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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社会与民情

中国儿童

The Chinese Boy and Girl

3.6 万字

著者
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
译者
波多
原著
The Chinese Boy and Girl,1901 年
出处
美国传教士 · 北京
卷帙
10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何德兰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这一本写孩子。他收了几百首北京童谣,记下男孩和女孩各自的游戏、泥人和空竹怎么玩。同代人多半觉得这些不登大雅,于是许多北京童谣最早的记录反倒在他书里。

导 读

本库已有他的《慈禧与光绪》和《中国的家庭生活》。这一本写的是孩子。

艾萨克·泰勒·何德兰,一八五九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九四二年去世。卫理公会传教士,一八九〇年到北京,在汇文书院教书,一住二十多年。

他写慈禧,靠的是做医生的妻子出入王府听来的话;他写中国儿童,靠的是自己蹲下来看。

书里有一句话说得明白:他在北京住得越久,越觉得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没有两样——一样贪玩,一样怕挨打,一样会在大人面前装样子。那个年代的西方人写中国,爱从制度、宗教、国民性落笔;他偏要从一个孩子手里的玩具落笔。

全书九章。

先写育儿和儿歌——他收集了几百首北京的童谣,哄睡的、数数的、逗笑的、吓唬人的,一首首记下来。再写孩子的日常,男孩的游戏,女孩的游戏。有一章专讲玩具:泥人、风车、空竹、九连环,怎么做,怎么玩,值几个钱。还有一章讲拼板——就是七巧板,他当作中国孩子最早的启蒙。然后是戏班子和街头杂耍,最后一章是讲给孩子听的故事:天河边的织女,月亮里的人,巨人国,小人国。

他做了一件同时代人很少做的事:把这些儿歌和游戏当作值得记录的东西。那时西方人多半觉得这类玩意儿不登大雅之堂,中国的读书人也不记。结果一百年后回头看,许多北京童谣的最早记录,反倒在一个美国传教士的书里。

听的时候可以留意一处:他常常把中国的儿歌和英国的「鹅妈妈童谣」并排放着看,说两边的孩子念的其实是同一类东西。这个比较在当时很新鲜。

中国儿童 何德兰 著。

序言

在中国闭关自守的壁垒被打破、东方家庭向西方人敞开门户以前,我们还无法对中国儿童的生活作彻底研究。不过,我们已有机会窥见其中的一些片段;这些见闻的数量和性质,足以使人对那种生活获得相当清楚的印象。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并非总是藏在深处,尤其当街道就是他们的游戏场时,更是如此。中国保姆也把中国的儿歌、故事和游戏带进外国人的家,逗那里的小孩子开心。

中国用来启蒙幼儿的方法和器具,在巧思以及寓教于乐的本领上,并不逊于任何地方。至于流动演出和杂耍艺人,也没有哪个国家比这里更充裕;这些表演主要也是供小孩子娱乐的。

仔细观察这些不同方面,就会发现中国孩子有十分丰富的锻炼和娱乐办法,而且与别国孩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只要收集足够多的玩具,就能发现不少与西方常见玩具相同的东西;从十八省中至少两省的儿歌来看,中国的育儿天地也有极为丰富的“鹅妈妈童谣”。本书作为《中国鹅妈妈童谣》的姊妹篇,希望表明:同样的阳光,照耀着东方和西方的家庭。如果还能使远方的小伙伴把中国男孩和女孩看成活生生的小人儿,知道他们同自己一样具有人性,从而更友善地看待他们,那么本书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第一章育儿生活与儿歌

以为“鹅妈妈”是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专有财产,是一种误解。这位老太太无处不在。她既属于欧洲和美洲,也属于亚洲。哪里有母亲、祖母和保姆,哪里就有一位位“鹅妈妈”——可是,这位老太太的名字在英文里该怎样变成复数呢?是把「妈妈」变成复数,还是把「鹅」变成复数?我实在拿不准。她也在印度;我收集过她在那里的歌谣,下面就是一首:

嘿,我的宝宝!嗬,我的宝宝!看那野李已经熟了,宝宝若想尝几个,我就买些给宝宝。

她也在日本。她教那里的孩子把手指合在一起,跟我们念“这是教堂,这是尖塔”时做的一样,同时念道:

竹子搭成一条路,两边铺着席;孩子正在吵嚷,爹娘正在呵斥。

这里用手指扮“孩子”,用拇指扮“父母”。她也在中国。我已经从她在中国的歌谣宝库中搜集到六百多首。且让我讲讲这些歌谣是怎么来的。

一个暑假里,天气炎热的一天,我坐在北京以西十五英里山中一座房子的游廊上。朋友芬恩夫人对我说:

“赫德兰先生,您注意过那些儿歌吗?”

“什么儿歌?”我问。

“尹大娘念给亨利听的那些。”

“没有。请她把刚才那首再念一遍吧。”

芬恩夫人便请她重念。老保姆用很像“你不小心,妖怪就要来抓你啦”那首儿歌的腔调,念了下面这首:

小小棕老鼠,爬上烛台去;偷吃蜡烛油,下来没主意。喊声“奶奶来”,奶奶进城去;蜷身像个轮,骨碌滚下地。

我请保姆再慢慢念一遍,连同译文一起记下来。

我想,大家不得不承认,这首儿歌比《杰克和吉尔》更有值得推荐之处。那一对出名的小人儿去提水,要是杰克少爷肯独自提水桶,倒还值得称赞他有风度;或者,他跌破脑袋时,能够顺势拦住吉尔小姐,不让她“也滚下来”,哪怕只是给她垫一下,减轻她跌下来的冲击,那么这段故事广为流传,也还有点道理。可实际上,我们只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它为什么流行:它简单,有节奏,孩子们喜欢。相比之下,这首中国儿歌的原文,在节奏和押韵上并不输给《杰克和吉尔》;故事同样好,跌下来的办法更合乎科学,结果也不那么悲惨,所含的教训也不比《杰克·斯普拉特》差。

它在整个华北的流传程度,正如《杰克和吉尔》之于英美。随便问一个中国孩子会不会念“小老鼠”,他就会像说英语的孩子背《杰克和吉尔》那样,脱口念给你听。他喜欢吗?这首儿歌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你念给他听,若有一个字说错,他就会坚决反对,正如你对自己的孩子念道:

杰克和吉尔,一起下了山。

如果你把孩子熟悉的儿歌改得与他学会的版本不同,试一试,就知道会发生什么。

记下这首儿歌后,我问尹大娘还会不会别的。她笑着说,知道“好多呢”。我劝她念给我听,答应每说一首,就给她五百钱〔约三美分〕,无论好坏都算,因为各种各样的歌我都想收集。我果然做到了。最后收集到的儿歌,从表现最深切父母之爱的,到极其粗鄙污秽的,两端都有。不过,后一类并非来自保姆,而是孩子们自己说的。

她说完以后,我得到了十几首。我很快把它们学会,能够用中文背诵;它们便成了一把钥匙,使我容易走进所遇见的男女老幼的心里。

一天,我骑着一头小毛驴穿过高粱地,双脚几乎拖到地面。我正念着几首儿歌,跟在旁边跑的赶驴人说:

“嗬,您还会这些小孩儿的歌呀?”

“会呀。你知道什么儿歌吗?”

“好多呢。”他回答。

“好多呢”,是中国人很爱说的一句话。

“说几首给我听听。”

“您听过这一首没有?”

萤火虫,萤火虫,从那山里来;爹和娘,等着你,还在这里待。带来糖,带来肉,还有糖果在,给那宝宝吃个够。

我立刻下驴把它记下来,并答应他每教我一首没听过的,就给五百钱。整个假期里,我就这样往返城里城外,与老保姆、佣人、朋友、先生、父母和孩子交谈,也向那些生在中国、从保姆那里学会儿歌的外国孩子打听,不断搜集。到了秋天,我已收集五十多首北京及附近最常见、因而也最好的儿歌。

回城几个月后,有人传阅一份征订启事,预订意大利使馆翻译维塔利男爵出版的《北京民间传说》。我一看,正是我要找的东西。他收集了约二百五十首儿歌,逐字直译,并未译成韵文,也没有删节,便印成了书。

别人知道我在搜集,帝国各地的儿歌便陆续送来。《中国人的特性》的知名作者阿瑟·史密斯博士,给我一批在山东收集的三百多首儿歌,其中有些与北京发现的相似。后来,我的小朋友查尔方小姐又寄来这些儿歌的不同版本;她搜集的地点也在山东,却与史密斯博士所在的地区不同。这样,单是类似

“这只小猪去赶集”

的儿歌,我就有了不少于五个版本;每个版本都带有别本没有的地方色彩。这证明,东方和西方一样,手指脚趾给孩子带来同样的乐趣,也说明这类儿歌在中国流传很广。

这些儿歌从未以中文印行过;它们存在于孩子的头脑和心里,就像我们自己的鹅妈妈童谣,在一七一九年以前的情形一样——如果波士顿的那种说法可信的话。这也造成我们搜集儿歌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怎样得到完整的篇章。《杰克盖的房子》虽然已经印过许多次,人们小时候也曾全部学会,可又有几个人能从头到尾背出来?中国的儿歌没有印本,这种困难便增加十倍;保姆大概忘记了一部分,又不得不补足,好给孩子解闷,于是一首歌逐渐生出了许多版本。

搜集这类歌谣的第二个难处,在于找到没有不妥内容的儿歌。中国经典在世界古典著作中属于最纯正的一类;然而,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无论什么东西拿到手里,什么念头放进脑子,都要把它弄脏。许多儿歌也因此遭了殃。

有些暗含谩骂,有些随随便便谈论我们平常不愿提起的话题,还有些极端污秽。

第三个难处,比前两个还大,那就是把儿歌译成有节奏的韵文。我毫不怀疑,读者很容易从我去年出版的《中国鹅妈妈童谣》译文中挑出毛病。对我来说,发现问题也远比找到补救办法容易。原文中许多词没有相应的汉字;还有许多词虽然有字可写,却像我们的俚语一样,在字典里查不到。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种未成文的育儿文学中较令人愉快的一面。中国语言里有大量好儿歌;那些不妥的部分,也都可以删去而不损伤儿歌本身,因为它们并非原有内容,而是后来由较无顾忌的人添进去的。

各国儿歌都有许多以昆虫、鸟兽、人物、动作、行业、食物或孩子为题材的作品。中国儿歌里有蟋蟀、蝉、蜘蛛、蜗牛、萤火虫、瓢虫、蝴蝶等等。飞禽一类,有蝙蝠、乌鸦、喜鹊、公鸡、母鸡、鸭和鹅。走兽中最常见的是狗、牛、马、骡、驴、骆驼和老鼠。还有写蛇和青蛙的儿歌;至于地名、事物和人物——男人、女人、孩子——更是数也数不清。

说中国人不爱孩子的人,从来没有研究过他们的育儿歌谣。我敢相信,世界上没有哪种语言的儿童歌曲,在表现深切温柔的爱这一点上,能够胜过中国人唱给孩子听的某些歌。

当我们听到一位父母说自己的孩子

“甜得像糖,又像桂皮”,

或者说

“宝宝是颗甜药丸,叫我心里尽喜欢”,

又或者看到父亲、母亲或保姆——保姆有时对孩子的爱几乎不输给亲生父母——把孩子紧搂胸前,说他可爱得“爱死人了”,我们就开始体会到这些话背后的深情。

这些歌谣还有一个与各国儿歌相同的特点,就是食物。《杰克·斯普拉特》《小杰克·霍纳》《二十四只乌鸫》《好国王亚瑟统治的时候》等等,都能说明我的意思。小孩子简直像一个特别发达的胃;凡是讲到能满足胃口、填补那饿得难受的空处的东西,都很合他的文学口味。因此,我们许多儿歌虽然只想着好吃的东西,却十分流行。试看下面这首:

头上飞过白胸鸦,爹爹一枪落下十个它;煮也好吃,煎也好吃,剥去皮来,哪有更香的呀。

我仿佛看见读者扬起眉头,嘀咕:“中国人吃乌鸦吗?”可他自己一辈子都唱着“二十四只乌鸫”为“国王”做成一盘“精美的菜肴”,却从来没有追问乌鸫究竟好不好吃。

我们还会发现一切儿歌共有的另一个特点:它们经过不同人的手——或者说不同人的嘴——便不断添入新内容。

一个英美孩子听说某位好心老太太打开碗橱,却找不到骨头来喂饿狗,同情心便被唤起,追问:“后来呢?她没弄到肉吗?狗死了吗?”保姆只好再编一节,满足孩子的好奇心,把老太太和狗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哈伯德老妈妈》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只须看各节的格律便很清楚。最初的《哈伯德妈妈》只有开头六行,三处押韵;其余各节都只有四行,一处押韵。

中国鹅妈妈童谣也有同样情形。比如:

二哥哥,吃得多,吃得肚皮饱,回头打起娘来了。

原来的儿歌只有这些。后来却添上两节,无韵无理,也没有节奏、意义或趣味:

他娘跳上窗台去,窗子没有缝;转身又去照镜子,镜子没有背。

忽然张口唱起歌,歌儿没有头;接着又耍猴把戏,一直上天去。

儿歌所教的道理,正如各民族自身的道德观念一样,形形色色。前面的小老鼠儿歌,既有告诫,也有惩罚。老鼠爬上烛台偷油,却下不来,这就是偷窃的惩罚;它告诉孩子,趁母亲不在,打开碗橱,未经许可拿糖果,也可能像老鼠一样受苦。可是,老鼠一再呼唤那位像圣者般慈爱的奶奶,她却不来;若让它一直困在那里,孩子的同情心又受不了,于是它蜷成一个轮子,滚到地上。

另一些儿歌也告诫孩子不要偷东西;不过,其中威胁的惩罚,与其说能让孩子改过,不如说暴露了父母或保姆说假话,因为歌里说:

偷一根针,偷一根线,头上就会长个疙瘩蛋。

偷一只狗,偷一只猫,帽子下面就会长个包。

还有儿歌警告男孩子,帽子歪戴、衣衫破烂、鞋子拖拖拉拉,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帽子歪歪戴,娶个懒媳妇来;衣衫破,鞋儿拖,娶的媳妇只爱吃。

那些表现父母爱孩子的儿歌,也在孩子心中培养同样的爱。中国鹅妈妈童谣里有一首《小孤儿》,故事十分凄楚。小男孩告诉我们:

好比一朵小枯花,将要死在泥土下;养我的娘离我去,那年我才七岁大。

跟着爹爹本欢喜,只怕他再娶一个;如今爹爹成了亲,家里添个小弟弟。

弟弟吃得好,我吃得不好;哭着想娘亲,再也见不着。

这样的儿歌,不能不唤起孩子的悲悯与同情,使他对身陷困境的人更加温柔友善。

另一首儿歌里,一个女孩受天性和愿望驱使,追逐蝴蝶,后来却不再想捉住它,大概是因为怜惜那小虫吧。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儿歌都有这样高的道德情调。有些显示出对佛教僧侣全无敬意。这未必只是儿歌的不是,也可能是僧侣自身的问题;但把这种态度教给孩子,总是不幸的事。儿歌不断拿和尚剃光的脑袋开玩笑,把它叫作葫芦,还把和尚同老虎归作一类,视为掠食的猛兽。

有些儿歌反映了中国人给人人起绰号的习惯:上至帝国高官,下至街头最卑微的乞丐,都不能幸免。本朝一位显贵,官居宰辅,是皇帝的亲近朋友,却被叫作“刘罗锅”。另一个可能叫“王斜眼”,再一个叫“张拐子”,又一个叫“李秃子”。身体有一点缺陷,性情有一点特别,都可能成为绰号的由来。连外国人的名声,也会受这种全国性的坏习惯所累。

满脸麻子的人,会遭到孩子用下面的儿歌嘲笑;这只是一个例子,类似题材还可举出几十种:

马麻子,爬上树,一条狗来汪汪叫,一个人把他膝盖抱,吓得老麻子,两眼看不着。

中国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做事的方式常与我们相反。我们指责他们颠倒着做事;其实,真要指责,倒该指责我们,因为他们早于我们采用这些办法。我们彼此握手,他们各自拱手;我们脱帽表示敬意,他们戴着帽子;我们穿黑服丧,他们穿白;我们的背心穿在里面,他们的背心穿在外面。还有上百件我们多少熟悉的事,都能说明这一点。在他们一些儿歌里,所有言行也都故意本末倒置。一首歌写到,说话的人听见门外吵嚷,发现原来是“人把狗咬了”,便急忙出去救援。他“拿起门,打开手”,“抓起狗,朝砖头扔过去”。砖头咬了他的手,于是他“敲着号角,吹着鼓”离开现场。

绕口令在中文里和英文里一样常见,孩子也同样爱听。但这类歌谣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无法译成另一种语言。

一首儿歌中,卖饼的人扯着大嗓门告诉大家,他卖的东西能使瞎子复明,而且

聋的能听,瘸的能行,老婆婆吃了保住牙齿。

此外,还能使秃头长出头发,让怕老婆的丈夫壮起胆子。有个女孩挨了母亲的打,独自嘀咕:若有个丈夫,她一定怎样爱他、服侍他,甚至愿意把那人人嫌弃的婆婆也叫作亲娘。生气的母亲听见,问她说什么,她回答:

我说豆子煮得香,差不多该把米来放。

这些儿歌,与其说表现孩子缺少孝心,不如说表现他们的诙谐。一个女孩宁肯舍弃自己的母亲,换来一位婆婆,那母亲一定苛刻得很。

还有一类诗句,纯属无意义的儿歌。它们全无道理,我甚至拿不准算不算有趣的胡说。不过,孩子们很喜欢;批评家尽管发表高见,儿歌的最后裁判毕竟是孩子。且举一首:

山上有头牛,老话这样说,四条腿上四只脚,脚上八个趾;尾巴在背后,接在脊梁末,脑袋在前头,长在脖子端。

中国育儿歌谣中,关于身体各部位的儿歌也很丰富。玩五根手指时有儿歌,拉脚趾时有儿歌;握住孩子膝盖、无论怎样挠痒都要他不许笑时,也有儿歌;与我们的五官游戏相对应的儿歌也有,把额头当门,把各种感官比作不同东西,最后自然少不了挠孩子脖子。

这些玩法都产生了类似“这只小猪去赶集”“弯弯额头,眨眨眼”等等的中国儿歌。父母或保姆依次捏着孩子脚趾,念下面这首,东方小孩子得到的乐趣,与我们的孩子听“小猪”时毫无二致:

这头小牛吃青草,这头小牛吃干草,这头小牛喝清水,这头小牛跑掉了;这头小牛什么也不干,整天只会躺着睡。咱们打它吧!

说完,她便笑着轻拍那只光光的小脚。如果玩的是手,她就依次握住手指,念道:

这个老,这个小,这个没肉吃;这个出去买干草,这个在街上。

这种儿歌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版本。上面是山东的说法,北京的则是:

一个大哥哥,还有小弟弟;一座大钟楼,一间庙,一台戏;小小的宝宝呀,总也想要去。

下面这首,玩法从词句里就能看明白:保姆敲敲额头,再依次碰眼、鼻、耳、嘴和下巴,一面念:

敲敲门,看张脸,闻闻味,听听声,吃了饭,拉下巴,胳肢,胳肢。

念最后两个词时,就挠孩子的脖子。

英语里有这样一首儿歌:

你若是个小君子,我想你必定是,挠挠你的膝盖,不许笑,也不许咧嘴。

我曾花好几个月,打听除了上述游戏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手指、五官或身体游戏。我们家保姆一直说不知道;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她正抓着小女儿的膝盖,嘴里念:

一把银,两把金,三把不许笑,活到老年纪。

中国没有哪一种文学,哪怕是圣贤经典,也能像这些儿歌一样人人熟悉。受过教育的人和不识字的人,都懂得、都会念;王公家的孩子和乞丐家的孩子,城市的孩子和乡村的孩子,也都一样。它们在所有人的心里,都引起相同的反应。小人儿们听见牛的儿歌便笑起来,听到小孤儿便神情凝重,从老鼠身上吸取教训,听着小蜗牛的歌进入梦乡。

但有时,他们也像别国孩子一样,怀疑歌里的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我记得一次,老保姆在孩子们的房间里讲故事、唱儿歌。老人嘴里流出的传说,一个接一个,孩子们都不加怀疑地接受;可是,不久她唱了一个版本的风歌,却惹得他们不信。她唱道:

风奶奶从东边来,骑着一头小毛驴,真可爱;雨婆婆又回来了,从北边骑马来,大家看得见。

雪奶奶也要来,从西边骑着仙鹤,快快看;闪电姑姑从南边来,骑着大黄狗,嘴里衔着嚼环。

“保姆,没有什么风奶奶,对不对?”

“当然没有,只是人们这么叫她。”

“为什么另一个叫雨婆婆?”

“大概因为婆婆常常不好相处,就像下雨的天气。”

“那为什么雪要骑鹤,闪电要骑黄狗呢?”

“大概因为鹤的颜色有些像雪;黄狗跑得快,颜色又像闪电。”

第二章孩子与儿童生活

到中国以前,每逢看见中国或日本的玩偶,我总不免纳闷:他们为什么把给婴儿玩的东西做得这样不像真人?到了东方,第一次看见一个婴儿,疑问便全解开了:原来玩偶长得就像孩子!

在中国,没有什么比婴儿更常见,也没有什么更无助、更麻烦、更可爱、更有趣。

中国婴儿是个圆脸、无助的小人儿。眼睛像两颗黑弹子,上面蒙着皮肤,再斜斜割开一道口;鼻子像脸中央的一座小山丘,下面是一张大开着的嘴,得不断填东西进去,才能维持太平。他的头剃得光光的,只在不同地方留几撮头发,使人想起北京附近的平原:旅人看见村庄、住宅或坟地周围,这里一小簇、那里一小簇树木,其余地方都光秃秃的。这几撮头发通常留在囟门、后颈、耳朵上方,或者在脑袋一侧编成辫子,留成一圈。

一个孩子出生,能给家里带来多少喜悦,取决于几件大事:最主要的是性别、家中已有孩子的数量和性别,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

一般说来,中国人希望男孩多些;不过,若家境殷实,已经有几个儿子,他们也会像别国父母一样,盼望得到一个女儿。

其中的原因,不只是性别本身,而是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和风俗。女孩在娘家住到十六七岁;在这段时间里,她几乎只意味着花费。随后,她被接到丈夫家;娘家再也不能支配她的生活和行为。她不再归属于原来的家庭,而成为夫家的一分子。经过许多年、许多世纪,这种制度使人普遍觉得“替别人养闺女,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不少父母宁愿养育与儿子订亲的女孩,也不愿抚养自己的女儿。

有人读到中国人的这些事情,便喊道:“自私!”是的,这是自私。不过,中国的生活不像我们的生活,是为奢侈品而争取;这里的人甚至并非像许多人以为的,是为面包和米饭而挣扎,而是为玉米面、白菜或同样粗淡的东西挣扎。多数中国孩子生来就处于这样的生活里。儿子的双手能够帮助养活自己的嘴,女儿却只是花费;父母喜欢儿子,也很难过分责备他们。

我们可以推想,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性情,大致与别国孩子相同。事实也许如此;但无论因为父母、保姆的教养,还是因为遗传的脾性,他的性格很快便发生变化,表现出某些中国孩子特有的特点。他变得“淘气”。这个词差不多是顽皮,差不多是难缠、是个小霸王;然而,最确切的说法仍然只能是“淘气”。

在这方面,几乎每个中国孩子都是小暴君。父母、叔伯、姑姨、祖父母,全得听他的。谁要是不听话,这位小宝贝便仰面躺在尘土飞扬的地上,踢腿尖叫,直到不肯服从的父母或保姆悔过认输;他才爬起来,和和气气地继续玩,让大人各干各的事。这个孩子真“淘气”。

这种性情十分普遍,并不限于某个阶层。如果关于当今青年皇帝光绪的宫廷传闻可信,就更能说明这一点。他小时候远爱外国玩具,胜过中国玩具,于是太监把欧洲人的巧思和机械技术所能造出的奇妙玩具,都搬进宫中的育儿房。随着他长大,玩具也越来越复杂,包括唱片式留声机、格拉福风录音机、电话、留声机、电灯、电车、布谷鸟钟、瑞士表,实际上还有近代一切重大发明。这孩子也“淘气”。太监说,只要有人妨碍他做某件事,或不肯给他特别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把瑞士表,或手中别的什么东西,猛摔在地,摔得粉碎。既然没人能够拿戒尺打他,也就只能把孩子惯坏。

听中国家庭的妇女谈论新生儿,是很有意思的。若生的是男孩,人人都向父母道贺,说家里有了“大喜”。若是女孩,家里又已经女多男少,老保姆便像从什么地方偷了孩子来似的,缩手缩脚地走来走去;假使有人向她道喜,她便叹一口气,沉着一张丧气的脸说:“只是个‘小喜’——不过,也还好。”

孩子一出生就算一岁;往后增长的岁数,不按生日,而按过年计算。如果碰巧生在年关前一天,那么才到第二天,就已算两岁:出生时一岁,第一次过年时两岁。

孩子一生的第一件大事,发生在满月时。这时,他第一次公开接受亲友祝贺。他又踢又叫地被剃了头;母亲已经下床,可以接待朋友的祝贺;祖母是这场聚会的贵客;孩子也有了名字。

所有亲戚朋友都受邀前来,人人都该同孩子一起吃饭,更要紧的是带礼物。若家境贫寒,这一天便在生活的账簿上添入一日快乐,也添入一笔可观的“铜臭”。若家境富裕,礼物也相应贵重;在东方或西方,都难找到比中国人送礼更大方、更慷慨的民族。家里尽其所能,置办这一顿酒席,确信收到的礼物和礼金,将超过酒席及生孩子花费总数的两倍。亲友即使不能“来”,也该把礼物“送”来,否则就“丢脸”。中等家庭送的多是实用品,通常为钱、衣服或银饰;银饰无论如何,至少值它本身的银两。

这时给孩子起的名字叫“乳名”,男孩入学后才另起名字。无论男女,也可能有大半辈子都按家中的排行来称呼,叫老大、老二或老三。

女孩可能得应答“小奴儿”这样的称呼,男孩可能叫“秃子”。不过,通常所起的名字,或标明出生地点和时间,或寄托父母的期望,或表现父母对美和悦耳音韵的喜爱。

我有位朋友,曾在孝顺胡同的一所学校读书,后来又住在孝顺门附近,因此给长子起名“两孝”。另一位朋友,几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有男”“有山”“有园”“有鱼”。我同这位朋友谈起乳名“有男”的儿子时,一直叫他的学名,因为我只知道那个名字。老人听得茫然无知,不懂我在说谁;他儿子取了学名以后,他还没见过他。后来,他才逐渐明白我说的也许是他儿子,便问:

“您说的是谁?”

“您的儿子。”

“哦,您说的是‘有男’呀。”

这人还有个小女儿,叫“苹果”,却不是普通苹果,而是华北最好吃的那一种。写到这里,我手头有一张女孩常用名字的单子,从中选出几个:美秋、娇花、玉洁、瑞珠、宝琴、慕春。父母谈到小女儿,若不刻意自谦,就会称她为自己的“千金”。

男孩的名字也同女孩一样,或低贱,或高雅。他可能叫老大、老二、老三,叫猪、狗、跳蚤;也可能像伍廷芳那样,名字含着“芳香的宫廷”,或者像李鸿章那样,含着“显赫的鸟”或“博大的文章”的意思。

华北夏天,孩子几乎一丝不挂,有时确实全裸。五岁以前,他的衣装主要是一块肚兜和一双鞋。冬天,穿上连着脚套的棉裤,上衣也絮着棉;这时,他可绝称不上“干净芬芳”。那股气味,很像五点区狭窄小巷中一间楼上后房的气味,那里住着整整一家移民。

中国孩子生病时,得不到我们西方那样的住院条件、护理和医术。他睡的是砖床,枕头里装着麸皮或草籽,没有床单;食物粗劣,不适合病童的肠胃。照料他的人也许和善、温柔、疼爱他,却未必善于护理。至于医生的本领,就让下面这首儿歌来说吧:

我妻的小女儿病得重,请来医生给药用;他开一张方,拿来给她尝,方中要用蚊子的肝。再加跳蚤的一颗心,半磅苍蝇翅膀煮成汤。

孩子开始学走路、学说话,就越发有趣。父亲给他做一辆小推车,帮助他学步;保姆带他在院中转,反复教他说“爸爸”“妈妈”——请注意,中文这两个词与英语几乎一样,只差一个声母——再教他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叔伯姑姨、祖父母、堂表亲,以及家族、村庄和家中可能遇到的种种亲属称呼。

在中国,学会亲属称呼并不容易。我们统称为叔伯舅的人,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的哥哥、弟弟,还是他们姐姐、妹妹的丈夫,都各有不同称呼。至于所有堂表兄弟姐妹的称呼,就更难了。例如,你把一位表亲介绍给我,我想知道究竟是哪一位,你可能得解释说,他是你母亲哥哥的儿子;在中国,你所用的亲属称谓便会表达这一层关系。孩子学习语言,正是从这些亲属关系开始。

这些大半由保姆来教。保姆在中国家庭中地位重要,也是孩子有用的帮手。上等人家的小女孩各有自己的保姆,幼时由她教儿歌,长大后由她作伴,出嫁时还跟到夫家去,大概是为免她孤单,并终身陪伴。我同一位公爵的孙女们和老保姆谈话时发现:街上孩子玩的游戏,她们也在绿瓦深宅中玩;能把睡神引到小乞丐席棚中的儿歌,同样能把他引到皇宫里皇帝的绸缎卧榻上。

男孩长到一定年龄,便开始留辫子。这在中国男孩生活中的意义,正像英美男孩第一次穿长裤,是他们最早热切盼望的事情之一。我们不该因为他这样梳头便轻视他,尤其应该记得,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也把头发编成辫子垂在背后。

而且,辫子用途很多。它可用于某些游戏。我看见男孩们在几何课上用辫子画弧、画圆,便想起自己大学时忘带细绳上课的情形。劳动者把手巾或毛巾铺在头上,用辫子绕住,就给自己做成一顶帽子。赶车人拿辫子抽骡子,乞丐用它赶狗。父亲带小儿子走在街上,不牵他的手,而抓住他的辫子;有时孩子又在后面牵着父亲的辫子走。男孩玩骑马游戏时,也把辫子当缰绳。我在北京街上见过很有趣的一幕。两个男孩在玩骑马。我一向发现,男孩玩这个,并不是想当马,而是想当赶车人;他肯暂时当马,只是为换取更长时间做赶车人的机会。一个大孩子和一个小孩子一起玩,小的充作牲口。过了一阵,小孩子也许发现马本来比人大,也许觉得做人比做马高贵,便停住不走,说:

“现在该你当马了。”

大孩子还不愿意,连哄带骂带鞭打,想叫他继续走,可“马”坚决不动。“赶车人”也很坚决。直到那匹“马”做出极不像马的举动——哭起来——那个人才肯屈尊,降到马的地位。由此可见,中国孩子的性情,也逃不出每个人心里那种想居人之上的愿望。

各种手艺、职业和工作,对中国孩子的吸引力,和对美国孩子一样大。乡下男孩盼着有朝一日能站在车上赶牲口。孩子们看见一营士兵,立刻会“编成一个连”。中日战争期间,北京一群孩子有过一段有趣的表演。除了鼓手拿着空水果罐,每人都把棍子或草秆当作枪。他们演练各种动作,显然是在操练;一切似乎十分顺利,直到前面一个孩子忽然惊慌地喊:

“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

这便是全面撤退的信号;孩子们模仿当时在战场上的军队,惊慌失措,四散奔逃。

中国男孩女孩像小男人、小女人。他们很小就熟悉长大后约束言行的种种规矩;衣服也用与父母祖父母相同的布料,照同样式样裁成。没有童裙、及膝短裤、围裙和短裙,提醒他们自己还是小孩子。

可是,他们确确实实是小孩子,同别国儿童一样。一位先生评论我的《中国鹅妈妈童谣》,说有些插图“画出中国孩子一本正经地玩那些小小的游戏”。蒙眼捉人、“伊尼米尼”、这只小猪去赶集、拍手做饼这些游戏,为什么会被称为“一本正经的小游戏”?除了对中国人先有成见以外,我实在不懂。他们是些举止端正的小人儿,可儿童生活中一切好玩的东西,他们也同别的孩子一样喜欢。

以为中国孩子的生活愁苦无趣,是一种误解。当然,他们的生活与欧美孩子不同,也不能照同一尺度比较;还应记住,儿童生活的快乐,不是由每个奇想都得到满足来衡量的。许多街头小孩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帮家里谋生上,可一旦获准赶集或过一个节日,一天所得到的快乐,便胜过富家孩子整月闲居。

除了游戏和儿歌,城里各处大佛寺定期举行的庙会,对中国男孩来说,正如乡村集市、马戏团或美国独立日对于农家孩子一样。他有铜钱买糖果或水果,过年时放爆竹,闹得白天不得安宁,夜里也喧嚣不堪。没有哪个美国男孩能像中国人那样领会放风筝的快乐;这种兴趣能一直伴他到七十岁,因为和煦春日里,孩子和祖父一起放风筝的情景,并不罕见。他把心爱的小鸟装在笼里,或让它站在架上,提着到处走,这与我们见过的别国孩子都不一样。他养蟋蟀,拿来消遣——并非“赌博”——又养金鱼,为自己带来日日年年的快乐。中国孩子虽然绝大多数十分贫穷,却有足够多的办法过得开心;若仍不开心,大概只能怪他自己了。

不过,关于儿童生活的这些论断,可能不过是个人印象;作者的偏见往往同孩子的实际处境一样,为文字染上颜色。我们有些人天生爱看阴暗面,另一些人爱看光明面。让我们跟男孩女孩一起去游戏吧,玩他们的玩具,看那些逗他们开心的演出,看看他们是否与我们有同样的血肉、心灵和感情。我们会发现,男孩女孩在七岁以前,一起生活、工作、学习、玩耍,剃着同样的头,也彼此争吵。七岁,便是中国儿童这段共同生活的终点;从此,要分别说男孩或女孩了。

第三章男孩的游戏

儿童游戏总是有趣的。中国的游戏尤其如此,因为这是一座迄今尚未开采的矿藏。一位著名副主教曾写道:“中国人不大喜欢体育锻炼。”一位知名神学博士说:“他们的游戏不需要花很大力气,也不常两两相对或分队比赛,来决定谁玩得最好。”还有一位更著名的作家告诉我们:“活跃而有男子气概的运动,在南方并不流行。”让我们看看这些意见是否属实。

两年前,我们在北京收到路德·古利克博士的一封信。他目前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学院任职,来信请我们研究中国儿童游戏的特点。他正在准备一系列关于“游戏心理学”的讲座,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东方儿童游戏生活的可靠资料,以了解东西方孩子的游戏有什么联系。由此,他便可以研究游戏如何影响儿童的身心发育及性格,再通过儿童影响整个人类。我们很幸运,能够接触到北京的大学及其预科、中级和初级学校的大批学生,还有女中一百五十名女生。

信是下午四点收到的,学生们刚放学,正在吃下午饭。四点半,我们便拿着笔记本到操场,叫来几个最有意思的男孩,说明目的,请他们玩给我们看。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最不该做的事,因为孩子会意识到有人在看,变得不自然;至于结果究竟怎样,后面便知道了。

起初,确实如此。孩子们咯咯笑,惊讶地面面相觑,随后一个走开,另几个围拢过来。我们又解释一次,想引起他们兴趣,让他们开动脑筋回想游戏,消除尴尬。只过了几分钟,有几个孩子眼里便显出领悟的神色。其中一个总爱尝试新鲜事的男孩,转身对同伴说:

“去找小齐,把他带来。”

“小齐是谁?”我们问。

“他会的游戏比我们谁都多。”那孩子解释。

他跑开了,很快带来一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男孩。我们认出,他是几年前收进那所被人称作“穷孩子学校”的街头流浪儿。他神情阴郁,脸上不带笑容,固定的表情仿佛在说“活着没有意思”;不过,在眼下的场合,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这些游戏没什么大不了。你们想看,我们要多少能玩多少;可是搜集了去,又有什么用?”

大家立即七嘴八舌向小齐解释我们的要求;他的脸变得更严肃,我们只好替他解围。

“小齐,”我们问,“男孩子玩什么游戏?”

小齐慢慢把一条腿绕在另一条腿上,一本正经地回答:

“好多呢。”

这是中国人被问起中国事物时,几乎什么问题都可能得到的固定回答。我们进一步问:“比如呢?”

“撞城门。”他答。

“玩给我看吧。”

孩子们立刻选出队长,各自挑人,排成面对面的两列;每列的人紧紧拉住手。一边的孩子先唱:

帽上插根翎,急急赶进城;孩子牵马来相迎,城门撞开了。

另一边便派出一个孩子,全力奔跑,冲向唱歌那队人相握的手,目的是“撞开城门”。若撞开,他就把那两个被冲散双手的人带回自己一边;若撞不开,他便留在对方阵中。随后双方交换,另一队唱歌,这一队派人去撞。这样轮流下去,直到一方的人全被收走。

游戏结束时,男孩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这可真是反驳“中国人不大喜欢剧烈运动”那种说法的有力证据。

“现在玩个不那么费力的吧。”我们说。

大家都望向小齐,并非其他人不会玩,而是这个务实的男孩,在这类活动中自然成了领头人。

“瞎子。”他平静地说。

一个愿意当“瞎子”的孩子立刻被手巾蒙住眼睛,大家玩起一个与我们的蒙眼捉人几乎完全一样的游戏。他们毫无拘束,自然得仿佛身边既没有教师,也没有旁观者。

“还有别的需要力气的游戏吗?”我们问。

“人轮。”小齐照旧惜字如金。

“请玩一玩。”

“去叫维元。”他对一个小孩子说。

那孩子跑去找人,小齐又挑出两个中等个头和两个小个子男孩。维元个头较大,脾气很好,待人和善。他来了以后,两个中等个头的孩子站在他两边,一人朝北,一人朝南,越过他的肩膀拉住彼此的手。两个小孩子再分别站在他们旁边;中等个头的孩子抓住小孩子的腰带,小孩子反过来抓住他们的腰带;维元握住两个小孩子空着的手。这样五人牢牢连成一体。“轮子”开始旋转,小孩子渐渐离地,几乎横着身子在空中转动。

“这游戏,”小齐解释,“比小男孩玩的其他游戏都费力气。”

“还有比这更剧烈的吗?”

“掷石锁,举石哑铃,不过那是大人玩的。”

“前几天你们拿一根棍子去打另一根,那是什么游戏?”

“一个叫打棍,一个叫击棍。”

“玩一个看看。”

小齐在地上画了两条相隔八英尺的线,把一根棍放在其中一条线上,再用另一根棍去投它,要把它打过另一条线。谁先做到谁赢。棍子长十至十五英寸。

另一种打棍游戏,很像纽约街上常见的打木棒。孩子们在地上画一个边长五六英尺的方框。打的人站在框内,两脚尽量分开,以便顾及整个方框。另一个人把小木块放在他认为最难击中的位置。击打者可以用一只脚作轴转身,把另一只脚伸到框外,设法取得最有利的位置,再将一根约十五英寸长的棍子掷向木块,把它打出方框。若失败,就由摆木块的人接过棍子,再由别人替他摆;若成功,则有三次继续击打的机会,方法如下:先从上往下敲木块,使它跳起两三英尺高,再像打球一样,把它尽量打远。如此重复三次;若打到事先约定的距离——可以是二十、五十、二百、三百、五百英尺,或更远——便算获胜。若未达到,就把木块拿回重来;他可以一直打,直到有一次没能将木块打出方框为止。这个游戏使摆放的人动脑筋,使击打的人练技巧,是男孩子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打棍结束后,一个小孩子走到小齐身边,贴着耳朵说了几句。他的表情仍像石像一样纹丝不动,开口喊道:

“挑果子。”

男孩们高兴得跳起来,选出两个队长,挑好各队的人,在相隔二十英尺的地方蹲成两排。每个孩子都取一种水果的名字,像苹果、梨、桃、榅桲、李子,都是北京附近常见的水果。一边的队长把自己队里一个孩子的眼睛蒙上;对面走出一人,悄悄过去碰他一下,再回到原处,尽量恢复蒙眼以前的姿势。若同伴拿不准他的姿势是否完全相同,就全体换个姿势,免得蒙眼者猜出谁离开过位置。

随后把遮眼的布取下。他走到对面,仔细检查:有没有人姿势变了,蹲得不舒服,或脸上眼里露出一点心虚,能够提供线索。他做鬼脸,想逗动手的人发笑;比手画脚,挤眉弄眼,竭尽所能。可对方不是装作茫然无事,就是大家一起笑,不让脸上泄露任何秘密。他的种种动作有时真能使那个人露馅;若不行,最后只好冒险猜一个。他作出选择,若猜对,就把那孩子领到自己队里;若猜错,自己便留下。随后另一队蒙起一个人的眼睛,照样进行,直到一边的人全被收去。女孩也和男孩一样喜欢这个游戏。

“还有别的猜谜游戏吗?”我们问小齐。

“有,指月亮或星星,”他回答,“瞎子也是猜的游戏。”

这时男孩们已经兴致勃勃,完全忘记自己是在表演给我们看,也忘记了有什么特别目的。自己的游戏被记进笔记本,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经验;人人不仅想自己玩好,也不愿别人出错。小齐越意识到玩得正确的重要,就越严肃——如果他的脸还能比平常更严肃的话。现在,他换了一种与前面截然不同的游戏。前面几种锻炼力量、技巧或好奇心;这一种锻炼迅速反应。

“玩什么?”一个孩子问。

“辫子。”小齐答。

大家立刻把辫子甩过肩头,挪着步离同伴远一点。但离开一个人,又会靠近另一个人;旁边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一惊,转头去看,短辫子便可能甩回背后。四周同伴正等着这个机会,一下就拍打他十几下。游戏的目的,便是逮住一个辫子落在背后的孩子。有些孩子身手特别敏捷,会先跑远一点,再装作不经意,让辫子自然垂下;他们仗着跑得快,能及时躲开,或者迅速把辫子甩回前面。这个游戏格外有趣,引起一阵阵大笑。就连严肃的小齐,有时也露出了笑容。

“敬礼!”小齐喊道。如同马戏团领班一甩鞭子,场上立刻全变了。男孩们两两用右手食指相钩,用力拉,直到手指分开,各自喊出“敬礼”。不能在分开之前喊,又要在分开之后尽快喊;谁先出声,谁便能受对方一礼。第一轮失败的人坐下,获胜的人重新配对,再拉一次;如此下去,直到剩一人,像我们小时候拼字比赛的冠军一样,成为一时的英雄。

不过,小齐无意造就英雄;也许他不愿伤了那些动作较慢孩子的心。总之,他又喊:“打球!”男孩们立即抓起短棍,玩起与美国街头曲棍球相似的游戏。美国孩子对它太熟悉,不必描述;主要区别在于,这里的孩子都要拦住一个人,不让他把球打进所谓“大洞”。同前几种游戏一样,它也训练孩子动作敏捷。

我知道,有些游戏能发展儿童像父母一样照顾、保护别人的本能,另一些则培养争斗和破坏的倾向。比如,女孩玩娃娃,培养母性;办茶会,培养交际兴趣;玩纸娃娃,教她们布置家中家具。另一方面,男孩若经常摔跤、拳击、对打、模拟战斗和从事类似游戏,在恰当引导下,会变得勇敢、爱国;若引导不当,却可能变得好争吵、爱欺压人、残忍、粗野。因此我想知道,中国男孩有没有这样的游戏。

“小齐,”我问,“有没有扮主人客人,或者大孩子保护小孩子的游戏?”

“主人和客人。”小齐说。

孩子们立刻随意散在操场上,拿几粒花生,或从枣树下捡几颗酸枣,以本民族一整套礼节,邀请别人同吃。玩了一会儿,小齐喊道:

“烧狗肉。”

孩子们聚拢,手掌相合,蹲成一团或一圈,把手凑在中央,代表锅。插图左边的男孩扮客人王大娘,小齐站在右边,手放在一个孩子头上。他绕着圈子走,一边唱:

烧,烧,烧狗肉,第二锅不好闻,小小一锅香;请来呀,王大娘,来吃狗肉尝一尝。

他邀请王大娘来吃狗肉,于是两人对答如下:

我走不动。我给您雇辆车。我怕颠。我给您雇顶轿。我怕晃。我给您雇头驴。我怕掉下来。我背您。我没有衣裳。我给您借。我没有首饰。我给您做。我没有鞋。我给您买。

只要孩子们想得出来,对话就能一直延续;王大娘的借口有时滑稽极了。不过,所有难题最终都能解决,主人把她背走,一同享用狗肉宴。

“前几天你们排成一条直线躺在地上,那玩的是什么?”

“蛇脱皮。”

孩子们乐得跳起来,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他们前后站成一列,身体向前弯,每人把一只手从两腿之间伸到后面,抓住后一个人空着的手。

然后大家向后退。最后一人躺下,前面的人两腿跨在他身体两侧向后退;每人退到紧挨自己后面那个人的上方时,也躺下来,让对方的头位于自己两腿之间,自己的头又在前一个人的两腿之间,双手始终拉紧。这样,他们便躺成了一条直线。

最后躺下的那个人先站起来,跨着这条人链向前走,依次把别人拉起,直到全体站起;然后松开手,站直,游戏就结束了。

“还有能培养男孩保护别人的本能的游戏吗?”我们问小齐。

“老鹰捉小鸡。”这个务实的男孩一面回答,一面指挥同伴。

大家选一人作鹰,一人作母鸡。扮母鸡的,是个头最大、脾气最好的孩子之一,也是小男孩自然愿意依靠的人。

他们排成一列,母鸡在最前,每人紧抓前一人的衣服,最后面站一个个头大、动作灵活的男孩。

鹰来抓小鸡,母鸡便张开双翅,左右移动,挡在鹰和小鸡之间。整条队伍也随之摆动,始终朝着与鹰相反的方向。每只被抓住的小鸡都退出队列,直到一只不剩。

一个男孩低声对小齐说了几句。

“打竿!”他大声宣布。

刚开始玩,我们便认出,这是从前见过的游戏。

两个孩子相隔约四英尺站着,各执一根四五英尺长的棍,握住中部。他们齐念下面的歌谣,同时让棍子的上端、下端轮流相击,偶尔把棍子半翻过来,反手敲击上端。每逢歌中的重音,就敲一下,因此节奏感很强。

打一棍,数到一,我打你来你打我。打两棍,转两圈,用力敲得响连天。打三棍,棍不伤,喜鹊穿件白衣裳。再来打,数到四,骆驼、马儿、蒙古人。打五棍,正好五,蘑菇头上顶着土。打六棍,这样打,六个骑手捉刘秀。打七棍,听我说,野鸡衣裳红又绿。打八棍,敲得准,房上葫芦开白花。再来打,数到九,有汤有肉还有酒。打十棍,就停手,小小白花在葱头。

小齐不等别人再提议,便喊道:

“掷钱。”

男孩们跑到旁边一堵墙下,各从钱袋或口袋里取一枚铜钱,贴在墙上,任它落下。谁的铜钱滚得最远,谁先捡起来向墙上掷,尽量让它反弹得远一些。

其余的人依次照办。铜钱反弹最远的人,把自己的钱捡起,一只脚踩住它原先的位置,拿它依次去投其他人的钱。击中一枚,便把那枚收起;有一枚没击中,剩下的人便各自捡回铜钱,再向墙上掷,重复刚才的过程。最终收钱最多的人获胜。

这似乎使小齐想起另一种投掷游戏,他又以惯常的发号施令的腔调说:

“掷砖。”

男孩们画两条相隔十五英尺的线,各拿一块碎砖,站在一条线上往另一条线投,看谁最接近。

投得最远离那条线的人,把砖立在线上;投得最近的人,则站在对面线后,拿自己的砖去投,要把它击倒。

若失败,就立起自己的砖,换对方来投。

若成功,接着就把自己的砖投到对方砖附近,单脚跳过去,一脚把自己的砖踢向对方的,将它碰倒。然后,他依次把砖放在头顶、左右肩、背部、胸前,走过去;再夹在大腿弯和膝弯里,单脚跳过去;最后夹在两腿之间,挪步过去。每次都把自己的砖落在对方砖上,将它击倒。

最后,在砖周围画一个边长十八英寸的方框,单脚来回跳过方框和砖十次,便算赢了。

小齐投砖、落砖都已十分熟练,能从头到尾一回不错。挪步和跳跃的姿态,常逗得大家大笑。

“街上男孩用两个弹子玩的,是什么游戏?”我们问小齐。

他没有直接回答,转头对同伴说:

“踢弹子。”

孩子们不知从哪儿很快弄来两个直径一英寸半的弹子——中国男孩似乎总能随时随地变出所需的东西。小齐把一颗放在地上,用鞋尖抵住一推;再放另一颗,同样往前推,目的是撞上第一颗。

获胜有两种办法。第一个孩子对第二个说:一脚把这颗弹子踢到另一颗的北边〔或南、东、西边〕。做到就赢,做不到便由对方得胜。

若他按要求踢到北边,还能再踢一次,设法撞中另一颗;撞中便再赢一次。如果一脚既撞中,又落在指定的北边,就算双赢。

每人都尽量把弹子留在一个使下一人难以踢好的位置。但这里有一个特点,使这游戏在世上独具一格:若留下的位置实在太难,对方可以拒绝,出题的人就得亲自完成自己的难题——像哈曼一样,被吊在自己立起的绞架上。它承认中国那条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男孩们玩了很久,显然忘记是在表演给我们看,我们最后不得不叫停。

小齐一把这个游戏带上手,就交给别人,自己照例一条腿绕着另一条腿站着。听见我们叫停,他只说了一句,仿佛还是刚才游戏的下一步:

“踢鞋。”

男孩们全脱下鞋——东方人脱鞋很方便——堆成一堆。信号一出,大家一起踢,鞋子四散而飞;人人赶紧抓,抓到什么,就暂时拿着什么。身手快的抢回自己的鞋,或一双合脚的;动作慢的只抢到一只,而且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大脚孩子拿着小鞋,小脚孩子得了一只或两只大鞋,看着很滑稽。

这游戏很能检验孩子的敏捷程度。

我们看了看表,快到上课时间了,便请他们再玩最后一个。

“猫捉老鼠。”小齐说。

孩子们选一人作猫,一人作鼠。

其余的人围成圆圈,鼠在里面,猫在外面。圆圈转动时,双方问答:

“现在几点钟?”“刚刚敲九点。”“老鼠在家吗?”“正要吃晚饭。”

老鼠始终小心地与猫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

圆圈停下来,猫从这边钻进,鼠便从那边钻出。规则之一,是猫必须严格循着鼠走过的路线。他们在圆圈里外穿来穿去,过了一阵,鼠终于被抓住,“吃”掉了。“吃”的过程才是游戏最逗人的地方,无法具体描述,因为每只“猫”的吃法都不同;善于“吃”,正是一只好猫应有的本领。

男孩们一直玩到晚课铃响。他们提起许多从欧洲人那里学来的游戏,可实际玩的,全是小齐入学以前在街上学会的。此后一天又一天,我们照这样搜集,终于记下大批最常见、因而也最好的游戏。数量之多,说明中国男孩的游戏生活多么丰富。

另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实,是小齐的领头地位。中国男孩和中国成年人一样,具有真正的民主精神:谁懂行,谁有本领带领大家,他们便愿意追随,而很少计较社会地位。这是一种真正民主、凭能力任人的观念,从童年便根植于心。

第四章女孩的游戏

收集了男孩的游戏以后,我们又想用相似办法,尽量全面地了解女孩玩的游戏。当然,我不能独自去做。在中国,一个男人出现在一群小女孩中间,正像老鹰飞到一群小鸡当中:她们不是咯咯笑着四散跑开,就是聚成一团,躲到校舍屋檐下,或躲在教师的羽翼之下。不过,埃菲·扬小姐是一位教师,她好心答应同往。许多小女孩笑了一阵、窃窃私语了一阵,比平常少些,便围过来,想知道我们有什么事。最小的一个却最勇敢。扬小姐解释说,这是个无家无亲的街头流浪儿,学校收留她,希望能做一点事,使她免于悲惨的命运。

“你会玩游戏吗?”我们问她。

她双手背后,低着头,羞怯地挪动双脚,回答:“好多呢。”

“玩几个给我看看。”

过了一会儿,这小女孩掌管了全队,开始安排一个叫“进城”的游戏,很像男孩所说的“舂米”。两个女孩背靠背站着,胳膊互相挽住;一个弯腰,就把另一个背离地面,轮流这样做,同时唱:

你上去,我下来,一个萝卜分给咱;提个罐儿进城去,哎呀不好,摔下来。

唱到这里,两人背靠背坐下,胳膊仍挽着,问答如下:

明亮天上看见啥?看见月亮和星星。地上又看见什么呀?看见一口深深井。井里又看见什么呀?看见青蛙,听见声。石头上面它说啥?起来,起来,咯儿呱,咯儿呱。

她们便试着站起来,可胳膊挽着,怎么也起不来,只好打个滚再起身,笑成一团。

这似乎让小朋友想起另一种游戏,叫“转磨”。女孩们彼此拉手,像男孩玩“搅奶油”时一样。不过,她们不从胳膊底下完整转过身,而是只转半圈,把一只胳膊举过头顶,使两人的左侧或右侧相贴,各朝一个方向。先站住不动,问答:

大狗到哪儿去了?进城去了。小狗到哪儿去了?跑掉了。

然后开始转动,念道:

大狗进了城,小狗跑掉了;鸡蛋落地摔破了,蛋里的油漏掉了。你当碾子使劲碾,我当磨盘来磨面。

游戏一完,小朋友又把孩子们安排在墙边,准备玩另一个。一切就绪,刚要开始,一个大些的女孩贴着她耳朵说了几句。她退后一步,背起手,低头想了一会儿。

“继续呀。”我们说。

“不,这个不能玩,里头坏话太多。”这正是中国儿童游戏和儿歌中令人遗憾的一面:其中不好的话,数量惊人。

她马上喊道:

“肉还是菜。”

女孩们各自跑去找一双旧鞋;在中国,旧鞋几乎随处可捡。她们把一只横放在另一只上面,再松手落地。落下的样子决定它们是什么肉或菜。两只都底朝天,就是大黑虎;都侧着,就是双豆;一只正着,一只侧着,就是豆子;两只都正着,就是清官。〔清官究竟是哪种肉或菜,很难说,可中国孩子从不为此烦恼。〕一正一反,就是狗腿;若两只都正着,成直角,其中一只鞋尖搭在另一只上面,便形成一个黑洞或小巷。

谁的鞋先搭成“小巷”,谁就得把小石子从巷里——也就是鞋尖下面——投过三次。若未做到,孩子中便有一人把鞋都捡起,站在一条线上,从头顶向身后抛出;然后依次单脚跳到每只鞋旁,把它踢过线,每踢一次,自己也越过线,直到全部踢回。若她失败,就换一个照做,如此轮流,直到有人成功。成功的人拿起刚才搭成小巷的那双鞋,一只只挂在脚尖上,尽量踢远。鞋的主人从线后单脚跳过去,每次捡一只,再单脚跳回线内,游戏便结束了。这是小女孩玩的、运动量很大的跳跃游戏。

玩完后,女孩们已经很累,我们请她们换个不那么费力的。

“浇花。”小首领说。

几个人蹲成一圈,把手凑在中央,代表花朵。另一个把前襟兜起来,像个袋子,绕圈走,装作往她们头上洒水,同时念:

“我浇花,我浇花,早上浇来晚上浇;不等花儿干了才浇水,太阳未高先浇好。”

随后,她留一个佣人看花,自己去吃饭。她走后,一朵花被偷了。

她回来问:“怎么回事?我的花少了一朵?”

“有个人从南边骑马来,我还没发觉,他就偷走了一朵。我去追,可怎么追得上骑马的人呢?”

主人狠狠责备她粗心,又唱:

“一盆水来一盆茶,我浇花儿,花正开。”

她再三叮嘱佣人别再丢花,便去吃下午饭。可是又一朵被偷了,这次是个从西边来的人。

主人回来,又骂佣人,随后唱:

“一盆水来又一盆,我浇花儿,开满门。”

这样一直玩到花全部丢光:一朵被赶车人拿去,一朵被赶驴人拿去,一朵被赶骡人拿去,一朵被骑骆驼的人拿去;最后剩下的小枝,竟被鸡吃了。佣人每次都挨痛骂,都受吩咐要多加小心;每次答应,却从未做到。最后她丢脸地被辞退,既拿不到荐书,也拿不到受雇时说好的工钱。

花朵越多,扮佣人的越有机会发挥想象。这小女孩解释最后一朵被鸡吃了时,似乎已想不出别的借口。

这个游戏让小朋友又想起一个,原来恰是刚才的续篇。她喊道:

“卖花。”

刚被辞退的女孩,从屋角后面出现,带着所有被偷的“花”;这些花一个拉着另一个的衣襟。她同时叫卖:

“卖花喽,卖花喽,趁着花儿还新鲜,快来买我的花呀。”

原主人这时出现,喊她:

“喂!卖花的,过来!这些花看着像我的。”说着便拿走一朵。

卖花的没有停下争辩,赶紧走开,继续喊:

“卖花喽……”

原主人又叫:

“喂,卖花的,来这里!这些花肯定就是我的。”于是把花全取回来,还打了卖花人;卖花人哭着跑开。

小卖花人用袖子遮着脸哭着跑,绊上院子里一个旧花盆。这个意外似乎又提醒了小首领,她喊道:

“花盆。”

女孩们三人一组,站成三角形,每人以左手拉另一人的右手,手臂在中央交叉。

然后,把其中两人的胳膊移到第三人的脑后,她便进入中央〔“下井”〕;再跨过另两条胳膊,从对面出去。原先在这个人的左边、那个人的右边,此刻便换成在这个人的右边、那个人的左边。第二人、第三人也照样穿过,想玩多久就玩多久,口里说着或唱着:

先跨过去再跨回,穿过路来下到井;还有一件什么事?哦,再搭出一个花盆。

这时,女孩们大多已不再生疏害羞,不停地玩花盆,直到我们不得不提醒,她们是在玩给我们看。大家松了手,小将军喊道:

“牛尾巴。”

一个女孩拿着小棍蹲下,装作挖土;其余前后站成一列,像玩老鹰捉小鸡一样。她们走到挖土的女孩面前,对答:

“你挖什么?”“挖个洞。”“做什么用?”“架锅煮。”“要热什么?”“水和汤。”“热水干什么?”“洗块布。”“布做什么?”“做个袋。”“袋里装什么?”“刀和布。”“刀做什么?”“杀你的小羊。”“小羊干什么啦?”“吃了我的山药。”“山药长多高?”“有这么高。”“那也不高嘛。”“高得顶到天。”

“你叫什么?”“我叫抓,你叫什么?”“我叫转。”“转一次给我看。”

她们围着走一圈,边转边唱:

“转上一圈,再转一圈;她尽管来抓,我们可不怕。”

“你不能抓一次给我们看吗?”“能,不过抓到的归我。”

她便跑去“抓”一只“小羊”;小羊们躲在领头女孩后面,像男孩玩老鹰捉小鸡一样。不过,过了一会儿,还是全被抓住了。

为什么游戏叫“牛尾巴”,女孩却扮“小羊”,我们不知道。问孩子,她们说:“没什么缘故。”

还没全抓完,女孩们就跑得气喘吁吁。我们建议休息一会儿,小首领却喊道:

“放鸽子。”

一个大些的女孩,分别拉住两个小女孩的手;一人扮鸽子,一人扮鹰。鹰站在她身后,鸽子站在她身前。

她像把鸟抛向空中一样,将鸽子送出去;孩子跑着,挥动双臂,仿佛翅膀。她又以同样方式放出鹰,鹰便追赶鸽子。

接着,她像中国人召回养鸟时一样拍手;鸽子若未被捉住,就回到笼中。这是很适合小孩子、很好看的游戏。

此时女孩们已休息过来,小朋友说:

“找金子。”

三四个女孩捡些石子,蹲在一起,像撒抓子游戏的小石子那样,把它们撒开。一人用手指从两颗石子之间划过,再把一颗弹向另一颗;若击中,就把两颗捡起,放在一边。

然后,她再在另两颗之间划一下,继续弹。

若失手,另一女孩就把余下的捡起,重新撒开,再弹、再捡。如此下去,谁所得石子最多,谁便获胜。小朋友又想起一个,喊道:

“牛眼睛。”

女孩们立刻坐成一圈,把脚伸到中央。一人念下面的歌谣,每逢重音,就点一只脚:

一二三,老牛眼,牛眼瞎了活不长;一块皮来一个瓜,你若有钱卖给你;你若没有钱,请你退出去。

念到“出去”时,手指落在哪只脚上,那只脚就从圈中收回。每念一遍,排除一只脚,直到只剩一只。

到此为止,所有孩子都紧张得发抖,等着看最后留下哪只脚;现在真正好玩的部分才开始:大家把那只脚的鞋脱下,人人拍打这只倒霉的脚。她们笑嘻嘻,用力却无意伤人。快到游戏结尾时,孩子们扭来扭去,样子很逗。

这个游戏结束,小女孩又喊:

“拍手拍膝。”

女孩们两两坐下,像玩“热豆粥”一样,配合下面的歌谣拍手:

拍拍手,拍拍膝,正月初一到,老太太最爱四处瞧。拍拍手,拍拍膝,二月初二到,老太太爱吃一块糖。拍拍手,拍拍膝,三月初三到,老太太爱抽广东烟袋。拍拍手,拍拍膝,四月初四到,老太太爱吃北方多刺鱼。拍拍手,拍拍膝,五月初五到,老太太天天爱吃红薯。拍拍手,拍拍膝,六月初六到,老太太拿勺吃肥肉。拍拍手,拍拍膝,七月初七到,老太太爱吃肥鸡馅饼。拍拍手,拍拍膝,八月初八到,老太太爱看亭亭荷花。拍拍手,拍拍膝,九月初九到,老太太爱喝烫热的好酒。拍拍手,拍拍膝,十月初十到,盼着你我再见老太太。

后来我们发现,这首歌在中国北方流传极广。

以上只是北京儿童游戏中的一小部分。仅在这一座城里,我们就收集了七十五种以上的不同游戏;却没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搜得当地游戏的哪怕一小部分。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游戏又不同,一部分由于气候,一部分由于人的性情。那里和这里一样,儿童的游戏不过是父母职业的再现:种田、木工、管家、开店,父母干什么,他们便玩什么。因此,除全国很大范围内共有的游戏外,还有许多地方性的游戏,取决于父母或当地居民的职业。

第五章孩子们玩的玩具

一天,我们坐在桌边,十九个月大的小女儿就在旁边母亲的膝上。我拿起她的橡胶娃娃,故意狠狠打起来。孩子先是害怕,继而板起脸,接着放声大哭,央求母亲别“让爸爸打娃娃”。

很少有人真正明白,玩具在孩子生活中占有多重要的地位。人们常把它们只当作“给孩子玩的东西”;这种看法,把它们的用途和关系看得太窄。玩具的制作背后,蕴含一种与世界同样古老、与生活同样广阔的道理;直到近年,人们才开始认真研究、发展它。

玩具同食物、药物一样,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同样促进人类的健康和发展。像烹饪和医疗一样,制作玩具的行业受到“需要”这位严师的驱策,迅速自行发展,为它所服务的小男人、小女人们谋福利。

玩具是孩子从事手艺时的工具,履行职业时的器械,买卖经营时的货物,组织小社会时的一切用具。它们还不止于此:它们是为孩子效劳的动物,是逗孩子开心的朋友,是给孩子安慰、使模拟家庭充满欢乐的儿女。

玩具是天性最早的教师。孩子拿着小铲、小锹、小锄,开始学习农业;拿着锤子和钉子,开始学习各种手艺。许多长大后的孩子,其一生兴趣的方向,就来自幼时的玩具。林奈的父亲在儿子还是幼儿时,便领他走进自己的花园;“这小花园无疑培养了孩子的兴趣,使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甚至可能是整个人类最杰出的植物学家和博物学家”。

任何化学实验室里的试验,都不会比男孩用吹管和一盆肥皂水做的试验,更能激起惊奇、更使他兴致勃勃。小女孩的泥饼和假糖果,是她学习烹饪的第一课;玩具晚宴和娃娃家茶会,是她接待宾客的最初经验;同娃娃相处,则使她初识家庭关系与亲情。

从来没有一种科学起源于亚洲,并在那里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欧美人不必因此得意地耸鼻嘲笑,因为另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有利于亚洲人:凡起源于亚洲之外的宗教,也从未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上述事实表明,我们不必指望中国这个最具亚洲性质的国家,其玩具制造或儿童教育科学已十分发达。欧洲已把儿童游戏和玩具制作组织成行业与科学,正像在亚洲研究了很久的天文学,后来由希腊人发展成科学一样。于是我们发现,西方幼儿园所教的,东方孩子在街上学;西方大型工场制造的玩具,东方贫苦妇女在家中做。双方也都犯着相同的错误。

同一种哨子,使公鸡啼、狗叫、婴儿哭、马嘶、羊咩、牛哞,正如我们的橡胶玩具一样;两种办法达到同样效果。价值两钱、三钱或二十钱的娃娃,对中国女孩起的作用,正如两元、三元或二十元的娃娃之于地球另一面的姐妹:培养母性的本能,而且还更耐摔打。不过,它们通常也逃不过同样可悲的结局:不必经过漫长的外科手术,就失去胳膊和腿,告别人世。

中国玩具比西方玩具种类少、构造简单、不那么逼真,也便宜些;也许更像我们一两个世纪以前的玩具。然而,它们终究是玩具;到了孩子手里,鼓会咚咚响,喇叭会呜呜叫,哨子会吱吱鸣。“方格布狗”和“印花布猫”,还有二十来种与家乡泥土关系更亲密的动物——因为它们就是用泥做的——都用肚里恰好装上的那种哨子,表达自己的语言。这一切,足以使中国的“小玛菲特小姐”和“小蓝衣男孩”心满意足,同别国孩子一样。

孩子大一点,便有能发出响亮哨音的陀螺,有嗡嗡作响的响器,有滚动的响球和拉着走的响车。它们发出的声音,正像满足我们祖父幼年趣味的玩具那样,令中国孩子满足;也同有生命、会说话的伙伴一样,成为他们事业和生活的一部分。而他们的娃娃之于他们,正如他们自己之于父母一样,实实在在是孩子。

中国玩具,只包括那些不涉及复杂科学原理的东西。西方音乐盒,在中国除了进口品便看不到。中国人不会做能够睁闭眼睛的娃娃,虽然原理并不难;也不会做肚里藏着神秘发条、能自行运动的玩具,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怎样制作发条。

不过,有些原理他们未必懂得,却能运用,比如热使空气膨胀、造成气流。这一原理用在灯笼上:灯顶装一个纸轮,连接横杆,横杆两端悬着纸制男女和各种动物,便成了很有趣的旋转木马。这些灯中小人,类似二十多年前每家街角杂货铺或乡村邮局火炉上摆着的锯木人、钻孔人、铁匠、洗衣人等小玩意儿。

开始研究中国玩具时,我们首先请来一位觉得可靠、又能以便宜价格买东西的中国朋友,派他在北京城里搜购所能见到的各类玩具标本。第一天,我们只叫他买响器,因为最先吸引婴儿注意的玩具,就是摇着响的东西。

晚上,辛先生回来,带着满满一大篮响器。有锡做的小圆筒,带把手,内装小石子;有的像小桶,有的像锅盆。

最招人喜欢的,是一些中空的木球、小篮、小桶和瓶子,颜色鲜艳,带着长柄、长颈或提梁。可颜料很快便从玩具脸上,转移到第一个玩它的孩子脸上;那孩子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女儿。

最常见的响器用泥做成,形状是种种认得出、认不出的禽兽。还有胖乎乎的小和尚,使人想起圣诞老人;也有圆滚滚的小孩,模样就像玩它们的小人儿。

孩子稍大,最喜欢的响器便是一段鼓形竹筒或木筒,两头绷上皮——常常是鱼皮——装一根长柄。两边系结实的绳子,绳端各有一颗珠;手里一转,珠子便敲在鼓面上。这种拨浪鼓,有竹制的,也有黄铜或锡制的,模仿街头货郎手里摇的那种。

我们问辛先生:“外国人说中国没有娃娃,怎么回事?”

“多得很呢。”他照例这样答。

“那么明天把你能找到的娃娃,各样都买一个来。”

“全部?”他有点惊讶。

“对,全部。我们要知道这里究竟有什么娃娃。”

第二天晚上,他带来一大堆。有大、中、小各种布娃娃,鼻子缝上去,耳朵贴上去,眼睛和其他五官画上去。虽然粗糙,却不比更逼真、更昂贵的娃娃少吸引孩子;给女儿一个,我们便发现了这一点。不少西方孩子,对中国布娃娃的依恋,远超过欧美替他们找来的任何一种。

他还带来一些大小不同的娃娃,纸浆头、皮身、泥胳膊泥腿。身体像风箱,内装簧哨,所以娃娃会哭,腔调却与玩具狗叫、玩具公鸡啼完全一样。头上有几处“真头发”,像小孩子留的发撮;衣服也同婴儿夏装一样:一块肚兜,再加一双鞋或一条裤。

随后,他取出一小包,里头裹着六七个或更多中国人所谓的“小人儿”。头、手、脚都是纸制,彩绘十分精细,衣服用上好的丝绸。每个头上系一根丝线,可以挂在墙上作装饰。

“可是这些是什么,辛先生?”我们问,“这不是娃娃吧?”

“不是,”他答,“这是布动物。孩子玩娃娃,也玩这些。”

他买的超出了我们的吩咐,带来许多骆驼:布的颜色像骆驼皮,头、颈、驼峰和腿关节上有小撮毛,正像春天换毛的骆驼。还有灰布大象,身上有据说大象所需要的挽具;有颈上、尾上带毛、鼻子系牵绳的熊;有涂着红白斑点、只有马戏团里最奇异动物才比得上的马;有黑珠眼、长尾巴的猴;还有狮、虎、豹,装着又大又凶的黑玻璃眼,各自配有适当的鬃毛或尾巴,尾中铁丝一直伸到尖端,弯出合宜的形状。最后,他放下一只怪兽,两头各有一个像狮或虎的脑袋;不作玩具时,还可以当枕头。

“中国没有别种动物玩具吗?”我们问。

“有,”他答,“明天带来。”

次日晚,他带来一大批泥玩具,多得列举不尽:马、牛、骆驼、骡、鹿,还有许多只有在人们想象中才找得到原型的东西。有妇女骑驴,后面跟赶驴人;有男子骑马,朝逃跑的老虎射箭或掷矛;有女人抱着孩子,祖母摇着响器逗他,父亲却躺在旁边抽鸦片。

他又从篮底拿出几个小包。

“里面是什么?”

“泥虫子。”

它们是我们在中国见过的最好的泥塑之一。有蜣螂、蚱蜢、大甲虫、螳螂、作祈祷姿势的螳螂、蟾蜍、蝎子,还有些只在中国见过的东西,有些则哪里也没见过。腿和触须都是铁丝做的。

另一个包里有十二个跳舞娃娃,泥制,一英寸半长,穿纸衣,裙底伸出十六分之一英寸长的小铁丝。他把它们都放在黄铜盘上,用小棍敲盘边,使盘子振动,跳舞者便向各个方向团团转。

下一包是一群泥乞丐。两个在打架,其中一个举起泥罐,要往另一个头上砸;另一个开玩笑,把罐扣在头上;还有一个拿罐吃东西,其余手里拎着罐。一个腿上有疮,张大嘴叫人来看,五官处处写着痛苦。

他又从一包里拿出一些活动人偶,看着像模仿日本的东西。用泥、铁丝和皮做成的杂技猴,固定在小竹片上;一个小人钉在棍上,双手各拿一片钹,拉辫子就会敲起来。最后还有一条大龙,吃掉专为它准备的两三个泥小人,满足凶猛的食欲。

不过,这些玩具中,也许最有趣的是泥哨。某些烧制或晒干的泥玩具是中空的,做成鸟兽虫子的样子,吹进去,就发出极尖的哨音。另一些装着与娃娃相同的簧哨,通常还配风箱送气。无论公鸡、母鸡、狗还是孩子,啼、叫、咯咯或哭,全是一个腔调。

“明天买什么?”

“鼓、刀和陀螺。”辛先生说。他按天领工钱,替我们花钱,所以早把计划安排妥当。

第二晚,他带来许多玩具鼓。有些外形像木桶,不但长,而且中间鼓起;鼓面绘着鲜艳人物,或披挂上阵,或穿节日盛装。这使鼓既是艺术品,又成为折磨那些怕家中吵闹的人的工具。

他还带来涂着一洗就掉的鲜艳颜料的大刀,以及带活动金属片或小钹的三叉戟,摇起来能发声吓唬敌人。

他搜来的陀螺,最为有趣。中国陀螺不逊于任何地方的制品,竹制,结构简单,用绳带动;操作得当,便发出尖锐哨声。

冰陀螺没有柄,只是一块削成陀螺形状的木头,先用绳使它转起,再不断抽打,维持旋转。

还有一种外国人也叫陀螺的玩具,与我们西方所见的完全不同。中国人叫它“空钟”,而普通陀螺叫“陀螺”。它用两块竹材做成,每块都像一个陀螺,中间由精细车出的轴连接;两头重量相同,样子有点像车轮。绳在轴上绕一圈,两端各系一根棍,便能抖转起来。熟练的人可以变化许多花样:从脚上脚下抛过,把棍放到身后抖,有时把它抛到二三十英尺高空,再接住。操作的要领,是一根棍迅速拉动,另一根放松。

“明天,”辛先生停下陀螺时说,“我给您买些玩具车。”

有人把中国车形容成架在两只轮子上的萨拉托加大旅行箱。不过,这只是其中一种——坐人的车。另有许多式样,都是玩具车模仿的对象。玩具车上都装有一种发声装置,由轮轴旋转带动;轮子固定在轴上,有些真车也是这样。

玩具车有锡制、木制、泥制。有些简单,只罩一层纸;另一些则把街上真车的全套用具都备齐。把玩具车的骡子卸套、解挽具,看上去倒是一头很像样的骡子。但它不吃食物,反而成了虫子的食物。通常到了第二季——若还能保存到那时——它再出现,鬃毛、尾巴和大半张皮都已不见。

平板车中央伸出一根随轴旋转的小柱,上面放一尊泥像,跟着一起转。两侧铁丝上还装别的小人,代表车夫和乘客。

它们在北京就是公共马车。从皇城东门到前门,以及城里别处,都有类似西方公共马车或街车的车辆。大约每隔十分钟发一辆,每车坐八至十人,只收几个铜钱。模仿这种车的玩具,便装六至八个泥人作乘客。

辛先生从篮底又取出几只做得很精致的小哈巴狗,按动身体里的风箱,它们就汪汪叫,正如几天前那只母鸡咯咯叫一样。

上面所述,只占他带来玩具的一小部分。街上有人挑着各种廉价泥玩具叫卖,每个只卖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美分。他旁边常有吹糖人,带着芦管和一碗糖稀,随时可以吹出一个人、一只鸡、一辆套马的车、一穗玉米,或孩子想要的任何东西,正像玻璃匠吹瓶子、灯罩一样。孩子拿到手,玩厌了,便把它吃掉。

第六章拼板游戏——幼儿启蒙

那是一个晴朗的春日下午,一位中国官员带着小儿子,来到我们在北京孝顺胡同的家。

父子俩的衣着一模一样,仿佛双胞胎:黑天鹅绒或缎面靴,蓝绸裤,蓝绸长袍,蓝织锦背心,黑缎小帽。从服装到端庄的举止,孩子完全是父亲的袖珍本。

他带着一套书,我认出是《十五巧板》;在我所见的书中,即使不是最奇妙的,也算最巧妙的一种。

所谓“套”,就是两册或更多册书,装在同一个书套中。这套有两册。书套里面有一个三英寸见方的凹处,装着一块分成十五片的铅板、木板或纸板,形状如图。

除了一个菱形块,其余都两两成对。各块比例精确,边长分别为半英寸、一英寸、一英寸半或两英寸。

这些拼板不像我们幼儿园的积木,只拿来拼几何图形;更主要的用途,是说明一些历史事实,使它们在道德上影响孩子,或在智力上启发孩子。

他可以拼房屋,拼合自己心意的古今装饰物或家用器具;但拼板和书籍的首要目的,是尽可能有力地把历史、诗歌、神话和道德方面的重要知识,印入孩子脑中。房屋、船只等,不过是附带的。

我请孩子教我怎样拼。他为我拼的第一幅是龙马。我问含义,他说,这是中国人始祖伏羲见过的动物,从孟河中出现,背负一图,上有五十五点,代表天地间的阴阳;圣人便据此创出所谓八卦。

孩子把拼板推成一堆,又拼出一只龟。他说,大禹——中国的挪亚——疏导洪水时,曾见它从洛水中出来;龟背上的图案,成了他划分天下九州的依据。

孔子提到过这两件事,也是每个中国孩子最早学到的故事之一。

我翻看书,发现许多图案既供孩子娱乐,也锻炼巧思。他带来的两册正书,只有图形轮廓;他却能很快用拼板拼出。另有一本小册,是图案的解答,画着线,标明每块摆放的位置,只花几个铜钱买来。不过,这书的大部分乐趣,恰恰就在图案的难解。

一幅图配有一首诗,大意如下:

老妻在书封上画出一副棋盘;孩子却把针弯起,做成钓鱼的钩。

中国文学充满了男女勤学不倦的例子。有的人把头发系在陋室梁上,困得打盹,头发一扯便醒,可以继续读书。

有的人睡在圆枕上;一旦翻动,使枕头滚开,便起身学习。

孩子又拿拼板,拼出一个穷得买不起蜡烛的人:他把萤火虫关在纱灯里,代替油灯照明。他还解释,另一个人也许连纱灯都买不起,便借发光小虫的亮光读书。

“匡衡,”孩子一面重摆拼板,一面说,“有个更好、更省钱的办法。他的房子用泥筑成,邻居家的窗又正好对着这边,他就在墙上凿一个洞,借邻居的灯光。”

“孙康的办法,冬天倒好,”孩子又换一种图案,“可我不知道夏天怎么办。他借雪反射的光读书。”

“也许,”他边变换图形边说,“他效法另一个人,借淡淡的月光读书。”

“这是什么意思?”我指着一个手里拿碗、仿佛要去杂货铺的孩子问。

“哦,这孩子去买酒。”

中国人还没有认识到,酒会成为多大的社会祸害。大城里有小酒铺,却没有相当于西方酒吧的饮酒场所;常能见孩子去酒铺打一碗酒。佛教僧侣喝酒,也像官绅一样节制。事实上,中国书里记述的醉酒,多发生在诗人和哲人身上;即使不赞许,至少也不谴责。文学对待他们的态度,很像萨克雷对待他那个时代绅士的态度。

孩子拼出一个佛僧,手持拐杖和酒杯,遥望美丽的山峦。随后又换成醉汉倚着孩子肩膀的图,题词说:“谁都愿意扶醉人回家。”

“这一幅,”他又移动拼板,“画的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他生活在一千多年前。这是他生命最后的一幕:乘船过河时,醉中想捞水里的月影,跌下船淹死了。”孩子指着帆,同时念:

船帆已经张,他想把月亮,从那水中捞上来。

我注意到有不少舟船图,便请他再拼几个。他很乐意,边拼边讲;就像我们的孩子看见插图,便能解释哈伯德老妈妈或住在鞋里的老太太一样熟练。

拼其中一幅时,他念了一首,大意是:

渔翁独坐小舟,船在江水边;寒冷冰雪里,垂钓,垂钓,沉思。

然后,他翻到相对两页上的两幅图,边拼边依次念道:

万里长河中,夜来洗双足;万丈高山上,挥起两条臂。

上一联的“万里”与下一联的“万丈”相应,洗足与挥臂相应。这种对仗不但吸引中国学者,也吸引孩子;诗文里到处可见。

孩子很爱拼图。我也试着拼一幅,却发现非常困难,因为不熟悉这些块。现在不同了,我已学会;当时却觉得好像永远不可能学会。我拼不出,只好交还给他。他顷刻便拼成。

“这是谁?”我问。

“诗人张籍。”他回答,“他每次散步,都带一个孩子,拿着袋子,把途中写成的诗放进去。这幅里,他低头背手,正在出神;小童带着袋子站在旁边。”

我们在另一章已经讲过大旅行家张骞寻找黄河源头的故事。

这里有一幅,孩子拼出他乘舟的样子,与画家笔下所画相差不多。

另一段诗句则配着这样的图意:

昨夜相约在先,灯火尚未点燃;过渡前去相会,不怕风雨夜暗。

翻到孩子游戏的图案,他眼睛亮了。他拼出两个挥臂奔跑的孩子,念道:

看那孩子在游戏,一路采花走过去。

“他们采的是柳絮。”他又补充。

另一幅,他拼出一个孩子站在大门外,敲门却没人开。拼完,他指着门上方的杏,说:

十回叩门,九回不开,隔着墙头清清楚楚,看见一颗熟红的杏。

他继续拼着诗句里的图景,边拼边解释。

一幅画的是有人沿台阶走上玉台;台上落满灰尘,正像北京的一切东西一样。配诗同时告诉我们:

一步一步登上台,碧玉纯青砌起来;唤个孩子来清扫,怎么也扫不干净。

“您知道,”他接着说,“许多诗人的草堂,就在中国中部美丽的湖旁、荒远的高山上,或流水岸边。这一幅,诗人的亭子就在江边,诗里说:

诗人坐在草堂里,望月行空,暗自想:月光照在水面上,水色宛如天色一样。”

他稍微变动,拼出另一种草堂。拼它并非只为图好看,而是为了说明一句要让孩子记住的话,大意如下:

晚钟声声响,新月一弯明;燕子振翅沙沙过,知是冬天已过去。

孩子翻到佛僧那一幅,意味深长地抬眼看我。我以为会像儿歌、游戏那样,拿和尚开个玩笑,却并没有;那样会妨碍这本书的销路。题词说:“一盏佛灯,光可照遍整个宇宙。”

下一页,是僧人坐在寺前敲木鱼,诗人叹道:

清池与银月,何等洁净明澈;世间无物能比,唯有一颗佛心。

随后,孩子让我们看各种花,尤其是金盏花。一个船中人,一手划桨,一手向后指着开放的花。另一幅里,诗人告诉我们:

东边墙下采花去,采下金盏一朵朵;南边天际望过去,远山正好在眼前。

“那是什么?”他翻到一个老人骑牛的图,我问。

“那是道教创始人老子,骑牛经过山西和陕西之间的函谷关,走出边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还有道家祖师放羊的图。他们看羊看累了,就施法把羊变成石头;题词又说:“一声呼唤,石头又变成羊。”另一些画寻求长生不老药,还有骑蜗牛的。

书里这样吸收佛教、道教、儒家和其他来源的故事,是为迎合各阶层,使它广泛流通。无论儒者怎样说,都必须承认,其他宗教也深深影响着民众的心。

第一卷最后二十六幅,描绘妇女生活、历史与劳作中的不同情景。

第一幅,是古代皇后“夜坐宫窗织布”。

另一幅,是女子坐在船里;题词告诉我们,她“放下桨,悠然唱一支《采菱》”。

又一幅,女子“穿石榴色衣裙,骑梨花色的马”。至少可以说,搭配很特别。

渔妇画在船中,“清晨以水为镜梳妆”。还有女子坐在廊前,题词说她“借淡淡月光穿针,十分困难”;这件事,我想几乎没人会怀疑。

一幅里,“美丽少女乘明月来到树下”。这显然违背中国人的礼法观念,因为女教经典告诉我们,少女夜间出门,应有提灯仆人陪同。不过,既然月色明亮,我们姑且希望她可以得到宽宥。

若书中所写可信,女子这样在庭院漫步,倒并不少见。下一幅说:

少女缓步而过,来到庭中亭旁;发间一支玉簪上,停下一只蜻蜓。

再一幅,画著名诗人司马相如的妻子,在丈夫的酒铺里。

这位诗人爱上富商守寡的女儿,两人私奔成婚。父亲震怒,不给女儿财产,她便不得不在丈夫酒铺里招待客人,却毫无怨言。他们行为虽欠谨慎,一时也落得艰难境地;后来诗人成名,被召入朝,严父便软化下来。中国人很能体会真正的爱情,所以这对夫妻一直得到整个民族的同情。

中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女性之一,是木兰,中国的圣女贞德。她父亲是大将,却老得不能领兵,兄弟又太小;她便女扮男装,投身军中,骑上父亲可靠的战马,率兵出战,为自己赢得荣誉,也为家门增添声名。

前面已经看到,古代一些贤人读书多么勤奋。不过,并非人人如此。书中说,柳公绰的母亲为了激励儿子读书,吞服熊胆与苦药制成的丸子,以表示体谅他的辛苦,让他知道自己也愿同他一起吃苦。

这些贤女故事的最后一例,是约两千年前穷哲人梁鸿的妻子。有人想把富家女孟光许给他。她容貌虽不美,非凡的才智却足以补偿。老哲人担心门第的骄矜会破坏家庭和睦;女子却始终不肯另嫁,表示除梁鸿外,谁也不嫁。这出人意料的忠贞感动了他,于是两人成婚。她穿最普通的衣服,亲手备饭;为表达爱与敬意,每次送饭,都把碗举到齐眉高度,正如图中所示。

孩子用拼板做的装饰物和器具,也值得一看。因此,我再添三个例子:一把剪刀、一把茶壶、一枚龟钮印章。

这大体就是官员的小儿子所带之书的性质。我后来也买了几部,学会了孩子最初教我的所有图形,并发现它只是若干种可称为幼儿启蒙活动的形式之一,已出过许多版,流布很广。我自己的一套,收有二百一十六幅这样的图。

第七章儿童的戏班与娱乐

我的小女儿兴冲冲地跑进书房,嚷道:

“爸爸,猴戏!猴戏!我们要看猴戏,让他们来,好吗?”

假如你只有一个小女儿,她想请耍猴的到自家院子里,为她和小朋友们表演半小时,而价钱不过五美分,你会怎么办呢?

想必你也会同我一样,陪小姑娘出去,把路过的艺人叫进来,让他演上一场。这样一举三得:自己既能消遣,又能增长见识;孩子们得到娱乐;艺人也做成一笔生意。

不过,这次来的并非猴戏,而是一种与我们所谓“潘趣与朱迪”完全相仿的儿童木偶戏。小读者或许愿意知道这种戏的来历;它的年代可以上溯到约公元前一千年,想必也会使一些成年读者吃惊。

据说周穆王巡行天下时,一位名叫偃师的巧匠被引到御前。他用能够自行活动的人偶跳舞,供天子和宫中的女子观看。这些人偶不但四肢能有节奏地动作,还能边舞边唱。

表演时和表演结束后,人偶向女子们投去意味深长的目光,惹得君王大怒,下令将创作这出戏的巧匠处死。

巧匠却把人偶拆开,让惊讶的天子看明白,它们不过是人工制成的物件。因此,他不但免于一死,还获准重演。这就是中国这种戏的起源;它相当于欧美的“潘趣与朱迪”。

自然有人要问:这种戏是怎样传到西方去的?我的回答是:它未必传到过欧洲,也可能是在那里自行产生的。不过,两者明显相似,尤其制作和操演的方法相近,因而我们不妨推想,中国的“潘趣与朱迪”也许通过下面的途径传入了欧洲。

成吉思汗家族统治中亚时期,前往当地的商人很多,其中有威尼斯的马费奥·波罗和尼科洛·波罗兄弟。他们喜欢远游,又为了经商,一直走到大汗的宫廷,在那里与忽必烈交往甚密,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大汗派他们回意大利,请求派遣一百位欧洲学者到中国来,传授欧洲的技艺。

这项请求始终没有实现,不过兄弟二人又回到了大汗的宫廷,同行的还有其中一人的儿子,年轻的马可。他在蒙古皇帝身边住了十七年;这段时间里,他观察当地风俗的机会,或许比后来任何外国人都多。他最终于一二九五年回到意大利,一两年后写成并修订了游记。

欧洲的印刷术发现于一四三八年,《马可·波罗游记》的第一版约在一五五〇至一五五九年间印行。我们的“潘趣与朱迪”则是意大利剧作家西尔维奥·菲奥里洛在一六〇〇年以前创制的。我在马可·波罗的著作中没有找到这种戏的记载;然而,人们还是不免想到,即使没有文字记录,也至少可能由他或其他意大利商人、旅行者口头传到欧洲。两种戏实在很像,连操纵木偶的人说话的腔调也相近。

有一次,我经过学校的院子,看见学生们聚在树荫下。一座小帐篷已经搭起,前面有个小舞台。艺人站在幕布后面,操纵着一群人物、妇女、孩子、马和龙形的木偶。后来我发现,它们用黑线悬在小木棍或框架上,艺人在幕后操纵这些木棍和框架。一个木偶演完自己的戏份,就走下台去;有时,艺人把木棍固定起来,让木偶停在某个逗得众人发笑的姿势上。这些木偶能演完整的节目或戏文,台词全由艺人来说,与“潘趣与朱迪”一样。

演完之后,几个学生拿着帽子在人群里收钱,在场的人各给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美分。

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来,孩子们已把街上一位耍老鼠的艺人请进门。他在大门内搭起一个小架子,一边挂着一架小绳梯;再加上少不了的锣和装老鼠的小盒子,这便是他的全部行头。

盒中有些看起来像马利筋绒毛的东西,给老鼠做窝。他把老鼠一只只取出来,温柔地抚摸,同时解释这只老鼠会做什么,然后将它放上绳梯。老鼠爬上梯子,表演各自的拿手本领:穿过宝塔、汲水、钻管、戴枷、踏转轮,或做其他同样简单的动作。

有时,艺人得用手中的小棍引导一下。不过,这些老鼠训练有素,受到善待,孩子们也十分喜欢。

猴、狗和羊的合演虽然不算最动人的节目,却没有哪一种戏能给孩子留下更深的印象。

先上场的是狗。四个圈摆成正方形,彼此相隔十英尺。狗绕着走,先依次穿过每个圈,再转过身,把每个圈都穿两次;随后穿过一个圈,又沿原路退回,穿过刚才经过的那个圈。

艺人往地上钉一根铁桩,上面装着两块充作磨盘的木块。上面那块安着一个把手,狗用鼻子推着它转,仿佛在磨面。接着,狗被套到一辆独轮车上,猴子握着车把,狗在前面拉,猴子在后面推。

不过,最有趣的还是猴子的表演。箱子里放着各种帽子和假面具,它会打开箱子,取出这些东西。它拿着手杖大模大样地踱步,有时把手杖横架在脖子后面;还会翻跟头,做各种吊架动作,用腿、尾巴、下巴或手悬挂身体,或者被带着在空中旋转。

最后,拴猴子的带子系到羊的腰带上。羊被牵到远处,然后放开。猴子跳上羊背,紧紧抓住羊毛;艺人手里拿着一盆高粱籽作诱饵,羊便使出全力向他奔去。孩子们想看多少遍,就再演多少遍。演到这里,节目也就结束了。时间:半小时;观众:所有想看的人;价钱:五美分。

中国的这些街头艺人有点像别国的流浪汉和乞丐。一旦发现某家有爱看戏的孩子,他们就彼此通报,轮番登门。

我们接着看的是一个人带着驯熊来表演。

熊的鼻子上穿着两个环:一个拴牵引的绳子或皮带,另一个在表演时拴上一条粗链。一个人踩住链子的一端;驯熊的人则用长柄勺,或直接用手,在熊每演完一个动作后喂它一点面包或其他食物。

第一个节目是用后腿直立行走,仿佛跳舞。不过,对孩子们来说,更好玩的是看它向前、向后翻跟头。这些动作容易做,又能延长演出时间,因此重复了好几遍。

孩子们很小就开始分辨什么难、什么容易。直到熊拿起一根六英尺长的扁担,把中段搁在额头上,用爪子拨得它转起来,他们才开始喊:

“真好!”“这个难!”诸如此类的话。

他们爱看熊用前脚倒立,或头顶着地、后腿在空中乱踢;但更爱看它戴上犯人的木枷,绕着脖子旋转。艺人给它一点面包,接着想叫它摘下木枷,它却哼哼着还要面包,不肯摘。后来它终于摘下来,可是人家一伸手要接,它又戴了回去。下一次,它摘下来递给艺人,艺人却不接,反而叫它再戴上。这回它死活不肯,最后索性把木枷扔开了。

最后一个动作是蹲坐下来,竖起一只后脚,把一柄六英尺长的大刀放在脚上旋转,正如先前用头顶着扁担旋转一样。艺人说,熊还可以同人摔跤;不过,那是额外节目,须在十二美分的常规价钱之外再加钱。

北京街上最常见的一种艺人,肩头扛着一副像雪橇的架子,两条底边的两端都向上翘。我觉得这种表演没有其他节目有趣;不过它更常见,可见孩子们大概更喜欢,而凡是为孩子准备的东西,最后的评判者总归是孩子。

表演由一个大人和两个男孩担任,其中一个男孩扮女孩。他把一双像女孩缠足那样的小脚绑在脚下,如同踩高跷,自己的脚藏在宽大的裤管里。他和另一个男孩随着艺人手中鼓和钹的节拍唱歌、跳舞。

第二段是在旱地上行船。“女孩”站进架子,把固定在顶边的一幅布放下来围住四周,再用便于托起架子的姿势扶住它。男孩拿一根长棍,先推,仿佛把船撑开;再拉,仿佛划桨。每划一下,“女孩”便跑上几步,使船看起来突然向前驶去。男孩还不停地唱船歌,或对着心上人唱情歌。

场景又变了。纸糊的马头和马后身被固定在这个“假姑娘”身上,让她看起来像骑着马;再垂下一块布,遮住她的脚。两个人来来回回,一个往这边,一个往那边;她一边扯着那匹不听使唤的坐骑,他一边唱歌,始终合着鼓钹的声音。

有时候,女孩骑马,男孩则套着船在旁边走,两人动作的快慢和样式,都随艺人的音乐而变。

整场最好的一段,叫作狮子戏。“女孩”脱掉假小脚和女装,重新变回男孩。一个男孩站在前面,系上草编的围裙;另一个弯下腰,紧抓住他的腰带。前面的男孩戴上一个很大的纸糊狮头,狮头后面连着草编的罩子,足以盖住两个人;一条同样材料编成的长尾巴,插在后面那个男孩腰带所固定的框架上。

艺人打起鼓来,狮子便合着节拍在院中踱步,大脑袋东转西转,嘴巴一张一合,逗得孩子们十分开心。

专为儿童助兴的流动戏班,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多。几乎每天,我们都听见艺人的鼓声或锣声:有的沿街往来,有的已站在我们院门外,等人叫进去。

第八章给孩子看的杂耍

“怎么样?”

“好极了。”

“你会吗?”变戏法的人问。他用拇指和另一根手指搓着一个小红球,把它往上一抛,落下来时接住,将手半拢起来,朝里面吹一口气,再张开手,球就不见了。

他又拿起一个球,抛上去,用嘴接住,再让它落进手里,它又神秘地消失了。

这位艺人坐在地上,面前铺着一块蓝布,布上有三个杯子和五个小红蜡球,大小差不多像蔓越莓。

他继续把蜡球抛来抛去,直到全都不见了。我们盯得很紧,却看不出球去了哪里。随后他站起身,用拇指和另一根手指捏住我的一点衣袖,搓来搓去,不一会儿,一个球便从指间冒了出来。他在一个小男孩的耳朵上一捻,又取出一个球;擤一下鼻子,又有一个落到布上;拍一下头顶,一个球从嘴里掉出;第五个,则是从一个男孩的头发里取出来的。

接着他换了一个花样,把杯口朝下放在布上,将五个小球藏在其中一只杯子下面。放杯子的时候,我们仔细看过,下面没有球;等他把杯子揭开,瞧,五个小球全在那里。

他把杯子移来移去,叫我们猜球在哪只杯子下面,可我们总猜错。

我们这一大群观众,从三岁的孩子到七十五岁的老翁老妇,从中国学童到教会的主教,什么人都有,却没有一个看得出他是怎么做的。

不过,后来我弄明白了诀窍。他用拇指和食指提起杯子时,把另外两根手指伸到杯下,将所有小球夹起来;杯子落下时,再把球放进去。至于把球变没,则是将它们藏在嘴里或手指之间。

中国有这样的说法:

仙人摘豆南北走,总也离不开一张口;小球滚来又滚去,须知藏在手里头。

耍盘子、耍碗的艺人,却是另一类。不仅小孩子爱看,许多大孩子——大人——也爱看。要弄清他们的本领,我们只有像中国人那样把他们请进自家院里;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艺人先把一只盘子放在三叉杆顶上,拨得它飞转,然后把仍在旋转的杆子顶在额头上,保持平衡。三叉杆和盘子一起转,仿佛要钻进他的脑袋。

随后他拿起一根六英尺长的竹竿,竿头钉着一枚钉子,把盘子放上去旋转。当然,盘底有个小凹处,能使盘子留在钉尖上。他把盘子举高,又在第一根竹竿下接上一根同样长的,再接一根,又接一根,盘子便在三十英尺高的空中飞转。

盘子不停地转,他则依次将竹竿平衡在手掌、手臂、拇指、额头上,最后衔在嘴里。然后他把盘子向上一抛,将竹竿扔到一边,盘子落下时再接住。站在旁边的老班主接住竹竿,可一看盘子被抛上天,便猛地扑倒在地,尖声叫喊,生怕盘子摔碎。

同一位艺人又在一根筷子尖上转起一只碗。他把碗抛上去,落下来时用筷子倒扣着接住,让它转得飞快。就这样,他把碗先抛到十英尺,再抛到十五英尺,后来又到二十英尺甚至更高,每次落下都用筷子接住。

然后他换了一种玩法。他将碗抛起一英尺高,在它落下来之前,用另一根筷子敲它一下、两下、三下、四下,甚至五下。动作如此迅速,节拍如此均匀,听起来几乎成了音乐。据记载,古时有位诗人,饭后能用碗和筷子奏出曲调。也许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这一手看起来十分难。孩子们看得兴奋,一些年长的观众也拍手喊:“好极了!好极了!”可是,当他只把碗抛起一英尺,松开筷子,让它在空中掉个头,再接住碗时,大家简直要一齐鼓掌了。他敲碗、翻转筷子的手,快得几乎能赶上熟练的钢琴家。

“你会抛刀吗?”一个孩子尖声问。他曾看见艺人表演过这个难动作。

那人拿起两把约一英尺长的大刀,用一只手开始抛接。抛着抛着,有人递给他第三把刀,他便用两只手不停地接抛。有时从腿下抛过,有时从背后抛过,有时把刀抛到二十英尺高,令它飞快旋转,落下时准确地抓住刀柄。

做着这些动作,他把一把刀递给助手,换来一只碗,接着同时抛接两把刀和碗。随后又交出一把刀,换来一个球,于是刀、球、碗一起飞转。有时球与碗的动作配合得极好,仿佛球粘在碗底似的。

他会的并不止这些,但十二美分的价钱,除熊戏之外,只肯再演这么多——原来这就是带熊来的那个人——于是孩子们放他走了。

几星期后,他们又叫进来另一班耍熊的。这头熊更大,本领也更好,不过动作大致相同。

这一次的杂耍艺人,除上述各项之外,还表演了下面这些本领。

他先将一根十五英寸长的铁杆衔在嘴里,杆上放着一个三英寸宽、六英寸长的小转架。再用一根十五英寸长的竹片顶着碗,使碗旋转,将竹片的另一端搁在小架的一侧,整个装置都靠嘴衔着保持平衡。

碗还在旋转,他便从铁杆上取下小架,把竹片插进小架上一个离端头一英寸的孔里;将小架另一端搁回铁杆,并调整碗的位置,找到重心,使它重新平衡。

他又拿来两根一英尺多长的小三叉杆,把其中一根的柄衔在嘴里,在另一根的柄端转起碗,再让两根杆子的中间叉尖相抵,上面那根便随着碗一起转。后来,他又把旋转的叉尖移到下面那根叉子的边缘上,照样转个不停。

他拿出两颗长而弯的野猪牙,分别固定在一英尺和六英寸长的木棍上。一根衔在嘴里;另一根木棍斜穿着一个孔,他将一根筷子插进去,成七十度角。在筷子尖上转起碗之后,再让一颗猪牙抵住另一颗猪牙的凹处,整个装置便像摇柄钻一样旋转。

最后,他拿出一根螺旋形的铁丝,两头各留着一段直尖。他称它为“死龙”。他把碗放在一端旋转,另一端搁在先前说过的小架上。螺旋铁丝一转起来,仿佛正在钻孔,他便称它为“活龙”。这些平衡的本领,使孩子们既惊奇又快乐。

接着,他拿起一根铁三叉,柄长四英尺半、粗一英寸半,向空中抛去,落下时用右臂接住。三叉沿右臂滚下,越过后背,又滚上左臂。他转动身体,让三叉不停地绕着背部和胸前滚动,两只胳膊轮流加一把力。三叉上安着两片钹形的铁片,始终哗啦啦作响。

这位艺人还带着三个练杂技的男孩,接着便让他们显显身手。

“抛球!”他说。

三个男孩中最大的一个,在头上扎了一条带软垫的带子,上面装着一个皮杯,正好位于两眼之间的额头上。

他拿起两个直径两英寸半的木球,抛到二十英尺高的空中,落下来时用皮杯接住。皮杯的形状,使球落入时能够被吸住。他一次也没有失手。在我所见过的杂耍中,这一手看起来最危险。

“流星!”艺人说。

男孩放下皮杯和木球,拿起一根六英尺长的绳子,两端各系着一个直径两英寸半的木球。他使两个球朝相反的方向转动,直到转得飞快,将绳子绷直;随后用拇指和另一根手指捏住绳子的中点,只需轻轻动手,球就能不停地飞转。

他技艺娴熟,改变球的旋转方式,就像善耍体操棒的人变换棒子的花样一样多。

“童子杂技!”班主喊道。耍“流星”的男孩在孩子们的掌声中鞠躬退下。

两个较小的男孩脱掉外衣,提提裤子——无论有没有必要,这总是表演的一部分——接着便踢高腿、纵身跳跃、翻前手翻、空翻、侧手翻,最后又翻一个手翻,再向后弯腰,直到头碰到地面。

其中一个站到两张一英尺高的凳子上,把手帕放在地上,向后弯下身,用牙齿将它叼起来。

随后,两个男孩如图所示互相抱住腰,各把对方从自己头顶向后翻过去,连翻十几次。

熊戏和童子杂技退场,一位耍杂技的老太太登场,跟着她的是敲锣的丈夫。

这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有趣的表演之一,也许因为实在出人意料。

老太太缠着小脚。她平躺在地,双脚朝天,丈夫把一个直径一英尺、深一英尺半的陶缸放到她脚上。她用脚将缸拨动起来,像滚筒一样旋转;再向上一抛,让缸底朝上落在她的“金莲”〔原注一〕上,继续旋转。又一抛,缸横着落下;再一抛,小脚又将缸正着接住。整个过程中,缸始终转个不停。

我惊讶极了,单为这一手,就给了老太太十美分。

变戏法的花样简直数不清。有些很容易看明白,却能使孩子吃惊,也常使大人觉得有趣;另一些则非常巧妙,不那么容易识破。

我们那里的魔术师常从帽子里取出无数小包,中国的这位艺人却用两个空心圆筒,大小恰好能够相套。他从箱子里取出圆筒,放在一只圆柱形的箱柜上,再从两个圆筒里变出一席十二道菜的饭食。每一个筒,他都反复举给我们看,证明上下通透,里面空无一物。

他喊卖饼的送饼来,喊卖菜的送菜来;每喊一声,就从筒中取出所喊的东西。最后又喊酒店送酒来,然后将两个筒都取走,一大缸酒便出现在惊奇的孩子们面前。

一道道菜端出来,孩子们看得张大了嘴,纷纷问爸爸、妈妈或保姆,这些东西究竟从哪里来的,因为筒里分明没有。然而,爸爸一直看见他在摆弄那只藏在未展示的筒里的缸,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缸中取出、又放回缸中的。缸里也并非满满的酒:缸口严丝合缝地装着一个假盖,盖上只有一杯酒,却看起来像满了一整缸。

收起缸和圆筒,他又拿出看起来空空的两只杯子。

他把杯子递给我们看,证明里面没有东西,然后将杯口对杯口扣起来,放在地上,稍等片刻。接着,他一边喊着“变!”,一边挥手,拿走上面的杯子;孩子们和一些“大孩子”惊讶地看见,下面的杯子装满了水,里面还有两三条小鱼,或两三只青蛙。

我询问之后才知道,下面的杯子覆着一层水色的薄膜;拿掉上杯时,他同时取走薄膜,鱼或青蛙便露了出来。

同一个艺人还变过许多从衣服下面取出大盘水的戏法。仅仅逐一列举,恐怕都会叫人厌烦。

有一天,我经过孝顺胡同口附近,看见许多男人和孩子正在围观一个变戏法的人。从他表演的花样看,我觉得值得请到家里,给孩子们解闷。他答应四点左右来,也果然来了。

他先吃下一帽子的黄纸,随后干呕一下,轻轻一吹,便从嘴里拉出一根同样颜色的纸管,足有五六码长。

这套动作做得很巧,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弄不明白。后来才发现,吃最后一口纸时,他把一个小纸卷放进嘴里,吹气使卷心松开,再从中心抽出,拉成一根长管。他不断呻吟,装作肚子很疼的样子,把人的注意力引向腹部或纸卷,使人顾不上看他的嘴。

“我要把这些针吃下去,”他举着六根左右的针说,“再把这根线吃下去,然后把它们吐出来。”

他说着就做起来。牙齿磨得咯咯响,很像把针咬断的声音。他假装将针咽下,在紧闭的嘴里来回活动舌头;随后拉出线来,所有的针都已经穿在线上。

他还有若干细小的白骨针,能从鼻子插进去、从眼睛里取出来;或从上唇内侧推上去,再从眼睛取出,反过来也行。这一手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似乎让针穿过了泪道,但究竟是不是,我不能断言。至于如何从嘴里送到眼睛,除非在皮下穿出一条通道,否则我至今仍不明白。

最后一手,是吞下一把十五英寸长的剑。剑身笔直,剑尖圆钝,刃口也不锋利。这一手并没有欺骗。他是个老人,上排门牙已经磨损得很厉害,因为那并不十分光滑的剑长期擦过牙齿。他只把剑放进口中,头向后仰,便将剑从喉咙一直送入胃里。

〔原注一〕指中国妇女的小脚。

第九章讲给孩子的故事

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忙了整整一上午,又吃过一顿丰盛的午饭,我躺在吊床上,想打个盹。就在这时,我听见那位最初教我中国鹅妈妈童谣的老保姆,正给曾听她念过“老鼠与烛台”的那个小男孩讲下面的故事。

她告诉孩子,中国人把银河叫作天河,故事中的织女,就是天琴座里那颗美丽明亮、我们称为织女一的星;牛郎则是天鹰座的河鼓二。

天河和住在天河边的人

很久以前,天河岸边一个安静的小村子里,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

她的名字叫织女一,不过中国人一直称她为织女,因为她工作十分勤勉。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她从来不离开织机。

她的勤劳感动了祖父天帝,他决定放她一段假。她立刻决定到人间去度假。

在她住处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年轻人,名叫河鼓二,中国人称他为牛郎。

牛郎爱上了织女,可她总是专心工作,从不给他表白的机会。这回,他决心跟她到人间去,设法赢得她的爱情,娶她为妻。

他跟着她走过碧绿的田野和浓荫覆盖的林间,却始终不敢上前,也不敢诉说爱意。

机会终于来了。他发现她正在一条清澈的小溪中洗澡。两岸鲜花铺地,无数开满桃花、樱花的枝条将她遮蔽起来,世上除了他,没有别人看见。

他悄悄靠近,偷走并藏起她那用丝纱和细麻织成的衣服,使她既无法拒绝他的求婚,也不能返回天上的家。

她答应了牛郎,不久便成为他的妻子。几年过去,他们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星童,一对双胞胎;直到今天,在织女天上的住处旁边,还能看见他们。

有一天,她走到丈夫面前,深深施了一礼,请他归还藏起的衣服。丈夫觉得,既然有了孩子,她自然会留在家里,便告诉她,衣服藏在当初她洗澡的地方附近的一口旧枯井里。

她一找回衣服,家中的情形就变了。牛郎的妻子重新成为织女,急急地飞回天上的住所。

碰巧,丈夫有一张牛皮,能使他来往于天地之间。他抓起牛皮和赶牛的棍子,跟在逃走的妻子后面追去。

回到天上的家,这对幸福的夫妻一心享受婚后的欢乐。织女丢开织机,牛郎不再放牛。他们的懈怠终于惹恼天帝,使他后悔让织女离开织机。他向西王母征询办法;两人商量之后,决定将夫妻分开。王母拿起巨大的银簪,往天空一划。从此,天河横在二人之间,他们注定永远住在银河两岸。

这对年轻人原以为无尽的幸福就在前头,结果却陷入无穷的悲伤。他们隔着一条没有桥的河,明明看得见对方,却永远听不见爱人的声音,也握不到爱人的手;他们只能不停地劳作,没有一丝欢乐或希望照亮生活。

他们明显的深情和不幸,终于打动天帝。他允许二人每年相会一次,日期定在七月初七。然而,只有许可仍不够:望着湍急翻腾的河水,他们只能为自己的苦命哭泣。两岸没有桥,又不许建造任何会破坏明亮天穹轮廓的建筑。

正在无助之际,喜鹊前来相救。七月初七的清晨,这些美丽的鸟大群大群地聚在织女家旁,飞到河上,翅膀挨着翅膀,搭成一座桥,使她那双纤巧的脚能安然走过。但到了分别的时候,夫妻二人又痛哭起来,泪水纷纷落下,便成了每年这个时节的大雨。

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黄河无非是银河的延伸,只因接触尘世、受到污染,才变得浑浊。织女和牛郎的家,正是点缀河岸的许多村落中的两个中心。不过,在一个邪恶而多疑的世界里,竟有许多人怀疑这些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为了永远解决这场争论,伟大的旅行家、探险家张骞,决心寻找黄河的源头。他先把一棵大树的树干做成船,备足生活所需,便启程了。

他沿着浑黄的河水逆流而上,日子过成了星期,星期又过成了月份。可是,越往前走,水就越清,仿佛流过一片纯白的石灰岩河床。他经过左岸右岸的一个个村庄,眼前出现许多奇异的景象。田野更葱绿,花朵更美丽,景色更绚烂,人也更像仙女和神仙。云彩与天空的色调更加浓润柔和,吹送他那轻舟的微风,也比他从前感受过的任何风都温柔。

最后,他几乎不再指望能找到源头,便在一个村子停下。他看见一位姑娘正在纺织,一个青年牵着牛饮水。他下了船,问姑娘这是什么地方。姑娘没有回答,只把梭子抛给他,叫他回家去问占星的人;只要说清得到梭子的时间,那人便能告诉他这是哪里。

他回去后,把梭子交给著名的占星家君平,并说明何时、何地、从谁手中得到。君平查阅自己的观测记录和推算,发现就在梭子交给旅行者的那个时辰,他曾看见一颗游动的星进入织女和牛郎的村落,随后离去。这无可置疑地证明:黄河是银河的延伸;而我们称为星星的那些光点,正是天上的居民,他们从事着与我们相似的营生。

张骞还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天上的人比我们更懂时令,因而会转动明亮的天穹,使天河的位置标示一年中的季节。所以,孩子们唱道:

看见银河斜过天,茄子已经可尝鲜;瓜果也都能入口,请来朋友一同欢。银河分向西边去,裤子背心须穿起;银河浮来弯如角,长裤外衣少不了。

不消说,老保姆讲天河故事的时候,我没有睡着。孩子坐在小凳子上,胳膊肘撑着膝盖,两手托着下巴,嘴微微张开,眼睛闪闪发亮,听得入神。对老保姆而言,这一切都是真的。织女与牛郎是活生生的人;鲜花盛开,我们几乎闻得到花香;微风轻拂,仿佛正吹在我们的脸上。这个故事她讲过太多次,自己也深信不疑;她的兴味也传给了我们。

“奶妈,”孩子说,“给我讲讲——”

月亮里的人

“月亮里的人叫吴刚,”老保姆说,“他精通仙人的各种技艺,只要有机会,或逢需要的时候,便在仙人面前献艺。

“有一回,他的表演惹得神仙不高兴。为这件过错,他被放逐到月亮上,罚他永远砍伐那里遍地生长的桂树。斧头每劈一下,树干就出现一道口子;可斧头刚抽出来,口子便又合拢。

“不过,他还担着另一项差事。这个差事有时也令人烦恼,但总的说来,却比凡人或神仙所做的任何事都更愉快。俗话所说‘姻缘定于月中’,指的便是这件事。

“凡世上注定订亲的人,他都要把他们的脚系在一起。为了办这件差事,他常常不得不回到人间。来到人间时,他是一个长着白发白须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本册子,记载着天下人的婚配。他还带着一个袋子,里面放着一团看不见的绳子;凡命中注定结为夫妻的,都由他用绳子系住双脚。他宣布的命运,谁也无法逃脱。

“有一次,他来到宋城,在月光下翻看姻缘簿。恰好韦固从旁经过,便问谁将成为自己的新娘。老人查了查册子,回答说:‘你的妻子,是那边店里卖菜的陈婆婆的女儿。’

“听了这话,韦固第二天便去四下察看,想设法瞧瞧老人说的那个人。却发现陈婆婆只有一个孩子,是个抱在怀里、才两岁的难看小姑娘。他雇了一名刺客,想杀掉女婴;可是刺客没有刺准,只在孩子眉上留下一道伤疤。

“十四年后,韦固娶了一位十六岁的美貌少女。她唯一的缺憾,是眼睛上方有一道疤。仔细问过之后,他才知道,她正是月中老人预言的那个人。他不禁想起那句俗话:‘姻缘天上定,月下结前盟。’”

“奶妈,给我讲大人国吧。”于是,保姆讲起了——

巨人国

“古时候,朝鲜东边有一个国家,叫巨人国。这个国家出名的是长,而不是宽,因为四周都围着大山,其他国家找不到这样的山。国土沿着山间深深的隘道延伸数千里;入口有巨大的铁门,关闭容易,开启却十分困难。

“许多军队都曾向巨人开战,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朝鲜的军队,仅常备军就有好几万人;但直到如今,巨人国始终没有被征服。

“这也不足为奇。他们除了有大铁门和许多堡垒,男人按照我们的量法,还个个身高三十英尺,牙齿像锯齿,爪子弯曲,浑身长满黑色长毛。

“他们吃禽鸟和野兽的肉,这些东西在深山里多得很,不过他们不把食物做熟。他们很爱吃人肉,但只吃战场上杀死的敌人,不吃本国人的肉,即使对方与自己为敌也不吃,因为国法不许。

“女人和男人一样高大、凶猛,不过她们只负责为冬天准备额外的衣服。虽然身上有毛,却仍不足以抵御寒冷。”

老保姆讲巨人的时候,我不禁想到,这个故事与我年轻时读到的布罗卜丁奈格巨人,不知是否有什么关系。不过,她没有留给我多少思考的时间。这一天仿佛专为讲故事而设,巨人国的故事刚完,孩子就说:

“现在讲小人国吧。”于是她讲起——

小人国

“小人的国家在西方,在太阳落下的地方。

“从前,一群波斯商人外出远行,因一个奇怪的意外迷了路,来到小人国。他们起初惊讶,随后又十分欢喜,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国家不但住满了身高不到三英尺的小人,还出产各种宝石和稀有贵重的材料。

“他们还发现,每到播种和收获时节,小人们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当地多得数不清的鹤成群扑下来,把他们连同庄稼一块儿吃掉。不过,商人们很快得知,小人国受罗马帝国保护。罗马对他们十分关心,力量又强大,因此他们既能免遭一切恶势力侵害,也能避开各种危险。罗马的关切也并非完全无私,因为小人们拿极其珍贵的宝石厚礼相报——珍珠、钻石、红宝石,以及其他宝石。”

不消说,听这位老太太讲出一个又一个与我童年读过、听过的故事相应的传说,我已经开始惊讶。接下来,她又应孩子的要求,讲起太阳如何倒退,我的惊讶丝毫没有减轻。

太阳倒退

“从前,鲁阳公同韩构难交战,一直打到太阳快落山。鲁阳公渐占上风,可他担心,若不能在天黑以前分出胜负,便可能打败仗。太阳已近地平线,战斗却还没完,于是他举起长戈,指着白昼之王,使太阳沿原路倒退了十里。”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孩子问。

“中国人说,大约在三千年前。”老保姆答。

“现在讲讲那个到火星上去的人吧。”

老太太停了一会儿,仿佛在回忆什么,随后讲起——

火星——战争之神

“从前,有个大叛逆,名叫蚩尤。他是中国最早的大叛逆,不肯服从最高统治者,便自己发明兵器,想凭着这些推翻朝廷,登上王位。

“他有八十一个兄弟,他是首领。他们能说人话,身体却像野兽,额头是铁的,吃的是地上的尘土。

“交战的时候到了,他请风伯、雨师助战,于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不过,最高统治者派天女来平息风雨,随后捉住并杀死了叛逆。他的魂灵升到火星上去——他在人间时,正是这颗星的化身——直到今天,他仍住在那里,左右战争的进程。”

“讲讲那个人吧,他上山打柴,很久很久都没有回家。”

老保姆开始讲一个故事。越往下听,我越想起——

瑞普·凡·温克尔

“很久以前,有个人叫王质。他的名字,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造就君王的材料’。不过,尽管有这样一个名字,他却只是普通农夫。夏天耕田、播种、收获;冬天到大路上拾肥,到山里打柴。

“有一次,他肩扛斧头,走进衢州的山中,希望在那里找到比自家那几亩贫瘠田地或附近平原上更多、更好的柴。他在山中遇见几位老人,正坐在一个美丽的山洞里,聚精会神地下棋。王质自己也很会下棋,一时便忘了来意。他放下斧头,默默站着观看,不多久就深深地着了迷。

“他正在看棋的时候,一位老人头也不抬,递给他一个像枣核的东西,同时叫他含在嘴里。他照做了,可刚一尝到,饥渴的感觉便全消失了。他继续站在那里,注视着棋手和棋局,完全没有想到时间正在流逝。

“最后,一位老人对他说:

“‘你在这里很久了,难道不该回家了吗?’

“这句话把他从入神的状态中唤醒,仿佛大梦初醒。他不再想着棋局,伸手去拿斧头,却发现斧头已经锈迹斑斑,斧柄也腐朽了。这虽然提醒他,时光确已流逝,可他自己却没有感到岁月的重压。

“等他回到平原,回到从前的家园,才发现自从他进山,过去的岂止几年,而是几百年。亲友早已全都去了黄泉,关于他离家的记录,也早被人忘记。只有他还留着,成了往昔的遗存。

“他四处奔走,向一个个村子里最年长的人打听,却找不到任何能把自己与眼前这个时代联系起来的线索。

“他又回到山洞,专心钻研‘老哲人’的玄妙道理,直到凡胎中的物质成分逐渐蒸发、升华。他没有经历人们称为死亡的变化,便成了一位不朽的仙灵,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地方。”

老太太刚讲完,我的先生就走上台阶。他午饭后总要睡一会儿。

“啊,是王质的故事。”

“这些故事,你也知道吗?”我在他旁边坐下,问道。

“孩子们小时候都学过这些故事。”他回答。接着,他仿佛怕我央他讲,又说:“不过,讲得最好的总是保姆,因为她们经常讲给孩子听,而这些故事原本就是为孩子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