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和之战

一总论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中国爆发、并以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满清退位而告成的那场革命，虽被欢呼为大获全胜，就其实际的一面而论却全然是另一回事。随着共和的宣告，专制之治这个虚构确乎消散了；然而那个传统还活着，连同足够多的帝制机括，把名义上的胜利者一直压到袁世凯死去为止。

驱逐满洲人的运动由来已久——满洲人是一六四四年从气息奄奄的明室手里夺得龙椅的。历来为此而反复酝酿的种种密谋，史家都不置一词；他们之所以不言，是因为没有像样的记载，也因为在一个谣言当道的国度里，要坐实一桩简单的事实实在太难。不过有一点几乎无可怀疑：那个有名的哥老会——一个总部设在僻远的四川省的秘密会社——其起源出于明室最后的遗臣；他们自被逐出北京之日起打了一场亡命的游击，末了沦落到唆使行刺、煽动骚乱的地步，痴心妄想着有朝一日能收回他们的家业。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确知的：十九世纪之初在北京街头行刺嘉庆皇帝那一案，是秘密会社的阴谋；它使那位伟大的满洲皇帝康熙与乾隆所开创、并一向奉行的巡幸民间的美好习惯戛然而止，而那个习惯本来极有助于培植对一个外来王室的个人忠诚。

从那一天起，一百多年里没有一位皇帝敢走出紫禁城那一圈森严的墙，除非是为着短短的年例典礼——譬如冬至的祭天——以及两次「西狩」：头一次在一八六〇年，北京被英法联军所据，朝廷仓皇奔向热河的山中行宫；再一次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这个泡沫被戳破、各国的救援之师开到，宫廷被逼着踏上通往远处西安府的石头路。

这样幽闭的效果不久就看得见了：满洲之治本来是彻头彻尾的刀剑之治，如今迅速地弱下去，皇帝不过成了任凭大臣摆布的懒王。

十九世纪的历史，因此顺理成章地是一部接连崩塌的历史。不但海外的外国人公然叩击着帝国的门户、硬闯进来，本土的叛乱也连绵不绝。小的骚动且不算，这一时期有两场巨大的回乱，另有那场天翻地覆的太平之乱——它延续了十年，据说毁掉了一亿人这个叫人不敢信的数目。这个帝国被内战撕裂，把许多要紧的主权让给了外国人；一经接受治外法权这条原则，便替最终的崩溃铺了路。

在这样的情形下，专制如何还能维系？答案奇特得很，我们非说得明白透彻不可。

简单的实情是：除了每一次外族征服之后那一段元气充沛的时期（譬如十三世纪蒙古的征服与十七世纪满洲的征服），中国不但从来不曾有过正当意义上的专制，而且除了最微薄最无效的收税、以及城里城外一点粗率的弹压之外，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真正的治理——有的只是百姓自己所办的，或是他们要求官府办来彼此相护的。谁若怀疑这几句话，那他对中国那套群体制度的根基与冠冕全无所知；那些事实非得在乡村生活里耐着性子研究，才领略得出。说句老实话，专制是一个从忽必烈汗时代传下来的神话；他曾何等自豪地筑起他的汗八里——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大都、今日北京的前身——并以他的兵填满它，而那些兵不久便像冬雪一样消融了。自那时以来，一套精心的装点、一套有意的作伪，给历朝上谕披上了一层它们其实从未有过的庄严；而十九世纪君主的隐没，更助长了那个传说：京城里坐着一位又大又可怕的煞神，对他没有什么神迹是办不到的，百姓与官吏都对他负着战栗的服从。

其实，皇帝这个职位从来不过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观念，为着大众的方便，被译成社会经济上的诰诫。这些以定期训辞的形式颁出、名为「上谕」的文告，是治国的仪礼；其用意在教诲而不在号令。它们是要教明并维系那条国家的道理：皇帝是全民的大祭司；而顺从那被孔子、孟子以来二十五个世纪的哲人所反复灌输的黄金时代的道德，不但能保住普天下的安乐，还能助成国家的伟大。

所以皇帝这个职位是天上的，而不是地上的；在日常生活里，最有力的说辞是劝导而不是干戈。十八世纪耶稣会士与多明我会士之间那场极大的争论——它葬送了中国成为罗马公教之国的指望，而教皇又不肯接受其裁断——伟大的康熙皇帝所作的那个惊人的答复（在外国人看来是惊人的），说祭祖之俗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是完全正确的：帝制之下中国的政治，无非是一套以灌输对祖先的顺从来行全国管束的制度。满洲人自十六世纪末起（那时他们还是满洲一个争夺龙椅的小小侯国，正向中国的长城发动亡命的攻击）便竭力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蒙古地位较低的教主那里求取响亮的宗教尊号；这足以确证：要使一个以武力开端的朝代坐得稳，单单占住宝座是不够的，还须另有尊荣——否则它就会像蒙古之治那样，被一场宫廷政变轻易推倒，除非它设法赢得一个有效的「道义」名分。

而且满洲人以武力的征服，即便在他们入了北京之后，也并不像史家所描述的那样彻底。满洲人即便加上蒙古与汉人的助力，也只是小小一撮，至多能击败明军、收得中国主要城市的归顺罢了。凡研究过他们治术的人都深知：他们虽「君临」中国，却只是同汉人一道「治理」；所行的是一套双重制度——起于军机处与京中各大部院，下达各省的省城，可是到那里便完全彻底地止住了，以致成串的村落乡镇，其历来的自治几乎丝毫未动，一如旧日地过着。他们所采用的那套繁复的科举之制，连同留给及第之士的煊赫官荣，不但笼络了中国的士人社会，而且造出一大批利害系于维持这场新征服的人；于是文章——向来是进身之门——不但成了治国的工具之一，竟成了外族之治的辩护者。身家既保，妇女又有一套周详的条款护着、不至被征掠入侵略者的后房，那么在明末那场可怕的乱离把国中撕裂之后，大多数中国人肯欢迎一个稳固的治法，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八六〇年北京陷落、天津条约批准之后，外国人成群到中国来，正是他们大大助成了满洲专制这个虚妄的观念传遍全球；而在这件事上，带着欧洲专制的传统来到京城的外国外交官，所起的作用不算小。他们把皇帝罩上一种除仪典之外从未真正披过的权威（大约主要因为宫廷全然不见于人前，而在对外往来上又极其倨傲），于是散布开一种「至高无上」的观念，令人想起十八世纪那些印度富商谈起莫卧儿大帝时的敬畏。中国的官员很快发现：对付一股无可抵挡的压力，最省事的防身之法就是躲到君主的威名后头去；他们这一角扮得如此成功，以致一九〇〇年以前欧洲人普遍相信：除了不折不扣的专制，中国再想不出别的政体。欧洲人见上谕在表面上享有沙皇诏令般的威严，便乐得照最合自家买卖的路子去解释一件他们全然不能按中国文明那种消极性质来诠释的东西；于是事情成了这样：自从治外法权毁掉皇权不可侵犯与不会有错这条道理的那一刻起，中国的政府其实已经不成其为政府了，而把国家的消极化作一种能动的治理成分这个把戏，却还能凑合着行得通——那是因为极大的距离替它作了掩饰。

要把中国的距离哲学、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意味说清楚，得另写一整部书；不过就我们的用意而言，这里指出几条要义也就够了。旧日的中国人深藏在他们的广袤之中，若没有那些在他们看来属于超自然之物的力量——蒸汽机、电报、铁甲兵船之类——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不受影响的。听凭他们自己、又借着他们自己的法子，他们知道：隔着无路可通的辽阔空间打出去的拳头，等打到目标时力气已经减得只成了力量的一个笑柄；而正因为它毫无价值，反倒替有效的折中铺了路。他们精于近世外科医生所采用的那一手——尽可能让伤口自己长好——于是把政治上的分歧交给时间与造化去解决，而西方国家却按全然不同的道理去大刀阔斧地对付它。他们这个看法也并不错。从京城到长江流域——那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有八百英里，比巴黎到柏林远得多。从北京到广州有一千四百英里，路又硬又难走；由长江往云南去的行程在两千英里以上，比拿破仑所作过的最长一次行军还远。至于说到藩部——蒙古、西藏、突厥斯坦——这几百英里就得换成几千英里，还要加上足以叫罗马名将气馁的地形之难。

旧日的中国人既把距离当作头等大事，便拿它做了他们治法的起点与终点。在明朝养成、又被满洲人当作一条稳妥可佩的治国原则接过去的那套完备的督抚之制里——他们不过在其上另加了自家将军驻防的军制——我们看到了那个化解这重大障碍的办法。各种权柄都由朝廷极彻底极概括地授予各个遥远的治所；每一组省份统于一位总督之下，除名义之外，无异于若干相连的独立邦国，只被责以钱粮的摊派，此外便一概不加过问。因此，把各省中国同京城连在一起的那条链子，归根到底是财政，而且只是财政；一九一一年这套制度所以垮台，是因为财政的整顿——为着贴现蒸汽机所象征的那些新力量——同军制的整顿一样，办得既太迟又走错了路，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大大削弱了朝廷的权威。

庚子和议之后朝廷得以从西安府回銮，整顿之议随即风行；总督们发现自己最要紧的权柄——掌握本省钱袋之权——被大半夺去，交给了直接对京中度支部负责的布政使；而度支部正试图以欧洲那套一文一厘都要列入年度预算的直接管辖的税制，来取代松散的摊派之法。若给足了时间、又大规模地借重欧洲之助，这一改无疑终能办成。可是所缺的恰恰是时间；满洲人于是付出了那些一拖再拖、直到太迟的人一向要付的代价。旧日的道理既已公然抛弃，只消再许下一个国会，就足以把天子的尊严彻底毁掉，把总督们撂成叛党手里的人质。一九一一年，短短几个星期的叛乱就足以使各省退回它们早几个世纪的光景——广袤而不受羁束的农业共同体。而一旦尝过这新得的自主之乐，再要设想它们重新「听话」，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还得再解释一句，好把中国地方主义的确切含义说明白。

当初造成每一个省的，是每一区里那座首邑；那些城必然是一切积蓄的有墙的库藏。这些省城贪地以增其富、又护权惟恐不及，历代以来无所不用其极地向四面伸张影响，把尽可能多的土地纳入自己经济的控驭之下；全国度量衡之杂乱纷歧、显然是有意订来充作经济壁垒的，便是这一点的充分证明。河道、山脉、气候与土壤无疑也助成了这番扩张，可是商业与财赋上的贪心才是主力。关于这一层，我们有一个极有意思而带决定性的例子，就是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至今仍在进行的那场争夺：争的是东内蒙古那片有「敞开边界」的、起伏如海的处女草原的最大一份。奉天省因有最强的省城——奉天——便侵占蒙古草地到这样的地步：今日它的辖境把吉林省整个西侧包了起来，形如一条蝾螈（这从最新的中国地图上看得出来），有效地阻住了吉林省去管辖那片按地理本该属于它的土地。同样地，在北京正上方的蒙古高原上仍在进行的垦殖里，本该属于山西的许多地面被划进了畿辅的直隶省。各省疆界在往昔虽也有过草草的调整，可是大体而论，决定每一个单位面积的，一直是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些考虑。

如今在许多开发年代久远的省份里，由于种族的杂糅，那种出于距离辽远与交通恶劣的地方主义更加深了。广东省大半是由沿海南下的中国冒险者拓殖的，他们同安南人以及更古的土著通婚，其人口便具有极分明的特性，同北方的气质格格不入。福建省不但一样驳杂，而且它所说的方言几乎等于一种外国话。长江以北以西也是同样的故事，处处可见气质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在政治上关系极大，惹得龃龉与猜忌没有了时。因为中国的文明虽在一件大事上同回教相像——它不问种族出身，一概接纳归附者——可是在政治上，这种地方主义的效果竟至如此：直到极晚近，中央政府在许多省的眼里几乎同日本的政府一样是外国政府。把它们联在一起的只有钱；只要不牵涉赋税，北京之远于日常生活，无异于火星。

如今我们看得极清楚：五十年前——也就是太平之乱的时候——国都作为一个军事中心，其旧日的威权与魔力其实已经消散了。古时候执弓持矛的骑士固然能像旋风一样扫过全境，把有墙的城以外的一切夷平；可是到了十九世纪，这样的法子已经行不通。蒙古与满洲也不再是取之不尽的武士之源；较近的部分已经商业化，外围的地方则沦为人烟稀少的牧场。乱平之后，政府大为贫困，便公然做起以省制省、以人制人的勾当，指望总能设法挽回它的声望与从前财富的一部分。京里的官儿取下载着各省摊派名目的账册，把每一项细目彻底重订，把每一分分量重新摊派，务必使这些摊款落下来时叫人喘不过气。于是有了厘金这新税——它同英国的所得税一样，本源纯是一种战时之税——它扼住省际商业的咽喉，用关卡之法粗暴地管着它；这忽然显出是一条使满洲人受威胁的主权重新叫人感觉到的新的妙法。这制度分明是一柄两刃的剑，可是先割下去的是朝廷那一刃；太平之后好几十年中国相对安静，这是一大缘故。

时势还在孕育另一件要紧的发展——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终将起决定的作用。若不是有出类拔萃的天才在世，北京是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的：治国的真正根基如今已全在于经济的控驭；而这控驭一旦动摇，中国的中央政府便要公然彻底地不成其为政府。近世的商业主义已经借通商口岸从许多处渗入中国，那是一股终究不可抗拒的力量。年复一年，一件事越发分明：近世的情势正把北京同真正的权力中心——那些经济的中心——越割越开；而那些中心除天津一处例外，都在八百到一千五百英里之外。正是这些中心在滋长着革命的观念——就是同旧日中国这个共同体赖以慢慢筑成、而蒙古满洲这类外族王朝从未触动过的社会经济原理相抵牾的观念。太平之后的政府却还以为：只要把手按得比从前更重、把税收的钳制拧得更紧——而不是去做真正有创造性的事——他们就能重振起来。

要把这条命题确凿地立起来，未免太长，也要累坏读者的耐心；这本是政治研究者久已探讨的题目。中国的社会本质上是按一种信用互助之制组织起来的，调剂得极其精微，以致除了百姓日常的零星购买，无论铸币还是票券都用不着；那么任何一套敢于攫住那些经办各省之间为结清贸易差额而转运元宝（银锭）的金融机构的办法，只要那些金融机构不动摇，便注定是有效的。

最著名的那些机构合成一大群，称作山西票号，它们是官家的银号；不但承办一切解往北京的余款，而且以一套繁复的存折之法，控制着帝国里几乎每一位在任者的进项。照那套养成的规矩，一位官员一得着外省的差遣，这些通融的字号里便有一名心腹伙计赶到他那里，以东家的名义把他到任所需的款项一并垫上，随后跟他到省里去，好让税款一到便一笔一笔地还清，把平衡重新拉回来。于是省里的钱利与官场之间便结着一层极亲密而深远的关系。治理中国的实际工作，就是把税册同本地银号的账目轧平。连把元宝「化银定色」以供本省使用的那些炉房，也是官商合办的；一切交易都以讲价为准；只有遇上饥荒或叛乱、机括猛地断裂时，才有钱以外的力量插进来。

这些做法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旧日的中华帝国在这上头不过是循着罗马帝国的成例罢了。罗马在基督之前以武力与商业在地中海盆地、以及在北欧的蛮族之间造成的那个庞大政体，很大程度上倚仗意大利金融家与包税人的本事；税收或是径直「包」给他们，或是由他们照中国那一套「帮着」垫付官员与地方衙门的用度，并替一个多少财富也填不满的中央金库添货。所以中国这个现象决不是什么新事；铸币之缺乏与本地成色之纷杂，使这些法子成了经济上的必需。这制度本身并不坏；它致命的毛病在于呆板、在于缺少应变之能，也在于面对它永远弄不懂的外国竞争时日益显露的虚弱。外国的竞争——那就是注定要大获全胜、把一件古老的遗存摔成碎片的敌人。

同日本一战，吹响了第一声本该被听进去的号角。一八九四年，因为急需一大笔现银充作军费，本地的银号自陈全然无力筹措，第一笔大宗外债的合同便签下了。

这个中国史上的转折点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毫无疑问：一八九四年满洲人写下了一纸退位诏书的头几句，而这纸诏书到一九一二年才正式宣读；他们开启了中国至今仍困于其中的财政奴役。在四十个月之内，为着了结那场惨败的对日战争，所订外债近五千五百万镑。这笔欠负几达全国「明面上」岁入——也就是实际报到北京的岁入——的三倍，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的。它是金债，其中种种花样没有一个中国人真懂。它有特别的政治意味与特别的政治后果，因为这些借款实际上是由列强作保的。它是一场拖得很长的政变，其性质凡外国人都懂得，因为它锻成了对外的锁链。

它对内的意义比对外的还大。这些债是以解到北京的最要紧的「直接」税收——关税——作抵的；而关税所关乎的，正是新兴经济生活中最要紧的一环：蒸汽船的沿海与内河贸易，以及纯粹的对外贸易。于是这最要紧的一环便越来越被打上「外国」的印记；它在任何直接的意义上都不再倚靠北京的保护。把这些税收抵押给外国人、期限动辄数十年——而且还由外国人经管——这样地限制国家最高领土权，已经等于主权的局部让渡。

这一点当时为大众所朦胧感到，如今已属确凿。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正如基督纪元前意大利因罗马的失政而致贫困与道德失序、因而爆发的那些大规模平民暴动一样，不过是一场以出人意料的形式显现出来的社会经济的大祸。垂死的满清一朝到末了公然陷于绝望，竟疯狂到把这场暴动引向外国人——也就是引向那些已经握着他们主权中真正要害部分的人。此举非但没有救它，反倒在它的死刑判决书上又添了一句。满洲人在经济上多年前就差不多完了；庚子赔款是压断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赔款把对外承担的负担增加了一倍以上，又以按月分期、在上海支付的办法把赔款的运作径直交到外国银行家手里；于是早在十五年前，北京政府就沦为一个只有三十天期限的政府，任凭任何能拖过几个月结算的事变把它掀翻。这个显著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它大约是亚洲史上所曾提供的、关于金钱那种约束之力最出奇的例证。

不过这个现象是复杂的，我们须当心弄明白它的运作。有一样商业上的奇景——要找它的对应，得回到欧洲的中古：那时汉萨同盟之类的「自由市」星罗棋布于河岸与海滨——它使这个本已无一公式可以概括的局面更添了困难。治外法权在中国造出了「通商口岸」，那是瓦解本国经济最有力的武器；然而与此同时，它又成了造出强有力的新的抗衡利益的动因。侨居的外国人一群群地日益壮大，他们照自家的法律过活，在自家特别受保护的国际汇兑制度之下筑起一座又新又堂皇的大厦，把中国经济那种棚屋般的寒碜衬得触目惊心；可是新中国的商人阶级向来于生财之道极其敏捷，他们不但躲到这座又新又堂皇的大厦底下来，而且正自动地迅速扩建它。简言之，做买卖的中国人正把自己与自己的主要利益同通商口岸认同起来：他们把现银与信用转移到那里，在他们绝对信得过的外国旗帜的庇荫之下，大笔地买地置业。这个国家的钱利本能地知道本国那一套已经注定要完，而随这完结必有许多变故；这些利益便照天下钱财共通的路数，替自己上了保险，以防那不可免的一天。

这件事在政治上的力量，到一九一一年终于显露无遗；我们开篇几句话的意思，此刻该清楚了。中国的革命，与其说是冲着满洲人来的，不如说是冲着北京那套制度来的一场情绪的暴动——因为那是一套又坏又无能又倒退的制度；何况满洲人到底采用的是纯粹中国的法子，他们之于今日的中国，并不比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之于今日的英格兰更算外人。一九一一年革命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它的天命——不在于它所宣告的，而在于它所代表的。从史事上看，一九一一年是一九〇〇年的嫡传，而一九〇〇年又是那场由对日战争的大宗外债所昭告的经济崩溃的产儿；那些外债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太平之乱已经揭出：北京主权唯一的存在理由——旧日的兵力——已经荡然无存。所以这个故事清楚而首尾相贯，其结局之合于逻辑，带着一种仿佛在展开必然之卷的了断意味。

革命期间，唯一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几乎立刻显了出来——钱，除了钱什么也不是。头三十天一过，紧就吃到了。各省的解款停了；庚子的分期款项付不上了；关税之款被外国人下了禁令。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招募训练的北军，固然证明自己胜过长江与华南的兵；然而这一层毫无意义。那些兵所为之战的，已经证明是一桩败局——北京那套制度连同满清一朝。这场仗越来越变成钱的仗。促成第一次停战、并把所谓共和政府从南京迁到北京的，是外国的钱。严格说来，当时所达成的和局，其每一个环节都是以现钱计价的和局。

倘若当时另有法子迅速充实中国的国库，而不必求助于欧洲的股市（那些股市一牵涉到遥远地区，其举动是半官方地受着操纵的），共和国或许还能过得好些。可是它几乎立刻就在外国的指使之下被置于一种警察管束之下；这种管束名义上出于西方的观念，其本意却是要把那个被惊人地熄灭了的权威恢复出一副形似来。于是共和国始终只是一场梦；而世人既被教着相信：非到政体近似于人们久已形成的北京专制的观念，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定，便耐着性子等那记当头棒喝——它随着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袁世凯的政变而来了。于是我们就有了这双重的悖谬：一面是中国人笨拙地想用中国的法子去做西方人而不成；一面是外国官员与外国政府想去做中国人，把混乱弄得更混乱。在这样的情形下，过去六年的历史注定是一部缓慢的悲剧，而且几乎每一页都写满一个人的名字——那位被列强选定的执事人：袁世凯。

附注一：关于满洲人，人多有误解，此处有一条说明是有用的。

满洲人属蒙古或图兰一系，至多不过五百万口。一九一一年革命时，他们的分布大致如下：北京城内外约二百万，散在中国各处任职的约五十万——或许七十五万；满洲本部——这个种族的故乡——约二百万或二百五十万。其兵力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六四四年北京因一场计谋、加上中国人自己的内讧而落入他们手中，全部武装力量便被改编为八旗，每旗由三种族类组成：一为纯满洲人，二为助其征服的蒙古人，三为投降征服者的北方汉人。这八旗各由一位「铁帽子」王统领，代表着朝廷的权威，总部设在北京，各省要冲另有小股驻防。这些驻防在十八世纪结束以前就已完全失去价值，因而纯属仪式与象征；一切作战都由临时按需招募的汉人各营去做。

附注二：这一点极有意思——中国妇女免于被迫嫁给满洲人——而史家注意得太少，虽然它把满洲征服在社会学上的面貌照得雪亮。那场征服若是彻底的，中国百姓便不可能以这样意味深长的方式护住自家的妇女。

附注三：中国的政体建立在何等惊人的理性原则之上，有一个极有意思、而从来不曾被好好揭示的证明，就是僧道在中国的地位。同世上其他一切文明不同，中国的国家发展到任何阶段，都不曾需要宗教插在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去把百姓从压迫下救出来。在欧洲，若没有教会那道超自然的屏障，中古时代平民的处境将不堪忍受，生命与德行全无护持。巴克尔在他的《文明史》里同别的极端激进者一样，没有懂得：既立的宗教之所以极有价值，恰恰是因为它那披着属灵权柄的外衣所行使的巨大的世俗权力。没有这层幽冥的约束，统治者的压迫会把他们的百姓毁掉。那么，中国文明的两座最大的丰碑就在这一对事实上：其一，中国人从来不需要由一个特权团体来行使这类超自然的约束；其二，他们绝无阶级或种姓之感——王侯与穷汉相见时坦率而诙谐地平等——因而这个种族是世上唯一纯粹而未经掺杂的民主。

附注四：这笔借款就是一八九四年由汇丰银行经手的所谓七厘银款，计上海规银一千万两。次年继之以三百万镑的六厘金款，同年又有两笔六厘借款，各一百万镑，单为战费便共计六百六十三万五千镑。对日的战争赔款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分三次筹措，每次一千六百万镑，又添了四千八百万镑。这样，朝鲜那场纠葛使中国花去近五千五百万镑。英镑在中国的购买力比在欧洲大八倍，所以这笔债在经济上相当于英国的四亿四千万——差不多是那场耗竭国力的南非战争所费的两倍。正是靠这样的比较，近世中国史上经济因素的要害性质才显得明白。

附注五：所谓比利时借款，其中一百八十万镑已于一九一二年年初以现款付讫；毫无疑问，正是这笔款子使各方就范。

二袁世凯这个谜

——自一八八二年他在朝鲜发迹之初，至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革命终局

袁世凯的生涯清清楚楚地分作两段，简直像是特为替他作传的人安排好的：一段是在朝鲜的试手，一段是在华北的当权。前一段之所以要紧，只在于早年的影响对这个人的性情所起的塑造之力；不过它另有一层意思：它让人瞥见那一类终其一生撩动这位领袖想像、末了又把他拖进无可挽回的覆亡的东西。后一段则满是行动；而每一章之上都悬着一个不祥的问号，那问号到他在政治上与身体上一同惨败时才算得了回答。

袁世凯的出身说不上如何微贱，却也无足轻重。他出于河南一个人家；那人家不过是有些田产的农户，并不显赫，家底也谈不上厚。高官与文士的儿子在因苦读而面无血色的年纪，这孩子大约还在田野里疯跑。他那副强健的体格、那副惊人的食量、那一身粗豪之气，无疑得之于此。本国的传记家说他少年时没有考取秀才——那是科名里最低的一级——因为他把太多工夫花在骑马、拳脚与击剑上。有一位在官场的叔父早早把他收留了；这位亲长一死，他便扶柩回乡葬入祖茔，又备极哀戚，以尽孝道。后来靠着官场的关系，替他在满清那个不妨称作「军需之署」的衙门里谋了个位置；他正是由这一支文职升到有权势的地位的。严格说来，袁世凯从来不是行伍之官，他是文职的军官——他后来最高的品级是军法之官，说得确切些就是臬司。

袁世凯头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是在一八八二年。其时列强的动作把朝鲜这个昔日的隐士之国逼着签了通商条约，朝鲜既开，中国便开始向汉城派兵。袁世凯同另外两位军官统共带着约三千人，从山东开来——他此前在吴长庆麾下——如今驻扎在朝鲜的京城，名义上是维持秩序，其实是要伸张宗主之权。因为北京政府从来不曾放弃过这个立场：自十六世纪明朝把朝鲜从丰臣秀吉与他的日本侵略者的爪下救出来以后，朝鲜就一直是藩属。吴长庆曾亲自把袁世凯当作一个有本事有干劲的青年，荐给那位有名的李鸿章；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负责朝鲜的事务。这位未来的中国独裁者那时才二十五岁。

他头一次同实际政治相接触，就给了他一副看待政治问题的特别眼光。中国军队开进汉城，标志着同日本那场尖锐争衡的开端，而那场争衡终于酿成一八九四至九五年那场短促而惨败的战争。中国为着在朝鲜保住自己的影响以抗日本日盛的势力，在汉城的宫里日夜钻营，结交那个由那位有名的、后来被刺的王妃所领的守旧的宫廷一党。中国的坐探帮衬着这一伙守旧的人，不断怂恿他们去打日本人，把他们赶出朝鲜去。

接连不断的暴行便是其结果。在那十年里——那是亚洲史上最叫人瞠目的篇章之一——日本公使馆不止一次被朝鲜的乱民攻毁。袁世凯那时不过是驻朝钦使属下一个低级的统兵官，本无足轻重；可是他一有机会便骤然走到聚光灯下，这一点正见其为人。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他率中国兵两千，会同朝鲜兵三千，攻打东关宫；日本公使同他的属员因京城局势危迫，由两连日本步兵护着避在宫中。这件事看来并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不过是一群兵闯进一场政争里去胡闹，而他们的长官出于今日看来毫无道理的缘故从旁相助罢了。可是后来的情形却出奇。日本人尽力守住宫门，及至走投无路，便引爆了一处地雷，炸死了许多朝鲜兵与中国兵，把攻势搅得大乱。随后他们杀出城去，终于逃到最近的海口济物浦。

这桩离奇事件的内情始终不曾公之于世。实际的结果是：中日之间紧张到人人以为要开战，而那位政治天才、已故的伊藤公爵设法把事情平了下去，安排出一个行得通的暂行办法。袁世凯已经到天津去当面向李鸿章禀报，一八八五年十月又以钦命大臣的身分得意地回到汉城。他那时二十八岁；不论用的什么手段，他出头出得实在不同凡响。

此后九年的经历有不少小事，却没有一件在史事上要紧。作为李鸿章忠实的臂膀，袁世凯的差事无非是同日本的势力周旋、把那步步进逼的势头挡住。他自然是失败了，因为他打的本是一盘必输的棋；然而在他真心想成功的地方，他却成功了。他靠着效力之忠实，立起了他所要的名声；虽然他并没有做成什么大事，却把位子一直保到那件引出一八九四年宣战的事为止。那场战争究竟是不是他一手促成的，至今言人人殊。日本舰队击沉英国商轮高升号——那船正从大沽锚地把中国援兵运往牙山湾去接应他——他一见大局已去，便悄悄离了朝鲜京城，取陆路回华北。那趟迅速而无声的归程，结束了他的学徒时期。

中国在同日本的兵戎相见中彻底垮台，所掀起的风浪他费了一番工夫才熬过去——尤其是未奉命令便撤出汉城这一节，还得求得宽宥。按律这个罪是该死的——旧日的中国律例于此类事极严。可是到一八九六年他又重新得宠，靠着他那位靠山李鸿章的力量，终于被派统领天津附近的小站营；在那里他升了官，并领到一桩差事：把一支旧式的军队整顿成同日本兵一样精练。他这时已经博得了很广的名声：严厉，肯任事，任人唯亲，以及一种罕有的本事——连祸事也能翻过来为自己所用。这几样直到最后一刻都还对他大有用处。

他一生最要紧的一章是在小站营里开的；种种迹象表明他对此了然于心。天津向来是通北京的门户：从那里最容易走上腾达之路。袁世凯一步一步稳稳地走，而他在头一个转折点上的做法，在许多同胞心里给他打下了一个永远磨不掉的印记。

先得说一句他所统的兵，因为这同今日的政局有关。那些兵大半是所谓淮军，也就是名义上出自淮河一带、恰在李鸿章本省安徽以南的兵。这些江苏人夹着山东的新募，因在平定太平之乱中出过力——那件大事里戈登与李鸿章过从甚密——而在满洲人的眷顾中占了个历史的位置。他们同那位有名的曾国藩侯爵所领的湖南兵，是所谓「忠勇之师」，好比印度兵变时的锡克兵；人以为他们直到最后一人都不负所食之禄。他们确也拿出了不寻常的忠诚的凭据。

不过在二十年前那些讲武的日子里，袁世凯同他的爪牙所关心的是更简单的问题。那时的事只有操练，除了操练还是操练。这位未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在天津近旁的营里把他的兵整顿得极好，没有多久小站一镇便以精锐著称。军纪严到这个地步：据说对付部下只有两条路，不是保举，就是砍头。袁世凯一心扑在这桩差事上，显出他能办更大的事来。

他的热心不久便引起了满清朝廷的注意。那时北京的情形很特别。有名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在对日之战以后，对光绪皇帝的钳制大为放松；光绪虽仍受她挟制，名义上却在治理这个帝国。他是个用心好而懦弱的人，身边聚着一班新派的士子，为首的是那位有名的康有为；康有为天天同他讲学，把种种新道理灌给他，教他相信：他只要肯振作己权，便能把这个国家从万国的羞辱中救出来，替自己挣一个不朽之名。

后事是不可免的。一八九八年，东方世界被所谓的变法上谕震动了；皇帝在谕里许下要把中国弄成近世之国，并劝告全国服从他。这一举在宫廷中激起极大的惊惶；京中整个庞大的官场眼见自己的前程受了威胁，便以密折雪片般涌向太后的宫里，求她重新出来当政。太后受了奉承，暗中应允了。

此后事情走得极快。太后毫不迟疑，开始有所布置。兵被调动，人被这里那里地挪，隐然有要动手的样子；皇帝这时已大为惊慌，禁不住左右的恳求，便遣变法党中的两个人去见袁世凯，据说带着他亲笔的手令，命他即刻率所部兵开进北京，围住宫城，护住皇帝之身不受危害，然后把太后永远褫夺政柄。此后的事一样人所共知。袁世凯把那道谕旨与来人反复查究，又设法从别处证实这番求助的真伪，随后便把它的内容告知了当时的直隶总督、宗室荣禄；荣禄自太后年轻时起同她的亲密已成史事。荣禄毫不迟延地动了手。他把那两个送信的人砍了，又亲自把整个密谋禀报太后——而太后早已得着了充分的告警。其结果便是所谓一八九八年九月的政变：变法之人凡没有逃掉的都被立即处死，光绪皇帝本人则被严严地囚在紫禁城里那片称作三海的地方中的瀛台；直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把他带往西安府为止，陪着他的只有他那两位宠妃——有名的珍妃与瑾妃。

袁世凯一八九八年的举动，其可争议的一面多年来被两派人争得很凶，这里不是论它的地方。在旁观者，这桩公案的断语大半永远只能算见仁见智；这件事确乎属于那一类：除了一个掌握全部证据的中国法庭，谁也断不了。囚禁光绪的那些日子是大日子，因为它们把史事传奇的大门敞开了：凡当时在北京的人都忘不了那记反手——董福祥麾下回教骑兵成群开到；这些人奉他们太后之命，纵马疾驰过亚洲一片可畏的地面，卷着漫天尘土进了京城。也正是在一八九八那一年，使馆卫队重新出现在北京——每国若干名，同一八六〇年一样；也正是那时，有眼光的先知看出了满清一朝末日的开端。

袁世凯在这场反变法中出力所得的酬报，是被派做山东巡抚。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他带着全部人马到任。他全副披挂，等着下一幕——义和团；那伙人一九〇〇年夏天在中国爆发了。这些人早已在山东的村子里念咒作法。有凭据表明：在人有所耳闻之前，他们的鼓动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袁世凯得着难得的机会近处细看他们，不久就打定了几样主意。风暴一起，他佯装只看见一伙疯狂的狂信者——其实那些人是看清了自己国家的处境，才打出「扫清灭洋」这个口号的——他对他们下了狠手，把这整伙野人一直赶进畿辅的直隶省。到了那里，他们被满洲人诱惑，忽然把旗上的字改了。他们唯一的仇敌成了洋人与洋人的一切，而他们立刻得着了官面的庇护。他们四处杀尽所能找到的白面孔。他们拆铁路，烧教堂礼拜堂，闹出一场只能有一个结局的大乱——欧洲的干涉。这个坐在中国史事边上、却因自身力量还不够而尚未把自己汇进主流的人，又一次没有判断错。有朝鲜的经历帮衬，他已经看得分明：结局必定是什么。

各国联军解了使馆之围，北京垮下来，这时他正机警而善体人意——随时献策，随时肯挑新担子，随时把什么都解释得过去。一九〇一年和约签订之际，他得了直隶总督之位，接的正是那位伟大的李鸿章自己的缺；李鸿章已被起复原职，却觉得实际的差事太累人。这在一个刚过四十的人是了不起的成功。一九〇二年出亡的朝廷终于从西安府回銮，荣宠便堆到他身上，说他格外该受荣宠，因为他撑住了场面、维持住了这个窘迫的朝廷的权威。他像是要回报这个似的，接连上折子，说要恢复本朝的威权，便须练成一支完全近世的大军——人数越多越好，而尤其要精。

他的献议被听进去了。自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七年，袁世凯以练兵处大臣之职——这个特设的位子他同畿辅总督一并兼着——把大力用在练成一支能打的兵上。这五年里，尽管钱上处处窘迫，华北还是练成并装备了六镇极好的野战之师——七万五千人——一概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他推行各省的军制改革如此卖力，以致朝廷被他那些眼红的对头一再提醒他势力日大，忽然把他升到一个使他无从施展的位子上去。有一天他被调进北京，做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并奉命把一切军务交给他那位著名的对头、满人铁良。该给他戴上嚼子的时候到了。他作为一枚棋子的最后一幕开场了。

那短短不满一年的时期里，到中国外务部来商谈事情的外国使臣，很少有人想得到：这位方正果决的部堂，办理领事间的口角同办理整军经武一样勤谨用心，其实几乎天天都在暗里苦斗，为的不过是保住他这个不高的位子。北京的猜忌像见血封喉的毒树一样茂盛，它没完没了地摧折他的谋划、堵死他的路数。他被调进北京本是要捆住他的；他不断被人参劾；就连他那位权倾一时、又受过他许多好处的老佛爷，也不断被一种预感所苦：末日就要到了，而本朝将随她而亡。

一九〇八年秋天她病倒了。极深的忧惧迅速蔓延。随即传出光绪皇帝也病重的消息——这是个不祥的巧合。两位忽然一起垮了、死了，太后略在皇帝之前。皇帝本人是被毒死的，这几乎无可怀疑。传说是这样：他临绝之时，不但给那位将要代行朝廷名义之权的皇后留下一道斩袁世凯的密诏，而且他那只发抖的手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画，直到左右明白了他的意思。在口语里，这位大总督的姓同「圆圈」的「圆」字同音；这个手势的意思是：这位垂死之君最后的心愿，是向十年前负了他的那个人报仇。

这场同过去的大断裂之后，跟着来的是一片不祥的平静。人都知道朝廷为着慈禧自己定下的嗣统之事被两派剧烈地撕扯着。幼主宣统入承大统，又一次长久的摄政已不可免，这立刻引起外国观察者的疑虑；而人人都笃定地预言：袁世凯的末日到了。

这一击在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忽然落下。在老太后死去与他失势之间的那一段里，袁世凯居然还被升到朝廷所能给的最高品级，也就是加「太子太保」，并被派去总理大丧的一切事宜——那是一桩肥差。据说在那一段里，新摄政王——光绪皇帝的弟弟——曾遍询帝国中最可信任的重臣，问那道密令处斩的诏书该怎样办。人人都劝他及早警醒，不要贸然走上一条既要为举国、也要为列强所非议的路。于是另拟了一道上谕，只把袁世凯革职，命他回籍。

北京那一天人人都记得：市井传言说这个人最后的时辰到了。四面八方都有人提醒他当心；袁世凯在军机处读完那道开缺的上谕，便立刻出宫，一直驱车到火车站，扮作平民登车去天津。已经有人在一家欧洲人开的旅馆替他订了房，又向英国领事馆求过保护；这时又一班车把他的长子送来，带着军机处直接的口信，绝对担保他性命无虞。于是他如期回到河南原籍，两年之间——直到革命爆发——专心经营他用做官所得置下的那一大片田产。他过着古时族长般的日子，妻妾子女环绕左右，一再声明自己已经完全退出中国的政治生活，只求人让他清静。不过有理由相信：他的爪牙不断把实情报给他，并劝他等候时机。可以确定的是：长江上第一声枪响时，他正机警地在给部下发私令。他之被起复是不可免的——而且实在是在乱起的头一个消息传到之后一百小时之内，朝廷就急切而不体面地把他请了出来。

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四日他奉上谕授湖广总督、命他即刻赴前敌弹压，到十一月一日他接庆亲王之任、以内阁总理大臣之位实际上握了最高权柄，其间盘根错节的种种问题要说得周全，非得一整部书不可。不过就本篇的用意而言，事情尽可以这样简单交代：他欢迎这个终于到来的机会，又决意就他个人而论要把事情一举了断，于是有意采取按兵不动、事事拖延的方略，直到两造——革命党同满洲人一样——所显出的无能，把他这个既能办事又能斡旋的人推举为举国唯一的调人与救星。

革命经过的详情，以及袁世凯任由事势而不是任由人去逞其主宰的那种特别做法，已经被人讲过许多回，不必久留。人所公认的是：革命军的新募之卒虽勇，其本事却全然敌不过袁世凯始终握在手里的那张王牌——他自己做天津总督时所编练的六镇装备齐全的野战之师。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攻下并毁掉革命党在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的主要根据地的，正是这支野战之师的一部；而正当它要渡江大举、把革命军最后的残部扫尽以毕其功的时候，他把它勒住了。所以说：袁世凯若肯，他在一九一一年年底以前尽可以把革命整个压平；可是他足够精明，看得出他所要解的题目不单是军事的，也是道义的。中国人这个民族正害着一场大病。他们的文明因外侮无从抵御、又因本国无力应付那个叠床架屋而气数已尽的封建之制——满洲那一套——所积下的满身冤屈，已经几近破产。袁世凯知道：义和团当初打在旗上的那句口号——「扫清灭洋」——在道理上本是对的。这两样都把旧文明的根基蛀空了。可是他们所提的那套办法是空想，不是实务。一样可以扫掉，另一样却只能忍着。义和团若识时务，本该把口号改一改：一面护住洋人，一面去打那个把他们弄到这般田地的王朝。可是如前所说，朝廷一党把他们的首领诱到了恰恰相反的一路上去。

袁世凯既不是义和团，也不信空想的傻话。他已经看清：二十世纪的中国，成功之治的要诀在于——至少在名义上——支持外国人的看法；因为外国人有用不完的银钱，又有科学站在他们一边。他知道：只要他不公然蔑视外国的舆论、不去干那些明目张胆的暗杀，凭他一九〇〇年所立的国际声名，他总是有人撑腰的。从这几条前提推去，他的直觉还告诉他：一副合法的外观必须时刻小心维持，举国的愿望也须在名义上得到满足。为此他把事情摆布成这样：让自己总像是天命的工具。为此，他虽在长江中游把革命党打垮，却为着拉平局面，暗中命令朝廷的军队放弃长江下游的南京，好使自己手里有一件看得见的凭据，去说服满洲人接受他所深知非有不可的彻底改革。那一番改革，朝廷在允准所谓「十九信条」时已经在原则上接受了；那是一套要求，北洋诸将都曾具名赞同，并且确曾坚持要以它为治国之本，否则一九一一年他们不肯去打叛乱的南方。有理由相信：只要让他做上事实上的摄政王，袁世凯本会把满清的君主之制撑到底。可是革命党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于南京宣告共和，其动作之出人意料的迅速，加上外国舆论对这一举的支持，把他弄糊涂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中他已经答应同革命的南方议和；而他一被拖进那场议和，方略就摇摆起来，前敌的停战一再延展，因为他看出列强、尤其是英国，不愿再有内战。他遣旧日的部属唐绍仪到上海去做全权代表，不久便发现自己已经被牵到一条同他原先所设想不同的路上去。华南与华中如此坚决地表示：唯一为他们所能接受的解决，是永远彻底地除掉满清一朝；连他自己也被说动了一半，而最后一记必需的说辞，是暗中许他做统一后共和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若当真是忠的，本该或是重新开战，或是辞去内阁总理之职退隐。两样他都没有做。他照他一贯的路数去寻一条中间的路，此前还含含糊糊地主张过开一个国民会议来了断此事。靠着似是而非的陈说，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她接了摄政王醇亲王的手，照管幼帝宣统的利益——被引得相信：若要这个国家免于分崩离析，本朝唯一可走的路就是体面地引退。有理由相信：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北洋诸将电奏北京、劝其退位的那道折子，是出于他的授意。无论如何，拟出所谓《清室优待条件》、并把它电告南方的，确乎是袁世凯；南方再把它电回给他，说这是革命党所肯让的极限。而说来也巧：他跪着把这些条件的大要呈给太后、并求得她勉强的允准的那一天，恰恰就是宫门外行刺他的那一天。一月二十六日朝廷竟想封他一等侯——那是所能给一个汉人的最高爵位——而且一连四次，这是一个垂死之权最后绝望的姿态。没有几天，朝廷便勉勉强强地降了三道极耐玩味的上谕，自行宣告退位；这几道上谕值得在附录里细看。它们确凿地证明：皇室以为自己所退的只是政治上的权柄，而一切古来的仪节与名号仍旧保留。显然，共和国、或者照本国文字所称的「民国」这个观念，在北京是无从索解的。

袁世凯如今所要的全都到手了。他既弄到由他一人独任那道组织共和、重合战乱各方的皇命，便预备去试办一种他一无所知的政体了。值得注意的是：他直到临终都坚执自己的权柄全出于那几道末代上谕，而丝毫不出于他同南京共和政府所立、并由此产生所谓临时约法的那个约定。不过他很留心，直到许多个月以后、他的独裁看来已无可置疑时，才把这话断然说出来。可是几乎从清帝退位的那一天起，他就不断盘算：要不要把一切押在一掷之上、自己登极。而使下文那个惊人的故事具有那样的戏剧意味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三梦里的共和

——自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国会解散

要把这一连串交涉简明而清楚地叙出来，是极难的事：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一小撮各省代表在南京宣告共和、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起，到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袁世凯——他数星期前刚被选为正式大总统，此前已行使了二十个月的行政之权——悍然解散国会、自居为事实上的中国独裁者为止。

中国史上这一段要紧的时期，从头到尾都给人一种身在梦境之感：转瞬即逝的情绪取代了较实在的东西。阴谋与反阴谋接踵而来，快得若要一一确记，其冗烦不下于《历代志》本身；而把这一切缠在一起的那张惊人的财政阴谋之网，既如此错综，又同那场政治斗争如此相悖，以致两个故事看去竟像背道而驰，虽然它们紧紧连在一起，如同两个歃血同谋一桩可怕勾当的刺客。一大团据估计有四亿之众的人，既没有够格的领袖，又被告知：南京临时约法所定、并经退位诏书认可的那套政体，是一套人人与邻人等齐的政体；于是他们茫无意义地摇来晃去，徒然想找回那被惊人地失掉的平衡。好讼之风弥漫到这个地步：一切权威都被公然嘲弄，各色罪案层出不穷，逼得多数体面人退出公事，把权柄剩给一班亡命之徒。

中国既久为偿付外债与赔款所窘，实际上又身无分文。没有外国政府公开撑腰——而这撑腰又围着一圈条件——便无从在外国市面上筹措大宗借款；于是不得不行种种小家子气的权宜之计：几乎每一个省的衙门都把手边一切能变现的资产押了出去，好去养那些遍地散着、毫无纪律的大批兵。无保证的纸币发到这样一个巨大的数目，市面上充斥着它吸纳不了的废钞。各省的首领无力有所匡正，便嚷着说：拿主意是中央政府的事，因为它代表着有主权的国民；而只要自己的位子坐得住，他们便各行其是，对四围的混乱抱着一种超然的轻蔑。

这个中央政府是什么呢？要弄懂一个绝无仅有的局面，我们非得指明它的性质不可。

袁世凯自革命一起便极精明地参与其中的那些手腕，到革命在名义上结束时，已使他名义上至高无上。他不但从退位的王朝那里弄到一道皇命，要他遵国民之愿组织民治的政府，而且把南京革命团体的代表请到北京，从他们手里接了大总统的正式推戴。

这些安排自然是在停战与宣告退位之前便已整批地暗中议定的，也是官场在亚洲惯用的那套精心布景的一部分——哪怕所办的事本在众人目光之内。使这些安排成为可能的，是袁世凯自己同叛乱的南方商量之后拟出的所谓《清室优待条件》。这些条款里明白规定：清室永受岁费墨西哥银元四百万元，并保留一切名号，以此换取政权的交出；这颗苦药丸被镀得叫人看不出它真正的意味，单这一层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尽管有这个协定，南北之间仍旧彼此深疑。袁世凯自己忘不了：一月十七日他正在议这几条退位条件时，街头那场大胆的行刺，显然出于南京的授意；而南方的首领则天天被本国的报纸提醒：这个掌着权力天平的人从前一向扮的是叛卖的角色，日后必定还要照样再来一次。

二月里代表们到北京时，尚在争议之中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袁世凯该怎样宣誓就职，以担保他对共和的忠诚。代表们奉有明确的使命，要代脱离的各省要求袁世凯随他们到南京去宣这个誓；而这一着若行了，在举国看来就等于他向那些在战场上没能胜过他的人投降。还须记得：从一开头，关于新政府的权柄从何而来这一点，就存在着一道尖锐而危险的分歧。华南与华中主张——而且主张得有理——南京临时约法是共和国所据的法本；袁世凯则声称：确立共和的是退位的上谕，而不是南京那个法本，因此他有权照他认为最合宜的路子去组织新政府。

这场激辩忽然在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夜里了结了：毫无先兆地，北军的一支精锐第三镇忽然哗变，四十八小时之内劫掠焚烧了京城的若干处，竟无人出面制止；今日已几乎无可怀疑：这一手本是袁世凯自己有意布置的恐吓。乱子大到几乎招来外国干涉；可是结果是南京的代表们被吓破了胆，情愿把逼北京这位强人南下的事一概丢开。袁世凯以时势之人的身分，得以在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照他的意思在北京宣誓，从而保住了此后数年行动上的全副自由。

这样一个惊人的根基——靠一场有组织的兵变——中央政府就是这样改组起来的；此后每一桩举动都带着这血统不正的印记。在较不要紧的各部里，袁世凯乐得接纳南方联合（此时已正式解散）所举的人做他的总长；可是凡关乎军队与警察的控驭、以及那至关紧要的财政部，他都小心地留给自己人。架子既已搭起，注意力几乎立刻集中到筹款这个问题上；这桩惊人的事若要细说，最有耐性的读者也要读乏了，可是它既是全局的一部分，就不能不提。

有几条要害可以很快说明。我们前面已经讲清楚：蛀空中国社会根基的那些力量，纯是经济的。首先是中国金债那种灾难性的性质，给了新观念以驱使举国的力量。也正因为这金债的问题已经如此严重、对国家如此耗竭，早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中国便同四国的银行家订了约，要借一千万镑的币制借款，以便有组织地重建国内的信用。可是这笔借款始终不曾真正发行，因为一条六个月的保全条款许了一段延期，而革命就在这段延期里来了。于是交涉不得不从头再起；而中国这张彩票里的丰厚彩金，又因革命替这个国家作了广告而引起了欧洲金融界普遍的注意，于是一大堆别的借款提议摆在了北京面前。

于是开始了一章非同寻常的讨价还价。有人警告说：官家的金融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设一个国际债务委员会；于是袁世凯同当日构成政府的各派人物——他们在几乎别的一切问题上都不合——却一致认定：这个危险是共同的敌人，非斗不可。四国银行团虽自称对中国一切借款有优先之权，可是在退位那些紧要关头，一个法比财团已经垫出了将近两百万镑。四国银行团眼看自己的佣金要丢，便大为光火，堵死一切竞争的提议、关上每一道可能的门，把混乱弄得更混乱。俄国与日本此前不在官方银行团之内，此时看出加入已成政治上的必需，便要求给他们一席之地，人也勉强给了；有名的六国银行团就是这样来的。

中心的战事，正是围着这个银行团与所提议发行的六千万镑整理中国财政的借款打的。比利时财团既被官方银行团在欧洲各交易所所组织的金融抵制逐出了这桩买卖，剩下的便是中国自己去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胆敢不理会一切政府的组合、或是一个这样的人。

她并没有白找。一九一二年九月，伦敦一位股票经纪克里斯普决意冒险来一记漂亮的突袭，独自经手议一笔一千万镑的借款；世人一早醒来，得知一个人正成功地同六个政府作对。这一大胆之举在金融界所掀起的风浪，许多人记忆犹新。国际金融把一切可用的武器都搬了出来，务使这种金融独立的放肆受到应有的遏止；于是事情成了这样：经过一番激斗，五百万镑固然到了手，可是不久就看得明白：一个破落政府的巨大需索，是不能靠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办法满足的。不过有两点要紧的收获：其一，一九一二年一整年，中国是靠伦敦证券交易所一名会员的独立才在财政上没有沉下去；其二，北京政府拿这一记突袭当杠杆，从官方银行团那里争到了比不然所能得到的更好的条件。

同时国内的总局面仍旧不堪。各省的纸币月复一月地贬得叫人心惊，却毫无办法；而各头领之间的争胜非但不减，看来反而在长。都督们一味自行其是，嘲弄北京的权威，并且靠扩充自己的兵力来加固旧有的地位。京城里，那个安安稳稳盘踞在广大的冬宫、直到今日（一九一七年）也还没有被请出去的旧满洲宫廷，天天刊布它的《宫门抄》，给廷臣与宗室颁赏荣衔勋章，一应旧日的礼数一概照旧。西北各省以及满洲、蒙古，所谓宗社党不断钻营，要闹出乱子来加速这个倾覆之家的复辟；这些阴谋虽从未大到真能危及这个国家，可是它们暗中得着日本密探机关的支持，究竟是一个不断的隐忧。外蒙古的问题也搅得中央政府不安。外蒙古首邑库伦的呼图克图、也就是活佛，趁革命摆脱了对北京的臣属；这一大片地方陷入彻底的失序——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俄国承认其独立，更使之加甚。人又知道：与此相应，英国就要坚持西藏的自治——这一着大伤中国人的自尊。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五日北京的一桩异事，把这个可叹的局面概括得很好：武昌首义的「英雄」之一张振武被诱到京，在一场替他设的宴会之后忽然被拿，半夜里不经审讯便枪决了。

在冤杀成风的年月里，这件事本身算不得什么，若不是国民的情绪已被这乱局激得如此，它至多引起一时的注意罢了。可是照当时的情形，它把众人的注意力聚到了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之位所主持的这一片失政上。「我何罪之有？」这位不幸的革命党人在被枪击、随后又被刺刀刺死时这样喊过。这一问极容易回答。他的罪就是不够强、不够大，敌不过更嗜血的人；他的消失因而只是顺着造化的一条通则。袁世凯决意用一切手段树立他的主宰；这个人既然蔑视了他，就非死不可。

不过这桩罪案所激起的喧嚷并不容易平息；在第一届国会召集之前于北京开着的参议院，把这位临时大总统斥得极狠，以致他为表明这些责难并非应得，便把孙中山请到京里，给他空前的礼遇，并请他在相争的各派之间做调人。然而一切这类手腕都只出于一个用意——就是要证明：除了北京的主人，没有别人能把这个国家的事理顺。

可是国会仍旧没有召集。南京临时约法本已规定要在十个月之内、也就是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开会，选举却被有意拖延；中央政府的心思全在铲除一切对手的问题上，一切都要让位于这场对人的战争。恶棍们一天比一天放肆，对贫富一概为所欲为，用行径败坏了共和之名、毁掉了公众的信心——而这恰恰正合袁世凯之意。惊人而离奇的事端不断煽动着人心；在那些非常之日，没有什么事是离奇到不会发生的。

局势极缓慢地发展着，人人都嚷着说外国的干涉已不可免。到一九一三年初，事情再拖不下去，袁世凯便准各省举行选举。他在票上败得如此之惨，看来尽管有兵权在手，在新的国会里也要被票数压倒、被手腕算倒，权威从此被蛀空。为防这一层，又一桩暗杀被议定了。南方最有本事的领袖宋教仁，正同若干议员在上海登车赴京之际，在拥挤的车站上被一个亡命之徒从容枪杀；那人在审讯中供认：这桩差事是国中最高的当局出二百镑雇他做的。堂上所呈的证据包括从北京来的电报，谁是主使已无可怀疑。

这一恶举所掀起的风浪，使人觉得国会大约永远开不成了。可是人心已普遍觉得：局面危殆到这个地步，非有所动作不可。这不但关乎他们的名声，而且国民党——也就是革命党——如今明白：所牵涉的既是本国的前途，也是他们自己的性命；于是匆匆商议之后，他们决意到狮子洞里去捋狮须。颇出人意料地，一九一三年四月七日国会在北京开幕了，南方占着极大的多数，一切激进之人都为之祝福。可是两院的形式刚刚走完、议长刚刚选出，袁世凯就以戏剧性的一击，从背后捅了民治政体的全部道理与全部实行，把这一番劳作化为乌有。

他所用的法子简单之至；而他竟这样赤裸裸地玩世不恭，尤见其为人。南京临时约法——就中国还有法可言而论，那是中国的「法」——第十九条明白规定：凡关乎国库的措置，都须经国会同意；袁世凯却佯称：前一年辅助过他、刚刚解散的那个小小的参议院，已经许了一笔外债，于是专断地下令签订那笔二千五百万镑的善后大借款——那是整个冬天里同六国的金融代表暗中议着的。国会看出：除了会有一个仿土耳其、埃及成例的外国债务委员会之外，这更是对它存在的一个直接挑战，于是暴跳如雷，竭力设法拖延；可是这位行政首长既已打定主意，便把自己关在府里，绝不肯见国会的任何代表。财政总长本人在这场渐起的风暴前也踌躇着不敢把这桩交易办完，甚至逃出了京城，却被专车接回来，逼着把约签成。四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最后几件文书在一家外国银行的楼里签了字；财政总长把马车从院子里猛地赶出来，以防有炸弹，随即禀报他的主子：尽管拨款要受名义上的外国监督，一笔巨款终于可供他去遂自己的心愿了。

袁世凯深知占有者据九分之理，如今便把国会所通过的那些决议——说这桩交易违法、借款合同无效——当作笑话。他既公开有列强代表撑腰，立刻领到大笔现款，使他能向那么多方向伸张权力，以致再同他理论似乎已属徒劳。这里须记上一笔：国会的领袖们几乎向北京某几位外国公使跪下了，徒然想劝他们把这份要害的合同的签字推迟四十八小时——这本是他们办得到的——好让它经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从而保住这个国家主权中要害的部分，不使它落在一个人的脚下。可是北京的外交是一件乖戾而叫人不快的东西；当日那些外国公使虽驻在一个除美国之外尚未被任何国家正式承认为共和国、然而不久必被承认的政府那里，却存心要倒行逆施，心底里正为着看见事情正常地倒退回专制而高兴。

高等金融终于从中国弄到了它所要的一切，绝无放松借款合同所授予的盐务专利之意。还有一点也不可忽略：名义上所借的二千五百万镑里，足有一半是偿还外国银行的，根本不曾离开欧洲。照合同所附的各表：甲表包括庚子欠款与银行垫款，占去四百三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八镑；乙表是所谓各省借款，又占去二百八十七万镑；丙表是短期将到期的负债，计三百五十九万二千二百六十三镑；丁表为遣散军队，计三百万镑；又一丙表为支应日常行政经费，共五百五十万镑；而戊表所管的盐务改组，占去最后二百万镑。单这一笔借款，银行的利润就有一百二十五万镑；而袁世凯自己则凭每周拨付之法握有约一千万镑，足够他在同胞身上为所欲为了。华中与华南被这个新局面激得绝望，徒然争辩了两个月之后，便公然整军。七月十日，长江边江西省的省军在李烈钧统率下自湖口炮台向北军的驻防开火，所谓二次革命开始了。

这一仗既短促又不光彩。南方军火不足，几乎身无分文，所面对的又始终是那几个训练有素、十八个月前才证明过自己不可战胜的北方各镇；他们苦战了一阵，可是由于战地上各路叛军毫不协同，始终不曾成为中央政府真正的威胁。李烈钧所部江西兵至多两万，固然硬打了一阵，却无从奏功，被一步步从江边赶进江西的山里，人数迅速消融。那位可畏的革命党人黄兴，早年做鼓动与掷炸弹是有用的，一到正经打仗便无用了；他虽接统了全军哗变的南京驻防，并试图沿津浦铁路北上向天津推进，可是他的举动几乎立刻因毫无组织而垮掉，人也逃往日本。南京的兵虽被主帅所弃，却顽强抵抗，南都终于被那位守旧的老将张勋会同自北京派出的冯国璋率精锐攻下。上海制造局在那笔大借款之后的几个月里已被一小队北军悄悄占住；南方虽猛攻，终因缺乏炮火与得力的统率而垮了。海军的向背全在南方，本来被指望是截断整个长江流域的一件利器，末了却被人用从外国银行取来的钱大把使着买成了中立——据说是列在行政经费一项下的！动荡的广州城虽也起而反抗北京的权威，袁世凯却早有安排。一位边将龙济光带着两万半开化的广西兵已被调到城旁，立刻攻打并慑服了守军。这个龙济光因功被派做本省都督；这个恶名昭著的凶徒以毫无心肝的野蛮统治了南方三年，直到一九一六年那场大起义才终于被逐。南方一党在这上头、在许多别的方面都彻底失望，如今已被去了势；因为有钱的阶级自始至终不肯支持，而在中国没有钱是什么也办不成的。一九一三年这场举事前后不满两个月，随着被悬赏缉拿的首领一个个出逃而不光彩地垮了。袁世凯心里所存的最后一步——对国会本身下手——如今路已扫清；国会虽同这场举事并无直接关联，却无疑同战地上那些叛将有过暗中的往还。

国会还有一重罪：它派出一个宪法起草的特别委员会，在天坛闭门开议。起草这部正式宪法期间，袁世凯派去的代表一概不准入内；他派他们去，本是要力争把南京法本那样显著的分权之制加以变通。所透出的一些细节表明：绝对掌握财权这一条不但要做正式宪法的主调，而且还要加进一条惊人的新创，以确保事实上的独裁成为不可能。简言之，所拟的是：国会闭会期间，京中须留一个特别的国会委员会，负监督节制行政、并阻遏任何篡权之责。

这在袁世凯已经够了：他觉得自己不但为众人所疑，而且正被人轻蔑。他决意把这一切了结。不过他那时还只是临时大总统，须用些手段。他又一次按他惯有的路数下手。靠着大把使钱，国会被引着抢在宪法主体各条之前，先通过了关于大总统选举与任期的那一章。这件事一办成，两院便仿法国国会之例合为选举会，一半被收买、一半被军队的示威所慑，被引着把他选为正式大总统。

十月十日，他在冬宫富丽的宝座殿上，当着大批官员与全体外交团，宣誓就任五年之期的大总统。如今他在宪法上的地位已经稳当，剩下的只有出手了。十一月四日他颁下一道专断的命令，由全体内阁副署，以阴谋、以暗中通同七月举事为名，褫夺一切所谓国民党、也就是激进派参议员与众议员的议席，并含糊地说到要另行选举以补这些缺额。京师警察厅严厉地执行了这道命令；虽不曾有什么暴行，可是话已挑明：被指的人若留在北京，性命堪虞。国会既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从开议，袁世凯便得以照最合自己心意的路子去办他那套改组；于是远东竟出现了一幅新奇的景象：一个十足墨西哥式的局面，由列强促成、也经列强首肯。颇可玩味的是：十一月四日这场政变的第二天，承认外蒙古自治的协定就同俄国签了字，中国不过保留在库伦驻一位外交代表之权。

尽管权柄已无可争议，事情却并没有好转。如今全力施行的那套警察管束，斟酌着掺以暗杀，实在算不得当初把满洲人赶走所要腾出地方来的那种治理；这个国家暗里恼着、骂着。可是百姓的幻灭是彻底的。造反已经试过而无功；列强对这个政权的支持又是众所周知的；于是除了等待，别无可为——人心里明白得很：这样一个局面并不含有任何长久的成分。

附注一：这道就职誓词的不周之处，一望即知：「民国初建，事多待理。世凯谨以至诚，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弗渝。俟正式大总统由国民公举，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国民。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日。」——袁世凯署名。

附注二：中国的国会由众议院五百九十六人、参议院二百七十四人组成。众议员依财产与学识的选举资格选出；据估计合格的选民约四百万，占人口百分之一，虽然实际投票的相对甚少。参议员由各省议会直接投票选出。依笔者之见，中国的国会尽管有显见的短处，就其目前这个过渡阶段而论，是能代表这个国家的。

附注三：在合同签字之前的最后一刻，美国一组退出了这六国的组合；此前威尔逊总统曾发表那篇著名的声明，不赞成美国人参与任何侵及一个友邦主权之权的金融事业——他所审定的看法是：外国政府正是这样帮着本国人去取得盐务的控制权的。总统的原话是：借款的条件似乎「极切近地触及中国自身行政上的独立」，而这样取得的借款，为美国政府所本的原则所「不容」。但愿威尔逊总统这句断语在战后能为举世所接受，但愿干预中国内政之事从此绝迹。

附注四：美国是在两院议长选出之后正式承认共和国的；其余各缔约国则拖到十月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之后才承认。人普遍以为：外国迟迟不承认共和国，使人人怀疑南京那桩事的真实性，因而大大助长了它内部的祸乱。然而最要紧的史实是：一群列强——其中有欧洲民主的两大领袖英国与法国——在北京竭尽所能，要把袁世凯扶上独裁之位。

附注五：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的命令之后所刊的官方名单载：参议员九十八人、众议员二百五十二人的议员证被警察扣留，并被勒令离京。此外另有参议员三十四人、众议员五十四人在证书被扣之前已逃出北京。所以被这次褫夺所及的，共参议员一百三十二人、众议员三百〇六人。两院的法定人数各为全额之半，此后开议遂成不可能。

附注六：这项协定的全文见附录。

四独裁者施为

——自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政变，至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世界大战爆发

中国的国会既被有效地毁掉，动荡的长江流域又被兵威压成阴沉的顺服，袁世凯的事情简化到这个地步：他以为可以公然着手去办那个使自己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都绝对至高无上的问题了。可是还剩一件事要办。要把共和这口棺材钉上最后一枚钉，非得使那位副总统名誉扫地、并且实际上把他囚起来不可。

极可玩味的是：武昌首义的这位英雄给过他最忠实的合作——而且是极吃力的合作，因为这位长江中游的统帅曾顶住过一九一三年七月那些要把他硬拉到叛乱一边去的拼命手段——然而袁世凯仍旧决意把这个人当作国事犯弄到北京来。

正因为黎元洪是一位举国的英雄，才逼得这位独裁者动手。一九一三年十月国民大会以国民会议之名举行的那场选举里，尽管有人千方百计要毁他的影响，这位副总统的人望仍旧大到这个地步：他在正式大总统一职上得了不少票——以致不得不投了三轮而不是一轮；这使多数人都说：若没有贿买与恐吓，他大约会被选上国中的至尊之位，把那位野心的僭窃者挤掉。在这样的情形下，把他彻底除掉便被看作起码的必需。为达此目的，袁世凯忽然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到武昌去——副总统自一九一一年起一直住在那里——并授以不言而喻的指示：只要他认为妥当，怎样处置都行；万一那位受害者不驯，什么手段都不必止步。

所幸段祺瑞不属于袁世凯所爱罗致在身边的那种丑类；他虽是个忠实而干练的军人，刺客的那套政治他却不懂。所以他略一商谈，便能使副总统相信：要跳出袁世凯正在武昌迅速布在他四围的那个阴谋钻营之圈，最省事的路子就是自愿到京里去。在那里，他至少能天天接触时局的动向，能自己打自己的仗而不怕被人从背后捅刀；因为在各国公使馆的眼皮底下，连袁世凯也显出几分胆怯。的确，自从张振武被冤杀所激起的哗然之后，他把最丑的勾当都留到外省去做，在北京只弄死些无名之辈。于是黎元洪收拾了一只提包，只带一名副官，骤然启程赴京，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了。

这一突然的启程在全中国引起极大的震动；报纸开始暗示他们敬爱的统帅几乎等于被绑走的时候，湖北武昌军中的官兵一片惊惶。他虽受袁世凯殷勤接待，并被指定以瀛台为私邸——那正是慈禧太后一八九八年政变之后把不幸的光绪皇帝长久囚禁的地方——黎元洪没有多久便明白：他的在场，于那位想做皇帝的人是一桩尴尬。不过他天生有一副惊人的耐性，便预备坐下来，任凭他所深知即将展开的那盘大棋一路下到它自然的终局。黎元洪所最想要的，是被人彻底地、绝对地忘掉——等到解脱的时辰终于到来时再一跃而起。他这个方略后来证明不但在人情上拿捏得准，在政治上也高明。在中国，诚实最大的盟友向来是时间；这个民族骨子里的正派，在中国史上每一个时期终究都会使无赖之行名誉扫地。

一九一四年开年时，碍事的东西去掉了那么多，袁世凯的手段便越来越专断。二月里，光绪皇帝的遗孀、年轻的隆裕太后出人意料地去世了；两年前她以幼帝宣统的监护之身，正是被哄着允准了那几道退位上谕的。她的死引起极深的感触，因为它扯断了同过去的最后一条纽带。这桩吉事使袁世凯的地位大为加强，他暗里极为快意；他下令把这位故去的太后在冬宫的大殿上停灵三日，受无数人的拜谒，而众人对这前所未有的做法似乎大为感动。如今在这位独裁者与他最高的野心之间，只隔着一个九岁的男孩。还剩两个终局的问题要办：一是替一套纯粹专制之治披上合法的形式，二是找钱来治国。对一个毫不迟疑地把全副政术建在马基雅维利的教训上的人，第二件比第一件要紧得多；合法不过被看作一层政治上的橱窗装饰，用来敷衍外国的舆论、免得招来干涉，而没有钱，连领土主权的形似也保不住。一切实在都系于筹款这个问题上。

中国没有钱，至少政府没有。尽管有那笔二千五百万镑的善后大借款，财政上仍旧一片混乱——那笔借款经过精心安排，与其说是为着办起一个近世的政府，不如说是为着勾销国际的欠负、平外国银行家的账。国中一切可动的现银，在这乱世里早被各处的商帮悄悄汇到上海那个大商埠去妥存；那里外国银行的库房如今被将近一亿两银子塞得满满的——因为那里不至于被官家没收。各省税收的征解久已散乱，袁世凯尽管行着军事独裁，也无从使各省的解款好好恢复。新的借款越来越被人求索；靠强行的内债固然弄到些现钱，可是这个国家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人人都不痛快。加上到三月里，华中「白狼」匪众那场可畏的举事——据说为首的那人刀枪不入，已成传说——逼得另调一支新军，营数以十计，在半年之内徒然忙着围捕这个墨西哥比利亚的翻版。军队因久纵而废弛到这个地步，这场游击战打得能拖便拖，直到一颗流弹把这位匪首打成重伤，他那庞大的党羽才自行星散。这些祸害在六个月里蹂躏了三省，威胁到亚洲设防最坚的城池之一——中国的旧都西安府，一九〇〇年满清朝廷出亡的所在。

同时，外省的大批处决单调而有规律地进行着，一切举事的苗头都被无情地压平。在北京，那个恶名昭著的执法处——一种中国式的星室法庭——不断忙着把疑为谋叛的人草草处决。连印出来的字也被看作叛逆；汉口有一位不幸的本国报人，只因把江边各县的实情说了出来，竟被活活杖毙。这些残酷使人越来越决意：一有可能便把这笔账讨回来。袁世凯虽在现钱上越来越窘，到一九一四年四月底局面已在手中掌握得够稳，可以抛出他那记大出人意料的手笔了——一部簇新的宪法，用「中华民国约法」这个动听的名目颁布出来。

这件宝贝文书作为治国的法本，其合法性并不比一封私信更多；好奇的人可以到附录里去看它的全文。这里只消说一句：中国从前从没有玩过这样的把戏。它出于一位美国法律顾问古德诺博士的起草——此人后来因替帝制背书而在国际上落下不光彩的名声——它立起了它乐意称作「总统制」的东西；也就是说，把一切权柄径直交到大总统手里，仿美国之制只设一位国务卿，把各部总长降作单纯的部务首领，由国务卿那里领受指示，而于实际的政事并无真正的发言权。各省也另创了一套新制：革命时期的都督被照满洲成例改成将军，全省的控驭绝对集中在他们手里；而前朝所设的各省议会则被一举裁撤。天坛的祭天之礼也恢复了，官家的祀孔之礼也恢复了——两样都是帝制的举措；此外还新创了一套仪节，下令祭祀关岳两位武神，以砥砺尚武之德！并且明定：祭天之时，大总统穿纪元前一一一二年周朝公爵的衣冠——这是一项新奇而有趣的共和试验。当日两道命令里的两段，把用来替这些举措辩护的那套推理照得雪亮。头一道说：

「……共和之国，主权在民，其大要在凡事皆决于多数之愿望。此愿望括以二字：曰生存，曰乐利。予以不忍生民无辜久罹涂炭，乃自田间出。就职以来，思有以靖此嚣陵之气，而卒无效。今日之大患，在于真理之误解。共和论者假公义之名以济其私；甚且以弃父母为自由之征，以犯法纪为平等之证。予必尽力以易之。」

在第二道命令里，袁世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替恢复祀孔辩解；顺带显出代议政体这个观念于他何等不可索解——因为他似乎以为：只消向各省省城打通电，再从他那些爪牙那里收到赞同的复电，凡国民对重大宪政举措的认可所需的一切便都办齐了。

「……中国之尊孔，始自汉孝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子生于贵族暴虐之世，其书有言：乱极而治，治而后有真安乐。此即共和之泉源也。予考中国之史，询诸儒者之论，知孔子必为万世之师。然共和之国，主权在民；故已电致各省征集意见，赞同之复多已到。着各学校各公共团体，一律恢复祀孔之礼，其仪节当详慎厘定。」

约法既正式颁布，局面便离奇到了极处。虽然连孩童的心智也该知道：制宪之权专属于国民大会，而如今这番权柄的重分是全然违法的；可是因为袁世凯身为列强的执事人，便能大致为所欲为。而正当自由的欧洲即将为着以公理抗强权而投入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际，中国这种最叫人厌恶的反动与普鲁士作风，却无人过问。在寥寥几章草率拟就的条文里，不但把这个国家的治法重新摆布成纯粹独裁之治，而且把真正的国会永远熄灭，代之以一个单一的立法院；而立法院单从它的构成上看，除了做一个无害的辩论会之外别无可能，其分量不过相当于德意志一个小邦的邦议会。同时，人既无意让这个院在万不得已之前开会，便凑起一个参政院充作舆论的机关，从中选出十位参政去起草又一部宪法，说那才是最后的定本。当年——一九一四年——稍晚又走了几步出奇的棋，好使独裁的继嗣之权留在袁世凯自己手里。十二月二十九日，一套周密的仪注以《大总统选举法》的名目正式颁布：由这位行政首长选定三个名字，放进一只金匮，藏在府中园里的石室内——这只金匮要到死亡或病废夺去这个国家自封的领袖时才开启。因为凭这件宝贝法器——那是那个傀儡参政院的手笔——大总统的任期已被公然改为十年，并可无限期连任。万一忽有选举之必要，便由立法院选五十人、参政院选五十人合成选举会；候选之人是大总统本人（若他愿意）以及府中园内石室金匮里那三个名字。这几条究竟出于谁的手笔，人不确知；可是人确知它们至少不是那位美国顾问所作。

不过他的干系是极大的；因为照古德诺博士的说法，这整套章程的主调是「权力集中」——这句鹦鹉学舌的话，曾经蒙骗过比到中国来的任何人都高明的人；而这句话，除非在战时作为一种必要的办法，在近世政治里本不该有它的地位。可是打动袁世凯的恰恰正是这个。他身为大总统，本已当然是海陆军大元帅；如今他把这个职衔变成一个设在皇城之内、直辖而特设的机构。这个新独裁的旗帜时时飘在他的府上，几十名军官被派到几十个处局里去，其所司无非是把国中每一个持械之人的控驭集中到主人手里。同时，为着安抚各省的统兵官，北京又设了一座「将军府」，凡认为该去其势的人都被弄到那里来。他们在那里领着优厚的俸给，可以整天闲坐，谈论他们从未打过的仗，彼此钻营倾轧——这两样正是中国旧派人物的拿手好戏。各省稍有战力的部队渐渐被遣散；可是许多明明是良治之患的无赖泼皮，却被留着枪杆子，好做严厉警察之治的一条理由。所以颇能说明这位独裁者骨子里的虚伪与怯懦的是：他从来不敢动那个败类张勋的兵。张勋多年来惹事生非，在所谓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八月间）中，南京被夺回时曾在街上屠杀日本平民，几乎把中国拖进同日本的战争。张勋非但没有被遣散，反而借口说自己那个因不肯附和南方叛党而得来的长江巡阅使之职需要更大的兵力，不断把他那三万人的队伍扩充。袁世凯虽半怕着他，却在不同时期里觉得他可以用来牵制外省别的将领；无论如何，他不是那种肯冒险去把人压平的人。张勋既带着他的兵横跨在战略要冲津浦铁路上，随时可以一声令下开进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因此时时处在兵燹的威胁之下。

袁世凯如今把网撒得又远又广。他甚至在美国各地雇人充当报界的代办，以维持美国舆论对他的好感，指望万一必要时可以借重他们去对付他生平之敌——日本。这番鼓动的详情与所费的款项，笔者是知道的；之所以不予刊布，纯出于策略上的顾虑。对英国则不必如此。机缘凑巧，英国驻北京的代表是一位老朋友，自这位独裁者在朝鲜的年月起便同他极熟；而他又秉着英国人那种出奇的崇拜英雄之癖，相信这样一个惊人的人物不会有什么大错。英国对华的政策向来是个多少有些无常的量，因为对这样遥远的问题只是断断续续地留心；在这整段时期里，可以说它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局面于国际的安宁并无好处。

这个难局就这样懒散而优柔地缓缓演下去。北京各使馆看不出中国已经大变、看不出以无赖之术治国在事理上与道义上都已不可能，便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听凭袁世凯在百姓身上为所欲为。那一大群被派来纯粹充作政治橱窗装饰的外国顾问，虽不许他们办事，却在各使馆与总统府之间跑来跑去，使每一国都以为自己的影响日渐重要——这一层倒有些用处。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在袁世凯的估量里，各使馆在国际政治中所扮的角色，同各省省城在内政中所扮的大致相同：只要把两边都拴在善意的中立上，那个主要的问题——独裁之权的巩固——便可以随意推下去。可是钱始终一无所有；人都说另借二千五百万镑已不可免——单一九一四年积下的亏空就估计有三千八百万镑。不过这番银根的奇窘虽然恼人，中国的财源究竟还够把账一天一天地挂下去。铁路上有些进展，筑路之权慷慨地给了外国公司；这个方略所以大受推动，是因为孙中山在上海主持全国铁路事宜的短短一段里，把兴办交通的必要鼓吹得极响——一九一三年，人发觉他在暗中订购速射炮，便把他这个差事免了。有几个问题弄得人恼火而无从解决，譬如西藏问题——英国在这上头极坚决——以及内蒙古没完没了的举事；那一带离北京如此之近，不得不时时调兵集结。不过总的说来，随着时日推移，无论外国列强还是中国人，对这个被容许长成的异常局面都越来越漠然了。

然而有一个显著的例外——日本。日本对一个错综的难题从不松手，在别人漠然而怠惰之处，她警觉而活跃，静候她的时机。她知道可以下手的时辰几乎已到，远在欧战爆发给了她那个渴盼的机会之前，她就在中国幕后极其活跃；而那只看去几乎熟透的梨，末了竟枯死在枝上，大半正是因为她。

附注：颇可玩味的是：古德诺博士的全部宪法研究都是在德国做的，专攻所谓行政法这一门；而所幸盎格鲁撒克逊人关于国家的观念里，并没有这一门的地位。

五日本这个因素

——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世界大战爆发，至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二十一条提出

欧战这一声霹雳，把中国那份不安的平静震碎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懂得那些将以何等拼死的勇气去决的大关节，而是因为德国的胶州租借地就在中国土地上，德国的巡洋舰又在黄海活动，把战争带到了中国的门口。袁世凯隐约觉出这一场也许会把他自己那套野心的盘算毁掉；他正同德国公使馆试探着商谈交还胶州地面之事，消息就到了：日本同她的盟邦英国迅速商定之后，已向德国下了最后通牒，断然要它交出一八九八年那个大租借之年在山东强取的一切权益。

袁世凯立刻明白：那个追了他一辈子的报应之神又紧随在他背后了。从日本进攻胶州这一着上，他预见到一团纠葛，连他那无与伦比的手腕也未必解得开；因为他从惨痛的经历里深知：日本人的脚踏到哪里，就在哪里不走了。所以此后两年的历史，正是绕着日本这一个因素转的。袁世凯从中国这幅画上无可争议的中心人物，忽然降为次要；日本干涉的恐惧像一片黑云一样时时压在他头上，支配着他自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起、直到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戏剧性地死去为止的每一步棋。我们要试着把这其中真正的缘由写出来。

要向一班纯是西方的听众把日本的问题讲得叫人信服，是极难的；因为日本的政略有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看去全然自相矛盾，可是只要把那套外交的目的摆出来，其中大半也就可解了。东京的政治家秉有一种出奇的本事，能把事情分开来看；他们老早就看出非有两套各自独立的政略不可——对东亚用一套东方的政略，对西方各国用一套西方的政略——因为东西本质上相反，不能（至少眼下还不能）用完全一样的法子去对付。西方那一套是坦率而有丈夫气的，专由一班出色而可亲的人经手；他们多半受教于欧美的学堂，全然能照外交惯常的成规去办一切事。东方那一套却出于一班蒙昧主义者之手；他们的想像被军人一党认为能在中国实现的那些庞大计划攫住了。所以日本的态度里始终有一重矛盾，人徒然想把它调和过来。正为这个缘故，外间的看法分作两派：一派笃信日本的诚意，一派则粗鲁地把她骂得一钱不值，说她在公平待人、体面相与的观念上是万国之末。两种看法都失之偏颇。日本同世上其他一切政府一样：她的举动既非出于利他，也非出于诡诈，不过是若干会犯错的头脑运作失当的结果罢了。而就日本本国治理之事而论，情形也一样出奇。在这世界的极东，君权神授这条道理毫无威胁地立着，仍旧显出它太初的全副光彩——而在欧洲，这条道理正被当作近乎异教时代的粗陋遗存而受着声讨与肢解。一个极其贵族气的宫廷，拥有世上最繁复、也被护得最紧的品级之一，由一位自称直系上承二千五百年前神武天皇的君主主持着；它今日仍同从前一样，颁下那套支配着每一动作、每一决断、每一约定的周密仪注。这件政治上的奇物有一种极引人之处，同眼下正猛烈地滚向终局的那场世界大潮相去之远，使我们不妨插叙几层要紧的考量；这几层同中国的将来关系极切，因而不会不为众人所关心。

日本人的整套神权观念是从中国来的，正如他们的文字与学问也都是从中国来的；他们至今名义上仍把他们的君主看作天与地之间的纽带，看作支配他们宇宙论的中心事实。今日拥满日本城市的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固然完全觉出：在一个已经背弃迷信的时代里，这种信仰何等离奇；可是至今毫无更张，因为——这才是要紧之点——日本社会的构造是这样的：若没有一场把军人门阀之制彻底掀翻在地的剧变，人的平等便绝无可能被承认，那套人而神的道理也绝无可能被毁掉。只要这两样还在——也就是说，只要还有一个特权的武人种姓撑着、并力图使那套人而神的道理至高无上——日本便一日是国际上的险地；因为那里缺着这场战争已经表明为万国间和平谅解所绝对必需的民主的约束。正为这个缘故，除非宪法有一番极彻底的修订，日本便达不到她国民的艺术天分与勤勉所应得的地位，而只能一瘸一拐地落在世界进步的后头。一件古旧遗存所生的种种障碍是如此之大，它于中国之为害不下于日本，因此该为举世所共知。日本的历史若剥去表面的种种，另有一种可注意的品质：它仿佛浸透了英雄之血。武力这条道理在欧洲以最粗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日本却一向是一套英雄行事之法，对人类整个说来有那样的魅力，以致直到晚近人还没有看出它在国际上的意味。一千五百年前以武力征服诸岛所生出的日本社会的封建组织，使集权的措置无从施行；因为那个宝座所倚的与其说是任何条理分明的政治学说，不如说是神圣祖先的德性，除了某几样近乎祭司的品质之外一无所长，不得不倚仗大酋长去执行它的命令、并护卫它自身。八百年前头一次授给一位大族之长的「征夷大将军」这个武职，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只消记得：其时土著之族甚至还没有被逐出本岛，还在同日本文明推进的潮头搏斗——而那文明本身又是由几股来自亚洲大陆与马来群岛的、彼此争衡的水流合成的。这种以武力立国的底子浸透了日本的历史，没完没了的内战与对武士的颂扬都由此而来。丰臣秀吉十六世纪企图推行到朝鲜而未成的那套凯旋将帅的观念，直接引出了十七世纪初幕府的正式确立；那场军事独裁是朝鲜之役的回浪所致，也是它给日本社会所带来的震荡的最大凭据。这套世袭的军事独裁延续了两个半世纪以上，恰是一个显著的例证，说明在日本正如在中国一样，神权那套观念除了在原始时代之外是行不通的——文明所要的是组织而不是训诫，它不肯向不出声的君主低头。一八六八年的维新虽在名义上把一六〇三年以来不得不假手他人的一切都交还了宝座，那番权柄的移转却是想像多于实在；继幕府之治而起的新军制，才是维新要害的部分。换句话说，承受了实权的是日本征兵之军的将领；这些新编之军把最骄傲最勇武的武士打垮、并顺带宣告了近世枪炮的胜利，也就是平定萨摩之乱这件事，把这一点显得再明白不过。

这里要紧的是须注意：早在一八七四年——也就是明治天皇维新后六年——这些事实已在日本社会里引起极广的注意，要求宪法与民选议会的鼓动进行得极其有力。在那位有名的贵族板垣领导之下，日本的自由主义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就同十足的帝制交上了手；虽然在那些日子里，收回关税与司法之权、修改对外条约的问题更为迫切，可是立宪运动之烈，常把外交问题挤到一边去。

然而直到一八八九年，宪法才终于赐给了日本人——那件法器是出于王室的恩赐，不过是给有限的一批人一纸有条件的凭照，许他们做治理之事的见证人，而于治理绝无可置一词。一八九〇年召集的第一次议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为财政问题立刻起了冲突，结果是内阁辞职。而自那时起，也就是接连二十七年以来，日本历届议会一直在为着一种非经革命便决不会属于他们的权柄打一场没有指望的仗；那么执政的阶级把社会主义看作虚无主义，也就是自然的了；而自一九〇五年东京那场讲和的骚动以来，暴民的威胁一直极其严峻。

日本人对宝座那份仪礼上的敬重有一个特色：在这场长久的角力里，主要的争点一直被有意含糊过去。一个忠顺的民族对一脉源起渺茫的君主所怀的传统敬意，竟至使他们把一场其实是同君权神授这条古旧原则愈演愈烈的斗争，变成了同门阀领袖之间的较量——说他们每逢要主张宪法里无可否认的道理时，便是「违宪」。于是今日就有了这个悖谬的局面：日本的自由主义按其本质必定是革命的，也就是说非先破坏便谈不上建设，可是它却佯作不见，指望凭劝说而不是凭强力，总能把议会政治接到这个政体上去，而历代天皇既被置于争论之外，也就肯安于一种大为变通了的治法。

照一切历史看，这个指望像是徒然的。军国主义与门阀在日本绝不是被逼到了最后一道壕沟，他们交出权柄的可能，同俄国的官僚一样渺茫。在这样的情形下，唯一能说服人的论据，是那个永远被留到最后才用的论据；而所谓社会主义者只消一提它，在日本便足以招来当场逮捕。军人首领躲在宝座后头，名义上把他们今日的独裁说成出于皇命，便坚如铁石；至今并没有发生什么足以使他们肯交出一分特权的事。他们照今日的情形加以变通，如今已找出一条公式，指望它能管用许多年。靠着法外的手段在众议院里弄到「多数」，于是举国拥护独裁这个虚构又被鼓了起来，而那条道理也就立了下来：凡于世上其他一切先进民族为善的，于日本人便是恶；日本人只该安于人所赐予的，而决不可置疑一个特权种姓更高的见识。依笔者之见，日本的百姓能自治，对世界的和平之要紧，同德国的百姓能自治全然一样。今日我们在日本所见的这一类军人之治若长此以往，于各方都有害；因为它同沙皇之治一样陈旧，而于中国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国家更是长在的威胁。那个政府一日尚在，日本便一日是国际上被疑之人，在自由各国的议席上便一日得不到平等之权。

要把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所生的局面弄得透彻，非得把中日关系的线头从许多年前捡起来不可。至少要对三十年来的角色与场面有第一手的熟悉，才能使这幅画有它的完整、有它设色的鲜明，以及一切真正艺术品所不能离的那种耐人寻味。因为中日问题首先是一件艺术品，而不只是一段横贯岁月的干瘪外交。命运的梭子迅速地来回投掷，这些交缠的关系之线便被织成种种花样，牵连着整个远东；直到今日，我们仿佛有了一幅完整的戈白林挂毯：意味堂皇，充满行动，而且满是可供研求的兴味。

且循着几处纹路看下去。人向来惯说：中日之争起于朝鲜，那时朝鲜还是承认北京宗主之权的藩属；又说这场争斗本该到那里为止，因为争霸的两造之中，日本已被留下独擅其主。这个说法既不完全，便危险地不确。自三十年前那个要害的时期起——那时袁世凯头一回以统兵官的身分随中国钦使到汉城去（因朝鲜被一八八二年的美国条约「开」了，中国被逼着动手护自己的利益）——有三个同样关心东亚陆权均势的角逐者，一直以朝鲜为共同的战场彼此相搏：俄国、中国、日本。这场角逐以前两者的黯然退出而告终，不过是把场子从朝鲜一带挪到满洲一带；此后又一步步越推越远，到末了不但内蒙古与长城前面那一大片地带都被囊括在内，连中国自身的全副面貌也变了。因为以下几件要紧的事实不可不记。直到一九〇四至〇五年的对俄之战证明了沙皇之治作为国际上的军事因素全无价值，日本几乎一直甘心在远东扮一个次要的角色。她一八九五年（朝鲜之役以后）过早地要做大陆强国，结果吃了苦头——那一试的结果是被迫交还辽东半岛——从此便被摆在「安分守己」的位置上；这个姿态在一九〇〇年表现得极好：她开到北京的远征军军纪之严、之勇，赢得了世人的赞叹。可是对俄之战与沙皇满洲冒险的垮台，不但把她拉回到她本已绝望再见的地面上，而且使她坐拥一套现成的铁路，把她几乎载到松花江边，又把伸到兴安岭的大片草地交在她的兵权之下。这一番西进把日本的政治眼界放得如此之大、把日本的眼光换得如此之彻底，以致东京的政治家在兴奋之中摘下了他们旧日的眼镜，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眼力同欧洲人的眼力一样好。如今他们照别人早已看世界的样子看世界了，便懂得：国之于国正如人之于人，求生存之争最省事的办法，是奉行克劳塞维茨那条战争原则——不倦的攻势——而不是去写些毫无意义的照会。对俄之战以前，他们曾给俄国写过一系列极漂亮的文书，诚恳地吁请一个公平的了结——到头来却全然白费。被逼着一战，他们在交锋里不但得着了成功，而且得着了一条新道理。

这个发现要求一套新政略。八十年代、以及程度稍轻的九十年代里，日本除了别的缘故之外，还甘心谦退自处，因为她无论如何要避免把自己未成熟的力量试得太狠。可是由于她那几个对手接连垮台，她如今不但被逼着以攻为最稳之策，而且被驱向这个看法：能不断而不懈地施出最大压力的那一国，必定最为得手。这个结论关系极大。因为正如英国在亚洲的头一条信条是：决不容任何强国夺取威胁她海上交通的战略港湾；如今在日本也同样成立的是：她压倒一切的政略并不是浅人所以为的什么东方门罗主义，而不过是「最大压力主义」。此后凡日本人都以为：竭全力压住中国是要害之事；而自一九〇五年掷下骰子以来，每一幅外交的花样都是以这个精神织出来的。这个显著的事实不被把握，就无从对眼下情形的由来作任何有用的剖析。站在这套政略背后、并不断给它添力的，是教育与物质繁荣的大增所迅速造出的新民主的层层行列。那种从海上生出的凌云之志，使这样一个民族所发的攻势带上海盗的色相；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本在中国人眼里不但像一头海怪，而他们自己的国家则像那被缚在岩上的可怜的安德洛墨达，永远等着一位始终不来的珀耳修斯——这也就是自然的了。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在日本是全然出乎意料的。中国的革命党多年来把日本当作避难所与行动的基地，所以人固然早就料到会有大乱；可是从没有人料到推倒一个古老王朝竟能这样容易办到。因此，满清之退位既出于阴谋而不是出于战事，便被看作几近一场大祸；因为它把前景弄得无从收拾，把多年来精心织成的那幅花样弄破了，又插进一些无从安置的刺耳的成分。不但一套条理分明的国家制度骤然付之一炬，而且这场毁坏有蔓延之势，眼看要把整个远东的均势扭歪。日本的政治家所要的是一个弱的中国，一个终究要因同种之谊而来求他们相助的中国，而不是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其感召之源的中国。对一个像日本人这样不善于骤然应变的民族，这整桩事带着一股拼命的气味，使他们大为惊慌，并且决意一有可能便把全副分量押到最于己有利的那一边去，好把事情拉回原来的起点。正为这个缘故，他们一九一一年不但在理论上准备以兵助满清，而且若不是私下探询英国时英国极力不以为然，他们早就那样做了。即便到了今日，日本的政略已经暂时调整妥当，研究政治的人仍极须记着：东京那股王朝的势力从未放弃过这个看法——中国正当的主权仍旧在满洲皇室，而一九一一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合法、不合宪的。

不过一时之间，有两桩性质各异的情形使他们不能不谨慎：其一，日本的民众被极其亢奋的报纸煽着，对那个大半在东京学堂里受过熏陶、又办成了这场革命的少年中国满怀热情；其二——而且要紧得多——日本各阶层的人对那个从这场角逐里高出众人一头的人所怀的那份深沉、持久而无从根除的敌意——袁世凯。这两件出奇的事，到末了把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间日本治国之术里其余一切成分都挤到了后台去；而两者之中，第二件须算是决定性的。这份旧怨要上溯到朝鲜：那时袁世凯出奇的外交才具使他一再压倒日本的对手，直到一八九四年开战第一枪响起之前，一直使中国的主张在朝鲜宫廷里居于至上之位。这份旧怨已积成一种吞噬人的憎恨，成了一个定见。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它既受世人舆论的约束，又受着须在财政上同别国协同行动的牵制；直到一九一四年八月，那个渴盼的机会才到，日本便预备以一种极出奇的方式动手了。

攻胶州这一役，日本国民自始就不喜欢；因为他们觉得：欧洲列国之间的均势这样遥远的问题，本轮不到他们去关心——而英国对德之战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固然为一八九五年干涉中德国所扮的角色而对她有些恶感；可是不可忘记：日本的海军既是英国海军的儿子，日本的陆军也就是德国陆军的儿子——而日本的陆军首领大半左右着日本。这些人不愿为着一场同他们无干的争斗去「糟蹋自己的军队」。外间还有一种感觉：英国既要她的盟邦履行同盟里那几条要害的条款，可见这笔交易里占便宜的是她；而她这样去榨取一项旧日的优势，于日本将来在世界上的种种关系不能不生反作用。此外还须特别点明：日本官方对那个并不关心的英国外交部一贯默许袁世凯政权，是不高兴的。中国这场试验在英国被人看作有趣多于可虑，这叫日本人恼火——尤其是英国外交部竟以白皮书的形式刊布袁世凯的各种公开声明，仿佛那是对当代史的贡献。于是前一年——一九一三年——在「中国事情」这个名目之下，刊出了一篇关于中国大总统有无帝制之想的辟谣文书；日本人把它归入处心积虑的谎言之列，并以为那是一种僭妄，因为它的措辞表明：作者存心把背脊对着日本。这位独裁者曾宣告说：

「予自为诸生时，即慕尧舜以天下为公之义，以为一朝之史册所载，其善恶实与其出于公心抑出于自私相为表里。及年既壮，稍习外事，深服法美共和之制为善，以为此正古人民本之训之实体也。去岁武昌义举，声闻四播，遂使此二千年专制之古国，一跃而用共和之政。

予幸于暮年得见此盛日，本冀得退处田庐，共享升平之福。

乃国人复以重任相强；共和宣布之日，予即昭告全国：中国永不得再容帝制。就职之时，予又对天地神明重申此誓。乃近日各省无知之徒，造作浮言以惑众听，且援拿破仑第一之故事，为其谬测之据。其用心姑置不问：或出于误解，或出于蓄意之恶。

共和之布告至今六月，各国承认尚无端倪，各省秩序远未复旧。国脉悬于一发，稍一疏忽，恐尽付东流。予既身负此重任，自觉分所应为，惟有执柁以求破此狂澜。

然在位者方竭力以图善后，而旁观者似难持其宽厚。彼等忘却：予既受此付托于国人，当国运在衡之际，断不能漠然坐视。予若明知事不可为而姑取因循，致民国之前途终成不可挽回之局，他人纵不我责，予之良心必终不能自安。

予之寸心，昭然可质于高天。然当此建设艰危之秋，此等互相猜疑之念何自而生？今再布告：我国人若果以中国之安危为先，则宜宏其度量。慎勿轻听似是而非之谗言，以为酿乱之媒。倘有心存破坏之徒，借端造衅以危大局，则予必遵国人之意，置若辈于人类之外。

事关大计。予有为国人剖陈肺腑之责，俾嫌疑得以冰释。知之者有责我之权。是非之公，惟舆论是听。」

而且袁世凯在遴选与任用外国顾问上也显出：他存心要办得叫人看出他对日本的疑忌与仇视。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政变、国会被驱散之后，被派去起草那部新「宪法」的是一位美国顾问；虽然有一位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也襄助其事、并支着极优厚的薪俸，可是他替独裁之治背书，在他本国大多数人看来是叛卖。同样，人人都清楚：袁世凯在东京花着大笔款子收买日本报界的某些机关，并设法在日本议员中拉拢附和之人。外间流传着一些出奇的传闻，牵连到极高位的日本人；可是笔者不敢形诸笔墨，因为拿不出文书上的凭据。总之无论如何，东京已经觉得：把两国之间的关系给一个恰当的界定，时候到了——尤其是袁世凯竟公开在山东划出一小块战区，只许日本人在其界内同德国人交战，这就显出他不把日本的威严放在眼里。日本在一九一四年年底以前已经强攻拿下胶州，便决意采取这个看法：中国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独裁。因此，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亲自把如今著名的二十一条交到袁世凯手里；那是一张开列出来、要满足日本政略眼前与将来一切需索、并把中国降为藩属之国的单子。

六二十一条

当日世界的报章，对我们此刻要讲的这桩惊人的交涉，固然给过几分篇幅；然而这件事自始至终疑云重重，每一次事实见报，总伴着一连串官方的否认，以致时至今日，日本向中国下的那一手究竟是什么性质，人们仍旧认识不足，而中国那一场死里逃生，在估量将来时也没有被摆到应有的位置上。简言之：倘若那些事实不曾公诸于众，倘若英国的外交不曾被惊动而有所举措，日本几乎无疑会把事情一直逼下去，逼到中国的独立在今日已成陈迹。所幸中国在危急之秋遇上了不少肯伸手相援的人；结果是：她在这场交涉里虽失去了一些东西，日本却极其显眼地没有达到她的主要目的。她靠那道十一点钟才发出的最后通牒所赢得的，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到头来，这胜利叫她付出的代价，比彻底失败还要大，因为中国人的猜忌与敌意如今扎得这样深，什么也不能把它们连根除净。所以，把这一段关系极大的国际史确实地记录下来，是理所应当的；而我们所以要请读者细看底下这一大堆文件，是因为我们认定：把它们弄明白，乃是保住远东将来的和平所必不可少的。先把原提各条的官方文本录在这里：

日本最初的二十一条

日本公使日置益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面交大总统袁世凯各件之译文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立条款如左：

第一条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条　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三条　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芝罘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四条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行开放山东省内各重要城市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条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用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条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条　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何项矿，一俟调查选定，再行商订。

第五条　中国政府允诺，关于左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甲）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乙）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借款之时。

第六条　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或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七条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之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之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条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定立专条如左：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

第一条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第二条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有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　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第四条　中国向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第五条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间各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第六条　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第七条　中国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日本人把他们的要求分作五号，其可注意之处，不在次第，也不在辞令的款式，而在于字字句句都泄露出一种奇特而极能照人的灵魂的化学。研读那份中文原件，仿佛径直走进了日本头脑的密室，在那间幽暗的屋子里看见满满一世界的东西，昭示着掺着局限的野心，被胆大包天压倒了的迟疑，为琐屑所吞没的伟大，以及貌似壮志而其实不过是空想的虚荣。只要于远东的政治与远东的语言知道得亲切，几分钟就够把这些要求按它们原来构思的次第重新排过，并把它们发生的源流一一追出。可惜官方的译文把许多东西弄丢了，中文原本里透出的那股威逼也被遮掩了一半：因为把东方的念头搬进西方的模子，那些在柔软敏感的东方人手上如同钉子的东西，到了披甲挂铠的西方人眼里，便成了冷静的、演化上不得不然的必需——可厌则可厌，却从不残忍。这件事越是细究，研究政治的人越不得不信：一月十八日这一场，是一桩国际上的政变，注定要成为政治学新教本里的典范。通篇二十一条，处处不难看见那股行动的渴望、那种对既成事实的偏爱，正同遵守刻板外交成规的必要相搏，而且往往把那些成规压倒。随着思路越写越稠、情节越铺越开，想把每一个字背后的真意遮起来的努力显然支撑不住了，一种越来越高的得意之声越叫越响，仿佛那个觊觎已久的中国的彩头已经牢牢攥在手里。人仿佛看见日本这个民族，从一八六〇年以来束缚着万国的那些条约的桎梏中脱出身来，发疯似的涌过古老中华被凿开的城墙，为着这片千年旧土上的战利品而争得面红耳赤。

第一号讲的是山东的战果，不值得我们多留：那里刚刚演过的事，早已把这些要求的底细说明白了。在山东，我们看到的是一九〇五年那段历史与日俄战争善后的一次简单而一望可知的重演。这一号本该排在满洲之后，却被摆在要求单子的最前头，用意显然是要格外惹人注意一件事：日本曾同德国交战，而且至今仍在同她交战。然而仗已打完再吹这一通号角，究竟遮不住这一层：山东的命运紧跟着俄国在满洲的溃败而来，这才是西方各国被请去领会的大教训。日本既一再宣称要用她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来保全东方的和平，如今总算找到了那唯一叫人满意的公式——凡值得打一仗的东西，一律有条不紊地并吞过来。

到此为止还好说。第二号不但管着南满洲，还管着东部内蒙古，而特为它加上一段前言，是一手巧活；因为这显出：适于山东的那副征服者的热劲，此处须换成一种法官式的超然。这段前言无疑泄露了加藤子爵——当时那位老谋深算的外务大臣——的指点；他浸润在自一九〇二年头一个英日条约以来日本所订的那一大串国际约章里，显然相信英国公文至今仍带着的那种伊丽莎白朝的堂皇笔法，在此处是一种极可佩的手段。这段前言十足是英国味的；英国味得叫人几乎被哄住，以为自己先前的推断错了，以为日本不过是在讨她应得之物。然而把第二号细看下去，种种曲折便慢慢显出来。把东部内蒙古斩钉截铁地摆到同南满洲一模一样的地位上——两者本来毫无共同之处——这就默认了一件事：一九〇八年英美那个沿南满侧翼修一条中立铁路通往北满的大计划（就是当年名噪一时的锦瑷路计划）既已流产，又加上当时同俄国达成的那个笼统协议，如今便逼着中国公开认命，承受日本对那一带的宗主之权。换句话说，第二号的前言等于是说：东部内蒙古已经成了满洲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日本替自己正在做的事，在欧洲列强的行径里找到了先例。

不过这些且不必多耽搁。这并不是说满洲或紧挨着它的蒙古草原不要紧；也不是说命运的丝线不曾在那里织得密密匝匝。可以断定：中国长城以外那一大片地方是远东的佛兰德——那场势所必至、或将毁掉中国、或将使她多少成个国家的下一次战争，必得在那片土上打，正如过去二十年里已经有两场战争在那里打过一样。可是这不属于当代的政治；那大概是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三五年的中国军队的事。总有一天中国会为满洲而战，倘若别无他法可以收回的话——这一点谁也不必怀疑。因为满洲是彻头彻尾中国的，这一层人得记住。今后二三十年里，住城的日本人无论怎样侵入那片乡土，无论那里扎下多少外来的大股驻军，中国人必定而且将要保持人口上的主导地位；因为他们那已达两千五百万的人口正以每年五十万的速度增长，再过几十年便抵得上一个欧洲一等国的全部人口。

到了第三号，我们所碰的事不但是当下攸关的，而且在胆大的品类上全属新样，又人人今日都懂得，因为它属于政治与实业相交之事。第三号照原文所载，简直就是攫取长江流域矿藏之富的计划书；那片财富大体绕着汉口聚起来，因为这条大江下游那些浩荡的冲积平原从前本是黄海的海底，而上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几省，正是当年披覆海岸、俯临着缓缓退去的一片汪洋的史前森林之区，今日的煤和铁全在那里。向来人人都相信：长江流域是中国境内英国的势力范围，无与伦比；而且人人都以为，有这一信便足够了。诚然，研究政治的人把所有公布过的文件仔细翻检一过之后，末了断言：这件事着实还须再加阐明。说得确切些，这个所谓英国范围，按正当的意义根本算不得一块飞地；说真的，它也只在那班至今还相信可以靠公使的声明把几省地方预先圈定的人眼里才像个范围。日本人是头一个敢说这个成见愚蠢的。他们当然知道：七十五年前侵入长江流域、逼着签下头一次把中国向世界贸易开放的《南京条约》的，是一支英国兵；然而那一举被认为授予了什么权利，他们丝毫不放在心上，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一带的矿藏是无价之宝，无论如何总得弄到手。

把二十年的历史研究一过，便证明这个推断不错。自一八九五年起，日本一直在往长江流域里打进一种特别的楔子，为她一九一五年那番席卷的要求筑底。这样，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对华的战争之后，她凭《马关条约》在长江流域一带开了苏州、杭州、重庆、沙市四个口岸；那就是在这条流域的两个极端各立下政治与商业上的据点，好从那里指挥她的经营。苏州、杭州挨着英国的重镇上海，要在江的下游做什么「渗入」的功夫，除了以补贴办轮船之外都难下手；湖南、湖北两省却是另一回事。她在那里忙个不停，到一九〇三年又凭一个新约，正式开放了动荡的湖南省省城长沙为商埠。长沙多年来一直是她一个隐秘的中心，政治上极关紧要，成了各种各样活动的焦点，牵连着湖南、湖北、江西，以及一大片腹地。大冶那座大铁矿虽然全属华人所有，却早已被抽着供矿砂给九州岛若松的日本官营制铁所了。萍乡那些富煤矿地近而便，供给着中国政府汉阳大兵工厂的燃料；日本自家的煤铁既极少，她便断定：最好赶快把这一整片利益一把抱进一条断然的要求里——那就是索取汉阳兵工厂、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的主宰之份。她先借款给这几处合称汉冶萍的企业，早早便在它们身上立下了一项债权，到了最合时宜的一刻，再把它变成一个国际问题。

第四号无足轻重，可以匆匆带过，只须指出一点：日本不同她那位年长的盟邦商量，就自行担起向中国索取一纸「日后不租让港湾岛屿」声明的差事，这是企图揽下一份中国领土的保护权，而这份保护权按历史根本不属于她。还有一层也值得记住：日本虽想让全世界看着，以为此举是出于她要防德国在战后重新在中国立足的心愿，其实第四号是拟来给各国一个笼统的警告的；其中一点，是她相信美国正打算重整福建省的福州船政局，而重整之后，顺理成章便会把邻近的一个港湾——譬如三都澳——租去。

然而，要到第五号，日本这些要求的真意才昭然不可更改；因为在这一号里，我们看见七幅草图，件件都是预备用来给致命一击的。不但指明了一个新的范围——福建省；不但要把长江中游、从九江一带起，当作一套日本铁路的终点，让它们自这条大江向华南各海岸辐射出去；而且日本外科医生那把闪亮的刀子要来辅佐日本教师去干那桩传布的大业；日本的僧人与日本的巡警要像散兵一样撒遍全国；日本的兵工厂要供给一切必需的军械，不然就在中国另设一座专门的日本兵工厂；日本的顾问要在财政上、政治上、每一个部门上给出必要的忠告——预示着一种完备而无所不包的政治控驭。这样席卷一切的监管纲领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无怪乎中国人得知这个顶点时叫喊起来，说朝鲜的下场就要轮到自己身上了。

这些要求提出之后有好几个星期，一切都裹在不可穿透的神秘里；尽管外交界百般设法，仍旧探不出可靠的细节。可是渐渐地，有人不得不承认：所以要守这个秘密，是因为日本放了话，说一经披露，便要施以最严厉的报复；不久，报纸的登载把这层幕布整个掀开，各国大使便在东京着手查问起来。二十一条的性质与范围至此再也藏不住；报章上的愤慨之声一天高似一天，英国的外交又加着压力，日本遂发觉非把其中几件最要紧的修改一番不可。她已在中国外交部开过二十四次会；中国的交涉员虽被逼着在满洲铁路与地面的「租借」年限展长一事上、在承认日本有权承受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一事上（第一号与第二号）作了让步，可是在汉冶萍的让与（第三号）与第五号那些有毒的要求这两件要害上，中国站得寸步不移，有些条目连讨论都不肯讨论。

于是日本的外交不得不把全部要求重新措辞、重新分号。四月二十六日，日本公使奉东京直接训令，提出一份修正案请重新审议，条款扩为二十四条（原先是二十一条，所以变多，多半是因为议论下来，非把原先某几条拆成小件不可）。最堪玩味的是：第五号（其原来的形式，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比一九一四年六月奥国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还要狠毒）被改头换面，意思大不相同，整个号的标题不见了，改成要求换一份看去人畜无害的照会。这里须得记起一件事：当日本被责以所提要求全然违背英日同盟的精神时，日本政府曾通过她驻外的各位大使断然否认，说他们从来不曾向中国政府提过任何这样的要求。他们声称：从来就没有中国所说的二十一条，只有十四条；第五号那七项是「希望条件」，中国若肯赞成，于中国自身有益，日本却无意强加于她。笔者自一月十八日起直到五月七日日本下最后通牒为止，北京所发生的一切自始至终都知道得清楚，断然要指这番话为不实之辞。这场交涉全副的用心与目的，就是要把第五号强行通过。只要中国肯答应那些足以使她的独立成为往事的条款，日本很乐意把其余各号的讨论无限期搁起来。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第五号大体不过是把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之后在朝鲜所行的、作为并吞先声的那套办法重演一遍；对中国当然不能这样快刀施术，可是一旦认可了这些办法，实际上就等于一个日本的保护国。底下的文本即便草草看一遍，也能在每一个细节上坐实上述这几条紧要的断语：

日本的修正要求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日本对华修正要求，共二十四条。

原件附注：

〔此修正条款单系日文本之华译。兹声明：俟最后议定时，文字尚须重加修订。〕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立条款如左：

第一条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条　（改为换文。）

中国政府声明：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三条　中国政府允诺：关于中国自行建造由芝罘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允弃芝罘潍县一线之投资特权，中国即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

第四条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由中国自行开放山东省内合宜各处为商埠。

（附件换文）

应开各处，由中国政府自行选定，章程亦由中国政府拟订，惟于决定之前须与日本国公使商议。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发展两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经济关系起见，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铁路、安奉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

（附件换文）

旅顺、大连租借期限，至民国八十六年即一九九七年届满。南满铁路交还中国之期，应在民国九十一年即二〇〇二年。原南满铁路合同第十二条所载「通车三十六年后中国得以赎回」一语，兹予撤销。安奉铁路期限至民国九十六年即二〇〇七年届满。

第二条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经营农业，得租借或购买必需之土地。

第三条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三条甲　前两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依现行章程领取护照并向地方官署注册外，并应遵守经日本国领事认可之警察法令及纳税章程。民刑各案，被告为日本人者，由日本国领事审理判决；被告为华人者，由中国官厅审理判决。两者均得派员到庭听审。惟华日之间关于土地之民事混合案件，应由两国派员会同按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审理判决。俟该地方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后，所有关涉日本国臣民之民刑各案，概由中国法庭审判。

第四条　（改为换文。）

中国政府允诺：除现已勘探或开采之矿区外，日本国臣民得即在南满洲左列各处调查选定，并加勘探开采；在矿业条例确定之前，仍照现行办法办理。

奉天省：本溪县牛心台，煤；本溪县田师傅沟，煤；海龙县沙松冈，煤；通化县铁厂，煤；金县暖地塘，煤；自辽阳至本溪一带之鞍山站区域，铁。

吉林省南部：和龙县沙松冈，煤及铁；吉林县缸窑，煤；桦甸县夹皮沟，金。

第五条　（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声明：此后在南满洲建造铁路，其款由中国自筹；如需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允诺先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

第五条甲　（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允诺：此后如以南满洲之税课作抵向外国借款（中央政府已经作抵借款之关税、盐税不在此内），应先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

第六条　（改为换文。）中国政府声明：此后如在南满洲聘用关于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各项之外国顾问教习，应先尽日本人聘用。

第七条　中国政府允诺：从速将吉长铁路借款合同根本改订，以中国向来与外国财团所订铁路借款合同之条款为准。将来关于铁路借款，如予外国财团以较现行各铁路借款合同更为优厚之条件，上项合同应再照日本之意愿重加改订。

中国与日本关于满洲之现行各条约，除本约另有规定者外，一概仍旧有效。

关于东部内蒙古者：

一、中国政府允诺：此后以东部内蒙古之税课作抵向外国借款时，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二、中国政府允诺：在东部内蒙古建造铁路，其款由中国自筹；如需外国资本，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三、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由中国自行开放东部内蒙古合宜各处为商埠。应开各处，由中国政府自行选定，章程亦由中国政府拟订，惟于决定之前须与日本国公使商议。

四、日华两国人民如愿合办农业及附随之工业，中国政府应予允准。

第三号

日本国与汉冶萍公司之关系既极密切，该公司之关系人如与日本国资本家订立合办之约，中国政府应即允准。中国政府并允诺：未经日本国资本家同意，中国不将该公司改为国有，不将其没收，亦不使其借用日本以外之外国资本。

第四号

由中国自行宣示，其原则如左：

中国沿岸之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应换文者　甲

关于由武昌接连九江南昌一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铁路、南昌潮州铁路之投资权，如查明他国确无异议，中国应将该项权利许与日本。

乙

关于由武昌接连九江南昌一线之铁路、由南昌至杭州之铁路，及由南昌至潮州之铁路之投资权，在日本与向来于此有关系之他国达成谅解之前，中国政府不得将该项权利许与任何外国。

应换文者

中国政府允诺：不准任何国家在福建省沿岸建造船坞、军用煤栈或海军根据地，亦不准其设立其他军事设施。中国政府并允诺：不以外国资本兴办上开之建筑或设施。

外交总长陆征祥声明如左：

一、中国政府此后于认为必要之时，当多聘日本顾问。

二、此后日本国臣民如愿在中国内地租买土地以设立学校、病院，中国政府应即允准。

三、此后遇有相当机会，中国政府当派军官赴日本，与日本军事当局商议购买军械或合办兵工厂之事。

日本公使日置益声明如左：

关于布教权一事，日后当再行商议。

这份文件送到之后，是一片不祥的沉默。中国外交部已在一场拖了三个月的争辩里把自己耗尽了，现奉总统府的训令，就此事拟就一份详尽的节略。此时已经明白：世上各国的外交部都在极其留意这桩事；而且众口一词，都以为这个离奇发展出来的局面十分严重。五月一日，日本公使依约到外交部，听人把下面这份节略念给他听。这份节略非弄明白不可，因为它显出中国何等急于在国际上公然破裂之前把这桩事了结。也可以看出：这份节略分明是为着留一个公开的记录而作的，其中对付第五号的写法，是要把一桩罪名钉在日本身上——她对她的英国盟邦隐瞒了一些同英日同盟条约的宗旨根本相抵的事情。

节略

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外交部会议席上，外交总长向日本公使日置益宣读。

日本政府最初向中国政府提出之要求单共分五号：第一号关于山东，第二号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第四号请求不将本国沿岸让与他国，第五号关于国家顾问、国家警察、国家军械、布教、长江流域铁路及福建省各事。中国政府深念日本之意，对此重大要求郑重详审，决意就其可商者与日本政府开诚布公，悉心商议。此即中国政府对于两国邦交极致敬重之表示。

自开议以来，中国力求其速，每周开会多至三次。关于第二号各条，中国政府因日本政府重视其在南满洲之利益，愿使两国之经济关系在该地得以发展，并欲副日本之望，遂不惮苦心，毅然允将旅顺、大连二十五年之租期、南满铁路三十六年之期限、安奉铁路十五年之期限，一律展至九十九年，并舍弃己方素所珍重之愿望——即于各原定租期届满时收回该等地方及产业。此为中国敦睦日本之最真实之证据，殆不容否认。

至南满洲开矿之权，中国政府业已允准日本人在日本指定之矿区内开采。中国又允：日后如为建造铁路而借外国资本，或以南满洲地方税课作抵借款，均予日本以优先之权。吉长铁路合同改订一事，已照日本所提之案议定。中国政府并允：日后如聘用政治、军事、财政、警察各项外国顾问，先尽日本人聘用。

再者，南满铁路赎回期限一节，日本原案本未提及。嗣后日本政府以其意义不明为辞，请中国将该条全行取销。又日本初次要求日本人在南满洲有耕作之权，其后又以「耕作」二字未足赅括，请易为「农业经营」。凡此各请，中国政府明知所改惟有利于日本，仍即刻允从。此亦中国待日本开诚布公之一证。

关于山东各事，中国政府已允其要求之大半。

南满洲内地杂居一事，在中国政府看来，与中国同日本及他国所订各约有所不合；然中国政府仍竭力筹思，求所以避此不合之道。中国初议：中国官厅对于日本侨民应有完全管辖之权。日本不允。于是中国重加考虑，将对案改订五六次，每改必有确实之让步，甚至允诺华日之间一切民刑案件均依现行条约办理，独将涉及土地及租契之案留归中国法庭审判，以示中国于该地之主权。此又中国尽其所能让步之一证。

东部内蒙古尚非开化之区，其情形与南满洲迥异，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故中国允先开商埠，以便外国之贸易。

第三号所称汉冶萍公司，纯属私人公司，中国政府无从干预，亦不能与他国政府商议，任意处分。惟顾念日本资本家之利益，中国政府允诺：日后该公司与日本资本家如议定妥善之合办办法，中国即予承认。是日本资本家之利益，已有充分之保障。

第四号请求声明不将中国沿岸让与他国一节，虽属侵及主权，然中国政府仍愿于不碍主权之范围内自行宣示。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为体察日本之意，即于此等严重关涉中国主权领土、并关涉机会均等之原则及与各国条约之要求，亦郑重加以考量。凡此皆中国政府应付时局之苦心，日本政府所必能鉴及者也。

至第五号各条，则无一不侵及中国之主权、他国之约章权利或机会均等之原则。日本所提单内，虽未标明此号与前四号在性质上有何区别，中国政府因其显有窒碍，遂自信日本提此，不过以之为对华之忠告而已。故中国自始即声明：虽于日本之意极致敬重，然不能承认此等各事可成为两国协定之题目。中国虽极愿体察日本之意，究不能不重其自身之主权及与他国之现行条约。为杜将来误会之根、固两国友谊之本，中国不得不重申其拒绝商议第五号各条之理由；惟因日本之意，中国已表示愿声明：福建省内之海口工程并未借用外国款项。是中国于实不能商议之问题，尚且为日本谋一出路。然则中国何尝有所闪避耶？

今日本政府既提出修正要求单，同时声明愿交还胶州租借地，中国政府爰将全案重加考量，谨向友邦日本政府另呈答复如左。

此次答复中，第一号未定各条重列以备商议。

关于第二号，其已经草签各条，概予从略。内地杂居一事，警察章程一款已改订为较严之义。至土地及租契案件之审判，中国政府现允日本领事得派员到庭听审。

关于东部内蒙古归南满洲及热河道管辖之部分，日本所提四条，中国允其三条。

汉冶萍公司一条，中国亦照日本修正之文允之。

深望日本政府鉴谅中国政府作此最后让步之调和之意，即予允诺。

尚有一事。此次开议之初，两国原约共守秘密；不幸日本提出要求后数日，大阪某报即出号外，刊布要求全文。此后中外报章于此问题颇加注意，屡登袒华或袒日之评论，以耸世人之猜测，此为中国政府所深憾者。

中国政府从未借报章作何鼓煽，外交总长已屡向日本公使声明之。

总之，中国政府深望两国目下之交涉早日了结，各国对于现在情势所怀之疑虑，亦得迅速消释。

北京政府虽深知自身所临之险，却敢于把修正要求逐条拟出一份完整的答复，并且把日本那些叠床架屋的文字削到有效的限度。不但各条写得更为紧凑，而且所用的辞令明白无误地传出一层意思——虽然传得有些曲折——中国不是一个在同宗主国打交道的附庸之邦。何况中国的答复把第一、第二、第三号简洁而郑重地对付过去之后，便戛然而止，日本单子上其余各点一概不答。读下面的文本时，这几点要紧处须得抓住。

中国对修正要求之答复

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中国对四月二十六日日本修正要求之答复。

第一号

中国政府及日本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立条款如左：

第一条　中国政府声明：日后日本国政府与德国政府相互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成案所享一切利益之处分，概行承认。

日本国政府声明：俟中国政府承认上开利益之处分时，日本即将胶州租借地交还中国；并承认中国政府有参与上开日德两国间交涉之权。

第二条　日本国政府允认：凡因日本在胶州租借地一带用兵所致之一切损失，概由日本负赔偿之责。胶州租借地内之海关、电报、邮政各局，在该租借地交还中国以前，暂仍照旧管理。日本为军事目的所筑之铁路、电线，应即撤去。现驻原胶州租借地界外之日本军队，应先行撤退；界内之日本军队，俟该租借地交还中国时撤退。

第三条　（改为换文。）

中国政府声明：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四条　中国政府允诺：关于中国自行建造由芝罘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允弃芝罘潍县一线之投资特权，中国即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

第五条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行开放山东省内合宜各处为商埠。

（附件换文）

应开各处，由中国政府自行选定，章程亦由中国政府拟订，惟于决定之前须与日本国公使商议。

第六条　日德两国政府日后关于移交等事之交涉，如不能议定确切之协定，则上开各条所载之临时协定概归无效。

第二号

中国政府及日本国政府，为发展两国在南满洲之经济关系起见，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二条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得与业主商定，租借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经营农业所需之土地。

第三条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三条甲　前两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依现行章程领取护照并向地方官署注册外，并应与华人一律遵守警察法令、完纳各项捐税。民刑各案，由被告所属国之官厅审理判决，他方得派员到庭听审。惟纯系日本国臣民之间，以及华日之间涉及土地或因租契而生争执之各案，概由中国官厅审理判决，日本国领事亦得派员到庭听审。俟该省司法制度完全改良之后，所有关涉日本国臣民之民刑各案，概由中国法庭审判。

关于东部内蒙古者（以换文行之）：

一、中国政府声明：此后中国不以东部内蒙古归南满洲及热河道管辖之部分之关税、盐税以外各项税课作抵，向外国借款。

二、中国政府声明：东部内蒙古归南满洲及热河道管辖之部分建造铁路，其款由中国自筹；如需外国资本，在不与业经同他国订定之合同相抵触之范围内，中国先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由中国自行开放东部内蒙古归南满洲及热河道管辖之部分合宜各处为商埠。

该商埠之章程，照中国自行开放之其他商埠章程办理。

第三号

日本国与汉冶萍公司之关系既极密切，该公司如与日本国资本家订立合办之约，中国政府应即允准。中国政府并声明：中国不将该公司改为国有，不将其没收，亦不使其借用日本以外之外国资本。

日本国公使致中国外交总长函稿

径启者：兹闻中国政府已准许外国在福建省沿岸建造船坞、军用煤栈、海军根据地及其他军事设施；又闻中国政府为兴办上开建筑或设施正在借用外国资本。此项传闻是否属实，尚祈中国政府见示为荷。

中国外交总长复日本国公使函稿

径复者：接准贵公使某月某日来函，敬悉一切。兹复：中国政府并未准许外国在福建省沿岸建造船坞、军用煤栈、海军根据地或其他军事设施；亦并无为兴办此项建筑或设施而借用外国资本之意。

五月一日这一场交锋过后不到四十八小时，北京便已知道日本正在盘算一个厉害的步骤。国事一到危机，京城里立刻会有的那种说不清的不安，此时显得极其分明，「最后通牒」这个词开始有人私下传说。人们觉得：中国虽把自己的权利守到了极处，又从英美两国得了可贵的间接支持，可是世界的大局如此，很难拦住日本走到极端。所以五月七日日本递上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对其修正要求作出满意的答复，否则即采取认为必要的步骤——这事并没有叫人真正吃惊。把通牒的文本读一遍，便可看出所用言语有一处有趣的变化。好言相哄既已无效，日本又确信「只要不去侵占他国在中国的权利，便不至于遭到公开的反对」，于是她把自己的道理说得十分强横。然而有一点极其要紧，须得留心记下：她答应「将第五号自本次交涉中划出，日后另行商议」。正是这一句，至今仍是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把剑一日不被掷回黄海的水里，远东的局面便一日凶险。

日本对华之最后通牒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由日本公使递交中国政府。

帝国政府此次与中国政府开议之缘由，一在设法处理因日德战事而生之纠葛，一在谋解决种种有害于中日亲密关系之问题，以期巩固两国间敦厚友谊之基础，俾远东之和平得以切实而永久之保全。本此宗旨，本年一月曾向中国政府提出确定之提案；至于今日，与中国政府开议已达二十五次，无不出于至诚坦白。

在交涉进行之中，帝国政府始终本调和之精神，将各提案之宗旨反复申说；而中国政府之提议，无论轻重，亦无不悉心听纳。

为求此等问题得一满意和睦之解决，可谓不遗余力，此可断言者也。

各提案全体之讨论，至第二十四次会议，即上月十七日，实已告终。帝国政府纵观交涉全局，并体察中国政府所陈各点，将原案大加让步，重加修订，于同月二十六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修正提案，以期议定；同时并声明：修正案一经承诺，帝国政府当于相当时机，以公平妥当之条件，将帝国政府以重大牺牲而取得之胶州地方交还中国政府。

五月一日，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之修正提案有所答复，殊出帝国政府意料之外。中国政府不惟于修正提案未加详审，即于日本政府提出交还胶州一节，亦毫无鉴谅日本善意与苦衷之表示。

胶州在商业与军事上均属要地，帝国为取得之，曾牺牲无数血财；既已取得，帝国本无交还中国之义务。乃为增进两国将来之友谊，竟至提议交还；而中国政府不体日本之美意，不谅日本之苦衷，殊为可憾。不宁惟是，中国政府不惟漠视帝国政府提议交还胶州湾之友谊，且于答复修正提案时，竟要求无条件交还；又要求日本对于因日军在胶州用兵而生之一切不可免之损失概负赔偿之责；更于胶州地方另提他项要求，并声明中国有参与日德将来和会之权。无条件交还胶州及令日本担负不可免损失之赔偿，中国明知日本决不能容，而竟故意提出，且声言此复为最后之决定。

日本既不能容此等要求，则其他问题纵有若何之迁就，亦于日本无所裨益。是以中国政府此次之答复，大体而论，含混而无意义。

再者，中国政府对于帝国政府修正单内其他提案之答复，如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一项——日本在该地之地理、商业、工业、战略各种关系，为万国所公认，且因日本两次战役而益显——中国政府乃无视此等事实，不尊重日本在该地之地位。帝国政府本调和之精神，依中国代表所陈之言拟定各条，中国政府竟任意窜改，使其代表之言成为空谈；一手让与、一手复收，中国当局之信实与诚意，殊难认定。

至修正案中关于聘用顾问、设立学校病院、供给军械弹药、设立兵工厂及华南铁路让与各条，或以须得关系国同意为条件而提出，或仅依中国代表之言载入议事录而已，是于中国主权及其与各国之条约，毫无抵触之处；乃中国政府于答复中竟指此等提案有碍其主权与条约，有负帝国政府之期望。然中国政府虽持此态度，帝国政府一面固憾无再议之余地，一面仍笃念远东和平之保全，冀得一满意之解决，以免两国关系之扰乱。

故虽处于不能复忍之境，仍复体谅邻邦政府之感情，除福建一条业经两国代表议定以换文行之外，愿将第五号自本次交涉中划出，日后另行商议。是以中国政府应鉴谅帝国政府之友谊，将四月二十六日所提修正案内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各条，及第五号中关于福建省之换文，即行照原案承诺，不得有所更改。

帝国政府兹再进忠告，深望中国政府鉴此忠告，于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以前给予满意之答复。兹声明：如于所定时刻以前或届时未得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当采取认为必要之步骤。

说帖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公使随最后通牒面交外交总长。

一、除福建一事以换文办理外，留待日后商议之五条为：（甲）聘用顾问；（乙）设立学校病院；（丙）华南铁路之让与；（丁）供给军械弹药及设立兵工厂；（戊）布教之权。

二、中国政府对福建一条之承诺，或照四月二十六日日本公使所提之式，或照五月一日中国政府答复中所载之式，均无不可。最后通牒虽令中国即行照原案承诺四月二十六日所提之修正案而不得更改，然应注意：此不过言其大旨，并不适用于本条及本说帖第四、第五两条。

三、中国政府如将最后通牒所要求之各条全数承诺，则日本政府四月二十六日所提交还胶州之约，仍属有效。

四、第二号第二条关于租借或购买土地者，「租借」「购买」二语，得易以「暂租」「永租」或「商租」等语，其意即无条件续租之长期租借。

第二号第四条关于警察法令及地方捐税须经日本领事认可一节，得作为秘密协定之题目。

五、关于东部内蒙古以地方税课作抵借款及铁路借款各项中「与日本国政府商议」一语，因与满洲同类事项之约定相似，得易为「与日本国资本家商议」。

关于东部内蒙古开放商埠之地点与章程一条，得照山东成例，以换文行之。

六、修正要求单第三号内「该公司之关系人」一语，其中「之关系人」三字得予删去。

七、正式协定及其附件，以日文本为正文，或以华日两文同为正文。

这份文件递上之后，要说随即公然恐慌，未免夸张；然而确有极深的惊惧——深到今日北京已经知道：日本公使馆曾急电东京，说若把此事交由在场之人斟酌，还能取得更好的条件。可是日本政府自己此时也已捱过了一段够焦灼的日子，手里握着几件明白无误的警告，晓得倘若逼得太紧，等世界和平到来之后会有什么下场。于是没有再做别的；次日，中国便以下面的文字表示承诺。

一九一五年五月八日，中国外交总长向日本公使递交之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最后通牒之答复。

本月七日午后三时，接准日本政府最后通牒一件，并说帖七条。通牒末称：深望中国政府于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以前给予满意之答复；并声明如于所定时刻以前或届时未得满意之答复，日本政府当采取认为必要之步骤等因。

中国政府为保全远东和平起见，除第五号五条留待日后商议外，所有四月二十六日所提修正案内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各条，及第五号中关于福建省之换文，并照日本政府最后通牒所附说帖七条，一概承诺，深望所有悬案由是了结，俾两国敦厚之关系益加巩固。相应请日本公使指定日期，莅临外交部，从速修饰文字，签订协约可也。

北京有史以来最离奇的一场外交交涉，至此结束。

附注一：指传布佛教。

附注二：读者当可看出，「汉冶萍」一语，是把标着这三宗实业的字连缀而成的。

附注三：日本修正要求单内的六条在此从略，因为中国外交总长与日本公使已经把它们草签过了。

七二十一条的由来

这桩非同寻常的事情，其钥匙是有人在交涉进行之中匿名寄给笔者的一个封套里送来的，丝毫不曾说明出处。这个封套里所装的文件有趣到这个地步，值得一切治史的人留意；因为它们既讲明了那些要求的心理，又把日本人看待这场世界大战的眼光照出了许多。

头一份文件纯属引子，却一样有趣。它是一段残篇，或者不如说是一份节要，记的是日本公使亲自把那些要求送交大总统、并趁机说了一番在北京的外交史上也属空前的话时，袁世凯同他之间那一场关系重大的谈话。

这份节要的开头很是古怪。写完「日本公使以下面这番话打动大总统袁世凯」一句之后，接着是好几长行的星点，暗示那位不知名的记录者斟酌之下，为着极其重大的政治理由，决意让旁人自己去猜这场「谈话」是怎样开的。从上下文看，被删去的那几句分明是讲到中国有恢复帝制的可能——这个推断，就那一年后来所发生的事而论，是极关紧要的。说实在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日本使臣当真对袁世凯说过，他既已实际上是皇帝，那么一举了结这桩事、并把自己的地位一下坐稳，是他力所能及的。无论如何，这份节要是这样几句极能照人的话开的头：

……再者，中国的革命党同许多不负责任的日本人往来甚密，交情极深；这些人中有几个很有势力，所持的主张是要用强硬的手段。敝国政府并不曾受这种主张的左右；然而贵国政府若不从速允诺这几款，则敝国某些不负责任之人怂恿中国革命党在中国滋事，将无从制止。

日本国民的大多数也是反对袁大总统及袁氏政府的。他们都说：大总统怀着排日之心，奉行「亲远」（欧美）「仇近」（日本）之策。故日本的舆论极其不善。

敝国政府自始至终竭力相助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若从速允诺这几款，便是表明了对日本的友谊。

日本国民于是可以说：大总统从来不曾怀过排日之心，也不曾奉行「亲远仇近」之策。这岂不正是两国邦交的真凭实据么？

日本政府日后凡遇必要之时，也就乐于援助袁大总统的政府了……

我们无疑活在一个把我们最珍重的道理化作废纸的奇异时代。然而在这场世界大战所搅起的一切混沌里，再难找出比这寥寥几段更出奇的东西了。日本借着她的正式代表，大胆地把遮着她野心的帘子扯下来，拿中国革命党当时确乎带给北京政府的那份威胁做文章，明明白白地宣称：袁大总统若不向东京的指令低头，二十五年前在汉城开场的那一局较量便要公然重开。

紧接着这场「谈话」的，是这一宗卷里的主件。它不是别的，正是一份详尽的节略，分作两部分，载着日本一个叫作黑龙会的秘密会社所主张的方略；据说这个会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会员（都是军官）曾研究过满洲黑龙江省的形势。这份节略，是自一八九六年喀西尼密约公布以来所见关于远东最堪注目的文件。它大约写于一九一四年的秋末，随即呈给日本政府；把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所埋的那颗地雷引爆的火药，无疑就可以称作它。它对世界形势所知之确，其超然之处又如此合乎科学，几乎不容怀疑：有日本的知名之士参与了起草。所以它可以看作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头脑的一份真实的表白；既如此，便不能不引起严重的疑惧。前一部分是对欧战与中国问题的总论；后一部分讲的是中日防守同盟——这被看作日本全部外交的唯一鹄的。

上篇　欧战与中国问题

此次欧洲之大战，史无前例。不惟欧洲之均势将为所动，其影响遍及全球，且其结果将于政治社会两界开一新纪元。故帝国政府能否解决远东问题、能否实现我皇国之大政方针，全视我能否善用世界之大势以伸张势力，并对华决定一可以见诸实行之方略。倘我当局与国民视此次欧战为泛泛，漠然无所动于中，徒以攻取胶州为念，而忽于战局之大端，则我皇国之大政方针将归于乌有，其失策之大，殆不可思议。我等所以敢以此方略之陈述上献当局者，非好辩也，实深忧国家之休戚耳。

欧战之结局，今日无人能预言。设协约国失利，而德奥之兵得胜，则德意志之军国主义必将雄踞欧陆，且南下东进，延及世界他处。果有此局，其所生之影响将极广极大。以此之故，我不可不倾其至重之注意于此。反之，德奥若为协约国所摧，则德意志将失其今日在一皇帝之下联邦之国的地位。其联邦将解体为各邦，普鲁士只得屈就二等国之列。奥匈亦将以此败而分裂。其最后之运命如何，今日无人敢言。当其时，俄国将并加利西亚与奥属波兰；法国将收回阿尔萨斯与洛林；英国将占德国在非洲及南太平洋之属地；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将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奥国领土之一部；欧洲舆图之变更如此之巨，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之役亦无以比之。

此等事变一旦发生，不惟欧洲将大变，即中国与南太平洋亦将大变，此不可忽者也。俄国既取德奥所失之地以代德国，则将执欧洲之牛耳，且于其西陲长久无所顾忌。战事甫毕，彼必致力于东方之扩张，不至取得左右中国之势力不止。与此同时，英国将巩固其在长江流域之地位，而不许他国厕足其间。法国亦将于云南为同样之经营，以之为进一步侵蚀中国之根据，且必不惮扩张其利益。故我不可不郑重研究此局，而常念英俄法三国之联合举动，不惟影响于欧洲，且可逆睹其将影响于中国。

英法俄之此种联合举动，将随战事之终而终乎？抑将继续行之乎？今尚不能预断。然欧洲和平恢复之后，此数国必将致意于扩张其各自在华之利益范围；而于调整之际，其利益多半将互相冲突。倘其利益不相冲突，则必联合以图解决中国问题。此一层我等毫无疑义。倘英法俄果联合以胁迫中国，则我帝国政府将何以应之？于此竞争角逐之环中，我将用何等正当之手段以保我势力、伸我利益？我不可不念欧战最后之结果，预察其后事变之趋向，以决定对华之方略、并决定终当采取之举动。若一味因循，则帝国政府之对华方略将失其主动之力，而我之外交将永为他国联合之势所制。远东之和平于是危，即日本帝国之国家存立亦必危矣。故当此之时，我第一要务在于诘问当局：战后之大局，将以何策应之？对于协约各国联合压迫中国一事，作何准备？解决中国问题，已循何等方略？欧战终结、和平恢复之日，我所计较者，不在德奥两君主国与三国协约孰为战胜，而在预料欧洲势力将来于欧亚两洲之扩张，帝国政府对于此事之未发，当否毅然用武力以遏其势。今日正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之最好时机。此等机会，此后数百年不可复得。当此而动，不惟为日本之天职，且中国目下之情形亦利于此策之推行。我必当立决而立行之。我当局若不乘此难得之机，则他日解决此中国问题必遇大难。战后日本将孤立于欧洲列强之外，而为彼等所艳羡猜忌，一如今日之德国。然则日本于此时解决中国问题，岂非生死攸关之要务乎？

这份文件里，日本人不但对待仇敌、就是对待朋友的心地，也惊人地和盘托出；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连全不管政治的人也否认不了。他们谁也不信，谁也不亲，谁也不羡；他们自安于这样一个信念：不远的将来，整个世界都可能同他们为敌。他们那番议论的分量，冲着英国这位盟邦，同冲着德奥一样重；而那些以思量此类事情为本业的日本人，心心念念只有一件——要保住日本抢在欧洲之先攫住中国。文中明明白白地承认：那场欧洲的大搏斗谁胜谁负，此刻言之过早；也承认德国将永为敌国。与此同时，文中又预料：倘若这场搏斗以协约国干净利落的大胜了结，英法俄或将结成一个新的三国之局来对付日本。同英国的同盟自一九〇二年以来已两度续订，本该在远东占据英法协约在欧洲所占的那样重要的地位；然而一百个日本人里没有一个知道或在意这桩约定，就算知道，他也冷冷地把他本国这项最重大的国际承担看得极轻，而且一天轻似一天。在他看来，英日同盟不过是一张纸，大可投进眼下把世界照得一片血光的那堆大火里烧掉。同他相干的是他自己的盘算，是他在这一片苦海里如何动刀兵的法子。黑龙会节略的下篇，把这番议论顺着逻辑无情地推下去，露出几分真正的政治天才，把这一点讲得不容更改。

既已把日本对世界——尤其是对眼下扭作一团作生死之搏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态度立得分明，节略的下篇便专讲中国，可以顺手分作两截。头一截是建设性的，按合乎日本天性的口径勾出重造中国的计划。这一部分是以一段极能照人的修辞开场的。

下篇　中国问题与防守同盟

帝国政府当否遵其天职，以英雄之手段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自愿依赖日本——此实方略上极重大之事。欲逼中国至此地步，帝国政府别无他途，惟有乘此时机握其政权财权，并务必与之订立防守同盟，其密款开列如左：

防守同盟密款

帝国政府对中国之主权领土应予尊重，且以维持远东和平为目的与希望，允与中国协力，共负防其内乱外侮之责；中国则于国防事宜、及日本特殊权利之保护上，予日本以特别之便利。为此两缔约国订立同盟条约如左：

一、中国有内乱、或与他国交战之时，日本当派兵相助，负保卫中国领土之责，并维持中国之治安。

二、中国允认日本在南满洲及内蒙古之优越地位，并将该地之主权让与日本，俾日本得以永久之计施行地方防务之方案。

三、日本占领胶州之后，凡德国向来所享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利权，日本概行取得；俟青岛治安恢复，该地交还中国，辟为万国通商口岸。

四、为中日两国海防计，中国应将福建省沿岸之要港租与日本，辟为海军根据地；并将该省内一切铁路矿山之权许与日本。

五、为整理中国陆军计，中国应将练兵之事委托日本。

六、为划一中国军械弹药计，中国应采用日本式之枪炮，同时于各要地设立兵工厂（由日本相助）。

七、为创设并维持中国海军计，中国应将练习海军之事委托日本。

八、为整理财政、改良税法计，中国应将此事委托日本；日本则选派干练之财政专家充中国政府之一等顾问。

九、中国应聘日本教育专家为教育顾问，并于全国各处广设学堂教授日语，以提高本国教育之程度。

十、中国与他国订立借款、租借领土或割让领土之约以前，须先与日本商议并得其同意。

自此防守同盟签订之日起，日中两国当携手偕行。日本将负保卫中国领土、维持中国治安之责。如此则中国可免将来一切之忧，得以奋力推行改革；领土既安，尽可静候其国运之开展与更新。即此次欧战终结、和平恢复之后，中国于将来亦绝无为列强所压迫之虞。惟有如此，远东之永久和平乃可得而保。

然此防守同盟订立之前，有两事必先审定：其一，其于中国政府有何关系；其二，其于同中国关系亲密、在华利益甚大之各国有何关系。

论其于中国政府之关系，日本必须预筹：中国现在之当国者袁世凯，其地位能否长久？现政府之方略能否得中国国民大部分之信任？袁世凯肯否轻易允从日本政府订立同盟之议？凡此各点，我不能不彻底考量。以袁世凯向来之态度观之，我知其于外交上一向取权宜之策；今虽外示亲善，实则将倚各国之势以为掣肘我之捷径，而拒不允我之要求。只须举一事为例——自帝国政府对德宣战以来他待我之所为——其行径便人人了然。我能否倚寻常友好之外交手段以达目的，不待大智即可决断。欧洲之大搏斗终结以后，除美国不急于取利者不论，中国将无从向他国举债。国库既空，官俸军饷无从支给，土匪煽惑饥民作乱，革命党又伺隙而起；设果有变乱发生，而外援无从施以敉平，则我断言：袁世凯一人之力必不能戡定秩序、巩固国家。其结果，是这个国家将被割裂成许多块，无可救药。此种局面之将至，不难预见。及其至也，我将扶持袁氏政府、助其戡定内乱，而确信可以左右其允我之要求乎？抑将助革命党成事，而借彼等以达我之目的乎？此一问题必于此时确然决之，俾可见诸实行。倘不顾中国将来之运命，而盲然扶持袁氏政府，与中国订立防守同盟，冀以助其戡平革命党而完全达我之目的，则显为失策。何也？盖中国国民之大多数对摇摇欲坠之袁世凯已尽失其信；全国方以卖国之名声讨之、攻击之。日本若予袁以支持，其政府虽危如累卵，或可免于覆亡。然袁世凯属于好用机巧权诈之一流政客。彼或一时亲我，而欧战一了，必弃我而复亲他国。以其既往观之，其将来之所为，我毫无疑义。日本若不顾中国国民之公意而扶持袁世凯，冀与之解决中国问题，实为大谬。故为保远东之永久和平计，与其扶持一个既不能久居其位、又无助于我达成目的之中国政府，毋宁扶持中国之四万万人民，使其刷新其腐败之政府，改易其政体，维持其国中之治安，而为中国开一繁荣之新纪元，俾中日两国名实相符地结成最亲密最攸关之关系。中国繁荣之纪元，基于中日同盟；而此同盟，正是欧战终结后抵御加于远东之外来侵迫的根本之力。此同盟亦世界和平之基石。故日本当以此为最后之警告，立即解决此一问题。帝国政府既以扶助中国人民为势所必行，则我当怂恿中国之革命党、帝制派及其他不满之徒，使遍地滋事。全国将因之大乱，袁氏政府亦随之倾覆。于是我于四万万中国人中择其最有势力最负重望者一人，助之组织新政体、统一全国。当其时，我军必须相助恢复国中之治安、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俾彼等乐于输诚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日本、倚赖日本。惟有诸事办到如此，我方能毫无阻碍地借与中国订立防守同盟而达我之目的。

至于由我怂恿中国革命党及不满之徒起事，我以为目下正是最好的时机。此辈今日所以不能大举者，以其经费不足耳。帝国政府若能乘此借款与之，并授意其同时并举，则举国必大骚动大紊乱。我即可从而干预，从容措置。

欧战之进程，愈益急切地警告日本：此一最要紧之问题非解决不可。帝国政府断不能以此为孟浪之举。此等机会，不复再为我而来。我必当乘此时机，无论如何不可迟疑。何必坐待革命党与不满之徒自行起事？何不预为筹画、预定方案？

我若细察中国之政体，则不能不问：现行之共和，于国民之性情果相宜乎？于中国人民之思想志愿果相适乎？自中华民国成立以至于今，若以其所历者与其在行政统一上所应然者相较，则触目皆是失望。即革命党自身——那最先倡共和之政的人——亦自认其失。中国而仍存共和之政体，将为中日同盟将来之大障碍。何以必然？盖共和之国，其治国之根本道理，与其国民之社会道德之鹄的，与立宪君主之国迥然不同；其法律行政亦互相抵触。日本若为中国之导师，中国若以日本为模范，两国乃能同心协力解决远东问题而无参差龃龉。故欲自根基做起，以重造中国之政府、以缔结中日同盟、以保远东之永久和平、以竟日本皇国大政之全功，我必当乘此时机，将中国共和之政体改为立宪君主之政体；而此立宪君主之制，其细节必与日本之立宪君主制一一相同，不得别有所本。此实重造中国政体所当坚守之枢纽与第一义也。中国若将共和之政体改为立宪君主之政体，则于新君之推选，我将复宣统皇帝之位乎？抑于帝制派中择其最能者乎？抑于革命党中择其最贤者乎？然我以为，此问题目下宜留待将来提出决定之时，随机应之为善。惟有一事不可忘者：实行中日同盟之策、并将中华民国改为立宪君主之国，实为重造中国所当采之根本原则。

今且论此防守同盟于他国之关系。日中两国于各国业已取得之权利利益，自不待言，断不加以损害。当此之时，日本与俄国订一特别谅解，以划定两国在满蒙之范围，俾两国日后得以相互提携，实为至要。此即谓：日本取得南满洲及内蒙古之主权以后，将与取得北满洲及外蒙古主权之俄国共同维持现状，竭尽所能以保远东之和平。俄国自欧战爆发以来，不惟尽释其对日本之宿憾，且与其协约各国取同一之态度，对我示以深厚之友谊。无论我等将来如何看待满蒙问题，彼皆切望我等觅得一了结之法。故俄国于此中国问题上，必能与我谅解、与我提携，此不待疑者也。

英国在华之势力与利益，集于西藏与长江流域。故日本若能于西藏一事与中国得一妥善之办法，并于长江流域予英国以若干特权、且保证护持此等特权，则英国无论如何强盛，必不至反对日本对此中国问题之方略。此次欧战进行之中，英国从未请日本相助。其力之必不足以于将来与我为敌，尤无丝毫可疑。

英俄既不反对日本之对华方略，法国将取何种态度，一望可知。日本此刻所须略加计较者，惟美国而已。然美国对我之对华方略，业已声明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与机会均等之原则；我若不损害美国业已取得之权利，彼必满意。我以为美国亦将无可置喙。虽然，美国在东方有一支尚足倚恃之海军，然未强至可畏之地步。故日本之于美国，实无可畏之处。

中国之情形既如彼，各国与中国之关系又如此，日本自当乘欧战之际确定其对华方略；而其最要之一着，在改造中国之政府，继之以预备缔结防守同盟。我现内阁对华方略尚未确定，而遽然应英国之请对德宣战，此举与我将来对华之交涉实无关涉，于远东之政局亦无所增益。以是全国各界有识之日本人，皆深以此事为忧。

我帝国政府今当断然一变此受人指挥之依附的外交，而为指挥他人之独立的外交；以庄严之至诚宣之于世，以决断之心行之于事。果能如是，则神鬼亦当辟易。凡此皆我对华方略之要点，而其成败视乎我如何行之。我当局果能毅然立志，实行此根本之原则以解决此中国问题乎？当此天赐之机而犹豫不决，徒恃他国之善意，则欧战终结、现今之均势破坏以后，加于远东之压迫必更甚。届时追悔，晚矣。我等因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促我当局速醒于时局而下决断。

这篇坦率得出奇的议论，头一件跃出纸面的事，就是二十一条的由来终于揭晓了。把黑龙会所拟防守同盟的十条根本细看一遍，一九一五年春天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便全明白了。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北京就纷传日本的外交卷宗里藏着一件非同小可的意外之物，而且不出几个星期就要发作。把黑龙会这份费尽心机的节略同二十一条的原文一比，事情便清楚了：所拟的方案交到加藤子爵手里之后，须得在外交的滤器里过了又过，把砂砾一概滤净，再给它披上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正为这个缘故，那个防守同盟最后现身时，成了五小号紧凑的要求，而那几件直接关涉中国主权的要害则标作「希望条件」，好让日本驻外的各位大使能到各国外交部去留下极热忱的保证，说日本所求的东西里，绝无任何同列强在华的条约权利相抵之处。自一月十八日到五月七日下通牒那一天，整桩事所笼罩的那层神秘之气，正是因为日本试图把一场密谋译成寻常往来的辞令，结果发现：任你怎样「过滤」，那股密谋的气味总也甩不掉，那重政治上的威逼也总也遮不严。这里有一段极堪玩味的心理。

节略前一部分所表的那个信念——破产是北京的政府迟早要撞上的礁石，而日本必须抓住的时机是变乱的爆发——就后来所发生的事看，也极有教益。更精微的是把最后的解法留作悬案的那副笔法：通篇推论里始终承认，究竟是劝说还是武力才是最终必需的，无从预知。然而武力总在向日本招手，因为那是最省事的公式。而日本既自命为那沉默的四万万人的保护者，她的势力便会落到民众那一边，以便「为中国开一繁荣之新纪元」，使中日两国名实相符地结成最亲密最攸关的关系。

拿钱买来的变乱，其目的也说得清清楚楚：要把中国共和的政体改成立宪君主的政体，而且这个政体的细节必须同日本的立宪君主制一一相同，不得别有所本。新皇帝是谁，这一点悬而未决；不过我们不妨在此再记起一件事：一九一二年革命正酣之时，日本曾私下向英国探问，出兵相助满洲人是否可行，这个提议当即被否掉了。可是还有别的：这份节略什么也没有忘。俄国要特为安抚，英国要特为交涉——这也就顺带说明了日本近来在长江各铁路上的态度。日本一旦从她那依附的外交里脱出身来，也就是从那套受制于旁人所尊重的成规与条约的方略里脱出身来，便可以放手推行她自己的计划而不怕谁来干涉。

这就引到这一宗卷里最后两份文件——在中国何时何地需要，便如何出钱、如何布置变乱的法子。

头一份是革命党同若干日本商人之间一纸周详的合约。要在黄河以南各省起用受过训练的首领；而其中对结果的算计有条理到这个地步：合约明订了每一个日本人阵亡后所应给的抚恤之数；又声明日本方面将在山东日照与江苏海州两处地方交付军械弹药；末了说明头一笔现款四十万日元已照约付讫。第二份是有关各方另订的一纸借款合同，创设了一家特别的「贸易」公司——这家公司取名「欧亚贸易公司」，也许不无讥讽之意——以五十万日元的借款为代价，把中国一切矿山的优先权都给了日本人。

据称孙文（孙逸仙）与日本人所订之密约

为保远东之和平计，中日两国必须缔结攻守同盟，遇与他国交战之时，日本任其兵力，中国任其财力。现在之中国政府既不能与日本政府携手，日本政府亦不愿与之合作。故日本政界商界中以远东和平为念者，切愿相助中国之重造。为此两方订立合约如左：

一、举事之前，寺尾、大仓、辻嘉六及其同人应备必需之款项、军械与兵力；惟所备之款不得逾一百五十万日元，枪不得逾十万枝。

二、举事之前，此项借款暂以孙文所发一千万日元之债券为抵；事后则以所占领地方之一切动产为抵。（见本约第十四条。）

三、此次借款之款与所备之兵力，用于黄河以南各省，即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西、广东。如拟进取黄河以北各省，则凡与此项举动有关之筹议，辻嘉六及其同人均应与革命党共与之。

四、日本义勇之兵，自入伍之日起，照日本陆军章程支给战时之饷。占领一地之后，两方议定酬庸与恤亡之法，采中日两国现行最优之例。阵亡者每兵之抚恤，至少须在一千日元以上。

五、革命军无论驻于何地，随军之日本军官有权建议作战之续行或停止。

六、革命军占领一区、布防既固之后，凡与他国条约所未载之一切实业、筑路等事，均与日本人合资经营。

七、中国新政府成立之后，日本对华之一切要求，应由新政府承认为已决而有效。

八、凡受雇于中国革命军之日本军官，官阶在大尉以上者，得于一定年限内继续留用，并有请求留用之权。

九、借款分三期交付。第一期四十万日元，第二期若干日元，第三期若干日元。第一期付讫之后，出借之大仓有权派员监督款项之支用。

十、日本方面应于日照、海州两处地方（在山东、江苏，胶州以南）交付一切军械弹药。

十一、第一期借款之交付，至迟不得过本约签订后三日。

十二、凡所雇之日本军官及日本义勇之兵，均有服从革命军司令官命令之义务。

十三、日本军官及义勇之兵有不从命者，革命军司令官有权遣回日本；若此项处分得随军日本人三人以上之赞同，其川资不予发给。

十四、占领地方之一切粮台，均须聘用日本专家协同办理。

十五、本约经两方签字即行生效。

以上十五条，经两方数次商议，已于二月间签字。第一期四十万日元，业已照约付讫。

革命党代表张尧卿及其同人（甲方）与川崎藏之助（乙方）所订借款合同

一、欧亚贸易公司承募借款五十万日元。合同经缔约两方签字盖印之后，由日本中央银行先付借款十分之三为第一期。俟张尧卿及其同人抵达所定之地，付十五万日元为第二期。俟一切布置就绪，付第三期即末期二十万日元。

二、支付款项之时，由欧亚贸易公司派员监督。须由缔约两方之负责人会同盖印，始得提款支用。

三、欧亚贸易公司应募义勇之兵一百五十名，以日本陆军退伍军官为限。

四、义勇之兵离日本时，其川资与随身行装由其自备。抵华之后，由张尧卿及其同人照日本陆军现行章程，支给下级军官之饷。

五、义勇之兵因公受伤者，由张尧卿及其同人给以暂恤，不得逾一千日元。伤重者给暂恤五千日元，并照日本陆军章程给以终身之恤。义勇之兵遇险身故者，给其家属抚恤五万日元。

六、义勇之兵不称职者，张尧卿及其同人有权遣散之。一切义勇之兵均受张尧卿及其同人之节制，临阵听其指挥。

七、义勇之兵奉命攻取某地者，有从命之义务。惟此项举动所需之费用，应由两方先行查察情形，预为议定。

八、义勇之兵照日本陆军之制编成。并聘用欧亚贸易公司所荐日本军官二人。

九、义勇之兵所占地方之公有财产，欧亚贸易公司有权处分。

十、义勇之兵所占领并护持之地方，其矿山之开采，欧亚贸易公司有优先之权。

这一宗出奇的文件到此为止。其中是否真伪相杂？这些是否不过是「试拟」的草稿，还是当真签了字、盖了印、递出去的实在文件？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把它们如我们这样归拢起来、如我们这样处置，它们便呈出一幅完整而扣人的图画，画的是寻常日本人的目的与野心——他们要把这一击追到底、追到断气为止，好使中国沦为他们的封臣。

八帝制的阴谋——杨度的小册子

日本最后通牒的内容与中国的承诺一经众所周知，一阵无能为力的怒火便掠过全国。中国人向来是多情的民族，遇上欺压之事，那份絮絮的倾诉近乎妇人；他们高声痛哭那把他们钉得这样惨的外交之耻。人人都说：这一天硬加在他们头上的羞辱永不会忘，日本终究要为她这套敲诈的方略付出苦楚的代价。

两场运动立刻发动起来：一是募集救国储金，听凭政府拿去以任何法子充实国力；一是抵制一切日本货。两者不久都成了可观的声势。举国上下对这一双主张都关切得又深又热；倘若袁世凯当真有政治的眼光，那么只消应这一声举国的召唤，他几乎无疑终能不费气力地被抬上他野心的绝顶。连他多年的旧敌此时也公然宣称：从此以后，他只要光明磊落、全心全意地为国家的利益办事，就会得到他们的拥戴，他名下的每一笔劣迹也会被一笔勾销。

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做了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构成了当代史上最叫人难以置信的、而且不妨直说、最下作的一章。

在讲二十一条的由来时，我们已经谈过日本代表递交那份如今尽人皆知的节略时正式作过的暗示。简单说：曾有人明明白白地告诉袁世凯，他既已是全中国的独夫，只消认可让日本指导他的行政这条原则，就会发现自己的宝座已经等于公然而牢固地立起来了。袁世凯浸透了朝鲜那段惨淡的外交，只把这些提议看作一个圈套；我们已经讲过，他当时显出惊惶，退了回去。然而那番话深深地扎进去了，缘由简单而充足：自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的政变以来，非拿一种比陈兵示威更长久的东西去「巩固」他的地位不可，这已是他一家之内每天的话题。在这个走错了路的人看来，这难题不过是：使一手无与伦比的机巧，把日本人的提议拿来得利，同时又把日本人晾在一边。

他的长子是这场家门密谋的头领。有人说这位长子把外国教师教他的每一套理论都吸收了，却一套也不会用。革命时期，他曾是一次凶狠的行刺的不幸受害者，多年来半身不遂；然而反复咀嚼这场祸事，只使他做嫡嗣承继父业的决心更加坚定。他浸淫在拿破仑的传记里，深知一个胆大的领袖在非常之时能走多远，便天天向他父亲鼓吹：梨子一熟就得摘。做父亲的在治国之术上比这个年轻的空想家老练，也更谨慎；只要他觉得时机未到，便故意把这个念头推开。可是终于到了这一步：他被说动了，准许帝制的鼓吹者们放手去干；促成这个决断的，多半是这样一条说辞——在战争的掩护之下，中国境内几乎什么事都办得成，只要不去危及外国人的既得利益。

依着这个决断，一月十八日之后不久，这位独裁者的部属便开始向舆论的首脑试探：拿立宪君主之制替下这个名义上的共和，是否可行。于是，照着一种极有他的特色的做法：在日本交涉那条曲折的路上——外间以为他正一心扑在上头以救他受威胁的祖国——袁世凯却一直在帮着他的党羽向北京的官场灌输这个观念：国家之得救，与其靠打退日本的进攻，不如靠把旧日的帝国按修改过的样子恢复起来。他认定：只要能找到一位全国闻名的学者，公然为这套主张张目，说得又动听又有分量，使它成为一条断然的命令，这一局便等于赢了；因为列强在国外陷得太深，顾不上远东。而唯一能照袁世凯心里所想的那样办成此事的人——自一八九八年以来声名赫赫的那位才气纵横的改革家梁启超——却执意不肯替这样的事出力；他宁可不同这个阴谋有任何牵连，索性辞去司法总长之职，退到邻近的天津去。日后他正是从那里出发，扮演了极可注目的一角。

这一阻，使这番公开的鼓吹迟了些时候，却也没有迟多久。不得已而求其次，袁世凯此时请出了一位学者来效劳；此人在满清的资政院里一向被认为是他的密使——就是那位杨度。当年武昌起事之后，正是他在那个院里接连不断的呼吁，逼得满洲人把袁世凯召回来救驾。略一商议，一切便安排停当。这位前资政院议员，通身透着一股马基雅维利式的、颓废的气味；新帝制派在他身上总算找到了自己的斗士。

此后事情走得够快了。照东方的路数，日本通牒之后不过几个星期，一个叫作筹安会的会社便成立起来，各省的分会开了几百处。银钱像水一样泼出去招罗党羽；等到觉着时机已熟，杨度那篇如今尽人皆知的文章便四处散布，八月里那个闲散的月份，它在人人手上。这份文件极堪注目，因为它活画出一种中国头脑是怎样运作的——这种头脑把近世世界的若干事实吸收了一部分，却仍旧彻头彻尾地守旧而不合逻辑。所以非得特为提请留意不可。它写成两个人辩难的样子——一个问，一个答——无论在那份盲目的信仰上，还是在死死咬住几条简单的要义上，都带着几分旧约的味道。凡要懂得中国那种至今还没有被彻底摧毁的旧心思，一切要紧的东西这里面全有。从文章上说，它也有不少可贵之处，正因为它这样天真；它所讲的虽是中国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可是它对付近世政治观念的手法既古怪又犀利，值得一读。

然而这篇文章的分量，过了一段时候才为众人所解。北京政府竟肯拿公开的鼓吹当作革命的武器，这在旧例上是骇人的一变，以致民心不肯相信事情正在往那个不祥的方向转。可是不久，人们知道了：「筹安会」当真设在皇城之内，天天同总统府往来；而且京师的总检察长在接到无数弹劾的呈文之后，曾试图查办这篇文章的作者与刊印者以及那个会，结果被人威胁要他的命，不得不离开京城。于是这份文件便被人照着字面认了下来。中国终于近乎倒抽一口冷气地明白过来：袁世凯已经被引诱到公然图谋称帝的地步。自一九一五年八月那几天起，直到次年六月六日命运自行施其森然的报复为止，北京把自己交给了这座京城富于戏剧性的历史上所曾载过的最离奇的一幕。仿佛那几堵曾经俯看过许多真正的戏剧的老城墙，这一回打定主意要来给一出不真实的喜剧搭台。因为帝制运动自始至终总有几分不真实，简直可以当作一部大影戏的脚本。那全是做戏——纯粹的做戏；做的人指望百姓看着觉得妙极了，便当真喝起彩来，把这位独裁者称作他们的皇上。不过此刻该轮到杨度的议论了，且让一个中国人自己来画他本国的情状：

君宪救国之论　上篇

客曰：民国成立四年矣。内之治安、外之国威，皆系于大总统一身。窃意再整饬内政十年二十年，中国当成一富强之国，可与西洋各国并驾而齐驱矣。

虎公曰：非也，非也。中国不改国体，则无富强之望，并无立宪之望。吾谓中国必亡。

客曰：何至于此？

虎公曰：咎在共和之国体。中国之民好美名而不顾国家之实利，救国之策遂无可施。一次革命而成共和，已绝此路矣。

客曰：何以言中国无富强之望？

虎公曰：共和之国民，习闻平等自由之说，其影响必及于政治，而尤及于军政。夫军人与学生，寻常之时最须讲求绝对之服从，与对有爵位者之敬礼。德日之兵纪律严明，惟长官之命是从，故称雄于天下。法美则不然，富而不强。其所以异者，德日为君主之国，法美为共和之国而已。由是推之，共和之国无能强者。

然法美之民普受教育，能自任其国之善治而维其秩序。故此等共和之国虽不足以强立于列强之间，犹能保其国内之安。中国则不然，民间教育之程度甚低。中国之兵，其常言曰：「吃皇家之饭，当为皇家出力。」今皇室既去，代之以一无形之共和，彼辈茫然不知为何物。此辈今日之所以守法者，以其于元首尚存敬畏之心耳。而平等自由之说浸淫既久，驾驭之难日甚一日。试观其败坏之迹：南方之军，将须听命于其偏裨，偏裨须听命于其士卒。凡遇大事，士卒皆欲与闻而分其议决之权。此辈自号曰共和之军。北军虽未至此，然一令其开赴远地，则抗命不辞。今日之势，共和之军而不公然哗变，吾人即深以为幸矣！于此辈更无他望，但望其不哗变、能弹压内乱而已。若是，则言以此辈御外侮者，徒虚语耳。中国以共和之国而处于日俄两君主国之间，交涉一开，何以拒其侵凌？由是观之，救中国于沦亡者，实无其道。故吾曰：中国无富强之望。

客曰：何以言中国无致富之望？

虎公曰：谓法美富而中国必贫，人或未之信也。然法美之所以富者，以其多年得以自谋而无外人之干预，同时国内又无变乱耳。国欲致富，必倚实业。而实业之所最畏者，莫如乱与内战。近二年来秩序渐复，百事略还旧观，而实业之情形一如满清之世。商人之资本丧于乱离者，今既贫矣，无从挽回；其富有者又不肯投之实业，惧内战之随时复作——盖以前此二次革命之败为戒也。此后每隔数年必有一度之不安，即易大总统之时是也。其时工商之状况将更不堪。实业不兴，何强之有？请以墨西哥为鉴。其国与中国相去无几，固不可与法美同日而语也。故吾曰：中国无致富之望。

客曰：何以言中国无立宪之望？

虎公曰：真共和之国，必待多数有普通教育、有政治经验、有几分政治道德之人以行之。其大总统受权于民以总揽国事。今日国人欲举甲为总统，明日欲举乙为总统，皆无大碍；国策可随总统之更易而更易，而不致因此而生变乱。中国所须解决者，则全非此类之题。我国民之大多数，不知共和为何物，不知宪法为何物，于平等自由亦无真切之感。既覆帝制而立共和，彼等遂以为自此不复屈于人下，可以任意而行。有野心者则曰：人人皆可为总统；若不能以正当之选举得之，则不惜借兵匪之力以争之。二次革命即其明证。自皇帝见废之日起，政府集权之制已毁；此后无论何人当国，非复行帝制，不能致治。故共和初立之时，昔日倡立宪者一变而为帝制论者。今虽有临时约法，又有种种立法之机关，使国家略具立宪之貌，然中国之立宪，有其名而无其实，其精神则君主也。政府四年以来若不行君主之权，则百姓一日之安亦不可得。要而言之：中国之共和，必以君主之法行之于立宪之下。立宪不足以治共和，则共和不能存。故立宪一事至关重大，然非十年二十年不能解决。

试观今日中国之人！人人自知大祸迟早必至，而不敢想将来。贪官污吏以不义之财实其橐，预备逃于外国，至少亦逃于租界以求安。谨畏者默默而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学者政客则高谈阔论，其言若甚高远，而其实无异于贪吏。至于我大总统，尚能居元首之位若干年，多则连任数届，或者终其身。然后必生种种之问题：谁为其继者？何以举其继者？争之者将有几人？其国策与彼是否相异？如此等等。此等问题，彼本人亦无解决之策。纵令大总统英明干练，亦不能为国家定百年不易之国策与宪法。以是之故，彼惟有取一时之策，以求其生存之日国内粗安、国家不裂而已。当此情形，如此之大总统，已可称我国所能有之最善之元首矣。彼崇拜立宪者所能为，亦不过如此。昔日倡立宪之人今皆缄口，其故即在于此。彼等已悟：共和既立，国家根本之问题反悬而未决。于是大势乃如此：国有贤能之总统，则民得安乐；一旦庸人居其位，则举国大乱，其终也必至总统自身之倾覆与国家之灭亡。当此情形，安得为国家立百年不易之大计？故吾曰：中国无立真宪之望。

客曰：依君之言，中国无富强之望，无立宪之望，终亦惟有沦亡而已。然则竟无救国之策乎？

虎公曰：中国欲免于亡，首在去共和。欲求富强，必行立宪。欲行立宪，必先立君主。

客曰：中国欲求富强，何以必先行立宪？

虎公曰：富强者，国之鹄的；立宪者，达此鹄的之具也。往昔英主，不待立宪而能成其功，汉武帝、唐太宗是也。然英主一死，其治法与之俱亡。此类史事不胜枚举；要之，无论中国与欧洲，古时列国之所以弱，皆坐无立宪之故。日本未行立宪以前，未尝以强国闻于世。其故何在？无立宪则国不能持一定之国策以行之久远也。

立宪之制，生于欧洲，为时尚近。欧洲各国行之而遂强。国之最危者，莫过于英主既死而其所立之治法与之俱亡；而立宪之制正足以免此。试观德意志之威廉一世，其人虽殁，而其国至今强盛，立宪之力也。日本亦然：既行立宪，日强一日；其元首之更易，无损于其国力之进。由是观之，立宪者，建国之利器也。立宪之国有一定之法，以范人民与元首之行；无论何人，皆不得越法所定之界。君主贤与不肖，皆不能易其法之一字。人民因而受其福。使国富强易，立宪则难。宪政一立，则百事自理，富庶自随之而至。今日之行立宪，譬如出轨之车：推之复轨甚难，既复轨则行之甚易。吾人所当虑者，非如何使国富强，而在如何成一真立宪之政。故吾曰：中国欲求富强，首当行立宪之制。

客曰：吾犹未解：何以必先立君主，而后立宪可成？

虎公曰：以现制而行之不改，则祸乱不绝。每易一总统，必有骚动内战。欲免此可怖之时，莫若置总统于永久不易之地。然则莫善于使之为皇帝。争端之骨既去，则人民各安其业，其心亦安，举其全力全时以营其生计。帝制既行，彼等自将专意于立宪之成，盖其知立宪为救国之唯一途也。至于皇帝，既自知其位由共和之改而来，又满怀绥靖人民之意，则不能不允立宪之成；且立宪足以保其子孙之世守其位。倘舍此而别取他途，必自蹈奇险。其人若识量宏远，尤将悟此：不行立宪，则其国策身后必亡。故吾曰：行立宪之前，当先立君主。德意志之威廉一世、日本之明治天皇，皆尝试立宪而获其成。

客曰：请君括其要而言之。

虎公曰：要之，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立君主不足以立宪。立宪者有一定之法，君主者有一定而不可易之元首；国之富强，即源于此。

客曰：君言立宪君主之制可救中国于分裂，诚是矣。然若中国果取君主之策，则共和与君主二者之利害，愿闻君之高论。

虎公曰：此重大之问题，敢以鄙见奉告。

客曰：君谓中国将因群雄争总统之位而为兵祸所蹂躏。此事究于何时而发？

虎公曰：中国四万万人之生命财产，今日皆惟大总统一人是赖。保远东之和平与均势，其重担亦落于其一身。中国有史以来，元首之负保护生命财产、维持亚洲和平之重责，未有如今日者；而国家之危，亦未有甚于今日者。袁大总统在位一日，中国得安一日，过此则不可知。大总统万一有所不讳，则百业立止，市肆闭门，不安之气弥漫，人心惶骇，兵不可制，外国兵舰将入我港。欧美报纸将充满关于中国纷乱之专电，全国各处皆将宣告戒严。凡此皆因总统之继任无定而然也。

从这篇又长又出奇的文章的头一节，可以看出作者是怎样把他的议论铺开的。他的一条大前提是共和之兵生来不服管束——共和国的军队不能同君主国的武力相比——因而对良好的治理是个长久的祸患。由此推下去，他立下这条命题：只要内战之惧一日还在，中国便无致富之望；而没有像样的普及教育，共和是办不成的。在这样的情形下行使君主之权，便只能说是势所必至的发展——而所当悬为鹄的者，是拿立宪之政替下独裁之治。作者把这个念头的来龙去脉铺陈得极长，拿众人的恐惧来给他那套诡辩助势。因为立宪虽被说成唯一的解法，他很快就显出：这份立宪，与其说系于人民的举动，不如说系于独裁者的恩惠。而倘若他的劝告不被听进去，等命运叫袁世凯的统治终了之时，便要因继任的「无定」而大乱。

议论至此到了顶点——因为「要救国便须把袁世凯捧上宝座」这个要求，此时已经明白无误了。且让作者自己说去：

客曰：约法有明文：总统当于金匮石室所藏三人之名中选之。君谓此条不足以免君适才所言之可怖之时乎？

虎公曰：君所言之条文无用也。除袁大总统外，君能举一人足以为国之元首者乎？夫能继袁总统者，必其深得人民之信、其势力遍于全国、中外皆知其名者也。彼必能维持秩序；果尔，则无论宪法如何规定，其被举为总统必出于众口之一辞。彼又必能自信：其余二候选之人于总统之争毫无得胜之望。君所言之宪法条文，与夫藏三人之名之金匮，皆具文耳。且中国并无一人合于吾适才所言之继任者之格。难题于是乎生；而约法所定者，不过妄图解之而已。或问：立法之人何不使人民于总统继任一事得自由选择之权？答曰：恐有奸人以巧手运动而得总统之位，以危国家之福也。立法者为此惧所动，乃定三人之数，使总统必于其中选之。或又问：君既已夺人民一部分之自由，何不径定一人而定三人？答曰：无一人之资望足以继任者。既如此，乃举资望相当之三人以待人民之抉择。无论自法理上如何辩论此重大之问题，其事实则是：立法者定三候选之人，正因其以为我国并无相当之继任者。今日至要之问题，一切纸上之谈置勿论，惟在中国有无相当之人足继袁大总统耳。约法将来能否见诸实行，吾不知也；吾所知者，此约法终必成为具文。

客曰：君所暗示之乱局，吾愿闻其真相。君能为我言之乎？

虎公曰：当纷乱之时，最要者莫如兵；贤德老练博学之政治家皆无所措手。当此之时，为首者所须具者惟二：握军队，能压国会。此等人纵使为总统，亦不能久居其可羡之位；盖其势力不足以制全国之兵也。位望相埒之将帅不相服，而士卒与政客见有隙可乘，遂从而煽之，互相挑激以启战端。彼此必大战。今流亡外国之乱党，将乘中国之乱，不日而归，以逞人类史上所未有之大恶。隐退之帝制派亦将出而混水摸鱼。凡有为首之资者，皆将为人所用，以为其自大之具。吾不欲举其名，然吾可断言：届时必有十余党派并起。不得总统不甘心者，与自知不能得总统而又不肯屈居人下者，将接踵而出。纷扰之局随之而来，其势甚速。于是怀非分之想的外国，乘中国之困，从而挑拨各党之恶感，以增其乱。及其时也，各国不愿一国独享控驭中国之利，必诉诸武力之干涉。其结果，东方之问题将以国际和平之破裂而终。届时中国将为中国人之战场乎？抑为列强之战场乎？吾不能言之。其将来笼于神秘之幕中，思之可怖之至。然吾可告君者：此番可怕之扰攘，其结果非瓜分中国，即借外力以平内乱而终归于分裂。后一结果尚须略加申说。外国助我戡定内乱之后，必择一如朝鲜李王之流卖国于日本者，立之为中国之皇帝。此人为废帝乎？为皇族乎？抑为乱党之魁乎？尚未可知。然无论何人，必为傀儡；政权、财权、兵权皆不在其手，而操于外人。一切贵重之矿山、各种实业与我丰饶之天产，亦将由他人开发。中国于是乎亡矣。

外国之所以择一李王之流者，不过欲便其取我领土耳。而酷肖李王之人极易得之；此人肯与外人立约，不顾国家而卖之，以易一非借外援不能得亦不能保之皇位。其步骤大略如此：先与某外国结盟，予彼以代我办理外交之权。在外人眼中，中国已亡；而人民犹在被欺之中，以为其国尚存。此其第一步也。第二步则效朝鲜之例，与某国立约，中国于是被并，帝位亦废。那傀儡之帝遂逃于外国，享一空名。其时君纵欲令彼设法收复失地，亦已晚矣。盖中国至此已全亡。此并吞中国领土之第二步也。彼外国之所以欲改共和为君主者，欲立一人于帝位，使之目睹其国被并之全程，以简其事耳。及其时也，人民于中国所宜之国体、于其国之灭亡，皆不得置一词。那班举共和之旗的乱党全无主义；今若见别有手段足以张其势，必取而用之。中国之共和，无论如何终归于亡。我不自改之，人将代我改之。我若自改，尚可救国；否则中国之不能存为一国，无望矣。所可惜者，我国人今皆漠然，不肯瞻望将来，不问己身与国家之祸福。国之独立既失，彼等终不免为奴。

客曰：闻君之言，甚惧。君谓行立宪君主之制可免此可怖之果；然共和改为君主之际，岂能无骚动？盖选举总统之时，骚动固所必有也。

虎公曰：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改国体之时或有扰攘，然较之共和他日必生之大乱，犹为善矣。共和求继任之总统时，国中无元首。当此之时，有野心者思自谋其前程，而忠爱之士则彷徨无所措手以助秩序之维持。桀骜者起而作乱，安分者亦为势所迫而附其行伍。国体若改为君主，则元首更易之期一至，继者早有所定，人民尽知之。忠爱之士将竭其力以保治安，而皇嗣得以安然践祚。世固有争总统之位者，而无争帝位者。争总统者不犯何罪，而图夺帝位者则为叛逆。谁敢争帝位哉？

共和易总统之时，有野心者起而思夺此至荣之位；易皇帝则不然。纵有与皇嗣为敌者，其人必甚少。故吾曰：继位之君，其敌少；继任之总统，其敌多。此其一异也。

反对君主者，非笃信共和之人，即欲借共和之名以自利者。此辈即不改国体亦将滋事。当此共和犹存之日，彼等尚且不惜扰乱国中之安。可以断言：帝旗初张之时，彼等必立即乘此良机以逞其志。然彼等若于易皇帝之时起而作乱，则政府有忠贞之大臣官吏为之后盾——此辈之利害与皇室之休戚相连，其势力又布于远近——凡有变故，皆足以从容应之。故吾曰：继位之君，助之者多；继任之总统，助之者少。此共和与立宪君主之第二异也。

所以有人争总统之位者，以国中无一人之资望出乎其余者上也。继承帝位，系于与在位之君之血属，而不系于资望。资望绝高之大员不肯屈于人下，而独服于继位之君者，感皇室之恩，且其身家之利与皇室相连故也。吾可举一史事以证吾言。满清之世，左宗棠尝受命戡定回乱，以刘松山为主将。刘松山既死，左宗棠改以其部下诸将领兵，而诸将争权。左宗棠终乃以刘松山之继子为统帅，将士遵其令一如遵其父之令。然可言者：此少年之才，未必过于其父之诸部将也。所恃者威望耳。其所以成事，赖其天然之资格——刘松山之继子也。皇帝亦然：其继者，无人敢公然抗之，更无论争其帝位矣。此共和与君主之第三异也。

至于在位之君若无贤能之嗣以继之，国家是否将蹈大险，吾不欲论。然为防此一节计，吾主张立宪与立君主二事并行。立宪之初，创之行之皆难；一旦成立，则较易矣。宪政既立，皇帝惟有于御侮克敌之类有用之事上求其名。百事皆须进步，受欧洲教育之人将为皇室所用。开国之君必竭其所能，以行立宪之实与其神而收民心。皇嗣亦将留意于一切新政新事。果尔，则人民可以自慰曰：即皇嗣继位之后，吾侪仍是立宪君主之国的人民。及皇嗣践祚之期，人民将诚心欢迎之，内乱更无足虑。

故吾断言：继任之总统必须行君主之权以弭乱，而新立之皇帝则能以其立宪永免内忧。此共和与君主之第四异也。有此四异，故易皇帝之时，其扰攘必不如易总统之时之甚。

客曰：共和与君主之利害，君之所言，吾已能解。然立宪君主之成，尚有许多问题待决。满清末年行立宪而终归于败，其故何在？

虎公曰：满清之立宪，有名而无实，遂为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先声。清之末年，倡革命以覆帝制之说，人人得而言之，虽立宪一派方力图有所建树。其时袁大总统方为军机大臣，深知非行立宪不足以保满清之社稷，遂为立宪派之领袖；得其力助，立宪派之势遂驾革命党而上之。人心尽归于立宪派以求救国，而革命党顿失其昔日之众望。当其时，皇室似将不日而行立宪君主之制，迫在眉睫之革命亦似可免。不幸袁大总统关于行立宪之周密筹画，皇室并未见诸实行。大变遂作：大总统退归田里；立宪派失此有力之领袖，遂被摧折无遗。一帝制之党忽现于政治之场以助皇室；皇室佯为竭力促成立宪，而阴则极力保其实权而不放。此两面之伎俩，遂酿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譬如人民呼吁召开国会，皇室则曰「不可」。人民又不得裁撤帝制派所据之某某衙署。于是人心尽失于皇室，而革命党同时举其旗、招其党于全国各处。武昌一举兵，全国之军皆入覆清之举。资政院之议员大半属立宪一派，亦不能不对革命党示其同情。皇室最后颁十九信条——诚一大宪章也——而已晚矣。行将成立之立宪于是搁置。皇室所为者，不过设一资政院而已。外国一名儒有一语切中之：「伪立宪终必致真革命。」皇室欲以伪立宪欺民，适以自取其亡。袁大总统尝有一奏，谓惟有二途可择：或予民以立宪，或听民之起而革命。此后之事，人所共知。故吾曰：皇室所欲成者，非立宪之政也。

客曰：皇室谋立宪之事，承君详论，谢甚。然民国元二年间之临时约法、国会与内阁，又当如何论之？其时国会之权大至如此，政府一举一动皆仰其鼻息，遂扰全国之安。人民已饱尝立宪之苦。君若再言立宪之名，彼等必大惧。信乎？

虎公曰：民国元二年间，吾与国民党诸君屡有谈论，尝言共和不能成有效之驾驭之法，而以君主之法治之，其权必过于集中——我深知我国民之程度故也。及国民党诸君拟订临时约法，乃故反其道而行，置吾言于不顾。然可言者：南京所订之临时约法尚不为恶；及政府迁于北京，国民党中人乃以内阁之制及其他种种限制缚政府之手足，意在削中央之权，俾己得以再举革命。自南京政府解散以至二次革命，彼等所存者惟此一念：削中央之权，俾己得以在中国再启内乱而争总统之位。彼订约法之国民党人，其知中国之共和必以君主之法治之，亦与吾同；故临时约法中无理之限制，乃有意而设者也。

客曰：君所主张之立宪，与满清所欲行之立宪，其异安在？

虎公曰：其异在办法之得当与用心之诚实——此二者，立宪欲成，缺一不可。

客曰：何谓办法之得当？

虎公曰：南京所订之临时约法虽称为善，然若立宪君主之制既成，则不宜采入将来之宪法。为将来之立宪君主制订宪法，当取世界各君主国之宪法而参酌之。其制可分三类，以英国、普鲁士、日本为代表。英国宪政最进，行之数千年（原文如此），为天下之最善者。英王享其空名，而国之实权操于国会；国会为全国立法。普鲁士则不然：其立宪君主之制，成于人民举事之时。普王被迫召集国会，并以宪法付之。普国之宪法，君与国会共订之。其宪政不如英国之善。至于日本之立宪君主，则天皇先制宪法而后召集国会。日本人民在宪法上之权，较普鲁士人民更少。以我国民之程度论，英国之宪法太进，不可为法。莫若参取普鲁士与日本二者而用之。我民今日之教育较昔为优，若全取日本之法——即由皇帝不经国会之可决而制宪法，而后召集立法之机关——决为不智。以此之故，中国宜取上所述普鲁士之法而稍加变通，最合我国之情。至于宪法之内容，则可仿日本宪法，采其关于发紧急命令之权、支特别经费之权等条，使君权得以加重，而于立法机关又无丝毫轻慢之意。吾以为此即中国立宪君主制之得当办法也。

客曰：将来宪法之内容，可得预闻其略乎？

虎公曰：君欲详知之，请读普鲁士与日本之宪法。然吾可略告君。保障人民权利与国会权限之条，必当载入将来之宪法，此不待言；世界各宪法几无不有之。惟前之临时约法规定国会之权无限，而大总统之权甚微，元首除授勋颁章之外几于非得参议院之可决不能有所举动；故将来之宪法必无取于彼。将来制宪之人，于满清政府所颁十九信条亦必无所取，盖其予立法机关之权太重。依十九信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而由国会议决；内阁总理由国会选举；海陆军之动用须得国会之允准；与外国缔约亦须得国会之承认，如此等等。此等严苛之规定，即英国这样宪政极进之国亦所未闻，乃资政院向皇室勒索而得者也。故将来制宪之人，殆必不取此十九条「取信」之款。彼等将以日本、普鲁士之宪法并为楷模，而常以本国之实情与国民之程度置于念中。要而言之：彼等将采日本宪法之若干条，而制宪之程序则取普鲁士之法。

客曰：何谓诚实？

虎公曰：欺民者，下策也。民各自为一人则至朴，合而为众则不可欺。满清政府许民以立宪而终不践其言，遂铸不可挽之大错。当时皇室之此种态度，乃致第一次革命。今日我民之程度未甚高，苟以正道予之，虽权少亦将满足。有欲欺之者，其事终必败。立宪君主之下，人民与国会究得权几何，吾不知也；然吾愿于此指明：与其欺之，毋宁少予之权。予之权少而彼欲多，则将争之。政府若以为可稍增之，则善矣。彼等若实不堪握更大之权，则政府可颁一告示，明言不允其请之故；彼等既知政府之真意，亦不至滋事。要之，诚实一端，为立宪君主之成最要之素。行之甚易甚简。国会当有议定法律、核定预算之权。其议决若过于理想，或有违国家之实利，则政府可明其失而请其复议。国会若仍执原议，则政府可解散之而另召国会。如此，则政府乃是敬国会而非轻国会。而国会之所议决者，政府当严格奉行；如是乃有真立宪之政。言之易而行之难；然中国与他国无异，必历试验之阶段、经种种之艰难，而后真立宪之政乃可成。其始也难，难关一过，则百事顺矣。吾所深致意者：与其欺民，毋宁于始予之以少权。以诚待民，吾之策也。

客曰：承君之教，感谢之至。君之所论有味，吾亦能解。君所言办法之得当、用心之诚实，将足以涤尽从前之一切积弊。

客——那位过路人——于是辞去。

这位小册子的作者就在这一句上戛然收笔。他把一切现有的安排——连袁世凯自己所定的那一套在内——如何不足以保总统之位的和平承继，论得叫人生厌；又再三申说军人不能不扮演的那个为恶的角色；此后他又端出一重新的危险：中国倘若不自己解决这个难题，列强必定会立一个傀儡皇帝，并抬出朝鲜为例，说这就是分裂之国的下场。对日本的恐惧与朝鲜的前车，都是人人熟知的现象，在这通辩难里被摆到极重的地位，只次于「确保至尊之位和平承继」这件要害。他为着把这些议论敲进人心，处置民国头三年历史的手法何等透明，是一望可知的。而给这整桩事加上一顶合式的冠冕的，是末了那个提议：新帝国之下中国的立宪之政，必须是普鲁士与日本两套制度的杂糅——而杨度的临了一句话是：待民以诚为上！对袁世凯这个政权的声讨，再没有比这更诛心的了。

九帝制的阴谋——古德诺的备忘录

这本奇特的小册子虽然不久便被中国社会当作一纸半官方的警告，预示着将要来的事，可单靠它还不足以发动一场运动——那场运动要想得手，非有外国舆论的善意背书不可。那位中国的册子作者所料理的是这桩事情绪的一面；他的议论还须以一种能为西方政治家、也能为东方政客所懂得的呼吁来加固。袁世凯仍旧装作置身事外，却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件极要紧的事上；因为如我们一再指出的，他从来不曾看不清外国支持在他一切事业中无与伦比的价值——而中国既倚赖外国的钱，公众便把这种支持的价值看得格外夸大。于是他仿佛仍未被说服似的，此刻极天真地去征询他的首席法律顾问古德诺博士的意见——那是一位美国人，经卡内基学会董事会的介绍而被聘到这个位子上，被当作行政法上最够格的权威。

即便在这样严重的事上，也不乏滑稽的成分。古德诺博士经特别安排，正好在那个心理上的时机回到了北京；因为他在京城里闲得跺了好几个月的脚，一九一四年获准去就任一所美国大学校长之职，条件是随时听候法律上的「顾问」之召。暑假给了他一个机会，以过客的身份重访他昔日清闲的旧地；而他那位宽宏大量的主顾给他布置的假期作业，便是以尽可能少的篇幅证明中国应当行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这个题目每一个小学生无疑都能挥洒自如。于是古德诺博士备下有限的纸墨，没几天便写出了下面这份备忘录——对这份文件是很难心平气和地说话的，因为它看来是蓄意设计来帮那个人的忙的：那人此刻已公然打定主意要辜负全国托付于他的信任，并且为了满足他那丧心病狂的野心，不惜蹚过血河。

在亚洲的历史上，从来不曾见过与这份古德诺备忘录一模一样的东西：那是最摩登的精神被拉去为中世纪的头脑效劳。在世上任何别的京城里，继杨度的小册子之后再刊布这样一份颠覆性的文件，是要闹出暴动与骚乱来的。在中国这个和平主义的老家，政客与百姓低下了头，静候时机。连在华的外国人圈子也被这位周游四方的法律权威所显出的满不在乎弄得有点不知所措；有好些日子，这份备忘录被人说成是一桩不必要的失检〔原注：或许值得一提：古德诺博士的学问全是在德国做的。〕。古德诺博士一上来便抓住杨度所看得那样要紧的那一点——继承问题——而他的议论中所显出的那种对公认之理的超然，实在带着一股旧世界的味道，也使他在中国后起的一代眼中永远遭了唾弃。下面这一篇是照中文译本转译的，英文的原件不是被遗失便是被销毁了；最好先把这番议论仔细咀嚼一过，然后我们再加评说。

古德诺博士的备忘录

一国必有一定之政体，而一国政体之所以如此，通常并非该国人民选择之结果。即最有识者，于此事亦无从以其心力左右之。无论为君主为共和，除非与该国历史、习惯、社会、财政之情形相宜，皆非人力所能创造。政体苟择之不当，或可暂存，然终必有更相宜之制起而代之。

要之，一国之政体，通常乃其境遇自然而唯一之结果。其所以如此者，因缘甚多，而其主因则为武力。试考诸君主之国，则见一朝之创，通常成于一人之手：此人能操全国之兵力，能倾覆与之为敌者，而以不挠之志趋于其鹄。此人苟有治国之能，苟为一世罕有之才，而国中情形又宜于君主之治，则其人率创一新朝，其子孙世世承之。

果如是，则一国困难之局，其解决当求之于君主而不求之于共和。盖君主既没，谁当继之，绝无疑义，无须选举，亦无须他项手续。英人有言曰：「王死矣，王万岁！」正谓此也。然欲得此效，则继承之法必须明定而公认之；否则君主既没，觊觎大位者必不乏人，而又无人有资格裁断此争权之局，内乱遂为其结果。

以史而论，继承之法，未有如欧洲各国所行者之能永远惬当也。依此制，继承之权属于君主之长子；长子无之，则属于最亲而最长之男亲。然承统者苟自愿让其权，亦得让之；故长子若辞不受，则次子代之。此欧洲之通例也。

苟不用此继承之法，而采由君主于诸子或亲属中自择继统者、绝不顾长子之权的制度，则变乱必为其不可免之结果。欲据大位者必不在少，而其人必于宫禁之内密谋，致年迈之君受苦益甚；即令免于内战之祸，亦将因继统者之不定而滋生许多争端——此诚危殆之局也。

此史所昭示之教训也。其结论为：自政权授受这一难题的眼光看，君主之制优于共和之制，正在继承之法——即当以君主之长子承统。

古代之国不论，欧亚大多数之国皆采君主之制。然亦有例外，如威尼斯与瑞士采共和之制；顾此为少数，而世界大国之多数则采君主之制。

近百五十年来，欧洲之态度忽变，大势所趋，乃薄君主而取共和。欧洲大国中最先试行共和者为英国。十七世纪英国革命起，国王查理第一为国会定罪，以叛国论处死。共和既立，其政谓之共和之政，以克伦威尔为摄政，即大总统。克伦威尔之所以能操政权者，以其身为革命军之首而败其王也。然英之共和仅存数年，终亦见败。其故则在克伦威尔既没，继承之问题难于解决。克伦威尔有意于身后以其子继摄政之位，然英人其时不宜于共和，而其子又无充任元首之才，英之共和遂忽焉而亡。英人于是弃共和而复采君主之制。故查理第一之子查理第二之立为王，不但得军队之拥护，亦得举国之公认。

欧洲人种之第二次试行共和者为美国。十八世纪，美利坚合众国因革命成功而立。然美之革命起初本非欲推翻君主。其所求者，乃脱君主之轭而独立耳。然革命既成，情势所迫，除共和外别无他途：盖无王室或帝室之后裔足以肩国家之重任也。又一因缘，则前一世纪自英国来美之共和论者之影响，使美人之心尽浸于共和之思想。美国人民之心既深染于共和之说，共和之政体遂成举族之理想。倘当日革命军之首华盛顿将军有意自为君主，或亦能成之。然华盛顿一心在尊共和，绝无为王之志。且其无子足以承统。故独立既得之日，共和之制毫不迟疑地采行了，而历百余年不废。

美国之立共和其结果是好是坏，无须问也。共和之制实成美利坚合众国之所以为美利坚合众国。然当记者：远在共和成立之前，美国人民早已习得英国之良法美意，而英国之宪法与议会之制在美行之已百余年。故一七八九年由殖民地变为共和国，并非自君主忽变为共和。共和未立之先，预备已极周到，自治亦已练习有素。不但如此，美国人民之智识程度其时已甚高；盖自美国有史之始，即留意于普及教育。少年之不能读书者殆不可得，教育之广由此可测。

美国共和既成之后不久，法国共和继其踵而起。法国于其宣告独立之前本行君主之政，行政之大权操于国王之手。人民既从未与闻政事，又无自治之历练，骤然设立共和之制，其试验遂拙劣不堪。其结果则多年之间乱象丛生，军人政府之暴虐相继而起。拿破仑既败，赖他国之干涉，君主之制乃复。一八三〇年之第二次革命，其结果仍为君主之复辟，惟平民之权大增。一八四八年君主再被推倒，代以共和，拿破仑之侄乃被立为大总统。然此大总统又弃共和而自立为君主。直至一八七〇年普法之役而后，拿破仑第三见倒，最后之共和乃立，迄今已历半世纪，而其照现状延续之望甚大。

法国之共和诚有永存之望，然此永存乃百年政治革命之结果耳。百年之间，赖一番奋励不懈的教育之功以立其基，而人民之政治知识以增。人民复得与闻政事，于是获自治之历练。此法国共和之所以成也。法美两国于国家之难题——即政权授受之难题——皆已得其解决。法国之大总统由国会选之，美国之大总统由人民选之。此两国之人民因与闻政事而皆有自治之历练。且此五十年来，此两国皆重普及教育，广设学校，由政府补助之。故此两国人民之智识程度颇高。

因法美两国所立之榜样，十八世纪之末，中南美之西班牙属地亦相继宣告独立。其时诸国情形与美国颇相类。当其宣告独立之际，共和之制似最宜于其情形。盖一则既无帝室以率其民，一则北美之共和又为可法之良例。其时舆论一致以为：共和之制既为理想之制，则于任何国、任何民皆宜。此念遂迅速传布，几于国国皆成共和。然此诸国之独立乃历艰苦之斗争而后得，叛乱之气一经鼓动，便难于短期内压伏。而教育其时既未普及，人民之智识为低。其所长者，专制之术耳。事无难于在人民智识低下之国立共和者也。故此诸共和之国虽勉强欲保共和，而无善果。其结果则中南美之诸共和国成一出活剧，内乱相寻无已。其军人首领迭起而攫政权。间或有太平之时，然此太平不过赖一二强人以铁腕把持而得。然此等强人绝少留意于教育之事，从未闻其设一学校。至于其治下之民，则不许其与闻政事，以熟其政治之历练。其结果则当权之人一病一死、铁腕一弛，欲篡国权者立起；而继承之难题既无惬当之解决，则太平之时所已有进步之种种事业，无一不被扫荡以尽。其甚者乱象至于举国无政府。于是全国社会与财政之根基皆被践踏破坏于足下。今日墨西哥之情形，在中南美其他共和之国中已重演多次。盖政治与财政之情形不宜而采共和之制，其结果只能如此。狄亚士者，一军人首领也，曾操国权于其手；及其为墨西哥大总统，似政治之难题因而解决矣。然狄亚士不兴教育，反压迫其民而不许其与闻政治。及其年高而势衰，叛旗一举，遂尽失其所把持。自狄亚士被倒以来，该国军人首领互相攻战，其乱至今日犹在滋长。以目前之情形论，欲解决墨西哥之政治难题，舍外国之干涉别无他法。〔原文如此。〕

然中南美之诸共和国中，亦有进步颇佳者，其尤著者为阿根廷、智利与秘鲁。前二共和国于采共和之制后不久亦曾一度失序，然其后太平渐复，人民得享安宁。至于秘鲁，其共和政府成立以来虽亦有乱事，而其共和之生命大体是平静的。然此三国皆以极大之力推行立宪之政。远在十九世纪之前半，阿根廷与智利已在进步上互相竞胜；至于秘鲁，其人民即在帝制之下亦被鼓励与闻政事。故此三共和国之成，非偶然之事也。

考中南美诸共和国之经验、与法美两国之历史，可得两点，为吾人所当细加斟酌者：

一、欲使共和之国元首继承之难题得一惬当之解决，必须该国已广设学校；必须以耐心的普及教育之功，使其人民之智识达于高的程度；并必须予之以与闻政事之机会以获所需之历练；而后共和之制乃可采行而无害。

二、可以断言：在人民智识低下、于政治既无历练亦无知识之国采共和之制，必不能有善果。盖大总统之位既非世袭，继承之难题遂无从惬当解决，其结果必为军人之独裁。或可得一短暂之太平，然此太平之期通常与乱期相杂；当此之时，野心过分之人将起而互争政权，而随之而来之祸将不可救药。

尚不止此。今日之趋势为：欧洲及其他西方列强将不容军人政府存于世；盖经验昭示：军人政府之结果为无政府。而此事于欧洲列强之利益关系极大。彼等之财力影响既已伸张如是之远，其资本以及各门各类之商业事业已达世界之每一角落，则为和平计，彼等对一国当采何种政体，必不惮于表示其意见，虽则彼等并无干涉他国采行何种政体之权。盖非如是，则彼等无从望其所投之资本得应得之利。此见若推至极端，则一国政治之独立或将被干涉，乃至其政府亦将被以他种机关代之。为达其见而须有此等步骤，列强必不惜为之。故此后凡一国之自择政体，若其结果为革命不已，如上世纪南美之例者，皆不见容。故此后之政府，当就维持和平所应采之制细加斟酌；否则受制于外人将不可免。

今试就上列各点于中国之政情有何意义论之。中国以专制君主之制之失，久疏于民众之教育，其智识之所造遂低。又有一事：其民从未于政府之所为有发言之权。故其民无议政之能。四年前，专制之君主忽变为共和。此举过于骤然，不能望有善果。倘满人非为举国所欲推倒之异族，则其时所可采之上策，为存皇帝而渐导之于立宪之政。考察宪政诸臣之所拟，倘循序渐进以至于完备，本甚切实可行。惜异族当国之感于民为苦，而保存宝座为万万不能。于是君主被倒，而采共和之制为唯一之途。

由是观之，中国此数年来于立宪之政实有进步。然其草创之阶段则非理想。倘有一为国人所敬之王室血胤出而效力，其结果或可佳得多。以今日之情形论，中国于大总统继承之难题尚未解决。今所有之规定未为完备。大总统倘有一日去其权，则他国所经历之种种困难将复见于中国。他国之情形与中国所有者相类，其危险亦同。倘因此难题而生内乱而不能立予戡定，则局面竟至危及中国之独立，实在可能之中。

然则今日之情形下，凡以国家之利为念者当持何种态度？其当主张共和之续存乎？抑当建议改为君主乎？此诸问题难于作答。然吾可无疑地说：君主之制较共和之制更宜于中国。盖中国之独立苟欲维持，则其政府当为立宪；而就中国之情形、以及其与他国之关系而论，采君主之制以成立宪之政，较采共和为易。

然当记者：欲使共和改为君主而得最佳之结果，下列各点无一可以省略：

一、此种更改不得激起中国人民或外国列强之反对，致使共和政府所极力戡定之乱事复见于中国。盖国中今日之太平，当不惜任何代价以维持之，俾无危险由此而生。

二、继承之法苟不明定至于对何人当继绝无疑义，则由共和改为君主亦无善果可言。关于不可容君主自择其继统者之必要，吾言之已足。皇帝之权虽大于大总统，然当多数人民一无所知之时，其为人民所敬亦更甚。然此种更改之理由，若不过为增元首之权而继承之问题并未明定，则此理由不能成立。盖继承之确定，正为君主之制优于共和之制最显著之一点。

三、政府苟不为立宪政治之发展作出规定，则由共和改为君主亦无永久之利可得。盖中国欲于世界列强之间占一相称之位置，则其人民之爱国心必须培养，俾政府之强足以应付外来之侵逼而有余。人民苟不得与闻政事，其爱国心不生；而无人民之真心相助，则政府不能强。盖人民之所以助政府者，因其自觉为政府之一部分也。故政府当使人民明白：政府乃以造福于民为的之机关；并使人民明白其有监督政府之权；而后政府乃能成大事。

以上所举各点，于共和改为君主皆不可缺。所必需之条件是否具备，当付之于深知中国、并为其将来之进步负责者。此诸条件苟皆具备，则吾无疑：政体之更改将于中国有利。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份备忘录中头一个耀眼、并把其余一切都挤到一边去的地方，是使古德诺博士为难的头等难题，并不是巩固一个两年前才为一切条约国所承认的新政府，而是这个国家至尊之位的继承问题——而这一点，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那场政变之前便已依法通过的正式宪法的那一章里，早已有了周全的规定。可是袁世凯在那场政变之后头一件着意的事，便是在古德诺博士等人的帮助之下颁布一部假法律，它除了他个人的意志之外别无凭据，还配上一套繁文缛节：三位候选人的名字要存进宫苑石室的金匮之中。这套戏法既然向来摆明了是权宜的，那么这位博学的博士唯一的解决之道，便是建议推翻这个政府；以立宪君主之名恢复帝制；并借一场新的阴谋，在中国去做全欧洲久已行将放弃之事——即以一家之治取代一国之治。

如今这些主张倘若由一个受官方雇用的人在中国以外任何一个国家郑重提出，很难说会闹出什么来。就是在中国，倘若一个英国人刊布、或使人刊布这样的东西——尤其是在袁世凯一再声明凡欲把王笏硬塞给他者必使他离国终老异乡之后〔原注：这个题目上引用最广的，是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一个星期各京报所刊的、大总统袁世凯同统率长江下游各军的冯国璋将军那场值得注意的谈话。这份谈话由外国访员电传全世界。说到外间盛传将恢复爵位以为帝制之先声，大总统声称：他即便夺得宝座也不会增加他的权力；至于把帝位的黄袍传给他的儿子，则没有一个配得上这份荣耀，那将意味着任何新朝的垮台。这时冯国璋将军插嘴说：华南的人民终究不会反对这样的变更，只是他们觉得眼下谈这个为时过早。于是大总统面色一沉，提高了嗓音说：「你们和别的人似乎仍旧相信我怀着秘密的野心。我确凿地声明：当我送我的儿子们去英国读书时，我曾私下命人在那里置了一小处产业以备为家。中国人民倘若坚持要我接受这王笏，我便离开这个国家，到国外去度我的余年。」这场谈话不但不曾被否认，而且有人向笔者证实其大体不误。〕——我们说，那个英国人本是要依《领事法令》被即行下狱的，因为可能引起骚乱与广泛的内部动荡，这一条便足以迫使英国法庭采取行动。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一个美国人说出了一个英国人不敢说的话——即一九一五年的中国有理由再来一场革命的运动？第一，是一种肤浅到这种地步的历史解释，加上对当代政治思想那样惊人的略而不提，以致很难相信这个国家的需要曾被丝毫认真地对待过；第二，是在中国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比较中，蓄意撇开了那个头等重要的种族因素；最后，是对那些远为中华文明最突出之处的智识品质全然无知。

古德诺博士的手法简单之极。为了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从而蓄意不理会眼下这场天翻地覆的战争的教训——他把积满灰尘的几百年翻了个遍。三百年前便已消失的英国共和，被抬出来当作共和之国所面临的危险的例证，虽然很难看出一场在代议政治这个念头尚未被人懂得之前所作的试验，同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相干。可是还有更糟的。他蓄意断言那个共和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克伦威尔既没，继承之问题难于解决」。英国的史家对这个古怪的不实之词，无疑有许多话可说：它以最误人的方式把历史上极有趣的一章一笔带过，而且丝毫没有告诉中国的政治学子：在盎格鲁—撒克逊各民族中间注定要彻底失败的是军人政府——而不是共和制——而这正是克伦威尔那一套之所以消失的唯一缘故。即便在处置他自己国家的历史时，古德诺博士似乎也以荒唐为乐。因为他说：「美国人民之心既深染于共和之说，共和之政体遂成举族之理想」；随后又像是要驳倒自己似的加上一句：「倘当日革命军之首华盛顿将军有意自为君主，或亦能成之。」我们不知道美国人会怎样看待这一类对他们历史的解释；可他们至少不会看不出它在中国催出了何等凄惨的结果。对十八世纪那个试验性的法国共和、对中南美旧日的西班牙殖民地、尤其是对墨西哥，古德诺博士都是同一副笔调。那些即便在穷尽一切的长篇论文里也只能试探着处置的宏大运动，被几句误人的句子打发掉了，而那些句子的措辞，不过是为那个必至的高潮做个引子——即一九一五年以袁世凯为皇帝的中国立宪君主制。

然而这还不算完。他仿佛被自己如此存心得出的那些结论吓了一跳似的，在备忘录的末尾，他又以声明必须具备三个办不到的条件才能成就中国的帝制复辟，把那些结论化为乌有：一、不得激起反对；二、继承之法须妥为定下；三、须为立宪政治的发展作出充分的规定。这些条件是办不到的，这一点远东人人久已承认。古德诺博士倘若对中国历史的进程稍加留意，本会知道：甲、任何篡夺宝座之举必然引起中国的叛乱与日本的干涉；乙、袁世凯的权力纯属个人的，因而以人类智力所知的任何办法都传不给任何儿子；丙、袁世凯所有的儿子都不成器，长子还半身不遂；丁、立宪政治同东方那种纯属神权的王权观念，是如此针锋相对，根本不可能并存，任何宝座的重建事实上即是神权之治的重建；戊、他虽然老是说人民政治知识低下，可中国人自极古之时起便有一套极完备的地方自治形式，而当日政治上的难题不过是把这些地方的形式收拢起来、用某种集中的制度表达出来；己、所谓中国人不爱国一说是子虚乌有，这个念头之所以流传开来，是因为外国人对某些根本事实的全然误解——譬如在帝制之下外交乃皇帝一人之事，而一九一一年以前各省的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的邦联，同汉萨同盟那样的中世纪安排相仿——这样一个各省的邦联并不过问任何在它日常经济生活之外的事，譬如疆土的宗主权、边界问题、或海口往来的规范等等，因为这类事对它是没有意义的。直到甲午战后（即一八九五年以后）外国的侵夺把种种问题从帝国的边缘带进了人民的经济生活，他们的自尊才被触动；于是尽管「于政治既无历练亦无知识」，他们却忽然显出一种了不起的爱国之情；而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历史，唯有把这一要害之点——即中国人爱国心的真实——摆在中心，才说得通。

不过这个题目再追下去也没有用：我们说得已经够多，足以揭出那班人何等轻率——他们本该一开头就明白：新中国于这个民族是生死攸关的事，而外国人头一件该做的事便是支撑这些新的信念。古德诺的备忘录一经刊布，便被派上了恰恰是那些卑劣的用场，而凡对中国稍有起码了解的人都本该预见到的：它干脆被肆无忌惮地利用了，其中的建议被施行的方式，只会使人对那班人更加鄙夷——他们抓到什么手段便用什么手段去推那场帝制的阴谋，而且并不讳于把有身份的外国人当作他们的工具。

十帝制运动遭到反对——学者梁启超的呼吁

我们已在好几处说到学问与文字的号召在中国的治理中所扮的那个不寻常的角色。非得回到罗马帝国诞生的年月、搬出西塞罗那个伟大的身影来，才能明白那些公认有智识品质的人的声音对这个民族影响之大。梁启超约莫四十五岁，久以文字之工著称，也以这样一种本事著称：他虽不通任何一种西方语言，却把欧洲的政治学说与实行阐说给他的同胞听。议会政治所需的许多确切的名词，都出自他的脑子；他的心智随着中国近世的成长而成长，而且相当神奇地适应了二十世纪的要求。他是一八九八年的维新者之一——即那一小群忠心的人，他们在康有为之下几乎说动了那位命途多舛的光绪皇帝，顶着官场凶猛的反对去推行一套使这个国家近代化的方针——他的武库里备着一切可以用来反对袁世凯所拟篡夺之举的论据。他确切地知道该往哪里刺、该用多大的力气；他把自己全心全意地投进了这件事。他正在为中国人民撰写这篇辩状的消息一经传开，各方的势力都使了出来，要阻止这篇灾难性的文字刊布。有势力的说客被派去求他，请他记着中国所处的国际局面何等危殆——这样一个局面若再受不和的拉扯，必致公开的大祸。他一时踌躇着不肯发出他这一记反击。可是共和党终于说动了他，给这个暴君以必要的一击；于是他那篇如今已负盛名的对元首的指控刊布了出来。

它的效果是立竿见影而极其深远的。人们明白了：武装反抗已在空气里。这篇奇特的文字中弥漫着一股几乎是《圣经》式的激昂，显出一种不寻常的道义上的愤慨。他对墨西哥狄亚士之治那番高明的剖析、以及他那种一面始终装作在考察那位墨西哥人的行径、一面往袁世凯身上刺的手法，赢得了一个喜欢旁敲侧击的民族的喝采，也充分证明大乱正在酝酿。这篇文字在中国各处被传读，也处处得到赞许。它虽经翻译而有所损失，其文本仍旧异常有趣，可借以窥见中国人的心智；而其中对政治名词那番穷尽的考究，表明中国人总有一天会把他们创造的天分带进他们至今不曾公开涉足的领域。尤其有意思的，是把这样一个人的议论同杨度那样一个末世之人的议论对照着看。

从共和到君主

吾于论列之前，欲先明二事。其一，吾非以耳为脑、醉心于共和之说的维新者之流。故吾于共和之政体既无所偏袒，于他种政体亦无所左右。此征诸吾十年来之文字可知。其二，吾亦非重视一姓存亡的老成守旧之辈。此等所思，不过求自适于现状者之所思耳。人苟欲不存成见地考察国家今日之局，必须置任何一家之兴亡于度外。惟明此二事者，乃能真解吾之所论。

一、国体问题

吾昔尝言：吾侪为政论家者，当论政体，而不当论国体。勿谓此为文字之游戏，此实一切论政者所当遵而不可离之原则也。其故在：论政者不当论国体，亦不能论国体。其不当者，盖国体之问题一日不定，则行政之大部分一日停顿。如是则无所谓政局，亦无政治问题可议（此处政治一语，其实即行政）。故论政者苟干预国体问题，则是导国家入于政治不安之境，而撼其民所立之地也。此等论者，譬犹人不升阶而欲入室、不乘舟而欲渡河。

其不能者，凡推动并驾驭一国体之变、或其反之者，其力通常不出于政治。时机未熟，则论者鼓吹之词虽多，亦不能促之；时机既熟，则论者之言亦不能阻之。身为政论家而耽于国体问题之讨论者，是不知其分限与能力也。此于当路之政治家与论者同。盖当路之政治家，其首务在于现存政治之基础上谋行政之改良与进步。逾此一步，即为革命与阴谋，非心术端正之政治家或政治人所当有之态度也。此自消极一面言之也。

自积极、即进取一面言之，亦有其界限。此等行为在此种政体之下为政治活动，在彼种政体之下亦为政治活动。然此非政治原则之问题。惟当一人牺牲其毕生所主张所珍重之理想时，原则之问题乃生。故「重政体之实而置国体之名于后」之大原则，乃无施而不可者，一切论政者皆当遵之。

二、反对变更之论

无一政体为理想者。其存在之理，惟视其所成就者而断。以理论之结论为据，而人为地武断何者当取、何者当弃，此愚之至也。然徒愚，犹不足深责。若一人于某种政体先怀成见，而为证其成见之不谬，乃独力人为地造出一种局面，则其于国家之危害将不可胜计。以此之故，吾之见解向来是不反对任何一种政体。然凡有人于吾侪实际所处之政体以外鼓吹他种政体者，吾则未尝不反对之。昔者国在君主之下，有欲播共和之说者，吾反对之，而所以申吾见之论著不下二十万言。即迟至革命爆发后第九月，吾犹刊一册，题曰《中国立国大方针》，此吾为维持旧政体一抒己见之最后一试也。

吾于当日之皇室有何恩义？彼非尽其力之所及以迫害我、羞辱我者乎？若非革命，吾至今犹当为逐客。且吾非童稚，于当日政府在人心中所造成之失望知之甚悉。然吾冒举国之反对，而欲延垂死之朝命。吾别无他意，惟以为：举国苟能合力于当日之政体下改良行政，则吾侪之望或尚有实现之可能耳。吾之所以如此信者，因民未受变更之教育也。国体苟于民未受教育、未习于新秩序之前而变更，则数年过渡之期，其危险与艰苦将不可数计。某种情形之下，此且可致亡国。即令幸免亡国之惨，而行政之进步因之迟滞所受之损，亦不可复。追思往事，良为痛心；然读者倘肯再读吾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两年在《新民丛报》之文，当见民国所历之一切苦难，无不应验当日之所预言。其阴沉之发展，一阶一阶地展开，无不如吾所言。惜乎吾虽泣而恳之，而言不见听。此则国体变更之后果也。

然吾侪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之说又及于身。此说之所由起，吾不能确言。表面上发端于古德诺博士之论。然古德诺博士是否果发此论、发此论者又何所为，吾不能言。据其告北京某报访员，彼从未发表人所加于彼之见解。虽然，吾终不能不有所疑。凡古德诺所称发之言，就君主共和两制之优劣作为抽象讨论之题者，诸如国体须与一国之一般情形相宜、以及吾侪当自中南美诸共和国取法云云，实皆极简单、极易推得之点。奇哉！政客与学者多如林木、如溪中之鱼，而历年竟不曾留意及此简单之点；今忽奉之如神物，只因其出自一外国人之口耳。岂非外国博士便无人能发见此等事实乎？即如吾此等浅学之人，其学不及彼万分之一，而十余年前已先言博士之所言；且吾所言更多，所论更为周备。吾无意自道其所作，然请读者一翻《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立宪革命两派之争》、《中国立国大方针》等等。所憾者，吾目不蓝、吾发不褐，故吾言不见纳于举国耳！

三、已判之案

吾非谓共和之制其优劣不当讨论，然讨论之时已过。讨论之最佳时机在一九一一年革命初起之时；自是以后，则不当更容讨论。倘于长江湖口二次革命起时、或于大总统正式就职之前、或于列强正式承认民国之前提出此题以供讨论，犹有可说；然即在当日，其说亦弱。诸君主张君主之人，其时安在？其时何不举世界一大学者之论以为讨论之题？何不举美洲诸共和国之例以为吾侪之戒，谓此等共和绝非太平？乃当此之时，识时之英豪日日推共和之业以前，言共和为天下行政之万应灵药、言共和于中国史上非新事物；而如吾此等卑微无知之人，其时羁旅异域，独以共和之不宜于中国为忧，著文以申其见，泣至于目枯。

诸君岂不知国家者至重之物、不可轻扰者乎？何得以之为试验、待之如以柜置于死穴之中，曰「姑置于此，日后再理会之」？国体之于国，譬犹男女之婚。当议婚之时，宜尽其慎。女子于此时当审其所将托终身之男子是否足以相配。当此之时，其亲友有指其危险或误会之责，虽拂其意亦所不辞。若于此尚有余地可改之时听之而不问、且不顾其不相宜而促之成婚，则事后又有何权向为人妇者冒昧进言，谓其夫非可托以终身之人？此岂厚道之所为耶？

共和之业倘诚足以致国于亡，则诸君主张君主之人，已置此国于永无独立之望之地矣。诸君正是竭其力以灌输并推行共和之业者也。谚曰：「今日如此，何不当日？」人生能有几日，而诸君不餍于一大罪，乃复犯其二？民国之立未久，而诸君共和之老宿，今日乃为倡言推倒共和之首。诚哉！吾一曾反对共和之人，今乃反对诸君，事亦奇矣。无奇于此者，亦无更关乎命运者。

然今之论者曰：与其为专制之共和，毋宁为立宪之君主。夫立宪与否，行政之问题也；共和与否，国体之问题也。吾侪向以国体问题不当讨论，而当论者乃行政之实况。行政苟立宪，则国之为共和为君主无关也；行政苟不立宪，则共和君主俱无济也。是故国体问题与政体问题之间并无关联。谓欲改良行政则必须变更国体，此谬说也。此念苟得一时容身，则即在立宪之国，其变更亦将无已。而尤可怪之悖论在：昔者论者谓惟共和可立宪而君主不可；今之论者乃谓惟君主可立宪而共和不可！

四、大总统与宪法

吾于论诸君之说是否合理之前，且为立宪下一简单之界说。吾之论敌当与吾同意：立宪政治之要义在立法之机关常与行政相权衡，而行政之权之行使常有一定之限。彼等亦当同意：所谓立宪君主之最要之点，在君主当为虚位，而责任内阁之设为不可少之伴随。此等简单之理苟经承认，则吾侪当以此说付之讨论。请问：谁当为君主？直言之，吾侪心中之人是大总统乎？抑他人乎？（大总统既一再声明决不允为皇帝，则吾此说于其人格实为大不敬，然此不过悬揣假设之词，尚乞恕之。）若另得他人，则大总统将何以处之？大总统久负国家之重，就其一身而论，必甚愿去位而退居林下；然吾侪能想象举国肯容大总统引退乎？倘不能，则吾侪将请大总统于一虚位君主之下组责任内阁乎？纵令姑且假定大总统为爱国之故肯牺牲其素志、俯从举国之愿，然以举国所倚之一人置于国会之路，实为危险之至。故谓以大总统以外之人为君主便可得立宪君主之政，此说虚妄而无据。

然则以今之大总统为君主乎？大总统自必不允。姑置此不论，假定大总统为国家永久之福计肯牺牲一切以副民望，吾侪岂望其甘为虚位？虚位之君主，借西人之语，乃一肥豚、一豚鼠耳，即只堪作贵重之摆设。当此局面极危之时，而以如此宝贵之人置于如此闲散之位，其为智乎？

纵令吾侪甘使大总统为虚位，而责任内阁能否组成仍为一问题。吾非谓大总统不容责任内阁存于其下。吾之所论在：以吾之所知，无一人望足以服众、而能担荷袁大总统之责者。舍大总统外，谁能应吾侪种种之难？苟择一常人而使之任此重负，则不但其才之不足将使之不胜其任，其无镇服之望亦将使之不能行其权。正为应现状之要求，内阁制乃改为总统制——此于积弱之行政实为极佳之更张。此后二三年之情形，与今日不致大异。故谓国体一变而行政便可一夕转好，若非欺愚民之恶言，即是书蠹之可笑妄论。是以谓大总统苟允为君主则立宪君主之政立随而至，其说亦谬。

今之以立宪之理为其君主之说作盾者，其于「宪法」一语岂别有界说乎？清朝季年自以为有宪法矣。吾侪承认之乎？又请问论者：国体一变，宪法便能毫无窒碍地施行，诸君有何保证以相付？倘不能出确切之保证，则所鼓吹者不过专制君主，而非立宪君主耳。既不像立宪君主，则吾侪尽可断为帝制之专制。因厌共和之弊而使之变为帝制之专制，吾不能以为良策。因种种不得已之故，共和之国暂用专制之法，虽遭剧烈反对亦尚可恕。然今之论者所拟之策苟付诸实行——即许以宪法而吾侪允采君主——则当过渡之时必须向举国明白许下：立宪之政将成事实。倘许诺既下，而又谓现状足证专制之法当继续，则吾恐举国之于元首将不复如此宽容。外假立宪之名，内行非立宪之实，此清朝所以亡也。前车之鉴不远，请以为戒。

五、君主论者之谬

若今之论者果诚心于宪法，则吾不解彼等何以信此事在共和之下不能得，而必迂回假道于君主以得之。以吾之见，今日中国采行宪法之真障碍在于现状，即官吏之态度与人民之传统及其智识程度。然此等障碍非由采行共和而生，故不能望其随共和之去而去。譬如自大总统以下至京外各衙署之末吏，人人皆倾向于不受法律之拘、而以随意行事为便。此立宪政治之最大障碍也。此与国体之变与不变何涉？又如人民之于政事无兴味、于政治无知识、无政治之道德与力量、又不能组织正当之政党以用一不可侵犯之国会，亦皆为立宪之障。此与国体之变又何涉？吾若一一列举此等障碍，屈指数遍而犹未尽。然显而易见者：此等障碍无一可归咎于共和。

谓共和之下所不能得者，一采君主之制便可立得；或谓君主之下所能得者，共和之世永不能得——此非吾此等愚人之所能解也，虽吾已搜索枯肠以求一正当之理。

吾之见解为：中国苟果诚心于宪法，则大总统当以身作则，视《约法》为神圣不可侵犯，并责其属下亦如之。约法之一字一句皆当奉行，不得稍逾其限。

同时尽可能多予人民以熟悉政事之机会，勿窒民之志、勿弱民之力、勿沮民之兴、勿摧民之自重。则数年之内吾侪当收其效。苟不为此，而徒咎国体，则吾侪正如朱子所云：舟不能行，反怨溪曲。

主张改为君主者最有力之论，在总统选举之时极有生变之可能。此诚为真危险。正为此故，十年前吾不敢附和鼓吹共和者。论者苟欲以此点攻吾以自张其说，吾劝其不必另撰一文，但将吾昔年之文重印，吾以为当更有效。然幸而吾侪已得一较有效之补救。盖依最新之《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之任期实等于终身。故此等危险决不能于大总统在世之时出现。吾侪所当虑者，乃现任大总统弃世之后将如何耳。此事吾侪自不愿触及；然人人——即耆宿亦然——终有一日须死，且让吾侪坦然面对之。天若佑中国而容大总统为国效力十年以上——其间彼能伸政府之威、澄清吏治、蓄其力、固其国、去一切隐患——则共和君主之间无可轩轾。天若不肯如此见佑，而于大总统大业未及其半便夺之去，则中国之命已定。无论何种情形，国体之变更皆无济于事。故中国之得安与否，全视大总统寿命之长短、以及其一生所能成就者为断。国之为共和为君主，其后果一也。

诸君犹疑吾言乎？请更深剖之。共和与君主之异，惟在元首继承之法而已。显然：继承之法虽可于元首在世之日定之，然非至其死不能生效；而其所期之效能否副其所望，则视两事为断：其一，前任之功业与个人之威望于其死后能否犹存其效；其二，元首既死，有无无耻不轨之觊觎者，若有，其人几何、其所执之争点是否有据。以此为衡以观将来，则国之为共和为君主，所得之结论一也。

六、《大总统选举法》

然《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继任者由前任提名，其名藏于石室之金匮。大总统今日一面可以广其功业、厚其威望，使举国乐从其意，至于身后亦不欲违其遗命；一面又可暗察可能生乱之由，而采相宜之法以防之去之。乱源苟在法令，则改其法令，使不得为觊觎者之具。乱源苟在其人，则培植其人、导之以正、置之于相宜之位，使免于诱惑。同时望大总统慎择其继任之人，以终托国家之重（依《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得随意提名其所欲者，或其子或他人）。置所提名者于有责任之位，使其为众所知；予之以实权，使其立其威望。而于金匮之中，置其名于其他无足轻重之人之前。如是，则启匮之日，绝无可争之地。

每一任大总统苟皆如此，则此制可行数百年而无断绝之虞。否则吾侪所可恃者，惟纸上之帝制耳，此则更不足道。一翻中国之史册，可见帝王之世，父尸未殡于堂而诸子已阋于宫墙者何其多也。由是观之，国家安危之隐因，并不在共和或君主宪法之虚文也。

七、独裁者狄亚士之例

论者举墨西哥为例，谓其有五人争总统之位相持不下；又举中南美诸共和国以及葡萄牙之内乱，以为共和不如君主之确证。吾想此等论者之意，以为此等乱事苟使诸共和国皆变为君主，便可尽免。且让吾告之：狄亚士治墨西哥三十年，至去年五月始以流亡之身而死（月份吾不能确记）。墨西哥之争苟果为争继承，则此争当至今年始起。且苟必须有一君主以免乱事，假使三十年前狄亚士有一古德诺博士为之进言、有筹安会一流之人为之播散，又假使狄亚士毅然从之而自立帝制，则墨西哥自此便得万世之太平乎？

狄亚士苟登大位，吾敢断言：其帝制尚未及施行、其人尚未及为新朝可傲之开创者，彼早已流亡异域矣。其所执之帝诏，将不过一纸空文。彼在世之日尚不能止叛乱，安能望一虚空之帝制于其死后止之？此童子亦能见之。墨西哥之乱，无论在共和在君主，皆不可免。何以故？以狄亚士假共和之面具而实行专制之事也。其在位三十年，从不致力于国家根本之强固，而勤于固其一己之位。彼屯重兵以自卫，俾可慑服其民。又恐兵骄而不驯，乃挑其不和，俾得玩之于股掌。凡反对之者，彼一概放逐，惟恃武力。其待真正爱国之士，或以白银买之而败其品，或以暗杀去之。彼好虚荣，挥金如水。于外国资本家则漫无节制地借贷，于墨西哥之民则横征种种苛税。于是民力为之竭、国用为之尽，终成一不可收拾之局。十年前吾于《新民丛报》著文，谓狄亚士为无双之骗子。吾当日即言：其死之后，举国之祸将及墨西哥，而墨西哥之国将沦为影子。（吾友汤觉顿君亦于墨西哥内乱未起之前著文论此，且更为周备。）狄亚士之幸，在其以共和之面具而治；惟其如此，彼乃能窃踞总统之席三十年。彼苟图为帝，早已不存矣。中南美其他诸共和国亦然。其大总统几无一例外，皆以武力为登总统席之阶。以武力相求者，至今未见其止。国之不宜于共和固为一因，然吾不能同意谓此为唯一之因。

至于葡萄牙，由君主变为共和而内乱未止，诚然；然葡萄牙之成共和，岂非正为内乱之结果，而乱之起岂非正在君主之世？谓共和必招乱、君主必致治，可笑之至。波斯非君主乎？土耳其非君主乎？俄国非君主乎？

读此数国近数十年之史，看其太平之岁几何。此诸国未尝选举总统，然则何以如此不宁？

又，五胡十六国与五代十国之世，其惨其祸与今日墨西哥之局何以同样可叹，而其时固未尝选举总统？论者引客观事实为证，不当以己之好恶为取舍。否则其所欺者不止他人而已。持平而论，任何国体皆能致治、亦皆能致乱。而十之八九，乱之因在行政之情形而不在国体之形式。然不可否认者：国体苟不合于民情，则乱与争之机会较多而较易。此吾之所以不主张共和，而即至今日亦非盲信共和者也。于此一节，吾与诸君筹安会之人同。

吾之所以不决然倡言变更国体者，因年来吾心常负一不可言之忧痛：以为自一九一一年之误以来，中国将来之望已减至近乎于无。一面吾苦于吾侪之不能使共和成功，一面吾又忧于君主之不可复。此局之煎吾心者，至于有时几不自持。然举国既已似在绝望之中，吾乃得一结论：于忧之上更添其痛，无益也。故吾不出悲观之词，而以鼓舞之言振吾侪之气。然吾之力亦于此竭矣。吾友徐佛苏君五六年前告吾：中国不能免于革命，而革命之果不能免于共和，一成共和则中国必亡。吾玩味此不祥之言，欲助吾国脱其所预言者，而至今未得其道。

九、王躬自有神明为之藩卫

诸君既已切实陈说共和之国体何以不能助中国维持其存在；今且让吾陈说君主之制何以不可复。君主尊严之维持，系于一种神秘的、历史的、传统的势力或信念。此种势力能于不知不觉之间自然而然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助维秩序而赐福于国。君主之价值在此。然尊严之物不可亵玩。一经践踏，便永不可复起。吾侪刻木抟土以为人像而名之曰神，置之于美庙、坐之于华龛，则民拜之而觉其灵异。然假使有狂人推之、践之于足下、掷之于污池，又假使有人拾之而奉归其故所之圣地，则其灵已去矣。自有君主之治以来，民之视君主如神明，从不敢议其位、评其人。然一经共和之世，小民此种态度已戛然而止，无复起之可能。遍观世界诸共和之国，虽其中多数苦于共和之治，而无一能自脱共和之桎梏者。世界诸共和之中，惟法国于共和初立之后君主之制两度复兴。然其君主几乎旋起旋灭。由是可知：一国既经共和之治而欲复归于君主，其难何如。或曰中国历共和之世甚短；然亦当记：此局之酝酿已逾十年，而其实存亦约四年。当其酝酿之时，革命党人以最过分之词痛诋君主，比之于魔鬼。其意在杀民于皇帝之神秘信仰；盖惟减君主之尊严，革命之业乃能前进。而当变更之时及其后，一切公文、教科书、报章之论与社会之谈，无不以君主一语与唾弃并举。故此一辉煌之神像久已卧于污池之中矣！且置今日复辟之难不论，假使吾侪以专断之法而果复之，诸君将发见其旧日之尊严与势力已不可复得。

再自另一面观之，最自然之途似当为前朝之复。倘非种族之恨，中国或亦可再出一查理第二、一路易十八。然前朝既为满洲，此则无从谈起。倘另立新朝，则须历多年之苦功与极大之经营乃能成。即如此，亦惟少数人曾以此法延其朝命，而其所恃者，乃真以其功业服其民之心。故数年以来吾常自语：吾侪苟能复归于君主之国体，则固国而置之于较稳之基，或较易耳。而欲复君主之政，有二途焉。

其一，在现任大总统之领导下彻底整顿内政，即凡国中久废之事皆理之有条、家家安乐富足、军队训练有素、一切必尝之苦皆已「尝」过；然后大总统于相宜之机，得有大破外敌之难得之幸；则其功业之大，将使亿万之民迫之登极，而其帝位遂可传之子孙于无穷。

其二，在第二次大内乱之后，举国陷于极度混乱、被割为小小独立之邦，而大总统戡定之、合之为一帝国。吾侪自不当祈第二途之来，盖至其时，中华之民将所余无几。且戡定内乱者究为吾族之人与否，亦无人能必。如是则其结果与亡国相去无几。至于第一途，吾侪知有一极有能之人今居极有力之位；假以时日，彼不久将自显为成功之人。中国最后一线之望，岂不系于此乎？

十、未熟之梨

此吾所以谓：吾侪此时不当存心为民国制造麻烦，以添大总统之忧，俾其能以其雄才大力致意于大改革之创设。则吾侪最后之望终有一日可得其偿。然吾侪今日所处者何年何日耶？大危机（注：指日本的要求）方过，吾侪犹未得喘息之暇。为强邻所迫，吾侪不得已而签「某项」条约。水、旱、疫、蝗遍于吾国，遍地皆苦，而盗贼劫掠其民。在古时，此当为朝廷去其簪珥、避殿减膳之日也。今日之人乃劝大总统、促大总统登极，是何意耶？果未熟而摘之，伤树之根；胎未足而催之生，杀其母。中国最后一线之「望」倘因此仓促逼迫之举失败而灭，则倡此仓促之举者何以自解于举国之前？愿筹安会诸君思之。

《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自辛亥年八月以来不及四年，吾侪已历多少变更。青天霹雳一般，先有满清之宪法，继有「五族共和」，继有临时大总统，继有正式大总统，继而《临时约法》颁布，继而忽被修改，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之，忽而内阁制，忽而改为总统制，忽而短任期之总统，忽而终身任期之总统，忽而《临时约法》暂被置于正式宪法之法律地位，忽而又催促正式宪法之起草。大抵每一新制之寿命不及半年，此后即有一与之全然相反之新制继之。于是举国茫然，不知所立、不知所为；而政府之尊严与信用在民眼中乃堕于尘土。内政外交可供吾侪有益讨论之题甚多。诸君若欲以爱国之心为国效力，其道甚多。何必搅动平静之水而造出苦海，徒作激动人心、为国播下不和之种的无益之举？

十一、大总统之誓言

尚有一二事，言之即毕。此当为对筹安会之直言。吾所欲直问者：诸君心中之将来皇帝为何人？诸君欲择大总统以外之人乎？诸君深知：大总统一旦卸其国家之重负，则举国将陷于混乱。诸君苟以存心亡国之深谋而怀此阴谋，则四万万之民不恕诸君。

诸君心中之人乃现任大总统乎？大总统就职宣誓之时所誓者为何，天地以及中国与他国之一切生灵皆知之。谣诼固尝流传，然每一传至大总统之耳，彼未尝不以正直之怀表白，谓任何压力不能迫其改其决心。凡与大总统亲近之官员，皆曾不止一次自大总统之口闻此等语。于吾，其言犹在耳。冯国璋将军曾以大总统告彼之语转告于吾。彼言：大总统已在英国备「数间房屋」，倘民不肯宽假，彼将遁于其所备之避所。由是可见大总统之决心何如。诸君岂竟从未闻此，而无端提出此非常之题乎？局面倘至于迫使大总统实行其言而去其宫廷，诸君届时将何言、将何为？

抑或诸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谓大总统之所言未必为真，而如孔子所云：「口称不然，而必欲为之」；又自知大总统不至责诸君，乃冒此险乎？果尔，则诸君以大总统为何如人？食言而肥，无赖之所不齿。以此等行径悬之于大总统，其为侮辱之丑，虽擢发不足数也。凡犯此等侮辱者，四万万之民不当恕之。

十二、筹安会与法律

次请问诸君：《临时约法》、《暂行新刑律》、《集会结社法》、《报纸条例》、以及凡关乎惩治胆敢谋变现行国体者之种种令，诸君读之乎？诸君岂不知：诸君身为民国之国民，有守约法、奉法令之责乎？乃诸君竟敢公然召集党徒，煽动革命（政治学上革命之公认界说，即「变更现行之国体」）。司法既因诸君与大总统交契之密而无胆气以处诸君，诸君乃愈益放胆，青天白日之下行其阴谋。吾不欲言诸君为中国所谋者是何种太平；然吾所知者：法律已为诸君破坏无余。诸君苟信一国可以无法而治，吾便缄口。否则请诸君以其说见告。

显而易见者：诸君必不以空喊为足，而其所图者乃在所望之实现。即诸君所望者，为所期之君主一经立起便永世不替。然此等君主何理可以永世不替？舍其朝之法令为人所遵、而自朝廷以至小民无不实心遵之外，岂有他道？人于创立新朝之际而采违法之法，正如一人为得一妻而诱贞女与之苟合，托词曰婚姻既将议定，贞节不必固守。则婚后此人岂可复责其妻之不贞乎？身犹为共和之国民，而可公然放胆召集会议、组织团体以推倒共和；则谁能谓吾侪日后不可公然放胆召集会议、组织团体以推倒君主？倘将来又有一外国博士出一新说、又有一团体作一新活动，诸君将何辞以对？《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人于造朝之际而采此等之法，愚之至也。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立一不可为后世之法的先例，岂非最大之不幸？今日之局，令吾忧虑不小。

十三、跋语

杨度之册《君宪救国论》于吾作毕上论之后始达吾手。草草一翻，触目见下列一段：「所谓立宪国者，有一定之法律，自元首以至国民，皆不得为法律所不许之行为。善人不能于法律之外为善，恶人亦不能违法律而为恶。」此诚一段吐立宪之真精神者也。且请问杨君：筹安会——君为其会长——之种种活动，乃法律之内之行为乎？杨君善人也，故彼或能自信其未曾违法为恶；然彼岂非至少已在法律之外为善乎？倡立宪君主者而能为此等违法之举，则其所倡之立宪君主为何等物，吾侪不难想见；而其立宪君主之命运如何，吾侪亦不难想见。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谁料一如吾这般不以国体问题为念之人、且曾于诸君——杨度君——第一次鼓吹变更国体之役中反对诸君者——其时诸君为共和党人——今诸君又从事鼓吹另一次国体之变，吾乃复反对之？政体之变，进步之表现也；国体之变，革命之征兆也。进步之路导向更进之步，革命之路导向更多之革命。此理论与实际经验所共证之事实也。故凡稍爱其国者，皆惧言革命；至于吾，则向来反对革命。吾今日反对诸君君主革命之说，一如吾昔日反对诸君共和革命之说，其精神同，其所尽之责亦同。吾之信念为：国既极弱，吾侪即令时时竭尽所能以医其创、收其散力，犹恐不济。人何得以其时其力耗于国体这等无足轻重之问题之讨论，而阻行政之进步？然尚不止此。举国今已被激动而处于兴奋之境，方自问此变更不已之局何时方止。此局所造成之损失虽不为人所觉，而实不可胜计。《诗》云：「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愿论者记之——愿论者记之。

或将谓吾：革命乃不可免之事。天下惟事实不可挽回。吾何必自苦，况吾前番之努力已落于聋耳？此吾亦知之；然舍其所信非吾之性也。故吾虽自知吾言之徒劳，仍不能不言之。屈原沉于汨罗，贾谊堕马而死。问其何以为此，彼等将曰：不知也。吾曾作诗一章，中有句云：

「十年之后当思我，

举国犹狂欲语谁？」

吾生平言之多矣，而吾之言皆成为其发之后十年人所玩味之题。然吾之言从未有于十年之内引起吾同胞之注意者。此吾言之不幸耶？抑吾国之不幸耶？吾之所望者：十年之后，国家不至有玩味吾今日之言的机缘。

十一梦里的帝国

「民意」与列强的举动（一九一五年九月至十二月）

梁启超那篇呼吁的效果立刻显了出来：遍布全国、构成一支如此可观的力量的那一大批「读书人」之中，响起了不祥的嘟囔。虽然如此，却不曾有人公然对北京的权威有所举动。虽然文字界与开明的中国此刻已彻底确信袁世凯所拟施行的那场篡夺将是国家的耻辱、并将招致极深远的纠葛，这股力量却过于散漫、又过于被军人所制，无法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立刻组织起积极的反对。袁世凯把这个局面掂量得极准，又明白倘若民众跟着读书人走，他很容易成为万众所憎之的，于是决意把自己置于这场争论之外、之上，把全部责任推到参政院头上——那是他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政变毁掉国会之后、立起来充数的一个傀儡院。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他给该院的咨文中声称：他虽以为此时变更国体并非其时，然此事须极慎重而郑重地加以考虑，他相信该院必能如此。变更之重大有如今日公然鼓吹者，若操之过急，或将生严重之纠葛：故当以投票之法征询国民之意。他就以这么一句告退之词，正式地在一场他本是首谋的阴谋上洗了手。

参政院此时公然把自己交给了那个由君主派的册子作者杨度所发端的计划去成就。这个人虽仍以运动的领袖自居，实则不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工具，此人名梁士诒，是全国闻名的、这场革命所抛出的最不择手段而最机敏的政客。此人有据可查地深涉过许多桩暗杀，一九一二年袁世凯又用他去劝满洲皇室退位；他以交通银行总理的身份上下其手，短短四年便积起了巨富——该行因把持着一切铁路的收入，即便中央国库空空如也，它手里也总有款子。他使自己在财政上成了袁世凯不可或缺之人，于是被公认为宝座背后的那股力量；因为他虽因外国人的鼓噪而被免去总统府秘书长的旧职（那个位子他曾用来四处卖官），却每天都是总统府的座上客，而他的党羽每天都在牵动那许许多多的线。

参政院此刻所采的计划，是使各省经「筹安会」之手把请愿书如潮水般涌进北京，要求以百姓唯一懂得的那种政体来取代共和，而「立宪君主」这个名目之所以被选中，不过是一件政治上的橱窗摆设，用来讨外国人的欢喜。幕后有极大量的组织工作要做，预备工夫才算齐备；可是到十月六日，这个计划已进展到这个地步：为响应「如山的请愿」，参政院以代行立法院的资格通过了一部所谓「造王法案」，其中订下了繁密的章程，要把讨论中的问题交各省公决。照这份天真的文件，各省要组成选举团，选民投票记录之后，送到北京核查。文中也略微设法遵照古德诺博士的进言，尽量使社会各阶层都有特别的代表：因此在投票中规定要包括「硕学通儒」、商会与「华侨商人」，其票由他们的特派代表直接记录。为使各处的结果一律令人满意，整个选举被绝对而毫无限制地交到了各省高级当局手里，并请他们对此事予以最恳切的注意。

袁世凯为答复这个法案所发的申令中，仅仅限于把选举与投票的管辖交给地方当局，因为他稳稳地知道这场阴谋的每一个细节都已事先周密安排妥当。到这时候，北京各使馆已深知一场严重而危险的运动正在被积极推行，而且公开显出了几分不安。人所共知：日本身为袁世凯积极的仇敌，是不会永远缄默的；十月二十八日她果然会同英俄两国，向中国外交部正式询问这场运动的意思。不过她小心地声明：她之所以有此举动，纯出于对普遍和平的关切〔原注：袁世凯在帝制运动中如何被日本官方设下圈套，近来远东报纸上广为引用过一个极可注目的例子。下面是一家日本（本国文字的）报纸记述的大意，可见日本政客如何利用报纸：

「……当这个问题在中国被热烈讨论之时，大隈侯爵接受报界访问，声称君主制才是适合中国的政体，倘若君主之政复兴，袁世凯是唯一适于登上宝座的人。大隈侯爵这番话在日本各报刊出之后，袁世凯自然断定：以大隈侯爵为首的日本政府对他与帝制运动是抱着好意的。因此可以想见：当他后来接到日本政府反对在中国复辟君主的警告时，他的惊诧何等之深。当这位侯爵前后不一的举动在日本众议院被提出质问时，这位前首相毫不迟疑地断然否认日本各报所加于他的那番话，就这样大胆地推掉了那份其实落在他身上的责任……」〕。虽然如此，她那份警告的口气是明白无误的，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因为头一年五月关于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并不曾被人忘记。十一月初，中国外交总长口头答复这些交涉，说这场运动已进行得太远而无从停止，并坚称各国对治安无须有何顾虑。协约各国——此时已连法意两国在内——对这个答复不满，重提交涉，几天之后得到一份正式照会，其中作出绝对的保证：法度与秩序必将尽心维持。协约各国被这份强硬挡了回去，又意识到在这类事上再行干涉将有重重难处，遂决定保持注视的态度，而不再公开有所举动。于是事态迅速向前，到十二月事已办成，而袁世凯看来已被各省的投票一致选为中国的皇帝。

这桩奇特事情的内幕，直到好几个月之后云南起义爆发、南方各省脱离，才公之于众。南方的共和党此时已能取得各省一切的机密档案，遂在一份题名带着讥讽的刊物《民意》中，把北京促成这一场精心编排的喜剧的密令全文刊布了出来。篇幅所限，我们的剖析中无法把所有文件都收进来；不过要紧的几件在此照原文引出，以便把这出戏主角的品格、以及列强所支持的这个政权——直到她们被日本逼得诚实些为止——放在历史应有的光照之下。这些文件主要是自北京发往各省的电报，它们对中国政府运作的说明，胜过十二部专著；因为它们把衙门里最机密的机括拖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明明白白地显出它是怎样运转的。

这出戏的开锣，是八月三十日奉天将军段芝贵——袁世凯最受信任的臂膀之一——所发的一份通电密码电报；利用京城以外的一个中心去传播革命的念头，本是一套熟套的手法，被视为极审慎的办法。这第一份电报是一件自己会说话的文件：

一九一五年八月三十日奉天将军段芝贵等密电，内开以各省国民名义呈递请愿书于北京之办法

致各省将军巡按使：——（请用政事堂密码亲译）

变更国体为君主一事，各省既已一致赞同，第一步办法亟应议定。拟以各该省国民名义具呈请愿书于代行立法院之参政院，以表民欲君主之意。代行立法院当即议定应采之办法。

所拟办法为：各省各具一呈，其稿由北京拟定，届时分电各省。如蒙赞同，即将尊衔并该省赞同此稿之绅商衔名一并列入。此项请愿书俟立法院开会，即逐一呈递。总之，变更国体一事，必须假借实行民意之名义办理。

吾侪身为政界军界之领袖，应俟时机成熟再从旁赞助。办法详情，当随时奉告。

这种通电之法，是自满清末年承袭下来、而在革命之后大大扩充了的，如今要被用到极处，去给各省灌输这样一个念头：不但共和已经注定要完，而且必须赶紧动手，借一套虚假的法律机括立起立宪君主之制来，免得有人说整桩事不过是一场阴谋。于是九月十日，承接我们刚刚引过的那份电报，又有一份数千言的巨幅通电自北京以密码发给各省将军巡按使，明明白白地指示他们该如何行事，以便给这桩恶行披上一件外衣。在解释了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即全国公决）之后，下面这几句话来了，它们无须评说，已足以显出守旧的中国人在舞弊投票一事上是何等善学的门生。

……（一）请求变更国体之呈文，自国内各处之人民递到者不下百起，足见民心于此事实为一致。故《大会组织法》中「由国民代表大会议决」之语，不过指该大会之形式上通过而言，决非欲留讨论之余地。盖本无使国民于共和君主之间有所选择之意也。为此，投票之时必须使全体代表一致主张改共和为君主。

是以选举投票之前，应由尊处私下物色愿照上述之意表达民意之人。并应预为布置，设法使此等人当选，俾届时国体付表决时不致有异同之见。

（二）第二条规定：「国民代表由选举人分别投票，票上署投票人之名。得票最多者为当选。」

国民代表虽名为由选举人选出，实则由尊处以监督选举之资格预为指派。本条所以采分别署名投票之制者，意在防选举人不照指示投票，并唤起其对所投之票之责任心……

这些可佩的原则既已由北京正式定下，那么各省将军巡按使急于保住自己的位子、并讨好那位将要为王的大人物，把这道难题当作头等要务，想尽一切办法务使不出任何尴尬的岔子，便不难理解了。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此时已完全落在密谋者手里，觉得宜于给小民一点直接的暗示，把将要来的事透露一下，便发出通电，指示不得举行共和纪念（十月十日）。这份文件坦白得如此天真，值得收进这份奇特的卷宗：

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政事堂致各省将军巡按使密电，为国庆纪念不宜铺张事

致各省将军、巡按使、镇守使及上海道尹：——

（密电）

现既倡议君主政体，共和纪念之国庆自应尽量从简，或藉口民生凋敝须从节省，或藉口谣诼纷传宜从静庆以免滋事。如此一面可维治安，一面可省钱省事。此意如何办理，悉听尊裁。

（署名）政事堂

到十月，北京组织这场政变的总工程已有如此进展，以致如我们所见，参政院于是月六日通过了那部所谓「造王法案」。就在次日，为使毫无疑义，下面这份通电发往各省：

一九一五年十月七日内务总长朱启钤等密电，筹划推戴袁世凯为皇帝事

致各省将军巡按使：——

（请用「华」字密码译）

上月十二日电当已达览。

政事堂于本月四日开会，通过《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案》。该法案第十二条经修正，加入下列一款：「监督选举遇必要时得委托各该县知事代行其职务。」此项不日当正式通行各省。故请尊处依九月二十九日本电所载指示，预为筹备。

投票完毕之后，拟采下列各步：

（一）国体付表决后，应以国民代表大会名义将结果呈报元首（意指袁世凯）及政事堂。

（二）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皇帝之电文中，应特用下列之语：「谨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三）委托政事堂全权代行国民代表大会职权之电文，应以各省国民代表大会名义发之。

以上三项文稿当预先电达。投票一毕，即出示各代表，阅后签名。并即电京。

至各商界、军界、政界团体所发之电，署名愈多愈好，并须于投票后三日内电达中央。

俟登极以诏书颁布之时，国民代表大会以及商军政各界之贺表亦须呈递。故请尊处预为拟就。

特此先行电闻。详情另函奉达。

照寻常情形，本该以为所给的指示已经够明白，尽可以把这件事交给各省当局去办了。可是北京开始大为不安，因为不断有谣传说内外两面都正在生出危险的反对。于是觉得须把这件事钉死，使日后不能再生出什么问题来。因此在十月底之前——而且距日本及其盟邦提出「进言」仅两日——下面这份补充指示又整批地电发各省，其用心是要使杯到唇边之间绝不可能有任何闪失。细心的读者必不会看不出：在这几份可注目的电报里，随着这盘棋的展开，一切伪装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而那个中心的、也是唯一要紧的一点——即从速选举并拥袁世凯登极为帝——被以近乎不体面的直白反复强调，且处处作着一切可能的防范以确保此事：

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内务总长朱启钤等密电，为推戴袁世凯为皇帝事

致各省将军巡按使：——

（请用「华」字密码译）

本月二十四日来电敬悉。国体付表决后，推戴袁世凯为皇帝一事应即刻办理，不必再行投票。尊处应向代表宣告：君主既经议定，则一日不可无君；在场之国民代表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此议，即起立以示同意。既毕，即将所拟国民推戴书之文交代表签名；签毕，尊处应再向众宣告：凡关于推戴及请即登极各事，均得以国民代表之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全权代行，并办理一切必要之事，直至所请获准为止。随即将预先拟就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文出示各代表认可。于是分拟三电：一载赞成变更国体之票数，一载推戴书之原文，一为委托代行立法院全权代行国民代表职权事。此三电应以国民代表名义正式发交代行立法院。同时应将办理经过电呈大总统。票纸与推戴书，届时一并解京。

至推戴书中所应用之确切字样，已于本月二十三日电达尊处。此四十五字务须一字不易。其余文字听凭尊裁。

尚须附陈者：推戴书与委托代行立法院全权代行国民代表职权二事，均属逾越法律范围之举，故恳请尊处切勿以此电询国民代表大会事务局，俾该局不至陷于难以作复之尴尬。

这份电报发出两天之后，久所畏惧的日本的举动来了，一个新的局面造了出来。十月二十八日日本的「进言」实在是一枚炸弹，把那座苦心搭起的纸牌屋炸得稀烂。可是这场阴谋已走得太远，而君主派所要赢得的彩头又如此之大，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回头。总统府的幕后有一个多星期在作绝望的挣扎，因为袁世凯是极精明的人，不会不明白一个极凶险的局面正在迅速造成，而倘若事情出了岔子，他便是头一个牺牲者。然而家人的影响与那班密谋者的声音终究压过了他，末了他勉强应允了再往前走一步。君主派大胆地照「占有即十分之九的道理」这条原则行事，通令各省抢在投票之前，在一切政府文书与请愿书中以「皇帝」之号代「大总统」之号，如此则在道义上这已是一桩已决之案。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七日内务总长朱启钤等密电，为对某外国干涉应取强硬态度事

致各省将军巡按使：——（请用政事堂密码亲译）

某外国藉口中国人民意见不一、恐生事端，近迫英俄两国同向中国进言。实则各国无不深知必不致生事，不过不得不随该国之例耳。吾侪苟接受他国关于内政之进言而缓行登极，即是承认彼等有干涉之权。故此事无论如何不得延缓。俟各省一致推戴登极之票数齐达北京，政府自当表面上作犹疑迁就之态，以顾国际之关系。而人民一面则应表示不惜一切贯彻此事之坚决，俾各国知吾民之一心。吾侪苟能使彼等相信改共和为君主决不致生任何事端，则日本进言之效自然归于乌有。

现全国既决意推戴袁世凯为皇帝，凡文武官吏身为人民之当然领袖者，自应促成此举。此事苟能办得毫无窒碍，则中外对政府之信任必将大增。此即前电所以奉商立即以「皇帝」之号代「大总统」之号之必要也。谅荷赞同，即希从速办理。

尚须附陈：此事应作绝对机密看待。

即希电复。

（署名）

木已成舟，所余的只是把各省的投票赶办出来。奉迎的官员重新用起了旧日帝制的辞令，而袁世凯在他「当选」之前便已被人上奏章，仿佛他是那一长列直追到尧舜神话之世（西历纪元前二千八百年）的中国君主的合法嗣君。十二月之初，投票办毕，结果电达北京；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匆匆开会，认定「国民代表大会」已一致选袁世凯为皇帝，便以一道恭顺的推戴书正式把宝座献给了他。袁世凯谦抑地辞了；第二道推戴书立刻呈上，他便欣然以下面这份历史性的文书接受了下来：

袁世凯接受帝位申令

国家之兴衰，人人有责；予之爱国，固不后于人。惟亿兆推戴所加于予之任，其重非常。似予此无功无德之人，欲肩负国家之重——所以进人民之福、固国家之基、革行政之弊、进文明之化者——实不可能。予前次之宣言，乃出于至诚，非徒为谦抑之词。予惧之深，不得不出此言。然国民于此宣言愈以为迟，其望于予者视昔尤切。予遂既不能再有所辩，亦不能逃此位。惟创立大基，至为重要，不可仓卒从事。着各部院会同将各该管事宜妥为筹备；俟筹备就绪，呈候颁布。所有国民，应各安其常业，以期互蒙其利。毋以疑虑妨其事功。所有官吏亦应各忠其职守，尽力维持地方之治安，俾大总统为民谋福之志得以实现。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暨各省、各特别行政区域之推戴书咨送政事堂，并以申令公布外，谨此照会代行立法院即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知照。

谨慎到最后一刻——可以看出袁世凯连接受之词也措辞得让人觉得：他是被逼着走上一条违背自己本心的路。其中绝口不提后来称作「大典」的事，即登极。那件事被小心地悬了起来，只吩咐各部院预为筹备。北京官场的态度，在三天后发往各省的一份通电里显露无遗，而其中对日本与协约各国关系的剖析尤其耐人寻味。这份文件里那一股奉迎的调子也格外触目，可见谄媚这块疮已经烂得多深。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密电，为中国对外应取之态度事

致各省将军巡按使：——（请用「华」字密码译）

本月十一日代行立法院上表于皇上，呈报人民赞成君主之票数、及各处所收推戴袁世凯为皇帝之推戴书，并请早日登极。皇上谦抑，坚辞不允。该院再上一表，词极恳切，乃奉谕令各部院预备登极事宜。此项议决之详情，已见前数日之申令，兹不赘述。

国人一致以为：共和之下国基易摇、国策易变，因而永久之治平不可得，国家之富强亦无望。今国体既定为君主，登位之人亦已议定，国家遂置于稳固之基，而富强之途由是开矣。

吾侪身为皇上所信之臣、犹其手足，与之相联者不止一端。以是之故，吾侪应同心竭力以尽忠于国。此当为吾侪于新朝之初行事之精神。至于登极，纯属仪节之事。其早其迟，无关宏旨。况皇上向来谦抑，凡事慎重。吾侪皆当体此意。

至于外交，则必须与各国取得彻底之谅解，俾新政体之承认不致迁延、邦交不致中断。日本已会同协约各国进言，请缓改共和为帝国。惟日本与协约各国之间意见既有歧异，此项进言不致大有效力。且日本之元老与军人党皆反对其政府此举。惟东京之报纸散布种种恫吓之谣。此显系不负责任之人巧设之阴谋。吾侪苟缓其变更，便将受外国之干涉，而国家遂不能以独立之邦存于世。另一面，吾侪苟即刻宣告登极，则是断然拒其进言——此举吾侪恐日本所不能容。其结果，彼将于新秩序之承认上多方作梗。

君主既定为将来之国体，而皇上亦已允承大位，此项变更可谓已成事实，无可疑议。自今以后，各界人等尽可安其所业，不必忧虑。同时吾侪当稳步徐行以办登极之事，盖其中牵涉仪节与外交礼数者甚多。如此则内政外交两面均可不致有变。

尚望察吾侪之意，并作绝对机密看待。

（署名）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

此后只剩下最后一步——必须把一切可以定罪的证据烧掉。十二月二十一日，同这桩奇事有关的最后一份通电自北京发出，其中对某些信件与电报或已逾越法律范围一节所显的天真，着实可喜。凡此等过失，都要以求助于灶火这个简单而可佩的办法慈悲地一笔勾销。这出大戏就这样恰如其分地收了场。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国民代表大会事务局密电，令销毁与选举有关之文件

致各省将军巡按使、福州贵阳镇守使、常德归化城张家口镇守使、打箭炉边防司令：——

（请用「华」字密码译）

国体变更，今幸告成。此不特由于民心之一致，尤赖诸公为救国之目的，自始善为宣传、随机应变、因时制宜之能。人民固已厌弃共和；然非诸公倡之，彼等不敢申其意。吾侪皆感诸公之盛意。

自帝制运动发轫以来，各地人民及高级官吏屡请变更，足证民意之所归。为使人民得由正当成立之机关表达其意，乃有国民代表大会之设。

自《国民代表组织法》颁布以来，吾侪以国事为念者，深愿该大会之议决不致有违民意。吾侪虑之甚切，乃力求因时制宜地运用法律，以遂吾侪之所图。吾侪所以采取凡可能之处即守法、凡必要之时即从权之方针，出于爱国之心也。此项筹划进行之间，或有某些公私信电逾越法律之范围。此等文件事既告竣，便绝无用处。况其秘密无论守之何等周密，终究留为永久之案，或可致吾侪于不利；万一为外人所知，吾侪不免受严厉之讥评与痛切之攻讦；更有甚者，倘传之而为国史之一部，则将玷污新朝史册之首页。中央政府再三斟酌，以为不如将文件检出焚毁，以除一切不必要之案卷，而免可惜之后果。为此，请尊处将凡关于变更国体之电报、信函、公文，无论公私，无论来自北京或各省（法律规定应存案者除外），一概检出，当面焚之。至于已经通行地方官者，亦请饬令立即缴回，付之一炬；并将所毁文件之总数报本局备查。

此次国体之变更，实为吾国史上最光荣之一章。不但远胜于以征战而易代、或以禅让而传国（如尧舜之世），且与西洋政治上一切和平之变更相比亦无逊色。凡有玷之者（指文件），苟能去之，则事乃尽善。

诸公皆有开国之勋。想必赞同吾侪之意，并望从速审慎秘密地照办为幸。

谨此奉商，敬候示复。

（署名）国民代表大会事务局

十二「第三次革命」——云南起义

照这一切情形看，我们方才叙述的这奇特的一章历史，其走向所定的结局的方式同它开场时一样奇特，原是再自然不过的。袁世凯这位未加冕之君，实际上安安稳稳地享了他那个空头名号不过区区两个星期；而在他接受帝位所激起的最初一阵兴奋平息之后，那股奇怪的虚幻之气便愈来愈触目。一九一五年年终之时，北京虽为新政权张灯结彩——新政权照东方的成例定了新的纪元，号曰「洪宪」，即「洪扬宪法」之意——可那份官办的欢欣同别的一切一样虚假，只引起了众人的不信。

圣诞日，外交圈里传开了不祥的风声：华南出了戏剧性的变故，不但直接挑战了几个月来耐心的密谋，而且使一场崩溃看来已无可避免。没过几天，人人都知道了：中国最南边的省份云南——同法属印度支那接壤——已电告中央政府一份几乎不加掩饰的最后通牒：要么立刻取消帝制、把主谋帝制的几个人正法，要么该省将采取它认为可取的步骤。这些电报的文本如下，由《京报》那位有胆气的主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刊布，震动了京城。读者必不会看不出：这些电文虽带着戏剧性，却何等富于比兴之意：

第一电

大总统钧鉴：

国体问题发生以来，人心惶骇；又因各国之干涉，民气益形激昂。人皆问曰：「谁招此祸，而贻我以如此之大辱？」外人所加之侮，必有当其责者。

窃闻大典之筹备日趋急迫；今则诚如所闻：内则蔑视舆论，外则授人以侵我权利之隙。祸机在门，思之毛骨悚然。大总统前后两次宣誓，遵守宪法、拥护共和。此誓誓于天地之间，铭于亿兆人之心，其言至今犹在万国人之耳。经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其言而毁其誓，尚何以治民？今原则既已尽付东流，国体已变，吾侪不知国家将何以为治。

自国会停止、约法改订以来，政权集于一人之身，隐然可以随意而行，无所阻碍。政府苟以此权整饬行政、固国家之基，则无虑其不成。盖举国皆将服从中央之措施也。是则变更国体以行叛逆之事，毫无必要。

且近日国民代表议决君主、各地方大吏请大总统登极，虽称出于民意之一致，然人皆知此乃宵小之所为，其贿买与恫吓且蒙当局之许可。虽曾拙劣地设法掩其欺，而其事固昭然于天下之目。

所幸者，据云大总统自始持镇静之态，于此事未尝表其意。今欲挽此狂澜，易如反掌。或谓：鉴于各国之干涉，国家之「面子」若不得保全，将来必有大险。然当知：官方之宣告惟可依民意而发，而民意之所向，一考其实即可得之。苟能顺民意——以国家为国民之公产——而体大总统视天下如敝屣之心，则解铃还须系铃人，大总统固有此力。迷途苟不知返，则恐民心一去，国将分崩；而外力一加，则瓜分之祸至矣。吾侪向蒙大总统之恩、受大总统之重任，谨以同舟共济之心进此忠言；吾侪所言，乃爱诚信、重然诺者之言也。伏望大总统以勇毅之心拒听佞人之言，而听良心与荣誉之声。更望重申拥护共和之诺，并公开宣誓：君主之制永不再现。

如是则民心可定、国基可固。然后延揽贤俊以渡时艰，扫除一切积弊，与民更始，则国家之福利或可由是而进。发此电时，吾侪目中含泪，不知更有何言。谨率师待命。

（署名）云南将军、巡按使

第二电

大总统钧鉴：

窃以为中外之人所以不能恕大总统者，在变更国体之运动实发于北京、且实起于北京，而谋覆民国之首恶皆大总统之「心腹」也。杨度等六人所组之筹安会煽起此火，而朱启钤等七人所发之通电催促了共和之厦的倾塌。大总统知其恶行之正在进行，而未尝有所遏止、有所惩创。是以民疑。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曾有申令，内称：「民主共和载在约法；又有惩治煽乱惑众者之法律。此后如有敢倡异说、曲解约法之义者，当依内乱罪从严惩办。」

杨度公然组会，朱启钤直接以电密谋，实为此次昭彰之内乱案中之首恶。其罪显然，证据确凿，谨请大总统立照该申令之文，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明正典刑，以安天下。如此而后，天下乃信大总统之诚、信其爱国之心与守法之意。此间军民皆愤；中央苟无确凿之表示以保证共和之维持，则无从弹压，无从抚慰。二十四小时内候复。

（署名）云南省将军、巡按使

自始便看得出：傲气使袁世凯不肯自他所据的那个虚假的立场退下来。在他的指示之下，政事堂向云南发出一连串措辞有力的电报，力图劝阻共和的领袖们不要造反。可是木已成舟，叛旗极其郑重地在云南省城升起，人民被号召去流他们的血。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一次起事同一九一三年七月那场未成的变乱大不相同。整桩事都带着一股清醒与从容，使切近的观察者感到那个如今已在眼前的不祥的结局。

北京却仍旧半瞎。整个正月里，报纸上满是那个已在化为轻烟的梦中帝国的辉煌。据报道：宣告登极的黄纸上谕已经印就，将遍发全国；十二方玉的或金的新御玺正在赶造；一把金椅与一辆路易十五式样的华丽御辇也快做成了。不久将要下令全国官员向袁世凯的画像行礼；奉迎的文人正忙着编一部题名颇富诗意的《帝国金鉴》，以堂皇的辞藻颂扬新君之德。据说旧日的朝服将要恢复，而且要被赋予一重深奥的意味：凡官员都要手执一支笏——即象牙板——捧在胸前。单这一句话便足以使本地象牙的价钱直冲云霄！在客厅的私语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袁世凯此时已完全被蒙住，相信他那宏图必成，便把他新朝廷上头一场典礼——即册封他府中众多女眷以王室名位的典礼——整衣冠彩排了一回。他坐在宝座上，正在向这些兴致勃勃的女眷——她们已经穿上了华美的礼服——指点她们各自要扮的角色，忽然发觉那位朝鲜夫人不在；据说那是他当年在汉城时，同驻朝鲜的日本公使争而得之的一位侧室，并因此促成了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那场战争〔原注：许多人深信此说，即一位美人断送了朝鲜。〕。他被告知：朝鲜夫人不肯进宝座之厅，因为她不满意他所拟封给她的名位。他严厉地派人去唤她，命她入班就位。可她一到便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你娶我的时候对我说过，没有哪个妻子能在我之上：如今我不过算个次妃！」说着便向坐在尊位上的大夫人扑去，狠狠地厮打起来。一片混乱之中，这位准皇帝慌忙自宝座上下来，徒劳地拉架；可这两个女人非要把衣服扯成碎片才肯分开。

在一场大祸正在酝酿之时，北京干的便是这等小儿之事。要说明云南所发生的事，须得回头去讲一位了不起的中国青年的故事——蔡锷将军，这场新起事的灵魂。

在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中，各省行事所据的假定是：本省有其固有的自治之权，只要地方上的安排容许组成一个完整的临时政府，便可取得主权。云南是最早响应武昌义军的省份之一，实际上把自己立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且因它所保持的铁的纪律而引起了许多注意。它有一套相当完备的军事之制，这大半得力于法国边界之近、以及历任总督为筹足边防所作的努力；靠这套制度，它完全能够保住它新得的自治。蔡锷将军当时统率一个师，被推为该省的都督；他埋头任事，几个星期之内便把一切拥护帝制的官员驱逐出境，并使地方上的一切机关完全自给。早在一九一一年便有传闻说：这位青年梦想在华南的山中为自己创一个朝代——这样一个抱负决非不可实现，因为他在东京的军校受过第一流的军事教育，对近世的治国之说既熟悉又不落伍。

这些传闻当时使袁世凯大为在意，凡认得蔡锷的人都对他说这位云南的领袖就其一路而论是个天才。照他把凡可能挑战他权威的人都弄到北京来的一贯方针，他于一九一四年之初引蔡锷——后者在一九一三年那场叛乱中不曾有份——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到京城来同他在一起，另以一个高级的外省差事为饵。

可是一到北京，蔡锷将军便不过被派去掌管一个整顿田赋的局——那名义上是一桩极要紧的事，外国的批评家鼓吹已久。可是既无款子可用，而其用意又分明不过是把他放在眼皮底下，他便不耐这份拘束，暗中同流亡海外的人通起了政治的信。他不久便公然成了嫌疑之人；为免于被捕，他在帝制运动刚一发端之时便大胆地走了一步：在京诸将请参政院行君主制的名单上，他领衔署名——此举使他免于被骤然处置。可是他同那位学者梁启超暗中有联系——梁启超已辞去司法总长之职离京，以反对这场新运动——于是他被看得愈来愈紧，甚至有人暗示要取他的性命。

他很聪明，以一手东方路数的高明骗术来对付这一险恶的局面。有一天，他同他的夫人演了一场安排周密的口角，怒气冲冲地把警察叫来，要他们看着把他的家眷与一切行李送到天津去，因为他再不肯同他们共处一个屋檐之下。如今他独自在京城，便似乎把自己交给了一种恬不知耻的放荡生活，夜夜出入于寻欢之所，成了北京外城那一大片地方上出名的人物——那一带尽是奇遇与冒险的女子，正是哈伦·赖世德借阿拉伯旅人之口得其《阿拉丁与神灯》这个大故事的地方。及至官家的疑心完全被哄睡，他便同一位歌女安排好，天明时从她家后门放他出去；他由那里逃到火车站，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到了天津。

那天早晨过了好一会儿，那些夜夜盯他行踪的侦探才起了疑心。他们发觉打盹在车辕上的车夫也不知他的去向，便粗暴地闯进他过夜的那所房子，却只见鸟已飞了。急电向四面八方发出，尤其是发往天津——政治亡命者的大本营——并下令将他就地拿获。可是命运照顾他。在警察开始搜查之前仅仅一刻钟，他已带着家眷登上了停在天津河上的一条日本轮船，尽可以对袁世凯弹指一笑了。

一到日本，他毫不耽搁地把他的革命朋友们聚齐，一行人乘船赴华南。他自香港尽快取道法国的滇越铁路进了云南省。十二月初入省，他发觉一切大体已为起事备齐，只是军械弹药不足，须得补上。袁世凯为他的脱逃大怒，电告云南的亲信爪牙见到他便杀；幸而他得了警告，得以保全去办他那件要紧的事。倘若上天肯宽假他两个星期，他多半会打出中国所见近世最漂亮的一场战役，因为他是一位极出色的军人。他的计划是以云南这座天然的堡垒为本，取道重庆突然扑向长江流域，一举拿下上游，如此便把四川这一大片省份对北方的军队关上了门。可是形势迫使他同他的朋友们不得不把云南的最后通牒提早两个星期拍出去，而这样一来给中央政府的警报便大大挫伤了云南的攻势。

那使他不得不立刻动手的形势是这样的。如我们从此前几次起事的记载中所见，长江流域在中国的政治中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它既是通往这个国家腹心的一条坦途，又触及半数以上的省份，实在是一条无价的交通线；正为此故，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的叛乱被粉碎之后，小心地把他的军队堆满了沿江各城，由他所信为不可收买的将领统率。其中为首的是南京的冯国璋将军，他掌握着这条大江上势力的平衡；他的政治立场虽不能说全然不受怀疑，却经受住了华南给他的一切诱人的条件——直到那场不祥的帝制运动开场为止。可是在这场运动中，冯国璋将军以极轻蔑的言辞说到这位准皇帝，于是另一位大员——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奉到了把他暗杀的命令。郑汝成非但不遵命，反而给他所拟的牺牲品送了信；其结果是这位不幸的海军将领自己因辜负主子的信任而在上海街头被人以手枪残忍地打死。有了这样一场收场，那么冯国璋将军向共和党人示意：只要他们一进长江流域，他便带着全部军队同他们一道——这也就不怎么奇怪了。袁世凯凭他那套非凡的耳目之制得知了这件事；照他一贯的做法，他下令调冯国璋将军进京任参谋总长——这个位子可以把他置于直接的监视之下。冯国璋将军一会儿托这个故、一会儿托那个故，一天一天地把动身拖了下去，却又不至于当真落下抗命这个重罪。可是局面终于到了这个地步：他电告蔡锷将军说，云南的布置若不加紧，他便只得离开南京——把这个要紧的中心让给袁世凯自己的爪牙——那就意味着长江流域全面起事的一切指望都完了。

因此，正是为了救冯国璋，那位青年志士蔡锷才把最后通牒提早十四天发了出去——即在云南的军队尚未翻过山障开进邻省四川、夺取重庆之前；而重庆一旦拿下，便可永远挡住北方军队的前进，因为那里的江峡即便只有轻兵防守，最强大的军队也过不去。蔡锷后来之所以送了性命，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这些峭壁插天的崇山之中强行军的艰苦，他的身子被风露侵坏，终于被肺痨夺了去。不过他这一果断之举至少办成了一件事。云南既已公然起事，另有几省也将相继而起，冯国璋将军便得以电告北京说：他若离开南京的职守，叛乱必起。这一含蓄的威胁袁世凯是听懂了的。他阴沉地认了这一将军。

然而他自始至终都在以他惯有的精力行事。大批军队被调往四川，坐着被蛮横征用的成队木船，被纤夫拉着逆上游的急滩而上。于是云南的山民同北方的平原人之间，为着重庆这座要冲之城展开了一场非凡的赛跑。有几个星期胜负难料；因为四川省虽有北方的驻军把持，那些驻军相对而言是薄弱的，而且被政治立场可疑的四川军队围着。可是到末了，袁世凯的人先到了目的地，重庆保住了。随后是连绵不断的恶战，在山中打，南方的军队只得了一半的手。他们的山炮不如人，一般的军需也不如人，便只得大半倚赖游击之战。这片荒野之地所发生的殊死战斗，确切的记载很少；不过人所共知的是：云南原来的那支队伍几乎全军覆没，而残部之中又有许多人死于疾病与风露。

然而另有些事正在加速这场崩溃。贵州省几乎立刻便效了云南之例。第三个省广西，在很受敬重的老将陆荣廷之下不久也加了进来；而渐渐地，正如一九一一年那样，事情变得明白了：军队不过是一盘错综而极其巧妙的棋局中的一个子儿罢了。

十三「第三次革命」（续）——袁世凯的垮台与死

同此前历次起事一样，最要紧的工夫并不是公开地、也不是在战场上做成的：这场新的、也是了结性的搏斗中，决定性的力量是在幕后调度的，它们不露形迹地办完了自己的事。以袁世凯为首的那个官僚集团虽然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自己从逼近的命运中救出来，却全然徒劳。缓慢而无可挽回地，事情显示出：一笔总账非算不可了。

其故不难寻。读书人的道义之感被寻常的欺诈与作伪所激怒已经太久，这个使中国蒙羞四年之久的政权要再撑下去，在人事上已无可能。四面八方迅速传开了一句话：袁世凯已不是当年的那个袁世凯了；他实在是衰弱而易怒——造史造得太多、在内室消磨的时辰太多，于是未老先衰。他其实已成了一尊泥足的巨像——正可以用他当年毁掉满人的那一套办法把他掀倒在地。连他外国的拥护者也渐渐对他生厌、生疑，因为如今无穷的麻烦都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而只要他活着，便看不出有什么太平日子可来的指望。要透彻了解当时的总局面，只须读一读中国读书人的领袖、那位了不起的梁启超的告别书——他在十二月得知有人正在谋划刺杀他，便悄悄地秘密自天津出走。临行前夕，他给这位准皇帝送去了下面这份精彩的文书，以作为对诱他进京那一着的答复，而其中的意思，凡受过教育的人无不明白。其中那份精妙的讥刺掺着直言，把该说的都说尽了——并且预告了那必至的倾覆。其文曰：

大总统钧鉴：

敬读钧谕，仰见谦抑之怀，与垂爱下走如兄弟之谊；下走感于此等动人之惓惓，不知所以报也。因欲以其愚见上尘明察；然一面又虑简短数语或不足以达其所欲言，一面又不欲以繁词渎万几在身者之勤思。且启超之所欲言者，譬犹杞人忧天将坠而思有以支之。其言苟遭误解，则徒增其罪耳。屡欲操笔，屡而中辍。今将南下省亲，遥望宫门，自知去国无期。念身受大总统之知遇、念国家之险在前、并念职分与故旧之义，实不能不有所言。故谨冒昧，以其愚而僭妄之见上陈，伏乞大总统垂察。

国体之问题，似已远逾可以重议之境：其势正如骑于猛虎之背。……启超因而一度思不复言之，盖多言徒益其嫌疑耳。然平心以观大局、静气以思将来，则不禁战栗如秋叶；盖愈思之，其势愈险。「外人之劝告」与乱党之密谋，此等小患固可平可防；而启超所痛惜者，乃大总统本以其身其力尽瘁于国之初心——此心四年以来固已践之——将来难以自明于天下。天下之信大总统者必尽碎，而国基遂不得安。圣贤不云乎：「与人交，止于信。」在上者苟守其诺言之信，则民自归心。然诺言一经背弃，欲复得民之信，难于登天。就职之誓凡数发矣；而唇未及干，所行已诬其所诺之言。当此之际，将来何望以其令颁于天下而冀其奉行？民将曰：「其始也以义，其终也自私：使其更逞其自肥之好，吾侪安敢以性命托其手？」启超固能信大总统无牺牲国家以自利之心，然如众庶者，人告之而后信，又安能解启超之所或能信者乎？

大总统所见者不过左右近习之人；而正是此等人为邀宠邀赏，罗织所谓举国一致劝进之表。实则民意恰恰相反。即京中大僚谈及此事，亦带讥诮之意。至于京外报纸之口吻，则不提也罢。而至于充塞街市之「小民」，则人人行走之间，仿佛随时会出什么变故。国苟可以专恃武力而维持，则秦始皇、隋炀帝之世的乱事便不能成。若必须得民心之合作与甘服，则我大总统岂非到了自省、并毅然自立其说的时候？

或谓：始则铺张扬厉，中途而踌躇，必招讥嘲，且损元首之尊严。然彼等又岂知大总统于这四个月的痴梦究竟有无丝毫之与闻？彼等又岂知大总统曾屡次对皇天白日誓其不二？今苟践其神圣之诺，而于佞人之不义之言充耳不闻，则其盛德将比从前益彰。于此又何须疑、何须惧？又或有人谓：此议既由军人发端，则梨若不熟，军人与大总统素所相系之纽带恐将断绝。然以启超之愚见，今日之军队无不深怀服从元首之念。则谁敢为虚荣浮名之故，而强曳我大总统入于不义？大总统苟肯敞其胸怀而循荣誉与守诺之道，谁又敢违其号令？今日为一国之元首而尚不能弹压军中喧噪，如古之陈桥；则为帝之日，亦断不能弹压军队之变，如唐之渔阳〔原注：陈桥之事在中国史册上极为著名。赵匡胤统兵出征，至陈桥，其将士以黄袍——帝权之象征——加于其身。赵匡胤即刻回京登极，遂「被迫」成为著名的宋朝的开国之君。「渔阳之事」则指唐玄宗宠妃杨贵妃之被赐死。玄宗久为杨贵妃之媚所惑，而贵妃有一情人名安禄山，后者终于举兵叛帝。玄宗离京出走，携其宠妃同行，由大队军队护卫。然行至中途，军士扬言：不当场杀此妃便要哗变。其喧噪之烈，迫得皇帝不得不牺牲其后宫之宠，当着军士之面将她赐死。〕。以刀柄授人，无异自招将来之祸。然大总统训练已久之军队，吾侪岂可疑其有此等不肖之行？

古人云：「无论何事，毋伤爱我者之心，毋使仇者有可快之机。」近日水旱之灾屡加于中国；而古人告诫我辈：上天正以此等方式示其于国中大事之意。此外吾侪更当记：官场之积弊、盗贼之不断侵扰、刑罚之过当、赋税之奇重、以及风雨之失时，凡此皆足以增民之怨咨。内则乱党蓄力以待时而动，外则强邻环伺以俟隙而相扰。则我大总统又何必以其贵重之身涉险而为众矢之的；何必「舍安稳之磐石而求虎尾」；何必沮忠贞者之心而长不肖者之阴谋？启超诚愿大总统致力于开一新纪元，使英雄气概为之一振，从而免于史册上被加以「篡」字之徒的下场。启超愿大总统之令名长留于中华之地，并祈中国之命不因大总统身上或致之骤变而告终。故启超以泣血之心上此愚见。启超自知其言或不能邀睿明之嘉许；然启超以为：不倾其心中所积，则负其当言之职、亦负大总统所施之厚恩。其忠于不能不言之言，所得者是嘉是责，惟大总统之命是听。

启超尚有他言欲陈于大总统。今日欲为独立之国，必须循今世之道。凡逆世界之潮流、而自闭以拒世界精神之润泽者，终必与不见选于天演者同其命。诚愿大总统稍戒复古之举，而致力于真正之改革。法律惟在上者与民皆诚心奉之，乃能成为活的力量。法一失其力，民将不知所措；而政府之尊严遂亡。愿大总统自处于法律之内，而勿导官民以文字相欺。参与政治与爱国二者关系至密。务请切记：苟不予民以公事上的发言之权，则不能望民分担国家之责。愿大总统立一真能代表民意之机关，并奖掖舆论自由表达之自然滋长。毋使吾侪骄横压抑至于民无从表其意，致启民之怨。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犹树之干与枝。枝皆枯槁，干何能生？愿大总统于顾及维持中央政府之尊严之同时，亦容各省地方生机之发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举国之精神苟皆沦为「妾妇」，柔弱而听人胁迫、随强者而俯仰，则国何由立？愿大总统奖气节、崇德义、励廉洁，斥贪鄙之徒，而宽容那些捍卫正道而无所畏惧者。如此则国家之元气犹可存其几分；而临危之际，尚有一份可资调用的力量以扶国家。凡此种种皆属显然之理，而大总统睿智，谅非不知。启超所以敢于复述者，其故在此：启超以为进其愚见乃其当尽之责；同时又信大总统必不以一剂对症之药虽贱且简而弃之。此等进言苟蒙嘉纳，启超何幸如之。启超日益远离宫阙，不知何日方能再求觐见。此数语之成，泪落砚中；谨望其言能邀大总统之察。

这份了不起的书信就这样收了尾，如今它已成为民国档案中的一份历史文件。人们又一次窃窃私语说：这份决定命运的警告在这位准皇帝心上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他几乎就要把那个如今已把他网住的、灾难性的方案取消。可是到末了家人的影响占了上风；这位注定要完的人固执而顽梗地推着他那场戡乱与稳住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的企图往前走。

一切可能的努力都用来把国际影响对局面的作用减到最小。京城那些奉迎的白话报纸久被训练得盲目顺从，已经开始把二月九日的登极说成定局；于是一份通牒照会发给协约五国，说并不曾定下这样一个日子，报上的那些消息是捏造的。为着特别笼络日本，一位大员被派赴东京为使，去给予特别的实业租让权——这一着却碰上了东京政府正式的拒绝，不肯这样被安抚。北京被冷冰冰地告知：因「宫廷有事」，日本天皇无从接见任何中国使团。这一记公开的耳光之后，注意力便集中到了「讨逆」之师上，要惩创心怀不满的南方，八万人被派上阵，另有八万在后备动员。同时还企图以滥封爵位来拉拢那些摇摆之人。亲王、公、侯、伯、男，一夜之间成批地封出去，而在极多的情形下都被辞谢了——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一项所有便是它的幽默之感。人人、或几乎人人都知道：那些新的封诰不值它们所写的那张纸，而日后这批冒牌贵族的成员将遭到比轻蔑更难堪的东西。法国被请求关闭东京湾方面的边界，可这个请求也碰了壁；而革命党人与军械经由法国的铁路运进起事的云南省，其势愈来愈咄咄逼人。终于给广东将军龙济光封了一个亲王——广东是个枢纽之地，而龙济光是中国最冷血的凶手之一——指望这能鞭策他大干一场罪恶的狂欢，把南方压下去。结果恰恰相反，因为连凶手也能看懂时势的征兆。同时还设法强行推用新的帝国纪元，可这类努力少有成功，因为京城之外没有一个人有一刻相信这个新花样具有任何长久的成分。这期间银根一天紧似一天，缺钱缺到显眼的地步，惶恐四散。虽然如此，那班首领仍不肯引以为戒；政治上的僵局虽被不断谈论，君主派所肯作的最大让步也不过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联邦帝国，各省组成自治的单位。为补国家财政的缺口而滥发纸币，此时渐渐毁掉了中央政府的信用，使停兑现银不过是迟早之事。到二月底，北京政府不但正式承认贵州省同云南一样公然起事，而且据报叛军正在侵入邻省湖南。广西也据报正在筹备脱离，而四川境内地方军队倒戈者日多。有人以炸弹行刺袁世凯未遂的风声这时也传开了——京城里抓了许多人，也死了许多人。二月二十三日虽有申令把登极大典无限期推迟，可这一着为时已晚。不到四个星期之后，袁世凯勉强而公开地承认这盘棋完了，那时全国分明正在一场大爆发的边缘上抖着。据说他同英国公使一次决定命运的会晤对他影响极大，不过三月十六日广西正式宣告独立——那位学者梁启超已经去了广西——也是一个有力的理由。三月二十二日，这位准皇帝颁下申令，把整个帝制之谋断然取消，并声明他此后将组织责任内阁。在那一天之前，政府的公报竟干出这样的蠢事：把上谕同大总统申令并排刊登——前者给中国人看，后者给外国人看。即便在中国，这样的滑稽戏也是前所未见的。把那道取消帝制的申令略读一过，便可见这一退是退得何等蹩脚而寒酸：

取消帝制令（三月二十二日）

民国肇建以来，变乱相寻；如予寡德，乃被付以国家之重任。举国凡以国家之福为念者，虑祸之朝夕可至，乃倡议恢复君主之制，以息一切争权之扰、以开太平之局。自辛亥（即第一次革命之年，一九一一年）以来，此类建议不绝于耳，而每一建议之来，予辄严加斥责。然去岁之情势，与前数年之情形实大不同，以致此等议论之传布无从遏止。

或谓：中国苟不采立宪君主之国体，则永无以国存于世之望；墨西哥、葡萄牙之争苟出现于中国，则吾侪不久将与安南、缅甸同其命。于是多数人倡言恢复君主，所陈之理亦近情。凡文武官吏、士人百姓皆表赞同；电陈与呈请之词恳切之至。以予当时所居之位，负有维持当时局面之责，故屡发宣言以拒其议；而国人似不体谅予之难处。于是代行立法院议决：国体问题当由国民代表大会决之。其结果，各省暨各特别行政区域之代表一致议定立宪君主，并众口一词推戴予为皇帝。国家之主权既在中国之国民，而议决又出于全体代表，予遂无再议之余地。然予仍以为：骤登大位，实背予誓、亏予信，且无以自明；故力辞之，以表予素所持之见。乃该院坚称：元首之誓所本者自有其特殊之效力，其守其弃当视民意为断。其辞之不可拒，实使予无从再辞。

故予托词「筹备」，以副国人之望。然予未尝实行其程序。及云南、贵州之乱起，即正式颁令，宣告缓办，并禁绝再呈劝进之请。予随即赶速召集立法院，以征该院之见，冀由此返于原状。予乃备历艰苦之人，于世事早已尽去其念；退隐于洹上之僻，于国中政事无复兴味。辛亥革命之后，予被国人误举。予勉强出山，力撑将倾之厦。予别无所念，惟国家之得救而已。一读吾国数千年之史，古之帝王子孙其命运之可悲，跃然可见。则予又何所为而觊觎大位？然国民代表既不肯信予辞让之诚，而一部分国民又似疑予怀觊觎更多权位之心。此等念头之歧异，遂造成极险之局。予之诚不足以得民心、予之识不足以知人，此予自身失德之咎，予惟有自责。又何必责人？百姓既陷于困苦，士卒复备尝艰辛；且民心惶骇，商业顿衰。反躬自省，不胜其悲。故予不惮屈己以让人。

予仍以为：经参政院所呈之「推戴书」不合时宜；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所发之正式接受帝位之文，着即取消。各省暨各特别行政区域之「推戴书」，着由政事堂一律发还参政院即代行立法院，转发原呈人销毁；一切有关筹备之事，着即停止。予冀由此效古人之诚，引咎自任，庶几予之所行合于天意所寄之人道。予今洗心涤虑，以期弭祸而安百姓。凡倡君主之制者，其心在固国家之基；然其法既证明不宜，其爱国之忱反足以害国。凡反对君主者，其所为出于表其政见之愿。当可推想：彼等必不致走极端而危及国家。故彼等皆当听其良心之声，弃其成见，同心同德，合力以救时局，俾神州之胄免于内战之惨，而凶兆可转为吉。

总之，予今自承：国中一切之失，皆予自身之失所致。今接受帝位之文既经取消，倘有再扰地方之治安、以予人可乘之机者，人人当自负其责。予为大总统，身负统治全国之责，不能坐视国家之趋于灭亡。方今闾阎困苦，纪纲废弛，政务废置，真才不得其用。念及此等情形，予中夜而起。此等局面苟听其延续，吾侪何以立国？此后凡为官吏者，皆当痛除积习，力求树功。无论兴革，皆当竭尽心力。勿以空言自满，于事毋存偏私。当以惟实是尚为行政之大本，而赏罚从严从速。凡我将士、官吏、士卒、百姓，其一体遵照此旨。

这番公开谢罪的尝试非但不曾得到好评，反而被众人一致看作一种承认：袁世凯已几乎被打败，再加一把力便可以把他彻底毁掉。虽然如我们所说，北方的军队在大江上游为他打得不坏，反对他的运动此时却像一场可怕的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整个南方联合起来对抗北京。他许诺五月一日开一个正式的立法院，人们报之以讥笑。到四月中，已有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五省宣告独立，另有八省正准备相继而起。一个南方联盟组织起来，有一个军务院设在广州；那位凶残的将军龙济光已被拉过来反他的主子，而学者梁启超则东奔西走，一着一着地出着主意。据报一九一三年的旧国会正在上海聚集；同时对付北京官员的恐怖手段的风声四起，京城为之惶恐，殷实人家纷纷出逃，怕有一场大屠杀。

要袁世凯彻底退位并出国的公开鼓动此时开始了。四面八方的名流开始电告他：他非走不可——连仍旧在长江上掌握着势力平衡的冯国璋将军也在内。袁世凯生平所有的仇敌也都在从流亡之地赶回中国。到五月初，局面险恶到各国使馆惶惶不安，商量着要协同采取措施以保自身的安全。五月六日来了致命的一击。四川这个人口多于法国的大省宣告独立；而在长江上游的整个北军落进了圈套。人们至今还压低嗓门讲着这个故事：这消息传到袁世凯耳中时，他如何以可怖的方式泄了他的愤——四川由一个他一向十分信任的人陈宧治理着。他抄起一把刀，气得失了常性，闯进他最宠爱的姨太太刚刚分娩、正躺着的屋子。几下狠劈，把母子二人一并杀了，任他们倒在血泊之中，如此才纾解了那几乎要把他压倒的中风之症。要说明这个久为列强所选中的执事人的真面目，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五月十二日，北京不得不停兑现银，因为官立各银行几乎连一块银元都不剩，而最后一次在美国商借的努力也失败了。这期间，在冯国璋将军的倡导之下，一个应付局面的会议正在南京聚齐；可是五月十一日，代表南方联盟的广州军务院已经一致推举副总统黎元洪为民国大总统，理由是：袁世凯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接受帝位之时，在法律上便已不再是大总统。这位副总统早已设法把住处搬出了总统府，也已经谢绝了若干国家友好的保护之议，到最后都显出胆气。连南京会议——虽由一班骑墙摇摆之人组成——也议定袁世凯的引退是政治上的必要；身为会议主席的冯国璋将军在最后一刻拿出了这位倒台的独裁者的一份电报，声明只要保其生命财产，他愿意走。

然而还有一场更富戏剧性的崩溃在后头。五月将尽之时，分明北京已根本没有什么政府了。最后一幕真的到了。袁世凯精神上的崩溃各使馆无不知晓，它们对京中兵变的可能极为焦虑。张勋将军那批凶悍之众第一支队伍的到来，给这幅已经够阴森的图画——一个病倒的统治者，加上那统治者甘心充其鹰犬的、靡菲斯特式的身影，即秘书长梁士诒，正徒劳地设法把纸变成银子、并筹措出能防止京城被劫的钱来——又添上了几笔拜占庭的色调。当时有人说，梁士诒已说动他的主子再掷一次骰子。剩下几位仍旧效忠的将领的军队——譬如安徽的倪嗣冲——被运上长江，企图以一场凶狠的示威挽回局面；可那番努力归于乌有。

北京的局面确乎已到了骇人的地步。甚至有人说邻省山东要变成一个由日本保护的独立之邦。北京的行政机关虽名义上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可在当地的观察者看得再清楚不过：经过接连的崩塌，所剩下的一切治理不过是古希腊式的一座城邦的治理罢了——一个由梁士诒那谜一般的人格所左右的坏政府。京城的政令所及，已不过城墙之外十英里。连政府各部都因厌恶并不信任那许多暗中起作用的势力，实际上宣告了独立，各行其是，向公众索取外国银元与外国钞票，拒收一切中国的钱。这位坏政府的首席主持人梁士诒手中所剩下的、无可争议的一点权力的精华，便是对铜钱市场的控制；他一直忙着在那上头做手脚，直到最后还为自己的口袋捞了几千块，正可见人如水一般，终究要找到自己真正的水位。在中国历来的患难之中，从不曾见过类似的情形。即便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那个泡沫被戳破、朝廷出奔避祸之后，也还剩下几分庄重与威仪。那时候一场巨大的不幸落到了京城头上；可那不幸像一件斗篷，遮住了受害者的赤裸；而那时至少不曾假装还有什么权威。到了一九一六年夏天，倘若不是靠着一套精良的警察与宪兵之制——共一万六千人——保住了百姓的安全，那么几乎无可怀疑：天天都要放火抢劫，而没有一个女人是安全的。这是政治崩溃的最后一幕，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难怪一切中国官员、连高级警官在内，都把值钱的东西或者送出城去、或者送进使馆区寄存。小民中间没完没了地流传着种种离奇的谣言，说端阳——六月五日——那天要出大事；而实际发生的事，也许不止是巧合。

六月六日一清早，一阵电流般的震颤传遍北京——袁世凯死了！起初人们不信，可到十一点钟，使馆区已确知他于当天早上十点过几分死于尿毒症——法国使馆的医官几乎一直守到最后。此公随后出具的证明立刻平息了自杀的传闻，虽然还有许多人不肯相信他当真死了。据说他咽气前几分钟曾沙哑地低语道：「我不想要这个结局。我不想做皇帝。我周围的人说百姓要一个王，便把我推上宝座。我信了，我被误了。」他的灯就这样熄了。倘若顽石之中有箴言、流溪之中有书卷，那么这场悲剧里当真有一课雄辩的教训！这个可怜的人咽气之前，照古老的成例颁下了下面这道遗令，在长夜降临之时设法同世人讲和：

袁世凯遗令

民国成立，忽已五年。予不德，滥膺国民之重托。以予德薄能鲜，所欲有为者未能尽见诸行事；且予救国救民之初心，所实现者不及万一，言之赧然。予自就职以来，昼作夜思，为国筹画。诚然，国基未固，民困未苏，百废待举。惟赖文武官吏之宣劳，各省粗能维持治安，而与各国之邦交至今尚能敦睦。

予一面以此等所成者自慰，一面则多有自责。予方思如何退归林泉，以偿夙愿，而疾遽相侵。国事至重，必得其人以任之。谨依《临时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予今依《临时约法》宣告：由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

副总统为人谦和、宽厚、仁慈而明达，必能大减时艰，置国家于太平之基，以补予之阙失，而副全国国民之望。京外文武官吏暨军警士民，均当倍念国家之艰危，各尽其力以维持治安，以国家之福为先。古人有言：「惟生者自强，则死者不死。」此亦予之愿也。

（署名）国务卿兼陆军总长　段祺瑞

外交总长兼交通总长　曹汝霖

内务总长　王揖唐

财政总长　周自齐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兼农商总长　章宗祥

教育总长　张国淦

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

这一悲剧性的收场，没过几天便在有思想的人中间唤起了一种对死者深切的同情，并夹着对外国人所扮角色的尖锐的厌恶——自然并非所有外国人，可其中为数甚多。简言之，把一切事实妥为归拢，尽可以说：袁世凯是被他的外国朋友杀死的——被人家在宪法学上、在财政上、在政治上、在外交上一贯给他的那一类进言杀死的。要一步一步追溯他被引诱着走上的那条大路、并看出每到一个转折点，那些本该教他如何忠实于这个国家自宣告共和以来名义上所奉行的西方之物的人，如何教他不忠、不实，是不难的。这场悲剧，等到事实被妥为弄清、人们有时间去思索它的时候，势必要被全世界深加研究；而倘若今日世上还有什么叫做因果报应的东西，西方将知道该把罪责归到谁的头上。

一九一一年袁世凯出山之时，就他这个人而论在许多方面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他是精力的源泉，有一副在这个国家罕见的强健体魄——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向来是从那些读书读得面色苍白、过着莲花般生活的清癯之人里招来的。他手边有一桩事要做，一桩极大的事，因为其中牵涉到四万万人的再造；然而只要进言得当，这桩事并非他所不能胜任。在某些事上他是无知的，可他有过许多政治的历练，而且显然有一种了不起的学习的本事。这个民族需要一位领袖领着他们穿过西方那道大门，帮他们取得那些智慧与阅历的珠宝，而那是人类共有的遗产。一股几乎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热切充满了他们，仿佛一个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新世界忽然为他们发现了、并向他们的努力敞开了。中国这片久被讥为腐朽之地已经重生；她以一个雄浑的姿态宣告：她也要跻身于选民之列，并照此来治理自己。

外国的回应——官方的回应——是什么呢？凡可以把反动与蒙昧塞进去的每一桩交涉里，这两样东西不但被寻常地采用，而且被热心地荐举。从不曾见过一丝真正的政治家气度、一星利他的光亮，除了一九一三年美国那昙花一现的一闪——那时威尔逊总统拒绝让美国参与那笔善后大借款，因为他认为所拟的借款条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除此之外，便只有对那套正在把欧洲的五脏六腑撕出来的方针——即军国主义——的默然认可。这便是献给一个满怀指望的民族的好果子——一样在枝头便要枯萎、或者在人们摘下时便要毒死他们的东西。他们被教着相信：政治的本能就是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歪曲对手的举动与论据、并从对手的错处中取利——而不是相信它是一股足以再造民族的巨大的推动之力。西方官僚们以其行事宣告了：这个共和是一个供人一笑的共和，而不是一件正经事；正是凭着这个虚假而残酷的假定，他们杀死了袁世凯。

这句墓志若刻在他政治的墓碑上，其中所含的那种令人目眩的真实，惟有在论「最后之事」时才可能有。

十四新政权——自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

袁世凯死后不到一个钟头，老将段祺瑞便以国务卿的身份拜访了副总统黎元洪——多年前正是他奉命去长江把此人锁拿进京的——并以民国大总统之礼相迎。同一天下午一点，仓促聚集在外交部的协约各国公使被告知：黎元洪将军已照例就任，京城的和平与安全完全有保障。无须虑有任何动荡；因为百姓一旦明白了这个收场的悲剧性质，谣言无疑要满天飞，可宪兵与京师警察——两支加起来有一万八千名武装人员的队伍——正在作一切可能的防范。

尽管有了这些保证，人们仍感到极大的不安。各国使馆虽身处中国事务之中，对它却所知极不完全，它们无从相信：经过五年这样激烈的倾轧之后，内部的太平竟能如此骤然而至。当时种种阴郁的预言之中，最常出自各国全权公使之口的一句，是说日本人三个月之内就会把这个国家完全占了——因为阻住他们前进的那唯一有效的屏障已经除掉了。要说明那些本该以精通因果之学为本行的人对政治把握何等不足，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例证了。在中国同在巴尔干一样，职业外交之所以一错再错，主要是因为它既无意愿、也未受过训练，去逐日冷静地研究那些构成近世民族主义的错综现象。它的行事几乎全凭一套因人而异的好恶，间或以成例的记忆加以补强；那么每一处使馆的卷宗里堵着如山的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了。它打定主意：凡带一点激进气味的东西，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沾边；而它天然倾向于那些在这个日日做工的世界上早已被弃置的理想；因此外交是蒙昧的本能的情人、是进步的暗中之敌。凡出于民众求变求福之愿的慷慨运动，它一概不信；由此而来的，便是外交这一行倾向于那些真正可憎的东西——密约。就眼下这件事而论，强人之说的全面垮台使他们大失所望，那么以怀疑将来来自慰，原也自然。明白人之荒唐，从来不曾至于如此。袁世凯的一生、以及欧洲与日本的外交在那一生中所扮的角色，构成了一章应当拿来给一切以政治为业的人作警告的教材，因为这段历史里陈列着拜占庭主义一切较恶劣的性情的完整纲要。

黎元洪大总统最初几桩举动迅速恢复了人们的信心，也向眼光锐利的人昭示：这场拖得极长的革命已到了尽头。他把京中所有将领召到跟前，恳挚而质朴地告诉他们：国家的气运握在他们手里；并请他们采取一些足以永久保证外国不再干涉民国事务的步骤。他立刻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军人开了一次大会，随后全体军官自愿以个人的名义担保京城的和平与秩序。当年为袁世凯之治开场的那些可怕的乱事，由是成为不可能；而几乎立刻，人们便照常做起自己的事来。

不过那场疯狂的帝制冒险所留下的财政残局，实在骇人。京中不但没有钱，甚至几乎没有粮；因为自停兑现银以来，乡下的供应便断了，农民不肯收不能兑现的纸币来换他们的出产。政府不得不把为军队与讨伐南方的军事所囤积的大批粮食以名义上的价钱售出；一连许多天，随处可见排成长龙的蓝布衣的百姓耐心等候，一如战时领取他们那一份口粮。

与此同时，军队虽仍忠于新政权，那班君主派的政客却不然。他们眼看自己被抹掉的时辰已到，便不遗余力地暗中播弄，以阻止各省重新同北京合一。要把他们此时每时每刻所构想的、不让这个国家的管辖依法律之道行使的无数谋划一一细述，未免令人生厌。君主派发觉无从胜过人们对他们普遍的憎恶，便在梁士诒率领之下改换手法，绞尽脑汁想弄到一道大赦令。可是任凭他们千言万语，黎元洪大总统不为所动，绝然拒绝考虑赦免他们。他是一个公正而慈悲的人，本意是要在就此事发令之前先让全国说说话；不过为表明他决不赞成他前任所行的那套恐怖手段，他此时颁下申令，把那个声名狼藉的执法处一举废除——袁世凯把它变成了一架以司法之名行暗杀之实的机器，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六年间，在它那阴森的墙内几乎未经审问便死掉的不幸之人数以千计。

这期间全国总的局面只是缓缓好转。北方的军人一党打定主意不让政权单落到南方激进派手里，便痛加反对恢复南京的《临时约法》，并斥责重新召集一九一三年的旧国会——那个国会已经在上海聚齐，正预备北上进京。得有一着凌厉的棋才能使他们清醒。聚在上海附近水面上的中国海军动了手；他们的司令官致北京一份最后通牒，声明：只要段祺瑞将军手中的政府一日不肯顺从民意恢复南京的《临时约法》、重新召集旧国会，海军便一日不承认中央政府的权柄。舰队既在尚未正式解散的南方联盟手中，北京政府在整个长江流域便无能为力；于是在种种规避这个合情合理而正当的解决的花招都归无用之后，终于议定把一切恢复到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政变以前的原样——北京政府以一个联合内阁重新组成，其中南北双方所荐之人都有——国务总理仍归段祺瑞将军。

六月二十八日，一列长长的送殡行列自总统府蜿蜒到火车站；那是这位大独裁者的遗骸被运往河南的最后安息之地。行列中最触目的，是那辆本为载新朝的开创者登极而造的华丽御辇，如今却只送他到了坟前。人群那份超然的态度、以及那有意求简以合共和之体的行列，比连篇累牍的议论都更清楚地证明：中国——也许是身不由己地——已经有几分近代化了；这世上最古老的国家如今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正怯生生地学着青春的功课。

袁世凯一入土，便有申令下来，命将帝制的首恶一概拿办；可那一伙贪墨之人早已狼狈逃窜避祸去了；而据说只要他们留在外国管辖的地面上，连没收他们的家产也不会去办——而这在从前的政府之下是必办无疑的。奸诈、两面与怯懦的报复的日子确乎正在过去，新的政权立意于体面与公道。这位新总统的任务绝非轻易；照这一切情形看，他若能把稳一条中道，既不流于凯撒之治、也不至于全然被抹掉，那便是他早年历练的功劳。黎元洪大总统一八六四年生于湖北——长江中游最要紧的省份之一——如今五十二岁，正当盛年；他虽自少年时便惯于军旅的空气，其方针却从来不是军国主义的。他父亲多年在华北统兵，由行伍起家而至参将，因此不得不设法给他一份彻底近代的训练。二十岁他进了天津水师学堂；六年后毕业，一八九四年甲午之战中以轮机官在海军服役。那场战事之后，他被当时老辈总督中最有名望的张之洞总督招入幕府，在南京襄办新式炮台的修筑，而那些炮台在革命中起过极触目的作用。张之洞调任武昌总督时，黎元洪将军随之同往，积极参与湖北新军的训练，并有德国教习相助。一八九七年他赴日本考察教育、军事与行政之法，逗留不久便回国；同年又再赴东京，以军官的身份入近卫师团。次年秋他回到武昌，被派为马队统带。一九〇二年他又一次赴日参观大操；这几次东行使他通了相当实用的日语，此外还有英语——那在水师学堂的课程中是一项要紧的功课，他懂得也还不差。一九〇三年他升协统，随后被委为湖北常备军第二镇统制。除了本职之外，他还常兼办各色与教育及行政有关的差事，因此对省的治理有扎实的把握。一九〇六年河南彰德府那场著名的大操中，他是第八镇的统制；据说正是那场大操生出了以军队为主要工具、全面反满的念头。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日那个可纪念的日子，叛旗在武昌升起，他多少是不情愿的，因为他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军官；他被推为都督，由此成了民国第一位真正的领袖。十天之内，他的领导便使十四省归附共和一方；他虽因军械军需不足而处境艰危，仍在武昌一带同北军打了两个月，互有胜负。民国正式成立、满清之治成为陈迹之后，正是他恳挚地设法使南北两军——它们曾对垒苦战了许多个星期——之间的关系好转。也正是他最先主张文武行政彻底分开——民国初年行政之权全在各省都督手里，他们招兵买马全然不顾中央政府的意思。这项改革至今虽只部分成功，却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不了多少年，军人左右国家的方针与行政这个念头便会消失。一九一三年所谓的二次革命引不起黎元洪将军的同情，因为他反对内争，主张凡中国人都当为统一与协同的改革出力，而不应沉溺于无益的纷争。他对帝制运动的不赞成同样是斩钉截铁的，虽然前景险恶。最显赫的人物一再来找他，要他赞成袁世凯为帝，他执意不从，虽然外间公然传说他会被刺。袁世凯正式接受帝位之后，曾封他为亲王，他坚辞不受；总统府把亲王的俸给送来，他退了回去，说他既未受封，这钱便不是他的。一切要折他之志的努力都归无用；他的忍耐与镇静，对那场最终毁掉袁世凯的巨大的道义上的反对贡献极大。

如今被请出来主持这个正在北京聚齐的新政府与新国会的，便是这样一个人；而他之能秉舵，确乎可以算作中国传统的好运气的一个凭据。黎元洪将军很清楚：那套为恢复帝制而伪造一纸国民授权的冷静而奇特的谋划，要许多年才能完全抹掉；而军人一党那八爪鱼般的把持——军队是革命之后幸存下来的唯一有效的组织——决非一日可以松开，其实非得容忍到这个民族自己站出来、显示它能够也一定要做主人之时不可。照这样的情形，他的权柄不能不极其有限，其显露多在消极而不在积极的方面。他一心要做一位立宪的大总统，很快便看出必须以哲人的态度接受一段过渡之期，其间正式宪法将被拟就，各党将被逼着取得一个总的谅解；仰赖这个决断，自袁世凯死后至今这一年几乎平安无事，只有关于参战问题所起的那场风波是例外，而那件事另有详论。

其时在一九一六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局面颇有几分特别。革命造出了两个大政党——国民党，即包括一切激进分子在内的那一党；与进步党，其成员主要是旧日官场中人，因而是守旧的。推翻袁世凯的那场云南运动，其倡首与大半的指挥都出自学者梁启超之手，而梁启超是进步党的领袖。因此这一党虽人数不及国民党，重建民国的荣誉与功劳却归于它，而国民党则因一九一三年由它一手策动的二次革命失败而蒙着一层阴影。虽然如此，国民党因其成员主要是较年轻、较近代的头脑，其共和之忱更为真切，所以对军国主义最大的牵制正是从它的队伍里生出来的；因此它的作为虽不能不限于议场之内，其道义上的影响却极大，并且经常代表着文的一面去对抗武的一面。国民党把一切都押在这一点上：在正式的宪法拟成之前必须恪守南京的《临时约法》；凭这一着它迅速取得了上风。因为南京那部约法虽然公认未能带来代议政治——难处在于无法把权限界定得使事实上的专制成为不可能——它至少确立了一条根本之理：中国不能再当作一家的产业来治理，而单这一点比起从前一切的观念便已是一大进步。照这样的情形，黎元洪大总统的方针是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设法使一大堆杂驳的成分和衷共济，去办理治理四万万人的实际事务。

他的成就自一开头便受到掣肘，因为军人很快便诉诸一种新的办法，以抵消国会在北京的权力。我们已经说过通电在中国的祸害——那实在是把外国的发明搬到本国生活上来最出人意料的结果之一。凭着这类电报上的攻势，各省的督军之间得以迅速交换意见；于是一九一六年秋，在军人一党的授意之下，那位可畏的老将张勋在津浦铁路上组织了一次全然非法的将军会议，目的是压服国会，并保证军人一党在幕后仍握着支配之手。今日恐怕无须多说什么，只须记下这一事实：这一举动把这个国家的和平绷得很紧；不过仰赖稳健之人的进言与大总统的明智，不曾公然破裂，而且有理由相信这个试验不会重演——至少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演〔原注：第十六章所述的事变虽使中国又一次面临新的危机，此处所用议论之力却丝毫未减。〕。

有待解决的难处，其性质是独特的。并不是说将军们与军人一党必然是反动的：而是说他们既不属于统治集团中读书识文的那一部分，便不那么先进、不那么惯于外国的做法，因而同那个仍旧滞留在广大农村、以及那些自各省一直散布到中亚边境的千万市镇之中的老中国更相通。凡握着势力平衡、又实际担着许多治理之劳的一班人，要他们服从一个他们不认其为负责而有代表性的机关的纸上之令，自然是难的；不过有许多迹象表明：等到正式宪法颁布、并在一切学堂中被奉为信条之时，事情便会向好处变，旧日的对立将渐渐消失。

自一九一六年八月国会重新开会以来，它一直在办这部宪法，如今已差不多告成。两院每星期三次合坐为宪法会议，把那份宪法草案（由国会特设的起草委员会拟就）作了极其穷尽的考究与讨论。这桩要紧工作的进程中自然有过许多激烈的场面，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大党一次又一次地闹翻。不过大体而论，这些辩论与所得的议决是令人满意而重要的，因为它们把中国人今日的心境、以及其底下那巨大的常识，以具体而不容争辩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譬如末了议定不以孔教为国教，其间的辩论与仇隙都很可注目；然而毫无疑问：把中国政治思想这座秘密堡垒中这样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式登记下来，便是推倒了一座巴士底，为个人主义与个人责任的发展腾出了地面，而这在中国那位最伟大的圣人那些铅一般的公式之下本是不可能的。至于界定中央政府同各省之间必须有的那种关系，所遇的难处还要可畏：主张分权与主张集权的两派有好几个月不能就所谓省制取得一致，随后又就这套法律究竟应当作为宪法的一章、还是仅仅作为正文的附件，打了一场不死不休的仗。最后所达成的议定——把它作为宪法的一部分——是极高明的，因为它确保了人民的主权不致倾向于由如今重新立起的各省议会（此前已被袁世凯一举摧毁）来表达，而把中央的国会留作绝对的主人。这一层在若干年内无疑更多是理论而非实际；可是种种迹象表明：在一段有限的时期之内，议会政治在中国将比在欧洲某些国家更为成功；而中国人以其对既定程序与审慎行事的喜爱，将选定公开的辩论为去粗取精之最佳办法，并以多数的表决来裁断每一件要事。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这一段，国会已经以充当一个全国的监察委员会而充分证明了重新召集它的理由。关于凡可以想到的题目的质问接连不断、频频而来；对内阁总长的凌厉的言词攻击一波接一波；而一种真切的阁员责任之感正在缓慢却无可挽回地形成，怕要在国会面前过堂这一层即便还不曾把许多积弊彻底革除，至少已使它们收敛。依笔者之见，不出十年，国会便将成功地把这个国家凝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将使内阁同它保持如此密切的日常关系，以致某种极近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治国之理的东西将在北京扎下不可动摇的根。这样一个奇迹竟可能出现在极东的亚洲，又一次证明：没有什么胜利是人类的心智所不能取得的。

不过就眼下而论，在中国同在一万英里之外的国家里一样，敌人是阁员的不负责任；就是说，所谓内阁之治加上元首被抹掉，往往使内阁总长脱出了有效的日常管束。种种本不该做的事被做了出来，而一些本该因舞弊而被立刻逐出京城的人仍旧掌着部印〔原注：此节写就之后，已有两位内阁总长被立即拿办。〕。不过中国人虽行动迟缓、又惯于把一切决定拖到它们带上那种同命运相联的、不容更改的性质，却毫无疑问：从长远看，不诚实的人要吃苦头，而一批日益干练的人将取而代之。因此从任何角度看，眼下的局面都值得庆贺，也大有指望将来能平顺地展开。

到新政权之下的国会去看一看，对多数人是一番启示：坦率的人出来时所得的印象，此生不会磨灭。连国会两院的所在地，都有一层特别的意味。它们被塞在西边远远的地方，紧贴在内城那道巨大的城墙的阴影底下，仿佛当初召它们出世之时便已料定：它们永远不会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而环绕京城的那座砖石大堡垒的压顶之势不久便会使它们明白：这样一些一望而知的闯入者竟想去掌管国家，是何等徒劳。在袁世凯之下同在满人之下一样，它们不过是政府臂上的一项操练，是一样决不容它硬化为常规的东西。它们是铁路、电力、碎石马路、以及一切其他开始改变一个全然以农业为本的古老文明的近代之物的表兄弟；正因为它们同农家院子里那个真实的中国关系如此之远，人们便以为它们将永远站在这个民族的生活之外。

那是蠢人所信的。可是笔者在一册旧日资政院的议事规则上，找到了一条写于一九一〇年的批注：「该院第一次开会，其辩论便已可注目。由此似可断定：一九一三年的第一届国会将把持中国，使宝座之权归于无有。结果：革命——」纪年虽略有混乱，这条预言是值得记下来的。

围着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这个国会的特别警察那份戒备、以及这些人之多，也道出了一个同这座建筑的所在地一样雄辩的故事。与其说是防着什么预谋的暴力才把这些卫士摆在这里，不如说是有必要昭告世人：过去曾有过违宪的暴力，而今后若办得到，那种暴力将被严加挫败。世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会像北京的国会这样被人极尽鄙薄，可也恐怕没有哪一个机关比它更不该受这份鄙薄。在众议院里消磨一个下午，多半会使那些心胸开阔、却一向乐于相信中国这场试验正如某些批评者所断言的那样的人吃一惊。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本就惯于行帮公所的议事；所谓辩论，即在考究其中的道理之后裁定多数人之福，本是一项极老而牢固的习惯；如今虽有些笨拙与生涩可以指摘，等到惯例定得更稳之后，这个民族的常识必将充分显露，并在当代的历史上留下长久的印记。这一点是毫无可疑的。请到旁听席上坐一坐，自己看看。头一个涌到唇边的问题是——那些年轻人在哪里？那些被白话报纸讥讽得一塌糊涂的、冒充立法者的粗鲁毛躁的后生在哪里？议员的多数非但不年轻，而且是三四十岁、甚至五十岁的人，面孔聪明而疲惫，早已失了青春的弹性。这里那里你甚至会看见几位须发皆白、咳嗽带痰的老先生，本该待在家里的；虽然偶尔也有一个穿欧服的伶俐后生，他在国外镀的那层光还不曾完全磨掉，可总的印象是：这是一群略显老成、已到成熟之年的人，其足以代表这个国家、其品质之佳，同这个国家今日所能提供的相称。凡懂得真实的中国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议员的桌椅照大陆的样式排列，议长的高台上坐着一排排书记与记录员，给人一种井然有序的印象，却又带着一丝隐隐的革命气味。也许是那乌黑笔直的中国头发与华美的绸衣，衬在一片素朴无饰的背景上，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的图画。在这样的情形下，偶尔爆发出戏剧性的场面、恨恨地要犯事者的血，仿佛我们并不是生在二十世纪——在二十世纪，人所公认单凭血是抵不了事的——竟也显得自然。每一道门口、以及旁听席前几排都有武装的院警，这更加深了那层印象；那印象带着几分戏台的味道，而且出奇地令人振奋。中国在立法之事上已经造出了她最初的传统：她是有备而进的——把切近的往事的教训都记牢了。

这里既是一个爱读书的民族的会场，多数议员的桌上都摆着纸笔簿册。电铃一阵急响，人流不断地走进来就座，因为方才休息过，院里只坐了一半。几乎人人都穿中国的便服，胸前显眼地别着议员的徽章。一个念头很快变成了信念：这东西说到底并不外在于这个民族，而是这个民族活生生的血肉，是一样有生气而不可或缺的东西。这整桩事之宏大与大胆，不能不打动富于想象的头脑；因为聚在这里的四五百人所典型地代表——即便还算不上确切地代表——的，是构成这个国家的四五万万人。你仿佛看见了这个民族的侧影：一团沉重而迟缓的东西，对种种古怪的潜意识的影响反应极快——忽而震怒，忽而又平静下来，因为理性终究是那位被永远供奉的大女神。人人的举止都带着书卷气与从容。议长维持秩序、辩论开始之时，便是深深的寂静，只有几百只不安的手在纸上摸索、或者来回摩挲。每个人都用手说话，尤其是在发言的时候；不像欧洲人那样攥成拳，而是摊开着，那些细长的指头自有一套语言：扭着、转着、探着、嘲着，是一部小小的妥协之史。倘若从一部手的研究去写中国的故事，倒是很有意思的。

发言的人都要走到讲台上去，而且人人都有许多话要说。不久又有一层印象加深了——北方人口齿清楚、嗓音饱满，对南方人有一种凡登台的人都懂得的便利。北京的官话到底是官场的母语，比任何别的方言都更少神经质、更为精确，而且带着一种不容否认的权威之气。南方那种尖利高亢的嗓音，虽然议论得极敏锐、极迅捷，却显得愈来愈吃亏。它似乎天生有一种倾向：容易变得絮聒，又因话说得太多而使自己的申辩听起来像是强词夺理。这些都是小小的怪事，而在世上别的地方它们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喝采一起，所证明的同喝采在别处所证明的一样：你若想在一个大会场里把你的道理敲进人心，就得凝练而简单，用宽阔而凌厉的议论。这恰恰是通俗剧同戏剧的分别所在，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众人心里过度的剖析算不得议论。不过大体而言喝采并不多，发言人的声音在厅中游走，既无赞同也无不赞同的表示打断它。有时——虽然相当难得——当一记点子刺中了一个可恨的对头，便会爆出一阵笑声。可它起得多突然，灭得也多突然——几乎还没等你留意到它，仿佛它是多余的，必须给更正经的事腾地方。

辩论一结束便是表决。电铃又响，院警粗手粗脚地把一切出口关上。书记们走下过道。他们似乎无精打采、漫不经心；可他们很快便点齐了人数，以确保那个多得过分的法定人数在场。这时议长请表决。赞成者庄重而僵硬地、像是听了一声口令似的自座位上站起。一阵喝采；议案几乎是一致通过了。不过并不总是如此。若赶上大家正闹脾气，院里便不肯照议程往下走，十来个人同时站起，在各自桌后发言，想把别人压下去。议长耐心地站着，同议事程序这道难题较劲——而且往往落败，因为惯例还在形成之中。要立下绝对不移的规矩，非得多年不可。不过自一九一六年八月以来所取得的进步已经可注目，而且天天都在学到一些东西。一个国会的本务说到底就是辩论——把这个民族心头最要紧的念头说出来；而这些念头如何被说出来，便是这个民族政治信念的真实状况不断的展示。国会是——或者说应当是——这个民族的一个缩影；国会既不会比民众整体好，也不会比民众整体坏。以国会投票所表达的多数之治，必须被当作一件根本之事；中国也不是这条通则的例外——多数之治必须是决定性的。

可是到这里，中国新的政治生活中另一重错综又进了这道难题。一个负责任的内阁的存在——它同立法机关之间还不曾以任何为人所熟知的方式连起来，而且往往同大总统府相对而行——使这个国家的行政中天天有一场倾轧，这是极应当谴责的，而且已经引出过几桩难看的冲突。虽然如此，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议会政治正在稳步前进；等到正式宪法与地方自治之制都施行之后，便会有一个新的调子出来。要把一切旧路数彻底抛开，无疑须得一代较年轻的人当政；不过笔者在过去这一年里惊讶地注意到：连满清旧制下的总督都已何等急于顺应新的秩序、并出一份力；虽然非得在国会面前过一堂、并取得多数的表决，一项任命才算有效，争夺阁员之位的竞争却依然明显。

不过北京还有最后一件反常之事有待革除。那位被废的幼帝仍旧住在紫禁城里，四周围着一个小朝廷——这样一种情形不应再被容忍下去，因为它无疑助长了那些每隔一阵便被有心人神秘地散布出来的谣言，说复辟就在眼前。如今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不但满洲皇室必须迁离京城，而且必须拟出一个办法，把所谓旗人家庭的恩俸之制折价了结——他们仰赖一九一二年退位时所签的《清室优待条件》，至今仍照满清之世按月支领津贴。这两件要紧的事一了结，帝制在中国便会迅速地淡入彻底的遗忘。

十五共和撞上了现实——两桩典型的「外国侵逼」

这便是袁世凯一死、新政府所须面对的内部情形。国库里钱极少，各省又不能或不肯解一块钱到京城来；幸而至少有一处公家机关——它本是在外国压力之下立起来的——正出色地证明着自己存在的理由。盐务署经印度盐政的大权威丁恩爵士以三年之功卓有成效地重加整顿，此时每月可提供近五百万元的盈余；正是这笔进项，在人人都说中国非死不可的那段动荡的过渡岁月里养活了她。中央政府靠着省着用这笔硬通货、并大量掺以纸币，自一九一六年六月以来得以应付眼前的义务，使整套机括不致垮掉。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新的危险须得不断地应付、不断地抹平——外部世界的利益压在这个国家身上，在千百个点上同本国的利益相抵触。为了说明并弄清这个民族因其疆土之广、因外国人那八爪鱼般的把持而必须天天忍受的那一类激怒，我们举出袁世凯死后所发生的两桩典型的国际麻烦。头一桩是一九一六年八月发生在满洲的那桩著名的郑家屯事件；第二桩是同年十一月发生在天津的老西开一案，它在华北激起了一场对法国的怒潮，而到笔者写这几行时还不曾平息。

郑家屯事件的事实简单得叫人难以相信，值得好好讲一讲。郑家屯是蒙满交界处一个小小的市镇，照寻常的大车路算，在南满铁路以西约六十英里，若照直线算则近得多。四围是一片「新地」，郑家屯所在的那个府原本纯是蒙古的地面，因中国人前来占垦的人数之多，才不得不设起寻常的中国民政衙门来。出镇正西三四十英里，耕地便几乎到了头；此后入目的便只有蒙古那连绵起伏的草原，散布着游牧的马队与牧人的营帐，单调地一直伸进高亚细亚的茫茫无际之中。

这一带在战略上很要紧，因为商路自洮南府所辖那些日益兴旺的集市汇聚于此，而洮南府是中国在蒙古边地权力所及的最西之限。皮张、毛皮、生皮、牲口与粮食的丰盛交易，使这个边镇在中国人眼中的分量一年重似一年；他们很清楚听其自然之策的危险，决意要保住他们凭先占之权所取得的权利。那些出名的蒙古匪首——譬如同满洲复辟党相勾结、并据说受日本军人一党津贴的巴布扎布——已把郑家屯当作他们的目标之一；这件事在一九一六年初惊动了奉天将军、那位精力充沛的张作霖将军，他为应付这一危险，立刻在该地区周围布下一道军事封锁线，并以郑家屯为依托驻下一支相当大的预备队，是自第二十八师抽调的。在还没有人听说过这个镇子的好几个月之前，那里便已有过一阵一阵零星的战斗，使郑家屯带上了军营的气味；而入夏之后日本人开始在这一带以零散的支队演习，其借口是：依朴次茅斯和约他们唯一有权驻扎的南满铁路附属地太局促，不便野操——于是显然可以预料要出危险的事了，尤其因为有一支日本步兵就宿在镇子的正中心。

八月十三日，郑家屯一个日本平民——那里有一小群日本商民——去找一个卖鱼的中国孩子。那孩子不肯照他所出的价钱卖，这个日本人便抓住他动手打。一个第二十八师的中国兵路过，出面干预；于是起了扭打，别的中国兵也加了进来，结果这个日本人被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中国人走后，这人便到最近的日本岗哨去，报称自己无缘无故被中国兵重重殴打。一名日本宪兵陪着他作了初步的查看；随后回到日本兵营，声称找不到一个管事的人；说他想查出肇事者却遭到抵拒；说他非得有人帮忙不可。那位带兵的日本军官是个大尉，他派出一名中尉带二十个兵前往中国兵营，向中国的管带索取交代——必要时动武。这出戏正是这样开的锣。

这一支队开到那支肇事的中国队伍的司令部——它就宿在一家当铺里——并想强行从一名站着不肯让的哨兵身边闯进内院。刺刀平端着，交涉了很久；末了那个中国兵绝然不肯让路，这位中尉便下令把他砍倒。这几个要紧的事实看来是无可置疑的——就是说：开战之举，乃是一支日本武装队伍蓄意攻击一名守卫其管带住处的中国哨兵。

随后是一场可怕的场面。看来在这场危机中，零零散散的中国兵已经聚拢过来，有的带着枪，有的没带；近距离的射击立刻开始了。最先开枪的看来是一个中国团里的马夫——虽然这一点从未被证实——他牵着几匹马站在稍远处一座马棚的门洞里，据说日本人死伤最多的便是他打的。总之，当场打死日本兵七名，另有五名伤重不治、四名重伤；中国方面自己也死了四人，另有若干人受伤。日本那支队伍吃了这一记猛亏之后，残部带着受伤的军官退回自己的营房，全队筑垒自守，一连好几个钟头朝路上凡有动静的东西放枪，虽然中国军队绝然不曾试图向他们推进。

这场猛烈枪声、以及日本人死了许多的狂传，这期间已把恐慌散遍全镇，人人各自逃命，都怕有一场可怕的报复。当地的知事终于把秩序略略恢复；天黑之后他亲自带着镇上几位绅耆到日本兵营去，表示歉意，并商量把那些日本人的尸首移走——那些尸首还倒在原处，而照中国的规矩是须得体面收殓的，虽然它们正是那场武装闯入的要紧而无从辩驳的凭据。这位日本的指挥官非但不肯迎着这番和好之意各让一步，反而非法地把这位知事拘了起来、锁上；促使他这样做的，是他手下人普遍的恐惧：怕夜里驻防的中国军队会大举来攻、把全队歼灭。然而什么也不曾发生；十四日，这位知事派人叫来自己的儿子作抵押，遂被照例释放。十六日，知事成功地安排中国军队全部撤到镇外五英里，以免再起冲突。十五日，日本的骑兵与步兵开始大批自南满铁路附属地（那是他们依条约唯一有权驻扎之处）开来，郑家屯镇被他们专横地置于戒严之下。

这桩事情的原料便是这些：除了上述的事实之外别无实质可言，而这些事实极其刺目地说明了一个强国是怎样对待一个弱国的。

与此同时，这些事在东京所起的效果是电光石火般的。日本警察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定理：谁先把话说出来谁便是原告，被告便是有罪的一方，不论证据如何；仰赖这条定理，各报一律登出了同一套说法：凶残的中国兵有预谋地袭击了一支日本队伍；并请公众相信：若干名应征入伍的日本国民被蓄意而残忍地杀害了。然而直到事发一个多星期之后，东京外务省才刊出一份官方报告，于是下面这套被篡改过的叙述作为日本的说法四处散布：

「本月十三日，郑家屯一日本药房之雇员吉本清吉，年二十七岁，路过中国军队司令部时，被一中国兵拦住；该兵说了几句日本人听不懂的话，忽然打其头部。吉本大怒，然旋即被大批中国兵及他人围住，备受各种凌辱。由于中国方面这种无法无天之举，该日本人身上七八处受伤，然总算挣脱，跑到一日本警亭求援。警察川濑得报后赶至出事地点，然其到时肇事者已尽散。遂赴中国司令部投诉，而哨兵拦阻，并以手枪相向；在此情形之下，他不得不求助于日本守备队司令部；井上大尉遂派松尾中尉率二十人护送该警察前往中国司令部。该队接近中国司令部时，中国军队开枪，警察及他人或死或伤。日本军队虽已退却，中国军队仍不停射击，并围攻日本守备队，数次猛扑。战事停止后不久，中国当局访日本兵营，表示愿以和好了结此事。日本军队本欲一战到底，然寡不敌众，且恐危及日本居留民之安全，乃停战。检查在营外被袭之七名日本兵之尸身，查明皆为中国军队所杀，尸上有暴力之痕。」

我们不再重论此案的是非，只想请那些熟知近事的人想一想：中国兵既深知这类举动所招的种种苦楚与刑罚，会像日本官方所述的那样蓄意去袭击一支由军官率领的二十人的日本武装队伍么？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法庭若到当地去查究此事，必能指出真正的启衅者，并把一桩极其惊人的情形的网络一并揭露出来。因为要懂得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三日所发生的事，非得把眼光从郑家屯移到很远的地方、看看这一切背后是什么不可。

日本军人一党——它虽对日本民族与日本政府都施着极大的影响，却决不代表二者——头脑里有一个固定的念头：若要维持东亚的势力均衡，南满与内蒙古便必须变成一块由日本牢牢把持并设防的飞地。依着这个念头，日本的外交在好几个月前便被推动着专力于自俄国手中赢得——若非硬夺的话——松花江以南那一段战略上极要紧的铁路；因为（这一点须得仔细留意）只要以松花江为俄日两国在满洲势力范围之间无可争议的分界线，再以日本的浅水炮舰在那条水路上航行并驶入嫩江，那么日本便很容易凑成一个「大陆四边形」，把朝鲜、南满与内蒙古包在里头；而其最西的屏障，便是那套以洮南府为中心、终点在热河的内蒙古新铁路系统——其修筑权日本已经握在手里〔原注：俄国的外交家如今否认曾正式允诺过日本关于割让松花江以南铁路的提议。〕。在这块飞地的外圈取得警权——并把中国的驻军一概排除——正是日本军人一党长久以来分明在向之进军的初步目标；而早在任何人听说郑家屯之前，一套派侦察支队的方案便已施行，以刺探那一带的地面，并同蒙古各股结成实际的同盟，好去骚扰并驱走一切代表中国权力的人。因此郑家屯所发生的事，在这片广大而鲜为人知的地区里日本支队悄悄开进去的另外五六处地方中的任何一处，都有可能发生；一九一六年八月中国的外交若遭了一记猝不及防的突袭，那也不过是研究政治的人久已料到的事。因为日本本该是中国自由的真正卫护者，而事实却是：在中国的事务上，日本的外交久已听命于东京的军人一党，除非凭暴力可以从中国身上再撕下一块她的独立，否则它什么也不干。

于是我们便说到了这件事的要害。今日一件鲜为人知的怪事在于：日本是一个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国度，因为它并无行动的传统，除了自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之战以来由陆海军的首领们所造出的那一套之外。它以国际的眼光看世界不过短短二十年，文官政府还来不及造出一套像样的传统；而正因为并无这样一套传统，这个东方的岛国便没有真正的外交方针，只能听凭人为制造出来的危机摆布，而且常常被拖进一些琐屑的冒险之中，使它实际上站到了协约国立志在欧洲摧毁的那一边去。正为此故，中国人便一贯被当作劈柴汲水之人、当作奴隶来对待——这些人偶尔在日报的篇幅上受几句恭维，暗地里却被看作生来就是挨打与被征服的。奉天将军张作霖同笔者谈起郑家屯一案时，一句话便道破了要害。他拍着桌子说：「我们到底不是这桌子做的木头，我们也是血肉之躯，也得保护自己的百姓。我说过十几遍了：『他们有胆量，就明着来把满洲拿去；可是别再玩那些小孩子的把戏了。』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干？因为他们没把握吞得下我们——一点把握也没有。你懂么？我们弱，我们蠢，我们不齐心，可我们人多得数不清；到末了，他们要是硬撑下去，中国会把日本的肚子撑破的。」

这样慷慨激昂的话固然好听；可一到议事堂上正经办事，便有一件憾事：外国朋友一再恳求中国人好好使用他们武库里的许多兵器，他们却不用。譬如这一案，北京终年闲坐着跺脚的那许多外国顾问之中不乏干练的法学家，本该立刻赶几位到郑家屯去，而中国几乎什么也没做。不曾在当地作出一份像样的报告；不曾搜集具结的证词，也不曾把证人带到北京来；于是日本提出索偿要求之时，中国手里除了一份全然不足的辩词之外一无所有。主要因为这个缘故，她不得不同意放弃对此案是非曲直的任何直接讨论，而径直就日本所提的各项要求进行交涉；那些要求如下：

一、惩办第二十八师师长。

二、撤革郑家屯应对此事负责之军官，并从严惩办直接参与斗殴者。

三、出示晓谕南满与东部内蒙古之中国军民，不得有任何足以启衅、致与日本军人或平民破坏和平之举。

四、中国允准在南满与东部内蒙古凡日本领事当局认为为保护日本臣民所必需之处派驻日本警官。中国并允准南满各官署聘用日本警务顾问。

此外还有：

一、驻南满与东部内蒙古之中国军队应聘用一定数目之日本军官为顾问。

二、中国陆军学堂应聘用一定数目之日本军官为教官。

三、奉天将军应亲赴旅顺向日本关东都督为此事道歉，并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当面致同样之歉。

四、中国应向受害之日本人及死者家属给予相当之赔偿。

最外行的人也一眼看得出：日本与其说对她士兵被杀十分在意，不如说她一心要利用这个机会在南满与东部内蒙古一带取得若干新的权利与特权——尤其是扩大她的警权与军事监督之权。然而中国虽已同意了那样一套有缺陷的程序，在此后将近半年的交涉中却表现出相当的韧性；到一九一七年正月底，已把日本索偿的问题削得相当微薄。确切地说，两国政府议定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载明下列五项：

一、第二十八师师长申饬。

二、应负责之军官依法惩办。法律如规定从严惩办者，即予从严惩办。

三、出示晓谕华洋杂居各地之中国军民，对日本军人与平民以礼相待。

四、奉天将军于关东都督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同在旅顺之时，派员前往致歉。

五、给予日本商人吉本慰藉金五百元。

不过此案虽在名义上就此了结、和好的关系也恢复了，最要紧的一点——日本在南满与东部内蒙古的警权问题——仍旧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中国最有力的抗议也不曾使日本把她的主张稍减分毫。此前若干年间，日本已在这些地方不顾地方官的反对设下了若干警察署与警亭；中国在这次交涉中虽极力表示反对它们的存在，认为那正是中日之间摩擦不断的主因，日本却拒绝放弃她的主张：说这些并不构成治外法权之理的任何扩张；而且说，凡日本领事当局认为必要之处所布置的日本警察，必须被长久地接受下来。这里便是一桩等到列强坐下来修订对华条约之时——而世界大战之后她们是非修订不可的——须得仔细斟酌的事；因为日本在满洲，其地位同英国在长江流域根本上并无不同，适用于一方的便必须适用于另一方。如今正在中国各处愈布愈多的中国新警察是一支极好的队伍，几乎在一切职守的执行上都胜过日本的警察。中国的行政正在竭力提供称职的治安卫士，而日本以及别的列强竟以如此可责的方式行事，实在岂有此理。

第二桩事里，法国的官场以一桩奇怪的蠢举严重地疏远了中国人的同情，并在一九一六年底给了德国在华的宣传一件有力的武器。老西开之争所牵涉的不过是天津三百三十三英亩地，如今已同郑家屯一案并列，在那部许多中国人宣称构成了欧中关系之全体的怨愤大卷宗里成了一个首要的案例。这里的事实同样是绝对简单而绝对无可争辩的。一九〇二年，法国驻天津领事当局提出请求，要把他们的租界展拓，理由是他们已经局促。中国当局虽不愿允此请、而且长久置之不理，终于还是被劝着断断续续地谈了起来；到一九一六年十月，经过这十四年间的几番变更、削减与重提，这道题目已被削得极细，以致关于新地段行政的办法已实际上达成了协议——北京政府准备把它施行，只附一个合情合理的条件：须先把地方上对这块新让地的反对化解掉，而那反对是极真实的，因为中国人在自家地亩的警权归属这件事上感情是很激烈的。这场争端的全部精髓、或者说它的灵魂，正在于此：土地的主人、中国的百姓——在这件事上尤其是天津的百姓——须得接受所议定的办法，即设一个中法合办的行政机关，以一个中国人为总办。

当法国使馆把这份拟议中的协议的条款通知天津领事馆之时，这个安排并不合法国总领事的意；他正要调任上海，打算在离任之前把这件案子办到令他的侨民满意为止。这一节事实同样绝无可争：一个领事官依条约所担的首要职责不过是在本国侨民之间维持法度与秩序，而他主要的念头却是在把职务交给继任者之前，把一桩恼人的悬案了结，必要时不惜动武。正是抱着这个念头，法国总领事拟了一份最后通牒，经法国使馆软弱地批准之后，递给了中国地方当局。通牒限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所觊觎的那条地面上的警察完全撤走，其理由是：正式议定书迟迟不签乃是存心而蓄意的，已把再谈的门关上了；而期限届满没有回音，于是一支法国武装队伍便公然闯入了中国的疆土；九名在岗的穿制服的中国巡警被强行带走、关进法国兵营，法国的哨兵则在那条有争议的界线上布了岗。

这一失当之举的结果，是中国人一片巨大的哗然，以及华北抵制法国之举的开端——而这正在战争中间，正当法国的举动激动人心地高贵之时。约两千名本地的巡警、仆役与雇员立刻集体离开了法租界；民间成立了团体以维持这股怨气；而到末了被捕的巡警虽被释放，协约各国友好的调停却未能使此案得一解决，到笔者写这几行之时，它仍旧原封不动地停在一年前的地方〔原注：法国外交在中国的作为，新近（一九一七年四月）又添了一个例证：法国就美国工程师以美国资本在广西省修筑一条铁路一事提出抗议——法国主张她在广西有独占之权，其根据是一九一四年中国外交总长为了结当年一桩边界争端而致法国使馆的一封信。该信文曰：

「因安南与广西边界骚扰而起之争端，业经双方所派会同委员查明，并已得一结论：凡关于此案了结之各事，均照贵大臣所请办理。

「为表两国之间特别友好之关系，共和政府向贵大臣保证：此后广西省内倘有铁路之修筑或矿务之兴办而需外资者，当首先商诸法国以借所需之资本。届时广西省长当直接与法国银团接洽，并呈报政府。」如今美国实在到了应当把中国门户开放这整个问题重新提出、并不再容忍列强那套旧的、分裂性的、占着马槽不吃草的方针的时候了。美国如今幸而处在这样一种地位：可以在远东、一如在远西，开启一个新纪元，并把榨取制止住。〕。

这便是外国在华利益这件事按中国人所看到的样子的说明。尽可以说：这一类蓄意的枉法之举——过去太常为那些其实不过是太平绅士的领事所行——在别处是不可置信的；然而正是这种枉法，竟被人当作在中国所谓「方针」的一部分接受了下来，因为在民国成立之前的五十年里，一个软弱而阴柔的官僚集团一贯以退让求安。倘若我们要有一个幸福的将来，正是这种枉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制止。中国人至今还满足于和平的报复，不曾爆发成怒火；可那些在抵制这一福音里看出底下蛰伏着什么丑恶之物的人，每夜都该谢天谢地：他们生活在一个理性如此至上的国度里。想一想吧：中国人倘若不是彻头彻尾讲理的，这个国家里会出什么事！举国上下到处都有小小的外国人社群，在四万万人的汪洋大海里不过是几点水珠，虽然绝对听凭成群邻人的摆布，却绝对安稳地住着。所有这些外国人——或者说几乎所有——都是为利而来的；他们的生计全靠同中国人合作；那合作一旦停止，他们住在这里便同死了埋了一样毫无益处。在这样的情形下，按理该以为一种起码的体面会启发他们的态度、而一套有来有往的方针会始终被小心地奉行；而我们很高兴地说：这一层如今比从前是多些了。惟有在郑家屯与老西开这类事情发生之时，那平静的百姓才被搅动得有所举动。而即便到那时候，他们非但不像欧洲的暴民必定会做的那样掉过头来把那许多毫无防卫的小社群撕碎，反而仅仅限于抵制冒犯者，并指望这一份不悦的表示终能使世人相信：他们是决意要得到合乎情理的待遇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办某些事时的迟缓或许极令人气恼——虽然他们做生意同最快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快——可这决不能成为那些自命高人一等的人轻蔑他们的借口。中国人是第一个承认：他们至少要一代人的工夫才能切实把他们的国家与他们的政府近代化；可他们相信：既然立起了一个共和、又自称是西方的门徒，他们便有理由指望得到同样的待遇与体恤——那是战后连欧洲最小最弱的民族也要给予的。

十六中国与这场战争

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观感、以及中国政府同两方交战集团之间确切的关系，都是被全然误解了的事。凡领会了前面那番关于民国艰难分娩的详尽叙述的分量的人，对这句话不该觉得意外；因为中国的境况，使她在世界政治中除了一个无足轻重而不能令人满意的角色之外，什么也扮不了。

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中国还在内忧的阵痛之中，中央国库里一文钱也没有；袁世凯骤然面对一个空前的国际局面，固然确曾同德国使馆开始了某些交涉，想设法取消胶州的租借，可日本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送给德国的最后通牒把他那些试探性的提议一笔勾销了。为着一座建在租自中国的地面上的巡洋舰基地，日德两国竟要开仗——对这样耸动的事态，袁世凯实在丝毫不曾有过准备；他虽也考虑过派一支中国军队协同进攻德国那座要塞的可能，那个方案却从不曾成熟；而他随后的几番布置——尤其是在山东设一个所谓战区——在国际上毫无分量，除了在日本之外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然而中国人并不曾对事态的走向视而不见。青岛陷落、以及随后同日本的种种纠葛——那些纠葛大大加深了一个本已朦胧的局面的错综——之后，若干思路在不知不觉中生长了出来。中国有势力的阶层希望德国能以某种办法在欧洲重新站起来，从而得以惩创一个二十年来除了给他们带来悲苦之外别无他物的国家，这也许原是自然的；所谓战争前一段中国对德国的同情，主要正是由这一个缘故而来。不过也须留意：开战头两年德国在中国那场规模巨大的宣传，加上她在俄国以及别处所得的胜利，给民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倒不是因为他们被一个把军国主义捧上宝座的强国的战功所吸引，而是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这番武力的显示迟早不但能使日本对这个国家的钳制松开，而且能迫使列强重铸她们战前的对华方针、放弃把这个国家置于财政监督之下的企图。于是命运作弄人，德国在东亚于一九一四、一九一五与一九一六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竟成了被压迫者的愿望的化身——我们尽可以合情合理地希望，这一层教训不致逃过世界各国外交部的注意。也不可忘记：近代的中国军队同日本军队一样，大半是德国训练、德国装备的，因而天然偏向条顿一路；而如我们所已说明的，军队在民国的政治中扮着一个有力的角色，舆论便大受它经其喉舌所宣示者的左右。

无论如何，在一场普天下的大火之中、在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捞起来的时候，这样一个疆土如此辽阔、人力与原料如此丰厚的国家要永远默不作声，在人事上是办不到的。渐渐地，中国普遍生出了一个念头：总得做点什么；就是说，一种法理上的中立除了通向地府之外恐怕哪儿也去不了。

其实早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袁世凯与他的心腹便已看出同伦敦宣言的签字国正式结为战伴在内政上可得的好处，而给这场运动以推动的，是当时中国运出的几批要紧的军械弹药。有人在北京半遮半掩地想谈一谈条件，惹得众人不小的兴奋，不过此事只是就极笼统的条款议了议。北京政府所提的首要一项，很有它的特色：规定中国以法理上的交战地位为交换，立刻得到一笔二百万镑的借款。可是这个提议一拿到东京，日本便一眼看出其主要用意不过是要间接取得外国对袁世凯称帝的背书；因此她给整个方案泼了冷水。去附和一个既捧袁世凯上宝座、又会重创她大陆野心的公式，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这一着注定要失败。

一九一六年夏袁世凯之死，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局面。强有力的影响又被发动起来，要扑灭崇德之风，并使那一小撮左右这个国家命运的读书人看清：他们真正的利益只能同协约国在一起——协约国已开始把中国的人力当作战争中的辅助之力输出去，并且极想把这整件事放在一个更稳固的基础上。然而德国重新使出全力以宣传淹没这个国家，因此实际的进展很小。凭着以中英两种文字印行的战事地图、又凭着一套无所不包的每日电讯——它把凡可以说明德国不可战胜的每一件事实都往人心里敲——德国在中国的地位在罗马尼亚被席卷的那段时间里非但不曾削弱，反而实际上加强了。命运也古怪：凡主张同协约国结盟的人，不但受到德国人、而且受到日本人的猛烈攻击——日本把她的政治利益同一个敌国的利益如此天真地混为一谈，是这个局面中独一无二、值得永久记下的一笔。

直到威尔逊总统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发出他那份和平提议，才有了一线转机。这份文件正式知照中国政府之后，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旧日的指望也复活了：即中国或许总能设法跻身于那个将把胶州的处置与德国在山东全部利益的问题一锤定音的正式和会——这个题目在中国是火烧眉毛的，不但因为她在日本手里吃过苦头，更因为一九〇五年朴次茅斯条约所立下的先例，人们觉得倘若中国不甘于放弃被视为一个主权的国际之邦的主张，那个先例便非彻底打碎不可。当年日本径直同俄国交涉了一切关乎满洲的事项，等和约签了字，才派一位全权大臣到北京，要中国整批地、不加讨论地承认全部条款。诚然，一九一五年——那时大战还不到半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以最后通牒相胁迫使中国在一切山东问题上就范，便把朴次茅斯条约的程序颠了过来，看来是把所争的问题永远了结了；虽然如此，中国人仍指望：等到事实为世人所确知之时，这一类外交不会被认可，而山东问题其实是可以重提的。

于是中国外交部费了极大的心思去草拟一份答复威尔逊照会的复文，要它自己会说话。因此，一月八日递交美国使馆的那份文件的正式译文，便有一种特别的政治意味。其文如下：

「贵国政府训令阁下惠为转达之威尔逊总统致现在交战之协约各国与同盟各国政府之关于和平之照会，其文本人业已以此事之重大所应有之慎重详加审阅。

「中国为素尚和平之国，近复缔结关于国际争端和平解决之条约，以应海牙和平会议之愿望，重申其素怀。

「另一面，此次战争因其旷日持久，已严重影响中国之利益，其影响之深或较其他守中立之各国为甚。中国现正处于整顿之时，在经济上与实业上皆需外国之合作，而此项合作，多数国家因其卷入战事而无从给予。

「中国对总统照会之精神表示同情、并以早日停止战事为念，此举不但合于其利益，亦合于其深挚之情怀。

「近世战争规模之广与其所生之反响，使其影响已不复限于交战各国。凡百国家，莫不关心于使战事尽可能稀少。故中国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人民之见解不能不表满意——彼等声明愿意、甚而急于在战事终了之后以一切正当之法通力合作，以保证各国无论强弱一律平等之原则得受尊重，并使各国免于不义与暴力之危。中国愿与之戮力同心以求此等成果，而此等成果非赖众力不能得。」

于是，还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迫使人非有决断之举不可的问题出现之前，中国便已开始显示：她不能在一场间接危及她利益的世界冲突中保持被动。美国就可能的和平一事直接同北京政府往来，等于明白暗示：她挂念中国的将来，并决意尽可能帮她。这一切都严格合乎美国对华的传统方针；这套方针虽因过于理想化而在实际上没有多大价值——它太少有兵舰与刺刀作后盾，因而不受敬重——却毕竟六十年来为这只被剪了毛的羔羊挡了挡风。因此，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那个令全世界吃惊的可注目的收场，是早有了很好的铺垫的。

是月四日，美国正式知照中国关于德国将对中立国航运施行潜艇战的威胁，并邀她同美国一道对德断绝外交关系。这期间中国已收到驻柏林公使的电报，转来德国政府的一份照会，宣告那些危及一切在指定区域内航行的商船的措置。这两份文书在中国政府心上所生的效果，起初公认是震眩的；北京听得到极不一致的种种议论。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政府头一次被邀走出一步，而这一步意味着开创一套明确的、再无退路的外交方针。四天之内的争论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可到二月八日，黎元洪大总统已经打定主意——最后的难题不过是要把军人一党「说转」过来，使他们接受这个念头：一个将使他们同德国永远分开的决断之举终究非做不可。人所共知：那位才气纵横的学者梁启超被匆匆召进北京，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并在几个钟头的议论中办成了看似办不到的事。他一眼看出一个果断的男儿之决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便以极令人信服的方式主张立刻行动，于是军人的首领们服了。因此二月九日，德国公使被请到中国外交部，向他宣读了下面这份照会，随后并以电报发往柏林。

大臣阁下：

顷接本国驻柏林公使电达德国政府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之照会，内称：德国政府新采之封锁措置自该日起将危及在若干指定区域内航行之中立国商船。

德国所开始之新潜艇战措置，其危及中国人民生命财产之程度较此前所采之措置尤甚，而此前之措置已使中国丧失许多人命；此等措置构成对现行国际公法之原则之违反；容其施行，其结果将把专断之原则引入国际法，而此等原则即与中立国之间、以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正当之通商往来亦不相容。

故中国政府对二月一日所宣布之措置向德意志帝国政府提出强硬抗议，并诚望贵国政府为尊重中立各国之权利、并维持两国之友好关系计，不施行上述措置。

倘出乎意料，此项抗议无效，中华民国政府将极为遗憾地不得不断绝现存于两国之间之外交关系。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之态度纯出于促进世界和平之心、并出于维持国际法之神圣。

谨借此机会重申本大臣对阁下之崇高敬意。

同时，下面这份复文递交了美国驻北京公使，从而把这件事明确地钉死：

大臣阁下：

接奉阁下一九一七年二月四日照会，内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鉴于德国政府于二月一日采行其潜艇战之新方针，业已决定对德采取其认为必要之举措。

中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同样不愿相信：德国政府当真会施行那些危及中立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危害中立国之间以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即便正当之商务、并且倘若容其无所抵拒地施行便将把一条新的原则引入国际公法之措置。

中国政府既赞同阁下照会中所陈之原则，并坚定地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相联，业已采取同样之举动，就此项封锁新措置向德国政府提出强硬抗议。中国政府并拟于将来采取凡为维持国际法之原则所认为必要之举措。

谨借此机会重申本大臣对阁下之崇高敬意。

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公使芮恩施阁下。

这些事一经广为人知，便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发酵可以觉察出来。为克服军人一党——他们反对脱离被动中立的任何方针——那并非小可的反对，曾不得不费了多少气力，如今不必细表；只须说：所达成的这个决断，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较年轻的读书人的力量对老官僚集团的一场胜利，而那老官僚集团听其自然与软弱无骨的外交此前已使这个国家付出了何等高昂的代价。一套明确而深远的外交方针终于开创出来了。中国迅速而坚定地响应美国的邀请，同她一道去对抗德国那海盗式的潜艇战，无疑为自己在世人的敬重中赢得了一个新的位置。在欧洲与美国，这一事态的消息唤起了极可理解的热忱，并使人相信：这个共和国终于代表着某种要紧而真实的东西。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为止，中国所做的其实并不是维持她的中立——因为她在一九一四年连自己的疆土被当作公共战场都无力阻止：她所从事的，不过是守着并延续着她那相沿的无能。因为虽然可以确切地说——这一点很少有西方人认识到——在中国民族的大多数看来，欧洲这一家子的各位成员是彼此分不出来的，在中国，俄国人同德国人、英国人同奥国人、法国人同希腊人，实在没什么可挑的；可一百年的通商接触确乎教会了许多人：往某些方向走有利可图，往某些方向走则无利可图。譬如人们再清楚不过：英国代表着一个海上的帝国；海是一条普天下的大路；英国的船——无论商船还是兵舰——是最多的；在别的条件相同的情形下，影响中国命运的首先必定是英国而不是欧洲任何别的国家。可是英日同盟大大削弱了原本存在的那份信任；再加上德国虽被海彻底隔绝并囚住，却凭着她那架了不起的战争机器——它在好几个方向上带着可怕的后果一路犁了过去——仍旧保全了自己，于是不动便似乎成了上策。然而中国人虽然在眼下这场冲突的是非曲直上不曾形成清楚的概念而可以见谅，他们无疑已经明白：当一个直接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请他们跨进来的时候，他们绝对不能再留在国际友谊的圈子之外。

如今骤然而生的一点对这些事的领悟照进了公众的心里，并慢慢唤起了热忱。自同列强建立条约关系以来，中国的外交举动头一次扫出了北京的城墙，把世界政治纳进了它的范围。孔门那种把国家仅仅看作一个地域性的造物、一样自足而自够的东西——因为它锁在过去、对将来漠不关心——的观念，此前一直是至高无上的；而所谓外交，不过是在海口、或者在高亚细亚那敌国相遇的荒原上不情愿的接触所生出的东西。看到中国人——在他们的共和成立五年之后——准备照西方的样子如实而忠诚地接受他们的最高领土权所赋予的一切义务与责任，这是一个伟大而美好的发现。有人以为：在这桩事里，凭一着精明之棋而在物质上得利的诱惑起了极大的作用；就是说，中国的决断大受这样一层认识的左右：同德国废约将立刻停付德国那份庚子赔款，从而每月把将近二百万墨西哥元的盈余灌进空虚的中央国库。在一个出了名缺钱的国家里说这话听来虽像悖论，可钱上的考虑在使北京政府相信动手的时辰已到这件事上，实在丝毫不曾起过作用；也同样谈不上对一个远在东方之外、对民众毫无意义的国家有什么真正的敌意。那深沉的、底下的、起决定作用的影响，不过是权宜二字——那是一切政治理由中最微妙、也最难界定的一个。可是正如英国之所以宣战，是因为比利时被侵使一切模糊的反对德国方针的理由凝成了一点；又正如美国之所以断交，是因为关于海战的承诺一条接一条地被撕毁，使她不能不有所举动；中国也同样选中了正当的时机，以宣告她决意恪守她的独立最终所依托的那一整套国际的公断，来申明她独立之义。因此归根结底，中国二月九日致德国政府的照会，是对自开战以来种种暗中要把她置于欧洲公法作用之外、之上的企图的一个断然而明白无误的答复；而她此后的举动，必须、也只能在这一道光照之下来评判。中国命运的领导者们自打定主意开口之日起，便已对交战的状态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可他们不能不对这份交战地位如何表达而万分焦虑，因为多年来他们的国际处境是这样的：一步走错便可能把他们废掉。

让我们把这一层说明白。中国自始便充分准备同友邦合作去采取那些终能改善她世界地位的战争措置，可她并不准备把这些事上的主动权交到外国人手里。譬如说，有人主张她的资源非由特别指派的外国人来办才能有效地调度，这种议论她向来是厌恶的；因为她从痛苦的经验中知道：日本虽在这场战争中几乎毫无作为、而且干脆把自己归为半交战国，东京政府却决不会放过中国出现的任何机会去谋私利；它会坚称：既然它就在当地，它便最有资格保证中国合作的实效——并借此把它对这个国家的钳制收紧。在当地的观察者看来有一件事是不言自明的：自二十一条那一着以来，许多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已经几乎把中国完全变成了附庸，已经成了一切争端的最高公断人、以及东方世界的绥靖者。在中国二月九日的照会之前几天，日本报纸上不慎刊出的几段话，把日本对中国投向协约国一事究竟怎么想，透露得明明白白。譬如下面这一段带着官方授意的印记，就事后的发展看来读起来极其古怪：

……「北京来电称：英法两国已开始侧面运动，以诱中国加入反德联盟。中国政府之意向尚未得知。惟条件若属有利，中国或将同意，从而取得在将来和会上发言之权。协约各国倘予中国以确实之保证，此间恐中国将毫不迟疑地有所举动。

「日本政府对此问题之方针尚未得知。惟看来日本政府对施行巴黎经济会议之各项议决并不反对，只要其所涉纯属经济问题；盖日本愿见德国在东方商务与金融上之影响连根拔除。然欧洲协约各国倘欲诱中国加入，日本或将反对，其理由为：此举将在中国引起更多之骚扰，并导致东方和平之全面扰乱。」

笔者心里毫无可疑——而他尽可自称是一个下过二十年功夫的研究者——这一段对日本目的与宗旨的界定是极真切的；而后来日本外务大臣同协约各国大使会晤之后自东京发出的邀中国加入协约国的那份邀请，不过是在形势所迫、方针不得不重新定向之时才发出的。日本自然一向希望德国在远东的影响连根拔除——只要她能取德国而代之；可她若不能绝对而完全地取而代之，她便宁愿那影响留着，因为它起着一种砝码的作用，可以抵消欧洲别国与美国的影响——正如日置益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那场著名的会见中和颜悦色地告诉已故的袁世凯大总统的：外国在中国的影响是日本国民不断恼怒之源，也是远东取得长久谅解的最大绊脚石。

因此，倘若一个四万万人的民族深切关心自己的独立是合情合理而正当之事，那么中国对任何经由东京而来的邀请所抱的疑心，在各方面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事变已经充分证明：把德国逐出山东，非但不曾使一八九八年从中国强取的利益交还中国，那一逐反而不过使日本承受了那些利益，从而把她一九一四年向世界所作的原始承诺——即她将把原本夺自中国的东西交还中国——的一切痕迹抹得干干净净。这里须得指出：日本在二十一条的交涉中不但迫使中国把德国在山东价值一千二百万镑的建设交了出去，而且现任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男爵「新近声称：日本将向中国要求在青岛划一大片租界」，从而使连所谓交还租借地——日本曾许诺要在和会上从德国手里夺回来的——也完全成了虚幻；而之所以采用租界这个名目，是因为旅顺十二年的经验表明：带着驻军与行政衙署的领土「租借」既昂贵又过时，而以众多的租界——其中警亭与巡警是一项要紧的成分——来推进渗透，比在一个响亮地宣告分裂意图的名目之下割下几块地来要容易得多。

这些事看来似乎把我们从所议的题目扯远了，其实不然。日本行动的威胁像地平线上一片黑沉沉的雷云，使中国即便在对德作战这样简单的事上坦率地合作也成了一件难到极处的事。仅仅一个中国或将派遣一支远征军去美索不达米亚的传闻，便足以使北京那一大群非正式的日本人四处奔走，坚称中国若当真要有所举动，也应当限于派兵去俄国，在那里他们会「消失掉」——之所以有这个建议，是因为一九一五年日本谢绝协约国派兵赴欧之议时，她自己所提议的正是这个。也不可忘记：在中国同在别国一样，外交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影响内政的走向。因此如我们已清楚说明的：军人一党虽起初反对任何举动，却看出一套强硬的外交方针会大大增高它的声望，并使它得以左右一九一八年国会那场要紧的选举——而那个国会将以宪法会议的身份选出下一任大总统。于是照那种全世界都有的奇特方式，整个二月都被各政党争夺地位的角逐耗掉了；副总统冯国璋自己也自南京匆匆赶到北京参加这场精心的赌局，而如今加入的许多人，不过是为着自己能从中捞到什么。

三月四日，黎元洪大总统同国务总理段祺瑞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对德绝交所应遵循的程序公开破裂，事情到了顶点。将近一个月过去，柏林并无回音；而所提的许多行动方案中没有一个正式议定。因日本自东京施压要中国有个确切的安排，民间的焦虑日增。就若干要转达日本政府、而他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电报一事，黎元洪大总统立场坚定；其结果是这位国务总理大受冒犯，忽然离开会议厅，递上辞呈，离开京城——这一着几乎要激出一场全国的危机。

幸而中国有黎元洪大总统这样一位冷静而不动感情的政治家。在他任内头一场严重的危机中，他不惜一切要确保：凡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须得国会的同意；凡不曾公开辩论过的方针这类靠不住的东西，都不得付诸实行。他执着地守住这一点；经过几番交涉，国务总理被劝回京复职，条件是：在取得民意的认可之前不得有任何最终的举动。

三月十日，这道题目交国会裁决。众议院经过几个钟头激烈的辩论，以三百三十票对八十七票维持了政府的方针；次日参议院以一百五十八票对三十七票认可了这一议决。有一件太不寻常而不可能不是人为安排的巧合：久候的德国答复恰在三月十日早上到了，德国的人员把这份文件成批地散发给国会议员，作最后一次影响他们决断的努力。德国答复的原文如下，其措辞之透明可见一斑：

致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阁下：

阁下：奉本国政府本月十日到达之训令，谨将下列答复转达阁下，以复中国对德国最近封锁方针之抗议：

「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抗议照会中所威胁之举动表示极大之惊异。他国亦多有抗议者，惟中国素与德国友好，乃独于抗议之外附以威胁。其惊异之尤甚者，在于中国于禁区各海并无航运之利益，故不致因此受损。

「中华民国政府提及中国人民因现行战法而有生命之损失。德意志帝国政府愿指出：中华民国政府从未就任何一起此类案件与帝国政府往来，此前亦不曾就此提出抗议。据帝国政府所得报告，中国臣民实际所受之损失，系发生于火线之上，其时彼等正从事挖掘战壕及其他军务。当此之时，彼等暴露于一切从事战事者所不能免之危险之中。德国曾数次抗议雇用中国人民从事战务，此即帝国政府对中国友好之情之明证。念此友好之谊，帝国政府愿将此事视同从未有过威胁之词。帝国政府有理由期望：中华民国政府将修正其于此问题之见解。

「德国之敌人首先宣告封锁德国，且坚持施行至今。故德国难于取消其封锁方针。虽然，帝国政府仍愿俯顺中华民国政府之愿，开议以求一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之办法，冀达此目的，并对中国之航运权利予以最大之顾及。帝国政府所以采此调和之方针者，因其深知：一旦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不但将失一真正之良友，且将陷于不可思议之困难。」

谨将本国政府上述训令转达阁下之同时，并陈明：中国政府苟属愿意，本大臣奉有全权开议保护中国航运权利之事。

顺致敬意……（德国公使署名。）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日。

有了国会的认可在后，北京政府便只剩下走出断绝外交关系这一要紧的一步了。尚有若干细节须办，而这些都办得很迅速。因此，未再作任何讨论，三月十四日午时，德国公使被递了护照，并附中国外交部下面这份公文。值得记下的是：在中国二月九日的照会与德国三月十日的答复之间这段时间里，法国邮船阿托斯号在地中海被鱼雷击沉，船上五百名赴法的中国工人淹死。

大臣阁下：

关于德国潜艇之新方针，中华民国政府出于促进世界和平、维持国际法之神圣之心，已于二月九日向阁下提出抗议，并声明：倘出乎意料，此项抗议无效，则将不得不断绝现存于两国之间之外交关系。

一月以来，德国潜艇之活动对本民国政府之抗议毫不顾及，而此等活动已使中国丧失多人之性命。三月十日接奉阁下答复。该答复虽称德意志帝国政府愿开议以求一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之办法，然又声明德国难于取消其封锁方针。是则与抗议之宗旨不合，而中华民国政府极为遗憾地认其抗议为无效。本民国政府不得不断绝现与德意志帝国政府存在之外交关系。谨随文奉上阁下、德国使馆人员及其眷属随员出境时以资保护之护照。至于德国在华之领事官员，本部业已训令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

谨借此机会重申本大臣对阁下之崇高敬意。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直到十一天之后——三月二十五日——德国公使与其随员才不情愿地离开北京，取道美国回德。这期间中国政府对是否走出最后一步仍未决断，因为还有若干要紧的事须办。不但须同协约各国有所安排，还有把中国的方针同美国的举动相协调的问题。一个外交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天天讨论所应遵循的程序，可因各省意见相左，进一步的举动大为延宕。既有必要说明这场分歧的性质，我们便举出两份就正式对德（与奥）宣战一事呈给政府的典型意见。第一份节略是学者梁启超为外交委员会所写的，格外清晰：

参战之必要

「疑参战之必要者，所能援引者惟美国之态度耳。然中国之处境与美国不同者有二。其一，美国宣战之后战事立至，故必须于此举之前作必要之准备。为此，美国已议决增加海军经费数亿元。故美国非俟一切准备完毕不能宣战。中国则不然。即在宣战之后，亦无实际之战事。故吾侪不必待。

「其二，美国并无所谓租界、领事裁判权、或其他与德国所订之不平等条约。以现有之情形而论，美国于断交之后，虽尚未实行宣战，防范居留美国之德人亦无困难；而就将来之利害言，美国即令其与德国之旧约继续有效，亦无所损。中国则非取消旧约，无从采取防范居留中国之德人之必要步骤。盖非宣战不能取消德人之领事裁判权；而德人之领事裁判权一日存于中国，吾侪一日欲办德人便处处遇阻。若为将来计，则非宣战，一俟复交，旧约又将恢复效力；届时吾侪于断交期间凡有违约之举，皆须担责。以宣战取消旧约，而于媾和之后另议新约，于中国为有利。

「总之，中国既已与德断交，已开罪于该国。吾侪即不对德宣战，亦不能减德人之敌意。故择于吾有利之途，乃吾侪之义务。此非勉强俯就协约各国之请，乃吾侪就目前之处境所必须走之路。

宣战之理由

「德国答复吾侪要求之态度专横，实为对我国体之公然侮辱。近来德国更一再申明将加紧施行其残酷之潜艇方针，是有意与吾之劝告为敌。凡此皆断交之理由，亦即宣战之理由。况远东之和平，正为德国占据胶州所破坏。此事标志着德国蔑视国际法之第一步。为人道计、为中国所历之种种计，中国当起而惩创此敢于蔑视国际法之国。此等宣战之理由，诚属无可议者。

宣战之时机

「宣战宜愈早愈好。断交之理由即足为宣战之理由，此已言之。若今日不宣，则将来吾侪将无从寻一宣战之借口。照通常之程序，两国兵力实际接仗而后宣战。今中德之间并无此等可能。既不能指望德国先向我宣战，则吾侪当自问：宣战是否必要？若不必要，则照旧而已；否则便不可再迟疑。

「或谓：中国须与协约各国就若干条件取得确切之谅解而后对德宣战。此实大谬不然。吾侪宣战，乃为人道、为国际法、为讨国仇而战。非因偏袒协约或与德奥为敌也。国际关系非商业之往来。何必谈什么权利之交换？至于修订关税税则，乃吾侪十余年来之夙愿，为外交上第一等问题，吾侪久在寻一相宜之机会与各国商议。以吾之见，此机会已到，因各国今与中国交谊甚厚。此显然与宣战为两事。勿使人混为一谈。

奥国问题

「中国若决意对德宣战，对奥亦当取同样之态度。吾侪已与德断交而与奥仍守原状。此中大有危险。德人之阴谋可畏。彼等在美国、墨西哥之所为，足以骇人。而当吾侪记起彼等在中国有奥国使馆、奥国领事馆与奥国租界可作其阴谋密计之根据地时，其危险不难想见。或谓吾侪当效美国，美国尚未与奥断交。此大误也。美国可以不理奥国，因美国并无奥国租界与奥国领事裁判权。

「然则对奥断交宣战当采何种步骤？其解法为：奥国既亦曾就其潜艇方针知照吾国公使，吾侪便可向之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取消其潜艇方针。奥国若拒，中国可于二十四小时期满之时立即断交并同时宣战。

「末了吾愿言：凡采一方针，即当贯彻全局。若中途迟疑、畏而不前，则吾侪不久便将自处于难堪之地。故政府与国会当鼓起勇气，毅然决断，毅然而行。」

这些议论在西方人看来似乎无从反驳，在中国的大多数人看来却远非如此；他们总是怕外国列强之间关系的某种突然重排会使他们招来新的、更大的祸害。这种中国人的见解、以及它对根本考虑的无知，在下面第二份节略中说明得很清楚。它是一八九八年那位著名的维新者康有为所写，它表明：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者比起一个不到二十年前还很时髦、而如今同这场战争所造出的举世之思全然隔绝的流派来，进步了多少。虽然如此，这份言论所特有的那一路议论至今仍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因素，不能不加以了解。

节略

……「美德之破裂与吾无涉。乃政府忽与德断交，今又谋入战。此更进于美国之举，而美国尚守中立也。若察举国之舆论，则见上下智愚之人闻断交与拟对德宣战之议，无不大骇，惧此等举动或致国家于大危。此主战之说，乃一小撮政客——包括数名国会议员与若干党人——所鼓吹，意在造成一外交之局面以遂其政治之目的而获厚利。

「彼等之论曰：中国倘站在协约一边，可得巨额之借款、关税税则之修订、与停付德国之庚子赔款，并可收回德国之租界、矿权与路权，并没收德国之商业。试问德国之庚款几何？德国之商业既受国际法保护，中国能没收之乎？又岂不知德皇将来或可索还乎？

战之危

「荷兰来讯，传德、日、俄三国有密约。日本政府正行对德亲善之策。此于吾侪为至可虑之消息。至于外债与关税税则之修订，此等事吾侪随时可提。何必冒国家之大险以易此数事？以吾之见，吾侪于此交易所得者远不及所予者。若谓此策意在为中国争得不受羁束地立国之权，则吾侪正当要求于战后取消全部庚子赔款、废除治外法权、交还各国租界、并废止或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然此等吾侪皆未尝要求。吾侪若不能自整内政以成强国，则徒因得列席和会、得附协约一边，便指望跻身一等强国之列，岂非荒唐！

「此战谁胜？吾于此不拟预言。然无可疑者：全欧洲之兵力——以及美日两国实业与财政之力——对德国皆已证明无效。另一面，法国已失其北部各省，而比利时、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已自地图上抹去。德国若胜，则全欧洲——中国这样的弱国更不必说——皆有覆亡之大险。德国若败，则媾和之后她仍可遣一舰队来与吾侪为难。而各国既惧再起一次世界大战，谁来援我？朝鲜之例，吾侪岂不曾见？世上并无所谓仗义之师来救弱国。吾不忍想象在吾海岸上听见德国大炮的怒吼！

「吾侪若容协约各国在吾国无限制地招工，则千千万万同胞将为不值之事而死；吾侪若容粮食自由输出，则不日之内日用必需品之价将涨十倍百倍。此足以激成内乱。呜呼！此策之利尽归政客，而百姓无辜却受其恶果。

孔子之外交

「论外交，吾侪不必求诸西方以得此中之要义。孔子有言：『主忠信，交朋友——此人间之福之所本也。』吾国既弱且未开，苟能力求忠信、力修交谊，虽垂垂老矣，犹不失为文明之邦。乃今有人劝吾侪乘德国之危而弃诚信以自利。弃条约是为不信，攫取私利非君子之道，乘人之危是为卑鄙，附众之多是为怯懦。此等根本之德一概抛却，吾侪何以为国？

「即在英美之报纸上，亦有反对美国参战者。吾侪若守中立，则不偏于任何一方；及至议和之时，吾侪以两方之友之身份，或能促成战事之终。此岂非有功于人道、岂非文明之真精神乎？

「今乃欲以此五千年、四万万人之大国，去为政客党争之私利效力。吾侪将被缚于外国，不得自由行事，而冒亡国之大险。诸公忍见此事之成乎？中国已与德断交，而宣战之决尚未定。举国皆电阻政府之方针，欲知德国将来是否将因吾侪与之绝交而复仇；吾侪若于此无所保障，则应付此等万一之准备何在？政府不可以国家之命运为儿戏，百姓不可被投入屠戮之漩涡。民为邦本，举国之民苟皆反对对德之战，则政府纵得国会之支持，亦当召开国民大会以决此事。吾侪必须坚守中立。诸公皆此国之爱国之子，当知中国之存亡系于此事今日之所为。吾泣而吁诸公。康有为。」

三月与四月便消磨在这场人人都插一脚的无益争论之中。国务总理段祺瑞鉴于所谓各省的反对，此时把各省督军召到北京来开会以认可他的方针；此举就军中首领而论虽然成功——那次会议一致投票主战——却大大惊动了国会，国会在这一程序里看出了一种要削弱它的权力、并以法外之法掌管这个国家的新企图。再者，京报刊出日本人在幕后所干的事，造成了一种恐惧：怕有人正在大搞非同寻常的阴谋，要凭秘密外交取得某些带私人性质的保证。除了同协约各国在北京的半官方交涉有联系之外，日本还在另搞一套交涉，一部分是经日本首相寺内伯爵专为此事自东京派来的一个名叫西原龟三的密使之手进行的——这一程序引出了关于中国将来所受约束的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国务总理段祺瑞三月十日向国会陈说立刻对德绝交之必要时，曾暗示中国已得到协约各国的保证：庚子赔款将缓付若干年，关税税则将立即提高，一九〇一年和约议定书中关于中国军队在天津附近驻扎的规定将有所变通。忽然间这些点都被宣告为尚在未定之数。围绕着赔款可缓付多久、以及关税提高的实际数额，似乎有一团说不清的糊涂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插手的中间人太多、又因为意见的交换几乎全是口头的、非正式的、秘密的。要剖析一场属于北京外交那特有空气的争执，未免令人生厌；可是在中国即便作一个简单的决定也难到何等地步，被这件事照得雪亮。京城的报纸有很大一部分天天坚称：军人一党若一意孤行，中国民主的将来将再度陷于危殆；那么对德（与奥）正式宣战的问题此时全然换了一副面目，便不足为怪了。

五月一日，尽管有这许多磨难，内阁在国务总理的催逼之下一致议定：宣战势在必行；五月七日，同大总统取得一致之后，国会收到了下面这份咨文——这种沟通之法是政府行政与立法两部之间的通例：

大总统谨向众议院提出下列提案。自与德国绝交以来，德国仍继续侵犯中立各国之权利，致我人民生命财产受损失，并践踏国际法、蔑视人道之原则。为促进和平、维持国际法、保护我人民生命财产计，大总统以为对德国政府宣战为必要之举。依《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兹请贵院同意；并依《临时约法》第二十一条，请贵院开秘密会议。

五月八日，众议院在秘密会议中听取了国务总理亲自的陈说之后，把这个问题交由全院委员会审查，以争取时间作出决断。同日参议院就同一问题开会。上院中起了极热烈而激烈的争论，并非因为对所议之事当真有何不同之见，而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参议员对内政上的后果极为焦虑。这一层，从下面这份由许多国会议员向政府提出的书面质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具名人等兹向政府提出质问。对德宣战既已成为政府外交方针之一目的，政府乃开非正式会议以探国会对此问题之意向；并力求使两院一致支持其主战之方针。政府循此而行，似信其求助之请必将为两院所乐从。然以吾侪之见，两院中颇有若干议员未能透彻了解政府主战之决断。其故在于：据近来中外报纸之报道，政府已与「邻国」订立密约。又传两方密使活动甚力，往来于两国之间。此事似极严重；而国会已加注意，行将讨论参战问题。

吾侪于此等报道之真伪存疑，兹请政府就此事予以必要之说明。并谨建议：倘确有秘密外交协议，吾侪以为政府宜将此事提交国会考虑为便。如此则国会议员得以慎重研究此问题、明了此事之真相。既如此，则国会将能凭良心之所指支持政府推行其主战之方针。届时国会与政府将能彼此合作以解决当前之外交难题。吾侪对本国当前之外交局面颇为焦虑，兹依法向政府提出此质问。望政府于本日起三日内见复。

五月十日国会开秘密会议，而危机分明已到。众议院议员要挤过围在国会通路上的数千名流氓极其困难，许多议员被推搡、乃至被打。这群人显然受着一个秘密组织的指挥，以致众议院拒绝开会。急信送往警察厅与宪兵司令部，请派武装人员增援保护，同时又要求国务总理到场。大批警察不久到场；可他们虽阻住了这群人闯进国会、阻住了他们扬言要烧掉房子、杀死议员的举动，却不能——或者不肯——把人群驱散；后来才知道：有半营穿便衣的步兵在其军官带领之下构成了这批示威者的骨干。

这般乱糟糟的场面闹了六七个钟头，直到天将黑时国务总理才终于到场。这期间大街上也集结了骑兵；可直到有人传说一名日本记者被打死，才终于下令冲散人群、以武力驱散。这一着办得极快，因为除了那些穿便衣的兵之外，这群人大半是最下等的人，并无斗志，不过是拿了钱来喊两声的。议员们被困了十二个钟头、一天没吃东西，直到快半夜才得以散去，而参战问题根本不曾辩论。其结果是：除了教育总长之外，国务总理发觉他整个内阁都辞了职；各总长不愿同这场由军人所行的、意在胁迫国会之举有任何牵连。

然而国务总理段祺瑞仍旧决意要达到他的目的；不到一个星期，第二份咨文便送到众议院，不顾已经发生的事，要求立即把宣战一案提交辩论。这期间北京一家大报又刊出了日本暗中活动的进一步细节，大大激怒了公众，并使自由派的政治力量比从前更决意站稳脚跟。据称寺内伯爵正以一种更精巧的形式复活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日本最新的提议采取一纸二十条的密约的形式，其主要的规定是：借给中国二千万日元以在日本指导之下整顿中国三大兵工厂，另借八千万日元用于中国军队的日本化。这次刊布——无论其言是否有据，终被宣告为毫无根据——的结果，是《京报》的主笔在半夜被捕下狱；可国会非但不被吓住，次日（五月十九日）便通过一项决议：在内阁改组之前——那意味着段祺瑞的辞职——拒绝以任何形式讨论对德宣战。守旧一方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大总统逼服：把一份齐集北京的督军的呈请递给元首，要求立即解散国会。这一提议被大总统断然以全然违宪为由驳回，而那些督军也因其干预而被痛加申斥，随后便是一片不祥的沉寂。

然而国会不为所动，照旧办它的事。正式宪法的草案虽已差不多拟就，此时又有几项要紧的增补被提出，其用意在于加强国会的管辖、并为防将来的专断之举作一切可能的防范。因此新增的一条规定：众议院对内阁一经通过不信任之议，大总统便须或者免内阁之职、或者解散众议院——可是非经参议院同意不得下令解散众议院——这一条被普遍认为是摧毁袁世凯之治最后残余所必需的。此外又有一条新增的条款，赋予大总统以大总统令径行免去国务总理之职、而无须其他阁员副署之权，这一条使守旧派彻底溃乱，他们在这一条里看见了自己最后的指望被打碎〔原注：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所定的正式宪法最后文本，见附录。其准确性已由两院议长向笔者作过保证。〕。

到五月二十一日，仅存的那位阁员——教育总长——也辞了职，国务总理完全陷于孤立。五月二十三日，大总统倚仗全国普遍的拥护，径行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之职，派老外交家伍廷芳博士在过渡期间代理其职；同时把京畿各处交给四位可靠的将领，授予他们纠察之权，依照一套制度使他们统辖一切把守京城门户的所谓「戒备军」。那些督军在这些事发生前几个钟头已集体仓皇离京，宣称要去徐州府同那位可畏的张勋将军联手，并威胁着民国的安全；然而他们尽管拼命想挑起事端，在各省所受的接待却是冷淡的。不过这一点，如下文所要说明的，对他们此后的行径并无影响。这位前国务总理在这场动荡之中悄然消失，引出了一种传闻：说围着他的那个贪墨小集团的成员都要被拿办；可大总统不久便公开声明并无此意——这看来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得不说出这一点是令人丧气的：协约各国驻北京的使馆几乎无不同这一伙人有着亲密的往来——美国使馆总是例外，它的态度一贯是正当的——法国公使甚至设宴款待那些督军，并据本国报纸的报道声称国会全然无足轻重，唯一要紧的事是中国从速宣战。看来无可争辩的是：在中国同列强之间有望建立体面的关系之前，对北京的外交作某种公开的调查是必需的〔原注：此节写就之后，北京若干外交官已被迫辞职。〕。

五月未了之时，军人派已陷于绝望，便试起了挑动各省省城「宣告独立」的老把戏，虽然举国的民众分明同他们作对。这一着颇有几分得手，因为北方各省的军队顺从地跟着他们的首领走，而且忽然狂热地嚷着要进军北京。为此在各干线上扣下了大批车辆；而最南边各省此时传来的痛斥、连同他们扬言只要一能动员便要沿线攻击北方军队的威胁，把混乱搅得更乱。

六月的开头，局面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更险恶。那些抗命的督军的使者，连同各色「政客」与心怀不满的将领，聚集在天津——离北京八十英里——公然设起一个军事总部，并宣称将把它改成一个临时政府，去谋求各国的承认。军队被调动、集结以对付北京；又提出新的要求，要大总统解散国会；而京城的报纸上忽然满是煽乱的文章。大总统眼看局面正变得天翻地覆，不知受了什么影响，被劝着下了一道申令，召张勋将军进京充当调人——这又是一着致命的棋。他于六月七日带着大批军队到了天津，在那里停下，很快便落入了颠覆势力的影响之下，立刻向北京发去一份近乎最后通牒的东西，其内容不过是解散国会这个老要求。

与此同时，六月五日，被这些事惊动了的美国递给中国下面这份照会，指望借此把局面稳住：

美国政府闻中国内争，至为惋惜，并谨致最诚挚之愿望：望安宁与政治之协调即刻恢复。

中国之对德参战——或其与该国关系之维持原状——皆属次要之考虑。

中国首要之必需，在于恢复并维持其政治之整体，沿其已有显著进步之民族发展之路前进。

美国对中国之政体、或掌理该政府之人选，其所关心者仅在于其友谊促使其愿为中国效力。然于中国维持一个中央的、统一的、独任其责的政府一事，美国至为关切；今谨表极诚挚之希望：望中国为其自身之利益、并为世界之利益计，立即抛开党派之政争；望各党各人皆为重建一协调之政府而努力，并取得中国理当享有之世界列强之中的那个位置——而当内争纷然之际，此位置是无从完全取得的。

然而局面已发展得如此之远、如此之速，这番意见并无多少分量。民国副总统冯国璋将军不愿、或者不能有所作为，已自南京递上辞呈，声称在这场非常的搏斗中他将维持长江下游这一要紧地区的「中立」；说来也怪，他这一着恰恰典型地表达了人人心头对那个叛乱的小集团所定下的疯狂路数的巨大疑惧。

直到六月九日星期六，大总统似乎还坚如磐石。那一天他亲自接见外国报纸的访员，向他们保证：不论有什么威胁，他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情形下都不会去走解散国会这违宪的一步——之所以违宪，是因为在正式宪法正式经国会通过之前这个国家仍据以治理的南京《临时约法》，只规定设立国会作为一个宏大的制宪委员会，却并不给元首以在国会三年「任期」之内解散它的权力。如我们已经说明的：自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政变至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国会重新召集这一段，被当作一段空位期；因此若依法而论，在一九一八年之前，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权力可以中断国会的会期，除了国会自己。鉴于这些险恶的事态，国会已经表示愿意：甲、以调和的方式重新考虑宪法草案的若干条款，以确保整部宪法在两个星期之内通过两院；乙、修改选举法，以笼络国中较守旧的势力；丙、这些事一办完便把第二期（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会期闭会，经极短的休会之后开第三期（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会期，并于三个月内闭会，使新的选举得以在一九一八年头几个月举行——新国会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召集，组成宪法会议，选出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这五年任期的大总统。

这一切合情合理的打算，都在六月十日星期日被一个突然的消息打翻了：说大总统被断然告知解散国会是挽救民国、防止北京被劫、并防止有人公然武装拥立幼帝宣统复辟的唯一办法，终于决意向势所必至者屈服。他已在一道解散国会的申令上盖了印，只待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博士副署便可公布——依《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这一副署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又一次显然可见——东方每年都要有千百次这样的事——凡不趁其萌芽时掐掉的东西，便会以恶性的迅疾生长，终至把一切诚实的用心都摧毁殆尽。倘若在五月二十三日前后便采取步骤，把那些抗命的督军的头子、安徽的倪嗣冲将军强留在北京，历史将大不相同，中国也可以免去许多国内与国际上的屈辱。六年的风波确乎在这个民族身上养出了一种对立宪的渴望与对军人专横的憎恶。可是这种渴望与憎恶需要坚定的领导。没有那份领导，它便是未成形而无力的，而且因常怕遭到凶狠的报复而变得鬼鬼祟祟。一个大好机会来了，一个大好机会又失掉了。黎元洪大总统向笔者陈说他个人的理由：他在那道解散国会的申令上盖印，乃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华南与中国海军虽声称他们要死保国会，他们却远在天边，而大军正沿着通往北京的铁路梯次排开，天天以动手相胁。此后一两年的事变必将确凿地证明：尽管一九一七年六月这个月发生了这些事，刀剑那贪墨的权力从此连名义上也不能再统治中国了。

这期间，老资格的伍廷芳博士忠于他的信念，声称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在一道毫无法律根据的申令上签字；他果然固执地顶住了一切要拉拢他的企图。他的辞呈虽未被准，他仍旧堂堂地守住阵地；于是显然要另想别的法子了。六月十三日凌晨，这法子明朗了：一番迅速的洗牌之后，伍廷芳博士的辞呈被准，而京师宪兵的统领、一位和气的人物江朝宗将军——他毫发无伤地熬过了六年革命的沧桑——被派代理其职，照例副署了那道决定命运的申令，申令随即在早上四点付印公布。有人对笔者说：这道申令若不这样发出，张勋那批在天坛地面上露宿了好几天的凶悍的辫子军便有四营要被放进京城去。这道申令的原文确凿地证明大总统不曾参与起草——只举一条便足以证明：它蓄意不理会这样一件事实——国会是依南京《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召集的；依第五十四条，其特定的职责是充当一个宏大的宪法会议以起草并通过正式宪法；第五十五条并给国会以在正式宪法公布之前径行修改《临时约法》之权，倘若有此必要的话。这一类规定在张勋这一路的将军跟前自然是没有分量的——据说他直到近年还只受过最起码的教育；可是不得不记下这一件丧气的事：中国的守旧一党竟在一九一七年这个年头采取了一套以蛮力为本的政纲。

解散国会令

去年六月予曾颁申令，谓为制定宪法，必须召集国会。民国成立五年，而尚无一国之根本大法的宪法，故令国会重行召集，即日制宪等因。

是则重召国会之主旨，在为国家制定一正式宪法。近接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呈请，内称：「宪法会议所通过之条文中有数点如下：『众议院对于国务员为不信任之决议时，大总统得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该院；但解散该院须经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免国务总理之职，无须国务员副署。』又：『两院所通过之议案即有法律之效力。』读之骇然。

「按诸他国之成例，宪法从无由国会制定者。若欲得一良善可行之宪法，当求根本之解决。国会固较国中任何机关为重；然国家之福祉既已危殆，吾侪不能不有所举动。现今之国会既不顾国家之福祉，兹请鉴于国家之危局，采取断然之措置，将众议院与参议院一并解散，俾得改组，而宪法得以从速制定，不再迟延。如此则共和政体可以保全」等因。

近来文武官吏、商民学界等递到之呈请与电报，内容类此者甚多。参议院与众议院开宪法会议将及一年，而宪法迄未告成。且当此危急之时，两院议员多已递呈辞职。故无从足法定人数以议事。已通过之条文亦无从修正。若不设法加速制宪，民心终难满足。

予大总统欲顺民意、固国基，准督军与国民之请。兹令参议院、众议院解散，并即行另举。如此则立宪之政可以维持。当声明者：改组国会之主旨在加速制宪，而非废除民国之立法机关。望民国全体国民体予之意。

这份文件刊布之后，起了极大的鼓噪与民间普遍的不安；而那些国会议员此前已在零星离京，此时便集体撤出京城往南方去了。立宪派那合情合理而全然合乎逻辑的态度，在他们于大总统决意颁发上引申令数日前所呈的最后一份节略中显露得很清楚；读一读这份文件，便可知将来可以料到些什么。可以留意到：那些叛变的督军被径直称作叛党，而依立宪的看法，凡他们自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日起所炮制的一切都将毫无法律效力，不过标志着又一段空位期。再者，还须留意的是：六月十三日那道申令把局面带回到了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死时的地方，而一段内乱的时期看来是不可免的。

节略

呈大总统：前次节略谅蒙垂察。兹谨再陈：叛党现因内部之分歧、友邦之警告、与西南各省之抗议，实已陷于窘境。其地位日益难支。大总统苟再坚持十日左右，其运动必将崩溃。

然有人竟敢进言：张勋之兵既已入京，此事之解决若再迟延便是祸患。以吾侪之见，无此可惧。京中之军队既无意与叛党为敌，则曹锟及其部队一军已足以在京中达其目的。然叛党之军已在京畿附近逗留十日。此足见其不敢与政府开衅，因其一开衅必招外国之干涉、并招西南各省之强烈反对。张勋既已拒绝倪嗣冲、张作霖之邀而不参与叛乱，则曹锟所不敢为者，张勋必不为之。然叛党在京有密使散布谣言以恐吓公众，吾侪望大总统镇静不乱，免使叛党之使者得逞其奸计。

至于国会，其重开乃去年弥合南北政见的两大要件之一。解散国会将意味着违背去年南北所订和解之条款，并是对南方的公然挑战。南方于此等横暴之举岂肯缄默？南方若为此举而起兵，中央政府将何辞以对？此徒足以加速南北之分裂耳。自法律上论，政府之权寄于《临时约法》。政府行使约法所未规定之权，直是叛国而已。

有人谓政府解散国会并非违法之举，因《临时约法》既未规定国会当如何解散，亦未明文禁止政府解散国会。此乃曲解。譬如《临时约法》既未规定大总统不得自称皇帝，亦未禁止其如此。照此等解释，则大总统自称皇帝亦不违法矣。

总之，倪嗣冲等之所为无异于公然叛乱。自法律上论，任何妥协之议皆属荒谬。大总统听其所为，已是致命之失；倘再屈于其压力而解散国会，则义师起而讨叛之时，大总统将被责有其咎。大总统倘为宵小所欺而自行解散国会，则其名将以叛国、并以南北破裂之肇端而载入史册。大总统素以手创民国之人见称于世。吾侪于其仁厚之品与慈和之性深怀敬意。吾侪不忍见其被恫吓、被恶言所误而走出一步，把他对国家的一切功劳尽行毁去、把他所享的独一无二的名声打得粉碎。

这些戏剧性事态的展开，成了日本人大搞暗中活动的信号；如今到处都看见他们搓着手，为历史所走的路而自庆。日本参谋次长田中将军此前一直在中国作一次大规模的视察之行——其路线是特意安排得把长江以北每一处兵工厂都包括进去的——恰在心理上的时机到了北京，此时正经由在中国政府中供职的日本校官之手深深地插手，把每一根线都牵动起来，并设法把这场不体面的阴谋的首领们套住，使他们成为日本的傀儡。日本的报纸抓住六月五日美国的照会当作借口，一连数日痛责美国「干涉」中国的事务，又痛责它无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照这些论客的说法，这个地位要求：任何一国在远东不得有任何举动、不得进任何言，除非先同日本商量。等到战事的发展一允许，对这种僭妄必须予以严厉的纠正，这是确定无疑的。可是忙个不停的不单是日本的军官与报人：所谓中国政府的日本顾问也竭尽所能去助长这场混乱。因此，宪法专家有贺长雄博士在最后关头被黎元洪大总统召去进言时，便断然驳斥了莫理循博士——莫理循以英国人对公道与立宪的爱好，坚称大总统只有一件事可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守法到底。有贺长雄博士却谎称这是一个权宜的问题，从而蓄意助了分裂之力一臂。这一点在一个曾经劝袁世凯称帝的人身上，也许是意料中事——他明明知道袁世凯决不可能成功，而且知道整桩事从日本的立场看正是一个精心设的圈套。

各省对六月十三日之举的反应，正是人人所料到的：西南一组省份以广州为军事总部，公然商议对策，所要抵抗的并不是大总统的权威——人们承认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只是被一群从不迟疑地出卖他的居心不良的人围着——而是要摧毁那些篡权的将军与他们背后那个贪墨的小集团；而长江各省以南京为总部，此前一直立誓「中立」，此时也开始暗中同真正拥护共和的南方交换意见。天津那一群将军与「政客」被这些事态弄糊涂了，按兵不动；这无疑正是那位半通不通的张勋将军那场疯狂的政变之所由来。七月一日凌晨，张勋将军仗着我们前面所述的京城的涣散，依着同皇室预先的安排带兵进了皇城；七月一日早上四点，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失去宝座的满洲幼帝宣统，在一小群满洲亲贵、朝臣与奉迎的中国人面前登了极。京城一觉醒来，只见到处都是巡逻的兵，并将信将疑地听说旧秩序回来了。警察奉令迅速走遍各铺户与住家，命人人悬挂龙旗。当日下午颁下了下面这道复辟上谕，其中所述纯属一片谎话；而主文之后所附的那份所谓黎元洪大总统的奏章，更是明目张胆的伪造；而文中所列的名字，除张勋之外没有一个有权在那里出现。也大有理由相信：满洲的朝廷一派自己也是被胁迫的，他们对这场疯狂之举的后果自始便感到恐惧——而这场举动之所以大半能行，是因为北京是一座满洲人的城。

上谕

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

朕以冲龄，不幸而膺此大统；其时孑然一身，无以御多难。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至仁，不忍生民之涂炭，毅然以列祖列宗所创之大业、并亿兆生民之命，畀于故枢臣袁世凯，令其组织临时政府。

国家之大权由是自愿公诸天下，冀争端可息、乱事可止，而生民得以安居。乃自国体变为共和以来，兵争相寻，数起战事。强夺、苛敛、贿赂，日日有之。岁入虽已增至四万万，而犹不足以应其需。外债之总额已逾百万万，而借款犹在续订。海内之民骇于此等情形，生趣尽失。我孝定景皇后为纾民困而不得已所走之一步，其结果反增我民之负担。此诚我孝定景皇后所不及料，而其在天之灵必为之痛哭。朕因是而日夜祷于天，深居宫禁之中，默然思之、泣之。

近来党争酿成战祸，国家久处不宁之境。共和已成瓦解，补救之方已穷。

张勋、冯国璋、陆荣廷会同奏称：民心惶惶，渴望旧制之复，请复登大位以慰民心。

瞿鸿禨等亦奏称：国家危在旦夕，民已失信于共和，请朕顺天人之命而登极。

黎元洪亦具奏，将国家大权归还于朕，以利国家、以救生民。

披阅诸奏，词意恳切，朕心且悔且惧。一则朕尚在冲龄，惧不能任此国家存亡之大责；一则又不忍因此举或关乎朕身之安危，便掉头不顾亿兆之福祉。

两相权衡、并审天人之命，朕乃勉从所请，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复收大权，临朝听政。

自兹与民更始。此后以道德之理与神圣之教为吾之精神宪法，而以秩序、义、廉、耻整饬今日无所维系之人心。上下之人一律以诚相待，不徒恃奉法为相与之道。行政与号令皆本于良心之实见，不容任何人以国体为试验之材料。当此元气耗竭至于将尽、国家存亡系于一发之时，朕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稍以「君者当享」之理而自纵。故朕之愿为：凡官吏无论大小，皆当涤其心、除其一切旧日之积弊，时以民之真利为念。凡能为民保全之一分元气，皆当归于国脉之增强，无论其值几何。惟如此，危乃可弭，而天可以吾之诚感之。

九条

兹颁下列各要事，为复辟之时所必兴之改革与所必废之弊政。

一、遵德宗景皇帝（光绪）之谕旨，即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国号仍称大清帝国；其他立宪君主国之成法，当详加取法。

二、皇室经费仍照旧额，即每年四百万元。此款按年拨付，不得增加分文。

三、谨遵祖训，凡皇族一概不得干预政事。

四、满汉之界限务必泯除。凡已裁撤之满蒙缺额概不恢复。至于通婚与改易风俗，着各该管官员分别具奏所见。

五、凡在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以前与东西各国正式订立签署、且款项业已付讫之条约与借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

六、民国所创之印花税着即废止，以纾民困。至于其他苛捐杂税，着各省督抚查明具奏，以便裁撤。

七、民国之刑律不合国情，着即废止。暂行遵用宣统元年所定之暂行刑律。

八、党派之恶习着即禁止。旧日之政治犯一概赦免。惟有意自外于众、扰乱治安者，不在赦例。

九、凡我臣民官吏，蓄发剪发之俗，一概听其自便，如宣统三年九月所谕。

朕与臣民誓守此数条。皇天后土，实鉴斯言。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议政大臣张勋副署。

所谓黎元洪大总统之奏章

黎元洪本日具奏，愿归还国家大权，并请朕复登大位以御大清；奏称其曩者为乱兵所迫而窃据大位，滥膺元首之名而于艰难之局无所补。历陈共和之种种弊害，请朕登极以御天下，冀生民由是而得救。至其一身，则听候有司治罪等语。其词至为凄恻悔恨，必出于至诚。其从乱既非出于本心，而能以大政归还于朕，足见其明于大义。当此国危未定之时，彼率民以从其君，先人而定救国于将亡之计。厥功甚伟，朕深嘉之。着加恩封黎元洪为一等公，以示殊眷。其祗承朕命，永膺多福。

议政大臣张勋副署。

议政院

值此复辟之际，着设议政院，以辅朕之职守、以明责成。并设议政院副大臣二员。京外其余官员，一仍宣统元年之成制。凡现任各职之文武官吏，着一律照旧供职。

张勋副署。

（以下为许多守旧的中国官员的任命。）

众人对这一疯狂之举的普遍瞠目、以及北京一切邮电局所被军队占据，使四十八个钟头过去之后反应才来。七月二日，上谕仍旧接连颁出，力图把帝制的僵尸弄活过来，而莫名其妙的百姓挂着龙旗。可是三日早上，忽然传开了消息：几乎已被囚在总统府里的黎元洪大总统，昨晚九点由两名副官陪着乘汽车脱身，先想被使馆区的法国医院收容未成，遂前往日本使馆，在那里被给了一处合适的住所。三日晚，日本使馆发出了下面这份（法文的）正式公报，说明它的态度：

译文

黎大总统由其随员二人陪同，于七月二日晚九点半到日本使馆武官斋藤将军的住处，向他请求保护。他来得突然，事先并无通知。

在此情形之下，日本帝国使馆依国际惯例，已决定给予他必要之保护，并把军营的一部分交他使用。

该使馆并声明：黎大总统留居期间，将不容许他有任何政治上的举动。

这一耸动的事态之后，人们才知道：黎元洪大总统已把若干要紧的电令连同大总统印一并派专差送往天津，从而彻底挫败了帝制派的努力。其中一道电令是极高明的一着：重新任命段祺瑞将军为国务总理，同时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之职；这番安排周密到一下子便把张勋网在了他自己的网里。

这四份有历史意义的电文原文如下：

（一）七月一日。今日巡阅使张勋率兵入城，竟行复辟。停断交通，遣梁鼎芬等至元洪处劝说。元洪严词拒之，并誓不承认此举。深望副总统等采有效之法以保护共和。黎元洪。

（二）七月一日。天不悔祸，帝制竟复。闻清室所颁上谕中称元洪实已具奏将国家大权归还该室。此语出人意表。中国由专制变为共和，出于五族之一致公意。元洪既受国民之重托，维持共和以至于终乃其当然之责。此外无可多言。特此电达，以免误会。黎元洪。

（三）大总统致副总统电。

南京副总统冯鉴：一日两电谅达。元洪至深遗憾、至痛于心：因元洪无能应付时局，政潮终至波及国体。元洪自知有负国人。北京局势日益危殆。元洪既不能行使职权，共和之统绪或将骤断。公亦受国民之重托；请依《临时约法》第四十二条与《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在公之本署暂行大总统之职权。交通既已断绝，恐印信之寄送将遇阻碍。已任命段芝泉（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其暂为保管印信，日后设法转致于公。此后凡关乎救国之要务，望公与芝泉竭力推行。事机迫切，公之职责昭然。焦急盼望之至。黎元洪。

（四）七月三日。致副总统冯、各省督军省长、各省议会、巡阅使陆鉴：一日两电、三日一电谅达尊处。元洪痛悔自责，兹声明：政潮已致波及国体。段芝泉已于一日任为国务总理；并已请副总统依法行使大总统之职权。总理段得便宜行事。印信文件已一并送津，并已令段总理暂为保管护守。并已请其转致副总统。总统府之卫队忽被更换，元洪并被迫交出三海。元洪因而移居避难之所。至于救国之方，望与冯副总统、段总理会商一致而行。翘企之至，心中所欲言者尚多。黎元洪。

与此同时，北京正发生这些戏剧性事变之际，各省也在发生同样耸动的事。天津那一群人忽然觉悟到国家有危，行动极为迅速，表明：尽管有过种种争执，共和在这个国家凡有思想的人心里已经变得极其宝贵，而一个统一的中国终于是可以设想的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学者梁启超以一篇极其高明的通电传遍各省，其辞把一切要紧的东西都归纳了进去。他以一句漂亮的文字起首——「天不吊我难，而生此贼」——末了以一句惊人的话作结：他本已打算缄默以终老，「然睹覆巢之将至，乃吐其喉中之塞」；他吁请全中国听他的话，而他的话不过是：共和非维持不可，否则土崩瓦解便要到来。

武与文如今合流了。段祺瑞将军立刻担起了加在他身上的重负，前往天津城外那座主要的驻军大营，接统集结在那里的军队，同时发出了下面这份通告：

段祺瑞通告

致副总统冯国璋、武鸣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都统……

上天以这一连串的乱事惩创此国。张勋怀着险恶的图谋，托词调停而率兵入据京城，其惊人之结果是昨夜共和政体被推翻。国体问题乃国家存亡所系之根本之理。定一国体须竭尽心力；而一经议定，凡欲变更者必给国家带来不可言说之大祸。今日中国之民，其开明与民主之精神远胜从前。故欲以一姓之尊威慑服亿兆，是绝对办不到的。

中华民国草创之时，清室深知近世各民族之大势，诚恳而谦抑地逊出其权。人民以为此等精神值得优厚之报答，愿将清室置于优待之下，并将此约载之于纸，使清室得以安享尊荣。中国史上二十余朝之收场，无一能及清朝之安稳。

张勋等纯为遂其自抬身价之野心，竟敢犯下不可思议之大罪，是为叛国。他如王莽、董卓一般，欲借一年幼无助之君以号令天下。且他使国中以为黎元洪曾奏请清室，谓共和生出诸多弊害、故当复辟前朝之帝以救苍生。张勋之篡权与伪造文书昭然若揭，而这桩丑闻是要震惊世界的。

能想象张勋是出于爱国之心么？在近世文明的这个阶段，专制断然不能再被容忍。这样一个图谋只能招致举世的反对。友邦承认中华民国已历五年；吾侪倘以为可以拿国家的体制来自娱，便不能指望各国容得下这等孩子气。内争必招外国干涉，而国家的末日便近了。

能说张勋是为清室的利益而为么？那位幼帝安乐度日，丝毫没有再统治中国的念头。人所共知：他的师傅们一直在警告他谋权之险。幼帝完全违其本愿而被拖上宝座，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一朝能万世长存。清朝能以得享优待而告终，是前所未有的幸事。如今又把清室放到高墙之顶上去，好让它再跌一次、并从此永远消失，何其荒唐！

祺瑞被免职之后，本已决意不再过问政事；然而他于中华民国之创立既曾有过一份——无论多么微末——而为民国效力又已如此之久，便不忍坐视其被毁而不伸一援手。况且他曾受过前朝之恩，也不忍无动于衷地看着清室被当作行劫的通道而自取灭亡。凡职责所在，祺瑞虽死不避。诸公乃中华民国之柱石，自有当尽之责。面对这场非常的危机，吾侪之义愤必须同归于一。为国家之利计，吾侪当守我不渝忠诚之誓；为清室计，且让吾侪以清明而明智之举表我同情。吾深信诸公必竭尽全力、戮力同心以抗此大祸。祺瑞虽一衰朽之老兵，愿策马随诸公之后。（署名）段祺瑞。

这份通告刊出之后，军队开始普遍调动。七月五日，要紧的京津铁路据报在距京城四十英里的廊坊被截断——那正是一九〇〇年西摩尔提督的援军几乎被围歼的那个车站。张勋被这场对他政变的迅捷答复逼得发了狠，已率大军出京，又以大批满洲兵充实自己的队伍，宣称要战到底——不过这一层同别的一样，也证明是假的。头一次冲突发生在七月五日晚，对这位造王者是灾难性的。整个北方军队——除了留在北京的一个满洲师之外——如此迅速地集结在通往京城的两条干线上，以致张勋的军队众寡悬殊、调度不及，略作抵抗便退了下来。张勋自己显然被这样一个发现弄呆了：那种古典型的帝制在北方同在南方一样过了时；而在他政变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便准备投降，只要保全他的性命与名声。到七月九日，局面是这样：共和的军队已把北京围住；张勋除了统率自己的军队之外一切职务都已辞去；满洲朝廷一派已拟了一道新的退位上谕，可被围在宫外的辫子军吓得不敢颁布。

于是照例的讨价还价开始了，由使馆区充当一种中间人。没有人愿意看见战火烧进北京的街巷，因为这不但可能引出无辜百姓的屠杀，而且会引出外国的纠葛。已经见识过一场对皇城的小规模空袭这样的新鲜事了，而炸弹的爆炸带进满洲皇室心里的惊恐，使他们不但准备投降，而且准备逃跑。可是争执的要点并不是那已成僵尸的帝制的命运，而不过是张勋的脑袋将要怎么样——这件事正令张勋深感苦恼。共和的军队已经为它悬赏一万镑，而那些激进之人主张：此人必须被捉到，或死或活，并在宫城的大清门前被斩首，以报他的背信。围绕着这个问题打了一场微妙的仗，直到七月十一日晚上还不曾有个结果；那时逼张勋无条件投降的一切努力都已失败，于是宣告：次日天明将对他的军队发起总攻。

七月十二日黎明，一声炮响宣告进攻开始。共和军的大队自各城门进城，一阵枪声把恐怖传给了百姓。张勋的主力据守在天坛那一大片围墙之内，很快便被围住；他们本来尽可以守上好几天，可是打了几个钟头之后便开始交涉，并悄悄投降了。同样，在张勋所居的皇城里，这位首领尽管放过要吃火的大话，不久便逃到使馆区求庇。他的人马守到下午两点，抵抗便垮了，停火号吹响。两边的伤亡都微乎其微；就这样，闹了十一天的滑稽戏之后，满清王朝发觉自己的处境比从前更糟。不过不可因此而忘了中国的主要难题，那便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并停止自相残杀的战争——这些问题因张勋这场胡闹而多少简化了，却并不曾解决。一个统一的政府终将建立，是笔者所信的，而这份信念是以对一切事实的了解为本的。可是要达到这一层，各省之间进一步的搏斗是不可免的，因为中国这个单位太大，非经许多苦难与辛酸不能找到共同的立足之地。黎元洪大总统既已声明无论如何不肯复职，副总统冯国璋便成了合法的继任者，已经平静地就了职。张勋那场未成的政变至少已经把华北的空气澄清到这样一个地步：满洲皇室将迁出北京，皇室的经费将大加削减；而把康有为这样彻头彻尾的帝制派明令通缉，也已把公众对他们最后一点支持摧毁殆尽。最后，中国外交方针的完成——即对德奥宣战——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做成，而一条前后一贯的行动路线也勾画了出来。

十七最后的难题——重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我们对民国成立六年以来中国历史所作的这番仔细的——并有文件为证的——叙述，必能在那些关心善政遍行于世的人中间唤起深深的惊愕。即便是随便翻翻的读者，也不难看出：由于四个漫长而令人疲倦的年头里外国对袁世凯盲目的支持、由于愚蠢地死抱着早被戳破的旧念，多少性命丧失了、这个国家被拖成了何等的残废；而只要有一点见识、一点宽厚与同情，本可以引着这个民族走上极不相同的路。像中国一九一六年被迫做的那样退回去、把本该在一九一二年做完的事重新做起，是一个只有靠持久的决心才能克服的不利；因为这个民族已被弄得如此贫弱，非经多年不能记下一场自那扰乱了内部平衡的乱局中的完全复元；而当我们再加上一句——一九一七年五月至七月的事变多半还要加重这个民族所负的担子——前景的错综便不难明白了。

幸而外国的舆论近来已有好转。以一种新式的治理来取代袁世凯之治——那个政权带着薄薄一层伪装的满洲气、又暗中崇拜着倒掉的偶像——起初被看作一场带着悲剧色彩的政治崩溃，多数外国人不肯相信一个亚洲的共和国；可是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那个男儿之决——它在外交上把中国明确地摆到了自由各国一边——却引出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这个决断做出之前，时髦的说法是：中国不但不配做共和国，而且她最终的瓦解不过是迟早之事。帝制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在近世的世界上已成了一种办不下去的治理——柔媚、贪墨而中世纪；可在外国人心里，帝制仍旧是中国文明的极致；杀掉它便等于把中国这个巨人的脑袋砍下来，留在地上的不过是一具尸首。人们徒然坚持说这个比喻是错的，说正因为中国的文明已经自己耗尽了，才不得不请来一种新的治国观念以更新这个民族的生气。人们——尤其是外交家——不肯明白：这才是这场争论的心与魂；而共和之所以有其唯一的天命、以及倘若这个国家不致瓦解便非维持它不可的至高理由，向来就在于这样一件事实：它所悬设的东西恰恰是它所取代的那套制度的反面，而倘若能拿出胆气、并毫不手软地使用鞭子，它本该在一代人之内完全成功。

依笔者之见，主要的麻烦在于这个难题之简单而不在其错综。把围着宝座的那层光晕除掉、把构成那套亘古的治国仪典的一切排场与体面一脚踢开之后，中国生活那种刺目的简单与贫瘠——同错综的西方相比——便显露了出来。在近世现实的强光之下，哈伦·赖世德在他的《阿拉丁》里所画的那个诗的中国、那个至今仍活在这个国家优美的艺术之中的中国，已经永远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散文的中国。在那些一向以诗的语言去想象亚洲的人看来，这无疑是一件极可怕的事——一件同政治的死亡同义的事。然而事实上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大抵还同从前一样，而它们若显得有了新的意味，不过是因为它们被移到了前景，不再被一座花哨的上层建筑挡住罢了。

因为你若把钱的问题撇开、姑且假定国家的收支账目全然妥当，那么中国仍旧是那个老中国，虽然她被新的观念搅动着。这里有着世界上远为最大的一个农耕之群，还像从前一样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过活，把收成所生的余额送到城里去（而这些城市之中，居民达五十万的不到十座）。这些城市在市政上有了不少进步，并养出了一种公认是新的独立之风。印刷机散布了一种喧嚷的自我伸张、以及一种极好批评与好讼的精神，往往厌恶并抵制权威〔原注：中国报业之增长是可注目的。虽无完整的统计，却有理由相信中国如今的期刊数目已近一万种，而仅北京一地的白话日报便超过六十种。中国的报纸虽无一日销超过两万份者，读报的公众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估计至少有五千万人读这些日报、或听人讲报上的话——这件事被认为在政治上如此要紧，以致各政党各派系都在全国有他们一连串的机关报。〕。

商务虽被一再说成不景气，却随着新的需要被造出来、风尚起变化而稳步增长。新建的房屋多得惊人，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所摧残最重的那些地方尤其如此。陈旧的财政之制既已公然崩坏，已部分地被欧洲的观念取代，而那些观念至今仍只被懂了一半，却其实并未被反对。这个国家所夸耀的人口虽只比欧洲十九国的人口少五千万左右，其军队与警察之少，却使人尽可以说中国实际上是没有武装的，因为手里有武器的不过九十万人。要寻出究竟是什么给这幅前景染了颜色，那只能说是：世人迟迟不肯把如今连拉丁美洲最卑微的社群都享有的同样待遇给予中国。几乎全然是这一层、加上日本排外自大那永远在场的威胁，才使中国显出一副无可救药地浸在水里的模样，虽然她的国债相对而言是世上最小的，而她的人民是有史以来最勤劳、最守法的。在这样的情形下，瓦解之说竟传得这样远，不过是由于对根本的考虑估算有误罢了。

因为我们得记住：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那套彻头彻尾英国式的放任之说行之已久，已成第二天性；而其哲人之气又如此不容争辩，以致社会的柱石既是那些行乞的乞丐、也同样是那些供养他们的富人——那么有一类特别的影响便起着极大的作用，而且只能极缓慢地被克服。消极被供在座上已经太久，以致对中国人尽可以真切地说：他们与其说是太骄傲而不肯争，不如说是太漠然而不肯争——而这不是一种能结果实的状态。民众冷漠而超然地看着这个世界，各行其是，只在他们古老的节令上停下手中的活计——那些节令他们至今还照着自有史以来的样子过。这样一大群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聚在一处，其日常的琐碎活动，其所受的驱使似乎同世上别的大族的驱使尖锐冲突；这在那些知道外来的危险究竟是什么的西方人看来简直不可置信——他们相信中国不但被逼到了绝境，而且被包围了：落在一张政治协定与承诺的网里，其主动之力已被永久毁掉，她已被弄得毫无生气。可是他们发现她照旧不慌不忙地往前挪动，耕着田，嫁娶着，买着卖着，骂着笑着，闹着叛乱、搞着小小的密谋，仿佛前头那几百年仍旧是她甘心的奴仆——这在旁观者看来终于成了一场真正的噩梦。他们被一个令人如此张皇失措、以致无从作任何清楚界定的现象弄糊涂了，末了便宣告：一个空的国库便是一个空的治理；并且加上一句：既然新中国只该从这个钱的角度去评判，那么他们的看法便是终将被奉为权威的那一个。这个局面公认是危险的；必须赶紧寻出一剂补救之方；因为一份产业既被经营到了破产的边缘，其继承人与受让人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不致被公开接管。

补救之方是什么？那不过是径直去对付那些宏大的简单之事；那便是承认——如我们已清楚说明的——中国生活的根基既已因欧日的压力而崩塌，民国同世界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便必须尽早重塑，自一八六〇年条约以来所订的每一项协定都须仔细而彻底地重加修订。中国商税那中世纪的情形，从读者将在附录中看到的一份节略里可以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