部一带尚有金发的雅利安部族占着大片地面；浅色的眼睛与头发在后代身上频频返祖，证明这些金发人虽然大半迁走了，总有一定数目被吸纳了进来。印度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与俄国人的侨居群落，也都被吸纳了。北京有一些中国人能证明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一位极有名望的回教将军，名字近来常见于报端，出自西藏边界上的一个村子，却能证明他父系一支的祖先是一个改奉回教的犹太人，而他母亲的家族原籍长江流域的南京。他身上还有突厥与阿拉伯的血脉。在中国本部的疆界之内，有几十支非中国的族群碎片，至今还保着自己的族类面目与自己的非中国语言，然而正缓慢而确凿地被吸纳进去；交通一旦改善，再过两三代，他们就会与别人一样地中国，只剩下几条关于外族来源的传说。

要明白这「四万万同胞」是一锅怎样的大杂烩，不妨这样设想：罗马在基督纪元之初征服并开化了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像她开化高卢那样），把整个近代欧洲熔成一个有着高度集权政府的单一国家，并把罗马的古典语言永久确立为这些地域内文学、宗教、行政与商业的通用工具，却听任每个民族各自发展自己那一种口语的拉丁话，像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与罗马尼亚人所做的那样。再设想这个罗马帝国在其后的若干世纪里大体保持完整，却周期性地被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摩尔人、突厥人与不列颠诸岛的凯尔特人一波波侵入并统治：都城搬来搬去，侵入者用自己的军队驻防这个欧洲之国，对风俗与语言多少有些影响，可是最终仍旧归顺罗马所立的国家传统，自己也变成了罗马人。设想有这样一个近代的罗马民族，包含整个欧洲与它许许多多的族类，再掺上一点突厥与阿拉伯的血——这样，你就能对中国人是怎么一回事形成一个大致的概念了。

读者若能把这个关于中国的概念记在心里，就会明白：凡关于中国的事，要下一般的断语，是何等的难、何等的险。不能说他们都是杏仁眼，因为其中好几百万人并不是。甚至不能说他们都是黄的，因为有褐色的中国人、黄色的中国人，也有几乎是白的、面颊泛红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黑发黑眼，但卷发、浅色的眼睛与棕色的头发也并非没有。比如吴佩孚大帅，头发里就带一点棕，胡髭里闪着红光，眼睛是很浅的棕色。那种脸盘扁平、杏仁眼、颧骨极宽、下颌短、身材瘦小的中国人，是一种土著类型，长江上游流域与西南各省到处都有。身量大、骨架粗、长着扁脸圆头、合于寻常所谓鞑靼类型的中国人，华北每一处聚落里都找得到。然而整个华北也有千百万人，他们的面貌与头形正属于华北与日本的艺术传统所奉为古典的那一类：长而窄的头，长脸，细而带钩的鼻子。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头部的照片，人人都见过。华北有千百万人到了老年，与拉美西斯像得惊人，因而正合中国古典的标准。与这些人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另有千百万人，头形与五官分明带着黑人的样子，若涂黑了、再照那个角色装扮起来，拍出照片便是新几内亚的土人。

这一切要把我们引向的一点是：在中国，品性与性情的参差之广，一如在欧洲；虽然生活与思想的标准已被规范化，以合于中国文学与历史所立的一个传统的古典模型——正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囊括全欧的近代罗马之国，尽其所能地恪守古典罗马的标准——但各色中国人群在性情与品性上的差别，与个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云南的中国人与直隶的中国人表面上的相似，大半出于文学与传统的划一，而这并不比一套军服更能把他们变成一个匀质的民族，正如军服并不能使一个班里的人都成为血亲或智力上的同侪。然而这一套东西，也和军服一样，把个人抬上或压下到一个共同的、约定俗成的水平。

不论最初的中国人是谁，他们是一个精力充沛、富于独创、极有发明与创造之力的民族。但他们所征服的，不过是黄河沿岸一条极有限的地带，在那里立起他们小小的中央之国，而这中央之国成了茫茫野蛮之海中的一座孤岛。他们的疆界靠武力缓缓外拓，靠文化则拓得快得多。随着他们发展出技艺与工业，他们野蛮的邻人便借了去，并且凭着他们在战事上那股野蛮的劲头，变成了对那个小小中国之国的严重威胁——那时的中国正在放下兵器，越来越倚重犁与笔；于是只好把这些邻人收进来，使之成为中国之国的有机成分，好保中央之国的太平。这个过程从那时起一直进行下去，中国在整部历史上，一群接一群地吸纳并按自己原来的模样塑造智力与文化上的下等人，弄得自己几乎没有工夫在文化上向前走；而为了在那威胁着她的野蛮之海里把头浮在水面上，她不得不把自己头一回被迫转入守势的那个时代的艺术与文学，奉成一个拜物，还得远在那些蛮族征服者有能力赏识它之前，就教他们去膜拜。

她刚刚收进并按自己古老的标准改造好一拨非要统治她不可的鞑靼人，或是一拨已经采了中国路数、非要被接纳入门、或是非要另立门户的土著，又一群十足的外人便带着满腔的战意与野心越过地平线而来，带来一个新的、却又相似的难题。然而中国习惯了；她把自己的文化规范化，供上祭坛，教那些野蛮人在它面前下跪，就这样保住了自己的面目与民族的自觉。为了让祭坛上那簇古老的火不灭，发展被牺牲掉了；如今一个混血的民族，向着一套与他们绝大多数人天性的冲动相违的标准低头，这标准把古代中国人的创造冲动在这锅民族杂烩里所剩的那一点有效地刹住，又把其中最优秀的人锁在一种发育停滞的状态里，只有欧洲中世纪僧侣的心智婴孩期可与相比——那僧侣被他那套古典的功课捆着、绑着、锁着，而他条顿人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在反抗它。

几百年前，发育已经停住的中国，与西方开拓东方的那批粗鲁无情的先行者接触上了。她平静地认定：自己面对的又是一种手劲粗重的野蛮人，她也许抵挡不住，但终归能把他们领到那座祭坛跟前去——坛上供着一个两千多年前便已成熟的文明，这些新来者必定要在它面前屈膝，作为被收编进那伟大的选民之群的头一步。谁知这些新来者不肯归顺，竟敢自称抱着一种同样高的文明，而且以他们的机变与暴烈去证明它；中国于是迟迟地想去弄到他们那股力量与自信的秘诀，再拿来对付他们。——这些便是眼下摆在中国面前的大多数难题的线索，也是对中国对待西方那种据说很复杂的态度唯一真实的解释。

要稍稍懂得中国人的思想，就必须充分明白一件事：自伯里克利的时代以来，中国一直忙于向嗜血的邻人灌输一个道理——他们对孔子及其门派的智慧与德行一无可添；而中国本身又在很大程度上由她那些蛮荒邻邦来的、心怀敬畏的移民构成，于是她竟把自己的宣传当成宗教接受下来，对任何想在孔子孟子之上有所推阐的尝试——除非经由作注这种卑屈的方式——都极为衔恨；这就好比我们若在若干世纪里说服了自己：凡伯里克利之后出生的、不合他那个时代标准的思想，也许有趣、也许好玩、甚至在急难时还有用，但终究只能看作肤浅而多余的东西。这可以让读者略略明白：一个中国人做保守派时能有多么执拗；也可以让读者略略明白：一个中国人一旦打定主意宣布古人的智慧全是胡扯、要与之决裂时，他会觉得自己激进到何等绝望、不负责任到何等地步。在这一代中国人里，反叛中国成法思想的人，其处境与达尔文、赫胥黎、海克尔若生在马丁·路德的时代、要把他们十九世纪的学说兜售给路德的听众，大致相同。中国的极端派是一个中世纪的产物，被摩登主义灌得烂醉，活像一个从不知酒为何物的荒野里出来的蒙古牧人，肚子里灌了一大瓶香槟。

因为屡屡败在外人手下，又因为靠异族蛮人的盟军拓展疆界、却用自己更高的文化把盟友与敌人一并驯服，中国很久以前便认定：当兵的必定是寄生的下三滥，急难时没用，太平时惹事，所以他们这行当与剃头匠、掏粪夫大致等齐。一种已经过时的文化，其威力被抬得无以复加，直到它撞上一种活着的、背后撑着近代科学的文化为止；而武力则被虔诚地贬低，因为一切蛮族的武力对中国古老的文化都已证明无效——直到西方的武力来了，背后既有科学，又有野蛮人的壮气，带进来一种活着的文化，而这文化不肯在古人那具木乃伊般的文化面前低头。

这一撞的震荡，中国至今没有缓过来；而对这一撞，中国的反应又多又变幻不定，以至于她在西方人眼里像一只在阵风里转的五彩风车：你的手指按不上去，它转着的时候你也得不到一个确切的印象。大约六十五年前，中国之爱自己、之鄙薄外人，与她先前两千年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一样。后来略略倨傲了一点，便招来英法联军攻进北京，逼得她的皇帝逃往北京东北山里的一处行宫，并死在那里；这一役还导致了几项条约，规定中国与若干外国列强在平等的基础上通好往来。在中国人心里，这并不特别叫人不安。中国惯于向她所鄙薄、并打算贬到一切曾冲撞过她灵光圈的蛮族水平上去的、体力上更强的民族，口头上纳一纳假贡。那时候，列强即便接管了他们的国家，掀翻了他们的王朝，在中国凭优势武力立起一个政府，中国人民也不会怎样大惊小怪。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他们是惯了的。他们会扬一扬眉毛，说：「嗐！又来了一拨野蛮人要我们去教化、去调理！但愿他们不像蒙古人那样顽固自大。」

我们在那个关口没有把中国接管过来，没有把这个国家当一个被征服的属地去经营、最终融进中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这是对先例惊人的一次背离，弄得中国人竖起耳朵，留心起来。从那时到如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叫人不安。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像古时的蒙古人一样，在用武上极其机巧而坚决；但与寻常的野蛮人不同的是，他们在武力的威风之后，还跟上一股文化的威风，对那个迄今一直是中国之国可靠脊梁的哲学体系，既不行礼，也不让步。中国于是面临两条路：要么修改那套几千年来足以震慑并驯服蛮族——即便蛮族以她所鄙薄的武力夺得了这个国家的控制权——的文化体系；要么，为保住这套体系，去弄到西方军事上的强悍与勇气的秘诀，用借来的军事妖术去护住她那神圣而陈旧的文化。

一八九四年败在日本手下、受了羞辱之后，她选的是后一条路；一九○○年义和团一役更加屈辱的经历之后，别人又劝她走了一条相似的路。要击退那些对她过去的伟大不够敬畏的蛮族，中国就得把野蛮人用武的机巧借过来，借到足以把他驱走的地步。她决意坐在外国兵的脚下学他的手艺，既然外国兵不肯坐在她孔门学者的脚下，学怎样做一个好中国人。这件事的结果如何，容后再叙；上面这些话写在这里，只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传统的形成。

孔子从他那个时代尚存的古人遗著里推演或归纳出来、并嘱咐后世遵行的那套社会章法，是世上存留至今最原始的章法之一，在有理由被称为文明的民族里，断然是最原始的。这位哲人热爱一切古老的东西，于是尽其所能地往上追溯去找一个模型，选定了一个整饬的宗法家庭内部关系所遵的章法作为他的标准，此后在一切教诲中都死守着它。他的时代中国在治族、治部、治邦、治国上也许已有过若干经验，他一概不理，却挑了社会关系所能存在的最小的一个群体，拿来当作统治全人类于万世的一个不可变通的准绳。结果是：所有好中国人都忠实地恪守、并且至今仍在恪守一套在三千多年前的中国曾是有生气的、却在其后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里早已明显过时的治理原则；而今天，在西方已经发展出来、并正输入中国的众多政治学派面前，这套原则更显得幼稚而原始。

孔子的时代，中国人的品性正在迅速变化，而孔子如此虔敬地仰慕的那套传统秩序正在崩坏，因为中国之国正在生长，不但在幅员与阅历上生长，在它的人民的驳杂上也在生长。中国本已万事俱备，正要变、正要放手去试新的政治与社会章法，这时孔子与他的门派登场了，一看变革在望便骇然失色，给试验踩下了一脚极有效的刹车，以至于从那一天到今天，社会标准都不可能有什么激烈的改订。

如前所说，自保的本能最可能是孔子及其一切门徒采取反动立场的缘由。他们也许还察觉到一个事实：除了最原始的政治与社会传统，别的东西都约束不住中国正在吸纳、并且还要吸纳的那一群群异族蛮人。一个国家里的各种成分越是匀质、越是接近同一个水平，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社会标准就越可能成功。一个由许多心智能力相去极远、善恶本能五花八门的族类拼成的国家，要把「被治者同意的治理」办成功，不如一个匀质的部落那样有指望——在那样的部落里，人人对公事有同等的发言权，正是对部众事实上平等的承认。孔子取宗法制为标准时，是否明白这一点，不得而知；但他和他身后的所有人都确凿地懂得：一个注定要吸纳千百万异族的国家，若不愿让它立国所凭的文化被淹没，若要恢复并保住国家的政治统一，就必须有一个握着教皇般权柄的主人。一个国家在扩张之中若保不住人民的匀质，便没有本钱去玩弄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而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雇佣军赖以成军的那种纪律。这样一个民族，所能指望的对全体最好的治理，是一位仁慈的独裁者。原始的宗法家长对他所有的后裔、他们的依附者与属下握有绝对的权威，却和善而公正地统治着，眼里看着整个家族的福祉；孔子在这家长身上看见了仁慈独裁者的完美范本。所以，在为中国演成一套不容变通的政治与社会体系时，他先研究那自最古时代传到他手上的家法，照自己满意的样子编定，然后对他的同胞说：「以此为中国治理之法，垂于万世，国则永不亡。」——大意如此。而在事实上，它也一直是中国治理之法，直到若干年前，直到中国无论从哪一面说都不再有一个政府。

孔门那套治理之法，就是不经大改的宗法形式，常常给中国带来好治理，而且几乎总是有体统的。构想这套法子的背后，颇有些阅世的智慧与对人性的了解；它满足了中国的一项需要，而这项需要中国今日感到的比孔子时代还要痛切——那就是在一位受人敬重的主人之下施以严格管束的需要。然而这套体系的大弱点在于：要维持宗法形式的治理，就永远必须坚持对那套原始家法的精神作最刻板的恪守与尊崇。想把一套建立在史前氏族治理之上的家长式治理，硬塞给一个已经抛掉了氏族史前传统的民族，那是没有指望的。为保住对权威的尊重，就必须让每一代土生的中国人、每一波被吸纳的异族，都受过严守家法与社会传统——孔子所采集、编定并传下来的那一套——的训练。一旦承认这些东西经由变革还能有所改良，便等于承认整个行政体系也会出错。于是在每一代人里，每一个教育者、每一个行政官员都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本分：竭尽全力去延续一套在孔子出世时便已颓败、而由他钻进这个族类最古的记载与传统里去重新捡出来的社会章法。他们成功得何等彻底，而中国人因此在家族圈子以外对公共义务与责任的观念何等有限——这都是惊人的。

直到上一个世纪，西伯利亚还有一些族类，承认在家族圈子以外没有任何伦理章法能够约束他们。每一户便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抢劫或杀害一个邻人，若纯属无端，固然不对，若以充实本家为目的，便再正当不过。在围着家宅筑起的工事之外，施舍便是对家族的不忠，而和善、宽容与任何形式的助人，都是该被压下去的软弱。家与家之间除了建立在猜疑与敌意上的关系，再无别的社会关系。每一家时刻提防着别的所有家，彼此之间处在不断的战争状态里，主要的目的是抢女人，好给长成的儿子们各立门户。忠诚与诚实在门内是德，在门外是恶。没有契约被毁，因为根本不立契约。这是俄国旅行家所画的图景，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人类社会熬到不能再减的最低限度；而在历史的黎明时分与中国人为邻的那些野蛮人，即便对这样一个时代已无实际的记忆，也还抱着它的传统；而且在中国有些地方，彼此之间的关系至今还原始得差不多。

浙江与福建至今仍有山区，那里的小宗族——其实不过是大家族——挤在气派的工事里住着，彼此械斗，宗族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任何义务、任何社会章法，除非另立专约，或是迫于不可抗之力。在这种人看来，爱国便是忠于本族，叛逆便是不忠于本族。血缘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也是仅有的约束。信义只能——

第五章社会传统（中）

——只能指望在血亲之间，而且还得靠强制或另立专约。族内的管束关乎存亡，家长的权威必须不容挑战，才能免去这样一个小而逼仄的群体里的摩擦。门户之外，凡没有武力撑腰的权威一概不认；抵制或规避族内尊长以外的人加在自己行为上的约束，在良心上并不算罪。联姻把讲信义成为义务的关系圈子略加扩大，但也扩大不了多少。

诸子倡议把家法推广到治理关系上去，用作把一个驳杂的民族维系在一种近乎彼此相容的关系里的手段时，中国人在社会传统上大约就走到了这么一步；而从那里，他们两千多年来几乎原地不动，以至于这一代中国人被抛进世界大事的漩涡里时，他们对民主与代议治理的准备，大致与我们三千年前的祖先相仿。

孔子看出：在一个宗法门户之内，只要儿子服从父亲——不论有没有道理，弟弟服从哥哥，女孩子没有发言权，妻子绝对服从丈夫、并对婆婆执奴婢之礼，一切晚辈都对长辈退让——无论长辈怎样冥顽，怎样昏聩入骨——那么和睦与秩序便能维持。

一家之长原该记得自己对晚辈与依附者要和善、要宽厚、要有度量；可是万一他忘了这份责任，变成一个讨人嫌的老糊涂或是一个脾气乖戾的家中暴君，那也绝不给家里别人一丝一毫失敬或不顺的借口。孔子忙于照看自己在门弟子与那些他劝化不动的小邦君主之间那份体面的地位，忙得没有工夫替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间这类非常关系订出细则。至于鬼神之事提上来讨论的时候，他又忙着去演示：从他那时起直到万世，音乐该是什么样子；君主该怎样做百姓的爹，百姓该怎样做君主的好孩子——忙得无暇费心于身后之世；他只断然定下一条：自家已故的先人要照古时的全套仪节去祭祀敬奉，而这一家的人去敬那一家的亡祖，不但多余，而且不成体统。

一句话，孔子把条顿部族在淹没罗马、建立英格兰之前刚刚脱出的那套以家为单位的制度，确立为万世的政治学；而中国因为她自身的难处，便一直守着孔子，到今天也没有在政治学的见识上越过他一步。

就民众对公共事件的心理反应而论，这是实情。他们知道孔门的传统，在料理日常生活时也相当忠于它，并且拿它来评判政治上的事。然而中国的一大难处恰恰在于那种「解放了的中国人」：这位世故的先生，对外国的办法只学了半套，外国的伦理标准丝毫没有沾上，却已西化到足以自觉超出孔门的约束之上；他在世上的发迹之道，是把保守的平民牢牢按在他们的成规里，每逢下层人踢翻成规的辕木便大作惊骇之状，而一旦他自己为着自家的好处所行之事被人质问，便端出一副高深莫测的、鄙薄孔门仪文的架子。

中国那套建立在家法之上的家长式治理方案，对坏治理不设任何制约；而由它的施行所生出的传统，所能提供的只有暴民的乱打与造反。满洲的康熙皇帝有一道有名的谕旨，就整饬社会与人伦关系写了一篇文章，他的历代继承者都费心把它译成白话，常摆在百姓面前。这位皇帝通篇的论证，都是要证明：一个完美的国家，人人富足安乐，全靠在百姓中间培养孝悌之心，以及对父母、长上与既立的权威坚定不移的服从。

照这个方案，在帝制之下，一个中国家族的家长是他全体后裔与晚辈的绝对统治者；是全部家产的所有者与经理；是族内一切过犯的法官与陪审，他的裁断无从上诉；在家门之内，他的行为不向任何人负责，只向祖宗的魂灵负责——他的权柄自祖宗而来，在祖宗的神主之前，他是一家的大祭司。同样，皇帝是国家至高的家长，他的天命来自上天，对他如何处置臣民与臣民的财物只向上天负责，并且是全体百姓与上天之间唯一的居间人。这个国家是他的家族，最高的官员是他的长子，这些官员的属下是他们的小弟弟，而百姓则是州县官的小孩子。在这个安排里，长上从不为自己的行为向晚辈或任何一群晚辈负责；晚辈也无权指出长上的差错要他改正，除非以卑屈的呈请的形式。一切制约都自上而下，从不自下而上。

每一个下属都须绝对服从，而对百姓则要求绝对的、不动脑筋的服从。他们不该去想治理之事，也不该去揣度治他们的人的动机；他们作为好中国人的本分，一句训诫便概括了：「凛遵毋违！」百姓无权要求赋税有所回报。皇帝若肯把他们纳的贡拿一点花在百姓身上，那也不过是在维护他自己的产业；而遇到公共的兴作与荒年的蠲免，他们该当作恩典与仁慈领受。一个官员治理失当、弄得一方残破，并不向百姓谢罪，而是向皇帝——那位被他经管坏了的产业的主人——认他的罪。皇帝自己把事情搞砸而又自知其事时，他只向上天请罪。

要让百姓世世代代相信他们无权过问行政之事，就不得不承认：在自家门户之外，他们没有帮着维持好治理的义务。一家之长要为家中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负责，整个家族也要为个人与全体的行为负责；但王家的人并不为张家守不守法负责，除非官府特别把这份责任加到他身上。王先生若被挑出来当一方的乡约，并被告知这一方若有什么不法之事要由他本人担着，他自然会把邻人们盯得极紧，在他们头上称王称霸，像个小皇帝似的榨他们，事情一旦出了他的掌握，便去请本地的官来帮忙。否则，自家门户之外出了什么岔子，在他心里便分明与他不相干。

王先生若坐在自家铺子里，听见巷子对面的邻居李某与张某在磨刀，彼此商量着要怎样把隔壁街上的赵某剁了，他头一个念头是塞住耳朵，当没听见。赵某若是朋友或亲戚，他或许会自己拐过墙角去低声报个信；但除非他有充足的理由怕被安上同谋的罪名，否则没有什么能促使他去报官；就算到了那一步，他也更情愿去找几位年长的邻人，劝他们组个和事佬的班子，而不愿把官府扯进来。

多亏了这套治理之法，多亏了对家族相互责任的强调，中国人对社会义务的观念实在极低。仁爱确确实实自家门始，而且往往也就在家门口终了。一个人牵着一头驮得沉甸甸的骡子走过一条结了冰的街，李、王、张、赵、陈几家接连好些天把泔水往这条街上泼、彼此嫌恶；骡子在冻硬的脏泥上滑倒，赶骡的扶不起来；而李、王、张、赵、陈几家的人统统在各自门口晒太阳——这事一丝一毫也轮不到他们去搭把手。赶骡的若在挣扎中滑倒，脸上挨了一蹄子，那是要笑破肚皮的，整条街都会回荡着咯咯的乐声。赶骡的若急到最后肯掏出两角的银角子来换他的牲口重新站起四条腿，便会有几个壮实的闲汉踱过来，把骡子抬起，然后结伙到铺子里去，为把那两角银角子换成铜元、再把所得平分而吵作一团。而赶骡的也并不因此看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换了在他自己村里碰上一个外乡人，他也会一模一样地办；若不指望酬报、不指望对方日后回报就去帮人，他会觉得自己是个傻子。事实上，在宗法制度之下，中国没有人做任何事是不指望酬报的。在家族之内担起责任，所得的报偿是全体成员的忠诚与互助。出了家族或宗族的圈子，就得用钱或用物来偿。

在家族之内，中国人大体上是最不自私、最肯牺牲自己的一群人。出了家族的圈子，他们对别人的安适或福祉之不以为意，比得上地上任何一个人种。一个中国人要去弄他想要的东西，又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需要客气，他便会推挤、用肘子拐、横冲直撞地往前走，对别人的安适与方便毫不在意。他们客气起来的时候，让人让得极有风度；可是一个略有一点权势的中国人，把客气脱下来像脱件褂子一样容易，想要什么便一把「霸」住，对那些无力干涉、无力申明自己权利的人投以鄙夷的一瞥。没有谁会想到不图酬报地替公众做点事。农人修路，是为了不让车马碾到自己的地里。住户只在不得不扫的时候才扫自家门前的街。若没有人出来反对，他就会把垃圾与炉灰堆在那里，直堆到街面高出他家地面好几尺，心里仍旧不去想一想那些因此受累的人。在中国，好撒玛利亚人比地上任何国家都少。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对自家人的福祉如此体贴入微，同时又对隔壁的苦难如此冷酷无动于衷。一个中国人在自家院子里按任何标准都可以是个圣人，一出门便把德行留在家里交妻子看管，身上只带着那层表面的好礼数，于是尽可以放手去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只要做无赖划得来。

作者上面试着勾勒的这套家长式治理，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几乎全然没有我们西方所谓的爱国心。中国的平民经过若干世纪的训练，相信自己在治理上既无权利也无责任，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该出力去保卫祖宅以外的任何东西——祖宅四围他筑起高墙，墙内他给子孙、亲戚与家丁备下兵器。他太平时出钱，是为了战时有人护卫；那么皇帝为何不也如此？皇帝和一家之主一样，不过是在防着门内不听话的人与门外的强盗罢了。皇帝若觉得手下现有的人不够用，就让他像一家之主在同样情形下所做的那样，去动他的银窖，雇几个打手来帮着防守。至于说常州的张先生在纳过了税、在为皇帝提供战争筋骨上出过了自己那一份之后，还有什么义务帮皇帝把产业守得完整——这个念头是不可想象的，除非皇帝以中国这个大家族之长的身份，号召他去抵御一个威胁要攻打大家族藩篱的、不肯归化的外人。那时他也许会认为出钱或出兵器去相助是他的本分——而这些东西，他是不会自愿拿出来供国家维持内部秩序的，也就是说，不会拿出来替皇帝守住他的私产。倘若这个国家对百姓的态度，当真像孔门章法所要求的那样仁慈而慈父般，那么若干世纪下来，中国人民对国家之长的福祉，或许也会养成他们对一家之长那样的关切；可是国家从未费心去博取这样的忠爱，一面向小民索取孩子式的服从，一面却难得对他倾注父母式的体恤。然而家族的观念毕竟深入到足以保证这一点：当一个异族仇敌威胁要拆散这个国家—家族、另立别的制度时，中国人对这整个家族的完整是真有关切的；普通的中国人虽然难得热心到吵着要一支枪、好入伍为大家族作战的地步，这种时候他却兴致勃勃地加入咒骂外国人的行列，甚至在可以不受追究的地方，也会跟着去殴打偶尔落单的洋人。

对付外人——这个家族的敌人——中国政府的首脑，或者任何一级治理单位的首脑，总能诉诸家族情感，而且相当有把握得到回应，不论这位统治者在国家—家族内部对自己的义务怠慢到什么地步。华北的义和团运动起初是一场针对衰朽的满清王朝的民众运动，却被朝廷轻而易举地引向外国人，理由是：这应当是一场讨伐那些企图毁掉孔门中国家族完整的外人的运动。在中国，反抗既立的权威从来不是爱国。这套制度不容许它是。造反若失败，便是一个病态的赘瘤；若成功，便是天意的得胜。中国的爱国心与内部的改革毫不相干——家长式的治理对内部改革根本不予理会，除非倡议者就是家长本人；它只能靠外来者攻打家族堡垒的墙垣来激起。因此，堡垒里那个正在偷吃储藏室的家丁，一旦觉得自己受了嫌疑，便划得来扯开嗓门、尽可能频繁地、尽可能高亢地叫「狼来了！狼来了！」——这一点同样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大有干系。共和国的官员与从前的皇帝一样，至今仍觉得这法子便当：每逢自己的劣迹在国内招来过多的注目，便去煽起排外的风潮，把民众在苛政之下的躁动引向外人。

条顿诸族在自治上受过两千年的教育；而且在我们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时期——罗马正当浪尖之时——他们对自治的准备，就已胜过一九一一年的中国人民。罗马史家塔西佗在记述条顿风俗时，画出的一幅图景表明：他那个时代的野蛮日耳曼部落，在代议治理上的经验与对社会义务的观念，都高过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原始的日耳曼林中聚落由民众大会治理；行政与军事的首领由选举产生；个人为全体的管束、福祉与保护分担一份责任的单位，已经大过家族的规模；而治理这个聚落的法律，在议会上任何自由人都可以提出异议。他们对一个国家、以及对国家中每个个人对国家与对同胞的责任的观念，比一九一一年革命时中国除了寥寥一小撮留洋学生以外的任何人所领会的都要宏大。而今天，政治与社会的哲学、公共的伦理超过了古代条顿人的中国人，数目少得可怜。

塔西佗之后不过几百年，大批条顿部族已能构想并缔造国家，与我们今日西方所理解的国家相去不远：那就是让人民有途径表达自己的判断与意志、而统治者在行为上、在治理的形式上、在公产公款的保管与处置上多少要对人民负责的国家。北欧多数民族整部社会史，就是这些观念生长、并与这样那样形式的罗马专制相搏斗的故事。在中国，这些观念不但未曾发育，而且从未出世。对孔门宗法观念的死守，保证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比十世纪拓殖冰岛的维京人还要原始。读一读北欧的萨迦与同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还可以看出：同一时期的条顿诸族在社会伦理上、在个人的社会义务上的观念，也比中国人迄今所发展出来的要高。

中国人自然会辩说：这些观念在西方经两千年的孕育与生长，并不曾保证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有好治理；西方许多国家至今还没有演化出好治理；而在许多朝代里，中国人民所享的太平与富足，很可以叫同时期欧洲任何国家羡慕。对此作者只能说：他并不是在辩论代议治理与仁慈的家长制孰优孰劣。若在一场辩论里派他去证明在一个混血的国家里宗法专制优于代议治理，作者大概也能替专制说出一篇很像样的理来；但这样的辩论，与我们眼下要达到的那一点无关。作者只是想帮读者找到中国眼前这些极其显然的难处的根本源头，因而只是要证明：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历史上，对自己在今日这所谓代议治理——他们假装已经采行的——中理应扮演的角色，从未受过任何预备性的教育；而作为自称的共和派，他们关于治理与社会义务的传统观念，简直是婴孩的观念。

西方人的全部教育把我们祖先朝着所谓民主挣扎的那段传统碾进了他的骨血里，因此他很难领会：中国人在本世纪开场之时，全然没有这一类传统，对它们的生疏更甚于我们的先人在基督纪元开场之时。作者写下这么多页，就是要把这一层说清楚。读者要懂得中国眼下的处境，必须设法体认：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自称代表人民的意志，从来没有人把它描述为达此目的的凭借；中国的任何一级行政，无论地方的还是全国的，所立的根基从来不是国民的同意，而是百姓的驯服。从没有一位统治者觉得该与百姓讲理。在天命之下，他以征服取得统治与榨取他们的权利，再以武力维持这权利。他下令，而命令或被遵行，或被违抗。他要在道义上对他们有所把持，唯一的法子是说服他们：他站在家长的位置上，他们欠他的是欠父母的那同一份绝对服从。这套制度所含的义务，只有家内对父母与长辈的服从，家外对皇帝与他的差役的服从。超出这几层关系，支配行为的规矩与其说是伦理的规矩，不如说是体统的规矩，构成一套以「面子」而非以良心为界的章法。换句话说：你在家门之外所做的事，只要看上去体面、不折损你的尊严，便完全不碍，不管它叫别人在财产、健康或幸福上付出多大代价。

在他们这套制度的狭窄范围之内，中国人对自己的伦理标准是死守不渝的。家族伦理之被忠实奉行，世上无出其右。一个中国家族的成员彼此忠诚、彼此牺牲，其程度非西方所能设想；一个穷人家里有一个在世上出了头，他便二话不说地挑起一大群又饿又没用的亲戚的担子，一生乐呵呵地挣扎下去，不但供他们吃穿，若他是个官，还要替他们在世上推一把、安插位置，全不计他们如何无能、如何靡费公帑。他们可以毁他的名声、拆他的交情、危及他的地位与性命，就像曹锟总统的亲戚所做的那样；可是照中国的标准，他护着他们才算「有面子」。

孔门这套家族规矩有足够的弹性，可以推及朋友之间、首领与属下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一经认定、一经建立，便经得住在西方立刻会使交情破裂的考验。我们承认一个女人在法庭上不利于丈夫的证词毫无分量，承认若真话有损丈夫的利益她便没有说真话的义务；而对一个人的至亲在明摆着为他作伪证时，我们的脾气也几乎一样宽容。

在中国，一家人的关系一旦推及一个外人，所含的忠诚与自我牺牲便几乎与家族之内无异。那个把自己看作一家人的用人，尽管靠着采买上的小回扣、偷一点米面柴薪之类来贴补工钱——他把这些看作他正当的额外所得——却能升到一种在西方难以匹敌的忠悃的高度。

那个胆小的穷苦力，自己的破衣烂物他是想也不会想到要为之一搏的，却会变成一条地狱恶犬，又咬又踢地死去，只为护住主人的物件。中国官场上那位有起有落的大老爷，得势之时被用人盘剥得毫不留情，一旦时运走下坡，几乎无一例外地由他那些有远见的家人撑着；他们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当掉，好让他多少过得舒服些。

一个中国朋友，不但在你对的时候要做一个好朋友，在你错的时候还要做你的同盟与卫士。他是你的兄长或兄弟，而在中国，他该在那些西方的亲兄弟都要退避的局面里帮你。你若想杀一个人，他若不设法劝阻，便算不得好朋友；可是你若打定了主意，而他手里有一件趁手的家伙，他若不借给你，便是更坏的朋友。一位中国政客与某个外国人多年来私交甚洽、已对他生出情分，当他请这位外国朋友在某桩见不得人的勾当上帮忙、而听到对方说「对不住，这与我的原则相违。我认为你对的时候我会帮你，可是我明知你错，良心上就不能不反对你」——他不但骇然，而且满心茫然。真正的中国朋友绝不会走这条路。他若良心上过不去，会日夜不停地去劝这恶人回头；可是到头来若劝不动，他的良心便要让位于兄弟——

第六章社会传统（下）

——的本分，于是他会认命地做这桩罪行的同谋。

中国政治与军事生活里的属下，所受的家法与用人、朋友所受的一样。长官拿公家的钱把手下人养肥，待他们如小弟弟。他一旦出了事，他们就被叫去撑他，不论他有理无理。忠于人民或忠于国家，这两个都是抽象的观念，在一个整饬的中国官僚班子里，与忠于顶头上司兼恩主相比，分量是很轻的。段祺瑞大帅眼下是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的这个东西的临时执政，他过去曾被某些属下误导，而这些人被另一大批属下恨得之深，正如好基督徒恨魔鬼；可是后面这一批人仍旧觉得自己负着不可毁弃的义务，必须撑住段大帅——纵然他还在恶劣的进言影响之下行事，与中国的好处正相反，纵然这要叫中国人民与整个世界付出多大代价。

吴佩孚大帅因为不顾国家利益、继续撑着曹锟，在全中国被人痛骂；可是因为他对一位恩主尽了忠，又赢得了所有守成规的中国人的敬重。而广东的独立派陈炯明将军，多年来被人怂恿着去反他的恩主孙中山——因为孙是个公害——他服从了可以叫作公意的东西、掉转头来对付自己的首领，结果却招来全中国的猜疑与鄙薄。在海外的广东人对孙中山所立的政权治理他们本省广东一事毫无好感，连孙的名字他们都已学会憎恨；可是他们对陈炯明——那个背主的附庸——有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鄙薄，哪怕确信陈就要在广东立起一个纤尘不染的政府、把孙中山治下所受的一切冤屈都纠正过来，这份鄙薄也不会减去一分。

孔门传统把家法推及的另一层关系，是先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先生是孔门的大祭司，是童蒙之心的养父。一个孩子从那位困顿、吃不饱的经书讲授者那里接受教导，便等于认下了一位义父般的家长，此后终身都该向他执礼。先生若在世上得了志，学生对他便有儿子对父亲的那份情分可讨。学生若在世上得了志，先生便有权受他像赡养一位风烛残年的父母那样的照看与体恤。若干年前，中国有过一位全无用处的总理，他出道时是个烙饼的、卖芝麻饼的。要入这一行，总得有一位教烙芝麻饼的师傅；而这位尊贵显赫、连对世界大事的议论都被谄媚的外交官拍电报送到西方各国都城的人物，少年时就有过这样一位恩师，并由这位艺人把他领上了宦途的头一级台阶。

学生与师傅彼此失去音讯约有五十年，后来有一天，这位年迈的师傅——还在做芝麻饼、卖芝麻饼——流落到了京城，叫卖时恰好在中国总理那扇大门前夸起自家货色的好处。好事的兵丁上来要撵他走，老头儿却已在门框上读到了那几个字，知道中国的总理就住在里头，于是扬声申辩说这是他的老学生。兵丁立刻退开，一个个恭谨卑顺；这位烙芝麻饼的、国务总理的开蒙师傅，就被引进内院；而那位大人物得了通报，亲自出来迎接，行了相称的礼。民国历史上稍后一点，这同一位总理又得过一位财政总长最勇猛、最得力的拥戴，缘故是总理的母亲从前做过这位总长的奶妈。

不难体会：在一个国家里，严守这些家族与社会传统在过去意味着个人往往把忠实履行私谊之责看得远高于对公众或对国家的任何责任；那么一旦撤去皇权对官场的制约，从西方的眼光看本来就可疑的那些德行，在新政权底下就变成了实打实的恶行。一切权力在理论上授给了人民，而这人民经若干世纪的训导与教育，既不情愿、也不配、更无力去行使任何权力；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官员脱出了朝廷的监视，自然把控制权一把抓过来，着手为自己、为亲戚、为朋友、为属下谋利，所受的约束只有中国那套原始的社会与爱国标准，而这套标准对公众的福祉几乎、或者说完全不加考虑。他们达成一己之私的手段，所受的限制只有「面子」的律条；而如作者前面所力图说明的，那是一套与良心的章法大不相同的东西。结果是中国的公共事务陷入一团混乱，而且一年坏似一年：各省的官场越来越明白，从北京传来的雷鸣不过是拿洗碗盆仿旧日皇家惊雷的一点可怜动静。由此生出对权威的轻蔑与管束的崩坏，这不但渗透了官场与军队，还腐蚀了商界，眼下正迅速地影响到百姓的生计与思想。

对权威的轻蔑带来了对社会传统的轻蔑，而权威以这些传统为根基已有约莫一百五十代之久。在公共生活里至今还几乎不算数的广大平民，仍旧忠于他们那些原始的社会理想；而构成唯一发得出声音的那个中国的智识阶级，却一直在忙着替自己开脱这些传统——只要摆脱传统的约束能换来个人的利益或便宜。在一个民族里，人们生来就无力领会、也不愿施行中国所采行的政体本该配有的那套公共生活的标准；可想而知，在形体上的制约撤去之后，道德上的约束又被抛弃，造成的混乱之彻底，使人在半夜里无从知道天亮时政局会朝哪个方向转。那些照我们的观念本来就不曾有过良心的官员或商人，如今连对自己那套「面子」律条的顾忌也丢了，便干脆成了全无道德的机会主义者，被野心与恐惧驱来赶去，除了武力什么也不买账。当推及社会关系的那套家族忠诚的旧传统不再支配一个人的行动时，像从前那样去打听他的亲戚、朋友、恩主与属下是谁、他们想要什么，便不再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一旦到了这样一种心境，在紧要关头把自己这一派的私利置于个人私利之下，那么知道这一派的利益所在，对预测他在商业上或政治上的手段也毫无帮助。中国每一年都眼看着抛掉旧日道德约束的聪明人数目惊人地增长，因而整个中国社会的组织也崩坏得越来越快。

倘若在西方与代议治理相伴的那套新的社会标准，被吸纳、被施行的速度与旧约束被抛弃的速度相当，那倒可以采取一种极宽容、极有耐心的态度，一面指出：再过若干年，中国必定要像凤凰从焚毁旧身的火焰中新生那样，从熊熊的混乱中脱身，进入一种有节度有秩序的新生活。眼前局面最叫人绝望的一点是：与旧道德标准的崩塌相比，健全的新观念的生长微乎其微。作者多年来在中国各地广为游历，与各色各样、各个阶层的中国人打过交道，在各种情形下与他们同住。他与中国几位最有势力的领袖有过亲密的交谊，也曾与苦力、农人、兵士、船夫与土匪比肩而居。他与中国人的一切往来至今仍受着一份偏爱与宽纵之情的牵动，然而他经过斟酌得出的结论是：在号称共和的十三年之后，中国人里一万个也挑不出一个称得上我们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好公民。他个人还确信：随共和一道输入的外国形式、外国样式与政治名词，至今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并没有别的实在影响，只是给放纵提供了托辞，并且孕育出一大茬不诚与伪善。成千上万会思考的中国人也各自做过同样的观察，并且为此深感不安。

要懂得今日的中国人对自家局面——除了中国驻外的外交人员，没有人假装它是健康的——究竟怎么想，必须记住：一九一一至一二年掀翻满清皇室、迎来共和的那场中国革命，绝不是对中国文明的反叛，而是一场保护并延续中国文明的运动。它绝不承认世上会有什么比中国的制度更好的东西，而是要把中国在表面上重新编排一番：吸收外国的军事本领，吸收似乎是外国军事本领脊梁的外国科学，并采行那些似乎是军事成功及其所必需的国家富强所凭依的制度，好让中国有力量护住她的文明，好让中国人有效地申明自己对造化万物的天生优越。中国求教于西方，并非出于谦卑与敬服之心；她把自己的政府硬塞进一个西方的模子，也绝无改动自己根本的固有传统之意。她不过是在寻求力量的秘诀，却把形式错当了精神。在中国人看来，这一局面的悲剧在于：这场运动远远偏离了它的靶子；她正迅速失掉她本想保护的东西，而至今除了一层薄得可笑的戏装之外一无所得。人们看得明白：接管了这艘国家旧船的那帮哗变的水手，把压舱物全抛进了海里，却装上一堆既轻飘又危险的易燃物，而这帮人既不知道它们怎么用，它们也不能使船身平稳。

中国人酷爱做戏，而且个个是天生的优伶。最不识字的人，从摇篮到坟墓都在台上踱步、摆姿势。「面子」那套制度大半就是扮演。多数公共仪典，譬如丧事与婚事，都是一本正经演出来的戏；任何一个有本事笑自己的民族，看了都会觉得好笑。旧政权下满清政府那衰朽的体面，大半也建立在装神弄鬼之上；只是旧中国的大臣们与古罗马的卜鸟官不同：他们在行那些庄严的礼时，彼此并不挤眼。那样做就等于承认自己的位置可笑，就要丢「面子」。无论碰上什么局面，都要端出一个演哈姆雷特的伶人被人砸了一只臭鸡蛋、仍旧在那里独白的庄严来——这是一切还顾惜「面子」的中国人的志愿。一个骑驴的中国苦力失足坠下，脑袋、胳膊与肩膀扎进一洼烂泥、两条腿在那浑浊的水面上空乱蹬，他在这局面里看不出一丝好笑，哪怕全世界都笑得抽风；而只要他被拉出来之后能找回足够的镇定，像演戏似的昂首阔步，再声色俱厉地把坐骑痛骂一顿，他的尊严便全然恢复、全然保住了。在中国，世界比在别处更真切地是一座舞台，世上的人都是优伶。中国的共和，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出滑稽戏。

共和政权登场的时候，人们认定外国的路数与制度便是这古老中央之国的救星，于是人人动手学洋人的样。正如这个政权带来了对外国服饰、家具与礼节的那些滑稽得叫人难受的仿效，它也带来了西方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名词。一位先生戴着大礼帽、穿着淡紫色纯毛连身内衣与漆皮浅口鞋在街上闲步，论可笑其实并不胜过那位胖胖的老官员油嘴滑舌地大谈自由、博爱与平等。自由、爱国、立宪、舆论、民意、共和、民主，以及随新衣新礼一道输入的上百个别的词与词组，被台上那些魔术师拿来讨论；而这些魔术师正对着公款念咒：「这会儿看得见，这会儿看不见。」——这些词不过是哗众的噱头与装神弄鬼，是一位极摩登的戏法家职业性的说口，无论他自己还是他本国的听众，都丝毫不打算去弄懂。只有外国的观察者被他所想象的对自家路数的效法奉承住了、骗过去了。

如今一个中国的将军或土匪头子想自立为一方之主，便斥责北京不代表民意、腐败不堪，并以那些他正打算抢掠榨取的、一头雾水的人民的名义，宣布广东、或云南、或浙江、或随便他的地盘在哪里，独立。他雇一位摩登政治咒语的教授替他起草一部宪法，替他用冗长浮夸的通电宣告：他虽然渺小不才，却是在奉行民意、维护宪政、保护民众的权利与自由，并与腐败、与共和国的反动敌人作战。朋友以爱国的名义出卖朋友，属下以爱国的名义出卖首领，而他们对爱国二字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或者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而他们正要把这安宁打碎、碎上好几个月。

这套胡话谁也骗不了。人人都明白它底下盖着的是管束与信义的崩坏；而那些最亏负诚实与真理的人，会义愤填膺地痛斥时风之坏，同时在同一片一眼看穿的烟幕下忙着给自己垒窝。性情冲动的外国人，一次又一次被诱去替这位那位政治领袖的事业张目，或是对这位那位朋友、这位那位生意伙伴推心置腹，结果一回又一回受骗，最后落到一种梦醒而绝望的地步，对中国、对一切中国的东西都不肯信有半点好处。今日对中国抱着最刻薄、最不公的看法的，恰恰是那些当初对中国人最存信心、对中国的前途最热心的外国人。只有不带偏见地理解中国的难处与缺陷，才足以使在中国的老住户不陷进这片心上的泥沼；而作者以为：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状况，没有人能像一位有经验的塾师那样做出公允而宽厚的估量，也没有人能把她的需要指点得那样清楚。

即便是那些对中国一味多情纵容、对她的「主权」操心得最妒忌的人，也会承认：一所学校若无管束，是办不下去的。一个在严厉而和善的管教之下的小男孩，几乎无一例外是极可爱的生灵，对教导反应极快，并以守住替他定下的标准为荣。可是一所没有管束的学校里的小男孩，是个可恶的小野人、一头不讲道德的小兽，是先生与家门的耻辱。他鄙视软弱纵容的先生，以违犯他的告诫为乐，厌恶教导，拿无礼来报答和善，并且拼着牙齿与爪子抵抗家里对他一时兴致的管束。凡与学童打过交道的人都懂得这些道理；而凡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这同一套道理用在中国身上何等贴切。

一切近代的学校制度，其设计既为灌输知识，也同样为了培养品性、自立与自制。因此，随着学童在管束之下自立与自制的能力渐长，便逐级给他们更多的特权与自由，直到在高等学府里他们实际上已是自治的。在中国，历代以来并没有这样的发展，也没有人鼓励它。恰恰相反，孔门制度下用尽了一切气力，不让中国人的品性发育到超出西方幼稚园的平均水平。这个民族在老年时所受的管束，与在婴儿时一样严。中国的官员不过是学童里的班长，在塾师的严管之下管住别人。自制不许越出孔门的礼法与「面子」的规矩；自治则被严格地限在家族的圈子里。所以当中国的校长于一九一一年被废黜、自治被引进来的时候，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对它的准备，恰如一所小学的孩子——比方说六岁到十岁的孩子——去经营一所把先生全部赶走了的西方小学。

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如果设想得出来的话），身强力壮的大孩子会欺侮并勒索小的；那些早熟而多谋的小野人会盘算着做全校的霸主，用哄骗与贿赂笼络住强壮的大孩子，向所有人索贡；好斗的少年会成为各个「帮」的头目，彼此永无休止地厮杀；而机灵的孩子会结成一个个小圈子，彼此猜忌、彼此怨恨。愚笨的、软弱的孩子与所有的小孩子，会被招募或被强拉去替相争的头目效力，并被所有人欺侮、劫夺。试着想象这样一所学校在所谓自治十二三年之后的情形，你心里就会有一幅关于今日中国的图景，清楚到不能再清楚了。

再试着设想这样一个校董会：它既已同意把先生赶走，便又一味宽纵地设法引导这所自治学校的演化：与校内各帮各派的头目讨价还价，时而给他们钱而不管这钱怎么花，时而又分文不给；时而供给那些自封的派头目以藤条与竹鞭，继而又下令停供；而当校董会里的某一位偷偷把藤条与竹鞭递给他当下认为能恢复校内秩序的那个恶霸时，其余的人却把头扭向一边，一声不吭。把这一切在心里看个清楚，你就对世界列强——这个假想校董会的成员——在中国堕入混乱的过程中所扮的角色，有了一个相当不差的概念。

这一切不过是引向一个已经用许多不同说法讲过的论断：普通的中国人在政治与社会的观念上是一个小学生，亟需一位主人的管束，好把他从那些恶霸手里、也从他自己手里救出来。中国人民若要仍旧是一个国家、若要担起自己的责任，就得在有效的制约与管束之下受教，学会自制与自立，像一所小学的学生那样，随着品性的养成与阅历的增长，在管束之下逐级升班、逐级取得更多的自由。那位在中国恢复管束的主人，不论他是谁，起初自然要面对所有机灵孩子暗地里的怨恨与所有强壮孩子公开的对抗。他必须兼施道义上与形体上的力量，把所有人都压服到他的意志之下，然后才谈得上在他的学校里演化出近乎自治制度下品性养成的任何东西。作者少年时曾接手过一所士气败坏到底的学校，而他年纪既小、个子也小，面对的是对一切形式的管束或明或暗的反抗。那些恶霸与串通的人憎恨每一样约束，还怂恿最驯顺的小天真们胡作非为；正如今日猖獗的中国官场有本事把那些无害的苦力受害人拉起来，去对抗一项要约束其共和国抢掠特权的威胁。为了压住场面，作者不得不去学拳击，夜里长途越野跑以练耐力；而一个月下来，两名重量级的恶霸进了医院，学校里虽然阴着脸，秩序却安定了。半年之后，学校自己运转起来，而那几个当初做了叛乱之父的可恶恶霸，成了塾师最忠诚可靠的副手。

多亏若干世纪的管束，中国人民是地上最驯顺的、肯听一位好主人的臣民，对体恤的待遇也最有感应。中国的兵士在他所信任、所敬重的长官之下，服从之笃、举止之端、勇敢之不顾身，都是奇迹。中国的官员只要职务得了相称的酬报、又被上级勤加稽察与管束，便具有很高的责任心、极大的精明、对人情的洞察，尤其是一种以常识而非成文法为依据的、分毫不差的是非之明。一支军队在这一位统领之下，会欣然舍命保卫一方百姓，与那里所有的人结下兄弟般的情谊，看上去还像是建立在最高的伦理原则之上；可是换一位首领，这同一支军队就会与当地的土匪勾结，变成最残忍、最无顾忌的武装勒索者。在这一位首领之下，没有什么德行是达不到的；在那一位首领之下，没有什么样的罪恶是太下作的。同一块材料在中国可以塑成任何形状：一块砸窗子的碎砖，或是一尊装点教堂的神像；正如泥可以任人捏塑，正如一所学校的学生可以被引上或被误导到这条道或那条道上去。多亏了他们所受的政治与社会教育——或者毋宁说多亏了这种教育的缺失——中国人眼下是一群没有主人的小孩子：管束撤得越干净，他们就越叫人讨厌；而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的精力与他们敏锐的头脑被导上正路，他们就越可爱、越能出产。

在中国恢复管束这桩世界性的责任该落到谁身上，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题目，作者后面也要对它说几句。

第七章语言与文字（上）

要说明作者何以竟敢碰这个题目，就不得不在谈中国语言文字之前，先说几句老生常谈，权作小引与告罪；否则在中国境内境外几百位西方人眼里，他要说的话便成了莫大的僭妄——这些人在这个题目上所达到的造诣，是他连企望也不敢企望的。

除了直觉，一个人若不与另一个人共用某种表达的工具，便几乎无从了解对方。为此，手势并没有被证明是一种足够的凭借，否则言语根本不会被发明出来。一个人看见一把沉重的屠刀朝自己的头顶劈下来，知道自己就要完了，因为持刀的人要他断气；可是他的仇人若不能说话，这受害者也许至死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动机。言语之所以被发明出来，是为了显露那些哑剧全然传达不了的意思。聋哑人历来在用手势传情达意上极尽巧思，却直到学会借字母与手指的符码去使用口语，才真正与周遭那个无声的世界贴近起来。在一切文明的民族中间，言语及其书面的对应物，已成了唯一至关紧要的表达工具。野兽的叫声表达需求，却除了含而不露之外，既不表达动机，也不表达意思。两条腿的动物因为会用言语，便能表达的远不止需求，还能或清楚或模糊地传达希望、懊悔、动机、恐惧、计划等等——这个事实通常被当作一个解释：何以一个相对柔弱、无毛、嗅觉视觉听觉都迟钝的物种，能君临造化万物。于是，对言语以及传达言语之法的掌握，顺理成章地成了衡量一个民族的能力、衡量它有没有资格统治天赋较差的邻人的尺度。我们完全明白：言语以及用来把它永久记录下来的符号，既可以用来表达思想，也一样可以用来掩饰与遮蔽思想；然而我们仍旧按着民族与个人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本事去估量他们的能耐。音乐、绘画与雕塑，对少数能驾驭它们的人，有时是更精微的凭借；但语言永远是心智与灵性成就的更通行的标准，因而也是评判个人与民族的标准。一个不识字的人，操着一口笨拙的土话挣扎着要把意思说出来，在任何文明国度里都不会被人许以灵魂或头脑。一个文学幼稚、口头表达的方式也幼稚的民族，在一个世界法庭上绝没有机会被列为有资格领导别人的民族。

这些老生常谈，很少有民族比中国人发现得更早、表述得更早。今日也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坚持拿文墨之试作为资格之试。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确信自己是精华中的精华——所凭的正是他们对文字之学及其书面表达的掌握。因此，倘若有人按他们所认可的表达凭借——中国的口语与文字——的价值，依其正比去判定他们的发育程度，对他们并不是不公道。

中国的语言文字之所以至今没有被拿来当作一把硬尺，去衡量中国文化的相对价值、去把中国人的心智在人类发育的刻度上定个位置，唯一的缘故是：对于有资格作比较的西方成年人来说，中国的口语与文字都极难；而那少数把一辈子耗在这上头的勤勉学者所刊布的对中国语文的估价，自然染着一层心愿的色彩——他们要让自己倾注了那么多时光与心力的题目，在同类眼中显得值得。

掘得越难，掘出来的东西在掘者心里自然就越贵重。那在山间水洼里淘出一笔金块财富的砂金矿工，对自己的金子不如那位在石英里找到金、还得募集资本去建一座昂贵的氰化提金厂的探矿人那样看重。在阿尔卑斯山上几度拼着性命、从悬崖眉梢上采下一朵雪绒花的游客，对这种植物的看重，远过于那位在中国西藏边界上随随便便骑着马穿过千百亩高原、而那里的雪绒花还远胜一筹的旅人。那位极有智力的填字谜解人，为想出一个与「有营养的液体」相当、恰好四个字母的词，动用一部八十马力的思想机器耗去几个钟头，最后填上「汤」字而大功告成；可想而知，他看重那四个字母，要胜过他在自家园里随手可摘、无人阻拦的一朵玫瑰。汉学家对中国文墨文化的估价，也同样得打一个折扣——折扣的依据，就是我们知道他为把中国话说得、中国书读得略为顺溜而付出的气力。

要把中国的文字与口语学到足以与一个聪明的十二岁中国学童一较高下，一个寻常的西方成年人得把大半的心力聚在这门语言上，并且至少用二十年把大部分时间耗进去。还没有哪一个活着的外国人写出过一篇中国人会认为学问极深的文章；大概也没有哪一个外国人能把自己中国名字的几个字写得让学者叫好。北京那些领事馆、陆军与海军的语言学生，免去一切别的差事，三四年间把全部时间用来攻读；到期满时，若能与一个乡下人谈上十分钟而不生误会，或是不翻字典、吃力地把一纸措辞刻板的官府布告读下来，便已颇为自得。

我们这些人与各色中国人没完没了地闲谈了许多年，总算能「对付」，也能看懂一篇用浅近文体写的中文报纸文章；对那少数几位把中国古典文献的大宗都照原文啃了下来、并且真能不查字典、不用本国文书就给朋友写一封信的大汉学家，自然满怀敬意，甚至带着几分敬畏。于是一种谦卑之感，使得除公认的语言大师以外无人敢对它公开置评，而把语言之美与中国文学之价值告诉世界这件事，就留给了他们。对这种态度，作者——尽管是一个极其马虎的中国语文学生——如今是一个自觉的叛逆者。他确信：要把中国语言当作中国人禀赋与品性的一个指标来下判断，或者要把中国文学与别的民族对人类进步的贡献相比而估定其轻重，最没有资格的人恰恰是那位职业的中国语文学者；他不但要向自己、向他的读者交代他在这题目上花去的时间与气力，而且浑身浸透了中国的思想，浸透了中国人对这思想之价值的自我申说。

凡中国人自己在他们的文献里看重的东西，如今几乎都能买到译本来读。译本对原文的形式与风格也许公道，也许不公道；但只要译者聪明、两种语言都在行，对所表达的意思就不至于有大的亏负。从译本里也许看不出一件事在原文里是怎么说的；但读者若不知道说了什么，那是译者之过——因为若说古代文献里有什么可以理解的意思是近代欧洲语言表达不出来的，那是傻话。至于表达的凭借——要懂中文懂到能赏其美，也许需要一辈子的功夫；可是不必钻得很深，就会被它的缺陷重重撞上一下，并且明白：一个想博得学者圈子赏识的中国文章家，身上被套着种种刻板的成规与顽固的成见；除非起而反叛，再大的天才也越不过去。要明白中国文学里何以极少有真能叫西方人心头一震、肯带着实在的敬意去谈所谓中国名篇的东西，就得知道历来反叛文墨成规的人下场何等之惨。

传到我们手里的那一大宗中国典籍，对科学家而言实在是一座金矿，而至今只被人在表面上淘洗过。研究亚洲历史、考古、人种、比较语源与古代地理的人，非得把中国典籍读到底、筛到底不可，否则他对亚洲就知道得极少。然而研究中国人心理的人，只消比方说花半年工夫学一学口语，再在同一段时间里旁读几部标准的英文译本，想要的就都到手了。

中国的口语没有书面的历史。汉字是表意的符号，不是表音的符号。在中国历史与传统所覆盖的整个漫长时期里，字是神圣的，与它相连的读音则全不相干。古代的诗歌是我们借以窥知基督纪元以前中国人把什么读音与字相连的唯一线索。要把孔子深深推崇的《诗》里的一行念得顺，就必须假定每个字的读音都是一个单音节。押韵也提供了关于读音的线索。然而直到公元五世纪末，给每个字定一个确切的读音在中国人看来都不算要紧。其后在拓跋部鞑靼人治下——他们统治华北，是热忱的佛教徒，并且坐在印度高僧脚下受教——梵文经典被大量译成中文，许多印度的词与名目不得不用汉字来对。中国的保守不容许采用字母，但中国学者第一次意识到与一个符号相连的读音多少是要紧的，于是在印度人的指点下，想出了一套用另外两个字拼合来标音的办法。正是由此我们才知道，那个时代中国人口头所用的音节，是今日所用音节的直系祖先；尽管二十世纪的中国人若在大路上碰见他五世纪的祖先，也会像一个英国乡下人碰见贝奥武甫一样听不懂。从经书里别的线索还可以断定：中国人最初开始把话写下来的时候，中央之国的口语与今日中国的口语至少有远亲之似。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中央之国的创立者所说的语言，与中国初次演化出文字时的书面与口头语言哪怕有一点点亲属关系。学者们已发现中文与西藏、缅甸、暹罗以及至今仍住在中国境内的土著民族的语言之间有亲缘；而一切传说都表明：中央之国的创立者来自西方，在一片部族之地的腹心立起一个王国。有巧思的学者编过一些汉语词表，似乎显出古代中国人与近东各族之间的关联；还有人竟想证明许多汉语词根本上就是雅利安语根，因而招来了无穷的讥笑。

要公道地把这些假说逐一审查一遍，需要一部厚书与极大的学问；作者斗胆暗中放一枪，提一个在他自己看来能说明许多事情的揣测。是这样：中央之国的创立者从西北进入黄河流域，所说的语言与四围的一切全不相干，充满了活力、开创之气与善战之勇；而在征服并吸纳周遭野蛮部族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一种通用语——这通用语里土著的成分多于带来的成分；他们还在土著的底子上发展出一种原始的文化。近来在华中的发掘表明：史前有一个非中国的民族制作陶器，而这陶器后来在中国最早的文明的铜器上被仿效。幼年的中国若从野蛮人那里借来了她最原始的文化并加以发展，那么同样有可能的是，她把自己的语言与土著的语言掺在一起并加以发展。这一说若能坐实，便意味着那些侵入者采用了一种图便利的语言，而这语言大半以他们四围的土著口语为底，只在演成的语言上留下一些表面的痕迹——如今热心的人正是在这些痕迹里找出雅利安或闪族来源的影子。

中国向来是个大吸纳者。想一想中国被外族席卷得何等彻底、被外族支配得何等完全——那些外族人数上居下风，精力上却远远占上风——再看看这语言自孔子以来变得何等之少，真是惊人。近代口语里借来的词不算少，可是与侵入者在这个种族身上造成的地震般的影响相比，这点数目微不足道。学者很容易从近代汉语词汇里析出几百个日常口头所用的匈奴语、突厥语、蒙古语、高丽语、藏语、印度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与满语的词；然而使他吃惊的不是它们的存留，而是它们的稀少——想一想中国在不同时期曾怎样深地向这许多外族的精神影响或武力影响低头。山西境内那些由修长城的人迁来的匈奴聚落，人口以十万计，今日说的是略带方音的中国话，而在一切要紧处都合于孔子时代的语言。事实上，照类比、也照有记载的中国历史来看，可以推断：不论中央之国的创立者是谁、说的是什么语言，占上风的是土著部族的语言；而今日北京街头的小贩所用的表达凭借，与那些在基督纪元前几千年被征服者制服并吸纳的部落人所用的，相去并不远。文字符号的发明把一种原始的表达凭借凝固住了，此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被这史前的凭借牢牢缚住，正如中国的政治被孔门那个家族之国的观念牢牢缚住一样。

将来学者对中国口语的来源还会揭示什么，姑且不论；它今日在任何考验之下都仍是一种婴孩的语言——外国的幼儿觉得它极便当，成年人却难得、甚至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它；缘由很简单：他们已经长过了它，而要把成人的思想塞进中国话所提供的那身婴孩衣裳里，他们觉得这是魔术师的活儿。

外来人试着学这门语言时，头一个注意到的限制是音的贫乏。至少在理论上，中文是一种纯单音节的语言；而就拉丁字母所能记录的中国语音而论，在华北实际通行的官话里，音节不过四百个——简言之，词不过四百个。然而标准字典里的字约有四万个，于是平均每一个口头的单音节都可以有一百种解法。在活的口语里，这机会自然大为减少，因为除非对面那人是在引书，或是说话极做作，否则他哪怕谈上十年，用到的词也未必超过四千个。几百个词巧妙地搭配起来，就够一个不识字的苦力从生用到死。

然而在一种音的花样如此贫乏的语言里，生误会的机会仍旧多得很。中国人把这机会减到四分之一，办法是说话带「声调」。在北方，那四百个可用的口头单音节，每一个都可以用四种声调念出来。这几种声调，西方的婴孩学来毫不费力，大人则在东方居留的整个期间都要为它咒骂。同一个词用平板无色的调、渐弱下去的调、上扬带疑问的调、或是高亢惊叹的调念出来，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意思。可惜同音又同调的词太多，仍旧留着生事的余地；而在数不清的方言里，音与调又差得那么远，以至于旅人对误会永无宁日。为此，一个中国词单独说出来，离了解释的上下文便什么也传达不了。从南到北，公共场合里到处可以看见中国人在言语说不清意思时彼此写字，或是用右手食指在左掌心里划字。在英语里，伦敦人对芝加哥的人说话，并不需要抓起一片纸来涂抹几笔，才能说清自己说的是「到」而不是「也」或「二」——这三个词在英语里读音相同。可是倘若他的词汇里有三十个同音而意思各不相同的词，那就要有麻烦了。英语里有一个词，既指身体的胯部，又指野蔷薇的果实，又指情绪的低落，还是一声欢呼的起头。有了随便一点上下文，就不会误会一个人在「欢呼」什么。可是假如英语里有好几十个这样的同音词，就不难设想有些场合连上下文也帮不上什么忙。在一部节本的汉语字典里，读作「鱼」这个音、而意思各不相同的字将近一百五十个。不必查字书，凡熟悉北京话的人都能随口说出这个音可以是榆树的榆、鱼虾的鱼、忧郁的郁、下雨的雨、言语的语、美玉的玉、地狱的狱、富裕的裕、寓所的寓。在中国人耳朵里，声调是至关紧要的，大大减少了误会的机会；但上下文才是任何一个中国词的意思唯一可靠的向导，而且有时还得要很长一段上下文。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刚来的中国人在饭馆里听不懂邻桌的谈话。问他人家在谈什么，他往往答道：「我听不明白，我没听见开头。」

没有文法与句法，却有丰富的成语来补，这对成人的头脑是一道更严重的屏障。没有我们西方语言里那样的动词变位与名词变格。性别一概不管，连代词也不分。时态与语气靠助动词与几个词尾相当松散地表达。单数复数在动词上从不区分，在名词上也极少区分，只有在代词上才一以贯之。

要体会语言能被简化到何等素朴的地步、而这素朴对西方成人的头脑是何等的难处，只需把中国口语逐字译成最接近的英文对应词。随便从禧在明爵士那部标准著作《汉语》里取一句。逐字读下来便是：「下面、祷告、六，天的、气息、如果、好了，我、打、计算、坐、上、半、天、的、火、车，往、北京、去，在、那、里、过、祷告，祷告、一，下、半、天，回、来。」这一串的意思是：「下礼拜六若天气好，我打算坐上午的火车上北京去，在那里过礼拜天，礼拜一下午回来。」另一句逐字读下来是这样：「他、父亲、在、的、时候，他、总、给、我、做、工，他、父亲、死、了，他、就、开、片、小、买、卖，如今、不、做、木、匠、了。」意思是：「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给我做工；他父亲死后，他开了个小买卖，如今不做木匠了。」

中国人的谈话多半并不是由这样合逻辑、织得这样紧密的短语与句子构成的，而是由一套套刻板的套语构成——这些套语成语气太重，译出来便毫无意思；它们串在一起又极松散，听的人得自己把一切连词与别的接榫补上。这门语言里一切客套的措辞都包在这类现成的套语里；它们若摆得合宜，便顶了别处那种得体而优雅的即兴辞令。一个西方人被人恭维或奉承，既想显得谦逊、又想显出领情，大概得说上好一番话才能把心意摆明白。中国人只说：「岂敢！岂敢！」便完了。每一种场合都有现成的客套话；该用而不用的人，显得粗野得出奇；可是偏离这些套语、想另造一句更雅致更新鲜的话的人，往往只能叫人更加莫名其妙。在中国，说话的独创不但没有奖赏，只会招来误会。那位能把一个新意思说清楚的中国辩士，正是那个能用旧话巧妙地把它说出来、再用更旧的引语加以说明与装点的人。新词是要被疑心的，新的表达方式是要被衔恨的。比方说，汽车在北京通行还不到十年；刚来的时候，有几十种零件与工序是中国话形容不出来的。起初，电池、气门、磁电机、轮胎之类的东西造成许多困难，中国人读走了音的英文词一度流行；可是没过多久，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都有了一个描述性的中国名字，而作为描述，这些名字往往幼稚得不够用。电池如今叫「电瓶」，轮胎叫「皮带」，打气筒叫「风器」，诸如此类；一切机器、其实一切新事物，都是这样。

一种不精确、不合逻辑的语言，导致广大民众的思考也不精确、不合逻辑。要设想一个使用原始表达凭借的民族能想出原始以外的思想，是悖理的。一个寻常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把我们所谓合逻辑的论证支撑下去，与他吹一支曲子一样地无能。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能照合乎逻辑的次序把一件事讲得明明白白；通常的脾气是从半中间讲起，再向两头铺开。那位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词汇与辞令、能把自己说得娓娓动听的中国演说家，所成就的已经不少，以至于他对自己所说的形式的在意远过于对意思的在意；而他的听众也忙于被他的文采折服，顾不上多管他陈述的真假与论证的是否站得住。

这一点在书面语言上更是如此。一切都从属于形式，而独创便是异端。最无聊的老生常谈，只要照古人那套成法措辞、再以合格的笔势写在一幅卷轴上，就能叫一群中国文人折服，其情形恰如一座国家画廊里最好最有分量的画叫一群西方画家折服。古老的成规之于中国文学，与口语的原始品格之于民众的头脑，起了同样的窒碍作用；能把一个合逻辑的论证推演出来、同时又用一种博得文坛宗师首肯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的中国文人，实在是难得一遇。正因如此，一位讲究文体的官员刊布的函件或布告，译出来往往幼稚虚妄得叫我们倒抽一口气，而他在本国人中间——从最高到最低——仍旧享着深深的敬重。你把这类文字里逻辑上的荒谬指给你的中国朋友看，或许能叫他们信服那番论证是胡扯；可是他们会摇着头、带着悲悯的笑，心里认定你是个粗鲁的蛮子，叫人无从领会语言里真正的美。

中国的文字当初被造出来，是为了让古人在骨片与竹简上刻划记事。一个人若没有无穷的时间、精力与材料，更不必说耐心，就划得来把话熬浓。材料与书写的形式都不鼓励冗长散漫的作文。只有当时看来最要紧的东西才被记下，而且记得极简。支配早期记载的章法，与如今限制昂贵电报篇幅的章法是一样的。表达要清楚，这是必不可少的；而简短也几乎一样要紧。凡不助于达意的字一概删去，结果可想而知。一篇古代中国文字里的音韵与抑扬，大约与一封新闻电报里的差不多；而在书写者看来也许再清楚不过的东西，对后世往往像一封字数省得过头的密码电报对收报人一样叫人费解。

两千年前，书写材料已大为改良，字体有了半行书的形貌，字数也大为增加，以至于作文所受的物质限制与同时期的罗马一样少。可是到那时，在孔门腐儒日增的影响之下，中国已经活在过去里了：她把自己原始的文字与哲学供成拜物，对那些想推演出改良的独创头脑所怀的不容，与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无异。迫害把一些本来或许只会被看作老冬烘的怪念头的东西，造成了一种宗教。每逢一位封建领主想做点不寻常的事，不论好坏，面前便会站着一班神色庄严的学者，手边摊着书，提醒他尧舜从不曾把头发在正中分缝，周公从不曾从马尾巴那边上马，或是孔子穿的睡袍是这样那样的长短。

那是专断的年月，隔不多久就有这位或那位君主把一小撮精挑的学者在自家门槛上戳死，把他们的书扔进粪堆。后来来了修长城的秦始皇，他按出身不是真正的中国人，胸中有不受中国传统与成见羁绊的大主张，并且觉得本国文人那套顽固的书呆子气是不堪忍受的祸害。他们想把他变成一个正统的崇古者，只惹得他发怒；他终于采取了极其断然的手段。但凡能围捕到的反动分子一律成批处决，皇帝的差役所能掘出的古书一概焚毁。中国要重新开局，不再拖着一车发霉的教条。

这样的手段，自然收到了任何一个近代治史的人都料得到的效果。学者成了殉道者，活下来的比从前更反动，并且结成一个紧密的同门之谊；书被人以宗教般的热忱守护着；而稍后汉朝一位狠毒的太后露出要解除古学之禁的意思时，这些遗物已比圣徒的骨殖还要神圣，一切与过去相干的东西，从这头到那头都被举国颂扬。然而这场学术的复兴并不鼓励创新，也不给独创开价。它千方百计地强调一条教义：今日只有靠忠实地仿效古昔才能变好，而任何新东西都绝不能与黄金时代的制度相比。中国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这套观念的箍子里扭动，像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被缝进一身帆布衣服，时不时迸开一条缝，却终究在动作、锻炼与生长上被限得可怜。当世上其余的地方都靠表达、靠表达凭借的改良而生长的时候，中国自那时至今的文墨之功，叫人想起一个短跑健将在一只桶里跑步作操。

倘若当初没有那场学术的复兴，没有汉朝那场反动，没有把古书找回来，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只能靠猜；但有一点看来相当确凿：她今日最高的官员与学者，不会在印出来的文告里用稚气的言辞侮辱世人的智力，也不会试图用史前的婴孩话去讨论错综复杂的近代文明。倘若古老的文墨成法无可挽回地失传了，基督纪元时期的中国作者势必要造出新的表达方式、新的文体；而随着其后四五百年间佛教僧侣的涌入，他们大概会采用一套字母，用活的口语写作，并随着口语在表达新意思上的改良而一同生长。

第八章语言与文字（中）

然而秦始皇禁绝古学，不过维持了一代上下的光景；熬过这段日子的腐儒有几百人，他们被迫害逼成了狂热的崇古者，随后又在汉朝的统治者手里得了权势与声望。正是在这稍后的时期，古昔的绳索被牢牢缚在中国身上，以至于无数的战争、大量异族血液的注入、以及屡屡发生的典籍焚毁——其损失之大不亚于亚历山大图书馆之焚——到一九一一年革命时，竟连把这些绳索撑松一点都谈不上。凡对经书持异议的批评者，从未享有过长久的声望；而那些自由的心灵时不时抛开古典的模子、以新的体裁写新的题目，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只有在流行到足以被列入御定禁书目录时，才引起学者的注意。

奥斯卡·王尔德怎么会知道一点中国文学，很可以一问；但他在《历史批评的兴起》开篇几段里说得公道而准确：

「中国的史册，上溯到这个民族野蛮的林居时代，带着一种判断上的持重、一种不加虚构的克制，这在任何民族的著述里都几乎无与伦比；然而那个民族的特性——自保的精神——对他们的文学与对他们的商业一样致命。自由的批评与自由的贸易一样，在那里闻所未闻。」

为确保每一个进过学堂的中国人出来时，他的思想、言谈与文体都被古人的著述定死一生，每个孩子远在可望读懂之前，就被教着把孔门的经书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在中国人身上养出了惊人的记性，可是理性与独创都被完全压在这一种本领之下，其结果正如卫三畏在《中国总论》里所说：「扼杀天分，把心智的诸般能力操练成对可敬的成规与教条的奴性恪守，使中国学生的智力，像他们的园丁费尽辛苦在盆盎里养出的矮树一样。」

思想与表达方式上的独创，不但被学塾制度压了几十代，而且将近二十个世纪以来，合于古昔的程式与标准一直是宦途成功的绝对条件。在汉朝文官考试之制引进之前，通行的看法是：除了造诣极高的学者，谁也没有资格居官、或替君主充当谋士。那时这还只是一个习惯；而考试一开，便成了不容变通的硬规矩。要入仕，就得在一连串竞争的考试里取中。这个主意在起初是极其公平、极其民主的，因为它不计出身、不计财富、不计门路。倘若所用的标准随着时势而扩充，它便会是任何国家所能设计的、同样健全的一套遴选公职人员的制度。它的难处在于，它对居官的资格并不提供任何真实的考验。应试的人要熬过一场酷刑般的磨难；而他纵使得了中，这场磨难对他的品性、心智、判断力与一般常识，几乎什么也显不出来。经书与标准的史籍，他得通晓透彻。他得是个笔墨的高手，运笔之细、之稳，是西方画家也极少达到的；他还得能作文作诗，严守古典的体格与意旨。他取得高一级的功名时所证明的，不过是他有一个麻木苦力的耐性与决心，并且天生一副怪异的记性。这甚至不能证明他爱好文学或于文学有天分。它只证明他想要一个官职，并且肯以惊人的勤奋去挣。

然而在这许多世纪里，在所有中国人眼中，功名够高的人就完全有资格接受政府里几乎任何一个职位。与西方接触了好几百年之后，上一代里最高级的官员的无知，仍能叫一个十岁的美国或英国顽童骇然。要治理千百万人，他不必知道本国的地理。他连最简单的算术也从未听说过，三十九除以三无论心算笔算都算不出来，这不算失格。他虽是所谓经典的中国史的行家，却可以对自家县城里一处显眼的古迹的来历一无所知、毫不在意，而这并不丢人——除非这古迹恰好被写进了某部他为取得学者资格本该读过的书里。一九○○年，国外一个聪明的十岁学童，能从他地理课本论中国的那一章里出十来道题，而大多数中国的最高官员都会不及格。

过去的中国官员要办某一桩具体差事所需的一般知识，大家认定他能迅速而轻易地取得，不必受什么专门训练——因为他背诵并消化经书时所受的那番智力操练已经够了。一个北方省份出来的人，从没见过河，不懂水利，不懂稻作蚕桑，会被派到一个河渠纵横的南方州县去；那里水利、稻作、蚕桑、行船、打鱼是全体百姓日夜切身之事，而他被认定能照料这些人的福祉，能鼓励他们改良本业，并能年年断上百桩由这些事情生出的官司。倘若政府要特别出力去促进铜的产量，派一个省里的按察使去做勘测官兼矿务总办，也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这就好比美国政府拿一个刚念完书的人去做纽约的港务总监，只因为他凭一篇特别出色的、论希腊文里伊奥塔下加符号的论文拿到了希腊文的博士学位。

中国人在古今两段都能做出更荒唐的事来，所受的鼓动正是他们对那套定型文学的崇拜。连领兵出征的大将也有因为学问而被选中的。把一场大战役托付给一个身子垮掉的人——他从没拿过刀，拉不开弓，举不起矛，对调度与战术一窍不通，连街头斗殴也没见过，对敌人的战法与兵器毫无所知——这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蠢事，可是这种事常常被一本正经地做出来，而且至今还在做。不久前华北有一场仗打得极凶，统率二十万人的那位将领，把三天的总指挥之权交给了一位书生气的政治顾问，而此人从未穿过军服，从未摸过兵器，看地图都极吃力。这位先生若在上前线之前有工夫为这场急难做点准备，他大概会把某位与希罗多德同时的作者所写的兵书掘出来读一读，然后信心满满地出去指挥炮火。事情凑巧是这样：一位从前做过报人的、同样对兵器一无所知而于文墨甚通的人，被派去掌管高射炮。

中国文学若有什么压倒性的长处，人们或许会原谅它对中国思想的窒碍之功，并且相信中国文人在心智上停滞了几千年是有些好处的。然而即便是最谀美的译本，也显不出任何近乎我们西方文学——不论古今——的美、想象、崇高或庄严。作者从未听哪一位研治中国文字的外国人说过，他读到过叫他心头一震、为之动容、乃至留下印象的诗或文。剑桥大学的翟理斯教授，把自己从历代许多中国作者那里译出的短篇散文编成一册，题作《古文选珍》。翟理斯教授不但是大学者，而且是有鉴赏力的人，这一点从他自己的著述可以看出；因此不妨断定他挑得很好。但若这书里有什么在叙事、写景或刻画人物上显出真正的艺术的东西，那是作者细读数遍都看漏了。倘若一个人想懂中国，这书确实值得一读，因为它把中国学者心智的局限赤裸裸地摊了开来。

有一位广东人，名叫梁启超，与中国政治牵涉极深，过去二十七年间屡屡对国人的思想发挥过巨大的影响，全国都公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天才。若干年前，作者与多数外国人一样接受了这个评价，偶然拿到一篇梁启超论政治的文章的英译，译笔很好。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既震惊又失望。那简直是小孩子的东西。

作者从前有一位敬重的朋友，做过两省的督军。这人精明、机敏、见闻胜过一般人，是搞政治阴谋的高手，也是个真有幽默感的人。有一天他说他有一个绝妙的主意要写成一篇政论，想看它译出来登在外国报上。我毫不怀疑它会很好，便鼓励他写，答应请一位中国文书帮着译出来，再设法替他发表。到时候来了五十页密密麻麻的稿子；苦干了一个礼拜，译成了通顺的英文。结果是一堆无用的陈词滥调，对明摆着的道理所作的长篇大论，以及最令人作呕的虚伪之谈。主题是尊重法律；而这位先生此刻正在策划一场针对既立当局的小小叛乱，而且在这场叛乱中，他纯为自己的利益，欣然把一切成文与不成文的法律都犯了个遍。

一个精通意大利语的英国人，在说这门语言时，思想与举止都像换了一个人。中国人说英语时是一个人，说本国话时是另一个人，写本国文时又是第三个人。我们许多朋友说英语时像成年人，说中国话时像少年，而想用他们那套成法的书面语表达自己时则像学童。事实上，这就是这几种凭借的成规加在一个中国人心智上的几等限制。然而它们也足以说明这个国家的许多病处。

中国的诗，对西方人的吸引力并不比中国的散文大。与中国文学里别的一切一样，它历代以来被刻板的成规圈得太紧，飞不到高处去。孔子几乎是崇拜《诗》的——那是一部古诗选集，据信还是他自己编定的。于是此后每一个学者都崇拜《诗》；除了走街串巷的歌者那样的小角色，没有哪个诗人觉得离它的体格太远是划得来的。近年有许多人，有的有学问，有的分明没有，想替中国诗人做菲茨杰拉德替莪默·伽亚谟所做的事，然而没有成功，因为那材料本来就不在那里。伽亚谟不论《鲁拜集》原作有多少短处，至少是在用一种活的语言表达独创的思想。中国诗人多半是用押韵合拍的电报密码表达合乎成法的思想。

正统的中国文学里没有史诗，也没有伟大的诗剧。不消说，也没有轻佻的或谐谑的韵文。乔叟一篇《总引》里的人情味，比整部中国经典文献里的还多。被译出来的中国诗，绝大部分号称是抒情的；而这恰恰是它所不是的一样东西，因为没有哪个中国人会想到给它配上调子、一边闲走一边唱；就算他真唱了，也没有人听得懂。《诗》里有一首，禧在明爵士逐字译作：

「静、女、她的、美，

等、我、在、城墙、角。

爱、却、不、见，

搔、头、犹豫、停。」

著名的经书翻译家理雅各博士从中推演出下面这样一首：

「那退让的女子何其可爱，

她本要在城墙的角上等我。

爱她而不得见，

我搔着头，满心茫然。」

就连这个也算不上多么动人，不是吗？可它到底暗示出一幅画、一个故事。它既没有把故事讲出来，也没有把画画出来；后来中国最好的诗也没有。它不是歌，因为它用的不是一种曾被人说出口的语言。中国的韵文大抵都是如此。其用意似乎是暗示一个小小的场景或情境，通常是多情的或凄恻的，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做。在这样的限度里，要达到雄浑、宏大或优美是不可能的；结果是：中国的诗，当它像《诗》那样质朴新鲜、而不像后来许多作品那样矫揉做作时，在意思上不过是古雅而秀气罢了。

诗人看见月光透过低垂的柳枝，洒在一条平静的河上。一条船无声地滑过；船尾灶火的光照出一个母亲在喂奶，一个没了牙的老人在旁看着，眼里是做祖父的怜爱。何等的静！随后对岸的芦苇分开，一个年轻女子站在那里，一双残足摇摇欲倒。月光照着她仙子般的脸，把她的眼睛照得像两颗哀伤的宝石；她在悲叹篱笆那边从军去了的那个少年。芦苇合拢，她不见了。这是何等一个忧愁之谷！

把上面这段话改写成你要用电报订一船豆子、又要花费最省时所用的那种语言，你就对把它改写成中国的文言会得到怎样的「改良」有一个相当不差的概念了。不妨试一试：

「月穿柳，照静流。

舟过无声。灶火映母哺儿。

祖父慈目视之。

极静！女分对岸芦。

小足蹒跚，望月。

面如仙，目如愁珠。

哀邻儿从军。

芦合，女去。世多悲。」

中国韵文这种重暗示而不重描摹的品格，下面这首唐朝诗人李太白咏城南之战的诗的译文是个极好的例子。它引自弗洛伦斯·艾思柯与艾米·洛威尔的一部译诗集。

「战场何其昏暗，如同黄昏！

厮杀的人像一群蚂蚁。

空气浓浊，太阳是一只红轮。

血把野菊染成了紫色。

秃鹫口中衔着人的肉，

吃得太饱——飞不起来了。

昨日城墙上还有人；

今日城墙下只有鬼。

旗帜的颜色像一张星网，

马上的战鼓隆隆——厮杀还没有完。

从那不才之人的家里——一个丈夫，几个儿子，

都在这马上战鼓的声息所及之处。」

作者手边没有原文，所以不敢替这译笔担保，但它是有代表性的。它暗示出相当完整的一幅画。这位诗人——顺便一提，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要我们看见一个焦虑的妇人，日落时分站在城墙上，望着一片昏暗的、刚经过厮杀的平野。攻城已被击退，可是战场上留下了这场厮杀的战利品，这自然叫那妇人心乱——她的丈夫与儿子随众人出城追敌去了；而她从鼓声里听出，这事还没有完。诗人要我们与那妇人共有她的所见与她的焦虑；而李太白若用的是除中国那套成法的文言之外几乎任何一种语言，本来很容易把我们带进这份感受里去。被他的凭借与支配这凭借的成规拘住，他只能把那幅画暗示出来，由读者自己去画。

照这个样子，中国最好的诗不过是用密码写的分镜脚本，而这些题目若用一种更有弹性的语言，本可以铺展成好歌。正因如此，中国最好的诗作译出来在国外刊布时，并未被广泛当作艺术上的贡献来接受，倒是被当成材料，供善于押韵的滑稽家去做俏皮的戏仿；正如《论语》里那些堂皇的琐碎给布雷特·哈特提供了一篇极巧妙的拟作的材料，却没有从西方的哲人与教育家那里博得几句称许。

研究中央之国文学的外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文坛上那些继子与弃儿的作品比公认的经典更合自己的口味。凡在思想与体裁上既有独创、又有胆量偏离刻板成规的人，向来受中国人尖刻的议论，正如一位严肃的音乐研究者对爵士乐的那种挖苦。即便有成千上万固执己见、硬着脖子的学者，在读异端的哲学、读几部动人的白话小说，在听白话戏台上那些极机巧的说口，在听与讲民间故事，在唱轻快的戏曲与街头小调里，得过几个钟头不足为外人道的解脱与喜悦，也没有哪个中国读书人会想到向另一个人承认这件事、承认自己在这些东西里看出了文学的好处；正如一个爱跳狐步舞的交响乐指挥，绝不会想到对另一位指挥断言爵士乐就是音乐。那无异于请枢机团把拜伦的《萨丹纳帕路斯》收进旧约正典、把王尔德的《莎乐美》收进新约。中国那些化外的文学里有许多独创、许多人情味、也颇有些艺术；而对它们的赏识，多数情形下是由外人挑起来的。中国眼下这场文学革命，艰难地前行着，不时岔到荒唐的旁枝上去，弄出种种怪诞的过火，然而毕竟把中国学者的成见从根基上摇动了——这是从与西方的接触中生出来的少数有指望的运动之一。

尽管被学者们禁着，中国化外的文学仍有许多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与举止，以至于可以断言：倘若在过去两千年里文字的艺术得以自由地、不受羁束地发展，中国的世界会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此处没有篇幅去把中国提出过的一切异端的、不入正典的哲学体系一一检阅。这些体系在近代的条件下受近代的检验，大概没有一个能比孔门之学站得更住；然而其中有些确有大胆独创之长，而独创正是孔子自己承认他所回避的。

就当时而论，写出来的书里最惊人地独创的一部，是归在老子名下的《道德经》；老子是相传的道教的创立者，比孔子早半个世纪。道家的哲学与假老子之名奉行了许多世纪的道教，毫无共同之处。这宗教比那所谓的创立者要老得多。它建立在最原始的萨满教之上，极重阴阳二气的作用；而在实行上，它几乎全是在祭祀、安抚或驱除数不清的善神恶鬼、幽魂、精怪、附体的禽兽与贪馋的妖魔。它的道士不过是巫医；在他们的圈子里，听不到多少对老子哲学的议论，倒有大量的符咒与黑法术。

文人们乐于指出这一点，并把道教的装神弄鬼与孔庙里那些纯净而庄严的典礼相比——孔子在世时始终不肯谈论鬼神之事。再者，权威们向来一致否认老子《道德经》的真实，并屡屡断言根本没有过这么一个人。老子确实是个极其缥缈的人物；道家的这部经，很可能不过是在基督纪元之前若干时候，把一些文字的断片与口传粗粗拼合起来的东西；但它确实多少忠实地陈述了一位极不寻常的人物的教诲。它前后太一贯，也太独创、太独特，不会是伪造。然而这部书的父亲是老子，还是别的某位不知名的超绝心灵，与要点无关。要点在于：它的独创是惊人的；正因如此，它在正统的中国向来是禁忌——除非有外人替它作保；而几乎所有读过此书、不存偏见的西方人，都认为它在心智上的成就，远远胜过孔子全部纂辑之和。

此处不是作长篇论述的地方，但要懂得正统孔门对这套体系的成见，总得说上一两段。首先，它不合于孔子以前流行的任何思想路数，而且预先就把他某些最斩钉截铁的断语加上了限定。旧约里的犹太教，含有许多可以追查出来的外来成分；新约里的基督教含有上百种。伊斯兰教的神学、伦理与哲学全是粗糙的合金，熔铸它们的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情感。希腊的哲人欠着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债；佛教欠着更早的印度教派许多。祆教是精炼过的萨满教，配着一套相称的哲学。然而老子的思想，似乎查不出什么父母，在他那一代、在他那个环境里，必定骇人听闻得像布尔什维主义出现在彼得大帝的朝廷上。

老子是个泛神论者，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者。他所宣讲的「道」，字面上是「路」的意思，先于基督教里这个词的用法——譬如「得救之路」「十字架之路」等等。不过他的「道」是宇宙的原理，或宇宙的法则，或者你愿意说，宇宙的精神：它先于万物，也必存于万物之后，无论那万物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它使一切有生之物生动，并包含自然的一切法则。合于这个原理便是德，背于它便是恶。人凭理智与欲望背叛宇宙的大法，因而犯罪，因而受苦。身与心的活动把人引入与道的冲突，而这冲突的惩罚是自动而必然的。这套哲学无需一位施恩或复仇的神来解释个人的福与苦，正如我们无需用神来解释一个蔑视地心引力、自己走下悬崖的人的下场。既然人的活动把他引向对那一条大法的违犯，那么若把这理论推到极致，世上恶的显然的解药便是全然不动；而《道德经》的开篇一章就大胆到把这话说了出来。其后各章却与生活的实际问题折中，立下一些行事的通则，这些通则纵不能当真靠与道合一而得长生，也能使人与那宇宙的东西贴得更近。

老子讲谦卑、朴素、节制、仁爱、诚恳与和善。他是骄矜、炫耀、贪婪、放纵、伪善、野心与智识上的势利的死敌。他相信法令繁多滋生犯罪，治理过甚带来混乱与苦难。他是个无为主义者，也是个和平主义者。他的伦理教诲与新约的惊人相似——而且在新约之前——连最偏执的读者也躲不过去。若有什么说得通的法子解释它，看了某些段落，人几乎要断定：那位在山上宣道的，是读过《道德经》的。倘若把其中的「道」字换成「圣灵」，道家这部福音里许多段落完全可以整段当作基督教的讲章。下面这些句子，读者几乎都能想起《圣经》里的对应之语；而它们所表达的即便不是新约的字句，也是新约的理想。

「常无欲，以观其妙。」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没身不殆。」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后其身而身先。」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自见者明，自胜者强。」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报怨以德。」

同类的话还有许多可以引，不过这几段大概已足以使多数诚心的基督徒相信：老子早在孔子之前就孕育出了一套伦理章法的内核；倘若这套章法在两千五百年里被文人们像宣讲那一大堆孔门琐碎一样热忱地宣讲，于中国并无害处。然而道家这套章法的长短，不是作者所要管的。《道德经》惊人之处在于它大胆的独创与首尾一贯；而正是这两样品质，历代以来足以使它在中国学者眼中成为化外之物。在他们看来，不同即是错。异端不可能有长处。独创便是威胁变革；而变革向来是对那座倒立的孔门金字塔的平衡的威胁——那金字塔稳稳地支在一个比自负大不了多少的尖上。老子犯了独创与不同这两桩不可赦的罪。他的学说在许多处与孔门之学相抵；有两三段必定刺得正统的中国文人极其难受，哪怕其余全是纯金，这几段也永不能被饶恕。

孔子一心要上溯古昔去寻完美，于是对礼、对仪、对一丝不苟的举止无限看重；而他由此种下了一切虚伪、不诚与扮演的根——直到今日，他那些最有教养却最善撒谎的门徒仍以此为标记。老子只用几行就把一切装模作样扫得干干净净：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廉而不刿，直而不肆。」

孝是整个家族体系的拱心石，而孔门那套关于个人行止与社会伦理的章法正建立在这个体系之上。把这块拱心石挪开，整座巨厦便一击而垮。谁要是朝它吹一口亵渎的气，谁就要招来敌意与猜疑。老子与孔子在世时，时世极其乖乱，多数德行活在记忆里而不活在实行里。为把事情扳正，孔子从古昔里掘出一套繁复的孝的仪节并加以教化，大约是指望由形式里生出精神来。老子对装模作样毫无耐心，精神既缺，便鄙薄其形式。一位有名的学者曾对作者说：《道德经》永远不能被奉为民众道德的指南，因为它诋毁了孝。全书里唯一能勉强作此解的一句，见于下面这一段；而这一段不过是对虚伪的一击。把一句话曲解了，才能说它含着对孝的讥讽。竟然有一位明白的学者为此就要把老子打入地狱——这说明中国的正统历代以来用何等妒忌的眼光盯着笔下的每一划，也说明稍稍偏离公认的准绳，对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便意味着文坛上的放逐。所说的那一段是这样：

第九章语言与文字（下）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自然是刻骨的讥刺，而再没有什么比它更搅乱满口仁义的孔门之徒的自重。这类话在做官的文人眼里的可爱程度，大约等于耶稣基督的话在法利赛人耳中的可爱程度。

老子确实有过显赫的使徒，只是这些人并非学童心目中的楷模。我们在中国史里读到，道教时不时受这位那位皇帝的青睐与扶植；然而得宠的并不是老子的哲学，而是堕落了的道教里那些萨满式的炼丹、算命与驱邪，它们对早期各朝迷信的君主很有吸引力。唐朝道教成为国教时，它早已被佛教的教义与形式浸透；虽然老子被尊为神，《道德经》广为流传、广被研读，但这绝不是出于学者对这部书的热忱，而是出于对唐朝皇帝的将就——那些皇帝愿意相信自己是这位哲人的后裔。皇帝们一定要抬高他们假想的祖先，学者们除了碎步跟上，别无他法。

要明白唐朝的皇帝何以挑中老子做祖宗，须知他们起初绝不是深染中国传统的人。他们出自一个匈奴酋长的家族，靠一支突厥军队做后盾夺得了帝位、立住了脚跟。他们的头脑没有被孔门的章法扭曲；而他们为把治理这个被征服之国的事推进下去，不得不与那些气死人的中国文人打交道，因此老子关于诚与真的申说、他对装模作样的痛斥，大概强烈地打动了他们。

别的半蛮族王朝也试过把老子的哲学从堕落的道教里救出来，把它抬到中国一切别的哲学之上。金朝的第一位皇帝，就按《道德经》质朴的本意把它奉为治国之法，刻在碑上，并逼着一切有志的学者去研读。蒙古大征服者成吉思汗把战事推进到中亚时，北京近旁最古的道观白云观的住持曾去谒见他，以《道德经》为本大加劝说，收效极佳，以至于这位汗照他那一贯的大手笔，把这位住持封为全亚洲一切教门的教皇。

过了几代，忽必烈汗对浅俗道教的装神弄鬼忍无可忍，下令把这一派的书统统毁掉，只留《道德经》一部，好让这部书与那些术士的卑下荒唐脱开干系。要用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道德经》作者所显出的那种对诚恳、朴素与逻辑一贯的热忱只打动了蛮族的头脑，是很容易的。在中国人手里，民间的道教被迷信淹没了。哲学的道家在纯粹中国的玄学家手里，遭遇与孔门之学相同。只消读一读宋朝那些哲学博士，便可明白：他们沉醉于与自然、与人情全然脱节的人造的精微，把自己缠进对佛、儒、道的无穷思辨的乱网里，因而对道家的深义所造成的糟蹋，比那些迎合俗众口味的无知的降妖道士还要大。

还是在这个汉人的宋朝（十一、十二与十三世纪），一些对文学精神所犯的最恶劣的罪行，由那个没有骨头的中国皇室扶植起来。诗与文都被弄到如此繁复做作的地步，以至于艺术神魂颠倒，瞪着眼睛从窗口飞走了。一种文章体式被推演出来，成为此后一切学文者的祸害；而诗（号称是歌！）里塞满了晦涩牵强的引语与互见，除了博览的宿儒，谁也不能假装看得懂。机灵、才思敏捷的人，在艺术冲动的驱使之下，总得拿自己深厚的学问与现成的笔去做点什么；他们发现自己被自己的语言、被它的缺陷、它的成规与神圣的传统圈住、限住；而他们不去跃过栏杆、奔向更自由更美的场地去施展本领，却着手去学那些在最窄的斗室里也能表演的轻身、折腰与手上的戏法。他们就这样立下了标准；而这些标准在后世对自由表达所成的禁锢，比古人那套竹简与刻刀的做法还要沉重。

这个汉人的宋朝之下，艺术的整个走向也是如此，与早先唐朝那些虽未成功却是真诚的脱出窠臼的努力成鲜明对照。唐朝皇帝身上的突厥血统，促使他们对「新东西」另眼相看，并鼓励思想与货物一同输入。外国人在朝廷里得势。一切宗教都被容许，连基督徒与回教徒、叙利亚人、突厥人与阿拉伯人，都获准设立自己的会所，对中国的正统尽其所能地留下些印记。其结果是：哲学里有了几分诚恳，艺术里有了向自然的靠近，美文里有了把思想寄寓其中的尝试。这个王朝早期的皇帝在政治上够强，敢于鼓励艺术上的一点小小的反叛；而一个孱弱的、被文人攥在拇指底下的中国统治者，只会把这看作武装叛乱与国家崩塌的前奏。于是唐朝诗人李太白——译家最爱的一位，他自己身上也带着突厥的一脉——敢于有自己的意思，有时还敢更进一步，为意思而牺牲神圣的形式。到了宋朝，被北方蛮族逐出中国本部，又时时面临蒙古人最终带来的那种彻底的覆灭，于是凡事严守中国的型范便被看作中国存续所必需。新的思想是危险的，形式上的独创是叛逆。才能唯一的用武之地在于把过去铺排、装点，于是哲学与艺术都与生活脱了节。文坛上巧思压倒了天才；哲学映出的不是大路小巷里的智慧，而是脱离生活的隐士心上的烟火；而艺术成了画室里的艺术。

再回到中国文坛上那些继子的题目——小说历来是有志于文墨的人所不屑的。中国人虽然被一个好故事迷得神魂颠倒，而且各个阶层里向来都有极出色的讲故事的人，可是自开天辟地以来，他们就是一个因缺乏好小说而挨饿的民族。讲故事这门艺术在襁褓之中就落下了腐儒的咒诅，结果在一个他们本可以轻易出类拔萃的文学领域里，中国人落后于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好几百年。一部结构松散、薄薄披着史书外衣的小说，题作《三国志》，约写成于四世纪中叶，用的是尽可能浅近的文体。它描写了无数激荡人心的战斗与场面，容纳了许多在任何时代都好读的故事。无论就题材还是就处理手法而言，它都足以与荷马与《尼伯龙根之歌》的散文译本相比，而且本可以成为一部中国史诗的题目——只要孔子以前的诗人曾开过写点别的、而不是写不能唱的歌的风气。在后来的年代里，这个故事成了无数绘画、雕塑、诗篇与戏文的题材，对普通百姓的思想有过无从计量的影响；然而学者世界的态度使它在同类作品中孤零零地立了将近一千年，而且直到几百年前被译成满文、继而被满清王朝认可为值得一读之后，才从上头得到过毫无保留的称许。于是这部古老小说里刻画得那样出色的几位史上人物被封了神，连祭祀也由官府定了章程！

从四世纪中叶起，直到蒙古人征服全中国带来一股异族思想与趣味的洪流为止，除了那些较有趣味的史书与这一部历史小说，中国人对好故事的饥渴几乎无物可食。连中国人酷爱的戏剧，也一直萎靡不振——它是在唐朝或紧接唐朝之前，受外来的启发而起头的。到了蒙古人手里，戏剧大为振起，讲故事也无论在文言还是在被人瞧不起的白话里都得了势。然而那些顽固的文体家仍旧是一个作者文坛命运的仲裁人，并且一直到本世纪都还把白话小说关在文学之外；这就逼得那些想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的说书人「往下写」，以半通文墨的人为听众，有时靠粗俗之语去打动人，用不可能的奇迹与英雄伟业把故事撑长，有的地方甚至堕到淫秽。

通俗的说书人一面迎合千万人、不惜拿自己的小说或轻松戏文作代价，一面却仍在文墨传统的符咒之下，可怜巴巴地要在叙述里夹进一长段一长段无懈可击的文言与高调的道德议论。

这些东西只把故事的线头弄断，对情节与人物刻画毫无贡献。它们不过是献给文人那位妒忌的神的祭品。在题材上，对学者的体统感还有别的沉重让步。主人公通常是一位挣扎着要升官的读书人。女主人公是一位有文墨与艺术趣味、德行无瑕的闺秀。才德终得其报，贞洁总是得胜，邪恶没有好下场。既有这样的规矩，真正的故事只好作为插话与「旁白」掺进去。总的结果是：一层寡淡的浇头底下，一点点肉。

有一位说故事的人，他的故事大概最能打动在中国的欧洲人，而且他居然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挑剔的文人的武装，那就是《聊斋志异》（翟理斯教授译作《中国书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个十七世纪失意的求官者，看来他写作与其说指望得到公众的承认，不如说为自娱。他不觉得有义务在故事里塞进卖弄学问的东西去讨好同侪，而是挑了民间故事作题材，里面满是道家的万物有灵与法术，以及民众那些彼此矛盾的迷信。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在自大的宿儒眼里如此琐屑的神怪故事，所用的文体却恪守一切最严的传统，难到除了语言的大师谁也读不顺。整部书被一种极敏锐、极细腻的幽默感发酵透了；一个西方人先把那奇幻的文本照英文读过，再试着照中文去读，便免不了生出这样的印象：作者是在对他那一代的势利人开一个文坛上的玩笑。在他那些饱学的读者眼里，这就好比他请了一群趾高气扬、自恃有钱的邻人来吃饭，先摆上一只又大又精致的金盘子，叫他们眼睛发直；揭开盖子，露出的却是一堆炒猪肉白菜，并请他们享用。话虽如此，这不是一部摆在学生面前的书，也不是一部能通行于众的书。那题材不合腐儒的口味——尽管他读起来津津有味，正如西方同类的人读法国小说；而那文体对一个坦白地宁要故事不要训诫的人，又是一道翻不过去的障碍。所以不能说它在把中国的思想或文学从正统的镣铐里解放出来这件事上有过什么帮助。

卖弄学问与不诚恳，排场与炫耀，把活的思想屈从于陈旧的形式，为传统而牺牲智慧、为程式而牺牲美——在每一个西方人心里，这些必定就是中国文学——按它自己的信徒与仲裁人所开列的——的主要品格。翟理斯教授在他《古文选珍》的序里写道：

「甲柏连孜教授说：『中国文学富厚的矿脉里，埋藏着说不尽的宝藏。』我虽不敢在这些宝藏的实际价值上言过其实或误导他人，却敢断言：凡忠实考察过中国文学、在她那些大作家灼人的字句上流连过的人，对中国人旧日的骄傲、傲慢与自外于人，都是一望而知其所以然的。」

一位深厚的学者，尽管沉浸于自己的题目，却对它保持着异常清晰的眼光，这几句话出自他口，已算是极淡的称许；然而言外之意是：中国人过去的骄傲、傲慢与自外于人是有道理的，他们那一大宗文献值得一切中国人——识字的与不识字的——卑屈地奉献。作者深信，这话只是有条件地成立。

中国人民历代以来，对本国学者的断言——他们文学的珍品超出人类心智的一切产物——深信不疑。这个信念，百姓是该被原谅的。全国上下有资格去读那些号称最好的东西并下独立判断的，从来不超过百分之二三。这极小的少数，历来就是中国文学的祭司团。他们总把民众领到一位蒙着面的神的祭坛前，而民众看不见那张脸；他们告诉民众欠这位神多少恩情，又告诉他们这位神的仪容何等有恩典、何等美。而民众温顺地退下，五十代人忠实地相信这位神的恩泽，从不疑心他对他们是何等的暴君；他们为他种种的福祉颂扬他，却可怜地不知道他扣下了他们多少精神上的财富。民众对自己的神的骄傲建立在无知的轻信之上，这是该被原谅的。但对那个祭司团，就不能有这样的宽纵。他们当中最无辜的，过去与现在都是凭一种刀枪不入的自负来守住自己的信念。其余的人，则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政治上的考虑所左右。

承认中国文学还有改良的余地，采用外来的思想、形式或词语，在任何方面向过去那套刻板的成规让一步，就等于把中国唯一那道壁垒上的弱点与裂缝暴露出来；而她那些野蛮邻人迟早都曾在这道壁垒前精疲力竭、俯首帖耳，并把他们何时、如何被收编入门的事交由中国斟酌。内部文化上的反叛与外来的攻击一样被严厉镇压，因为——同样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人们觉得文字与文学在把许多互不相类的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这件事上效力既如此之大，那么任何求变或求改良的尝试、任何对久经考验的纽带的摆弄，都可能带来瓦解与败亡。

因此，中国真正的文学精神历代以来都屈从于王尔德说得极好的那个「自保的精神」。中国的文人，现在是、从来也是一群谨慎、胆小、善于回避的、身体孱弱的教徒，他们的心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是守势的而非攻势的。他们在性情上爱甲胄胜于爱兵器，宁要高墙不要军队，宁可待在家里不肯出野外。于是他们本能地把自己的文学造成一座防守的堡垒，要世世代代守得完整，而不是造成一支进攻的力量、在调度、兵器与战法上不断改良。这个态度他们又传给了民众；于是，正如住在坚厚城墙之内的市民放下了武艺、在对自己的屏障与那寥寥几个职业守卫者的信赖里变软——那些守卫者所受的训导只是相信城墙是神圣的、动它便是作乱——中国人民也被教着安安稳稳地躺在他们神圣文化的屏障之内，把守护的事托给那些职业的卫兵，也就是文人。

中国因筑高墙并躲在墙后、在油光水滑的无能里过活而失掉了多少壮气，从满洲人最近几百年的历史里很容易说明。一整个民族，本是聪明、自立、精力充沛的武士，心胸自由而热切，如今却像羊群一样沉进了泥沼；在被中国化的过程中，他们虽未被完全吸纳，却已成了一群无助、无目的、没有骨头的、靠人养活的闲人。这是中国文化对蛮族耐力的最近一次大征服——而中国人对此得意得没有分寸！满洲人沉得越低，中国人越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正经由退化而趋向合于型范、趋向最终被吸纳。过去也有大量的鞑靼人、通古斯人与土著部落遭过同样的命运。而那把入居中国的入侵蛮族的壮气与耐力抽干的命运，也一模一样地吞没了入侵的思想。

倘若中国历代以来当真是与世隔绝的，倘若这个民族在文学创造上显不出什么天分，那么一代代文人把中国文学做成木乃伊、把被人瞧不起的口语的发展扼住，或许还可以看得宽厚些。

事情偏偏容不下宽厚。中国的广大民众虽被限在口语的表达里，却显出文学创造与健全思考的天分，而这天分在若干世纪以前就该孕育出一种真正伟大的文学。他们那数不清的谚语，透出对人情的理解、对人情乖谬之处的一种诙谐的赏玩；其中所含的真智慧、所含的一个古老民族千般阅历的果实，比任何人能凑起来的一车经书都要多。

和一切东方人一样，他们有很强的戏剧感；一个职业的说书人，操着他那原始而未经发育的语言，能在刻画人物、描写、叙事与比喻上达到一种高度，而西方人用自己的母语，一万个里也未必有一个能企望。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来就有一副百无一失的节奏与抑扬之感。在寻常的谈话里，他们把句子分成音调上均衡的段落。他们的音乐在欧洲人耳朵里既无旋律也无和声，节奏上却无懈可击。所以在他们的街头小调与冗长的白话弹词里，不但有题材与处理上真正诗的胚芽，而且有格律，而格律按我们这个词的意思在他们那套成法的书面诗里是不存在的。在书面语言里，一行里有若干个字，代表若干个单音节的音；韵文里的抑扬，是靠巧妙地运用声调与押韵得来的；可是没有音步这样东西。一个未受训练的西方人听人朗读一首诗，所得的美感要远少于听手鼓的切分敲击。然而中国的白话韵文却有一种摆荡之势，听的人立刻就能抓住，因为它是有格律的，而且格律的花样之多不下于我们的韵文。最后，中国人还有一大宗细腻的幽默与好脾气，它渗透了可称为他们不成文的文学的全部；倘若他们曾被鼓励把自己较轻松的遐想落在纸上，那么他们所写的任何故事或小品，都会是极耐读的东西。

对输入外来思想、词语与形式的限制，与把白话逐出文学一样蓄意、一样固执，效果也一样致命。两千年前，中国与波斯、与希腊化的大夏、与印度直接相通，与更远的整个欧洲世界间接相通。她与半打民族有或多或少的接触，而这些民族正用拼音文字写他们各自的口语，造出或多或少有价值的文学。此后她也从未与那些用字母的人断过往来——那些人见什么有用就借什么词、借什么思想，并沉醉于一种活的文学，不论它如何粗糙。

蒙古人在全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立了交通，使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得以比较容易地由陆路横穿亚洲、由海路返回；而中国那时若肯，本可以把阿拉伯人全部的科学、古希腊与罗马全部的文学、中世纪欧洲全部的艺术都输入进来。可是中国不肯向任何人学；因为承认自己还有什么可学的，就意味着她的百姓要梦醒，意味着她对敌人的防线上要开一道口子。

一句话，中国的守势精神带着这个国家熬过了许多波折，把千百万从前的进攻者变成了防守者，结果却迎来了这个交通便利的时代——它使欧洲与美洲同北京的联系，比蒙古的匈奴与汉朝京城的联系还要近；它使她面对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大剌剌地抖着一种他们竟厚颜认为更优越的文化，而对付他们，旧日那一套守势的战法，无异于炮火面前的土墙；这些人丝毫没有要在一种化石般的文学面前低头、要归化、要被吸纳的意思。两千多年来，中国蓄意地把她百姓的头脑与思想扼住、矮化、扭成怪形，办法是把他们的表达限在一种原始而稚气的凭借里；结果却撞上了整整一个世界的人，他们有成年人的头脑，又有发展并锻炼这头脑的充足手段。

中国许多病处都可以追到这一代里的一桩相撞：一种化石般的守势文化与一种富于弹性的攻势文化相撞。东方那颗聪明孩子的心与西方那颗更开阔的成人的心贴近之后，生出的是惊慌与混乱。可是不要以为中国人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局面的。绝大多数人对麻烦的源头毫无概念，正如一个浑身极不舒服的寻常人，只能说自己通身有一种说不出部位的难受。多数试图诊断本国眼下病痛的人，不是带着越来越浓的恶毒反复说中国唯一的病是外国的侵略，就是抓住一些表面的缺陷，譬如军阀的坐大、官场的贪婪、实业的落后、国库的空虚。那支饱学的大军离病根远得很，以至于精神上越来越反动；混乱渐趋无政府之时，他们便往过去里钻得更深。每逢一场新的灾祸眼看要落下来，学者们便一个个发疯似的忙着在他们那几座书山里翻检，寻找成例，看看舜与尧、或是汉武帝、或是唐太宗会怎样处置这个局面。

唯一有资格认清中国的毛病是精神上而非身体上的病、是一桩发育停滞的病例的人，是那些留洋受训的学生：他们使用并用以思考的是本国语以外的语言，因而能诊断本族根本的病痛，摘去增殖腺，开出眼镜的方子，拟出课程，好让这个落后的孩子在世上有个机会。

叫人绝望的是：在我们替他们在国外训练出来、并对本国得了一个眼光的学生里，一千个也没有一个有胆量或有主动去说出病在哪里，或去发起一场医治的运动。一回到本国，传统与成见那沉重无比的分量便把他压垮，眼前的任务看来既危险又徒劳。他被送出国去，是为了学到西方力量的秘诀，好回来告诉国人怎样护住他们神圣的文化、抵御外来的侵略。他发现自己没法告诉他们：他们的弱点正在他们自以为的精神财富上；西方力量的秘诀不在机器、化学品、枪炮与奇巧玩意上，而恰恰在中国人认为是西方精神与文化上的低劣的那些东西上。他怎么能把这个消息捅出来而不被扔进沟里？他不去试。他要么沉进一种舒服的淡漠里，把自己对洋玩意的知识尽量用来给自己垒窝；要么对那些使他睁开眼、看清本族全部精神背景之荒凉的人心怀怨恨，并带头去做排外的宣传，狂热到足以免去他思考的本分，于是可以毫不心虚地大玩诡辩。

平心而论，文坛上有少数几位叛逆是上述规则的例外。有几个人在设法培养人们对一种活的文学的兴趣，这文学以口语为本，摆脱了腐儒的镣铐。另有一些人在收集口语里的民间传说与民歌。另有一些人在扶持一套新引进的、给口语标音的拼写办法。另有一些人在以极起劲的运动与文盲作战。基督教的差会多年来一直设法用白话、甚至用罗马字拼写的白话去接触比读书人那个行帮更大的公众。然而这一切努力铺开了许多年，连中国那钢铁般的自满也没有划出一道印子、磕出一个口子。十成人里仍有九成实际上是文盲。其余的人里，百分之九十九仍旧确信自己是人类所演化出的、唯一值得一提的文学文化的守藏者。报纸所及的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照实际销数算不到半个百分点。

把这些事实考虑进去，记住中国人所说所写的语言、因而思考所循的沟槽，是一个与古罗马同时的民族的；再记住中国如今已没有主人，却在拿所谓的共和主义当儿戏——那么读者对中国根本上的一些病处，就得到几条线索了。

第十章历史（一）

研究历史唯一彻底实用的理由，是它有助于解释现在、并给未来一点线索。我们遇到一个性情足以引起我们兴趣的人，便想了解他；而在想了解他的时候，我们本能地去探究他的来历与过去。我们指望由此知道他在各种情形下会怎样想、怎样做。我们研究历史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而若没有历史，许多近代国家的风俗、特性与脾气，彼此之间便仍是无法解释的。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其品性受过去的影响只经由寻常的遗传这条生物学的渠道。其余的便是环境。而在一个有长久成文历史的民族里，尤其在中国人这样一个历史意识极强的民族里，过去不但经由遗传作用于他们的品性，还作为他们环境的一大部分强烈地影响着他们。我们都认得不少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或可笑、或可悯、或可厌，因为他们见过好日子，于是活在过去里，把早已因衰老而失去的尊荣与本事仍旧算在自己头上。整个的民族也可能处在同样的心境里。堂吉诃德钻进古代的骑士道里，钻到心里强烈地要效仿，以至于对时间在本国风俗上、在他自己年迈之身上所造成的变化视而不见。一九一四年的德国，与这位拉曼却的骑士一样被过去附了身，一样对变了的实际环境闭着眼睛。

谁若不曾读过罗马史家对他们那个时代德国人品性的记述，不曾读过古代的条顿萨迦，不曾继而仔细研究后来的史书——关于一切较为强悍善战的部族从古条顿故土的腹心向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北非与不列颠诸岛的大迁出，这一迁出把较少进取心的成分留给东边斯拉夫与鞑靼的人群摆布，而后者几乎把古代的上日耳曼浸透了，繁衍出一个混血的种族，其中北欧的成分如今居于下风——谁就休想懂得战前德国人的心思。平常的英国人、荷兰人或丹麦人身上，甚至诺曼底与伦巴第的农人身上，都比普鲁士人身上留着更多塔西佗与凯撒所盛赞的那个德国人；德国对此视而不见，却被人说服，相信自己是一个辉煌种族的在原地的后裔与继承人，这个种族是天造地设来统治大地的；于是她动手去证明它。这是世界大战根本的起因之一；谁若不知道德国人怎样读他们的历史、怎样把它解释得称自己的心，就不可能完全懂得一九一四年德国的病在哪里。

同样，谁若想懂得中国人的心思与品性，就非得随着他们公认的诠释者与讲解者把他们卷帙浩繁的记载通读一遍，看一看一个这样被过去缚住的民族是如何借着现成的材料来看自己的；然后把一切注解撇在一边，作一番不偏不倚的研究。这是一件至今还没有人做的工作；而这件工作，我们之不能指望中国人替我们去做，正如我们不能指望一位在战时宣传处供职的德国教授刊布一篇诚实的、关于今日中德意志人祖先的分析。从科学的眼光看，中国并不存在一部真正的历史。地上地下有极其庞大的一堆材料，汉学与考古在今后两三代里必定要把它们提到科学的注意之下；在此之前，我们对许多撩人的幽暗之处只能浅尝与猜测。然而已经唾手可得的材料，已足以证明：中国最诚实、最辛勤的史家，在研读文献、撰写记载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迎合了中国人关于中国过去的成见；他们虽然很少隐没什么，却总设法把一切能滋养民族自重的东西加以强调。

许多最杰出的汉学家落进了那层学问的符咒里，用欧洲的语言助长了这套宣传，使全世界凡对中国有兴趣的人都拿一个从中国人眼里看出去的过去来评判这个近代的国家。作者绝没有资格去写那部能给中国一个真实背景的著作——而没有这个背景，她将始终是一个谜；但他指望：一篇中国人会认为缺乏同情的、极简略的历史概观，能有助于理解中国眼下的难处。

西方许多论中国的作者都用这样那样的说法讲过：中国是一片海，凡流进来的都被它变咸。这是个漂亮的比方，可是并不真的贴切。更真实的说法是：中国是一片瘴气弥漫的沼泽，一切清澈的溪流汇进来便都滞住了。那些至今仍见于华南、而在中南半岛上为数更多的土著部落，就是最初的那片沼泽；一波又一波强悍的民族涌进来，到头来却被那疟疾般的沼泽的倦怠制服，被抽掉了精气，被败坏，被归到那个型范里去。这是中国史家与西方汉学家通读记载时得不出的教训，可它正是本篇所要证明的。

传到我们手里的中国文字记载，号称涵盖四千多年的时期。它们以纯粹的神话开篇，跨过一段不可能有文字记载、只凭口传得知的漫长时期，最后才是对越来越浩繁的文献的汇编。耶稣会士戴遂良认定，现存某些铸有原始字体铭文的铜器可上溯到公元前一千八百年。然而人们并不普遍承认那时文字已发达到足以让中国人保存完整记载的地步。又过了将近一千年，文字才灵活到能给后世的史家提供足用的材料；因此在此之前的一切故事，不是纯粹的虚构，就是被虚构浓浓装点过的历史传说。

这一点，草草读一遍《书经》与《竹书纪年》便一目了然。书中几十位古代贤者与地方的名字，所用的字在真正的历史时期以前并未造出，因此不可能取自古代的铭文或文书。再者，《书经》里那些对话与讲辞的体式，孔子时代的气味太重，以至于人不能不相信：它们甚至不是传下来的，而是后世书手为强调古人的智慧或虔敬而加进去的。然而传说也不能一概抹煞；汉学家们同意，上溯到公元前二十三世纪的传说，大概是有些事实根据的。确有许多人倾向于认为，某种意义上的历史自部落酋长黄帝始，而他在位的年代，恰与最初的中国各族在河南——帝国的核心——定居的时间相合。这自然是以中国人来自西北、而非土生的说法为前提——这个说法得到一切传教士作者的有力支持，中国的传说也给了它一点点支持。考古学至今在证成或证伪这个说法上做得很少。它只证明了史前确有一个民族住在河南，所用的器具与陶器，正是中国有史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东西的原型；可是由此我们仍不知道中国人是土生的，还是采用了更早居民的文化的外来者。

倭讷先生在他的《中国的神话与传说》里说——既不征引权威，也不指明消息来源——最初的中国人是一个头颅高耸的金发种族，说一种多音节的语言。他还倾向于相信他们是经由和阗从陆路来的。他们从一开头就被几个种类的野蛮人包围、不用翻译便无法与之往来，这一点从历代的传说里一望而知。他们人数居下风，也常有言外之意可寻。他们占住了一片极肥沃的地方，不但守得住，还从那里向外扩张，直到他们过于好静、并与土著混杂得过于自由为止——这足以证明他们是一个大胆、精力充沛、拳头硬的种族。在值得一顾的最古的传说里，他们对游牧的生活似乎没有多少记忆。他们很早就用马与牛来驾车，可是不骑马，而且直到很晚才知道有骆驼——这些事实不利于那个说他们是作为一个半开化的民族从阿卡德横穿亚洲而来的说法。

传说所显出的他们的若干习惯，表明他们是一个林居的民族，像欧洲的原始居民一样住在洞里，在林间空地上耕作小块土地，其余则靠渔猎。倘若他们真曾是游牧的——如果他们曾作为一个民族横穿亚洲，那么至少暂时必定如此——他们对那样的生活也只有极模糊的记忆。倘若承认他们是在这一地质时期之内从西北来的，而又没有沾上亚洲一切游牧民族特有的词汇与风俗，那么地理便限定了他们迁徙的里程，并提示他们来处往西不过是甘肃西北的南山，至多是帕米尔；在那里他们很容易过着与后来在中国腹心所过的大致相同的生活，而从那里他们可以沿着河谷到达今日的河南，既不必穿过草原或沙漠，也不必与游牧民有多少接触。

他们后来用来称呼邻人的字，显出对南方水居的野人与北方鞑靼野人的轻蔑，清楚地证明他们在极早的时候就自认与两者都无亲缘。土著通常被用含虫的字来称呼，表示中国人把他们看作虫豸；而游牧民则被标上狗。对东边通古斯的林居者并无这样的不敬，他们的通称是「持弓之人」；对同样是林中民族的戎也是如此，戎是持锛或持斧的人，而斧在当时是一种受敬重的兵器，如今换了一种形制，成了华北最有用的农具。

至于说他们是金发种族的说法，作者手里并无任何正反两面的真凭据；但中国学者被追问起来，能从某些字的构造、从较古的著述里某些词的用法上，掘出他们认为有利于此说的凭据来。这些推论很有意思，但只有与更有分量的凭据合在一起才有说服力。要把这些论证一一细述，需要大量的研究与从中国古书里来的无数引文。几行字就能说明它们的大概。

据说经孔子编定的那几部经典史籍，似乎对「民」与「百姓」两个词有所区分，而这两个词如今是不加分别地用来指平民的。「民」几乎总被称作黑色的民，或黑发的民。「百姓」显然是一个范围较小的贵族宗族的群体，位次仅在有爵位的贵族之下，并在许多段落里与黑发的民区别开来。有人论道：倘若大家都是黑发，那么把数不清的民之诸族如此称呼便没有意思了。看来这是在表明：黑发的是中国人四围的土著，而「百姓」在历史的早期是一个有别于黑发者的种族的贵族遗裔。为支持这个说法，有人给作者提供了许多引文与字形分析，而这些只会让一般读者厌烦与糊涂。「百」字如今是「一百」的意思，但原来并非此义，它是「白」字上加一横，那一横表天穹。「姓」字本义为族。那些主张「百姓」是缔造中国之国的白种先驱的遗裔的人，把「百姓」这个合称读作「尊贵的白族」。

沿这条线索去研究，有一个远为稳当的起点，那就是考察月氏——或作月支——的历史。这是一个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后被匈奴逐出今日中国西北南山一带的种族。这些人后来在中亚成了相当大的一个国；基督纪元前第二世纪的后半，中国曾设法与他们结盟共抗匈奴，却不甚成功。有一部分残留在南山，至今还找得到他们的痕迹；另有一些似乎作为独立的群体留在今日中国突厥斯坦的居民里，一直到相当晚近。勒柯克博士、缪勒与考狄教授都同意——依据一九○四年勒柯克考察队在突厥斯坦所发现的写本，以及吐鲁番附近所见的壁画——月氏是一个浅发蓝眼的民族，说一种印欧语，与欧洲诸语言的亲缘近于与通常所谓亚洲雅利安语族的亲缘。孔子的时代，这些人就住在他那个中国的边上；倘若他们与「百姓」判然不同，那么关于红发野人的记述，我们至少该听到与黑发的民一样多才是。看来在古人那里，民的黑发比西边蛮人的红发更值得一提。

前面已经说过，传说把中国人的来处定在西北，也就是月氏之地。要在这个题目上多做文章，办法是用历史与考古去印证这个传说，并进一步探究古代月氏的风俗，看看他们与古籍里的中国人有多少或多少不相同之处。这件事作者留给有装备去做的人。

要证明中国人曾经是白的、曾说一种印欧语，会很有趣，但没有多大价值；更有价值的是知道他们与他们所统治的那些民族不同、并且高于他们。因为顺着传说往现在走不了多远，就会发现他们后来与那些俗族自由混杂，淹没在他们中间，被归到那个型范里去，因而在进取心与壮气上日衰；直到中央之国内部这个混血民族的领导权被入侵的外族夺去——这些外族一波接一波，把新的耐力与精力注进这个混血的、衰朽的国家；而在这个国家里，低等的成分已经把这个国家最初的缔造者淹没了。

在历史传说所覆盖的时期一开头，我们的注意力就被引向这样一幅景象：一个蛮人夺取了帝位，把这个邦国整饬起来，并扩大了它的疆界与属国的数目。照孔门那一版历史里公认的说法，贤明仁厚的尧帝挑了一个叫舜的乡人做继承人，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并在在位第七十三年把帝位禅让给他。经孔子编定的那部历史，把这桩安排大加铺张，对这两位黄金时代的贤者数不清的德行几乎是赞不绝口。《竹书纪年》里却有许多段落，暗示这两位孔门楷模之间的关系大不相同；而唐朝那位有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他公元八世纪刊布的史评里，毫不怀疑舜是反尧的叛臣，囚禁了帝与帝之子，夺了帝位与天下。再者，谨严的孟子在公元前四世纪写道，舜是东夷之人，说得毫无保留。这一段话历代以来使中国学者坐立不安，因为他们不能也不肯承认：被孔子及其门派高举为一切完美之化身的人，竟与那位大圣人深恶痛绝的通古斯野人同族。在文人的符咒之下，连理雅各博士也不得不把这一段误译了；可是这句话清楚简单到不可能有第二种译法。要么扔掉孟子，要么舜是个外族人。

无论如何，此后的历史传说便是一部帝国在幅员与人口上逐步扩张的记录，所靠的是吸纳边境上的非中国部落——这些部落替这个邦国打了大部分的仗，直到他们因混血与开化而失掉生气；于是更外一圈边境上更多的部落又成了这个王国附庸的守卫者，替它挡住野人并纳贡，换来的是与中央之国往来的特权，以及最终被当作中国人看待的权利。中国的体量与骄傲在长，而心里的生气则与她的长大成正比地消。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开始时，中国进入历史，此时她已经衰朽、无助、不配治理自己，是一片只有外沿才有清水流动的沼泽。四面八方野蛮的邻人都在吞食她；南边、东边与北边的野人把劫掠一直打到河南那个贵族的「百姓」的古王国的腹心；中国这个国家已在崩溃的边缘。这时甘肃与陕西西部山里的西戎席卷而入，夺了这个邦国，立起一个延续了将近一千年的王朝。

孟子说文王是西夷之人。理雅各又把这一段译错，弄成他来自「西夷附近」——这是对明摆着的事实荒唐的躲闪。文王是周朝的缔造者武王的父亲。第一位帝王的祖父季历，在前朝效力时是一员极了得的战将，屡次把前朝从他本族以外的蛮族入侵中救出来，以至于他的部族在朝廷心里引起的畏惧多于感激，终被帝命所杀。他的儿子昌——后来称作文王——逃过了这个下场，但每逢他给中国这个邦国立了过大的功劳，便时不时被囚禁。对这种待遇他并不公开衔恨，而是温顺地由着一个衰朽朝廷的性子；同时把一切叛乱与蛮族的侵入都当作借口，把对他西方人群的敬畏一锤一锤钉进各邦与各属国心里。然而直到昌死后将近十二年（公元前一千零四十九年），他的儿子发才终于把部族大举纠合起来，扑向中国的地面，抹掉了那个旧邦，自立为武王。

为迁就根深蒂固的成见，这位新征服者得有中国的祖先；于是，正如后来唐朝的开国者挑中老子那个缥缈的身影做先祖，武王也往上回溯到一个稳妥的距离——一千多年前、只有传说覆盖的年代——在一位据说侍奉过上面提到的那位大舜的农官那里找到了一位先人。

这差不多等于查理曼自称是奥丁的执盾者的后裔。从记载里看得出，这个家族实际能上溯的世系不过两百年出头；那时他们的先人是今日甘肃边上蛮族的部落酋长，驻地是今日陕西省的邠州。他们从那一带于公元前一千二百七十五年南迁，进入今日的凤翔一带，在一座至今仍叫岐山的山脚下的周原上定居下来，带头的是一位叫亶父的先祖，也就是「仓廪之父」，大约是因为他把他们从山林里带出来，安置在平原上务农。无论如何，他们涌入中央之国的时候，虽然得到不少中国人的支持，但照《竹书纪年》所记，与周族同行的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族，全都不是中国人；而周族照戴遂良的说法是突厥人。无论如何，他们是戎，是持锛之人；那位征服者上阵时手里就带着这样一件以黄金为饰的兵器。

多亏了这场征服，这个国家复苏了，蛮族被逐或被制服，诸侯听命了；于是，当西边的野人正被同化、周朝越来越中国化、对自己异教的来历越来越不愿恭敬提起的时候，富庶增长了，艺术与文学兴盛了，治理的制度日趋精密，直到登上顶点，而那不可避免的下坡便开始了。随着野人的血从周朝身上繁育干净、混血的血繁育进来，入侵者原初的耐力让位于半开化土著那种疟疾般的昏沉。孔子生在这个王朝下坡时正加着速的时候，而他毕生都用在一桩徒劳的努力上：给那不可避免的事踩刹车，把中国往坡上推回黄金时代去。

他出生前三百年，匈奴在北边与西边出现了，而中国人表示他们对匈奴的看法的办法，是把狗字写进他们给匈奴各部所起的名目里。通古斯的蛮人就住在离这位圣人家乡东去几天路程的地方，并且席卷了北边与东北、东边、南边与东南一带全部的地方。这些人孔子也看不上。他确曾在邻邑的一次政治会盟上碰见过他们一回，大为厌恶。整个南方、长江以外的人，除了今日江苏、浙江与福建北部的通古斯诸族之外，在孔子与他同时代人眼里仍是虫族。顺便一提，正是这些人给中国贡献了许多血、却一点壮气也没贡献，贡献了人口的大宗、大概还贡献了语言的形式；然而在汇成中国这锅大杂烩的各类蛮族里，他们是唯一从未贡献过一个王朝的。上海一带的人是通古斯移民与虫族土著的混血，而那里的方言兼有两支的遗痕。

孔子时代的中国，又一次是一条有限的地带，几乎与黄河河谷重合，西界甘肃边上的山，东界山东半岛的山；而防守的担子又一次落在这一地域边境上那些半中国的部族身上，国家主体里残存的那点精力，则耗在各邦彼此的世仇上，并以输入的野人为辅军。然而孔子遍研古昔，却没有学到古昔那一桩最大的教训；他若得知本国所需要的是再注一股野人的血，得知古人的光荣永不可能由他自己身属其中的这个滞死的国家重现、而只会由东边、北边与西边那些被人瞧不起的荒野之民一波又一波地重新点燃，他是要骇然的。

第十一章历史（二）

周朝终于衰到不能再衰、这个国家又一次濒于瓦解的时候，那救命的一注又是从西边来的一股潮水，走的还是当年周人入侵的那条路。在各个方向上扰了一百年边境之后，秦的人群的首领从今日的甘肃进入平原，于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立起他的王朝，给了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集权的政府。封建之制一举废除，广袤的地面被纳入实际而非名义上的管辖；长城筑了起来，把北边一切被认为值得防守的地面划了出来；而那些颓弱的中国人不敢去殖的边地，则被整族整族的蛮人充实起来，有的是招来的，有的是强迁的。最后，又发动了一场讨伐崇古之教的运动，焚书坑儒，而给各色人等的御令是：「眼睛向前。」秦的武功之名传遍亚洲，最终传到罗马，秦在那里变成了「支那」，今日的国名即由此而来。

秦这个邦国的人口，是藏地边上的人——马可·波罗后来称之为唐古特人——以及匈奴那些突厥部族。他们中间的中国人，大部分是逃亡的罪犯、各路军队的逃兵与政治上的亡命者。那些蛮人全是好战的民族，对中国的传统并无多少敬意；而在他们作为征服者进入中国的好几个世纪之前，他们就已显出那种在严整的纪律之下组织军队的本事——这向来是突厥与半突厥各族的特长。在这一点上，衰落中的周朝并没有效法他们；可是随着他们的力量与名声增长，朝廷便用赐女与封爵赐号来安抚他们的君长。那些从一个衰朽京城的阴谋与混乱中逃奔到他们那里的中国人，在他们那种不讲情面的铁硬纪律之下成了极出色的公职人员——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人向来如此；而这个蛮族之邦对过去不作丝毫让步，只着眼于眼前所需，却演化出一套极其公道公平的治理制度，而这制度把那些野性的部落人约束得比钢镣还牢。一旦自觉在武力上胜过周的王畿，秦便展开一场恐怖的征伐，一百年间把整个中国压到卑屈无地的地步。

兵衅始于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前三百一十二年，一支中国军队在今陕西的丹阳与秦军相遇；照匈奴的规矩按所取首级实数计，中国人被杀八万。前三百零八年，韩国损失六万首级。前二百九十三年，秦将白起攻魏、韩，取首级二十四万。这两国在前二百七十五年又损四万，前二百七十四年再损四万。前二百七十四年，秦将魏冉在数次侵袭中取首级十五万。前二百六十年，赵国在交战中被白起斩五万，随后在长平的一场大屠杀里损失四十万。照戴遂良所说，这大概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屠杀。前二百五十六年，韩国又损四万首级，赵国损九万，连同那九只鼎——「帝国的护国之宝」——一并丢失。韩于前二百三十年被彻底抹掉，赵于前二百二十八年。燕国——相当于今日京畿的直隶省——于前二百二十六年被并，秦的地面由此直抵大海；次年魏国也被收入。到公元前二百二十二年，整个帝国以及帝国以外的许多地方，都落在秦的铁纪之下；再过一年，秦王加上帝号，自称始皇帝。

他在今陕西渭水边的咸阳城里摆起极大的排场，用他的蛮族军队驻防自己全部的地面，在京城立起一支强大的常备军，然后动身亲自巡视他的新疆土。这是一个异族血液大量涌入的时期。秦的诸部落与他们远方的同宗，不但把被他们蹂躏过的地面充实起来，还占住了今日中国境内大片未开发的荒野。在其后那些腐败衰朽的治理的若干世代里，他们作为守卫者、作为远西的拓殖者，替中国效了大劳；可是他们并没有救下那位把他们带进中国的始皇帝的王朝。其实秦始皇登位时，这个帝室已经在走下坡了。

突厥人一旦离开荒野里的帐篷、丢开半生的肉与酸奶的饮食、不再骑马，便再没有比他衰败得更快的了。安逸与奢侈是游牧人的毒药；而秦的君长们一面用重手统治着他们的人群，一面已有好几代沉溺于中国的舒适、美味与女人。始皇帝在咸阳摆起那样的威仪时，他这一家已是将死之身。他虽是个有大主张的暴君，却被迷信与猜疑摆布得厉害，在许多方面是个胆怯的弱者，对那些撑住他宝座的将领残忍而忘恩。长话短说：公元前二百一十年他一死，他那套组织立刻散了架；不出几个月，他这一家绝了嗣，整个中国陷入混乱。他的尸骨未寒，宫廷的阴谋便浮上了台面，朝廷的威信崩塌，纪律粉碎；而缺了一个至高权威所施的纪律，中国便走上她必走的路。

中国多数王朝的性命，是被一个不择手段的女人与一个狡诈的宦官联手断送的。然而秦朝之亡，是亡于一个不成器的少年与一个宦官的联手。始皇帝曾把他的长子扶苏放逐在外——这个人看来是块好材料；他死的时候，身边是次子胡亥与宦官赵高。他们毁掉了他指定扶苏继位的遗诏，伪造了另一道，把胡亥写作嗣君，并痛斥扶苏。那位兄长不是自尽，便是被杀。这位篡位者接着便以屠灭全家——连最近的亲属也在内——来开始他的统治，好叫自己没有对手。他父亲的旧臣自然弃他而去，军队离了心；公元前二百零六年宦官赵高杀他时，没有人替他报仇。他的侄儿、死去的扶苏公子之子子婴，被这宦官立为帝；而当赵高来宣告诏书刊布时，子婴用一把刀杀了这个恶毒的赵高，算是恰如其分地替父亲报了仇。

子婴若早几年登位，这个王朝或许还能活下去；可是纪律没有了，军队没有了，国内被成群的巨寇席卷，秦的旧军各股也纷纷附了过去。不到半年，其中一股由刘邦率领的十万人——刘邦后来创立了汉朝——进了京城；子婴无力防守，几乎是独自出城去迎那群劫掠者。他受到了和善的接待，并没有发生什么暴行；可是紧跟着刘邦而来的是另一个草寇，带着四十万人，其中包括秦的部族军队的大宗。子婴被杀，全家被灭，宫殿被焚，京城被劫。这便是秦的终局，也是汉朝建立之前四年无政府状态的开端。

想一想：从周朝之始——也就是可靠的成文历史之始——直到今日，只有两个可称为纯中国出身的王朝，即汉与明，统治过一个统一的中国（三千年里合计不到七百年）；由此可以想见，中国人对创立汉室的那一家是何等得意忘形，而史家在对那个时代的事件作中听的诠释上，又走到了何等地步。他们这番工夫的结果是：北方的中国人至今仍骄傲地自称「汉人」，并且以为汉代是一个纯而不杂的辉煌时代。带着这一点，把这个王朝的历史持平地检阅一遍，是值得的。

开国的刘邦并不是今陕西西南那个韩国的人；他是在秦朝最终崩塌之后、加上帝号之前，才做了那个邦国的王。他生在今日江苏北部徐州府一带。他是个粗鲁、全然不识字的乡下人，起初是个摆渡的，后来在南方一个邦国里当兵；再后来当强盗既吃香又有利可图，他便在本乡拉起一支人马，成了在这个分崩离析的帝国各处活动的众多巨魁之一。刘邦所出的那片地面——照今日的地图，包括江苏北部、山东南部、河南东部与安徽北部——是通古斯淮夷故土的腹心，而在刘邦的时代淮夷还没有被完全同化。这一带两千多年来出产、至今仍在出产的两样大宗，是兵与匪。同一带后来又出了明朝的开国者；再后来出了那支在李鸿章统带之下、靠外国支持打垮太平军势力的军队；一九二三年又出了临城的那伙土匪，他们因劫走若干外国人、扣着索赎而出了名。这个族类的壮气是无人能驳的：它给了中国两个伟大的本国王朝，又从有史以来一直是其余一切王朝肉里的一根刺；然而刘邦那样、或是临城成名的那个刘某那样结实的无赖，不大是读书人的中国引以为荣的。

刘邦当然没做过什么讨孔门之徒喜欢的事。读中国史的提要，通常会得一个印象：汉朝的统治者是以撤销秦朝对神圣经书之禁、并把孔门文人恢复到他们在事物秩序中应有的位置，来开始他们光辉的事业的。事实上刘邦与秦始皇一样瞧不上腐儒的传统，既没有把书还给他们，也没有对他们有过任何照顾。恰恰相反，他做强盗的时候，以羞辱读书人为乐，惯于把遇见的任何一个读书人的帽子一把抓过来，然后——他拿那帽子做的事，这里讲出来未免太不雅。很难设想一个哪怕是下等的中国人会对饱学之士采取这种态度；几个月前作者在徐州府听人说，照当地一个顽固的传说，刘邦是淮夷的部落人——这个关于读书人与帽子的故事立刻跳进了他的脑子。无论如何，他一半凭胆气、一半凭狡计登上了帝位，立起一支统治广袤地面达两百年之久的世系——确切说是到公元二十五年。至于他与他的后裔治理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

刘邦头一桩差事，是从那些草寇之王与侵占了秦地的蛮族手里把秦的地面收回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收回来的邦国，他交给自己的至亲看管，把他们抬进贵族之列；其余的则只好满足于名义上的归附。国内大致安稳之后，他想把匈奴赶出他们落了户的北方诸省，却在太原府附近被打得极其狼狈，差点被俘。他断定匈奴他对付不了，便提出把自己的一个女儿献给蛮族的单于，买来和平与盟约；而盟约一经批准，他却拿后宫一个模样不错的女子蒙混了那个野人。为稳住自己的位子，他把所有的部属、那些帮他赢得帝位的较小的草寇头目，统统除掉，只信自己的亲属——而这些人是出了名的坏官。

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他的儿子惠继位，年方四岁，由吕太后摄政。这个女人嗜血残忍到骇人的地步，她的名字至今为人所唾。刘邦安插在各处的众多亲属、以及他信得过的随从，她一概杀掉，换上自己家族的人。她的儿子十一岁上死了，她便立一个养子登位；随后厌倦了做戏，把他杀了，自己登上帝位。公元前一百九十一年，她成批撤销了一些秦朝的法令，无意中解除了研读经书之禁；所以孔门之徒的学术复兴与他们自己的声望，还得归功于她。

中国很少被治理得比她在位时更坏；老太婆于公元前一百七十九年识趣地死去、让位给刘邦的另一个儿子时，这个国家已在崩溃的边缘。那位儿子加上帝号，是为文帝。这位统治者把这个帝国维系住，靠的与其说是才能，不如说是好脾气。他的不识字与无知，以及他那些声名狼藉的荒唐行径，使他全无威望；但一副和善的性情替他赢得了拥戴，他在位二十二年，把这个邦国撑住了。他的节俭减轻了国库的压力，国内渐趋富庶。他的儿子却是中国历史上的恶人之一。他招来七国之乱，又想把责任推开，拿一位大臣当替罪羊处死。那位把他从叛军手里救出来的将军，反倒为此获罪见辱。然而公元前一百四十年，武帝以十六岁之龄登位，在位五十四年；在这期间，中国把她的影响伸进了从前无人知晓的地方，国势胜过同时期的罗马，而且与罗马在亚洲的属地几乎接上了头。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至前一百一十一年间，华南土著民族的大部分被征服，中国的军队深入他们的地面直到今日的广州，并与今日的法属印度支那通了往来。

对匈奴发动过几场极大的征伐，然而场面大于成效。尽管如此，中国守住了今日的甘肃，并保住了经突厥斯坦的南道商路，使一支中国军队得以在公元前一百零一年抵达中亚的粟特，并为日后与匈奴其他敌人结盟铺了路——这些盟约在后来的年月里于中国大有裨益。为减轻国家在边境上防守的负担，边远的好战部落被招来占住一些边地；另一些边地则由城里的下三滥去殖，他们被成群地发配出去，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学种地、学打仗，或者饿死。

对匈奴的远征始于公元前一百三十三年。头两场大征伐花费浩大，却一无所成。第三支军队被围，主将被俘。第四次，中国人号称杀了匈奴九万，自己却折了十一万。此后十年间，中国得了一些地面，却失去了她最好的两员大将李陵与李广利；两人都是在被游牧人重创之后不敢回朝，于是投了匈奴，在匈奴中做了高官。他们在中国的家族，自然照当时那种可爱的惯例被灭了门。

尽管中国从秦朝那里承继了大量的善战之人——既有入侵者也有屯殖者——汉朝的皇帝与朝廷却腐败到不能把这些材料用到极致。皇帝本人是出了名的荒唐；他在位期间，朝廷因他扶持最粗鄙的道术、因无休止的阴谋与反阴谋、因血腥的仇杀而蒙羞。有一回他害病，被人说动相信自己是中了巫蛊，于是在他那些术士的指点下，把数不清的人拷打，把成千上万的人处死。那个为这些罪行负责的道士，被一位世袭的王侯所杀，而这位王侯一家曾被皇帝下令在市上腰斩灭门。他逼死了太子的母亲，好让日后没有太后摄政；而他直到临终都荒淫、迷信、残暴。他的继承人们，越少提越好。他的儿子昭帝被宫廷的阴谋淹没，一事无成，二十二岁上无子而终。下一位刘贺，荒淫到被迫退位。再下一位宣帝，把全副时光用在宫廷的阴谋与对匈奴软弱的交涉上。再下一位元帝是个低能儿，政府由他的宦官们构成。再下一位哀帝是个性情乖僻的人，他那些荒唐的行径至今还是读书人圈子里的丑谈。平帝在幼年被太傅王莽毒死；王莽招来四面八方的叛乱，却设法一一镇压下去，随后自立为新一系的开国皇帝（公元二十五年），却仍沿用汉这个朝号。

刘邦后裔的生涯就这样完结了——而中国人对他们得意得没有分寸。这些统治者品性之恶与朝廷之腐败，即便不胜过尤维纳利斯所讽刺的那个衰朽的罗马，也足以与之匹敌。这个帝国在各个方向上的扩张，是用极其巨大的人命与财富换来的；而那些成功的征伐，大半是靠边地诸邦混血的骑兵打赢的。中国本部的步卒在机动而难以捉摸的匈奴面前不过是一群绵羊，只在制服南方的「虫」族时才有用。李陵之所以被击溃、被迫投到游牧之王麾下效力，正是因为他企图用一支混杂的南方中国部队去对付匈奴。

王莽的王朝自公元二十五年统治中国至公元二百二十年，所呈现的景象并不比在它之前的那个更叫人振奋。中国的将领在中亚与中国极南都很活跃；然而匈奴之败——中国人把功劳算在自己头上——大半要归于中国的使者与中亚各族所结的盟约，那些民族本来就在与游牧人交战，而大部分仗是落在他们身上打的。再者，南匈奴与西北的匈奴有仇，给中国人提供了成群的骑兵，去在自家的地面上攻打同族。精明的中国外交家班超把中亚一切匈奴的敌人联成一个大同盟，并指挥他们的征战，使中央之国损失极小，还取得了一大片由各色非中国人居住的地面，而他自己做了那里的总督。然而从朝廷那一面看，中国所得的治理，与刘氏治下一样，仍是出自狠毒的太后、宦官、弱者与低能儿之手。在这一时期，佛教被正式引入，道家随即遭到迫害，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被屠杀；孔门的经书被编定，取得了今日的形式与诠释；还有一小群异端的哲学家兴盛过一阵。在汉朝载籍所记的终局之前三十年，政府就已不再运转，骇人的无政府状态笼罩着。公元二百二十年，中国裂为三国；此后除了隋朝那二十多年之外，一直到四百年后唐代开场，才重新统一。

在这四百年里，当时真正的中国被突厥、通古斯与藏地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地席卷，他们彼此争夺控制权。他们全是结实的战士，其中许多还是好的统治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作为统治的种姓登场，兴盛一时，被那片总的泥沼吞没，然后被更新鲜、更强健的血所取代。通古斯的拓跋（或称魏）在与中国人、以及与在中国地面上立足的各色蛮人打了四五十年仗之后，在中国开出了一个像样的帝国，并在五世纪中叶眼看就要把这个国家重新统一；然而他们一心要在一切事情上变成中国人，而且成功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走上了他们一切前人与对手的老路，不到一百年便分裂、湮没、被人遗忘。

公元四世纪末，有一群匈奴以大汗沮渠为名，在今日甘肃极西北、南山以北的甘州一带定居下来，变得多少可以驯服。统治他们的是沮渠的一个后裔，名叫罗仇，他投在一个藏人吕光麾下效力；吕光在那一带按中国的路数立了一个「帝国」，国号凉。这位藏人「皇帝」年事已高，对他那杂凑的部众已经抓不住了，于是罗仇的一个兄弟劝他推翻这位统治者、自己夺取帝位。这位人群的首领答道：他宁可受人忘恩，也不愿自己忘恩。此后不久，这位藏人皇帝无故把他杀了。一支匈奴的军队在丧礼上集合起来，死去的首领的侄儿蒙逊继任首领，就这桩暴行向那些未经驯服的游牧人慷慨陈词，劝他们自立一个帝国；他当场被推为帝，并被推为讨伐吕光的军队的统帅。这个藏人的政权轻易便被推翻，公元三百九十八年，蒙逊取吕光而代之。

他看来是个好统治者，除非邻人来扰他，否则从不给邻人添麻烦；而邻人来扰时，他通常轻而易举地把他们那些小小的地面并了过来，并给他们一个比从前更好的治理。然而公元四百三十二年，一位通古斯的魏王——当时正忙着把华北西部纳入自己一统之下——遣使到蒙逊这里来，要他交还一个在这匈奴人后宫里的亲戚；对这个要求，匈奴人的答复是把使者杀了。一年之后，蒙逊病重不能理事，这群人觉得他的儿子菩提太年幼，便抬出统治者的兄弟牧犍。牧犍立刻就杀使一事向魏的「皇帝」谢罪，两边的关系看来又和睦起来；可是魏帝觊觎那片地面，心想它必定值得并入版图——既然那些坐不住的匈奴人甘愿待在那里，而且看上去过得很兴旺。

于是公元四百三十九年，魏帝组织了一支远征军去打那遥远的西北。与一切凭苦战在中国赢得王国的游牧人一样，匈奴人已经松了纪律，把防守的事交给了四支通古斯部落，共有三万战士，他们曾准许这些人在自己的边境上定居。魏的通古斯人在攻打匈奴的国都之前，自然先向这些游牧的同宗示好，取得他们的支持；于是他们接管了一座不设防的都城，把匈奴的皇帝作为囚徒带回自己的都城。牧犍的一个兄弟无讳后来想夺回帝位，却被赶到西边去，在吐鲁番立了一个王国，又延续了三十年。牧犍被带到今日藏地边界上的西宁府，在那里被纳入家族，娶了那位通古斯统治者的女儿。可是他太不见外，盗了宫中的府库，当场被拿住，只好自尽。从此以后，将近三百年间，匈奴大汗沮渠的后裔在中国政治的舞台上只扮些小角色，很难追索；然而那位人群之长蒙逊的一个直系后裔，在六世纪末成了今日山西地方一个相当大的人物，再稍后便创立了中国一切王朝中最光辉的一个——唐。

第十二章历史（三）

李渊封唐国公，是沮渠蒙逊的后裔，在隋朝第二代、也是末代皇帝、那位穷奢极欲的炀帝手下做官。隋朝国祚短促。看来他惯于治理那些住着所谓驯服蛮夷的州郡，而那些地方正挨着不那么驯顺的突厥——中国盟友——纵马驰骋的草地。他头一次出现是在六一三年，做环江流域的刺史，治所在今甘肃东部的庆阳。六一六年他调到山西的太原，受命管辖汾河流域——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这条河谷都是许多突厥部落入中国最爱走的大路。那时隋朝已经衰了，炀帝几乎放弃了把江山维系在一起的努力。六一五年，有个心术不正的官员同一个叫李洪的人有仇，便把皇帝为之心神不宁的一个梦解作：有个姓李的人要倾覆这个帝国。李洪的「洪」是洪水的意思，而皇帝梦见的正是京城被水淹，于是他立刻疑心李洪有异志，把他除掉了。然而凡姓李的都在疑忌之列，自然人人不安——这位大可汗的后裔李渊和他几个儿子也在其中。

李渊的次子李世民早看出隋朝要倒，一直留神要尽量从中取利。六一七年，太原以北的突厥部落照例又下来劫掠他们驯服的同族，照职分该由刺史李渊去挡；他派出去的一员将领大败而回，而按当时的规矩，刺史是该自尽的。李世民抓住这个机会——其时皇帝正在扬州游乐——劝他父亲说：与其自尽，不如请那些游牧的人来相助、径取天下，这要明白得多，何况皇帝对凡姓李的人都这样敌视。李渊起初还大谈职分，扬言要把李世民拿下，可是不久就默许了这个打算，因为那时半个天下已经反了。

于是突厥人受邀把沮渠可汗的后裔扶上中国的皇位，他们欣然应允。京城轻易就拿下了，做了一场把炀帝废掉、立他儿子的戏，到六一八年这场假戏也不演了，李渊就做了唐朝的皇帝。不过这一着并非无人来争：这位新皇帝要除掉的对手总有十来个，他那些突厥的支持者着实打了许多硬仗，他的地位才稳住。李世民是他政权与征战的台柱子；过了几年，父亲便禅位给他。这位儿子平定天下之后，于六二七年上尊号为太宗，从此开始了中国任何一个公卿都不曾有过的最辉煌的一段事业。唐朝有几代是世上最强盛的一个王家。它的朝廷是各国使节殷勤往来之地，而这些国家的名字中国人从前几乎不曾听过。亚洲一切宗教都在京城设了寺观教堂。水陆贸易兴旺。这个帝国不久便西起咸海、东至朝鲜半岛之端，北起西伯利亚、南至马来半岛。日本人派兵来阻挠唐朝取朝鲜，大败而归。境内到处是外国商人、舶来货和新思想。

把李氏抬到帝王之位的那些突厥部落后来变得骄横难制，不过很快就被按到自己的位子上去，而且在北方、东北与西北的征战中成了极有用的边兵。有一位波斯王逃到中国避难，他的儿子还入了中国的官。曾有三千阿拉伯人被调来打吐蕃，伊斯兰教从此在中国立住了脚。景教也传了进来，流布甚广，在鞑靼人中间尤其如此。道教是国教，而佛教徒有充分的自由，儒者也受到优待。李氏这一家别的不说，总是宽大的。

然而头几代皇帝虽有这样的光荣、中国在他们手里虽得了这样的声望，这个统治的家族却正走在败亡的路上。孱弱的君主、有权的太后、工于心计的妃嫔与宦官，一个个走过台前，仪态一次比一次不成样子。八世纪中叶，一个鞑靼人安禄山闹出一场大叛乱，皇家只好躲进山里。回纥突厥从西边赶来，才把局面救住；可是颓势并未止住。李氏的血脉已经冲得太淡，再生不出一个真能治事的人；驯服的突厥人又太驯服了；而边境上那些粗野的游牧部落却正在恢复胆气，渐渐不再把沮渠可汗的子孙放在眼里。到九世纪末，撑住这个皇位的唯一一根像样的柱子，是一个住在山西以北、长城之外的突厥人；他统着一支以黑色战袍著称、人称「鸦军」的劲旅。

满洲与东蒙古的通古斯诸族又一次向中国涌来，他是挡住他们的人。中原的盗匪聚得势大，竟向京城进军，皇家又躲进山里；可是李克用（突厥人称他为雅尔克云）带着他的鸦军赶来，三下五除二把盗匪收拾了，把那位本不配坐皇位的末代皇帝重新扶上宝座。照中国的一贯做派，他冷落了自己的恩人，反倒抬举一个从前的匪首——正是那人把他的日子弄得惊心动魄的。这个孱弱的人死于八八八年，他的弟弟继位；这位弟弟制不住宦官，便召那个被抬举起来的前土匪进宫，把宦官大杀了一场。这个恶棍朱温从此做了主人，逼皇帝迁都，九〇五年把他杀了，立一个小孩，到九〇七年又把小孩杀了，好让自己称帝，做了他所谓一朝——后梁——的头一个皇帝。十来个小国宣告独立，他手上就有十来场仗要打；可他最怕的还是那个突厥人李克用和他的鸦军。他曾出兵去打他们，还拉了燕（北京一带）作盟友，结果吃了败仗，虽然那时李克用已经死了。李克用的儿子乘胜把燕灭掉，又侵入新立的梁朝。

前土匪朱温被他儿子杀了，这个儿子又被他兄弟杀了，这个兄弟在鸦军把他的大军彻底打垮之后又被他的侍从杀了。李克用的儿子随即立了一个短命的朝代，叫作后唐。此后又有三朝相继，这段时期乱得不成话，史称五代，前后共六十年。

其实，中国的史家虽把他们政权的统绪一直追到九六〇年所建的宋朝，又假装不理会北方那几个蛮族的政权；可是在那以前号称中国本部的地方，直到十三世纪后半叶蒙古人征服了亚洲大半和欧洲一角，才重新归于一个政府之下；而要统一在一个中国人的君主之下，更要等到一三六八年。那些最古的省份里的百姓，不是被蛮族统治、并且被他们大批取而代之，就是向他们重重纳贡；而中国人的宋朝则大半时间流亡在扬子江以南，势力只限于从前被人看不起的「虫豸」之民的地面上。

有一支通古斯种，从东蒙古与南满的辽河一带来，在中国立住了脚，而且早在宋朝建立之前三十年就把北京做了京城。这些人自称契丹（中国在突厥语与俄语里的名字、以及我们所说的「卡泰」，都由此而来）；不过几年，他们就统治着华北自海边几乎直抵西藏边境的一条地带，并且南下推到了黄河。宋朝的京城在开封府；虽有若干小邦肯听这新朝的号令，可今天的法属印度支那一带立刻脱离而去，契丹也越发咄咄逼人，到一〇〇四年宋朝的皇帝只好出钱买和，答应每年给二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换一个安生。不过中国人的「面子」照例用一点卑琐的法子保住了：往来文书中宋帝称兄，契丹之主称弟；蛮夷既不以为忤，大家便都欢喜。又过了四十年，宋在华北的地面更小了，而且要向西北新兴的党项人的西夏诸国每年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茶二十五万斤；夏王则答应守和，并称宋帝为「父」。契丹的国势仍旧靠着蚕食宋朝而壮大，宋朝实在无从抵御，正在四处物色一个肯替他们打仗的盟友，十二世纪初又有一股通古斯人从满洲涌出，中国人大喜过望。

这些新来的人就是女真，他们同中国人的交往始于一一二〇年。中国人约定：女真若把契丹打垮、把失地还给宋朝，那笔每年的贡——或者照他们的说法叫「岁币」——就归女真。约里还有一条：女真在别处牵制契丹，中国人自取北京。这些新来的人对付契丹毫不费力。契丹早已失了蛮族的锐气，照中国的样子过起舒服日子，同中国人大加混杂，哪里是旷野里来的蛮族的对手。然而他们对付中国人还是绰绰有余：一一二三年中国人想践约去取北京时，契丹正在别处同女真死战，宋朝的军队却吃了一场极丢脸的败仗。

女真这些蛮族自然不肯履约，只割了一小块他们已经抢光了的地方，而且除照旧纳贡之外，还索要每年一百万贯钱——合银一百多万两。

过不多久，女真自然就找到了南下的借口，宋朝的京城开封府轻易被围。皇帝逃到扬子江以南的镇江；蛮族索要巨额赎城之资。中国人却一味讨价还价，直拖到蛮族粮草将尽，便很乐意地带着二百万两金、五百万两银暂时退兵。第二年（一一二六年），中国人既已背约，开封就被抢了个精光；皇帝和一位已经逊位的太上皇，连同各自的后宫，都被掳往北方；嗣君恰好那时不在京城，便撇下北方，先在南京、后在扬州自立，不久又被女真一军从扬州赶出，一路追逐，最后躲到浙江沿海一个小岛上才算有了栖身之地。不过蛮族并不想占据华南，连扬子江以北的几个省也不想要，都交给归附他们的中国人代管；于是宋朝又爬回南京，恢复了往来与纳贡。

十三世纪初，女真像契丹一样染了中国的习气风尚，走上了下坡路，这时同成吉思汗那支无敌的蒙古军交上了手，在他们面前节节崩溃。没有骨气的宋朝君臣自然竖起耳朵，开始同蒙古人往来致意。他们很高兴：又有人可以替他们打仗了。一二一四年他们索性不纳贡了，因为女真忙着对付蒙古，没工夫来逼。一二三四年他们同蒙古结了盟。到一二三五年，蒙古已是整个华北的主人；宋朝皇帝带兵北上到开封府去会这些征服者，要求分一份战利品，结果只因为蒙古人正忙于亚洲别处、腾不出手来专攻华南，宋朝才又至少在名义上多存了将近四十年。一旦认真用兵，忽必烈自然三两下就把南方解决了。

蒙古人在北京统治着有史以来名义上归于一人之手的最大帝国。论人数，蒙古人并不算多；可是他们从一开头就显出了非凡的本领：善于组织军队，善于把别人招到自己麾下为己所用。凡稍有战斗力的突厥与通古斯部落，一概被征服、被编入蒙古军中。他们的队伍里渐渐有了波斯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实在说，亚洲一切民族都有，甚至还有欧洲人。凡能在工程队里出力的工匠，他们从不屠杀；对外族的学者、科学家与政治顾问，他们优礼有加。人们还记得：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曾在忽必烈汗治下的中国做了多年的官。一切宗教都受容忍，贸易受提倡、受保护；凡外国人能做蒙古人自己做不了的事，便受尊礼、被派了差使。这种态度同中国人那种积习已久的仇外恰成鲜明对照，因此中国人在蒙古朝廷鼎盛之时影响很小，似乎也不曾怎样参与治国之事。在马可波罗所到过的各族之中，只有他们那些显眼的风俗习惯不曾引起他的注意。他甚至不把他们当作一个种族来看，只提到北方的契丹和南方的土著（蛮子）。他对他们的文字、他们汗牛充栋的书籍、他们喝茶、他们吃饭的方式、妇女的缠足、以及他们的礼仪，都不加注意。他们只是被当作一群被征服的百姓而置之不理，他们的所作所为引不起他的兴趣。

除了许许多多像马可波罗这样的雇员之外，大汗在北京还养着一支名副其实的外国人大军作他的近侍。戴遂良说：「他有阿兰人三万，其中一千人是他的亲卫；俄罗斯人一万；格鲁吉亚人一队；克里米亚人一队；还有娼妓两万。」中国的读书人，忽必烈汗不能不用，好让他们在治理被征服者时做中间人；可是他似乎从来不曾被他们的传统所左右，也不曾沾染他们的偏见。然而他的继承者于一二九五年即位时，同中亚的蒙古族人已经疏远到这个地步：他觉得讨好中国人、借尊崇孔子来博取读书人的欢心，是合算的。中国文人得了大半的行政位置，便照中国的老样子尽量从中取利；不过这位皇帝身上鞑靼气还够，知道怎样直截了当地动手，单在一三〇三年一年里就贬黜了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可是他开了遵行中国礼制的风气，从此与其说是统治中国、而中国不过是诸多附属之一的一位蒙古大汗，不如说彻头彻尾是一位中国皇帝了。

这就是终局的开端。下一位君主于一三〇七年上台，不是由各部推举、经诸王与将领认可的首领，而是照地道的中国法子——两桩谋杀加一场篡位。蒙古人既不喜欢他，也不以他为荣，于是他殷勤笼络中国文人；他论孔子的意见，寥寥数语，至今还被读书人推为前后无与伦比的、对圣人学说的精辟发挥。随后他又巧妙地讨好了佛教徒，在中国的党羽便强到足以让他在一三〇八年称帝。此后四十年，蒙古在中国的权力迅速而确凿地衰落下去。蒙古人无论贵贱都照中国的样子享起福来，纪律松弛，组织散了架。

从一三五〇年起，海盗与土匪便大为得意。一千五百多年前出过汉朝开国之君的那片有名的匪区——古时通古斯淮夷之地、也是扬子江以北最后抵抗蒙古征服的一块中国地面——于一三五二年又出了一支可畏的大军，首领是一个叫郭子兴的人。他手下有个年轻的佐将，是个还俗的和尚，名叫朱元璋，后来接他做了这伙人的头目。这个后生出在安徽，离汉朝开国之君刘邦的故乡不远，家里很穷。他的亲族都死于一场饥荒，十七岁上成了孤儿。他进过佛寺，可性子太好动，待不住，不久就落草为寇。一三五七年他同伙伴们在江苏上海与南京之间大举起事，取了许多要城，随后渡过扬子江，取了扬州，进而威胁北方。与此同时，汉水流域与长江上游也有一支同气相应的队伍在推进；山东的团练则经朝廷许可而编成，于一三五八年反戈相向，一路横扫，直打到离北京一日路程之处。然而朱元璋成了最大的人物；在前后十五年的一连串战事里，他除掉了好几个可畏的匪雄对手，征服了从广州到蒙古边境的大半个中国。一三六八年，末代蒙古皇帝在二十五万马军攻下北京前夕逃出京城；同年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第一位皇帝。他在南京开国，在那里统治中国三十年。他死后，他的兄弟把他年幼的孙子撇在一边，名义上摄政几年之后自己做了皇帝，一直做到一四二四年，由他从前被废的侄儿接位。

其时京城已经迁到北京。这位新君极受文人称颂——他优待文人，对他们深信不疑。可是他只活了几个月，可供评判的记载很少。至于他以后的那些人，他们真实的历史说得越少，于中国的名声越好。中国从来不曾被一个比他们更无能、更糊涂的世系统治过。到十六世纪中叶，蒙古诸王在北边各省骚扰；中国与日本的海盗在沿海各省抢得不亦乐乎；中国的土匪在中原称心如意；满洲人则从东北威胁入侵。满洲人在一六〇八年由大首领努尔哈赤统一成国，一六二九年越过长城，直打到北京城下，把京畿一省劫掠了一遍。一六四四年，一场饥荒之后，陕西一大群土匪在一个叫李自成的首领率领下向北京进发。

两百多年来，这个国家一直是宦官与妇人在治；皇帝和他的朝臣忙着跟上宫中的倾轧与阴谋，哪有多少工夫理会政事。土匪因此很容易就打到了京城。一支又一支军队在他们面前像烟一样散了。皇帝军中唯一像样的将领吴三桂在山海关挡着满洲人。北京被攻下、被洗劫。皇帝把自己的妇人杀了，然后自尽；李自成一时成了中国之主。吴三桂全家死于那场大屠杀，他知道明朝已完，便请满洲人同他合力剿匪。满洲人照办了，而且不多久连中国也一并征服，立了清朝；清朝同本土的明朝一比，倒给中国出了几位最有才干、最明白事理的君主。一九一一至一二年的革命以宣统皇帝退位告终；而宣统不久前还被一个暴发的军人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此人以大张旗鼓地自夸信奉基督、以及处心积虑地出卖中国最有胆气的军人吴佩孚，而名闻国际。

满洲人入中国时，智力同中国人相当，胆气却高得多，而在开创新局上的魄力与精力更十倍于中国人。他们酷爱马、犬与鹰，喜好骑射与武事，求知之心无穷，而且大体上为人厚道、宽容、脾气好。早期的几位皇帝不肯把自己关在宫里耽于奢靡、阴谋与淫乐，而是不断巡行，亲眼看看帝国的情形，或者在荒野里冒着性命之险打猎。只要他们在生活与思想的方式上还是外来人，他们就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统治阶层。一旦他们开始宁取软榻而不取马鞍，把中国话当作日常往来的工具，又丢开直截了当的思考而去学中国人那套曲折闪避的诡辩，他们就开始往下走了。上个世纪中叶，他们陷入泥淖的迹象照例显现出来——大规模的暴动与匪患。他们此后的历史，凡对中国有兴趣到肯读这篇文字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太平天国之乱、以及同外国人的几次交手（终于在一八六一年以英法军队攻占北京、朝廷逃往热河而达于顶点）、再加上西边那场最后靠大批蒙古雇佣兵才平定下去的回乱，使满洲人因自知孱弱而满腹怨毒；他们眼看脚下的地在松动，便以同中国人共有那股强烈的仇外之心来显示自己的软弱，并且在一九〇〇年乐得去支持本是反朝廷的义和团，把它的矛头转向外国人。此后的事构成眼下局面的近因，不属于本篇所论。

即便是这样一篇简略的历史梗概，也足以把近几年中国所发生的那些怪事解释得相当圆满，并且为可能的将来提供几条线索。有几个结论明白到不能再明白，笔者只是照例复述一遍而已。

中国在她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被治者同意的政府这样一种东西。中国的百姓从来不曾直接地、或通过代表选出过一位统治者；每逢改朝换代，这片土地连同地面上的人，都是一场无限制的混战中给胜者的彩头——而胜者之所以证明自己配做统治者，靠的是手腕高强而不择手段地施用暴力或诡计，或两者兼施。理性在中国各朝代的缔造中绝对没有起过作用。每一位开国之君登上宝座的唯一一张明白的凭据，就是优势的武力。对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无论好坏，中国百姓从来不曾造过反。他们绝不同优势的武力斤斤计较。而温和的政府，无论好坏，向来苦于不服管束，因为中国人最爱同软弱的人斤斤计较。

第十三章历史（四）

三四千年来中国的君主凭以治天下的天命，从来不是对德行的酬报，而是落在强横无情者头上的福分。中国的朝代并不是因为坏、因为奢侈、不公、败德、残忍而垮台的；它们垮台，是因为弱，因为抓不住，因为纪律松了。强横无情的皇帝只消低声下一道令，最骇人的暴虐便可以借他的名义在帝国最偏远的角落里施行，而听不到一句造反的怨言。可是那位仁厚而孱弱的君主，不过想到邻省去收一点税，就得守着京城的门去抵挡一群狂叫的乱民。中国的百姓在纪律之下向来驯顺，哪怕那纪律残酷严峻而不近情理；一旦由着他们的性子，他们就向来桀骜不驯，不管统治者的用心何等温和仁厚。京城里有一位手腕强硬的主子时，中国的官员向来办事得力、行止谨慎；一旦没了约束、行动自由，他们就办事不力、营私而贪墨。

历史就是这样替中国预备好了民主与「民族自决」。中国向来是在手腕狠辣的统治者底下兴旺、昌盛、强大起来的，而在手腕温和的统治者底下陷入混乱与黑暗。除了几千个零零散散、在公共事务上没有多大分量的人之外，中国人无论受过教育还是不识字，没有一个预备好去懂得「被治者同意的政府」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一个预备好去懂得：若不是在贬黜、肉刑或死刑的阴影底下，凭良心去尽公职的本分是怎么一回事。过去的治国之道留给良心的，几乎等于零。中国是靠恐惧治的；一个再不能叫人害怕的政府就垮台，而在一段或长或短的可怖的无政府之后，迟早让位给另一个——建立它的那个人，已经把脑浆与鲜血溅得满地都是，足以叫人人相信他可怕，因而可敬。

既独立思考而又不失清明，是一桩非经训练与历练不能得到的本领。既独立自由地行事而又有像样的自制，也是一桩非有相当的预先教育不可的本领。一个饿极了的人，放他进一间堆满食物的储藏室，几乎总要吃撑。获释的奴隶惯于滥用他的自由。牧师的儿子一出门，便闹个天翻地覆。在主日学校里长大的头脑，一进波希米亚的圈子就撒起野来。还俗的修女不做扎扎那样的名妓便什么都不做。发现了金矿的牛仔用大票子点雪茄，给餐馆女招待买镶钻的头冠。那么，一个民族从三千年暴虐禁锢的思想、以及更长时期的恐惧统治之下被放出来，它的思想与行动若不奔到放纵无度的野路上去，那才真是一个罕见的民族。民主与思想自由是两桌盛筵，把一个没有被慢慢预备过来的饿殍领上席，是极大的蠢事。

盎格鲁撒克逊各民族自基督纪元之初起，一直在朝着他们今日所享的那么多行动与思想的自由做功夫，而他们运用这些自由的样子，至今也并不总是叫人起敬。中国人却根本不曾经过任何演进的时期：几年以前，他们在思想上、在政制上还同基督纪元开头时一样原始——随后忽然发现自己有了民主之福，面前摆着一桌异端与二十世纪种种「主义」的盛筵。中国眼下的局面，唯一叫人诧异之处，是它还没有更坏。倘若寻常中国人身上有寻常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作恶的精力、那种行凶的胆气、那种撒野的本事，中国住起来就要难受得多，我们这些在华的西方人不是早被宰光了，就是眼下正在远处观赏一场壮观的焰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使中国的将来显得这样无望的，正是竟然没有出什么事。除了病态的人不算——而且这同神学家的说法相反——大多数正常人作恶的能耐同行善的能耐大致是相抵的。一个被动的人，从来不曾被强烈地推去犯罪，也多半不会给同类带来什么大福。大罪人成大圣人；而像我们这样靠大胆的海盗行径、不顾死活的冒险、疯狂的豪饮和惊天动地的罪行而崛起的民族，追起那些捉摸不定的理想与属灵的鬼火来，热忱也总是最高。中国比较起来的驯顺、她那没有受过自治训练的群众的被动与冷漠——而且是在这样有利于发疯作乱的情形之下——都是些品性的指标，在西方人看来，并不使人对她的将来生出希望。不过这一层容后再说。

我们把中国的历史匆匆看一遍，还会看到：统治过统一的中国的，从来只有蛮族部落的首领、靠半开化军队立国的蛮族后裔之家，以及两个出在中国最有名的匪区、带着一班土匪邻人的农家恶棍。这当中必定有点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在几个无能的君主让百姓有机会撒野之后，要建立那种控制中国所不可少的恐怖统治，这位想做「天子」的人必须是个有血性的人。第二层意思是：要在一片广土上来回杀出路来、花上几年工夫把一切对手除掉，他必须精力过人、筋骨极强；而要使雄心不坠、在歇息之前把事情办彻底，他又必须有大见识、有充分的想象力与道德上的胆量。他还必须是个懂得怎样赢得并保住人心、怎样驾驭人的人。中国在同蛮族军队的角逐中，所出的、能得天下并传之子孙的人竟如此之少，这就足以证明：自有史以来，中国就缺少配去征服她、统治她的人。在一个积习被动的民族里，出一个有血性的活动家，是惊人的现象；在一个认定做学问、有财有位的头一桩大特权就是身体舒服的民族里，一个厌恶体育、对体弱全不以为耻、见了漂亮体格所生的兴味不过同见了一头三条腿的小母牛或一个罕见的大瘿子差不多的民族里；在一个几百年来把妇女的脚弄残、还要在她们可怜地一瘸一拐地挪动时说那是风姿的民族里——人们只能指望在辛苦劳作的农人身上找到筋骨与精力。世世代代做传统的奴仆、几十代一味照着过去描红的人，养不出多少有心智上的首创、有想象、有大见识的儿子。从来不许设想自治、从来不曾被劝勉去「思而后从」、而永远只被喝令「凛遵」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赢得大批自由恶汉的效忠与拥戴的——那些人有血性，敢去落草；而把那种至关紧要的纪律加在他们身上，更非他所能。一个人，他的祖祖辈辈在鞭子的威吓下唯唯诺诺、一脱监视便放肆胡闹，他们行止端正的唯一动力只是怕作恶的后果；这样一个人若能激起人的效忠、并在亡命之徒中间被认作同侪，那他真得是个异乎寻常的人物。在中国，兼具这一切资格的人之出现，是同凤凰之降临一样难得的造化的异数；而中国的历史正可以为证。

中国的历史还证明：当一个够分量的人爬上了令人目眩的皇位，他登顶的最后一步，也就是踏上那条涂了油的滑槽的第一步——这滑槽必定要把他一家连同所有的家臣或快或慢地送进深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并不像病房里那张记录热度顽强与否的表上的曲线那样有升有降。它们从顶峰起步，或许平着走一小段，随后就稳稳地往下，中间夹着几个无关紧要的小上扬，正像一个治得住的热病病人的体温曲线。中国的文明是一服灵验的镇静剂，把我们称为血性、胆气与首创的那些心、血与脑的热度，像变戏法一样降下去。蛮族与土匪越是开化，他们身上那种使人配去统治中国的进取而惹人厌的品性就越少，也就越容易去崇拜传统、越容易只凭恐惧行事。

过去，这一条对于出皇帝的那些种族、对于造就皇帝的那些军队，都是适用的。我们已经看到，华北一次又一次被突厥与通古斯种那些强悍而躁动进取的人潮淹没。各地人口中各种血统的比例相差极大；在南方，土著的血因北方混血种的渗入而浓淡不一，于是从这省到那省，在体格、性情与气质上都大不相同。可是凡被认作中国人的——凭他们的文明、传统与语言——那服大镇静剂都同样起了作用，只是程度有差。血统的混杂并没有使中国人对这服药（不管它是什么）不那么敏感，倒像是把它的效力加强了。

有人有一种说法：把新血降到共同温度的那股力量，是土壤或气候里固有的；也有人把它归于中国文明与文化的性质以及它们所造的环境；还有人归于混合血统中某一成分的血里所含的一种假想的毒素，只消一丝，就足以改变一个混血后裔全部子孙的性情，正如一小块带腥味的鱼能把冰箱里的东西统统串上味。遗传、自然环境和世代相承的文化教养，无疑都在养成一切中国人身上那些或可称为消极的性状上出过力；而这些性状，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接近于他们共有的特征。不过看来，文化上的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在把一切新来者同化成同一个型上，其作用同遗传一样大，而大于土壤或气候。

原来的中国人也许是因为同一种低等的土著同化而失了精悍；而外族同中国人混血所生的中国人，无疑比那些因交往而变成中国人的外人更有中国的特性。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一个外人，只要吸收了中国的语言文字、认可了中国的标准、敬重中国的传统，并且对风俗习惯熟到了在中国人中间能够自在的地步，他就已经把那服灵验的镇静剂服下了很大一剂，思想与性情也就相应地变了样。

凡在中国住久了的人读到这几行，都会想起一个或几个他认识的西方人，那服镇静的药在他们身上或深或浅地起了作用。在华的外国商行宁可到国外去雇那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并且在各方面给他们优待，也不肯用那些生在本地、语言流利、对中国习俗了如指掌的人；因为照通例（这通例有许多显著的例外可以反证），外来者那种纯西方的思想方式，在生意上比本地出生者的见闻与阅历更值钱。

无论如何，历史与在东方的日常经验都证明：中国的空气——随你怎么叫它——久而久之会使任何种族的任何一支都不再经得起顺境与独立，不再能有效地做事、直截了当地思考、清明地生活，除非头上有个管事的人。

在历史上的中国，天底下不对任何势力负责的人，只有皇帝和亡命之徒。亡命之徒同开国之君在不受约束这一点上的资格即便不相等，也相仿：精悍与想象，胆气与几分眼界，以及对传统与成规一种野蛮的满不在乎。可是一切皇家到时候都被教着去循规蹈矩、去敬重传统。他们照中国的样子被开化了；而他们照中国的样子越开化，就越不配统治中国。他们越是做成了好中国人，精悍与思想上的独立就越少。照公认的标准，他们越是好中国人，就越滥用他们那无人管束的自由，也就越需要一个管事的人。迟早他们完完全全合了那个型，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是好中国人，于是中国必定又换一个朝代。

对中国的皇家是如此，对各行各业里发达起来的人家也是如此。他们在某一个不寻常的人带领之下陡然高出于平均的水平，随后便缓慢而确凿地衰落下去。在中国，所谓伟人实在是另一种人，根本上不合成规，是对那个型的一个显著变异。他同他的同类之不相像，正如球胸鸽、信鸽、扇尾鸽之不像它们祖先的原鸽；可是他的子孙复归于本型之快，也正如那些花色鸽种一经杂交便迅速退回它们原来的青灰色先祖。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伟大在于把种族的特性加强、超常地发展；在中国，伟大在于背离这些特性。

这就仿佛中国有一种极强的地心引力，绝大多数人只能伏在肚皮上扭动，少数人能手脚并用地爬，几个人能撑起膝盖跪着，而一亿人里只有一个强到能站直了走。他的儿子只继承了他一半的腿力，走起来踉踉跄跄；他的孙子跪着走。再下一代便爬，而爬者的后裔又同大多数人一样伏在肚皮上扭动了。土著诸族，看来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扭动或爬行的。无论他们本身，还是他们的血占上风的那些混血种，都不曾出过一个能用两条后腿轻松行走的人。突厥与通古斯诸族同最初的中国人一样，都是直着身子走进这个国家的，可是到时候都感到了那股无可抵御的下坠之力，迟早都随了这国家最时兴的行走方式。外族血统一代一代地注入，曾使中国相当数目的人能够照外族的样子同引力相抗、站直身子；可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得出，这些从来不过是对本型的暂时变异，它们对大群人的影响，并不比在一群原鸽里放进几只花色鸽子更觉察得出来。

这一切中国人都看得明白；而且说来也怪，他们看得明白还很满意。他们不喜欢异类。他们厌恶有人抗拒他们那股拉平的力量。他们看一个用两条后腿走路的人，是带着疑忌的；而对那种儿孙还继续这样走、违背本地自然法则的种，更是深恶痛绝。他们明白：合于本型就意味着把那些使不寻常的人配来管他们的伟大成分消灭掉；而他们正乐得如此。他们知道钱在中国任何一家都留不过几代，所以不会有世袭的富贵阶层。他们知道大学者与头脑进取的大官，其子孙必要退回平民的被动，所以也永远不会有世袭的才智阶层。而在他们旧日封爵的制度里，他们就预先安排好了一家的衰落、以及把开创者所以出众的那些伟大成分消灭掉的办法：每一代降一等。于是像李鸿章那样进取的伟人，凭着对本型的一个显著变异而陡然高出平均水平，封了王；他的长子是公，孙子是侯，如此递降，到第六代便已混同于众人，而且照例恶习尽染、既无思想之能又无做事之力，还要略低于平均水平。

这股强大的拉平之力——布尔什维克那套挑断能者的脚筋、保证世上由不配的人占上风的努力，同它一比简直不值一提——正如笔者前面所说，在华的外国商行也是看得明白的，他们的账簿对它的敏感，不下于最精密的天平对地心引力。他们不但不惜重资从外面雇来生手生脚、未经调教的人，而不肯用生在本地、熟悉中国生意手段的人；而且还硬要雇员定期回本国去，好好吸一口故乡的空气。每隔四年、五年或六年，在华的西方雇员便得半年以上的假，薪水照支，往返路费由公司出。

这不是恩惠，这是生意。这不是顾惜身体的健康，而是顾惜精神的健康。这是为了更新那股抵抗中国往下拉拽人的灵魂的生命力。这样做比花钱训练一个人在中国做生意、结果他却变成了中国人、落到要像中国雇员一样时时看着才不出偏、时时催着才肯动手的地步，要便宜。而那些不时常回国休假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正落到这个地步。中国街上的狗会告诉一个人什么时候该走了。一千个中国人走过，它们在门阶上安睡；可是对新来的人它们要吠、要龇牙，哪怕他穿着中国衣裳、吃着中国饭、浑身浸透了中国的气味。他走过时它们还要竖毛咆哮，五年如此，十年如此；随后有一天，他会发现它们不再理会他了，发现它们在他身上和那一大群中国人身上，无论物质的气息还是精神的气息，都分辨不出什么两样。到了那时，差不多可以断定：他东家的账本上所记的他的价值，也同样分辨不出什么两样了。

有些欧洲人从登陆中国那一天起就被狗忽略过去。这种人通常由大家凑钱送回国，免得白种人的声望降低。另有些人在中国住了一辈子，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引起一片犬吠，直到老死。这样的人不需要靠休假去抵抗那股下坠之力、去抵抗那服大镇静剂的作用。

除了狗之外，本地人出于本能的态度，是衡量在华西方人成色的最好的试金石。凡中国人本能地喜欢多于敬重的人，就是那最趋近于他们的人——那服大镇静剂在他身上作用最猛、最快。凡他们不喜欢、却又怕、又敬的人，就是那根本不同、不肯随俗的人。中国人有了难处，去求助的不是他们喜欢的人，而是后一种人；而高位、势力、地位与财富，也自然而然地按着一个人抵抗那股拉平之力的程度，向他们聚拢。

中国的历史以及当下在这些方面的观察都告诉我们：除非空气里、血里或文明里的那服镇静剂被永远除掉，中国便永远不能做到持久的自治。在此之前，比较清明而得力的治理、连同太平与丰裕，都只能是零星而短暂的，同中国天生的领袖偶一出现一样，是造化的异数。这服镇静剂倘若当真能除掉，那也得费时日——不是几年，而是几代；而在此期间，中国要么做一个匪王、要么做外人的属国，要么就继续把眼下这副不堪的样子摆给世人看。倘若那股拉平之力是这个种族里固有的，那么中国的将来便不过是她过去的原样延续，而中国的百姓也将继续轮流做两样东西：一个被统治的种族，替人砍柴打水的人；或者一群桀骜而讨厌的乱民。世人若想知道中国出了什么毛病，就非懂得这些事实不可。

笔者对于他所谓中国那股大镇静之力的来源与性质，自然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相信它是借中国的文化为媒介而起作用的；它的源头在中国人关于「何谓男子」的标准，而这标准对中国文化的成形、对它演进的方向关系极大；他又相信：今日中国人关于「何谓男子」的标准，大半就是那些土著民族的标准——中华帝国的创建者正是被这些土著淹没了的；这标准在北方的边地各族中间约束最松，而在土著血统占上风的南方各族中间守得最严。不过在读者听到比本章与前几章所能提供的更多的、关于中国人「何谓男子」的标准的话以前，笔者并不要求读者接受这个看法。

第十四章男子的标准（上）

达尔文有一条学说，他身后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加以证实，那就是：每一个人种、每一个族类——大约连禽兽也是如此——都欣赏自身体貌与精神特征的加强。各人种的相貌既然千差万别，他们关于美的标准也就相差极远。这些标准或许会被传统或教育拧歪一点，可是在一个铜色皮肤的民族里，通常铜色就是美的颜色。在一个大半是金发碧眼的民族里，金发的男女才算好看；黑发黑眼的人在日常生活里要受人疑忌，在他们的文学里是反派；而黑发女子那种异域的美虽也公认有魅力，却不被看作健康的美。

在一个以大鼻子著称的部落里，大鼻子是美的一个特点；而在小鼻子的民族里，大鼻子就是畸形。在高大粗壮的人占多数的地方，这样的人被看作好看；而在瘦削轻捷的人较多的地方，大个子就被看作笨拙。那个高个子的、金发的、浅色眼睛的外国人，一双毛茸茸的大手，一张骨架粗大的红脸，大踏步走在百老汇或蓓尔美尔街上，也许是个很漂亮的汉子；可是在一个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类人的中国村子里，他就是个狰狞的怪物，妇女小孩见了要尖叫着跑开，男人则半是惊恐半是厌恶地张口看着他。传说中的靡菲斯特，相貌正是萨拉森人同鞑靼人的混血——这两种人在中世纪的欧洲都是可怕可恨的；而中世纪的雕刻家要把他们的滴水兽做得尽量狰狞时，给它们安上的正是亚洲人被漫画化了的脸。

在原始民族中间，精神上的标准同美的标准一样参差。在文明国家里，这些标准多少被宗教、传统与教育塑造过；然而在爱丁堡算错的事，在巴黎也许完全不错；在怀俄明算德行的事，在柏林也许算恶行。环境确实在塑造道德标准。在冰封的北地，偷柴或劫走一处藏粮，比在热带要严重得多。在野蛮的边地，胆气比在警察齐备的城里值钱得多。山里人培养并极看重所谓硬朗的德行，而都会里的人培养并宽纵柔软而女气的恶习，把许多在山里算是重罪的事弄成了彬彬有礼的本领。

虽说如此，每一族人仍旧养成并世代相传某些种族的性状，这些性状同他们独特的体貌一样是他们的标志，而他们自己又极为欣赏。在我们远古的某个时候，无论杀人还是杀兽，杀得最厉害的那个才被推为同类的首领，女人也任他先挑。情形变了，滥杀无忌不再是德行。在某些情形之下它是罪，在某些情形之下更是重罪；可是我们并没有不再极口称赞那些使杀人魁首成其为魁首的品性。那体魄的本领、那胆气、那身心的精力、那驾驭人的气派——在蛮荒时代使一个人成其为伟人的东西，古代那位大杀手的根本属性——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至今仍旧值钱，至今仍旧引得我们的女人倾倒。

虽然同别的民族有过许多思想上的往来，虽然基督教已经灌输了许多世纪，我们北欧诸族最珍视的德行，仍旧是我们野蛮祖先的性状，是这个族类里固有的，只有在颓废的社会里才会一时暗淡。教会把其中几样归到自己名下，称之为基督教的德行；可是在许多比方说比盎格鲁撒克逊各国更热忱地信基督的地方（指名道姓是不礼貌的），这些德行偏偏长不起来。寻常说英语的人要找一个朋友、一个生意上的伙伴、一个共赴险境的同伴、一个战友，甚至只是一个同桌吃饭的人，吸引他去挑中那个人的，是我们所谓的男子气，而远不是那人的信仰告白、他彬彬有礼的本领，或者他主日学校全勤的奖章。在每一个紧要关头，我们说英语的人四处求助时，伸手去抓的，总是那种在几千年前会在我们蛮族祖先中间称雄的人的手。一句话：我们真正喜欢的，是我们身上固有的东西，远过于那些靠舶来的文学与宗教体系引进我们文明里的东西。

一切种族都是如此。世上有些地方，懦夫并不蒙羞；另有些地方，卑鄙的人受人敬重、被人抬举。还有些地方，一桩鬼鬼祟祟的谋杀能使凶手在同类眼里大大增光。亚述人对他们加在被俘而无力还手的敌人身上的残酷，是极其自豪的。在宗教裁判所的年代，刑讯在西班牙及其殖民地是受十字架祝福的。在西藏某些边地部落里，毫无节制的乱交至今是姑娘们的一桩德行。在近东某些回教民族中间，骗一个不信教的人，是精神上提升的一步。是非之别同经纬度的差别一样参差，正如鼻子的长短；可是在每一族里，固有的性状才是男子的真标准，无论受了多少教育与宗教的灌输。

我们金发族类的西方人，欣赏胆气——以至于鲁莽；欣赏各种形式的慷慨；欣赏直截了当；欣赏能热忱到忘我的本事。我们极恨懦夫、鬼祟之徒和一切卑鄙的人。我们崇尚精力，哪怕用错了地方；而鄙弃懒惰与被动。我们只消读一读那些研究过日耳曼蛮族习性的古典史家、再读一读我们自己残存的古文学，就可以发现：这些口味是我们天生带来的，不是灌输来的。我们远祖似乎擅长的两桩事，是打架和喝酒。这两样在近代文明社会里都是恶习；可是促使我们祖先在这两条道上过度的那股精神的力气，正是我们今天在同类身上最欣赏的东西。在近代社会里，一个人可以用斧头以外的许多兵器去打架；他也可以靠酒精以外的许多东西喝醉——譬如宗教，或者上百种的理想与热忱。那股进取的冲动、那种趋向超验的倾向，在条顿森林里的蛮族社会中只有斧头与酒杯两个出口，此后却找到了一千种表达的媒介；可它们仍旧是我们身上的特征，而我们骨血里有一种东西使我们非欣赏它们、非在子弟身上培养它们、非把它们融进我们的政制不可——不管我们借来的宗教与社会标准同它们合不合得来。

这一切同中国眼下的局面有什么关系，读者起初也许看不出来。要点在于：中国关于男子的标准同我们的根本不同。倘若叫寻常的西方人和寻常的中国人都把自己所欣赏于一个男子的品性写在纸上，那么有男子气的中国人同有男子气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大概看不出多少分别。提笔的文人一握住笔，立刻就被他受教育所由的那一整套笔墨上的人为传统淹没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从印出来的字里学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并不信这话，除非他手里握着笔。他在日常同温柔之人打交道时，是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的。同样，中国人一提笔，就回到经书上去，招来一幕幕英雄的场面，写道中国人欣赏胆气、首创与进取——虽然这位文人自己最怕的就是同类身上有这些品性。

在西方算作伟大的成分，在东方是落草为寇的成分；在西方根本上被人鄙视的东西，在东方却使一个人出众、把他抬到同类之上——任凭一切文字怎么说，事实如此。我们西方人同东方的土匪比同那些持重而体面的城里人更谈得来，凡被那伙有名的临城匪徒劫去的那一小群人，个个都可以作证。我们同蒙古人、突厥人、满洲人、朝鲜人，比同保守的中国人更容易合上调子。而在中国人中间，我们喜欢粗豪的山里人和边地人，胜过那些据说血统纯正、文化更高的人；我们喜欢原始而粗野的乡下人，胜过萎靡的城里人；我们喜欢不识字的，胜过有学问的。中国「穷乡僻壤」里的粗汉，中国气根本上要淡些，因此我们这些从西方来的野人、这些征服世界、榨取世界、以精悍与公平竞争为乐的人，同他最谈得来。

而那个领着中国走的中国——那些受过本国与外国高等教育的、文雅的中国人——我们同他们的往来最缺乏同情，同他们要算的账最多；这多半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那套关于男子与男子气的标准同我们的太不相同，以至于我们同他们几乎毫无共通之处。

要弄清我们真正欣赏一个男子的什么，一个人就得把他或她在修道院、在主日学校里学来的东西统统撇在脑后。把「八福」撇在一边，想一想你究竟是凭什么样的品性去挑你的朋友、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在你要评量一个东方人时，也照样回到你天生的偏好上去，看看他在你心里究竟站在什么位置——如果你对他还有些了解的话。

把每一个词都作极宽的理解：我们金发种的人，彼此欣赏胆气、诚实、慷慨、勤勉与自制，而这几样的相对分量大致就是这个次序。我们鄙视懦夫、鬼祟之徒、卑鄙的人、懒汉和没有节制的家伙，其轻重大致也是这个次序。这些德行与恶习，在全世界都是德行与恶习，因为我们恰好到处都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过活；可是我们在地球上转来转去，便会发现：在不同的地方，依着族类与气候的种种差别，它们被看重的程度各不相同。

诚实、真实、真诚、直截、坦白——随你怎么叫它——作为一桩抽象的德行，有日出日落之处无不看重；可这并不妨碍它在德黑兰同在德卢斯，在德行的等次里占着不同的位置。在中国，照例事情都是倒过来做的；日常生活里给各项抽象德行排的次序，恰恰同我们世代相承、骨子里固有的估价相反。要说我们对、他们错，那实在太不哲学了。只要哲学承认人间可以有不同的是非标准、不同的德行等次，那么我们要么就接受某种号称神授的关于是非的启示；要么就把一切号称有权威的启示一概抛开，而若无公允的心性，便以我们自己的一套去评判别人的伦理体系、男子标准之类；若有公允的心性，便以那些异族体系看得见的结果去评判。

在中国，我们心底里欣赏于一个男子的那些积极品性，大半都是十足的讨厌东西。我们根本上、骨子里是进取的。我们的天性驱使我们非做点什么不可，无论对错；而比起一个消极地不出错的人，我们更欣赏一个积极地做错事的人。我们恨死水一潭，对那些在永恒的虚无中见出永恒极乐的宗教体系毫无同情。因此，在那种以无所为、无所思、无所感为最大快乐的东方人看来，我们之异类、之不可解，就像瓶子里的黄蜂。而我们对他们最好的那一面所抱的根本同情，也就同我们对那种据说能在石头里冬眠过好几个地质纪的蟾蜍所抱的同情差不多。在东方，被动、否定、「出人意外的平安」、甘心被吸入虚空、在忘川般的灵魂宇宙里自愿消失个性，都同幸福是一个意思。有福的无所作为，打动不了金发人的心。他要继续向前，而且要在向前的时候做他自己。他宁可想象自己被炸到九霄云外、一了百了，也不愿想象自己被天使的翅膀托到一种温吞吞的昏睡生活里去。「安息吧，疲乏的人可以安息了」——这不是条顿人的向往，这是舶来的，是我们中间那些奴性的人培养起来的。谁要想知道真正的白种人在来世想要什么，就得去读异教徒关于瓦尔哈拉的记述。在瓦尔哈拉，他们白天整天打仗，夜里整夜喝酒。搏斗与沉醉，是我们祖先对于幸福所能想到的最高境界。搏斗与热忱，至今仍是我们的。我们已经找到了蜜酒与麦酒之外别的可喝的东西，找到了芬里斯狼之外别的可打的怪物；可我们若还要活下去，所要的仍旧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机会——而不是被吸进虚无。拿这个同涅槃比一比，你就明白西方同东方的分别在哪里、在什么地方了。

盎格鲁撒克逊同中国关于男子的标准之不同，在哪一点上都不如在两个种族对运动的态度上显得分明。一万个中国人里也没有一个真同寻常西方人一样爱剧烈的锻炼、粗野的游戏和冒险的事。我们爱狠狠地使唤自己的身子，并且相信让孩子受粗糙的使唤对他们有好处。中国人爱安逸、爱不动、爱太平，爱我们所谓没有色彩的日子；而且越是有钱，越是把子女护得不沾一点艰苦与粗糙。

中国人比我们还爱看热闹，看比赛时会入神到极处，爱看表演武艺、角力的本事，也爱读爱谈冒险的事；可是一个有修养、有本领的中国人，一想到要给同类演这样一场热闹、一想到要亲身去做危险的事，便要退缩。在中国，无论哪一门，运动家差不多总是靠这个吃饭的人，同戏子一样收了钱去娱人。有个中国官员看几位外国朋友在大热天打一场激烈的草地网球，故事常有人讲；不过它把中国人的态度表现得这样贴切，值得再讲一遍。他们打完之后，他说这游戏看来极好，可他要问：为什么不出钱雇苦力去打，他们自己好舒舒服服坐在阴凉地里看呢？

在东方，安逸与安全值钱到这个地步：没有一个人会梦想在没有看得见的报酬时去劳动筋骨或劳动心神、去冒折骨头的险。这条通例的例外少得恰好可以证明它是条铁则。中国的学生读书，是为了有朝一日做一个肥缺的官；中国的兵打仗，是为了粮、钱和抢；中国人东奔西走办这样那样的事，是因为非去不可，或者因为此行终了所得的彩头比较丰厚；至于单单出一趟自家大门，就被看作一桩该有看得见的补偿的苦事。那个在荒僻险恶的地方旅行、分文不挣、除了碰一身钉子和换不来现钱的见闻之外一无所得的外国人，简直是疯了。十分之九的人根本不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他们断定：我们这些坐着不动时似乎就能过得这样阔绰的人，必是从本国政府或别的什么人那里得了厚酬，才肯骑着马跑到中国的天边去，睡在破屋里，吃粗劣的食物，顶着各样的天气，在荒野的边地冒着大险。为了好玩、为了喜欢而做这些事，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自己心里并没有做这些事的冲动。你若遇见一个有这种冲动的中国人，那是只稀罕的鸟，通常很值得一交。

所以中国人全然没有我们那种为运动而运动的兴味。他们开始懂得西方那种为健康而运动的意思，懂得锻炼、户外、阳光的价值，懂得心灵寄在一副好身子里才更清明这个道理；可是肯亲身去照这些道理做的人，至今还寥寥可数。中国学校里有过一些引进游戏的倾向，如今在每个大地方的青年中间也能见到不少网球、足球、体操之类；可这不过是因为这些运动是新引进的那套教育制度的一部分，整个儿照搬过来，为的是学外国人。本着同样的精神，中国人如今也置乡间别墅，也养马、骑赛马，也到海滨去避暑、游泳、散步，还要别样地沾一沾外国人那些古怪的消遣。可是这种使某些外国人大为受用、并且几乎总能叫游客当作民主之德的明证的效仿，同穿外国衣服、行外国风俗，同采用外国式样的建筑与家具，同学外国语言，同学外国的军事操练，同那套有气无力地假装起来的外国式司法，同那出我们称之为共和的、更加有气无力的代议政治的滑稽戏一样，不过是又一次在黑暗里摸索，想摸出西方强盛、成功与富足的秘诀罢了。一个人若明白这些努力只能永远是表面的摹仿，就会觉得它们可怜：因为这些人身上没有、而且把他们所吸收的每一个种族身上的那股东西也一贯地消磨掉了——那就是那股要搏斗的热切冲动、那股追求高远热忱的激情；这两样驱着我们这族人从生到死，而我们的祖先还盼望着它们能在天上得着酬报，那酬报就是永永远远日以继夜地打仗、喝酒的权利。

在远古的某个时候，最初的中国人是相信我们所谓男子气的运动的价值的。古典时代的君子若不精于射与御，就算不得真有本领——这两样在战阵与田猎上都很有用。到孔子的时候，这些标准的传统还在；而这位圣人既是过去的奴仆，便不能不把这些传统传下去，虽然他关心自己寝衣的长短远过于关心自己臂上的肌肉。有个故事说：有一回有人当着这位哲人的面议论说，他虽是大学者，却不以男子气的本领著称。这话无异于指他不敬古，于是孔子想了一想，说他看来只好去学御了。他学得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不过研究经书的人，一遇到有人指中国不奖励男子气的锻炼，便很高兴地指出：孔子若能在当时的军事演习里、在那时大约只能有的那种路上驾驭一乘车马，他就不是个迂腐的弱者。据说他是个很高的人，身体也可能很强健；可是从比他早几个世纪的文献里，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为有本领的君子所规定的那些男子气的锻炼，那时早已沦为仪节上的表演，其中对形式与礼数细节的讲究，比真正的体能本领要紧一百倍。再没有比《仪礼》里为高等射礼所定的规矩更荒唐的了——《仪礼》是一部半神圣的礼书，据说写于将近三千年前，也就是有史时期的开端。射中靶子倒在其次。真正要紧的，是看参赛者的姿势、仪态对不对，看他有没有合上伴奏的乐节。参赛者倘若射中了靶子，受酒时的手势却做错了，那他还不如待在家里。他倘若姿势或发箭不合乐节，就是个外行。

一句话：在孔子之前几个世纪，男子气的运动这个传统还支配着中国人的心；可是他们那时已经是礼的奴仆，已经倾向于在安静的无所作为里找到至福，于是运动已经沦为一场戏，其中堂皇的形式把一切讲效能与技艺的标准完全压倒。有修养的人驾车，大约与其说是显真正的御术，不如说是优雅地显一显合乎礼数的本事。真正的射、真正的御，留给那些被雇来精于此道的苦力，或者留给那些雇来的蛮夷——他们精于此道，是因为他们喜欢。

过去两千五百年里，真正的中国君子从来不把打仗这件实事当作自己分内的事，因此也从来没有人指望他在任何一种体力的锻炼上有超出做戏的本领。射箭是满洲人心爱的运动，满洲人当年又是极好的骑手，所以在北京及其附近，弓和会走对侧步的快马至今还有好销路；可是如今一个人若想跟本地的高手学射，就会发现他们讲究架势、身段、姿态远过于讲究射中，而那些快马买来并不是给主人跑马比本事的，而是让马夫在一小段跑道上牵着来回遛，显一显步法，主人则坐在凉棚底下喝茶、互相品评。

古书里讲田猎讲得很多；从史书上看，每一股新来的蛮族都带来一股新的打猎热。最后这一股，满洲人，如今在北京还养着猎犬与猎鹰，拴在绳上、锁在架上，蔫蔫地作他们祖传趣味的一点标记；可是如今真为运动而打猎的满洲人也没有几个，中国人则一个也没有。打猎的人是为卖钱而猎；而中国若有钓鱼的，他们钓鱼也是一心想添菜、想白得一点东西。中国的戏台上时常演兵戈的场面，那位披红挂彩的英雄舞来舞去，背朝敌人的时候同面朝敌人的时候一样多，却还要算他杀了几百人。寻常中国人一旦被逼着要自卫——这种局面总叫他又惊又恼——所能依傍的样板，不过是戏台英雄的那套杂耍；于是他把自己弄得像个小丑，谁也狠不下心去打他。

要想证明中国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懦夫，既无用，也不公道。他只是天生不胆大，因此不像我们那样在一切情形之下都欣赏胆气；而在许多我们要判为怯懦的场合，他倒会赞成谨慎。到他觉得非显一显胆气不可的时候，这个一向躲是非的中国人也能像任何别人一样不要性命；而面对躲不开的危险，他往往镇静到像是全然没有神经。中国的兵，拿了饷、又信得过主将，是打得很勇敢的；可是倘若没拿到饷、倘若对主将失了信心、倘若他认为大势已无可挽回，他就不以逃命为耻，一边逃一边把号衣和兵器都丢了。多少温顺的老者，平日连鹅都不敢吆喝一声，一听人提起皇帝就发抖，却接了御史的差使，一次又一次把脖子押上去，直言规谏天子的过失与荒唐。为了保住面子、或者为了尽他认为不可推卸的本分，最胆小的人也往往勇如狮子。中国人是好赌徒，只要酬报够高，什么险都肯冒；可是绝不为取乐、为好玩去碰运气，对那样做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敬。中国的芸芸众生从来不像那么多西方人那样嫌日子太平淡；所以尽管面对躲不开的危险时，勇敢的中国人古今都很多，像欧洲史上满坑满谷的那种大冒险家却极少。我们小说里那些专去找麻烦的大英雄，从贝奥武甫到布拉德船长，在心平气和的中国人看来都是危险的疯子，是他本能地要躲开的那种人。

正因为这些道理——那些摹仿西方、指望学到使国家强盛之法的中国人并没有看透、也看不透这些道理——所以中国人不能像我们一样懂得：正是那些使我们不能不佩服鲁莽之勇的固有品性（那种在明明可以谨慎、而且谨慎同样管用、还更明智、更叫大家都舒服的场合却偏要显出的勇），驱使西方人在建设性的事业上同在破坏性的事业上一样大胆，驱使他去追逐崇高的理想正如去招惹麻烦；而这些品性，恰恰就是至少在这个世上成就我们物质上的伟大的东西。

第十五章男子的标准（中）

同样，中国人身上那种被动的性质——使他们只在自己那套特别的规矩要求时才欣赏胆气，而在一切别的情形之下把大胆看作十足的蠢事——是每一个住在中国的西方人都看得出来的，这是中国人同他们中间的外国人之间一个根本的分别，也是中国人一个根本的短处，使他们永远不配在这世上做大——就是说，在一个进取的白种人还逍遥得势的物质世界里，不配有物质上的伟大。只要白种人还保着他们那股在中国人看来必属野蛮的精悍、那股精力、那种创造的本能、那种进取心和对危险冒险的嗜好，那么在身心两方面都缺这股精悍的民族，照物质世界里事物的本性，就只能做配角。

中国史上一次又一次读到：中国的皇帝把宗室的公主送给游牧部落的首领，向边境上的匈奴、突厥和别的蛮族买和平。人非得知道中国人是何等彻底地鄙视那些「腥臊的鞑子」，才能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要以为这就像西班牙国王为结盟而把女儿嫁给意大利国王。那是把娇养细育、过惯了一个萎靡的朝廷所能给的种种奢华的女子，送到极遥远的荒野里去，送到气候最酷烈的地方去，住在毡帐里，同那些穿兽皮、从不洗澡、像牲口一样围着一口锅就着呛人的粪火吃食、而最大的消遣是用被他们杀掉的人的头盖骨痛饮的野人在一起。被放逐到这些人中间，中国人从古到今都看作最可怕的命运。皇帝把女儿送到他们那里去，为的是挡住他们几年的侵扰，或者买一股人马去打另一股；这就好比英国国王把女儿当礼物送给祖鲁人的酋长，去替他在南非的属地买和平；又好比俄国皇帝把一位公主送给雅库茨克一个吃臭鱼的部落，去拓展他的疆土。

在笔者看来，这件事比任何别的事都更能说明那被大加宣扬的中国人爱和平的成色，也显出在中国，天平是怎样朝谨慎与权宜那一边压下去的，而在我们这里是朝胆气那一边压下去的。这样贩卖女儿在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里何等不可能，是不必多说的。不但没有一个统治者会梦想这样向他所鄙视的野人买和平或买疆土，而且百姓也决不会答应。在美国同苏族印第安人打仗的时候，能设想边地的人宁可让总统把女儿嫁给一个印第安酋长、替他们买个不受劫掠的平安，而不去结队同野人打仗么？断乎不能。可这一类权宜之计，「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向来是乐于采用的，至今如此。每逢荒年，拉皮条的和老鸨总要成群涌到灾区，从父母手里买女孩子，送到大城市的妓院里去。总少不了成千的人家肯卖女儿、成千的男人肯卖妻子去过那种见不得人的日子，好减轻自己的困苦。中国人倘是一个不大讲究德行的民族，这桩买卖还可以作别论；可它多半是在北方的乡间社会里进行的，而那里的道德标准是清教徒式的严峻，妇女的贞节值钱之高几乎同在阿拉伯人中间一样。人们不难设想：在西方任何一个社会里都能找出这一类交易的零星例子；可那只在社会的渣滓中间，而不在老实自重的乡下人中间。任何一个社会一旦知道了都不会容忍它，而这样的父母或丈夫在我们中间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或许有人要说：中国人看女人比我们看得低。可是看女人低，就意味着男子的标准低，而这正是笔者想要说明的。在好战的种族中间，为保护妇孺是什么牺牲都肯作的，因为妇女是生育者，儿童是下一代的战士或生育者，失掉他们就意味着部落的灭绝，而失掉大多数男子不过是一时的挫折。等到一个好战的民族变成文明的民族，这种顾惜妇孺的传统便成了我们所谓的骑士之风。它的存在，证明这个族类里有胆气、有战斗的能耐。它的缺乏，则证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男子的标准都低。纪元后九百年左右，沧州城被长期围困。当时以为守军若能再支持几个月便可得救，于是那些大胆的守城者为保自己的性命，用麸皮把妇女与儿童养肥，需要时便宰了充食。不消说，这种办法是同一个优越种族的一切本能相违的。它们证明一种生物学上的低劣，而这低劣是任凭多少教育或宗教也不能有多大改变的。

在中国，到处都看得见一种强烈的倾向：欺压并榨取弱者，而在强者面前卑躬屈膝。中国的苦力在主人底下驯顺到了卑屈的地步，会老老实实地忍受许多辱骂与殴打；而一个挺得起腰的盎格鲁撒克逊乡巴佬，遇到这种事，无论对方的势力多大、无论后果如何，都要用拳头、或者用手边抓得着的任何家伙去回敬。一个人有了肥缺，为保住它什么屈辱都忍得下；而寻常中国人在优势的武力面前，只要同时还能设法保住面子，就会轻易地把独立与原则丢开。那个温顺的苦力一旦穿上号衣、拿上枪，除了在一个握着他生杀之权的人面前以外，就成了世上最讨厌的东西。他用上百种别的民族决不会容忍的法子，去榨取他那些手无寸铁的同胞的怯懦；可是一旦被缴了械、被制服，他又是那个卑屈驯顺的苦力了。这种局面中国人看作理所当然，并且不以忍受它为大耻；这又一次说明东方与西方在胆气这桩品性上的分别。

除胆气之外，西方大约最欣赏一个男子在思想、言语与行事上的诚实，并且把诚实看作男子气的一块高等试金石。实在说，诚实与胆气常常互为表里，以至于这两种品性几乎是一回事，正如怯懦与不诚实常常密不可分，仿佛是同一种弱点的两个说法。中国人也自称欣赏诚实；可是在这个国家里住一住，很快就会证明：他们关于诚实、真诚与真实的标准，同我们的惊人地不同。虽然「中国人的一句话同他的契约一样靠得住」这句话被人尽量地广为宣扬，大概没有一部论中国的标准著作里，作者不曾记下：中国人从头到尾是一个彻头彻尾爱说谎的民族。他们蓄意地说谎；他们也像小孩一样天真地说谎，因为他们不讲道德，而且想象力压倒了他们。他们还会毫无缘故地说谎。他们恨坦白与直截，喜欢迂回的法子、绕弯子的说话，以及那种薄得在别处要叫人发笑的假装。他们为保自己的面子、为保别人的面子而说谎。他们像天下一切文明人一样为礼貌而说谎；可是在中国，礼貌的说谎是一门发达到这个地步的艺术，西方人连它的皮毛也永远摸不着。

他们爱别人思想上的诚实，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一种心思上的老实与单纯，使那个诚实的人成了现成的猎物。他们喜欢蒙古人的诚实，因为那表明一种单纯，使中国人能用四分之一的价钱买下游牧人的皮子、羊毛和驼毛，并且用四分之三是锡镴的银块去付账。他们相信外国人也是这样诚实，因此爱同他做生意，因为他们确信能从他那里以不高于实价的价钱买到实货，然后再把垃圾以三倍的价钱卖给他。偶尔被一个同他们一样不诚实的西方骗子骗了，他们便痛心疾首；可是同时又对他生出极大的敬重，当他是个聪明人、是个配同他们交手的对手。在中国的西方骗子总能同中国人结成真正亲密的朋友；而那个诚实的、真心想做朋友的人，却被人远远地撑开，被人称赞——正如寻常世俗之人称赞圣徒的苦行。

然而诚实一旦在西方人身上表现为直言不讳，中国人就要惊骇而逃。坦白对「面子」——对东方人那至圣至灵的自尊心——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在哪一桩事上也不像在官场交涉上这样叫人难堪。那个不肯用一大篇谎话与假装去给外交的轮子上油的外国领事或外交官，是被人又怕又恨的。那个同绕弯子、同迂回法子作对的商人，做不成生意。真话在西方往往是粗糙的；在东方它几乎总是不成体统的。那个一味要说真话、听真话、行真话、并且要求别人也如此的人，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只有少数几个罕见的人物是例外，他们在中国给同类造成无穷的不自在，可是出乎意料地常常升到那样显要的地位，以至于名满天下、也畏满天下。

中国一切生意都是在「买主自慎」的基础上做的。西方马贩子的商业道德支配着中国每一个市场。在钱财上，除了在一家之内、或者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绝对没有信义可言。诚实往往是上策，这一点他们看得很明白；可那只是一策，不是一条立身的原则。倘若甲照例赊账向乙进货，而每一转手都赚一笔可观的利，那么甲在一笔买卖上骗乙、从而断了一条生财之路，是划不来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甲的话确实同他的契约一样靠得住。写下一纸字据，而毁约又必致永久的损失，那又何必写呢？可是一旦这条路不再有利、也不再有望，而毁约于甲有利，那么只要他认为乙无力追讨，他对一纸字据的看重也就不比一句口头的话多。在中国，诚实一旦不再有回报，就成了一有机会便该抛开的一策；近几年里，几十家外国商号都能以亲身的经历为证。

要证明这句话，只消把中国政府传上证人席。当政府的信用对政府意味着新的借款、意味着利益时，政府的信用是一丝不苟地维持着的。外国人以为政府承认债务并一丝不苟地偿还，是一桩关乎「面子」的事。可是等到外国人认定：再多给中国钱对她并没有好处；该教她依靠自己的财源；于是借款普遍地不被鼓励了——中国便看出：以承认债务为形式的诚实不再是上策，因此近几年来，凡能赖掉而不致吃亏的借款，她一概赖掉，只对那些还有望续借的敷衍一下。

因为外国的炮舰到得了大多数征收数目可观的进口税的口岸，又因为列强显出动用炮舰来护卫海关的倾向，所以以海关收入作抵的那些借款，历届中国政府出于策略都还照付；可是对别的没有这层保障的外国债主，中国就放声大笑，一面赖掉对他们的债，一面在外国炮舰的保护之下继续靠海关的关余发债——就是所谓的内国公债。中国每年靠一项受外国保护的担保品筹集巨款，而所用之处大半是浪费与破坏；同时却对另一些选了炮舰够不着的担保品的外国债主嗤之以鼻。单这一件事实，对于中国人尊重口头与书面契约的程度，就是一篇雄辩的评论。中国人的契约同他的话一样：在毁约于他无利时，或者在执契约的人有力量逼他守约时，是靠得住的。关于这一点，笔者能从自己的阅历里举出足够多的显著例外来反证这条通例。

在胆气与诚实之后，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喜欢于一个男子的，是慷慨——开阔的心胸与大方的手。在一切说英语的国家、以及许多别的国家里，宽大与宽容是大器量的根本品性。心地卑鄙与悭吝，在我们这里是不大肯去原谅的恶习。我们违背自己这些天生标准的最大的几桩罪过，几乎都是借宗教之名犯下的；而中国人在他们的历史上，异乎寻常地没有犯过类似的罪。对属灵之事的过度热忱，往往近于沉醉或疯狂，一再驱使我们西方人作出违背自己本性中较好一面的暴行；而中国人却因缺少热忱——这缺少往往近于完全的漠然——而免于此。

基督教不是北欧人心灵自发的产物。它从亚洲传入南欧，带来无数的仪节与传统，这些既陌生又奇异，非加解释不可。最初的解释是在南欧作的；等到基督教传到北方，它已经添了许多装饰，这些装饰在北方之奇异，正如当初亚洲的传统在南方之奇异；于是整个信仰还须进一步解释与改造，北方的灵魂才觉得它是一件合身的衣裳。北方人同南方人一样，对这信仰的根本处生出极大的热忱。他们在其中找到了一个出口，去发泄那股在他们心里时时要炸开的、使人紧张的属灵的蒸汽；可是他们硬要照自己的天性去解释它，并且要它印证自己最好的传统。大约有十五个世纪，我们一直在自己人中间厮杀，想弄明白一个东方的宗教怎样才最配合在不同情形下的拉丁人、凯尔特人、条顿人或斯拉夫人的灵魂；每一群人对自己所演化出的那一式基督教都热忱到容不下别的一切。这场斗争至今还没有完——那么多人多势众的教派就是明证；可是如今凡自称信基督的人（更不必提那一大批已经不再自称的人），差不多都肯承认：这是一场可耻而徒劳的斗争。由疲惫而来的清醒与冷静，带来了对宽宏与宽容的看重；而在基督教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对这两样似乎本来是颇为富足的。我们只好从这件事上得点安慰：在这许多世纪密集的不宽容教育之后，我们如今正迅速而轻易地回到祖先对心胸与手笔之慷慨的敬重上去。失而复得，总比发现那股被我们误入歧途的热忱世世代代鼓动起来的心地卑鄙已经把我们身上慷慨这桩品性杀死了要好。

中国人有宽宏大量的名声，而这名声大半是建立在他们对宗教的漠不关心上的。他们倘若也有那种发疯般的宗教热忱的本事，名声大约会很不一样。可是中国人并不信教，他们只是迷信——这一点，在华的每一个外国传教士，除了对自己的教徒之外，对一切中国人都是肯承认的。那位有高等修养、斥责迷信的中国人，同孔子一样以为超自然世界的事不值得认真讨论；他若不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便只自称信一个极其渺茫的在上之力，叫作天或上帝，而他同它既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往来。此外，他或是祭祀祖先，或是照例对祖先的记忆表示敬意，这就看他的理性主义推到了哪一步。

然而民众却相信一切神的存在，相信无数的善鬼恶鬼、成了精的畜生、精怪、家神，以及主管一方一地、一山一水、一行一业的守护之神。他们过去什么都肯信，以至于今天从他们流传的故事里，几乎可以把一切已死与未死的信仰的成分一一掘出来。信仰、教义与伦理同这一堆大杂烩的迷信实在不相干，以至于一个略有宗教倾向的中国人，可以毫不觉得自相矛盾地同时供奉三四种彼此冲突的宗教——连基督教在内——的神与鬼。对未知的恐惧驱使他在生活的每一个转折上去禳解或驱逐鬼神；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那个他认为明智地同它打交道的神或鬼有什么真热忱或真反感，除非他认定自己曾被某一个鬼神害过，或者从它那里得过什么好处。他有了难处时，就对鬼神世界生出最浓的兴味，从这座庙跑到那座庙，从这一派跑到那一派，最后大约永久依附于他认为曾帮过他的那一个，宣称自己是佛教徒、道教徒或基督徒，又或者说自己受某个来历不明的散仙的庇护。

仪式上做戏的那一面对中国人极有吸引力，他们对礼节与扮演有真正的热情；凡带着壮观的仪式和一大堆看去神秘的形式进入中国的信仰，都招来大批信众，他们像小孩一样喜欢参与这类事，可是对随之而来的教义或伦理规条，大半漠然。中国有修养的人也常常信这个那个宗教，并勤勉地研究它的教义；可是笔者认识许多这样的人，几乎总是发现：这些研究被看作智力上的练习，同精神没有多少关系。赋闲的官员常常研究佛典，热心参加佛门的辩论，正如西方的理性主义者在假期里也许会津津有味地研究教父的著作。不过中国人既有做戏的癖好，便非做成一台戏不可：要烧香，要在身边围一群和尚，要摆出一副苦行的样子，还要别样地给他的研究配上合宜的布景。随后，一有机会重新做官，所有的「行头」便都扔进字纸篓，他回到旧日的生活方式，而他花在榨取这个位置上的气力，要比花在弄懂教义上的多得多。

既然宗教热忱的本事这样少，那么宗教迫害自然也极少；而既然已有的迫害多半是政治上的、而非宗教上的，中国人在国外便博得了极宽宏的名声。然而在他们真正关心的事情上，他们是世上最不宽容的民族，只不过谨慎使他们不敢公然表露。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并不是反宗教的运动，而是反外国的运动，起因是中国人容不得国内那些不肯照中国法子行事的外人；而且，中国近二十年来虽在表面上从外国搬来了那么多东西、在许多方面看去也像在随顺西方的做法，可是对那些不肯在精神与标准上变成中国人的外国人，如今的不容忍比一九〇〇年时更强烈；所缺的只是手段与胆量，否则它的表现要比皇太后做教母的那场农民义和团的零星发作彻底得多。

而在这种态度上，中国人是完全有理的；倘若他们有西方人那样的热忱本事，他们的感受还要强烈得多、表露得还要公开得多。他们自认是一个优越的民族，按理该由他们来把我们塑造成他们的标准与样子，统治我们、开化我们；可是事情恰恰相反：是我们侵入并统治东方，而且不但有力量把自己的标准带来并坚持下去，还有力量把它们定为同东方人往来的标准。他们从眼前的局面里看出一场种族斗争与文化斗争的开端，而在这场斗争里他们多半要输；他们若不为此愤恨，那才真是没出息。他们抵抗之软弱，并不能证明他们更宽容；那只能证明：在每一个东方人无论自觉不自觉都认为是生死之争的事情上，他们既缺热忱，也缺精悍。

撇开宗教上的不宽容不论——在这件事上我们的祖先大大地违背了他们自己天生对慷慨之心的喜爱——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历代相传地保着一种对公平竞争的热情，使得在对手困窘时取得的胜利成为十足的耻辱。这种感情在中国从来不曾有过。即便是在性命交关的时候，我们也以为踢一个已经倒下的人是卑鄙的。东方人里没有几个不把那一刻看作下最狠一手的最好时机。

笔者不信有哪一个北欧人读《旧约》时，当真佩服过那些古希伯来人：他们在据有应许之地的时候，先把一座城的居民哄去受割礼，然后把城攻下。这样一场胜利，会在最野蛮的维京人嘴里留下一股坏味道。今天莱姆豪斯最粗野的无赖也要骂它。可它在寻常中国人看来，却是极聪明、极可佩的一着。

八世纪丹麦海盗开始劫掠英格兰海岸的时候，早已定居的盎格鲁撒克逊侵入者已经是爱家的农夫，同他们那些四处劫掠的异教同族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丹麦人的劫掠所激起的那种憎恶，是这一代人难以体会的。然而古英语文学里一篇最好的战事记述却可以为证：即便是在同可憎的维京人作战时，这些被劫掠得走投无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不肯背弃他们传统上对慷慨之心的喜爱。

有一回，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取守势，维京人的长船划到一处泥泞的河岸搁了浅，那些异教的劫掠者全副武装跳下船来，要涉水上岸去攻占着高地的一支撒克逊军。不想迎着他们的不是浅水与硬沙，而是没到大腿的烂泥，陷在里面动弹不得，正好做守军的靶子。撒克逊人见这些可恶的异教徒落到这步田地，便收住箭石，不但不把他们砍倒，反而退上坡去，放弃了自己的优势，还向维京人喊话说：等他们上了干地、把腿洗干净，他们就奉陪。中国人若在自己的文学里找到一件与此相当的事，必要大为惊异。使这件事成为可能的那种精神，在中国有史以前就死了。

中国几百年来严酷的经济情形，把中国人对慷慨大方的态度塑成了一个颇为特别的模子。新来的人很难弄清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大方是受人佩服的，又在什么地方它只给他招来轻蔑。过些时候他会发现：用竞争或刻薄把一个中国人彻底挤得活不下去，是不仁的；可是只给他一个勉强立足之地、让他在无穷的痛苦与悲惨中继续挂着一口气，倒不算不仁。

在中国，人人都有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勉强活着。可是他若想要多一点，就得同一个极残酷无情的世界去争。在中国，把一个人赖以糊口的手段完全剥光，是极重的罪；可是除了留下他挣扎下去的力气之外把他身上的一切都拿走，却没有多少人觉得过意不去。人有求幸福的权利，是不承认的；人有在悲惨中爬下去的权利，倒是承认的。在一个人口过剩、财源不多而且开发得又差的国家里，为比这多一点点而无休止地争斗，因此成了一场没有规矩的狠局：人人取守势，各自的家人亲族替他护着背后；而靠刻薄、诡诈或背信多占一寸，便是多占一寸，手段如何没有人去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不难想见：真正的慷慨是既受佩服又受敬重的；可也正因为稀罕，慷慨的表现总要受人疑忌，而受赠或受了任何形式宽待的人，总要先把送礼者一切可能的别有用心都想一遍，然后才肯相信他真是慷慨。

第十六章男子的标准（下）

为了在极富与极贫之间求个平衡，好叫人人无论多么凄惨总还活得下去，中国的成规要求：极富的人应当把自己一定比例的钱满不在乎地散出去；收入中等的中等人家应当对钱财略示淡漠；而穷人则尽可以刻薄到极处而不必有所顾忌。于是便有一场不断的争夺：一边要从富人身上掏出他们按理该交出来的东西，一边则是富人要在众人面前尽量把慷慨与不把钱当钱的样子摆足，好敷衍社会，而实际上交出来的越少越好。

在这场争夺里，没有人指望真正的慷慨，也不会把它记在施予者的账上。「面子」要求：既然挣了或偷了这么多，他就该大方到这个份上。他若既能摆出慷慨的样子、又能继续刻薄，「面子」便保住了，他就是这场争夺里的赢家，是个极聪明的人，人人都要羡慕佩服。

在中国，一个外国人的仆人会费极大的力气去打听他的收入究竟有多少，好判断该从他身上刮到什么精确的程度。他若能瞒过手下人、把开销压下来而又不显得刻薄，他就是个聪明人，他们大为佩服；可他若是斤斤计较、公然刻薄，明摆着出于吝啬把仆人的油水削得太低，他就失了「面子」，他们便看不起他。反过来，他若听任手下人远远超出该得的分寸来揩他的油、不量力地滥施慷慨，那他不过是个傻瓜，刮他是不必顾忌、也不必敬重的。在华的外国人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后一类，因此被人鄙视。多数列强在同中国打交道时也犯同样的错，因此同样被人鄙视。在中国，一个明摆着有钱、却从不给乞丐一个铜子的人，是违了「面子」的规矩、也违了「人人有权凄惨地活着」这条法则的。可他若给一个乞丐一块钱、或者一套新衣服，所有的乞丐都要哄堂大笑，彼此说某人是个何等可鄙的傻瓜。

同一切东方人一样，中国人是极会送礼的。可是真正出于慷慨或善意的礼物，像凤凰出现一样稀罕。那些礼不是贿赂，就是贡献。有事相求的人，送请求时必定附上一份礼；礼若收下了，他就指望自己的请求能得到几分照应。收下一份礼，就是许下某种形式的帮助或继续照拂。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可以收礼而不还报、也不许下还报。在中国，收到礼的人只能给它找出三个缘由。第一个、也是最可能的，是送礼的人有所求；第二个、也是最受用的，是他真心敬慕，是在纳贡；第三个是送礼的人是个呆子，被某种收礼的人摸不透的傻念头打动了。真正的慷慨，只有在来自那种神智与常识都无可置疑的上位者的礼物里才被承认——就是说，来自那种绝不可能对收礼人有所求、确实不是在纳贡、又不是呆子的人。中国人对这样的礼物是真感激的；而一个感激的东方人能感激得极深挚。不过外国人很少能引出这样的感激，因为在任何中国人看来算得上真正上位者的外国人实在太少了。一场客气的感激，多半掩着的是对那个容易被哄出大方来的、头脑简单的蛮子的轻蔑。

几十位作者在大谈中国作为一个潜在市场对世界的价值、在说中国一旦发展起近代工业与近代农法将是何等伟大的生产者时，都极口称道这几万万黄种人的勤劳；中国人自己也极看重这一点，并且认为这桩德行对这个种族的紧要，远过于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人宁可要一个勤劳的伙伴，而不要一个诚实的或有胆气的伙伴。

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彻底的安逸所抱的看重，是我们所陌生的；千百万东方人一生中那些因这样那样的缘故不能用在生利的劳作上的时辰，都快快活活地消磨在一种彻底的闲散里——这种闲散，任何没有害钩虫病的西方人过不多久就要受不了。被迫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纯粹像草木一样活着，在东方是至福，在西方却是刑罚。在东方，若条件优良，不带苦役的监禁永远不会是真正的刑罚。倒是那种于他无所得的劳作，才是真正的苦刑。把一个天性正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关起来、不给他身心上的消遣，会把他逼疯、逼成最刻毒的厌世者。东方人只要身体上的条件不至于坏到他得不到真正的安逸，便会抱着「我还没死就到了极乐之境」的念头进去过这种日子。在西方，想做点什么——无论有用没用——的欲望是这样普遍，以至于缺了它的人显得格外扎眼。在东方，想做点什么的欲望几乎从来离不开想得点什么的欲望；而一旦没有可得的机会，那压倒一切的大欲望就是什么也不做。

东方的勤劳不是自发的，它是迫于沉重的生计而生的。只看过中国几个大口岸的旅行者，到处都会看见成千的人从天亮做到天黑，干着骡马的活，拿孱弱的身子与干瘦的筋肉去硬撑，吃的是粗劣的食物，换得的是最低的报酬。中国的铺户天一亮就卸下排门，一直到再没有生意可做才上板，哪怕那时离第二天天亮只有一个钟头。夏天在乡下走的人，会看见农人在天色还不够做活时就已经在田里苦干，日落之后很久还不收工。他在天亮前好几个钟头、甚至在半夜里，就会遇见赶车的和赶骡的在那些糟糕的路上跋涉。随便看看的人会得一个印象：这些人对劳作如饥似渴，简直拦都拦不住。他没有看明白：这些人就是那千百万只被许给一个勉强立足之地的人中的一部分，他们正挣扎着保住它；或者是那更多的千百万人中的一部分，他们正挣扎着比眼下多占一点点，好享那十足的安逸、好看着别人去做牛马。替自己做事时，中国人显出惊人的勤劳。他是在挣扎着尽快到达那个可以享十足清闲的地步。

中国的短工替别人按日做活、又没有足够的监督，拍出来会是一幅绝妙的电影慢镜头。人不赶他，他绝不肯快一步；说十来个中国的锹镐工人无人管束时一星期做的活还不及两个白种工人一天做的，并不夸张。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子或街上闲着的人之多，会叫外国许多以为中国人酷爱做工的人大吃一惊。在中国几乎随处都有那么一大群人有工夫聚起来，呆呆地瞪着虚空一连看上几个钟头，这情形总叫人开眼。你若雇一批人盖房子，会很惊讶地看到他们来得早、走得晚；可是中间要停三回吃饭、两回喝茶，而且总有一批料子不可避免地误了期，使相当一部分人可以坐着看别人干。在中国，要把一所房子勉强支应起来、把事情马马虎虎办完，所需的仆人要三倍于在欧洲把事情利落办完所需的人数；而他们看去还有许多工夫闲着、睡着。中国的主人家若能坐在椅子上提高嗓门指挥，倒不嫌麻烦，整天支使他们，连哄带骂；可是那位外国主妇在他们身后追着跑，看活干完没有，找藏起来的脏处，防着买东西时揩油太多，又盯着厨子不许走样，从这些等着人赶的人身上挤出平平常常的服侍，所耗的心力比她自己把活都好好做了还多。

一个人在中国住得越久，越会发现那个小本的有闲阶级有多大。这一半是因为工业既少，位置不够分；一半也因为家族制度：一个人有了一份像样的差使，就要被一大群饥肠辘辘的亲族压在身上，而这些人不过胡乱弄点事做做，大半时间都在瞪着什么东西看。在每一家看去兴旺的铺子里，一个顾客总配着两三个伙计。这些人多半是亲戚。北京有些政府部里挂名吃饭的有好几千人，薪水固然微薄，可是几乎无事可做。有些人只在领薪水时露个面；另一些人连这个也嫌累，便打发一个仆人去。然而除了这些人之外，看来还有另外几百万小本的投资者：他们有一点地，交给别人分种；或者在一家买卖里有一点股；靠一点微薄的进项闲着，偶尔碰上一笔小买卖便做一做，给本钱添上一点。他们过着极简朴的日子，所需甚少；而且同一切有福闲着的人一样，把余暇花在闲谈、喝茶、安安静静地像草木一样活着——还有睡觉上。中国人是惊人的瞌睡家。倘若随时随地、任何姿势、任何长短都能酣睡的本事真是良心清白的标志，那么这片土地合该由中国人来承受。

中国人用他们余暇的办法，同西方的消遣恰成显著而意味深长的对照。中国人嫌运动带着不生产的劳作的性质而厌恶它——除非它只是给闲人提供一场热闹、或者提供一个赌钱的场子——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凡需要费一点气力的癖好，肯去做的只是极少数。喝茶与闲谈既不费力也不叫人兴奋，是最受欢迎的消遣。读书消遣少得惊人——想到他们自称对中国文学有兴味、有敬慕，这就更令人诧异。无论哪一行人，谈话几乎总离不开本行；在街上得到的印象是：中国人除了吃食与钱财之外很少谈别的。在芸芸众生里，这两样确实是大题目，只有说书能冲淡一点。而举国上下最大的消遣是看——看戏，看铺窗，看过往的人群，看一队蚂蚁，看一个老头梳胡子，看一条狗身上的疮；再没有什么琐碎到不能引住闲人那悠长而空洞的注视、把它无限期地留住。中国人若无目的地，是从不出门散步的；可他们要出去闲逛，为的是找点什么看。他们也出去遛鸟。

末了，他们从不为好玩而做事，也不像西方千百万人那样非做点什么不可、否则便要憋炸。他们做事只为回报。一句话：在中国，休息的意思是不动；而在多数西方人，休息的意思是换一种活动。中国的勤劳是经济上的必需所逼出来的；而既然必需之物这样难得、奢侈之物又这样远在绝大多数人之上，那么一个人能占到上风、挣得奢侈与安逸之资，这份勤劳在中国便比在生活较易、广大民众并不是只比饿死早一步的国家里更是一笔精神上的本钱。在真正干重活的那些阶层里，中国式的勤劳是那种有耐性、一步一步挪的驮兽的勤劳，而不是那种以自己的快为乐的神经敏锐的马的勤劳。懒惰只有在懒不起的人身上才是恶习。

自制在中国某种程度上同勤劳一样，是从必需里生出来的德行。平均而论，中国人大约是世上各族中凡事最有节制的。无穷无尽的世代里，彻骨的穷困自然逼得他们大多数人极其节俭，所以举国的传统都反对奢侈、浪费与放纵；可是寻常中国人本来就没有西方人那种强烈的情感与欲望。他们的热忱很少能拔到我们那样高的调门上。他们爱得淡，恨得淡，而且几乎从不因为什么缘故而心碎憔悴而死。你会遇见许多饶舌轻快、活泼得几乎像高卢人的人；也会遇见许多庄重、沉着、心思严肃的人；可是真正热烈的人极少。实在说，同他们打交道越多，越觉得他们是这样一个种族：他们心灵的火因缺柴而烧得很低——低得远过于那些离野蛮还没有隔这么多世纪文明的西方民族。

既然主动的冲动较少、情感也不那么强烈，他们要克制的东西比我们少，因此克制起来也容易。他们爱太平、爱安静、爱安逸、爱从容的体面，这就使他们看重彼此的自制与节制。中国人若做享乐之徒，所纵情的也是安静而使人昏昏欲睡的那一类恶习。他要逃避自己或自己的烦恼时，自然而然去就鸦片，而不是去就酒。鸦片瘾和别的安静的恶习在中国之所以不被人赞许，与其说是因为它们毒害身心，不如说是因为染上它们的人供不起，以致毁了自己和家小。那个供得起做享乐之徒的有钱人，只要他的恶习不以任何方式扰及邻人，就不大会为此受严责。自制在中国是一桩社会的德行，不是一桩抽象的德行。它极受看重，是因为它有利于太平安静，而不是因为它意味着心性的磨练。我们不喜欢「醉酒闹事」的人，是因为他搅了安宁、成了讨厌的东西；可是我们鄙视他并不是为他破坏了安宁，而是为他缺乏自律。中国人责备他，与其说是责备他做了一个败德的人，不如说是责备他闹了事。他若安安静静地喝醉了睡去，而且这番表演于他自己和家里并无经济上的损失，那么寻常中国人看了也会相当淡然，不会比看任何别的无害的怪癖多议论一句。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常听见有人痛斥吸鸦片——可理由总是同一个：供不起这烟的人染上了瘾，为满足日增的烟瘾而毁了家。笔者从来没有听见有人去责备一个有钱有闲的人吸烟。在中国，恶习只有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公害、触犯了社会的安宁时才算罪；而自制在中国人眼里这样可贵，正因为它有利于太平。它与其说是一桩德行，不如说是一桩方便。一个每顿饭都把自己撑坏的人并不是罪人，只要他出得起自己所吃的食物的钱、而又没有因此夺了别人的口粮。

在中国，确实有些时候，礼法要求人把一切自制抛到九霄云外，要求人把自己激到几乎中风的狂态。一个人的「面子」危在旦夕、又别无保全之法时，这样做是十分得体的。在这种情形下，那个温和的、实在对什么也动不起气来的人，便像戏子一样装出怒容，一直装到血压升上危险的高度，一面扯着嗓子装疯似的号叫，直到身边围上足够多的亲戚、朋友与邻人，无论如何都拉得住他；然后他便扬言要杀人、要伤人、要寻死，还装出狂怒的样子挣扎着要去实行。这样闹剧式的大发作，几乎总以精疲力竭告终，有时一连几天缓不过来，而且时常以中风身死收场。这样的发脾气，一点也不丢人。规矩要求如此，因此是完全合礼的；可一个人若是冷静地以暴力去报复所受的伤害，而不先把自己嚷得满脸通红、给旁人一个拉住他的机会，他就犯了失于自制之过，那是要闹得满城风雨的，而且会把他打上危险的亡命之徒的烙印，无论起因是什么。中国暴民的狂怒也同样是做戏。照传统，一种局面若该由众人动手，这群人便着手把自己鼓动成一副狂态——而这种狂态他们本性里是没有的——并且出于戏子那种务求逼真的激情而干出最可怖的过分之事；可是每一个人一旦看出这把戏危险，总随时准备在一瞬间清醒过来，一低头就跑。

在一切事情上，正如在宗教上一样，中国人（自然有例外）不能有高度的激昂，不能有压倒一切的热忱，不能有疯狂的沉醉，也不能有西方人藉以成就伟业与大罪的那种神来的狂热。因为他们心灵的火烧得又低又匀，他们彼此相处起来觉得很舒服；而因为西方人那同一团火烧得高、有时还会这样那样地窜出他自己的控制，他们便觉得我们大体上是极难相处的人。自制在他们是气质问题，他们非发疯不能把它卸掉；在我们是自律问题，而且随时可能被最小的一星火花点得粉碎。因此，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是一个天生君子的种族，而我们是一群松松拴着的食肉兽，其实该关进动物园去。在中国，人看我们的心情，大约同一群羊看一伙彬彬有礼、善于交际的狼差不多。羊天生没有彼此咬一口的念头，所以尽可以放心地挤在一处；可是那只行止端正的狼却总在克制自己想咬同伴一口、或吃一只羔羊的天性；所以无论狼们表现得多好，羊同它们寒暄时总是不自在的。

这个比喻也许算不得妙。中国人若把我们叫作狼，我们在并没有露出狼性的时候是有权不高兴的；不过它倒很能说明中国人同西方人在世代相传的气质与根本标准上的巨大分别。因为我们的血统与本能，我们宁愿佩服那只行止端正的狼，而不佩服那只低头吃草的羊；而中国人凭他的气质，在那只行止端正的狼身上只看得见一个潜在的祸根，随便哪一天他都肯拿十二只最好的狼去换一只温顺的羊。我们喜欢大胆、直截、心地慷慨的人，有充沛的精悍之气，而对自己的高亢又有足够的约束，做得成可以忍受的邻人。中国人喜欢安静、守礼、知道享受安逸的人：他们靠绕弯子施展机心与谋略去赢，对一个铜子的价值有精明的了解，对太平的价值也有足够的体会，因而凡事谨慎周密，无论为善为恶，都不会鲁莽地把自己或别人拖进麻烦里去。

中国这套男子的标准，根本上就是全亚洲的标准，也是欧洲某些带亚洲血脉的民族的标准。与之相对的那套男子标准，守得最力、珍重得最深的，是塔西佗笔下那些条顿人的嫡裔：论人数他们在人类中微不足道，是一个爱显胆气过于爱显谨慎的种族；宁可拿性命去冒险而不热心生养；耽于种种破坏性的热忱，这些热忱曾使整整一些民族死伤大半，而常识本可以救他们；把仁厚看得重于私利；为真理、为捍卫真理而发狂；受着一股精力的祝福或诅咒，而这股精力破坏的时候同建设的时候一样多、甚至更多；他们给这股无从控制的蒸汽找的出口，是十字军、宗教战争、无缘无故的战争、使万千观众着迷的竞技、数不清的小说诗文论著与乐谱、以及大片大片涂抹的颜料，每一样都不求合于成规，而求新、求与众不同；最后还要攀着理想一直爬到天顶。这群疯子里有很大一部分如今说英语，其余的说同族的语言；我们合在一起，似乎已经把我们在其中生息行动的这颗微不足道的星球探索并征服了大半。同我们截然相反的，是那些庞大而杂色的人群：我们同他们融合便要失掉自己的特性，我们向他们屈服便要压抑自己身上那些使我们成为主宰种族的本能。我们必须在自己心里、不带感情地断定：我们究竟是那适者、是命定要存活下去的，还是不过是宇宙面上一个有毒的赘瘤，把它除掉世界会更好。

这个问题是躲不开的。那些像罗素一样在中国的人生观里看见新天新地之应许的人，尽可以有他们的意见；可他们若赞同罗素，那就是把白种人的一切本能都判了永罚——正如教会当年把未受洗的婴孩埋在圣地之外一样——并且投票赞成一个既不肯被制服、也不肯被同化的种族归于灭绝。

在东方与西方（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人生观之间作取舍，并不是一个是非问题；这是一个存亡问题，一个配不配存活与统治的问题。倘若我们是该被淘汰掉的野人，我们的标准是野蛮而具破坏性的；倘若中国人与别的东方人已经发现了全人类幸福的秘诀，那么我们还是让开路的好，因为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斑纹，正如豹子之不能。亏得我们这些进取的品性——随你用虔敬把它们调和到什么地步——我们不是被灭绝，就是去统治。

笔者着手要说明中国根本上出了什么毛病。这件事做下来，变成了一场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差别的陈列，而且是性命交关的、根本的差别。倘若在这一番议论之中，他无意间向读者证明了中国人是比西方人更好的人类利益的看守者，他也甘心。那么中国那些根本的病症便都是健康的征候，而我们自以为与众不同的东西，大半倒是病了。

这些文章其余的部分带着附录的性质。故事到这里讲完了，可是其中的教训还得应用。倘若这故事整个是错的，那么应用这教训就没有真正的意义。中国一塌糊涂这件事本身毫无意义，除非我们对而他们错，除非我们优而他们劣，除非我们有资格去统治、或者注定终将被灭绝。盎格鲁撒克逊的感伤派宁可死上一百回，也不肯在这一点上表个态，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可中国人不会这样，而这正是这一大篇话的全部要点所在。东西之间根本的差别，只有靠极长时期的演化才除得掉，而不是靠会议、靠宣示悦耳的情感、靠教育、或者靠灌输这个那个宗教。交通的改良把世界弄得这样小，我们已经躲不开彼此；而这些差别又这样大，以至于接触必致无休止的摩擦——除非早早明明白白地认定：是西方对东方发号施令并利用东方，还是东方对西方发号施令并利用西方；是东方的标准做世界的标准，还是西方的标准。这些文章写出来，是要向西方摆出：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根本上出了什么毛病；好让读者自己断定：他究竟宁愿做一个西方人去控制东方，还是迟早向东方的标准屈服、被东方所支配。

欧美在中国的方针，终归必须由这一取舍来决定；而决定得越早，对各方的震动就越小。

第十七章对外关系（之一）

中国初次略微懂得平等基础上的对外关系是什么意思，还不到一百年。她的统治者承认这样的关系可能存在，是在几个欧洲强国显示出他们若高兴，尽可以把中国放在从属的地位、而他们却情愿以平等相待之后。中国认为这一让步是他们软弱而愚蠢，却乐得占这个便宜，并且假装相信：各国以平等相待是可以有友好关系的。然而她从来不曾真信过，不过把这套说法当作一个暂时相安之局、一层方便的掩护，等着有朝一日重新申明她那无可置疑的优越。

在上一个世纪于枪口之下议成的那些条约以前，中国同外邦订立任何协定，无不至少维持着她优越的那层虚文。凡到她朝廷来的使节都得向皇帝叩头；而且照例要安排好：往来文书中天子被称作父或兄，而同他建交的那位蛮王则得自称子或弟。为维持这副优越的架子，中国往往得以这样那样的贡赋重重地付出，而那贡赋是以「赏赐」的名义送出去的。一旦撇开这些虚文，就意味着打仗。要么中国优越，要么中国被征服、皇帝身死或出逃。她那些蛮族邻邦，一旦居于征服者的地位，从来没有一个提出要以平等待她并同她保持友好。他们在没有预备好把她整个吞下之前，都假装仰视她为尊长；等预备好了，便干脆把她吞掉，事情就是这样。世上竟有些国家有力量吞并别国而偏不吞——这个念头在欧洲人开始把条约硬加于中国之前，中国人脑子里从来不曾有过；而她没有被人整个吞掉这件事，她硬要看作是她优越的凭证，凡想同她订约的人都该好好地承认。一个人有力量欺压邻人、把他抢光而不受惩罚，却自愿不这样做，这在任何东方人都是难以设想的；而一国打败了另一国，竟还欣然提出以平等相待战败者，这只能证明征服者头脑简单，而像中国人这样聪明的民族是责无旁贷要去利用的。

一切准许外国人在中国居住与通商、并责成中国政府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条约，都是在中国人被打得一败涂地、因而巴不得讲和的几场战事之后订立的。征服者在这些文书里所加条件之宽大，没有一次不叫他们吃惊。那些能开进这个国家的京城、把皇帝赶得抱头鼠窜的人，竟不去统治这个国家、榨取这个国家——换了中国，碰到同样的情形是必定要这样做的——这在东方人是不可理解的，只能用征服者的头脑简单或愚蠢来解释。他们给中国以讨论所索条款、就条款讨价还价、并就条款正式立约的权利，这又进一步证明：他们要么是对中国的了不起深怀敬意，要么就是十足的痴傻。无论如何，这在东方的邦交里是桩新鲜事，中国为自己计是非尽量加以利用不可的。她后来又发现：海外这些野人彼此猜忌；而且虽然他们中任何一个都能征服她、吞并她，这些相互的猜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她安全的保障。那么显然，她为自己计有责任去挑拨这些猜忌：乙在索要好处时，便去同甲含情脉脉地调情；甲开始指望得太多时，便送乙一点表示情意的小礼。这是老把戏了。两千年来，中国一直忙于挑拨边境上的蛮族自相残杀，好叫中国不必费事自卫便可享太平；所以她只消对海外野人的脾气略加了解，就极其老练地同他们个个调情、在他们中间处处挑拨。

中国的外交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利用外国人假定的头脑简单——对外国人的善意，她是丝毫不予承认的；另一条是以此制彼。沿着这两条路，她成功得这样出色，以至于她对我们所有人的鄙视都是我们活该。近年来各强国在中国的方针，完全足以使一个东方国家对我们毫无敬意可言；而在中国眼里，那些本来任何一个都能征服这个国家、并且只消稍加收拾便可在三年内使贸易增长一倍的列国，地位竟这样低下，这不过是他们挣来的鄙视罢了。一切失策的方针里最蠢也最可叹的是美国的方针。没有哪一个强国像它那样，把西方人何等软弱、何等简单，何等容易被哄被骗，在明明有力量还手时却因感情用事而能容忍何等放肆，向中国人演示得这样充分。近年来大不列颠、甚至日本也跟着美国走，拿好话代替火药、拿恭维代替最后通牒，以至于中国人简直要因自满与对外国人的鄙视而歇斯底里，在全国各处举行声嘶力竭的仇恨大会；而其结果，必然是每年对外国人的暴行越来越多、赖掉的借款越来越多、无礼的外交照会与关于「权利」的主张越来越多。俄国的苏维埃如今正乐得把这个局面利用到十足，撺掇中国去干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横事与蛮事，又没完没了地舀出假惺惺的同情，支持她反抗西方的「帝国主义」与「不平等条约」。中国把这份同情照票面收下，因为信它方便；可她心里真正高兴的，是又多了一个可以用来对付西方列强的靠山——那些列强已经显出几分要认真过问她的事的样子了。苏维埃在中国所得的势力，已经大到连西方的外交官也警觉起来；美国近来采取了一套她自以为很得意的对策，英国和别国似乎也都附和。读过前面几章的人，谁猜得出这对策是什么？是把中国更严格地约束在她的义务上么？不是。是拿好话把中国淹没，是向中国证明西方的善意——在中国人眼里，善意不过是糊涂的同义词。

每逢一位美国或英国的外交官在中国要作一篇会被公开报道的演说，这片土地上的老侨民便预备好要痛苦得浑身发扭；因为那演说必定要强调西方对中国的敬意，必定要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听众：中国的文明何等高贵、历史何等光荣、文学与学问何等伟大、四万万不知疲倦的劳动者何等壮观、天然的富源何等无穷。每有这么一次发作，中国人便得了鼓舞，聚在一处去想新的法子，好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削减他的权利、降低他的声望；而那些来中国要借她既有的贸易与在东方的投资去搞垮欧洲的苏维埃代理人，则抱着膀子暗自高兴。

十三、十四世纪蒙古人统治中国、并统治亚洲大半的时候，欧洲同远东之间开了许多条贸易的动脉；许多有冒险心的人，无论商人还是传教士，都找到了往蒙古与中国的路。蒙古人对外族没有成见，旅行的人不但受到款待，其中有突出本领的还被委以差使，马可波罗的记载就是明证。那些大汗若再把中国与商路握住一百年左右，欧洲差不多在五百年前就会同中国有密切的政治与商业往来，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蒙古帝国的瓦解、它分裂成若干彼此并不十分友好的蒙古王国、以及最后蒙古王朝在中国的覆灭，在最熟知的那几条陆路上设下了无法逾越的障碍，把同远东通商的发展推迟了几个世纪。陆路贸易直到俄国人——他们那时还不够强，不能在欧洲扩张——挺进亚洲，并终于在一六四〇年前后在黑龙江上同新生的满清帝国发生了相当粗暴的接触，才算恢复。

那时荷兰人已在台湾，葡萄牙人已在澳门，西班牙人已在菲律宾；华南对这些海外蛮子那种敢冒险、好进取、说干就干的性情，早已十分清楚。这些商人来去都由自己担当，自己找机会、自己打仗，本国政府既不怎么管束，也不怎么鼓励；他们也不想同中国政府接头，把自己的权利与特许正式定下来。连他们所到的南方口岸上的中国地方官也不大理会他们，直到他们同本地人的贸易肥到有「陋规」可揩的时候；而那时官府所做的，也不过是加些限制，好保证自己在一切买卖上抽到丰厚的佣金。

然而俄国人一同满清帝国接触上，就立刻设法建立正式关系、把自己的通商权利定下来。黑龙江上雅克萨的俄国商站正同满清的军队打一场寡不敌众的仗时，第一个俄国商务使团于一六五四年到了北京，给顺治皇帝带来丰厚的礼物。礼物被当作贡品收下，皇帝写信给沙皇，嘉奖他的恭顺，并命他恭敬地接受他送往莫斯科的赏赐。这里全无平等的意思。关系是建立了，可它同中国向来同别的属国所有的关系是一个格局。一六七〇年，第一个中国使团到了莫斯科，不是去致意送礼，而是去索还一个被满洲人迫害、逃往西伯利亚并投入俄国保护之下的部落。沙皇的朝廷上没有一个人会说会读中文，于是这使团毫无进展；中国使臣被送了回来，还派了俄国官员同行，想弄明白他们究竟所为何来。他们于一六七五年到了北京，经当时住在北京、极受当局宠信的耶稣会传教士从中斡旋，同中国朝廷接上了头。

耶稣会士在科学上的造诣，已经为他们赢得了前朝中国学者的敬重；此后又有几代人在京城颇有势力。第一个真正的条约——《尼布楚条约》——就是靠他们的帮助签订的，而作准的文本是拉丁文！一六九二年彼得大帝派一名使臣来换这条约的批准文书；他向皇帝叩了头，被当作一个恭顺有礼的藩属的使臣亲切接待。一七一九年彼得大帝又派了一名使节，带来一封极尽恭维之能事的致皇帝书。这位大使向皇帝叩了头；皇帝大为高兴，竟叫一名中国高官向那封信叩头。这就很接近于承认平等了。

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已有二百年，才于一七二七年头一次设法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记载说他们带来了贡品，带着赏赐回去，还带了训令给他们的君主，叫他做个好臣属、听从号令。这时英国人已经在广州及西江三角洲别的地方通商，而对外贸易也已被广东巡抚正式承认、并照他自己的便宜加以规定。记载里所谓的公行制度，是一七二〇年立的，一直维持到一八四二年。一小批中国商人——十三行——取得了对外贸易的专利，直接受官府管束。外国人不能同别人交易，只能在划给他们的极有限的地面上居住、做生意，不许往内地游历，也不许进城。那时根本没有治外法权这回事；犯了事的外人，一概交给中国的官府审讯处罚。迟至一七八〇年，还有外国人被中国当局处死；此后又有六十年，中国仍享有管辖之权，不过因为商人势力日大而行使得颇为谨慎。

第一位英国驻华大使于一七九二年到了北京。马戛尔尼勋爵带着随员在大沽登岸，带着他的「贡品」乘船进京。他觐见了乾隆，其间双膝跪地，可是并没有真行叩头之礼。他的仪仗前面打着旗，旗上用中文写着，向世人宣告：有一位大使正带着英国的贡品上路；这个印象，这位外交家显然并没有设法去纠正。这一趟访问着实替中国的「面子」长了不少气，因为那时已经知道英国离中国极远、而且极强。这意味着普天之下最远最强的蛮夷已经知道了中国的伟大，并且派了恭敬的使臣来正式承认中国君临天下。马戛尔尼勋爵在北京造成这个印象的同时，在厘定通商权利上一无所得。他这趟使命还不如不来。此后二十五年里，满洲人同中国的秘密会社很有些麻烦，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也受了疑忌。耶稣会士在北京失了势，中国的基督教会被看成近乎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神父时常被捕，连同他们的教徒长期监禁；外国来的使团不受欢迎；最后在一八一五年，基督教被明诏严禁，而各处中国人教外人学中文也被禁止，违者处死。

在此期间，有两位外国使节曾动身往北京，都没有能得到觐见。俄国已经厌倦于奉承中国人的虚荣；沙皇虽愿为维持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陆路贸易作很大的让步，却不愿被放在藩属的地位上。一八〇五年有一位俄国大使到了张家口，带着极贵重的礼物，却被告知：若要在朝廷受见，就得叩头。他不肯，于是争论了一阵之后，他把礼物收拾起来，带回莫斯科去了。一八一六年第二个英国使团到来，为首的是阿美士德勋爵。他获准到了北京，而在他经过一段艰苦的旅程到达时，却被告知：嘉庆皇帝此刻正在城北六英里的圆明园等他。因为行李还没有到，这位大使无从换下满是风尘的衣服，便不肯前去；于是皇帝空等一场，恼怒之下索性根本不见阿美士德勋爵。这个使团因此一事无成地回去了，倒给两边都添了不少恶感。

到这时，大不列颠已经开始正式注意到对华贸易的价值。东印度公司对这桩买卖的专利于一八三四年期满，政府同公司之间的协议没有再续。美国同中国的独立贸易始于一七八四年；到一八三四年，参与其事的还有许多别的国家。于是英国决定：既然她的远东贸易已向自由竞争与私人经营开放，就该派一位商务总监——一位有全权外交职权的总领事——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广州促进英国的利益。头一任是律劳卑勋爵；他没有领教过中国人的自大与骄横，即便懂得中国人的那一套，也决不会有耐性。他没有照惯例经十三行请求准许来广州，就径自赴任，并试图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总督卢坤直接通信。他那封信把这位大员气得不轻，根本不肯见他，而且立刻禁止中国人同英国人贸易。正在这要紧的关头，律劳卑勋爵病重，不得不回澳门，不久就死在那里。总督以为自己打了一场外交上的胜仗，高兴之余，开恩准许恢复贸易。律劳卑的继任者交涉毫无结果；可是一八三六年来了一位义律上校做商务总监，他大量使用好话，赢得了许多让步，也替日后许多麻烦打下了根基。他把总督当上司称呼，把特许当作恩典领受，还在别的方面使中国人相信英国人已经低了头。

大约在这时候，中国人开始发现全国的银子正在流失。英国商人代表着一家在印度立足已久的公司，一向迎合中国人吸鸦片的嗜好，把这桩烟土买卖做得极大；各国都有份，不过英国人自然占着便宜，因为当时主要的来源在他们手里。各处的中国官员都纵容这桩买卖，虽然它是明诏严禁的，因为他们的佣金极厚。出口比起鸦片的进口来算不了什么，中国不久便明白：外国人正把她的银子一船一船地运出国去，弄得全国存银大减、银价大涨。广州总督奉命断然了结这桩买卖，他照办了。一八三九年，广州的外国商行奉命交出存烟，他们无力抵抗，便把两万箱烟土交给了官府。总督很想把这批东西当作战利品送往北方，可是北京命他把所缴的烟全数销毁；那时官场里还有些纪律，于是鸦片便和上石灰倒进了海里。

这一举动引出了中国第一场真正的对外战争。鸦片这桩买卖无疑是极可恶的；可是广州的官员一向对它笑脸相向、从中取利；而他们不加警告便擅自没收价值约六百万元的货物，自然激起痛恨。这个数目在当年比在今天值钱得多。外国人若要继续同中国通商，这样的举动就非挑战不可，而责任的重担落在英国人身上。一八四〇年，中国生平第一次面对一场真正的对外战争，而北京远远没有意识到它的意义。在朝廷看来，这不过是一伙在海上活动的海盗无礼罢了，并不比这更当真。因此后来受的震动也就格外使人难堪。

战事两年之间，守着广州门户的虎门炮台两次被炮轰并被攻占，舟山群岛被占领。广州总督看出这是场大祸，照中国的一贯做法，什么让步都肯作；可是他同英国人签了一个暂定的协议、答应妥为赔偿之后，这份约却被道光皇帝否认，并奉命要他照蛮夷的本来面目对付他们。这道旨意他压着不发，等北方派来的大军到了，才想用背信的手段了结这场怨。结果是广州城北、居高临下俯瞰全城的炮台被占。广州城自然不战而降。随后浙江沿海的宁波与镇海被占，北京才开始觉得事情严重，于是一八四二年新募了军队调往浙江。他们大败而溃，上海被英国舰队攻取。于是定计：要叫北京感到这场斗争的严重，办法是切断由镇江经大运河北运的漕粮；于是英国舰队驶入扬子江，进攻镇江。这一着之大胆，在中国被人当作一个分量极重、力量极大的东西的年代里，如今是不容易体会的。

英军头一批登陆的人到镇江时，中国的守军自然一哄而散。不过满洲人那时还能打，一直抵抗到最后，剩下的人为免被俘而自尽。下一个目标是南京；可是上海与镇江的事已经传到北京，而这位第六代的皇帝，中国气已经够重，宁愿敷衍，虽然他还不曾动用自己的军力。他派了全权代表到南京，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第一个不承认中国皇帝为上天之代表、为物质宇宙之主宰的条约——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约定并付清的赔款共两千一百万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开放通商；香港——一块从海里突出来的不毛之石，在中国人眼里一文不值——割给大不列颠。这里值得着重指出：中国历来划给外国人居住通商的每一处地方，都是他们认为特别没有用的地方：烂泥滩、沼泽、光秃的石山坡、靠不了船的水面——而这些如今都是中国最值钱的地皮，年轻的国民党人正拚命要把它们收回去，并且为了中国那宝贵的「面子」，情愿把它们打回中国式的一文不值的原形。

在广州，外国人住的据说是一条叫沙面——「沙的面」——的沙洲，是一道可怜的淤泥堆；在洋鬼子把它垫起来、在上面种树、盖起漂亮房子、把它的地价抬到那样高之前，中国人是不肯上去的；如今广州人若能买到四十英尺临街的一块，便要自以为连同宗族都发了、够吃好几代了。上海是建一座近代建筑的大城市最糟糕的地点。离开人工垫高的江岸，打井三英尺就出水。整个地下都是稀泥；然而外国人在那里不到一百年，竟经营出这样的局面，使地价涨到每英亩约一百万元，而中国管辖之下更好的地却只值五十元。这在国民党人自然算不了什么。这不过是对中国的侮辱罢了——而每一个有钱的中国官员都乐于用买上海地产的办法去原谅这桩侮辱。天津是又一片烂泥滩，是当作笑话交给外国人的；如今中国的权贵们却乐于在那里花难以置信的巨资盖东方最堂皇的府第，好在风头不顺的时候做所谓的「避难窝」。

第十八章对外关系（之二）

香港如今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之一，也是贸易最富的地方之一。在中国人手里，它是渔人避风的去处，而且是极荒瘠的一处。为着面子，这一代的中国人很想看它回到原来的样子。当年皇帝把它送出去时是笑着的。如今那些为逃暴政与不公而出亡的中国政治犯，一踏上这块地便也笑了，因为他们可以在头脑简单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愚蠢的宽容之下，着手阴谋破坏本国的安宁与福祉；可是国民党人要把它收回去，好把它身上一切值钱的东西剥光，使它真正变成中国的，像沿海别的渔人的礁石一样，除了沉船与海盗之外什么也不给这个国家。

再说回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紧跟着就是美国与法国的条约；这两国在约里取得了大不列颠经过许多苦战、耗了不少钱、人与胆气才得到的一切好处与特权。我们的传教士很以我们没有参与这场鸦片战争自居（笔者是美国人）；然而在这场斗争里，正是英国人头一次替我们大家在中国赢得了被当作人、而不被当作毛茸茸的野人看待的权利；而法国在她的续约里，又是头一个逼北京撤销传教之禁的——这件事大不列颠与美国都不曾想到。美法两国都太自命清高地民主，不肯同英国一道对中国开战；可是两国又争先恐后地要分享英国出钱出力所得的果实。

中国人因为条约的条款宽大，不肯相信这些是当真的文书，断定自己没有被整个吞掉是打了一场伟大的道德上的胜仗，并且在条约签字之后立刻动手来证明这一点。

广州猛地仇起外来，仿佛领了执照似的。到处贴满揭帖，痛骂那些新来的「洋鬼子」；而中国人的精明，在总督徐广缙身上被捧上了天。他划给外国人一块二十一英亩的通商地；而外国人虽说有权自由进广州城，他却因把他们挡在城外而从北京得了重赏。破坏条约成了当令的事，凡能破坏条约而又「安然无事」的中国官员，顶戴花翎多得戴不下。咸丰——那位有名的皇太后的丈夫，而皇太后原是一个品级平常的满洲妃嫔——尤其热心要看洋鬼子受辱；那些使商人与传教士日子难过的刁难，多半是依他的直接旨意行出来的。英国耗费所换来的那些条约，都定于一八五四年修订。等到修约的事提出来，中国人便发出他们惯常的那种冷笑——这种笑是专为傲慢的蛮夷而练出来的，至今还很时兴。

广州总督自然把一切修约的请求置之不理。武力既已撤走，义务便没有了。不知为什么，各强国那时都在别处忙着，所以也没出什么大事，直到一条中国的划艇（纵帆船）「亚罗号」进了广州，而船上的武装不足以抵挡勒索。「亚罗号」是在香港注册的英国船，船上十二名水手受英国保护。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这些水手被带走，关进一个中国衙门。英国领事巴夏礼——他日后还有更高的声名——要求先道歉再交还水手。那位总督照例害起「怯场病」来，想不道歉就把人交回。英国的答复是立刻夺取炮台。广州人那时正疯了似的仇外，尽管他们正因对外贸易而从一座破落的市镇长成一座真正的城市；他们闹起一场暴乱，把外国的洋行与货栈全烧了。正在这当口，法国也加入了大不列颠，因为有一名传教士在广西被害，而法国无法索得一个满意的交代。

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以英法两国大使兼联军统帅的身份，想同在广州的钦差大臣叶名琛谈出个结果来；可叶名琛根本不肯同他们打交道。他请教过算命的，知道这场麻烦在年内（一八五七年）便可了结，所以不肯同外国人交涉，而且不顾同僚的劝告，连一点军备也不去做。一八五七年十二月，联军对广州发动了合攻。那个月的二十八日，六千人登陆；第二天城便太平地落在外国人手里，叶名琛则躲了起来——所以这场麻烦至少在当地确实在年内了结了，只是不是叶所预料的那个样子。几天之后他被找着，被解往加尔各答，死在那里。此后三年，广州由三位外国委员治理。

这场胜仗之后，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前往上海，从那里把修约的要求送往北京。美国与俄国也急着要修自己的约。他们不肯参战，却乐得占法英在南方获胜的便宜，同联军的两位专使一道向北京提出要求，随后又跟着他们到天津，坐享他们在那个口岸进取之举的好处。对从上海来的联名照会，北京答复说：外国人可以同广东总督去了结此事。然而他们已经受够了这种转弯抹角的交涉，决意必要时以兵力同北京直接接头。于是舰队北上，攻取了大沽。中国使臣来谈和，却没有像样的凭证；于是联军溯河而上，占领天津。北京赶紧派了正式授权的代表来，《天津条约》于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约中规定增开口岸。联军索要并获许赔款四百万两。中国重新保证宽容基督教，又议定在上海修订中国海关税则。还议定外国使节可以驻京，新约也要在北京换约。俄国与美国同时也议成了类似的条约，不过美国的约里没有规定在北京换约。

一八五九年，一位俄国使节经张家口走陆路，毫不费力地到了北京，把他的约换了。美国使节没有试图进京，他的约也没有出什么岔子；可是法英两位专使却被断然拒绝进京。经过许多无用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们想再从河上硬闯天津，不料中国人已在岸上偷偷架起了新炮台。联军舰队中了埋伏，损失不小。然而一八六〇年，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带着一万八千人回来，三两下就把中国的抵抗收拾了。中国最好的队伍、一支庞大的蒙古马队等着外国人，拚死苦战，却几乎全军覆没。河上各炮台都被从背后夺取，天津再度被占；联军不等交涉，便向北京推进。离京城若干英里处，中国人显出想谈判的意思，巴夏礼便打着休战旗去接洽。他被扣住、受了刑，当作俘虏送往北京。此后除了拿下京城别无他法，而京城是轻易就拿下的。皇帝咸丰逃往北京东北山里的行在热河，死在那里，临终大约还以为他的朝代已经完了、中国要有一个外国的君主了。

外国军队奉统帅之命，干了许多暴行。离京城六英里的壮丽的圆明园被彻底毁掉，别的大肆破坏的举动也得了允准。外国的史家时常为这些举动惋惜，因为它们不是在战火正炽时干出来的，而是统帅冷静地下令干的。他们往往忘了：这里面有许多挑衅的因由，而在那样的局面下，要把中国人当作讲理的人来对付是不可能的。额尔金勋爵在往来文书里说过一句不错的话：他们是一个从不服理、只服力的民族。他们只有在上风、在欺压别人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更强的恶霸面前匍匐在尘土里的时候，才是满意的；从来不肯在平等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待人。只有把他们吓到乐于听命的地步，他们才讲得通道理。我们这些在中国住过、不得不赤手空拳地同中国人的拖延、闪避与无礼纠缠过的人，能体会英法两位专使在三年徒劳地想叫满清政府清醒过来之后到了北京时是怎样的一种脾气；而我们这些爱那座蒙古人规划的、宏伟的老北京的人，对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饶过了京城里真正值得保全的东西，所怀的感激多于对他们毁掉那座由耶稣会建筑师帮满洲人在城外造起来的半洋式的游乐园林的恼怒。

逃在热河的朝廷发现外国人并没有要做出那个「合理」举动的意思、并没有要自己把政权夺去的念头，便赶紧派恭亲王到北京做使臣，能谈成什么条件就谈什么条件。先前的条约自然换了文，又议定赔款八百万两，天津也开放通商。这期间，俄国与美国坐在场边，对中国与联军两边都扮着同情的中立者，愿意出面居间，既不动武也不花钱，却准备把英法从中国榨到的任何好处一把抓到自己手里。俄国取得了乌苏里江以东一大片土地的割让——也就是后来的滨海省，连同海参崴这个港口。美国没有得到什么看得见的东西，可自然凭着她头一年换过文的条约，以「最惠国」的资格同样受了益。美国只参与过一次在华的武装侵略，这件事被那些主张环球携手的感伤派渲染得十足；可是她从来不曾用拒绝享受别人打下来、或出钱买来的在华权利与特许的办法，来同武装侵略划清界限——而在别人出力的时候，她正保着一种自命清高、道貌岸然的中立。在华传教士中人数最多、最活跃的是美国人，而他们若不是法国与大不列颠从中国手里硬逼出一点勉强的宗教宽容，一个也不会到这里来。可是没有一个美国传教士肯放过机会去告诉中国人：他回想起大不列颠的「鸦片战争」是何等虔诚地骇然；也没有一个肯放过机会去提醒他们：那场以咸丰皇帝出奔身死、圆明园被可耻地毁掉为结果的额尔金—葛罗之役，美国并没有参与。英国的传教士自然也是一个调门。美国商人也拿美国在中国没有一处租界这件事在中国人面前大做文章，却不提他们本来有过三四处租界，后来都转给了那些邪恶而贪婪的英国人，因为美国政府不肯批出足够的钱去修整并派警管理；也不提这些租界并没有还给中国，而是交到了外人手里；更不提美国的商界中人很乐于在这些割让出去的地面上生息行动，并且乐于编练义勇队去防卫它们、对抗这片土地的主权所有者。美国在东方那副「我比你圣洁」的姿态，是一套除了虚伪之外别无根基的方针，除了纷争之外别无结果——而这纷争中国人是随时准备尽量利用的；它的根子只在于想拿那些有胆量、有担当去干「脏活」的人作代价，去讨东方人的欢心。这是俄国的方针，无论旧俄还是新俄用起来都很相称；可对一个伟大的说英语的国家却很不相称，每一个自重的美国人都该把它唾弃。笔者愿在此重申：他是一个好几代人以前就在美国的美国人。

中国的朝廷自然从来不曾向全国承认皇帝逃走了、并且因出奔时的惊扰而死了。他是到山里去将养身体的，或者是去躲开同那些讨厌的野人打交道这桩可厌的差使的。然而一个新局面已经造成，中国非得用新的武器去应付不可。既然有人硬挤进了这个国家，就得有所变更以应付他们的要求。因此在一八六一年设立了一个新的衙门来办外交，官名是办理藩属及朝贡各族事务的衙门——总理衙门。两年之后，海关从一直经管它的那位上海三国代理人李泰国手里收了回来，赫德爵士从此开始了他那了不起的事业：他替中国建起了她漫长历史上第一个得力的征税机构，因而在每一个中国官员、以及一切指望做官的人心里种下了这样一个念头——中国决不能由外国人来办，因为他们既能干，又老实得不近人情。略知旧时美国爱尔兰人区党政治的人，读到这里也许要嗤之以鼻；不过还请他们忍一忍，等看过一个中国的地方官中饱私囊的样子再说。

一八六七年，中国开始靠在世界的肩膀上哭，以博取同情。她自然挑了一个美国人做哭灵的首席。凡见过一个中国寡妇在饱餐一顿、喝足了茶、同邻里亲族痛痛快快地打过一通趣、还说了几个荤笑话之后到坟上去洒泪的人，对于中国人在礼法要求时流泪的本事是有些数的；没见过的就不知道了。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被选作中国的使节，出洋去遍游各国，告诉世人中国何等渴望加入万国之林、对从前的失德何等抱歉。蒲安臣正尽力而为的时候，天津的中国人却在一八六八年把他弄得极其尴尬：他们杀了好几个外国人，罪名是偷小孩的眼睛去配药。这位哭灵的首席于一八七〇年在圣彼得堡因心力交瘁而死。

热心的天主教徒照老一套办事，断定要把一个中国人造成基督徒，办法是在他七岁以前、在他还不曾用思想冒犯上帝以前把他弄到手，让他在快乐而不问理由的信仰里长大。他们因此办了许多育婴堂；而为了急着把堂里住满，又出价收买送来的每一个孩子。必然的结果是：各处都有人卖孩子、偷孩子，拐带成了一门格外有利可图的行当。中国人全然想不到会有人对哪一种宗教热心到肯出钱把别人拉进教门，便去替天主教会这种古怪的行径寻一个解释；而既然传教士给人看病还要收钱，他们便断定那些孩子是被剖开、熬成了灵药。于是免不了闹事，而被宰掉的人里就有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如今同我们多数人往来的中国人，也同我们一道笑他们那些容易激动的祖宗，并且向我们保证他们的国人再不会犯这样的蠢。这都是客气的谎话。笔者随时可以举出一大批他那些好脾气的北京邻居，他们真心相信：洛克菲勒捐建的那所大医院——世上同类机构中最好的一所——是美国政府设在这里的，为的是从那些被诱进去、为科学而被冷血杀害的穷中国人的尸首上得到科学知识的好处。北京没有一个本地妇人，在外国人走过时不还要把孩子揽到裙边，怕他对婴儿的眼睛有那种丧心病狂的渴想。凡以为中国人——无论什么身份——肯承认我们在东方的慈善事业出于善意的人，对中国人心里怎么转，所知之少实在可怜。东方人无论做什么、花什么，没有一个不指望相称的回报；那么他们凭什么要承认我们另有动机呢？

额尔金—葛罗那场暴行之后，西方各国公使馆在北京设立了；可是为着面子，历代皇帝仍旧不肯照西方的样子同他们面对面觐见。乾隆会说：「你们若不喜欢我们相见的规矩、自己另有一套，那就守你们自己的规矩。我身后有足够的兵，谁想触犯我的尊严，我都照应得了。」可是同治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他让不起步；为了向全国证明他是上天所命，他不能不把外国人当作新冒出来的蛮夷来对付。各公使馆再三要求觐见，到一八七三年终于议定：皇帝要亲自接见这些野人的使节。野人的使节自然大喜，给本国政府写了长信，自庆打了胜仗。到了那个大日子，外国使节自然是在紫光阁受接见的——那座房子多少代以来就是专为接受邻近蛮族的贡品与归顺之誓而留的。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都心满意足地走进了同一个外交的圈套，彼此道贺了好几天，随后又一样地惊骇地得知：他们是被当作纳贡的野人正式接见的。

大约就在这时候，满洲人明白了：不先多学些西方的法门，他们是打不过西方的。他们动手建兵工厂，在北京开了一所官办的外国语学堂（把满文蒙文列在头里，以示别的语文是何等低等的通信工具），又在容闳带领下派出第一批中国学生出洋，去学怎样以外人之道还治外人之身。至于怎样才最能达到这个目的，意见却远不一致。有些人主张把外国的本事统统学来、把他们的东西统统采用；另一些人则怕新事物新法子引进来会把中国的风俗弄坏，对任何像是在哪一点上学外国人的人都深恶痛绝，尤其反对改良交通——他们怕这不但会使外国人自己容易进内地，还会替他的思想开出渗透的沟渠。一八七六年，从上海沿黄浦江到吴淞修了一条轻便铁路，在中国的圈子里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保守派终于得胜，新路被拆掉，运到台湾去了。中国人唯一能一致同意的一点是：中国在兵器、船只与战法上非练到同外国人一样精不可，否则就得亡；而要到许多年之后才明白：有大炮铁甲船、并且会用它们，并不是西方力量的真秘诀，而没有它们也不是中国唯一的弱点。

大约从一八七五年到一九〇〇年，中国看去像洪水前的一道淤土堤一样在融化，这个帝国似乎非裂成若干外国的属地与保护国不可。帝国边缘的地带先垮。中国有许多名义上的藩属，她对它们并不行使真正的权力，可它们承认她至高无上，并按期遣使到北京纳贡，而贡品的实值往往远不及皇帝回赐的赏赐。这样的关系于中国并无物质上的价值，可是它们大大地长了皇帝的「面子」，也使政府在中国百姓面前很有声势。皇帝既能从住在不知几千里外、天知道什么地方的野人那里博得敬意与贡品，那么直接治下、他的驿卒与兵丁伸手可及的中国人，显然就没有多少逃出他眼皮的机会了。

除蒙古、突厥斯坦、朝鲜、西藏与印度支那之外，印度边境诸邦、缅甸、甚至更远的地方也来纳贡。然而上个世纪后半叶，这些外围属地没有一处不同比中国强悍得多的列强接触上；它们都开始怀疑：中国究竟是不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她的文明究竟是不是人类成就的顶点，附属于中国究竟是不是物质上或精神上一笔真正的本钱。英国正挺进缅甸与印度边境诸邦。日本与俄国在朝鲜与满洲插手；英俄两国都对突厥斯坦（后来又对西藏）表示兴趣；日本盯着台湾与澎湖；法国则已经在印度支那立住了脚。中英在缅甸的接触，导致一八七五年马嘉理之死，几乎引起一场战争，最后以《烟台条约》了结；英国在约中索得的条款又进一步改善了外国人在中国的地位。一八八三年，印度支那被劝说正式放弃对中国的臣属，彻头彻尾成了法国的殖民地。这引出一场战争，中国照例久战之后落败。南方热带的气候在法军中造成的损害远过于中国军队，拖慢了战事；可是末了一支法国舰队沿海北上，攻取了福州。这个口岸的中国统帅吓得魂不附体，不去守这个大约是中国最易守的口岸，却跑到山顶上作了一首诗。因为不曾正式宣战，这场怨便于一八八五年静悄悄地了结了。中国对印度支那完全撒了手，法国则得了通往广西与云南两省的门路。

中国最后一位了不起的军事统帅左宗棠于一八八五年死在福州；他留给举国的最后一句话，是一道奏折，劝皇帝照外国的路子兴学、修铁路、普遍改良交通、开矿兴工、学一点近代的财政，而尤其要紧的是建一支陆军与一支海军。这给人印象极深，成千上万有思想的中国人都转而相信：要打败外国人、挡住侵略，办法就是事事摹仿他。然而中国的衰落并没有因此稍停。一八八六年，缅甸结束了她名义上对中国的臣属。第二年，自一五三七年以来一直被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整整三百五十年——被中国正式承认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唯一的条件是不得转让给别国。西方最早同中国密切接触的国家之一，就这样成了最后才享到平等基础上条约关系的国家之一。

第十九章对外关系（之三）

这期间朝鲜那边的事太纠缠，这里细说不来。朝鲜的王室比满清皇室还要颓败；可是朝鲜没有哪一个阶层是根本仇外的，而在这个名义上受中国管束的国家里，各国使节在汉城所享的势力，是他们在北京任何时期都不曾得到过的。中国在朝鲜宫廷里的声望节节下降，日本的势力则节节上升。由这个局面引出了中日之战，这场战争于一八九五年以《马关条约》告终，中国颜面扫地。她那支新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这都因为中国人的自大早已压倒了她的常识，她自以为对办海军无所不知，便把雇来的外国军官冷落了。她在满洲的各军伤亡惨重，因为那些食古不化的高级将领连受过外国训练的下级军官的话也不肯听。中国背上了两万万两的赔款，这个数目恭亲王和别的议约者全然不懂，只好请外国的金融家替他们打算、替他们借款、替他们经管还本付息。扬子江上若干口岸开放通商，台湾丢掉了；而照约中条款，辽东半岛租给日本，使她在满洲得了旅顺以及更有商业价值的那个港口——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分别叫它大连湾、大连和达里尼。

然而俄国与德国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割地，日本只好把这两个港口及邻近的地方还给中国。俄日两国以及别国最关心的，莫过于朝鲜完全脱离中国。美国对这桩事显出极大的感情上的兴趣，并且大为高兴；可是许多年之后，日本一口把朝鲜吞下时，她对日本这桩公然背信之举没有提出抗议，这就证明她的兴趣纯是感情上的。英国自然也犯了同样的虚伪，不过她在英日同盟之下，至少还可以拿权宜来辩解；而美国唯一拿得出的辩解，是「玉米带」的议员们不知道朝鲜在哪里，而美国在他们弄清之前没法儿去责成日本守信。

自古以来，中国既无力、也不愿自己打自己的仗，一向奉行弱者的方针：拿远处的敌人去对付近处的敌人。在被日本打得颜面尽失之后，中国官场里已经看得够明白：俄国把日本挡在满洲之外，是因为她已经把满洲划作自己的；俄国对中国的国家完整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可是日本近在咫尺、强得太显眼，而俄国远在天边、还不太咄咄逼人。于是中国决意殷勤笼络亲爱的俄国，派李鸿章到莫斯科去，尽力拿俄国人去对付日本人。其结果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南展穿过满洲；俄国于一八九七年取得了旅顺与达里尼的租借地——而那正是她逼日本交还中国的；她还着手硬挤进朝鲜。中国对这个发展只略感不安。她的自大使她相信：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拿俄国与日本彼此相斗，直到一切蛮夷精疲力竭；那时她那扑不灭的伟大便要在这些外人争夺过的土地上重新显现。然而这个国家四面受敌，而且面面都在失利。有了几座兵工厂、几支配着新式兵器、受过外国训练的队伍，中国便开始以为：蛮夷力量的秘诀她已经学全了，是她申明自己优越、并对他们的无礼加以责备的时候了。这个念头弥漫全国；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侵害外国人的暴行越来越多。

同日本打过仗之后，中国发现俄国是个虽远却有用的敌人，值得笼络、值得利用；可是对德国她却不加理会——德国本来是同俄国一道禁止日本要辽东的，然而德国离得这样远，对中国造不成真正的危害，因此不配得到一点虚情假意的感激。所以一八九七年德国夺取青岛与胶州地方、并硬要修一条铁路插进山东腹地时，这一击就格外叫人难受。山东闹了一场仇外的事，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中国政府本预备照老规矩出钱、照老样子道歉，可是德国因中国殷勤于俄国、又轻视远在天边的德意志帝国而着恼，不等听那套老话，就把想要的东西拿了去，事后再来谈。这开了一个新的先例，把全中国抛进了惊慌。

德国人替自己赢得了一份敬重，这份敬重此刻还在给他们好处。他们证明：在一步步挤进中国的列强里，只有他们既不是感伤派，也不是傻子，而是真正危险的。他们同中国那些伟大的征服者与统治者一样狠辣：想要什么就拿，不停下来交涉、不给人以笼络欺骗的余地。他们的行情涨到了榜首，而且尽管在欧洲战败，至今仍旧居首。德国人如今在中国并不享有治外法权，可是他们享有东方人的敬重——在日本如此，在亚洲大陆也如此；在别人只被客客气气地敷衍的地方，他们却被认真对待。铁拳在欧洲施展时失败了——在那里德国碰上的是同族而血统更纯（斯拉夫、文德与拉脱维亚的成分更少）的民族；可是他们在东方确实证明了铁拳的价值。俄国在许多事上欺压过中国，也干过许多蛮横的暴行；可是她同时又笼络中国、扮过中国「好朋友」的角色，于是在这个国家里失了保护、没了治外法权的俄国人，就成了一条野狗，随便哪个苦力都乐得踢上一脚。我们若都放弃条约上的权利、把自己交到中国下层社会的手里，那么挨踢最多最狠的自然要数美国人，因为在东方，就对笼络、无礼与暴行的逆来顺受而论，他们表现得最甚。德国人以最站不住脚的借口夺了青岛，又在义和团之役后大演了一场「恐怖」；他们如今没有权利，却从来不曾得不到中国人的优待；而且他们在欧洲若缓过气来，亚洲每一个国家——连日本在内——都会给他们实在的支持。

一八九七年是对外国人让步极多的一年。除了满洲租给俄国、山东租给德国之外，英国扩大了她在香港对面广东大陆上的地盘，广州湾租给法国，而那臭名昭著的「势力范围」也划定了，作为瓜分中国的前奏。广东省与整个扬子江流域归大不列颠。黄河及其支流的整个流域划给德国。长城以外的一切归俄国管，并且议定：未经俄国同意，任何人不得往俄国边境方向修铁路。福建划给日本，作为台湾的附属。法国则在广西、云南两省放手。西藏仍旧是英俄之间争夺的一块骨头。一切可通航的内河都保证给西方列强使用；凡水够深能载船的河，炮舰与商船都有权驶入。

中国被列强瓜分与开发，在这时已经看得很清楚；而若在这个关头把它办成，于中国、于全世界都要好得无可计量，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此后因政治之坏、因加在正常发展上的强索与限制所失去的，以及世界因中国说不出的混乱所失去的，只能用一长串以十亿计的数目去计算。中国因列强——大半是在美国影响之下——有所克制而得到的，以及因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观念、外加弱小民族自决这个观念的引进而得到的，只能记在布尔什维克账簿的贷方。

受慈禧太后支配的满清朝廷，自然不愿失掉中国这份对满洲各部极其值钱的产业，因此首要的心思是不让它落到海外那些对手野人手里。在纯血统的满洲人看来，中国是一份产业、一座田庄、一处财源。在比他的族人更像中国人的光绪皇帝看来，它是一个中国的国家。真满洲人急于保住他们的产业；而皇帝看出大势所趋，同样急于保住这个国家。这两种看法相去太远，找不到一个交点。

光绪于一八九八年受了一群中国爱国者的影响，为首的是如今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两人都是广东人。他断定：中国若要作为一个国家存活下去，就得改换步法，在明里的赛跑中证明自己同外国人一样。他决意把许多保守的成见抛到船外，把国家整顿得同西方合拍。这里面没有盲目的仇外，也没有愚蠢的摹仿。他发动的是一场真正的改革，规模大得吓人，以至于中国人尽管正发了疯似的要找一件对付那些不肯随俗的外来者的武器，也不能赞同。满清朝廷自然在这里面只看见满洲人对中国的控制被牺牲掉，因而对满洲人是全盘的损失。中国人的福祉与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他们全不关心。他们没有看出：论气质、论那与生俱来的无能，他们早已是中国人，而且注定要同汉人共沉浮。他们要保住满洲部族在这片被他们征服的土地上的至尊地位，并且打动慈禧太后去支持这个立场——而这个立场在二百年前倒还很站得住，那时他们有体魄与精神上的元气去撑持它。

无论如何，光绪皇帝在颁下他那一长串改革诏令中的头一道之后一百天，就实际上被废了；他被囚在自己的宫里，他那些中国顾问不是被处死，就是被迫逃亡国外；慈禧太后则公然以满洲唯一至高的权威出面当政。光绪的改革措施大半既稳健又有益，却被整批推翻；而在一个早已认定满洲人气数已尽、并且把中国敞开给外国侵略的国家里，满洲人的专制又被着力地重新申明了一遍。在当时同中国打交道的多数列强看来，她的生涯已经戛然而止。就列强从自己的阅历所知，她没有值得敬重的过去，也没有于世界真有意味的将来。凡对这个国家的开发有兴趣的人——无论出于私利还是出于利他——其明摆着的本分，就是照中国人的说法去「瓜分」，并给每一片切下来的地方一个像样的治理。可是正在这个关头，美国插了进来。国务卿海约翰于一八九九年出面作中国领土完整的卫士——那正是在美国打败西班牙、吞并波多黎各、在古巴设了保护国、并且着手把菲律宾教导上正路之后。他向欧洲与东方各国宣告了他那有名的「门户开放」方针，把它们一概拴在一个叫人尴尬的默契上：要听任中国照自己的法子烂下去。对这套道理，那些年纪更长、也更有智慧的政治家勉强同意了。他所得的报偿是义和团之变——在那场变乱里，中国屠杀美国传教士，排场同屠杀任何别国的一样。又过了几年，在中国人一听外国出兵干预还要发抖的时候，海约翰那番好意又给美国换来了第一次抵制外货——一九〇五年，矛头正对着头脑简单、感情用事的美国人，因为他们限制中国劳工移入加利福尼亚。

一九〇四年，中国又失掉了一个属地的掌握：英国侵入西藏，建立了一种实际上保证这片广大山地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关系。西藏附属中国这层虚文至今还维持着，一来是满足中国人对「面子」的讲究，二来是免得大不列颠落个侵略的罪名；可是如今中国同西藏的事务所发生的关系，大约同美国政府同利比里亚的内政所发生的关系差不多——只有极北那些荒凉之地除外，在那里甘肃来的回教冒险家已经为自己的利益划出了自己榨取的范围。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后，蒙古在俄国影响之下同样明确而彻底地脱离了中国；而中国此后要收回控制的努力，在沙皇与布尔什维克两种政权底下都成了俄国人的大笑话。

关于义和团之变，世人不需要多少指教。市面上已有三十几种可买的书，每一种都说自己是这桩事唯一可信的英文记述。至于法文、俄文、德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印的，要弄一份完全的目录是难的。这件事我们尽可以交给书志学家。实际发生的事是：中国许多发誓要推翻满清政权的秘密会社——它们之所以发誓，原是因为满清起初强悍健旺——后来认定海外蛮夷在中国所得的便宜要由满洲人负责，因此主张除掉满洲人、直接同「洋鬼子」打交道。义和团作为一个秘密会社已经兴旺了许多代，然后才在德国占胶州前后在山东闹起事来；不过那时它不过是一个反满的会社，并没有真正仇外或爱国的倾向。他们自己弄出一套疯狂的宗教，诸神是从许多教门里借来的；他们并且使自己相信：真入了教的人刀枪不入。

山东有一位满洲巡抚、那臭名昭著的毓贤，眼看他们的势力大到管不住，又想到可以拿他们去对付外国人，便加以庇护，帮他们建起一个组织，这组织很容易就蔓延到别的许多省去。海约翰那些善意的姿态，多少把别国想叫中国清醒过来的努力弄瘫了；东方每一个外交官都忙着表白自己关心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独立，没有多少工夫去理会满洲人把义和团的矛头巧妙地转向外国人这一着。慈禧太后以她那老婆子的狡狯，把她废光绪时所取的满洲立场丢开，立刻摇身变成一个十足的中国人。她不再以榨取中国的满洲各部之首自居，而以中国之母自居，下令保住自己的族人，而把发了疯的义和团引向外国人。袁世凯自作主张，极其轻易地把山东的义和团弹压下去，还处死了他们好几个「刀枪不入」的人，以证明他们那套宗教全是假的。前任巡抚毓贤并没有因这番显露而被贬，反被派到山西去；他在那里到时候便对传教士干下了义和团一切暴行中最污秽的一桩。笔者在甘肃兰州府见过那些被毓贤的血浸透的多孔铺石，也见过刽子手依万国公议砍下他脑袋时在石上留下的那道缺口——那省里走过路的人多半都见过；因此笔者知道：中国最粗野最荒僻的边省，何以对外国客人的安全与优待最为上心。义和团招来干涉之后，真正能打、前来京城勤王的唯一一支队伍是甘肃出的——董福祥的回教马队，论血统是突厥人，论传统是阿拉伯人；因此他们如今是中国少数几种肯爽快地把外国人当朋友、当平辈相待的人。他们在真刀真枪上碰到了对手，而且肯承认。他们不求饶，也不打算饶人；可是仗一打完，他们倒极愿意出来向世人讲自己是怎样被打败的——而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爱「面子」的中国人，除非上夹棍，决不肯做的。

义和团的暴行，加上围攻北京各国公使馆——满洲人想靠杀光各国全权公使来摆脱平等邦交这个不堪忍受的麻烦——终于引出一场对京城的国际攻击：两万杂凑而无组织的军队，对着自视甚高的四万万人的全部资源；结果北京不但被攻下，而且被彻底洗劫了一番——这服泻药管了这座京城差不多直到今日，而如今是很需要再来一服了。

攻北京的国际远征，起初是为解救被围在使馆区与天主教堂里的外交官、使馆卫队、传教士和别的在京外侨。这个目的达到之后，此后一切举措都是惩罚性的。从来不曾有人认真提议过侵入者应当取代当朝的王室、或者兼并中国的任何一块土地；这多半是因为扬子江以南的整个中国，在一群特别明白、特别有远见、同外国人往来甚多、看出朝廷要驱逐或杀尽外人之愚的总督带领之下，不但拒不听北京的号令，而且用尽办法弹压仇外的鼓动、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这并不是因为南方比北方更喜欢外国人、或者更不怕外国侵略，而是因为南方凭阅历把列强的实力估量得更准。因此北方的这场战争，根本上是对义和团及其满洲庇护者的战争，其结果对两者确实都是难堪的；可是整个中国也受了罚，而且所加条款的重负一直背到今天。

朝廷逃往太原府与西安府，皇储之父端王被流放甘肃，若干支持慈禧太后方针的王公大臣被处死，另派皇族亲王赴德、赴日为德国公使与一名日本书记官被杀正式道歉，又在北京为克林德男爵立了一座巨大的石牌坊——凡此种种，对满洲人、对整个中国官场都够难堪了；可是在官方文书里，这些又都被巧妙地盖上了那套愚蠢的保面子的伪装，而且这些措施比任何东方人所能预料的都要温和得多。四万万五千万两的战费赔款自然加在这个国家头上，也就是加在广大中国百姓头上；而德国人与别国人从北京出发所行的惩罚，自然大半把苦难加在无辜的人身上。在中国的抵抗于北京崩溃之前，俄国人在满洲也行事格外残暴；可是目的一达到，他们便极力讨好中国人，指望赢得特别的让步，弄得别的盟国几乎谈不成任何条款。全世界对义和团之变、从而对救援与惩罚之举抱着那样激动的关切，传教方面的宣传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事情一过，传教士比谁都更急于重新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并利用他们那据说已经收敛了的心境，于是他们的影响力都用在反对严厉措施上。他们如今颇倾向于为所采取的某些步骤之不公而摇头叹息，并为把部分赔款退还作教育之用而大声叫好。

然而事实是：征服者彼此议定的、或由几位统帅各自采取的那些严厉举动，保证了中国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将近二十年里外国人的生命财产都被尽心保护，给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相当的机会，并在政府里灌输了一种对条约义务的敬重——这敬重在革命的纷扰中还存活了若干年，直到如今才被北京各公使馆所奉行的那套无味的讨好方针弄垮。倘若当时所采的举措与所加的条款再严厉些、再合东方人的口味些，中国今日的麻烦也不至于要人写这一系列文章来说明她出了什么毛病了。

义和团之变倘若早几年、在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方针之前发生，中国本会被和和气气地分成六七个保护国，到如今她自己与她百姓的财富本会增加百倍，而不是被督军们割据、被他们弄到悲惨、贫穷与混乱的地步；而且她本会给世界的财富与繁荣添上不小的一份。事实却是：美国替世界起了一首歌颂中国完整的大合唱的调门，别的列强又虚伪地放开嗓子跟着唱，彼此又猜忌地互相盯着，以至于谁也不敢提出一个根本的调整；而满清朝廷不但得以从西安府回来，还得到十来位外交官的热心支持，让它满不在乎地假定什么大事也没有发生过。

光绪皇帝自然什么责任也不负；可是慈禧太后既庇护过义和团、又颁过明诏命杀尽一切外国人、并且用最干脆的办法处死了一切同她意见不合的顾问，整场大祸的责任是她的。把这个王朝除掉也许不合时宜，因为那会招来混乱——后来果然如此——而且会使列强找不到一个负责的首脑去执行他们的要求；可是让这个老婆子活着，更不用说让她回到她的宫里、重掌全权，无疑是一个错误，而中国如今正以悲惨、世界正以贸易的损失为它付账。那些当时以为、或如今仍以为中国会因废黜她、流放她、甚至处死她而愤恨的人，对中国人的性情之无知，正如那些如今在中国口授西方方针的外交部一样。中国在彻底战败之后，所预料的是东方式的处置；倘若当时把光绪恢复到名义上的至尊之位，另设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替他把这个国家办得像个样子，中国所感到的会是愉快的意外，而不是轻蔑的意外。

第二十章对外关系（之四）

义和团之变那番痛苦的收场之后，无论满清朝廷还是中国百姓，都不打算再对外国人露出足以招来西方武力又一次示威的轻蔑。这盘棋要下得慢些，可是要稳。中国有四位了不起的大臣，当初都把慈禧太后杀尽外国人的旨意置之不理：当时在广东的李鸿章；湖北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南京的总督刘坤一；以及在山东三两下收拾了义和团的袁世凯。四个人都是汉人（不是满人），没有一个在任何意义上是亲外的；可是四个人都十分明白：外国人力量那个捉摸不定的秘诀，中国还没有真正看破，还不能靠它去抗拒侵略者、把他赶回海里去。义和团起事之前，他们主张的是谨慎的准备，而不是一阵一阵的激烈抵抗；等到满清朝廷那套一时冲动的方针一败涂地，他们的主张便被慈禧太后采纳，他们的办法也被当作较明智的一条路采用了。

这位老太太一回到北京，多数总督便上奏折，主张深入研究外国的门径与手段，作为达成她刚刚失败的那个目的的一步。他们奏折的措辞并没有把这层意思直说出来，可那正是其中的意旨。他们备受优礼，被召到京城做直接的居间人，并被委以主持方针之任。一手笼络，一手准备，这就是复辟的朝廷新定的章程。这套方针被严格奉行，直到一九〇八年皇帝与皇太后去世。列强同朝廷之间维持着再甜美不过的关系。一九〇四年大不列颠侵入西藏，中国对那个顽强民族的宗主权实际上就此终结；可这反倒使英中关系更好了，而达赖喇嘛几年后以亡命者的身份到北京时，还被狠狠地冷落了一番。一九〇五年上海有人发起抵制美货，起因是美国限制中国移民；这事被容许闹了一阵，因为美国一向柔顺温和，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等到美国显出要当真的意思，立刻就被弹压下去了。

日本在对俄战争中的胜利，自然同这场抵制有些干系。中国仇日与仇俄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俄国显得更强些，才在暗地里帮日本比帮俄国多那么一点；然而一个亚洲民族战胜了一个强大的欧洲强国，这就使千百万中国人想到：中国的事未必绝无指望。日本既能把外国的法门学到足以击退西方的侵略、自己还扮起侵略者的角色，那么远比她优越的中国没有理由不能到时候也学会这一手。这股重新抬头的自信，有一部分在抵制美货里显了出来；不过满清朝廷在义和团那一年吃够了「苦」——照中国人的说法——因而知道谨慎；而且那时还有几位老臣在世，他们知道：中国的物质发展要到能够公然同西方叫板的地步，必定极其缓慢，而在中国完全准备好、对自己的力量有把握之前重演义和团那场试验，无异于国家自杀。

对日本的兴味自然大增。中国人深信：日本成功的秘诀并不在她从中国借去的那套文化，因为这套东西在中国自己同白种蛮夷交手时丝毫没有用处。他们也不肯承认日本自己的族类里有什么品性可以说明她新生的力量。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向来是个可鄙的民族，比起他们正式的名字，更通行的叫法是「矮奴」。因此能叫中国满意的、关于日本之所以伟大的唯一解释，就是她从西方学到了中国不知怎么漏过了的几样力量的秘诀。而且看来日本运用这些秘诀而成功之余，还保住了她借来的中国的经学传统，甚至使国家主义的神道教在国民身上扎得更深。那么自然就显得：中国若能查明日本从西方借了什么、又怎样运用她所学到的，便可省去许多摸索之劳，缩短学徒的年限，早一天把外国人放回他该待的地方去。

于是日本成了勤加研究的题目；而作为军事上的顾问，日本人成了、而且至今仍是中国的首选。中国人全然没有看到的是：日本人承袭并保存着一些体魄与心智上的品性和传统，而这些在有史以来的中国是没有的。日本人论才智不及中国人，可他们不是一个被动的民族，而是一个极机敏、极有精力、极有进取心的种族。他们同大陆上的东方人有许多共同的恶习，可是胆怯不在其内。他们是天生的斗士，胆气在他们的德行等次里占着极高的位置。当满清王朝正在失其掌握、百姓正在离心的时候，日本的权力却在集中，一套国家主义的信条被灌进国民心里；这套信条到了这一代，已经把他们造成世上最强烈、甚至最自私地爱国的民族。近代的兵器机器与西方的科学，在他们手里是便利的工具、是达到一个明确目的的手段；在中国，这些东西从来不过是危险的玩具或智力上的练习。在西方，科学若不伺候各族的精神，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在日本也一样。西方的智慧在大日本被用来伺候日本的精神，并为这精神提供了一种表达的媒介；靠着它，日本得以取得更大的内部凝聚、更严的国民纪律、国内更多的财富与国外更高的声望。

日本在西方所能取得的，中国没有一样取不到；可是同样的物质与科学的资产，日本输入之后大得其利，而在中国却不过给她那些恶鬼提供了表达的媒介。近代的战争机器——中国人自大得不肯好好受教去使用它——并没有被用来维持内部的太平，也没有被用来保卫国家的荣誉与疆土，倒是一年比一年更有助于摧毁权威与对权威的敬重；它给土匪和穿号衣的乱兵都提供了抢掠并杀戮手无寸铁的农民与商人的手段，结果是从国家这一头到那一头，商业都在这样的苛索与这样的风险之下苦撑，以至于中国与外国的消费者都不知不觉地在付一笔极重的保险费、付上百种在任何政府财政报告上都见不着的捐税。

交通被滥用到这个地步：它对国家的贫穷与混乱所贡献的，远多于对国家财富所贡献的。在中国除了外国管辖的地方以外，任何一处把实业近代化，就等于把自己的买卖弄得扎眼，因而招来官家的照应——这对任何不是由有势力的官员出资、因而不受他们庇护的企业都意味着完蛋。西方的政治观念被缩成口号与套话，只用来替官家侵害公益的恶行作辩解。西方那些新的政治信条与「主义」作用于中国人的头脑，正如疯草作用于本来驯良的小马（原注：这是墨西哥的一种草，马吃了会发疯），又如蒙古草原上的醉马草作用于本来安分的骆驼。苏维埃的代理人近五年来带进中国的那些宣传，所造成的狂悖不经的思想与言论、所造成的国内混乱、所造成的国家声望的损失，比莫斯科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里指望半个世纪所能煽起的都要多。中国的将来，被罗素、杜威、泰戈尔、加拉罕这班人输入兜售的观念所损害的程度，远过于近三百年里输入中国或在中国出产的一切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与大麻。

一句话：外国同中国的接触，在每一方面都以她的败亡为结果——而这正是中国人自己此刻极乐于主张的。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承认：他们吃了自己没有准备好消受的猛药，又把医嘱置之不理。对别人是有益的补品、是可喜的解脱的药，在中国却成了毒；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肯承认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体质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如今很高兴地发现：自己受的是外国「帝国主义」之害、「不平等条约」之祸。换句话说，他们断言：自己之所以受苦，是因为在一群极其专断的医生指令之下吃了猛药，而他们本该把整瓶药连一句说明也不附地交给他们；而事情的真相却是：医生们已经把那瓶装着危险之物的药交给了中国，而且还把一种运用它的聪明记在她账上——而这种聪明，无论古史今史都找不出凭据。西方列强对中国眼下的情形负着很大的责任，不是因为他们开的方子太多，而是因为太少。他们没有把她当作一个要严加看管的住院病人，倒是纵容地让她在药房里随意走动，信得过她会自己挑药、自己治好；如今她反倒怪他们，因为瓶子上贴了标签，因而不许她把硝酸灌进自己的香水喷子，又害她不得不喝一点鱼肝油补剂——而她要选的本是甜甜的温香槟。

中国像许多爱同医生作对、偏要唱反调的老太太一样，一头扑进了卖鸦片丸的江湖郎中怀里，并且很高兴听苏维埃大使加拉罕先生说：她是被医生照料得太多才弄垮的。中国的「帝国主义」，于世界其余的地方很不幸，不过意味着一种温和的管束，而它本该是严格的医院纪律。「不平等条约」原来不过是一群愚蠢而随和的医生从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太太那里索得的（而且被她一贯破坏的）几句许诺。

一九〇八年，光绪皇帝与老皇太后慈禧去世，国柄落到一群极其颓败的满洲亲王手里。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王朝已经上了那条涂油的滑槽，便把救它的指望全丢开了。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在这一脉断绝之前先把自己弄富。中国对他们全无意义；而即便他们有心重整政府，所能倚仗的真正的汉人大臣也没有几个了。李鸿章、庆亲王、恭亲王都已去世。扬子江几位大总督都已老耄；其中最好、却也最乖僻的张之洞，在皇太后死后不久也去世了。帮他们重新立定的大人物不够；而他们若要在崩溃之前把自己的窝垫厚，就非把任何可能挡路的能干人除掉不可。袁世凯在编练新式陆军上所做的事十倍于任何别人，于是便以病弱不堪任事为由被革职；等他回到河南老家之后，颓败的满洲人便在北京为所欲为了好几年，中国被蓄意地弄垮、被洗劫，而那场革命是完全有理的。

要把革命的真相讲出来，得写一部极长的书，而本书不是中国史。南方最仇满，因为最明白北京的朝廷是摹仿日本去抗拒西方侵略的一大障碍。华南极热心要胜过日本：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这样既能博得西方的同情，而且据说西方力量唯一的根本秘诀就在于此。一个大半在日本组织起来的中国团体同盟会，在华南主持革命的宣传，并促成了革命。在比较持重沉稳的北方，对这套把中国西方化、从而去同西方作战的打算并不怎么同情；不过大家明白满洲人非走不可，并且指望由一个本国的专制政权来取代这个已死的异族王朝。南方性急乖僻，推动它的是革命的会社；北方所有的则是北洋军，那是一个大半由袁世凯建起来的组织，据说足以维持治安、保护中国，直到满洲人被妥当地搁到一边、南方的过激派被除掉；此后这个国家便可以预备迎接一个本国的新朝、重新加上真正的纪律。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革命在汉口爆发时，北洋军自然奉命去弹压；可是立刻就发现：那位被官面上说成老朽的袁世凯，是唯一驾驭得了这支队伍的人。于是他被从退隐中召回，去牵制南方，并替朝廷争得比从南方那些好斗之徒手里所能得到的更好的退位条件。北洋军那时本可以极轻易地横扫南方，把满洲人的权威从中国这一头恢复到那一头；可是袁世凯和他的部属并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得救同留着满洲人有什么相干；而同时他们对南方那些过激派——那些要靠一纸明令把中国洋化、好在同西方打交道时更像日本的人——也并不怎么同情。袁给中国开的方子是严格的军纪；南方开的方子看来则是高礼帽与网眼针织内衣，外加一套相称的政治与宪法上的万灵药。北方以选袁世凯做新共和国的总统为交换，情愿学一点关于民意、多数之治、民有民治民享、平等、自由、博爱等等的套话，心里总指望这些不过是一阵心神的抽搐，一碰到现实就会好。

叫华北大为错愕的是：列强对南方那些蠢事似乎大为高兴。采用外国内衣，被商界欢呼为进步的真凭据。夏威夷的中国人郑重地列队走到海边、把辫子扔进海里时，从米兰到费城的帽商都打发代表东来，带着拣好的便宜货——软呢帽、洪堡帽和牛仔毡帽——去应这新起的需求。日本在便宜玻璃器皿上大发利市，小本的外国商人在旧锦缎与貂裘上做成了惊人的买卖，而朝珠成了一宗美国海关不得不认真过问的货物。

传教士自认大受恭维。是他们和他们的教徒提高了生活的标准与理想。那些世代相传、总是又美又好用的厚重的紫檀家具不用了，共和国的人用起外国家具来——那是用乔装打扮的白杨与松木做的，注定要往爱因斯坦也不知道的方向翘曲，外面涂一层上了色的虫胶漆，被搬进千百万中国人家，当作「自由平等」之人该有的陈设。那股事事摹仿西方的热劲，在衣着、发式、家具陈设与举止上弄出了数不清的荒唐。中国人显出惊人的本事：从西方大量借来、采用了许多无用而浮表的东西，却几乎把一切对他们真有实在价值的东西都漏掉了。

这个倾向在政治、文学与哲学各方面当时更显著，如今仍旧更显著。那些改革家急不可耐地要把民主——尤其是美国牌子的民主——的一切形式与一切套语引进来。他们在照西方样子起草宪法、法典、章程与各色计划上热情极高，而且至今还在干，尽管这类文书墨迹未干便成具文，而且人人都知道。中国某一桩事倘若坏到可耻的地步，弄得政府或地方官不得不过问，那么他们不是下令并强制立刻整改，而是委一个委员会、设一个局，给亲戚与政治上的食客安置几百个位置；经过几个月的清谈，拟出一套章程，郑重其事地公布出来，那架势是说：「好了，你们这些西方人请看。这法子同你们任何一国的一样好。」于是便完了。除非于自己方便，没有一个人装作要遵守或施行这套新章程。

中国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宪法，刑法与民法法典，矿业法，商标法，陆军部颁布的军制条例，以及可以举出的上百种别的文书，都是照西方最好的样本制定的；倘若有哪一个有地位有势力的人想过要照它们行事，中国早该恢复太平与秩序了。形式是有了，可中国人从来不曾把精神招进去。中国的法律是一只填塞起来的老虎，只堪供博物馆之用；而且从革命据说成功的那一刻起就是如此。虽然如此，在华的绝大多数外国人，从外交官到传教士，都被这种表面上的效仿恭维住了、哄骗住了；而袁世凯治下的北京，因为需要外国的钱、又迫切想得到外国对新政权的承认，不得不装作赞许，并在这出共和的滑稽戏里扮一个主角。

然而袁世凯和中国所有的老辈官员心里都十分确信：中国百姓不但对南方激进派所坚持、而且那么多外国人所赞许的那些彻底变革毫无准备，而且民主完全不合他们的需要，同他们的性情与传统全不相合。他们十分清楚一件我们多数人费了很久才学会的事：中国只有在严格纪律之下绝对服从号令时，才能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然而把南方打败就意味着留下满洲人，而满洲人的力量与治事之能都已用尽；所以唯一可行的路，是让南方相信革命完全成功了，然后等手里有了钱、军队重编好了，再把南方打垮，恢复权威、秩序与清明。为此，袁世凯一经临时国会选为总统，北京便着手拆革命领袖的台，并把他们硬加于这个国家的新机构的权力剥光。国会里的激进分子不久就被取消资格、被赶出京城。北京议成了一笔国际借款；而孙中山、黄兴等过激派在扬子江流域发动的新革命，也轻易被弹压下去。

这期间的对外关系倒还融洽。中国各阶层的人急于把外国的门径学全，好在表面上合上新的外国标准，因此一心要笼络每一个接触得到的外国人；而北京既同样一心要集中权力、并靠外国的帮助发展这个国家，便一丝不苟地遵守条约，不但给外国人保护，还给他们通商的便利与种种礼遇。一九一三年四月议成的善后大借款，把二千五百万英镑交给袁世凯支配，被看作保守派一场大胜，革命的南方自然为此愤恨。

美国政府一九〇八年曾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充作教育之用，对中国显出笼络之意；如今它照例对中国的真情形视而不见，对这个新共和国热心得很。于是美国的银行家被阻止参加那笔国际借款。然而中国的民主在日本并没有激起多大的热忱或同情。日本人既是东方人，便不抱幻想。他们知道这行不通，而且会给国内那个虽小却在壮大的激进派立下一个坏榜样。别的列强看这场试验，是半带着淡淡的热心、半带着老练的怀疑；不过总的说来，他们宁可同一个办得成事的独裁者打交道，而不愿同一班高谈阔论而一事无成的年轻改革狂人打交道。因此他们对袁世凯比对他的对头更有同情。

一九一三年那场徒劳的革命之后，中国在袁世凯的重手之下开始办得极好；于是渐渐有风声说：要靠建立一个新朝、由这位所谓总统做第一任皇帝，把这个局面固定下来。日本不喜欢共和，可她更不喜欢的，是一个强盛富足、自有主张、而在战时又不能由她随意支取物资的中国。一九一四年日本参战、着手把德国人从胶州赶走时，精明的袁世凯看出：日本拿到手的东西是不会放的；于是他极想让中国站到协约国一边，好叫中国日后同日本争山东德国权益的归属时能得到协约国的支持。可以想见，日本极力反对；而「大计」所定，便是顾全日本的意思，把袁的提议驳回。一九一五年，德国的要塞陷落之后，袁仍旧强有力，中国仍旧在这位总统的独裁之下向前走，而且关于君主制的议论更多了。中国若要变得强而自主，那么有许多东西日本是决意要在来不及之前永久抓到手的。必要时宁可趁欧洲忙得无暇干涉的时候为这些东西打一仗，也不要等到中国在一个得力的独裁之下强盛起来、欧洲又全力回到东方的时候；于是在一九一五年春天，她提出了如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随后又是最后通牒，又摆出在华军队动员的架势。

到今天还把二十一条全文抄出来、并向那些对中国有兴趣到肯读这些文章的读者逐条解释其意义，自然是多余的。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观点看，当时提出这些要求被认为是一个自卫的举动。日本的政治家如今自称对此惋惜，并乐于把他们所宣称的这桩侵害中国主权之举推给军国派；可是除了几条因军事方针修改而如今成为多余的条款之外，几乎可以断定：只要有同样的机会、日本对世界局势又有同样的看法，她还会原封不动地再来一遍。

第二十一章对外关系（之五）

一九一五年初春，日本靠着同协约国结伴，差不多已经把这场战争所能给她的政治与军事上的好处统统拿到手了。日本的军国派对经济问题、对本国商工阶级的祸福，难得感兴趣。他们既已靠站在协约国一边而在山东得了想要的东西，这些军人政治家便远不敢断定自己是否还要留在那一边、协约国是否会赢。有许多时候，日本报纸上公开反映出来的民情与国策，都危险地偏到罗盘上德国那一格附近去。因此日本不能不有所准备：万一转换阵营，或者万一德国得胜而她正站在协约国一边，她就得在东方孤军自立，而美国则是个说不准的量，可能掉进天平的任何一盘。要自卫而又有几分成功的指望，那时看来，牢牢抓住中国、或者有一个孱弱而驯顺的中国，是绝不可少的。日本在军事上不能自给。煤、铁、粮食这些持久防御所必需的东西，她都缺。平时这些供应可以从中国取得；可是一旦有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能使这些必需品极难到手，而一个强大而敌对的中国更能一举置日本于死地。因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要确保自己对邻邦的政治霸权、把她降到卑屈驯顺的地步；同时又要抓住中国的铁煤供应、以及她同日本之间那几条要紧的交通线，使任何人都争不去。

在太平时节，西方各国既无事牵绊、又警觉地守着他们在东方的利益，日本这一着实在是又大胆又危险的。可是那时敌国已被协约国的舰队稳稳地堵住了，而日本的盟国不但自顾不暇，而且他们要取胜倚赖她那靠不住的忠诚，远过于她为自身安全而倚赖他们。美国也太深地卷在欧战以及它在自己国境内引起的回响里，顾不上去挑战日本在中国放手行事。中国幸亏日本有先见之明，是个中立国，因此在同日本这样一个宝贵盟邦的争执里不配得到什么特别的照顾。这个机会于日本是难得而宝贵的，于是她冷血地加以利用，向当时颇有复兴之望、并且极忠实地遵守国际义务的中国扑下来，提出一连串蛮横的要求，最后以最后通牒收尾。

袁世凯那时是个强有力的人，手里有一支纪律良好的军队；最后通牒的条款初次公开时，他本可以乘着一股空前的中国民意的浪头，很容易地被推进一场对日战争。可是中国那时还没有同日本一战之力，更没有同友好列强的一个盟邦一战之力。欧美迟来的舆论替中国引出了一些同情，逼得日本把要求减轻，并撤回了其中几条（所谓第五号）——那几条若被接受，中国就要沦为藩属；可是袁世凯并没有得到他所指望的外国舆论的支持，到后来日本动员要进兵时，只好接受了那些要求。

实在说，日本的时机挑得这样好，以致西方很少有人肯在停战之后很久还正视这件事、掂量它的分量。大不列颠最受信任的日报与美国最大的通讯社，都有许多天不肯刊登他们派驻记者所发的关于这些要求条款的准确报道，因为他们觉得荒诞不经；而远东最大的英国报纸，至今档案里都没有二十一条的全文。只消再加一句：提出这些要求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时承认他不知道这些要求是什么；由此便可见在那个特定关头，中国能指望西方给她多少支持。然而尽管西方在东方史上那个紧要关头确实无暇旁顾、又显得漠不关心，所唤起的注意还是足以一时遏住日本的野心，并且在一切西方民族心里留下了一种不妨称之为长久的潜意识的印象；这印象此后深深地影响了英美在东方的一切方针，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无论自觉不自觉，西方人从那一刻起都认定：中国永远值得同情，而日本是信不过的——这印象，中国无论行事多坏、无论多么不顾死活地把同情断送掉，似乎都抹不掉；而日本无论怎样始终行止端正，也除不掉。

在东方的外侨社会里，这同样的印象却绝不是潜意识的，而是建立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经验上，并且因中国一面的败坏与日本一面的部分改弦更张而极缓慢地有所修正。事事亲华仇日，是东方绝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因此当他们对中国的信心不知为什么被打碎时，他们并不掉头转去亲日仇华，倒是对一切亚洲人生出一种刻毒、往往恶毒的厌恶与鄙视。这个现象的根子，大约在于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照我们看事情的眼光，在许多方面并不可敬，可他却极其讨人喜欢、甚至叫人疼爱；而日本人虽有无可否认的可敬之处，却——还是从我们的眼光看——并非事事可敬，而且极少引人喜欢，更不用说钟爱了。因此远东寻常的西方人，一旦觉得自己对中国人的喜爱放错了地方、被人辜负了，便像一个情场失意、从此厌恶女人的老情人一样，不讲道理地仇起亚洲来。在华的老侨民——他们大约爱得太烈、也太盲目——如今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从亲华仇日那一队的常规行列里退出来，归入一个不讲道理地刻毒仇亚的新阶级。

不过这是题外话。东亚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多少出于本能的亲华仇日的成见，被二十一条大大地坐实了；此后五年里的一长串事件又进一步把它坐实——在那五年里，日本死守她那套进取的军国方针，力图确认并巩固她一九一五年在中国所取得的地位。

在东方的欧美人中间，日本人信不过这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是如此普遍，商人、传教士、报人与外交官无不如此，而这些人又都有理由写信回国谈东方的政情；这信念无疑已经反映到西方各国的首都，对东方的方针、从而对中国近年来被容许走的路，都有显著的影响。停战以来，中国的局面越来越急迫地在招引财政上与政治上的干预，而历届中国政府又以越来越大的任性为外来的干涉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可是厌战、债务的重负，以及欧洲各国人所共知的和平时期的烦忙，在西方各处都有效地遏止了在东方采取断然行动。对华贸易的重要，从而一个秩序良好的中国的重要，在美国与欧洲制定方针的圈子里绝不是没有人体会的；可是要以外交以外的手段、通过中国人以外的媒介去恢复秩序，西方各国政府已经一次又一次宣布为事实上办不到。这些年里，日本凭着她同中国的毗邻、凭着她在中国近旁的军事设施与她在这个国家的军威，随时都能有效地遏住中国的全面败坏，还中国百姓以太平，还这个国家以财政上的偿付之力，并为对外贸易的巨大增长铺路——那会使中国富起来，也会使全世界真正松一口气。

可是停战以来，日本若没有一纸国际的委任、没有西方列强在道义与财政上的支持，是不能着手这类举措的；而东方始终存着一种感觉、西方也有所反映：无论这感觉对不对，日本是不能被托以这样一纸委任的。人们觉得：除非列强预备好对日本施加一种比足以在中国恢复秩序还更有效的约束，否则日本那种东方式的「包税」垄断的癖性、那种东方式的趁合伙人不在而又无力时占便宜的性情，必定会驱使她在中国另立一个自己的政权，而这对自由竞争下的贸易发展所造成的禁阻，要比任何程度的中国式的虐政、动乱与仇外都更有效。这些念头很不厚道，而且也许多少有偏见的根子；可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们是建立在对日本在朝鲜、台湾、满洲排他手段的有案可查的了解上，建立在战时日本在中国与西伯利亚所用手法的经验上。

日本在中国受人疑忌的程度，如今确实比五年前小得多；可是尽管人家承认她在中国改了方针，东方却绝不承认她改了心肠。有一点看得够明白：近五年里，日本的军人政治家已经抛开了那个念头——以为日本要在战时自给，就非控制中国政府、非控制扬子江流域以及中国沿海的山东与台湾的资源不可。他们如今似乎确信：只要对满洲的资源、以及经由朝鲜连接满洲与日本的那几条交通线抓得够牢，中国其余的地方从军事上看就无关紧要；而中国近来向世人炫示的那类政府，它们的善意充其量也是一笔靠不住的资产。不过这并不能解作：日本不想在中国独占贸易；也不能解作：一旦有机会建立这种独占，她不会重用那些在战时替她招来列强猜忌、招来在华一切外侨敌视的手段。一个健康的中国于日本在经济上有极大的价值；可是一个强大而健康的中国，除非完全在日本的霸权之下，从日本军事的眼光看仍旧是一个直接的威胁。所以在中国恢复秩序与繁荣这件事，除非是在日本政治上的独占之下——而任何一个东方民族都不由自主地要把政治的独占变成商业的独占，哪怕他们本意再好——是绝不合日本政治家的意的，因为在他们心里，军事的考量永远重于经济的利益。

西方各国政府面对的是这样两条路：要么给日本一纸管教中国的委任，要么什么也不做；因为上面所述的种种缘故，他们在过去几个紧要关头都决定什么也不做。一个人在自己切身利益所系之处要什么也不做，除非他能叫自己什么也看不见，那是很难的；所以西方在东方几年来的整套方针，就是把中国的败坏看轻。要做到这一点，就处处不免要自欺一点，这里那里不免要失实一点，还要怀抱许多毫无根据、寄托在中国人自己能挣出一条生路的本事上的指望，并向盎格鲁撒克逊各族散布许多打了折扣的「新闻」。这套自欺欺人的方针，从头到尾都合北京各公使馆的舒服与便利；他们在替外国声望所受的挫折涂脂抹粉、在歪曲中国民情上练出了一手本领，连驻外的中国外交官都要吃力才学得像。

这套消极方针连年奉行下来，净结果是：大不列颠或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倘若此刻全系于以断然干预在中国恢复秩序，那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法从本国人民那里取得这样做的授权——因为这些人民对中国的情形、对中国人的脾气、对外国人在东方的处境，满脑子都是错的。

要说这个局面统统是日本二十一条、或日本此后在中国的活动直接造成的，自然是幼稚的。西方各大强国一旦不再是自己在东方命运的主宰，并且准备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某一个东方国家孤立的举动而又不开方子、不求补救，他们也就自动失掉了那份他们很想在东方享有的敬重。同样的道理，把眼下的局面全推给俄国的苏维埃也一样软弱而无益——苏维埃所做的，不过是像一个好棋手那样狠狠地占了便宜。不过显而易见：日本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〇年在中国所行的方针，对西方在东方声望的衰落、对列强在中国眼下这股敌对的狂热面前那副似乎无助无望的样子，在直接与间接两方面都要负几分责任。而中国眼下的情形、尤其是她在布尔什维克手里那副明摆着的可塑性，也可以在同样的程度上追溯到欧洲被战争全副缠住的那几年里日本在东方的方针。而在这一点上又必须永远记住：日本的方针在中国的败亡中所扮的角色，在一个没有中国那些世代相承的弱点的国家里是扮不成的——笔者在前几章里已经把那些弱点勾画过了。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法律上，受害者无助得诱人并不能替虐待与抢劫开脱；可是我们见一个饿极了的顽童趁人不备把一个娇生惯养、胖墩墩的孩子揍一顿、把他的糕饼苹果抢去，总不免有几分同情；那么倘若我们自己在那些糕饼苹果上没有切身的利害，我们对穷困的日本同肥胖、娇惯、放纵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大约也会有同样几分同情。

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之后那道最后通牒之下屈服，无疑削弱了他在中国各色明白人心里的地位。只要他继续抗拒日本，他对国内那些正在摧毁人们对权威的敬重的势力便无所畏惧，他本可以把这个国家置于再严不过的纪律之下，无论他愿意把自己「总统」的权柄解释成什么。然而他对日本一屈服，在本国人中间的声望也就去了大半。那些多少带点外来色彩、打着民主与宪政的旗号煽乱抗纪的分子，这里那里已经尝过权力的滋味、尝过在东方同权力必然相随的物质之乐，立刻对抗拒纪律重新来了兴头，并且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日本殷勤的庇护之下。

袁世凯和他身边的支持者既已卸下日本的要求所加的外交重负，便重新把心思转到内政上，照着原定的打算去建立一个新朝。共和于日本很不合适，因为它在东方立下一个坏榜样；可是中国在一位强有力的专制君主之下复兴这种可能，于她更不合适。于是她既已把二十一条里那些特权握成了白纸黑字，便经由不同的几班代理人，一面着手使帝制复辟运动流产，一面又对它慈眉善目地加以鼓励。她眼前的目标，是先让中国大乱，再由日本来控制。

为了抓住南方「宪政派」那颗轻飘飘的心，日本构想并催生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此后又复活，并被苏维埃的宣传喂得肥肥的——就是大亚细亚主义运动。俄国在东方宣传所用的那套词句不能算在日本账上；可是她播下了一片反西方情绪的种子，而俄国如今正忙着收割；她号召一切亚洲人在她庇护之下集合起来，对如今赤色分子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作一致的抵抗。在中国以外，入伙的很少，只限于那几个拿德国钱、在亚洲各国回教徒中间煽动反英亲土情绪的印度代理人。可是在中国，革命党人却被整批地俘获了：孙中山一派那些痛恨日本的南方人，从最高到最低，无论被认为很有见识的还是被认为毫无见识的，都成了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者，承认日本在这个运动里的领袖地位。既然这一班人同一九一五至一六年冬天挫败袁世凯帝制运动、逼他放弃并促他早死的那一班人完全是同一批人，那么要在日本同中国权力与纪律之中心的倾覆之间建立一层干系，也就多余了。她即便没有操纵那个运动，也操纵了推动它的人；而她的目标若不经过太显眼的参与便已达到，那也同样确凿地达到了。

如今回头看这个局面、把它放在远近的透视里，便看得很清楚：中国自己重整旗鼓、另起炉灶的最后一线指望，随着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春天的去世而断绝了。当时这一点并不这样明显。在我们许多人看来——我们没有理由疑心中国人一旦摆脱严厉无情的纪律竟能这样全然不负责任、这样无能——道路已经扫清，北方军队那些保守的首领（袁世凯那些多少继承了他一部分权柄的部下）同那些被「宪政」、被大亚细亚主义以及别的桀骜不驯的心病缠住的南方狂人之间，可以有一场真正的和解了。看去道路已经扫清，可以在民主的制度之下演化出一个紧紧扭结在一起的新中国。如今凭阅历，我们不但知道日本决不容许有这样的事，而且知道中国因为当时还不那么明显的根本缘故，根本没有作这种发展的能力。

孙中山手下那一大批乖僻的改革家，以及几十万除了诚意之外事事都肯学他们的人，已经养成了一种对权威的蔑视、一种在纪律之下的烦躁不耐；这就已经使中国除了用重手之外，任何治理都成了空谈。北方的军队首领在段祺瑞元帅（执笔之时他是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带领之下，被他们最高领袖袁世凯的失败、倒台与死亡弄得心灰，行事不敢不谨慎；而他们一切想以武力恢复纪律的努力，都迎面碰上同日本结盟的南方「宪政」。到几年之后，他们为了借日本之力恢复纪律而把自己连身带魂卖给了日本时，又发现自己被「宪政派」挡着，而这一回支撑后者的是一场比二十一条所激起的还要声嘶力竭的反日运动。一九一七年张勋想把满清的皇统复在「小皇帝」宣统身上那一次零星的尝试，败得这样惨，又把那么多无名之辈捧成了「再造共和」的高官，以至于帝制复辟这个念头被它最热心的鼓吹者中的多数放弃；而共和的套话则成了公认的招牌，用来替恶劣的乱政与野心勃勃的匪业张目。

把中国自袁世凯死后到如今急速堕落的历史复述一遍，没有什么用处。那会是一张庞大的阴谋之网，在东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侨民看来熟得像自家的家谱，可是在任何不熟悉几十位政治舞台上有名的中国角色的姓名与性情的人看来，是全然莫名其妙的——而这些人在西方读者心里，比当今拉脱维亚内阁的成员还要陌生。只消说这么多就够了：中国既已处在一个令人满意的混乱与败坏的状态里，日本便于一九一七年着手用实打实的收买去控制中国政府与中国军队；到一九二〇年春天，她已经在几乎没有担保的情形下投下了约二千万英镑，并且对那个被承认的政府取得了绝对的控制——而就在那时，她在中国的整套班底、连同她装备训练的那支中国军队，被吴佩孚一击而散，再也拢不拢、补不好了。

其余的事不值得讲。吴佩孚在他那一路上是个奇才，却去替那个一钱不值的曹锟和他那班堕落的人撑腰；在他们治下，外国的声望一蹶不振，而苏维埃所鼓动的国家主义与仇外之风则大为猖獗。作为中国的历史，自一九二〇年到如今这段事里唯一的亮点，是吴佩孚几场军事战役的记录。可是他每一次得胜之后，接着便是内政更坏一层、中国人侵夺外人在华权利更放胆一步；所以连吴佩孚的军事事业也被剥去了意义与光彩。一九二四年秋天对满洲一役，这个不寻常的人物因背叛与日本的经营而垮台，从此揭开了必须算作中国一千二百年来最混乱的一个时期。

第二十二章混乱与外人的影响（之一）

自袁世凯死后这十年间，列强不得不视为中国亏职失信的那一段历史，自己分成了两个五年。

前一个五年，以东方所称的安福系政权——即段祺瑞执政之下那个由日本操纵的北京政府——的垮台收场。在这五年里，中央的权威一步步失掉了对各省的控制，年复一年越来越收不上国家的税入，因而越来越依赖外债。对权威的敬畏、公共生活各级的纪律、用了公款须向北京交代的那一层责任，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磨下去；北京的权力一面被遍地的革命党人削去，一面被各省「独立」的军人首领削去，于是越来越无力按条约所保证的那样护住外人的性命、财产、权利与特权，除了靠海关、盐务这一类由外人掌管的征税机关之外，连履行财政上的义务都极为吃力；于是它便不分青红皂白地举债——一面买各省属下与他们军队的忠顺，一面应付对外的义务。那时违约背信、不守财政约定的事虽已多得可观，各省尤甚，中央政府却始终没有露出要抵赖任何一项对外协定的意思，而是以它那日渐萎缩的能力诚心竭力地保住列强的好意、清偿它的义务、维持对条约字面的尊重，并不去就条约公道不公道、是否侵犯中国的主权之类咬文嚼字。因此列强对中国仍握着一层惩戒的约束，这层约束保住了外人的性命、财产与商业，也在相应的程度上保住了中国的富足与安宁。

然而在过去这五年里，中国官场对条约、对一切与外人订下的约定的整个态度，起了最彻底的一变；这一变又反映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上，弄得住在这个国家里的各色外国人无不狼狈。各处权威的迅速崩坏，随之而来的是各色不法之事的滋长，外国人很快就落进了种种身体上的危险与财产上的损失里。既然官府既不能照常例施以严刑，也不能照常例向当地的凶徒索取赔偿，于是有一个念头太容易地流行起来：对那不肯随俗的外国人的轻蔑与厌恶——这原是各阶层心里都潜伏着的——如今可以尽情发泄在那些孤立无援的外乡人身上了。中国人是个谨慎的种族，所以这个念头长得慢；然而慢固然慢，却稳而且准。

高层的官长起初被这种念头在不驯之众中间的滋长吓得要死，每出一回事，都要慌张地做出一番整治的样子，因为他们怕列强出手惩戒。可许许多多事情上他们实在无能为力，于是被逼着采起一套拖延与推脱的办法；而中国各等人今日之所以到了这样一种得意洋洋、肆无忌惮的仇外脾气里——以至于凡是炮舰与登陆队到不了的地方，在华的外人性命与外人财产便没有一处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几乎全是因为这套手法得了手，又因为我们派在东方的外交人员竟容得下这样的手法：容得下条约与一切别的约定被践踏；容得下自己所受保证的权利被明目张胆地侵犯，还要替人向自己、向本国政府、向本国在华侨民、向彼此，一一分说开脱。既见拖延与推脱、不履行条约与别种义务的办法得了手，中国官场不久便胆气一壮：先是摆出一副懒懒的不理会，再是轻蔑的不理会，再是公然抵赖责任，到如今终于成了咄咄逼人的抵赖——不但蔑视条约上的义务，还高声叫嚷着要讨中国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国的各等人已经一次又一次拼着力气把它们丢掉了。

俄国苏维埃的代理人在东方影响日增，这五年来一步一步地，正与北京那些别国公使的声望之衰相应；如今无论报界还是外交圈子里，都时兴把这声望之衰、把中国一切明显到无法装看不见的毛病，一概归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上。中国的仇外举动，随着时局每转一步便更加令人忧心，这些举动确实是苏维埃的代理人所煽动，在中国有些地方甚至直接由他们指挥，这一点太清楚了；但也必须明明白白地认清：西方列强那套软弱的、消极的政策，自始至终给布尔什维克的经营让出了极好的空档，不然的话，在中国这样的经济结构、这样的政治与社会传统里，他们是立不住脚的。这一点不单驻京各国政府要自己明白，还要向世界坦坦白白地承认；因为过去的错处若不在整个西方都承认清楚、交代清楚，各国政府就没法在民意的赞同之下，在东方采行一种能恢复中国的秩序与常识、能给苏维埃的经营上一道闸、能把对外人权利的尊重重新立起来的政策——而那份尊重，是外国在东方的贸易能不能活下去的绝对关键。

在中国本国的纪律已经散尽的时候，外国的约束竟也跟着松了手；关于这一节，人们提出了许多开脱之词，大半是说权宜如此、说战后的欧洲如此。然而要动手整治眼下的局面，世界必须先看清楚：外国在中国的声望今日之崩落，根子固然在中国自身固有的病弱，可追究起来，更直接的来由是国际上那一副宽纵与调和的姿态，以及东方人受了宽纵对待之后必有的反应——而不是俄国在中国那些鼓动家的心里或情分上真有多大的把握。

要摸清这一桩看着像是中国「布尔什维克化」的事究竟是什么性质，远处的旁观者必须明白：俄国势力在东方的铺开，与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铺开毫无关系——除了在那一小撮喜欢把自己看成激进知识人的学生与教员里头，那一撮小得不值一提。俄国人在亚洲从没有兴趣宣讲理论上的共产主义（日本或许是个例外），而是把全副气力都用在宣讲与培植种族仇恨、以及培植那种最狭隘、最有毒的国家主义上头——这与他们派在西方的那些传道者所做的，正好相反。在中国，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根本没有市场，因为产业的组织连刚有点指望的婴儿期都还谈不上；而且，尽管俄国在东方的宣传费花得如山如海，有一句话却可以满有把握地断定：如今被苏维埃的宣传引着去反对「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里头，十万个里也没有一个对共产主义的意思有清楚的概念，或者有想弄懂这个词的意思的愿望。他们只要学会一小把共产主义的「行话」，嘴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恭维几句而不费心去弄懂它——正像他们十三年来把共和主义挂在嘴上念叨，心里却从没有生出一点关于它的概念——就能在眼下这场疯狗似的、与全世界为敌的运动里博得俄国人一些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那么他们是很乐意谈谈「工农」的军队与政府、谈谈「帝国主义」、谈谈「资本主义国家」的。而俄国的代理人对这种程度的皈依十分满足，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一丝一毫把亚洲各国人改信理论上的共产主义的愿望或指望。中国的鼓动家顺手把这套共产主义的词藻搀进他所贩卖的别种胡话里，这就给苏维埃的宣传添了在俄国与西方好使的材料，所以是受欢迎的；可是在住过东方、知道中国人三十个世纪以来一向以嘴里说着堂皇而无意义的话为乐的人看来，这件事连一点意思都算不上。

俄国进东方来，存心是要毁掉西方、把西方变成共产主义经营的沃土；办法是在亚洲兴起混乱，由此把西方在经济上与商业上的投资变成废物——而大不列颠与欧洲别的国家，正要指着这些投资来整顿财政、恢复国内寻常的经济活动。这个意思，她进来时是公然张扬着的。一九一九年，欧洲对保加利亚、意大利以及德国某些地方所显出的共产主义正起强烈的反动，第三国际便想出了一条妙计：绕道亚洲去打欧洲。第一步，一位波波夫先生带着花不完的钱，从莫斯科被派往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在亚洲俄境内各东方人聚居处招人，训练出蒙古、朝鲜、中国、日本宣传员的小队伍；这些人学会了各自的本事、手里揣着大把的金子之后，便可以派回本国去，在任何一块肥好的地里兴起任何一种事端，一边还要宣讲那心软的苏维埃如何泪汪汪地同情那些被践踏、被榨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底下的亚洲受害者。自然，另有一个回教局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与中亚做同样的事，宣传的路子略有不同；然而这一摊的功夫，对远东的局面从来不能说有过什么显著的直接效果——连中国西北回教极盛的那些地方也不曾有。

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被训练出来，是要到那纯粹以放牧为生的蒙古草原上去组织一个「产业无产阶级专政」；那片草原当时在中国人极其糟糕的治理之下，而眼前的目标是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个运动起头才几个月，白俄在北蒙古的活动便给苏维埃送上了出兵干涉的现成借口。苏维埃的军队与卡尔梅克的雇佣兵占了北蒙古与西蒙古的行政中心，立起一个号称赤色的蒙古政权，就这样把一片广大的土地从中国身上切开了；尽管莫斯科把协定与许诺散得那样大方，中国如今离收回这片土地比哪一天都远。这一桩，以及在满洲另有的那些不妨称作苏维埃帝国主义的举动——它们对中国主权的侵害，比西方列强这十年来全部的作为加在一起还要露骨——如今在中国却一点也没人理，缘故有几条。第一条是苏维埃不肯掏宣传费去张扬这类事实，自然也不会把它们塞进那些无知代理人的嘴里。第二条是那些正帮着赤色俄国攻打西方声望的国家主义者，很识时务地闭着嘴，因为他们自以为现在是在用俄国，等她尽了用处、不中用了，一转手就能把她算计过去。第三条是那位声名在外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北京一带的兵权正在他手上，他给那个名义上的北京政府多少权柄、多少行动的自由，全看他自己方便——他已从莫斯科得过物质上的接济，又奉俄国之命在几道布告里差不离已对大不列颠宣了战，当然不会容许他手里那架行政的器具、那个受各国承认的中国政府，去质问俄国对中国主权的侵占。苏维埃在蒙古的经营，就说到这里。

挨着次序，下一家是朝鲜人。一九二〇与一九二一年间，日本正在中国摆弄一套新的军事方针，要部分地放弃在山东、福建与长江流域的进逼手段，而把力气集中到开发朝鲜与满洲的富源上去；那时朝鲜的革命运动还极有生气，组织得也好。苏维埃眼前的志愿自然就是要让日本瘸一条腿，并且经由日本也让西方的一部分贸易跟着受损，办法是认养并出钱给朝鲜的革命活动。现成在手的，是满洲与西伯利亚的几百万朝鲜流亡者，个个痛恨日本，而且差不离都是猎人兼农人那一路，在林子里对付土匪与野兽惯用火器。在这里兴事端，看着是容易的；可是苏维埃在东方的经营，没有一桩败得这样彻底。一九一九与一九二〇年中国的反日态度，鼓动着朝鲜那些起事的首领在上海、北京、广州以及中国别的城市里立住脚；于是第一批从西伯利亚出来的苏维埃代理人，到中国来时身份是去见朝鲜人的使者，而不是去见中国人的。

然而伊尔库茨克那个局挑人挑得不巧：挑出来的人在朝鲜任何一个革命团体里都不是有分量的人物，于是在华的朝鲜首领们所关心的，主要倒是把这些西伯利亚来的代理人拉进「正统」的革命阵营，并且把他们手里极其阔绰的俄国金子添进革命的军饷里。有几位有势力的朝鲜人接了苏维埃的邀请去莫斯科走了一趟，回来便向各个朝鲜团体散发传单，把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俄国的情形痛骂了一顿。满洲的朝鲜游击队在日本人前头退，退进了西伯利亚，一九二一与一九二二年替苏维埃出了力，在苏维埃最后占下海参崴的事上帮了大忙，随后却被苛待得那样厉害，以至于成了整个布尔什维克体制不可转圜的仇敌。不过俄国在那个穷得精光的朝鲜革命组织里买下的代理人，到底够多，足以挑起内讧、把整个运动弄瘸，由此替日本立下一件无从估价的功劳，也保住了朝鲜今后若干年对日本统制的认命，还使那些「正统」的首领全然退出了运动。一九二三年秋天，朝鲜各革命机关的代表与苏维埃的代理人在海参崴开了最后一次会，会上苏维埃许下无限的支持，钱与军火都随要随给，结果是俄国的条件被一口回绝，朝鲜武装反抗日本的事也就默默地撂下了。朝鲜人从不像中国人那样在自己心里养出同一种盲目的自负，所以朝鲜没有中国那样现成的燃料可以烧出一场仇视西方的大火；加上朝鲜不肯为了得到对抗日本的支持而把自己卖给俄国，对共产主义的福气也没有半点幻想，所以苏维埃在朝鲜人中间的经营，无论在西伯利亚、在满洲还是在朝鲜本土，大概比在亚洲任何别的民族中间都更不结果。

照一九一九年在伊尔库茨克定下的那张波波夫原有的时间表，朝鲜人之后便轮到中国人；而正是在中国人中间，苏维埃靠着扶持与自家共产主义教条正相反对的那些倾向，赢得了在亚洲别国都未曾有过的控制力，和在制造混乱上的成功。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的冬天头一批到中国来的受俄国训练的中国人，所能做的不过是结起几个小小的核心，拢住几伙自命的知识人；这些人大半在外国受过教育，对任何一套新出炉的哲学或经济理论，都准备着拿出那么一副热切欢迎的态度来，正像纽约格林尼治村那班人对一种刚出炉的放纵性学的教派一样。可是这些早年的动静对中国的官僚阶层、对中国的报界，毫无作用，它们所成就的只是几个精神失序的小蜂窝；而头几个俄国宣传员就在这些蜂窝里立起了说一不二的权威，办法主要是把饿着肚子的俄国的黄金储备肆意挥撒。

一九二〇年初春，俄国在北京头一次有人代表，是达尔塔通讯社的几名人员；他们自称是赤塔那个「粉红」缓冲国里一家正当通讯社的代表，却也很大度、很宽心地兼办着以罗斯塔通讯社名义散发的那些货真价实的莫斯科新闻歪曲品。不多久人们便知道，这一伙的头目是以半外交的身份代表莫斯科苏维埃的，并且对一群日益壮大的中国「知识人」行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位开路者名叫霍多罗夫，是个受过些法律训练、精通多种语言的俄国犹太人。在他那个看着像是正当的通讯社的招牌之下，活动的苏维埃鼓动家在上海、广州以及中国别的要紧城市里稳稳扎下根来，忙着挖西方声望的墙脚——那时中国无论中央还是省里的任何政府，都还没想到要用俄国；而那个来历说不清、图兰血统混杂的鲍罗廷——他后来成了孙中山在广东那些疯狂政策的绝对主人——在还没有一个人梦想到要把苏维埃的宣传当真的时候，就已经在广州做罗斯塔的新闻人员了。

从一九二〇年直到眼下这个最新的时辰，报界与外交家们一直安心于这样一句话：既然中国不是共产主义的地盘，那就没有理由把苏维埃的宣传当真。那个「帝国主义的」苏维埃可以有两套教义，一套在俄国与西方宣讲，另一套供东方食用——这件事，直到加拉罕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到了北京，才让人不安地看出：莫斯科在东方扶持的不是博爱，而是种族仇恨与咄咄逼人的中国国家主义；在此之前没有人认真想过。在加拉罕之前到中国来的那两位半受承认的苏维埃外交代理人优林与越飞，虽在苏俄是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却既没有同北京的西方外交家为难，也没有显眼地用力去讨那些极端仇外的知识人的欢心；不过他们对日渐壮大的国家主义运动自然是识趣地含笑看着的，对罗斯塔的人员在北京、上海、广州「非官方地」做着的那些活跃的事，也是加以庇护的。然而要到一九二四年加拉罕放开了步子，要到俄国种种颠覆中国良好秩序的动作在苏维埃公开的庇护之下被确切地引进仇外、反条约的渠道里——这些动作在一九二五年酿成了那一场荒唐的狂闹——列强才不情愿地肯承认、肯让人们普遍知道：中国已经「布尔什维克化」到了某种危险的程度。

总括起来，中国绝没有倾向共产主义的意思，这几乎不必说。对那些关心社会主义学说传播的人，也不必指出：苏维埃在中国为宣传共产主义所做的事，还比不上它在欧洲一个最不起眼的工厂小镇里所做的。而凡是读新闻还带着脑子的人，总该看得出来：俄国在中国所推动、所撑腰的，是一场盲目的反西方运动，唯一的目的是经由中国的彻底败亡，去弄瘸西方那几个大的贸易国家。那些正在积极帮着、怂恿着苏维埃在本国这场十字军的、有头脑而又会说话的中国人，大多数对苏维埃的动机心里清清楚楚——这是绝对可以断定的。反共产主义的宣传拿来对付他们，是一件毫无用处的武器，因为任何揭露俄国不诚实的文字，都打不动一个坦然自认为不诚实的老行家的民族；在他们看来，这一回反倒是俄国人在傻乎乎地替他们出钱，而他们才是那场仇外宣传的精明操盘人。

这样一副心思，各阶层的中国人是怎样被带到的，笔者已经换着许多说法讲过了：是过去这五年里驻华的列强所显出的外交上的游移与软弱带到的，而这份游移与软弱，大半是以善意的宽纵与大度的举动表现出来的。不幸的是，近年来凡在中国做下的近乎抽象公道的举动、凡是这一国或那一国为博取中国人好意而做的和解姿态，差不离每一回都紧跟在中国人侵犯外人条约权利、虐害个别外国人、拖欠财政义务、或是发表无礼的外交宣言之后；这样一来，各阶层的中国人势必把两件事按因与果的关系连起来看。中国人每一桩暴行、每一次有意的违约背信，大概都曾被这一国或那一国正式抗议过；可是中国政府早就学会了把不中听的外交文书归档忘掉。不理外国的抗议，不但不受罚，而且中国人还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种办法实实在在能给他们带来赏赐。几年来中国人对单纯的外交动作的不在意是这样显眼，以至于北京各使馆里办例行公事的人，一听有人提议抗议，便很想说一句「有什么用呢」。结果就像近来一位在华的英国名人写给伦敦一家刊物的那样：如今连本国人被杀，我们也懒得去抗议了。

要在合理的篇幅里写出一部西方近世在华外交史、以及中国人对外交努力的种种反应，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像那些懒得写抗议的使馆中人一样，我们大多数也已经厌倦得不肯再把暴行的记载与它们引出的抗议剪下来存档了。不过举几个零散的、曾在中国养出乱子的外国政策的例子，这里倒可以作个说明。

一九一七年八月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于各方都有些好处，而得益最多的莫过于中国人自己。正在解体的中国取得了一个盟国的国际身份，这身份它几乎没有用实事去替自己正名；可是凭着对那些同德国、奥国、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作战的列强的名义上的支持，中国便自然而然地取得了对这些敌国国民的管辖之权——而有远见的外交本该不给她这份权的。在欧战爆发之前一个世纪，在广州通商的各国——他们从前是把本国的罪人交给中国的地方官的——就已发现：凡是让任何一个中国人去凌辱、折损一个西方人，哪怕这人是最下等的罪犯，结果都是叫各阶层的中国人在同一切别的西方人打交道时生出一股无礼的有恃无恐，而这是严重妨害他们的安适与安全的。

正是因为认清了这件事，才有了所谓治外法权——这是中英往来的词汇里最累赘的一个词——它先是在船主之间以成例立起，后来写进了条约。这个词的意思是：非中国人犯了法，无论犯的是中国的法还是本国的法，都不受中国的管辖，而受本国领事、法庭、或别的为管束他们而设在这个国家里的机关的管辖。治外法权之所以立起来，是凭着同中国法庭打交道的实际经验，并非出于起初就有的什么成见。它之所以被开办——这样一套别扭而又费钱的制度——是因为中国吏治之坏不单使一个未经审断的犯人受尽残酷与不公的折辱，还因为一个中国地方官有着施行不公而无人能质问的权力，这就引着一切别的阶层去效法他。

在中国参战与停战之间这一段，热情与偏见把这些记忆一并抹掉了；中国人违着自己的心愿，被催着对那些素来受敬重的德国人与奥国人下手，而他们在协约国的外交压力之下战战兢兢地照办了。在华德国人的拘禁与遣送，在协约国守得那样吃紧的时候固然可以用战时措置来说得通，如今看来却是政策上的大错，因为动手的人是中国人，而他们被推进了一个对本国境内的敌国外人握有无人约束的管辖权的位置上。不但德国人与奥国人的身子受中国人管辖，他们的财产也在可以没收之列。天津与汉口的敌国租界归到了中国政府手里，此后在那两处置了产、开了行的别国外人便没完没了地受着搅扰；而中国那些不讲究的「委员」们，也因此先尝了一口味道——知道去榨取别处口岸那些阔得多的英国、法国与公共租界，能榨出多大的财富来。把上海的公共租界接过去、再把它弄坏，多半会叫五十万中国商人破产，对英国、美国与法国的贸易以至本国的工业也要起一场令人发晕的反动；可是当时掌权的那一班里的几十个官员，一夜之间就会阔得惊人，而中国这个国家也会得着许多「面子」。于是中国因没收了德国与奥国的租界——还不算后来到手的俄国租界——志愿便高了一层，举国一致地吼着要把租界都收回来。这件事若不是里头裹着那么多可能的惨剧，原是很可笑的。

多年来人们普遍承认：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的势头起来的时候，北京的外交人员中唯一既有远见又有胆气去正面迎那场风暴的，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在使馆被围之前的某一天，那时大多数外交家正挤在一处互相取暖、彼此求个安稳，这位克林德男爵却不肯被吓住，替他那些较胆怯的同僚出门去赴与中国官员的一个约会。他在中国京城的一条大街上被穿制服的军队杀了，他那些软弱而没有主见的同僚为之骇然失措。到议定善后的时候，德国政府很公道地坚持要在他被杀的地方立一座纪念的牌楼，立它不单是为纪念克林德，也是要永久提醒中国人：对外交人员是不可以做这种事的。克林德牌楼多年来是一座显眼的碑，纪念一个真正有胆气的人——认得他的人与后来的人都喜欢他、敬重他；它又是一服沉重的镇静药，压着那些一心渴望着有机会羞辱白种人、啃他的骨头的人的兴头。可就因为克林德是个德国人——他已经死了十八年——一九一八年停战日那天，一大群热心人在几个喝醉的法国兵带头之下，一半是威士忌催的，一半是爱国心催的，动手去拆这座碑；他们虽没能毁掉多少，却把石头弄松了，于是北京的地方官长答应把它拆下来，只求那些高贵的协约国人不要再堵着大道、拿自己和别人宝贵的性命去冒险。对这个办法，协约国各使馆糊里糊涂地点了头。

这座碑的拆毁在北京一般中国人心里起了什么作用，笔者有过几十次机会去量；量下来印象之深，使他在自己心里总是把外国在中国声望的下坡路从这一桩事算起。懂得欧洲那场战争是怎么回事、懂得德国的崩溃对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中国人，有一个，大概就有成千上万个人从这座碑的撤去里看见了别的东西：若不是看见义和团运动真的得了昭雪（在某些人心里它确实就是这个意思），便是看见了一个象征——外人在华统一阵线崩解的象征，一件摆在眼前的凭据，证明中国世代的仇敌彼此之间正处在交战之中。

第二十三章混乱与外人的影响（之二）

而这一点，从那极远的前线传来的消息，此前始终没能送进中国民众的心里。身居高位的中国人与满洲人，对左右着外国人的那些彼此的妒忌原本了然于胸，而且早已学会了拿来替自己使用；可是德国人与奥国人被撂在中国人手心里听凭处置，这却是几十年来第一桩真正的诱因，教人知道迫害受外国庇护的外国人原是可以的；若不是德国人在东方素有一种叫人羡慕的狠辣名声，针对我们其余人的暴行恐怕早就出来了。

德国人再回到中国来的时候，急着要在正当的条件下重开贸易关系，急得竟有些不成体统，以至于许多本来只要开口便能保住的特权，他们都轻易地撂下了；而在交出治外法权时，他们甚至没有替自己保住在中国已认的通商口岸与租界之外居住、置产、通商的权利，而在那些口岸与租界之内，由于他们前不久与协约国交战，除了协约国愿意给他们的以外，他们并无别的权利。简而言之，如今还握着、还管着中国租界的那几个国家，倘把租界交还中国政府，德国商人纵然本国政府同中国政府订有通商协定，在法理上也没有权利在中国的土地上落一只脚，或是吸一口中国恶浊的空气。在这些法理的细节上中国人消息很灵；德国那份有仇必报的名声固然还护着德国人，德国在东方那个屈辱的位置，却极有力地助长了中国人的一个志愿：把我们当中某些人——我们没有那样一份狠毒报复的硬名声，倒更以多情得流口水而闻名——也弄到同样无可自救的地步去。

然而中国人在羞辱外国人这桩合他们脾胃的事上，经验与底气长得最多的地方，不在对那些被排挤的德国人的外交胜利上，而在以苦力对付无人护着的俄国庄稼汉的胜利上。

彼得格拉德的克伦斯基政府垮台之后，争夺西伯利亚的斗争延续了五年；在这五年里，上层与中层的俄国难民源源不断地涌进满洲，再从那里散到日本与中国沿海各城。有些人带着金子与珠宝，靠它过了一阵子安稳日子。有些人在外国有产业，能收点微薄的进项；可是绝大多数或是赤贫，或是近于赤贫，除了本国话别的一句不会，被迫照穷苦东方人的样子过活，去做本来由苦力一级的中国人做的活，不然就去乞讨。中国境内那些人数不多的外国侨社养着成千上万这类找不到活的穷人，又帮别的人找事做，还大方地照顾各色俄国的慈善事业；然而苦痛仍是免不了的，中国人对这苦痛几乎不曾做一点缓解的事，倒很快学会了往上添——以折辱、虐待这些穷人为乐，自以为这样便抬高了自己。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间，高尔察克以及谢米诺夫首领、翁格恩男爵这一类游击首领手下的各支白军相继溃散，每一次溃散之后，总有成千上万丧了气、身无分文的官与兵逃进中国的地界——满洲、蒙古、中国突厥斯坦。这些人到中国时无一不是落到了全然仰人鼻息的境地，而且自始至终受着中国官吏最可恶的对待。他们大半是好兵，在战场上有过极好的记录，可多数出自农家，一旦发觉自己在异乡做了乞丐、没了首领、无可自救，便驯顺忍苦得像牲口一般。这副脾性被每一个中国苦力得意地利用起来，于是打俄国人成了华北一带中国人最爱的游戏。

凡俄国人多的地方，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份凶横与轻蔑，不久便推到别国外人身上。北满与蒙古尤其如此；不过一旦知道了对方不是俄国人，而是在中国有炮舰、有驻军的国家的国民，一时间倒还有人肯在俄国人与别人之间分一分。人们常见一个正在逞横摆威的穿制服的苦力，被同伴提醒一句——说那个预备下手的外国人大概不是俄国人——便立刻缩成一团，赔起不是来。中国突厥斯坦的难民队伍有不少成群地保着枪械，那时中国的官吏与军官待他们极其客气、极其恭顺；可等到把他们哄得交出枪械，首领便在极可怕的境况里被关起来，兵则受着骇人的虐待，最后被成群地从中国一路押到满洲去，像罪犯一样在许多城市的街上被押着过市，好让许多省的中国人得一个印象：「洋鬼子」的声望确是在往下走，中国正在世上往上升。这些人在突厥斯坦所受的苦痛，若把全部的事写出来，是一篇骇人的读物；只望哪一天有哪一个讨论中国够不够资格来管辖我们其余人的外国官方委员会，有人把这篇东西丰丰富富地端上去给他们享用。

俄国人在中国这副情形，莫斯科自然是全知道的；可因为他们都是白俄，都是苏维埃的敌人，中国对他们的态度实际上是被默许的；而加拉罕在一九二〇与一九二一年做外交人民委员的副手时，还一再向中国保证：俄国打算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取消俄国那一份庚子赔款，并在别的方面与中国结成「平等的关系」。

一九一七年沙皇政权倒台之后，俄国的外交与领事人员由新的共和国确认留任，华俄道胜银行也仍旧是俄国在东方的官方金融机关；可布尔什维克派却不给这些代表任何这样的承认。然而克伦斯基垮台之后好几年里，他们一概继续在中国行使职权，代表的是那个「本该如此」的俄国，而不是那个「实际如此」的俄国。时日过去，那个本该如此的俄国越来越不成一个摸得着的实体，越来越只是一片模模糊糊的希望织成的网；而苏维埃政府却一个月比一个月靠近，一个月比一个月显得结实真切，直到一九一九与一九二〇年有分量、又极能言善辩的苏维埃代理人活生生地来了，中国才明显地紧张起来：她继续承认旧的俄国外交官与财政代表，对她将来同新俄国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呢？协约国那时还在西伯利亚同苏维埃公开交战，后来法国还在乌克兰与波兰边境上支持反苏维埃的事业；日本在海参崴一带还驻着远征军；大不列颠与美国即便不是实际上、至少在法理上还同俄国处在战争状态——身为盟国，中国对苏维埃那些漂亮的示好信号，自然是该走得极慢极慢的。然而那个时候终究还是来了：在华的旧俄外交官实际上已经不再代表什么，所代表的只剩下散在世上各处丧了气的白俄难民，和巴黎一群把俄境以外的华俄道胜银行各分行握在手里的金融家。

旧政权在华的外交官与领事官的地位已近于荒唐，列强再不能认真坚持要中国继续承认他们。可是他们所代表的，无论别的过失如何，毕竟曾是一个忠实的协约国政府；而旧俄的权利，以及那个将要取代布尔什维克暴政的、指望中的新俄国的权利，在中国总得保住。于是经过一番细巧的暗示与弦外之音的往来，一九二〇年九月便议定了这样一个办法：中国撤销对北京旧俄公使馆的承认，但把俄国代表们的行政与司法职权接过来——不是以没收的方式接，而是以一个将要到来的、较好的俄国的受托人的身份接。办法里议定，中国应派一批在俄国法律、语言与风俗上受过专门训练的官员，去做那个假定中的新俄国的受托人，去做那个还没有出生的、与中国订过中俄各约的政府的继承者权利的看守人。中国又答应，凡新派的、看管俄国那些未被剥夺的权利的中国受托人，一概聘用旧政权的俄国人做顾问与帮手。

这个办法一开头，人人都看得很清楚：新制度办得成办不成，全看中国的好意与信义，而它又留下了无穷无尽的余地，可以让人毫无约束地不讲信义。如今回头看，也许会觉得西方列强明知中国显然有意侵蚀外人的条约权利，却还把这样一份信托交给一个越来越无能的中国政府，真是软弱而轻信得出奇；然而必须明白：在那些日子里，无论国内国外，谁也不信俄国的苏维埃政府能活过那一年，人们满有把握地觉得，从布尔什维克主义自我燃尽的灰里，不久就要生出一个健全而正派的、某一种样子的新俄国来，重新在东方占住常轨的位置，趁中国还没有多少机会滥用这份信托之前，就把它从中国手上接回去。只是后来人们才充分看清：这一步走出去，大大鼓起了中国官场的胆子，使它把蚕食条约的政策往前推；又使许多地方的中国平民，把俄国人这样交到中国人管下，看成一张许可证——凡遇着自己护不住自己的外乡人，便可以随处欺压虐待。

这些事，以及许多别的影响——笔者后文或许还有机会回来讲——一步步地挖空了西方在中国的地位；不过当时仇外之风在官与民中间所长起来的那份底气，还只能叫作一种做贼似的底气：四下无人便做出一副有胆的样子，列强一旦显出要齐心站起来说一声「哼」的意思，便拼着命往谦卑里躲。真正让中国昏了头、让仇外之风走到明处来的，是一九二二年头几个月华盛顿会议上列强一致行动，有效地制住了日本在中国的进逼政策。

今日我们在西方各国不论怎么看华盛顿会议，大不列颠与美国当时办它的用意不论如何，在东方它只有一个意思：那是报应落到了日本头上。在中国人眼里，日本在华盛顿被剥去了「面子」——剥在协约国列强的一场公审会前，是它们传她到案，审她战时在中国对它们的失信。为这场审问做准备，英日同盟先被取消，表面的说法是免得大不列颠在随后华盛顿的听审里为难；而中国被传去，是控方头一号的证人。会上许多决议，在我们看来只是对中国的简单公道，在东方却被看作堆在日本头上的炭火、是送给中国的贡品。它在心理上的效果是：中国不但解了怕日本进逼的心，还设法说服了自己——她按自己的估价所具有的那份内在价值，已经得了全世界的承认。中国的自负从来不曾受过任何一种约束，只有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那种卑怯的惊恐曾压过它一回；而这一回给这份自负加的劲，比布尔什维克全部的经营加在一起，更能解释我们今日在中国的许多难处。

在华盛顿会议上列强核准的许多办法里，有一项是日本被促成同意把前德国的青岛港连同胶州租借地、以及某些铁路与矿产权利交还中国。日本凭二十一条确认的在满洲的特权地位没有去动它；可是为了给中国足足的「面子」，会上许下了几件事：将有一个国际委员会到中国来考察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在各有关方面批准协定之后三个月以内，将在中国开一个关税修订会议，议定加税的条款；在华的外国邮局，除若干例外，将一概关闭，邮务交由中国邮政管理局接办。末一项在东方被解作又一道惩治日本的办法，因为日本滥用她自己在华的邮政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又被看作中国「面子」上的一笔添益——尽管中国邮政的效率当时全靠严格的外人管理，如今也还是如此。

现在必须坦坦白白地承认：我们虽然很清楚中国人对华盛顿这些决议是怎么个解法，我们这些住在中国的人却一概是欢呼着接下了它们，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大方地送上我们的祝贺。日本在战时是那样一个讨人嫌的东西，而中国看着又仍是那样容易服从列强一致施加的道义力量，所以凡意见算得上数的人，都没有费心去往前看一看，去量一量日本的屈辱与中国真个被封了圣，会对中国潜伏的自尊心与刚萌芽的轻蔑外人之心起什么作用。中国近来的事情，在苏维埃的鼓动之下已够惹眼，省得我们再去画图说明中国对华盛顿那些宽纵的反应了。

那些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决议在中国公布，几乎与另一桩事同时：法国、大不列颠与日本宣告，照着美国一九〇八年给它们做的样子，决定把它们庚子赔款未付的余额全数、或是其中大方的一部分，用在中国办教育这一类慈善的事业上。这些是没人求、也没人料到的花束，而中国接得越惯，接时那份轻慢的俯就便越重；到后来她同法国就庚款退还的条款与折算的汇价，打起一场长得没完的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才了，倒幸亏这一拖，把华盛顿协定里有些条款的履行拖晚了，让中国有机会把她接受这些东西时真正的心思亮出来。她的心思绝不是西方似乎期待着的那种感激——这一点，一般西方人的头脑里看来还没弄明白。

在华盛顿会议上许给中国的东西里，另有两处几乎一文不值的租借地的交还（至少从商业上看是一文不值）：一处是英国在山东海岸、与旅顺相对的威海卫，那是义和团之前中国自己求人占去的；一处是法国在广东海岸、差不多与海南岛相对的广州湾。法国这一处的交还，被庚款退还条款的争执拖住了；威海卫的交还却几乎立刻就按英国的请求开议，而且几乎立刻就走进了一个叫人惊讶的死胡同。当年中国正要找一个对付旅顺的俄国人的盟友，曾央着大不列颠去占威海卫；如今英国自愿交还这个港与这片地，想在协定里写进几条，保一保英国在该港的产业投资，并替她的亚洲舰队保留使用那个湾、以及港内一个荒岛作为夏季海军驻泊处的权利——这同美国舰队多年来在芝罘港所享的权利差不离，而美国那份权利连一个确切的字据都没有。中国方面的官方议员是一位梁先生，此人极通情理，心地也正，对这些条款一口就应了；可完成了的协定送到北京政府去批准时，中国却在那位在外国受过教育的、当时的外交总长颜惠庆的指点之下，乐得自认为受了那几条保留的侮辱。山东省里有人授意出来反对这项协定，学生们受了教导，为一桩他们半点也不懂的交易闹出一片极刺耳的喧声。

这个局面一时间把英国的议员弄得颇为莫名；要等到中国人走到明处来，宣布说要他们肯接下威海卫的交还，就得给钱，局面才清楚了。北京政府的官员们到底还算直爽，露了这样的口风：既然大不列颠指望着交还威海卫在中国人民面前做下一大笔「面子」，而这个港在商业上又不能自给、因此不能包给哪个官派的榨取者去经营、给北京的官场捞点好处，那么大不列颠就该替这个港的维持安排一笔「借款」——换句话说，付钱给北京，好让它肯接受一块中国土地的交还！比起外交上别的更昏的举动来，大不列颠竟没有、而且至今没有答应中国的条件，倒是颇可诧异的；可事情就是这样：直到此刻，交还威海卫还列在那些「未履行的华盛顿许诺」之中。

军人们对铁路的使用与滥用无人能禁，多年来给全国的中国人提供了一桩亲眼可见的凭据，证明外国列强已经松了手，因而失去了对中央政府与各省当局的一切惩戒性的管束。中国只有六千英里铁路，几乎全是用外债的款子修的，这些路线与它们的设备便是债的抵押；至于中国人独立经营修起来的那几条，因为欠着赊给材料的外国洋行大笔的钱，也一样押着，便在顺当的情形下，净收入也勉强够付债息。凡用外国资本修的路线，依协定都受着某种程度的外人监督，营业与会计两部都用外国的技术专家；没有这些人，中国铁路证券的投资实在是坏投资，因为中国人在这一类组织里的办法一向马虎、乱而且费，更因为税款收上来要过许多中国人的手而无人稽查，不多久铁路的管理方便所剩无几、或是一无所剩了。十年前外人的监督在中国人心里还算一桩正经事的时候，中国铁路给投在上面的钱带来的回报是惊人的。外债从收入里偿付，信义好得近乎虔敬；除了一两条路线之外，各路的进项还给政府剩下一笔丰厚的盈余。这十年里倘不是军人们动了铁路的手脚，如今一切铁路债券都能赎清了，一切新的材料都能用现钱买了，路线的里程也能轻轻松松地增到三倍。

然而军人的插手已经把这些宝贵的产业弄到了可怜的境地，财上如此，物上也如此。党与党、省与省的战争年复一年地把贸易大动脉上的运输一气断掉好几个月；车辆与机器所受的损伤无从估计；进项被高级军人们掠去，以至于偿债与改良根本谈不上，连维持的款子都没有；路基坏下去，以至于一个人沿着一条跑着全钢重型快车的干线走过去，能用手指把钉子从烂了的枕木里拔出来。一有不和将起的风声，每一位督军便扣住几百辆货车、几十台机车、几列客车，推到岔道上去候着，好运送他那些穿制服的凶徒；同时几千吨备好待运的货烂在栈房里，大城市断了煤，工厂关门、辞掉几千工人，一切定班的客运都乱了。快车被扣住、推到岔道上搁几个钟头，只因为某位团长的姬妾坐在专车上一时兴起：她还拿不定主意是走是留，或者她派了一队共和国高贵的兵士去给她买一种发油，而那发油他们找不着。笔者亲见中国最快的邮车被一个神气活现的小小暴发户扣了二十分钟，因为他忘了带眼镜，打发仆人回去取。笔者有一回有机会替一位尊贵的大人物帮了点忙，等那位将军回京的时候，他的侍从不顾一切抗议，把一列车扣了三刻钟，直等站长挂上一辆专车，好让笔者一个人独坐在一辆原为载一百人而造的车厢里排场；而那时有几十位极正派、却没有什么身份的人连座位都找不着。可以想见，接下来的事是：笔者深觉这局面不像话，便放了一百多位「客人」进来，还一路带着他们，结果弄得自己比挤在一节普通车厢里还要窄，叫那位将军的侍从厌恶得无话可说。笔者有一回在「战时」同一位中国大官同行，他替我们弄到一辆专车，便下令叫这列车不许在时刻表上任何一站停，又许了司机十元钱，只要他能在八十英里的一段路上提早一个钟头到——这些事全照办了。而这是在一条一向受着特别严密的英国监督的铁路上。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本该替外国投资人保出效率、因而保出利润的外籍铁路雇员，处的是什么地位，可以想见。一个多事的班长，身上挂着两把毛瑟手枪、三十磅子弹，在车站与车上的雇员眼里，分量比一个外籍行车主任重得多；而那些较低的外籍职员，若试着去管一管士兵们擅自调动车辆的事，受着口头与身体上的暴行而无处申理的，也实在太多了。便是那些乖乖地答应帮忙、替某位中国武人安排他的车运、因而害了一切别的运输的人，不久也要发现：虽然在法理上他手里握着全权，一个在油污工装里絮絮叨叨的制闸工，在军队行车的调度上，分量却比那位名义上无所不能、替总司令管运输的外籍主任要重。

一个人非得对中国人头脑的运转极熟，才能懂得这样的局面会给那些被它害得最苦的各阶层中国人以最大的快意——只因为它在这儿那儿添了外国人的屈辱与狼狈。一整列车有头脑的中国人，到了地头有要紧的事，正为误点难受得不行；可要是一个外籍铁路雇员为按时把车放过去而出力，恰好碰上了一个小小中国职员那份「主权上的权利」——奉某位人人痛恨的中国军阀之名把运输无限期扣住的权利——这满车人便会对这位雇员的出力摆出一脸不高兴的脸色。在中国的铁路上，同在外国人经营的一切别的事上一样，这股风气一遇外国人显出身体上或道义上的力量便立刻伏下去，一遇软弱或好脾气的容忍便极有力地长起来。对外国的利益而言不幸的是，既然积极的干涉成了禁忌，铁路便不再是外国投资的实在抵押（照这个词严格的解法），因为要照押取赎，得动一支占领的军队。其实以中国人眼下的脾气看，在中国凡不能拉到海军炮火或海军登陆队射程之内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投资的真抵押；这么一除，除剩下的只有各口岸海关税务司的衙署和通商口岸的房地产。中国的铁路债券若不是有各使馆特别庇护的公司、和那几家势力较大的外国银行替投资人出头——历届北京政府时不时还要靠这些银行接济财政——大半早就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这样的公司能把中国政府缠得从铁路以外的款项里挤出利息来付；至于较小的债主，在使馆与银行那里没有什么抓手，只好吹着口哨等钱。各使馆呢，把那几群较惹眼的铁路债券持有人所托的公司安顿住了便已满足——他们对中国犯罪般地糟蹋自己的铁路所取的态度，被人取笑为「懒而不问」——于是乐得把抵抗限在几纸例行的抗议上，并且以收上够数的投资利息为满足，只要能让中国铁路债券在市面上还挂着、能挡住国内来打听中国交通的状况、以及这交通的败亡对外国声望起了什么反动，便算了事。

单是铁路这一桩，就值得写一本书，用来说明外国在华政策之笨；要在几段话里总括它，实在不知从哪里起、到哪里止。只能举几桩零散的事实，如下：广九铁路是英国的投资，在孙中山一派的仁慈治理之下，至少已有三年，从中国租借地的界上到广州城这一段，不过是一道锈痕，车辆几乎全毁；若不是中英公司与汇丰银行每逢付息之期，便经由英国公使馆向中国政府施压，广九债券的投资人早就该发现：就实在的抵押而论，他们当初买列宁格拉德的房地产也是一样的。那条残缺不全的湖广铁路，是英、美、德以及别国金融经营的成果，早已被撂给中国人当玩物，它那寒酸的残骸对当初那笔国际借款一文息也不付。那笔借款每半年从盐税盈余里偿付一次——而那笔盈余在官面上早已不存在了；每年再从中国政府能被逼着从别的急用上挪出来的款子里偿付一次。

京汉路曾是俄国、比利时与法国投资的抵押，在法国的庇护之下；这条路若在受着充分保护的外人管理之下，真是一座金矿；可自一九二〇年起便被军人们包着经营，每一段每月给地方上的军头弄出四十万元上下，全不管这条路的赚钱能力如何、路基与车辆的状况如何。这条路上今日还有车跑，全靠几个法国雇员在管理层纯属名义的位子上死死不放手，又死死抱着乐观。

一九二二年满洲的独裁者张作霖被吴佩孚打败，京奉铁路——这份产业是一笔颇重的英国投资的抵押，又在英国技术人员管理之下——被同族相残的战争弄得好几个月一文不值，最后被张作霖一刀截成两半：他把这条路北段的控制独揽过去，又把他那一段上的英籍雇员当作自己独立的路务的一部分接了过来，像接过那么多钢轨、道钉与螺栓一样。这条路作为一笔外国投资抵押的完整，就这样被砸碎，而英国公使馆除了做个抗议的姿态之外什么也没有；两年之间，这条铁路一半在中国政府之下当作英国的抵押经营，另一半在一个不受承认的叛逆之下当作英国的抵押经营，而无论哪一半，英国的利益都被看得那样轻——除了中国人要同持券公司办财政上的交涉的时候——以至于一般中国民众完全有理由把外人对这条路的权利、把英籍雇员参与路务指挥的权利，忘得一干二净。到一九二四年秋天，这条铁路，加上津浦与京汉两路，更不必说沪宁、沪杭、陇海、京绥等等——这些路或这样或那样都押在外国人手里——一概落进了军人的完全控制，被占了好几个月，正当的商业全然中断。

第二十四章混乱与外人的影响（之三）

而各路军人经管这些铁路，既蠢到极点又毁坏到极点，对外籍雇员的进言全然不顾，对各使馆的抗议则是轻慢而鄙夷地全然不顾。

倘若军人们在此之前并未侵夺铁路那一点体面的管理，单这一个秋天的狂闹，也足够把中国的铁路事业往后拖整整五年。全线只此一列的那套大钢车——人称「蓝钢快车」，是经英国代理人向美国的造车厂买来的，算得上西方铁路效率与豪华的最新一言——被哗变的陕西土匪部队顺着京汉路一直拖了下去，给一群半野的苦力当了一冬的冬营；而这些苦力从前见了英国人的猪圈，也要当作豪华客店看的。这些车辆本来还没有付款，只是照一项特别的办法从它们的进项里给外国商人生着利息；这一点并没有叫有关的外交人物怎样为难，当然也没有使中国政府在收回车辆上急出什么过分的样子来。我们在中国修起了铁路，又任中国人把它毁掉，而国际上对这些铁路所显出的关切之不足，使外国的声望一步步下落——这类例子举起来人要生厌，所以我们不如另换一个题目；虽然换了也一样叫人丧气。

要把在华一般外国侨民激成满口白沫的狂怒，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把那些加在个别外国人身上与财产上的暴行、以及外交上索取迅速而满意的赔偿之屡屡失手，一桩不漏地记下来。「可怜的老中国」——在号称文明的各国里，它最爱滥用这份同情，所以最不配得这份同情——有几百桩孤立而未得抵偿的暴行被免了追究；这些暴行换在任何一个较有本事的国家身上，都要引出同样多次的卑怯屈辱，或是同样多次的惨烈战争。倘若在这张单子之外，再添一句话，把过去五年里被我们这儿那儿承认为中国人之主的那些人加在无辜的中国百姓身上的暴行的千分之一略述一下，那我们对中国这个国家便有了一桩足够的罪状，兴一场十字军把它灭掉也完全说得过去；可是中国在世上别的地方被估出来的那点价值，不值得这样挥撒墨水与纸张。这里只能举几桩案子——并非按它们本身的分量挑出来的，只因为它们恰好在笔者记忆里扎住了——用来说明中国的心思，以及我们在外交上是怎样把这心思养出来的。

一九二〇年初春，有一个张敬尧做湖南督军；他在省城长沙一带养着四万雇佣兵，每月净落进银行的收入在四百万元上下。实际上，他离开长沙之前，单凭给米谷出口加一道附加税，一下子就赚足了这个数目。省内起了反抗他暴政的变乱，他那套精心布置的军事组织突然就垮了，督军自己逃到长江边的岳州；在顺江逃走、终于逃到日本之前，他在那里收拢了一部分部队，有条有理地把那座城抢了一遍。一队队人由军官带着从他的行辕派出去抢劫杀人，其中一队进了一所美国教会学校的院子，明明知道里头住着外国人。传教士们正坐在廊下，抢劫的人进了门，一位雷默先生迎上去问他们要什么。一名军官当下拔出手枪，冷血地把他打死了。那一队抢劫的人后来是用一艘军用汽艇接回督军行辕去的。一艘美国炮舰载着美国驻汉口副领事很快就到了现场，可张敬尧公然拒绝说出那一队人是谁，也拒绝惩办凶手。为了对这位美国官员的抗议作一个轻慢的答复，他把一个无辜的湖南苦力装上军服，当作凶手处了死刑。等到美国国务院被说动、肯核准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张敬尧已经被放着逃到了汉口，再逃到上海（两处都住在外国租界里），再逃到日本。

鸟已经飞了，美国使馆这才得了权，可以把这桩暴行的责任定在张敬尧本人身上，并向中国政府要求将他逮捕惩办。中国人自然只要说一句：犯人已不在他们管辖之内，而他们同日本并无引渡条约。可是事情还没有完。一九二一年张敬尧应张作霖之邀回了中国，在满洲的省城奉天以高级军事顾问的身份极排场地安顿下来。这件事美国使馆识趣地装作不知。到年底，圣诞节前几天，窃取了政府职权的张作霖以太上独裁者的身份进京组阁，而随他同来的——坐在专车里，带着他自己的卫队——偏偏是张敬尧！这件事美国使馆当即知道，却有好几天装作不知，虽然中国的报纸上明明白白写着；而张作霖在使馆里受的礼遇，近于谀媚。到最后使馆被说动，极不情愿地去提醒中国外交部一句：从前曾要求过把张敬尧拿起来审办；外交总长只要承认一句——他不敢为这件事去找张作霖——事情就算了了；张敬尧仍以来时的排场回了奉天。此后好几年他一直住在天津，在外国的保护之下，一面在城外经营一片大产业、盖一所乡间宅第。

另一桩惹眼的案子，经托洛茨基大加张扬，是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冬天一名叫李某的中国兵——陆军部卫队里的人——在北京城墙上殴打一位代表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坎贝尔先生。要弄懂这件事，先得说明：自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以来，内城城墙上与使馆区相接的一段——这一段在有事的时候对使馆区的防守是绝对要紧的——已经按与中国政府的协定，被视为使馆区的一个不可分的部分，以碉楼划界，由各国使馆的卫兵与使馆区雇用的中国巡捕巡守。这一段城墙外国人常上去散步，也对他们的中国朋友开放，但不许中国的闲杂人等上去——完全在中国管辖之下的城墙别的各段，也是一样不许的。还得知道：依义和团暴行之后的各项协定，穿制服的中国兵，无论带不带武器，都不许进使馆区，除非是随同前来作官式拜会的中国官员。这后一条规矩早已成了废纸，因为各使馆不曾坚持要照办；如今每天有成百穿制服的人成群穿过使馆区、在里头闲荡，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一场突袭会极其容易。不过直到李某与坎贝尔这桩事为止，城墙上还是不许他们上去的。

坎贝尔先生一天早上上城墙散步，发现一个粗壮的中国兵先在那里，拦住他的路，向他盘问。他一句中国话不懂，却知道这家伙没有在那里的道理，便径把他推开，自己走过去。那兵于是从背后扑上来，用一口袋早已预备好当武器的铜钱往他头上打。要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使馆区的巡捕赶到、把那兵制住，坎贝尔先生要受极重的伤。那兵被带到使馆区巡捕房，经过讯问收押，等中国当局派出能接收他本人的人来。英国使馆自然要求公开审判，并要求有权派证人到场；可这件事拖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中国政府拿不定该组一个多高的法庭，才够审陆军部卫队里一个小兵。李兵在押中的几次陈述里说得够清楚：他进使馆区、上城墙的用意就是去打一个外国人，以此做中国主权的卫士；后来又查出他曾用大致相同的办法打过别国的外国人，为的是要证明一个中国苦力能够、而且应该对随便碰上的任何「洋鬼子」施以暴行。他持着这样的主张等候审判，而全中国的报界都站在他一边，说各使馆该为逮捕并短期扣押这位民族英雄道歉。为撑这个主张，托洛茨基竟在莫斯科做了一次演说，还电报到中国来向李兵道贺。

那场审判自然是一场滑稽戏。准了一名英国的官方证人到场，好让他有机会亲耳听见一个荒唐之至的轻判而憋着气；外国报界的代表则被挡在外头。李兵不服判决上诉，上诉准了，此后这案子便在众人眼里消失了。不必强调的是：李兵若这样打了一个有身份的中国人，他的长官不用审判的仪式就会把他枪毙，而且公众一致叫好。在华的老住户与所有中国人也都知道：这样一桩暴行若发生在十年前，受害人本国的使馆会要求立刻惩办凶手，而惩办会办得又快又显眼，还要添上几样要求里没有、却专为叫人不敢再犯的东方花样。这一回使馆与中国政府两边都改了打法，对各阶层的中国人无异于一声明明白白的号召：去照样干吧。

还有一桩更惹眼的，因为它一并暴露了三件事：那个受承认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之不讲信义；列强对一条关乎北京使馆安全的铁路所握的手之松；以及英国在北京的代表之软弱得骇人。这就是所谓陈某与贝塞尔一案。人们当还记得，一九〇〇年各使馆与外界断绝、被围困，原因就是连接北京与天津及海口的铁路被义和团与朝廷的军队截断占去了。在随后的议定书里——那些条款中国是乐于答应的——订明这条路由外国军队巡守，各国各守一段，以便在紧急时能保持畅通。又因为这是英国人修的、英国人出钱的铁路，所以有若干英籍雇员也握着行政的权柄，在某种意义上是债券持有人的代表。因此，从好几层理由上说，外国在这条路上的声望必须严严地保住，一向是极要紧的。然而早在一九一七年，各使馆就已默许了对这条路的滥用；从那时起，外人监督的传统便不大受人敬重，英籍雇员屡屡被中国兵顶撞，有时还被殴打。到一九二四年二月达于极顶：一位澳洲籍的分段行车主任、脾气特别好而又特别能忍的贝塞尔先生，在丰台车站——北京城墙外几英里处一个要紧的铁路枢纽——正要尽他对旅客公众的职责，却被极残暴地殴打，受了终身不能复原的伤。一列从北京照定班开往天津的快车正停在丰台站上，这时一列军用专车从京汉路保定府方向开来，要往天津与大沽，车上有几个女眷与一队军人卫队，进站便要先行权。

中国站长想把客车放走，却被军人们威吓，于是去请贝塞尔先生，贝塞尔支持了他。这条路上另一位外籍雇员——是贝塞尔的上司——恰好在那列客车上，他劝贝塞尔不要生事，让军车先过。这就需要调车挂钩一番，贝塞尔正下着这些指令，军车上领队的军官便带着他的人扑向贝塞尔，把他打倒在地、又用脚踢，使他内脏受了重伤，在医院里躺了好一阵，此后还不得不长期休假。虽然丰台就驻着一处英国的军哨，那列中国军车却得意洋洋地开走了，车上的女眷与兵士一路过天津、到大沽，没有人拦、没有人问。

这件事自然又成了一纸抗议的题目。中国最高的当局就那个殴打贝塞尔的军官是谁、官阶如何，有意地说了谎，而在大沽也丝毫没有要逮捕他的意思。消息不久漏了出来：此人是一个陈团长，大总统曹锟一位姬妾的兄弟，一个凭着与高级军人这层亲戚关系升上军阶的苦力；他正在大沽逍遥自在，夸说自己打了外国人而又不受惩罚。到这件事再也否认不了的时候，中国外交部承认了此人的身份，又拖了许久，宣布说他已被审过，判了在自己营房里拘禁。陈团长自然就成了中国报纸上的英雄、莫斯科苏维埃的好朋友、被践踏的中国「主权」的卫士；于是中国最高当局把一切可能的花招与托词都使了出来，保他不受惩办。拖了几个月，他终于被带到法庭上时，装扮得叫贝塞尔先生不能指认，中国各报都以为这是对一个认真得发傻的外国人开的一个大玩笑；而审判与判决又是一场滑稽戏。

这些事都发生在一九二三年春天临城那一桩之后；中国人处置这些事的办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到临城一案的结局在所有中国人心里所起的作用。想必还没有人忘记：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连接北京、天津与南京、上海的那列快车「蓝钢快车」，在山东临城站附近被一小支土匪的军队劫住，一名英国人被枪杀；另有二十六名英国、美国、法国与意大利籍的外国旅客——其中有穿着睡衣的妇女——被掠进山里扣着，直到那伙土匪被编进国家的军队、他们的头目都做了高级军官，才罢。那时华北正预备着照例的夏季战争，可这件事把全国弄到一种屏息忧虑的地步，以至于那场战争被忘得一干二净，拖了一年多。这件事头一次公布之后许多天里，全中国绝望而又认命地等着外国大规模的干涉。连苏维埃的代理人也无话可说。他们以为中国就要受一套有益的惩戒办法，弄得这个国家不再是他们好经营的地盘了。

然而不多久，各使馆就把整个局面弄得一塌糊涂——弄糊涂的路数多得这里无法一一回顾——使中国政府与人民有了充足的理由相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到最后，更有了比这还充足的理由，把整件事看作民族的又一次「胜利」。

这件事过了半年，列强把要求——金钱赔偿与铁路的充分保障——备齐的时候，各阶层的中国人早已恢复了胆气，顽梗地抗拒这些要求，还彼此转说：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中国人一面咬文嚼字、找出拖延的理由，各使馆一面哄着、讲着价，直到最后被引进这样一个地位：为了换几句含含糊糊的了结的许诺，他们不得不承认曹锟公然买来的总统选举之「合法」。十几个西方大国的全权代表与一个声名狼藉、腐烂透顶的中国政治派系之间，从未有过比这更可鄙的交易。中国人因此越发鄙视各使馆，自然是有理的；而那些外交家在这位苦力独裁者的宫邸里现了身、鞠躬承认了他对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而这个国家几乎各处都在高声抗议他那所谓选举之无耻：以每票五千元的价钱整批收买一个早已不代表任何东西的国会——此后，曹锟那一班便很欢快地把临城了结一事上的许诺撕掉了。说各使馆在这个关头完全丧失了、而且再没有挽回在华本国侨民的敬意与支持，并不夸张。

此后陈某与贝塞尔、李某与坎贝尔这一类事，外国江轮被开枪射击，传教士与旅客被绑掠，以及整个中国公众普遍的敌意——这敌意表达得越来越有胆，到一九二五年酿成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这些消息，人们都当作理所当然收下了。苏维埃的代理人到处把仇外运动越抓越紧，怂恿中国人违约，并效法俄国来一场对一切外国义务的大抵赖，同时一面痛斥「帝国主义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国、「帝国主义的」大不列颠，一面指出它们的弱处、劝中国趁机下手；而我们各国政府却偏偏替苏维埃的怂恿做了注脚：任条约被置之不理；容中国拿外人管理的税收作抵押去发国内公债，而对正当的借款却拖欠不偿；在眼皮底下又长起一场义和团运动的时候，许下并且办成了庚子赔款的退还；在满洲有显要的俄国人与德国人被不经审判扣押几个月的时候，向凡肯听的人保证说，他们已准备谈废除治外法权的事；在那个受承认的中国政府的军人靠山公开对它们宣战的时候，许下并且筹备着一场有利于中国的关税修订。上面是一句长句子，一口气说完；可要让西方对一件事得一个哪怕模模糊糊的印象，这样的长句子还得说许多句——那件事就是：论破坏我们在东亚贸易的安全，我们自家的外交比俄国苏维埃最卖力的经营所做的，要多得多。

中国越来越决意要把我们一概弄垮，而我们自家人中间却把那些小小的妒忌与不讲信义摆得这样漂亮；中国之所以不顾国际上的反对而收俄国苏维埃做盟友，这也是直接的缘由。中国这十年的衰落里，大概没有哪一个时候，列强若在一条坚实的外交阵线上一致地、持续地使出道义的力量，不能叫中国回过神来、不能把纪律与秩序重新立起几分的。可是这样的景象，多年来中国从没有一回看见它连着维持过二十四个钟头以上。

中国与某一外国、或某一群外国起摩擦，至今还没有一回——大概将来也不会有一回——没有一帮一帮的外交家、商人与传教士，为着推他们自家某一桩小小的事业，便去讨中国人的好：明明是中国人错了，他们也要撑着中国人，去抵抗那些往往是为保全大家利益而发的外交努力。苏维埃的宣传正是靠这种局面长起来的。当大不列颠看着就要在一项英俄条约上签字——那条约要牵出一大笔现款借给俄国，而其中相当一份是指定了要在英国本土以及亚洲做反英宣传用的——加拉罕便把中国的仇外之风从反英的渠道上引开；他的宣传虽然笼统地仇外，却集中火力对着「帝国主义的」美国，对那个同俄国没有任何一种关系的美国骂得格外凶，而各处中国的激进中心也一一照样回声。他甚至有脸在清华学校——一所为预备赴美留学的中国人而设、用美国那份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学堂——痛骂美国。

这一切在非美国人看来，甚至在那些与苏维埃的使者往来融洽的英国人看来，都是一个大玩笑。中国人的情绪在俄国的刺激之下转向反美，这在那个多情的共和国身上，倒像是一桩恰如其分的报应，报它那份对中国大加张扬的宽纵——它确实就是这个。到了一九二五年春天，因种种明显的缘故，俄国的用意忽然要把美国与她的「帝国主义」撂开，把全部炮口对准大不列颠，好做一桩大买卖；与此相应，中国人忽然对除英国人与日本人以外的一切人都甜甜地亲热起来；这时候便不缺美国人、法国人以及别人——尤其是美国的传教士——十二分地愿意把无穷的同情送给中国，帮她与苏维埃一同去捋那头狮子的尾巴。日本也急着要从大不列颠的队列里跨出来，按自己的条件同中国的激进派单独讲和，而俄国的代理人很快就替她办妥了；因为苏维埃今日在中国的方针，是把中国的狂热一次集中在一个牺牲者身上，同时利用别的候补牺牲者那份靠不住的中立——这些候补者都靠得住：只要中国人容许，他们必定躲在场子外面，一面还要替自己讨好。

近年来中国忙着把「主权」一面丢掉、一面又发现，这期间东西两方都听见了许多关于在华的外国租界、租借地与殖民地的话。如今各阶层的中国人都无条件地要求把这些地方交还中国完全管辖。这些地方无一例外，本来都是全中国最不值钱的几块地皮；可因为有外国人的经营，又因为它们庇护了有进取心的中国人，使他们免受本国官吏的贪婪与迫害，如今它们无一例外地成了东方最值钱的地方。当初划给沙面、香港、九龙、上海、天津、汉口这类地段，用意是把这些闯进来的蛮夷隔开，隔得远远离着中国体面人家住的街区，放在离他们想通商的口岸不太远的地方、最不值钱也最不出产的沙洲、石头、泥滩与沼泽上。连北京的使馆区，一度也是一片声名极坏的贫民窟。那些硬要在中国设行通商的外国人，是实实在在被「摆在他们的位置上」了。他们那些聚落是被弃在外头的，正像今日围着中国各城、在废弃的堤上或是在不卫生的沟渠与污水塘近旁聚起的那些小小乞丐国。

治外法权立为一项由条约认可的制度之后，对这些被弃在外头的聚落的管辖，便痛快地撂给了蛮夷的当局——他们在管住自己那些不驯的人上，看着比中国的衙门差役与老朽的更夫要强得多。然而不多久，中国的商人便发现：蛮夷付钱痛快，秩序比他们自己城墙里头的还好，对买卖所取的不过是一点名义上的税——无论是对穷人还是对那些显眼的富人；犯了事的人在狱里不受刑；处理纷争对各方公道得叫人惊讶；而一个挣了钱的人可以安心享用，可以把好羽毛张起来，不必怕官家没收。在这些被弃在外头的小王国里，有力气的人不必再把他那兴旺的工厂藏在后巷里、外面糊一层假穷相；不必把多出来的银子埋起来，趁没月亮的夜里挖出来去买走私的货，免得官差看出他的发达；不必再怕邻人怀着恶意，拿一桩假罪名把他送到一个饿着的官长面前，好让他的财富被查出来。他乐意的话可以把钱存进银行，愿意存多久存多久，愿意怎么投便怎么投，把钱摆出来也什么都不用怕。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外国的庇护之下居住、兴旺，却始终鄙视着庇护他们的人；一遇租界与居留地扩界，便同界外的人一样怨恨；对外国的规章始终消消极极地抗拒；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感激；而对那些保住了他们身子的安全与投资的稳当的人，则始终预备着榨到最后一分一厘。

不多久人们还学到一件事：在这些蛮夷的聚落里，政治犯既不受刑罚，也不必怕朝廷那残酷而不肯放手的报复。一个在租界里聚了财的人，可以到界外买一个官做，用说不出口的胆大与贪婪去榨它，等到风声一起——只要他见机得早——便带着家私飞回他的避难所，排开极大的场面，一面还快快活活地对北京做鬼脸。时日过去，革命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好的坏的，都把总部设在居留地里。大官们在里头买产置业，把钱投在受外国保护的证券上，而滥用官权则滥得越发不成话，因为他们在某个受外国保护的聚落里稳稳有着一处如今所谓的「避难窝」。笔者在天津留意并数过约三十处中国下台大官的宅邸，个个比那个侨社里外国商界巨头最辉煌的房子还大；而这些人里头，没有一个不该被剥去政治难民的待遇，也没有一个不能被中国当局凭某项刑事罪名正当地起诉并引渡。可是在任何一个日子里该去起诉、该去要求引渡的那些人，一概是踩在薄冰上的官员，自己也备着价钱不菲的避难窝，预防自己必有的垮台，所以不肯开这个危险的例。

所以中国的鼓动家平常要痛斥租界、要求交还租界，依据的并不是中国的政治罪犯滥用租界这一层。中国之所以要它们——一浪又一浪的政坛得势者来来去去，都要它们——是因为把它们榨到彻底破败的地步，会给那些受承认的当局供上一笔丰厚的掠获；而最要紧的缘故是：住在里头的外国人虽然因「避难窝」价钱太贵、地价涨起来而被挤到了外圈，毕竟还享着界外的人所没有的几分安稳，不致受「国家主义的」虐待与羞辱。近年来中国人那股非要在外国人无从自卫的时候下手的狂念——好对他下一记怯懦的袭击，好施加各色各样的虐待与羞辱——把中国人的头脑迷住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通商口岸的商人——这些人为着不受本国人残酷的贪欲所害，欠外国的庇护最多——以及那些价钱不菲的避难窝的主人，一概昏了头，加进那片浑噩的叫嚷里，要无条件地把中国最大的口岸毁掉。

第二十五章混乱与外人的影响（之四）

面对这样的局面，那些管着、也定着租界章程的国家，本来显然有责任早把租界里那些惹事的中国分子清理干净。没有什么身份、也没有政治靠山的小小中国罪犯，从任何一处外国租界都很容易被交出去，听凭中国官场手段的摆布，或者干脆被逐出去自谋生路，直到界外的仇家把他抓住；可是凡是哪一个有官身的罪犯，只要他万一将来对这一国或那一国还有用处，或者他从前曾对一个敌对的国家做过暴行，被拒绝保护、任凭他的政敌、被他害苦了的同胞、或是想拿他的那个国家的人来捉的，实在极少。这条通例的少数例外之一是徐树铮将军：他的兵在蒙古凡遇着外国人，无论哪一种，都虐待得极其残暴；他又把上海的公共租界当了好几年的根据地，由那里在中国各处办各色各样的歹事；而他之被逐出租界，还是到他本党里他自己的上头都不认他的时候才办的。然而他被遣逐一事，他从前的同伙替他盖了起来——给了他一个出洋「实业考察专员」的差使；于是这位格外有罪、格外危险的前罪犯——他是经十几个国家的领事代表议决、以罪犯的身份被逐出上海租界的——将近一年里一直以一位尊贵的半官方访客的身份周游欧洲，在每一国会见各部大臣与各色高级公职人员，一句话：在攒「面子」，攒够了便可以回中国来，对自己被逐出上海侨社一事轻轻一笑。

外国在东方的政策里，直接或间接把我们自己送上死路的错处太多了，这里只能一一点到，指出它们在本国应当坦坦白白地面对、讨论，再这儿那儿举一桩惹眼的案子作例。笔者讲外交官与领事人员的错处讲了许多，是因为他们反映、又执行着我们各国政府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塑造着——或者不如说本该塑造着——在华别的各色外国人的手法。然而不可因此断定：犯错的只有他们。报人、商人与传教士，这样或那样地，在挖外国声望的墙脚、在把中国的根本问题搅糊上，也做了不少；他们在对东方各种局面的判断上，不单把西方许多国家的一般公众引歪了，连政府也引歪了。在华稍大的外国侨社，几乎没有一处没有自己可以买得动的外国报人：今天替这一个中国军人或政客做宣传，明天替另一个；替官家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开脱，也替他们一时之主对外国政府或个人所犯的任何罪过开脱。同样，在华的大外国公司，也没有一家不曾独自、或是联着本国使馆与领事，时不时地「玩一玩中国政治」——眼前害了它的对手，到底却害了所有人同中国人的关系。这一切作为，在中国人看来自然都是凭据，证明那些被他们看作共同仇敌的人并不一心，于是鼓着他们去玩那个古老的把戏：挑动一个蛮夷去斗另一个蛮夷，到头来谁都狼狈。

这一串数下来，最后的是传教士；可论对东方事势走向的影响，他们绝不是最小的。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功与过，从来没有一篇不带成见的、坦坦白白的文字评过。这样一篇评述究竟办不办得到，实在很可疑；因为这个题目很难近身细看而不整个儿变成党人——或站这边，或站那边——并且对反对的意见恨之入骨。笔者丝毫没有要在这块地上做论战家的意思；可讨论在华政策上那些出于误解中国病根的错处，便不可能不讲一讲传教士在东方与西方两头的影响。而从这个角度看，也不可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教士的影响所害的，有它应得的一份。

在华的传教士往往处在危险而孤立的位置上；可他们同时也占着在华侨居的各色外国人中最有特权的位置，因为只有他们有权在通商口岸之外居住、购地置屋，而商人在通商口岸之外只能以「旅行者」的名义走一走，不得长住，除非用中国代理人的名义，否则不得置产。不止如此，传教士在内地僻远之处的安全与一般的安适，受外国领事人员的看护，比任何别一类外国人都更上心；因为他们所处的地方离炮舰的保护极远，他们的安全全靠中国人的好意、或是中国人履行条约义务时的信义；所以内地传教士所受的待遇，一向被看作中国人对外国人态度的一个相当准的表针，像空盒气压表一样指示着外国声望的升与降。官方这样挂心保护他们，还有一层缘故：他们偶尔有「探报」上的用处，而作为外国贸易的前哨，他们是常有用处的。

末一句话不可误解。传教士极少、几乎可以说从不在传道之外同当地人做任何一种生意。可是他们一面过着半中国式的生活，一面把各色外国货为自己的便利与安适运进内地去，这些货在那些平常是通商口岸商人到不了的地方便成了样品，叫那些没出过门的当地人对许多外国进口货——有用的、好看的——生出兴味，而这些货他们本来是听都听不到的。

每一个中国人都被一股饕餮似的好奇心抓着；无论他仇外或仇基督教到何等地步，那股要窥一窥「洋鬼子」怎么过活、怎么做人的心思，终究会把他赶进本地的教堂去：客客气气地听人热切地塞给他的「道理」，还假意称一句「好教训」，同时一双饥饿的眼睛把那蛮夷家居的一切细节都吞下去，而他的记性对这些印象是绝对擦不掉的。他若看见什么特别合他心意的东西，是不会不好意思问它的价钱、用处与出处的；这一切传教士都乐于解说，不是为做买卖，而是盼着博得他的好意、最终把他变成一个「问道的人」或是一个入教的人。各国的传教士自然尽可能订运他们最熟的「本国货」，于是每一处教会的住所在中国腹地都成了一间小小的美国货、英国货、法国货或德国货的陈列室，而各国使馆为本国的贸易起见，自当把它维持下去。还可以说：绝大多数传教士在他们自身、他们的家居、尤其在他们那近年大大扩张的医务上，必然给中国人立下种种榜样，提高了他们周围一般的生活标准，由此又间接地造出对千百种只有外国才有的物品的需求。

传教士在本国领事馆或使馆眼里的那份特权地位——上面这几段话可以帮着说明它——全国的中国官吏早就认出了它，即便未必懂它；经由这些官吏，各等人也都认出了它；所以他们在每一处地方常享着一种半官方的地位，凭这地位行着不小的影响。因此同他们交好有时是一笔实在的资产；而这一层考虑，给基督教的圈子里带进了为数不少的、多少有些敷衍的信徒，又顶着孔教守旧派的反对，把好人家的子弟送进了教会学校。近十年来在中国政坛上露面的那些真的或名义上的中国基督徒，后来在外国受教育的，绝大部分出自教会学校；又凭着弟子对先生那份传统的忠诚——这份忠诚一度是极强的纽带——使许多年长的传道人，尤其是英国与美国的，在中国的公共事务上有了发言的分量，因而对这些事务怀着极浓的兴味，而这一点外交官与领事们并没有不理会。

传教地上这些长者，在本国那些资助并宣扬在华传教事业的圈子里，自然被当作一切中国事上的神谕；所以一切教会的组织，尤其在大不列颠与美国的，都整整齐齐地站在在华的传教老辈所议定的任何方针后头，并把他们那份重得叫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力全数压到选民、议员与各部大臣身上去，以塑造政策。他们的影响大到这样：他们论中国的文字送到那些最有分量的舆论机关去，极少被退；他们在中国生活的任何一面上的权威，都被当作绝对的权威接受；他们的书出得好，流传也广。

传教士诚心相信：中国的政治再生全靠把她一切官吏与将来的公职人员都劝入基督教；他们又认定：中国人一受了洗，必然就成了好官。所以他们对中国公共事务的影响有多大的好处，在西方连被质问的时候都少有，在东方也是近来才被认真疑起来。然而过去这五年的事情，在除传教士本人以外一切人的心里，都引起了最重的疑问：把中国人劝入他们所解作基督教的那种东西，究竟明智不明智——这里既是从我们贸易及其安全这纯粹自私的角度上说，也是从一份较无私的、挂念中国福祉的心上说。

我们对这个题目无论怎样尽责、怎样少带成见，无论研究得怎样科学，都不能指望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会有一刻接受我们的结论；因为这些结论可能牵出最后的一条：基督教同自由、同财富、同牛排腰子馅饼、同海味、同啤酒一样，对一个人是食物，对另一个人是毒药——如此便否认了它感召力的普遍，也否认了它背后那份神的智慧。然而我们这些不是传教士的人，看着中国二十来位最显要的基督徒政客一生的展开，又看着教会教育机关的教员与学生、甚至最有名最有势力的中国基督徒传道人，在那些疯狂的、无因无由、实在也无目的的仇外举动里演着领头的角色，便几乎被逼到了正是这样的结论上。

远在近来政局有这些变化之前，在华凡雇用中国人的外国人——从家仆往上，什么差使都算——中间便有一种渐长的感觉：入了教的人靠不住。这里头有一部分是成见；可笔者能举出好几桩事例：有些雇主自己是好基督徒，又是传教事业热心的资助人，却因为用教会学校的出品吃了苦头，到后来凡他手下的位置，宁要一个「老派的」中国人，不要一个半洋化了的入教者。他们对基督教感召力之普遍的信心，自然并没有动摇。他们只是断定：教会学校的办法错了，管得不够严，在学生心里养出一种对中国旧标准的轻蔑——而那些旧标准从前对软弱或恶劣的性情是有约束之力的；又断定他们的学生在基督教的伦理传统上扎根不深，不足以真正约束恶的本能，也不足以作抵抗诱惑的有效盾牌。这些断语里有许多公道、许多真实；可是中国近来的变化叫我们疑心：这未必是全部的真实。有些烈酒倒进雪利酒桶里搁着陈化，在那陌生的环境里无疑是长进的，出来便是芬芳可口的甘露；可要是在醋桶或啤酒桶里陈化，出来便是泔水。所以基督教的味道，随着我们对它那些古怪的东方牌号经验越积越多，看来是极大地取决于容器，而极少取决于原来那股酒。法国与意大利的天主教、苏格兰的长老会、英国与美国的卫斯理宗，甚至最持重的那一路贵格会，倒进中国的器皿里陈化，倒出来看着都像是酸了的奶，或是蚀人的矾油。要诚实地剖析这个叫人为难的问题，自然会证明：我们在教会里竭力要灌进中国人身上去的，并不是基督教，而是那个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或条顿主义、或随人怎么叫它的东西——欧洲北方几个种族用极大的、全然非基督教的暴力把它立为世上的标准，而原始基督教带来的罗马、希腊、波斯与叙利亚的那份文雅与那份衰颓，又把它调软调匀了；可它对娇弱的中国肚子（中国人的智慧是坐在肚子里的）所起的作用，仍旧同起泡的勃艮第酒倒进一只古老的酒囊里一样。

孙中山便是一例，而且是极触目的一例：他是一只极弱的中国器皿，装着极烈的基督教的水。这位「革命之父」的基督教与他的政治教条，都是从传教的恩主那里得来的，正如那场摧毁一切的太平之乱的首领一样。他身怀着那些烈性的教义，几次三番处在大险之中，都是靠传教士的影响被庇护、被救出来的；而在英国、美国、夏威夷、日本、香港与中国，年长的传教士都是他坚定的朋友。此后孙中山做了大亚洲主义的恩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恩主，以及一切别种仇外主义的恩主——而这些仇外主义对亚洲的基督教事业尤其敌视。那场革命他并没有出力去参与，却因它而显达；他一显达，便在气派上拿破仑得过了头，容不下那位他娶过来的基督徒妻子、也容不下那些在较不得意的年月里生下的儿女，于是他照中国的办法把旧妻去掉了，照章被他所属的基督教会开除，此后便以一个自由的非基督徒的身份另结新缘。虽然有这一串事，他仍旧被满怀希望的传教士们庇护着：在他困顿的时节保他，在他在广东的残酷无情的独裁达于极顶时奉承他，一直奉承到他死——而那时他是中国最有势力的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是猖狂的仇外主义的大祭司。

传教士在孙中山身上能得的自豪，以及把他当作一位披着闪亮冠服的圣米迦勒来宣扬的机会，还不及如今声名在外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给他们的一半。这位贵人不久前还表示，他愿为保卫中国的主权、为推行苏维埃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之「帝国主义」的运动而同大不列颠一战；他是个粗壮的大苦力，苦力生、苦力养，带着他那一阶级一切粗野的本性；可不到两年前，一位七十多岁的英国传教士——笔者对他的常识是极为敬重的——却对笔者把他说成「一位十全十美的基督徒绅士」。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早就挑定了这位满脸虔敬的大农夫作斗士，几乎是把那个机关在中国的整个前途都押在这个人的前程上了。

冯玉祥一心想握住最高的兵权，为着自己这份利益，他在部下的行伍里一向维持着一种严厉的纪律与秩序，带着旧时中国的味道，叫住在他所辖的任何一块地盘上的外国人极其满意。手不干净的新兵被枪决或砍头，像约书亚手下不听命的非利士人一样，好让每一处地方可抽税的商人只留给最高统帅部的税吏。除了这位安详的统帅，谁也不能抢掠哪一处地方；又因为教会受着庇护、外国商行免于摊派，于是这位「基督将军」、这位中国的克伦威尔、这位在东方黑暗之国里行着奇迹的中国圣米迦勒，他的声名便经由教会的刊物、传教士给报界的投稿、回英美休假的传教士、以及在华盛顿与威斯敏斯特「游说」的传教宣传家，一路传开，直传到新教的基督教世界以为中国已被刀剑与真理一同征服，在东方除了冯玉祥的完全得势、以及一个战斗的基督教会征服这片土地之外，再没有什么可祈求的了。

冯玉祥的官场同僚从没有一个信他诚实，也没有一个以为他是个干净的官；相反，他们彼此之间有许多关于他两面三刀与贪婪的故事可讲。可是把他们任何一个故事在英文报上引出来，必定引出一场十足的传教士抗议的风暴。一九二二年他在河南据说挪用军饷的几条流言——据说他把前任督军的巨产抄没入了私囊——虽爬进了报里，却完全被另一些记载盖了过去：那是他成批洗礼的记载——他请了各差会、各地方的传教士来，把他的兵一连一营地变成基督徒，有时一日之内收进教门的多至八百人。新教各教会有势力的长者被请到他营里住下，在他的军官中间办圣经班，而军官们得照着一项军务来露面，装出一副对基督教信仰庄重的兴味。

这套手法把他们中间最老练的人的头脑也完全扭过去了。等到冯玉祥一回又一回地以背叛败了自己的名声——先是为曹锟的利益背了大总统黎元洪，再是同日本人串通背了曹锟与吴佩孚，最后又奉俄国苏维埃之命背了他的日本雇主——在华的新教传教士与全世界的新教教会人士，每一回都整整齐齐地起来替他撑腰，把报纸、把各处议员与政治家的耳朵，都塞满了他们的解说与开脱。然而中国人并不受传教士宣传的左右；等到冯玉祥开始打起自己真正的旗号——他的政治地位既许他把基督徒的名声撇下，他便越来越不把它当宝贝，一九二四年秋天他背叛使吴佩孚垮台之后尤其如此——那时他确实是中国最被人由衷鄙视的公众人物。中国人对他的态度不久便反映在各色外国人身上，只有传教士例外；他在英文报上被痛斥，尽管传教士热烈地撑着他。连使馆中人对他的品性也不再抱什么幻想，本国政府收到的是一份又一份说他不好的记录。这位「中国的克伦威尔」对外国人的看法是敏感的，很快便察觉：除了传教的恩主之外，他已永远失掉各色外国人的敬意与信任，而便在那些恩主中间，也有人开始疑他了。于是再装作同外国人亲善，便没有多少利了；他做事一向彻底，于是他比凡与北京政府有关系的、有势力的中国领袖都更公然地仇外。一九二五年春天他完全把持着那个乱政的机关，给那个装样子的政府的权柄多少全看他自己方便，一面公然挑大不列颠出来打，一面在布告里笼统地痛斥在华的外国人；那些布告是圣经引文与共产主义行话奇怪地搅在一起的东西。

受过教会培养的，不单有太平之乱的首领、孙中山与冯玉祥，还有另外几十位把那套极端国家主义、仇外的学派推在官面上的人：他们用很好的英文宣讲中国的权利，又不单在北京、上海与广州，而且在外国每一个京城里，说着关于中国情形最骇人的谎话。把他们列出来只会添恶感；可此刻那个反基督教的俄国苏维埃最好的朋友、在华「帝国主义的」外国人最狠的仇敌——他们对西方的那股情绪与言辞之烈，把较谨慎、较迟缓的旧派中国官吏都吓着、弄糊涂了——这些人要么是自称的基督徒，要么是在外国受过训练、而早年的学业是在传教士手下受的，其中有些还是被传教士出于慈善收留下来、教养起来的流浪孤儿。自然，要说一切入了教的中国人、一切教会学校的出品都是一个成色，那是荒唐而不公的；可是教会不自知地在养育那些对我们在华的安好与我们在东方贸易的前途怀着恶意的仇敌上所演的角色，实在太大、太惹眼，无法不理。

在东方侨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觉得：传教的宣传家在我们本国所行的影响，从前是、如今仍是对我们更危险的一种影响，比他在那一群声音很大、却毕竟有限的中国听众身上所行的还要危险。传教士在中国最关心的，是靠博取中国人的好意、敬重与感激来改进自己作为教师与讲道人的地位。所以他回到本国时，他所关心的、以及一切资助他的教会人士始终所关心的，便是培植一种对中国的多情的看顾，并在一切可能的和解、讨好、奉承与宽纵的举动上影响政府。笔者已写了足够的东西，至少足以让他自己相信：我们那套友善而好脾气的政策在中国是多么败坏人心；而传教士与教会人士在大不列颠与美国两国塑造这类政策上所演的角色，就不必再举例了。每逢在华的仇外暴行在美国与英国的报上引起注意，只要读一读传教士给报界的来信，就懂得他们对议员与政治家那份合起来的影响是什么性质——在美国是直接的影响，在大不列颠是间接的。

这一部外国在华影响的历史很长，却也很粗略，总括起来大概是不必的，所以笔者只把它的用意再说一遍。这段事情，照我们在东方所知道、所细细得多地回顾过的样子，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人同世上其余的人来往——这来往在他们看来一起头就是一场闯入——并不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我们打交道，这平等是他们的天性与历史经验都不曾装备他们去领会的；他们便在混乱之中，一面把自家的脏衣服全晾在前院里，一面却仍在力争他们那份传统的优越，并要求西方承认它。照中国自己的历史与她对外关系的历史看来，我们怀着这样一个确信：在中国极短的几段享有「守法的万国大家庭一员」这份荣誉的时期里，使她守法的是恐惧，不是好意；而我们出于被误导的好脾气、同情与宽纵，恰在最需要那层惩戒之握的时候——需要它来止住对本国权威的敬意之衰落的时候——把我们一度握在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身上的那层惩戒之握松开了；由此不但在中国养出了混乱，还把那份潜伏的仇外之心放了缰——而东方人对外人的恩惠，向来是以这份仇外之心作酬报的。照我们看，从这些事实里该得的教训是：倘若我们还盼望着在亚洲继续通商（大不列颠眼前的安好、大概还有美国的将来，都指着这份盼望），那么我们迟早得起来反抗那套对中国行慈善的心思——这套心思被解作软弱，得到的回报是轻蔑而不是谢意——并且用武力、或用武力的样子，重新把纪律压上去，正如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校长在一所散了架、坏了风气的学校里所会做的那样。

这话说起来容易而简单；可是在一切外交的高位上，人们一致同意：这不但在实际上办不到，在政治上也办不到。那些地方如今对局面与局面的需要看得这样清楚，中国人若听见他们把这些话说出来，是要满口白沫的。国际间的妒忌与猜疑，是第一道看来跳不过去的刺篱。经由工会劳工行事的布尔什维克影响——而工会劳工是最先感到亚洲那场仇恨狂闹反作用于商业的痛的一群人——是另一道较小的障碍，到时势逼着的时候，得跳过去或铲平。然而一切障碍里最翻不过去的，是英国与美国的民意：多年来被错误的消息大量地喂着，多情地一心要在中国培植民主、基督教以及别的什么，又极妒护地关切着中国有主权按她自己的路子走向灭亡、并把东方一切闯进去的外国人和他们同她的贸易一同带下去的权利。西方每一个政府都清清楚楚地认到：英美两国人民到了这样晚的时候，已不能靠讲道理说得他们明白东方真实的情形，而必须被某种像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那样的东西猛烈地震一下，才能对中国有一个清醒的眼光。

这一层，旧派的中国人是一向懂得的；所以他们一面挣着一个「回心转意」的名声，一面在侵占外人权利时像猫一样轻轻地走。可是如今这一代的中国领袖，塞满了肤浅的外国学问，被西方一切古怪的「主义」灌醉了，又浸透了欧洲最衰颓的文学、政治理论与哲学，缺着长者那份谨慎；而我们唯一的指望就在他们的躁急里。我们走投无路去求欧洲与美国各政府的时候，他们一概告诉我们：事情要等到坏得十分显眼了，才会好起来。所以我们还得感谢中国那股放火的势力：它正疯狂地朝着这几桩事一路赶去——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彻底破败，外国同这个坏孩子一般的民族的贸易的彻底崩溃，很可能还有我们这些傻得要住在中国的人的殉难。我们的精神已极其疲倦，而面对将要来的事，又有一点佩特罗尼乌斯式的好兴致，于是我们举杯祝道：「愿他们的胳膊更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