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第一章中国历史概略

在我们欧洲，历史的含义远不止于王朝更迭与种族争斗的故事。尤其在我们这几座岛上，自由人历来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创制或自行认可他们的政府，因此百姓的编年与王公的编年同样值得研究。我们如何以罗马属地的身份开始了第一段看得懂的历程；如何披上一层罗马文明的薄饰；如何沦为撒克逊人与丹麦人入寇的猎物；如何驱逐罗马的驻军；如何以基督教涵养粗野的习俗；如何落入一批法国化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即所谓诺曼人——的封建组织之下；如何渐渐把凯尔特与条顿两种成分熔铸成一个操混合语言的民族；如何迫使国王、教士与贵族把权力分给平民；如何充分利用印刷术；如何创建海军；如何发展贸易；如何建起一个海外帝国；又如何迟至相当晚近，才把教育之利推及各个阶级。一言以蔽之，我们要处理的，既是一部种族争斗与王室野心的记录，也是一部物质与社会进步的历史。

中国却不是这样。姑且把过去三十年、尤其是最近两年间发生的那些重要发酵暂搁一边，我们首先必须认清一个先决的事实：在那里，物质文明今日大体仍停留在两千年前的阶段。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随气候、地方与可得的建材而异，多半住在泥屋、毛石屋、粗木屋或苇草屋里；即便最好的房子（城镇除外）也少有铺地板的；哪怕在城里，也几乎没有一家有顶棚；即便有，也不过是虚挂或糊上去的几张纸。除田地、牲口与存粮之外，财富的积累无非是节日的衣裳、妇人的首饰和埋在地下的银子。没有马车、好马与精致的鞍辔；没有一幅值得几个先令以上的画；没有摆设停当的早餐桌或正餐桌；没有报纸、邮差、铁路、有轨车、公共马车，甚至没有像样的道路和可供行走的人行道；没有书橱、床架、安乐椅、钢琴、地毯、桌布、写字台、煤气、洋灯、火柴，甚至没有一支体面的蜡烛；没有室内游戏、雪茄、葡萄酒、啤酒、干净的替换衣物、盥洗台——总之，没有任何一件称得上奢侈的物事。中国式贫穷那种难以言说的寒酸，与克鲁泡特金公爵夫人笔下俄国农民的贫穷，相去无几。一层的、往往只有一间的屋子，是搁在土地上而非砌进土地里的；几把木椅或藤椅、几张榻与桌；一两口铁锅铜壶；一柄粗斧、一两把刀，若干勺瓢；粗瓷的饭碗茶杯，木筷；一架纺车；打满补丁的粗布衣裳；水桶；一头耕牛；脏破的被褥；一条狗、几口猪、几只鸡；满屋子的老鼠，还有虫豸。——在这一片物质落后的死水之上，唯一的亮处是村塾；那里靠着诵读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书，给了人一种相当过得去的实用教育，至少提示了这种教育的底子；而这些书在今日各种方言里，几乎与当初写成时一样能够读懂。当然，不待言，大城镇、尤其是外国贸易所能及的地方，并不在上述这一纸状词的每一条之下；还须补上一句：那些搜刮钱财的官吏，所谓“吃民脂民膏的”，确乎享受着几分声色之奉——贵重的衣服、丰腴的饮食、花费不赀的姬妾。但他们只是极小的少数，正如俄国那一小撮人靠着千百万无助而愚昧的人过活一样。

我这里暂离本题片刻，只为指出：中国的历史大纲并不真是一部物质进步与民众发展的历史；因此，比起欧洲那座迷宫般的历史来，它可以讲得简单得多、短得多。那里没有法律的、医学的、社会的、政治的、神学的或别的什么惹眼的学问，来把浅白的政事搅复杂。百姓在大乱之后虽会周期性地在自由民与奴隶、战俘之间变换身份，但他们历来都是自有其田的、相对独立的农人，或是自有行会的商人，一如今日。他们以市镇与乡村的共同体自治；除了极少数尽人皆知的例外，中央政府从未为他们做过任何事，只是征他们的粮、盐、钱、过境货物、劳役与兵役。没有卫生、户籍、路照、婚姻、丧葬、教育以及别的什么限制或法令。除防洪之外并无公共工程；不修道路，不颁法律，没有民众投票、议会代表、执照、狩猎法、渔业法、遗嘱法，也不干涉人家的家事。治理百姓的是地方习惯，而习惯又是百姓自己形成的。于是历史不过就是这么一件事：哪一伙冒险家将骑在这些耕地的人头上养肥自己；而这件事又该由谁凭着那历久相沿的天命之名去做？中国的成文史不是什么哲学之学。它只是一部光秃秃却又无价而准确的记事，两千年间逐日堆叠，全无轻重之别。于是：六〇一年一月一日星期一，“突厥犯京师”。星期二，“某氏纳为二等嫔”。星期三，“波斯、婆罗洲入贡”。星期四，“太后呕血”。星期五，“某将为广州乱民所败，亲属尽诛”。除这光秃秃的记事之外，另有大人物、历法、蛮邦、音乐与礼仪的专篇。要从一件件孤立的事实里造出一门学问，那是我们欧洲人的事；正如植物学家所做的，无非是把在我们鼻子底下一株株开着的花，按文字的形式归了类，便成了一门学问。

古代一切老文明，除了彼此争夺地盘之外，在亚洲与欧洲都还得抵御骑马的、即鞑靼的部众的侵入，以保全自身的存在。（“鞑靼”一词是中古汉语的字眼，用得含混，与我们一样，泛指“游牧民族”。）中国人最初被人听说时（而且唯一的依据就是他们自己，因为别的任何人都不曾记下过他们的事），他们占着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以农为业，把出产的一部分作为粮、丝、麻布之税交给他们的君长。尽管有种种关于他们或许出自巴比伦或阿卡德的揣测，却全无证据说明他们是怎样到那里去的；但他们在公元前二七〇〇年确已在那里了；而且自那时起，直到公元前二〇〇年前后一个真正历史意义上的帝国出现为止，他们时时忙于把土著部落往海边推，同时抵御北面突厥人与西面吐蕃人的侵入。（为省事起见我用这两个称呼，其实“突厥”一词在公元五五〇年以前从未听说过，“吐蕃”一词更要迟到此后几个世纪。）这两千五百年的长时期绝非无事可记，也没有哪一条陈述叫人难以置信。我们由此对当时的行旅与地理得了一个相当过得去的概念，对平淡的中国生活也有了一份虽经润色却尚算清晰的体味。所可惜者，年代往往前后不合、自相牴牾或含糊其辞；画面缺乏确定的轮廓，说教与扪心自问多于具体生动的事件与结果；议论多而行动少。当时几乎无人知晓的长江，其主要入海口是从今日的通商口岸芜湖一带横贯到杭州的；今江苏省的大半还浸在海水里；黄河入海之处比现今更靠北，近于天津；历代王朝与帝王把国都迁到这一河谷的不同地点；而统治阶层拥有相当不俗的天文学知识，则是十分清楚的。至少在三千年前、大概在四千年前，他们已借一个七十六年的周期，把回归年、太阴年与太阳日调和起来；他们的推算之法使我们纵不能一一核验其半信史的记载，至少可以说：没有合乎情理的根据去怀疑他们正史的真实性；即便再往上追四千年之外的相当长一段，也只是因为早期中国人不识冬至，或忽于在冬至复临之时加以观测，才使他们最远古的年代学在今日天文学家看来含糊而不能令人满意。

与上述半神话时期相对的半信史时期，约起于公元前一一〇〇年。至此我们看见一个新朝不但要应付北方的鞑靼人，还要应付西方的吐蕃入侵者，而后者正是更早诸朝的心腹之患。事实上，这个王朝由于被逐的中国君主治国无道、几乎是百姓请进来的，其来历被说成是“西方来的外人”——这个说法听上去比实际所指要耐人寻味得多，因为其间并没有多远的距离。此时，长江以南的全部中国、长江上游全谷地以及山东半岛，都还在蛮族部落手中。蒙古、满洲、朝鲜、日本、东京、西藏、青海，都还一无所知。中国的情形，颇像罗马帝国征服意大利之后、布匿战争之前。在欧洲，人们对不列颠、日耳曼、西班牙、法兰西、多瑙河的蛮族等等已有些模糊的概念，而这些民族纵然对罗马人与意大利人显得陌生，究竟同他们一样是雅利安种。罗马已篡夺了希腊在文明上的位置，南面则有闪米特与含米特的对手——迦太基与埃及——与之相持。在中国，南方未被征服的诸部落，无疑当时也同现在一样，是用声调的单音节族类，与中国人同源。那个较西的新王朝篡夺了旧朝在文明上的位置，北面则有图兰族的对手与之相持。罗马的扩张是向北，在同类之中；她真正的外敌在南方隔海。中国的扩张是向南，在同类之中；她真正的外敌在北方隔漠。

新朝的政策，是把“中国”（至今仍是中国的通称）分封为采邑或侯国，皇帝自留一块不大的地面直辖，对分封的宗室行一种松散的督察，颇似中世纪教皇之于欧洲列国。凡重要藩国的档案与编年，都在帝都存有副本；帝都亦颁布礼仪、星占及其他职事上的指示与规程。有证据表明，当时与今日一样方言众多，各国的书写之法虽大体相似，细微处则互有差别。文书以笔刀刻画在薄薄的木牍或竹简上，几乎就像我们今日还能看到印度的钱庄把账目刻在晒干的棕榈叶上一样。因此书籍笨重而昂贵，有记载的知识必然（一如我们中世纪的情形）局限于极有限的一小群官吏与文人。此时满洲的若干部分已被征服，但其后与那一地区的政治往来，只限于今日北京一带的那个侯国，对通史或帝国史无关宏旨。

有相当可信的记载或传说称，约在公元前九七七年，一位中国天子曾大举巡狩蒙古与通西方的大道；文中特意提到马奶酒，以及一座已知在今库伦与俄国城镇恰克图附近的山。在中国全部的历史与传说中，此前似乎连一丝一毫关于大西方的知识都找不到。伦敦虽藏有数以千计的泥板铭文，有些已有六千年之久，而中国的传说里连“在泥上书写”这件事都不曾提及一次，所以在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还不能把中国文化同阿卡德牵连起来。这位巡游的天子似乎失掉了旧有的、对其边境上吐蕃部落的影响力；约在公元前八七四年，最西的秦国先是取得了这种影响力，继而索性脱离了中国的封建体系。数年之后，我们又见到天子认可了山东一个藩国的继位；但自此以后中央权威开始衰微，而这一衰微的年代，恰与中国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史家所定的信史之始相合——那部两千年前写成的书，今天读来仍然通顺明白——其年为公元前八二七年。

如今我们总算走到了信史的门口，但它与那些较可疑的历史之间，主要的分别只在于：年代精确了，劝人如何行事的话头也常常让位于看得明白的行事。那些较确凿的事实，其质地与更古的不确凿者并无二致，也丝毫不能使后者失信。显然，倘若一八〇〇年以前的全部英国记录被彻底销毁，我们残缺的记忆与传说不久便会迫使我们承认：英国的信史始于一八〇一年。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它足够老实。人家含糊地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含糊地信以为真；人家没有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理由去杜撰；而且（从后来信史那可以验证的忠实来判断）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设想，那些不那么精确、因而不那么可验证的历史，竟曾有过不忠实之处。中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二七〇〇年，但直到公元前八〇〇年之前都乏味而摸不着边际；而公元前八〇〇年前后，正也是真正的西方历史开始的年代——这是就晚近以前而言，直到小亚细亚、克里特、埃及、巴比伦与波斯的新近发现，为我们的考古学家送上整座整座被遗忘的记录之库，其中有些还远在世界所谓创生之前。中国人当初若不用那笨重却易朽的木头，而用更笨重却不朽的烧土，我们或许可望在适当的时候为中国取得同样辉煌的成果。就眼下的情形而论，说我们今日几乎没有一件重要的中国文献仍以两千年前的原样存在着，并不算夸张；一切古代著述，除极琐屑者外，都是凭记忆的抄本，或是从残缺的写本用变过的字体转录下来的。

自公元前八〇〇年至前二〇〇年，中国的帝权日衰，很像欧洲罗马权力与其后中世纪日耳曼—罗马权力的相继衰落。诸侯所治之地大致相当于今日北方各省，他们彼此之间、也同天子之间争夺霸权；正如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日耳曼与意大利彼此之间、也同教皇之间为现世利益而周旋，同时又在于己有便时承认教皇在精神上的至尊。在中国人所谓的六七个大国之间，还楔着一些小国，相当于我们的比利时、荷兰、瑞士与丹麦。西面隐隐然矗立着未驯的秦国，像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在远处不动声色地培植实力，蓄着莫大的野心。沿长江一线，则是一些只有一半中国气的强国，可比于我们那半欧洲的土耳其、萨拉森人的西班牙，或埃及与叙利亚。有时这个大国做了盟主，即所谓“执牛耳”者；有时又是那个；攻守同盟纷纷结成，小国兴废不定，天子被人推来搡去，蛮夷之助（主要是吐蕃）被召来相帮；终于在公元前四〇〇年至前二〇〇年之间，各藩国公然自立为王，正如那些名义上归罗马的奥古斯都、即至尊皇帝统辖的条顿及其他邦国，先僭称恺撒、即副帝之号，继而又僭称奥古斯都之号。正是在这一过渡时期之中，约当公元前五〇〇年，孔子在藩属的鲁国（山东的一部分）身居要位。鲁是个极体面的国家，却从来不是强国；孔子的宗旨在于抑止暴戾的野心与卑下的私欲，恢复天子的至高权威，并在国政与乡里之间一概祛除那种“沙文之气”。这一切的结局是：秦国——它在半野蛮地独处五百年之后，于公元前三七四年重入封建体系——渐次以谋以战，把别的邦国一个一个从独立的地位上打下来，终于在公元前二二一年，那位得胜的秦王自称“皇帝”，即君临天下之号，此号沿用至今。

在这整段时间里，各藩国对华南、朝鲜及其他边外之地的知识自然有所增加；但中国的殖民虽沿着大川的走向推进，有一点却是十分确定的：黄河及其支流流域以外的任何地方，其属于中国的程度，都不比不列颠、高卢、巴达维亚、西班牙、潘诺尼亚、阿非利加以及其他被罗马势力殖民或占领之地属于意大利的程度更高。两处的民族观念都还未曾诞生。这一点须牢记在心；还须记得：今日南方与西方的多数省份里，仍有土著部落的山地聚落，他们同中国人之间那种亲缘，其遥远与含糊，正如挪威人、罗马尼亚人、葡萄牙人与波兰人之于希腊人这样较古的雅利安族群。北边与各种鞑靼骑手时有小规模的冲突；早在所谓“始皇帝”征服全中国之前一百多年，就已筑了好几道长墙；他所修筑或加长的那条如今业已残破的长垣，至今仍自山海关（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间在我们占领之下）绵延至青海湖附近。

公元前二二一年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世界的主脉历史即系于其上。自公元前三七四年重入中国的邦交以来，西方的秦国把她在农事、外交与战争上的机会利用得极为出色，以至于包括天子之国在内的其余各国，一个接一个落入她的罗网，被挤出了政治上的存在，如前所述。秦王（他同我们自己新制度的塑造者征服者威廉一样，是庶出）终于自称当时所知之天下的至尊；把我们如今所称的中国本部划为三十六郡；并着手亲自作一连串的军事巡行，不过其足迹从未越过鄱阳、洞庭二湖以南。鞑靼被逐至黄河之外；有人试图把各种字体简化、划一，或说标准化；今日的毛笔于此时发明或改良；一切车的轴距被定为同一宽度，以便利贸易的往来；一部校订过的历书颁行天下；法度、权衡与尺量都经核定；金属兵器被收缴起来，熔铸为钟与人像。在巡行往山海关与今之芝罘一带时，皇帝听到了海外某些岛屿的模糊传闻，而今北京一带的那个藩国，早在此前一个世纪已经发现或听说过它们。那些岛屿便是日本；不过当时对日本、朝鲜、满洲、蒙古、西藏、印度支那，甚至对广州、福州与云南，都还一无确知。然而那三十六郡在名义上是把辽西、辽东（即辽河以西与以东）、华南，以及长江上游可通航的那一段谷地都算在内的。因帝国的学者对这些新政不以为然、加以讥议，公元前二一三年便有了一场针对书虫与书籍的大围猎与大焚烧——若想到皇帝本人每日要批阅定额一百二十斤重的文书，便知此事远比乍看之下容易：每一部要紧的书都那样笨重而昂贵，其藏处之为人所共知，不亚于我们早期的莎士比亚版本，而其体积之难以藏匿，也几乎不亚于欧洲各博物馆里的亚述人首牛身像。

这位革命的皇帝于公元前二一〇年死于巡途，其地离两千一百年后德国传教士被杀、因而引出中国今日局面的那个地方极近。他的儿子是个受制于宦官的窝囊货，无力承继父亲的宏图；于是遍及“黔首”之地（当时真正中国的那一小片地面如此称呼）的叛乱纷起，数名相争的枭雄逐鹿。这是世界史上最引人入胜、最生动的故事之一，其趣味比之两位恺撒同庞培与安东尼的争斗记述，丝毫不落下风。凡能读法文的人，都可以在巴黎沙畹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大史书的译本里，逐行读到它。

最后，那位以其封地而被称作汉王的枭雄，成功地荡平了所有对手，在今日的西安府（一九〇〇年出奔的皇太后所投奔之地）自立为帝。汉朝先后有两三个接续的版本，自始至终自公元前二〇六年延至公元二六三年。在我们主降生之时曾有一短暂的中断，但到公元二五年，东汉已扫除了那些革命的僭立者，把新都稳稳地立在今日的河南府。公元二二〇年至二六三年间，因帝室衰败与群雄野心，帝国裂为三分。北部即老中国的那一片，完全落在另一家之手，其开创者是著名的曹操将军；他的功业在中国之家喻户晓，正如同时代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与其对手克洛狄乌斯·阿尔比努斯在欧洲争夺罗马之事。汉室的第三个版本据有我们今日所称的四川，那时那里是吐蕃与别的半野蛮部落的杂处之地，沿可通航的江河夹有中国移民。华南人口稀薄，住着安南、暹罗与倮㑩一类的部落，由第三个成功的家族松散地撑持着，因而垄断了罗马、波斯与印度的海运贸易。罗马，或者说罗马治下的叙利亚，当时称作大秦。

汉家四百六十年统治的总成绩，可以简括如下。匈奴鞑靼——即匈人——的势力被打得如此粉碎，以致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他们的部众已有一半被远远驱往咸海与伏尔加河一带；另一半则成了中国的食禄者与盟友。然而即便这一半，也渐次或被通古斯鞑靼新兴的势力所吞，或在与之相争中耗尽了自己；因此公元三世纪中国裂为三国之时，游牧诸部除了攫取几块无人防守的地面、一时自命为逐鹿者之外，竟无力再从这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中多得什么好处——其行径颇似东哥特、西哥特与汪达尔的酋长们利用罗马内讧的故技。

与匈奴（后来的突厥诸部当时如此称呼）这场绵延四百年的生存之争，有几项极重要的副产物。首先，鞑靼人在公元前二〇〇年势力鼎盛之时，曾把一个一度强盛的游牧民族——月氏——向西驱赶。这些月氏的迁徙者在与不友善的邻族厮打一阵之后，终于在阿富汗与大夏一带定居下来，在那里接触到亚历山大所引入的希腊文明的遗绪，最后建起一个涵盖今日旁遮普的强大的印度—斯基泰帝国。中国人为求得这些月氏逃亡者相助以御共同的敌人鞑靼，不得不且诱且战地打通突厥斯坦。凡此种种，先是带来了对塔里木河谷、帕米尔、于阗与喀什噶尔的了解；继而是对今日浩罕、撒马尔罕、阿姆河与锡尔河的相识；带来了关于印度的模糊传闻，以及经长江上游一带前往印度的可能路线；带来了佛教——它自印度经月氏帝国与突厥斯坦传入；带来了关于安息与通往罗马的陆上丝路贸易的若干概念；以及关于罗马帝国本身的、轮廓不清的传说。同样，为迂回包抄鞑靼的东翼，也带来了对辽东情事的较深了解；带来了对北朝鲜的一度征服；带来了与日本的往来；如此等等。

公元前二二一年由那位秦帝构想并如上所述建起的宏伟结构过早崩塌，使广州、云南一带的藩王多年与外隔绝；新的汉朝不得不沿南方诸水用兵，以迫使那些不驯的总督承认新朝。此事先是带来了广州与福州的征服；带来了对印度支那的了解；带来了对西江在战略与商业上用途的开发；继而又带来了对南路通印度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考量。若想到即便今日西南各省的人口仍有一多半不是汉人；即便在东南各省，也还有一些部落——其中有些完全独立——在相貌、语言与衣着上与汉人大同小异，却各自有别的族名；我们便不难领会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大事实：这个伟大的黄色单音节族类中有文化的那一支，就我们所能上溯者而言起自黄河流域，渐渐如扇面般向海、向喜马拉雅、向大漠推展；沿着天然的道路与河流殖民，把通古斯、突厥、吐蕃、暹罗、安南等各路对手驱于其前，或将其同化。在西藏与印度支那这两处，尚有印度影响与之相抗；而在其余各处，中国的敌人或被吸收得面目全非，或采用了某种变了形的中国文明，或愠然退入山中做无知的蛮夷，或在名义上的中国宗主权下保持独立。因此中国自以为自成一个世界，是颇有理由的。

公元二六五年，中国在晋朝手中重归一统；此朝与多数中国王朝一样，由一位得势的将军趁着朝廷衰朽腐败而开创。这个新的统治之家（不可与公元前二二一年的秦朝相混）自始便须对付一群鞑靼与吐蕃的枭雄，他们或多或少通晓中国的门道，且通常有中国的叛臣、通事与书记从旁怂恿。以我们篇幅之所限，至多只能说：中国的都城仍在洛阳（河南府），其情形颇像戴克里先、君士坦提乌斯与君士坦丁治下偏东的罗马帝国。重心移了位。佛教此时已在中国立稳脚跟，正如基督教之在欧洲。高卢人、日耳曼人、哥特人与汪达尔人如何逼迫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朝鲜人、通古斯人、匈奴人与吐蕃人便如何逼迫中国的两京。历史还在第二重意义上重演。公元三八六年，拓跋氏的通古斯鞑靼不但驱走了鞑靼与吐蕃的一切对手，而且与晋朝分了中国的天下；而晋朝在此之前七十年，已被交战的鞑靼逼到了今日的南京。晋朝不久便整个垮掉，此后两百年间，南方先后有五个短祚的中国朝代相继而治，北中国则由拓跋鞑靼独占。这二百年，便是史家所称的“南北朝”。

方才我大略勾画了公元纪元前后各四百年间对外方略的主要结果。此后四百年——即到公元六〇〇年为止——的大致发展，可述如下。南方诸朝同印度、锡兰、印度支那与南洋群岛发展起可观的海上贸易。治北中国的拓跋鞑靼重开了与远西直至波斯的联络，但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或罗马帝国并未得到什么新知。这些拓跋人似乎与我们今日所谓蒙古人同源，他们把对手匈奴逐向西方，结果不过是看见另一支游牧势力——柔然——在漠地兴起。吉本沿袭十八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说法，把这个新势力认作阿瓦尔人；然而此说断难成立。公元五八〇年，中国再一次在一个本土王朝隋的统治下重归一统，其时北亚的总形势可述如下。日本、朝鲜与满洲都已较为人知，且都与南北两朝有过邦交；但它们谁也不曾在自身那尚无文字的发展范围之外，施加过什么重要的政治影响。自公元前二〇〇年至公元二〇〇年间一直缠扰中国的老匈奴，此时作为一个仍用此名的统治势力已全然消失；在粟特及咸海—里海一带建过几个侯国之后，他们渡过伏尔加河，化作阿提拉与他的匈人，闯入了欧洲。古老的通古斯鲜卑，旧为匈奴的属部，此时已把不曾西去的旧主或吸收、或收为奴属；此外又以拓跋的朝号，两个世纪之久以中国皇帝的身份统治了中国的北半。但如此分心之必要，也给了一个新的游牧大势力以在北方坐大的机会。这个柔然势力似属突厥—芬兰系，其确切的族源成分我们至今尚在暗中摸索；其西面，在巴尔喀什湖一带，有一个名叫悦般的势力，而此悦般明白载称是数世纪前西迁途中所建匈奴侯国之一。拓跋人约在公元四五〇年曾谋与这些悦般人共击柔然；此后他们——悦般——便自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与此同时，柔然属下一个打铁的匈奴小部，在公元五五〇年冠以“突厥”之名，在公元前二〇〇年月氏腾出的那片旧地上慢慢坐大起来。及至拓跋王朝分裂为两个相争的宗派，其中一派便联突厥以攻另一派——后者则是柔然的盟友。长话短说：中国从这场混战中走出，统一在隋朝一位本土皇帝之下；各色鞑靼王朝被逐出中国，而整个西伯利亚、蒙古与满洲，则再一次统一在精悍的突厥可汗治下。

我恐怕读者要随我穿过这团柔然的乱麻颇为吃力；此事在一九〇二年四月一日《亚洲评论季刊》所载的一篇文章里说得更清楚些。但我特别想指出其重要的结果。突厥人与阿瓦尔人都在公元五六八年前后出现于君士坦丁堡，而匈人与阿瓦尔人在法兰克势力兴起期间的欧洲种族争斗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从欧洲史上是知道的。我所形成的看法是：这些亚洲人之侵入欧洲，与他们在中国方面的消失，时间上正相吻合。匈奴就是匈人，匈奴的悦般一支就是阿瓦尔人。柔然被灭，从未西遁，绝无可能是阿瓦尔人。

正当统一的中国与统一的突厥（姑用此词）如此相对而立之际，似乎经由波斯与突厥传来消息，说远西有一大国名曰拂菻，据称即大秦——大秦之名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个世纪初被模糊听闻，其通商的使者曾于二、三世纪由海路来华。我认为这拂菻便是法兰克人日渐兴起的势力，他们在巴伐利亚已与阿瓦尔人接触过。直到今日，「佛郎」「法兰」「佛郎机」一类的字眼，在东方各种语言里几乎通用于指称各色欧洲人；而我正是从这个年代——姑且说公元六〇〇年——起，追溯东西两大文明集团之间真正往来与思想自由交流的开端。我们称中国的那个字的来历，并不比中国人「佛郎」一词的来历更清楚一分。

然而此时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崛起；孤悬一隅的吐蕃势力在印度文化的激荡下惊人地壮大；云南出现了一个强盛的掸族或暹罗帝国；日本接受了佛教，并对中国文明获得了广泛的了解；聂斯脱利派基督徒经陆路辗转来华；朝鲜三个小国已蜕变为有文化的国家；而中国的大唐王朝则推倒并承续了隋的宏图——隋那壮丽的统治，其骤然崩塌的方式与缘由，同当年汉承秦祚时如出一辙。

至此我们终于面对着可以辨识的人、可以凭今日尚存之证据证实的事。在西藏的拉萨城，八二二年的梵汉双语原碑仍刻在石上，可与中国史书的记载相印证；著名的叙利亚文—汉文的聂斯脱利派石碑仍立在西安府，说明法兰克人是谁、基督教是什么；云南大理府的石刻仍在，可佐证第一个暹罗帝国的兴亡；近十五年间，俄国人在蒙古各地发现了众多突厥—汉文双语碑，证明公元前二〇〇年至公元二〇〇年的匈奴，就是公元五〇〇年至七〇〇年的突厥；并证明在西迁之际，一种源出阿拉米亚或叙利亚的字母，曾经粟特传入蒙古。

中国的整个面貌此时已经改变；北方的移民与流亡者住满了长江以南凡较易到达的地方；阿拉伯的文明、商业与文化，在穆罕默德新教义的推动之下，沿自阿拉伯至杭州的整条海线取代了印度影响；哈里发的军队征服了一千年前亚历山大所踏遍的几乎全部雅利安土地；在大夏与突厥人正面相遇；甚至在缅甸边界上参与了暹罗与吐蕃两帝国之间的殊死斗争。日本提出以对等国家见待的要求，却与中国政治保持距离；朝鲜两度被中国大军踏过，为的是把她与突厥的影响切断；与劫掠成性的突厥人的生存之争，其漫长与惨烈几乎不亚于汉朝与匈奴的角力；中国人使尽气力，才护住西面与西南面的边疆不受吐蕃与暹罗的觊觎与进犯；而介于突厥与朝鲜之间的通古斯诸族，一面依当下之便在敌对诸强之间左右逢源，一面又得了机会，再一次发展出一个极可畏的势力。

唐朝煌煌三百年之治后归于衰朽，一半因与鞑靼、吐蕃、暹罗无休止的争斗所造成的耗竭，一半因宦官的干政与内部的腐败。突厥的势力曾在七世纪被分化、被击碎，正如汉朝分裂并把匈奴势力逐向西方一样；但其余的后果也一模一样。中国在人血与财力上都被掏空了，以至通古斯诸势力又有了坐大的时间，而突厥的余部则钻营着要在北中国称制，正与当年匈奴余部所为分毫不差。中国崩解了，约有半个世纪先后由五个短祚的王朝相继而治，其中三个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突厥的；但它们所治不过是中部、即可称作“老中国”的地方，而且还得以向今日北京一带的契丹人纳贡为代价。须说明的是，契丹人不过是古代鲜卑的重新洗牌，正如突厥人不过是古代匈奴的重新洗牌。与此同时，中国的南方与西方又一次分裂为若干半独立的帝国，据有今日所称的广州、福州、杭州、南京、汉口与成都或其附近。一个通常被称作唐古特的强大混合势力，主要由吐蕃成分构成、由迁去的拓跋人统治，在鄂尔多斯与青海一带渐渐凝聚成形；朝鲜、安南、云南与西藏则趁乱恢复了实际上的独立；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毁灭性的战争。

到十世纪将尽，局面如下。一位成功的将军把整个老中国与华南重新统一于一个新的本土王朝之下，是为宋。契丹人有中国的叛臣相助，又靠成批成批掳来的工匠、农人与别的战俘供养，建起了一个极强的帝国，其形态可称之为安息式或布尔式的，即一半在马背上、一半已定居。两百年间，这个契丹帝国垄断了蒙古全境的最高权力，受西面突厥余部与东面新兴满洲部落的纳贡。虽有一两次礼节性的使节自哈里发、自波斯、于阗与别的西方地方前来，但大体可以说：突厥人的主体西遁之后，把他们的新动向藏进伽色尼、塞尔柱与奥斯曼这些新形式里的同时，也把他们钻进去的那些洞口一并拖走了。此后数百年间，一切关于远西的陆上知识，从中国人心中一笔勾销。唐古特王国有效地堵死了中国与突厥斯坦之间的通路，而这个能干的国家的主要营生，便是拿南中国去牵制契丹，同时向双方照例纳贡。西藏、云南、印度支那与日本则被完全撇在一旁，在相对的湮没之中各自演进。南洋贸易迅速发展，广州至长江之间的各口岸兴起了重要的阿拉伯与波斯商侨聚落；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相对晚近的时候，中部中国的历朝政府对沿海正在发生的这种经济发展，似乎仍所知甚少。贸易此时还纯粹是民间的、非官方的事。

契丹人对其东面藩属——真正的通古斯人、即当时统称女真的满洲诸部——的暴虐，激起了那些鲜为人知地区的叛乱。这些部落在渔猎生活的磨砺下，已渐渐练出一套颇不寻常的军事韬略。他们的主子契丹人，则相应地因两个世纪与中国奢华的密接而变得腐败柔弱。这一切的结局是：南方的中国人与女真人密谋，条件是为中国收回久已属于契丹的北京平原。世上凡弱者求助于强者的历史，结果似乎无一例外，此次亦然：女真人不但把共同的敌人契丹逐出了北中国，且不久便找到借口把北京平原据为己有，并进一步蚕食中国本部。北中国以女真代契丹的同时，宋朝、即纯粹的中国王朝，不得不迁都，于一一三六年徙于杭州。强大的唐古特国一经召唤，立即把它从前对契丹所纳的那点有限的臣礼转呈给女真，并继续两头下注，以北中国牵制南中国，可谓一手抛着两个球。

论及这一时期——公元九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眼前最该聚焦的图景是：通古斯一系的鞑靼，先是蒙古型的，继而是满洲型的，绝对而独占地统治着北京平原及其以西直到鄂尔多斯河套的地方。其北则是他们那广袤的蒙古—满洲帝国的其余部分，与南方的、即文人的中国毫不相干。在这整段时间里，吐蕃—汉人的混合人口在一个迁去的通古斯家族治下，维持着一个当真强大的帝国，欧洲人因其偏用唐古特语即藏语而称之为唐古特。由于大量鞑靼血液的注入，中国北方各种方言、尤其是欧洲人最熟悉的北京话，其被污染的方式恰如拉丁语在高卢之被污染。因此北京话或别的“官话”方言可称为中国的法语，而真正的拉丁语、即古代经典的读音，则须到南方去找。于是便有这样的事：朝鲜与安南实际上已被隔绝了许多世纪，而我们发现两千年前输入那些地方的大量汉字词，比任何别的纯粹中国方言都更好地印证了广州口语所仍保存的古音之钥。在这南北分治的时期，南方中国人养成了一个习惯，戏称北方人为“鞑靼”，即我们那个含糊的字眼「鞑靼」。北方人则投桃报李，讥笑南方人为“蛮子”。也正是在这三百年间，无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全然无人提及；突厥的余部似乎在与哈里发国的政治关系中静静地发展着他们的新宗教，各行其是，而南北中国谁也不曾理会。

此时发生了又一件世界高层历史所系的大事。一个默默无闻的突厥—通古斯部落的首领——其部常被称作塔塔，看来与早已以蒙兀之名为人所知数百年的契丹一支相同——因忿于女真收税官的横暴无礼，唾其面，并（用我们的说法）叫他带着他那位皇帝主子“见鬼去”。这位首领便是日后的成吉思汗；这第一次的不服，渐渐导致了女真王朝的倾覆。与一切曾成功地激起热忱的鞑靼领袖一样，这位蒙兀或蒙古部的首领不久便把散布在北亚广袤原野上、带着马匹、牲畜、帐幕与车辆的无数突厥与混血部众，招到自己的旗下。首先要办的事之一，是扫平挡在路上的唐古特帝国。他似乎本无西征的特别打算，直到突厥斯坦讹答剌的穆斯林算端对几名蒙古使臣做出了骇人的举动。此事导致了突厥斯坦、布哈拉，以及印度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旧日嚈哒或月氏帝国——约于五五〇年为突厥所灭——所有地面的征服，并最终导致吉尔吉斯、钦察、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并入。一时连西欧也为之战栗；而我们关于那个时代的许多消息，正得自教皇与法兰西国王派往俄罗斯与蒙古的蒙古可汗处的鲁布鲁克及其他使者所留下的记述。这些消息在中国史书里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诚然，本土的史家根据从匈牙利、俄罗斯与波斯归来的兵士之言所记的那些外邦人与外邦地方，他们自己懂得极少甚至一无所懂；但幸而他们“至少把名字钉在了柜台上”，上下文虽单薄，已足够让我们凭这些名字断定：其事实与我们从西方史料确知者相比，并无严重的走样。然而即便有了这一切对西方的实际经历，即便“佛郎”即“法兰克”一词也偶或重现，蒙古人带回中国的，仍不是关于法兰克人究竟是何等样人、他们与旧日大秦即罗马帝国是何关系的任何确切概念。有一点或可稍为他们开脱：拜占庭的罗马帝国当时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君士坦丁堡那点可怜的残余，勉强才与罗马的教皇、与条顿人的罗马帝国，以及与西方的西班牙、法兰西、英格兰、日耳曼诸强平起平坐。

蒙古大势力初现其威胁之时，女真皇帝曾向唐古特苦求，劝其忘却旧怨、合力抵御这个否则必将把两家逐一灭掉的入侵者，然而无效。南方的中国帝国后来也尝到了同样的苦果。在助蒙古逐走女真之后，那个蛮子帝国（马可·波罗笔下的「蛮子」）被成吉思汗的后人一块一块吞噬；一二八〇年，成吉思之孙忽必烈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君临远东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马可·波罗忠实的记述，最能让尚不能研读中国史书的人判断这个帝国是何等模样。忽必烈家族的成员统治着俄罗斯、高加索、波斯、帕米尔诸国、西伯利亚一切有用的部分与满洲。蒙古的总督向朝鲜、西藏、缅甸与安南开出条件。蒙古的影响时断时续地伸到苏禄、爪哇、苏门答腊、孟加拉湾与锡兰。唯有日本完全击退了一切入侵的企图。但事情照例又那样发展：扫罗厕身于先知之间尚不及游牧鞑靼坐在文明的宝座上那样不伦不类。成功滋生了傲慢与疏忽，忽必烈的后人不久便把这份大遗产挥霍殆尽。即便忽必烈本人，也不过直接治理中国本部，此外的帝国远不及今日满洲帝国那样紧密相连。他在西方的堂兄弟们不久便自立为王；一三六八年，中国人举国而起，反抗压迫者，把他们干脆利落地赶回了故有的荒漠与草原。不过也应当承认：蒙古人对外来宗教与外来学术是宽容的，伊斯兰教、基督教与佛教所得的礼遇，都不亚于儒家。

纯中国的明朝，其开创者出身僧人，其陵墓至今仍在南京受人瞻仰保存，纵未设兵守护。他彻底改变了局面，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为号，各省不久便以坚定之手重加厘定，大体即今日之规模。蒙古人那套征服与逼人称臣的政策，即便未被全然放弃，也已大为更张。朝鲜、西藏、安南及其他边邦被公正的待遇所鼓励，自愿归附于新的帝国，而在其余方面则听其自理。派了法兰克商人充使者带信到欧洲；改朝换代之事通告了中亚各国；十五世纪初，与日本、琉球、马尼拉、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暹罗、印度、阿拉伯以及非洲西北部之间，兴起了极活跃的海上贸易。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而且并未持续多少年）中国的商业在印度洋上带有真正进取、甚至军事色彩的时期；马可·波罗的记述证明，蒙古人的商船所常到的口岸，正是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强大舰队所访之地。被逐的蒙古部众自然要为自己被赶回荒漠而报复，于是不断在北疆盘桓挑衅，惹出无穷的麻烦，正如匈奴、突厥、契丹与女真先后所为。这一切族名此时都已从人们心中消失得干干净净。鞑靼一概称蒙古，只有强大的西蒙古、即卡尔梅克人，通常另以厄鲁特相区别。女真人即满洲人，被含糊地归入兀良哈蒙古，遂被遗忘。基督教消失了二百多年，伊斯兰教也少有所闻。日本人一半因记着忽必烈那次流产的入侵，被激起了世代相沿的对华敌意，不断以海盗袭扰沿海。陆上难御蒙古之攻、海上难御日本之掠，遂使中国采取了闭关之策；而当佛郎机、即法兰克人以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面目于一五二〇年前后登场时，此策更形严厉。他们起初未被认作旧日的拂菻，而被当成了南洋来的怪异野人。

可以说，自蒙古崩溃至欧洲人由海上到来之间，中国相当严密地缩在自己的壳里。马可·波罗的故事在意大利长期被视为水手的胡诌，而全欧洲对中国的无知则是彻底的。至于马可·波罗所谓「吉盘古」即日本，在我们西方人看来不过是子虚乌有之谈，直到一五四二年前后门德斯·平托确实到过那地方为止。在这段相对太平的幽居时期里，被蒙古人驱走、并被几乎完全遗忘了三百年的女真诸部，在遥远的湮没中得了壮大的时间。他们以满洲这个新的、来历不明的名号，开始在中国边境上崭露头角；而其时正值日本在自己的国土上为基督教而惴惴地角力，正值那位猜忌的日本拿破仑丰臣秀吉把他麾下的基督徒将领像一个个乌利亚那样派到前线，去经由朝鲜攻打中国。与此同时，宦官的乱政与横征暴敛已在山西与河南激起严重的内乱。奄奄一息的中国在乱事爆发之前，总算救下朝鲜，未使其被日本长久占领；而最早的耶稣会传教士也设法使中国皇帝对基督教生出亲善宽容之意。在这吉兆之际，只须时运一转，中国便可能在友善的欧洲教导之下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然而为时已晚：饥饿而不满的中国乱民攻下北京；皇帝自缢；愚蠢地召来了满洲这个敌人相助；而他自然做了此前一切鞑靼所做的事，也正是俄国人如今在满洲似乎所图的事——把争夺中的猎物据为己有。满洲的亲王借口明朝已无合法的继承人，于一六四四年自立为中国皇帝，并着手拓展与巩固他的征服。

经历了过去三年的事变之后，许多读者大概会觉得我说满洲王朝也许是中国有过的最好的王朝，颇为不伦。但事实确是如此。第一位皇帝早逝；第二位康熙在位六十年，治绩辉煌，其名无论在文事还是武功上都不可磨灭。他彻底征服并巩固了中华帝国，此外还稳住了他在蒙古、俄属西伯利亚与朝鲜的地位。他的孙子乾隆也在位足足六十年；他是坐过王座的人中最机智、最聪明者之一。卡尔梅克、西藏、突厥斯坦、台湾、安南、尼泊尔、缅甸——凡此都先后或被打垮，或被狠狠教训；他那广土帝国的疆界终于定了下来，即今日地图上所标示者。一个多世纪前，马戛尔尼勋爵曾晋见过他。

衰败与叛乱随着刚刚过去的十九世纪而来。诸帝作为统治者都不算特别坏，但其才具都逊于上述那两位极出色的君主。鸦片自印度大量输入，无疑激起了对外国通商租让的普遍敌意；正如把无谓的、纯属空洞教条之争的宗教纠纷引入进来，对欧洲宗教所受的接待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五八至一八六〇年的“亚罗”号划艇战争、一八五四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之乱、云南与喀什噶尔的穆斯林起事、俄国的暗中推进、一八七四年日本对台湾的攫取、一八八四年法国的启衅——凡此都标志着一步步的祸败；但中国凭着惊人的明智与生命力，正渐渐熬过这一切的恶果，正在稳住自己的阵脚，不幸的甲午之战却爆发了。这一击着实把中国打得踉跄。当她挣扎着想站起来时，德国又以胶州之事给了她最后的一记重击；随后便是一场对这垂死角斗士的战利品的争抢。老大帝国在彻底的绝望中作了最后一次疯狂的垂死挣扎，那便是愚蠢的“拳民”之乱。若不是英国、美国与日本终于显出了几分残存的良知，这一回她无疑要被撕成碎片；至于与最后所举的那个豪迈国家结盟一事，我与另一些人曾不时进言——如今可以欣慰地说，已经成功了。

第二章中国的人口与岁入

治中国之学的人，时常受到这样一种责备：说他们过于轻易地一头扎进邃远的古代，去为自己的立论寻一个根基。在眼下这一题目上，涉及往昔之处将只限于少数几项不可或缺的统计数字。

据我所知，在欧洲学者中，唯有满洲的罗约翰牧师从中国古史里抬出过数字，指明某一年代人口大致为几何。那些中文原书我都有，虽未逐一核对他的数字，却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怀疑其准确。那个时代毕竟太远，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状况我们又知之太少，因此不宜把这些脱离了上下文的光秃数字，当作关涉近世人口的证据接受下来。我引用它们，不过是作为一个引子，好让人有个比例上的概念；凡十万以下的零头，一概略去。

公元六〇九年，在驱逐鞑靼统治者之后、在强有力地统一天下的本土王朝隋的治下，全国有八百九十万户；但数年之后与突厥的毁灭性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中国王朝之建立，使这个数字大为减少。公元七二三年有七百九十万户、四千五百五十万口；即每户略少于六口。户与口按同一比例稳步增长，至公元七五五年，我们见到九百一十万户、五千三百万口。到公元七八一年，因无政府状态、内战与外患，户数骤跌至三百一十万，这是可怕的一落。单凭这一件事，我们要想把历史的方位摆正，便已被打得东倒西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不过是西方的一个例子，而这样的事在中国每隔几百年便要发生一次。

当今的满洲王朝在皇位上坐稳之后，便着手清点自己的家业。一六五一年有可征税之丁一千零六十三万；一六五二年总数升至一千四百五十万；但这一增加只说明疆土又有新的征服；此后起伏不定，直至一六五七年，我们才得到第一个可靠的基数一千八百六十万。自此至一六七二年，逐年稳步递增至一千九百五十万。然而“三藩之乱”到一六七六年已把这个数字渐次压到一千六百万，直到一六八三年才把失地完全收回。自此以后，我们发现官方的报数常常两年或三年同为一数，显见已不再逐年呈报；但增势仍是稳定而相当均匀的，直至一七一二年皇帝决意另立新法。是年可征税之丁为二千四百六十万，粗略言之，每一丁每年纳银一两。〔注：一两合六先令八便士，如今折成金子却只值半克朗至三先令。〕其法如下：丁银并入地赋。所谓一个课税单位，譬如说，便是一亩上等地；当时约有一亿英亩之地在课。但这一算法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亿英亩在耕。二亩中等作一亩上等；四亩下等作一亩上等；十亩乃至二十亩瘠地作一亩上等。换言之，帝国（即中国本部）几乎全部可用之地都已入册；而既然岁入已足，皇帝便决定：此后无论人口如何增长，土地既是死物，所纳便永不应超过一亿单位，分摊在这个数目四分之一的课税丁口之上。于是自一七一三年至一七三四年，我们有了一种双重计数，分为课税丁与不课税丁两项。到一七三四年，课税丁增至二千五百五十万；这并非因为违背新例而加了赋，而（多半）是因为移民把蒙古之地开垦出来；沼泽与河床有所垦复；剩下的零星荒地也被“升科”了。不课税丁的递增颇堪玩味，因为它恰好把逐年相对的增长率明白示于我们。一七一三年“免丁”为六万，而这一在双重总数上按比例递增之率，至一七三四年都相当均匀，是年总数已达九十四万。

一七三五至一七四六年卡尔梅克战事期间，没有呈报。但皇帝一腾出工夫来过问内政，便问道：“既然课税之丁从不增加，不课税之丁又不纳丁银地赋，我们数它们有何用处？朕要知道的是：朕有多少生民。”于是一七四一年首次呈上不分老幼、不分等第、不分男女的总数，计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万口；即（把九十四万加在二千五百五十万上）每一（课税或不课税的）户主名下略少于六口——与公元七二三年的比例正同。自然，一七三四至一七四一年间，不课税之丁必有增加。因此，就依皇帝本人权威所颁的官数，我们不妨假定：一七四一年有二千七百万“户”，共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万口。

自此至一八五一年、人口升至四亿三千二百一十六万四千零四十七之时，官方报数逐年俱在，只有以下各年除外：一七四七至四八年、一七五七年、一七六八年、一七七七年、一七八〇年、一七八九年、一八二〇年。何以这几年阙如，则无说明。至一七七四年为止，增长是稳定、均匀而不间断的；但一七七五年忽然从二亿二千一百万一跃而为二亿六千五百万，且无缘由可寻；我只能猜想，其中一部分或可用突厥斯坦、卡尔梅克与西藏的正式并入来解释；然而凡此合计，即便把蒙古、青海与满洲一并算上，也断难凑足四千四百万口。我希望日后能把这个谜底揭开。

自这一新的基数起算，人口规则地增长，至一七九四年达三亿一千三百万，此后因若干叛乱而大落；一七九七年跌至最低，直到一八〇五年才把失地收回。皇帝有两句话值得一记，因为它们表明：其一，这些报数是奉他郑重的权威颁布的；其二，骤然的起落是须要有充分理由的。他在一七九三年说：“朕观一七九二年人口总数〔三亿零七百五十万〕，为一七一〇年课税丁数之十三倍；可见今日每一课税之丁，在同一块地上养活着十二张嘴。”一八〇六年，在弭平了几场声势浩大的叛乱之后，皇帝“欣见人口自一八〇四年之三亿零四百五十万增至一八〇五年之三亿三千二百万”；他所指的自然不是生育之速，而是地方的平定，以及重新取得完整报数的可能。

此后十年间，黄河变迁不定，造成了不少参差。我可以为研读原始文书的人附带说明一句：所谓“某省报数未到，不计在内”，这一对总数的限定语似乎并非字面之意，而是省略了的说法，实谓“某省尚未呈文，姑仍用其上年之数”。从此以后诸事照常，直到一八五一年达到四亿三千二百万的最高纪录。我所据以引用这些官方报数的那部书——《东华录》——十年之前刊行时只到一七三五年为止，因此我所给出的后来的数字，上一辈欧洲人是不知道的。然而一八六二年，罗存德牧师自俄文译出、并在香港刊行了北京萨哈罗夫先生的一份报告；萨氏本人曾从中国户部取得一八四一、一八四二两年的册档，其总数为四亿一千三百四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一与四亿一千四百六十八万六千九百九十四，与我书中所载正相吻合。萨哈罗夫先生顺带说了一句：“一七八三年的人口比一七五七年多出九千八百六十八万五千四百五十七。”而一七五七年，如我所言，正是《东华录》阙如之年，一七八三年的数字是二亿八千四百零三万三千七百八十五；于是我们便得出一七五七年那个缺失的数字一亿八千五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二十八，可与一七五六年所载的一亿八千六百六十一万五千五百一十四相比。萨哈罗夫又给出一七八二至一八一二年间的增加为七千七百六十八万五千三百九十四，一八一二至一八四二年间为五千三百九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七，合计一亿三千一百六十七万九千一百九十一。他中间的各项数字与我的不合；但他所得一七八二至一八四二年间共增一亿三千一百六十七万九千一百九十一，与我的一亿三千二百八十六万四千三百一十九已足够接近；尤其是当我们记得“自……至……”或“在……与……之间”一类的说法，往往使起讫之年究竟算不算在内含混不清；而这一可疑的因素，或许也能说明一七五六与一七五七两年之间那看似的减少。

既已查考过我们唯一可据以立论的证据，并得出了虽必然只是近似而有缺陷、却是就此前提在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结论，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四十年前的太平天国之乱究竟把人口削减了多少。一八五二年已减去一亿；到一八六〇年（官方估计所及的最后一年）又减去七千万。确切的数字是三亿三千四百四十万三千三百一十五与二亿六千零九十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五。这自然未必意味着十年之间死了一亿七千万人（每日五万）；多半是因为遍地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在残破之区根本无从取得任何报数。如今太平已至少三十五年，因此不妨稳妥地假定：一八六〇至一八九五年间的增长，与一七九七年（乱后前一次的最低点）至一八三二年间的增长一样大；即与二亿七千一百三十三万三千五百四十四和三亿九千七百一十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九之差一样大。换言之，把已被历史证明可靠的解读规则施于确定的证据，我们便有初步的理由假定：今日中国的人口下限当在三亿八千五百万上下。

支持这一初步假定的证据，又一次是经由俄国方面而来；因为只有俄国人肯费事去做任何别人在中国都做得到的事，即把必要的官方文书买下来。但这类证据总是同一个来源：无非是户部的册籍。除此别无所有。波波夫先生的报数十年前已在上海译出刊行；其中十省是一八八二年的，八省是一八七九年的——这一奇特的安排，似乎正指向我上文所推测的那种做法：某省未呈新数之前，便一直沿用旧数。他的总数是三亿八千二百零七万八千八百六十，乍看之下仿佛高了十二年；但须记得黄河在一八一一至一八二一年间曾使人口减少，因此我们不该以三亿八千五百万为一八九五年之数，而应在其上再加十年的增长。事实上一八二八年前后人口约即此数；到一八三八年已升至四亿零九百万，故依抽象的推算，这才应当是一八九五年的真数。波波夫先生再一次解了围。他新近在俄国地理学会的会刊上发表了一八九四年的报数，一如既往，得自他在户部那几位好说话的朋友。他所列中国本部十八省之数为四亿二千一百八十七万零七百一十六。但这个总数把台湾也算了进去，而一八四二年台湾尚未真正形成中国式的建置；因此四亿零九百万与四亿二千一百八十七万（两者都以不计台湾为准）之间的差距，实在并不算大。

既已说明中国人口何以在一八五二年为四亿三千二百万、一八九四年为四亿二千二百万，我这里再列两张表；两表都是波波夫先生在不同时候从户部得来的，藉以显示主要发生于长江流域的太平天国之乱、云南的回民之乱与甘肃的回民之乱，对各省人口所生的影响。为方便计，凡不足十万或超出十万的零头，我一概去取；因为这些零头既不确切，也无关紧要。

各省人口表（单位：人）——

安徽：一八四二年三千六百六十万；一八九四年三千五百八十万；一八七九年二千零六十万；一八八五年无数。

浙江：一八四二年三千零四十万；一八九四年一千一百八十万；一八八二年一千一百六十万；一八八五年一千一百七十万。

直隶：一八四二年三千六百九十万；一八九四年二千九百四十万；一八七九年一千七百九十万；一八八五年无数。

福建：一八四二年二千五百八十万；一八九四年二千五百二十万；一八七九年二千五百八十万；一八八四年二千三百五十万。

河南：一八四二年二千九百一十万；一八九四年二千一百万；一八八二年二千二百一十万；一八八五年二千二百一十万。

湖南：一八四二年二千万；一八九四年二千二百万；一八八二年二千一百万；一八八五年二千一百万。

湖北：一八四二年二千八百六十万；一八九四年三千四百三十万；一八八二年三千三百四十万；一八八五年三千三百六十万。

甘肃：一八四二年一千九百五十万；一八九四年九百八十万；一八七九年五百四十万；一八八五年无数。

江西：一八四二年二千六百五十万；一八九四年二千二百万；一八八二年二千五百万；一八八五年二千五百万。

江苏：一八四二年三千九百六十万；一八九四年二千四百六十万；一八八二年二千一百万；一八八五年二千一百万。

广西：一八四二年八百一十万；一八九四年八百六十万；一八七九年五百一十万；一八八五年无数。

广东：一八四二年二千一百一十万；一八九四年二千九百九十万；一八八二年三千万；一八八五年三千万。

贵州：一八四二年五百七十万；一八九四年四百八十万；一八七九年七百七十万；一八八五年无数。

山西：一八四二年一千七百一十万；一八九四年一千一百一十万；一八八二年一千二百二十万；一八八五年一千零八十万。

山东：一八四二年三千五百二十万；一八九四年三千七百四十万；一八八二年三千六百二十万；一八八五年三千六百五十万。

陕西：一八四二年一千零三十万；一八九四年八百四十万；一八七九年八百四十万；一八八五年八百三十万。

四川：一八四二年二千二百三十万；一八九四年七千九百五十万；一八八二年六千七百七十万；一八八五年七千一百一十万。

云南：一八四二年五百八十万；一八九四年六百二十万；一八七九年一千一百八十万；一八八五年无数。

总计约数：一八四二年四亿一千九百六十万；一八九四年四亿二千一百八十万；一八七九年一亿零二百七十万；一八八二年二亿八千零二十万。

可以看出，我另列了三栏，用以说明一八四二至一八九四年间人口的变动。一八七九与一八八二两栏合起来，便构成上文所说波波夫先生第二个总数三亿八千二百万。第三栏一八八五年（福建为一八八四年）不具名，但我想我认得出这是一位极能干的英国官员的手笔，他自然有他不愿具名的理由。可以注意到：凡波波夫先生不得不退回一八七九年的数字以补足其一八八二年估计之处，那位匿名的作者也同样没能取得一八八五年的报数——陕西一省除外。

安徽一省，我们从新近写过该省一书的耶稣会士夏鸣雷神父那里知道，一七六一年人口为二千二百八十万。他在该省各处游历多年之后，估计一八九二年的人口为二千五百万；不过这类随手的估计自然价值有限。浙江一省，我藏有巡抚一八七九至一八九三年的报数——始终在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二百万之间；况且我自己也曾把这个省从头走到尾，亲眼见过它的凋敝。直隶一栏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不知道顺天府是否算在其内，更不必说蒙古人了：一八八五年热河（蒙古）军事辖区的人口为七十二万八千。福建的确数（二千五百七十九万九千五百五十六）在一八四二与一八七九两年分毫不差，可见必是“照旧沿用”了许多年。河南在一八八七年黄河大水中受损。湖南、湖北无须辩说。阿古柏与东干人几乎把甘肃变成了无人之境，直到一八七三至一八七四年中国收复为止；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的回民起事，大概已把人口减至八百万。江西数年前有过饥荒，但人口减损之多仍出我意外。江苏（以及浙江的一部分）是戈登用兵之地，受太平之祸最深；我疑心波波夫先生把一八九四年江西与江苏的数字偶然对调了，因为江苏断难在十年间增加百分之二十。广西是太平天国之乱的发祥之地，如今又是另一场反朝廷之乱的发祥之地。广东近来迭遭水旱与疫疠。贵州一八七九年的数字大概是四百七十万之误；无论如何，一八七九至一八九五年间并未发生任何足以减损人口之事，而我本人在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一年曾两度到过那里。另一方面，一八五二至一八七二年间，回民之乱与太平之乱都曾波及该省。山西在一八七七至一八七九年间因饥荒与鼠疫而减了一半人口；李修善牧师曾把当时惨绝人寰的苦况详加刊布。山东则停滞不动；它把多余的人口送往满洲、蒙古乃至朝鲜。陕西受东干之乱所害。至于四川人在四十年间人数增至三倍，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的。我曾在那个省徒步走过几千英里；那里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主要市镇之小，也在于几乎完全没有超过数英里之广的平地。省城是唯一真正稠密的城市，成都平原是唯一广阔的平原。诚然，江西、湖南、湖北与陕西之人有大量而持续的移入；但该省至少有一半是倮㑩与吐蕃部落几乎无从进入的巢穴。不错，五十年来太平安乐，而所给的数字又是确定的。我只是不信，且让读者自去评判：一个像瑞士那样多山的地方，其已垦之地不多于法国，能否养活两倍于法国的人口。倘若属实，那么六百万两的岁入之极限，便意味着每人每年所纳的一切捐税合起来不过三便士。至于云南，其中必有讹误，因为回民之乱曾使全省荒废；一八七九年那个一千一百八十万，大概应作四百八十万。

中国征收岁入所依的原则，我曾在一八九六年写给《泰晤士报》的一组信中（八月十八日、二十七日，九月十二日、十五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加以说明。此后，已退职的上海总领事哲美森先生又据同样的本国证据撰有一文（《外交部报告》第四一五号，一八九七年）。我现在把我所理解的中国岁入，作一修正后的陈述。

所附的岁入表，是根据二十年来各省总督呈给皇帝的奏销，细心编成的。它与人口表一样有个显著的缺陷：同一年份各个项目的数字很少能同时得到；唯有洋关一栏一律取一八九六年，其真正的总额（连千位零头在内）为二千一百四十八万九千零五十七两。若把九龙（香港）与拱北（澳门）两关算入，须再加一百万，总数遂为二千二百五十七万九千；但这两处并不真在中国境内，其税实由侨居英、葡属地的中国人所纳。

十六个纵栏之中，只有一半可以当作可课之岁入认真看待。甲午战事期间所募的借款、捐输等六百三十三万四千两，显然不属于连续的各省经济，因此在从不同角度合成九千七百零七万七千两这一总数的纵栏与横栏中，都未计入。各省之间的协饷自然不能作为岁入而重复计算；故须从上述总收入中扣去八百五十八万二千两。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安徽出口粮食的重税未列入加项，因为那完全是例外之事；而各处米税本就时有时无、随各省之丰歉而定；况且它们也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抵销：官帑须在别处用来按成本或低于成本零售米粮。茶税除福建外无足轻重，即在福建也难说是否已算在厘金或常关总数之内。至于苇荡之税、特种租课、力役与供办、捐纳虚衔等项，合起来尚不足一百万，且同样含混无定，尽可并入“杂项”的一百八十六万五千之中。广东“杂项”下多出的那一百万，指的是闱姓彩票，每隔数年便以巨额押金投标承包，此外每年尚有售票的提成；中国政府对这笔邪门的进项引以为耻，却不得不为自保而收下，否则澳门就要“经营”此业，钱便落进葡萄牙人手里。洋关岁入须扣去百分之十作经费；因此（即便把拱北与九龙算上）这一项下我们至多只能（即一八九九年）算作净二千万。中国总数之下所附满洲各表，我将另行叙说。

我要把自己再思索两年之后所得的结论，同我在《泰晤士报》上所列的总数、以及哲美森先生发表于《外交部报告》中的推算加以对照。满洲三省一概不计；哲美森先生的洋关数为一八九三年的。

各项对照（单位：两）——

洋关：《泰晤士报》二千一百万；哲美森二千一百九十八万九千；本文二千一百四十八万二千；户部一八九七年报告一千五百万。

地赋：二千万；二千五百零八万八千；二千五百八十八万七千；一千万。

盐课：一千万；一千三百六十五万九千；一千二百六十万；一千二百万。

厘金：一千五百万；一千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一千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三百万。

常关：三百万；一百万；三百三十六万；二百万。

杂项：三百万；五百五十万；一百八十六万五千与一百九十九万一千；一千五百万。

合计：七千二百万；八千零一十八万八千；七千九百一十一万五千；六千七百万。

续表——

承上：七千二百万；八千零一十八万八千；七千九百一十一万五千；六千七百万。

漕粮：《泰晤士报》不计；哲美森六百五十六万二千；本文七百四十二万；户部不计。

土药：不计；二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九十六万；不计。

茶税、当税与捐输：《泰晤士报》与哲美森、本文均未计入；户部三百五十万。

裁军所省：户部五十三万。

修正后合计：七千二百万；八千八百九十七万九千；八千八百四十九万五千；七千一百零三万。

原先不计而今补入之漕粮与土药：九百三十八万；地赋一项据推想少计之一千万：一千万。

最终：八千一百三十八万；八千八百九十七万九千；八千八百四十九万五千；八千一百零三万。

第四栏指的是户部呈给皇帝的一份官方估算，《经济学人》一八九七年四月三日曾提请人们注意。既然户部自己的总数是“八千万有奇”，可见某处必有一处一千万的排印之误。户部不把船钞、华轮征收与洋人代征之厘金算作“洋关”，于是“杂项”便膨胀起来，大概把这三项以及其他无数说不清的东西都罩在里面。盐课、厘金、茶税与常关，用中国人的话说，容易“犬牙交错”。此番对照的要点在于：我与户部两个粗略的估算相差不到二十五万两；而我与哲美森先生两个细算的估计相差不到四十八万四千两；三方各自动手时，谁也不知道另外两方在做什么。

为使此题完备，我在中国本部的岁入表之后，再附上满洲的若干估计；关于这个题目，我也曾给《泰晤士报》写过两封信（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与八月一日）。据波波夫先生的估计（本于户部文书），全满洲的人口总数不过六百万。以下是他一八九四年的数字——

盛京（又称奉天、关东、辽东），即满洲本部：人口四百七十二万四千六百七十四；一七四三年纳地赋者四万七千一百二十四人；地赋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今依则例应得之数（哲美森）二十二万一千七百七十四两。

吉林（本族发祥之地）：人口六十二万六千二百三十二；余项缺。

齐齐哈尔（又称黑龙江）：人口四十万；余项缺。

合计：人口五百七十五万零九百零六；纳地赋者四万七千一百二十四；地赋三万八千一百一十；银二十二万一千七百七十四两。

一八九三年人口曾逾七百五十万，但水灾与饥荒夺去了极多的人。满洲本部那笔可观的岁入，也只是近两年才征起来的；齐齐哈尔的金矿则是一笔极不可靠的财源。甲午之战以前，大体可以说，满洲三省每省每年都需协饷五十万两，而各衙门中弥漫着可怕的混乱与侵渔。

虽然我们就这样把岁入的总数摸得八九不离十，然而要算出确切的支出总数，纵是最精明的会计师事务所也要为之犯难。诚然，倘若当真能把中国那张纠缠不清的侵渔之网理清，财政的彻底整顿，在赫德爵士和他手下的人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无论如何，我谨奉上我所能作的最好的一张表。从倒数第二栏可以看出，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本无从逐项交代，而这种交代不清的比例又因省而异。可以断定，各处官定的俸廉，视城邑之多寡，必在五十万至一百万两之间。另一方面也须记得：铁甲舰、鱼雷艇、巡洋舰、克虏伯炮与阿姆斯特朗炮等等，都是要付钱的，而且主要由江苏、直隶、湖北与广东各省政府来付。此外还有南京、苏州、杭州的织造；驻外的使臣；衍圣公庙庭的供养；运往北京的珍玩、药材、木料与各色土贡；海塘与堤防；漕运的驳船；北京至少二十万旗人的钱粮——这一项我手中并无账目，但依最保守的算法也要吃掉四百万两与一百万石米。地方借款须归还；收复的突厥斯坦诸城要筑城墙；部里与太监们要他们的“饭银”；北京、广州、南京、天津、武昌等处有许多学堂与武备学堂。还有云南官办的铜矿；蒙古与满洲的官牧；赏给蒙古王公的礼物；园囿与猎场的维持；等等。凡此种种，都缺乏确切的陈述。解往北京的现银，多年来定为“常例”七百万，另加一百万，因此我们算出的七百七十九万已相当近似。漕粮有一部分留供各省旗营食用，有几省则把本省漕粮全数用尽。内务府的解款如今当然已定在与我所列细目极相近的数目上。东北专款定为二百万，但多年来公认是欠解的。西北专款四百八十万向来解得爽快，一八九六年所有相关的总督巡抚都为此受到嘉奖；但读者将会看到，我在细目上还短了一百二十万两。这两笔款项的意思都不过是“防俄”。京官津贴款、额外军粮款、以及代替福建解款的额外军粮款，我把它们并作一处；但我从未十分弄懂它们，何况它们十有八九是被“挪用”的——用法国人的说法，是作了款项的调剂。库平专款一向平稳。海军衙门的款子极为反复无常，而且无论如何，出于某种奇怪的缘故，所索之数只须解足五分之四。铁路款（相当稳定）不知怎的与它混在一起；而且不知施了什么障眼法，有时又被“拨转”去供皇太后私人的逸乐。“地方军”吃掉了我所能交代的全部支出的至少一半，这也是全帝国侵渔最大的一块禁脔。皇帝新近下令立即裁去十分之七；但各省都在为自己的“陋规”死命相争。十八省中据称有绿营兵六十五万，这意味着每年一千万两白白抛掷；更不必说那些饷厚的“练勇”，其中不少已露出与“绿营”同样朽坏的征兆。各机器局的账目我都有，这方面我颇有把握；不过上海与天津两局，自然须在心里扣去浙江、山东等省对它们的协款。黄河、南河（运河）与永定河（北京）所吃掉的款项，视当年有无水患而多寡不同。至于协助各省之款（与另一面的协饷一样），不能再算一遍，因为它们已是给款各省支出总数的一部分。

篇幅所限，支出一题我不能再加铺陈。中国的预算迄今无人尝试编制，因此我只能希望：这张至多不过极简陋的骨架表，或可为后来的探究者指一指路。眼下唯一的办法，是把每一句逃逸的官方事实抓住、钉牢、归类、比勘，再与同类者一并摆到它该在的位置上；姑且以此充作统计，直到有朝一日某位理财家扑向这头猎物，发现化混沌为秩序已属可能。

我还想再说一句。各省协给甘肃的四百八十万，似乎是由甘肃（三百四十万）与陕西（一百四十万）合起来支用的；不过这全看“关内”与“关外”作何解，换言之，“军事”边界自何处起算。

至于满洲本部的军费，须说明：宋庆将军毅军驻旅顺（后驻牛庄）的用度，已列在直隶支出项下；而且一般说来，满洲对“北洋”海军经费的贡献，与直隶对满洲陆军经费的贡献，彼此咬合得如此之紧，以致很难看清全局。此外，牛庄海关的中国一路（含混地称作山海关，其实那地方远在天边）似乎至少在某些事务上归直隶总督管辖。

为使岁入表与支出表得以相抵，我不得不采用一个权宜之计，在吉林不明用途的支出项下填入负二十八万两。吉林是唯一一省，其明面上的进项——连协饷也算在内——尚不足其支出；因此这笔数目与其说是无从交代的亏空，不如说是无从交代的进项。事实是，满洲三省的收支我所能查明者极少；我之所以恰好知道一八九七年满洲本部的确切进项，只因将军或总督新近奏报过；但这个数目未必能维持在如此之高，因为其中大宗（烟照等项）带有一次包揽与预付花红的意味。满洲收支的整个问题极为松散，我把这三省列入，只是为了给日后的探究指出一个起点。

以上文字初次付印以来，“拳民”之祸又使中国每年多背上一千八百七十万两，此外还有汇兑上的亏折；但各项财源大体如旧，所不同者：盐价已普遍提高，洋货进口税有所加增，厘金与常关有一部分划归赫德爵士掌管，而从前解往北京的若干军费，也被拨去支应外债了。

第三章中国的“拳民”之乱

一九〇〇年四月十三日，以皇帝的名义颁下了如下的上谕：“各省乡民为自卫身家计而设团练，本不过祖宗相传守望相助之良法；只要其人各安本分，原无干预之理。所可虑者，此等人中良莠不齐，恐有借端滋事、与教民为难者。须知朝廷一视同仁，不分畛域；所有各该处百姓，务当仰体此意，毋得逞其私忿，致启衅端，自罹刑辟。著各该督抚严饬地方官，遇有应行晓谕之事，即出示剀切开导，令各安生业，永敦和睦，毋忽此谆谆之意。”

上面这道文书虽经皇太后的谋臣们谨慎措辞，却极可能是暗指所谓“拳民”而言；因为虽然广州、宁波及别的地方也有反教的乱子发生，然而涉及欧洲人的事，尚无一件严重到如山东卜鲁克斯先生被害、以及后来似乎又有若干比利时工程师被害那样的地步。而且，几天之后刊出这道上谕的本国报纸，还惊惶地指出：“拳民”的风潮已极迅速地横扫直隶全省，一直蔓延到牛庄近旁，那里有许多十几岁的未成年少年被这套鼓吹拉了过去。此前本国报纸在谈论叛民与乱党时，对“义和拳”一向少有明指；但其中最好的一家——四月二十二日的《申报》——却说：如今正是当局“未雨绸缪、釜底抽薪”的时候了。

说到这个拳会的来由，不妨作这样的解释：近来中国陆军大力整顿的同时，自德国攻取胶州以来，各省都奉命把旧日的“团练”重新整饬起来。山东作为最直接面临“风雨与烈火”的省份，自然不甘落后；其结果便是：那些起初（如上所述）由当局奉旨鼓励、用以保卫村庄的乡兵或团勇，被居心叵测之徒或秘密会社——尤以大刀会为著——所煽动利用，终于酿成国家的大患。于是中央政府处境极其微妙，自己造出了中国人所谓“骑虎”之局——即政府或骑者要想不被吃掉，唯一的办法是死死伏在虎背上，听天由命，任这头喜怒无常的畜生如何行事。〔一个月之后，皇太后果然用了这个说法。——一九〇三年作者注〕“义”这个字的使用，对满洲王朝是不祥之兆；因为这个字向来是“义民”们所用的，譬如六二〇年逐走突厥的人，以及一三六〇年逐走蒙古的人。中央政府最初的用意，是培植一种防御性的“义”，用以对付德国人与教民，尤其是天主教徒——如今昏聩的中国政府已软弱地给了他们一种官方身份，使其得以无限度地钻营生事；然而维新与革命的那一派却暗地里把这个“义”理解为中国人对满洲人的权利，而总理衙门那班老婆子，实在说不上董福祥那样虚声恫吓的将领，会把这个“义”字往这条可厌的路上推到什么地步。

如今（一九〇〇年六月五日）北中国的局势无疑是严重的；那个开局极好而今衰朽了的满洲王朝，未必不会在这个夏天过完之前便告消失。这也并不是一件全然可惜的事，因为它如今已腐败、怯懦、无能到无可救药；最糟的是它摇摆不定——一个一以贯之的恶人，究竟比一个甘愿受蒙蔽的昏聩老糊涂更宜于做当政者。但与此同时，中国人自己在政治上与满洲人一样反复无信，而且要狡狯无数倍；因此，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欧洲列强（此语把美国与日本也包括在内）都极应同心协力，不让这具“黄色的尸体”把他们自己的生存也腐蚀了。最愚蠢、最致命的事，莫过于这一国或那一国去“相信”中国，为着攫取特殊的权利而撑着她去抵挡别国的要求。无论我们彼此如何竞争猜忌，我们欧洲人——连俄国在内——都浸润着同一种人道、公义与进步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曰“基督教的”精神；纵使我们中间有一半是无神论者、自由思想者与犹太人，也依然如此；因为即便我们摒弃这样那样教条中的幼稚之处，塑成我们心智的仍是那随母乳而吮入的基督教精神；也并不因为我们彼此敌视、甚至彼此交战，就有所不同。在远东，所有欧洲人都被一种本国人几乎想象不到的同气相求之感联结在一起；但即便在本国，只要把它同那具“黄色的尸体”一对照，这种基督教的一体之感也很容易体会得到。看到欧洲人至今仍在合力行事，是令人欣慰的；但愿列强在明智地各自照看自身利益之余，不要做出那种对将来的团结极为致命的事——为了让锣鼓那不和谐的乐音挤进来，而拆散了这支合奏。中国的每一个王朝、以及统治中国的每一个鞑靼王朝，都是在无政府与屠戮的一片混乱中消失的。满洲王朝看来注定也要这样去；唯一可做的事，是把祸害限定在一隅，让那些乱党在自己的汁水里煮着，煮到他们自己厌倦为止，同时留意尽可能少损及欧洲的利益。若与一般的亚洲王朝相比，满洲王朝起初是极出色、极明达的；即便到今日，在行将倾覆之际，它也是一切中国或鞑靼王朝中最不坏的一个。然而，这样一套可怜的政治体制，何必去支撑它呢？——它把一半的岁入拿去豢养一群游手好闲、无用而酗酒的“旗人”；它从不为改善百姓做过丝毫的事；它死抱着一套腐朽而浪费的财政；它纵容自己的官吏侵渔与做假账；它准许最残酷的刑讯；它对政治犯全不讲公道；它毁坏本国妇女的双足——或者说听任中国人如此；它对任何人都吝于给一点公道。那位心存善意、依法选立的皇帝，实际上已是刺客刀下的牺牲品了。支撑这样一个王朝，究竟对谁有好处呢？它既然在那里，对我们便有这一点方便：它仍是一件工具，我们可以小心翼翼地拿来为自己的用途摆弄，而不必另去寻一件说不定会割着我们自己的新工具。但在眼下这位篡权者与她那班佞幸治下，它别无用处。要另立一个中国王朝是万万谈不上的，因为中国没有哪一家的姓氏能在各省之间赢得敬重与分量。中国似乎注定要受外人统治，而且为着她那千百万——只因愚昧才与我们为敌的——生民的利益计，也理当如此。然而事情不可任其一拥而至。倘若“拳民”或别的什么会社一旦坐大，必将有极可怕的、毫无用处的流血与肆意的破坏；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迫的事，是在凡受威胁之处恢复秩序，并把那些军中的投机者拢在正路上。在这个躁动不安的阶段，谁来开动这架机器丝毫无关紧要，只要它是受托而稳健不移地开着。赫德爵士若得“公使团合奏”之助，做得决不比别人差——或许还更好；因为在中国的事务里，他是唯一一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闭口不言、而后把它做成的人。无论如何，股东们大可不必为他们的红利过分担忧；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中国唯一“实在”的资产，是从对外贸易中得来的那一百万英镑，而一旦乱起，这笔钱是断不会被允许脱出外人掌握的。

两千年的政治农奴生涯之后，如今也该是时候了：让那聪明勤劳、极善于办理市镇与乡村事务的中国百姓，得到人所公认的权利。他们政治上的需求——如康有为所粗略陈说者——必须与他们物质上的发展并行。断无可能一面给他们铁路、廉价的报纸、电报、轮船，总之给他们进步的一切最新成果，一面又指望他们在旧日的驯顺与蒙昧中安安静静地停滞下去。康有为本人则应被撇在一边，他是个危险的鼓动家，插手于自己只懂一半的事情。应当让俄国在整顿满洲各省一事上放开手脚，理由很简单：换了别人谁也办不成；但别国“原有”的权利须明白订定。同样，德国不妨把山东整顿起来，而丝毫不必踩着别人的脚。我们与日本必须保住山海关的畅通。到“适当的时机”，我们自己应当准备好扼守长江的门户与水道；这件事今日之易，当不下于太平天国之乱时。法国在海南、广西以及云南、广东的一部分；日本在福建；意大利在浙江；我们自己则又在云南与广东；印度政府在西藏；俄国人在伊犁——这样一来，人人都有活干；而以这些地方为起点，我们各自年复一年稳步推入自己的腹地，把这具尸体渐渐变成健康的血肉，也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了。并不需要行侵略或征服之举。

在近世传教士推行的各项改革之中，再没有比立德夫人所创办的戒缠足会、即天足会更引人注目、更值得钦佩的了。像中国人这样冥顽守旧的民族，居然当真肯抬起头来响应这项改革，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一旦愚昧的百姓发现我们确是在为他们的好处出力，我们全盘的工作将何等容易。各派传教士都应放手行事，但须受领事的节制；而索尔兹伯里勋爵接受坦普尔博士的建议、不肯给其中新教的那一半以官方身份，也是他所作过的最明智的决定。

附记——上文写成至今（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已一星期，过去七天的事变，正好给读者提供了判断上述预测是否准确的凭据。

第四章拳民

在“拳民”一词进入报章之前的好几个月里，山东的传教士便不时传出消息，说该省南境的“大刀会”不甚安分。德国人占了胶州，威海卫又割与英国，于是饥荒、水患与秘密会社的威胁本已在当地人心中激起的那种不安，就愈发深了。黄河决口使情形雪上加霜；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李鸿章奉派前去查勘灾情。似乎有人就着这次查勘，参劾他与巡抚张汝梅贪墨；无论如何，张汝梅骤然去职，接任的是一个满人，名叫毓贤，此前做过湖南布政使，又署理过南京将军。毓贤从未任过文职大员，到任未久，便连在军务上也显出远过于寻常满人的昏庸、无知与骄横。他的前任李秉衡与张汝梅，无论如何守旧，至少还算认真地整顿过吏治、改革过军队；这个蠢人一到任，却下令重操旧日的抬枪、藤牌与长矛操法；把所有洋教习一概遣散；德国行商送上门来的好钢炮，也一概拒收。单是这一番蠢举，本也无甚要紧——其实倒还有几分息事宁人之效；不巧的是，恰在同时，朝廷有旨下到这一省（别省亦然），命即刻把旧日的“团”即各州县的团练重新整饬起来；这就是古伯察笔下描摹得极有趣的那种旧式乡兵，拿着老掉牙的兵器上蹿下跳，与其说是兵，不如说是丑角与走江湖的。这道命令正合毓贤那副执拗守旧的心思；然而不幸之于天下太平者，它也正合秘密会社中人的心思。于是到一八九九年秋天，大刀会的举动，以及一个被传教士通信人称作“拳民”的新教门的举动，便在山东西南开始引人注目了：他们的口号是“兴华灭洋”；但直到那一年年底，他们想闹出大乱子的种种努力都归于徒然。个中缘由，或许一半在于：先前大刀会在江苏北境闹出的教案，不久前（一八九六年）才费了些周折敷衍过去，边境上的地方官尚未放松那一般的戒备。

接着听到的，是这位不成器的巡抚以昏庸失职被人参劾；中国方面的说法是，他曾唆使一名下级武官杀害了约二百名无辜绅民。传教士那边的说法却不然：说大刀会改头换面叫作“拳民”，正暗中得着他的怂恿；说在平原（巡抚驻节的省城以北）打过一“仗”，会众折损二百人；还有别的种种传闻，说天主教堂就在巡抚的兵马眼皮底下遭了攻击；说他有以军械授乱民之嫌；如此等等。不论确情如何，人人都同意：这位巡抚罪不容辞，乱事在他治下得以从原发的省南蔓延到黄河以北。最后，在今年年初，传来消息：干练的将领袁世凯（此人一八八四年在朝鲜以一介下级武官“顶”住了日本人，从此崭露头角）已被任为山东巡抚，并将从天津附近的小站带一部分德国教练出来的兵马同去。人们对袁世凯寄望甚殷；但不久便看出，背后另有牵掣的力量在起作用。与此同时，省城以南的肥城发生了卜鲁克斯牧师被害之事；自那时起“拳民”的行径，可以从外交部新近刊布的第三号议会文书中看到，我们那位勇敢干练的公使窦纳乐爵士已在其中叙述得明明白白，我不必再复述了。

不过，不妨稍稍回溯一下，考究考究“拳民”这个名目的由来。这个译名虽不完全，但就其心理而论，用来对译“义和拳”三字，总算相当不差。在去年六月二十五日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里〔原注：即一九〇〇年〕，我曾指出：早在一七二八年，前朝的一位皇帝就已描述并申斥过那危险而不逞的“拳”会中人敲诈勒索的习气。到这位皇帝的孙子在位时，约当阿美士德勋爵来华前后，同一伙会党，用的正是同一个名目，又闹出乱子来。我曾于一八八八年略记其事（《中国评论》第十一页）；但文中并未出现“拳民”这个名目，因为那不过是他们众多称号之一。他们又被叫作“天理教”与“八卦教”中人。当年戡定这场乱事的将领名叫那彦成（我想是个蒙古人），而那次乱事蔓延的地面，与今日这场叛乱恰好一般无二；在他一八一六年上给惊惶的皇帝的奏报里，用的就是“义和拳”三字，并叙及他们的符咒、他们自夸的炮火不入之术等等。不但如此，那彦成说当日“拳”首自称的“大师兄”“二师兄”这两个名号，与今日所用的分毫不差；因为去年六月五日，皇太后从她的颐和园里望见马家堡（在北京城南）第一场大火时，左右禀告她说，为首的就是“二师兄”。去年“义和拳会”初起时，那些暗中盼着他们能制服传教士的人便向他们指出：按本朝定例，“会”字是犯禁的；却又给他们出主意说，既然皇太后有旨命普遍举办“团”即团练，他们不妨自称“义和团”，如此便可取得官方的身份。这条诡计是不是那个恶棍毓贤出的，以及这位巡抚本人是否如窦纳乐爵士向总理衙门所说的那样，竟做了这个会的会首，我说不上来。这种说法在史事上并无丝毫不可能；因为中国的一位皇帝当其全盛之时，就曾为讨突厥人的欢心、鼓励他们的效顺，受了突厥人所上的“可汗”尊号；至于英国的那位“拳民”瓦特·泰勒闹得众大臣无法收拾时，理查二世做了什么，我们也人人皆知。何况在“团”“会”二字上玩些花样，要叫它们像马克·吐温所说的那条孔夫子的规矩一样“两头都说得通”，是再容易不过的。有一点是千真万确、并为总理衙门、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传教士所一致断言的：今日死灰复燃的“拳民”，不过是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间的大刀会，一路滚下来又裹进些地痞流氓，顶着一个貌似新出、其实古已有之的历史名目招摇罢了。还有一件事，中国的大员们屡屡言之：大刀会本身也不过是那声名可畏的古老“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其源头可上溯至忽必烈之世。不幸的是，北京那边“文风”（用中国人的话说）“甚不振”，凡皇帝的曾祖之世所发生过的事，人们心中似乎已全然不存记忆——如果那些心里当初曾装过些往事的话。直到六月十五日前后，博学的总督张之洞电致那位存心良善的满洲宗室溥良，勖以务必尽力开导，使皇太后明白真相，这位太后的圣心里才仿佛透进一点亮光，晓得“拳民”这一场全是骗局。张之洞的电文如下：“亲贵大臣与有血性之官员，实应力陈拳匪乃乱党，断非义民。其力无论如何，决不能当外国之力于一瞬。请即降旨痛剿。此事关系国家存亡之大计。所能约得宗室与满洲士大夫同声者愈多愈妙。某君〔刊出的抄本中未列名〕最忠勇无畏，请与之面商，勿执成见。迟则无及矣。”张之洞另有一通要电致“某相国”（原文作“相国”，故当是荣禄），文曰：“拳匪乱党之举动已迫近京畿，恐惊动圣驾。不剿拳匪，则不能止外兵；不参刚毅，则不能剿拳匪。乞公速陈此意。”

由上可见，这位不幸的皇太后——她说到底不过是个在四堵墙内养大的无知妇人——是被那套刀枪不入的痴话所欺；她确曾有一时真以为“拳民”是一群放大了的男身贞德，要把英国人以及一切洋种通通赶出中国去。这自然算不得替这位太后开脱；但中国所受的种种挑衅，加之有人向太后心里灌入的那种希望——说她如今当真有个好机会，可以为她丈夫奕詝（咸丰帝）、为这个王朝复仇——在一个持平的人看来，总该算作可以减轻罪责的情由。她想把欧洲的仇敌斩尽杀绝，比起德皇想把他的中国仇敌斩尽杀绝来，也并不更坏。至于格兰迪太太加在她身上的那些指控，除了街谈巷议之外并无凭据；无论如何，她是个有胆气的女人；倘若她在这不得已的幽居之中，靠着同太监们“来往”把日子过得不那么单调些，我们又何必责她严于责一个男人？谁配先拿石头去掷她？何况这总归不干我们的事。

然而，且把道德撇开，来看看究竟是哪些人把她引入歧途的。刚毅与毓贤是断无可疑的。据本国方面的报道（我素来觉得这类报道颇可凭信），徐桐见皇太后犹疑不定，便跪倒在地，力陈拳民旗上写着“扶清灭洋”，可见他们确是真的义民，“于是”（那通信人接着说）“皇太后遂误入歧途”。据窦纳乐爵士今年一月三十一日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公文，徐桐是个汉军“旗人”（即政治上已比同满人的汉人），是个仇视洋人与进步的顽固之徒。这样一来，将来北京要“拿办”的人里，他便是第三个。端王（载漪）自然是又一个。他的敌意，多半与失意的野心相连。他的父亲奕誴，是咸丰帝的次弟，一八四五年被过继给刚故去的惇亲王为嗣；但不久便获咎，直到一八六〇年才得亲王即惇亲王之爵。一八六一年皇帝驾崩，遗有一子，惇亲王自然无从与闻大统；但一八七四年同治帝崩时，惇亲王之子若不是当初已经出继，其名分本要胜过下面几位弟弟——恭亲王（奕䜣）与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事实上，当今皇帝是第七弟醇亲王之子，而端王是第五弟惇亲王之子。端王属“载”字辈，若被推立，尚可以承祧的名义入继；但“奕”字辈中人，没有一个能倒回来去承接下一辈。按正办应当再往下取“溥”字辈。由此看来，宗室之间的争夺，极可能把“拳民”这件事情弄复杂了；这件事单看它本身，本来是很容易敷衍过去的。大阿哥是溥儁，载漪之子；恭亲王之爵则由恭亲王之孙溥伟承袭（我想是因为儿子们都已亡故）。溥良是谁的儿子，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也在有望之列，因为满洲并无长子继承的成规：唯一的规矩是“下一辈中依次而立，以德行合格者为限，合格与否由前一位皇帝或其代表定夺”。除上述四名“大凶”之外，据本国通信人所举，总理衙门中还有两人是极端的：一个是崇礼，窦纳乐爵士（第二十八号文书）说他“倾向守旧”；另一个是启秀，从他名字的“字辈”看，必定（毓贤也是如此）属于皇族中极晚、隔了三代的一辈。侄孙比叔祖年长，原是常有的事。端王新设的衙门里另有两名新人，是那桐与溥兴；他们在端王之下，又分任“虎神营”的“翼”长。那桐大概就是窦纳乐爵士所说的“一个姓那的蒙古人”（第二十八号文书）。

这一伙宝货一朝当权，明白事理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便出了一道极好的告示，剖明刀枪不入之说的虚妄，指出拳民“一经聂军门开枪，立时便倒”。屡遭诟病的李秉衡与那位巡抚（近来署过总督的）鹿传霖，也一同电奏，说拳民理当即刻痛剿。六月二十日拳民攻陷定兴（鹿传霖的故里）；据说这位不幸的巡抚正因虑及于此，六月十七日匆匆丢下阅兵的差事赶回苏州，到了却只听到一个传闻，说他自己家中已有人被杀。同时据报，启秀与刚毅劝皇太后携皇帝走西安府，把大阿哥留下，由其父为摄政，“总揽”朝政。袁世凯奉旨带兵进京；但后来又被告知，因胶州一带或有变故，着他派一员可靠的副将代去。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西巡抚松寿（满人），据说都在那通反拳民的电奏上与两位大总督及李秉衡联名。

在结束这篇“拳民”之乱缘起的短记之前，我且把这些持论较正的人物一一交代一下。

一、刘坤一的像与小传，刊在一八九八年秋天的《黑与白》画报上，日期我记不得了〔原注：另有一幅像见于《约翰·中国佬》，约翰·穆雷书局，一九〇一年。他已于一九〇二年去世。〕；那张像是刘坤一本人送我的。他是个真正心地诚实的中国人的好样子。

二、张之洞成名于一八七九年，那一年他参劾崇厚“怯懦拱手让出”里瓦几亚。他比刘坤一博学得多；但性子急，不及刘坤一之稳健深远。我与他并不相识。

三、鹿传霖成名于一八七九年，那一年他在北海对我国领事硬顶了一回；在那个时候，凡能对一只鹅（或一位领事）多说一句“嘘”的，便是英雄。当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立刻擢他为广州知府，我便是在广州与他相识的；不久他又升为汕头道台；此后一路迁转，做四川布政使、河南巡抚、四川总督等等，终因在西藏事务上过于起劲而获咎；他末一任是广东巡抚。鹿传霖是个十足的文人；身量几乎与李鸿章一般高；面色极白，两眼总是眨个不停。他算不上洋人的什么朋友，但他并不糊涂，也不偏激。

四、于荫霖，一八九八年九月六日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里有详细的叙述。

五、王之春曾到过俄国，沙皇加冕时最初选中的本是他；但对方点名要的是李鸿章。

六、松寿是正白旗的满人；在升任江西之前，曾在刘坤一手下做南京布政使。

七、俞廉三从前做过山西布政使，后来又做湖南布政使。这末四位，我个人都一无所知。

就已发生之事看来，这一场近来的爆发，人人都是措手不及的。诚然，我所敬重的旧同事哲美森先生曾致书《泰晤士报》，请人注意《字林西报》的一位通信人在乱事爆发前一个月所作的一则出色的预言；然而这位通信人长久以来一直在编些有趣的故事；而最好的证据是：这则预言发表之后整整一个月，主笔再没有郑重提起过此事，可见他本不甚看重它——那不过是事后的一场报馆得意罢了。何况，这位北京通信人若当真握有危险的凭据，他分明有责任去告知窦纳乐爵士；而爵士是不能指望他去理会那些不负责任的报馆警报的。俄国人与日本人显然也是猝不及防的。去年在《新世纪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文章里（日期我记不得了）〔原注：已重刊于本书之中〕，曾明白指出：胶州之被占“当时即为许多人所看破，乃是中国独立的致命一击；这个帝国如今几乎不可避免地注定要一步步瓦解了”。

每逢国家大难，中国人不幸没有一颗可作指引的原则之星；何况官场之中毫无忠悃可言。上自皇帝，几乎人人都情愿牺牲任何别人——连自家骨肉与祖宗也在内——来保自己的皮。在欧洲各国的官署里，倘有大员背着属下、具文诬控属下，或为着替自己脱出一个愚蠢的局面而不惜自污其名，那是极少见的事；即便有，也多半出于虚荣与懦弱，而非出于十足的卑劣。不幸的是，满洲皇帝中即便最好的，也惯于牺牲他们的总督与巡抚；而这些总督巡抚，从《京报》上随便哪一天都看得出来，也太肯反过来互相攻讦。至于寻常属员，诬控与私函暗算乃是常例而非例外；一旦有案要查，最靠得住的莫过于这一条：大员必定安然无事，而他手下某个后辈便做了替罪羊。于是，一旦大难临头，那做官的纵然有心秉公办事，也左右为难：他若像攻打“拳民”的聂士成那样，一得令便按其本意毅然尽忠去做，便有被朝廷翻脸不认、反遭惩处之虞（聂士成的军队正为此事同情主帅，几乎哗变）；而百姓或乱民若闹得太过，他又要以“事前失察”或“临事不为”受惩。我曾亲历几场中国的大“乱子”，这可怜的情形是亲眼见过的。所采取的办法千篇一律，就是“听它（不论是什么）自己烧完”。依我看来，这桩可怕的事情底下，虽或有毓贤、刚毅那样存心不良的恶棍或蠢材，但当权的大多数人——如皇太后、荣禄、那两个已被处死的不幸者，乃至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一半是措手不及，一半是让中国人惯有的那种鸡胆子的慌乱压倒了。中国人聚众杀人，出于纯粹的惊惶者，与出于凶残者一般多。倘若我们能当面见到端王本人，心平气和、推心置腹地同他谈一谈，说不定至今还能不大流血便把这头怪物制住。李秉衡此刻确是在同我们打仗。一个忠于国家的中国人，自觉别无他途时，谁又能不如此？然而他似乎也曾主张把“拳民”同别人一并剿除；何况他自知已被人当作敌人摒弃，这可怜的人便再没有机会像两位在任总督那样，表白自己无意为恶、除非人家先来攻他。禧在明爵士此次以顾问的身份随海陆军前往，或许能起不小的作用；他为大多数官员所熟识，也许当真能同他们商出一个使中国不致解体的法子来。

第五章一九〇〇年的“拳民”纠纷

“人虽是奸诈的化身，我却相信人人都愿做个诚实人；只是他的利害拦住了他。”——戈登将军

倘若列国，或是作为列国之代表与化身的统治者，当真能把骄矜、怨毒与野心一概咽下去，一味照着凡人心底暗自认作光明正大的那点天性去行事，那么几乎无人会有丝毫疑义：我们理当人人卷起铺盖，退出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与广州湾，再给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大帝国一次重拾体面的机会，并在它改弦更张之际给予一切合情合理的帮助。整个租借地与“势力范围”的把戏，用律师的话说，是从一开头就带着欺诈的气味而失其效力的；正是这种为强敌所拒不给予的起码公道之感，才把这具可敬的老躯壳激得横冲直撞，以我们如今所见的这副骇人模样，为着不受羁绊的独立生存作最后一搏。

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全部历史，也同大多数人间的历史一样，是两边都有错。恰好三百年前，最早自西方来的传教士，在北京那个衰朽的朝廷里所受的接待还算不差；虽说头一批欧洲商贩在中国沿海大肆劫掠，又加上倭寇的蹂躏——单这两桩事，便足以招来猜疑与惊惶。即便如此，像明末那样一个为太监所把持、又腐败不堪的朝廷，也还通情达理，看得出西方宗教那套自命不凡的教义里，说不定终究含着几分坚实的人间好处，而西方的艺与学则无疑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于是罗雅谷与汤若望终于在中国朝廷上得到了皇家的礼遇与实在的任用。一场“拳民”之乱，迎来了朝气蓬勃的满洲人；相隔二百六十年，如今又一场同样的乱子，正把他们那堕落的子孙送出去。然而头两位鞑靼皇帝对宗教是极其友善的；假使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与多明我会士不曾忙不迭地为着空洞教义上的琐屑争吵起来，又把教皇与皇帝的体面牵扯进去，使政治上的局面愈弄愈坏，那么基督教与欧洲的进步，在全中国本都大有指望。然而一纸禁教，把这死结一刀斩断了。此后将近两百年，实际上只能困守北京、澳门与广州。荷兰人已被狼狈地逐出台湾，又在长崎湾里那块唤作出岛的可怜地面上，接受了最卑下的背教条件，弄得他们自身与他们的宗教在整个远东为人所轻。葡萄牙人则靠着贪墨官吏的纵容，在澳门取得了一块不甚光彩的立足之地；广州的官府一半因其懦弱而容忍他们，一半因其贪贿腐败而把他们当作必要之恶而容忍。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屠戮华人、血流成河——这便凑齐了天朝所受的冤屈与正当的疑忌；或者，若我们宁愿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那便是中国人的奸诈及其罪有应得的惩创。总之，两边是公平的有来有往。满洲官吏与中国商人猜忌而贪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最后还有英国人，则贪婪、粗暴而横行。这局面纵然不能令人满意，却也正配得上双方各自的分量。贸易在广州循着它那腐败的路子勉强拖延着；无论从譬喻上说还是从字面上说，两边都不曾折断过什么筋骨。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在两百年间由六千万暴涨到四万万，而从这一大群生民身上征得的全部岁入，连侵渔在内，每人每年也不过合一先令光景；可见这个古老而闭关的文明，其弊病究竟如何，事情总也坏不到哪里去——尽管这些百姓全然被剥夺了我们那么急于塞给他们的基督教的慰藉。

下一个转折点是“鸦片战争”。许多人不喜欢这个俗称，说它含有一层本不存在的、由我们承担的责任。这一点不必深究，因为中国人自己对这件事的叙述便十分公允，既不迁就商人的曲说，也不迁就传教士的曲说。他们说：鸦片作为药材输入已很久了；吸食的习气，以及因此而日增月盛的输入，早已长到骇人的地步，才有负责的人察觉，或者说，才有人省悟其严重。而且他们承认：即便在大量吸食鸦片的恶果被发觉、被认清之后，其官吏的因循、纵容与贪墨，也大半要归咎于他们自己。我们为着印度的岁入把鸦片运进中国，这原没有什么可夸的；但在另一面，从商业与政治的眼光看，这是极自然的举动，因此埃克塞特会堂那一片“我们千古之耻”的叫嚷，实在毫无道理。何况在当时，土耳其、印度及别处大量吸食鸦片，并未显出什么特别的恶果；即便可以指望那些冒险的商人去钻研商业道德上那些扪心自问的难题，他们也没有理由设想：中国人的性情竟会如此绝无仅有，会耽溺到人类其余部分绝无其匹的地步。中国人甚至说得更远。他们十分明白，并且在官文书里承认：一八三五年那场声势浩大的禁烟之举所以失败，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不善应付与不能持平，要负很大的责任——那一次交出并销毁的鸦片有两万箱。英国政府眼见中国的改革者当真认真起来，实际上已经让步了。义律上校已把凡他所能收得到的鸦片一包不留地交了出去；只要林则徐这边再有一点大度、机变与耐心，此后自印度的输入是可以逐步完全断绝的。然而误会与自负导致了战争；香港割让之后，中国人为着须赔付销毁鸦片的六百万元而吓破了胆，竟忘了就鸦片贸易订下任何限制的条款。在我们这一边，既已“把背脊挺了起来”，便相当难看地趁着中国人的糊涂，把这桩买卖合法化了——至少是以这样一种消极的方式合法化：它照旧进行，而我们不加禁阻。作为抵偿，中国此后自己也种起鸦片来；两下合起来的结果，无疑是把这个帝国的元气掏空了。

中国人在履行《南京条约》各款上一般的推诿闪烁，尤其是我们进广州城一事上的特别刁难，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决非否认中国有重大的过失；但在另一面，我也试着检验我们自己那些自命有德的说法，并为中国说一句公道话。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善于支吾，而且往往不说实话；在这两点上，他们在列国之中决非独一无二。然而《南京条约》是强加于他们的；而在欧洲的政治里，西方各国不但推诿强加的条约，连诚意自愿订下的条约也照样推诿，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何况我们欧洲人自己的做法，纵使得体，也常为中国人所误解、所厌恶；而且千真万确的是，他们当时便以为我们个个支吾、横暴、贪婪——正如他们今日自觉有理由如此看我们一样。两边这些闷烧着的情绪，末了化作火焰，爆发为第二次战争；在这场战争里，法国人找到了一个参战为盟的具体理由，就是他们的传教士马赖被人怯懦地害死，而这不过是长长一串教案的接续。美国人与俄国人则趁着我们刀兵相接之际，来推进他们自己的要求。这一回满洲人所受的屈辱，比头一次战争还要甚；因此中国举国为此而不爱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人与法国人使皇帝逃离京师、烧掉圆明园；俄国人则在一八五五年径直吞并了黑龙江下游，一八五八年又以条约取得直至乌苏里江的左岸，一八六〇年再以一约取得乌苏里江至海之间的地面：这些都是中国人要“谢”我们的。美国人得以摆出较为友善的面目；但中国人依旧认定他们的动机出于嫉妒与自利。此后几乎与各国一一订约；而戈登将军则出力扶持满洲的王座，虽然众所周知，他后来认为中国最好的指望在于这个王朝的消灭。

事情便这样下去。头一只弃沉船而去的老鼠是暹罗，它不再入贡了。法国人回航时把西贡揣进了口袋；虽然它法理上的主人安南是中国的藩属，但西贡这一省偏南太远，一时还不甚要紧。一八六五年，不丹被置于我们的官方照拂之下；但这一回中国也有尼泊尔的先例可援，只要这两个喜马拉雅小邦不被我们的军队占住，也就不甚在意。再往下，是一八七一年俄国对伊犁的暂时占领；此前一八六三年中国人已被逐出喀什噶尔，而阿古柏的势力渐渐对四邻成了威胁。一八七四年，因遇难船员一事与日本人起了争执，日本人一度占据台湾，后来主要靠威妥玛爵士从中斡旋，才被哄了出去。同年，琉球群岛被径直划归日本内务省管辖，尽管数百年来它一直按期向中国入贡，并与福州保持着往来。依一八七四年的条约，安南对法国贸易开放了北圻，中国人这才骇然发觉：法国人已在敲他们自家的大门了。一八八〇年，俄国先是诱得满洲使臣崇厚交出伊犁，后来见中国那派求进取的人态度强硬，便改了主意，终于在收取了一笔费用之后把那一省交还。有人说此举出于畏惧，这很可能；但无论如何，俄国老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这份功劳是该给她的，不论她的动机如何——别人本无资格去过问她的动机。法国人此时开始向云南与广西的中国边境推进。这渐渐酿成战事：法国人进攻台湾与澎湖，法军在谅山吃了败仗，末了由赫德爵士居间议成一个“不分胜负”的和局。接着是朝鲜脱手而去；中国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独受朝贡的宗主，倒发觉自己不过是“同侪之首”，须与一群各国官员——他们外交上的身份，同中国自己那位“驻扎大臣”一样含混——在汉城并肩钻营，争自己的权利。就在这些间隙里，大英帝国骤然占了上缅甸，又要求通商西藏；给中国这位名义上的宗主的补偿，是许诺缅甸定期遣“使进贡”，而这“进贡”一次也不曾办过，将来也永不会办。我们自己与俄国人在罕萨、阿克塔什一带蚕食的小小几口，也叫中国的羽毛抖了一抖；一八九〇年，我们又从中国取得了对锡金的保护权。此后三四年间，可怜的中国倒也过得不坏，最惊人的事，不过是英国、法国、瑞典或俄国派了几队人马到满洲与西藏去查勘。然而耶书仑在这短短的喘息里渐渐肥胖，就踢跳起来了：结果便是对日本的战争，台湾与澎湖从此永离帝国版图，朝鲜成了独立之邦，而辽东也险些一并断送。

这样，从北部湾上北圻的边城芒街，直到辽东的鸭绿江口，四十年前中国答应与欧洲列强订约以来，环绕中国本部的那一整圈藩属之地，已被一块一块地砍了下去。四肢尽去，躯干开始阵痛，也就不足为怪了。北圻；法属与英属的掸邦；缅甸；曼尼普尔；不丹；锡金（尼泊尔连同阿萨姆早已实际归我）；罕萨；瓦罕；巴达克山；帕米尔；浩罕；再到俄国边界的那一头，乌苏里省；朝鲜；琉球；台湾——短短一代人之间，尽数丧失——“我那些可爱的雏儿和他们的母亲，一击之下丧尽了”。四十年好勇斗狠的基督教，加上数不清的教案“乱子”，以及隔三差五提出的漫天赔偿要求，到头来，中国的满洲统治者所余的藩属领土，只剩下西藏、喀什噶尔一带与蒙古那些无用的荒漠，以及满洲那片祖宗的旷野。中国的行为固然不好，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待她的那副做派，实在不足以叫人相信我们的动机有什么基督教式的纯洁。她的财政虽坏，但在我们欧洲人怂恿之前，她一文钱也不曾借过；而还我们的债，她向来一丝不苟。且不说土耳其，葡萄牙、希腊或阿根廷共和国这些基督教国家，在财政信用上比她又如何？她的吏治虽腐，然而这一大群百姓——即便按征得的岁入再加三倍来计那些舞弊与勒索——人均纳税连地方摊派在内也从未到过三先令，而西欧人均则是三镑，且还不算地方税与入市税。她的商人同我们的商人一样诚实，而且往往更能干：前一句是众所公认的，后一句则不言自明。她的文学在世界上位居第一流，尽管她的教育制度或许陈旧。她若不幸因耽溺鸦片而自伤自弱，那么她男子的品格也还没有堕到我们英国各城镇里那些成群酗酒的游民之下，或堕到俄国农民大众之下；就这一点说，我们欧洲人自己是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东方各海上凡欧洲人的殖民地，都是靠中国人才办起来的。他们在美国或澳洲不受欢迎，并不全是因为他们自身固有的毛病，一半也是因为白人无法与他们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当初少不了他们时，他们不但受欢迎，而且是被争着招去的；如今却把他们挡在门外。酷暑严寒，无论什么气候，中国人都对付得来；他安静、勤苦、能忍，从不喝醉，做个丈夫也规规矩矩。一言以蔽之，中国人连同他一切的恶习与缺陷，仍是世上各方面都最出色的国民之一。

我这样替中国说一句公道话，决不是把她整体的与个别的过失一概宽宥；至于满洲王朝，认为它大体上已丧失其存在权利的，也不止我一人。最叫我们反感的毛病是傲慢；为着这份傲慢，日本给了她一顿她受之无愧的痛打，她已付出重价。然而正在这个当口，三个强国登场了。这三国之中，没有一国在日本全盛之时敢单独去同她较量；如今她为着所有约国的共同利益，独力打垮了一个不自量力的敌人而筋疲力尽，三国却联起手来扑向她，借口日本占据辽东一部分于天下有危险，夺去了她战胜的果实。以下便是俄国原话的译文：“辽东之割让与日本，引起了欧洲列强合乎情理的异议。日本一旦立足于黄海北岸，便将控扼中国的东北，从而破坏远东的政治均势。有鉴于此，俄、法、德三国依俄国政府的倡议，为维持远东和平计，劝告日本放弃其对辽东半岛的要求。”俄国当时或许当真是这样看的；她若堂堂正正地同日本较量，凭着独立的勇气据理力争或诉诸武力，谁也不能菲薄她的举动。即便法国，作为这位俄国游侠骑士的随身侍从，援引恭谨从命之义，也还说得过去。但在德国，却并无任何当地利害，足以解释她何以出人意料地捧着帽子随侍俄国之侧；而看穿这一着的，谁也不比中国更清楚——中国对这份不请自来的援助，连装个感激的样子都不曾装过。当然，既然从正面削弱法俄同盟是件难事，那么退而求其次，便是以第三者的身份间接挤进去，从消极方面抵销它的力量；哪怕这样一来，就得暂且撇开与那个一手把德国的海军与德国的贸易抚育成形的强国之间的共同利害，而去迁就另外两个一向竭力以苛税压制它的强国。这样蓄意为“利害”而牺牲，或许合乎近世的外交，但它很难打动那已经沉睡的侠义之感。其实，把德国的一点电力引到远东去放掉，对欧洲说不定倒是件好事；但这并不能使这一举动更可钦佩。

俄国指望得点酬报，并非无理；因为自二百年前她被逐出雅克萨以来，她与中国不曾认真动过刀兵；而她所取得的土地，虽有时来路不大干净，至少末了总是由条约让与她的。于是俄国取得了中国的允许，可以让舰队在胶州湾过冬，并在某些情形之下泊入旅顺与大连湾，而这后两处中国又不得让与他国。《喀西尼条约》还约定了在俄国主持下修筑穿越满洲的铁路。法国所得的酬报，则是以损害英国为代价，在江洪取得的若干土地让与。中国所以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正是由于这套挑动此国以敌彼国的荒唐而害人的政策。用李鸿章直言不讳的说法，这是“弱者的政策”。就这一回而论，我们并不为着中国因这份蠢念而受到应得的惩罚感到心碎，当即在缅甸边界上按我们的方便索取了补偿。德国在这当口，从中国、俄国、法国那里都没有得到一句谢；这三国，至少其中的两国，都太轻率地把她看作一个不请自来的插手者（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多事”）。俄国纵然当初有过一点感激，如今既已如愿以偿，也不见有什么表示。这一切自然足以激怒德国，她白白结下了日本这个仇家，手里却拿不出半点交代。

诚然，纯从做买卖的眼光看，德国是有资格指望一点酬劳的；然而中国人以其惯有的滑溜，把她那班热心的朋友为取得一处海军基地所作的种种尝试统统躲了过去。于是德国的机会来了：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一块殖民地立刻在殉道者的血里受了洗。俄国暂租胶州的权利尚未行使，而《喀西尼条约》对限制他国在该处的权利又只字未提。或许，德皇在那次先于福尔先生之行的著名会晤中，巧妙地引得沙皇漏出的某句无心之言，使德国在名义上无所窒碍。据德国人自己刊布的记述，他们小心避开英国人的耳目，择定时机，乘人不备溜进胶州，于太平无事之时以武力占据其地，不再交涉一句便把中国军队赶了出去。随后的交涉中，海靖男爵寸步不让；而满洲政府在这生死关头竟没有鼓起勇气抵抗，就此把自己的命运封死了，或许是永远地封死了。接着便是俄国对旅顺与大连湾的“暂时占领”〔原注：后来因谐音戏称之为“达里尼”，意即“远”。〕；俄国此时无疑可以辩说：“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虽然这在公道的眼里算不得一个够格的辩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那种蛮横的愚蠢，尤其在教案上，已使在华的外国人离心到这样的地步：虽然人人都觉得这般公然蔑视那通称为“国际法”的各项公约实在骇人，然而普遍的情绪却是中国活该——尤其因为中国在对德让步之中，分明存着挑动列国相争、好把德国逐出去的鬼胎。俄国不过是取了她的一份。英国与法国立刻要求补偿，理由是：“你们既要在这一局国际牌里坐着不响，任对家出老千，我们便有权随意挑一门花色出两张牌，好把这局拉平。”这或许算不得大度之举；但无论如何，这是自然的、合乎人情的，而且是中国自己那怯懦的举动招来的。一句话，中国这一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套在从前对付无知的匈奴、突厥、西藏人以及边地那些低等部落，向来是很灵验的；但欧洲各国虽彼此嫉恨，却比鞑靼人经得起磋磨；何况他们还占着训练更合逻辑、更合科学，交换意见的手段更便捷，财力上的“势”也更足的便宜。而满洲体面最大的一次扫地，或许要数亨利亲王以完全对等的身份，迫使皇太后与皇帝作私人的、非正式的接见那一回。

自那以来，可怜的中国便一路随波漂流；而基督教的外交，那“在权利一节上何等敏感”的外交，因为缺一位不存私心的领袖与一个秉公的人，便像一窝失了蜂王的蜜蜂，“乱作一团”。德国那一记当头棒，正打在这位刚缓过一口气来、摇摇欲坠的角斗士身上；随之而起的是“瓜分”之说甚嚣尘上。中国在沉默里尽量高傲地昂起头来，一意认真整军经武；一时又搬出那套挑动此国妒忌彼国的旧把戏；一时又痉挛似的抵抗一下，如对意大利的要求便是；一时又在彻底的绝望之中，对诸如法国近来提出的那种可怕而毁灭性的要求一味让步——法国这项要求，是为着她在远东用作政治工具、在国内却隔一阵便驱逐一回的那些教团〔原注：她如今又一次在驱逐他们了。〕。一八七九至一八八〇年间，中国曾老老实实地设法摆脱这个政教合一的梦魇，托敦约翰先生向教皇接洽，请派一位教廷使节来华；她准备给天主教徒与教民以最大的保护与容忍，只要对她只用道理相劝，不施武力；教皇也欣然应允，任何诚实的基督徒都会如此。然而法国立刻以远东“天主教保教者”的身份出面政治否决，并且实际上以推翻教皇在法国的影响相要挟，除非教廷不去碰她在中国的那份权柄。教皇让步了，或者说是他左右的人让步了。德国在中国有了第一处天主教传教区，又成功地对抗法国的主张、确立了自己在远东保护本国天主教徒的权利；而她头一次运用这权利，便是在胶州一事上——其时安治泰主教向德皇进言，摆出了最好战的姿态。在我看来，近世的宗教这样装扮自己，实在是一副不伦不类的行头，且与宗教裁判所的斗篷有着可疑的相似。当然，这种波尔吉亚与美第奇式的政治基督教，中国人自己的两面三刀要负很大责任；但在另一面，治外法权与传教的热忱，也无心地为中国人的钻营与背信负着责任。倘若一群蓬头长须、身穿长袍的俄国“神甫”有权站在纳尔逊纪念柱下的台子上，用蹩脚的英语布道，我们会怎么想？又倘若一个多少无辜的伦敦天主教少年因打破新教徒的玻璃被告上卢辛顿爵士的法庭，而有两名半剃着须、满面怒容的西班牙神甫作为辩护人陪着他到堂，我们又会怎么想？然而这正是每天在全中国上演的事。我对中国传教事业的浅见，已详载于一八九七年四月的《都柏林评论》〔原注：已重刊于本书之中。〕。那是一份天主教的刊物，而我在开篇便明言自己不是天主教徒，接着又批评了天主教徒；可见其中对传教一方的情形必定叙述得相当公允，否则那篇文章是不会被采用的。我引其中一两句：“无论无知的还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我从来看不出他们很在意教义。正如法国神甫常说的：‘这些是可怜的基督徒。’……〔无论何处〕大获成功的是医务传教。……法国传教士要求极度的恭顺；教民无论何等身份，没有敢坐下的。……新教传教士行善的方式是这样的：他们教穷人家的孩子干净、说实话、举止端庄贞静而安详。至于成年的男教民，我始终无法使自己相信他们是当真的。”

事实是：从史事上看，中国人中真正博闻的那些人自以为看得明白：基督教不过是佛陀的道理由印度僧人带到叙利亚，又加以变通以合于犹太人的古教罢了；正如同时另有佛教的使者，磨去了萨满教、道教或儒家的棱角，把平等与慈悲的柔和教义带到中国、朝鲜、缅甸与日本。何况当景教与佛教在西安府并行之时，中国人把二者视为同一宗教的不同形式，也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我在缅甸盘桓一年，亲见各等人那种朴素而不矜的虔敬、对财富的淡漠、极大的布施、各色人等恭敬地聚在村中的庙宇即“经堂”里听讲、妇女得体的朴素与自在、一切“阶级”之间的平等等等；再拿它同我们自己时髦教堂里那种招摇的世俗气一比——乡绅的专座、吝啬的捐款、盛装妇人的假笑、以下跪为耻、为着基督本人从未表过态的那些不值钱的“教义”争执不休，以及那满堂的阶级势利——我便常常觉得：坦荡的佛教里所含真正基督精神，反比我们自己那道貌岸然、恋世逐利的宗派主义与装腔作势要多些。无论如何，中国的读书人不管有理没理，总把整个传教事业看作一场历史上的骗局；他们有权这样看，正如我们有权批评他们自己那些（在我们看来）一本正经的“拜偶像”的滑稽戏。他们说：“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汉武帝已征服了半个亚洲；中国的文明与力量正臻极盛；欧洲一多半还处在野蛮之中。为什么一个叫作犹太的小邦——这个民族至今在欧洲几乎到处都是受人轻贱的弃民——竟蒙上天倾注这许多慈爱，其余泽还及于欧洲那些未开化的部落，而几万万中国人却要被整整二千年撇在门外挨冻？”除了这件事从史事与义理上看（在他们眼里）整个的荒唐可笑之外，他们还看见：俄国的基督徒自称正教，神甫娶妻，全不传教；天主教的独身神甫在皇帝与教皇之间挑起政治的争端，招募教民去同皇帝的军队作战，干预地方事务，走到哪里就把治外法权带到哪里，还辱骂新教传教士；他们又看见新教传教士分裂成十几个彼此敌对的宗派，几乎全然不为商界所理会，且太常受商界的讥笑；他们辱骂天主教徒，多半住在通商口岸，同妻儿过着舒服日子；而对那些喝醉的外国水手以及自己的同类——这些人分明需要某种矫正的管束——却疏于教化；他们又看见法国与意大利按其便利，时而扶教、时而反教，两面做戏；看见美国与澳洲把中国人赶出自己的海岸；看见德国出于政治动机，把二十年前俾斯麦还怒气冲冲地讨伐过的这株外来之物收到自己羽翼之下；他们看见这一切，再联想到印度的下场、中国四围那一圈藩邦的下场、非洲黑人的下场、红印第安人的下场，以及檀香山、土耳其、波斯的下场；他们再回想自己未曾以鸦片之瘾自阉以前是何等模样，回想康熙、乾隆那样的英主向（他们所知的）全世界发号施令的时代——那么，他们的怒气、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怒气，如今面对这么多偏袒、不公与欺凌而勃然上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正是这个缘故，使这个王朝、或者说其中的一派，宁可发疯发狂，也不肯再容忍这种对公道最起码的原则的凌辱；也正是这种情绪，使无知的民众心里起了同样的反叛，二者合流，终于酿成“拳民”之乱这一团古怪而迟疑的混合物。端王与他那些愤愤不平的朋友，先是怂恿皇太后废掉一个（在他们看来）正在出卖他们世袭家业的懦弱君主；继而又用欺诈的手段，引得太后相信贪婪的洋人一心要置她于死地，以此加强自己的地位。这样看欧洲，或许是错的、是怀着敌意的；然而它并不比布尔人对英国人的那种歪曲之见更离谱，而后者在欧洲其余地方却博得了那么多同情；何况它若是错的，我们欧洲人自己的行径大概也有一份责任。我们没有资格哭哭啼啼，把“背信”挂在嘴上。那些官吏纵然贪墨，也是一套体制里的一环，这体制的责任在他们自己的政府，不在我们；他们眼见惯常的进项没了，一切可动用的款子都被挪去还外债、买外国的军械，自然愤愤。百姓纵然敌视，通常也只是在受人怂恿或激怒之时才如此；他们虽各有各的苦楚，但总的说来，对自己那套放任因循的治理是满意的。若不是传教士的生活比他们自己奢裕得多，若不是治外法权把传教士抬到与他们在法律面前不能平等的地位，若不是地方教民与地方“异教徒”为着民间习俗争执而生出种种害人的钻营，百姓与传教士之间本不会有多少敌意——传教士几乎无一不是善良仁厚的人。至于这个王朝，它不幸在德性上与体质上都已衰颓，兼之法定的继嗣又不敷用。然而在受了这样一番对待之后，又背着昔日荣光的记忆，激情压倒了理智，孤注一掷，立意要把那些毁了它的欧洲人一并拖进自己的覆亡里去——这难道值得奇怪么？当荷兰人与外国的钻营者勾结起来，为自身的好处要把我们赶出南非时，我们国内便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乐于附和欧陆那些嫉恨的报纸，攻击我们保卫自身自由与权利之举。人人都承认布尔政府是腐败而残酷的；然而他们把世上唯一给一切人以平等的国家往海里赶，这行径却被欧陆各处高声宣布为第一等的英雄气概。满洲政府也有腐败与残酷这两样毛病：可是，那个两年后在胶州把一场针对中国滥权的同类突袭当作美德的国家，何以当初对詹姆森突袭布尔人的滥权就那样深恶痛绝呢？倘若那么多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以为受了蒙蔽的人要把我们赶出南非是英雄之举，那么受了蒙蔽的满洲人要把欧洲人赶出中国，他们何以又骇然色变？事实是：政治上那条指引是非的准绳，在近世已经模糊了；同一种颜色，欧洲人的眼睛看去是黑是白，全看合不合自己的利害与怨气；而我们英国人在这场道德的迷失里也有一份，这一点是不能推卸的。

中国政府与百姓中一部分人的行为，无疑是坏的；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欧洲各国那种撩拨的、侵略的、不公的态度，对这场理智的失常要负很大责任；而且还不可忘记：面对京城里这样一场过度而夸张的激情爆发，中国各省的官与民，大多数仍旧安分而持平。我们正当危难之时，这些好人不曾附和为恶；如今他们的不附和已使我们得以从容调集足够的兵力，我们却反过来攻打他们，那将是一桩永难洗刷的不义，同时也是一种怯懦。举国对故意造成的（有定数的）损害负责，是公道的；但让这个国家为着一半由我们自己的与有过失所造成的事而背上惩罚性的巨额赔款、从此一蹶不振，则是不公道的。中国人是世上最自由的平民；比传教士更叫他们害怕的，是除英国之外几乎每一个欧洲强国那种苛刻、纠察不休、毫不容情的行政手段。我们对中国百姓负有一份责任，不止于惩罚满洲政府而已。近来这场凶暴的爆发，其中一切骇人之处，在道义上与事实上都只有满洲政府对我们负责；中国百姓若与有份，也不过是一个有限地区里有限的一部分人：撇开外国方面误入歧途的传教热忱与攫取土地这类与有过失不谈，这一部分人的不义之举，最初也是苦难与饥饿激出来的；这场举动最初的本来面目，对这个王朝的危险不亚于对传教士的危险；只是它的锋芒被那些无赖的督抚与受了蒙蔽的亲贵巧妙地从王朝身上引开，转向了传教士与一般的外国人。满洲王朝还该不该被容许存在下去，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无论如何，若要容忍它，也只应容忍在一八七四年依法推立的那位正统皇帝身上；而把岁入浪掷在一群游手好闲、百无一用的旗人身上，则应即刻停止。北京的这些旗人，对进攻使馆一事负有一部分责任，整个组织应即刻解散，其人或编入一支新的、单一的国家军队，或听其像寻常中国人一样自食其力〔原注：一九〇一年已奉上谕准行。〕。至于各省的旗人——广州、福州、杭州、南京、镇江、荆州、成都、西安府、归化城、青州等处——他们的处境很特别，因为他们对这场反洋之乱丝毫没有参与。当然，若决意保留满洲王朝，他们便一仍其旧；但那样的话，凡有意扶起一个强盛中国的人，就该看着他们拿了钱去做正经的军务。若满洲的统治之家被废，这些旗人也一样可以像寻常中国人那样编入国家军队。

只要能把旗人这个昂贵的梦魇除掉，实在没有什么（不属报复性质的）理由非把满洲王朝废掉不可。第一，就过去而论，无论从哪一方面、哪一个角度看，它都是中国人所曾有过的最好的王朝。就它是外来的而论，它已丢了自己的语言，实际上已变成中国的；就中国人之于它是外人而论，中国人已爱上了那条“辫子”，实际上已变成满洲的。这两种成分此后应熔为一个单一的民族，满人消融进中国人的大群里，正如苏格兰人（作为一支势力）消融进英格兰人的大群里一样；满洲这一家继续君临天下，不是凭其势力或族属，而是凭其优良的出身与传统——正如斯图亚特王室（远比满洲人坏的君主）在英国王座上传了几代之后便不再是苏格兰人，汉诺威王室也不再是德意志人一样。如此，把那些虚构而无用的界线与利害彻底废除，中国的君主制反而会因此加强。除一个人数有限、给养优厚、教养良好、专为繁衍嗣续而小心培育的家族圈子之外，凡宗室、觉罗之类的皇家闲人，统统应编入官员之列，做寻常的、没有特权的官。那八位“铁帽子王”，其地位介于皇子皇孙与孔、孟那样的世爵之间，略相当于德国体制里的汉诺威王或黑森·拿骚公爵一流人物；只要他们不再向国库支取俸禄，不妨仍留其顾问的班位与他们的产业：其实，凡既得的产业权利与空头的名号，都完全不必去动它，只要不把负担与特权硬塞给国家的度支就是了。整个中国的文官制度应即刻改组——至少就俸给而论如此。说到底，不可少的官员数目是很有限的。连那一千三百名作为治理之真髓的知县，以及他们之上的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与总督算在内，全国“有实缺”的文官也不到两千人，每年二百万镑便可给他们优厚的俸禄。为筹这第一笔开销，应当允准提高进口税率，同时应着手将厘金与本国常关一概废除〔原注：现已办到，两项大体均归赫德爵士掌管。〕。这两项革新不可只准其一。须知经赫德爵士之手的纯本国贸易与沿海贸易，与外国贸易一样多；不但这一项的进出口税则应当重订，凡本国民船贸易（只限沿海与干流航路）也应逐步归入洋关。中国政府起初不妨仍照旧法自选官员，但应刻不容缓地着手改良铨选之法，此事须与皇帝的政府友好商议，而这个政府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加以扶持与尊重，并使之免于一切嘲笑与“失面子”。对那一大群饥肠辘辘的候补者，也须设法在若干年内有所安顿；两千个可用的缺，每一个大约有五个候补者，合计一万人。这将是最棘手的事情之一；但在改良后的各衙门里，机会无疑会渐渐出现；无论如何，他们的权利是既得的，一个人数众多、受过教育、依法有所期待的阶级，在一个正在改组中的帝国里，断不可让其一文不名、心怀怨望地被抛在一边。克罗默勋爵在埃及的成绩证明，这一切对于赫德爵士这样的人是完全办得到的——他是满洲人所曾有过的最忠实、最不居功、最勤勉的外国雇员；他若肯以六十五岁之年〔原注：现年六十八。〕继续负轭，那他必定是个极受欢迎的人选。远东次一等的人才是柏卓安先生。至于陆军与海军，近来的事变证明：有效的改组沿着已有的路子可以迅速推行，而且中国人有着极好的原材。

倘若事情只干系到大英帝国一国，那么在一代人之内造出一个脱胎换骨的“中国人的中国”来，是毫无困难的，正如埃及或缅甸的先例一样。在英国的旗帜之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一切白种人另外还享有同等的社会特权——“白种人”一词如今已推广到把“日本人”也包括在内；可惜的是，使英国的殖民行政如此成功的那些宽宏大度的原则，法国、德国、俄国并不共有；因此，英国固然十分乐意任用法国、俄国或德国的行政人员，只要他们依英国公平与平等的原则办事，然而几乎可以断定：那些国家的官员若受托掌权，必按特权归己的原则行事：真正的自由不在他们的血里。诚然，德国在胶州多少摆出一点依英国自由原则治理的样子，但并无任何保证说这套政策不只是为达某一具体目的而暂行的权宜。即便俄国在理论上有意采取开明的态度，把她的国土——至少是她的“势力范围”——坦然向世界的竞争开放，她在实际上能不能、敢不敢这样做，也大可怀疑。整个俄国的体制建立在大众的无知与屈从之上。一位俄国大臣曾激动地对我说：“我们明确认为，英国那套让大众享有自由的制度是个愚蠢的错误。大众在任何国家、尤其在俄国，都没有能力判断什么于自己最好；这件事该由那一小群受过教育、受过训练、以治人为业的人替他们决定。”俄国的统治者若像我们让俄国人进香港那样，让美国人与英国人进旅顺与海参崴，那么俄国人中较无知的一部分自然也会指望自己享有同等的权利与自由。一句话，俄国被她自己的原则永远缚住了：她要么把自己的百姓禁锢在屈从与无知之中，要么放弃她的专制体制。受过教育的民族，是不会容忍一小撮近臣的“专擅”的。至于法国，她在科学上何等辉煌，在商业上便何等无望。全世界找不出一处重要的法国属地可说是收支相抵、办得像样的。那就像一个风流的老纨绔养着一大房姬妾，好替自己日渐衰退的元气作证。每一处都是“特权专归法国人”；而法国人若在这样的条件下自己也办不好，那便是“那就谁也别想在我们的旗下办好”。美国在门外时，同我们一样急于为自身的好处争取门户开放；可是轮到他们自己把门时，他们却远不及我们乐意把门户开放的好处推及他人。日本已彻头彻尾证明她配得上我们的敬重与信任：论礼数与侠义，论军事才干、政治家的手腕与个人的勇敢，日本完全可与欧陆任何国家比肩。日本人身量虽小，肤色虽黄，内里的质地却与法国、德国或俄国的材料一样值得我们与之为友、与之结盟〔原注：她此后已成为我们的盟邦。〕；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领头的一票，是她完全挣来的。她的勇敢救了她，使她免于亚洲的败亡。可惜日本在商业上的原则，不如她在政治行政上的那样稳健可信；然而这是一个极有胆魄、极能自省改革的民族，她很可能连这一点也改过来，变得更开明些；眼下的不够开明，一半或许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力量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不敢依新约所给的权力去公正处置一切外人的权利。她还没有十足的勇气去坦然承受自己的平等与独立。然而无论如何，为中国安排前途，我们必须把至少五个大国——德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彼此冲突的利害算在内，这五国如今都与中国接壤；倘若最相干的六国能够同中国商定一个公平的方案，既为中国确保持久的和平与独立，又为自身确保权利的均等，那对基督教的外交来说，无疑是一场大大的胜利。

倘若中国的法律及其施行还算过得去、甚至还算行得通，那么立刻废除治外法权，断然是件可取的事；治外法权凡加于哪一国，便掏空哪一国的元气。这曾是日本人引以为耻的心头大患，他们为废除它长久而激烈地力争过。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外人都可以对着它的脸挥拳头，它如何能在自己百姓面前有尊严地立住？试想想：若伦敦所有的德国侍者、意大利摇风琴的、法国厨子，每逢触犯伦敦的地方章程，便由巡警小心翼翼地带到他们本国领事跟前去，我们会是个什么局面？再想想：若斯威登堡派、奥奈达自由恋爱派、摩门教徒、阉割派与震颤派，每天都派人在威根的矿工、苏格兰的小佃农与康诺特的农民中间，为着不值钱的“教义”小事闹起救世军式的哄闹来，那又会如何？诚然，中国人的司法程序如此野蛮，以致欧洲给日本的那种让步目前无从谈起，这是中国人的过错；然而须记得，三十年前即便对日本许以“本国司法”，看来也一样荒唐。但我们若必须在中国对本国臣民行使法权，至少也该留意不让他们把特权用到超出情理的限度。传教士要求进入那些分明以恶意阻拦他们的城镇，这权利尽可以给他们保住；但他们也该同别人一样受地方章程与习俗的约束，而把任何本地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则断不可容忍。与其上诉到外国法庭去，不如设一位外国法官替中国施行中国的法律。然而照目前的情形，这是一个无望而无尽的循环。只要一地的官府认为传教士在其地有碍公益，他们便永远会使用恶意；而只要传教士看出有人在不老实地限制他们行动的自由，他们便永远会牢骚满腹、咄咄逼人。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东正教会所取的那种：它不容任何内部的干涉，凡来归者一概接纳，却全然不作任何劝化与招徕之举〔原注：俄国此后已有推行正教的迹象。〕。当年天主教徒潜行暗处，冒着性命与刑罚的危险收聚信众，那时一个传道者的勇气、或一个教民在这般危险面前的坚信，至少还有几分令人起敬的地方。可是如今，尽管医务传教成绩斐然，尽管一两处纯以劝化为务的传教团中也有不少人在敌意而不知感的人群里安于清苦艰难的生活，我们对传教士这一群体仍可以老老实实地说一句——我完全承认他们个个用心良善——：天主教徒即便认真，也往往是无意的生事者；某些新教徒即便认真，也是无心地不得其宜。两样情形之下，他们苦心造出来的那件本地成品，太常是既无诚意也无实质，而最看不出这一点的莫过于传教士本人。无论如何，造这件不伦不类的成品所费的代价，与所冒的风险和所耗的资财全不相称。一八九八年，中国十八省与满洲三省共设有新教传教团五十四个，每团辖有一处至二十余处的分站。这样，把天主教各派——方济各会、耶稣会、多明我会、小兄弟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等——算作一个，那么摆在心神错乱的中国人面前可供挑选的宗教便有五十五种：瑞典的、加拿大的、苏格兰的、英格兰的、德国的、挪威的、荷兰的、美国的、丹麦的，还有“深闺”的；浸礼宗六种；卫理宗五种；长老宗八种；还有公谊会、门徒会、路德宗、弟兄会；等等。内地会在十八省中的十六省设有传教区，别家没有一个及得上它的一半。大约在同一年，单耶稣会在江南两省便有外国神甫二百五十人、本地教徒十一万二千人，而五十年前只有神甫五十二人、教徒六万人。耶稣会在直隶南部另有一处三万教徒的传教区。此外有巴黎外方传教会，在西南四省、西藏与满洲有教徒约十五万；遣使会在浙江、直隶西北与江西；方济各会在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山东；多明我会在福建；米兰外方传教会在河南；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在蒙古。当然，这些传教士多半心存善意，而且在很多情形之下是把一生都献给了这桩不受感戴的事业；然而治外法权与宗教这一种骇人的搭配，才是最刺激中国人心的东西；除非我们以平实的、通乎人情的常识来调和自己那份好勇斗狠的热忱，我们欧洲人种便将永远为人类三分之一的人所深恶。

第六章中国人的宗教

关于中国人的宗教或无宗教，外间流行着许多含混的说法。书本上尽可读到关于佛教、道教及别种教义的极渊博的论述。本篇将近结尾时，对中国佛教的沿革也要略作考察；但首先要紧得多的，是查一查此刻中国人心里究竟是个什么状况，以及这颗心在实际上究竟受任何一种宗教情感支配到何等地步。要办这件事，最妥当的办法，是按我自己亲眼所见，一省一省地来看中国人，至于一般的推论，则留给读者自己去作。

我在北京住过两年有余，颇常置身于“宗教的”交游之中。那里的习惯是：凡欧洲人，只要出得起钱而职务上又容许他抽身，一到五月将尽便退往“山上”去。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十月初，若公事需要，每星期左右骑马进城一趟；但照常例，事情都是在庙里办的。这些庙宇多半散布在西山一带，总称“八大处”；此外还有些在更北处，靠近十三陵；更南处，过了卢沟桥——那是新铁路的终点；更东处，则在圆明园附近，那座皇家园林已于一八六〇年为联军所毁〔原注：我论这些题目的各篇文字，均已另行重刊。〕。其中也有两三处尼庵。这些寺观我都曾先后走遍，并在其中六七处连住过一两个月，所以有充分的机会考察僧人的品性。照通例说，我觉得他们是一班安静、无害而规矩的人。有学问的是极少的例外，连中国的学问也谈不上；至于那些每天照着中国字的拙劣音译诵念的藏文经咒，我从没遇见过一个人懂得它的意思。尼姑则多半全然不识字，正如北方的中国妇女通常那样。僧尼都剃光头。北京一带僧人的社会地位很难说定。他们这一行为人所普遍轻视，谈起他们来几乎总带着善意的鄙薄。人们待他们有礼——只要他们守着体统，人们总是有礼的——与其说是因为他们那身衣服的神圣，不如说是因为在中国，凡彼此陌生的人，只要没有利害相冲，在任何场合照社会的习惯总是客客气气地招呼。他们的地位，或许拿英国那些惯于领着生人在教堂与大礼拜堂里转、这里那里讲讲英国史上的掌故、或讲讲“装饰式”“垂直式”一类建筑的门道的不识字的司事来比，最为贴切。中国的僧人多半会给“施主”奉一杯茶，并指望为此得一份“赏钱”；此外凡他所效的小小劳役，如点一支蜡、焚一道纸表、抽一签问卜之类，也都指望有赏。他大抵能就年成、天气，以及粮食、草料与烟叶的市价谈得头头是道；讲到讨价还价，他与他那些在俗的同胞一样精明能干；若受了无礼的对待，他泼口大骂的本事也不输给寻常的庄稼汉。他还往往兼作村塾的先生，因而在他那点粗浅的学问之外，又有几分教书人的影响。作为相当可观的一片庙产的所有者或经管者，他又是个雇工的东家与出售出产的商人，不可不算在内。更进一层：他那阴间的行当虽略受鄙薄，却使他在村中的公议上有几分分量；一半因为他通常上了年纪，一半因为他没有父母妻儿的牵累，而且既有一份界限分明的经济地位，他对地方上的小争执便能比寻常的乡人或本地的商贩看得淡些。中国并没有“绅士”这样东西；但若说举止的文雅多少可以给人这个名分，那么僧人一般是粗率的，正与“绅士”相反。我发觉所有僧人——除非受了引诱——不但戒荤戒酒，而且往往连蒜、葱、薤、韭之类“辛味”也戒。他们多半大抵吸烟，鼻烟与旱烟兼用。也有一两个境况宽裕的吸鸦片，但总是避人而吸，还算得体。为首的僧人多半是老人，因此私德的问题很少提到台面上来；至于年轻的，一般名声不佳；但无论他们有过什么不检之处，都遮掩得严严的，不教人看见。照规矩，方丈——即住持或当家的和尚——身边总带一两个徒弟或侍者。这些孩子往往是“过继”来的，到时候便指望接住持之位。除上文所说的以外，僧人并无什么阴间的影响；也没有什么抚慰人心的家庭或社会的影响。丧事、瘟疫、饥荒、灾异之类，他们的法事是要照行市请去做的，而且总是一手交钱；如此而已。在别的方面，他们的品行也并不高于在俗的村民，而后者在多数情形下也是勤苦规矩的人。不要以为人们常听说的那种腐败是到处皆然的。乡下地方，“作恶的门路”并不常在手边，私人的生活通常是相当和睦的。“山上”的僧人多半比寻常更富裕、更受人看重，因为常有皇子亲贵、宫里的太监、进京的官员，以及此类富贵人家出城来消遣一日，或奉差前来祈雨、祈晴、祈子嗣之类。

长江各省，从海口一直上溯到四川，我觉得那里的僧人在信用与体面上，显然还在北京和尚那本不算高的水平之下。中国中部往来行旅多得多，僧人似乎常从这一座丛林云游到那一座。各处方言的差别，还不妨碍他们彼此大致听得懂；而北京一带说的是一种特别的方言，长江沿岸有教养、有见识的人固然容易听懂，却又不同到足以使说北话的人觉得身在异乡。

中国人有句俗话：

“急来抱佛脚，闲时不烧香。”

这与我们的

“魔鬼病了要做圣徒，魔鬼病好依旧是魔鬼”

意思大致相仿。这确乎是中国人对待宗教的一贯态度。佛教僧人守着不问世事的态度，并不去劝人入教。在中国任何地方，我都不曾发现来世的福报之望或罪罚之惧（虽然佛教二者兼讲）对人的行为有过丝毫影响。诚然，有一种很强的想法：若大大有亏于家庭之责，或对宗族的利害犯了重罪，冥冥中的报应或许会以鬼魂不安、子孙不肯好好照管坟茔一类形式加到罪人身上；又或者在生前便有报应，如子女多病或早亡、贫困、时运不济之类；但这种想法与佛教的教义即便有关也极少，其由来远在印度的传教者来华之前。事实是：不论佛教、道教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如何互相消长，所留存下来的那点宗教情感，无非是鞑靼人古老的萨满教——道教便是它在中国的精致形式——再加上中国人特有的那份极强的祖先观念，各处又略染些佛教的、也许还有摩尼教的臆说而已。萨满教可以这样界说：它是一切未受教化的人类所共有的自然的迷信，直到人为的教条或社会的哲理来与它争胜为止。人看见同类是唯一看得见的、既有意志又有智慧、能予他祸福的力量；于是他便把一切别的神秘力量或现象——如风、日、雨、黑暗、日月食、寒冷等等——都赋以他肉眼所熟悉的那唯一的意志与智慧的最近似的摹本：换言之，赋以人的属性。连我们今人，凭着人类那点可怜的自负，也不过想到把自己设想成神的形状而已。禽兽在某种程度上与人同其意志，纵使不同其智慧；因此中国人也多少赋予禽兽一些主宰自然的想象中的能力。就在一两个月前〔原注：此文最初刊于一八九六年。〕，皇帝依礼部所请，谕令各省督抚率其属僚素服齐集，在最近这一次日食中把太阳从民间所想象的那条天狗口里“救”出来；而可笑的是，礼部同时又宣布这次日食将于某日某时某刻发生。中国人夜间穿林而行，便吹口哨或唱歌，把“鬼”吓开。一城有了瘟疫，便点火放爆竹，驱逐邪祟。祈雨祈晴，也与我们一样。我自己就曾因“不洁之身”在此而使雨不下，被人攻击过〔原注：见《约翰·中国佬》（穆雷书局，一九〇一年）中《跌而复跌》一章。〕。中国颇有一些改头换面的男根崇拜，尤以南方为盛；无论如何，妇女祈子，每一省都是很常见的。中国的“信士”随时准备向死者或神灵献上的这种敬奉或禳解，其指望不过是立时得点好处、或避开眼前的祸害，这与对着一个活人行同样的礼节，差别是极小的。寻常的中国人随时准备扑倒在地，向任何一个能赏他或能害他的人磕头。中国人的祈祷与祭祀是平实而讲实效的。其中毫无空灵、遐想、狂喜、崇高或任何可称为神圣的东西；它同中国人一切别的交易一样，无非是讨价还价、银货两讫的事。若一再祈求而无验，他们甚至会把自己的神打一顿。皇帝本人若神明助得快，也常常“赏”神；我还记得读到过一道上谕，吩咐巡抚去申饬一位偷懒的神祇。几年前，中国的皇太后曾下过一道令，命佛僧在某庙祈雨，道士在另一庙祈雨。同样地，在新加坡〔原注：见《约翰·中国佬》中《异教的基督徒》一章。〕，每年有一桩习惯，是到某座葡萄牙人的教堂里去；堂中一尊圣母马利亚像，为异教徒所虔诚礼拜，因为据说多年前她曾显灵，帮过本地某位有头脸的人物——那人向她祈祷过。这是那位神甫亲口告诉我的，他并向我保证：这与寻常的教民全不相干，乃是异教徒每年的举动，而教会巴不得加以鼓励。

我觉得南方的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一省的，比北方人虔诚得多，至少就外表的仪节而言如此。城里每一户人家，除了屋内那种略似俄国圣像龛的神龛之外（连这个在北方也很受冷落），临街的门廊上还有一个整洁的小小石龛；每天早晚在此点起香烛。广州秋天那场大节，外国人通常叫作“万灵节”的，是世上值得一看的景象之一。连绵数里的街道上张灯结彩，挂着一组组衣饰最为华丽富贵的偶像。我住在华界城内时，有一个仆人死了；管事的“大管家”〔原注：见《约翰·中国佬》中《阿四之死》与《张二》两章。〕虽是北方人，因而几乎全无宗教的情感，众仆人却公议（一半也是为我着想）请两个和尚来，绕着棺木做两天法事。这位管家是纯然不可知论的性情，什么“道德”都没有；然而他戒酒戒烟之严，胜过任何宗教的热忱，并且二十多年来把工钱的一半寄回家给母亲。他的妻子是个疯人，死后他续娶了一房，带在身边；新妇是南方人，她的主君很痛快地准她供起自己的“菩萨”来。我便按时成了她祷告的主要对象；就我所能弄明白的，她所求的并非我灵魂的福祉，而是我的康健长寿，好教工钱的进项永不断绝。

在中国，外表的宗教虽是南盛于北，僧人的品类却显然更低。据说其中许多人是堕落的罪犯，逃到庙里去，把它当作一处逋逃之薮或庇护所；看他们的模样也确像。我相信法律并不承认这样一种豁免，但民间的习惯给了它必要的认可；而官吏对私人犯罪，非经本人具控是从不动用法律的，因此就一切实际情形而言，庇护之权可说是存在的。有罪的僧人有时由地方官会同地方僧官一并惩办。在这里以及别处，都可看见僧人火化；马可·波罗虽屡屡说到焚化死者，但这样的习俗如今除僧人外已不复存在。广州僧人的品行，不是极坏，便是大受人疑，因为近年来地方官不得不屡屡出示，禁止妇女入庙；而且几年前，广州一座最好的丛林竟被激怒的民众烧毁，起因是某个民间的“妇女节”里僧人有真有假的一桩不端之事。我在广州时，结识了那位道教的“教皇”，他是从江西“龙虎山”一路乘船来的〔原注：见《约翰·中国佬》中《道教教皇》一章。〕。他是张道陵的六十一代嫡孙；张道陵在将近二千年前受中国汉朝皇帝的封爵，并住到那座山上；据说他是在四川的“鹤鸣山”“白日飞升”的。一千年后，宋朝的皇帝又把大片产业赐给这一家。历代教皇的魂灵，据说都要转生到这一族某个晚辈的身上。这位名叫张仁晸的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也颇有见识：他曾同几位新教传教士讨论过宗教，并且很客气地给我写了一道“符”。此后不久我便离了广州；那位不可知论的管家却把这道符看得极重，我便由着他把它贴在我四川寓所的门楣上：说不定正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屋子才被暴民围攻，而我险些丧命；不过张仁晸或许会辩说：若没有这道符，我根本就逃不出来。

中国每一年都有一位值年的保护神，轮流值岁。书的序文里，除通常的年月之外，往往还写上值年之神的名号。春天的节令，对这位神祇的神龛格外用心。许多地方有“送旧岁”的习惯。在海南岛，我特别注意到：此时人们把旧衣裳与旧家具抛到池塘里去，正是为的这个用意。一千年前统治中国北方的契丹人，元旦那天惯在帐中炒盐，巫者绕帐而行：地上也撒盐，为的是赶走老鼠，“并把鬼吓跑”。

中国最奇特的“宗教”情感之一，是不肯亵渎写过字的纸。这个忌讳不及于非中国的文字。一八八二年甚至有一道上谕，禁止在北京用写过或印过的废纸重造新纸。多数城镇的街上设有木匣，收拾字纸的零片，上写“敬惜字纸”。这种情感无疑带着宗教的意味，略近于一个最玩世不恭的基督徒也不肯拿《圣经》去包干酪或包肉的那种反感。其意在于敬重那件把古人伟大的思想传给人类的工具。我在某城见到过一道按察使出的告示。他在告示里严禁用旧文书造“还魂纸”，甚至悬赏给举发的人。同样，文书也不许用来糊墙、糊窗或补鞋；鞋底上不许打写字的印记，因为“把字印在盛脚的东西上，再没有比这更不敬的了”。在日本，我留意到连用脚去指点东西也会开罪于人。

中国还有一种流传相当普遍的忌讳，是不吃牛肉：这与印度人的心思不同（虽说印度人那一套起初或许也本于同一道理）；它所表达的，是对耕牛的一份感激之情——人在田间受它的劳力之惠太多了：也许这出自摩尼教，因为在六三一年至八四三年间，那个宗教在许多省份曾大为盛行。自从坚持要吃牛肉的欧洲人来了之后，这忌讳略有松弛，至少在通商口岸附近如此；但每逢旱荒困厄之时，它又屡屡复活，而且官吏往往从旁煽起敌意，其唯一看得出的动机，似乎只是要拿一件不花本钱的事去开罪洋人。中国人吃自然死去的牛，是毫不介意的。病死的牛，为省下埋葬的麻烦，尸身常被抛入河中，借口说埋了要坏土：其结果有时是鱼生蛆而滋生霍乱。

誓言的神圣，在中国是很难说有人体会的，至少就公堂上的供词而论如此。诚然，英国的法庭里曾造出一种真假难辨的权宜的誓辞；但要把西方伪证法那一套名目繁琐的规矩，施之于中国人这样一个不说实话的民族，实在荒唐。中国人对家族的誓约似乎还守得相当忠实，对秘密会社或私人友谊中那类真正的盟誓也是如此。歃血——即彼此吮饮几滴对方的血——是极常见的一种约束。我在旅途中还常见到洒鸡血的事，与驱邪、问卜等等相干。船家几乎总在敞篮里带一只公鸡，到了险滩便割破鸡喉，以此媚事河神。

中国一切宗教情感中最强的一种——它与上文所说的多数一样，同佛教全不相干——便是对先人的敬重。极北之地不及南方来得强；但这也自然，只要想想鞑靼人千百年来的影响就是了，他们中许多人至今轻老而慢死。尽管如此，这种情感仍可说是普天之下皆然的。其意似乎是：每一个人不过是那条无尽的家族之链上的一环，若祖先的祭祀荒废了，或没有男嗣，这生存的延续便断了。正因如此，溺婴无论多么常见，男孩是从不杀的。中国几乎见不到不嫁的女子，而女子一出嫁便不再属于父家，因此妇女多半被看作货物一般。同样地，失掉一肢，生存的延续也算断了；由此便生出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外科手术的抵触。全国上下几乎找不出一个断臂缺腿的中国人。罪人自然不愿受刑；绞刑比斩首要痛苦得多；然而头还在肩上，到那一世里去总还拿得出个像样的模样来。照中国人天生的观念，那一世不过是今生的重演，如此而已：一样的官吏，一样的“陋规”，一样的乐与苦。祭鬼的用意，是要他们在新的境地里安分，别回来“嚎叫”着讨帮衬。连皇帝在追赠哀荣时，末了也一概用“以慰幽魂”这样的话。中国人对将来的福乐若有什么盼望，那也不过是设想今生的经历再演一遍。他在这里是个坏人，到那里也还是个坏人；因此他把行为合于冥冥之善，只合到能在人世博得名声为止，再多便没有了。他并不怕死，除非因为死是痛苦的、是可悲的诀别。佛家关于天堂地狱的说法虽被人随口传述，却没有一个中国人当真相信；他的行为也从不像基督徒那样，被来世的祸福之望所左右。

有见识的阶级对待宗教的真态度，是当今皇帝的祖父道光帝在官文书里定下的那种。其大意是：“一切宗教都是无稽之谈；但愚民向来信鬼神、信来世，因此为了顺应民情，只要不干犯国家旧有的典章，朕愿意保护一切信仰，基督教也在内。”末一句话，一六九〇年康熙皇帝也曾对耶稣会士说过。孔子没有宗教，甚至不肯谈论这个问题；他那一套所以为人所尊，只因为它是规矩与秩序的化身。在我们看来，这里头略带一点道学气；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中国版的“君子的宗教”，尽管君子的数目未必很多。至于民间对宗教的态度，从学理上看根本不值一议，那不过是一堆无知的成见。从实际上看，它自然极关紧要，因为中国的农夫与工人以为我们拿婴孩的眼睛去照相、干种种伤天害理的丑事、蔑视祖宗、在教中的妇女身上玩宗教的把戏等等，这对我们决不是无关痛痒的事。这些迷信并不比欧洲中世纪流行的关于巫术、异端或鬼神作祟的观念更粗鄙、更危险；也不比俄、奥、法、德诸国对犹太人的成见更愚蠢。这无非是个教育的问题；不单是书本上的学问，也包括好的道路、旅行、通商、思想的交流、和善的对待，以及我们自己这一边合乎情理的让步。

中国最初听说佛教，是在一千八百四十年前（公元六五年）。有人讲下面这个不甚确切的故事：约当公元前一三〇年，中国正与塞人交兵，其使臣奉遣往帕米尔一带，想在那些凶悍的鞑靼人背后另开一路，他在阿富汗听说了印度与“浮屠”之教。“浮屠”是那两个中国字今日的读法，当时读的是“浮屠”即“佛”的音，在日本至今读作“坊主”——就是我们英文里那个指和尚的字。又过了一百年，统治乌苌与巴尔赫一带的印度·塞种王，口授佛典与一位中国的使臣或旅人；这才是中国人头一回听到佛像与确切的教义。——真正的事实是：公元六二年，中国皇帝因一梦而遣人赴印度取经，经取回来了，还带回几位传教的僧人，一一译出。皇帝的兄弟成了信徒；但这教不久便失了信用。又过了一百年，印度的传教僧经西域源源不断地进来。宫中建起了佛龛，各处造起了寺庙，到公元二二〇年已有五千户人家归教。此时中国已分为北方即鞑靼人统治的帝国与南方即本国人统治的帝国。两边都护持佛教；如今叫作云南与四川的中国西部那些小邦的君主也是如此，那时这一带与缅甸（当时叫作骠）、暹罗（当时在云南境内，叫作南诏或六诏）以及印度有着广泛的通商与政治往来。五世纪时，塞人再度强盛；他们统治着中国北方，是佛教的有力护持者。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印度僧人，在朝廷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今日的镇江成了南朝佛教的大中心〔原注：见《早期佛教》，《亚洲评论季刊》，一九〇二年七月。〕。僧人此时堕落得不成体统，骄纵、奢靡而淫乱，公元四四六年被逐出北方鞑靼帝国境内所有的寺院。但他们不久便重又得势；在菩提达摩的引导下，南方即中国的皇帝简直成了个宗教的醉汉。公元五八八年，继他而起的陈朝之君竟把自己卖给佛做奴隶。与此同时，鞑靼的皇帝郑重宣布儒家的位次在佛教之上；道教〔原注：见《道教》，《都柏林评论》，一九〇三年七月。〕则居末（道教可以说是一种哲学的神秘主义，到后来的形态里又掺进了炼丹与江湖伎俩）。把中国重归一统的隋朝皇帝是佛教强健的护持者；但到了唐朝，怀疑与禁毁便颇不少。历代皇帝在奴颜婢膝的崇奉与粗暴的怀疑之间摇摆。八三九年，全国有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八四五年，几乎所有寺院都被毁掉，摩尼教、景教〔原注：见《景教碑》，《都柏林评论》，一九〇二年十月。〕与祆教的寺院也在内。统治中国北方的契丹与女真两朝，于佛教既无大扶持，亦无大摧残；蒙古人〔原注：见《早期基督教》，《亚洲评论季刊》，一九〇三年七月。〕则护持一切宗教。忽必烈深受西藏僧人八思巴的影响。蒙古后来的皇帝都是些可怜的迷信之徒，可以说这个王朝正是断送在纵容那腐败透顶的佛教上头。继蒙古而起、一直做到二百六十年前满洲人征服中国为止的本国王朝明朝，把佛教严加约束。一四三〇年，皇帝说：“至今日，人之迷信仍如往昔。”一百年后，他的一位后嗣把宫禁之内所有的佛寺尽行焚毁，书籍佛像一概销毁，把圣物舍利抛弃。然而其中还有一件留存至今，在北京白石桥附近的一座塔下。满洲人从一开头便很有见识地把佛教当作一根政治的杠杆来用，而“灵魂”转世之事，皇帝把批准之权留在自己手里。

第七章中国、朝鲜、缅甸等处基督教传教士亲历记

一八六九年我初到中国，头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北京。那里的一切，自然包括传教士问题在内，于我都是新鲜的。起初四个月——正是夏天——我们一概住在“山上”，因为一到暑天，北京这地方无论从哪一种感觉上说、从哪一种意义上说，都叫人难以消受。传教士在北京的地位，与他们在通商口岸或内地全然不同。在这座满洲人的京城里，除官员与传教士而外，压根儿没有别的欧洲人社会；至少当年是如此。正如荒岛之上人人凭自身分量立足、彼此不分高下一样，在北京，外交上的公使与宗教上的牧师天天平起平坐地相见〔原注：有两三回，美国传教士连年充任美国驻华公使。〕；若对传教士委员会或学生委员会的举动不满，便只有退出俱乐部一途——一八九五年确实有一位就是这么办的。事实上，最愉快的交际聚会都在传教士家里，因为那里插不进名位与尊卑的问题，纵然有人存心要摆，也摆不起来。自六月到十月，新教传教士偶尔也像我们这班俗人一样上山透透气。有几位则始终留在城内；即便出去，逗留的日子也比我们短得多，而且是轮流着去。天主教传教士则一律与其教民一同留在北京，且与新教徒不同，他们穿中国衣裳，连“辫子”也一并留着。有一回我甚至见过一幅中国人画的《受难图》，图中两名强盗都拖着满洲式的辫子；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开罗参观一座科普特教堂时，也见过一幅相仿的画，连当中那位主角都是黑的。只要想一想，各民族自然最看重自己的相貌形体，并且在其未经雕饰的朴素心性里，总想把一个崇高的题目表现得够庄严，就会明白这里头并没有什么荒唐或亵渎可言。

最有名望的新教传教士——就他们日后的功业来看，我简直可以说是最杰出的那几位——不是在中国政府里担着教职，便是把大半光阴花在研习中文上，学堂里的事多半由他们的太太操持。男的自然在礼拜日用中文讲道，我记得去听过一回：这样一种别扭的语言，外国人要不闹出可笑的错处是很难的，我自己就听出了一处。天主教士在这上头要谨慎些，讲道通常交给本地人去办。新教传教士至少有一半是美国人。医务传教士却是英国人，他在北京的确取得了极有益的影响，连王公之家也不例外〔原注：德贞医生一直担此职守，至一九〇一年去世。〕。公使馆的牧师（如今已是主教了）对他那批外交与领事界的教友不大满意，缘故之一是我们偏爱高雅的音乐；不久他便辞掉了薪水，位子倒未必辞，于是我们一时都成了迷途的羔羊〔原注：包尔腾主教于一八九五年辞去其职。〕。在北京的两年半里，我不曾听说有过任何一桩“教案”。汤若望与南怀仁的卓绝劳绩，给天主教在那里的事业留下了中国人所谓的“余香”，尽管上个世纪里各修会之间为着祭孔祭祖究竟含有多少宗教意味而争执不休，并由此酿成种种误会与迫害。我在北京时，老教堂还立在康熙皇帝所准许的那个位置上，不过已被一堵难看的高墙挡住，不叫它落入“紫禁城”中的御目；近年来，由于教皇良十三世那番明智而息事宁人的举措，我想它已被拆去，连同遣使会的全部产业一并迁到安定门外，若我没有记错，就在利玛窦墓地附近。

住了两年之后留在我心上的主要印象是：北京及其附近的新教传教士在下列几方面做了不少好事——他们教穷孩子讲干净、说实话、举止规矩、洁身自好、安分守己；他们把各种书籍译成中文，这些书当年自然极有用，如今也还有用，可以教人科学与常识的初步；他们劝阻恶习，不论是吸鸦片、男女不检、酗烧酒、赌博、缠足，还是勒索敲诈之类；他们又给那些自己没有像样班底的公使馆当翻译，极其得力。至于成年男教民，我却从来说服不了自己，信他们是当真的。我请过好几位教民当教习；有一位老头儿我记得特别清楚，鼻子红得很〔原注：参看《中国佬》（默里书局，一九〇一年）中论“一个中国教民”一章。〕。照当时的惯例，我总给他一杯荷兰金酒和一支马尼拉雪茄，好引出他讲故事的本事；他把酒端到鼻子跟前时，常要就自己那点基督徒的顾忌说几句俏皮话。有一回他说，天堂者，“渺渺无凭”也；实则他惯常对我大讲这套教义如何荒谬，倒像我该为它负一半的责任似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他们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日子。他们中许多人属于修会，或遵守类似的会规，所以只消说一句：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在欧洲时一模一样，所不同者，无非一律穿中国衣裳、留“辫子”罢了。不过北京的遣使会既算不得“正规”教士，其行事也不尽同于欧洲的“在俗”教士。这一层属于神学上的分辨，我无力置喙。天主教神父总乐意就着一瓶酒说笑话；他们享用的口腹之奉虽少，却全无新教徒那种严峻；他们的日子过得远为有纪律，也远为克己。中国人的心里，想不出还有什么教士可以不守独身；照通例说，他们待自己本国的僧道，总是轻蔑与敬重掺半，随境遇与地方而浓淡不同。在中国大部分地方，一个和尚的社会地位，很像从前我们英国出殡时那班雇来的号丧人。只要他们在做法事、穿着法衣，人看他们便敬畏多于轻蔑；谁也不知道、也不在乎他们的来历；可是一旦他们做下什么错事（或者说被人抓住——在中国也如在别处，坏就坏在被抓住），这份蛰伏的轻蔑就飞快地变成挟仇的敌意。中国这个大帝国里，宗教情绪之因省而异，其悬殊不亚于欧洲；然而无论哪一处，天主教的办法总比新教的更合中国人心目中的是非之理。话虽如此，责备新教传教士享受太过，究属不公。一个英国工人家里寻常的舒适，在中国便算奢侈了。一扇挂着干净帘子的玻璃窗，而不是满是窟窿的纸窗；一张雪白的床，配着雅致的帐子与被面，而不是一领油腻的席子加一个竹枕；一处通风的屋基，带个齐整的小园，而不是猪与鸡跟主人一样自在的脏窝棚；尤其是，一位漂亮的太太和几个孩子——这些英国最寒素的人家也有的寻常安适，在中国人心里却意味着无边的富贵与奢华。所以说，新教传教士比起周围的中国人来，确是过着奢侈日子；可他们断然没有比在本国时过得更舒服，花费也不及在华的别国欧洲人。虽则如此，有一点也不能抹煞：他们并不常像天主教士那样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口腹之奉降到中国人的水准，因此在克己这件事上得不到同样的称许。

我正是在北京时，听说了天津那场骇人的教案。受难的以法国人为多，不幸当时法国正陷于对普鲁士的战争之中。传教士与那几位可怜的修女，自然全无过恶可言；事后要追究，至多不过说他们收买弃婴孤儿一事，未顾及中国人的迷信，失之不慎罢了；再者，那位以性命抵了债的法国领事，在设法弹压时也未免鲁莽过火。此后我在天津住了一年，与天主教、新教两边的传教士都往来甚多。近处似乎不曾再出过什么教案；传教士与其他欧洲人相处的大势，与北京差不多，只是那里的欧洲人多半经商，忙于事务，愿与传教士往还的心思要淡些；于是新教传教士也就更疏远些，对同胞的小过失看得颇严。这总归是不幸的事。欧洲的罪人在中国固然和中国的罪人一样需要灵性上的照管；可是人一到了外国，对于在本国那更大的场子里不会碰到的私德干涉，往往要动气。于是中国人便自己问：那些教人学好的人，为什么不更受本国人的赏识和敬重？何以欧洲人（当年比如今更甚）公然过着为其牧师所斥责的生活？何以传教士与商人彼此这样疏远，说起对方来又这样不留情面？——至少，我那位红鼻子的基督徒朋友，一面呷着他的金酒兑水、或者索性是纯的，一面向我提出的，就是这几条。

我此后的经历在汉口。那里的传教士多半住在江对岸的省城武昌。当时武昌被看作相当危险的地方，英美两国领事馆常接到教士遭百姓凌虐的控诉。我总是挨家去看他们；在此我还得再说一遍：武昌的新教传教士没有一个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多半有太太，这些太太既是受过些教育的英国或美国女子，住处自然得像个样儿。中国本地的生活是不大像样的。既无真正的隐私，又无清洁，又不讲卫生，更没有把女人当平等之人相待的念头。所以，比起周遭的本地景象来，凡贤慧的英国主妇乐于倾注于家中的那份整洁，在中国就显出一副铺张奢靡的模样——连我看着也是如此。日后我供职各处，中国官员到我那临时凑合的领事署来拜会时——我几乎一辈子都住在稍加欧化的中国房子里——常对我说：“样样都这么干净！你们欧洲人真是奢侈得很！想想看，脚底下还铺着毡毯！”而他们所指的，不过是一所破败的旧屋，政府还认为不宜给一位领事官的家眷居住。与汉口新教徒的这点“奢侈”相映成趣的，是主持方济各会小兄弟会传教事务的那位意大利神父，他过得再卑微不过。我也常去与他对坐闲谈。他一年到头穿一件破旧的黑袍；每月约花一镑过活；雪茄与酒也抽也喝，别的好东西也享用——只要是白得的；若非白得，他连一分钱都不肯花在自己身上：法国领事每逢礼拜日总请全体天主教士吃早饭。这般克己，极是得体、极是可爱。然而，难道因为某人受其修会会规所拘，必须苦行独身，别人既是从另一种根基上出发的，不照样办便该受责备么？话虽如此，事实终归是事实：天主教士过着卑微贫寒的日子，吃的主要是米饭白菜或瘦鸡；新教徒则一概住得舒舒服服，除了自家的礼拜堂与学堂，极少见到中国本地的生活。我与老安杰洛神父是极要好的伙伴。

我接着在九江住了将近一年。那里有一位内地会的售书人时常向我诉苦，说在内地受人欺凌。内地会是我所知唯一给成员穿上“辫子”与长衫的新教差会；如今或许还有别家，我却不曾碰到过。连女教士从前也穿一种改过的中国装束；只是那模样太不自然，我简直要说不成体统，所以不久就作罢了。看一位身材高挑、浅色头发、面容爽朗坦白的英国女子穿着中国裤子，或者穿那种中国妇人用来遮住裤子的裙子，实在叫人觉得有失身份。这位苦命的男教士每回到九江来，脸上总带着被追逐的野兔那种惊惶神气。他的办法是带一船书籍传单，闯进热闹市镇的街上去（直到一块砖头把他赶回来为止），操着极蹩脚的中文兜售传单、宣讲教义，好积下材料向差会的主事人报告传教的进展。这人极其尽责，硬着头皮做这份没人领情的差事；可是他始终被一种感觉拖累着，觉得自己的上司也嫌他是个麻烦——他确实是个麻烦。我总尽力替他办事，然而这是件窝囊差使；我自己也觉得，硬要人家在他向不信教者进袭时加以保护，我并没有什么站得住的道理；可我还是做了。照通例说，内地会是原则上不请领事出面干预的；但有时如本案，实在避不开。其余的新教徒多半是美国人，安安稳稳地窝在极好的欧式房子里，离中国人的喧闹与臭气远远的。男的偶尔到内地去作巡回布道、散发书籍；不过美国人是断然吃不来苦的，而且他们的薪水通常比英国人高得多，比内地会更高。女教士在学堂里做了些有益的事。遣使会在租界上也有他们的教堂与主教座。他们所属的，正式名称叫遣使会；我常去同那位老主教谈天，从本地报纸上看到他至今还在，正在庆祝他的银庆（一八九六年）〔原注：本文初次刊行后约一年，布雷主教去世。〕。他用一支中国铜烟袋抽廉价的中国烟丝；他那座“府邸”里的陈设简朴到极点，几乎和耶稣会的院舍一样严峻。主教与神父一概穿中国衣裳、留“辫子”。他们在远处内地做些什么，我从未打听；不过据我所知，他们在大城镇与湖区村落都有不少小教堂，定期前往察看。全省的本地教徒有一万六千人；新教徒断然不到一千六百；我疑心连一百六十也未必有。这个省是明明白白怀着敌意的。

我由此去了广州。那里的新教传教士毫无例外，都舒舒服服地住在欧洲租界上或医院里。我再说一遍，我并不是说他们比在本国过得更舒服；可他们并不吃什么苦，我常受他们殷勤邀请，在他们家里吃的饭菜同我自己家里或商人家里一样好——只除了酒。教堂无论城里城外都常遭袭击，但主持者通常是本地神父。佛山及邻近各镇上“教案”频仍，天主教新教都有份，只是从没打破过谁的脑袋；照例吵闹恫吓一番之后，赔款大抵也就出来了；事情便这么拖着。我曾去美国人的大礼拜堂做过一次礼拜，还同在场的中国人一道领了“圣餐”。我们都坐在位上不动，掺水的红葡萄酒盛在一只大玻璃壶之类的器皿里，挨次传递。礼拜全用广东话。我虽懂得这种方言，那套神学却听来吃力；不过讲道的人口齿流利，会众也似乎规矩而专注。学堂的安排极好。传教士所做的最大好事，是把中国人邋遢的思路整饬一番，把社会与道德的气息洗练一番，把身心的条理灌输进去。至于教义，无论愚民还是读书人，我从来看不出他们有多在意。正如法国神父常说的：这些基督徒真叫人扫兴！存着善意的中国人常在心里这样盘算：“这里来了一家子蛮夷，说是来给我们做好事的。一个毛烘烘的蛮子，带着胖太太和胖娃娃，为这么点事漂洋过海跑这么远，实在可疑得很，何况他也明知我们多半连看他一眼都嫌恶心。不过他到底答应把男女分坐在礼拜堂两边了。他的话虽然费解，倒也不伤人。他不像水手那样喝醉，也不像我们这样吸鸦片；他甚至告诉我们哪里有药丸，可以把这毛病戒掉。他的太太和女儿在礼拜堂、学堂里走动做事，模样确是又干净又好看。他告诉我们有个来世，那里人人平等、人人受欢迎：在那儿碰上蛮夷固然不会特别舒服，可对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也算不上坏前程。我们的孩子在学堂里白读书；他们学英文，到香港说不定能谋个差事。”如此等等。坏事坏在：传教士把祭祖这桩“拜偶像”的罪过看得太重——那本是一点极无害的人情；坏在他显得袒护教民打官司；坏在他不明智地攻击孔孟，而孔孟的道理只要稍加牵合，本是极容易与基督教说到一处去的；坏在他过于爽快地收买婴孩；坏在他把门锁起来，不肯让公众自由出入；坏在他收下些“歪货”作教民，任凭这些人把他哄骗过去。在广州大获成功的，是医务传教会。连最怀敌意的中国人也承认这一点。据我所知，医务传教士从未遭过一次袭击，其中有几位我引为最敬重的朋友而深以为荣。广州城内外所有的传教士——其数多得难以计算——都沾了这所宏伟医院的光，这医院在某种意义上是华南头一份开化的力量。天主教这边属巴黎外方传教会，全省约有二万七千教民。此后我在别处又结识过这个会的教士数十人。这里只消说一句：他们在广州与在别处一样节俭朴素。照通例说，他们把一生都献给这项事业，从不回国。他们总穿中国衣裳。他们惯常与欧洲人保持距离，多半因为主教座堂离外国租界有一段路；不过他们倒给自家领事添了不少事做。

第二次在广州任职期间，有一桩与传教有关的事我记得清楚〔原注：参看《中国佬》中论“一桩教案”一章。〕。那天我刚吃完一个人的午饭——东方人管这一餐叫“梯芬”——有人递上一封信来。信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写的，说主教座堂就要遭袭。这座座堂是广州城里最惹眼的建筑，它那高耸的尖顶（据说是违背了不得超过一定高度的约定而造起来的）向来是较有敌意的本地人眼中之钉。我久经练习，自然写得来中文；于是取出一张红“帖”——中国人常在这种帖子上写简短的公事——不加什么议论，把这事报给三英里外衙署中的张总督。英法两国领事那天早上都去了澳门，我便以上司的名义写。刚写完，又来了一封信，所述情形颇为骇人。我叫来中文书办，半小时后又遣一名差人送去一件更为正式的公文给总督。中国书办执笔迂缓拘泥，事情紧急时，往往不如撇开公文格式，用铅笔草草写上几行来得管用。这桩事本不关英国领事的事，而英国领事又恰不在，我办起来就更棘手。此后三小时中，各处法国传教士的急信约每半小时一到，那位倒霉的总督也照这个频次挨了我一封封铅笔信的轰击，我着意不给他留下半点推卸责任的余地。随后总督麾下一艘炮舰的法籍管带来见我，要我准他“登岸派兵”，我不允。另一艘炮舰的英籍管带来自请效劳。接着守卫租界的中国带兵官来问究竟出了什么事，并请“示下”。整整五个钟头我没离过座位，其间我想必用法文、英文、中文写了二十封信，还要接见传教士与别的相关人等。末了，总督的“定论”来了。他说：“我在当地已有兵二千余人，我自己还挨过乱民的石头；除了向你保证只要人人安静，法国传教士与租界全体都不至于有危险之外，我实在无能为力。”在那一刻以前，我一直无暇他顾；这时我忽然想到，该把这事告诉别的欧洲人了。我这一声突如其来，说主教座堂出了事，以致要调动二千兵，自然把欧洲人吓了一跳。于是开会，布置防务，调来炮舰；结果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人家便讥笑我平白无故闹出一场“虚惊”。然而两年之后，相似的惊扰又起；这一回乱民当真冲进了租界；好几所欧洲人的房屋被焚被劫，女眷不得不躲上轮船；此后又为赔款讨价还价耗去两年。

两次到广州之间，我在镇江住了几个月。那里我只办过些田地案件。天主教方面是耶稣会，而耶稣会总能把自己的事情料理得妥妥帖帖。我记不起那里有什么专事传教的新教教士，只记得我头一回见到内地会的女教士穿中国装束就在此地。有一位英国医务传教士做了些好事；至于田地案件，则是由另一口岸尚未进入镇江地面的传教士以书信往还办理的。我又在福州盘桓过一阵，随后到福建内地遍访了新教与天主教的传教处所。福州的新教传教士常被人指为“奢侈”。他们确有一两处自备的疗养地，一处在海边，一处在山上；不过那里的气候也确需时时换个地方将养。天主教方面是西班牙会。我去看时，其教中气象颇为萧索。近年古田的惨案（一八九五年）足以证明，新教传教士为着他们所认定的真理，是肯冒极大风险的。但我在那里时，内地几乎没做什么事。城中那桩著名的乌石山案，那时才刚刚开头。

此后我在传教“温床”——有教徒八万的四川省——住了一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神父每个大城都有；我一路行了几千里，结识了其中许多人。无一例外，他们每人每月只靠折合今日金价二镑到三镑的一点钱过活。我说他们的住处总算齐整，乃是相对而言，且是从中国人的眼光来说；论“奢侈”，没有一处超过英国耶稣会修院的；有几处那神父住的完全是中国房子：泥地、草席当床、纸窗，什么“舒适”都谈不上。据说是有一份廉价法国酒的配给的，可这配给分得既不定时也不均匀，因为每逢我突然到来，招待我的照例是一瓶祭台上用的酒，以志此难得之会。这些法国传教士无论怎样穷，总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待你。那里有两位、说不定三位主教，我只认得重庆东境教区的那一位，虽然我也常在别位的教区里行走，还在日后晋封主教的库巴先生处宿过一夜。副主教过的日子与别的神父一样简朴〔原注：布勒特里主教卒于一八九八年，他谦让不肯继任库巴主教之位，库巴则于稍前去世。〕。我常去同他和他的属下抽袋烟。他们没有一个敢不坐密闭轿子出门：那里的百姓敌意最深。我相信我是头一个照常穿着欧洲衣裳在街上步行的欧洲人；别的欧洲俗家人也在那里住过、偶尔也走过，但他们照例觉得还是待在屋里稳妥些。可我爱活动筋骨，虽然一路挨人喝倒彩是件苦事，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报应随后就到，下文即见分晓。

我在贵州最荒僻的地方——那里也归巴黎外方传教会——行路时，遇过一桩有趣的事。我惯常步行，夏天身上除一条帆布裤和一件纱背心外一无所有，不戴帽子，只打一把伞。自然是一身尘土或一身泥，加上通常既不洗脸也不刮胡子，模样并不怎么威严。我那顶官派的蓝呢四人大轿，带两名替换轿夫，两名坐轿的用人各带一名替换轿夫，还有挑行李的脚夫等等，都远远地跟在后头——轿夫们的算盘，是尽量叫我不好意思上轿歇脚。我快走到山路旁一座小小的行路人庙时，看见一位极体面的中国人从一头油光水滑的骡子上下来，摆出一副恭候的样子。这是绅士对绅士、或绅士对官长应有的礼数。我本想向他打听几句地方上的事，不料他竟是位法国传教士。他遇见个欧洲人自然喜出望外。他头一件事是要知道来的究竟是哪一位钦差〔原注：参看《中国佬》中论“一位钦差”一章。〕。我们俩一同退进庙里，好让那位大人先过去。可头一个过来的是我那胖厨子和王二（就是当年跟随吉尔上尉的那一个），两人都在轿里睡着。我这一队人马过完，并不见有什么钦差出现，我便问那传教士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轿里像是没有人；您是他随员里的么？”这才弄明白：原来传闻长了翅膀，把我变成了一位“钦差大人”，而我们两个正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让我的厨子和另一个用人过去。他身边带着酒，我便回敬这位好神父一支雪茄。这种相遇总是极有意思的；因为欧洲的消息渗到这些地方来极慢，而为着管束的缘故，教民被摆在“远着点”的位置上，纵然本地人有什么可说的，也谈不上与神父亲密交谈。至少在这几处教区里，法国传教士对个人的礼敬要求到极致。无论多大身份的教民，未经招呼，断不敢在神父面前坐下。我这人性情颇为平民化，坐着与神父谈话时，受着这样过分的恭敬，常觉得浑身不自在。当然，神父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归其领事管辖，而法国人素来比我们更看重官职品级，所以那些神父即便只为着策略，也不便把我这个下级领事官（我当时正是）的身份说得太轻。

我在重庆时，那里的新教传教士全属内地会。他们穿中国衣裳，都在街上自由行走。有一位女教士穿着中西“折衷”的装束，却从不出门步行。这些新教徒是开路的人，在抢救自尽者一事上做了极多好事。说来几乎令人难信，却是事实：单在重庆城内，传教士几乎天天、有时一天两三次被人请去，帮着抢救吞了鸦片寻死的人，多半是年轻妇女。内地会中有几位略通医道，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庸医为常、良医为异的国度里，这点医道很快便升格为医学。人们对欧洲人那份过分的——至少是口头上过分的——轻蔑，因这方面的善举而稍稍缓解。一句话，若有人问我：“我们传教士该做什么才救得了中国人的灵魂？”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把他们的口袋装满金鸡纳霜、洗胃管和眼药膏。”天主教既独占了一百多年，内地会的到来自然要招人妒忌。我在那里时，法国在华的势力极低，从普法战争的余波中还没有缓过劲来。加之法国主教数年来一直摆出一种半官方的姿态，有些人——连他们自己国家的官方当局在内——都认为近乎倨傲。因此眼下主教已回国去了，只有一位副主教留守，上头传下话来，要他“收敛锋芒”。城里与全省都很不安、很躁动；江北（在重庆对岸）那座城敌意之深，连一个欧洲俗家人都不敢在那里露面。我很难过地看到，新教与天主教彼此非议对方的做法，同样不知检点。法国人会轻蔑地说起“牧师和他们的圣经”，新教徒则嘲笑告解与弥撒。两边都不是存心要如此。我甚至可以说，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双方都有意宽厚待人，至少也看得出刻薄是不智的；然而在争夺“灵魂”的时候，顺手抄起趁手的家伙，究属人之常情。这在中国人身上的效果自然是糟糕的；他们常说：“这些外国人互相指摘对方错了；何况据报上看，法国在自己国内都不容修会存身；看来法国和英国都在这里谋政治上的势力。”两三年后，法国人在中法交涉的纠葛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竟利用北圻的基督教势力为自己张目；四川立时感受到这事的反响，重庆一位常来看我的首要中国教民竟遭处决，法国公使馆虽竭尽死力营救也无济于事。名义上的罪名，是他在一次反教徒袭击他住宅的骚动中，无故致人于死〔原注：参看《中国佬》中论“教会的种子”一章。〕。

正是在上述这段动荡的“过渡”时期，我遭了一次袭击。因为副主教常与我往还，而我每过一城又必去拜访当地的每一位法国神父，于是竟生出一种说法，说我是什么大主教，或者是官派的宗教裁判官。人们还以为我有透视山川的本领。这些事我从不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那时久旱不雨，人心正惶惶——我出门一个月回来，才发觉我不在时谣言格外猖獗，迷信的恶意已把我挑出来要加以毁灭。我照常在午后散步，注意到所经过的骚动人群神气有异；正当我尽量不动声色地设法往回走时，忽然有人拖来一个老婆子，逼她抱住我的膝盖喊“讨公道”。与此同时我看见我那名官派的用人已被一群凶狠的人围住。我历来见过的“民变”不在少数，立刻察出这是一个什么圈套，并且看出我唯一的活路在于极度的客气。这一着奏了效，我平安回到家中。当即遣人报官，说半小时内必有大乱。正等着官府动手时，一位新教传教士进来说他的房子受了威胁，街上的人正指我打断了一个孩子的脊梁。长话短说：乱民果然半小时后到了，我的房子被拆毁了一部分；所幸几乎在同时官府也带着差役赶到，我除了在混乱中摔了一跤扭伤两只脚踝之外，并未受更重的伤〔原注：参看《中国佬》中论“他跌倒了”一章。〕。此后三个月，全城处在极度的激动之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都受威胁；旱象依旧，而民间的谣传进而指我“盗去了神池里的金鸭”，因而招来天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始终没有完全弄明白。三个月无聊的枯坐之后，事情平息下去；全省的官员都被总督丁大人——他算是相当公正的人——逼着在对待传教士上稍稍改弦更张。然而大约四年之后，又爆发了一场大致相似的暴乱；天主教的大片产业被焚毁，我那所旧房子——即我继任者的住所——也一并焚毁，他险些丧命；全省各处都起了骚动。如今重庆已是开放的口岸，自美国代表团（一八九五至九六年）访问总督的省城以来，我们可以指望有些好的转机。

我此后的经历在沿海的温州。全中国若说哪一处最料不到会出“教案”，便是此地了。那里的百姓格外温和；城池像个昏睡的山坳；内地会——为首的是一位独腿传教士，这事弄得当地人以为英国是个独腿之国——早在此地“开埠”之前多年便安安稳稳地据有此地；会中人差不多都已成家，办着学堂；一切相安无事，直到中法交涉的纠葛搅乱了人心。海关税务司恰是个法国人，事情就更不好办；所幸他在风暴到来之前被调走了，只损失了财物。然而除此之外，法国遣使会新近还请一位意大利神父主持，设了一座天主堂；循道自由教会差会也派来一人。领事只我一个，因此各宗派都来找我。惯常的“教案”，起因或是教民不肯摊派“异教”赛会的钱；或是某个非教民人家（深知官府的畏忌与成见）捏造出一桩田地纠纷来诬告教民。在这种情形下，传教士与领事有时很难袖手，虽然明知有被指为多事的风险；因为中国官府在任何案子里都难得公道，通常又贪墨，而且对教民一概怀有敌意。饶是如此，事情总还拖得下去，权宜的相处之道总还凑合得出来。法国人炮轰福州船政局与舰队之后不久，一天傍晚我正坐在自家廊下抽着一袋沉思的烟，忽见城中腾起一片亮光。我本能地觉得：“这下要出事了。”不多几分钟，住在城里的我的首席差人渡河到我岛上来，说苏慧廉先生的循道会已经起火，当夜要把所有欧洲人的房子都毁掉〔原注：苏慧廉先生至今还在那里。〕。又过几分钟，海关的首要人员带着枪和钱箱进来了。同时六七处地方一齐起火，午夜之前，内地会的三所住宅、海关的两所住宅、海关衙署本身以及天主堂，全被毁尽。海关的人此刻都在我这里，只少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他从前也是传教士——独自一人毅然去救援别的传教士了〔原注：玛高温医生约十年前以高寿去世。〕。末了大家商量，觉得海关的人财物既已荡然，还是出海为妙；那所摇摇欲坠的旧领事署，实在不值得拿这许多性命去冒险守它。我因更懂中国人，便觉得留下来更稳当，至少是更舒服。这当儿，传教士的下落还一无所知。再长话短说：中国的带兵官带着炮舰与兵士，恰好赶到，救下了领事署；海关的人依他的命令由另一艘炮舰跟去，次日安然接回；再过些时候，失踪的三个人也交到我手里，他们逃进了官员的衙署，除几处淤伤外并无大碍；他们那模样活像我们在美洲见到的、蹲在火车“车厢”上的红番，因为既无帽子又无像样的衣裳，而官员们又给了每人一条新红毯和一卷二十块钱的抚慰之礼。第三天，那位意大利神父也被找了出来——他隔壁一位“异教”老太婆发了善心，把他藏在一堆柴垛里。头一班轮船一到，所有传教士都被打发去了宁波，那位意大利神父披着我一顶旧吸烟帽和一件睡袍，其余的人也穿着同样七拼八凑的行头。所幸女眷们早已因预料要出乱子而送往宁波，如今只剩下这一夜狂舞之后付账一事了。谁也不很动气。牵涉在内的有五国，此外还有总税务司署；然而官员们（这一回他们连传教士那条独腿都没有可作辩解的凭借，且当即坦然承认了这一点）赔偿之爽快，竟使各国代表与总税务司署都巴不得立刻了结此事；事实上，报“乱”的信使与报了结的信使几乎是同一批；此案就其情形而言是一桩“破纪录”的案子，转眼便被人忘却。我相信除那位后来去世的独腿传教士外，几乎所有传教士至今还在那里，各人都由中国出钱，得了一所漂亮的新房子替下旧的〔原注：参看《中国佬》中论“温州的灭烛人”诸章。〕。

此后不久我去了朝鲜，同船的旅客中有两个模样古怪的法国青年；他们那平静而听天由命的神情，一望便使人想到殉道。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去朝鲜当神父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朝鲜的历史，是传教年鉴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一被察觉几乎必死；须绝对乔装、绝对秘密；须彻底的孤绝与困苦。朝鲜有一种奇特而便利的风俗：居丧的人要在脸前挂一幅布帘，既不许开口，也不许与人交谈；朝鲜人宽大的帽子和袍子，加上这幅布帘和一副大眼镜，便能使传教士在友善本地人的照应下四处行走而不被识破；这向来就是他们在朝鲜的装束。我们头一夜停泊在济物浦时，这两个法国人不知怎么便从船上消失了，此后我再未听到他们的消息，不过据说其中一人在不久前的日本战争中被杀〔原注：我后来得知，去世的是库德尔克先生，另一位马拉韦尔先生仍在济物浦。〕。京城汉城的那位法国主教，与他的历任前辈一样，住在完全隐蔽之中；但就在我到任之前，朝鲜已与各国订了条约；美国及别国的新教传教士如今在汉城公开传教；到我两年后离开时，我相信连天主教徒也开始露面了。但在内地别处，秘密与隐蔽仍是绝对的。我请了一位教徒教我朝鲜语，从他那里听到了他这一行种种离奇的故事。朝鲜人与中国人、日本人不同，一旦入教便最为坚贞忠笃；他们自有其恶德，可是朝鲜人质朴的性情里有一种极可爱的东西；只是这个国家为党争所撕裂，又被欧洲各国明争暗斗的阴谋所困，至今不曾得过一个公平的机会。不过这是题外话了。此后我只见过一次法国神父。他为这次会面特地换上了一身样子古怪的欧洲衣裳，是为一个不幸的教徒而来——那人因贩运印刷的书籍而面临斩首之祸。幸而朝鲜的那位地方长官是我的“酒肉之交”，在我时常举办的宴席上吃喝甚丰；因此，这事虽与我毫不相干，我还是设法让他把人放了，那法国人感激得很，随后便如来时一般神秘地不见了〔原注：即科斯特先生，后任该传教区副主教。参看《中国佬》中论“虎口余生”一章。〕。主教还写了信来道谢。至于新教徒，他们差不多都在汉城，多半是美国人；他们办学堂，隔一阵子便阻止一次国王或王后被刺，做医务工作，译书，总之是各处都用得着他们。他们的举动带着浓重的政治气味；不过身处那样的环境，这几乎是免不了的；我想，说朝鲜的政治生命之所以得以延续，全赖他们的警觉，也不算夸张。他们都住得很舒服，凡事看得极“轻松”；不过舒适与奢侈在朝鲜也如在中国一样是相对而言的，而汉城的标准之低，使得体面的欧洲猪在肯不肯借宿于某些朝鲜茅屋之前，也要再三斟酌。到如今，传教方面的情形想必已大变。我在釜山与济物浦不曾遇见过任何传教士，只有汉城才有。

上海的耶稣会大传教区，是世界上同类组织中最有力量的一个。它背后有一段光荣的记忆，自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张诚诸人而始。他们在上海附近的总学院设在徐家汇，其名即取自利玛窦早年所化之徐保禄一家之“家”，此人生在一六四三年满洲人征服中国之前。洪若翰于一六八六年前后被派往上海。学堂、育婴堂、教堂、天文台、医院、园圃等等，凡此种种，这个会做了极大量有益的事。多数情形下，耶稣会士有足够的手腕与声望，自己去与官府周旋；与新教的内地会一样，他们有一条原则，便是尽量少借重俗世的权力。镇江也归这同一传教区管辖，我曾为着一桩田地纠纷替他们说过一句好话，不过我想那是有特殊缘故的，其中也牵涉到某位英国商人的利益。我在内地遇见过的唯一一位耶稣会传教士，是在一艘江轮上发现的：他在中国客人当中搭“统舱”，自然穿着本地装束，吃着米饭与猪肉，在烟草与鸦片的气味中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读他的日课经。耶稣会宏大的院舍里，也与别处一样清贫质朴；每位神父有一间起居室，内置小床一张、待客的椅子一把、脸盆架、桌子等物。没有炉火、地毯、帐幔，也没有任何别的舒适与奢侈，只有极精的藏书。他们在饭前后到一间大公共室里聚上一个钟头“消遣”，一天中其余的时间都用于祈祷或专门的工作。耶稣会士人人各得其所：懒牛总干懒牛的活，马总是驮着鞍子。他们中许多人是各门学问里的名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鸟类学家、气象学家、古典学者、汉学家等等。我在中国居留的全部岁月里，不记得听说过任何一桩“耶稣会的教案”。近几年来，尤其在中日战争期间，也许还有稍早长江流域的教案期间，邻近市镇上他们的小教堂或许遭过袭击；但事情很快便料理妥当，而且无论如何，在上海与徐家汇从未出过严重的事故。那位主教也是耶稣会士——我相信这是颇不寻常的〔原注：本文初次刊行以来，已有两位主教去世。〕。

我从上海去了北圻。安南传教区长期归西班牙人管辖；耶稣会、多明我会与巴黎外方传教会都曾分任其事，但目前西班牙多明我会只限于北圻，法国神父则分任南方各省。如今已没有耶稣会士了。这是一片极大的园地：有主教九位或十位，教徒近百万。安南人比中国人和日本人更适于受教，虽然他们同样有狡黠的性情；他们较为柔顺，也较易感通；却没有朝鲜人那份刚毅的男子气。河内的法国主教待我相当冷淡，显然把我错认作一位“带着圣经的牧师”了：那天很热，我为着对他表示敬意，自出机杼凑了一身折衷的衣裳，白裤子配一件羊驼呢礼服；腋下还夹着一本书，因为我想向他请教说话中“声调”的问题。难怪他嗅出了异端的气味。不过这个误会很快就快活地纠正了过来。不消说，北圻是断不容新教传教士的，虽然法国传教士在英属印度与缅甸处处受到照拂。安南迫害教徒的历史，其惨烈动人几乎不亚于朝鲜的暴政。直到一八四七年法国海军提督采取行动、一八五八年占领西贡之后，反教暴行才算能讨到些说法。依一八六二年的条约，法国与西班牙传教士获准在全国传教。我到北宁、海防等处访过西班牙人，又在各地会见过许多法国神父。北圻仍存着一点龃龉与猜忌，西班牙人失去独占的势力，自然心中不平；但大体上，两国人为着共同的属灵目的都忠诚地做着事。迫害的日子如今完全过去了；若还剩一丝影子，那也多半来自法国的官场，而不是来自本地的官员。驻着这样大批的法国兵，风化这个不愉快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往往令传教士懊恼失望。河内与西贡两处都城都有宏丽的主教座堂，各处传教活动之盛，从全国有六百多名神父、其中近半为法国人一事便可想见。我不曾看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对劝化中国人有多大兴趣；在上述那些大城以及土伦、会安、堤岸、顺化等处，经商的人群主要是中国人。

我还结识了曼谷的法国主教〔原注：维伊主教至今还在那里，至少去年还在。〕；此外也曾在不同时候到过马来半岛上暹罗的属邦；但暹罗各处的基督教，我没见到多少。我去看过曼谷附近的几位美国新教徒；他们办学堂，在翻译与印刷上做了些有用的事；不知怎的，留给我的印象却是这一带属灵的活力显然薄弱。像暹罗人这样真正的佛教徒，是不易劝化的。

我到过缅甸两次，两次都去拜访了那位可敬的老人比甘德主教；也去曼德勒访过另一位主教与他的神父们：我见到这位主教时他正在弥留，却仍很达观地同我抽了一支雪茄。两位主教如今都已过世。然而劝化人的事一旦不再危险，“一般读者”便不再感兴趣了。缅甸有无数各宗派的传教士在奋力做事。美国人主要在克伦人中间有所成就。缅甸人比暹罗人还更难对付。我在伊洛瓦底江的轮船上遇见过几批克伦教民；他们受过训练，唱起圣诗来极为柔美，听着十分动人。但我最感兴趣的，是更北处在野性的克钦人中间的传教事业。美国新教徒办得舒舒服服，在八莫办学堂，教养幼童。法国神父——至少我最熟的那位加杜神父——完全住在丛林中的野人当中〔原注：参看《中国佬》中论“加杜神父”一章。〕；他新近以性命偿付了他的虔诚。加杜神父当真是变卖了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他留下的唯一一件东西，是他母亲送的一支旧猎枪。他那支最好的枪是我自己花一百卢比买下的，本打算等他手头宽裕了就还给他；不料他不久便去世，我便把枪送到利物浦一家新教义卖会上，作为一支“有来历的枪”去抽彩——那是一八九五年的事。

荷兰人的殖民地里，我不曾见到任何传教事业：荷兰人似乎一视同仁地、并且是有意地不加鼓励。

最后我在海南岛住了两年。天主教方面是葡萄牙会，办得不很顺手。新教徒是美国人与丹麦人；他们的成就主要在医务传教上。我与这两派都往来甚多。

第八章清朝第二代皇帝与孝道

十二月初一日（约当一六八八年一月），康熙皇帝率宗室诸王、公侯与朝中文武大员等，步行赴天坛致祭。祝文是皇帝亲自撰的：

“嗣天子臣，敢昭告于皇天上帝：臣仰赖上天眷佑，谨事祖母太皇太后，得享高年，安和康健。今忽遘疹疾，十日以来日益沉笃，朝夕之间性命可虑。臣旦暮不宁，寝食俱废，敬谨经理药饵，四处遍求良方，至今未见效验，恻怛之衷，实所难安，罔知所措。臣窃思上天之心仁爱慈悯，覆庇万物，一无偏私，太皇太后亦在其中。且臣眇小之身，向蒙太皇太后鞠育之恩。臣自幼失母，只得依投祖母膝下。三十余年来，抚养教诲，以至成立。倘无祖母太皇太后，臣断不能有今日之御宇成人。臣即倾毕生之力，亦不足以报其无量之恩。今值其危笃之际，臣心肝摧折，惟有绝望而已。用敢斋戒洁诚，择此吉日，虔率臣工，叩吁苍穹昊天，伏乞垂鉴此诚恳之祷，速加眷顾，俾早脱沉疴，永享遐龄。设其大限已至，臣愿减己之寿算，以益太皇太后之年岁。是以匍匐坛下，仰祈洪佑，此心所求，实不能自已。”

皇帝诵读此文时，两颊泪下如注，在场襄礼的王公大臣无不为之泣下。祭毕，皇帝立即前往慈宁宫侍疾。

关于上面这篇祝文——它自然是建立在中国人关于上帝与天的古老观念之上的——可以注意到：皇天上帝与天本身，都被含糊地假定为具有位格。正是这一层含糊，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中间引出了所谓的“译名问题”，这个问题争论了许多年，而且常常争得极不留情。二百年前，宗教裁判所为罗马天主教一方如此判定：“‘天’与‘上帝’二词必须摒弃，而保留‘天主’一词以指上帝。”被禁的那两个词，正是康熙祝文中所用的。耶稣会士曾从康熙那里取得了一份明确的说帖，说明中国人崇祀所依据的原则；皇帝在他学者的赞同之下宣称，对孔子与先人所尽的礼，全无任何迷信与偶像崇拜的成分。教皇与皇帝之间的这场冲突，实在是中国全部传教士问题的根柢；因为在北京各修会彼此争执之前、在历任教皇开始就中国古礼横加干涉之前，满洲皇帝对基督教是极为善意的。

这位老太后（起初不过是个侧室）是科尔沁部的蒙古人，数日后即逝世，年七十五。以下是她的遗诏。凡居高位者，照例都该留下这样一篇遗命；若是臣下，则立即送往北京：

“予以凉德，蒙太祖高皇帝聘迎来归；其子太宗文皇帝复辱命予赞襄宫闱之事。越数年，不幸龙驭上宾。予哀恸之余，无意独生，誓欲相从于地下。惟诸王大臣念及世祖章皇帝方在冲龄，嗣承大统而无人抚育，同心恳请，务令予勉留此身。予抚育教诲，十九年不敢少懈；不意祸患又至，世祖章皇帝崩逝，摧折予心至于此极，予于人世之事，较前更无所恋。予率合宫呼吁于天，欲遂前志。而诸王大臣复以今上冲龄践阼、正需抚育为言，再三恳求；予顾此孱弱之孤儿，终不忍舍弃。勉抑哀思，与之相依，于今岁月已多。今上禀性至孝，为人最忠最笃，朝夕亲侍予之饮食起居，未尝间断。凡予所需，无不曲尽其虑，一无缺乏。又屡次奏请加上尊号，使予位极人间之尊荣。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几及三十年。惟其如此，予始能敬护此身，大半克制两番丧逝所加于予之悲戚。且皇太后于予亦事事周至，予心遂得安然。然每念及海内今日之升平，与皇帝纯孝之出于古今所未有，予自谓正宜多享福祚。然而，年寿已逾定数，人间万事，惟余怅然之空虚而已。予今已濒于死。皇帝亲视汤药，废寝忘食；又步行至天坛为予祈祷，竭诚呼吁。然而大限终不可挽，死荫已骤然掩至。予年七十有五，行将复侍太宗文皇帝之侧，昔年之乐将重回于予，又何所憾焉？今上勤求治理，爱育黎元：天下太平，兆民各安其业；海内君民共享安乐之福，此则皇帝群臣谋议之功也；予去之后，愿其继续效此明著之劳！惟皇帝之孝已成天性，远过史册所载，深恐其哀毁过甚，故当节其哭泣，以国家万几为先。至于文武百官，则各当敬谨尽其职守，毋负所托，共成无疆之福。故兹遗诏，咸使遵行。

“予之丧仪，一切悉照定制。服缞三日之后，皇帝即照常听政，此后持服则依世祖章皇帝遗命而行：即以日易月，二十七日后可以释服。至于天地二坛之祭、太庙社稷之祀，皆不得因予一人之微躯而稍有耽延。其余诸神常祀，亦一体照旧举行，不得中辍。为此遗诏，咸使闻知。”

对上面这篇文字略作数语解说，或许不算多余。中国历朝开创之君与拓业之主，庙号称“祖”；其余则只称“宗”。太后提及自己的儿子与孙子时，行文并不抬写。高皇帝创建满洲的基业，章皇帝则是头一个在北京临御的。

康熙不以殉夫为然，不肯旌表自尽寡妇的名节；然而近来的皇帝仍旧奖掖此风，就在一两个月之前〔原注：一八九六年。〕，上海一位鱼雷艇管带的遗孀服毒自尽，与夫合葬。至于割下自己身上的肉为病亲作羹，则被认为格外可嘉。

说到加上尊号一事：三藩之乱平定以后，康熙辞去了加于己身的尊号，却把它们加在祖母身上（略如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与其夫人那桩有几分相似的事）。所谓尊号，正是今日中国的皇太后从她儿子与侄子（即嗣子）——也就是前一位与现今这一位皇帝——那里所得的那一类；其字样无非“慈”“禧”“端”“佑”“康”“颐”之属。

还可以注意到：皇太后虽是太皇太后之子的妻室、康熙名义上的母亲，行文中却是抬写的。

中国的丧服几乎名副其实就是麻衣，只是不撒灰；那未经漂白的衣裳不缝边，所穿的一切都是这种土黄或纯白的颜色，尽可能不见针脚、不见纽扣，也不讲什么裁剪的合身。论服制，一年算作九个月；父母或祖父母之丧则为三年，即二十七个月。武官，有些情形下连文官（例如李鸿章）〔原注：更近的还有袁世凯。〕，都只退居百日，其余的日子在任上补足；不过康熙自己也承认，他所以坚持要显要武官守满二十七个月，是着眼于防他们坐大。

一八八一年我在四川行路时，两宫皇太后中位分较尊的那一位去世了。我和我的用人一概不知其事，直到有一天他们因帽上未除红缨而在街上被人掀了帽子。

康熙取以为法的那位鞑靼皇帝属于通古斯种，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今日在位的满洲人的祖先。

实录接着说，皇帝“擗踊号呼，吁天顿首，哭不绝声”。然而这一切，连同朝中官员、嫔御等人的成服，无非是章程上的规定罢了。康熙却走得远得多。他虽悲痛过度，仍在史册里翻出了一条先例，可以不照公元前二百年以来历代皇帝的成规以日易月。公元四七一至五〇〇年间统治北中国的那位鞑靼皇帝，曾表示愿服满三年之丧。康熙一面声明自己绝无好胜争先的虚念，一面认为：既然自己十一岁上便丧了母，对于抚育自己的祖母，理当守二十七个月。他表示愿免去臣下的一切不便，独自一人在自己寝宫里守完。为这事下了许多道谕旨，也上了许多道恳求的奏章；最后皇帝说：“朕意已决，勿复陈奏。”不知是恼于他们劝不动，还是别的什么缘故，礼部这时竟（分明是本着“弟兄们，别把他的耳朵钉在柱子上”那种狡狯的路数）奏称：“本朝为皇后行丧，无剪辫之例；且皇太后曾传谕，太皇太后病中曾对皇太后言：‘予若不起此疾，皇帝断不可剪辫。’自应恪遵此旨。”随后接到的谕旨是：“太皇太后抚育朕躬，慈爱备至，朕虽如此，仍当剪辫。”实录接着写道：“于是皇帝遂剪其辫。”

据记载，皇帝水米不进；一连数日滴水不曾沾唇；面色憔悴，神志恍惚。诸王合词苦谏，皇帝却解释说，“此乃为人孙者应尽之分”，说完之后“哭泣益甚”。过了几天，钦天监奏称，除夕前一日是出殡的吉日。皇帝不允，他要同梓宫多待些时候。钦天监坚持。皇帝于是说：“那就为朕把丧期推迟三个礼拜罢。”不行；钦天监搬出祖制，说不得跨过元旦。皇帝虽然挨着饿、神情恍惚，脑筋倒似乎一点不糊涂，他要问一问：倘若祖母是在除夕那天崩逝的，这最后一条道理又该怎么讲？他还说，前两位皇后的梓宫都曾停放过一段时日，太皇太后至少也该得同样的体恤。至于说不吉利，皇帝情愿把这份干系全揽到自己身上。他说：“况且朕曾祈天减己之寿以益祖母之年，又何惧于不吉？再者，朕疑心这套吉凶报应之说全是虚妄；若果真于朕无损，后人由此一验，也可长些见识。”他先指定正月十七或十八，最后以十一日为再不能让的底线。

其次的难题，是怎样才能让皇帝咽下几口粥：翰林院、六部，实则举国上下，都投身于这桩微妙的差事，只求至少灌进一匙去；他们还趁便指陈守满二十七个月之丧于公事上如何不便。皇后的继母也被请来帮忙，并保证在皇帝进食之前决不回自己宫中。随后一道谕旨宣称：皇帝虽已呷了粥，却咽不下喉；而且他断然不肯离开梓宫。于是加倍设法，要在元旦之前把皇帝弄回宫去。他问：“除夕当真是个不办事的日子么？”经过详细解释，众人请皇帝答应在元旦当日于棺前进食，并且至少那一夜宿在停灵之所外面的帐幕里。皇帝不允，理由是：穷人尚且不得不与棺木同处一屋，而皇帝的骨肉之情与穷人并无二致。然而末了，他终于拗不过臣下的恳求，勉强答应（且声明是不情愿的）在元旦那天暂离梓宫片刻。最后，全体官员竟一齐“撂了挑子”，自请治他们不肯依允二十七个月之丧的罪。皇帝在这一再的打击之下终于开始支撑不住，批了一道旨：“此折且留中，俟元旦后再行奏来。”为抵偿这一点小小的让步，皇帝又回到遗体旁，哭得比先前更凶。大臣们再向皇后进言，皇后说：“予已两次恳切规劝皇帝，然其意已决。”事情便这样絮絮叨叨地拖下去。直到四月，还见得皇帝时时哭泣；一直到夏天，他才答应剃头，让辫子重新蓄起来。然而恰在此时，那位荷兰人、钦天监正南怀仁去世了，雅克萨的俄国边患又与厄鲁特、喀尔喀两部蒙古的纷争严重地纠缠在一起；皇帝联络西藏的达赖喇嘛，着手弭平事端；于是对祖母的记忆似乎也就一点点淡去了。他把她所有的衣裳、首饰与零星珍玩，尽数赐给了她的本家科尔沁蒙古。

第九章中国皇帝致教皇书

谕西洋兴教王本笃如下：

“览王所奏，并所进方物，其诚敬之意，已足概见。

“先帝圣祖仁皇帝〔康熙〕，覆庇万方，无远弗届。及龙驭上宾，中外臣民莫不追念，永怀不已。朕今嗣承大统，所孜孜致意者，惟在继述其所示之成规。兴教王之国，僻处绝远之地；乃遣专使赍书前来，陈其所见。感念先帝所加之恩，并为朕躬祈祝寿福。其词恭顺，其请明切。朕深嘉悦，用慰朕怀。

“使臣远来，朕待之特加优礼。至于在中国居住之西洋人，朕一视同仁，体恤群生，向来谕令其安静谨饬。但能恪守法度，行止无过，朕自当加以爱护，加以怀柔。

“今使臣将归，特降此谕。此外赐上三等缎六十匹、二等缎四十匹。王其受之，以志朕意。”

上面这道文书是一七二五年年底前后发出的。那年深秋的某时，教皇本笃十三世所遣的使臣已抵北京，意在安抚雍正皇帝——皇帝已于一七二四年年初颁下并严行了以下一道上谕：

“礼部议覆福建总督所奏一折，内称西洋人在中国各省遍建教堂，潜居其中以传其教，人心渐为所惑，容留之并无所益；礼部议：除带往京中效力〔充历算之人〕者外，其余在各省之西洋人，俱应安置澳门；并如总督所请，将教堂尽改为公所，其误入教者，严行禁止不得留居其中。奉旨：西洋人系外国之人，久居各省；今该督奏请迁移，恐地方之人从中滋扰。着行文各省督抚，令其妥为料理迁移之事，宽以数月或半年之期，限内迁毕。其送京者与安置澳门者，均须派员护送，务令毋使失所。”

天主教徒在他们留下的正式报告里承认雍正是位明智的君主；但他们未必人人知道，他的一生曾被四个兄弟的恶行搅得很苦，而这几个人先前就已把老皇帝的日子闹得不堪其烦。康熙曾废黜其第五子允礽——通称“二阿哥”，因三个兄长中已死去两个——此人多年被立为储君，缘其生母为皇后而非侧室，且死于产褥。因废储之故，“十四阿哥”与另外两个兄弟多年间不断结党钻营，而康熙终其一生都不肯再指定继承人。雍正在其父临终指定他为嗣君之前，一直被称作“四阿哥”；那批失了储位的人自然对他心怀嫉恨。然而皇帝很有耐性，一次又一次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到后来，那位被废的储君、他的兄长死了，其余三人的悖逆行径也越发不成话，于是其中两个被剥夺了自由，连皇族的名字也被剥去，勒令改用阿其那、塞思黑这样的贱名。他们于一七二六年年底死在狱中。

雍正之所以对传教士格外痛恨，或许还因为这样一件事：他的兄弟塞思黑（当时名允禟）在青海〔原注：即今日端王的退隐之所，一九〇三年。〕以大将军的名义半流放时，被人当场拿住，正用一种形似欧洲字母的密码与北京的朋党通信。北京的传教士受讯时声称读不出那封信的意思，但从皇帝下面这番话看，他的怒气显然极重：“阿其那（原名允禩）、允禟（后改名塞思黑）及允禵，结党营私，肆行散布流言，又似乎着意笼络僧道、喇嘛、医卜星相之流，甚至优伶、贱役、西洋人、大臣之家奴等等，以图日后借这些交情为用云云。”尤其有一个叫穆敬远的（中文名如此），与塞思黑相交甚密，老皇帝病中，有人听见他与塞思黑议论登极的指望。穆敬远似乎随这位王爷到了青海，并且（依照罗德神父在北圻所开的先例）在他那里的住处安了一道后门或后窗，好让王爷不被人看见地溜出去领受属灵的安慰——用皇帝的话说，便是“违悖国俗，从外邦僧人之教”。塞思黑甚至有一次声言要彻底抛却俗家生活，并且拒绝向皇帝的使臣下跪。皇帝另一位宗亲苏努也因类似的缘故获罪。苏努诸子入了教，一七二八年的一道公开谕旨中称，他们立誓宁死不肯改悔。

一七二六年夏天，教皇又来了一封信：“西洋意大里亚国兴教王本笃奏称，恳请照德理格之例，将监禁广东之二传教士开释。”皇帝的朱批是：“德理格曾传递不实之言、向朝廷妄行陈奏，因此先帝念其为海外之人，从宽拟以监禁。朕即位之初，颁发恩诏，凡可宥之罪一概赦免，俾其重新做人。德理格之罪在此赦例之内，业已开释。惟其时广东地方官尚未将毕天祥、纪有纲二人之名列入恩赦之册〔原注：原文注——此二传教士之欧洲名字，我至今未能查明。〕。今兴教王既于奏中有此请求，朕特降谕旨，令广东地方官将此二人释放，以昭朕溥爱之意；同时亦可明言：朕即使无此请求，亦必留意及此而加以恩泽，盖其罪愆本易于纳入朕恩诏之例也。”

雍正皇帝虽对呈到他面前的具体事件处置得如此平和而公允，却终究不肯被劝动去容忍基督教。另一方面，他也不为无稽的谣言所欺，例如说北京的美貌女子正被收买去送给欧洲人一类。天主教徒彼此之间那些不成体统的争执，也无助于事情的转圜。教皇克雷芒十二世宣布北京主教的牧函无效，本笃十四世又以《自登极之日》那道通谕，把事情逼进了此后再也脱不出来的绝境。与祭祖之礼不容有任何通融，基督教因此被逼上了人迹难至的山中。多明我会士与耶稣会士都曾被乾隆皇帝处死；但这并不妨碍北京那班历算之士继续受到友善的待遇。一七七四年，北京的耶稣会士得知克雷芒十四世已解散耶稣会，从那一刻起他们只得以在俗司铎的身份在主教之下做事。一七七五年主教座堂被毁，但乾隆皇帝气量甚大，竟准其重建，并且还捐了钱；这座新堂一直留在原处，直到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之后，教皇良十三世设法与中国修好；他那息事宁人的政策终于同意把主教座堂迁到北京北门之外；只是他在政治上还没有强到足以把法国从她一向自任的天主教保护者的角色中完全排挤出去。

第十章满洲皇室

眼看一个曾经确乎高贵勇武的统治之家，衰颓崩解到满洲人今日这般地步，实在是件令人怅然的事。他们属于哪一个种族，本已尽人皆知；这一族整体的盛衰浮沉，循着中国史往上追，好几百年也脉络分明；然而对那个被称作「满洲」的通古斯小小王族部落，除了知道它是今日吉林一带若干细小氏族组织中的一个，知道其酋长努尔哈赤军事才具超乎寻常、不多时便把若干同源的氏族熔铸成一股可畏的政治势力之外，并无什么具体的记载。「满洲」这个名号本身来历不明，甚至颇可怀疑；在它初露头角的阶段，所指不过是一个蕞尔小邦，闭塞粗鄙到连早期几位酋长的本名，后人都已无从知晓。努尔哈赤卒于一六二七年，享年六十八；其第五子阿巴海继续经营扩张，终于有征服朝鲜、蒙古与中国之举；但他也去世甚早，恰在满洲兵马由其弟多尔衮统率、于一六四四年入北京之前。真正第一位中国皇帝，是阿巴海之子，即位时不过一个婴孩，在位十八年，大半是在诸叔摄政之下。

（原注：看来皇太后的魄力与见识，已为它争得了一线新的生机。）

自那一天起，直到一八七四年那个致命的年份——第八位皇帝同治无嗣而崩——皇位一直是父子相承，未有一次中断；却不一定传给长子，因为第二位皇帝（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在位）为诸子所苦甚深，历次册立储君所招致的宫廷阴谋又太过凶险，故此其后嗣采用了古波斯的老法子：把继承人的名字秘密藏在一只匣中，小心收在内廷某一殿的梁上那种够不着的所在。但尽管如此，成法始终是父死子继，只以在位皇帝在诸子之中的遗命取舍为断。

回头再说早期的满洲人片刻：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六〇〇年前后那几个为首的氏族名号里，已有那拉一氏，即今日皇太后所出之族；而满洲王族的姓氏则是爱新觉罗，似乎意为「金之亲族」，那个「金」字或许指的是哈尔滨及其上游的金水——俄国人如今正在那里打仗——那里是满洲诸族中最强的一支自古以来的政治根据地。直到今天，本朝的旁支宗亲在红纸「名帖」上仍写满洲语的「觉罗」二字，正如直系的远裔写中文「宗室」二字一样。因此，那位如今大名鼎鼎、以整顿军伍雷厉风行而广为人知的统帅荣禄，若在男系血统上与皇室有任何干连，便总会署名为「宗室荣禄」或「觉罗荣禄」。一等亲王的名帖写作「和硕恭亲王」，二等则写「多罗端郡王」，以此类推。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满洲人不但全然不识文字，连他们那位帝室先祖——一二〇〇年被成吉思汗逐灭的金源王朝——所用文字的传闻也荡然无存；于是努尔哈赤与阿巴海二人只得取蒙古文加以改造，起初试用并不成功，后来经过因革损益，便成了今日所谓满文：当然在那个年头，名帖之类、乃至任何一种雅致讲究，都还谈不上；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原注：哈尔滨今日已是俄国一大铁路枢纽。　 卒于一九〇三年。）

十七世纪满洲人的主要品性，是男子气与朴素。历代皇帝都刻意避开那种可称之为「拜占庭式」的奢靡，头四位更是俭约、甚至可说精打细算；他们尤其兢兢于不让本族沾染中国人那种矜持做作的习气，更不容太监握有任何实权。前代鞑靼诸王朝的下场，始终摆在他们眼前。罗约翰牧师在奉天的满洲人中间住过很久，对他们的描述亦深思熟虑，二十四年前他写下的那句话，今日听来竟像预言：「明朝是自尽的；大清若容许无法无天、荒淫与贪墨反过来驾驭其统治者，也一样会自尽。」我不妨说明：明朝就是那个被阿巴海所取代、柔靡而受制于阉宦的王朝；「大清」，即「大清明」之意，是满洲皇室的正式国号，为阿巴海决意以皇帝而非区区一个「汗」自居时所首创。头四位君主，乃至第五位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好猎之人；定期的围猎，由大队围兵把大兽轰入一片广阔的围场，其用意不只在游娱，首要还在维系那种爱好户外新鲜生涯的心性、能耐劳操练、能以粗食度日的体力，以及敢与虎豹当面的胆气。那座首要的猎苑我曾两度穿行而过，地跨多伦诺尔与热河之间，广袤几乎抵得上一个约克郡；然而自当今皇帝的祖父一八二一年即位以来，围猎便废置了，只剩在北京诸园囿里野餐取乐之类；中国的棚户听任其侵垦，禽兽也大半绝迹。即便如此，就是到了今天，最好的那一类满洲人与趿着软鞋、滑不留手的中国人相比，身上仍有几分直率而蹬着长靴的男子气概；虽说两族的融合终于彻底到了这般地步：鞑靼语已完全消亡，从外表上往往难以分辨谁是哪一族。今日那种雅致的半官式服色，我们多半从照片上熟悉——一袭全然素净、束带的绸袍，开着大衩，露出黑色的靴子——本质上正是满洲式样（开衩的形制亦是品级的标志）；而且可以注意到，诸王公照相时，大都宁愿不戴那些帽子翎子之类的琐碎排场。人们很难想到：如今中国人无不引以为荣的「辫子」——它确实与他们相衬——竟纯是满洲人的主意，当初与满洲衣式（窄袖之类）一同是以死罪相胁强行推开的；当时还试图禁止中国妇人缠足，却发现这项苦楚的讲究根除不掉。

（原注：立德夫人为反缠足奔走呼号，已博得许多中国上层人士的同情。）

我亲眼见过其容貌的地道满洲皇族，只有两位：一位是惇亲王，即如今声名狼藉的端郡王之父；另一位是醇亲王，即当今皇帝之父。两人现在都已作古；而我看见他们时，他们正微服与几位朋友同游北京的「河滨大街」——那是鞑靼城墙之外、欧洲人所谓「汉城」里的一条街，书肆与蜜饯铺子鳞次栉比。那天有集市，或者说是个节庆的日子，惇亲王正做着一桩平民百姓的消遣：凑在街边一具「法国」西洋镜前张望，那物事的体面颇成问题。在那时候（一八七〇年），他与其弟都还无足轻重，因为他们的侄儿同治尚在位，而他们的兄弟恭亲王（首席「外务大臣」）则是咸丰帝出奔、北京议和之后，皇族之中唯一还剩下几分声名的人。惇亲王当时俗称五爷，中国人与外国人说起他，照例是一个「畜生」，我正因此才跟着他走来走去，要好好看他一眼。醇亲王是「七爷」，据我所能记起的，当时被看作一个庸人，或者说无足轻重之辈。恭亲王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则是第四子。这一家的王公个个都有很强的家族相貌，而以醇、恭二王之间最为显著——他们大约是一母所生。其要点在于一张厚重而耽于声色的嘴，下唇略带几分「地包天」的意思，再加上一副分明的蹙眉之容。此外五官倒也不算难看，只是神情骄横而带恶相；这副凶相或许有一部分出于一种被压着的羞愤之感。有好几回我在北京的通衢上骑马——那些街道是抬高的堤道，比两旁的边道高出许多——曾撞见年轻的满洲王公骑马而来，簇拥着一群从人。从画报上端郡王的像看去，我似乎认得出那一张面孔：有一回我纵马奔到一位年轻人跟前，为的是躲开那些多事的护卫，他们硬要把我挤到边上去，那人还和颜悦色地同我说过话。但倘若那真是他，他那时还不叫端郡王——这个封号非待其父身故不能承袭——而他如今也该是五十岁的人了。儿子所承的封号，其名号未必与父亲的封号相同；而且撇开名号不论，爵秩总要降一等，除非像恭亲王那样是「世袭罔替」的（王爵）。在各省遇见的满洲官员，通常品级都高，乍看之下与中国人毫无分别；照例说来，他们于文墨之好较淡，因此也较少乡愚气，身上多几分我们所谓「绅士的气派」；但他们也往往更容易动怒，更倨傲、更不称职、更没有分寸。我在北京时，业师便是一位宗室；我在广州时，有两位觉罗居着相当高的官位。大体可以说，这类天潢贵胄颇像我们心目中典型的「穷白人」；他们若不是为了糊口而与赌徒恶棍厮混，便是给那份懒散的教养养成了没有血性的酒色之徒，连寻常「约翰中国佬」那种共和式的活泛劲儿都没有。

皇室的本名一概在严格的避讳之列，要查明历代皇帝满洲本名，绝无可能；连「努尔哈赤」这三个字也难得书之于纸、宣之于口，何况他本来不过是个蛮夷，名字是在他还不算个人物的时候流传出来的；至于阿巴海，中国十万人里未必有一人听说过还有这么个人，他向来只称太宗，犹如我们说「二世神君」一般。上文所列的四位皇室兄弟——即咸丰皇帝（不过是个年号，如同教皇的庇护、斐理斯或良）、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他们的中文本名分别是奕詝、奕誴、奕訢、奕譞；而那个「詝」字，书写印刷时必须缺笔，好比我们出于对女王陛下的敬意，须写作「维克—利亚」或「维—多利亚」。除皇帝本人，或辈分相当乃至更尊的近亲之外，谁也不敢把诸王的本名说出口，遑论写下来。凡此种种，都是仿效中国那套「拜占庭式」的做派；不过在这一节上，此风似乎通行于整个北亚，来历或许比中国自己还要古老。满洲历代皇帝的中文本名，自阿巴海之子算起，依次是福临、玄烨、胤禛、弘历、颙琰、旻宁、奕詝、载淳、载湉；但我劝任何人都别把这几个音在北京街头嚷嚷，除非手里提着一根带疙瘩的棍子。通情达理的乾隆皇帝（弘历）曾设法把这不可免的避讳弄得尽量便当，以省「愚民」之累，办法是改动某几个字的读音，使日用语言的流通不受妨碍；他的后嗣更进一步，取生僻而近乎无义的字眼作御名；于是任谁一辈子也不必写「詝」「訢」「誴」「譞」这些字，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它们本来是什么意思，好奇的话还得去翻字典。今日的避讳已不及名字的头一个字、即表辈分的那个字。道光一辈的人，名字都须以「奕」字起头；末两位皇帝那一辈，同样都得是「载」。这正好比我们王室在乔治三世那一辈都叫埃塞尔斯坦、埃塞尔赫尔姆或埃塞尔伯特；在肯特公爵那一辈都叫埃格伯特、埃格温或埃格沃尔夫；在维多利亚女王那一辈都叫埃德蒙、埃德雷德或爱德华；而且为了敬重每一辈中那位做国王的兄弟，还得写成「埃塞尔斯—」「埃格伯—」「埃德蒙—」之类。

（原注：本文初刊于一九〇〇年十月。）

如今这一代整个皇统的难处，正是从这样一桩精神上的事实生出来的：载淳死时，没有儿子可以承继；他若有个兄弟，把兄弟之子过继过来便再合适不过；然而他不但没有儿子，也没有「溥」字辈的侄儿可主持家祭与皇家之祭，竟须上溯到诸叔那里去觅继嗣，连随便找一个「载」字辈的都难，更不消说「溥」字辈了。有两点我不敢确定，因为当时我对这些事只是草草留意，且有若干文件留在了中国。有人说年轻的皇后当时已有身孕；但即便有孕，生下来也可能是个女儿，而且无论如何都得有一段虚位期，在中国，那就意味着四面八方的阴谋与危险。另一点是：一八七四年时，是否已经有「溥」字辈的人出生在哪一家？若是有，我想在既无子又无侄的情形下，先帝任何一位叔父的孙子当是可以入选的。但即使在这里也有窒碍。惇亲王已不再是道光的皇子了：他在一八四五年被过继给该帝无嗣的兄弟绵恺（老惇亲王），而绵恺卒于一八三八年。况且在一八五四与一八五六两年，他的兄弟咸丰曾因他行止不端而不得不加以申饬与降黜。关于下面这条规矩，我的根据是张之洞总督——中国最博学的人之一——所言：「帝裔不得以私家之身主皇家之祭；然可以皇帝为父而行私祭。」因此，一位皇帝的三位皇兄弟之子，都必须各以其父为一新支之首，祭祀不得上溯于其父的神主之外。而惇亲王既已过继给同名的那位长辈，连自己的生父（道光皇帝）也不能以私家之礼视为父；他必须私祭绵恺。由此更可推知，他的儿子（即今日所称的端郡王）纵使那时已有一个「溥」字辈的儿子可供「盘出」，也必定被摒于皇位继承的一切指望之外。再说次一位兄弟恭亲王：我不能断定当时他那位「载」字辈的儿子是否已有「溥」字辈之子；但既然如今世袭的恭亲王名叫溥伟，我推想或是一八七四年时其父已亡故，或是当时先恭亲王——即溥伟的祖父——膝下只有一子（今亦已故）在世，用以主持他自己的私祭。总而言之，此事的结局（而且必须在数小时内定夺）是：醇亲王之子——其母乃当今皇太后之妹——被选为皇帝。倘若辈分对得上，也就是说，倘若当选的不是载湉本人而是载湉之子，事情或许还都妥当，列祖列宗的神灵也可以称心如意了。可惜「平辈不得祭平辈，人亦不得以平辈为嗣」；或者照罗马人的说法：立子为嗣者，必长于其子一整个成丁之数。于是唯一的办法便是开一个先例；而中国人厌恶先例，一如英国国教的主教们厌恶屈膝礼。最后议定：载湉将来若有儿子，便追继给载淳。这对载淳（同治皇帝）是十分称心的；可是当今皇帝载湉（光绪）的皇家之祭又当如何呢？

这些恼人的关节，把一位名叫吴可读的御史的一腔经学之心搅得不得安宁（一八七八年），他遂在一道长长的奏折里把这笔账「一一算明」，得出的总结是：地下的神灵断不会容忍这样一件勾当，王朝终必因此败亡。他知道自己若亲身陈奏，必将「身首异处」，便把奏折由驿递呈上（正如卡利策男爵把名帖送给斐迪南亲王那样），随即自尽，并把折底别在自己的衣襟上，或是别在桌布上。但他打定主意要让这笔钱花得有个响动：他非常清楚自己这篇文字是有销路的货色，而且到头来说不定会被压下去，于是留心抄送了好些副本；这些副本流传出来的时候，我曾在《香港孖剌西报》上刊出全文译稿；只是后来译稿遗失，如今只能凭记忆来写。这中间，我毫不怀疑吴可读那焦灼的魂灵，正为自己预言应验而暗暗称快；然而载淳至今仍没有他的祭享，而载湉则既不能为自己生出一个儿子来，也不能为他的堂兄生出一个。从这整桩事里还算全身而退的，只有皇太后一人：她至少手里握着一个嗣子，可以抵补那位已故的亲生之子；而且只要他不死在她前头，她便保住了对自己与亡夫的祭祀。

皇太后不久之前才明白过来：当今皇帝多半不会有自己的后裔；她按自己的见识行事，想找一个「溥」字辈的人来，好让她丈夫、她自己和她儿子的鬼魂都安适，这完全合乎情理。在确保此人有了精神上的承继者（这也就包含了对她自己的承继）之前，她断不会去谋害手中这个嗣子。至于外间种种闲言——说她害死了载淳那有孕的妻子，说她曾想害死载湉，如此等等——都不足凭信。人心的险恶谁也看不透，中国和别处一样，自然什么事都可能；但依我所能判断的，这位不幸的妇人已经很有胆识地为这个王朝尽其所能了。

至于坊间关于皇太后出身的那些浮辞滥调，下面才是她真正的官方记载：

一八五四年二月，谕：贵人那拉氏，晋封懿嫔。

一八五六年三月，皇长子生，即后之神君严肃、皇帝瓦伦斯。其母懿嫔晋封懿妃、继晋懿贵妃，即今之皇太后慈禧，那拉氏。

一八五七年正月，谕：懿妃晋封懿贵妃。十二月，遣正使、副使〔某某〕赍册宝，册封懿妃那拉氏为懿贵妃。

首先，她出自那拉这个源远流长的好人家；至于像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否出于过继，全然无关紧要，因为只有满洲人才能过继满洲人。不过过继女儿并不常见，因为女儿的归宿是嫁出本家，又不能主祭；故此人们难得想要过继女孩。其次，就官方记载所见，她起初的位分是「贵人」，这个称号连同另外三个，因英文中没有合适的字眼，我们只好译作「第五等、第四等、第三等、第二等的妾」。但即便她起初是个婢女，或是低于第五等的任何身份，在一个侍奉皇帝的满洲人身上也并不算什么屈辱；因为在御前自称「奴才」，乃是连最高品级的满洲男子（王公除外）都保留着的一份荣宠；有此权利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妾」这个字在我们听来含义不佳，中文的那几个字却并无此意；何况同治出生时独居中宫的慈安皇后，自己在一八五二年以前也不过是贵妃，只因咸丰的元配已殁，他即位时中宫虚悬而已。一八五六年那道上谕之下所列的那些名号，当然都是追叙之词，因为任何一位皇帝的本纪，非待其身后不修、至少不刊；同样，慈禧的名号与历次晋封也都是追叙。我相信（但并不确知）她与她的同列是在一八五八年被立为「西」「东」两宫的，而慈禧、慈安这两个徽号则要到咸丰崩逝之后才得到。

（原注：两人是在一八六一年同治即位时同时被尊为皇太后的。）

围绕这种一意取悦地下神灵、保全家族或氏族血脉相续的异常心愿，有人提出过一个有意思的论点。事实上，满洲人对鬼神之事是「养成了口味」——并非天性喜爱——他们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一节，只是中国式的退化使然。努尔哈赤与阿巴海在奉天附近的陵寝，并未修葺得很好；连保定府以北那几位大皇帝的西陵（我想大约总是有人照管的），也一向无人问津。皇太后如此牵挂的，是她自己的丈夫（这也就等于牵挂她自己）；正因如此，倘若她或哪一位皇族王公丧心病狂地扣留我国使臣，明智的做法便是利用这份心思，去占住她已经选定的那处安息之地——就在她丈夫与儿子长眠的那座山陵之中。在有些民族看来，扯一个人的鼻子或胡须，比砍他的脑袋还要致命地侮辱人。许多人一听掘人陵寝便大为骇然，却又很乐意开口要人抵命。若只是（打个比方）扯一扯人的鼻子，便能拦住他去砍你朋友的脑袋，这难道不比砍掉他的脑袋更为仁慈么？倘若威吓之下，此人——在这桩事里是这位妇人——仍旧一意去犯那最起码的「万国公法」之罪，那么，他或她若发现有人在自己祖宗的坟头、或自己丈夫的墓上，为受害者立起一方纪念的碑石，那也是他或她自作自受。

（原注：原刊按语。此文写成之后，诸使已获救；但我仍把这条「原则」留在这里备案。她那座富丽的陵寝所费将近一百万英镑。）

第十一章中国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书

（译自《东华录》，即当今满洲王朝刊行的朝廷实录。）

「庚午日。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入觐。

「乙卯日。颁给英吉利国王敕谕，其词曰：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之外，乃能倾心向化，特遣使臣，恭赍表章，航海来庭，为朕祝厘，兼进方物，以表尔诚悃之心。表文业已披阅，词意肫恳，足征尔王恭顺之诚，深堪嘉许。至于赍表纳贡之正副使臣，念其远使跋涉之劳，朕特加恩礼，已命大臣引见赐宴，屡沛恩赏，以示朕怀柔之意。其随船官役六百余人，虽未至京，已随船返回舟山，朕亦厚予赏赉，俾均沾德泽，一体受恩。

（原注：马戛尔尼勋爵于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抵北京，十月七日离京。庚午为八月朔后第九日；中国的月份通常较我们的迟一个月，故此当是九月，即我们的第九月。事实上正是九月十四日。其地乃契丹古都之一，今称热河；本书译者曾于一八七〇年往游。皇帝的幄帐设在园中。热河在北京东北一百四十英里。（参见斯当东爵士《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原注：乙卯在庚午之后第九日，即九月二十三日。）

「至尔国王表中恳请派尔国之人一名，留驻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如有情愿来天朝当差者，原准其来京；惟既来之后，即须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中，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乃天朝定例，想尔国王亦当久知。今尔国王欲派尔国之人留驻京城，此人既不能如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一般永不回国，又不便任其往来自如、时通消息，实属无益之事。况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自有供给，一切行止均有定仪，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一人在京，言语既不可通，衣冠又觉诡异，并无安置之所。若必令其改易服饰，效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一体办理，则天朝亦断不肯强人以所难。试思若天朝欲遣一人常驻尔国，尔国亦岂能奉命遵行？且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皆如尔国王之请，恳求遣人留京，岂能一一准行？此事断不可行。岂能因尔一国王之请，而更张天朝百余年之成例乎？若谓尔王之意在于稽查买卖，则尔国之人在澳门贸易，为日已久，向来无不加以体恤。即如从前葡萄牙、意大利亚诸国先后遣使来朝，亦曾以照管买卖为词有所陈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矜恤，凡遇该国贸易之事，无不办理妥协。从前粤东洋商浩官拖欠夷船货价，当时督臣即奉旨先于藩库垫发全数，代为清偿，并将拖欠之商从重治罪。此案想尔国亦所素闻。然则外藩何必汲汲于遣人驻京，作此从来未有、断不可行之请？况驻京之人距澳门贸易之地几三千里，又何从稽查？若云出于仰慕天朝，欲亲见教化之美，则天朝自有天朝之法度仪节，与尔国必不相同。纵使尔国之人留驻学习，尔国自有风俗制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使果能通晓所学，亦无所用之。天朝抚有四海，惟在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至尔国王此次所进之物，念其诚心远献，已敕该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威德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使臣及其从役亦已亲见。然朕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以尔国王所请遣人驻京一节，既于天朝体制不合，于尔国亦属毫无裨益。

（原注：数年之前，皇帝曾谕令与外夷往来文书中一律称中国为「天朝」，以耸动其观听。此处皇帝兼用作「中国」与「中国朝廷」二义。）

（原注：北京教堂于一七七五年焚毁，皇帝曾捐资另建。耶稣会解散之后，法王与教皇议定，将北京传教事务交与遣使会；首任会长罗神父于一七八四年抵京。北京称该教团为「天主堂」。所谓「当差」，指他们在舆地、算学、天文诸事上效力；正因如此，耶稣会士及其他司铎才得以留居北京。）

（原注：葡萄牙在一七五三年；教皇使节嘉乐在一七一五至一七二一年。）

（原注：「浩官」是广州伍氏（即吴氏）家族之长的一个「洋泾浜英语」名号。「行」是广东话，相当于美国人所谓「商号」。）

「特此明白晓谕，尔使臣即可荣归，令其从容就道，安抵本国。尔国王其善体朕意，益励悃忱，永矢恭顺，以保尔邦共享太平之福。

「正副使臣以下员役、通事、护卫人等，均已照另开清单分别颁给正赏、加赏。兹尔使臣将归，特降敕谕，并赐尔国王文绮珍物，先照常例；此外更加赐彩缎、纱罗、玩器诸珍，详列清单。尔国王其敬谨祗领，以见朕怀远之恩。特谕。」

又一道敕谕曰：

「咨尔国王，远慕声教，笃志向善，遣使恭赍表贡，航海祝釐。朕鉴尔恭顺之诚，命大臣引见赐宴，赏赉优渥。业已颁给敕谕，并赐尔国王文绮珍玩，以示朕怀柔之意。

「乃日前尔使臣于尔国贸易之事有所陈请，恳求大臣代奏。此皆更张定例之举，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船来天朝贸易，俱在澳门交易，由来已久，非自今日始。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但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瓷器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格外恩恤，在澳门设立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使臣所请，多出于定例之外，殊属有乖体制，不足以昭天朝柔远之恩、抚育诸夷之意。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如在粤贸易者，非止英吉利一国；若俱如此纷纷陈乞，妄行渎请，岂能曲徇？惟念尔国僻处荒远，重洋阻隔，于天朝政治礼法素未通晓，是以特命大臣向尔使臣详加开导，令其醒悟，遣归本国。第恐尔使臣归国之后，未能详晰陈奏，故再将所请各条逐一驳示，另降敕谕，以便尔国王悉知朕意。

「一、尔使臣称：尔国商船欲至宁波、舟山、天津、广东各处收泊贸易。查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货物，由来已久，尔国亦遵行多年，并无异议。直隶天津、浙江宁波并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售货物；且该处并无通事，无人能通尔国言语，诸多不便。是以除广东澳门一处仍准照旧贸易外，尔使臣所请在宁波、舟山、天津各处收泊贸易之请，均不准行。

「二、尔使臣称：欲仿俄罗斯之例，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发卖货物。此事较之前请尤断不可行。京师为天下之枢极，礼法之森严，一如律令之赫奕，从无外藩在此设立商行之事。尔国从前在澳门贸易，一则澳门距海口较近，一则澳门为万国通商之总汇，往来甚便。若于京城设立货行，尔国远在京城西北之外，运送货物亦必大为不便。从前俄罗斯曾在京城设立贸易之所，乃在恰克图未开之前；亦不过暂拨房屋令其居住而已。其后恰克图既设，俄罗斯一切贸易俱在该处办理，不复准其居住京城，至今已二十余年。今俄罗斯在恰克图边界贸易，实与尔国在澳门贸易无异。尔国既已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货物，又何必更于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画然分明，从无准外藩之人越界、稍与内地民人交错之例。是以尔国欲于京城设行一节，断不可行。

「三、尔使臣又称：欲于舟山一带求得小岛一处，俾商人前往栖止，以便收贮货物。查尔国欲请居住舟山，原为发卖商货起见。惟舟山并无洋行，亦无通事，尔国船只向来不至该处；则尔国欲得此岛，亦属无用。天朝寸土皆有版图可稽，疆界森然，即岛屿沙洲，亦须就疆界论之，各有所辖。况外夷向化通商于天朝者，非止尔英吉利一国；倘他国亦如此纷纷陈请，各求赐地以居其商，岂能一一准其所请？且天朝并无此例，是以此请尤不便准行。

「四、又称：欲于广东省城附近拨给小地一处，令尔国夷商居住；或准其居澳门者往来自便。查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在澳门居住贸易，划有界址，不许逾越尺寸；即赴洋行销货之夷商，亦不准擅入省城，所以杜绝民夷争端，严华夷之大防也。今请于省城近处另拨一地以居尔国夷商，一则有违向来西洋夷商居住澳门之成例；再者西洋各国在粤贸易多年，获利甚厚，来者日众，又岂能各拨一地以居之？至于夷商往来自便一节，自有地方官会同行商，遇事随时稽查。若一无界限，恐内地民人时与尔国夷商滋生争端，转非朕体恤之本意。是以酌度事势，惟有仍照旧例居住澳门，方为妥善可行。

「五、又称：英吉利夷商欲自广东由内河至澳门，其货物或全不纳税，或减税。查夷商往来纳税，各有定则，西洋诸国一体均沾。正如今日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而于定则之外多征，亦不便独为尔国减税以示优异。惟有照现行则例公平征收，与各国一律办理。此后尔国夷商运货赴澳门者，仍应一体照料，以示体恤。

「六、又请：尔国船只照税则纳税。查粤海关监督征收船钞向有定则；今既已议明不便于别处海口设立商行，则税银自应仍照旧例纳于粤海关监督，无须另行晓谕。至尔国所奉天主之教，即向来西洋各国所奉之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立法，亿兆之众自有遵循，断不敢惑于异说。至西洋人在京当差者，居于堂中，不准与中国民人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今尔使臣所请，乃欲听夷人任意传教，此尤断不可行。

（原注：此或指未售货物之复出口。皇帝一如中国人之惯技，避开正题而托诸泛论，甚见机敏。）

（原注：原文所用为「船料」二字，但多一点（大约是脱漏所致）便成「船钞」。）

（原注：此名今日通常专指天主教；「耶稣教」则是「新教」的通行说法。）

「以上逐条晓谕，皆因尔使臣妄行陈乞而发。尔国王或者未能深悉天朝政治之道，亦未必有意妄行干渎。凡属藩服，诚心向化者，朕无不加以体恤，以示怀柔。其有所求而无碍政体者，朕无不格外准行。况尔国王僻居海外，输诚纳贡，朕所加恩赏赉，较他国倍加优厚。惟今尔使臣所请各条，不特有关天朝法制，即于尔国亦属徒劳无益。兹再将朕意宣示，尔国王其善体朕心，永远恭顺，共享太平之福。倘此番明白晓谕之后，尔国王或误听属下之言，任令夷商载货前赴浙江、天津等处，妄图上岸贸易，则当知天朝法度森严，各该处文武官员必当奉法惟谨，断不容尔国船只逗留，必立时驱逐出洋，尔国夷商徒劳往返而已。勿谓言之不预也！其凛遵毋忽！特谕。」

「壬寅日。内阁奉上谕：

「『朱珪奏报英吉利国进呈表贡一事。因前数年该国贡使曾至京师，叠沐优赏，是以该国王特备表文，并以土产为贡，进呈于朕。其诚悃甚明；虽未专遣使臣至粤，然又何难准其呈进？

「并降敕谕，谕之曰：

「『尔国远隔重洋，前岁遣使恭赍表贡，航海祝釐。朕鉴尔国王悃忱，命大臣引见赐宴，赏赉优渥；并降敕谕令其赍回，赐尔国王文绮珍玩，以示怀柔。今尔国王又备恭顺之表，附以土物，由夷船递至广东呈进。尔恭顺之诚，昭然可见。天朝怀柔万国，非以珍宝之来为贵，所贵者其诚意耳。惟已敕督抚收纳，以遂尔虔敬之忱。

「『至天朝前此征剿廓尔喀一役，大将军统兵深入其境，连破要隘。廓尔喀慑于天朝兵威，俯首乞降，大将军始以其情入奏。天朝仁德，中外一体。朕不忍该处穷民尽遭歼戮，故允其纳款。当时大将军奏内固曾述及尔国王遣使至西藏呈递禀帖，谓曾劝廓尔喀投诚一节。然彼时大功已成，何尝须借尔国兵力？今尔国王表中称此事在前次贡使起程之后，故未及奏闻；显见尔于事之先后未能详悉。惟念尔国王尚能通晓事理，恭顺天朝，朕深嘉许，兹特赐尔国王锦缎诸物。尔其益笃忠诚，永承恩眷，以副朕嘉惠远人、使之共沐仁化之至意。』

「朱珪接奉此文后，即行交与该国大班布朗，令其带回本国，俾该国王益加感戴，恭顺有加，而朕之怀柔之意亦昭然于外。

「按定例，天朝官员不得与外夷交接。朱珪令其将所送前任督臣及粤海关监督之物携回，办理甚是。」

（原注：壬寅为乾隆六十年十二月朔后第二十四日；五日之后皇帝便禅位。当在一七九六年二月初。）

（原注：朱珪时为两广总督。）

（原注：这位皇帝时常亲拟其臣下应发的复文，甚至叫他们写上「此等小事不敢上烦圣虑」。）

（原注：《圣武记》明言：「一七九五年英吉利贡使至京〔自然不确〕时曾云：『前年将军领兵入藏西南之底母部，其时我等曾以炮船相助。此后若欲用西洋兵，我等愿效犬马。』皇帝至此方知廓尔喀之请降，实因南面亦受兵威所迫。」）

（原注：「大班」是广东话，意为「合伙人」或「商号之首」，但专指欧洲人。「户部」乃「洋泾浜英语」，即粤海关监督。）

原刊附注：以上各件之中，有些字眼是无法准确迻译的。譬如译作「夷」的那个字便断难确切对译：它更接近「化外」或「奇异」，同时还带着一层含着轻视的意味，正如英文里含混的「土人」一词之于真正的白人，或美国人所谓「有色人等」。用「尔」字则分明标示尊卑之别。至于「敕谕」「恭顺之表」「体制」「礼仪」「体恤」「教化」「虔敬」「圣谕」「怀柔」这一类字眼，译起来可有种种转折与浓淡。不过就中文所容许的限度而言，通篇译文都是逐字直译的。

第十二章中国皇帝与阿美士德勋爵

新近普鲁士亨利亲王得见中国皇帝一事，令人不禁回想起八十二年前，当今皇帝的曾祖、世称嘉庆的那位君主，是怎样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接待阿美士德勋爵的。这段故事，还是用皇帝陛下自己的话来讲最好：

（原注：写于一八九八年。）

「敕谕英吉利国王：

「咨尔国远隔重洋，输诚向化。昔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皇考高宗纯皇帝在位之日，尔曾遣使航海来朝。其时尔国使臣恭谨行礼，未失仪节，是以得沐皇恩，叠邀召见赐宴，并厚赏其使团。今岁尔国王又遣使赍表，并贡方物。朕念尔国王恭顺出于至诚，深为欣悦，特照旧例，敕令有司于尔国使臣到日，一切召见赐宴，悉遵前朝之礼办理。尔使甫抵天津，朕即命官前往赐宴。不意尔使前来谢宴之时，竟不依礼行事。朕以远国小臣不谙仪节，尚可曲予原宥，特谕大臣于尔使将近京师之际告知：乾隆五十八年尔国使臣行礼之时，皆逐一跪叩如仪，今次断无更改之理。尔使面告朕之大臣，谓届期必行跪叩，决不失仪。大臣据以入奏，朕遂降旨，定于七月初七日（八月二十六日）召见尔使，次日于正大光明殿赐宴颁赏，复于同乐园赐食。初九日辞行，是日并许其游万寿山（圆明园之一部）。十一日于太和门颁赏，随赴礼部赐宴。十三日遣归。仪节日期，朕之大臣皆已一一告知尔使。至初七日召见之期，尔使已至宫门，朕方将御殿，正使忽称病重不能行走。朕以正使猝然患病亦属可能，遂命副使独自入见。乃两位副使亦称身有不适，其无礼可谓无以复加。然朕并未深加谴责，即于是日遣其归国。尔使既未得召见，则尔国王之表文亦无从呈递，仍留尔使之手带回。惟念尔国王既具表进贡，则尔使之失礼，乃在其代宣尔诚意之际有亏恭敬，此尔使之过；至尔国王之恭顺，朕固深知。为此特于贡物之中择取舆图、画片、景致、人像若干件留纳，以嘉尔悃忱，实与全数收受无异。并赐尔白玉「如意」（即玉圭一柄）、翡翠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朕之体恤。尔国远离中华，遣使跋涉万里，亦非易事；且尔使既不能深谙中国礼仪，则此种种议论辩驳，尔闻之亦必不乐。天朝不贵远物，尔国奇巧诸品，朕亦不以为珍。尔国王其和辑尔民，勤修尔土，远近一体，斯为朕所深嘉。此后无须再遣使臣远涉此途，徒劳跋涉而已。但能倾心恭顺，即不必按期遣使来朝，此乃向化之正道。尔其永远遵奉。特谕。

「谕：此次英吉利国进贡，贡使自天津海口登岸，朕特命苏楞额、广惠前往传旨赐宴，并谕其于谢恩之时行三跪九叩之礼；果能如仪，即引之赴京。倘其不谙礼节，即行具奏候旨，所乘船只不许开行，仍令其由原路回天津，自海道归国。乃苏楞额、广惠竟有意违旨，径直将其带往北京；且任听船只自行开去：其咎在此。事既如此乖舛，朕复命和世泰、穆克登额前赴通州迎接贡使，以便演礼。限期定于七月初六日；如至期礼节已能遵行，即行带赴京师；如至期仍未遵行，则应据实参奏候旨。初五日，和世泰、穆克登额含混具奏；初六日竟将贡使径行带到。是日午后一时半，朕坐勤政殿召见二人，首问演礼如何。二人免冠叩首，奏称并未演礼。朕又问：既未演礼，何以不行参奏？和世泰奏称：『明日召见时必能遵行。』其咎又在此。初七日清晨六时半用过早膳，朕传旨将御殿召见贡使。和世泰先奏称『贡使不能即到，俟其至宫门时再行请旨』；继而奏称『正使患痢疾，尚须少待』；最后乃奏称『正使病势委顿，不能入觐』。朕谕以正使可回馆调治，当派医官诊视；其副使可即带入。乃又奏称『两位副使亦皆患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入觐』。

「中国为天下共主，此等倨傲无礼，断难隐忍。是以朕降旨将该使臣驱逐回国，其重罪亦不复深究。并命广惠伴送至广东登舟。厥后朕闻之于入见之他员，始知贡使等由通州连夜赶至宫门朝房，且该使自称礼服尚在后面，一时不能运到，并谓不能以常服觐见大皇帝。此等情节，和世泰召见之时何以不奏？即令一时忘却，何以其后不补奏？或次日早间奏之？行此任何一途，皆已足矣。乃至朕已升座之顷，犹一字未奏，则此二人之罪，较苏楞额尤重。若能及时奏闻，朕自当另定召见之期，贡使亦可礼成而退。孰料庸臣误事，一至于此！朕实无颜以对廷臣，惟有自任其咎之一途。此四人之罪，俟部议奏上，即行办理。兹先将此旨宣示中外，并及蒙古王公知之。」

其后部议上奏，皇帝谕曰：「苏楞额著革去工部尚书、汉军正红旗都统之职；姑念加恩，赏给三品顶戴，降补本部侍郎。」（其余三人亦各照此比例分别办理。）

十一月二十日前后，又有上谕曰：

「内阁：蒋攸铦等奏报英吉利贡使抵粤及遣归各节办理情形。该贡使既不能行谢宴之礼；又查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使团抵粤之时并未赐宴，则此次自无强其受宴之理。今据该督等奏称，已赐贡使筵席三桌，并赏给牛羊等物，办理甚为妥当。至其附片所请另降谕旨、明示该使臣失礼之重，交由该国王自行治罪一节，则大可不必。又据该督奏称已备文晓谕该国来粤贸易商船一节，朕取孔子『多闻阙疑』之义，业已谕令毋庸再办。该督具此后奏，显系未接到此旨之故。

「总而言之，此事始误于苏楞额，再误于和世泰。朕则通盘权衡，恩威并施，所赏逾于所受，凡应办者皆已办到，此事至此可以搁置。该使臣既如此狡诈欺饰，纵使照所请降旨，其归国之后，自必隐匿情节或颠倒是非，捏造言词以文过饰非；故莫如置之不问，最为得体。

「贡使抵粤之时，该督接见，应正言训谕：尔等既奉国王之命赍贡来朝，乃不能遵行礼仪，实系尔等自取其咎；幸蒙大皇帝仁厚宽大，不加惩治，且俯收尔国王贡物数件，复颁赐珍品，此乃天高地厚之恩，尔等归国之后，不可不知感戴。并告以：『尔国向在广东通商，则广东即为尔国指定之口岸。此后如再有贡使，务须一律在广东停泊，听候督抚奏报京师，不得径赴天津；若竟前往，该处官员奉旨行事，必不容其陈递，尔等徒劳往返而已。』

「如此明白晓谕，彼自兼生畏惧感激之心，无须与之辩论是非曲直。

「朕又思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进贡之时，曾请在浙江宁波通商。而此次其贡船往返，经过浙江并未停泊。看来其意专注于天津通商，以便遂其垄断之谋。该督务必设法阻其赴津之念，将此意消弭于未萌，并明白告知：即便前往，亦无从陈递。至于波逊（或作波尔逊）等四人，既皆系夷商，而该国通商之事仍准照旧，自无庸尽行驱逐、致启疑惧；照该督所请，愿留者听之可也。」

第十三章在华生活

近来有好几位朋友问我：一位已婚的太太到中国去，是否安稳？那里的水土是不是极凶险？那里的人是不是极危险？诸如此类。对这一类问题，本可以给出一整套都不算错、却又彼此正相反对的答案。须知中国之大，与整个欧洲相当；附有欧人租界的中国城市，与纯粹土著人口的城市，相去甚远；北京的气候之异于广州，正如圣彼得堡或纽约之异于哈瓦那；各省人的相貌与性情，差别之大，不亚于欧洲各国之间——事实上，中国人看我们这些「西人」，也只当作一个面色苍白的「鬼」种，至多带点地方上的小小出入罢了；再者，有的地方几乎每小时都有轮船进出，有的地方或许十天才孤零零来一趟；若那「口岸」在内地或江河之上，则除了苦力、轿子和民船捎来的消息，外面世界的音信一概不通。譬如温州，虽在海边，至今还没有一条电报线；一八八四年大乱起时，受难的人只能等那两星期一班的轮船把自己运走。

（原注：据我所知，今年（一九〇三年）已经补上了。）

欧洲太太们的乐土，自然是上海。那几片「租界」的模样，像是尼斯与敖德萨的杂交，只不过上海不临海，而临江。然而这条江如此之阔，江边的大道如此之长、如此之无遮无拦，纵有此别，上海那种空阔轩敞之感，反比那两座欧洲城市更甚。一个人尽可以在上海过完一生，每天朝六七个不同的方向驱车或步行四五英里，而所见的中国土著的污秽，不比一个人在君士坦丁堡（佩拉区）所见的真正土耳其生活、在仰光所见的缅甸生活、在亚历山大港所见的阿拉伯生活、或在雅典所见的希腊生活更多；而这几处所见，若以土著撇开外来移民、机器、旅馆、报纸、铁路和种种世纪末的奢侈之后的那种原始生存为标准，实在都少得可怜——那些东西说到底，不过是大城市里薄薄一层进步的贴皮。

上海的形状像一只马蹄铁：蹄尖是西边的英、法两租界；豁口是黄浦江，江水向东北流去，十二英里外由吴淞入海；北边一股是美租界；南边一股是中国人的城厢与沙船锚地，除了公事或好奇，白人绝少涉足。一条自西向东的河，通称苏州河，把英租界与美租界隔开，上面架着六七座桥，彼此相距或数百英尺，或数百码。英租界与南边的法租界之间，又隔着一道窄河，叫洋泾浜，同样架着六七座桥。再往南第三道河，把法租界同那气味扑鼻的中国城厢隔开；那上面只有四座桥，且相距甚远——就「使突然的袭击难以得手」这一层考虑而言，这样的安排是极可取的。离江约一英里的西边，还有第四条水道，南北流向，把前三条串在一起，上面架着八座桥，叫泥城浜。英、法两租界合在一处，因而占住了一个利于设防的要害位置，共同构成一座形状不规则的「岛」，大略一平方英里；或者说两座岛：长方形的英租界占其三，狭长的法租界占其一。这两块租界合起来，几乎把上海的营业中枢全数吞下，正如伦敦城之于整个京畿。

美租界虹口长四英里，平均进深半英里；但只有挨着英租界的那六分之一开出了纵横街道、房屋稠密；而且除日本、德国和美国三处领事馆外，大半房屋都带着一股二等的、临时的气味。其余绝大部分仍是中国人的菜园，另有一条长路——极好的车道——直通「尖角」。

江对岸称浦东，可算马蹄铁所围住的那块蹄心。除了在那里办厂办事的人，外国人少有过去的。

英、法租界以西远处，铺展开可称为上海近郊的一带，一直伸到徐家汇那几处庞大的耶稣会产业。这一片地方为跑马场、园圃和别墅所占，可与曼彻斯特、利兹、伯明翰一类英国忙碌城镇的四郊相比，只是样样东西都微微带点便宜货、临时凑合和美国式的意味，仿佛并不打算像老成持重的英国那样「长住久安」。

租界的规划者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低估了上海日后的发展，结果街道一概过窄，不敷使用；唯一的例外是那条壮丽的「外滩」，一条宽阔的滨江大道，临陆一面夹着宫殿似的洋行，临江一面是绿草与花园；因本地大轮船整日价从它面前驶过，所以那里终日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有钱的中国人巴不得住进外国租界，在那里可以比较地免于「敲诈」，尽可以把财富与妻妾拿出来见人，尽可以享受各色各样蛮夷的新鲜玩意儿而无人干涉。中国城厢里既无地方容得下任何车马，街道也不够干净、不够宽阔，容不得妇女出来招摇——就算土著那套（如印度所谓的）深闺之制并不禁止这般抛头露面，也仍是不成。然而世上最热闹的景致之一，便是午后的大马路，也就是穿过英租界直通徐家汇的那条大道：四轮敞篷车、轿式马车、出租马车、东洋车、独轮车、骑马的人，一齐在明晃晃的日光里放开蹄子飞跑，乱哄哄而又入画。阔气的「买办」和「司账」们把全副妻妾、祖母、女儿、奶妈以及一应女眷统统带出来，一个个绫罗绸缎，光可鉴人的黑头发抹足了油，插满金簪、鲜花、翡翠和翠鸟毛，脸上敷着骇人而奇妙的脂粉，一条鲜红的裤子，一双小得看不见的脚。人人都显得那么快活，教人忘了尘土、喧闹，甚至忘了危险——因为赶车的常常既不在行又不要命。轿式马车在上海极便宜。每月五十块银元（如今合不到五镑），便可以天天雇一辆车，甚至一天几趟，而且马与车夫每回都是新换的精神的。租界外不远的马房都与大半洋行通着电话，十分钟内便能唤来一辆车。一辆轿式马车或者四轮马车伺候完了白人，便降一格伺候中国人；再往下，等到弹簧发软、轮子开始打晃，便沉到最底下去，做土著的野鸡马车或雇脚车。常见一对瘦骨嶙峋的马拼命狂奔，车上每边坐着三个搽脂抹粉的女人，一个奶妈坐在车头、踏板或后座上，一个「马夫」或「小厮」蹲在辕上、杠上或别的什么犄角旮旯里。就这么一路乱冲乱撞地去了，把这份乐子、这口新鲜空气、这份自由享用得十足。这些女人里有些也许并不怎么清白，可是中国内闱的秘密，谁也不甚了了，谁也不高兴去管。每天下午，还可以看见好些漂亮的双马敞篷车夹在人丛里，车上坐着衣饰鲜明的欧美太太，马夫车夫的号衣一尘不染；不过照规矩——至少从前的规矩——长住的居民只该套一匹马，除了首席法官（他是无可置疑的）和上面说的那几位「凯撒之妻」，谁也不该驾两匹。

据本地的传说，三十年前有一位尊贵的公爵，把上海称作「罪恶的渊薮」。人情风气之近于旧金山或亚历山大港而远于伦敦，诚然不假，对过路客尤其如此；然而上海说到底是宽容，不是堕落；那杂七杂八的居民又是那样好性子，只要不是杀人犯，男也罢女也罢，只须勤勉、悔改、安分一段时日，总能重新做人。至少在上海的夜里，不会有伦敦街头那样的景象。欧洲人中间几乎没有醉酒的，唯一的例外是「放浪」的水手。穷途末路的欧洲人会被遣送出境，为保全白人的体面，无所不用其极。土著受到宽厚公平的对待，「统治种族」的种种特权，他们几乎一体均沾。若说英国领事馆前那座小小的公园严格只许欧洲人（或作欧洲装束的人）进去，那也只是因为本地苦力一类人实在太多，若把中国的泼皮无赖一概放进来，带孩子的奶妈既不安全，也挤不到位子坐；因此除了知名有体面的中国人，进那道门通常要凭一纸书面许可。这座浓荫匝地的园子，是早晨小孩与婴儿最爱去的地方；中国阿妈们照看孩子多半极尽心、极慈爱，趁孩子们玩耍的工夫，正好议论议论自家老爷太太的为人，而别的奶妈和相熟的中国女人告诉她们的那些单身汉生活里的小小丑闻，她们也总是原原本本地回禀给老爷太太。因此在上海，人人都知道人人是谁、人人在做什么；古板的人尽可以拿架子不理会随和的人：可是秘鲁人的举止不像德国人，法国人的举止不像美国佬；这样一来，要迁就二十国的人，几乎人人到头来都只好认命，自己活，也让人活。

（原注：本篇初刊于一八九八年。）

上海实在是一个威尼斯式的共和国。中国官府对它只有名义上的「管辖」，并无实在的「占有」。二十来位领事在此发号施令，但凡属公共利益的事，他们只能通过作为发言人的领袖领事，以及作为行政机关的工部局来办。何况市政章程若要变动，领事们至多只能暂准新章，还得等北京那个虚无缥缈的团体、那个所谓「公使团」的本地「协奏」表示崇高的核可。于是一部「宪法」就这样长了出来；俄国人、德国人、土耳其人、日本人等等，在本国对民权自由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到这里倒能先受一番自由之术的训练。自然，凡涉及本国侨民对中国人的权利主张，各国领事尽可以径直与官府交涉。中国官府不得在租界内出示，除非与工部局联衔用印。未经领袖领事签署拘票，不得拿人；而领袖领事若无表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是不肯签的。中国被告与犯事的人，小事归「会审公廨」管；那是个稀奇的衙门：名义上由一位中国官员坐堂，实际上由一位外国陪审官在背后牵线。一柄大布扇给这「公堂」送风，公堂在案上抽着雪茄，办着粗糙的公道；程式却是中国的——就是说一干人等，连证人在内，除了外国人和有身分的人，都得跪着向这两尊公道的化身陈词。差役、巡捕头目以至一应人员都是欧洲人，欧洲律师也可以到堂辩护。堂上方言混杂，因为上海宁波这一路话只在本地通行，而被拘到案的土著至少有一半来自广东、天津、福建或别处。「洋泾浜」英语只好在一定程度上通融，权当共通之语。重案则由中国地方官在自己的衙门里听审；凡欧洲人被控，一概在欧洲人的法庭受审。领事或中国官员若愿意，都有权坐在堂上「旁听本案」；遇到人命案子，中国人向来是死死咬住不放的。那些本国与中国无约的欧美人，名义上要受中国法律的管，也解到会审公廨；不过照例，希腊人、巴拉圭人、罗马尼亚人、尼加拉瓜人，谁也不会被毫无保留地交到中国手里听凭发落。会审公廨不许用刑，然而在别处的衙门里，最野蛮的鞫问至今照旧。中国还有一两位老侨民，压根儿没有国籍：或是本国官府不认他们，或是他们不认本国官府。可是在上海，总归有个通融的办法，或如中国人所说，「照理断断不能有的事，倒往往真有」，而且总会「冒出」点什么来把难题化解掉。小国没有常设的陪审官，英国陪审官每周坐堂三次或三次以上，美国的两次，奥国或德国的一次。哪一国的中国雇员，是断不许充当陪审官的。

（原注：去年，即一九〇二年，章程已改，于工部局有利。）

法国人有自己的工部局，也有自己的会审公廨。他们人数太少，若不把自己的租界抓在自己手里，立刻就会被淹没、被表决压倒。总的说来，他们的租界办得称职而公道。英、美两租界合用一个工部局，任何一位总领事（即品秩与资历最深的那位）都可以暂充领袖领事。即便是法国总领事，只要到任在先，也可以把自己的本职与领袖领事合于一身。实际上充领袖领事的，总不外英、德、法、美四国总领事。小国通常放弃这项权利，日本人还不曾有过机会。大约等日本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之后，日本人便会主张自己也该轮流坐这领袖领事的位子。葡萄牙总领事也「轮到」过一两回，但事情若不在一个大国的代表手里，总办不周全；奥、意、土、西诸国在本地的利益不够大，当不起「大」字；不过已故的奥国代表因中国学问极好，多年来颇为出色，历任陪审官、副领事、领事以至总领事。

（原注：一八九八年以来，西班牙与葡萄牙领事已轮流当值。）

各国之中，唯有英国另设一个与领事分立的法庭；而近年来连英国也把首席法官与总领事两职合为一人。这样办并不十分妥当，想来不久最高法院还会再有自己单独的首席法官。事实上，本书付印之际，两职已经重新分开了。盖一应领事乃至公使，在某些法律关系上都算首席法官的下属，那么同一个官员一面要从公使那里领受不容置辩的外交训令，一面又要向诸领事发出不容置辩的司法命令，而这些领事在别的事情上与总领事一样独立，实在于理不合。何况他身为领事的职分与见解，势必常常同人们期待于司法心胸的那份冷静相抵牾。他也许会碰上这样的差事：某桩案子他曾以商务保护人的身分具文抗议，白纸黑字存在案卷上，而终审裁断又偏偏落到他手里。不消说，这些不过是我个人的私见，说出来也只为把上海欧人生活的性质再点明几分。

（原注：这一改动是在哈南爵士身后办的。）

许多人听了会吃惊：在中国过日子，比在本国要阔绰得多。用人与食物如此之贱，一块银元在那里几乎抵得上一镑钱在家里。何况房子的格局，是每位男女的卧房都附着一间宽敞的浴室。上海人一天的寻常过法如下（那里夏日与冬日长短的差别，远比欧洲为小）：天刚亮不久他就起身；若是精神旺健，便出门散步、骑马，或者（如今时兴）骑一趟自行车，在跑马场上喝了早咖啡回来。比较常见的是在家里一张长藤椅上一躺，喝茶抽烟。日报便在这「歇晌」的当口送到，也有极少数人趁便连中文报也看一看。差不多人人——男人、女人、孩子——一年到头天天都洗澡，或者都有洗澡的条件。上海自水厂扩充之后，冷热水龙头已不稀罕；但在别处，以及上海的许多地方，水还是由水夫用桶挑上楼的。所谓「宁波浴缸」，是一口大缸，重约三百来斤，里面挂着一层漂亮的绿釉。缸口作长方形，周长八到十英尺；缸底周长五六英尺；一个人——挤一挤两个人——尽可以在里头舒舒服服地扑腾。这种缸按大小值七到十块钱；一只好木桶两三块钱就买得到。较讲究的欧式住宅，屋外只有马房、仆役房，往往还有厨房；「老爷太太」们的一应方便，都在浴室与更衣室里备齐了。照例，「小厮」们可以把早茶送进太太房里，也送进老爷房里；不过已婚的太太通常有阿妈，这事便多半由阿妈做。中国「小厮」极安静、极轻手轻脚、极干净；人们也不大像看待欧洲仆人那样，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男人看。「小厮」放肆的事也发生过，但并无普遍的危险或不妥之感。中国人做保姆极好，常常可以看见一个拖辫子的汉子手里擎着奶瓶，对着一个外国娃娃逗弄哄劝。其实中国人一应「妇人的活计」都做得极好：当洗衣匠是无与伦比的，虽然起初碍于土著的「老规矩」，不大情愿洗女人的衣裳。做裁缝也极好，许多太太长年雇着一个，就在门厅或走廊里做活；中国铺子里常见一排二十来个汉子坐着踩缝纫机。不过最下作的那部分打扫活计，绝大多数地方男人是不肯做的；那总是由女人做，她们像我们的钟点女工一样，每天早上到「洋行」来一两个钟头。在福州，每天有成群结队相貌端正、衣裳鲜亮、赤着一双大脚的女人从乡下走进城来，人人肩上一根扁担挑着两只大桶，是来挑粪肥回去上田的。

有些人家——尤其是美国人和传教士——仍守着英国吃早餐的习惯，那自然常常连带着正餐与晚饭也相应地提早。但上海及别处的「上流社会」，几乎一概采用略加变通的法国办法。「大菜午饭」即所谓正式的午膳，在十二点半；正餐在七点或八点。这两顿其实一样：先一杯雪利酒；然后汤、鱼、小碟、大块的肉、甜食、咖喱、乳酪、生菜，外加啤酒或葡萄酒（新教传教士家里除外）；最后是餐后果点。三十年前排场更阔，「年轻伙计的伙食团」是要穿礼服的，还得备下真正的好酒，以「维持本号的体面」。每人每月支伙食银五十两，甚至一百两——当时合十镑到二十镑；除了雪利酒、甜酒、白兰地苏打之类零碎，红葡萄酒与香槟总是常备的。可是在如今这般艰难的年头，风气变了。暑天里换衣裳是免不了的；但「穿戴」这件事本身，如今成了例外，只在单身汉的伙食团里偶尔还讲究讲究。固然至今也难得有客人来只给啤酒或上好红酒喝的，但总体的排场已大为收敛，三十两——照眼下的行市将近五镑——在年轻伙计已算优厚的伙食了。旅馆通常连吃带住，一天三到四块钱（合七先令）。一天里的正经事，都在洗澡与午膳这两段时间之间办完；在上海，「交易所」就是总会。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半，大厅与酒吧里挤满了商人、掮客、官员和闲汉，有的在张罗一顿午饭吃，有的在张罗一位客人请。到吧台喝一杯鸡尾酒，被认为是合乎规矩的。好客是全中国的通例，上海尤其如此。一个人只要不是出了名的「白食客」——就算是，他那几位常主顾也会轮流请他——只要他随和些，又想换换口味，总有六七处地方请他。许多人固定在总会吃午饭；在那里过日子可谓阔绰之至，连卧房带一切、只除酒水在外，折合每天七先令。所谓「总会」，指的是英国总会，位置极便利，就在外滩与法租界接界之处；此外在往徐家汇去的路上还有一处英国「乡村总会」，准女眷入内，设有网球场；租界后面另有一座德国总会；别处还有一两个不那么时髦的去处。

（原注：如今勉强合四镑。）

整个上午直到午膳时分，上海城里满是「掮客」，赶着自己的车子在各家银行之间奔走；进口商与出口商同他们议票据、议保证金、议合同等等。将近午膳时刻，外滩上有一场短短的仕女巡游：女士们在此展示她们的装束，约齐午饭的同伴，顺便透透气。只有其中比较精神的——至少在暖和的季节里——才会在上午出门买东西。各家银行差不多总要「办一顿午膳」，不过总是一个钟头左右便利落散场；领事、大班（各行的首脑）、海关官员以及年轻伙计的伙食团，也各以各的方式尽地主之谊。大略可以说，没有人是一个人吃午饭的。午膳之后，多数人还得回去做事，从两点或两点半到四点或五点。享福的人打个盹；白食客们在总会里对着邮船带来的报纸昏昏欲睡；女士们照例也该睡个午觉，至少总要略略松一松身子，好预备五点钟的茶。这是拜客的时辰，上海生活中柔的一面与刚的一面，多半就在这时候聚到一处。从此直到将近正餐的时刻，人人都出门去：或在大路旁那条「骑道」上纵马；或驱车、步行、骑自行车、打网球、打壁球等等；或是为赛马「操练」。正餐时分的应酬也不少，只是大约不及午膳那样普遍。饭后照例打惠斯特牌，按赌注大小凑桌。要说上海生活的五方杂处，有一例可供说明：多年来那桌「首席牌局」（一元一点，一盘五元）是首席法官、美国总领事、西班牙公使与意大利公使固定在打的；谁都可以插进去，但那四位是牌局的核心。我只插进去过一回，有幸叫那一班尊严的人物少了五十块钱。两角五分与一元的场面于我更相宜；不过即便是我，对那些一角钱的也有几分看不上眼。星期日的午膳是上海的一大制度。上教堂是合规矩的，散了教堂，年资深的居民照例不是做东请午膳，便是赴人家的午膳。星期日下午是在瞌睡中打发掉的；因为尽管德国人极力争取，英苏两支的势力还是在总会里把星期日的台球与纸牌一脚踩住了。

上海有一座壮丽的跑马场和大看台；春秋两季的赛马是大事。用蒙古马操练之认真，仿佛关乎的是英国的德比大赛。天一亮，场上便免费供应咖啡与黄油面包，谁高兴来吃都行；操练在清早进行，一连一个月还不止。到了正日子，那看台和别处的看台并无两样：一季里新制的行头全拿出来亮相；每一个阶层都眼巴巴盼着比自己阔、比自己高的那个阶层的一笑；有门道的人偷偷给自家的马灌一盆香槟，然后煞有介事、故作神秘地骑着马转来转去，仿佛全欧洲的重担都压在他们背上；「贵妇人」们由干事们挽着手臂去用午膳；中国人的看客则只在望远镜里、隔着合宜的距离才看得见。头一天赛马的前夜，主要的「彩票」在「总会」里开；在这里，老英国的风俗礼数又一次被一本正经地照着最讲究的样子学了一遍。

冬季里有拖猎（一名骑手在大队前头拖着一条腌鱼跑），有纸屑逐猎（「兔子」一路撒下纸片）；有时候光火的中国农民——这里又是对英国佃户的忠实摹仿——「抄起竹竿」，照谁的头上就是一下。不过近年来乡下人已经用一套正规的赔偿办法安抚住了。然而只要有猎手经过，他们总要尽力设法让自己腿上挨一枪，因为那么一来就有「头等机会」拿一笔额外的赔偿。一季之中，难得有哪一季不要英国领事出面来抚慰某个中国人破了的脑袋和瘪了的钱袋。若是把一个中国人当场打死，开价常在几百块钱；不过猎手们自然是尽可能小心的。遇到这种事，官员们头一着总是要求把那猎手处死，好博一个民心。

如今上海拥挤到这般地步，租界里除了英、法两国领事馆，几乎没有哪一所房子摆得开一场园游会。法国的「领署」院子颇为局促，因此那里的聚会照例带着官样庆典的气味；英国领事馆的院子里却有足够的地方支起六张球网，夏天的傍晚常在那里开草地网球会。近来自行车兴起了；从前男女都很爱骑马，只是总免不了要穿过租界那一段讨厌的路，所以大多数人都到跑马场附近的马房才上马。「牧场」是本地另一样制度，就在跑马场左近；那兴旺的地方每天三次送出封口的瓶装牛奶，保管得极仔细，还供应一种极好、只是白得叫人不舒服的黄油。上海的母亲们大可不必为牛奶发愁。欧洲人的食物与日用品一概免税，于是除了中国本就低廉的物价之外，过日子便格外便宜。中国许多地方，鸡蛋一先令能买三四十个；鸡三便士到六便士一只；鹿肉两便士一磅；牛肉同价；羊肉（必得从蒙古或加尔各答运来）总是贵的；冬天的野味便宜；鱼、水果、蔬菜等等，价钱也都相称。自然，像上海这样富庶的地方，市价要抬上去，可即便在上海，多数东西的价钱也「不值一提」。真正贵的只有羊肉、外国种的水果、好牛奶，以及另外几样欧洲人不领情的中国珍味。酒一概比英国便宜；烟草、雪茄、衣服、家具也是。好房子的租金略高，但只要我们把「一块钱如今只值从前一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去掉——在中国，它的购买力还同从前一样——也就不算高了。用人每月五到十二块钱，还得自己管饭。中国裁缝的手艺，除了那些浮华公子和纨绔哥儿，人人都够用了。中国做的软垫家具，外观与欧洲货不相上下；若说不那么经久——不过经久本来就不是上海生活的特色。

（原注：这项舒服的安排，如今已成过去。）

潮气侵蚀房屋的外表，建造与收拾的手工又不算上乘。因此除非差不多年年油漆，时时修补、重抹灰、上清漆，房子少有看着齐整的。白蚁也为害甚烈，上海略轻于别处而已。苏打水本地有制造，品质颇过得去，价钱也便宜；德国的淡啤酒虽说寡淡无味，却同那远为高明、只是更容易上头的英国啤酒分庭抗礼；不过在东方并非人人喝得啤酒：它伤肝。上海与香港的水好，香港的更是尽善尽美。别的地方多半得煮沸了才敢用，还须小心。虽然有几家大的欧洲「洋货铺」颇为兴旺——尤其在上面说的那两大中心——但大体上可以说，零售生意是「异教徒中国佬」独占的。下面这样的对答，在上海每天都在一位阔绰欧洲商人的太太与一个中国店伙之间上演：

甲：早安太太。侬要啥物事？

乙：我要顶好格料作，补衣裳用。

甲：晓得。老爷同我讲过。上回格裤子统统破脱了。

乙：我格小囝也要裤子。

甲：今朝我进得许多新鲜果酱、牛油、菜蔬、孟买米。格咖喱酱味道顶好；假使加点酸辣酱，就勿会坏得介快。帕西人顶欢喜介吃法。

乙：看看这里，庆昌，我看侬格样物事太陈了。侬买进来便宜格！

甲：勿是！样样顶好！我勿会拿陈货把侬。假使侬勿中意，退转来，可以格！

乙：我看侬太会捣鬼，庆昌，外头一张甜嘴，里头大大地敲竹杠。

照例，同这些中国人打交道，只要用上寻常的机警与谨慎，他们是十分靠得住的。欧洲人在上海做店伙，正如欧洲人在上海做贴身男仆一样不成体统：白人的身分，似乎不宜去做「柜台生意」。因此他们大多数总是某一类的「头儿」：不是领事、税务司、大班、「写字生意」（即书记），便是经理、船长、工头、监察、工程师或商号总管。唯一算得上「无产者」的是水手，而他们若不规规矩矩，不久便会进班房，或是被送上回家的路。

英国女人到了落难的时候很少流落上海；美国、奥地利和德国的却不少，多到与严正的市政体面不大相合。加利福尼亚比欧洲近得多，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若偶有欧洲女人嫁了不体面的中国人，无论手续何等齐备，总有办法把她送回家去。若有老侨民堕落下去，不久便有人凑一笔款子，或把他体体面面地打发掉，或者尽可能让他重新站起来。我们英国本土生活中那些不堪的一面，在这里不大看得见；正如在印度，每个白人都是「老爷」，在南洋诸岛都是「督翁」，在中国，白人也被看作有文墨的那一类，即所谓「先生」。

中国人若对我们的女人以礼相待，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女人配受此礼，而是因为我们的女人有那份体力与心力，硬要人家以礼相待。起初中国人弄不懂跳舞、袒领的衣装、挽着胳膊走路、下午拜客、单独同太太们喝茶、在街上含笑点头、在教堂里并肩而坐、接吻（这门亲吻之术，欧洲人各有各的做法）、男医生给女人看病等等。中国女人只要不是寻常农妇，脚是人工挤小的；死死关在家里；除了最近的亲属，任何男性朋友都见不着；只在一年里某几个节令才出门；无论门第何等低微，无论什么情形之下，绝不露出脖颈；无论身分何等卑下，绝不同丈夫挽臂而行；绝不亲吻已经长大的儿子；绝不与陌生男子同席同坐——只要她还想在世上保住一个体面的位置。起初，那没有开化的「天朝人」把我们英国人坦荡的自在举止会错了意，自以为得了「头等机会」；可他很快便发现，欧洲女人同欧洲男人一样是他的主子；于是，用他自己那句传神的俗话说，「癞蛤蟆吃不着天鹅肉」。在澳大利亚，颇有一些爱尔兰和英国姑娘嫁了正派的中国人；据她们说，中国人更勤勉、更不嗜酒，做丈夫比英国货色强得多；不过正如那些不时流落到波斯、摩洛哥或土耳其内闱去的欧洲女人一样，她们失了身分，不久便只好隐没下去，或是回国。若有中国人英语讲得真好，举止又像欧洲人，偶尔也可以破例；实在说，中国就至少有一位西班牙女士嫁了一个受人敬重的本地人；而在广州，有一位中国医生多年来穿着中国衣裳、连辫子也留着，独力承担了所有欧美太太的诊务。欧洲各族之中，唯有英国人拒绝在「土人」问题上作任何迁就，这正是我们政治上得以居于至尊地位的秘诀之一。在荷兰属地，混血儿几乎同荷兰人一样好；西班牙人（虽然在菲律宾、在对中国人时较严）在社交上倒有几分不拘，只要那混血儿信的是天主教。澳门的葡萄牙混血种，连中国人都看不起。俄国人与法国人格外随和。英国人不介意新西兰人，因为那人无论骄傲还是体貌，都与他们平起平坐；他是唯一做英国女人的丈夫能「成功」的「土人」。日本人若再高大一点，或许终有一天能挣得身分；可是中国人只要还拖着「辫子」、穿着裙子似的袍褂，他的事便毫无指望。

（原注：见《中国佬约翰》中论「黄医生」一章。）

上海生活的种种不便，头一件是蚊子，一年里至少有半年受它的搅扰；有些口岸则一年到头不得清静。其次是热；两三个月里——在偏南的口岸是四个月甚至六个月——汗流不止，教人精疲力尽。上海与香港的气味已减到最低限度，但在别的大多数口岸，因为污秽、因为土著吵吵嚷嚷的好奇、因为大体上没有所谓「警察秩序」，一个欧洲女人实际上被圈在租界那一小块地方。用人如此之贱、欧洲人身分如此之尊，这两件事本身就助长了女人的懒散无聊。即便在上海，也没有可供逛街的那种「铺子」。上海与香港有乐队演奏，别处则可以好几年听不到自家钢琴以外的音乐；至于戏院、音乐会以及一应表演，除这两处中心外，从来没有。男人总还有本行的事情可以排遣；女人若不是既有心计又有胆气，不久便要思乡成病。何况（这一层是要紧的）暑热把她「泡褪了色」，血色与精力一并褪去。至于危险，香港与上海都没有，虽然两处都出过乱子。广州、福州、镇江、芜湖、宜昌、重庆、温州与天津，都发生过严重的暴动，有时有欧洲人丧命、财产被毁、头破血流等等；而在一应小口岸，除了另添一层「闹事」的风险，上文所说上海那些惬意之处一概要打折扣，不惬意之处却样样加倍。若是领事、税务司或大班的太太，有一所宽敞通风的房子，只要那女人性情开朗、又有一份尽责之心，日子总还过得下去。此外我要对所有太太小姐们说一句：「离中国远着些」——除非她们能确保住在香港或上海。自然，香港是英国地方，根本不算中国；不过在多数方面，那里的欧洲人生活与上海大同小异。

第十四章关于吸食鸦片的亲身见闻

一八六九年我初次踏上中国本土，头一个映入眼帘的中国人，几乎就是那位黄可荣——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买办，也就是管小账的。他早在一八六九年之前便已居此职，而且到那时，「鸦片鬼」的名声已经坐得极稳。此人一直忠心称职地以同一身分为领事馆办事，直到四年前方止；这些年里鸦片吸个不停，据我所知，从不曾让这嗜好妨碍他分毫公务或人情上的责任。同大多数小康的中国人一样，他身边总围着一群食客：书记、妻妾、穷亲戚，多多少少都靠着他；不过他那一家虽住在领事馆的院子里，向来被当作私宅，是他一人的禁脔。里头的事，谁也不问，谁也不插手：他像个小小的专制君主统治着自家人，看来人人也都满意。英国在各小口岸的领事，多半把银钱账目托付给他：他从不叫朋友失望；办事总是准时而精明；人人敬重；末了寿数不长不短地死了，把这份事务交给一个女婿。诚然，他脸上始终带着一种焦黄枯槁的烟容，可他大体的健康状况极少——若说曾有过的话——拦住他不上账房去：这份享用他完全供得起，而且确乎从不曾损他的心智。这里我不妨把我一个私人用人——一个中国式的山姆·维勒——从前对我说的话再说一遍：「像我这样的笨人是不吸鸦片的；吸的向来是有脑子的人；他们一边吸，一边算计出极深的计谋来。」我确实发现，吸鸦片的人心智往往比不吸的人高。中国人普遍相信，长年吸鸦片会减弱以至断绝生育之力。若果真如此，那大约就是黄可荣所付的唯一代价了。我想我没有说错：他虽有偌大的亲族，却是无子而终。

（原注：写于一八九六年。）

（原注：此后现任买办陶迈生送了我一帧他叔父的小像。又据一位前任总领事（今年已故）说，黄并非全然无后。）

这第一段经历之后，我在北京和天津住了两年半，四面八方地跑遍近郊，走过许多大镇大村，又在长城以外的蒙古草原上骑马行了两三千英里。在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我的感觉是鸦片的影响相当不好。我常爱踱进烟馆里去看那些吸烟的人。那里从没有喧哗吵闹。但另一面，我也从没有见过衣衫褴褛、瘦成骷髅的人，或是任何可以径直归咎于鸦片的无耻荒淫与穷极潦倒的迹象。负债与拮据，本是全中国的痼疾。北方各处，污秽与虱蚤在小民中间也几乎无所不在；这两件事都与鸦片毫不相干。冬天冷得刺骨，夏天热得灼人，而烟馆里光线幽淡、榻位宽敞，实在是消乏的好去处；那气象总不像英国城里吵吵嚷嚷的杜松子酒馆那样使人堕落。我留意到，在客店里，商人和小贩通常早晚各吸几筒。因为满店的人，不论身分、年纪、男女，常常就在同一铺炕上打铺睡觉——那炕是一种垒起的砖台，占去半间屋子，底下烧着草秸、粪饼或柴枝——所以我有的是机会既闻鸦片、又尝鸦片。那气味我觉得有点腻人作呕，此外倒也不算难闻。我始终没有胆量把烟吞下去；但只含在嘴里，我觉得味道还不坏。我注意到女人吸烟的极多，比我后来在南方所见多得多。名声不甚清白的女人，惯常在寻常的中国客店里出入；此外还有厨子、打扫的、店主的家眷、几位女客等等。北方的铺子和饭馆里，女掌柜也很不少。也许我们欧洲人见到她们的机会比寻常的本国旅客更多，因为她们常常按捺不住好奇，要过来偷看我们几眼。我看到满洲女人也常吸鸦片：她们比汉人女子远要自在地在街头门口站着，而且几乎总在吸旱烟。凡吸鸦片的人，在我看来都对这嗜好有几分羞惭。我从没有听见哪一个男人或女人，居然说它好、劝人去吸。留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它耗钱耗时；而我相信，纵情一段时日之后，正是这两层顾虑通常会使吸的人生厌，起意戒掉。至少那份羞耻之感——尽管薄弱而反复——在一个不过量的鸦片客身上，远比在一个过量的英国酒徒身上强烈。人家一次又一次地问我，能不能治好这烟瘾。烟客常常和和气气地责备我，说我属于那个贩来这害人之物的国家；可是照例，他说得并不十分认真，神气里总隐隐含着一点自知：这罪名不过是场面话。欧洲人自己不吸（除非出于好奇），而且瞧不起吸烟的中国人——这件事似乎给寻常的受害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时常听见吸得过量的故事，说某人整夜吸烟、整日昏睡，如此这般；但我一次也没有听说谁真把自己和一家人吸得倾家荡产；更不必说亲眼见过这样的例子。北京总归是个风气败坏的地方。这里有一群闲着的满人，由朝廷养着，而且大体上被习俗挡住，即便有心有力，也不得同纯粹的汉人在工商上竞争。除此之外，凡攒下了钱又想与朝廷保持声气的官员，无不以北京为梦寐以求的归宿。银钱充裕，奢华极盛：天津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北方虽然烧酒喝得很随便，酩酊大醉却极少见；正因少见，偶尔醉了也不觉得羞耻；其实在筵席上喝醉，或装作喝醉，倒还算一桩风雅而恭维主人的举动：其中绝无那种与吸鸦片形影不离的堕落之感。我在使馆的头一个用人是鸦片客，我的头一位老师也是：这两个人都是公家派给我的。我想其余的老师和用人多半是不吸的。凡不吸的，无一不拿吸的人打趣。以上便是在北方住了两年多、天天与鸦片客相接之后，留给我的一点并不高深的印象。总而言之：凡吸的，都有几分羞惭；没有一个人以此自夸；多数人承认这是一种「浪荡」而放纵的享乐。依我所见，它无疑耗时耗钱；这份糜费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使那家人变穷；但我从未看到它对体质有什么可怕的侵蚀，也不常听说；偶尔听说了，那被说的人也都是有钱的，供得起。

（原注：自「拳匪」之乱以来，我注意到已有步骤着手更改满人那种排他的社会与经济地位。）

此后我又在长江上的汉口与九江住了两年半，两地之间走的是旱路，途中自然住在中国客店里。我在这两个口岸的住处都在欧洲「租界」上，因此与村民、店家往来的便利，不及在北方——在北方我们走动更多，而且除中国话外几乎不说别的；不过我每天总要出去走走。两处领事馆的文案都吸鸦片，却同时都是肥肥胖胖、气色兴旺、绝顶精明的人。我的私人教师也吸。他四十上下，刚买了一房妾，不久那妾便给他生了个孩子。天津如此，汉口、九江也如此：领事馆里公家用人中比较伶俐的，都是鸦片客；其实一个当头的中国用人，正如戏台上那种典型的法国跟班，若要把别人看得住，自己就非得有几分刁滑不可。我自己的贴身用人，从这时起跟了我二十五年，不但滴烟不沾，而且滴酒不沾：连旱烟也不用。他属于那个被误称为「吃素党」的教门——就是新近在福州附近屠杀了一批手无寸铁的传教士而声名大噪的那一派。他鄙视一切鸦片客，且与之势不两立。他时常趁伺候我梳洗、或在席间侍立的工夫，讲别的用人如何如何刁恶，藉此消磨时光。然而我从没有听他说过哪一家是被鸦片吸垮的。他连总督、巡抚、提督每天吸几筒、吸几个钟头，都算得分毫不差；知府买妾花了多少钱；谁行贿、谁受贿、数目多少；以及一切构成中国人日常谈资的事情，他无不了然：可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什么鸦片的惨事，什么一寸一寸地死去、妻子挨饿、早年夭亡、前程断送。倒是恰恰相反。他说的是：「某人在深更半夜，就着烟灯烟枪，盘算出了某某一条填腰包的妙计。」在长江上的这几年里，我随处见到与鸦片有关的大量金钱与光阴的糜费：如此而已。另有一层也很明白：正如英国那班游手好闲的「街角汉子」一样，中国的鸦片客也常因这恶习丢了差事、身上老是那件破衣裳，脸上挂着一副阴郁、放纵、垂头丧气的神气——我本想说，还把他的屋子弄得更不像样：可是除去少数有钱人之外，中国人的屋内几乎一概油腻、寒素、四壁徒然到了极处；所以在这一层上，不吸烟的人并没有多少可记的长处。

（原注：一八九六年写下这段之后，我又陆续搜集了不少关于「在理」（意即「在里头」）、亦即所谓「吃素党」的材料；不过此处不是详说的地方。）

我曾两度住在广州这座著名而忙碌的城里，一次一年半在「租界」上，一次一年半在中国衙门、即所谓「官邸」里。这三年之中，我每天至少要在中国人的街市上走两个钟头，钻遍每一处角落缝隙，结识上至最尊、下至最贱的各等官员与百姓，研究本地方言，并尽我所能把一应与社会生活有关的事情摸到底。我的私人教师品格极高，后来在香港政府供职多年，他也是鸦片客——这是我从那多嘴的用人那里得知的，后来又从教师本人的公家雇主那里得到证实。他为此羞惭得很，似乎一搬来同我住便着手节制了；可是他年老、吝啬、体弱，只好偷偷吞些鸦片丸，好「撑住肚子的壁」。公家用人里最经得起磨的（如果不是最能干的），都是鸦片客。两个文案里，机灵的那个吸烟。烟馆处处皆是；然而贪墨也无处不在：鸦片、赌博以及一应流行的恶习，在广州都过得兴兴头头。我还有过第二位私人教师，是客家人，不知是烟吸得太凶，还是身子太弱、撑不住他实际所吸的那个分量，总之他几乎连话都说不清了；但他温和文雅，是个极孝顺的儿子、极体贴的丈夫。那位总督——如今七十二岁了，还在北边做着总督，政绩极佳——不但是个烟瘾极大的人，而且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最大的伤心事，是虽有姬妾无数，却没有自己的孩子。他对我说，当初染上这恶习，是在剿太平军的军中，为的是牙痛。两三年后，有御史参他吸鸦片，他因此革了职；但他为人极诚实正直，皇上不得不重新起用他。驻防将军据说也吸鸦片。再往下一级的学政，不但烟瘾极大，而且被御史正式参了一本。上谕命总督查复，总督便这样复奏——显然是忍着笑写的：「学政私宅深处所行何事，奴才无从进入，自然无由得知；惟奴才窃观学政两颊丰腴，绝不类烟瘾深重者那般枯槁，是以不敢妄下断语。」无论广州至香港的班轮，还是长江上的班轮，都给吸鸦片的客人备下了充裕的地方：丝毫不曾设法禁绝，也不可能禁绝而不断送公司的客运生意。广州是个善堂林立的城市，其中就有几处专为革除鸦片之弊而设的会社。那里的欧洲传教士在这方面也极活跃。欧美的医药传教事业，在中国没有哪一处比广州更有成效。广东人虽极爱面子，却比北方的中国人有骨气得多、自重得多；他们中间不但有许多不吸烟的人热心要治好吸烟的人，也有许多吸烟的人极想把自己治好。邻近的英国属地香港，全然不去干涉个人的自由。中国人爱吸多少鸦片就吸多少，爱几时吸就几时吸、爱在哪儿吸就在哪儿吸；然而我记忆之中，鸦片之苦的痕迹没有哪里比香港更少。那里的生活太紧张，人人太忙，没有那么多工夫可以吸掉：百姓看上去比大陆上吃得好、境况好；西贡、槟榔屿与新加坡也是一样。这个事实引出一个问题：许多中国人之所以拿起烟枪，会不会纯粹是因为无聊，因为没有事情可做？中国大多数地方，聚赌是禁止的。除了偶尔踢踢毽子、放放风筝——还只在一定的季节——并没有户外的游戏。中国人极少为消遣而散步。如前所说，屋里毫无舒适可言。体面的男女之间没有社交往来。房子不够大、不够清静，光线也不足，天黑后无法读书。那么，时光怎么打发呢？我想，生活的单调也许正是吸食鸦片的一大根由。总而言之，我在广州虽几乎天天与鸦片客相接，又存心要尽量多看中国人的生活，鸦片那不堪的一面，并没有怎样撞到我眼前来。正如在英国海滨城镇，人可以天天看见杜松子酒馆刺眼的灯火、偶尔几张醉得发昏的闲汉的脸、拖泥带水的衣衫，因而推断这背后有极大的苦难；那么，若真在广州看见密密麻麻的烟馆、枯槁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据以推断有极大的苦难，也是公道的；可是我并没有那样触目地看见，尽管我说过，我天天把鼻子伸进各色各样的角落缝隙里去。自然，一个医药传教士会看到多得多的不堪的一面。那本是他的本分。

（原注：见《中国佬约翰》（默里书局，一九〇一年）中论「老区」一章。）

（原注：见《中国佬约翰》（默里书局，一九〇一年）中论「老卢」一章。）

（原注：卒于一九〇三年。见《中国佬约翰》（默里书局，一九〇一年）中论「刘坤一」一章。）

再往后，我在鸦片真正的老家四川住了整整一年；那里冬季一眼望去，可见成百上千平方英里的罂粟同时开着。我或乘船或步行——主要是步行——走了几千英里，至少有半年每天平均二十五英里，其间也走过贵州与湖北的一部分。我常看女孩子和小孩在罂粟蒴上划口子，或把那淡色的浆汁刮进盆里；再看男人们把它挑到村集上去；看贩子按两收买那迅速发黑的糊状物；看苦力扛着担子出发，走几百甚至几千英里到别的省去，一路想法子躲开厘卡。在这个省里，虽说有许多人——我看至少一半——全然不吸，可吸烟可说是普遍的，在许多人几乎同吃饭一样成了习惯。然而说也奇怪，正是在鸦片如此便宜、如此易得、吸得如此普遍的地方，害处反倒不及那些进口昂贵印度烟土的地方。这个事实似乎印证了我的推想：真正为害的，与其说是对体质的损伤，不如说是钱与光阴的糜费。我最初的经历是同船夫打交道。我自己的船上常年雇着约五十名苦力，遇到险滩要过，另外还要临时雇五十到二百名。这班船夫是一群放浪不羁、天不管地不收、得过且过的东西——看上去是全省的渣滓。在四川，一个人样样都混不下去了，便去当船夫——也就是暂时做个牲口。工钱每月合六便士到一先令，视英镑汇价而定（其实总在一先令上下，因为在中国，贱银子与贵银子一样好使），外加每天三顿米饭，带一点猪肉、鱼或咸菜，外加过了大险之后偶尔一顿猪肉的「打牙祭」，外加客人偶尔赏的「酒钱」，外加走得快时额外的赏赐。这些可怜虫时常只穿着一身破布，从日出做到日落，身上勒着纤绳，头低到地上；一时在水里扑腾，一时在岩石上攀爬。遇上顺风，便是他们的好日子：大家挤作一堆取暖，船自走它的，他们只管闲谈。我那位护送的官员和他的用人都吸鸦片。船老大和舵工也吸。再下来一位要紧的「官员」是船上的伙夫：他也吸。苦力大约有一半，只要买得到、借得到、讨得到鸦片，一有机会便吸。一趟走完，全部工钱便在一场狂欢里花光；于是就这样，一阵做牛做马，一阵纵情挥霍，直到痨病、风寒或是溺水把他们带走。中国内地人命不值钱：花几个先令就能明码买下；无论如何它被看得极轻，只要死得不出常格，少有人为失掉它大惊小怪。鸦片之纵，无疑在这一类人中间助长了贫穷、鲁莽与困苦；然而据我所见，即便没有鸦片，他们过的也大抵是同样浑浑噩噩的日子。我虽然走路很多，身边总跟着六到八名轿夫，我发现其中吸鸦片的两三个，若不是我盯得极紧，实际上每天要耽误我两三个钟头。烟一吸足，他们干活同别人一样好；可是没有烟便不中用，或者至少什么也不肯做；而买烟、烧烟、吸烟、收拾烟枪，自然又耗去工夫。我常同本城的总兵一同吃饭，他至今在西北几省还居高位。他属于「老派」——就是说，他把兵饷侵吞去一大半，于用兵一窍不通，而且烟瘾极大。每回饭吃到一半，他总要告个罪，去吸几筒鸦片，然后再回来。他的太太也吸。他脸色苍白，颇有几分「褪了色」的样子，但这份享用他供得起；如今他总该过六十了，可见并未吃多大亏。文职官员之中，除了一个是烟鬼之外，都自夸从不沾烟，而且确是实话。不过即便那个烟鬼，也是个称职的官。我公家的用人个个吸烟。我的老师是基督徒，天主教的神甫们看得紧，不让他吸。新教的传教士几乎天天要救一批吞鸦片自尽的人；可是自尽在中国本是极寻常的事，即便没有鸦片可取，大约也一样寻常。人们选中鸦片，是因为它比上吊或吞砒霜舒服些。这个省里从不用印度烟土——至少除了极富的官员在沿海染上瘾后私运进来的以外，没有别的。照例，乡村——城镇更不必说——处处富庶；食物丰足而便宜；日子过得舒服（就中国而论）；活计也多。除了大城市里，我从没有见过枯槁如鬼的烟容，虽说照例从颊上的色泽与眼珠的颜色，不难看出谁吸谁不吸。在这个省里，鸦片也许照样耗去光阴、并在一定程度上耗去钱财，可它确乎带来了财富与生气。罂粟并不挤掉稻子，挤掉的只是贱价的菜蔬，或是冬季种的零零碎碎的瓜菜。它供给了一宗庞大的出口货，给成群的苦力挑夫以活计，给地方以课税的凭借，还养活了许多妇女和小孩。以我所得的那份无与伦比的机缘来判断，鸦片在四川，以及我所见种植它的贵州、湖北那些地方，实在说不上是一种祸害。我也没有觉察到对吸食一事有什么强烈的反感；更没有觉察到对欧洲人——如今还有人说鸦片是欧洲人最先带来的——有什么怨愤。同时，也没有人以吸烟为荣；人人总要扭扭捏捏地找个托词，或是遮掩一番。一句话，即便在四川——我相信那里鸦片所造成的害处，远比烈酒在英国所造成的为小——百姓的常识仍旧使他们为自己这点弱处感到羞耻，其程度过于我们为自己的弱处感到羞耻。在中国任何地方，我一次也不曾见过鸦片客摆出那种恼羞成怒、自我辩护的架势，而我们那些主张酒类自由的人却是会那样的。我的阅历使我敢说：中国人对于鸦片由谁负责输入、为害究竟多深等等，意见尽可以人言人殊，然而对于吸食这件事究竟明智与否，举国上下只有一种、绝对只有一种意见：那是一桩蠢的、该羞的、该藏着掖着的恶习——纵然用这药的人软弱得敌不过它的魅力，做不到自己心里所认定的道理。

（原注：见《中国》（默里书局，一九〇一年）中论「厘金」一章。）

（原注：我如今在名册上已见不到他的名字，想已过世。见《中国佬约翰》中论「一个老派军人」一章。）

在四川之后，我在浙江省住了将近两年，又在该省及福建徒步走了几百英里，两省境内都经过许多罂粟田，一路仍住中国客店；身边围着的是中国的船夫、苦力、兵丁与官员；同各色人等厮混，自然也听得到传教士的说法。一应传教士，无论天主教新教，自然都反对吸鸦片。有一层值得注意：新教徒差不多同样一概反对喝烈酒，天主教徒却不然；这就颇能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吸鸦片纵然对中国之害不及酗酒对欧洲之害，但就道理而论，它被视为一种更可耻、更下流的恶习。它可以说是一种违乎自然的恶习——与之相对的酒，说到底不过是人性中原有的一种嗜欲，只有过量时才有害。我在温州最得力的公家用人，同别处一样，也是个鸦片客。官员之中只有一位吸鸦片，脸上带着那惯常的憔悴；可是他极称职，这份享用似乎丝毫没有损及他的健康与办事之能。然而我不得不记下一笔：在浙江与福建两省，因吸食昂贵的印度烟土而致的困苦，其迹象在我看来比别处分明得多。我的轿夫向来是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粗汉，却几乎个个吸烟。我常走到一个村子，那里买不到鸡、买不到蛋、买不到糖，连米也买不到；然而那块刺眼的灯牌，上头写着「印度烟土」字样的，却总免不了要看见。诚然，就浙江而论，我所到的地方在那场大乱中几乎被杀空了；可是这一层我已通盘计入，而留在我心里的确凿印象是：最出不起钱的人，偏偏到处把钱糜费在昂贵的鸦片上；光阴自然也糜费掉了；由此确确实实生出了贫穷与困苦。这里没有像四川那样一份相抵的财富与生气，可以压住这副重担。因这缘故（也许还搀着别的缘故），百姓的体格明明白白地在退化；一句话，鸦片之用在这里可以公道地称为民间的一大祸害。福建至少北半部，除去小小的出入，也须同样地说。两省虽都产土烟，吸的却主要是印度烟土，害处也几乎全由它而来；但我要再说一遍：这害处与其说是身体上的，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而把身体上的害处夸大是不公道的。

（原注：见《中国佬约翰》中论「大听差」一章。）

离开这几处之后，我得了机会在朝鲜考察日本人与朝鲜人的生活。那个国家同日本一样，严禁输入与吸食鸦片（中国人不在此限）。我想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正如在日本一样，在朝鲜也没有一个日本人用它。好说话的朝鲜人偶尔会被中国人诱着去用，但我不曾遇见过一个朝鲜烟客，而我同各等朝鲜人是很有些往来的。朝鲜人的体格即便「软」些，至少就外表而论，远胜中国人。日本人虽比中国人矮，一个对一个，也是更刚更结实的材料。日本与朝鲜各有各的弱点，但鸦片还不在其内；纵然并无直接的凭据可以把朝鲜人较好的体格归功于没有鸦片，却也不大可以怀疑：鸦片一旦传入，必将严重损及那副体格，并使百姓比现今更穷，因为他们花在吃食上的钱要少了。

说吸鸦片不可骤然戒断、骤断有险，这个流行的见解全然不确。香港狱中的犯人，一筒也不许吸。诚然，瘾深的暂且用丸药或戒烟药调治一时；如此而已。只要有约束之力或必要的意志力在手，任何烟客都可以雷厉风行地把这习惯治好。

我随后的经历是在福州一带，前后几次共住了将近三年。留给我的总印象是：鸦片在这里为害甚于广州一带。那里的百姓偏于逸乐，抵拒诱惑的力量较弱，不那么勤勉坚忍；也更脏、更穷。因此我十分明白，福州的传教士何以持一种远比在四川所能成立的更严峻的看法。

此后我在海南岛住了两年多，那里我必须说，福州那样触目的恶果我极少看到：然而岛上一年消耗的烟土，确乎至少有两千箱。那位文职的道台是个坚决反对鸦片的人，常常几乎以公事的口吻痛骂我，说我属于那个（据他说）用鸦片败坏了中国的国家。然而尽管如此，他却纵容鸦片的走私而损害正经贸易；他一走，继任的又因侵吞烟税出了事。这第二位是个大烟客，面上烙着极深的印记。其余官员不吸。我公家的首领用人是烟客：他的官薪每月十二先令；其中每天三便士、即每月七先令六便士花在鸦片上；每月付十便士租一所相当不错的房子，剩下的养一妻一子。自然，若要养活一家，除非我贴补他，他非「敲竹杠」不可；因此，鉴于他实在是个有用而伶俐的人，我每月从自己囊中给他一先令。别的雇员没有一个吸鸦片，可是他们几个人的聪明合起来也抵不上他一个。我曾几次带他到法国属地去，在那里他为省钱只好改吞丸药，因为哪怕带进极少的鸦片，烟枪也要被没收，而法国鸦片的价钱又贵得吓人。

（原注：《中国佬约翰》中为这两人各设了一章。）

在北圻，我觉得鸦片价钱奇高，引出了异乎寻常的糜费与贫困。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吸鸦片的欧洲人；有一件事是证据确凿的，我自己也常在当地的法文报上见人议论：染上这习惯的法国人为数不少；据我所能打听到的，鸦片害他们比害中国人还厉害。

在爪哇，鸦片贵到这般地步，穷些的中国人只好吸一种下脚的混合物，往往不过是拿烟渣泡过的东西。荷兰人比法国人管得还严，而那些买下专卖之权、贪得无厌的中国烟商，又从各方面造出许多苦难。我在缅甸住过一年，那里土著种族的利益由父母官式的印度政府小心护着。无论烈酒还是鸦片，都不许对缅甸人造成什么害处——有也极微。中国人照例可以自便，而且通常就是鸦片与烈酒专卖的承包人；但我在缅甸不曾见到可以归咎于鸦片的困苦，倒发现较上等的中国人甚至倾向于赞成逐步收束、以至最终禁绝鸦片的贩运。在暹罗，中国人在鸦片一事上完全放手，但我并未觉得他们滥用了这份自由。在澳大利亚与美国，关于鸦片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值得记的。我发现中国人凡想做的都偷偷做了，而欧洲人或白人的官府巴不得由他们去。

中国官书上分明写着，五十年前中国有四万万以上的人口。那么，我们就算其中有一万万成人，再假定每人一年吸区区一中国斤，便是一百万箱。可是印度烟土的实数，五万箱才更近乎其实；这样算来，二十个成人里还摊不上一个，能吸到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分量。我相信最好的权威估计，土烟的消耗约为印度烟土的四倍。即便如此，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成人能吸到这点微乎其微的分量。滥用而至于可悲的例子，自然是很多的。医药传教士与别的传教士自然比旁人看到更多的伤害，因为受害的人正是投奔他们求治去的。广州有一位医药传教士告诉我，他为膀胱结石动过（我记得是）上千次手术；可是这类事，外人自然极少听闻。同样，就吸鸦片而论，偶尔确乎发生的种种惨状，随便看看的人也极少看得到。另一面，在大不列颠的城市里，我们哪一个不是常常亲眼见到纵酒无度所造成的败家与苦难呢？就我随随便便亲眼所见的酒与鸦片而论，我虽不敢下什么断然的结论，也不为哪一派的主张张目，但留在我心里的印象十分分明：就引人行凶、抛家弃子等等而言，鸦片之害于中国人，远不及酒之害于我们。烟瘾最大的人，花在鸦片上的钱在其进项中所占的成数，似乎也不及我们做工的人花在酒上的。我们四千万人一年的酒钱要几万万镑；而五万箱每箱一百镑、二十万箱每箱三十镑，在四万万人中间也不过一千五百万镑一年。吸鸦片不生暴行，不诱人犯罪——除非偶尔为了凑一口烟而行窃。它纯粹是一种官能的快乐，对体质自然毫无好处，不过若有节制，害处也许有限：就它能止痛、能打发难挨的光阴而言，偶尔甚至可说有益，正如吗啡之于我们。然而中国人何以人人都为它羞惭？若不羞惭，又何以人人都要遮掩、都要辩解？我们之中，只要不过量、不违犯律令、不背弃公认的顾忌或誓约，谁也不会想到要为喝酒辩解。在我看来，一个是对合乎情理的嗜欲的放纵，过了量才成为糜费而有害；另一个则是对人为的、违乎自然的嗜欲的放纵，即便不过量也总是糜费，而长此不改便要有害，因为它遏止了生育。可是吸鸦片之违乎自然，并不甚于吸烟草，单凭这一点还很难定它的罪。法国的马丁医生新近刊行了一部详备的著作，力证适度吸食鸦片纵有害处也极微；在我上文所说的限度之内，我倾向于同意他。不过，我既已把亲身的经历讲完，便把结论留给公众自己去下。

（原注：我已在《统计学会会刊》一八九九年三月号上刊出了完整的证据。）

（原文附记）——以上写成之后，我读到中国第一大报、上海《申报》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一篇社论。此报流通全国。文章先指出，一八六一年条约中议定对鸦片抽税，使中国无从禁止印度鸦片进口；接着说，二十来年以来，中国政府的方针一向是鼓励国内种植罂粟，以止住白银外流。他举云南、四川、山西为大规模种植之地；又说江南与浙江沿海各处还出产三四种别的「牌号」。而且近一两年来，紧靠上海的浦东也已广为种植。他说，他在各通商口岸打听的结果是：即便在那些地方，吸印度烟土的人也比较地少——实在是吸不起：洋烟之害，比起土烟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来，是轻的。乡间越来越常见的，是农民在雨天里为打发难挨的时光，往榻上一躺，吸那自家或邻家种出来的便宜鸦片。即便在几乎从不种烟的广东省，新近也有人具呈官府，请准在广州城附近大规模种植。后来因日本之战而起的那场乱事中，此人被控通敌，这计划才告吹。所以，把罪过一概推到外国人身上是不公道的：唯一合乎情理的办法，是中国自己禁绝境内的罂粟种植。——中国的主笔如是说。

作为上文一个有趣的旁证，我还可以引同一报纸上刊出的陕甘总督的一道奏折。因新近的回乱，二十七个州府部分成了荒墟：他奏请皇上恩准免去这二十七处的罂粟税。据称此税每亩一钱或六分（照眼下银价，约合每英亩二先令六便士与一先令九便士）。

同一报纸还讲到南京的总督张之洞一项新章程，要在上海本地对熬烟之权课税以筹款。不过我倒以为，这个章程要同一八八七年二月的协定相抵触；照那协定，英国既已允准鸦片在纳进口税的同时一并缴纳厘金，中国便不得再行加税。

最后，我新近收到一份安徽省新订的土烟税章。

第十五章英国领事的种种差事

我头一回独当一面，是在九江；那里的领事因病势危急，不得不忽然回国。我刚从北京的学生生活里出来，对一个口岸的日常公务几乎一无所知。

恰巧有一艘名叫「沙夫茨伯里号」的大轮船，撞沉了长江上两大轮船公司之一的一只铁浮筒；船主就是船长本人，被控索赔。幸而我手下有一名身材魁伟、嗓音洪亮的巡捕，熟谙法庭上那一套门道；到了正日子，他把领事馆的公堂布置得颇有几分威严。旁听的人只有一个，其余全城的人不是法官，就是陪审、原告、被告、传事或证人。我对法律的见识，仅限于少年时到威斯敏斯特各法庭、伦敦市长法庭等处去看过几回；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波洛克首席理财法官、怀尔德法官、科伯恩首席大法官，以及莫顿、卡登、菲利普斯诸位，怎样用夹在耳上的羽毛笔搔鼻子，怎样打盹，怎样偶尔环顾四周瞪人一眼，怎样断然喝住律师席上的冒失。我照样把书一摞摞堆在面前——每一步都事先仔细读过——又在这一道书墙后面藏了若干条子，好在审问进行时给自己引路。

（原注：今年（一九〇三年）已在北京当差。）

一开场我便漂亮地打了一个胜仗。原告（先由传事照例监誓，要他讲出「全部的实话，除实话外别无他话，上帝助你」）开口要念他那份写好的状子，我当即声明：「除非在证人席上具结，任何所谓事实的陈述，本庭概不听取。」我挑中怀尔德法官作我训诲口吻的样板，觉得这一层最好不容置辩。证词里满是骇人的航海行话，什么「右舷抢风」、「一链之遥」、「放出十英寻」等等，我全然不懂；但我早有防备，请了本地首屈一指的商人和一艘英国炮舰的舰长做陪审，把一应专门问题都推给他们，自己只偶尔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如市长们对书记官所说的那种；又趁一次歇场之机，解释说本案是「对人之诉」，意思是两造若要提「对物之诉」，须得上最高法院去。（被告是个爱打诨的人，听见那句拉丁文，便凑到旁人耳边拿它同朗姆酒说笑了几句。）

审了好几个钟头；到了该宣判的时候，我学着科伯恩勋爵对布拉姆韦尔法官与史密斯法官的样子，把头一扬，朝两位陪审望去，意思是说「此案明白不过」。不过我提议把判词写出来；退堂去斟酌的时候，我趁机从陪审口中探明风向所在，然后一点一点地把判决琢磨出来。两位陪审都「核可」了。判决对船长不利，他被判（我恐怕这一节有些文不对题）把那只浮筒捞起来。他上诉了，还私下告诉我，他要先叫我和首席法官两个都见鬼去。这判决既有陪审的有力支持，上诉审维持了原判；可是此后好几个月，那船长依旧得意洋洋地驾着轮船从那障碍旁边开过去，一味抗命藐视；直到这件事终于不了了之，船长也死了。

这段公案之后不久，一天下午，我的中国小厮冲进来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提督来了！」他一面告诉我该怎么办；我那套礼服自离英之日起原封不动地躺在箱子里，这时也取了出来掸刷停当。我坐一只中国舢板前去，巡捕在船尾扎起了旗子。半路上我才看出那是美国的提督；等我踏上船去，船上奏起了《天佑女王》。我给这样隆重地敬着，臊得满脸通红；一名军官领我从列队迎候的一排水兵前面走过，直到提督舱里。原来是詹金斯提督，他不失时机地把调和酒的种种奥妙传授给我。我此前所见的兵船，只有像「利文号」那样的炮舰——它的舰长正是这回的陪审之一；那船小到只消一个人扳着舵柄掌舵，像条运河上的平底船。可这美国船是一艘老式的大型巡航舰——我想是「哈特福德号」——弄得我晕头转向。

那些鸡尾酒和薄荷朱利酒，恐怕把我灌得话多起来；总之我终于看出提督有些坐立不安，便起身告辞。恰在此时，一名水兵进来报日落。詹金斯提督说他很抱歉。我倒诧异一个航海的人会把时辰记差，便说秋天里太阳总是五点半落的。「不错，」他分辩道，「我的意思是，我没法给你鸣礼炮了。你从汉口回来时务必再来一趟。」人人都为我要这样不体面地坐着舢板、少了那七响礼炮而怏怏；可是在中国，英国炮舰从不给英国领事鸣炮，所以我本人对自己的「权利」既毫不知情，也毫不在意。

不过「哈特福德号」回来时，我还是又去了一趟，这回排场很像样：我特地借了美国领事的座船。拜会完毕，舰上传令升起英国旗，我涨满了得意，朝舷梯走去。谁知一看——那只船已经回去接美国领事了；那位领事升起星条旗，也是来受他的礼炮的。后来说定把星条旗换成英国旗，我们两人便一同回去；那位魁伟的巡捕穿着礼服大衣，在「外滩」上迎接我。我的小厮向我保证，这一回事情办得极漂亮。

九江的事情很不少。英国的沙德韦尔提督，以及马利特先生（今日的爱德华·马利特爵士），都曾以公事到过这口岸；教案与商务上的争端也层出不穷。那是从前的好时光：法律的训练还不在文官考试之列；其实那考试本身也不过新近才有。当初入这一行是凭「保举」的，至于职守，领事们只好自己去摸索。

我下一处独当一面的口岸是镇江。我天亮时到埠，把前任从被窝里叫起来，把他的东西盘下来，把他打发走，这一切都在半个上午之内办完。但正当我们料理这些私事时，一叠叠极为神秘的文书涌了进来，非立刻处理不可。那是要英国商人签押的「保结」，保证凭子口税单运下来的货物确系本人所有，并承诺即刻出口。「驴皮、金针菜、瓜子」——这是几样大宗。「我们英国拿驴皮做什么用？」我斗胆问了一句。「那不干我们的事：英国商人发誓说是他的，我们管的就只这一层。」

前任走后，我拿同样的问题去问一位英国商人。他说驴皮拿去做什么用，他丝毫不晓得，不过那些皮子「在某种意义上」确乎是他的，至于合伙分利那一层，乃是「行里的规矩」。当时驴皮的出口量极大——一星期总有好几百吨。那时是冬天，皮子自然冻着，存得住。

道台是位身材高大、举止儒雅的老先生，从前在北京的总理衙门当过章京：他什么也不懂，只求太平无事。「内地的驴子出了什么岔子？」我问他。他同我一样，本以为驴子是不死的，生平没见过一头死驴。这个谜他实在解不开。不过他说，据商人们讲，英国的有钱人拿驴皮同茶一道当补品吃。等我告诉他，我不信有哪一张驴皮真运到英国去过，他高兴得什么似的，仿佛有一个新天地在他欢喜的感官前展开，说道：「你知道么，我早就有几分疑心，瓜子同金针菜也没有运到那里去。说实在的，这子口税单的事越来越成祸患了；若没有限制地推下去，中国商人就都要拿这个法子把什么东西都运下来。你看！自我到任以来所签的保结上，一共只提到五样东西。这章程还不曾经我正式核准：不如我们各让一步，只要买的不出这五样，驴皮之类要运多少就运多少，出口不出口都不问，你看如何？」我答应了。

约莫八年之后，我在朝鲜，接到镇江领事来信，要我给一个谜底：那口岸的法律脑筋正被这个谜折磨着。问的是「驴皮、瓜子、金针菜究竟依据什么道理受此优待？」我从海关的报告上看到，近十年来驴皮已被羊皮取代，想来驴子都死光了，而且我在那里的时候正闹着一场瘟疫。有一点是确凿的：镇江是全中国唯一至今子口税单仍旧盛行的口岸，连纯粹中国人手里也照用不误。至于驴皮当补品一说，我在一八八七年找到了解释：那年皇上的父亲醇亲王发热，用煮驴皮和深井底的泥治病；当时上海的报纸上有详尽的记载。

那时候的镇江不是个有指望的地方；甚至有过风声说要撤销领事；而其时领事的名分已降作「代理帮办」。道路才刚刚开始有，工部局好歹修出了三四英里像样的路可供散步。可是那条漂亮的新路刚出城的地方，端端正正地埋着一口老棺材。传闻说它是十三世纪元朝的遗物。谁也不敢动它，大家普遍认为那些「主人」正稳坐着等机会。道台说，我尽管把它扔进就近的水沟里去，他毫不在意，但他自己若动一动，便要丢官。工部局出了告示，又许下赔偿；而在这期间，我们每天散步骑马，总得绕开这碍眼的东西。设想一口棺材埋在皮卡迪利大街的街口罢！人人都盼着别人去给猫系铃。

道台显然为那句轻率的话心里不安，因为有一天我看见一张告示，说是我转来了工部局的呈请，而他出于对人骨的敬爱之情，曾向我力争，说必须先等本宗的子孙出面。这可叫我极难堪：万一闹起事来，道台与工部局都能把罪名栽到我头上。于是我决意「比道台更进一步」，出了一张大意如下的告示：

「本领事之爱重枯骨遗骸，不让于古之周公。阴阳既得其正，斯民乃安，云云。」

一句话，告示指出这口棺材有被亵渎之虞，并授权「本族至疏之支」即刻把它移走。中国的听众一听见阴阳之说，便立刻兴味盎然，正如苏格兰的会众听见牧师宣布要阐发教义中十二个次要的条目时，便舒舒服服地在长椅角落里坐定一样。阳为日光，阴为幽冥：那么这口棺材显然属于下界。我心想，既然有人肯拿驴皮去喂大不列颠的上流人士，自然也不会在搬一口元朝棺材上有什么顾忌，便向工部局的董事们明白点了一句：倘若「本族至疏之支」带着镐头铁锹出现，而这口棺材在头一个凄风苦雨的夜里彻底消失，那是不会有人来盘问的。就在那天晚上，大风骤起，满天雨雪。我几次在一种发热的噩梦里惊起，忽必烈汗常在我烧糊涂了的想象中现身，目射火光，身后拖一条尾巴，手执一柄钢叉，风声里还混着中国乱民攻打领事馆的喊声。

我一早出去散步，好让脑子清爽清爽。棺材不见了。那班贩驴皮的人带了工部局的四名巡捕同去，在隔壁田里挖了个坑，小心翼翼地把棺材移过去，两处的土都抹平，然后溜之大吉。什么事也没有。

在广州，有一天一个印度人告了一个中国村子。他卖了些孟买布，被人骗去了货款。起初同知县往还文书；继而同知府；最后同总督。各级衙门都愤然把这桩事一概抵赖。可是那印度人拿出账簿来，说得斩钉截铁；显然不能听任「英国人的权利」这样被人践踏。两边都说了重话。末了议定：总督派一位我熟识的、爱说笑的老满人，领事派我，我们两个郑重会审。审案的地方移到我所住的将军衙门（即旧领事馆）里，为求真相，防范之周密无以复加。不但调来领事馆的巡捕，还调来工部局的巡捕，把每个证人远远隔开，不让他听见别人的话。满人是不屑说广东话的，所以那满人虽会说广东话，一应盘诘都由我自己来，对印度人说英语，对满人说官话。

我用的是苏格拉底的法子。「他骑的是白驴还是黑驴？」「回大人，是黑驴。」再问下一个证人：「他是走路来的还是坐船来的？」「回大人，坐船。」一句话，每一个中国证人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作了伪证；只有把一切成见从心里扫清，把中国式思路的迂曲折算进去，才可能捉住那条叙事的线索，把案子审下去。那印度人得意非凡；案情明白：他的货被人瓜分了，全村串通一气骗他的钱、赖他的账。审了六个钟头；我们连「午膳」都在堂上吃，免得两造与证人私相通气。

偏偏在最后关头，正当那满人委员用官话同我商量怎样「让一步」以保全总督的面子时，我一眼瞥见一个模样端正的女人；那是印度人的中国妻子。我喝令她上前跪下，把所知的一一讲来。那印度人编造故事时忘了：他妻子既不懂官话也不懂英语，她不过是来旁观的，堂上的经过她所知极少。她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大致是这样：「我男人同阿金吵过一架，为的是阿金要独吞一头猪。我男人在那村里从没卖过东西；这一层我敢保，因为我记得他请我兄弟照他口授写了一份账，就是堂上拿出来的那一份，还得我去向阿金借图章来盖在账上。阿金是我表兄，云云。」这一番话说下来，印度人的脸色渐渐发青。满堂哄笑，公堂就此乱哄哄地散了。不过我们还是替总督拟了一份客气的报告，说是「证人所述固然明系不实，然通盘计之，本案应将该印度人之诉驳回」。

我在四川省居住的那段时间，主要是往来各处，考察那一带通商的物力。中国人——用人也好，别人也好——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我在那个帝国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没有被偷去过一文钱；或者说——在我是一样的——我从不曾察觉。唯一的一次大例外，是在长江上游大烟集散地涪州附近的一家客店里。我本以为那间挂满蛛网的隔间里只有我一个人，便脱得精光，打算痛痛快快擦个身。正当我四下里找衣裳，忽听得一阵吃吃的笑声，像是从房顶上来的；我拿手杖到处捅了捅，才发现远远的高处有一层楼板似的暗阁，店主的妻子、女儿并一应女眷都坐在上头，饱看这难得的西洋景。

这家孤零零的乡下客店里，男人们的相貌凶恶到这般地步，我决意从派给我睡觉的那口窄槽里搬出来，在大堂上支一张床——所谓大堂，就是整个客店减去四围那些被抬举为「客房」的窟窿角落。我有一件极华贵的官服，随时可以套上去接见官员，哪怕里头只穿一件睡袍。这件袍子曾使我在全省大大有名，其实不过是我那件旧晨衣通身缝满了黑羔皮，光是皮子就花了我五十三两（当时合十二镑）。为了斗一斗「梁上君子」——中国人管贼叫「梁上君子」——我把这件袍子这样安排：铺在身子底下，围住我那只装贵重东西的皮箱，既当枕头又当褥子。

我出门除一根马六甲手杖外，很少带什么兵器，这时也把它搁在身边。人乏极了，头一挨枕头便睡熟。随后我梦见杀人行刺，惊醒过来，迷迷糊糊地拿手杖朝空中一戳。戳着了什么人，那人喊了一声「哎哟！」但我立刻又睡着了。

魔怪又来了；这一回我觉得头和脚都是凉的，悬在桌子外面晃荡，而我自己仿佛浮在半空里。我喊「小厮！」叫拿灯来。我那件袍子不见了，我发现自己不是躺在两张桌子上，而是横在一张桌子上。贼从桌子底下爬过去，把桌子连人一并「搬」走了。天正要亮。店主自然一口咬定对失窃之事一无所知。我叫他拿纸笔来，写信给知县：「中国律例载明，客店失窃，店主须负其责。今在贵治巡卒护送之下，失去皮袍一件，值银五十三两。到重庆时如不见此数，于你不便。」

回去还走了两天；到家时果然有道台一封信，说：「涪州知县交来纹银五十三两一包，转致台端。」我十分满意，因为天已渐暖，那件袍子也穿不住了；我的小厮却愁眉苦脸地说：「你上当了！从上海运来光脚钱就得五两。那知县赚了五两！」

一个冬日，我在朝鲜的济物浦，坐在「皇家橡树」里，听田中医生开方子：生鸡蛋治我的喉痈，煤油浴治我的坐骨神经痛与腰痛。「皇家橡树」是一所旧酒馆，整个儿从长崎搬了来，架在山顶上，改作了领事馆。俄国公使赏光同我吃午饭时说得好：「这屋里屋外，找不出一条直线来。」正当那日本小厮把头一剂生鸡蛋和煤油端到我面前，中国小厮同朝鲜马夫跑进来喊「杀人啦」。从我这座山上，左边可以俯瞰中国与日本的居留地，右边可以看见英国炮舰；所以尽管有喉痈和坐骨神经痛，我拿一架望远镜，仍旧一整天都知道每个人在做什么。朝街上一望，只见一名教习带着六七十乃至八十名中国「工人」列成队伍，武装的样子活像福斯塔夫那支人马，显然是在预备什么大举动。他们的确像「一伙可怜的无赖」。海面上泊着五艘中国铁甲舰和一艘日本巡航舰，可那艘小巧得多、便当得多的英国炮舰就在我鼻子底下。田中医生是日本人，我劝他别动窝，除非他想被人活剥了皮。接着海关税务司（一个英国人）气喘吁吁地冲进来：「我们刚刚死里逃生；某先生（一个美国人）几乎被打死；中国人要来占海关了。」

山脚下紧邻的海关，早先已被人纵火烧过一回，可是朝鲜与中国之间的争端，我无权干预；海军也无权。中国人与日本人，未得对方同意，谁也无权登陆派兵。事实上我们一干人全像一群蠢材，手脚被「章程」捆着。税务司苦苦求援。这是分秒必争的事。我对他说：「给你，你自己拿了去。」那张便条写在一张没有封口的纸上，不指名给谁，写的是：「请派十人，武装齐备，前来保护领事馆；正式公函随后补上。」

税务司以破纪录的速度冲下山去，抓了一只舢板；至多三分钟，十名水兵带着毯子、背囊、步枪等等，一应俱全，默不作声、若有所思地顺着领事馆的山路盘旋而上；毫无声张。他们在山路上转进转出，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来来去去，看上去倒像有一百人。中国的那支「大军」立刻溜了，危险顷刻之间烟消云散。邓管带（后来在鸭绿江之役殉难）同中国领事苦求我把人撤回去，好保全「中国的面子」；可我（知道他不敢登一个兵上岸）说，除非他自己派水兵上岸维持中国居留地的秩序，否则我就自己来。日本领事派人来打听：听说我在领事馆的山里藏了两千人，是真是假？这时田中医生总算获准走了，一肚子快活，急着要把这场笑话讲给他的领事听。

其间那位出门打猎的英国舰长，照例来同我喝下午的鸡尾酒，看见一名中尉带着十个部下，颇觉有趣；那十个人全副武装，围着熊熊的炉火，在我的私人办公室里大吃鸡、喝啤酒并种种美味——原来那位快活的日本客店老板、庞然大物老「大佛」，自告奋勇要亲自替这些水兵办一桌盛筵。

夜里十一点，都城汉城派来两位使臣，奉国王之命恳求我不要把英国大军开进京城去。国王急盼这些兵当夜就上船回去，因为中国的驻扎大臣已经去缠过他了。看那光景，人们似乎认定一场大战已经打过，而我正率领得胜之师向汉城进发。不过我既已办到这一步，便决意好好教训一番，于是说：「宗主与藩属那一套权利，我一丝一毫也不放在心上；中国领事自己出了丑，这些兵要留到明天，好让我在天光下看看情形究竟如何。」天一亮，那中尉便带着他的人下山去了——人数之少，是万万不可泄露的；不过此后很长一段日子，人们都远远避开领事馆这座山，而且我相信至今还有传说，说这山是空的。

我第二次到罗星塔锚地时，琅威理提督带着中国海军的精锐来了。十二年前我们都还年轻，也是在这地方见过一面。那正是我在济物浦拜访过的那支舰队的一部分；当时人家给我鸣了八十一响礼炮——九艘船不顾章程，每艘各鸣九响，最后的九响还是用的格林炮或哈乞开斯炮。丁提督我也是在那里会见的。丁提督与琅提督被人看作一位不可分割的提督：丁提督同事务长们打骨牌，琅提督调度舰队。

那套旧礼服又拉出来了，可是这二十年里我腰身粗了，怎么也套不上。穿我见中国官员时那身七拼八凑的行头去拜会一位英国提督，是断断不成的。我刚从英国回来，带了一顶大礼帽，便决意照海德公园的装束前去。那地方从来没有人见过大礼帽和礼服大衣。于是我们就出发了。等我带着我那条漂亮的座艇出现在头一艘大铁甲舰前，一位穿着说不上名目的黑丝绒制服、腋下夹着望远镜（无疑刚拿它端详过那顶大礼帽）的中国管带，从舷边喊道：「提督的座舰在那边。」我们便又朝他指的方向去。第二位中国管带满腹狐疑地打量我，问我要见哪一位提督。我说：「哪一位都行，两位都见也行。」他回道：「两位都不在船上。请问阁下是谁？」英国领事的座艇就在他鼻子底下，这句话未免有点不客气。接着他说：「阁下是什么品级？我要给你鸣礼炮。」我自然（想起那八十一响，尤其琅提督又不在）力辞。可他偏要，我只得回头，吩咐那头号艄公老杰克，划到远处就停桨，并且要避开炮口所向，免得炮里装着实弹。傻等了一阵，我们灰溜溜地爬回家去，一响礼炮也不曾放。

第二天（星期日）我私下同波科克舰长（就是不久之后被海盗杀害的那位勇士）一起去看琅威理提督，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他听。我这回星期日出游的装束，是一顶苏格兰红帽、一身旧粗呢衣服，坐的是中国舢板。我万万想不到琅提督会当真；可他当真了，而且不顾这天是星期日、不顾没有升英国旗、不顾我们坐的是中国舢板、更不顾我这身极不像领事的打扮，硬要那两位糊涂管带把昨天欠下的七响补上；于是我这礼炮到底还是得了。

过了几天，丁提督来正式拜会我；他虽不学无术，却是个爽朗勇敢的人。可怜的人！四年后他死得像条汉子。至于那位邓管带，与船同殉，勇烈非常，人品之可敬无以复加。在济物浦时，他天天写一封英文信给我，由我替他改。不过管带中多数人都摆着中国的「架子」：他们在日本人面前那样不中用，不是提督的过错，甚至也不是管带们的过错。

上面这些惊心动魄的事过后不久，我的小厮忽然宣布：「有人要把女儿许给我了。」须得说明，这位「小厮」是个五十岁、身材魁梧的胖子，他的公家生涯起于一八六〇年，那年他帮着把英国的炮拖到北京去。此后他一路升做马夫、苦力、小厮和厨子；不过正如中国那句俗话所说：「男不认做厨子，女不认二十九。」他对外总说自己是「管家的」。一八七二年在九江，道台曾要保举他做个参将。我说：「我记得你是娶过亲的。」他答道：「我妻子去年死了；她是个疯子；我父母趁我是家里的傻子，替我应了这门亲。」我说：「好罢，我可不许你把老娘撇下不管；你的工钱照旧得有一半送给她。」他说：「哦，那是自然！这二十年来是我母亲照看我妻子的。她如今上年纪了，我打算不久送她一口棺材。我这妻子是不费什么的。」「那么你要我答应什么呢？这不干我的事。」「我想知道，你准不准她同我住，你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是你母亲在北京替你张罗的么？」「不是，那女人就在此地；她是一位水师官员的寡妇，那人在法国人炮轰时阵亡了。她说汕头话，同亲戚住在菜铺的一角，我天天去那里给你买土豆白菜。她名分上还在替丈夫守孝，一向不肯被卖去做妾。她看出我相貌堂堂、又有好差事，便托了媒人来。」「她要多少身价？她的脚怎么样？」「她说身价一文不要；脚虽缠过，却还不到放不开的地步。」（有些女人在脚上留着退路，好依她命里是做妻还是做妾，或者索性把脚废了，或者「重新放开」。）

一句话，这小厮是想「戒了酒，规规矩矩过日子」。这十年来，他若说有什么毛病——而且大约也只此一件——便是下午总要告两三个钟头的假。在温州，我发现他把工夫消磨在尼庵里；在朝鲜则消磨在日本澡堂里；我一眼便看出把他拴在家里的好处。「这一桩事通共要花多少钱？」「她眼下除了身上这件衣裳一无所有。一场头等的明媒正娶，连她的嫁妆、红轿、乐队、请体面人的酒席等等在内，要十七块钱。我服侍你快二十年了，心想你或许肯给我十七块钱。」（照当时的汇价，合三个几尼。）我说：「好罢，我可不要一双小脚在我屋里咯噔咯噔；你若把她的脚放开，这笔买卖就成交。」

婚期议定在两星期后；可几乎就在那一天，我奉调到一千英里外的一处任所去，一星期内就得动身。「那我怎么办呢？」小厮问。「随你的便。你若跟我走，一切都得照你妻子不存在一样地办。你说过她不费什么、也不碍事的。有一层必须说明白：她无论如何不许挡我的道。」可怜的小厮面有难色，但他凭经验知道我这话是当真的。第二天他喜气洋洋地进来说：「妥了；明天就成亲。」

他怎么办到的我不知道；只知道第二天晚上我正坐着吃饭，房门忽然开了，他穿着一身最好的衣裳闯进来：「她来了。」一个衣饰齐整、模样端正、三十上下的女人被推上前来，扑倒在我脚下磕头；她的脚已经「放开」，走起路来十分轻便。

这门亲事结果极好，可惜蜜月极短：她丈夫得随我先往北走五百英里，然后才动身南下一千英里；汕头会馆把她接了去，打发上船，安安稳稳地安置在香港的中国客店里，等我们一个月后到。此后她随小厮去了缅甸，举止极端庄，八莫有一位女传教士常去陪她坐坐。她每月得两先令的工钱补袜子；而且就居家过日子而论，她把这小厮的性情彻底改造了。

一天在八莫，小厮宣布：「如今我在世上也挣出了体面，我决意给我母亲送一口棺材。」「钱从哪里来？」「我攒的。」「你不是说你从不敲竹杠么？」「我不敲；不过我妻子会当家，我总算凑出了十个卢比。」「一口棺材要多少钱？我怎么知道你那几个混账兄弟不会把钱偷了去？」「北京一口好棺材要三十块。这月底你还欠我十一块，你可以把下月的工钱预支给我，零头或许再赏几块凑满。」这「攒」三十块钱的法子未免别致，况且那十一块里每月本有五块是他母亲的。不过孝心总算是有的，至少已见其端；三十块钱如数寄到了北京使馆。信里嘱咐他母亲亲自去领，并且布置了防备，务使这钱当真花在一口棺材上。

一两年后，我发现自己再回那潮湿的地方去是不智的，便寄出一笔可观的款子，让这小厮同他妻子从海南迁到北京，在那里舒舒服服地过活。据最近的消息，那老太太还稳稳地在她的棺材这一边；可那笔「家私」却早已散尽了。正如太平洋岛民拿到他们的「货箱」一样，一个中国小厮（尤其像我这一个这样的傻子）一回到家，他那些穷亲戚立刻就把他身上所有的洗劫一空。

第十六章外交部、总理衙门与远东

去年夏天中国发生的那些骇人事件，其最终结果必使有关各国政府重新审视他们眼下处理远东外务的种种不足之法——这一点大概无可怀疑；而凡做过公职的人，把自己一得之见贡献于这番筹议，也自属分内之事。

（原注：一九〇〇年。）

先说中国。已经不止一位有见地的作者或报馆访员表示：总理衙门非撤不可，至少也得改组成一个像样的外交部，由一位有责任的外务大臣总揽其成，并握有足够权柄，能迫使他自己的以及他主子皇帝的训令，为各省当局迅速而忠实地奉行；据近来的电报看，各国驻北京的公使似乎已经就这一点力持不让了。这个不伦不类的衙门，是一八六一年正月天津、北京两约签订之后才设的，全名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逐字译出来，便是「总管一切国家事务的官署」；为省事起见，向来简称成如今人人皆知的那几个字。它从来不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行政机关，不像「六部」那样，每一部都能就本部分内之事，向各省最高长官发出不容置辩的「应令」（「本部堂为此札饬该督抚……」）；它甚至也没有军机处或内阁那种特别的、超乎行政之上的非正式权力——说来有趣，这两处无论从正面看还是从反面看，都与我们英国的内阁和枢密院颇多相似。衙门的班底，是各部的尚书与侍郎，其他各杂项衙门的堂官，近来又添上现任或已退的出使大臣、总督、巡抚，或实在与议，或不过挂名「行走」；上头由一位亲王或郡王领班，作为发言之人。这就好比把英国内阁里最老练的几位挑出来，再搭上几位公爵、几位卸任的总督或大使，合起来组成一个咨议机关，由威尔士亲王、康诺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亲王、甚或法夫公爵领头；而这机关要发号施令，还非得有一位国务大臣默许或从旁撑腰不可——其构成分子，实在有几分像我们现今的国防委员会，虽说我对那委员会的了解不过得自报纸而已。正因为它在构成之初就缺了这一股内在的元气，总理衙门（凡它乐意如此的时候）便堕落成一个纯粹的推诿衙门；它的雷霆（除非它当真要办事）在各省当局眼里，向来是一件不值一笑的东西。各省大员的本事，无非在于「体会」上意、于字里行间读出话来——这套功夫，对惯会析理钻空的中国人心思，正是再投合不过的。

（原注：新的外交部现已设立。）

我在任的时候，外务当面办理的情形大略是这样：公使骑马或乘轿，带着翻译和一小队随从，到衙门所在的那条胡同去。在各省，领事与中国官员彼此拜会都穿公服；北京的规矩两边都松些，我在那里的时候，还没有哪个欧洲人敢坐轿；连恭亲王也是坐车，赫德爵士的那套骡子算是拔了头筹。言归正传：点心、茶或酒摆了出来；客人一进门，或者过一会儿，便有一两位爱打趣的老先生出来招呼，多半兴高采烈、谈笑风生，正合这些客人粗野的蛮夷口味。他们点起烟袋，愿意漫无边际地谈赛马、谈洋古董、谈名角儿，天底下什么都谈得，直谈到那位不耐烦的外国人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把正事结结巴巴地吐出来。那几位福斯塔夫式的老头儿眼里闪着乐不可支的光，听这一片荒腔走板；而蛮夷们那副一本正经的神气，更叫他们觉得滑稽。与此同时，有一名手脚麻利的书记，躲在屏风后头或是暗角里，把双方的话一一记下。自然，这件申诉从此便石沉大海，头一步总是「查」。过了一段说得过去的日子，往来两三件抱怨的照会之后，公使打发他的秘书或翻译去「催」一催这「查」。长话短说：只要事情不算真严重，只要洋人还没有露出要翻脸的样子，除了「泼墨水」之外，什么也不会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来了一件长长的照会，把公使原来的照会整段引全，再抄上一串各级官员的禀报，末一位自然是把所控之事一口否认——或至少否认一半——总督为此大为义愤，末了总结道：「除已饬藩、臬两司催提该府、并勒令该县加紧确查（务须水落石出！）外；除已严饬某某催提某某外；除已移咨抚宪一体札饬等因外；除此种种——一言以蔽之，除已通饬各属严拿查办外——本督部堂兹将此暂复之意函达总理衙门，即希转告贵公使查照，并望贵公使亦催饬该领事再行确查为荷。」如此这般，没完没了。在各省，我见过几十份这类「会晤问答」的抄件，都是从北京照录了送给各省督抚备查的。这些东西对领事至少有一样用处：把衙门私下透露的原话一字不差地引出来，有时便能吓住总督，叫他相信公使或领事另有暗中的耳目（这一层倒是实情），或者相信他们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这一层却不是实情）。

然而需要整顿的推诿衙门，绝不止中国这一处。自然，身为一名比常人还要无名的卸任官员，我按本分承认：我们自己的外交部是十全十美的，从来不曾有一件公文被无端搁进档案格子里；无论常任与否，每一位官员都锲而不舍地「催」，又都殷勤明察地「查」。可这并没有触着真正的痛处。事实是：英国外交部的事务已经膨胀到这样的规模，纵是最勤勉的国务大臣，也再无力应付全部公事，甚至连所收到的来文都不能一一草草过目，更不必说复文以及复文的拟稿了。

真正需要的，是另设一个全新的部门——名目无关紧要——它在亚洲所握的权柄，要同现行外务大臣今日所握的一样；而改制之后，现行外务大臣则专管欧洲与美洲。再好的改革之议也总会碰上反对；何况此事至今连提都还没有人提过，更谈不上有力人士的赞同，那么反对之声自然要先替它想到。（此文写成之后，我看见《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已经有人提出此议。）人家立刻会说：第一，这种一分为二的办法行不通；西方的外务大臣永远不会知道他东方的同僚在做什么；公使们会接到彼此矛盾的训令，如此等等。可是别忘了：殖民部与印度部两处，本来都不过是从「国务大臣」这团原生质里靠细胞分裂（或者科学家管那神秘的生命过程叫什么）分出来的翻版。倘若它们眼下的职掌一丝不动，只把名号改作外交部——或内阁——的「殖民司」与「印度司」，谁也不会因此吃亏一分，也不会因此多明白一分。事实上，印度早已有了自己的「外务秘书」，他对付阿米尔、波斯湾、亚丁以及印度各边界的权力，其要紧处已不亚于——也许分量也不亚于——一位寻常殖民大臣在殖民地事务上的权力，直到现任那位把那个向来有一搭没一搭的部门整治得生龙活虎为止。东方外务大臣与西方外务大臣会把事情弄「混」的理由，并不比现行外务大臣与现行殖民大臣、或印度大臣（连同总督的外务秘书）在南非或波斯湾无法调停诸多利害冲突的理由更多。

譬如说，俄国外交部的一般职掌，官书上是这样界定的：

（甲）与各国的政治关系；

（乙）保护俄国在外的利益与贸易；

（丙）保护俄国臣民在外的事务；

（丁）协助在俄国有商务主张的外国人。

为妥善应付这一大堆事务，该部或称枢府之下分设三「司」：凡关涉俄国与欧美各国关系的事务，自然留给那位兼掌国玺的枢相自理；亚洲司管东方的关系；此外另有一司专管稽核账目、升迁等事。换句话说，俄国早就有见识把她的外交部一剖为二；她若像我们一样另有分散各处的殖民地，恐怕还得剖成三份；不过她还不曾想到要另设一个从前颇为肥美的闲差，叫作「掌玺」；她倒是把总办文案一司的长官抬到了国务大臣、至少是次官或帮办大臣的地位。凡到过法国属地、亲眼见过那无数占着位子搓大拇指的人——法国人管他们叫「皮垫子」——的人（我便是一个），至少总要谢天谢地（但愿这谢法不至于太像法利赛人），幸而英国的下级官员并不事事都同别人一样；我对印度的行政也见得够多，足以使我相信：在那里，一个头脑清楚的苏格兰青年所办的杂事，往往抵得上越南北圻半打法国人所办的，而所费的张罗还不及人家的十分之一。尽管如此，即便在英国、或在照英国办法治理的地方，那些规条、津贴、表册、升迁、「训斥」，以及官僚生活里一应死板的排场，对一个刚刚长成的官员心思所起的摧折作用，仍旧叫人吃惊。固然，能挣脱这副镣铐的人往往大放异彩，可他同样容易撞上某个荒唐的暗礁而翻船；万一碰上一位软弱或不体谅的上司，把礼节的手铐给他一扣，他也就灰心了。

索尔兹伯里勋爵曾当众界定过办理外交所应本的原则。就我记得的，他的话是：「我要把一位绅士在料理私事时对待另一位绅士所本的原则，带到外交的经理中去。」至于奉行一应事务细节这一层次的职分，我不妨提议，办事的原则或可这样界定：

一、凡当下能办的事，一概当下就办；能办多少便先办多少；或者立刻着手，把这件事持续地摆在眼前，直到能办的时候，一能办便办。

二、凡有人有所求，一概当下、无偿、和颜悦色地予以方便；但须斟酌各案的是非曲直，并须以另有明文的规条或训令为限。

三、凡可能的场合，一概让最低的属员有最大的自由，凭自己的责任去办事；宁宽容，勿苛察；凡非有意而屡犯的过失，随时肯放过；不轻易断定人家傲慢、疏忽、欺诈、懒惰；尤其要肯自认过失，而不肯以牺牲他人、或牺牲事实为代价，把自己摘出去。

英国的官员比起英国的「买卖人」来，似乎不大把时间、条理、守时与迅捷当回事；也不大看重把一应消息随时可查、随时更新，以及不但会发号令、还要看着号令办成。我自己的差事办得纵然不济，若不是先在棉花掮客行、生丝进口行和茶行里历练过三年，恐怕还要更不济。我并不是说别的官员有谁比我办得更坏；我要说的是：他们中间许多极优秀的人，倘若受过一点实务训练，本可以做更好的公仆；他们之所以把事情撂下不办，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的前任也不知道怎么办。

规条决不能使人行事明智，除非他自己看得明白：规条不过是人为的、非本质的线索，用以指点那至关紧要的原理；倘若他为遵守「格式」和规条本身而大惊小怪，那就更不必说了。反过来，只要那条大原则一旦被认清并接受——即无论品级高下，一个好公仆总要不拘泥于琐碎的格式与俗套，迅速而和气地尽力帮助每一个求助的人——那么除常识的指引之外，再不需要别的规条。我绝不是那种要贬损我们军官的人，尤其不会因为一场全国上下同负其责的意外而去贬损任何身居高位的公人；可是如今谁也不能否认：办事原则上过分的松弛，加上对空洞「格式」过分的虔敬，已经被一步步放任着，把陆军的效能严重蛀空了；那么，试图遏止或防范其他各部门里刚刚萌芽的腐朽之势，总不至于有什么害处罢？比起一百年前的贪墨与私授亲故来，如今确有长进，而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坚持要改革；公众仍须看守着：不但要防今日再出同类的塌陷，还要随着国家的扩张，一步一步地增进效能。

银行与教会知道东方的环境与气候能起什么作用，时常派独立的稽查员到中国来，就每一处分支具报，查问各人身心的状况、上下之间的关系等等。那么，对我们派驻暹罗、中国、朝鲜这类地方的公使，以及他们属下那一大家子领事官员，为什么不能照办呢？上海与香港的报馆，对在华的任何官员都毫无影响；连商会也无力把许多歪事扳正。

日本、朝鲜、中国、暹罗：这是拟议中的亚洲外务大臣所要管辖的四个主要国家。此外，法国在中南半岛的重要属地；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在远东的岛屿；马尼拉以及俄国的太平洋沿岸（这最后一处向来也被忽略了），都该归入他的「势力范围」。若把那些名义上年俸五镑到一百五十镑的领事代办与船务副领事撇开不算，便会发现：我们在中国的总领事与领事，比在法国的还多；在日本的，比在德国的还多。何况远东领事的职掌远比他在法国、德国的同僚繁重：领事裁判权使他成了一个「省级法庭」的法官，此外还明白无误地（尽管是默许地）赋予他对当地总督、巡抚、道台或知府的外交权力。他持有主婚的凭照；办理生、婚、死的注册；有公证之权；一句话，是个什么都得干的杂工。外交部向来把美国事务与中国事务合在一个股里；可这两者之间实在没有多少可比之处，支配这一股两半的，是全然不同的思路、全然不同的动机与全然不同的商业利害。如今的远东不但已重要到足以单设一位国务大臣；而且眼下机构之不敷用，正遮蔽了眼界、阻塞了发展，使那正在实实在在发生的扩张得不到回旋与喘息的余地。三十年前我们对那些自治殖民地怎样冷淡，而它们直到如今才刚刚从狭隘乡愿的灰烬里像凤凰一样在我们心目中升起；同样，我们远东那些共和的、世界主义的侨居地是一股日渐壮大、将来不可不认真计较的力量——这一层，公众心里刚刚开始明白过来，官府心里就更不必说了。有一回我把海外的中国人在他们一切聚居之处都走访了一遍，整个中国问题在一份一八八八年年底从新西兰寄给外交部的公文里作了讨论。那份公文里有这样几段：「历经上述种种变故，中国历来最成功的几个王朝，无不争相维护『中国这一套道理』；而中国人的特别处，正在于凡与这套道理相合的统治，他们都甘心服从……这是她（英国）对外发展中的一个新局面：她正在成为、并且有机会改善自己作为第二大中国势力的地位……倘若有朝一日与中国的和好不幸破裂，以至于必须……占领一部分、甚至接管满洲人在那个帝国中的全部利权，我们自会顺理成章地开进去……（所需不过十万人）……而中国人的心里，对此已有一半的准备。」

（原注：今年（一九〇三年）我从最近一班邮船带来的报纸上看到，我那位极好的朋友特雷姆利特已经故去，他在西贡住了三十四年。）

然而，不但本国需要一部更有力、更专门、更独立的机器，以生出应有的能量与最初的推力；驻华使馆本身也该有所变更，尤其是它日后若仍要像从前那样把自己关在北京的幽居里。纵使当时的公使兼有银行经理那种迅捷务实的训练、帕默斯顿勋爵那种对胡说八道毫不容情的干脆，以及拿破仑那种当机立断，他也决不可能有效应付每天从各「口岸」潮水般涌来的种种「案子」。如今领事馆已有三十来处，每一处站稳了的领事馆一年要往北京发二十到二百件公文，一半是「一般」事务，一半关乎「账目」。一般事务里至少一半关涉各色各样的「纠纷」，其中许多附有连篇累牍的中文附件，还带着（或准或不准的）英文译本。威妥玛爵士（在他最得力的时候）也许是我们历来最有「动力」的公使，连巴夏礼爵士也不例外——虽说他们两位都远不是最有条理的。我曾见他在卧房或更衣室里，只拆一班邮船从国内和「口岸」带来的公文——那是他路过、在此停一两天时收到的；他光是拆开、扫一眼每件里那几句要紧的话、匆匆给身边管「账目」和管「一般」的两位交代几句，便已用尽了力气，末了唉声叹气地把它们推到一边。

（原注：一九〇三年已近四十处口岸。）

事实是：公使需要若干副手或参赞公使，授以全权，替他分担例行公事，迅速有效地处理（甲）一应商务；（乙）一应教务。此外还须有海军与陆军武官，或其一或其二，搜集技术上的情形，把海军部与海军提督那边的事务保持在应有的状态，好让公使能就最新的消息立刻作出外交决断，确知「实力」在哪里、多快能调到某一处。

（原注：这些事后来大半都办了。）

多数领事只要没有明令相反，总设法自己了结自己的案子，压根儿不去惊动北京。若是有人要一份清单，开出过去三十年间北京与各领事馆往来公文的件数，我敢断言：其中九成的笔墨全是白费；领事馆了结的「案子」，经北京之力而了结的还不到一成；不但如此，还会发现：不在少数的场合里，是领事把使馆的权柄「暂借」了去，而且是领事轻轻地推着使馆走，甚至连外交部也一并推着走。

这样的局面，未必——也许压根儿不是——公使们的过错。碰上总理衙门那样一个橡皮球似的东西，一个人能有什么办法？稍一施压，它便笑嘻嘻地陷下去；压力一撤，它立刻又鼓成一个滴水不漏的圆球。写无数的照会是不费什么的：在中国，几块钱就能把一部《惠特克年鉴》那么厚的东西漂漂亮亮地抄出来。对大臣、督抚、知府与书吏而言，偷偷把地板烧热了、让性急的公使和领事在上头跳脚，原是一件消遣的乐事。多数情形下要打赢一件案子，唯一可行的法子，是领事把它当作一桩游猎来经营：看情形所需，或分别、或合力，把外交部、使馆、商会、总督、赫德爵士、香港与新加坡的总督、中国驻伦敦的公使等等一一发动起来，使他们彼此起作用（从而间接作用于地方官）；把他们通通缠得不耐烦，到最后地方官纯粹出于疲倦而让步，把该给的银子或该给的交代拿出来。其实领事的权力一分一毫也不是从公使那里来的，全是从他的委任状与凭照上来的；公使所能给他的只有一样：倘若他本人并无委任状，便授权他暂时代理那位真有委任状的人。正如中国各省即便北京政府不复存在也照旧按部就班地过日子一样，使馆存与不存，对领事的权力与影响毫无所损——两件事反倒各得其便。前一种情形下，地方省份把自己的银子从北京的爪子里保住了；后一种情形下，地方领事省下了笔墨，省下了归档无关紧要的文件的麻烦。

我说过，中国领事的职掌远比别处的领事繁复、繁重；也就是说，是有可能如此，因为有的地方那差事几乎是个闲职；只有在土耳其、暹罗、朝鲜这类地方，领事才握有大略相同的权力。他的来往文书登记簿显示，他要同为数不少的各自独立的长官打交道。账目上的事他只与外交部直接往来，使馆的「账目」不过是些本地津贴、升迁、行李装运之类。重要的一般案件，外交部会收到发给使馆那件公文的抄本，反之亦然。法律上他唯一的上司是上海的首席法官，他的「省级」裁断可上诉到那里；他若肯问，还能得到王室律师的指点。船务上贸易部是他唯一的主子，在有些领事馆这件差事绝非闲职。有权「训令」他的，只有这几处。可是在移民事务上，香港总督颇有几句带权威的话要说；印度总督若要打听鸦片的情形，这位有力人物也能相当有力地「移」动领事；引渡、海盗一类事情上，新加坡与香港总督也一样；甚至第一工务大臣驻上海的代表，只要他在自家屋宇的布置上太拿大，也能给他几下「针刺」和提醒。

领事的宗教职分因地而异：他也许得主持安葬礼，甚至讲一篇道。说到他同中国人的往来，领事的官式拜会同他的上司与总理衙门之间的往还极其相似，只是礼数更繁、格式更重，而且领事一定穿公服、一定坐轿。总督也罢，巡抚、粤海关监督、道台、知府也罢，同样乐意谈天气，正如那「政府」一样；不过领事比公使占着一样要紧的便宜：地方官偶尔总有事要求到领事；而总理衙门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求于公使，除了巴不得立刻看见他的背影。总督那一流人物，其实比总理衙门握有多得无可比拟的权力，也多得无可比拟的用权之具。同样，领事其实比公使握有更多的实权，也有更好的用权之具；因为除别的以外，他有一座牢、一名巡捕，必要时略施手腕便能弄来一条炮舰；而公使本人在天津还受着领事的市政管辖，要炮舰还得看海军提督方便不方便。领事与总督若都爱说笑，不妨各自抬出那位养在北京的可怕的杰金斯先生来吓唬对方；然而更短捷、也更明白的办法，是同地方官交个朋友，凡有龃龉便你让一分我让一分地补好。这正是老布鲁克·罗伯逊爵士在广州向来干得极成功的事。

那么，我们「在远东的统治」既由这样一些成分构成，我们不妨直入正题，把所需之事开列出来——或者说，提出来请人斟酌：

一、欧洲外交所需的那副心思，用在东方并不合适，正如用在自治殖民地上另有一层不合适一样。必须物色一个合适的人。

二、既已物色到一位心思合于外务大臣之用的人，就该给他对一应公使充分而专有的权柄；——驻日本的公使或许可以例外，因为日本如今已不再算「亚洲」，同我们中任何一国一样够格，而且当得起。

（原注：她此后已成了我们的盟邦。）

三、一应账目与稽核之事，应由伦敦一位有品级的独立官员，直接与各公使、各领事了断。

四、年轻的外交官（着眼于他们将来做公使）与学生翻译（着眼于他们将来做领事），都该受一点办事习惯的训练，也就是迅捷与常识这一类的普遍习惯。任何银行或大商号，倘若经理的头脑不比我们一般的公使更有条理，或者办事员的实务本领不比我们一般的领事更强，都是立不住的。

五、国务大臣（两位外务大臣同为公使的上司，本无不可）与公使之间往来公文所涉的题目，只要办得认真，已足够占满一个人的时光。与其如此，远不如鼓励领事自己拿主意、尽量少写公文；不过他们若非请训不可，那么凡教案「纠纷」与商务争端的训令，都该出自专管此类案件的专门参赞——这些人自然须有使馆参赞或驻扎公使的品级，才有相应的权威。

（原注：我们如今已经有了参赞。）

六、冬天北方封冻的时候，从北海到伦敦，同从北海到北京一样近。领事是否不妨像马尼拉的领事那样，多数情形下径直只与外交部往来？此外，暂署与实授的任命及升迁，是否不妨像法国领事那样出自外务大臣，而不出自驻京公使、或出自他的保举？这也是个问题。让他尽管出主意，只是别让他营私。中国太远，难以经常置于本国各部门约束的目光之下；万一两位彼此并不相识、品级又不相同的官员之间生了误会，照眼下这套办法，时而闹出不公来的风险着实不小。

我提出这几点浅见，无非是就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表达这样一个意见：我们至少还有一个文职部门，同陆军一样，急需狠狠地抖擞一番。遇到这一类问题，当其位者往往有一种倾向，把整件事嗤之以鼻，把任何变动与干预都视为冒犯；然而，虽然不必过于热心，也许也没有立刻更张的急迫，却不妨记着：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公仆——连国务大臣在内——是我们的仆人；可是当我们把官权授予他们，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便暂时成了我们的主人。谁也不想养出一群多事的热心家、不知疲倦的书呆子或苦苦搜求的蠹鱼；但公众有权指望：花了钱，能得到值当的服务与迅捷的照应。我们已经看见，像史密斯先生、克罗斯勋爵、阿斯奎斯先生、戈申先生、张伯伦先生这样一些人，凭着办事的本领给我们的内阁注入了生气；他们的榜样无疑对各自部门的属员起了许多有益而持久的作用。我们的帝国与人口一天天在长，而人们太倾向于继续使用旧日那些低马力的老机器、老「驴机」，去带动日增的货载与速度，而不肯立刻换上（姑且这样说）最新的水力与电力机械。材料自然是够好的；我们陆军的材料也够好。在经理我们这千头万绪的外务时，多几分办事的头脑与组织的能力，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国人公认欠了索尔兹伯里勋爵一笔大债，这是公道的；他内外的成功，既由于他所昭示并奉行的那几条极好的大原则，也由于他本人是一位大贵族。然而索尔兹伯里勋爵决不可能事事过目，甚至不可能事事以身作则；我很高兴地看到，自我动笔以来，他已把一部分担子转到了另一个人的肩上。他，或任何一个人的心智，至多不过能把小麻烦挡一挡，把最紧要的抓一抓。可事情不该是这样。一家好银行每天夜里结一次账；一个组织良好的外交部，也该当天的事当天办完；至少该把事情理出头绪，尽快办完。今日的德国人之所以处处占我们的上风，是因为他们先从我们这里学去了办事的习惯，随后又在我们所教的上头加以改进；他们在外交与商务上都在迅速地成为我们的老师，主要就因为他们把自己训练出了办事的习惯，因而懂得如何把手上的事「办漂亮」。

（原注：见巴尔福先生就此点答复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之语。）

（原注：成效极佳。）

（原注：即罗斯伯里勋爵所谓的「效能」。）

第十七章中国是怎样治理的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初刊时原注：本文排就之际，近日的政变尚未发生；文末另补一段关于最近两次皇位承继的史事。〕

中国的皇帝身上很有几分可亲的人情味，尤其是满洲的诸帝，通盘算来都是些好人。头一位皇帝在他叔父多尔衮取北京时还只是个孩子，于那个时代并没有留下什么性格的印记。不过有一件事他是硬到底的：皇后触怒了他，任凭那班儒臣如何劝谏，他还是很快把她废了。第二位皇帝在位六十余年，一生清白而勤勉，唯一的苦楚是两个儿子的不孝，其中至少一个不是自己奉了天主教，便是与教中人有过勾结。第三位皇帝是个极认真的君主，却容易受那班道貌岸然的方士术士的蒙蔽。第四位皇帝是古今任何一国御座上最出色的君主之一；他一上来便把他父亲素所豢养的炼丹的、做法的、谈玄的一概撵走；在位六十年，几乎一天病也没有生过；也享乐，也作诗；把督抚将帅整治得不敢懈怠；总之把中国的声威抬到了极处。到第五位皇帝，退化开始了。第六位是个用心不坏却固执的人，欧洲人的楔子头一回就是在他手里插进来的。第七位是个卑劣的浪子，「联军」把他的园子烧到他头上，他自己却溜到关外去了。最后两位皇帝都不过是少年；即便他们有、或者还有什么性情可待长成，在太后在世的日子里也只好退居后座。何况，从「名分」上讲，当今皇帝在御座上的地位显然是不牢的：他是前一位皇帝的堂弟，而且是满洲历代君主中头一个不是前任之子的。经过一番（只有礼部才解释得清的）过继上的腾挪，他不但被算作他堂兄之父的儿子；而且他自己将来若有儿子，还要算作前任皇帝的儿子。这样一来，最近两位皇帝里至少有一位要落个「无后」，那没人祭享的魂灵，便当真要在他的尸骨上作起祟来。这「无理之理」把一八七八年一位疯疯癫癫的御史那颗堂吉诃德式的脑子搅得糊涂之至，他竟据此预言王朝将亡，随后自尽了。这一团混乱，那位精力充沛的老太后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她妹妹嫁了当今皇帝的生父，她自然愿意做尽可能多的皇帝的「母亲」，把好处都圈在那拉氏一族里。而且太后一向格外留神，不让当今皇帝有他前任所得的那种机会，在正式娶那拉氏的姑娘之前先「贵贱通婚」一番。至今的结果是：前一位皇帝的寡后在丈夫死后不久便很凑趣地死了；当今皇帝至今还一个孩子也没有——至少没有儿子。太后名义上虽已退居幕后，据说在「园子」里闲居养老，皇帝却不得不对她极尽恭敬；而且时不时有一道以她名义发出的谕旨，证明她仍旧有力量：譬如那位素来排外的老臣李鸿藻前些日子死了，除皇帝的话之外，她自己也对他的功过发了一番议论。

（原注：如今的说法是：「不能有了。」）

她本人的出身，离「最高贵」还差得远。第七位皇帝即位时，他那位明媒正娶的妻子已经死了，按「名分」追封为皇后（在天上）；可是第二年，一位钮祜禄氏的次等妻子被立为皇后（在人间）；随后又等着看几位买来的妻妾谁先生下儿子，到一八五六年，这位生下了未来第八位皇帝的宫人——即今日的太后——便从「嫔」的班次里提拔出来，赐封为更高的「贵妃」。一八五八年又想出一个别致的办法，在「名分」上似乎全无先例可援：贵妃被抬到「西太后」的位分，以别于位次在她之上、却与她并列的东边那位同僚。第八位皇帝一八六二年即位之后，这两位太后一同垂帘听政达多年之久，可是人人心里明白：真正牵线的是西太后。第九位皇帝一八七四年继位。一八八一年东太后死，西太后便独自放出她自己的光来。当今即第九位皇帝到了十六岁上成年，太后大张旗鼓地做出撒手不管的样子；然而人人都明白，这不过是她继续把持的一段前奏。一次又一次，有人向她指陈她的职分何在、帝国的利益何在；倘若那班好事之徒不是恰恰在最后那个恰当的火候上停了劝进，她多半就会半推半就地「一面赌咒说决不答应，一面答应了」。虽然如此，太后的势力依旧极大；因为除了自有一「党」之外，她按律有权干预一应与皇帝妻妾有关的事，这就等于说皇帝有没有儿子，实际上要看她高兴不高兴。何况凡遇大典，她的班次都在皇帝之前，皇帝还得按时去问她的「寒温」。一句话：即便承认皇帝是个能干而心术端正的人，只要他同他的「母后」不能协力，什么也做不成。第四位皇帝——那是个深谋远虑的人——把这层道理看得透，向来把他母亲带在身边，满洲也好、中国内地也好，连出猎也带着；这样有条不紊地一直带到她八十六岁上去世。可是今日的满洲人已没有他们祖先那副筋骨与胆气；他们不去满洲打虎消遣，倒惯于同烟枪厮混，或是在北京的内宅里同女人厮混。当今中国的这位主子，除了他的「母后」与他的女人之外，谁也不真正了解多少；人们只说他敏感、书读得很好、性子急、显然极想求知，而且分明因他母亲一党的严密看管而焦躁。至今为止，他的谕旨全看不出一点雷厉风行的意志；不过就近日收到的电报看，这几天他似乎已经挺身自立了。

（原注：后来的结果极惨。）

满洲人这一族，其实并不怎么把孔子放在心上，虽然装出极恭敬的样子是他们的国策之一，正如拿破仑大帝觉得笼络教皇是合算的一样。自然，我说的是那种地道的满洲人，这种人正在迅速消亡，变成汉人的仿制品，却又没有汉人的圆转与脑筋。真满洲人对「舞文弄墨的人」怀着一种老实的轻蔑；他早已忘了自己的语言，如今说的是一种粗豪有力的杂种汉话，叫作京话，带着一股淳朴的乡音。它同「文言」的关系，大略像印度斯坦语之于梵语；说得更贴切些，像维也纳土话之于标准德语。中国皇帝在大典上大谈丧仪、孔子、孝道云云，就像狄龙博士笔下那幅法国总统大谈「公理、文明与正义」的漫画。而那位有血有肉的满洲皇帝，用粗粝的京腔说着粗俗的笑话，一面嗑瓜子、一面呼噜呼噜地抽着水烟袋，倒不妨比作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陛下私下里的样子：猎帽上插一根羽毛，面前摆一杯皮尔森啤酒，抽着一支插了麦秆的够劲的意大利雪茄，用俏皮的维也纳土话同几位亲随斗嘴。

满洲人爱游猎、爱吃喝、爱新鲜空气；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假装关心这个中华帝国，除非把它当作一块又大又有弹性的海绵，隔一段合适的日子便能从里面挤出一注肥美的养料来。唯一的例外是皇帝，或者说曾是皇帝：头四朝的皇帝以尽可能节省、尽可能端正地开动这部庞大机器为乐，也以此自豪；而即便如今，满洲人里仍有不少良善而有丈夫气的酵母，正如任何别的族类里一样；正是这一小部分好人在撑着局面；更不必说中国人或儒家这一面的良善之酵，它同满洲一面所剩的长处也很合得来——正如在合众国，政党生活里那一层扎实的底子，总算把局面在民粹派与坦慕尼厅那片塞波尼斯泥沼里勉强浮住。

（原注：如今看来，这些都已成过去。）

一八九七年夏天，太后办过一两回园游会。她的妹夫、已故的恭亲王（皇帝的叔父）作为她的臂膀侍立在侧，席前还演了几出戏。除寻常的纸灯之外，头一回用上了电灯；「他坦」（东方各国内廷当差的某一类「男性」官员）的首领把几位大臣挨次引见给太后，太后欣然「赐饭」。宴罢，众人被引着「鱼贯」绕到戏台那边去，太后自己坐一乘八人抬的敞轿，穿着她的「便服」。只有四十六个人获准坐下，其中又只有两个坐了杌子。至于其余四十四位坐在什么上头，大约就是波斯国王当年答英国公使的那样东西——那位大人环顾左右，问道：「陛下，臣坐在什么上头呢？」

（原注：恭王之孙承袭了他的爵位。）

太后对那班「他坦」若有不规矩，是极不客气的；对公爵王爷们其实也一样。就在上述那次园游会之前不久，贝勒载澍挨了八十大板。另有一名「他坦」，或许与同一桩丑闻有关，奉她明旨活活杖毙，名义上是因为在宫禁之内私自会客。

皇帝自己的日子很不好过。他每天凌晨三点便得到他的议政之所去接收奏报与文书。凡他准了的，用一柄象牙裁纸刀划一道特别的记号，或者用朱笔批几句。这样早的时辰，对年纪大些的大臣极其难挨，他们向来一过半夜就得等在北京的前门。各衙门轮到召见与引见，各有定日。只有督抚、提镇以及另外几位品级高的外官，才直接从皇帝手里得到任命；这些缺自然争得厉害，人们对它们如何到手也颇有些刻薄的说法。先得把部里打点通，再是「他坦」那一处，再是各位王公，再是那些进得去的人。不过这些全是道听途说；何况无论如何，若说重要的缺是贿赂与关节得来的——至少偶尔确乎如此——那么中国人（以及满洲人）也精明得很，决不会让街上的人弄清这里头究竟是怎么办的。我宁愿凭从前几位有作为的皇帝谕旨里明白告诉我的话来判断。即便在那时候，朝里也有朋党；大臣，有时还是老实的大臣，也偶尔被抓住向「他坦」求情；「他坦」也被查出在大臣的羽翼底下引荐自己的朋友去补外缺。第四位皇帝遇到贪风流行的年头，把他最显要的外官砍掉了至少四分之一的脑袋，罪名或是受贿，或是侵吞，或是诬告，或是叛逆，或是别的重罪。在如今这几位比较萎靡的君主底下，从上层极少听见有人受罚这一点看，不妨推想贪墨更普遍了，而揭发得更少了。可尽管如此，多数省份的督抚仍是好人，而且是「举世」都指望着看他们升上去的人。

有的省有巡抚而无总督，有的有总督而无巡抚，也有的督抚并设，分合不一。其中一定数目的位子，明显是给了些北京以外无人听说过的满人，纯粹因为他们是满人，而且通常是太后或某位有力王公的亲戚或宠信；不过满人摆弄他们借来的汉名花样百出，外人永远说不出某个满人是谁的儿子。如今满洲王公再不到各省去了；一八八六年皇帝的生父巡阅天津、烟台，是极难得的例外，皇帝与太后行将巡幸天津也是一样。可是比起上个世纪那几位强悍的、把各省的线头一概抓在自己手里的皇帝的时代来，如今给满人的高缺已经极少。也许是满人的脑力如今稀罕了，也许是萎靡的满人不能被一位软弱的皇帝放心地派出北京，也许是儒家那一套正在重新申明汉人应当在高位中占足份额——总之事实是：广州、南京、天津、喀什噶尔、汉口等等要缺，几乎总落在有分量的汉人手里，不论贪与不贪。眼下云南有一位满人总督，但（撇开家世的援引不谈）他似乎是个循资历一步步干上来的能员。唯一的一位满人巡抚（江西省）我想是太后的亲戚，他的哥哥兼前任也是，那位末了因贪墨革了职；我认得后一位，那是他在杭州做藩司的时候。近几个星期，极能干的满人荣禄已放天津，替下那位有些优柔的王文韶。

（原注：这次巡幸并未成行。）

（原注：从前有过。）

（原注：现已调任广州。）

（原注：今已故去。）

除督抚之外，广州、福州、杭州以及别的欧洲人较不熟悉的地方，还有一种叫作驻防将军的大员，品级犹在总督之上，统辖那些萎靡的满洲驻防兵，或是与满人同化了的汉军旗兵。这些大员连同他们的副都统，自然都是满人——偶尔也有汉军旗人——对总督形成一种牵制。一八七四年我在广州的时候，那位汉人巡抚便同满人将军一道参了那位满人总督一本；那位总督一到任就走错了一步棋。

外官中最高的位子无疑是两江总督，底下管着三个巡抚；不但最能干、而且最清廉的汉人，差不多总是放在这个缺上。譬如就我亲历的时代而论：先是那位回教的总督马新贻，被人刺死；再是曾侯的父亲，近代中国政治家中最上乘的典型；再是沈葆桢，他是那位有名的叶名琛的亲戚，也是以拆毁吴淞头一条铁路自豪的人；再是平定喀什噶尔的左宗棠；再是曾侯的叔父；末了是精力过人的张之洞和如今这位谨慎的刘坤一。

（原注：一九〇三年卒。）

然而这虽是最尊的位子，却决不是最肥的缺；其实几个大总督的缺（也许四川除外，那里有六七千万人口）都不是着意为着恩宠与侵渔而授的，尽管一个贪官在其中任何一处都能很快积起一份家私。公认最肥的缺是广州的「粤海关监督」。同他纽约的同行一样，这位官员是众所周知该发财的；他一定是个「包衣」出身的满人，也从不以关心民生自命。另一处「进项极丰的美缺」是福州的驻防将军，说也奇怪，那里竟把征收常关税也交给了他。我不想开一长串古怪名目来烦读者；只须说：约有十个总督、二十个巡抚、六个驻防将军、二十个藩司、二十个臬司、二十个提督、十来个副都统、三个织造，以及若干满人关监督。这些缺，连同北京各部院的高级职位，便是官场里的头等彩头。没有一个从北京关领俸给：一概由各省藩库支付，或由自己设法；北京政府除了能从他们承认的总数里「提」出银子供公用之外，对他们的财政只作笼统的过问。

中国是极度集权与极度分权的一种奇妙混合。一切安排得使所有的毛细血管把它们那份卖来的血，经由逐段扩张的脉管送到北京那颗心脏去；在那里经过一番净化，再由那里把索取更多的动脉指令散布到各省。然而近些年来，心脏的脂肪变性，以及循环全线上顽固的动脉瘤与淤塞，已把这套理论上极漂亮的制度搅得很不灵光了。

从这棵树的最底下说起。全国在册的耕户约有三千万，而（照眼下低落的银价）名义上的赋额总共不过三千万个半克朗上下，也就是四百万镑光景。不要以为三千万在册耕户只代表三千万个业主。就眼下所论而言，只须说明这一层：一百八十年前地丁定为永不加赋时，此后一切产业的过割都须在一部「鱼鳞册」上安排妥当，凡有增益或变动，都得嵌进当时已有的某一片「鳞」里去。再者，银子即便照如今的价钱，对一个半个便士就能吃一顿饭、算账算到一文钱十分之一的社会来说，也还是太贵重的东西，不便经手；所以向来的规矩是把银子折成铜钱来收。其结果渐渐成了这样：最轻的情形也要照实数的两倍缴纳；重些的，便勒索到名义地丁的四倍、五倍以至十倍。此外还有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的「火耗」、一笔给收粮人的收据费，以及许许多多别的「地方」摊派、捐输、贴补，或别的「敲诈」。粗略地说，一位知县（这官职相当于法国的省长，由他掌管册籍）所征的是应征之数的三倍，而且照例在官面上总要略欠一点，作为一种手腕。这样一来，他至少能把真正地丁的两倍留给自己。自然，每一个这样的缺值多少，官场里是心中有数的；照地方与历来的成例，他能自留的数目从每年五百镑到五千镑不等。其余勒索来的钱，一部分进了他手下差役的腰包，一部分做了给上司的寿礼与贿赂，一部分则是官派排场上正当的开销；薪俸便从那公认的官项里出。二十省中每一省有五十到一百个这样的知县，每一个知府管着五到十个知县；于是每省约有十个知府，各有一座头等的城池为治所。凡上下往来的公事，都得经知府转递，知府不过是个通传的渠道，并无原始的管辖之权；同时一个知府偶尔也可以兼一个别的肥差。此外每省还有两三个道员，每人底下管着几个知府。道员不像知府知县那样各有自己一座有城墙的治所，他是个比较晚出的赘瘤，照他所担的特别差使，可以驻在任何城池或口岸。道员之上是臬司与藩司。凡属刑名之事，由知县经知府、道员上达臬司复审；凡属钱谷之事，上达藩司。升迁之事由两司会办；实际上不妨说，这两位就是每省的协理或总办。从前藩司原是最高的官；可是约四百年前有过派太监「出巡」的规矩，这些「巡抚使」——如今还叫这个名目——渐渐变成了常设的巡抚。再后来，为牵制新设巡抚的权力，又派了总督（更确切地说是「总督军务」）与巡抚同事而位在其上。

如今，如前所说，有的省有巡抚而无总督，有的有总督而无巡抚，也有的两者并设。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成例：凡两者并设之处，一部分事由总督发端，一部分由巡抚发端，各就自己分内的事单衔上奏。譬如在广州，总督专管外务与水陆军务；在南京则专管盐政、机器局、陆军与海军。各省巡抚的专责都是地方行政。多数事情须督抚会衔办理，而在这些事上，两人通常被认为是「据藩臬之请」而行（特别的专责除外）。

至此我们眼前已是一条明路，可以约略看出这场逐富的竞走是怎样跑的。我们已经说过，总督巡抚由皇帝任命，而或多或少受北京各部院的影响，视各代君主的性情而异。即便这位外官的品性并非人人尽知，在他由北京赴任的一路上也总能探出许多：他的「胃口」被估量着，他的脾气被试探着。按规矩，他的衙署该由他自己置办；可实际上是由知县代他出钱办的。地方上头一个笼络这位大人物及其一大群随从的机会，就在这里。于是头一个要紧的问题便是：究竟谁做主，总督还是巡抚？那位有名的岑毓英（一般认为他是害死马嘉理的人）便是连做藩司的时候，也照样把总督巡抚都压在下面；及至做了巡抚，更是一味压倒总督。眼下压得住场面的总督，有汉口的张之洞，人人在他面前都得让路。南京那位持重的刘坤一则是比较不动声色地做主（或者说，曾经做主）。然而，不但督抚之间非得同心协力、便得把高下之争打出个结果来；巡抚或总督本人也往往不过是家人或工于心计的幕友手里的一件工具。藩司与臬司的地位太稳（因为他们的机会是皇帝给的），只要自己照律例办事，便犯不着十分把督抚放在眼里；何况督抚若行事不当，两司都有权径直上奏，因此不妨说他们与上司实在是平起平坐。于是，既然督抚照例要「据两司之请」而行，那么在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究竟是督抚做两司的主，还是两司做督抚的主，非得有极灵的鼻子才嗅得出来。道员是「候补」臬司的人；然而说起来他又不过是一种高等知府，只是没有地方之权；因此，他既无权保举撤换知县，知县便不大怕他，知府更是全然不怕。不过知府知县凡有要紧的事，都得向督抚、两司与道员具报；而道员只向督抚具报，与两司则平礼商办。他就是中国人所谓「客」官——一种只有监察之权的局外人；正如军中的少校，处在一种浮着的位置上，名下并没有一支固定归他统带的队伍。

因此实际上归结起来便是：在别的条件相等、两边又都没有压倒一切的才具的情形下，知县（自然，必要时先得把北京打点好）若要藩臬两司在巡抚面前替他保住那点光秃秃的「本分」，就得立刻去巴结两司；若要巡抚认他那点光秃秃的本分，就得留神别开罪巡抚。至于本分之外的照拂，那非有奥援、大功或现银不可。古来的成规使中国的大官彼此极讲义气，因此一个知县开罪了总督或巡抚，多数情形下等于把两个人一起开罪了。然而知县到底是政府在最底下那一端的「最后凭借」。他的城，就是我们的「县城」。他的公堂，是一切事务的初审之地。他的名目「县官」，用起来是个借代，正如我们在印度用「萨卡」指「政府」一样。他代表皇帝，无论从哪一头看都是朝廷命官。知府的治所往往也就是他的治所；因为压根儿没有单独的「府城」这样东西——府城总是由构成这更大辖区的一个或几个县城充当，其中必有一个在府的驻地。一切城池，连北京在内，归根到底都是县；有时同一圈城墙（作为一个府的治所）里竟包着两个甚至三个县的治所。譬如在省城广州，两广总督，一省的巡抚、藩司、臬司，两广的盐运使，知府，两个知县，都在相距不过几十码的地方各有自己的「衙门」，此外还不算满汉两边的武官、满人的税关等等；而广州城本身，是由南海、番禺两个县分构成的，各有各的辖界。

地丁上的不义之财，不妨估作每年八百万镑，此外还有官收的四百万镑（后面这一笔往往还要短收一半）；若由约一千五百个知县或与知县相当的官员分摊，每人便有四千到六千镑，好拿去给上头那部机器上油。倘若他的上司个个清廉（这是极渺茫的事），他自己很快就发了财。倘若他出了纰漏，那就得拿出一部分所得去安抚北京，或安抚省城；总之谁最能替他开脱，就给谁。倘若他的上司是贪的，他就得摸清哪几个贪，再照公认的门路去打点：或是把钞票夹在一本书里送去，或是把门房、师爷、公子以及管账的那一位收买妥当。只要他行事谨慎，知府伤不了他，道员也伤不了他：他对这两位的方略是消极而守势的。

须知他自己也得养一大班师爷、差役、书办等等；他底下还有若干佐贰与杂职，分驻较小的市镇、大集或无城的地方；这些小官各有一处「衙门」（不过是高等一点的马棚），也各有一小班人，却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与「敲诈」的机会。他们既不怕他，也犯不着贿他，因为他们的升迁与他无干。四五位佐杂之下，便是村里的地保，他们不妨说是最细的毛细血管，放出的动脉政令只有极微的一点点，吸进的静脉的、也就是卖来的东西，也只有小小的几滴。为着躲避责任，百姓通常推举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可怜虫当「地保」——一种替人挨打的角色。头一道大的沟渠是「县」，即知县；他才是整套制度真正的脊梁与活气所在；他的上司虽然个个靠他吃饭，可他若是个能干的人，个个都怕他；因为一个胆大而不择手段的知县能鼓动民变，逼得满城「罢市」，要是督抚弹压不住、或是贪相露得太不成话，他甚至能把朝廷的雷霆招到督抚头上。下面这一句告示或公文的开头，足以见出中国的政令实际上是怎样运行的：「本县奉本府宪札开：奉道宪札开：奉藩臬两司宪札开：奉督抚两院宪谕开：准总理衙门咨开：奉军机大臣字寄，内开上谕等因……」

皇帝也许提到一桩教案，那是某国公使据某领事的陈述知会总理衙门的，领事控的是知县的行为不当。这一级一级的衙门挨次指示下一级该怎么办，而在事情落到知县手里以前，什么也不会办。于是知县编好一套说辞，向知府以及他上头一应大员分送「内容相同的禀帖」。知府在这「禀」上加批，或是照例的套话，或是词气凛然，视其人而定，末了总要加一句：「仰即一面听候藩臬道宪核示。」到时候这些批示也来了（每一位都或与上司同僚商量、或不商量而径自发落），末了又是一句：「惟仍应一面听候督抚两院宪谕。」「主事的手」就在这里显出来：哪一位大人是有担当的，便干脆爽快地给出明白的指示；不过出于客气，还要添一句：「惟仍应听候督（抚）宪谕遵行。」若那位自告奋勇发落的是个好而能干的人——他往往是的——事情当下就了结了；到时候整卷案宗上呈北京，再由领事本国的上司直接、并由道员横向照会下来，把一切原文照引。一件中国「复文」有十分之九是不必读的。夹在「照得」与「准此」中间的那么一句，便含着全部的核心，那就是：「该教堂应即重建」，或者更常见的：「所控各节，全系奉教莠民捏造。」

中国的案卷保管得细致得惊人。虽然多数事情什么也没办，一切却井井有条，随时可以调出来用作自卫。只要有一个老实人——不论位卑位尊——想去搅动那平稳流淌的「公事」，也就是上上下下的中饱，他立刻便陷进一片文书与禀报的汪洋里。人人都指示别人去「查」，同时又指示他「听候」另一个人的示下。与此同时，明白人在私底下把该怎么办商量停当，还得找出那只打鸣的头鸡来：一切全看这只要紧的畜生怎么叫。说到底，这并不比坦慕尼厅的游说与把持更坏。

有一回我在温州这个不出名的府里办一桩「大案」。那位知县是个能干而有胆的人，实实在在「操纵」着全城。这一层我早就知道；可是等我把知县、知府、道台、水师提督、总兵等等一齐请到我屋里，发现他们是一班怯懦的人，被那位知县恭恭敬敬地要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这才显得叫人难受。我照例被告知：「督抚两院宪须与藩臬两司商酌，云云。」预见到几个月枯燥的文书往来与个人的怄气，我把知县拉到一边，说：「你听着！别管什么总督巡抚了！咱们两个把这事自己了断了罢。你去把总督、巡抚、提督、总兵、藩臬、道府等等一概打点妥当，我来担保把有关的欧洲各国一概打点妥当。」凡在这件事上有利害的人无不欢喜；道台、提督等等爽爽快快地在我们会衔的议定书上用了印；我们几个钟头之内把整件事办妥了；六七个月之后，好几个至高的政府照例「批准」了这番办理，而那时候我们连案卷上还有这么一件事都差不多忘干净了。这一类知县，是不久就要做到总督的。

以上这番勾勒里，我一字未提盐课，因为那只关涉有限的几个官；也未提常关税、漕粮、厘金、捐纳、赌博的包税、军中的浮冒，以及别的许多财源——正是这些财源把官场的彩头堆得更高，并且使上文所述某官某官的职掌有了种种出入。我的用意，只不过是尽量清楚地点出这一个主要的事实：在中国，政治的单位是「县」，每一个县都有一个法国的省那样大。「府」通常方圆一百英里；因此半打府所占的五六万平方英里，正好抵得上一个欧洲王国的面积，可作各省的平均。把历来在这套真正的制度上长出来的、或被强加上去的赘瘤与牵制一概剔去，我们便看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身躯，心脏在皇帝的座所——如今是北京。他的搏动经二十来条大动脉、也就是各省（每一省是一个由巡抚—藩司—臬司合成的复合器官）送出去，再由这省一级的三位一体，以较小的分量分送到五十至一百个城的辖区；每一个辖区又经细小的管道吸进它的养分（不过是空气罢了），经过种种中间的器官送回省里，在途中起了变化之后，化作现银回到心脏。不过也有人会把这比喻倒过来说：在这件事上，是那有生气的动脉血流向心脏，在那里被败坏了，再送回去索取更多的甜美与光明。

以上各节，写在宫里那场「革命」发生之前几个月；关于那件事，不妨补述一点史实。那位以咸丰为年号的荒淫皇帝死于一八六一年，只留下一个儿子，其纪元的头一个正式年份（同治）是一八六二年。咸丰死时，他还有四个弟弟在世，三个哥哥都死在他前面。五弟奕誴一八四五年出了本支，过继给一位无子的亲属惇郡王；他自己一八六〇年晋了亲王，约二十年前去世。六弟是恭亲王奕䜣，今年去世。七弟是醇郡王奕譞，后来晋了亲王。八弟钟郡王与九弟孚郡王，事迹不多。

（原注：指一八九八年之事。）

（原注：一八九八年。）

当今太后本是那拉氏出身的第五等妃嫔「贵人」，到一八五四年才被抬入有封号的位分，称「懿嫔」。一八五六年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出生，她升为「懿妃」；次年元旦又升为「懿贵妃」；她丈夫皇帝一八六一年秋天驾崩时，她便是这个位分。她儿子名义上在位的年间，她与另一位同为贵妃、位次却在她之上的同僚一同摄政，各上太后的尊号，直到一八七四年同治骤崩，身后无子。同治的皇后当时已有身孕，可是经过一番家族里的运动之后，议定把上文所说醇王的儿子载湉过继给已故的咸丰皇帝，这样便以过继的「弟弟」的身分承继他的堂兄。

自然有人要问：「既然要同辈承继，为什么不取次长一房、即恭亲王的儿子？」这有两个答复。第一，恭王的儿子年纪太大了；第二，醇王娶的是同治生母的妹妹。御史吴可读指出这些安排于礼不合，预言王朝将由此而亡，随后自尽。我想这是一八七八年的事，那一年的《香港孖剌西报》上登过这道奏折的译文。载湉的年号是光绪；东太后死于一八八一年。一切关于宫闱谋杀、行刺、太监等等的传说，大半是猜测或空穴来风；即便其中有几分实情，也是守得极严的家族秘密。

近日《泰晤士报》上出现过名字的怀塔布，是一八七四年去世的广州总督瑞麟的长子。康有为是北京某部的主事，即高等书吏。被处死的「维新」诸人之一梁启超是举人，他同孙家鼐等人在近来的变革中很出过一番力。近来这场「革命」的真正动机，在去年九月六日《泰晤士报》上的一封信里已见端倪；李鸿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被人误解了。

（原注：在「拳匪」之乱中遇害。）

（原注：见《中国佬约翰》中论「瑞麟」一章。）

第十八章中国官员的日常

一切衙门、即官员的官邸，就道理而言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屋宇的宽敞与多寡、园囿的大小，以及门前那片空地的广狭。我所见过最大的，是广州驻防将军与广东巡抚的两处，都比总督的好；不过前一处的大部分在一八五八至六〇年那场战争之后暂时让给了英国领事，我自己在里面住过两年。

衙门的界内一律围着墙，唯一的入口开在南面。门楼上覆着沉重的瓦顶，这瓦顶前面由两根立在石础上的粗柱撑着。大门是木的，分三扇：当中一扇两开，画着花花绿绿的譬喻人物，只有本官自己、他的同品或上司才走；左右两扇宽只及当中一半，供仆役与下属官员出入。若是一座大衙门，门外两旁各有一座带顶的乐棚，距门约五十或一百英尺；客人的轿子一进门，这两座乐棚便奏起中国曲子来款客，那声音尖利之至。若客人够格受礼炮（从来不多不少，就是三「响」），便由一个人拿长杆点放三尊铁炮，恰在客人进门的时候。武官照理该骑马，为撑住这点男子气概的样子，常叫人把坐骑牵在轿子后面；不过大体说来，在如今这萎靡的年头，一应拜会都是坐轿去的。我有一回步行去拜会，结果那套「礼数」乱得不可开交——因为一切细节都建立在你是坐轿来的这个前提上——我只好把这点新花样作罢。

照说门既这么多，轿子又有炮又有乐地迎着，客人进门总该是桩简单的事了。哪里；碰上欧洲人，当中那扇门到底开不开，往往还要——或者从前往往还要——成为一个问题；而且无论约定得怎样仔细，本官或他的某个仆人照例总要把轿子晾上几分钟，无非是要「拿一拿」客人。在这难挨的一刻钟里，左邻右舍的孩子和闲汉吵吵嚷嚷地聚拢来，说些不客气的话；轿夫巴不得歇一歇，把担子搁在两根摇摇晃晃的杈杆上，那杈杆晃来晃去，眼看要把整乘轿子弄塌。与此同时，门后那个鬼东西从门缝里窥看客人的窘态，装作在等他主人预备停当、吩咐下来。末了，一名穿号衣的差人急急忙忙跑下来，把客人的「帖子」高高举过头顶以示恭敬；在一片吆喝、炮声（客人若是外国人，还有嘲笑的起哄）里，轿子被抬过头两进院子，到第三进；本官在众仆围绕之中站着，两手拱在面前，作出恭敬的姿势。

不过在说这场会晤之前，我们得先回头讲讲轿子。总督、巡抚以及其他文职大员，下至道台，轿子是绿呢的，轿夫照品级从四人到八人不等。武官（品级极高的除外）与较低的文官坐蓝呢轿，轿夫可以不足四人；但凡出去拜客的人，总有一乘什么样的轿，哪怕不过是竹杠上架一只席匣子，由两个衣衫褴褛的苦力抬着。

按律必得跟着官员仪仗的那一大群乌合之众，外国人极不以为然，因此他们出门时那份简单，在中国人看来实在有失体统。可是中国没有一件事是办得像样的；而且即便办得像样，那笔给随从的钱也会被仆人装进腰包；于是通常的结果是：雇一批乞丐或街上的无赖，按日或按「趟」计，每人给几个铜板；随后在他们的破衣上罩几条布片或彩纸，戴上皂隶特有的高帽子，便一齐上路。最小的官只用一柄红伞、两名跟班就知足了；从这份寒素的排场到总督的排场，中间的差等大得很：总督的仪仗前头是两名鸣锣的，后头跟着一大堆杂色人等——执旗的、举衔牌的、撑官伞的、骑马的护卫、捧替换衣裳的、捧执事的、再一批锣、掌扇的、刽子手、戴高帽的皂隶、执棍的、执板子的、捧香的、挥鞭子清道的、步行的护卫——以上一概在前；后面压阵的是八名兵丁、四名仆人。

不过，假定关于随从与轿子的种种难处都已克服，客人也平安穿过头几进——那里是各房公事房与仆役的住处——到了第三进，本官正站在那里等他的客人。彼此说不了几句话。在一片作揖与推让之中，客人被一点一点地挪到某一间客厅去；主客两方一路都摆出一副不安的、又恭敬又等待的姿态，仿佛谁也不肯让对方吃亏而自己先迈一步。客人虽一再推辞，到底还是让自己先跨了门槛；他的身分若是对等的，或者说（其实差不多是一回事）他与主人是宾主而非上下的关系，他便走向屋子北面、正对着门（门一律朝南）的一种方形坐榻。这坐榻叫作「炕」，天冷时从里头烧热，上面正好够两个人舒舒服服地坐下，中间搁一张矮桌。桌上不铺桌布，座上的草垫总是蒙着红呢的。仆人立刻在宾主面前各放一盏带盖的茶碗，底下托着锡托子；主人起身去碰一碰客人的茶碗，看看盖子盖严了没有、茶是不是真在泡着。他一面轻轻用碗盖抚着茶汤，客人一面竭力分辩说这份体面他实在当不起，随即冒冒失失地抢过去，照样去抚主人的茶。这茶本不是要喝的；其实除非天极热、会晤又极长（即便如此，也得由宾主之一特请「免礼」），尝一口茶便是失礼。会晤若超过一刻钟，从人便把茶撤下去，另换新的；客人要走的时候，便双手恭恭敬敬地把茶碗连托子一齐举起，向主人一躬，主人也照样，于是告辞。客人若露出叫人厌烦的样子，而主人的品级又高到可以不伤和气地下逐客令，主人便先喝茶，那意思就是请客人走。一应官式拜会，无论中外之间还是中国人彼此之间，都要穿全副公服。因为夏天气候炎热，欧洲人的制服又容易弄得不整齐，而且穿着难受，外国人便不免马虎些；何况中国人往往分不清常服与礼服，甚至分不清便衣与公服；不过他们自己之间是极讲究、极严格的。各级官员通常穿得很讲究，即便最穷的也「合式」，虽说境遇有时逼得他们略显寒酸。

不过这拜会的一节细讲下去容易叫人生厌，我们暂且撇开，来看一位寻常官员从起身到就寝的一天。一位实缺的中国官员，私人起居之所一律在衙门最后的一进或几进院子里。他若是总督或别的显官，也许有两三进院子并一座花园；但多数情形下，这「内宅」不过是一方收拾得还算干净的院子，四围有四到十几套房间。这处内院，公家的仆役、书办、书吏等等一概不得进去，门上一向由中国人所谓「家人」看管，即或是世代相传的心腹家仆，或是奴仆，或是穷亲戚。为防官印被人滥用，许多官员的办法是把印交给母亲或大姨太保管；主人不在而又须用印时，师爷便通过「家人」去取。文官不得在本省做官，因此每一个中国官员都是「外乡人」，多数情形下同当地百姓打交道还得用翻译。正妻只有一位，而凡供养得起的人，差不多一概把她留在原籍老家照管家业；随官到任的通常是一位次等的妻子，而她无论从哪一头看都占着正妻的地位。事实上，正妻一死，她便顶上：当今的太后当初就是这样从侍女起家的。欧洲人惯把这类次等妻子叫作「妾」；可这并不十分确切，因为一应儿子在名分上都是嫡出，妻位的高下与其说在实质，不如说在形式。头一位、即正妻，是照全副礼数娶的，正如罗马的「共食婚」；其余的通常是「买卖婚」，即买来的。官员若有——他通常总有——不止一位妻妾同住，每一位都另给一套房；他若把母亲或祖母也接来同住（这被看作极合规矩的事），这两位老太太自然也各有各的屋子，各有一群贴身的「小丫头」。自然，祖母若在，便由她当家，其余的人一天两回向她请安；若在座最尊的是母亲，或者正妻恰好也在，便由她们按尊卑依次坐那本该属于祖母的上位。一个人的妻，其权利以他母亲的权利为限；一个人的妾，其权利以他妻的权利为限。无论谁是生母，一应儿子都得把正妻当作法律上的母亲，她死时的服丧要比生母长三倍。这是道理上的话；不过中国人同我们一样，究竟是人，个人的强弱高下总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头来。

官员清早睁开眼睛，是在他某一位妻妾的屋里。中国人向来和衣而睡——就是说只脱外衣；把腰带、脚带、领子等等解开之后，便穿着中衣歇下。头一件事是刷牙，这通常是一件又长又响的工程。为此他取一只大盂、一把银刮舌、一把刷子，常常还有一段柳枝，走到院子里去做完这一段梳洗。盥洗的器具即便在总督家里也简陋之至：一只铜盆或黄铜盆搁在一副像折凳似的粗架子上；主人在院子里又漱又咳的时候，一个「小丫头」或侍女（她们蜷在床底下、厨房、过道、下房的各处角落里睡）早已把铜盆盛满温水，把那块「手巾」拿来了。这块手巾是道地的中国制度，无非一块旧抹布在滚水里蘸一蘸。在中国客店里，我也曾一回又一回地享受过这种「客寓手巾」之福。用胰子是例外，偶尔用一点本地用茶油做的东西，或是一块浮石。官员拿这块全家公用的手巾擦一擦头、脸、脖子和手，把裤脚在踝上系好，浑身抖擞抖擞，穿上一副绸套裤和一件长袍，这便梳洗停当了。下一件事是茶与「点心」。趁侍女们忙忙碌碌地替主人和各位主母预备这一应东西的工夫，官员拿起他那杆铜头烟袋抽上一两口；他若勤快，便自己用纸捻或香头点上，不过更常见的是另有一个小女孩站在旁边，连这桩差事也替他做了。这时茶与「点心」来了——不过是些麦饼、油炸的或松软的糕、芝麻烧饼，或什么甜点心。吃过之后他再抽一回烟，同时叫「家人」传话出去备轿。中国人都起得早，拜客一律在一天的前半晌，有时甚至在天亮以前。自然，遇上吸鸦片的人，一切规矩都乱了套；而每一座城里的首县，爱定什么规矩就定什么规矩；不过我们这里说的只是寻常的官员。这位官员叼着烟袋从最后一进院子里踱出来，去见他的师爷们，其中多数已在各自的房里办事了。这些师爷向来薪水优厚，实际上「把着」整座衙门。一座事务繁忙的城里衙门，至少分六房，有时还不止。有钱粮师爷、刑名师爷——这两位最要紧；此外有书启师爷、奏折师爷、工程师爷、律例师爷等等。这班人在全中国都属于一个世袭的行当，多半出自浙江省。他们把公文的程式、账目里头的转轴，以及行贿的暗账瞒得尽可能严，结成一股极大的势力，弄得一个才具不过中等的官员，几乎休想脱出他们的指点去办事。他若是个明白人，立刻就依了「老规矩」，老老实实地分赃。

不过这里须提一句：多数官员在宦途之初，身上都背着一条「腰带」。这「腰带」是北京来的一个放高利贷的人（虽然未必是北京人），由他出资替新官置办行头、备办官场的送礼，并支应赴任外省的盘费。自然，若是一路上祖母、母亲、妻妾成群，这便成了一件了不得的负担；可是中国人，尤其是满洲人，看人生的眼光是乐呵呵的，打点行装、轻轻松松地离了北京，一心打定主意要不拘什么法子捞上一笔。因此师爷们除了要同本官打算盘，还得同这条「腰带」打算盘；而在中国，一个人所能指望付的利息，二分已是最低的了；于是这位倒霉的官员往往要苦苦挣扎一番，才能把头露出水面。何况万一他的父母、或父母的父母去世，他还得立刻退归私居守制三年；也许正因如此，才有把祖母仔细养在自己眼皮底下的成例。

不过我们姑且假定几位老太太身子康健，「腰带」也还清了，一应事情大体顺遂。官员仔细查看钱粮师爷的账，也查看刑名师爷的账（后面这一本要暗得多、也神秘得多）；这位师爷须知是发签票、收状子（往往是告富人的）、把差役派驻在形迹可疑之人（极少是穷人）家里，等等等等。官员同他这班帮手换烟、换鼻烟、彼此客套一番，听凭家人替他穿戴，然后坐轿出门拜客；若是首县，没有一天不必在上午去拜知府、道台、臬司、藩司、巡抚或总督的，不过十回里倒有五六回上司「挡驾」，即谢绝所投的拜。自然，这只是省城里的情形。一座城里官越少，宦途的日子便越清闲；直到（我常见到的）在偏远的乡县里，也许只有一个知县和一个小小的武职汛官，两人整夜吸鸦片、整天睡觉；除了亲属与姬妾谁也不见；只是懒懒散散地捱着日子，一应事情都丢给师爷、差役与家人，单等着到时候带一份家私回去。

一趟拜客常要好几个钟头。我们这位官员既要笼络每一位上司的师爷、差役与家人，也要笼络上司本人；不过十回里倒有五六回，是一位有性格的知县索性把他的上司们抓在手里，把那一伙人通通「操纵」起来；因为在中国，一个软弱的大官怕一个精干的小官，常常不亚于一个贪墨的小官怕一个清廉的大官。所以我上面所述的这种特别的宦途生活，因各人的脾性而变得极其复杂多样。在中国，一个官员为人清廉决不是什么稀罕事；一位清廉的总督几年之间便能做出许多惊人的事来，可是一个清廉的小官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因为虽然他的上司个个不得不装作赞许他——尤其当百姓已经表明向着他的时候——其中一半却暗地里巴不得有个机会把他「整垮」；除非他极其小心，不然便容易被安上一个「疯癫」、「乖僻」或者「才具平常」的考语。

好了，拜完了客，这位官员旗帜招展、锣声当当，又饿又乏地回到衙门。下轿头一件事，是去向祖母或母亲请安。老太太们叫上一群丫头来，端上粥，彼此客套几句；公服小心地脱下来收进箱子，官员叫拿烟袋，随后预备开饭。男人差不多总是一个人吃；无论如何，妻子或儿子坐下来在主人面前吃是不恭敬的。官员虽偶尔也摆几桌阔气的「筵席」，燕窝、鱼翅、海参之类珍馐罗列，可私底下的日子通常极简单。连总督也偶尔蹲在地上，手里捧一只素净的饭碗，像个寻常苦力一样用筷子把饭扒下去。不过通常的办法，是把饭开在「书房」——所以叫书房，正因为里面没有书——或私院里别的空屋子。从来没有正正经经的「一桌」饭：没有刀、匙、叉；没有桌布、调味架、芥末、胡椒、盐、面包或餐巾。一只大碗热饭搁在茶几或书架上，旁边另一只碗盛着汤或米汤，里头也许浮着一只鸽蛋，再放两三只小碟，各盛一二两猪肉、酸菜、咸鸭、火腿、虾米之类；官员把一丁点儿有味的东西搁在舌尖上，好逗着饭下去、添个滋味，随后一本正经地扒起来。偶尔他也喝一两杯酒，或者说米酒，总是烫过的；不过这样的半打杯子，还抵不上我们一杯雪利酒的分量。这顿饭通常以长长地喝一气汤或米汤收尾；随后几杯茶、一两袋烟，末了打个盹，或在书房里，或在某位姨太太的屋里。

下午两三点钟，官员又抖擞起来；倘若公事不多，容得他把审案拖到这般时候，他便穿上公服，到第二进或第三进院子里去坐堂。自然，在一座事忙的城里，官员得把午饭草草吃完，连盹也不能打；我前面说过，这全看头上有多少个上司杵在跟前。所谓「堂」，当真就是一个院子，也就是说，那是一方或半或全盖着顶的院落。执法的排场是：先是一张大案，也许一丈长、三尺宽，蒙着红布或漆成红的；案上摆着黑红两色的砚、笔，以及别的寻常文房用具，此外还有一件像槌子的东西，官员时不时在案上一拍。背后是些看着像「兵器架」的东西；那的确就是兵器架——架上插着枪、斧和皂隶惯常执的别的古怪物件。凡向堂上陈词的，无论原告、被告还是证人，一概得跪；唯一的例外是有官职的人或有功名顶戴的人。知县的管辖没有界限，一切事情——民事、刑事、政治、社会、宗教——无所不管。凡死罪，都由知县先行拟断，然后才把案子送到上一级衙门去。那审案的程式，在我们看来实在有失体统。官老爷高声不耐烦地说话，把被告痛骂一顿，问些不公平的、诱供的话，扯到与本案无干的事上去，把道听途说也当作凭据；一句话，把一切公平无私的情理都糟蹋了。一位官员开口而不用所谓「官话」的这一种或那一种，是有失身分的。因此，为着撑住自己的身分，他会煞有介事地替一种他听得烂熟、有时几乎就是他母语的话请一名通事。有一回我给一位满人官员做陪审官，他的广东话说得极好。证人多半是广东人，可是那位官员用京话大声发问，由通事译成一种走了样的南方官话，再经这个媒介把广东话的答话译回去。事情办得如此不成样子，我末了自己用广东话问下去，虽然那位官员每一个字都听得懂，我还是用京话讲给他听。这样一来，加上师爷、通事、笔录供词，又全无证据法则，那么只要贿赂一动，得到公道的指望便微乎其微——这层意思几乎不必点明。不过，努力去办一点粗糙的公道，其为常例，也不亚于其为例外。此外还有一重保障。中国人虽不择手段，却好说话，不喜欢把事情逼得太紧。因此，牢头若发觉当真再也榨不出犯人的钱来，通常便待他还算有点人道；持签票的差役若驻在一家，眼看已把人家弄得倾家荡产，通常也给他们留下够重新过日子的一点。同样，那些经手贿赂的「家人」与门房，也总设法不把那只下金蛋的鹅整个儿弄死。只要不曾激起政治上的狠毒或私人的怨恨，人人总能把人人打点妥当，事情也就凑合着过得去。尽管如此，衙门的名声实在太坏，多数体面人宁可把争执拿到族里或村里的公断上去；而只要这些人议得拢，法律对任何罪案都不加过问，只有谋逆除外。事实上，六十年前道光皇帝就把政府的方针说得很不客气：「朕欲令百姓视衙门之内如畏途，俾其学会自行了断争端。」

多数官员一辈子不曾走动过一码路来活动筋骨。已故的一位两江总督（曾侯的父亲）之所以被视为奇人，正因为他每天都要在自家花园里走「一千步」。无论如何，一个官员是决不会被人看见在自己的辖境内步行的。偶尔有位得民心的推官想挣个名声，夜里微服出访；可即便如此，他也带一队壮健的护卫，而且（我在广州时就出过这样的事）他若把弊端刺探得太紧，是要被打破头的。差役与贼向来是一个买卖里的合伙人，因此不难看出：要动那些已经贿赂到半合法地位的赌馆，非小心不可。官员的闲暇，不妨说从下午五点起到九点止，消磨的法子无非以下几种：或是自己读诗；或是把师爷们叫来，一同喝酒、嗑瓜子、做诗；或是在花园里对着靶子射几箭；再不然（这是最常见的）便是请城里的富商到他衙门里来「吃一顿」，或是受他们的邀请。不过这是颇有几分危险的事，因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官员除因公外不得擅离本衙门；另一面，有身分的商人也总躲着本地的官，除非（我在九江时就是如此）那官恰好是他的同乡。祖母、母亲与妻子的寿日，官员要受贺受礼：自己的寿日自然也一样。逢这些喜庆的日子，他也许演一台戏。在中国，戏班通常是私人雇来的，虽然十回里倒有五六回「街上的人」也白放进来看。可即便在这里也须小心；因为一年里有许多日子是忌辰，缘于历代皇帝在那些日子里驾崩；官员若在这样的日子被人抓住「作乐」，是要吃大亏的。

中国人——总以不是鸦片客、病人或浪子为限——就寝之早，同他们起身之早一样，比起我们来是很可观的。多数中国城镇日落之后一切便都安静下来；到七八点钟，人人不是上了床，就是哼哼唧唧地捱着等睡意上来。虽然近来煤油灯已经传进（许多大城里是禁的），寻常用的照旧是那种土蜡烛或灯草。就算这位官员有心向学，又不曾被一天的劳顿累垮，若要就着这样糟糕的光亮长年读书，他的眼睛不久也得坏掉。筵席宴会不能天天有，所以十个晚上里有九个是这样过的：一天的往来文书读过、拟过、归档、用印、发出之后；师爷们把账结了、把当天的进项摆出来之后；公堂上的事完了之后；官员脱下袍、帽、领子、靴子、朝珠与花翎，换上一身便服——这样一来，他看着就同一个寻常的、邋遢油腻的买卖人一模一样；点上烟袋，退入内宅。向祖母或母亲行过应行的礼之后，他也许同妻子清清淡淡地喝一盏茶或一碗粥，随后挑定某位姨太太的屋子。他连晚饭也在她屋里吃，同她抽几袋烟（因为在中国差不多所有的女人都吸烟），也许再打一两盘牌。这些屋子的规矩极严，决不会有另一位妻妾、或母亲、或祖母在不该来的时辰闯进来。其实那班「小丫头」把每一位女主人的动静、以及主人的动静，都彼此通报得清清楚楚；不过嘴上不谨慎是要拿命去赔的；何况若得母亲或正妻的举荐，每个「小丫头」到时候都有做姨太太的指望；正因如此，中国内宅的日子通盘说来还算和睦。我在琼州相熟的一位武官，谈起他家内的布置来极其爽快。他有七位妻妾，为首的是正妻，她「操纵」着整座衙门，连丈夫和他那营兵也在内。我从没有见过她，可我们在公事上是极好的朋友，我常送她各样礼物，好换她的好意。官印在她手里；炮船用的煤由她讲价；她丈夫不在时，官面上的事由她同我安排；总之她把自己弄得很有用处，也给她那一性别争了脸。她衙门里的内情，除了她丈夫毫不隐讳地告诉我之外，还常常由她的仆人渗到我的仆人那里；末了，或这样或那样，总归转到我耳朵里。所以我得以窥知中国内宅奥秘的机会，比一般人略多一些。

第十九章名字里有什么

这个问题在远东，不能像在欧洲大半地方那样三言两语打发过去；在欧洲，「铁匠约翰」、「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这一类称呼，一听便知其来历。在中国，名字也同别的事情一样，我们的观念得掉一掉方向；正如我们听说那里的罗盘被认作指南而非指北，惊愕之下竟无从置辩，我们也实在寻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或妨碍，可以说明中国人的姓为何不该排在他的「教名」之前。而一开口，我们就落进了字面的纠缠。法文里有一个字，用法与我们的「姓」不尽相同；它指的是「西门又名彼得」那样的「附加之名」，或附于姓氏，或附于教名；而在英文里，「姓」 既是加在教名之上的名，便显然意味着教名比姓更为古老。我们若在人名录上一栏栏看下去，会看见长长一串史密斯、一串琼斯，每个史密斯或琼斯后面再缀着各自的本名。这其实是唯一合乎道理的排法，也正是中国人的排法——无论用于归类，还是用于指称一人。于是「李鸿章」的意思，便是「李姓的那位鸿大彰明者」。乍看之下，用这样的说法去指称这位中堂，未免笨拙；不过平心而论，他在欧洲的那阵子，确乎是鸿大而彰明的。但我们若把中国人的本名看得再细些，就会发现它们所表的意思，同我们撒克逊人那些古名完全一样。事实上，撒克逊语里「高贵」一字，在中国人的名字里，无论男女，出现的频度正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相同——我说的是基督教传入英格兰、把一切面目改换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三年前访问英国的那位名臣，他的兄长叫李瀚章〔原注：兄弟二人其后均已谢世。〕，这名字的意思与前一个毫无二致；所不同者，只在笔底一转之微——这点微妙，唯有在文字凭图形诉诸眼睛、因而眼先于耳的语言里才办得到——一个「瀚」字所取的是大漠的浩瀚，另一个「鸿」字则令人想见成群的鸿雁，在令人目眩的高处，掠过同一片大漠。

今日的中国人，尤其是门第中人或有文墨渊源的人家，好讲究这样一件事：同一辈的人，本名的头一个字或第二个字要相同。因此不单李氏的两位总督都在名字末尾缀上一个「彰明」的字，而且如今既有两兄弟成了名，则同一辈分的一应堂表兄弟，多半也是这样，或者将来也要这样。在中国，「同一辈分」的伸展，常常出乎我们意料。我曾遇见过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却是一个五十岁人的叔父：就是说，他在叔父那一辈上。假使史密斯有两个儿子，一个比另一个小二十岁，这两个儿子或早婚或晚娶，又或其中一个到了老境，买上一两房夏甲来慰藉他的余年，那么这一类兴致延续上一两百年，日后的史密斯家自然要生出种种古怪的结果来。可是「派」，即辈分，是从不变动的。约莫二十年前，我在贵州省的荒野里，一处路边茶摊上啜茶，遇见一个年纪颇大的人，自称姓曾。生人相见，头一句照例是问：「贵姓？」我既知道凡姓这个姓的，必都是孔子同时的哲人曾子之后，又知道那位「侯爵」曾某其时正预备出使伦敦，便绕着弯儿打听，弄清了这老人属于哪一「派」。他随口答道：「我是『纪』字派的。」换言之，他是曾纪泽——后来的驻英公使——的堂兄弟，不过已远隔了几百重。他告诉我，本族的总谱存在山东省；凡在别省另立了新茔（即分出独立支派）的，都不时把生、婚、丧诸事报到山东去，而辈字一类的问题，也都听凭那位哲人的古老乡里定夺。

这位外交家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他约在三十年前死于两江总督任上，他对本朝的忠诚扶持，于扑灭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的太平天国出力极多。他那位同样可敬、却远不同样能干的兄弟曾国荃，约在八年前死于同一官位上。这一回，轮换花样的是本名的前一字而非后一字。一个是曾「国之屏藩」，一个是曾「国之芳荃」；眼睛还能从中读出更进一层的诗意：前者是列树为界、护卫天子边圉的封疆（即所谓侯），后者则是香草吐芬，令人想到洁与德。这就好比在基督教以前的年月里，撒克逊人给一家取了一组名字，或共用前一音节，或把相同的音节挪到后头去。

在中国，再没有比避讳的礼数更严重的事了；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一个人的官名就叫他的「讳」，即「避」；倘若因公事需要打听某位官员的本名，你得说：「尊讳是？」皇帝的私名避得尤其死，以至于生出一整套字形残缺的办法来：视每位君主的脾气，视某个字形字音是僻是常、易避难避，而有轻重不等的种种讲究，以将就这份意思。这就好比女王陛下的名字神圣到这般地步，凡臣民取了同名的，都得把自己的名字写成缺笔的样子；又好比「耶稣」这个本名，私人绝不许用——事实上全欧洲似乎正是如此，只有葡萄牙以及一两个小国是例外。当今这个满洲王朝把避讳一义推到了极处，以至于一位皇帝的满洲私名几乎无从查考，连他们的汉名也得「绕开」或残缺着写。就这样，二十五年来我一直想查出努尔哈赤之子阿巴海——史称太宗，即「大行之神」，实际上是当今皇室的开创者，也是头一个真正在北京临御的满洲人的父亲——的本名，始终徒劳。最近我倒是在一部俄国人写的满洲志里偶然碰上了它，那想必是从不设防的满洲方面得来的。至于满洲官员，事情还要更复杂一层：满人按严格的中国意义讲，根本没有姓（即家族之名）；他们中有些人竭力把满洲名字装进汉字音节的衣裳里，另一些人则另造纯粹的汉名，或与背在身后的满洲名字同义，或干脆别出心裁，另取别意。无论哪种，满人名字的头一个汉字，在中国人看来总算作他的姓：伊克坦阿便是「伊大人」，荣禄便是「荣大人」，其余的「克坦阿」、「禄」则被官场里的逢迎者奉为讳——而且奉得半心半意，因为历代最能干的满洲皇帝，向来不喜欢自己人学中国人的样。

唯有皇帝一人有权直呼各等人的私名；不过皇帝的臣工在御前提到别的官员时，无论所提的是何等品级，也一概用私名。于是皇帝说「李鸿章」，凡向皇帝说起他的人也都说「李鸿章」；便是街上的人，背后也永远说「李鸿章」——正如英国的乡下老汉（譬如《笨拙》画报上的那些）张口就是「索斯伯里」、「约翰·莫利」；可是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敢叫一声「鸿章」。官场避讳这件事，被各地的成例与情形搅得极其纷杂，想要为一般欧洲人立下一条简短而说得通、又不须处处保留处处限定的规矩，是办不到的；但根本的事实，如上所述。

中国许多地方的妇人蒙昧得像小孩，往往连自己的姓都不知道，至少要逼紧了才说得出。正如英国的小女孩被问起名字时会说：「先生，我叫吉迷玛兰」，中国的美人（假如你能见着她，又能叫她开口的话）也会说：「我叫宝儿（或金儿、银儿）。」中国妇人最常用的本名，同我们的很相像：玫瑰、雏菊、花儿、蜜儿、红玉之类。避讳的礼数，就原则说与男子相同；不过妇人既一向被看作附属之物，受父、夫、兄或子的管束，则凡与她们或她们的权利相关的事，便都没有自身的头一手根据。正如我们这里「阁下」的夫人常常也得个「夫人阁下」的敬称，中国的妻室也可以从丈夫那里借得几分反照的荣光；然而除非皇帝特加恩典（多半是身后追赠），她的分量并不比英国主教的太太之于主教的地位更重些。事实上，妇人简直不能说有实实在在的姓氏或权利；何况一出嫁，她们就「出了门」。已嫁之妇在官文书上千篇一律地写作「李唐氏」之类，这与我们的「李夫人，娘家姓唐」正是一个意思。有一句古话，至今还在中国到处流行：「妇人有三从；从父，从夫，从子。」不过在中国也同在别处一样，有心计的女人总有法子叫人看重她；另有一句中国话说得好：「理所不该有者，事上往往竟有之。」再没有比当今这位皇太后「那拉氏」的经历更触目的例子了：她起初不过是个侍女或侍妾，如今却把皇帝、大臣、太监，一并当作牵线木偶，任凭自己驱使。

一个「外国人」初到中国，头一桩事是给他配一个名字；而为了配得体面，照例要把姓名的次序调转过来。于是威妥玛爵士与巴夏礼爵士被唤作「威妥玛」和「巴夏礼」，他们也就要带着这两个称呼传给中国的后世；正如希腊人和罗马人反过来把波斯语、阿拉伯语的音节改头换面，以迁就自己那有屈折变化的语言。多数欧洲人宁愿自己的姓氏是中国那有限的姓氏中的一个字，而本名则要有中国的声口。威妥玛爵士与巴夏礼爵士在这一点上都伺候得不坏：前者是「坚玉之威」，后者是「巴（一个纯粹的姓）氏之夏道」。这些花团锦簇的意思，穿上中国的衣裳，远不像译成英文时那样可笑；实情是，在一种语言里说来最庄重的话，换到另一种语言里往往滑稽绝伦。我记得一个中国老头儿，为我们奉为绝妙譬喻的那句「你喂养我的小羊」笑得直不起腰来。他正试着读通《新约》里的一章，可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羊羔绵羊同所论的事有什么相干——何况在中国那一带，绵羊根本活不下去。

好谐谑的中国人有一种很强的兴致，爱给欧洲人取滑稽的名字，于是欧洲人往往不知不觉地穿着极古怪的行头招摇过市。在这件事上，这位幽默的天朝人并不比我们更该受责备；凡到过中国城镇的人，都见过这样的招牌：「贱卖杰克」——其实是「捷智」，意为「智慧之露」——「肥皂吉姆」、「剃头乔」等等。英国兵把广州的「总督」叫作「约翰·塔克」；那位著名的蒙古英雄僧格林沁亲王，则一律被称为「山姆·柯林森」。便是从中文老老实实译过来的称呼，有时也有喜剧效果，虽然并无冒犯之意。于是香港的主教是「头号菩萨佬」；香港的总督是「大兵头」；澳门的总督是「大澳鬼」（「澳」是「澳门」的文言说法，「鬼」则是当地对「欧洲人」的称呼）。末一个名号译成「洋泾浜英语」，便成了「大葡萄牙鬼佬」。这些说法是总督自家的园丁对我讲的——当时我问他：「这所乡间宅子里住着什么人？」

一旦与避讳搅在一处，观念的混乱便有一种叫人忍俊不禁的势头。中国有一种人所共知的植物叫「葛」，可以织出很好的布来。我那位老先生却总固执地把它叫作「实心藕粉」，说自从香港落入英国人之手，「葛」字便因兆头不吉而成了忌讳。接着他一层层把他的道理铺开来。他说，最高的司法衙门（按即高等法院）人称「大葛」（即「大法院」），因此下等人——多半是现成的或潜在的罪犯——都小心不肯出口说这个字；尤其因为有一个同名的外国鬼神，永远挂在水手和别的英国人嘴上，凡要招祸于仇人的时候便要念它。这个恶鬼的全副大号叫作「葛覃」，而这可怕的说法，被发怒的英国人用得没完没了。他又说，《诗经》头几篇里有一首，开头便是「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葛藤蔓延得何等长啊！）；于是众人隐隐觉得，这首由孔子编定的古老歌谣，同今日英国人的咒骂必有些干系，应当加以修订或改写才好。

第二十章《京报》与中国的驿递

如今由香港、上海每日发行，近年来天津、汉口也在较小规模上发行的那些中国报纸，是在欧洲人的主持之下才有的；在此之前，全帝国几乎谈不上什么消息的传布，除了《京报》——中国人叫它「京报」，意即京师的邸抄——所传的那一点。多年以来，上海那份首屈一指的英文报纸，一直把发交京报房并由它刊布的比较重要的文件译成英文，或全译，或按其分量与趣味撮为节略；不但如此，上海所有的华文报纸以及别处的一些报纸，每日都把原来的中文全文照登：遇有有趣的上谕，或各省极要紧的奏折，中国报界的几家大机关甚至由北京打电报取得消息。于是乎，三十五年前〔原注：此篇初写于一八九六年。〕欧洲各国公使驻节北京以来，那在各方面都大为长进的中央集权之功，便被大大地便利了，也被送进了中国人的心里；无论洋人华人，都能迅速、确切而有规律地知道京中的动静，而直到一代人以前还笼罩着满洲政制机枢的那层神秘，也渐渐有了消散之势。

不过切莫以为一应上谕都是要发抄的。凡涉机密之件，无论是上谕、朱批还是奏折，一概「留中」；而论买通密件之难，世上没有哪一处京城比得上北京〔原注：俄国人是例外。〕。但这些文件既关乎大局，照例仍要发交多数总督、巡抚存记或具复，而从他们的衙门里，拿钱买到有趣文件的抄本，往往并不难。地方上的绅士，凡关乎本阶层的公共利害、尤其关乎本家在官亲属的事，无不爱打听个明白，故而多半养着一两个抄手；这些抄手也不迟钝，很快便发觉有些洋人手里也存着同样的、而且出手更阔的款子，作同样的用途。除此之外，中国官员自己有时也觉得把机密文件登在华文报上于己有利；而这华文报若无欧洲人的庇护，转眼就要被扼死，因此他们尽可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只消叫那些好挑剔的上司去找那位洋主笔算账便是。督抚衙门三番五次向上海的领事们交涉，想立起一种查禁报馆的宗教裁判所来；然而到末了他们总算看明白了：一则这种举动全属徒劳，二则「给鹅吃的酱，给雄鹅吃也一样」——这一处不快的张扬，可以由那一处可意的出名来抵偿。于是《申报》（即上海邸报）如今连在朝廷也成了看得顺眼的机关报，行销全帝国之外，还在较小的范围内销到朝鲜、日本、安南、暹罗与缅甸；论经营之善，不输于欧洲任何一份日报。

然而《京报》并未因此失掉分毫地位；恰恰相反，《申报》既向来把它全文照登，这份老纸的流通反而空前地扩大、空前地普及了。升与降——这自然于洋人没有多少趣味——却被那些嗷嗷待哺的候补们逐字逐句地细看；关于科举的最新消息一到便电传上海，立刻散布出去，好叫赌棍一流知道，他们拿榜上的名次下极大的注，而在广州、香港、澳门一带，更办起民间的彩票来，每年的彩金动辄以百万英镑计。洋人则巴巴地等着《京报》上刊出优待教士的上谕，因为这一类文件若只靠各省官府自行出示的那点造化，便几乎毫无用处。初出茅庐的御史们，照例是靠着弹劾某人某事来开始他们的仕途（弹什么并不打紧，只要「过得去」），一见自家的名字连同御批一并见诸剞劂，便欢喜得很。多年以来，「电报」与「新闻纸」这两个词，是宫里和各省衙门刻意不用的；在上谕里嵌进一个「电」字，其惊世骇俗，简直不亚于在英王的演说词里提起帝国游艺场或者「瓶装黑啤」；可是如今电旨与电奏成了家常便饭，前不久还有一位在土耳其斯坦的将军在奏折里说，他要把捷报送去登《申报》。在急于求进的人看来，中国的变化是慢的；然而在这件事上一如在别的事上，一八九六年与一八六六年之别，就根柢而论，几乎同日本的情形一样大，只是浮在地面上的不那么显眼罢了。中国这具庞大的躯壳，确确实实是在动了。

北京有一个专管的衙门，职司是把奉旨或经军机核准交下来的文书，抄录出来，作成邸报颁发。这些消息分作三类，可以这样数：甲，宫门抄；乙，上谕、朱批、任命、降黜等等原件；丙，各省直接具奏皇帝的报告。头一类之下，列着值日诸臣的例行差事，以及他们的引见名单（若有的话）。每隔八日，总有两三个衙门的堂官轮值，二十个衙门轮完一遍，又从头轮起。譬如《京报》上会宣布：「本日吏部、翰林院值日〔原注：翰林院自『拳匪』之乱以来已经裁撤。〕；无引见。」除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工部之外，还有理藩院、内务府、太仆寺、太常寺、宗人府、钦天监、都察院、光禄寺、大理寺、通政使司、国子监、上驷院等等。与英国一样，军机处并无正规的官制，却每日黎明之前面见皇帝；如今在许多方面，它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际上已是一回事——那衙门是一八六〇年的产物，与其说是正式的官署，不如说是揽事的机关〔原注：外务部系一九〇〇年后改组而成。〕。内阁很像我们的枢密院；官制上它还存在，职事却大抵已被军机处所取代。上列各行政衙门之外，还有侍卫处、前锋护军两翼与八旗；这些武职衙门也依次轮值，只是要十日而非八日才轮完一遍，因此它们与文职的轮次并不相合。宣布过值日之后，《京报》通常接着开列请假、请病假、请假回籍扫墓之类的呈请。其次是面奏请派专差的，以及派充临时特差的人名单；譬如：「户部请派查核专员。奉旨：着派大学士某某。」又如：「兵部奏请派员考验合格军械匠役之武职出身，奉旨：着派某王、某王、某尚书暨某、某、某等承办此差。」再次是召见的名单；如：「召见李鸿章、前出使俄德大臣某某。」最后照例是皇帝行止的告示，与我们这里一般无二；如：「明日辰初，皇上由某门出，诣某殿，批答呈候之件。事毕，由某院某门诣某宫，行本日应行之礼。回銮时向皇太后请安，乘新造小汽艇一游，出荷花池，由某园某门还宫。」

上谕所涉的范围自然极广。可是雷同与相似之处也不少。近二十年（如今已是三十年）来所发的上谕，我几乎全都读过；我想我可以放心地说：每日平均十道之中，没有哪一道不是用纯然刻板的套语写成的。以下都是例行的谕旨，随特殊情形略有出入。为省篇幅、免读者生厌，我把它们大加删节了。

一、四川总督某某，起家不过一名秀才，由各级官阶循序而进，终至独当一省之寄。他屡次乞请开缺，朕与圣母皇太后亦屡次赐以丸药、人参。今忽闻其溘然长逝，深为轸惜。某某生前一切处分，着即开复。赏治丧银一千镑。所过地方官，于灵柩经行之处，务须一体致敬。着某王于京城外迎奠，并覆以藏被。某某之子某，着以侍郎用；其长孙某，俟成年时引见。朕之乐于旌表忠直之臣，盖如此。

二、着某某为四川总督。

三、着某某接某某之任，为河南巡抚，无庸请训，迅速驰赴新任。未到任以前，着藩司某某护理巡抚。

四、十年以来，中国与外人渐相知悉，然仍有州县之地，视基督教士为仇雠。各省督抚，务将条约缮本颁行所属各衙门，并饬知府州县，凛遵朕意，嗣后于远人务加优待。

五、巡抚某某参劾不职人员数名。某知府嗜鸦片成癖，又过好优伶；某知县心术卑污，唯利是图：着各降一级。某知府尚非昏庸，惟年老力衰：着以原品休致。某知县直是一个痴人：着改令管理本地学务。

六、巡抚某某奏报广州知府出缺。着于现任各府中择其称职者调补；所遗之缺，着某某补授。

七、御史某某论今世人心风俗日趋于薄，所言不为无见。朕之勉于为善，无非仰承列祖列宗不可忘之遗训；然朕若有所失，恐亦足以在天下人心上生出不良之感应。嗣后各省督抚，务各自省其身，以邀天眷。

八、驻藏大臣奏报：已故达赖喇嘛之魂，已于农家某姓之婴孩某身上寻得。惟须记得：因某人获咎，先帝于二十五年前曾降旨，某地三世之内不准寻魂。想驻藏大臣于此谕必已存之于心，而某姓亦未沾该地之禁。若果如此，寻得灵童一节，着即照准。

九、昨日有人拦舆呈控。着交刑部，一面查办。

十、昨奉圣母皇太后懿旨：命朕过荷花园时乘舆而勿徒步，以省腿力。朕虽自度筋骨尚健，然亦不可忘身为天下人之表率。嗣后至少遇有风时，着预备肩舆。

十一、着某某为福州将军。

十二、太监者，人之余耳。前鉴唐、明两代之覆辙，我满洲从不以要事付此辈奴才。总管太监某某，闻李鸿章不肯出某项规费，竟以粗言相加。着杖五十；并将悬于太监衙门之铁牌规条，每月向众宣读一次。

十三、湖广总督奏报：有青蜥自云端下降于地，九州县之水患随即顿止。神明垂佑若此，朕深为感动。已命翰林院撰拟佳句，镌于华匾。着该督率合省官员，具全副仪仗，将此匾悬于蛾眉殿，俾当地神祇知朕非不欲酬其劳也。

十四、明日月蚀，着有司照例举哀，依定制救月。

十五、某某命案，着交广西巡抚，传集两造人证，详查案卷，务得实情。原告着由京解回，即与被告对质。

上谕与朱批的样子还可以举出无数，然而以上这些已足供例证了。第二、三、六、十一诸条几乎每日皆有，第五、十五两条至少每周一见。其余则难得一遇。上谕之出以全新体裁、或论及全新题目者，是极少的。

各省奏报所涉的范围，与上谕朱批一样广。照例，密折以密件处置；不过偶尔也有原原本本发抄的，于是督抚们在皇帝面前彼此用起极不客套的言语来。我记得一八七二至七三年间，总督刘坤一〔原注：一九〇二年卒；参看《中国佬约翰》中论刘坤一一章。〕——如今在南京——任江西巡抚时，与一位其时正在北京的本省绅耆闹翻了。那位绅耆曾私函致他，想为某项产业逃掉赋税。巡抚在驳斥绅耆的诬词时说：「其居心必不可问，盖此前彼由京中致臣论此事之私函，已不下六通。」皇帝道：「何以竟容其积至六通？他头一回来信时，你就该知道他没有这个道理。何不参他？他说你是想同他讲个好价钱。」巡抚回奏道：「督抚与在京同乡通函，本属常例；此事纵属不是，臣亦非那等自命圣贤之人。臣不过念其为同乡而欲予以方便耳；及其求臣全行豁免，臣乃痛斥之。无论如何，说臣于银钱上不干净，是没有人说得出口的；且臣纵痴到要同他讲价，也还不至于蠢到像他那样留下六封信在案。」这位总督是全然无所畏惧的，我后来与他很有交情。他有数不清的短处，御史尽可据以弹劾；然而他忠直而有胆，皇帝终究少不了他。

有时候藩司、臬司——他们照例只在到任、离任与万寿节上奏——也会参劾他们的上司督抚。这在广州就发生过好几回：有一回他们把巡抚参掉了，因为他在国丧期内设宴；一八七五年我在那里时，满洲总督英翰〔原注：参看《中国佬约翰》中论英翰一章。〕因纵容赌博，经汉人巡抚与满洲将军参奏，当即被撤。高级官员中很少有人自己会写奏折，会写的也未必愿写。可是他们的幕友若在文法、礼数或分寸上出了一点差错，责任却是要严严地追到他们身上的。满人一律自称「奴才」，汉人则用「臣」字；不知何故，某些汉人武职也用「奴才」。省中官阶最高的是满洲将军（有将军之处）；其次是总督，无论满汉；若无总督，则是巡抚。奏折多半连同批语的原件发还；抄本则留存北京，如此两边各存各自负责的本子，文书上便无从做手脚。

公文由兵部所设的一套驿递递送，到京后放进通政使司的一只上锁的匣子里；有太监把匣子捧给皇帝，钥匙只他一人有。皇帝有时当下就批，通常却要等到凌晨三时军机大臣进见时才定夺。太后垂帘时，有一套用指甲掐痕作批的成法；并非因为她不会写，而是这样省事。随后内阁立刻把奏报抄录下来，而军机处的「小军机」们则把拟好的谕旨缮呈清本。奏折与批语的抄本，存于大学士衙门。奏折用扁平的木匣送京，匣上装着只能用一次的弹簧锁。这种木匣由京中兵部按期供给。皇帝把原匣发还，原件只包裹着放在里头，并不上锁；一应旧匣旧封，末了都要编好号码，恭恭敬敬地缴回北京。递送的驿卒把公文捆在背上；发文的官员一直送他到第三重内门，然后中间的大门洞开，驿卒纵马而去，同时放六响礼炮。寻常信件走起来很从容，就是「由驿」，一日三十英里，分程而行。所谓「日行一百三十英里」（或一百五十英里）的批示，不过是个形式，意思只是在不另加开销的前提下尽快走。偶有批示「日行二百英里」的，便要同一个驿卒一连走上六天，中间每次歇脚不得过一两分钟；这样成功地跑上三回，便可得最低一级的顶戴。所曾下过的最急的一种，是日行二百六十英里；能长途做到这一点的人，终身给养老钱。（不过中国的养老钱往往微薄得可怜。）当年广州被我军攻下时，消息六日便到北京；一八七八年收复喀什噶尔，奏报所费也不过略多一点。西路大道上如今有驿马二千六百八十匹、驿卒一千三百四十名。阿古柏之乱以前，两项数目几乎是如今的三倍，不过甘肃一省久已有些残破了。

再回到奏报上来。每一件要紧的文书，平均都抵得上本文的全篇那么长，可见我们无从举出全例。上谕如此，奏报也如此——有些每日皆有，有些则每周、每月、每季、每年一见。所谓每日皆有者，并非每省每日皆有，而是几乎无日无之：如奏请升调，奏报上控案件的复审，奏报解款进京，为孝行卓著者奏请旌表之类。至于它们的模样，读者照上文所举的上谕朱批去推想，最能得其仿佛。

附记（系原文所附）——写完上文之后，我收到一份《京报》，上面载着西藏达赖喇嘛一道极有意思的奏折。达赖是位崇高的教长，地位好比罗马的教皇；所不同者，满洲皇帝一面承认他在宗教上的名分，一面却坚持要他守住自己在世俗上的本分：

「小僧遵循历辈成例，自山中法座而下，择定吉日，诣大庙启建大法会；凡藏地所辖疆土无有世患之时，率皆如此，庶几以虔诚之祷，祈皇帝陛下万安万寿、天下太平，稍舒小僧犬马之忧。仰赖圣主洪庇，藏地今无疫疠之灾，一切安谧。是以小僧之私邸总管兼经师，择定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为吉日，届时小僧当亲率拉萨三大寺全体僧众，赴大昭寺启建隆重法会，专为圣主万寿康宁、兆民福祉虔诚祈祷。」

以上系由驻藏大臣、满人奎焕代奏。所奉朱批如下：「该衙门知道。」钦此。

值此西藏正当变乱之际，上面这段对佛教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关系的官方界说，是很耐寻味的。

第二十一章中国的饮食与医药

世人通行的那个说法——说中国人这个民族惯以鼠类为食——是大错的。不过在广州城里，「摊开的」老鼠，即剖开晾干的鼠，确是街头常卖之物，买了就是吃的。我从前有一位广东的老师〔原注：参看《中国佬约翰》中论「老区」一章。〕，每逢有幸捉到一只老鼠，没有一次不煮来吃掉；他说鼠肉「暖身」。我认得一个广东乡下妇人，素来苦于风湿与畏寒，她告诉我，煮老鼠吃了总见效。别的本地妇人则告诉我，吃了头发长得快些。耗子是不是也吃，我不知道；但中文里并没有一个字把大鼠与小鼠分开，其实两者本是同属之物。晾干的老鼠在广州街头多半用一根签子串着卖，好像土耳其与埃及的烤肉串。别的省份里，我从没听说过吃鼠。

猫狗也同样绝不是寻常的食物，虽说中国大半地方的穷人，凡有碰巧撞上的肉都欢喜。可是在广州，小猫小狗都当作美味沿街叫卖；我自己就曾花六便士买过笼子里一只可爱的小狗。它天天跟着我的官轿出城进城。它的上颚和舌头，黑得像一块寻常的橡皮擦。广州还有一家铺子，专卖猫肉，别的什么都不卖。同鼠肉一样，据说猫肉也是生暖的。

在北京，我们住在城外的时候，日常吃的就是骆驼、驴与山羊，此外别无可得。我们唯一在意的，是要弄到依法宰杀的肉。可是我常见邻人围住一头倒毙在路上的骆驼或驴，把它割了当食物。有一回在济物浦，我同法国驻朝鲜公使科戈尔当先生一同散步，看见几个朝鲜人从垃圾堆里拖出一条冻僵的死狗，一本正经地预备煮来吃。又有一回我独自在湖北的荒僻处行路，撞见整整一村人正在刮一头大猪。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先开膛，那猪身上为什么满是青紫的斑点。村里人说：「里头我们也要吃的；斑点是因为这猪害瘟死的。」

据我所知，中国只有一处地方，欧洲人晓得那里有人乳沿街出卖，那便是厦门，买主是老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牛乳在中国各处都很少有人喝，只有北方是例外——那里的口味受了鞑靼游牧习惯的影响。同样地，在安南与缅甸，我也发现乳品在民食中没有地位。不过近年来中国人开始看上了欧洲的加糖炼乳。乳酪是中国人深恶痛绝之物，他们称之为「乳饼」，看它无异于「腐坏的奶」。中国史书对突厥与鞑靼的马奶酒及别的乳食，记载得极其确切，可他们自己却似乎从来不曾采用。满洲宫中喝一种叫「奶茶」的汤饮，大典时也要颁赐；然而那不过是遗风，多半是蒙古人统治时留下来的。

鳖筋据说于关节疼痛有益。南京有嚼马筋的土俗，作什么用我不知道。许多国家都以象为美味，可是啃这庞然大物的皮与骨，似乎是中国皇帝专有的。一八八七年《京报》上登过一件官文书，说宫中一头象死了，而在几个衙门往返公文之后，议定把皮与骨留着「备皇上违和时进用」。同一年，皇帝的父亲用驴皮治好了某种病。自古以来，犀角研成的粉，就被认为大有疗效。十一世纪一场霍乱大疫中，皇帝曾把两支整犀角赐给京师的百姓。象牙与犀角从前都是中南半岛诸国进贡的常品。嫩鹿茸在中国药材里价钱很高，有满洲、西藏、云南三种。

燕窝与海参，在头等的中国筵席上是压席的大菜里必不可少的。燕窝我吃过许多回。未曾发制的样子，像一只只粗糙的角杯，或是明胶做的碟子，中间夹着些草屑。燕子把胃里半消化的鱼与海藻吐成这个样子，用作粘合的胶泥，好把枝条粘在一处。我在安南沿海的会安时，发现那里出口不少。燕窝取自近旁孤立的岩礁或小岛，那些岩礁中间是空的，非冒险历难不能上去。南洋别的许多岛屿也把燕窝运往中国；便是在斐济，我也听说有了初起的买卖。所谓「官燕」价极贵，就连最次的，也远非寻常人所能问津。那味道很像鱼胶。向包席的铺子订筵席，总要讲明「带燕」还是「不带燕」。海参的模样像一块块鳖油，起着肚皮似的皱褶。它韧而几乎无味，吃到嘴里像是介乎法国蜗牛与煮熟的海藻之间。上面这两样菜之所以为中国人所重，是因为据信有大补之力。博学的古伯察神父——他的叙述虽在文采上往往涂得太浓，事实上大抵不错——曾嘲笑过鱼翅与蓖麻油入中国寻常菜肴之说。然而鱼翅在大宴上几乎总是有的；而蓖麻——这种植物在中国到处野长——榨的油，我也屡屡听人说起有时用来烹调；事实上我自己就尝过；不过用得有节制，也未必比更常用的芝麻油、茶油、花生油坏到哪里去〔原注：此后有人向我担保说，煮过或炸过便不泻。〕。

满洲的野山参几乎与等重的黄金同价。便是朝鲜的半野生货色，也值等重的白银。近年来又从旧金山贩来大量种植的参。它虽通常被说成药，其实更近于食补，照中国人看，有神奇的「修补」之效。某位名臣有病时，皇帝偶尔特加恩典，赐他一二两参。欧洲医家断定人参的功效大半出于臆想。我在朝鲜时，苦于坐骨神经痛，痛不可当，忽发奇想，以为人参或可「修补」我的神经。我去问一位在那里的美国官员，他说他试过一回，结果弄得他「出血汗」。我自己煎了些参茶，又极小心地嚼些参片。唯一的效验是叫我觉得十分兴高采烈、神气十足；坐骨神经痛却并没有治好，而想起那位合众国官员的话，我又不敢加量。

中国人对化学、解剖与生理，几乎全然无知——至少在几十年前教会医生到来之前是如此。他们那由太医院传授的人身构造之说，卑下得不值一驳。虽然古时候中国人已经悟到血液循环的意思，静脉与动脉的分职却从来没有弄明白过；而且他们以为气也同血一样，凭着一些子虚乌有的管道流遍全身。他们的医生诊断几乎全靠切脉，据说脉象能显出七十二种分别。切脉一道诚然有几分凭经验得来的本事，但他们自诩能据此判知每一脏腑的状况，其为欺人之谈，也就不消说了。不过他们的本草，却远不像他们的外科那样不堪；古伯察神父对他们用草药开方的本领，给了很公道的称许。我在广州时（独自住在城里，远离一切欧洲人），结识了一味很有效的发汗药，得做成药茶服用。此后许多年，我身边总带着一包「砖」，一块砖一服下去，没有一回治不好轻微的低热。有整整十年，广州的欧洲侨民——连一位不落的所有太太小姐在内——都由一位中国医生诊治；他曾在苏格兰受教育，却仍旧穿本地衣裳、拖着辫子。黄医生（这是他的姓）〔原注：参看《中国佬约翰》中论黄医生一章。〕自然被看作欧洲人，他自己的举止也一向如此；可是心底里他还是个中国人，常把许多内心的见解讲给我听，其中一条就是：欧洲医生不懂热病，尤其不懂广州的畏寒、低热，以及所谓伤寒。这类病里最常见的一种，指甲的白处会转黑，舌上也起一层黑苔。每逢我受了寒之后看见自己指甲发黑，就把洋医生全然撇开，照中国老妇人开的方子，用前面说过的那味药茶——「午时茶」——自己医自己。虽然如此，中国人还是很乐意得到金鸡纳霜，尤其在不要钱的时候。他们深受疟疾之苦，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治不好。欧洲人得广州这些热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因为纵情之后睡在穿堂风里；而他们的死因，也几乎一律被写作斑疹伤寒或肠伤寒。

古伯察神父确信，许多中国医生能治好最重的恐水症；我自己也在相隔极远的几个省份里，屡屡见过善士们贴出的招帖，愿意免费医治——这至少看上去像是那医生真心相信自己的方子。狂犬病发作的头一个征候，无论在狗在人，都是极怕被扇风、极怕听锣声。这些症候若一出现，就得在致病的那一咬之后七日之内，把下面这味药茶热服两剂：人参半两；前胡半两；当归半两；另一味与前两味同类的药半两；柴胡半两；炙过的橘皮或柚皮半两；桔梗半两；茯苓半两；甘草半两；藁本半两；生姜半两；黄芪一两；再加一把「红竹」——那是中国常见的一种竹子。七日之后，应当嚼些生豆。若生豆吃起来像熟豆，而且咽得下去，则药茶还须再服三次，再照样试豆，直到痊愈为止。但若咽生豆时作呕，便是已经治好，或就要治好了。医狗也照这个法子，只是要另拿一两「山胡椒根」拌在它的饭里。孕妇服这药茶不必害怕。假如已经牙关紧闭，就得把病人的门牙打掉，想法子把药灌进去。有一份招帖上说，出帖的人自己发现这方子纯属偶然：他见过一个人被误当作江湖郎中，同一个他自愿以六两银子医治的病人捆在一处。村里人用这个切实的法子，一举查明药方的秘密和郎中的诚意。结果病人治好了，郎中也由村中如数付了钱。

有些中国医生用斑蝥治恐水症，可是这味药如今不为人所取，说是太苦人。他们宁可用老鹳草、红竹根与人参。由此可见，红竹与人参是各方面都一致宣称非用不可的。

下面是一张中国的霍乱方：用少许米酒（通常就叫「酒」）调和上好爵床半两；某种旋花半两；甜白术半两；生姜半两；炙甘草半两。若手足冰冷得厉害，加附子半两。若手足干瘪，加木瓜半两，用清水煎服。

至于近年来蹂躏广东省一部分地方的云南鼠疫，中国人所称的治法，不必细说，因为中国医生已证明自己全然无力对付它。一切外国药方也是一样，直到耶尔森医生发现了那种杆菌，又有了他的新种痘之法，才证明确实有足以制它的手段。

眼镜蛇的咬伤，据说可以用一支陈年烟斗吸水吞下去解掉。我自己曾亲见一名兵士被蛇咬后用烟油擦脚趾。同时中国人也并不忽略比较切实的办法：吮吸伤口，并在伤处上方把肢体紧紧扎住。据说蛇怕雄黄，故而这东西常和着米酒，在民家四处遍洒。不过一般说来，中国人并不怕蛇，除非猝然受惊或被它扰得不耐烦，否则难得打死它。我见过有人家让蛇在屋里占一块固定的地方，那蛇似乎也懂得：只要它识相地不碍事，就不会挨打。佛教的种种观念在中国真正生根的本来不多，不肯无故伤生便是其一。据说蛇极力躲开长凤仙花的地方。它们也厌恶硫磺气。我自己遇过一桩不愉快的蛇事。那是一个雨天，我同一位法国朋友在北京一座庙里歇脚吃午饭，两人仰头看着纸糊的顶棚，说上头爬着的蛇怎么这样多。忽然「嘶」的一声，我们顷刻被裹进一片尘土与黑暗里。整幅纸顶棚被雨水浸松，一齐落了下来，把我们连同桌椅等等一并盖住。若真有蛇，也在这场混乱里逃掉了。北京城里城外，夏天难得有一天不在什么地方见到蛇。它们那时候蜕皮，蛇皮是用来配眼药的。被马蜂螫了，用生芋头擦患处可以治好——就是说，把刺拔出来之后，生芋头能止痛消肿。我自己在北京被蝎子狠狠螫过一回——那地方蝎子成群——不过比起拿本地的偏方去碰运气，我宁可立刻敷上阿摩尼亚。我的仆人们常被蜈蚣咬，但他们通常不去惊动蜈蚣，也就轻轻放过。你若有胆量在它绕着你脖子爬、或顺着你裤管往上爬时一动不动，它便不会碰你；你若沉不住气，唯一的办法是趁它还来不及下口，隔着皮肉把它捺死。我有一回就这样把靴子里我以为是蜈蚣的东西捺死了；也是没法子，靴子已经穿上了。我把大脚趾上的种种疼痛都想象了一遍，可是那扭动一停，才发现不过是一只小青蛙。在广州，我有一回伸手去拂脖子上一件发痒的东西，忽然摸到一个黏冷软塌的物事，像一只打破的鸽蛋。原来是一只极大的毒蛛，据说是无毒的那一类。我已经把它捏死了。有些毒蛛毒得可怕，不过我想那是靠近鞑靼地方来的。

天花——至少在我将近三十年前住北京的时候——几乎无人不出。男女之中有半数或多或少留着痘痕，百分之九十九都出过。正因如此，谁也不肯娶嫁一个没有出过天花的人。天花被叫作「喜」，或叫作「花」。问一句「令郎见喜了没有？」是极斯文的。蒙古人在本土上不生天花，却极怕在北京染上，尤其怕把它带回家去。我想，他们在蒙古之所以得免，大约是因为牲畜从不离身。近年来人痘与牛痘大有推行，北京无疑比从前好些了。但中国无论哪一处，都不把天花当一回事，也不采取任何防护或清洁的办法。刚出过天花正在复原的小儿，照样被抱着满街走。在中部与南部各省，我所见的天花比较少。中国人对天花似乎除了忌口、避风之外，并无别的法子。如今施种牛痘在中国到处都很普遍。

温州是中国最以眼药著名的城。我试过，觉得治眼睑红肿极清凉。用法是和以蜜与乳，拿一种圆头的簪子挑一点点点进眼角。前面已经说过，配眼药要用蛇皮。中国的漆常常大伤眼睛。我在镇江的一位美国同僚翻修房屋，不但害了红眼，而且浑身起了几个星期的红疹。本地人管这病叫「吃漆」，说它是从鼻孔里侵入人身的〔原注：中国从前种痘正是从鼻孔里种的。〕。蒂尔惠特校注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记着，欧洲从前也用鬣狗的胆治眼病。

百合用来治肺病。这主意多半得自鞑靼人，他们至今还大量以此为食。据说西伯利亚的古突厥人也拿它当食物。心病则以石蟹为佳。我特地在海南岛上把它寻了出来。它们看上去活像石头，用时研成粉末。说到蟹，我不妨提一句：在内地一千六百英里的重庆，你所能送的最上品的礼，是两只活海蟹。在那里，海蟹值等重的白银。有位官员曾送我两只，每只不比一只大毒蛛大多少；我立刻转送了出去，好赶在蟹死之前挣个「阔气」的名声。

中国人深受疥癣及别的皮肤病之苦；并非他们没有好药——譬如所谓「果阿粉」——而是他们似乎并不把疥癣放在心上。我在广州时，粤海关监督害疥癣害得厉害，领事把他接过来医治。不过我们主要还是为自己着想。蚝壳粉对某些发痒的病是味好药；苦楝的果子煎汤也好。许多欧洲人得一种所谓「洗衣匠癣」，我在温州时就害了整整一年。据说蚝壳粉对痄腮以及某些近乎佝偻的肿胀也有效。中国人虽像威尼斯人熏他们的蚊子那样烧蛔蒿驱蚊，却似乎不懂得它的近效成分山道年可以驱绦虫。中国的薄荷油，是人人知道的头痛与郁闷的良解。「蟾酥眉」能催嚏，从而通脑；据说四川的蟾蜍捕食白蜡虫，是「从眉间朝它们吐唾沫」捕到的。

吞鸦片如今是自尽的时兴法子。据认为木棉的一种制剂是好解药。此外还有许多。无论如何，鸡蛋清可以阻住它在肠中发作。从前时兴的是一头栽下井去〔原注：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乱以后，许多世家大族都投了井。〕。中国人如今自称能用腕上注射解掉吞下的鸦片。砒霜的种种形式也大为自尽者所爱用，不过砒霜主要还是用来杀人。中国的显贵常随身带着秘药，吞下去并不就发作，非喝一杯茶或水不可。潘泰王（他的儿子至今还在仰光领英国的养老金）就是这样骗过了俘获他的总督岑毓英（据说马嘉理被害正是此人主使的）。野蛮的苗人所用的毒也一样，要水才发得出来。中毒的人渴得难当，忍不住要喝，而喝下去的分量必致于死。毒鱼则用白曼陀罗与苦楝。自尽最阔气的法子是吞金。有些中国人说，金像水银一样重，一块下去要把肠子穿破。另一些人说，金箔一到胃肠便膨胀开来。

虎骨极值钱，中国人辨真假的法子，是拿给狗去嗅。骨头若是真的，狗便贴耳、夹尾，风也似地跑掉；骨头若是假的，狗就只顾啃它。

中国人不肯喝冷水，是人所共知的；他们说冷水伤肠胃。真正的缘故多半是煮过的水常能除去有害的有机物，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尤其在华北，热水简直是路边的寻常饮料。在蒙古草原上行路时，我觉得雪水煮咖啡极难入口；中国人却把它存起来当清凉药用，井底淘上来的泥也作同样的用途。绿豆粉煎的汤据说在夏天极能解暑，善士们常备下整桶整桶施给众人。六分白垩加一分甘草，兑上适当的水，也是一味可口的暑天饮料。「茶饼」卖给行路人在道上嚼，据说解渴几乎不亚于那汤。北京的僧道则惯嚼一种叫「黄鸡」的神秘药物，它不但能耐饥，而且大补。

第二十二章中国的麻风

我在中国头一回见到成群的麻风病人，是在广州。在那座城里，麻风病人几乎垄断了零卖绳索的行当；随便哪一天，都可以看见他们蹲在狭窄街道的拐角上，面前摊着那一点微末的货色；旁人似乎也并不特别怕同他们接触。也许是市面上有什么章程把他们挡在外头，也许是病得更难看的不愿进城——总之，在城内的通衢上见到十分深重的病例，是不多有的。要看那样的，就得去东门外的麻风村；那村子在往刑场去的路上，或者不如说，在城墙以下一二里处那片抛掷死囚尸首的可怖荒地近旁。在那里，各个阶段的溃烂都看得见：轻的不过耳垂上一点淡青的斑，重的则周身大半覆着一种瘰疬似的、白垩样的腐烂，把手脚一寸一寸慢慢啃掉。凡麻风流行的地方，中国人的说法都一样：只要健康的人不真的同麻风病人同睡，就没有传染之虞。因此，中国人日常同这一不幸的阶级往来尽管随便，却总是极认真地要在日落之前把他们赶出城去。麻风村里的人似乎多以牧牛为业；我记得有一阵子，这一发现在广州的欧洲太太们中间引起过不小的恐慌。大约就为着这个缘故，如今那里的欧洲人多半自己养牛、自己挤奶。广州城外的麻风村是一圈围墙围起来的，里头有好几条街，房屋建得颇不坏，数目也不少，还有一座庙和别的公用房舍，供住户使用。住户三教九流都有；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有钱，家里有了麻风的，一经邻里知道，便再也留不住。一进麻风村，病人与病人通婚生子，无人拦阻；健康的妻子若甘愿牺牲自己去伴一个麻风的丈夫，法律也不挡她。不过麻风是少数可以据以解除婚姻的情形之一——即便是女方要求解除她同麻风丈夫的婚约，也准。

传染并不单靠同宿一处时的身体接触；似乎只要麻风病人的气息，或者昏睡之际身上散出的那股秽气，被近在咫尺的健康人吸入，而这人的身子也正处在昏睡或者说易受的状态，便已足够。所以姊妹之间也会相传，虽说夫妇之间易受的条件自然更多也更杂。麻风病人的子女理所当然也是麻风；不过有时隔过一代，健康的儿子会把父亲的麻风传给自己的后嗣。然而中国人于医学外科一道素少考究，这一层我们也不能十分断定。

要查一个人是否染了麻风，公认的法子只有一个：把可疑的面目与肢体，就着一炉硝石的火光去照（华人谓之「硝炉」），痕迹便无可遁形地显了出来。今年五月上海一家华文报纸载有这样一则：「广东一带买女婢的，照例要把所买之人过一过硝炉。可是去年有位朋友买了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虽经硝炉照过，不多久脸上却现出一块云雾似的红斑。麻风医生一看便认定是麻风；及至再照一回，众人都吃惊，她竟同常人一样干净。问她，问不出什么口供，她一口咬定自己不是麻风。于是吓唬她，她怕被抛进河里，终于招了：她确是麻风，卖主教她过炉时口中含一枚银钱，痕迹就出不来；卖主还嘱咐她守住这个秘密，不然一定要被送进麻风村。」——麻风村，华人称之为「疯园」。

二十年前我在广州时，有一两起据说是欧洲人或美国人染上的病例，但在我看来并没有确凿的凭据；何况广州的外国侨民来去无常，医院也不可能有工夫对一个常住的病例形成足够的判断。广州的妇人中间流行一句话，叫做「卖麻风」；也许真有哪个水手或过客就这样遭了殃。

海口是广州以南海南岛上的一座城；在那里，我同麻风病人「颇为熟稔」。那里同广州一样，麻风病人夜里只许住在城墙外的一处村子，按旧例——或者说按地方章程——每月可以两次进岛城琼州，沿街乞讨。每月初一、十五，我常遇见他们回来，褡裢里装满了残羹剩饭。他们最爱用的一手，是假装来抓生人的手，逼人施舍。自然，大多数人都骇然退避，许多人巴不得丢下几个铜钱，换得麻风病人走开、还自己一片清静。我总觉得他们身上发出一种「热气味」；不是腥膻恶臭，也不刺鼻，而是一种带着热病的霉味，仿佛有一层半金属的烟气从他们周身蒸腾出来。琼州与海口之间的半路上，道旁两侧立着许多极小的席棚，比狗窝大不了多少，彼此相隔不过数尺。棚里住的都是半裸的麻风妇人，多半不是没了手指，就是没了脚趾，或者两样都没了。我坐轿子去拜会官员时，总吩咐跟在后头的差役往轿里放上五百文钱；一路穿过那条麻风的夹道，便拿这些钱自寻开心，也叫那些妇人欢喜。我至今记得其中一个，简直像一副骨头架子蒙了张皮。她没有手指，没有上唇；此外肘、肩和脸上凸出的地方，都盖着一层霉毛似的绒。我不知道这些路边的病人是不是坏到连麻风村也不肯收留；总之白天他们总在那里，夜里大约也仍在那里。海口城里有个古怪的小乞儿，很伶俐聪明，常在本地的绳铺里帮工，也同别的孩子满街跑着玩。他浑身罩着一层隐约可见的黄鳞，像鱼一样，人们把他归作「疑似麻风」。他似乎就睡在人家的门阶上，而且把自己这两个「疑似」字坚持得很成功，居然夜里不必到村里去。我从没真的碰过他，却常给他一个铜钱，也听任他同我一道走、一道说话。我想他有时还睡在我家门廊底下；多半如今还在那里。

在内地的湖北与江西两省，我曾两次撞见麻风病人。其中一个还要卖给我几只上好的梨。这些内地的例子究竟是本地生的还是外面来的，我说不上。在长江边的口岸汉口住了一年，也见过几个。奇怪的是麻风病人并不觉痛。起初，麻风将发的唯一征候，是手指、耳朵或鼻子发麻；眉毛看去像结了痂；头发开始稀落。随后脸上这里那里透出一种发亮的、上了釉似的样子，仿佛那几处刚从烫伤灼伤中愈合过来；两眼看去发热、发红，像鼠目，又像白兔或家养雪貂的眼睛。自此往下，进展极慢；但凡偶然破了皮，便容易生出又深又臭的溃疡。我住九江时，谢尔医生常收治麻风病人，把他的经验讲给我听。我相信，用变质之药细心调治，再加上好好将养，很容易把病势止住；但根除不了。而这些病人的身份大都太低微，除非为着科学，或者出于好奇，谁也犯不着花力气把他们养起来。上了釉的那些地方从不出汗；面部瘫痪也是极常见的伴随之症。就我所能查明的，中国的麻风，一则限于近潮汐河流之地，二则限于沼泽卑湿、排水不畅之地。内地并不像广州和海口那样一定要把麻风病人隔开，不过这大约是因为那里的病少见罢了。对天花、鼠疫、霍乱以及别的类似灾疫，中国人向来不作任何卫生上的防备；独独麻风叫他们恐惧——虽说这病全无痛楚，除了在极年轻的人身上会使发育迟缓之外，也从不损及全身的健康。海口人说，吃了蜈蚣爬过的死鸡的肉，就会染上麻风。不过他们这一类医家的传闻，是说不完的。

我在缅甸时，在仰光附近见过几起麻风。但天太热，我没能亲自到麻风盛行的地方去查看。有一位缅甸本地的医生曾向我担保，说他握有一个治麻风万无一失的秘方，并且愿意当着我的面，医好我随便带去的任何一个麻风病人。他说这秘方是从一座缅寺里的老僧那里学来的——那种寺庙，缅甸的穷人拿它当客店一切之用。医生从前给过那僧人一点好处，僧人临死，要报这个人情。方子如下：同中国的硝炉之试一样，硝在这里也居于要位；硝何以既能显出麻风又能治麻风，这一层实在值得查究。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同中国人一样，他们也用砒霜作变质之药。缅僧的方子是：硝石、砒、樟脑、矾、硫黄、雌黄、寻常焊锡、白砒，各等分，研为末，置炭火上烧。锅上盖一张纸，免得药末遇多了空气而燃起。升腾的浓烟听其凝在蒸馏器中，结成一层壳。取这壳状的精华一卢比重的六十四分之一，和纯蜜调服；服前病人须先吞下至少一磅蜜，以备其胃。虽有这许多蜜，麻风病人服后仍立刻大作恶心呕吐；此后整整一天，麻风斑处滚烫，隔着两尺也感得到那股热。（这一奇异的热度，与我自己所闻到的那种热病似的气味正相吻合。）到第四日，患处的痂尽行剥落；如有必要，再照此重来，直到那些斑处不再发热为止。有的要反复四五遍，偶尔病人也会被那场剧烈的呕吐送了性命。自然，残缺变形是没法治的，已经脱落的部分也不能再长出来；但凡病邪活跃潜伏之处，是都被拔除了。

以上这个治麻风之法——或者说号称治麻风之法——曾由那缅甸医生拿到曼德勒或仰光的一位欧洲医师面前；这位医师劝他把秘方呈给印度政府。可是并没有下文。当时我在印度政府中任职，便私下答应替他去说。但上列诸药的配合与火候之间，另有一点窍门或秘密，而这个秘密，那缅甸医生非先得一笔酬报不肯吐露。事情于是又搁了浅。我曾答应过，连以上写出的这些也不泄露；但那人两年前已经死了，我因此自认可以不必再守此约。

第二十三章中国的游艺与竞技

中国人根本上是个安坐不动的民族，不大喜欢户外的运动。板球、曲棍球、高尔夫、足球、棒球、网球——这一切他们全然不知，也没有任何与之相当的东西。赛马、射箭、举重、掷石、击剑，与其说是竞技，不如说是武备的操演；就连这些，也多是统治的鞑靼一族的消遣，而非中国人本身的。不过，黄种人虽说自守而持重，却也并非全无寻乐之心，无论室内室外；因此本篇打算把这些略述一番，先从与走兽飞禽有关的说起。

斗鹌鹑南北皆行。在北京，常能见到有人提着笼子，携着心爱的鸟儿在乡间小路上闲走。他把鸟取出来，喂它，逗它，正如西班牙人之待斗鸡；一有机会，便让它同一只同类的对头照面，好「养」它的狠气与凶性。在广州，斗鹌鹑多在赌棚或席棚里举行（依方音而名目各异），下注极其随便。

斗蟋蟀也很普遍，北京、长江流域与南方一样盛行。北京养蟋蟀，一律用一种多孔陶土做的有盖罐子；我们欧洲人从前发现，这种罐子拿来贮烟丝再合适不过。两虫一经交口，便极少罢休，非到一方横尸场上不止。

斗鸡是极古的玩意，眼下却似乎有些不时兴了。在上海，港里常年泊着大批马尼拉水手，每逢礼拜日，必以一下午的斗鸡自娱。外国工部局对此或视而不见，或睁一眼闭一眼。其布置虽然简陋些，同马德里、墨西哥城、哈瓦那那些正式斗鸡场并无二致。所装的距铁是极狠毒的小剃刀；两鸡动作之快，往往其中一只被一击穿脑而毙，生手在旁，只看见羽毛一乱，双方同时一扑，此外什么也看不清。将近一千二百年前，那位民间相传「发明」了女子小脚的皇帝，也像我们的詹姆斯一世一样，以嗜好斗鸡出名。他每年春天在祭祖的节令里大开公宴；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斗鸡可用，他在自家宫苑附近设了一处鸡坊，常年用五百名少年，专管调训豢养一千只鸡。然而早在此前一千二百年的孔子之世，就已有斗鸡用金属距铁的记载；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里，也不断有诗人吟咏胜鸡之威的断章残句。公元前三十二年至前八年在位的那位皇帝，常常微服出宫，扮作某个男宠的仆从，好更放开手脚地满足他斗鸡走马的癖好。

斗骆驼、斗羝羊，中国载籍说是鞑靼人中间盛行的。一千多年前，龟兹（在吐鲁番往喀什噶尔的路上）的人据说于新年一周的假期里开斗羊、斗驼之戏，并以胜负占卜年成的丰歉。斯屈勒在他那部讲突厥斯坦的书里，也说斗羊是乌兹别克人最爱的消遣。远在龟兹于中亚文明中占据高位之前，匈奴（突厥人的祖先）的单于，就已被记载为在游牧的王庭或大营中，年年以赛马、斗驼为乐。可见这一类斗戏，根柢上是突厥的东西。

北京以西数里，每年都有赛马与赛车，主要是配合满洲兵丁的年度操演；但其中真正的竞技意味极少。

中国人极善于调教他们的驽马「走」（有别于小跑与奔驰）。一匹走得平稳的马，价钱要比单会奔驰的贵上一倍。小跑不算好步法。北京的骡子比马更高更壮，价也贵一倍。它们从哪里来，似乎没有人说得清。

放鹰从前是中国极北一带的大消遣，马可·波罗对他在忽必烈汗时代所见的这项游猎，有极生动的记述。从前要向满洲一带的部落征鹰入贡，调训得好的鹰实在值钱。即便今日，在北京城里城外遇见腕上架鹰的人，也不算稀奇，有时鹰还戴着头罩；不过如今似乎极少真拿去用了。我在直隶北部与蒙古、满洲接壤之处走过三趟，每趟一个月，却一次也没见过放鹰出猎。中国人说鹰群里认得出一个「王」或头领；又说猎物一经扑倒，众鹰都受过训，要退在一旁，等王先把眼珠啄去，当作头一口好味。有一点很奇：广州人把纸鸢叫做「纸鹞」，正是照着鹞鹰（北京叫「鹞子」）的名目来的。

凿冰叉鱼是满人的旧戏；可如今满人自己都快成了古物，更不必说他们的旧俗了。

比起户外的竞技，静坐的消遣更合中国人的口味；而这一类里头，自然要数各色赌博最得人心。他们的纸牌与我们的长短相仿，只是宽只及半，也软得多。有理由相信，这种牌至少同我们的纪元一样老；但迄今似乎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中国的牌戏。最流行的，看来是一种类乎「赢尽对家」的玩法和一种类乎「抽牌扑克」的玩法；而且女人玩得比男人还多。

中国象棋已经有好几位欧洲人细心研究过，著者如霍林沃思（一八六六年）、希姆莱教授（一八六九年）、伏尔皮切利（一八八九年）。这种棋究竟起于中国还是起于印度，至今尚成问题；但可以断定，至迟在我们纪元的第一世纪以前，中国人就已经知道它了，也许还要早得多。中国的棋盘同我们的一样有六十四格，另加一道「河」，实际上等于多出八格。不过棋子不像我们那样摆在格子中央，而是摆在交叉点上，并且沿着线走。中国的困毙算赢，不算和；有几个子除了能跳之外，起手的位置也同我们的不同。除此之外，两种棋极为相似。欧洲人往往笼统地用「棋」这一个名目，既指那与我们的极其相像的象棋，也指围棋——一种跳棋似的东西，即日本人所谓「碁盘」，或者径称「碁」。有理由相信，「碁」不过是中文「棋」字的讹音，安南人便读作「基」。所以中文的「棋盘」，恰恰就是日文的「碁盘」。中国人与日本人都以为围棋高于象棋，连极大的政治家也以精于此道为荣；譬如曾侯的父亲做总督驻节南京时，就被算作全中国最难对付的棋手之一。中国人看待围棋，同德国人看待兵棋差不多，即当作一种磨炼机智与韬略的有用功课。

骰子在中国，似乎自有史以来就已有之。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把骰子放在盒里摇了再倒出来；惯例是握在手中，猛地弹进一只公用的饭碗里。骰戏有三种：一种用六颗，一种用三颗，还有一种用两颗。乔丹先生在一八八〇年的《中国评论》上，曾把这几种玩法讲得极详。在街头买糕饼糖食之类，买主同挑担的小贩「赌个加倍或一笔勾销」，是极寻常的事；小贩总把骰碗放在顺手处，招引主顾来试。灌铅作弊的秘诀，我没听说他们懂得；但我疑心是懂的，因为但凡中国人在作弊一道上不知道的，那也就不值得知道了。

番摊，即「翻转」，是最得人心的赌戏；凡到过中国的人，几乎都在澳门见识过——在那里，它受政府庇护，进项相当可观。兴旺了两三年之后，香港政府终于说动中国官府，把对面九龙的番摊馆关掉了。庄家当众抓起一把铜钱或瓷筹，用一只寻常饭碗扣住，等众人下完注。然后用一根筷子或小棒，从那一堆里四个四个地拨开，直到剩下一、二、三或四（即零）为止。所以一共四门；常有面黄肌瘦的中国人一次押上十块钱。许多欧洲人也在这上头输过大笔的钱，因为这戏很快就叫人着迷；自然，每个赌得入骨的人都有一套「理路」，靠记账本子推演出来（推演的结果一律是自己吃亏）。这一戏里，庄家似乎全无便宜可占，除非赔率定得于他有一分额外的胜算。每一门赢了赔多少，我已记不清了。

花会是南方各省另一种极流行的赌戏，福州尤盛。牌上榜出三十六个名目，每个看客心里选定一个，就押在它上头；同时庄家早已取了写着这三十六名之一的纸条，当众装在袋里挂起来。猜中的得三十倍。这里庄家自然占了六分之一的便宜。袋子由押注最大的那个赌客开启。

广东还有一种赌戏叫「白鸽票」，官府为它大伤脑筋，禁革的告示时常出榜。它何以得名，我一直没弄明白；玩法是庄家每一局从八十个名目中选出二十个，每个赌客再从这二十个里挑十个。每张票价一文之四分之一；等众人都取了票，庄家当众从原选的二十个里随意写出十个。中者须有五个相合才算赢，赢了退还本金外加三分之一；六个相合，得十六倍；七个，一百六十倍；八个，二两半；九个，五两；十个全中，十两。〔原注：一两银子在上一辈人的时候合六先令一便士；如今（以金价计）不过值其三分之一。〕

有名的闱姓彩局，如今在广州正大行其道。它是拿科举中式者的姓名来下注，中国的外文报纸上也详细讲过。一八七四年，北京政府曾认真设法禁绝这种彩局——它给广东各省造成的祸害无从计算；甚至把新任的满洲总督英翰革了职，因为他被汉人巡抚和满洲将军参了一本，说他违抗上谕。可惜这一番极可佩的举措，唯一的结果不过是把这笔利益送进了邻近葡萄牙属地澳门的府库，赌博之害却丝毫未止。到末了，中央政府为着自家的利益，不得不重新给这彩局以官方的认可；如今卖票之权，公然招商投标，价高者得。去年（一八九六年）承包的人预先缴了一百六十万两，包六年；即便按目下低落的汇价折算，也合每天一百五十镑；不过银子在中国的实值一如往昔，所以每天三百镑才更近实情。就是说，每天要卖出三千张票，每张两先令，才谈得上赢利，甚至才谈得上抵开销。

无伤大雅的家常与社交玩乐也不少。最常见、最得人心的，大概要算踢毽子；与我们的羽毛球不同，它不用球拍，而用脚背、脚侧、脚底和脚跟去踢。手一概不许用，肘、膝、胯、肩却使得。近来在巴黎等处表演的缅甸艺人，许多读者也许见过；他们把毽子换成了球，道理却是一样的。这玩意似乎不算很老，大约上溯五百年或稍多。一群少年围成一圈站定，眼睛紧盯着毽子的去向，用脚或膝把它踢起来，不叫它落地。同样的玩法，我在暹罗、日本、缅甸都见过；说不定就是从缅甸传来的。缅甸人踢得最好。

寻常的秋千，至少两千年前就见于记载，似乎得自西藏人与鞑靼人；总之据说是北方的玩意。

有一件怪事：绷索与软索上的走索杂技，几乎一概由女子来做；而且说来奇怪，做的还是缠了足的女子。至于一般的戏法，中国人不输于任何人，连印度人也胜不过他们。

「潘趣与朱迪」那样的木偶戏偶尔也遇得见，不过我在长江以南从没见过。在四川省，我有一回撞见过傀儡。演的人站在一大幅布幔后头，那一面点着灯；看的人坐在幔子前的暗处。偶人是彩色的木片或纸板做的，透光能显出颜色来；演者用签子和线牵动它们。这玩意多半也是从缅甸传来的，因为我在丹那沙林见过极好的同类偶戏。远在公元前一千年，就有记载说某个心灵手巧的中国人造出了「能歌能舞的木人」，史书称「此傀儡之始也」。另一说却讲，这些木偶连同操弄的人，迟至公元六三三年才由一个谄媚的臣子引进中国；而他所得的唯一酬报，是因为把这等「无益之巧人」弄进宫廷而受了罚。中国南方的傀儡由上头用线牵动，略近缅甸的样式。在汉口，傀儡戏似乎同「潘趣与朱迪」合而为一。自然，中国的「潘趣与朱迪」虽然在道理上常与我们的一般无二，细节上到底有些不同，况且潘趣先生这个角色，天朝人是全然不知的。

「捉迷藏」全中国都知道，与我们的毫无二致。名目也是一样，就叫「瞎子摸」。

「翻花绳」北京广州都玩，自然也翻不出多少新花样。中国人管它叫「挑绷绳」。

纸鸢据说起于一千五百年前。当时有位皇帝被围在城中，想把消息递给敌人防线外的自家人；为着不叫人察觉，他做了许多假鸢，系上线，里头装了文书。我自己见过纸做或绸做的鸢，飞起来活像真鸟，以致我在海南岛海口的窗前叫人取枪来，要朝那只老在我窗外盘旋不去的东西「碰碰运气」打上一下。相传比这还早一千年，有位中国的哲人做过一只「木鸢」，大约是用刨花做的；那时纸还没有发明。不过这只鸢飞了一天就散了架，所以这段传说也不必太当真。中国有些地方给纸鸢装上风弦琴，因此在北京，人们便以偏概全，径称纸鸢为「风筝」，即「风的琴」。在那座城里，还有一种习惯，是把小琴和哨子系在鸽子的腿上翅上，于是空中响起一串极幽怪、凄凉、甚至动人的呜呜之声，初来的人往往大惑不解。中国到了时令（秋天），老人同小孩一样放风筝，这话一点不假；而中国人在这件事上，无疑远胜于世上一切别的民族。有些风筝又大又见匠心，做成飞龙、猛虎、白鹤、巨蝠，无不栩栩如生。有的里头点着灯，或者挂着灯笼。斗风筝的玩法，是设法把一只风筝的线猛地放下或猛地提起，尽量成直角去割断对方的线。有一回我把一只大风筝的线接过手来拿了片刻，那东西看去足有一里之遥；它不但把我的手割破，还险些把我掀翻在地。风筝尾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响铃、哨子和别的发声的机关，往往值得专门一究；不过尾巴在中国的风筝上决不是非有不可的，中国风筝什么形状都有，有尾没尾一样飞得好。三四十尺见方的风筝偶尔也见得到；这样的自然得有一个有力的「锚」，或者是人，或者是别的什么。

抽陀螺北方到处都有。打的陀螺我只在南方见过——广州（当地另有名目）和海南岛。「车米」，即捻转，主要是走街串巷卖糖食的拿来聚赌用的。

意大利人的猜拳之戏，全中国宴饮之后必玩，输的每回要罚一杯酒。古埃及人也知道这玩意；说起来他们也知道跳棋；但这决不是说中国人的种种名堂是从埃及学来的好理由。

中国人在体力的竞技上表现平平；他们所有的这一类「奥林匹亚」式的比试，不是出于武事，就是得自鞑靼。约一千二百年前有拔河的记载，玩法与我们的一模一样，只是不像我们大家都拉主绳，而是两边各人抓住系在主缆上的一根小绳。北京的「红帽回回」（一个多世纪前从突厥斯坦迁来的一旗屯戍之民）每年在西长安街聚会一次，那一天爬竿、唱曲和各色角力之戏，无不齐备。中国人全不懂拳击；随便哪个英国人，一记结实的拳打在胸口，就能立刻把一个天朝人打倒在地。打中国人的脸是没有用的，他的脑袋硬得像铁。同一切东方人一样，中国人的脾脏格外弱，打那一带是危险的。中国的武艺操演，被诙谐的古伯察神甫戏画过一番——或者不如说，是照实写下来了。他那段描写实在没有什么夸张。我有一回在温州安排了一队英国水兵同人数相等的中国「勇」联欢：水兵演他们惯常的短刀、单棍等等操法，中国人则轮到自己时演那套旋身、刺枪之类。再没有见过比这更滑稽的了；不过至少得承认，这样蹦跳腾挪，于身手的灵活总是有益的。中国人似乎认定，与其等敌人到了跟前再有章法地把他打退，不如靠厉声嚎叫、翻眼、嘶气、吐唾、挥舞兵器，把敌人吓得根本不敢上前，那才最划算。他们又似乎忘了：人要有后劲，力气就得省着用；每蹦一下、每咬一次牙、每嚎一声，都是白白耗散的力气。赤手空拳，半打英国水兵能把一百个最好的中国「勇」打得落花流水；不过（万一真有人要试）也别忘了：中国人同法国人一样，也会用脚踢；此外他们惯于打下三路、抠眼睛，总之，能怎么下作就怎么下作。

主要的武艺操演多半是满人带进来的：马箭、步箭、舞大刀、掇石，还有举一种放大的哑铃——那是一根长木轴两头各装一个小石轮。马箭是沿一条笔直的下沉跑道疾驰三百码，马过靶前时射四个靶。弓的定制是十二「力」，每力十三磅半——就是说，要把弓拉到可以放箭的程度，总共得用一百六十磅之力。不过这只是御前大比之时才如此；先前几场考试，马弓只用三力，步弓只用五力。大刀重八十到一百二十磅，要在头顶肩上抡得又准又快。石头重二百到三百磅，两侧各凿一「耳」，即凹进去的手窝，好拿它提起来；应试的人须把它举到膝头。「哑铃」举法与我们的大同小异，但主要的功夫在于把臂直举，手这样握定，让那东西飞快地绕着转。刺枪不必多说；中国的枪往往长二三十尺，上端通常挂一面三角旗。

角力在纯粹的中国人中间并非没有，但主要的行家是蒙古人；每年奉差进京的蒙古人，依例必须在御前表演。我在北京时，我们几个人偶尔同街上碰见的蒙古人较量，却发现他们同我们不相上下。日本人把角力推到了一门精艺的地步；饶是如此，约二十五年前，广州的格雷会吏总还是脱下外衣同他们的一位行家较量，不多时就把他摔翻在地——这位英勇而可敬的会吏总，从前在坎伯兰学过一两手。〔原注：本书初刊于一八九七年。参看《中国佬约翰》。〕中国人有「拳」这个字，但其中的讲究，并不比利物浦那些刷石阶的女人在街头厮打时多出几分。中国人在英国人的拳头下，倒得像秕糠一样。

论到用枪的准头，北方的中国人可实在不容小觑。我在满洲边境上常遇见猎虎的人；他们带着几条土狗、一支生了锈的旧枪，居然就能拿下一头头等的「孟加拉」大虫。打野鸭野雁颇为有趣。船头上装一门回旋枪，把船朝鸟群的方向撑去；方向对准了，一个人朝那一群放上一枪，这样一下子当真能打中不少。不过中国人到底羡慕欧洲人那份从容——一枪一只，打的是飞着的鸟；他一般还是喜欢瞄着落在地上的打。中国没有「偷猎」这回事；谁都可以到别人的地上去，什么时候都可以，爱打什么打什么。皇家的猎场，只要你进得去，也不例外。大多数野味是下套捉的；冬天里，鸨、雉、鹿、野猪等等，几乎不花什么钱就买得到。在蒙古草原上，我们从前「猎」过黄羊；可是尽管见着成千上万，却从来近不了身，连能开枪的距离也到不了。满人直到一个世纪以前，还惯以士兵围成一圈，合围五六十里地，把老虎、狼、骆驼、鹿、野猪等等生生赶进中央，凑成一座活的兽园，然后大举围射；但最近四位皇帝已经不玩这一套了。康熙皇帝是位极好的猎手。一六八二年停罢贡鹰的，就是他，因为那件事扰民太甚。下面这封写给他在北京的蒙古祖母的信，照字面译出，可以见出他钓鱼与烹调的本事。他是从松花江上写来的：

「臣自山海关至盛京，一路甚是畅快。走兽之多，正如游鱼之活；每食一回，便想：不能立时送一盘到圣祖母太皇太后跟前，实在可惜。到盛京后，臣亲自下网，捕得鲫鱼、鲈鱼若干，并亲手烹治。一味用羊脂封了，一味腌了，一并奉上。今遣人驰送，附上至爱之意；祖母若觉可口，臣便心满意足。另有野栗若干，是我们野餐时落下的；又野核桃若干；又高丽人所进柿饼若干。」

〔以上初次刊出以后，我才查明：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契丹籍与突厥籍皇帝，曾玩过地道的马球——即波斯人的「球杖」。有些作者写作「察乾」，希腊文中亦有其对音。中文里「击球」即马球的旧称，北京音作「击球」，更古的形式作「击鞠」。〕

第二十四章为俄国进一言

那些痛骂俄国「奸诈」的人里头，究竟有几个到过俄国，或者哪怕见过一个俄国人？就我自己而论：若不是机缘把我送到世界一个偏远的角落，那里住着若干俄国的官员与商人（同我一样，都是暂住），若不是我为着消磨光阴去学了俄文，我是决不会到俄国去的；而我若不曾到过俄国，也就决不会修改自己先前对俄国人的成见。所以我是个例外。我有过难得的好运：在官商两界的俄国人中间生活过，学过俄文，又走遍了俄国全境；然而我仍觉得自己无知。那么，那些至多不过同我一样靠报纸与书本了解俄国、连我这一点有限阅历也不曾有过的人，又当如何呢？除上面所说的那一段之外，我从没见过一个俄国人〔原注：即截至一八九六年为止。〕；因此我想，我的同胞中绝大多数，凭自己的见闻，对这个有趣的民族大约是一无所知的。

那么，俄国到底做了些什么？直到一百年前，整个西伯利亚还是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人口总数不过抵得上伦敦一城。稀稀落落散居在那里某些角落的萨摩耶德人、楚科奇人、堪察加人、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过的日子同禽兽相去无几。如今，这些人都有了定期的集市；许多人成了基督徒——虽说俄国人并不硬把自己的宗教塞进外族人的喉咙。大路从太平洋通到大西洋；官家的驿马把旅人从但凡有一点分量的城镇，安稳而便宜地送上连接伊尔库茨克与下诺夫哥罗德的干道；轮船横渡贝加尔湖，在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等处往来如常；新修的铁路〔原注：现已全线告成。〕已经通到秋明，不久便能六天之内把我们从乌拉尔送到太平洋；一代人以前还是危险的伊斯兰狂热渊薮、任何基督徒白人都不敢去的布哈拉、希瓦等乌兹别克汗国，如今温顺得像「吃奶的鸽子」。凶悍的土库曼人已被整肃就范；撒马尔罕一带以至整条突厥斯坦与中国边界上，商贸兴旺；阿富汗与帕米尔两案，即便不算永久了断，至少已有暂时的解决；而俄国于我们，可说是丝毫无损。

至于她想要一个冬天不冻的港口，凭什么她就不该有？这一层，自然同另一个问题全不相干：即俄国若购得或夺得一处能在战时切断英国交通的港口，英国在远东的海上地位是否会受威胁。俄国为着自家的用处，如今在中国海面有一支大舰队；何以如此，别国本无权过问。她既有舰队，要有个地方安顿它，总算合情合理。眼下〔原注：一八九六年。〕中国已允许她在山东半岛南面的胶州湾过冬〔原注：后为德国所夺。〕；可是别国的舰队若愿意去，似乎也没有什么拦得住。况且日本人还占着同一半岛北面的威海卫，作为中国切实履约的抵押；而俄国既然公开反对过《马关条约》中的一条，并且以海上示威阻止日本永久占据辽东，那么俄国当初既为中国出过头，若情势需要，中国便理当为她把这件事办得妥帖——这本是顺理成章的。还有什么比另一国主张俄国舰队在中国海面的行动只许限于夏季，更荒唐的呢？中国如今没有舰队。德国的舰队几乎不值一提〔原注：一八九六年是如此，如今自然不然了。〕。法国的舰队在更南边有的是事做。若没有俄国舰队在近旁替中国主持公道，一旦局势转向不合日本人自以为的利益，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到辽东湾去示威？最后，俄国是一等强国，海军至少居于二等之首。撇开她在欧洲的经历不谈——两个世纪以来她一直被困在波罗的海与黑海，而这两处又都要封冻——要一个大国甘心把海军基地局促在海参崴那样一个港口，从而等于自我抹杀，这合情理吗？何况一八八六年英国海军将领那一番大胆的举动：一个晴朗的早晨，俄国人一觉醒来，才发现他率一支大舰队悄没声息地进了那座军港，就泊在他们鼻子底下，安安稳稳下了锚，而据说守着港口的那些鱼雷竟毫无用处——单这一件事，就足以把俄国人从昏睡里惊醒，叫他们去另找一片比长崎到波谢特之间那段海岸更大的水域来操演舰队。有一条外交上完全站得住的道理：俄国若永久加强她的海军基地，我们也有同样天然的权利，譬如同中国、朝鲜或日本商定移让一岛一港〔原注：即威海卫。〕，替自己买下或夺来相抵的权益；但只要俄国还谨慎精明到只索取那些我们依最惠国条款同样可以享有的权益，那么，痛骂俄国「奸诈」便是愚蠢的；我们该做的，倒是在自家的外交上拿出同样的老练来，静静地而又坚定地把失去的均势扳回来——如果当真失去了的话。

英国有多少人亲自研究过俄国人的性情？我头一回进俄国，是取道奥属西里西亚的切欣；一肚子都是我自幼被教着去怀抱、去珍视的成见。当我初次看见那些穿长靴的官员，领教了他们查验护照行李的雷厉风行，又见了他们那一副绝对权威的气派，我觉得自己最坏的预感就要应验了：我到了食人魔的国土，落进了他们的爪子。可是我很快发现，例行公事一过，俄国的铁路人员都是极好的、极厚道的人。尤其叫我吃惊的，是他们待穷人同待富人一样殷勤。全没有德国人那种盛气凌人、粗鲁暴躁（不过我得承认，近年来连德国人也长进了）；也没有法国人那种乖戾不耐的刻薄，或者美国「乘务长」那种专断的冷淡。照我的经验，俄国人具备英国人——自然，我把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都算在内——的一切好处；而英国人是公认最殷勤的铁路职员。还有一样更好：在俄国，小费虽然自然也是受用的，却并非非给不可。欧美几乎每一路铁路我都走过，我毫不迟疑地断言：至少就餐饮一项而论，俄国铁路的安排胜过所有别国。每二十分钟停两分钟，每小时停五分钟，每三四小时停十分钟或二十分钟，足够好好吃上一顿饭——在有些人看来也许过于从容；但要记得，所有线路都是单轨，无论如何总得为让车会车而耽搁；路程又极远；胃口也不是招之即来的；生意上的事，总不像人烟稠密的国度那样火烧眉毛。还要记得，俄国虽然不久人口就要过一万万〔原注：早已远远超过了。〕，但她地面之大，摊到每平方里上的人数仍旧极少。俄国大半是平坦、丛莽、沼泽而阴郁的旷野，城镇稀少而相隔遥远。所以她的铁路是为长途设的：美国那套办法里最好的都有，最坏的一样也没有。连三等车厢也备有像样的休息间、盥洗室和饮水。所有餐站的价目都由法律定死；不必等，不必讲价，东西也好，茶尤其好——滚烫地盛在玻璃杯里，不配牛奶，配柠檬。

我在圣彼得堡的时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不久，所以凡是形迹可疑的人（一切外来者，无论本国的外国的，自然都算可疑）都比平常看得紧些。可是护照一经出示，我便再没受过丝毫干涉——这话适用于整个俄国——直到我抵达敖德萨；在那里，我请求当天就走，不必按例等候三天以便查询，总督也一口答应了，这本是违例的。在内地，我从没被警察问过一句话，只有一回被要求出示护照；所到之处，各色俄国人都是天底下最和气、最随和、最殷勤、最与人无争的。莫斯科与敖德萨在各方面同圣彼得堡一样文明；就是说，电报、电车、报纸、店铺、旅馆以及一应起居之便，样样不缺；仅次于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到别的城镇去，旅人须准备吃些苦；若不会说几句俄国话，一定不会怎么自在。但不能因为俄国没有在一代人之内把自己完全开化，就责怪她。两个世纪以前，俄国刚从长久的鞑靼统治下挣脱出来，才勉强恢复到蒙古人入侵之前她已有的那一点安定与物质文明；可是别忘了，即便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就在伦敦城里，笆篱抹泥的房子也才刚开始让位给砖石；苇席与干草才刚让位给地毯；角片与糊纸的窗才刚让位给玻璃。「刮开一个俄国人，底下就是个鞑靼人」这句话，若只就下层百姓和他们的粗陋习气而言，打个比方也许是对的；但若因此一刻也认定俄国人不是同我们一样的雅利安人种，那就荒谬了。直到今天，他们的数目字几乎可以说是纯正的梵文。还要记得，直到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之前，一代人以前的俄国几乎全民都是务农的农奴，大体同十一世纪被征服的英国人一般模样。可是在今日的欧洲，再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开发民众、改善交通、奖励贸易上做得比她更多。不错，官场有贪污；但一个世纪以前英国的公共生活又是什么样子？仅仅一代人以前选民的操守又是什么样子？法国的巴拿马丑闻怎么说？美国的院外活动又怎么说？酗烈酒的恶习在俄国确实太触目；连神甫也不以醉态示人为耻，正如本世纪初英国的政治家一样。但一个在印度扶持鸦片专卖、自己一年花去两万万镑喝酒的民族，实在不好拿税收上的算计去责难俄国。何况还得考虑气候：一切寒冷国度的居民，无论蒙古人、俄罗斯人、瑞典人、拉普人、苏格兰人还是爱斯基摩人，都有这个毛病。最后，近年对俄国犹太人的那场讨伐〔原注：唉！此后又有基什尼奥夫之事。〕，说得平允一些，不过是已故沙皇下决心要遏止一种蔓延得骇人的败家习气：农夫把产业抵押给做酒业包商的希伯来人〔原注：如今已收归政府专营。〕。

替别国辩护的人，容易一激动就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我不否认俄国人也有他们的短处。比起别国人来，他们是邋遢而肮脏的一族，「衣领可疑」；虽然事实上按人头算，他们洗的热水澡比英国人冷热两样加起来还多；他们的脏，多半出于所操之业、所处之贫和所居之气候。那里实际上只有两季，冬与夏；夏天又短得来不及脱下羊皮袄出去透一口气，凛风就又逼着农夫把它穿回去了。多数俄国人狡狯而不诚实，凡百姓被压迫者碾磨了几百年、又被撂在极端蒙昧之中的，无不如此。不过平心而论，这一习性在士兵、水手以及别的受过正规纪律约束的人身上，在如今渐渐兴起的中等阶级身上，大体上在一切以某种方式使用文明工具的人——科学家、工程师、厂主、上等工匠等等——身上，都在消退。话虽如此，要否认这一民族的缺陷是愚蠢的；我们至多只能这样为它开脱：这缺陷通常总伴着一种好脾气的、你活我也活的、宽容的油嘴滑舌，而且骗不了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俄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确实有拖延、不守时、健忘、懒散、一言以蔽之不合商道的倾向。另一方面，若像英国人普遍以为的那样，认定寻常俄国人是个凶悍之徒，那就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错了。恰恰相反，俄国人是世上最温和、最与人无争的民族之一；此外他们性情中还有一种天然而深植的诚笃、虔敬与专一，既没有玩世不恭的轻浮，也没有好斗的侵略性，更没有扭捏作态的道学气。俄国的发展里有一种极自然、极相称的东西，叫人觉得：一个卑微而怯生的民族，刚从压迫与饥馑的黑暗时代里挣扎出来；它明白自己的弱处与四周的贫乏；它带着效法的敬意而非嫉妒，望着邻邦的种种长处，并且下定决心要一步一步地、疲惫却有男子气地走下去，直到自己也分得这些好处的一份。理想中的俄国人身上，没有美国佬的自满，没有「英国佬」的轻蔑，没有法国人的嫉刻，没有德国人的贪婪阴鸷，没有西班牙人的高傲，没有意大利人的卑鄙奸险，也没有荷兰人的自私。我并不是说以上列举的短处就是这些民族的本质；我也不是说俄国人个个没有这些毛病。我倒宁可说，这些是心理上的漫画家在每一种情形下会挑出来、用以表现种族差异所生之特征的那几笔。照这样漫画出来的俄国人身上，没有一点卑鄙气；他虽然衣领肮脏、不合商道、耍诡计、不说真话、健忘、通体贪墨，却是友善的、不倨傲的、厚道的、忠实的，怀着狗一般十足的感恩之心，诚笃，不以自己的宗教为耻，执拗地能忍能守，从不吝啬，也从不怯懦。英国的陆海军官，无论把俄国同僚看作同事、对手还是敌人，总一律认他们是「好家伙」。

我并不瞒着自己：俄国人大体上的这些特性，在外交界——那个小到不能再小、而在欧洲各国实际上又一模一样的少数人群——身上，往往显著地付诸阙如；正是他们在幕后牵动着国际间这一出傀儡戏的线，或者照马莱特爵士的说法，他们是那件遮盖或者掩饰着列国妒恨的体面衣裳上的纽扣。外交官、俱乐部、礼服、官宴，以及所谓「社交界」的一应排场，无论你在君士坦丁堡、华盛顿还是巴黎，都几乎分毫不差。民众与这一层的民族个性——或者不如说民族个性的泯灭——毫不相干。外交官的行径到处都是一样的。纳税人切莫痴心以为他们整天只顾埋首蓝皮书、黄皮书，在密室里接见密探，抄写成亩的公文，同撒谎一道的高手过招，编织精微的政略。寻常的外交官，无论俄国的还是英国的，有一半光阴闷得要死，在那些半开化而又沉闷的宫廷里尤其如此。他最上心的事，是弄到休假，是消磨日子，是把收支两头拉平，是设法谋个署理的差使或者「考察的使命」，是尽可能躲开抄写这桩苦役。外交上的正事进入他的日常，像一场足球赛一样，全是顺带的；而他为赢这一局、为博个彩声所本能地要用的那些「外交手腕」，也并不比足球场上的花招更叫他良心不安、睡不着觉。局外人夸大外交官为国效力时的不择手段，同他们高估外交官那些盘算的分量，是一样容易犯的毛病。看准猫会往哪边跳、球会往哪边滚，抓住机会，赢下这一局，博得名声与快意的兴奋——如此而已。偶尔靠着非常的运气，也能办成一件漂亮事；但说到底，外交里并没有多少名堂，而敌对国家的报纸，往往把外交上的所谓奸诈看得太重，白白挑动读者的心火。俄国与英国之间究竟有几处龃龉？就俄国海岸与边界的百分之九十九而论，一处也没有。同俄国的贸易是巨大的：其中或许有我们不喜欢的桎梏；可是俄国人待我们的商人，比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或别的哪个对手国，又苛刻在哪里呢？何况我们如今虽然在自由贸易之下还嫌自家商人受了委屈，却不该忘记：直到维多利亚女王在位以前，我们自己的《航海条例》《谷物法》和商税，对一切外国人都是极严酷的。至于私人之间，更没有什么龃龉。英国人在俄国一向受到优待；官吏无礼或失待客之道的事，几乎闻所未闻〔原注：新近勃拉罕先生一案，确乎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故」。〕。英国教士要查看监狱和囚徒的生活，向来一请就准；伯纳比、斯屈勒、杨哈斯本这些英美探险家，即便到了任何外国人前去都难免招疑的地方，也一样受到礼遇；俄国官员为了迁就那些执拗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总肯通融一二。俄国究竟显出了什么样的奸诈？彼得大帝遗嘱与君士坦丁堡那一套老话，至今还在流传。可是自彼得大帝生出他那飞黄腾达的雄心以来，我们兼并了印度许多邦国，兼并了缅甸、香港、马来亚的一大部分、非洲的一百万平方里、斐济，还有（说到苏丹自家的领土）暂时意义上的埃及。俄国待土耳其人，果真比我们更狠吗？她侵吞苏丹的领土，果真比我们更多吗？她在中亚兼并的汗国，果真多过我们在印度兼并的王国与土邦吗？希瓦、布哈拉、浩罕和土库曼各部，在她的基督教治下，不是大有起色吗？俄国在亚洲的存在，究竟怎样实实在在地损害了我们在印度的利益？俄国也许想在朝鲜要一个不冻的港口。我们自己若能在香港以北再有一处海军基地，境况也要好得多〔原注：如今她与我们各遂所需了。〕。可是一八八五年因彭迪事件而起的那场惊惶中，俄国并没有像我们占据巨文岛那样去占据朝鲜的一寸土地。一八八〇年的伊犁交涉，俄国待中国大体上是既公正又宽厚的；自中国败于日本以来，她也不曾企图在那一带趁人之危。帕米尔一案，她同我们的了断也很合情理。不错，俄国报纸上常常满篇是攻讦英国的恶毒文章；可是全欧洲的报纸——连英国报纸在内——不都长年处在彼此谩骂的状态吗？俄国政府号称专制到了极点，却巴不得让报纸尽情去批评外国——最好还能长一长俄国人的爱国之气——只要它肯撂下行政当局，让当局去料理国内当务之急就行。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我们不能在政治上像在社交上一样同俄国做朋友，凡合理之处都伸出援手，并且使她也有理由向我们伸出援手。腐朽的土耳其帝国迟早总要完；奇的倒是基督教的欧洲，竟容忍一个野蛮的鞑靼式苛政在自己腹心里存在了这么久。俄国曾在蒙古人的碾压暴政下领教过两个世纪的鞑靼滋味；等到土耳其人作为一个政治势力「卷起铺盖」滚出去的那一天，人们所奇怪的，也只会是他们何以没有早些被赶走。自然，注定要灭亡的只是他们这个政治势力。勤勉的穆斯林农民在俄国、英国或法国的旗帜下，一样能得到周全的保护，正如今日喀山与高加索的蒙古遗族、塞浦路斯人和摩尔人所得到的一样。只要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有六七年安稳的民意支持在望，整个东方问题便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同俄国、同法国，心平气和、和和气气地解决。俄英两国，无论有没有中国和日本的参与，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就朝鲜的前途达成谅解。

总而言之，俄英两国人民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敌意。俄国的文明虽然起步晚于英国、因而也落后于英国，但它为改良亚洲所做的，并不亚于英国的文明。英国人在俄国，生命财产之安全，一如俄国人在大英帝国；政治上的对立并非必需。俄国若无条件地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或朝鲜，或许会威胁我们的商业利益；但没有理由不能达成一个公平的安排，让所有相关的强国按分际各得其所。英国的报界在委内瑞拉与德兰士瓦两桩难题上，出言谨慎自制，已为自身与国家争得极有利的地位；但愿双方出于无知而生的那些民族感情上的芥蒂，也能靠在俄国事务上同样的持平，渐渐消磨下去。这样的持平与善意必得回报，其结果也必然趋向于促成那件极可企望之事：英俄之间一种彻底光明磊落的谅解。

第二十五章势力均衡

〔原注：本篇作于一八九六年初，詹姆森「袭击」事件之后。〕

凡细读德·普雷桑塞先生近日登在《十九世纪》上那篇有趣文章的人，静心想过之后，便会看出它归根结底不过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俄国与法国刚刚结成了一股足以抵销三国同盟的力量；这一安排唯一叫人不安之处，是大不列颠的分量无论加到哪一边，都会把这架天平压偏。于是两大同盟——或者说这架岌岌可危的天平的两端——各自因自身处境的凶险而惴惴，同样倾向于以敌意去看待那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即大不列颠，只要它们还觉得这位在某个紧要关头有可能不是友而是敌。这样一来，大英帝国便长久地悬在危险之中：只因它固执地不肯预先选定一边，随时都可能被撕成碎片。事情既然如此，德·普雷桑塞先生便进而追问：为自身的安全计，大不列颠究竟该站到哪一边去？是投肖特，还是投科德林？

自然，这类国家大事在尚未发作之前，多半已由各国当权的政治家在暗中拿定了主意。有外交家充当纽扣，把那件据说勉强遮住「欧洲协调」这半裸怪物那一身妒忌扭曲之态的衣裳扣起来；有报界一时鼓动、一时压制舆论；有金融家、社会主义者、冒险家以及各怀私图的人，去拨弄那些松弛的弦；最后，也是最要紧的，时不时还会冒出一两位坐拥大权而不安分的君主，能不顾大臣与百姓的意愿，闹出极大的乱子来。然而，尽管当政者与报界总是抛头露面，看去像是把人间戏台上的主角都包揽了去，却不可忘记：在这个普及教育的时代，底下还垫着厚厚一层会自己动脑筋的「一般公众」；一旦到了动手或投票的时候，他们自己拿主意。正如在宗教上，神甫与牧师尽可在按惯例齐集于指定讲道场所的恭顺听众面前，尽情训诫、尽情斥责；在政治上，这位或那位领袖也尽可凭着个人声望或官职上的成规，在一班规定的听众面前大谈己见。可是说到底，如今每一堂会众之中凡稍有思考能力的人，回到家里总要替自己造一套切实可行的宗教。政治上也一样：有一大群既不自命为文人、也不自命为政客、并无发言成例可援的寻常百姓，一到要下决心的时候，却明明白白知道自己不肯做什么；在大不列颠，正是这些人构成了那股潜在的力量，内阁由它造起，也由它推倒。

先让我们用几句话回顾一下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间大不列颠的地位。自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九七年，人口的增长、铁路的铺设、海上贸易、治下疆域等等，其规模在古今中外都绝无仅有。单从英国人的性格表面，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何况这性格本就驳杂：英格兰人顽强、冷淡、孤僻；苏格兰人同样顽强，却抱团；爱尔兰人活泼、机敏，却反复无常——三者熔成一个生气勃勃的整体。然而若就这一混合体而论，我们论条理、精确与机锋，明明不及法国人；论体格、耐性、纪律与彻底，不及德国人；论巧思与多能，不及美国人；论沉着有度，不及西班牙人；论仁厚，不及俄国人；论手腕的细致，不及意大利人。那么，民族性格里究竟是什么，使得大不列颠成为世上唯一没有护照、没有政治密探、没有警察横暴、没有贸易保护、没有宗教专断的国家？成为唯一一个行政权力出于本能地自我收敛、而不是自我张扬的国家？成为一个连想颠覆现状的人也和想维持现状的人一样受到温柔保护的国家？要说清是什么东西在英国治下无论何处都必然造出同样的气象，既难，或许也不必；不过有一点却颇可疑：倘若掌舵的手不始终是那只不动声色的英格兰之手，苏格兰与爱尔兰这两味成分，能否各自在这成功的配方里担得起一份，恐怕就未必了。德国人有自己的殖民地，却不肯去；法国人在殖民地里什么都护，独独护不住自己的账面盈余；美国人手握足以造出百万富翁的资源，治理起来却总归收支两头接不上。唯有在大不列颠及其属地，一切精力才都有施展的余地；在那里，各色欧洲人与英格兰人享有绝对同等的权利；一句话，人可以做他要做的事，说他要说的话，不受行政上的吹毛求疵与多事干预。即便在美国，行政权力也常叫人气恼，几乎近于专横。

别的民族受着征兵、警察窥伺、财政崩溃、报禁检查之类的压迫，眼看别人以极小的个人自由代价换来这样大的国家繁荣，自然刺心；再加上英国人在外国时那种不自觉流露的、带几分轻蔑的冷淡神气，于是这普天下的妒意之上又添了一层私人的厌憎。换言之，英格兰虽差不多是世上唯一人人平等相处、至少人人机会均等的地方，却是外面所有人嫉妒的对象。所幸近年来英格兰加倍用力经营国防；强劲的对手又各有各的麻烦缠身；我们迄今熬过这场磨炼，繁荣与实力都未见大减。

但眼下欧洲的局面极其险恶。法国论物产之富甲于天下，然而钱与人都已征到了极限；若不是她实际上已经不生育了，只怕比现在还要躁动。德国是个穷国，却有富国的架子；照她这样的生育速度，不多久没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便养不活她的人口。意大利过早地耗竭而破产；若无长期的休养与谨慎的理财，她那负担过重的一个个国民，永无安逸与富足可言。奥地利分裂为三个各怀异心的民族——一支心向德国，一支心向俄国，一支孑然自立——她之所以还能作为一个帝国存在，不过靠一股惯性。土耳其呢，至少在欧洲这一部分，不论有人如何辩说，再有一代人也绝无可能被容许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下去。还有一具行政上的死尸，就是中国：除非她能设法给自己通上一点电、挣出一丝活气来，不然不久〔原注：一八九八年。〕便要成为盘旋在她四周那群秃鹫的口中物了。美国则诸事在炉：古巴与西班牙，夏威夷与日本，同我们的种种争端，货币问题，还有「有色人种权利」的难题。在这一片政治的风浪里，大不列颠同别人一样漂着，于是德·普雷桑塞先生向她发问：「你要怎样才能得救？」

我有意把俄国撇在一边未谈，因为俄国除了德国之外，对外敌根本无所畏惧。她或许会在黑海或海参崴受一点伤，但无论哪一处，都伤不到帝国的命脉。俄国别无所求，只求和平；回顾自己的往史，她很明白，自己的发展曾被一场场不必要的战争极其不幸地拖慢了。何况，除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天性就偏爱安宁与太平之外，正是在他这一朝，种种情势凑在一起，使俄国的要人普遍地、清清楚楚地认定：唯有和平地开发本国资源，才是通往幸福与成功的正路。

就眼下的议题而言，让我们把过去搁下不论。在俄英两国的关系中，就土耳其与中亚而言，双方也许犯过、而且多半确实犯过错误，责任两边均摊。我们只谈现在与将来。凡涉及英俄共同利益之事，没有一件不能撇开其余各国、由我们直接同俄国商议。实在没有敌对或猜疑的理由。就北海与波罗的海而论，两国贸易在互利的条件下大有可为。英格兰是俄国食品的最好主顾；即便俄国的保护关税对我们不算厚道——总的说来其实不然——贸易按公平往来的原则办，于俄国之利不亚于于我们之利。维金斯船长与波帕姆先生得到鼓励，参与开发西伯利亚的河运，这件事让人满有理由指望：两国民间的亲善增进，将是结果之一。在黑海，如今除航运之外，我们几乎谈不上还有什么利益。土耳其的将来眼下是个解不开的谜，而这多半系于奥地利帝国的命运。有一个结局，是任何战争或同盟都难以改变的：无论奥地利的德意志成分是否并入德国，奥匈帝国的残余终究必定向东偏转；而无论奥地利是与俄国分享、还是把通往黑海的门户让给俄国，有一点可以断定：大不列颠在马尔马拉海君士坦丁堡一侧，永远不会立足。一句话，只要俄国的政治家肯对英国在黑海及其附近的贸易前景讲点道理，那么不论她同奥地利作何安排，英格兰都没有理由去阻挠俄国在土耳其的政策。

在中亚，新近了结的帕米尔问题，实际上把除波斯之外的一切难题都关上了；至少，只要双方都真心愿意友好，旧难题便不会重开。至于波斯，那不是燃眉之事；我们不能替孙儿辈把世界的将来划定。无论如何，我们若同俄国来一个通盘的谅解，没有理由不把这一问题也纳进这笔交易里。眼下没有谁把西藏放在心上，但可以断定，不消多久便会有一个西藏问题；在这件事上，俄国既然目下讲理，我们大可以指望她把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及一切南流入海的河流，都视为她势力之外的地方。最难办的还是俄国在中国海面的海军地位；这一问题本可能更趋尖锐，幸而日本骤然崛起，如今这个国家必须同我们一并被算作一个可能的强硬对手。有人说德国占据胶州，表明它同俄国有默契；但以德国眼下政策的反复无常，连德国人自己也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俄国极不可能去怂恿这样一次盲目的跳跃——何况此举无论如何都必定削弱德国本土的海军地位，而又很难说对俄国构成什么威胁。若回顾俄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可以看见她的态度一向友好而公道。两百年前的黑龙江划界一事，俄国人与满洲人同是征服者，也同是探险者。诚然，据说俄国人曾耍过手腕挪动界碑；但那也是中国人极老的花招，何况在遥远边地的地方官，无论哪一边都容易犯这种事。总的说来，直至我们这个时代，俄中通商关系的历史所显示的，是俄国这一边的谨慎、守信，甚至体谅与温和。常有人说，我们对华的上一次战争之后，俄国人从满洲人手里巧取了滨海州，做得漂亮。也许确是如此；但并没有用强，全是靠公平交涉。十八年前的伊犁交涉中，俄国人归还了一部分土地，光明磊落地把这口苦水咽了下去，做法出乎所有人意料。在那件事上，他们同样曾同一位无能的满洲使臣在俄国「漂亮地」谈成了协议；可是那使臣的成果遭到了本国否认；中国依照俄国先前的许诺索还伊犁，俄国便如约交还了。对布哈拉也是一样：布哈拉如今作为藩属国，比一八八〇年的中国还要无力得多，俄国却依着布哈拉旧有的、站得住的主张，堂堂正正地把罗善与什格南两地让还给了它。

我丝毫没有替俄国作辩护状的意思；她的政治家就个人而论，大约既不比旁人坏，也不比旁人好。我要说的只是：把「心理」上的情形一并折算进去，她的亚洲政策「总体上」似乎还称得上光明。俄国在世上的整个姿态，远说不上侵略成性；在中国、蒙古等处的一切基督教传教士里，唯有俄国的传教士「各安其业」，不作咄咄逼人的「战斗」姿态。正教会最是保守而执着，然而它只守住已得的，除以自身利害相诱外，绝不硬把外人拉进羊栏；一句话，它不过是一部政治机器，运转起来同样带着俄国处处可见的那种节制。

出于我们眼下无须过问的自身考虑，俄国认为与法国结盟为宜。德国那套鬼鬼祟祟的「爬虫」报纸，成天弹着英俄之间「利益无可调和」的老调；然而无论法国的动机如何，没有理由认为俄国之所以答应同她结盟，是贪图法国帮着对付我们，或者觉得须靠法国撑腰才不至于挨我们的打。诚然，俄国在埃及、阿比西尼亚、阿拉斯加与暹罗都撒下了种子，指望它长成，以备将来之需；但那不过是性质完全正当的外交手段。无论我们多么希望俄国能多让着我们一些，总得承认她的政策里没有下作的手腕，也没有暴烈的突袭；一句话，把她的政府看作一个人，同俄国打交道时，我们觉得对面坐着的是位绅士。〔原注：如今俄国在满洲那套讳莫如深的政策，已很难支持这一看法。〕

我们没有理由怕俄国，俄国也没有理由怕我们。我们的处境或许有危险，而危险主要来自外部；但不可忘记，俄国也有危险，而危险主要来自内部。她同我们一样渴望和平。就英格兰而言，俄国尽可以对法俄同盟抱无所谓的态度；她之所以需要这个同盟，是为了能不必老提防侧翼上那个德国这只怪物，专心去开发自己的资源。我们则无论为防俄还是防德，都不需要法国的同盟。既如此，把自己捆住手脚、把分量压到法俄那一头，于我们并无任何足以补偿的利益。倘若我们真那样做了而和平得以保全，我们会发现：凡是我们想从俄国得到的，法国都帮不上忙；凡是我们想从法国得到的，俄国若不背弃法国便帮不上忙。而万一开战，我们自己照顾得了自己。反过来说，法国倒有好几样东西想从我们这里拿去；可以断定，她若办得到，此刻就会借俄国之力硬取，何必绕着弯子像德·普雷桑塞先生那样费力向我们证明：主动「示好」、把她想要的东西自愿奉上，才合乎我们自己的利益。然而这样一来，和平多半保不住：英格兰正式加入法俄同盟，意味着海陆兵力如此压倒，三国同盟（就此事而言即是德国）将被压到无法忍受的微不足道。那样一来，德国就不可能安于和平。我们完全可以撇开俄国去了结同法国的争端（俄国于此实无多少干系），正如可以撇开法国去了结同俄国的争端。

我们同法国的争端不少。有纽芬兰西岸的渔业问题。倘若就地做个交易，法国多半乐意拿她在纽芬兰沿岸作梗的权利，去换我们手中那项拆毁她在圣皮埃尔与密克隆两岛所筑工事的对等权利。可是加拿大与美国都不会答应。再有埃及问题，俄国于此只有不大的利益；即便是这点不大的利益，也不会因俄国帮着法国水陆两面完全控制苏伊士运河而变得更大。西非的纠纷看去严重，骨子里却更多是面子问题，而非普遍的实利。法国人处理这类事情，没有俄国人那份沉着与务实。法国的一位要人勒米尔·德·维莱先生日前演说，夸口法国「瘫痪」了英国在印度洋上的指望。这句话把整个法国的姿态——我指的当然是那班不妥协者、不讲理者的姿态——一语道尽。作为殖民强国，法国几乎处处失败：她那几条大轮船公司全靠津贴；贸易受着重重保护；每一个殖民者身边有几百个兵去「保护」；她的殖民地不能给她的青年人一条出路。然而英国殖民事业的成功却刺得她如此难受，以至于相当大一部分法国人竟同维莱先生一般见识，认为只要能「瘫痪」成功的对手，哪怕自己一无所得，也算收获丰厚了。反观俄国人，他们所到之处做的都是扎实有用的事——移民、筑路、建立公共秩序：俄国人的占领里没有半点虚张声势。平心而论，法国人在开辟没有贸易的轮船航线、修没有货物的「船坞」与货栈、筑没有车马的道路等事上，出手极其慷慨；而且在他们的殖民地里，一面是个人身上那种躁急的欺凌习气，一面又有一种维护土著权利的宽厚的公共能力。一言以蔽之，情怀、理论与科学——各有各的可敬之处——是法国统治的主要特色；而这种统治往往妨碍贸易，吓走资本，搅乱土著，连在阿尔及利亚也从来入不敷出。反过来，凡俄国人开辟一地，我们总看见他们随随便便、无拘无束地同土著混在一起，一丝不苟地保全人家的宗教与风俗，鼓励商旅往来；一句话，把那一带吸收进俄国的行政体系里去。事实上，俄国人是有使命的，也像我们一样是务实的拓殖者，只不过走的路子不同，或者不如说，用的是另一种轨距。只要法国有势力的人里多数仍以怨毒的眼光看待殖民政策，大不列颠正当的扩张与法国虚浮的铺张之间，就一日不会没有摩擦；后者那份劲头，好比一个划手明知夺魁无望，却硬要占住一段赛道，指望靠犯规捡点便宜。这种局面本不足深虑，无奈俄国为了在倾全国之力开发内地财富的同时防住德国的进逼，觉得拉住法国的泛泛支持有用；而这一安排，又逼得俄国不时要在自己利益并不相干的方向上回敬法国一点人情。俄国因此得以在世界许多角落里给我们添堵，我们却无法以同样轻巧的手法回敬。俄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需要我们什么；只要能让法国保持一份美好的指望，她连钱也不需要。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尽管俄国的实在利益同我们绝无冲突之处，尽管英俄之间尽可以光明正大、堂堂皇皇地打交道，她却往往为自身利益所迫，去帮衬法国那些不讲理的要求。对症的药，自然是把法国笼络住，使她既无兴趣同我们作对，也无兴趣怂恿俄国帮她作对。这样兜了一圈，我们又从另一条路回到了德·普雷桑塞先生的立论：「你们有足够的力量单独挺住、冒着我们联手毁掉你们的风险么？你们敢断定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而不至于把你们逼进三国同盟的怀抱么？」

对这个问题有好几种答法。头一种是：「你们若真那么强，何必站在屋顶上嚷嚷，还邀我们来分享你们的强？何不干脆把实力摆出来，逼得天下不敢不太平？」任何一个大国，凭一次轻率的或蓄意的暴烈举动，都能把整个欧洲拖进一场血腥的大战；倘若某个大国铁了心要这么做、或不惜冒这个险，那么大不列颠便无可选择，不论把她推上去的是阴谋还是武力。我们所能做的，只有首先不间断地经营海上防务；可能的话，再把第二道防线也加固起来，到时候便为身家性命而战。万一列强结伙对付我们，事情无疑要很艰难；但说到底，若真到那一步，人只能死一回，而且终归要死一回；千百万人的屠戮，不过是在异常激动的情形下，把一件件个人的结局提早了而已。至少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若不能照惯有的自由条件活着，这条命就不值得要；与其接受屈辱的条件，不如大家一起完蛋。何况我们若硬起心肠迎上去，未必不能反败为胜。然而怀着这种情操的民族，通常是不容易灭亡的。除了自己能做的之外，我们海外还有同宗的族人；虽说我们同美国之间分歧不少，但他们和我们自己的族人一样，多半不会袖手旁观，看着一个法国人在普鲁士人或俄国人帮衬下把刀架到我们脖子上。再说一遍：把人性的弱点与外交的诡谲一并折算在内，俄国人为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平：他们的百姓才刚从野蛮与半饥饿里挣出来；一场带着革命风险的大战，即便纯从利害着眼、把一切道义的考虑撇开，也断不合俄国的算盘。

不过还有一点很要紧。我们对俄国这个民族一无所知，便惯于把他们想成残忍、奸诈、贪婪、全无高尚情操的一群。我在俄国时曾留心观察各个阶层，颇为意外地发现：俄国人——尤其是无知未学的那些——对我们也抱着同样荒谬的成见。他们似乎认定我们在虐待、拷掠爱尔兰，正如我们以为他们凌辱波兰一样（在从前，这后一种看法或许不算冤枉）；他们诚心诚意地觉得：我们这班人固然相处起来不坏，手头也阔绰，可作为一个民族却是粗暴、贪得、专横、狡狯、寡廉鲜耻、好管闲事、口是心非——除了不是懦夫之外，几乎坏处占尽。另一方面，我发现俄国人的天性，无一例外地是欧洲最温和、最随和、最富人情味的——欧洲各国的人我差不多都见过。他们的毛病很多；但俄国人性格里最突出的一点——上上下下皆然，凌驾于他们那一份也不少的缺点之上的——是一种热忱而宽厚的人情：容易动感情、掉眼泪；对人家的好意满怀溢于言表的感激；没有小气、琐屑与狡黠的贪心。总之，我越是琢磨俄国人的性情，越觉得他们是欧洲唯一具备我们几种较好特质的民族。俄国人不像我们这样讲公道，不像我们这样诚实，不像我们这样有干劲，不像我们这样有丈夫气；但另一方面，他们较少虚伪，更真地谦逊；更温和、更体贴、宗教情感更真诚、更有人情味，处处都不那么粗暴凶蛮。既然如此，我不信俄国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或作为其代表、并与之共有种种德性与恶习的俄国政府，会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一场只为泄愤与掠夺的侵略性大战；在这件事上，俄国人虽然在才智、机锋、生气以及许多可贵的品质上远逊于他们的新盟友，却在气质上胜过法国人。

最后，即便在法国，也决不是人人都抱着极端殖民派与迎合看客的报界那种怨毒情绪。那些头脑硬实、根底扎实的大众，虽容易被撩拨起愚蠢的热情，冷静下来时总该看得出：大不列颠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损害他们，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威胁他们。即便在埃及，我们的占领于法国投资者也大有好处。法国的金融家在本国尚且不能弄出个收支相抵，他们做得了我们在埃及做成的事么？在我们帝国的任何一处，英国臣民享有哪一样特权是法国人不能同享的？法国在许多方面居于文明之首，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论无私与虔诚，没有哪一国的基督教传教团胜过法国。在文学与艺术、在教养、举止的优雅、勤勉、慈善、公共事业、科学、品味、奢华，以及许多别的可敬之事上，她即使不是独步天下，也无人能出其右。没有哪个国家住起来比她更惬意，而她并无过剩人口嚷着要出路。倘若她肯安于自己天然的范围，她的利益实在没有理由同我们冲突。作为欧洲人人称羡的主人与司厨，她犯不上到海外去出风头。我们这阴沉的气候有半年叫人无可留恋：不靠劳作或户外运动，便打发不了那份无聊。人口早已远远超出本土的粮产。移民是绝对的必需。而我们一旦移民出去并担起治理之责，便是唯一与各国一视同仁、有饭同吃的民族。我们不为英国臣民保留任何独享的特权。那么，我们的行动凭什么该被「瘫痪」？法国为什么不肯在各处以公道的精神同我们相待？为什么不肯鼓励我们？

至于说同两国同盟联手去打垮三国同盟，或者反过来，可以设想：其中一方的暴举也许会逼得我们为自卫而择其一；然而既然眼下有一个势力均衡，何不就让它这样平衡下去？英格兰从未威胁过法国或德国，而且是各国中利益纯然系于和平的那一个。她像美国那样置身于天平的作用范围之外〔原注：一八九八年以后美国的地位已有变化。〕，有什么害处？为什么她不能把彼此相关的事项谈妥——或与两大同盟各自作为整体谈，或与两同盟中的每一国作为单元谈？说她置身局外的地位使她有力量偏向一端从而作乱，这或许不假；可另一方面，任一同盟、或任一同盟中的任一成员，只要愿意，也都有力量把战争提前引爆。既如此，凭什么偏偏要猜疑英格兰？既然大陆各国的庞大陆军眼下已然相持，而英格兰压根儿没有任何进攻性的陆军，那么她岂不正是天造地设、最宜置身事外的那一国？两大同盟的海军也相持了。既然海上优势实际上是英格兰唯一的屏障，凭什么要眼红她这一点优势？

德国眼下的处境很特别。世上最有耐性、最讲科学、最守秩序、最富哲思的民族，竟容许民意——在德国，民意远不等于轻率与无知之声——被帝国主义的票数〔原注：至一九〇三年已几乎不复如此。〕所压倒；或者照德·普雷桑塞先生的说法，被一种格外霸道而不通人情的普鲁士本位所压倒。这实在令人诧异。高贵的腓特烈皇帝未能长寿，对世界或许是一大损失；三位皇帝之中，真正称得上「智慧的皇帝」的正是他。在他明智而有节制的引导下，德意志民族在异族政治暴政之下沉睡数百年之后新近醒来，其最好的品质几乎肯定会朝着立宪的方向发展，而不致威胁欧洲的其余部分。在德国破茧而出的那段过渡时期里，俾斯麦式的粗豪而不甚拘谨的雄才，是不难找到开脱之词的。可是，在德国装模作样地做出一副保护中国不被瓜分的姿态之后不到一年，便对这个已然绝望、已然战败的中国发动了那次出人意料的袭击：这件事恰好说明，倘若帝国议会把手完全放开，任普鲁士容克那一伙人自为，德国海军将来会被派上什么用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德国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如今也没有人知道德国任何一次野心勃勃的举动会在欧洲、或在中国，引出什么样的后果。当年使拿破仑三世始终处在欧洲注视之下、并终于招致其倾覆的那种躁动不安、咄咄逼人的活动，如今似乎不时被德国摹仿。不过，为现今的统治者及其枢府计，也该承认：胶州那一记惊人的手腕虽然得手，却似乎并未使他们的头脑长久发昏，反倒自一八九八年以来把他们稍稍冷静下来，并使他们对中国的态度较为体谅了些。

反对海外黩武扩张的情绪，在德国人中间其实大有人在，若非多数；至少在普鲁士以外的几乎所有邦国里是如此。然而德国政治自由的水位，如今在某些方面比俄国还要低。连从德国寄来的私人信件，措辞也都小心翼翼。德国人就个人而论向来是胆小的民族，尽管在集体为自由而战时从不缺勇气。他们似乎被警察与军人的特权震慑得厉害，以至于那些大思想家、大学者、大富翁、大地主贵族，都有几分小学生偷眼瞟着老师那根藤条的模样。在俄国，众所周知，政府的手臂是够显眼的，一落到冒失的官吏手里，也常常变得专横不公；但那里至少所对付的是蒙昧的百姓，而在上头的是一位有良心的家长式的主人。按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官方悼词，亚历山大三世临终不失为一位天生的绅士。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以令人敬重的审慎与得体，运用着他的个人影响。统治者的属员偶尔辜负了他，不总是沙皇的过错，甚至也未必是他大臣的过错。至少这位政府的元首是竭尽心力要改善他那群毛茸茸的羊的处境的：这里头没有个人野心、对外国盟友的过度迁就、或家族意气的成分；而且像维特先生那样，最卑微的俄国人也能指望做到国家的大员。

然而德国的政府绝不等于德意志民族。德国人当然彼此不同，普鲁士人与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也不一样。可是总的说来，德国人若听凭自己较好的见识行事，不受警察的窥伺与呵斥，乃是一个安静、讲理、多情、埋头苦干的民族；在享乐上比我们更耽于感官；不及俄国人温和；却更胆小，心地几乎同样和善；举止粗率不讨喜；不是宗教上的狂热者便是憎厌宗教者；性子有点酸；若无约束便贪；不如俄国人幽默，不如法国人机智；细心、精确；若说他严苛，那么其性格之强通常也与体魄之强相称。德国人的天性与其说是妒，不如说是羡；他没有俄国人那种坦荡宽厚的好客；骨子里是个自私的人；含怨记恨，暗中使绊；却不像科西嘉人那样嗜报复。这些不大好看的特点，我们身上也有不少；但德国人似乎常常缺的，是我们那份公道意识与个人的骨气。在纪律之下他有的是群体的勇气，德国军官在倒霉的平民冒犯他时更是一身火气与「荣誉」；可是一个对一个，这位工于算计的德国人，既没有俄国人也没有法国人那种慷慨的冲劲。他是那种在起坏心时会朝倒地的人下手的角色，而俄国人无论何时都很少这么干。人们会注意到，普通德国人的头形与欧洲任何别的民族全然不同。总而言之，他的性格极易堕落为侵夺性的贪求，也极易退回到顺从的驯服，全看作用于他身上的影响如何，也全看他眼前所见是有利可图而无风险，还是受罚而无从脱身。近来德国人在奥地利帝国议会里的表现，正是一个可悲的例证：泛德意志一类的文明人，在种族仇恨与期望落空的刺激之下，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而，我们既能笼络法国人与俄国人，就没有理由不能同样笼络德国人：除了通商上的利害，德国并无与我们冲突的实在利益。德国的商业在英国殖民地里享有的特权，同英国商业分毫不差。当年德国还没有力量在海外保护自己的时候，她在英国人手里从来不曾冒过受不公之待的风险；说实在的，她的政策一向是舒舒服服地躲在英国开路人的羽翼之下，而这位开路人从来没有一次辜负过她。在远东，英国官员保护无人代表的德国人，向来同保护本国人一样尽心。德国贸易额增长之后，情形也并未改变：尽管德国商人凭着更为圆活的手腕侵入了英国商业的领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怪英国人自己的自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英国商人的警觉与妒忌，英国的政策却始终未变。德国贸易在海外一如既往地安全。德国人喜欢英格兰的自由，甚于他们自家殖民行政那种纠察式的管束。德国商人在英国的银行、市政机构、轮船公司里都有充分的一席；德国雇员在英国商行里一如既往地受重用。总而言之，若把那不可避免的商业妒忌撇开——说到底，德国商行与英国商行之间的这种妒忌，并不比英国商行彼此之间的更重；若把轻率而不体谅的外交所造成的那种虽恶而短暂的国民情绪撇开，那么，把民族怨恨一味蓄养起来，便再无任何可以说得通的理由。我们有兴旺的殖民地而德国没有，这不成其为抱怨的正当理由：早在她成为「世界强国」之前，我们就有了；何况就一切通商目的而言，她现在能、将来也永远能自由地利用它们，如同自家的一般。作为殖民者，德国人（在自家统治之下）比法国人还要失败：他似乎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除了压服式之外还有别的政体。但愿冯·比洛先生是当真的，胶州能按诚实的自由主义原则重新起步。看看今日的黑尔戈兰岛罢：本地居民不许成群站立；舞场与音乐厅每周只开两次；两千本地人受着警察与军人的白眼；从汉堡渡海来的浴客不再按季常住数月，而是偶尔来住几天——凡此种种（尽管黑尔戈兰严格说来算不上殖民地），都足见德国官员那套行不通的观念；与从前的好日子相比，令人不胜怅然：那时候全岛的「武力」不过是六名不带武器的英国水兵；整个时令里城里满是兴高采烈的德国人家，享受一整夏的自由；与世无争的岛民三五成群地过日子，用望远镜眺望大海，收拾海鸟的皮，或去当引水，享受着绝对的自由。

正如我们绝无可能为了自保而去同德国及其盟国联手对付法俄——我们同那两国并无过节——我们也绝无可能为了加害德国而去加入两国同盟。也就是说，除非人家硬把我们逼到那一步。让德国的贸易只管增长罢：我们可以眼红，但我们会用正当的办法尽力把天平扳回来。德国与我们之间永远打不起仗来，除非是德国自己蓄意为之；而只要在祖国作出的决断仍听凭德国人自己的常识去裁定，只要他们还有勇气抗住那些可能把他们、也许还把欧洲其余部分一并拖入战端的荒唐任性，这种事便极不可能发生。论社会等级之森严，德国甚至过于俄国。在俄国，毕竟有一种诚实的心愿，要开发本国而不害及国境之外的任何人；何况无论如何，专制在那里还有一条借口：百分之九十五的民众是文盲。而在德国，我们却看到一幕奇景：世上教育最好、在许多方面也最有能力的民族，被几个强悍的人物牵着鼻子走。巴伐利亚、萨克森以及帝国其余王国与公国的人民，难道就没有说话的权利？难道这些邦的人民在帝国里的份儿，不及普鲁士那一小撮寡头来得名正言顺？倘若一生一世都要听凭纠察者与警察摆布，人生的乐趣又在哪里？说是为着安稳，这理由不够充分：照此说来，关在牢里过日子也能说得通了。

欧洲的将来，说到底是系于德意志人民的，至少不亚于系在沙皇那所谓的专制与法国人那所谓的复仇之念上。德意志人民只要肯抖擞起来〔原注：一九〇三年六月的选举，正可见一场大大的「抖擞」。〕，坚持要自己的政府把行动限制在宪法的范围之内，那么优势与同盟之类的问题便无从谈起；如今逼得大陆各国把全部资财耗在军备上的那些恶意猜疑，也许会渐渐消散，给仲裁的时代腾出路来。

远东问题

要更好地理解远东眼下的局面，必须上溯数百年，弄清现今的满洲—鞑靼王朝是怎样坐上帝位的。有组织的帝制中国，其历史至少有两千年记载得清清楚楚；但就本文的目的而言，二百五十年以前的这一段漫长岁月，只须用一两行话概括：即帝国的北半部落在鞑靼人治下的次数与年头，同落在本土王朝治下的一样多。不过，由于中国人垄断了定居生活的技艺——所谓技艺，指的是文字，以及由文字而来的组织、记录、理财等等能力——结果每每是：入主的鞑靼族终归融进了被征服的中国人里；即便不然，也被安定的文明磨软，失掉了原始的尚武之气与统御之能。蒙古鞑靼在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手里何等可畏，后来竟堕落至此，以致五百三十年前〔原注：本文原刊于一八九八年。〕反被本土的中国人轻易赶走，领头的是一位极有才干的还俗僧人，他开创了一个十分强盛的王朝。这个本土王朝又在约二百五十年前被满洲人取而代之。现在不妨说一说满洲人是什么来历。

在上述那两千年信史时期之内，我们如今称为满洲的这片地方，大部分一直由同一个族群占据，通称通古斯族。除去很晚近的中国移民之外，如今依然如此。可以肯定，朝鲜人曾经占据满洲南部——那一带如今已有一多半是中国人——甚至可以追问：他们是否与满洲人同出一个原始族属？不过那是远出本文范围的人种学问题；即便同源，他们的语言也已变得太多，如今几乎无从据以辨认。其余一切通古斯部落自古以来都是猎人，至今大体仍是；他们不像蒙古人那样赶着畜群逐水草而居，而是四处游猎，按季节寻鱼、寻兽、寻皮毛；定居之后养的是猪，而非牛羊。这些部落的开化程度历来参差极大。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一带的猎人，习俗上仍与两千年前相去无几。偏南的那些部落，自然从邻人处濡染了不少中国与朝鲜的文明。他们有时在中朝两国的边境政局中颇为要紧；他们建立过自己的王国；或径直采用汉字，或据汉字另造文字；而且不止一次真的做过华北的皇帝，或者逼得中国皇帝向他们纳贡、以平等相待——这一切都发生在世人连蒙古之名都还不曾听说之前。

蒙古治华的一个半世纪间，约自一二一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通古斯人被其后继者赶往北方，此后似乎被人遗忘轻贱，在蒙古—中国的史籍里几乎不见提及。在继蒙古而起的本土中国王朝的头两百年里，情形也差不多。可是到了十七世纪初，宁古塔的诸贝勒——一千多年前那里曾是强盛的通古斯都城——开始生事；不久这些贝勒便合成一个叫作「满洲」的小邦。可见「满洲」这个词至今不过三百年，其含义究竟为何也很不确定。无论如何，第一位强有力的满洲君主努尔哈赤显出了军事组织上的天才；他征服并兼并了周围所有通古斯部落，用兵远及黑龙江、乌苏里江与鸭绿江；又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这些部落所说几乎都是同一种语言的方言，于是萌生了缔造一个伟大满洲民族的念头。他死于一六二六年。

正是在这内部发展的时期，满洲与中国动起手来，起因多半是一个被兼并的部落——此部落半属蒙古半属通古斯——曾向中国皇帝求过庇护。中国人一败涂地，其狼狈情形与一八九四至九五年被日本人击败时如出一辙。这位满洲首领得胜之后胆气渐壮，顺着大致与如今俄国（吉林—奉天）铁路即将取道之处相同的一线推进。〔原注：该路现已筑成。〕其时东蒙古诸部大多已被征服或以联姻拉拢过来；至一六二二年，这位满洲君主已可稳稳南下，把朝鲜旧城、当时尚为中国边地戍城的奉天定为都城。他推进的一部分路线，恰与近年日本人的行军路线重合；事实上，就在他临终之前，他在鸭绿江口附近几乎正是日本人得胜的那一处击败了中国人；又听说敌人正在修筑旅顺口的炮台，便遣六千人去取。历史重演之奇，令人称异：读者当记得，日本人唯独在旅顺口纵兵屠戮；满洲人当年也是一样，原文所记是：「克旅顺口，尽屠华兵，毁其城堡。」

第二位满洲君主阿巴海〔原注：另有一说其名为皇太极。阿巴海或许不过是其汉文年号「天聪」的满语说法，源出满语「阿卜凯」，即「天」。〕起初只用可汗这一朴素称号——这是古老的通古斯王号，似乎正发源于满洲而后西传；但到一六二八年，他发现被蒙古人逐走的华北通古斯鞑靼诸帝，实际上差不多同出他的祖族，于是自称「皇帝」。在着手经营中国之前，他先迫使朝鲜国王接受他的保护；随后经过苦战，一步步向南收紧，把兵力屯在中国边境上。他儿子的绝好机会来在一六四四年：中国爆发了叛乱，北京被来自西边的中国流寇攻陷，明朝皇帝（嫡系的末代）自尽。一位中国将领一时糊涂，引满洲之兵来驱逐流寇；自然，这些保护者一进京城，便发现了留下不走的理由。换言之，他们宣布中国的王朝已亡，自己才是正当的继承者。从这一步到征服中国，靠着那些被拉拢或买通的中国人相助，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这整个故事的教训是：一八九四至九五年日本人既已据有辽东半岛，当时若果断进军奉天与北京，则两处历史名都一旦在握，他们未尝不能收买笼络到足够多的中国大臣，把整个帝国拿到手。无论如何，数月之后他们以条约取得辽东，其居高临下之势，已几乎不亚于一六四四年入关前夕的满洲人。俄国人不喜欢这局面，实在不足为奇；而他们一旦把日本人挤走，又看出中国人何等虚弱，便着手把久蓄于心的开放满洲以通己国商贸的梦想付诸实行，也就理所当然。近年种种事变的结果是：俄国如今对满清帝国所处的威胁地位，几乎与二百五十年前满洲人对本土中华帝国所处的地位一模一样。满洲人当年是被请进来驱逐叛军的。俄国人则可以说是自己请自己进来，去驱逐或挡住日本人以及别的可能的劫掠者（这是他们的说辞）。今日的满洲皇帝一如当年的中国皇帝，是嫡系的末代，且无子嗣。事实上，他自己的继位就不合常规，二十年前便有御史据此预言过帝国的崩解。那时，即二百五十年前，与今日一样，旅顺口被占，朝鲜被迫接受北方新兴势力的保护。〔原注：然而至今俄国尚未能把日本的影响逐出朝鲜。〕主要的不同在于：满洲人当年没有对手，或者说早已制伏了唯一可能的对手——蒙古人。可俄国不但有对手，还有难相处的伙伴；而且满洲人当年很快就把请他们来驱逐的叛军歼灭了，俄国却既没有、也没能力把日本人赶走。若听凭她一国行事，她要进兵北京、控制档案、把皇帝赶跑、接过那张空着的龙椅，绝无半点难处；不过那当然并不等于征服中国本部的各省。在讨论那些难相处的对手与伙伴指望分得多少之前，先来看看俄国是怎样进到满洲的——四年前她还几乎不敢把脚伸进那片地方。

许多人大概都注意到，约三个星期前〔原注：一八九八年。〕《泰晤士报》上刊过荣赫鹏上尉的一封信，有几家外省报纸也转载了。他恰在十二年前〔原注：一八八七年。〕同詹姆斯与富尔福德两位先生走遍了满洲三省；他把当地今日的活跃同一八八六年那种无可救药的死气相比，并补充说，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那时俄国人还有几分怕中国人；对满洲几乎一无所知；在那里没有商行；一言以蔽之，他们要保护的实际利益比我们还少。这一切，俄国人自己也用官方的语言加以证实。财政部去年〔原注：一八九七年。〕刊行了一部两卷本的满洲著作，作者波兹德涅耶夫先生在略述俄国人为了解此地所作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努力之后说：那三位英国人的劳绩已经成为（译其原话）「我们关于满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本书几乎每一页都能见到对他们的引证。」

以下是这部俄国官书的简要提炼，我不妨补一句：中国史籍对此完全印证。一六四三年，若干哥萨克冒险者顺黑龙江下行，直抵松花江口——伯力城即以其中一人命名，此人曾于一六五一年在那里过冬。俄国人的主要据点在雅克萨，又名阿尔巴津，得名于其所属的通古斯酋长阿尔巴西。斯捷潘诺夫于一六五八年在探查松花江时被杀，此后「整整两个世纪」（再引原话）「俄国人不曾出现在这条江上；直到一八五八年与中国订立《瑷珲条约》，穆拉维约夫伯爵才为俄国船只与臣民取得在松花江自由航行与自由通商之权。」俄国人在阿尔巴津一直守到一六八五年，但在那里（用作者的话说）「这场争斗的结局对俄国人是致命的。」一六八五至八六年，满洲人屡次在小仗中击败他们，最后攻下该城；依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该城被彻底放弃并毁去；城中俄国居民被带往北京，其后裔直至今日仍在正教俄国神甫照料下受着优待。依约，自格尔必齐河至海，黑龙江两岸尽属中国，以一道山脉为界；自那一日起直至一八五二年，俄国人同满洲的干系并不比同廷巴克图的干系多。他们的贸易限于恰克图；由楚鲁海图经齐齐哈尔往北京的东路旧道，从此废弃不用。就在那一年（一八五二年），总督穆拉维约夫发现中国从未对上述界山与黑龙江之间的地带宣示过主权。他取得沙皇准其顺黑龙江而下的敕令后，一八五四年自石勒喀河启程，次年便悄然占据了左岸的全部领土。一八五七年，中国正与英法交兵；年内广州失陷；一八五八年五月我们攻取大沽炮台——北京的海上门户。俄国于是因势利导，取得中国对其黑龙江兼并的正式承认。依《瑷珲条约》，整个左岸确认归俄；自乌苏里江口至海的右岸亦然；乌苏里江与海之间那片要紧的地带则「留待日后商议」。不必说，英军进入北京之后，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又以《北京条约》把这一片也弄到了手。她至此第一次名正言顺地占有通古斯人的土地，控扼了直抵朝鲜边界的整条海岸。前已说过，中国名义上准许在黑龙江、松花江与乌苏里江上「自由通商」（除俄国人外不及任何外国人）；然而尽管如此，切博塔廖夫一八五九年在三姓试图享用这项条约特权时，还是被囚被杀；俄国人直到一八八〇年所派出的各种考察与通商队伍，收效甚微，以致有十五年之久（再引原话）「没有俄国商人愿意到松花江上去做买卖碰运气。」直到一八九五年，日本人再一次打断了中国的脊梁之后，俄国公使喀西尼伯爵才说动北京政府采取必要步骤，落实条约权利。

由此可见：整整两个世纪，俄国虽近在咫尺，却在满洲一步也未能推进。只是在英国人与日本人先后为她扫清道路之后，她才得以伸张；而且直到英国军官为她指路之前，她连南满两省都不曾作过有效的勘察。所以，除了她的西伯利亚铁路以及为这条铁路寻找出海口的需要之外，她在那片土地上的通商特权毫无优先可言；而且正如荣赫鹏上尉所提示的，我们一面应当充分体认她为世界打开这片久被冷落的「缓冲」地带之功，一面须极其小心地守住已经立定的脚跟，不让俄国把我们挤出去，也不让她定出有损我们既得利益与明白条约权利的差别税则。

再回头说一说二百五十年前的满洲征服。规制之内的十八省（即中国本部）不久便被平定，其后满洲的威权又及于西藏、喀什噶尔与安南；在某种程度上还及于尼泊尔、琉球，甚至缅甸与暹罗。满洲人从不曾与日本打过交道；忽必烈的水陆大军在日本人手里挨过的那顿痛打，大约使得后来这个鞑靼王朝决意对这些勇敢的岛民敬而远之。满洲的国势在一百年前登峰造极，上述各国（或许缅甸除外）无不称臣入贡。到此为止，满洲王朝即便不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朝，也是最好的几朝之一；对这一点，最肯承认的莫过于明白事理的中国人自己。它几乎原封不动地接过了前朝的整套行政制度，社会上唯一重大的改变，是满洲式的辫发——通常被人不敬地称作「猪尾巴」——被不容分说地加在了全体男子头上。中国本部的人口在一六四五年至一七九五年间增至十三倍。那时官场的贪墨虽与今日一样盛行，国库里却总有大笔的盈余。朝廷所收的岁入，几乎全出于田赋与盐课。另有些次要的来源，如牙帖与关税；但当时有一种默契：这些小税与征收处多半留作地方之用，或充作宫中宠幸的外快，由他们包揽自肥，再把所得的一部分解进宫去。满洲的有效人口从来不多，全都聚在北京，或聚在十来个大的省会重镇，编为定居的驻防兵，携眷而居。其中有几处就在满洲本土；但要紧的一点是：除北京与满洲之外，开化了的满洲人一向住在军营式的聚落里，与中国人分开，很像英军在印度住在兵营区一样。所以，除了饥荒、战争与叛乱时时给满洲帝国造成的损伤之外，还有一条蛀虫始终啃着它的命根子，那便是二十五万户无所事事的满洲军户：他们支着优厚的钱粮，把全国现银岁入吃掉了一半。未被编进这二十五万来户军籍的满洲人及其他通古斯人，或仍留在满洲为猎户，或在北京与满洲同中国人杂处。满语几乎已成死文字。

中国规制之内的十八省，治理之法如下。每省有巡抚一员；每两三省为一组，设总督一员（西人常称之为「副王」），与巡抚分权而治，却全然不是巡抚的上司。有一两处因特殊缘故，只设总督而无巡抚，或只设巡抚而无总督。无论如何，在这些最高官员之下——不论一员还是两员——每省设布政使与按察使各一，总督与巡抚通常依这两位大员的会衔条陈行事。每省有知府十至十五员，所辖之地大如荷兰或比利时；每府下辖五至十州县，每一州县大如法国的一个省。中国的文官制度另有许多细目；但上述大体便是那具真正中央集权、供行政运转的骨架。这些官员或为汉人，或为满人，皆有可能。北京的六部与内阁（相当于我们的各部与枢密院）把自己的或皇帝的谕令传给督抚，督抚经布政、按察两司下达知府，再由知府下达州县。州县官因此是真正干活的单元；举凡刑名、钱谷、政务，几乎无不经其手。往来的公文浩如烟海，却极有条理。

理财之法如下。每省岁入自十万镑至一百万镑不等，数目当然相当稳定，北京了如指掌。京师的度支衙门每年深秋把来年的分派下达各省。头一笔、也是最重的一笔，永远是拨给北京满人的那一份，这一项几乎吞掉现银岁入的四分之一。部里比方说会这样吩咐：「着于田赋项下解银五万镑，供京旗；于盐课项下解银二万镑，供内廷；于洋关项下解银五万镑，供边军；于厘金项下拨银五千镑，协济某某省」，云云。有一两个中国的省什么也不解，反须协济。满洲三省破败凋敝，大半靠十八省供养。有账可稽的岁入总额约为七千万两。〔原注：参见论「岁入」的专章。〕

以上算是一幅简略的素描——或许过于简略，但就眼下的用途而言，篇幅所限也只能如此——描的是中国开始衰败之初的财政情形。开支主要在军事；钱全花在满洲兵（二十五万人）、各省的中国兵（六十二万人）、官员俸禄、驿传与宫廷用度上。除每年用于治理黄河的约十分之一岁入（其中大部分进了陋规）之外，中央政府从不曾有过丝毫为百姓做点什么的样子。每省自理其事，每州县亦然。公共工程、教育、卫生、道路、渔业——凡此种种，都由百姓自己就地张罗。政治上的凝聚力因此荡然无存。北京是大的「揩油」中心，各省省会不过是小一号的同一物事。政府所做的只是维持秩序、扯动线索；满洲政府同此前那些更坏的政府相比，区别只在于它秩序维持得较好，把太监压得住，极其节俭，并竭力把暴虐与勒索约束在尽可能窄的范围内。尤其是，头四位皇帝共在位一百五十年，都是有能力、有良心的人，深知自己对苍生负有责任。

可是到了第五位皇帝，一个阴郁而放纵的人，衰败便开始了；一场大的会党之乱，三年之内耗去中国一万万两（在中国，这相当于我们的一万万镑）。到了第六位皇帝，一个性情执拗、不肯通融的人，同欧洲人的麻烦开始了；四十五年前，正因财政的错位，才头一次想出了名为「厘金」的新税法。〔原注：参见论「厘金」一章（《中国》，穆雷书局，一九〇一年）。〕其缘起是这样。在第七位皇帝——一个可怜的、荒淫的家伙——治下，太平天国之乱蹂躏了半数省份；田赋收入减去三分之二，直至今日也没有恢复旧观。盐课也因同一缘故大减。所以第二次战争之后，我们除了自己接管海关，别无办法收回赔款。赔款付清之后，中国政府看出账目精确的极大好处，便为公家之利留下了那班洋员；自那时至今，在赫德爵士出色的经营之下，这个洋人的征收机关不断扩张其范围，以致如今按当前金价折算，它所征得的收入几乎抵得上四十年前北京政府经手的全部银两岁入。然而，田赋与盐课既已大减，各省督抚便无力照旧向北京解款，连自己衙门的用度也支不动。厘金之制于是渐渐生了出来。这个词的意思是「千分之一」，起初不过是对过内地关卡的货物课的一点小税。条约既规定洋货平均课税百分之五，而北京政府又自然把一切有实账可查的款项控制在手，厘金便给失意的各省政府提供了一个顺手的法子：既可在洋货贸易上抽成，又可把这项新收入的底细尽量捂在自己手里，以此对北京作一回敬。当然，名义上的「千分之一」不久便轻易变成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十；一处卡子、两三样大宗货，也变成了百卡林立、举凡土洋之物无所不税。

直到日本的战事爆发之前，北京与各省虽受着这种财政上的纠缠，却也勉强支撑得过去；中国一向抵住了借洋债的诱惑，即便偶尔举借，数目也甚小，且多半不由朝廷作保。可是这场日本战争，除了再一次把中国的财政搅得七零八落，还压上了二万万两的赔款，至少抵得上她全年岁入的三倍；为了清偿这笔钱，她不得不把自己唯一稳妥的资产——洋关收入——整个抵押出去，其中一部分且由朝廷作保。这一来，不但北京政府失去了可靠的老本，连各省也更难过：它们从前还能分得一份洋关收入，如今既分不到，还得照旧解款上京。头一个念头自然是加厘金；可这里横着不少大难处。其一，连中国上层的统治阶级也承认厘金是个恶法；北京不大喜欢它，因为北京从来弄不到征收的真账；它在各省的中下级官员中间却极得人心，因为它提供了许多肥缺和一大片可揩之油，正好顶替那些价值大跌、或已从省里手中落入包税集团之手的旧田赋、盐引与常关；末了，厘金已变得如此普遍而磨人，成了各行贸易的重累，动辄激出民变。一句话，厘金问题在北京（即满人）与各省（即汉人）之间制造着危险的争斗；若不废除，或不极其小心地处置，终有一天可能酿成革命。数日前传来的沙市之乱，似乎就是一例。

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把全国上下的厘金一概废除，作为补偿，提高洋关所征的税率。〔原注：马凯爵士如今（一九〇二年）正设法做此事。〕这自然会给贸易以极大的推动；但若没有一个「分配协定」，即各得其份的办法，各省不会轻易答应把这样大的新权柄交给北京。何况英国的贸易占了三分之二；即便我们答应，别的列强虽只做着微乎其微的生意，却可能为答允改税而索价过高。〔原注：这正是其中某几国如今所为。〕另一条路是把厘金置于洋关管辖之下。这对贸易也有好处，各省对所得也更抓得住。我相信后一条路即将〔原注：已经办了（一九〇三年）。〕在大江沿岸的一组省份试行，最近那笔英德借款的担保品中便列有一部分厘金。这是一次分量不轻的试验；已经有风声说，几位督抚正打算联手抵制把这一新法推及自己省份——尤其是省内腹地——的任何企图。

中国实在是狼狈到了可怜的地步。皇帝目睹近来这场战争中兵士的怯懦，下令把无用的各省汉军逐步裁撤，以求严行节俭；可这里又有难处。头一层，现有的那些吃闲饭的兵，一旦断了他们惯领的饷，便动辄要哗变或落草；第二层，他们大多只在纸上存在，其饷银有一大部分几代以来一直进了官老爷们的腰包。各处满洲驻防如今已同各省汉军一样窳败，惯于懒散度日，除了护住自家城中营区免遭汉人攻击之外一无用处：而这些又不能裁；因为若不娇养、不发饷，他们自然要问：「拥戴这个王朝、做一个满洲人，有什么用处？」所以近百年来一切认真的仗，都是那些叫作「勇」的雇募之众打的——多半是些粗汉。海军已被日本人摧毁或掳去，而重建一支像样的海军又已无钱。至于铁路与新政，中国商人谁也不肯把银钱借给官府。至于藩属之国，一个接一个被削去了。日本取了琉球；法国取了安南；大不列颠取了缅甸；暹罗在我们第一次对华战争之后即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朝鲜在外力压迫之下宣告独立。尼泊尔徒存旧仪，实际上已属我们。驻藏的满洲大臣，不过是些受优待的政治囚徒罢了。最后，作为祸患之极，德国在太平无事的年月里，几乎就在孔子圣裔的鼻子底下把自己栽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俄国见状惊心，先是取得让铁路穿过满洲的允准；继而借口按约有权保护路上的工程师而开兵入满洲；最后占了中国最好的要塞充作铁路终点，还擅自给它加上八百方英里的腹地，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法国自然不肯落后，在南方弄到了一个海军站。英国从这场混战里出来，取得了几项极要紧的租借，然而全属防御性质，对天下并无威胁。可以想见，仍在按兵不动的日本〔原注：果不其然：自「拳匪」之乱这场更大的灾祸以来，日本已同英国结盟。〕日后还是要打交道的。眼下她已取得对福建一省的某种预取之权。

现在须说到朝鲜，看看中日之战是怎样起来的。自满洲人入主中国以来，朝鲜一向按期向北京入贡，是一个最恭顺的藩属。直至十五年前（一八八三年），中国对其内政绝无干预：朝鲜所要做的，不过是按期进献几样名义上不值什么的土产，而所得的回赐甚厚；再就是王位更替、嗣君继立时前来请封。

不过在三百年前、即满洲人入关之前五十年，日本曾以纯粹的征服之战席卷朝鲜；虽然终于靠中国之助被赶了出去，她却始终没有放弃在釜山港的立足之地，那里一直在对马岛大名治下作为通商口岸。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初招来对朝鲜不利的注目的，是迫害传教士与虐待遇难水手两桩事。一八六六年，先是俄国人、继而法国人向她提议，未成；美国人于一八七一年接着来了一次惩罚性远征；可是直到一八七六年，日本人才率先立约成功。美国人于一八八二年仿效其例，且兼为中国代办。于是外交上的问题来了：「一个藩属之国怎能独立缔约，尤其是同自己的宗主缔约？」同一切外交问题一样，这问题由最强者解决了；说到底，国际法不过是一套由实力大体相当的国家彼此认可的成规罢了。英、法、德无不争先仿行，跟着俄国人也登场了。朝鲜顿时成了外交角力的中心，各国各取「独立」或「藩属」中最合自家利益的一说。阴谋、暗杀与政变接踵而至，快得骇人；终于在一个不祥的时刻，中国违背她一八八四至八五年同日本所立的约定，于一八九四年决意派兵入朝弹压一场叛乱。

日本报旧账的机会至此来了。她一直悄悄地把陆海军整治到极精良的地步，中国却自欺欺人，以为自己那支被庸懦与贪墨蛀空了的军队足以对付日本兵而有余。至于中国的海军，英国军官琅威理提督刚把它带到相当可观的效能，中国却在一八九〇年自杀似地毁了它的大好前程：那一年，这位可敬的军官受了一桩愚不可及的侮辱——名义上的统领丁提督不在时，自大的华员属下悍然不许他升自己的将旗，这是极重的冒犯——而李鸿章宁可让他辞职，也不肯为属员那点小小的无礼道歉。既然失了英国人的督率，这支耗费百万的好海军自然一落千丈；到了考验的时辰，当然轻易便成了日本人的猎物。此后的事人人皆知：日本人在陆上把中国那班乌合之众彻底击溃，据有辽东半岛与山东的一部分；强攻取下旅顺口、大连湾与威海卫诸海军要塞；并在马关向李鸿章口授和款。这是有史以来满洲人第一次屈辱到要遣使往异国乞和。中国除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之外，还须承认日本占据几乎整个辽东半岛，连条约口岸牛庄也在其内。

可是这一回轮到俄国的机会了。一八九四年将尽时，胸襟宽大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驾崩，一时似乎使俄国的动作停顿了下来；但这不过是片刻之事。罗巴诺夫公爵很快便把阵势排开。事情明摆着：日本这样一个新兴而有雄心的强国，横插在中国与朝鲜之间，其位置足以让她从容地把朝鲜吞掉，又足以对中国施加压倒的影响；这对俄国那基于西伯利亚铁路的新的大指望，是不可容忍的阻碍。俄国不但无法由海路抵达中国而不冒险经过威海卫与旅顺口，而且无法先日本一步开兵入朝：日本在辽东的基地，比俄国在海参崴的基地离朝鲜京城要近得多。这一切对英格兰并无什么特别可惊之处；就某一层说，倒不失为战术上的一点便利。但我们若冷静而不存成见地看俄国的志向，便不能怪她要四出寻找盟友，好把这种可能的发展在萌芽时挡住。至于德法两国加入俄国抗议的动机，确实无人知晓；多半连它们自己心里也不曾理清，也不甚明白，只是笼统地指望能从中捞点好处，而且多半是让我们吃亏；此外，眼看一个非基督教的强国得此大胜，其出人意料的锐气叫它们神经上有些不舒服，因而生了点意气。至于英格兰，一般的说法是：俄国当时曾提议与她携手，甚至在她去找法国或德国之前；但这我一无所知；至于我们若真拒绝了、其指导动机何在，我更没有资格去猜。我只能推测：许多英国人出于抽象的道理，会倾向于把一个勇敢的小小胜利者辛苦挣来的果实留给他；此外还有上面说过的一层相当明白的道理——压制亚洲唯一一个生气勃勃、身体康健的本土强国，未必合我们的利益；何况这个强国日后一旦俄国有过分的要求，是足以在海上与陆上作坚实抵抗的。〔原注：此后显然正是这些考虑占了上风。〕无论如何，如今再论「本来可以如何」已属徒然。更切题的是就事论事，因为第二位穆拉维约夫伯爵——这个于中国是不祥之兆的名字——已经披挂上阵了。〔原注：他的死法，怎么看也算不得个人的成功。〕

日本战事之后，局面安静了一阵；人们普遍觉得，在新沙皇加冕与女王登极大庆之前，不会有严重的政治爆炸。在这段宽限期里，中国的表现令人极其失望，她的政治家似乎从自己的灾难中一条切实的教训也没学到。她若肯奋力整顿财政，把那班乌合之兵——尤其是边防之兵——练成能用的队伍，或许还能抵住进一步的侵夺，从而博得列强的同情与善意：可她非但不如此，反而继续纵容规避条约；她的督抚对愚民迫害传教士睁一眼闭一眼；她在东京惹恼法国；她在财政上毫无痛下决心整顿之举；她驻伦敦的公使竟想在使馆里绑架一个人；她甚至管不住自己那班粗野的兵，任其凌辱从德国请来的教习。于是她处处失掉了本该努力去挣的同情。与此同时，俄国不失时机地利用着时局。她既已受过一次惊吓，便清楚地看到：若不立刻设法为铁路取得出海口，她通往公海的道路在亚洲将同在欧洲一样再度被切断。何况，中国既护不住自己的富省不受日本侵入，显然更护不住满洲这些贫瘠而被冷落的缓冲之地——护不住它们不受横行其间、甚至威胁俄国边境的中国马贼之害，也护不住它们不受俄国人自己之害。一言以蔽之，满洲之于当时，正如二十五年前希瓦、浩罕与布哈拉那几个强盗式的土库曼邦国一样——熟透了，只等人来摘。

所以，我们若暂且把自身的——尽管也许十分公道的——利害之见撇开，设法心平气和地用俄国人的眼睛看这件事，便不能不承认：满洲需要整顿；除俄国之外，没有哪个欧洲强国可能从陆路开发北满；除俄国之外，没有别的强国与北满接壤，也没有别的强国能以自卫为由主张占据它；中国人迄今连俄国人在满洲最起码的条约权利也不肯给；开发满洲、恢复那里的社会秩序，显然是可取之事；满洲的太平洋沿岸全属俄国；最后，她已付出巨大的牺牲，把铁路从欧洲一直修到了满洲的大门口。另一方面，按我们与中国的条约，我们在满洲各省有与在中国本部同样的游历通商之权。我们是最先勘察满洲的。在欧洲各国里，我们在南满所占的海上贸易份额远为最大〔原注：如今日本人与美国人已与我们相埒。〕；但同时也须记得：这一带与海参崴之间还有相当可观的海带与鱼货海运贸易，所以俄国人也有些海上权益要维护。

于是问题就清楚了。只要俄国不企图剥夺我们在北满两省游历通商的权利（这项权利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名义上的）；只要她不企图为自己设立优先权；只要她不企图同样损害我们在南满的贸易，不去干涉〔原注：她正在干涉。〕那里由我们高效而不分畛域地主持的中国海关，那么，让俄国放手用铁路开发满洲，对我们、对各国，显然只有好处。

有人会说，俄国已经在设法损害我们的北满贸易了，因为她插入了一条：其进出口货物只按海路税率的三分之二纳税；这当然是楔子的薄端。不过须记得，俄国从陆路运往天津的出口货，在旧约之下早已享有此项特权，所以事情还不至于严重到不能靠和平的交涉调整过来。也不可忘记，法国在东京边界上有陆路优惠税则；而且我若没记错，我们在缅甸对中国边境贸易也另有一套课法；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可不加斟酌、不加审慎便加以谴责。我们有权要求的是：在俄中共管的大连湾口岸所课之税，不得以损我之利去偏袒俄国贸易或任何别国贸易；俄国在旅顺口这个军港的贸易，不得暗中以优于我们的条件授予俄人或由俄人攫取；并且只要满洲一天还是中国领土，俄国便不得企图限制我们的传教士与商人在满洲任何地方的行动。听说如今凡欲在旅顺口或大连湾登岸者已须持有护照——一起手便是极不宽厚的政策。俄国深知自己在进取心上竞争不过我们，因此毫无疑问会在上述各项上设法把我们挤开。这也怪她不得。我们自己要做的，是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权利。

任何给予俄国臣民在北满独占矿务或别项租让的规定，看来都明显违背我们同中国的条约。当然，中国人不给某一具体租让与某一特定个人，是无从禁止的；这条消极的路子实效相同，却较少刺激，也不违约：但这里同样须记得，在美国、加拿大乃至俄国，长线铁路的承租人通常都得到过极为特殊的优待。无论如何，我们也阻止不了；唯一的补救是取得补偿；而对已经到手的租让与利益，我们应当极其小心地守护，比如连通天津与奉天的山海关铁路的管理权，我相信如今操在一位英国工程师手中，而俄国人似乎一直不遗余力地想把他挤掉。〔原注：直到一九〇二年，俄国人在此事上仍很「难缠」。〕山东的德国人与南方的法国人仿效俄国，也想如法炮制势力范围，看来还颇有几分得手。腹地说，或曰「势力范围」说，是个十足的新玩意儿——可以称作世纪末的精致发明；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主张只要我们的贸易居首便须永远由英国人出任总税务司，加上我们规定长江流域不得有一寸落入外国控制——这两项租让，说实在的，像极了换了一副外衣的势力垄断，叫人不能不起疑。然而若我们不准备以武力维护，它们便没什么用处。事实是，在这个彼此较量、各族争生的年月，我们不能指望事事称心。有取便有予，尤其要把眼睛睁开。拿破仑一世革了旧派兵家那套过时战术的命，在战场上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令他们大为骇异；同样，十九世纪末那些精悍而不甚拘谨的头脑，正在改变外交的面貌——不能不承认，外交本已渐渐变得像掺了水的牛奶。我们翻着白眼、哀叹世道人心之坏，是没有用的。用美国人的话说，我们若不想「被撂下」，就得警醒；人家把拳头伸到我们脸上时，我们的拳头也得备好。〔原注：张伯伦先生在外交上很好地申明了这一原则。〕我们得跟上时势，得准备为真正性命攸关的利益一战，不然终有一天要像中国那样被人切开；因为对任何一个强国来说，顾忌是绝不会成为障碍的。不过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我们要为什么而战，那东西值不值得一战。其次，除非准备好了咬，光是龇牙咆哮、惹人厌恶便毫无意义。倒不如干脆闭口。

除了纯粹的商业与传教问题之外，还有一个远东势力均衡的问题，尤其是海上优势的问题。日本战事进行之际，已经相当明白：这个问题不久必将尖锐起来。约两年前上海的报纸刊出所谓《中俄密约》，涉及满洲铁路与拟将胶州让与俄国之事，这一点就更加昭然了。可是一年之后，世人某个清晨忽然发现，进驻胶州的不是俄国而是德国。在那桩国际道德上的全新创举发生后不几天，俄国便「暂时」接管了旅顺口与大连湾。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她是被德国的举动弄得措手不及，此举出于不得已，并非本意。日本占据威海卫之期尚有六个月，无疑她的手多少被缚住了：因为按约她一收到战争赔款便须撤离，若她要以牙还牙地赖着不走，就得冒失掉余款的风险。这一小小的难处眼下被我们的一项承诺化解了：经日本同意，只要俄国人占着辽东半岛，我们便占着威海卫；而且几乎可以断定，我们若不这样做，法国或德国、甚至俄国，也会找个借口越俎代庖。这一双重事件的头一半（即余款付清与占领交替）定在五月七日办理，日本人则将于六月七日撤出，到那时日本自然可以腾出手来。与此同时，俄国已设法把朝鲜这根相对没肉的骨头丢开，想把日本从窝里哄出来——不过只是眼下丢开而已。〔原注：日俄之间将来争霸之战，多半要在朝鲜境内或其周围打出个结果来。〕

海军基地的问题，几位英勇的提督已在《泰晤士报》上讨论得很充分，这本是军事与海军专家该定夺的事。所以我不敢多说，只以一个「街头百姓」的身份表示：鉴于俄国对我们的利益与抗议如此不当回事，我们占住那个地方，至少占到能从容审视四周为止，是做得对的；而且我们自己待她既极坦白、极诚实，如今我们大有理由怀疑她的保证有多少价值、她的动机有多少纯洁。用不着专家也看得出：有一个友好的港湾可以驶进去，总比没有的好——哪怕我们像当年对黑尔戈兰那样不去设防。若真要动用强制的手段，那么我们以强制手段阻止俄国在海上的商业行动，其权利并不比她以强制手段干涉我们在满洲行商自由的权利来得小。当然，我们在任何阶段本可以做而未做、或本可以另做之事，我不敢也不配发表具体意见；但从已公布的官方往来文书看，人人都该明白：我们向俄国伸出的是坦白而诚实的手，处理这个问题时抱的是和解与友好的精神。

中国政府、尤其是满洲政府，历来的政策是「以夷制夷」；毫无疑问，在近来的交涉中，她那班狡黠的政治家指望着能让欧洲人彼此撕咬，自己再从窄处一扭身钻出来，毫发无伤。中国过往的记录确凿地证明：她既不能指望作为朋友守约，也不能指望作为盟友作战；因此，无论我们对德国或俄国的咄咄逼人一时如何义愤，基督教国家为了一班自私自利、同样痛恨我们所有人的中国官老爷而互相割喉，都是荒唐的；这些昏聩的政治家随风摇摆，连他们自己勤劳的百姓也以猜疑甚至轻蔑的眼光看着他们。无疑，俄、法、德三国逼退日本的行径，在中国人心里种下了后来的指望：先是指望英国或俄国把德国逼走，其次指望英国与日本、或德国，再把俄国逼走。中国眼下对英国的亲热，多半只表示：此刻她觉得英国对她的危险不如俄国迫近，而她的关税收入放在英国人手里，比放在俄国人手里稳当得多。她会兴高采烈地看着列强为她而战，而且只要办得到，连胜者也一声谢都不肯说。她对德国与俄国那些软弱的退让，若不是笃定别的强国会立刻出面替她火中取栗，多半不会让得那样爽快；无奈列强所做的却是替自己也弄到同样的租让。事实上，中国的机巧这一回算错了账，把自己套进了自设的绳圈：中国如今永久地背上了不下五处抵押，而债主们迄今似乎打算彼此商量着了结各自的债权，根本不再同她商量了。〔原注：愚不可及之极，北京那班政治家后来在「拳匪」之乱中，竟把整个基督教世界连同日本一并逼成了中国的敌人。〕

一个伟大而古老的帝国落到这般田地，实在可怜；而它该教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若要维持——我不说我们在远东的政治与商业地位——而是要维持我们的生存，就只能全然倚靠自己的实力与见识，绝不可倚靠外国政府的许诺或含糊其辞的意向。中国，即中国的满洲政府，首先是被自己空洞的架子与抵御日本的无力所毁；其次是被那些假意从日本手里救她的朋友所卖。

三十五年前〔原注：即一八六三年。〕，正是英格兰，藉着戈登将军之力，救了满洲王朝不至覆亡；可中国此后并未显出多少感激，如今却又痉挛似地抓住这位曾救过她一次的朋友的手，指望他再救一次：可她拿不出什么——既没有肯打仗的兵，也没有肯改革的官，更没有一个肯对盟友守信的政府。在这种情形下，除了已经做的之外，实在看不出我们还能多做什么；这就是：处处留心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弄清自己正当的主张之后，以示威的力量、必要时以实际的力量为之撑腰；不作喧嚣的声讨，更不玩虚张声势那套危险的把戏；一旦确认危险、决意维护某项特定利益，便充分准备着狠狠一击。我们看去或许受了些冷遇，这里那里也失了手；可我们并非全能。至少我们有一样可以自慰：我们自己打的是明牌；即使被那些我们信其守规矩的人以假牌弄得狼狈，至少我们已把一切幻觉扫清，如今明白对手会给我们什么了。〔原注：这几句话也适用于此后在非洲与中国所发生的事。〕

第二十六章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攫取胶州的举动，当时便被许多人认作中国独立的致命一击；这个帝国如今几乎已注定要逐步解体。不过本篇不谈道义与政治上的是非：正如中国人自己所说，「理所无者，未必事所无。」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德国人蛮横地把自己栽在了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一块土地上；在那里划出了一个势力范围；并且打算守住它（除去那些既有的、他们磨不掉也削不去的相冲突的权利），与一切来者为敌。地上的强者受了感召，也纷纷效尤，四处上路寻衅；弱者则纷纷靠墙倒下；凡不肯准备加入这场争抢、为自己日后的生计一战的，便只好认命去做人世的铁砧，而不是人世的铁锤。

打狗不必挑棍子；如今要找个借口去对付倒霉的中国人，似乎随手拈来便成。此外不必再发议论，只须说：德国人最近的一着，是在沂河上游建立了临时的政治影响；这条河可以通航，并在相距甚远的两处与大运河相通。此举实际上坐实了对整个半岛在战略上的有效占领，因为沂河以西的河流，无一不是流入运河、黄河或直隶湾，因而无一不在半岛势力范围之外。大不列颠占据威海卫时既已明白声明不加干涉，也就等于默认了德国的范围；山东省的东半部如今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已确定地「封给」了德国。德国既主张其铁路可修向省城济南府，则下一步向西推进，势必要同孔子的故乡曲阜靠得极近——那是中国的麦加，是圣人七十几代嫡裔的居所与葬地，也是我们半信史所知的中国最古的都城，其时尚在第一位孔子出世之前足足两千五百年。要深深搅动中国人的心（这与满洲人或统治阶层的感受不同），再没有什么比外国势力占据曲阜更厉害的了；然而在另一面，或许也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有益、更能作为一剂猛药，去治中国那种牢不可破的痴愚——这个民族熬过了四五次游牧民族的征服，便以为欧洲人的征服也可以照样熬过去。

山东的人口，如今官方约计为三千六百万或三千七百万；然而可以断定，直至比较晚近的年代，此省所养活的人口很少有这个数目的七分之一。忽必烈汗于一二九四年去世前不久，全中国有户一千零四十万二千七百六十；一个世纪后，继起的中国王朝的开国之君于一三九一年正式宣布：全国有口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八，居于一千零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户。「户」究竟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并不确定；但一六五一年新立的满洲王朝查得自己治下有「纳税丁口」一千零六十三万，我以为这与「户」实际上是一回事。由此可以推断：直至近代那段太平岁月——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正是这段岁月使定居人口大增——中国的总人口很少超过六千万，按比例摊到山东，约当五百万。故而今日个人之穷困如此磨人，而生计之争又因四十年前太平天国之乱的余波、因大运河的淤塞、因一八五一年黄河骤然改道（其时那场大乱正要爆发）而无比酷烈。这个省的「元气」已伤到无可挽回，凭本地人自己那点力气是断断补不回来的。

山东的公家岁入，就可查考者而言，约在四百万至五百万两之间；按眼下低落的银价折算，不过荒唐地少的五十万镑或六十万镑。摊到三千六百万人头上，每个男女老幼的赋税约合三便士；即便算上百姓实际被榨走的平均是名义的两倍，也不过每人六便士。即使是后一个数目也丝毫谈不上苛重——虽说在中国几乎任何地方，一天六便士已是好工匠的工钱；而且据我自己屡次的经验，每天两便士便足以吃得饱、虽然粗些。由此可见：一个省份每人每年（连「陋规」在内）最多只榨得出一天的工钱，其行政上必定烂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目前公认征得的岁入大略如下：

田赋（连丁银及其他并入的徭役杂派在内），二百八十万两；

折征粮米之值（主要是解京的小米），五十万两；

常关（在烟台；及运河上的临清），十八万两；

盐课各项（连盐厘在内），三十万两；

洋关（在烟台；胶州尚未计入），四十二万五千两；

厘金（不含盐、土药两项，分海、河运、陆三种），十二万五千两；

土药各项捐税（赫德爵士官方估计其潜力可达六十万两！），七万五千两；

杂项不明，及他省协济，十五万两。

合计约五十万至六十万镑，即四百五十五万五千两。

这些事项无一不有大加整顿的余地。数年前曾有官方报告说：为田赋起见，一两银（实值不过铜钱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文）多年来一直按五千六百至五千九百文折算。至于折征粮米，那位「漕运总督」连同他手下一大群人，多年来一直被斥为彻底的废物：年轻的皇帝甚至下令把这个官整个裁掉；有人还提议把整套漕粮制度废除；可这一项与其他要紧的新政，都被皇太后干脆利落地一并打掉了。这位漕运总督驻节运河上的清江，却在所谓英国势力范围之内；他与近旁的同僚——淮安的满洲关道——一道，成了流通与贸易的一大障碍。常关虽经营得一塌糊涂，所入却已两倍于五年之前，那时是好巡抚李秉衡厉行整顿之日。李秉衡〔原注：死于「拳匪」之乱中。〕虽是个守旧而榆木脑袋的官，又不为德国人所喜，却是个正直人，对省内谋杀德国教士之案，绝谈不上有罪责。德国人硬要他罢黜，是走错了一步；既然中国正直的人相对稀少，他们该把这个错处补上，至少该在别人替他们补时安静地受着。反过来说，刘秉璋（那个被英国人参倒的）是个坏人，如今似乎又要得势，理应压下去。〔原注：不久之后他确实被压下去了。〕至于盐课，这一项所征的五万镑，不但供着本省三千六百万人的食盐，还供着至少四百万占居黄河故道、分处河南、安徽与江苏北部的人。换言之，一百万先令由四千万人分摊，即每人每年为盐所纳之税（连一切陋规在内）约合一法寻，此外才是盐本身的价钱。〔原注：「拳匪」之乱后已经提价。〕显然德国人在这里大可整顿一番，何况南半部的盐场（在胶州与日照）已在他们的有效占领之内。眼下盐在五处被抽「河厘」，这一项所入自然大半被侵吞。

至于洋关，赫德爵士的经营已难有大的改进；但胶州的贸易若真活起来，那里新设的关卡应当颇有可观的进项，尤其是洋药的税。中国轮船已从烟台开往北岸的莱州府，该府西部与胶州之间有运河可通。这条运河是忽必烈汗于一二八〇年开始开凿的。值得注意的是：单单一处口岸——而且是全省最偏远、最多山的角落里的那个口岸（烟台）——所征的洋货税，竟抵得上全部盐业（连别省的一部分在内）与全部一般厘金之和！

厘金造成那么多苦难，贸易被搅得七零八落且不去说它，而其所得每人每年只合半个法寻！要证明官僚政治之无能、贪墨与无可救药的守旧，再没有比这更雄辩的证据了。德国人若立刻把常关、土药、盐务与厘金各局接管过来；把一百二十万两交给中国政府，而不是如今所得的六十万两；在支付自己的管理费用之后，把余款用于本省的公共工程：那么这笔起初的十五万镑支出，非但足以极慷慨地补偿中国政府受的惊吓，而且比起德国人单在胶州一港的花费也不过九牛一毛；何况两三年后，可为本省挣得的利润将极其可观；贸易会变得便利，会流向新的渠道；百姓可免去恼人的耽搁与无从辩驳的陋规；德国的国库要收回本钱毫无困难；一句话，全世界都受益。

不过，山东虽可从中生财，这个省也有它既定的负担。首先，每年至少要拿出九万两（若非更多）去支付外债的利息与本金；另有每年约二十三万两去协济满洲三省。就凭这两笔，英国与俄国在本省财政上便有了「道义与理智上」的发言权。以下是一份修订过的、截至目前的年度支出清单〔原注：「拳匪」之乱以来，尚须加上九十万两的战争赔款。〕：

解京各项现银，九十八万二千两；

解京粮米（折银之值），五十万两；

协济满洲现银，二十三万两；

协济他省、关员薪费、军械局等，二十四万二千两；

协济黄河河工，六十七万二千两；

去向不明者（地方行政等），一百三十一万九千两；

本省军费，七十万两。

以上合计四百六十四万五千两；

偿还借款九万两；

总计四百七十三万五千两。

从行政上说，山东分为十个一等府，每府下辖七至十七个州县。另有两个二等府，各辖三县。全省合计一百一十七州县。要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须记得：此省之广与整个法兰西相当；每一个府之大、之繁盛，抵得上法国旧日所谓的一「省」（勃艮第、皮卡第之类）；每一个州县之大，抵得上今日法国的一个「省」，且各有一座砖城为治所。换言之，接管一个人口稠密的中国省份的行政，其工程之浩大，不亚于并吞一个中等的欧洲王国。

据《缙绅录》所载，山东主要官员的文职俸给如下：

黄河河道总督（一九〇二年裁撤），三千两；

本省巡抚，一万五千两；

学政，四千两；

布政使，八千两；按察使，六千零九十九两（此二人才是真正办事的「巡抚」）；

粮道，四千两；

盐运使，二千两。

以上逐项开列者合计四万二千零九十九两。

另约有知府十二员，每员三千两，计三万六千两；

知县约一百二十员，每员一千五百两，计十八万两；

更小的官约五百员，每员五百两，计二十五万两——以上分管三万六千个市镇与十八万个集市；

再加书吏、佐杂、不管地方的官、幕僚人等，五十万两。

总计一百万零八千零九十九两。

可见那一百三十万两去向不明的民政开支，大致不难交代清楚；要把上列数目粗略折成英镑，每一项除以八即可。反过来说，「陋规」、规费以及其他见不得光的收入，大概会起相反的作用，把上列以两计的数目重新变成同样数目的英镑。因此，好的德国行政的头一件事，便是把账面上归入公库的名义银两，与实际从百姓身上榨出、供上自巡抚下至衙役一千名贪官污吏享用的真金白银，两者之间的落差扳正过来。

山东的「军队」每年似乎要花去约七十万两，而以其目前的状况，完全可以略去不计——只须看一小撮德国人夺取胶州时那些「训练有素」的兵是怎样表现的，便不难猜到。不过这样的军队眼下正在改编，无论如何，想说得精确也无益。太平天国之乱以前，此省约有兵两万，其中满洲兵两千，汉兵一万八千；即便这些「额兵」之中还有几个不只是纸上的名字，太平之乱以来一切有效的军务也都由雇募的「勇」担当，他们因肯撇下家口去打仗，饷银远高于那些窝在家里的窳败驻防兵。渐渐的结果是：一方面，勇填补了一部分长设的兵额；另一方面，勇自己也把本就不多的战力丢光了，退化成了纯粹的「兵」。尽管这样糜费而无用，全省除巡抚（同时也是名义上的提督）之外，还有三名总兵，以及一大群副将、参将、都司、千总、把总等等，散布全省各城各镇，分管一哨、一队或一炮位，据说是办警务或守卫之责的。这些武官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既贪墨又无知，把自己的位子纯当作牟利之具。列强的猜忌若能消退到肯让德国放手整治这一片糟糕局面，自然是极好的事；德国若能被说动去为中国政府之利而做这件事，或至少为本省之利而做，不图把自己的成功变成一部专供自家之用的政治机器，那也是极好的事。且看罢。眼下她已在胶州起了个头。

中国在许多意义上虽是最古老的有组织国家之一，却出奇地缺少古物遗存。事实上，山东差不多是唯一还存有像样古迹的省份。其中最要紧的，在嘉祥城南十里左右，该城离上文说的孔子故乡不远，只是隔在大运河的另一边；那里整座整座的墓室至今完好，还有大量刻在石上的浮雕，附有榜题，描绘并说明中国与斯基泰人交战的情形，而这些战事史书上记得明明白白。最有趣的古物之一，是一块刻着孔子往见半信史人物老子的石头。这批石刻的年代定为公元一四七年。孔子故乡以北的肥城，另有几件年代略早的。这些雕刻最可注意之处，在于它们推翻了沙畹先生〔原注：著有一部出色的中国艺术专著。〕亲往勘察之前流行的一种见解，即中国建筑与雕刻的观念全数得自印度与佛教。

山东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近代的古物」，便是苏禄国王巴哈拉的墓。这位苏丹于一四一七年来朝北京，归途中死在运河边一个叫德州的地方，葬在城北门外；自那一日至今，历朝政府都拨给一小笔年费维护其墓。一七二七年，苏丹马哈茂德·巴拉鲁丁遣使至满洲朝廷，来问一切是否仍旧妥善。德州恰是满洲两处驻防之一，皇帝很容易便私下查明了实情：原来这位故王留在中土、按年致祭的几个儿子，已在当地娶妻，衍成了两个入籍的家族。太平天国之乱或许损坏了这座有趣的坟；但无论如何，有孔府、孔庙与孔林；有更古老得多的周公庙、孟子墓；有那批石刻古物，还有苏禄王的墓——此省足够德国的考古学家们咀嚼了：事实上，未来的施里曼们若加以系统的发掘，还不知能掘出什么宝贝来。

德国人头一件该着手的事，是改良河道交通。众所周知，李鸿章〔原注：已故（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刚呈上他关于黄河的奏报，认为若不一面肯下大本钱，一面借重外国专家，这条河的反复无常便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治法。远在孔子之前，中国的皇帝便因「中国之忧患」的疯狂脾气而不断迁都（都在今日的河南、山西与直隶境内）。自公元前六百年至纪元之初，它由天津附近入海；此后一千年里，它像如今这样经德国势力范围北部的利津城流入直隶湾。自一〇三四年至一八五一年，河道穿过所谓淮北之地至安东入海。它最后一次北窜时，几乎把省城济南毁掉。自那时起，每年硬花在它身上的现银约一百万镑，更不必说每隔几年一次决口所造成的生灵财产之惨毁。一七一一年，耶稣会士曾把它的河道彻底测绘过一遍，其图刊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里。一八六八年，已故的倪义来先生自费把下游河床详细勘查了一遍；一八七二年我陪他到天津李鸿章的官邸，向这位当时新任的总督呈递一份加深「冲刷」、取直河道的方案。此刻山东西南部的一大片地方是一望无际的沼泽，河南东北部亦然，都拜这条河的任性所赐。

另一条德国人该赶紧着手的水道，是胶莱河，即胶州（南流）与莱州府（北流）这两条河；雨季时，两河的源头本来就由同一套细流泉眼相通。前已说过，一二八〇年忽必烈汗曾试图凿渠把这一接口变成可通航的，后世各朝也时时修补，但始终不过能行小船而已。无论从军事还是从商业着眼，把黄海与直隶湾之间这条通道彻底打通，都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何况这条河渠联合水道的北支，还有一条可通航的支流与著名的平度金矿与煤矿相连。

渔业眼下所操之手已再能干不过：在这一行，正如在种菜一行，中国人不懂的事就算不上值得懂了。烟台的牡蛎与世上任何地方的一样好，而那种「醋虫」有把清水变成醋的奇能。中国老饕所珍视的海参在礁石上多得很；蟹、虾、对虾也多；奇怪的是没有螯虾与龙虾。鲱、鲭、鲷、鳗与「瓶鱼」又便宜又好；本地人连海蜇也吃，欧洲人因其有毒，多半「敬谢不敏」。中国人极擅长养肥金鱼与鲤鱼，山东的湖河里满是这两样；甚至还有淡水牡蛎、螃蟹与虾，以及一种可食的蛇。

省城济南府是一座极干净的城，人口二十五万，外绕两道漂亮的花岗石城墙；井水极佳，又有一条名叫泺水的活水，其水由铺得很好的街道下的暗渠穿城而过，出城后汇合起来，在五里外注入黄河。城中没有制造业或批发行业；但据传教士们说，全城显出一派忙碌、富庶而欢快的气象——是英国教堂城那种安静意义上的欢快；城里还有一座湖和几处园林可供游人消遣。湖虽属官产，垂钓却不收费；不过蛙与鱼都有禁捕之期。同中国北方大多数城市一样，这里回教居民甚众，同别处一样，多以开店、赶车、养牛与屠宰为业。最早的天主教传教团属方济各会，约有教徒一千五百人：这就是所谓山东东境教区，以法国人为主，在潍县煤矿附近的青州府尤其兴旺〔原注：德国的铁路如今已修到潍县。〕；另有两座一等城设有欧洲神甫。中国人正在为保护潍县另练一支两千人的新勇营。安治泰主教的教团是中国唯一真正德国的天主教教团，中心设在西部沼泽地带的曹州府；这位主教本人挨打，正是在这里，其后不久教士能方济与韩理便遭杀害：屠戮的地点离上文所说石刻古物所在之处不远。新教的教团则遍布全省，美国长老会与浸信会有男女教士五十人，分驻十城；英国浸信会、福音会、妇女会与内地会合计紧随其后，若不是竟已超过美国人的话。海外福音传道会与英国国教会也各有教团；此外还有瑞典浸信会与丹麦路德会；所以中国人无论在教门与灵魂上，还是在商务与物质上，都被照料得很周到。不过，即便撇开宗教不谈，一切传教士的影响对散漫无纪的当地人都有澄清之效，这一点理应得到比通常更慷慨的承认。

打猎的人在山东尤其得意。狐狸多如牛毛；既没有人去猎，中国人便设套取其皮。「放冷枪」打狼的机会很多，但江苏常见的野猪这里没有；似乎也没有虎、熊或豹：其实是此省人口太密，这些野兽无处容身。不过野兔与家兔还有剩。真正让猎人大快朵颐的是鸟而非走兽；而且中国没有狩猎法：想打什么就打什么，想在哪儿打就在哪儿打，什么季节都行。雉、鹧鸪、野鸭、鸽子、沙锥与丘鹬多得「像黑莓一样」（顺便说一句，黑莓在这里根本无人知道）；还有一种鸨，霜降时节成大群往来于满洲之间。野雁与野火鸡也有，只是不易到手；据说还有一种野天鹅，成群随着鸨与野鸭迁徙。蛇同各省一样常见，有好几种（尤其是黑蝰）有毒。蜥蜴、蟾蜍、蜈蚣、蝎子、黄蜂与蜜蜂，大致与北京周围无异。蝗虫常造成大害，往往叫官府绞尽脑汁应付：中国人吃它的幼虫。新近发明的那种在诱饵蝗虫身上涂抹疫菌的法子，交在德国人手里或许会奏效。采蝴蝶的人在这里会过得很痛快。蚕有两种，西南部吃桑，东北部吃柞：后者产的便是那有名的「茧绸」（即「本色」不染之绸），其最大的本地市场在昌邑，位于两处彼此竞争的煤矿之间的潍河边上。

耕作一直推到山上凡能长东西的高处，再往上便只见些矮小的松树：山岭之荒秃，大概是数百年来肆意伐木的结果。这一点其实是一切人口稠密的中国省份的通病。游历山东的人说，这里同别处一样，每个村子都有一棵供行人歇脚的荫凉大树，坟地里的柏树也不曾被砍去：此外便多是光秃秃的。吃柞的蚕也吃漆树（臭椿的一种，其药用价值亦高）。香椿看上去与臭椿极像，中国人正称之为「香椿」，吃它的嫩芽，又用它的果实蒸取眼药。别的常见树木是无处不在的竹、柳（垂柳也在内）、槐（欧洲人通常称之为白蜡树）与一种梓。最常见的果树是柿，外形几乎与番茄无异，味道却像无花果：柿饼出口极多，风味近似「诺曼底干苹果」。另一种见于贸易的果实是枣，多数外国人误称之为「椰枣」。这两种树的木料都可作许多巧妙的用途。海棠果很好，尤其蜜渍之后；中国人还用它煎出一种极佳的夏日清凉饮料。寻常的苹果、梨、桃、杏等都乏味，不过烟台的新教传教士多年来一直用心栽培改良品种，功劳不小：他们还成功地改良了本地野葡萄，甚至引进了草莓、醋栗与红醋栗。论花卉与蕨类，山东尤为丰富：六月里的铃兰极美；稍后还有一种无香的同类，是为取染料而种的。

中国的统治者对酒向来反复无常：荒年禁酿；国难时斥之为糜费之奢；财政吃紧时又课以重税。〔原注：「拳匪」之乱以来尤其如此。〕小米酿的「黄酒」并不难喝，味道有点像「带软木塞味」的雪利酒兑了水。用高粱蒸的寻常烧酒极佳，尤其滚烫着喝。许多州县种鸦片，每年大约至少有一万箱；不过其品质自然远不及洋药，甚至不及中国西南所产。本地种两种烟草，德国人在苏门答腊已有实际经验，在此大有可为，尤其在晾晒烘干上，可大大改进叶子的香味。豆酱出口甚多，大豆是山东同大多数中国省份一样的冬季作物之一；这种酱既已大量销往欧洲——说不定我们自家有名的调味品就是以它为底——这里给德国的投机家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用这种或类似的豆子还造出了众所周知的「豆饼」，余下的浆水则用来点灯、填船缝与和灰泥。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豆腐——「中国的奶酪」——产量极大，是一种清凉的佐食之物，大量拌着本来寡淡的米饭吃。烹调用花生油与蓖麻油；不过须记得，蓖麻油煮过之后，便失去了它在欧洲药用上那声名狼藉的效力。山东几乎不种稻，至少东部如此；主要的谷物是麦、红粟与高粱，辅以豆类、白菜、茄子、各色葱蒜、山药、芋头、菱角、数不清的南瓜、甜瓜与花生。众所周知，中国人对肥料并不「讲究」；他们若讲究起来，卫生反倒会更糟：因为粪坑人人可取，各种秽物又长年有人要，城里恶气的积聚便减到了最低；地里取走的气，很快又还了回去；土壤于是毫不费力地一年两熟、三熟。由于全省东部即多山的一半毫无称得上道路的东西，剩余的出产无从运走；即便在西部低地——鸦片多半种在那里——黄河近来也把原有的那点路毁了。所以德国人的第一要务，是开辟可通车的宽阔大道。这头一步不做，山东便永远只能是个穷得可怜的省份，因为没有余货的交换，就没有普遍的富庶。

前已提到，德国人很清楚平度（该州与他们的新口岸有水路相通）与潍县的储煤之利，后者的出产须运往本省北岸。平度的金矿曾于一八八三年配上极好的机器，在外国人监督下开采了几年；可是渐渐地「中国式的名堂」钻了进来，如今那些贵重机器闲置着：烟台东南若干金矿也是一样，那是十来年前几个美籍华人投机家开办的。此省矿藏甚丰——煤、铁、方铅矿、金、水银与铜都不少。近几任巡抚曾半心半意地在其中几处矿上啃过几口，但若不在欧洲人管理之下，便永远成不了事；凡与公帑有涉，中国人几乎人人都是揩油的好手。石棉是省城的特产，那里用这种轻飘飘的材料制炉子，居然成了一门小小的生意。

青州英国浸信会的琼斯牧师对当地民情所知甚详，近来对山东何以赤贫如洗作了一番极彻底的研究。为免夸大其词，他取官方数字中偏低的一种，把人口定为最少三千万，总面积定为四千一百五十万英亩（其中四分之三已垦）。他详列理由，说明其中只有四分之一尚未开垦；再作种种折算与扣除之后，他指出每个居民平均所能分得的至多不过一英亩半。当地的耕作法是两年三熟（粗红粟与麦）；琼斯先生经过繁复而稳妥的计算，说明在扣除牲口的饲料、种子以及挤占粮食作物的其他作物（冬菜之类不计）之后，每人所余谷物绝不可能超过十一又二分之一蒲式耳，其中八蒲式耳还是粗粟或豆子。他以同样缜密的推算指出，每年从土里取出的「财富」总额约合每人每年一镑；而即便把这一镑全花在吃上，所能买到的一天一磅半到两磅的食物，按欧洲的标准也不足以把吸进的氧气充分燃烧掉；由此可知，山东购买洋货的能力，无论如何都只能从那本已不足的三千万镑总额里再省出来；而如我所指出的，政府又要从中取走约五十万镑（陋规尚不在内）。

还不止于此：地租平均达百分之九，而西欧不过百分之三；以田产借贷，利息百分之二十，欧洲不过百分之四或五。每英亩小麦的平均产量只有十二蒲式耳，而英格兰是二十八蒲式耳。若在这一切不利之上再加上没有道路、对经济规律一无所知、妇女全然无知且身体残损——一言以蔽之，心智普遍无力胜过物质，且缺乏道德上的勇气；我们便多少看出了：这整个省份何以陷在一片阴沉的绝望泥沼里。积蓄毫无保障，彼此的银钱信用毫无把握，出产掺假，币制不定——这一切合在一起，几乎使实业的联合与大宗的商业成为不可能。这幅无能为力的景象叫人如此沮丧，以致德国人凡有诚实的努力，想把这具垂死之躯的这一条肢体摇醒、灌进一点生气，我们都该欢迎。凭德国人的组织之能、彻底的科学方法、纪律、体力与精力，他们在这里实在有一片施展所长的极好天地。

他们可以像荷兰人对待爪哇那些无力自保的居民一样，刻薄自私地压榨山东的中国人：也就是说，给他们生命财产的保障，替他们规定劳作与所得，把他们当作低等民族关在无知里，把余利用于母国之利，再设法说服自己相信：这些像奴隶一样在他们面前蜷伏的人，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幸福。荷兰这套办法的辩护者不少，我自己也曾在爪哇与苏门答腊考察过；但这绝不是能博得英国人普遍同情的一套。另一方面，德国人也可以先开出几条好的干道；接着蓄水以备旱年，在地主与佃户之间确立稳定而公平的关系，废除厘金卡子这一祸害，禁止不受官方管制的罂粟种植，把田赋定额，使诉讼费省、各阶级一律平等，便利交易，以近乎无息的贷款鼓励实业，等等——一句话，做我们在印度所做的事。诚然，有些人——尤其是荷兰人与德国人——不赞成英国在印度那一套平等、自由与官方的宽容：他们认为「土人」还不配享有这些，会滥用它，而且不知敬畏。这一层姑且不论；倘若德国人整顿山东时，怀着改善居民处境、在平等的基础上促进普遍贸易的诚实心愿；倘若他们保全当朝的宗主之权，并努力摆脱祖国本身那样突出的教官式作风与官场傲气，那么，不出几年，他们几乎不可能不把孔子故土的面貌彻底改观；任何强国都不该以妒忌的眼光去看这样的努力：事实上，形势多半会逼着它们在自家的「范围」里也照样去做，或者试着去做。

第二十七章英俄关系

十九世纪成就了那么多物质上的功业；倘若我们能满怀指望地跨进二十世纪，相信自己的目标可以同俄国的目标调和起来，那该是一件多么可喜的事。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人口都增长到了往昔闻所未闻的地步，为世间好处而起的争夺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更激烈。交通的改善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又造出了一大堆人为的利害，使神经与想象长处在一种紧张之中——在人们除了每日的面包与眼前的境遇之外无事可想的年代，这种紧张是没有的。思想与商业的往来，一方面易生同情；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争斗，加上新起的种族支配之争，又相应地易生敌意。事实上，我们正一次次跃入那片巨大的未知；切不可鲁莽地跳到没顶的深处去。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里，英俄两大帝国的人口是齐头并进增长的；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既然两边的努力导致了相同的结果，那便是各自负责和平与秩序的人所能作出的最好的努力，也是他们凭良心认为最合适的办法。仅仅因为彼此以不同的手段去追求繁荣这一共同的目的，就互相谩骂，实属无理；更切题的做法，是设法安排得使各自在施展自己手段时不至于撞在一起。

俄国式生活的缘起与根本观念，同我们爱称为盎格鲁—撒克逊的那一套截然不同。我们的生存几乎从一开始便与人身自由与个人自由的观念结在一起。我们占据凯尔特人的土地，建起一个个小王国，而国王的权力在其中总是居于有节制的地位。一度，丹麦人与那批法国化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即诺曼人，曾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及一部分凯尔特人压到半农奴的地步；他们本可以彻底做成此事，幸而被治的百姓时而联合领主对抗国王，时而联合国王对抗领主，直到把两者过分的权力一并去掉，牢牢立定了政治自由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国王的进项来自独立的平民的拨给，而这些平民无一需要仰他的恩、畏他的怒。贵族还剩下一两项无关紧要的特权，但他们自身的人数是定期从平民中补充的——只要那平民有足够的干劲积起必要的财富或影响；所以实际上，任何一个有本事的英格兰人都可以自己开条件；而贵族不过是成功了的那一等人，构成一种有用的刹车或保守的力量，尽管此处彼处不免有流弊，民众整体上还有见识看出这种力量普遍的必要。为了效率起见，某些公共职事，如海军、陆军、海关与司法机关，必须脱离民众的直接管辖；但从来没有人说什么「陛下的市长」或「陛下的下院议员」。我们的历史是以自由民开端的，而我们一直把统治者约束在恭谨的范围之内。我们的官员是我们的仆人，而我们把坚持要人家好好服务的权利握在自己手里。

俄国的看法却根本不同。他们也有过斯堪的纳维亚的征服者，俄国有条理的历史正由这些人的胜利开始。基辅与诺夫哥罗德两个共和国非但不去伸张自由，反倒欢迎瓦良格领主与主人的保护。距今恰好九百年前，弗拉基米尔——他几乎同七个世纪之后的彼得一样伟大——一劳永逸地给他那些粗野的臣民配了一套宗教：他不肯听命于外国的教皇；不肯听犹太人这样一个漂泊民族的劝告；也不肯像回教徒那样戒酒。斟酌一番之后，他选定了希腊正教，他的百姓当即接受，理由是「既然国王与波雅尔说它好，它一定就好」。可见俄国人民自始便需要一个牧者，并且像羊一样顺从。不过他们身为猎人、捕兽人与渔人，必须为生存而同各支突厥族（逐渐自中国边境西迁而来）以及丹麦人与条顿人争斗；此后的无政府状态，使俄国人轻易成了蒙古入侵者的猎物，此后他们在蒙古的统治下又待了两百多年。直到伊凡大帝之时（一五〇〇年），鞑靼的枷锁才被挣脱，俄国也空前紧密地重归一手之下：既然这位强横的君主自认在本家族内握有「把俄国给他认为合适的人」的权利，那么在小事上民意不大被顾及，自不必说；也正是他头一个公然自称「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自那以后，近代史告诉我们：俄国的农业、力量与富庶，所仰仗的是统治者的性格之力，是才智集中于一两座都城，而不是个人的干劲与独立精神在民众中间的普及。在一种情形下——即英格兰——最初的力量始终在于民众这一个个单元，人人随心所欲地施展自己的精力，而民众委派统治者充当国家的公仆；他们要求并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把行政机关仅仅看作民意的传声筒或工具。在另一种情形下——即俄国——那点活力与才智的火星，其内在之力足以使无助而无知的大众获得经济的动力与整体的运动，而这火星始终在统治者身上，这个词还包括他周围那一小圈副手与谋士；他们不是他的同侪，而是他的工具。两套制度经过九百年的试验，都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因此，两套制度的掌舵人各自愿意沿着走熟了的老路精益求精，也就极其自然。譬如说，我们要把俄国人习以为常的征兵制嫁接到我们的军制上，同他们要把英格兰人习以为常的自由嫁接到他们的市政制度上，一样地难。任一方若因对方用了不熟悉的手段去达成共同的目的，就以仇恨相视，那便如同我们因为骑师的坐姿、或驭者执缰的方式向来不合我们的眼，便去痛骂美国人赢赛马或赢快步车赛的路数一样无理。

任何人，无论何种肤色、何种民族、何种职业、何种政见、何种宗教，都可以从任何一处进入大不列颠，无须护照，无人盘问。他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做什么做什么，与本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想走就走。这一泛泛之论的例外，都琐细而特殊，不值一提。自由是绝对的。反过来，任何人——连本国人也不例外——不持护照并经过盘查，便不能从任何一处进入俄国；而且护照必须经俄国官员在出发地或途中某地签证。一旦进了俄国，他倒可以随处走动；但只要一脚踏进人家或旅店，就须向警察报告他的到来，并出示证件。他不能领取自己的挂号信，除非先被「验明正身」；就是说，房东或主人须特别证明此人确系其护照所载之人。只要他在俄国境内、并且安分守己，便可自由地来往各地，条件是每换一处睡处，当晚都要报告行踪。他（在内地游历之后）想离境时，须留出三天备查；由于他的行踪都已记录在案，便被一步步回溯查明，务使他在所到各处的债务都已清偿。由此立可看出：对帝国内每一个人的完全掌控，是俄国制度的根本主旨；而我们制度的根本主旨恰恰相反，即彻底地、绝对地不理会个人，也不留其行踪的任何记录。这一分别必然带来看待官吏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在我们这边，人人各行其是：他若向警察或国务大臣求助，无论哪一位都听他差遣，拒绝则须自负其责。在俄国那边，专制君主是国家的唯一所有者，他的官吏则是把分享国家好处的许可授予个人的渠道。我在俄国时，好几次在银行一类地方被人厉声喝令脱帽，因为那些地方多少沾着「皇家」的气。进莫斯科一处城门时，我因未脱帽，帽子竟被一个马车夫打落；当时我并不知道门上的「圣像」是神圣的，还以为其中的道理是那堵墙好比后甲板，我理当致敬。此类小事我还遇上过好几桩，无不说明：个人的权利尽管在「安分守己」期间也相当宽裕，却严格地从属于「恩准」与权威的原则。没有人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没有人能像我们那样趾高气扬地摆出一副万物之灵的架势，对一切来者——包括国王在内——「对抗性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凡我们在本国享有的合乎情理的个人权利，在那里也一样不缺，只要承认它们是出于沙皇的恩典。当然，对本国人另有若干特定的例外，比如宗教与政治见解上的「正统」；但这些特定的例外，本就内在于俄国制度与我们制度之别，犹太人处境之不利亦然。一般说来，一个人可以爱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爱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可以亵渎、酗酒、争吵；总之，可以同我们一样自由行事，只要他不（姑且这么说）背叛政体的本质，即整体与个别的秩序之维持——也就是街头的太平，以及个人在外表上的整齐划一与恭顺。实际上，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至少是个基督徒——在俄国同在英格兰一样自由；而在英格兰，一个受过教育的俄国人看见人们对「权威」缺乏外在的敬意，有时觉得那近乎放纵、无礼、「粗鄙」，若不说是无赖的话。唯一根本的区别，是那个微不足道的、或者说（看从哪边看）极其重大的区别：一边人是完全自由的，另一边不是。

我绝无意坚持说我们的观念全都最好，俄国的见解全都错了；但我要指出：犹太教、天主教与新教如今在英格兰居然能相安无事，这在一百年前是绝无可能的。宗教上办得到的事，政治上为什么办不到？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哪一方所谓的口是心非或野心，而在于两套制度表面上的不可兼容；而这，说实在的，除非双方作出合乎情理的让步、或者在心里留出余地，是永远调和不了的。

英格兰制度那种绝对的自由与平等，使我们能够收得每个人出于自愿选择的最好的劲头，不但无须权威去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不顾权威去做的：因为权威按其设立的缘由，注定只能充当精力的刹车，而非精力的马刺。我们丝毫无意指摘俄国人的个性在其下生长起来的那套制度，然而无法否认：普通俄国人身上没有美国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那样的精力、那样的自信、那样的机变。何况即便那些品质在那里也有，制度也不容它们照英国的路数自由发育。因此，要把人类这个婴儿扶得两脚站稳，一定程度的保护便不可少。英国人既有普及的教育、世代相传的自由、用之不竭的资本、海上的优势与天生好斗的性情，那么满洲若是敞开来自由竞争，那些背着庞大的无知、缺乏主动、惯于服从划一、资本匮乏与天生驯顺这些包袱的、俯首帖耳的俄国人，还有什么成功的机会？而且，若真在满洲作了这样的试验，西伯利亚、俄国与波兰又怎么排除在外？在许多方面，我们自己也已被美国人的大胆机变、德国人更好的训练与纪律甩在后头；但我们至少可以自由地一战，各人凭自己选定的兵器，去夺回因自己疏懒而一时失掉的那几项优势。自由的复原之力是无穷的，因为那力量内在于每一个人；只须有意志，便可发动。保护这个对手的力量在一定限度内也很大；但一个弱者一旦被扶得站稳了，自然不会情愿为别人的好处而放弃、或削弱自己身上那点人造的力量：于是当初扶他起来的那只手，就非管着他不可。俄国的能力可比作俄国新的食糖制度：生产在被鼓励的同一瞬间也被限制。公道的价格使这一行业免于亏损，使消费者免于波动；但有时总有一定数量的余糖必须以低价出口，白白糟蹋掉。倘若给一个已被「扶得站稳」的成功的俄国人太多自由，那么只要于他有利，他自然会去结外国的合伙、雇外国的工头、买外国的机器、组外国的联号——这一切都与俄国管控这一主旨相抵。合作制度的经理们说：「不行！我们造出来的，就得由我们来管。」这实际上不过是荷兰人施于爪哇人的那套种植制度；说它是「暴政」还是「父母之爱」，全看我们心智所受的训练如何。

美国人、加拿大人与澳大利亚人为自身利益计，认为该拦住中国人的推进：那么俄国人给一种不易与其政治制度相容的英国推进加上一道镣铐，又何至于骇人听闻？

英国商人（出于个人自愿选择者除外）不会答应持护照行动；不会答应手持帽子候着官老爷的方便；不会答应信件与电报被人监视，以及俄国社会生活中习见的种种别的不便。一个外人怎能坚持要享有俄国臣民自己都无从分享的特权？既然承认每个国家都有权按自己的方式治理自己，我们又怎能指望俄国接受我们的教导？在某些国家，如美国、瑞士或斯堪的纳维亚，政府自由运转，不受任何教会团体的丝毫干涉，除非是任何一群有利害关系的人出于任何理由——宗教的、商业的或社会的——就每一问题本身的是非所施加的影响。在另一些国家，如奥地利与葡萄牙，世俗权力受着一个外国教阶体系的掣肘。在德国、英格兰、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则以各种办法弄出了一种混合性质的暂行之局。可是在俄国，对人的身心的控制已臻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划一；那就像极端自由的美国眼下正在试验的那些庞大的「托拉斯」。另一方面，世界史上也从来不曾释放出过像大不列颠与美国的自由这样庞大的、分散的力量。我们对、俄国人错，绝非定论：每个民族自造其标准；我们这些自由人自然各自称许自家的自由制度，而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至少是官吏一流——却声称厌恶它。同样自然的是，当政的俄国人满意于自己的办法，而这些办法在我们多数人看来（凭道听途说）是可憎的：可我亲眼看见其中有许多好处。他们想象着与爱尔兰人、布尔人和印度有关的种种可怕的不义。我们呢，则读到关于芬兰人、虚无党人与土库曼人的骇人故事。但大体的事实摆在那里：有史以来最大的两个「世界强国」，都是在九百年间由几个部落在诺曼人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一个成了陆上帝国，一个成了海上帝国，合起来覆盖了将近半个地球；而主要的问题是：它们能否和睦并存，还是非要一决雌雄、直到其中一套制度压倒另一套不可？

欧洲各国我几乎都走过；在俄国，我确实得到这样的印象：论行政之勤于增进百姓福祉，尽管其行政不尽完善，别处很少能及；而论其所要着手的材料之不受教、不足指望，则别处无出其右。然而无法否认，近来在商业、航运、制造、科学乃至民众教育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样无法否认的是，俄国的扩张已使中亚那个狂热的温床脱胎换骨。另一方面，尽管我们自己诸事成功，可是天下还有哪里像富庶的英格兰这样，有那么多的糟蹋、那么多的污秽、那么多令人丧气的悲惨？我们也许确有许多优越的品质足以解释我们的强盛；但我猜想，若把自由这一救赎性的唯一美德抽去，我们大概也没有多少普遍的优越可摆出来。我们没有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的明朗与节制；没有法国人的机敏与俭省；也没有德国人的纪律与秩序。在我看来，俄国人一个对一个，在同情心与人情味上总是胜过我们的。我以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成功，其实并不十分清楚是怎样成功、为何成功，靠的正是自由这一强大的品质，而它恰好在我们中间生了根、扎得健旺；而我们之所以在统治别族时赢得信任，靠的是那种天生的公道之爱与「由他去」的习性，这似乎是我们对自由的独特理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国人似乎另有一些说不清的品质，使他们同别的民族打交道几乎——若不是完全——同我们一样成功；至于他们自己的百姓，若不满于自己的境遇，那就由他们自己去谋自己的解救——只要他们够强、够格；反之便仍旧是原样。这不关我们的事。无论如何，俄英两大帝国的人民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发生私人的接触；他们只能通过各自的政府与报界，间接地「交上手」。我们是好是歹，都得在这世上一同活下去，不管喜不喜欢这份竞争；在我看来，我们若肯耐着性子去了解彼此的目的与需要；对彼此特殊的境遇与难处坦白地予以体谅；在事无大小都仔细看清各个方面、确立真正的争点之前，不摆出敌意与指摘的姿态——即先弄明白：我们要什么；他们要什么；我们各自的目的怎样才能最好地彼此调和——那么，两方成功与和平的指望都会更好。作为人，我不信俄国人比我们自己更好或更坏；而且我常常想：我们身上那些天生的好品质，俄国人也具备，而且具备到了该使我们对他们深怀同情的地步。

第二十八章中国的刑罚

中国生活的阴暗面有时对我颇具吸引力。于是有一回，我们一伙人商定去观一场血的狂欢——换句话说，去看一场处决人犯。

行刑的地点各城不同。在广州，那真是一块陶人之地：在满城之外、汉城之内，人犯被迫跪在一条狭长的地面上，一侧是穿过窑业区的一道死水沟，另一侧是一排排陶器摊子。用意显然是要把这桩阴森的差事放在一个不便于危险人群聚集的所在：两头都是窄巷，逃出去便撞在巡捕怀里，左右不是被推进绿泥浆，就是跌进易碎的陶器堆里——对那些街头无赖与心怀不轨之徒来说，这可不是个诱人的去处。在琼州，行刑全在城墙之外的校场上进行；凡是中心城镇，城内或近郊通常都有这么一处演武之地。在北京，所谓「秋决」约在中国「冬月」即十一月之中举行，地点叫「菜市口」，在内城（满城）宣武门外约一里，正当由此穿过外城（汉城）的那条大街中间。处决之前先有秋审，皇帝在秋审时「勾决」若干罪证「情实」的犯人，其余的暂且留待。若一名囚犯侥幸三次过堂而未被「勾到」，便可算是免了死：或者瘐困狱中，或者流放，或者充军服苦役，也有的日久贿赂脱身。我要描述的，是北京的一次秋决；同一地点随时都可能有零星的特别处决。

到了指定的那天，一大早街上就断了行人，圈出一块够用的地面，绳外只许穿官服的官员进入；「洋人」——即欧洲人或美国人——却容易得到准入（至少当时如此），何况他们多半本身就是中国海关的洋员，或是各国使馆的随员。北京人对此习以为常，以致「老爷」这个官场称呼，当地无论华洋，都一概加在传教士和官员头上；事实上，正如印度斯坦语里的「萨希卜」，是用来称呼一切白人的。

路的一侧搭起一座席棚，给监刑的大员坐。棚内摆着若干十分寒碜的桌凳——在中国北方，带靠背扶手的椅子比较少见。桌上是例设的砚台、笔架、纸张、朱砂和别的官用文具。凳子上渐渐坐满了二三十位全套朝服的官员，各按品级顶着蓝色、水晶或砗磲白的「顶子」。这些所谓「顶子」直径约一英寸，戴在官帽的顶上，另加花翎或貂尾，作为特别的或更进一层的恩荣；小吏与极低品的官员戴铜的、所谓「金」顶。顶子本是满洲人的新制，始于一六四三年，和「辫子」一样，都是正统汉人衣冠所没有的。每有一位官员入座，先到的都堆着笑起身相迎，来者则连声逊谢，说不敢当此过分的抬举。

街对面另一座席棚里是那班可怜的囚犯：十二个男人、两个女人，挤作一团取暖。他们是夜里从那座欧洲人通称「刑部」的可怕监牢押来的——三十五年前，巴夏礼爵士与洛奇爵士就囚在那里（此文写于一八九六年）。每个犯人的衣领上插着一根竹签，签上系一纸条，写明姓名、罪名和应受的刑名——斩还是绞。斩被看作比绞远为不体面的死法：绞死的，整个魂魄可以到「阴间」去投到；斩的，中国阴司的鬼卒却要盘问那颗头到哪里去了，很难交代。然而两者之中，绞刑实在痛苦得多，下文即可见分晓。

这一回的犯人名单里，有湖北、安徽、贵州各一名凶犯；有一名在浙江某处行宫盗窃御用衣物的——窃取公家衙署的东西，比寻常偷盗重得多；还有四名犯了盗卖或收受云南仓谷之罪的。这些都要斩。绞的当中，有一个江苏人，因盗掘棺椁被获——广东人管这种人叫「山狗」；同省又有一个老头儿，不知怎样致人于死——中国律法对过失几乎不予宽假，倒近于「以牙还牙」；有一个山东的伪造印信者；有一个直隶人，把人殴毙；还有三个山西的窃贼。窃取寻常财物，非值逾一百零五两、约合二十镑，不至于抵命（如今大约近十五镑）；这个数目比起英国史上五先令就够绞的旧例来，倒还合情理些。俗传五十两银子可以买得替身；单就人命的价钱而言，这话不但不假，而且有过之；至于狱吏与法官是否总能买通，那是另一回事。有位中国的地方官——是个极好的人，一次群殴中救过我的命——几乎是原话告诉我：只要他觉得有必要把某个在押的犯人除掉，他随时可以安排把人饿死或杀死。他的前任简直是个买卖人命的贩子；衙门里的听差常给我讲各式各样有名有姓的故事，使我深信：一个不讲良心的亲民官，只要善于避开律法形式上的破绽，又不去开罪上司，实际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还有第三种死刑，叫「凌迟」，用于毒死或以别法谋害亲夫的妇人（多半是趁其睡熟，把一根硬鬃刺入肚脐）、致父母或本宗尊长死命的男女、叛逆之类。我不曾亲见，只在广州见过一张这样行刑的快照（一九〇一年，我在底片销毁的前一天弄到了一份）。刽子手几乎总是让受刑的人先用鸦片麻醉自己：先割去乳房，再割眉际的肉，再是小腿、臂上的肌肉，等等，最后一刀刺进心窝，把心掏出来塞进尸首口里。许多欧洲人和大多数中国官员都否认真有这种酷刑；但如我所说，我手里有照片，而且总督为此大为震怒，以致英国轮船公司为自身利害计，不得不把拍照的那位轮机师调走。

眼前这一批囚犯个个形容憔悴，一副愁苦到了极处的样子——凡在中国牢狱里待过一阵的可怜虫，无不如此。然而即便这种令人发指的待遇，也自有其说得过去的理由：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如此之低，平民百姓常常像猪一样、而且当真同猪一道过活，终日处在肮脏和——在我们看来的——困苦之中，以致除非把人饿着、「拷着」，弄得比他自己在私下受罪时「自得其乐」的光景还要难受，否则简直无从在肉体上惩罚他。囚犯里没有一个露出半点惧色或激动；有烟袋的抽烟袋，没有的也很乐意接受旁人递来的雪茄和吃食，像笼子里的猴儿一般，或者同看客说笑打诨。中国人一点不怕死：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因为船破就不肯上，会不敢从靶场上横穿过去，会不肯喝死水，会不敢住在鼠疫、天花或霍乱的地方，会不敢下险滩，也不会在轮船眼看要沉、明明没有逃生之具时不安安静静地随它沉下去。因此很难明白：打起仗来他们究竟是逃什么；一对一地拳脚相向，他们又为什么从不肯挺身应战。事实是，这个民族的心思已经演成了一种厌恶任何「明白了断」的状态：外交上如此，用兵上也如此，总是偏好迂回闪避的路数，而一遇实力的展示或既成事实，便无不土崩瓦解；日常生活的多数方面莫不如是——惟独做生意是个例外。

席棚里的官员等候钦差到来时，「差役」们正拿鞭子使劲抽打那群乱哄哄的看客；这群人多半是些泼皮闲汉，为了这个场面，还借了旧官帽戴在头上。官棚前面竖着五把弯刀，即刽子手的刀，长约三英尺，宽约三英寸，木柄雕着御用的龙、狮或别的怪物。其实称之为弯刀，还不如叫屠夫的刀更贴切，因为那内弯的刃口看来是用得久了磨出来的，并非当初的匠心；它们阴森森地立在架上，架上罩着一间遮风雨的小席屋，个个都显得十分古旧。刽子手们系着黄布围裙，一面同人群换烟斗、打趣，一面预备好蘸血的面饼篮子——这些血饼有时卖给人吃，说是能给买的人「壮胆」。遇上极凶悍的罪犯，只要弄得到，照例把心肝或肺（我记不清是哪一样）掏出来，卖得极高的价钱，好给胆小的人真正「长个心」。十二年后我在四川时，有两个人忽然冲进客栈厨房，一把抓过煎锅，把什么东西扔进去，滋滋响了一阵便吃起来；我的文案亲眼看见，告诉我那是一个刚被拷死的著名大盗的心或肝；这两个人正是「差役」。这类事在中国史书上屡见不鲜；「食其肉、寝其皮」本就是「复仇」的成语。

言归正传。附近的平房顶上爬满了兴高采烈的看客，人人争着抢一个好位置；不过我想，我们这几个欧洲人大摇大摆地穿过人丛而无人相犯，所吸引的注意，只怕不下于刑场本身。联军进北京才八年（其时为一八六九年），我们这些「洋鬼子」也就沾了汤米·阿特金斯和约翰·克拉波所挣来的余光。那时候，一个洋人拿根棍子，就能把一群中国人——不论有无兵器——像赶羊一样赶散。

没有一个囚犯知道自己究竟是否当真要死：照两千年前汉朝一位皇帝立下的旧例，皇帝须在行刑当日的上午分三次颁下三道诏旨，中间隔着短短的时辰，以免仓促之间错杀了无辜或冤抑之人——当年那位皇帝正是吃过这个亏。约莫十一点钟，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两列差役挥着竹棍为钦差开道，另一些则拿鞭子把人赶开。行列前头是一名骑者，帽上顶着一颗长形水晶顶子，用金托精工镶嵌，这不寻常的式样表明他刚从御前下来；他的马由人牵着，因为他双手高擎着裹在黄绸里的皇帝最后一道朱谕。到官棚前下马，他神色极其恭敬地把这包东西放在正中的桌上，然后被恭恭敬敬地让到指定的座位。

接着是两辆寻常的北京无座骡车，两轮，有点像兰开夏郡带篷的赶集车，只是小些，构造几乎与两千年前所用的一模一样——近来山东出土的古代石刻上就画着这样的车。头一辆车里坐着、或者说蹲着一位相貌堂堂的三品蓝顶子老官员；第二辆里便是钦差本人，顶着红珊瑚顶子——除皇族专有的品级之外，这是最高的一等。他庄重地下车进棚时，其余的人一律起立。这许多华服列成一排，是很动人的景象：袍子多是褐色或蓝色的绸缎，镶着白貂，外面罩着名贵的皮领。

钦差入座，示意众人跟着坐下，便拆开那黄绸包，取出谕旨，看清哪几个名字已经被皇帝用朱笔「勾」了，一个一个念出来；这是他和在场任何人第一次得知圣意的裁决。头一个名字刚念出，一名小吏便奔到囚犯棚前高声唱名。那不幸的人反缚双手，被草草推搡到街心钦差面前，当面验明正身。下一步是拿一段粉笔在他后颈上划一道，标出刀该落下的那一节脊骨。钦差把手一挥，那人被拖到路当中按跪下去，人群和差役一齐狂呼喝彩。刽子手从怀里掏出一两码极好的细绳，看去像结实的鞭索，熟练地横塞进犯人唇间，像马嚼子一样；绳子从脑后绕过，再紧紧兜回来勒住双眼，两头又从后脑绕到脸前会合。一名助手把可怜的犯人的背按下去，另一名死命拉住绳子的两端，直勒得绳子几乎陷进皮肉的褶子里看不见了，第三名则摆布颈子的位置，好让那两人更使得上劲。

刽子手这才取起一把刀。他从容不迫地走上前，用右手朝那道粉笔线仔细比了比，随即把刀举起；刀悬在空中时，他左手也握上刀柄，一刀正正劈在粉笔线上。头一下便齐齐地斩落，随即被那个执绳的助手在空中拎起一晃，人群里爆出一片「好，好！」的喝彩。与此同时，尸身喷血如一条搏动的消防水龙，一篮面饼便塞到颈腔下面去接。人头被捧到官员面前验看、在册上勾销，然后掷在尸身旁边。它这时已成一种暗淡的赭红色，却还在痉挛地动弹。最后在尸首手上别一张纸条，作为身份的凭据；同时第二名受刑者的种种准备已照样办起来了。那刽子手办这桩事，安静得像在修整一包棉花：他把刀插进一桶热水里，擦干净，插回鞘中，自始至终面上肌肉不动一下，连眼皮也不抬。

这一切都在四平方码的地面上进行，因为看客获准一直挤到当场诸人跟前，只要留神别碰着刽子手的胳膊肘就行。人群和刽子手身上都溅了血，随手用袖口一抹了事——那袖口冬天早上也是用来擦鼻涕的。那位专为「监视」而来的钦差，其实什么也看不见；倘若人群串通一气，要拿别人顶替真犯，也是极容易的事。行绑动刀之际，全场静得——用在场一位诙谐的法国人的话说——「连干酪里的蛆爬动都听得见」；然而中国人的感觉之麻木，竟至于刀正落下的那一瞬，还有许多人在摸我们的衣裳、盯着我们的怪脸看，抽烟抽得若无其事，仿佛这不过是斗鸡或斗鼠的把戏。连囚犯也不见一丝敬畏、紧张或别样的情绪，只有那种与寒冷、饥饿和一身困苦分不开的倦怠憔悴。每一名犯人都这样了结，人群照旧抽烟、说笑、打趣、道好、作揖，活像在一个挤满人的园游会上，有时随便看一眼，有时漠不经心地闲谈，打量我们。

人说鳝鱼剥惯了皮也就习惯了；在我确是如此：看客与受刑者那种全然无动于衷的态度，对我的心情起了那么快的作用，以致第一颗头颅行刑的号令发下时我所感到的好奇与凛然，十分钟之内——这短短的工夫里我看了六颗头落地——便消退成一种厌烦与漠然，仿佛不过是在杀一群猪。人既然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这样贱，也就难指望外人把它估得更高。刽子手们似乎十分自得其乐，很享受这卖弄本事的机会，宛如斗牛士；事实上，他们那种从容自满的神气，正是西班牙斗牛场上被人捧惯了的红角儿的神气。没有一次需要补第二刀；只有一回刀落得偏了，劈开半边头骨，把脑浆溅得一地。有一名犯人得了个恩典，跪在一张席子上，另有一张席子体体面面地盖在他尸身上；刽子手肯这般讲究，无疑是要另外拿一份好处的。

绞刑这桩事，比斩首更叫人作呕。到在街心被按跪下去为止，程序同斩首的完全一样：受刑者被捆扎得活脱脱一只上叉待烤的鸡，小腿、大腿与背脊挤成三条紧贴的平行线，通共不过一英尺高。绞刑用两股绳，不像斩刑只用一股，无疑是因为那绞棍要施的力太大。绳索把人身捆得除了整个儿翻滚之外不能有任何动作，又与脖子上的双股绳连成一气；一根短棍横在颈背之间，一绞，整套捆缚便勒得极紧，包括脖子上那一道，也整个陷进皮肉里不见了。四个人合力按住这可怜人并绞那绞棍，至少绞了五分钟；我们这些看客则挤在四周，紧得刽子手和犯人合起来连一平方码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人群在我们前后摇晃，我们竭尽全力才没有倒在那垂死的人身上。刽子手们认定他已经断气，便把他翻过来面朝下——这时他的脸已经全青了，两眼和鼻孔都在淌血。

那两个女人随后也被绞死；但我虽已对中国男人那种木然的受苦变得麻木，却不愿看那缓慢、从容而冷血的屠戮女子。我也没有看「戮尸」。有一名犯人已经死在棺材里，而且腐坏得很了；然而遇到格外重大的案子，中国人的报复是不肯被死亡拦住的，那颗头照样要砍下来。中国的囚犯，整整有一半在牢里困苦而死，这还不算蓄意要弄死或饿死他们的安排。另一些则一有机会就急着自尽，那也就完了——除非当局有意做个显眼的榜样，那便照样处决，有时甚至从坟里掘出来斩首，好让阎罗（或与之相当者）在他到案时能十足地讨回他那一份。一八七四年吞毒自尽、未及向清军将领岑毓英（一般认为是马嘉理被刺的主使者）交出大理府的那位杜文秀，就是这样死后受刑的（一九〇一年，他的儿子哈桑亲王向我讲述了他的生平）。

这一切也许愚蠢而可怖；但我们须记得，我们自己是怎样对待克伦威尔的遗骸的；记得在还有人活着记得的年代里，我们为五先令绞死过人；也记得中国的任何酷刑，都不曾在怯懦卑劣上超过三百年前全欧洲以宗教之名所施的那些。中国皇帝的报复甚至越过坟墓。我清楚记得约十八年前他下过这样一道旨意：「朕之列祖列宗，准以藏地婴孩承嗣高僧、转世为灵童之说，向来于某氏子弟中寻访。今某某某既犯叛逆，著自此以后三世之内，不得于某氏婴孩中寻出灵童。」褫夺死者及其父母在来世的一切封典，也是常有的事。

在广州，处决的犯人尸首被抛在城外麻风村附近的一片荒地上，任狗与乌鸦大嚼。不过这也没有什么比帕西人的做法更骇人的——那种拿人尸喂秃鹫的事，我在孟买亲眼见过，而且就在英国国旗之下，谁都可以去看；也不比西藏人与蒙古人那种常为旅行者所记述、在拉萨和库伦都看得见的做法更骇人——他们把父母抛在粪堆上，任狗在大街上吃掉。一切「骇人听闻」的事，以及大多数的美德，大半都是成见与习俗的产物；凡是像笔者这样绕过地球半打回、到过大多数国家的人，多半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人之间，责备该省着些，对所谓的过失该有耐性，对一切在外人看来出于良心而认为正当的事情，都该容忍。

且说回本题。在北京，处决的犯人尸首——若亲属无力或不肯贿赂差役领回——被抛进一个坑里，其容积约如英国的一处煤井井口，但不至于深到看不见底下的尸身；这坑在一处城门之外，叫做「万人坑」。成群的老鼠很快便把肉啃光；这些老鼠个头奇大，因为从来无人惊扰，凶悍到了当地人相信它们生着「火眼」的地步；一个活人若掉进那坑里，确实没有多少指望。斩下的人头在刑场附近悬示数日；罪行特别重的，则解回离案发地最近的城中去。

除谋逆犯上之外，最重的罪莫过于致父母于死。此事被看得如此可怕，哪怕纯出意外，凌迟也是不可易的、最轻的结果。为了避免更重的后果——名义上包括家中其他多人从重治罪、地方官被黜，甚至夷平城垣（我在四川当真见过一座这样被夷平的城；塞尔维亚的彼得国王也正是出于类似的理由，要拆毁那座王宫）——官员们无一例外地查出凶手原是个十足的疯子；他照样被凌迟，别人却得以幸免。

海盗的死法往往极惨。有一回在上海，我星期日早上从一份中文报上读到，某官正在当众把一个人一寸一寸地弄死：那可怜虫被吊在笼子里，两只大脚趾尖勉强踏着两块砖；脖子卡在笼顶的木枷里，只要脚下一松，分量便全压在喉咙上。据说「热闹」要到星期一才开场，那天准许人们拿臭鸡蛋之类去砸他。我立刻照所载译出一篇详细的记述，写得像是亲眼所见，请那家主要英文报的主笔在星期一早上登出来。效果十分惊人：有人提议召开各条约口岸领事的会议，各国要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还不知有多少花样。我则按兵不动，独自享受我自己的那份「热闹」。舆情鼎沸，结果那人非但没有被凌迟处死，反而缓了刑，我相信后来还获得了减免。

第二十九章中国的溺婴

在与中国社会生活有关的题目当中，很少有比溺婴更引人注目的了；因此，不妨尽可能采取史的写法，把这一风习追到它的根上去。

经书与中国早期的史籍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古时有过这样的习俗——所谓有，是指比普天之下各国都更甚的那种有。头一次确凿的提及，见于大诗人苏东坡的一封私人书信；他与我们的征服者威廉同时。因宫廷倾轧，他被贬谪到南方的几个省份，但他之所以最受后世景仰，还是由于他对海南岛的贡献。他的祠与藏书至今仍以重费维持着；我在那岛上住的两年间，常去瞻仰。南下途中，诗人要经过华中的大湖之区，他在那里看到——如他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初生辄以冷水浸杀之；父母往往不忍，闭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

前北京的艾约瑟博士，找到了此后两个世纪里女弃婴收养所的记载。据黄伯禄神父在加尼耶主教名义下刊布的材料，继蒙古而起、在今满洲人之前的纯汉人的明朝，有一位著者在一部记风土的书里明白证实：其时闽南——即马可·波罗所称的刺桐一带——有每家只留一女、其余尽溺的风气。同一朝代的一位知府，不得不出示禁止浙江诸暨溺女之风；诸暨在杭州——马可·波罗的「行在」——稍南。我此刻案头所据的那部书，还引了一道禁止福州以南地方溺女的告示。文中说，贫富两途都沉溺于此习。

再说到今日的满洲王朝。我查得一六七三年，本朝第二位皇帝下诏，禁止在京师一带遗弃贫家子女。就所用的措辞看，这种事在满人与汉人中间都很普遍；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并不是我们今日所见的那种溺女：一六五九年，本朝第一位皇帝已应一位御史之请，禁止江西、江南、福建三省溺女之风，并且表示担心此等恶俗别处也必定有——若京师也有，他是会说出来的。一七七二年，江西按察使向本朝第四位皇帝建议：将「故杀子孙杖六十、徒一年」之律，施于溺杀子女的父母。一八一六年，本朝第五位皇帝又宣称「不可不有所举措」；由此可以断定：即使一七七二年的提议曾见诸实行，效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据同一位中国天主教著者所记，一八二五年与一八二七年，杭州与汉口一带都出过严禁溺毙女婴的告示。于是我们看到：自我们的征服者威廉之世以来，有一条证据的链子，指明湖北、江南、浙江、福建是溺女最盛的省份。

以上是溺婴一事有充分佐证的早期历史；如今该举出当世的证据了。一八七七年十月，我在福州的报纸上刊出了一道长告示的全译，那告示痛斥当地溺毙初生女婴之风，并且吁请士绅举报凡查有帮凶实据的稳婆姓名。（须说明：在中国，男医生是不助产的。）与这件文书并刊的，是「保婴善举」八条章程的译文，其唯一宗旨便是防止溺毙初生的女孩。那时城中不同地段设有四处「溺女局」；凡打算溺女的父母，都被劝说把孩子送到其中一处：或是把婴儿交给局中的乳媪，或是经查确属可悯的，领一点微薄的养育钱。这些文书都极长，此刻却都在我眼前。

福州城外，往那处人人爱去的避暑山——鼓山——的路上，有一口小池，像是饮马塘，荫在一株大榕树下；树根处立着一块石头，镌着「此处不许溺女」六个字。我毫不怀疑那块石头至今还在；我是一八七七年见到的，而且我知道迟至一八八四年还有别人见过。恰在此时，一位名叫菲尔德的女教士正在附近悉心查访；一年之后，她把结果刊在当地一份名为《妇女在华工作》的期刊上。她所询问的妇人当中，有二十一位福州的母亲「杀死、卖掉或送掉了四十六个女儿」。

一八八三年我在温州结识一位官员，他父亲曾任福州学政，以力禁溺婴而知名；这位学政的兄弟，娶了那位被英国人掳到加尔各答去的叶名琛的女儿。人家送了我一部《彭大学士传》——那位父亲后来做到了这一品级——传中详载了福建溺婴之盛的种种情形。一七七二年的律条在那里被引用着，一如公家告示里通常所引；可是据我所能查明的，那似乎是一纸具文。

再说福建更南的地方。约二十五年前，供职中国海关的英籍税务司休斯先生——其时在厦门——刊布了最具体的细节。他本人遇见过一个雇工，挑着一根扁担上市，两头的篮子里各装两个婴孩。休斯先生查明：女孩只值几个便士，而且只有育婴堂才肯要；男孩若康健而相貌可期，则可得三镑以上。休斯先生认识的一个中国妇人，当时已在厦门体面地嫁了人；她还是婴儿时被一位传教士拾得——那传教士在船上听见一只瓦罐里有哭声。船家毫不在意地用「洋泾浜英语」解释说，那是「一个小小女孩儿」。

一八四三年，雅裨理牧师就厦门、即刺桐这同一区域溺毙女婴的比例，作过细致而认真的估算；奇怪的是，他明确指出最坏的地方，正是我上文所引那位中国著者在数百年前指出的同一座城——同安；所以我们尽可放心地把这些证据当作史实来接受。据雅裨理牧师所举的详尽统计，初生后被害的女婴，因城而异，自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七十五不等：有些父母承认杀过五个女儿。

雅裨理牧师之后，厦门的麦格雷戈牧师又亲自查访，也把结果送给了休斯先生。他并不觉得同安比闽南别处更坏。而且即便在富家，往往也只留一个女儿活着。贫苦的人家，尤其是妇人，非但不以此为讳，反而替它辩护；那些禁止的告示不过是官样文章罢了。休斯先生因而发现，那一带妇女少得不够每个男子都能娶妻，家庭道德的状况也因此极低，做丈夫的已经把妻子的不检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我手里还存着十年前闽浙总督卞氏所出的一道原件告示，其中引了一七七二年的律条，声言要严惩溺女的父母。

我现在翻译的，是去年——一八九七年——九月中国报纸上的一篇社论。文中说，江西的溺女之风正在增长；只有殷实人家肯养一两个女儿；穷人连把婴孩抱到育婴堂去的工夫都不肯费。省城的当局在出示禁止时，说明了通常杀女的几条理由：贫穷；把女儿嫁到别家去的花费；做母亲的急于要儿子，一下子除掉这个女孩，便可早些生养、哺乳一个男孩。那告示极长，知府用尽了他的辩才，去证明上述三条理由之不足取。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虽含糊地以国法相吓，却并不援引任何具体的条文；整篇文字与其说恳切，不如说敷衍——至少就是否真有重惩之意而言，是如此。

江西与江苏可以说就是旧日所称的江南；关于这一带，我们已经看到有好几百年前的溺婴证据。若干年前，我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上刊过两则短记，专说江苏。其一是提醒人们注意《京报》上的一段话：在扬州——马可·波罗一度做过总管的城——城内外，女婴常被抛进沟里给狗和猪吃；那里正在筹设一所育婴堂，靠盐课上稍加一点厘税来维持。另一则引了总督与巡抚会衔的一件公文，奏称近年溺婴之风竟有波及男婴之势，并宣布：「现设赈济产妇之局数百处，每月给钱六百文（合二先令），给六个月；若产妇孀居而不再醮者，则给六年。婴孩的衣物由局中备办，另给五百文作临盆之费。」除此之外，还有一八七二年上海县令所出、刊于《中国评论》的一道告示，痛斥「溺毙女婴的可恶恶习」。

在有好几百年证据的省份里，还剩下一个浙江。几年前我从一份中文报上剪下这样一段（译文）：「一种该管的陋习。台州府（居全省之中）一境，溺女之事时有所闻。有体面的人家自然未必以此陋习自污，然而愚昧的乡人却往往视为定例；他们并不遮掩，于是常见婴孩被弃于地，云云。」上面所说的这个沿海府，与诸暨所属的府相接；而关于诸暨，我们有一道至少四百年前的告示为证。一八八三年，我曾徒步走过这一带数百英里；但我发现，除沿海之外，近年的乱事破坏太甚，大片地方几成荒墟。官册所载，人口如今只及旧时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来，要除掉多余孩子的念头自然也就淡了。关于这一点，确有明确的旁证：十年前慕稼谷主教写道：「直到太平天国的内战为止，诸暨一县以溺婴之盛著称……如今却几乎闻所未闻了。」

不过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老地方，另有一些省份，此风是近世才滋长起来的。一八八〇年，我在香港的报上提醒人们注意广州知县所出的一道告示，劝各乡设立「六文会」以防溺婴。此处不必细述；其构想似乎是要造成一种贫困的保险金，「以便给那些无力养活女婴的贫妇二十个月的津贴」。此举是奉皇帝的直接谕旨办的——先前有御史把溺女日增之事奏达御前。这一看法还有《中国评论》一位通信者的证词为佐：他一八七三年来信说，休斯先生以为广东省内溺女只行于福建、江西来的移民之中，那是弄错了。这位通信者说到当地的土著：「在过去六七年间，我游历并暂居于他们的几个州县，渐渐痛切地确信：所问的这桩罪行，是普遍而大量地在行着的。」不过，虽然通常以贫穷为托词，他却发现：农妇舍不得看顾孩子所耗的工夫，急着要回去做活；而富人则「说是不想再要女孩了」。

我手上有原始证据的最后一个地区是湖北，证据是该省布政使的一道告示。这位大员举的仍是那老三样理由，却力图使百姓相信：「天不可以强而与子；尔杀女愈多，则女之再生者愈众。」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布政使所辖之地，正是汉口至诸湖之间的一片，也正是诗人苏东坡最早记下溺婴之事的地方。

由此可见，自十一世纪直到今日，有一条几乎不断的证据之链，以最无可置疑的方式确立了这样一件事实：溺毙女婴的习俗，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和大湖周围格外显著。然而，历来总有不少人一口否认。譬如一八八四年，其时任上海副领事的翟理斯先生写道：「我不能相信溺婴在中国盛行到什么大的程度……我相信其行之于中国，并不多于英国、法国、美国及别处。」翟理斯先生当时是皇家亚洲文会当地分会的会长；他虽有坚持己见的勇气，却也很愿意以会长的身份，把自己的看法同别人的经验比一比。于是，凡在中国、可能有机会形成独立见解的比较知名的欧美人士，都被请把意见送交给他。这些意见于一八八五年五月汇总提交文会，随后展开了讨论。

从各人经验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许多对溺婴发过高论的人，并没有留心分辨两件事——一是蓄意杀死女孩，通常用溺毙的法子；二是匿其所生或弃其所生，后者通常是把孩子搁在树杈上、裹在席里丢在路旁之类。有些作证的人归咎于佛教的轮回之说，说愚民由此生出一种念头，以为死去的女孩的魂可以再投生为男。中国的家族习俗也未能幸免：另有人论道，女子出嫁便不复属于本家，这把她过继给另一宗族的习俗，正是各族对那些永不能有益于本族的无用之人怀着厌憎之情的缘由。连儒家与祭祖之礼也分担了一份责难：女子既不能主持祭祀，也就无从在来世以香火之事报答她在今世所受的恩养。

众人一致认为：此罪在北方之罕见，正如其在南方之常见。在北京它罕见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最老的侨居者之一德贞医生断言，那里并不比英国更多；不过丁韪良教授——他当时是、如今仍是一位阅历极深的北京通——解释说：在京畿一带，取溺婴而代之的，是另一桩同类的罪，即把尚未成形的生命掐死在胚胎里。闽南来的见证人证实：那里因妇女奇缺，流行着一种一妻多夫之俗。这与上文关于刺桐一带所说的正相印证。慕雅德会吏总讲述了他在浙北、包括宁波周围的见闻。他是在乱事初平的那几年里到处走动的；他的结论是：此风既不广布，也非常态，而且在减少。在太平天国之乱所伴随的困苦流离之中，这桩罪行却屡见不鲜，会吏总自己就认得好几家背着这个罪的人家。至于浙南，玛高温医生估计，紧邻福建的那一县，女婴有百分之四十被害。宁波领事库柏先生说，他妻子的奶妈——一个极好的下人——承认亲手用棉絮塞住三个婴儿的口鼻弄死了他们，还帮别的妇人杀过女孩。照库柏先生的说法，这个奶妈像是汕头人；而在宁波与汕头两地，都有人告诉他：男多于女，正由于溺婴之盛。菲尔德女士在汕头附近查问过的四十个妇人，承认杀死了七十八个女儿。

汕头也在广东境内与福建接界的一带。事实上，除湖北这唯一的例外，所有溺婴的证据都出自福建以及与之毗连的江西、广东、浙江的邻近地方。出洋的人也以福建为最多；的确，往外国去的移民，几乎全出自该省及广东的邻近地方——例外是山东人之往俄国和朝鲜。福建又是某几种尤为恶劣的伤风败俗之事上名声最坏的省份。据此似可稳妥地断言：溺婴之习在帝国的那一隅根深蒂固，带出了许多随之而来的祸害。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忘记：福建历来是首要的滨海省份，几百年前移民也是从那里出去的。而且还有一种可能：男子的外出与阿拉伯人、印度人及别的商贾的涌入，或许也是助长溺女之风的一个因素。

熟悉华北的传教士们的证词，都说此事相对罕见——不但北京和直隶如此，邻近的山东和满洲也如此。我从未听说蒙古人中有溺婴之事；在朝鲜、满洲、突厥、日本、西藏的早期史籍里，我也不曾碰到过对这种习俗的丝毫暗示。华北人的血管里流着大量鞑靼人的血，那一整片地方屡次长期处在鞑靼人治下，又时常被北方各族踏过。或许可以合理地推断：不行此习的民族，对与之比邻而居的中国人发生了影响，把溺女的萌芽压了下去。

西边的四川，我自己查访过，却发现此风罕见。然而在那里游历时，我注意到过一道禁止的告示。那是一八八一年的事，多半是上文已提及的、皇帝那时前后所颁通饬的结果。四川溺婴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大量妇女被贩往陕西——陕西新近为回民之乱所残破。往上海去的输出也很大；我发现，本地常关的吏员在巡捕的默许之下，每输出一名女子要抽约两先令的厘金。在亚洲文会陈述见闻的诸位先生，就中国别处的情形也证实了这一看法。玛高温医生便证明：温州往上海贩运女子甚盛，价钱已从每人十元、二十元涨到六十元，甚至二百元；因此邻近乡间的溺婴也就少了。

提交上海文会的证据，还揭出了几件无可置疑的事实：近年溺婴渐及于男婴；家族的公议在此事上往往与孩子的父母同样有发言之权；再有，稳婆通常不是自己动手的元凶，便是教唆者或纵容者。这些证据还把安徽牵了进来——安徽正是旧日江南余下的那一部分。

那么，我们如今呈给读者的总的结论便是：溺婴——溺女——在福建以及与福建接界的别省一带，已经盛行了八百年。从来没有人认真设法制止，为此而立的法令也从来不曾真正施行过。

第三十章中国的奴隶制度

按中国最古的定义，奴隶起初不是罪人便是俘虏；或者照一位可靠的权威的说法，就是罪人，因而也就是官家的俘囚。公元前二〇二年，皇帝下令：凡在大乱之中为免于饿死而自卖为奴的，一概免为庶人。三千年至两千年前，似乎通行着一种自由的农奴制：可以从王畿迁往封国，同时各有定额的力役要为公家出。直到两千年前真正的帝制兴起，自由人才渐渐沦入农奴的境地；而在与匈奴——即突厥人的祖先——的大战期间，国库空虚，朝廷便以种种好处招徕百姓，让他们献奴以代边防之费。公元前一六〇年，官奴一律放免；然而公元前一四四年，北方牧苑里三十万匹马之下，仍记着有三万名奴隶看管。另一方面，公元前一四〇年，新近乱事中所俘之家，在宣告太平之后都被遣归乡里。从史书零星的记载看来，这时私家竟有畜奴数百乃至数千的，往往役使于百工之业。公元前一三年有诏，痛斥豪富以奴婢之多相夸的奢靡。约当公元一年，皇帝不得不限定大臣蓄奴之数。

数年之后，后汉的开国之君特下诏书，放免了许多私家奴婢，并宣布凡被卖为人妻的女子一律为良。他绝对禁止杀奴、黥奴，虽说奴婢仍不能以自己劳作所得赎身。王莽篡位时依新法所没为奴婢的男女，都被开释。黥奴的主人受罚，而且被黥的奴婢一并放免。三〇年至三八年西南用兵所获的俘奴，都遣送回乡。

继后汉而起的汉人魏朝，禁止把老病或年过七十的官奴发卖于市：这些人一概放免，若贫无所依，则由地方官供给衣食。三〇三年，继魏而起的晋朝有一回把王公之奴籍没充公，为的是替军中凑齐舂米的人手。四五九年，宋朝把一座被围之城中所俘的女子尽数赏给了兵士。

四世纪至六世纪间据有北方的鞑靼诸朝——其时宋及别的汉家在南京称帝——农事一概由奴婢去做：每一对夫妇准有八奴，每一单身男子准有四奴；十头牛折算八奴，田亦分为牛田与奴田。不过这些鞑靼人也并非没有恻隐之心：四八五年有诏，凡「自由的乞人」以及因饥饿而自卖为奴的，都要送回本乡；即便奴婢中的妇人已嫁在主家，也听凭她自择去留。四九三年，同一个鞑靼的魏朝禁止农奴与良人通婚；但农奴中有学问的，准其入仕。四九四年与南朝汉人的齐交兵之后，阵上所获的俘虏一概遣还江南。四九七年，准许判处流刑的罪人投身行伍充作敢死之士，凭勇敢堂堂正正地换回自由。五四五年，鞑靼的齐朝给所俘的男丁配了「贞节的寡妇」。

五一八年，南朝的梁放免了年过六十的男奴和年过五十的女奴。五四三年宫廷有变，下令三十家富室各献一奴与皇帝。五四九年，又一批北方俘虏连同妻小被遣还。五五五年，天下无主之际，成千上万的良善农民被驱入一座争夺中的都城为奴。五六五年，在南方继梁而起的陈朝，把战事中所俘的北人尽数遣归乡里。

由此可见，汉人与鞑靼相争之际，双方都还有仁心。八世纪将尽时，一个汉家王朝再度独据天下，那位皇帝一向不愿见私家田产过大，便停罢了各省每年以奴婢充作贡赋的旧例；他的动机，也有对人间疾苦的同情在内。尽管如此，奴市仍向私人敞开，良人被当作奴隶买卖，遍于全国，而且这样的事至少已不间断地延续了一千年。

随后又是一段鞑靼人统治的时期。到继蒙古而起的明朝，私家蓄奴成群的风气重新得势，富人竟以夸耀自家那些体面的人畜相尚为时髦。满洲王朝对此加了限制，把买卖男女置于法度的管束之下。满洲私家军制中原有的人身依附与农奴之制，同汉人的奴婢买卖合流，演成一种恩主与门客的关系；本朝初年的几位皇帝，不得不为此屡下谕旨。满人的门客往往不把汉人的地方官放在眼里，一有事便躲到恩主的臂膀底下去。汉人的奴婢，甚至富商与良人，看出有个私家庇护者的好处，也往往巴不得投献或自卖，落入农奴或奴婢的身分；因而有一段时间，门客、农奴与奴婢几乎混为一谈。

不过满洲的成文律例，在法眼之中始终分别主与奴：在籍之人犯罪，处罚要比良人犯同一罪重一等。律法并不禁止一切父母卖儿卖女，但同时分别良人、放免之人与生而为奴之人；也过问所卖之人作何用途，并且规定殴毙奴婢的家主应受何罚，从而给予一定的保护。一七三一年，雍正皇帝明白承认——虽然并不赞许——贫家有卖儿女之权。一七八八年，乾隆皇帝说得更加明白。一七二六年，人们发现汉人的奴婢渐渐变得太放肆，康熙皇帝便特为定制：其主人所享的管束之权，应与满洲制度下主与奴之间的相同。这一回的查究，还发现帝国各地有种种不见经传的农奴旧俗，于是设法把这些因习成俗的农奴等同于汉人良民。

再回到远古，把中国奴隶制度的由来与沿革理一理。看来私人是靠个人的契约得人服役的，起初并不准蓄奴。官奴所生，补入皂隶差役一类；女的则浣衣舂米。即便是「罪奴」，也不得以年过七十者或幼童充之。这是通例，显然指的是上文所引魏朝五四六年的诏令；不过各封国自有其地方的法与俗，在那底下，依附的阶层所受的苦，帝国正史未必记得下来。

旧日的封建之制，是两千一百年前那位著名的「始皇帝」打破的；他的家世，同他所推倒的那个有名无实的王室一样，也出自半开化的西陲。即便在这一朝治下，罪奴之子也宣告为良。公元前二〇四年，在这位大改制者及其孱弱的后嗣死后那场毁灭性的战乱之后，真正的中国帝制——直到今日仍在，只在细节上有所更易——的创立者明白准许赤贫之人以卖儿女来救急。如我们所见，公元前二〇二年这一条又改了。不过按常例，奴婢的来源不外罪人与战俘。譬如公元前一五四年，七个封国反叛，全境人口被判没为官奴；虽说如上文所述，下一位皇帝在公元前一四〇年赦免了他们，并且剥夺了私家主人无故杀奴之权。五十年后，又一位皇帝在放免更多奴婢时明白宣告：地方官无权过问私家的奴婢。皇家的田庄苑囿曾役使多至二十五万的奴隶；到公元一世纪与六世纪，这类官奴仍见于记载。一世纪时，叛乱的州郡人口再度当没为奴，却被开释，好去垦种荒地。

自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耕种之人为求庇护而投身权贵门下，渐成风气，一如罗马的附田农；其人头之赋则由主人代出。七、八、九三个世纪当国的那一朝，放免了大批官奴，分置于西部与中部诸省；但私家那时仍拥有为数可观的佃奴。奴告主，立即处死，其证词也不予采信。由皇帝出面、违背私主意愿而放免奴婢之事，从此不再听见。不过主人只须一纸手书便可放奴为良；无论如何，奴婢年至七十即得自由。八二一年与八二三年有诏，禁止买受海盗所掠的朝鲜奴婢，已在中国的则遣送回国。

自十世纪至宋亡、蒙古入主为止，私主之权大体如旧，官奴之制却似乎退回了它本来的样子：我们看到有流配的罪人，却不见官奴或官庄农奴的记载。宋朝的国策，是减少富室家中的奴婢之数。蒙古人的私产，偶尔记着包括战事中免死的俘虏；蒙古皇帝也有几次放免过读书人。继蒙古而起的那个纯汉人的王朝，成群的战俘被押送到京城，其子孙世世为奴。这些奴婢渐渐凭卖契辗转易手，契上要纳税；为杜绝拐掠之风，又立一法，禁止把良人当作战俘处置。

自古至今，还有以人身之奴婢或农奴充作公主陪嫁的。这一类的媵女，最古的中国典籍里便已提到，此后历经与外邦王室的战争、盟约与联姻，一直到满洲入关之时。不过奴婢须在自家这一等中通婚；良家的男子若当真情愿，虽准其娶女奴，明朝的律令却大抵禁止这样的结合，至于良家女子与男奴的结合，那更是断断不许。奴婢的私蓄，在法上归主人所有，但舆论不赞成任意籍没，富裕的奴婢通常总能自主地动用其财，向主人赎身。

到了满洲人手里，旧日官奴那一套观念几乎消失，至少名目上是如此；然而流放之刑若附以在官吏管束下服役的义务，实际也就是一回事。至于叛逆之家，则举族没为奴婢，「给与满洲兵丁」。太监一类，有一部分是从元恶大憝的幼子中来的，譬如阿古柏的儿子们。本朝初年用兵之际，战俘屡见记载。起初每个满洲兵士似乎都分得一份人口的掳获；但随着新朝渐渐坐稳了江山，被征服的种族也找回了自尊，慢慢挣脱了低人一等的地位。如今除西藏边地之外，这样的战俘已少见。罪人有时被发往「边外能管束他们的回部」。

如前所述，许多汉人为求庇护而舍弃自由；但早在一六四五年，我们便看到本朝第一位皇帝明令：「不得恐吓汉人使为奴仆。」至于罪人，也渐渐显出一种倾向，除谋逆与强盗之外，不再牵连无辜的家属。一六五二年，「人贩」这一行被定为非法，因为查出不但汉人良民、连满洲妇女也在被拐。如此种种，直到最后不得不把汉人投充旗下、充作一种农奴门客的做法一概禁绝。一六五一年又定章程，准许满人所有的战俘不时探望亲友；总的说来，是显出了一种要使满、汉两方在籍之人的境遇都宽和些的趋向。一七二七年，浙江的「惰民」（这个宁波的名目至今还在）、山西的「乐户」、江苏的「细民」、广东的「疍家」（至今仍是那里的水上人家），都解除了他们在社会上的贱籍，准其以良人论。

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我在中国南北东西半数的省份里住过二十五年——我倒愿意这样形容中国的奴隶制度：肉眼全然看它不见。只要不因孱弱或愚昧而暴露在官吏、亲族或掮客的贪婪之下，人身的自由是绝对的。哪怕是蛮夷与外人，只要毫无保留地遵行中国的风俗，也一样被当作同等的人接纳。另一方面，差役、剃头匠与优伶那种老式的社会贱籍，在法眼里仍旧存在，虽说其中全无种姓的意味；而在「非官方」的场合，这些人与任何别的良人一般无二。

以上是从史的方面把中国的奴隶制度粗粗看了一遍；如今且看它实际是怎样的。刑律虽禁止并宣告无效将良人卖为奴婢之举——即便出于丈夫、父亲或祖父之手也不例外——然而为免于饿死与困苦而被卖或自卖的良人，为数仍然可观。把良人或走失的小孩留作奴婢，名义上是有罪的；父母未得子女之允而卖之，或溺毙其女，也是有罪的；可是在实际上，这两条律法都被置若罔闻，几乎从不施行；那么征得子女同意而卖之这一较轻的罪，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卖女为妾之事天天都有；而如我们所见，雍正与乾隆两位皇帝都明白承认父母在饥荒之年有卖子女之权。传教士们也众口一词地作证：近来歉收之时，譬如在天津街头公开卖孩子的事，是屡屡有人亲见的。不过一般说来，奴市与公开的发卖是没有的。偶尔也有年老的父母卖掉子女，为的是给自己买一口棺材。

就在几年前，一位巡抚和一位御史都受到皇帝的处分，不是为着买妾，而是为着「在不该买的省份买妾」——即在他们供职之地买妾。

奴婢是主人绝对的财产，不论年岁，主人随时可以出卖。卖契很像转让房屋的文书：起首申明缘由；（若出于父母之手）声明家族公议并无异词，族中亦无人愿意收养此人；延请中人与见证；立保（即声明此男或此女不曾典与他人在先）；并且约定日后不得滋事、不得反悔。偶尔还附一条：主人在应得的责罚之中失手把奴婢打死，不得过问。这自然是为了避开禁止蓄意伤残或杀害奴婢的律法。而要解释有些律法何以在实际上被置之不理，须记住一点：除谋逆之外，凡罪非经有干系的人家具呈告发，中国官府照例是不理会的。因此，奴婢的家属只要不曾在契上把权利签掉，仍可具控；但奴婢本人不得告主，告了反而有罪。

古时奴婢一律从主人之姓，这条规矩至今还多少通行；不过至少在中国有些地方，今日的奴婢仍用自己的姓。主人若不反对，奴婢可以婚配：或配主人家中的婢女，或配主人为此而买来的人。至于婚事由主人主办还是由奴婢的父亲主办，各地风俗不一；实际上要看出钱的是谁。主人或别人若诈称奴婢为良人而替他娶一个良家女，是有罪的；奴婢若娶良家女，也有罪，而且婚姻无效。做奴婢的新妇是步行过门的，没有鼓乐、花轿以及别的成婚的体面。奴婢在乱伦婚配上所受的禁忌与良人相同，祭祖之责也与良人一样。婢女若为主人生下子女，便当然成为次一等的妻室；事实上，中国的妾大半是买来的，因此，除非当初就是买来做妻的，她们本是奴婢。连欧洲人也买妾，偶尔还正式娶她们，不过自然是立刻还她自由，因为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承认奴产之上有什么权利。在中国，做官的买一个出身不清白的妾，是很平常的事，正妻通常留在家乡——因为文官不得在本省任职。这样的妇人欠了债，丈夫要负责；丈夫若不能或不肯偿还，法司便判他把她卖掉抵偿。在中国，失足的妇人总还有可能重新做一个「良家女子」。

奴婢的妻子不能同他分开，无论他仍留在主人家里还是被主人卖掉；但所生的子女，若是吃主人的饭长大，便属于主人及其继承人，可以不问奴婢父母而发卖或分离。优伶与不幸堕落的女子，就是从这一等人里补充的，因为良人不得卖作此等用途；这最后一条法令始于忽必烈，看来一直沿用到明朝。做奴婢的父亲若自己养活子女，也可以卖掉他们。主人或任何良人与奴婢之妻有苟且之事，所受之罚比双方都是良人或双方都是奴婢时轻一等；反过来，奴婢与良家妇人有苟且之事，在律上要比良人重一等——这还不算主人高兴施加的任何刑罚乃至处死，而主人若在盛怒之下动手，通常是不受追究的；至于与主人的女性亲属有染，律法则按亲疏之等处以死刑或流刑。即便是良人，捉奸在床亦可格杀勿论，只要连那妇人一并杀掉；其用意是：若不双双杀死，便有串通之嫌。律法并不以年岁的限制来保护未嫁的婢女免于主人的欲念，但须得女子本人同意。

按常例，成年的男奴很少见，而且多半只有官员、贵人或豪富的田主才有，都是在他们年幼时买下的。今日中国的男奴，比历来任何时候都更年幼、也更少，外表上也没有任何记号可以辨认。中国没有美国从前那种驱奴力作的事；活计通常是轻省的田间或家中劳作、随身伺候，或是帮主人料理祭祀之事。做北圻与暹罗生意的福建商人买男孩养作「儿子」，因为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么远去；这样的人我在缅甸见过许多。奴婢多半是女的；她们若被卖作妾，或者身为婢女而为主人生下子女，那么只要举止还过得去，实际上便算是自由的了。

做妾而生子的母亲，虽仍依附于正妻，只要守寡不嫁，便有权受到善待；她也总能为自己亲生的子女争权利，尽管在律上这些子女属于正妻。无论如何，她一开头就高出单纯的使女或婢妾一等，虽说过门时也并没有多少礼数；丈夫只能以若干指明的缘由把她遣走，可是实际上，妾往往被转来转去地卖掉。只有富人才养得起妾；在穷人家里，那唯一的妻子同样会被、或可能被这样转卖，尤其是在她自己也肯的时候。在若干列举的罪名上，妾所受之罚比正妻轻一等；但两者都完全捏在丈夫掌心里：除非责打极重，不得诉苦；除非丈夫答应，不得离异；而妾往往还是正妻的一个奴婢罢了。至少在广州，婢女若不嫁人、一直侍奉守寡的女主人到她身故，还能分得一份家产；若是出嫁，女主人须为她备办嫁妆。就我所观察与查访的而言，他们这套「摩门式」的办法，多数情形下相安无事。

拐骗在中国极常见，尤其是在乱世；也有由贩子以替人找活计、找婆家为名，把女孩从父母手里哄走的。这些孩子往往落得最惨的下场；不过也有许多在澳门被「妈妈」们舒舒服服地养大、教出来，那些「妈妈」或是把她们卖掉，或是把她们的服役租出去。这些女孩颇有自由，彼此间常结下很深的情谊，甚至同「妈妈」也是如此——「妈妈」准她们分期以宽厚的条件赎身。她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与欧美人结为夫妇，有时是正式的，更多是不甚正式的，尤以航海一行的人为多。约十二年前，台湾的巡抚奏报说：岛上的中国女孩，有七成是「妈妈」们彼此买进卖出的，如此一来，每个「妈妈」在名义上便都不算犯了逼自己亲生骨肉入火坑之罪。几年前，四川总督也正式奏报皇帝，说本省女子被成批贩往上海及沿海各处；湖北巡抚也证实了他的话。

我常常盘问过男女中国奴婢；下面这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今日中国奴隶制度的成色：

「我本是沿海一户殷实的老农家的人。一八五四年乱起，太平军来了，我们一家都逃进山里。我母亲累得死了，我被人以两块钱卖给一个男人；他用船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另一个男人又以二十块钱把我卖给了『妈妈』。我在澳门住了十二年，我的『妈妈』有两条帆船；她儿子想讨我做妾，我却宁愿住在洋人家里。我家里的人和故乡的村子，此后再没有一点音信，本地的土话我也早忘光了。租我去的那个男人，几个月后就倒了；可是我的『妈妈』准我自己另择一个男人，也是照租的法子；不过我攒够了钱，花三百块把自己从『妈妈』那里赎了出来，如今有一位英国轮机师向我提了正式的亲事。」

在江西，典妻的旧俗至今还在，虽说律法禁止它已经过了一千年。几年前记载过这样一桩事：一个妻子以三十块钱典给人过冬，随后赎回，随后又以一百块钱卖掉，一半当场付清，一半在第一百天后付；然而她那手头拮据的丈夫刚拿到头五十块钱，这妇人就上吊了。

中国妇女在理论上的地位虽似乎低微无助，实际上多数情形下却与男子一样自由——那是说，在四堵墙之内。事实上，妇女、尤其是做母亲的，影响极大，往往是当家做主的那一个。寻常的中国男子既不善妒，也不专横；把妇女关在深闺、或者在家道不许深居时约束她的，是古来的习俗。残暴至极的事例是少见的。

被卖作儿子或妻子，同被卖作奴婢完全是两回事，虽说眼前的种种不便大同小异。前者略近罗马人的「掌权所有」，后者则近于「奴籍」。分别在于：血统不因此而污，所生的子女也不被取消入仕之格。成年的儿子可以不经他同意而被卖出去过继；但他若已有官职，要强他就范便难了。这种情形下妻子随儿子同去，而过继之子所生的子女则留在祖父身边。这样卖出去过继的成人——其实无论年纪多大的少年也一样——不能像奴婢那样再被转卖，银钱不过是名义上的往来，为的是外表上合于「共买」的法式。既然收养的通常只有无子之人，被收养的便大有承袭全部家业的指望；无论如何，他总能与亲生之子均分。有时若亲生的儿子出来了，他便「归宗」，仍旧用回自己的姓。总而言之，为过继而卖，同奴隶制度全不相干——只除了一点：在家长之权面前，儿子与奴婢差不多是一回事。

拷打奴婢、役使过度、殴打、黥刺、饿其饮食，这类事并非罕闻；但都属例外，其频繁并不过于虐待子女、雇工或儿媳；它们并不是奴婢生涯中照例的一套家常，一旦发生，也很容易用银钱了结——赔钱、给一口棺材钱、摆一桌赔罪的猪肉席等等，前提当然是没有惹起公愤，也没有招来有势力的家族或宗族的敌意。中国人人都怕老妇人的号哭；狠心的主人若不为自己的残酷赔偿，奴婢的母亲多半会闹得叫他活不下去。上海的英国领事馆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在该赔而不赔的案子里，老妇人比那些官员还要难对付——譬如轮船撞沉了帆船，独子被判死刑，争执的地皮判给了洋人。事实上，中国的家长之权可以形容为「以自尽与老妇人节制着的专制」。此外，主人的奴婢逃亡，官府照例是不给什么帮助的。而且，对于虐待奴婢、使之忍饥、病不看顾、或不肯为男奴娶妻的主人——甚至只是执意不肯卖给他自由的主人——上天的簿子上还记着若干冥冥中的报应。主人照例应当替婢女找婆家，或者自己纳为妾。主人杀了奴婢，若立刻赶去向地方官陈明缘由，往往可以免于后患；但这样一来，那奴婢的家属便得自由；刑罚的轻重也因奴婢属于被告本人、属于亲戚还是属于外人而不同。

中国的奴隶制度性情温和，最好的证据是：有史以来，那里从不曾有过一次奴隶的暴动。中国人心里总潜伏着一种听天由命的念头，觉得命运的轮子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最富的人变成奴婢；再加上佛教那种强烈的厌恶——不肯杀生，也不肯使任何活物受肉体的苦楚。种族的仇恨或许留有痕迹，阶级的仇恨在中国却是绝对没有的。虽说奴婢、剃头匠、差役与优伶在史籍与传统上三代「不洁」，近来皇帝的几道「特旨」或随口之论，已经把那严酷的律条削得所剩无几，如今除非是情节恶劣、或有强大势力在后面撑腰的案子，只怕官府也未必理会。无论如何，这种贱籍所妨碍的，不过是这些不洁之人不得应科举而已。

卖身契上，照例要奴婢蘸着颜料按下手纹。如此一来，他的身分便毫无疑义，因为没有两个人的肤纹是一样的。这纸文书若丢了，主人对奴婢的名分也就没了；不过卖方与买方通常都留有副本。放免的办法，或是把卖契交给奴婢，或是另立一纸文书宣告放免；他的子女也在同一刻得了自由。放免之人或旧日的奴婢，实际上被期望对旧主表示恭敬，律法却似乎并不强求；至于罗马那种做法——放免的主人从此在被放免者的财产上享有权利或指望——中国律法更是全然没有。不过，受赐自由的与自赎自由的，似乎是有分别的：后者若殴打或杀死旧主，按良人论；前者则按奴婢论——只是这一点上，律与俗都稍嫌纠缠。此外，旧主诬告旧奴不受罚，诬告正妻却要受罚，正如正妻诬告妾也要受罚一样。奴婢有为主人送葬持服之责，而这一层义务，多半也及于那些白白得了自由的旧奴。

中国的主人不以同男奴同桌而食为耻。我见过官员在旅途的船上与仆人——多半就是他们的奴婢——并头躺着抽鸦片；而且须记住，在中国，供人驱使的下人这一身分，同奴婢原是差不多的看法。总督与巡抚照例让他们的奴仆替他们点烟、吹旺烟锅。中国人固然一在恐惧与狂热之下便野蛮得残酷，日常生活里却温和柔顺，极少动武。像勒格里那样的人物，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平日里那点刻毒的残忍，通常出自妇人之手，而且多半是善妒的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