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论

一帝国的区划与形势

当今中国这一朝所领有的疆土——地理学家通常称为「中华帝国」的那一片亚洲大陆——是古往今来任何时代、世上任何地方由一个政权所统辖的最广大的版图之一。其境内土壤与气候无所不备，大川流贯，既资灌溉、又供宣泄；而以其干流之巨、支流之广而论，更提供了异乎寻常的交通之便。凡百姓安适、养生与怡情所需之物，它在自己的疆界之内一概出产；其居民要满足自己的需求，极少仰赖别的地域与民族之助。它的文明是在自己的制度之下长成的；它的政体是在既不知、也不参照任何别国的情形下定型的；它的文学不曾从别国学者的天才与研求里借取一分；它的语言，就符号、结构与古老而论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居民则以勤劳、和平、众多和特异的习俗著称。考察这样一个民族、这样广大的一个国家，很难不既有益又有味；而若考察得法，还会使人更坚地确信：任何一国要在今世的个人、社会与政治关系上得到最高的发展，并使个人在来世得福，都需要《圣经》的教训与制裁。同样可以指望的是：到了世界历史的今日，比从前更多的人愿意了解别人的境况与需要，不单是为着自娱、为着庆幸自己见识与际遇的优越，也是为着增进同类的福祉，把自己所享的恩赐慷慨分与人。凡有此愿的人都会发现：在人类的各个族群里，少有比中华帝国境内这一群更值得他们尽最大的力的；而要使他们自己那套改良社会的理论得以发扬、得以推行，也再没有比他们更需要我们神圣宗教里那些洁净人心、提高人格、鼓舞人志的道理的了。

西文「支那」这个名称的由来，至今还没有完全定论。中国人自己如今并没有这样一个国名，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说他们曾经用它称呼过全境。《摩奴法典》与《摩诃婆罗多》里出现过「支那」这个名字，指的是公元前十二世纪与印度人有往来的一个地方或民族，那大概就是中国人；这就把它的起源推到了极远的古代，在那里只能以推测代替实证。最可信的说法把它的起源归于秦氏一族：这一族的首领约在公元前二百五十年最先完全制服了境内其余的诸侯之国，其功业使他在印度、波斯和亚洲别的国家里都有了名。不过这一支在中国史上早已显赫，在这场征服之前，不但在中国、在别的国家也已广为人知。那个国在帝国的西北部、近黄河一带；据考究过此事的刘应说，这一族以门第与权势著称。「其始祖为大业，颛顼之子。此族煊赫一千余年，仅次于王室之尊。族中有非子者，于公元前九〇九年掌周孝王之马政，天子嘉之，以秦州之地赐之，使为附庸之君。一百二十二年后，即公元前七七〇年，秦州的小君襄公——因犬戎杀周平王之父幽王、辱及天子，襄公以勇武为之复仇——遂受封为正式的诸侯，不加限制，不设例外。同一位天子又舍弃西安（当时叫镐京，是他的国都），东迁洛阳，襄公因此得以据有陕西这一大片地方，那本是天子自有的王畿。秦君由是极强；然而他的境遇虽变，名号却不改，始终沿用那座成就了他的秦州之名。秦国不久便著名于外；又因它是西方人由陆路入华最先到达之地，所以那些除秦国之外未见过中国别处的人，大概就把这个名字推及其余各处，把整个帝国叫作秦。」

这一段所说的时期，远在秦人篡夺周室之前。这个诸侯之国的位置紧接大漠，扼着由塔里木河谷横越沙漠东入中国的孔道，因此这位博学的耶稣会士的推想很可能不错。它又占着旧日的帝都，这更会加深西来商贾心里的这种印象；及至同一族当真取得了全帝国的大权，其首领又以征伐和修筑长城著名，「秦」这个名字便传得更广，被人当作这个国家的名称。马来人与阿拉伯人的船只很早就往来于亚丁与广州之间，他们称它为「支那」，大概在一五〇〇年之前就把这个名字带进了欧洲。印度人把「摩诃至那」（意即「大中国」）缩成「摩诃震」，而这个词有时又与「蛮子」相混——「蛮子」本是指云南一带部族的称呼。可见亚洲这些以及别的民族，对这个国家或它的人民所用的名号，无非是「秦」「震」「支那」「赛里斯」之类。波斯人所称的「契丹」以及俄国人所用的「基泰」，倒是近世才有的：它是由「契丹」一名转来的，那是十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一族，而被它所指称的人民自己却全然不知。拉丁文的「赛里斯」则出自中文的「丝」字，无疑最初是在汉朝用来称呼这个民族的。

中国人称呼自己和自己所居之地的名目很多。最古的一个是「天下」，意思是「苍天之下」，指的是世界；另一个几乎同样古老，是「四海」，意即「四海之内」；第三个是「中国」。这个名称起于周朝之立，约在公元前一一五〇年，那时王室把自己在河南的那一国如此称呼，因为它四面被别的国家围着。帝国既长，这个名称仍旧留着，于是坐实了民间的一种信念：以为它当真居于大地的正中；「中国人」便是指这个民族。这些名称都表明了这个民族的自负，也表明了他们对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在万国中所居之位的无知；不过有这种毛病的不止他们一家，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有过表示自己优越的字眼来称呼自己的领土；而那几个王朝疆域最广之时，也都不及中国本部之大。秦氏一族又立下了一条此后相沿不改的成例：以当朝的朝号称呼这个国家。只是秦室不过四十四年，太短，不足以在民间通行；后来的几朝却以才略武功，把自己的名号永久地留给了这个民族和这片土地。如今民间自称，用的是「汉人」「汉子」——后一个词又有「好汉」的意思。「唐人」在南方各省也一样常听见，那里还有「唐山」一语，用来指整个国家。印度的佛教徒称这片土地为「震旦」，意即「东方之曙」，这个名号在该教派的汉文著述里一直沿用。

当朝称这个帝国为「大清国」；可是民间不肯接受与之相应的「清人」这个称呼。这个帝国有时也被称作「清朝」，那是以统治它的这一家来代指全国。如今在西方各国常听见的「天朝上国」一语，出自「天朝」二字，意思是受命于天的这一朝所统辖的王国；至于把这个国家的人叫作「天人」，则完全是外国人的制造，他们的语言很难造出这样一个族称。「黎民」——意即「黑发之民」——是一个通行的称呼；「华言」与「中华国」两语也常用来指这个国家的文字，因为中国人自认为是万国中最有文采、最开化的，「华」字在这些词里就是这个意思。「内地」一语常用来同境外诸国相分别，那些地方在他们看来是大地上荒凉野蛮的所在。「华夏」是中国的一个古称，夏朝是历朝之首；「东土」则只见于回教的著述。

当朝把帝国的疆界扩到了远过于明朝之时，几乎与一二九〇年忽必烈在位时相等。一八四〇年，它的边界划得很清楚：东北起于北纬四十八度十分、东经一百四十四度五十分的库页岛，南至中国海中北纬十八度十分的海南岛，西至东经七十四度的葱岭，圈起一片连成一气的地面，据麦克库洛赫最仔细的估算，为五百三十万平方英里。在这片广土之内所能画出的最长一线，自与浩罕接壤的伊犁西南部东北抵鄂霍次克海，为三千三百五十英里；最大的宽度是自外兴安岭至广东的雷州半岛，二千一百英里——前者跨经度七十一度，后者跨纬度三十四度有余。

自那一年以后，分崩的过程一直在进行：香港割与英国之后，割与俄国的更多，前后合计，在东北与西方已使它减去五十多万平方英里。它在西部边疆的界线至今还不甚分明。如今最大的宽度是自黑龙江上的雅克萨向南直到海南，二千一百五十英里；境内所能画出的最长一线，则自西藏的萨尔托东北抵乌苏里江与黑龙江的汇口。

这个帝国的形状近乎一个矩形。东面和东南面临太平洋的各个海湾与海域，自朝鲜边界起，欧洲地图上称为辽东湾、渤海湾、黄海、台湾海峡、中国海和北部湾。交趾支那与缅甸在西南面同广东、广西、云南接界；不过近边的地面多半住着半独立的老挝、克钦、新福等部族。喜马拉雅南麓把阿萨姆、不丹、锡金、尼泊尔以及印度诸邦同西藏隔开，西藏的西境则以名义上附属的拉达克为界，若把拉达克除外，便以喀喇昆仑山为界。克什米尔、巴达克山、浩罕诸国与吉尔吉斯草原，在小西藏、拉达克与伊犁的西陲，北至俄国边界为止；葱岭那道高大的山脉把这些国家同这一带的中国领土隔开。俄国与中国接壤，自吉尔吉斯草原沿阿尔泰山脉与肯特山，直到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的汇口，自那里起，黑龙江及其支流乌苏里江便成了直到朝鲜边界的分界线，总长五千三百英里。全帝国周围一万四千英里，远超过地球周长之半。这些丈量，须记着，都是极粗的。自朝鲜鸭绿江口至交趾支那安南河口的海岸线，也不下四千四百英里。这一大片国土约占亚洲大陆的三分之一，将近全球可居之地的十分之一；仅次于俄国，是世上曾经有过的最大帝国。

把中华帝国的面积同别国比一比，或许有助于领会。俄国最长处将近六千五百英里，平均宽约一千五百英里，计八百三十六万九千一百四十四平方英里，为全球陆地的七分之一。美利坚合众国自太平洋岸的蒙特雷东北至缅因约三千英里，自伍兹湖至佛罗里达约一千七百英里。这片领土的面积如今估为二百九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六平方英里，海岸线五千一百二十英里。英帝国的面积约七百六十四万七千平方英里，不过它在印度斯坦与南非若干殖民地的界线还没有确定；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两处殖民地的地面，几乎抵得上英国王室其余全部属地之和。

中国人自己把这个帝国分为三大部分，所依据的与其说是地理上的排列，不如说是各部政体的不同。

其一，十八省，包括满洲人于一六六四年所征服之地，此外略有增益。

其二，满洲，即满洲人的本土，在辽东湾以北，东至黑龙江，西至乌苏里江。

其三，藩部，包括蒙古、伊犁（含准噶尔与东回疆）、青海和西藏。

这三部之中，唯有第一部才是别国所称的「中国」，也唯有这一部是中国人聚居之地。它在中亚高原的东坡上，居大陆的东南隅；论风景之美、土壤之肥、气候之宜、江河之巨且可通舟楫、物产之富且多样，可与全球任何一处相比。这一部的本地名称，用以与其余相别的，是「十八省」；不过中国人自己说「中国」时，通常单指这一部。十八省的面积，麦克库洛赫估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七十平方英里，但若把甘肃与直隶两省的全境都算进去，这个数目便嫌不足；通行的算法是一百二十九万七千九百九十九平方英里；马尔特—布伦算作一百四十八万二千零九十一平方英里；然而依中国人自己所定的界限，十八省的全部幅员当不会少于二百万平方英里，多出来的就在上述两省的延展上。这一部因此略多于全帝国面积的五分之二。

不过旧日的界限更合乎自然，而且为人所熟知，仍不妨沿用。依那界限，各省近乎方形，南北长一千四百七十四英里，东西宽一千三百五十五英里；但自东北角斜至云南的一线为一千六百六十九英里，自厦门斜至甘肃西北部的一线为一千五百五十七英里。可见中国本部约当法国的七倍、大不列颠的十五倍；几乎抵得上全欧洲的一半——欧洲是三百六十五万平方英里。不过它的面积更接近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各州再加上得克萨斯、阿肯色、密苏里与艾奥瓦四州之和，这些地方共一百三十五万五千三百零九平方英里。两国都面对大洋的西岸，这是另一点相似，由此气候上也颇有相类之处；此外，中国各省的大小同美国那些较新的州也有几分相像。

在分述中国所分的三大流域之先，若先说一说境内以及沿边的诸山脉，可以使人对全局有更好的了解。后者本身几乎自成一道墙垣，把旧日的帝国围起、界定，主要的缺口只在云南的西界、伊犁与吉尔吉斯草原之间，以及黑龙江以外之地。

自黑龙江流域东北角、近河口处、北纬五十六度一带起，是阿尔泰山脉最先的几处峰峦；这一脉绵延二千英里，中间数易其名，构成中亚高原的北界。它的东段，俄国人称为斯塔诺夫山，中国人称为外兴安岭；前一个名字西至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汇口为止，再往西北直到贝加尔湖，俄国人则称之为达乌里亚山。自湖至海约六百英里，全在俄国境内。贝加尔湖以西，这一脉叫阿尔泰，意即「金山」，有时也就称作「金山」，意思相同。到色楞格河上游一带，这一脉分为东西向、几乎平行的两支。南边的一支多在蒙古境内，叫唐努山，比北边的一支高得多。唐努山在中国地图上仍以此名向西南延展，但这一脉其实是在科布多地方与天山相接，一直到西边、近吉尔吉斯草原与中俄交界处，又与阿尔泰合而为一。全脉之长不下二千五百英里；除丘雷什曼河附近之外，就所知而论，除零星的峰头外并不达雪线。平均高度约在七千英尺上下；大部分在北纬四十七度至五十二度之间，多覆林木，可以耕种。

其次一脉是葱岭，又叫塔尔塔什岭，中国人称为葱岭，意即「多葱之山」，或者不如说是「青山」，因为远望其色而得名。这一脉在准噶尔的西南，把那片地方同巴达克山隔开；起自北纬五十度上下，几乎与天山成直角，向南绵延，极高，而人所知者甚少。可以把它看作天山与昆仑之间的连锁；或者不如说，这一脉与昆仑都出自一个山结，那山结自兴都库什分出，在突厥斯坦西南部，叫普什提胡尔：葱岭自其北面出，昆仑自其东面出，横贯高原中部直到青海，在那里分为两支。这个山结在北纬三十六度至三十七度、东经七十度至七十四度之间。喜马拉雅山脉也自此向东南出，沿西藏南境延展，到长江、怒江以及西藏、缅甸、云南之间别的河流的源头一带才散开，帝国的内陆边界至此差不多合围了。云岭在云南西部、新福人的地方与阿萨姆边上所出的一小支，也可算作这道界线的一部分。长白山在鸭绿江与图们江的源头之间、沿朝鲜边界，是乌苏里江以东锡霍特山那道较低的山脉的一支。

帝国境内有四条大脉，途中有些峰头高得惊人，但山脊一般不到雪线。第一条是天山，蒙古人叫腾格里山，有时又误称阿拉克山。这一脉起于葱岭北端、北纬四十度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西边伸进来的，在东经七十六度至九十度之间自西向东延展，大致沿北纬四十二度一线，把伊犁分为北路与南路。它的西段叫木素塔格；东经七十九度上下、固勒扎与阿克苏之间的木素达坂，是南北大道横越之处，那条路要翻过雪线以上的一大片冰川。此处以东有一片中亚最高的峰群，叫博格达山；东端近乌鲁木齐处，山势降入沙漠，可以看见火山作用的遗迹——硫气孔与成片的灰烬，不过如今并无已知的活火山。冰川与博格达山之间那座可疑的毕山火山，是中国大陆上唯一见于报告的。天山到东端、山脊接上沙漠处便戛然而止，离甘肃巴里坤的子午线不远；洪堡却认为蒙古境内的丘陵是这一脉向东的延续，一直延到内兴安岭。阿尔泰与天山之间的地面被山支切割得很碎，这些山支可以看作两脉之间的连锁，但并无整齐的一脉。天山向西的延长叫木素塔格，自那道高隘口一直伸到与葱岭相接处为止；再往外、出了中华帝国之境，它便几乎向正西、沿锡尔河之南伸向忽毡，名为阿克塔格与阿斯费拉塔格，这一段终年积雪。

与天山有一段几乎平行的，是南山，即昆仑山脉，中国的地理家又称之为「天柱」。昆仑起自北纬三十六度的普什提胡尔山结，大致沿这一纬线向东横贯整个高原，其中一段把西藏与戈壁沙漠隔开。约在全长之半、东经九十度上下处，它分为几支，向东南斜落，穿过青海与四川，名为巴颜喀拉山、布尔汗布达山、舒嘎山与唐古拉山——各支大体平行，一同向东南，直到北纬三十三度上下与云岭汇合。另有一群向北折，越过黄河的源头，名为阿尔金山、南山、阴山与阿拉善山，穿过甘肃与陕西，在黄河大湾附近与内兴安岭相接。这两脉两端之间的地面有一部分较低，但并无平原；甘肃以北长城所经之处则崎岖而不毛。塔里木河流域与雅鲁藏布江流域之间那一大片地面，连同昆仑山脉在内，多为戈壁沙漠所占，是当今地球上人所知最少的地方之一。昆仑的矿藏大概很富，从归之于它的许多宝石可以推知；这片荒凉的所在，是中国传说里怪物、仙人、神灵一流最爱盘桓的舞台，是佛道诸神行其法力的奥林匹斯，那里有异声可闻，有奇迹发生。

自黄河源头一带起，四条山脊向东南走，在缅甸与云南交界处聚拢，收束在约一百英里宽的一片地面之内。云岭一脉构成四川的西界，向东南入云南，再折而向东，名为南岭、梅岭、武夷山以及别的土名，穿过贵州、湖南，把广东、福建同江西、浙江分开，向东北弯曲，直抵舟山对面的海边。有一两支自这一脉向北分出，穿过湖南与江西，远至长江；但都不甚高，覆着林木，可以耕种。自雪岭即巴颜喀拉山、以及云岭的西部到太平洋，地势下降极为平缓。中国人列出各省境内终年或一年中有一段积雪的山峰五十座，并记有其中几座上的冰川。

另有一道较短的山脊，自青海的巴颜喀拉山几乎向正东分出，在黄河与长江之间形成一道不甚高的山脉，东至东经一百一十二度、安徽的西界；这一脉在欧洲地图上叫柯庆山与北岭，意即「北边的山」。这两条脉——云岭连同它的延续梅岭，以及北岭——连同它们无数的分支，使中国的整个西部极不平坦。

蒙古之东、起自黄河大湾一带、或者不如说是山西境内那一脉的延续，是内兴安岭，又叫西里科伊，也叫索约尔济山脉，它向东北走，沿黑龙江流域的西侧，直抵北纬五十六度的外兴安岭。这道山脊朝沙漠的一面几乎光秃，东坡则林木茂密而肥沃。在朝鲜境上，有一支向西穿过盛京分出，满洲人叫它果尔敏珊延阿林，中国人叫它长白山，意即「长长的白山」。西里科伊与锡霍特之间另有两道较小的山脊，界定嫩江流域的东西两边。这几脉的高度所知甚少，只知道比西边的大脉低得多，都在雪线以下。

第四个山系是喜马拉雅，它构成西藏的南界，昆仑与布尔汗布达一脉则界其北。有一道小脉自西向东穿过西藏，藉一片高原与喜马拉雅相连，那高原环着玛旁雍错与拉昂错两湖，印度河、恒河与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就在其中或其近旁。这一脉叫冈底斯，又叫藏山，在布坎南博士的地图上又叫冈仁波齐，它的东端与云岭之间隔着长江的狭谷，长江在此自北向南流。冈底斯以北的地面，被一支向西北伸至昆仑的山脉分为两部，那便是喀喇昆仑山。这一脉的西面是拉达克，由印度河最大的支流之一所灌；虽然在中国地图上仍列入帝国版图，实际早已不在朝廷的管辖之内。因此喀喇昆仑山可以算作帝国边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地理家则把它看作葱岭的延续。

以上对中国境内与四邻山脉的匆匆一览，还须借庞佩利关于其走向与高度的勾画来加以发明，他把这一套恰当地称为「震旦系」，用以指「那个贯穿几乎整个东亚、由东北向西南的隆起体系，亚洲这一部分最显著的地貌都拜它所赐」。他在史密森学会一八六六年刊行的《中国、蒙古与日本考察记》里阐发了这个体系。中国的山脉在许多方面与美洲的阿巴拉契亚山系相应，其造山运动大概是在中国煤系沉积之后不久告终的。庞佩利先生所述中国本部主要的背斜隆起轴，自屏障山脉起，横贯直隶北部与山西，在那里转向西南偏西，跨过黄河，经保德，再向西南穿过山西与甘肃，与黄河大湾之间的分水岭相合，黄河则由一道极大的峡谷穿过它。

再往东的一轴起自独石口，向西南至南口，两处都在长城上，再横贯山西至黄河的曲处，向前直到四川西部，构成长江大湾之内的分水岭。这两轴之间的地面有煤的蕴藏。接着是山西的一条中轴，在宜昌附近跨过长江，向西南穿过贵州至南岭；向东北则穿过河南，过黄河之后渐渐低伏，直到山东与那道被西人称为「摄政之剑」的半岛，才愈起愈高，一路伸到满洲的长白山，以及松花江与乌苏里江之间的分水岭。后两脉之间是各省最大的煤、铁与盐的蕴藏；中轴两侧则有巨大的地槽与盆地，如云南境内的长江河谷、安徽与直隶的大平原、渤海湾，以及辽河与松花江的流域。

沿海的隆起轴，以北面江西与江苏之间、南面浙江与福建之间的花岗岩山脉为标志，向西南穿过广东进入云岭，向东北入舟山群岛，再横过去抵朝鲜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锡霍特山。另有一道孤悬的花岗岩脉，自香港东北至温州、西南至海南岛，标出第五条隆起轴。

横过这几条背斜轴的，另有三脉自西边进入中国本部，其进入的方式于中国的构造大有裨益。北面一脉似是巴颜喀拉山向东南入甘肃、又自渭水之南入河南的延续，名为熊山，意即「熊耳之山」。中间一脉是自它分出的，横过湖北之北。南面一脉似是喜马拉雅伸入云南与广西的延长，构成长江与珠江两流域之间的分水岭。

天山与西南的昆仑之间，向东北斜伸至西里科伊的，是大戈壁，或称沙漠，两个词都是「无水之原」或「沙的浮海」的意思。这片荒地全长一千八百英里有余；若把它的界限推到西端的葱岭与东端的西里科伊，则达二千二百英里；平均宽度在三百五十至四百英里之间，然而出入极大。界定它的那些山脉之内的面积在一百万平方英里以上，其中的河流少有能注入大洋的。这一整片并非都是不毛之地，虽说没有哪一处称得上肥沃，只能说是相对而言；而大部分地面之所以贫瘠，其高程似乎与土质同为原因。有些地方是因居民被歼灭才荒废下来的。

戈壁的西部，在葱岭以东、昆仑以北，东经七十六度至九十四度、北纬三十六度至四十一度之间，长约一千英里，宽三百至四百英里。沿天山之南，有一条五十至八十英里宽的可耕地带，出产谷物、牧草、棉花等物，南路几乎所有的回城与堡寨都在其中。塔里木河及其支流自东经七十六度至八十九度，穿过这一带最好的地面东注罗布泊；沿和阗河岸有一条路，自叶尔羌通到和阗城，再通拉萨。这里的沙漠比较窄。这一部分中国人叫作「瀚海」，意即「蜃景之海」，有时又称为罗布泊沙漠。这一带其余的地方几乎全是不折不扣的荒原，青海以北一段模样最为可怖，遍地是耀眼的石头，日光从石上与无数会走动的沙山上反射回来，热得叫人受不住。到了冬天，这里的气候也并不更和缓、更可堪。「西伯利亚的冰风、几乎终年无云的天空、光秃的盐碱地，以及它高出海面的高程，合起来使戈壁——蒙古的沙漠——成为全亚洲最冷的地方之一。」

沙丘——蒙古人叫库布齐——出现在阿拉善以北与黄河沿岸，风一起，它们便顺风缓缓移动，对想要穿越的行人是极大的危险。一位中国著者说：「无水，无草，无人，无烟；既无烟，则一无所有矣。」真正的沙漠界在哪里并不容易划定，因为近山脚处通常有水有草。

近哈密的子午线、东经九十四度处，沙漠收窄到约一百五十英里。自嘉峪关到哈密的路正横过这最窄的一段，行人沿途几处都找得到水。它把戈壁分为两部——罗布泊沙漠与大戈壁——前者高约四千五百英尺，后者即东部不过四千英尺。甘肃的境界如今已横过这一带，直抵天山之麓。

东部即大戈壁，自天山的东坡、东经九十四度至一百二十度、北纬四十度上下，一直伸到内兴安岭。它在阿尔泰与阴山之间的宽度自五百至七百英里不等。这一带的中部有一条低陷的谷地，才是本来所谓的沙漠，宽一百五十至二百英里，最低处高出海面二千六百至二千英尺。沙几乎盖满这条谷地的地面，大体平坦，有时隆起为矮丘。自库伦到张家口横过这一带的路，一年中某些季节有水，也长着草。这条路长六百六十英里，沿途设四十七站。乌鸦、云雀和沙鸡在这条路上很多，头一种简直是一害，因为它惯于偷窃。这里的草木稀疏而矮小，只能算是劣等牧场，小河小湖里的水又咸又不能喝。沙漠的南北两面地面多砾，间或多石，草木较盛，许多地方给喀尔喀各部的畜群提供了好牧场。在与直隶接壤或已划入直隶的那些地方，察哈尔人耕作已有所得，能出小米、燕麦和大麦，虽然不多。水道边上有树，却成不了林。这一带叫作「草地」，养着大群的羊和牛，或多或少一直向北伸向西伯利亚。额济纳是戈壁这一部内最大的内陆河，而它的东北边上则有黑龙江几条大支流。西里科伊一脉之南，沙漠之地几乎伸到长白山，越过那些山约五度。地球表面这一部分的形貌，不及撒哈拉那样叫人却步，却比西伯利亚的草原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潘帕斯更为荒凉。整个戈壁，庞佩利认为，曾是一片大洋的一部分，在地质上比较晚近的时代里，这片洋南至里海与黑海，西至乌拉尔、东至内兴安岭；后来因一次隆起而泄尽，其痕迹与影响在许多地方都还看得出来。他又说：「在我看来，这一带的古地理以及它隆起所生的结果，是最重要的考察园地之一。」这一点无疑不久便会考察得更详。李希霍芬男爵把中亚描述为一条浅浅的地槽，长一千八百英里，宽约四百英里，槽底高出海面约一千八百英尺；它古时的岸线，西边在昆仑与天山两脉之间，高五千至一万英尺，向东渐降至三千六百英尺，那便是东岸。这就是「瀚海」；再往东是「沙漠」；两片荒原之外则是周边地带，那里的水流入大洋，带着自山上侵蚀而来的泥沙。岸线以内则一无所出，这些剥蚀的产物被水冲、被风吹进谷地，于是这地方就埋在自己的尘土里。

中国的河流是她的光荣，论内河航行的天然之便，没有哪一国比得上。中国人自己认为地理之学中讲河川的这一部分最有意思，也最为留意。帝国最大的四条河是黄河、长江、黑龙江与塔里木河；雅鲁藏布江在境内也流了一千多英里。

黄河发源于鄂敦他拉平原，中国人叫「星宿海」，因为那里在舒嘎山与巴颜喀拉山之间有无数的泉眼与小湖；其地在北纬三十五度三分之一、东经九十六度上下，离长江不到一百英里。中国人民间相信黄河自罗布泊潜行地下至星宿海。这一带有扎陵、鄂陵两湖，是它的源泉；出湖以后河道极曲：先南流三十英里，再东流一百六十英里，再几乎向西一百二十英里，蜿蜒于昆仑的峡谷之间；此后向东北、再向东流至甘肃的兰州，曲折算来已走了约七百英里。自兰州转而向北，沿长城行四百三十英里，至高原边上为阴山所阻而折东，把鄂尔多斯蒙古人的地方圈在这个大湾之内。北岭的一支又逼它向南，约在东经一百一十度、山西与陕西之间走五百英里，然后进入大平原，自兰州算起已走了一千一百三十英里。它穿过这片黄土之区，便染上了那种给了它颜色、也给了它名字的土色。在北边的大湾处，它分为几个小湖与小汊；这一段五百多英里之内，不曾接受一条像样的支流，而它自高原下泻，水势仍急，以舟渡河时须极当心。在山西的西南角，这条河与它最大的支流渭水相会，渭水自西而来，行四百英里，在通航上比别的支流都更可用。整个流域的面积小于长江，约可估为四十七万五千平方英里；这条河的源头离河口直线不过一千二百九十英里，但无数的弯曲把它的行程拉长到将近一倍。

冬夏水位悬殊，历来使这条河除了排水之外几乎无用；而下游平缓一段长年积淤的结果，终于把河口整个堵死。这个惊人的结局，无疑是开封以东沿岸所筑的堤防促成的：堤逼着洪水去填河床，又把水回顶了五百多英里，直到河南府。那里地势低洼，回流的水渐渐从沼泽与港汊里穿出，进了北岸的卫河，于是找到一条东北的水道，入运河与大清河，抵渤海湾。这些洪水或许有一小部分南入淮河上游，再入洪泽湖；然而那个湖已同它的大水源一样干缩，湖水如今全流入长江。黄河的历史给「筑堤束水以防泛滥」这一法子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反证。它如今已回到约一千四百年前所走的那条河道。

远为平稳而有用的，是与它并称的长江，又单称「江」或「大江」，意即「江」或「大江」。西方地图上常误称它为「江口」，那不过是「河之口」的意思。江的源头在唐古拉山与昆仑山脉，本地的地图上画作自巴颜喀拉南麓流出的三条水。这一点已部分为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所证实。一八七三年正月，他在北纬三十五度、东经九十四度处到了木鲁乌苏（意即「曲折之河」）与三支中最北的那克池台的汇口，见那时节河宽七百五十英尺。到春天，那里的河床要涨满一英里宽。自此向东南，又接纳三条水，都可算作它的源头。这些河道都高出海面一万英尺以上，但近旁的山脉却在雪线以下。自这一处汇合起，直到它在四川与雅砻江相会，中间将近一千三百英里的流程没有可靠的记载；不过中国地图上标作向东南穿过云岭的峡谷，到北纬二十六度冲出山口，折而东北。这一段的大部分，它叫作波赉子江。雅砻江发源处离黄河极近，在更东的一条谷地里与江平行，流了六百多英里才与之相会。两条河上都放大木筏顺流而下，到更东的城镇去卖；但出山之前，河上见不到大船。四川的巴塘镇在自拉萨来的路上，是江边第一个大地方。干流叫金沙江，直到它在四川南部接纳雅砻江为止——当地的中国人把两条之中的雅砻江看作正源。合流以后，这条河叫大江，直到湖北的武昌；再往下，人们又知道它叫长江。他们不大称它为扬子，那个名字本只用于自南京到海的一段，那一段旧属扬州之地。这个名字在中文里被人写错过，因而又被译作「海之子」。法国人常叫它「蓝江」，中国人却没有这样的名字。自武昌起，它大体向东流，两岸接纳各支，最后在北纬三十二度由两个口分注于崇明岛，离河口直线一千八百五十多英里，而曲折算来将近三千英里。

它下游最大、最有用的支流之一是江西的赣江，由鄱阳湖注入，接续那条自北而南的横向交通，与大运河相连。洞庭湖接纳湘江与沅江，这两条水灌注湖南境内南岭的北坡；它们以西是自贵州携余水而来的㵲江，即乌江。这些都在南岸；北岸的主要支流是湖北的汉水，以及四川的嘉陵江、岷江与雒水，汇集北岭以南的水。大运河在镇江对面汇入，自那里起，深深的河道能载最大的兵舰驶向太平洋。再没有两条大河比这两条在大体上更不相像的了。黄河反复无常，长江下游却均匀而深，自四川西界的巴塘起可行木筏，自云南东川以外起可行船，离海口一千七百多英里。它水体之大、水深之足，使远洋轮船可上行二百英里直抵南京，有些地方二十英寻还探不到底；两岸又不甚低，即便涨水三十英尺以上，也不常受害。四川叙州以上的屏山，离海口一千五百五十英里，布拉基斯顿算那里的水面高出潮位一千五百英尺，平均每地理英里落差十二英寸；有些河段增至十九英寸，正是这一股力把这条河的泥沙带到海里去，而黄河缺的就是这个。长江的落差将近尼罗河与亚马孙河的两倍，是密西西比河的一半。宜昌——上溯约七百英里——的流量估为每秒五十万立方英尺；由此不妨断定，在崇明，洪水时的流量当为每秒一百万立方英尺。巴罗算一七九八年黄河的流量为每秒一万一千六百一十六立方英尺，那时流速每小时七英里。论支流布置之善，使整个流域直到雅砻江都可通达，世上没有一条河胜过长江。等到宜昌与夔州之间的峡与滩旁开出一条通船的运渠，轮船便可上溯将近两千英里。它流域的面积估为五十四万八千平方英里；因其居中而行、又流经许多省份，被称为「中国的腰带」；而以其之大、水量之足而不涸、又便于行船，堪与世界上的大河并列。

除这两条大河之外，自海南到黑龙江沿海还有许多河注入大洋，其中三条灌注广大的地面，通达许多人烟稠密的城邑与州县。第三个流域在南岭以南直到海，主要由珠江所灌，形状远不如黄河与长江两流域那样规整。珠江同中国大多数河流一样，一路上有许多名字，由三条主要的支流合成，按所自来的方位分别叫作东江、北江与西江。末一条大得多，三条大部分河段都可通舟。它们在广州一同入海，所灌之地不下十三万平方英里，即云岭以东、南岭以南的全部地面。云南的河流大半注入怒江、西贡河、湄公河以及交趾支那别的水道。流经福州的闽江、宁波所在的甬江、通往杭州的钱塘江，以及注入渤海湾的白河，是各省这些较小的出口中最可观的；而注入辽东湾的辽河与鸭绿江，则是南满洲仅有的两条值得一提的。中国海岸上河口的数目与美国海岸相比，差别极为显著，这是由内地山脉走向不同所致。

中国的湖泊比较少而小；各省中稍大的都在平原之内，与两条大河相连。最大的是湖南的洞庭，周约二百二十英里，湘、沅二水穿流其中，随季节涨落其港汊与湖床；它如今是湖北从前一片内海淤成的湖底，跨长江两岸，其间无数湖泊、港汊与沟渠结成一片可通舟的网，连接这条江与汉水。湖水随支流穿行而受其淤，再沿岳州附近那道深深的出口泄出；整片洼地长约二百英里，宽八十英里。东去约三百二十英里是江西的鄱阳湖，它也把赣江的余水泄入长江。此湖长近九十英里，宽约二十英里，怀中抱着许多秀丽而稠密的洲渚。湖周风景极其如画，其贸易与渔业比洞庭更为要紧。长江近海处还接纳几个湖的水，最大的是苏州附近的太湖，以及北岸安庆与南京之间的巢湖；两湖都以可通舟的水道与江相连，前者又不止一条水道与海相通。

与黄河相连的唯一大湖是江苏的洪泽，在黄河与大运河交会处附近，把淮河的水注入运河；它可道之处不在四围的风景，而在湖上的船队。两河河口之间的地面，大半沼泽纵横、湖泊遍布，令人疑心这一整片从前是两河汇流的一个大河口，或者是它们的淤积填平了从前占据此地的一个大湖，只剩下若干较小的水面。除此之外，直隶与山东也有小湖；云南还有滇池、仙湖与洱海，都不甚大；这些湖都靠水中的鱼养着一批水上居民。

满洲最大的湖是吉林的兴凯湖，近乌苏里江的源头；嫩江流域的呼伦与贝尔二湖，把名字给了齐齐哈尔西部的呼伦贝尔一带；但这几片水面的大小与出产，人所知者甚少。

戈壁南北两面有许多咸水湖，单个都不能与咸海相比，合起来所占却广得多，其中大半接纳灌注各自孤立盆地的河水。这些人所知甚少的地方，尤其是天山两侧的洼地，其特异之处，使它们成为世上地理与地质研究最有兴味的园地之一。突厥斯坦最大的一个是罗布泊，据说是一片长着高芦苇的大沼，长七十五英里，宽十五英里。据说与此湖相通的博斯腾湖，在中国地图上标在它以北约三十英里处。天山以北的湖更大也更多，以斋桑泊、克孜勒巴什与伊塞克湖最为要紧。这些湖都是咸的。

青海全境是一片湖乡。鄂陵与扎陵在黄河的源头之列；而「青海」，意即「青色之海」，更以其蒙古名为人所知，并把名字给了这一部。西藏的纳木错在拉萨之北，是帝国境内最大的一片水面。其近旁有许多小湖，一直向北伸入青海。羊卓雍错形如一环，中间的岛几乎占满了全部湖面。后藏在冈底斯山脉两侧有许多湖；近戈壁的伊克与巴哈两湖最大，而它们不过是昆仑山脉以南一长列湖中的两个而已。

十八省的东北以盛京这一部为界，两者之间以旧日一道柳条边为界线，自山海关起直到黄河。沿这条河上溯至它在阴山中的源头，界线便越过这些山，向西、向西南穿过游牧蒙古各部的地面，直到陕西河曲这个聚落处又遇黄河。此地以西，长城把陕西与甘肃两省同蒙古的沙漠分开，直到嘉峪关；关外便是戈壁沙漠，称作「北海」，又称「黑海」。东面是渤海湾与黄海，黄海向南到台湾海峡为止，又称「东海」。这道海峡与中国海在东南与南面，直到北部湾与安南边境。广西与云南的南面与安南、暹罗接界，缅甸则标出西界；然而云南与四川以外的整个西南与西部边疆，几乎都为未开化的小部族所据，无论中国还是缅甸，对他们都没有多少实际的管辖。青海界四川与甘肃的西面与西南面。

中国的海岸，自海南到长江口，岛屿与岩礁星罗棋布；自那里向北到辽东，海岸低平，除山东外，浅滩使海面颇有危险。

自白河以南，沿至山东半岛的尽头，海岸较为陡峻，过了庙岛群岛后愈见其高，虽然半岛两侧都没有特别高的地方；东端的马戛尔尼角自海上望去是一处显眼的峭壁。自此角到乍浦附近的钱塘江口，约四百英里，海岸低平，尤其在长江与黄河两口之间，好港口很少。这两河附近与杭州湾一带的流沙，使本地的帆船航行危险。自宁波附近的吉头角南下到香港，海岸转为陡峻，岛屿之间有许多小湾与港汊，可供船只安全栖泊。这一段的样子极不讨人喜欢，主要是一片接一片的黄色崖壁与光秃的岬角，丝毫看不出后面竟有耕作得极精的田土。这种荒瘠的外貌，是雨水把表面风化的土冲走所致；岩石是部分风化并且还在继续风化的花岗岩，松土容易被带到低处去。它不长树的另一个缘故，是当地每年割粗草当柴，收了之后又放火烧茬，好给来年肥田；火与土薄两下夹攻，便有效地挡住了山上生出大树与灌木。

珠江的河口，自虎门下至大万山，七十英里；自香港向西至铜鼓岛，约一百英里，其间岛屿罗列。把海南与雷州半岛分开的那道海峡，有人以为就是九世纪阿拉伯旅行家所说的「中国之门」，但那道水路大概是在舟山群岛一带。那一群肥沃的岛屿，被看作穿过浙江的大陆山脉断落的末端。

台湾岛把日本与琉球诸岛同吕宋连了起来。台湾与海岸之间是澎湖群岛，其广袤与数目都远不及舟山诸岛。中国人对沿海一切地方、岬角、岛屿等都编有路程志，不过于各处名称所载不多。

中国本部的大势，最先招人注意的，是东北的大平原，以及由东西走向的山脉把国土分成的三条纵向流域。灌注这三条流域的三条大河，在其中流得极不规则；但藉着干流与支流，水上交通很容易保持：不但自西而东沿着大河，而且可以横穿全境。这些内河航行的天然之便，已被人民大加改良；不过大多数地方仍在等着蒸汽之力来相助，好逆着某些河流的急流而上，使远处的地方往来更勤。

中国的全部地面，不妨方便地分为山地丘陵之区与大平原。山地之区占全境一半以上，在东经一百一十二度或一百一十四度（差不多是广州的子午线）以西，直到西藏边界。丘陵之区在长江以南、这条子午线以东，包括福建、江西、广东以及湖南与湖北的一部分。大平原在东北，是帝国最富的地方。

这片平原自北京以北的长城与屏障山脉起，南至北纬三十度、江西鄱阳湖与长江的汇合处，长七百英里。长江被看作它的南界，直到安徽的安庆为止；自那里到海，则以一条几乎正东、穿过杭州的线为界。西界可以自湖北的荆州（北纬三十度三十六分）起，几乎向正北到黄河边的怀庆，再由那里正北到北京西北五十英里处的长城，画一条线来标出。宽度不一。北纬三十五度以北，它一部分伸到黄海，一部分沿山东西侧，自那里横过去到熊耳山与山西，其宽度在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英里之间；若以平均二百英里计，这一段的面积为七万平方英里。北纬三十四度至三十五度之间，平原展开，在黄河一线东西宽约三百英里；再往南，沿长江一线，向内地伸展将近四百英里。若以这一段的平均宽度为四百英里计，则有十四万平方英里，加上北段，共约二十一万平方英里——七倍于伦巴第，与恒河所灌的孟加拉平原相当。直隶境内北至高原边缘的一段，大半是黄土的沉积与河底的冲积；江苏近海的一段低洼多沼，湖泊遍布，水道纵横。这一段极为肥沃，出产大量的丝、茶、棉、谷与烟叶。这片平原最可注目的一点，是它所养活的庞大人口：依一八一二年的户口册，若把全部或部分在平原之内的六省居民统统算上，不下一亿七千七百万人；这就使它远为世上同等大小的地面中人烟最稠的，几乎相当于全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二。

中国的公共工程，就所耗的人力而论，恐怕任何国土、任何民族都比不上；这个国家的天然面貌已因它们而大为改观，而且有人说过，长城是唯一一件在匆匆一览地球表面时仍能引人注目的人造物。可是这些工程的用处，或者营造上所显的学理，远不及它们的规模。长城，中国人叫「万里长城」，是秦始皇所筑，为的是护他的疆土免遭北方各部的侵扰。其中有几段本已存在，他定下计策把它们连起来、并沿整条北疆展开，以资守御。它于公元前二〇四年完工，前后建了十年，其中七年是在这位皇帝身后做的。这件巨工在当时大概总体上是得人心的，至今仍是它自身最好的凭证，既见其建造者的精力、勤劳与坚忍，也见其不智与浪费。它的造价大概还不及欧洲各国养常备军的寻常花费。它起于山海卫，又叫山海关（北纬四十度、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五十分），是直隶与盛京交界上一座颇为要紧的滨海市镇，贸易也不少。约斯林勋爵形容自船上望见的长城，说它「攀上峭壁，压过这一带崎岖的山头，而这一带沿海的景象极为荒凉」。

它沿海岸走了几英里，止于近一道长礁的沙滩上。自此向西、略偏北，沿直隶省的旧界，再入山西，直抵北纬三十九度半、东经一百一十一度半处的黄河。这一段修得最好，最要紧的几座关也在这里，那里驻有兵、设有市。直隶省内有两道墙，把北京以西桑干河流域的一大部分圈在其中；内边的一道是明朝一位皇帝所筑。自它抵黄河的保德一带起，它构成陕西的北界，直到北纬三十七度处再遇黄河，把鄂尔多斯蒙古人的地方圈了起来。自此它向西北，沿甘肃的北疆，止于嘉峪关附近，通哈密的路便由此关而出。

自直隶省内长城的东端一带起，向东北曾有一道木栅或柳条边，构成辽东与吉林的界线，地图上画出来，常被人当作长城的延续。它是满洲人所立，早已朽坏废弃。

长城两端之间，全长跨纬度二十二度半，直线一千二百五十五英里；但曲折往复之处，使它足有一千五百英里。它可以自费城一直伸到托皮卡，或者在差不多同一纬度上自葡萄牙伸到那不勒斯。这件巨工的构造，多少因所经地面的性质而异，用料都是就地取材或就地烧造。在西段，有些地方不过是一道土墙或砾石墙，别的地方则是外包砖的夯土。

东段一般是土与卵石外砌大砖，每块重四十至六十磅，底下有石砌的基。全墙底宽约二十五英尺，顶宽十五英尺，高十五至三十英尺不等；顶上铺砖，护以一道薄薄的女墙，人们拿这女墙之薄当作它建造之时尚不知有炮的证据。每隔一段有砖砌的楼，有些高过四十英尺，却不是筑在墙上的。它们是独立的建筑，一般底宽约四十英尺见方，到顶收为三十英尺；某些地方的楼有两层。

外国人见了这座人力与不偿之费的纪念碑，心里留下的印象，是对一个居然能把它造出来的民族的敬意。站在古北口的山头上，只见那些高与云齐的敌楼东西两向排成单行，翻过一道道坡坂而去，被里复一里向天际伸去的透视缩得极小，终于只剩一堆堆微物，却仍带着庄严的静默立在二十个世纪以前被派定的地方，仿佛被罚在那里等候时光流尽、等候造它们的人回来。脚下那道剥落的堤垣可以一路追下去：蜿蜒着、跃过山谷、隘口与陡坡，忽而埋进某道深壑，忽而攀上崖壁与山坡，气力像使不完似的、简直是任性，最后化作天边一条细细的、影子似的线。中国的长城，见过一次，便再也忘不掉。

如今这件了不起的构造不过是一条地理上的界线，除了关口之外，无人过问它的修葺。据张诚说，黄河以外直到西端，长城多半是一道土或砾石的垒，高约十五英尺，只偶有砖楼或石砌的门。在张家口，有几段是在砖楼之间把斑岩和别的石头堆成金字塔形，难于翻越，却很容易拆掉。这道垣墙在古北口的样子较为可观；自那里一座楼上望去，主墙与横墙所及之处在二十英里以上。有一处它翻过一座五千二百二十五英尺高的峰头，那里陡到叫人既讶异于在这样的崖上把它造起来所费的力气，也讶异于以为它在那里能有什么守御之用的那份糊涂。人们去看得最多的是居庸关里的南口，那是一道十五英里长的、了不起的温泉关式的险隘，自北京的平原通上第一级台地，从前另有五道墙与关守着，如今都成了废墟。自这里起，长城横贯山西，那是较晚所筑。

另一件大工程是大运河，或叫「闸河」，意即「有闸门的河」，又叫「运河」，意即「转运之河」。这件事业比长城远为有光于那些擘画并成就它的君主；若把它开凿的年代与规划它的人的品格计在内，任何国家的历史里能举出的、比它更可钦可用的工程都不多。当它完好之时，在黄河来水尚未断绝之前，藉着它同各条支流的相通，自北京到广州有一条不断的水道贯通全国，货物与行人自京城可达两大流域内几乎每一座大城。这条运河是忽必烈所规划，自他自己的京城通到宋朝的旧都杭州；要形容它，没有比马可·波罗的话更好的了：「你须知道，大汗曾令人自此城（瓜洲）至汗八里开一水道，在川与川之间、湖与湖之间掘出又宽又深的一道渠，宛如一条大河，大船可以行驶其上。」北端是自通州到北京的一段十四英里长的河道，穿过城墙，走完约六百英里的行程，止于宫墙边、紧挨着英国公使馆；这一段叫「御河」，不过如今船只都在东门卸货。把德庇时的记述节略一番，可以使人对它的构造与景象有个好印象。

「九月二十三日一早，我们由两座石墩之间、在极高的堤岸之中进了运河。近旁的土堆显然是为修堤备的，而从两岸水淹的痕迹看，修堤当不是稀罕事。运河在我们刚离开的御河东岸与之相接，那条河是流向白河的。运河最惹眼的一点，是它的水比起我们此前所行的两条河来相当清澈；这情形不难归因于它水势较静而生的沉淀。运河在此处的河道显然是借了一条天然河流的河床，从它的曲折、从两岸的不规则与不像人工的样子都看得出来。石砌的墩台与闸门是用来调节水量的，此刻水正多，从河里向外流。我们沿运河前行，石闸大约一天遇上三四座，有时更密，看地面高低是否需要而定……

「再往前，运河有些地方变窄，两岸也比我们初进来时更像人工，间或颇高；但那曲折的走向仍使人推断：运河大部分至今不过是一条被闸门与堤岸整治过的天然河流。有几座闸门的两墩之间，间距窄得似乎刚够我们最大的船通过。用来拦水的法子极其简单：把结实的木板竖着、一块压一块地从石墩上的凹槽里放下去，板的两端各系绳索。闸上总有若干兵丁与工匠伺候；船边垂下成卷的绳子以缓冲撞击，这就减少了船只的危险。我们走得慢，上一个星期平均一天只走二十英里，这倒使我们有的是工夫观察沿途的地方……

「我们在运河上开始比先前走得快了。水虽逆着我们，却不急，只在闸门附近受了束缚处才急。下午我们停在开河镇（意即『开河的市镇』），得名或许是因为运河是在这一带开工的。二十八日我们到了运河的汇入处，水势自此顺我们而南流，这是运河的最高点，也是一处有名的地方。运河自东侧几乎成直角汇入，其水一部分北流，一部分南流，西岸有坚固的石工承受汇入之力。把这条河引进来这件事，似乎是明朝开国皇帝洪武年间、约一三七五年的宋礼所为。他那时，运河在山东有一段淤塞到不能通行，沿海的海路便开始通用起来。而那正是开运河所要防的；于是宋礼采用一位名叫白英的老人的办法，把这条河与附近诸水汇拢，引到运河上来，就是今日的样子。史书上说宋礼用了三十万人来施行此策，七个月完工。我们两旁几乎与运河齐平的地方，是大片浅水覆着的沼泽，种着莲；它们间或被窄窄的堤埂隔开，纤夫便沿堤埂走，而运河的宽度有时不过二十五码。到了沿独山湖的一段，左岸整个被淹，运河与湖已分不清。目力所及全是沼泽、寒冷与荒凉——简直是一片内海，因为远处许多大船只见桅而不见身。第二天，沼泽被高岸上几处像样的村子挡住看不见了，那些高岸因年年淤积，有些地方竟成了丘陵的模样。

「十月一日，我们有一段路是沿着运河两岸——尤其右岸——被石工仔细而彻底护砌的一段走的；这样的防备似乎意味着此处泛滥之险甚于寻常。事实上，此刻那些湖，或者不如说那些洪水，似乎几乎伸到了我们左边远处的山脚下。我们如今正走近中国那一片受黄河灾泛之害的地方，那是政府无休止的耗费之源，也是百姓危难与灾殃之由；它当得起『中国的忧患』这个名字。我们看见修堤的工程在主管官员的督率下勤勤地进行。他们为此用的是本地的土，掺以高粱的粗秆。」

运河在离黄河口约七十英里处与之相接；但在离开山东南部的湖群之前，它曾与那条河几乎平行地走了一百多英里，其中一大段还夹在黄河与新盐河之间。很难理解：一条在不到一百年前两次英国使团的记述者笔下还那样有力的大河，怎么会因自然之故而淤塞得这样彻底。开封附近的落差如今小到那般地步，以致那里的淤积已足以把水流逼入卫河与别处。阿美士德的使团经过时，船只径直横过河去，不到一个钟头便抵约四分之三英里外的对岸。他们顺流漂了约两英里，然后慢慢逆水拉回到运河入口处。这个口是一道将近一百码宽的闸，水由此冲入河中，如同磨坊的急槽；两岸是土筑，以高粱秆加固，又用绳索牢牢缚住。德庇时爵士在称赞那份克服这些障碍的坚忍与勤劳之余，带着商人的本能议论道：若能让布鲁内尔那样的学问施之于黄河与大运河，「便可以给中国人一桩好处，足以抵偿我们用鸦片与枪炮加给他们的全部祸害而有余」。船只是用岸上大绞盘上的绳索拉过闸口、紧贴着岸拖上去的，虽慢，却安稳地把它们带进了静水。

黄河与长江之间相距约九十英里，运河在这里大半架在一道夯土的高工之上，两旁以石砌的挡墙固着，有些地方高出四围二十英尺不止。这一片水面约二百英尺宽，流速每小时将近三英里。黄河以南有几座大城紧挨着堤，低于堤面，它们的安危全系于运河堤岸的看护。淮安与宝应就这样处在堤下、堤旁，一想到堤若溃决会有怎样的毁灭，不由人不打一个寒噤。自这些城往长江，地势渐降，在扬州，运河比两旁的房屋低得多。凡是能把水引进来的河与湖，它也都与之相连。运河抵长江北岸处有两三个入江之口，但南岸的镇江被看作这个渡口的主要防地与要津。运河在那座城以东离江，向东南到苏州，再自太湖东侧向南——它与太湖相通——到浙江的杭州。这一段是全线中最有意思、最如画的，因为沿岸城市富庶稠密、田土肥沃而耕作精细，又有无数舟楫使它生气勃勃。这件有用的工程虽归功于忽必烈，其中有些河段在他之前很久就有了。两大河之间的一段开于汉朝，隋朝那位英明的开国之君于公元六百年加以修治。唐朝的君主保持它的畅通；宋朝的皇帝居杭州时，又把它延展到镇江，成了至今仍是的大通衢。自北京到黄河的一段，是蒙古人于一二八九年前后所开，他们不过是把如今仍在的那些河与湖彼此连了起来。明清两朝的皇帝已竭尽所能维持全线的畅通，近来又曾试图重开自洪泽湖北入故道的水路，使船只可以自瓜洲抵天津。它全长约六百五十英里，不到伊利运河的两倍，但其宽窄深浅之参差，超过美洲或欧洲任何一条要紧的运河。

作为一件人工之作，与如今西方各国的运河相比，这条转运之河算不得高明；但即便在今日，亚洲也没有一件同类的工程能与它相比，而在它初次全线通航之时，世上更无一件与之相等。它全程都穿过冲积的土壤，主要的力气花在筑堤，而不在掘深河道。北纬三十六度上下、运河与那条河的汇合处，大概被取作了分水的最高点。自此向北，掘通到临清以接御河；自同一处向南到黄河，则筑堤而成；全线二百英里。有些地方河床下切三十、四十乃至七十英尺，但不曾遇上什么了不得的阻碍。维持必要水位的那些闸构造粗陋，厚木板在石砌闸墩凿出的凹槽里滑动，就是仅有的船闸。饶是如此，所要的目的全都达到了，而手段之简，当然无损于这个规划的可取与成就。

帝国境内还有几条次一等的运渠。乾隆开了一条长约百英里的减水之渠，用来泄黄河的余水，自河南的仪封县开到洪泽湖一条主要支流上去。它同时又给那一带的沼泽之地排水，近来大概还起过把干流的洪水导入湖中的作用。广州与苏州近旁有许多穿过平野开出的水道，既资灌溉，又通舟楫，但当不起「运河」之名。类似的便利在各省或多或少都有，尤以平原与低平的沿海地方为多。

在一个水道如此便利的国家，公路是次要的；但这种往来的媒介也不曾被忽略。小德经说：「我在中国陆行将近六百里格，见过许多好路，多半宽阔而植树。它们通常不铺石，因此雨天不是被水冲成沟，就是覆满泥浆；晴天则尘土大得行人非戴眼镜护眼不可。广东的运输几乎全走水路，仅有的路是横穿水道的那些。翻越梅岭的隘道是铺石或以石填成的；江西吉安有铺得好好的路；但过了长江、到安徽，路几乎不能走，往北走便好些，许多地方两旁有树。过了黄河，路更宽，我们见到成群的行人、车、骡与马。在山东与直隶，路一般宽而有荫，尘土极大。这自然叫人难受，但我们在这些地方走得平稳，而在村镇上却在石板路上被颠得好苦。为着后来人着想，我希望中国人在改良车子之前不要先去铺路。通往北京的几条大道是用厚石板铺的。北方各省的路有一点很招人注意，就是有许多低于四周的地面。这是风沿路吹过、把车辆扬起的尘土带到田里去所致。雨后的水洼一干到能过车，泥土就成了粉末；风一穿过这条通道把它扫净，几年之内便在黄土里切出一道深达十五英尺的狭口，路面窄了，车子迎面相遇便过不去，行旅因此受阻。两壁在必要时以护墙或草皮护着。杭州附近那几条，以及自浙江入江西的大道，都保养得好。不过总的说来，同中国的大多数事情一样，路的修补并不得法，路上常有大坑听任它张着不填，夜行的人极其危险。」

为便利货物与行人越过各处高脉，许多地方开了山道。自北京向西南穿过山西与陕西、再往四川去的大道，越北岭与淮水谷地而行，那是一条山路，「论所遇之难、论克服这些难处所用的巧思与劳力，似乎不亚于翻越辛普朗的那条路」。这条路上有一处叫利耐的地方，凿岩为道，自山麓到山顶两面都凿出石级。越过峰顶的通道只容一乘轿子，兵丁便栖在架于隘口木柱上的小屋里。这条路古时是通京城的路，这些巨大的开凿是历代君主陆续所为。南安的梅岭之路是较晚的工程，福建与广东境内翻越这一脉的其余道路也大都如此。

中国地面的总体面貌因人力而改变的程度，或许与英国相当；然而两国的风景却不相像。凡有水可用之处，水便被引上稻田，这种耕作使田块之内几乎不容有树。这样的田以田埂相隔，田埂既可作横穿这片水泽的小路，又能在放水养苗时帮着蓄水。别的田以石头或别的地界为标；墙、篱与树篱一概没有，使一片耕地望去宛如一座大园。

所有城市都极其相似。凡在「司」以上的城镇都有城墙，而关厢往往比城圈还大。黄河以南的大城里，街道铺石，沟渠在横铺的石板底下走。不在沟里的污秽一般就在街上，因为这种沟很容易堵塞。街道通常不过十英尺宽，但两旁低矮的房屋使它们不像西方城市里那样显得是巷子。村庄远望颇为可喜，常掩映在树中，白墙的屋子从树间露出来很好看；可是一走进去，就为它们的杂乱、肮脏和普遍破败的样子失望了。园子与好些的房屋多半有墙围着，看不见；而庙宇的地界则是闲人、乞丐与小孩的去处，还有一份相应的猪与狗。

雅致或装饰、布局的整齐与设计的宏伟、清洁或舒适，凡这几个词在欧洲所指的意思，在中国的房屋、城市或园林里几乎都不可见。庙宇与寺观占着开阔或宜人的位置，它们不但是僧道的住处，还兼作客栈、戏场和别的用途。梯田的耕作有时使山坡美到极处，却不常给风景添上一种独具的面目。一座孤高的塔、山谷开口处一座浓荫掩映的大庙、一座旌表的牌楼，或是在窄窄的港汊与宽阔的大河上四面而行的船，是中国风景里几样别致的线条。城郊没有带着美丽园地的堂皇宅第，因为人们为着互助与自保而挤住在村落里。没有尖尖的塔尖指出乡间的教堂，城里也没有塔、柱、穹顶或钟楼，来标明有公用的建筑高出于一片暗褐色瓦顶的低平之上。在中国，自山顶上望不见牧场与草地上的牛羊成群；也看不见马车或火车匆匆掠过它的风景。轮船才刚刚开始穿行于它的某些河上，以汽笛与明轮搅动着往古的沉沉寂静与笨重帆船的迟缓——其余的变化还在后头。

住在这个大帝国里的各族人的境况与性情，比起它的自然地理或公共工程来，更值得研究。中国人是其中的主族，但南方各省的苗子、黎人、克钦人以及别的土著，满洲人、蒙古人与鞑靼各部，西藏人，以及吉林与台湾的若干野族，都不可忽略。汉人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无论就其古老、其众多、其政体还是其文字而论，都值得每一个明达的人类研究者去研究、去敬重；而他们不倦的勤劳、大体上的平和与好脾气，以及在居家的秩序与工技上的造诣，也使凡在这些品性里看出他们日后必在文明诸族之林中占有一席的人，都不能不加以留意——只等他们有朝一日臻于同样的文明。

中国人的体质，可以说是介于轻捷灵便的印度人与筋肉丰隆的欧洲人之间。他们身材匀称结实；肤色是浅褐或病态的白，偏黄而不偏红润，但这种黄色被人大大夸张了；南方人黝黑却不黑，连葡萄牙人——其第五、六代先人住在塔霍河畔的——那样深都到不了。肤色的深浅因纬度与受风日之多寡而大异，在妇女身上尤其如此。头发直、黑、粗而有光；胡须总是黑的，稀而不足；髯几乎没有；身上的毛也极少。眼睛一律是黑的，看去斜着，那是因为眼睑内角张开得小，内眦比西方各族更锐，不让整个虹膜露出来；眼睛上的这一特点，把亚洲东部各族同人类其余各支分别开来。梅岭以南那个混血之族的相貌，与大平原及山西或更西之地的居民之间，有显著的不同；后者要好看些。头发与眼睛既总是黑的，一个蓝眼睛淡发的欧洲人在他们看来便很怪；广州人管外国人叫「番鬼」，所举的一个缘故就是他们眼窝深陷、眼睛发蓝、头发赤红，像鬼一样。

颧骨高，脸的轮廓特别圆。鼻子偏小，很塌，鼻根几乎与面齐平，鼻端宽；不过这方面出入颇大，只是见不到鹰钩鼻。嘴唇比欧洲人厚，却全不近于黑人。手小，下肢的比例胜过任何别的亚洲人。长江以北的人身高与欧洲人相仿。在广州街上随手取一千个人，其身量与体重恐怕抵不上罗马或新奥尔良的同数之人，而若在北京取，或许还要胜过他们；不过中国这两座城里人的筋力，大概都不及欧美城市中人。

论个头，妇女比欧洲女子小；在看惯了欧洲式美貌的人眼里，中国妇女没有多少姿色，上半面宽、鼻低、眼细，正与好看相反。然而中国人的面孔并非没有美处；当它因好脾气与一双有神的眼睛而生动起来、又被青春与健康的光彩照亮时，便失掉了许多令人不快之处。她们也不像有些旅行家所说的那样早衰，老来丑陋枯槁；就生育与保持元气而论，她们倒比印度人或波斯人更近于欧洲人。

云南、广西与贵州的山区，栖着许多支苗子，这个词可以译作「土之子」。这些人里既有那么大一部分已多少归了中国的管辖，居然还有人这么久地保住自己的独立，实在可怪。不肯归的叫「生苗」，意即「野的」或「未驯服的」；其余的叫「熟」，即「已驯服的」。他们在体质上有许多不同之处，令人推想他们是比周围的中国人更古的一族，是华南的土著。他们身量略小，颈较短，面容略显棱角。他们分为许多部，中国的旅行家描述过他们，还用图画勾勒其习俗，从中可以对他们的境况有个大概的了解。裨治文博士译过一位中国本地旅行家所写的这样一部记述，其中勾画了八十二个部族的风俗，尤其是有关祭祀与婚姻的那些，可见他们从统治者那里所学的何等少、从野蛮状态里所进的又何等少。考察他们的语言，可知真正苗子的话与暹罗话、安南话大有渊源，而叫作「倮倮」的那一支则与缅甸话显然相似。前一支见于中国史书已四千年；后一支约见于公元二百五十年，那时有一个掸族在云南归入中国的势力范围，并成了一次征伐的对象。这一族至今仍留在伊洛瓦底江上游与阿萨姆，称为掸人与堪提人，也留在湄南河与湄龙河的流域里，都与西藏人、缅甸人同类。他们合起来是这片土地上古代民族一份有趣的遗存，再加考究，无疑会发掘出一些他们的历史与来历。

海南岛的中部有一个土著之族——黎人——就所知其语言的一点点看来，是苗子的一支。台湾的土人似乎与他们在吕宋以及更南的邻人更为亲近，而不像中国人。

蒙古与满洲两族被认为出自同源，但几百年来境遇不同，彼此已大为改变。蒙古人本质上是游牧之族，满洲人则按所居之地不同，或事耕作，或以田猎为生。满洲人肤色较浅，身量比中国人略大，眼睑的构造相同，而胡须稍多，面貌显出更大的智力。他们似乎兼得蒙古人与中国人的性情：比中国人更有决断、规模更大，又带着蒙古人许多的粗豪与倨傲。他们肤色白皙，甚至红润，鼻梁直，也有少数是棕发浓髯。他们与中国人更相近，当年以金朝统治北方各省时，便与中国人融为一体。他们可以看作中亚——若不说是整个亚洲大陆——最能长进的一族；他们治理中华帝国的本事，以及采纳一种高于自己的文明的做法，都预示着一旦他们熟悉了基督教国家的文明，还会有更大的长进。

「蒙古」或「莫卧儿」这个名目之下，包括着占据中亚草原的许多部族。他们自吉尔吉斯草原与浩罕的边上向东直到西里科伊山，而「鞑靼」这个名字尤其适用于这一族。如今这个词在这些人自己中间并不通行，只在中国人口里作一个轻蔑之称，中国人通常写作两个字——「鞑子」——意思是「被踏在脚下的人」。克拉普罗特把「鞑靼」这个称呼限于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喀尔喀人、厄鲁特人与布里亚特人，而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哥萨克人与土耳其人则出于库尔德与土库曼之源。

蒙古各部一般是一族壮实、矮墩、黝黑而相貌不扬的人，肩高而宽，鼻短而阔，下巴尖而突出，牙长而疏，眼黑、作椭圆形而游移不定，颈粗而短，四肢瘦硬有力，股肌发达而腿短，身高与欧洲人相仿或相等。他们有文字，但著述有限，且多是宗教的。各部所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只有小小的出入，外来词也很少。关于他们的来历、他们的战争与习俗的记载，大都出自寄居其间或行经其地的外国人之手；至于他们自己，正如麦克库洛赫所说，对这些事的所知并不比老鼠或旱獭对自家的世系知道得多。可是要在他们城里那一团各色人等之中找出典型的蒙古人来，也并不容易。叶尔羌那样的城里，人群中人种之杂无所不有。瘦削而几乎无须的满洲人，眼窝深陷、颧骨高耸、下颏前突，与中国人光洁的面庞、粉黄的肤色、斜长的眼、扁平的颊与圆润的下颏恰成对照。有须而面色蜡黄的突厥人、棱角分明而面色红润的吉尔吉斯人、粗硬的东干人、厚唇方脸的厄鲁特人，与高大俊秀的克什米尔人、黝黑的巴达克山人和健壮而聪明的乌兹别克人比起来，都显得寒碜。这一族曾有大群自中亚高原下来，在不同的时代里席卷印度、中国、叙利亚、埃及与东欧的平原，而他们自己在十一、十二世纪成吉思之下所建的庞大帝国又兴又亡，这些是世界历史上最可惊的插曲之一。他们在自己的荒原上从来保持着同一种性情，他们的征服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屠灭，他们的历史是一部部族之间争斗不休的记录。

五族中最后一族是西藏人，他们兼有蒙古人与印度人的体质特点。他们身短而壮，肩宽，面有棱角，颧骨高而阔，眼小而黑，须稀。他们性情温和，宗教情感比中国人强，从来不曾为着移民或征服离开过自己的高原。他们的文明与暹罗人、缅甸人不相上下，而生命财产的安全比起不丹、拉合尔或喀布尔那些不安分的邻人来要可靠得多。

由以上这番简略的巡览可知：要把世上这么大一块地面及其居民的地理、政体、风俗、文学与文明完完全全地写出来，须有许多观察者合力，而且人人都须熟悉他们所述的那个民族的语言与制度。因此没有人会指望在本书里看到比这几项的简要轮廓更多的东西——不过要细到足以使读者对这个民族形成一个公正的看法。使中国人在万国中居于高位的，是他们的勤劳。不但凡耕作能偿其劳之处，本地的野生草木都被取而代之，而且高高的山也差不多被垦到顶、辟成梯田，山上建起了城市，山脊上筑起了长长的墙垣。凡以养育、衣被、教化或美饰人类为目的的工艺，他们无不习行；他们所养的人口，是同一套治理之下从来最多的。十个世纪以前，他们是地球上最开化的民族；五百年前欧洲人听马可·波罗讲述他们的情形而不肯相信，正与如今中国人听说西方诸国的强盛与宏伟时所表的心思如出一辙。

他们被天然的疆界同别的民族隔开，文明是在独特的影响之下长成的，因此对于欧洲文明，只可与之相比，而不可以之相绳。一个民族，现代欧洲几样最显著的发明（如罗盘、瓷器、火药与印刷）出自他们之手，并且他们早了许多个世纪就已知道并习用；他们的人数大概在三万万以上，却统于同一套风俗、文字与政体之中；他们的城市与都会之大，可与任何时代最大的名都相比；他们不但在陆上、也在水上盖满了市镇与街衢——这样一个民族在人类的历史上必占显要的一席，而研究他们的性情与境况，也值得每一个以同类之福为念的人去做。

著书的人向来太过忽略《圣经》对近代文明的影响；然而在拿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相比时，这一项便逼着人去注意，认定它是前者所以优越的主因。使一国长久强盛的，不是奢华的文明或文字的文明，不是技艺的文明或僧侣把持的文明；不是尚武之气，不是拜金之欲，也不是它在贸易与机械应用上的表现。舍尼维说：「基督教是一切文明的总括；凡可以为文明辩护的论据，凡可以说明文明之为何物的训诫，它无不具备。从前的宗教体系与奢华相合，唯独这一个似乎是为文明这一境地而设的。它在欧洲兴盛，在亚洲衰败，而最开化的民族也就是最纯粹的基督教民族。」基督教本质上是百姓的宗教；一旦被仪文层层裹住、收缩成一个僧侣的行当，它的生气就散了；这是它在亚洲衰落的一个缘故。中国人在生活技艺上的造诣，若没有这一道行动的泉源，若除了今生的命令与需索之外别无从事勤劳、顺服与道德的动机，大概已到了他们所能到的极处。

纵览世界与历代各族，使人推想：上帝对于民族的性情自有某种安排，一族发扬这一种特质，另一族则以另一种为主而把前一种放在次位。于是埃及人卓然是一个祭司之族，专于学术与秘传之学；希腊人发展了想象之力，长于美术；罗马人尚武，是力与法的化身；巴比伦人与波斯人华美，像但以理异象里那个金头；阿拉伯人劫掠、善变而富于想象；土耳其人迟钝、固执而麻木；印度人好沉思、笃宗教而长于形而上；中国人则勤劳、和平、崇文、无神而自足。同一种宗教、以及欧洲各国之间不断的往来，使它们彼此的同化远过于那些别的民族所能达到的；然而人人都知道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等等的民族特点，也知道它们如何在仿效与融合的种种诱因之下仍旧保持着。把各族的性情与文明加以比较，以求查明这样一种安排，是任何学者都值得深究的题目，也会为人类打开新的眼界。人们相信，若加以考较，便会发现中国人在生命财产的普遍安全上、在大众居家生活的技艺与安适上、以及在文字知识的普及程度上，比从前任何异教或回教之国——甚至比今日某些自称基督教之国如阿比西尼亚——都到了更高的地位。然而他们大概已把所能做的都做尽了，已到了没有福音便不能再高的地步；而福音的传入及其随之而来的种种影响，不久便会改变他们政治与社会的体制。这场变革在这样一大群人中间的兴起与进展，将成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里最有意思的部分之一，并解答这样一个难题：要提高一个民族，是否可以不经过解体与重建这中间的几步。

注：克拉普罗特说，葱岭这个名字得自山上多葱；雷慕沙先生则宁可把它归于「葱那种发青的颜色」。

注：昆仑山许多本地名称之中，有一个是「天柱」，正与西方的阿特拉斯相当。

注：另一说以为「戈壁」指这片沙漠中多石的部分，「沙漠」指多沙的部分；若是这样，这个名字更确切的读法应是「戈壁与沙漠大荒原」。

注：雷慕沙另加了第四个流域，即库页江流域；不过那一片因横脉太多，中断过甚，够不上称作流域。

二东部各省的地理

中国本部各省在政治上的分划极有条理，但在本部以外的地方，这种分划就大为变通了。满洲被看作当朝一家的产业，略如汉诺威从前之属于英国国王；那里人口稀少，以一套简单的军事编制统辖，高级官员由皇帝亲自简放。蒙古与伊犁的蒙古汗、回疆的伯克、西藏的喇嘛，治理时都有中国的驻扎大臣与将军从旁指授并撑持。

外国的地理，中国人不曾研究过；读书人里连到过南洋群岛、或暹罗、朝鲜、缅甸诸国的都极少，所以百姓无从了解与自己接壤的国家，更不必说远处的了——那些地方的名字他们都几乎不知道。本国讲外国地理的书有几部，这里可以举出四部。「一是《东西洋考》，六卷，大八开本。约二百年前所著；第一卷有几幅粗略的图，意在标明外国的方位与形状。二是《海录》，一卷。著者杨炳南，其所知得自一位同乡：那人在海上遇难，被一条外国船救起，在外游历了十四年；回国后瞎了眼，在澳门当通事。三是《海国闻见录》，二卷，小本；约一百年前所著，内中有一幅中国沿海全图。四是《外藩纪略》，四卷，乾隆朝刊行。」更有条理的一部是李明彻的《圜天图说》，讲天文与地理，内容多得自寓居国内的欧洲人。不过即便中国人有了这几门更好的著作，除非在他们的学堂里讲授，书里的知识也没有多大用处。政府里的大员如今已开始看出通晓一般地理之要。林则徐钦差在一八四一年刊行了慕瑞《地理大全》的节译本，凡二十卷；巡抚徐继畬在一八五〇年刊出一部附图的地理纲要；此外更准确、更详备的也已有不少。

他们讲外国的地理之作纵然稀少，描摹本国舆地的书在数目之多与记载之细上，却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字比得上：帝国境内每一个要紧的州县市镇，以及每一个府、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一部方志。可以说，在中国的著述里，舆地与统计一类的书其价值仅次于讲伦理的。单是这一类的书，凑成一座万卷的藏书楼并不难：苏州一府的志与浙江一省的志各四十卷，而《广东通志》竟有一百八十二卷。不过这些书没有一部经得起全译，因为里头搀着那么多传闻与无关紧要的东西；然而凡要写一部中国地理的人，书中有许多资料是不可忽略的。

十八省的气候，已由气象表记载得相当清楚，足以断定其大体的宜人。瘟疫不常光顾这片土地，也不像南印度那样一季被雨淹没、另一季被旱烤干。全帝国的平均气温低于同纬度上任何别的国家，而沿海冷热之悬殊，则与美国大西洋沿岸各州相同。全年平均华氏七十度的等温线从广州以南经过，而它在开罗与新奥尔良则要偏北八度；平均六十度的一线自上海经马赛、罗利、圣路易斯，而在旧金山以北；平均五十度的一线经过北京附近，再往维也纳、都柏林、费城，以及北纬五十二度的普吉特湾。这几条线表明：上海与北京的气温虽与差不多同纬度的罗利、费城相仿，广州却是全球同纬度上最冷的地方，也是热带以内唯一近海而下雪的地方。温带这样楔入热带，其结果之一，可见于南方三省的人比别处同纬度的任何种族都更强健高大；而那里的出产也不那么纯是热带的。上面所举全年的等温线，还不及冬季的那样参差。华氏六十度的一线经台湾南端与香港，再到开罗与圣奥古斯丁，前后差九度；而冬季四十度的一线自上海到君士坦丁堡、米兰、都柏林、罗利，止于普吉特湾，前后差二十度。冬季三十二度的第三条线经山东到西藏北部与黑海、挪威、纽约与锡特卡——前后差二十五度。

北京（北纬三十九度五十五分）足以代表平原那一带气候的中等情形。极端自华氏一百零四度到零度，而全年平均为五十二度三分，比那不勒斯低九度有余；冬季平均在冰点以下十二度，比巴黎（北纬四十八度五十分）约低十八度，比哥本哈根低十五度。一年的雨量很少到十六英寸，多半落在七八月间；下的那点雪只在地上留两三天，与其说是化掉，不如说是被风吹走；没有人把白色同冬天联在一起，倒是人人恳切地祈雪，指望它涤净空气，以防白喉与热症。自高原来的风使晴雨表与寒暑表下落，天却是晴的。春天暑气渐增，风便把尘沙扬遍全境；有些沙暴甚至刮到上海，把千百万吨的土带离本处。这一带的干燥近百年来似乎有增，连年的旱把树旱死，而树一少，如今正在进行的干化就更甚。霜把河封住三个月，冰很便宜。到八月里第二季庄稼长起来之后，秋天便转和，直到十二月初十，天气平静宜人。

平原的气候一般是好的，但近河与大运河沿线的沼泽地带，疟疾与肠病流行。一位寓居南京的人谈到那里及附近的气候说：「这片大平原不过是一块排干了一半的沼泽，湿气过重，因而生出许多奇怪的病，无不严重，而且常常致命。这气候既害别省来的本地人，也害欧洲人。我认识的欧洲人里，没有一个到此之后不病上半年一年的。凡来这里的人都得预备着害间日疟或每日疟。我自己害了两个月的恶性热病之后，又发了十次本地中国人叫作『痧』的病，因为皮上会起一粒粒发黑的小疹，像尘土的颗粒。它来得急、来得猛，把血败坏得极快，几分钟之内血就在脉里停滞凝结。百姓所有最好的法子，是拿一枚铜钱在身上少肉的地方刮出痕来。我头一次发作，两分钟内四肢全麻木了，只怕来不及受临终涂油礼就要死。稍稍缓过来以后，接着便是极度的倦怠。」季候风是北纬三十一度以南沿海气候里一个要紧的成分。旱季与雨季对应着东北与西南两道季候风，以清凉的阵雨消夏天之暑，又使冬天爽健宜人。台湾海峡以北，它们在夏天不如冬天那样有定准。

上海的居民苦于春秋两季的骤变，肺病与风湿症很常见。最高华氏一百度，最低二十四度，但结冰不常见，雪也不在地上久留。夏天的平均气温白天自八十度到九十三度，夜里自六十度到七十五度；冬天寒暑表白天自四十五度到六十度，夜里自三十六度到四十五度。

宁波多少因为有山，冷热之差比上海略大。一年之中寒暑表自二十四度到一百零七度，两个钟头内变二十度也不稀奇，因而是沿海最不卫生的一处口岸。这里冷热两季各占三个月。东北风一起，寒气极其刺骨，非生火不可，本地人却只靠多加衣服将就。直隶通行的大砖床——炕——在这里不多见。池子里结冰，人们收起来贮鱼。雪常下，却不久留。浙江的山上间或积雪数星期，厚至六英寸。福州与广州都在山脚下、离海岸不到一百英里，其气候的冷热之差大于厦门与香港。前两处每年冬天都有霜有冰，因此屋里生火令人惬意。福州的极端自三十八度到九十五度，十二月平均五十六度，八月平均八十二度。沿这一整条海岸，最爽快的季候风使夏天极其可人。厦门的气候宜人，但它处在岛上，住起来略不如大陆那样惬意。这里寒暑表一年自四十度到九十六度，没有宁波那样的骤变。热的时候更长，却有海上的风为之消减。

广州及其附近的气象已被仔细研究过；总的说来，它的气候、尤其是澳门的气候，可算比南北回归线之间大多数地方都更宜于养生。广州的寒暑表七八月间平均在八十度到八十八度，正二月间在五十度到六十度。一八三一年所记最高的一次是七月的九十四度，最低是正月的二十九度。浅器里有时结出一两分厚的冰，却无人取用。一八三五年二月那里下过将近两英寸厚的雪，在地上留了三个钟头。市民从没见过雪，简直不知道该叫它什么，有人称之为「落棉」，人人都想留一点当退热的药。一八六一年冬天又下过一次类似的雪。二三月间常有雾，天热时雾很令人不快，非得生一点火把屋子烘干不可。雨多半落在五六月，却不像加尔各答和马尼拉七八九月那样成其为雨季。正经的季候风自西南来，常有阵雨消暑。此后几个月北风起，但自十月到正月气温宜人，天空明净，空气使人振作。大城之中，比广州更宜于养生的不多；虽然城里许多地方是建在木桩上的，却并无时疫与瘴气流行。

澳门与香港因近海，冷热之差不及广州。亚洲很少有比澳门更宜于养生的城；不过有人说过，那里的本地人少有高寿的。最高九十度，夏天平均八十四度。最低五十度，冬天平均六十八度，日照几乎不断。这里不常见雾，江上却多，黄埔尤其常有。东北大风在春秋两季常见，而且明显地以三日为期。冬天草木的大貌不改，树停止生长，草转为褐色；但三月里温暖的湿气一刺激，景物的样子很快便见分晓，鲜绿的新叶迅速取代旧的。香港早年之被说成不宜于养生，是别的缘故，并非气候；等到它成了一座建造完善、沟渠通畅的城，那份不合卫生也就消失了。它的雨量大于澳门，因为高峰有吸引之力。下雨的时节，屋墙会潮，若是新抹的灰，便会滴水。

中国人认为广东、广西与云南三省是十八省中最不卫生的，因此拿它们作东北各州县罪犯的流放之地。内地几省在某些方面最为爽健，不像沿海那样易骤变，也不像西部与北部各处那样冷。四川与贵州因境内与境上有山，比福建与浙江凉爽。

中国海岸与美国海岸在雨量上的显著差别，无疑大半要归于前者自台湾到库页岛那一串外海的岛屿，其高山把云挡在内陆之外。黑潮既在诸岛以外，它与中国海岸之间的冷水便比大西洋岸边多得多；若单看等温线，这就使中国海岸比彼处冷了将近八个纬度。这一大片冷水蒸发少，便使沿海各省的雨量不足，而且沿平原边上愈往北愈少，直到长白山为止。落在西部各省与巴颜喀拉山坡上的雨，是西南季候风时节自印度洋上来的，云被驱着向东北越过长江与黄河两流域，雨量便一路递减。甘肃西部因湿气足，山上的草木比再往东、近海处更盛。六月里还下雪，一年十二个月都有霜。中国西部近西藏处地势奇高，又没有像北美五大湖那样一大片水面，梅岭以北的山又光秃——美国与中国之间这种差别，多半由此而来；不过要下准确的断语，还须有更广泛的资料。

广州的年雨量为七十英寸，这是十六年观测的平均数。其中有一年记到九十英寸。全年将近一半落在五月、六月与九月。上海四年的平均为三十六英寸。长江流域没有记录在案的观测。近高原边缘处，直隶一省的雨量平均十六英寸，山西与山东略多，因为山能招引湿气。四分之三以上的雨落在八月三十一日以前的那十周之内。平地上的雪很少留过半个月。

六七月间南方沿海气温升高，加上别的缘故，便在海边生出猛烈的风暴，叫作台风，这个词出自中文的「大风」。这种毁灭性的旋风自海南到舟山，在七月与十月之间发作，随节令推移渐次北上，到高纬度处威力便减。它们每年都使中国水域里本国与外国的船只大受损失，那一带海岸上沉没的帆船，一半以上是毁于台风。所幸它们的凶威多半在海上耗尽；可是一旦在陆上发作，人命的损失就骇人了。一八六二年八月与一八七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广州、香港及其附近两场这样的风暴，报上来的死者各在三万以上。后一次，三千五百吨的美国轮船「阿拉斯加」号被自锚地抬起，轻轻放在近岸五英尺深的水里，几个月后才平安浮了出来。

台风的力气耗在一条窄窄的路径之内，就有记载的几次而言，这条路并无一定的方向，只是大致沿着海岸自南而北，偏角或大或小。预示其将至的主要征候，是风向——起初是自北来的柔柔微风，却既不消暑，也不搅动那令人窒息的沉寂——以及晴雨表的下落。玻璃管里的水银通常在风暴来临前几个钟头开始下降，空气的稀薄又见于海面虽仍平静而重浪已涌上沙滩。风转向东北时渐强，自东北到东南这一段吹得最猛，一阵一阵没有定准。雨在风将止时下得最大，那时晴雨表开始上升。气压降到二十八英寸以下也不稀罕。克鲁森施滕船长一八〇四年记下他见水银沉得看不见时的惊讶。

中国人在海南给「飓母」立了庙，那是一位女神，他们祈求她护佑，免遭这些飓风之害。他们说：「台风未至数日前，时闻微声，旋而止，或急或缓，此谓之『酿飓』。既而火云密聚，雷声沉重。虹现，或成全弧，或断而复合，虹脚插入海中。海作吼声，怒涛沸腾；乱石相撞，断藻浮满水面；天色昏黄浊重；水鸟惊飞；树叶尽向南偃——台风至矣。若更加以暴雨骇浪，则狂飙尽力而发：屋宇飞上山头，舟船移置旱地；牛马倒栽，树木连根拔起，海水沸涌二三十尺，淹没田畴，草木俱毁。此之谓『铁飓』。」美国大西洋沿岸各州每年发作的那种奇特的狂风，叫作龙卷，只在几英里长的一线地面上作祟，中国是没有的。中国气候之宜于养生，与其居民的文明大有关系。世上同样大小的地面，论大体之宜人，没有超过它的。

中国人是唯一在地名之后缀一个字以标其等第的民族。为此所用的三个字——府、州、县——曾被译作「一等」「二等」「三等」；但这样分等并不十分确切，因为这几个字不单指那一座城，而是指它所领的一片地方。这几个字以及别的字的意思、和它们所指的分划，可以这样说明：

「十八省分为府、厅、州、县。府是一省中的一大片，由一位文官总管，直接隶属于一省的长官。厅是省内比府小的一种分划，或者同府一样由一位直接隶属于省级长官的官员治理，或者作为府的下属而存在。前一种叫『直隶』，意即直接归省里管辖；后一种就单叫厅。州与厅相似，也是或者不隶于别的分划，或者作为府的一部分。两者的区别在于：厅的治理比州更近于府；州的用度较省。凡加『直隶』二字的厅与州，可以同府一样称为『郡』或『府』；而『直隶』二字可以译作『独立的』。下属的厅与州则都可以叫作『属』。县也是一属，是一府、或一直隶州、一直隶厅之下的一小片或一部分。

「每一府、厅、州、县至少有一座有城墙的城，是治所所在，与它所属的那一府或一属同名。于是香山是香山县的首邑，肇庆是肇庆府的首邑。欧洲的著者把府的首邑称为一等城，州的称为二等城，县的称为三等城。厅这一级因不常遇到，便被撇在这套排列之外——而这套排列在中国本是不被承认的。须留意的是：一府的首邑必定同时也是一县的首邑；有时城大而要紧，它与四围的地方便分为两县，两县的治所都在同一道城墙之内，厅与州则无此例。一属并不总要再分；也有整整一属只有一座要紧的城的。不过既然常有大城、甚至有城墙的城并不在首邑或属城之列，因而不是一州一县正印官的治所，于是把一属再分便往往成为必要；而为着更好地治理这样的城镇及其四围的地方，便设佐贰之官，位在其所属的府或属的正印官之下。例如佛山是一座极大的商埠，称为『镇』，在广州府南海县境内，离广州约十二英里。府的正印官因此派一位佐贰驻在那里，这座镇一部分归他管，一部分归南海县的正印官管——佛山在南海县境内，而这位正印官住在广州。各省这样的『镇』有好几处，如江西的景德、湖南的湘潭等等；它们都没有城墙。澳门是另一个例子：它因幅员与外人居留之故颇为要紧，便设了一位香山县的佐贰管辖，同时又归府的正印官的一位佐贰节制。这些佐贰之官，在府的正印官之下有两级，在州的正印官之下有两级，在县的正印官之下也有两级。归这些佐贰所辖的地方有各样名目，最常见的是镇与所，有时也叫寨与卫。这些名目似乎与其中所行的某种特定的市政之制无关；不过寨与卫往往是驻兵之处；有时一处地方就文治而论是一府的首邑，就武备的位置而论却叫作卫。还有更小的城镇，归更低的官员管辖，叫作巡检；归这样一位官员管的一片地方叫作『司』，用『乡』或『区』来代表最为贴切。黄埔镇及其四围便是这样一处，叫作茭塘司，属广州府番禺县。

「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的山区，以及别的一些地方，另有叫作『土司』的属地。其中也一样分府、州、县，以及更小的『司』。这些府属的官员世袭相承，是最高的朝廷所承认的唯一世袭的地方官。

「还有一种比上述各种都大的分划，因为并非到处都有，所以起先没有提。它叫作『道』，包括一省之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府——无论是府，还是直隶厅、直隶州。这些道归叫作『道台』的官员管辖，他们往往于政务与刑名之外，兼有军权以及关涉地方或钱粮的种种职掌。」

十八省是在乾隆朝定下如今的疆界与分划的；而外间对中国地理所进甚微，有一事可见：这些分划虽在一百年前就已确立，一七一〇年测绘时的旧界，至今仍见于许多近世欧洲的地理书与地图。下面按省开列今日的分划与治法。所记的府一项包括府、直隶厅、直隶州，都算作郡；属一项包括厅、州、县。

直隶，面积五万八千九百四十九平方英里，府十一，直隶州六，厅三，州十七，县一百二十四；省城保定府；由一位总督治理。

山东，面积六万五千一百零四平方英里，府十，直隶州二，州九，县九十六；省城济南府；由一位巡抚治理。

山西，面积五万五千二百六十八平方英里，府九，直隶州十，厅三，州六，县八十五；省城太原府；由一位巡抚治理。

河南，面积六万五千一百零四平方英里，府九，直隶州四，州六，县九十七；省城开封府；由一位巡抚治理。

江苏，面积与安徽合计九万二千九百六十一平方英里；江苏府八，直隶厅一，直隶州三，厅二，州三，县六十二，省城江宁府；安徽府八，直隶州五，州四，县五十，省城安庆府。两省各设巡抚一员，同隶于一位总督，称两江总督；江西亦然，其面积七万二千一百七十六平方英里，府十三，直隶州一，厅二，州一，县七十五，省城南昌府。

浙江，面积三万九千一百五十平方英里，府十一，厅一，州一，县七十六；省城杭州府。福建，面积五万三千四百八十平方英里，府十，直隶州二，厅三，县六十二；省城福州府。两省各设巡抚一员，同隶于一位总督，称闽浙总督。

湖北，面积与湖南合计十四万四千七百七十平方英里；湖北府十，直隶州一，州七，县六十，省城武昌府；湖南府九，直隶厅三，直隶州四，州三，县六十四，省城长沙府。两省各设巡抚一员，同隶于一位总督，称湖广总督。

广东，面积七万九千四百五十六平方英里，府九，直隶厅二，直隶州四，厅三，州七，县七十九；省城广州府，即广州。广西，面积七万八千二百五十平方英里，府十一，直隶州一，厅三，州十六，县四十七；省城桂林府。两省各设巡抚一员，同隶于一位总督，称两广总督。

云南，面积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九平方英里，府十四，直隶厅三，直隶州四，厅五，州二十七，县三十九；省城云南府。贵州，面积六万四千五百五十四平方英里，府十二，直隶厅三，直隶州一，厅五，州十三，县三十四；省城贵阳府。两省各设巡抚一员，同隶于一位总督，称云贵总督。

陕西，面积与甘肃合计十五万四千零八平方英里；陕西府七，直隶州五，厅五，州五，县七十三，省城西安府；甘肃府九，直隶州六，厅七，州七，县五十一，省城兰州府。两省同隶于一位总督，称陕甘总督，另于陕西设巡抚一员。

四川，面积十六万六千八百平方英里，府十二，直隶厅六，直隶州八，厅九，州十一，县一百一十一；省城成都府；由一位总督治理。

直隶一省在全境中最为紧要。外国地图上有时写作「北直隶」，那是从前为与江南即「南直隶」相别而起的名字——江南从前曾是政府所在。这个名字是形容而非专称，意即「直接治理」，表明统治全帝国的最高权力自此省而出；因此，凡皇帝与朝廷驻跸之省，都可称为「直隶」，其首邑则称「京」，或称「京都」「京师」。此省在长城以南的地面是平的，只西边与北边有几道岗峦；东部以及南至海湾一带，则是大平原里最平坦的地方之一。

它东北界辽东，有一小段以长城为界；东临渤海湾；东南与南界山东；西南界河南；西界山西；北界内蒙古，以辽河为界。长城以外那一大片地面多为察哈尔蒙古人所居，如今也划入辖境，由驻在长城某一座设防关口的官员管理；这一部分的面积约当全省之半。省内首要的一府是顺天府，既大且要，因为京城在其中，故分为四路，各由一位同知治理，同知又隶于住在北京的府尹。

北京，意即「北边的京城」，坐落在一片沙质的平原上，在白河西南约十二英里，离河口西北偏西一百多英里，北纬三十九度五十四分三十六秒，东经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七分，差不多与撒马尔罕、那不勒斯、费城同纬。这座城在许多方面都值得一记。它在封建之世曾是燕国的都城，后来又做了多少世纪的帝国京师，这就给了它历史上的分量；而它的宫阙、它宽阔的大街与巍然的城门城楼、它整齐的布置、它的广大、它的稠密、以及衣冠车马之纷繁，合起来使它在旅行者眼中成为亚洲最有意思、最独一无二的城。它如今残破而贫困，但乾隆盛世遗留的宏丽，仍见得出一百八十年前天主教著者拿它与西方城市相比是并不过分的。城墙连关厢的周围，比丘林算作二十五英里，面积二十七平方英里；但单就城墙更精确的丈量，满城连横墙在内是四十一里，即十四英里四分之一（合二十三点五五公里），其南的汉城是二十八里，即十英里；不算横墙，周围将近二十一英里。十三座外门附近的关厢加起来占全城的比例甚小；墙内的面积将近二十六平方英里。最有条件了解的寓居者，估计全城人口为一百万或略少；并无户口册可以坐实这个数字，满洲人、蒙古人与汉人各占多少也说不上来，只知汉人多于其余各族之和。杜赫德算作约三百万，克拉普罗特算作一百三十万；两个数目大概各在某个时期是对的，因为人数已随着政府的困窘而减少。

北京被中国人看作古城之一，但直到一二六四年忽必烈在此建立朝廷，才成为全帝国的京师。继蒙古人而起的明朝皇帝一直以南京为朝廷所在，到一四一一年永乐把政府迁到北京，此后便一直在这里。蒙古人治下，此城叫「汗八里」，意即「汗之城」，当时的记载里变作「甘巴鲁」；中国地图上通常称「京师」。

北京在它的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不同的名字；每遭一次劫难，城墙便改，房屋便重建，所以它今日正如古罗马与拜占庭两帝国的京城一样，立在几百年积累的废墟之上。最要紧的几次重修，一是辽朝在公元九三七年把全城彻底重建，一是金朝在一一五一年的重修。

它起初只有一道城墙，开九门，因此有时被称为「九门之城」。南边的关厢在一五四三年由嘉靖圈入城内，如今全城分为两部：北边或叫内城，约十五平方英里，宫殿、衙署与营房都在其中；南边或叫外城，是汉人所居。满城的墙平均高五十英尺，顶宽四十英尺，底宽约六十英尺，收分多在内侧。外城的墙不过高三十英尺，底厚二十五英尺，顶厚约十五英尺。马道上通铺六十磅一块的砖；雉堞环绕全城，只为弓箭与鸟枪而设，因为并无炮眼。这无疑是今日存世的城墙中最好的一道。城门共十六座，门附近的墙面砌石，别处砌这种大砖，以石灰与黏土的三合土砌合，久而久之几乎与石一样经久。两面砌面之间填的是护城河挖出来的土。外侧每隔六十码有一座方形的马面，各突出五十英尺，每第六座大一倍；其顶上可容驻兵抵御侧攻。每座城门上有一座多层的砖楼，高一百多英尺，筑成带炮眼的回廊；自开阔的平原上望去，全城显得极其巍然。满城的城门是双重的：把两侧的墩台以一道圆墙连起，墙上开侧门，于是围出好几英亩的一片瓮城，其中黄瓦的关帝庙格外显眼。所有城门的券洞都以花岗石砌得极实；厚重的门扇每晚天一黑就上闩关闭。

城门两侧以及门与门之间有登城的马道；这些马道对平民是禁绝的，守卫也不许带妇人上城，那会被认为是对关帝的冒犯。城的护城河由通惠河供水，城内城外一切河渠也都由它供给。自通州到北京是一条高起的石路，但墙内的房屋一点也看不见；若不是城门上有那些高楼，它看去更像一座被厚墙围着的大营，而不像一座大都会。这座城以及中国任何一座城，都没有教堂的尖顶与钟楼，没有柱、碑，没有穹顶、尖塔，甚至没有多少高出一头的房屋，来打破那一片沉闷的划一。在北京，官署上黄的绿的琉璃瓦掺在寻常房屋的褐色屋顶之间，给这景象添了些变化；不过用来解闷的主要还是成丛的大树，以及庙前成对的旗杆。自城上望去，令人感到筑城者气魄之宏大；而紫禁城里高出一切的宫殿，无愧地表明了他们心目中中国之主该有的气象。钟楼鼓楼、景山、白塔、佛塔与城门楼，最后还有天坛，自此处也都望得见，使这幅景象既如画又别致。

这里所附的城图是自一幅中国大地图缩绘的，不很准确。北边一部大体占着马可·波罗笔下汗八里的地面，不过那时还向北伸出约两英里，蒙古人旧北墙的遗迹至今还在。蒙古人被逐之后，洪武筑了如今的北墙，他的儿子永乐在一四一九年把其余三面按稍大的规模重筑；但街道与城门的布置仍是那位大汗的手笔。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取得此城时，发现一座壮丽的城已现成地摆在那里，完好而坚固，他们便把它分给官员与旗人；可是这些人不如汉人俭省经营，不久便迫于境况把房子卖掉，自己迁到更简陋的住处去；因此北城如今大半住着汉人。内城最里的一圈是宫殿及其附属的建筑；第二圈是营房、衙署与许多私宅；最外一圈大半是住家，大街上有铺子。

最里的一圈周围六里三分，合二点二三英里，叫「紫禁城」，意即「紫色的禁城」；这道墙不及城墙那样厚实高峻，覆着鲜黄的瓦，由许多旗兵与巡捕的哨位守着，外绕又深又宽的护城河。东西两面的东华门与西华门通到皇帝这处居所的里面，以及附属的地面与房屋，那里驻着守卫龙座通路的兵；每角一楼、每门之上一楼，也都可以驻兵。这一圈的里面被两道南北的墙分为三部，全部是一进进的庭院与殿宇，其布置与营造远胜中国同类的任何建筑。依寻常中国人的想头，这里无一不是金银：「他会对你说金柱银柱、金顶银顶、金瓶银瓶，瓶里游着金鱼银鱼。」

南边的门叫「午门」，自正对前门的入口往北数是第四道，这近半英里的一段驻着兵。午门通到中间一部，帝王的宫殿都在其中；这道门专属皇帝，他每过一次，门上楼里的钟便撞一下；他的兵得胜而归时则击鼓，俘虏在这里献给他；他赐给藩属与使臣的礼物，也在这里隆重颁发。过了这道门进一座大院，越过一条小河上五座刻花的白石桥，来客经太和门进第二座铺着白石的院子，两侧以门、廊与柱廊为界。院子尽头的下一座建筑叫「太和殿」，是一座壮丽的白石之构，高一百一十英尺，立在高出地面二十英尺的台基上；五道饰有栏杆与雕刻的台阶通上去，五座门自殿中通到下一进院子。这是一座七十二根柱子的大殿，约二百英尺长、九十英尺宽，当中设着宝座。皇帝在元旦、万寿以及别的大典上在此受朝；约五十名内廷侍臣侍立近旁，王公与大小臣工则按班次立在下面的院子里，奉召时一齐依定礼俯伏行礼。一七九五年正月二十日，乾隆就是在这座殿里赐宴德胜与范罢览的，这桩有趣的典礼由那位荷兰使臣记了下来；自那以后，再没有欧洲人进过这座殿。这一圈里的三座殿是朝会之所，两旁的房屋是内务府所管的库藏与珍宝，以及若干小衙门。

再往里是两座殿：头一座是「中和殿」，圆顶，架在几乎排成四方的柱子上。皇帝到这里查看国家祀典所用的祝版。第二座是「保和殿」，立在高高的白石台上，内有九列柱子。文学上最高的功名每三年在这里由皇帝授给一百五十名或更多的士子；元旦前一日，他也在这里宴请外宾与别的贵人。登上一道台阶、过了乾清门，来客便到「乾清宫」，没有特旨谁也不能进。宫里有议事之所，皇帝通常在早朝时坐在那里直到八点，与大臣议事，并召见新放的官员。这座宫最为紧要，据说也是一切宫殿中最高最壮丽的。它前面的院子里有一座鎏金铜的小塔，饰着许多人物，两旁有大香炉，其用途无疑是祭祀的。一七二二年是康熙在位的第六十年，他就在这座宫里为全帝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办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千叟宴。他的孙子乾隆在一七八五年、在位第五十年时重办了这场典礼，那一次赴宴的约三千人。再往里是「坤宁宫」，「天之配」在宫闱之中于此主持她那一个小小的朝廷；这一圈里还有许多较小的房屋，紧靠紫禁城北墙的是御花园，专供其中人游赏。园中点缀着精雅的亭榭、佛堂与树丛，间以渠、泉、池沼与花畦。两丛树自小湖中升起，另一丛盖着一座假山之顶，为这景致增色，也给宫里的人添一份可喜的变化。

紫禁城的东部是内阁办事之所——阁臣在那里议事——以及宫中的库藏。其北是「传心殿」，在那里祭祀孔子与别的先贤。离这座殿不远是「文渊阁」，即藏书之所，其书目不时刊行，是中国文献一份极好的提要。东部的北端是许多宫殿与房屋，住着宗室诸王及其眷属；这一带还有「奉先殿」，是一座小庙，皇帝到那里「祝其祖先之福」。皇帝与家人在此对着已故先人的神主行礼；凡出宫入宫、每季之首以及别的时节，这位君主都在这座殿里行他的礼。

西部有各式各样公私两用的建筑，其中可举的有表彰历代名君、名臣与名儒之所、印书之所、稽核宫中收支的衙门，以及本城的「城隍庙」。紫禁城里住着多少人说不上来，大概不多；其中大半是满洲人。

围着宫殿的第二圈叫「皇城」，是一个长方形，周约六英里，绕以二十英尺高的墙，每面开一门。自南门即「天安门」起，一条大道直通禁城；门前墙外另有一大片圈起的地方，南面只开一口，叫「大清门」，除特许外，谁也只准步行进入。墙内大道的右边有一道门通「太庙」，即皇家祖庙，是一大片被周三千英尺的墙围着的建筑。它是仅次于天坛最受崇敬的祀典建筑，内有王公与功臣的神主。这里在已故帝后的神主前陈设供献，年终由皇族与宗室向他们已故的先人行礼。与此庙隔道相对，另有一门通「社稷坛」，即土谷之神的坛。这两位神原是公元前二千五百年的司空句龙，以及周公的远祖后稷；皇帝在春秋两季于此致祭。这座坛分两层，每层高五英尺，上层五十八英尺见方；全帝国再无第二座这样的坛，谁若筑一座并在上面祭祀，那就等于大逆。坛的北、东、南、西四面之土分别为黑、青、赤、白，顶上为黄；此处祀典所行的仪节，是中国人所行的礼中最古的一类。

宫的北面隔着一道护城河、周围一英里有余的墙之内，是「景山」，一座人工的土山，将近一百五十英尺高，有五座峰，各冠以一座亭子；这些亭子里有许多已见出公家建筑那种很快便废弛的样子。各色树木绕其麓，也夹着通向顶上的小径。它的高度使人得以俯瞰全城，而它自己也从各个方向望得见。堆它的土石取自城内城外所挖的沟与池，近麓处有许多形状与景致都很入画的水池；因此合起来是全城一大装点。它又名「煤山」，传说那里曾堆过一批煤，以备被围时之需。这一圈的西部大半为「西苑」所占，苑内与苑外有京城中几处最美的景物。当中是一片一英里多长、平均宽一浪的人工湖，水自西山来，湖面点缀着华美的荷花。一座九孔的白石桥横跨其上，两岸有树丛遮荫，树下是铺得很好的步道。东南岸上有一座大水榭，由几座或在水中、或架在水上的建筑组成，圈着若干园子与步道，园中园外有堆石的假山，与树丛、花畦相间或相承，极为美观。

西边是校阅武举的场子，皇帝亲自在那里看他们演骑射。湖的北端有一座桥通到一个小洲，那洲看去像一座缓缓上升、覆着树丛、佛堂与水榭的小山，顶上有一座塔，登之可极目远望。桥北有一座岛上之山，叫「琼华岛」，上冠白塔。近旁有一座周四十英尺、高四英尺的坛，绕以矮墙，并有一座庙祀元妃嫘祖——相传是她发明了养蚕——皇后每年在此致祭；附近还养着一片桑林与一处蚕室。离此不远、在湖的北岸，「阐福」之寺附近有一尊鎏金铜的弥勒——即未来之佛——高六十英尺，有一百条臂；这座寺是西苑最大的装点之一。越湖到西岸，自街南头第一道门进去，是「紫光阁」，皇帝在这里接见外国使臣；这一圈收拾得极其用心，杉林之间可见许多殿堂与佛堂。布置这些园林苑囿所存的用意，是要把它们做成天地的缩影，再于每一处配上便利的房屋。不过这些宫殿苑囿纵然在新的时候何等雅致，只怕皇帝对于洁净与秩序的见识并不比他的臣民高明，因而这两圈之内各样公私建筑与园林，倒有一半的美被尘垢与荒疏糟蹋了。两圈里宫殿的数目估计在二百以上，王致诚含糊地说，「每一座都大得足以容下欧洲最大的贵人和他全副的随从」。

自皇城向南通到那道分界之墙的大道两旁，是主要的衙门。六部之中有五部的司署在东边，刑部连同它的下属各司与它的法堂在西边；紧接着刑部之南是都察院。隶于礼部、专司编历的衙门——通称钦天监——正在都察院之东；太医院的堂子离得不远。「翰林院」即国家的学院，与「理藩院」即管藩属的衙门，也在皇城的东南角附近。与理藩院相对的是「堂子」，皇帝与宗室诸王在那里祭祀当朝的远祖；他们穿着礼服成列而来时，皇帝以一族大祭司的身份在他已成神的祖先前行最高的礼，即三跪九叩。他行完礼后，随侍的贵人再行同样的礼。庙本身安处在一片杉树与别的树丛之中，四围圈起的一大片地方收拾得很齐整。

城的东南部、一部分筑在城墙上的，是观象台，康熙曾把它交天主教传教士掌管，如今则托付中国的天文家。仪器陈在一座高于城墙的台上，都是精美的青铜之作，虽然如今已陈旧，于实测无用了。差不多正对观象台的是贡院，一省的士子聚在那里作文章。城的东北角是俄罗斯馆与天文办事之所，圈在一大片院落里；附近住着入教的人。西去约半英里是「雍和宫」，即「永远安宁的喇嘛庙」，其中约有一千五百名蒙古与西藏的僧人研习佛法，或者在一位「格根」即活佛的管束之下虚度时日。他们的课程包括名理、苦行、星命与医术；每日的功课在几座院子里做，这么多人一同诵经唱赞，听的人觉得极为庄重。后面一座房子里有一尊七十英尺高的木雕弥勒；这一整所庙宇，就其建筑、图画、塑像、僧房以及内部研习、起居与礼拜的布置而论，是全帝国最完备的之一。城中别处还有几座较小的喇嘛庙。

雍和宫正西，与它的热闹形成最大的对照，是孔庙：古柏成林之中，巍然立着「文庙」，「万世师表」与他十位大弟子在其中受祀。这座殿面宽八十四英尺，高高的屋顶架在四十多英尺高的木柱上，覆着那间唯一的堂屋，他们的神主分龛而设，他居于最尊之位。一切都简素、安静而萧然；这里的景象是对一族人道德之师应得的尊崇一个动人的实例。隔着院子相对的是十面形如鼓的花岗石，相信是公元前八世纪所造，上刻记周宣王田猎之事的诗章。另一座院子里有许多石碑，刻着自元朝以来进士的名录，几千个名字连同籍贯都在上面。紧挨此庙的是「辟雍宫」，即「经学之堂」，皇帝在那里接见举子与儒士。它是中国建筑趣味的一件佳作。近旁有三百块石碑，上刻钦定的经文。

皇城之北是九门提督广大的衙门，全城的巡捕与驻军归他统辖，他在民政上也有极大的权柄。钟楼与鼓楼在地安门以北通往城墙的街上，各高一百多英尺，都是显眼的景物；夜里按更击鼓撞钟，全城都听得见；那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具铜壶滴漏来计时——这是中国人守旧的一个好例子，因为自鸣钟如今已通用，还要拿它来校正漏壶的差错。

皇城西南角外是回回的礼拜寺，附近住着许多突厥人，他们的祖先约在一百年前自回疆迁来；因此这一带是来京的回教徒聚集之地。礼拜寺西南、近那道横墙处，是「南堂」，即旧日葡萄牙人的教堂；紫禁城正西、皇城之内，是「北堂」即主教座堂；两处都是堂皇的建筑，附近有大学堂与修院，教养儿童与初入教者。中国京城里供各种宗教之用的建筑有：希腊、拉丁与新教的教堂，回教的、佛教两大宗的、道教的、祭祖的、国家祀典的，还有奉祀孔子与别的成神之人的庙，此外供奉本国流行偶像的更不计其数。最值得一提的是「历代帝王庙」，在通往西门的大道上，是一大片殿宇，中国远古以来历代君主的神主都在其中受祀。入这座英灵之殿的规矩，是除暴虐无道者、被弑者与亡国者之外一概收录。这座纪念之庙开于一五二二年；满洲人甚至把金、辽两朝的鞑靼君主也收了进去，使神主的总数将近三百。这是一幅动人的景象：这些曾经统治中国的人，如今只剩一块块朴素的神主并列在此，受着后继者的祭祀，好让他们的英灵护佑国家。这样单取贤君，令人想起古耶路撒冷的成例：不许恶王入列王之墓。历代的名臣，中国人称为「国之柱石」的，也在此庙中与其君主并祀，认为他们受同样的尊荣并无不当。

这座出奇的庙略西是「白塔寺」，得名于近旁一座名贵的白塔，那塔约建于公元一一〇〇年，十三世纪由忽必烈重修，一八一九年重建。它最显眼的是顶上那把大铜伞。塔成之时，据记载通体覆以碧玉，檐角的出挑饰以极精的雕琢，布置得很有品味。这座建筑里藏着二十粒佛的舍利、两千座泥塔与五部咒书；四围还有一百零八根点灯的小柱。城里那道横墙以南的部分大半住着汉人，其中有几百座「会馆」，是帝国各地州县的绅士所建，供本乡人来京时住宿。那里街道狭窄，房屋与市集的整个样子都见出百姓的生气与勤劳。几百家客栈接待在内城找不到住处的行旅，货栈、戏园、仓廪与市场则自四方招徕或供应主顾。这里更放纵，也更少拘礼，汉人的官员在这里觉得比在满洲同僚跟前自在些。

宫南三英里、在汉城之内，是「天坛」，之所以设在那里，是因为古时的成例要在皇帝所居之城的郊外祭天。这片地方绕着三英里多的墙，里面种着密密的槐树、松树与杉树，间以片片草地。第二道墙围着那几座圣所，墙内是一片壮美而茂密的柏林，令人想起古希腊名庙近旁那份庄严的荫翳，或者西亚那些著名神祠的记载。南边的大坛即圜丘，是中国祀典建筑中最要紧的一座，是一座美丽的三层圆形白石台，底层直径二百一十英尺，中层一百五十英尺，上层九十英尺，每层绕以雕镂华美的石栏。这座建筑的尺寸里可以看出一种奇特的、以三及三的倍数为象征的用意。最上一层高出地面约十八英尺，铺着白石板，排成九个同心圆——最内一圈九块，围着当中的一块；由此向外，每一圈依次是九的倍数，直到最外一圈达到九的平方（九是中国哲学所喜的数）。皇帝在冬至祭天、祭祖时，跪的就是上层正中那块圆石。

四道各九级的台阶自这一层通到下一层，那里设着日、月、星辰与太岁之神的神位。四道台阶尽头的地上立着铜器，里面放着帛与若干牲畜，那是祭品的一部分。可是论燔祭，比这些要紧得多的是那座九英尺高、外砌绿琉璃、三面有琉璃台阶可登的大燎炉。这座炉筑在坛东南约一百英尺处，每年大典时在其中焚一头完整无瑕的犊为燔祭。宰牲亭在北坛之东，在一道七十二间、每间十英尺长的曲折长廊即神厨廊的尽头。

与天坛隔着一道矮墙的，是一座较小却更显眼的构造，叫「祈谷坛」。它的比例与布置略同于圜丘，但上层台上耸立着一座壮丽的三重檐圆形建筑，外国人称之为「天之庙」。这座精工的殿宇，顶上的鎏金宝顶高出台面一百英尺，原先覆着蓝、黄、绿三色瓦，乾隆把这些颜色一律改为蓝色。若在这灿烂的色彩之外再计上雕绘华美的檐、用蓝玻璃棒串成的帘所遮的窗、以及那罕有的匀称，则称这座殿为京城——实在说是全帝国——最了不起的建筑，并不算过分。它的本名是「祈年殿」。殿内供神主的大木龛，与祭日在圜丘上搭起的那些可移的蓝木小幄相对应。每年立春（二月初六）之后的某一天，皇帝在此为一年之丰祈祷于天。遇旱时也在这座坛上祈雨，皇帝须以悔罪祈求者的身份步行三英里到「斋宫」去。这座坛与北坛一样，东南有一座绿琉璃的燎炉；离那七十二间长廊不远的空地上，有七块大石，据说是自天上落下来的，能保国家的吉祥。

与天坛这一大圈隔街相对的是「先农坛」，即祀神农之坛——相传是他发明了耕作。这片地方周约两英里，内有四座各别的坛：祀天神的、祀地祇的、祀太岁的、祀神农的。这里的祀典在春分举行，届时皇帝在礼部若干官员与别的臣工襄助之下，行耕藉之礼，耕圈内一块地。州县官与知府也各耕自己的一块；但皇帝那一块除他自己外谁也不许动手。前两座坛是方形的；东边祀天神的一座长五十英尺、高四英尺半：上面四块石碑刻着云、雨、风、雷之神的名号。祀地祇的一座长一百英尺、宽六十英尺；这里五块石碑刻着中国名山、大海与大湖的名号。这些神祇在不同时节受祭，祭品连同所上的祝文一同在炉中焚化，以便在幽冥之中达于神前；贯穿其间的意思近于致敬，而不是赎罪。

汉城将近一半没有住户，许多空地都种着庄稼；天坛附近一处养金鱼的大池是个有趣的地方。这道城墙以西，「天宁寺」中有一座显眼的古塔，将近二百英尺高，是那座城门的地标。北京这一带在辽、金两朝占据时建得最好。大城以西是月坛，正对着的东边是日坛；「地坛」在北边，与前面说过的天坛相对。皇帝一年十二个月在这些地方行祭礼。

地坛这一圈较小，凡与祭祀有关的一切，其规模都不及天坛。主坛两层，各高六英尺，分别为一百零六英尺与六十英尺见方；皇地祇的神位设在上层，与列祖列宗的神位同在，一齐在夏至受祭。祭祀的牛此后是埋掉而不焚化。坛南紧挨着有一小方水池。

自地坛向北约两英里，路上要穿过马可·波罗时代北京一道残破的城门，便到「大钟寺」，北京的大钟就悬在里面。它铸于一四〇六年前后的永乐朝，一五七八年加建一座小殿把它罩住。连钟钮在内高十四英尺，唇口周长三十四英尺，厚九英寸；重十二万磅；以一根悬在外面的粗木撞之。这位皇帝共铸了五口钟，只有这一口悬挂起来。钟的内外密布着无数汉字，是《法华经》与《楞严经》两部佛典的节文。就某些方面说，这可算中国现存最了不起的一件工艺品；它是世上最大的悬钟。顶上一个方孔使它在最重的撞击下也不会裂开。

北边的德胜门外不远有一片阅兵的空场，附近有一座颇有名的佛寺叫「黄寺」，其圈内有乾隆所立的一座奇特的碑。一七七九年，班禅喇嘛率一千五百人的扈从启程来京；皇帝在甘肃西宁城附近迎他，极隆重地把他迎到北京，让他在这座寺里住了几个月。他一七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此因天花圆寂，这座白石的衣冠塔便是为纪念他而立的；遗体装入金棺，于一七八一年送往拉萨的达赖喇嘛处。这件美丽之作的基座上，各面镌着这位高僧生平的情景，其中一幅画着一头狮子以爪拭目，为喇嘛之逝而落泪。

「圆明园」的夏宫在北京西北角外约七英里，全周据算有十二平方英里。这一带的地面起为缓丘，布置各处时利用了原有的地势，因此全园冈峦起伏、林苑相间，其间点缀着池沼、湖泊、岩洞与小岛，以桥与步道相连，岸线或人工堆起，或像天工那样随意变化。有些地方种着庄稼，树丛与杂密的灌莽在此在彼，还有几处故意留作野趣，好与宫苑收拾过的地面相衬，或者作通往幽僻佛堂与凉亭的一条乡径。这里从前有不下三十处各样宫内官员的住所，四围是太监与仆役所居的房屋，各成一个小小的村落。

可是这一切都在一八六〇年被英法军队扫荡净尽，其废墟至今还在，激着北京官民对一切外国人的怨恨。夏宫附近是海淀的大营，满洲驻军屯在那里卫护京城，一八六〇年他们竭尽全力想挡住这场进攻，却是徒然。与英国人这次进兵的种种举动恰成对照的，是德庇时爵士《中国人》第十章里的一段，可以看出情形之变：

「一八一六年那次使团之被遣返，其收场的怪事就发生在这些园子近旁一个叫海淀的地方。公使天刚亮到那里，同行的有几位委员与另几位先生；他被那位人称『和公』的、受命主持交涉的皇亲请去，带到皇帝的一处行馆。过了一进空院——院里聚着大批穿着礼服的贵人——他们被带进一间糟糕的屋子，转眼便被一群衣冠楚楚的人围住，其中成打的是束着黄带子的宗室。这些人怀着一种孩子气而无礼的好奇，毫不客气地打量这几位先生的人和衣服——这倒与据说他们中间许多人所过的那种游手好闲、放荡不羁的日子相称；而这几位先生一夜未睡、旅途劳顿，又厌恶这些『天朝人物』的举止，便转过身去，躺下歇息。和公不久现身，力劝公使径直去朝见正等着他的皇帝，使公使大为诧异。这位勋爵徒然争辩说：头一次朝见早已定在明天，况且此刻人人劳顿风尘，这样毫无准备地去见皇帝，于皇帝、于他自己都不相宜。他又说自己身体不适，需要立刻休息。和公越逼越紧，最后竟忘形到猛抓公使的胳膊，另一人同时也上前来。这位勋爵立即把他们甩开，几位先生围拢到他身边；众人对这样的待遇表示了最大的愤慨，并决意今晨绝不去朝见。公使终于退出，和公那边表示满意，朝见改在明天。然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此人受了广州地方官府的重贿，要破坏这个使团的谋划，不让它见到皇帝。至少，使团当天下午就踏上了归途。」

这座大城所需的给养，主要来自南方各省与长城以外牧养的畜群。它没有什么要紧的制造，主要的不过是角灯、壁纸、石鼻烟壶与烟嘴。丝绸、洋货与食物的买卖只够供本地之需，因为城门上的落地税极重，把一切进取都压住了。外国商人不准在这里经商。北京的治法与帝国别的城不同：一府之事与城中之事分开，由住在分设的四路中的官员分理。「以一位部臣充管理京城之任，其下有府尹。他们的职掌是执掌畿辅之地，以推善政于四路。他们之下有两位知县，各治半城；这些官员都不隶于本省的巡抚，凡不能决之事径达于皇帝。京城所行的许多典礼由他们主持或襄赞；他们还稽察军巡，并开庭审理京城内所犯的案件。」

自这一门到那一门横贯北京的大道，是宽阔而不铺石的，宽过一百英尺，因为两旁房屋低矮，看去更宽；当中比两边高出约两英尺。大城之内的横街一般与大道成直角，不过四十英尺宽，大半是住家。大道两旁的居民夏天须常洒水；可是一逢雨天，泥泞与深洼几乎使人无法通行，因为地面平坦，沟渠又堵塞失修，水排不快。这些大道上人潮拥挤，有的在路边或路中干着各样营生，有的匆匆来往；再加上招牌的鲜艳与铺子里那股生意气，就使中国京城的大街极其热闹，在外国人看来是一幅最有意思的景象。铺面必要时可以整个敞开；它们由嵌在槽里的板壁或门板做成，固定在一排嵌入卯眼的粗柱上。夜里铺子关了，外面什么也看不见；白天货物陈出来，景象就活泛了。

招牌常是宽宽的木板，立在铺面两侧的石座上，直抵屋檐或高过屋檐；字写得大而颜色各异，为着更招眼，招牌上还常挂着各色旗子，上写货色如何精良。外城的铺子常照这样造，另有些为冬天暖和而造得更严密些，不过总的说来铺面的装修并不华丽。它们的招牌只要办得到，就做成所售之物的形象，而且总缀一面红幡；讲究的铺面贴着金箔，新的时候光灿，褪了色便寒碜——而它是很快就褪的。所以大街的样子是一种奇特的破败与翻新的混合，而随处可见的颓圮的庙宇与官署也没有使它减轻，这一切都显出国库的窘迫。城中许多地方立着「牌楼」即旌表之门，标出通往宫城的路；若能保养得好，凭它们的体量与装饰的额枋，是配得上点缀大道、令过客动容的。

城中的巡捕与旗人相连，总的说来在保境安民上是得力而见效的。夜里大道安静；房前挂的灯笼给一点光，但大体上黑暗而凄清。在京城，正如在中国所有的城里一样，空气不断被私家的便器与公用的溺池、以及各样秽物所生的臭气污染，而这些都被清道夫仔细收走。靠这个法子，街道虽保持了干净，却从来不清爽；不过习惯使人对这件事以及别的讨厌之处几乎无所觉了。大街上到处可雇车、骡、驴与马。满洲妇女骑马是跨着坐的；她们或骑或走，人数不少，给街头人群添了一种可喜的景象，这是更南边的城里见不到的。每天在大道上经过的婚丧行列长得出奇、也讲究得出奇，又给街头添了一景，那是街道狭窄的别的城所不能比的。

关厢以外的近郊是陵墓、庙宇、私宅、村落与耕地，其中或其旁有树，所以自远处望这座城，仿佛坐落在一片密林之中。这座古城内外有许多可供考古家与科学家措意的地方，而它每年也愈来愈引起别国的注意。自一七九七年乾隆去世以来，它的人口一直在减少，如今连近郊在内大概略少于一百万。气候宜于养生，但冷热悬殊，自零度到一百零四度；而且一年有十个月干燥得极其磨人。自别处投奔来的穷人，是城中人口里一份困苦而麻烦的成分，有时结成大群哄抢粮仓以求食，不过更常见的是大批冻饿而死。京城的安宁总是朝廷极为挂心的事，不只因为它关涉皇帝的人身安危，更因为它一乱会扰动全帝国的治理。外来的兵力占了这座京城，其意味之近于控制全国，比大多数欧洲王国都更甚，却不及暹罗、缅甸或日本那样甚。反过来说，自京城施于全国的善的影响也同样大；而如今已在各方面开端的、涤净这一污染之源、开通这一权力中枢的事，将给中国百姓带来极大的好处。

直隶还有几座大城，其中以从前总督驻扎的保定与天津最为要紧。保定在京城西南约八十英里，在永定河上、通山西的大道旁。整个一府据说是耕作精细、人烟稠密的地方；水利很好，还有两三个小湖。

天津是上海以北沿海最大的口岸。不过因为海湾浅，白河口又有沙洲，小潮时洲上只有三四英尺水，大的外国船便进不来。它从前的规模与地位，主要得自它是大运河的终点，供京城之用的物产与赋税都运到这里。郭实猎先生一八三一年到过天津，形容它是个熙攘之地，把城外水上与岸上那股生气与人潮比作利物浦。载米上京的漕船本已是一支庞大的船队，此外把粮食运到通州去的船只更多。从前沿海的贸易使天津的船只多至数千，把河面排了约六十英里。这种本国的贸易自一八六一年以来已减，因为轮船正渐渐把本国船挤掉，没有人肯冒险给帆船上的货投保。城与海之间的地面因土中含碱与硝而不甚肥沃；庄稼收得很薄，还得下许多力气；其中一种是芦苇，多用来编席。有时雨水使白河与其支流漫过堤岸，那时河水便把肥沃的泥沙淤在大片地面上。

自东边走近天津，便见出它的分量；自白河两岸人烟稀少的地方，一变而为岸上的稠密人群与成队的船只，大大增添了它的生气。埃利斯先生说：「若说一处景致要有华美的建筑与动人的地形才有意思，那么这里毫无可取；但若渐渐拥塞以至数不清的帆船、极多的人口、虽不雅致却整齐而别致的房屋、以及用心而有成的耕作能补这些不足，那么天津的入口在旅行者眼中也并非没有可观。」河边成垛的盐引起行客的注意；这座城里所聚的这一样东西，数量极大，却不过是内地所耗之数的一小部分。天津会渐渐富起来，如今大概有五十万居民。它的位置使它成为帝国最要紧的城市之一，是京师的锁钥。

近河口处是大沽，有炮台与驻军，是一座小镇，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一八四〇年八月中英两国全权代表的第一次会晤在此举行，又因为一八五八、一八五九与一八六〇年英中两军在此三次交战。这一省总的样子是平坦而萧索的，近海的土地不出产；但整个说来是肥沃而耕作得好的，只是收成常因旱而不保。

北京的港口是白河上的通州，离东门十二英里，有一条高起的石路相连。一切船只都在这里卸下客货，再用车、独轮车或骡驴运走。通州城在它一片忙碌的生意之中显出破败的样子，居民的生计主要靠货物的转运。街道铺石，最大的几条两旁有高起的人行道。房屋显出这是一处兴旺的市面。一座塔高出屋顶将近二百英尺，几英里之外就是路标。通州只高出海面一百英尺，离海直线一百二十英里；因此它易遭水患，对它长久的兴旺是个大妨碍。

另一座有名的城是宣化府，位置极好，在长城的两支之间。季姆科夫斯基说：「围着它的雉堞之墙高三十英尺，令人想起克里姆林的墙，也像俄国几座城的墙；它由两道薄薄的平行砖墙组成，中间填以黏土与沙。墙上有敌楼。我们过了三道门才进城：头一道钉满铁钉；第二道有守卫房；由此我们沿一条两旁是铁器铺的大街走去；又穿过若干大小街道，都宽阔洁净；不过以它的幅员而论，这座城的人口是稀的。」

察哈尔一部在长城以外、本省的北面与西面，是一片多山而人烟稀少的地方，主要住着替皇帝牧养牛羊的蒙古牧人。

察哈尔地面的东北有多伦诺尔这座兴旺的市镇，意即「七个湖」，又叫喇嘛庙，有汉人约两万，是康熙所建。这里的佛寺，以及制造钟、佛像、转经筒与别的法器的作坊，给了它这个名字，也招来蒙古人，他们的妇女以这里所制的首饰装扮自己。它在北纬四十二度十六分，离上都河约十英里——上都河是辽河的一条大支流——坐落在一片沙原上，进城的路在几个湖之间盘绕。多伦诺尔西北是蒙古古都上都的废墟；对读英文的人来说，它之所以更出名，不是因为马可·波罗的记述，而是因为柯尔律治那首绝妙的诗——虽然正是马可·波罗的记述打动诗人写下了这几行：

在上都，忽必烈汗

敕造起一座堂皇的欢乐之宫：

那里有神圣的阿尔弗河流过，

穿过人所不能测的洞窟，

注入不见天日的海。

于是十英里方圆的沃土，

被墙垣与楼台环绕起来——

上都的规制如今日的盛京一样：内外两道墙，分住不同的人；它的土丘若细细发掘，大概会出土许多蒙古皇帝的碑与遗物。它离北京太远，满洲的君主不便重建，而明朝的皇帝在那里也没有权力。一八七二年英国公使馆的格罗夫纳与卜士礼两位先生到过那里；卜士礼博士的描述印证了马可·波罗的记述，以及张诚后来关于它的规模的记载。

这一带有几个湖，最大的是西南部的白洋淀，经滹沱河与白河相通。五条河的各支合流后自大沽入海，为直隶南半部提供了一条并不可靠的水道。它们的上源发自山西与长城以外，带下来大量泥沙，而下游的水流只能把一部分带入海湾；这些沉积很快就把河床抬到危险地接近堤面的高度，使河道失其用处。如何利用这些河水，不但在这里、在整个大平原上都是土木工程上的一个难题。

滦河是一条自察哈尔诸山的东坡南流、经永平府入海湾的大河；在它岸边、大沽以北约一百七十四英里处，是承德，即热河，皇帝的行宫所在。通往那里的路要穿过一道凿岩而成的隘口，与通大马士革的路相似。行宫的地面被一圈高山环抱，成一座宏大的剧场形，此处的景色极佳。下到城里的路上，每转一个弯都现出新的、引人入胜的景致。猎场绕以二十英里长的高墙，翻山越岭，里面畜着鹿、麋与别的猎物。佛寺是游人最大的去处。最大的一座是方形的、带雉堞的，十一层高，每边约二百英尺；各层交替漆成红、黄、绿三色。其下另有几座样式相同而较小的建筑，起头两三层上各有一排蓝色的瓷小塔；瓦也是蓝的。在明亮的日光下，这几道灿烂的色带效果极好，而整体的齐整又给这鲜明的敷彩添了可喜之处。将近一千名喇嘛住在这些佛寺周围。热河镇——意即「热的河」——大体只有一条街，绕着行宫附近的山盘上去；它的居民比中国城市里寻常所见的等第要高，大半与官府有关。自北京经长城的古北口到热河的路是本省最好的路之一，一路景色变化可喜；它在外国人心里最要紧的一点，是与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勋爵的到访相连。这一片肥沃的府属正迅速有汉人来住，如今已不下二百万。

直隶的主要出产是小米与麦、高粱、玉米、燕麦，以及许多种豆与果，果中有梨、干枣与鲜枣、苹果与葡萄；这些都外销。煤——烟煤与无烟煤——极多；用硬煤的一个法子是把煤末和黏土末和成球或饼，作炊爨之用。此省还出好大理石、花岗石、石灰、铁，几种宝石，以及烧砖制陶的黏土。

山东省——意即「山之东」——海岸线很长，其临海的一边占全周一半以上。它在渤海湾之南、直隶东南、江苏之北，并与河南接界，黄河在两省之间。境内大部分是平地，多山的是半岛那一部分，最高处高得不能耕种。大运河自天津南下，在西北的临清州入本省境，向东南行至旧黄河，大大增加了本省的分量。半岛的海岸大体陡峻，曲折很多，有几处极好的港湾；省内没有大河入海，半岛两侧的水都浅。登州府的芝罘有最好的港，它的贸易会渐渐把大量人口吸到那里去。沿岸的山形状出奇地划一，都作圆锥形，像武官所戴的帽子。多山的地带排成几道横贯半岛的山脉，最长最高的一道循海岸的大势走在泰安府境内，有些峰过五千英尺，多数不到三千英尺。山间的谷地耕作得极精。土壤一般肥沃，只近海湾处含硝。这里同华北别处一样，一年两熟。柳、白杨、臭椿、槐、栎、桑与松柏是常见的树；以栎叶饲蚕，可得丝。

此省是中国史上最著名的地方之一，一半因为直到公元前二百年为止，这个民族早期历史上许多大事都在此地演过，更因为孔子与孟子的生地都在境内，而两人的名声已传遍大地。本省的居民以生在此地自豪，正如那撒玛利亚妇人之自豪于雅各的牲畜曾饮于叙加的井。

叫作泰山——意即「大山」——的高山在本省泰安府附近。《书经》里说舜曾在此祭天（公元前二二五四年），因此它既有历史上的、也有宗教上的渊源可称。它高出这一脉所有别的峰，仿佛独自守望着四围的地方，是善男信女的一大聚会之所；各宗各派都在那里有庙有像，散布在山的上下，僧道在其中诵经，行千百样迷信之事以招徕香客。春天里，通往泰山的路被一长队一长队还愿的人堵住，他们来求神明赐健康或财富，或者求以今世之苦换来生之乐。一位法国传教士提到遇见过上山的香客，其中一队是些老妇人，历尽疲劳与不适自河南南部走了约三百英里来，为的是「提醒她们的神：她们一生持斋不沾荤腥，求作为报答，给她们的魂一个好的轮回」。这一队里最年轻的七十八岁，最年长的九十岁。另一位旅行家说，香客在春天云集，那时有庙会招引他们；贵贱、官民、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来进香兼做买卖。城外有一座大庙，庙产提供了一大片安稳的地面搭帐篷，善男信女做完功课便在里头取乐。上顶的路约五英里，铺得很好，为便利香客，沿途设有歇脚的屋子、茶摊与石阶，还有柏树遮荫。路上尽是乞丐，男女都有，带着各样疮疾，瘸的残的，以呼号与自加的苦楚缠住行人，常常横卧路上好让人踩过去。极多的人靠这样讨来的施舍为生，在路边给自己掏出洞来住；他们的数目见出上山的人潮之大，才养得起山上这样一群可怜人。

省城是济南，一座建造完善、约十万居民的城。它在古时是齐国的都城，为一有力的诸侯之国，自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到约前二三〇年被秦始皇所灭，故甚为要紧；今日的城在大清河、即新黄河以东不远，小轮船可自海上驶达。四周有山，有三道防御，分别以土、花岗石与砖筑成。西门附近三眼丰沛的泉供给纯净的水，水是温的，多到能灌满护城河，又汇成一个湖，供市民消遣——或泛舟湖上，或在沿岸的亭庙中眺望。它的制造是结实的柞蚕绸，以及「琉璃」的饰物——那是一种像铅玻璃的玻璃质，用来做鼻烟壶、镯子、杯子等等，花样极多，做得像蛇纹石、像玉、像冰以及别的东西。济南以东是济宁州，从前曾是省城，是一片稠密而肥沃地方的中心。从它关厢里那些贴金雕花的铺子、庙宇与官署看来，济宁州是个富庶兴旺的地方，关厢沿运河东岸铺开；出城不远，运河只比两旁大片沼泽略高一点，再往南沼泽迅速增多：阿美士德的使团经过时，目力所及，整个地面都显出新近一场极大水灾的痕迹。德庇时补充说：「水与运河齐平，用不着堤——堤本身也几乎没在水下，间或看得见泄去余水的闸。四面八方都是成丛的大树、村舍与楼，半泡在水里，居民已经弃走；那些楼之多，令人推想它们是备着水灾时避难用的，而水灾在这里必定极频。右岸常有破败的村落，纤道有些地方被彻底掏空，一步一塌，逼得他们铺下芦苇编的排子才能过去。」

临清州在御河与运河的汇口，处在一片美丽的地方，园圃与耕地连绵，中间点缀着房屋。这里是运河所运物产的集散之地，也是大队船舶的聚泊之所。附近有一座保养得很好的塔，约一百五十英尺高，基座是花岗石，其余各层是琉璃砖。

山东的城镇村落近几年来常有人去，居民也与外国人熟识起来，往来一多，好的坏的结果都显出来了。这片肥沃之省的出产，包括华北所有的谷物蔬菜；它由海路与运河而行的贸易，为有进取心的资本开了许多出路。矿产之中有金、铜、石棉、方铅矿、锑、银、硫、好玛瑙与硝；金出于河床。不过论真正的分量，这些都比不上煤与铁，两者都很丰富，也已开采多年。它的制造供本地人的常服与日用器具：丝织品、一种麦秆编的草辫、玻璃、便宜的陶器，以及各种花样的地毯。

一八三七年到过威海卫与芝罘的美国传教士史蒂文斯先生对当地人有一段描述，至今仍适用于本省大部分地方：「这些可怜人自幼至老，除了同一套单调的、为糊口而作的劳苦之外一无所知，对身外的世界从不见、从不闻。有用的技艺与学问上的长进、日用之便的增加，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在哪里生、在哪里死，他们便在哪里生、在哪里劳苦、在哪里死，再由下一代照样接下去。他们中间少有生活上的安适；他们的房子一般是花岗石墙加茅顶，而最穷的人家里连桌、椅、地板以及任何一件家具都看不到。人人都有一支烟管，多数人家有茶。他们勤勤地做活，有的犁地，有的收割，有的挑粪出去，有的把出产挑回来；打谷场上聚着许多人，簸麦、筛麦、装麦，还有装稻、小米、豆子的，晒玉米的，个个极其用心。这里也有他们犁地的牲口，配得千奇百怪：有时一头牛配一头驴；或者一头牛、一头公牛加一头驴；或者一头牛配两头驴；或者四头驴；一律并排套着。妇人个个是小脚，面色苍黄，那份可怜而褴褛的模样，叫人对她们无助的命运生出难以磨灭的怜悯。她们并不总是怕生，但一般衣衫褴褛、容貌不扬，看来同男人一样在田里做活。不过也有好几次见到穿着鲜艳绫罗的年轻女子，跨坐在驴背的口袋上。无论男女，除了基督教那开通而有福的影响之外，看不出有什么改善的指望。」

山西省——意即「山之西」——在直隶与陕西之间、河南以北；黄河界其西，也界其南的一部分，长城构成北疆的大半。面积五万五千二百六十八平方英里，与英格兰加威尔士、或与伊利诺伊州相当。此省是中国民族最初的所在；他们古史上所记的许多地方与情事都发生在境内。它崎岖的地面与直隶、山东的平旷恰成对照。山西南部连同直到黄河的一带，共三万平方英里，自怀庆往北直到平定，地质构造极其单纯。怀庆四围的平原北界一道陡峻的、如城堞般的山脉，高自一千至一千五百英尺；穿过它的路与河都很少。登上顶去，一片起伏的台地向北铺开，高出平原二千五百至三千英尺，由煤系构成，压在下面陡山的石灰岩之上。离那些山约四十英里处又有第二道同样的上升，路循之而上，到另一片将近六千英尺高的台地。这片台地由更晚的岩石构成——绿、红、黄、紫、褐各色的砂岩、页岩与砾岩——被沁河的支流深深切蚀，那些水最后注入黄河。这片台地的西北边界在吾岭隘口，过了那里便下到汾河流域。那片流域近东侧有霍山纵贯，几乎抵太原；有些峰高至八千英尺；岩石是花岗岩，把煤系分开：无烟煤在它东侧，烟煤在它西侧，西到黄河、北到大同为止。两片台地之上都铺着黄土，厚自十英尺至五百英尺不等，四面八方被水道深深切成沟壑，露出煤铁的矿脉。

山西东边的岩石由古老的地层、即志留纪的沉积构成，形成一串峰、隘与山脉，使下到平原的路极其难行。因为有这些外围的山脉，此省与直隶隔绝，并无有用的水路相通。这一片煤铁的构造大概是世上最大的，等到铁路把它打通，便可沿着水道很容易地开采。本省北部的水都流到天津去。这片高地无法人工灌溉，一旦雨少或雨迟，百姓便闹饥荒。南北两路的府在动物、矿产与草木的出产上大不相同。皇帝几处心爱的猎场在北边；居民的财富多得自境内所出的煤、铁、朱砂、铜、大理石、青金石、碧玉、盐与别的矿产。主要的谷物是麦与小米，另有许多种菜与果，如柿、梨、枣与葡萄。河都不大，几乎每一条都是黄河的支流。汾河约三百英里长，最为要紧，它灌注中部一带之后，在本省西南角附近注入黄河。这条河以东，直到流入直隶的那些河的上源，是一片起伏的台地，一般高出平原三千英尺。其南有涑水，也是黄河的支流；近旁的解州有一片出奇的盐的蕴藏，在一个浅湖里（长十八英里，宽三英里），四围有高墙。盐在官府主持下晒制，所出为国家带来一大宗进项；邻近的龙泉镇有八万居民，都靠这一行为业。这一带出盐已有两千年；有些泉里的水只是略咸，供炊爨之用。更近黄河处另有两个较小的湖。

下层台地东南、泽州附近所得的铁，出自黏土铁矿与带赤铁矿的菱铁矿，产在煤系底部的石灰岩层里。开采的法子很笨，但所得之铁不亚于世上任何一种铁，而价钱不过一磅两分。煤与铁的开采和运输养着无数人，虽然工价低得可怜。本省的棉勉强自给，但出产毛织衣物与羊皮，以补穿着之需。

省城太原府在一片肥沃平原的北缘，高出海面三千英尺；这片平原展开约二千平方英里，本是一个湖渐渐淤成的，水冲开一条路出去，留下汾河泄其余水。越过霍山一脉，平定州另有一片同样肥沃、矿藏同样丰富的盆地，那里的煤、铁、黏土与石头多得无穷。本省北部代州五台山的佛寺招来大批香客。建寺的那些山高出一脉之上，每一处名迹都以它自己那一位神明及供奉他的殿宇为志。这里有一位活佛即「格根」在，招来北方成千的蒙古人来朝拜他；路途劳顿更增此行的功德。喇嘛多半来自北方与西方。这里以北的地方似乎正渐渐失去肥力，因为北风把鄂尔多斯草原的沙吹了来；而山上又都无树，整个山西看来注定要愈来愈贫瘠。它的居民既是精明进取的商人，也是俭省的农夫；帝国的银号东家有许多出自它的城镇。

自北京往西南与往西的大道都穿过本省各大城镇；这些路新筑时，其工程与构造大概不亚于罗马人所造的任何一条。铺路的石头平均厚十五英寸。本省黄土地带的有些隘道，其天然之难少有能及：路必须在轻而黏的土中穿过数英里长的窄堑，然后才豁然见到图上所画那样的景致。

河南省——意即「河之南」——包括平原上几处最肥沃的地方，因其丰饶与居中，早就得了「中华地」这个名字，后来扩为「中国」。它的形状是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大小与山东相仿；北界山西与直隶，东南界安徽，南与西南界湖北，西界陕西，并与山东、江苏接界。这片地面分为三个流域：北边是黄河流域，南边是淮河流域，西南是汉水流域；后两者被一道显著的山脉——伏牛山——隔开，伏牛山被看作昆仑山的东端；它约三百英里长，东端近汝宁府。这一脉保持着四千至六千英尺的高度，在南召被横断，那里有一道约三十英里长、升到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英尺的天然隘口，为中部与北方各省之间的贸易与行旅提供了必要的便利。白河与丹江把它南坡的水引入汉水，而它东侧则有淮河的许多支流丰沛地灌注，再注入洪泽湖。河南沿黄河的北部是平坦、肥沃而稠密的，是本省最富的地方之一。

论气候、物产、文名、史迹与景致之富，此省都居前列。黎民最早的记载即指这一带，封建与帝国军队争天下之事也在它的平野上演过。它如今自海边难以到达，不久便会由铁路克服，那时它的潜力可以进一步发挥，棉、麻、铁、白铜、丝与煤也可增产外销。百姓目前吃自己的粮、用自己的货，只要有好的销路，便能增其质、增其量，拿去换别的东西。黄河以北的三府地势低洼；黄河的水近来正是经此注入卫河、再到渤海湾，出口在孟津或其东。河床渐渐抬高，使它们的水平几乎相齐，又使干流变得又宽又浅，于行船几乎无用。这些平野上往来的是独轮车与大车，推车赶车的人成千上万，为着营生不断地由这一城走到那一城。

省城开封府，又名汴梁，在黄河南岸约一里格处，那里的河床高于四围的地面。自公元九六〇年到一一二九年它是京师，屡遭兵祸与水患。堤多在北岸，几十里格之内可见百姓的辛劳与徒然的努力。满洲人入关之时，开封由一位忠于旧朝的将军守着，他见挡不住来兵，别无他法，便掘开堤防要淹他们，这一着使三十多万居民丧生。此城后来重建，却不曾恢复昔日的壮丽——若《开封府志》可信的话：那部书说它在十二世纪周围六里格，有五条大路通入，城中宫苑、园囿与官署极多。洛河谷在黄河与伏牛山之间，是一片肥沃稠密的地方，中国史上许多大事都在此地演过。洛阳在河南府附近，曾三度为京师，将来在此进一步发掘，大概会使许多古物重见天日；近龙门那道天然的门户——路在那里越过嵩山——已经发现了石窟寺与古代碑刻，并有秀美的浮雕。由于自南面与东面穿过这一带的道路的走向，以及通往西北的隘口，此地在中亚与中国西部的将来会成为一个极要紧的贸易中心。

江苏省的名字取自省城江宁的头一个字，加上最富的城苏州的一个字。它沿海岸向西北展开，北界山东，西界安徽，南界浙江。面积约四万五千平方英里，与宾夕法尼亚相当，或略小于英格兰本部。除少数地方外，全境是平地，间以湖泊沼泽，两条大河穿流其间；这两条河既是这一带异常肥沃的根源，也使它易受春汛之害，或者把低处变成不可垦的泥淖。江南是中国之美与中国之富铺陈得最充分的地方；郭实猎论到此省与邻省时说：「无论我们看它们的农产、它们大宗的制造、它们各样的出产、它们在两条大河岸上极好的位置、还是它们众多的运渠与支河，这两省无疑是中国最好的地方。」大宗的出产是谷、棉、茶、丝与稻，而大多数种类的制造在这里也都做到最精。百姓以聪明诙谐著称，此省虽早已不再有朝廷，它的城市却仍比帝国别处显得华美，建筑也更好。此省是太平军可怕的蹂躏之地，大片地方至今荒芜，城池颓废。

大概没有第二个同样大小的地方比这里水利更好。大江、大运河、许多较小的河与渠，以及沿运河一线相接的湖泊，使各处往来便利。长江以北的海岸不曾测绘，大船无法靠近；有些地方筑了堤以防海水灌入。最大的湖是洪泽，周约二百英里。其南是高邮湖，运河东岸相对处是宝应湖，都是宽阔的水面。四周还有许多小湖。太湖——意即「大湖」——一部分在江苏，一部分在浙江，是本省最大的湖。湖岸风景奇秀，湖心散布着无数小洲，供靠湖水为生的渔人栖泊。

江宁府——外间更熟悉的名字是南京——是省城，在长江南岸，离上海一百九十四英里。自公元三一七年到五八二年它是京师，明朝时又做了三十五年京师（一三六八至一四〇三年）。这座城是设朝廷的天然之地，水陆四方可达，又便于固守。一八六五年太平军被逐时，城几乎全毁，此后才慢慢复苏。洪武定都于此时加固了城墙，圈起一大片地面，周三十五英里，那片地面从来不曾盖满房屋，如今更是一派残破。德庇时说罗马与南京极其相像：两处城墙之内都只住了一部分人，耕地之间这里那里躺着建筑的废墟，是昔日荣华凄凉的遗迹。不过如今两处的前景都比较光明了。

满洲人所居的一部与汉人的城以一道横墙隔开。城墙太长，使守御为难；而且东边的山高于城，自其中一座钟山上可以远眺四围。东面有三座门；靠江的两座门附近地势低湿，进门要走石砌的堤道。西面有一条深渠自江边直抵城下，加固了那一侧的进路。南京有四条颇宽的平行大街，与另几条较窄的相交；虽不及北京的宽，总的说来却干净、铺得好，两旁是陈设讲究的铺子。

帝王遗迹中仅存值得一说的，是离城墙不远的几尊守护石像。这些石像排成一条神道，通往洪武皇帝约一三九八年下葬的陵寝。它们是披甲武士般的巨像，分立道路两旁，路上每隔一段横跨着大石碑，碑不用柱而以大石块承托。稍远处有若干粗犷的巨大石兽——马、象与别的兽——都是用来代表这位大人物的守护者的。

使南京在外间最负盛名的，莫过于那座琉璃塔，叫作「大报恩寺塔」；它在中国一切同类建筑中卓然居首：论完备与雅致、论所用之材、论内部所饰泥金之多，都是如此。它是永乐为报皇后的大恩而建，历十九年（一四一一至一四三〇年）而成。政府一直把它保养得很好，一八〇一年被雷击塌的三层也重修过。一八五六年太平军把它炸毁，把砖运走，怕它的风水妨害自己的大事。说到它的尺寸：它是八角形，分九层，下层周一百二十英尺，逐层递减至顶。塔基坐在一座十英尺高的实心砖台上，十二级台阶登上去入塔，再由一百九十级盘旋的梯登到塔顶，离地二百六十一英尺。外面覆着各色琉璃板，以绿、红、黄、白为主，塔身则是砖的。每一层有出檐，覆绿瓦；每层檐角与檐顶悬铃，共一百五十枚。

一八五二年美国传教士查尔斯·泰勒博士到过这座美丽的建筑，留下一份详尽的记载。它本要造到三百二十九英尺、十三层，实际只造了九层；仔细丈量所得是高二百六十一英尺，顶厚八英尺半，底厚十二英尺，底部直径九十六英尺十英寸。外面所砌是用细瓷土做的砖；主色是绿，因为各层瓦以绿色为多。承托这一重重檐的木作坚固，雕琢奇巧，敷彩华丽。各色瓦与砖都上了厚釉，使整座建筑显得鲜艳美丽，在日光反照之下更为增色。新成时塔上有一百四十盏灯，多半挂在外面；一位本国著者说「灯一点，便照彻三十三天，鉴别人间善恶，并永远禳除人世的苦难」。这样一座建筑竟因几个虚妄的念头而毁，很足以说明中国何以不见古老宏伟的建筑。

南京有大规模的制造：上等的缎与绉、南京布、精良的纸墨，以及美丽的通草花。在帝国远处，凡一件东西胜过寻常手工的，就说是南京来的，虽然说话的人只是指它出自那一带。它又以文士与文风著称，在这一点上是国中第一流的学术之地。三省总督驻在这里，因而是大批官员、士人与求进的书生聚集之所；这些人再加上它的大藏书楼与书铺，无不表明并助长着文事，合起来给了它这个卓著的地位。镇江附近金山的寺里，英国军官曾发现一座藏书楼，但并不急于查看其中之物，因为他们本打算把整批书运走，不料和议使他们未能如愿。

苏州城如今在规模与富庶上已超过南京。它坐落在太湖中的洲上，自这片水面有许多河渠把城与全府大部分地方相连。城墙周约十英里；墙外有四处关厢，其中一处据说绵延十英里，此外还有极多的水上人家。整片地面里有许多与大运河、与湖相通的河渠池沼，一八五九年时呈现出一派活跃、勤劳与富庶的景象，中国别处无出其右。当时连关厢在内，人口大概超过百万。它在上海西北，一路穿过接连不断的村镇；四郊耕作精细，出产棉、丝、稻、麦、果与菜。一八六〇年它被叛军攻陷，一八六五年收复时几乎化为一片瓦砾。不过因为死伤相对不多，如今正迅速复苏。

中国人把这里看作最富最美的城之一，有一句俗话说：「要在世上享福，须生在苏州，活在广州，死在柳州——因为第一处的人最俊，第二处的享用最贵，第三处的棺材最好。」它以建筑之美、坟茔之雅、水与园林景致之如画、居民之有礼有识、以及妇女之美而享盛名。它的丝、麻、棉织品，以及铁、象牙、木、角、玻璃、漆器、纸与别样物事的制造，是它财富与兴旺的主要来源；这里所出丝货的品类，其繁富华美胜过任何别处所织。船可由长江经几条水路上溯到城下，但载重大的帆船泊在上海或松江；整片地面被天然与人工的水道割得纵横交错，百姓几乎用不着路与车，来往靠独轮车与轿子。潮涨时小轮船可通到每一个大村。

镇江在大运河与长江的汇口，一八四二年七月被英军攻下，守军死伤极重；满洲将军海龄见城已陷，便端坐署中放火烧屋，以此为自己的火葬。就运送物产、赋税与京城给养而论，它的位置使它成为全国的锁钥，因为江与运河一旦同时被断，南北的接济就大半截住了。太平之时，汇口一带的景象很能见出百姓的勤劳与贸易。巴罗在一七九四年描写道：「兵船、货船与游船之多，有的顺流而下，有的逆流而上；有的摇橹而行，有的下锚停泊；两岸城镇房屋相接，一望无际；这幅景象比此前所见的任何一幅都更多变、更有生气。对岸的运河也一样热闹。整整两天，我们不断在形制大小各异的船队之间穿行。」

附近的地方耕作得好，略有起伏，呈现出中国人生活与劳作一幅典型的景象。「东南面，山散为起伏的原野，披着青绿，杉树临着小湖。再远处，铺展着我们刚溯上来的那条大江。另一个方向，近处的地面仍是低湿的平滩，隔开一点便难分哪一条蜿蜒的水道是干流；水面无数，被窄窄的土埂隔开，于是整片地方像一个被堤道分割的大湖。柳树沿埂而生，房屋建在略高于常面的小块地上。」这一整片地方连年是可怕的厮杀之场。在官军与太平军之间，这座城被彻底毁掉，到一八六一年几乎没剩下一所房子。如今它天然的贸易与兴旺正在恢复。

近大运河口是金山，一处美丽的所在，满是庙宇与僧院。顶上冠着一座塔，山坡与山脚有许多大小不一、精粗各异的亭台殿堂，其中不少以黄瓦或绿瓦表明其属于皇家。自长江通商、太平军的蹂躏止息以来，僧人已有少数回到旧处，但整所丛林比起早年的壮丽来，只是一个可怜的影子。镇江以下的焦山有一处相似而略大的，不过规模较小，位置却极美。那里只有僧人；主要的建筑是庙宇与殿堂，四围是园与亭。厚重的花岗石台，饰着巨大的石兽，自水面有宽阔的石级登上去；精美的庙宇安置得让人看见，却又有树遮荫，敞亭与幽榭使它有一种极可喜的隐逸安适之气——可惜走近细看，就大为失望了。

长江在本省流经二百五十英里，两岸一律低平，近岸没有要紧的城镇，因为那会受水患。这一大片水连同它所载的千百万吨泥沙，以平稳匀净的水流注入黄海。南岸各府人烟稠密，与北岸运河和海岸之间的稀疏恰成对照，见出后者比较贫瘠，也见出耕种这种几乎与海齐平的沼地之难。

江苏最大的海港是上海——意即「近海」——如今已成亚洲首屈一指的商埠之一。它在吴淞江北岸、离江口约十四英里，北纬三十一度十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三十分，正在黄浦与吴淞的汇口，藉这两条水与苏州、松江以及大运河上别的大城相通；而藉长江又得云南与四川的物产。就这几点而论，它的位置与新奥尔良相似。

吴淞镇在该江口上，江口宽约一英里；再过两英里是宝山县城。上海的城墙周三英里，六座门通往广大的关厢；城垣外绕着二十英尺宽的濠。城立在一片异常肥沃的广阔平原上，小河纵横，行船与往来极便；如今人口估计在五十万以上，不过这个数字的依据不甚可靠。自一八四三年开埠以来，此城在兴旺的各个方面都长得很快，虽然因邻境的叛乱而屡遭大变。一八五一年被乱党所据、一八五三年二月被逐，以及一八六〇年东南两关厢被毁，是自那以后主要的几场灾难。本国的贸易已渐渐脱离从前塞满城东黄浦江的那些笨重而不安全的帆船，转到轮船与外国船上；就船只而论，如今只限于运载粗重廉价货物的内河与沿海买卖。

上海城本身是个肮脏而建造拙劣的地方。房屋多用烧得不透的青方砖；砌墙的法子是把砖侧立、砌成空心，再抹上灰泥。街道约八英尺宽，铺着石板，白天挤满了人。丝与刺绣、棉与棉货、瓷器、成衣、美丽的皮货、各样尺寸的竹烟管、竹器、图画、铜器、旧瓷的样品以及中国人极珍视的别的古玩，都引来生人的注目。食物的买卖是所有行当中最大的；有时简直挤不过街去，因为铺前的摊子上堆满了鱼、猪肉、果与菜。饭馆、茶楼与饼铺一步一家，自那挑着一副整个不值一元的锅灶或烘炉四处走的穷人，到宾客满座的大馆子大茶楼，应有尽有。花几文钱，一个中国人就能吃上饭、鱼、菜与茶；桌子摆在街上还是地上、屋里还是船板上，他也不甚在意，只管使着筷子自得其乐，有什么吃什么。城隍庙那一组建筑及其附属的园地，是中国建筑风格与趣味的一个好例子。储货的大栈房、仓廪与庙宇都常见；但无论这些还是官署，都没有什么专属此城的特色。

本地城里那些狭窄、恶臭、蒸腾的地段，与外国租界洁净、宽敞、多荫而铺得好的街道和大房子之间的对照，正如印度许多城市里所见的一样。中国人很乐意享用并支持这种较高的生活方式，却还没有准备好在自己中间采行并维持同样的改良。市政的改良难保官府肯合力，这就使明白的本地人连他们外国邻居最平常的卫生举措也不敢倡办。

江苏其余的城与属地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大运河自北而南，全程为无数船只提供了一条安稳而宽阔的通道。近旧黄河的清江浦与淮安接纳自北边与洪泽湖来的货运，而近长江的扬州则接纳北去的。在这一段河道上，不断筑堤的结果是把河岸抬高；例如淮安城就低于那条把生意送到它门口的运河，有朝一日或许会被它的恩人淹掉。黄河以南的几属出盐，那里的百姓只能耕种零星几块可耕之地。

长江口的崇明岛长约六十英里，宽十六英里，有九百多平方英里，还因河水不断淤积而渐渐扩大；地势平坦，却有淡水。岛上耕作精细、人烟稠密，不过北面有些地方咸得厉害、有些地方又太沼泽，不能种粮。此岛出一种高粱，甜得可以熬糖浆，美国也正为此而种它。

安徽省的名字是把安庆与徽州两座大城的头一个字合起来的，是江南的西南半。它比江苏更大也更不平，南部与淮河、长江之间都有山脉横亘。它在平原的中部与南部，北界河南与湖北，东界江苏与浙江，南界江西。它的出产与制造、地面与耕作、以及人民的品性，都与江苏极相似，只是城市不那么著名。太平军统治期间本省人命的惨重损失，只由别省移民补上了一部分；要恢复道光年间的兴旺，还须多年的太平与勤劳。

本省的地面天然分为三部：一是徽州与宁国四围、与钱塘江相连的山区，二是长江中部的平原及其短促的支流，三是淮河所灌的北部。南部各属论气候、肥沃与物产之贵，胜过帝国大多数地方；无数小溪灌溉着它们秀美的山谷，又使这些山谷得与别处通商，因而对移住者极有吸引力。沿河所筑的堤不惜工本，修护不辍，使河水得供农人之用。

大江自西南向东北穿过南部；两岸有几条小支流注入，其中一条与庐州府的巢湖——意即「巢之湖」——相通，那是本省主要的水面。最大的一片地面由淮河及其支流所灌，注入洪泽湖；这些河大多可通航直达河南。出产包括平原上所有的谷、菜与果；绿茶的产区多在东南部，尤其在徽州府的松萝山一带。丝、棉与麻也大量种植；但除铁之外，很少有金属上市。

省城安庆，紧靠江的北岸。德庇时形容那里街道极窄，铺子不起眼；沿街走过时，可见许多好住宅的院落与门楼。「巡抚的衙门我们起初当作庙，一看门口大灯笼上的字便知不然。这些官邸很少显出什么气派。一位有品级的中国官员所自豪的是他的权与位；而单是财富的炫示既得不到多少尊敬，便比世上任何国家都更受忽略。我们所见最好的铺子是卖角灯与瓷器的。他们有一门手艺，用极高的湿热把角软化，展成任何形状的薄片。这种灯的透明度与磨砂玻璃相仿，再配上绸的垂饰，样子很雅致。」他来过之后的五十年里，这座大城屡经顺逆之变，如今正自太平军之乱的毁坏中慢慢恢复。它在高地上，靠着远在北边的一道山脉之麓，那是两个流域的分水岭。

自南京到安庆三百英里，江岸耕作得好，城镇村落相隔不远。这一段的气候、景致、城镇附近江上的热闹，以及沿岸太平殷实的总体气象，使它在平常年份成为中国明朗的景象之一。芜湖县在南京上游约六十英里，近黄池水口，那条水把它与腹地相连，使它成为那一带大宗贸易的市集。它的分量仅次于镇江，但在官军与叛军之间所受的苦几乎把它毁掉。人口与贸易的恢复令人鼓舞，它昔日的地位必定会重现。

徽州——广东话叫「回州」——以它极好的墨与漆器等物著称。凤阳——意即「凤凰升起」——在南京西北、淮河之上，明朝的开国之君洪武本想以它而不是南京为帝国的京师，这个名字就是预期它日后的荣华而起的。

江西省——意即「江之西」——在安徽与湖北之南，东界浙江与福建，西界湖南，自长江直抵南面的梅岭。它的形状是长方的，全境就是赣江那一片美丽的流域，连同一切支流与它们较小的谷地。多山的部分属于那一串了不起的山脉，它们覆盖中国整个东南与南部，约三十万平方英里，自宁波向西南伸到安南。这些山脉由短而不高的丘陵组成，被错综的水网切开，其中许多是一段窄谷接一段缓谷，谷底宽自五英里到十二英里。这一带在江西的部分，东边有一道不规则的分水岭把它与闽江流域隔开，西边与湖南及其更高的山之间则界限分明。全省略大于新英格兰全境，或两倍于葡萄牙，人口却远超过那些国家。地面崎岖，居民的性情在某些方面也带着本乡山岭的那份粗犷。赣江与它的支流使全省水利便捷、宣泄得宜，支流多半发源于境内；干流由许多口注入鄱阳湖，所带泥沙渐渐把湖四围的地方淤成沼泽。湖东岸与南岸绵延数十英里的地方几乎是不能住人的沼泽，样子荒凉。土壤一般肥沃，大量出产并外销稻、麦、丝、棉、靛、茶与糖。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邻省的那些制造，尤其是南京布，这里织的极多；但论瓷器的质与量，它胜过所有别省。山中出樟、漆、栎、榕、杉、松与别的树；西边的山林木很好，但近年乱中木材多被运走，山坡因而光秃无利。

省城南昌在鄱阳湖南岸附近；城墙周六英里，四面通水。它的居民在同胞中风评不佳；又因自长江到那里不便，它幸免了九江所遭的破坏与劫掠。小轮船可上到它的码头，但茶与瓷是在湖的东南面装船，所以南昌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大市集；它以上的城池很少能通轮船。巴罗估算，除去无数小船不计，泊在城前的船有十万吨。近湖一段的赣江两岸平坦，耕作不精；但愈往上溯，景致愈变化可喜；城镇村落不断入目，耕种虽未遍及，却较为展开。这条河上别的景致之中有竹制的水车，架在陡岸上，斗能把水提起二十或二十五英尺，源源不断地倒到田里去。伸进河中、把水流逼急以转动车轮的木槽，常常大妨行船。两岸可见许多塔，有些无疑极古。溯江而上，经过好几座大城，如临江、吉安、赣州与南安（都是府城），此外还有无数城镇村落；所以若计及这条河之长与它所灌的流域之广，则论人烟之稠、出产之多与之杂、耕作之勤，它大概可与世上任何一片流域相比。

吉安以上是「十八滩」，那是横亘河中的石梁所激成的急流，但除枯水时外，其高度与险恶还不至于严重妨碍行船。近旁的岸极美。水之清澈、峭岩缀着林木、山形之多变，令人想起英国北部诸郡与湖区所出的那些可喜的溪流。多山的岸上许多地方长满油茶，开花时白花满山如雪。赣州是大船不得不止步的地方；南安则是通航的尽头，离湖约三百英里，一切南去的货物都在这里起岸，翻越梅岭——即「梅之隘」。

鄱阳湖以东饶州府浮梁县境内，是著名的景德镇瓷窑，得名于宋朝景德年间——那是公元一〇〇四年，窑就设于其时。这个市镇至今供应全国所用的一切细瓷，但在乱中几乎全毁，窑被砸破，工匠或投奔叛军，或困死。三十年前据说雇用过一百万工匠，如今才慢慢重操旧业，慢慢恢复元气。走近那地方，先见烟；到夜里它像一座着火的城，又像一座自无数孔窍喷火的大炉，据说那里有五百座窑长年烧着。景德镇在昌江之上、一片两侧临高山的平原里，在饶州东北约四十英里，瓷货由饶州散往全国。

在中国与在别处一样，天才使一个地方著名；而少有比鄱阳湖西岸南康附近庐山中的白鹿洞更著名的了——十二世纪注解孔子的大儒朱熹曾在那里居住讲学。那是一处幽僻的山谷，离城约七英里，坐落在一条小溪旁的一个角落里。那些并不自炫的房屋分作若干进院落，显然是为用而非为看。其中一堂里画着白鹿，近旁指出一株树，据说是这位哲人亲手所植。这地方至今是中国文士朝谒之所，因为他的著述在他们眼中仅次于经书。这一带的秀美与雄奇为德庇时所称道，本国的文人也常以歌咏它为题。

濒海的浙江省是十八省中最小的，在江西与安徽之东，北界江苏，南界福建，得名于横贯南部的浙江，「浙」即「曲折」之意。面积三万九千平方英里，与俄亥俄州相仿；它在平原东南、南山山脉的尽头，论肥沃、论水道之多、论城市之富庶稠密、论物产之杂、论制造之精，一点也不逊于那些更大的省。李希霍芬男爵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致上海商会的信里对它的地形有很好的记述。全省盛产棉、丝、茶、稻、花生、麦、靛、乌桕与豆类。境内一应衣食之资无不具备，而制造之精又使它必能换来别处的享用之物。

浙江的河都发源于境内；从山的位置也可推知，它们的流程一般短而流急。列名的主要河流有十四条，以钱塘江最为要紧。这条河的干流发源于南部各属的两条上源，在衢州府合流，再入杭州湾。上溯入江十五英里、直抵杭州的潮头，是沿海独有的。当这道水墙逼近城下时，帆船与小舟便调转船头迎它，通常能升上六到十英尺高的浪脊而无恙。钱塘江流域将近占全省之半；百姓以筏与船把自己与出产运到约三百英里外的上源。兰溪谷是最大的一片谷底之地，长一百四十英里，宽五至十五英里，向北穿过一道七十英里长的峡谷进入下游的谷地，在那里接纳自安徽西来的新安江，因而在水大时与徽州相通。它正适合这一带的放筏之运；藉着曲折的水道，全流域二十九属中每一属都可由水路到达。

浙江的林木与果树包括东部各省所知几乎每一种可贵的品类。落叶松、油桐、樟、乌桕、杉、桑、漆以及别的树都很常见，其木材与出产都是财源。气候极宜于养生；谷、菜、禽兽与鱼供给食物；而它美丽的丝织之物冠绝天下，已行销各国。麻、漆器与竹器、茶、陶器、纸、墨以及别的物事也都外销。

此省的居民在财富、学问与文雅上与邻境相埒，只南边与江西、福建接壤的山区除外。那些高谷里的居民因地势与性情而与外界隔绝，形成一个格外抱团的族群。他们的方言独特，通行的范围极窄，各村各庄之间互相猜忌、互相回避。他们有时相当强悍；有些地方禁止开垦山地，三省境内还沿山设了一线兵哨，以防百姓迁入其中；不过这道禁令并不禁人砍伐那里的木材。

省城杭州在北部，离钱塘江不到一英里。这条河的流速表明地势向海急降，但它带下的泥沙极少；城对面潮涨六七英尺，到河口将近三十英尺。

只有一半居民住在城墙之内，关厢与四围的水上养着一大批人。西北部圈出一块地方给满洲驻军，共七千兵。闽浙总督在这里有官邸，本省的巡抚也有；不过自福州日重以来，总督很少住在此城。这些官员连同他们的衙署与兵，再加上过境的大宗贸易，使它成为帝国最富最要的城市之一。就位置而论，在中国人所选作都城的许多地方里，它是最入画的。它面对大海，自城中山顶可以远眺南面与东面的平野。可爱的西湖、湖岸上无数的房屋、以及方圆十英里之内耕作精细的山峦、林薮、空地与河岸种种景致，完全当得起中国人对它奇美的称道。马可·波罗把全副赞叹都给了它的广大、富庶、制造与治法，由此可推知它在蒙古人的征服中所受损害甚微。他一二八六年任扬州总管时到过那里，热烈地形容它「无可争议地是世上最美最高贵的城」。中国人有一句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意思是杭州与苏州全然可比天堂；不过这位威尼斯旅人的比较，对见过这两座城的人来说，与其说是显出中国城市之宏丽，不如说是显出他那个时代欧洲城市之逊色。街道铺得好，点缀着许多为纪念名人所立的旌表之坊，使穿行其间不致单调。那条沿大运河进城、穿城而过、再由钱塘江出去的长长的大街，在一八六三年被太平军无情毁掉之前，大概是全帝国最好的街道之一。那里铺子与货栈的规模与存货，可与伦敦最好的相媲美。论人口、奢华、财富与影响，此城与苏州并驾，而论制造之精大概还胜过苏州。杭州若从海上易达、又有宽阔的港湾，它会独占东部沿海的贸易；可是狂猛的潮汐（有时每小时十一节半）、危及渡船与小舟的潮头、沙洲与流沙——这些都给海上的贸易设下了不可克服的难处。

宋朝后九位君主在位时（一一二九至一二八〇年）此城是京师，那时北方正在金人治下。它著名的一个缘故是四郊之美，尤其是西湖近旁——那是一片不规则的水面，周约十二英里。巴罗说：「这个湖天然与人工之美，远远超过我们此前在中国所能见到的一切。环湖的山高峻，破碎成种种形状，极其入画；山谷里披着各样树木，其中三种格外触目，不只因为它们本身之美，也因为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林中其余树木之间所成的对照。那便是樟树、乌桕与侧柏。头一种鲜亮光润的绿叶，与第二种的紫叶相间，上面又覆着深绿而挺拔的侧柏，看去极为悦目；而在低山的斜坡上那几千处形状各异的葬地，更使这片景致耐人寻味。这里也同别处一样，阴沉挺直的柏树注定要做坟茔的伴侣。

「再高些的林中，开出了一条条路，容一排排小小的蓝屋子立在白色的柱廊上；一看才知那也是死者的居所。极厚的裸棺到处躺在地面上。湖边点缀着轻盈的楼阁，其中有一座比别的更坚实、更广大，据说属于皇帝。那些园地以砖墙围着，多半种着菜与果树；不过有几处似乎种着本国最受珍视的花木。」

斯当东说这湖是一片美丽的水面，澄澈极了，多鱼，大部分地方浅，装点着许多轻巧别致的石桥，架在湖水伸入山中的那些汊上。一座凸出的岬角顶上有一座石塔，因为式样与中国建筑常见的不同而引人注意。这座塔叫「雷峰塔」，直译是「雷之峰的塔」（不是斯当东所译的「雷鸣之风」），因为那座山起初属于一位雷姓人家；它约建于公元九五〇年，如今虽已残破，仍是一座坚实的建筑。现在有四层，约一百二十英尺高；剥落的檐口上还看得出几分规整的法度。白蛇的传说与这座塔相连，人们不断取它的砖块去当符咒。

马可·波罗的话给这番记述一个有趣的印证，他说：「城内有一个湖，周约三十英里；沿湖建着美丽的宫室与第宅，其构造之富丽精巧非你所能想象，都属城中的贵人。湖岸上还有许多偶像教徒的寺院与殿堂。湖心有两个岛，各立着一所华美宽敞的建筑，陈设之讲究简直配作帝王的宫殿。城里若有人要办喜筵，或是别的宴会，从前就在这两所宫室中的一所举行。」

杭州城内与四郊那许多佛寺之壮丽宏大，比它的位置更能招引旅人到此；然而这些丛林如今已尽毁，成千的僧人被逐；太平军没有一所建筑不曾动过。岳庙在西湖西北角附近，内有宋朝忠臣岳飞（公元一一二五年）与他儿子的坟——父子俩是以叛逆之名被冤杀的。两座圆锥形的土丘标出他们长眠之处，与外面隔着一道墙；不过圈内有四尊铁铸的跪像，身负铁链——右边是秦桧与他的妻子，左边是一位法官与一位将军，这两人以卑劣的行径助成了秦桧对岳飞的仇恨。四人都在此向这位被他们所杀的义士行礼谢罪，并以所受的唾骂警戒后来的奸人。城外不远一座叫「净慈寺」的庙里，荷兰使团一行曾得到很好的招待，有三百名僧人伺候。那所丛林保养得很好，除门口两尊三十多英尺高的护法之外，还有五百尊罗汉像，以及铜铸的小塔，工艺极精。

杭州在外间以丝织之物比别的织物更著名，但它处在运河尽头的位置，或许使许多并非在此所造之物也冠上它的名字，因为如今湖州才是生丝与丝织品更大的集散地。北关厢里有一处不规则的水池，是运河的南端；但河与池之间并不相通，所以运到这里的货物都须起岸。城中的公共建筑里有一座礼拜寺，上有阿拉伯文的题字，说这是「穆斯林行旅欲诵《可兰经》之所」。它高于近旁的房屋，饰以一座圆顶，上面每隔一小段开一个孔。一八六三年它因不是拜偶像的庙而得免于毁。城中还有另几座，此处是回教在中国的一个重镇。杭州与余姚之间有水路相通，向东南经绍兴，再到宁波，货物借此往来于省城。两城之间还有一条好路；其实本省别处的通衢也颇可观，都以宽阔的花岗石与石灰石板铺成，翻山越野，四通八达。

宁波府——意即「平静波涛之城」——因其与外国的关系，是浙江次一等要紧的城。它在三条河的汇口，位置极便于贸易与声势，北纬二十九度五十五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二十二分；合流之水以「大浃江」之名流向十一英里半外的大海。城对面只有两条河，但南边的一支在宁波西南几英里处又分为二。它的人口估计自二十五万至三十三万不等，甚至更多，连关厢与水上居民在内。此地在宋朝叫「庆元」，如今的名字是蒙古人所起。一八六二年被叛军攻陷，因有外国兵舰在，他们不敢毁城；此后这个市集愈加兴旺。外国人最初来华通商时，宁波很快成了丝与别的货物的一个中心；葡萄牙人曾在那里落户，称之为「良波」，就是同一个名字。它又是一座古城，它的志书凡中国考古家感兴趣的每一点都有详备的记载，只是外国人很快就厌烦其中那许多夹杂在少数可贵记载之间的琐屑。

「宁波所在的这片平原是一座宏大的剧场，一面伸展十二到十八英里直抵远山之麓，另一面直抵大海之边。目光所至，可以捕到许多可喜的景物。转向内陆，便见运渠与水道、田畴与舒适的农舍、含笑的村舍、家宅、村落、家族的坟茔、寺观与庙宇。转向相反的方向，则见一片向海倾斜的平野；但江上万船争流、岸边遍布冰窖，最是引人注目。自城外、仍站在城垣上向墙内望去，也同样有可观。这里没有一点欧洲的东西，很少令你想起在西方所见的。单层的与双层的房子、沉重如牢狱的家族大宅、家族的墓室与坟地、庙宇闪光的屋顶、颓败的官署、荒废的文庙与贡院、以及那座显眼而阴沉的宁波塔，全都是十足中国的。沟渠、运渠与蓄水池，连同它们的木桥与石拱，也会把你的目光留住一两刻。」在这里居住有两件大不便：夏天闷热，水质不好。

城墙周将近五英里；高约二十五英尺，顶宽十五英尺，底宽二十二英尺，筑得结实，虽略有颓坏，上面长满了草。一道深濠绕着一部分城墙；自北门起，沿西、南、东南三面直到桥门，将近三英里，有些地方宽四十码。它因常作船只往来之道，得以保持修浚与应有的深度；城的其余各面以河为防。有六座城门，南边与西边的进路附近另有两处水关，供城内河渠里往来的船只通行。

东面是桥门，从前英国的商馆就在门内近城墙处。这个口通向那座浮桥；浮桥长二百码，宽五码，用牢牢缚住的木板铺在十六条紧密连锁的驳船上，可以开启。桥上有热闹的市集，来客随着熙攘的人群，可走到对岸一片广大的关厢。渡船在两条河上往来极多，大大增添了这景象的生气。海关在桥那边，这片东关厢里有几座宗教与公用的建筑、木场、船坞与成排的冰窖，都值得行人一顾。北门外的近郊不及隔河那几处稠密；耕作精良的田地被无数水道分隔并灌溉，散布着村落，引人信步走去，越走越远。

城中庙宇僧院极多，会馆、官署与学舍也名目繁多，但这些建筑没有一座在建筑上有可观之处。会馆很多，其内部的布置构成本地社会一个有趣的方面。别省来的居民或商人惯于凑份子，在他们经商之处建一座庙，奉祀本省的守护之神，庙里养着几个僧道，并为神演戏。有时这座建筑交给一位俗人管理，称为「司仪」，日常用度由众人分摊。会馆是各省各属行旅聚会之所，又相当于欧洲的咖啡馆，是听取并交换外来消息的地方。

街道铺得好，这里那里被相当大而结实的旌表之门打断，使一路上单调的铺面招牌或死墙有了变化。两处小泻湖给市民提供了水上游玩的地方。一处叫日湖，周不过一千码；另一处叫月湖，在西门附近，周长是它的三倍。两湖都由穿城门而入的水闸供水，又填满许多运渠，帮着灌溉关厢。城中几处最可喜的住宅就建在两湖之滨。

有意思的建筑中有「天封塔」——意即「天所赐的塔」——是一座六角七层、一百六十多英尺高的塔，据《宁波府志》说，最初建于一千一百年前，不过其间已数次毁而重建。据那部书说，这座塔的营造先于城本身，而它的保全被认为关系着此地的气运。来客沿墙内一道盘旋的窄石阶登上塔顶。

城中最雅致坚固的建筑在城外水边、东门与桥门之间；那是一座奉祀海神妈祖婆的庙，由福建人在十二世纪所建，但现在的建筑是一六八〇年所造，捐输甚厚。它的装饰精致华丽，节日里的光景热闹得非比寻常。垂自天花板的灯与条幅，以其奇巧的构思和以鲜艳颜色书画的美字引人注目，而墙壁则被无数的画遮得看不见。

镇海在河口，天然的位置加上人工的设防，扼住了这道口子。一八四一年十月中英两军在它近郊有过一场激战，官军死伤极重。镇子在河北岸一条舌形陆地上的山脚下，北面有一道约三英里长、以凿好的大花岗石块砌成的堤挡住海，恶劣天气时是极好的屏障。城墙高二十英尺，周三英里，但关厢因船只之便、又为船只之便而沿水铺开。商船溯江而上时在此报关，沿岸景致多变，江面则同中国别处一样呈现一派生气。可见许多冰窖，以十二英尺高的厚石墙砌成，一侧有门，另一侧有斜坡以便出冰入冰，外覆稻草与厚厚的茅顶。

舟山群岛自成一属，以定海为首邑；全属分为三十四「庄」，各庄的头目对知县负责。这一群的南界是韭山，在北纬二十九度二十一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十分，由十一个小岛组成，最北的是假马鞍岛；全群岛总数在一百以上。定海城在舟山——即「船山」——的南面，外国地图上便以这个名字称呼全群岛。此岛长二十英里，宽六至十英里，周五十一英里半。这群岛似乎是一片广大海底平原的最高处，在地质上与大陆的南山山脉、以及九州和本州的山相连；它是沿海这一点南北天气与气温变化的枢纽。

这些岛与大陆的总体面貌，都是同样美丽的丘陵与窄谷相间，处处肥沃而易于灌溉，其间点缀着峰峦、瀑布与林薮。在舟山本岛上，肥沃而水足的谷地通常直抵海边，沿滩筑堤，于是变成或大或小的平畴，其中有渠，兼资灌溉与行船。稻、麦、豆、薯、番薯等等都种；凡有一寸可耕之土都耕种了，大多数坡上都修了梯田。自山脊之顶横望、或沿谷下望、或向海望去，景致都极入画。当地的岩石属古火山一类，种类不少，主要是泥岩、粗面岩以及致密的与斑状的长石。一八四一年英军对此岛短暂的占据，并未使百姓的境况有什么长久的改善，而它既无贸易、又无足以招引资本的矿藏。或许一半因为这份贫穷，定海得免太平军的蹂躏，如今已从初次被占时所受的损伤中恢复过来。

普陀与另几个小岛不受民政管辖，由那所主寺的方丈治理。这所丛林与长江中金山的那所，是中国一切佛教丛林中最富、最受供养的；两处都在不同时期得过皇帝的厚眷。

普陀是一个狭长的小岛，长三英里半，离舟山东端一英里半。岛上遍布六十座庵院、亭阁、殿宇与别的宗教建筑，此外还有石窟与种种迷信的遗迹，其中至少有两千名闲散的僧人在唱念他们神明的功德。一位到过的人形容他登岸后走上「一条宽阔而踏得很熟的路，通往一座山顶；每一处岩角与转弯，都遇上一座庙或一个洞、一处题刻或一尊塑像，这里那里还有布置雅致的园子，路旁植着芳草，把宜人的香气散在空中。自这些高处望去，景象极其可喜：远近无数的岛屿缀满海面，上下都是岩石与峭壁，这里那里一座山寺昂着头，而谷中那座大庙，黄瓦表明它受过皇家的表彰，像一条蜥蜴般伏在正午的日光里。凡天工与中国人的巧思所能凑集的，都聚在这里，使这景致引人入胜。可是在基督徒的博爱之眼看来，它呈现的是一幅道德与灵性死亡的凄凉图画。我们从僧人口中所听见的只有『阿弥陀佛』；无论说什么，回响的都是阿弥陀佛；问什么，回答也是阿弥陀佛。每个僧人都有一串念珠，不停地数，一面数一面重复着同一句无意义的、单调的呼号。这几个字在路的每一个转角、庙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片纸上都撞进眼里；钟上、门上、墙上，出现的都是这几个字；实在说，整座岛似乎都被这句符咒般的话镇住了，专为记录并回荡着阿弥陀佛。」这些庙宇昔日的荣光已黯淡得可怜，许多建筑现出衰败之迹，有些僧人不得不靠正经劳作糊口。僧众中死了人，便买童子来补，除宗教文字之外什么也不教他们，正合于把他们的心智养得迟钝，好去干那唱阿弥陀佛的乏味把戏。那两座敕建的庙是中国建筑的好样本；但它们同普陀所能见的一切一样，都已破败而凋零了。

早在公元五五〇年这岛上就建了庙，自它成为僧人的去处以来，似乎一直受着官家的眷顾。相传观音曾到过此地，她的像是主要的供奉对象。岛上不许妇女居住，除僧人与受僧人雇用的以外，别的人也不许住。收入来自庙产的租、来自那些到全帝国行脚募化的僧人所收的钱、以及到这可喜之地来的香客的施舍。旅人登岸时，它看去像世上最美的所在之一，正是他想象中那种专属阳光普照的东方的地方；而就天工与人巧所能合成的而论，它也确实如此：可是幻觉到此为止。住在里面的人与他们的居处所显出的懒惰与无知、独身与拜偶像、恶习、污秽与颓败，给上岸时所见那衣冠楚楚的人群与明丽多彩的景致，做了一个很差的衬底。

本省一座颇为要紧的镇是乍浦，在镇海西北约五十英里、隔着杭州湾，与那座城之间有一条约三十英里长、铺得很好的堤道穿过一片丰饶的平原相连。乍浦从前是杭州的口岸，当它独占对日本的贸易时，号称浙江沿海最大的市集。镇在一个海湾的底部、东面几座山的西坡上；落潮时，泥滩自低地伸出去很远。关厢在一个小岬附近；有城墙的镇在其后约半英里。一八四二年五月英军来攻时，城墙已很破败，但驻此的满洲兵不负他们素来勇敢的名声。这支兵占着城中单独的一区，营房照军营的式样布置。外围的防御不少，但旧堡垒多半已相当颓坏。附近一带耕作精良，建造得好而结实的房屋多得异乎寻常。

乍浦西南是澉浦故镇——中国人叫「澉浦」——从前曾是杭州的口岸，如今已废，因为它所在的那条水已被沙淤塞。这地方见于九世纪两位阿拉伯旅行家的行纪，说它是中国的第一大港，一切船舶都集于此。水牛岛与吉头角之间那道狭口，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中国之门」；而马可·波罗在一二九〇年说：「大洋离此城二十五英里，有一处叫澉浦的地方，那里有一座镇和一个极好的港，泊着大量往来于印度和别的外国的船舶……又有一条大河自行在城通到那个海港，船只可由此直上城中。」马斯登误以澉浦为宁波。倘若此地当真是唯一准许通外国之市的口岸，那就说明：即便在唐朝，也奉行着与不久前被打破的那同一套闭关之法——虽然那时山西的皇帝对南边沿海一带并没有多少权力。杭州湾的变迁是贸易失去的更有力的原因；玉尔合理地断定：如今湾的上部大概已把波罗时代的旧址淹在下面。

福建省——意即「福之建立」——北界浙江，西北与西界江西，西南界广东，东临台湾海峡。它的西界大体由闽江与赣江两流域的分水岭所定，那是南山山脉一片崎岖而肥沃的地方。海岸线陡峻，外面有极多的岛屿，它们高峻的花岗岩或粗玄岩之峰，以峭拔而不毛的岬角自南澳一直伸到舟山群岛。就地面的大势、沿海的岛屿、以及相对于大洋的位置而论，它与美国新罕布什尔以东的一带相似；连台湾在内，它的大小约与密苏里州相当。

闽江由三条大水在延平府合流而成；它灌注武夷山以东的全部地面，约当全省的四分之三。它长三百多英里，因水深均匀，是中国最有用的河流之一；岸上有二十七座有城墙的城。河口潮涨十八至二十英尺，加上岛礁众多，使进口不易。离口约十四英里的闽安县，河面收窄到不足半英里，约三英里长，水深十二至二十五英寻；两岸的山高一千五百至二千英尺。一位旅行家说这一段炮台与堡垒的墙，简直成了一道方便的梯子，好让人爬上它们所踞的山。自顶上望去，「眼前是一片美景：斜坡上麦与大麦一小块一小块的黄，与森然的松树和干裸的岩石交错，顶上戴着园圃，或者四围是稻田与橘林，再没有比这更入画的了。自堡垒之顶看闽江之谷，真是一片美景。」这条河的景致虽属另一路，论雄奇与秀美可与哈得孙河相比；不过闽江两岸的山高得多，地面也不那样丰饶。

过了罗星塔锚地，水道太浅，大船不能行，这一阻碍使福州不能成为与它的规模和地利相称的通商之地。自城以上，河里部分为岩石与沙洲所阻，到约三十英里外的闽清县为止行船都很费事；再往上，湍急的滩使去延平的路极其难熬——涨水时即便有纤夫也不可能。两岸陡峻，纤绳有时要拉到水面以上五十至七十英尺处。

史蒂文斯先生论这条河说：「陡峻、高耸而富于奇趣的山，给这一带一种划一而又时时变化的面貌；不过它多山的性质是这样重，以致可以说：过了省城，我们连一小片平原也没有见过。每一座山自麓至顶都覆着青绿。较不崎岖的辟成梯田，一层高过一层，有时多至三四十层。那上面，黄的大麦与麦子在我们头顶摇曳。这里那里有一个做活的人，扛着一捆刚割下的谷子下山去打。橘、柠檬、桑或别的树，有时在岸边投下一条窄窄的荫，把居民的茅舍半遮半掩。」

次大的是龙江，流经漳州，行二百英里后在厦门附近入海。福建沿海有许多小岛，最西的一个是南澳，长约十三英里。厦门与金门是龙江口外一群岛中最大的两个。崇武湾在厦门东北，是上溯泉州府——即马可·波罗笔下的「刺桐」——那条水道的入口；泉州至今仍以居民善于经商著称。轮船进入沿海贸易之前，福建与广东两省的港湾港汊里充斥着成队的海盗，他们惯于「像老鼠一样钻来钻去」，劫掠太平的商旅。

福建所产的粮勉强不够养活它的人口，沿海尤其如此，大批的米自暹罗、台湾及别处运来。红茶、樟脑与别的木材、糖、瓷器与夏布是主要的出口。

福州城——意即「有福之城」，当地人叫它「福州」——在北纬二十六度五分、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二十分，在闽江北岸，离河口三十四英里，离罗星塔岛九英里。城在一片平原里，四围环山，成一座天然而极其宏丽的大剧场，规模宏大，其肥沃既与之相称，又为之增色。关厢自城墙延伸三英里直到江岸，并沿江两岸铺开。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江中一个小洲之间，由一座十一世纪所建的石桥相连。景致雄奇，四围的山凡未耕作、未作坟地的地方都覆着松树；城北有几座山高三千英尺。福州对岸地势较低，关厢建在一个洲上，那是主流在城上游七英里处分汊而成的；两支在罗星塔岛重合。这个岛与两边的平原构成一个大盆地，约二十英里长、十五英里宽。江上挤满了水上人家、渡船与商船，使江面成为一幅热闹喧腾的景象。船上盆里养的花，以及船家妇女惯常插在发上的花，都为这活泼的景象添了可喜之处。

城墙高约三十英尺，顶宽十二英尺。城门七座，上有高楼俯瞰；墙上每隔一小段有较小的守卫房，里面住着几名兵，两三尊炮表明它们的用处。城分为若干坊与街区，各有自己的巡役与头人，对本区的治安负责。

自城南的乌石山望去，视野开阔，可喜之物种类极多。城墙方形的雉堞曲折不规则地绕出八英里有余，把大部分建筑圈在里面，只南面除外。东南面一座山陡然升起二百多英尺，坡上错落着住宅；城的极北另一座山冠以一座望楼，封住了那个方向的视线。城内两座塔、墙上奇形怪状的望楼、成排整齐的大仓廪，以及无数成对的旗杆（标着庙宇与官署），都使原本沉闷的单调有所缓解，而许多大树又添了变化。街上或屋顶上设有几处望屋，供更夫栖身，其中一处因其高度、以及那面带罗马数字的钟面，立刻引起来客注意。城墙之内空地很少，各处建得一样密。

蜿蜒的水渠把四围的地面划成大小不一、形状与色泽各异的一块块；同时又帮着为城排水，并为自江上来的船只提供水道。这片景致上点缀着村落与茅舍，地势较高处则是坟茔与墓碑。坐在这座高处，城中升起的那一片混杂的人声嗡嗡——敲锣、爆竹、放铳、小贩与苦力的吆喝，混着犬吠与别的家常声响，以及近旁乌鸦、鱼鹰与喜鹊的叫——极生动地告诉他：他所俯瞰的这幅美丽全景，正满满地装着在生命大潮中奔涌的芸芸众生。城西有一片水，叫「西湖」，沿岸有一列并不自炫的房屋与庙宇，一座桥横跨湖面，渔网与渔船浮在水上。城北那座山上的望楼建在城墙上，墙在那里贴着一道二百英尺高的绝壁而行；走近此地时，它是最显眼的景物。

满洲人占着城的东部，共约八千人；本地人一般不许进他们的界内。他们在自己的官长治下，过的日子与汉人大致相同，又没有正经营生，给本省当局添了不少麻烦。福州虽比宁波大得多，庙宇与像样的私宅却少得多，整体上也建得不如宁波。街上污秽不堪，百姓似乎毫不在意。外国贸易尚未成气候之前，城里本国的商号发行过纸币，面额自四角到一千元不等，具备钞票的一切好处而少有它的危险。这些票据上蓝、红、黑三色交织，签押与背书看去很是鲜艳。发票的商号名，以及环绕票面的若干字，以鲜蓝的墨写成，是最初的印样。发行的日期以及为签押与防伪而设的几个巧制的花码是深红的；而款数、合伙人与收款人的名字则以大大的黑字标出。背面是这张票经手的各人的背书，为的是便于识破伪造，却并不使背书人负任何责任。这些票如今几乎绝迹，香港的钞票正渐渐通行。街上照中国城市的样子挤满了匠人与小贩；那里的店家为招徕买主，似乎以为越挡着主顾的路，就越有可能卖给他们点什么。铺面敞得那么开，陈出的东西那么杂，或者把工匠露得那么明白，以致整条街与其说是城里的通衢，不如说是市集的摊位或工厂的过道。

本省文武大员都驻在这里，此外还有知府与闽县、侯官两县的知县。「城隍庙」是城中最大的祀典建筑之一，而观音与关帝的庙则最为香火不绝。城南的「九仙山」是一处秀美的景物。城墙自其上越过，山坡的石级上建着小屋；岩面上刻着许多题字。东门——叫「汤门」，意即「浴汤之门」——附近有一小片关厢，汉人与满洲人杂居，照料着许多由近旁泉眼引水的温汤；百姓成群到这里来沐浴取乐。

福州的市民素有矜持、骄傲而颇为强悍之名，与更北边那些有礼可亲的人不同。不过他们教育较好，又以从未被外人征服过自负。他们的方言粗硬，与厦门土话的鼻音、宁波悦耳的声口都成鲜明对照。城中没有什么要紧的制造，它的商业与财源几乎全靠闽江与内地的往来。街上可见许多戴枷的罪人，走过时耳边听不到别处那种欢腾的笑语。路上熟人相遇也普遍缺少客套，这在中国是很不寻常的事。乞丐塞满通衢，既见出居民之穷，也见出他们之麻木。据说男丁中有一半嗜食鸦片，每年为这有害的享受耗费几百万元。城与关厢的人口算作一百万上下，连水上人家在内；就规模、贸易与影响而论，它无疑是帝国的大城之一。

江中那个洲上住着做买卖的人，其中一大部分是水手与船夫。挑菜与家禽上市的乡下妇人是一族壮健之人，与城里那些面有病容的小脚太太恰成对照。江上渔船极多，许多养着鸬鹚。

厦门是本省最著名的口岸，一百五十年前曾是一处大宗外贸的所在。它在泉州府同安县境内，北纬二十四度四十分、东经一百一十八度二十分，在厦门岛西南角、龙江口上。此岛周约四十英里，除城之外还有几十个大村。湾内景致入画，一半因为界定它的那许多岛屿——有些岛上冠着塔或庙——一半因为城后的高山，以及前景中港内成群的船。自海上望去有外城与内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座城与一座山寨，被一道顶上有墙的石山脊隔开。一条石路把两处相连，来客自海上进来时，非到入了内港看不见这条路。城与关厢周约八英里，人口十八万五千，而全岛另估有十万。

厦门港是沿海最好的港之一；潮差十四至十六英尺。港的西侧由鼓浪屿构成，岛上的炮台完全控制着城。它长约一英里，周二英里四分之三，养着不少乡间人口，散在四五个村子里。外国人的住宅散布在它的山上，自港中望去大大增添了它的风致。厦门以东是金门岛——意即「金之港」——它西南岸低平的稻田与厦门的高地形成极不相同的效果；人口也少得多。

福建这一带人烟稠密，耕作精细。雅裨理先生记一次往同安去的行程说：「上行数英里，山还是华南沿海常见的那种崎岖不毛之貌，但越往前，肥沃与耕作就越增；东边的山变成了丘，丘上点缀着田。村子隔一段就有一个，许多村远望是一大丛树；不过总的说来景致显得光秃。耕作过的山上散布着桔槔，可见既需灌溉，也有灌溉之法。」

另一个方向、往漳州去，旅人过了罗星塔岛便进入一个十至十二英里长的椭圆形湾，四周是许多平原，远处升为陡峭不毛的山，山上有许多村落；雅裨理先生一次数到二十三个，船家说还有看不见的。溯江往漳州去——离厦门三十五英里——一路各个方向都望得见几座大镇与「数不清的村子」。这座城建得好，街道以花岗石铺就，有些宽十二英尺，臭得叫人受不了。一座约八百英尺长的桥横跨江面，是自这一桥台架梁到那一桥台，上铺横木。自城西北角一座庙后的山顶望去，景象极可喜。

娄理华先生说：「设想一座三十英里长、二十英里宽的剧场，四面被光秃的尖山围住，一条江穿流其中，脚下是一座大城，稻田与甘蔗田、高大的树与无数的村子向四面铺开。它的宏大与美丽超过我们此前对中国景致所有的一切想象。城就在我们脚下，形状近乎方形，沿江岸略有弯曲，房屋密接，城内与四围有惊人之多的大树。向导说上一朝它有过七十万居民，如今他以为有一百万——这大概说得太宽了。四围的村子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我想数一数，可是在眼前不到一半的范围里清清楚楚数到三十九个大村之后，便放弃了。说这片广大的平原周围至少有一百个村子，肯定还算保守，其中有些小，但许多有几百甚至几千居民。」

漳州是东部各省太平军最后占据的一座城，他们的一小支残部在丢了南京之后横穿全国来到这里。一八六六年他们被逐，此前这座城在双方交战中大受其苦。这番毁坏的痕迹至今还没有在附近完全消失。

石码——当地叫「石码」——是一处颇有买卖的地方，沿岸铺开一英里，比它与厦门之间的县城海澄还大。这条江上许多人住在船里，使溯江而行有几分像穿过一条街，那份嘈杂与忙乱是一样的。

厦门以北的泉州城从前比厦门大。马可·波罗记过它，他自福州走了五天到那里，一路不断经过繁盛的城镇村落。「此城有刺桐之港，一切自印度来的船都到这里……蛮子一带的商人也都到这里，因为运进来的货物、宝石与珍珠多得惊人……它是世上贸易最大的两个港之一。」它后来渐被厦门取代，因为厦门于帆船更便。忽必烈汗征爪哇与日本的远征就自刺桐启航；而在葡萄牙人到中国之后很久，埃及与阿拉伯来的人仍在此地贩丝、糖与香料。

兴化府在泉州与福州之间的海边，人烟极稠，它的方言与两边的府都截然不同。那里的人风评不佳，溺女之风比别处更盛。闽江上的延平，百姓说的是南京话，可见他们迁来不过几十年；福建这些山区里的土话很多，整个说来，本省方言的参差大概超过任何别省。它的出产行销北方与西方，也走海路，这种往来使居民的语言渐与邻省相合。江西境上武夷山附近的山脉，其天然景致招来远方的游人。福钧描写过那里陡峭的岩石、突崖上孤零零的庙宇与隐蔽的石径，与村落相间，沿着那条把船与货运往市场的溪水而列。这里的岩石与峭壁给了中国画家许多笔墨的题目，而这片山谷除了天然之美，还出产最好的茶。

台湾岛在厦门以西九十英里，连同澎湖一群，合为一府，叫台湾府。台湾是一片肥沃、水利好的地方，气候宜于养生，在各方面都当得起「美丽」这个名字——那是葡萄牙人一五九〇年最先给他们在基隆的居留地起的，后来推及全岛。它全长约二百三十五英里，中部宽约八十英里；不过中国的治权所及不过西边平坦的一半，把木冈山——那是一道南北走向、构成全岛脊梁的高山——以外林木深密的地方留给了未驯的土著。西岸没有好港，船只远泊岸外，既受锚地不安之险，又受土人不友之待；东岸更不宜人，因为为野族所据。据近来的报告，整条海岸线似乎正异常持续而均匀地上升，河口也正在淤塞。

此岛的土著，凡未与汉人移民混杂而被污染的，是一族极其健硕俊美的人，强壮、大眼、勇敢，好打猎与烈酒（弄得到的时候），与世上一切野人一样；他们中间没有文字，也不用任何固定的纪年之法。他们与琉球及邻近诸岛的居民，大概与菲律宾的他加禄人同族，不过也有人以为他们出自马来或波利尼西亚。他们像北美的印第安人一样分为许多支，彼此的世仇多半要到一方灭尽才罢；这种内讧使他们不能合力对付汉人——汉人占据此岛，土人向来是不甘心的。他们的社会情形极低；虽然没有偷窃欺诈这些小恶，对生人也友善，但血债血偿的原则在他们中间通行不悖，家族复仇通常是男子一生唯一的目的。凡没有砍下过一个汉人头颅的野人便不受敬重，而一次械斗带回的头越多，一个勇士在众人中的地位就越高。妇女被迫兼理家务与田事，却也分有她们主人的懒惰，以致她们割稻或割小米，从来只割够当天吃的。「这些人虽有人的形体，」一位中国著者以他们文章里常见的那种对偶之笔写道，「却没有人的性情。治之不可，灭之不可思议，因此拿他们毫无办法。所余唯一之法，是在他们出没为寇的各处隘口设兵置炮，以军容慑之，使不敢出其巢穴。生番的路只在密林丛莽之中，藏身极易。他们砍下人头，便煮去其肉，以各种饰物装点头骨，悬于屋中，以为骁勇之证。」除了几支已归顺大陆统治者、住在移民与生番之间边地的土著之外，还有一族处境特别的人，叫「客家」，在山中诸部与汉人之间守着中立。这些人本是广东省勤劳而受欺压的居民，为改善境遇而迁到台湾，与那里的土著建立了密切的往来，替他们弄到军器、火药与制成品，因而使自己成为他们不可少的人；又因勤勉，久而久之得以垄断樟脑的贸易。他们虽保留汉人的衣冠、也剃头，实际上却不理会中国的治权，向山民纳贡、与山民通婚，并从他们手里得到大片土地。

玉米、土豆、水果、烟草、靛、糖、稻与茶都在此岛种植，后三样正迅速增产以供出口。天然的出产里以盐、煤、硫、石油与樟脑最为要紧。那些广大的煤田几乎还没有开采、甚至没有勘察过，如今所采的矿只在北部基隆附近。不过迄今所用的仍只是土法，以其极其简陋，难怪他们不能自天然困难最大的偏远地方采出煤来。全靠人力，排水更是闻所未闻——因此矿一往山腹深处开，就得赶紧废弃。上等煤在矿口的价钱约合每吨六角五分，若用改良之法，这价还能减去三分之一。不过此岛有火山，这对采用西方的采矿机器仍是一个大障碍，沿海尤其如此，那里的岩层似乎错动得极厉害，排水也更难。台湾北部有些地方石油很多，自山间的裂缝里汩汩涌出，土人拿它作点灯与药用，却不出口。硫的贸易大有可为得多。它自基隆附近大油坑的硫气孔与喷泉中得来，那里所产几乎是纯的；同时还有大量亚硫酸，本可有利地用在岛上的糖厂里。不过制硫为条约所禁，虽然出口仍在小量进行，承包的人自担被查扣之险。樟脑也许是台湾最大的财源，这里取樟脑是以蒸汽浸透小段樟木，不像日本那样用煮的。樟脑的结晶凝在炉上方的一个接收器里；蒸馏的过程中生出一种精油，用硝酸处理后便成固体樟脑。取材的那些树长在岛上最难到达的地方，据各家的描述都极其高大，却被土人不加拣择地砍倒，全不想留一茬再生。

这一带最有意思的自然现象之一，是所谓的火山，它们间或的喷发已被许多人注意到。一八六九年任厦门美国领事的李仙得先生趁到台湾之便，把这件事考察得更细。据他的报告，有一种气不断自地中冒出，只要挖一个几英寸深的洞，就能点着。他接着说，多半是气流不时在山上从前没有留意过的地方冒出来，穿过长草与大树之林，而石油通常也在附近流出。这些气一接触空气就容易自燃，于是必定点着这些东西，酿成一场局部的大火，使这一脉的许多峰头显出火山的模样。

十五世纪前半以前，中国人对台湾所知甚少，直到一六八三年他们的治权才及于它的一部分。它从来不曾被认真地开拓过，自最初想要管束它起，就成了一片治理不善、桀骜难驯的地方。自大陆去的移民络绎不绝，土地被有资本的人占去，他们不但招人前往落户，甚至当真买下大批穷人去住这些地方。台湾府是地方政府所在，是岛上最大的地方；别的港口或要地有旗后与打狗，在台湾府以南若干英里，后者连同西北岸的淡水是新开的通商口岸之一。基隆有好港，是岛北货物的集散地。自一八六一年这三处开放与外国往来、又对山麓那片中立地带作了更细的考察之后，这片富庶之岛的物产、人民与情形已为人所知得多了。

离开台湾之前，不妨一提一部关于此岛离奇的伪史，出自一个叫乔治·撒玛纳札的人之手——那是十八世纪初一个了不起的骗子的化名，他自称是台湾来的、归信基督教的日本人，以拉丁文刊布了一部关于那个国家的虚构记述，在欧洲哄动一时。

台湾以西约二十五英里、隶于台湾府的，是「澎湖厅」即澎湖群岛，由二十一个有人居住的小岛组成，最大的一个叫澎湖，周八十四英里；没有一个高出海面三百英尺。最大的两个叫澎湖与渔翁岛，在这一群的中央附近，两岛之间有一个极好的港。没有树、又没有避风的谷地，使这些岛显得荒瘠。这里种小米、花生、菠萝、番薯与蔬菜，但大部分给养仰给于台湾。全群人口估计八千，其中一大部分是渔人。荷兰人一六二二年占了这些岛，想用抓来的中国夫役筑城设防，但两年后因福建巡抚之故迁往台湾。

注：安文思说：「你会以为它们整个是纯金所造，或者至少包着纯金，又以青绿珐琅点染，那景象既庄严又悦目。」

注：基歇尔《中国图说》里可以看到这口钟的一幅版画。安德森博士提到曼德勒附近一口钟，高十二英尺，唇口宽十六英尺，重九十吨——显然是比北京这一口更重的庞然大物。

注：君士坦丁堡刊行的一部土耳其地理书，以「宰敦」之名记述这个港口。

三西部各省的地理

居中的湖北与湖南两省从前合为一省，叫湖广——意即「广阔的湖」——至今人们仍常以这个名字称呼它们。湖北——意即「湖之北」——是两省中较小的一个，可耕之地却最多。它北界河南，东界安徽与江西，南界湖南，西界四川与陕西。面积约七万平方英里，略大于新英格兰。

大江穿流南部，在那里与南北两岸所有的湖相通，水量几乎增加一倍。汉江、又叫汉水，发源于陕西西南、伏牛山与大巴岭之间，灌注该省之南与湖北的几乎全境，在武昌注入长江。它的河道极其曲折，全程约一千三百英里，一年之中只有涨水时才可通航，上溯至襄阳约三百英里。不过小船任何时候都能自陕西近源头的新铺湾放下来。河口不过二百英尺宽，但溯流而上，河床不久便展宽到四五百英尺，到离汉口一百六十八英里的沙洋，已有半英里宽。它整个流域的面积与本省相当。

大量融雪注入一列山坡上汇聚的许多溪流、再集于一条狭谷、并带来一年一度的冲积与淤沙，其惊人的效果在汉水沿岸看得分明。这条河在最窄、两岸最高之处，常涨五十英尺；在宜城，河槽随季节自三百英尺变到一千五百英尺，而河床则自二千英尺变到九千英尺，涨水时水面升高十八英尺。在这些宽阔之处，这条河呈现为一条蜿蜒的沙丘之带，水流在其中或分或合地曲折而行。因此行船既难且险，因为流沙把深水挪来挪去，船只常被耽搁或搁浅。涨水时两岸被淹没，但那时水流之急，几乎与冬天的浅滩一样碍事。

湖北的东南部是一大片洼地，其中湖泊相连。这片平原纵横都将近二百英里，被认为是中国最肥沃的地方，因为不像黄河两岸那样常遭泛滥，而地势的倾斜又使它丰沛的水易于分派。每一寸地都耕种了，多余的出产也容易运到有需之处。最靠近长江的地方太低，不能常年耕作。

斧头湖、黍米湖、赤马湖与沔阳湖是本省最大的湖。两湖省其余的地方都是丘陵与山地；那道高峻的太白山脉起于陕西深处，伸到湖北之西，把大江流域与它的支流汉江的流域隔开，有些峰高及雪线。湖北的出产是粮食、丝、棉、茶、鱼与木材；它的制造是纸、蜡与布。气候温和而宜于养生。

省城武昌位置有利，把大部分贸易吸了过来，多年下来便使汉阳与汉口在长江与汉水北岸兴起。从前自这两条河上别的城市聚到这里的船只多得惊人，因而使人对这里贸易的价值生出夸大的想头。轮船的进入毁掉了这种本国商运的大部分，而这几座城本身也在太平军手里吃了大苦，如今正迅速恢复，而且根基更稳。三城在北纬三十度三十三分、东经一百一十四度二十分，离上海五百八十二地理英里。

武昌是本省官员、满洲驻军以及一批有影响的士人所居之地，而做工的人则多半靠汉口谋生。它的城墙周十二英里有余，圈起的空地多于有房屋的地面，其平坦为一列低丘所缓解，那列低丘一直伸到河那边的汉阳以外。狭窄的街道因秽物而恶臭，夏天又因排水不良而成瘴气之源。

一八六一年汉口开放通商时，它是一派残破之相；但远方来的人与船给人的那份安全感，迅速把散去的居民与匠人招了回来重建废墟。外国人住在近江边、汉口以东、汉水以西，那里泊船极便，又避开了长江的急流。这条大河一年之中水位相差约四十英尺。在一八五〇年以前那些早年太平通商的长久岁月里，这一带在一定面积上所聚的人，大概比世上别处都多；它富庶的名声使外国人对自己分得的一份寄了厚望，而这厚望已渐渐消散。古伯察神父用几句话记下了它一八四五年的样子：

「我们到那处江面完全被船遮满的地方时，夜已经合拢了；那些大小形制各异的船是自四方聚来的。我想世上再没有第二个港口像这里这样繁忙，而它在这个帝国里也算是最有商气的地方之一。我们进了一条敞开的水道，那是一种街，两旁以浮着的铺子为界；在这座难行的迷宫里费力行了四个钟头，才到了上岸的地方。绵延五里格，岸上只见房屋，江里则是数不清的、美丽而奇异的船，有的下了锚，有的日夜上下往来。」

这三座城的全景是美的，四郊耕作精细，间以大户人家的宅第；不过他又说：「你若走近，就只见江边一道被春汛冲蚀得不成形状的土坡，街上则是上罩栅栏的摊子，以及被水掏空、或因年久而倾圮的作坊。这些残迹之间的空处填满了污秽，向四周散出令人窒息的气味。房屋的位置毫无规矩，没有人行道，没有地方可躲开挤上来的人群——他们推推搡搡地争路，而大家只管在牛、猪与别的家畜之中乱糟糟地往前挤，各人尽力躲开路上的秽物；那些秽物中国人仔细收起来做肥料，用不加盖的小桶在人丛里挑着走。」

汉口以上，长江沿岸的城镇离江较近，因为不那么容易受春汛之害。湖北这一段江上最大的商埠是荆州府对面的沙市，以及近四川境的宜昌，分别在二百九十三与三百六十三英里处。自沙市有一条安稳的运渠可横通汉水上四十英里外的沙洋；由那里往北便是去山西的路。宜昌近来已开放通商。它是自上海上溯的大船通航的终点，因为再往上几英里便开始有滩，非用纤夫能拉的小船不可。这两个市集是贸易与行旅的大中心，也不像长江下游一切要紧的城镇那样被太平军毁成废墟。

长江在本省宜昌与四川边界之间的一段，所呈现的大概是世上最壮丽的几处景色。它冲破在急滩花岗岩核心两侧倾斜的石灰岩基盘，先在一边穿过巫峡、米滩峡与鹿羔峡，再在另一边穿过宜昌那道长长的峡谷。在这几处之间与之外，河流处处被或大或小的险滩所断。这些雄伟的峡谷之中，最摄人的（虽然不是最长的）是鹿羔峡，它垂直的峭壁自狭窄的江面升起一千英尺以上。布拉基斯顿说，再没有比忽然撞见山体上这道巨大的裂口更令人震动的了——「江水由此逃出，宛如穿过一只漏斗」。

湖北的东部比南部更崎岖，乱中被武装的股匪蹂躏过，最好的城镇都被毁了。北界附近的襄阳府与樊城是这一带内地商运上要紧的地方。此地与中国上古及封建史上许多大事相连，因此对本国学者是一片有意思的地方。西南的施南府大部分多山，其山区住着一批粗野无文的人，其中许多是由土官分治的。

湖南省北界湖北，东界江西，南界广东与广西，西界贵州与四川。面积算作八万四千平方英里——与大不列颠或堪萨斯州相当。它由四条河所灌，这四条河的流域几乎包了全省，其末端的分水岭便划出了省界。最大的是湘江，它发源于南面与东面的山中，有许多可通舟的支流，使小船的贸易得以通到江西与广东境上，商货集于湘潭；这一片肥沃稠密的流域几乎占了全省之半。湖南西部有沅江，但滩与瀑太密，使它远不及湘江有用。船被极其吃力地拖到西南各城去，只能载四五吨货；到常德以上二百英里的洪江，还得换成平底方舟才能抵沅州。两条河作为往来之道的优劣，对照十分显著。这两条大河之间是资江，只能通小舟，而且要拉过许多急滩，以致这条河本身就被叫作「滩河」；它的流域窄而肥沃，出产由东西两面的山路运往市集。第四条是澧水，与其余各条一样注入洞庭湖，灌注本省的西北部；它只有下游可通舟，于行旅几乎无用。这几条河都在湖中保着自己的河道；那个湖与其说是由自己的泉源与支流所养的湖，不如说是长江每年涨水时溢流的一个积水坑。在湘江上的湘阴，河岸高出枯水位三十五英尺，再向岳州的湖口或其附近渐渐低下去。这个湖一季是一大片水、另一季是一片沼泽，这种变化自然影响全省的内地贸易，因为穿流其中的那些河总处在或涨或枯的状态——两个极端都不能不严重妨碍轮船。

湖南的出产并不代表它的土壤或矿藏有很高的开发。茶与煤是主要的出口；茶油、花生油与桐油、麻、烟草、稻，连同铁、铜、锡与粗纸，凑成这份清单。湖南南部的煤田所藏可与宾夕法尼亚的相比；无烟煤出于耒水，烟煤出于湘江，两处煤层都伸过省界进入广东。松、杉、樟与别的木材的贸易也很要紧。湖南的人口在太平军之乱中略有减少；它的居民在同胞中普遍有暴躁粗野之名。境内多山，使他们分成一个个小群落，彼此所知不深，因为行路艰难；而土壤在许多属内也不够肥沃，养不起大量增加的人口。

湖南省城长沙在湘江上，是华中最有影响、在史上也最有意思的城市之一；端午的龙舟竞渡就起于此地。湘潭在涟水汇口、岳州以上二百多英里，是中国最大的茶市之一。它的人口算作一百万，是本地与别处物产的贸易与银钱中心；它沿西岸铺开三英里，向内地将近两英里，岸边泊着成千的船。它在乱后恢复兴旺之快令人惊异。沅江上的常德是次一等要紧的城，因为自长江边的岳州易于到达；这一府出产大量的稻。

湖南在文事上地位很高，百姓衣着体面、健康，通常也安分。不过水上人家特别不守法纪，是地方官难以约束的一类。西南各属有土著山民，更难驾驭，大概是因为派去管他们的朝廷官员课税不公、欺压过甚。除了这些难治的成分之外，还有一大片地方为瑶人所据，他们占了本省南端永州与桂阳之间的高地，把山隘堵住，不肯让人上去。

陕西省——意即「陕之西」——北界内蒙古，以长城为界，东界山西与河南，东南界湖北，南界四川，西界甘肃。面积约七万平方英里，无论在地质上还是政治上，都以秦岭划得最为分明——秦岭是渭水与汉水的分水岭。越过它到南部汉中府去，只有一条好路；另有一条偏东，自西安经秦岭与伏牛山之间的一道天然隘口，通到汉水流域丹江上的商州。这一部分约占陕西的三分之一。另一部分包括渭水、洛水、无定河以及黄河若干较小的支流的流域，其中以渭水最为要紧。这条河在它流域最低之处潼关注入黄河，黄河便在那里冲入河南的低地，也在那里把中国的东部与南部同西北诸地分开。这整部分都是黄土的构造，河床深切其中，横越的道路很少。渭水流域是本省最肥沃的地方；中国民族的历史与它的盛衰之相连，超过他们疆土上任何别的地方。沿岸与支流各属开发与人口增长之速，足见它的富饶。

北面，长城把陕西与鄂尔多斯蒙古人隔开，它的西端在宁夏抵黄河——宁夏是那一带最大、也是唯一要紧的城。与那一带的一切往来都经由陕西，或经由归化城，但山脉的走向妨碍直行。那一带的河流没有一条很便于行船，便于灌溉的也很少；庄稼全看雨水。气候比山西更均匀温和，也不像甘肃许多地方那样多雨。这里一个丰年的收成可以养三个歉年。百姓主要靠麦，但凡有水处都种稻；高粱、小米、豆类、玉米、大麦、花生与各样果子凑成其余。棉、麻、烟、油菜与罂粟广为种植，但寻常年份任何一样的余数都不足以多供外销。近来以境内回民被歼而告终的那场惨酷的内战，使许多地方极其荒凉，它要恢复从前的兴旺与人口，必定缓慢。

陕西与四川之间的往来，几乎全靠自西安到成都的那条大道。它沿渭水行至左岸的咸阳县，往北入甘肃的路在那里分出，另一条继续沿河西行，穿过一片人烟稠密的地方到宝鸡县，在那里再渡渭水。这一段里，约一万一千英尺高、顶上积雪的太白山为景致添了一处显著之物。自宝鸡起开始翻越秦岭，要走七天难行的路、一百六十三英里的迂回之途，才到甘肃境上的凤县。它翻过一道道六千至九千英尺高的山脊，沿山腰、下峡谷而行，其修筑之法很足以为公元三世纪筑路的工师增光。这些山区一路到汉中附近的褒城，人烟都很稀；可是一到汉水，便进了中国最美最肥的谷地之一。它西面的分水岭是九条山，向西南伸入四川，在嘉陵江西侧。

西安城是中国西北的首府，规模、人口与分量都仅次于北京。它在史迹与史录上胜过那座城；在它悠长的岁月里，它一直不负「长安」这个早先的名字——意即「长久的平安」。自东边走近它，要越过一道断崖，崖的东面满是在干土里凿出的窑洞；自崖顶望去，三英里外平原那边可见高耸的城楼与巍然的城墙。这些防御太坚固，回民的叛军攻不下，因而在关厢已被焚的时候仍护住了市民。全城圈内都住着人，杂处着藏人、蒙古人与鞑靼人，其中还有几千名回民因效忠而得以保全。自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武王建城以来，西安屡被攻取、屡被夺回、屡建屡毁，但它的位置一直使它扼着中部与西部各省以及中亚之间的贸易。此城本身位置如画，还留着几处昔日盛况的遗迹；而它的近郊，对精明的考古家与探究者所许的报偿，胜过中国任何地方。中国景教教务最要紧的记载——公元七八一年那块著名的碑——至今还在一座庙的院子里。西北去若干英里有大佛寺，内有一尊可观的佛的巨像，是中国最大的，据说是唐朝一位皇帝在九世纪时所凿。这尊像在砂岩中凿出的一个洞里，与洞同出一材，是开凿石窟时留下来的。高五十六英尺；这尊坐像四肢与身躯的比例总的说来不错，佛作右手上举施福之状，像与衣都敷着浓重的颜色与泥金。佛前立着两尊较小的巨像，是「胁侍」，即佛的爱徒；不过它们较差的艺术与手工表明出于后世。洞自上方采光，像万神殿那样，只在穹顶上开一个圆孔。石窟之上六十英尺处起着一座瓦顶，洞外的山坡上还有若干小庙与塑像。

次于此城的是近四川境的汉中；它被太平军损伤甚重，同那条谷地里一切暴露的城镇一样，恢复得很慢；这些叛军没有一支越过秦岭。榆林——意即「榆树之林」——是陕西北部长城上一座要紧的城，驻有慑服蒙古人的兵。渭水与汉水沿岸或近旁还有几处贸易不小的市集。

陕西有金矿，有些河里也淘金；别的金属也有开采。气候太冷，不宜稻与蚕；麦、小米、燕麦、玉米与棉取而代之；大黄、麝香、蜡、铅丹、煤与软玉都外销。西安的贸易主要是以东部各省（经潼关大隘而来）的物产同西藏、甘肃与伊犁的物产交易。北部至今还有野兽；为食用与役使而养的马、羊、山羊与牛，比起华东来数目很大。

广袤的甘肃省——意即「甘心的敬奉」，是合甘州府与肃州两个名字而成——从前属陕西，西界不过嘉峪关；但自乾隆分省以来，它的疆界已横过沙漠伸到西北的准噶尔境上、西边的西藏境上。它北与东北界戈壁和札萨克图汗部，东界陕西，南界四川，西南界青海与沙漠，西北界科布多与伊犁。它的全部面积不会少于四十万平方英里，其中大部分是不毛的荒地；它跨十二个纬度、二十一个经度，包括了古唐古特国最好的地方——那个国是被成吉思所灭的。

这一大片地方的地形，天然被长城尽头的嘉峪关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一部是肥沃、水足、人烟稠密之地，与另一部沙漠或山岭的荒原截然不同。东部又被几道几乎自南而北平行横贯的山脉分为两段，在黄河附近把渭水与黄河两流域隔开。两者之间的通道要越过分水岭，离洮河不远，经狄道镇，由那里上到兰州。本省这一部分由渭水所灌，其肥沃与出产都像山西，而它靠近巴颜喀拉高脉，雨量也相对丰沛。极南的河流入四川，但于行船便利不多。黄河的支流总的说来于灌溉与行船更不合用，而在兰州附近汇入的那四五条水量变化太大，靠不住。

甘肃独特的一点，是那条像楔子一样伸进西藏高原的狭长地带，自兰州向西北，在阿拉善与祁连山之间直抵长城尽头。这条地带扼着塔里木河流域与中亚、中国本部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几乎控制着北方各省的贸易与权势。大通河在祁连山之南流过，但行旅走的是近长城的路，那里粮草都足，一直到长城尽头以外很远——甚至到沙漠。自西安到兰州的路，或沿泾河上行至平凉、再翻几道山脉，或沿渭水再上行至秦州；路程都在五六百英里之间。自兰州有一条路沿黄河下到宁夏——那是一座主要住着蒙古人的城。另一条向西九十英里到西宁，青海四围的部落到那里做买卖。最要紧的一条通肃州，这一程较易走，而它的贸易又给沿路居民提供了生计，他们的庄稼被过路的人买去；这条路约五百英里长。它自古以来的重要，可由长城之筑（为的是防止沿路两侧的侵入）以及嘉峪关之设（那是为敌人关上大门）见出。

甘肃的气候与东部各省对照鲜明。普尔热瓦尔斯基说它一年有三季是潮的；冬天刮清冷的风，与平静温暖的天气交替；截至九月三十日的九十二天里，他记下七十二个雨天，其中十二天下雪。最高气温是七月的华氏八十八度。五月里也下雪、下雹。把这片湿润之地与沙漠隔开的阿拉善以北，一切都是干燥的沙地；那些山峰招来云，有时倾盆而下，却使北坡仍旧干着；一片沼泽与几英里外的一片沙荒隔山相对。

黄河以东的地方肥沃，出麦、燕麦、大麦、小米与别的食用之物。野兽常见，猎之可得食物与毛皮；住在省内的鞑靼人也牧着大群牛羊。山里有金属与矿物，其中有铜、叶蜡石、玉、金与银。省城兰州在黄河南岸、河转向东北之处；谷地狭窄，西面有一隘为守，路由此隘西去。青海以东约一百英里的西宁府驻着青海办事大臣；近年它政治上的分量大大增加了它的贸易。本省东北的宁夏府是沙漠边上最大的城。近来那场回民之乱中人命与一切生计的毁灭——它于一八七三年十月在肃州被彻底扑灭——不大可能很快重演，因为叛者已被杀尽；他们突厥的血统至今还能在相貌上看出来。中国平定那一带之后，甘肃在巴里坤四围各属的城镇，还没有可靠的记述。

四川省——意即「四条水」——在甘肃扩过沙漠以前是旧十八省中最大的，如今物产之富也居前列。它北界甘肃与陕西，东界湖北与湖南，南界贵州与云南，西与西北界西藏与青海；面积十六万六千八百平方英里，是多数别省的两倍，幅员略过瑞典而不及加利福尼亚，而可通舟的河流与物产则胜过两者。西安的历代皇帝一向倚它为权力的主要支柱；公元三世纪蜀汉曾以它的省城统治中国的西部。

四川天然被自北而南注入长江的四条大河分开，从而形成平行的流域；这些流域合起来约占全境之半，也是全部有价值的部分。岷江以西的西部属中亚高原，几乎不过是一列列山脉，人烟稀少，除小块地面与谷底外不宜耕作。东部是一片三角形的地方，四围是高山，由志留纪与泥盆纪的地层加上其间的沉积构成，多为红色的黏土质砂岩，呈现一种特别的砖色，李希霍芬男爵因而称之为「红盆地」。这些山脉平均高约三千五百英尺，但河流已在这些沉积里切下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英尺深的河道，使沿水上下既不快也不易。界定这片三角形红盆地的城镇是长江上的夔州；自夔州画一线沿江之南到屏山县——离岷江汇口处的叙州不远——便是南界；再西绕至青衣江上的雅州府，转向西北到龙安府，便大致画出西界；东界则沿汉水的分水岭回到夔州。在这片地面之内，生机、勤劳、财富、兴旺，无不具备；在它之外，通例是河不能行船，地不能耕种，人则野而不驯，南面与西面尤其如此。

本省注入长江的四条大河是嘉陵江、沱江、岷江与雅砻江，最后一条也是最西的一条被看作大江的正源，岷江以西的大江叫金沙江。嘉陵江发源于甘肃，一条干流一直到河口都用这个名字，沿途自它的流域与汉水之间的山脊上接纳几十条支流，终于长成中国最有用的水道之一，大概仅次于广东的珠江。江口的重庆是宜昌以西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也会像密西西比河上的圣路易斯一样，随着腹地的开发而日益重要。沱江（布拉基斯顿称之为「涪松」）是四条中最小的，它的上源与成都以上的岷江相通；泸州镇在它的河口；上游一段叫中江。岷江的源头在青海，与嘉陵江的源头相近，也像那条河一样自界定并横断它流域的山脉上接纳来水；它下到成都平原，在灌县以下分为十几条河道，行一百多英里后在眉县以上重合，成为一条又深又入画的河，直到叙州，离源头一千多英里。在汇口处，夏天融雪之时，岷江几乎使长江的水量增加一倍。雅砻江是岷江与干流之间唯一的大支流；它来自黄河与长江源头之间的巴颜喀拉山，在它漫长、孤寂而无所滋养的行程中不曾接纳要紧的支流。古伯察神父说，他在快到边镇打箭炉之前、在马坚宗附近渡过它湍急的河道；它一路有三个名字。

以成都为中心，有许多路通向省内别的大城，行旅与贸易由此畅行，与别省的连接也安稳便捷。路以石板铺就，宽得可容两队驮畜并行；斜坡上凿出石级，骡马上下无险，不过大部分货物与客人都由苦力肩挑背负。为便利行旅，通往每一个村落的小径都开辟并铺石；凡贸易负担得起之处，便按需要以凿石、铁链或铁索架桥，横跨急流与深壑；桥近旁的城镇村落以修护它们为荣。

这片肥沃之地的出产既多且杂。稻与麦夏冬轮作，但出产粮食的地面勉强够养它稠密的人口；豆类、大麦、玉米、花生、高粱、番薯与土豆、荞麦与烟草，都为自用而种。糖、麻、几种油、棉与果子凑成主要自用的作物。出口有生丝与丝织品，其外销之多胜过任何别省；盐、鸦片、麝香、桐油、龙胆、大黄、茶、煤、白铅、铜、铁与白蜡，也都是为别处所产所制。别省被叛军蹂躏之时四川所享的太平，有助于它一切物产的发展，也增加了它的丰饶。这一带的气候有利于耕种由风化砂岩构成的山坡，因为温湿的冬天催熟冬季的庄稼；雪即便下，也只留几天，麦在五月前就割了。夏天的雨与春汛灌满千山上的溪流，为稻田供水。这种气候与更北的干燥地带大为不同，冷热与干湿的悬殊也小于它南面的云南。若这常态被异常的旱涝打破，百姓便无食可得，而运输之慢又使别省的丰足无从接济。那时抢劫、骚乱、人相食以及别的暴行，便加重穷人的苦难，也加重治理的难处。

省城成都在岷江上、本省最大的平原里，那片平原一面约一百英里、一面约五十英里，以富庶稠密著称。居民算作三百五十万。此城自远古就著名，但它如今「完备之都」这个名字是刘备定居于此时所得。它的人口将近百万，它的城墙、铺子、衙门、街道、货栈与关厢，无不显出它的财富与政治上的分量。马可·波罗称它「新达府」，称本省为「阿克巴里克蛮子」，还描写了那座半英里长的漂亮石桥——桥上有顶，架在白石柱上，「桥下做着买卖」——那桥横跨「江水」，即长江，岷江至今仍常被如此称呼。溯江到成都去，沿岸旧日居民那些出奇的窑洞，至今仍引旅人注目。

在此城住过几个月的谭卫道先生宣称，它是中国最美的城之一，坐落在一片肥沃平原的中央，许多渠道灌溉着它，结成一张极其坚实而有用的水网。城内城外旌表的牌坊之多引人注目，它们的式样、大小、题字与年代是一片有意思的探究之地。许多用细石雕成的像散布城中，或用来点缀墓地。

长江上的重庆在嘉陵江口、离汉口七百二十五英里，是四川次一等要紧的城，也是两条河上一大宗贸易的中心。大江上别的市集也都在支流的河口；自夔州到叙州与屏山县，四百九十六英里，省内各样船只往来既易且安；轮船在这里也会找到极好的用武之地。

四川西半部的人散居在无数丘陵山岭之间的谷地与坡地上，这里是中国最崎岖的地方之一；他们由本族的土官治理，受中国的节制。他们属倮倮一族，自古以来对中国的统治既敌视又不服，既阻了自己的长进，也把统治者要施惠于他们的心思全打消了。雅州府、打箭炉与巴塘是成都以西、去西藏路上最大的城镇。省的另一边，丰都县有火井，那里用大量的石油气来熬近旁挖出来的盐。四川各处有意思的题目太多，在一篇简略的勾画里只能一带而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王国。

广东省——意即「广之东」——因长期以来是十八省中外国人唯一能到的一省，几乎成了中国的同义语，其实除广州附近、以及自南雄下到广州的北江沿线之外，人们对它所知并不比别省多多少。它北界江西与湖南，东北界福建，南临大海，西与西北界广西；面积与大不列颠相当。内河航行与广泛的沿海贸易的天然之便异乎寻常地大；因为它将近一千英里长的海岸线提供了许多极好的港湾，而它的河流又与省界以西、以北、以东的地方相通。

南山沿北境、在它与江西、湖南之间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呈现出福建所见那同样的一串短岭，其间有谷底与清溪。这些山岭自广西一路排到福建，得了几十个名字，但没有哪一段比那条二十四英里长、翻越南安与南雄之间梅岭——即「梅之岭」——的路更为人知。这里的高度约一千英尺，这一带的峰没有超过二千英尺的，往西则渐高。峰顶是石灰岩，下面是花岗岩；沿海也以花岗岩为主。海南的黎母岭有几座峰将近抵雪线。河谷宽阔，其肥沃足酬农人。果、稻、丝、糖、烟与蔬菜构成出产的大部分。铅、铁与煤都很多。

流经广州的珠江，只在那短短的一段才用这个名字；不过与其以它众多的支流之名去扰乱读者，不如用这个名字来统称全流。它由西、北、东三江合成，前两条在城西的三水合流，东江则在黄埔汇入。西江大得多，发源于云南东部，沿南山的南坡在广西全境接纳支流，行五百英里后由许多口入海，其中最著名的是虎门。北江行二百英里后与之相会，东江长度相仿；这两条河宣泄广东北部全境的余水。三条河所灌之地不下十五万平方英里，它们的河道大部分可通舟到本省与广西的一切大城镇。韩江是广东东端唯一要紧的河；大城潮州在它河口附近。本省自南澳岛到安南这一段曲折深入的海岸线上，散布的岛屿不下三百个，其中将近三分之一属广州府。

广州、即广州府——意即「广阔之城」——是省城，在珠江北岸，北纬二十三度七分十秒、东经一百一十三度十四分三十秒，与哈瓦那、马斯喀特、加尔各答几乎同纬；不过它的气候比这几座城都冷。西人称此城为「康顿」，乃「广东」之讹，英文里是自葡萄牙人的写法转来的；市民自己通常叫它「广东省城」或简称「省城」。另一个名字是「羊城」，第三个是「仙城」，都出自古老的传说。它在白云山麓、沿江岸而立，直线距澳门以北约七十英里、距香港西北九十英里；走水路则更远。

西、北、东三江所注的那片三角洲，若不是岛屿占了那么大一部分，简直可以叫作海湾。整片是本省最肥沃的地方之一，也是世上任何河流最广阔的河口之一——大致是一个每边约一百英里的三角形。伶仃洋——得名于那个小岛，从前鸦片与别的趸船泊在那里——是最大的一片水面，在这条河主要的出口虎门之下。天然的屏障之完备，很少有河比得上这里；然而中国人在此处以墙与炮所设的防御，在敌人的技艺与力量面前几乎无济于事。船自此上行三十英里到黄埔锚地，自黄埔到广州还有十二英里，几乎正西。走近广州的标志是城内两座高塔，以及挤满江面的无数船只与帆船；其中令「远道而来的生客」最觉可喜的，是他自那些桅杆之间望见的沙面上的洋房，以及飘着各国旗号的旗杆。

广州城墙内的部分周约六英里；有一道东西向的界墙把它分成不等的两部。连关厢在内，全周将近十英里。就最可靠的资料判断，水陆的人口不会少于一百万。这个估计有人怀疑；而这件事是无从确知的，因为户口册按属分列，帮不上忙，而广州分属南海与番禺两县，两县都伸到城外许多英里。德庇时说：「有人步行两个钟头就绕完了全城，全周不会超过六七英里」——这话不错，但他指的只是城墙之内的部分；而城外的房屋至少与城内一样多，此外还有船。此城不断在长，西关厢有许多街是近十年内全新建起来的。房屋沿江自花地对面一直伸到法兰西炮台，长四英里，两岸几乎处处被船与筏遮住。

广州的位置本就很快会招来定居的人。关于此城最早的记载可上溯到基督前二百年，但在那以前无疑就有商人在此。国内安定以后它日益重要，到公元七〇〇年设了正式的市，并派了收关税的官。一六五〇年满洲人席卷全国时，此城抵住了他们十一个月的全力攻打，最后因内奸而陷。卫匡国说城破时被杀的男子有十万；而若本国的记载可信，在最后的攻城与围城期间丧生的总数是七十万。此后此城重建，日益兴旺，如今就人数论被看作帝国第二大城，就财富论大概是第一。

城墙的基是砂岩，上部是砖；厚约二十英尺，高二十五至四十英尺，内侧有台，三面有路通上城垣。房屋建在城墙内外两侧，所以除北面外，绕城行走时几乎看不见城墙。外门十二座，界墙上四座，另有两座水门可通船入濠，自东而西。从前有一道濠绕着城墙，北面的如今已干；其余三面以及城内的濠与大部分渠都由潮水灌满，潮退时把城中的污水冲走不少。城门夜里全闭，附近驻卫兵以维持秩序，不过闲散的兵自己有时也闹出不小的乱子。城门的名字里有太平门、永安门、五仙门、竹栏门等等。

自城北的山上望去，此城的样子与西方城市相比是平淡而不吸引人的：一片红褐色的屋顶，常被晾衣或染布的架子遮住，或被几株大树遮荫、缓和，其间插着高高的红旗杆。两座塔在城内拔起，远高于墙上的望楼；再加上近北门观音山上那座五层楼，构成这幅景象中最显眼的几样东西。

对站在这个高处的人来说，江是这片景致中一个突出之物，它闪着光，覆满了颜色与大小各异的船，有的停着，有的动着，一片嘈杂里混着工人、水手、乐工、小贩、孩子与船家妇女的声音，各自做着自己的营生与消遣。城外河道中一道低矮的砂岩石脊上，从前立着海珠炮台——外国人叫它「荷兰炮台」——其中的静谧与四围水面的热闹恰成可喜的对照。再往前、在南岸，是河南的关厢与岛，更远处可见绿野与低丘；在这个岛的西角，珠江在白鹅潭分流，大部分水南去，城前只剩一条比较窄的河道。北面的山高一千二百英尺，其坡上数英里都是坟墓，那是这座大城的墓地。

街道太窄，自那样一个地方看不见。它们的名字总数在六百以上，其中有龙街、武龙街、珠街、金花街、新豆栏街、杏林街、眼镜街、旧衣街等等。它们不像帝国别的城里那样脏；而总的说来，考虑到百姓的习惯与官府的管束——那管束把几乎一切类似公共精神的东西都压住了——广州一向是一座治理得好、也干净的城。在这几方面，它如今大概不及战前保养得好，也从来不能与西方近代的城市相比，本来也不该拿来相比：既没有一个法团来照管它的状况，也没有征税以支应它不可免的用度的权柄，就不能指望它像人家那样卫生。倒不如说，它没有更糟才更叫人意外。沿水的房屋建在木桩上，那几处地方常遭水淹。在水边，水渗过土壤，把所有的井都败坏了。

广州的庙宇与公共建筑很多。旧城西门附近有两座塔，城的周围之内有一百二十四座庙宇、亭阁、堂馆与别的祀典建筑。「光塔」——意即「素净之塔」——是回教徒约十个世纪前所建（他们至今还住在附近），与其说是塔，不如说是唤拜楼，虽然它的式样与土耳其那些建筑很不相同；它作有棱而渐收的塔形拔起，高一百六十英尺。另一座是八角九层的塔，高一百七十英尺，最初建于一千三百多年前。堪舆家说全城像一条船，这两座塔是它的桅，北墙上那座五层楼是它的船尾。

外国人到此城所知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是「长寿寺」——意即「长寿之庙」——建于一五七三年，占地宽广。「第一座殿里有三尊佛；第二座里有一座七层的泥金塔，塔中有七十九尊佛像。第三座殿里有一尊卧佛，作欢喜之相。后面有一座园子，是引人流连之所；入口一侧另有一座，里面有好几口池养金鱼。庙前的空场上每天早上有集，卖玉饰与别的物件。」这座庙在一八八一年十一月被一群暴民所毁，起因是众人对某些僧人对女香客的不端行为大为愤慨——这是中国在某些事上民情激烈的一个实例。这片地界附近立着「五百罗汉之庙」，内有大小不一的五百尊像，以尊崇佛与他的弟子。

河南的「海幢寺」——外国人通常叫它「河南庙」——是广州最大的佛寺之一。它的地界约七英亩，绕以墙，分为庭院、园地与一片葬地——僧人火化后的骨灰安放在那里。建筑多半是环着一座庭院的僧寮或房舍，院中有一座殿、一座亭或一座堂；这些院子被榕树遮荫，树上栖着成千的鸟。外门通往一条石子路，路尽头是一座高门廊，由两尊巨大的凶神守着，穿过它，来客进入一个小院，那院与最大的一个院之间隔着另一座宽敞的门廊，廊内有四尊巨像。由此他到主殿，那是一座一百英尺见方的低矮建筑，四围有柱；殿中有三尊木胎泥金的坐像，叫作「三宝佛」，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佛，各高约二十五英尺，四围有许多供桌与胁侍之像。每天有一大班僧人在像前诵经，都穿着黄色的法衣做完那套功课。再往里，一座较小的房子里有一件白石的雕刻，略似一座塔，其下藏着佛的一件遗物，据说是他的一片脚指甲。这个院里还有别的神龛，以及许多供僧人起居的房间，其中有印经房与藏经楼，两处规模都不算小，藏着他们所刊行、卖给信众的书板。

这所丛林有僧人约一百七十五名，其中只有一部分识字。建筑中有几座小庙，奉的是被佛教收进自家神谱的本国神明。附近一所房子里养着信众所献的猪，他们供养它们直到老死。

属佛教的另外两处丛林，与河南那座一样都有厚产。一座叫「光孝寺」——意即「光大孝道之庙」——有僧人二百名，靠约三千五百英亩的庙田供养。广州僧尼的数目不能确知，大概在二千以上，其中十分之九是佛教徒。道教的庙只有三座，他们在此城的人数与影响远不及佛教徒。

「城隍庙」在中国每一座城里都是要紧的祀典之所，那座庙是一种守护之所，官民都在其中为本城的福祉祷告。广州这一座的住持出四千元买这个位子，几年之内便靠卖蜡烛、香等物给香客把这笔钱连同厚利赚回来。中国的庙一般是阴沉惨淡的所在，倒也正配无生命的偶像居住、配举行那些不能使人满足的仪式。入口的庭院通常被小贩、乞丐与闲人占着，偶尔被赶开，腾出地方搭席棚演僧人张罗的戏。供着偶像的正堂只在前面有光，而供桌、鼓、钟与庙中别的陈设也不足以使它活泛起来；僧房与回廊里住的人，几乎与他们所事奉的偶像一样无知无觉，都是可怜的东西，那种嗡嗡念经、无所事事的生涯，往往不过是恶行、懒惰与罪过的一层遮掩，使这一类人在同胞眼中成了一种耻辱。

广州是华南最有影响的城，它富庶奢华之名在中部与北方各省早已确立，因为它在直到一八四三年为止的约一百年里独揽了全部外贸。那时总督驻在广州以西的肇庆府，他那五千人的护军至今仍驻在那里，因为守广州有满洲驻军已够。他与「粤海关监督」从前在新城有衙门，但监督的署自一八五七年被占以后，原址上已建起一座天主教座堂。巡抚、布政使、满洲将军、学政以及较低的地方官（共十位）住在旧城，连同他们的随员构成一大批属吏。这些衙署有的占四五英亩。

「贡院」在旧城东南角，规模与布置同别城的这类建筑相似。它长一千三百三十英尺、宽五百八十三英尺，占地十六英亩有余。围墙自南端东西两角进入，那里设着门吏以拦阻闲人聚集。号舍分列于中央甬道两侧各成两组，甬道铺石并夹以树；号舍又排成每排五十七与六十三间，各由一道边门通入。总数是八千六百五十三间；每间深五英尺九英寸、宽三英尺八英寸；墙上凿槽以插木板，白天当桌、夜里当床。士子一进去便被关在各自的号舍里，外门加封。一排号舍共一个顶，排与排之间相距三英尺八英寸。北面约占全部的三分之一，建着主考、副考与誊录官的堂、院、寝室与守卫或饮食之所，还有成千的听差、刻工、属吏与兵丁。每两年一次的乡试，贡院里士子与他人的总数将近一万二千。

城中有四座监狱，都规模很大；全省一切死罪犯人都解到广州由省级官员审问，这条规矩使得非有宽敞的地方安置他们不可。刑场是南门与江边之间一家陶器作坊附近的一个小院，除非地上有新的血迹、或四围挂着盛人头的笼子，否则并无可注目之处。另一座公共建筑在巡抚衙门附近，叫「万寿宫」，皇帝万寿前后三日，官员与市民聚在那里向他行礼。民间各行的公所、以及别省士商的会所，各有公堂，外国人通常按本地「公司」一词之讹称之为「公所」；不过通行的名称是「会馆」。它们的总数必有一百五十座，有些还颇为雅致。

从前外国人在西关厢的居所叫「十三行」，将近两个世纪里，这几乎是中国百姓所能见到的「洋人」的唯一样本。在这里，官员、房东与商人的畏惧与贪心合起来，把各国的外国人限在约十五英亩的一片地面上，其中一大部分还是江边那座花园即洋行公园。所有这些房屋与附属之屋所占的地面，几乎还不及大金字塔的底面；它的全部人口，连中外仆役在内，在一千人以上。中国人的铺子与市集离它们不过几英尺，这就大大增加了火患的危险，由西边紧邻那条街的图样可以推知。一八五六年，行的数目算作十六，那一年的本地手册上列了三百一十七个名字，妇孺不计。除这十六行之外，商馆之间还夹着四条本地的街，两旁是卖杂货与丝货给外国主顾的铺子。「商馆」这个名字是因为那里住的是「商务代理人」，因为这里并不从事任何手艺，储存的货物也不多。火灾不时发生，烧掉其中一部分；一八二二年它们被烧个精光；一八四三年另一场大火烧掉两行与一条铺子街；而一八四二年因赔付英国赔款而起的一场骤然的骚乱中，英国领事馆被纵火。最后，仿佛是要开一个新纪元似的，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地方当局把它们同时全部烧掉，以逼走英军，于是这个在中外交往史上存在了那么久、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从此一丝痕迹也不剩了。贸易恢复之后，在旧址以西的沙面辟出了一处新的、更好的地基：筑一道坚实的石墙，把一片从前泊船的低潮泥滩填高八到十英尺，其上除房屋外还有余地可辟园。这地方四面环水，因而免了旧洋行所受的火灾与暴民之患。外国人如今在城中任何地方都可租到住处，从前常见的那种情形——他们站在太平门外看人群进出、自己却不得入内——再也见不到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弗鲁曼画过一幅极好的城圈图：他测出城内一切显眼建筑与关厢中最高处的夹角，再教一个本地人手执罗盘去丈量它们之间的街道（记下方位与距离，以几座主要城门定位），直到画成一幅完整的图。四年后此城开放时，发现这幅图不需要什么要紧的改正。

广州的行业与作坊主要与外贸相连。许多丝织品在城西约十英里的大镇佛山织造；鞭炮、纸、席帆、棉布与别的物件也在那里制造出口。广州织布的人（连绣工在内）约五万；据说领帖为同城人剃头的有近七千人，做鞋的有四千二百人。

对岸河南的关厢是可喜的散步之地，市民惯于过江到它的田野里、或那座大庙清凉的院子里闲步；一处跑马场与许多宜于骑行的路，也引外国人下乡去。溯江两英里是花地，即花园，从前运出国的花木由此供应，游玩的人也常去；不过在看惯了西方城市的广场、园林与滨江大道的人看来，这些园地简陋极了。外国人也到乡下漫游，但在江上划船是他们最爱的消遣。他们像在东方各地的欧洲人一样，保持自己的服装与生活方式，不采本地的样式；不过若不是因为要剃头，他们中许多人多半早就穿上中国衣服了。

广州人数出八处名胜，叫「八景」，认为值得生客一顾。第一是城北墙内的越秀山，可极目四围之野。黄埔的「琵琶塔」，以及城外珠江中的「东海鱼珠」——就是前面说过的、从前立着「荷兰炮台」的那块石头——是另外两处；五仙观连同五只石羊与近旁石上那个「长年积水」的人足印；禺山的石；西关厢浮丘的灵井；城西四十英里西樵的瀑布；以及城中一座著名的红楼，凑成这八处「狮子」。

早年外国船都泊在黄埔，但自江轮开行外海以来，这个曾经要紧的锚地几乎荒废了。锚地南面有两个岛，叫法兰西岛与丹麦岛，外国人葬在那里，有些墓碑已有一百年。这一带山顶上的景致如画而可喜，使观者对这片土地与它的百姓的丰饶与勤劳生出很高的评价。黄埔镇与它的塔在锚地之北；这里与广州之间还有一座，叫猎德塔，两座都无人居住，正在朽坏。

澳门是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在香山大岛东南端伸出的一个小半岛上。它的中国居民自一八四九年起由葡萄牙当局管理，办法与管自己人略有不同，不过这种混合的治理很见成效。这处居留地周约八英里；位置美丽而极可人意；几乎四面环水，海风畅通，虽地方小而丘陵平地颇具变化，西边又有一座大岛叫对面山，岛上可作愉快的漫游，而去那里的船行同样愉快；此外，它还是东南亚最宜于养生的居所之一。人口约八万，其中七千多是葡萄牙人与别的外国人，在葡萄牙当局管辖之下。自一八四九年他们的总督被刺以来，葡萄牙人拒绝再向中国政府交从前每年六百两的地租，如今管辖着住在关闸墙内的全部居民，其中大多数是在墙内出生的。外国居民所住的房屋以砖或土坯砌得很坚实，宽敞、开阔，加上所在地势渐高，自海上进来的人看去颇为可观。

这处居留地里可记的建筑不多；最堂皇的一座、圣保禄教堂，一八三五年被焚。三座建在制高点上的炮台护着市镇，城外另有几座守着水面；总督在大炮台宣誓就职；不过官署多半在镇中央的议事亭。直到一八四三年为止，澳门是在广州经商的商人眷属唯一的居所。近来当局正大力振兴此地，把它辟为自由港。氹仔锚地在马交拉洲与氹仔两岛之间，离半岛南端约三英里；一切小船都进镇西的内港。泊在外港的船因水浅，不得不停在约三英里外，大船更只能停在六七英里外。自香港兴起以来，这个一度著名的港口在贸易与地位上都衰落了，而且多年来因它的统治者庇护苦力贸易而声名狼藉。

澳门以东约四十英里是英国殖民地香港，是一个岛，在北纬二十二度十六分半、东经一百一十四度八分半，在珠江口的东侧。香港岛——意即「芳香的水流」——长九英里，宽八英里，周二十六英里，地面极不平坦而贫瘠，大部分是一列列山丘，其间是窄谷，另有一点平坦的滩地。太平山高一千八百二十五英尺。可供耕作的地面大概不到二十分之一。此岛与港口最初是一八四一年正月义律上校与琦善所订之约割与英国王室的，一八四二年八月的《南京条约》又割了一次；最后，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的《北京条约》又添了对面的九龙半岛，以便驻兵并储存水陆军需。维多利亚城在北岸，沿岸铺开三英里有余。安稳便利的港口把居留地吸引到这里，虽然地势不平，逼得居民把货栈与住宅沿滩铺开。

维多利亚城所建房屋大多数的建筑，胜过此前在中国所见的一切。它的人口如今估计为十三万，其中六分之五是中国的商人、匠人、工人与船夫，其中少有带着家眷的。这个殖民地的治理由总督、首席法官与五人的立法局执掌，另有各样属员与文书襄助，全套机构与这个殖民地的需要和财力相比，笨重而费钱。维多利亚主教对本会在中国南方各省的教务有咨议之权，并督查殖民地的学校，那里有许多青年在研习英文与中文。

此岛的给养主要自大陆运来，那里归九龙的地方官管辖的中国人日益增多，所能供应的一切食物都不愁销路。

这里有三份英文报、两份中文报。海员医院与陆军医院、伦敦会与圣公会差会的礼拜堂与学校、圣约翰座堂、天主教的机构、总督府、裁判司署、监狱、军械与工兵两部、交易所与俱乐部，是主要的几座建筑。这个殖民地花在建筑上的钱数目惊人，多数是结实的石屋或砖屋。自港中看这座城的景象，其美只有站在太平山上所见更广的全景才胜得过。在被占的四十多年里，这个殖民地在商业上的地位慢慢提高，成了运往华南本地市场的外国货的转口之地。凡到它铺子里来的中国人，都得到一切便利把所买之物运走，因为此港免除一切税捐，又不许朝廷的缉私船在岛的视界之内干涉他们的帆船。为使中国税收不受损失而对这一争执之点所作的安排，两边都不满意；这情形与直布罗陀相似，大概也不会很快了结。走私的人须自担被朝廷官员查获之险。自香港出去最值钱的一样东西是鸦片，但它出口的绝大部分在广东省五个通商口岸入华时都是完税的。作为邮轮航线的枢纽、以及商船前来打听行情的港口，香港对亚洲东南所施的影响，大过它的贸易与幅员所显示的。沙勿略去世的上川岛在澳门西南约三十英里，澳门虔诚的人有时到那里去瞻礼他的墓，并为之修葺。

本省北部的韶州城在江的分叉处，客货到此不得不换船；它是广州之外最大的城之一，一座浮桥为拦阻并抽税过往的船与货提供了必要的便利。广州以西的肇庆是另一座要紧的城，曾长期抵抗满洲人；从前是省级官员的驻地，直到一六三〇年他们迁到广州以便管束外国人。它沿江岸铺开六英里，就中国而论是一座建造完善的城，位置也美。它有几属出绿茶与席子供广州市场，这一行的往来又为大批出洋移民开了路。别的名城中有南雄，在北江通航的尽头，货物在那里翻越梅岭。沿海开放通商之前，有五万名脚夫靠在此镇与江西南安之间搬运行李、客人与货物为生。它是个兴旺的地方，而这些勤劳的脚夫好动的习性，使它的人口带着几分强悍。其中许多是妇女，她们通常自己结对，挑的担子与男人一样重。

离阳山县不远、北江边的一座山坡上，有一处好看的岩洞，叫「牛岩」。它的入口像一座大堂，柱高七十英尺、粗八到十英尺。最好看的一段照得到太阳，但许多精致的石室与壁龛要靠火把才现得出来；回声在深处荡来荡去。钟乳与石笋形状极多——有的像大幅的帷幕褶皱，褶间是各样形状大小的灯、宝座与窗；有的自顶上垂下，作种种奇想之形。

南雄与韶州之间江上的景致，据说是极其荒野崎岖而不毛的；山顶隔江仿佛相接，自山侧崩落在江中与岸边的巨大石块，表明这一程并非全无危险。这片山区以开横向的巷道来采煤。埃利斯说，他所见的煤是自颇远处运来的，用以制绿矾。自南雄到广州三百三十英里的江上要经过许多塔，它们足以引人注目，并向拥挤在这水上的本地船夫保证：他所要打交道的两样东西——风与水——都会护佑他。这一段江上最显眼的景物之一，是五块自岸边陡然耸起的岩石，被人别出心裁地叫作「五马头」。本省这一带的构造是致密的深色石灰岩，压在砂岩与角砾岩之上。韶州与广州之间将近一半路程处，有一座著名的山与岩洞之庙，奉的是慈悲之神观音，位置极美，在瀑布、林薮与佳景之中，靠着一座约一千八百五十英尺高的山。崖壁直落五百英尺；庙在水面以上一百英尺的一道裂缝里，分两层；通上去的台阶、房间、墙壁与僧房，全是在岩中凿出来的。题刻与条幅遮住了光秃的壁，几个憨钝的僧人住在这略显阴森的处所。巴罗先生把这些人与葡萄牙科克修道院或马德拉方济各会院里的人作了一个恰当的比较——那些人同样「把自己锁在一块岩石上，任迷信与狂热的秃鹫啄食」，不过后者的托辞还少些。

海南岛自成一府，叫琼州，但知府对中部与山区并无权力。早年的欧洲游记里叫它「爱瑙」「开南」与「安亚姆」。它长约一百五十英里，宽一百英里，幅员将近西西里的两倍。它与大陆之间隔着十六英里宽的雷州海峡，峡中的浅滩与礁石使通行没有把握。岛的腹地多山而林木茂密，居民对中国只是部分归顺；他们与贵州的山民是同一族。这道山脊叫黎母岭；南半部中央一座可观的峰，叫「五指山」，大概高一万英尺。岛上的中国居民多半是福建移民的后裔，他们或经商、或务农、或行船、或为盗，哪样来钱多就干哪样。沿海的地肥沃，出槟榔、椰子与别的热带果子，那是大陆上没有的。琼州府在黎母河口，与雷州相对。它的港口是十九英里外的海口，但入口太浅，多数船进不去，因而贸易转向大陆上的北海——那是近来兴起的一个通商口岸。十三个属城都在沿海，中国地图上在它们的圈内画一条线，把岛的中央围起来，线内住着「黎民」即黎人，其中有一些是被承认为独立的。因此他们被分为生黎与熟黎，又因统治者待之苛酷而经常处在恼怒之中。他们大概原先来自马来半岛（他们的相貌、服装与习惯都表明与那些部族同源），为躲避欺压而渐渐退入深处。一二九二年忽必烈皇帝曾把东部的地免税拨给他们中的两万人，但明朝的君主发现他们个个桀骜好斗。全岛人口约一百万。出产是稻、番薯、糖、烟草、果子、木材与白蜡。

广西省——意即「广之西」——自广东向西展开，直到安南境上，占南岭西南的地面，外国人很少到过，他们的行程限于沿桂江——即「桂之江」——北上入湖南。河的两岸有时展为平原，东部比别处多，平原上种着大量的稻。此省有金、银与别的金属之矿，多半在官府监督下开采，但无从获得资料以查明其产量。广西可供商贸的出产中有桂皮、桂油、砚与细木；它天然的资源供应了主要的货品，因为并无要紧的制造。省内有许多半归顺的部族，由自己世袭的头人治理，受中国官府的节制；这些人所居的州有二十四个，头人的名字载在《缙绅录》里，位置也标在帝国的舆图上，但两者都没有提供关于居民的人数、语言或生业的任何情形。广西由西江及其支流灌注，商人得以把木材与余产运到广州，再自那里运回盐与别的东西。西北的山间或积雪；西部许多属除了造屋与造船的木材之外几无所出。西江流域被几列山脉分成三大谷地，其中流着主要各水的许多支流；而它们每接纳一条新支流通常就换一个名字，要一一追索起来是一门叫人糊涂的功课。南面的郁江发源于近云南处，折向南到近广东境的南宁，行五百英里后在浔州汇入中干。北面的龙江与红水河接纳北部各属与贵州的余水——那一带的苗子久已据守着他们的山居。这些水在浔州以西几英里注入中槽。本省这条主动脉发源于云南，若把河道整治好，可使该省与广州城以平底船相通；它叫浔河，是珠江最大的支流。

省城桂林——意即「桂之林」——在西江的支流桂江上，在本省东北部；它是一座建造拙劣的城，四围是运渠与河汊，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建筑，贸易也不很大。太平军之乱中，此城与下面那座城在叛军与官军之间几乎被毁。

梧州府在同一条江上、与龙江——即「龙之江」——的汇口，两水在此合成西江；它是本省最大的商埠。那些独立的州散在西南近安南边境处，若能从它们的位置推断什么，那便是它们是老挝部族所居——这些部族因边境内生命财产比较安全而被诱去承认中国的统治。

贵州省——意即「贵重之地」——总的说来，就居民的品性、出产之多与资源之开发而论，是十八省中最穷的。一道山脉自东北向西南伸入云南，构成长江与湘江两谷之间的分水岭，是一片崎岖而肥沃的地方。西坡住着种地的汉人，是一族粗野无知而颇为强悍的人；东部各属大半在苗子手里，而官员与他们的兵把苗子看作理当欺凌、理当剿灭的对象。本省的气候被认为多瘴，因为积水多，井水又不洁。它的出产是稻、麦、麝香、白蜡、烟草、木材与桂皮，另有铅、铜、银、水银与铁。水银矿在省城以北的开州，其规模与富藏似乎超过世上一切已知的水银矿床；它们已开采了几百年。朱砂产在北纬二十七度上下好几处地方，成一条带横贯全省，止于云南境上。自食桑叶与食栎叶的两种蚕所得的两种丝，为衣着提供了极便宜的材料，因而棉花要自别省输入。马与别的家畜的畜养比东部各省为多。

最大的河是乌江，它灌注本省的中部与北部，经重庆附近的黔江注入长江。那条大江与西江的别的支流也发源于本省，靠平底船与木筏都或多或少可供运货。贵州物产天然的出口是湖南的沅江，它的各条支流自东部各府流入其中，但那一带不靖，妨碍了正常而有成效的往来。

省城贵阳在群山之中；它是十八省省城中最小的，城墙周不过两英里。别的主要城镇或府都不甚著名。南部各府山麓有许多汛地，为的是弹压住在那里的未服的苗子。

「苗子」这个名字在中国人中间是称呼这些山中一切居民的通名，但他们自己并不用它称每一支。他们共有八十二个部族（散布在广东、湖南、广西以及贵州的山里），说着好几种方言，风俗、治法与服饰也彼此不同。中国人常描述并绘画这些人，但所记不外是他们的支派名录，以及他们最触目的几样特异之处。他们的语言与中文全然不同，但所知太少，不能断定它与别的语言有何亲缘；其渊源多半与老挝语、以及缅甸、暹罗与中国之间那些部族的语言相近。极南荔波县有一支叫「瑶人」，虽然他们偶尔下到广州做买卖，广州人却坚信他们像猴子一样长着短尾巴。他们带兵器，愿意与平地人相安无事，却抵拒一切要进入他们险塞的企图。瑶人最初住在广西，约在十二世纪自那里迁入连州，此后一直在那里立住脚跟。男女都把头发编成一束盘在头顶——从不像中国人那样剃发结辫——穿棉与麻的宽袍；耳环人人都戴。他们彼此争斗不休，这倒成了中国人安全的一个来源——中国人很乐意侵扰欺压他们，却没有本事抵挡这些强悍的山民。一八三二年他们大举起事，歼灭了好几支前去征剿的兵，最后被赦罪与赏赐所诱，凡归顺者都退回了自己的山中。

一位在苗子中间游历的中国人说，他们有的住在树枝上搭的棚里，有的住土屋；还有一支住在山坡上凿出的崖居里，有时高至六百英尺。他们的耕作粗陋，衣服或以金属与谷物向平地人换来，或自己织。这些部族的祭祀之仪，以及凡与婚丧有关的事，都被仔细记下。有一支的风俗是：婴儿一生下来，做母亲的一能起床，做父亲的就自己躺到床上去，一面抱出孩子给人看，一面接受熟人的道贺——这个风俗在西藏诸部与别处也见过。另一族有相当于五月柱与那欢快之舞的「跳月」，这游戏也一样被青年男子用来择偶。

云南省——意即「云之南」，即云岭之南——在帝国的西南，北界四川，东界贵州与广西，南界安南、老挝与暹罗，西界缅甸。自汉朝部分征服它以来，它离帝国中枢之远一向使它成为一个弱点；而居民未受教化、又杂糅多族，更给有胆识的首领以抗拒中国统治之便。它是唐朝的皇帝自土著手中收回的，唐人称之为「戎州」，即戎人之地，马可·波罗所称的「哈剌章」——意即「黑戎」——便由此而来；忽必烈汗本人在一二五三年征服中国之前曾亲率一军到那里，又在一二七八年前后、定都北京以后派那两位威尼斯人去那里办事。那时皇帝的一个儿子是这片边省的总管。近来英国人马嘉理、巴伯尔与安德森，以及法国人穆奥与安邺的游历，使这个僻远之省为人所知得多了。中部是一片广阔的高原，向各方分岔，被高五千至六千英尺的谷地平原切开，省内几个大湖与七座主要的城都在其中。这些平原被隔开它们的山脊高过，自低处望去，那些山脊像山西那样，成一条条相连的水平山顶线。它们都由红砂岩筑成，与四川的盆地一样，大小河流在其中切下几百乃至几千英尺深的河床，使人一离高原，往某些方向的往来就几乎不可能。东部与西北部的隘道不那么难行，而本省的西北部有几座峰远高于雪线。玉尔上校的地图上把它们叫作古兰西贡山脉。因为地势高，气候比四川凉爽，却不很宜于养生；云南府积雪数周，而夏天极可人意。

长江自西北入省境一小段。省内最大的河是澜沧江，它发源于西藏，长距离地与长江、怒江平行并夹在两者之间，直到三条河在彼此相距不远处冲出山去，各奔前程——最大的一条东转横贯中国，澜沧江以湄公河、即柬埔寨河之名向东南穿过云南流入暹罗湾，第三条即萨尔温江则向西穿过缅甸。湄公河横过本省时接纳许多大支流，全长不下一千五百英里。伊洛瓦底江的一条大支流龙川江在萨尔温江稍西。湄南河发源于云南，以南汀河之名南流入暹罗，行将近八百英里后在曼谷以下入海。澜沧江以东有几条要紧的水，其中在安南合成红河的三条最大。这些河大势都向东南，上游被山脊隔开，其间的谷地往往极其狭窄。省东、省城以南有两个湖，叫仙湖与滇池；后者长约七十英里、宽二十英里，仙湖——意即「神仙之湖」——约当其三分之二。西北近大理府另有一片水与长江相通，叫洱海，长一百多英里、宽约二十英里。

省城云南在滇池北岸，是一座有名的城，又因经长江与本国别处、以及与缅甸的贸易而颇有政治上的分量。此城在一八三四年被一场地震严重损坏，据说那次地震整整持续了三天，逼得居民住进帐篷或露天，一切要紧的建筑都被震塌。本省与缅甸之间的往来集于腾越厅的盏达汛，两处都在伊洛瓦底江的一条支流上。货物大部分自这些集散地用牲口驮到伊洛瓦底江上的八莫——那是中南半岛这一带最大的市镇。中国人在这宗贸易里占很大份额，自本国运去的有每年值四十万元的生丝与丝织品，以及茶、铜、地毯、雌黄、水银、银朱、药材、果子与别的东西，换回每年值一百一十四万元的原棉，还有象牙、蜡、犀角与鹿角、宝石、燕窝、孔雀翎与洋货。全部往来大概每年二百五十万元，近几年来一直在稳步增加。

南境与倮倮、或老挝人与安南人之间往来贸易不少，一部分借湄南河与湄公河的上源——据说两者由一条天然的水道相通——一部分靠翻山的商队。明朝衰微之时，云南府曾是一位中国藩王的都城，他因剿灭流寇李氏而在帝国这一带自立；但他把自己的命运与那一姓一个昏懦的后裔系在一起，触怒了自己的部将，他的地面遂渐渐落入取胜的满洲人之手。本省南部与西部各属住着半归顺的部族，由自己的头人治理，名义上服中国的统治，为经商或谋生而在边境上往来。

英国的贸易自仰光向中国这一带的推进，使那些山中部族更受注意，并证明马可·波罗与天主教传教士古时的描述，就他们如今低下而野蛮的境况而言是准确的。玉尔上校恰当地称这一大片地方为「各族各样、处在未开化各个阶段的部族的人种之园」。中国文字与文教统一人心的影响，在这些族中被他们部落间的纷争以及对任何学问的不适应抵消了。安德森列出了克钦、掸、户撒掸、傈僳与崩龙几种语言的简短词汇，都表明来源上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会使他们既不相混、也不与中国人相混。

云南的矿藏之富与之杂胜过任何别省，其中某些矿自宋朝起就已开采。中部高原边上许多地方有煤；有些是异常坚实而均匀的无烟煤。盐出在山里，不像四川那样出在井里；卤水有时靠向山腰里打巷道取得。含金属的矿脉自本省伸入邻近三省。铜最多，而四川西南宁远府的矿在云南动乱期间供应了铜与锌两种矿。该府会理州的铜由几家公司开采，向官府每担纳税二两，再以每担八元的价把金属供给矿主。「白铜」即银白之铜的矿由制造者按合金的用途掺以铜、锡或铅。北部好几处有银，矿的开采直到三十年前都还顺利；如今因政局动荡，既不安全也无利可图。有些河的沙里得金，但不多；铅、铁、锡与锌多得可以出口，但关于全部产量或出口量则无资料可得。

注：这一脉通常叫作大巴岭；但李希霍芬男爵发现那一带的土人「称这些山为九条山，即『九道山脊』，以此指明这一脉是由若干平行的山脊合成的。这个名字应当取而代之」。

注：这次起事并非史无前例，我们由一则记载得知一七八四年此地也有过一场相似的回民之变。

注：法国主教帕拉福克斯对广州陷落另有一说；不过他的叙述里有一两处显然的错误。

注：「行」这个字的意思是一排或一列，用来指货栈，因为货栈是一间接一间的。从前的保商被称为「行商」，正因为他们住在这样的行里。

注：巴利文的记载中此地称「韦提诃利」。

注：有两千户中国人住在阿马拉布拉。

四满洲、蒙古、伊犁与西藏的地理

中华帝国在十八省界外的那几部分，虽然比中国本部广大得多，其分量却相对轻些。那一大片地方住着不同的种族，彼此的言语互不相通；各部之所以同在中国的统辖之下聚合不散，与其说是靠武力，不如说是靠利害和彼此之间的仇隙与嫌恶。欧洲的地理学家含混地把西藏以北至西伯利亚、葱岭以东至太平洋的这一整片地面叫作「中国鞑靼」；而葱岭（又叫别珥山）以西直到咸海的那些地方，则合称为「独立鞑靼」。在那一带比较好的地图上，这两个名目如今差不多已经作废了：近年旅行家带回来的更确切的知识，已经查明那里的居民既非全是鞑靼人（即蒙古人），也非全是突厥人；而且本地固有的名称与区划，比一个笼统的总名要好。满洲、蒙古、准噶尔、突厥斯坦这一类名目取自居于那些地方的主要部族，界限清楚些，只是因为那里的人迁徙无常、变动不居，这些名目也不能算是长久的。中国人不通科学的地理，对广大的国土、绵长的山脉、曲折的河流都没有总名，往往一处用许多名字；他们若见识多些，本来一个名字就够了。

下表大致显示这几处地方，列出它们的主要区划与政体。不过它们既不能照各省的办法归类，这里所列的区划与治所也不可看作已经定准。它们合起来的面积是三百九十五万一千一百三十平方英里，略大于全欧；各自的面积则无法确指。满洲约四十万平方英里；蒙古在一百三十万至一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之间；伊犁约一百零七万平方英里；西藏则自五十万至七十万平方英里不等。

藩部及其分部总览

满洲。分三省。盛京：辖二府、十五州县，并十三处驻防；治所在盛京，又名奉天；满洲由军府与各驻防的将军治理。吉林：辖三厅，即八处驻防；治所在吉林乌拉；由三位将军分驻各处治理。齐齐哈尔：辖六城；治所在齐齐哈尔；由六位将军治理。

蒙古。内蒙古：分六盟，下辖二十四部、四十九旗；无统一的治所；每部各有其汗或将军，统归北京的理藩院管辖。外蒙古：四汗部，即土谢图汗、赛音诺颜、车臣汗、扎萨克图汗；治所在库伦；四汗之上有呼图克图。青海：设办事大臣一员，辖二十九旗；治所在甘肃的西宁；由满洲大臣驻扎管理。乌里雅苏台：辖科布多，有十一部、三十一旗；又有乌梁海诸部，隶二十一佐领；治所在乌里雅苏台；由一位大臣统辖各部首领。

伊犁。北路，即准噶尔：所属为伊犁、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治所分别在固勒扎、库尔喀喇乌苏、绥靖城；由将军一员、参赞二员并驻各城的三十四员大臣治理，各城之大臣皆隶于将军。南路，即东突厥斯坦：辖十城，即喀喇沙尔、库车、赛里木、拜、乌什、阿克苏、和阗、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与叶尔羌；治所在叶尔羌；每城由一员大臣管辖，听命于驻伊犁的将军，另有本地的伯克。

西藏。前藏：即卫与康，分八部、三十九个封邑；治所在拉萨；由达赖喇嘛及其僧团治理，中国驻藏大臣监之。后藏：即藏与阿里，分六部；治所在日喀则；由班禅喇嘛治理，有北京派来的大臣辅之。

满洲之广袤

满洲之得名，取自居于其地的主要种族满珠人，即满洲人；这是个外来的词，中国人对这个由盛京统辖的总督辖区并没有一个总名。它包有中亚高原的东部，位于北纬三十九度至五十二度、东经一百二十度至一百三十四度之间。这几个点把两个方向上的界限都包了进去，使这一区成一长方形，作东北西南的走向；粗略地说，它的幅员是八百英里乘五百英里。它南界渤海与鸭绿江北岸朝鲜的高地；东界自俄国的波西耶特镇向北至乌苏里江的一条线，把兴凯湖包在里面，再自该江的源头至它与黑龙江的汇口。黑龙江构成北界；它的支流额尔古纳河连同呼伦、贝尔两大湖在西；自贝尔湖起，一条人为的界线在北纬四十七度上几乎正东伸出六度，抵嫩江上的齐齐哈尔城。西界其余的部分沿嫩江与松花江直到柳条边。这一道早已名存实亡的边界起自辽东湾上的山海关，向东北而去；它名义上把蒙古人与满洲人隔开，长近三百英里，实际上只在道路有兵把守的各关口处才算存在。

然而这一区之中，欧洲人走到过的不过一部分，其余大半是荒野。一八一二年的户口册里没有列出它全部的人口；以那里的地势与人民游徙的习性而论——其中许多部族并不向皇帝称臣——要正经地查一次户口是办不到的。这里所划定的满洲，有些地方在不同的时代曾有过许多名目。「辽东」——意即「辽河以东」——曾用来指辽河、朝鲜与日本海之间的地方；「东京」——意即「东都」——在明朝指那一带的首邑；「关东」——意即「关口以东」——指的也是这块地方，至今仍是全境常用的称呼。

满洲如今主要包括乌苏里江与嫩江之间、北至黑龙江的那些河谷，南面则由辽河流域包去其余。境内有三条主要的山脉。自奉天以东将近一百英里、北纬四十三度起，是长白山（中国人叫长白山，满洲人叫果勒敏珊延阿林），它构成松花江与鸭绿江的分水岭，并充朝鲜的北界，直抵俄国的地界。到那里它分了岔：东面一支近海、在乌苏里江之东的，叫锡赫特山，即锡霍特山脉；西面一支较低、在该江与虎尔哈河之间的，叫虎尔哈山。有一座有名的山峰叫察库兰山，高逾一万英尺，在黑龙江畔三姓的东南。吉林以北的平地上有许多孤丘，有时单独耸立，常常排成一列，相距十五二十英里；大多有林木。

齐齐哈尔的西部是满洲的第三条大山脉，叫西里科伊山，是蒙古内兴安岭的延伸，分开额尔古纳与嫩江两个流域。西里科伊一脉横亘蒙古的大部分，自黄河大湾附近起，向东北伸展，在满洲构成嫩江大谷的三面，止于黑龙江与松花江的汇口之间。这几处地方比东部干燥，山也较低；不过我们所知的既含混又贫乏。整个来说，满洲该说是多丘而非多山，只有山间的川地值得耕作。

黑龙江及其支流

长白山以北直到外兴安岭的地方，由一条河及其支流所排泄，这条河叫萨哈连、阿穆尔、关东，又叫黑龙江——它有这么多名字；满语的「萨哈连乌拉」与汉语的「黑龙江」，意思都是「黑水」或「黑龙之江」。黑龙江曲折而行，兼有许多大支流之助，排泄中亚的东北坡。它的源头在北纬五十度、东经一百一十一度，在达乌里山脉的一支肯特山中，那里叫鄂嫩河。鄂嫩河向东、东北流了近五百英里，在东经一百一十五度与音果达河相会；音果达河来自贝加尔湖之东，发源于雅布洛诺夫山脉最高的一座峰绰孔多。过了这个汇口，它在俄国名下叫石勒喀河，向东北流约二百六十英里，与额尔古纳河相会。额尔古纳河发源于鄂嫩河以南约三度、肯特山的南坡，名为克鲁伦河，孤零零地向东北流四百三十英里入呼伦湖，又叫克鲁伦湖或达赉诺尔；哈拉哈河自贝尔湖来，在此注入；两水自呼伦湖流出，在乌斯特斯特列洛奇诺伊（意即「箭口」）改名额尔古纳河，向北流近四百英里，在北纬五十三度与石勒喀河合流；自它以额尔古纳河之名流出，直到乌苏里江的汇口，它是中俄之间的界河，长一千五百九十三俄里，合一千零六十二英里。

过了这个镇子，合流的水便叫黑龙江，即满洲人的萨哈连，几乎正东流去，过阿尔巴津后再走约五百五十英里，然后转向东南，直到与松花江相会。支流大半在北岸；主河道随水量增加而愈宽，因洲渚沙洲太多，大妨航行。这条河所灌溉的河谷，在土壤、气候与出产上都占着极大的天然之利，如今正渐渐招来俄国的移民。在北纬四十七度半上，松花江（中国人叫松花江）自右岸并入黑龙江，距乌斯特斯特列洛奇诺伊九百五十英里，带来满洲大部分地面的水，使主流的水量增加一倍。这条河的源头出自长白山的北坡；诸水很快合为一道，流过吉林城时离山不过百来英里，已是深十二英尺、宽九百英尺的一条大河。到伯都讷附近，嫩江自齐齐哈尔来与之相会，合流之后得了「混同」这个汉名，意即「混而合一」；在这里河宽一英里半，水深却只有三四英尺，是一条满是洲渚的缓流。此后向东偏北，得虎尔哈、玛延、屯尼、呼兰及别的小河之助而渐深，在昌初与黑龙江相会，此处西距乌苏里江一百英里。各家记载都说松花江占优。在三姓，它是又深又急的一条河，再往下则洲渚沙洲妨碍航行。虎尔哈河所流经的，正是满洲人本来的故地。

沙漠东南、长城以北的这一带，由西拉木伦河、即辽河所排泄与滋润，这条河于航行几乎毫无用处。它西面的主支在阴山附近分为潢河与拉哈尔河；前者发源于那一带有名的白岔峰附近。西拉木伦流经一片干燥的地方将近四百英里方才折而向南，曲曲折折地抵辽东湾，是一条有力的河，把自己那一份泥沙带进海去；在营口处宽六百五十英尺。拦门沙上高潮时水深十六英尺。鸭绿江长近三百英里，沿朝鲜的北界在极曲折的河道里流着。呼伦、贝尔两湖所知甚少，只知其水是淡的，鱼极多；乌尔逊河把两湖连起来，另有几条小河注入后者。

满洲的物产

满洲的大半为森林所覆，是野兽的居处，捕猎它们便是猎人的生计、衣食之所出。江河与海滨多鱼，其中鲤、鲟、鲑、狗鱼及别的种类，连同贝类，都极多；采珠之利足以养活许多渔户；中国官府从前留意他们的收获，按实物抽税。盘羊与野驴这里与蒙古一样都有；熊、狼、虎、鹿及许多毛皮兽，人都猎其皮。驻军每年须向皇帝进鹿二千四百头，而皇帝自用的只有尾上那一块肉，当作珍味。百灵、野鸡与各种乌鸦，连同鸽、鸫、松鸡，都极多。兀鹫是最大的猛禽，以其身量与凶猛而论，堪与安第斯的同类相比。

盛京的大半与吉林之南都已垦辟；玉米、粟、麦、大麦、豆类、黍与荞麦是主要的作物。人参与大黄由派出的兵丁分队采取，各有其官管束。这几处地方还养着许多种家畜的大群。山上的林木，一旦有可获利的市场来激起移民的技艺与进取之心，必成财源之一；即使在今日，直径三英尺以上的原木也能自辽河流域一路运到北京。

盛京省

满洲分三省：盛京、吉林、齐齐哈尔。盛京省包有古时的辽东，北界蒙古；东北与东界吉林；南界辽东湾与朝鲜，与后者以鸭绿江为界；西界直隶的察哈尔。它有两府，即奉天与锦州，下分十五州县；柳条边的十二座边门另有十二处驻防，其人向过往的行旅货物抽些微税。满洲行的是严格的军政，凡男子十八岁以上皆须服兵役，事实上人人按出身编入八旗中的一旗。盛京的治理半是民政半是军政；吉林与齐齐哈尔则纯是军政。

本省的人口，密迪乐估作一千二百万，为满洲人与汉人。沿海各处如今大半为山东来的移民所占所垦，他们把满洲人挤向黑龙江，或者逼得他们若还想留在生身之地，就得撇下打猎去种田。征服者正被被征服者所化、所育，本族贫乏的言语渐渐不会说了，而学会了勤劳，日子也渐渐过得舒服些。至今仍抗拒这种风气的土著聚落已经不多。居民多聚于河边，或沿大路而居，那里觅食与买卖最便。

盛京的省城在当地通常叫沈阳，这个名字比满语的奉天城、比汉名奉天都要古些。作为满洲的都会，它又叫盛京，意即「丰饶之都」；为与省名相别，加上「本城」二字，意即首驻之城。它在北纬四十一度五十分半、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三十分，在辽河的一条小支流沈水岸上，算来在北京东北五百英里。城外围着一道低矮的土墙，周约十英里，离正城墙至少半英里；正城墙有八门，门皆双洞，好教出入的人不相妨碍。这道墙周约三英里，敌楼与角台都还完好。墙高三十五至四十英尺，顶宽十五英尺，通身砖砌；有雉堞护着守卒。若不论规模较小，这里的城墙与房屋与北京的一模一样。街道又宽又洁，主要的商街两旁是高大坚实的铺面，柜台、窗牖及别的布置都显出买卖极盛。这座省城里衙署占了很大的分量，官员几乎全属统治的那一族。大街自这门通到那门横贯全城，中间有窄道即胡同与之相交。早期满洲君主的宫殿据城之中；大货栈则在内城之外。到处是兴旺与安稳的迹象，可见此地居民有进取之心；论市容整洁、居民勤劳而有礼，奉天在中国的城市里居高位。人口估计不到二十万，多半是汉人。满洲君主于一六三一年以此为治所，历代皇帝此后无不尽力扩建修饰。乾隆皇帝作了一篇赋，颂这座城与这个省，用六十四种不同的汉文书体刊行，于是他在臣民中得了名，奉天城也因此更为外国所知。这一件帝王的虚荣与文墨之作，颇为奇特，已由钱德明译成法文。

兴京在其东六十英里，是盛京境内受眷顾的地方之一，因为它是满洲君主的祖居，也是其先人的葬地。它坐落在一处高谷中，风景宜人，陵寝在城北三英里一座叫启运山的山上。城墙周约三英里。兴京近柳条边，边墙把本省与吉林隔开；此地的官员管着四围的地方与入吉林的各口。它如今已缩成一个小村落，居民大半是守陵的兵丁。

锦州离奉天十五里格，牲畜、豆类与药材的买卖颇为可观。郭士立说这里的港浅，又受南风；城中房屋以石砌成，四郊耕作得好，住的是山东来的汉人，而买卖则由福建人经营。满洲人过着闲散日子，与汉人相处得还好。他一八三二年在那里时，官府已下令妇女一概避居，为的是禁绝本地船户中的淫风。马与骆驼既多又贱，车却笨重。盖州是湾东岸的另一个口岸，港比锦州好，往来的人却不那么多。

满洲的贸易与气候

自一八五八年的条约开牛庄、即辽河上的营口通商以来，盛京的开发迅速增进。豆类、豆饼与豆油的买卖每年要用去许多船只。鸦片、丝与纸也经此市备而出口，此外还有洋货。凤凰厅近鸭绿江，扼与朝鲜的全部贸易，凡货皆须经此。两国官府对这种往来都设了许多限制，中国并禁本国人越境。买卖在集市上做，有官兵监视；议价所许的时间既短，赶集的人又极多，这些市集与其说是安安静静做买卖的场面，倒更像两家械斗。朝鲜境内也有一处集镇，叫其乌湾，离边界约四里格，中国人在那里「以犬、猫、烟管、皮革、鹿茸、铜、马、骡、驴供给朝鲜人，换回筐篮、厨具、米、谷、猪、纸、席、牛、毛皮与小马」。商人做这场集市，至多不过四五个钟头，主其事的朝鲜官员一到日落便把外来人尽数赶回边界。

海边一带是冲积之土，近滩处泛出一层硝白的盐花，往内陆去却极肥沃，耕作得好，人也稠密。再往里，丘陵之地极其入画。景致时时变换，有急流有泉，草木繁茂而多样，黑牛成群在山坡上吃草，山羊立在探出的危岩上，马、驴与羊则在低处的川地里，处处是盖得整齐的村落，把这一片景象点得活泼。锦州府沿辽东湾，在柳条边与海之间，辖四个小的州县城，皆有堡垒，屯田兵驻扎其中，四围渐渐聚了些居民。南面近直隶与长城一带，耕作较好。

满洲的气候整个说来是康健而适中的，既远无其西高原的酷烈，又不像其东海外诸岛那样潮湿。夏日气温在华氏七十度至九十度之间，冬日则降至零下十度二十度。诸河自十二月冻至近四月，落雪比美洲东部为少。四时实际上是：春六个星期，夏五个月，秋六个星期，冬四个月；末一季在某些方面反是可乐的时候，农家趁此把出产运到市上去。房屋若再严密些，住在里头的人在寒季本可少受些苦。古伯察说到蒙古察哈尔一带有冰雹打死整群羊的事。达尔文（《博物学家旅行记》第二版，一八四五年，第一一五页）以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约略相似的经历，证实此说不为无据。他在那里见过许多鹿和别的野兽被「大如小苹果、极坚硬的冰雹」打死。说到辽河附近那片光秃的地方，古伯察神父说：「上帝把乐园安在何处虽不可知，但可以断定他所选的绝不是辽东；因为在一切荒僻之地里，此地以土瘠与气候之烈而名列前茅。旅人一进境，便注意到大半山头的荒凉与平原的赤裸，那里看不见一棵树、一丛灌木，连一茎草也几乎没有。本地人的食量胜过我所见过的任何欧洲人；他们席上牛肉猪肉极多，我想还有狗肉马肉，只是换了别的名目；有钱人吃米，穷人则以煮小米为足，或吃另一种叫『哈克巴姆』的谷，约大过小米三倍，味似麦，我在别处从未见过。此地种葡萄，但十月至四月须加覆盖；葡萄水气太多，一百升汁蒸馏只得四十升劣酒。人用一种橡树的叶子养野蚕，这是一门不小的行业。茧煮过之后，人还把蚕当作食物，用针挑出来，通身吸吮，直吸到只剩一层皮。」另一位说，吉林地冻七英尺，盛京约三英尺；冬日寒暑表在零下三十度。雪被东北风扬到空中，细得能透衣入屋，甚至钻进肺里。行路时眉毛结成一块冰，胡须成一大片，睫毛冻在一处；风割刺皮肤，像剃刀、像针。地一年冻八个月，夏日草木却长得极快，融雪的积水又使溪流涨满。

吉林省包有盛京东北的地方，北至黑龙江、东至乌苏里江，以此二水为界；东南是朝鲜与盛京（两者以长白山相隔，比任何政治上的界线都分明），西是蒙古。自松花江至山海关这一整段，柳条边的痕迹（除各关口外）已荡然无存。除嫩江并入松花江之后直到乌苏里江汇口的那一段——约占全境四分之一——之外，本境多山。这一大片地方人烟稀疏，住的是沿河谷驻防的满洲人，还有果尔特人、满贡人、吉利亚克人以及与他们同类的部族，他们主要以渔猎为生，以进贡毛皮表示归顺，头上却没有官府派的官。杜赫德把他们叫作「奇楞鞑子」「鱼皮鞑子」及别的名目，这些看来确是他们旧时的称呼。据说「鱼皮鞑子」住在乌苏里江的广谷里，不许皇帝的臣民住在他们中间。冬日他们像布须曼人一样挤在一处的窝棚里，靠夏天打的鱼过活，先砍够了柴，好烧到天暖。这些人过去既被隔在一切向上的风气之外，不久多半要被并吞而消亡，一面并入自北面来的俄国及别国的移民，一面并入占了他们南边土地的中国移民。以现有的材料而论，本省的全部人口算不到三百万，其中大半住在松花江谷。

吉林省的城镇与物产

吉林分三个统辖的厅，即吉林乌拉——就是吉林的驻防、伯都讷（又作伯都纳）与长春厅。吉林是三者中最大的一个，下分八个驻防区。城汉名叫船厂，坐落极好，在松花江上，北纬四十三度四十五分、东经一百二十七度二十五分，群山环抱的山脚下，此处江宽一千英尺。街道又窄又不整齐，铺面又低又小，城中许多地面空着。两条大街十字相交，其一向西远伸入江中，下以木桩支着。大路以木块铺成，又以花木、金鱼与场院点缀；人口约五万。

吉林另外四处要地是伯都讷、拉林、阿勒楚喀（即阿什河）与三姓，末一处在松花江与虎尔哈河的汇口。阿勒楚喀最大，伯都讷次之，两城各有居民三万五千上下；拉林大约只有一半，也和别处一样，人口与分量都在稳稳地增长。虎尔哈河上的宁古塔所辖之地甚广，采人参于其中；栅城附近有一片地下之水，出大鱼。汉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也颇有势力的是回民，满洲人则不住此地。前者在各城都把持着买卖与行旅。

伯都讷在北纬四十五度二十分、东经一百二十五度十分，住的是兵丁和许多自中国因罪流放而来的人。地势之便使它买卖颇盛，夏季几个月里，它是这人烟稀少之区的一个热闹市集。城中有两条大街，主市在其交叉处。一座大清真寺很惹人注目。第三个厅长春在吉林之西、伯都讷之南，刚出柳条边，不过是一处哨所，用以照管在草原边上往来的满洲人与蒙古人。

这一大片地方在林木、矿产、五金、牲畜与谷物上的出产，还不曾勘察、也不曾开发。山上林木直到顶，川地一年两熟，河流把木材与谷物运给俄国的移民。高粱、小米、大麦、玉米、豆类、靛与烟草是主要的作物；近来还有鸦片，因为获利厚，蔓延极快。油与烧酒制得很多，装在衬纸的柳条筐里，用独轮车运走。野兽家畜都极多。家畜之中，猪与骡出的食用与脚力多过别的种类；而虎、豹、金钱豹、熊、狼与狐，则足以酬猎人捕杀之劳。

齐齐哈尔省

齐齐哈尔省，又叫黑龙江，包有满洲的西北部，东西四百英里，南北约五百英里。北界黑龙江，自石勒喀河至它与松花江的汇口；东与东南界吉林，部分以松花江相隔；西南界蒙古；西界额尔古纳河，以之与俄国相分。它的大部分为嫩江之谷所占；面积约二十万平方英里，多半是无人居住的山野。它分为六城，即齐齐哈尔、呼兰、布特哈、墨尔根、萨哈连乌拉与呼伦贝尔，各城之官管辖界内的部族；其中萨哈连乌拉、即瑷珲是东北各处的首邑，北京官府用作流放之地。城在一片平地上，仅高出江面丈把，江水自此向远山奔去。这里驻着大批官兵，营房广大，可见此地被看得重。驻防渐渐招来了土著与南方来的汉人，他们以渔猎并种田为生。

齐齐哈尔是本省的省城，在嫩江上，北纬四十七度二十分、东经一百二十四度，买卖颇有一些，江边各部都到此来。墨尔根、呼伦贝尔与呼兰皆临河，水不结冰时可通。齐齐哈尔是康熙于一六九二年所筑，用以震慑邻近各部。城围以木栅与濠。一层的房屋以圆木造成，木材贵处则用砖砌加抹灰，以火炕取暖；正屋之外高高的烟囱，使村落的样子颇为别致。豆类、玉米、烟草、小米与麦是常见的作物，近来又有罂粟。嫩江之谷由达呼尔满洲人耕种，一六八七年有六千六百户雅库特人自西伯利亚迁来，杂居其间。科尔沁蒙古占着此谷南面与西面的地方。这里有些河出大珠。西里科伊山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地方崎岖而瘠薄，于农事少有可取。诸河多鱼，山中求皮货。川地里牧场极好。土著与哥萨克之间的集市，常在额尔古纳河与别的河上方便的地方举行。蒙古人与满洲人的种族之别，在这里由后者的农事上看得出来，与前者游牧的习性正相反。近五十年来，这一带招来了山东与直隶的汉人移民。这些移民正迅速把沿河的空地填满，以其俭勤把满洲人挤开，使这地方值钱得多。他们这样一来，便替北京朝廷把这块地方保住了，并渐渐使它归于中国的治下，于各方都大有益处。早年满洲人的政策，正如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对英国移民的政策一样，不喜汉人移入，而两处都损了当权者自己。

满洲的治理是：在奉天有一个最高的民政衙门，另有三省的军政衙门，只是盛京兼隶军民二政。那里有五部，各有一位长官，职掌与北京的相仿。城本身的管理归一位府尹，位在知府之上。三省各有一位将军，其属官管辖各城，各城之下又有驻防之官，其品秩与权柄视辖区的大小与轻重而定。这些官又把一部分权柄交给「协领」即驻扎之员，每一城都设有。边界的哨所，其官品秩较高，径向将军或其副职呈报。文武之官一概是满洲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宗室，或与宗室关系极近。照这个办法，满洲人多少与各省的通常治理脱了钩，却有官有衔，并被引着以在远处任上的勤勉忠诚来自求升迁。

蒙古在诸藩部中居首——所谓藩部，指的是帝国中归理藩院即外务之衙门管辖的那些地方。据帝国的志书，它包有北纬三十五度至五十二度、东经八十二度至一百二十三度之间的地方；北界俄国的外贝加尔、伊尔库茨克、叶尼塞斯克、托木斯克与塞米巴拉金斯克诸省；东北与东界满洲；南界直隶、山西两省与黄河；西南界甘肃；西界科布多与伊犁。这些界限并非处处划得极严，不过东西之长约一千七百英里，最宽处一千英里，面积一百四十万平方英里，所养的人口估计为二百万。这一片高平之地几乎无木无水，南为西藏的群山所围，北为阿尔泰山脉的支脉所围。中部是戈壁沙漠，一片荒瘠的草原，平均高出海面四千英尺，全无流水。以其高、以其气候变化之剧、以其无绿洲而论，它可算与撒哈拉一样可怕，虽然此处的沙地大概还不如那边毫无间断。

蒙古的气候与区划

蒙古的气候以其纬度而论冷得出奇，一半是因为地高气燥，在草原上则因无处避风。不过这也有其补偿：天无云，日光和暖，寒暑表远在零下时，仍能养人、励人去操作。四面的山岭已把空气中的水气榨干；日复一日，太阳的热到地面时所损比同纬度潮湿之地为少。否则这样高的荒原上根本养不活什么。与直隶接界的各处，人把房屋造得一半在地下，好躲开时令的酷烈。这片高地上与其边缘的土不宜农事，雪与雨都下得不够，只有山坡上例外；不过它南北两面本可种小米、大麦与麦。游牧的人却乐得不必耕作，带着畜群与家当，在中国给各部划定的界内往来迁徙。

戈壁以北到俄国边界这一片，约一百五十英里宽，比沙漠暖，所养的人口也比南面多。丘陵地带牲畜极多，沙漠里却一头也没有，那里是野兽与飞鸟独占之地。冬日寒暑表降至零下三四十度，骤变与大变都常有。一年之中没有一个月不下雪或不结霜；草原上夏日的热却几乎难耐，因为沙地石地把热反射上来。雪下得并不很深，即使天冷，牲口也能在雪下寻食；只是牛羊的群并不大。

蒙古的主要区划有四：一、内蒙古，在长城与沙漠之南之间；二、外蒙古，在沙漠与阿尔泰山之间，自内兴安岭伸到天山；三、青海一带，在甘肃、四川与西藏之间；四、乌里雅苏台的属部，在喀尔喀诸汗部的西北。这一整片地方都被笼统地叫作鞑靼；倘若鞑靼的界限就是内外蒙古的界限，这个名目倒还算贴切。但成吉思崛起之时，他把本部叫作「库凯蒙古」，意即「天之民」，而把其余各部一概叫作「鞑靼」，意即「纳贡者」。喀尔喀、察哈尔与苏尼特三部，如今构成中国治下蒙古人的大宗。

内蒙古诸部

内蒙古北界齐齐哈尔、车臣汗部与戈壁，这几处的界限几乎无从划定；东界吉林与盛京；南界直隶与山西；西界甘肃。凡长城所经之处，民间都把它看作中国与蒙古的分界。此地分六盟——蒙语叫「察尔罕」，如同我们的军团——与二十四个「爱玛克」即部；这些部又归四十九旗，蒙语叫「霍绰恩」，每旗大抵含二千户上下，由世袭的王公即扎萨克统之。主要的部是科尔沁与鄂尔多斯。察哈尔一大部占着长城以北的地方，由一位都统即将军管辖，驻张家口，他们的牧地如今名义上已划入直隶省。山西省同样把土默特人所占之地划了进去，他们归驻在黄河外绥远的一位将军管辖。张家口西北的牧场，在察素与伊奇两湖附近，自长城起伸出一百多英里，是拨出来给「黄旗」养马的地面。除了这类牧地，以及热河附近由朝廷同样留作围场的大片猎地之外，汉人的小聚落不断在内蒙古的平原上占地而居，他们已经把蒙古土著的许多部族赶到北边去了。那些不肯退的土著，为免于饿死或被同化，只好照他们的邻居、那些汉人移民的样子种起地来。正是这一股移民的涌入，使康熙把内蒙古的南部改设了府州县，与中国本部一样。境内居民习尚的这种改变，看来不久必要把这地方的面目也改过来。

除鄂尔多斯之外，多数小部住在满洲西界与草原之间，草原北抵西里科伊山脉，南抵察哈尔。这些部族格外为满洲人所优待，因为他们曾随满洲人一同征服中国，其头人常被拔到本国政府的高位上去。

外蒙古

外蒙古是上一片地方以北直到俄国的荒野。它北界俄国，东界齐齐哈尔，东南与南界内蒙古，西南界甘肃的巴里坤，西界塔尔巴哈台，西北界科布多与乌里雅苏台。戈壁沙漠占着这一区的南半。它分四路，每路由一位汗或王统之，其人自称是成吉思的嫡裔，各理本汗部的内务。车臣汗部在齐齐哈尔呼伦贝尔之西，自俄国南抵内蒙古。其西是土谢图汗部（克拉普罗特作图西野图），自西伯利亚横过沙漠伸至内蒙古，是四部中最可观的一个；自恰克图到张家口的大路就在它境内。再西，南界戈壁、东北界乌里雅苏台的，是赛音诺颜喀尔喀之地；其西北是扎萨克图汗部，在乌里雅苏台之南，南面西面直抵巴里坤与科布多。这几部政治上都归驻库伦的两位满洲大臣管辖，由他们主持蒙古人、汉人与俄国人之间的共同事宜。

库伦是治所，在土谢图汗部内，北纬四十八度二十分、东经一百零七度半，在色楞格河的支流土拉河上。它是蒙古最大最要紧的地方，分为买卖城即汉人聚居之处，与博克多库伦即蒙古人的聚落，两处相距近三英里。全部人口估计三万，其中汉人依法不许携家同住；此地的蒙古人，大半是喇嘛。在这些人心目中，库伦之圣仅次于拉萨，因为它是西藏教统中第三位尊者的所在。照喇嘛教的说法，这位尊者——呼图克图——是神明在世间的化身，永不死，只在表面死后转入某个新生男孩的身中，此后便照西藏达赖喇嘛的预示去寻访。这位圣王虽然所受教育有限，又全在左右喇嘛的摆布之下，对喀尔喀各部却有无边的影响。中国的官员正是借着他来控制蒙古的土著各族。他的财富因信众狂热的捐输而极巨；库伦城内城外他有十五万农奴、无数的财货，以及蒙古最堂皇的一座宫室。除了那些宗教建筑之外，库伦脏得叫人作呕；秽物倒在街上，人的习惯极其可厌。残废的乞丐与饿狗充塞道路；尸首不埋，抛给飞禽走兽；无论贫富，都栖身于棚屋陋室之中。

四个汗部合为一个爱玛克即一部，下分八十六旗，每旗限于一定的地面，界内则任意游牧。蒙古人的旗合共一百三十五。喀尔喀人主要住在阿尔泰山与戈壁之间，种地却没有多少成效。他们笃信佛教，喇嘛借呼图克图把大半权柄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每年向皇帝进马、骆驼、羊及别的牲畜或其皮，所得的回赐则值其价的许多倍，于是靠着不断的贿赂把他们笼络住；他们稍有不驯，便减其赏赐并加以别的惩罚。不过除此之外，也不乏严厉的治理。最高的衙门在库伦；它是首屈一指的衙门，民政军政之权兼有。判决须经两位中国大臣复核，判了刑通常要等他们批准之后才行。刑罚酷烈得可怕；然而对这些粗野的部族，也只有一只坚决而无情的手才压得住他们无休无止的争斗。

满洲人鼓励他们习文，却没有多少成效。许多佛书奉皇帝之命译成了蒙文；既然拿这类东西喂他们，他们对文墨的冷淡也就不足怪了。他们的帐幕、即「雅尔特」，是用木条扎成粗格子做的；架子由几截绳索连缀而成，留一个约三英尺见方的门。大小平均是横宽十二英尺、高十英尺；形状是圆的，锥形的顶既透光又出烟。杆子或椽子一头挂在壁上，一头扎在顶上的一个圈里。这副架子上按时令蒙上厚毡。当中一个火塘生火，上悬水壶，又暖着围坐的人，他们身下通常只铺毡子与羊皮。那毡子挡寒、挡雨、挡雪、挡热，效力惊人。一顶上等的雅尔特，有它的家具、内衬、神龛与当中的热水壶，住着并不算不舒服。富户的帐里有时见得到铺来坐卧的毯子；这类帐幕的壁上还衬着棉布或丝绸，地上铺木板。富有的喀尔喀人的庐帐分好几间，陈设精美，却谈不上洁净、舒适或通风。他们的布匹、器皿与兵器大半得自汉人。苏尼特人比喀尔喀人少，游于戈壁的广漠之中。两族都从领商队过境上得些收入，糊口却主要靠畜群与打猎所出。他们的王公须住在库伦，或在那里留下人质，好让驻扎大臣指挥并约束其行止；不过他们对呼图克图的虔敬，以及安逸的日子，才是使他们留下的最强之由。

恰克图与俄国的贸易

与俄国的贸易从前一概经过恰克图，一个近边界的镇子，由两国各自派定的专员与官吏经办。整桩生意都按官府的利益料理，其枝节所及养活了那么多人、给了那么多人位置与生计，以至成了两国官民之间的一条纽带和一重和平的保障。季姆科夫斯基一八二〇至二一年随十年一次的使团赴北京之行，留下了如今能见到的关于这桩贸易与往来的最好记述之一；连同一八二七年英译本中所附克拉普罗特的注，长久以来一直是蒙古各部的区划与组织方面主要可靠的依据。自苏伊士运河开通、俄国轮船经此在敖德萨与中国之间运货以来，中国出产的大宗已不再走恰克图。运往西伯利亚的货，或自汉口经山西，或自张家口与天津，由驻在那几处的俄国商人指挥。毛皮从前是这些出产中最值钱的一项，如今随着移民增加，质与量都在渐渐减少。一八四三年供俄国消费的红茶出口不过八百万磅，此外还有蒙古人所取的砖茶。科特雷尔说，那时这项贸易每年的总值是一亿卢布，按当时折合二千零八十三万美元，俄国人于一八三六年为此付了约二百五十万美元的进口税。四十年前这桩贸易的数字大概不很准确；这一垄断多半是为着官员们的好处才维持着的，私商觉得负担太重。

恰克图除了贸易之外，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村。此处的边界以一排花岗石柱为标，一道木栅把它与买卖城隔开。庞佩利说：「很难想象有比这里划得更分明的一条界线。栅墙的这一边，房屋、教堂与人都是欧洲的；那一边则都是中国的。旅人一步之间，当真就自亚洲、自亚洲的风俗言语，跨进了一个文雅的欧洲社会。」货物在恰克图附近一处五十来户人家的近郊向俄国海关纳税。那座中国镇子也不大，人口在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之间（聚落内不许有妇女），一年里大半时间闲着。这个奇特的小村有两条大街十字相交，四端有门，开在围着它的木墙上。街铺得不好，又窄得刚够两匹骆驼并行。一层的房屋以木造成，顶上盖草皮或木板，内分两小间，一作铺面，一作卧室。后间的窗以油纸或云母做成，铺面则只有门这一个开口。屋子收拾得干净，家具颇为讲究，陈货也颇见品味与排场。商人过着奢侈的日子，二月里交易的集市上招来一大群人。他们归一位叫「扎尔固齐」的满洲人管辖，此人三年一任，既管聚落的治安，也管商务。这里有两座佛寺，由喇嘛主持，内有五尊趺坐的巨像与许多小的偶像。

蒙古的西部，在东经八十四度至九十六度之间，自甘肃省西端附近伸到俄国边界，包括乌里雅苏台及其属部、科布多，以及唐努山的喀尔喀人与土尔扈特人，比蒙古别的任何一部分都更少为人所知。本省监临之官驻乌里雅苏台，意即「白杨林」，是色楞格河西北、赛音诺颜汗部内的一个镇子，在一处耕作得好、景致宜人的谷中。

科布多

按中国的地图，科布多在蒙古的西北；北界西界叶尼塞斯克省，东北界乌梁海，东南界扎萨克图汗部，南界甘肃，西界塔尔巴哈台。唐努山的乌梁海、即乌里杨海诸部所占之地在科布多东北，在赛音诺颜与扎萨克图两汗部之北，与俄国以阿尔泰山相隔。这些部族与萨摩耶德人同源，管辖他们的是二十五位下级武官，皆隶于驻乌里雅苏台的大臣。据说此城约有二千户，建得整齐，与库伦有些买卖；它在伊罗河上，伊罗是扎布汗河的支流。科布多辖喀尔喀十一部，分三十一旗，其王公听命于驻科布多城的一位大臣，此大臣又隶于驻乌里雅苏台的大臣。中国治这些部族，与治别的蒙古人是一个道理，他们都经驻乌里雅苏台的首席大臣向皇帝称臣；至于他的号令究竟能行到什么地步，则不得而知。喀尔喀人于一六八八年归顺皇帝，为的是免于在与厄鲁特的战争中灭种，他们已经败于厄鲁特之手。

科布多境内有好几个湖，许多湖只受河而无出口。最大的是乌布萨诺尔，自东受特斯河；又有伊克阿拉尔诺尔，扎布汗河注入其中。额尔齐斯河注入斋桑泊。有这么多河，可见阿尔泰、即额克塔格山以北的地方较为肥沃；不过倘若那里社会的宗族之风，正如列夫申先生所述其邻邦吉尔吉斯人的情形，那么天地再厚，也不足以使那里的居民改行定居、耕作田土。科布多的部族在习惯、争斗与生计上更像美洲的印第安人，不像东边的喀尔喀人——后者的迁徙之性，倒近于阿拉伯人。

青海省与青海湖

青海省（唐古特人叫它错贡本）欧洲的地理学家不把它算在蒙古之内，中国的志书也不把它列在蒙古界内；然而那里的居民多半是蒙古人，奉佛的与奉回教的都有，治理的办法与北面喀尔喀诸部相同。这一带在中亚的史书里有唐古特、西番、吐鲁番等名目。在中国地图上，它按政区叫青海，意即「碧海」，而在他们的书里则叫西域或西裔，意即「西边的界限」。它如今北界甘肃，东南界四川，南界前藏，西界沙漠，约占纬度四度、经度十一度。

境内有几个大湖，诸河注入其中，许多湖没有出口。青海最大，高一万零五百英尺，四围高山俯临，冬日覆雪，夏日成一副翠绿的框子，把水色衬得更蓝。它周二百余英里，蒸发所耗由八条大河的来水补上；一个小岛上有一座寺院，寺中人只有在结冰成桥时才得出其孤寂，因为不曾听说有船在这咸水上行过。东西两面宽阔而润湿的平原可牧家畜野兽，各部到那里觅食，冲突不断。古伯察神父与普热瓦尔斯基上校的游记，几乎载尽了我们所知关于青海的物产与居民的一切。这地方名义上分三十四旗，中国的治官驻湖东的西宁；然而他们自卫尚且不暇，说不上护民。全境所居，一是西藏来源的唐古特人，他们以劫掠为业，游于长江与黄河源头一带的山中；二是回教的东干人，近年的叛乱中已几乎被灭尽；三是蒙古的各部，名目不一，有厄鲁特、库鲁、喀尔喀、苏尔固特与辉特。中国的地图上填满了各部之名，但其志书所载之空疏，正与地图之不确不足相称。

这一带的地势至今还知道得不完全，其不宜人居的气候又因人的野蛮而更险。高大的山体与狭谷相间，还有几处大的洼地，其中有湖；青海以南直到缅甸的地方，山极多。湖的西面与西南面伸展着柴达木平原，在地质上晚近的时代曾是一个大湖的底；如今满是沼泽、颤动的泥塘、小河与片片积水，其中最可观的是极西部的喀喇湖。这一带含盐的黏土不宜草木。大兽稀少，一半是因为虫害为患，逼得连土著也得在某些时节带着畜群退到山里去。这里的居民与青海东部的一样；他们分五旗，约一千顶帐幕，即五千人。

布尔汗布达山脉构成这片平原的南界，也是西藏高原的最北之限。它东西之长不下一百三十英里，东端近野格赖乌拉（黄河的近源）与托索诺尔。此脉没有高峰，连绵不断，高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英尺；荒瘠得可怕，却不到终年积雪的线。南面那一脉分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叫巴颜喀拉山；其西北一脉在中国地图上叫祁连山与南山，是沙漠的南界。南山北坡上有几个镇子，或在横贯中亚的大路上，或近其旁；这条路自甘肃兰州离黄河谷，向北偏西越过一片崎岖的地方到凉州，凉州是个颇有分量的镇子，处在一片肥沃而稠密的地方。自此向西北到甘州，甘州以造毡著称，青海的蒙古各部都要它的毡，那里又可购得大量的大黄、马、羊及别的货物。再往西北，旅人便到肃州，这是出长城前最后一个大地方，因此成了粮秣与一切自西方运来、以换中国货物之物的市集。此城是东干回民最后的据点，一八七三年他们被灭之后，它才自废墟中渐渐复苏。离此镇约五十英里是嘉峪关，出关之后，往哈密、乌鲁木齐与伊犁的路径直横过沙漠，此处沙漠宽约三百英里。这条路历代以来一直是中国西部与塔里木河流域及里海一带往来的干线。把这条路上通常的平安，与从前布哈拉以及别珥山以南以西各地大路上的凶险、劫掠与穷困相比，便更能见出帝国境内行旅与商队之安稳，从而见出中国治理之善。

青海的唐古特人与游牧诸部

青海的出产是沿河谷与湖边所种的谷物与别的蔬菜，以及羊、牛、马、骆驼与别的牲畜。高原的兔、野驴、野牦牛、兀鹫、胡兀鹫、野鸡、羚羊、狼、盘羊与野驼，都是荒野中的居民。汉人已杂居于各部之间，大镇上还有突厥来源的回教徒。青海与乌里雅苏台之间有八盟，包了所有的部与旗，上面各设一位由北京派任的最高将军或统领。青海的主要部族是厄鲁特、唐古特与杜尔伯特，前者是中亚最强的一部所遗之众。唐古特于一六九〇年归顺皇帝，并入之后人口大增。他们住在甘肃的山地、青海、柴达木东部与黄河上游流域。他们像吉卜赛人，身量在常人之上，五官粗重，肩宽，须发皆黑，眼深，鼻直，唇厚而突，脸长而从不扁平，肤色黄褐。与蒙古人、汉人不同，他们须髯极盛，却总是刮去。他们不留辫子，而是剃头；衣服是毛皮与布做的长袍，长及膝。不用衬衣与裤；大腿通常裸着。妇人的装束与男子相同。他们的住处是木屋或黑布帐。唐古特人狡猾、吝啬、懒惰而无成算。他唯一的营生是牧牛——牧牦牛。他奉佛比蒙古人还热切，也极其迷信。西宁的买卖很大，却不及云南与缅甸之间大理与八莫之间的那样；枣、大黄、牦尾拂、宝石、毡、布等等，都是市上可见的货物。它离海约一百英里，高七千八百英尺，附近有著名的塔尔寺，古伯察与秦噶哔二位先生一八四五年曾住在那里。城坐落在西宁河上，位置很好，虽然大半是木造的，因为衙署众多，气象颇佳。人口约六万。

长城与伊犁之间的那些城镇，政治上虽属甘肃，其治理的体制却与藩部相连，而不与十八省相连。出嘉峪关后头一个镇子是玉门，距关约九十英里，是官员的驻地，他们照管出入关口的商队。据说它在两条溪流的汇口附近，两水向北流入布隆吉河。另一个州县城敦煌则要越过一片山地，远在二百多英里之外。安西州城之筑，是为便于横过沙漠通往哈密——又叫喀密尔——的往来；哈密是准噶尔的第一个镇子，也是兵员、军械与军需的屯所。一位到过这一带的奥地利人说：「到了哈密，旅人便走上天山的南麓，也见到西伯利亚文明的最初痕迹。他向西往俄国界上去的一路，有壮丽的山景相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省有快邮车，听他吩咐，随时可载他飞驰到同名的城里，再到额尔齐斯河右岸，再到鄂木斯克。」这条路与向西南伸去的那条，给哈密带来不小的贸易；它四围的地由穷苦的蒙古人耕种。巴里坤、即镇西府，在北纬四十三度四十分、东经九十三度三十分，是府中最要紧的地方；所属之县叫宜禾县。满洲兵一千、汉兵三千守此。城在巴里坤湖之南，附近有些耕作。哈密与吐鲁番各成一厅，一在府之东南，一在府之西。这几处的买卖大半是吃穿之物。

乌鲁木齐、即迪化州（一一〇〇年时畏兀儿人的别失八里），在北纬四十三度四十五分、东经八十九度，是甘肃最西的一个府，分三县，另有许多哨所与聚落。一七七〇年与厄鲁特之战中，此地四围的居民被屠尽，其后以一万多名兵丁连同家眷、并以流人重新填实；又招甘肃的移民来此定居。中国的记载说城附近有一座高山，终年冰雪，山脚有林，野鸡极多；这一带还出煤。此地极冷，迟至七月还落雪。许多地方出谷物与蔬菜。这整个府从前都属准噶尔。中国朝廷的政策，是在一切要地屯驻大批兵丁连同家眷，并把流放的罪人送去耕田，以此引各部定居；蒙古人于是发觉自己的牲畜与别的出产销路日增，便被引着定下来以应其求。就所知而言，这一政策在长城以外与青海一带本已颇见成效；不料北京朝廷的全副气力都用在平太平军之乱的当口，东干人在这些边远之地起事，把这些成绩毁尽，并使当地居民本来大有可望的开化，不知要耽搁到何年何月。

伊犁的区划与四至

帝国中叫作伊犁的那一部分，是天山两侧一片广大的地方，包有几乎与蒙古一样大的地面，可耕的程度也没有高出多少。它的界限可说自北纬三十六度至四十九度、东经七十一度至九十六度；全部面积虽因形状不整而难以估算，总不会少于九十万平方英里，其中准噶尔占了三分之一强。它分两路，即天山北路与天山南路。前者通常叫准噶尔，取名于准噶尔人、即厄鲁特人，他们直到几十年前还统治着那里；后者从前叫小布哈拉，或东突厥斯坦。

伊犁北界阿尔泰山脉，以之与吉尔吉斯人相隔；东北界额尔齐斯河与外蒙古；东与东南界甘肃的乌鲁木齐与巴里坤；南界沙漠与昆仑山脉；西界别珥山，以之与巴达克山及俄国的领土相分。北路长约九百英里，宽平均三百英里。南路自西至东近一千二百五十英里，宽自三百至五百英里不等，因为它南面一直伸到昆仑山脉。可耕之地大概北路最多。

伊犁的地势

伊犁取塔里木盆地以北而论，可看作一条内陆的地峡，自西伯利亚之南向西南伸出，在戈壁与里海两片沙漠之间穿过，直抵兴都库什，再下去便是印度河谷。前一片沙漠围其东南，后一片围其西与西北，两者以别珥山与木素塔格两脉相隔，此二脉又与天山相接，天山则把这条地峡本身分成两半。这两片沙漠合起来与撒哈拉一样大，却不像它那样干、那样无人。

这一带有几样别致的地方，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它的极高、它水系的孤立，以及草木的性状。准噶尔尤可注意的是阿尔泰与天山之间、诸小山脉之中有许多闭塞的河谷盆地，每一个都全然孤立，各含一湖，为其水之所归。这类奇特的盆地中最大的是伊犁河的盆地；伊犁河自天山（北纬八十五度）发源后向西流约三百英里，注入巴尔喀什湖，湖中另受几条河；整个盆地的面积约四万平方英里。别的湖在巴尔喀什的东北；其中最大的是斋桑泊，受额尔齐斯河；克孜勒巴什湖，乌伦古河注之；两湖之间还有四五个小些的，在伊犁城之北。特穆尔图淖尔、即伊塞克湖，如今刚好在本路西南之外，直到不久以前还在界内。这一片水既深又从不结冰；水微咸而多鱼；大小是长约一百英里、宽三十五英里；多余的水经楚河流入吉尔吉斯草原。

阿拉套山脉划定湖的北岸。一位俄国旅行家述这一带说：「很难想象有比自此处望天山更壮丽的景象。伊塞克湖深蓝的水面如蓝宝石，尽可与同样蔚蓝的日内瓦湖相比；只是它的浩渺——五倍于彼——几乎无涯，加上背后无双的壮丽，使它有一种瑞士那个湖所无的宏伟。那一列不断的雪山在此绵延，沿伊塞克湖至少二百英里；前排山中支脉的峭棱与幽谷，被浮在水上的一层薄雾化柔了，于是天山诸巨峰雪白的头顶，在中亚天空的碧穹上升起、闪耀，其明晰的轮廓愈显。终年积雪之线始于坡上五分之三处；然而看去，它们无雪的山脚仿佛向极东处愈沉愈深，直到湖波似乎拍着汗腾格里的雪顶。」有四十条小河注入湖中，湖却在渐渐缩小。

准噶尔大部分地方的地势、物产以及居于其间的各部的开化程度，所知甚少；不过中国朝廷一直有计划地致力于开发它的农利：驻大批兵丁在那里种地，又把罪人流放过去，逼他们替兵丁做工帮工。想到中国的统治者本来自己也是游牧之民，如今却推行这样一个方策，来增广帝国这些边远之地的生产之力，并半用强、半用赏、半以身作则地教他们治下的蒙古各部懂得定居之利，人对他们便不能不高看一眼。

准噶尔的出产不少。麦、大麦、稻与小米是主要的谷物；又种烟草、棉花、瓜与一些果品；马、骆驼、牛、羊成群，供人以脚力与食用，山与湖则供以禽兽与鱼。居民大半是厄鲁特人，另有一部土尔扈特人与准噶尔的遗众，再加上蒙古人、满洲人与汉人的兵丁、移民和罪人。

天山北路与固勒扎城

天山北路由中国分为三城：西面的伊犁、北面的塔尔巴哈台，以及东面、在伊犁与甘肃西端之间的库尔喀喇乌苏。南北两路的治理都归驻伊犁的满洲武官管辖。此城汉名叫惠远城，本地人叫固勒扎与库伦，在伊犁河北岸，北纬四十三度五十五分、东经八十一度半；有居民约五万，经甘肃的城镇与中国内地往来贸易颇多。城附近本有六座坚垒护卫，石墙坚固，使它在东干之乱中顶住了一次猛攻。它周近四英里，两条大街十字交于城心，把城分作四等分，每一分之中又有许多小巷。房屋的土坯墙与平顶，显出建造者是突厥来源；城外塔兰奇人的主麻清真寺与东干清真寺，更加深了这个印象。后者有一座奇妙的邦克楼，由一层层带小顶的亭子叠成；两寺的顶都仿中国的式样，墙面则贴着菱形的瓦。自城重归中国治下以来，佛寺还几乎不曾重建。肉与菜的供应不断，品类与品质胜过这一带多数城镇。人口随着太平与贸易的恢复而渐增，却还不到二万，其中汉人与满洲人不到五分之一：塔兰奇人占一半，东干人次之。本省在伊犁这一带是最富、耕作得最好的；它的煤、五金与果品是兴旺的来源，如今它在与俄国通商的新局面下重归中国治下，前途大有可望。

攻下固勒扎与别的城时杀戮极惨，那些城遂成一片废墟。舒伊勒估计，一八六〇年本省的三十三万人，其后所剩不过十万。中国的书里说，一七七五年准噶尔心怀不满的首领阿睦尔撒纳向乾隆求援以敌其对手达瓦齐，乾隆遣一支中国军队送他回去，此后的交战中死了一百多万人，全境为之一空。固勒扎便是那时乾隆所筑，不久便成了有名的地方。城外是兵营，驻军有厄鲁特人与回教徒，也有满洲人与汉人。这一带出煤，内陆诸河多鱼，野兽飞禽也多。不过此地的出产不足以抵军费与给伯克们的赏赐，缺额由中国拨补。

固勒扎的统领之下，同谷中还有九处驻防之地，每处皆有一批中国的流犯。其余塔尔巴哈台与库尔喀喇乌苏两处，比伊犁为小；前者在科布多与吉尔吉斯草原之间，居民多半是自后者的草原迁来的人，他们对头上的驻防不过名义上服从，倒容易借其部族的首领来治理。一七七二年自俄国迁入中国的土尔扈特人，安置在这一处与科布多，也安置在特克斯河与空格斯河谷。他们安置到此以后，多少与别的部族同化了。与准噶尔的战争中，许多人自伊犁谷逃到这一带，等那里安定之后，他们归顺皇帝，一部分回了伊犁。首邑吉尔吉斯人叫楚呼楚，中国人叫绥靖城，在塔尔巴哈台山南麓不远处，约有六百户，其半属驻防。它是固勒扎统领所辖九座设防之城中的一座，与吉尔吉斯人有些买卖。这里驻着两位大臣，有大权监管越界的贸易，只是其职守的分量不及库伦的官员。此处驻满汉兵二千五百；自一七七二年乾隆平定此地以来，其农产因汉人的勤劳而渐增。住在这一边远之省的各部被限在一定的界内，以赏赐结其恭顺。塔尔巴哈台的气候多变，寒季占一年之半以上。阿拉湖、又叫阿拉克图湖的盆地占其西南，额尔齐斯河与斋桑泊的一部分占其东北，所以水利不乏。买卖以家畜与布匹为主。

库尔喀喇乌苏城在库尔河上，在固勒扎东北、固勒扎与乌鲁木齐之间的路上；中国人叫它庆绥城。这几处驻防的兵数估计共六万，准噶尔全部人口则不到二百万。

天山南路的位置

天山南路，即伊犁的南路，是「回部八城」之地，乾隆给它取名新疆，意即「新的边地」。它不如北路肥沃，地面的大部分是崎岖的山与荒瘠的野，勉强够养些牛群羊群。主要的界限是昆仑山与沙漠，南以之与西藏相隔；西南是喀什米尔，西与西北以别珥山与巴达克山、浩罕相分；这些都由山脉界划分开，山上高一万二千至一万六千英尺的隘口，视时令而定，既是屏障，又是通道。

塔里木河与罗布淖尔

本路的大部分为塔里木河、又叫额尔古的流域所占。此河自别珥山脉分四大支流出（按岸上的城镇而名为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与和阗河），东流之中南北又受几条支流，在东经八十九度注入罗布湖；连曲折计，全程在一千一百至一千三百英里之间。说到这条河所自出的水系，李希霍芬男爵说：「生出这条河的那一带，其宏伟的规模是世上别的河所不能夸的。四围绕着一道宽阔的半圆形山领，山极高极壮，山脊常起至一万八千至二万英尺，峰则冲到二万五千、甚至二万八千英尺。填在这些巨高之物所围的马蹄形空间里的那个盆地，虽比它们低得极深，却仍高出海面：边上六千英尺，中部约二千英尺，本是一片古海之底。自它南、西、北三面壁立的边上，水直泻而下；各方来的风虽把水气大半落在四围山脉更远的那一面——即喜马拉雅的南麓、帕米尔的西侧与天山的北坡——由此所成的诸水穿过那片云顶高耸的发源之地、冲破山脉，到了古海之底时，也只有一部分还算水足。其最小者消失于沙中，另一些流出一段路后展为一片平坦的盐盆，便被吸尽。只有最大的几条——中国人估其数为六十——汇入塔里木；这条河长一千一百五十英里，长度介于莱茵与多瑙之间，然而以四围山岭之雄浑而论则远过二者，正如它以流域之广而超过多瑙一样。它的支流沿山麓形成许多丰饶的绿洲，这些绿洲又借人工的灌溉变成了兴旺的耕作之邦，在这一带的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普热瓦尔斯基上校在这全然无人知晓之地的勘察，揭出了大量于史地之学都极有兴味的事实。他所发见之中最要紧的一项，是罗布的位置比中国地图上所标的偏南一度有余，因而塔里木在到出口之前，自它正东的流向折了一个弯。这个湖由喀拉布兰与喀拉库尔沁（又叫琼库尔）两片水面组成，在沙漠的边上，四围无人，环以大沼；沼泽又沿塔里木向西北伸到它与开都河的汇口。湖浅，长满水草，大半是沼地；虽然附近有盐沼，水却是淡的。住在湖边的人所说的话最像和阗话；他们是回教徒。罗布湖作椭圆形，长九十至一百俄里、宽二十俄里，高出海面二千二百英尺。极大群的鸟自西南的和阗飞来，北去时以罗布淖尔为歇处。这一带的沙漠瘠薄荒凉到了极处。它的南面是阿尔金山脉，昆仑山的一支，壁立而起约一万四千英尺。野驼见于其沟壑之中，视、听、嗅三觉灵敏得出奇。本路之内再没有别的像样的河谷盆地，只有一条大支流叫开都河，它排泄罗布淖尔以北一条平行的、长二百英里的河谷，注入一个几乎一样大的湖，叫博斯腾淖尔，湖南有出口续为一水，在离塔里木河口约八十英里处并入其中。据说这条河的支流于农事之用，远胜于干流之于行船。塔里木所流经的平原宽约二百英里，长近九百英里，大半不宜耕作、也不宜放牧。沙漠在两湖以西还伸出很远。这一带的气候极干；它的荒瘠看来与其说是土性所致，不如说是缺水所致。西部比近甘肃的地方冷，在北纬三十八度的叶尔羌，河上结冰可行三个月，而在北纬四十三度的哈密，却几乎不知霜为何物。

塔里木河谷的出产，包有南欧所产的大部分谷物与果品；此地不种橄榄，而种芝麻取油。山坡与平原上少有林木灌丛。家畜无不繁盛，只有猪例外，由汉人少量畜养。骆驼与牦牛既猎且养，以供食用与役使，其毛皮又供衣着。马、骆驼、黑牛、驴与羊在沙漠边上有野生的，在那里勉强觅得一线生计。山中与沼中有豺、虎、熊、狼、猞猁与鹿，另有几种大的猛禽。此地出金、铜与铁，数量却不大，作为货物，其分量不及天山东部火山地带所出的硇砂、硝石、硫磺与石棉。中国人极珍视的玉，最好的出在南路。

南路的城镇

本路如今的区划，按回部八城的位置而定。甘肃西部的几个府本来同属这一区，如今隶该省的那几座城，所居的种族完全相类，治理上也同样行封建之法，只是因为早年归顺乾隆，享了些优待。路上头一个有名的镇子是哈密；吐鲁番与辟展作为商埠不及作为驻防要紧。八城在《大清会典》里自东起依次为：喀喇沙尔、库车、乌什（含赛里木与拜）、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与英吉沙尔。大员驻叶尔羌，但南路分为四个小的辖区，治所在喀喇沙尔、乌什、叶尔羌与和阗，各处的大臣既向固勒扎、也向北京呈报。治下各族皆是回教徒，因其部族之习与世仇而躁动不止；无论在自己的君长之下还是在中国人之下，他们都不具备切实进步与立国的素质。他们近来摆脱了北京的治理，却大抵悔于争斗与更迭所致的劫掠与荒废，多半愿意再把「契丹」（他们如此称中国人）迎回来。后者并非苛主，且留得愈久，带来的买卖与财富愈多。阿古柏手下一位乌兹别克首领，在贝柳医生说他讲起话来简直像个中国人时答道：「不，我恨他们。不过他们不是坏的统治者。那时我们什么都有；如今我们什么都没有。契丹的买卖、他们带来的财富，如今一点影子也见不着了。」——这句话把两者之间的情形说到了骨子里。

喀喇沙尔在开都河上，离巴噶拉什、即博斯腾湖不远，在吐鲁番以西约二百九十英里，北纬四十二度十五分、东经八十七度。它是一大县，其官所辖境内有两个稍有名的镇子，即库尔勒与布古尔。喀喇沙尔设防，因地势稳固又是首席大臣的驻地，招来不少买卖。此地的刺绣极好；只是县内的部族更好打猎，不喜坐守的行当。库尔勒在喀喇沙尔西南、开都河上，在博斯腾与罗布两湖之间；此镇与附近的出产可见土壤肥沃；中国人说住在这里的回民好歌唱，却不懂礼节与文雅。布古尔在库尔勒以西二百英里，中国的记载说它「本可成一处富饶甘美之地，无奈那些游惰的回民只把气力用在偷盗抢掠上；妇人则无所羞」。此镇从前有居民一万以上，被乾隆几乎毁尽；其后此地由和硕特人、杜尔伯特人与突厥人重新填实，居民以畜产、皮张、铜与玛瑙做些买卖。

库车在布古尔以西约八十英里，北纬四十一度三十七分、东经八十三度二十分，比喀喇沙尔更大更要紧，因为越天山经木素达坂通伊犁的那条路，在此与自西面阿克苏、自东面哈密来的路相会。它周三英里，有十座堡垒与三百兵守卫。市上有谷物、果品与蔬菜，皆是附近费大力种出来的，因为那里的地须人自井、池、溪里一勺一勺地浇灌。铜、硫磺与硝石运往伊犁，既供官用也供买卖，其中一部分是向居民征来的税；镇上织麻布，山中则出硇砂、朱砂与水银。库车被看作突厥斯坦的门户，就政治而论是哈密与叶尔羌之间的首邑。沙雅尔的县与镇在库车之南，在一处沼泽的谷中，出稻、瓜与果品极多；梨尤其好。有巴巴库尔与萨雷卡梅什两个小湖在此镇之东，是博斯腾淖尔与伊塞克湖之间仅有的两片水。人口约四千，由伯克治理，伯克则隶于库车的将军。

阿克苏河谷中有两个大镇，即阿克苏与乌什、又叫乌什吐鲁番，此外还有几处哨所与村落。阿克苏与库车之间是拜与赛里木两处小驻防与小县。前者有四五百户，由其自己的首领治理。赛里木、又叫汉勒木，多少隶属乌什，但其出产、气候与居民都与库车相类。中国的著者说到那里的人道：「其俗朴，不似别的回民那样怯懦或刁滑；好歌、好饮、好舞，与库车人相同。」阿克苏是一座工商业的大镇，有居民二万，与库车一样处在越天山通伊犁的一条路的尽头，除大路上的商贾外，还招来西伯利亚、布哈拉与浩罕的商人。它所造的棉、丝、皮革、鞍辔、陶器、宝石与五金器都好，大量销往外地。此地出谷物、果品、蔬菜与牲畜皆极佳，人也比东面北面的开化；「他们慷慨而高尚，既能歌，又善讥别的回民的怪癖与悭吝。」中国的驻军为三千人，官员对乌什的官员负责。

乌什在阿克苏正西约七十英里，北纬四十一度十五分、东经七十九度四十分，据称有居民一万。汉名叫永宁城，意即「永远安宁之城」。驻此的官员向伊犁的统领呈报，但也径与北京相通，其所选的伯克以及解贡入京的使者，皆须得皇帝的批准。此地铸铜钱成锭，略似各省的纹银锭。乌什附有六堡，用以约束游徙的吉尔吉斯诸部，即所谓布鲁特，他们游于乌什与叶尔羌之间的边地。他们向乌什的官员致敬，却不纳贡。凡纳贡的抽十分之一，但这一边的吉尔吉斯人通常听其所之，只要不生事。这一带被乾隆的将领杀得几乎无人，如今所养的人口，比之它的肥沃与物力，实在稀疏。

喀什噶尔的辖区与城

喀什噶尔的辖区，在阿拉伯人征服之时叫「小布哈拉」，呈一片广大起伏的平原，向东坡度极缓，大体的高度可算作高出海面三四千英尺。地面的景象大半是一无遮蔽的荒野——大片裸露的沙与阴沉的盐碱，四面为沙丘与砾石之堤所贯穿，草木极稀，兽迹几乎全无。凡出了河道与河岸上的聚落，平原上所见、所接天际的，处处都是这般光景。这一整县的人口远不到一百五十万。此地天然的矿产极有价值，正因知道这一点，中国人才坚持守着这样一个耗费大、又不安分的边省。和阗的金与玉、科沙拉布的银与铅、哈里斯坦的铜，给汉人移民提供了大量生计；而煤、铁、硫磺、明矾、硇砂与锌，在阿古柏（洪福汗）起事之前虽开采无多，也够居民自用。这片地方许多地段建村的一大障碍，是此处沙丘为患。凡在这些移动的沙山所行之路上的孤屋、乃至整个聚落，都会突然被埋，往往荡然无存。

喀什噶尔城在南路的西北角上，在塔里木的支流喀什噶尔河上，北纬三十九度二十五分、东经七十六度五分，处帝国之极西。几条路在此相会。往西北去的一条越天山到浩罕；第二条南行，经叶尔羌与和阗，到列城与喀什米尔；第三条是自中国经乌什而来的商队大道，可说止于此处；第四条来往最多，向西北越天山出罗瓦特隘，沿伊塞克湖西岸到伊犁。喀什噶尔久为畏兀儿人的都城，约在一〇〇〇年，其君主逼其民众——东至哈密——奉伊斯兰教。其后他们归成吉思统辖，此城分量益重；但阿布拜克尔·米尔咱取叶尔羌时，把喀什噶尔夷为平地。在中国治下它成了中亚最富的市集之一，而以其地位而论，将来的分量也是稳的。城围以高厚的墙，有扶壁的角台支撑，三面护以深濠，第四面则有河自下流过。城门只有两座；城内地面约五十英亩。四围是稠密的关厢。

城中央有一大广场，四条市街自此通到城门；驻军置于城外。喀什噶尔所造之物胜过两路任何别的城镇，尤其是玉器、金器、丝、棉、金银线织物与地毯。四围的地出果品与谷物极多；中国的地理家说：「其民之俗有雅致与礼貌之象；妇人在家人之间歌舞；她们畏敬官长，无乌什妇人那种粗野未化之态。」这个判断多少为贝柳所证实，他称道那里的人对外国人出奇地没有成见，对其国籍与教门全然不介意，只要他照价付钱、不触犯土人的风俗，便都相安。有几个镇子隶属喀什噶尔，因为它监管其君长，又销其出产。西南是塔什巴里克，通叶尔羌的路上是英吉沙尔，两处都有些分量；自喀什噶尔一路过去，沙地或盐碱之地与凡有水处的肥沃川地相间而来。小村与驿站把大镇连起来，只是土地并不以多产酬其耕者。

叶尔羌城

叶尔羌、又作叶尔羌城，是南路政治上的治所，因为最高的武官与最强的兵力都驻在此。它在叶尔羌河上，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东经七十七度十五分，处一片沙围之中、极肥沃的绿洲之内。四郊有渠，水极足。石墙周三英里，关厢却大得多；房屋以晒干的砖砌成，此镇的气象比伊犁别的地方都更为坚实。清真寺与经院很多，加上官署与驻军所占的公家房屋，更添其分量。叶尔羌是鞑靼的古城之一，远古时曾是阿夫拉西亚卜王朝突厥诸王的驻地。近世它之所以称得上一座建得好的城，主要归于阿布拜克尔·米尔咱；他自阿克苏到瓦罕的短暂统治，所留下的主要成绩就是他所建或所扩的清真寺与市街。靠在喀拉喀什谷中采玉、又在城中做手镯、耳环及别的物件，在中国治下有千百户人家赖以为生。

随着这个治权的倾覆、以及其恢复过程中阿古柏的败亡，这一门手艺尽数消失。在这些争雄的长期厮杀所致的毁灭里，人可以懂得西亚各处强大帝国倾覆之后何以继之以野蛮。此城没有要紧的工业；它的皮革在本地有名，此地所造的靴鞋全省都看重。别的货物有马、丝与毛，以及以之所织之物；不过凡喀什噶尔有的，这个市上也都有卖。中国的一则记述说叶尔羌的关税每年所入四万五千美元以上；赋税为粮三万五千四百袋、麻布五万七千五百六十九匹、铜一万五千磅，此外还有金、丝、漆与麻，其中一部分运往伊犁。河中所得的玉块很大，有黄、白、黑与微红的，所制之物运往中国。中国官府不禁浩罕、巴达克山及别的邻邦的人到此，其中许多人便定居娶妻。

和阗在沙漠的南面，其县包有阿克苏与叶尔羌以南、沿昆仑山北麓的全部地方，东西三百余英里。治所在中国地图上叫伊里齐，在和阗河上一片广阔的平原中，北纬三十七度、东经八十度。喀拉喀什镇（意即「黑玉」）在北纬三十七度十分、东经八十度十三分三十秒，在同谷中西北数英里处，商人说治所其实在此而不在伊里齐；它在通叶尔羌的路上，距叶尔羌十二日程。这条路上还有玕米镇，其首领藏有一块石头，据说有致雨之力。克里雅在伊里齐以东五日程，近越山入西藏与拉达克的隘口；此处附近开着一座金矿，所出为中国人所专。喀拉喀什、伊里齐与克里雅三镇，是塔里木河谷与西藏之间仅有的要地，只是三处都久无欧洲人到过。此镇或此县的人口不详；有一则记述说它极多，将近三百万甚至更多，这至少表明此地的土比它南北两面都肥、气候也更和。马礼逊博士在他的《中国一览》里作四万四千六百三十人；前一个数把全县都算在内，大概太多，后一个则似乎太少。

和阗县

和阗在中国书里有于阗、涣那、屈丹与瞿萨旦那几个名目，末一个是梵文，意即「地之乳」。它的东部多沼，但那里地势必甚高，可由一事看出：那条排泄它、又把它与塔里木连起来的河，一路径直横过沙漠。此地由两位大员与一支驻军治理；其治下有六镇，居民的管辖与别的回城相同。不过据说那里的人多半奉佛，中国人称道他们的安分与勤劳。与列城、拉萨的贸易走一条越昆仑出克里雅隘口的路，出隘之后分道。和阗的出产是细麻布与棉布、玉饰、琥珀、铜、谷物、果品与蔬菜；前几项供外销，后几项供自用。普热瓦尔斯基上校正是在这一带（一八七九年）发见了一种新的野马，有一匹已制成标本在圣彼得堡陈列。这种兽虽无疑属马属，在许多方面却介于家马与野驴之间。

雷慕沙于一八二〇年据中国书刊行了一篇关于此地的记述，其中列出了它历史上的大事，自公元前的汉朝起，直到满洲人的征服。在它历史的早期，和阗是印度许多僧人所往之处，佛教很早便在那里立住了脚。自最早见于记载起，直到成吉思汗之世，它多半是一个独立之国，其君主有时把治权自嘉峪关、青海伸到葱岭，随后又不得不缩回如今叫作和阗的那个谷。蒙古人被逐出中国以后，和阗自立，后来却落入准噶尔与厄鲁特的治下，居民损失甚多。满洲人于一七七〇年取之，当时天山与昆仑之间其余的地方也一并归了他们；不过他们既不曾像别处那样多加移住，也不曾像伊犁别的地方那样把它辟为流放之地。

伊犁的治理

伊犁的治理与蒙古有几处不同，蒙古是把宗教部分地拉来助其统治的。北路之权纯属军政，由驻扎大臣与将军行之，其下辖有兵。伊犁全境的最高统辖，由理藩院交给驻固勒扎的一位满洲将军，其下有参赞二员理民事，又有三十四员大臣散布于南北两路。这位将军又管着驻甘肃西三府的兵，却不干预那几座城的民政。他手下的兵总数据称六万，多半有家眷，于当兵之外又兼农作、工艺或别的生计。参赞并不全然隶属将军，而是向理藩院呈报。

北路每村每镇都派有一员，对兵丁与犯人有军法之权，对本地的伯克、即各部真正承认的首领有民政监督之责。天山以北居民的性情与南路的不同，不仅在于言语与游牧之习有别，更在于宗教的仪式与归依对他们的支配之力。正是借着后一样，蒙古与北路的治理，对远在北京的朝廷来说，比不然的情形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本地首领的任命先报固勒扎的将军与理藩院，经批准后就任；因为这个位子多少是世袭的，通常都照例批下。

南路的居民是回教徒，对皇帝的臣服不如北路的甘心，种族、宗教与言语之异大概是主要的缘由。全境的治理分属八城的满洲驻扎大臣，他们名义上对驻伊犁的将军负责，彼此互不相属，但品秩与权柄有高下之分，以驻叶尔羌的为先。伯克由各部自选，凡民间的细故皆由其断，中国人不加干涉。兵丁一概是满洲人或汉人，突厥人不另编成队，虽然个别录用并无妨。伯克的品秩与势力颇有差别，驻扎大臣既维持之，也尊重之。给他们的俸给与仪节，多少按其在封建上的轻重而定。赋入出自每人每月约半元的丁税与出产的什一之征；此地不像中国那样有厘卡，但边界的贸易城镇设有关。南路通用的言语是卡尔梅克人的察合台突厥语；乌兹别克人是居民之大宗，而厄鲁特人与卡尔梅克人则处处杂居其间。西藏人在和阗定居，或者更可能的是，那里至今还留着从前居民的遗众。

伊犁的历史与征服

如今伊犁辖境这一大片地方的历史，很早就引起了东方学者的注意；世上少有哪一块地方有过更惊心动魄的历史。公元一三六六年洪武把蒙古人逐出中国之后，他们发觉本部之力不及西面各部；但直到一六八〇年前后，天山以北由噶尔丹统率的厄鲁特人才开始攻打喀尔喀，把他们向东驱赶。苏尼特、察哈尔与索伦这几支东蒙古人已经归附了满洲；喀尔喀为免灭种，也归顺了他们，并求其助以御厄鲁特。康熙纳其归附，本想平和了结这场纠纷，结果不得不发兵讨噶尔丹，把他自喀尔喀之地赶到罗布淖尔与巴里坤以西。皇帝这一番举动大得准噶尔人背离厄鲁特之助：准噶尔之汗因故见怪，把部众拉到南边去了。喀尔喀诸汗与其广大的疆土于是归于中国。噶尔丹尽失其众，一六九七年服毒而死，其权柄随之而亡，其部则早已弱得无力抵抗。

在他权柄的废墟上兴起的是准噶尔之汗策妄阿拉布坦。他并了北路，又越入突厥斯坦、唐古特与和阗，渐渐把甘肃以西中亚高地几乎全部收归治下。他把土尔扈特人逐出科布多的属地，逼他们退到伏尔加河畔。康熙把准噶尔人逐出青海一带，对他们在准噶尔本境的权势却无所撼动。约一七二〇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后，其位有争，诸子不和而权势削弱，于是被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两个僭窃者夺去，二人得手之后又自相翻脸。阿睦尔撒纳赴北京求援，借一支中国军队逐走达瓦齐，据了策妄阿拉布坦之位。但他并无意做乾隆的藩臣，一复位便与之作对；他打败了两支讨他的中国军队，第三次进攻之下才屈服，逃到托波尔斯克，一七五七年死在那里。

策妄阿拉布坦的疆土于是归了乾隆，而他追剿之酷，使北路几乎为之一空，准噶尔与厄鲁特作为独立的部族几乎绝迹。皇帝随后招被逐的土尔扈特一部自俄国治下返其故地，他们于一七七二年应召东归；中国遣使于彼的经过，以及他们越吉尔吉斯草原、穿过仇敌之中回科布多的那场惨烈之行，是近世游牧迁徙与空前苦难中最可注目的一例。中国的兵丁、移民、流人以及游牧的部落与人家，被派来、被招来填这块空地，不久它便开始恢复旧日的分量。此后这一段年月里，满洲人得以防住各部的联结，并以他们极擅长的一套软硬兼施之法保住自己的权柄。此地农矿之利已加开发，又借使各部首领互相攀比其富庶、并在众人中激起经商之心，引得许多游牧之民留意农事。

其间不时有些骚动，却不曾出过一个能把各部联起来对抗中国的雄杰。一八二五年，喀什噶尔和卓之孙张格尔自浩罕图谋收复突厥斯坦；浩罕之汗以一支小军助之，而那里的人厌恶中国人之深，以至张格尔一现身，回民便起而把中国的兵丁赶走或杀死，开门迎入侵者。他据了叶尔羌与喀什噶尔，进至阿克苏，冬天到了才把这场战事止住。第二年，浩罕之汗见人心如此，想自己也插一手，遂侵至阿克苏与和阗，把南路一半以上收归己有，表面上却说是助张格尔。那位和卓开始怕起这个帮手来，便退了；而浩罕之汗吃了中国兵几次败仗，便以极优的条件讲和，回本国去了。张格尔自叶尔羌往和阗，在那里行事失了人心，中国兵约六万人毫不费力便冲散了他的队伍，恢复了治权。和卓的党羽逃向巴达克山，他自己则投奔新任的喀什噶尔和卓伊萨克，被伊萨克连同家小一并交给中国人，尽数以极残酷之刑处死。

那位和卓以喀什噶尔王之职为赏，后被控有叛谋，奉命赴北京听审；诸罪皆不成立，他在帝都住了几年后回到喀什噶尔。此地由伊犁将军长龄渐次平定，只是喀什噶尔在战争与大员移驻叶尔羌之中损伤太重，此后再未复其旧观。这场战事中，回民厌恶中国治权之情，在张格尔所能召集的大批兵力上显露无遗；他若是个得人心而有志气的领袖，有理由设想他终能把这几座城自中国人手中夺去。道光因此役告成、逆首就擒而狂喜，其态之过几近孩童；张格尔在北京处决时，他命两名据报阵亡的军官之子「观其刑，以舒其胸中积愤；并剖逆贼之心予之，使祭于其父之墓，以慰忠魂」。长龄回京，恩荣备至，凡与役的兵丁也都遍获赏赐名号。

自这场变乱以来，喀什噶尔与浩罕的边界屡为布鲁特吉尔吉斯人往来穿越；一八三〇年，他们因贸易受限而闹得极凶，调了大军去弹压，平定之前死了许多人。此后查明了争端的起因，仍准照旧通商。驻扎大臣的苛虐有时逼得回民起而反抗中国，但皇帝的政策是安抚，百姓的诉苦大抵能上达。伯克与王公赴京进贡，既给了他们陈诉冤抑的机会，也免得他们私下结党。一八七一年，东干人反抗中国治权之际，俄国人占了天山北路的几乎全境。塔兰奇人攻了俄国的一处哨所，而阿古柏又与叛众亲密得可疑，于是决意占据固勒扎；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统兵，不到一个月便告成功。俄国当即通知中国朝廷：一俟能调足够的兵力到那里守御并维持秩序，此地即当归还。一八七九至八〇年东干各部终被平定之后，俄国人依其与中国所订的末一个条约把这片地方交还，正好距占领之日十年。旧日的治法如今已经恢复，此地正自那场变乱可怕的残破中慢慢复元。将军与参赞及驻扎大臣的俸给都少，人人不得不以非法之途弥补开销。最高之官每年约得五千二百元，参赞约二千元；驻扎大臣自二千三百元以下至五百元乃至更少。这些数目大概还抵不上他们那些位子所入的十分之一。

西藏的四至

中华帝国藩部中的第三大区是西藏，它虽不见得比伊犁小，所知却不如伊犁多。它是中亚三大高原中最南的一个，四围高山，把它与一切邻近之地隔开。「西藏」或「图伯特」这个词，当地居民并不用作本土之名；它是蒙古人把「吐蕃」二字讹转而来，吐蕃即吐人之国，那是六世纪时据有其地的一个种族；特纳另举一名「北方雪国」，无疑是一个本地的或古时的名目。当地人通称为「蕃」或「蕃域」，意即「蕃之地」。它大略东北界青海；东界四川与云南；南界阿萨姆、不丹、尼泊尔与加瓦尔；西界喀什米尔；北界昆仑山脉中尚无人知的诸岭。南界的走向弯曲甚多，但自尼泊尔的西端到云南省不下一千五百英里；北界约一千三百英里；西界无法确划，与其说取决于政治上的分界，不如说取决于通商所经的几处山口归谁掌握。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拉达克，中国地图上虽把它们划在界内，其对北京朝廷的臣服与关联都太少，算不得它的属地。

西藏的天然形势

西藏就其最广的界限而言是一片高原，其最高的平地平均高一万一千五百一十英尺，比的的喀喀湖一带玻利维亚的高原约低一千三百英尺。喜马拉雅北面的雪线在一万六千六百三十英尺；南坡则在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二英尺。此地与秘鲁之间可寻出几处惹眼的相似：高大的山脉把地面分成三部分；两地共有羊毛这一大宗出产，一处出自羊驼与骆马，一处出自绵羊与山羊；贵金属之富；以及许多具体的风俗。整个西藏为山脉分作三个分明的部分；其西部由印度河的流域构成，直到它在马克蓬伊沙加隆冲入喀什米尔为止。它起于冈仁波齐山附近，在兴都库什与喜马拉雅之间向西北伸展，包有巴尔蒂斯坦与拉达克全境；喀喇昆仑、即木素塔格、即葱岭一脉划其东北。第二部分是一片广大的荒漠之地，自冈仁波齐山起，西为葱岭，北为昆仑（把它与和阗、以及长江、怒江诸河的高分水岭隔开），东为腾格里湖；喜马拉雅构成它的南界。这片高地叫喀策、又叫廓喀策，还不曾有见识的旅行家走过，是地球上至今未知的少数地方之一，又因气候极烈而几乎不能住人。

东部由雅鲁藏布的流域构成，西藏的城镇大半在它的平地上，直到雅鲁江与长江之间那片高山地带为止，此带自东经九十五度伸到九十九度。据述，这一区是一重重山脊与峡谷，路带着旅人在又窄又陡的小径上翻越，过谷则凭绳索与桥，皆在云雾之中。冈仁波齐是阿里东北部一座有名的高峰，高不下二万六千英尺。此地终年积雪的峰顶之多，超过世上同样大小的任何别处。

自四川到拉萨的路，在打箭炉境内接上雅砻江，再向西南到长江上的巴塘；渡江后沿窄谷上行一小段，再向西北翻山，取一连串越过峡谷的小径，到澜沧江、即湄公河，直抵察木多；自此路渐转西南，能沿谷行处便沿谷行，终于拉萨。

西藏最大的河是埃里琼布、即雅鲁藏布；「藏布」意即河，常单用以指这个全名。它发源于阿里唐楚一脉的玛里安拉山口，在萨特莱杰河源头玛旁雍错以东六十英里；它向东略偏南流约七百英里，穿过整个藏南，在喜马拉雅第一、第二两脉之间，直到东经九十度。它北面的支流极多，其中最大的是诺克藏布与藏楚。这条河穿山流入阿萨姆的水量，与印度河流入信德的相等。雅鲁藏布究竟并入布拉马普特拉还是伊洛瓦底，这一争议已凭旁证判归前者，只是还有约四百英里不曾勘过；这一段的落差约一万一千英尺，直到底杭河在阿萨姆被追寻到的地方。如此则布拉马普特拉是南亚最大最长的河；它入阿萨姆之处近东经九十五度。

西藏在这条经线以东的部分，为许多高大的山脉所贯穿，这些山脉没有各自的名字，走向自西而东、自西北而东南。自这些山脉分出的旁支伸向各方，其间夹着深谷。主脉愈向东南推进，彼此愈相趋近，于是其间的谷渐渐变窄，最后到了云南与缅甸的边上，已不过是几处山口，全宽合起来不过一百英里出头，其中有四条河流过。事实上，南亚与东亚一切大河的源头都在西藏之内。藏东诸河的名称与流向，只能自中国地图上得个不完全的了解，不过别人已述及它们流入低地之后的情形。

西藏、尤其是中部，是多湖之地，这一点与科布多相似。最大的腾格里淖尔在群山之中，在拉萨西北约一百一十英里，长逾一百英里、宽约三十英里。它以北的地方有许多孤立的湖，大半是咸的。其中最大的两个布喀湖与喀喇湖，据说与怒江相通。喀木巴拉湖、又叫羊卓雍、又叫雅布洛角，有时因北岸一镇而叫白地湖，是拉萨以南的一个大湖，以其环形著称，中间填着一个大岛，湖水绕岛而流，宽三十英里以上。岛上有一座尼寺，叫圣豕宫，据说是国中最好的。巴尔蒂、即小西藏有许多片水，其中最大的伊克与帕哈两湖，由一条流经沼地的河相连。喀策一个盆地中排着一长串湖，令人想起从前那里或许另有一个咸海。玛旁雍错与拉昂错两处圣湖（中国人叫玛法木达赖与朗噶淖尔）是萨特莱杰河的源头。

气候、饮食与物产

西藏的气候以清与极干为其特征。谷中虽紧挨雪山，却热；自五月至十月，高原上天色清朗，谷中的湿度与温度都宜于草木，收成赶在十月以后大风与雪来临之前打完。此地的空气所生的效应，与埃及的喀木辛风相似，甚或更甚。树木枯槁，叶子在手指间可搓成粉；板与梁开裂，居民把屋中的木料与木作裹上粗棉布，以免它们被这种能毁物的干燥所坏。木材既不腐，也不生蠹。羊肉晾在露天，干得可以像面包一样碾成粉；一经晾干，可存放数年。这种「肉面包」是西藏常见的食物。把兽剥皮去脏，置于霜气能畅通之处，直到体中汁液全干，通身成一块硬物。不用盐，也从不变味，不必再加调理或烹煮便吃；本地人在它冻上之后随时可吃，而且宁取新鲜的，不取存了几个月的。叫作「糌粑」的食物，是把砖茶煮上几个钟头，再加酥油与盐，搅到成一锅稠汤。吃时盛在木碗里，倒进许多炒过的青稞面，用手揉匀，捏成团吞下。

西藏的出产有家畜，牛、马、猪；有些野兽，如白胸的盘羊、藏羚、黄羊、狼与草原狐；草木与森林则少，与尼泊尔、不丹草木繁盛之状成强烈的对照。绵羊山羊成大群地养着，既供越山口驮载，又取其肉、毛与皮。这片山国的牲畜中首推牦牛。驯养的一种、即长毛牦牛，不但是西藏人形影不离的伴侣与最可信的仆役，喀什米尔、拉达克、唐古特与蒙古——北至库伦——各部亦然。它是杂交之种，即牦牛公与本地母牛所生的犏牛，唯有它才壮健得能耐这样的高地。这些牲口与我们的牛一般大小，有力，足稳，耐劳异常；然而即使驯养已久，仍存几分野性，须小心对待，上驮卸驮之时尤然。它们在多丘、水足、草盛之地最旺——后两样是断不可少的。毛黑，或黑白相间，纯白的少。有一种无角，与母牛交配所生的公者不育，母者则可育一代。至于西藏的野牦牛，一位旅行家说：「这种漂亮的牲口大得出奇、也美得出奇，长成时身长十一英尺，还不算那条三英尺长的丛尾；肩峰处高六英尺；身围十一英尺；重一千一百至一千二百磅。头上生着沉重的角，长二英尺九英寸，根部围一英尺四英寸。身上覆着厚厚的黑毛，老公牛的背上与体侧上部转为栗色，胁下垂着一圈深深的黑毛。口鼻部分作灰色，年轻的公牛身体上部也有同色的斑，背心有一道窄窄的银灰色条纹。幼牦牛的毛比老的软得多；又可由其身量较小、角较美而尖端上翘认出来。母的比公的小得多，样子也远不及其触目；角较短较轻，肩峰较小，尾与胁的毛也远不如其多。」这种兽的乳、肉与毛都有用，又可耕田、可行路。

西藏的动物

此地农事相对甚少。野兽、飞鸟与鱼的种类极多；其中麝、猫科之兽、鹰与野羊是狩猎之的。这里的禽兽通身都披着丰厚的细毛或绒；连马的毛也比气候和暖之地的熊还蓬松。藏獒是其族中最大最凶的一种，几乎驯不服，本国之外无人知有此物。麝身披二三英寸长的厚毛，通身直竖；这种兽的大小与形状似猪，只是腿细。西藏的山羊出披肩绒，做衣服极为人所贵。

果品常见；小桃、葡萄、苹果与坚果，就是有限的几样。大麦种得比别的谷物都多，农活的主要部分由妇女做。也种豆类与麦，但拉萨以西不种稻。大黄、阿魏、姜、茜草与红花，或采或制，但药材大半来自中国与不丹。萝卜、油菜、蒜、葱与瓜种得不多。矿产极富。金有矿采的，也有沙里淘的，是不断外销的一项；铅、银、铜与朱砂也自地下掘出，铁却不曾发见多少。居民要利用自己的金属之富，除了不懂开矿的良法之外，最大的难处是没有熔矿的燃料。硼砂采自腾格里淖尔附近一个小湖的岸上，那里的岩盐也要多少有多少。宝石也有，大半流入中国。

中国如今把西藏分作前藏与后藏。前藏又叫卫、又叫卫藏，包有蕃域的中部，拉萨在焉；其东是康，又叫康域，东北近青海的是喀木梭，意即索克河上的康。布拉马普特拉大弯附近是工布，那里能种稻；再往西是塔布，以及阿里边上的卫与藏，止于一条几乎与尼泊尔东界相接的线。中国的书里说前藏有八部，其中五部在拉萨以东，此外喀木梭还有三十九个封邑叫土司，如今大都徒存其名或已成陈迹。乔玛·德·克勒斯说到康区有几个小邦，说那里的居民在相貌与言语上与其余的西藏人不同；他们大概与缅甸、中国边上的部族相近。阿里（中国人叫阿里）分芒域、廓尔松与玛域。头一处几乎与尼泊尔接界，面积大概也相仿，只是那里高寒干燥，只养得住几个牧人；廓尔松与玛域在其北与西北，气候更不宜人；后者接拉达克与巴尔蒂，是数百个高出海面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英尺的湖的汇聚之处。一道山脊把印度河谷与萨特莱杰分开，越此脊走高一万九千二百二十英尺的波戈拉隘，再越高一万九千五百英尺的古格提拉隘入噶尔托克。这一高地上的人处处只得住帐幕，因为几乎不知有木可以造屋。

都城拉萨

拉萨是西藏的「杰萨」、即都城，在吉曲河上，离它与雅鲁江的汇口约十二里格，北纬二十九度三十九分、东经九十一度五分；这个名字意即「神之地」，是亚洲这一带最大的城。它以附近的诸寺著称，那些寺构成达赖（意即「海」）喇嘛的教廷，其居处在布达拉山上的颇章玛尔布寺，意即「红宫」。这一处的正殿高三百六十七英尺，用中国人的说法，内有「万间房」。此城是佛教的总汇，也是喇嘛教阶的所在；他们借达赖喇嘛及其属下的呼图克图，对几乎整个蒙古与西藏行僧侣之治。城处一片肥沃的平原，高近一万二千英尺，宽约十二英里、南北一百二十五英里，产大麦与小米，牧场极丰，也有些果树。群山环抱；其中最西的是布达拉，河紧挨山脚流过，因此筑了一道墙以防水涨坏了殿宇。中国的驻军在此山以北约二英里处，两座大庙——大昭寺与小昭寺——金光宝气，就在驻军近旁。色拉、哲蚌、桑耶与甘丹四寺，各成一处道场。准噶尔人在伊犁称雄之时，其君策妄阿拉布坦曾袭拉萨，喇嘛被杀。康熙于一七二〇年另立一人于其位，并派旧喇嘛手下六位大员辅其治理。其中三人参与了一场叛乱，随后的战乱使拉萨受损不轻。此城的人口猜想为二万四千；本省的人口，乔玛算作约六十五万。

一八一一年曼宁先生到过此城，他所述街道的污秽可怜、犬与丐充塞其间、房屋的寒陋，与一八四六年古伯察与秦噶哔所见相合。曼宁先生在那里住了近五个月，与达赖喇嘛见过几次面；他的观察大受一位广东「门师」即教习的掣肘，又因居处与衣着不足而有致病之险。十二月十七日佛教之首接见他，其隆重不亚于一七七四年班禅喇嘛之接见波格尔、一七八三年之接见特纳。曼宁先生孤身无援，礼物也极少，但他的进献被收下了；那是一段细呢、两个铜烛台、二十枚新银元与两小瓶薰衣草水。他骑到布达拉山脚，在第一层平台下马，沿一道四百级的长阶而上，一部分是凿在岩上的，其余是宫中一层通一层的梯级，直到一片大平顶，接待之堂便在其旁。一进去，他发现西藏最高的民政大员第穆呼图克图、即第司仁波切也在场，这使他有些张皇：「我不知道先对这一位行多少礼数，才好再对那一位。我行了应有的礼，向大喇嘛三次以首触地，向第穆一次。我献上礼物，把银元连同一条漂亮的丝哈达亲手交给二位。我磕头的时候，笨手笨脚的仆人把一瓶薰衣草水掉下摔破了。把哈达交给大喇嘛之后，我摘下帽子，恭恭敬敬把我剃得光光的头呈上去让他按手……这位喇嘛秀美动人的面容与举止，把我的心神全吸了去。他约莫七岁；有一个教养极好的王家孩子那种朴素的仪态。我觉得他的脸美得像诗，叫人动心。他性情欢愉，那张好看的嘴不断绽成一个雅致的笑，把整张脸都照亮了。我那一部虬髯与眼镜，无疑引得他想笑。我们坐下不久，他便发问，我们要起身承接并回答。他问我路上可曾遇到艰难；我答说曾有磨难，但如今有幸得侍其侧，一切都补偿有余了。我看得出这个回答使他和他左右的人都高兴，因为他们发觉我不是个粗人，还带着几分文雅。」

日喀则与扎什伦布

藏、即后藏的治所是日喀则，在拉萨以西一百二十六英里，归拉萨管辖。班禅喇嘛与其僧众所居的寺在数英里外，自成一镇，约有僧四千，名叫扎什伦布。他的称号是班禅仁波切，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他的宫以暗色砖砌成，顶覆鎏金的铜；房屋一层高过一层，庙上的金饰交相辉映，使这个镇子有一派王者之气。日喀则的城堡据势而立，两处皆在其控扼之下。此镇与拉萨之间的平原是一片沃土；就雅鲁江流域诸谷中城镇之多而论，那里的出产之力可算不小。后藏除治所所辖之地外，另分六部，其设防的治所大半在日喀则以西。

西藏人在工艺、技术与总体开化上所达的程度不及中国人，却胜过蒙古人。他们看来是温和而仁厚的一族，有宗教之感，日子过得比南边的邻居舒服。他们有教养、好亲近，喜闲谈与节庆，这些都能软化人心、爽快性情。妇女受到照顾，不常被迫在户外做工。世上再没有两个相隔甚远的民族或国度，比那些在肥田与林丘之上的粗壮高大、筋骨强健、面色红润的布提亚人，与那些在崎岖荒山之中矮墩、瘦小、迟钝、肤黑的西藏人，对照得更强烈了。他们把自己人分作五类，末一类就是布提亚人；其余是康、即前藏的居民，藏地的居民，廓喀策的游牧之民，以及小西藏的人。他们都说藏语，略有出入。西藏人身上的毛料与皮裘之多，简直像要与那些出这些东西的牲口比重量、比暖和；而与这身衣裳同在的，还有着实不少的污垢。男女的衣式略有不同；黄与红是主色。人人都穿皮制的大靴；其余的衣物是毛袍与皮裘，与中国人的相类。妇女戴许多首饰，像蒙古人那样以珍珠、珊瑚与绿松石饰发。女孩把发编成三股，已婚妇人编两股。头上戴高高的绒帽；男子则戴各色材料做的宽边之物。

两个教派以黄帽红帽相别；后者人数较少，许喇嘛娶妻，但在仪轨与教义上并无大异。世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西藏这样有这么大一部分人献身于宗教之事，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俗众对僧侣如此惟命是从。西藏人随时进食，羊肉、大麦与茶是主要之物。凡有客来必献茶，杯一饮尽便再斟满。青稞所酿的酒与啤酒是常饮之物。凡正式拜会，凡一人致书于另一人，必须附上一条丝哈达，其大小与质地按双方的品位与身分而定。两端织着「唵嘛呢叭咪吽」这一句。

唵嘛呢叭咪吽

以下玉尔上校的一则按语，撮自柯本《喇嘛教的教阶与教会》，对这句叫人费解的密咒作了最令人满意的解释：「唵嘛呢叭咪吽！——喇嘛们说，这六个原初的音节，在世上一切祷词中，是被诵得最多、写得最多、印得最多、甚至被机器为信众之福转得最多的一句。这几个音节是寻常西藏人与蒙古人所知的唯一祷词；孩子学舌，最先是这几个字，将死之人喘着气说的末一句也是它。行路的人在途中低诵它，牧人在牲口旁诵它，主妇在家务中诵它，僧人在参禅——也就是无所事事——的各个阶段诵它；它既是战时的呼号，又是得胜的欢呼！凡喇嘛之教所到之处，幡上、岩上、树上、墙上、石碑上、家用器皿上、纸条上、人的骷髅与骸骨上，处处都可读到它！照信者的想法，它是一切宗教、一切智慧、一切启示的至高之义，是脱苦之路、得救之门！……按其本义，这四个词——只消诵一遍便足以换得无价的解脱——所指的不过是：『啊，莲中之宝！阿门！』照这个解法，那『宝』多半指的是菩萨观世音，他常自莲花的蓓蕾中化生。如此则整句不过是向那位以度化北方为己任的大圣致敬，在最初用它的人那里，这句密咒的意思无非是『敬礼观世音』。可是这样简单的解释，自然满足不了喇嘛中的经师，他们在这句咒的颂扬与层层训释里乐此不疲。那六个音节是心中之心、一切知识之根、转生更高之境的梯子、五恶的克星、烧尽罪孽的火、击碎苦楚的锤，等等。『唵』救诸天，『嘛』救阿修罗，『呢』救人，『叭』救畜生，『咪』救饿鬼之界，『吽』救地狱之众！『唵』是舍己之福，『嘛』是慈悲之福，『呢』是贞洁之福，云云。柯本说：『大节庆时在空中像苍蝇般嗡嗡作响的「叭咪」之数，真是骇人。』有些地方，每个礼拜的人都要向最高的喇嘛报自己诵了多少遍「唵嘛呢」，一堂会众所诵的总数要以十亿计。」

格鲁伯与多维尔把「嘛呢呗」说成一尊偶像，说愚民在其前以异样的姿态行其祭礼，一再重复这几个字：「啊嘛呢呗，咪吽；啊嘛呢呗，咪吽」——意即「嘛呢呗，救我们」。雷慕沙（《遗篇集》，巴黎，一八四三年，第九九页）把这句话译作：「敬礼，啊你这在莲花中的宝石！」并说它体现了佛教的根本教义，即物质世界出于一个绝对的存在；凡存在之物都包在这神圣本体的怀中；那「宝石」意即「世界在神之中」。詹姆森先生说，「唵嘛呢叭咪吽」这一句是由各位神祇名号的首字所成，祷词中所祈求的便是这些神。

行敬礼时，位卑者脱帽，两臂垂于身侧。死人的尸身置于一处露天的围场，与帕西人的做法相同，任猛禽野兽啖之；或在一处露天的地方支解。喇嘛则焚化，骨灰收于瓮中。气一断，尸身便被摆成佛的坐姿，双腿盘在身前，脚心朝上。右手放在腿上，左手在身旁向上抬起，拇指触肩。尸身便以这个禅定的姿态焚化。

西藏人的种类与风俗

西藏与不丹一样，通行一妻多夫之俗。娶妻由长子作主，他把意思告知父母后，遣媒人向女家父母去说。得了父母之允，媒人便把一件金镶宝石的饰物、叫作「色加」的，戴在女子头上，又按男家的力量送她珠宝、衣裳、牲畜等物为礼。成婚之日所请的宾客随意携礼而来，添入妆奁。新妇家门前支一顶帐，内置三四个方垫，四围地上撒麦；新妇坐最高的垫上，父母亲友按品位站在近旁，聚集之人在那里同享一席。随后由在场的亲友把新妇送到情郎家中，一路在她身上撒麦或大麦，到了便安置在他身旁，两人同受茶与酒。不多时，新郎另坐一处，在场之人各献一条哈达，品位高的把哈达绕在自己颈上，平辈与卑者则置于身侧。次日，新婚夫妇的亲属列队遍访诸亲友，婚事便算成了。这女子于是成了兄弟几人共有之妻，操持他们一家的家务。她的丈夫之数，有时以帽上同样数目的尖角标明。这种风俗因家族要把产业完整地留在家人之内的心思而更形巩固；不过它并不妨碍其中一个丈夫离家另娶，这个习俗也并非处处皆然。雷慕沙说到一部藏文小说，作者在其中把女主人公特里哈尔蒂察对四位情人之爱写得极好，末了又把他们的婚事安排得皆大欢喜。

贫家的屋子用未经斫治的石头草草垒起，不用灰泥，高两层，形状与大小都像砖窑；窗小，免得墙不牢；顶是平的，围以柴枝的女墙，又以幡、系在绳上的纸条或树枝护着，以免恶鬼相扰。木料贵，用得少；地面铺大理石或砖，家具不过是席与垫而已。庙宇与寺院则壮观宽敞得多；拉萨的几座是中亚最堂皇的建筑之列。

扎什伦布班禅喇嘛的陵，像一座朴素的方形望楼，上覆中国式的重檐，檐上悬铃，风吹之下奏着不断的哀曲。喇嘛的法体安放在一具金棺里，他的像也是金的，安在覆着此棺的金字塔形建筑顶上一个大贝壳的凹处。塔的各面是银板，阶上陈着他生前所有的珠宝与别的贵重之物。前面一座供台承受每日在墓前所献的供物与香，近旁还有一尊与真人一般大的死者之像，作读书之状。丝的幡幢自天花板垂下，壁上绘着僧人祈祷之图。整座建筑造得极坚实，其华贵的装饰置于此处，既为尊崇底下所奉的那位，也为保管稳妥。窗以马海毛帘遮着，上层一扇天窗既照亮室内，又可由之出到顶上。顶或女墙上饰着铜或别的材料做的筒，使这些殿宇显得辉煌。

西藏的商贸与语言

西藏所造之物有毛料、布、毯、纱、山羊毛的披肩、麝香、纸、五金与首饰。他们的琢玉工把各样饰物琢得极精，金银器是销往中国的一大宗。不过这几门与别的手艺势必衰颓，因为有极大比例的男子脱离劳作进了寺院，逼得其余的人把气力大半用在耕种上。销往中国最要紧的是金砂、宝石、牛黄、阿魏、麝香、毛料与皮张；换回的是丝绸、茶、瓷器、烟草、乐器与五金。贸易经甘肃的西宁府与四川的巴塘而行。硼砂、岩盐与披肩绒是另外几项运往拉达克、不丹与印度的货物。

僧侣为其仪式而习乐，其成效远胜中国的僧人。他们的娱乐是射箭、跳舞，以及许多与祭死者、祀生者相连的节庆。喝烈酒是常事，但这个民族说不上好醉；至于阿萨姆那样普遍而致命的吃鸦片、吸鸦片之习，这里并不流行，因为罂粟在山中不易种植。

教育限于僧侣，但妇女既操持大部分买卖，也学算与写。此地的文字是拼音的，自左至右读；字体有二，书本用「乌金」，书写用「乌梅」，二者之别不过如英文的正体与行书。字形可见其出自梵文，但此语中有许多辅音是梵文所无的，写出的字里也常有不发音的字母。字母表有三十个辅音，分为八类，另有四个元音符号；每个辅音都以一个短的「阿」收尾，如「嘎」「昂」「恰」，下面加一个符号便可拉长。音节之间以一点相隔；重读的是元音之后那个辅音，其余的无论在前在后，都读得尽可能地快，说话时常常干脆略去。这方面的出入，正是藏语所行各地方言最主要的分别。这种语言的一部字典与一部文法，于一八三四年由乔玛·德·克勒斯在加尔各答刊行，他是匈牙利人，曾住在拉达克附近的僧人之中。其文学就已经考察的而论，几乎全是神学；凡不属此类的著作，大概是自中国传入的。他们的时分、记数、纪年与权衡，也是自那个国家取来，略加更改。英国人布莱恩·霍奇森先生自一八二〇年至一八四三年住在尼泊尔，他对我们了解这个国家的文献所增益的，比任何人都多。这位先生弄到了尼泊尔各寺所存梵文佛典原本的全套抄本，又（因达赖喇嘛所赠）得了拉萨那个一度兴盛的基督教传教会所存全部文字遗物。他关于这几处地方比较重要的论文，如今已辑成一册。

西藏的历史

西藏的历史，欧洲人借蒙古著者萨囊彻辰而略知一二；倘若能自由查阅他们的史册，大概可以理出一部有条理的历史，上溯到至少公元前三个世纪。直到成吉思崛起之前，西藏一直由自己的君主统治；第一位君主于公元前三一三年把各部统于其下，名叫塞格尔·桑迪鲁图·汗·图尔·额森；佛教既在他的治世传入，可以推知他是自南方来的。拉萨约于公元六三〇年由松赞干布所建，此后西藏的历史较为可信，因为这位王引入了字母。唐朝自和阗把兵力伸入西藏，但那个朝代衰落之时，藏人便把它的轭甩掉了。回教也曾扰动佛教的独尊之势，约在十世纪初，一位回教君主达磨大加迫害，但他一死，回教便被逐退，此后再未在藏人身上留下丝毫痕迹。成吉思先取青海东北的唐古特——那里的小邦之一——不久便把全境收归治下；忽必烈更把它坐实为其帝国的属地。蒙古人被逐之后，藏人复其自主，在明朝成了几个小国，其中有拉达克与日土，二者至今仍在。

据一六二六年住在西藏的罗马教士自那里所寄书信的一篇摘要，可知索坡国在北方最强，古格、卫藏与玛域则是南方的三个小邦。古格之王准这几位教士住在他的境内，并乐于听他们与喇嘛辩论。当时的达赖喇嘛是王的兄弟，在国中的影响居次，但僧人既多且有势。征服蒙古与唐古特，为康熙打开了入藏之路；不过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往来主要与宗教及进贡相关。一六八八年发给到拉萨的商人的路照，可见西藏与西方往来之自由。直到康熙末年中国的势力压倒一切之前，权柄一直在喇嘛手中。此地已先为准噶尔首领所取，故其败后，西藏已无力多加抵抗。康熙派了六位最高的王公、即「杰布」分管各地；但他死后不久，一七二七年，其中三人谋反雍正，颇经抵抗才平下去。皇帝随后任那位忠顺的杰布为总督，他在这个副王的位子上一直做到约一七五〇年身故。乾隆见其子图谋完全自立，便以叛逆论处，把这个职位裁撤，另派两名中国将军与达赖喇嘛及其副手共理此地。驻军增加，各处筑堡，以震慑其民并便利贸易。

西藏的治理

如今西藏的治理由两位「大臣」监临，驻拉萨，二人共事，又互相牵制；他们的任期不长。境内一切军队都归他们绝对统辖，兵丁一般不出驻地，也不种田。征收赋税、解贡入京、指派解贡之人以及在巴塘与西宁府主持贸易之人，皆归他们管。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是国中最高的宗教之官，各在本省自主，而前者在教阶上位居最高。中国的驻藏大臣就各人本省的治理分别与之会商。他们一切官职与爵位的任命，须经驻藏大臣批准方为有效，但纯属宗教的职位不在此列。乡村中的权柄由俗家的副喇嘛、叫作「第巴」的，以及自都城派出的统领、叫作「噶本」的执掌。每位第巴有本地一位「瓦齐尔」相助，此人与首席喇嘛构成地方之政，听命于上面的官长。西部的阿里省住的是游牧之民，他们游于拉昂错以北，归拉萨派出的噶本管辖，无喇嘛相助。那两位大喇嘛自己也各有参议辅佐。其中一位叫苏本穹布，特纳到扎什伦布时他任「萨迪克」即参议之职，本是满洲人，却已久居西藏。

达木蒙古诸游牧部落以及占着前藏那三十九个封邑、即土司的别的部族，由驻藏大臣直接治理，不经喇嘛之手。一七九二年后藏的骚乱，起于尼泊尔人的入寇与扎什伦布被劫，赖乾隆朝廷的果断迅速平定，入寇者被迫乞降。因这次入寇，南界筑起一连串哨所，严加设防，与西藏和印度之间各邦的往来被严禁并被监视。这给了中国人加固其统治、并把影响北伸至和阗与拉达克的机会。西藏人天性温和，宗教又相近，因此他们在中国的轭下比回教徒要驯顺得多。

注：克拉普罗特（《亚洲论丛》第一卷，巴黎，一八二四年）自满文译出了一六七七年康熙朝一位大员登长白山一峰的记述。

注：兴京又叫赫图阿拉。雷慕沙告诉我们，这个名字从前包有整个吉林，或者说包有隶属于它的地方。

注：古时格德罗西亚、即今俾路支的居民，据说以鱼皮为衣。

注：这两个名目，阿布尔哈齐·巴哈都尔汗（《鞑靼谱系史》，自鞑靼文抄本译出；莱顿，一七二六年）另有一说：「阿兰扎汗有孪生二子，一名鞑靼，一名莫卧儿、或更确切地说蒙兀勒；他自见将终，便把国土分与二人。」他又说，鞑靼这个名字出自前一位王子——并非如有些人所说出自一条叫塔塔的河；至于后者，他说：「蒙兀勒一词因通行的讹转而变作莫卧儿；『蒙』意即悲，或悲苦之人，而因这位王子天性极为忧郁，他当真配得上这个名字。」不过刘应（见德埃尔贝洛一七七八年版第四卷第三二七页）对他们的历史更为熟悉，他举证说明「鞑靼」这个名字是中国人在八世纪时用来称阴山、贺兰山与辽河以北的某些部族的。唐朝覆亡后的纷乱之中，其中一部分东迁至松花江外，日久在那里聚合而制服了北方各省，其名为「女直」。这便是满洲人的祖先。另一支北徙至呼伦、贝尔两湖沼泽的岸边，在那里得了「蒙古鞑子」之名，意即沼泽的鞑靼。好战的成吉思后来所显扬的，正是这一部与这个名字。印度所用的「莫卧儿」这个音，是方言上的变体。

注：普热瓦尔斯基说野驴是这些草原上最可注目的兽。

注：雷慕沙把别失八里叫作「彭塔洛普」。

注：俄国与中国新订的条约（一八八一年批准）就以下几条划定伊犁与俄国领土的界限：

第七条：伊犁之西划一地予俄国，凡归俄而因此在伊犁失其田地者，可居于此。中国伊犁与俄国领土的界线，自别珍套山起，沿霍尔果斯河而下，至其与伊犁河的汇口，再横过伊犁河，向南至乌宗岛山上喀尔扎特村之东，自此点向南沿一八六四年塔城议定的旧界线而行。

第八条：一八六四年塔城议定的斋桑湖以东的界线既不惬意，两国当各特派大员会同查勘更改，以期得一妥善之结果。为免哈萨克之地何者属中国、何者属俄国有所疑义，界线当自奎峒山起，横过黑额尔特石河，直画至萨吾尔岭；奉派勘界的大员当沿此直线——此线在旧界之内——定出新界。

第九条：至于西面、隶俄国的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之间的界线，两国当各派员查勘，就现今两国实际管辖的地面定出界线，并立界石。

注：单固勒扎一处便死了十七万五千人。

注：中亚、尤其是固勒扎边上究竟有无火山，在地质学家与俄国的勘察者之间向来是疑问与争论之事。一八八一年，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得以报称在天山山脉中发见了不灭之火。那座山叫白山，在固勒扎东北十二英里，处于雄伟的阿依拉克群山所环的一个盆地中；其火非火山之火，而是出自燃烧的煤。山侧有洞，冒出烟与硫磺气。舒伊勒先生在其《突厥斯坦》中说，中国史家所载山中这些不灭之火，曾勘察该地的俄国人谢韦尔佐夫认为是煤层、或煤层中的碳氢气着火所致。这位著者又说，另一位俄国勘察者托斯诺夫斯基上尉听说附近有一处地方常有蒸汽冒出，而在这道裂隙近旁自古便有三个坑，患风湿或皮肤病的人惯常在那里沐浴。

注：伍德（《奥克苏斯河源纪行》第三五六页）说，自环绕西尔湖的诸山中发源了亚洲几条主要的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锡尔河、库纳尔河与奥克苏斯河。

注：布鲁特又叫「布鲁忒」。

注：雷慕沙却说喀拉喀什是一条河，并无此镇。

注：伍德（《奥克苏斯河纪行》第二七九页）提到一个边镇名叫埃克拉。

注：关于此地的名目，另见雷慕沙《和阗史》第六六页；又同书第四七页以下，载有一群沙漠之鼠助此国之王御敌军的传说。

注：「噶尔丹，以其号『珲台吉』更为人所知。」

注：里特尔另举卫、藏、阿里、康、蕃地、蕃卫藏、西藏、吐蕃、土伯特、图伯特、图贝特、西藏与巴兰托拉诸名，都是指这个国家。

注：牦牛，伍德叫它「喀什牛」；「查里牛」「萨尔雷克」与「萨尔拉克」是别的名目。

注：这种杂交，马可·波罗曾提到。

五人口与统计

在心存仁爱而又明达之人的心目中，本书所述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之所以引人，有一大半起于他们对其人口之众所得的印象。一个国土即使有中华帝国的两倍大，若住的人不比撒哈拉或亚利桑那多，于基督徒、于商人、于人种学者，也没有多少可取；一个民族即使有最可钦佩的制度、有无双的政体，然而一听说这是圣马力诺共和国或马斯喀特王国的事，这些长处也就没意思了。世上人口确切查明的国家本就不多，而中国的大概比今日任何欧美之邦都更不能令人满意。在一个懂得查户口是为什么、并肯老老实实襄助其事的民族中查户口，比在一个专制而半开化、其民众大半怕与官长接触往来的国度里容易得多；这类国家如阿比西尼亚、土耳其、波斯等等，大多根本没有正经的清查，只有为征税或征兵而作的笼统估计。

中国户口册可信到什么地步

中国的人口这件事，本朝历代君主都留意过，他们的户口册也一直是就此形成明达之见的最好依据。无论我们对实际人口持何见解，有一点是明白的：这些户口册尽管前后不一、也不准确，却是唯一可靠的材料。外国著者彼此抵牾的意见与结论，既不能使它们增重，也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可信。就目前的情形而论，它们可疑而不可否；要证实它们是不可能的，而相信它们却有许多理由；它们所显示的庞大总数，可以说不像是真的，却不能证明其不可能。

凡到过中国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信它们是有些有力的理由的；只是那总数远远超出他所估算的，因此要全然相信，实在还得等新的材料出来才行。那里促使人口增长的特别之处，大概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多，多半出于气候宜人、一年两熟、勤劳不辍、早婚，以及赋税平均而使生命财产有相当的保障。转看亚洲别的国家，便可看出这些原因在日本与波斯的影响较小；在暹罗与缅甸则甚弱；在西藏几乎全无效力。

考察中华帝国的人口，人人到此也只好止步；不过就前几章对它主要区划的巡览而论，它能养活稠密人口这一点，已不需再加佐证。然而一想到这样千百万又千百万的人聚在一个政权之下，人的心思多少会发懵；而且几乎会希望那个庞大的总数能有理由不去相信，因为一想到他们的统治者一旦任性逞暴、或狂怒无制会有何等可怕的后果，一想到一次歉收势必造成的劫掠之惨与饥馑之极，便令人心惊。

马端临对历代户口的考察

中国的典籍中有许多文献，记述历代户口册所包的各等人。这些清查的结果，马端临在论人口的几卷中整理得既审慎又明达，毕瓯先生自其中理出了许多重要的数据。早期的记载表明，户口册本意只载应课税之人，凡须服人身劳役、受制于人者一概不录。此外，一切官吏与奴婢，一切六十或六十六岁以上者，弱者病者、需人赡养者，有时还有新近安置在官田上的人，也都不录。除去这几等人，马端临所举公元前九世纪的一次清查，得长江以北境内十五岁至六十五岁之人一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按近代统计之表，这个数目约当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即相当于两千一百七十五万三千五百二十八人。

那位赫赫的征服者秦始皇把人身徭役改为代役钱，又开了一种丁税之端，向许多不能强其服役的人收钱。汉代沿用此法；公元前一九四年丁税立为定制，十五岁至六十六岁的男子皆在其内，七岁至十四岁者则课较轻之赋。这一家四百年治世之中，查户口的用意与办法都很明白。马端临列出公元二年至一五五年间所查的十次结果。他的细目表明，此事纯为赋税而作，遇荒年、遇旱涝毁了收成便停；又表明奴婢之数增加，妇女此时已入册，十五岁至三十岁的女子纳丁税。公元前三十年，年龄的界限改为七岁至五十六岁。这十次清查的平均是六千三百五十万零六百人，头一次高至八千三百六十四万，其次、也是最低的一次在五十五年之后，只有两千九百十八万，第三次则是四千七百三十九万六千。这些大起大落，可以王莽公元九年至二十七年的篡位所致的动乱、随后的迁都，以及在这段乱世中不可能遍查帝国各处来解释。由这些数据推知：基督之世中华帝国南岭以北的实际人口至少八千万——这个推断之有据，不亚于它历史上几乎任何一件事实。

汉室倾覆之后，是一段漫长的内战，人命财产之毁极巨，以致人口减至公元二三〇年所载之数的六分之一；照马端临说，其时疾疫与地震又加重了战争与农事停顿所致的损失；直到公元二八〇年晋朝一统，这个国家才开始复苏。那一年查得境内十二岁至六十六岁的自由之民一千四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人，即合计二千三百十八万人。自此至五八九年隋朝当国之前，中国为分裂与群雄所撕裂，所载的户口只及国土的一部分，而所载的人数更少，因为大批农奴与佃客投到田主的荫庇之下求安。这时下令改了查户口的办法，把人分为一岁至三岁、三岁至十岁、十岁至十七岁、十七岁至六十岁几等，过了这个年岁便不课税；田赋的比率也定了下来。六〇六年照此法所查，估得全中国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此时的疆界还几乎到不了南岭，而著者所述某些公家工程的办法可见，连这个数目也不包括应召服人身劳役的人，至于官吏、奴婢与乞丐则一概不录。这些强征的工役又惹出祸乱，直到六一八年唐朝当国，才有可能正正经经地清查一次。

这一家在位二百八十七年，马端临列出直到八四一年的十五次人口呈报。它们出入极大，其中有几次即使以漏计或补计大批人口来解释也很难说通。其中最用心的一次是公元七五四年，估得全帝国约七千万，虽与汉代公元二年的数目相仿，所辖之地却广得多，已及整个南方沿海。除从前所列的那几等人之外，这一次还漏掉了成千上万的僧人。

唐以后直到九七六年宋朝得国的那些无政府的年头，照例生出了它们的效果。宋朝第一次户口只得应课税之民约一千六百万，那年它的权柄还立得不稳；但到一〇二一年所呈已升至四千三百三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此后渐增，至一一〇二年达一亿零九万五千二百五十，正在黄河以北那些最肥沃、最归心的省份失去之前。最后一次清查在一二二三年，马端临尚在世，南方各省所呈为六千三百三十万四千；这是忽必烈汗征服帝国前五十年。我们这位著者举出了他自己在世时户口所包各等人的一些细目，凡明理的人看了都可信：那地面上实际吃饭的人数，只会比估计的还多。一二九〇年，蒙古皇帝公布其清查，定应课税之民为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十一人，「不计逃入山湖者，及附贼者」。而在此前不久，他那只无情的手为了弹压北方各省，才几乎把大片地方杀空。

马端临《通考》的续编里，载有明朝一三八一年至一五八〇年间的十六次户口；最低的是一五〇六年的四千六百八十万，最高的是一四一二年的六千六百五十九万，两个世纪的平均为五千六百七十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人。续编的编者之一自承无法调和其间的巨大出入，又因无从得知清查的办法而怀疑其总数。有连着三年（一四〇二至一四〇四年）的三次，最高与最低相差一千六百万；然而这三次都正当永乐在南京与其侄建文交战、并在北京自立为帝的那几年，那些年里大片地方根本无从清查。

历次户口对照表

在细究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把本朝历次人口估计汇在一处。下表的细目取自最好的来源，与他们自己所有的一样好。

除这些细目之外，还有马端临以外的本国著者列过全国的若干总数，也有外国人列过，自称取自原始材料，却不曾说明其依据。今把最可信的，连同另一表中所载的，按年代次序排列于下：

一、洪武十三年，一三八一年，五千九百八十五万——据马端临《通考》续编，毕瓯载于《亚洲学报》一八三六年。

二、永乐九年，一四一二年，六千五百三十七万七千——同上。

三、万历七年，一五八〇年，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同上。

四、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二年，二千一百零六万八千六百——据《大清一统志》；麦都思《中国》第五三页。

五、康熙六年，一六六八年，二千五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零九——同上。

六、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年？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同上。

七、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年？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一百二十九——据《大清一统志》；马礼逊《中国一览》。

八、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二千八百六十万五千七百十六——据《一统志》；《中国丛报》第一卷第三五九页。

九、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一亿二千五百零四万六千二百四十五——据《中国杂纂》第六卷第二七七页以下。

十、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一亿五千七百三十四万三千九百七十五——同上。

十一、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一亿四千九百三十三万二千七百三十——同上。

十二、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一亿五千零二十六万五千四百七十五——据传教士；德经第三卷第六七页。

十三、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一亿零三百零五万零六十——据《一统志》；《中国丛报》第一卷第三五九页。

十四、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年？一亿四千三百十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五——据《大清一统志》；马礼逊《中国一览》。

十五、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年？二亿零三百九十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七——据《中国杂纂》第六卷；德经第三卷第七二页。

十六、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二亿零五百二十九万三千零五十三——同上。

十七、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一亿九千八百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据傅作霖；格鲁贤；德经第三卷第六七页。

十八、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一亿五千五百二十四万九千八百九十七——据柏林臧氏，载《中国丛报》第一卷第三六一页。

十九、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三亿零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据《一统志》；马礼逊博士，英华书院一八二九年报告。

二十、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三亿三千三百万——向马戛尔尼勋爵所作的陈述。

二十一、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年，三亿六千二百四十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三——据《一统志》；《中国丛报》第一卷第三五九页。

二十二、同治八年，一八六八年，四亿零四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十四——据瓦西里耶夫。

二十三、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三亿八千万——据中国海关报告。

这些户口中有七次，即第七、第八、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七、第二十、第二十一与第二十三，其细目见于下表。头三次属明朝，取自马端临《通考》的续编，《通鉴辑览》引之而未载细目。明朝之世，如今所谓十八省中有一部分并不在洪武及其子孙的治下。与日本的战争、与北方西方各部的战争，加上中国人自己的内战与争斗，以及与满洲女直的战争，必定使人口有所减少。

十八省历次户口表

以下按省列出：面积（英制平方英里）；一八一二年每平方英里的平均人口；一七一〇年或稍前的户口；一七一一年的户口；一七五八年的户口；一八一二年最后一次户口；一七九二年马戛尔尼所载的估数；一七六二年傅作霖所载的户口；一七四三年德经所载的户口；《哥达年鉴》一八八二年据中国海关报告所载之数；以及以两计的税入（每两合一元三角三分）。

直隶：五万八千九百四十九；四百七十五；三百二十六万零七十五；三百二十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九百三十七万四千二百十七；二千七百九十九万零八百七十一；三千八百万；一千五百二十二万二千九百四十；一千六百七十万二千七百六十五；二千八百万；三百九十四万二千两。

山东：六万五千一百零四；四百四十四；无；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五百九十五；一千二百七十六万九千八百七十二；二千八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六十四；二千四百万；二千五百十八万零七百三十四；一千二百十五万九千六百八十；二千九百万；六百三十四万四千两。

山西：五万五千二百六十八；二百五十二；一百七十九万二千三百二十九；一百七十二万七千一百四十四；五百十六万二千三百五十一；一千四百万零四千二百十；二千七百万；九百七十六万八千一百八十九；八百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七十五；一千七百零五万六千九百二十五；六百三十一万三千两。

河南：六万五千一百零四；四百二十；二百万零五千零八十八；三百零九万四千一百五十；七百十一万四千三百四十六；二千三百零三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二千五百万；一千六百三十三万二千五百零七；一千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二百八十；二千九百零六万九千七百七十一；五百六十五万一千两。

江苏：四万四千五百；八百五十；三百九十一万七千七百零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四百六十五；一千二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八十七；三千七百八十四万三千五百零一；江苏安徽合计三千二百万；二千三百十六万一千四百零九；江苏安徽合计二千六百七十六万六千三百六十五；三千七百八十万；江苏安徽合计一千一百七十三万三千两。

安徽：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一；七百零五；一百三十五万零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五万七千八百二十九；一千二百四十三万五千三百六十一；三千四百十六万八千零五十九；（见上）；二千二百七十六万一千零三十；（见上）；三千四百二十万；（见上）。

江西：七万二千一百七十六；三百二十；五百五十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九；二百十七万二千五百八十七；五百零五万五千二百五十一；二千三百零四万六千九百九十九；一千九百万；一千一百万零六千六百四十；六百六十八万一千三百五十；二千三百万；三百七十四万四千两。

浙江：三万九千一百五十；六百七十一；二百七十一万零六百四十九；二百七十一万零三百十二；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零八；二千六百二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二千一百万；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六百九十；一千五百六十二万三千九百九十；二千六百三十万；五百八十五万六千两。

福建：五万三千四百八十；二百七十六；一百四十六万八千一百四十五；七十万零六千三百十一；四百七十一万零三百九十九；一千四百七十七万七千四百十；一千五百万；八百零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一；七百六十四万三千零三十五；一千四百八十万；二百三十四万四千两。

湖北：七万零四百五十；三百八十九；四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七；四十三万三千九百四十三；四百五十六万八千八百六十；二千七百三十七万零九十八；一千四百万；八百零八万零六百零三；湖北湖南合计四百二十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二千七百四十万；二百零九万一千两。

湖南：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二百五十一；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二；三十三万五千零三十四；四百三十三万六千三百三十二；一千八百六十五万二千五百零七；一千三百万；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三百二十；（见上）；二千零四万八千九百六十九；一百九十万五千两。

陕西：六万七千四百；一百五十三；二十四万零八百零九；二百十五万零六百九十六；三百八十五万一千零四十三；一千零二十万零七千二百五十六；一千八百万；七百二十八万七千四百四十三；陕西甘肃合计一千四百八十万四千零三十五；一千零三十万九千七百六十九；三百零四万二千两。

甘肃：八万六千六百零八；一百七十五；三十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二；三十六万八千五百二十五；二百十三万三千二百二十二；一千五百十九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一千二百万；七百八十一万二千零十四；（见上）；九百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七十七；五十六万三千两。

四川：十六万六千八百；一百二十八；十四万四千一百五十四；三百八十万二千六百八十九；一百三十六万八千四百九十六；二千一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七十八；二千七百万；二百七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六；一千五百十八万一千七百十；三千五百万；二百九十六万八千两。

广东：七万九千四百五十六；二百四十一；一百十四万八千九百十八；一百十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七；三百九十六万九千二百四十八；一千九百十七万四千零三十；二千一百万；六百七十九万七千五百九十七；六百万零六千六百；一千九百二十万；十九万三千两。

广西：七万八千二百五十；九十三；二十万零五千九百九十五；二十一万零六百七十四；一百九十七万五千六百十九；七百三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五；一千万；三百九十四万七千四百十四；一百十四万三千四百五十；八百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七；七十九万四千两。

贵州：六万四千五百五十四；八十二；五万一千零八十九；三万七千七百三十一；一百七十一万八千八百四十八；五百二十八万八千二百十九；九百万；三百四十万零二千七百二十二；二十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五；五百六十七万九千一百二十八；十八万五千两。

云南：十万零七千九百六十九；五十一；二百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六；十四万五千四百十四；一百万零三千零五十八；五百五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八百万；二百零七万八千八百零二；一百十八万九千八百二十五；五百八十二万三千六百七十；四十三万二千两。

盛京：面积缺；平均缺；四千一百九十四；无；二十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二；二百十六万七千二百八十六；无；六十六万八千八百五十二；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二十；无；无。

总计：一百二十九万七千九百九十九平方英里；平均二百六十八；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一百二十九；二千八百六十万五千七百十六；一亿零三百零五万零六十；三亿六千二百四十四万七千一百八十三；三亿三千三百万；一亿九千八百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一亿五千零二十六万五千四百七十五。

逐次户口分论

一六六二年的第一次户口（第四），乾隆一七九一年顺带提起，说那时曾查过一次，因为他就人口的增长发了一番议论，把早年的户口与他新近所令查的那一次相比。不过二千一百零六万八千六百这个数目，并不包括那时中国全部的居民；因为满洲人一六四四年才开始统治，而直到一七〇〇年前不久，他们对各省还不曾行使全权；广州一六五〇年才被攻下，台湾则在一六八三年。

一六六八年的户口（第五）比一六六二年略增，但同样只限于已征服的部分；而在那些已被平定的省份里，还有大片地方在征服之时几乎被杀空。凡读过曾德昭、卫匡国、金尼阁诸人所述一六三〇至一六五〇年间满洲人与中国盗匪两下里的屠戮与杀伤的人，对直到一七一〇年人数的减少都不会觉得难解。不过自六千万减到二千七百万，主要的解释还在于查户口的用意，即征丁税并查明可充军的男丁之数——这两样都是大多数人躲开登记的理由。

一七一一年的户口（第八）是记载中头一次各部分互相比照之下显得可信的。在它之前那两次（第六与第七）的年份颇不确定；后一次是马礼逊博士自一七九〇年刊行的一部书中摘出的，他以为大概早在一六五〇年就查过，只是这不大像。另一次是麦都思博士所载，未加说明；二者相去之远，使我们觉得两个年份都标错了。一七一一年的户口本身要一贯得多，虽然有些理由可推想它也不曾把当时中国全部的人口包进去。查户口当时仍是为着征兵，并向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男丁征丁税。但中国人忿于此，既躲且抗这税与这登记，因为他们自己的君主从不曾这样把他们造册；于是康熙皇帝废了丁税。满洲人平定南方各省差不多正在此时，这次户口与耶稣会士所作的测绘，很可能都是他们行使主权的举动之一。见百姓不肯登记，丁税便并入田赋，雍正一朝不曾下令查过户口，直到乾隆重行此事，为的是在荒歉之年分发赈济、设立义仓以及助地方查察时有所依据。因此，许多人在会被课税或被征当兵之时会尽力不让自己的名字被登上，而当查户口的用意是于他们自己有益时，便毫无不愿之意了。不过，只要有理由相信它准确，为什么用意而查其实无关紧要。诚然，这也可能反过来鼓励人多报有名无人的数目，正如一八四〇年纽约州有些地方按所报之数付给查户口之员提成的办法所造成的一样。

接下来三个数目（第九、第十、第十一）取自德经，他引的是钱德明，却不举中国的依据。末一个德经载有全文，此数与二十年后傅作霖所载的一起列入表中。这两个与取自《一统志》的一七五三年户口之间有些出入，不易调和。就内在的凭据而论，后者胜于一七四三年的户口；它取自《大清会典》的新版，而自上次户口以来四十二年间的增长，除山东与江南之外，各省都很均匀。这两省异常肥沃，本易招人迁入；而在征服之战中，其人烟之稠、财富之富又引来了满洲人的大军，人命之毁大得不成比例。西南各省所载之数较小，也与那几处所遇的抵抗相应。总的说来，一七五三年的户口与一七一一年的相较甚合，二者都带着一种真实的样子，而德经所引一七四三年的那张表则没有。

自一七一一年至一七五三年，人口约每二十二年翻一番——前提是头一次户口把全国都老老实实登记了。例如贵州，一七一一年平均每两平方英里才一人多一点；到一七五三年却以每平方英里三人这样空前的比例增长，那是每七年翻一番；广东、广西与甘肃（这三处至今还有未尽归化的部族）人数增加的比例也差不多，其大半原因大概在于清查的范围扩大，而不单在人口本身的增加。

后来几次户口的比较

一七三六年、一七四三年的三次，以及一七六〇、一七六一、一七六二年的几次（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五、十六、十七），都摘自德经，他又取自《中国杂纂》。末一次、即一七六二年的，表中载有细目。钱德明所载一七六〇年之数与马礼逊博士所载同年之数相差六千万，其咎几乎可以断定在外国人，不在中国人的差错。马礼逊博士摘取该年估数的那部书刊于一七九〇年，但那次户口是在一七六〇至一七六五年间查的。同一部书里也有他所引一七一一年的户口（第八）；而且很有理由相信，钱德明或格鲁贤所举一七四三年的一亿五千七百三十四万三千九百七十五，正是同一次户口，他把二千八百六十万五千七百十六乘以五，以为那是户数而非人数。定为一七四三年的那三个数目，大概都出于同样的本国依据，只是经手的人不同。

一七六〇、一七六一、一七六二这三个数彼此相合；但若取它们，便得舍去马礼逊博士自《大清一统志》摘出的一七五三与一七六〇两次，而后二者要合理得多，也与在前的一七一一年那次更相应。可以指出：若像钱德明算一七四三年那样，算一七五三年时每户以五人计，人口便是一亿八千九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二十，而不是表中所列的一亿零三百零五万零六十。这就解释了表面上少掉的那五千万。这些表与户口之间种种的出入，不可一概归咎于中国人，因为要弄清他们查户口的办法与用词绝非易事。例如表中他们以「人丁」——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为单位；这就须乘上某个增益之数才得全部人口，而这末一个数字又须自别处得来。还须记住：查户口的用意既是借登记应课税之人来算出可能的赋入，其误差与短少的余地就取决于当时国中的太平与否，而主要不在于每户以五人还是更多来估算。

一七三六年之数与一七四三年的相合得够近；而一七五三年若照同样的每户人数计，也与一七六〇、一七六一、一七六二年的颇合，合起来显出二十五年间的逐渐增长。不过除一七五三年那次外，其余大概都定得太高。一七六二年的那次（第十七）向来被公认为最可信的之一。

柏林臧氏所举一七九〇年的一亿五千五百三十三万余（第十八），《中国丛报》引之，但著者不举依据，大概从未到过中国；就目前所见而论，它不值一顾。马礼逊博士所举一七九二年、即马戛尔尼勋爵使华前一年之数（第十九），引自该年的一个版本，但大概实际是一七六五年前后所查，只是他不曾载其细目。它大概比钦差周某告诉英国使臣的三亿三千三百万近真得多。后面这个估数被人当作确凿的文件而看重，其实远不配。那位中国钦差自然愿意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眼中抬高自己的国家，手边又没有官册可查，说出来的数目自不会低于实数。他把各省的人口说成整数，大概全凭自己的记忆、加上随从书吏的记忆，心想他的听者永远查不到本国的原始依据。

再下来所引的一次（第二十一）是中国典籍中一切户口里最令人满意的；马礼逊父子与《中国丛报》的主笔裨治文博士都认为它是「迄今所载人口中最确的一次」。

这类问题上，一张凭据确凿的表，抵得上二十张来历可疑的。前面已经说明，外国书中许多说法何等虚妄；而在一八一二年的户口上，主要须提防的误差之源是每户所定的平均人数。中国人自己在这上头并无划一之法；而由户数估算人数，也可能是分城分镇做的，各就本地的熟悉情形而定，那反倒比一个通用的平均数少些误差。一七五三年户口所载的户数是三千七百七十八万五千五百五十二，为人口的三分之一强。

最可信的四次户口

就来源而论，最值得相信的四次户口是一七一一、一七五三、一七九二与一八一二年的（即第八、十三、十九、二十一）；相较之下，其增长之率如下：

自一七一一年至一七五三年，人口增七千四百二十二万二千六百零二，即每年增一百七十六万四千八百二十四人，四十二年间每年略多于百分之六。须记得，这个高比率并未算上后一年份时南方西方被更彻底地平定：其时满洲人已可放心地把大片地方登记进去，而在一七一一年，那里的难处大到他们根本不会去试。

自一七五三年至一七九二年，增一亿零四百六十三万六千八百八十二，即每年增二百六十八万二千九百九十七人，三十九年间每年约百分之二点五。这一时期国中在乾隆强有力的统治下几乎不曾断过太平，南方西方未定之地迅速填满。

自一七九二年至一八一二年，增五千四百十二万六千六百七十九，即每年增二百七十万六千三百三十三人，二十年间每年不足百分之一。照同样的进度，如今的人口当在四亿五千万以上；若不是太平天国之乱使人数减少，本也可能如此。一八六八年俄国的汉学教授瓦西里耶夫刊行了一份清查（第二十二），说是译自官方文书。一八四〇至一八八〇年间外国人在这个国家旅行的机会大得多，已查明有些地方因战争、因劳力短缺而致食物不继、因饥荒、因盗匪而人口锐减到惊人的地步，这几样在不同的地方与时候各逞其毁灭之力。这个结论不会使任何探究者全然满意，但如今帝国的人口无论如何不能合理地估到一八一二年户口那么高，至少要少二千五百万。这一串户口中的末一次（第二十三）列在此处，是作为一个例子，见出居于中国的明达之士如何依他们所能得的材料，力求在这一点上得出一个确定而独立的结论。海关总税务司在其考察中能调用本国最好的助力，上面自《哥达年鉴》所引的人口表，便是所查明者的撮要。省界以外中国各地的人口，如今实在不得而知。满洲一处，有的著者定为一千二百万，另一位则定为三四百万，两者都无官方的依据；而伊犁与西藏那些广大的地方，尽可定为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总而言之，人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户口册与欧洲各国所查的相比虽不值多少，却胜过那些从未到过这个国家、或只在其中局部旅行过的外国人的猜测。

可信的旁证

中国人无疑是世上最自负的民族之一，然而以他们种种的虚荣，却从来不曾想过要把自己的人口比他们自己所以为的多报两三成，好在外国人或自己眼中抬高身价。除一次之外，这些估数没有一个是呈给外国人、或有意让外国人知道的。中国路程书里各地之间以里计的距离，与实际的距离颇为相合；各府各省所属州县、市镇、村落之数，其方志与总志所载与实地考察——就其可考者而言——也都相符：那么，凭什么要斥其户口册大谬不然呢？既然我们纵然怀疑也无法证其为伪，而由实地观察所得的凭据分量又宁可说是佐证了它们；既然他们关于市镇、村落、距离等等的记载，在有更好的可得之前都被毫不迟疑地采用？各表之间有些出入应归咎于外国人；有些户口本身不全，或年份不能确定，这两样都使据之推算增长之率的结论失真。以下先说明何以有理由相信中华帝国所定最高的人口并不超出这个国家所能养活的限度，然后再考虑反对采信这些户口的意见。

欧洲与中国人口的疏密

十八省的面积载得颇不完全，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七十平方英里；据此，一八一二年全境平均每平方英里二百六十八人；大平原之内与近旁东部九省共五十万二千一百九十二平方英里、即全境的五分之二，为每平方英里四百五十八人；南部与西部九省为另外的五分之三，则为每平方英里一百五十四人。这两部分地面与地力相去甚远，本就该有这样的结果。以下附上欧洲几个国家的面积与人口，以便与中国相比，对其疏密之相对情形得一较明白的概念：

法国：面积二十万零四千零九十二平方英里，人口三千六百九十万五千七百八十八，每平方英里一百八十二人，一八七六年十二月所查。

德国：二十一万二千零九十一，四千五百十九万四千一百七十二，二百十三人，一八八〇年十二月。

大不列颠：十二万一千六百零八，三千五百二十四万六千五百六十二，二百八十九人，一八八一年四月。

意大利：十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六，二千八百四十三万七千零九十一，二百四十九人，一八七九年十二月。

荷兰：二万零四百九十七，四百零六万零五百八十，一百九十八人，一八八〇年十二月。

西班牙：十九万零六百二十五，一千六百零五万三千九百六十一，八十四人，一八七七年十二月。

日本：十六万零四百七十四，三千四百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七十九，二百十三人，一八七七年。

孟加拉：十五万六千二百，六千八百七十五万零七百四十七，四百四十人，一八八一年。

这些都算是人烟稠密的国家，但只有英格兰与孟加拉超过中国的全境平均，而没有一个及得上东部各省的平均。然而它们连同中国在内，都远不及亚比雅与耶罗波安之世犹大国与以色列国每平方英里的平均人口——倘若他们所出动的一百二十万人可以当作全部居民之数的比例的话；或者倘若约瑟夫斯所述他那时的稠密程度可信的话。在估算欧洲这几国养活稠密人口之力时，还须扣去道路、牧地与贵族的园囿，这些都出产极少的食物，或全不出产。

英格兰与威尔士有近二千九百万英亩在耕作之中，其中一千七百万英亩是牧地，只有一千万英亩种谷物与蔬菜；另外二百万英亩是休耕地、啤酒花田等等。有一位著者估计，英格兰每百英亩中有四十二英亩、爱尔兰有六十四英亩是牧场——即全部的一半强。如此则平均每人约有两英亩地，若把养马所需之地扣去，还要略少些。据算，同样多的地，养一匹马的可以养八个人；四英亩牧地所出供人之食，不过抵一英亩耕地。铁路的兴起把马取代到这样的地步，据估计英格兰如今只有二十万匹马，而一八三〇年有一百万匹。因此，倘若把牧地拨一半去种谷物，而所养的马与狗不超过一百万英亩之地所能养的，英格兰与威尔士尽可养得住每平方英里四百人以上——只要他们肯只吃这片土地与水中所出之物。

爱尔兰人所食蔬菜的比例比英格兰人大，即使在一八五一年后因移民而境况改善之后仍然如此；其中许多人在半英亩、甚至更少的地上过着乞丐般的日子，难得尝到荤腥。比利时耕作之地约占全境的十七分之十五，平均每人约两英亩，与英格兰相同。这两国的人比爱尔兰人吃肉多，比利时与英格兰用作牧场的地也几乎是一样的比例。在法国，每人平均耕地一又三分之二英亩；在荷兰，一又五分之四英亩。

中国可耕之地的面积与价值

倘若中国耕地与荒地之比与英格兰相同，即四分之一，则中国耕作中的地约六亿五千万英亩；而这也不全是猜测，因为据一七四五年呈乾隆的一份报告，耕作之地的面积为五亿九千五百五十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一英亩；后来的一次计算定为六亿四千零五十七万九千三百八十一英亩，与英格兰的比例几乎相同。就以六亿五千万计——因为此后是增而非减——则每人得一又五分之四英亩；以中国既无人工的牧场与草地而论，这决不算少。

在比较各国人口时，生活的方式与所用的食物是这项计算中极重要的因素，关系到这个国家是否已人满；因此单看每平方英里人数的表，并不足以判断：倘若各国的人都吃同样的食物、过同样的日子，这片土地究竟能养活多少人。像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及别的亚洲人这样主要吃素，这些国家每平方英里所养的人，恐怕只及它们在人的精力得到英格兰人或比利时人那样发挥时所能养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东方这些地方的人口，一向为无知、性命财产之不保、宗教上的成见、恶习与战争这几样合起来所压抑，以致这片土地从来不曾养活人本可合理指望的那么多人。

中国几乎所有耕地都用来种人吃的东西。毛料衣裳与皮革用得少，棉与桑所占的地也只是一小部分。就所知而言，没有一英亩地是播草种的，因此几乎没有人力用来生产那种不能同时养人的畜食。马难得用于仪仗与战争、用于行路或驮载；长江以北则用骡、骆驼、驴与山羊来运输及别的用途。马所食的是煮熟的米、麸、高粱、豆类、燕麦，以及沿河岸或山坡割来的草。南方与东方各省牲畜都少，货物与客人的运送靠船或靠人。本地人不用黄油、干酪与牛奶，农事所用的少数牛在村子四围的荒地上便易于觅食。南方耕稻田用水牛多于用黄牛，这种牲口的习性使养得它膘壮更为省钱，而且它还能多做活。过冬之料是山上割来的草、稻草、豆秸与菜蔬。既不需毛来织布，成群的绵羊山羊便难得见到——在东部与南部，几乎可以说无人知有此物。

没有哪种牲畜比猪养得更省；孵鸭养鸭养活着成千上万的人；成百只鸭沿河滩自行觅食，一个人便看管得过来。鹅与家禽也养得便宜。捕鱼一事规模极大，却不用牧地、不用粪肥、不用仓廪，耕者与食者也不纳税。

百姓既以这些法子取得荤食，其制备所占去的耕地也就少到不能再少。道路与游乐之地所占无足轻重，但作坟茔之用的，其面积大概与欧洲各国用于此事的相当；不过那是较次的地，其中许多即使空着也无从耕种。坟挖在山上、沟中、林薮里，凡僻静而干燥之处皆可；若在祖茔的田中，也不妨碍四围紧挨着长庄稼。而且把棺木停在庙里与义庄，一直停到朽坏，是极常见的事，一半为省一座坟的花费，一半为祭其遗骸、或存着它等日后归葬远方的故乡。棺木常放在田角，或放在悬崖之下，直到尘归于尘、骨与木都烂尽。这些与别的风俗使坟地所耗之地远比人所设想的少——虽然在澳门那样的地方，死者一座坟所占的地，几乎与活人一间屋所占的一样多。广州的丛葬之地占了城北的山，那里连五十分之一都从来不能用于农事，却照样放牧牛羊，仿佛并无坟墓在焉。

在这和暖而均匀的气候之下，中国本部四分之三以上的地面一年两熟。广东、广西与福建的低地年年两收稻；而西北黄土之区的谷田，只要雨不失期，每年可望三收。冬季在城镇附近，还种第三茬的甘薯、白菜、萝卜或别的菜蔬。德经估计稻的收成是一收十；连同菜蔬，一英亩一年足有二十五倍之获；不过能有此增益的地方不多。几乎没有地休耕，因为不断施肥翻土，无须让它歇息。他们收集与施用粪肥之勤是有名的；倘若这一番勤劳的结果是两收而非一收，那么就其地面与别国相比而论，实在是把耕地的面积加了一倍。若把一年两收之地估作全部的四分之一（也许近于三分之一），则各省可耕之地的面积可算作合八亿一千二百万英亩，即每人二又四分之三英亩。不过土地并未碎成极小的农庄，以致不能照他们所知的办法去置备与耕作；农人主要靠的是人力，所用的牲口、车、犁与器械比别国为少。稻田里，湿地插下秧之后便不用牲口，插秧、除草与收割都由人做。

除日本之外，没有哪个国家自水中取得这样多的食物。不但海岸、河口、江河与湖泊上满是大小不等的渔船，船上备着捕捉水中一切活物的器具，连鱼卵也收集起来养。稻田冬季常放水成塘，放养鱼苗；为灌溉而挖的水塘通常也有鱼。凭这些法子，便廉价得了极大量的食物，或鲜食，或腌藏——加盐的与不加盐的都有——运行全国，其价之贱，使凡不至于行乞的人都买得起。别的荤素之食，如狗、野味、虫、春天的野菜、海参、树叶等等，诚然也是他们饭食的一部分，但比例上微不足道，不必列入计算。以上所述已足以表明：即使把已知的种种不利都算上，这片土地也绰绰有余地养得住归于它的那些人口；而且即便取最高的估数为真，并顾及其生活方式，中国每平方英里的平均人口仍少于欧洲的好几个国家。

促使人口增长的种种因由

促使人口繁衍的政治与社会上的因由既多且强。无男嗣以续家族之祀、以祭父母之墓，各色人等都看作人生最可悲的不幸之一；法律对过继毫无限制，并保障如此入族者的权利。指腹订婚之俗，以及社会加于子弟成年后须践父母所订之约的义务，都有利于成家育子，并限制了多妻。父母盼有子以养老，因为对贫老既无法定的、也无仁善的赡养之设，而一个人若有力而听任年迈或病弱的父母受苦，便为舆论所不齿。法律责成蓄婢者为其女婢择配，并禁止违其意或以强力拆散夫妇、或拆散父母与年幼的子女。这一切因由与影响都使人口增加，并使财物的消费与使用比别处、也许比任何别的国土都更为平均。

一家聚居不分的风俗，也趋向同样的结果。乡间一个大族在地方上的分量，会因其男丁迁入城市或外出谋生而削弱；因此三四代之长总要把儿孙留在身边，其屋与自己的屋相连，他们连同家小结成一个亲睦相聚的团体。像《圣谕》所举张公艺九世同居一宅、陈氏一席日食七百口那样的事自然罕见，但社会的趋向确是如此。这话并不是说那里有大地主，其世袭之产以限嗣继承法保全、以至大害于国，如英国那样；因为那里的田庄一般不大，由业主自耕，或行分成租种之法。一家人的生计更节俭，亲族的义务更能执行，地耕得更用心，家族在地方上的分量也得以世守。不过这与法国傅立叶或美国格里利所倡的那一套大不相同，因为这些小小的团体之上有一个天然的首领，其权柄为人所承认、所维持，其怒为人所畏。同行的工匠结成行会，每人出若干钱，约定病残时相助，这个风气免去并减轻了极大量的贫困。

对出洋的限制

法律与成见两方面对出洋所设的障碍，使有体面的人不肯离乡。逼于势，法律成了具文，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离家。对熟悉中国人的情感与性情的人来说，再没有比出洋之盛更能证明其人烟之稠的了。麦都思说：「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有力地证明中国人口之稠密呢——出洋一事，竟在种种限制与不便之下照样进行，自一个文教昌明、又有出洋者一切最亲的关切与成见所系的国家，往缅甸、暹罗、柬埔寨、西藏、满洲与南洋群岛这样比较起来蒙昧而野蛮的地方去，而且要拿一个温和适中的气候去换热带或冰天雪地的两个极端？加上这样一层：一个女子也不许、也不敢离国，因而一切系心连心的柔情势必被生生扯断，或许是永诀。」

而且，他们若带着足以度日的财富回来，便难免要受穷亲戚、光棍与差役的百般敲诈，因为那条禁止出国的律例给了他们勒索的把柄；虽然这一条已被后来的条例抵消而不再施行，舆论之力却是反对出洋的。一八三二年广州有一案：一个住在加尔各答的中国人，其子奉父之命同母亲回国到祠堂行常礼；正要成婚之际，被他的叔父拿住，托词说他父亲分家产不均；他不得不出一千元才得脱身。婚后不久，他在自家附近走路时，几个光棍把他抓住塞进轿子抬走，他的呼喊引来了差役，把众人都带到官府，他才得释——却还得给救他的人酬谢。另一案发生在一八三八年的澳门。有人在新加坡经商多年，迁居澳门之后，仍与那边的买卖有牵连。他大富的传闻在外，亲戚扰得他不胜其苦。一夜，一伙贼扮作差役到他家搜鸦片，其气势之凶使他惊怖至极，为了逃开，他自平台跳到铺着硬砂石的院子里，跌断了腿，不久便死了。还有第三案：归来的一对夫妇——妻是马来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官前受敲诈之际，得官员的妻与母之助而免，因为她们想见见那个外国女人。这类事如今已不再听闻，因为出洋的人多了；其实这类事在数目上从来也不多，因为回来的人本就少。

朝廷急于为荒年储粮，与其说显出统治者有什么特别的爱民之心、或者说这些仓廪当真补得上短缺，不如说显出他们怕歉收所致的祸患——嗷嗷待哺的饥民成群聚集、盗匪滋生、社会解体。人口过盛所生的恶果，几乎每年都在各省这一处或那一处见到；而旱、涝、蝗、霉或别的天灾，也常引起变乱与骚动。不过可以断言：即使不给可耕之地添上一英亩，只要商旅与货物在远近各地之间往来得更频、更速、更安，这些祸患便能大为减轻；然而在治者与被治者于公正的治理、科学、守法以及尊重彼此权利上有更大的长进之前，这大概是办不到的。

倘若外国人能把户口册的任何一部分核实一下，那就好了。可是眼下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既不能查户部衙门里的册籍，也无从自地方官手中的档案得知某一县的人口、或查户口的办法。他们也不能走遍一村一镇去数房屋与居民之数，再由实地考察的几处推算全体。凡外国人走到过的地方，所见荒地、丘陵、耕熟的平原与林木的高地，其相承之状与别国大略相同，人固然多，却不多于这片土地在耕作得法时所能养的。

查户口的办法

百姓编成村庄，由乡老与乡职管辖。南海县包有广州城的西部与四围一百多平方英里的地面，其中有一百八十个乡；每乡的人口自二百余至十万不等，通常在三百至三千五百之间。倘若广东省八十八个县各有同样多的乡，则连州县城在内，共有村、镇、城一万五千九百二十八处，每处平均一千二百人。自黄埔丹麦岛的山顶望去，可以数出三十六个镇村，广州便是其一；其中四处各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户。澳门所在的香山全县也满布村落，只是确数不详。厦门岛有八十多个村镇，而此岛不过是同安县的一部分。自厦门上溯至漳州府的河岸也人烟稠密。宁波与上海的四郊都住得极密，不过这在大城附近本是意料中事，因为城中本身的粮食之需，使附近人多而地熟。一八一九年山东沿海海溢的一则记载中说，有一百四十个村庄被水淹没。

马可·波罗记述忽必烈汗时代所行的办法：「城中每一居民，其实城中各色人等，都照例在自家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妻的名字、子女的名字、奴仆的名字以及家中所有人的名字，还有他所养牲畜的数目。家中若有人死，便把那人的名字勾去；若生了孩子，便添上名字。君主便这样能确切知道城中的人口。蛮子与契丹通行此法。」这个风俗远在蒙古征服之前便已通行，如今仍然照行；因此在中国查户口，也许比在欧洲多数国家还容易些。

关于此事的律例见于《大清律例》第七十五、七十六条。它定了种种不登记家口的罪罚，其条文无不表明：百姓宁可躲避清查，而不会夸大。一家如漏报，其家长若有田产，笞一百；无田产者，笞八十。若一家之主的家中另有一户而不为之登记，其罚与前条同，只按未登记之人与其家是亲属还是外人而略有出入。在官府当差的人漏报家口，罚较轻。一家之主未把家中一切应服公役的男丁尽行登记者，视其罪之轻重笞六十至一百；这一条在丁税改为田赋之后实际上已废。乡镇的头人或官府的书吏因疏忽或大意而漏报一村一镇的丁口户数者，按轻重不同处罚。凡人一概按其素业登记，无论文武，无论驿卒、工匠、医士、术士、力役、乐工或别的任何名目；凡诈称属于不服公役之业者，照例笞之；凡诈称隶军籍以避公役者，笞之外并加流放。由这几条可见，满洲人把清查推及汉、唐及别朝所豁免的那几等人，因而更近于实际的人口。

其准确的可能

马礼逊博士说：「中国的政制看来颇有条理与系统。每一县有其应有之官，每一街有其地保，每十户有其甲长。这样，他们便具备了相当准确地查明人口的一切必要之具。每一家须有一块牌常挂在屋内，随时备有司查验，牌上写着家中一切人等——男、女、孩童——的名字。这块牌叫作『门牌』，因为家中若有妇女孩童，有司便当在门上的牌子上取其记录。倘若一家之内人人都老实写上，人口之数自然能查得极准。不过据说有时因疏忽或有意而漏名；另一些人则以为所报的人数大抵不错。」门牌有时贴在门上，成了一种门帖；这样一来，登记的确切便易于保证，因为记载若低于实数，邻居多半知道，而户主也不会把自己屋下应课税的人夸大。我曾在一长排房屋的门上读过这些门牌；那是印好的空格填上字，再贴在外面，让保甲——即甲长——查验。马礼逊父子——论对实情的了解机会之好、论待中国人之公平，无人过于他们——都认为《一统志》所载的户口，比任何别的可得的文书都更可信。

支持户口册的凭据

末了可以问一句：官府所刊志书中所载的人口清查结果，究竟该不该弃而不用或加以怀疑？是因为中国的官员不愿查明确切的人口？还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本事？抑或末了，是因为他们想以一大堆自己并不拥有的百万之数来唬弄外国？这个问题似乎就系于这三难之间。诚然，人所公认：他们作伪与曲笔的样子，足以使人对他们所写的一切都起疑，如呈给皇帝的捷报战报、论鸦片贸易的奏折、医书中对天然之物的描述以及别的许多事。但这个问题之于中国，正如之于法国：能因为《箴言报》一八一三年对拿破仑的战事所载不实，便把法国一八〇一年的人口估数也质疑掉吗？一班能把中国这样一个千头万绪的政府一一办妥的大臣，竟会有计划地夸大人口，然后一百多年间照着这些户口册去征税、去支出、去任官——那可真是一种自负与愚蠢的奇怪组合。至少总得有人知道它们一钱不值，而其一钱不值的凭据，想来不久总会显露出来。自耶稣会士测绘以来，各省各府一再分了又分，正因为它们住得太密，同样的官员管不过来了。

至于说中国人没有本事把户口查得像量距离、划州县那样准，那就更没有人会主张了。前者可能有错，正如后者一样，而且无疑是有的；因为这里并不是说一七一一、一七五三、一七九二与一八一二这四次户口，与如今英、法、美所查的一样准，而是说它们是现存最好的依据；若把它们弃去，便是舍还算过得去的凭据而就可疑与臆测之说。就整个而论，中国自基督之世以来所查的户口，比宗教改革之前一切别的国家所查的加在一起还令人满意；日后细加考究，无疑会使我们对它们更加看重。

不久我们或许能把一次户口的记录与推算的细目通查一遍，以满足一种合理的好奇，尤其是那场乱事的屠戮之后所报的末一个总数。另一方面也可以指出：末一次户口里，满洲、青海、伊犁与蒙古的全部人口只估作二百十六万七千二百八十六人，而那些广大地方的居民几乎全是皇帝的臣民。西藏的人口则不在任何户口之内，因为那里的人不纳税。省界以外的地方是否曾清查过任何一部分，很可疑，因为蒙古各部——乌兹别克或别的回族就更不用说——不惯此事，也不肯被清点。然而克拉普罗特一流的高明之士把这一整片算作六七百万，而有位著者说单和阗便有三百五十万；那么，中国人也不能说是夸大。没有一位有分量的著者把这些地方的居民估到三千万——蒙哥马利·马丁却如此——那将是除戈壁之外每平方英里十人以上；而西伯利亚（虽人烟不及）在二百六十四万九千六百平方英里上只有三百六十一万一千三百人，即每平方英里一又三分之一人。

上面所举中国人求嗣的那些缘由，并非举国增长的全部有利之因。一七〇〇至一八五〇年间国中所享的不断太平，大大发达了它的物力。各色人等都受到鼓励去繁衍、去填满这片土地。多妻、蓄婢与娼妓这三样抑制增长的社会之弊，其影响都受到了限制。早订婚与贫穷使头一样大受阻遏；婢女可以嫁、通常也嫁了人；而男女之隔与早婚则减少了公开的娼妓。人并不因怕食物不足而不敢生养，虽然乾隆皇帝于一七九三年下过一道谕旨，劝各等臣民珍惜天赐之物，免得不久人口超过衣食之所出。

除非人口的规律被公然违背，否则很难看出这个那个理由或异议与本题有何相干；而中国并非如此。促人繁衍所需的鼓励是食物与工作、太平与安稳、气候与沃土，不是大学或轮船；这些东西虽然不是在一切国家都生此效（如墨西哥与巴西），却不成其为在别处也不生效的理由。有理由相信一七一一年的户口所包不过全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但爱尔兰一七八五年却无此折扣可打；那么直到一八四一年，她每年增长的百分率便要高于中国在一七五三年为止那四十二年间的。麦克库洛引德经之说而许之，然而这位法国人取的是告诉马戛尔尼的那个三亿三千三百万的粗估——它不如三亿零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可信——又拿它来与格鲁贤的一亿五千七百三十四万三千九百七十五相比，而后者因他误解而必错无疑。德经据其一八〇二年手中的材料（比如今可得的少），又据其一七九六年游历此国的亲见，来说明所估的人口不像是真的。然而像英国与荷兰使团那样的行程中所作的观察，虽然经过了几个最好的省份，也不能算作驳倒官方统计的有力凭据。

有谁会因为自波士顿到查塔姆、再自奥尔巴尼到布法罗沿铁路走一趟，便设想一八七〇年马萨诸塞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恰是纽约州的两倍呢？同样，自北京到广州走一趟，六位明达的旅人对中国人口所下的判断，尽可以相差一半。德经把中国与荷兰、法国相比之后说：「凡此种种理由都清清楚楚地证明，中国的人口并不超过别的国家。」若把食物的种类、收成的次数与衣料计算在内，事实也确是如此。他论此国人口与地力的话，与他全书一样，充满了识见与坦白；只是他若掌握了此后所得的全部材料，有些推论便会不同。各次户口之间的出入，向来被看作驳斥它们的一项有力的内证，这也该好好斟酌。真正的难处，在于定出不列为应课税各等人所须折算的百分比，以及官府清点那些想躲开清查与随后课税之人的能力。

可能有误之处

举了这些理由以取一八一二年的总数为最佳之后，另一面却有两项主要的异议，反对把中国的户口全然当作可信。第一项是江苏、安徽与浙江每平方英里分别八百五十、七百零五与六百七十一人的庞大平均数，或者更公平些说，东部九省每平方英里四百五十八人。无论举出多少旁证来印证整个户口、无论怎样说明查的办法，要对这个结果毫无保留地相信，似乎还须更确凿的凭据。这样大的一片地面上有这样多的人是可惊的，尽管这几处的土壤之肥、行船之便与气候之宜人都被公认几乎无与伦比。我们固然承认那些为户口辩护之说的全部分量，也愿把它当作现存关于此事最好的文书，却仍希望能有出自亲见的凭据，并把这个问题的判定推迟到有更好的机会之时。这样高的平均数，其实不是没有先例的。威尔克斯船长一八四〇年查明斐济群岛中有一岛每平方英里养着一千以上的人。帕劳群岛的诺斯勋爵岛上，美国捕鲸船「门托」号的船员查明在半平方英里上住着四百人。这些以及那和暖气候中许多别的岛屿，其人口之密远过任何大国，而每一处小小的族群又不得不全靠自己的劳作。不过这些不能算作全然可比之例；只是倘若巴罗所说「一英亩棉可衣二三百人」属实，那么中国为衣着而种棉或桑所占之地，也未必比南洋诸岛多出多少。

反对采信户口结果的第二项异议是：我们对按户清点人口的办法、以及当两三代之长带着全部子孙仆役住在一个村落里时如何造册，都所知不详。《大清律例》第二十五条中有两款似乎正是为这样一种社会状况而设的；而当下令征丁税时容易少报应服公役的男丁，当一家之主以为如此便可在遭灾时多得官府之助时又容易多报家中之人，这两样同样显而易见。门牌也难免有误；铺面与作坊中伙计工匠就在店里住宿，造册之人对这类人家如何呈报，也不得而知。在这些要紧之处，我们目前所知是不全的，而最后结果显然容易有大误，使人不敢遽信。中国人或许已按其用意查得一次满意的户口，载明户数与每户的平均人数；但这项异议的关键在于：我们不知道户是怎样计的，因此在推算人数时便无从措手。中国人把每户的平均定为五人，而英国一八三一年是四点七人；不过在一个人烟稠密的国家里，倘若把每一对夫妇及其子女算作一户——无论是自立门户还是聚居于宗族的村落——大概还不到这个数。

无人怀疑那里人口极巨，是有史以来同操一种语言、同在一位君主之下聚居的最大的一群人。对西方的商人与厂家来说，这个问题的判定颇为要紧，并经由他们而关乎其政府。政治经济学家与语言学家、博物学家与地理学家，对这样一个民族居于这样美丽肥沃的国土，也各有深浅不等的兴味。而基督教的仁人志士想到此事时，其关切最为热切；因为倘若凭据的分量偏向最高的估数，他便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到叫人痛心的地步。这个民族所处的危险，又因鸦片贸易而大为加重——这桩买卖仿佛把弗勒革同与勒忒两条冥河合而为一，所流之处带去火与毁灭，所过之处留下致命的遗忘。愿这些事实向一切自称基督徒的人呼吁：把这味毒药的解药送去，并把福音的道理传布于他们中间，从而把生与死一同摆在他们面前。

帝国的赋入

帝国的人口既不易查明，要得一份令人满意的国库收支账目就更难；这件事本身自然远不那么有趣，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又变动不居。赋税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谷、丝及别的出产缴纳的，这些东西的市价逐年不同；这虽于收受这些东西的官府无大关系，在要查明实际的税负时却使事情复杂得多。这类统计在欧洲也是近来才有的，在中国还不能指望有多顾及实情的编制。中央责成各省自养，另出若干盈余以供皇帝与其朝廷之用；但众所周知，皇上常因缺钱而窘，而各省也并非都有足够的赋入抵其自己的开销。

赋入的来源与数目

各家著者所举中国不同时期的赋入彼此相去之远，一望便知是得自片面或不全的呈报，或者只指解京的盈余。德经说得极是：中国人深信本国之富、之强、之厚力，因此外国人每问一个本地人便可能得一个不同的说法；不过官府似乎并无充分的理由要在财政账目上作伪或删减。一五八七年，法国传教士之一金尼阁称赋入只有二千万两。一六五五年尼霍夫算作一亿零八百万两。约十二年后，安文思举皇帝的库藏为二千零四十二万三千九百六十二元；李明约在同时把赋入定为二千二百万元；二人又都把米、丝等项的收入估作三千万元，于是康熙一七二一年去世之前的全部赋入在五千万至七千万元之间。巴罗把一七九六年各项收入合计为一亿九千八百万两，是据随使团同行的钦差所给的一个粗估。斯当东爵士把总数定为三亿三千万元，其中只有六千万元解京。麦都思据原始材料，把收入的主要各项列举如下：

解京者：田赋折银三千一百七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六两，值四千二百三十二万七千九百五十四元；田赋征谷四百二十三万零九百五十七石，值一千二百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元；关税与厘税一百四十八万零九百九十七两，值一百九十七万四千六百六十二元。

留省者：田赋折银二千八百七十万五千一百二十五两，值三千八百二十七万三千五百元；谷三千一百五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九石，值一亿零五百六十八万九千七百零七元。

合计二亿零九十五万八千六百九十四元。

米每石估作三元，但这不包括运京之费。以二亿元计，官府自每人平均所收之税约六角；巴罗把丁口之税估作约九角。前面人口表中所载各省以两计的赋入，摘自一八四〇年的《缙绅录》；至于征米之数，据该年的官方文书是四百十一万四千石，即约五亿五千万磅，若把每石当作一担计。赋入各项如何分派，一八四二年的《缙绅录》就广东所载如下：

田赋折银一百二十六万四千三百零四两；当税五千九百九十两；边关与运输之税七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七两；留支三十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三两；杂项五万九千五百三十两；盐课四万七千五百十两；粤海关税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两；省内别的关口五万三千六百七十两。共计二百五十三万三千二百零四两。

这显然只是本省解京、名义上算作赋入而由藩库征收的那一笔。本省或任何别省的实收，外国人是无从查明的；不过已知的是，从前粤海关监督每年须解八十万至一百三十万两，而其衙门的总收入不下三百万两。那时这是帝国最富的一处税关；但自各通商口岸的洋务贸易归外人监理以来，帝国的财源已呈报得较好。海关近来对十八省赋入来源作了一番分析；它所列的名目与前表不同，总数却相差无几。这一整笔之中，出自洋船贸易的那一部分最直接归入中央国库。

田赋折银一千八百万两；厘金、即货物的内地捐二千万两；由外人征收的进出口税一千二百万两；本国商货的进出口税三百万两；盐课五百万两；捐官捐监七百万两；杂项一百四十万两。以银交纳者共六千六百四十万两。田赋以实物交纳者一千三百十万两。总计七千九百五十万两。

德经照例审慎地考察了赋入一事，其推算以乾隆一七七七年的一道谕旨为本，谕中称当时以现银计的总收入为二千七百九十六万七千两。

如上以钱计的收入二千七百九十六万七千两；以谷计的赋入与之相等，亦二千七百九十六万七千两；南方各省第二季收成之税二千一百八十万两；盐课、煤税、厘税等六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两；粤海关税八十万两；丝、瓷、漆及别的工造之赋入七百万两；再加房税铺税、牙帖、船钞等四百万两。赋入总计八千九百七十一万三千四百两。

此数与麦都思所举相差约八千万元，凡查究过这桩缠夹之事的人都不会觉得奇怪。这些计算都以约略之数为本，虽易于凑成，却无从核实到令我们满意；然而它们都一致把赋入的总数定得按人口比例低于欧洲任何一国政府。一八二三年有一位举人刊行了一篇论本国财政情形的文章，对收支作了细致的分析。汤姆斯把它逐条译出，把收入归为三项：税三千三百三十二万七千零五十六两，解京之米六百三十四万六千四百三十八两，供军之需七百二十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两——共四千六百九十万零八百五十四两。头一笔之中，二千四百五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三两给了文官与军队，余五百八十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三两归北京朝廷，另三百万两供黄河修治与圆明园之用。这位著者把帝国的财源合计为七千四百四十六万一千六百三十三两，正是麦都思所举之半。战时或荒年所用的非常之财源是卖官鬻爵、暂时加税，以及向富商大户劝捐。头一样最能生财，与其说是补足亏空的一时权宜，不如说已成常法。金银之矿、满洲及别处的采珠、自伊犁与和阗及别处运来的宝石，也出数百万。

支出的主要各项

支出几乎年年超过赋入，而亏空如何弥补则不甚明白；有时是向富户强取，有时是像一八五二至五五年那样在钱法上做手脚，有时又靠减口粮减俸禄。一八三二年皇帝说支出超支二千八百万两；到一八三六年亏得更多，曾把值一千万两的官职与名号出售以补之。自每年为付鸦片而外流的现银，又加上直到一八六七年为平乱而征的军费以来，这项亏空已愈来愈可惊。那一年之后帝国才开始复元。支出的主要各项，德经列举如下：

文武官员的俸禄，为田赋的十分之一，七百七十七万三千五百两；步兵六十万人的饷，每月三两，一半给钱一半给粮，二千一百六十万两；马兵二十四万二千人的饷，每月四两，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六千两；马兵的马匹，每名二十两，四百八十四万两；两军的号衣，每名四两，三百三十六万八千两；军械弹药八十四万二千两；水师与巡船一千三百五十万两；河渠与漕运四百万两；炮台、火炮与军需三百八十万两。共计七千一百三十三万九千五百两。

照他的计算，这样每年尚余近二千万两。但平乱与调兵的开销、歉收的亏空、官吏的亏欠、给蒙古与伊犁各部与王公的赏赐，以及别的非常之需，都不止把这笔盈余用尽。一八三三年《京报》载有一篇论赋入的长文，提出种种增收之法。作者姓那，说田赋、盐课、关税与厘税的收入合起来不过四千万两，而太平之年的支出不该多过三千万两。这就把预算定得比别家所举低得多，不过这位御史大概只算了朝廷自己的财源——若是如此，这个估数又嫌太高。军队的饷与装备是支出最大的一项，很可能此处账面上的兵额与饷额都远过其实，而这一项也不断在削减：逼得兵丁愈来愈靠自己名下的那几块田地过活。一个官员能把赋入的账目交代得令上头满意，被看作善治的最好凭据；然而现行的制度不智地把财政、立法与司法之权柄集于一身，作弊的诱惑便强，侵渔也就相应地多。

官员的俸禄与田赋

官员的俸禄不知何故定得极低，低到足以证明法定的给与其实只是名义上的收入，而《缙绅录》上他们名下所列的「养廉」——字面意思是「养其俭」——才是真正的俸禄。总督的养廉自一万五千两至二万五千两，而法定的俸禄只有一百八十或二百两；巡抚单设时得一万五千两，在总督之下时得一万或一万二千两；布政使四千五百至一万两；按察使三千至八千两；知府二千至四千五百两；知县按其任的繁简七百至一千两；道台三千至四千五百两；学政二千至五千两；武官自四千两至每年一百或一百五十两不等。最高与最低之官的额外所入不成比例，因为百姓宁愿把要紧的案子一径呈到最高的衙门，以免在下级衙门里花钱。官长个人的秉性又极大地左右他向百姓的索取，以致其数无从猜度。

田赋是乡间赋入的主要来源，各方对此都很明白，因此需索的余地较小。田赋按地的好坏与耕作的难易，每亩自一分半至一角（即每英亩自一角至六角六分）；以每英亩二角五分的平均计，这一项的收入当在一亿五千万元以上。衙门与牢狱的书吏、差役、皂隶与下人，是上司的「爪牙」——中国人的这个称呼极为贴切——他们替上司行大部分的勒索，也相应地为百姓所憎。在城镇与做买卖的地方，官员向富人以种种名目需索比在乡间容易；乡间的富人往往雇一班门客来抗拒差役，自己却行勒索与劫掠之事。与亚洲别的政府一样，中国也苦于行贿、侵吞、需索与官俸过薄的后果；不过它没有一个有力的贵族把这样自百姓身上榨来的钱留住，不久这钱便自皇帝与大臣手中回到百姓之中去了。不过中国人相信，皇帝每年把力所能收的银子解往奉天，以备缓急；只是近来他全然做不到了，而且大概从来也不曾像民间所想的那样解过那么多到那座城里去。拨作充实仓廪之用的数目要大些，但这一项备荒的惠政照通常的办法而言，于国中的财力实在只是轻轻一取。广州只有十四所房子作此用，其中没有几所大过三十英尺见方，也没有一所是满的。

注：同一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梅里瓦尔估作八千五百万（第四卷第三三六至三四三页），但其材料不如中国的完备；他把欧洲各行省算作四千五百万，亚非各属地算作其余之数，其中小亚细亚与叙利亚二千七百万。中国此时的面积比罗马约小四分之一。

注：斯当东爵士《使华记》第二卷附录第六一五页：「长城以内中国本部人口与幅员表。据周大人所述，取其整数。」

注：麦都思说，石是量谷之器，容英制立方英寸三千四百六十。

六中国的博物

德庇时爵士一八三六年对中国博物所作的简要记述，几乎囊括了当时已知一切有分量的通行说法，在撮述别处与后来的材料时不必重复。马尔特·布伦早就说过：「即使就那个广大王国比较一般的、按通常的看法也比较要紧的几方面而论，我们所得的一切知识，也只能归功于几位见过朝廷与大路的使臣，归功于某几个住在边城关厢里的商人，以及好几位大抵轻信多于明辨、却设法自各个方向深入内地的传教士。」《爱丁堡橱柜丛书》中论中国的几卷，是四十年前此题所知者最好的撮要。福钧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九年的植物采集、钱皮恩上校在香港的采集，已由边沁研究过，而韩斯、邦格与马克西莫维奇后来的考察又揭出了许多新的种类。在地质上，庞佩利、金斯米尔、毕克摩与李希霍芬男爵以其行旅与论著大大扩充并确证了我们的知识；而谭卫道神父、普热瓦尔斯基上校、郇和、斯廷普森与理查森爵士，则为这个帝国的动物学添了数百个新种。

地质的层系

凡关乎一国地质与化石之事，尤须亲自考察；而在这几方面所有的知识，必须承认仍旧贫乏，虽然如今已足以使人对山与矿的层系、沉积与所含之物，以及改变这片土地表面的种种作用，得一大略的观念。本国书中的记述与所录的观察，若能与其地其物相印证，或可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只是眼下所用之词难以解释、所述之法难以领会，使这些著述极难迻译。中国科学的经验性质，迫使人把它一切事实与推想都拿来与自然相较、细加甄别；而其医书、方志与行程之书中所含实在的知识，又使它们总值得一看。帝国各处都还有大片地方有待细察；倘若查不出诱人的金属之藏来考验中国朝廷保护并自行开采的能力，那于它倒是好事。不过就纯粹的学问而言，无疑：中亚高原这样一处特异的地面，一旦考察透彻，必能解决地质上的许多问题，并揭出许多重要的事实，以阐明世界别处晦暗的现象。

旅行家著述中所载地质层系的若干记述，前面各省的地理里已经述及。德庇时所刊的撮要，是把随使团诸位先生所集的观察好好整理过的一番巡览。

华北的黄土层

覆着华北大片地面的黄土层，是地球表面最特异的自然现象之一，也是地质考察最有兴味的园地之一。自一八六四年庞佩利最先使人注意这一沉积以来，别的地质学家对它的成因与范围考察得更细，如今他们的假说大抵已被李希霍芬男爵的假说取代。黄土之区的东限起于大冲积平原的山麓丘陵。自此升起一道九十至二百五十英尺高的台地，通体是黄土；其西，几乎作南北一线伸展的是太行山，即冲积之地与山西山地之间的分界之脉。自此线以西，一片几乎不断的黄土之地伸到青海与黄河的源头。北面，这一层系可自张家口附近沿蒙古草原的分水岭一直追到阿拉善以外的沙漠。南面的界限不那么分明；它虽覆盖渭河流域（在陕西）全境，而此谷正南的四川却一点也没有，河南与山东东部却有几处。除了偶有的支脉与孤立之处——如南京与鄱阳、洞庭二湖——黄土可说处处止于长江流域的北侧；粗略地说，它覆盖东经九十九度至一百十五度、北纬三十三度至四十一度之间的一块长方形。中国本部之内这一区的地面，比德意志帝国还要大一半；而省界之外，也有理由相信黄土远向东与向北伸展。在山西的五台山，李希霍芬见这一沉积高至海拔七千二百英尺，并推想在更高处也可能有。

「黄土」这个如今通行的名词，本用来指莱茵河谷与欧洲几处孤立地段所见的一种第三纪沉积；其成因向来归于冰川，但它在中国范围之广、厚度之大，却须另寻来源。这种物质是一种褐色的土，极其多孔，干时在指间一搓即成粉，成一种极细的尘，可揉进皮肤的毛孔里。它的颗粒略带棱角，块的大小自花生米到一英尺长不等，其状正配得上中国人「姜石」这个极贴切的名目。经水一洗，这东西便易于崩解，涨水时被河流散布得极广极远；金斯米尔说，有几个标本在上海夏日的湿气中碎散了，其后又在所放的抽屉底上重新聚结起来。黄土的每一微粒都被细小的管子穿透，这些管子通常极微，像根须那样盘绕，内壁衬着一薄层碳酸钙。这些小管的方向总是自上而下，因此黄土块无论大小，其解理一律是垂直的；也因此地面的水从不积成雨潭或湖泊，而是立即渗到当地的水面。

这一层系最惹眼、也最要紧的现象之一，是它的整体垂直开裂，裂成无数突兀的缝隙，把这片地方四面八方地切碎，使观察与行路往往极难。冲蚀所成的崖壁，自以英寸计的裂缝，到半英里宽、数百英尺深的峡谷，不一而足；它们向各方分岔，像树根在土中那样在这片地方蔓延——每条根生出细根，细根再生出更细的须——直到这一套通道发展成一座绵延交错、四通八达的迷宫。倘若黄土通体都是单条裂缝中所见的那种构造，这样一处地方当真无法通行，那些垂直的壁往往成为千余英尺的峭壁。然而黄土处处呈台地之形，这就使它的表面不但可以住人，而且极便于农事；这一点还引出了金斯米尔等人所倡之说：以为它是成层的，并据此证其源出海中的沉积。李希霍芬则主张，黄土这些貌似的层是外来条件所致：黄土筛落入盆地或谷中之时，四围山坡上的岩石与碎屑也滑落其上，于是把这渐渐增高的沉积的匀质打断了。近山的峡壁上可见粗碎屑的层，愈向谷中愈细，而层本身也愈薄、彼此上下相隔愈远；沿这些碎石层有许多直立的钙质结核。这些便是造成台地的那些层：它们能抗水的作用，因而造成了黄土之区断裂的深谷与阶梯状的轮廓。每一道壁确是垂直开裂的，因为冲蚀是自下而上，有时留下一道悬突的壁；但一遇到这水平的泥灰石层，剥蚀便被打断，于是成一道台。落下的土块在这些台面上经自然之力渐渐铺开，把它们变成沃田。年景好时自高处望去，这一套套台地呈现出无穷无尽的绿田与庄稼；而自底下深切的路上看去，旅人所见的不过是黄色的土墙与一层层积尘的黄土梁。可以想见，这样一处地方有许多无双入画的景致，尤其是当水道的某种变迁把高耸的危岩留作肥沃河谷中的巨人卫士、使它们在近旁青山与丰饶的冲积川地的绿色背景上凸显出来之时；或当某道上行的隘口豁然开朗，使人纵目望见数十里刀削般的山梁与欣欣向荣的庄稼——那都是勤谨的耕者之功。

黄土之用与其丰饶

黄土极易被冲刷，有时严重妨碍交通。干季里车轮在大路上扬起的尘被劲风卷走，吹到四围的地上，与它当初沉积于此的情形大略相同。这种作用历数百年不辍，又有时而倾盆的大雨相助——雨水在路床里现成有一条沟——于是把乡间的路凹陷成常达五十或一百英尺的深堑，行人可以走上数英里而望不见四围的一点景色。塞切尼考察队的克赖特纳中尉以他在山西的亲身经历，说明离开这些深堑的艰难与危险；他在路上方破碎的黄土上攀爬了数英里之后，一面前路被峭壁截断，一面要跳三十英尺才能下到底下的车道上，这才回到路上。这样一片地方于筑路与通商虽难，于农人却好处极多。凡这一沉积所及之处，庄稼人便有稳妥的收成，一年两熟乃至三熟。它易于耕作，极其肥沃，可以不停地种，除了自最近的土坎上挖点自己的黄土撒上之外，别无粪肥。但黄土于其居民还有一项功用。在它笔直的裂壁底部所开的窑洞，为北方各省千百万人提供了住处。本地人择土质最坚之处的陡壁，替自己凿出房间与屋宇，其隔墙、泥浆、床与家具也都是同样的黄土做的。整村整村的人聚居在一连串相邻或上下相叠的窑室里，有些深入土中常在二百英尺以上。较讲究的住处，则把这样凿穿的台地——或一层层台地——的外面砌上砖，室内的拱顶也砌砖。这类住处的好处，一是外面冷暖变化透不进来，二是若造在选得当的地方便极耐久，许多黄土之居能传六七代。像这样的地方，入侵之军必定要在盘错的道路里迷失，而守者又可始终隐蔽，其守御之力大可玩味。

末了还有黄土的一项特性，若以其为人所用之效来衡量，也许比别的一切都更要紧。那就是它不借粪肥便能长庄稼。自公元前二千多年至今，山西一直有「帝国粮仓」之名，而它肥沃的土「黄土」正是帝王之色的由来。尽管它这样多产——十四世纪时鄂多立克修士因此把它列为世上第二个国家——它如今出产庄稼之力却似乎不减当年。这种看似取之不尽的地力，其缘由就在这种物质的性状之中。它极多孔的构造固然使它吸收植物所需之气远过别的土壤，但一年年接续的庄稼所需的矿物之质，却是本地自产。这一带地下水面上或多或少溶着的盐类，在雨水自上渗过这多孔之体时，被黄土的毛细作用释出。地面的水顺着黄土细管向下，与底下受压之水接通；这时按扩散之理，那些成分既被释出，便与小管中的水气相混，自最低处被带到最上层，渗透土中，把养分供给地面的植物之根。正因黄土有这种奇特的作用，华北比别处更需要充沛的雨量；因为雨一少，上下之间毛细的通连便被打断，草木便同时失了它的粪与水。因此在这里，旱与饥荒是同义之词。

李希霍芬论其成因之说

关于黄土的成因与来源，李希霍芬之说大体如下：这种物质在广大地面上成分匀一，又不成层，也无海生或淡水生物的遗存，这就使水成沉积之说不能成立。另一面，它各层之中都含有大量的陆生螺壳与兽（哺乳类）的遗迹，两者保存得都极完好。他又断定，就邻近山脉的形状与其特有的风化而论，冰川之说不可取；于是提出：黄土是风成之积，其分布之地即中亚草原盆地经排水之后的同类之物。它们起于地质上一个极干燥的时代，早于黄河与北方别的河流之存在。高地上的岩与山崩解时，沙不是被水道带向海，而是被劲风越过无树的荒漠吹向内陆，直到那尘落定在今日中国本部覆着草的地方。新的草木随即得养，其根又被不断落下的沉积抬高；旧根腐烂便生出那些衬着石灰的小管，使这种物质有了它特有的性状。凡见过华北可怕的尘暴的人——空中满是极细的黄粉，落在一切东西上结成一层，又常如雾云一般伸到海上数百英里——都能明白这种作用在数千年间之力。这一沉积收纳了无数动物的壳与骨，而其中所溶之物或留在其中，或浸入小湖之水。后来南方的山脉下沉，雨云在这一带倾泻得频繁得多，这一系遂渐渐排干，冲蚀自海岸向内倒着进行，把一个又一个盆地慢慢切开。随着它的盐类沉到更低处，这一特异层系奇妙的地貌上又添了无与伦比的肥沃。

庞佩利舍其本人的主张（淡水湖沉积之说）而采纳这个巧妙之论，同时补充道：黄土的来源，或许还因高亚细亚与天山的大冰原而大增，那里的水流历代把冰川磨蚀之产运入中亚与中国西北。他又坚持李希霍芬对那些分界面看得不够重——前人错把它们当作层理面。他说：「这些面可以解释自山上带下来的边缘碎屑层。而草在某一个面上连续而更繁茂地生长，会使土壤在结构上与化学上起一种变化，这是上面堆积起来的东西永远抹不掉的。看来这多半也可以解释沿这些面极多的钙质结核；因为这些草木缓缓腐烂所生的较多的碳酸，会形成重碳酸盐，从而使石灰有了生成结核所需的流动性。」

采煤之法

工艺上所用的五金与矿产，几乎包括别国所有的一切；常用的几样又多得那样、贱得那样，足以断然证明它们既富且易采。庞佩利经史密森学会所刊的详细观察撮要证实了这一点，也指出还有极广大的园地有待勘察。中国各省都有煤，庞佩利举出已经查明的七十四处。马可·波罗那段有名的关于用煤的记述，可见这个民族用它已久：「契丹全境有一种黑石，成层地藏在山中，他们掘出来当柴烧，这是实情。他们的确也有很多木柴，却不烧，因为那些石头烧得更好，花费又少。」这种矿物在这位威尼斯人回国之前，欧洲似乎还不知道；而在中国，公元前便已使用，而且大概极古便有——倘若如李希霍芬所说，陕西那些可及的煤层当时便露在它冲蚀的峡谷之中的话。迄今所考的少数植物化石表明，这些煤层大部分属中生代。采煤之法庞佩利有所记述，大概二千五百年前也不比这更差。没有排水的机器，矿工便不能下到水面以下多少，一场大雨有时能把一口井淹掉、毁掉。一道斜坡把工人带到井口以下难得超过一百英尺，再由一条平巷通到矿的尽头。有些水用桶自一层递到一层提上来，煤则由矿工背在背上的筐里运出，或在太低、苦力只能一面爬一面做工的巷道里用橇拖着，橇下垫着光滑的圆木棍。庞佩利先生在北京附近有一处矿，发觉巷道低得他只能一路爬过去（六千英尺）才看得到它的构造；等他膝盖几乎磨破了爬出到日光下时，才知道工人的膝上都垫着东西。支木极费钱；然而尽管有这一切不利，煤在井口的售价仍在每吨两元至五角之间。这些矿在自朝鲜附近伸到黄河的高原坡上，供给平原以廉价而极好的燃料。

布莱基斯顿记述了长江上游叙州城附近采煤的办法：「因为煤要自崖上极高处取出，便自工作巷道的口、或口的附近，紧绷着极粗的篾缆，直通到水边可以堆煤之处。这些缆成对而设，做成大筐篮之形的东西在上头往来，一条绳自这一边绕过上头着陆处的一个大轮，再下到那一边，于是满筐下行便把空筐拉上来，其快慢由上头轮上的一种闸来节制。有些地方采煤之处高极了，便要用两套或更多这样的装置，一套通到半途的一个着陆处，再由那里另一套通到江边。缆则靠底下一架专设的绞盘绷紧。」这种有用的矿物在四川全省似乎都很丰富，此地用它比东部远不那么省俭。既有这样不费钱的法子把煤运到水道上，外国机器大概难以把它的价钱压低多少。

家用与工艺上省着用煤，已到极精之境。无烟煤碾成粉，视情形与湿泥、土、锯末或粪相和，约七比一；如此做成的球在日头下晒干。砖砌的炕是暖屋的有效之法，而手炉使穷人得以用这些煤球——再加一点木炭或引火之物——极省地做饭。这种用法在黄河以北很通行，使无数本要受冻挨饿的人也用得起煤。烟煤、褐煤及别的煤，其丰与广与别的大产区相同，可望供数代之用。广东北江上所采的煤含硫，用以制绿矾。

建筑之石与矿物

结晶的石膏自本省西北运到广州，在碾坊里磨成粉；熟石膏与这种硫酸盐的别的形态在中国到处都有。它不作肥料用，但其粉与桐油相和，可成一种胶泥，用来在船缝塞麻之后涂缝。粉又用作牙粉、脂粉与药，有时还煮成粥治热病，以为它能清凉。一八四三年在厦门供给英军的面包师偶尔把它掺进面包里以增其重，却并非如误控他们的那样有意毒害主顾，因为他们并不以为它有害；把它用在绿茶着色与掺假白糖上，也可以用别的动机而非害人之心来解释。

广州石灰石极多，寻常的云纹大理石与青石灰石都有；后者大量用于园中的假山。广东人即使知道石灰石中含石灰——他们一般并不知道——烧它所费的燃料也会使他们不去烧，因为那一带蛎壳极多。别的省则借煤在小窑里烧石灰石。北京附近所采的细大理石被看作只配御用，只在天坛与宫苑一类地方见得到。铺地所用的大理石是一种易裂的结晶石灰石，不能磨光；此石不用来雕像或雕饰，但有时凿出石板，把面上用酸奇巧地染蚀，成鸟兽或别的形状的粗略之像，看去像是天然的纹理。这类仿造的化石有些做得极好。泥板岩的石板也按其层理挑选，照同样办法处理。广州与厦门一带建筑用一种极好的花岗石，论凿石之工，没有哪个民族胜过中国人。大石板用木楔劈开，凿作墙基与地基，砌得极美；柱子也自整块石头凿成，形状不一，虽无特别大的，柱身上还饰以题刻。装饰的墙常用大石板嵌在柱间，如同镶板，外面刻着山水或仪仗的图形，极为精美。红砂岩、灰砂岩、片麻岩、云母片岩及别的岩石，也开来铺地砌墙。

硝在北方各省既贱且多，不必担心自外国私运进来；直隶是淋土取之，供制火药之用。自灰中得一种碱水，略可代皂之用；但那里的人还不懂制皂所需的工序。庞佩利所列明矾有十四处，但东部各省的供应大宗来自浙江平阳县的页岩之藏，那里每年出产约六千吨。它多为染匠所用，也用来澄清浊水、漂白纸张。别的土盐也为人所知所用，如硼砂、硇砂（蒙古与伊犁自湖中与死火山附近采取）以及煅烧黄铁矿所得的胆矾与皓矾。食盐沿东南沿海煮海水而得，岩盐则不曾见到；西部各省与山西则自自流井与盐湖取盐，与自海取的一样便宜；四川中部的井研县有二百三十七口井在开采。舟山的海水太浑，居民先用泥滤过，然后再煮。

玉

迄今在中国所见的矿物，大半是引起本地人注意、并被他们为好奇或售卖而采集的。他们的琢玉工琢水晶、玛瑙及别的石英类矿物之精，是有名的。磨光与修整这些雕件所用的刚玉中国有产，但粉状的金刚砂有不少得自婆罗洲。工匠通常用粒状刚玉与虫胶的合剂，以求石头所能有的最高光泽。矿物学家所谓的玉、软玉与硬玉这三种硅酸铝，中国人一概叫「玉」；这个字用于极多种的石头——白大理石、红宝石与红玉髓都归其内——因此不易界定。玉在欧洲久被当作碧玉的一种，把它自碧玉中分出自成一类是比较晚近的事。自一六四七年博伊修斯的第三版起，这两种矿物才被看作截然不同。它在中国人眼中的价值，主要看它的声与色。最贵的出自云南与和阗；青白色最为人所贵，纯是一色的、无论何色，价值都低些。曾有一船这种矿物自新荷兰运到广州，中国人却不肯买，因为不喜它的来处与颜色。琢磨这种硬矿之工的耐劳，只有人对它的极度赞赏堪与相比；两者都恰好显出中国人独特的趣味与手艺。它的色通常是青白、或灰绿与深草绿；内里几乎不见闪光。断口呈片状；碎片色白；整块半透而带云翳；它能重重划伤玻璃，自身则一般可被燧石或石英划伤；虽不算极硬，其韧却非常。石头刚断开时比露置片时之后要软些。比重二点九至三点一。费希尔（第三一四至三一八页）举出古今各家著述中玉或软玉的名目约一百五十个。中世纪中国如何看重此石，鄂本笃（一六〇二年）留下一则有趣的见证，他说：「没有哪样货物比一种透明的大理石块更值钱，我们因语汇之乏，通常把它叫作碧玉……他们用这种大理石做出种种物件，如瓶、如披风与腰带上的别针，若以花叶雕琢得法，确有不小的华美之效。这些大理石（如今帝国里到处都是）中国人叫作『玉石』。它有两种：头一种也是较贵的一种，自于阗的河中取出，其法与采珠者下水取宝几乎相同，取出的通常是大燧石那样大的块。另一种较次的则自山中掘出。」红宝石、金刚石、紫水晶、蓝宝石、黄玉、粉红碧玺、青金石、绿松石、绿柱石、石榴石、猫眼石、玛瑙及别的石头都为人所知，且大半用于首饰。贝尔提到自北京带出的一颗红宝石，在欧洲估值五万元。各部的印许多刻在贵重的石头上，而私人也极以刻着自己名字的水晶或玉印为荣；褐煤与煤玉也用作较廉的饰物，各色人等都喜欢。

五金及其出产

除铂之外，寻常的五金中国都有；倘若他们能采用别国在爆破、开矿等等上的改良，其所出足供居民一切之用。铁、铅、锡与水银的进口在渐增，但只占全帝国用量的一小部分，前二者尤其如此；铁之所以输入，与其说因其贱，不如说因其形状便用。庞佩利细查中国的方志，记下了各省铁的主要产地，以及何处见有铜、锡、铅、银与水银；他还举出出产各种金的五十二处，大半在四川。一八六八年传说山东芝罘不远处有淘金之地，一时颇为轰动，但不久便发觉不值一劳。中国从不以金为币，而是打成首饰；其大部分耗于镀金，又以小条或粗叶之形作现银输往印度。

同一位著者举出产银的六十三处；云南运出的极多，那一带的矿必定既广且易采，才出得起已经输出的那样大量。有人说金银矿都禁止开采，但这条禁令与其说是不许开采已知之矿，不如说是官府对矿的专利。通商两百年来输入中国的金，大概抵不上自鸦片贸易开始以来输出的。中国人绝不像是懂得水银自矿中分取这两种金属的性能，虽然制银朱与镜子每年在广州要耗去两千多瓶。朱砂产于贵州与陕西，用一种粗法在井中烧柴、待凝结后收取，出产的便是中国人所谓的「水银」之大宗。

铜用来铸钱、铸钟、造铜器、家用与炊具、火炮、锣以及黄铜箔。有时见有自然铜；硫化铜、蓝铜矿与孔雀石、黄铁矿及别的矿也都开采；孔雀石磨来作颜料。各省皆有铜，山西与贵州尤富。云南与四川的锌铜之矿出锌，又出那种叫白铜的特殊合金，其中还含锡、铁、镍与铅。用得这样多，可见矿藏丰厚。锡颇多，铅更常见；锡举出三十九处，其中有些大概是锌矿，因为中国人把锡与锌混称一名。铅在许多地方与银同产；庞佩利所列举出二十四处矿，福建的极富；但大量的输入证明它的冶炼太费，敌不过外来的。

雄黄很常见，它与雌黄都用作颜料；前者还雕作小像与别的物件，而砒则用于农事，以促谷物之长并防虫。琥珀与化石化的柯巴脂在几处采集；前者大量用于制朝珠与首饰。「翡翠」、即硬玉是半宝石中最为人所贵的，琢作耳环、戒指、项链等等。庞佩利提到墨西哥墓中所得的遗物里嵌有这种矿物，虽然美洲至今未发现它富集之处。青金石用于铜器与瓷器上作画；此矿得自浙江与甘肃；硬玉、黄玉及别的美石以云南最多。广州附近与店铺里见过少数矿物与化石，但中国迄今在任何地层中所出的化石都极少。澳门有粗粒的绿帘石，香港的石英岩中见有钨酸铁。自海南运到广州的石蟹，本地人因其据说的药性而看重。学者迄今已描述泥盆纪的贝类二十余种，并在药铺所售的「龙骨」中辨出鬣狗、貘、犀与剑齿象的残片，此外还有别的可疑的脊椎动物；日后的考察无疑会使这张单子加长。中国书中说岩石中见有直角石与各种双壳的贝，洞中与河岸上则有巨大的化石之骨。

陕西与四川高原的南坡上有许多温泉与别的火山作用的迹象；直隶的热河则有病人前往的温泉。四川的「火井」是类似自流井的孔，凿入岩中深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英尺，而宽不过五六英寸。这是极难的工程，有时要费两三年之工。自其中所得的水含盐五分之一，极辛辣，又杂着许多硝。有些井无水，若以火把凑近井口，便猛烈起火，声如雷，喷出二三十英尺高的火焰，非冒大险、费大钱不能扑灭。这种气有沥青之臭，燃时作蓝焰，并生大量浓黑之烟。人以竹管把它引到锅下，用来蒸干别的井所出的盐水。这几省除气泉水泉之外，还有别的性质不同的泉，山西与黄河沿岸有硫磺泉与含铁泉。硫磺如前所述，台湾极多，提纯了供制火药之用。

中国皇帝治下这广大地域的动植之产，包有各科许多不同的类型。南面海南与台湾二岛以及邻近沿海的一些地方，略带热带之状，其椰子、芭蕉与胡椒，其鹦鹉、狐猴与猿猴，都分明显出赤道气候的迹象。自东部沿海横穿国境到西北各省，山脉的高度渐增，其间夹着川地、冲积的高原与低地、湖泊与河流、平原与丘陵，各有其特有的野生与栽培之产，种类繁多而富饶。蒙古高地的南坡、满洲未垦的荒野、戈壁沙漠的瘠土及其咸湖、冰川、死火山与孤立的山脉；末了还有西藏、青海与昆仑那些巍峨的山脉与河谷——这些地方的物产彼此都不相同。地球上已知的一切土壤、方位与气温，在这一区或那一区都有；而近十五年来有进取心的博物学者所查明的，正预示着日后更大的发现。

中国的四手类

四手类的动物有好几种。中国人善于教小猴子做各样把戏；不过布勒东先生说山东有猴子灵巧而有用，能自旁人无法攀登的陡坡上的茶树采茶，这倒是旅行家关于中国所提供的怪谈的一个好例子——因为山东根本不产茶，而猴子所学的把戏也更有利可图。这一类中最可注目的一种是「独」、即交趾支那猴。这是一种极罕见的大猴，以身上斑斓的颜色著称。它的身长约二英尺，直立时则高得多。脸作橙色，扁平。额前有一道暗色的带，脸的两侧围着长长张开的淡黄色毛丛。身与前臂的上部作褐灰色，前臂自肘到腕作白色；手与腿作黑色，小腿作鲜红色，而尾与其上一大块三角形的斑则是纯白。这样一种生物，以其古怪斑斓的样子而论，正好与同为中国所特有的鸳鸯和金鱼相配。

狒狒与海独

中国书中说到这一科的好几种，各省都有小的。谭卫道先生新近以他在青海东部所得，为这张单子添了两个新奇之种，它们毛多，极适于那寒冷之地。金丝猴住在近两英里高的高山林中，以草木的芽与预贮过冬的竹笋为食；它的脸发绿，鼻子翘得出奇，四肢强健多肉，很宜于它树上的生活；毛厚，背上如鬃，杂着黄白之色。这一点上它像阿比西尼亚的狮尾狒，也像别的少数几种在身体这一部分有御寒之护的猴。这无疑就是本国书中所谓的「狒狒」，据这些著者说，从前在中国西部许多地方成群出没。他们的记述颇为引人，如今我们既已找到这种兽，便值得一引：「狒狒似人，被发，走疾，食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则笑，笑则唇掩其目；能言，声如鸟。出四川，彼处谓之『人熊』；其掌可食，其皮可用；其性好翻石觅蟹为食。其形如昆仑山中之人。」

另有一种大猴——藏酋猴——出自同一地方；它像前一种那样成群，只是住得低些。据报四川西南部有第三种，身量极大，形容为发绿，像北京西北山中的猕猴——那是已知最北的一种猴。前一种或许就是中国书中的「猩猩」，只是那些著者在其性状上把猕猴与狒狒弄混了。另有两种猕猴与同样多的两种长臂猿，在海南、台湾及南方别处见到过。

奇特的长鼻猴，交趾支那叫「猊独」，中国人叫「海独」，其侧影半人半兽，令人想起达·芬奇画里那些拼合的怪像。这是一种大兽，被着柔软的淡黄带红之毛；长鼻子突出来，像一柄斜垂的铲。中国的记述说：「其鼻上仰，尾甚长而末歧；每遇雨，则以歧插鼻中。群行，相友爱；一死，则余者送之葬。其行之疾，至以首触树；其毛柔而灰，其面黑。」

上面这一段所出自的《本草》，以种种名目来说蝙蝠，如「天鼠」「仙鼠」「飞鼠」「夜燕」与「伏翼」；书中又详列它在医药上的种种用途，以及某些白色之种所享的异常高寿。蝙蝠的形状像鼠；身作灰黑色；有薄薄的肉翅，把四足与尾连成一片。它夏天出现，冬天则蛰伏；因为那一季不食，又因为它有吞气的习惯，所以能享大年。它有夜游之名，并非白日不能飞，而是那时不敢出来，因为怕一种鹰。它以蚊蚋为食。它头朝下飞，因为脑重。这一段是中国人描述动物中最好的之一，可见其中可凭信的何等之少——虽然他们关于习性的记述也不无趣味。蝙蝠到处都有，看来不像别的某些国家那样招人厌恶。有一张单子里列了九属二十种，大半见于中国南方；其中有几种翅展达二英尺；四川有一种大的可食。

野兽

棕熊为人所知，其掌被视为珍味；耍把戏的人常把驯过的熊带进城里，教它做把戏。谭卫道发现了一种大兽，与喜马拉雅的小熊猫同类，也见于四川的山中，这又添了一个西藏动物特有的奇异斑纹之例。这种兽兼食肉与草木；身白，而耳、眼、腿与尾端全黑；毛厚而粗。猎人叫它「白熊」，但它无疑就是经书中所谓的「罴」，早年在中国西部极常见，如今连青海也罕见了。西藏黑熊见于台湾、山东与海南，可见分布之广。獾也一样分布极广，那两种的大致模样与其欧洲的同类相同。

食肉的兽至今犹存，连人烟稠密之地也有。狮子或许曾游于西南的蛮子之国，但其名与其画都表明来自外国。它与佛教关系甚深，庙宇、宫殿与坟墓之前成对立着形状古怪的踞狮雕像，以为尊崇之标、护卫之象。以活狮入贡的末一次是公元一四七〇年献于宪宗，自印度或锡兰而来。猫科另有许多种为人所知，其中有些为某些地方所特有。厦门附近曾打死过孟加拉虎，而满洲以及南北各省则有豹、金钱豹与豹猫，自台湾到萨哈连合共十二种。郇和先生记述他一八五八年在厦门附近与一只虎遭遇的经过，说明了这样大的兽何以至今仍留在人烟稠密而食物充足、人又胆小而无兵器的地方。在人烟稀少之处，它们便成了农人之患。谭卫道先生单在穆坪一处便列举六种，其中包括一种猞猁；其中一种的斑纹在这一整科里算得上最漂亮的。马可·波罗时代忽必烈曾用猎豹与虎行猎，但那时行之于极大规模的这种豪迈之戏，到本朝诸君手里已废。福建西南部至今还常见一种凶猛的小野猫，长二英尺，褐灰色，饰以栗色的斑与黑色的条纹。两三种灵猫、树灵猫，以及台湾一种颈黄身紫褐的好貂，都在南方各省较小的食肉兽之列。

猫与狗

家畜少有特异之处。猫，即「家狸」，是人家所喜的居客；北京的妇女喜欢一种安哥拉猫，毛长而柔如丝，耳下垂。寻常的一种斑纹不一，南方的常无尾；养来吃的则喂以米与菜，不过吃的人不多。民间的迷信把许多吉凶之兆缀在猫身上；例如家中失猫，便被看作必有祸事之兆——正如西方有些国家以黑猫过路为不祥一样。

狗与爱斯基摩人所养的相差无几，或许是这一种的本原。大小少有出入，约高一英尺、长二英尺；毛色淡黄或黑，总是纯一色，毛粗而竖，尾高高卷在背上，自根部翘得那样陡，以至有人打趣说它简直帮着把腿从地上提起来。后腿异常地直，使它样子笨拙，也许还使它跑不很快。黑眼睛又小又锐；唇内、口内与舌也是同色，或是青黑色。母狗每条后腿上有一悬蹄，公狗则无。耳尖而竖，头作尖形，吠声短而闷，与我们獒犬深沉洪亮的吠声大不相同。安徽有一种特别的，耳极长而下垂，尾细如丝。中国人说狗的一条是它「能三足行」——这种步态它们确实常显。狗用来看家护群；蒙古的种凶猛有力。北京的狗极有帮派之见，每一帮都妒守自己的街或院；街上屠户喂它们，它们便在那里与一切大城中充当清道之役。它们常生癣疥，其状可怖，毛结成毡的也不少见；但与君士坦丁堡有名的街狗一样，它们中间几乎不闻有恐水之病。凡有卖狗肉的城里都见得到狗市；这些牲口是专为上席而养的，但其肉价贵。

有一位著者在记述扫墓之祭时说到它们的习性：「祭扫的人刚离开坟头，一群群饿狗便跑来，把留给死者的祭品吃掉，或把地上的油脂舔净。先到的昂着头，竖着毛，一副得意自足的神气，自私地卷着摇着尾巴；后到的则夹着尾巴，低着头与耳。不过其中有一只，嫌这份食料不够，把鼻子迎风举着，仿佛在嗅更好的运气；而另有一只又瘦又老又丑、背上脱了皮、尾上无毛的，却渐渐离开了那一伙，却又不显得急，绕来绕去兜了千百个圈子，一面还回头看有没有人注意。这老滑头自有打算，一到自以为已在安全的距离之外，便箭一般地跑了，整群狗跟在它后头，奔另一处酒席、另一座坟去了。」

狼、貉与狐到处都有，有些地方当真成了羊圈与农家院里的祸害。北京附近惯于在抹灰的墙上画大白圈来吓狼，因为据说这些畜生见了这样的陷阱就会逃走。中国人以为人的魂魄最爱附在狐身上，因此不敢毁它、不敢惹它。高原的草地上住着三四种狐，觅食不难。藏狼毛暖，作淡黄白色，成群游于柴达木与青海的荒野。沙狐分布极广，以其避敌之智著称。

牛、羊与鹿

牛马之种矮小，也无人设法改良。黄牛有时不比驴大；有些微有肉峰，可见与瘤牛同源；颔下的垂皮大，身形匀整清秀。额圆，角小而弯得不规则，通体作暗红色。水牛、即「水牛」，是农事所用最大的牲口。它极驯而笨重，比英国的牛大，无毛的皮作浅黑色；它到人为它掘的泥塘中觅凉、避蚊蚋，在里头打滚，只把鼻子露在水面上。两角各近半圆形，向下弯，而头则向后仰，几乎使鼻子成水平。牧童通常骑在它背上，而「牧童横牛背吹笛」这个意象，常出现在中国人对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西藏的牦牛用作驮兽，又供食用与衣着。它身上披着几乎垂到地的长毛，其柔软的绒波斯人用来做旌旗，其尾则在印度作拂尘；毛可织毯。野牦牛前已述及。这种巨大的牛成大群游于青海的荒原，游牧的人穿越那些荒野时，它们晒干的粪是唯一的燃料。

家羊是大尾的一种，出极好的羊肉。尾有时长十英寸、厚三四英寸；这肥大的一截并不因气温而有所变。北方的羊由回民所养，他们把羊毛仔细鞣制以作衣；这种羊白身黑头。山羊各处都养，但为数不多。阿拉善山中的盘羊与岩羊，在它们本乡的峭壁上被追逐时极有猎趣，它们攀爬之捷令人称奇。那荒凉之野的另一种居民是藏原羚，是一种瘦小的小兽，约重四十磅，作暗灰色，胁上有一道窄窄的黄纹。它的分布在长江源头一带；其快惊人，简直像飞。它替自己刨出土沟，卧在里头避寒。

反刍类的许多属在中国与边外之地都有；郇和与谭卫道的单子中列了二十七个稀见之种，其中十一种是羚与鹿。有些种的分布只限于一小块地方，而大半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富人常在自己的园中养鹿，尤其是台湾来的梅花鹿，其毛色因雌雄与年岁而大有不同；它的名字「金钱鹿」正指其斑纹。南方各省也养鼷鹿作玩物。

常见的一种是「黄羊」，成大群游于蒙古荒野，出极好的野味。与瞪羚相比它显得笨重；角粗，长约九英寸，直到尖端都有环棱，作琴形，其尖向内。使它得名的那个瘿，是喉头膨大所成的一个能动的突起；老公羊的尤大。这种兽奔跑时腾跃得出奇。秋天杀死极多，其肉、皮与角都有用，可供食、可制革、可入药。

另有几种无角或近于无角、与麝同类的鹿。其一是河麂，长江附近常见，与智利的普度鹿相似；在川地与洲上繁殖极盛。西北另有一种毛冠鹿，介于麂与鹿之间，上颚有长而锋利的犬齿，毛作深巧克力色。麝已见三个变种，颜色略有出入，中国人一概叫「麝」或「香獐」，都因其麝香而被竞相猎取。这种香从前被认为于医药有用，六世纪一张希腊药方中曾引用过；这种兽在喜马拉雅一带之多，可由塔韦尼埃的话推知：他说两百多年前一次旅行中，他在巴特那买了七千六百七十三个香囊。这种兽游于自西藏、陕西至贝加尔湖的广大高山之地，住在最高的峭壁与隘谷之中，翻越崎岖的山极快。它大略像狍，只是突出的牙使上唇显得宽。毛色灰褐，四肢纤细；毛粗而脆，几乎像刺。麝香在公兽尾下的一个囊中，交配之季最多。人以网捕或以枪射；据说猎人藏起身来吹笛以诱它就死——不过有人会说，能听中国笛子通常所发的那种声音，这兽的趣味实在不高。麝香常掺泥，或掺别的东西以减其烈味。

这一科中有一种奇特而有趣的，养在北京南边的大苑之中——一种角短的麋。这种大兽性情温和，身量与最大的鹿相等；它本国的名字「四不像」表明它既非马、非鹿、非驼、亦非牛，却又在某几方面兼有各自之状。它温和的呦呦之声，配这样庞大的身躯似乎显得不称；毛色是一色的淡黄或浅灰。

马、驴与象

马不比设得兰矮马大多少；骨骼强健，却少人照料，平常那副毛与鬃不剪、球节泥污、尾巴打绺的样子，难看到极处。汉语中指马的名目极多，年岁、雌雄、毛色与性情之别，都各有专字。花马、斑马、白马与枣马都常见；但人不留意改良这种高贵的牲口，它与印度的骏马相比实在寒碜。它主要用来递送邮驿或供军中之用；拉车则多用驴与骡。它耐劳，吃粗食，为主人效力甚佳。骡的体态好，为士绅所养的那些，论耐力与气力可算世上最上乘的；显贵通常乘驮轿的骡。驴也养得仔细。中国书中说到牛与马所生的骡，也说到驴与马所生的骡；前一种杂交自然从未有过。

野驴、即骞驴（在各地有藏野驴、江、库兰、骞驴、戈尔哈尔与野驴等等名目），至今仍自由游荡，驯服不得。青海极多，十只至五十只成群，各由一匹公驴率领护着母驴。其肉极为人所贵，而得之不易更增其珍；毛色淡栗，腹白。

野猪与家猪

北京养象以供观瞻，皇帝往天地二坛致祭时用以驾御辇；不过贝尔在乾隆时所见的六十头，如今已减到一两头。范罢览曾遇见六头进北京去，是自云南送来的。该省的深林中还有犀与貘。犀角被当药搜求，最好的角雕成极精美的饰物或酒杯，据说凡注入毒液便会出汗。貘是马六甲半岛所产那种白褐相间之兽，关于它吃石头与铜的怪谈载在书里。野猪能长到四百多磅重、近六英尺长。天冷时其冻僵的尸体被运到北京，卖高价。台湾发现了一种新的猪，长约三英尺、高二十一英寸，背上有一列大鬃；四川新发现之物中还有第三个变种，耳短。连浙江的山中也遇得到野猪，它们糟蹋庄稼，使低地的农人大为所苦。人在山脚附近挖深坑，上覆鲜草为饵，每年因此捕获或淹死许多。它们爱吃竹笋，人便派在竹林附近敲木头把它们吓走。

中国凹背的猪以其腿短、身圆、背弯、脂肪极多而著称；其肉是长江以南百姓常吃的荤菜。英国所谓的中国黑猪，被认为是该国所养最好的猪。北方各省的猪是一种瘦长之物，一色的黑，照料得不如南方的好。台湾杂交所生的花猪很常见；这种猪有时通身像羊毛。南方的中国人深知猪的执拗，觉得与其赶着它穿过窄街，不如抬着它省事得多。为此做成两头开口的圆筒形筐；要捉这倔强的畜生时，便把筐安在半开的圈门外。人揪住它的尾巴使劲拉；它痛得发怒，便挣扎；人一松手，它便冲出门去想逃，结果恰恰被稳稳地套住。于是抬起来，它也不再反抗，就这样被抬走了。

骆驼用于横越沙漠的贸易，也用于蒙古、满洲全境与近高原的华北；没有它的帮助，那些地方是无法通行的；青海附近高一万六千英尺的山口，也靠它才过得去，虽然其间苦与险都不少。夏天它把毛尽数脱去，人收集起来织绳与毯；这个时候大群骆驼在高原上放牧以复其力。这一季驼峰像空袋子一样耷拉在背上，这可怜的牲口在暑天显出一副委顿之状。它壮实时能驮约六百磅，但不像阿拉伯的那一种用来骑。这两种骆驼在一支连绵不断的商队里为人效力，自鞑靼海横过两个大洲直到廷巴克图。中国人曾以骆驼作战，训练它驮小抬枪，使骑者可以搁在驼头上发射；不过随着更好的兵器出现，这种古老的骑兵已经绝迹。

较小的兽与啮齿类

在种种较小的兽类中，中华帝国提供了许多有趣的特异之物，而且少有哪一科没有代表。有袋类至今不曾遇到，贫齿目也仍只有一例。别的目中有几科稀少或全无，如狒狒、蜘蛛猴、臭鼬与獴。鼬这一类中，山里那张本已很长的贵重毛皮兽的单子上又添了几个新种——黑貂、银鼠、貂、艾鼬、白鼬等等，其皮至今还足酬猎人之劳。黄鼬常见，却不成害。四川的水獭被训练得像猎犬那样驯顺，在山溪里捕鱼；南方沿海诸岛另有一种水獭，海南岛上则有一种无爪的水獭，背作浓褐色，腹白；这几种都约长二十英寸。这些以及海獭的皮都制作衣物，尤其是领子与围颈。

四川有一种鼹，吻极长；北京附近另有一种气味之麝，因而得了麝鼹之名。麝鼠与鼩鼱南北都有；西部有一种尾只剩痕迹；另一种长尾鼩鼹则介于鼹与鼩鼱之间，吻钝，前足强健，尾长；末了还有一种宜于水中生活的，后足宽而尾扁。小刺猬连北京的街巷里也常见，它们在冲积的土里觅食藏身。北方与西部有两三种旱獭与鼢鼠，都与别处的同类种别不同。中国人对一兽、一鸟、一鱼有一种奇特的想头，说这三样都须两个凑在一起才成一个完全的物，即跳鼠、琵鹭与比目鱼；第一样见于华北的沙地，第二样见于台湾，第三样则沿海皆有。

啮齿类已描述的种类很多。高原的鼠兔习性像旱獭，草原上凡有草处都遇得到；这小东西聚居之处，洞穴把地面钻得像筛子，骑马经过的猎人颇有危险。它约有老鼠那样大，因繁殖惊人而成了极多敌人——人、兽、鸟——的食物；它不冬眠，而在天冷时收集干草以供食与取暖；只是这些冬储常在收起来之前便被牲畜吃掉。野兔与家兔众所周知。蒙古草地上前者有两种，极多，其一足极长；冬天把它们冻僵的尸体运到市上。有一种只限于海南岛。松鼠已描述的有十种或十二种，有红的、灰的、有条纹的与米黄的；有一种耳上有缨。它们的皮制给皮货商，妇女穿以之为里的冬衣。鼯鼠已见两属，后一属在台湾，前一属多在西部各省。中国的著者不知把鼯鼠归入何类；他们把它列在鸟中，并向读者担保说，它是唯一一种边飞边哺乳的，而且「临产时手握其皮则易产，因其性甚活」。有一种白毛尖的鼯鼠，其长而密的毛可做美丽的衣裳，毛端之白与红色的底衬得极好看。

正经的鼠类已描述的在二十五种以上。其中有些半栖于树，有些尾极长，除三种外都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台湾有一种，郇和叫它刺毛田鼠，以那岛的征服者国姓爷命名；四川常见的另一种则名叫「孔子鼠」。中国人吃鼠之多，被旅行家大大夸张了，因为其肉太贵，不能通行。

南方各省有一种豪猪，头上顶着一丛紫黑色的硬刺，长一至五英寸；身上的鬃短，愈向臀部愈粗愈长，可达八九英寸；通身长三十三英寸。民间以为豪猪能把刺当利器射向敌人，中国人也有这个想头。

没有哪种兽比有鳞的食蚁兽、即穿山甲更让中国人费解；他们仅仅因为它的古怪，便顺理成章地把它当作一味灵验有用的药。它被看作离水之鱼，因而叫「鲮鲤」，又叫龙鲤，而最通行的名目是「穿山甲」。有一位著者说：「其形似鳄；能行旱路，亦能入水；有四足。昼则登岸，伏而张其鳞，作死状，诱蚁入其中。蚁既入，则合其鳞而返于水，复张之；蚁浮出皆死，乃从容食之。」一位较为确切的观察者说：「它不断伸舌以诱所食之蚁。」而照中国人生理推论「以类治类」的成例，他又荐其鳞为一切蚁状肿物之治。他还说那鳞并非骨质，而是身上的毛黏结而成。成年之物长三十三英寸。它以后足之侧与前足爪尖行走，能直立一两分钟。大鳞以一个肉质的乳突附于皮上，粘在鳞根处。

海豚与鲸

中国水域的鲸豚之属中，最可注目的一种是大白海豚，旅人取道香港驶入珠江口时，或乘轮上溯长江往汉口时，它笨拙的翻腾会引他注目。中国渔人连网住它也不情愿，捕到便立刻放掉，从不追捕；他们叫它「白鳍」，以为它一出现便是好兆头。郇和描述过一种长须鲸，分布于自台湾沿岸到海南的南方海面。它出没于香港与厦门之间，引得几个外国人想在那一带海上办捕鲸业，但所得的油与鲸须太少，抵不上本钱。本地渔人则在冬天合力捕它，其时它到海南附近的海中；他们乘着三吨至二十五吨不等的小船成队出去，五十只船一同前往。绳长约三百五十英尺，本地麻所制，系在桅上，绳头自船首引出。鱼叉有一倒钩，装在木柄上；绳沿柄穿过靠近插口的一个眼系住，这样鲸一牵绳，柄便顺绳脱出，只留倒钩埋在皮里。船直冲向鱼，掷叉的人自船首在喷水孔后面掷出。鱼一中叉，便落帆、卸舵，任船倒着被拖行，直到猎物力竭。别的船赶来相助，半打鱼叉便把它了结。那里最常见的一种每头出油约五十桶；其油、肉与骨都供食用或工造之用。这种鱼到那几片海的浅水处觅食，又在沙滩与礁上翻滚摩擦，以除去折磨它们的藤壶与虫豸；常见它们整个跃出水面，再直落下来砸在坚硬的海底上。

黄海出一种圆头的巨头鲸，日本人捕之。辽东沿海见过海豹，但其种类与习性一概不详；其皮在北京市上既多且贱。本国书中说到青海有一种水兽，可取一味罕见的药，大概也属这一科。

以上关于中国已知哺乳类这份不完全的记述，取自欧洲动物学期刊所载的名录与描述，或可见出这片尚待考察的园地何等之广、何等之富。单郇和与谭卫道两位的名录便有近二百种，近十年来又添了数十种，却仍未穷尽那些新的、未经勘察的动物之区。蒙古朝的皇帝极好游猎，又以酷爱放鹰这种高贵之戏著称；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出猎放鹰时所用的随从不下七万人。鹰、鸢及别的鸟都被教着追逐猎物，这位威尼斯人还说到训练来扑狼的雕，其大其强，无物能逃其爪。兰金搜集了不少关于蒙古人在中国与印度田猎之法与其豪奢的记述，但这些于博物学者所增益的，不过是猎物繁多、种类极杂而已。中国书中描述了许多种猛禽，只是说得太含混，从中得不出什么确定的东西。如今中国人已很少训练它们供游猎，只有一种雀鹰，供玩票的猎者捉小鸟以显身手。两百年前老皇帝们所鼓励的那种在满洲荒野中行猎的爱好，在其子孙中已经完全消歇。

近十五年来，关于中国鸟类的知识，比它博物中任何别的一门都长进得快，也许多少因为它们易于呈现在细心的观察者面前而被捕获。已描述的种类已逾七百；其中已故的郇和在一八七一年五月《动物学会会报》上那篇仔细的文章列出六百七十五种，而谭卫道先生在一八七一年《新档案》中的名录，则列长江以北所见者四百七十种。这里只能择取国中几种有代表性的鸟来说，因为它动物中的这一部分与哺乳类一样有趣、一样特异。

猛禽

猛禽中有鹫、雕与海雕，都分布广而为人熟知。有一种渔雕住在鄂尔多斯境内黄河大湾的岸上。金雕至今仍为蒙古人训练来行猎；阿特金森曾随一队人出猎。他说：「我们没走多远，几只大鹿便奔驰而过，在离我们约三百码的平原上跳跃。转眼间，那只『巴尔库特』的头罩被揭去、脚绊被解开，它便自架上腾起，高高飞上天。它升到相当的高度，仿佛悬停了一分钟，扇了两三下翅膀，便径直向猎物扑去。我看不出它的翅膀在动，可它去得快得可怕；我们也都随着鹿赶去；等我们离到约二百码，那鸟便击中了鹿，鹿一跃便倒了。巴尔库特一只爪扣进它的颈，另一只扣进它的背，正在掏它的肝。那吉尔吉斯人自马上跳下，把头罩套上雕头、脚绊套上它的腿，轻易便把它取下，再上马预备下一次放飞。」别的较小的种类则训练来捕捉或缠住兔、狐与更小的猎物。

住在北京城楼与树上的隼是此地一景，因为它们在街市上觅食时的放肆——自人手里抢东西，又以此呼彼应的尖叫吓人一跳。春天一到，它们便与乌鸦、喜鹊为争旧巢大起纠纷。它们充清道之役的功劳，保住了它们在城楼巢中安居。已列举的有鹞六种，另有各种隼、鸨、鸢与雀鹰。鸮这一科也很齐全，市上常有活的出售；它的本国名字「猫儿头鹰」正点出两者相似。猛禽五十六种之中，鹰类最多。

燕、鸫、云雀等

雀形这一大目里美丽而特异的代表不在少数，已入录的四百余种。夜鹰只有三种，燕却多至十五种。北京一带年年有极多的燕聚在城楼上，那一整片地方早年就有「燕国」之名。本地人对这啁啾忙碌的屋中之客素来不加侵害，于是它成了家居生活的代称；「燕饮」一语——字面是「饮燕」——便是设宴之意。翠鸟一科中有几种毛色极其艳丽，中国人为取其羽而杀死大量好看的，如白胸翡翠。广州以此制成精美的点翠饰物。戴胜、蜂虎与杜鹃都不罕见；头一种因其毛色而得名「山和尚」。杜鹃已辨出六种，它把别的鸟赶出巢去的特殊习性使百姓极熟悉它，他们叫它「布谷」，缘由与英国人相同。长江上游那种短尾的杜鹃飞得又急又乱，为的是引开人对其巢的注意。中国人说它彻夜哀其偶而泣血。有一种杜鹃在各省的差别极大，使博物学者大为困惑；它们都只是夏候鸟。

伯劳在吞食之前把猎物插在荆棘或别处的习性，本国的著者已经提到；自西伯利亚迁往南洋群岛途中过境的已见十一种之多。䴓、旋木雀与旋壁雀、鹪鹩与石䳭种类很多；有一种柳莺已在整个东半球查到；红尾鸲有六种遍布各省。

养在家中的常见鸣禽里，鸫与云雀居首；中国人爱鸟爱花，是其民族性中可喜的一面。有一种灰黄色的鸫叫「画眉」，广州一带常见，调教得好的值好几元。这一属有六种，却不是每一种都一样善鸣；另有一种棕头鸦雀因善斗而被人畜养，因为它宁死不屈。这些与别的同类之鸟给人许多乐趣：教它们接住抛到空中的谷粒，自手中所持的架上跳下，以及做种种把戏。天气和暖时，常见一班先生在城郊，人人手托自己的爱鸟，个个忙着捉蚱蜢喂它们。「眼镜鸫」的眼周围有一圈黑，被想成像一副眼镜；它不算很好的歌手，却是个优雅活泼的家伙。鹡鸰与云雀已知的合计约二十种，也不是每一种都一样善唱。南方的中国人偏爱直隶来的云雀，每年有大批运往南方。田间云雀那尖脆的啼声在铺子里、街上与别的种类竞相唱和——这些云雀有时因争胜而兴奋到近乎发狂。中国人给蒙古云雀取名「百灵」，可见它作为勤唱之鸟所得的名声；一只好的卖二十五元也不算稀奇。

喜鹊与鸽

山雀与鹀连同同类的各属，是最常见的小鸟，两者各已见十五种或二十种。到了时令，后者被大量捕杀上市，其多令人诧异它们竟不绝种。中国人捉莺、黄鹂与鸦鹊来养或作观赏鸟出售时，极善用粘竿。国中各处都以为鸦鹊一科于清除秽物有功，从不去扰它们，因此极为常见。喜鹊是人所爱之鸟，其名「喜鹊」即可见之，全国都有。渡鸦、红嘴山鸦、乌鸦与鸫抑制虫豸鼠蚁，又吃掉污秽。北京宫苑与贵人的园囿是这些乌鸦常集之处，它们在大树上安然无恙。每天一亮，成千上万只出城，傍晚归来时叫得更闹，有时当真把天都遮暗了。偶尔能见一幅好景：两三千只小乌鸦在日落之际聚在半空中互相追逐嬉戏。乌鸦被看作有几分神圣的鸟，或因传说它的一位同族曾有恩于本朝的一位先人，或因人以为幼鸦在亲鸟不能自养时会哺之，故以之为孝的象征。鸮则相反，背着恶名，被斥为食母之鸟。鸦鹊一科中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长尾蓝鹊，以其羽色艳丽著称。另一种近于太阳鸟的，来自四川，是新近的发现。其身红，头、喉与颈之两侧作鲜艳的紫色，腹黄，翅黑而初级飞羽边缘泛绿，羽长而渐尖，作黑色或钢蓝色。

「鹩哥」、即印度八哥，以眼后像耳朵一样伸出的黄色肉垂为标识，广州有人畜养，另有三种文鸟也养。麻雀各省屋前屋后都极多，把别的鸟赶跑，又以其争斗与活跃供人观看。知更鸟、乌鸫与缝叶莺都不多。蜂鸟与极乐鸟一概没有，鹦鹉一类迄今只见一种。啄木鸟有十来种，蚁䴕偶尔也会引起猎者的注意。金丝雀养得极多，名叫「白燕」与「点时雀」；聒噪的爪哇禾雀与小小的梅花雀，也被养鸟的人教会些小把戏，以补其不善歌。正经的鹦鹉两三种产于台湾。

鸠鸽科在此有十四种之多，斑鸠是常见的家养之鸟；它们的蛋被认为是防痘的宜食之物，在市上出售，也用来做燕窝与别的汤。中国人以为鸽子极蠢而好色，却许它以忠信、公平与孝的品德。据说雄鸽在雨将来时把配偶遣走，天晴了才让她回巢。他们有一种想头，以为它会按时变形，只是变成什么则说法不一，而以变成雀鹰之说为多。不过这种鸟最有名的还是它的孝，这多半出于对它以嗉囊中泡软之物哺雏这一习性的不确切的观察；据说鹁鸪早上按一个次序喂它七只雏，晚上则倒过来。它的鸣声告诉农人何时动工，而各种鸽在巢中笼中所守的规矩，则教人如何齐家治国。到北京的人不久便会被鸽子发出的风鸣之声吸引，它们在自己的家上盘旋一阵（一群四五十只或更少）便落下。这种鸟叫「半天娇人」，其缥缈之音出自巧妙的木哨，系在群中两三只的尾上，由它们领着其余，自己也乐在其中。信鸽也用得不少，训练之法自成一门秘诀。最漂亮的一种是粉鸽；还有半打种斑鸠，以其轻柔的鸣声与特别的羽色点缀着村中的林木。

不过中国的鸟中，论美、论大、论新奇，没有哪一类及得上鹑鸡类，其中有世上最华美最优雅的一些鸟，却没有一种被驯养来供食。介于这一类与前一类之间的是沙漠中的沙鸡，它奇特的合成之状曾引起马可·波罗的注目。他说：「这种鸟叫『巴尔格尔拉克』，隼以之为食，大如鹧鸪，足如鹦鹉，尾如燕，飞得极有力。」古伯察神父说到成群极多的沙鸡掠过高原。

雉的种类

金鸡与白鹇各省都养得毫不费事，与中国的鸟类之学联在一起已久，被看作它那奇诡而绚烂的动物之典型。别的雉中可提到棕尾虹雉、白冠长尾雉、大眼斑雉、角雉、白腹锦鸡、绿尾虹雉与马鸡，各以其色与形上某一种特有的雅致争胜，以至难定孰为最美。白腹锦鸡的仪态、秀雅与形体的细部都像金鸡，但颈、肩、背与翅覆羽作闪亮的金属绿，每根羽毛末端有一道天鹅绒般的黑边。一小簇红冠使它与金鸡相类，而一圈带黑带的漂亮银色翎领、白色的胸腹，以及带褐、绿、白、红诸色横纹的尾，凑成了这一身如画的装束。藏地的荒野中还藏着别的雉与它争美，其中马鸡属的四种引人注目。一种通体纯白，黑尾上卷张开如翎，称为雪雉正合。另一种是较为人知的褐马鸡，几乎与火鸡一般大，以头后耳状的附垂为标识，白身之上是红颈，因而本国名叫「火鸡」。另有虹雉一属，其中有几种极为秀丽，绿尾虹雉是新种，以其洒着白点的铜绿色尾著称。为人所知较久的白冠长尾雉，本地人求它那白底黄横纹的尾羽，戏子用来配武将的行头；玉尔上校据这一部分羽毛，证明马可·波罗曾提到它——这位威尼斯人说其长十掌，离实情不远，因为曾见过七英尺长的。这样美的一种鸟竟长久不为人知，自一三五〇年直到一八〇八年托马斯·比尔先生在广州弄到一只标本、又于一八三二年送了几只到英国；里夫斯先生把它带去，学界才把它录入册中。正如新几内亚是极乐鸟之乡，喜马拉雅则藏着这些华美的雉与鹧鸪的大部分，两地各以造物之工互相映衬比照。

台湾又出了第二种，即郇和雉，与白鹇同属；另有一种较小的台湾环颈雉；此外还有安德森医生自云南与交趾支那所获的新种。不过这里不是详述这些华丽之鸟的地方；我们便以角雉作结。它「颈上有一片色彩绚烂的美丽肉膜，视雄鸟兴奋之多寡而张开或收拢。其色主要是紫，杂以鲜红与绿的斑点，随兴奋的程度而浓淡不同」。

孔雀虽非本土所产，各处都养；它名叫「孔雀」，有时被译作「孔子之鸟」，其实这名字多半是说「大鸟」或「华美之鸟」。以其尾羽标官阶——这大概耗去了大量翎毛——始于本朝，此前没有。家禽养得极多，但中国的品类论美、论佳、论多，都不及日本所育的。丝毛鸡的羽片分得极细，像鬈发，大概就是有些著者所说那种毛如羊毛的鸡。蒙古人把高大的上海种养得极好，而他们一冬不变的严寒使他们保存冻肉毫不费难。前面已述的较小的鹑鸡类——松鸡、鹌鹑、鹧鸪、山鹑、沙锥等等——合计二十余种，遍布全帝国。红脚山鹑有时驯养成与家禽同处的家鸟。中国的鹌鹑背褐，洒着黑斑与白线，喉发黑，胸栗色。华南养它来斗；与它那位更大的高卢对手一样，一旦认输，不久就被吃掉。

中国的涉禽一科

分布极广的涉禽一科自欧洲派了几个代表到中国，但其成员大半是东方的。蒙古的沼泽与咸湖，夏天招来极多的候鸟，在食物丰足之中安然育雏。普热瓦尔斯基上校看着大群大群的鸟二月初到来，这样描述其状：「一连几天它们向前飞去，总是自西南偏西来，再往东去寻找不冻的水，最后落在敞开的水泊之间；它们最爱的去处是长着低矮盐生灌木的平坦泥滩。每天傍晚这里都聚起大群，挤在冰上；它们起飞时的声音如飓风，远望则像一片厚云。一千、两千、三千乃至五千一群，一群接一群地迅速跟上，相隔不到一分钟。到二月二十一日为止的那半个月里，成十万、成百万的鸟出现在罗布淖尔，飞徙正在极盛。这样多的数目该要多么惊人的食物！」涉禽与蹼足之鸟都无害地混在这无数的大群里，只是鹰、雕与走兽也聚来捕食它们。

中国可注目的涉禽中，白色的满洲鹤、即丹顶鹤，是最美最大的之一；它是文官最高一品的补章。鹤已辨出五种，鸻七种，另有同样多的近属，包括反嘴鹬、鸨与蛎鹬。渤海湾平坦的海滨杓鹬极多，又驯得很，退潮时与光身的孩子们一同上下奔跑找贝类；孩子把胳臂伸进泥里，杓鹬便把长喙插进同一个洞里直没到眼睛，各抓一只蟹。塍鹬与矶鹬以其鸣声使海滨热闹；鹬属有七种，在这一科中种类之多仅次于滨鹬，后者已录九种。鹭、白鹭、鹮与夜鹭都有，没有一种不被拿来吃。广州市上常有纯白的白鹭出售，整天站在架上，眼皮被缝在一处——真是可怜的景象。它苗条秀雅之形，被工匠仿来做铜烛台。奇特的琵鹭见于台湾，水雉见于中国西南。古尔德这样描述后者：「它之可称道，不但在其形之雅，也在其与造化所配给它的地方之相宜。它生来便是要走过沼泽与盖满荷叶的水面的，全靠脚趾张得异常之开、加上身体异常之轻，才得以撑在浮萍与叶上。」黑水鸡、秧鸡也在这单子上，火烈鸟则不曾记录到。

末一目中，博物学者列举中国所有的蹼足之鸟六十五种。湖河沼泽的边缘与海滨的沼地，供给成群的水禽以食与蔽。鸭已知十种，其中四五种为此地所特有。自海南到满洲整条海岸上鸥、燕鸥与䴙䴘极多，而鹅、天鹅与绿头鸭则到内陆的水泊中育雏。捉鸭子有时是这样：人先把头上罩一个钻了孔的葫芦，再涉进鸟儿觅食的水中；这些鸟先前已惯见空葫芦在水上漂，便任捕鸟人走近，轻易被拖到水下去。大雁是本国诗人所喜之鸟。因其守偶之名，它与鸳鸯都成了这一德的象征，婚礼的仪仗中通常有一对这个或那个。「官」这个字用在这种美丽的水禽上，也用在一种橘子上，只是因为它们胜过同类的别种，并非如有些著者所推想的那样，是因为它们专属于官府之人。

中国人叫这种鸭作「鸳鸯」，产于中部各省。它是已知最斑斓的鸟之一，论羽色之杂，可与蜂鸟、鹦鹉相比，纵然论鲜艳未必及得上。惹人赞叹的是雄鸟，其配偶却极素净；不过夏天里他也大半褪去那身华服。班内特先生讲了一个可喜的故事以证这种鸟的伉俪之信，事情发生在澳门比尔先生的鸟园里。一夜有一只雄鸳被偷，雌鸳失偶，悲痛之状极显，退到角落里，一切食物都不肯进，仿佛决意要伤心饿死。另一只雄鸳要来安慰这位伤心的未亡人，她却不理他的殷勤，眼看要为守情而殉了，她的配偶恰被寻回送还。它们重聚时以极喧闹的欢叫相庆，而那雌鸳不久便把他不在时人家向她所作的殷勤禀告了她的夫君；夫君大怒，立刻扑向那只想取而代之的倒霉之鸟，把它虐待得送了命。

比尔的鸟园

上面所说的鸟园直到一八三八年，多年来一直是澳门的主要胜处之一。园主托马斯·比尔先生在宅旁造了一个铁丝笼，分两间，各高约五十英尺，其中种着几棵大树；小笼与栖架设在屋边有遮蔽处，一角有一个池供水禽洗浴。气候和暖，无须加盖；只有那些肯安静共处的种类才准在两间里自由活动。这一收藏最引人的是一只活的极乐鸟，到一八四〇年园主去世时，它已在他手中十八年，其时仍很康健。有一季这里养着近三十只雉；除这些华美之鸟外，还有一百五十多只别样的，有的在笼中，有的在架上，有的在园里散放。一角有一只大猫的窝，她在那里育雏；她的职司是护着全园免遭鼠患。另有自达曼来的一只极华丽的孔雀、一大批金刚鹦鹉与凤头鹦鹉、一对喜鹊、一对华美的冠鸠——其一在配偶死后哀鸣而死——以及几只尼科巴鸠，都是这一奇特而珍贵的收藏中引人之物。

沿海有四五种䴙䴘与潜鸟，其中凤头䴙䴘叫「水奴」，澳门一带常见。同一带还养着鹈鹕，常见它在岩上一动不动地站上几个钟头，或张开轻捷的翅在浅水上盘旋觅食。它的羽几乎纯白，只翅端是黑的；高约四英尺，翅展八英尺以上。喙柔韧如鲸须，喉囊能大大胀开。东北沿海鸥极多；凡见过白河口沼泽上那幅美景的人都不会忘记：无数白鸥聚在那里觅食、理羽、争闹尖叫——明亮的日光把它们的羽照得像雪。信天翁、黑燕鸥、海燕与玄燕鸥又为中国水域的居民添了几种，只是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

麒麟与凤凰

有四种传说中的动物，中国人常常提及，不能不加以记述。麒麟是其一，居一切毛虫之首；正如凤凰居羽虫之首、龙与龟居鳞虫介虫之首，而「人」居倮虫之首！倮、毛、羽、介、鳞五虫，构成中国古时博物家的五分之法。麒麟画得身似鹿、蹄似马，而尾似牛，皮则杂色或有鳞。额上出一角，角端有肉。除了这些外形的标识之外，麒麟对别的活物极有仁心，只在尧舜那样圣明公正的君主、或孔子那样的圣人降生以治世教人之时才出现。中国人的描述与民间关于独角兽的说法多有相似之处，而其来源各不相干，这就使曾有过一种独角的马属或鹿属之兽的可能又添了几分。

居维叶以为普林尼所述阿拉伯的凤凰是自金鸡来的，另有人则以为埃及鸻才是原型。就他把它比作鹰那样大、颈黄而带紫、尾蓝而杂红羽、头上羽冠丰美而论，普林尼的原型多半是棕尾虹雉。中国的凤凰大概本于大眼斑雉。据述它备极诸色，其形其动无不秀雅，又有那样仁慈的性情，连活虫也不啄不伤，青草也不践踏。它与麒麟一样，自孔子的太平之日以后便不曾出现；就所述看来，它似乎全属虚构。这两个字的构成含着它是百鸟之王的意思。有一位中国著者形容它「前似鸿，后似麟；燕颔，鸡喙，蛇颈，鱼尾，鹤额，鸳思，龙文，龟背。羽有五色，以五常名之；高五尺；尾如排箫之次第，其鸣如排箫之音，有五变」。妇女头饰中有一种做成凤凰之形的，极美，与古埃及妇人所戴仿秃鹫的一种饰物略相仿佛。

龙

龙在中国来的器物上是熟见之物。在他们中间，凡可怕的、威严的、有力的东西都以之为比；既取作帝王的徽章，这些意思便也及于皇帝其人与其国。龙的原型大概是蟒或海蛇、或别的类似的巨物，不过地质学的考究已揭出禽龙这样酷似「龙」的东西，令人几乎要信它才是原型。龙有三：天上的「龙」，海中的「螭」，沼中的「蛟」。据中国人说，只有头一种才是可据的一种；它驼首、鹿角、兔眼、牛耳、蛇颈、蛙腹、鲤鳞、鹰爪、虎掌。口之两旁有须，颔下含一颗明珠；其气有时化水，有时化火，其声如铜盘相击。海中之龙有时随龙卷升天，是一切海上现象的主宰。中国渔人敬龙畏龙，他们的「龙王」相当于西方神话里的尼普顿；也许各色人等对它的观念，都是古时流布极广的蛇崇拜留下的一点变了形的遗迹。中国人以为精怪魔物与别的神异之物常变作蛇；儒莲先生译过这一类的一个神怪故事，叫《白蛇与青蛇》。龟被附会的奇异性质极少，几乎排不进这张单子；照那传说，盘古开辟天地时它是随侍之一。有一部半经典的书《山海经》，载有这些以及同类怪物的图与说，如今百姓关于它们的种种怪想就出自此书；这部书把著者当年在各地民间传说中所采到的东西，替全国固定并具体化了。

福韦尔医生在一八七九年第十三号《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上描述了一种鼍，并举出许多关于它存在的史事与别的记述。广东与广西的河中据载见过鳄，但这一科没有一种长得很大。

马可·波罗记云南的巨蛇：头附近有两只前腿，每腿上有一只如狮如鹰的爪，口大得能整个吞下一个人；他所指无疑是鳄，这正是那个时代的记述中真伪相杂的一个好例子。其肉如他所说的那时一样，安南人至今还吃。有一种巨大的鲵，与日本所产的那种相类，有人以为它便是中国国旗上那条龙的原型。南方小蜥蜴极多，而沿海各省水陆两种蛇的种类与数目，世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过；它们少有毒的。舟山迄今所见唯一的毒蛇是一种眼镜蛇，而广州一带已发现的少数几种中有眼镜王蛇。另有一种常出没于河岸，水涨时被自沟渠中赶进屋里。班内特提到一个中国人被咬的病例，伤口上敷了捣烂的蛇头作膏药；这种治法把更多稀释在蛇血里的毒混进了那人自己的血里，大概反而促其速死。不过因此致命的事是难得听说的。这种蛇叫「黑白」，因为它身上黑白相间成环。澳门附近见过一种疣鳞蛇，以其尾突然而短著称。

佛教僧人以庙宇四周有蛇栖息为吉；本地人虽不像印度人那样玩弄毒蛇，却常把蛇拿在手里或教它们做些简单的把戏。寻常的青蛙被大量捕来当食物。淡水与海中的龟鳖沿海极多，龟与鳖都养在街上的木盆里，长得很大。浙江近海之水中有一种极大的食肉之龟。本地人对四川的绿毛龟有奇怪的想头，看作极好的药；如今已知那所谓的毛是丝藻，其孢子落在甲上，长得远超出龟身之外。

中国的鱼类

中国的鱼类之富居世界前列，虽然与其说是鳞族当真过盛，不如说是因为水中所出的食物占了较大的比例。城市附近自船上抛下的秽物把某些种类引到那些地方，给无数人以食与业。广州曾有过好几批大宗的鱼类收集，里夫斯先生把其中最富的一批连同本地画工照活物所作的一套图，交给了大英博物馆；理查森爵士在《一八四五年英国科学促进会报告》中作了描述。他在这篇文章里列举一百九十属、六百七十一种，几乎全是海鱼或在一定时节出海的鱼。这篇文章写成之后，内陆水域又为这一门添了许多，因此所观察到的大概合计已有一千种。鲑与鳕两科比较稀少，而鲭、虾虎与鲱几科则极多。澳门鱼的种类之多，以至一个人若肯像中国人那样把上市的一切都吃下去（包括鲨、电鳐、鮈等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以每天吃一个不同的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几乎把水中所产一切活物都吃，只有几种丑陋的鮟鱇或鲂鮄是例外。

软骨鱼——鲨、鳐与锯鳐——沿海极多。鲟在南方不常见，但冬天自松花江与别的河运到北京供御膳，为中国的老饕所重。长江里有一种奇特的鲟叫「鲔鱼」，伏在静水的岸下，把猎物吸进那张袋状的、像尖角一样伸在长吻之下的嘴里；它无鳞，长四英尺。这条江里还捕到重一千磅的寻常鲟鱼。澳门市上见得到双髻鲨与斑纹虎鲨，还有巨大的鳐，有些宽达五英尺；这几种的幼鱼都被认为格外好吃。南方沿海有一种电鳐并不罕见，但本地人似乎不知它有电性。据说渔人有时把瓜煮熟抛出去作饵来杀鲨；鲨一吞下，热便把它烫死。中国沿海不曾见到真正的鳕鱼，但有几种鮨类（本地人一概叫「石斑」，外国人叫加鲁巴）在广州外海很常见，被认为是最鲜美之物。另一种好鱼是四指马鲅，外国人常叫它鲑；它的皮可制鱼鳔胶。鲳鱼是好的煎鱼，却不及鳎那样细嫩，沿海各处有许多好的鳎。此外还有两三种鲭、石首鱼、一种鳢、鲻与「白饭鱼」。鲥鱼在长江口外极多，胜过美洲的同类；中国的老饕有时为当季头一条鲥鱼出五十元。

鲤科在中国的江湖中极多，有几种养在鱼池与木盆里，长得大得出奇；理查森的名录中提到五十二种。金鱼最有名，已传入欧洲，那里最早见到它是在十七世纪末。中国人说它的故乡是安徽的巢湖。驯养对这种鱼天然形体的改变极大；常见的标本有全无背鳍的，尾与别的鳍生得丛丛叠叠，与其说是天然的器官，不如说像人造的附饰或翅膀。眼睛长到眼球突出眶外，像一副护目镜，样子奇特异常。有些当真怪诞到若不是这样常见，便要被当作造化的游戏之作了。通常的颜色是红金色，但雌雄在生长的某些阶段都会显出银色或发黑之色；有一个变种叫银鱼，终生保持这种色调。中国人把它养在园中的池里，或养在陶缸中，缸里放着长满青苔、覆着蕨丛的石头，好让它们躲光。雌鱼产卵后，卵须移到浅器中，免得雄鱼吃掉，在那里靠日光的热孵出；幼鱼近乎黑色，渐渐变白或变红，最后成金色或银色。见过两英尺以上长的；养金鱼的人竞相培育新的变种。

养鱼之法

养鱼是一桩要紧的营生，鱼子收集得极为仔细，放在宜于孵化的地方。一八二九年的《世界通报》说，中国有些地方把这样取来的鱼子小心地放进一个空蛋壳里，把孔封上；再把蛋放回窝中，等母鸡伏上几天，重新打开，把鱼子放进日光晒暖的水器里，不久便孵出来。

长江与其支流上极多的渔船，可见其水中所出之富。广州一带有一种红色的烟管鱼与一种绿骨的颌针鱼；还有许多美丽的鹦嘴鱼与蝴蝶鱼。有一种蝴蝶鱼、即射水鱼，取食之法极巧：它向落在近岸水边的蝇或别的虫射出一滴水，恰好把它们打落，然后吞食。一切鳢类、即「生鱼」，以其命之韧著称，都养在塘池中，并被提着活的沿街叫卖。

鳗、鲻、鲱或剥皮鱼、鲷、鮈及别的许多种，市上都见得到。中国人所吃之物中，少有比虾虎鱼更难看的了：它们躺在保它们活命的黏泥里扭动；其中一种叫「朱笔鱼」，是一种圆筒形的鱼，长六八英寸，暗红色；眼睛突出，像长颈鹿一样能看见身后。有些虾虎在泥中筑小丘，顶上有一凹处，鱼子在其中由日光孵出；退潮时它们像小青蛙一样在滩上蹦跳，用手便容易捉住。有一种鲜美的银鱼叫「白饭鱼」，又叫「银鱼」，分布自函馆到广州。它长六八英寸，身无鳞而透明，不必解剖便看得见肌肉、肠与脊柱；头骨薄而柔韧、半透明。沿海捕到许多种剥皮鱼、鳎、鳀与鳗。像瑞典的干鳕那样的大量干鱼运到内地，销往鱼少之区。最常见的几种是鲈、蝴蝶鱼、鲂鮄与带鱼。

中国的贝类与昆虫

淡水与海水的贝类与软体动物市上都极多。沿海常有品质好的蚝，澳门附近捞得到一种马珂蛤。珠江出两三种淡水贝，各处水塘里螺极多。所见的虾、对虾、小虾、蟹及别的甲壳类，既多且可口；有一种螯虾与龙虾一般大（却不能代之），叫「龙虾」，连同三四种乌贼与鲎，都可食。内陆的水中出许多种贝；加尔各答的本森先生就是自广州一个店家手里买来的标本，立了与蚌属相近的新属。陆生的贝极多，尤其是各种蜗牛；单自北京送来的一小批收藏中就有蜗牛二十二种，那一带这类食物人尽皆知。默里的《中国》中载有在广州所得近六十种贝的目录，但其中是否有一半产于此国还很可疑，因为那里的店铺大半是自南洋群岛进的货。坎特医生提到广州与舟山之间所见的贝有八十八属。中国有珍珠；马可·波罗说到一个咸湖——如今推测在云南——所出极多，以至他那时把采珠之权包了出去，并加限制，免得珠子太贱太多。浙江本地人取一种大蚌，把铅铸的佛像轻轻粘在蚌肉之下，再抛回水里。珍珠质便敷在铅上，几个月后把蚌取回洗净，运往外地出售，当作佛的法力与显灵之证。《评论季刊》说到中国人造珠的一法：把一串小珍珠母珠子投进蚌壳，一年之后便裹上一层珠衣。本国的医生大量用水蛭；舟山见过一种锤头水蛭。

中国的昆虫，博物学者几乎全不知晓。坎特医生自舟山所得的收藏中提到五十九属，其中以热带的类型为多；另有蛛形类六属，而蜘蛛的单子尽可以增到数百；其中有许多色彩极其华美。据说有一种大而强的能在树上捕捉小鸟。蝗有时为害极广，国中没有一处不见其踪，只是它们的糟蹋通常不至于遍及极大的地面，也不常连着两年为害。不过它们够麻烦，足以引起官府的注意，另一章所载的除蝗谕旨即可为证。蜈蚣、蝎及同目的别的几种也为人所知，前者在中部与西部最多，那里蝎则罕见。

最有价值的虫是蚕，几乎各省都养；山东、四川及别处栎树与臭椿上的别的野蚕，其丝也被收集；正经的家蚕在山西北部与蒙古也见到过一些。同目的别的虫还有许多，但运往外国的多半出自广东省。广州城东有一列山叫罗浮山，那里捕得到极大的蝴蝶与身量惊人、色彩绚烂的夜蛾。其中一种皇蛾展开约九英寸；底色是浓淡不一的橙褐，每翅正中有一块三角形的透明之处，像一片云母。天蛾又大又美，极常见，其绚丽的颜色、日暮时自这朵花到那朵花无声的疾飞，令人想起蜂鸟。有些科比别的科多；鞘翅目多于鳞翅目，而各目中某些族的分布往往极窄。四川湿润之区给谭卫道先生提供了大批美丽的蝴蝶，而鳃角金龟与天牛则在北部与中部最常见。

鞘翅目与白蜡虫

鞘翅目的许多族都极多，但已鉴定的种类却微乎其微。广州出售的收藏中有几种水生甲虫与同类的别的虫，只是那些盒子装得草率，完整的标本极少，触角或跗节都断了。蝼蛄到处都有。寻常的蟋蟀被捉来在市上卖以供赌博；各色人等都以在盆里激斗两只这种虫、并押注在自己中意的那只身上为乐。蝉、即宽身之蝗极多，它嘶哑的声音自树上林间传来，震耳欲聋。孩子们把一根草系在雄蝉腹上，好刺激它发声的器官，就这样把它带过街市，弄得人人不胜其烦。这种虫希腊人早已熟知；那句古老的对句——

「蝉之为生何其乐，

因其妻皆无声舌。」

既暗示他们知道雌雄有这样的分别，也透出他们对家中清静的看法。它又是墨勒阿革洛斯所咏之物：

「啊，声音尖亮的虫！你饱饮露珠，

在荒僻的林中歌唱；

以有齿的足栖在枝梢，

你褐色的身子回响如琴。」

蜡蝉不及蝉常见。它容易辨认：长长的圆筒形吻向上弯着，鞘翅发绿而有网纹，翅作橙黄色而末端黑；不过它在夜里所发的光，远不及南美洲的萤火虫与发光虫那样明亮。「白蜡树」养着这一目中一种叫白蜡虫的虫。只有幼虫产蜡，那分泌之物是病态的结果。斯当东爵士最早据一七九五年在安南所见的标本描述了这种虫，那里的人自它所寄生的树皮上收集一种白粉。丹尼尔·汉伯里画了这种虫与树以及枝上所积的生蜡，都取自浙江省。李希霍芬男爵说四川这一行养活着极多的人。嘉定府出的蜡最好，因为那里的气候比成都暖。虫卵采自建昌与宁远，那里长着它产卵所用的树，人对树的栽培也极用心。这种虫在这种常绿树上生息繁衍，四月里把卵收起，由脚夫挑到嘉定。这段路多半在夜间走，免得担子上的卵孵出来；三百个卵重一两。卵一到便放在同一种树上，六七个用棕叶袋包着的卵球挂在枝条上。几天之后幼虫便开始爬满枝条，却不碰叶子；树皮不久便结上一层白粉，直到八月才动它。然后把结满蜡的枝条砍下煮沸，蜡便聚在水面，撇出来再熔一次，倒进盘中出售。一两重的卵可出二三斤半透明、结晶极好的蜡；在那里每两卖五钱以上。这一行每年的收入估计为二百万两。这种奇特之物的用途，与蜂蜡的一切用途相同。药丸被巧妙地封在小蜡球里，各种大小的蜡烛也用它做。蜡也自野蜂家蜂取得，但蜜用得不多；供在偶像与牌位前的大彩烛，其牛油外面裹着一层以银朱着色的蜡。

《本草》中载有一个奇特的说法，印度也有，是关于蜾蠃、即独居之蜂的生育的。雌蜂在屋中所筑的泥巢里下了卵，又把一条死了的青虫封在里面，供虫卵孵化后的幼虫为食。那些看见她把青虫封进去的人不曾去找卵，便立刻断定蜾蠃是把这虫当作自己的后代；他们说她一面把巢口封起，一面在上面不住地哼着歌，唱道：「类我！类我！」于是变形便渐渐发生，在那寂静的坟中到来春完成，一只有翅的蜂便钻出来，照同样神秘的方式繁衍后代。

白蚁在较暖之地为患，把坟中的棺木蛀空，使人苦恼。它们在地下筑道，向上钻进屋中的木料，往往整座房子已被它们占满，人还没觉出它们的存在。它们甚至能蛀进果树、白菜与别的植物，把正当茂盛的它们毁掉。蜂与蚁巢中许多内部的布置以及它们特有的本能，中国的著者已描述得相当准确。「蜂」「蚁」「蚊」三字的构成分别表示「锥虫」「义虫」与「文虫」，指的是前者之螫、次者做工有序而有尊卑、后者翅上像字一样的纹。蚊子极多，纱帐被认为比褥子还更是卧具中不可少的一部分。

中国植物之学的考究

中国的植物比它的动物略为人所知，不过像自广州到锡尔赫特与阿萨姆那样广大而未经勘察的地面，仍在招勤勉的采集者去采、去考、去公之于世。这一门最早的著者之一是卢雷罗神父，一位葡萄牙人，在交趾支那传教三十六年，并在王宫中教数学与医学。他在那里与广东南部采集了大批标本，一七九〇年刊行其《交趾支那植物志》，其中描述了一百八十四属与三百多个新种。另一部专论中国植物的书只有边沁一八六一年刊行的《香港植物志》。其材料是此前二十年间由欣兹、韩斯与哈兰诸位医生、钱皮恩上校及别人所采，合计五千余份标本，全部采自该岛。此书刊行以来，韩斯医生又以生长在帝国别处的许多新标本增益了我们对中国植物确切的知识，其描述散见于各种刊物。谭卫道神父在华北的长途旅行中采了数千份标本，还有待仔细描述。俄国的博物学者马克西莫维奇、邦格、塔塔里诺夫、贝勒、普热瓦尔斯基及别人，则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蒙古、黑龙江流域与北京一带植物的了解。头一位刊行了一部专论黑龙江植物的书，但这几位学者的文章大半见于期刊。极早的时候中国就以其植物所出的樟脑、漆、桕油、油、茶、桂皮、染料等等著称；而自一七五〇年林奈看过他的学生奥斯贝克带回的二百六十四种以来，直到今日，专门的植物学者所出的专论，对透彻了解它们的性质与价值都极有助益。

边沁先生就香港岛所采植物的分布所作的观察表明，该岛的植物大体上最像热带亚洲的，而且在许多例子上正是后者的北限。北面与西面潮湿多林的沟谷出产的植物与阿萨姆、锡金的极相近；另有相当多的种类则热带之性更强，几乎不变地遍及南洋群岛、马来亚、锡兰乃至热带非洲，却不进入印度。在该岛以北两度之内，这些热带的特征（就所知而言）便几乎完全消失；《香港植物志》所描述的一千零五十六种中，只有约八十种在日本发现过；可见自喜马拉雅横贯到日本的那些植物，长在厦门以南的极少。边沁先生说，在香港二十九平方英里的地面上，单型属之多超过世上任何同样大小地面的植物；他列了香港与亚丁、伊斯基亚两岛——面积大致相等——植物的对照表，第一处生长一千零三种，第二处九十五种，第三处七百九十二种。香港木本与草本之比近于一比一，而伊斯基亚是一比十一；然而香港实际上的树木反比伊斯基亚少。该岛一千零三种野生植物中，有三百九十八种也见于热带亚洲的植物；另有一百八十七种在大陆上也有；一百五十九种为该岛所特有。

针叶树与草类

许多种针叶树自梅岭取材、或自广西运来，顺流漂到广州；其木用作燃料，但更多用作屋中的椽与柱。楝木用于细木工；另有许多种珍贵之木，有些是进口的，更多是本土的。「楠木」、即南方之木，是四川常见的一种极好的樟科之木，不惧岁月与虫蛀，格外贵重，留作御用。苏木、花梨、沉香以及樟、榆、柳与白杨，也都可供木工之用。

人大量采集海藻，既用于工艺，也用作食物；其中石花菜是制胶与漆的极好材料。把它煮过，所得透明之胶刷在极粗的绢或桑皮纸上，填满其质地，成为灯笼的透明罩；它也用作浆料，使绸与纱挺括。这一种与别的海藻煮成冻可以食用，商业上叫作洋菜。海带的厚叶在北方沿海采集，也自日本进口。别的隐花植物中，「鞑靼羔羊」久负盛名，达尔文在其《植物园》中描述得极为生动；它一半是中国花匠巧手的人造之物，借这种植物天然的形态把它做成像羊或别的东西的样子。

可注目的草类中，应当提到长在戈壁沙地上的梭梭与沙蓬。前者遍及这片干旱之区的全境，长在光裸的沙上，以其脆枝供旅人以现成的干柴，而其骆驼则贪食那无叶却多汁带刺的枝。蒙古人在它的荫蔽下支帐，求一点避冬风之处；又受其启发而在它根下掘水，那水是被这多汁的根留住的——真是上帝在最荒凉的沙漠中所备的一件奇事。沙蓬更为要紧，是「沙漠之赐」。它长在光沙上，高约二英尺，是一种带刺的盐生植物，九月结许多籽，有养分而味美，人畜都吃。

供食用而栽培的禾本之属，单子很长；常见的有稻、麦、大麦、燕麦、玉米、甘蔗、稷、高粱、粟与黍，每样都有好几个变种。沿河岸种的芦苇仔细割下晒干，织成铺地的席；较粗的一种叫「亚答」，是用竹篾做的，供茅屋、凉棚与敞棚作顶。南方沿海气候和暖处，便以这些材料造廉价的房子。山上的粗草与灌木，秋天由穷人割去当柴；等山上的草被剃光了，再把茬子放火烧掉，以取灰肥下一季的田——这个办法使山上一直光秃，长不出灌木与树。

竹——其美与其用

没有在它本乡的气候中见过竹子生长的人，从图画上难以得其秀美之全。倘若留意把老竿在长足时砍去、不让它开花结实，一丛这种华美的草便会渐渐抽出新笋而长成一片林；因为它们一旦结成了实，便像别的草一样枯到根。竿通常高达五十英尺，在印度群岛常到七十英尺以上，底部直径十或十二英寸。一条两旁植竹的路，羽状的枝梢在头顶相接，是暖热气候中所能有的最美的林荫道之一。

在中国，人的勤勉与巧思繁育并保存了许多变种（有一位著者便以描述六十种为足），其中有黄的、黑的、绿的、做烟管的细种、做笔管的更细的一种、大叶的等等。它的用处之多，不易一一列举。笋出土时几乎已足大，直径四至六英寸，像芦笋那样割下来，腌了吃、蜜渍了吃，或煮或炖。坐禅的和尚种这斋食自用或出售，又自老竿的节中取天竺黄，当作几乎百病皆治的贵药卖。竹根雕成奇巧的人物与器座，或劈成蛋形的杯珓以问神意，或修成灯柄、手杖与伞柄。

渐细的竿凡杆子所能用之处——担、撑、支、量——无不用它；其轻而有弹性的中空构造，外有一层硅质的皮护着，每节又有厚隔加强，最宜于此。房屋的柱与撑、凉棚的架、席帆的骨、耙的柄，都出自这些竿。篱笆与各样的架、笼、罩，鹿砦的编条，伞与扇的骨，也都如此。叶子缝成农人与水手的蓑衣、盖茅屋与船篷的苫，钉成茶箱的衬里，编成极大的伞为小贩与其摊子遮阳挡雨，或编成戏台与敞棚的顶。连盖一所两层楼房的整块地面，通常也用竹竿与「亚答」——这种叶盖照马来语得名——的架子罩起来，全用藤扎住，替工人与其工程遮日挡雨。

竹材劈成合用的篾，编成各色各样的筐，缝成窗帘与门帘，编成凉棚与茶箱糖包的外罩，绞成缆索。刨花与卷丝助软物填枕；别的部分则供睡的床、吃的筷、抽的烟管与扫地的帚。躺的席、坐的椅、吃饭的桌、吃的食物以及煮它的柴，也都可自竹得来。塾师的戒尺用它，木匠的尺用它，农人的水管、水车与耙用它，杂货商的合与升用它，官老爷那可怕的刑具也用它。末一样用得如此之普遍，以致这种植物的名字在我们的语言里竟成了这种用法的代称，而那因罪「吃竹」的可怜虫也就由此领教到法不可轻犯。

写字的纸、读书的书、写字的笔、插笔的筒、代玻璃糊格窗的东西，其制造无不有赖于这种草。兵士枪的杆、往往连整支枪、弹琵琶的拨、笙中的簧、簪发的钗、护身的汗衫、遮头的笠、汲水的桶、可躺的安乐椅，此外还有养鸟、养鱼、养蜂、养蚱蜢、养虾与养蟑螂的笼，蟹网、钓竿、吹箭筒、笛、箫、火笼等等，都出自这种植物；它生长时之美，正与它砍下后之有用相称。二三十根竹竿作梁椽，五十寻藤索，再加足够的棕叶与竹席作顶作壁，便够造中国南方一所寻常人家的房子。造价约五元。那些造在河汊上、或沿江河低岸与海滩的房子，架高几英尺，地板用劈开的竹整整齐齐铺成，自缝里看得见水。南洋群岛上岛民小船的甲板、桅、桁与席帆的架子，也都或多或少用这有用的植物做成。整个南亚，它进入百姓日常的居家之用，比任何别的东西都多，也比世上任何一处的任何一样东西都多。日本人供给我们的扇子，骨与柄都出自一根竹枝，制得极精，面上糊着桑皮做的纸；他们的手艺还表现在用极细的竹丝在杯碟外编出精美的套子上。

棕榈、薯蓣、芭蕉等

古时中国种过枣椰，如今已不知其物。椰子在海南与邻近沿海长得很好，那里的人多用其果、其叶、其材。壳雕成种种器皿，椰壳纤维纺成绳，种椰的人则饮其汁所酿之酒。蒲葵是这个国家常见的棕榈，有两种栽培以取其叶鞘中的丝状纤维与其宽叶。这种纤维比椰壳的有用得多，因为它更长更滑，可织绳、织席、织蓑衣、做刷子。此树遍及大半省份，是最美观也最有用的树之一。另一种桄榔也出同样用途的纤维，但其材更为贵重；轿杠便以其木做。还有一种是贝叶棕，从前自其叶取材写书，如今暹罗仍然如此。

天南星科栽培的有好几种，其中芋与几种海芋常见。慈姑的块根多粉，为人所重；这些植物的根与荸荠的根磨成粉，与葛粉相似。菖蒲因其辛温而入药。有一种灯心草被采来，把髓小心取出晒干，作水灯的灯芯，髓的内层则做华南人普遍戴的通草帽。

百合这一大群里有许多是温室与园中的华美之饰，都是中国本土所产；有些还可食。百子莲、即蓝色的非洲百合，四种萱草，以及芬芳的晚香玉，在广州一带都常见；末一种广为栽培，取其花以熏花茶。另有八到十种百合（其中斑斓的卷丹与洁白的白百合最为惹眼）也以其鲜妍点缀园中；而素净的鸭跖草以其娇嫩的蓝花装点篱畔与小径。许多葱属之物——葱、韭、蒜等等——也属这一群；中国人在席上爱吃它们，正如他们爱把那些美丽芬芳的同类之花扎成花束。奇特的红叶朱蕉是园中常见的装饰。

薯蓣、即「大薯」种得不多，虽然人人都明白它作为食物的益处。薯蓣所属的这一群还出番荔枝，是自外国引入的少数果品之一。石蒜科有许多美丽的种，如文殊兰与石蒜属数种。它们无用的美，由朴素而有用的芭蕉来补；据说以其大小而论，芭蕉所出有益的食物之多，在一切栽培的植物中居首，在马铃薯与西谷椰之上。这种果子有许多变种，有些酸得非煮熟不能吃。

姜这味可口的健胃之物全国都种，当作青菜出售以佐味，又大量制成蜜饯。山姜与美人蕉是常见的园花。兰科一大群中已知产于中国的有十九属，其中万带兰与指甲兰最受人爱。人把它们悬在篮中挂于树下，它们便一连数星期次第开花，所需的照料不过每天洒水而已。真正的指甲兰是植物界最美之物，其花排成长长的总状，色泽娇嫩，香气醉人。美丽的白及、竹叶兰、苞舌兰与蕙兰，在澳门、香港附近诸岛潮湿而高处极常见。

林木、麻等

松、柏、杉三者构成球果植物的三个分支，其中许多种供给大部分的木材与燃料。落叶松不罕见，而马尾松与杉木供给大部分寻常的松材。这一目中在中国最好的是白皮松，直隶所特有；其干净白，又年年脱皮，看去总像刷过白灰。北京附近有几株据说已千年。红杉属有两种，大小中等，见于西藏附近。桧与侧柏常被花匠选来试其手段，强使它们长成鸟兽的粗略之形，这类奇物的价钱按其怪诞与费事的程度而定。银杏的果可食，其叶有时夹在书中以防虫。

柳是人所爱之木，能长得极大，斯当东提到有几株周十五英尺；它们荫蔽着京城附近的道路，其中一种是真正的巴比伦垂柳；柳树既取材，也烧炭。它的叶、形与习性给诗人与著者提供了许多譬喻，几乎可以说在这方面它比任何别的树都被用得多。栎不那么受文人的青睐，但其材与皮的价值人人都明白；国中有好几种，其中一种栎为取其斗以作染料而栽培。五倍子用于染色与医药，有些种的橡子在磨中磨碎，面用水浸成粉糊。有几位传教士说到百英尺高的栎，但这一科中这样的巨人是罕见的。艾贝尔写道：「这些树中最大最有趣的一种，我称之为密叶栎，其亮绿的叶子像月桂。它的枝叶在顶端结成厚厚的一团，冠在光裸笔直的干上；其果沿直立的穗生在枝梢。另一种高至五十英尺，其果则生在长长下垂的穗上。」

栗、胡桃与榛合起来供给大量的食物。北京街上烤栗子的炉子形状古怪，仿作怒狮之状，引得游人注目。菠萝蜜在广州并非无人知，却用得不多。榕有许多种，但没有一种结值得采的果；葡萄牙人引入了寻常的无花果，却长得不好。大叶榕是极好的荫树，枝有时铺开百余英尺。城墙与屋墙不久便爬满薜荔，若听其自然，它的根会渐渐把墙毁掉。构树在北方各省大量栽培，供给穷人以糊窗的主要材料。种桑主要为其叶，但果可食，木则烧成墨烟以制墨。

大麻为其纤维而栽培，籽出油供家用与配药；印度所制那种叫「邦」的醉人之物，中国不知有其事。山龙眼科中有梧桐，中国人所爱之树，因其美、因其所出的硬木、也因自其籽榨的油。乌桕也属这一科；这种匀称的树是东部各省的本土之物，栽培以取其桕油；其叶的形与色以及全树的轮廓都像白杨。蓖麻栽作篱，其籽既入厨房，也入药铺。

杉叶藻这一目中有菱，其果煮熟后当作果子沿街叫卖；本国一个名字叫「牛头果」，未剥的菱角确实极像牛头。黑胡椒是进口的，与其说作香料，不如说取其煎汁以治热病。蒌叶为其叶而栽培，与槟榔同嚼。猪笼草在广州附近并不罕见；其叶、即那些囊状之物，与运猪所用的敞口笼子颇为相像。

大黄、豆科等

蓼这一族中许多种栽作蔬菜，其中可举菠菜、罗勒、甜菜、苋、鸡冠花、地肤、荞麦等等。有两种蓼栽培以取其叶所出的蓝色染料，其提取之法与靛相同，都靠沤。荞麦像小米那样煮熟而食；本国一个名字意为「三角之麦」。其面也用于点心。鸡冠花极为中国人所赏，他们园中有几个极好的变种。大黄也是这有用的一族之一，自甘肃与青海运来极多，普热瓦尔斯基近来在那里观察过它的习性。九、十月间由中国人与唐古特人掘其根，在阴处晾干，经黄河运到沿海城镇，欧洲人在那里所付之价是山中集市上的六倍至十倍。中国人以为普天下都得靠他们供给茶与大黄，因此各国之民不得不到那里去买，才能解自己那不然便无从医治的便秘。一八四〇年林钦差建议对洋商加以某些限制时便用了这个论据，因为他以为外来的商人无论什么价钱都非买不可。

冬青这一目中有几属鼠李科之物，其果常见于席上。枣在北方各省大量出产所谓的「中国枣」。拐枣肥厚的果柄可食，在东南各省很常见。有一种鼠李的叶，是穷人采来充真茶的许多植物之一。橄榄所出的果叫中国橄榄，与地中海各国那种肥美的油橄榄全然不同，也远不及它。

豆科在中国的植物中居重要之位，出许多可食的菜蔬与贵重的产物。豆类在中国所吃的大概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多，而酱主要以大豆制成。制这味调料的一法是把豆去皮磨成粉，和水与石膏粉或姜黄。它做成冻或腐或饼来吃，一席之间少有不以某种形式用它的。这一族中有一属出靛，而据说自一种锦鸡儿的芽与叶可得一种绿色染料。甘草为医家所重；相思子的红籽被采来作饰物。金凤花与羊蹄甲为其花而栽培，而刺桐与决明则是南方最华美的花木。

果木与花卉

果品大体上论味论大都不及西方同名之物。梨、李、桃、杏都有好几个变种；中国大概是这几种果子的原产地，其中有些变种不亚于任何地方所产。厄尔曼提到恰克图附近极多的一种苹果或山楂，「成长串，圆形，约樱桃大小，红色，味极甜」。桃属有许多种为其花而栽培；新年时把郁李、水仙、梅、桃与吊钟花的蓓蕾催开来陈设，以兆来年之吉。苹果与木瓜大抵没有别处所期于它们的那种香味，但枇杷是春天可口的酸果。石榴主要作花木赏其美；而番石榴与蒲桃则在市上出售或做成果冻。蔷薇为中国人所爱，栽培极广；本国所产的已举出二十种，另有许多变种；木香花被培育与修剪得极有工夫。绣线菊或女贞、桃金娘、使君子、指甲花、白紫红各色的紫薇、绣球、西番莲与长生草，也在园中的观赏之物之列。任何国家的树木，盛花之时少有比紫薇更雅致的。楝与中国柽柳也是美丽的花木。八月的澳门，常见仙人掌与昙花的标本一株上盛开五十朵以上的华美之花。

西瓜、黄瓜、南瓜、番茄、茄及别的园蔬极多；冬瓜可注意之处是表面有一层蜡质的分泌，气味如松脂。晒干的葫芦系在船上孩子的背后，万一失足落水可助其浮起。木瓜、即「树上之瓜」，其果与叶煮熟可食；中国人知道此树叶子所发之气有使肉变嫩之性，有时便用来把老母鸡老公鸡的肉弄软，办法是把刚宰的鸡挂在树上，或预先以其果喂之。杨桃、即树上的醋栗，中国人吃得很多，外国人却不喜欢；这树本身也是任何游园的一景。

人参野生于满洲的森林中，由专派的兵丁分队采取；那些地方被看作皇家的禁地，这味药则由官府专卖。美洲参的输入并不很妨碍官家的销路，因为中国人深信自己的参远胜一筹。锦葵科与石竹科中以美或以用著称的植物极多，可举剪秋罗、五种石竹、蜀葵、八种木槿及别的锦葵之花；木棉在广州很常见，其肥厚的花瓣有时制作食物，丝状的雄蕊则晒干了填垫子。草棉与葛供给棉与夏布的材料，二者在中国大部分地方都种。后者是一种缠绕的豆科植物，自极古便栽培，至今仍为其纤维而种，织成布。扶桑的花瓣可出一种黑汁染眉，在巴达维亚则用来擦鞋。秋葵的果以种种办法做上桌。

山茶与木槿同属一大科，它雅致的花在本国之人眼中与在外国花匠眼中一样可爱；已举出三四十个变种，其中许多是中国以外所不知的，而我们温室里的许多品种中国花匠也同样不知。这种花纯为其美而栽培，但另有几种山茶是为其籽而种的，所榨之油于家用与工艺上有许多用处。同科的一种蛇婆子，其纤维可织细布；而「午时花」则是园中常见之饰。

分布极广的毛茛这一族有许多代表，有的以材获利，有的因其果被求，有的因其美被赏，还有少数因其疗效被珍视。木兰有八种，都是华美的花木；玉兰的皮用作退热之药。八角的果实因其辛香而被采。鹰爪花与依兰为其香而栽培。另一种受宠的是牡丹、即木本芍药，为其花大而斑斓而养；它「花王」之名可见人如何看重它。本国花匠的手艺育出了许多变种，其耐心也因好品种卖得高价而有报。有时用通草纸做出盛开的成株的仿制品，极为逼真。铁线莲、洋地黄、小檗与华美的莲，也都属这一族；莲是亚洲最有名的植物之一，中国人重它可食之根，更甚于敬它在宗教上的寓意。升麻有时被采，木贼也是，用来擦洗白镴器皿，它粗糙的叶极合此用。

包括罂粟、芥、白菜、水芹以及许多观赏之种的几群，是本国农事中要紧的一部分。罂粟已成各省常见的作物，以其价高利厚把有用的谷物排挤掉。许多十字花科植物无论栽培的还是野生的，其叶皆可食；有一种在东部各省出极好的蓝色染料；中国人所食这类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大概超过任何别的民族。另一族芸香科包有柑橘与柚，以及几种极香的灌木，如九里香与米仔兰；而栾树满树金花时极为惹眼。「黄皮」——意即黄色的皮——是常见而上好的果子。皂荚的籽除了洁净之用外还被穿作念珠，佛教徒说「因为一切鬼都怕这种木」；它的一个名字意为「辟邪」。荔枝与龙眼这两种本国的果子，在亲缘上与无患子相近；而「枫树」与许多种槭，连同观赏的灌木海桐，也可列入供食或取材的植物之中。

观赏植物等

关于中国植物这几段简略的记述，可以举几种前面不曾说到的、最可观赏的来作结；不过一切美丽的品种不久便被有进取心的花商引入西方的温室。茜草这一大族中有几种忍冬，还有一种芬芳的荚蒾像绣球花。六月雪像黄杨那样栽在花畦四周；龙船花与同属的别的种，都是园中常见的灌木。两三种艾的籽被采集、晒干、搓成绒，用来灸灼。干枝常编成绳，慢慢燃着以驱蚊。红花可制极好的红色染料。菊苣、莴苣、蒲公英及别的菊苣类植物，或野或栽，都供食用；而无数变种的菊与翠菊则为其美而栽培。

唇形科有许多属，有些是栽培的；茄科则有番茄、马铃薯、烟草、曼陀罗与几种辣椒。烟草究竟是本土还是外来，曾有争论，但语文上的论据与历史的记载证明，这种植物与玉米都是在美洲被发现后半个世纪之内、即约一五三〇年传入的。中国人把叶子晒干切丝吸食；鼻烟比苏格兰的粗而不那么冲；据说有时掺入朱砂粉。

旋花科中有许多美丽的番薯属之种，尤其是茑萝，连最穷的人家也牵在屋上。厚藤沿自海南到舟山与琉球的海岸在沙滩上蔓生。蕹菜为其多汁的叶而种在村边田畔的池塘四周。夹竹桃科这一麻醉之科中有夹竹桃与鸡蛋花，以其香为人所贵；而黄花的马利筋与红色的长春花虽不那么醒目，也是这一群中不无可观之物。茉莉当得起人的偏爱，妇女常把它成簇的花绕在发上，又种在屋里的盆中。桂花栽培以熏茶。

东部各省山上点缀着黄的红的杜鹃，色彩绚烂，宁波一带与舟山尤甚。福钧先生说：「很少有人能想象这些披着杜鹃的山何等华美：举目四望，尽是耀眼夺目、美得出奇的成片花朵。而可赏的还不止杜鹃；铁线莲、野蔷薇、忍冬以及上百种别的花与之相杂，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当真是『中华』之地。」

《本草纲目》

最后略述中国人自己在博物之学上的进境，取自他们那部论药物的大书《本草纲目》，作为本章的收束正合。这部书通常装成八开四十册，分五十二卷，其中有许多有价值的观察，也掺着大量不确与无用之物；而读此书的人既无足够的知识去分辨何者为真、何者半错或全错，它的盛名便大有助于把那些谬误流传下去。《本草纲目》的编者李时珍花了三十年搜罗当时所有关于这些事的知识，按条理编排以便通行，又加上自己的观察，约于一五九〇年刊行。他参考了前代著者约八百家，自其中选了一千五百十八个方子，又添了三百七十四个新的，把材料编成五十二卷，条理分明，就其时代而论也算得上有学理。可是比起普林尼与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又差得多远！李氏此书的核心是一部小书，相传出于农神神农之手，无疑在汉以前。他的编纂大受欢迎，并引起皇帝的注意，下令由国家出资刊行了好几个后来的版本。它比先前一切书都高出太多，以至把这一门后来的著者都挡住了；李时珍如今大概要算是以本国文字论博物之学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纯粹本土的批判性著者了。

头两册收序与目录，还有许多关于解剖与医理的说法，另有三卷极粗劣的图。第一、二卷是关于行医的开首之论，以及全书方剂的索引，叫《万方针线》；这些合起来占了头七册。第三、四卷是治百病的药目，占三册半，是本书疗治的部分，只有末册论脉的一篇除外。

此后各卷中，著者把自然的全部范围仔细过了一遍：先列正名并加解释；再是描述之语，其间夹着释疑与正误，末了是关于气味以及所用方剂的按语。第五、六卷论水火之下的无机之物；第七至十一卷论矿物，分土、金、玉、石。水分天水与地水，即出自云的与出自泉、海等等的。火分十一种，其中有煤火、竹火、艾火等等。论土的一卷包括各种动物的分泌物，以及烟煤、墨等等；论金的一卷包括金属之物与其常见的氧化物；玉在下一部分说。第十一卷照地道的中国办法，把前面各部分放不进去的东西归在一处，包括盐类、矿物等等。看这个编排，便可看出它与本国文字中字的分类之相似，可见后者对它的影响；火、水、土、金、玉、石、卤这七个部首，正是御定字典中无机之物的名目所归的七类。《本草》别的部分也有同样的相似之处。

《本草》中的植物

第十二至三十七卷论植物界，分五「部」，即草、谷、菜、果、木；每部之下又分「类」，虽然这些「类」中的成员，其亲缘关系不比一个埃及贩奴者手下那杂七杂八的一「家」更近。中国这套学理的最低一级是「种」，有时相当于属，但同样常常相当于林奈所理解的种、甚至变种。

草部之下有九类，即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第九类是一百六十二种不入药的杂草，合计六百七十八种。这个分类中，产地是分类的最主要原则，而「草」这个字则指一切不供食用、不用于工艺、或长不到树那么大的东西。

谷部之下有四类：一是麻、芝麻、荞麦、麦、稻等；二是黍、玉米、罂粟等；三是豆类，如菽、豌豆、野豌豆等；四是可发酵之物，如豆腐、饭、酒、曲、粥、饼等等——这些既入药又出自植物，放在此处似乎最自然。前三类共三十九种，末一类二十九样。

菜部之下有五类：一是荤辛之菜，如韭、芥、姜；二是柔滑之菜，如蒲公英、百合、竹笋；三是在地上结实的菜，如番茄、茄、瓜；四是水菜；五是蕈菌。共一百三十三种，每一种都有可食的部分。

果部之下有七类：一是五果，即李、桃、杏、栗、枣；二是山果，如橘、梨、香橼、柿；三是夷果，如椰子、荔枝、杨桃；四是味果，如胡椒、荜澄茄、茶；五是蓏类，如瓜、葡萄、甘蔗；六是水果，如菱、莲、荸荠等等；七是不入药之果，如黄皮。合计一百四十七种。

木部之下有六类：一是香木，如松、桂、沉香、樟；二是乔木，如柳、柽柳、榆、无患子、棕、杨、合欢；三是灌木，如桑、棉、紫荆、栀子、木棉、木槿；四是寓木，即附生于树上之物，如槲寄生、茯苓与琥珀；五是苞木，如竹，此类只有四种；六则收其余五类所不收者——虽然人本会以为第二、三两类已够宽，几乎可容一切杂木了。共一百九十八种。一切植物之事便这样归于五部、三十一类、一千一百九十五种，可发酵之物不计在内。

本国文字中植物之字的编排，不及无机之物那样与此相合。文字系统中最大的一群是「草」，大体包括一切不供食用的草本植物。第二是「木」，包一切乔灌；而竹因其大用而自成一部，虽然那些字多半指竹制之物的名称。可食的禾本竟分属米、麦、黍、禾四个部首，于是同义与多余的区分甚多。一部为豆，另一部为荳；一部为瓜类，一部为韭类，第四部为麻类；这些植物在食用与工造上的分量，无疑是它们被立部的缘由。于是一切植物之物在文字中分属十一个不同的部首。

《本草》中的动物及其论马

《本草纲目》中动物的分群，与植物一样粗略而无学理。有五「部」，即虫、鳞、介、禽、兽。虫部有四类：一、二为卵生之虫，如蜂与蚕、蝶与蛛；三为化生之虫，如萤、蝼蛄、臭虫；四为水虫，如蟾蜍、蜈蚣等等。鳞部有四类：一为龙类，其中包括穿山甲，「唯一有腿之鱼」；二为蛇；三为有鳞之鱼；四为无鳞之鱼，如鳗、乌贼、虾。介部分龟鳖与蚌蛤两目，后者包括海星、海胆、寄居蟹等等。禽部所收之鸟分四类：一为水禽，如鹭、翠鸟等等；二为原禽，如雀与雉；三为林禽，如喜鹊、乌鸦；四为山禽，如雕与鹰。兽为第五部，也分四类：一为九种家畜及其所出；二为野兽，如狮、鹿、獭；三为鼠类，如松鼠、刺猬、鼠；四为寓类与怪类。这五部中的种数为三百九十一，但所描述的不同之物只有三百二十，因为动物的卵、脂、毛、蜕等等是分别列出的。

文字中十六个关于动物的部首，作为门类的标本，倒不像那十一个植物的那样离谱。其中九个是哺乳之类，即虎、犬、豸代表食肉类；鼠代表啮齿类；牛、羊、鹿代表反刍类；马与豕代表厚皮类。鸟大抵归在「鸟」这一部首之下，另有一个短尾家禽的小类「隹」，只是这个划分中颇多淆乱。鱼成一群，却不当地把蟹、蜥蜴、鲸与蛇也收了进去，虽然蛇多半列在虫中、或列在龙下。龟、黾、龙是三个小类的标本，而虫则在第十六、即最后一类。这些群虽如所料含着许多不伦之处，却仍自然得足以教写这种文字的人略知他周围的世界。因此，当一个人看见一个新字的构成中有「犬」这个部首，他便可断定它既非禽、非鱼、非虫，也不是厚皮、鹿属或反刍之类的兽，虽然他也许从未见过这种兽、从未听过它的名。这个特点其实贯串整个语言；只是在别的群中，如人、女、子，或心、手、足之下，这些字既包含心思与情感，也包含动作与名目，因此其标本不足以使人对其下所包之字得一确切的概念；天然之物的名目最易照这个办法编排。

在植物与动物两部之间，《本草》有一卷论衣服与家用器皿，因为这类东西「入药，又出自植物」。其余第三十九至五十二卷论动物，如上所述。所说各物的性质论得极有条理，学者可以立刻翻到某种植物或矿物而查明其功效。例如关于马的历史与用途，共载二十四节。第一节解释「马」这个字，它本是要画出这种兽的轮廓。第二节述马的种类、入药最好的是哪几种，并略加描述，以为医者之指南。「纯白者入药最良。产于南方与东方者小而弱。观齿而知其龄。其目能全映人形。食稻则足重；食鼠粪则腹长；以死蚕或乌梅擦其齿，则不食；悬鼠皮或狼皮于槽亦然。不可令其食于猪槽，恐染病；厩中畜猴，则马不病。」

第三节接着说到马肉，那是一种食物；纯白公马的肉最益人。有一位著者荐说：「食马肉后若觉不快，宜食杏仁，并饮芦根汤。马肉宜炙，与姜、猪肉同食；食黑马肉而不饮酒，必致死。」第四节论马的头顶，其「脂甘，可令发长、令面有光」。第五节以下至第二十四节，论马乳、心、肺、肝、肾、胞衣、齿、骨、皮、鬃、尾、脑、血、汗与粪的疗效及用法。

其中有些是饮食之戒，有些是用药之方。「食马肉勿食其肝」是前一类，缘由是肝中无胆囊，故有毒性。「白马之心，或猪、牛、鸡之心，晒干锉入酒中服之，治健忘；闻一而知十。」「马膝之上有『夜眼』（疣），故能夜行；治牙痛有效。」——这几节兼有描述与用药之意。另有一条医方说：「人欲寐而躁扰发狂，须令其安卧者，以髑髅灰和水与之饮，并以髑髅为枕，即愈。」马蹄悬于室中，似乎也被赋予同样的辟邪之效，正如某些本该更明事理的人以为把马蹄铁钉在门上便有此效一样。这部大书通篇散布着这类奇想；不过中国人行医的实际远胜于他们的学理，因为正如雷慕沙说得不错：「看得准与推得错并非全然不能并存，中国的博物家与我们旧日学派中的化学家、医生一样，有时也曾设法把两者调和起来。」

中国的自然科学

除《本草》之外，还有一部一八四八年刊行的植物之书，以其考究与图绘之精值得一提。那就是《植物名实图考》，有图，共六十卷。其中有植物图一千七百十五幅，各附说，编为十一卷，后附四卷论最要紧者的医药与农事。它于外国人有价值的一点，是两位著者所用描述植物各部与用途的术语。雷慕沙一八二八年宣读过一篇《论东方各族自然科学的状况》，其中指出中国人在考究身边之物的性质与用途上所达的地位。他先说到这种文字因其构成而宜于传达关于动植之界的某些一般观念，接着便说到他们的著者好立理论、而不以考察与记录事实为足。「他们不去研究物体的构造，却要凭推理断定它该是怎样，这个宗旨不止一次把他们引得离所定的目标极远。他们最奇怪的谬误之一与万物互相转化有关，那是自民间故事、或自对昆虫变态所作的失当观察而来的。在幼稚的成见上又加了博学的荒唐；俗人所信的，哲人便设法去解释；而照东方的宇宙生成之说，这再容易不过：其中一种单纯的物质千变万化，显现于一切存在之中。变化只及于物体表面的性质，或者不如说物体本身只是表象；照这些道理，他们见电流、甚至星辰化为石头——如陨石坠落时那样——也不以为奇。有生之物变为无生，则有化石与石化之物为证。埋在地中千年之冰变成水晶；而铅作为一切金属之父（正如它在炼金术中的标本土星是众神之父），只须经过四个各为二百年的时期，便依次变成朱砂、锡与银。春天鼠化为鹌，八月里鹌又化为鼠。

「叙述这些奇事的笔调有时略带含糊；但他们既信其中一部分已获证实，便看不出其余有什么真正不可能之处。有一位博物家比同侪少些轻信，对另一位著者所报的黄鹂化为鼹、稻化为鲤颇有讥笑之意；他说：『这是荒唐的故事；唯有鼠化为鹌是有据的，历书里载着，我自己也常见到，因为无论是变形还是生育，都有一定不变的次第。』照中国人说，动物或如四足之兽那样胎生，或如鸟那样卵生；或如昆虫那样以变形而长，或如蜗、蛞蝓与蜈蚣那样因湿而生……这类体系几乎总能得势，而且不独在中国如此，因为以词代物、什么也不深究、备下现成的公式来解一切问题，是最省事的。他们就这样造出了一套学究的行话，人几乎要以为是自我们的黑暗时代借来的；正是它极有力地使中国的学问一直留在我们今日所见的襁褓之中。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心思一旦被引上歧途，非历若干世代、非有一位天才之助不能拔出。中国不缺世代；但只要他们的政治制度把一切好问之心、一切强健之智都自科学的考究引开而引向科举、或把官职的种种职守与琐务所带来的荣显与差事摆在他们面前，那么纵有一个人以其过人之明可以驱散这些骗人的微光，他要施展这份幸运的影响也将极难。」

本国考究的守旧之风

末了这句话，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中国人在一切学问的考究上何以停滞不前的缘由：无知的大众把精力与时间耗在苦役上，而读书人的才具则在争取官位的竞逐中被耗尽、被扭曲。加之他们的文字本身含混而缺乏确立的术语，令这一门中最热心的学者也为之气馁。等到启示那使人有生气、有力量的真理传给中国人、其道理行于他们中间之时，我们才可望他们的心智更为强健、他们对造化之奇的考察更有所得。

注：青金石得自巴达克山。

注：达尔文在《博物学家旅行记》第三五页记里约热内卢附近的蜾蠃也有相似的习性。那虫以螫刺把蜘蛛或青虫弄成半死，与其卵一同存放，任其腐坏。

注：据洪堡的计算，估计这种植物的出产量比之麦为一百三十三比一，比之马铃薯为四十四比一。

注：外国人把这个名字用在枣上，是因为蜜渍的枣上桌时其色、其大小与其味都像阿拉伯的椰枣；这正是谬误如何仅因疏忽而生、而相沿不改的一个好例子。

七中国的法律与政体

中国政府的原理与其实际运作，值得一切留心研求人事的学者加意考察，其所以然者有数端：其历史之悠久为举世所公认，其所统治的人口之众多，以及其臣民所享有的相对安宁。凡异教之邦，其政治每每因执政者一己的品性而大为改易；百姓或因对制度本身所知不深，或因势所迫、习所成，易为有心计而有权势之人所引导播弄，遂往往将制度与人混为一谈。惟其如此，中国政体能绵延如是之久，既足以证明它同百姓的习性与处境相合，也足以证明它大体上治理得法。然而，纵使一国政府之古老、之完善、之秩序井然，远过于今日之中国，却未必能引起如今中华帝国所引起的那般兴味；其所以引人注目，实因这里人口之浩繁，而亿万生民的性命财产、衣食安危，都在极大程度上系于其政府之手。起初不过是一点好奇，及至看见苛政之为祸、平政之为福，关系竟如此重大，那点好奇便渐渐化作了敬畏。

中国政体的原理

中国政体的原理，无疑是家长制的：皇帝是父，他的官员便是各省、各府、各县负责的尊长，正如每一户的家长之于其家人一般。这或许也可说是别国政体的原理，但从未有一处像中国这样，把它整理得如此周密，奉行得如此一贯，而又历时如此之久。有两种互相作用的原因，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使这一原理得以切实施行。尧舜的古治，就细节可考者而言，严格说来正是一种家长式的酋长之治，而其所以得之，则因其德行之美；至夏禹以下的继体之君，则被视为受命于天，而其是否善用此权，亦须向天负责。及至商之开国者成汤起于公元前一七六六年，周之武王起于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各自举兵讨伐当朝天子，其所持的口实，都说前王未能奉行天命，因而丧失了据有天下的资格。

孔子阐发其政治伦理之义，既援引古代帝王的行事以证其所言之不谬，复借之以为申说其义理的凭据。当其在世之日，从游者众，可见其国人对他所教之当否是首肯的。加以夫子德望素隆，其学说之见重于世，或可由此得解；然而又过了两三百年，中国的君主才看出：采行并推广这些学说，可以给自己的统治以何等大的保障。于是他们着意将这些训诫化为法律，并以之为立国设官的根基。此后国中屡经变乱兵燹，朝代更迭，而这些著述对于维系中国的制度、赋予其性格与恒久性，所起的作用超过任何别的一事。教育既以之为本，凡为诸生时受教而奉之为政治智慧之神谕的人，一旦临民莅政，便会力求把其中的义理多少见之于行事。如此，则训诫与行事相为损益、相为扶持、相为督责。

然而这一文明毕竟是亚洲的而非欧洲的，是异教的而非基督教的。中国的制度是专制的、有缺陷的，且立于错误的原则之上。它们或许具备稳定的因子，却不具备进益的因子。家长制的原理并不能使人变得高尚、诚实、仁厚；它不能把妇女安置于其应有的地位，也不能教导各等人明白他们对造物主所负的义务；凡深知人心中恶欲之炽盛者，所惊异的倒是这样一大群人竟还不至于更坏。要寻出这份稳定的缘由，我们确乎须深入其构造之中来看；因为在这里，既无常备之兵以强制服从，亦无国教之机括以驱迫百姓尊奉君上。略一考察便可看出：当今的统治所赖以维持其驭民之权的几条大纲，在于对各色人等施行一套「严密的伺察」与「连带的责任」。而助成其效力者，则有此国地理上的孤立、一种对本国历史异乎寻常的自豪之忱，以及一套普遍推行的政治教育与科举考试之制。

这两条原则之所以得以贯彻，是靠着品级之细密、官职之层层相辖，其严整竟使这个政府比乍看之下更带几分军旅的气象；而整个体制之为物，则使它成为当今世上最纯粹的寡头政治之一。它像一张网，铺展在整个社会的面上，人人各困于自家的一格之内，而又与四周之人负有连带的干系。一个人既知道除非全然遁世，便几乎无从避开明里暗里的官府耳目，自然不敢轻犯国法；因为他不能不明白：纵使自己得脱，他的家人、亲族或邻里也要为他的过犯受累；倘若他无力补偿受累之人，则回乡多半是危险的；即便回去，也极可能发现家产已落入邻人或官吏之手，而这些人自知劫夺一个因犯罪而永被摈弃之人，是尽可安然无事的。

连坐、畏惧与孤立

这两种缘由施于万民之身，其效验便是使他们对官府——无论是它的官员还是它的举动——怀着极大的畏惧；人人都以为，离这两者都远远的，才最是安身之道。这种彼此伺察、彼此连坐之法，虽只在民众之中推行得不甚周遍，却必然要动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注入一种普遍的猜疑；而这种使人彼此孤立的用意，纵以公道、真实、诚信与天性之爱为代价，却正是官府所力求达到的，而且实际上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未受教育的百姓心目中，「官府」的意象便是一种无时不在的恐怖，如同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这种一沾上官府便恐怕要出事的莫名畏惧，把中国人真实的元气抵消到这般地步，以致他们之淡于进取、安于既有的见闻与所得、以及对种种小小的不公与掠夺逆来顺受，大半可以归咎于此。

人们之所以不肯明智地联合起来，以公道之理抵制官府的苛敛，或与其上司协力以维持良好的秩序，其为彼此的猜忌所阻，同其为畏惧差役所阻，正不相上下；像约翰·汉普登因拒缴强征的借款而身陷囹圄，又如托马斯·威廉斯及其同伴在波士顿港把茶叶尽倾入海，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迹，在中国或任何别的亚洲国家都不曾有过。他们对于非法的会党，其畏惧之心也同样深重：一则固然怕为官府所捕治，一则也因为同一种猜忌之心，会驱使会中首领对背盟者或可疑者施以种种酷虐。于是，这样一个有时几乎濒于揭竿而起的社会，便被连坐、畏惧与孤立这三股绳索缚住了；三者互相益其力，而其效力之大小，则又多半取决于国民的品性。既然朝廷的一切官员，在其为布衣之时，其心智皆是在这些影响之下养成的，那么当轴诸公之所以如此厌恶更张、厌恶与外人往来，便不难索解了——说实在的，正是从这两桩事上，君主最有理由担心自己权柄的魔力被削弱，而王笏从手中失去。

不过，此国普遍享有的太平，其背后还另有一层可说的缘由。这一半是由于政治教育在民间的普及——使百姓明白一切政治所本的原则，以及这些原则由家长制之理所推衍而出的道理——一半则由于他们那种埋头苦干、勤劳不辍的性情。以下略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构造、分司及其相互关系，并各部院各官吏所分任的种种职守，从中当可更多见出上述诸原则运行的情形。

皇帝虽被视为这一庞大机体的首脑，如同带动全机诸轮转动的飞轮，但他仍被认为应当依国中的法典而治；遇有明白可据之法，则纵然法出于他，也期望他在诏旨中遵而行之。中国的律令自成一座殿宇，其基石乃是二十个世纪以前李悝所奠。此后历朝历代都在其上营建，随时势之所需而增之、改之、拆之、合之。百姓对这部法典颇为敬重，「而他们所求的，似乎只是它能公正无偏地施行，不受一人喜怒的左右，不为贪贿所污。至于中国的法律反倒屡屡为那些执掌并守护它的人所破坏，这一点可惜是无可置疑的；但若与别国的法律相较，其程度究竟如何，目下却大半只能出于臆测：同时不妨指出一点，这多少可算是中国制度的一桩好处，即有确实的理由可以相信：无论何等身分、何种官位，凡显然的或屡次的不义之举，事实上终究少有能逍遥法外的。」斯当东爵士于此事甚有发言之资格，而凡有同样机缘可资论断的人，大都印证了他的意见；他所译的《大清律例》，更使凡关心此事者得有凭借，以考知这个政府表面上据以行事的种种原则。

这部法典名曰《大清律例》，即「大清朝之律与例」，举国之法皆在其中。全书分为七大纲，曰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以及工律；再细分为四百三十六条，谓之「律」，每律之下附以「例」，即后世所定用以限制、诠解或变更本律的条款；如今例之数目已远多于原有之律。此书由官颁行，每五年重修一次；一八三〇年重刊时，皇帝谕令刑部改易宜少，恐刁健之徒钻新旧法条歧异之隙以逞其私。此版共二十八册，是任何城中书肆里最常见的书籍之一。例附于律之后，与律有同等效力。无论省级还是中央的衙门，都不曾刊布可供通行援用的判例与判牍，虽然凡所判决，其案卷皆存于原审衙门；而将已决之案刊布，以为官吏之准绳，也并非没有先例。一七九九年之版，曾附有大量注释、按语与案例，以阐明法律的理论与施行。

中国的刑律

《大清律例》刊于一六四七年，去满洲皇帝入主中原仅三年；今节录其原序数语，即可见此书所据以编定的宗旨。序中先说，在一部信而有征的刑律重新确立以前，问刑官吏手中并无可资据以持平论断的定则，因而不得不时时加重或减轻其拟断，其间种种不便；随后顺治皇帝便叙及厘定此律的经过：

「朕命会集众多法司诸臣于京师，将前明所行刑律加以厘订，删其未当者，增其有裨于得平而足以尽善者，勒成新律。厥功既竣，进呈御览，朕再三详审其中诸事，复简命大臣数员，通加详校，凡尚须更定润色者悉为改正。今兹颁行，凡我内外衙门之各官有司，务宜恪遵勿失，此后毋得以一己之私意、或凭无据之专断而裁决听断。如此，则官民各就其所与者，皆将凛然畏服于此制之公；犯法者必受其罪之严惩，且足为他人之戒；而官与民终将同受列祖列宗盛德大业之福庇，传之无穷。」

名例律、吏律与户律

名例律之下凡四十七条，所载皆通行全书的原则与界说，其中于情理与罪责颇有几分独特之见。所论者为五刑之名目、十恶之界定、八议之条例，以及关于官吏行止的通则。第四十四条题曰「断罪无正条」，其文云：「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而无正条者，援引他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转达刑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此例自然给了问刑官极大的伸缩余地；而既许他在新断之例未经准驳之前先行裁决处置，则在此类案件（其数目其实并不甚多）中，能约束其枉法者，主要不过是怕人上控及其后果，或怕受害之家径行报复而已。

其余六门，则分属朝廷六部。第二为吏律，凡二十八条，分为二卷：一言官制，一言官吏之行止等事。其中定爵位名号世袭之法，而于冒滥其荣者著为科罚。中国的勋贵多是满人；入关以前既有的世袭名位，除孔子后裔所世守者外，一概不予承认。滥保匪人以为堪膺重秩、未奉上命而擅自除授黜陟、以及擅离职守，是上卷所规定的主要事项。下卷则载上官干预下级衙门审断之律，及严禁官吏结党植私、谋为不轨之条——后者自然是死罪；凡食朝廷之禄者皆须通晓律令，即便寻常百姓，「其有能讲读律令、晓其义理者，凡因过失所致之罪，及因他人之罪而干连者，若系初犯，皆得免宥。」

第三门为户律，凡八十二条，所载有编审户口之法，有承继嗣产之例；又有规范各色人等婚配之律，有守护仓廒库藏之条，有察禁并惩治私贩之法，有抑制重利盘剥之令，有稽查市肆之规。第七十六条令人户各据实开报其所业，不许擅自改易行业，「其子孙世世不许变乱」。惟此律常为人所破。第九十条则免除文教与寺观之屋宇的赋税。凡关涉田产之律，其大旨在于务使所占之地尽行耕垦，并使赋税按时输纳。在某些情形之下，业主可因不加耕种而被夺其田；而虽名为世业之主，其以遗嘱处分田产却处处受限；倘赋税不纳，则田产没官。

礼律、兵律与刑律

第四门为礼律，凡二十六条，所载为国家祭祀典礼之仪注、奉祀祖先之制，以及一切涉及邪教左道之门派与师巫者。其中若干条对凡假托新兴教门而为非法结集者所悬之重刑，与欧洲宗教改革之际及其后英、法、德诸邦君主所颁的禁令颇有意味深长的相似之处。中国的当局者同样深恐百姓聚集而谋抗上。即便迎神赛会，遇有正当理由亦可禁止，在京师则一概不许；至于皇帝所行之典礼，尤非未奉敕命者所得仿效；妇女不得群聚于庙宇，师巫不得作种种怪异法术。这些律条真正必要者甚少，而其禁邪教诸条，实则是针对政治性的结社而发——此等结社惯常披着宗教的外衣。

第五门为兵律，凡七十一条，所载为宫禁之宿卫、军伍之统辖、关津之防守、马政之经理，以及驿递之传送。其中若干条定护卫御体之法，及宫中、京城与全国各处扈从兵弁的布置。关涉军政诸条兼载城邑巡缉之规；而为固边圉所设诸条，则包举一切禁绝与外人往来的法令，其中数事前文已顺笔提及。军中马匹牛畜之供给，事关紧要，规定甚为细密；有一律令凡畜有性悍伤人之牲畜者必加羁制，倘因失于防闲而致人死伤，则畜主须纳赎以免杀伤人之罪。此项迫使悍畜之主善加约束的条款，与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九、三十节所定者相类。中国至今尚无通行的邮政之设，惟官府的驿使常代传私信；地方信件则由镖局信局稳妥递送。官驿规定的行程为日行百里，但寻常所行往往不及其半。官员自北京赴广州，程途一千二百英里，准其九十日到任，而驿使则常以十二日驰至。

第六门为刑律，分为十一卷，共一百七十条，于全书之中最为紧要。有些条下所附之例甚繁，足见罪行之所以不得其惩，并非由于律文不备或儆戒不严。此门诸卷所载为：贼盗，其中包举谋反大逆与叛国；人命；斗殴；骂詈；诉讼、不孝父母与诬告；受赃；诈伪；犯奸；捕亡与罪囚之脱逃、监禁及行刑；末为杂犯。

第三百二十九条令：凡骂詈父母或祖父母者，及妻骂夫之父母、祖父母者，皆绞；惟必须被骂之人亲自赴官控告，且系亲耳所闻者方可。此律就子女而言，与《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九节所载者相同，而此处所付与父母之权，似亦未见生出弊害。第三百八十一条所载为「私和公事」，然其刑罚大抵成了具文；若将衙门中种种规避上司查核、使案件不得上闻的手段一一详述，当可成为中国法制史上奇特的一章。职是之故，凡有人以私和相请而一概拒却者，便大为百姓所称道。又有一条（第三百八十六条）定：凡行止有亏、有违律意而律无正条可指者，笞四十；情节重者，杖八十。此门中若干条款颇有可取，但中国的立法，无一处比刑狱之法更为残酷而无常。律许法官刑讯人犯，遂为种种不仁之举大开方便之门。

第七门凡十三条，所载为营造与河渠之事，如织造违禁花样之绸缎、修筑堤防、兴建官廨之类。凡公廨、仓廒、府库、工场，江河运道之堤埽，以及城堡、垣墙、陵寝，皆须时加查验，随时修葺。惟或因公帑不足，或因侵渔中饱，此类律令多成虚设；主其事之官往往百计规避，务求多中饱其款。曾有一官奉命修墙，竟令工匠遍将墙上尚存之石凿去其面，然后以灰泥补其孔洞。

除这些律例及其繁多的条款之外，凡地方大员皆有权就应加整饬的公务出示晓谕，其中甚至有关系生死者：或申明某项旧律，或将旧律移用于目下之案，随宜而加变通。此等举措须报所属之部于北京。此类命令一时既有法律之效，却从不经过正式的废止，而是渐归湮没，直至情势再起，才又复加申饬。这种颁行法令的方式，遂在乡村之间生出一种不成文的习惯法，而族中耆老有时便迫人服从；行之既久，亦成为强制施行的另一种凭据。

论《大清律例》之得失

然则，虽有法律所许的种种刑讯与惩罚，虽有暴怒的官吏或贪婪的胥役、狱卒加于囚犯之上的种种苛虐，若就中国的立法作一通盘的考察，以其成效及社会的大体气象论之，则给人的印象是：其治理远胜于亚洲他国。《爱丁堡评论》曾作过一番有利于中国的比较：「此部法典之中最可注目者，莫过于它极合情理、极明晰、极首尾一贯，其各项条款简洁直捷、不事枝蔓，而其措辞平实有节。这里没有别处亚洲著作里那种骇人的冗词赘语，没有那种迷信的呓语、可怜的支离、骇人的不合逻辑与没完没了的重复——那些神谕式篇章的通病；甚至也没有其他东方专制之邦那种浮夸的谀词、堆砌的形容与令人生厌的自赞——有的只是一串平静、简约而清楚的法条，通篇透着务实的判断力与欧洲式的常识；即便未必事事合乎我们进步了的权宜之见，大体上也比多数别国的法典更接近于此。说实在的，当我们从《曾德阿吠斯陀》或《往世书》的狂言呓语转到这部中国典籍的通达与务实之音，简直像是自暗入明，自昏耄的痴语转到一副开明头脑的运用；这些律文在许多细目上固然叠床架屋、琐碎得可笑，然而我们几乎想不出有哪一部欧洲法典能同时如此赅备而又如此一贯，或如此近于免去了繁芜、偏执与虚构。凡关乎政治自由或个人独立之处，它诚然缺陷得可叹；但若论弹压乱萌、以温和之力驾驭亿万之众，则其宽厚与有效，可谓兼而有之。它所为之而设的那个社会，从字里行间看来似乎低下而可怜；然而制此法者又能想出何等更明智的办法，使这样一个社会得以安宁无事呢？」

这一番称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允的；不过中国立法之实际施行，大约并未因仅仅拥有一部合乎情理的法典而有根本的长进，虽然在法制上确也有过若干改良。诸如刺瞎双目、割去鼻、耳或身体别处之类的野蛮刑罚，在波斯、土耳其至今犹属常见，而在中国则既不许可，亦不施行；至于轻罪，官府大抵只以枷号示众或笞杖了事，而这些又并不带来什么身分上的贬辱。

这一部非凡的法典，其缺陷出于数端。它没有界定可以安然授予臣民的自由究竟到什么地步，而臣民的权利在法律上根本无从说起。这个政府是专制的，然而立法者手中并无有效的兵力，于是只好在社会伦常之德与人伦之责的践行上立法立得极细密，细密到反而妨碍了这些德行的践履；不过也须记得，那里既无讲坛，亦无主日学校，可以本着一部更高的法典来阐发并申明这些道理，于是在大多数场合，法律便不能不充当主要的向导。这部法典又对琐屑之事留意入微，力图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形立法，这必使法官在处置人事中无穷无尽的细微差别时大感为难。如今其中颇多含糊而久废之律，随时可被人拈来作把柄，借公事以泄私忿；虽然习惯与成例都足以证明它们早已不行，然而怨毒与贿赂却能轻易使之复活，并加诸目下之案。

法律对于社会的影响

然则，除了谋逆犯上之案以外，就整部法典而论，纯然的残酷是不能加以指摘的；虽然其中许多律文似乎主要是为「示以可畏」而设，刑名所悬，高于实际打算施加的惩罚，为的是让皇帝有施仁的余地——或如他自己所说，好「法外施恩」。这样做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而此举之习以为常，也证明了这种施仁确有其效。中国的法律并非全然是一纸空文，尽管其施行的力度千变万化，永无定准：有的官员宽和，有的官员严峻；有的省份百姓勤勉安分，有的省份则桀骜不驯，不乐于安静的生业。因此，与其像许多游历者与著述家惯常所为的那样，从若干欺压与抗命的个例推断出整部国家机器的模样，倒不如着眼于社会大体气象中所显现的成效，观其树而察其果，庶几可得一较为公允的见解。

此处所拟对中国政体所作的通盘考察，为便于论述，可分作以下数目：皇帝与其朝廷、社会之阶级、中枢行政之各部门、地方的大小官吏，以及法律的施行。

论中国皇帝的名号与权柄

皇帝居于万事之首；倘若手握大权、身受几乎无边的尊崇便能带来幸福，那么他大可算是世上最有福的人了——虽然他的权力也受着不少制约，而人们对他的尊崇，多少也要看他奉行天命是否忠实。「皇帝是中国政制与朝廷的唯一首脑；他被视为上天的代行者，特蒙拣选以治万邦；他在一切事上皆为至尊，最高的立法之权与行政之权集于一身，既无限制，亦无牵掣。」他与罗马教皇同样自命为上天的代行者、上天旨意对全世界的诠释者，而这两位统治者在僭取自矜的尊号上，也可谓各不相让。在国家文书中及民间用以称呼君上的，最常见者为「皇帝」，即「尊严之君」；其义训曰：「德合天地曰皇，能行天道者也。」此号又更申说其义为天：「天不言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故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垂拱而治，不出一言而民服其化；其德不可测识，浩浩如昊天，故谓之皇。」

在加于君主的众多称号之中，可举者有：「皇上」，即尊严崇高之人；「天皇」，即上天之皇；「圣皇」，即智与德俱臻于极，知无不周、德无不备；「天帝」，即上天之帝；「圣帝」，以其能行天道也。又称「天子」，因天为其父、地为其母；又称「圣天子」，以其生于天而知识无穷；凡此皆是就他受命于天而为天下之主而言的。甚至有人以专属于天的名号称呼他，他自己有时也如此自称。「万岁爷」一称，于谈及他或趋前进见时用之，正如古波斯诸王所受的那句「愿王万岁！」。「陛下」则是廷臣献媚的称谓，意谓自己不过配立于御座踏脚之侧罢了。

皇帝自称，通常用「朕」，即我也；「寡人」，即孤寡之人、独一之人；以及「寡君」，即孤寡之君。外国的著述家曾加给他许多可笑的尊号，如「日月之弟」、「列星之孙」、「万王之王」等等，而这类字眼在他的臣民之间却闻所未闻。他的宫室有种种称呼，如殿廷、金殿、九重、丹墀、丹陛、彤庭、禁苑、紫禁、玉阶、金阶、午门、瑶阶、天阶、天庭、大内、枫宸、王宫等等。见他一面谓之「瞻仰龙颜」；其座曰「龙座」，又曰「神器」，意即上天所赐、供他行使神圣使命时所坐之物；其身曰「龙体」；而五爪之龙则如纹章一般绣于他的袍服之上，无人得以擅用或仿制。如此说来，那条老龙几乎可说是盘绕在中国皇帝身上了——皇帝是它在这世上权势最大的支柱之一，而它便借着皇帝，设法使人类的三分之一来崇拜自己。

皇帝是他境内一切权势、品级、荣宠与特权的源头；他的疆土称为「天下」，意即普天之下，而直到不久以前，连他最高的官员也还懵然以为这就涵盖了全人类。天上既只能有一日，地上便只能有一位「皇帝」，为普天下福祉之所自出、之所颁施。他所握有的同一种绝对行政之权，也交在他的督抚手中，由他们在各自的辖境之内行使。他是宗教之首，是唯一有资格祭天的人；他是法律之源、恩宥之主；没有一种权利可以违逆他的意旨而存立，没有一项要求可以对抗他而成立，也没有一项特权能护人免于他的雷霆之怒。举国的兵力与赋入皆归于他，凡年在十六至六十之间的男子，他都有权征其力役。总而言之，整个帝国即是他的产业，而能约束其专断者，不过是舆论、没有一支有效的常备军、国库的窘乏，以及为他执权之人的贪贿而已。

满洲人既据有北京，便以为凭此一席之地，尽可承受帝王的一切名分。其君主于一六四四年十一月如此宣告其践祚：「大清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天下虽广，上帝一视同仁，无所偏私。朕之皇祖，诞受天眷之命，肇基东土，帝业遂固。朕之皇考承业而恢廓之；朕以眇眇之身，忝为天仆，嗣承所遗之大统。当明祚将终，奸宄蜂起，生灵涂炭，中夏无主。朕乃祗承祖宗之功烈，救斯民于水火，殄其暴虐；今顺万方之情，定鼎于燕京……朕受天之休，顺众人之愿，敢昭告于天：已即皇帝之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清，建元曰顺治。伏惟天地垂庇佑之恩，俾灾患变乱早息，海内乂安。谨以祈祷，尚飨。」

皇帝的名讳与尊号

当今的皇帝是清朝御宇中国的第九位。「清」者，洁净之义，满洲人取之以为其新朝的国号，寓其立国将秉持公道之清明。古代开国之君，有以其世传封邑为国号者，如宋、汉、周之类；后世则多取「元」（本原）、「明」（光大）一类的字眼，其自矜之意于此可见。

当今的君主尚在冲龄，政务名义上由皇太后垂帘主持；前朝同治冲龄之时，太后亦尝居此位。今上一家之姓为「觉罗」，义即「金」，得之于其始祖爱新觉罗，相传其人乃神女所生。他们是金人的嫡裔——金乃一犷悍之族，约在一一三〇年逐去中国的君主而据有北方诸省，以北京为都者有年。及蒙古兵来，被逐而东，仅存名义上的自立；后改女真之号为满洲，人口渐繁，然直至入主中国，才真正举足轻重。今朝公认的肇基之主是显祖（一五八三—一六一五），其直系子孙统称「宗室」。第二代皇帝又进一步限定宗室之范围：赐其二十四子各以两字之名，其首字皆同曰「胤」。至于此后各世，则命每一辈的宗人共用一系列的字，如此则枝派虽繁，一见其首字便知其行辈。康熙自己名中之字为「玄」，此后依次为胤、弘、永、绵、奕、载；前一位与当今的君主名中皆用「载」字。凡名中带此字者，皆康熙之直系后裔。此七辈之字用毕以后，又已择定八字，以备后来的天潢贵胄取用。

为更进一步分别血属之最近者，如诸子、诸侄之类，又规定每一家的次字必须同出一个偏旁。故嘉庆与其诸兄弟，首字皆书「永」，次字则同从「玉」旁；道光与其兄弟、从兄弟，首字皆「绵」，次字则同从「心」旁。后来两辈的次字本已择定「糸」与「金」两旁，不知何故，又改为「言」与「水」。这一特色以汉字书之最易见出；若以西人之名相拟，可设想一家诸子皆名「路易」，而次名则作「爱德华」「爱德温」「爱德威」「爱德加」之类，其中「路易」相当于「绵」字，而「爱德」一音则相当于「心」旁。

当今皇帝的名讳是载湉，与历代先帝之名一样，被视为过于神圣，不可出诸口，其字亦不可依常体书写。名讳身后亦同受此敬，故自满洲君主御极以来，改易之字已有十二个；康熙的名讳「玄烨」，其「玄」字的写法便从此永久改易了。当今的君主生于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五日，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继其从兄载淳之位；载淳崩而无嗣，这在觉罗一族近三百年来还是头一遭。当时诸从兄弟之中究以何人承继龙位，一度迁延未决，后由大行皇帝之母主持，使诸王会议共举其侄——醇亲王之子。那孩子于夜间被召入宫，以便即刻受「皇帝」之拜；不多时便被抱到众人之前，犹自睡眼惺忪、啼哭使性，就这样以「光绪」——意即「光大之嗣绪」——为号，开始了他的一朝。

国号与庙号

此号名曰「国号」，即举国通用的称号；在西方诸国之中，若要找一个最相近的比拟，莫如新任教皇戴上三重冠时所取的名号。它表达的是君主愿与自己这一朝相连的那个意念，也是他在世之日臣民用以称他的名号。有些著述家称之为「年间」，然而它虽严格说来并非他的名字，用「年间」却不如用「朝」来得确切。西人书中相沿成习，已把它等同于本人之名；说「道光皇帝」总比说「道光年间」或「道光一朝」来得明白，更胜于像威妥玛那样写作「绵宁皇帝，其在位之号为道光」，或像理雅各那样说「雍正之世的『宪』皇帝」。在这样一件与西方成例全不相同的事情上，勉力求其分毫不爽，实在不值得费此周章。

「国号」之用，始自汉文帝，时在公元前一七九年，此后相沿不废。早年的君主之中，有在位期间屡易其国号者；如唐高宗（公元六五〇—六八四年），在位三十四年而有十三个国号，遂使史家改用「庙号」，以其较为妥当而不易致混。何以要给君主另立一个有别于其本名的称号，其故未能尽明，大约出于君主的矜夸：既欲以堂皇的名号自耀，又欲使自己的本名带几分不可言说之意。此俗约于公元六四五年为日本所采，朝鲜与安南亦皆行之。

道光的即位诏

君主登极，中文的说法是「受天与大自然运转之命而君临天下」，其时须颁一道即位之诏。此类文字措辞变动不多，兹节录一八二一年所颁的一道，即可见其大概：

「我大清受天眷佑，至为深厚。太祖、太宗肇造丕基；世祖遂为中夏之共主。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为一代之光，高宗纯皇帝崇隆无比，皆德业弥盛，神武丕昭，巩固邦家之光烈，陶铸寰宇于雍和。

「大行皇帝御宇二十有五年，兢兢业业，夙夜靡遑，勤求至治，故其政休明；朝野钦崇，肃然畏服。仁心仁政，无远弗届：中外乂安，亿兆黎庶咸得其所。方冀鸿业永延，天休屡降，不意銮舆幸滦阳，龙驭遽宾于天。

「我皇考圣慈，于亲政之初，已默定神器之付于朕躬。朕自知德薄，初甚惧弗克负荷；继思列圣垂谟于后世，皇考以此重任相属，而天位不可久虚，乃抑情强抑，暂敛哀恸之私，以敬承不易之命。谨择八月二十七日（十月三日），虔告天地、祖宗、社稷，然后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道光元年。

「仰惟绍述前徽，抚膺祗惧。夫新君之临御天下也，宜笃亲亲之恩，广布恺泽：所当举行者，条列于后。」

（以下凡二十二款，备载应颁之赏赉、王公百官之升迁；命复原被降黜诸臣之原俸原衔，并祭祀孔子及历代帝王；罪犯颁赦，流徙者召还；官债与积欠悉予豁免，并加惠高年。）

「兹当嗣位之初，朕将勉力以安亿兆之民。其助朕以任肩上之重！朕敬受上天之大任。凡尔王公卿士，大小臣工，文武百官，其各矢忠贞，共扶大业，俾我家邦之统绵延亿万年，太平昌盛，永无穷期！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数日之后，礼部又为道光皇帝颁行了「登极」即位、御龙座时所应行的仪注。其中详列了一长串跪拜俯伏之节，以及引导排班朝中百官与宗室诸王的次第。待众人依品级班次在御座之前排定，「届时礼部尚书前诣，恭请皇上易缟素，出东宫之门，入中宫之左门；皇上于大行皇考几筵之前，恭告受命——三跪九叩。」

礼毕退下，少顷，宫中大批官员又「前诣恭请皇上御龙衮，诣皇太后宫行礼。皇太后具礼服升座，皇上于座前三跪九叩。」此孝亲之礼既毕，金辂备齐；钦天监之官——其职司即在「观时」——立于宫门，及至他奏报吉时已到，皇上乃出御金辂，仪仗前导，行至保和殿。此处帝国的大臣依品秩排班，皇帝升殿而坐，众皆跪而九叩。

「此礼既毕，礼部尚书进前跪奏曰：『请即皇帝位。』皇帝乃起座，仪仗仍依前序而行，至太和殿，皇上升宝座，南面而坐。」在场之人一齐上前，再行九叩之礼；随后即将——若在欧洲便称作「加冕诏书」的——登极之诏正式钤印，然后以同样的仪节布告天下。此类大典之中尚有许多小小的礼节，有些于此场合甚为相称，有些以我们的眼光看来则近乎滑稽；通观全局，是宗教、辉煌与滑稽戏的一种奇异杂糅，然而就其整体而论，终究足以使人人对这位向上天奉献、又从世人受取如此敬拜与崇奉的人，生出一种敬畏之情。

臣民对皇帝的尊崇

凡足以增益皇帝其人其位之尊严与神圣者，无一有所遗漏。几乎一切他所用之物、供他起居之物，皆为小民所不得僭用，并以某种特别的标记或颜色以为分别，好维持人们看待他时那种敬畏之感——而这正是他的御座所赖的一大助力。宫门之外一段必须步行而过，那条通向宫门的石砌御道，唯他一人可行。空着的御座，甚至只是覆在椅上的一幅黄绸，其受人叩拜与他本人在座时无异；而御旨到省，接者必焚香跪迎；运河之上载运御用之物的船只，无不享有先行之权。他的万寿之辰，百官皆有庆贺之典；马戛尔尼勋爵亲见其开场之仪，所记载的情形，足见其一举一动如何巧妙地维系着他自命为天子的身分。

「首日专为向皇帝的至尊举行庄严、神圣而虔敬的朝贺。此次典礼不再设于帐幕之中，也不带筵宴的性质。诸王、属国之使、各国使臣与朝中大臣齐集于一座宏大的殿堂，及至特传，方被引入一处内堂，其形制至少略具庙宇的模样。堂中所陈，大抵为巨大的乐器，其中有一列列圆筒形之钟，悬于雕饰的木架之上，自一端至另一端依次递小；又有三角形的金属之片，其排列之序与钟相同。在这些乐器之声中，有太监唱起一支迟缓庄严的颂歌，其运嗓之工，听来竟如远处的玻璃琴一般。歌者自一音滑向另一音，皆以一面清越洪亮的铙钹击节为导；使团中通晓音律的诸君对其演奏颇为称许。通体听来，确有一种庄严宏大的气象。演奏之间，遇特定的信号，凡九次，在场之人皆九次俯伏于地，惟公使及其随员只行一深鞠躬之礼。而那位受此尊崇之人，却自始至终不曾露面，仿佛是在效法神明。这样一场对一个同为凡人者的近乎崇拜之礼，其意在于在人心中留下敬畏的印象，而这印象是不容被随即而来的游宴嬉乐之景冲淡的——故此类娱乐一概推到次日。」百姓大众是不许参与这些典礼的；他们被隔在远处，而事实上也全不放在心上。每一省城皆有一堂，名曰「万寿宫」，专为尊崇皇帝而设；万寿前后各三日，文武百官及邑中最著名的士绅齐集于此，向他行礼，一如亲在御前。堂中的墙壁与陈设，一色皆黄。

承继之权世及于男系，然而君主随时皆可在自己诸子之中指定嗣位之人。当今在位之日，储君通常并不为人所知，虽然朝中设有「太子太保」一类的虚衔。有清一代，继统之事屡有变异，然而土耳其、埃及与印度那种为除去竞争者而演出的血腥场面，在北京却是闻所未闻，百姓也不虑其有重演之日。前此八位君主之中，顺治为第九子，康熙为第三子，雍正为第四子，乾隆为第四子，嘉庆为第十五子，道光为第二子，咸丰为第四子，同治则是独子。及光绪入承大统，这一脉相承的直系便中断了；自一六一六年至一八七五年，凡二百五十九年，十位君主（连关外二君计之）相继在位，其世系绵延不断，至此乃绝。此事只有犹大国堪与比拟：自大卫下逮约雅斤（公元前一〇五五至前五九九年），其统系亦如此依次相承——四百五十六年中凡二十王。

乾隆一朝，曾有御史上疏，言预立皇储足以安人心、绝钻营，其说宜行；而此议竟使其人丢了官职。皇帝说，万一自己猝然晏驾，嗣君之名自可于指定之处寻得；而预先明言则甚为不便，恐钻营之徒蜂拥趋附，结党植私，思藉以自进。此策之为得体，自无可疑；而乾隆之所以深知反其道而行之的祸害，说不定正得之于他对中亚或印度某些君长的史事的了解。不预立储君，还有一桩好处：不但太子无从结党营私，而且新君御极之后，也罕有为自身安危计而不得不杀戮或幽禁其兄弟叔伯者；因为这些人既无权柄，亦无党羽，不足为患，其功名之心尽可于太平的途辙中一展。一八六一年，嗣君尚是五龄稚子，宫中曾起一场阴谋，欲将他从生母手中夺去，交付于把持朝柄有年的一伙人，结果主谋者尽被正法。

宗室与勋爵

宗室之管理全在皇帝掌握之中，而措置颇为精明。凡宗人皆属「宗人府」统辖——此乃一种管理族属的衙门，设宗令一人、左右宗正二人、左右宗人二人。其职守在于经理凡与皇帝亲族之统驭有关的一切事务；亲族分为两支，曰直系与旁支，即「宗室」与「觉罗」。「宗室」只包括天命帝之父显祖——义即「光显之父」——的直系子孙；天命帝于公元一六一六年始称皇帝。旁支则包括其伯叔兄弟之后，统称「觉罗」。两者合计之数无从确知，惟北京与盛京的国家档库中皆有玉牒可稽。宗室以黄带为识，觉罗以红带为识；若被黜革，则宗室改束红带，觉罗改束紫带。宗室之中共分十二等品级，故其疏远的族属之中，不免有沦于窘困者。他们被摒于有用的仕途之外，而所受的那一套教育与监束之法所生的流弊，也就一一显于其身：其所营者鄙下而不正，其为人则卑屈而庸懦。婚娶时官给银一百三十三元，丧葬给银一百五十元，遂有人苛虐其妻至死，以求屡屡领此赏银并再得妆奁。

举国的勋爵，通体而论，是这样一群人：徒有荣名，而并不因此得有权柄、田土、财货、官职或势力；其中有些多少可以世袭，然而整套制度之所以如此设计、名号之所以如此颁赐，都不过是搔着受者的虚荣，而并不授以任何实权。这些名号并非得自封地，只是在本名之外缀以品级而已，因而如何迻译，颇成难题。譬如「恭亲王」一号，字面之义即「恭敬的宗室之王」，西人译之，当作「恭亲王」，而不当作「恭地之亲王」——后者会使外国读者误以为「恭」是一处采邑，而非一个褒美之字。

十二等爵位专授宗室族人：一曰亲王，即宗王，亦即皇族之王，通常授于皇帝的兄弟或诸子。二曰郡王，即一郡之王；此两等王之嫡长子，于其父在世之日即有一定的品级，而旁支则世代递降，愈远于帝系嫡脉则位愈卑，至末乃仅为宗室之一员而已。此两等，耶稣会士的著述中称之为「小王」；皇子既冠，皆入此二者之一。最高等的亲王，岁支俸银约一万三千三百元，又给米粮，并侍从三百六十人，合计每岁耗于国帑者七万五千至九万元。郡王得其半，以下各等依次递减，至于寻常宗人，则每人月支四元并口粮而已。三、四曰贝勒、贝子，为旁支之王。第五至第八为公，曰镇国公、辅国公，另有两等在下，遇朝会大典不得入朝。第九至第十二为爵，或不如说是将军，亦按世次而降。位在下等者，人数极众。此辈在京任职者甚少，授以地方要缺者尤为罕见，惟满洲之治理则大抵在其手中。

此外又有古来的五等爵，曰公、侯、伯、子、男，西文通常译作公爵、伯爵、子爵、男爵、从男爵；此等爵位则不分满、蒙、汉，不论文武，一概可授，而受者亦颇以为荣。前三等班位在无爵的最高文臣之上；不过国中大多数要职，一经除授，本身即带有一种荣衔。孔子的嫡裔称「衍圣公」，即「永享圣祀之公」；国姓爷之后则称「海澄公」，即「靖海之公」：这两者是汉人之中仅有的两个世袭不替的爵号。至于满人之中，则有八家之长，因翼戴觉罗一系登极有功而受封世袭罔替之王，统称「铁帽子王」。上述之外，尚有若干名号，或因其罕得，或因其有特殊的恩典，被视为尤为尊荣，略如欧洲之嘉德、金羊毛、巴斯诸勋位。

宫廷中的起居

宫禁内部的建置，略仿六部之制，其总揽之权属于「内务府」，设总管大臣一人、协理六人，其下辖七司。这些官员的职守，在于皇帝、皇后祭祀时随侍左右，并导引后宫嫔御出入宫禁；又稽察诸皇子之家务，并秉承上意，总理凡属宫内之事以及一应供给与护军之经理。这七司的分职，颇有几分像一个缩小的朝廷：其一司衣食之供；其二司防卫，皇帝出行时经理扈从；其三司这一大家人彼此之间所须遵守的礼节，并于皇帝御内殿受贺时，由皇后领班，引后宫诸人上前行礼；其四司拣选入宫之女，并征收皇庄之赋入；其五司宫中一切修缮，并于皇帝、皇后或宫中妇孺出行时，责令清理街道；其六司皇家的牛羊畜牧；末一司则是审断兵丁、太监及宫中供役诸人罪愆的衙门。

按制皇帝应有太监三千，实数则略不足两千，宫中杂役皆其所任。皇子皇孙准用者自三十人递减至四人，铁帽子王与额驸则有二三十人；凡此贵胄，即便养不起足额，也不得不用几名太监以充门面。此辈大多在八岁以前便由父母迫令受阉（亦不尽是因贫），因为这样通常可保衣食之资。也有人出于懒惰而甘居此列，且若能安分守己，还可分到颇为体面的差事。自极古之世，某些罪人即以宫刑处之。宫中另设专司，以督察这些奴仆是否尽职；他们共分四十八等，有清一代从未生过祸乱。其中所得薪俸最高者，月不过十二两。

皇后与嫔妃的地位

后宫女子之数，未能确知；名义上皆归皇后统辖。每三年，皇帝阅选满洲官员十二岁以上之女，随意择之以充嫔御；在制之妃嫔只有七人，而不在制者则无定数。后者若未曾为皇帝生育，则年至二十五即放还得以自由。人家有女入宫，一般视为门户之幸，满人尤然，每欲藉这条内廷的路径以图腾达。而在那些可怜的女子自身，则是一种单调、困顿而不得安宁的钻营生涯。一入宫门，便与所有的男性亲属永诀，女伴故交亦罕得相见；照料她的太监，便是她与外间往来的主要孔道。不过也不妨补说一句：其境遇中的安适与势力，究竟远胜于印度的妇女。

本章的细目大半取自《大清会典》，其第四十八卷载有供给皇帝与宫廷之数。每日应进御者：盛于盆者肉三十斤，煮为汤者肉七斤；猪油与酥油各一斤四两；羊二只、鸡二只、鸭二只；牛乳取自八十头牛；茶七十五包。皇后则得盘盛之肉二十一斤，和蔬菜同煮者十三斤；鸡一、鸭一、水十二罐、牛乳取自二十五头牛、茶十包。至于其侍女与嫔御，则各按定例给食。

皇太后是宫中最尊的一位臣属，皇帝时时向她行礼，以三跪九叩之最隆之仪。一八三六年，嘉庆之未亡人年届六十，皇帝加以种种尊崇。今节录此庆典所颁谕旨之一段，即可见君上对她的敬重：

「朕之幅员广远，蒙景福之庥荫，臻于极盛。朕之崇隆宗祧，赖举朝所仰之懿亲庇佑，益以光显。慈闱之福本已无瑕，今更加以至极之庆，六宫之内，莫不欢忭。兹典之隆，当逾古人于人伦所责之极，以来普天之称庆。仪节之设，自非寻常所可拟，庶几朕之尊亲与奉养，得以并昭于世……今年孟冬之月，适值圣母万寿六旬之辰。当此嘉期肇启，日月合其祥晖；甲子重周，斯荣益增其福祚。仰瞻慈光，再申庆贺，谨以此昭告于天、于地、于列祖列宗、于社稷之神。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朕将率诸王、公卿暨文武大臣，诣仁慈端肃、恬熙纯懿、静穆自持、恩泽无涯之皇太后之前，恭进嘉辰之贺。此庆之乐，直与天上神女所享者等；朕既以告于神明与吾民，复将献无量之福于圣母。」

除通常施恩之举，如犒赏兵丁、颁赦、擢用、加秩之类而外，其第十一款又令：「凡至孝之子、顺谨之孙、贞正之夫、节烈之妇，一经查实具奏，皆旌表建坊，勒石以彰其行。」兵丁年至九十或百岁者，赐银以建牌坊；坟墓、庙宇、桥梁、道路则命一体修葺。惟这些「异常优渥之特恩」，究有几多真正见诸施行，则无从言之。

护军与百姓的等次

为护卫扈从皇帝及其宫禁，另设有若干选锋之军，驻于皇城之内、京师之中及城郊各处营房。八旗兵分为三大部，各辖满洲、蒙古、汉军的世袭兵丁，开国之初即编为八旗。其旗为三角形：左翼之兵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右翼之兵则于同色之外镶以异色之窄边。凡此兵丁之家，皆世世不出其所生之旗。

又自满洲、蒙古旗兵之中拣选两支特别之军，一曰前锋营，一曰护军营；此两营守卫紫禁城，皇帝出行时充其扈从，人数各约一千五百与一万五千。为维持京师之治安，另有二万余人之军，曰步军营，即巡捕之师，驻于城内城外，此在宫禁诸军之外。此外尚有幼丁一营五百人，执弓矛；火器兵两营；又有四营较大者，每营八百七十五人，习鸟枪之技：遇有非常，皆用以协助步军营与前锋营。每当那「一人」出宫门横穿都城，所经的街衢皆以席棚遮蔽，既以隔绝人众，亦以减其身之危。其结果是近二百年来，京城百姓能见过君主面目者寥寥无几。年少的同治皇帝有一次自天坛回銮，特命撤去席障，好让他与百姓彼此得见，因而大得众心。

皇帝之下便是全体百姓，如同一大家人，须一味奉行他的意旨，以其即是天意；百姓本身并无任何权利或财产可言——说实在的，除了从他那里得来的、而他随时又可收回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所幸这一家之庞大，以及没有一个可以把族人或其田土世世束为农奴的限嗣贵族阶层，多少成了防遏过度欺压的屏障。自由二字在百姓之中闻所未闻，其语言中连一个相当的词也没有。从来不曾有人要求君主承认百姓有某些众所共喻的权利，而在福音教晓他们各自的权利与本分以前，这种要求恐怕也不会由哪一方提出或许予。出洋移居，甚至自帝国此处迁往彼处，旧法皆或禁或限，惟目下改易住处与生业，其实并无真正的阻碍。中国的社会，若撇开君主不论，固然极其匀一，然而种种不平等却触目皆是：有出于门第财产者，有出于生业或功绩者，而大半则出于官阶。这里并无印度那样的种姓，虽然约在公元五九〇年隋文帝曾徒然想把那可悲的制度引进来。中国古来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其胜于琐罗亚斯德把人分为祭司、武士、农人、工匠者远甚；这一早期的四分之法，正是东、西亚诸邦政体不同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标识，而中国之分法中所含的平民精神，其优长亦足称道。有些地方对于与某几类人往还存有成见，不过这些被摈之人并非旧日种姓的遗留。广州的「疍家」即水上之民，在若干方面成为低于其余人众的一类，且有许多自成一格的风俗。宁波有一种被贱视之人，称为「惰民」，约近三千口，众人皆不与之通往来。其男子不得应试，不得执正当之业，只能充优伶、乐工或轿夫；其女子则为媒妁或女篦头，须着一种特别的服色，出门时照例挟一个格子布包裹。广州的疍家妇女，头上亦缠一方类似的花帕，且不缠足。惰民相传是公元一一〇〇年据有中国北方的金人之后，或是一五五五至一五六三年间导引倭寇侵犯浙江的本国叛民之后。疍家则出自苗族的某些部落，其来极早，故其渊源已不可考。

今世对百姓的分类——不过这些分类之见于法律者多，见于风俗者少——则种类繁多而包罗甚广。其一为本国人与异类：后者包括各地尚未归化的山民与土著诸部、沿海各种水上之民，以及居于境内的一切外国人，各有专适于其身的法律。其二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此一分别几乎全然只关乎禁止满、汉通婚一事。其三为良人与奴婢：凡本国之人皆许买奴，并可使其子女世为家奴；而自由之人有时或因罪而没为奴，或典身以为质。其四为良与贱：两者不得通婚，否则良者丧其身分；所谓贱者，除异类与奴婢之外，尚包括罪人、刽子手、差役、优伶、卖艺者、乞丐，以及一切游荡卑污之徒——此辈通常须三世执一正当有用之业，其后人方得应试。这四种分别虽通行于全体百姓，实则所及者不过少数而已。

奴婢与有特权的等第

有一事值得注意，即中国的奴婢为数何其之少，而其境遇较之希腊、罗马又何其宽舒。这主要得力于《四书》中开明之义在教育中的普及，中国因而免于此一足以离析人心的祸根。奴婢与良人之比例无从言之，惟奴婢从未以其众多而引人注目，亦未以其桀骜而令人生惧。女孩比男孩易于出售；在北京，十二岁以下康健的女孩值银三十至五十两，至十七八岁则涨至二百五十乃至三百两。凶年之际，孤儿与贫家子被弃置求售者，其价不过数文钱。

九品冠服

另有八种享有特权的人，其中惟皇亲国戚与勋爵这两种特权是真正有实效的；而此项特权所及者，也不过是八种人中犯罪者的刑罚而已。皇亲之特权及于皇帝的一切血属，及于皇太后、太皇太后之四服以内的亲属、皇后之三服以内者、皇太子妃之二服以内者。有特权的勋贵则包括一切一品官、二品而现任职者，以及三品而其职带有统兵之权者。这些品级与爵号有别，官员皆甚看重之，以为荣显之标识。品级凡九，各以顶上所缀之珠的颜色相区别，又以补服之上文官绣禽、武官绣兽的图样相区别，而束带之扣亦各不同。

文官一品用红宝石或明透之红石为顶；袍之前后绣仙鹤；带扣用玉嵌红宝石。武官则绣麒麟，其顶与带扣与文官同。

文官二品用红珊瑚顶，袍绣锦鸡，带扣以金嵌红宝石；武官则绣印度之狮。

文官三品用蓝宝石顶并单眼花翎，袍胸绣孔雀，带扣为镂金；武官绣豹。

文官四品以青色不透之石为识，胸前绣云雁，带扣为镂金而缀银钮；武官则以虎易雁。

文官五品以水晶顶为识，胸绣白鹇，带扣为素金缀银钮；武官之徽为熊。

文官六品用不透之白砗磲顶，蓝翎，胸绣鹭鸶，带扣用螺钿；武官则用彪。

文官七品用素金顶，胸绣鸂鶒，带扣用银；武官以斑彪为识，八品武官亦然。

八品用镂金顶，胸绣鹌鹑，带扣用明角；武官则用海马。

九品以镂银为顶，胸绣练雀，带扣用牛角；武官则袍上绣犀牛。凡九品以下者，胸前可绣黄鹂；未授职之翰林则用鹭鸶。

百姓大众在许多地方显出其平民之习性，有些是守成的，有些则足以乱法度。他们结为宗族、行会、会社、同业与乡党，凡此皆有助于维持其权利，并使舆论获得一种本来不会有的力量。在法律上，凡臣民皆可赴官投诉，皆当受保护而免于欺凌，并可上控于高一级的衙门；然而其人若贫而无名，这些权利便近乎无用。他为畏惧所浸透太深，对自己的权利又懵然无知，断不会想到有组织地抵抗；其心志的独立已被摧毁，其求真之念已被麻痹，其进取之心已被遏止，而全副力气都被导入两条沟渠：为糊口而劳作，为做官而读书。譬如一村之人，是断不肯坐视自家劳作的果实被夺的；然而村中每一个人却可以受尽百般的侮辱、欺压与苛虐，而绝不想到联合同侪以抗之。产业所据的名分还算稳妥，几乎其余一切权利与自由，却都被践踏得不成样子。

中国的政制之中，名义上虽无议事或谘议之机构，亦无任何真正类似国会、议会或第三等级者，然而事势与法度仍迫使皇帝与各衙门之长商议咨询。有两个御用的机构，是首脑与政体之身的往来之孔道，即内阁与军机处；两者皆略具议事之性质，而内阁之权为最小。此两处之下，则是中枢行政的诸部门，计有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以及翰林院：合之凡十三个主要衙门，各须略加叙述。不消说，这一整套之中，绝无任何类似民选之机构；在中国人看来，那样的东西几乎与一家人推选自己的父亲一样不成体统。

内阁

一曰内阁，亦有译作「大学士院」者，设大学士四人，协办大学士二人，满、汉各半。据《会典》所载，其职守在于「钧国政，宣谕德，厘制典，总钧衡之任，以佐天子理万机」。此六位大学士之下，又分六等官员，共二百余人，其中过半为满人。六大学士之下有佐贰十人，称「学士」；此十六人之中常有出使外省或藩部者，其缺则以他人署理。在别国由一人以宰相之职所任之事，在中国则由四大学士分任之；名列首位者通常被视为首揆，然而最有权势、真正为政府之魁首者，或许另居他职。

内阁每日最要紧之事，在于承受谕旨批答、进呈奏章、以天下之事上闻、请旨于上，然后转发相当的衙门缮录颁行。为使御前之事速决，其成例是：诸臣于每一文书读毕、各定己见之后，便在纸尾粘一签条——若须备数种可择之答复，则粘数条——如此把文书进呈御前；皇上取朱笔于所择之答复上一划，此件之从违便定了。文书经过检核编次，于次日天明进呈御览；六名满学士之一先诵读每一件，然后交与四名汉学士之一，由其书写皇上口授之批答，或径呈御前，由皇上亲以朱笔为之。藉此安排，浩繁的政务得以迅速料理；然而显而易见，签条上所拟之批语措辞如何，对于此件之准与驳关系甚大——虽然此事已加防范，规定须另备附片以说明每一拟批的理由。凡其广土之上一切官员的除授、罢黜与降调，赋税之摊派或蠲免之令，兵伍之调度，游牧诸部之绥理——总之，上自最高的任命与更张，下至细微的缉捕刑名之案，皆由此途上达而请皇帝裁决。

除这些日常职守之外，内阁诸臣尚有别项职任，因为他们同时又都兼领别的衙门，例如于一切大典、祭祀、登极、接见使臣之时充任主持等等；这些职任由十位佐贰学士任之，而他们皆兼礼部侍郎之衔。国家的二十五宝玺由他们掌管，每一玺形制各异，依东方人之成例，各有其特殊的用途——东方人于文书之为真为伪，实极倚重印信。内阁之下附设十个属衙，其一专司将文书译为境内所通行的各种语言。内阁中位望较高者，俗称「阁老」，即议事之堂中的尊长；旧时西人论中国之书中常见的「阁老」一称，即由此而来。

军机处

二曰军机处，即国务之枢府或总议之地，约设于一七三〇年，而今已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机构；其构造虽绝不相同，然而在中国一整套制度之中，要论与西国所谓「内阁」相当者，则无过于此。其员可取自任何显贵，如亲王、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以及京中其他各衙门之长官。人选悉凭皇帝之意，合而称之曰「办理军机大臣」——此处「军」字实指国家而言。其职守在于「书谕旨、定批答，凡军国要务皆决之，以佐天子理万机之枢」。军机大臣之数大约随上意而增损，因《缙绅录》中并不列其名；惟近来其数为四人，满汉各二，而以恭亲王为领班。此一机构乃朝政的主机之一，而其人员的构成，正可见国家谋议与政体的趋向。

军机大臣每日于清晨五六点钟之间齐集紫禁城中；一经皇上传召入内，便坐于席上或矮垫之上——凡在皇帝之前，无论是真在御前还是视同御前，无人得以坐椅。皇上之谕由他们笔录；若属公开之事，则交内阁颁行；若事须秘密或须急速，则立时缮成公文，加封交兵部驰递。凡重大的会议或会审，皆召此处与议，或单独与议，或会同相关的衙门；遇有兵事，则又成为筹划粮饷之处。凡应升之官员名册由其掌管，遇缺则以合宜之人的名字进呈皇帝。藩部的驻扎大臣多有兼军机处之衔者，便由此径达御前，并极隆重地自朝廷领取俸给与赏赉——这是一种权术上的安排，为的是在他们所辖的杂处诸族之间，尽量维持对皇帝的名号与威仪的敬畏。

军机处在这一体制之中居位甚重，大有助于把政府的各部门凝为一体，既便利其协同运行，又足以补一位庸懦君主之不足，或约束一位暴戾君主之举动。《会典》中提到军机大臣所掌的各种记注之册，有公开者，有机密者，用以记录皇上的意旨；又说召对并无定时，视国事之缓急，每日或一次或数次。除上述职守之外，其成员又兼领若干文字之事，故军机处下附设三个属衙以司其撰述。其一司纂述重大事件之始末——若取一八三九年以来与外人交涉、用兵诸事的记载而观之，在今日必甚饶兴味；其二司文书之翻译；其三名曰「稽察上谕事件处」，其事有时想必颇为繁难，虽然其责任大约到公文发出为止。有这样一个名目的衙门存在，正说明中国的政府纵有种种井然的措置，毕竟还是一个亚洲式的政府。

这两个中枢机构的职守是笼统的，凡政府各部门之事无所不包，且用以联络国家的首脑与其下属诸司——不惟在京师，亦遍及各省；如此，则他既能够、而且大约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能对各地所行之事保持一种大致的了解，并较早地厘正种种紊乱与舞弊。其成员彼此之间的争胜，以及其中汉人与满人相互的嫌忌，无疑给皇帝添了些麻烦；不过这也多少有助于使阴谋与钻营难以得逞。然而也不可以为中国政府中每一位大员都全无操守、惟贿是图、惟谋是营；他们之中多数还是愿意为国效力、为国维持局面的。君主本人的品性与识见，与其政治之得力与否关系甚大，而政务之统驭则须时时照管。倘他放任大臣不受约束地行其所职，则大臣不久便会把持这份权柄，而假之以济其私。依乎自然之势，各部门都将感染这致命的松弛，而其属吏也必不失时机地效法其上司。咸丰一朝便是如此，而一八六一年垂帘听政以来，情形已大有起色。平常之日，中国皇帝与其大臣间的日常往还，其间的信任、礼数与敬重，所呈的气象与西土所见者颇为相似。

《京报》与六部

《京报》即「京师之邸报」，西人通常称之为「北京邸抄」，是就呈进军机处的文书编纂而成的，也是百姓借以得知国中所发生之事的主要来源。每日清晨，凡经皇帝裁决或阅看的文书，连同他自己的谕旨批答，皆择其大要，榜于宫中一处庭院的木板之上，而这些便成为朝政之实录与帝国之史乘的材料。驿使分赴各地，把这些文书的抄件送交地方大员；又许若干人将此等文书刊印——但一概不得加按语、不得有改易——自任其费，分送给各自的主顾。此即《京报》，其编纂之法如此。它不过是官方举措、升迁、诏令与判决的一份记录，并无编者的评论或说明；正因如此，于了解朝廷的政略极为可贵。城中的读书人普遍披阅而讨论之，遂使他们对治人者的为人与行事所知之详，远过于当年罗马人之于其元首与元老院。在各省，有成千的人靠着为买不起全本的读者抄录、节录《京报》以谋生。

在这两个中枢机构之下，主要的行政之司即「六部」；古时历朝所设，其规制亦大略相同。每部之首设尚书二人，侍郎四人，满、汉相间为之；其中三部——户部、兵部、刑部——之上又设管部大臣，往往即是内阁大学士；有时甲部之尚书兼管乙部之事。每部之下又有三等属官，可称之为郎中、员外郎与主事，此外尚有为数甚多的书吏，并各设相当的科房，以办理本部所辖的一般事务与专门事务之细目；其全体的编次隶属，井井有条，极合治事之体。举凡中央与地方各衙门的一切细目，其规制亦皆如此。譬如每部行文所用的封套，各有一定的式样，而衙门中的案卷即按此归档。

三曰吏部，「掌天下文职官吏之政令，以佐天子治万民」；其职守更细言之，则「凡铨选品秩之法、黜陟考课之规、封赠褒奖之令、班簿假宁之制，悉隶焉，以供文职之选」。文官之引见于皇帝，以及全国文职、学职之分发，皆由此部主之。其所受托的大权，看似甚重，实则与前述两个中枢机构分之——两处之人对最高的任命有谘议监督之权；而地方大员则一有员缺，即随时委人署理。此种安排所生之弊，毕欧曾指出其早已招致訾议。

此部分为四司。第一司掌官员之品秩、班次、升迁、对调等事。第二司稽核其功过贤否，以定其记名擢用与否，并察每一官员的声名及其供职之状，兼定其假期。第三司掌因丁忧或孝养而去职之事，并稽察官员名籍之注册；一八四六年广东巡抚黄恩彤因母丧不去官而被革职，即出于此司。第四司掌封爵、诰敕与身后哀荣之颁给。天下惟中国之政府以子孙之功而封赠其祖考；此俗起于祭祖之礼——其仪节之隆杀视亡者之品秩，而不视生者之品秩；倘亡故的父祖本是庶人，则因其子孙之显达而得受相当的封号。此俗并非国家敛财之术，因为庶人不能买这类身后的封赠，所能买的只是自己的虚衔而已。然而此一习俗，倒出人意外地为《约伯记》中那句话作了注脚：「他儿子得尊荣，他却不知道。」

户部与礼部

四曰户部，「掌天下疆土之政令，稽其版籍，以佐天子养万民；凡征输赋税之则、颁给俸饷之法、仓库出纳之数、漕运陆运之权，皆上于部，俾国用足给」。此外，此部又掌天下田亩之丈量，按区域、户口等等以派赋税、征丁役，规画度支，并考定各地的经纬度。有一属衙专司开列合于入宫备选为嫔御的满洲女子之名册；此事之所以归它，是因为这些女子的俸给、妆奁与位分皆归它经理。波斯与叙利亚诸王那种失策的收税之法——把某城某省所得之款分派给王室与宠幸，径直送交其手——则中国从来不曾行过。

户部之下有十四个属司，分掌各省赋入之收纳，各与其本省的藩司相为对应。赋入之输纳，其方式与实物不一，或钱，或粮，或布帛之属，故各项之收放需役使大批的属吏。此部又是田产讼争的上控之所，并管辖各省的铸钱局；其中有一衙署称「三库大臣」，所掌即金银之库、缎匹颜料之库与纸张之库。

五曰礼部，「掌五礼之仪制而颁行之于天下，以佐天子导万民。凡班秩科名之令、崇祀敬事之典、往来朝贡之章、筵宴颁赉之式，皆上于部，以兴国教」。所谓五礼，其界定为吉礼、嘉礼、军礼、宾礼与凶礼。其属衙之一为仪制司，「掌朝廷一切典礼之节，凡朝贺、供职诸仪皆有定制；又掌冠服之制，其式样、大小、颜色与所用之质料纹饰，以及车舆鞍辔之形制，暨从者之数与品级之仪仗。又掌各等官爵之间私相往还之全部仪节，细定其以官身相遇时彼此应行之揖数与致敬之厚薄，视其位之等与不等而异。又掌其公文往来之体式，兼及与外邦往复之文书所应遵之式。至若科举之章程、中式者之额数、甲第之分等、拔擢之法式、登第者之优例，以及官学书院之设立，亦皆归此司。」

又一司掌祭祀神祇及历代帝王、先圣先贤之仪，并于日月薄蚀时行「救护日月」之礼。第三司名「主客司」，掌朝贡与贡使之事，凡外国使节之接待悉归其管，不惟供其饮食，兼供译人，并定中国与他邦交际之式。第四司掌筵宴与祭祀所需之膳羞。此部种种繁复的礼仪职守，其细目在《会典》中占了十四卷。诚如孔子所教：「礼无不在」；而天下诸国之中，于治国之际留意于礼者，未有如中国之甚者。《礼记》是一切仪节之本，也是解释其意义的不刊之准；对礼之重视，竟把仪文与礼法抬举成一种凝定之力，从许多方面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情。

与礼部相属者尚有乐部，其员额无定，职在「究律吕之理，制乐章，造合用之器，而以之配于所需之各种场合」。这班讲究礼文的人，于舞蹈进退之仪态亦不肯忽略；不过有一句话可以说得实在：若说别的国家不曾有过乐部，也不曾像中国这样需用如此之多的官家音乐，那么也确乎没有哪个国家的音乐比它更少真正的旋律。

兵部

六曰兵部，「掌辅弼天子以卫万民，凡京师与各省之军政悉主之，并据各处报到之黜陟除授、世袭武职之承袭与新建、驿传之设、贤能之考选、册报之核实诸事，以运国家之枢机」。水师亦归此部统辖。驿传之事专设一司，公文之传递极为迅速而有常。驿传司下有一小衙名曰「捷报处」，就其职守所述看来，倒像是一种「特快之驿」，其驿卒须驰如奏捷一般。

为使兵部能尽其职，其事分隶四司：一掌以种种缘由而升迁之事；一掌赏罚之颁、军伍之检阅与号令之颁发，略当于西国之副官总监署；一掌马政，以供骑兵；末一司则掌武科之考选、额数册籍之造报，以及凡关乎军装、军械之细目。满洲人的立国之念本是武而非文，故此部之发达远过于前朝；而其在中亚之疆土，尤大耗其财力与武功。

宫禁诸军与京城步军营前文已及，其统辖之权在内务府；至于全国八旗之总揽，则在京中「都统」衙门，都统凡二十四人，每族每旗各一。兵部对中国军队中这一大部分并无直接统辖之权；而各省水陆兵力的调度又大半委之于地方当局，故其职守实较人初想者为狭。武职之屈于文职，是中国政体历来独有的特色；就其现今的编制而言，研究其军制乃本国史中极饶兴味的一端：盖其兵虽屡屡不足以弹压叛乱、不足以护百姓于盗贼，却从不曾被用来毁灭本国的制度。每逢内乱，本国的兵卒大抵能忠于其旗帜；不过也不能不承认，行伍之中的纪律尚未严整到足以杜绝兵丁时而骚扰劫掠其所应护卫之人。

刑部与工部

七曰刑部，「掌天下刑罚之政令，以佐天子饬万民。凡用法宽严之衡、听讼断狱之任、赦宥减等诸权，以及罚锾赎息之数，皆上于部，以肃风纪」。刑部兼具刑事与民事法庭之性质；其官往往与都察院、大理寺之官会同办事，三者合称「三法司」，凡呈上的死罪之案皆由其裁决。至秋，此三者又与别的六个衙门之员会同，合成一个纠驳之庭，以复核各省臬司的判决，然后奏报皇帝。此等防范，是为了在人命攸关之时防止冤枉；此制足见其力求使一切死罪之案得到充分而持平的审度，虽然实际上未必能尽收其效，然而以亚洲诸国政府之一般轻贱人命而论，治人者亦可谓贤矣。这些衙门之断案，应一以法律为准；而皇帝自己的裁决，若其所本之法未曾明白载入律中作为附例，则不得援为成案。

刑部的属官又有一项职守，即凡秋审时皇帝对各省上控之案的裁决，皆须登录在案——届时全部名单进呈御览，由皇上最终定夺——并须察看这些判词已转达各省臬司。又一司专司律例连同其历次更改增补的刊行；又一司稽察狱囚与狱吏；又一司收纳赎刑之罚锾；又一司登记出入之数。倘中国法律之施行，稍能与其大部分条文之公允相称，或稍能与其为防法官串通、舞弊、草率所设的种种谨慎相称，则中国将无与伦比地成为基督教世界之外治理最善之国；然而良法与恶吏之间那种令人痛心的反差，恰足以证明：若无异教所能教诲者以上的更高的道德原则，欲求刑狱之得其平，断无可能。

京师刑部之衙门，于六部之中最为繁忙，而其墙垣之内所行之事则外人所知甚少。其囚犯多自各省解来，或为因贪墨失职而被逮的大员，或为在各省已定罪拟刑而上控于最高之庭者。入其门者鲜有能由其门而出者，而只要尚有一分家产未尽，其苦楚便鲜有终期。一八六〇年洛奇及其同伴囚于此衙时所受的可怖待遇，其记述把他们的苦况写得历历如绘；不过本国的囚犯通常并不如此被缚被绑。此衙后墙上有一铁门，尸首即由此推出，运去埋葬。

八曰工部，「掌天下工程营造之政令，并其经费之出入，以佐天子安万民。凡土木兴造之规、器用制作之式、疏塞河渠之法、陵寝坛庙营建之令，皆上于部，以昭国工」。其职守繁杂，在别国并无一个衙门兼理此等事，不过中国所行之法亦自有其便利之处。其一司稽察一切城垣、宫殿、庙宇、坛壝及其他公共建筑之状况；又充作查验战利之所，并供皇帝出行时之帐幕；又供造船之木材，并供朝廷所用的陶器玻璃器皿。第二司掌军械军需之制造；将采珠所得之珠按其值分等；又掌度量衡，向督抚与将帅颁发「勾决之牌」；末又掌军械库、储备、营帐及其他军中之物。第三司掌一切水道堤防，兼修浚运河、建造桥梁，并沿河设员分驻以督视河岸；又造战船、征收关税、修治道路、开浚京师之沟渠并洗涤其阴沟、收藏冰块、为官府文档制作书橱，末又稽察以丝绢充赋而解到者。此四司中的末一司，则主要留心于皇陵之状况、有功之臣公葬时坟茔碑碣之建立、庙宇宫殿之修饰，并总管本部所役使的一切工匠。

铸钱局由两名侍郎督理，火药之制造则专委两位大臣经管。听了这一番陈述，人或以为工部职司如此繁杂，当是政府中最得力的部门之一；然而倘若国中别处的炮台、港口、堤防等等，其情形一如沿海所见，那么正如皇帝当年论及军伍时所说的，那不过是「有备战之名而无备战之实」——大多数工程只存于档册之上，就此听其存放，除非危难临头，或皇帝特降谕旨兴修某项工程，而尤其要紧的是——拨下银两。

理藩院

九曰理藩院，即「治理外藩之院」，西人通称为殖民部，「掌外藩之政令，定其爵禄，制其朝觐，饬其刑罚，以昭国家之威德」。此乃政府中一个紧要的部门，凡蒙古、科布多、伊犁与青海一带游牧与定居的诸部，皆归其统辖。凡此皆称「外藩」，以别于四川与台湾的纳贡诸部——后者称「内藩」。又有「内夷」与「外夷」之称：前者指贵州尚未归化的山民，后者则指一切不肯自列于天朝德化之下的外国之人。理藩院规画游牧诸部之治理，并限制其游徙，以免彼此侵占牧场。其官员皆满人与蒙古人，上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皆满人，另设蒙古侍郎一人，终身在任。

除办理一般事务的寻常司员之外，另有六司，其权合起来包举了管束这些部族所需的一切事项。前两司管辖内蒙古的众多部落与旗分——这些部族比其余各部归附得更为彻底，其中一部分已划归直隶与山西的官员管辖。凡地方官之任命、赋税之征收、汉人垦户田地之分配、道路之开辟、俸禄之支给，以及诸王婚娶、扈从、朝觐、进献之安排与阅兵之事，皆属此两司。第三、第四两司对外蒙古的王公、喇嘛与部落亦有类似的管辖之权，惟其力较弱。库伦驻有两位大臣，为与俄罗斯往来之孔道，兼总理边务。蒙古喇嘛教之统绪，如今已全在此院掌握之中；而在西藏，其权亦已大为削减。第五司则节制天山南路回部伯克之举动，限其权势，征其赋税，并定其入朝进贡之期；这些伯克大抵只要赏赉不缺、荣衔有加，便安分守己。第六司掌纳贡诸部的刑名科条。颁给蒙古王公的俸禄，是按一份节省的章程分派的：亲王岁支二千六百元并绸缎二十五匹；郡王约一千六百六十六元并绸缎十五匹；以下贝勒、贝子、公等依次递减，至末等者岁支不过一百三十三元并绸缎四匹。这些部族内部的组织，大约与当初斯基泰人、匈奴人所行者无异，兼有封建之制与部落之制的特征，而又因其不得不逐水草而居，遂有所变通。中国政府正设法削减汗与伯克的势力与从属，而把百姓提升为独立的田主与耕者。

都察院

十曰都察院，即「总揽纠察之院」，其职在于「肃风纪，察内外百司，辨其职守之修废、其人之邪正；率诸御史，各陈其言以纠弹，俾百官勤于日职，而天下之治以固」。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会同，即成复核刑案、听受各省上控的最高之庭；而与六部及通政使司合，则为「九卿」之一，会议国家大政。

其官为都御史二人、副都御史四人；此外，总督、巡抚以及河道、漕运总督，皆例兼副都御史之衔。六部各设一班给事中，其职在于稽察本部的一切举措，接收内阁所下的一切公文，分类之后转送所属各衙门，并每半月检查各衙门档册所录之文书。各省一切刑案皆在京中御史稽察之下；而稽察京师事务之司，则复核京城的市政举措、剖断其争讼、弹压其居民之犯法。凡此皆都察院之职守；中国政府之中，未有比这一部分更引人注目者。法律所赋予御史的规谏之权，有时行使得异常坦直，史册所载因忠直而获罪的御史亦不在少数，然而以其失职者之众相较，这类事例实在寥寥。

当年奉命伴送马戛尔尼勋爵的那位著名的松筠，曾谏嘉庆皇帝溺于优伶与醇酒，谓此有损其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且使他无以尽职。皇帝大怒，召之入见；他既自承此疏出于己手，皇帝便问他该当何罪。他答道：「凌迟。」命他另择一种，他说：「请斩。」第三次再命，他择了绞。于是命他退下；次日皇帝即授他为伊犁将军——既不能容其规谏，却仍以此认其为人之正直。

史册又载唐朝一位皇帝时另一位谏官的答语。其时皇上欲取史馆的记注一观，以知所载关于自己的是些什么，托词说必先知其过失，方能改之；谏官答道：「陛下诚有过失多端，而臣等职守所在，不得不痛心记之；此职且使臣等不能不将陛下今日与臣等这一番极不相宜的谈话，一并告之后世。」

御史于凡国家大典，通常侍立于御座之侧，亦每每得以公开陈其所见；然而在专制之政下，这不过是朝廷的一种虚文罢了：怕触怒天听、因而获谴之心，通常总要压倒问心之所安，也压倒为道义而求令名、求殉身的心愿。进言的寻常方式，或是上疏谏阻某项拟行之举——如一八三二年有一御史谏皇帝不可理会匿名的讦告；或是建议另一种办法——如朱嶟谏阻弛禁鸦片诸疏。《京报》中所刊载以布告天下的此类奏章为数不少，其中痛斥官员所为者甚多，可见御史们并非全然尸位。一八三三年，有御史徐某奏请皇帝严禁朝中官员私函关说外省的人与事。他说，候选之员离京赴任时，其亲友每每托其带私信给外省大员，「以通声气之情」，公道因而被歪曲。皇帝命内阁讯问该御史，索其所言之实证；及至查询，他或不肯、或不能举出任何案例，因而自己反受申饬。皇帝说：「朕许御史以风闻入告，许其纠举枉法之廷臣疆吏，许其直言君上自身所有之阙失或失当；然不许其濡毫作奏，通篇皆是影响之谈、揣度之词。此徒使朕心疑贰而无所适从，不知当用何人；若长此风气，其为政害，莫此为甚。着交部议处。」

御史因直言而被褫职或获谴，是常有之事；而在有此特权的四五十人之中，总有几位敢于就其所以为非者扬声而言；且有理由推想，其所上的谏疏见于《京报》者，不过一小部分而已。论及政府的这一部门，应当说：它虽或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遏抑苛虐、整饬积弊，而细究其实际的运作与影响、并其成员的品格，所引起的或许是轻蔑多于敬重，然而有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其奏疏又公之于众，则总不至于全然无补于矫正劣行，并在弊政酿成大祸之前加以遏止。不过，都察院也不过是稽察官员行止的诸般制约之一，而且恐怕决非其中最有力者。

通政使司与大理寺

十一曰通政使司，可称为「转奏之司」，员额不过六人，其职在接收各省大员之奏章，以及百姓对其判决的上控之词，而转呈内阁。此司附设一衙，专在宫门守候鼓声——依古制，宫门设鼓，凡有陈情者可击之以求上闻。它也是百姓得以直接上诉于皇帝的孔道；确有人自遐远之地跋涉入京，赴阙上书以求昭雪，其中甚至有妇人女子。中国人素重血仇之念，故当父母之命被强富之仇家不法夺去时，便驱使许多这样孱弱无依之人不惮艰苦，以求法律之昭雪。

十二曰大理寺，即「审断复核之寺」，职在平章天下的刑名之狱，在这个政府之中，要论与最高法院最为近似者莫过于此，虽然呈到它面前的案件大抵是刑事的。凡罪至人命者，此寺与上述之通政使司会同都察院共成一庭；倘诸官之议不能归一，则须各陈其理由上奏皇帝，由皇帝定夺。在专制之政下，本不能指望衙门中的执法之员像在基督教国家中那样审慎公允地行使其职；不过为求尽可能得其平，措置亦颇费苦心。

翰林院与诸小衙门

十三曰翰林院，即御用之学士院，其职「掌撰拟诏诰、纂修史册及他项著述；其长官领袖诸班，励其向学之功，以备任使而充侍从」。此一机构，极可能与巴比伦王委以教育俊秀少年之事的那一班学者颇有相似之处；因为翰林院诸人虽不甚以教人为事，却时时被咨询，正如伯沙撒之咨于迦勒底人。德庇时爵士则把它比作索邦学院，以其诠释中国的经典。其长官为二人，即掌院学士，通常终身在任；他们侍从皇帝，督察进士之肄业，并每半年开列可充「经筵讲官」之人的名册——经筵之上，皇上的文章要在满汉之间互译，并当面进读。

两位掌院学士之下有四等官员，每等五人，此外尚有员数无定的资深进士，各自结成一种馆局，其职在撰办一切奉旨刊行之书；这些人须不时重加考试，若查出疏失或才学不逮，便有削其功名乃至完全罢黜之虞。翰林院下附设一衙，由拣选出的二十二人组成，轮班侍从皇帝，记录其言行。此外又另设一衙，专司纂修国史。

翰林之职颇为荣显，而于文墨之事又甚闲逸；在这样一个官员皆按文才而擢用的政府里，士人都盼着得此一席以为身分之荣，而尤其看重的是：皇帝所委的最有责任的职位，多从此一班人中拣选。有此资格的进士最有可能被拟补员缺，虽然徒有此衔本身并不足以保得一官。

在论及地方的政制之前，此处不妨先叙一叙另外几个与国家大机器并不相属的衙门。京师的府治前文述及都城时已经提过，它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实为这架机器不可分的一部分。在既不属京师市政、又不列于国家大部门之列的衙门之中，有「太常寺」，即掌祭祀之寺，其官「掌祭祀之仪，辨其器物与牲牷之品」。其职守于国家的宗教关系甚重，在朝廷显贵之中班位甚高，然而身为其属员却并无实权。「太仆寺」即御马之监，其职在于「牧马、稽其孳息、司其调习」；长城之外拨有大片土地以充此用，而此衙的属吏则秉承兵部之命，督察牧丁与圉人。

「光禄寺」即筵宴之署，掌「宴劳有功、飨犒有德」之事；其位略隶于礼部之下，凡宴飨新科进士、外国使臣等所需，皆由其供办。「鸿胪寺」即司仪之寺，则定这些筵宴上所应遵的仪节，而所谓仪节，也不外乎按品级排定宾位，并指点何时行「叩头」之礼——此礼又称「三跪九叩」。「国子监」即国家之学，与翰林院是两回事，专以教授低一等功名之士为务；所设的科目有汉文、经义与算学，每一科各有相当的教习，其上又有较尊的官员，满汉皆有。

「钦天监」即御用的观象之署，不出所料，其所务者星占多于天文；其职守的界定是「掌观察时令与天体之行度，以合于天时而正人间之纪历；凡卜筮择日之事，悉隶焉」。编造历书——其中除别项之外，还标出举凡人生大事宜于何日、忌于何日，并插入种种星命、掌纹之类的荒诞之谈，以供卜者及他人之娱——又教授少数生徒，并看管观象台，此数事便占去了其官员的大半光阴。它如今已无实用；而随着「同文馆」渐渐发展为一所博学而得力的学堂，兼及天文、医学及其相关诸科，这些本国的旧衙门自将逐渐消亡。

皇帝与其臣工的关系

京师其余的各局，其分设增置之多，似乎大半是为了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满人与有功名之士——一个差事，好使皇帝能把他们系于己身，万一百姓有变，也更可稳得其拥戴，同时也使他们更在自己的驾驭之下。国家各大部门中书吏与小衙门之数，无疑要比欧洲的政府多得多。在中国政府各大部门相互的关系之中，官员之间那两条连带责任与彼此伺察的原则显然可见；同时对于职事的分工与派定亦颇留意，倘这架机器上每一个零件都忠于其职，本可收极高的效率与周密之功。每部之上设尚书二人，使其相辅而又相察；二尚书又督察四侍郎；甲部之尚书有时兼乙部之侍郎；而藉着都察院与军机处，每一部分又都置于若干互不相属的官员的稽察之下，这些人彼此的猜忌、对个人进身的关切，或是对国家安危的一点用心，总算给了皇帝几分忠诚的保障。他深居简出，使阴谋之徒难以近其身；然而他对如何统驭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忧惧，又迫使他不能不留心大臣、将帅与封疆大吏的举动。近三十年来与英国交兵、以及戡定内乱之际，成百的文武官员所表现的操守与忠勤，足以证明他之所以把属下系于其麾下，除畏惧之外尚有别的凭藉。文职在官者，总数约估一万四千人，而仰食于官府者则数倍于此。

中国的治国者在筹画地方政制上颇为高明——这是就其百姓的性情与其所能运用的材料而言的；要证明他们在这一点上的精明，再没有比近两百年间大体维持的良好秩序，以及百姓在财富、人口与力量上的长足进展更有力的了。藉着一套安排周密的相互牵制与轮调之法，地方大员滥用其位与权、并联结起来颠覆中枢的可能，已被减至几近于无；而他们彼此的连带责任，也多少有助于防止对百姓过分的欺压——因为为了开脱自己或谋取他人之缺，甲会告发乙的重罪。皇帝的子弟亲属既被摒于外省的文职之外，则汉人中意气高迈而有才具者，便不至于因为一切通向利禄权位的门径都被君主的亲信与姻娅塞断而萌结党倾覆之念；而他们一旦在官，也不愿图谋颠覆当朝一姓，唯恐失去那用多年苦读、并用亲友的财力与人情才换来的东西。这些「总督辖区」之值得考察，还因为其最高的官员所被授予的权力之大，以及那种把这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并使之仍受制于其所自出的皇权的精明手段。

外省的大吏

外省最高的官员为「总督」，字面之义即「总揽督理」，又有「抚台」或「抚院」，即巡抚，义为「安抚之官」。前者西人每称之为「副王」，然而以此称一国境内之官，似甚不当；称为「总督」或「行省总理」，则与其职守较为相类。这些以及许多别的中国官衔，一经迻译便难传其确切的职掌；不过有些场合，取一个相当之称反比直译来得明白。总督或辖两省，或于一省之中兼领两项要职；巡抚则治一省，或不隶于总督，或隶于总督，详见第六十一页表中所列。

翻检一八五二年的《缙绅录》，其中共二万零三百二十七人，汉人一万六千四百七十四，满蒙三千二百九十五，汉军五百五十八；一八四四年之本，共一万二千七百五十八人，汉人一万零四百六十三，满人一千七百六十八，汉军五百二十七；此数只包括文职与京中的属员。十八行省之中，位在县丞以上而在官者，合计不足两千人，即：总督八员、巡抚十五员、布政使十九员、按察使十八员、学政十七员、统兵之官十五员（内含水师提督二员），以及知府知县一千七百四十员。凡居此列高位者，每月两次向皇帝请安，以黄纸具一请安之折，盛以绸封；例如称「两广总督林则徐恭请圣安」。皇帝则以朱笔批曰「朕安」。

总督的职守，在于总揽其辖境之内一切文武事务；在其辖境之内，他所据的权位，一如皇帝之于举国，惟须听候纠正而已。巡抚亦有类似的权柄，惟若有总督在，则其位稍次；他更专门地督察文治中行政之一端，以别于赋税、盐政与学政诸端。

文治之属分为五端，即行政、学政、盐政、漕运与关税；而行政一端又分为民政财政与刑名两支。前一支之首为「布政使」，即「布宣政令之使」，通称藩司；后一支则由「按察使」即臬司主之。此二员每每会衔商议，以办理民政财赋之事，或会审要案。学政一端，则由自翰林院中拣选之员主之，称「学政」，即督学之使，全国共十七员。盐政与漕运通常由居间的一类官员督理，称「道」或「道台」，有时译作巡道，此外尚兼别的职任。关税或商税一端，则由「监督」主之；惟此三端的细节，各省颇不相同。榷关之官，无论在内地还是沿海，皆受本省上司节制，然而其职权之行使殊无定规；因为征收赋入本是难事，大抵委之于地方州县。

一省的军政兼括陆师与水师，归「提督」即总统兵马之官管辖，此衔全国共十六员，其中十二员专统一军，四员则水陆兼统。有五省由巡抚兼提督之职，甘肃则有二员。提督之上，就品级而非就权力而言，另设满洲八旗驻防，由「将军」统之；将军之职由京中都统授予，其举动亦直受都统节制；其管辖之地通常只限于本城，而设此职的主要用意，看来是为了防遏文职大员的不轨之谋。

然而这几等官职彼此的职守与关系，尚须略加申说方能明了。总督、巡抚与将军（如设有将军）三员合为一最高之会议，凡有举措，会同筹议，并传唤其事所专属、且将由之执行的属员与议，合成一个议事之局，虽然其事的责任仍在两位最高的官员身上。藉此，一省之中的各员对彼此的为人与谋画得以较为熟悉，虽然其往还大受班次与倾轧的牵制。外省的衙门之中，文官班位恒在武官之上；总督与八旗将军、巡抚与副将、学政与关税监督，各相班；其次则为布政使、按察使及其余文职。总督之权及于生杀，及于一省内一切员缺的暂行委署，及于调兵至境内任何地方，及于为其所守之地的安全太平而颁行必要的法令、采取必要的措置，或其所见为必要的任何举动。巡抚亦有生杀之权，兼理刑案的上控；此外又稽察下级文职的行止。

品级次于布政使、按察使——此二员恒驻省城——者，是分巡各道之道员；道之设，乃合两三个府而为一。他们是那两位最高长官的代理，其所受委的权力每每兼及军民两途；设此职的主要用意，在于分担并协助那两位大员去料理其繁重的职守。有些道员奉命稽察知府知县的举措；有些则驻于要地以为屏卫；而通商口岸办理洋务之道员，则不管地方之事。

外省的属官

在诸道之下、隶于督抚者，为一府之长，即「知府」、「知州」与「厅同知」，义即「知其事者」，视其所莅为府、为州、为厅而异其称。此辈之职守，在于凡其辖境之内所发生之事无不周知，而凡下达之令，皆须切实奉行，惟其是问；其呈报与受命，皆经由道员。

中国政府在增进民生、维持治安上的实效，主要正系于这些官员。百姓本好争斗、好相欺凌；乞丐、盗贼、游民、讼棍百方滋事，非有明智而强干之手不足以弹压惩治；而各色人等对于收税之吏，也无不避之抗之，只要不致取祸。谚云：「知府灭门，知县破家」，正见百姓对其权势之畏。

府之下所分者曰厅、曰州、曰县，各有专任之官；厅、州、县之官分称同知、知州、知县，皆可总称为州县官，其呈报则上于知府、知州。县下所分之区曰「司」，归「巡检」即司缉捕之官管辖；此为正途品级中最末的一等——若称之为「有职衔之官」的末等，亦无不可。知府若辖境甚广或职任甚重，有时也如督抚之有道员一般，直接置佐贰于其下，称「军民府」与「同知」，即「同知其事者」。州县之佐贰，在知州则曰「州同」、「州判」，在知县则曰「县丞」、「主簿」；县官之下又有所谓「左堂」、「右堂」者，即左右之佐贰。

除这些佐贰之外，府县之中尚有别的属员，分掌缉捕、征赋理财、河渠水利，以及其他种种细分的政务，不必一一列举。凡地境过大、职守过繁，一人不能兼顾，或不便以全权委之一人者，便随时随地设此等员。在各自所受委的一端之内，其权几乎与其上司相埒；惟皆无审断与立法之权，而其职务的例行公事，也使他们上下其手的余地较小。至于与上述各等官吏相属的大批书吏、书办、幕友，以及各省之中按需要而设、分司某地某事的无数微员，亦不值得一一细述。其数极多，而其行事之责，则归于收受其呈报、指挥其举动的上官。

小民所受之苦，出于这班——中国谚语所谓的——「社鼠」者，比出于其上司者更甚；因为他们不比上司，通常是本地之人，对居民的底细知之较悉，且不常更调。怕落入他们爪牙之中，其能使人不敢为非，或许胜过一切刑罚；不过百姓若遇太过跋扈之举，也很快就会以一种不容漠视的方式鸣其不平。有一句话说：「胥吏见钱，如蝇见血」，可见其性之所嗜；另一句说：「钱入吏手，如羊落虎口」，则可见民间所以为的取悦之道。凡道员、知府、州县，其衙署之中各有专门的书办，以司归档卷宗、缮发文书、勘察案情、录取供词、稽核账目及其他事务。凡知县以上，皆许自聘幕友，称「师爷」，通常是私交好友，随官所之，为之出谋画策并代拟公文。按察使属下有狱吏，较重要的知府亦然。

学政、盐政与榷税诸端

官员之除授，在理论上既以文才为本，则凡受托督察诸生、颁给功名之人，自当品级甚高。故一省的「学政」即督学之使，其班位仅次于督抚——不过这多半是因为他由皇帝特简，且总揽这一端的政务，而非因其手中所握之权。其下有权限不等的教官，分驻府州县之首邑，合之亦成一系列的员司，与文职一途相仿。这些属员不过是对诸生的肄业以及府城中为兴学而设的书院，有大小不等的督察之责而已。至于颁给下一等功名之事，则专属学政；他每年为此巡行全省一周，在每一府城主持考试，凡境内之生员皆得赴考。

盐政一端由专官管辖，称「盐运使」，即「转运盐斤之使」；在沿海五省，他与布政使、按察使合称「三司」。这些运使之上，又有盐政八员，分驻直隶、山东的盐场公署；不过他们另有别的职衔，对下面的运使不过负一种名义上的责任而已。与盐政相关的官员之多、品级之高，可见其事之重，也足证一项能供养如此靡费的衙署的物品，其所出之税何等丰厚。目下其经理之费与其所入几乎相当。

漕运与征粮一端，在中国比之他国异常庞大；因为赋入之中有一部分收之以实物，势必需用大量车船以为转运、大量屋宇以为储藏，从而使所役使的书吏与人手愈加繁多。长江一路的漕粮转运归一位总督管辖，他并督理沿江八省粮米的支放，指挥其征收之员。「粮储道」即征粮之道员，十二省设之，其余六省则由布政使兼理此事；至于各州县中此一部门属员的督察，则在知府与州县官手中。中国制度中那种使官员彼此连坐的特点，似乎使上司乐于把如此纷杂的职任委于一人身上，好让他对其周围与其属下所行之事有一通盘的了解，遇有不当即行举发。这大约原本并非有意如此安排，因为中国的政府是一点一点演成今日之貌的；然而就目之所见，其效果确乎如此，而这也在不小的程度上遂了治国者的用意——把这架庞大机器上的大轮小轮，既系于己身，又彼此相系。

关税与商税，则视其所在关卡之轻重，由不同品级之员经管。各城镇所设税卡征收的过境之税，由隶属地方当局的官员征之，与海关之税无涉。此项税名曰「厘金」，即每斤抽一文之意，近来增课甚重，其自然的结果便是把它所盘剥的那项贸易毁掉，或迫其别寻出路。外国商人与领事见其贸易因此受阻，亦曾抗议此税之征。

若列表以括其要，则可说：除京师的内阁、军机处、六部与诸寺院之外，十八行省的政务乃在下列诸员手中：

总督八员（其中六员各辖两省）

巡抚十五员

布政使十九员（江苏二员）

按察使十八员

盐政四员

榷税之员九员（不隶于前者）

粮道或漕运之员十三员

分巡道六十四员

知府一百八十二员

次等之府之长六十八员

直隶厅之同知十八员

散厅之同知一百八十员

通判一百三十九员

五品之州县官一百四十一员

七品之州县官一千二百三十二员

军政与水师

外省军政一端归「提督」即总兵之帅管辖，他驻于一处适中之地，会同总督、巡抚以调度兵马；而督抚二人又另有一支按制属于自己的兵可以独立节制。本国军中各等官弁的品级，以及各人所辖、分驻各省营汛炮台的兵额，皆编次得井井有条，尽可与世上任何一国之军相较而无愧。各省的绿营与满洲之兵判然有别，其编制略如罗马之军团、步队、小队与百人队，各设官长，自参将以下以至什长。中国之军若要足以捍卫其国，所缺者不过纪律与自信而已；因为缺乏操练与有法度的训练，遂使它在坚毅的敌人面前成了一支纸上之师。然而近年在极西藩部征讨叛众诸役，却显示其振作已略见成效。从另一面说，他们之崇文而不尚武、重和而不重战，对中国的百姓与政府无疑是有益的——前者因而在财富、人口与安全上有所进益，后者因而得以凝固而有力。

军中一切统兵之将皆有一定的驻地，其所部大半驻于该处，而以分遣之兵戍守其辖境内的各要点。巡抚、提督与八旗驻防之将军，彼此所统各不相属，惟军政大权主要在提督之手。水师官弁的名目与陆师相同，两者可以互调，亦可由此途升入彼途。水师提督与副将通常驻于岸上，遇事则遣其属下或成队、或单舰前往。随着轮船之建造与船厂之经营，帆船式的兵船终将见废，那时这一体制不久必让位于水陆两军更妥善的分职。

使外省官员彼此牵制的办法，在其驻地的安排上亦可见之。譬如广州城中，总督驻于新城，近于榷税之监督；而巡抚与满洲将军则驻于旧城，一旦情势需要，便可对前两人有所举动。巡抚名义上统辖全省之兵，约计十万人，而其直辖者不过五千，且驻于五十英里外的肇庆府。将军在旧城统兵五千，万一有变，足以制省城于其手；而其本身之效忠，则因满、汉之间的嫌隙使他无从与汉人合谋而得以保证。又如，总督虽有权将某些人犯拟死，然而「王命旗牌」即行刑之符信却存于巡抚处，处决之令须经其会签；总督奏报朝廷的文书，亦须其同僚会衔。满洲御宇二百年间，这些大员绝少有抗拒皇权者；以之与土耳其帝国中帕夏们层出不穷的阴谋叛乱相较，足见此制筹画之精。

钦差与委员

为使上司得以更严密地稽察其属员，凡上司皆有特权派遣专使，授以全权，前往其辖境内任何地方。皇帝本人从不为审断而巡行各省，本世纪之内也不曾有皇帝到过京师以南；因此他不断派遣使臣，称为「钦差」，分赴帝国各处，名义上受命办理某一特定之事，而同时又须对当地情形作一通盘的察看。古波斯亦有类似的钦使之制，称为「君王之耳目」，巡行全国以察百事。这两个古老王朝的构造之间颇多相似之处：辅佐君主议事的一班顾问，各省的长官，各处的总督等等；惟波斯人并无中国政制所倚以绵永的那些因子——普设的学塾与选官的考试。

督抚亦同样遣其属员与差委之人，称为「委员」，巡行全省；甚至知府与道员也各遣其使。凡此诸员在奉差期间，皆按其主人之品秩与最高的官员并列班次；而钦差大臣为了这样那样的名目，终年往来奔走于帝国的四方，于政事上影响甚巨，实为皇帝手中一支有力的臂膀，藉以督责其封疆大吏各尽其职。

注：尧、舜之世，当公元前二三五七年与前二二五五年。

注：佛教神话中所谓「转轮圣王」，其被赋予的种种属性与「皇帝」多有相似之处；哈代《佛教手册》第一二六页对这两种形象——一为虚构，一为真实——作了颇有启发的比较。

注：赫伦在《亚细亚诸国》第一卷第五十七页说，早期波斯君主如大流士、薛西斯等人的名号，实为尊号或称谓，而非其本名。由此更可进一步比较：那些赫赫之名，是否也如中国皇帝的「国号」一般？——而中国采行此俗，尚在波斯王朝覆灭之后。希罗多德（第六卷第九十八节）对这些名号似颇熟悉，且不以之为任意而无义的字眼，而视之为其含义与诸王相联的褒美之称。约西亚最末两子为征服者所立而为犹大之王时，皆被另赐新名（《列王纪下》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二十四章十七节），足见此俗之采用犹在更早之时。

注：西人加于中国政府中各等官员身上的另一个更为通行的称呼，其来历便没有这样体面，那就是「满大人」一字，出自葡萄牙语中「命令」一词，而外国人不加分别地用之于自首揆以至查验潮汛的小吏。英语之中并不需要这样一个泛指官员的词，而且它容易使人觉得中国的官员与别国同类的官员有某种不同，因此尤应废置不用。

八法律的施行

约束官吏之法

前一章已就帝国中央与各省政府所据以构建的规模作了通盘的叙述；倘若考察各衙门官员的行事，所见者无非勒索、残暴与贪墨，那么在心胸开阔的读者看来，这也并不足以抹煞这一政体在理论上的大体完善，更不足以抹煞其设立种种牵制之法、以防各部分彼此侵夺而妨害全局安宁时所显示的睿智。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分权之制与对中国官员的种种限制之外，朝廷在官员的任用与迁调上还采取了别的办法，以防止他们结党连横、抗拒国家之首脑。其一便是本籍回避之法：凡人不得在本省充任文职。此法既把最容易得逞的那一类营私钻营堵死在源头，又另有一层效果，即把一切热衷仕进的人都汇集到北京来——他们到京师，或指望谋得一官半职，或指望在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中得中。中央政府若要在授人以京中的职事、或将其分遣于各省之前，先把全国有志向、有才具的人一一置于自己的目光之下，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再者，官员不得在其所辖地方娶妻，不得在所辖地方置买田产，其子、其弟或近亲亦不得在其属下为官；同一职任或同一省份，他也难得连任三四年以上。满人与汉人在高位上彼此参用，又责成某些勋贵互相纠察、据实奏闻。宗室诸人奉命列席京中各部之会议，凡所见有不合之处、或有可以上达御前与枢府者，皆须察而报之；而在中央与各省政府的一切高级衙门之内，都行着一套侦伺之法——此法有伤于我们对官吏所期待的那种光明磊落的忠诚之道，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孱弱的专制之下，却也不是全无好处。除了这种时刻不息的监视之外，还有三年一次的京察大计，将全国官员的功过编成册籍，由吏部进呈御览。为汇集造册所需的细目，凡各省官员皆有责任就其属员的品行与才具具报，名册造成之后，由督抚咨送京师。品行的考语分列六款，即：不谨、罢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依此册中所下的评语，官员便在功次的等级上升迁若干级或降黜若干级，一如学堂里的生徒之升降班次；而他们每出一道公文，都须在衔名之下注明自己曾加过几级、降过几级、纪录过几次。官员倘若身犯罪愆，无论是自身所为，还是属员所为，都须自行纠参、奏请治罪。这种别具一格而又带着家长之风的教官吏以尽职的办法究竟收效如何，引一段道光帝一八三七年二月的上谕最能见其大概——这道谕旨是在一次京察册籍进呈御前之后颁下的。

「大学士长龄多年以来，力任其劳；年届八旬，精力犹健。同列潘世恩、穆彰阿，以及协办大学士王鼎，均能勤慎小心，不失赞襄之助。吏部尚书汤金钊学问醇正、根柢深厚，凡特交事件，办理皆能公明。刑部尚书史致俨精力如常，办理刑名之事，明晰周详。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办理地方事务，忠实无欺，所辖营伍，训练有方。陕甘总督瑚松额谨慎小心，办事详审。云贵总督伊里布熟谙边疆事务，绥靖有方，境内安谧。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于堤防未尝疏懈，保全附近州县，得无骚扰。用示朕之嘉惠，着吏部议叙，分别奖赏。」

「内阁学士桂森性情急躁，精细与器量两皆不足，不能自行振作，着降补，授二等侍卫。盛京工部侍郎伊特希才具平常，不胜现任之职，亦着降补，授一等侍卫。湖广总督讷尔经额统辖两省文武，而多日以来，竟不能拿获数名穷蹙如鬼之匪徒：始则防范不豫，继则因循怠忽，其不胜任已彰彰明甚。着降为湖南巡抚，限一年之内拿获蓝正尊，以观其振作奋勉。」

「其余诸臣，均着仍留原任。其中两江总督陶澍办事果敢有为，惟于盐务尚未能通盘筹划；闽浙总督钟祥精力渐就衰颓；两广总督邓廷桢才识仅堪敷用；沈岐虽办事忠勤，然与前数人同，到任皆未甚久。」

「惟愿诸臣皆以清白自持、公忠体国、勤勉从事，是朕之厚望也。特谕。」

这一类自劾与考语之法，其效在于遏止过于暴横的欺压之举；此外还有一项权利更足以助成其事，即无论言官抑或平民，凡被有权势者所害，皆可上诉于皇帝。促成这许多牵制之法的，原是皇帝对自身安危的顾虑；然而皇帝与其枢府也因此无疑妨碍了属员办事的效能，逼得他们把心思大半用在保全自己的位置上，以致对百姓的休戚远不如本来所应有的那样关切。

中国官吏之品性

中国政府中一个官员的地位，单凭列举他的职掌是难以明白的；而他有哪些欺凌下属、蒙蔽上司的诱惑，从对这套体制的泛泛叙述中我们也不容易体会。照《大清律例》所规定，他的职责琐细已极，且往往彼此抵牾，严格奉行是断无可能的；因而实情是：在这条滑不留足的升迁之路上，绝少有人能一路攀登而不屡屡跌落。降级若只是一两级而又出于暂时，自然不带丝毫道德上的污点——在这个国度里，受贿的罪名是按所受赃数分等的，全不顾道义上的亏损；在这个国度里，竹板既是刑罚的准的，判断失当或办事疏懈亦与真正的犯罪同受此杖，只不过为顾全官员的体面，得以折罚银钱了事；在这个国度里，为着优待天潢贵胄，竹板还可以从宽改为鞭责，流放从宽改为枷号。地位最高的官员自然有最多的机会去剥削，但他们的搜刮又受制于其不得不任用的那班爪牙之贪婪与欺诳。位卑者只要与上司周旋得宜，同样可以自行其勒索之法。这整整一个阶层构成了一群彼此妒忌对方升迁的人，人人都想把同僚挤掉；他们在一件事上是一致的，就是把百姓看作自己利薮的来源、看作人人都得去挤一把的那块海绵，所差的只是彼此之间这套办法该行到何种地步而已。他们虽出身于百姓之中，社会的福祉在他们心里却几乎没有位置。他们一生的心力都花在钻营上，指望踩着别人的倾覆而上升；不过他们倒也不至于把名声廉耻丢得一干二净、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因为那样一来反倒断送了自己得志的机会。然而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君上之间所做的这场把戏，比起古罗马、比起四五百年前的欧洲、甚至比起晚近西亚苏丹与沙王手下那班帕夏与维齐尔的所作所为来，实在是无伤大雅的。中国人有一点值得称道：绝少有人因政争之罪或因他人的妒忌倾轧而丧命；没有哪个官员会怕君主赐下一条弓弦或一杯鸩酒，也不必提防某个挟怨的对手雇人行刺。无论他所受的恩宠登于何等之高、所遭的猜忌陷于何等之深，中国皇帝的臣子在罪名尚未坐实之时，总不必为性命担忧；但他自己却往往因内愧于心、又惧于国法之必加，而自行了断。

一切官员的姓名与位次，经政府许可，按季刊布于《缙绅全书》之中——此书恰巧亦以红色装订，故西人称之为《红皮书》——全书四卷，十二开本，另附两卷载武职与旗员。此书最早刊行于明万历年间，约在一五八〇年，奉万历帝之命而作；书中载明每人的籍贯，标明其为汉人、满人、蒙古人抑或汉军旗人，详述所任官职的名目与俸禄，并载有许多一般性的资料。刊书之人指望各官自行将其位次的变动函告，凡不来报知者，有时便索性略而不载。

和珅之生平

若为中国的一位大员作一篇仕宦始末的传记，其间的升沉起落必成一幅奇观；只是中国的文书素以不顾事实著称，作这样一幅小像，是断不可全然凭信的。近世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是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时的首辅和珅；他多年之中对中国君主谋议的操纵之大，本朝再没有第二人可与比肩。此人本是一介布衣，因容貌姣好而得皇帝青睐，又因办事勤奋而固宠不衰。其间虽偶有蹉跌，他终究是一级一级爬上了升迁的阶梯；乾隆帝晚年精力渐衰，在其崩逝之前的若干年里，和珅已是这个国家实际上的主人。斯当东形容他才具超群：「和珅的举止之令人愉悦，不亚于他见识之敏锐透彻。他看来确乎具备了一个完美政治家的种种品质。」这位宠臣渐渐把最高的职位都填满了自己的党羽，中央与各省政府中袒护他的人如此之多，以至皇帝晏驾之时，有人竟担心会有人拥他而起。嘉庆帝即位之后，着手采取种种慎重的步骤以去掉他，由此可见他势力之大；其中一着，便是任命他总理丧仪之事，大约是要借这项差使把他时时拘在宫中。四年之后，皇帝开列了十六条罪状，其中多半琐屑可笑、近乎苛求，然而在一位中国君主眼中，其分量却远过于别国宫廷所会看重的程度。一条说他曾骑马直抵宫门；一条说他把原为宫中所选教的女子据为己有；一条说他在用兵之际将臣工的奏报扣留不使上达御前，又以其私人为官，而这些人才具不堪，众所共知；一条说他多以楠木造屋——楠木乃是一种樟属之木，专供皇家之用——又于园囿宅第之间僭拟宫禁之制；一条说：「上年皇考尚未宣示朕为嗣皇帝之前一日，和珅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泄漏机密，居心叵测，冀图讨好。」此外还有一条，说他所藏的珠宝，竟有大过御用之物者。然而就所刊布的文书可以推知，这位中国的沃尔西红衣主教在行使权柄时，相对而言并不残忍，他之倾覆，真正的缘由显然在于他的家财。查抄产业的清单中载明：除房屋、田地及其他不动之产多得惊人之外，其库藏之中，仅金银珠玉一项即不下一亿零五百万圆。朝廷特设一堂审问他，准他自尽，而与他形影不离的那位亲信则被处斩。丧命的只有这两人，其余的亲属与门下，不过革职降黜而已。倘若他果真怀有二心，他的权势对于其主上的安全确是太大了；然而即便他是清白的，他的财富对于他自身的安全也实在太多了。皇帝在载有此项判决的上谕之中，援引本朝三位祖宗诛戮首辅之事作为自己行事的成例，但那几桩案子的罪名与审断，如今已无从确知。

道光帝比其父更宽仁，或者说更有运气；他即位之后，仍留托津当国。这位大臣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二年执掌政柄，其间少有间断，至七十五岁上获准致仕。他历事三朝，自某衙门的一名书吏起，一级一级升到宰辅之位。他的继任者长龄所历的途程要坎坷得多，但终究保全了圣眷，一八三六年以七十九岁左右之龄卸去首揆之任。他因一八二七年平定回疆张格尔之乱有功，深得其主上的喜爱。一位正直、干练而明智的大臣为君主与百姓所推重，这样的事例即便不多，对于鼓舞青年一辈效法其所为，也有很大的影响。

松筠之生平与品性

在中国的大臣之中，被西方人提及最多的，莫过于松筠——他是随侍马戛尔尼使团的钦差之一，为使团上下所共爱。马戛尔尼勋爵称他当时是一位品格高华的年轻人，心胸磊落；又说：「在我们与他往还的全部时间里，他对我们的举止始终最为友善、最有绅士之风。」此事在一七九三年。一八一七年，他见于记载时已是内阁大臣之一；然而不久之后，不知何故，竟被嘉庆帝降为六品，派往察哈尔蒙古充任副都统；他在任上曾具折奏陈某些喇嘛劫掠杀人的不法情事。松筠与其同道曾谏阻皇帝东巡满洲，因此获咎，个中缘由今日已难索解。其后他仍被擢为满洲将军，却又一度受到申饬；他回盛京省视祖业之时，皇帝又召他还京，授以某项要职。不久他再度触怒皇帝，皇帝在一道谕旨中说：「松筠不胜御前大臣之任；盖其从前虽曾充任此职，今年已七十有余，且不善乘骑。」于是仍遣往满洲，复任其旧日的将军之职。次年，这位卸任的大臣与其党与因遗失印信一案受到长时间的审问，被褫夺兵权，勒令回旗；而这一次失势的真正缘由，大概与道光帝即位之后朝中党局的变换有关。

不久之后，松筠重被眷用，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一月，旋派往热河充任都统。他在那里留任的时日比寻常为久，公余之暇，撰成一书，专记新辟的回疆之地。一八二四年，他复任左都御史，同时受到告诫，命其勿再以纷杂无关之事自扰心神。一八二六年，他奉特旨出差山西，回京之后，于元旦蒙赐宴于宫中。其后他又见于记载，是充任皇太子出巡时的师傅，至于皇太子究竟往何处受学，则不得而知；由这一职任，我们又见他被任为礼部尚书，并奉命省视国家大祀所用的牺牲。继而他奉命前往热河，在那里，或出于悔过之心，或许是怕债主上门，他竟具折奏陈自己将近三十年前所欠的一笔五万二千圆的债务，并请以每年一千圆的俸禄抵还，直至清偿为止；皇帝其时对这位老臣颇为和悦，便将全数宽免，谕中说是深信松筠居官清白之故。这道奏折之中，老臣历数自己的劳绩，说他曾两度出任伊犁将军兼参赞大臣，又曾总督于南京、广州等处，却从来不曾积下多少家私。

此后不久，他自热河被召回，授为京师提督，继而又为兵部尚书；数月之后，又奉命越大漠前往科布多查办某项要案——对一个年过七十五的人来说，这是一趟一千五百英里的漫长劳顿之行。次年他回来，仍任兵部尚书之职，并以此身分充任俄罗斯文馆学生的考官。一八三一年，他被任为理藩院尚书，其后又受命管理三库事务，却因病不得不辞职。一个月的将养似乎使他大为康复，因为当他上疏请求任事时，皇帝在批答中对他这么快便能复任公务表示诧异，并明白暗示他那场病全属作伪，不过终究还是依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八旗之一的都统。一八三二年，松筠再度卷入朝中的钻营倾轧，被降为三品；托津致仕、众人争夺空出的首揆之位，大概才是他这次跌落的真正缘由，虽然当时替他罗织的，是一桩两年前的无谓罪名。失意数月之后，因回疆某城一位伯克上疏为他陈请，他又获起复——这件事顺带也可见那些藩部王公所具的影响力。如今衰老当真向这位朝臣袭来了，一八三三年他奉命以都统衔俸休致，而这份恩荣他只享了两年。世人多说松筠之得志，大半因他有一女入于宫掖；但他之所以能在各色人等与各级官员之中长久保有声望，其主要根源显然还在他自身的品格与仁厚。有一种记载说，满人几乎把他当作神明来敬，而街头的乞丐会攀住他的轿子向他乞讨。有一点值得注意：他历次失势，所受的处分从不曾重于降黜或放逐；就这一点而论，松筠的宦海生涯大概正可作为中国高级大臣通常命运的一个公允标尺。托津的继任者长龄一生的大事，连同一八三三年广东巡抚李鸿宾的若干事迹，均见于《中国丛报》。

林钦差小传

钦差大臣林则徐与耆英，因在一八四〇年对英之役中所扮的角色，在外国人中间比京中的同僚更负盛名，然而关于他们的生平，能见到的记载也不过寥寥数条。林则徐一七八五年生于福州，由科举出身，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六岁成进士。他在翰林院任过一两项差事之后，一八一六年被派往江西充任副考官，此后三年间辗转各处充任考官与御史。一八一九年，他任浙江的道台；因病告假之后，一八二三年又于原任出缺之际署理江苏布政使。一八二六年，他被任为河道总督，旋闻母丧，弃官守制。服阕之后，他赴京，得授陕西按察使；到任未及一月，又调为江苏布政使，而新任尚未接印，便闻父丧，不得不再度辞官。一八三二年他被任为湖北布政使，五月之后调任河南同职，又六月之后再度调往江苏。这第三次调任之后三个月，他复任河道总督，不久便擢为江西巡抚，此任历三年，其后又署两江总督两年。一八三八年，他被任为湖广总督；不久奉召入京陛见，并蒙特恩，准其于紫禁城内骑马。

正是在这次召对之中，他被任为钦差大臣，前往查禁鸦片贸易并办理广东海疆事务；当时所授代天子行事的全权之重，自一六四四年以来，除长龄奉命赴回疆平乱那一次之外，从未有第二个臣子领受过。林则徐在对付鸦片贸易及其在英国政府中的庇护者时终归无功，这并不足以贬损他本人的才干，因为这件事原非帝国之力所能胜任；而他的声名，至今在广东人中间仍然极高。一八三九年十月，英船「逊达号」在海南岛遇难，船员抵达广州时，他一面正与其领事官员相争，一面却对这批船员优加抚恤；这一件事很可以看出此人的坦荡胸襟。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他被任为两江总督，而一八四〇年二月又改授两广总督。同年十月，印信被收缴，他奉命回京。但他仍留至次年五月，以便与琦善商议其与英人之间棘手的交涉。一八四一年五月，林则徐离粤，率兵二千前往防守宁波，然而这一角色并非他的长技。一八四二年七月，他被谪戍伊犁，但旋因第三次委他督办河工而暂缓成行。然而到一八四四年，我们又见他身在伊犁，充任一项卑微的差使，致力于把回城附近的荒地垦为田亩；他的勤奋于次年得了赦宥之赏，再一年又得授陕甘总督之高位，在那一带地方，他着手整顿吏治、增益赋入。一八四七年，官事的劳瘁压得他不支，遂请假归福州，时年六十二。他的心志犹未餍足，一八四八年又被任为云贵总督，然其体力已不胜其任，一八四九年再度引退。年少的咸丰帝眼见太平军崛起之速而大为震骇，便像他父亲当年那样，向这位老臣求助。林则徐应其君之召而起，却在抵达广西之前溘然长逝，时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年六十七。比他若干宦绩更为不朽的，是他编纂刊行的《海国图志》——附有地图，凡五十卷——他在书中把自己所能搜罗到的关于外邦的一切细节，都告诉了本国之人。

耆钦差之宦迹

关于耆英的仕宦生平，人们所知远不如林则徐之详；然而在因时制宜、避开其前任所触之礁石这一点上，这位满人却显得比那位汉人高明。一八三五年，他的名字见于记载，时为户部尚书兼宗人府宗令。此后他一直被留在京中充任京营的统帅，直到一八四二年，皇帝才遣他赴广州接替奕山之任。不过在途中他又奉命驻留杭州，奏报当地情形；他的奏折似乎极有分量，因为当年四月他便与伊里布同被任为钦差大臣。在南京的议和之中，耆英居首席钦差之位，实为促成战事结束的主要人物。一八四三年五月，他前往广州接替伊里布，在那里以专任钦差的身分与英人议定了补充条约与通商章程，一八四三年十二月返京。他的持重与干练对平息广州民众的激愤大有效验。美国全权公使到来之后，他又被授予全权与顾盛先生议约，不久又与法国、瑞典的使臣议约，与三国皆签订了条约。就在这些交涉进行之际，祁贡病故，耆英遂继其任。

他任两广总督直至一八四八年一月，其后回京，蒙皇帝加以更高的荣典。一八四九年，他赴江苏查办盐务，继而赴晋北处置与蒙古人之间的争端。自此以后，他在内阁与京中历任各职，终日奔忙于朝局的钻营之中，声名颇有所损，终至获罪。一八五六年，西方四国的使臣驻于天津之时，他暗中做了些不利于桂良、花沙纳既定方略的勾当，遂被派往天津会同办理交涉。他不过刚刚递上敕书、开始履职，便违背圣意，忽然擅自回京，于是奉旨在宗人府堂官面前服毒自尽，以免公开处决之辱。近世中国的大臣之中，以持重、端凝与明达而享盛名者，罕有过于耆英，而其君主对他所寄的信任，亦足为其君主增光。威妥玛爵士说，他的仪态之间「兼有庄重与谦和，足以有余地补其相貌之不甚动人」。他的画像是照广州所绘的一幅华人写真镌版而成，摹写颇佳，承小彼得斯先生慨然见赠，得以入于本书。

老臣久任其职之故

此人生平的事实并未尽为世人所知，但他出身宗室，使他所处的影响之网与林则徐全然不同，而他所受的教养也使他远离了那种与百姓的接触——正是那种接触，成就了林则徐的众望与势力。两人都是中国大臣的好样本，而此处略述的他们那起伏不定的一生，也与其他位居极品之人相仿佛。皇帝所用之人无论品级高下，大抵都要经过这般筛汰，因而最精明、最可倚信者往往浮到上层；凡在国事上与他们打过交道的人，无不因其机敏、忠悃与干练而增加几分敬意。中国政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大员的年齿之高；一位既想身边都是能办事之人的君主，何以竟把几乎精力耗尽的老臣留在位上，这一点原不易解，直到我们明白了他对于政府各部门的具体事务其实能够专断施行的实权是何等之少，方才释然。此外还有一层可以解释：只要这些老成之人尚在人世，皇帝既已惯于他们的陪侍与进言，自然宁愿留住这些以年资证明了其胜任的人。况且这位被留在御前的元老，还是其一班门生故吏效忠与否的一种人质；而后者散布各省，通过他去驾驭调度，所遇的抵拒也较小。再者，他还是一个方便的中介：借他之手可以收取后辈官员的常例孝敬，也可以把认为必要的意旨传达下去。高卢人与法兰克人中间曾有的那种门客之制，在中国也稍变其形而存在着，其势必使官员们以势力大小不等的朋党彼此牵连。皇帝曾于一八三三年颁旨禁绝这种援引私人之风，而若不是彼此的关系时时被改动、被分遣各方而拆散，此风显然会严重妨碍他的权力。京师几乎是唯一的一处地方，能让那所谓「老师」与「门生」——即援引者与被援引者彼此的称呼——结合起来而大有所为；而朝廷用以防范其身边的钻营与党派的，主要似乎只在于这些人彼此之间利害相冲这一点；不过若遇上一个宠遇既久、又肆无忌惮的宠臣，如和珅之事、又如一八五五至一八六一年间肃顺之事，有时也能把皇权整个儿揽入自己手中。

朱巡抚留别诗

尽管人们常常对官员提出欺压、残忍、贿赂与欺诳的重责——其中或多或少总有些实据——却不可由此断定他们中间便全无美德。他们之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是愿意治事公平、平反冤抑、惩治奸宄的，愿意竭尽自己的见识与权力去克尽厥职，上以得君之嘉纳，下以得民之称道。这样的官员大抵也能上升，而另一些人的暴虐则以降黜相报。百姓贴在街头的揭帖足以表明他们的向背，而此等在别国被视为粗俗的言语，在中国所受的注意却要大得多，因为这几乎是他们能够安然表达意见的唯一途径。清正之官所得的众望，既是对其本人的酬报，也是激励他人踵武其后的动力。一八三三年的广东巡抚朱公便是一位极得人心的官员，当他因年老获准辞任之时，百姓争先恐后地表露失去他的由衷惋惜。旧时那个留靴的老例被奉行起来：他每过一城，人们便留下他的旧靴而奉上一双新的；此外表彰其德的物事还有许多。他离开广州城时，散布了几首诗，「以慰百姓而励其为善」，因为他听说有人闻其将行而落泪。

忆昔先人绍儒业，

文名早列群贤间；

两世随幕来南服，

今日于此奉玉函。

祖德流风犹在目，

常策衰驱不敢闲。

先君曾宦龙州地，

惠泽碑铭至今传；

寒畯无依常见拔，

幽兰未识亦相怜。

回首家塾如昨日，

欢愉旧景犹依然——

每于不得不严处，

痛心怊怅泪潸然。

粤中自古多贤哲，

伟略雄才世共称；

而论其人谁得比，

终推曲江第一人。

三年碌碌无所树，

未曾光焰启群伦，

不能开牖民之智，

抚膺自愧不忍陈。

乃今彩阁连衢肆，

灯火辉煌竞岁华；

酬神娱己夸豪举，

年年斗靡耗生涯。

辛苦所积俱虚掷，

究问终归成底事？

自今愿尔勤生业，

夫俭其妻勉其士。

贤达使君明且练，

于我为师复旧交；

今当分袂休多语，

最是情深最断肠。

惟愿公其常诲谕，

导民以智去其狂，

躬行仁义遵古训，

永守先王法度长。

回首功名五十载，

长途跋涉到如今；

争荣逐利何所得，

汗洒尘寰总是空。

谁不知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至精严？

能几大贤享眉寿？

能几令名保令终？

沉疴缠缚已多年，

身似囚拘不自由。

圣主恩隆如天厚，

无由报答但衔愁；

然犹此眼终难闭，

常见苍生疾苦稠——

颠连无告堪悲恻，

行路之人亦泪流。

才既不逮德又薄，

自今辞谢此风尘；

仰望至圣之天子，

别择贤良继我身。

从此规模应胜我，

勋业当超旧日人；

我惟默立观其化，

恩泽如春遍海滨。

伊里布、前两广总督祁贡，以及一八四二年的宁波知府舒公，也都是近年颇得人心的官员。一八三九年林则徐路过澳门之时，中国人在好几处搭起牌楼，缀以彩绸，悬以颂联；当他经过他们的门户与铺面之时，人们又摆出几案，陈设花瓶，「以表其深切之感激：感激他前来拯民于致命之恶习，感激他销烟严禁，为民除此大害」。可叹他一番心力与苦心竟如此付诸东流！

官员之陈情与自劾

《京报》之中常常刊有老臣的奏折，述说自己的病痛、惟恐不能胜任职守的忧惧、历任年月的久长，并请求告假或开缺。这些文书出自各级官员之手，其中所有表忠之词，我们断不可一概看作是虚情假意、依着定式敷衍而成；只是我们太容易拿自己的尺度与格套去衡量它们，却忘了一种制度的流弊并不是衡量其价值与效用的最好准绳。不如让我们引一八二四年御史石公奏折中的几句，看作是感情的真诚流露：「臣自维精力虽已衰颓，而圣恩犹不遽加摈弃，仍以重任相畀，是以汲汲求痊，庶几以驽马之朽，犹得竭其绵力，报其再生之恩于万一。」

与三年一次的功过考册相关联的，是国家大员必须自陈政事过失这一项责任；二者合起来，构成了对其营私舞弊的一种独特而颇为严峻的约束，正如李明所说，这使他们「格外小心谨慎，有时甚至违背自己的本心而做起好人来」。不过，《京报》上所载的那些自劾之词，就这些行为的真实分量与性质而论，实在很难令人满意；自劾者多半是御史，或许正因其职在言路，才这般自坐其罪。所举罪名的例子倒是不少。一八三二年，直隶总督因未能察觉一名在本省与邻省纠集数千党羽的煽惑之徒，自请从严治罪，奉旨照准。同省的一名提督则因未曾教好其子、致其发狂伤人数名而自请治罪。另一人则因皇太后驾临宫中时被门上人役阻于宫门外候立，而自请议处。有一位官员因不能治黄河而自劾；一八三〇年，御膳房的厨役因进呈膳单迟误而自请处分，却蒙恩宽免。这类自劾之词与实际的过犯相比是何等罕见，这只能说明：它们要么如鹧鸪之曲折引人，是用来把人的注意引开那真正藏污纳垢之巢的；要么便是很少有官员肯受这份屈辱。

皇帝既以天之代理者自居，有时也把自陈己过的责任加诸己身。嘉庆一朝曾数次颁布罪己之诏，但近三十年来《京报》所载此类文字已不多见。促成这些罪己之言的，与其说是政治上的缘故，不如说是旱涝、瘟疫一类天灾，虽然变乱、火患、灾异之兆等等有时也能引出它们。君主个人的性情，与这类文字之多寡及其措辞大有关系。一八一七年天旱之际，嘉庆帝说：「官吏之因循怠玩，其弊积之已久，非一日之故；朕数年以来，于此事三令五申，凡经察出者，惩处亦多，故近来稍见振作，数时以来天时亦颇顺遂。今岁之旱，或未必尽由彼辈所致。朕反复思之，窃以为上苍所以垂示谴责、独于京畿数百里之内靳其雨泽者，殆因逸出之匪犯五十余名尚潜匿于京师左近之故。是以嘉气为之闭塞，时序之和为之乖违。」一八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午后五六点钟之间，京师忽然天昏地暗，东南方大风骤起，雨势甚猛。其间两度天色变作暗红，空气中带有恶臭，雷声轰然，百姓大骇，君主亦为之震怖。他的星象之臣不能宽解他的凶兆之忧，于是他颁下一道谕旨，向臣民剖白此事，以自安其心。其中有一句值得征引：「诬陷之词，致无辜多人破家丧命；惟此一端，足以召致如今所见这般可怖之异象。风自东南而来，足征其地必有大恶之事，而有司废弛职守，懵然不觉，遂上干天怒。」

道光帝之祈雨文

此类文字中最可注目的样本之一，是道光帝于一八三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因京师大旱而颁的祈雨之文。在颁布此文以前，他曾谕令将京师狱中一切疑犯、待质之人一概讯断，明其有罪无罪，使刑狱不至稽延、干连之人得以省释，以此感格上天的震怒与炎威。然而这些代人受过的补救之举并不奏效，旱象既仍相持不解，他身为一国的大祭司，便不得不向百姓表明自己念其疾苦、并将竭力为之解救，于是进上了下面这道奏文：

「跪奏，为吁恳事。

「呜呼皇天！若非天下遭此非常之变，臣亦不敢举行非常之礼。乃今岁亢旱异常，夏令已过，雨泽全无。不惟农事与生民同罹此浩劫，即禽兽昆虫、草木花卉，亦几于不能存活。臣以天之臣工，君临兆庶，任在整饬寰宇、绥靖苍生。今虽寝食难安、焦灼忧惧、战栗不宁，而终未能获甘霖之沛降。

「数日以前，臣曾斋戒，于社稷坛上敬陈丰洁之祭，幸蒙云气之聚、微雨之降，然不足以慰人心。仰惟天心仁爱，其咎惟在臣罪孽日深、诚敬浅薄，是以不能感动天心、致召厚福。

「臣检阅旧典，见乾隆二十四年，皇祖纯皇帝曾恭行『大雪之祭』。臣万虑所迫，不得不仰而效法旧章，惶悚战栗，冒昧上干昊苍，以自省察、以思己过，仰望庶几得蒙宽宥。臣自问：于祭祀之事，曾有不敬乎？骄侈之念，曾否潜生于心而不自觉乎？日久之后，于政务是否渐至懈怠，不能以应有之郑重勤慎、黾勉从事乎？曾出不敬之言、自取谴责乎？赏功罚罪，果尽其平允乎？营建陵寝、开辟园囿，曾否劳民伤财乎？任官用人，曾否不得其人，以致政令苛细、扰累小民乎？刑罚曾有滥施与否？受抑之人，曾有申诉无门者乎？查禁邪教之际，曾否波及无辜？有司曾否凌虐百姓、不为受理其事乎？西陲历次用兵，曾否有为邀功邀赏而恣行杀戮之惨乎？赈济南省灾黎之帑项，果曾妥为散放乎？抑竟听百姓填于沟壑乎？湖南、广东剿抚山中叛民之举，办理得宜乎？抑致其地生灵涂炭、践如泥灰乎？凡此种种，皆臣忧思所及，理当悬以准绳，力加匡正；而犹当念及：或尚有臣思虑所未及之过咎焉。

「臣伏乞皇天宽宥臣之愚昧鲁钝，赐臣以自新；盖以臣一人之故，而万方无辜之民同受其累。臣罪孽既多，实难自脱。夏时已过，秋序已临，若再迁延，实不可待。臣叩首吁恳皇天速降鸿慈——赐以速沛之神膏甘雨，以救生民之命，并少赎臣之愆尤。呜呼皇天！鉴此。呜呼皇天！哀之。臣不胜忧惧惶悚之至。谨奏。」

这道文字显然含有承认冥冥之中自有主宰之意；而像中国皇帝这样一位专制之主，在把自己置于臣民面前这般两难的地位之前，必定早已把民心民意摸得极透，因为倘若稍有招来讥笑之虞，此等文告作为国家文书，其效果便不止于零，而竟成反效了。就此事而论，当晚即有大雨倾注，于是谕令举行相应的谢典，在天、地、社、稷以及天神、地祇、太岁诸神的六坛之前陈设祭品。

诏令公布之法

朝廷的命令通常以缮写本传达，惟遇重大事件或国家典礼须行通告天下者，则将文书印于黄纸之上，以满汉两种文字刊布，四周环以龙纹。各省之中，向百姓颁行告示的主要是督抚及其属员、钦差大臣与关监督；所出告示的内容包括训诫、劝谕、章程、律令、特旨、警告以及地方上的种种规条。凡长行的法令与地方章程，往往精工镌刻于黑石碑版之上，立于街衢，以「永远遵照」，使人无从以不知为辞；这一风习令人想起罗马公布十二铜表法的办法。广州与澳门便可见到好几方这样的碑记，碑饰极为美观。政府命令公布的通例，是将文书以大字印出，加盖官印以昭凭信，然后把印本张贴于衙门之前及街市的公共处所。惟因所用的不过是寻常竹纸，又无遮蔽以避风雨，故不久便破损无存；百姓便就其张贴之处观看，愿意的可以抄录下来；不过官长把要紧的谕令印成小册散发，也是常有的事。这些告示以公牍体写成，其与寻常文字之别，正如英文中公文与常文之别一般，却并不迂回晦涩。只消举广州所出的一道告示为例，便足以说明此等文书的体式，并可见中国官长有时竟为何等事情立法，以及世人期望他为百姓所尽的照拂之责。

捕蝗告示

「钦加十级纪录十次、特授南海、番禺县正堂徐、黄，为明白晓谕捕蝗要法事，俾知所防范，以御灾害。道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即一八三三年九月二十日〕，奉广州府宪札开，转奉督抚两宪宪札云：

「『本年五月间，广西柳、浔、桂、梧等府属境内飞蝗蔽野，据报业已扑灭驱除净尽。兹闻与广西接壤之高州府一带亦有蝗生，孳生极速。现值晚禾方在苗秧之时（若被伤损，则民受其害），自应立即于所在之处扑捕驱逐，调集兵丁前往，务期尽绝根株。惟广东向未经此灾害，恐官民未谙捕捉之法，为此特将捕蝗要法逐条开列示知。仰即饬令抚标各营弁兵依法扑捕；一面出示晓谕乡民农户，即时纠集扑捕，并饬地方官设立仓廒，收买存贮，务须扫除净尽。倘不实力扑捕，厥咎甚重；务宜慎重从事，毋得阳奉阴违，暗中迁延，自贻伊戚，干犯宪典，致本部堂等复须相机通饬、彻底查究，等因。计粘抄捕蝗条例于后，由抚宪转行布政使司，转饬各府，再由各府转饬各州县遵照。』

「奉此，除恭录转行本府营协副将，即速转饬所辖各营兵弁，并遍行各州县承审各官，俾其同心协力，随时留意，凡遇蝗蝻滋生，即合力扑除，以除民害外，合行谕饬：凡领此谕者，务依下开各条之法扑捕蝗虫，兹将条款胪列于后：

「『一、蝗虫初生之时，多见于大泽之滨，自此孳生极速，弥漫广野。其产子则于黑土小堆之中，以尾插入土内，深不及一寸，所钻之孔犹然洞开，通体略似蜂房。一蝗所遗之子，可至十余粒，形如豌豆，每粒之中含幼虫百数十。盖幼蝗成群而飞、成群而食，其产子亦一时而毕、同处而聚；其地形如蜂巢，故极易寻觅而得。

「『二、蝗在麦田、嫩禾及茂草之中，每日黎明之际，尽皆栖止于草叶之上，身沾露水，沉重不能飞跃；至日中始聚而起飞，至日暮则群集一处。是则每日有三时可以扑捕，而绅民亦得少息。捕法：于其前掘一长壕，愈宽愈长愈善，壕之两旁列以木板、门扇、屏障之属，鳞次相接，向两侧展开。然后众人齐声呐喊，手持木板，尽驱之入壕；同时对面之人各执扫帚耙子，见有跳出爬出者，即扫之使回；继以干草覆其上，尽焚之。须先于壕中举火，然后驱之入内；若但以土掩埋，则多有自缝隙爬出而逸去者。

「『三、蝗群若见有成行之树木，或有旗幡密列成列，往往盘旋其上而栖落；农人每于长竿之上悬挂红白衣裙，或制红绿纸旗，然其栖落亦未必甚速。且蝗畏锣声、鸟枪声与炮声，闻之即飞去。倘其来时蔽天而至，则当放枪鸣锣，或燃爆竹；前行之蝗受惊而飞，其余亦随之而去矣。

「『四、蝗去其翅足，曝之于日，其味如干虾，且可久藏不坏。又可以干蝗饲鸭，鸭食之速肥而大。山中之人又捕之以饲猪；其猪初重不过二十斤上下，十日之内可长至五十余斤；举凡饲养六畜，皆可取用。仰各农户务须勤力生擒，按所交之数，或给米，或给钱。为去尔田禾之害，何惮而不为乎？以上捕蝗各法，务须实力奉行，毋稍怠忽。』

「为此备录前因，俾尔等军民人等咸使周知。尔等务即遵照办理：见时机已至，即行鸣锣；见蝗蝻孳生日多，即刻整备，一面自行扑捕，一面禀报各官调集兵丁，合力扑捉，务期尽绝根株，以除民害。其有农民百姓首先禀报官府者，本县亦当给以奖赏。各宜凛遵毋违。特谕。

「道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示。」

告示之体格与辞令

告示的结语颇有余地可供颁布者显其个性。其收尾之词，有如此类者：「速速！特谕。」「凛之慎之。」「毋自贻后悔。」「本部堂决不食言。」「切切遵照。」中国官员在公牍之中，动辄援引天经地义、至理名言，并由此推演其论断，那派堂皇铺张的气度极具民族特色，虽然其所得的结论有时全不相干，荒谬可笑。钦差大臣林则徐曾为禁烟一事致书英国女王，其开篇的引语如下：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盖闻天道无私，不容以利己而害人；人情不甚相远，孰有恶死而好生者乎？——故贵国虽远隔重洋，相去二万里之遥，亦同此天道、同此人情，于生死利害之辨，其识见亦复相同。我天朝以四海为一家，至于大皇帝之如天之仁——无所不覆；即荒远僻绝之区，亦同在其生成覆育之中。」

告示几乎是政府意向的唯一表征。它们展示了中国人愚昧自大、妄自尊崇的若干特色，同时又在每一段中夹杂着说理与命令、笼络与恫吓，从而泄露出当局真正的虚弱。照其措辞看来，一切命令似乎断无不行之理；只要一经晓谕，百姓的服从便几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与此同时，撰文之人与百姓双方都心知肚明：其中大多数不但是敷衍了事，而且几近无用。文书一经颁布，撰者的责任便算解除了大半，而当它辗转传到这一串之中的末一人手里时，其效力也就所剩无几。奉行与否，通例以方便为准；欺瞒上司、鱼肉百姓，则是许多官员行事的常法；他们的告示所暴露的，与其说是虚弱与无知，毋宁说同样鲜明地暴露了欺诳与自负。有很大一部分存心良善的官员也清楚：自己的一切努力，终将被衙门里那班薪给微薄而又肆无忌惮的胥吏差役所抵消；这便挫折了他们的锐气。

倘若不征引许多事例并一一详加解说，实在不易对法律施行的实况给出一个公允的概念，也不易说明百姓的身家性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着治者的保障；而关于中国人的种种歧异之见，大约没有哪一样的来源，比作者们究竟侧重立法的理论还是侧重其实践更为要紧了。老安文思于此看得颇为透彻，他说：「立法之人似乎无所遗漏，凡可虑之弊端似乎皆已逆料及之；因此我深信，若官吏的操守德行能与这政体的制度相称，则天下没有哪个王国能治理得更好、更为安乐。然而他们既不识真神，也不知来世之永罚永赏，故良心上毫无悔责，而把一切幸福都寄托在享乐、尊位与财富之上；于是为了求得这些转瞬即逝的好处，他们践踏神法与人法，把宗教、理性、公道、诚实以及一切骨肉朋友之谊都踩在脚下。下级的官吏一心只想欺骗上司，上司一心只想欺骗各部院，而彼此又合起来欺骗君王；这件事他们做得极为狡黠圆熟，其奏章之中所用的字句是那样柔婉、那样诚恳、那样恭敬、那样谦卑而充满谀辞，其理由又是那样似是而非，以致受蒙蔽的君主往往把天大的谎言当作庄严的实话。于是百姓觉得自己无端地长受欺凌、终遭压迫，便怨声载道，起而为乱、聚而为叛，这就造成了帝国中那许多的破败与那许多的改朝换代。然而中国法律之精善完美，断无因官吏之堕落邪恶而蒙其咎的道理。」

官吏之勒索

安文思居留中国将近四十年，他的见解大体可以看作是对百姓的真实处境与治者的施政方针所下的一个公允之判。一个人身在中国之时，听着个人诉说治者的勒索残暴，读着《京报》上关于枉法杀人、刑讯与犯罪的报道，足以令人诧异：这样的暴虐与欺压何以能年复一年地忍受下去？受害之人何以不奋起掀掉这般凌虐他们的暴政？然而百姓大抵都明白：治他们的人并不比他们自己好到哪里去，这么干其实一无所得；而他们既然但求尽可能地保持安宁，便甘愿忍受许多弊害——这些弊害在西方国家早就该被革除，或者早已酿成一场革命了。为约束官员的虐政，《大清律例》第二百一十条规定：「凡府州县官因其职任之故，握有辖治百姓之权，非惟不能以宽和抚循之，反擅作威福，所行与本朝成宪定例大相乖违，致使原本恭顺之百姓，因其苛虐而变其心志，聚众喧哗，公然作乱，终至驱逐其官，使不得居其城郭衙署者：其官处死。」

按中国之法，九品以内的官员，皆须先有科名方得授职；第九品之中包括巡检、库大使、典狱之类；至于差役、地方通事、书吏及其他随衙听候之人，则不算有品级，且其中多数都是所在地方的本地人。他们所能感到的唯一贬责，无非是革去其职；然而这对于百姓所受于他们之害，实在算不得什么补救——新来的蚂蟥比旧的更渴。百姓所受于治者的许多勒索，其根源在于捐纳买官之制；这一制度无论以何种形式，历来都在施行，而政府亦不时地径自启用。既有这一面，则受贿之风的盛行自属意料中事；而此风实为各级大员所共行，有时他们甚至以「不得已之弊」为之辩护，这就使这种谋官之途所生的恶果愈发严重。中国所谓「蒙眼」之风推行得如此之广，以致百姓求见其官长，若无一份礼物为之开路，便几乎无从近前。

极品大员搜刮银钱的一个法子，是通知下属：某某日子当有馈送；而积习相沿，这些日子很快便增加到情势所能容许的极限。至于公益慈善的劝捐，或为水灾、歉收、溃堤及其他政府本当过问之事而摊派的用款，则往往被在任之人所需远过实用之数，遂成为一项进项；捐输者的酬报，不过是一个空衔、一枝花翎，或是在某项无关紧要的仪典上派一份差事罢了。捐卖虚衔本是一宗财源，然而政府从不曾企图颠覆或干扰凭文章取士这一条众所周知的正途，而对于以银钱换取实权之事，若受者全无相应之才具，亦罕有轻授。为了充实府库这一便宜法门而拿自身地位的安稳去冒险，那是断乎不为的；不过捐官鬻爵究竟推行到何等地步，却是无从说定的。御史们抨击它，皇帝在不得不为之时也几近于向人告罪，然而此事依旧照常施行。晚近变乱与外患之际，这一路捐例便大开其门，因为时势的急迫足以为这种不体面的做法开脱。一八三五年，两位首屈一指的行商之子因各捐银二万五千圆修治水患之害而获升叙；凡捐至一万圆以上者，皆赏给荣衔，而此衔所有的唯一好处，不过是使持有之人免受笞杖而已——因为律有明文，凡有官职在身者，不得加以身体之刑。

官吏勒索之爪牙与手段

除了下级官员之外，供其驱使的书吏以及往往由驻防兵丁中挑出来的差役，便是上层用以榨取百姓的爪牙。各衙门中职司品级不一的书吏为数甚多，所得薪给极薄，而凡呈递上司的申文禀帖既皆经其手，便无不须行贿以求上达。至于衙门所属的兵役仆从，则并无定额薪俸，而其人数极多。在南海、番禺这样的大县——广州城厢内外即由此二县所辖——据说无饷的差役约有一千名；中等的县有三四百名；最小的县也有一二百名。此数之外，还要加上随侍大员的家丁仆从，以及他们的旧相识——但凡有一线可望差使的机会，这些人便都来通名报姓。御史们所指陈的弊端之中，还有一项：地方官在御旨简放之员尚未到任之前，先以自己的私人署理出缺之职；此等官吏正如穷人欺压穷人，无异于一场横扫一切的暴雨。另有一种类似的弊端：州县之官离任前往省城，奔走于上司门下，指望得保一个较高的位置，或被延入幕中充任书记——因为他们肯白效其劳；而其所遗职任的公事，其间照例无人过问，属下之人便乘其不在而另立名目、加意需索。督抚以自己的亲友填补出缺之官，再奏请皇帝准予实授；不过因为变动频仍，这在坐实一套欺压之制上并无多大效力。说实在的，中国政体之中，究竟哪一项对良好的治理害处最小，实难判定：是这种既使治者对百姓全无休戚相关之情、又使乱人无从煽动作乱的频繁调动呢，抑或别的什么？

各省大员的随从之中，充斥着许多食客与候补的冗员，人人俯首听命；其中有清寒官员的后人；有曾经有势而如今破产的商人之子；有放荡而懂得体面、却毫无顾忌、凡属无耻之事无不甘为之的人；末了还有一等身无分文的钻营之徒，却具备相当不错的才干，任凭什么人肯出价便可供其驱使。此等人物并非中国所独有，律例之中对任用他们亦有防范之条，然而再没有比这一条更成具文的了。而政府中的官员自知有亏，又怕职位不久便要被夺，自然竭力要把眼前的机会用到极处；于是借着这班人——他们通常与该地方的头面人物极熟——去骚扰恐吓那些为求安宁而肯出重金的人。然而这于他们其实无益或近乎无益：他们若不被撤换，便须向上司孝敬；若因其劣迹而受惩处，那些不义之财就更是一定保不住了。

至于挪用公帑，以及在物料、官仓、口粮、工食、俸禄等一切项目上的中饱私囊，中国的官吏都是行家里手，无论什么样的内幕被揭出来，他们都不会觉得意外。

掠夺百姓的另一种常见手段，是官吏与盗匪成群勾结：盗匪被拿获时，得贿便纵之使逸；万一真犯有被定罪之虞，便另以他人顶替。有时这些匪徒势力过强，连一位清正的地方官也奈何不得，只好对自己无力补救之事佯为不见；因为无论他多么想缉拿他们归案，他手下的差役慑于其报复，总不敢下手。一八三九年广州附近便出过这样一件事：一只船载着衙门的一名书吏与三四名差役，驶入欧洲鸦片趸船的船队之中，搜捕几名亡命的鸦片走私犯——那些人正躲在那里。这伙人听说官船已到，便乘夜而来，围住官船，把船上水手拖出，将追捕他们的人捆缚起来，连船带人当着全船队之面活活烧死；而这批亡命之徒还指望这些趸船来保护他们，免受其义愤填膺的同胞之惩处。

一八一九年，一名御史陈奏直隶刑狱废弛的显然情形，说道：「州县之中，多有不畏不耻、纵容盗窃与欺诈者。从前窃马之贼尚知匿其赃于隐处，今则公然携赃入市求售。见人之孱弱者，辄窃其物，复以索钱之故还之，而官闻之，视为细故，反责失主之不加防范。捕获之贼身上竟带有缉捕文牒，可见其奉差缉贼，乃乘机自为盗也。又近御园之某村，窝藏盗贼极多，每夜二三十人成群，各持兵器出没；屡屡呼起居民，撞门而入，饱掠所有酒食之后，复恐吓勒索银钱；不得，则夺其衣物首饰牲畜而去。又常至铺户，撬开门板，悍然索钱；不得，即以手中火把焚其铺面。倘户主擒获数人，送交地方官，官不过监禁笞责而已，未及半月即纵之逃去。」

差役胥吏之贪墨

衙门中不支薪给的帮闲之辈为数极众，比正式差役更为人所畏；有一位御史说，百姓视之如虎狼；他一人便使直隶一省革退了将近二万四千名。这些人通常由本管的地方官留用，因为新官到任，不知所须任用之人品行如何，便把看来可以当差的仍旧留下。遇有重案，胥吏往往把凡可能牵连之人一概传唤到案，待其自明清白之后，又索取一笔钱才肯放人。这班爪牙毕竟还怕上司震怒、怕民情反弹，所以总要顾全一点面子，把事情压下去，把冤枉抓来的人放掉，口口声声说是何等体恤。还可以补上一句：正因为人命不轻取，盗贼总是小心不去杀害其苦主、也不加以足以致命的伤残；地方官亦不敢径以刑讯取人性命，虽然他们的残酷往往因失于照料或饥饿而致人于死。差役与官吏所要的是钱财货物，并非血债与仇怨。彼此结怨之人也常常借讼事牵连以泄其愤，撺掇差役去劫掠骚扰其对头，藉此报一点可怜的私仇，虽然自己其实分毫无所得。

俸给不足而又贪贿的官府所生的祸害是可怕的，而其革除的指望却极其渺茫。一八二九年，直隶总督曾具折奏陈差役之状，指出许多弊端的救治之法，其一便是由公帑发给他们合理的薪给；但显然这一救治须从君主身上做起，因为一个官员一日不能免于向上司孝敬，便一日不会停止向下属需索。历来的经验已使当局知道此事可以安然推行到何等地步；而许多官员既见激怒百姓于自己终究的发财并无用处，也就设法约束其差役。有一位督抚曾出过一道告示，声明自己的家人一概不许恃势凌压铺商、以低于市价之数强买货物食物，并许卖主在遇到这种事时将其人揪住送官究治。凡高级官员如督抚、藩司之类接篆视事之时，往往颁一道告示，劝勉属僚照他自己所立定的准则行事——「仰体大皇帝如天之仁」，并切实尽其职守。下级官员于是也随声附和，一连串或劝或令的告示便从獒犬、猎犬到哈巴狗一路传呼下去，最后落到差役头上为止。于是广州知府说道：「有硬心之兵丁、噬人之隶役，或盘踞津渡市集，或游荡街衢，藉端索诈；或酗酒滋事，百般骚扰居民。本府到任以来，屡饬所属各官实心查拿此等人犯，而刁风依然未息。」

一名御史论及差役时说：「彼辈一得传证之票，即向原被两造索费，动辄十两以至数十两。继而书吏所得，又必倍于差役；稍不遂意，则百般刁难。又若四邻有殷实之家，亦必牵扯入内。且与讼棍串通，罗织词状以诬人，恐吓吓诈以取其财。」

这样一种世风、这样一种司法的颠倒，自然会产生一项后果：使百姓惧怕与官府发生任何接触，并使他们在一切往还之中极端自私——虽然后一种习气在任何异教之国都无须什么特别的熏陶便会滋长。它还助长了对他人性命的冷酷漠视，并冻结了原本可能萌发的一切善念；因为使一个人对邻人的行为负责、或使全村因一人之罪而同受牵连，便把一切公道之感都践踏无遗了。因怕被卷入某桩祸事，百姓有时竟不敢先行救火，非等上宪知晓之后不可；赈救危难之人，也往往迟至无及。因此也就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人不幸在街上被刺身死，或因病倒毙，其尸便留在原处，直到腐臭逼得四邻为自身的安全起见而将其搬走。一具浮尸顺流而下、冲上岸边，也多半要留在滩上，直到再被水漂去，或由官府收埋为止；因为不在官的人，谁也不肯自愿去冒被人看见埋尸的风险。一位御史奏报说，他曾问百姓为何不把这可憎之物搬开，他们回答：「我们向来是听凭尸首葬于鱼腹、或为犬所食；因为若去报官，官必定要教地主买棺，而书吏与帮办又要百般折磨我们。」这类奏疏与谏言的结局通常是：谕令差役改行其事，谕令胥吏不得牵累无辜、不得阻挠刑狱之进行，又警告他们的主子即地方官：倘不将此弊革除，必干圣怒；此后便一切照旧，而且只要治人者与治于人者还是这副样子，就将永远照旧下去。

连坐之法所生之效

责任连坐这一原则的运行，可以解释中国社会与法制中许多在别的角度看来简直有悖人之常情的事情。它使官员对自己的职守漫不经心，只要他能把失职之责推到属员身上去——而他同时又明知这些属员是断断不可能执行他的命令的；它又使百姓对亲族之谊麻木不仁，唯恐被牵入自己全无力左右、且案发之时几乎一无所知的事情之中。林赛先生说，一八三二年他在崇明之时，官员们极力催促他驶出江口；为了让他看清不从命将给别人带来何种后果，便押着一名已被革职的低级武官在他眼前游行示众。「他那顶缀着金顶子的官帽由人捧在前面，他自己蒙着双目，在两名刽子手之间列队而行，两耳各贯一根竹签，签上插着一面小旗。他的前面有一块牌子，上书：『奉苏松镇总兵谕：违犯军纪，穿耳示众。』他的罪名，是容我们的船只过炮台而未曾禀报。」

在第一次对英之役中，因惧怕刑罚，许多下属在无力执行命令时便自尽；而他们的上司也出于同一动机，以同样的方式躲开皇帝的震怒。旧日的行商与通事，在广州亦因这一原则的运行，随时可能为其外国主顾的行为而遭勒索与惩处。其中一名叫作顺盛的行商，只因律劳卑勋爵从黄埔乘一只船进广州，而那条船的保商恰是几周以前由这位倒霉的行商所「保」的，他便被下狱、以致倾家；而通事与引水人也因容许了一件他们即便事先知情也断断无从阻止的事而被充军。

以这般笼统的方式考察了官阶的各个等级之后，我们便要说到百姓；而仔细一看，便可见这一大群人身上也同样显出许多可訾之处，而欺压、贫乏、宗族相争与盗匪横行四者交并，使其长处于骚扰不宁之中。牌甲保长之制在乡间比在城中奉行得好，而这些社群的头人，无论就其个人还是就其群体而论，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代表着民意。这种民间的组织在全国各处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不过——仿佛什么事到了这里总要走样似的——它往往成了施行更大欺压的工具，而非防卫的凭藉。百姓分为宗族这一现象，在南方各省远比长江以北各省显著，对当地的善治大有妨害。其大体情形颇类苏格兰的氏族之制，而其争执械斗所生的祸患，也正与史书所载高地人中间坎贝尔族与麦格雷戈族相仇所激起的那些祸患相仿佛。

乡里之耆老

村中的耆老与宗族并无必然的干系，因为宗族并不为政府所承认；不过村中人数占多的那一族，通常总是从自己人里推选耆老。此制由来极古，其初步的条目见于《周礼》——中国现存最古的典籍之一；赫伦为印度、莱佛士为爪哇所举的细节也与此相同，其渊源同样上溯于邈远的古代。在广州附近，耆老由一种类似市镇公议的方式推举，只要品行无亏便可久居其位，所得薪给由同村之人酌给；一旦村中的头面人物不满其行事，便可将其撤换，另举他人。他的职责限于稽查地保、总揽村中所行之事，并在村民与上宪之间充当一种经手人或代言人；此等人的职掌、权力与体面几乎千差万别。一族独大，便使耆老的推举不致多生争端；而所付与他手中的权力既如此微小，想来争取这一名分的人也不会多。村中自设地保，由村民出资、听命于耆老；譬如黄埔乡，住民约八千，付给耆老薪银三百圆，雇更夫十四名。他的职责还包括：裁决村民之间的细故争端，对犯规者加以责罚；举凡节庆、市集、池塘、街道、征收钱粮等项须行的条规，亦由他督令遵行。不过上级官员仍旧维持着一套稽察之法：视情形所需，委派税课之员、粮差、巡丁或其他属吏，对这些头人施以总的监视。

知县以及巡检与其管保甲的佐属，便是村中头人之上可以呈诉的官长；耆老关于其境内可疑之人、或其他认为值得申报陈说之事的禀报，亦由这些官员接受。利害相同，使许多村子的头人不时在公所会集，就要事密加商议，而他们共同议定的办法，通常或由他们自己、或由官府照情形付诸施行。这一耆老之制以及头人们所处的有力地位，是百姓用以抵御极端苛敛的一道要紧屏障；同时它也扶助了政府，坚固了那些人的效顺之心——他们深知，自己之所以不至于被盗劫、不至于被那班犯上作乱的同胞剥夺一切，唯一的保障就在维持本国的制度；并深知忍受劣官的弊政，总比遭遇无法无天的匪祸来得不那么可怕。

宗族之制的社会流弊

宗族的习俗与规矩使一种可悲的世态得以久延不绝，使原本安宁的乡里村落变作纷扰不休、动荡不安之场。全中国的姓氏统共不过四百个左右，但因同姓之人并不同居一处，一族的分居也就等同于姓氏的增多。宗族之情与宗族之仇，在广东、福建远比别省为烈。可举一例：《京报》载有广东潮州府一人因械斗而上的呈词，说是「四年以前，其族因不肯助别的两族相斗，此后数年之中备受骇人之荼毒。被杀者十人；男女二十人被掳，或被剜目，或被割耳，或被断足，终身成为废人。房屋三十间被毁为墟，田三百亩被占，银万两被劫，祠堂被推倒，坟墓被掘开，堤圳被毁，田水被断绝。督宪虽悬赏银千两缉拿此辈，而十条人命竟无一人抵偿，因差役不敢缉拿犯人，而彼辈人数已大增，公然目无法纪。」这一带地方以居民的强悍好斗著称；它与福建接壤，当地之人在广州被称作「福佬」，大批大批地迁往南洋群岛或别的省份。晚近的《京报》所载宗族械斗之事更为惨烈，其攻掠所致人口与财产的损失极巨，竟有多至一百二十个村庄被攻、千百人被杀者。此等械斗层出不穷，而官府自知势弱，不足以弹压，只好佯作不见，任凭各族自行斗到底。

各族之间积怨不解，凡恶意所能想出、机会所能怂恿的种种私下骚扰，都被用来泄其私愤。某族中一个倒霉的人若独行而遇见仇家，必定要被劫、被打，或是又劫又打；两造的船只房屋或被劫掠，或被焚毁，而诉诸法律求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坟茔被毁，墓碑被损；而当一年一度祭扫祖坟之时，说不定还会遇上一具腐尸——那是敌族放在那里的；这种侮辱激起满腔怒火，于是众人誓报此仇不共戴天。村民各持所有的兵器出动，未散之前几乎必有死伤。在顺德（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一县），有一次竟有一千余人执矛持枪相斗，死了三十六条人命，最后调兵前来才把乱子弹压下去。广州东南的东莞县，曾拿获为首之人三十六名；一八三一年据报，这类械斗中被杀者有四百人，而其亲属中前往官府呈控求伸者仅二十七人而已。

一旦向知府或督抚告发，查办已成必然之时，村民自有一套应付时局的办法，把罪责尽可能均匀地摊到全族身上。族中觅有一班所谓「死士」——即自愿顶认此等罪名、拿性命去碰运气的人——其姓名都造在一册之上；到时便由他们出面，向官府自首，充作罪犯。审讯之时，其亲友便雇人作证，证明此乃出于正当之杀，并极力夸张对方的挑衅；倘若同时有数人到案，还设法举出不在场的凭据，使其中几人得以脱身。被告获释开脱的情形并不少见——被处决的倒是极少；通常的结果不过是充军或罚银而已。使人肯冒这般性命之险的诱因，是族中担保：万一身死，家属有人赡养；若能生还，则给以赏赐，或田或银，有时高至三百圆。这笔款子由全族或全村摊派而来，其负担重重压在贫苦的一部分人身上，他们既躲不开，又难以缴纳。这种顶替之法遍行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适用于一切的罪愆。一八三八年，澳门有一人因涉鸦片贸易而被绞死，其实他是受真犯所雇，顶着人家的名字去应罪的。此等案件中，人既已定谳，有时还试用另一条脱身之路：贿赂狱卒，报称其人已死，用棺木把「尸首」抬出去；不过这条计策大概难得奏效，因为禁子所索之贿，往往超出所能凑集之数。此风之盛行是断无可疑的，甚至连刑罚较轻的罪名也是如此。

宗族械斗与有组织的窃盗之弊而外，还不时冒出地方上的豪霸：此等人凭着手下的武装家丁劫掠凌虐村民，而那些家丁多半无疑也是同族之人。这班豪霸之中，有一个姓叶的，一八三三年在东莞县闹得声名狼藉，公然蔑视地方官府的一切权力，派出手下之人去抢掠蹂躏凡不从其索求之人，毁其坟墓、毁其禾稼，尤其苛扰那些不肯把妻女奉献给他以供淫乐的人。后来是广州的一位知县用了计策，亲自出衙，以老相识的名义把他诱回省城，才将他拿获；在省城由督宪审讯正法，虽然当时有传闻说刑部曾设法保全他的性命，因为他做过京官。为防有人劫夺，他一直被瞒着不知自己已被定谳，直到被塞进轿子押赴刑场之时方才知晓。

盗匪与流民

宗族的匪徒往往备有火器，横行乡间以报复仇家，不久便见人就抢。政府为解除他们的武装，有时不得不诉诸一些上不得台面的诡计，这最足以显出它的孱弱，也最足以招致此弊的重演。有一种流徙之众，称为「客家」，即「作客者」之意，散布于广东全省，占据村落之外沿岸的空地而居，结成一个个小小的同族聚落；一旦人口繁衍，所占之地愈来愈广，他们便开始小小地侵掠居民的庄稼，并向人索钱，作为在他们周围的闲地上安葬的代价。政府通常不愿以武力驱逐他们，因为那样做的另一结果便是逼他们做强盗；于是招他们到别处的荒地上安居，许以免征赋税，而叫他们退出那些原本确属私产的已垦之地。这一情形最足以显示这个国家的人口稠密。此外还须加上大股大股的水上盗匪：他们「如鼠之潜行」，在各条水道上下往来，扑向没有防卫的船只。全国几乎没有一条江河、一处海口不受这些歹徒之扰，每年因他们而丧失的人命财货数目极巨，长江、珠江及其他大通道尤甚。

城镇中的民间社团，主要是建立在利害相共之上：或因行业相同，同业的头面人物结成行会；或因坊里的规条，责成同街的住户联合起来维持地保、保一坊之安宁。每一行会都有一所会馆，会众在那里聚会，举行本行祖师的祭典，收取并支配会众的捐款，议定馆中房屋货栈的租赁与堆存之费，商议一切公事——也商议此等场合里的美酒佳肴——并与别的行会相会商。会众往往在赛会出巡时竞相糜费；关于各自的权利，彼此间也不无争竞，官府对此留心不已，因为凡属民众的聚会都是它所深恶的。同一街道的铺户与住家，亦须推出一名头人，管束其界内的地保、更夫与乞丐。治人者的图谋有时便为这两种民众团体所阻；而它们无疑在许多方面维持着一定程度的自主与彼此的熟识，逼得政府不能不加以顾忌。一八三八年，广州的督宪曾想搜查某条街上所有的铺户，看其中有无鸦片；然而铺户之人成群结队站在街口，对差役说无论如何不许搜他们的铺子。督宪思量之下，觉得还是退去为上。凡不肯附从、不肯服从此等团体中多数之议的人，有时也会受些小小的欺压，不过在城中，这想必是相对轻微的。城里有好几位领袖人物，众所周知，常因各种公众而急切的缘由，在更具民间色彩的集会上会商议事。广州有一所房屋，名叫「明伦堂」，即「自由议论之堂」，其中议论政事，官府亦知之；而官府与其说是要弹压它，不如说是想加以引导，因为此等团体若调度得法，对于贯彻官府的意图颇有助力，而若以强力取缔，则将激起不满。一八四二年十月，此堂中曾举行集会，其中一次发出一道公告，今全文征引于下，可作为中国政论家与演说之士向公众号召的一个样本：

讨英夷檄

「窃惟天下者，一统无分之天下也！岂容割裂以畀他人？然我等草野之民，亦能学为粗浅之忠；我等亦知灭此贼寇，以报圣天子。我大清朝抚有此土二百余年，其间圣圣相承，明主相继；而我等食毛践土之人，世世沐浴皇仁，涵濡仁泽。即声教所不及之穷荒绝域，亦同被此高如天之恩，同承此厚如地之德。是以海内乂安之日，万国之舟航毕至，虽相距数万里之遥；而南洋西洋诸夷，无一不安享太平、心怀恭顺者。

「独有英吉利一国，其主或女或男，其民时鸟时兽，性较虎狼更为凶暴，心较蛇豕更为贪婪——此族素来暗吞南洋诸番，如夜间之魅，一旦骤自尊大。乾隆、嘉庆之朝，此英夷曾卑辞求入贡献；又妄请割舟山之地，而列圣洞见其奸谋，断然拒之。自是以后，遂勾结奸商，潜居澳门，广贩鸦片，以毒我良民。其戕害生灵——不知凡几百万；其耗蚀财货——不知凡几千万！又屡屡敢于杀害华民，窝藏凶手，拒不交出，于是人人痛心、个个疾首。多年以来，英人于我国中潜伺间隙，遂至酿成今日之变局。

「一八三八年，我大皇帝洞悉英人诸般罪状与鸦片流毒之害，亟欲整饬国是、悯恤斯民。因黄爵滋之奏，如其所请，特简公忠廉明之大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权，赴粤查办整顿。公至，尽收所囤鸦片，禁绝其贸易，以澄其流而绝其源；恩威并施，法中见德；而英人犹不悔其过，悍逆之极，竟召兵为助。黄御史以议和之说撤我藩篱，而胆大之匪徒群起，甘为种种无耻凶顽之事。三年以来，此逆贼恃其坚船利炮，自广东而福建，自福建而浙江，而及江苏，夺我疆土，戕我文武大员，淫我妇女，掠我货财，使四省之民受不堪忍受之荼毒。圣心为之焦劳，益增其忧戚。欲数其罪，则天下之薪不足以书；欲涤我恨，则沧海之水不足以洗。神人共愤，天地不容。

「近日办理江南之事者，又效广东之所为，于城门之下甘心立约，刮民脂膏至于数百万，而所全者不过一二无用官员之贵命；其事恰与给事中金应麟前此所奏者若合符节。夫此英逆者，不过化外小岛之夷，而其来竟使万里之邦骚然，其众亦不过数万而已。以我天朝之力，奋其全盛以歼此海上么麽小丑，如疾风之偃柔竹，有何难哉？乃我之大臣显宦，惟知爱惜其贵体；文武之员，畏犬如畏虎；不顾国家之仇、不恤百姓之苦，竟至分裂邦土、拱手让其财赋：其行较之南宋奸佞之徒尤为可恨，而其所以如此之故，则我等全然不能索解。此英夷本无能为，而历观奏牍，官员却一味张大其凶悍顽强；我民本勇锐踊跃，而官员反谓其气沮众散：此无他，不过欲胁我君上以就和议，然后侥幸免其『欺君误国』之罪耳。若犹有疑，请观给事中金应麟之奏，其言曰：『因兵事以图自肥。』字字直刺此辈之所为。

「近读圣谕煌煌，有曰：『别无他策，所请者不得不允。』又曰：『朕以非常之权授诸大臣，而彼辈惟以欺朕为事。』仰见圣鉴之明、天心之察，早已洞悉群臣之庸懦；亦复念及百姓之忠愤。故今日姑且权且了结目前之难，然其意乃在筹画既定之后，将来大彰其震怒，以示天下：其神武之谟略，人固未尝测其涯际也。

「此英逆之性，如犬如羊，其欲壑终不可填；故今日之和，是真是伪，我等亦不必深问。犹忆去岁彼于广州肇衅，夺据四方炮台，遂逞其凶横，四出劫掠奸淫。倘非怀清等乡之义民与升平之众歼其渠魁、殄其鬼兵，彼必无所顾忌，破城劫掠，继以纵火，以快其报复贪婪之心：岂能设想彼竟肯为区区六百万圆之数而解围退去乎？可恨也夫！鱼方在釜，而广州府乃来抽其薪，纵虎归山，解散民之义愤。一次纵敌，遂使数省相继遭殃：言之伤心，言之堕泪。

「去岁议和之时，曾约英人退出零丁洋以外，交还其附近各炮台，暂居香港，自此永息兵戈。孰料所约之期未满，彼即背弃前盟，以其『木龙』〔即兵船〕悍然据虎门诸炮台——及其以重兵直抵羊城之下，谁复能御之？三年之中，我竟不能复其旧观；而其诡诈之术，昔仅行于此地者，今已迅速蔓延至江南。然我崇高威武之皇上，聪明睿智冠绝一世〔原文作「握金镜、持玉衡」〕，肯屈己以采羁縻讲和之策，故能俯顺天心。因疑此化外之人有意侵陵，已暗中布置一切。我等恭读圣谕已遍，其明察有如日月；而今之办事者，则如以为烈火已息，遂安然自若如堂上之燕，一旦祸端复起，便将如鱼市之鲸，无可措手。国法：卖国者论死；然虽死何足以蔽其辜？夫流芳百世之人与遗臭万年之人，在信史之册上不过一间耳；愿当国者念此，则我等以为彼亦必当奋发以自赎其名。我民生逢太平之世，今复值丰亨豫大之时；士人方图报国恩，农夫亦不能忘圣主之勤劳。我等义愤早发，思与敌决一死战，彼时人人互相激励，以效其至坚之忠。

「闻英人欲入珠江而立市埠；然其事必不止于华夷杂处而已，盖人与兽不能相容；此犹开门而揖盗、启扉而纳狼也。当其尚在门外之时，内已多有奸细；况其侵逼至于我榻侧，则祸患之增，又当何如？我等不能不惧其终将生出异变，非言语所能尽述。倘他国之主亦欲效英人之所为，又将何辞以拒其请？由是观之，英人无理之求，行将大祸于生民、深忧于邦国。若我不许其与我共戴一天，则我之心神无所愧怍；若甘心与之杂处而居，则诚可谓之无知无觉矣。

「我等恭读圣谕有云：『民间必有智勇过人之士，能激发其众之忠义、能联合其众以自卫者；有能助官军以复城池、或据险要以御寇者；有能焚其船只、或擒斩其蠢酋之首以献者；或更有神明智略之人，能尽揭其愚谋者：皆当录其超伦之勋能，予以最厚之赏。朕必加恩，』云云。我民既奉此纶音，遂结团为兵，行联村联堡之法，至今已逾百万之众；又按各家田亩所出之数以给其粮；今则万事俱备，成败之数，坦然于心。倘无所召，则各归其业；一旦有征，则合力同心，互相激励；我勇健之子弟，无不奋发于戎行，即我娇柔如玉之妻女，亦已学谈兵事。始也，守隘之人安逸疏忽，致贼寇不请自来；今则〔若其复来〕，我等惟须奋然彼此分派汛地，使波澜之起尽归于至静〔谓尽歼之也〕。俟金瓯全复、圣主南顾之忧既释；鲸鲵既逐，则我等如沧海之阔、如穹天之高的怒气，庶乎可以平息。

「呜呼！我等于此誓以复仇，抒此至诚之志，以昭大义；且以显天道之报应、以快人心，为此发此忠义之檄。皇天在上，昭鉴分明：毋失尔等初心。」

这道慷慨激昂的文字后来遭到主和一派的驳斥，然而仇英之情终占上风；集会所推的董事数日之后便纵火焚烧英国领事馆，以免其被占用。当时招致这种憎恶的缘由甚多；不过此种情绪的进一步发作，也就以这次纵火为止，而如今随着新一代人的长成，已差不多消歇殆尽了。

民间之秘密结社

民间所存的许多秘密结社，大多带有政治性质，然而又各有其信条，一如宗教的教派，其教义与所奉之神亦略有不同。它们的渊源可上溯于宗族之制：宗族既使民间既有结社之习又有结社之气，聪明之人便很容易借以达其反抗政府的目的。同受的苦楚——如地方上的欺压、对满人的仇恨，或是获利的指望——更增其人数与势力；倘若它们是建立在对反抗专制的正当根据有充分认识之上的，那么政府不久便会被推翻；然而蝮蛇之卵所孵出的只能是毒蛇，所以在百姓尚未对自身的正当权利有所觉悟以前，是不能指望有什么持久的改善的。这些会社所触犯的，正是满人施政中的那一项要领——「使民相隔绝」；这就更促使政府有计划地设法取缔它们。最高的政府对百姓的宗教似乎只有一层可訾之处，就是它使人聚在一起；他们尽可以做佛教徒、道教徒、犹太教徒、回教徒或基督教徒，看来只要他们肯私下里、各自分头去做礼拜就行。而在另一面，百姓也很自然地把某些宗教仪式与其反抗和密谋结合起来，以便把会众更牢地捆在一处。

这些结社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其名号见于《大清律例》第一百六十二条，正是为了加以禁绝之故；自那以后，它的名目似乎已由「白莲教」改为「天地会」或「三合会」，不过两个名号至今并存，前者行于北方各省，后者行于沿海各省与南洋群岛；其支派另有别的称呼。这些结合的宗旨在于倾覆本朝，而正因把这一点标举在前，才招得许多人入伙。本世纪初年，西北与中部各省爆发了一场蔓延极广的叛乱，历八年之战方才平定，其间荒残流血，惨不可言；自此以后，白莲教之名便不像从前那样常被提起了。三合会则沿海岸一路扩展，但并不得人心，其主要缘由在于它于法不容，以及它对不肯入会之人所施的恐吓与欺压。会众自有秘密的规条与暗号，无论善事恶事，彼此维护相助；不过照其性质也可推知，其所为庇护作恶之人免受应得之惩者，远多于周济困厄之会众。这个结社的初衷或许是好的，但其中原属可许之事，不久便堕落成了一套有组织的劫掠与攫取权势的计划。一八四五年，香港政府立法：凡居于该殖民地之华人，一经查明系三合会中人，即以重罪论，监禁三年，刺字后逐出境外。这些会社固然因其干预政府的施为而使政府大为棘手，然而其首领的横暴行径，又在不小的程度上扶持了政府，因为这让百姓看清：一旦让这班人得势，将会是何等的光景。

论官吏欺压之奏疏

弊政之害，主要可从御史的奏疏中得知；他们的陈述虽然不免略施渲染，但过于离谱的失实反于己不利，且有那么多对头会加以驳斥，所以他们的说法大都可以看作是有些依据的。一八三八年，广东有一位不知名姓之人就该省的情形上疏于皇帝，把政府下级爪牙的搜刮描画了一幅图景，其阴暗无须再加烘染，其控诉亦无须再添力量。这道奏疏分为六款，各引其一节，便可指明中国民变的主要根源，此外亦可见官吏之暴虐。

在序言之中，照例称颂过君主的仁德与民望之后，这位上疏之人接着表示：圣主为臣民谋福之意，竟被其官吏的奸恶如此严重地阻挠，实在可惜。他叙述了该省所遭的水患、变乱、火灾诸般灾厄之后，说是大局败坏至此，竟逼得皇上屡次遣派钦差到广州来整顿。「事势果真如此，」他问道，「则百姓习于劫掠，公门之胥吏差役以及乡间的讼棍处处挑唆争斗、教唆诬告良民，又何足怪哉？」他建议于六个方面加以整顿，每一方面之下，他所指陈的应革之弊如下：

其一——缉捕之事废弛已极，词讼审断迟延。劫案极多，大半为匪徒所为，其名目或曰三合会，或曰天地会等等。此辈掳人勒赎，冒充差役，又乘伪装之缉私巡船往来江河之上，劫掠行旅之船，强掳妇女。农户不得不向这些强盗交纳一笔「平安钱」，否则禾稼一熟，他们便来把全部收成掳去。省城近郊之地，因逼近衙署，不便白昼行劫，他们便于夜间放火烧屋，借着救护人口财物、保卫身家之名，把人与财一并掳去；是以近年以来，火灾之频仍日增，而盗伙亦大为孳蔓。乡民争讼，彼此只会讲本地土音，供词的传译便全在胥吏之手；遇上地方官疏懒或公务繁剧，他们便预先把供词做好，勾结土豪讼棍颠倒是非，藉着所谓「状底」、「买复」等等名目勒索贿赂，以自肥其身，并使案件的审结无限迁延。他们又唆使盗贼诬告良民，使良民为讼费所累而倾家。官与民既这般隔绝，则越诉之案日多、讼争之风大炽，岂能有他哉？

其二——地方官浮收钱粮，意在从中侵渔；而税课之员则纵容欠缴。广东之赋税全以银钱缴纳，地方官不按每一百五十斤米折银约五圆之常价征收，却因水患与歉收致米价腾贵，逼百姓每石缴至九圆以上。为避此项苛索，差役便往乡间向农户索取「规费」，许以替其免缴全数。然而国库并不因此而充盈，百姓迟早仍须补缴积欠，甚至至于罄尽其大半家产。

其三——仓储之管理极其紊乱，非但于荒歉之时无益于民，反成了经管之人中饱私囊的一条门路。

其四——水陆官兵之情形可耻已极：私贩不能禁止，变乱不能弹压。将弁所关心者，惟在谋得好的缺分，并把实有的兵额减到册上之数以下，以便侵吞粮饷。巡船所图者，不过是收取规费以纵容私贩；至于被劫船只的财物，水师官弁绝不肯出力追缉，反而成了不法之徒的保护者，并分其赃。江河之上劫案如此之多，以致海南岛与近福建的潮州一带的商贩宁可取道海上；然而缉私之船又藉查禁违禁之物为名把他们拦下盘查，从中百般需索。

其五——盐务专卖之禁须更严加防范，私盐之熬煎须予禁绝，因为这一项的课税由此大为减少。

其六——走私之增长如此之剧，由此而生的弊害如此之多，非用重法压制不可。奸恶之华民勾结败类之外夷，公然蔑视国法，售其鸦片及别项货物以易纯银。国家因此贫困，百弊丛生；而关税之收入，则因所用之人漫无限制、以及他们收受规费以为纵容而日渐短少。以上诸弊若皆能革除，「则可见为治者苟得其人，则天下无一事不在其政令所及之中矣」。

劫掠与水匪之频繁

官吏的主要心力都用在剿除盗匪、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安宁上，以便能够征收赋税、并保障百姓安然保有其财产；然而百姓又太容易与治者相抗，于是两种相反的意愿之间便展开了无休止的角力。一方养成了连官府正当的征派也一概抗拒的习惯；而另一方则想尽办法要把孝敬上司的花费捞回来；两下夹攻的结果，便连一个中国官员所希望的那一点点安定也成了无法企及之事。因此，劫掠与水匪之遍地皆是、盗伙之盛行，所证明的是政府之孱弱，并非百姓之好乱。一八二八年，湖北某县的督宪奏称：「该处居民鲜有恒业，其性极为凶悍，稍有触犯即互相斗杀。其村中窝藏自他处逃来之盗贼，复相率出外行劫。」广东北部的百姓则盖起高大坚固的房屋，以备盗贼来袭时逃入避难。这些盗伙有时也彼此相攻，而宗族世仇又为这种党派之争火上浇油、益增其狂暴，人命财产的毁损极大。百姓有时也奋力协助官府缉捕他们，不过其出力与否，全视在任之官是否振作而定；福建有一名官员曾被奏请升叙，因为他拿获了一百七十三人——那是多年为患该府的一股盗伙中的一部分——并审明定谳犯人一千一百六十名，其中大部分或全部大概都被处决了。

一八二一年，福建边界拿获盗匪四百名；一八二七年，该省南部拿获二百名，又从东路解至广州四十一名。督宪曾悬赏一千圆缉拿一名首领，悬赏三千圆缉拿另一名。同年该省按察使为此出了一道告示，其中说当时在案未结的匪徒劫案有四百三十起；而到一八四六年，待他审断的竟有二千余起，每一起大约都有五六人在狱中或被羁押，直至案结为止。这些盗伙又出没于大城之中，行事极其残忍。一八三〇年，有五百人一伙，公然抢掠广州西关一富户之家；广州以南的顺德，曾有人出银六百圆，去赎被他们掳去的两个人。一八三一年，一位卸任的督抚离粤之时，在梅岭附近为他们所袭，被劫去约一万圆。同年，广州以南香山县的地方官奉上宪之命缉拿盗匪五百名。僧道有时也在庙宇中窝藏盗伙、与之分赃，偶尔还亲自出去行劫。此等歹徒一经拿获，绝不宽贷；然而处决之多，对于遏止他们犯罪却毫无效力。

征收赋税之难

对个别囚犯的残酷，对于地方整体的安宁，其扰动还不及官吏以武力催征赋税来得厉害。百姓心里认定其治者所征逾于法定之数，因而认为抗拒催科之人的需索多少是正当的；这自然逼得当局采取更严厉的手段——而官员的位置又颇系于他起解钱粮是否如期。歉收、水患或别的公共灾厄，更使百姓不肯完纳。一八四五年，宁波附近便因此闹出一场大乱子，而这种事，除去无关紧要的出入之外，大概全国每一个府都能找出相似的例子来。奉化县的百姓拒缴一项苛重的赋税，宁波知府便把当地被委派催征的三名读书人拿下监禁；这一举动大大激怒了当地的绅士，以致不久之后奉化举行考试，众考生在明伦堂上齐集于知县之前，竟群起而攻，把他痛打了一顿。他们对他的愤恨还另有一层缘故：他们曾具呈上达朝廷请求减轻赋税，而近来他们查出他在此事上有欺瞒之举——他把批复扣下，把其中的差额装进了自己腰包。于是他被另一名地方官取代，道台又委一名委员随新任一同前往弹压。然而这位委员自命不凡，举止骄横已极，激愤的百姓便照样待他，他仅以身免，逃回宁波。道台与知府见事态已闹到这般地步，便派兵一千二百名前去弹压；不料其中一部分被诱入城内，遭到猛攻，以致多人被俘，一名参将与十几名兵丁被杀，二三百人受伤或被打，兵器尽被夺去。他们就这般狼狈地退回宁波；因两地相距不远，众人深恐乱民乘胜结众，进攻宁波城以拿获知府。官员们立即向杭州求援，督宪遂发劲兵一万前往弹压，不久又亲自到来。他要求交出三名怂恿抗拒最力之人，并声言倘不照办，便将屠其城；而知府与道台衙门派去的那位委员则被停职，另调他处。经此数举，秩序大体得以恢复。

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弊害，若不是早年的教养与勤于生业的训练对社会有一种保守的影响，社会早就迅速瓦解了。政府留意于利用民意中这一较好的成分，并以之为立定良好秩序的行事根基。然而此事以及千万件类似的事例，只是更有力地显示出：在上下之间、民与官之间各自明了其应尽之责与应有之权以前——在百姓一面能对治者的权威给予维持良好秩序所必需的那种尊重、在另一面又能为保全自身的自由而抵抗官府的暴虐以前——尚有何等浩大的一番工夫要做。

既然官吏的品性大体如上文所略述——可以行贿打通，与罪犯勾结，对上谄媚，对民残酷；既然构成这个社会的种种成分呈现出如此之多令人反感的面目——宗族对立，世仇相寻，盗匪横行乡野以行劫，差役助纣为虐以欺民，诚实二字举世不顾，自私成了行事的第一义，而几乎一切足以瓦解社会的因素都只被勉强地约束着，不使其爆发为暴乱与动荡——那么，就不能指望在考察之下，公堂的常规程序与法律的施行会比构成它们的这些材料好到哪里去。民事与刑事之案既统归一官审断，一座公堂便几乎审理一切发生的争端。律中只列有一项例外，其文曰：「凡奸、盗、诈伪、斗殴，以及违犯婚姻、田土、钱债诸律之事，或其他类此之罪，系军籍之人所犯、或所受于人者——若有民人干连在内，则由管军之官与地方有司会同审理。」

审断程序之情形

司法等级的最底层是村中的耆老。这一民主原则的雏形，在印度也曾以大略相同的形式存在过；不过在那里，其权力止于地方上的耆老，而在中国，它不过是这一等级之中最低的一级罢了。耆老代表着一村的体面，人们指望他料理村中公务、平息居民之间的争端、与别村商办事务、并代表本村向地方官具答。律中规定：凡有控告与首告者，均应先赴本县最低一级的公堂陈诉，此后该案的审理方可移送上级衙门。案情以书面陈述，官员须即行办理；两造若不服其判断，则下级衙门的判词可上达于上级衙门。任何案件皆不得径达于皇帝，必须经由刑部；不过老翁老妇有时也趁皇帝出巡之际向他呈递状纸，惟因难于亲近，此等上诉极为罕见。一八三一年，掌管京城各门的官员曾就此事上过一道奏折，其中把上控之多归咎于许多人一味执拗地缠讼、以及地方官的怠忽，以致连妇人与十岁的女孩也不远千里赴京陈诉。上奏之人建议明降谕旨，责成一省的两位大员将一切案件或亲自审断、或设专局纠正错案，而不得把上控之人发回州县。这些看门的官员想必是被那些要面见皇上的年轻女子闹得不胜其扰；也许是有人教他们上这样一道折子，好给皇帝一个训谕的由头。把这样的权柄授予督抚及其僚属，简直等于让他们做各省中不受纠察的君主了。上控之事往往起于伸冤迟迟不得，原因是公堂案牍太多；而当地方官弃其职守去向上司献殷勤时，案卷之积压自然只会有增无减。在评断地方官为求得实情而施行的严酷手段时，须记住一点：无论从两造还是从证人口中，要弄清所审之案的真相，几乎是全然不可能的。有记载说，某官因一年之内审结三百案而获升叙；又有某知县，同一年内审理一千余案；还有第三人，复审并判结了两造上控之案六百余起。此类案件中的上控究竟归于何处、最后以谁的判断为准，则不得而知；不过这类办法若属常例，倒可以解释何以上控之案总是被发回复审——多半是等到在任之官换了人以后。

《京报》上所载上诉于高级衙门的民事案件寥寥无几，甚至全无；大概只有一小部分民事争端被呈到官府，其余的都由中人调处了结。上控于朝廷者则受到重视；而且不妨推想，其中许多之所以见于《京报》，正是为了让全国都知道最高政府在纠正对百姓的不公判决上何等留心，从而使这一项对下级衙门舞弊的额外约束略收其效。有许多这样的案子见于记载：被杀之人的寡妻、女儿、儿子与侄辈——按理复仇之权正该属于这些骨肉——上控地方官的不公之判，随后又被发回原处；这自然等同于不再追究。另一些时候，作恶的问官则被革职充军。有一案载：一人自福建辗转到京，控告地方官与差役受贿二千圆，庇护了枪杀其独子的一族之人。他的案情在北京竟无人能听懂，因为他操着地方土音；由此可见，并非一切案件都是以书面呈报的。又有一起上控，是控告某省督抚不将两名已定谳的杀人犯依判处决；另一名上控之人则请求不要以两个受贿代人伏法之徒来顶替真凶——他大约是怕日后遭真凶报复。

衙署之排场

政府的一切官员照理都应随时可以求见，公道之门应向一切要求受理之人敞开；事实上，公堂昼夜任何时辰皆可开审，不过按常规是自日出至日中。称呼之词随品级而异：最高者曰「大人」，较低者曰「大老爷」与「老爷」，此为最常用者。据说下级衙门与北京的通政使司门前皆设有一鼓，原告可以击之以报知自己到来；不过因官署门前闲杂人等甚多，须用此法以引人注意的时候是很少的。总督衙门之前立有六块木牌，各有相应的题字，分别为：受恶官之冤者；被盗贼之害者；被诬告者；被诈骗者；被他人所苦者；以及有密事欲行禀告者。然而百姓明知把冤情写在这些牌上是毫无用处的；他们总是写成呈词，径送到大人或该管之官那里去——而那份必不可少的礼物，则鲜有忘记的。

地方官不得着便服、不带仪从而外出，其仪从则因品级而异。知县的常例随从是持鞭带链的皂隶——这正是他们所施刑罚的表征；其前有鸣锣者二人，每隔片刻便按一定数目击锣，以示其主之品级；又有喝道者二人，高声呼令众人给大人让路。另有一名仆从高擎罗伞（其图见于本书扉页）前行，以增其威仪、表其品级。轿旁通常有一名佐杂随行奔走，其幕友与差弁或乘较寻常的轿子、或步行随后，合成一列仪仗。最高的官员乘八人之轿，其次四人，最低者二人。夜间用灯笼、白昼用红牌以标明其品级。品级较高的官员另有数名兵丁随侍；在京中，若乘车则须有骑马的随从；抬轿之人通常穿着由其主人自订的号衣。各省所见的这一番排场与喧闹，到了北京便一概静默下来，因为天子之威压倒了由它所造出的官员之荣。升堂之时，官员坐于案后，案上陈设文房之具；其幕友、书吏与通事在旁伺候，皂隶则各执刑具与拷掠之器环立左右。被带上堂的人，跪于公案之前。案上摆着他的官印，还有盛着签子的筒——掷下几支签，便表示要打犯人多少板子；他座位背后的墙上，画着一只麒麟。堂上四周悬有匾额楹联，其中一幅是劝他行仁的。以我们所设想的亚洲人在此等事上的惯例而论，这里无论是衙署还是随从，都谈不上什么威仪排场：前者不过是一间肮脏、无人打扫而又俗艳的屋子，后者则是一班寒酸而无礼的人。

公堂审理之程式

不许有讼师当堂辩护，但所需的呈状、诉词或供陈，皆须由领有牌照的代书代为撰拟；代书亦可当堂宣读，而且无疑会趁机把有利于其主顾的情节加以申说。这些代书的位置是买来的，便靠在文书上收取费用以自偿；他们是唯一与西方国家之律师略相类似的人，而其中多数都有大肆勒索的名声。至于陪审团、或由首席法官向陪席法官陈述案情以征其意见之类，自然是全然没有的；证人也不须有任何近似宣誓的举动。

主审之官可随意延请他官若干人协助审理。广州的一份官场日报载称：曾有多至十六名官员协助总督与巡抚审一名人犯。而审讯的报道之简略，正与陪审诸官的名单之详尽相映成趣：「邓督宪莅临，会同抚台审讯人犯；上午八时，鸣炮之下，大堂门启，两位大宪升座，为此事齐集之各官皆在旁陪坐。继而饬令按察使的差役带人犯上堂：犯系清远县人叶阿顺；随即带入，审讯毕，带出。抚台遂请出王命旗牌，委派官员数员押解人犯至市曹处斩。少顷诸官回堂，缴还王命旗牌，禀报人犯业已正法。」在案情上达皇帝以前，人犯本人或其亲友得以代其在审讯的每一步上到场；凡经手此案的地方官，若怠忽其上控之请，皆有受罚之虞；然而上面这段文字所显示的，才是公堂的实际惯例。

官员的通常方针是把案件压下、把上控之路堵死；而他们多半靠着把从被告与证人身上逼供而来的口供当作定谳之据，大大做到了这一点。一八三四年，广东李抚军曾出示禁止老翁老妇呈递状纸——抱怨他的轿子被人拦住、状子被硬塞进来是何等的滋扰，并声言倘再照此行事，便要把这些冒昧闯来之人拿办治罪。他饬令各州县讯问此等人，查明是谁把他们推到前面来的，并惩治主使之人，且说：「民既畏刑，自当复归于恭顺之习。」躲开受冤之人的苦苦相求、把公道推到一边，似乎是官员们一以贯之的努力；若不是百姓的执着不舍，一套无可救药的欺压之制早就形成了。然而穷人要与富人争讼而得直，其机会是很小的；而他们即使上控，多半也不过是被发回给他们所控告的那位官员作第二次审断而已；这自然等于上级衙门根本拒绝为他们伸冤，于是乱事便渐渐由此而生，而那些可能因此负责的人便视情势的缓急而设法应付。缺乏一支足以强制服从的不可抗拒的警力，对治者本身也起着一种约束作用：他们知道，倘若把百姓激得太过，私刑或许就要报到自己头上来。若干年前，潮州府有一位知府因其残酷而被杀，百姓为自己开脱说，此举是因为那官员未能奉行皇帝的良法美意，而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身处这等暴虐之中，安分守己的那一部分人宁可默默忍受小小的勒索与劫掠，而不肯因徒劳的控诉而冒尽失所有的风险，也就不足为奇了。

律例之中有许多条款规范公堂的程序，并对审断中有违法或残酷情事的官员定有重罚；然而载在案牍的事实证明，这些法条大半都成了具文。第四百一十六条规定：「凡人犯经审明定罪，其罪应徒、流或死者，最后须将该犯连同其至亲家属一并带至公堂之前，告以所定何罪、因而将拟何等刑罚；其或服其平允、或诉其不公，均应据情录成文字：凡有不肯承认此判为公允者，即应以其所诉为据，另行更为详密之勘验。」凡死罪之案，皆须经京中与各省的最高当局复核，最后再将案情与判决具折上闻于皇帝。第四百一十五条则要求审断之时须援引律文。律例之中为公道之施行所设的种种明智而宽仁的条款，只是使那些奉命执法之人的行径更加无可宽宥，并证明：单凭法条的规定与刑罚的威吓，要造就一个公正的官府是何等的不可能。

拷掠人犯之法及其程度

律例之中民法与刑法的混淆、二者的职权又集于一人之身，加以为求招供而施行的刑讯与监禁，凡此皆足以表明其立法与法制的状况。一个崇尚诚实的民族，其常识必会反对以刑讯来取得证人的真实供词；其荣誉之感也必会抵制以枷号示众来追讨欠债这般有辱人格的做法。民既不尚诚实，即见其不重荣誉；而愈发严峻的程序之所以成为必需，便引出了刑讯之法。律例中有若干条许其施行，同时亦加以限制；然而在中国，一如在别处，此法从来就是被滥用的。刑讯之施，既及于人犯，亦及于证人；既行于公堂，亦行于狱中；而百姓普遍畏惧上堂、畏惧与官府有任何瓜葛，其缘由大半正在于他们往往不得不承受的这些不合法的苦楚。它对于防止犯罪与骚乱，也有极强的威慑之效。监禁与刑讯都不列入五刑之内，然而被捕之人因此而死者，大概比因一切其他方法而死者还要多。

公堂上所用、并见于《京报》的刑讯之法中，有几种是骇人听闻、有伤天理的，至于其中哪几种合法，则无从得知。律例第一条项下的各款开列了合法的刑具，计为：夹踝用的三根木板，上有相应的槽口；夹指用的五根圆木；此外还可加上竹板。除此之外，别的刑具于律皆不许用；然而别种逼供之法却又行之甚广，使人觉得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得到默许的。以粗糙的手指扭拧耳朵、并使其保持折起之状，同时命人犯跪在铁链上；或者令其长跪不起：这些都属不合法之列。以木棍击唇，直打到唇肉稀烂如糜；把双手上木枷于胸前或反缚于背后；以油布裹指而焚之；以拇指与手指吊起全身；把双手缚于膝下的横木上，使身体折成两截；以铁链把颈项紧扣在一块石头上：凡此皆用于人犯桀骜不服之时。有一名地方官被控曾把两名人犯用钉子穿掌钉在木板上；其中一人挣脱了双手，又被重新钉上，以致毙命；此外还告他用铁床、用沸水、用烧红的铁签，以及割断脚筋；然而皇帝以那些人犯罪大恶极为由，将他开脱了。较轻的一种同类刑罚，是逼人跪在捣碎的玻璃、沙与盐拌成之物上，直跪到膝上皮破肉绽；或者仅仅是跪在铁链上。美魏茶先生说他曾亲见一个可怜人受这种刑：双手反绑在一根木桩上，由两名差役把桩扶住；他若稍一挪动身子以减轻痛苦，头上便挨一下，逼他复归原状。这可怜人的痛苦，从他颤抖的嘴唇、惨白而失神的面容、以及他哀求松刑的战栗声音中，看得再清楚不过；而回答他的却是一声冷冷的、带着嘲弄的命令：「要么受着，要么招来。」

笞杖是五刑之一，然而用以逼取口供，则比任何别的手段都用得多；竹板、藤条、木棍与皮鞭，无不用上。若因而致死，地方官便报称人犯病故，或者贿赂其亲属把事情压下——而这些亲属之中，能获准进入狱墙之内探视安慰受难之人的，本就寥寥无几。从人们谈及此种结果的口气看来，可以推知立时因刑讯而死的情形并不多见。四川有一名地方官在堂上被一人辱骂、并被殴及随从，便命人把他塞进恰在近旁的一具棺材里，以致窒息而死；该官因此被革职，杖一百，徒三年。对过度刑讯的一重制约，是怕其残酷之名传到上司耳中——上司通常巴不得抓住任何一点弊政把一个官员撤掉，好把那个缺分填上。在这件事上，正如中国政治的别处一样，对一种恶的畏惧，防止了另一种恶的发生。

五刑

律例中所载的五种刑罚是：小竹板打十下至五十下，大竹板打五十下至一百下，徒，流，死；每一种又各有种种变通之法。小竹板重约二斤，大的重二斤三分之二。至于枷号示众，则与其说是刑罚，不如说是一种申斥或告诫，并不带来耻辱；倘若有人给他送饭、又替他遮着日头，则身体上的痛苦相对也不算大。枷板重二三十斤，其制法使其搁在双肩之上而不擦伤脖颈，但又宽大得使人无法自己进食。犯人的姓名、住址与所犯何罪都写在枷上，以告知每一过路之人；另派一名差役看守，以防脱逃。刺字则用于逃兵与流放之人。监禁与罚银不算正式的刑罚，而只算是惩戒之法；至于笞杖，如李明所说，「则是从来少不了的：在中国没有哪一桩定谳不先来这么一道手续，因而在判词中根本无须提它；这总被认为是他们的第一道菜。」人一经拿获，便在颈上套一条铁链、把双手捆住，使他决无挣脱之理。

若犯人年在十五以下或七十以上，大多数刑罚都可以纳银赎免，律中并列有一表，供地方官于此等案件中遵照。遇有恩赦，即便已判死罪之人，只要其罪不属于蓄意凶残者，亦得自赎；然而若立法更善，本可显出不把刑罚定得如此严酷所收的好处。第十八条又规定：「凡判处死罪而其罪不在不赦之列者，若有年逾七十之衰老父母或祖父母尚在，而别无十六岁以上之男丁可以侍养，则应奏请圣裁，酌加矜恤；若所判仅为流罪，则杖一百，纳赎免流。」为着这样一次体恤衰老双亲之情的表现，许多残暴的法条也可以宽恕了。很少有哪一国的政治像中国这样，把如此相反的行事原则并陈于一处：对囚犯的残酷与对其境遇的婆婆妈妈的体恤竟奇异地混杂一体；一面竭力笼络百姓使之服从，一面又对个别之人施以极大的严酷——这情形处处可见。然而一个在这个国家住得久了的人明白得很：这里的人并非靠着草绳般的法律与哭哭啼啼的法官所能管束的；治者若不能使为恶之人心生畏惧，为恶之人不久便会占了上风。菲尔德博士在其记述访问广州某衙门的有趣札记之中，对这一点考虑得很是得当。帝国总体上的殷阜，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其治理的公允。

轻罪之惩治

流放与为奴，是对官员较轻过失的刑罚；凡长久效力于皇帝之人，一生之中未曾有过一趟被迫远赴蒙古、回疆或别处之行的，实在没有几个。被流放的犯人，其际遇与行止极不相同：有人执拗地把刑期熬满；有人则设法讨好其主人，以图减轻其役或缩短其期；另有成百上千的人设法脱逃回家，尽管这样做会使刑罚加重。因谋逆而被流放者，若擅自归来，处置极严；而在流放之地又犯罪者，则罪上加罪。有一人因在流放之地犯事而被判永远不齿于人，但皇帝见其年迈的母亲除了他的劳力之外别无依靠，便下令从公帑中拨出一笔小小的银两供她度日。把人鞭打着游街以儆效尤，常施用于查获的窃盗、殴斗或别的轻罪之人。犯人上了手铐，一名差役在前，手捧一块牌子，上书其姓名、罪名与所受之刑；另一名差役则手持一面锣。有些情形还要在他耳上穿以小竿、竿上插旗；奉命监刑的皂隶跟在行刑者之后，而行刑者则每闻一声锣响、即知所定之数尚未打足，便挥鞭或藤条向犯人抽去。

正法之仪

斩与绞是处决犯人的合法方式；不过一八四三年祁贡在广州拿获数名纵火之人——他们被定谳为为图劫掠而焚城——却把他们在城中的广场上活活饿死。最不辱没人的处决之法是绞：把人绑在柱上，以绞盘收紧套在颈上的绳索；此刑极为迅速，且看来比吊死所受的苦要少。判死的最轻之罪，似乎是第三次行窃而情节加重者，以及把先前所犯之罪的刺字毁去者。斩首被认为比绞刑更为辱没，因为中国人极不愿把父母所给的完整身躯断作两截。斩首又有两法，而单纯的斩首又被认为比所谓「碎割万段」——「凌迟」二字向来如是译出——为不辱。监斩的武官有兵丁护卫，以阻止百姓拥入界内，并防止人犯的反抗。尸身发交亲属领回，惟有需将首级悬于笼中、示众于犯罪之处者不在此例。倘无人前来认领尸身，便埋入义冢的公坑之中。犯人一般都已困顿到极点，全不反抗，连一声呻吟也没有便伏其法——更不用说向观者作什么临终之言了。寻常案件的处决都要押至秋审之时，届时由皇帝复核并核准各省督抚所拟之罪；至于犯有非常之罪者，如劫盗兼杀人、放火、强奸、破关越城、拦路抢劫与海盗，则可不必咨部而立决；而由于既要顾及口粮之费、又要顾及狱舍之不足，事实上各省不经咨部而处决的人犯，大部分都是以上述诸罪之一被定谳的。

在中国究竟处决了多少人，是无从查明的，因为一个已定死罪之人的性命是不被当回事的；官场日报上只记「人犯业已正法」，而不载其罪名、住址与姓名。京中秋审之时，所拟之数见于《京报》：一八一七年拟定九百三十五名，其中一百三十三名出自广东；一八二六年为五百八十一名；一八二八年为七百八十九名；次年勾决者五百七十九名——可以推知，这些人的罪名都不在上文所列的那一类之内。定谳之文由京中以驿递发下，处决即刻举行。一省之中被定谳的人大多在省城正法，一天听到二十来名重犯伏法，是极平常的事。审断之速，远非我们对于公道的观念所能安，而处决之行，则草率已极。有一次据报，广州的总督升座，审问带上堂来的三名人犯，认其有罪，遂定其罪，然后自己向自己请出王命旗牌（因他当时兼署巡抚之职），既得旗牌，便把这三人押了出去——自他们初被带上堂算起，前后约两个钟头。数日之后，他又签发旗牌，处决狱中匪徒一百名。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广东那场可怕的变乱之中，官军所俘之人通常都被解往广州正法。截至一八五六年一月为止的十四个月之内，仅广州一城便有约八万三千名犯人被处死，此外还有瘐毙狱中者；而这些人，都是被他们的同胞拿获、送交正法的——那些同胞因其叛乱与劫掠而吃尽了说不尽的苦头。

人犯被押赴刑场之时，须换上干净衣服。届时有一名武官在场；犯人或被装在挂于杠上、由两人抬着的篓筐里，或被装在囚笼里抬到刑场，并须朝着皇帝所居的方向、或朝着代表皇帝在场的王命旗牌跪下，仿佛是谢其君主的照拂。名单被高声宣读，并与插在犯人身上的名牌一一核对；犯人跪着，一名皂隶抓住他被反缚的双手向上一提，把头压得平伸出去，随即以沉重的鬼头刀一刀劈下，头颈立分。至于那缓慢而辱没的处决即凌迟，则把犯人绑在十字木架上，脔割至死；不过刽子手往往受人买通，头一刀便先给他一个痛快。他把著名巨盗的胆囊剜出来出售、供人吞食以为壮胆之奇药，也是常有的事。除了真正行刑的人之外，另有一名官设的刽子手，而真正动手的那个有时是从狱中提出来的犯人。

监狱管理之惨酷

死于刽子手刀下的人数，大概还不及因刑讯与狱中饥寒困苦而死者之半。人们对于所谓「地狱」——即监狱——的内部布置所知不多；就政府的本意而言，狱政的管理似乎还带有几分仁厚、对囚犯的安适也还有所顾念，然而禁子与老囚为着从新来者身上榨取银钱而施行的种种残酷，却是可怕的。广州城中有几处监狱，分属四位不同的官员管辖，最大的一处占地约一英亩，可容五百余名囚犯。因远处的地方官惯于把最凶恶的人犯解送省城，这些监狱便不敷容纳，于是因人满而生疫疠；一八二六年据报因此及别种缘故而死者二百人，一八三一年则有一百十七起。为容纳这许多人，还租用了私设的牢房；有一位督抚奏报说，他在广州查出了二十二处这样的地方，其中无所不用其极。他又说，上控案件中所干连的证人与告发之人，也都被解到省城，与犯人关在一处，无端羁押数月之久。有一案中，被告与原告关在一起，原告竟扑上去把被告杀了。有时官员因公务繁剧无暇审理某案，便把所有干连之人与证人一概监禁起来，等有工夫再讯；而政府在此期间又并不设法供养他们，于是其中较贫苦的许多人便死掉了。证人本人或其亲友的一句话换不来任何保释或具结，因此他若无力打点禁子，其处境便几乎与人犯一般糟。让被控之人取保候审，几乎是闻所未闻之事；不过女犯则交由其夫或其父母看管，由后者具结保其到案。省城首狱之中人犯源源不绝，遂使禁卒与禁子之职成了极肥的美差。上世纪天主教传教士自中国寄回的书信——见于《耶稣会士书简集》与《信德年报》——其中载有许多描摹中国牢狱生涯之苦的凄惨图景。

监狱的布置颇似一座大马厩：中央有一露天的院子，约占全狱面积的四分之一，四围几乎绕遍了一间间有顶盖的小栏或小格，其构造使得每一伙囚犯昼夜都与两旁的邻伙隔开——不过夜里比白天隔得更严。囚犯在院中自己煮食，身上戴着手铐脚镣，另有一条链子把双手连到颈上；白昼放开一只手，以便他们自己料理自己。罪重之人所戴的镣铐更重，而关在按察使衙门所属监狱中的人，所受的待遇又比别处更坏。每名犯人本应每日领米二斤、并领制钱约合二分，供其买柴；然而禁子若得不到打点，便只给一半之数，把他们饿着；衣服的发给亦极菲薄，惟有身边有钱的人，几乎什么便利都能弄到。每一格囚犯归一名禁子管辖，他与几名老犯人整日价折磨新到之人以逼索钱财，许多人因此送了性命，而人人在这上头所受的苦，远过于他们受于官府之手的。百姓把牢狱叫作地狱，并说一个人一旦落到禁子或差役的手里便是「肉在砧上」，实在是有道理的。

追索欠债与责令履约的办法甚多，有的合于法律，有的出于习惯；后者所倚赖的种种情由，往往与事情的是非曲直全不相干。律许按欠债之多寡对债务人施以笞杖。债主常常诉诸不合法的手段以索其债，由此生出许多过当之举：有时他索性住到欠债人的家里或产业上去；有时把欠债人本人或其家中之人拘住不放，作为人质；到了极端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卖掉。而无所顾忌的欠债人，也照其所具的力量，同样精于躲闪、欺骗与抗拒其震怒的债主，而且同样凶狠。约定还债之期届满三个月之后，欠债人便可被笞杖、其财产便可被查封。不过此类争执大多不经官府即行了结；而欠债人若果真一无所有，也不至于被监禁到他能弄到钱为止。至于逃债之人所遗的财物，则谁能抢到便由谁瓜分。再者，彼此品性久经历练，人们在借贷之初便懂得先立下些担保，因此就收债之难而论，最后清结之时的损失并不如人所想象的那样大。至于诽谤、毁誉、悔婚以及其他民事或情节较轻的罪过，也并非一概呈到官府，而多半由百姓自己与其村中耆老以强力或调处了结。

中国官员名义上的俸给，前文已经叙及（见第二九四页）。民间通行的看法是：他们所得平均约为其俸给的十倍；有些情形下，他们为谋一个缺分，事先所费竟达三四万圆乃至更多。衙门的幕友与差役之所以敢于百般苛扰，其一重怂恿正来自百姓的一种不愿：他们不愿把案件呈到官员面前去，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官员几乎是不得不刮他们的皮、剥他们的肉的；他们觉得，受一点小吏的小小勒索，比冒着受其主人更大勒索的风险，既便宜又安稳。

最高政府为防民变而在自身周围所设的那些防备之法，若能再得一支得力的军队为之增强，则其权力当真可谓稳固无虞了；然而那样一来，便大约会像俄国一样，渐渐变成一种令人无可忍受的暴政。事实上军队处处皆有，名义上是为维护法律、保护无辜、惩治有罪；其中被官府用作卫队与差役的那一部分，总的说来尚称干练而有礼，虽然所得的饷银少得可怜；至于驻防的各营，则无论在友在敌眼中都是不足道的。

对京中各部院与各省官员所设的那一套牵制之法，因他们彼此的钻营倾轧与相冲的野心而益增其效；而长久的经验已经表明：皇帝的权力不必怎么担心封疆大吏的造反。军队之不中用，就一层而论对百姓是一大祸害，因为这一方面若权力较大，本可以镇压匪盗与海贼；而社会上安分的那一部分人也会同心协力地出力去弹压他们。皇帝在维持其权威上所感到的最大难处，在于他所任用的官员普遍缺乏操守：良法可以制定，然而他手中却少有能奉行良法的清正之人。这一点在禁烟与禁赌的法令上表现得再充分不过：人人都承认这些法令是正当的，却找不出一个人来把它们付诸施行。

舆论之潜在力量

百姓一面所恃以抵御那种今日土耳其所有的、全无节制的欺压的，除了上文所指出的几端之外，其最要紧者，大约还在于他们对这一政体所据以建立、并所应据以施行的真正原则有着普遍的了解。舆论既在其一边，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然而一旦其所行与舆论相背，则再没有哪个政府比它更无力贯彻其意图——哪怕那意图本身极好、出发点也极佳。这个社会体制之中存有种种不和之因，若非另有别的影响与之相抗，早已使它归于败亡；而这个政治之躯便这样行进着，如同一辆笨重、松散、摇摇晃晃的大车，每一刻都像要轰然坍塌、散作一堆，却仍旧跌跌撞撞地走下去——这全靠它当初造得好。这辆古老大车所载的人口既如此众多，可见任何改造它的尝试，都必然要严重触动它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而它一旦倾覆，要照原样重新造起来，怕是不可能的了。有一点足以令人抱有希望：中国政府与百姓的普遍的明慧与精干、他们的文字、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勤劳与好和，都将成为强有力的保守之力，在那些如今已不能久延的变革之中发生作用；而她将在把政治、社会与宗教诸种体制彻底革新的同时，保住自己的统一与勤劳。

要把中国法律施行的情形公允地呈现给读者，是极难的。官员对堂下人犯虽然残酷，却不可把他们一概看作暴虐之徒；变乱既起、死伤既重，也不可由此便以为这个社会处处都已崩解；中国人固然极好作伪，以致真相难明，然而也不可推断说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自私固然是他们行事的首要动机，然而仁爱、慈厚、孝亲之情以及生活中不求报偿的种种礼数，也仍旧存在于他们中间。虽然形形色色的罪恶与犯罪其数可惊，其中却也掺杂着若干足以相赎的长处；在中国，一如在别处，善与恶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个社会体制中的一部分弊害，是连坐之法运行的结果；而正是这同一特点，在约束那些除了怕连累无辜之外别无更高动机的人上，又产生了种种好处。我们听惯了公堂与牢狱中骇人的酷虐之事，便以为堂前的无数案件必定统统呈现着同样令人厌倦的、一再重复的苦楚、不公、贿赂与残暴。一个人非在这个国家住过，是不会明白中国社会中那些彼此对立的原则是怎样互相作用、互相反作用，又怎样受人心中种种邪念的牵动的。对于一个只熟悉基督教国家的政治与社会中那种有礼、公道、洁净与真诚的人来说，那里的官与民之坏几乎是难以置信的；然而我们以为，他们并不比古代的希腊人与罗马人更坏，其公堂之上的不公与刑讯并不更多，其生涯之中的污秽与欺诳也并不更甚。正如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我们往往忘记每日报纸呈于目前的那些罪案与暴行，其实并不足以作为社会总体状况的指标；那么在中国——那里的状况固然坏得无可比拟——我们也须记住，这句话同样是真的。

注：中国人对自己的出生之地怀有极深的眷恋，视寄居于别省如同侨居异域。他们总希望生前得以归乡，或者身后把遗骸运回安葬于故土。

注：龙州是广西省的一个县。

注：曲江即唐朝的一位宰相。他的君上不肯听纳他的谏言，他因而辞归。其后祸乱与灾殃迭起。皇帝想起了这位忠臣，遣人去请，而他已经去世了。

注：指卢制军。

注：指准许朱公辞官归隐一事。

注：这些捕蝗的条款，其效力似乎并不及拟定它们的官员们的那一番热心；不过在中国，蝗群通常既不甚多，也不甚为患。

注：关于柬埔寨此类案件，雷慕沙提到了种种神判之法，与欧洲大陆中世纪所用者奇妙地相似。

注：赫伦告诉我们，早年的波斯也曾使用类似的仪仗之物。

注：自尽之人也要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因为通行的看法是：他们在来世将穿着自己死时所穿的那一身衣裳。

九教育与科举

在研治人类智识发展史的学者眼中，中国人身上最先引人注目的几点，大约首推其国祚之绵长与其文教之制度。欲推求前者之所以然，非先深知后者不可；而由此出发，人便被一步步引向对这一民族历代的政制、宗教与社会生活的考察。这一番探究将揭示出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并使我们看到：他们纵然在生活的技艺与妆点上未能比肩于别的许多民族，却已达到相当高的安适之境，并且在教育、治术以及生命财产之保障诸方面，颇有可称道的建树。

中国最伟大的著作家所显露的心智之力，就天才与原创的构想而论，诚然逊于希腊罗马；然而他们对本国人所施的良好影响，即在今日，也远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塞涅卡一辈西方哲人所曾获致者可比。中国教育之切实、考试之清明与有效，抑或其文学之精审优美，都不该拿来与近世基督教国家相比——两者之间实无共同的尺度可言；须将它们与中国性格的其他部分合观，若必欲作比，也只能与机缘境遇相类的民族相比。普遍教化民众之重要，早在孔子以前便已为人所公认，并且在世上别的民族尚无此等制度的时代，中国已把它推行得相当可观；虽说在孔子之世封建之制尚存，官爵之得不似今日之途径，但另一方面，卿大夫与贵族都以谙熟古代典籍为不可不然之事。《礼记》（西元前一二〇〇年）有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就我们所知，这比同一时代犹太人、波斯人与叙利亚人所行者，要高明得多。

文学之途的鼓舞

驱使人趋于文学之途的大动力，是借此以求官职荣名之望；而所循的教育门径，也只有律令所定的经学与史学一途。由于对经籍这般偏重，士子的心智得不到匀称的培养，凡不能直接促成此一大目的的其他学问部门，皆遭他们轻视。除律例、史事与官修的政书之外，文章之学的每一门类相形之下都被看轻；一位年届八十的科第中人，多半在一般学问的大多数分支上都有欠缺，对本国历史上成百上千的寻常事物与事件茫然不知，而这类事情在西方，连最普通的学童若不知晓也要自愧。这样一套教法造就不出均衡发达的心智，却使未来的治国者对他们据以施政的原理有透彻的领会，也懂得至尊之权如何运用这些原理来巩固自身的权威。

集权与守成，正是孔子学说中最要紧的两点，它们最初便因此见重于统治者，并决定了历代科举取士的路数——所取的正是那些乐于维护这两条原则的人。其结果，中国的士人阶层兼摄了贵族与祭司两重职能，成为一个绵延不绝的团体，一个「无人生而属之、却万世长存的族类」，既执掌着舆论，又握有维持舆论的法定权力。这一民族在地理上的孤立、语言文字的特质、以及没有土地贵族这一事实，三者合力，使此制更见其效；再把中国人性格上的独特之处、以及那些对塑造此种性格居功甚伟的课本的性质一并考虑进去，便知要保证政权之永续、保证百姓在此政权下之安分自足，再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大约在西元六〇〇年，唐太宗创立了今日这种以读书与科第来储养、选拔文官的办法；他立法的依据，是教育向来受人尊崇这一事实，以及古代典籍被举世公认为陶冶风俗趣尚的最好师保这一点。据中国史家所言，古时的统治者曾为文学之培育与各门教育之推广作过周密的布置。他们提供了若干细节，使我们得以略知这类教学的方式与内容，并像颂扬一切古制那样颂扬它；但大约因为他们自己手上也没有确凿的记载，故而叙述得并不分明。毕欧先生所撰的《中国公共教育史》诸论文，几乎网罗了这一有趣题目上现存的全部材料，并且条理极为清晰。教育在今日大约与它历来一样好，它维持并发展民族性格的能力也与任何时代相埒；它在形成、提升与巩固中国的民族制度上所实际成就的一切，实在令人惊异。满洲的君主起初对科举之制并无好感，对那些把一切荣宠视为分内应得的文士等级也颇有不满；然而到了下一代，便看出了这场「较艺」对保全自家权柄的好处与必要。

中国教育的方法与宗旨

男孩七岁从师就学；因为即便父亲是读书人，也很少亲自教子，而能教子女识字的母亲更是寥寥。母教被认为只在于给德行以正确的导向，并督责子女的顺从；但既然为母者大多不过以呵斥或鞭扑迫使子女听命，那么能够教导幼小的心灵仰望上帝、向祂祈祷颂赞的，便一个也没有了。

在为师者所用的众多著述中，《小学》一书——即「教童之书」——被奉为最有权威。此书论及教育的初阶时，劝父亲「于诸妾之中择堪为乳母者，取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能言，男唯女俞」，男孩答应须快而有力，女孩则须缓而柔婉。「六年教之数与方名」，至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岁则教以让长者先行，处处先人而后己。十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三则学乐诵诗。十五则习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敦行孝弟，博学不教。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四十始仕；君有道则出而事之，无道则不仕。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另有一条训诫说：「常教儿童说诚实话，立必正方，听必恭敬。」为学之道，则在「柔顺自下，师长之言，一一受之」。弟子见贤者必从之，闻善言必行之。不怀邪念，行必端正；居处出入必有常，所与游必择仁者，谨敕容止，收摄心志。衣服必整。「每旦须记一事，至暮而温习之。」故古代中国教育的大宗旨，与其说在于以知识充塞头脑，毋宁说在于规范此心、澄澈此情。他们有一位著作家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纯洁、孝爱、学问、诚信这些字眼，在基督教的教育中固然比中国先生所赋予的含义更高；然而无论程度深浅，能把它们如此斩截地谆谆教诲，这已大可为这一民族增光，将来也绝不需要废弃——只需把它提到更高的一层罢了。

在与亲族的往还中，孩童被教以举止上最细微的分寸；凡与仪容相关的一切——修饰、拜见父母、饮食、访问以及日常的种种行止——无不加以训教。这些规条中有许多琐细得近乎幼稚，但在中国人看来却一点也不算过细，直到今日它们仍是良好礼貌的根基，一如二十个世纪以前；而且很难设想孔子若不是深知本国人的性情，会甘冒声名之险去郑重其事地颁布这些琐屑。然而凡有助于一国礼俗之养成者，便没有一件是琐屑的，纵然它未必事事都能如愿以偿。

书中还为士子定下了读书时应守的规矩，其自律之严，足以为立此高标的人增光。马礼逊博士曾撮述过这一类的一部著作，名曰《家宝全集》，其中详列了凡有志于笃实为学者所当尽的种种本分。作者告诫初学之士立定一个坚固的志向，在学问上勇往直前，把标的定得愈高愈好，且每读一步便务求透彻通晓。「吾尝见贪多务得之人，读书恃其颖悟敏捷，篇章卷帙过目而出于口，滔滔如水之就下；然何尝以心力磨勘，抉出一段义理之精髓来？如此虽读得多，亦复何用？与其多而粗，不若少而精。」他又劝人在案头常置二三好书，得暇即可取观，并备札记之册，随所思得即行记录。若想在学业上长进，便须摒除杂念；「譬如人腹中已为菜蔬所实，虽以珍羞异味相饷，亦不能下咽，必先去其菜蔬之一二分方可；读书亦然，扰乱此心的杂念——那些尘俗鄙事的念头——正与菜蔬无异。」这些作者所立的规条，与我辈自家如陶德《学者手册》一类书中所载的规条大致相当，并且揭示出中国人得以臻于其智识地位的一级级阶梯。

学塾的布置与作息

无论哪一等的学生，读书的路数只有一条；中国人心性上的因循模仿，在教师们绝少设法改良前辈那套一成不变的成规这件事上表现得最为触目——虽然举国之中心思最富独创的人物，正不断地在从事教育。学童开蒙之日，有一番颇为郑重的仪式——或者说从前有，因为如今似已废弛：父亲领儿子到先生跟前，先生跪在某一位古圣先贤的名位之前，祈求先贤降福于他的弟子；礼毕坐定，再受学童的叩拜与请业之辞。与回教国家一样，这番进入文字生涯的仪节，照例要有一份礼物相随。凡此种种之外，这一日还必给学童取一个「书名」，日后终其一生便以此名相称。塾中的陈设，不过每个学生一桌一凳，加上先生的一张高座而已；至于地图、地球仪、黑板、图表之类，尚有待日后才能列入塾中器物之数。屋角上供一块牌位，或在墙上题一行字，献给孔子与文昌帝君；至圣被尊为「万世师表」，二者之前香火不绝。

注：此俗在布哈拉亦然。

塾舍的处所，若在别处大约会被认为很坏，但拿中国的其他事物来比照，却也不算什么。一间仅能蔽风雨的草棚，一间铺子楼上又低又热的阁楼，庙宇的一间后进，间或有专为此事盖起的一所屋子——中国的学堂便是这些。屋子由先生租赁，他按学生的多寡与家境来量入为出、置办用具；日间学塾的学生平均约二十人，少则十名，多则四十；私塾则罕有过十人的。最踏实的一套教法大约见于后者：四五家同住一街、或有亲戚姻娅之谊的人家，合请一位学养合格的先生，议定束脩，为他们的子弟授课。这种情形下，学童所居的屋子明亮通风，胜于寻常的塾舍。教师大多是科第上的落第者，把大好年华耗在求官不得的徒劳中，既不堪操作体力之工，又无力去做生意。在广州，教二十名学童的先生每月从每个学生那里得半元到一元；乡村之中，一年给三元、四元或五元，且多半每年还有三四次由每个学生送上一份小小的食物之仪。私塾的西席，则视所订的约而定，一年可得一百五十元至三百五十元不等，或者更多。中国没有寄宿学堂，也没有相当于幼稚园的东西；官府既未设立公学或义学，私人的善举也未曾为贫民的教育兴办学校。

蒙学的课程

每日最早的一段功课自日出至上午十点，学童散去吃早饭；过一个来钟头再聚，捧书直到下午五点左右，然后散学。夏天午饭后不再上课，冬天却常有夜课；此外也偶尔为白天做工的匠人一流开设夜学。学童早晨入塾，先向孔子牌位恭恭敬敬一揖，再向先生行礼，然后就座。一年之中假期甚少；最长的一段在年前，此时一年之约已满，学塾关门，待先生与家长重新议定之后再开。寻常的节令有十来个，都算作假日；在一个没有安息日之休的国度里，这些日子实在是不可少的调剂。做先生的必备条件是庄重、严厉、有耐性，兼通经书；他只需照着自己当年受教的那套样子，教同样的那几部书，再把学生看管得紧些也就是了。

《三字经》

学童于开馆之日聚拢来时，先生要考较他们各人的程度；他总设法使弟子们程度相近，但既然人人所授的功课全然一样，参差些也无关紧要。倘若是初学的蒙童，便叫他们手执《三字经》在书案前站成一排，跟着先生把头几句念出来，直到能够不用提示地背诵为止。先生先念出头四句如下：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于是众弟子齐声唱道：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读错的音一一加以纠正，直到各人都能读得准确；然后遣回座位，把这些声音背熟。由于每一个声音都是一个完整的字（既非字母，亦非音节——这两样他们全无概念），中国的孩子便不像我们的孩子那样，被一些本身毫无意义的符号弄得糊里糊涂。所有的孩子都放声朗读；等到有谁能把功课背出来了，便叫他「背书」——走到先生案前，背对着先生站定，一面诵念。

《三字经》为宋人王伯厚所撰（西元一〇五〇年），本是为他自家的私塾而编。全书一千零六十八字，不同的字则只得此数之半，编为一百七十八个对句。为之作注者有数家，其一称此书为「童蒙问学可以一涉而过之津梁，由是而抵更高学问之源头」，又谓之「入经史之域的一纸凭照」。这部启蒙小书以人性开篇，继言教育之不可缺及其法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在塾中所学的头一句，即上文所引的那一句，正含着古代异教世界中争议最烈的一条教义：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接着以格言与事例谆谆教以孝弟之义，其后是按数目标题、由浅入深地把各门学问撮述一过：三才、四时与四方、五行与五常、六谷与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略引数则，便可见其处置这些题目的方式。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曰仁义，礼智信，

此五常，不容紊。

稻粱菽，麦黍稷，

此六谷，人所食。

父子恩，夫妇从，

兄则友，弟则恭，

长幼序，友与朋，

君则敬，臣则忠，

此十义，人所同。」

这一段名目的撮要之后，是治学次第的规条，开列所当读之书及其先后，再接以历朝迭嬗的排比，算是一部中国通史的提要。全书末尾，则取古圣先贤与名臣的行事，并杂以利禄声名之考量，作为劝学的事例与动机。所举的例子都是困厄之中求学的奇闻，构成此书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分。

「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

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

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

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

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

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

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

有为者，亦若是。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

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

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惟一经。

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上引诸条已足见《三字经》的性情，也见出它作为童蒙读物的种种欠缺。它与其说是一部供人研读的书，不如说是一张课业的纲目，并不能以引人入胜的形式给孩子以精神的食粮，从而诱他向学。然而在最近四个朝代里，它的影响或许不亚于经书；因为蒙馆中无不用它，千千万万的学童「背」过此书，此外便再无余暇多读，既已渡过这一道津梁，也就再走不出更远去了。孩子由学这些格言开蒙；等到他考取了功名——其实远在此前——举国所知的最高的道理与最高的榜样，早已深深刻在他心上，其深切远过于耶鲁、牛津、海德堡或索邦的毕业生心中的《圣经》道理与《圣经》榜样。所幸此书之中并无一句是他们日后最好忘掉的；裨治文在译本中指出了它的缺陷，但这不该使我们忽略它那一份富于启发的原则与事例的纲要。注释把这些讲得极详尽，学童往往把注释背得与正文一样熟。中国的教会学堂里，也曾用同样的体裁、同样的书名编了成千上万种载有基督教道理的小册子，教起来颇见成效。

交到学童手上的第二部蒙书是《百家姓》。它不过是通行的族姓的一张名录。学会了它，学童便也认熟了四百五十四个用作姓氏的常用字；这一点也极要紧，因为汉语中同音之字动辄数十，取名时若不熟悉，极易择错了字。譬如读音作「其」（如「奇」「祁」之类）的常用字有八十三个，其中只有六个是姓，而在日常应酬中，这几个字是非烂熟不可的。此书的性质使它无从「研读」，但其内容之有用，大约正可解释它何以居于这一系列之中。

《千字文》

第三部是《千字文》，在中国的一切书籍中最为独特，而这样的书在别的任何语文里也造不出来：全篇恰好一千字，字字形义各不相同，无一重复。作者周兴嗣约当西元五五〇年间在世；据《梁书》所载，此文乃奉敕而作——皇帝先命臣下王羲之写出一千个字交上来，看能否以此缀成一篇首尾相贯的韵语。周兴嗣做成了，进呈御览，皇帝大为嘉许，重加赏赐。有的记载还添上一笔（好教这样一部奇书不致缺少与之相称的奇事），说他是在一夜之间成篇的，唯恐不成便要受重罚，心力耗竭之下，一夜之间须发尽白。全文二百五十句，押韵与节奏都讲究得十分周密，只是其中的诗意并不比一张乘法表更多。此书所包罗的内容与《三字经》相类，而更为散漫。自篇首至第一百零二句，概括地讲天地所生之物、上古帝王之德、人的能力与本领、人的伦常本分与行止之则，兼及日用起居之道。自此至第一百六十二句，则述宫阙之壮丽、朝廷之显宦，以及其他名人名地。末一部分讲私人的与文墨的生涯、农事、治家与教育，中间杂以若干劝诫与几则故实。今从裨治文博士的译本中略引数节，以见其处置这些题目的手法。开篇两句是：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其后以极简练的笔法把天地万物与中国的史事巡视一过，直至第三十七句，另起一义：

「盖此身发，四大五常。

恭惟鞠养，岂敢毁伤。

女慕贞洁，男效才良。

知过必改，得能莫忘。

罔谈彼短，靡恃己长。

信使可覆，器欲难量。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德建名立，形端表正。

空谷传声，虚堂习听。

祸因恶积，福缘善庆。

尺璧非宝，寸阴是竞。

孟轲敦素，史鱼秉直。

庶几中庸，劳谦谨敕。

聆音察理，鉴貌辨色。

贻厥嘉猷，勉其祗植。

省躬讥诫，宠增抗极。

年矢每催，曦晖朗曜。

璇玑悬斡，晦魄环照。

指薪修祜，永绥吉劭。」

《千字文》的注中有许多中肯的议论与奇特的轶闻，用以疏解此书；而此书的正文在民间烂熟到这般地步，以至人们竟用它的句子或字来充当标号，取代数目字，因为占的地方较少。倘若西方学者对文王、苏秦、管仲的行事言语，熟悉得如同他们熟悉塞索斯特里斯、伯里克利或贺拉斯一般，那么这些故事与地名自然会比现在有趣得多。但既然缺少天才的笔力、缺少灿烂想象所绘出的鲜明图画来阐发与妆点这些题目，那么这样一个遥远国度、遥远年代的作者与名臣，对欧洲人来说也就没有多少可以引人入胜之处了。

《幼学诗》

这一系列中的第四部叫《幼学诗帖》，用五言韵语写成，只有三十四首四句的短章。引一首便可见其大概；全书大抵是简要地描摹与称颂文墨生涯，兼及四时之变与山川之美。

养子须教子，休言家道贫；

手中提笔管，到处不求人。

七岁称神童，天生我聪明；

圣朝须俊杰，何必待公卿。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凿山通大海，炼石补青天；

世上无难事，人心自不坚。

我昔为寒士，今朝驾驷车；

同乡皆骇异——有子须教之。

孔子与项橐的故事

在一切为初学者编的书里，聪颖少年得跻朝廷显位的例子多得不可胜数；而形容他们早慧的故事，有时也见于小儿的图册与说部之中。其中最常见的一则今录于此，即孔子与项橐的故事；这故事之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正如华盛顿以小斧砍伤樱桃树的故事之为美国少年所熟知一样。

「孔子名丘，字仲尼，设教于鲁国之西。一日率诸弟子乘车出游，途中遇群儿嬉戏，中有一儿独不与焉。孔子驻车而问之曰：『汝何独不戏？』小儿答曰：『凡戏无益：衣破难缝；上辱父母，下及斗争；劳而无功，岂为好事？故不戏耳。』遂低头以瓦片作城。

「孔子责之曰：『何不避车？』小儿答曰：『自古及今，只闻车避城，未闻城避车。』孔子乃下车与之论理，问曰：『汝年尚幼，何其敏捷若是？』小儿答曰：『人生三岁，分别父母；兔生三日，走地畎亩；鱼生三日，游于江湖：天生自然，岂谓敏乎？』

「孔子又问曰：『汝居何乡何里，姓甚名谁，表字何为？』小儿答曰：『吾居陋巷，贱地小邦；姓项名橐，尚未有字。』

「孔子曰：『吾欲与汝同游，汝意如何？』小儿答曰：『家有严父，须当奉侍；家有慈母，须当供养；家有贤兄，须当从顺；家有弱弟，须当教训；家有明师，须当学问。何暇同汝游乎？』

「孔子曰：『吾车中有棋子三十二枚，与汝对弈一局如何？』小儿答曰：『天子好博，四海不理；诸侯好博，有妨政事；士儒好博，学问废弛；小人好博，输却家私；奴婢好博，必受鞭笞；农夫好博，耕种失时。是故不与汝博也。』

「孔子曰：『吾欲与汝共平却天下，汝意如何？』小儿答曰：『天下不可平也。或有高山，或有江湖；或有王侯，或有奴婢。削平高山，则鸟兽无依；填塞江湖，则鱼鳖无归；除却王侯，则庶民争执是非；绝却奴婢，则君王谁人使令？天下荡荡，岂可平乎？』

「孔子又问曰：『汝知普天之下，何火无烟？何水无鱼？何山无石？何树无枝？何男无妇？何女无夫？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雄无雌？何雌无雄？何者为君子？何者为小人？何者不足？何者有余？何城无市？何人无字？』

「小儿答曰：『萤火无烟，井水无鱼；土山无石，枯树无枝；仙人无妇，玉女无夫；泥牛无犊，木马无驹；孤雄无雌，寡雌无雄；贤者为君子，愚者为小人；冬日不足，夏日有余；皇城无市，小儿无字。』

「孔子问曰：『汝知天地之纲纪、阴阳之终始乎？何为左，何为右？何为表，何为里？何为父，何为母？何为夫，何为妇？风从何来？雨从何起？云从何出？雾从何生？天地相去几万里？』

「小儿答曰：『九九八十一，是天地之纲纪；八九七十二，是阴阳之终始。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夫，月为妇；东为左，西为右；外为表，内为里；风从苍梧而来，雨从郊野而起；云从山出，雾从地生。天地相去千千万万余里，而四方各有所归。』

「孔子问曰：『汝言父母亲、夫妇亲？』小儿答曰：『父母亲也；夫妇不亲。』

「孔子曰：『夫妇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何得不亲？』小儿答曰：『人生无妇，如车无轮；无轮则再造一轮，盖新者可得也。妇死则再娶，亦可得新者也。贤家之女，必嫁贵夫；十间之屋，必有一梁一栋；三窗六牖，不如一户之光；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父母之恩——一失之，则奈何哉！』

「孔子叹曰：『善哉！贤哉！』小儿问夫子曰：『适来夫子问吾，吾一一答之；今吾欲求教于夫子，夫子肯以一言相明示乎？倘不见拒，幸甚。』乃曰：『鹅鸭何以能浮？鸿雁何以能鸣？松柏何以冬夏常青？』孔子答曰：『鹅鸭能浮，皆因足方；鸿雁能鸣，皆因颈长；松柏冬夏常青，皆因心中强。』小儿曰：『不然。鱼鳖能浮，岂因足方？蛙蟆能鸣，岂因颈长？绿竹冬夏常青，岂因心中强？』

「又问曰：『天上共有几颗星？』孔子答曰：『适来问地，何必论天？』小儿曰：『然则地上共有几间屋？』夫子答曰：『且论眼前之事，何必谈天说地？』小儿又曰：『若论眼前之事——夫子眉毛有几根？』

「孔子笑而不答，回顾诸弟子曰：『后生可畏；明知来者不如今也。』遂登车而去。」

《孝经》

这部略嫌琐屑的蒙书之后，接着读的是《孝经》，一部仅一千九百零三字的短篇，据称是孔子与弟子曾参论孝道的一番问答之记录。其真伪曾遭批评家怀疑，但中国人并不同此疑虑，仍把它当作圣人之言背诵下来。传说是从孔子故宅壁中得一本，又与颜芝在焚书之际所藏的一本相校；刘向就两本之中择定十八章为真，此后便以此本传世。《四库全书总目》第六部全归于《孝经》诸家，其中一家便是唐玄宗皇帝（西元七三三年）。康熙朝又刊有一部注疏三十二卷，分一百章通论此题。虽然在考据家眼中，它未能得到九经所享的那份信任，但此书之简短与所论之切要，使塾师奉之为最宜授与弟子的好书之一；因而它的影响既大且久。裨治文曾译之为英文，他以为前六章是孔子的原话，其余十二章则是孔子之意。这里只需引两段，便足以见其大概。

第一章——论孝之本原与性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诗经》云：

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第五章——论士之行孝：「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经》云：

夙兴夜寐，

无忝尔所生。

不独此书，孔子及其门徒的别的著作中，也都把孝道列在一切德行与本分之首。另一章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这一社会的德目为中国一切著作家所盛称，并以格言与事例谆谆教诲于少年与孩童。为着显示顺亲的好报与逆亲的恶果，专门编出许多故事交到他们手上，又成为绘画的题材、诗歌的篇什与谈助的资料。下列数则取自一部这一类的图册，名曰《二十四孝》，是此题目下最流行的集子之一。

《二十四孝》选录

「周时有名曾参（字子舆）者，事母至孝。参尝入山采薪，一日家中忽来宾客甚众，母不知所措。盼子不归，乃啮其指。参忽心痛，负薪而归；见母，跪问其故。母曰：『有客远来，吾啮指以悟汝耳。』

「周时仲由，字子路，家贫，常食藜藿之食；又为亲负米于百里之外。亲殁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乃叹曰：『虽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

「周时老莱子，事亲至孝，竭力奉养，备极甘脆。年七十有余，犹言不老；常着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尝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凡此皆所以娱亲也。

「汉时董永，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后往他处佣工以赎身；道遇一妇，愿为其妻，偕至主家。织缣三百匹，两月而毕，乃同归；行至前时相遇之槐荫下，妇辞永而升，倏忽不见。

「汉时丁兰，幼丧父母，未得奉养，而念鞠育之恩未有以报，乃刻木为亲之像，事之如生。其妻久而不敬；一日以针戏刺其指，指即出血。木像见兰归，双目垂泪。兰问得其情，遂出其妻。

「汉时郭巨，家甚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即掘坑三尺许，忽见黄金一釜，上有字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晋时孟宗，少丧父。母老病笃，冬日思笋煮羹食，宗无由可得。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须臾地裂，出笋数茎；持归作羹奉母，母食之而病愈。

「晋时吴猛，年八岁，事亲至孝。家贫，榻无帷帐；每夏夜，蚊多攒肤，恣渠膏血之饱。虽多，不驱之，恐去而噬其亲也。其爱亲如此。」

《小学》

在进读经书之前所读的最后一部书，其影响几乎不亚于经书本身；后世学者的著作中，再没有哪一部像它这样，足以见出中国人历代对于教育之原则、人生之交接、立身之规矩的种种见解。书中以事例阐明训诫，又把事例追溯到训诫上去寻其所以然。这便是《小学》，其作者朱熹本意是要它与自己曾为之作注的《大学》相配。为之作注者五十余家，其一曰：「吾信《小学》如神明，敬之如父母。」全书分内外两篇，一曰「学之源」，一曰「自源而出之流」，共二十篇、三百八十五小节。内篇分四目，讲教育的初阶；讲我们对亲族、君上与同类应尽之本分；讲我们在读书、举止、饮食、衣服上对自身应尽之本分；最后则从上古直至周末（西元前二四九年）的史事中广举实例，以证所训之格言不虚，并见遵行之效。外篇的前一部分辑录西元前二〇〇年以后名人的嘉言，其次是一系列贤达的事迹，以见善的原则所生之效；两者都意在坐实内篇之教。今引一二则——它们本身也是从别的书中摘出来的——已足略见其内容。

「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主人与客入，每门让于客。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然后出迎客；客固辞，主人肃客而入。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主人与客让登，主人先登，客从之。拾级聚足，连步以上：上于东阶则先右足，上于西阶则先左足。」

这六部塾中读本之所以影响绝大，全在其塑造少年心性的力量；他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或因无暇，或因无力，或因无意）终生不出此六部书之外，而这里所授给他们的，实在已是本国上乘文字的果核。

读书的功夫——学塾与书院

背诵这些不解其义的声音，其枯燥单调，靠着写字来调剂：把薄纸覆在字帖上描摹。写的与读的是同一课，两样并行一二年，直到几千个字的形与声都烂熟于胸，至于字义则并不特意去讲。此后先生再把同样的内容重走一遍，借着注疏把字义词义一一讲明，直到全都通晓。初学的人照例不大去理会他所读所写的意思；既然强记这些约定俗成的方块字已是极繁重可厌的苦工，经验大约早已表明，一时并举数事并非上策。孩子平日举目所见皆是这些字形，早已相熟；未曾入塾以前，多少也已知道它们的意思。诵读与书写之际，字形与意念的联结逐渐加固，终于形成远东士人身上那种极可注意的目与耳的互相倚赖：比起拼音文字的国度来，他们要靠所读之字来帮助领会所闻之言，倚赖之深远过于彼。塾中并不设法按偏旁部首编排字形以便学童记认；字是一个一个学来的，正如教孩子认标本柜中各种矿石的名目与样子一般。这样一套课业，既不以真知灼见的滋养去开发稚嫩心智的能力，其结果便只能是窒塞天分，把心思的各种官能操练成对成法与训条的奴隶式服从，使中国士子的才智活像他们的花匠费尽气力矮化在盆盎之中的树木——那种不自然的形态，恰与其果实之乏味相称。

在塾中所耗的年数，视父母的资力而定。商贾、匠人与乡绅都力求使子弟对那一套通行的书籍有相当的了解，好教他们能够体面地办理人生的寻常事务。除经史与阐发经史的书之外，别无他种学问可读，同时于作文一道则用力甚勤、习练甚多。算术以及数学的任何分支、本国与他国的地理、格致之学、博物之学、工艺之学，以及别国的语言文字，一概不加过问。这几等人家把儿子送进店铺或帐房，去学做生意的规矩，兼通筹算与书信的格式；除非有意去应试，否则在塾中不过三四年而已。做工的人若想让儿子略识之无，也设法让他读上一二年书；但千百万人自然只能在全然目不识丁中长大。然而在这样一个用功既巨、报偿又如此渺茫的地方，一个国家能使人人如此尊崇教育，实在是极高明的政策，因为这实际上是对所教的那些道理表示敬意。

寻常的学塾之外，另有义学、高等学堂与书院，但成效要差得多。广州有义学十四所、书院三十所，其中有几所颇为古老，而大半都废弛无人过问。最大的三所各有学生约二百人、教习二三人。这类机构的主旨在于教高年级的士子作文与雅词；教习们也略略把注意引向一般的文学，但既无此天分，亦无此财力，长进有限。乡间则鼓励士子按时聚于公所，由乡约或「司」的董事就他预先出的题目考较他们。在大市镇，地方官会同缙绅与举贡生员，每年考试一次，取文章最佳者给奖。一八四五年三月厦门的一次这样的考试，应试者约千人，其中四十人得奖，多者六十分，少者十六分。

书院之中最有名、也最古老的一所，是国子监，即「养育国家子弟之学」；其在北京的宏大建筑如今空荡颓败，正可见创立一桩好事、拟定一番良法，比维持其效力要容易得多。此监之设，早在周代已然；《周礼》所载的课业次第，三千年前与今日大致无别。其职官有祭酒一人，通常由朝廷大臣兼领，下有司业五人、监丞二人、典簿二人、典籍一人、六堂各设助教二人，晚近又为旗人各学增设五人。六堂之名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其课程原本不出经书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外；但似乎又为着鼓励教习们如所罗门所劝的那样「用智慧寻究天下一切所行之事」，特谕他们带领学生上溯兵法、天文、水利、乐律、法律一类学问的本源，指摘各家著述的得失。今日的国子监只剩下昔日之美的一层空壳；倘非其教习犹受尊崇、且三年期满可外放为亲民之官，这些屋子早就空空如也了。中国政府未曾设法整顿兴复，而是很明智地另立一所新学堂来取代它，有新的教习、新的课程——即本书四三六页所提到的同文馆。至于善士在城乡所立的义学，倒也不算少见，颇足以维持崇文的风气；有些未必能长久，却又有别的起而代之。在北京，八旗各有官学，宗室亦然；致仕的官员则捐资为寓居京师的同乡子弟设学。凡已经获得此道高名厚禄的人，本就被指望作这样一番兴学的努力。

中国识字者所占的比例

中国人之中能读书识字者占多大比例，这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外国人无从得知其中的实情，而中国人自己从不作此种调查。城市里识字的男子多于乡间，有些省份也多于别的省份。南海县为广州城的一部分，据一次并不周密的调查推知：除渔户、农人、苦力、疍民与樵夫之外，男子几乎人人识字，而十人之中有二三人以文墨终其身。在人烟较稀之处，识字者不过十之四五，甚至更少。在澳门，男子中大约一半能读。宁波的一位教士从医院病人中考察，估计能读者不过男子的百分之五；同在一地的另一位教士，因是在较高的阶层中询访，则估为百分之二十。厦门一带的乡民则愚昧得可怜；有一位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年的女士写道，她从未遇见过一个识字的妇人——不过她所见的自然都是较穷苦的人家。看来愈往北走，教育的普及与切实程度愈减。就全国而论，能通晓书籍的能力，远不及认得字的能力那样广；而两者其实都被说得过分了些。由于开蒙的方式如此——先记字形与字音，然后才讲字义——遂致许多人能把字一个个地念出名目来，却丝毫不懂所读的是什么意思。他们能在此处彼处认出一个字、或者一个词、一句话，但从眼前的文字中所得的意思，并不比一个刚学会划音节、《拉丁读本》才读了一半的少年读维吉尔时所得的更清楚；而在这两种情形下，一位并不知底细的明白听众，都很可以理直气壮地推断读的人跟听的人一样懂得他所读的东西。况且在汉文里，不同的题目要用不同的字；一个人尽可以精熟经书或说部，却很容易被请去讲解一部浅近的医书或算书时窘住，因为每一页上都有许多生僻不熟的字。这在博通群书的路上是一重严重的障碍。既然用功的辛劳既不以知识为酬，又无机趣可以解颐，心神便在读书的劳役中困倦下来；因此中国人中博览本国文籍者甚少。读书既然一味被看作达到某一确定目的的手段，那么很自然，一个有学养的人一旦到达了他的目的地，便不大乐意再去翻动这些他这一行的工具，无论是为求知还是为消遣。

富家或宦门之家若想让子弟去博取科名，便让他们在名师门下受一套完整的读书与词章之训。作文是中国士子所受训练中最难的一部分，非有不倦的苦功与强记的本领不可。谁能最纯熟地引用经书、最贴近经书那种简练、赅括、遒劲的字句与体裁，则在其他条件相当时最有望得中；而下笔最快、能立成音节谐美之诗者，更可压倒群侪。小说里写到主角，总要说他能挥毫立就、辞句雅丽。有意应试的人中有多少会到县里的书院或高等学堂去，不得而知；不过士子们临近考期常去这些地方，为的是结识将与自己同场角逐的人。日间学塾与私塾都不举行公开的考课，家长也不常去探视，只是偶尔对格外出色者给予奖赏。课业没有什么等级的划分，也不发给学生任何凭照以证明他已修完某一段课程。责罚却很严厉，戒尺或竹板赫然悬在先生座侧，人人都以为非多多使用不可：「教不严，师之惰」——这便是他们信奉的道理；于是呵斥、罚饿、鞭扑、留堂，先生用尽种种手段以灌输服从的习惯，逼学生把功课念熟。

尽管教育在中国备受推崇，知识流布甚广，而学问所受的敬重远过于虚衔与财富，然而上文略述的这套教法，就其范围、手段、宗旨与结果而论，其缺陷实在极大。而且在新的原则与新的知识注入其中之前，事情也必然只能如此。即便从最有利的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在扩充民众的理解、涤净其心、坚强其志这几事上已尽其所能；但在这三者之中，或在健全的教育（依我们的理解）所悬的任何一项要务上，它所成就的还不及所需要的一半。流水终究升不到它源头那样高；孔孟之教为使本国人成为有思想、有用处、有识见的人，已经做到了它所能做的极限。

考试与授予科名的办法

现在且从这一番中国蒙学的简略描画转过来，述一述考较士子、授予那可作出仕凭照的科名的办法，看一看这套制度究竟有何实在的好处。几乎社会上每一等人，只要有保结之人作证，都可以应考求取功名；但凡未得第一级功名者，不得应第二级之试。于是便有这样的情形：那种表面上几乎准许人人一试的、颇具共和气味的宽放，实际上却把彩头留给了社会上最有才或最有钱的少数人。国中绝大多数聪敏、博学、有志向、有见识的人物，都把这些考试看作唯一值得一试身手的场所，也是最可能遇见同侪与知交的地方。而且，对社会之福而言，这一竞技之场比之军营、比之封建的宫廷、比之比武会与修道院，又要好上多少！

秀才之试

正式的功名有四级，其间还有若干带虚衔性质的阶级。第一级叫「秀才」，意谓「秀出之才」，因为它预示着此人日后的成就；常被译作「文学士」，算是最接近的对当。取此功名的考试由知县监临，在县署附近属于本县的一所公所内举行；而学中的正印官——称「学政」（正学之官）或「教谕」（训诲之官）——则直接主持其事。到了考棚，知县、学政的委员与知府先备好应试童生的名册、选定题目，只给一天工夫作文。应试者的多少，视一县的人口与文风而定；一八三二年，南海、番禺两县应试者各在二千以上，而香山县到场的还不及其半。分配名额的规矩，起初是按每年的钱粮而定。文卷交上后，由考官们评阅，中式者的姓名录成一榜，张贴在县署大堂的墙上；这份荣耀叫作「县名」，即「在县里挂上了名」。上文所说的四千应试者中，一县只十三人、另一县只十四人得了「县名」；而这两县的人口合计不下一百五十万。这头一场初试中，许多人一天之内写不完文章，有的写了错字，有的则显出十足的浅陋，人数因此大为削减，以至真正能进而赴知府之试的，照例只有「县名」榜上名次靠前的那些人。不过人人机会均等，很少有人抱怨自己的卷子遭了埋没，因为他们爱考多少次都可以。

凡通过头一场的，便录作第二场的应试者。第二场在府城举行，由学政与知府主持，另有一位称作「教授」（施教之官）的学官佐理；其性质虽与知县所主之试相类，却要严格得多。知府把各县的应试者按其在各自榜上的名次分别排定；正是这一层先后之利，使那有志上进的士子格外看重本乡的头一场。所出的题目——即他们据以见其学力者——一概公布，以便亲友与其他考官周知。倘若上文所举的县试中式比例通于各县，那么齐集府署的士子当不过二百人；不过其数因有捐纳而得此资格者而略有增加。即便如此，第二场应试之数，比之第一场已是寥寥，而比之全部人口则更微不足道。第二场中式者的姓名张贴于署墙，谓之「府名」，即「在府里挂上了名」；唯有这些人才有资格应第三场之试。除经书的学问之外，这一场的应试者还常须默写《圣谕》全文，因为这部书所载的正是官吏行事的箴规。学政对前两场的考试有总揽监督之责，并巡行全省，三年之中两次亲临各府监试。这一班学官之中又分若干等级，与省中的文职相对应；两途之间偶有互调，而考试无论在何处举行，监临之责总归学官。不过大多数学官仍守其本途，因为这一途极为荣显，也较为长久。到了省城的第三场，学政便从全榜之中拔取文理最优者，授以第一级功名秀才。

秀才也分好几等，多少视其得名的途径而定；依上文所述之法而得者居首。有了这一功名，其人便可免于笞杖之刑，身份高出平民之上，在乡里成为体面人物，并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第二级功名之试。那些财多而学少的人，则以二百元至一千元乃至更高的价钱捐买此名；近年来朝廷因度支拮据，凭照贱至二十五元至五十元也肯卖，但这样的人很少能出头。他们叫作「监生」；不消说，凡经正途考试、「凭自家的枪赢得这一仗」的人，看他们总带几分轻蔑。另有一种名为「贡生」，或由秀才捐纳而得，或由朝廷赐给，因通行既广，几乎成了第五级功名，却并不使其人享有举人的全部荣典。士子之中得功名者占多大比例，不得而知，但比之应试之数总是极小的。宁波一位颇有见识的科第中人估计，该城秀才约四百名，全府将近一千名。在广州城内，得着功名、准许束带的「绅衿」不过三百人；而全省一千九百万人口之中，秀才约有一万二千名。尚未得秀才的人，仍被视为在教谕一班学官的督察之下，其文卷也仍由学官收阅；至于全省的秀才，则必须具报到案，赴学政所主的府试考较，否则便要褫夺已得的一切特权与身份。这条法令使他们时常出现在可以究察其劣迹的人面前，因为这班人往往极欺压乡里、极难缠。各县的科第中人统归一位首领管辖，其权几与学政的委员相埒；凡应试者所需的两名保结，便取之于他们。

应秀才试的人入场时要受严密的搜检，衣袋、鞋履、棉袍、砚台，无不查遍，唯恐夹带预先做好的文章或别的作文助力偷渡进去。等到人人在场中各就本位，栅门、房门、窗户以及别的出入之处一概加封，糊以纸条。屋内挤满了满怀心事的角逐者，一排排坐着，手执笔管，只待动手。题目发下，人人立即挥写；成篇之后还须仔细注明自己涂改了多少字，然后呈交考官席。全日只做这一件事；放炮为号，门便大开，士子们散去。倘若日后考较时发现某人已荒废学业，他所得的秀才之名是可以褫夺的；因此即使不再图进一级，为着保住自身的声势，他也不得不继续用功。

举人之试

既然第一级功名有时可凭势力与银钱而得，那么真正把应试者分作士人与官人两类的，便是第二级「举人」（意即「荐举之人」）的考试了——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由两位钦差主考莅临；虽说领了文凭的士子远非个个都能做官。此试在十八省省城同时举行，即八月初九、十二、十五三日，约当九月之中；开考期间，因士子的亲友大批云集，城中显得异常热闹。主持此试的，除钦差主考之外，还有以巡抚为首的十名省中官员，合成一个考官会衙，评定文章的高下。一八二八、一八三一两年广州入闱的应试者为四千八百人；一八三二年为六千人，这个数目更接近常数。大省之中可多至七千、八千乃至更多。

入贡院之前，每一应试者已将凡可使他得一号舍的各项凭证与详情呈报清楚，并领到指明其号舍的票据。他于前一夜进场，受搜检，看身上是否藏有写就的文章、夹带的薄纸小抄或袖珍本的经书。一经查出，便加枷号示众，褫革已得的功名，并永不许再入场；其父与其师亦同受责罚。为此用途而写的那些东西，有些简直是书法与文章的绝技；有一副小卷把《四书》每一句都作了一篇文章，每一张纸上写着几百字，而纸薄到可以透过纸背读出来。虽有重罚，此风却极盛行；曾有御史奏请立法禁刻小字本，并许搜检书坊。

考试的办法

各省省城贡院的大体布置全然一样。本书一六六页所述的广州贡院，可作各处的样板。

北京的贡院在城东，距观象台不远，有号舍一万间；有时竟不足以容纳云集的人众。福州的贡院也一般大小；每一号舍略高于人头，只一面敞着——遇上坏天气，透进来的风雨多得叫人受不了。困处这样局促的小间里实在难挨，常有年迈的士子经不起这番劳顿而死在里头——他们本已不堪其苦，却仍要入场，只盼终有一日得中。也有过祖孙父子三代同时应同一场试的事。丁韪良博士查得：某次中式的九十九名举人之中，年过四十的有十六人，一人六十二岁，一人八十三岁；全体的平均年龄在三十以上——若与第三级功名的同类统计相比，还可望按比例递增。狭窄的号舍本已难受，再加上炊烟熏人与天气炎热，就更不堪了。仆役一概由官府供给，而米、柴须各人自带，另有点心、茶叶、蜡烛、铺盖等等，则量力而行；没有人能陪他进去。考期之中，闱内一派熙攘之象；及至中式者姓名张榜之时，人心之关切更达于极点。倘有士子死在号舍里，便在围墙上凿一个洞把尸首拖出去，撂在墙外等他的亲友来抬。凡应试者违犯了场中所定的规条，便要把姓名与所犯之事申报上去，将其名「贴出」——张贴在贡院外门上；此后直到下一科为止，不许他再入场。每一科这样被「贴出」的在百人以上，但他们似乎并不因此背上什么重大的羞辱。

封门之后的第一日，考官从《四书》中拈出四个题目，其中一题须作成试帖诗。文章至少一百字，须写得端楷雅洁，交卷时不得署名。一八二八年，四千八百名应试者第一日的心思便耗在这几个题目上：「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第四题须作五言，题曰「欸乃一声山水绿」。一八四三年所出的题目中有这两个：「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行仁无定法。」一八三五年有一题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此外还有较切于实事的题目，如下：「火器始于周之火箭；『炮』字始见于何书？开封之守，是否为见于记载之最早用炮者？相传忽必烈汗得新式之炮，其得之于谁？明永乐间征交趾，得炮名『神机』，能言其源流否？」

从《五经》中所拈的三题或五题（其数似可由人斟酌）与上举者相类；但《五经》既被看得比《四书》更深奥，作文者也须力求其体裁更高一层。有官员四处巡走收卷，卷子先交给一班在旁伺候的士人过目，看所定的规条是否一一遵守，凡有违犯的便予斥落。其余的则用朱笔誊录一过，以免认出笔迹，原卷交与巡抚收存。誊录之本再交另一班老儒评阅，各人于自以为最佳者用朱笔加圈；唯有这些卷子才送到自京中派来的主考手上定夺。考官会衙另有十二位有名望的士人协助，每人分阅四五十篇。士子于初九夜间放出，十一日日出前再集；凡文章在头一轮评阅中被斥落的，便不许再进号舍。第二场从《五经》中出五题，卷子的处置一如前例。十三日一早仍按班放出，出大门时以鸣炮奏乐相送；此时人数已大为减少。次日清晨点名，应名前来作最后一搏的人拿到五道策问与一道诗题，取材于经书或史书，或就政事中的疑难，或就律例与钱谷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发问。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更广，包括本朝以前历代的律例、史事、舆地与风俗，经书中的疑义、僻涩文句的诠解，以及名臣的行状。不过凡关涉本朝政策、或今日在位大臣的操行学问者，一概不许议论；虽说应试者间或也影射到当道的作为。每逢考期临近，铺子里照例摆出一册册的策问题解发卖，所问的正是应试者要考的那些题目。到了八月十六日午间，全国的应试者都已出闱，此科遂告结束。

文章一例

处置题目的手法，只消引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便可见其大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这一篇颇足为中国八股家那种枯瘠文体、以及贯串其著作的那种循环论证之法的一个公平样本。

「在上位者果能笃于其亲，则下民必兴于仁矣。盖在上者之笃于亲也，本非有意以兴民；而民自兴焉，此正笃亲之效也。夫仁者，天下为政之本；而仁亦即民间伦常之本。溯其源，则仁之情系于始祖；推其流，则蔓衍于百世之后。身之所自出者父母也，天属之亲最笃；天性之所会者，其感最深。天之所与、性之所同，初无贵贱之别，一情而已矣。今吾所思者，乃居于崇高之位而可称为善人者也。夫居崇高之位而可称善人者，宜为天下倡行仁义；然其道则自笃于己亲、尽其伦常始。

「中古之世，民心未漓——既已教之以五伦之理，何以犹有不逊不亲者乎？由此可见，欲开牖斯民，全在切近伦常之笃行。居崇高之位而可称善人者，正是那率先以躬行而昭示伦常之人。至于去今较近之世，民风去孝弟亦未甚远——何以犹有不孝于亲、无友于兄弟，而竟须以八刑纠之者乎？由此可见，国家进身之途虽多端，而所重莫过于孝弟。居崇高之位而可称善人者，正是那挺身而出、为躬行伦常之表率者也。

「夫居高位者与寻常百姓之别，在其所司之职分，不在其与天之关系；在爵秩之殊，不在天性之异。然而小民时时仰观在上者笃亲之实行焉。为一家之长而整齐其家人，则于礼节仪文当出以至诚。居高位之善人曰：『此辈孰非吾之亲属？岂可徒以外貌之仪文接之哉！』夫肴馔之丰、几席之整、歌咏之欢，或以为徒具形式耳；而善人则以为凡此所由生者，乃天所畀之性情，故以真挚仁爱之心行之。而小民之中，孰不于父兄宗族之间分得一分欢愉？此乐岂独王公所得专乎？

「至于施恩以彰人主之德，则于所加之惠当出以至诚。善人曰：『此辈孰非吾之所爱？岂可徒以厚赐富之而已哉！』彼或以一枝为圭，授之于幼弱之弟；或以一国封之，而兼授以嘉言善训。或人视此为非常之幸遇耳；而善人则以为此乃第一等德行之施，是难以言喻之仁心之所发也。然则小民独不念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乎？独不念其宗族乎？此则既须责之，又须勉之，使其发此情也。居高位之善人之笃于伦常，为其合乎德也，非为小民也。而民不知所感自何来，欣然乐然，翕然奋于此德行之途；德化之渐濡如是之速，而风俗为之大变矣。

「人之爵位相去甚远，有履至尊之位者；然人人皆同欲竭其力以尽其分，而成与不成，则各在其身。在上者举玉爵而斟以醇酒；贫者播其禾稼以养父母。贵人执银碗，贫者献一鸠；彼此相激相劝，欣然不倦，而天所植于人心之理遂发而为行。有些事非握有邦国之荣者莫能为；然而那一点仁厚之情，则吾自有之，且可增长至于无穷。王公可为其葡萄之架赋诗，贫者亦可思其瓜棚豆架；王公可歌《棠棣》以咏兄弟之情，贫者亦可于其质朴的比兴中细味同一情意，寤寐之间涵泳其怀；盖此情本植于其性中也。民既奋于伦常之德，则其行必出于诚；天下小民，孰不愿尽其伦常者乎？然而若非在上者先笃于伦常，此向德之愿便无从发端。故曰：『居高位之善人，犹将帅之统三军，将率天下以趋于人伦之德。』」

这类考试所磨练出来的心力与记诵之功，造就出一等才智：只须再加以仕途的历练与磨砺，便可由书生而成为治国之臣；中国人在亚洲的影响力，由此便可解释大半。为应这样的考试而读的书，非记得分毫不差不可——尽管我们不免希望那些书里多些真理、多些好的学问。以下是一八五三年所出的几道题目，当可视为寻常之例：「汉世说《易》者有三家，其训诂章句各异，能详其说否？」——「司马迁取经书与旧记，据事以次其史；或议其过尊黄老，而于货殖权势之说太重。班固明白通贯，然于《天文》《五行》二志则言之过繁。试举例证成此二说。」——「陈寿长于史才。其《三国志》抑诸葛亮，而于二李二袁诸名人亦甚轻之。其言云何？」这一类题目所牵涉的本国典籍极广；不过，把本国的文籍看作已包罗了世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其束缚心智自然也是难免的。

考官的繁重劳役

评定文卷限期二十五日；而对一班秉公的考官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可厌的差事了：十几个题目、五万至七万五千篇文卷，其间必然弥漫着最单调划一的腔调，却要从中拔出七八十篇最佳者来——因为中式的名额随省之大小而定，上下总不出此数太远。如前所述，考官另有文士助其筛汰这一大堆文卷，既替他们省却了大半劳苦，也使去取更为得当。设若应试者五千人，每人作十三篇，便是六万五千篇文卷，摊到十位考官每人名下是二百六十篇。有了受托评阅的那些帮手，大多数文卷想必总能经一位够格的读书人过目。所以其中的淘汰与拣择着实不少；及至最后主考从同一人各场的卷子中各取诗文三卷，作最终的裁断时，有望得中的一群人已被削减得像基甸军中那些以手掬水而饮的人一般，比例之小相去无几。一八三二年有一位考官，想借一筒鸦片来提神或清心以应付这番差事，结果反倒睡着了；醒来时发觉许多卷子已着火烧毁。人们普遍以为有成百的卷子根本无人过目；不过此事之轰动，以及考官唯恐激怒众士子之心，多少可以防止太露骨的遗漏。极琐屑的错处也足以使一篇文章落第，尤其当考官事先未曾被打点、不肯青眼相看的时候。《大清律例》第五十二条对考官的行事有所规范，但刑罚甚轻。有一位应试者的文章未经批阅便被斥落，他把文章刻印出来，结果考官受了处分，而此人已得的功名也被褫革，并因此颁行一条新法，禁止用这种方式诉诸公众。又有一篇文章落第，只因作者把一个字写成了简笔。

中式者的姓名一经议定，便由唱名之人于午夜宣布，其期在九月初十日或在此前；在广州，唱名者登上最高的楼台，鸣炮之后向满城翘望的人宣唱。次日清晨，中式者的名单便沿街叫卖，并迅速递往全省各处。载有他们姓名的榜文张贴在总督衙门外，鸣炮三响；督宪出堂，向「举人」的名姓三揖，再鸣炮而退。落第的众人此时只好为少数人的得意而同喜，并以下科或有好运自慰；而中式者则备受尊崇、大张宴席，成为举城奉承瞩目的对象。到了定下的日子，总督、主考与省中大员在巡抚衙署大宴诸新举人；下级官员充作执事，另有两名童子装束得奇异有趣，手捧桂花（木犀）之枝，以这一文采之征为席间增色。全国三年一次得举人之名的，在一千三百人以上；官府为此项考试各方面的开销，连同赐给中式者的礼物在内，只怕不下三十余万两。三年一次的常科之外，每十年另有一次特科；遇有非常之事，如战胜、新君践祚或皇家婚典，也加开恩科。一八三五年便因皇太后六十圣寿而开了一科。

第三级与第四级功名之试

第三级功名叫「进士」，即「登第之士」，三年一次在北京授予应试中式的举人；举人中唯有尚未出仕者才有应试资格。他们向布政司呈请，可以领到赴京盘费的一部分，不过要把这笔路费领到手，想必也得有些门路；因为许多寒士便因此被阻于会试之外，或者非告贷乞借不能成行。此试的程式与各省相同，唯考官的品级更高；题目取自同样的书，文章也不过是同一套思路与论法的重复。凡认为可取者皆授以此名——每科自一百五十人至四百人不等——之后，诸进士便被引见于皇帝，行朝拜之礼，其中最优的三名还从御前受赏。在这一场里，应试者有时非但不得升进，反因不称职而被褫夺已得的身份，并永不许再试。凡得进士者，皆由吏部登入候补之册，遇缺即补；他们中的大多数事实上总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进入宦途，或投效于显宦门下，或在京中某部谋一差使。曾有一人在九个月之内连取各级功名，载在记录；也有人未出仕便已入翰林。另有一些人则一试再试，直到白发苍苍才不得不罢休。翰林院、都察院与各部之中有许多佐贰之职，几乎像是专为安置这班科第中人而设的——他们既已得中，便对国家有了一半的请求之权。皇帝有时也挑选颖悟的进士为朝廷编纂书籍，或派他们充任特设的文事差使。不难想见，要驾驭并安抚这样一大群受过训练、心思活跃的人，官僚机构非有不小的手腕不可；也唯有历经数代科第中人的长久经验，才足以使这一制度维持至今日这般生气。

第四级也是最高一级的翰林，与其说是功名，不如说是官职；得之者即列名于翰林院，并领俸禄。三年一次的这一场考试在宫中举行，其办法与前几场大体相同，只因是在举国最尊贵的人物面前举行，故荣宠为诸试之冠。满洲人与蒙古人也与汉人同场角逐；然而许多事实表明，前者所受的照拂往往是以后者的利益为代价的——高位上属于这两族的人所占的比例之大，便足以说明谁是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应试者一概在北京考试。曾有一个汉人冒充满人，后来自行招认，管这一旗的堂官因失察而受审讯。朝廷明言其政策在于不鼓励满人从事文墨，以保全本族固有的剽悍之气；但既然实权握在文官手里，要想不让人口中这样一个有力的部分与旁人争夺此权，是不可能的。

武科的较艺

本朝在军中也仿照文官一途的原则设立了考试与等第之制；再没有什么比这一番想把行伍各支与文墨调和为一的徒劳之举，更能触目地证明文事在中国的力量了。不过他们的敌手在训练与器械上也并不比他们高明。应武秀才之试者携带合式的保结与凭证，赴知县衙门投考。到了指定的日子，众人齐集校场，演试弓箭（步射与马射）、舞刀与掇石——石有定制，以试其膂力。中式者随后赴知府之试，第三场则在学政面前再试；末一场由学政考他们的文墨，然后授以武秀才之名。武秀才中式的名额与文秀才相同。此后由总督三年一次召集于省城，经四场同样性质的较艺以取武举人。这种日子照例是极热闹的盛典，三四十名在这场比武中夺标的少年武士所受的荣典与名分，与他们文场中的同侪大体相似。取最高一级的比试在北京举行；而在这一行里长久用功的少年，通常可得督抚的亲兵之职或幕府中的差委。一八三二年十一月广州三年一科的武举之试，数千人中取中四十九名，人人步射六矢连中，马射亦六矢连中；有一矢是纵马驰过时射中地上的一个球；掇挥铁柄大刀与扛举石墩两项，也人人列为一等。应试者都是有家资的人，马匹、衣装、器械等一概自备，个个衣饰鲜明，马匹、鞍辔与装具无不整齐——箭头不带倒钩，以免伤人。有一位目击者说：「所射之的蒙以白纸，约与人等高而略宽，每隔五十码设一个；所要做的是纵马疾驰，以三矢依次射中这几个靶子。红心虽未必次次射着，靶子却从未落空：其距离不过十五至二十英尺。」

武功之名既全凭个人的技艺而得，这大约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武科中人何以在品望上不及文官。看来对他们既不要求懂得韬略、炮法、工程与筑垒之学，甚至连一般的文墨也不求；军队之所以不中用、军官之所以为人所轻，由此便可明白。德庇时爵士提到他在白河所见的一位武官，身量与气力都大得出奇，新近正因其个人的勇力而得了升迁；他又说到另一位派在某船上护卫的武官，蠢得连一个文官都不肯与他往来。凡有资格由文途进身的各等人，也都可以入武科的较场；最高一级的考试由皇帝亲临，并颁给赏赐，如缀孔雀翎之帽之类；然而任凭什么赏格与考试的章程，也弥补不了学识与胆气的匮乏。武职既不甚为人所趋，所得的俸禄与权柄又甚微薄，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便不如当今朝廷所期望的那样高。水师武官从陆军中挑选，一个人只消弓马娴熟，便被认为完全可以胜任水师，仿佛他所考的乃是驾船或上桅操帆一般。

对这一制度的观察

以上便是中国政府文武两途取材所凭的考试制度之大略；在这个民族的一切规制之中，唯有这一项在古往今来的大君主国里找不出与之相俦者——虽然古埃及或许也曾有过与此相当的东西。有人说过：「在他们的发明之中，这大约是唯一还值得保存、而尚未被别国采去并推演到他们自己所不能及的完美之境的一项。」然而在一个开明的基督教国家里，这样一套制度是不必要的：那里的人为学问本身而求学问，不待任何这类引诱，便有能力也有意愿把学问做到统治者所期望的地步。他们也不会甘受角逐官职时随之而来的种种羁绊与诡诈；而最能干的政治家，也决不见得出在最博学的学者之中。官位的荣宠与权柄，已被证明足以充当多年苦读的刺激与酬报。二十个中式者里未必有一人得官，一百个应试者里未必有一人得名；然而他们都属于士人这一阶级，同享其势力、体面与特权。而且，这些书不但使得中的人熟知权力应循的正当原则，也使举国上下——绅士与平民——一体知晓。这些未得任用的士人构成一个有力的中等阶层，他们指点无暇读书的做工之人，又襄助官府料理地方事务。他们的见识使他们得以掌握大部分产业，而其中很少有人能积累到足以欺压他人的财富。国中的舆论由他们造成，时而由他们左右，时而又被他们束缚；对于新的影响，他们或取或拒，交相为用；当民众的权利有被侵夺之虞时，他们有时能成功地挫败官府的举动，有时又与当道联手以弹压乱事或赈济苦难。

这一阶层没有什么品级的标识，向每一个人的最高才具与努力敞开；而它把世袭之权彻底消解于无形——若无此制，世袭之权迟早会造成一个享特权的寡头集团和一个据有土地的封建贵族——这一点正可见其鼓舞生机的、民主的影响。它凭着经书及其注疏中所教的政治权利与本分这一纯然的教化之力，使中国人免于第二次分裂为许多小邦。这一制度虽把人人摆在平等的地位上，而人性——我们都知道——并无这样的平等。在其肇始之际，它大约因合乎时宜而得到各阶层的普遍拥护；不久，无数怀抱希望的士子唯恐它被废止、唯恐自己毕生的事业因此落空，这一层抗拒之力又助成了它的延续。至于今日，才具、财富、学问、势力、父祖的官阶以及钻营，无一不能为猎取这些彩头而竭尽其力。倘若这些彩头像今日美利坚合众国那样朝不保夕、或者非拉拢民众的选票不能到手，这一制度定然早已垮掉，因为「所得不偿其烛」。然而在中国，皇位赋予政府一种恒久的品格，足以抵御一切离析的趋向，并使每一个在位者都以巩固那赐给他官位的权力为自己的利益所在。这种忠诚在近来的叛乱中表现得极为触目：在那十八年惨烈的杀戮与荒毁之中，没有一个朝廷命官自愿投附太平军，而以死抗拒者则数以百计。

此处已无篇幅再多引经书的文字来充分显示其品性了。那些文字足以证明：中国的少年，与基督教国度的少年一样，所受的教诲是一种高于他们实际所行的行为标准。所不同者，中国少年所操练的是本国文字中最上乘的道德之书；倘若所罗门的《箴言》与《新约》在我们的学校里能读得像《四书》在中国那样透彻，我们的青年将更能胜任一个良善而有用的公民之责。

正因如此，文事在中国一向压倒武事，从未有过肆无忌惮的凯撒或拿破仑能借军队以自大。中国的军队若与西方各国相比，自然不值一提；其用途倒近乎巡捕，其保民或扰民之力，全视驱使他们的人性情如何而定。然而在中国，军队从未像被那几位大统帅所用的那样，去摧毁它所赖以存立的制度；虽说它的孱弱与不整肃，对百姓来说往往弊多于利。可是军队倘若真的强盛精悍起来，则在野心的君主手中必成一种可怖之物，成为国家财力的漏卮，或许还会成为别国的威胁，最终则成为本国的毁灭者。做官的人在年少时已被教以在君上身上当敬重什么；如今身居其位，又领悟到审慎正直的官吏确能得赏得升；而阅历也使他们看到，太平与富庶乃是善政的目的与凭据，也是衡量自身是否称职的最好尺度。

对国家与人民的种种结果

这种把受过最好教育的人送进官府的共和式办法，还有一个可以觉察的结果，就是国中没有奴隶或农奴这样一个阶级。奴役以一种变通的形式存在，即以人身抵债；成千上万的人由于这样那样的缘故终身处于这种奴役之中。然而封建领主的消灭，同时也意味着与之相对的农奴阶级的消灭，以及对贫穷债户的欺压之消灭——后者正是罗马执政官时代的情形。唯有自由之人才可以入此较艺之场，但奴隶所占的比例太小，不足以影响大局。印度的种姓之制曾生出那样恶劣的后果，而中国绝无类似之物，这一点大约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

此制不能移植他国；它是与中国人的天性相契合的，而他们对其运作也早已心满意足。若说使它变得清明，自然大有好处——前提是大多数百姓仍被搁置在今日这般蒙昧之中；然而他们一旦在知识上提高起来，不久便会把这一切整个儿翻转过来。它虽有种种缺陷，却确实在使政体绵延巩固、并为百姓求得一批比任何别的途径所能求得的更公允、更精干的官吏这两事上，成就了重要而有益的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为国中最有野心、最有才具、最不安分的人物提供了一条体面的出路，足以尽其全力；而到他们出仕之日，那些抱负与才力早已被操练、被塑造成有用之才，此后便终身致力于维护那个他们本来或许会加以摧毁的制度。中国教育与这套考试制度的实在好处，大半是在举人之名授予以前便已达到的。这些好处在于：在民间普遍散播对文字的敬重与爱好；在一条体面的进取之路上把国中真正的才干揭示于统治者之前；使人人对本国文字中最好的道德之书熟悉到这般地步，以致不能不受到某种有益的约束；把教育的普遍水准提得如此之高，以致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让儿子略读几年书，好教他将来在世上立得住脚；最后，通过所有这些影响，有力地支撑着帝国现有的各项制度。

由于对本国最优秀的心灵所留下的著作有了如此贴切的领会，中国的少年学到了与一人独断相对立的、民治的原则；而这番教诲的结果是：从来没有一位君主能够使用常备军以奴役百姓，或攫取民众劳作的成果以供一己的私欲。中国的政情之中，再没有比这一点更值得注意的了：他们对皇帝怀着无边的敬畏，而每一个人却又抗拒不公的赋税，并且合力去打杀或驱逐苛虐的官吏。受过教育的人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贵族；而取得第一级功名、由此跻身于「绅衿」之列，便被认为足以抵偿为求取它所耗的一切钱财与工夫而有余。总而言之，可以稳妥地说：在维持中国政府之稳固、并解释其何以能够绵延不绝这一点上，这些考试比任何别的单一原因所起的作用都要大。

此制在实行中的缺陷与积弊

这一制度的主要缺陷与舞弊，三言两语便可揭明。有些是它本身所固有的，另一些则与其说证明了制度及其调和运作之不善，毋宁说证明了人的材质之不良。得中的士子欲按其才具而得官，其路上的一大阻碍，便是官府对那些能以银钱买到虚衔实职者的偏袒。一八二二年有两位御史上疏御前，指陈卖官所生的种种弊害，即：把僧道、剪径之徒、商贾以及别的不肖或不学之人抬举到要紧的位置上，而在勤苦向学的良士获取其劳作之报的路上设下无法逾越的难关。他们说卖官之法始于汉代，但指出今日行之，其可耻更甚，因为所得之资一概入于内帑，而不用于公家之事；因此他们建议裁减宫廷的用度。这两位东方的约瑟夫·休谟所举出的、他们认为浮滥的款项之中，有内廷脂粉花木之费银十万两，有伺候的小内监薪给十二万两；圆明园的园林用去二十万两，热河的苑囿几近五十万两，而圆明园内官员的俸给与妃嫔的赏赐则在四十万两以上。他们接着说：「此数项之费若能裁革，便可省去无益之支一百余万两；人才可由此进用于国，而民之财力亦得保全。」

由于卖官之风盛行，他们说，等候任用的进士在五千人以上，举人在两万七千人以上；而名列前茅者得名已在三十年前，照此看来，等到终于得了差使，怕已老迈不堪任事，头一次考绩便要被斥为衰庸。正途考试所守的规条极严，而买官的人却什么也不问；银子一交，便即到任视事。两位御史举了三桩卖官之事，所入合计二十五万两，并称此项收入二十年来总共不过数十万两而已。他们又举出这班恃财而骄的官吏种种恶劣的行径，以证此法之害。「如僧人相扬，本禁锢不许出仕，乃以赀得官；宁波道员，出身骑马劫路之徒，亦以赀得官；此外出身至卑污者尚多。而此辈之贪与酷，反被称为廉与明；施重刑以使民畏惧，而上司则指其为有决断：此即吾辈之能吏也！」

在痛斥了「上自总督、下至州县，无不相与蒙蔽君上以遂其私」的通例、并特别指摘首辅托津的舞弊之后，他们以表白自己的忠悃作结：「皇上若以臣等今日所陈为是，而见诸施行，则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可慰；而三军、国人与穷苦小民，皆可为之心喜。臣等虽斧钺加身、鼎镬就死，亦所不辞。」

这两位御史把「捐纳顶戴」之所入估得实在太低了：一八二六年这一项便入银约六百万两，其后三年间又时断时续地行之。一八三一年，伍浩官的一个儿子因捐银近五万元修葺广州附近的堤围，奉旨赏给举人；另一个儿子则因为新疆用兵捐银十万两，获授「盐运使」的官衔品级。此二人都未曾任过有实权的官职，大约也不曾指望；许多人只要用钱换得衔名、顶戴、翎枝与袍服便已满足，情形想必也大抵如此。卖官一事，倒是被当作国家不得已的权宜而受到容忍，未必就一定把暴虐之徒送上公堂；然而一八六三年京中礼部考官柏葰舞弊私发文凭二三张，他的伏法便伸张了国法，也使人不敢再拿这制度的命脉来玩弄。本朝以来，武人常被派作州县之官，而把衙门中的细务委之于贫寒的读书人；这更使后者对文场心灰意冷、不愿再去。

中国的语言文字本身，几百年来一直有助于保存其制度、并在如许纷歧的方音之中加强民族的同一；然而如今它反成了他们进步的障碍，也可指为浸染这一套教育与考试制度的另一桩不幸之处。因为一个中国人无法用本国的文字写出一部关于外国语的文法书，使另一个中国人可以不假他助、凭此学会说那一种语言。于是这个民族便没有现成的途径去了解外国人最好的思想。既然如此，他们第一流的学者对别的种族、别的时代、别的国土的懵然无知，与其说是他们的过错，远不如说是他们的不幸；他们尝够了闭塞孤立所带来的恶果。其一便是对那些本可从研习外邦的道德、科学与政治见解中得到的长久益处全然无知。既然舆地、博物、算学以及外国的史事与语文都不在课程之内，这些专以经书受训的人，对本国自然生出扭曲的看法。做官的人于本国的国力、物产与相形之下的影响力，满怀自负、无知与骄矜；一旦遇上更高明的技艺或更强的力量，便束手无策。不过这些不利之处虽大——而且一向如此之大——却多半是由他们隔绝的处境自然生出来的，如今正在作用于朝廷与百姓的新影响之下迅速消退。凡目睹这一番惊人蜕变的人，其最要紧的一个愿望必定是：但愿这些力量不要把他们古老的规制瓦解得太快，快到其中那些好的东西来不及恢复与保全。

卖功名与伪造文凭

另一桩弊害是为求取功名而行的贿赂。只消在文卷上做下某种记认，考官便能轻易挑出该取中的是哪几篇；据说在广州，一个秀才的功名值八千元，然而六千应试者之中出得起这笔钱的实在寥寥。寒士把自己的本事卖给富人，说定了价钱便入场顶替雇主应试，一旦败露，便甘冒身败名裂的风险与刑罚；若价钱少些，他们便在考前为富人代作准备，或者索性把文章整篇写好，让那位有钱的蠢材背熟。买伪造的文凭是另一种取得科名荣誉的办法；从北京所破获的几桩案子看来，此风之盛竟至于斯。把这一项与别的积弊合起来看，真令人诧异：竟还有人能这般孜孜于学、这般自信其才具，以为单凭学问便可跻身仕途。一八三〇年《京报》上载有几件公文，说是一名微末的官员勾结户部的几名书吏，历经二十任堂官的先后管辖，卖出伪造文凭二万零四百一十九张；而在安徽省，户部所属衙门中的书手也同样干了四年，该省有四十六人因执有伪凭而定罪。此案中的各主犯一概拟斩。仅此数案，已足见国中真正的才干若无银钱相助，是很少能坐上官府之堂的；而这类劣迹见诸《京报》者，恐怕也不常有。学政也把秀才的功名卖掉，致使应得的寒士反被摒于门外。一八二八年，钦差特命查抄江西学政衙署，搜出银四十万两，此人遂自缢以逃进一步的惩处；一八三三年广州的学政也如此，据推测所犯亦同。大多数官员的不义之财，大约正是循着这样的途径回到市面上流通的。

这些骇人的积弊，看来已动摇了整部国家机器赖以和谐运转的那条原则；然而就其结果而论，却又不能否认：中国政府中最高一层的官员确实具有相当可观的才具与学识，并以一种颇见操守、爱国、勤勉与秩序的态度操持着这架笨重的机器，足见其中的领袖人物是选得不错的。一个当初凭伪造文凭或径直用钱买到顶戴的人，若无几分学问与才干，便休想升迁，连原有的位置也保不住。一八四四年耆英在与美国公使议约时所延请的三位委员之一，是一位相貌可憎的候补知县，连一纸寻常的公文也几乎写不出；这位不学无术之人如何为人所轻，是一眼便看得出来的。因此不妨公平地推断：得中的大彩头总还够多，足以激励一代代的士子去竞逐，从而维持住民众崇文的风气。这些考试把国中优秀的心智成批地聚在一处，使他们得以彼此交换见解，并能以一种略近于舆论的东西来遏制官吏的欺压。在北京，数千人自最偏远的省份赶来应试或襄理三年一次的会试，这番聚集对他们的统治者与对他们自己都发生着巨大而有益的影响。别的任何一国的京城里，都不曾见过这样的景象。

秀才所得的影响与尊重

估量苦读之报时，还须把在本乡本土所享有的那一份不小的权势与影响算在内——无论此人得了文凭与否；而这种乡里间的看重，正是读书人一生中最寻常的酬报。凡未曾特设官吏的村落，这一类人几乎必定成为头面人物与最有势力的人，而那正是一个中国人最愿意显扬于其间的地方。得中的人还获准在门前竖旗杆，或在门上挂一方红匾，标出所得的功名；这既是无害的、又是叫人称心的读书之报，正如别的国土上人们在名字后面加上「剑桥」「牛津」、或神学博士、法学博士一样。

落第者的命运则各各不同。成千上万的人去当塾师、讼师、衙门书办；另有些家道殷实的便回家去。有些人渐渐沦为乞丐，靠行医、算命、代写书信之类的营生勉强糊口。许多人转而去学写契据以及产业往来所用的各种文书格式；另一些指望着给武官帮办公事；也有少数做了著作家：总之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设法把所学的派上用场。

考试期间，士子云集京师，官府总小心翼翼，不以刑罚去激怒他们、不去触犯他们的同类之谊，而宁可以劝谕与告诫诱使他们以身作则。一位官员自身的声名，与他对士子所能施的影响、以及士子肯否听他的告诫，关系极大。浙江有一位考官，被一个仗着不受笞刑之免而无礼的秀才惹恼了，揪他的耳朵以教他懂些规矩；不久，这个秀才与另外两个同等功名的人因诽谤之事被告到这同一位官员面前，其中一人被掌责四十。到了下一次考试，十名秀才愤于这种于法无据的对待，拒不到场；而所有应试者一见是谁来主考，便立刻一哄而散。总督为此事上奏，请将这位官员、以及另一位就此事大肆张扬、在人心上闹出很大风波的官员，一并降调，并将那几名秀才褫革功名。河南有一位地方官责了一名士子二十板，聚集的众士子群起把帽子摔在地上，一齐走了，把他一人撂下。一八四二年，广州知府因在英军围城时参与赎城之事而为市民所深恶，士子们拒不承认他作主考；他到考棚里来就座时，众人以砚台掷之，把他赶出了屋子；不久他便辞了职。秀才之所以或许比举人更难驯，大约是因为他们彼此熟识，而所应之试又由本地官员主持；举人则慑于主考的品级，且来自一个大省的四面八方，彼此少有同气之感与交情。不过考官们总是煞费苦心，力避得罪任何一群科第中人。

于是，我们在这一番不得不略嫌草率的撮述之中，看到了一种制度的运作与规模：它教应试者去持守他们从那被引述不倦的「古人」那里学来的自由与平等之原则，从而为一切人打开了进身之阶。这些制度若要保障并增进人民的最高福祉，所需要的——他们自己其实也这样说——不过是在政府的每一个部门中忠实地推行罢了；就我们所见而言，要证明其智慧之卓异，再没有比这片土地上普遍的安宁与秩序更有力的凭据了。然而当一个人看到公堂上的不公与欺压、宗族间的世仇与械斗、平民中间弥漫的诳语、愚昧与污秽，以及每一个阶层里为糊口而进行的不择手段的争夺时，他不免诧异：何以普天下的无政府状态竟没有把整架机器毁掉。但是「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中国人在人类治理之道的大目的上所达到的程度，似乎已是人在不知神的启示时所能达到的最高处。至于那启示——就其伟大的真理、其赏报、其盼望、其激人向善之力而言——尚有待他们领受。在这「秦国」之地，新与旧之间这场争斗的过程与结局，将在人类的历史上构成极可注意的一章。

中国的女子教育

论到女子教育，中国的著作家身上有一桩奇特的反常之处：他们一面极力强调母教在陶铸幼小心灵、引之向善上的作用，一面却没有更多的人把心思用在为女子编书、为女子设学上。不设女学，在社会的状况里可以找到若干缘由，其中最显著的自然是妇女在一切东方社会中的卑下地位，以及普遍轻视女子心智之能力。况且合格的女师也无从多觅；此外还须加上一层，即让女孩独自上街颇有风险，很可能被人拐去。男孩读书的主要动力——做官的指望与前程——在女孩那里是没有的；而中国的文籍，在她们已有的一身家务之外，也拿不出多少东西来酬答她们学它的辛劳。然而教育并不全然限于男子：华南一带女塾并不罕见，请西席到家中教闺秀读书也是常有的事。这自然只是一句比较之言，在南方诸省远比在北方诸省为确；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断言：中国人以文墨之能为妇人之光，其看重的程度远过于印度与暹罗；中国史册上所载女作家的名字，开列出来将是长长的一串。一八二〇年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在任上刊刻了亡女的一卷诗作；而文人也大多愿意自家的女儿于音律与诗歌、并作文与经学上皆有造诣。这样的教养被认为与她们的身份相称，且能为门第增光。

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是班惠班，又称班昭，即撰《前汉书》的史家班固之妹。班固死后，她被任为史官，续成其未竟之作；卒年七十，和帝以公礼葬之，并赐号「曹大家」。约当西元八十年，她被任为皇后之师，并写下了世上任何语文中第一部论女子教育的书，名曰《女诫》，此后许多论女教的书皆以之为本。她著述的宗旨在于提高女子的品格，使之归于德。她说：「女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在她以及别的女作家的著作里，德行之训与持家各事之教，比本国经史的学问更受强调。

《女学》论妇人

近世中国最杰出的文章家之一陆耀，曾为女子刊行一书，名曰《女学》；从他的序中摘出一段，便可见中国讲道德的人于女教一事一般抱着怎样的见解。

「天下之治本于风俗，而风俗之正必在齐家，齐家之要则多系于妇人。周之盛世，贤女懿行足为表率，以化天下之俗——其流风且下逮郑卫之世。若帷薄不修、或悬之不正（即男女之别不严），则乱自家入，终至于弥漫天下。妇人诚为风教之源，自古迄今，莫不皆然。女子趋善趋恶，相去悬绝；其性所向背互异，欲使之同归于一，则莫如教。古者男女之幼皆有教焉。《周礼》曰：『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然其书不传于今，其条理次第已不可得而详矣……

「女子之学与男子之学大不相同。男子可以终身为学：或出或处，皆得寻绎经史，遍通诸家。而女子受学不过十年，即以持家为事；百务纷纭，心神分夺，无暇静学，故于著述之精深者未易通晓。文字既不能贯串，义理遂不能尽明；譬之水已离源，遂不能以之绳其身。然则谓女教不须有一定之书，可乎？百工技艺各有其师，而于风俗有如此之影响者（谓妇人也），独可不教以其职分与所当守之限乎？可惜者，此类书中未曾采录孔子之言以为词章之先导；亦可惜者，未曾采录程、朱诸儒阐发圣言之注疏，并遍取百家之书，择其当者而弃其余。此类书与《小学》之属并行于世；然一旦置之妇人之手，则使之如盲者之无相，彷徨往来而不知所之。自古及今，此一大阙如也。

「妇人之影响系乎其德，故于此一节言之特详。首言事夫与事舅姑；次言待叔妹之顺、处娣姒之和。其未嫁者，则有事父母、事诸嫂之道。为嫡者，不可有妒心；处贫约者，当安其分；处富贵者，当戒奢戒骄。又教之以居患难、处安逸之际何以守身，何以重义，何以守节，何以复仇。为母者，教其子；为继母者，抚爱前人之子；位分尊者，当下逮其卑者；一切术士、妖尼、巫觋，尽屏绝之：一言以蔽之，守礼而远于恶而已。

「女子之言语，不当轻率多辩，而当一一中于正：或进言于夫，或规谏其夫，或训教其子，或维持礼节，或虚心以授其所历，或弭患于未形。女子之容止当端庄严肃，而又随事得宜：事父母、承接与敬事其夫、起居坐立、身怀有孕、居丧之时、兵乱奔避之际，无不当合于仪。育蚕织布为妇功之最要；备膳以奉一家、洁治祭祀之事次之：件件皆不可忽。凡此之后，方可以读书问学补其余暇。」

冠以此序的这部书，与其说是一部课本，不如说近乎斯普拉格的《致女儿书》；它是一部供闺阁诵读而不是背诵、供奉行而不是应对的手册。然而，倘若这位道德家所立的训诲真能见诸实行，则国家之幸莫大焉；一个异教徒能写出下面这样的话，实在足以为他增光：「小儿在襁褓之中，笃爱其母；其善端何在，母无不见，而父或有不及知者。故母之教为尤切；唯其不智之溺爱，遂使其子日骄一日（如麝之愈陈而愈酸愈烈），因而几于败之。」——「天道福善祸淫；获罪于天者，迟早必受其罚：明白之训诲，实为世间福祉之所自出。妇人不学，则如面墙而立，一无所知；教之则知，知之则可以效法前贤。」

然而，若指望妇女的地位或其教育的范围会有什么改变，除非外来的影响施于她们身上——除非那在别处正以教导她们明白提高地位所本的原则、并教她们如何自守此位的工作在此处开始——那便是枉然。中国人无论如何并不把女子当奴隶看待；若把她们在中国的境遇与今日别的未受福音之邦、甚至与古代的王国或回教诸族相比，则在许多方面都可洗去他们在这件事上所蒙受的大半恶名。

女子蒙书选录

有些迹象表明：识字能文、足敷日用之需的女子，其数目要比粗略考察之下所显示的多些。可举以为证的，有专供她们使用的尺牍范本，其中把各色便条书信的写法一一教到，或许只缺情书一门。上文所提到的那几部为提高女子而作的书，也是又一桩事实。有一位有品级的满洲官员名叫信宽，嘉庆朝官至江西巡抚，于一八三八年为女子编了一部蒙书，名曰《女儿语》。全书四字一句，皆是关于持家、举止、育儿、洁净等事的格言与短训，写得便于记诵。这既可见文人以怎样的方式关心少年的教育，也进一步表明此类书籍确有需求。从这部蒙书中摘引数句，便可见其大旨：

邪色勿入于目，

秽语勿污于耳；

言语粗鄙之人莫看，

其所污之地莫履。

心上须防不洁之念，

手中莫惯偷闲之懒；

如此则无遗漏迁延之事，

临忙时不致夺汝之工夫。

凡抚育婴孩，

当慎其太饱太暖；

幼时所纵之自由，

须早以规矩绳约之；

防其近水近火、近于愚顽之人，

慎其跌扑致伤致残。

凡肉食果实，当其伤风之时，

于稚子皆为毒药——

既须小心照看，

又须容其游戏之余地。

凡所命之事必严，

如此方可远于灾祸。

女孩子以能显露其识字之能为荣，这一点足证识字并不普遍；而能文的闺秀普遍受人敬重，又足证她们也并非那样稀少。不过就一切实际的效用而言，不妨说中国有一半的人于书本一无所知。女子教育既这般为人所乐许，对那些正在各传教驻地设法兴办女学的善心人士与女士们，便是一重鼓舞；因为在愚昧之外，她们至少不必再同成见搏斗。

十中国语言的构造

从中国人对学问的重视，以及加于学有所成者身上的种种荣宠来推想，人们大约会以为：中国的文学之中，必有许多值得探究的东西。然而，在一个已经熟知西方学术之富藏的人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而平心而论，这样的比较原也不尽公平。可它仍有理由引起一般学者的注意：因为它是人类中如此庞大的一部分的文学，是他们历代最贤明、最可敬的心灵累世劳作的结果。它是在一种独特的文明之下发育起来的，所呼吸的精神与西方圣哲的著述截然不同——这一点，或许更增添了人们的好奇：想知道它的长处与短处究竟何在，并想得到若干尺度，好把它同亚洲乃至欧洲别国的文学相比较。它所用以书写的那种语言——一种格外神秘、与一切别的思想媒介都迥异的语言——也替它的奇特名声添了几分；因为人们揣想：凡「裹」在如此繁复的字里的东西，其内容之可贵、其笔法之优雅，必定超乎寻常，其新奇也必不亚于其深奥。虽则平心的考察将揭出：论探研、论学识、论天才，它其实不过中庸；然而剩下的东西也仍足以使它值得东方学者乃至一般学者的注意。

它的若干特点，源于语言的性质与教学的方式，二者都影响了作者的文体与思想：因为他们自幼被教着按古人的范本造句，这一番努力便把他们的思想也铸进了同一条沟槽。摹仿起初是本分，不久就成了必然。中国的读书人抛开自己天资的指引，很快就学会把他的范本不但看作本身即是全部真理，而且看作一切可贵之物的总汇。加之这种语言性情倔强，使人不可能借本国语去学别国语，因而更压抑了学者想通晓外国书籍的一切愿望；他既对那些书与其作者一无所知，便容易断定：其中并无值得知道的东西，不值得费工夫去读，也不值得他屈尊去查考。中国的邻邦，在文明、政治、学问与财富上，无疑都逊于中国；这一事实滋养了他们的自负，压抑了远游以探究远方究竟有何物的愿望。因此，我们在评判中国文学的品格时，不可忽略它得以长成今日这般体量的这些情形；我们将断定：贯穿其中的那种一律，恐怕既出于他们的天资，也同样出于这个民族的孤立与对范本的奴性摹仿——事实上，二者是交相作用、彼此影响的。

中国人之为「同文」之民，其主因与其说在别的什么，不如说在他们文学标准之高，以及由其经典所衍生的政治制度——正是这些制度推动并酬报着学子们掌握这门语言的努力。这一特征，同罗马人直到末年仍然保有的「杂语」之貌恰成大对照，其缘由与结果都是很有趣的探究题目。埃及、犹太、叙利亚、希腊与拉丁诸种语言，各有自己民族的文学；其力量足以使这几个民族依旧眷恋自己的母语，而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及别的臣属之民，因为没有书籍，便取了统治者与征服者的语言与文学。于是那个「半铁半泥」的王国，罗马的手一松就分崩离析；而中国的趋向，则始终是重新合拢、复归于一。

在这篇关于中国语言的简述里，只须就文字的起源与构造、以及书面语与口语的成语和声音，作一些交代，使人对它的各个部分有个大致的观念，并看出书面与口头两种媒介的区别及其交互的作用，也就够了。二者都是古体的；因为这些符号阻止了声音上的一切屈折与黏着，也阻止了一切用以标明各字属于何种词类的记号。它们像那十个数码，本身并不含读音，其意义与其说是传给耳朵，不如说是传给眼睛。

中国的著作家无从追溯其文字逐渐形成的过程（这自然是因为在文字形成之后很久，才可能有可解的史料），便把文字归之于他们远古的君主黄帝，甚至更早，归之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伏羲；仿佛他们认定书写之于人，一如衣服与婚姻之必需，而这些也都出自伏羲。另有一位约当公元前二七〇〇年的神话人物仓颉，被认为因见龟壳上的纹理而悟出以符号表意，进而摹写自然中的寻常之物。

日本人曾试着把他们的假名附在汉字上以指明格与时，可这样的配搭在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看来却不伦不类。我们若勉强在英文里作类似的拼合，大抵就像用「一—性」「一—状」「一—了」去写「统一」「合一」「联合了」，或用「三—一神」去写「三位一体之神」一般。

在这个可以传递思想、并使之永存的媒介形成之际，中国的史家说：「天地鬼神，尽为震动。鬼夜哭，天雨粟。自有文字，人心之机诈始行；讹言日多，狱讼兴起；由是巧言令色，遂使天下大乱。鬼之所以夜哭者以此。然自有文字，而礼乐兴，义理明，人伦著，法度立。为政者有可稽之法，为学者有可尊之据；故天喜而雨粟。经生、史家、算家、天文家，无一能舍文字而后可。若无文字以证已往之事，则鬼可白昼而哭，天亦将雨血矣。」这则奇异的神话，或许掩着一桩不止值得一提的真事——它表明黄河边早期的居民曾同心协力，要用比从前所用的结绳更明白的东西，来记载法令与事件。它的形态，同卡德摩斯创制希腊字母那则寓言的个人色彩，恰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对照。

这种语言起源的年代，与西方各种字母的起源一样，湮没在洪水以后历史的最早时期里；但毫无疑问，它是今日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语言，并且与埃及文字和楔形文字一道，同属人类所用最古老的书面语言。埃塞俄比亚文与科普特文、梵文与巴利文、叙利亚文、阿拉米文与巴列维文，都已成了死的语言；而今日仍在说的希腊语、拉丁语与波斯语，与古体相去之远，非专门研习不能读懂其古书。中国的书面语与口语，历代以来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并且大大加深了中国人与人类其他支派之间那道宽阔的分界。可见这是唯一历经岁月而存活下来的活语言，其缘由无疑在于它的表意性质，以及每一个符号中全然没有读音作为不可分的成分。正因如此，字的形与义反倒结合得更紧，因为每个读者尽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或依本地师长所教去读它。他不会因自己的乡音而不能同那些书写同样符号的人交流思想。到后来一种伟大而可贵的文学兴起，维系这书面语言便成了那些读其书、慕其书的各族人民维持民族生命与完整的首要因素。这种语言也不曾像希伯来人、亚述人以及上文提到的别的民族的语言那样，因某个说着土话的邻族骤然兴起、在体力或智力上占了上风，就被废弃而遭取代。因为我们看到：凡字词同时代表意义与读音的拼音语言，其依赖于地方方言，正如中国语言之依赖于其符号；于是在前一种情形下，一旦读音变得太多，以致意义晦暗了，书写的方式便多半要跟着改变。那时唯一能护住书写形式的，只有其文学的广大与它被使用的多寡；而人们既学会读书，就越来越倾向于把义与形联在一起，把音看作口耳相传之物。要找这方面的例证，我们不必舍近求远：我们自己语言那累赘的拼法，大半正是因为不愿改变义与形的旧有联系——而改用表音的体系，就势必要动这联系。

中国人在其存在的任何阶段，都不曾有过更改字形的诱因；因为亚洲与他们毗邻的国家，没有一个曾造出可与他们抗衡的文学；也没有征服者来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他们；他们的语言把他们同别人的智识往来完全隔断了。这种孤立，在文学的狭隘以及回过头来束缚心灵这两点上，固然带来许多不利，却也不是没有补偿。一种独一无二的民族生命由此形成；而中国人民的太平、勤劳、繁庶与健全的自豪，其根源多半也可以追溯到这自养自足的语言上去。

中国人对自己的语言下过极大而可嘉的工夫，也给我们备下了研习所需的一切书籍。既知原初的符号是表意的，事势便逼着它们尽量简省，不久就为一切常用之处造出了约定的记号。他们的符号在不同时代、不同列国之间确曾各异；直到真正的文学出现、读者日多，异体才被淘汰，一律才成了追求的目标。这种语言最初的字，取自天然的或人造的物，起初不过是这些物的粗略轮廓。大多数的形体都保存在本国文字学家的著述里，其历代的渐变也在那里可以看到。起初所取的物为数不多；其中有日、月、山、兽、人身各部等等的符号；画的人似乎也别无他求，只要勾一个轮廓，略加解说便可明白。因此，那幅图画大概凡见者都认得出是「月」；那一幅是「鱼」；余可类推。显然，照这个法子所能画出的图画，其数目远不能与一种语言的需要和用途相称；于是不久便不得不求助于更复杂的符号，或把已经通行的符号加以拼合，或采用约定的、表音的记号。这几条路子，都曾或多或少地走过。

中国的文字学家把本国语言里所有的字分为六类，叫做「六书」。第一类叫「象形」，即摹形之字，是那些在原初的形体与所表之物之间还看得出明白相似的字；它们属于最早造出的字，虽则列在这一类里的六百零八个，并不包括全部原始的符号。这些最初的形体后来变动太多，其相似之处在大多数字里都已消失；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改用纸、墨与毛笔，而不再用从前写字所用的铁笔与竹简：圆转的笔画，用铁尖在硬木上比用毛笔在薄纸上画得更分明；因此方折的笔画与方正的形体，便逐渐取代了圆的与弧的，简省的字形也就代替了原来的象形符号。这一类里所举的，有如下诸字：龟、车、子、象、鹿、壶、山、目。

第二类只有一百零七字，叫「指事」，即指示意念的符号。它们与前一类的不同，主要在于这些字是把已成的符号加以拼合，使其位置或组合足以指出某个容易由此推知的意念，并点出属于它们的某种性质或相关的情形。中国的文字学家认为，这两类已包尽了本国语言中一切或全或偏地描画物象的符号，其意义或由与物相似、或由各部分的位置而显明。列在这一类里的，有如：月半现，表示夕，今写作「夕」；日出于地平之上，表示晨，今写作「旦」；口中有物，意为甜，今写作「甘」。

第三类共七百四十字，叫「会意」，即合意之字，包括那些由两三个符号合成一个意念的字，其意义或由各部分的位置、或由彼此之间假想的相互影响推出。于是日与月相合，为「明」，表示光亮；木在门中，为「闲」，表示阻隔；两木为「林」，三木为「森」；两人在地上，传达坐的意思；口在门中，意为问；人与言，意为诚与信；心与亡，意为忘；犬与口，意为吠；女与帚，意为妇，指她操持家务；笔与曰，意为书，或书写。可是在这些合成的字里，并没有某些著作家所说的、属于这种语言的那种完美的图画文字——即能使一个不懂各个符号之义的人，据以断定合成之组的含义。恰恰相反，在多数情形下可以断言：由两个已知的符号合成的第三个意念，通常总须多少加些解说才能定其确义，才能消除本来会生出的疑惑。譬如日月相合，既可以说是日蚀或月蚀，也可以表示时间的意念，而未必就是光亮。木在门中，说是门槛与说是阻隔，几乎同样自然；余可类推。一横在门中，更自然会使人想到闭上或闩上的门——那正是「闩」的意思，古时写法又自不同；然而这些组合所要传达的意念，同原始的符号一样，仍须先经解说；不过一经解说，日后看到它的构造，那意思便容易在心中重现了。

有一种见解竟得了那么多人的相信，说这些字的意义容易由其形体与构造推出，这是有些奇怪的。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字能单凭察看其各部分而得其确诂；而如今列在这一类下的某些字所给的释义，牵强附会到那样的地步，正足以表明：汉字之形成，并不比别种语言的字词更合于规矩绳墨。杜邦索所力辩的那个错误，大概起于把「音」与「构造」混为一谈，并由此推论：既然各国用这种文字作书面语的人，写出来彼此能懂，说起来却互不相通，可见它完全诉之于眼，无须先加解说。

第四类叫「转注」，即义之反转者，包括三百七十二字，是那些因某种反转、简缩或部分的更动而获得不同意义的字。这一类不算大；然而这些以及别的对原始符号所作的、用以表达抽象与新意的变通，表明用这语言的人要么当下便看出：若一味造象形之字，这语言将何等累赘；要么便是造字之思穷了，于是在已知的字上作些或多或少出于约定的改动，以得出表示不同意念的分别记号。于是「又」是手，向右为右；反其向为「左」，即左。心置于奴下，为「怒」，表示忿怒；丝线断绝为「绝」，表示断；反其向则表示接续。

第五类叫「谐声」，即合声之字，含两万一千八百一十字，几乎是这语言里的全部。它们是由一个象形的符号与另一个仅授其音于合体之字的符号合成；前者多少总带些新的意思，后者则失去本义，只给出它的名。在这一点上，汉字胜过阿拉伯数码；因为像二十五、一〇一之类的组合，虽对使用它们的各国人传达相同的意义，却永远无从指明读音。这种以表意与表音的符号相合而造新字的办法，使中国人得以增加字数而不必增加原始符号；不过这些合体之字——杜邦索称之为「意音字」——增加得并不很快。在安南，这类字历年积下竟至那样多，以致该国所刻的汉文书都难以读懂。这类字大概是怎样生出来的，看一八三二年广州的一桩事最容易说明。当时有一道告示要提到蝗的幼虫；本地人叫它的那个音，与「南」字相同，可这个音在任何字典里都没有相应的字。要向凡是有这种虫的地方的人指明它，只须选一个人所共晓、其音恰与之相同的字，如「南」，把它同表类的符号「虫」合起来也就够了。这样一来，凡知道这两个组成部分的音与义的人，都会明白它的意思是「名叫南的虫」，读作「南」，写作「蝻」；对广东人而言，它指的正是这种虫。若把这个新造的合体字带到本国远处、那里并无此虫，则中国人「看」到这个合成的符号，所得的消息并不比一个英国人「听」到「南虫」两个音更多；对两者都须描述此虫，才能给它一个意义。然而，若住在那远方的人把这新字的表音部分读作别的音，如读成「喃」「能」或「蓝」之类，他们就会给这新的合体字另安一个名；而当地的人听他们那样说，或许就听不懂了。可若是写出来，两边给它的意义却相同，只是读音不同罢了。

这一类下的成千上万的字，大概就是这样来的。不过，照表音部分去读的这条规矩，并不是处处可靠；因为年深日久，许多字的音变了，而其组成部分的音却没变；另一些则是部分变了而音仍旧。所以如今察看各组成部分，至多只能得出一个很可能的正确读音。凡表音部分相同的字，其音多半相近，这对读汉文是极大的帮助，对懂汉文却帮助甚小；它对保持读音不变，也很有影响。

有少数几个例子，几乎是无意中达到了真正的音节体系：把一部分的声母同另一部分的韵母相拼，便得该字之音；如「靡」字，取「麻」之声母与「非」之韵母相拼，便得「靡」之音。其组成部分的意义是麻与非，合体字的意义却是奢、费等等，与原义全无关联。这样的字为数极少；这里所说的音节式构成，大概出于偶然，并非有意。

第六类叫「假借」，即借用之义，包括那些以颇为巧妙的迁就推出其义的譬喻性符号与组合，共五百九十八字。它们与第二类的指事之字相去不远。譬如「字」，意为文字，是由「子」在「宀」之下合成——文字被看作象形文字所生养的好子孙。表示「堂」的字又有「母」的意思，因为母亲常在堂上。表示心意的「心」字，本是为描画那个器官而造的，如今却多用于譬喻之义。中国的文法家在解说字的语源与来历时，很有一番驰骋想象的余地；可他们的考究对理解今日所用的语言，助益却小。这六类的分法是后起的，是为把已有之物加以整理而设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文字并非依定则而造，而且渐渐经历了许多变化。

六类合计两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字，比《康熙字典》所收的四万四千四百四十九字少得多；不过那个大数目里包含了废弃不用的字与异体字，若把这些减去，就与前数相去无几了。这种语言里为善用所认可的、真正不同的字，其总数大概与两万五千相差不远；虽则著作家们所举的数目，自安文思所说的五万四千四百零九，直到蒙突奇所说的二十六万零八百九十九，相去悬殊。马礼逊博士编字典所本的那部大辞书，其中国编者的意见是：连同异体与不同写法在内，共有五万字；而若把加于字上的各种声调以及有音无字者也算进去，则有五千个不同的音。可即便两万五千这个数目里，也含着成千不常见的字，正如英文里的古字一样，是难得有人去学的。

要记住这么多繁复的符号，而其形、其音、其义又都是读与写所必需的，这负担如此沉重，其结果便是常用之字日减，而其义日增。这在多数语言里其实都在发生，而在中国语言里，它大大减轻了习得的劳苦。可以有把握地说：好好地掌握一万字，便足以读任何一部汉文著作，并就任何题目写出明白的文字；而马若瑟说，好好地掌握四五千字，一切寻常之需已足，其实其中三分之二也就够了。麻烦的多半是专名，或某一门学问所特有的术语。九经合计只有四千六百零一个「不同的」字，而单是五经就有二十余万言。斯当东所译的那部律例里，不同的字总数不足两千。

印刷术的发明与字书的编纂，使近代字形的确定程度远过于古时。在此之前，一些最常用之字的异体多得出奇；加略利举出「宝」字有四十二种写法，「尊」字有四十一种，可见当时既无公认的标准，学者之间往来也少。如何排列这些字以便于检寻，一向是中国字书编者颇费踌躇的事；而他们所采的种种办法，使人若无相当的语言根柢，便难以翻查他们的字书。有的把同音之字归在一处，因此非先知道某字怎么念，就找它不着；这种排法，多用于专为常人所设的字汇。广州通行的一部字汇叫《分韵》，即「分别声音」之意，就是照这个办法排的：字按韵尾分为三十三部，每部又依声调分为三四类，凡声调与韵尾相同的字都归在一起，如「甘」「谈」「蓝」「南」之类。可以想见，若不确知某字的调，要找它就得费不少工夫；即便调已弄清，若韵尾不熟，那份不确定同样恼人。因为——这在只懂拼音语言的人听来或许奇怪——一个中国人分辨调不同的「明」与「明」，倒比分辨声母或韵尾略异而调相同的「明」与「萌」、「明」与「兵」，还要容易些。

这种排法后来有一项改进，即采用佛教徒所传入、见于公元五四三年所刊《玉篇》、此后一切字书皆用的那种注音之法。此法取一字之声母与另一字之韵母相合，以指所注之字的音；如取「离」之声、「英」之韵，以成「灵」。所选以表声母者三十六字，表韵母者三十八字；只是各书所选以表之的字不同，学者难免困惑。厦门人用一部小辞书叫《十五音》，其中的字即依此理分类：先将全部字归入五十个韵，再把同韵之字按十五个声母列成一序。假设见到一个新字，其音已知；或在谈话中听到某个音而想知其义，那人便翻到含该韵母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或以「坚」字标示——再沿着声母看下去，直看到所要的那个声母，那是以「章」字标示的。在这一栏里，凡书中读作或说作这个音的字，不论何调，都依调归在一处；说这种方言的人略一练习，便能用这本手册。不过它对说别种方言的人、或本地话与编者出入很大的人，就几乎全无用处了，因为编者的耳朵便是他唯一的凭据。依表音之法编成的完备字书也已刊行，其中最大的一部《五车韵府》，分别声调之细，连最有学问的本国人也被弄得糊涂，因而作为释字之书，其有用之处反被削减了。

这两种排法都不宜于检寻不识之字，于是又生出一种按字之构造分类的办法：取每字最显眼的部分为其纲目，即部首，把同一部首的字归在一处。此法的采用晚于按音排列之法，约在公元五四三年，当时部首定为五百四十二；后减为三百六十；到明代将终，在《字汇》中最后定为二百一十四。如今因简明的《康熙字典》通行，此数遂普遍沿用；虽则如江沙维所示，这个数目本可以有益地再减，可它之能通行无阻，比什么都更使它成为最好的体系。凡在同一部首下的字，都依写成该字所需的笔画多少依次排列；至于笔画相同的字如何先后，则并无规律可言。字的其余部分，在术语上被称为「字根」；它虽未必比部首更古，用这个词却很便当。选作部首的都是常用之字，也是这语言里最古的一批；此处按其意义分类列出，以见其组合时所循的大致思路：

属身体者：身、尸、首、髟、毛、而、面、目、耳、鼻、口、齿、牙、舌、手、心、足、革、韦、皮、羽、毛、血、肉、爪、角、骨。

属生物者：人、女、子；马、羊、虎、犬、牛、豕、彑、鹿；龟、龙、虫、鼠、黾；鸟、隹；鱼；虫。

属草木者：艸、禾、米、麦、黍、麻、韭、瓜、豆、竹、鬯；木、支、屮、瓣。

属矿物者：金、石、玉、卤、土。

属天时者：雨、风、火、水、冫、气、音；日、月、夕；辰。

属器用者：匚、斗、臼、匕、刀、几、爿、瓦、衣、瓦、皿、巾、网、耒、壶、鼎、舟、车、聿；弓、戈、矢、矛、斤、龠、鼓、印。

属形容者：黑、白、黄、青、赤、玄；色；高、长、甘、方、大、小、力、尢、幺、老、香、辛、歹、卑、非。

属动作者：入、从、夂、至、癶、行、走、及、隶、止、飞、襾、勹、囗、立、覀、齐、辨、卜、见、食、言、殺、鬥、逆、止、黹、欠、比、仿、生、用、攴。

属杂项者：漠、穴、田、宀、阜、山、谷、巛、厂、匸。邑；宀、门、户、广。一、二、八、十。鬼；寸、里；无、不、伪；士、臣、文；术、贝；辵；己、自、父；丶；又；酉；糸；廾；廴；禸；氏；疋。

《康熙字典》中每一部首下所收的字，自五字到一千三百五十四字不等。部首的位置并不一律，而以在字根之左为常；有的在上，有的在下；有的把字根围在中间；还有许多并无定处，足见原初造字时并未采用划一的方案。非把这些部首学得烂熟，字典便用不顺手；而要能迅速检到一个字，还须有些练习。多数部首下所归的字群，其大意都多少自然成理，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有些部首可以互换，意义相同的字有时见于两三个不同的部首之下——这种变动，似乎起于在两三个相近的部首中择一，本无关紧要。于是同一个「盏」字，即小杯，分别归入「玉」「瓦」「角」三部之下，最初无疑是就其制作的材料而言的。部首的这种互换大大增加了重出的字形；而表音部分相同者也照样互换，更使之有增无已。这两种更换很少同时发生在一个字上；然而几乎每个部首之下，都有许多因字根互换而生的同义字形，而在相类的部首之下，也有因其交互取用而生者。于是由于这两重缘故，在「马」部之下有一百一十八个重出的字形，除去之后剩两百九十三个不同的字；「牛」部下的二百零四字中，有三十九个是同义的异形；别的部首下亦复如此。这些字在意义上的差别，不过如英文里同一词的两种拼法；它们只是写法上的变异，表面看来大大增加了字数，其实并不怎样加重学习这语言的困难。

书中还常见别样的异体，白白增添学习的劳苦。卖弄学问的人有时故用古体以显博雅；而无知草率的人则用简省或俗体，或因不知正字，或因用时不经心。遇到这种情形而那字又查不着字典，读者便全然无从下手，对外国人尤其如此；不过在中国国内，身边有本国人可问，倒不至有多大困难。俗体在廉价的书籍与书信里极为常见，其不为字典与善用所认可，正如市井俚语或矿工的黑话之于纯正的英文。它们的生出，或因写的人想省事，以笔画少的简体代笔画多的正字；或因他要用常见之字去表某句有力的俗语，而那俗语并无经认可的字，可读者按音一读便懂。这样的字，出了作者方言的范围，说不定就全然无人能解，因为那句话本身就是新的；它们各自的意义其实与全句的解释毫不相干，因为在此处它们不过是声音的记号，像别种语言里的字词一样，已失其表意之性。譬如「咖啡」「呷单」（船长）「米士」（先生）之类，无论怎么写，只要表出那些音，广州人便能懂，因为他熟悉这些词本身；可陕西人就不懂了，因为他既不知道所指之物，自然会到字本身上去求全句之义，因而全然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形下，那些字就成了一个表音之词的音节而已。写地理或历史的人常把外国名字音译过来，读者要认出它们，可真不是易事。

除了字形的变异之外，还有六种不同的书写体式，相当于英文里的哥特体、手写体、斜体、罗马体等等。第一种叫篆书（得名于创制此体之人），外国人因它多用于印章与装饰性的题刻，称之为「印章文字」。它仅次于图画象形文字，是最古的书写样式，历代以来已屡经变化。刻印章或题刻的人研习它，但从没有书用它来刊刻。

第二种是隶书，即官府吏员所用之体，约在基督纪元前后兴起，作为一种雅致的体式，用以缮写文书。如今见于序文与正式的题刻；因为它与下一体相去甚微，读它无须专门研习。

第三种是楷书，即楷法之体，是由书法的改良而逐渐形成的。它是汉字通常的形态；一个人若不能用这一体写得端正无误，便休想在同胞中博得文名。

第四种叫行书，即走笔之体，是写得整洁的人日常所用的手笔。序文与题刻、条幅与匾额上常用它；还有把它与楷书分栏并列的书，好让学童同时学写两体。行书非专门研习不能读；虽则在书本上的文字已经熟悉时，这番工夫不算太重，可要把两体都学到家，总要占去学生许多时日，本可用来长进学问的。

第五种叫草字，即草书，是比前一种更为放纵的走笔之体，满是省略，笔锋自这个字连到那个字，不离纸面，几乎全凭写者的兴之所至。它比前一种更难读；不过因为省略之法多少可以由人，草书的变化相当大，其近于行书的程度也随写者的心意而定。中国人爱好「行云流水的笔意」，爱好那种可以赏其书法之秀逸奔放甚于赏其文辞与意旨的写法，加上想把他们那些棱角繁多的字尽量写得简省，这些都促成并延续了这两种书体。所有这些形体上的花样，给学习这套求知的器具平添了多少困难，几乎不必细说。

第六种叫宋书，兴于十世纪的宋代，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后不久。它与第三种的不同，只在笔画的方正与棱角分明；这一体只有替书坊缮写上版的人才不得不学。这六种书体之中，百姓大体学会的只有楷书与行书两种；虽然也有许多人认得几个篆字，而人们——尤其经商的人——的行书，也总或多或少地近于草书。至于外国人，则很少有工夫或兴致去学写一种以上的形体，能读、能在一切场合通信也就够了。

除这些书体之外，还有种种出于巧思的体式，如摹拟各样物形的「蝌蚪文」；乾隆皇帝曾在他那篇《盛京赋》的一个版本里，汇集了三十二种。

注：作者藏有一部《千字文》，每一联八字各用一种字体，共一百二十五种，奇诡得无从摹仿，大概也从未实际通行过。

注：为使这篇名赋的满文部分不至逊于汉文，皇帝下令另「造」三十二种满文字体，照汉文的样子一并刊行。

字的笔画一律归为八种基本的笔法，都含在「永」这一个字里：点、横、竖、钩、提、掠、啄、捺。字帖里把每一种又细分为许多形态，各有名目，并说明如何下笔，每一笔之下还列了许多例子。

中国人视他们的文字为极雅之物，不惮烦劳地学着把它们写得美观、匀整、比例得宜。学生备一块涂漆的板，蘸黑水以笔在上面练。写字所用的物件，总称「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最好的笔用貂毫与狐毫制成，次者用鹿、猫、狼、兔之毛；骆驼毛则不用。所求的是柔软与弹性兼备；行家能辨出其中的高下，那是生手全然看不出来的。毫要排得齐整，扎起来收成一个纤细的尖；笔杆用专为此而种的竹枝制成。墨即世称的「印度墨」，是用燃油、松、杉及别的东西所得的烟煤，和以胶或鱼胶，再加香料制成，做成长方的锭或圆柱，上面刻着制者的名号；上品的装潢极为雅致。从前曾有一个奇怪的讹传，说这种墨是把乌贼所吐之汁熬稠而成的。用时以水在页岩、大理石或别的石上磨墨，有些砚琢磨得极精美。中国的纸以竹为料：把竹片浸于泥水，再在臼中舂捣木质纤维成浆，然后以帘捞取；浆中有时掺入少许棉纤维。下等纸全用棉屑制成；在北方竹不生长，则用构树即楮的皮，造出一种坚韧的纸，供糊窗、包裹、账簿等用。竹纸不上胶，用以保存要紧的文字是很脆弱的，容易被虫蛀、霉坏，或一经翻动便毁。

孔子的时代，削薄的竹片、棕榈叶与苇子，都用来以尖木或铁笔书写。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用绢与布，并制毛笔以书。纸约发明于公元一世纪；棉纸或许是自印度传来的，那里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用它。到七世纪，墨已能制造；今日的雕版印刷之法，则源于十世纪冯道从刻石取拓的法子得到的启发。中国人的信笺与尺牍，既整洁又雅致：用染色的窄条纸，上面以水纹印着各样寓意的图样，装在别致的封套里。信末常用一个花押代替姓名，或以一句双方心照的隐语作结，从而避去署名；这办法起初无疑是怕被人截获而招祸，久而久之竟成了朋友通信常用的落款之法。

印刷之法与这种语言如此相宜，其工序上便少有改进；而书籍之贱，使最穷的人也买得起。刻版与写字是两桩各别的行当；印刷、装订与发行，又养活着另一些工匠。第一步是把字写在划好格线的薄纸上，两页刻在一块版上，四围环以粗重的双线。书名、篇名与页码都刻在中间一栏；印出的一张便从这一栏折过去，使那些字落在折边上，两页各占一半。眉批置于页首；注释若很长，便占去上半，与正文以粗线隔开；若只是简短的疏解，则以半大的字夹在同一栏内。有时两部书合刻，一部贯穿全册占上半页，与占下半页的另一部以粗线分开。插图通常单占书前的若干页，也有少数书在正文页中嵌入刻得极粗劣的木刻。官刻的书，每页有时以龙纹环绕，或在扉页上用朱色绘此皇权之徽。

一张写好待刻的纸，翻过来面朝下贴在版上。刻工所用的木多为梨或枣；板厚半寸至四分之三寸，两面刨平以便镌刻。纸在板上干透后，用蘸湿的手指仔细搓去，每一字每一画便清清楚楚地留了下来。刻工于是用他的刀凿，把字里字外一切空白之处剜去，深一分有余；此后版便可付印，而印工的家什是极简单的。他在案前坐下，把版放在一叠纸上垫着，使它不移不磨。纸堆在一边，墨盆在面前，刷子在另一边。他取墨刷在版上轻轻横抹两下，使墨匀布版面；随即覆上一张纸，纸上再覆一张，作为衬垫。用棕榈的纤维皮在版上一两下扫过，一印便成，因为纸只印一面。另有一种更省钱的法子，通行于刊印新闻纸条、宫门抄之类，是把字刻在硬蜡的板上，往往可印到二百份才全然模糊。墨用灯烟和植物油制成，印工自己研磨。

印成的纸交给装订的人，他沿页边的线从中对折，使各栏彼此对齐；再把书页理成册，将折边对齐，全部排好之后，两面各糊上封皮。用两条纸自书背缝住，把书切齐，送到书铺。若有需要，则用线钉牢；不过这一道工序，以及在书的下切口上题写书名、做纸板的函套，通常都要等买主的意思定了才做。用这些材料做的书不如欧洲的耐久，出得起钱的人常把珍贵的书装在木匣里。书的开本自袖珍本（中国人这样称二十四开与三十二开的）到十二三寸见方的四开本都有；再大，版子就不好得了。

书价自一分钱——那是二三十页的小册——到一元半一册不等，除插图本外，很少更贵。一册书很少超过一百叶；精本则在每叶之中夹衬一纸，使之加厚。在广州或福州，《三国志演义》二十一册十二开、白纸印的，通常卖七角五分到一元一部。《康熙字典》二十一册八开、黄纸印的，卖四元；九经全部不到两元就能买到。书有沿街叫卖的，有以活动书架挨家挨户送的流动书坊，大市镇上书铺也多。除了禁止议论本朝之外，出版并不受别的检查；著作者也不受版权法的保护。有资财的人有时出资镌刻大部头著作的书版并加刊行，以显其文雅之趣。广州富商潘仕成于一八四六年刊行《佩文韵府》一部，八开厚册凡一百三十本，那些版子花掉他必在一万元以上。一副版子能印出的好本子约一万六千份；把字加以修补，还能再印一万。

这种印法的短处是：别国的文字不易同汉字排在一页上；版子占地很多，又容易损毁或散失；一有改动，所费不赀。它也有一些长处，为汉文及与它同类的满文、朝鲜文、日文等所独享——这些文字都以毛笔书写，圆转的笔画很少或全无。它的便利与便宜，加上工价之低，无疑会使它在民间长久作为汉文通行的印法。

活字的首创之荣，无疑属于一位约当公元一〇〇〇年的中国铁匠毕昇，他用活字印书，比古腾堡在美因茨刻他的字模早了将近五百年。活字用可塑的黏土制成，先在一块软泥板上刻出字来作模，铸成之后以火烧硬。这些瓷活字随即排在一个以铁条分格的铁框里，嵌进蜡、松脂与石灰所和的胶泥中固定。印时以摩擦取印；印毕把胶泥熔开，活字便松脱，洗净以备再印。

这项发明似乎从未发展到足以取代雕版的实用地步。康熙皇帝曾下令镌刻铜活字约二十五万枚，以印官府的著作；这些书如今因其精美而极受珍视。他的后人贪利，把这些活字熔去铸钱；而他的孙子乾隆，则下令铸造大批铅活字以供官用。

外国人很早就留意于制备汉文活字，尤其是为着传教工作中宗教书籍的快速刊印。头一批字模是汤姆斯于一八一五年在澳门为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所所制，用以排印马礼逊的字典。那些字是用凿子在铅合金或锡的方块上刻出来的；刻满一副字虽费时甚久，其数量与种类却渐渐增多，到一八五六年毁于火灾之前，已足供排印二十余部字典及别的助学汉文之书。一八一五年塞兰坡也铸过一副小字；一八三八年，巴黎的王家印刷所得到一套在中国镌刻的版子，据以浇铸厚板，再锯开取得单字。巴黎的铸字家勒格朗约在一八三六年，以比较少的字模制成一副规模可观的活字：他把部首与字根分铸于两个字身之上；这办法在一定范围内既省钱又省地方，因而别的字副也采用了它。

这些在欧洲的试验，表明制造与使用汉文活字可以推广到任何程度，然而就形体的美观与准确而言，其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足见惟有本国工匠才合得上本国人的口味。伦敦会驻新加坡的台约尔牧师于一八三八年在颇为不利的条件下动手——他并非内行的印工——刻制两副完整字副的字模。他一直做到一八四四年去世，只完成了一千八百四十五枚字冲。他的工作由美国长老会的柯理接续下去，此人于这一行是个巧匠；到一八五一年，他已能供给两种大小、各四千七百字的字副。其形体与风格足以满足最挑剔的眼光，如今正在日日使用。

台约尔的字副因他去世而中辍时，柏林一位仁厚的印刷家拜尔豪斯先生曾试着照勒格朗的分体活字之法，制作一副中号的；他的提议为纽约的长老会差会所采纳，几经耽延，约于一八五九年制成一副精美的活字并投入使用。此时该会在上海的姜别利先生，实行了他以电镀之法制造字模的计划，制成一大副小五号活字，所费的月数，几与台约尔和拜尔豪斯所费的年数相当。凭着这几副活字，如今中国许多地方都能以几乎任何样式印书，铸字工场也能按需铸出任何数量。政府已在北京开设了一所规模不小的印刷所；它的榜样将鼓励本国书坊把活字印刷与雕版并用。而比这更有助于民间知识流布的，是这些便宜的活字对各口岸报纸的流通所给的推动；若没有它们既便利又省钱的使用，中国的报纸根本印不出来。本国工匠既已谙于电镀、铅版与铸字，将来随着民智日开、图说与科学的书以及廉价书的需要日增，他们要为自己的书制造各种大小与样式的活字，完全是办得到的。

对中国语言之性质的误解，没有比各家论其表音性质的说法所致者更多的了。有些人叙述原始的符号及其所经的变化，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整个语言都由象形或表意的记号构成，把意念描画出来，完全诉之于眼而与音无涉。譬如雷慕沙说：「字不是音的描画，音也不是字的表达。」他竟忘了先问自己：任何语言里的字，何时、又怎样描画过声音？其实每一个汉字都同拼音语言的字一样有其读音，有的还不止一个音以表其不同的意义；所以，字虽不能描画它所指之物的声音，音却正是字的表达。另一些人，如李太郭先生，则把字拆开，试着在凡含同一字根的字里追寻其意义上的某种类似，并以一种分析之法，找出部首的意义有多少注入了字根，从而形成今日之义。他的办法，大略说来，是把含某一字根的字全数取来，查明那字根的意义在每个字里含了多少；然后把这一系列重新构造，先给字根下定义，顺便指出造字者何以选中那一个字根，再把它全部意义中的若干分派给每个字，添上部首之义，以成其全义。若我们不曾会错他的意，他是想给每一含同一字根的字群立一公式，使那字根的意义成为一切含它之字的意义中的某个函数；把它们意义的总数加起来，再分摊给各字，每字派得一个商。然而语言并不是这样造成的，中国语言也不例外。李先生所说也有对的地方，可他的理论是凭空的。照他的理论，究竟有多少字是就意义把部首与字根合起来的，又有多少只是表音的组合，实在无从断定；合体字中大概有十分之九是照后一条原则造出来的。

第五类音节式的符号，是把表意与表音两种体系合起来造成的，使它主要表音，而在每一字的构造上又多少照顾到它的大意。原初的象形文字并不含音，即不是由表音的成分构成的；所画之物有其名，可字里并无线索可寻。既描画其物、又在同一个字里给出它的名，是办不到的。起初用这些表意符号的人大概不多，人人一旦知道它们代表什么、开始诵读，便都以同一个名去叫它们。可等到要写的意念远远超过了符号的数目，或者——这更像是实情——超过了画者的巧思，便不得不把已经通行的符号合起来表达新的意念。这可以用几种办法，上文已经说过；不过音节式的体系因推行得极广，还须再加说明。前文已举过「蝻」字，用以表蝗的幼虫。凡遇新字而只认得其表音的字根、未必知其义时，「读」它也照这条原则。第五类的字，造出来时大概都严格依其表音的字根而读；可是习用既久，有些字的音变了；另有许多属于别类、表面上含同一字根的字，读音又大不相同；这就容易把那些据字根推音的人引入歧途。这种造字与名字之法，也说明了何以字数如此之多而音如此之少：表音的字根把它的名传给了它的全部子孙。

八分以上的汉字，是由不到两千个符号造出来的；很难想象，若没有这样一种办法为记忆卸去成千个任意记号的重担，它怎能被使用得这样久、这样广。可是，在原始符号的名与义学会之前，合体字的音与义对一个中国人也并不比对别人更显明；不先知道那些，它们的组合便无从理解，即便知道了，也未必推得出全部意义；每个字都得一个一个地学，正如别种语言里的字词一样。原始符号的读音，大约一经通行不久便开始歧异。各地往来不够频繁，不足以阻止方言滋生；然而口头的单音节无论多么倾向于合成复音节，那些倔强的符号总把它们隔开。还有一点也很可怪：人在从书中取义、记义时，心里总更倚重眼而不是耳；这在许多方面都看得出来，与其说是因为听讲当真难懂，不如说是出于习惯。这些字若能合成一体，它们的名不久就会连读，并像别种语言里那样发生变化。经典、字书以及书面语言无穷的用途，把意义维持住了；可读音既只能靠口耳相传，无尽的变异与土话便由此而生。加之新的情境与日增的知识在各国都生出新词，中国也如此：新的事物与说法产生出来，须纳入书面语言之中。它们起初只是有音无字、却人人能懂的声音；初次写出时必须解说，正如别国语言里外来词初入英文时那样。然而不同的作者可能用不同的字根去表那个音，彼此不知道它已经被写过，于是生出同义的异体；他们也可能用不同的部首，这同样会增加写那个音的法子。可是这样滋生字数的不便，很快就会在句意晦涩上显露出来；因为那新字若不在字典上，其音与构造并不足以说明其义。等到这语言已达到相当的丰富，教育的方式与文章的体裁便逼着学者只用为善用所许的字，否则就有不被人懂的风险。

然而那些有音无字的声音，等不及这种缓慢的收纳之法；而用字表音又有被误解之虞，于是生出种种描述性的说法，只传其意而不传其音。别的拼音语言遇到新事物便造一个术语，中国人则造一个新的短语。广州所用的「红毛人」以称英国人、「花旗」以称美国人、「西洋」以称葡萄牙人等等，便是例证——都不用那些国家的本名。在这件事上，因与果是交相作用的：用未经认可的字去表未曾写过的音，其结果是文章晦涩；而限于一套定字，又逼得这些字的意义必须宽泛到足以应付一切场合。不过，地方性的、有音无字的说法与未经认可的字仍极常见，这是因为这样广大的国土、这样众多的人口，彼此往来终究有限；由此可见：这一维系的纽带若被拼音文字所取代，中国不久便会裂为许多小邦。所以，一种较易习得、较为灵便的书面语言纵然可取，却也有理由希望它推迟一些，等到民智更开、政理更正之时。等到人民自己感到需要，他们会想出某种更好的媒介来促进知识。

表音字根那个单音的读法一旦传给了那表意兼表音的合体字，便说明了何以有那么多字同音。这些形形色色的字呈现在读书人眼前时，辨其音义并无困难；可一到口头就要混淆了。避免之法有二。其一是把一个字重叠，或把两个意义相近而音不同的字连起来，以传一个意念；再不然就添一个表类的字以见其性质。这两种办法其实都造出了真正的复音词，若在拼音语言里写出来便看得出。前一种叫「蚬壳字」，书中不算少见，谈话中则远为常见，使口语比书面语更为繁衍——其繁衍的程度，恐怕过于别的语言。三字、四字乃至更多字的类似组合也有，尤其在译外国的物名或术语时；不过这语言的性情是不喜欢多音节的。英文里像「家用」「暖屋」「主妇」「屋内空处」「屋顶草」「温室」「柴房」「家什」之类的合词，可以比拟汉语的这些复音词，只是不那么容易懂罢了。倒是像「理会」「求偶」「退去」「正直」之类的词，与汉语的合词更为相似。有些合词的真义与两个字都全不相干，如「东家」（本义「东边的屋」）指主人，「东西」（本义「东与西」）指物件，「公主」（本义「公与主」）指帝王之女等等。表类之字带些形容词的性质，不但用以区别不同的字，也用以区别同一个字的不同意义。它们相当于英文里的「群」「队」「伙」之类。说一「队」牛、一「伙」船、一「群」兵，在英文里只显得可笑，而在汉语里，类似的误用却会把意思弄乱。

避免同音单字相混的另一法，是准确地标出它的「声」，即声调；因为纵有「蚬壳字」和表类之字的广泛使用，仍不免误解。可欧洲语言里既无与之相类的东西，声调便颇不易描述。广州有八声，分上下两系各四；北京只有四声，南京五声，汕头七声。中国的刻书人有时在容易混淆的字角上加一个半圆以标其声；不过这是难得做的，因为凡识字的人都被认为会说话，因而熟知正确的声调。这四声叫平、上、去、入，即平直、上升、离去、收束之声。它们加于每一个字，与轻重音或语气全不相干；无论问答、恳求或拒绝、詈骂或谄媚、抚慰或反唇，它们始终不变。那些不识字的人，甚至儿童与妇女，对分为四声、五声、七声或八声之说几乎一无所知，说起话来却严守不失，一听见读错便同有学问的人一样立刻觉察。举一个例子也就够了。平声是嗓音自然的表达，本国的著作家认为它最要紧。譬如这样一句话——「我问他：『你肯让我看看么？』他说：『不，我可不干这个。』」——问与答那两种不同的抑扬，正可以说明上平与下平之别。上声见于「啊！」「真的！」一类的惊叹之词，有点像音乐里的渐强；去声则在同等程度上相当于渐弱。那种把不满按住、咕咕哝哝硬挤出一句回话的拖腔，与去声也颇相似。入声在北方各省几乎已经泯灭，在南方各省却是语音上的显著特征；它是一种突然的收煞，其调与平声相同，却像被截断了一般：一个人正要说出一个字，说到中间打了个嗝，把末了的收声吞掉，发出的便是入声。有少数字有两个声调，因而意义不同；平声往往表名词，去声表动词，不过这一点并无定规。

各等人、说各种土话与方言的人，在一切场合都守着声调。这对成年的外国人是个大难关：他若要向本国人讲道或说话而让人听得入耳，纵然能靠妥善使用表类之字、遵守成语、多用同义词而被人听懂，若不把声调学准，他的话总是生硬的，他的用词总是刺耳的。在厦门与福州，他还有被误解之虞。如果读者在念一句英文时，把本不该重读的音节重读出来，便能略略体会到错用音调所生的混乱。不过在汉语里要学的并不是两个音节中哪一个该重读，而是一个单音本身整个的调值，其严整一如音阶。

这里无须详述或罗列汉语中的字词。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各种元音之后以鼻音收声者极多，这使中国话带上一种特有的吟咏之致，如「广东」「扬子江」之类。在官话的音表里，约六分之一的音节是这样收声的；而归在这些音节下的字，比单看音表所显示的还要多。马礼逊的字典里，官话中不同的音有四百一十一个；若把送气之音分别计算，则有五百三十三个。本书作者所编的《汉英韵府》里是五百三十二个；威妥玛在一份表里把北京话减为三百九十七个音节，在另一份表里又增为四百二十个。广州话有七百零七个，汕头话六百七十四个，厦门话约九百个，福州话九百二十八个，上海话六百六十个。这些表都把送气与不送气的字分开，如「搭」与「塔」、「巴」与「怕」之别，在英国人耳里听来几乎无从分辨。这些音大部分是各方言共有的，可其间的分别又足以使人一听便辨出是哪一种；官话是其中最悦耳的，也最容易学。英文里所有的辅音，在这一种或那一种方言里都找得到，此外还有许多英文所无的，多是在声母之后带一个合口的介音者。另有几种欧洲语言里全然没有的不成音的元音，如闭口的鼻音、舌尖上的浊音、卷舌的收声之类。广州话里那句意为「推不动」的话，厦门话里那句意为「瞎子」的话，用这些或任何别的字母都写不准，使人无从据以学其音。若说要我们用罗马字母写出他们的音很难，中国人要写英文字就更奇了。譬如英文的「洗礼」一词，广州话须拆成四个音节来写；「法兰绒」要拆成三个；「楼梯」也要三个；而「攻不破的」一词竟要拆到六个音节。像「华盛顿」一类的名字，以及「舌」之类的词，倒能写得较近原音；可汉语那种不可分割的单音节，终究是把外国词语与知识引入这语言的一大障碍。

上面这些话，说明了中国各地与通行语言之间无数的地方差异是怎样产生的。口语本已因词的短促与声调的精微而使外国人难学，同一个字各地读音的歧异更大大加重了这份劳苦，尤其当他所处之地容易接触到来自各方的人。在这样繁杂的读音之中，而且一种音其实与另一种同样正确，什么才算方言、什么算土话、什么算讹音，实在不容易界定。在别的语言里，方言通常被说成是读音上的地方变异，或某些独有词语的使用，而不涉及这语言的成语或文法；可在汉语里，书面文字把大众统一在一种语言之下，论者向来把方言看作连成语也有变异的，而不限于读音与地方说法的不同。依这个界说，方言只有四五种（这几种若不是靠文字维系，实在就是几种语言了），而土话或地方读音则变化无穷。中国人曾刊行专书，以解说官话、漳州或厦门话、广州话与福州话。这几种在成语与读音上的差别，足以使说它们的人彼此不通；却不影响写作的体式，因为书面的成语是以最好的作者的用法为本的，历久不变。

官话，即「官话」或大人们所说的话，与其说是一种方言，不如说正是这国家的本语——「中国语」。凡受过教育的人都研习它、说它；无论生在帝国的哪一部分，不能用它交谈的人便不能自命有学问、有教养。它是东北各省——尤其河南、山东、安徽——通行的话，虽则即便在这些省里，与朝廷和京师的标准也多少有些出入。这种话的特点是声调柔婉悦耳，全无生硬的辅音收声，而多流音与唇音。在说这种话的省份中，如浙江与江苏的东部，喉音很多，声母则被软化或改换。

这种语言是今日仍在说的最古的话；因为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孔子之前所作的诗篇，今日读来其韵脚仍与当初落笔时相同。官话的说法虽比别的方言更近于书面语，却仍与之不同：它较为铺展，含有许多同义词与语助，而书面语诉之于眼时，本不需要这些来使意思明白。这一点上的差别是这样大：两个饱学的中国人若照书上那种简劲的文体交谈，几乎彼此不懂，说话时不得不多用些字来传意，而这些字在文章里他们是要嫌其不雅、不必的。这在一切语言里原都多少如此；不过汉语音少而又短促，这就无可避免了。然而不可由此推论说这语言不能写得读出来便懂：它可以写得同说的一样铺展，只是那样的文体被认为不甚雅驯。用白话写的书是有的，从中不难学到谈话的体式；这类书正是最宜于放在初学的外国人手里的。

一个地方的土话叫「土谈」或「乡谈」，几乎每一位官员的公堂上都附有一名通译，以翻译到案的证人等所说的独特言语。严格按前面的界说，「方言」一词其实不能加于土谈，虽则人们通常这样叫它；它是土话或乡音。广州话被本地人称作「白话」，即「明白的话」，因为它比官话更易懂。它比较容易学，其读音与成语同官话的距离，也比厦门一带的话为近；不过这份差异仍足以使北方人听不懂。用它写的书极少，而且没有一部能帮人学它。一个本国的学者，若写书用省里的土话而抛开不朽经典的文体，会觉得自己的文名几乎因此受辱。广州话的读音与通行语言最大的分别，在于把「洛」「甲」「笔」一类急促的元音收声，变成界限分明的舌根、双唇与舌尖三种塞音收声；这一变化使音节的分辨容易了许多。两者的成语不借助文字不易说明，不过两三句话在音上的差别却可以举出来：「我不懂得他讲什么」一句，官话是「我们不懂得他讲什么」，广州话则作「我唔晓佢讲乜嘢」。「那米里有沙」一句，官话是「那个米有沙子」，广州话则作「嗰啲米有沙在内」。

各省土话之中，与官话相去之远、独特之处之多，没有比得上福建全省与广东东部所说的那几种的。它们都带鼻音，与别处所说的相比，生硬粗粝。它们有大量有音无字的说法，以补文字之不足；同一个字往往读书时一个音，说话时又一个音，两种音都在通行。这一奇特的现象，逼得外国人学这种方言时得学两套并行的语言——二者既如此相连，又如此判然有别。引一句话就更看得明白：「他先做那难的，后来才学那容易的。」这句话的读书音与白话音，几乎字字不同。由一种转为另一种，其音与成语的变化极其繁多。于是「面前」一词，说起来两个字的音都变；而在「前日」一词里，同一个「前」字所变的音又与「面前」里的不同；「目珠」（眼珠）说起来全然变成另两个音；「食饭」说起来也全然变成另两个音。厦门人的方言，同他们经商的劲头一样，无论在哪里都认得出来；他们既遍布沿海与南洋群岛，而所说的话除同省的人之外无人能解，便到处抱成一团，自成聚落。麦都思博士曾刊行一部漳州话的字典，其中所注是字的读书音。杜嘉德博士则汇集了一部厦门白话的大词汇，其中他力图把一切都化为罗马字拼写，而把汉字全部略去。

福州、汕头与广州的方言，也经新教传教士作过同样的考究。麦利和与摩嘉立两位先生曾着手于福州话，他们的著作于阐明那种话已几乎无所遗憾。高德的汕头话词汇没有例句；而本书作者所编广州方言的《英华分韵撮要》，例句下未附汉字。这一缺陷，由罗存德按部首重新编排的本子补上了。

各方言通行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在其所通行之处各自又有多少变异，都还没有查明；因为相距数里的村落，居民虽能彼此全然听懂，对少数几个字所给的音却不同，还有几句本地的说法，足以分别各自的居民；至于相距一二百里的城镇，那就更不相像了。譬如广州人说「水」总是一个音，说「子」又是一个音；而澳门人对这两个字所发的音却略有不同；他即便性命交关，也断断说不出广州那两个音来。广州与澳门之间的村落里，还有两地都没有的浓重乡音。然而，不论他们给一个字什么音，那字的声调总是一样的；一个中国人听见有人把「水」读成别的声母韵母，远不如听见有人把它读成下平声而非本有的上声那样吃惊。声调的性质，其实更近于元音，而不只是音乐上的抑扬；正因为人们能细加分辨，才得以在这样纷杂的音里彼此理解，其难处比我们所想的小得多。

汉语口语对元音的精确分辨与对辅音的相对不讲究，这一特色无疑源于它的单音节性质，以及字音既只能口耳相传、便不免时有细微变动。既然任何字里都没有固有的音，那么每一个音就其本身而言都同样正确；不过各种通行的与地方的字书，都多少起了一点确定读音的作用，正如书籍与教育确定了英文字的拼法一样。中国人和别国人一样，并不靠字书学说母语，因而变异也只被它们局部地约束着。真可以说，没有两个中国人把所有的字都说得一样；然而借着那人人通晓的文字，有史以来聚于一个政府之下的最大一群人，竟能毫无窒碍地互通心意，办成生活中的一切事务。

汉语的文法是独一无二的；不过那些说它全无文法的人，一定是把这个词的本义忽略了。一切语言里都有表物之词，有表性之词；有表示一人或多人所做之事的词，有表示已做、正做或将做之事的词；有绝对的、有条件的、有受命的动作。行事者与受事者的情形，使介词与别的连接之词成为必需。可见文法的原理存在于一切可解的言语之中，虽则各自所需的规则不同。这些规则汉语是有的；而正确地运用它们，妥当地安排词序，使用那些代替屈折的虚字，正是习得这语言的难处所在。严格说来，它没有词源学，因为字与其名都不发生变化；无论用作动词或名词、形容词或虚字，它们都一仍其旧。同一个字可以是名词、动词、副词或任何词类，非放进句子里，其性质便无从确知，一入句中，意义才明确起来。所以它的文法主要限于句法与音律。汉语的这一特点，在英文里可用一些身兼数职而形体不变的词来比拟；不过在英文里是偶然与例外的，在汉语里却成了通例；而后者之中的混乱，并不比前者更多。

雷慕沙曾很好地概括了汉语文法的原理，他说：

「凡无省略的汉语句子，其组成部分的排列次序如下：主语、动词、直接补语、间接补语。

「修饰的语词置于所修饰者之前：故形容词置于名词、主语或补语之前；受支配的名词置于支配它的动词之前；副词置于动词之前；插入的、情状的或假设的从句，置于主句之前，以明言或默喻的连词与之相连。

「词与语的相对位置既如此定下，往往便可代替一切别的用以标明其彼此依存关系、其为形容性或副词性、为肯定、条件或情状的记号。

「若主语被省略，那是因为它是人称代词，或是因为它已见于上文，而所省的那个名词见于前句，且同样居于主语之位，而不居别的地位。

「若动词缺如，那是因为它是系词，或是别的容易补出的动词，或是已在前句中出现过而主语或补语与此不同者。

「若数个名词相连，则它们或彼此构成词组，或构成一个列举，或是互相说明、互相限定的同义词。

「若数个动词相连，而它们既非同义、又不用作助动词，则应把前面的看作副词或动名词，作后者的主语；或把后者看作动名词，作前者的补语。」

中国的文法家把一切字分为「实字」与「虚字」。实字又分「死字」与「活字」，即名词与动词；虚字则分为发端之词、连接之词、感叹之词、句末之词、转折之词等等。他们在每一类下都举了例子，并以示范之书帮助学者，把这语言的原理与一切修辞的名目都讲解一番。文法与语文之书的繁多，足证他们并未忽略对母语的阐明与整理。上面所引的规则适用于书面语，这些论著也全是就书面语而言的；口语在措辞上的变化并不影响其文法，因为文法是照同样的规则构成的。

汉字孤立时虽稍嫌不定，在句中限定其义的法子却很多。名词常以附加的虚字构成，如「怒气」不过是忿怒，「义气」是正直，「针儿」是针，等等；这些虚字不过使那个词具体化罢了。性别以分别的字构成，或于前后加上各性专用之字，或以一个复音的合词固定表某一性，如以「男」某某表阳性；以马之「父」、马之「母」表牡马与牝马；如英雄与女英雄、皇帝与皇后之类；又如「王后」即王之后以表后，而单说「王」则是王。数以在前加数词构成，如「二人」；或在后加虚字「们」「等」之类，如「人等」即众人，「他们」即彼等；或以叠字构成，如「人人」即众人，「处处」即各处，也就是到处；末了还可由文意见之。主格、宾格与呼格通常由位置看出；属格、与格与夺格则以适当的介词构成，或明言，或默喻。呼格在小说与史传中很常见。

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前，其性质通常由这个位置决定。比较的说法有许多种。「好」是好，「更好」是较好，「至好」是最好；「十分好好」是很好，「好好的」是还好，等等。形容词的位置决定其比较之义，如「长一尺」意为长出一尺，「一尺长」则是一尺之长。意念的比较则以两句对举而成；譬如要表达「在山里捉一只虎，比取得众人的善意容易」，他们的说法是：「入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妥善运用对仗与排比，被认为是作文的至高造诣之一。数目字共十三个，另加一个「零」字以表空位。凡数目都照读法写出，如「一百四十三」，即「一个百、四个十、三」。这些数目字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官话、广州话与福建话对它们各有各的读法。

中国人与古希腊人一样，只数到「万」为止，比这更大的数目便说是多少个万；于是三亿六千二百四十四万七千一百八十这个数，写作三万六千二百四十四万、七千一百八十。代词为数很少，凡意思不靠它也明白的地方总避而不用。人称代词有三个：我、尔、他；别的代词都可以用形容词、用词序、用分词性的短语轻易表出。表类之字有时带些指示代词的性质，不过通常只是分配性的或数量上的形容词。

动词，即「活字」，在中国文法家看来是最要紧的一类；他们对用动词时的「顺读」，即文气之顺畅，是悉心讲求的。那些叫做「蚬壳字」的复音合词，多半是动词，构成之法有好几种：把两个意思相近的字合起来，如「窥见」，意为窥探；把动词叠起来，如「见见」，意为仔细看；在前面加一个表动作的虚字，如「打睡」，意为睡；在后面加一个限定之字，如「握住」，意为握牢，「想起」，意为思量，等等。这门学问里，没有哪一处比在名词与动词上正确选用这些附加之字更需留心的了；而「顺读」的完美与对仗的运用，非多年苦学不能有成。

语态、语气、时态、数与人称的种种变化，都能用相应的虚字表出，可这语言的性情不喜欢常用它们。被动态以在主动的动词之前加表施事的虚字构成，如「那贼受我剑之斫」，即「那贼被我的剑砍伤了」。祈使、可能与虚拟诸语气以虚字或附加之词构成；陈述与不定两式则不加标明，动词的数与人称通常也不加分别。用以表达别的语言里由屈折所表之意的助词、虚字、附加语与词尾，其数目其实很有限；而在使用上分辨精微，正是成熟的学者的标志。

汉语最大的缺陷，是表达时间的方式含混；这并非缺少表示各种时间的词，而是中国作者所推崇的简劲使他们摒弃一切不紧要的字，尤其是关于时间的字。这个缺陷，外国人比本国人觉察得更多，因为本国人不知道别的语言里由屈折所表的时间是何等精确。副词、介词、连词与感叹词，本国文法家并不加以分别；副词归入形容词，其余则统称「虚字」，即空的字。

专名与通名不加区别；而既然每个字都能用作名字，这就成了译者的一个混乱之源。有的书在字的旁边画一道单线以表人名，画双线以表地名；要紧的字则另起一行，比别栏高出一两个字，这相当于用大写。多数书里全然没有标点，也不分句、不分段，使读者平添许多疑惑。欧洲语言因有大写字母、标点符号、分句分段与时间的分别而得的莫大便利，一旦要从汉文、日文这类不讲这些的语言翻译时，就看得更分明了。一种错误的趣味使他们不肯用这些：他们太爱满页素净的字，以至一个学生若给自己的文章加上标点，便有被人笑话的危险。

西方科学中的术语怎样与这语言的性情相合，目前还不易断定最好的法子。博物学里浩繁的名目，以及更为庞大的一批科学名称，其实不必引入汉语，尽可以留在原来的拉丁与希腊文里，供中国的科学家查考。至于气体、金属、土类、酸类与别的元素，则已有人拟出新的合体字，其部首与字根都就意义选定，后者比通常更为复杂。随着这些学问逐渐被研习，这些字会慢慢通行起来，其数目也不至于多到令人为难。

文章的体式，有几种是被公认的。「古文」，即古代经典那种简劲对仗的体式，被认为无可摹仿、无可增益，也确乎在遒劲、生动与简练上有过人之处；「文章」，即崇高的体式，用于论说、史传与庄重的著作；「小说」，即白话的体式，用于故事。

这语言若有严重的缺陷，也自有惊人的美处。字的形体一旦各部分熟悉之后便极富表现力，使一句话的许多意思即刻映入眼中；而由于全无屈折、虚字又只部分使用所得的简劲，更给文体添上一种气力，是任何拼音语言都难以企及的。马礼逊博士说过：中国的美文「以生动的一闪扑入心中，其力量与美是拼音语言所不能有的」。它也比任何别种语言更宜于成为普遍的交流媒介，事实上它已在远超别种语言的程度上成了这样的媒介；不过它传播的历史，以及它在用它的五个民族中间所经的变化，虽是语文研究上一个有趣的题目，却远非此处所能讨论。然而，一种书面语言得到如此普遍的使用，倒为借书籍传布知识提供了某些独特的便利，可作为普遍提高使用它的人民的先导，并为他们日后以拼音文字取代这一笨重费力的思想载体作准备——随着基督教的文明与知识推广开去，这一步似乎是避不开的。

人们常问：汉语难学么？前面的叙述表明：要熟悉它繁多的文字，要能说准它短促单音上分辨精微的声调，要能用它写出明白而雅致的文章，非有多年的苦功不可。可要在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或任何成熟的语言上做到这一步，同样是件苦差事；除了记住那么多不同的字这一层枯燥的劳苦之外，汉语并不比别的更难。至于说到能明白地交谈、清楚地写作、相当容易地阅读，这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桩大力士的活计，虽则没有一番苦学也到不了这个地步。何况如今字典、手册与译本都已可得，大大减轻了这份劳苦，其数目还在不断增加。

研习汉语的法子不能定得一体适用。有些人极易捕捉嗓音最细微的抑扬，能摹仿并记住所听到的词；这样的人很快就学会说话，只凭一本词汇便能就寻常的题目使人听懂。另一些人则宁愿同先生坐下来先学读书；对多数人来说，这是最好的入手之法。起初主要的力气该用在字上，同先生一道读过去，学会字的形体。先从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入手，记熟到能按次序背出并写出；再学字根，至少要熟悉一切常用者的名与义。这番预备工夫对记住字的构造所给的帮助，值得所费的全部时间。学生若一上来就读《新约》或一本小册子，便是走错了路；他们在同样的时间里可以多学许多字，并为学更多的字打下更好的基础，只要从部首与字根入手。同时他们也在学音、在熟悉声调——而声调是应当当作一门专门功课，从活人的口里仔细领受的。

这些字学会之后，便该取一些选自好的「中国」作者的短句或读本，附以译文，加以背诵。同时也可以学些短语，以备谈话之用；一个极好的法子，是把一两百个常用字记熟，再练习把它们连缀成句。读本与短语的研习，加上说与写的练习，将为着手研读经典或别的本国著作铺路。学生到了这一步，便无须再加指点；此后他想走的路，自己尽可以划定。这里不妨顺便一说：许多人急于早日能向百姓讲道或说话，起初却在枯燥的字上用功过猛，结果心神疲敝，反而妨碍了后来的进步；另一些人只要能说得又快又好，便把书面语看得较轻，到末了却发现：在这门语言上一如在别的任何活语言上，并没有一条可以绕开文法与文学的坦途。

这篇关于中国语言的略述，若不提一提沿海一带在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生出的那种奇特的混合语——所谓「洋泾浜英语」——便不算完备。它作为贸易与家务往来的媒介已通行得如此之久，眼看就要成为一种有音无字的土话，而中国人与英国人怕是都不肯认它作亲生的。这种话的名目源自英文「生意」一词的讹变，单从这一转变上就看得出：我们的词语通过汉字时必定要经受些什么样的作用。最早在广州定居的外国人既无工夫也无便利去学本地方言，而同他们做买卖的商人，学到的外国词却比外国人学到的本地词多。那些店家不久便据顾客之口编出外国词的词汇，尽量照音写下来；背熟之后，再按本国语言的成语连成句子，而把我们一切的屈折变化全然不顾，因为那是无人教他们的。于是两造渐渐彼此听懂，足敷一切实用；外国人倒也乐意说这种「破碎中国话」——这个叫法并不算不贴切——积习既成，新来的人对本地人自然而然就说起它来，学汉语的必要也就免了。这种混合语的主干是英文，其中夹着的少数汉语、葡语与马来语词给它添了几分风致；这份风致，连同说法之新奇，近来颇引起人们对这种新语言的注意。它表面上似乎全无规则，可正因为这些规则没有被遵守，本地人极容易误解主顾或东家对他们说的话，因这类彼此的误会而起的麻烦是常有的。汉语研习的日渐推广，大概也不会使通商口岸的这套滑稽言语消失；已经有人几次试着把英文的篇章译成它。另一方面，在加利福尼亚及别处，中国人学所在国语言，大抵比说这种洋泾浜英语、或澳门土生中国人所说的那种类似的杂种土话要学得好些。

懂得中国语言，是取得这个民族信任的凭证；等到外国人普遍学会它，本国人也就会渐渐卸去他们的成见与轻蔑。作为研习的一层劝勉，学者与仁人志士可以指望借它去造福并开导千千万万的同类，把那能提高其心智、涤净其心胸、启发其见识、增强其求知之愿的东西授予他们；他们也有机会大力抵消鸦片贸易的滔天之害，把唯一能使中国人自制的确凿根据教给他们，同时使他们得知西方各国在科学、医学与工艺上的种种发现。

注：牛津的塞斯教授论及中国人与迦勒底原始的阿卡德居民之间可能有的关联时，在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提出一个事实，它确乎可以算作有利于此说的。众所周知，巴比伦与亚述的楔形文字，同今日的汉字一样，是退化了的象形文字。原初的象形文字是阿卡德人自埃兰山地下到巴比伦之前所创；而我久已确信，它们起初是竖行书写的。若非如此，我无从解释一个事实：楔形文字所能上溯的那些图画，大多数是侧躺着的。有证据表明，象形文字的创制者在巴比伦冲积平原给他们提供黏土之前，曾用纸草或类似的植物之属书写；用这样的书写材料，便很容易说明何以那些字被写成竖行。」

十一中国的经籍

上文略述的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学，极为浩繁而散漫，却失之不精确，也没有多少变化与谐趣使它活泼起来。中国人的书籍造就并巩固了他们民族的趣味，因而这趣味显出一种令人生倦的一律。对经典及其完美无瑕的作者那种无边的崇仰，又因科举而益加培植，更助成了这个结果，并使这些著作因其无与伦比的影响而愈加著名。由此不难想见：研治中国社会的人，会以何等特别的兴味转而考察他们四十个世纪所积下的这一大宗文字。倘若数量与显赫是他们文学仅有的特色，这已足以使人非研究它不可；而除此之外，继续的探究或许还能揭出另一些品质——所谓「辩才与诗情，因一种如画的语言之美而益增光彩，为想象保留了它全部的色泽」——从而印证雷慕沙初次着手评骘其宝藏时所用的那些热忱的说法。

要通览这一文学，最好的向导是《四库全书总目》，因为它包罗了文字的全部范围，对这语言中最好的书的内容作了完备而扼要的提要。它共一百一十二册八开本，本身就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于外国人尤其如此。书分四部，即经、史、子、集。这部总目约收三千四百四十种书名，共七万八千余卷；此外另有六千七百六十四种、九万三千二百四十二卷，见于内府其他藏书目录之中。除小说、佛经译本与近年的出版物之外，这些目录已概括了中国文学的大体。

经部之书分为九类：五经各占一类（另有总论五经的一类），一类给《孝经》，一类给四书，一类给乐书，第九类则为论教育之书、字书等等。

「五经」之首是《易经》，即「变化之书」。这部书纵然未必如人们屡次所称，是「中国最古之书」，其起源却相当确凿地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据理雅各博士说，在中国经典中它的古老程度居第三，在《书经》与《诗经》的一部分之后；不过，若对那据说藏在神秘线条之下的谜样智慧无边的崇敬也算一种取重的理由，那么在中国学者心目中，这部奇书的地位之居首，是不难承认的。

关于它的内容，循理雅各博士近年的阐释来说，恐怕再没有比引他的话更清楚的了：「这部书的正文，简要地说，可以看作六十四篇短论，以隐语与象征写成，所论多是道德、社会与政治上的重大题目，各以同数的线形之图为本；每图由六画组成，有的是整画，有的是断画。」由两个原始原理演出八卦，归之于伏羲（公元前三三二二年），他被看作这个民族的创立者，虽则他的事迹自然大半是传说。自「两仪」生出「四象」，即以两仪各自相重、又彼此相重而成；再把同样的两画依次置于原画之下，便成八个三画之卦，即伏羲的「八卦」：

乾，天；居南；象不倦之力与权能。兑，泽中所聚之水；居东南；象喜悦与欣然之满足。离，如电之火，又为日；居东；象光明与文采。震，雷；居东北；象动与奋发之力。巽，风，又为木；居西南；象柔顺与透入。坎，如雨、云、泉、流与险隘之水，又为月；居西；象险与难。艮，山；居西北；象止与遏止之事。坤，地；居北；象广大与顺承。

由此可见这些图形所表的自然之物、所应暗示的属性，以及配上八方之后，如何合成一套隐秘的占辞之术，极合中国人思维的习惯。此外，这些卦还给出那唯一的原始之「气」在任何地点或时刻分为「阳」「阴」两半的状态与位置，因而成了「风水」之说的渊源，其变化也以此为本。这「气」的本体，与希腊哲人阿那克西米尼所说的有生之气颇为相合；其所分者，一为精微、一为粗浊，二者交相作用，生出四「象」，四象再合为八「卦」。据说伏羲把八卦的前四卦列于「阳」（刚或硬）的原理之下，后四卦列于「阴」（柔或软）的原理之下；前者表刚健与威权，其分在于发号施令，后者表柔弱与顺从，其分在于奉命而行。

把久已用于占卜的八卦加以排列与相重，成为今日《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多半是文王之所为。他是公元前一一八五年周的诸侯之长，被猜忌他的宗主、商朝的暴君纣王囚禁起来。他所定的名目、属性与方位，与伏羲原有的八卦全然不同；此外他又给它们配上父、母、三男、三女的种种人伦关系，此后便一直成了这部书占卜器具上一件方便的添设。理雅各博士说：「我爱这样想象：周的这位君主被囚在羑里，六十四个图形排在他面前。每一卦都带上了一层神秘的意义，闪着深邃的光。他使它告诉自己自然界各样事物的性质，或人类社会的道理，或邦国的现状与可能的前途。他各以一个足以描述他心中与之相连的那个意念的名目去命名每一卦，随即把那意念铺陈出来，时而带着勉励的口气，时而带着警戒的口气。这是一番努力，要把占卜的愚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之内。……然而文王在《易》上所做的全部工作，也不过六十四段短短的文字罢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使他的儿子旦接手他的工作，并把它完成到那个地步。旦是一位志士、一位英雄、一位立法者、一位哲人。他大约是把这些线形之图接过手来，作为尽孝的一份贡献。前人为整个的卦所做的，他要为每一画去做，要使人明白那六画『皆向一处倾其宝贵的感应』，把它们的光合于他父亲使每一卦发出的那个光球之中。可他的办法在我们看来却很奇特。每一画仿佛都活了过来，暗示出自然界的某种现象，或人事上的某种情形，由此可以推出它所指示的智愚与吉凶。要说这位公爷把他的计划做到了能使人感兴味的地步，那是说不上的——除非那人是一位笃信占卜、赏其辞令的『先生』。照我们的观念，制象的人该颇有几分诗人的气质；可《易》里的象只使我们想起一个饾饤故纸的冬烘。三百五十有余之中，大多数不过是奇形怪状。直到我们想起父子二人都不得不『照着这一行的成法』、依占卜者的路数去写，仿佛这线形之占原是他们的本业，我们才从失望之感里回过神来。」

《易》的正文便是这样。文王父子的话之后，是叫做「十翼」的传。这些传比正文晚得多，通常归之于孔子；不过那位圣人所作的，除了「子曰」二字所引、见于「翼」中许多章内或章末的那些句子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实在很可疑。这些附传的内容繁多，此处不必细究，只须指出：第五、第六两翼（即《系辞》），所谓《大传》者，才第一次出现「易」即「变」这个字。在离开这部经典之前，还须引一段文字，以见其性质之奇。

咸卦的卦爻辞是：

「咸：亨，利贞，取女吉。

「初六：咸其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咸其辅颊舌。」

各传即「翼」对这样一段文字的解说，可由下列几节见其大概。先是《彖传》，释文王所系之辞；次是《象传》，是对周公所作爻辞的按语。

第二翼：「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以下从略。

第四翼：「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咸其拇，志在外也。」

「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咸其脢，志末也。」

「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第六翼即《系辞》第一章：「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以下从略。

中国市镇街头成百的算命人，对惑于疑难的主顾所作的回答，多少都以这套隐语为本，可见其在不识字者中间的势力；而在学者之中——他们早已承认一切占卜皆属虚妄——这些空洞的线条竟被推尊为一切智慧的极致、甚至被看作西方科学所揭出的一切真理的胚胎，实在令人诧异。每一卦被认为表示原始之「气」在某一时刻的六种不同相位。麦丽芝说：「中国的哲人把世上一切善恶都归于那生成人身中二重之魂的有生之气的清浊，因此每一画都带有一定的道德价值；占者便据以断言问卜之人在所问之事上将得吉或得凶。九是天之数，即整画之数；六是地之数，即断画之数；故每一画有两重名目。第一画若是整画便叫『初九』，若是断画便叫『初六』，余可类推。每卦的第二、第五两画很要紧，因为它们分别是上下两个小成之卦的中位。而第五画在占卜上最为要紧，因为它代表气中君权所特居之位，是所谓『不偏之中道』。以蓍草占而得此画者，除吉之外别无他果。『道』，即神圣之理，是全宇宙的至上之魂，它鼓动着气，贯通气的六个相位，于是使诸卦能把未来之事告知世人。」

自然，从这样出于空想的根柢上什么都推得出来；可中国人却以最郑重的态度讨论起来，力图从这套奇特的体系里寻出宇宙隐藏的意义与演化。这些卦还为用贝、用字等等的种种占法提供了根据，大众因此被哄得相信自己能窥见未来，与他们的迷信愈加难分难解。像《易》这样一部书历久不衰的影响，一面显出这个民族对法则与条理的偏好，一面也同样显出他们对实证的探究、对由博物学研究所得之事实的普遍冷淡。若从哲学的立场衡量它成果之贫瘠，关于《易经》实在无话可说，只能附和施古德博士那句考语——「一套空洞抽象的机械把戏」；然而这部经典在其高深莫测的线条这一身古怪的装束之下，却含着许多实用的智慧；留意于此，便不难同意理雅各博士的结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类教训的灌输不可能没有好的效果。」

《四库总目》的第二类，收的是关于《书经》即「典籍之书」的著述。这部经典，在五经中年代最古，地位也最重，包含一系列文献，记载中国自尧至周襄王（公元前二三五七年至前六二七年）的史事。它较早的几篇作于所记之事发生之后若干时候；可自公元前二十二世纪以下，《书》虽已残缺，却是当时诏令、训辞与早期君主为政之道的同时代记录。从书中的内证可以断定：孔子主要是充当他那时代已有文献的编者；序大约是他写的，可经他手作过什么改动，如今已无从查考。此书离他之手时，含八十一篇文献、一百卷，分隶尧、舜、夏、商、周五代，最后一代下及他出生前二百二十一年。其中大多数已散佚，另一些又为中国学者所疑，故今存者只四十八篇，其中三十篇属周，另有归之于孔子的序。他称全书为《尚书》，即「至高之书」，可见他对其价值的估量；我们不妨把它们的散失与希伯来或希腊文学中别的古籍之亡相提并论。今日的《书经》含六种不同的文告，即帝王之命、臣子为其君所拟的规画、为储君所备的训诫、帝王晓谕百姓的诏告、君主出师前对上帝所立的誓，以及最后颁给大臣的命、诰、辞、典。

《书经》的道德，就一部异教之书而言极为可取；其中所立的治国之道，以百姓的福祉为本，若能见诸施行，必能保致普遍的富庶。皋陶答禹之言，便表现出一种宽厚的精神：「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益向舜所进之言里，有许多是古来各国所传治国的至理，为上者与为下者都用得着。其中如：「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书经》含着中国人所看重的一切事物的种子：它既是他们政治体系的根基，又是他们的史，又是他们宗教仪节的本原，还是他们兵法、乐律与天文的依据。有人以为书中对「上帝」之号下的真神的知识，表露得并不隐晦；而散在其对话与诏告中的治国之训，纵然实行者甚少，也足以为其作者增光。书中的天文引起过许多考究；不过注家的议论究竟该归之于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还是归之于他们对古时此学状况的了解，就很难说了。理雅各在其译本导论中周详而公允的讨论，就这部中国古物的来历、价值与状况，给出了最令人满意的结论。他为《中国经典》所出的那个精审的本子，早已赢得每一位研治中国文学者的由衷感谢。

五经之三《诗经》，即「歌诗之书」，与前两部并列，它对民族心灵的影响也同样巨大；《总目》第三类便排满了此书的注家。这些诗的遗存分为四部分：「国风」一百五十九篇，出自十五个诸侯之国；「小雅」八十篇，分为八什；「大雅」三十一篇，分为三什（这两部分都是备在王廷庄重的场合歌唱的）；还有「颂」，共四十一章，与周、鲁、商三代统治者的祖先祭祀相连。今存总数三百十一篇之中，有六篇只存篇名，其余大部分，本国学者所出的异文甚多。

理雅各博士在其精审译本的序里，汇集了本国注家所提供的、关于这些诗的年代、来历与用意的一切要紧材料。他们的说法是：「王者有责任通晓各国所行的一切诗歌，并据以判断各国君主为政的品格，从而分别加以褒贬赏罚。」这些诗歌似乎是周初（公元前一一二〇年）由文王与周公所搜集，一部分得之于京师，一部分得之于巡狩四方时的诸侯，王家的乐官则从诸侯的乐官处取得抄本。全部随后加以编次，或许还配了乐，藏于国家的档室以备取用，并分颁于诸侯。它们的年代不能确定，大约不早于公元前一七一九年，也不晚于前五八五年，即孔子之前约三十年。它们起初的数目，未必不像孔子的传记所说的那样多到三千；不过远在这位圣人出世之前，种种变故已把它们减到与今日相去无几的地步。所以我们今日所有的，不过是周初诸王之世所作各种集子的残存，其后所增的，或许比留到孔子时候的还多。他大概是就他那时候所存的取来编定的；他也许同乔治·赫伯特一样觉得：一首诗歌能找到那个躲开讲道的人，把欢愉化作一份献祭——因此他尽一切力量使它们在国人中间流传开去。它们对后世历代中国学者所施的力量，难以估量；其影响即便不曾提高他们的想象，也不曾败坏他们的德行。它们纵未达到荷马的雄浑、维吉尔与品达的甘美，却也避开了摩斯科斯、奥维德或尤维纳利斯的放荡。其中没有史诗的品格，甚至没有一篇稍长的叙事，人类的情欲也少有强烈的发露。其譬喻与取象往往古怪，有时幼稚，偶尔可笑。它们之所以主要值得我们注意与研读，在于其公认的古老、其宗教的性质，以及它们对中国早期风俗与情感的映照。巴黎的毕瓯先生是第一位从这一角度仔细研究它们的欧洲学者；他一八四三年发表在《亚洲学报》上的几篇文章，堪称分析之评与综合之编的典范，使人能够——照他自己的话说——「从容地观看中国上古社会原始风俗的景象，那是与当时欧洲及西亚所见大不相同的」。

有一首被系于文王之世（其时相当于扫罗）的诗，所含的情致使我们想起莫里斯那句「樵夫啊，饶了那棵树」。它在第一部第二卷，叫《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第三卷第八首叫《雄雉》，是妻子哀叹丈夫远行之作：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同卷第十七首，是这些诗中并不少见的情歌或夜歌之一例：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小雅」中有一首（第四卷第五首）气象较大，写的是周宣王约公元前八〇〇年一座宫室的落成：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

「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约之阁阁，椓之橐橐。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

「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哕哕其冥，君子攸宁。

「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

「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末两章表明了古时对生男生女的相对看法；这看法至今犹存，而且大半正是靠这一类权威撑持着的。「大雅」中另有一首（第三卷第十首），痛惜约公元前七八〇年因妇人与阉宦干政所致的祸乱。这里只引两章，据说是专指幽王廷中那位祸水褒姒而发的——她之于中国，犹如阿格里皮娜与普尔喀丽亚之于罗马与拜占庭的史册：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鞫人忮忒，谮始竟背。岂曰不极？伊胡为慝！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妇无公事，休其蚕织。」

不过「国风」诸诗中另有许多章句显出较美好的一面，足以把这些抵消过去，所呈现的女性品格之两极，正与同一时代所罗门王所描画的相仿。

在单音节的语言里，诗的音律，在只熟悉西方语言那种活泼多变的节奏的人听来，显得很平板；然而中国人唱他们的歌谣小曲时，所表现的生动与抑扬，比我们把这些古物用罗马字母转写出来所能推想的要多。少年入闱之前，通常已把三百零五篇全数背熟；其对他日后作诗在内容与风格上的影响，实在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这在《总目》第四部所列的成千卷册中处处看得出来。《诗经》大半是四言，再简单不过。早期的传教士很不幸地把它们比作希伯来的《诗篇》，可无论就风格还是就内容，这个比拟都不高明。理雅各博士指出第三部第一首与《诗篇》第一百二十一篇之间有一处文辞上的相似，即一章的末句往往在下一章的首句重出，这一点有几分像《海华沙之歌》里的复沓。韵与声调都是中国诗不可少的部分，而这一点在我们的语言里只能勉强表出。下面这首可以见其一般的体式：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这些诗中思致最高的见于第四部；不过全集都值得一读，而经理雅各博士之力，如今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易得了。今存的本国文献中，为《诗经》所作的阐释、评骘与训诂之书，不如论《易经》者之多；然而他序中所引的五十五种，已足见其勤勉与识见。这些著作，在那些记得中国学问因与别国文学隔绝而处的不利、并记得那种使别国文学无从问津的语言之难的外国人看来，足以抬高中国学问的地位。

《总目》第四类收的是诸礼及其版本与注家的目录；不过三礼之中只有一部列于「经」，用作科举的课本，那就是《礼记》，加略利先生在其译本中称之为「礼的备忘录」，也是对塑造并维系中国人的性格与制度出力最多的著作之一。它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不比《周礼》与《仪礼》高明，其影响全在于它的地位。秦始皇力图毁灭国中一切古籍时，这三部书都是他特别愤恨的对象；今日的本子是约公元前一三五年从藏匿之处找回来的。《周礼》，即「周之礼制」，被认为是周公（公元前一一三〇年）之作，其中详列新朝所设的各种官职，而他自己在其中是极重要的人物。书中载有当时中国政府行政部分的区分，正是今日六部及其属司的原型。就我们今日所知，当时并世之国，没有一个拿得出这样有条理、有实效的国家政制。

《仪礼》是一部较小的书，所论为家族之事；正如其名「仪节之礼」所示，它所载的是家居的规矩，一如前者之载国事。前者四十四篇，此书七篇，二者今皆被认为现存最古的著作之列。《周礼》曾由毕瓯译出，至今仍是他学问与考究的一座丰碑。

《礼记》得列于经典，是因为人们相信孔子在其中申述了他对政事与风教的见解；虽则今日的这些篇章，未必与据说自他故宅墙壁中发现、公元前二世纪由鲁人高堂生以《士礼》之名公之于世的那些完全一致。下一个世纪，戴德把当时所存关于古礼的一切文献汇为二百十四篇，其中只有一部分在当时被认为出自圣人而由其门弟子所记。他的书凡八十五篇，称《大戴礼》，以别于他侄儿戴圣所作、凡四十九篇的《小戴礼》。后者便是今日所称的《礼记》；加略利先生的译本，所据是康熙钦定、依范紫登的本子，凡三十六篇，附注甚多。他的译文读来令人生倦，因为正文中插入的括号太多，分散注意而削弱了文气。

凡读过古伯察神甫论中国礼制那些饶有兴味的议论的人，都可以在这三部书里找到其种种细节的道理与应用。加略利先生为说明它们的重要，以寥寥数语指出其所涵之广：「礼概括了中国人的整个心灵；依我看，《礼记》本身就是中国所能贡献给别国的、关于它自身最确切最完备的一部专论。它的情感——如果它有情感的话——以礼为满足；它的本分以礼为完成；它的德与恶都归之于礼；被造之物彼此天然的关系，本质上都系于礼之中；一言以蔽之，于这个民族而言，礼就是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宗教的存在之人，在他与家庭、国家、社会、道德与宗教的重重关系之中的全部。」这番解说也表明：以「礼节」二字译中国「礼」的观念是何等贫乏，因为它不但包括外在的举止，还涉及一切真正的仪节与恭谨所由生的正当原理。国家的宗教、家庭的治理与社会的规矩，都建立在真正的「礼」——即事物之间的正当关系——之上。前文已提到过这部备受尊崇的书，这里再引一两段，以见其精神与笔法；就古代所遗的一切而言，它的宗旨与范围都是独一无二的。

论父子之亲：

《内则》曰：「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端、韠、绅，搢笏，左右佩用，偪，屦著綦。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衣绅，左右佩用，衿缨，綦屦。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问何食饮矣。若已食则退，若未食则佐长者视具。」

论谏亲：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论立身以显亲：

「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

这几段文字，多少显出自幼便作用于中国子弟身上的那些塑造性的原则，以及孝道在他教育中所占的地位。诵习这样的训诫，那少年对父母的敬便被浸染成一种终于强化为宗教情感的东西，随年岁而增，成了他唯一的信条——祖先崇拜。另一方面，他的长辈只须指着他面前的课本，便可为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找到根据，并证明那是导向幸福的诸德唯一可能的来源。妇女的地位在这些教条之下，也数百年如一日。它们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也不难解说。凡最深知其可贵、又在人心的曲折上略有阅历的人——为人夫者、为人父者、为人母者、为官者、为长者——正是那些有权向妻、子、女、民、幼辈责成服从并加以教诲的人。这些人须待年齿渐增，轮到自己居于社会体系的上层，而到那时候，习惯又会使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新起的一代行使其支配。于是这一切便世代相承，因为人总不能背离幼时所受的训练。这结果倘若更糟些，我们也不难解说：在一个人口众多、未受教化的异教之国，愚昧、机诈、贪欲与不平之中，这样一套刻板的规矩何以未能长久地造福社会。可我们该往更高处去找这个结果的缘由，并承认：为着社会的保全，凡这些教条中一切良善之物的作者，认为该给中国人的情欲加上某种有益的约束。

第五类收的是《春秋》及其相关的著述。这是五经中唯一归之于孔子的一部；不过今日所存的这部《春秋》是否确为这位圣人所编，似乎还不能说毫无疑问。他的用意是要接着《书经》编一部事迹的叙述，于是在门弟子的协助下，写成了一部本国之史，起自平王之世，下迄他出生前后（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前四八〇年）。这部编年的作者既只记他认为值得记的事，而对那些依他私见看来有损本朝诸侯体面的细节又不惜加以更改或隐讳，因此这部史书，若按今人对这类著作所期于的标准衡量，便算不得妥当。孔子既想留下一部叙事之书，也想留下一座垂久的自家名碑，这从他不止一次的话里看得出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因此，为使他这部得意之作传之永久，他在编年之中掺入若干褒贬与是非之断，使它既是史书，又是一部道德教训的课本；而当他把这书交给弟子时，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这个名目，许多中国学者理解为编年之通称；这样一来，其所以得名便被解为「褒者生之如春，贬者杀之如秋」，或者像《三字经》里所说的「寓褒贬，别善恶」。可细看《春秋》，必定令人失望：尽管孟子备加称扬、其声名又如此之大，这部史书不过是一份光秃秃的事件记录，通篇读完还不消一个钟头。理雅各博士写道：「我们在这里所见的，并不是一部艺术地织成的事迹之史，而是一堆关于鲁国朝廷与国事的、尽可能简短的提示，前后二百四十二年，文字上毫无一点文才的润色，笔者也丝毫不露持论评断的意思。每一段总是极短。每一段都为纪一事而设；可那事无论是足以令我们叹服的德行，还是足以引我们厌恶的暴行，其文字里几乎不能说有什么足以使我们窥见作者对它的感想。那些记载——我们不能称之为叙事——绝对不动声色。一桩卑鄙的谋杀与一桩光辉的义举，记下来与记日蚀一般无二。某某事发生了；如此而已。既无细节，也无断语。」

这样冷静的记述，即便凭圣人的大名，恐怕也保不住不致湮没，若不是有左氏——孔子稍晚的同时人或追随者——的敷陈，把那些干瘪的句子填满，为这副骨架添上血肉与生气。孟子那些热烈的称赞，或许正因为他把经与传看作一体。《左传》向来被推为诸传之首；而就其文笔之简劲而又生动如画而论，像理雅各博士那样称其作者为「中国的傅华萨」，也不算过分。左氏除了要解说《春秋》的正文之外，还有一层用意，是要对那一时期的中国史作一通观；若不是他把活的画面嵌进他老师的框架，公元前六、七两个世纪的许多极要紧的细节，只怕早已永远失传了。另有两部早期的传，即公羊与穀梁，约出于公元前二世纪，在中国学者心目中地位甚高，被视为原经的阐发。它们无论在趣味还是权威上都不及《左传》，不过可以说：研治《春秋》而不细读它们的内容，是几乎做不到的。这里不妨举《春秋》的一段，再附上这三家对正文的疏解，也颇有意思。鲁僖公二年（公元前六五七年）的经文如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师、晋师灭下阳。

「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郑。」

这一年的第三条，《左传》敷陈道：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

《公羊传》于同一条则说：

「虞，微国也，曷为序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

「曷为使虞首恶？虞受赂，假灭国者道，以取亡焉。

「其受赂奈何？献公朝诸大夫而问焉，曰：『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其意也何？』诸大夫有进对者曰：『寝不安与？其诸侍御有不在侧者与？』献公不应。荀息进曰：『虞、虢见与？』献公揖而进之，遂与之入而谋曰：『吾欲攻虢，则虞救之；攻虞，则虢救之；如之何？愿与子虑之。』荀息对曰：『君若用臣之谋，则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尔，君何忧焉？』献公曰：『然则奈何？』荀息曰：『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则是宝出之内府，藏之外府；君何丧焉？』献公曰：『诺。虽然，宫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宫之奇知则知矣，虽然，虞公贪而好宝，见宝必不从其言。请终以往。』」以下从略。

下面这段《穀梁传》，接着上文所断之处叙下去，可见其一斑。这两传相似之处甚多，令人疑心它们是彼此参照而作的：

「献公乃遣之假道以伐虢。宫之奇谏曰：『晋国之使者，其辞卑而币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宫之奇又谏曰：『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挈其妻子以奔曹。

「献公亡虢，五年而后举虞。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

经文各条虽然简略，可连同其繁富的传注，足见中国古人保存旧史之有条理。这些书以及别的书，对他们在基督以前八个世纪中的智识活动所透露的消息，自然使人不得不把他们的文化估得比我们向来所许的更高。

《总目》第六类，前文已经提过，收的是《孝经》的相关著述。

第七类所列，是阐释五经全体的著作；倘若它们在思致的独创、考究的广博、取譬的丰赡与疑难的解说上，能与其篇幅和数量相称，那么任何语言的书都比不上五经所享的这份助读之富。这些注家之中，宋代江西人朱熹阐发经义之功远迈众家，以致他的解说如今几乎被看作与正文有同等的权威，初学者总要先读它，以求正解。

《总目》第八类，收的是关于「四书」的传注，四书对中国人心的塑造之力，几乎不亚于五经。它们出自不同的作者，刊行以来或许经过少许改动与窜入，不过无论四书还是五经，其变动都不可能很多很大，因为随孔子问学的弟子甚众，手里都有他著作的抄本，凡他所编的必会小心地保存其未经窜乱者，凡记他言论的也必会完整地传下去。四书中没有一部真是孔子亲笔所作，可其中三部被看作他思想的撮要；今日的编次，是约八百年前的程氏兄弟所定。

四书之首是《大学》，即「大人之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今分十一章，只有第一章归之于圣人，其余为释文；全篇不足二千言。《大学》的宗旨，扼要可归为四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章里，这个意思是以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圆环方式展开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以下各章主要是曾子所辑、后由朱熹编次的古代帝王与著作家的精辟之言，用以阐发并推衍第一章所载孔子的教训。这里只引第十章的一段：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读了这些引文，人们会乐于承认：这些中国的道德家虽然没有上帝之道那种崇高的凭据与鼓舞人的指望与应许，他们在力图改良并造福国人时，却是从正当的地方入手的；而他们之所以未能全然成功，其缘由非其教化之力所能及。

四书之二叫《中庸》，即「不偏不倚之道」，就某些方面说是这一系里最为精深的一篇。它是孔子之孙孔伋（世人多称其字「子思」）在圣人身后约九十年所作。它原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同《大学》一样由朱熹抽出，成为四书之二。全书三十三章，注释甚多。作者的大旨在于阐明人德的性质，并借一位仪范无瑕的理想「君子」的举止把它表现出来——这位君子举止总归中正，不走极端。他所奉行的，正是赫西俄德所劝的：凡事守中，中道最善。

真正的德在于永不走极端；不过这位圣人似乎并非要以此抑制积极的仁爱于一面，或鼓励自私的麻木于另一面。「诚」被说成万物之本，「和」被说成贯通宇宙的原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全书的调子是单一的，间或有几段生动的文字调剂，其中描写君子的一段便是一例：「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中国的道德家把世人分为三等，其理如下：「上等之人，如圣、贤、仁人、豪杰，不待教而善；中等之人，如农、医、星卜、兵士之类，教而后善；下等之人，如优伶、讼棍、奴仆、诈骗之流，虽教亦恶。」第一等是「圣」，第二等是「贤」，末一等是「愚」。德庇时爵士指出这三分法与赫西俄德之说相似。《中庸》这样描写第一等人：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诚」，即真实无妄，在君子诸德中地位极高；不过把中国的字眼译成英文时，要找到恰能表出原意的词，有时着实令人为难。譬如「诚」被这样描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另一处又说：「至诚之心，可以动天地。」君子被认为兼有这些品质。其完善的标准悬得如此之高，以人性之力独自决计达不到；孔伋大约本意是要把他祖父的人格抬到这个高度，从而作为一位「圣人」传之后世；然而在上天的安排下，他把《中庸》里这样一种人格摆在国人面前，实在是给他们帮了大忙。这书既成了学塾的课本，历代学子日日诵习，受益良多。

四书之三叫《论语》，即孔子的言论辑录，分二十篇，其中他的全体弟子把他的言行记了下来，与鲍斯韦尔记约翰逊的办法颇相仿佛。不过它没有按年编次的好处，有些地方又太过简括，以致晦涩，几乎不可解。这部书透露出这位圣人对国人性情的精明洞察，也透露出他深知该以什么方式去接近并影响他们。他初以改革者与教师自任时，只以复兴「古人」的道理为满足；可他一面继续这番教诲，一面见自己的影响日增，于是——始终仍托之于古人的权威——把独出的见解与主张植入了同时代人的心里。他那些最高卓的思想，倘若当作自己的提出来，在当日只怕难得为人所受，说不定还会因同时人对他的轻视而全然湮没。

四书中最可注意的几段如下。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前子贡曾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答道：「赐也，非尔所及也。」同样的道理在《中庸》里也重申过，说能这样做的人便去道不远了。另有一句见于《康熙字典》「佛」字之下：「西方有圣人」，其用意在于表明他所指的并不是佛。孔子与以斯拉同时，他听说过散居波斯王朝一百二十七省中以色列人的事、或听说过他们先知的著述，并非不可能；不过全无史实可证他知道西亚诸国或那里用其语言所存的书籍。

《论语》的品格，可由下面几句摘自马士曼译本的话略见一斑：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无友不如己者。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里不妨再添几句关于这位中国文教之大圣的生平事迹与品格的话，虽则上面所引他的文字已足以见其笔墨。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周灵王二十年（约当居鲁士为波斯王之时），在鲁国，即今山东南部的兖州境内。他父亲是一县之长，在他三岁时便去世，把他的抚育与教养留给了他母亲；她虽不像孟母那样有名，却似乎把对道德的敬重培植在他心里，并指点了他的学业。少年时他以举止庄重、通晓古学著称，博得乡人的敬重与叹服，因此二十岁上、即成婚的第二年，便受委以掌钱谷的小官，此后又被派管牧场与田地。二十四岁上母亲去世，他依当时早已废弛的古礼，立即辞去一切职务为她守丧三年，其间专意向学。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今日。

他对古代典籍的考究，使他决意以此教导国人，并复兴前代帝王的成法，尤其一切与礼有关者。他的地位使他得以出入鲁国的朝廷，在那里结识了有学问有势力的人；到三十岁上，他在他们中间已以师道见称。他本国的君主襄公给了他往洛阳王廷去的资费。他在那里同弟子一道，把古今的一切都细加考察，回国时对周室的先王更添了一层敬意。他的门人与仰慕者日多，声名也随之远播，不久便受到齐国国君之聘；可到了那里，才懊丧地发觉招他去的主因不过是好奇，并非要采行他的主张。于是他离开而归，其时鲁国正因三家大族相争而举国扰乱；他要在这几派之间守中立，实在难乎其难。他的弟子来自四方，舆论也开始受他榜样的影响。终于有一个机会让他把主张付诸实行。内乱的结果是叛党出逃，鲁国渐归清平；公元前五〇〇年，他的君主定公任他为中都宰。此时他已五十岁，开始以司寇之位尽力推行他所能行的善政。三年之间，他治理国事，兼有热忱、审慎、严明，又顾及各阶层的权利与需要，鲁国不久便成了别国既羡且惧的对象。他甚至成功地拆毁了两三座目无国法的世卿的城堡。他的教训已经切实施行过；而他像所罗门一样，因这番公认的成功，其在后世的影响也随之增大。

然而这终究不过是一次试验；因为齐景公嫉妒邻国势力的增长，送给定公一份诱人的礼物，计有华饰的马三十匹、若干珍异之物，还有他境内所能搜罗的最擅技艺的女乐二十人。这个既博取少年君主欢心、又把碍眼的谏臣逐出朝堂的计策果然得逞，孔子不久便被迫退居私门。他迁到卫国的境内，随行的是愿意跟他走的弟子，在那里推广他的学说，并往邻近各国游历。

他有时受人称誉与礼遇，可同样常常成为迫害与轻侮的对象；不止一次，他性命垂危。他把自己比作一条被逐出家门的狗：「我有那畜生的忠诚，人待我也像待它一样。可人的负义又算得什么？他们拦不住我去做那派定我做的一切善事。倘若我的教训被人轻忽，我心里还有一层安慰：我已忠实地尽了我的本分。」他有时说话的口气，表明他自己觉得上天曾特别授他以教化天下的使命。有一两次身处险境时，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他施教时，善于就眼前之事引出有用的教训，所记的几则至少是很巧妙的。一日见一个捕鸟人把鸟分装几笼，他问道：「我不见这里有老鸟；你把它们放到哪里去了？」捕鸟人答道：「老鸟太机警，捉不着；它们总在留神，一见网笼，非但不入彀，反倒逃开再不回来。那些跟着它们的小鸟也一样逃脱；只有自己结成一群、冒失凑近来的，才是我所捉到的。若偶尔捉着一只老鸟，那是因为它跟着小鸟走。」孔子转身对弟子们说：「你们都听见了；这捕鸟人的话，正可给我们作教训。小鸟只有跟着老鸟才逃得开罗网，老鸟跟着小鸟就被捉住；人也是这样。冒失、逞强、不虑后果、不用心，是年轻人误入歧途的主因。他们因自己那一点小成就而自满，学问才起头便自以为无所不知；德行才做了几件平常的，便自以为智慧已到了顶。抱着这种错觉，他们什么都不疑，什么都不迟疑，什么都不留心；不问年长而有阅历的人，便冒失行事，这样一味自信己见，便被引入歧途，一见有网张着就落进去。倘若你见一位年高而本该持重的人，糊涂到被少年人的轻佻所吸引，依附着他、与他同思同行，那么他必被那少年带偏，不久也落进同一张网里。不要忘了那捕鸟人的话。」

一次望着一条河，他把它不息的流水比作好的道理在世代之间的传递：一代既已受之，便当传与后人。「不要学那些离群独处的人——指那些谈玄之士——只为自己求智；把我们所有的一点知识与德行传给别人，永远不会使自己贫乏。」他对自己的学说能否被普遍接受，似乎只抱着淡淡的指望；不过到晚年，他个人所受的敬重与门徒的增多，已足以给他合乎情理的鼓舞。

孔子六十八岁上回到本国，把时间用在完成他所编的经典与教诲已经众多的弟子上。他的君主曾召他回来，也曾向他咨询；他最后的举动之一，是入朝力主伐齐，以讨其弑君之罪。围绕他生出许多传说，以致他如今在国人面前成了一位圣者兼半神；然而在这些后起的记载里，凡与他有关的事，竟显著地没有什么预言与神迹。有一则故事说，他著述完成之后，把朋友聚在身边，把自己一生的文字郑重地献给上天，作为他生命的终事。「他召集所有弟子，把他们领出城外，到多年来惯于举行祭祀的一座山上。他在那里筑起一座台或坛，把书放在上面，随后面北而拜天，长跪谢天赐他性命与气力，使他得以完成这番辛劳的事业；他祈求上天使国人从这样艰辛的劳作中所得的益处不至微小。他事先以静居、斋戒与祈祷为这场典礼作了准备。中国的画上，这位圣人作祈求之状，一道光或一道虹自天上落到书上，弟子们环立四周，惊叹不已。」

去世前几日，他在屋里蹒跚而行，长叹道：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不久他便去世，时公元前四七八年，年七十三，只留下一个后人，即他的孙子子思；由他这一支传到今日。他在世之年，犹太人自巴比伦归来、薛西斯侵希腊、波斯人征服埃及诸事相继发生。身后所加的种种荣典名目繁多，已近于偶像崇拜。他的封号是「至圣先师」孔子，又称「圣公」。到康熙之世，即他去世二千一百五十年后，姓孔的男丁尚有一万一千人在世，多数属第七十四代，无疑是世上最古的家族之一。祭孔的仪注中有一篇他的小传，末尾是这样的颂词：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孔子哲学的主要特点，是对尊长的顺从与待人的仁厚正直；它全然不涉及一位人人须向之负责的、不可见的主宰，只向此世寻求其制裁的根据，并使君主本人也只在一部分上受更高的裁判所约束。孔子在他那位理想的「君子」身上的影响，以及这一构想此后对他的种族所发生的向善之力，实在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这可以比作雅典卫城上那位雕刻家的煌煌之作——那尊无与伦比的、高七十余尺的神像，其铜盔与铜矛的光辉高出全城的神殿与高处，吸引着近旁爱琴海上水手不断的凝望；它指引着他前行的航路，却始终在他够不着的地方。古时雅典的航海者之于那尊护城的雅典娜，正如孔子的「君子」之于异教道德家们的理想之人。这一人格在后世无量的影响，证明他自己所立的标准何等高卓；而这个民族的良心，此后也一直认可这幅画像之当。

从子女对父母应尽的本分、敬意与顺从出发，他进而申说妻之于夫、民之于君、臣之于王的义务，以及由种种社会关系所生的一切责任。政治上的道德必须建基于私德之上；在他看来，一切真正的进步都始于「认识你自己」。不可否认，在许多可取之处以外，他的主张里也有几条可议的教条；而理雅各博士，如前所见，就严责他在《春秋》中以及生平对真实的漠视。然而与希腊罗马诸哲的训诫相比，他著作的总趋向是好的；而就其与所处社会的相宜，以及其极重实行的品格而言，则过于西方的哲人。他并不多讲那些崇高而不可企及的德行，倒是教人日常的往来该怎样维持——子女对父母该怎样举止，一个人何时该出仕，何时该成婚，等等；这些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琐屑，可对他所处的时代与人民，大约是十分相宜的。

孔子倘若给后世留下的是《伊利亚特》、《论义务》或柏拉图的对话那样的著作，他在世界卓越的心灵中无疑会占更高的地位；可他在本国人中间的影响是否会同样好、同样长久，就很可疑了。他关于子女的抚育与教养的训示之繁细，他对孝道的着重，他为社会各阶层各等次的往来所定的仪节与举止之详密，使他的著作有别于别国的一切哲人——比较言之，那些哲人对幼者的教育是很少措意的。四书五经，若单就其本身的品格与别国的著作相比，除了其古老与文字之外，本不过被看作文学上的古玩；然而它们对千百万人的心灵所施的无比影响，使它们具有一种除《圣经》之外任何书都不能自称的趣味。这影响的由来与解说，在于它们被用作学塾与科场的课本；倘若基督教国家的青年对所罗门与福音书作者的著作也有同样的了解，那真是大好事了。中国经典没有污秽淫亵的描写，也没有涉及一切足以使人心堕落败坏之事，这一可取之处不该被忽略。中国的文学之中，诚然有足以污染异教徒之心的东西，可那些渣滓已经沉淀下去；在最受推重的那些著作里，几乎找不出什么是任何国家的任何人读不得的。凡熟悉印度、希腊与罗马诗人著作的人，都知道其中充斥着男女诸神情爱的绚烂描写；相形之下，中国经典在这一点上的洁净，必须算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人祭孔，多半只满足于立一块简单的牌位以志敬意；为这位圣人的崇拜而雕像是不常见的。不过下面这桩事却是这一向来严肃的崇拜中的一个例外。唐代（公元六五七年）有一位学者韦氏，据说不满足于只讲授经书，还立起孔子与七十二弟子的等身塑像，以激励自己门生的热忱。这位学者与他的弟子们——其中既有他的祖父，也有他的几个孙子——常到这座学问之神的祠堂里来，在这些古之贤哲面前下拜。「而他的后人，」记载者末了说，「日后位至显要的很多。」

四书的最后一部，篇幅几乎抵得上前三部之和，全是孟子的著作；中国人称他孟子，或孟夫子。这位圣人比他的老师晚一百多年；虽则评骘他的人格时不可忘记，他得了那位老师的榜样之利、又受其声名与教诲的激励，然而在多数方面，他所显出的思想的独创、意志的坚定与见识的宏阔都胜过孔子，必须算作亚洲各民族所曾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孟子生于公元前三七一年，在邹城，今属山东，离他老师的故里不远。柏拉图去世时他二十三岁；希腊许多别的伟人也是他的同时人。他父亲早亡，把这孩子的教养留给了他的寡母仉氏。雷慕沙说：「这位谨慎细心的母亲的教养，向来被举为一切贤良父母的榜样。她所住的屋子靠近一家屠户；她留意到牲口被宰时一发出叫声，小孟就跑去看，回来便要摹仿他所见的。她怕他的心肠变硬、看惯了血，便迁到另一所屋子，靠近一片坟地。葬在那里的人的亲属常来墓上哭泣，行惯常的奠祭；这孩子不久便喜欢上他们的仪节，以摹仿它们为戏。这又成了仉氏新的忧虑：她怕儿子把天下最严肃的事当作儿戏，怕他养成轻率而徒具形式地敷衍那些最需专注与敬慎的仪节的习惯。于是她又焦心地迁居，搬到城里，住在一所学堂对面；她儿子在那里找到了最值得摹仿的榜样，不久便受其益。这桩小事本不值一提，若不是中国人常以那句俗语『昔孟母，择邻处』提到它。」另有一次，她儿子见人宰猪，问她为什么。她答道：「给你吃。」随即想到这是教儿子轻看真话，便去买了些猪肉给他。

孟子很早便专心于经书，大约受业于孔门及其孙孔伋一派的名师。学成之后，四十岁上出来讲学，并把自己的本领献给国中的诸侯。他曾受到梁惠王的接待，虽甚受这位国君敬重，他的教训却未被采纳；他不久便看出：在当日众多的小邦之主与善于权谋的政客之间，指望天下复安是没有希望的；对那些满心只有征伐与逸乐的人，讲尧、舜、文王与成汤的仁政与和平之德，是引不起兴味的。于是他应聘往邻国齐去，一生行道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度过；记载表明，他常被许多国家的政要延请咨询。他由一国到另一国，阅历使他看清了在世人普遍蔑视公道、仁慈与节俭之时为善政之难，而他的影响也随之扩大。他自己那不肯迁就的性情与对礼法与操守的严峻讲求，使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里那些散漫而无顾忌的人望而生畏。最后他退居故里，与弟子们度过最后二十年，在那里完成了以他为名的那部书，使他在国人中间成了这样一股力量。他向来都是民众主张自己权利以抗上位者不义的激励与指南，也是那些秉公而治者的鼓励者。他对国中君臣双方应尽之责与应有之权的申说，早于西方任何著作家；他关于宽仁之政的若干原则，在《圣经》宣示之前就已提出。他死时八十四岁（公元前二八八年），比同样活到八十四岁的托勒密一世去世略早。

孟子身后，经公议加以「邹国公」的封号，在圣庙中与孔子同受祭享；他的后人世袭「五经博士」之号，而他本人被称为「亚圣」，即次于孔子的圣人。他的著作作对话体，与当时的显贵往复问答，其中满是针对恶行与暴政的反讽与嘲弄，这反倒使他对德行与正直的称许更有分量。他仿苏格拉底的办法，对论敌一无所争，却顺着他们的前提，设法从中引出最荒谬的结论，使对方无地自容。

魏国之君——当日扰攘的诸侯之一——向孟子诉说自己如何尽力使百姓安乐、国家兴盛，却总不见效。哲人说：「王好战，请以战喻：两军相当，鼓声既起，兵刃相接，一方败了；其兵有弃甲曳兵而走者，或走百步而止，或走五十步而止。那走五十步的，可有权嘲笑走得更远的么？」

王说：「不可；他们同样是逃，一样的羞耻。」

孟子随即说：「王也就不必再夸自己所尽之力胜过邻国了。你们同当此责，谁也没有自居于人上的道理。」接着他步步紧逼地问道：「王啊！以棍杀人与以刀杀人，有分别么？」王说：「无以异也。」「以刀杀人与以苛政虐民，有分别么？」王又说：「无以异也。」

孟子于是说：「王的厨房里堆满肉食，马厩里满是肥马，而王的百姓面有饥色，在田野荒郊上困于穷苦、或竟饿死。这不是养禽兽来吃人么？以刀杀他们与以不仁之政害他们，又有什么分别？我们既憎恶那些彼此撕咬吞食的野兽，对一个不肯作百姓的父母、反倒毫不迟疑地养禽兽来害他们的君主，岂不更该痛恨？一个这样无情地对待自己儿女、照顾他们还不如照顾他所豢养的野兽的人，算是什么百姓的父母？」

一次向齐王进言，孟子说：「所谓故国者，并不是说它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它有世代尽职于官守的人家。王啊！你的臣工之中，一个这样的也没有；昨日你所擢用的，今日又何在？」

王答道：「我怎能预先知道他们无德而斥退他们？」

哲人答道：「擢一位贤者于高位，君主不过是做他不得不做的事。可把一个出身微贱的人置于国中的贵戚之上，或把一个疏远的族人置于亲近的宗亲之上，就非慎重不可。左右近臣众口称某人贤，未可信也；国中的大夫都这样说，也还不可就据其言；若国人也都这样说，那就当自己去察看；察看之后果见其贤，然后加以任用与荣宠。同样，倘若左右都反对他信用某臣，不可听；大夫都持此议，也不可为其所动；可若百姓也同此请，那就当察看他们所恶之人，果有其罪，便加斥退。总之，倘若左右都以为某臣该死，君主不可只据其议；大臣们都持此见，也仍不可徇其意；可若百姓都说此人不可留，那么君主亲加察问，确知其罪，便当处其死；到这地步，可以说是国人杀之了。这样行事的君主，才成其为百姓的父母。」

民意始终被称为国中至高之权，孟子告诫诸侯：必须既得民之欢心，又予民以实惠；他说：「不得乎丘民之心，无以为国。」又说：「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失其民，斯失天下矣。」为君者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他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有一位君主问他该不该去取邻国之地，他答道：「燕民悦，则取之；燕民不悦，则勿取。」他也赞成废黜那不以百姓之乐为念的君主，并举商周两朝开国之君为据以明其正当。他的主张是：「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他对人性的估量，一如中国许多圣哲，是高的，认为其本善，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可他也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然而人性须经磨难的试炼，要养成刚毅而有德的品格，人必须多受苦：「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自己的品格，与人们通常加于亚洲人、尤其加于中国人的那种卑屈猥琐大不相同；他似乎准备为自己的原则牺牲一切。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又像是说他自己的操守：「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在许多方面——尤其在他所重的孝道、他对古书与古之君主的敬仰、他对旧制的坚守上——孟子摹仿并维护着孔子；而在天赋的气魄与对同胞责难的无所顾忌上，他则过之。他的书已有多种欧洲文字的译本，而理雅各的译本，因其注释以及关于孟子生平与时代的叙述，又因其对孟子人格与影响的公允评断，多数方面都算最好。

再回到《四库总目》。第九类所列是乐书，另有几种论舞蹈与仪容之作；它们之所以列于此，是因为乐在国家祭祀与家庭仪节中所居的地位。

第十类所列是训诂之书与字书，大多限于汉文，也有几种是满文的。中国政府在字书与类书的编纂上，用力之勤是出众的。此处所著录的此类书共二百十八种，大部分出于本朝，而且只收论通行语言之作，不收论方言的。就其征引之广、就其对字形、字源与构造所作的种种专论，以及关于语言的各种题目的著述而言，都可见本国学者在阐明本国语言上所下的苦功。

其中一部《佩文韵府》，即「文字声韵之库」，浩博而精深，值得略加介绍；而要介绍它，没有比引加略利先生为其译本缘起所作序中的一段更好的了——那部译本他只出了一分册。他说，策划编纂此书的康熙皇帝「把帝国最著名的文士召集到宫中，把所能搜罗的一切古今著作摆在他们面前，命他们细心搜集汉语中一切可以举出例证的字词、典故、句式与辞藻；把主要的条目按字音编排；每一说法各占一段；每一段之下举原书数证以为依据。这些文士为皇帝的优礼与榜样所激励——皇帝逐日审阅他们每天的成绩——七十六位文士聚于北京，勤奋从事，又与帝国各地的学者往还不辍，八年之后此书告成（一七一一年），由公帑刊行，凡厚册一百三十本。」汉语的独特之处，在于以两个或更多的字合成许多复词以表第三重新义；因此这样一部辞库，其必要与有用，或许胜过任何别种语言里的同类之书。在某些常用之字下，所录的合词多至三百、四百乃至六百，无不多少改变其义，合起来便成了这个字完备的专论，对要作合乎语法的汉文的学者极其有用。这座文字劳作的宏伟丰碑，为这位对其编纂如此上心的君主大增光彩——他在序里说，八年之中，尽管政务纷繁，他仍把每日余暇用来审阅供职诸臣的成绩。

十二中国的文苑

《四库总目》其余三部，所列的是史部、子部与集部之书。对其价值的估量，多少要看研究者所治的路数；而要使他能作这番估量，就非从诗歌、宗教、方志或道德之书中大量摘引不可。凡钻研最久的人，如雷慕沙、儒莲、斯当东、鲍狄埃、马礼逊父子、理雅各等等，谈起它们来都最为敬重——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所知愈多，愈能赏识其价值，也或许是因为治学的热忱给他们的叙述染上了一层兴奋之色。《评论季刊》上有一位作者，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主张把中国的文苑之作列于首位，因为它最能使欧洲人窥见中国人思维的习惯。「中国人之卓然有别于其余亚洲人者，在于他们很早就掌握并广泛使用印刷这一要术；而且所用的正是雕版这一特别的形式，最宜于以本多价廉来促进其各类著作的流通。因此，正如所可料想的，他们是一个读书的民族；即便下层之中，也普遍有几分教育；至于上层，在一个学问乃是通向声名、荣宠与仕宦之门的门槛的制度之下，文字必受何等的看重，就更不必多说了。在这种情形下自然而生的浩瀚书籍之中，我们不讳言：他们的文苑之作，即戏曲、诗歌与小说这几类，在我们心目中始终占着最高的地位；而且我们要说：对于一个在道德或自然科学上都无甚可教于欧洲的民族，要亲切地了解他们，再没有比大量汲取其文苑取之不尽的宝藏更便捷、更愉快的法子了。」

《总目》第二部「史部」分十五类。这些著作极为浩繁；单是它们的目录已足以使人对其中所耗的巨量心力生出崇高的观念；至少对像《十七史》（二百十七册）及其续编《二十二史》（更为庞大）这样的编纂所显示的勤劬，是无论如何不能不表敬意的。希罗多德与欧洲别的古史家笔下那些有趣的插话与人物素描，这里是没有的；然而宫廷、军旅与社会生活中的事迹却很不少，此外还有政事与帝王的传记。历朝的实录成了专官之责，自隋（公元五九〇年）所定的门类，此后便一直沿用，把史料分隶于十二个题目之下。经缜密的学者消化过的大宗材料，编成了今日所知的这些记载；它们纵有种种缺陷，仍是亚洲任何民族所有的最好的连贯之史。通俗的节本很常见，其中以《通鉴纲目》与据之编成的节本《纲鉴易知录》最为有用。

中国最早的史家是司马迁，约在公元前一〇四年，他就在这一年动手写《史记》一百三十篇。在这部巨著里——它之于中国，正如希罗多德那几卷之于希腊，是可信的近世历史的开端——作者依次记述历代帝王的事迹以及其治下所发生的大事，另附关于乐律、天文、祭祀、度量、公共工程等等的专篇与议论，并叙其在此书所包的二十二个世纪中所经的变迁。据雷慕沙说，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因为中国人像古时的希伯来人一样，要数一数他们标准作家笔下的字数。《史记》分五部分，其编次成了后世史家的模范，而其中能在笔致的生动或考究的谨严上与其作者比肩的却很少。

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是中国学者所作的编年之中条理最清、最为明晰的一部，所载自晋末至宋初（公元三一三年至九六〇年）。司马迁与司马光两位史家都在朝中位居要职，都曾时而获罪、时而受宠，也都卷在当日一切政局之中。雷慕沙对他们的著作称许有加，并在评介其书之余附了些他们的生平。司马光生平的一两件事，显出一种敏于行事、勇于直言的作风，这在中国人中间比通常所想的要常见。他年少时与几个同伴站在一口养金鱼的大缸旁边，其中一个掉了进去。别人都吓得手足无措，纷纷跑去求救，只有小司马光四下寻了块石头把缸砸破，让水流出来，救了同伴的命。到后来，同样的常识又与直言不讳的胆气结合在一起。有一回南方人进献一头奇异的走兽给皇帝，谄媚之徒说那就是祥瑞的麒麟。司马光被问及此事，答道：「臣未尝见麒麟，故不能辨其是否。臣所知者：真麒麟断不能由外夷送来；国治则自至耳。」宋人李焘续此巨著，成书五百二十卷，使国人对本国三十六个世纪的盛衰有了一部像样的记述；而经朱熹主持所作的纲目，又使它对后世更为易读、更为著名。

中国文学中，没有几部书比约公元三五〇年陈寿所作的历史小说《三国志》更为流行；其场景设在中国北部，所包的年代自公元一七〇年至三一七年，其时若干野心之辈共谋倾覆昔日显赫的汉室那几位庸懦的君主，汉室既倒，他们又彼此相攻，直到全国重新统一于晋。这部作品因其兼具两种性质、所历的年月又长，必然缺少小说所应有的整一。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魅力，在于对种种计谋与反计谋的生动描写，在于战阵、围城与退兵的叙述，也在于人物刻画之妙与其行事间杂以趣事的手法。全书开篇写汉室末两位君主桓帝、灵帝（一四七年至一八四年）失政、天下扰攘之状：这两位君主全为宦官所左右，把朝政交给肆无忌惮的暴虐之徒，直到野心之辈乘着普遍的怨愤揭竿而起。首领们令其党羽头裹黄巾，故称黄巾之乱，经几位维护王室的名将数年苦战才平定下来。其中有董卓，他渐渐把国中大权揽到自己手里，因而招来别的同样野心而无所顾忌之辈与他为敌。局面还不到使忠于王室者尽绝扶持正统之望的地步，其中就有司徒王允；他见国势危急，设下一计，要诱董卓自取灭亡。那一段是这样叙的：

一日，董卓大宴百官。酒过数巡，吕布（其义子）附耳低语数句，董卓即命左右将张温自席间拖至堂下，须臾一人以红盘捧其首级上来。在座诸人魂不附体，董卓却笑道：「诸公勿惊。张温结连袁术，欲图害我；适才有人送书与他，误落我儿之手，故有此事。诸公无故，不必惊怕。」众官皆应道：「是，是。」旋即散去。

司徒王允回到府中，沉思道：「今日席间之事，教我坐立不安。」夜深时扶杖步入后园，立于荼蘼架下，仰面而哭；忽闻牡丹亭畔有人长吁短叹。轻步窥之，乃府中歌伎貂蝉：她自幼被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艺俱佳，王允待之如同己出。

听了一会儿，他喝道：「贱人将有何私情耶？」貂蝉大惊，跪下道：「贱妾安敢有私？」「汝若无私，何夜深于此长叹？」貂蝉道：「容妾伸肺腑之言。妾蒙大人恩养，教以歌舞，优礼相待；妾身虽粉骨碎骨，莫报万一。近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夕见大人行坐不安，因此长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王允以杖击地道：「谁想汉天下却在汝手中耶！随我到画阁中来。」貂蝉跟到阁中，王允尽叱出妇妾，请貂蝉坐了，自己翻身下拜。貂蝉大惊，伏地道：「大人何故如此？」王允道：「汝可怜汉天下生灵！」言讫，泪如泉涌。貂蝉道：「适间贱妾曾言：但有使令，万死不辞。」

王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悬之危，君臣有累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贼臣董卓，将欲篡位；朝中文武，无计可施。他有一义子吕布，骁勇异常；我观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连环计：先将汝许嫁吕布，后献与董卓；汝于中取便，谍间他父子反颜，令布杀卓，以绝大恶，重扶社稷，再立江山。此事皆在汝身，不知汝意若何？」貂蝉道：「妾已许大人万死不辞，乞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

「事若泄漏，我灭门矣。」「大人勿忧。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

王允拜谢。次日，便将家藏明珠数颗，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顶，使人密送吕布。吕布甚喜，亲到王允宅致谢；王允早已备下嘉肴美酒相候。王允迎出门外，请入后堂，让于上座。吕布辞道：「布乃相府一将，司徒是朝廷大臣，何故错敬？」

王允道：「方今天下别无英雄，惟有将军耳。允非敬将军之职，敬将军之才也。」吕布大喜。王允殷勤敬酒，口称董卓并将军之德不绝；吕布纵声大笑。王允叱退左右，只留侍妾数人劝酒。酒至半酣，王允命唤孩儿来。少顷，两个青衣引貂蝉艳妆而出。吕布惊问：「此何人也？」

「小女貂蝉也。允蒙将军错爱，不异至亲，故令其与将军相见。」便命貂蝉与吕布把盏。貂蝉送酒与吕布，二人眉目送情。

王允佯醉道：「孩儿央及将军痛饮几杯；吾一家全靠着将军哩。」吕布请貂蝉坐，貂蝉假意欲入。王允道：「将军乃允之至友，孩儿便坐何妨。」貂蝉便坐于王允之侧。吕布目不转睛地看，一边饮酒一边看。

王允指貂蝉对吕布道：「允欲将此女送与将军为妾，还肯纳否？」吕布出席谢道：「若得如此，布当效犬马之报。」

王允道：「早晚选一良辰，送至将军府中。」吕布欣喜无限，眼不离貂蝉；貂蝉也以秋波送情。席散不久，吕布辞去。

这条计策果然成功，董卓在往废君的路上被他义子刺杀。可他的死并没有给天下带来太平；曹操、刘备、孙权三人不久便在争权中崭露头角，此后把天下分为吴、蜀、魏三国，此书之名即由此而来。书中人物后来被奉为神的很多，其中有刘备的结义兄弟关羽，如今是中国神话里的战神关帝；还有华佗，则是医药之神。书中的场面与人物，都成了画工与文士取之不尽的题目。有一位评点者甚至把自己的感想直接写进正文里去，成了「妙语！」「大言欺人！」「此人先前是个呆子，如今又露出呆相来了！」之类。德庇时把这部书比作《伊利亚特》，因其大体的结构与英雄们喧嚣的性情；它写成之时，书中的场面与主要人物大半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而这两样的记忆都正在民间传说的暮色中渐渐淡去。

中国众多的史家之中，值得全译的只有寥寥数家，可供作节要的却很多。其中有前文已提到的《左传》，有班固与其妹班昭所作的《汉书》，有魏收（公元三八六年至五五六年）的《魏书》，还有司马光诸作。除历朝正史之外，这一部下另有两类归在编年与纪事本末之目的著作，也能给外国的考古者提供许多可靠的材料。就史料而论，《春秋》之后最可贵的遗存是《竹书纪年》，据说公元二七九年得自河南的一座古墓；它载有直到公元前二九九年的年表，间杂以史事，书中有许多足以证其不伪的内证。理雅各与毕瓯各有译本。

名人淑媛的传记数目很多，编纂这类书是文人乐为的一门功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记里对有文才的妇女的敬重，以及对贤明母亲的称许——她们那些出众的子女被看作其悉心教养的凭据。这一类中有一部一百二十册的书，叫《姓谱》，可它没有一些较不拘形式的传记辞典里所有的那种事迹与生气。公元前一二五年刘向所作的《列女传》，记古时的贤媛，凡论女教者要表明古时妇女如何被教以修德习艺，常常引它。一位中国作者倘不能引一桩至少八百或一千年前的事来印证自己的主张，就觉得说服力减了一半。传记类之书几乎与方志一样多，也是研究这个民族性格最好的门径之一；其中有些像我们文学里华盛顿或克伦威尔的传一样，兼有史与传两种性质。

这一部所列的方志与地理之书，前文已经提到过一些。论典章制度的书中，有马端临（公元一二七五年）的《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这是一部极浩博精深的著作，含着对一切与政事有关之事的考究，历数朝而下，前后几近四十个世纪。雷慕沙甚至说：「这部杰作本身就是一座图书馆；中国文学即便别无他书，单为读它一部，这门语言也值得去学。」欧洲人为搜求东亚之事而取资于此书者，多于任何别的书；刘应与德经关于鞑靼与匈奴的记述，多半取自其中；宾格雷关于彗星与陨石的叙述，也是从它的篇页里摘出的，此外还有若干地理与人种的文字。雷慕沙屡次取用其中的储藏，并说其中有许多部分值得全译——这在中国作者中确实是难得的。一五八六年王圻编成并刊行了一部续编，把年代接到那时；一七七二年又在朝廷的赞助下出了一次修订本，不久还有最后一次，把叙述接到康熙之世。一个民族的文学能有这样一部书——显出这样耐心的考究与公允的比勘、这样广博的搜罗与对真正要紧之处的准确辨别，以及这样浩大的一堆有关史事的事实与议论——足以抬高我们对它的评价。虽则其中没有引过罗马或希腊的古典作家，编者对别国关于同类题目的知识一无所知，也使他无从使自己的议论臻于圆满；然而一旦西方的知识宝藏为一个其学者能作出此书、能作出《史记》及别的同样出色之书的民族所知，我们尽可以指望：他们在推进自己的考究上，是不会缺乏勤勉与才力的。

第三部「子部」，分十四类，即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算、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以及释家与道家。第一类叫「儒家类」，即文人一家之作，凡主张、讨论并讲授圣人之教者皆入其中，虽则他们未必全盘接受孔子所教的一切。这一类书值得外国人给予远比迄今为多的考察；他们将会发现：中国的哲人讨论道德、政治、宇宙生成一类题目时，其自由与犀利是人们从未肯许给他们的。

正是在宋代——其时欧洲全然昏睡而不进——中国显出了惊人的心智活力，并从程、朱、周诸子及其门人那里得到了一种塑造性而又保守的影响，一直保持到今日。从朱熹的一段议论里可以看出他如何推论那「最初的推动者」。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先而后有气，此可由『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推之（道即万物所从出之活的原理）；于是性自然具有仁义（仁义即含于道的观念之中）。

「最先有天理（即天之理，宇宙之魂），而后有气；气聚而成质，于是性定焉。

「若问理与气孰先，我便说：理成形而上，气成形而下；既说到成形与上下，又如何能撇开先后的观念？理若不成形，气便粗浊，结为渣滓。

「然而理与气本无先后可言；可你若定要把推论推到它们的起源上去，那就得说理在先；不过它并不是一件独立分离之物，它就含在气的中间，所以若无气，这理便无所附着。气其实就是金、木、水、火四者，而理不过是仁、义、礼、智四德……

「若有人要我解说『先有理而后有气』之说，我说：不必这样讲；可当我们知道二者是合在一处的，究竟是理在先而气在后，还是理在气之后呢？我们不能这样推下去；可若要勉强想出个模样来，那就可以设想：气依着理而发动，气所凝聚之处，理即在焉。因为气能凝能聚、能作能为，而理却无意无欲、无谋无作；只是气所聚结之处，理便在其中。正如天地间人与物、草与木、鸟与兽，其繁衍必须有种，断不能无种而从无中生有；这一切都是气，而理不过是一片洁净空阔的世界，无形无迹，不能造作；惟有气能酝酿凝聚，聚而生物……

「若有人问：『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将降非常之祸于此世也，必先出非常之人以定之』——这些话是不是说苍苍之上果有一位主宰这样行事，还是说天本无心，人不过照这样的路数推论而已？我答道：这三者只是一个意思，就是条理之理本来如此。气之运行至今，一盛之后必有一衰，一衰之后又复兴盛，仿佛循环一般。从没有衰而不复兴的。

「人呼气时腹反鼓起，吸气时腹反凹下；我们本该以为每呼一口气腹当凹进，每吸一口气腹当胀起。其所以然者：人呼气时，虽这一口气出去了，第二口气又生了出来，故腹鼓起；人吸气时，自内而入之气把原有的挤了出去，故腹凹下。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正如两头开口的风箱……

「太极不过是理。它不是一个独立分离的存在；它在阴阳之中，在五行之中，在万物之中；它只是一个理，因其推到了极处，所以叫做太极。若不是它，天地便无从安顿……自太极发动以来，万物由变化而生。这一个道理便包尽了一切；并非先有此而后有彼，总之只有一个大本原，自体而达于用，自微而及于显。若有人问：万物既都分有它，太极岂不是被割裂开了？我答道：本来只有一个太极，万物各分有之，故一物各具一太极；正如天上的月只有一个，而散在山湖之间，处处可见，却不能说月被分开了。

「太极无方所，无形状，无地位可指。若就其未发而言，则未发之先是一片至静；动静与阴阳，不过是这理的形体与降落。动是太极之动，静是太极之静，可这动静本身又不能当作太极本身……若有人问何谓太极，我便说：它不过是至善至极之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周子所谓太极者，便是天地人物之中一切至善至极之德的体现。

「太极只是那极处，过此更无可去；是最高、最玄、最微、最神的，过此便无可进。濂溪先生怕人以为太极有形，故称之为无极——一个不居于物而其量无穷的理……它是两仪、四象、八卦之理；不能说它不存在，却又不能以形体加之。自此而生一阴一阳，是为两仪；四象八卦也由此而出，都依着一定的自然次序，不烦人力去安排。可自孔子以来，就没有人抓得住这个意思了。」

而且不妨添一句：也永远不会有人「抓得住」。这一类议论，几百年来占尽了中国玄学家的心力与笔墨；他们力图解说《易经》那些半生不熟的观念，结果远远离开了那条本可引他们走上真知之路的道路——那就是观察并记录周围自然界的作为与运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推着这块西西弗斯的石头，直到人人都疲惫而昏惑。这一类里还有几部论女教的书，可见此类似乎意在收罗哲人所写的一切，而不止是他们所写的哲学。

第二、第三两类论兵与论法，其中并无出色之作。中国人的孤立，使他们无从研究别国别代的种种政体与法制；正是这一份原创性，使他们的立法于西方学者格外有味。第四类农书之中，有《耕织图诗》，薄薄一册四开本，作于公元一二一〇年，当今的政府曾广为刊布，以「示重民食」之意。前半含二十三幅图，画种稻的各道工序，最末一幅画农夫与家人为丰收而谢土地之神，并献上田中所出的一份；后半的末一幅也画类似的场面，为蚕丝丰收而谢神献祭。这部书里的画，在透视与整体布局上是中国艺术所出的上乘；其刊行之得政府出资，大约主要是因为画好，因为那些诗太短，含不了多少知识，又太难，不能普遍看懂。一六〇〇年的大员徐光启——世人多知其教名保禄——所作的《农政全书》，极详尽地载录了明代的农事与农具。别的论专题与专种作物的书也有，不过中国人从土地上所得的丰厚出产，全靠他们不倦的勤劳，于科学与机械则所得甚少。

在统治者为教化百姓所刊的众多著作中，没有比《圣谕》这部政教合一的书更有影响的了；米怜博士的译本已使英语读者得知其内容。它的底本是康熙皇帝所作的十六条格言，含着为他治下各阶层的安宁、兴旺与富足所立的通则。为使人人不能以不知《圣谕》为辞，法令规定地方官须于每月初一、十五在专设的公所向全国宣讲，百姓不但许其到场，而且受邀鼓励前往。可实际上，这种所谓「政治讲道」除大城镇外多被搁置，虽则其本意仍属可嘉。像康熙与雍正这样皇位稳固的君主，肯自任教民以德之责，并每半月特设一次宣讲以传其训诫，是极可称道的。即便不久便可见到：由于官吏的欺罔与百姓的愚昧或抵触，他们的用意在实效上全然落空，他们应得的功劳也并不因此减损。这十六条格言每条七字，如下：

一、敦孝弟以重人伦。

二、笃宗族以昭雍睦。

三、和乡党以息争讼。

四、重农桑以足衣食。

五、尚节俭以惜财用。

六、隆学校以端士习。

七、黜异端以崇正学。

八、讲法律以儆愚顽。

九、明礼让以厚风俗。

十、务本业以定民志。

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

十二、息诬告以全良善。

十三、诫窝逃以免株连。

十四、完钱粮以省催科。

十五、联保甲以弭盗贼。

十六、解雠忿以重身命。

雍正对这些格言所作的广训，含着许多关于他治国之理的消息；而以作者的地位而论，他是有资格以所知而言的。他对第十四条的推衍，可见其大概：

「自古分土定疆，因田制赋，而后有钱粮之征。五礼之费与国用之需，皆仰给焉。此人君所取于民者，亦臣下所当奉于上者。古今一理，不可易也。且夫设官之俸禄以牧我民，养兵之饷银以卫我民，备荒之储蓄以食我民；凡此皆取之天下，即用之天下。岂有人君之仓廪府库，乃欲损民以自奉者乎？自我朝定鼎以来，赋额有定制，一切苛敛悉予蠲除，未尝多取民间一丝一毫。我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涵育此民；日以裕民为念，减免钱粮，不止百万千万，即以数十百万计亦不能尽。穷乡下邑，无不沾其膏泽；至今浃于肌肤，沦于骨髓。薄取赋敛、减免钱粮、施惠于众，此人君之德也；奉事在上、先公后私，此百姓之分也。尔兵民其共知之。毋怠惰，毋妄费。毋逗留不完，希冀意外之侥幸；毋以钱粮委之他人，致奸徒侵蚀入己。

「依限完纳，不待催科。则以其余可以养父母，可以毕子女之婚嫁，可以供日用之所需，可以备岁时之祭享。州县之官得安枕于公堂，乡里之民不致夜扰于胥役；两无牵累。妻子安然，尚有何乐过于此者？倘不知钱粮之关系国计、法令之必当遵行，或竟抗不完纳，或存心延宕，则有司限于考成、报销有期，势不得不严切追比。承催之人既受鞭笞之苦，势必转肆诛求于尔等；敲门啄户，如饿鹰然，百计取盈。此等无名之费，所耗恐多于应纳之数，而应纳之数终不可免。

「不知于尔何益？与其馈送以餍差役之贪，何如清完正供？与其顽抗而不纳钱粮，何如遵守法度？此虽至愚之人亦知之。且在上者施仁，在下者当尽义；此一体之谓也。试思宫廷之中，宵旰勤劳，无非为民。水涨则筑堤以防之，旱魃为虐则祷雨，蝗至则捕除之。灾而得弭，则尔等受其利；灾而不免，则蠲尔之赋，赈尔之粮。若此而百姓犹忍逋赋以误国用，试问尔心何安？如此行径，直是不孝之子而已。朕反复训谕，惟愿尔兵民一念军国，一念身家。则在外得忠信之名，在内安享其福。官不扰尔，吏不苦尔——何乐如之！尔兵民其夜深静思之，咸体朕意。」

雍正朝的大员王又朴曾以口语衍说这些广训。他论佛道二教的话可作一例；此处所引见第七条之下：

「你们这些愚民不会分辨。就照佛书上说的，佛原是净饭王的长子；他却弃了世间，独自逃到雪山顶上去修行。他连自己的父母妻子都不顾，你们竟痴到以为他顾得着芸芸众生、肯把他的法与道传给你们么？帝王的居处、后妃的宫阙、龙寝与殿堂——这些他都弃了，还要说他喜欢你们给他盖的那些庵、观、寺、院，岂不奇怪？至于玉皇大帝，天上至尊，倘真有这么一位神，说他不在九天之上自在受用，倒要靠你们给他塑一身金身、盖一所屋子住，也真是怪事！

「那些吃斋、打醮、盖庙、塑像的荒唐话，都是那班游手好闲的僧道编出来哄你们的。你们还信他们，不但自己去烧香礼拜，还纵着妻女去。她们抹油搽粉、穿红着绿，到庙里烧香，同和尚道士与那些光棍讼师厮混，挨肩擦臂，挤在人堆里。我看不出他们所说的善在哪里；倒是做出许多丑事，招人烦恼，惹人笑话。

「还有些人怕自家好好的儿女养不大，就送到庙里去做和尚道姑，以为把他们从自己家里挪开、放在佛爷脚下，就一定能延年益寿了！我且问你们：当今做僧道的，可都活到七八十岁？其中就没有短命的么？

「再有一等极蠢的人，因父母有病，在神前许下愿心：若父母痊愈，便上山烧香，一步一拜直到山顶，再从顶上纵身跳下去！不摔死也必断胳膊折腿。他们自己说：『舍自己的命救父母，是孝之至。』旁人也夸他们是孝子；却不想：这样轻贱父母所给的身体，正是极不孝。

「再者，你们说事佛有利，说只要在佛爷面前烧纸钱、上供品、持斋戒，他就替你消灾灭罪、增福延寿！你且想想：自古道『聪明正直之谓神』。佛倘是这样的神，怎会贪你的金纸供品才肯庇佑你？你若不给他烧纸、不给他上供，佛爷就恼了，降灾给你！那么你那佛爷就是个无赖了！且以州县官为例：你纵然从不去奉承他、巴结他，只要你是良民、守本分，他自然高看你。可你若犯法作恶、侵夺人家，纵然使出千方百计去奉承他，他仍旧恼你，必要把这等祸害除掉。

「你说拜佛可以赎罪。假如你犯了法，被押到公堂上受刑，你就是喊上几千声『青天大老爷』，你想那官肯饶你么？可你们偏要不惜代价请几位僧道到家里念经忏悔，以为念一通那些胡言便能驱祸得安、延福增寿。可假如你只把这《圣谕》各条念上几千几万遍而不照着做，指望皇上就喜欢你、赏你银子、给你官做，岂不是白想么？」

这样嘲笑民间的迷信，在全国各处反复讲说，无疑有些效验；可士人只知拆毁而不建立，把人所奉的夺去却不给他们一个替代之物，反倒在自己患难之时做起他们所诋毁的事来，因此这类训诫并不能破除大众对这些仪节的普遍敬重。《圣谕》还被编成韵语以便童子诵读，又加了白话的解说，这就更助其训诫的推行。约翰逊在《东方宗教》里对这部书的称许，在百姓中间确有相当的实效可以印证他的话；然而他们早已听惯了统治者最高妙的道德陈言，却未必肯凭其一句话借他们一块钱。

第五类医书之中，另有专论各样家畜医治之书，其中一部论兽医的，作者把大半的观察与药方都编成了韵语。前文提到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论各专门疾病的专书，都使中国医家的勤勉远胜于其医学。医书与外科之书很多，其中把人身表面细细绘出，还画了施行各种手术的法子。论星命、相术及别样占卜的书，论择屋地、坟地、庙地吉壤的书，多得出奇，其中很多是道家所作。

第八类论艺，含论画、论乐、论刻、论书、论舞、论射之作；等这些书为人所熟知之后，无疑能给西方的艺术家提供许多关于中国人在这些门类上的原理与造诣的新知。

第九类叫「谱录」，分为论古器、论剑、论钱、论铜器的专著，为外国的考古者展开一片有趣而多半有得的研究天地。另有一门，收论茶、论竹、论花木等等的专著，就不那么可观了。

第十类收带几分异端色彩的哲学著作，篇幅甚大，为好奇于中国能对道德之学有何贡献的人提供了难得的探究机会。天主教徒与回教徒的著作也收在这长长的目录之中。

类书一门所列的提要、撮要与知识之库，其广其巨，是任何语言里都无可比拟的。其中有明成祖永乐（公元一四〇三年）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含着这语言里一切经、史、子与科学著作的精华。这部编纂有一部分散失了，到满人入主时已缺十分之一；然而凭着永乐对本国文献无与伦比的关切，三百八十五种古书与珍本得以免于湮没。《三才图会》一百三十册（「三才」即天、地、人，意指整个宇宙）是最有价值的编纂之一，因为其中图版极多，比编者的文字更能显出他们的观念。

第十二类收小说与故事，称「小说」，即琐屑之谈；这语言里此类作品成千上万，而它所著录的书名却寥寥无几。小说是中国人最流行也最可议的书，其不至于败坏风俗者，除了《十才子书》一类少数著名的例外，一般都被轻视。街上卖的书多半属于这一类，尽是些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丰富的取譬、没有高尚的情致的故事。它们是下层百姓寻常的精神食粮，识字的读，不识字的谈，因此影响极大。其中许多是用最纯净的文笔写的，尤以一部十六卷的《聊斋志异》为最，其变化与表现之力都极出色，凡想研究汉语丰赡的人都值得一读。序作于一六七九年；其中的篇什多半短小，有显然寓意者甚少，而因其不合道德而可议的、或因其法术之奇想而可笑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引一两则可见作者的想象：

一乡人在市上卖梨，甚甘芳，价颇贵。有一道士，衣百结布褐，在车前行乞。乡人叱之不去，怒而加以叱骂。道士曰：「一车数百颗，老衲止乞其一，于居士亦无大损，何怒为？」旁观者劝置劣者一枚令去，乡人执意不肯。肆中佣保者不耐其喧聒，遂出钱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谢，顾众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请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种。」于是掬梨大啖。且尽，把核于手，解肩上镵，掘坎深数寸，纳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汤沃灌；好事者于临路店索得沸渖，道士接浸坎处。万目攒视，见有勾萌出，渐大；俄成树，枝叶扶疏；倏而花，倏而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道士乃即树头摘赐观者，顷刻向尽。乃以镵伐树，丁丁良久方断；带叶荷肩头，从容徐步而去。

初，道士作术时，乡人亦杂立众中，引领注目，竟忘其业。道士既去，始顾车中，则梨已空矣。方悟适所俵散，皆己物也。又细视车上一靶亡，是新凿断者。心大愤恨，急迹之；转过墙隅，则断靶弃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道家被中国人视为方术之首，这部书里多数故事都有他们的身影；作者大约意在抬高其道术、增其声名。上面那一则是针对硬心肠的，下面这一则则从旁劝诫偷窃：

邑西白家庄居民某，窃邻鸭烹之。至夜，觉肤痒；天明视之，茸生鸭毛，触之则痛。大惧，无术可医。夜梦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罚。须得失者骂，毛乃可落。」而邻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尝征于声色。某诡告翁曰：「鸭乃某甲所盗；彼甚畏骂焉，骂之亦可以警将来。」翁笑曰：「谁有闲气骂恶人？」卒不骂。某益窘，因实告邻翁；翁乃骂之，其病良已。

雷慕沙把中国小说的结构比作理查逊的作品，说其中「作者以反复的笔触使人物变得有趣而自然，终于产生极高的幻真之感。其篇页的趣味，恰随我读下去的进度而增；到快读完时，我发现自己正要与几位可亲的人物分手，而我才刚刚学会赏味他们的交往。」他简略指出中国传奇的毛病，主要在于对琐屑细节与地方形貌的长篇描写，以及对说话人的性情与境遇的铺陈；而叙事的线索又多半以对话推进，因其琐细，不久便令人生倦。他们诗的描写之长，以及借叙事中最细微的由头便大铺特铺其人工之奇或自然之美，或在有趣的情节当中一本正经地插入道德的感慨，就像喜剧里插进一首长韵的圣诗，都足以扰乱主要的故事，破坏产生效果所必需的整一。

不过中国小说一般都有几分情节，人物有时也写得始终不走样。「达官贵人的拜访与仪节；集会以及使集会不致乏味的谈论；宴饮以及使宴饮得以延长的种种消遣；赏玩自然之美者的游赏；行旅；投机者的钻营；讼事；科场；以及终篇的婚姻——这些是它们最常见的插曲与惯常的结局。」这些情节的主角，通常是一位年轻的秀才，性情可亲，一心专攻经典，可在博取他所看重的功名的路上，遇到种种阻碍与厄运。女主角也通晓文墨；她自己的心愿与父亲的期望，都是要找一位才学相当的人，可一旦听说了这么一个人，种种阻难便接踵而来；自然，两人到末了总把这些一一克服。

显贵之人微服游历所遇的种种事迹，以及他们与某些人交往、身分揭破之后把这些人提拔起来的美满收场，构成了另一些故事的格局。其中很少或全无对情欲的浓墨描写，也没有为除去一个碍事之人而行的凶残报复，一切都不出情理之外；到末了，恶人受罚，眼看自己的坏主意落空，而行善者则得赏得意。凡篇幅与体裁称得上小说之名、又有几分声望的作品，其故事多半不为污秽所玷；倒是那些较短的故事里，才有伤风败俗之处。其中《红楼梦》是最流行的故事之一，而在这一点上颇可议。

历史小说为数很多，倘若译出来，对外国读者会比那些单写风俗的更有意思，因为它们把许多知识织进了故事里。《水浒传》与《东周列国志》是写得最好的两部；后者作为史书，比这一类里任何别的书都更可信。

《总目》第四部叫「集部」，所收之书大半是诗集或歌辞的汇编，占了全目的近三分之一。它们分为五类，即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与词曲。这语言里最古的诗人是屈原，一位有才的大臣，生于孟子之前，作《离骚》，即「离忧之作」。它已有德文与法文译本。他的名与他的不幸，至今仍以五月初五的龙舟之会纪念着。在中国人心目中更著名的，是唐代的李太白与杜甫、宋代的苏东坡，三人都兼有诗人的三大特色——爱花、爱酒、爱歌，而又都在仕途上有所建树。这三位中前一位生平的遭际极多，加之嗜酒不顾一切，惹出许多风波，因而他以逸事著称不亚于以诗著称。《今古奇观》里载有他的一则故事，这里据巴维的译文节述如下：

李，字太白，取名于太白金星，生得眉目如画、身材俊伟，举止之间有一种温雅的气度，一望而知是个要超乎流辈的人。年方十岁便能读经史，谈吐之间既见思致之秀发，又见词藻之清纯。世人因其早慧，称他「谪仙」，他却自号「青莲居士」。有人盛称乌程之酒，他便径直前往，虽相隔三百余里，到了那里便纵情于杯中之物。他在酒楼上且歌且饮时，有一位武职的长官经过，闻其歌声，遣人来问是谁，便把这位诗人请到自己府里去。临别时力劝李往京师去应试，说取功名必如拾芥，末了终于打动他把脚步转向京师。到了那里，他恰在宫前遇见翰林贺知章，贺请他到酒肆，解下身上的袍服换酒，与他对饮到夜里，随后把他带回家去。两人不久便熟络起来，论诗论酒，彼此十分投契。

试期将近，贺给这位诗人出了个主意：「今春的主考是杨与高：一个是贵妃之兄，一个是御林军的统领；两人都喜欢送礼的人。你若无钱买他们的欢心，晋身之路便要堵死。我同他们都很熟，写两封信去，或许能得几分照拂。」李虽有才有名，境况却使他不得不领他朋友贺的好意；可两位主考读了他带去的信，轻蔑地说道：「这位翰林收了他门生的钱，倒只送我们一封空响的信，替一个无名无位的后生讨情面。到发榜那天，我们记住李这个名字；凡署他名的卷子，一概搁下不看。」

试期到了，天下名士云集，争着交卷。李本足以应付，挥笔立就，第一个交上去。主考杨一见「李」字，连看都不看一眼，拿笔浓浓地一抹勾掉，说：「这样的涂鸦之徒，只配给我磨墨！」另一位主考高接口道：「磨墨？依我说，他只配替我穿袜脱靴！」

这几句俏皮话一出，李的卷子就被黜落了。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受了这样轻蔑的摈斥，一腔怒气无处发泄，回到寓所大声发誓：「我若有一日得志，定教杨与我磨墨，教高与我穿袜提靴；那时我这愿才算了了。」贺竭力平息诗人的愤懑：「你且在我这里住下，三年后再开一科，衣食尽有；那时主考必不是这两人，你必得意。」于是两人依旧饮酒赋诗，过了下去。

数月之后，有外国使臣到京，带着他们国王的国书；朝廷命在鸿胪寺接待款留。次日，官员把国书呈进议政之所，命博士们拆开宣读，可谁也认不得一个字，惶恐地奏称通篇不过是些蝌蚪虫爪；「臣等学识有限，见闻浅薄，一字不能识。」皇帝听了，转过来命主考杨宣读，可他的眼睛在那些字上打转，如同瞎了一般，一窍不通。皇帝又问遍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说得出国书里是吉是凶。皇帝大怒，责备起满殿的公卿来：「怎么！这许多大臣、这许多文士武将，竟找不出一个人能替朕解开这桩烦恼？此书不能读，又如何作答？使臣若这样打发回去，我们必被蛮夷耻笑，外邦之君也要讥讽我朝廷，随后必操戈执盾来犯边境。那时如何？三日之内若无人能读此书，尔等的官衔一概停止；六日之内若不告诉朕其中之意，尔等的官职一概剥夺；九日之内仍无人解说，朕便以死正法于尔等这些不学之辈，另拔举朕别的臣民，以其德才为国效力。」

诸公卿被这一番话吓得默然无声，没有一个敢回一句，这就更激怒了皇帝。贺回到家里，把朝上的一切告诉他朋友李；李听罢惨然一笑，说：「可惜可叹！我去年应试不第，若得了一官半职，此刻正可替圣上解此烦忧；如今却是无从出力了。」贺忽然说：「我真觉得你不止通一门学问，必能读得这封倒霉的国书。我这就去奏明圣上，由我担保荐你。」次日他上朝，穿过一班朝臣，趋近御座奏道：「臣斗胆奏知陛下：臣家中有一位大有才学的秀才姓李，博通不止一门学问；请命他来读此书，无事不能。」

这番话正合皇帝的意，当即遣使者往翰林家去，命李进见。可李推辞道：「臣是个无名无位之人，既无才也无识，而朝中文武满堂，个个以学问渊博著称。何以竟求到我这样卑微无用的人身上？我若贸然奉命，只怕要大大得罪殿上的贵人。」——指的正是宰相杨与将军高。他的回话奏上去，皇帝便问贺：为何他的客人奉召不来。贺答道：「臣可以向陛下担保：李的才具超乎当世一切人，他的文章使读者无不惊叹。去年应试，他的卷子被主考勾掉抛开，本人还被羞辱着逐出考场。如今陛下召他到朝，他既无功名又无官阶，自尊心上过不去；陛下若肯听臣一言，施恩于臣友，另遣一位大员去请，臣保他必即刻奉旨而来。」皇帝说：「就依你；朕因翰林之荐，加李白以头等进士之衔，赐紫袍、黄带、纱帽；并下诏命他即刻进见。翰林贺可自行赍此诏命，务必带李白来见朕。」

贺回到家中，请李进朝读那封国书，又说圣上如何指望他解此困厄。李换上新赐的袍服——那是高级主考的服色——向宫阙行了礼，急忙上马入朝，跟在翰林之后。玄宗高坐御座，正焦急地等这位诗人；诗人在阶前伏地，行过礼、谢过所赐的恩宠，才站到自己的位次上。皇帝一见李，欣然如穷人得宝、饿者得食；他的心像乌云骤然被照亮，又像焦干的土地忽逢甘霖。「有外国使臣送来一封国书，无人能读，朕召卿来解朕之忧。」李躬身谦答：「臣的学识有限；臣的卷子在考场上被主考黜落，高大人还把臣赶出门去。如今召臣来读这外邦之君的书信，何以不命主考去作答？况且使臣已等了这许久。臣一个被摈落的书生，既不能满主考之意，又怎敢望满陛下之望？」皇帝说：「朕知道卿有何长处；不必推辞了。」便把国书交到他手里。他两眼一扫，轻蔑地一笑，站在御座之前，用汉语把那封神秘的国书读了出来：

「渤海国可毒致书大唐皇帝：自尔国窃据高丽、拓境至我国之边，尔兵屡犯我土。此事望能明白见告。我等既不能忍此，故遣使来告：须将高丽一百七十六城让与我国。我等自有珍物相酬，即太白山之药草、南海之海物、栅城之钲、扶余之鹿、率宾之马、沃州之绵、湄沱之鲫、九都之李、乐游之材，凡此各物，皆当分送。倘不允此议，我即起兵，兵祸及尔边境，届时且看鹿死谁手。」

读毕，众公卿听得入神，个个面面相觑，木然而立，深知皇帝断不会答应可毒的条件。皇帝心中也全不自安，默然良久，才转向左右的文武，问倘若蛮兵进犯高丽，有何抵御之策。文士武将一个个像泥塑木雕，无人开口；末了贺才斗胆奏道：「陛下的先祖太宗三征高丽，折损兵士无算而未能成事，府库为之空虚。所幸天佑，盖苏文身死，太宗乘其子争位之隙，命老将李勣、薛仁贵统百万之师，经大小百战，终于平其国。可如今承平既久，既无将也无兵；若操戈执盾，抵御非易，败绩可必。伏候陛下圣裁。」

玄宗道：「既如此，何以答使臣？」贺说：「请问李；他必能说到点子上。」皇帝问他，李答道：「陛下勿以此事劳圣虑。请下诏召见使臣，臣当面用他们本国的话同他们说。答书之辞必使蛮夷赧颜，他们的可毒必来陛下阶前请罪。」玄宗问：「可毒是何人？」李答：「那是渤海国人依本国之俗对其王的称呼；正如回回称其君为可汗，吐蕃称赞普，六诏称诏，诃陵称悉莫威：各随其国之俗罢了。」

这一番滔滔的解说，使明智的玄宗心中大喜，当天便加李以翰林之职；在金銮殿为他备下住处，乐工奏乐，声彻其间；妇人斟酒，少女奉觞，以称颂皇帝的同一副歌喉称颂李的光荣。何等美妙迷人的一场宴饮！他几乎守不住礼数，只管吃喝到人事不省；皇帝便命内侍把他抬进宫去，安置在床上。

次日五更鼓响，皇帝驾临朝堂；李酒醒之后神思还不十分清明，内侍忙把他扶来。众人行过大礼之后，玄宗召这位诗人近前，却见这新贵翰林面上还带着宿酲之色，神志尚未安定，便命御厨取些酒和加了香料的鱼羹来，给这位困倦的诗人提神。侍从随即用金盘捧上；皇帝见杯中热气腾腾，竟屈尊用象牙箸把羹搅凉了许久，亲手递给李；李跪着接了，边吃边饮，脸上焕出欣然之色。这时朝臣中有些人对这种异样的亲昵大为不悦，另一些人却欣喜于皇帝深知怎样收服人心。两位主考杨与高，脸上都露出憎恶之色。

皇帝下令引进使臣；使臣山呼见驾，李太白则身着紫袍、头戴纱帽，飘然如仙，立在御座左边史官的位次上，手持国书，声音朗朗地读了一遍，一字不错。随后转向惶恐的来使说道：「尔小邦失礼，我圣主之量大如天，不屑与尔计较。此乃他所赐尔的答书：听着，不得作声。」吓坏了的使臣战栗着伏在阶下。皇帝早已在身边备好一个绣墩，取过一方玉砚、一枝象管兔毫笔、一锭香墨、一张花笺，交与李，命他坐在绣墩上草诏。

李推辞道：「启奏陛下，臣的靴子实在不宜穿着上殿，昨晚宴上弄脏了；求陛下宽宏，赐臣一双合宜的新靴新袜，好登此台。」皇帝准了，命内侍去取；李又说：「臣还有一句话要添，先求宽恕臣的不识进退，然后才敢陈请。」玄宗说：「你的念头虽不合时宜、也无用处，朕不怪罪；说吧。」李毫无惧色地说：「上次应试，臣被杨所黜，被高逐出门外。今日见这二人立于百官之首，臣心中便有几分不畅；求陛下降旨，命杨为臣磨墨，命高为臣穿袜提靴；那时臣的神思才能复振，笔下才写得出陛下答蛮夷的文字。臣既奉天子之命代传答书，庶几不负陛下所加的信任。」皇帝正有求于李，怕拂了他的意，便下了这道奇怪的旨。杨磨墨、高提靴之际，两人不由得想到：这个被他们冷遇恶待、依他们看来至多只配伺候他们的书生，如今竟借着皇帝骤加的宠眷，拿他们自己当日说过的话作题目，来报从前的仇。可他们又能怎样呢？君命不可违；纵然心中着恼，也不敢形之于色。俗话说得好：

「莫与人结怨，怨难消；害人终害己，恶语终归自受。」

诗人得胜了，他的誓也应了。靴既如愿，他登上铺毯的台，坐在绣墩上，杨立在旁边磨墨。一个磨墨之人与一个佐天子谋的大臣，这中间的悬殊实在太大了。可诗人何以坐着，宰相却像仆从一样站在旁边？那是因为李是天子之言的喉舌，而杨既沦为磨墨之役，便不能请求赐坐。李一手捋须，一手执笔，笔落纸上，不多时便写满了奇异的文字，笔笔停匀，无一处涂改，写罢放在龙案上。皇帝惊异地看着，那字与蛮夷的一模一样，没有一个像汉字；传给诸臣看，无不大惊。请他念时，李立于御座之前，朗声读那给外邦的答书：

「大唐开元皇帝，谕渤海可毒：

「自古以来，石与卵不相击，蛇与龙不相斗。我朝受命于天，威加四海；麾下有勇将精兵、坚盾利剑。尔之邻国颉利，拒我盟好，终为俘虏；而濮藻之人献金鸟之贡，则誓服从。

「高丽南端之新罗，曾以最精之绢帛写颂词来献；波斯献能捕鼠之蛇，天竺献能言之鸟，拂菻献能衔灯引马之犬；白鹦鹉来自诃陵之国，夜明之珠来自真腊，名马来自骨利之部，宝器来自泥婆罗：总之，无一国不敬我赫赫之威，无一国不表其对我盛德之心。惟高丽一国逆天而行，天罚重降其身，一个享国九百年的王国，一朝倾覆。尔何不以上天所示的可畏之兆自警？岂不足见尔之明智？

「况尔小国僻处半岛之外，不过高丽之一郡、天朝之一藩；人马之力不及中国百万分之一。尔如螳臂当车、如强项之鹅不肯低头。我将士刀兵之下，尔血将流千里。尔王正如那拒我盟好、其国终并于高丽的狂妄之徒。我圣主之度量浩如沧海，今姑容尔悖逆无理之行；尔当速悔以弭祸，欣然岁修职贡，庶免为邻邦所笑的羞辱。三思此谕。」

这答书一读，皇帝满心欢喜，命李把内容告知使臣，随后钤上御宝。诗人唤高来替他把脱下的靴子穿上，便回金銮殿向使臣宣示天子之命，朗声把答书读与他们听，使臣战栗而听。翰林贺送他们到京城门外，使臣问方才宣读圣谕的是什么人。「他姓李，官拜翰林学士。」「可在这许多显贵之中，为何宰相替他磨墨、御林统领替他提靴？」贺说：「你听着：那两位固然是圣上的近臣，可他们不过是不出常人之列的贵官；而李学士则是一位自天而降、助我天朝之主的谪仙。谁能与他相比？」使臣低头而去，回国后把出使之事复命。可毒读了李的答书，惊惧不已，与群臣商议道：「天朝有自天而降的神仙扶持！还攻得么？」于是写了降表，表示愿岁岁修贡，此后遂成定例。

李太白后来因怕仇家的陷害而投水自尽，纵身入水时高呼：「吾将于海中捉月去也！」

中国的诗，德庇时爵士曾加考究；他一八二七年的头一篇文章于一八七〇年增订重刊，附有他侄儿把理雅各所译《诗经》改成韵文之作，再加司登得的两卷杂诗，合起来已颇有些门类可观。德庇时解说中国音律的原理，谈到声调，指出对仗，分别各体之诗，都很有学者风度。不过这整个题目仍有待更彻底的处理。取音节之谐而不重意义的人工之诗并不少见；同音之字既多，作诗的人比别种语言里更容易弄这套把戏，而一切高尚的情致便因此大受贬损。字无屈折变化，固然使声音不能像我们耳朵所惯的那样流转自如，可也使有些句子看着字面比听着声音更觉精神——譬如同以某一偏旁的字连缀成句者即是。这一类全用同一部首之字凑成的句子，也是照这个法子作的，其音全须迁就其义。不过这种奇诡的作法，只被看作腐儒的玩意。

诗文的极盛之世在九、十两世纪的唐代，其时中国文明最明亮的白昼，正是欧洲最黑暗的长夜。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诗集被译成任何欧洲文字，大约也没有哪一部经得起全译。李太白的诗有三十卷，苏东坡的有一百十五卷，而唐代诗总集则奉敕刊行了九百卷。其中写景之作比抒情之作少得多。已译成英文的最长一首是《花笺记》，汤姆斯所译，题作《中国求婚记》；原作是七言，他的译文相当乏味。另有一首在本国学者中声望高得多的，叫《离骚》，即「离忧之作」，约作于公元前三一四年，已由德理文译成法文。

文人以试作韵语为常见的消遣；讽刺与揭帖照例编成韵文，科场上每个应试者也都要交一篇诗。因此，这些韵人对字句的铿锵与句式的工巧所费的心思，远过于对情致之高与取譬之富；他们写一首关于装茶上船的律诗，同写一封给情人的情书一样容易。即景的诗随处可作，题目往往是别处看来太平淡、不足以惊动诗神的。

然而人类的情感在中国人中间也同在别的民族中间一样，是催生诗歌的动力；各等人都在诗里找到了倾吐之处。街头卖唱的人也向他们那一层的听众唱些淫词秽语，可这类题目并不是最好的诗人的特色——不像古罗马那样。有一首叫《张良吹箫》的，是较好一路歌行的适例：

夜深沉，倦兵酣睡卧不知，低语声销万帐寂；

巡哨无言严守望，防敌骤袭夜相袭。

忽有一缕清音随夜起，宛转柔和入肺腑；

恁般凄切，恁般轻，宛如空里铃声度。

乍起乍落，乍圆乍澈，乍复柔滑乍悲号；

其调似浮渐近耳，忽又低微化叹消。

蓦地一声妙音发，凄切动人透骨寒，

空谷传声齐相和，万籁应答满林峦；

杂沓成章无处不弥漫，诸音缭绕玄妙不可言。

眠者惊起，心怦怦然而谛听；

梦中似曾闻此调，如今再听泪沾襟——

此音入骨，句句道尽生离死别恨。

此曲牵魂回童稚，引向多年不见之乡园；

引向昔日养我、教我、爱我者，

铁汉之目，至此也潸然。

故园光景纷纷涌，历历如画眼前排；

乡心起，谁禁得？——听得愈久思愈切，

一寸心肠一寸哀。

此音何来？吹者是谁人？

一腔肺腑随夜风而散，

化作缕缕仙乐般叹息，

竟能软化此辈粗豪之肝胆？

人人对望，无一语出唇，

乐声不觉诱之去：

必得还乡！天未明，

敌人举目看时——营中已空无一人。

音乐自有摄魂之力，

其中魔力，笔舌俱难传；

张良一管箫，不过片刻间，

已把八千子弟之胆量偷得干。

下面这几行诗，是广州一位颇有文才的中国绅士在白内障手术成功之后赠给伯驾医生的。原作可算即席之作里相当可观的一例：

一片昏黑之翳久蒙我目，

七个长年，一目失明；

另一目为膜所暗，三载不见天日，

高天煌煌之光，竟不能透其一星。

久矣我求医，求之而终无所得，

囊中所有尽耗于此，痛楚依然；

终于自念：衣裳非典即卖，

只怕这一家温饱，从此难全。

我于是高声自问：受此苦者何故？

莫非前生罪孽未偿？

可转念又想：自古多少贤者，

只为小过，所受之苦亦如我之凄凉。

「那么，」我说，「一个微不足道之人，

何不安受天所命之事？」——这念头

方才转完，忽闻门外足音至，

我心中一动，只盼他带来喜讯可求。

进门的朋友说：「我听说近来到了一个人，

是那遥远异域『花旗』之邦的国民；

他渡过万里重洋来到中土，

一心只为医人之痛，抛下了故园乡邻。」

我急忙出门去寻，寻见了这位仁厚的医士；

他令我倾心，慈祥而又善良；因为在那高处，

他给了我一间屋子，晨来、暮来、夜亦来——

纵有千言，也说不尽他的照拂。

他以银针刺入泪珠之窠。

我何等惊惧！耳边响着东坡的句子：

「雾里看花，慎勿摇撼」；

（那可怕的句子在我耳中萦回）「万一破了又如何！」

那脆薄的晶珠被他的针刺破：那惧、那刺、那痛，

我一一想到，只道这杯苦酒非饮尽不可；

可记忆又忠实地把这恶疾之害摆在眼前：

目盲既久，安宁早失，何须再多踌躇。

于是我想：「倘若如今当真能得复明，

忍此一时之痛、一时之苦，也算不得什么。」

那些温言于是深深沉入我心里，

我便无所畏惧，把自己交与这位外国人料理。

他的银针探入晶珠，须臾便把

那昏暗的浊液引了出来——其为害我最知；

他的金针随即拨清了晶珠，随后为我缚目，

以水灌濯，其甘如久旱之地得了甘露滋。

我这样僵卧了三日，一点食物也咽不下；

四肢松弛，直挺挺地，仿佛正待死之将至；

神思恍惚，心绪不宁，远离家室妻子，

我常想：这一条性命，只怕悬于一丝。

三日不食，一无所感；

既不饥，也不悲，不痛、不望、不思忧喜；

气力尽了，性命像已逝去；忽然，在痛中

来了一线——一线微光，——我看见了，我又活了！

如同人自噩梦中惊醒，

如同人自墓中还阳、重见白日之明，

我便这样又惊又喜、又乐又快活，

看见亲友环立四周；我拜谢这天赐的光明。

我满怀感激，胸中激荡，情不能已，

喊道：「快领我去见那能还我目者！」

我要下跪，他却不许，扶我起来，

说：「莫向凡人下拜」；随即指着天说：

「我不过是，」他说，「工匠手中的一件器具；

那手是另一位的；在他的威能之下，

在他的眼中，人是软弱无助的：

去吧，去修德，永远不要忘记

你这条命之所以留下，是为着日后某一桩善事。」

我拿去谢他的礼物，他不肯受；金银

在他眼里如同尘土；他行医只为德之故。

他那神妙的医术我终身敬服，

到我死日，也不会忘了他的名与他的路。

我这样以寥寥数语，述了这位良医之贤：

他的德实在当得起我为他立一方碑。

作诗的这份便当，正是中国寻常诗歌所以平庸的缘由之一；然而这并不妨碍它对民心的力量极大。各等男女都极爱吟诵与歌唱，爱听街头的乐人或走村的戏班；这些结果，不论以我们的尺度如何评断，总证明了它感动他们的力量与相宜。这里不妨再引一两首别样题目之作，因为它们也显出情感中较好的一些层次。约公元三七〇年苏蕙所作的一篇，更是精心结撰之作，其时她丈夫被谪戍在外。这位才女据说写过五千余行，其中有一幅约八百字的奇异回文，其排布使人上读下读、纵读横读、正读倒读，无不成文。除这一首之外，她的笔墨已无所存；此诗因其古老与情致，都值得一读。

苏蕙之诗：

当你奉王命去靖边关，

我们同到桥头，各自强作欢颜——

把悲藏起。那伤心的一日，我只喘着说出这几句：

「郎君莫忘我的怀抱，莫要久久不还！」

唉！竟是真的么？自那日起再无一字来慰我目；

你以为如今你孤身的妻子，在明媚的春光里还能欢喜？

珠玉的台阶、可爱的庭院，都被恶草侵满；

我们的新房——我们的床——我们的墙，如今积满了尘泥。

每念及那一场分别，我的魂便冷得发抖；

心里筹画着：化作什么形状，才能像从前一样见你。

如今我看着深海上的月，恨不得就是她的模样；

又羡慕那山间的云，把我木然的心填满了妒意。

因为深海之月年年照着异域的土地；

而你们，山间的云啊，也能遇见我所爱者的身形！

是啊，飞来飞去，去寻我爱人的所在，

在万万里之外——快去！——望一望他清俊的面容。

唉！于我，这路太长，高山峻岭如今隔断了

我们相爱的魂灵。我只能哭——但愿不是永诀！

我们作别时，长芦的叶子才转黄；

谁料得到梅花的枝头，竟已数度红过了。

那仙样的花儿舒开了叶，赶上了早春——

唉，这般好月份，正是相爱的时候！可谁来解我的痛？

垂垂的柳丝铺满了院子，我为你把它们扯下；

落花把泥土也变得肥了，却没人来拾起，

也没人像从前那样，把春色撒在祖坟之前！

我取了尊者的琴，想借它驱一驱愁绪，

一边拨弦，一边想着你，弹几支故人之曲。

把我心底的话打发出去，让它们抵达北方的尽头——

那北方的边界！——越过了山川，竟显得那样远。

那边关没有一点音信，连我的梦也照不亮！

我的衣裳、我的枕头，从前那样洁白，如今泪痕深深；

我那绣着金花的袄子，也斑斑点点不成样。

就连那些北飞过境的雁与鹳，

它们的叫声于我，也像把我的心弦扯断——只为我远方的爱。

琴我也不弹了——你纵然坚强，我却被情思绞得心碎；

我的悲已到了极处——我的歌却始终没有唱出来。

啊，夫君，我知道你的爱稳如山岳；

时时这样想一想便是喜乐——足抵千愁万苦的一剂良方！

我才织成一半，就把它献给了上头：

求你快些放我夫君回来，我盼着他的怀抱！

中国歌谣之中，若论情致与取譬之品格，有一首《采茶词》可算上乘，是女子与妇人采叶时所唱的。

采茶之歌：

一、千山环抱一小村，我家便在此山间；

四围坡上遍生茶，早起忙碌不得闲；

日日须趁天色明，采下嫩叶度流年。

二、天才黎明提篮起，叹一声「几时得歇」；

浓雾中出得门来，鬓发蓬松未曾贴；

姊妹相携唤我道：「姑娘今日上哪坡——

可是那高高的松萝？」

三、天色犹暗，暮色似的还留在山上；

沾露的叶、罩云的芽，此刻还不能采；

是谁这般口渴，要我们为他忙？

是谁教我们两个两个结伴劳苦一场？

四、我们彼此帮衬，如同伙伴，一边说：

拉下那柔顺的枝条时，「好姊姊，莫耽搁；

你看梢头的芽儿转眼就老了，

明日——谁说得准？——怕是要落细雨呢。」

五、采够了；最高的枝上已无叶可摘；

于是我们抬起满筐，循着回家的路走；

在莲塘边笑语喧哗地走过，

忽听得——一对野鸭惊起，扑刺刺地飞走。

六、那塘水清且澈，塘中莲叶何等丰；

才舒开一半的叶子，圆得像一枚枚铜钱——

我俯身在那突出的岸沿，自言自语道：

「我倒要照照这明镜里，今日我这张脸？」

七、我的脸脏了；头发散乱又歪斜；

你说说，如今还有哪家小姑娘生得像我这般丑？

只因这许多熬人的时辰都逼着我采茶，

任狂风吹、任骤雨浇，才把我弄成了这副样。

八、天一亮又是风又是雨，风雨虽这般猛，

我依旧背大筐、戴小笠，顺着路走；

采完回到家里，人人都看见

我们的衣裳泥污不堪，一直溅到膝头。

九、今早自门里望出去，是个好天气；

我自然赶紧梳好头、端端正正插上簪，

飞也似地下了路，好到惯去的那一处，

偏没想到路上有泥，忘了换上那双做活的鞋。

十、到了茶园，我这双弓样的鞋早已湿透；

天色又变了——雷声隆隆——教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要唤山上的同伴快快传个话，

把我那顶绿油油的箬笠取来救我这一遭。

十一、可我这小笠子济不得什么事；我这狼狈实可怜！

我立着，一身衣裳滴着水，活像个可怜的打鱼郎；

我也同他一样有个篮子，编得细细密密——

我这打鱼郎，只差他那一根钓竿与丝线罢了。

十二、雨住了；外层的叶子露出分叉的筋络；

把枝条一摇，那香气便在我们身边散开来；

把那高高低低到处都有的金丝般的嫩芽采下——

呵，这时四下里飘着何等珍贵的一股香！

十三、就是那野生的珠兰，也没有这样甜的香；

在整个婺源境内，人都要说我的茶最好；

采完之后我们留下嫩条，让它明春再发，

可今早这一趟，已是第三次、也是末一次采了。

十四、呵，采茶实在苦，可我何曾偷过懒？

我少女的鬓发全乱了，纤纤的指头冻得冰凉；

我只愿我的茶胜过一切旁的茶，

胜过这一家的「雀舌」，胜过那一家的「龙团」。

十五、呵，整整一个月我苦苦想寻个空闲的日子；

天才亮就去采，一直待到黄昏；

到半夜还守在焙茶的锅边，站在那恼人的位子上：

这样辛苦，难道不会把我这张俏脸熬坏了么？

十六、可我的脸即便瘦削些，我的心志却更坚；

我要把茶焙得好，教别家的都落在我的金芽之后；

可转念又想：那位把叶子放进玉杯、

从此啜饮我的茶的美人，究竟会是谁家的闺秀？

十七、她烹茶时百愁尽去，欢欢喜喜；可是唉，

她哪里知道我们这些为她操劳的人的辛苦？

她可知道那刮起的风、那倾下的雨，

把我们浇得透湿，像整个泡进了水里？

十八、狂风急雨里鸟儿都弃了巢，

却仍见许多恩爱的一对停在枝头；

呵，心上的人，你为何轻轻一瞥便把我打发走？

我这样伤心，今日实在做不下活儿去。

十九、可纵然我的心像井里的水桶一样起伏不定，

我既能忍耐、又惯于劳作，断不会赌气不做工；

我只当心把我的茶焙得嫩黄，

把那「旗」与「枪」卷得好好的，露出一层白茸。

二十、嗬！我这份苦！嗬！我这双脚！纵然累得慌，

在我们这样的穷家，做活的人有做不完的活；

焙也焙了、晾也晾了，一唤我便又去，

今早这一遭，我又要上那高高的松萝。

二十一、柳条筐挎在臂上，鬓边簪着花，

我上那高高的松萝坡去，一采便是几个时辰；

姊妹们在路上何等说笑；我们兴头何等好；

我一边咯咯地笑，一边指着下头说：瞧，那便是我家！

二十二、你们的婢子住在绿荫深处一间避风的屋里，

那垂柳的长枝把草顶的房舍遮得严严；

明日若你们高兴，就请来做我的客人！

那门你们认得出——凭着那股香，焙茶的香。

二十三、时而冷、时而暖，我正要焙茶的时候，

天色总要变一变——专门跟我作对；

太阳在西山落下去，东山那边偏又下起雨！

他纵然许下再好的天气，也总是许了不算数。

二十四、今日西山的颜色看着明净可喜，

我便提了筐到那凉亭去，等我做活的伴儿；

那是个娇小的小丫头——她倚在栏杆上

睡着了，我唤她，她也不应我一声。

二十五、末了我扯着嗓子唤，她才咕哝了一句，

像是困得睁不开眼，半睁着眼儿；

一骨碌起了身，跌跌撞撞地沿路去了；

她把筐带上了，却忘了盖上盖儿！

二十六、我们一同跋涉，经过南边花园的小舍，

那里美丽的海石榴正摇曳着满树黄花；

我们真想停下来摘几枝插在发上，

可树太高，想够那撩人的枝条也是枉然。

二十七、枝上的好鸟儿唱得那样好听，

这时的天色也这样宜人，半阴半晴；

一个个姑娘俯身做活时，总要诉一诉自己的苦，

说到后来人人心里发痛，眼泪也止不住。

二十八、时辰到了，我们的筐还没有装满口——

北边的枝条都搜遍了，我们往南边去寻；

恰巧我折下一枝，叶儿正好是双生的；

瞧，我这就用纤纤的手指把它插在鬓上。

二十九、各样的茶里头，苦的胜过甜的，

可无论谁要哪一种，我都给他寻一份好的；

究竟是谁喝了它们、觉着是苦是甜，

我可不知道，朋友——你只看我这一点珠白的指尖！

三十、呢喃的燕子啊，你们绕着山忽高忽低地飞；

可我下回上那高高的松萝时，我要换一件衫子——我定要换；

我要把袖口卷起，露出一截胳膊，因为我的胳膊生得好看：

这世上若说有一只又白又圆的胳膊，那便是我的这一只！

注：所谓「旗」，是叶片刚刚舒卷时的称呼；所谓「枪」，指那些还裹着不曾展开、略带尖锐的叶子。

注：所谓「亭」，并不正是路边的阶梯，而是一种棚屋，四根柱子撑起一个顶，多由村人建起以便行路之人，可在那里歇脚。里面有时有一条凳或一个座位，通常建在泉水之上或近旁。

注：《中国丛报》里载有一篇译文，是一头牛诉说自己命苦：生前劳作辛苦、吃得又差，死后还要被宰割而食。那歌谣的字是排成一头牛的形状的，另有一个牧童牵着它，牧童本身的形状里则是称颂田园之乐的句子。这首歌谣是佛门的劝世之作，那一教中人刊印过许多这样的单张；有一种常见的经忏，便排成宝塔的模样，每层的窗口里坐着佛像。

在戏曲一门，中国文学开出一长串名目，可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曾传出国门。有些剧本经儒莲、巴赞、德庇时诸人译出，大半选自《元人百种曲》。据巴赞先生说，今日中国戏曲的起源上溯不过唐代，虽则在那以前已有许多供扮演与歌唱的哑剧之作。他举出八十一位作者的名字，另外提到若干佚名之作，合计五百六十四种剧本，这些人都活跃于蒙古一朝。自这部总集译出的几种，已足以使人对中国人在这一难为的门类上的才具有个大略的估量；一般而言，无论对其布局的处置、人物的刻画、行动的整一或风俗的映照有何挑剔，剧本的趋向总是站在公道与德行一边的。马若瑟神甫于一七三一年首译一剧，题作《赵氏孤儿》，伏尔泰曾取以为他一部剧作的底本。德庇时爵士译过《老生儿》与《汉宫秋》两种。《灰阑记》于一八三二年由儒莲译出刊行；一八三八年巴赞在巴黎出了一卷，内含《㑇梅香》《合汗衫》《货郎旦》与《窦娥冤》。这几种都没有多少曲折的布局；而中国戏台的简陋布置，若把登场的人物增多，也势必弄得混乱。此外巴赞先生还译了《琵琶记》，一部二十四出的戏，规模较大，兼有小说与戏曲两种性质；据说此剧于一四〇四年明代在北京演出过。

除了戏台上的正戏之外，另有一种小戏或笑剧，只用两三个角色，其动人之处全在演者滑稽的身段、对时事的即兴影射与出色的哑剧做工。它们通常排在戏目之末；因为其中容得演者尽情施展其诙谐与机锋，百姓极爱看。举一出为例，便可见这类小戏的路数与格调。

《补缸》

登场人物：牛朝，一个走街串巷的补匠；王娘，一个年轻女子。

场景：街上。

牛朝上场。肩上横着一根扁担，两头挑着箱子，装着他这一行的各样家什，还有一只小凳。衣衫褴褛；面上与头上涂画装点得奇形怪状。

（唱）靠着这双手挣一口饭吃，

日日在城里街上走来走去。

（白）罢了，我便是个补破缸的，

一生改行改了又改，到头来倒霉。

补那些开了裂的旧缸旧瓮，

就是我一个人的行当与生计。

可不是么。我再没有别的营生。

（把箱子自肩上卸下，放在地上，自己坐在旁边，抽出扇子，接着说）

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头子——我是诸般不便的奴才。

这几日出不得门，

今早见天色晴好、风日温和，

便又动了念头出来走街串巷。

（唱）天一亮我便离了家，

到这时还不曾接着一桩活。

东也走，西也走，四下里都走遍，

从东门到西门，

从南门到北门，

城墙里头处处都到了，

却没有一个人唤一声

补缸的。真是倒霉人！

可这是我头一回到南京城里来，

总得格外卖些气力；

在这里干坐着是白费工夫，我还是再去转一圈。

（挑起箱子与凳子，一边走一边吆喝）

补盘子哟！补碗哟！

缸瓮锅罐，补得牢靠哟！

王娘（内白）：我方才可不是听见补缸的吆喝？

待我开门看看。（上场，四下里张望）

可不是么，补缸的来了。

牛朝：请问可有缸要补？

我找活找了半日了。

方才可是你在唤我？

王娘：大缸你要多少工钱——

小缸又要多少？

牛朝：大缸一钱五分。

王娘：小的呢？

牛朝：五十对钱。

王娘：一钱五分，再加五十对钱，

再添九分，都够买一口新缸了。

牛朝：那么你肯出多少？

王娘：大的小的，我都只出一分。

牛朝：好啊大娘，这一分钱能换我几文？

王娘：唔，行市高时，能换你八文。

牛朝：行市低时呢？

王娘：只换得七文半。

牛朝：呵呀，你这刁钻捉弄人的东西！

（唱）我今早出了门，

只遇着一个耍人的，

装成个老婆子模样，

折腾我却不给我活干；

我还是挑起担子接着走，

从此再不登你王家的门。

（慢慢走开。）

王娘：补缸的！回来，快回来；我高声求你了；我有件事要同你商量。

牛朝：有什么事要同我商量？

王娘：补一口大缸，我给你一百文。

牛朝：小的呢？

王娘：小的给你三十对钱。

牛朝：一百文，三十对钱！——大娘，这倒真值得商量。

王娘，我在哪里补？

王娘：跟我来。（两人走向屋门。）

（唱）前头走的是王大娘。

牛朝：后头跟的是补缸的。

王娘：就在这里了。

牛朝：王娘，容我给你见礼。

（滑稽地连连作揖。）

咱们彼此见个礼。

恭喜大娘；愿你发财——前也发，后也发。

王娘：缸在这里；快动手补吧。

（接过缸来，翻来覆去地看。）

牛朝：这口缸这道裂缝可真吓人。

王娘：所以才更要用心补。

牛朝：那还用说。

王娘：如今王大娘要回房去，

关上门，重新梳妆。

把容貌好好妆点一番；

左边把头发梳成一个龙头髻，

右边插上花，插得有致；

嘴唇要涂上血也似的胭脂，

龙头髻上还要簪一枚碧玉。

妆完了再回到门口来，

坐下看那补缸的。（下。）

（牛朝坐下，把缸架在膝上，把家什摆在面前；一边钻眼上钉一边唱。）

钻一个眼便要一根钉，

钻两个眼便要一对钉。

我抬起头来四下一望，

（这时王娘重新上场，妆扮得十分俏丽，在门口坐下。）

我见那里坐着个娇滴滴的小娘子；

方才明明是个老婆子模样，

这会儿竟变作个俊俏的小姑娘。

左边梳着龙头髻，

右边插花插得有致。

唇如樱桃，满口是笑，

一双眼睛亮如凤目；

一双金莲立在那里，不过二寸长。

我看了又看，再看一眼——手里的缸掉下去了。

（那缸此时落地，摔得粉碎。）

（白）嗳呀！这一下可摔得不轻！

王娘：你只管赔我一口新的，快些赔来。

牛朝：碎了一口，便赔一口好的。

若碎了两口，便得赔上一对；

碎了一口旧的，便得赔一口新的。

王娘：你把缸砸了，只还我几句空话。

赔我一口新的，你才好回家去，——不然休想。

牛朝：我跪在这硬地上，求坐在上头的王娘听我几句话。她的美貌闯的祸，求她饶了我；我情愿就娶她做妻子。

王娘：老不知羞的！你怎敢想

我会做你的妻子！

牛朝：不错，我是比王娘大着几岁，

可我仍要娶她做妻子。

王娘：那就不提摔缸的事了，你快走吧。

牛朝：你既饶了我，我便再挑起我的担子，

另到别处去寻个妻子。

我在这青天之下起个誓：从此再不走近王家的门。

你算什么大娘！你不过是个破衣烂衫的贱丫头，

将来还要巴不得跟个更不如的人过日子呢。

（正要走开，忽然把外面的衣裳一脱，现出个俊俏的年轻人来。）

王娘：从今你别再挑担串巷了，

娶了我，把这补缸的行当丢开。

同王大娘一处，快快活活过完这一辈子。

（两人相拥，同下。）

照《四库总目》看来，中国文学的大略与全貌便是如此。整个说来，它是人类辛劳的一座巍然丰碑；而就其能否以有用的知识教益读者而言，恰可比作他们的长城——既挡不住敌人，于造它的人也没有什么实在的用处。它的缺陷是刺眼的。其中没有论外国地理之作，没有信实的海外游记，没有关于外国居民的语言、历史或政制的记述。关于帝国境内所说的语言之外的语文之作，是没有的；而以这语言的性质而论，非等外国人来编，也只能一直没有。论博物、医学与生理之作既少而无用；论算学与精确科学的，其流行与有用也远不及其所应有；至于以《圣经》的真根基为本的广大神学，则几乎全无。这个民族的性格大半是由他们的古书所铸成的，而这种交相的影响，虽未把求真路上的独立探究扼杀，却也大加压抑。等到科学、宗教以及叙述性的地理与历史注入新的一股，便会引出与别国的比较，把其中一切好的显露出来。

通观这一整片文学，可见朝廷的奖掖之效，正在于维持了那种在我们看来令人生倦的一律。新的观念、事实与动机如今必须从外面的世界来，它们将渐渐把百姓的心智提到这条千古不变的沟槽之上。倘若读书人明知自己所趋的目标只能由经学这一条路上的精熟去取得，就不能指望他在夺得这份彩头之前分心于别的学问。医学、算学、地理或外国语的知识，对应试者的益处或许远过于他从经书里所得的一切；可知识并不是他的目的，而大家既都跑同一条路，便都得读同一些书。可只要另定一套题目与文体、对学生所要求的范围再放宽些，中国如今这套科举之制，纵有种种不完善，也能大大有益于百姓——只要不把它绷得过紧、超出其所求之目的。

中国人爱好谚语与格言。他们在文章与谈话中用它们之多不亚于任何民族，还把它们抄在雅致的条幅上、刻在柱子上、绣在旗幡上装点房屋。中国谚语的完整汇编，即便在他们自己中间也从未有过，别国亦然。德庇时于一八二八年刊行过一卷《贤文书》，收格言二百条；童文献于一八六九年出了一集四百四十一条；卢公明在他的《字汇》里收了几百条谚语、招牌、对联与条幅。此外，司格波于一八七五年刊行了一部两千七百二十条的集子，附有很好的索引，并像上面几种一样附了原文。德庇时提到《明心宝鉴》，说其中收有大量谚语。《幼学琼林》是类似的一部；不过若说前者可比作引语辞典，后者则更像一部典故辞典，句下所附的注使读者对其意思毫无疑惑。

适宜挂在门上或厅堂里的句子，有人收成手抄的单子，到新年时替人书写，其生意好坏全看他能否随口引出雅致的对联。下面这些足以略见这一门中国的智慧与机锋：

美丑不分，如以狗尾续貂。

贪得无厌之人，正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一祸未去一祸又来，好比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画蛇添足。（谓夸张。）

画虎不成反类犬，是摹仿天才之作而把它糟蹋了。

骑猛犬去捉瘸兔。（谓以无用之力对付不足道的敌人。）

以十人攻千虎。（谓以不相称的力量去做难事。）

以大斧斩鸡头。（谓多余的勇武。）

养恶人如养虎，喂得不饱他便吃你；又如养鹰，饿时守着你，饱了便飞走。

教唆恶人作恶，如教猴子上树。

得鱼忘筌；——谓不报恩。

以螳臂为车辕；——谓无能之人办大事。

鸠笑大鹏；——谓小人轻视君子。

缘木求鱼，是说得多而一无所得。

按图索骥。

釜中游鱼，虽尚能游，其命不长。

如燕巢于危幕，是焦心的大臣。

如鹤立鸡群，是庸人中的贤才。

如羊质而虎皮，是徒有其表的读书人。

如鸠占鹊巢，是坐享他人之劳者。

附骥尾。（谓求晋身。）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恐人疑你偷。

老翁娶少妻，如枯杨生稊。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以盲引盲，二者俱陷于坑。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顺风不起浪。

小不忍则乱大谋。

沟壑易填，人心难满。

身病可医，心病难医。

树倒猢狲散。

事不早了，愈拖愈难。

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

视日者目眩，听雷者耳聋。（谓勿太近有权势之人。）

欲盖其迹，却在雪地上行走。

骑驴觅驴。

莫论人非，且责己过。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口中不置多舌之鸟，眉间便不锁烦恼。

防患于未然，胜于事后求治。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疑惑纷扰在地上，真理之明在天上。

刑罚可阻公然之恶，法令却及不到隐秘之罪。

酒肉之时朋友盈门，患难之际一个也无。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宁可清贫而守正，不可多财而败德。德胜其才者是君子，才胜其德者是小人。

人纵极愚，责人之恶时极明白；人纵极智，恕己之过时极昏聩：但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宁可不为，不可为而无成。

以卵击石——徒然抗拒。

单丝不成线，一燕不成夏。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一女不吃两家茶。（谓贤妇不再嫁。）

剑虽利，不伤无辜。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顺境于善人是福，于恶人是祸。

训诲入智者之心，却进不得愚人之耳。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舌柔常存，齿刚易折。

老年之命，如烛置两门之间——极易吹灭。

瞎子耳最灵，聋子眼最尖。

马背不如牛背稳。（谓做官不如务农安稳。）

妇有四德：德、言、容、工。

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怒如星火，不及时扑灭，便能烧毁高楼。

哪能天天过元宵。

姑息太过，反滋罪恶。

爱子多与棒，憎子多与食。

镜磨得亮，尘便不能污它；心以智慧照明，邪念便不会生。

悍妻逆子，法所难治。

道吾恶者是吾师，道吾好者是吾贼。

见义不为，无勇也。

告一只跳蚤，反被咬一口——这便是打官司的结果。

欲知其君，先视其臣；欲知其人，先观其友；欲知其父，先看其子。

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贤妇令夫贵，恶妇令夫败。

人心本善，善加调理，自不会走错。

自重者人重之，自轻者人轻之。

乞丐扛不动的担子，是他自己讨来的。

心里欢喜的人，把欢喜带给一家人。

吃饭的嘴多了，肉也就多了。

老鼠爬牛角，越爬越窄。

注：杜甫是很有地位的一位诗人，雷慕沙曾提及。他生于公元八世纪，七六八年饿死。他的诗通常与李太白的诗合刊。

十三建筑、服饰与饮食

德经有一句通达之言：「我们习惯于照着表述事物的字眼去设想事物，读游记时便往往因此受误。这类作者所见的东西全然是新的，可他们描述时不得不用本国语言中相当的词，好教人听懂；而这些词又足以骗过读者，使他以为自己在这些名目之下所见的宫殿、柱廊、周柱之类，仍是他向来所惯见的那一种，其实全然是另一回事。」这话不但适用于建筑，也适用于别的事物；不但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别的民族；而名与实的这一番混淆，正是准确认识外国、公允看待其状况的一大错误之源。譬如「公堂」「义学」「礼貌」「学问」「水师」「房屋」之类的说法，以及「剃刀」「鞋」「帽」「床」「笔」「纸」之类的物名，在英国与在中国所指的并不是同一样东西；而要在英文里造一个新词去描述中国的那件物事显然办不到，径直把本国的原名搬进来也同样不便。譬如中国人刮脸所用的家伙，倘若被一个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它的英国工人在朴次茅斯捡到，他多半会叫它蚝刀或楔子，而不会叫它剃刀；可它既用于那件事，自然就得叫那个名，即便它与西方的物事更不相像也是一样。别的东西也如此。中国人给「皇帝」「官府」「炮」「笔」「书」这几个词所赋的观念，与美国人从这几个字眼所得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一个人既只能凭自己所知去判断所闻所读，那么当他遇见西方的名目加于东方相当之物上时，最好不要在所下的判断里忽略了另一种文明、另一种习惯与观念所起的作用。这几句话尤其适用于中国人的家居生活、他们的房屋、饮食、服饰与社交之俗；仔细的描述固然能在传达正确观念上帮不少忙，却不能指望它做到最草率的一瞥亲眼所见便能立刻办到的事。

外国人在这些事上所抱的观念，不消说要比中国人对远方各国所抱的准确些；而只要还抱着下面这段文字所示的那种见识，他们就几乎不可能不自负于本国的文明与在万国中的地位。上一个世纪的一位流行文士田岂士，这样为自己与读者庆幸道：「我自幸生于中国，常想：使我生于海外绝域之地，那里的人远离先王的教化，不知人伦，衣草木之叶，食木，居于旷野，穴处于地下；则我虽生于世间，与野兽何异？而今幸而生于中国。我有屋可居，有饮食，有雅致的器用，有衣冠，有无穷之福：诚可谓至幸矣。」这段话很能显出作者与他的种族同别的人类的隔绝；便是邻国之中，日本人也足以指出他见解之误。这两个民族都被迫闭关自守，把门关上，当作抵御外来商贾侵扰最可靠的防御，又指望借此除去一切争端之由；可久而久之，这也带来了几乎同样的危险：对自己在万国之中的真实地位既无知，也无从理解。

中国建筑的大略轮廓与那种特有的凹形屋顶，令人想到帆布帐幕或许是它最初的蓝本，不过除了这一点相似之外，并无别的证据。自宫殿到茅舍，寺庙也好、民居也好，处处都摆明了这个式样；而近乎穹顶、圆盖、尖塔或角楼之类的东西，则几乎哪里都找不到。连把这个简朴的式样发挥成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的尝试，也难得一见。当印度的莫卧儿王公营造华贵的陵寝与宫殿以传其名、以彰其治世之盛时，中国的君主手里有同样多、甚至更多的资财，却很少沉溺于这种王者的消遣，甚至不曾试着建一座可以久存的丰碑，以纪念他们的趣味或他们的盛大。这究竟是因为没有西方各国所见的那种美好宏伟的范本，还是因为不懂这门技艺在力学上的原理，其事实总归昭然，而由此推断他们在知识与趣味上所达到的地步，也并非不公。

弗格森无疑说出了一条好理由，即「中国从来没有过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僧侣阶级，也没有过世袭的贵族。前一者之缺很要紧，因为建筑最高的灵感向来出自宗教的艺术，而宗教艺术之盛，从来没有不在一个强大而辉煌的教阶制度的影响之下的。同样，没有世袭贵族，对经久耐用的民居建筑也同样不利。私人的世仇与私斗直到近世还闻所未闻，因此没有堡垒或设防的邸宅——而正是这类建筑以其体量与坚厚，使西方某一类民用建筑具有那样鲜明的性格。」这些理由自有其分量，可它们未必把整个问题都包了进去；这问题的答案要深入到中国人心智中那众所周知的想象力之迟钝。然而有一点仍是真的：全国之内没有一处配称建筑遗址的，没有一处能告诉我们前代所建之物比今日更壮丽还是更简陋。

住宅一般是一层，既无地窖也无地下室，靠开向天井的窗棂采光；其高度不得与邻近的庙宇相等，也不得具有宫殿与宗教建筑所专有的装饰。常用的建材是砖、土坯或席子作墙，石头作基，砖瓦作顶，木料只用于内部；石屋与木屋并非没有，只是罕见得引人注目。木料价高与玻璃窗用得极少，两者都改变并限制了住宅的构造。所谓「泥砖」，即筛过的土，是用风化的花岗石或砂砾和石灰掺水——有时再加一点油——调成的；把它夯实在两侧固定、随墙升高的夹板之间，或者打成大块，便成经久的墙；抹上灰、遮住雨水之后，这材料会渐渐硬得像石头。较好的房子，基础的石工高出地面三四英尺，有时其琢磨的平面、石块之大与排列之整齐，令人惋惜这样的手艺竟未用在大建筑上。城里的房子临街一面除门之外并无开口；几家的外墙又连着园圃与围垣，街道便显出一种乏味的一律，没有台阶、窗户、阳台、门廊或前院来调剂。墙高二十五到三十英尺，通常是空心的，或者薄得不足以独力承住屋顶。寻常的建筑是在基上立起木架，基上有大石按位置摆好以承柱脚，屋顶的全部重量都压在这些柱上。砖砌只填在柱与柱之间，并不承重；有时是实砌，更常见的只是一层面子；屋顶一旦漏了或破了，一场大雨便能毁了墙，因为水会渗过砖层，把里面的泥冲走。中部各省寻常的墙常用四英寸见方、一英寸厚的小砖，侧立着砌成一排排的空格；砖层之间有时加一块板，使墙更坚固。这种蜂窝式的构造，只要灰皮不坏，比人所想的还耐久。

砖的大小与我们的相同，通常烧成灰石板色；都是手制，价钱自每千块三元到八元不等。沿海各县石灰易得，取自贝壳；内地则以无烟煤煅烧石灰石而得。人们用纯石灰，只偶尔掺沙以作灰浆或抹面。墙常抹灰；不抹灰时，砖面有时磨光，再以细灰勾缝。顶上常不用宽檐口，而代以一道好看的装饰：以彩泥塑成高浮雕的人物，或作战阵之景，或作山水，或作花丛，或作别样图案，靠挑出的屋檐挡住风雨。也有以黑漆一带、四角与花纹卷草点缀者，便是塑像的一种廉价替代。

屋顶在有些省份作四坡式，北方则少见。屋面陡峻，若保持严密可以用上几年；顶上容易长草，那是损坏之源，而任其生长或加以拔除，同样会危及构造的完好。公共建筑的黄绿琉璃瓦增其美观，脊上的龙首与宝珠也是；这些东西加上庙宇或官署檐角上的陶犬，使那些建筑极入画。北京宫殿宽檐下的木构以青绿与金色描画，颇具雅趣，外面还罩着铜丝网防护。屋顶是把陶瓦铺在粗木望板上，望板则搁在檩条上，一垄一沟地交替排列。底下一层是薄薄的方片，一片片并排，自下而上层层压叠；接缝处覆以半圆的筒瓦，再抹一层灰泥护住。北方各省则在望板上铺草，草上铺泥，泥上铺瓦。工匠自脊上铺起，铺到檐口收尾，免得踩在瓦上踩裂；可这样的屋顶在斜风急雨中容易漏。屋上不见烟囱；坡度陡是为了雨雪速泄。铺子上筑有晒台，可栏杆与平顶则少见。偶尔山墙作阶梯状高出屋面，使那建筑显出一种奇特的弓形样子。檩条与脊檩自这墙横到那墙，椽子则是细条。一切屋顶的主要重量都压在两侧的两排柱子上；柱承檩，檩上的斗栱又托着远远挑出墙外的宽檐。檩与梁之上又有一层层的梁与短柱，使屋顶极重，却也极稳；折腰顶与孟莎顶则闻所未闻。

中国庙宇里的石柱或木柱，常因其单根的粗大或长度而引人注目。不过它们既无柱头，柱础也不加雕饰，虽则柱身或许雕得极精、画得极美——彩绘往往画在一层厚厚的纸筋灰上，那是为护木而涂的。两层的房子，若楼板的搁栅不搁在墙上，便搁在系于主柱的横梁上。柱子是一切中国建筑的要素，或承屋顶，或承廊。入口在侧面，墙退在檐口的外沿之内，以成一处遮蔽或门廊。四坡顶使营造者得以在整座建筑四周绕一圈廊子，这在南方各省是常见的布置。天花板通常浅浅地把瓦顶遮住，可因顶内空阔，屋子仍显得高敞。

亭子是中国建筑里极显眼的一项，其装饰最能唤出营造者的上乘才思，使他的建筑讨人喜欢。圆明园里有一座著名的佳例，通体是纯铜的，约十四英尺见方、二十英尺高。

另一座很能体现亭式之美的建筑，是乾隆在北京孔庙旁所建、用以讲经的辟雍宫。这座高敞的建筑隔着庭院自一座装饰性的牌坊望过去，形制全然方正，覆以四面的重檐屋顶，明黄的瓦与顶端鎏金的宝珠在日光下极为灿烂。绕建筑一周的深廊由二十根彩绘木柱承着，很能把亭身与沉重的上层屋顶那一片呆板的体量调剂开来。四围环流着圆形水池之水，池沿以白石栏杆，上架四座桥，通向四面。

较好的中国住宅的大致布局，是一连串房间以天井相隔、由天井采光，彼此以一条相通的廊子连接，或以穿过天井的侧道相通。城里房屋局促、地基形状不规则，房间的布置与大小便更为参差；乡间富家的宅院，随着人口渐增而需添地方，一进又一进的院落与房舍之间又夹着园圃与池沼，有时便弄得相当错综。地板、柱子与搁栅所用木料之贵，才是保留单层的主因，而不是因为女子缠足行动不便。房间没有烟囱或火道之类的取暖设置，只有「炕」，即砖砌之榻，住的人便在上面坐卧。

乡间大宅的入口是三重门，穿过草地或园子直通厅堂；城里则是一道门，通常比街面高出一两级，把来客引进门廊或天井。门内设一道墙或活动的屏，其间的空处由门房占着；左边墙上常见一龛，供着门神。官员之家，这墙上则写着主人一生所历的爵位与官职。门做得极坚实，以枢轴转于臼中。挑出的屋檐下挂着纸灯笼，告诉过路人主人的姓名与头衔，夜里点起来还照亮街道、标明其居处；因为门牌与号数是没有的。门的粗陋，多少被两位守护之神神荼与郁垒的名字或奇形怪状的画像遮掩了些，这两位神是受托守宅的；门两侧与门楣上则以红纸写的吉语或表明官阶的匾额为饰。门房与别的仆人住在门道内的小屋里，门廊之上还有一层阁楼，内有一两间屋子，由一道简陋的梯子上去。

绕过屏风便是一个天井，偶尔以花木或别致的鱼池为饰；穿过天井才到正厅。厅的上首设一张高桌，上面摆着香炉、祭器与供品，以敬在此受祀的神祇与家神，其牌位与名号则列在墙上。有时桌上不过摆着瓶花、白石英或石灰石、玉石的清供，或别样陈设。桌前是一张大榻，中间设一张矮几，另有一个倚靠的枕。榻前两排椅子沿屋排开，两两相对，每一对之间夹一张小几。地面铺厚大的方砖或大理石，或是坚硬的三合土。即便在晴日，屋里也是暗的；既无地毯与壁炉，又没有可以远眺的窗，在一个惯于自家明窗高屋的外国人看来，未免凄清。

近侧墙的一道后门，或通向厨房与天井——过了天井便是女眷的居处——或径通女眷之所与仆役之房。门不一定总是方的，有时作圆形、叶形或半圆形；而且以两门不相对为宜，免得恶鬼自街上直闯进来。后面的房间若无别法采光，便开天窗；沿南方海边，则把一种牡蛎的薄壳切成小方片，代替玻璃。通商渐使这材料在全国各地用得多起来，只是怕贼仍限制着它。北方则以高丽纸为玻璃的主要替代。厨房是个小地方，因为家家都用可移的炉子，哪里的烟最不碍事便在哪里做饭。房屋取暖，即便北到宁波也不常见，住的人全靠棉袍与皮衣御寒。那砖砌的坐榻即「炕」，其火道通到前面地上一个砖砌的坑；一盆炭火烧旺了放在坑口，抽力便把热气带进炕面下的烟道，不多时就把屋子烘暖，烟也不大。这一盆炭火便是穷人做饭的全部炉灶，到夜里，一家人就睡在暖砖上。

富人的乡居最能表现中国人关于雅致与安适的观念。这类院落里，祠堂、书房、学塾与亭榭都是独立的，建在低台之上，四周绕廊，常以花窗与雕饰点缀。后院附近是女眷的居处与杂务之所，其中许多以及卧房都设在阁楼上。院落占去不少地方，铺着砖石，以鱼池、花木与别样植物为饰。福钧先生描述宁波一位绅士的宅与园，说二者以粗朴的假山洞相连，「乍看竟像一条自这屋通到那屋的地道，客人便由此走进花园。一路经过的小院，匆匆一瞥之间可见其中都摆着山石；这里那里种着盆景小树，婀娜的藤蔓垂到前面的池水里。过了这些，又一条洞穴似的过道通进花园，其中的小树、花瓶、雕花的窗棂与美丽的灌木忽然映入眼帘。借着岩洞过道的曲折与向别院的窥视，又以丛丛的花木遮住真正的界限，这园子便显得比实际大得多。」

穷人的屋子又暗、又脏、又低、又窄；地是泥的，上面铺席或铺砖，门口是唯一的开口，垂一张席子把里面遮住。一家人往往在一间屋里睡、吃、过活。猪、狗、鸡与孩子和家具争地方——若是一张桌子、几条凳、几只凳子、几口锅与几只碟子也配称家具的话。外面肮脏的街道正与里面阴暗多烟的居处相配；在这样的邻里的街巷里走一趟，就足以使人安于日常生活的任何境遇。城外还有更穷的一等人，将就住在地上以席与草搭的棚里，风雨都能长驱直入。中国人在这样的情形下竟能活着、还能有健康、甚至还能欢欢喜喜，实在令人诧异。在这些窝棚与富人的居处之间，还有一等中等的房屋，由三四间小屋围着一个天井，每间住一家，各用天井的一角。

上好的家具用一种沉重的木料染成乌木色；樟木、榆木、松木、白杨与楝木则是较便宜的材料。陈设的器物、瓷瓶、铜鼎铜壶、石屏、书架、盆花之类，显出这个民族的趣味。水墨山水、墙上悬着的写有句子的彩色条幅，以及漂亮的灯笼，调剂着屋子的空秃；合起来看，倒也不乏变化与雅致，只是缺少「舒适」。隔断有时别出心裁地做成花格，上面整整齐齐地开出洞来，好放装书的匣子。卧房狭小，通风不良，除夜间外难得进去。一张用贵重木料做的厚重雕花大床，上面架着挂丝帐与蚊帐的顶，常被当作传家之宝拿出来夸耀；床檐或床帏上还垂一幅好字。褥子与鸭绒被是不用的，枕头是藤或竹编的中空方框。床、衣橱与梳妆台通常便是中国人卧房家具的全部；可这屋子若兼作起坐之所，床便卷起，床板往往就当了座位。

富人家的园圃布置得很有格调；若不是那些本可使之成为可爱去处的雅致布局与各色花木，几乎总被荒于照管所败坏——荒废颓败，甚至肮脏与秽物常常触目——它们是能讨最挑剔的人喜欢的。要有个地方让妇孺舒散，也是辟一处敞地的缘由之一，哪怕只是一畦花或一畦菜。皇家苑囿里那番要把自然缩成一个梗概的用心，是极成功的。德经形容他们造园之术，说是「摹自然之美，造自然之不齐。不作对称的林荫道与平整的地面，而作曲折的小径，树木仿佛偶然地散在这里那里，有草木的或荒秃的土丘，有深沟与窄道，两旁或陡峭、或乱石嶙峋，只长着几丛可怜的灌木。他们喜欢在造园时把耕地与旱野收在同一片景里；把地面弄得高低不平，堆上假山；在山中掘出洞穴，山顶上是半倾颓的亭子，四周曲折的小径绕来绕去又折回自身，仿佛把这园子的范围延长了，也增添了游赏之乐。」

一泓鱼池由一道在园中野趣横生地流过的小溪供水，是这类园子里很好看的一项；地方若够，还在池中石岛上或水上的桩子上建一座亭子，由一条崎岖的假山堤道通过去。荷花叶大如盘、花极壮丽，是这种地方普遍的宠儿；池中养鲤鱼与别样的鱼，小缸里养金鱼。但凡办得到，池边总要沿着建一道游廊，供家中女眷游赏之用。有些园子里还有一种雅致的巧思，能诱得客人流连：在铺砂石的小径上嵌出一种粗朴的贝壳或卵石镶嵌画，作鸟兽或别样图形；辨认它们所费的工夫延长了步履，看去也仿佛把园子变大了。假山石以灰泥粘合、以铁丝捆扎；在鱼池、石洞或堤道上，这别致的装点极有意趣，上面长出的苔藓与花草反倒更增其相宜。

木作与圬工都不结实，须常常修葺；新的时候看着颇好，可无论园还是屋，一经废弃便很快颓败不堪。广州十三行垄断的旧日，几位主要的行商都在宅旁附有大小不等的园圃。其中一位为求变化，竟整个用玻璃造了一座亭子；这座奇观还做得能关起来、加上护窗板保护。

店铺与货栈的布置因其用途而有所变通，可仍比西方城市的店面更像住宅。铺子的后间是间小屋，或作卧房、或作库房、或作工场，有时兼作这几样；多半在楼上。小铺自街上采光，大铺则靠天窗，那时便横设一道花格屏风，把里面与街道隔开。整个铺面白天全然敞开，夜里以在槽中推行的门板关上，再以粗大的横杠拴在一排立柱上，柱脚柱头都插在门槛与门楣的臼里。门口退进一两英尺，挑出的屋檐替顾客与陈列的货物挡雨遮阳。小铺里有两张柜台，一张自门口向里延伸，另一张与它成直角，横过铺面的一半。掌柜坐在两张柜台所成的角里；柜台既低，他既能招呼铺内的顾客，也能照应街上的。到夜里，那张短柜台常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的宿处。外柜的面子是花岗石的，在广州，其一端还凿出一龛，内供财神的牌位，在那里烧香。屋内高处另设一龛，供着当地的神祇，无论那是哪一位。

阁楼很局促；为着不挡天窗的光，通常只是一间小室，由一道走廊上去，前面开窗采光。中国商人不大讲究陈列货物，而玻璃用得又少，陈列起来也不大安稳。没有院子，便逼得他们在屋后或屋顶上做饭洗衣；伙计与工匠通常就在铺子的屋顶下吃住。广州最密的地方，屋顶上覆着一层松散的架子，上面堆柴、洗晒衣裳、做饭，夏天还可以在上面睡觉。可万一失火，这些堆满杂物的屋顶便成了一只只火绒匣，大大助长火势。

中国城市街道之窄，是许多不便之源；宽过十至十二英尺的极少，广州的街道多半不足八英尺。既没有带喷泉与花木的大广场，除庙前的空地之外也没有别的开敞之处，可以调剂这些巷弄的逼仄。南方城市既无马匹车辆，加上挤作一团的习惯、想把通道遮住日头的愿望，以及不知另一种做法的好处，都是街道这样局促的主因；而不易在其中聚众滋事，也该算作一条长处。一旦失火，很难靠近起火的房屋，屋里的人要走要搬也很危险。平时挑担的脚夫总被过往的行人所阻，行人也得鱼贯而行，免得撞着挑夫。房屋挤得这样密，通风便不好；粪夫挑着公共便所的秽物穿街而过，更污了空气。排水极浅极不完备；沟渠容易壅塞或破损，把里面的东西溢到路面上。由此生出的氨气与别样气体，加重了本已极流行的眼疾；这些困在污浊空气里的居民竟不遭霍乱、鼠疫或黄热之厄，实在令人惊异。城市那种以坊里与邻保分治、各向官府负责的特别治法，加上各等人对卫生之理的无知，足以解释这些弊病——这些弊病在一个惯于欧洲多数城市里市长与卫生局那种雷厉风行的治理、能以学识与权力相济以谋众人福祉的人看来，是再明显不过的。

街道通常以石板横铺，除市集与井边附近外，还算干净。街不取直，有些因每所房子与邻家稍成一角而显出一种奇特的参差不齐；因为把它们排得笔直被认为不吉利。街名若有标记，便写在横跨街道的门楼上；有时如广州，每一段自成一坊、各有其名，因此一条长街往往有五六个甚至更多的名字。中国城市的大致布局是街巷弄堂的一座迷宫，对一个既无地图又无指南、门上铺上又无号数可循的外乡人，极其扰人。招牌挂在门的两侧，或牢牢插在石座里；有的高到十五英尺，两面都涂金画彩、写着入画的大字，一条街望下去接连成排，极为热闹。牌上所题不过是所卖何货，远没有西方城市里那许多自吹自擂；有人说中国城市的招牌上写着「本店不欺」之类，那是记下了例外而不是通例。官府的告示、药品与制药名医的招帖、悬赏寻找走失子女或逃奴的告白、新开的铺子、招租的房屋以及别样事情，写在红、黑、白、黄各色纸上，形形色色地贴满了空墙；因为没有报纸，铺家在招徕上更靠一圈老主顾与散发招帖，而不肯在传单上多花钱。南方城市还有街头神祇的小龛，嵌在墙上，前面设着香案。

庙宇与会馆是中国城市里仅有的属于百姓的公共建筑。它们的庭院与廊庑，以及可以进去的园子、茶寮与池沼，常年招引着人群，也是仅有的公共游憩之所。僧人收入中有不小的一部分来自过往的客人，因此他们的庙宇便建得比僧人之数或香客之多所需要的更为宽敞广大。

会馆或公所是中国社会一项特别的东西。广州有一百多所，北京有好几百所。有的由某一行业建作行会之所，更常见的是由到此地经商、读书或游历的人集资建成一所宽敞的处所，以接待同乡。这样一来，他们的便利、照应、约束与总的安全都增加了。一切建筑都要向官府纳地租，可无从查得这项税与西方城市所征的相比如何。官府发给地主一纸「红契」，以证其占有之权，只要纳税便可一直占有。地方官署里设有专管这类文书的档房。

房屋出租，租期都短，租金按季预收；不动产的年收益在九分到一分二之间。广州上好的铺面年租自一百五十元到四百元；既无火险之制，加上市税与讨欠租之难，租价便更贵。在中国，这类产业要冒许多风险。

客店很多，各行各业都有相宜的。它们虽比不上西方的旅馆，却远胜于西亚那些冷清的驿舍与客商店。旅客自带铺盖，有时连干粮也自带，入夜便把席子铺在地上或榻上，和衣而卧。较讲究的旅客会要一间自己的房；官员与富人则住庙里，或雇一条船，在船上行、在船上宿——这一风气把最好的一等客人带走了。店家一项可观的进项，是替成群的客人备席，客人或到店里来，或叫他们送去若干席；因为一位绅士请朋友宴饮，照例在自家货栈或客店里开席。城镇之中，成千的人在街上吃饭；饭摊与灶棚之多，给初到的人一种极热闹的印象。这一风气在促进这个民族那份显著的彬彬有礼上，起过好的作用；街头说书人之众，又助长了它。食客们摆弄「快子」即筷子时那份喧闹的欢畅，厨子扯着嗓子招徕他的饼与菜，加上煎锅与汤镬里蒸腾的香气，只是吸引外国观察者注意的众多景象之一。它们的形形色色与那一片熙攘新奇的场面，使他不断得着教益与乐趣。广州的这类景象，有一位亲见者这样描写过：

「中国城镇里沿街排开、或占着公共建筑前空地的各式各样的流动匠人，其多是极可注意的一景。卖果子的、卖点心的、厨子、卖零碎玩意的、路边的小贩，别国也有；可要看走街的铁匠或锡匠、挑着担子的补玻璃的、来回走动的修伞的、能挪窝的刻字匠、四处走的剃头匠、流动的钱庄、游方的药铺，或是能走路的鞋匠与补鞋匠，那就非到这边来不可。这些能挪动的摊子，连同算命的、卖草药与卖书的、看手相的等等，把地方占得满满的，以致人常见街道两边确确实实排满了卖东西或做吃食穿戴的人的摊子、货物与家伙。换钱的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桌上锁着他一串串的钱，在那里给人称银子；他的邻居刻字匠，就坐在他旁边一张同样的桌子边。剃头匠把他那口有抽屉的箱子当凳子坐；他若没有自己的炉子，便到近旁厨子或铁匠的火上去烧水，说不定还白替人家剃一回头作酬谢。

「卖草药的挑一处敞地，免得被人踩着，在那里摆开他的药草与膏药；牙医脖子上挂一串瘆人的门牙与臼齿，那是他手艺的凭据，就坐在他对面，两人各有各的灵验妙方。卖书的、择吉的，还有靠占卜替人找失物的，分列两边，摆开桌子与摊子，还有一排排的签、笔、幌子与图画，人人都在想「捉一只白鸽」——也就是哄得一个主顾。修眼镜的与磨剃刀的、卖刀剪的与卖镯环的、捏泥人的与补旧鞋的，都离得不远，个个像在自家铺子里一样忙着自己的营生。此外，除了几百个卖吃食、衣着或饰物的摊子，还有数不清的小贩挑着篮子托盘走上走下，各自吆喝或打着自己特有的响器；再加上挑担的苦力、抬轿的轿夫，以及一个跟着一个像水流一样的行人，其中间或夹着一个女人，把街道塞得满满的，要在其间穿行可真不容易。虽有这么多阻碍，值得一记也极可嘉的是：在这样窄的街上，这些人群来来往往、迅疾无比，却不吵闹、不冲撞，也难得出事。」

北方的街道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总的说来不那么讨人喜欢，因为不那么有趣、不那么入画。街较宽，容得车过，也就给垃圾、瓦砾与那些极可厌的污秽留下更多地方；一到下雨天，人在泥里深一脚浅一脚，那就更糟。巴罗这样描画北京的街道：「锡匠与剃头匠、补鞋匠与铁匠的众多流动作坊，卖茶果米粮吃食的棚帐摊子，加上门前陈列的货物，把这条宽敞的大街逼成了当中一条窄路，刚够两辆小车对过。官员的仪仗，随从众多，打着伞与旗、彩绘的灯笼以及各样表明品级的古怪执事；一队队哭声凄惨地送柩到坟地的，还有吹着刺耳的乐送新娘到夫家的；驮着鞑靼来的煤的成群骆驼；塞满蔬菜的独轮车与手车，几乎把中间这条空处占成一条连绵不断的长龙。一切都在动。街的两旁挤满了买卖交易的芸芸众生。这一混杂的人群所发的嗡嗡嘈杂之声——有叫卖的高声吆喝，有争执的口角，还不时夹着一种像破口簧片般的怪响（那是剃头匠的号子）——以及处处可闻的说笑，几乎无以复加。背着包袱的货郎、变戏法的与耍把式的、算命的、江湖医生与卖假药的、唱戏的与奏乐的，把每一处空地都占满了。」

入夜铺子关门，出门的人提着灯笼或火把。通衢之上筑有细长的楼，火警自那里发出，夜里的更次也在那里鸣锣报知。夜间街上行人稀少；凡有力量的人家都自设更夫，这对官设的巡捕维持秩序、捕拿窃贼帮助极大。这些更夫在各自的坊里来回走，敲着大竹筒，好教「贼人知道有人在提防」。总的说来，中国的大城市夜里格外安静。乞丐在庙宇的廊下、空场上或街边找地方过夜，挤在一处互相取暖。这一等人由一个头目管着；他为收取法定的乞食之资，便与地方上的耆老与保正商议，把乞丐分派到各处。白天他们挨家挨户去讨那份定额，每人不能少于一文。他们坐在门口唱一段小曲，或敲着讨饭的碗与棍子以引人注意；铺主若没有主顾，便由着他们叫下去，因为他知道：耽搁得越久，他们再上他铺子来的时候便越晚。他们中许多是瞎子，个个面有病容，脸上积着污垢，被忧愁与苦难刻出一道道沟纹。怎样救济、约束并使贫民有事可做，这个极难的问题向来听凭城里的地方官凭其仁心与识见去办；总的说来，其结果于他们的人道与善心还算不辱。许多人每月给那头目一元或更多，以买个清静，免得乞丐日日纠缠；人家要办暖房酒、婚事或丧事时，以及新到港的商船，也不得不打点他，好摆脱那一群聒噪可厌的人。

一旦失火，官员是要负责的；法律规定：城墙以内烧了十家，城中最高的官罚俸九个月；烧过三十家，罚一年俸；烧到三百家，降一级。广州失火时常见总督与别的大员带着少许兵丁到场，与其说是指挥救火，不如说是防盗。水龙在窄街上被人飞也似地拖过；搬东西的人带着刀护着财物，还往往高声呼喊，为焚屋倒塌之声再添几分喧嚣。巡捕为使火早些扑灭，是毫不迟疑地拆房的；可既没有编制齐整的火队，遇事也没有一套安排妥当的章法，虽则大火通常不久便得以控制。凶狠之徒常趁这时候行窃，掳走无力自卫的人，尤其是少女。

在广州，通行的办法是向火场四邻——即因救火之力而保住房屋的人家——摊派一笔酬金，估价随距离之远而递减；所得由救火的人分了。得保的住户还要请僧道就近设坛做一场法事，「叩谢天恩」。总的说来，中国的火政胜于土耳其——在那里，救火的人是靠向屋主勒索来自酬其劳的。

塔这种建筑，被认为是中国特有的，以致一幅关于中国的风景或图画若没有一座塔立在山头，就像一幅埃及的景致没有金字塔一样，会被认为有缺。「塔」这个字在多数法国与葡萄牙作者笔下用的是本义，指供偶像的庙；可在英文书里，它一向被派给了全国各处所见的那种多角高楼。把一座满是偶像的大庙的记述套到这些高楼上，便生出了一些混乱。就中国而论，英文的用法最为明确，虽则若论其语源，这一误用是无可辩解的。

中国「塔」的形制，大概源自印度窣堵波顶上的尖刹，其名也无疑取自那个字的头一个音；可它的用途长久以来与决定一地气运的堪舆之说连在一起，以致百姓并不把它与佛教相联。米怜先生解说此事，说「这样一座建筑不但为这块地方保住上天的庇佑——如果它本已显出享有这庇佑的话——而且能镇住此地本有的一切凶煞，并把最有益、最吉祥的兆头赋予它」。南方与中部各省的塔，里面难得有什么像样的偶像。上塔的梯子筑在厚墙之中，逐层左右交替。北方另有一种，是为安放「舍利」即佛的遗骨而造的，近塔基处有一大间以供奉其中的佛像，此外则全然实心，自下而上大小几乎一律；所谓层数，不过是许多窄窄的挑出，像檐口或束带，上面有时安放着成百的小佛像。这一种更近于印度的窣堵波，而且总与寺院相连；前一种则未必如此，虽然也归僧人照管。

一座城若没有塔便算不得完备，许多大城还有好几座；全国大概将近有两千座，其中有几座极著名。新建的极少见，而多数塔的颓败之状，正表明当初建塔的那份信心已经衰微。它们自五层到十三层不等，大都造得极坚固，可以留存几百年。杭州有一座八角的，每面宽二十八英尺，塔基的墙厚十八英尺；由墙中的旋梯登顶；每层外面绕一圈有顶的廊子，供游人歇脚、饱览不断变换的景致；塔高一百七十英尺，建于宋代十二世纪。自塔顶望去，景色极佳：海与岸、水与陆、城与野、荒原、园圃与山峦相映成趣，其中许多在本国人看来还牵动着历史与宗教的联想，使它成为中国最动人的景色之一。

德庇时爵士在山东临清州附近看过一座，保存得极好，有僧人住着，内有两尊佛像；九层中每层都以大字题着「阿弥陀佛」。它是大运河凿成之后所建。将近二百级的旋梯通到塔顶，离地约一百五十英尺，自那里可以极目四望。塔基以花岗石砌得极精，其余全用琉璃砖，接缝与灰浆都做得极美。

建塔的目的既然杂糅——有时为堪舆，有时为宗教——其材料、大小与构造便颇不一律。广州城内有两座，城下珠江边有三座；本府之内另有十五座。苏州有两座，宁波一座，福州两座，北京城内城外共六座。广州那两座中的一座，是约一千年前回教徒所建，是一座朴素的砖塔，高近二百英尺，大约当初是自上面唤信众到旁边的清真寺去礼拜的。弗格森论中国建筑的话，倘若作者所观察的范围更广、对本国营造者的用意所知更全，大约会有所改动。不过那些究竟是一位够格的观察者的结论；他因塔的独特形制、其分层以及其看似无用，而给它在世上的塔式建筑中定的位置，一般会被认为是公允的。

米怜先生在他那部有趣的书里有一段关于塔的好记述；他指出：塔的样式虽源出印度，而且自南京建起第一座（约公元二五〇年）以来一直被小心沿袭，可与其八角形与高耸相连的民间堪舆观念却逐渐增长，并影响了塔的位置。佛教徒自己似乎也已失去了古时对塔中所藏「舍利」的那份信赖。中国人记述这类建筑时所音译的印度字之多，更证明其来自外邦。为描述方便与准确起见，最好把「塔」一字限于中空的八角高楼，把「窣堵波」用于藏舍利的实心者，把「浮图」用于僧人葬后所建的那种。

塔有时以生铁铸成，迄今所见的都在中部各省。浙江省有一座，近五十英尺高、九层。构成塔壁的八角形构件各是一次浇铸，作顶的板也是。整座建筑连底座与尖刹在内，一共由二十件铁器组成。内部填了砖，大约是为加固以御风雨。近世中国人既不知塔源出印度，便把如今尚存的看作本国的创制，只是被佛教徒挪去作了他们自己的用场。多数塔都在坍败之中；堪舆家所许的种种保证——说塔会像电引之器那样把上天一切吉兆引下来，使水火木金土都听命于人，土地丰饶、生意兴隆、居民驯顺而安乐——都唤不出修塔的钱来。

中国城市自远处望去那份沉闷，与欧洲城市不同；在欧洲，教堂与主教座堂的尖顶、穹顶与钟楼，以及会堂、宫殿与别样公共建筑，调剂着一排排住宅的单调。在中国，庙宇、房屋与官署几乎一般高，其一律只被杂在其间的树木与一对对顶上有架子的高旗杆略略打破——那旗杆远看倒像拆了一半的绞架。可自然是动人可爱的，很少有哪个国家的风景比这里更美；即便人工之作那份平淡，也反衬出耕作过的景色那多姿多彩的美。

中国人出门通常宁愿走水路；在东南各省，可以说专为载客或运货而造的车辆是没有的，因为所见的车与独轮车既少又造得极糟。可长江以北，在整个大平原上，车与独轮车是行旅与运输的主要工具。木料之贵与道路之坏，逼得人把这些车造得极粗极结实，轴与轮要经得起路上的颠簸与倾覆。运货的车用三四匹马拉，通常一匹接一匹串着，以长套绳系在车轴上，另有一匹在辕里。寻常的车用一两头骡子拉，是拴在一根轴上的长方箱子，罩着棉布，铺着垫子以减颠簸；乘客自前面上下，车夫就坐在马边。北京城里，宗室与皇族许用轮在车厢之后的车；其品级还以红色或黄色的车围以及随行骑从之多寡来分别。独轮车在同一带也极通行，用于短途。轮在中间，使人能推得动重载。道路好时再加一头驴帮着，大号的独轮车能轻松载一吨的分量；须两人扶着以保持平衡、驾驭这头重脚轻的家伙。

走不得水路的地方便以轿子载人，以苦力用扁担与绳套挑运行李货物。轿有两种，都不像印度的卧轿那样可以躺。轻的一种是竹制，窄得要人俯身而坐；大的一种叫「轿」，无论就轻便、舒适还是与这种交通方式有关的任何别的性质而论，都是任何国家所有之物中最便利的一件。它的使用受服制约束，寻常百姓非有某种品级不得乘坐。北京只有极高的官员乘四人抬的轿。别的城里，两个轿夫肩着一乘轿，轻轻松松便能走出每小时四英里的脚程。货物以扁担挑，无论包裹多大多重，挑夫总有法子用他们的杠与绳套把分量匀在几人之间。靠这个谋生的人极多；城里由头目雇用，像别处的车行包活一样包下生意；没有头目雇时，便三五成群守在街角与别的公共之处，一招手就动身，颇像德国城市里的「待雇人」。广州街上常见成群壮汉在那里抽烟、赌钱、打盹或对行人说笑打趣；正像那寓言里的雇工，若问他们何以整天闲站在此，答语便是：「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轿夫在城里自成一行，赁轿与轿夫的字号使人想起西方城市的马车行；在广州，这些人还得了个诨号叫「冇尾马」，即无尾之马。皇帝与大员有时乘一种敞轿，是把一张椅子架在杠上，既让人看得见他，他也看得见四周。这种轿在各地花样很多，因其既便宜又轻便，极宜于翻山越岭。

中国人在造船与驾船上是出色的。船既要供驾船的人居住，布置上便顾到这一层。广州江上所见的成群船只，只有一部分是运输用的；很大一批是固定的住家，其中约有一半是长年泊着不动的。它们并非不许挪地方，不过船与船上的人都归水上巡捕管辖，由他们登记造册，指定可停之处。家眷所住的船屋、卖油盐柴薪等物的船、驳船、渡船、花艇及别样船只，因此各自成群，也好找些。曾查明广州城名下登记的船有八万四千只；至于是否全都停在城边而不曾驶往本府别处，或旧船拆毁后是否自册上注销，则未查明。不过这个数目的船同时泊在城前，大约是不会有的。凡到过广州的人，没有一个能忘记江上那片喧闹热闹的景象，也没有一个不曾注意到：大大小小的船彼此错身而过时，那份和气而当心的样子。

中国水上各式各样的船，不借图画实在难以描述。它们装有以枢轴转动的艄橹，推船极便。大船装两三支，不用时便顺手拉到船舷上。船上也备桨，桨柄与桨叶以藤条扎住，穿过系在桩上的索圈使力；划桨的人站着推桨，其姿势与威尼斯船夫相同。偶尔还见有人用脚划桨。有些大货船的桅由两根木杆合成，搁在船舷上，顶端相接，可自船头竖起；作住家用的船则不设桅。渔船、驳船与航海的船有一两根固定的桅。除最小的之外，船侧都伸出一道边板或木架，撑篙时船夫便在上面走。南方的帆是把一条条席子缝成一整片，上下缀以横桁；横贯其上的竹筋既托住在桅上滑行的箍，也使船夫得以在逆风时把帆拉得极紧。船尾栏上有时加一张小帆，船头附近另有一张小前帆，可全船所恃的仍是主帆。中国船都没有船首斜桅，包铜的极少，有两层甲板的也极少，至多在船尾一角有一层底舱以存粮食；这些窄处既无舷窗透光，便不得不狭小。

住家船的内部布置很简单。较好的长六十至八十英尺，宽约十五英尺，隔成三间；船头尖削，上面架一块平板，靠帮停泊时便于自这条船走到那条船。每条船以绳系在沿着整排船首尾拉着的大缆上。最靠船头的一间作正房的门厅，正房约占船身的一半；两间之间以花格隔断相分，而最后一间即卧房，则遮得严严实实。做饭洗涤在船尾一架高高的木架上进行；这架子设计得极妙，甲板上有炉灶与别样便利，甲板下有舱盖与隔断，足以兼顾这一切用途，装得下所需的全部柴与水，还能当睡处。靠着篷布与架子，船顶也能供作工或游乐的种种用场。窗板是活动的，能应付各样天气，布置灵活，既合一家人的需要，也合一条船特有的差事；再没有比这更巧的了。

这类船中最漂亮的叫「花艇」，租给人在江上游乐；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妓女的居处。广州较小的一种通称「疍家艇」，长约二十五英尺，只有一间，配着能把整条船罩住的活动席篷；划船的多半是女子。在这些「蛋壳屋」里，整家整家的人生养、居住、老死；白天载客的那一间，夜里就是卧房，一时是厨房，一时是洗衣房，而终日是育儿之所。

关于这种住在水上的风俗，我们有一份有趣的旁证，可上溯到十四世纪，见于一三三〇年一位多明我会修士的信。这位传教士写道：「契丹之国，人烟极盛……国中有许多大河与大片的水面，以致这王国及其疆土有一大半在水下。而水上住着极多的人，因为这国里人口浩繁。他们在船上造木屋，于是他们的屋子便在水上来来去去；人们就住在这些屋里，带着全家老小、妻子儿女以及一切家什用具，在屋里做买卖，自这一省到那一省。他们就这样一辈子住在水上。妇人在那里生产，别的事也一一照旧，同住在旱地上的人一样。」

沿南方海岸各式各样的驳船、往来于数以百计的河道上从这镇到那镇的客船，以及各处水面上的小艇、巡船与渔船，不必一一细说，只须指出它们对各自用途那种出色的相宜。最好的产自南方各省；天津或牛庄所见的，就洁净、安稳与快捷而论都要逊色，一半是因为木价高，一半是因为不大用作住家。赣江上游的船造得格外轻巧，上层结构全用席子，船身像一弯新月，极宜于应付沿途的急流与礁石。

除这几类之外，缉私之役还用一种窄而尖的快船，由四五十人摇橹，装着旋转小炮、长矛、钩镰与枪，两舷排着画了虎头的藤牌，威势逼人。走私的人也造同样的船，还不时把外观仿成官船的样子；而官船那边，也常与他们竞赛着走私。一八六三年，朝廷被劝定了一面通用于官船的国旗，无疑会逐渐推及商船。旗作三角形，上有一龙，龙首向上。水师将官照例打起长长的黄旗，上书其全衔；所辖的船则以各样旗号相别。海船挂的旗极多，三角的、方的，白的、红的与别样颜色的，多半都写着字。官船与兵船，以及运漕粮与盐的船，其数比例极小；可若把中国江河海滨所有的船只都算进去，其吨位加起来或许抵得上别国之和。

广州一带住在水上的人，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被禁止上岸居住。造一条船比造一所砖房便宜，住着一样安适；打扫起来更容易，不必纳地租，也不像房子那样易遭火灾与窃贼。这些船多半用杉或松造成，涂上桐油；缝里以藤刨花填塞，再以油与石膏调的灰抹平。帆船通常平底、船头尖削，靠一具极大的舵操纵；水浅时这舵可自敞开的尾板间吊起。柚木的锚包着铁爪，以椰索或竹缆系着——如今则多已换成铁链与铁锚。

那种船腹鼓凸、船尾高耸、船头画着大眼睛的古老而入画的帆船，正在轮船面前迅速消失。据说它原初的蓝本是一头大海怪：船首劈波处与船头顶上的齿是它的嘴，船头两侧的长板是它头部的甲，眼睛便画在上面；桅与帆是鳍，高耸的船尾是那向上翘着的尾巴。舱房看着不像活人住的地方，倒像墓穴里的壁龛。水手多半住在甲板上，通常在船上的买卖里有股份，或者自己也做一票生意。船舱以水密隔舱分开，这法子在船触礁时自有其好处，可也使它载不了与其体量相称的货。这类船上所载的乘客极多，一旦失事，丧命之惨不忍言。一八二二年二月，英国船「印第安纳」号的皮尔船长自加斯帕海峡经过，遇上一条失事帆船的货与人，救起一百九十八人（该船自厦门开出时载有一千六百人），把他们送到坤甸上岸；这一义举花了他五万五千元。

次要的建筑之作中值得一提的，是桥与牌坊。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中国人很早就懂得拱券，虽则他们用得比较少。有些桥作尖拱，有些作半圆拱，有些近于马蹄形、椭圆的横断面，甚至像希腊字母的欧米伽，顶上最宽。有的拱造得很高，以便船只通行；凡无重车经过震动的地方，桥便可放心造得轻些。圆明园里那座大理石桥是这一类的秀美之例，它虽无实用，却是园中最大的装点之一；登顶要走四十级自堤上陡起的台阶，自然只有步行的人上得去。

北京与杭州附近那些长长的大理石桥，其栏杆与铺石——有些还饰以象、狮及别的走兽的石像——极为悦目；而其坚固以及有时任洪水漫顶而不坏，都足以证明营造者的手段。全国各处的小河上都以木桥通行；河势湍急或潮汐涨落大时，便以并连的船只渡过，中间做成可以抽去两三只以通行船的样式。在天津、宁波及别的城市，这种渡法与其低廉相比，并不怎样耽搁行程。北京城内外有几座桥是很美的建筑，可造起来并无难处；而福州那一座才是工程上更大的成就。它长约四百码、宽五码，由近四十座凿石砌成的实心桥墩组成，墩距不等，以花岗石板相连；有些石板三英尺见方、四十五英尺长，上面铺着花岗石的路面。桥上从前排着铺子，因往来渐多而被拆去。闽江上距此七英里处另有一座相似的桥，厦门以北的泉州城还有第三座同样重要的。西部与北部有些山溪与山口，则以构造巧妙的绳桥与铁索吊桥跨越。

娄理华先生描述过厦门附近漳州的一座桥；这类建筑在东部各省比别处多。「它建在二十五座石墩上，墩距约三十英尺，各高约二十英尺。大圆木自这墩架到那墩，上面再以最简单最粗率的法子横搁小木；然后在上面铺土，顶上以砖石墁平。人会以为这工程是分派给许多不同的人，各人照自己的意思做自己那一段，因为铺面全无规矩可言。砖与石杂乱无章地混在一处，栏杆这里是木的、那里是石的。铺桥所用的几块花岗石之长，尤其令我们吃惊；一块八步，一块十一步，另有三块十八步，约合四十五英尺长、两英尺宽。这座桥平均宽八到十英尺，两侧各有一半的长度被铺子占着。」

杭州附近有一条九十孔的堤桥横跨大运河的一条支流。巴罗所记的一座桥，砌拱的石头被凿成拱的一段，两端榫接在横贯桥面的石块上；石块的长度自拱脚的十英尺递减到拱顶的三英尺，顶上那块也像别的一样榫接在紧挨着它的两块横石上。榫头很短，主要构件的布置又是这样，因此照这法子造的桥经不起大重量，也传不了多少年。在别的例子里，石头的砌法与欧洲相同；许多跨小河小渠的桥用的是平拱或直拱。这类建筑一旦朽坏或危险，百姓很少自己动手修补，宁愿等官府来办；他们因此失掉了自立自为的益处。

中国的「牌坊」与「牌楼」，即表彰的门或匾，怎么会被叫作「凯旋门」，实在奇怪；因为那个国家大约从未听说过凯旋，而这些建筑也从不作拱形。它们不过是一道宽阔的门洞，两旁夹着两道小的，看着更像有行人便门的关卡，而不像一座凯旋的碑。它们散布在各省，数目极多，或为表彰显达之人而建，或由官员奉特旨为其父母而建。有些是表彰以贞节与孝行著称的妇女，或是表彰不肯再嫁的寡妇。获准建坊被看作莫大的荣宠，「凯旋」一名或许正由此而来。中国加于显达之人的这种荣典，其节俭与太平的性质是极有特色的：一个人获准为自己或父母造一座石门，皇帝赐下题字，有时还随赐一纸封诰。它们的大致样式见于本书的扉页；顶上「圣旨」二字，表明它是奉旨所建。

有些牌楼以雕刻与题字装饰得极为繁缛；为护住额枋，顶上挑出一层沉重的瓦盖，可这也使它易被风雨所损。它们立在城外显眼之处，以及庙前或官署附近的街上。旅人照着读来的东西去找，有时竟把街口的门楼或庙的入口错当成了表彰的牌坊。石造的也像木造的一样以榫卯相接，高度很少超过二十至二十五英尺。有些牌坊的匀称与雕工所显的手艺与趣味是可称道的；不过受表彰之人一般说来既是「自己名声的营造者」，便审慎地掂量这件货色的价值，造得比不上那种由「深感其荣」的同乡凑到一处、公推一个董事会、开一张捐簿去办的。北京城内外众多的牌楼中，有两三座以其美观值得一提。一座在孔庙内辟雍宫之前，意在为其正面添一重画框似的门面，以壮观瞻。它以石造成，外覆多彩的琉璃方砖。设色的安排、石上的雕刻与全体的匀称，使它成为中国最有艺术意味之物之一。皇家园囿中另有一座与之相仿的，只是位置不那么得势。弗格森指出这些牌楼与印度某些门楼的相似，认为印度提供了蓝本。孰先孰后的问题几乎无从证明；不过他竟以为厦门街上一座大牌楼上、主檐之上有一具仿造的棺材，这就使我们疑心：他是在找一件造它的人心里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炮台与碉楼的构造没有多少可观之处，因为除了砌起一道道厚重的石墙之外，并无别的可称为学问的凭据。炮眼开得太大，护不住人；胸墙又太薄，挡不住近世的弹丸。中国人心目中的要塞，是在水边筑一道墙，开着炮眼、砌着雉堞，向陆一面则是一道平墙，既无炮眼也无胸墙，围出一片地方，其中几间房子供守军与弹药之用。有些筑在两江交汇处的四面都开着炮眼；另一些则布置得毫无章法，墙在某些角上可以攀登，而一门炮也打不到那里。碉楼是石基上的方形砖楼，四十英尺见方、五六十英尺高，自半腰的一道门以梯子进去。

广州一带的炮台大约是全国最好的，却全都没有壕沟、棱堡、斜堤或任何一种侧防。布局与位置同样有毛病：有的是方的，可以毫无危险地走近；有的外面作圆形，侧翼或背后却暴露着；还有的像羊圈一样筑在山坡上，守军一旦被逐下雉堞，就只好在敌人火力之下往坡上逃。门开在侧面，既无壕沟、吊桥或闸门可护，墙上或后面场地上的炮也防不住。总的说来，他们选作炮台的地点显出对防御真谛的误解，虽则也有几处占据了要害之地。

近来以泥土与沙袋筑成的防御与炮位，在对付兵船与炮火上比这些建筑安稳得多，也显出这个民族采纳实用之物的悟性。中国兵在野战中虽不特别果决，可只要躲在一座他信得过其坚固的工事后面，守着他的炮倒是不含糊的。近年在欧洲工程师监督之下所筑的炮台，正迅速在各地取代本国的旧工事。

服饰也同别的事物一样在中国有其变迁，那里的时样也像别处一样在变，只是不如欧洲各国那样快、那样显眼。男女的全套服装，大体说来宽舒而有风致，兼顾了人所能求的温暖、美观与自在，只是男子剃顶结辫、女子缠足这两样，既违了天性，也毁了自身。在这一点上人各有见，有人宁取欧洲人紧身的衣服而不取亚洲人宽袍大袖；可一个人多少习惯了后者之后，便肯承认这样的批评自有其力：欧洲男子的服装是「不便与不美的一种神秘的结合：夏天热，冬天冷，既挡不了雨也遮不了日，硬而不素净，光秃而不简朴，既不耐穿，又不合体，还不便宜。」中国的衣服其大样式几百年不变；皮衣与绸衣由父传子，不怕因其古旧的样式而惹人注目。最常穿的料子是绸、棉与夏天的葛布，冬天再加皮毛。毛织品用得很省，而且几乎全是外国货。

主要的衣物是长短不一的内外衫袍，以棉或绸制成，长及腰下或及足；右边的大襟掩过前胸，紧贴颈项，颈是露着的。袖子比手臂宽得多、长得多，没有袖口或贴边，寻常时候便当口袋用。一个中国人不说「他把书装进口袋」，而说「他把书笼在袖里」。礼服的袖端作马蹄形，坐时的教养要求把手放在能露出这袖口的位置。天暖时一件外衣便够；冬天穿上十来件也不碍事，久坐或坐在露天的人，有时真穿这么多。近来讲究衣着的人中间兴起穿法兰绒内衣，因为喜欢这种针织之物既贴身又暖。下身相对护得较少；夏天通常是一条宽裤，膝以下罩着布袜；冬天再在外面套上紧腿套，以带子系在腰带上；裤子既相当肥大而上衣又短，多出来的部分便自腿套上头露在后面，样子不大好看。士绅与官员总穿一件两侧开衩的袍子，把这段内衣的空档遮住。外衣所喜的颜色是各色的米黄、紫色或蓝色。

鞋以绸或棉制成，女子的多绣以红色及别样颜色。鞋底是毡的，有时在毡边里衬纸，底下再钉一层皮。这样的鞋使脚在砖地或土地上既干又不冷，因此可以说一个中国人是把自家的地板带在脚下走，而不是铺在地上。底既厚，为走得省力便不得不把鞋头翘起，这就迫得脚趾抬着，难受得很，以致凡方便的人都趿着鞋走。一套棉衣所费不必超过五元，一整套最鲜艳、料子最好的绸衣，二十五到三十元也就轻易办得下来。絮棉的衣服极为普通，做得能护住全身御寒，省了生火。北方以熟羊皮制的袍子既当衣裳又当铺盖，其耐用将使它长久比织物更受人喜欢。

古时中国人蓄长发，束在头顶，颇与琉球人的式样相近；他们以发色乌亮为荣，自称「黑发之民」。可一六二七年，那时只据有辽东的满人下令：凡在他们治下的中国人都须采用他们的发式，以示归顺，违者处死；这样以强力开端的风尚，如今却是出于自愿了。前额剃到头顶，后面的头发编成一条辫子。做工的人常把它绕在头上，或在赤膊干活时挽成一个髻以免碍事。辫子的粗细可以留出多一圈头发来加大；唐宁先生这样描述它给人的样子——这段话作为旅人论中国之语的一个样本，并不算不公：「客店里有个伙计，头上打扮得很特别。前面的头发没有剃去，而是沿前额上缘剪成一寸半长。其余的照常绕过去、在背后编成辫子。这薄薄一圈半月形的头发被弄得笔直竖起，每一根都分开、硬得像鬃毛，整个看去像一把齿极细、朝上翻着的梳子。我猜这大约是未订亲的单身少年通常的头式，那自然是极招人爱的。」于是，戴的人自己觉得难看、只等长长了就要编进辫子里去的东西，竟被当成了他为取悦于自己从未见过也不在乎的人而作的美饰。

人们以辫子又长又粗为荣，有时彼此拿它开玩笑，也用它作现成的惩戒之具；可最令他们恼火的莫过于把它剪掉。男女露头的时候比戴帽的时候多，只以扇子遮日；冬天则以毡或绸的小帽、风兜与皮毛御寒。做工的人以一顶伞形的笠与一件以粗网缝缀树叶而成的古怪蓑衣挡雨，极其有效。为印证本章开头那番话，还可以补一句：这样的笠若不是戴在头上，就该叫托盘了，因为它与英文里那个名目所指之物实在太不相像。正式的首服是这个民族特有的斗笠形草帽或毡帽，上面照例罩着红丝或红缨。

各级官员所穿之衣的形制、质料、颜色与饰物，都由服制规定。明黄是皇族的标志，可皇上的服色反不如许多廷臣鲜艳；凡属他自用之物，都显出一种不重装饰的样子。五爪龙绘于皇帝的衣服与一切与他有关之物上，某些东西上也用于皇族。中国的君主从前戴一种平顶的冠，样子略似剑桥学士的方帽，两侧各垂一串珠玉。官员夏天的帽子以细草编成，覆以红缨；冬天则饰以皮毛。一串挂在绣袍外的朝珠、帽上一颗圆顶珠、厚底的缎靴、两三个装扇子或筷子的荷包，偶尔还在腰带上挂一两只表，便是官服与平民之服主要的分别所在。一大群官员穿着冬天的礼服——以细润有光的绉纱制成，镶着华贵的皮毛，绣工鲜丽——再没有比这更堂皇的了。冬天袍外套一件绸的或皮的马褂，既好看又暖和。羊羔皮用得很多，还有胎羔的细绒；此外如上好的毛皮，以及兔、野猫、家兔、狐、狼、水獭、松鼠之属的皮，各等人都穿。若干年前广州街上常有一个少年招摇过市，穿一件虎皮的长马褂，样子很怪。中国人喜欢衣服颜色的强烈对比，有时在浅蓝袍子下面穿黄色的腿套，外面再罩一件紫马褂。

女子的服饰同样很少变化，各等人都可以放心：这时样总能撑到衣服穿坏为止。常人中男女的衣服比西亚更为相似。短衫或短袄在前面开襟，扣在颈下与腋下，长及膝，其大样式像一件罩衫。下层的女子通常把裤子穿在袜外，遇典礼则两者都罩在一条及足的裙里。做工的妇女脚是天足，在暖的地方赤脚或趿鞋，再往北则把脚仔细裹好。男女衣裳里的贴身之物都很少——中国人即便不算不修边幅，也确是不穿衬衣的一族，而他们所有的那点内衣，也洗得不算太勤。

已婚妇女的头式好看，甚至可称雅致。丰厚的黑发在头上盘成一个椭圆的髻，以一根长簪顺着插住定形，再以一根短簪横穿髻下扣紧。头发自额前梳向后面拢入髻中，前面用手指托着略略梳高；为使它服帖，发绺要在温水浸过的刨花水里引一引，这也添几分光泽，代价却是伤发。髻前常插一个小管，可以插花。戴花之俗几乎举国皆然，能得着时以鲜花为上，别的时候用绢花。头上既不戴什么，便比西方更有机会在梳头上弄出巧样来。寡妇以白花为记，未嫁之女以一两条辫子代髻，余可类推；中国妇女的头式形制与饰物变化无穷，是取之不尽的一门学问。史蒂文斯先生告诉我们：一八三五年他经过福州时，桥上与岸边那一大群人本已极热闹，因妇女们所戴的花而更添生气。

已婚妇人额上戴一条绣花的抹额，一寸多宽，在两眉之间收成尖角，遮住前额的发际，可遮不住因所用的刨花水而往往早来的秃。这抹额或绣花，或以珍珠为饰——珍珠是中国妇女所爱的东西。长江一带的妇女在头上围一圈皮毛，把她们无血色的面容衬得好些。夏天常见一种代替帽子的东西，是一片平平的草编，边上镶一圈蓝布。孩子的头发不束；大些的女孩则让两鬓的头发长到腰间，在颈后编一条辫子；她们的粗发不卷，欧洲所见那种鬈发与卷曲的丰美，在这里是全然没有的。男女都用假发，男人尤爱把辫子接到最长。手套是不戴的，长袖已足以御寒；北方则以里着皮毛的耳套护耳，外面还常缀一面小小的镜子。

贵妇的衣着如同她们丈夫的一样受服制约束，可这些规定并不妨碍她们的装束因绫罗之贵、颜色之艳与刺绣之美而极尽堂皇。袍领以一条硬边护着，袖子又大又长，恰与寻常的式样相反——常人的袖短，正便于露出并施展一条生得好的手臂。丈夫官服上所许的补子，在妻子的袍上换成另一种，表明同样的品级。不见腰带或束带，也没有紧身衣把腰束得终身受损。贵妇服饰中最好看的一处是裙，自上衣下面露出约一英尺，罩住双足。裙的两边各打约六道褶，前后各有两幅硬衬，褶便缀在上面；褶与前后两幅都以铁丝与衬里绷紧。绣工做在这两幅与褶上，其做法使人一迈步，两脚的动作便交替把两边的褶开合，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的图案的一部分或全部。褶的做法使它自前面或自后面看去都一样，颜色对比得当时便更为雅致。为得这个效果，褶是收拢在脚边的，不像西方女子的裙那样宽。

中国人佩饰比别的亚洲民族少。男子自马褂的襟上挂一串香珠并烟袋，偶尔戴些料器、石头或玻璃的印章戒指、指环与臂钏。法律禁止他们携带任何兵器。女子戴玻璃、石头与金属的镯、钏与耳环；这些东西多半被看作辟邪的符，而不只是装饰。吉祥的护符，如香囊、古钱与环，都系在孩子身上；成人中敢于一生不带一件这类护身之物的也很少；不过既没有印度那样的圣线或泥印，也没有天主教国家那样的圣像与小塑像。留长指甲这一奇俗，行之者相对不多；一个男人或女人留着这样的东西虽不算异样，可在有教养的人看来并不高雅。迂腐的读书人留得比别的行业多，以示自己不必操劳；不过笔者所见最长的一副，说来也怪，竟长在一个木匠的手上——他借此表明自己不必动他的家伙。贵妇则以银套护着指甲。

缠足之俗，就已有的考究而言，与其说危险，不如说是不便；因为在教会医院里受治的成千上万病人中，因这个缘故而来求医的极少。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起于想借此掩饰一位得宠皇后的畸足；有的说是因太赏识纤足、又力求摹仿而渐渐通行；还有的说是丈夫们为了不让妻子出门乱走而强加的。不论起于何时，它的采用总是逐渐的，而且并非没有抵抗。除满人与鞑靼人之外，社会各阶层都行之，穷人与富人一样（因为再穷也没有穷到不想赶时髦的）；而人在那国里住久了，竟习惯到看见一位衣着讲究而脚大的女子，便觉得她不像中国人了。开始的年纪并无定准，不过境况宽裕的人家在五岁前便缠上；否则要到订亲时，或七八岁上。整个过程与其形状的保持全靠布条，布条从不彻底解开，也不以袜子遮盖；不用铁鞋木鞋，因为其用意与其说是要把脚弄小，不如说是不让它长大。

关于这一风俗之效，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刊里有库珀医生的一篇文章记述得很好，详载了解剖所见。那只脚属于一个下层的人；长五又四分之一英寸，比最时兴的尺寸足足大了十八分。拇趾向上向后翻在脚面上，第二趾扭在它下面并横过去，趾端抵到脚的内缘。第三趾略压在第二趾上，可斜度较小，伸到拇趾的第一节。拇趾极扁的趾根把这两趾与第四、第五趾隔开。第四趾斜伸到脚底下，可不如小趾之甚；小趾伸到脚下，几乎横过整只脚，被扎得极紧，竟把跗骨都压弯了。脚背弯曲很大，脚心有一道深沟横过，把脚跟与小趾隔开，仿佛脚的两端被硬挤到了一处；这道沟有三英寸长，里面填满了极密实的蜂窝组织；足弓高三英寸半。跟骨本与踝成相当的角度，此时却与腿骨成一直线；脚跟本身又大又平，覆着一层格外坚厚的皮，与拇趾的跖骨端以及弯到脚底的两个最小的趾，合成走路时着地的三个点。若缠得更早、骨头更柔韧，则四个趾都弯到脚底，只有拇趾放在上面。小腿的肌肉因此长不起来，腿自膝以下便细下去，虽则并不特别无力。这变了形的肢体露出来时，模样很骇人：整个被挤得没了比例与美，覆着一层像洗衣妇的手那样起皱而无生气的皮。奇怪的是：血脉竟能在其中流通而不痛、不萎；照常理推想，若还有养分送到，它总该有长大的趋向、直到发育成熟，因而必生长痛；不然便该因缺乏营养而坏死或脱落。

这些时样的牺牲者的步态，可以用人踮着脚跟走路来摹仿。女子独行时甩着两臂，步子又快又短；上了年纪的但凡办得到，便借一把伞，或扶着一个小厮或丫头的肩——简直是拿他们当拐杖。据说起初痛得厉害，此后脚心还不时发作；可看那些在街上走着玩着的小女孩分明没有什么痛苦，可见其所受之苦与对性命健康之害，大约不像人所想的那样大。可要是等到十岁以后才下手，那就不同了：那时把脚趾弯到底下，硬把脚挤成最小的一团，肌肉受制、皮肉溃烂所生的痛楚极其可怕；而那形状即便在中国人眼里，也是对他们所极求的那份「纤小之美」的一种嘲弄。

外间流行的看法是：只有富家或读书人家的女儿才向时样之神付这份代价。诚然这在小康以上人家中所占的比例更大，而南方近河之地不赶这时样的或许要占一半；因为住在船上的人、凡幼年在水上或田庄上过活的人，以及幼时被卖作婢仆的女子，通常都被留在天足那份低微却自在的自然之中。在北方各省仔细观察，可见穷人中也普遍行之，只是脚通常不如南方的小。外国人初到广州或福州，看见船上与街上那么多天足的女子，便诧异所听说的那些「小脚天朝女」都到哪里去了，因为所见的不过是路边补衣的几个老妪。过了梅岭，这比例便增加起来。一八四一年到舟山医院来就医的妇女，人数在八百至一千之间，脚都或多或少缠过；其中有些当天步行好几里路来、又走回去。缠足纵然不像所说的那样痛苦，人们既已习以为常，多数男子仍不肯娶一个天足的女子；一个男子若在指望小脚之后发现新娘是大脚，当即把她退回娘家也不会有人责怪。「金莲」是被当作体面的标志来追求的；那份跻身上等、免去下层的粗活与辛劳的指望，大大助长了连孩子也肯忍受这番痛楚与不自由的决心。这残酷之俗所以盛行，其秘密在于爱安逸、爱人称赞；非等基督教的原理推广开来，它是不会消止的。在北京，满人已用事实显出天然胜过时样；可她们的女子二百五十年的榜样，再加上康熙大帝的一番苦心，也丝毫不能使中国妇女放弃此俗。鞋以红绸制成，绣得很漂亮；可凡熟悉中国社会的人，都不会说什么「一位闺秀若破例展露其身体的某一部分，她所示的必是那双脚，那是刺向情人之心最有把握的利镖」之类的话。

妇女用脂粉，对皮肤为害不浅。大场面上整张脸涂满白粉，唇与颊再加胭脂，使面目显出一种奇特的僵硬。这样打扮过的女子不必用扇子遮羞，因为粉底下看不出脸红，眼睛便成了她情绪唯一的窗户。眉毛用烧过的木条描黑，或弯或窄，画得像新生的柳叶，又像初见的新月——正如司登得先生所译的那首歌谣里所写的美人：

眉如柳叶，

低垂于「秋波」之上；

形如杏仁，莹润生光，

那便是杨贵妃的一双眼。

形容美人的说法是：颊如杏花，唇如桃萼，腰如柳叶，目如日下跳跃的水光，步如莲花。女子在梳妆上据说要花许多工夫与心思；可上等人家的女子若也有她们那些寻常人家的姊妹那样繁多的家务，便剩不下多少闲暇去作多余的妆点。若戏曲可以作中国风俗与日用的指南，它们所给的印象并不是：有教养的妇女大半光阴都消磨在闲坐与妆扮上。

中国人梳洗时用一盆温水与一块布；有人说得很妙：他从没有比擦洗自己的时候更显得脏。剃发由剃头匠来做，因为谁也剃不了自己的头顶。络腮胡子是从不留的，即便那极少数生得出的人也不留；髭须则被认为不宜于四十岁以下的人。鼻烟壶与旱烟管是男女都带都用的，可嚼槟榔只限于男子——不过他们很费心思保持牙齿洁白。在装饰性的随身之物里，再没有比鼻烟壶花费更多、样式更讲究的了；它常以石、琥珀、玛瑙及别样珍稀矿石雕成，趣味极其精妙。鼻烟以一柄连在壶塞上的小匙挑在拇指甲上，比欧洲人「捏一撮」的法子干净些。

中国人所吃的东西，以及他们宴饮的方式与礼节，也大大助成了他们在外间所得的那份古怪名声；其实生僻或难吃的菜肴在他们的食物中只占极微小的一部分，而排场的筵席在他们的饮食里也不及千分之一。旅人屡屡说起燕窝汤、狗腿火腿与猫肉烩，还有鼠、蛇、虫及别样烹饪奇观，做法同样离奇，以致读者以为这些东西在他们的食物中所占的比例，正如它们在那些记述中所占的比例一样大。总的说来，中国人的饮食变化足够，有益于身，也做得好，虽则许多菜因用了植物油、又拌进葱蒜一类东西调味，在欧洲人吃来不合口。论到菜肴的丰俭，巴罗说得不错：「中国贫富之间的差别，或许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大。那份财富倘听其自然，本会用来满足其主人的虚荣，如今却全用来买珍馐以纵口腹之欲。」

中国人所食的动物性食物，比例大约比同纬度别的民族都小；穷人桌上通常不过一盘鱼或一盘肉，有时两样都有。米、玉米、粟与麦供给了大部分的谷食；其中米实在是命脉所系，举国上下都视为不可或缺。它用得久，可从描述它的名目之多与俗语中提到它的花样之多看出来。「吃饭」就是进食；相当于「你好」的问候语是「吃过饭没有？」谷子以木杵在臼中舂去皮，杵由杠杆带动，或用水车，更常见的是用牛或人力。舂好之后在内壁刻纹的陶盆里搓净，再在一口盛着水的浅铁锅上蒸：锅上架着木架，架上是盛米的篮或筛，上面再扣一个木盖把蒸气闷住。这样蒸出来的饭粒粒熟透而不成一团，不像基督教国家的厨子煮出来的那样常成一团糊。面食、菜蔬及别样东西也照此法蒸；四五个盛满的笼屉一个套一个摞在锅上，顶上盖一个罩子；下面供汽的水里，同时还煮着肉或别的东西。麦粉煮成饼、团子及别样食物，却不烤成面包。玉米、荞麦、燕麦与大麦不磨粉，而是把整粒以各种方法煮食，或单煮、或掺在别的菜里。粟——即小米——在北方供给大量富于养分的谷食；面色黄而味甜，或煮或烤而食，做饼时常以红枣调味。它容易种，结实极繁，多少弥补了颗粒之小；好年成时一穗上曾数出一万粒。

中国人的菜蔬名目极长，他们的农事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种菜。豆科与十字花科的植物占了菜园的最大部分；豌豆与豆类种到二十多种，有些喂骆驼与马，可大半供人食用。酱油是把豆煮过，掺水、盐与麦，以酵引起发酵制成，其品质不及外国的。另一种更常见的调味品叫豆腐或豆酱，是把黑豆煮过磨碎，再把豆粉掺水、石膏与姜黄制成。白菜、青花菜、羽衣甘蓝、花椰菜、水芹、无头甘蓝及别样十字花科之物的消耗量极大；烹调、贮藏与改良它们的法子花样繁多。除这些之外，许多别的植物的叶与茎也算在青菜之列，若一一列举，会是一张奇特的单子。莴苣、苦荬、菠菜、芹菜、蒲公英、菊苣、罗勒、姜、芥、萝卜、青蒿、苋、蒟蒻、藜、马齿苋、荠菜、苜蓿、椿芽，还有些没有英文名目的，都供中国人的餐桌以绿叶。大蒜、韭、葱、洋葱与细香葱各等人都吃，在人人身上都闻得出，凡有人吃饭或做饭的屋子里也都闻得到。胡萝卜、葫芦、南瓜、黄瓜、西瓜、番茄、蔓菁、萝卜、茄子、倭瓜、秋葵等等都在园蔬之列；瓜类之多将近二十种。这些菜蔬大都不及西方城市市集上的同类，那里已经以学问改良了它们的大小与风味。若干水生植物又增添了这张单子，其中荷花覆盖着东部与北方各省大片的沼泽，否则那里便是荒秽不毛之地。藕长两三英尺，纵贯着几个孔；煮熟后色黄味微甜，与蔓菁相仿。芋用得不如藕多，菱角与荸荠亦然。菱角煮熟后的味道像新鲜乳酪；荸荠是一种莎草的圆根，颜色像栗子而味道不像，是粉而脆的。红薯是最常见的薯类；马铃薯虽已种了几十年，除了蒙古边上之外，仍未成为百姓常吃的菜蔬。

果品的名目包括热带与温带别处所有的大部分种类，而桃、李、梨大约最早的家乡就是中国。梨又大又多汁，有时重到八九磅；白梨与香水梨不亚于西方任何品种。苹果则相当干而无味。桃、李、榅桲与杏较好，佳种不少。樱桃几乎没有。橘子是南方常见的果子；冬天广州与厦门街上成筐成摊成堆的这种金黄的果子，与别样果品菜蔬相间相衬，是极好看的景致。柑橘属的许多种，如柠檬、金橘、柚、香橼与橘，都广为栽种。最美味的是「朱砂橘」，熟时皮作朱砂红，以几根松松的筋络连着瓤。香橼贵在其香而不在其味，那厚皮有时被弄得更多：在果子长着的时候把它切成条，每条长成一个圆圆的指头似的头，因此得了「佛手」之名。它能两三个月不坏，散着宜人的香气。

本书第六章已略述别的果品。香蕉与柿子都很常见，各有好几个品种；大蕉生熟都吃，是穷人口粮中很大的一项。石榴、杨桃、芒果、番荔枝、菠萝、蒲桃、面包果、无花果、番石榴与橄榄，有的好、有的不及别国所产，更增其名目。「黄皮」「荔枝」「龙眼」与「枇杷」是广州四种土产果子的本名。黄皮大小像葡萄而味如醋栗；枇杷是一种枇杷属的果子。荔枝的大小形状像草莓；粗韧的红皮里包着一层白色多汁的甜瓤，裹着一枚硬核。葡萄又多又便宜；北方城里靠着时时留心调节温度，能把它存过一冬，甚至存到五月。

栗、核桃、花生、榧子、杏仁，以及白果与莲子，是最常见的果仁。中国的枣肉甜而带酸；橄榄则腌或渍。这两样果子得名都因与西方的同名之物相似，其实中国既不产真正的海枣，也不产真正的橄榄。以杨梅的果实制成一种像越橘的可口蜜饯，另以一种山楂制成更酸的一种，都装好了出口。

蜜饯果品很常见，甜食与细点的名目又因加进许多根茎而增多，有的以糖浆渍，有的做成糖果。姜、藕、笋、马铃薯及别样菜蔬都这样制了，既供出口也供内销。本地人吃掉的次等腌菜数量惊人，尤其是白菜与洋葱，可外国人觉得难以入口。中国人吃的香料很少；黑胡椒当药煎茶喝，辣椒则在青的时候吃。

油与脂在烹调上无处不用；生猪油或板油、蓖麻油、芝麻油，以及两种山茶与花生所榨之油，都供家用与厨下之需。中国人几乎不用牛乳、黄油与乳酪；所养的牛既比较少，这几样东西便贵，大约因此不通行，而在满人与蒙古人中间它们都很平常。一个外国人看着中国人的桌上既无面包、又无黄油与牛乳，便觉得寒酸；他若说自己不喜欢眼前那些油腻的菜或葱蒜炖的东西，中国人就以为这样回敬便足以驳倒他不懂口味：「你们吃乳酪，有时都快会走路了还吃。」牛奶也用一点；凡在广州住过的人都忘不了那些深夜沿街叫卖的人拖着长音、凄凉的「牛奶」声。人乳被卖作婴儿与耄耋之人的滋养品，因为流行的看法是它对老年人格外滋补。

糖只产于台湾与南方三省，供给别省；既不用它制糖蜜，也不制朗姆酒。高粱秆不榨糖，中国人也不知道其中含有糖浆。烟草比美洲的柔和；只吸而不嚼，也不卷成雪茄，虽则雪茄自马尼拉输入日多，在许多富人中间颇受欢迎；鼻烟用得很多。槟榔是常嚼之物，是把一片槟榔子与一张新鲜的蒌叶抹上一点石灰卷起来的。常用的饮料是茶与烧酒，都趁热喝；冷水不常喝，一切冷的东西都被认为于身体有害。喝水之前必先煮沸以沏茶，这个常行的法子无疑使水的害处减小——因为百姓对水的来路并不讲究。咖啡、巧克力与可可是不知道的，啤酒、苹果酒、黑啤、葡萄酒与白兰地也一样。

中国人所食的肉类，其花样之多或许过于别国；而同时，用来养供食之畜的地却极少。牛肉不是常吃的肉，主要是因为佛教徒不忍杀这样有用的牲口这一成见。羊肉在南方各省既差又贵，而长江以北则又好又便宜，因为那里回教徒多、需求大。水牛肉与山羊肉用得更少；猪肉的消耗超过其余各种之和，也没有哪种肉能养得这样省。一家人再穷也少有养不起一口猪的；连船上与木筏上都养着，让它们吃别人剩下的东西长膘。鲜猪肉大约占了中国人所食之肉的一半以上；火腿也相当多，有一种因其关节处色如琥珀而叫「金腿」的，在筵席上是很显眼的一道。马肉、鹿肉、野猪与羚羊偶尔也见，可走过市集，触目的菜肴总是羊肉、猪肉、鸡与鱼。

也有少数小猫小狗关在笼里活卖，喵喵汪汪地叫着，像是预知了自己的下场，又像是被不满意的顾客捏来捏去弄疼了。预备上桌的通常喂米，因此若论所食之物的性质，它们的肉比那什么都吃的猪干净得多；可外间竟没有几样食物像小猫、小狗与老鼠那样，被认定为中国人的口味。美国的学校地理书里常印着一幅图，画一个小贩挑着盛这些不幸的牺牲品（在我们看来是乖僻口味的牺牲品）的篮子，或者一串老鼠田鼠用尾巴吊在他肩上的杠子上，这几乎必然使人以为这类东西是百姓平常的食物。旅人还没到就先听说中国人什么都吃，一到那国便径直打听这些畜生是否真吃，听说确有其事，便把这个观念传下去，说它们是常吃的食物。可无论活猫活狗或宰好的狗怎样常摆出来卖，一个人在广州或福州这样的城里住上许多年，也未必见过有人卖老鼠作食物——除非他特意去找那些把老鼠卖作药材或壮阳之物的人；其实老鼠并不那么好捉，既不常有也不便宜。南方人对黑狗黑猫有一种特别的偏爱；这些牲口的价钱总比别的高，人在盛夏吃它们，相信这肉能保来年一年的健壮。

老鼠与田鼠无疑偶尔也有人吃，许多别样不中意的东西也一样，那是为穷困所迫、有什么吃什么的人；可把这些与别样古怪的吃食摆在单子的头一位，便给人一个歪曲的观念，以为那是百姓天天的食物。广州城里大约有半打饭馆的菜单上有狗肉；可它绝不是便宜的珍馐。老妪吃鼠肉，说是能生发。

鸭、猪与羊的血用作食物，或制药、制糊；它在火药引信与某种漆里也是一味料。血凝成块出售，下锅时和在肉与汁里。就宗教上的忌讳而论，一切牲畜的血中国人都吃而无所顾忌，只有佛门僧人例外。

捉青蛙的法子很奇：把一只刚脱了蝌蚪之形的小蛙拴在线上，在稻田的草与禾之间一上一下地抖动——老蛙多半藏在那里。老蛙一见小蛙在那里张牙舞爪地扑腾，便一纵身把它整个吞下，于是立刻被送进捉蛙人的篓子，性命、自由与那顿午餐一齐丢掉；因为那饵还要从它嘴里掏出来，只要还有气便接着用。

家禽，包括鸡、鹅、鸭，各处都养；三样之中鹅的味道最好，可都养得便宜，供给了很大一部分穷人所吃的主要的肉。鸡蛋与鸭蛋以人工孵化；凡到过广州的人都记得那些孵鸭养鸭的鸭船，载着鸭子在江上来来去去，沿泥岸寻食。孵蛋要盖棚，棚里有若干高笼，衬得极严实以保温。每个笼子架在一个火炉上，热气便透过笼底的瓦传给蛋，再由密盖闷在笼里。蛋送到时先在每个笼底铺一层，屋里生火，保持华氏八十度左右的匀温。四五天后拿到强光下照一照，把坏的拣出来；其余放回笼里，再保温十天，然后一齐摆在棚子当中的架上，盖上棉与毡十四天。到第二十八天头上把壳敲开放出里面的雏儿，卖给养鸭的人。鸽子养得极多，鸽蛋是汤里的一味。野禽水禽以网捕或以枪打；野鸭、水鸭、䴙䴘、雁、鸻、鹬、鹭、白鹭、鹧鸪、雉与禾花雀，广州都买得到；别处的名目还可以更多。

中国人若说吃了许多别国所弃之物，那么对水里所产，他们简直是无所不食；这里没有什么不合口的，一切水域都被他们的渔事所扰。他们捕鱼的网与别样器具显出极大的巧思，大都极合其用。江河、港汊与死水潭，大海与小塘，山中之湖与园里之池，木桶与稻田，无不为养人出一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人口之稠。在流水与天然水域里捕鱼人人有份，而人造的水面如池、塘、缸、桶等等则都被利用起来；近潮水的稻田若改作鱼塘能有更高的收益，冬天便改成鱼塘。水里的居民被矛刺、被钩钓、被耙网刮起、被笼诱、被网捕；被彩板诱得跳进船里，被敲响的板吓进网中，被抄网自水里捞起，还有鸟替人潜水去捉——因为鸬鹚能捉住主人不易够着的东西。总之，凡可能的捕鱼养鱼之法，全国这里那里都在行。街上摆着水槽，里面有活水流过，养着鲤鱼或鲈鱼，直养到大得在栏里几乎转不过身；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鳝与水蛇养在桶里罐里，等顾客买走。

鲎、乌贼、鲨、鳐、鰕虎鱼、龟、鳖、蟹、对虾、螯虾与小虾，更增其变化。广州市上最好的鱼是石斑、鲳、鳎、鲅、鲃鲤即所谓芒果鱼，还有那被误称为鲑的马鲅。各种鲤与鲛、鲱、鲥、鲈、鲻与鳊，以及别些西方不常见的鱼，都极丰富。它们通常趁鲜吃，或只剖开在日头下晒成鱼干。咸水与淡水的贝类都很多。牡蛎的味道不如美洲大西洋岸的；蟹与对虾极好，而蚌、蛤及别样淡水的种类则不大可口。虫豸之食只限于蝗、蚱蜢、蛴螬与蚕；蚕是炸得焦脆而食。这两样与水蛇，无疑是中国人所吃的东西里最令人反感的。

这个耽于口腹的民族所以求许多食物，是因为相信它们有壮阳之效；自外洋运来作食物的奇异之物，大半属于这一类。著名的燕窝汤是用一种燕子的巢做的，那巢见于印度群岛某些岛上的洞穴与潮湿之处；那鸟在嗉囊里把海藻一类的材料泡软，再用喙把这食物抽成丝，粘在潮湿的石上筑成巢。巢的形状与烟囱燕所筑的相同，把雏鸟托在崖上；最长处很少超过三四英寸。清理的工夫是把巢上每一点尘土与羽毛一一挑净，颇费气力。弄得一尘不染之后，加鸽蛋、香料及别样作料炖成汤；煮熟后像鱼胶，这道菜的味道大半靠汁与调料。海参是自南洋群岛运来的一种海产；求它也是出于同样的滋补之想，因为比燕窝便宜，便成了更常见的一道菜；煮熟后无论样子与味道都像猪皮。鱼翅与鱼肚也自外洋运来，熬成胶质的汤，既滋养又可口；各种牲畜的蹄筋、舌、上腭、乳房及别的部分，也被当作珍馐求取。盛筵上众多的花色菜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类古怪之物，多半被认为各有某种特别的强身之效。

烹调之术并未臻于很高的地步。它像法国菜一样极省，多是炖与煎，而少烤与炙。盐因制盐是官府专利而相对昂贵，这就使葱蒜之类调味之物用得多。厨下的家伙既少且简：一口半球形的铁锅供炖与煎，一个可移的泥炉，两三只形状不同的陶罐供烧水或煮菜，便是成千家庭的全副行头。此外如钳、勺、叉、筛、磨等等，或多或少也用一些，不过其花样与那简单的烹调倒也相称。肉与菜都先剁成一口大小，再以油或脂炖或煎；并不像别处那样整块整条地烧来上桌。整只的猪用于祭祀与熟食店出售，可吃之前仍要剁碎再煎一遍。把食物切碎，既能以较少的柴火烧透，也是用筷子吃饭所必需。两三样菜合在一处煮，可肉汤则难得一见；西方做的那许许多多布丁、点心、饼、馅饼、蛋羹、烩菜、奶油之类，在中国几乎闻所未闻。

注：据说成吉思汗侵略中国时，每攻下一城，兵士便立即动手把房屋的四壁拆掉，只留下由木柱撑着的挑檐屋顶——如此一来，那些屋子便成了他自己与马匹极好的帐幕。

注：史载陈后主于公元五八三年令姚氏缠足，使之状如新月；此后此恶习相沿，历经禁令而不止。

注：合信医生提到上海的一件事：他被请去诊视一个几乎因假性脑积水而濒死的孩子。查问之下发现，那位「年轻健壮、乳汁满溢」的奶妈「素常把自己的奶一小杯一小杯地卖给老年人，说是极富养分」，实际上正把那个靠她哺养的孩子毒害着。奶妈一换，婴儿几乎立刻就好了。

十四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上一章多少显出了中国人在生活的安适与雅致上所达到的地步。不过这两个词作为文明的尺度，其相对性太大，实在不易界定；因为一个英国人、一个埃及人与一个中国人各自对屋中陈设布置的安适与雅致所抱的观念，其相去之远几乎与他们的语言相等。若以费雪的《中国景观》为凭，人很容易相信中国人在这几件事上无须外求便可改善其境况；可若听某些在他们中间住过的人的描述，便会断定他们的屋里既无安适、举止上既无礼数、身上也无洁净。在转到他们社会生活的叙述时，趣味的这种差异是不该忽略的；有些事若单独看去似乎可议，稍加考察或许就会看出：它们是一整套体系的一部分，而这套体系非彻底重造，便无从安然妥当地更改。

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多半会被他自己的感受以及本地人待他的方式所左右；可他们待他的样子，与他们彼此之间所认为的有教养，或许全然不同。一个中国人若有求于或有惧于一个外国人，待他便比不然的时候更有礼；一面比他在同样情形下待本国人更好，另一面又更坏。说到这里不免要遗憾地指出：他这样做，不过是学了众多来华外国人的样子——那些人对本地人的粗话、无礼的举动与一味的傲慢，与他们所自负的高等文明与优越实在不相称。凡通情理地看这件事的人，不会指望在一个自负与无知、自私与倨傲几乎相等的民族中间见到多少真正的礼貌；也不会诧异于社会两极之间的往来，呈现出粗暴与怜悯、拘礼与轻蔑的一种奇特混合。男女之隔改变并贬低了他们的消遣，连最有操守的人也不例外，使男子把光阴耗在赌博上、放纵于口腹之乐，或在生意、读书与劳作不来催逼时懒散虚度。政党——在基督教国家里对人的行为有那样大的影响，使人联合起来彼此通气，以监督或抵制政府的举措——是不存在的；而在一个普遍缺乏信任的地方，像保险公司、储蓄银行或存款银行、修铁路建工厂的法人团体，以及任何一种人们合资合力以成一事的社团，都是指望不上的；它们在中国不存在，在罗马与古代欧洲也不曾有过。也没有人会指望听说文社或自愿的慈善团体是常见的。这些东西以今日西方所见的形态而言，纯是基督教的产物；我们总得先种下树，才好指望它的果子。律师一业若与做官分开，便不是有学问的人可以借以体面糊口的行当；僧道限于寺观之中，其人不入社会；而行医全然是经验主义的、又极古怪，几个有阅历的医家不足以救这一行的名声。这三种行业在别处对提高社会、引导舆论出力极多，此地既然阙如，有教养的人便没有什么激励能把他们带出来独立行事。争取功名与官阶、汲汲于贸易，或是工与农那份沉闷的劳作，便是中国百姓主要的营生。他既不知书籍与学人清谈中的智识之乐，又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受过陶冶的趣味（同时他也找不着有德行的女性的交往），便到骰盆、烟枪或妓馆里去寻他的快活，虽则即便在那里，他在同侪中也要因此失了品格。

男女之隔有许多坏的结果，只被若干保守的作用部分地抵消。西方妇女今日的地位得自基督教：不但她所受的敬重、供养、免于劳役与所受的教育是如此，她所施于人的那种涤净、调和与提升的反作用也是如此。凡福音的要求施不上力的地方，她的权利便或多或少被漠视；而她若堕落得同男子一样，便连对自己的家也施不了什么好影响，对社会就更谈不上。男女杂处的社交若要保持其乐趣，非以人性中较好的部分居公认的上风不可；而那位赋予它一切风致与洁净的人，自己若既无教养、又不文雅、又不庄重，人之常情自会看出其不宜。中国的立法者与道德家主张男女之隔，是就事势所能做的最好的办法；他们既防住了自己无力救治的祸患，也就尽其所能地为防范普遍的败坏设了最好的屏障。在自己家的圈子里，一个中国女子作女儿、作妻子、作母亲，所做的事已够多，所得的乐趣大约也与她所受的教养相称。她在社会上没有得着应有的位置，只不过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那些本分，她也从来没有行使过那些权利。

寻常人家男女两支是严格分开的；不但仆役如此，连兄妹在男孩开始念书之后也不随便来往。到这个年纪，甚至更早，父母便担起一桩劳心的差事，就是替儿女寻合适的配偶。订亲全在他们手里，经由一等叫做「媒人」的人从中说合，这些人被指望熟知双方的品性与境况。做母亲的有时在孩子未出世时就订下，只以性别相异为条件；不过订这类婚约通常的年纪是十岁、十二岁或更大些，因为经验表明再早便难免意外。

正式的婚姻有六礼，虽则其细节各地大不相同：一、男家的父兄遣媒人往女家的父兄处，问女子的名与生辰，以便合两人的八字，看这门亲事是否吉利。二、若八字看去相合，男家便遣媒人回去提亲。三、若对方应允，再请女家回一纸书面的允诺。四、随后按双方的力量致送聘礼。五、媒人请女家择吉日。六、末了由新郎亲往或遣一班亲友携乐前去，把新娘迎回自家。遇着富家，媒人便设法多跑几趟、把交涉拖长，好从中取利。

在福建，父母常在儿女尚在襁褓时便互致信物，交换写着姓名与生辰的帖子，以为凭据。这样做过之后，婚约便不能反悔，除非一方成了麻风病人或残废。若儿女订亲时年纪大些，男孩有时随媒人与送聘礼的人一同到未来的丈母娘家去，从她手里接过些瓜子、果品之类的小东西，分给在场的人。送给女子的礼品中有果品、钱、面与一只火腿，她从火腿上切一片分给来人每人一份，再把腿蹄退回去。这些东西摆得整整齐齐，送来的人要以爆竹相迎。

自订亲到成婚，一位闺女须守最严的深居。凡有亲友来拜她父母，她便得退入内室，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谨守。她去看亲戚时须坐密闭的轿子；与兄弟及家中仆役往来也要极为矜持。我们这里的女子在同性中所结的那些友谊与交游，当时既是许多乐趣之源、日后又大有裨益，中国的闺女却全然无份，只限在亲戚与近邻的圈子里。她少有那些通常与学塾生涯相连的可喜的回忆与联想，也往往既无能力也无机会与同龄的女孩通信。这个年纪的幽居，加上缠足之俗，合起来把妇女关在屋里，几乎与最严的禁止出门的法令一样有效；因为她们做姑娘时除亲戚外只认得几个人，出嫁后又几乎结交不了新人，交游的圈子随着年岁不是变大而是变小。这种幽闭反使女孩尽力去多知道些世事；富家的女孩靠着丫鬟、媒婆、货郎、来客及别的人满足其好奇。好奇也促使闺女去打听未来夫婿的品性相貌，可礼法太严，年轻人无从自结情好——虽则他们若有意，彼此见一面并非不可能；而由儿女向父母提起的婚约，无疑也不少。

做媒被认为是体面的差事，男女都有人受雇去办婚事的交涉。人们对他们的眼光与信实极为倚重；而他们的生意既多少要看其手段与名声，便处处有理由在与各家往来时严守分寸。女家父亲托他们去收取约中议定的那笔钱，寻常情形下自二十五元到四十元不等，随新郎的家境增到一百元以上；钱不付清，婚事便不举行。订亲时所送的礼有时很贵重，有绸缎、米、布、果品等等；新娘不带妆奁，可双方父母在办儿女婚事时，常常花自己实在花不起的钱，因为门第之念催着两家都要过分铺张。

婚礼的主要仪节各处相同，可有些地方奉行的土俗，在别处却全然不知、看着也很奇特。在福建，吉日到了，宾客聚在新郎家中庆贺，那里也备好了轿子、乐班与脚夫。替轿夫引路的先行者走在最前；为着不让路旁潜伏的恶鬼扑上来，队伍前头抬着一只烤猪或一大块猪肉，好让这些饿鬼忙着吃肉时队伍平安过去。这时新娘也穿上她最好的衣裳、戴上最贵重的首饰。她做姑娘时的辫发已由一位有福的妇人依礼束起、梳好；髻上常有一顶以贵重材料做成、华美而繁复的头面，很像一顶盔或一顶冠。她的身子几乎全被一件大披风罩着，外面再戴一顶伞也似的大帽，一直垂到肩上，把整个人都遮住。这样装束停当，她坐进那顶朱红描金的花轿，由四个人抬着，人在里面全然看不见。轿由她母亲或别的亲人锁上，钥匙交给一位伴郎，到了男家再由他交给新郎或其代表。

队伍此时重新排过，另添上红箱红盘若干，装着她的衣裳、厨下的家伙与酒席，多寡视家中的力量与她嫁妆的多少而定。队伍将近新郎家时，先行者赶上前去通报，于是乐声大作，爆竹一路送她进门。她到门前时新郎躲了起来，媒人便领出一个小孩来向她见礼，一面去找那躲着的新郎。新郎神色端庄地走来，打开轿门把新娘搀出，她仍戴着那顶帽、披着那件披风；两人走到祖先的牌位前，三鞠躬致敬，然后在一张摆着两杯酒的桌旁坐下。媒人替他们斟酒，可新娘只能做出喝的样子，因为那顶大帽把她的脸全遮住了。不多时两人退入一间屋子，丈夫替妻子摘下帽、解下披风，这大约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她。他端详了一会儿之后，宾客与亲友便进屋来打量她，各人都可以说一句评语；女人们的品评最为苛刻，或许因为她们记得自己当年也站在这难堪的位置上过。这番残酷的检视过后，她被引见给丈夫的父母，然后再拜自己的父母。这些是福建人的一些风俗。婚嫁与订亲的别样习俗，卢公明就同一地方的人、格雷会吏长就帝国别处，都有仔细的记述。

新郎在婚前得一个新名即「字」，并由父亲当着亲友的面行冠礼，作为成人的引子。他发帖请客，每帖附两个红饼；每位宾客在婚前几日则回赠一份礼或一笔约值一角至一角五分的钱，名义上抵得过他所耗的花费。次日另发一帖请赴宴；新娘也去拜会那些来观礼的女宾，从她们手里得一枚戒指或别样小物件。男宾则送新郎一对灯笼挂在门口。婚礼那夜，他们有时趁新人想必已睡下时设法钻进屋去，偷一件东西出来，让新郎照他们的价钱赎回。

穷人家为省婚礼的花费，常买一个小女孩来，由父母当女儿养到可嫁之年，这样还能得着她在家中的服役。已订亲的女孩有时也因同样的缘故被送到男家去，由他们供养。小村里的人在婚后将近月圆时来看新人，新人便立在床边受礼。男客先进来向新娘致意，她丈夫则请客人们留意她的妩媚，夸她的小脚、她美丽的手与别的长处，然后陪他们到厅上去用茶点。男客退出之后女客进来，对这位新妇评头论足；她将来的名声，大半要看她此时的举止。她若显得性情好，名声便立定了。许多谨慎的妇人在这场合一言不发，只由人默默地打量，免得有开罪于人之虞。这样的初入婚姻生活，与西方女子在蜜月里所受的新婚旅行与亲友的诚挚祝贺，何其不同！

迎亲的行列是中国社会生活里特别的一景。它的排场、饰物的样式与整个的装点，各地都不同，可总要办到人家力量所能及的最阔气。队中有提灯笼与执官衔牌的人、乐工、男女双方的亲属与知交、以杠抬着的带顶的架子装载新娘的物件，一切都围绕着她的轿子。在北京，这样的行列有时长到半里，轿子由十几个人抬。苦力都穿红衣，他们与所抬之物通常由专办这类事的铺子供给。家中人所有的功名匾、木雕龙头、官衔灯笼及别样官府执事，都堂堂皇皇地抬着，以见其门第之高。有些地方由一位衣冠楚楚的老者领头，擎一把大伞，好在新娘上轿下轿时替她遮着；他身后是提灯的人，其中一盏上写着「凤凰和鸣」。接着是乐队与功名匾、官衔旗、执伞等等，还有两个打扮得奇形怪状的壮汉扮作刽子手，帽上插着长翎，另有执役、掌链的人及别样官府的仪仗。一队队穿戴齐整的少年，或敲鼓鸣锣吹笛，或提灯执旗，有时给队伍添一番悦目的变化；随后是盛着新娘嫁妆的盘与有盖的桌子，末了便是坐着她本人的轿子。

她到夫家时受迎的仪节并不一律。有些地方把她自轿中抱出，跨过院里一盆炭火，抬进洞房；有些地方则在特为她铺的毯上下轿，自己走进洞房。稍歇之后她回到厅上，捧一盘槟榔奉客，然后与丈夫一同拜那随行带来的一对鹅——这鸟是夫妇情好的表记。回到房中，新郎跟进去揭下红盖头，然后两人交杯饮酒，杯以一根线相连。这时进来一位替一个丈夫生过好几个孩子的有福妇人，替他们祝福并铺设婚床。众宾客随即入席，把「新郎」灌得颇不少；不过中国人在这种场合并不常越出节制之外。「新妇人」与她婆婆则在别的屋里招呼女宾；可穷人家倒不时有一幅更可喜的景象：所有的客人围坐一桌。

第二天早上新人拜祖先的牌位，并向家中各人行礼；穷人家这桩要紧的仪节在交杯之后不久便办了。新郎新娘交杯饮酒，以及拜祖先牌位与拜天地，是迎亲队伍到家之后婚礼中最要紧的仪节。婚礼什么时辰都可举行，不过以黄昏与夜晚为上；春季或腊月被认为是最吉利的婚期。整桩事情既是这样办法，便不免有掉包的余地：轿里送来的可以是另一个人而非所订的那个，或者男方弄错了他所要娶的女子的名字。施美夫先生提到他一位熟人，看中了街上见到的一个女子，遣媒人往她父母处提亲，也得了应允；可迎来新娘时才发现自己把心上人的排行弄错了，接来的是第五个女儿而不是第四个，深以为恨。

中国人在元配在世时不会再以这些礼数娶另一个女子，可他们可以纳妾，除了与她父母立一纸契约之外别无仪节；不过一个人的妻子若已替他生了儿子，他再纳一个枕边人便被认为有些不体面，除非他能给她们各备一处居所。一个人得妻子的同意，把家中的婢女买来作妾，也不少见，尤其当他的职业常使他离家时；那时他便带她同行，把家事交给妻子料理。妾所生的儿子在法律上算作妻的儿子，这一点使父母趁早把女儿许出去，免得她们以这种卑下的身分进人家的门。中国人深知一家而分的害处，法律把家中之权交在妻的手里。她若自己没有儿子，便在族中物色一个合意的男孩过继，因为她知道否则丈夫多半要纳妾进门。一夫多妻究竟有多普遍，连猜也难猜，因为从来没有、也不易有这类统计。在做工的人中间，一男而有一女以上的极少；可商人、官宦、田主以及境况宽裕的人常纳一个或几个妾，这样的人家大约有五分之二是有妾的。有些人为着体面与时尚而多置姬妾，虽明知势必生出不和，因为他们完全相信自己那句俗语：「十个女人九个妒。」然而一夫多妻之制最大的支持者，多半倒是妇女自己。做妻子的想多弄几个女人进门来替自己分劳、称自己的心，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中国人打比方说：妻如月，妾如星，各在其位，都伺候着太阳、绕着太阳转。

若顾到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与他们受道德训练的机会，那么律例中为保护妇女公认的权利、惩治破坏家庭安宁与洁净之罪所设的条款，是足以为其立法者增光的。这些律例里，儿女履行父母所订婚约的义务被严加执行，甚至可以撤销儿子在不知父母安排的情形下自订的婚约。以正式礼数所娶的「妻」与买来作妾的「妾」，其地位界定得极清楚；降妻为妾、升妾为妻以致互易其位，或另娶一妻，都属违法无效。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起我们所说的元配与继室——中国字里全无这层意思——更像亚伯拉罕家中撒拉与夏甲，或雅各家中悉帕、辟拉与其女主人的关系。不许成婚的亲等极广，甚至禁止同「姓」之人通婚，也禁止兄弟二人娶姊妹二人。律例禁止娶兄弟之寡妻、父祖之妻或父之姊妹，违者处死；凡强夺良人之妻女而娶之者，也处同样之刑。

这些规条不但使婚姻受人敬重，也使它在中国人中间比几乎任何别的民族都更为普遍，从而免去了一大串祸害。不受约束的欲念势必冲破满足淫欲的藩篱，这一点不可忽视；而这方面的法令若不为百姓的常识所认可，便不会有效。中国人把男女在公众场合分开，便除去了犯罪的一大诱因；又逼着少年履行父母所订的婚约，也就在青年最易受诱、而一旦放纵便最不肯成婚的年纪上，立下了防淫佚的屏障。他们又不许有一个以上的「妻」，从而确保了继承之无疑；同时又给了男子他们本来就会取得、而亚洲各国自古相沿所许可的自由。他们在一件难办的事上已尽其所能地办好了，总的说来，或许比多数未奉基督教的国家都办得好。不过，若有人因为有这些律例便以为中国犯第七诫之罪不常见，那他就同那些因中国人是异教徒便断定男女之间全无廉耻、洁净与情爱的人一样错了。

一个女子若「泼了茶」——即所订之夫死了——舆论便以她不肯再订亲为荣；书上还举过闺女宁可自尽也不肯再嫁的例子。她们有时离开父家，住到未婚夫的父母家去，仿佛真的做了寡妇一般。寡妇再嫁被认为有失身分；不过书上以那许多称许提到的那些例子，或许只表明此事在实际上何等罕见。寡妇偶尔被公公卖作人妾，而与子女分离——她再也留不住他们——更加重了这份降格的悲苦与羞辱。不过这类事并不常见，因为母爱的天性太强，经不起这样戏弄；寡妇通常靠亲友供养，若子女还小便靠自己劳作；在这番可敬的辛劳与抚育上，亲属也会帮她。做儿子的若不顾寡母的温饱与奉养，是终身的污名。鳏夫则不受任何律例的约束，娶他的一个妾或他所中意的任何人；也没有人指望他为亡妻守什么丧期再办婚事。

律例所定的七出——无子、淫佚、妒忌、多言、盗窃、不事舅姑与恶疾——几乎被这一条规定抵消了：妇人若无父母可归便不得出之。双方意见不合可以和离，可律中不定赡养之资；丈夫若把犯奸已定罪的妻子留下，自己要受罚。妻若只是私逃，丈夫可以把她卖了；可她若在外另嫁，便要处绞。丈夫若离家三年，妇人须先向官府陈明情由，才敢再嫁。

论到中国妇女的一般境况，德经那句话是用得上的：「她们的命运虽不及欧洲的姊妹幸福，可她们既不知有更好的境地，眼前的与将来的便更容易忍受；幸福并不总在于实实在在的享受，而在于我们对它所形成的观念。」她并不觉得剥夺她择偶的同意之权是对她的不公；她的愿望与见识都出不了自家的门户，而她既在母亲的房里受过本分与女红的种种教养，迁到丈夫家去于她并无多大变化。

然而情形并不总是如此；而丈夫对妻与家所享的权力，也常被用得极为专横。年轻的妻子在新家里得不到多少她基督教国家的姊妹所受的同情与爱。她的婆婆往往是她最大苦楚的来源，既要她像儿女一样顺从，又要她像奴婢一样操劳，得到的回报也常是违拗与恶声。丈夫若插手，她就更难逃他的苛求；不过在下层，他的凶暴被怕失掉她与她的劳力所约束，在上层则被他对她所做之事的漠不关心——他另有所求——所冲淡。妻子若一直守得好、直到自己也做了母亲与婆婆，局面便翻转过来：她从一个下人几乎变成了一尊神。有一位论女教的作者陆氏，记下了一个间接规谏婆婆的法子：「乐羊子出外求学七年，其妻勤谨事姑，又供其子上学。邻家的鸡曾误入她园中，婆婆偷偷杀了烹食。她坐下来见了鸡便不肯用饭，反倒哭了起来；婆婆很诧异，问她何故。她说：『自伤居贫，不能以所愿奉养，使食中有他人之肉。』她婆婆听了大为感动，便把那盘鸡扔了。」

早订亲的弊端使许多父母把女儿的亲事拖到她长大、能找到一个趣味相投的丈夫时再定；因为即便自订亲到成婚这段时间里两家的境况变得不般配，或那少年长成一个放荡、无用或凶暴之徒，全然配不上那女子，婚约仍非履行不可，而且越是不成器的一方越是急着要办。这样的不幸新娘，往往以自尽来逃脱眼前的苦楚与暗淡的前途。一八三三年广州有一件事：一位年轻妻子婚后不久回娘家，向姊妹与女伴痛陈自己在一个凶暴丈夫手下所受之苦，说得那样动情，以致她与三个听的人手拉着手一同投池而死——她是为逃眼前的苦，她们是为避将来的可能。另一位闺女听说未婚夫品行不端，便带一袋钱坐进花轿；礼成之后两人退入房中，她这样对他说：「不要碰我；我已决意弃世为尼。我今夜就要剪去头发。我攒了二百元给你；一半可以买个妾，一半去做点生意。不要懒惰无用。此后记着我。」说罢便剪了发；她丈夫与他的亲族怕一拦她便要自尽，只得依了，她便回了父家。这样的事常见得足以显出家庭生活阴暗的一面；闺女们哀求父母以这样或那样的法子救她们脱离等着她们的悲惨命运。有时女孩子在女红上下功夫以求讨丈夫欢心，及至发现他是个粗暴堕落的暴君，失望便格外深。一八四〇年广州有一桩这样的惨事，结局是妻子自尽。她哥哥曾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学生，很得意地拿出他妹妹精美的刺绣给人看，还有她不少笔墨的成绩，可见兄妹相得之深。反过来的事有时也有：丈夫发现自己不得不娶一个全然不能领会或分担他志趣的女人；不过他有减轻或躲开这种错配的法子，而那较弱的一方是没有的。总的说来，如前所述，必须承认妇女在中国的地位还算相当高。她若受丈夫的粗暴、婆婆的专横，或家务、田间、机杼上的过劳之苦，她自己也常有懒惰、疏懒、串门与坏脾气之咎。格雷所记那些虐妻的暴行，足以证明一个男人对无力自卫者所能施的怒气到了何等地步；可就百姓自己普遍的见证而言，那是例外。若论社会的洁净，摩门教徒在犹他所行、而且合法化了的那种可憎行径，是否就胜过中国妇女所受的苦楚，实在大可怀疑。

接着这篇中国社会生活的略述说下去，便要谈到父母管教子女之权。这权力很大，却并非漫无限制；立法者在给他们这样广的权力时，是设想父母天然的慈爱、延续家族体面的心愿，加上正当教育的影响，足以防止父母的残暴与疏忽，胜过任何可以制定的法令。父亲在孩子出生约一月后给他起「乳名」。行这礼的那一天，母亲拜谢观音；男孩穿戴整齐、剃了头，被抱到聚集的亲友中间，父亲便给他取名，并设宴庆贺。乳名一直用到入塾，那时便如前所说，给他起一个「书名」。书名一般是两个字，就孩子的境况、前程、学业或与他有关的某件事选定；有时因家里已经叫惯了，乳名便一直沿用。这时给学童取的名字，有如「磨墨」「勉学」「启蒙」「入德」「步升」之类。虽也常起些亲昵或别致的名字，可给极小的孩子起个贱名，叫他「狗」「猪」「狗儿」「跳蚤」之类，也一样常见，因为相信这样的称呼能避开恶眼。女孩只有乳名与出嫁后的名；前者或是「花」「妹」「宝」之类，后者则如「赛月」「兰花」「茉莉」「幽香」一类的字眼。在广州，男孩在得书名之前常只以数目相称，如「阿一」「阿三」「阿六」。

中国人的名字写法与我们相反：先是「姓」，再是「名」，再是敬称；如「梁文台先生」，其中「梁」即粟米之意，是姓；「文台」是名；「先生」即老师之意。姓也有少数是复姓的，如「司马迁」，司马是姓，迁是名。广州人中间流行一个奇怪的想法：外国人没有姓；这一点他们像普林尼看待阿特拉斯山的居民一样，当作其野蛮的凭据之一。这观念也许是由满人只写名字——如琦善、耆英、伊里布——推想出来的。在译文及别处写中国人名时，该留意这些分别；中国人名地名在印出来时常作一些古怪的形式，正如把英文名字的几节胡乱连成一串一样。名字既出于另一种语言，写的人多半又不知其真正的构造，便难免有这样的错置。

在广州一带，谈话中人名缩成一个字，前面加一个「阿」字，如「振德」便叫「阿德」或「阿振」。厦门则把那个字缀在后面，如「振仔」；北方各省则无此俗。有些人家大约是仿着皇家的成例，以「名」的头一个字取一个固定的字，以别于族中他人；于是弟兄几人便叫林同培、林同风、林同柏，其中「同」字把林氏这一支与别支区别开来。汉字中并没有专供人名或分别男女之用的字，如乔治、阿格尼丝之类，都是就其意义从这语言里选出来的。因此一个名字有时便显得不合宜，正如拿俄米回到伯利恒时人向她请安，她觉得那名字与自己改变了的境遇不称，便提出改叫玛拉。拿名字与绰号打趣是常有的事，因为字音与情境时时相映，惹得人去作比拟或就其意义作双关；写外国人的名字时也常暗地里开玩笑，专挑那些若照字义而非字音读出来便滑稽可笑的字。

一个人成婚时另取一个第三名叫「字」，终身多以此相称；这字或全然是新的，或由旧名拼合而成。女子出嫁时，她的姓成了她的名，原来的名便不用了，丈夫的姓成了她的姓。于是华萨拉嫁给魏三畏，便去掉「萨拉」，称作「魏华氏」，即魏家的华氏妇；不过她丈夫或近亲有时仍以原名相称，作为亲昵的称呼。一个人还常有另一个称呼叫「别字」，外人是不敢用的。一个青年若考取了功名或入了仕途，便取一个叫「官名」的名号，官府即以此相称。领有牌照的商号的行东或掌柜各有一个官名，登记在执照上，因此外国人称之为「唛名」。从前在广州获准与外国人交易的公行各行东，都有这样一个官名。除这些名号之外，五十岁以上的老人、铺户及别样人还取一个「号」；生意人把它写在招牌上作铺名，还常常被人拿来当作自己的称呼。同外国人做生意的铺户所用的名号即属此类，如「吉盛」「珍隆」「联昌」之类，都不是铺主的名字，而是铺子的字号。广州的外国人照例走进一家铺子便问「宏利先生在么？」这几乎就像纽约有人问「阿尔罕布拉先生」或「大西洋客栈先生」在不在家，虽则在中国人听来还不至于那样可笑。铺户所取的名号都与买卖或买卖的前程有关，如「同益」「顺利」「广和」「兴善」「大成」之类；东家的本名并不用来作商号之名。「号」除这样用之外，还作货物的标记；「和源」「庆兴」「源记」等等，用于某一批茶、丝或别样货物，正如酒、面、猪肉上打的印记一样。这叫「字号」，可外国人把它与它所标的货物一并叫作「唛」。

一个人死后，在宗祠里再得一个最后的名，虽未必是新的；帝后则另上尊号，如「仁」「孝」「恭」之类，祭祀与史书上便以此相称，因为那称号最可能传之久远。

中国人在日常往来中并不比欧洲所认为的有教养更拘礼；他们那出名的一丝不苟的礼数，只在非常的或官场的场合才讲究。对各等人应有的举止，教给少年的大约比西方更为用心，而习惯又使礼俗所要求的变得容易。朝会或大典上的跪拜、节庆时相宜的礼数，并不带到日常往来里去；因为这些时候所定仪节的一大用意既在于教人明上下之分，它们便多少随着那身唤起它们的袍服一同卸下了。真正的礼貌在于对别人的感受出于至诚的顾念，这我们知道不是规条教得出来的；可处处都见得着极大的和气与善意，或出于这个民族天生温和的性情，或出于他们早年在礼数上所受的训练。无论在拥挤狭窄的通衢、村头的草地、市集、你推我挤的渡口，还是熙攘的行列——凡百姓杂处之地，都看得见和气与谦让；即便起了口角，也难得见流血或重伤，虽则听那一片怒吼，人会以为在场的有一半性命堪虞。

中国的礼制要求依尊长的身分与年齿加以敬重，平辈则自贬而抬高对方。皇帝自居于神权的代表，索取与敬神一样的伏拜；因此在他面前所行的礼便带有宗教的性质，不只是可随情形更改的某种礼节。跪拜之礼分八等，「自最低的一种起，叫『拱手』，不过是两手相合举于胸前。其次是『作揖』，两手这样相合而深深弯腰。第三是『打千』，屈一膝作将跪之状；第四是『跪』，即真正跪下。第五是『叩头』，跪而以额触地；重复三次便成第六种，叫『三叩』。第七是『六叩』，即跪而以额触地三次，然后起立，再跪再叩三次。最高的一种是『三跪九叩』。中国有些神只受『三叩』，有些受『六叩』，而皇帝与上天则以最后一种崇祀。当今在位的一朝，把这最后一种看作一国对另一国表示臣服与敬礼的最强的方式。」皇帝所索取的这种极度的臣服，也或多或少被他各级官员所分享与转承；因此这些礼数的奉行被看得极重，而拒行则几乎等于不承认他们的权威。

官场往来的时候与方式，由礼部拟定颁布，学会并演习这些是做官不可少的一项本分。朝会上赞礼官立在显眼之处，高声号令群臣起跪行立，正如军中的军士指挥新兵操演。他们彼此往来时对仪注同样讲究，因为下位者纵然极想免了这一套，上位者也断不肯不索取。官员迎送之际，这些形式尤其显眼；可彼此熟识之后，在酒酣耳热之时，便大半抛开了。人工与天性在他们身上这样并置——这一刻说笑，下一刻又彼此打躬下跪，仿佛素昧平生——有时在外国人看来颇为可笑。而不通此制的外国人对这些形式的全然无知与不理会，有时给本地人留下更坏的印象，他们把这种无礼归之于傲慢与轻蔑。

官场礼数那些繁琐的形式不必细说，只把上流社会通行的规矩叙一叙也就够了。武官骑马拜客；文官及别样人坐轿或坐车；步行是不常见的。名帖以朱红纸裁成约八英寸长、三英寸宽的条子，或单张，或折成四折、六折、八折乃至更多，视来客的身分而定。他若在新丧之中，纸便用白的、名字以蓝墨写；过了一定时候则另加一字以示之。名字只印在右上角，或写在下角，另加一语，如「愚弟毕志文顿首拜」。到了门前，他的随从把名帖交与门房；主人若不能接见，并不说「不在家」，而是遣人出来「留步」，名帖便留下。若不然，轿子便抬进门洞到院里，主人出来迎客；客一下轿，两人各进到恰当的地步，各鞠恰当的躬数，行过彼此心照并期待的礼数，直到双方在厅的上首坐定，客坐主人之左，其同来者坐两旁的椅子。彼此问候亲友与自身安好的话，措辞是一套刻意的推崇与自贬，照字面译出来显得有些做作，可在他们不过与我们的客套相当——说实在的，其中的诚意或许还不及我们。譬如客人说「久违了」，主人便答（照字面是）：「岂敢劳动尊驾；车中人安好否？」这不过等于说：「多谢光临，想必贵体康健。」

茶与烟总是奉上的，有时还有槟榔或甜食；不过这里不像土耳其，推辞并不算失敬，只是显得少见。客人若问候主人的亲属，该自最年长的在世者问起，然后问主人有几位公子；可一个泛泛之交若对主妇有所议论，便不算有教养。主人的儿子若在家，通常都被叫出来，走到父亲的朋友面前尽快地磕头行礼，个个匆匆忙忙，像是怕耽误了他。客人略一躬身把他们扶起，孩子们便隔着恭敬的距离面对他站着。他大约会说：若其中一个正在读书，「这孩子将克绍书香」；他父亲便答道：「寒门山田福薄，不敢存高望；只要他能糊口也就够了。」这样客套几句之后，孩子们说一声「少陪」，便退了下去。女孩难得带出来，闺女则从不带出来。

用以指人而避免直呼其名的那些迂回说法，多少表明了所指之人受敬重的程度。譬如「令尊大人康泰否？」意思是「令尊安好么？」「老先生高寿几何？」是问他年纪的说法；因为在中国人中间——似乎埃及人也如此——问各等人与男女的名字与年纪是有礼的。「府上老太爷」「令尊大人」「老太公」，都是客人用以称主人之父的。做儿女的称父亲为「家严」「家君」「家大人」或「老父」。父亲亡故后称「先君」，母亲称「先慈」；区别已故与在世的父母另有专门的字。「代我向令堂问安」这句请托——因为中国的绅士从不请求「见」女眷——照字面是「代为向萱堂致安」，头两个字便指那位居于其中的人。要留心的是：说到客人的亲属与自己的亲属时不可用同样的说法；譬如问「府上有几位令郎？」主人便答「不才命薄，只有一个小儿」——照字面是「弟命悭，只得一个小虫」。他们整套的礼数之书，都是这个路子。一个人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即「内室中卑微者」或「家中愚拙者」；而别人说起她时，则称「尊夫人」「贤夫人」「令宠」等等。

这一类在一切东方语言里都有；要熟悉这些说法在汉语中——如同在东方别处一样——的正确用法，于外国人绝非易事。不过论到礼数上的问候，他们还比不上阿拉伯人那一套亲吻、鞠躬、碰额、抚须与一再的致敬。中国人除在特别欢喜的场合或家人至亲之间，很少拥抱或彼此触碰；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一个通用的字表示亲吻。客人起身告辞时说：「他日再来领教。」主人便答：「岂敢；明日理当趋候。」平辈之间通行的礼是各自拱手于胸前、略一躬身，口称「请！请！」两人同时如此，见面与分手时都一样。告辞的仪节与迎接的相应；不过若双方地位相等或相近，主人便一直送客到门口、送上轿去。

官员彼此避免会面，尤其在公众场合，除非礼数所需。品级低的官遇见上司，须停轿下马，立着行礼，上司受了礼并还礼而不必移动。品级相等的则离座而起，装模作样地彼此推让，各要对方先回原位。百姓从不敢在街上向官员行礼，连仔细看他一眼也不敢。在他面前，他们跪着说话；不过老人或有身分的人通常被请起来说话，连白发的犯人也以礼相待。官员不许下属在自己面前坐着，向来也不肯许外国人坐；那些最低品级的自以为远在这类来客中最好的之上，不过这种品级的装腔如今已渐渐过去了。反过来，不对他们尽应有之礼，在某一类外国人中间倒更常见。

孩子很早就被教以对各等人的礼数。弟对兄的本分是特别的，长子在祭祖、分家与父亲身后主持家务上，都有一种长子之权。古《礼记》所教的家庭之内那份拘礼，从没有被完全奉行到底；若不是习惯使它变得自然而妥当，它大约会把家人之间该有的情爱冻住；而它实际被奉行到什么地步，很看这家人所受的教养。送礼时照例随帖附一张单子；受礼的人若觉得有些该辞，便在单上注明所收的，其余退回。送礼的人照例指望一份赏钱；穷汉有时假称奉某贵人之命来送一份微不足道的礼，指望受礼的人为着这份体面赏他一笔超过其值的钱。德经提到一位送礼的人，等单子退回之后才出去把被圈中的东西买来送给朋友。

旅人屡屡描写中国的正式宴席，以致在外国人看来几乎成了他们的一项民族特色；可这类筵席有许多是皇帝所赐或以皇帝的名义所设的，实在算不得寻常私宴的公允标准。中国人既好交游又耽于口腹，饮食之乐在他们的享受之中占很大一项；至于心神上较高的消遣也不是全然没有，只是这部分的娱乐合他们的趣味而不合我们的。上等人家的私宴与公筵在我们看来都沉闷而冗长，因为女眷不参与；不过我们或许多半是在设想自己的席面若没有她们愉快的在座会成什么样子，而在中国，男女双方都认为没有对方搀和，这顿饭才更有味。

请客的帖子写在一条像名帖的红纸上，提前几日送到。上面写着：「某日略备菲酌，恭候光临。曹三畏顿首。」当日另送一帖，注明开席的时辰，或遣仆人来请。主人穿戴袍帽等客，客到齐之后，请他们照他的样子把礼服卸下。安排客座通常的办法是每张小桌不铺桌布，两边各坐两人，桌子排成行；这样既便于上那一道道的菜、也便于撤盘，正如罗马人围着凹形长桌斜倚的办法一样；它也让人都能看清乐舞或戏。不过在南方日暖之地，有时也摆一张长桌或圆桌，布置得极雅致：一堆堆的糕与一叠叠的果子和蜜饯相间，上面多少都缀着花，桌面本身则被花束与叶子遮去了一半。客人若多，主人与客人便要花上十分钟以上，翻来覆去地请让上座；因为谁也不肯先坐，非等看见主人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定不可。

开席时主人起立，举杯向客人致意，说自己席上粗陋，只为向诸位表敬。席间到了某一时候，客人便一齐起立向他祝酒。西方那种致祝词的做法是没有的；礼数要求人在祝酒时把小酒杯底朝上翻过来，以示饮尽。玻璃器皿在中等人家渐渐便宜而通行，可席上的家伙仍以各种大小与质地的瓷杯、瓷碗与瓷碟为主，还有形如小孩喂食船的瓷匙，以及两根竹、象牙或木制的光滑细棍，粗细如笔管，就是人所熟知的「筷子」，本名「快子」，即「快捷的小子」。吃的人把这两根东西夹在食指两边，自盘中夹起已切成一口大小的肉、鱼或菜，一口一口送进嘴里。盛饭或盛小米的碗则举到唇边，把里面的东西飞快地扒进嘴中，那利落劲儿倒真配得上这家伙的名字。筷子虽不如叉子便当，却比手指强得多，凡见过印度人把咖喱饭团抛进嘴里的人都会承认。

上菜的次序并不一律；汤、肉、烩菜、果品与蜜饯多少由司席的人斟酌着上，可席终总以一碗白饭与一杯茶为号。果品常在中间歇场之后端上来，那时客人起身走动谈笑以舒散一下，因为要把所有的菜都尝一遍，往往非三四个钟头不可。客人对眼前的美味表示满意、并露出吃得十足饱足的样子，并不算失礼；席未终便告退，也不算违背礼数。客人以「猜枚」之戏——即古罗马人的「手指之戏」——解席间之闷：两人隔桌互相伸指，同时各喊一个数；譬如一个伸出两指而喊「四」，另一个立刻伸出六指并喊那个数。若有人所补之数凑不成十，便罚饮一杯。这种行酒之戏各等人都玩，午后经过街上常听见工匠或朋友在饭桌上的哄笑喧闹。中国人一般一日两餐，早饭在九时，正餐在四时上下。

中国人比较起来是有节制的一族。这主要因为人人喝茶，也因为他们把烧酒烫得很热、又在饭时喝，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戒酒之念或厌恶烈酒。喝一点便满脸通红、上了头，一有酒意便待在屋里不出来，怕人看见那份红涨，虽则未必真醉。这种酒在东亚叫做椰酒、阿剌吉、清酒、酒及别样名目，是把煮过的米压着酿上多日、发出酒母来再蒸馏而成。寻常的酒只蒸一次；若要更烈，便蒸两三次，而惟有这种烈酒才配叫「三烧」，意思是「烧过三次」。中国的道德家向来力斥饮酒；据说在公元前两千多年造出这害人之物的仪狄，其名一直被人唾骂，他本人也因这项发明被大禹放逐了。

《书经》里有周公论酗酒的一篇。他在公元前一一二〇年对弟弟康叔封所说的这番话，是有记载的最早的戒酒演说，还早于所罗门在《箴言》里的话。「你那可敬的父亲文王在西土肇造我邦时，曾朝夕向各邦的诸侯、他们的官吏、副贰与办事的人颁下诰诫，说：『惟祭祀方可用酒。上天降下明命、奠定我民之治时，酒只用于大祭。及至上天降下威罚、我民因而大乱、丧失其德，这也无非出于他们无节制地饮酒；再者，大小邦国之亡，也无非可以追到这一桩罪上，就是纵酒。』文王训诫教导年轻人与在位办事的人，不可常常饮酒。他在各邦都申令：用酒只限于祭祀之时；即便那时也须有所限制，使德行足以防醉。」

中国人全国性与地方性的节庆很多，其中正月头三日、四月中旬前后一两日的扫墓、二至，以及端午赛龙舟，是通行的休息与欢庆之日；不过只有头一个才关店歇业。有人对中国的劳力者那份不停的辛劳竟未使他更为萎顿表示诧异。人们通常说：每周一日的休息，是人身心之力保持充沛所必需的，若无这份舒缓，衰朽与疯狂会更常见。支持这一看法的论据，似乎取自那些承认安息日之义务的国家里无可置疑的事实；不过在那些地方，既然绝大多数人都停下生意与劳作，少数人即便想一直做下去也不容易，因为各人的营生总与别人的纠缠在一处。然而在中国，那些看去无间断地把身心之力使到极处的人，却健健康康地活到老年。这一类事实使人倾向于设想：安息日之设，其主宰的用意是要人自那日复一日的舒散与身心劳作的常轨中歇下来，好有余暇照管宗教上首要的本分，而不单是作为一个舒散休息之日、没有它人便活不满其年岁。七日一休、或对这段时日有宗教上的敬重，在中国人中间是全然没有的；不过就整个民族而言，他们并不像西方各国那样把心力用到那种紧张的地步、用在那样高的题目上，这或许是他们终年劳作而不生恶果的一个缘由。奉行第四诫所流出的无数福泽，在见到一个不承认它的社会那份疲乏之状时更能体会；凡见过这样一个社会的人，很难不盼望它被引进来。

中国的基督徒受了严守安息日的教导，不久便把它看作一项宝贵的权利；而本地天主教徒对它的普遍忽视，则把他们与异教徒之间仅有的表面分别也抹掉了。中国从前的一位宰相曾说：外国人带到中国来的少数真正可贵的东西里，安息日的休息是最可取的一样；他常想望有清静的一日。

岁首的到来是无边的欢腾与热闹，仿佛全国的人都随着换衣裳，把旧年一声喊着抖落、把新年披到身上。这头等节日将近的迹象，几个星期前就显出来了。主要的街上排满了桌子，上面把衣饰、家具与新巧之物以最诱人的样子摆出来卖。许多人迫于需要，趁这时候把自家的一些珍藏或多余之物脱手，因此有时能廉价买到人家珍藏已久、极稀奇的古玩。照例主人要给下人与雇工一份年赏，铺户要给主顾送一份谢仪；下层中最常见的礼物之一是一双新鞋。街上摆开的桌子里有许多备着笔与各种大小的红纸，人们在上面以各样字体写下应景的句子，贴在住家与铺子的门框门楣上，或挂在墙上。铺子也装点得极其鲜亮，这些红纸间还杂着「金花」，那是南方城市用黄铜箔做成、扎在铁丝上的一簇簇假花假叶；金花是预备一年一度供在庙里或家中牌位前的。还有大大小小写着「福」字的红纸与洒金纸条，画得花花绿绿的大小红烛，以及别样敬神之物，也卖得极多；加上比平日更挤的人群，街上便格外有生气。将要换年的另一个明显迹象，是用水冲洗门、窗板与房屋铺面的一切木器，洗椅子、器皿、衣裳等等，仿佛洁净与欢乐大有干系，而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人与住处，是正经过这个节日所不可少的。南方各水道上，一切小船、疍家艇与驳船都被拖上岸翻过来刷洗。

这个时节还有一项更可嘉的风俗，就是结账还债。铺主忙着招呼主顾，债主催着债户把这要紧的事料理清楚。但凡能避免，没有一笔债许其不加清结或妥善安排便跨过年去；而那些负债远超其力的人，这时候一般不得不收束生意，把可动的产业全交到债主手里。这全国性的付款日的结果，是银根吃紧、当铺大为热闹，而多数物产与货品的价钱普遍下落。这做法生出许多好处；而人人都意识到打官司讨债之难与之费，便都遵守并维持它，好把不诚实的、失败的与胡乱投机的人从老实的商人中间筛出去。

德经提到一个逼人在这时节还债的法子，就是把他铺子或住家的门板抬走；因为那一来，他的房屋与身子便任凭街上游荡的一切饿鬼恶鬼进来撒野，幸福再也不会光顾他的住处；为免这一层，他只好把账目料理清楚。信神的人中间通行一种与神结账的做法；年前几天，庙里挤满了善男信女、富的穷的，多得异乎寻常。有些人持斋并请僧人代为祈求赦罪，自己在锣鼓钟磬的喧阗中拜倒在神像之前，把旧账一笔勾销。除夕之夜，街上满是匆匆来去的人，去了结那许多迫在眉睫的事。在广州，有些人忙着把五条红纸贴在门楣上，表示愿那构成人间全福的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归于自己。「五福临门」「天降洪福」「财源广进」一类的句子贴在门上；门框上另贴别的，写在素红纸或洒金红纸上，把门面弄得颇为好看。厅上悬着价值不等的条幅，上面是精心择定的对句。譬如一个读书人会挂这样一副：

胸藏三万卷；

事知六千年。

铺主则在门上贴与买卖有关的：

利如朝日升云表；

财似晨潮带雨来。

经营须凭忠与信；

交易莫离义与仁。

这些联语，以及全国街市铺户人家里时时看得见的无数同类之句，其影响不可估量。大体而言是好的；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祈愿的口气，正显出百姓的道德情怀。

广东与福建的船户对这类纸上的祷词格外慷慨，船上每一块板、每一支桨都贴，船尾还一串串地挂着几十张，把船弄得花花绿绿。农人把它们贴在仓上、树上、篱上、篮上与农具上，仿佛没有什么东西小到不配受一份福。屋子收拾得极整齐洁净，还以宗教的仪节与洒扫、放爆竹等等来涤净；这些必要的预备既占去夜里很大一部分，街上要到天亮才安静下来。除了买卖与祭祀所生的忙乱之外，爆竹的不断炸响与锣声的喧阗，使这辞旧迎新之际更为嘈杂。一串串的爆竹在旧年将去、新年将来之际在门框上烧放，意在驱逐恶鬼、使它们不敢进门。所费之多，竟至把街上铺满了碎屑；过一个星期，农人便进广州城来扫，扫得几百斗去作肥料。

正月初一也被看作全国人的生日，因为希伯来人自岁首算年岁的做法在中国也通行；因此一个在年前一个星期出生的孩子，到正月初一便算进了第二岁。不过这并不全然废掉真正的生辰之庆，父母常郑重地替儿子做寿。有一位传教士这样描述宁波一家替六岁的儿子做生日：「那小家伙穿上最好的衣裳，他父亲带来了金纸、印好的经咒，还有许多碗肉、饭、菜、酒、果仁等等作为供品，摆在神像前面。仪式在『斗母』的殿上举行——这位神专管婴儿出生前后之事。老方丈穿一件朱红袍，头发上插着一个镀金的蛇形；一个僧人穿紫袍，另一个穿灰袍。方丈念了无数的经咒，听去像是一遍遍的重复，间或吟诵几句，随从们便合唱起来，钟、钹与木鱼震耳欲聋的喧阗给他们的呼声添了气力；其间一再屈膝伏拜。仪式中有一节是把一只活公鸡从一个桶里穿过去，随从们做了许多遍，每做一遍便喊几句古怪的话；这一举象征那孩子将来一生所要经过的险难，僧人们祈祷他能像这只鸡穿过桶一样平安地从一切险难里出来。末了烧了几道经咒、奠了酒，钟、锣、鼓、木鱼的一场大合奏结束了这一幕。」

这个时节各地所行的土俗花样繁多。厦门通行「围炉」之俗。除夕之夜一家人围坐吃一顿丰盛的晚饭，桌下放一盆炭火，据说可以防火灾。晚饭吃完，把木灯台搬出来摆在地上，堆上一堆金银纸，先放一通爆竹把鬼都赶开，然后点着。余烬随即分成十二堆，仔细看它们熄灭的样子，以卜来年各月的天气。许多人用泡了树叶的香汤洗澡，以防疾病；这道仪节，加上装点祖先的神龛、以家中力量所及最鲜亮的样子用字幅、图画、花与果装饰全屋，便占去了一夜的大半。

元旦早上街上的沉寂与关着的铺门上鲜艳的字幅，与平日的熙攘拥挤成一奇异的对照，倒像基督教的安息日。门上的红纸这里那里夹着蓝纸，表明过去一年里家中有人去世；这是给过路人一个无声而分明的示意：有些去年还见过新年的人已经走了。有些地方除蓝色外还用白、黄与肉红色的纸，以别所丧亲属的亲等。礼数要求居丧的人在这时候留在家里。到了午后，街上渐渐挤满衣冠整齐的人，或坐轿或步行，赶着去拜年；买不起新衣的便租一套，因此一个人几乎认不出自己那些穿戴一新的仆人。朋友在街上相遇，彼此都是同一趟差事，便格外殷勤致敬，各人竭力做得比对方更谦卑。这一日父母受儿女的叩拜，先生等着学生来行礼，官长盼着下属来拜，而历代的祖先与各样法力的神，也在家中的厅堂或公众的庙里受善男信女的供献。拜年很多是以帖子代劳的，帖上印着一个象征「三多」——多子、多禄、多寿——的图案；对远交与主顾，一张寻常的帖子也就够了。荷兰人与美国人中间那样通行的元旦拜客、重叙旧谊之俗，是否原本仿自中国人，倒可以作一个推想的题目；不过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别的许多事上，西方人胜过了东方人，因为他们也去拜候女眷。人们相遇时以「恭喜！恭喜！」或「新喜！新喜！」相贺，这两句因在这个时节所用，与英国人的「新年好」颇为相类。

到傍晚，紧闭的门里传出的欢声表明：供在先人神龛前的祭品正使祭者高兴；而到赌馆去的人那样多，又足见这一套礼数不久便令人生倦，须得有更刺激的东西。此时赌风之盛几乎无从形容。变戏法的、耍把式的与做戏的也想法子逗乐人群，挣几个铜钱。不过总的说来，这三天的节庆过去时并无骚乱，生意与工作便渐渐回到常轨，再过一年。

五月初五的端午赛龙舟，凡有可用的河道之处，便是全然不同的一番景象。在广州，坐得下六十名以上桨手的狭长船只成双地在江上来往竞渡，喧声震天，像是在寻找一个淹死的人。这个节日是为纪念公元前四百五十年前后的大夫屈原而设的；他被国中一位小诸侯诬告之后，投汨罗江而死——那是洞庭湖的一条支流。百姓爱这位忠而不遇的臣子，出船去寻他的尸首，却没有找着。于是他们做了一种特别的米糕叫「粽」，乘船打着旗、敲着锣渡江过去，各要抢先到那出事之地祭屈原之灵。这样纪念此事的办法此后便成了一年一度的节日。船头装饰或雕成龙首，敲锣打鼓摇旗的人鼓着桨手加劲。竞渡这件痛快事使百姓把节日延长两三天，一般也还和气；可他们争胜之切常把船弄破，或弄出极大的危险，以致地方官有时禁止竞渡，以免淹死人。

一年头一次月圆是元宵节，与前两个节日相比，是个幼稚而沉闷的节日。它的来历不很确定，可早在公元七〇〇年就已奉行。庆祝的办法是在各家门前悬挂形制与材料不同的灯笼，并把厅上的点亮；可它们合起来的辉煌，比起月光来仍是暗淡。在北京，若天气好，这一夜兵部里的走马灯与画片展览能招来极多男女观看。安文思描述过他所见的一种烟火，是一座爬满葡萄藤的棚架，架上的木头像在燃烧，而藤的干、叶与串串的果子渐次烧尽，却始终保持着葡萄的红、叶的绿与藤干天然的褐色，直到全部烧完。元宵紧接着新年，花费又不小，因此南方城市里奉行得不那么起劲。在京师，公署封印的这段闲暇被珠宝商、古玩商及别样商人用来在外城一座庙的院里开市，把亚洲别处所见不到的那样精美的石雕玉雕、铜器、玩具等等陈列出来。这种场合下成群的妇孺所受的尊重，很给百姓增光。

论做灯笼，中国人实在胜过别的一切民族；其形制之多、雕镂涂金设色之雅，以及制作上所显的费力的巧思与趣味，使它们成为屋中最好看的装饰之一。它们以纸、绸、布、玻璃、角、编条与竹制成，形状与装点变化无穷，小的是值两三分钱的手提小灯，大的是华丽的吊灯，或是直径十五英尺、里面装着好几盏灯、值三四百元的复杂灯彩。它们的用途之多，与制作上所费的心力与手艺之可惊，也不相上下。有一种别致的叫「走马灯」，是一层套一层的一两个或更多的铁丝架子，照烟囱风轮的道理安排，火焰所生的气流使它们旋转。铁丝架上糊着纸剪的人与兽，放在相宜的景致之中，作出各样姿态；照安文思的描述，「你能看见马在跑、在拉车、在耕田；船在行驶；王侯带着大队随从进进出出，许多人有步行的有骑马的，队伍在行军，还有戏文、舞蹈以及成千别样的游戏与动作被表演出来。」

灯彩最好看的一场，见于南方沿海渔民春天或秋天所行的一个节日，为的是祭水神。行列中不可少的是一条五十英尺以上的龙，用轻竹扎成一节节桶那样粗细的架子，连起来蒙上彩色的棉布或绸；两端做成张着的龙头与摆动的龙尾。这怪物象征水府之主，由人举着杆子擎住龙头与每一节，杆上挂着灯笼，在街上游行；他们一个跟一个走，脚步便使龙身作扭动起伏之状。同样点着灯的大鱼模型走在龙前，乐声与烟火——那是永不可少的、警告潜伏的鬼怪回避的东西——随着行列；队伍在黑暗的街上蜿蜒而行，是极辉煌的一景。这些游艺与行列使偶像崇拜在百姓心里扎下根；虽则在中国这些都不像别的异教之国那样由官府规定或倡导，可凡讨百姓欢喜的场面与游戏，多半都借着与宗教的仪节或指望、以及筵席的欢乐相连而得以推行。

六月中旬，人们在屋子最高处竖一根杆子挂灯。一盏小灯便算够了；可夜里若无风，有些人家、尤其船上，便把彩色玻璃灯以各样式样排开，弄得更为壮观。自高处望广州这样一座城的灯火，因江上移动的船只而更显辉煌。广州有一回过这个节时恰逢月全食，全城的人倾巢而出，人人拿着能弄响的东西——壶、盘、棍、鼓、锣、枪、爆竹，什么都有——去吓走那天上正在大嚼的龙。月影渐进，使那千万盏灯显得越来越分明，喧声也越来越大，直到黑暗与喧闹同时到了顶点；随着月轮渐复其圆，寂静也渐渐重归其位。

中国人好行列；若把婚丧也算进去，他们行列之多过于任何别的民族。每一城镇都开着赁物的字号，专办行列，凡婚丧与迎神赛会所需的一切都备得齐全。不但轿子、乐班、灵床、抬神像神龛与祭筵的描金架子、盛嫁妆的红箱等等都有，连旗幡、桌、架、古玩与各样服色也有。抬东西的与承办各项差事的人也是雇来的，一身号衣把他们褴褛的衣裳与肮脏的手脚都遮住了。各行会常不惜重资办一场行列以敬他们的祖师，把神像抬着游街，会中人穿着节庆的袍靴随行。这些赛会的花样与参与者极为新奇，也极能见出这个民族的趣味。这里有绣工华贵的绸旗，间以涂脂戴花的少女，高高坐在一株假树下，或竟像悬在半空，全靠架子搁在人肩上；有乐队；有以花装点的祭肉与果品；有摆在红亭里的神龛、神像与奇珍；有穿着官服骑着小马的盛装男童，或是被绑在罩着的架子里扮作骑马之状，一切做得涂得那样巧，看的人几乎不信他们不是骑着比狗大不了多少的小人国的马。有时一个孩子立在车上，肩上扛一根树枝，枝上一个杈儿上又立着一个孩子，单足而立，或是一个女孩托着一盘糕，糕上又踮着脚立着另一个小姑娘，整个由苦力抬着，更增这场面之趣，也见出办会者的机巧。不时还有几小队穿着各样军服、执着矛、盾、戟等的人自愿参加，使行列添几分武气。广州的木匠以敬他们的英雄鲁班的盛大行列著名，别行的工匠也来参加；因为这位半神相当于中国传说里的土八该隐，如今被奉为一切匠人的祖师，虽则他不过是孔子时代的人。除这些庆典与行列之外，还有几种更属宗教性的，如佛门一年一度的水陆道场、农人祈求丰年的祭祀，以及别样或大或小的，又添了些游乐之日。

演戏是通行的娱乐，一般都与在某神庙前为其神所行的宗教庆典相连。戏由僧人操办，他们打发徒弟拿着捐簿四处募化，然后按所得之资雇一班尽量大而精的戏子。专为演戏而建的房屋很少，因为戏班仍保留着其本来流动的性质，一召便能收拾行头就走。搭戏棚自成木匠行中的一支；在南方城市里，一座容得下两千人的大棚一天就能搭起来，所用的材料除了捆柱子与席子的藤条之外几乎没有一点废掉的。一座大棚里是戏台，前面三座小些的围出一片场子，里面摆着给买票的看客的简陋座位。捐款人的慷慨则以写着姓名与数目的红纸贴在庙墙上作答谢。四围的空地租出去摆卖吃食的摊子、开赌桌，或作更坏的用处；靠这些法子，僧人一般总能把他们的虔诚变成进项。

戏班与杂耍班雇起来很便宜，他们的表演是富家在家中庆贺时的一项，用来款待那些不能出门去看的女眷与亲戚。他们各自结成行会，各取一个名号，如「福庆班」「荣华班」之类。

演出通常一连三整天，中间只有短短的歇场供睡觉吃饭；在难得看戏的村子里，百姓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丢下不管去看。旦角由少年扮演，他们不但涂脂穿女装，甚至把脚趾挤进「金莲」里，在台上摹仿那袅袅娜娜的步态。这些人摹仿女子的声口、语调与举动，准确得出奇；只要戏里容得下，总要抓住机会在台上坐着歇歇脚，或在不上场时退到后台去。做工主要是身段，其逼真足见演员训练之精。他们摹仿之能所以特别发达，大约还因为看客听不懂台词：方言既异，戏棚又四面通透，许多角色又用极高的假嗓或吟诵的调子念白，加上每念几句便有锣鼓的喧阗隔断，因此听得懂、听得见的人连四分之一也不到。

布景极简单，不过是背后与两侧粗粗画的席子，再加几张桌椅或床，轮番充作各样用处，由后台搬进搬出。乐班坐在台侧，不但以过门填补间歇，还以震耳的一击作强调，或为敌对武士的冲杀添势。没有落幕分隔场次，一出戏一气演到底。戏服以华丽的绸缎制成，是今日所能见到的前朝古装最好的样本。布景的简陋要看客以想象补足许多，不过演员自己也多少弥补了这一缺陷：各人自报所扮何人、以及他所扮之人不在台上时做了些什么。若要遣一名信使到远城去，他便大步跨过台面，或取一条鞭子把腿一抬作上马之状，走到台边便喊一声到了，就在那里传话。过桥或渡河以上一步再下一步来表示，或以船的摇晃之状表示。若要扮一座城，便由两三个人叠着躺下，武士猛冲上来推倒他们所成的墙，以强攻取了那地方。鬼魂或神灵自台上一个宽大的活板门里上来；扮的人若觉得有必要，还在下面喊一声说他预备好了，或叫人帮他从洞里上来。

李太郭先生描述过他看的一出戏，其中天上人间的角色杂陈：「头一场意在表现上界诸神的安乐与辉煌，日、月与五行被巧妙地拟人化了，在他们四周嬉游。扮太阳的人手持一面圆圆的日轮，扮月亮的女子手里拿着一弯新月。演员们留心移动，以摹仿这两个天体在其表观的轨道上运行时的合与冲。雷公挥着一柄斧，跳跃翻腾，作出各样非凡的筋斗。转了几转之后，那位承一位山中仙女的偏爱、得以厕身于极乐之境的君王，开始觉出：无论福气多高，也保不住一个凡人免于此生常有的灾殃。一个奸臣披上虎皮，装作那野兽的样子，闯进内宫女眷的屋里，把她们吓得魂飞魄散，又把太子投进了护城河。姊妹们急奔到御前，伏地报告这个噩耗：一只虎把小王子叼走了——而那王子原来正是前面说的那位山中仙女所生。这位丧子的君王伤心之至，竟弃了世务，商议立嗣。在一个奸诈女人的影响下，他选了一个刚好有点头脑知道自己是傻子的青年。传位的事才办完，这位不幸的国王就死了，那呆子随即被戴上王冠；可他非但没有因这新的擢升而出色，反倒以最笨拙的哀腔哭他的命，喊着『哎呀！我可怎么办呀？』那副可怜相又实在滑稽，看的人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那个害了太子、伤了父亲的心的奸臣，发现这位新王是遂其叛逆之谋的顺手工具，于是国中内乱四起、外患交加。

「后面有一场，是这朝廷与某外邦君主的和好要以交出某个可恶之人为条件。那牺牲者的女婿奉命携带载有这项提议的书信，回到家中改装以避人耳目。及至到了那外邦君主的朝上，才发觉自己换衣时把信丢了，几乎因没有凭证而被当作奸细。他急忙赶回去，叫人取他的衣裳来，一件件抖开，懊恼得要命，可信总不见。他坐了下去，猛地把身子摔在椅子上，脸上那份苦楚与绝望说不出来：即便真事也不能比这摹仿更逼真了。可正当满场的眼睛都盯着他时，他叫来使女，问她可知道那封信的下落；她回说曾听见女主人念一封信，内容如此这般。他妻子坐在离他稍远的地方奶孩子；他一弄清信在她手里，便向她望过去，脸上带着那样的微笑、眼里含着那样一片光，全场都发出一声长长的赞叹——因为中国人不以拍手跺脚喝彩，而以一种介乎叹息与呻吟之间的声音表达其感受。这做丈夫的用意是要把信从妻子那里哄出来，这一笑、这一眼不过是开场；他随即搬过椅子挨着她坐下，一只手轻轻搭在她肩上，另一只手逗着孩子，那份自然与那份英国式的做派竟妙到那样地步，使人在这幅戏中之画里看见：造化把人的心肠造得是一样的。不过他的说合并没有成功，她父亲的性命终于没有被牺牲掉。」

中国戏台的道德，就各出戏的意旨而言，比做工要好；做工有时迎合堕落的口味，可像舞者裸露身体那样的伤风之举，在中国是从来见不到的。看客站在台前的场子里，或坐在四围的棚下；在场的妇女通常坐在楼上。巡捕在旁维持秩序；可人群虽处境难受、有时还晒着毒日头，却出奇地安分。这种场合难得出事；可一旦人群被一声巨响或戏台起火所惊，便总要死伤。一八四五年五月广州有一场惨祸：演戏时戏棚失火，丧命的在两千人以上；幸存的人有理由记起：许多年前在同一地方、也是在演戏时，曾有五十人被倒塌的墙压死。

活泼有力的游戏在南方不受欢迎；年轻人不去打球、赛船、玩九柱戏或网球以显其力与技，却举起两头缀着重石的梁——像巨大的哑铃——来试膂力，或踢毽子。绅士们户外的消遣是放风筝、把鸟架在杆上带着走并把种子高高抛起让它们接、在田野里闲逛，或懒懒地在水上荡舟。掷铜钱、斗蟋蟀或斗鹌鹑、同时抛几个球、互相踢大铅球、扳棍、掷石子，或猜一个橘子里有几颗核，是少年的玩意。

赌博无处不在。路边的小贩备着一只杯与一只碟，骰子的响声在每个街角都听得见。一个只有两文钱的孩子，宁可拿它们去赌一掷，也不肯干脆买一块饼而不试试白得的运气。赌馆开了几十家，馆主向地方官行贿；而地方官自己从小就在这里头长大、天天也玩，实在难指望他们严办。妇女则在自己屋里以纸牌与骨牌消磨光阴。挑夫在路边等活时赌，官员的随从一见上司进了屋，立刻掏出纸牌骰子蹲下来赌一局。广州最常见的赌法叫「番摊」，即「四分其钱」。庄家备一堆亮晃晃的大钱，双手捧出一把摆在桌上，以碗扣住。站在栏外的人猜那堆钱以四除之后余数是一、二、三还是没有，各人所猜与所押先由一个书手记下；庄家随即四个四个地仔细把钱挑出来，众人都紧盯着他的手。这种赌法几乎无从作弊，二十个人玩起来与两个人一样便当。中国的纸牌比我们的小而多；骨牌则与我们的相同。

斗蟋蟀在南方最常见，那里田间的小蟋蟀很多。两只精选的斗士被放进一只盆里，以草茎撩拨，直到它们狂怒地扑向对方，一边扑一边鸣叫；这一仗多半要以断肢丧命的结局收场。鹌鹑也被训来死斗；两只被放在一张有栏的桌上，桌上撒一把小米，一只才啄起一粒，另一只便连喙带爪带翅扑过去，斗到一只跳进它失望的主人手里才罢。斗蟋蟀或斗鹌鹑有时押上几百元；这些玩意纵不及基督教国家的拳斗与斗牛那样壮烈刺激，总归不那么残忍，可两者同样显出那种拿性命取乐的兽性之好。

放风筝是人所喜爱的一种消遣。风筝以纸与绸做成，摹仿鸟、蝶、蜥蜴、眼镜、鱼、人及别样东西；可放它的手段比做它的巧思更为可观。九月初九是全国专为这项消遣而设的节日。卢公明描述它们有时像一只大鸟，或像一条三十英尺长的蛇；有时看的人见一群鹰绕着一个中心盘旋，全由一根粗线吊着，而每一只鹰又各由一条线牵引操纵。他估计这一日若天气好，到福州四围山上来同玩的人多至三万。许多风筝被剪断放走，因为相信它们飘走时把一切将临的灾祸都带走了。

中国的象棋极古，据说是公元前一一二〇年的武王所造；其行棋之法与印度的棋大不相同，足以表明其起源是独立的，而棋盘上横贯的那条「界河」这一特点更可为证。盘上有七十二格，其中八格并成界河，两边各余三十二格；不过棋子既立在线的交点上，十六枚棋子便有九十个位置可占，比欧洲的棋多出二十六个。

棋子的形状像跳棋子，每方七种各在顶上刻着名目，以红黑二色相别。每边近底线的四格是「将」（帅）的本营，他与两名「士」都不能走出这四格。本营两旁是两「象」、两「马」与两「车」，其力不及我们的主教、骑士与城堡，却与之相类；车是最有力的一枚。马前立着两「炮」，吃子像我们的骑士而走法像我们的城堡。五个「卒」守着河岸，一旦过河追敌便不能回，走到最后一行也不加价。每一枚棋子吃了对方之后便落在被吃者的位置上，惟炮不然；将既不能被吃，因此双方的目的是把他将死在本营之中，即使他一动便入将。少了后，棋子的行动又受限，中国棋的变化便不及西洋棋多，可它自有其巧妙之处。文人与妇女很爱下，通常押一点小注。另有一种下得较少、却是全国最古的棋，叫「围棋」，可译作「围困之棋」，在圣人之世就已通行，或许比象棋还早。盘上有三百二十四格，纵横各十八；棋子三百枚，不过棋点与棋子的数目也可以少于这个足数的局。棋子分黑白，立在线的交点上，共三百六十一点。双方的目的是围住对方的子、占去它们所踞的交点，或抵消它们对邻近各点的控制。每人在盘上任何一处落一子，轮流下去，夺取对方的地盘，直到交点占尽，一局便完了。

这篇关于中国人在社交与公众游乐中的风俗与消遣的速写虽不得不简略，或许已足以见其性情。约翰逊博士说得好：没有人在自己的消遣中作伪。别国那些粗暴的角斗之戏、以神判或决斗裁定疑案的做法，此地都没有；他们普遍不喜诉诸武力，对付资财人数远逊于己的敌人却力不能胜，又比较看轻武功——凡此都表明中国人性情中平和的一面。决斗是闻所未闻的，暗杀不常见，赛马下注还没有开头，马来人那种「发狂行凶」更是没有听说过。两个人为一桩事争起来，指手画脚、破口大骂一大通之后，便把火气泄尽，几乎彼此碰都不碰一下就分手了。他们的观念与习俗中有些与我们所行的相反，旅人屡屡提到；下面这篇速写里汇集了若干：

我问船夫港口在哪一边，他答「西北」，又说风是「西南」的；他还拿出罗盘来给我看，说针是指南的，这就把我关于我们航向的观念弄得更乱了。那真是一根针的大小、分量与长短，约一寸半长，南端涂了红，一直在轴上颤。他的船与我们的船也有许多不同：灶在船尾，客人全安置在船头，而水手睡在甲板上，铺盖收在船中的柜里。

上岸后头一件引我注意的东西是一位武官，穿着绣花的裙子，颈上挂一串珠，手里拿一把扇。他的品级标记是一根向下垂的孔雀翎，而不是向上翘的翎饰；他那尖顶帽的顶上是一颗圆珠，而不是胸前的星章或肩上的肩章；而我看见他从右边上马时，颇为骇然。他腰带上挂着几个鞘，我自然以为必是佩剑或短刀；可挤过人群走近一看才明白过来：一只鞘里露出一双筷子与一个刀柄，不一会儿他的扇子也折起来插进了另一只。于是我断定他是去赴宴而不是去阅兵。我四周的本地人把前半个头的头发剃去，后面的留长；他们中许多人不刮脸，另一些则闲着没事勤勤恳恳地把零星的胡子往嘴上捋。我想，我们整理仪容的法子是不同的；可我也一眼看出筷子这项妙法的好处：有了它，这些先生便能在这道天然的须帘之下把食物竖着送进嘴里。一群饿汉围着一个流动厨子的摊子，更显出这「快子」（我后来才知道筷子是这样叫的）之有用：各人把饭碗举到唇边，把里面的东西往嘴里扒，直扒到嘴里再塞不下。我想：「我们把碗留在桌上，在家里做饭，等主顾上门，而不是挑着担子满处去找他们」；可这筷子却是刀、叉、匙三者合一。

往客店去的路上，我看见一群老人与白胡子。有几个在逗他们养的百灵或画眉，那些鸟或架在杆上、或关在笼里；另几个在捉苍蝇或找蟋蟀喂鸟；其余的人则似乎正快活地放着花样翻新的纸风筝。一群孩子一本正经地看着，以极郑重而满意的神情看待长辈们这些天真的消遣。几个最活泼的正起劲地踢着毽子来回，而不是像我们的孩子那样拿着棒与球打球。

我既是来这国里住些时候的，便打听先生，很幸运地找着一位懂英文的。他进门时立在门口，并不走上前来与我握手，却客客气气地一躬，握着自己的手，合抱在胸前。我觉得这法子比我们的好，尤其在手的干净与否可疑的时候；便请他坐下。我知道我要学的是一种没有字母的语言，可没有料到他会从我一向认作书末的地方开卷。他念出刊行的年月：「五年十月初一。」我说：「我们排日期的次序是不同的」，便请他念下去——他便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地念起来。我拿起那书说：「你这书倒古怪；什么价钱？」他说：「一元八三。」我便数出三元零三分之二给他，一面接着翻。那纸只印一面；书名印在书页的边上而不是页顶上，页码在下方，卷次与目录在各篇之末，眉批在上头（上边的天头比下边的地脚宽一倍），每页中间一道粗黑线——像有些法国报纸上那样——把合刻在一册里的两部书分开，而不是一部印完再印另一部。书脊是敞开的，线钉在外面，书名工工整整写在下切口上。他把两元零三分之一退给我说：「你给多了」，随即解释「八三」是八除以三，即八分之三而已。他随身带的一本小字汇，把字按字音的收尾排列，「明」「星」「京」都在一行里，而书中头一个字是「先」。我说：「唉，我的朋友，英文帮不了我在这书里找字；请给我你的住址。」他于是取出一张大如整幅纸的红帖，上面以大字写着「应三元」，又指给我看写在另一面的住处。「我还以为你姓应；你怎么把名字倒着写？」他答道：「错的是你们；看看你们的年鉴吧——只有在那里你们才把名字照该有的样子写，把尊贵的姓放在前面。」

我只好说一声「风俗不同」，一面把书还他，请他讲讲礼节。他开口便是：「你接待贵客时，务必请他坐在你的左边，因为那是上座；还要当心不可脱帽，那是失于亲狎的举动。」这与我素来的观念略有相违；可当他重新翻开书念到「最有学问的人都断定：人的悟性之座在腹中」时，我喊道：「不如说在脚上吧！」随即把书合上，改日再请他来；因为这一下把我一切正确的哲理观念都震坏了——纵然所罗门王与我意见相左。

出门去，我遇见那么多与我自幼所抱的合宜之念相反的事，便欣然同意一位朋友的话：中国人与我们相反的，不止地理位置一端。我说：「果然如此；我不久大约就要看见有人拿头走路了。瞧！那边有个女人穿着裤子，还有一群先生穿着裙子；她在抽烟，他们在摇扇子。」可走过去一看，才见那几位穿的是紧腿套。随即我们遇见店里的管事一身白衣，我问他是被请去赴什么喜事；他神色黯然地告诉我：他刚从父亲的葬礼上回来。他头上没有黑纱，却穿着白鞋，衣衫褴褛不整。我的同伴告诉我：在中国北方，富人家出殡时常给骡子套上白具、以粗布把车蒙起来；主丧的人紧跟灵柩步行，放声号哭，靠在随从身上以示哀毁。亲友骑马跟在后头，乐工走在棺前——这一切都与我们的黑羽与黑纱不同。

我们接着穿过一条僻静的街，听见一处院子里有人啜泣哭喊，我便问是谁死了或病了。那人忍着笑说：「那是一个快要出嫁的女孩，正与亲族女伴哭别，告别家中的神灵与父家。不过她也真有可哭的——想想去婆婆家的前程吧。」

经这几次不吉利的试探之后，我想还是不再问了，只用眼睛看。往一家铺子里望去，见一个壮汉正在给一位外国太太的女帽缝花边；再走到渡口，瞧！所有的渡船都是女人摇的；而从码头上一条客船里，我看见女人全是从船头上岸的。我说：「接下来还要看见什么？」正说着，便见一个木匠从袜筒里抽出曲尺来量木料，一个学徒正拿一把锯锯着，那锯条与锯架几乎成直角。门前坐着一个人，忙着把一双布鞋的厚底刷白。我说：「我想这是个『擦白鞋的』，正对着纽约那些喊着『擦鞋！擦鞋！』的擦黑鞋的。」我的朋友说：「正是；再往前看那个关在牢里的可怜虫，颈上套着一块板或枷当衣领——这件行头正对着纽约『墓穴』监狱里的小子们戴的手铐，那是他们的镯子。这国的牢里，犯人不像我们那样剃头，反倒一个也不许剃。」

那些叫做街的巷子，宽过十英尺的没有几条；招牌竖着立或自檐下垂着；铺子的柜台紧靠街面，铺面全然敞开，我还看见夜里上闩用的立柱的洞。什么都在街上或市上做、在街上或市上卖，杂陈成一片奇观。猪被苦力用筐挑在肩上运送，里面的住客显然十分受用；小猪则装在吊着的篮子里；鱼在浅盆里蹦跳，被一家一家地叫卖过去。

一片喧闹引我们往一扇开着的门里张望，看是怎么回事；只见十几个男孩在念书，个个像拍卖行的伙计一样喊着；一个背《论语》的孩子背对着先生而不是面对着他；另一个学写字的把字帖垫在纸下描，而不像我们的孩子那样照着看。

随后我们遇见一位时髦太太正步出她的轿子。她头上以花为饰而不戴帽，手上不戴手套，颈项全然裸着。她的脚套在不足四英寸长的绣花红绸鞋里；她那打褶绣花的裙子比上衣长一英尺，而腰身是看不见的。她扶着丫头的肩走进院子，好在那双缠过的脚上站稳；我的朋友说：「你看，那便是一根活拐杖的好例子。」

过了一会儿，我们遇见他一位相识陪着一口雕得很漂亮的棺材，他便问是谁死了。那位天朝人答道：「无人捉着死。这一件棺材，我如今送给我老父。他顶喜欢，说我第一号孝顺；假使他几时捉着死，就好用它。」我的朋友接口道：「原来这样？这么一件同样的要多少价钱捉得着？」「我想同样的这么一件，得一千元罢；这一件是头号漂亮的哩。」我问：「你管这叫英文还是中文的胡话？」——因为这语言听着之怪，不亚于把棺材送给活着的父亲这风俗与我先前关于孝道的观念之相异。他答道：「那是最纯正的洋泾浜英语；你该做广州的杰克·唐宁，把它传之不朽。」我说：「算了，我们还是回家吧；再待下去，我在这奇异之邦怕要说不出自己身在何处、是何人了。」

要总括中国人性情中的德性——这比罗列其怪处难得多——我们不能不拿那自上而来的完全标准去衡量他们。他们与我们相反之处表明其外在文明的不同，可略一接触他们的品行，便可证明他们在堕落败坏的本性上与其同类无异。他们性情中较好的几种已发达到可惊的地步。他们守太平、重秩序，因而生命财产得着极高的保障；社会各阶层因这语言中最讲道德的书籍所施的教育之普及、以及对财产上法定权利的普遍尊重，而奇异地联成一体。竞取官职的机会均等，除去了为得权位而诉诸暴力的主要动因；而勤劳所得的衣食居所那份公道的酬报又极为稳定，足以鼓励人不断地出力。若有人问他们怎样到了这一步，我们首先要归之于万国之主的赐福——他为着自己的旨意，使一个民族自邃古一直延续到今日。他们社会的根从来没有被迁徙或优势种族排山倒海的征服所拔起，反倒在对宗族之约的极大看重与对父母尊长的深切敬畏之中扎得牢牢的。教育巩固并传布了他们原有的道德，而上帝也因他们的孝道而赐福于他们，成全了那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使他们在他所赐之地得享长寿。德庇时以地理与气候的缘由来解释他们在这几方面的进步，未免说得过重，虽则他们的孤立无疑与其安稳和进步大有关系。

然而，既说了这些长处，中国人的罪恶便更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向来知道的比他们所行的好。他们在外表的体面上颇为留心，可其污秽败坏到了骇人的地步；他们的谈吐满是秽语，行事满是不洁。在后一点上，他们多少被家门四周所设的藩篱所约束，因此诱奸与通奸相对少见，前者甚至可说是罕有；可娼寮与其中人无论水上陆上到处都是。年轻女子独自出门的一重危险，就是被拐去囚在这些地狱之门里。他们以图画、歌曲与春药煽其淫欲，正如使徒所说的，「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比肉体之罪更难根除的，是中国人的虚伪，以及随之而来的忘恩负义之罪；他们不顾真实这一点，对他们品格的贬损，或许过于任何别的毛病。他们被人揭穿说谎时不觉羞耻（虽则还没有到自己说谎而不自知的地步），也不怕他们的神为此降罚。另一方面，事势所迫，他们在日常彼此往来中也不得不对真实有所顾及，而各人凭自己的体会，大致知道该信几分。使臣与商人并不处在探知他们这方面真性情的最好位置上；因为一面北京的廷臣以为单凭使团的到来便不能不装点一番，另一面广州行商与大商贾的诚信与公平，又胜过他们同胞通常的商业道德。一个中国人不需多少动机便会扯谎，他不断磨快自己的心思去哄骗主顾——以许诺哄他，在货上或工上骗他。住在他们中间，再没有什么比他们不顾真实更磨人、更使人对这样一个撒谎的族类将遭何种灾祸也漠然置之的了；一种对人人存疑的长久印象压在心上，把最热切的为他们好的愿望冻住，也使许多造福他们的计划受挫。他们较好的品格在远处便淡了，而日日与这万恶之祖相处相磨，耐心也就耗尽了。雅裨理先生提到一桩欺骗之事，可作一例：

我们到鼓浪屿后不久，有一个人来见我们，自称是我们所住那所房子主人的近亲与监护人，还领来一个小男孩，说他与守寡的母亲共有此屋。看那房子的样子，加上别人的证词，我们不难相信他所说的：这家人如今境况衰落，不但英军攻打此地时失了房子，还被本地盗贼抢去一千元。于是我们给他一点租金，把银元交给那人，他又放到孩子手里。第二个月他又来了；可我们那个一向被我们当作异教徒中格外老实的仆人，提议该打听打听那钱究竟有没有交给名义上收钱的人；不久他便带回消息说：那位母亲根本没听说过什么钱，收钱的那人并不住在这家，可他如今另遣了一个小子来，说会替她收下，我们的仆人还保证这小子必会交给该收的人。过了一两天，我们的厨子悄悄告诉我：我们那位「老实」仆人——他为防这件事上的舞弊费了那许多心——竟逼那小子把钱分一半给他，算是他不让钱落到不该落的人手里这份「无私」的酬劳；再一查问，才知道这厨子自己也得了一份不小的封口费。

偷窃极其常见；而官吏的非法需索，前文已经说得够多，是最为苛重的。这种恶行也多少被加于罪犯的刑罚所约束，虽则病根并未触动。中国人的淫佚固然可以一部分归之于他们不知纯正的智识之乐、又缺少有德行的女性的交往，那么他们的说谎也可以一部分归之于对官吏的畏怯趋奉，他们的偷窃则归之于食不足、工不够。好客并不是他们性情中的一项；恰恰相反，乞丐之多与其境遇之惨，表明公私的慈善几乎绝迹；可即便在这一点上，若想到在这样稠密的国度里他们为赡养亲族家人所作的努力，这一笔笼统的指责也须有所保留。他们的贪婪不如他们的爱钱那样显著；可这份欲望所引出、或所预设的勤劳，正是他们胜过邻邦的主因。他们所表现的礼貌，其动机很少出于善意，因此那层漆一剥落，底下材料的粗鲁、野蛮与卑劣便露了出来；不过在他们自己中间，这层外表的光滑也不是全无好处，它能防止争吵——双方既彼此心照，便都小心不逾礼数之界。

总而言之，中国人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混合：若有可称许之处，可责之处更多；若说他们有几样刺目的恶德，他们所有的德行也多于多数异教之国。他们想以法令的约束与教育的普及来救其性情之失，所走的路无疑是对的；而他们的不足，则表明这两样若没有福音来援助君与民、提高全民族的道德良知，必定都是徒劳。某些地方公然承认的溺女之俗，而且各处都已褪去了一切羞耻与刑罚；使徒保罗加于古代异教世界的那一切罪恶的可怕流行；鸦片之用的骇人之广（而且是在大英帝国的庇护之下、以其权力与技术自印度提供纯品），毁坏着百姓的物产与天然的资源；说谎与欺诈的举国通行；老少毫不知羞的淫荡；官吏对囚犯的酷虐与主人对奴婢的暴虐——这一切合成一股人性堕落的无阻的洪流，证明在那里有一种道德沦丧，其性质与程度几乎无从言之过甚，也几乎无从想见其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