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贸易与行政

一中国历史概略

中国的土著诸族，今日仍可于苗子、倮倮、侗、黎诸部之中见之。他们散居贵州、四川、云南、广东、广西诸省的山地以及海南岛，是被征服的汉人驱入其中避难的，至今保存着自己的风俗习惯。他们大抵仍保有本部族的治理之制，对国中既立的政府不过名义上归顺而已；到了近世，无论劫掠还是叛乱，他们都不曾显过名。

汉人进入这片土地的年代，既无确证可凭，姑且假定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后。他们最初携其牛羊定居于今日陕西一境，在黄河之西；由此而向该河之东、之南展布。自这一带出发，他们循着河谷前行：先是沿渭水之谷西向四川；继而越过扬子江，占据了泄入鄱阳湖的江西盆地；再后则由洞庭湖与湘水之谷，占据湖南，并深入两广。至于吴国——其地沿海岸自扬子江以南绵延——被他们吞并，则是在汉朝完成的。

五帝之世，始于伏羲之治（公元前二八五二年）。伏羲教民结网而渔，教民畜养家畜，教民作乐；又定嫁娶之礼，造象形之字。继之者为神农（公元前二七三七年），教民稼穑与草药。再后为黄帝（公元前二六九七年），造中国的历法，开养蚕之业。第四位是伟大的尧（公元前二三五六年），他任用舜与禹共理政事。这三位的事迹，孔子与孟子都有记载：他们治理有方，增进了百姓的福祉；然而他们得名之大端，还在于制服了荡覆全国的大水，并开凿沟渠，使田土得以疏泄垦复。尧传位于舜（公元前二二五五至二二〇五年），舜又传于禹，夏朝由此而立。

夏朝自公元前二二〇五年传至公元前一七六六年，为商侯汤起兵所覆，汤遂建商朝，亦称殷。商朝于公元前一一二二年为周公武王所覆——武王建周朝，传至公元前二五五年。此后是一段纷乱之局，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自立为君。

周朝之世，公事的治理已有极高的组织。货币于此时行世：原先充作交易媒介的刀、布之形的代币，被铜铸的圆形薄币所代，中有方孔，这一形制最早的可上溯至公元前六六〇年前后。当日的政府名义上尚非帝国；天下共主是凭一层层有等级的封建诸侯（公、侯、伯之类）而行其治的，各有分封之地由其统领，与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正相仿佛；也正如那个帝国后几百年的情形，这班封建诸侯渐渐自居半独立之势，对其君上不过徒存臣服之名。

周朝之显于后世，在于三位大哲的教诲：老子、孔子、孟子——他们分别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时。

老子（「年老者」）约生于公元前六〇四年，在今日河南的东部。他的名字记下了这样一个传说：他生下来便已是个老人，秃着头，留着须。他的哲学体系是玄妙的，教人与「道」（正或理）相谐——那是一切事物之源、又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大而无对、非人格的本原。道教是中国的宗教之一，奉他为开山之祖。

孔子（孔夫子）于公元前五五一年生于鲁国，在山东的西南部。他搜辑并编订往古的典籍与史录，向弟子讲授。他做过鲁君之臣，因劝其主上依古之圣贤之法治国而不见听，遂去朝而行（犹克拉兰敦之于查理二世）；此后历访诸封建之君，遍求一位贤明到肯纳其谏的人君而终于不得。他的哲学由后世的门人辑成，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在伦理上的指南。他卒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其嫡裔于唐朝受封为世袭之公；他本人则于一九〇六年奉旨升入大祀。

孟子（孟轲）亦鲁人，生于公元前三七二年。在有些方面他比孔子更富独创的识见，而他却以孔子为师；不过在中华民族眼中，他得名的大端在于辑录并诠释了夫子之言，并传布了夫子的哲学体系。

秦朝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由秦王所建；他是第一个采用「皇帝」这个称号的人。秦朝于其第一位皇帝身后不久即告终，时在公元前二〇九年；然而在这短短十二年之内，所成就的却很不少。帝国的版图拓展到北起长城、南抵扬子江，东自黄海、西及四川。封建之制被废除，政权归于中央。货币与度量衡的标准都经厘定。也正是在这一朝，中国的长城——后世的一大奇观——大加展筑。它绵延一千五百英里，自东经九十八度至一百二十度，为的是护卫帝国不受北方剽悍的鞑靼诸部侵扰；那些部族此时已开始成为汉人的威胁，其后好几百年更是宰制着这个帝国。这位皇帝把整个国家彻底改组；他要人们向前看而不向后看，遂下令把一切有关往古的书籍与记载尽行焚毁。就此一举而言，他所成就的不过是使自己的名字遭后世学者唾骂罢了；然而他的种种改革却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就制度而论，中国有两千年之久都留着他的印记。

汉朝于公元前二〇六年由汉王刘邦所建。它把汉人的兵威与文明推过了扬子江以南（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所循的正是经鄱阳湖与洞庭湖的那两条路线；它又把甘肃纳入版图，并征服了朝鲜的北部。汉人由甘肃出发，从此经横贯亚洲的商道与西方通了声息。这一时期，后世回望，都视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汉的子孙」直到今日仍是中国人对自己的称呼——广东人例外，他们自称「唐的子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鞑靼诸部的入寇愈发难以应付，其中最纠缠不休的是匈奴；汉朝诸帝有许多年都要按岁给他们缯帛、稻米与酒。

汉朝终于公元二十五年，此后是两百年的纷乱之局。这中间出了中国历史上三大奸臣：王莽、董卓、曹操。继之而起的，是「三国」那段富于传奇与侠气的岁月（公元二二一至二六五年）——魏国，据有汉帝国的中部与北部；吴国，濒临扬子江，含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蜀国，含四川及其毗邻之地。三国彼此征战不休；末了魏国得胜，吞并其余两国，其主遂立西晋（公元二六五至三一七年）。在这整段时间里，全国都受着鞑靼人的侵扰——在他们看来，长城似乎只是一种入寇的鼓励，而对于「城后之人」那一点软弱的自尊，他们是嗤之以鼻的。末后中国的君主被逐出开封的京城，赶到扬子江以南，鞑靼人据有了北方；而在南方那片地面上，建都南京，接连出了几个衰弱而短命的朝代——东晋（三一七至四二〇年）、宋（四二〇至四七九年）、齐（四七九至五〇二年）、梁（五〇二至五五七年）、陈（五五七至五八九年）、隋（五八九至六一八年）——每一个宝座都由一位强悍的统帅立起来，又由他不肖的后嗣丢掉。

唐朝（六一八至九〇七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段光辉的岁月。开国之君改编军伍，得以逐退鞑靼入寇者，定都于陕西的长安；他重整政府，重立秩序；他把广东人置于更完密的控制之下；他又奖励研习孔门的经书，声称「孔子之道之于中国人，犹水之于鱼」。这一时期的极盛之点，是武后的当国：她起初与其夫高宗（六五〇至六八四年）同治，继而以皇太后之尊为其子中宗摄政，直到七〇五年才因年高而不得不交出权柄。中国人承认她的才干，可是她的身后之名却遭人唾骂，只因她竟敢临御天下，于礼不合。然而实情是：她乃是这一朝最后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此后两百年间，御座上坐的多半是性情软弱、才具有限的人。文学称盛，艺术日进；可是内有叛乱，外有鞑靼入寇，国中不得安宁。朝鲜于六六七年被完全征服，降为藩属，一直到一八九五年都是这个地位；这就稳住了东北一路的边疆，可是沿北边一线，两百多年不曾有过太平。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景教的教士自波斯前来，第一次把基督教的教义带进中国。他们受到优待；又奉旨在陕西的西安府立了一通石碑，把他们教会的教旨刻在上头。

唐朝之后是五代（九〇七至九六〇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那是一段军人专横的岁月。

宋朝继起于九六〇年。太平重归，秩序复立，有一段时间，全帝国由一位君主治理。然而鞑靼诸部的入寇不久又起；到一一二五年，金人，即女真鞑靼——所谓「黄金之部」——取得了上风，对帝国之土大肆侵夺。他们很早就攻取了京城开封，责令皇帝按岁纳贡；不多时又把朝廷的兵马赶到扬子江以南，在这条大川以北自立其统治。史称南宋的那一朝中国之君，起初建都南京，后来迁到杭州。南北之间战事不绝，南宋这一汉家王朝与鞑靼人的黄金之朝隔着扬子江这道濠沟相持，而两边都不曾占到地步；扬子江一直是疆界所在，直到一二八〇年蒙古人的元朝建立为止。

蒙古人起于贝加尔湖东南之地，一一三五年第一次侵犯北边。到成吉思汗之世（一一六二年），他们便开始了那一番惊人的征伐之业。他先把松散的蒙古部落联盟合成一体，随后屡次寇掠华北而皆得手。一二一三年，三支大军——其中一支由成吉思汗亲领——席卷全境，征服之地远及山东半岛。此后蒙古人便着手征服亚洲。他们征服了中国西南之地，穿过喜马拉雅的山口，在印度河上大获全胜，又把得胜之师一直推到波兰王国的边上。成吉思汗每攻下一城，便夷为平地，把城中居民尽行屠戮。一二二九年，其子窝阔台汗继位，仍循其父征伐的路数。他又一次寇掠欧洲，取胜之途经过俄国、波兰与匈牙利。

中国的理宗皇帝（一二二五至一二六五年）在蒙古之兴起中看出了摆脱黄金鞑靼人宰制的机会；于是他驱狗咬狗，与蒙古之主结盟。两下的联军击破了黄金一朝的兵马，把它还占着的扬子江以北之地夺了下来；可是等到这位中国皇帝提议收复开封、在那里重立帝国的京城时，他才发觉蒙古人并不觉得有什么理由要交出自己兵力所取的地方，反而被告知该回他原先南边的地界去。两个盟友遂宣战相攻，蒙古人便着手平定华南。他们的兵马所向皆捷，中国皇帝被逼到最后的托身之所——广州以南的崖山岛。

他在那里被困，末了为免落入敌手，便与全家投海自尽。

元朝（一二六〇至一三六八年）由此而立。它又一次——而且是在鞑靼人治下的头一次——把全中国重归于一位君主之下。帝国的统一，大抵是忽必烈汗（一二六〇至一二九五年）所成就的。他征日本不成，因为海上之力不及岛上的日本人；但在平定中国诸省、把云南并入版图之后，他征服了安南与缅甸，并守住了北边。安南成了藩属，其王须向北京（蒙古人的京城设在那里）请封，并按期入贡，直到它沦为法国的属地为止——交趾支那在一八六四年，东京在一八八五年。缅甸也成了纳贡之国，入贡一直到十九世纪之末。然而中国不过是蒙古领土的一部分；就其全境而论，西起黑海，东抵黄海，北自蒙古的边界，南至安南的尽头。

征收贡赋并把它运到北京，是蒙古人治理之事中最要紧的一项；忽必烈最先所采的步骤之一，便是改善南北之间的交通。作为先着，他开了一条自胶州通直隶湾的运河，把山东半岛以及绕行该半岛的那一段风涛险途截去。随后便着手大运河。这一条壮丽的商运之道，早在公元前四八九年就已动工，其后展至扬子江以南之地；南宋之时，自杭州至镇江的南段大加修治；到此时，忽必烈又把北段重新整修，并把河道展修到天津，自天津起，白河便是一条通往北京的好水路。

忽必烈在位之际，一二七一年，威尼斯的行旅马可孛罗初次来到中国；他返回欧洲之后，把那个帝国的种种奇观第一次告诉了世人，后来这类记述便很多了。中国的文明在许多方面当日都走在欧洲前头，他的报告为人开出了一片新的思想天地。

蒙古人征服这片土地时，并无更动汉人文明之意——那文明在一切方面都远高于他们自己的；他们也自知所长惟在兵事一途，供不出治理民政所需的那些本事。在蒙古人治下，正如后来在满人治下一样，实际的行政都操在汉人手中，那是些熟于政事与财政之道的人；而这帝国名义上的主人，则以北边的故乡为根本，靠着驻在几处要害的戍兵护卫，安享奢华的生活，其所资以供养者，便是向被征服之民所征的贡赋。这贡赋主要取本地的出产——缯帛用作货币，稻米与别的谷物用作口粮——至于以流通的交易媒介缴纳的部分，则几乎全是海贝。银与铜钱流入国库的，除掳掠所得之外为数甚少；朝廷除实物之贡以外的用度，全靠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在蒙古一朝短短百年的大半时间里，每年发出的数目竟高达四千万两之巨。

（原注：参看第五章。）

这样的财政情形所造成的困苦，加上蛮族征服者铁一般的统治，不久便使这一朝倾覆；起而反叛的汉人找到了一位有才干的领袖，即朱元璋（生于一三二八年）。他早年曾在佛寺中度日，此时为忠爱之心所激，走出隐处，与压迫其国的人相搏。在他的率领之下，蒙古人被逐出中国的土地；一三六八年，他自立为帝，创建明朝（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使汉人重归汉人之治。

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取年号洪武，建都南京；但因蒙古与别的鞑靼部落在北边压迫不已，一四二一年由第三位皇帝永乐迁都北京。永乐又在南京造了那座著名的琉璃塔，既以慰当地之民，又以纪念他的父亲——其陵寝就在那里。这座塔于一八五三年被太平军毁去，说它是偶像崇拜的器物。虽然北边战事不绝，国中的秩序却很快恢复；这一朝前几代之治，可称极盛而有光彩。货币得以整顿，商贸兴旺，艺术昌明，学问受到培植；与此同时，帝国对与中国接壤的诸藩属仍保有威权。中国的百姓由此看清：汉人能治自己的国，而且能治得好；明朝——那是中国瓷器最精美的时代——在中国人心中，与更早的汉、唐两代同享光荣。

也正是在明朝，欧洲的商人第一次与中华帝国发生了贸易的往来——葡萄牙人在一五一六年，西班牙人自菲律宾而来在一五七五年，荷兰人在一六〇四年，英国人则在此朝将亡之际的一六三七年。葡萄牙人只在广州通商，西班牙人则许中国人到马尼拉与他们贸易，荷兰人与英国人起初在厦门与台湾通商。

（原注：参看第九章。）

继景教之后来到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是圣方济各·沙勿略，耶稣会创立人罗耀拉的首徒。中国人对自家的制度抱着戒备之心，不许他进入大陆；他在日本有过一番光荣的传教之行，此后于一五五三年死在广州以南的上川岛（今称圣约翰岛），始终不曾踏上大陆一步。继他而来的是罗明坚与利玛窦，他们在大陆上居留传教的尝试较为得手；到该世纪将尽之年，利玛窦神父甚至在南京取得了一个立足之地。明朝末几代，耶稣会的教士在朝廷取得了地位；这地位在清朝头两代仍旧保持着。他们中间最著的是汤若望与南怀仁，历法的编纂便委之于他们。北京城墙上原有一批精美的铜铸天文仪器，一九〇〇年被人搬走运往欧洲：其中较古的几件可上溯至蒙古时代，而为数较多、做工也较精的则属明朝之物，其中一件是法国路易十四送给明朝皇帝的礼物。

明朝终于倾覆，起因是有野心的汉人将帅叛乱得手；然而得利的却是满洲人——那是占据今日吉林一省的一个鞑靼部落。一六一八年，明朝的万历皇帝插手满人内部的党争，袒护尼堪一方。满人的首领努尔哈赤既已制胜其敌，随即侵入中国之境，占了辽东半岛。他击败明军，继而取辽阳城，城中居民被迫剃去前额的头发，把后面的头发结成辫子，一依满人的风俗；此后满人每得一座中国城池，都照此施行。努尔哈赤随后进兵要强行通过长城在山海关临海的那一段，却拿不下挡住去路的宁远城——该城由明军据守甚坚，

又有澳门葡萄牙人供给的大炮为助。不过满洲的大部分，到底还是被满人收服了。

其时国中正为内战所裂：一六三〇年，有两名汉人将领举旗造反。张献忠自陕西起事，攻取了西面与南面的地方，在四川自立为主，好几年无人过问。李自成自山西起事，进兵北京，击败了明朝派来拦路的军队，占了京城。他随即称帝，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庄烈帝便自缢而死。

照常情而论，这本该使那位得胜的将领据有宝座，并得以另立一朝。然而明帝麾下有一位忠心的将领吴三桂，决意为君报仇，为此招满人入关，助他驱逐那个得手的叛贼；满人的兵马与忠于明室的汉人军队合力，终获决定性的大捷。胜果却由满人收去：他们的首领当时尚在冲龄，被扶上了宝座，清朝（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二年）由此而立。全帝国平定之后，吴三桂得了云贵之藩封作酬劳，以封建之制世守；可是他招来康熙的猜忌，恐他自立为国，便被召赴北京。他不肯去，声言除非率八万兵同来；这被视为不恭与叛逆，朝廷遂发兵征讨，使他归顺，他于一六七八年身死。

第一位皇帝顺治（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一年）在位之日，主要用在攻取各省上头。他身死之时此事尚未告竣，许多明朝的王侯与拥护者仍在南方与西方拥兵；最后的攻取与绥靖，是由他的继位者、伟大的康熙（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三年）完成的。这番征服可以算是在一六八三年告成：这一年，台湾——其时新近有福建南部的移民前往拓殖——第一次归入中国朝廷的治下。该岛在此前一百年间最初是自厦门移民开拓的；一六二四年起为荷兰人所取、所据；一六六二年荷兰人被郑成功逐走——郑成功与明朝皇室同姓，他把厦门与台湾牢牢握在手里；而他自己则于一六八三年被满人的军队所逐，那次出兵是皇帝亲自统领的。

满人仿效蒙古人，把帝国的民政在很大程度上留在汉人手里。他们把今日整个满洲照军事的格局编制起来，又把北京变成一座武装的营盘：皇帝的大帐居中，四围是宗室的兵马，再外一层则是满洲大军的主力，而汉人居民（即军中的随营商贩）另圈出一座城来居住，为满城的城墙所俯制，如图所示（见次页）。

（原注：参看第二章。　同上。）

他们又在直隶二十五座城里设立军屯，作为内一层的防线；在别省则拣定十来处要害之地设屯，作为弹压帝国的前哨。有若干肥缺留给满人；寻常行政中另有若干员缺由满人充任，数目不定，到后来不超过总数的五分之一；此外民政都在汉人——名义上的被治之族——手中。朝廷与满洲的军队（凡成年的满洲男丁皆在其中）靠漕粮、地丁、盐课以及几项小的贡赋来供养，漕粮以实物运到北京，充作军中的口粮。这几项名目下的赋税是轻的；只要政府强固、官吏的贪墨受到约束、百姓得着公道与庇护，被征服的一族对自己的被治并无不满。

（原注：同上。）

康熙一朝，可称极盛。艺术昌明，康熙的瓷器不亚于明朝最好的时候。秩序得以维持，举国的农人与商人在各自的生业上都享有十足的安稳。诸藩属毫无异议地承认他的上国之尊。学问受到奖励；皇帝本人便是个不俗的学者，在他的庇护之下，有著名的《康熙字典》刊行，又有一部包罗万有的类书，凡六千零二十六卷。他自己撰了十六条箴训，即所谓「圣谕」；其后由他的继位者雍正加以推衍作注，自那以来，帝国每一座城的城隍庙里都要宣讲。

继他而立的是雍正（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这一朝也是极富庶、治理极好的。

天主教的传教士，起初在明朝诸帝那里不过勉强得到容忍，后来却在朝廷取得了地位。第一位满洲皇帝顺治对他们所讲的教义与文明极感兴味；到康熙之世，他们在朝廷的行政中更取得了极重要的位置。康熙对任何引入不合习惯之举的尝试都存着戒心，却很肯侧耳听他们的话，直到他忽然被一桩纯属名词的事激怒了。「天主」一词在中文里究竟当怎样译，成了耶稣会与多明我会之间争执的题目；皇帝对这场辩论发生了兴趣，作出裁断，判归耶稣会所主张的解法。不料多明我会上诉于教皇；其时耶稣会正失宠于教廷，皇帝的裁断竟被推翻。皇帝很不快：他对本国语言的理解，居然要受一个西方蛮夷的质疑；他与他的大臣们更为骇异的是，他们发觉：一件关于中国政教的裁断，竟可以越级上诉到一个意大利教士的法庭上去。于是他对传教士收起了笑脸，一个使这个帝国归化基督教的绝好机缘就此失去。他的继位者雍正更进一步，于一七二七年下诏禁止传布基督之教，并籍没教会的产业。这道禁令到一八四四年才撤销。

加尔文派的牧师随荷兰人进入台湾，一六六二年同遭驱逐的命运。其中有若干人被郑成功的部属斩首或钉死。

继雍正而立的是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他在位之日国中不无乱事，但总的说来行政有效，国家富足。他征服并兼并了东突厥斯坦，

又把不认他上国之尊的缅甸压服。廓尔喀人侵入西藏，他遣师入藏，把他们逐回尼泊尔，使西藏重归中国之治。

乾隆在位之日，广州的对外贸易发达起来，规模甚大；西方各国派船派商前来，为的是取中华帝国的茶与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七八四年，美国人进入这片商场，不久便占到仅次于英国人的地位；到这一朝将终之时，西方一切通商之国在广州的夷馆里都有了代表。

乾隆在位六十年，于一七九六年禅位，为的是不越过他祖父康熙在位的年限。自嘉庆继统，帝国便开始了衰败与堕落。朝廷贪墨，行政不再有效，官场的舞弊无人约束，百姓不再有公道与庇护可恃，秘密会社从蛰伏中醒来，不满之情在帝国许多地方显露出来。在广州，贸易兴旺，外国商人日多；然而他们的贸易既已长到更大的规模，便被置于更严密的管束之下，他们个人的自由也受种种烦苛章程的限制——有些不过琐碎恼人，有些却把这项贸易弄成广州官吏手中一桩密不透风的垄断。

一七九六年，谕旨申严了旧有的禁烟之令（原颁于一七二九年）——直到十八世纪之末，鸦片都是和烟草掺在一起吸的；一八〇〇年又下诏禁止国内种罂粟，并禁止输入洋药。这些禁令在无关紧要的地方改变了贸易的机括，却并未认真执行，也丝毫不曾减少这种药物的吸食。

（原注：参看第九章。）

道光（一八二〇至一八五〇年）试图遏止朝廷的贪墨，矫正行政的积弊；然而此事不可能办到。他所承接的本是一套烂透了的行政；各省接连不断的小规模叛乱把财政搅乱了；他要行改革，而在他的官吏中间只得到微弱的支持——那班人偏偏正是最该被改革的；他的军队已经废弛；面对着这一大堆奥吉亚斯牛圈似的秽污——扫除它本是他的职分——他束手无策。

广州贸易的种种限制更严，垄断也更密。欧洲各国的贸易各由本国的一家东印度公司管着，这个法子对中国这边垄断的运作多少还有一点牵制之效。可是到一八三〇年，足足十分之九的贸易已在英国人与美国人手里。这两家之中，英国人必须通过他们的东印度公司、或者凭该公司的执照才能通商——他们凭执照可与印度及别的亚洲国家贸易，至于同本国的贸易，包括茶、丝这两项大宗货品的全部贸易在内，则绝对不许他们插手。美国人则不然，尽可随处通商；就连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那是不许英国人做的——对他们也是敞着的。英国国内兴起了要求贸易自由的鼓动，一八三三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得的专利被废除。

这就使中国不再隔着一家法人公司，直接面对英国政府；一八三四年，律劳卑勋爵被派到广州，来了结两国之间许多摩擦争执的题目。他连开议的地步都不曾走到；一上来就碰了钉子：中国不肯把他当作一个友邦的使臣看待，不肯给他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制台不肯见他，要他通过那个经办贸易垄断的中国商人公所来陈述所求；他的公文不被接收，被责令把书面的陈述改成卑下的禀帖；又对英国商人及其贸易施以胁迫，逼他离开广州。出于公家的考虑，他遵了这最后一道命令，回到澳门；在那里，他因发热与郁愤而死，距他初到中国海面不过三个月。

也就在这一年，马礼逊去世。他于一八〇七年抵广州，是英国派出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他不得传布福音；然而他挂着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作庇护，研习中国语言，给世人留下了一部《圣经》译本和一部字典——后人所编的大多数词书都以它为根基。继他而来的是裨治文，由美国派出，一八二九年抵广州。他创办了《中国丛报》，那是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五一年间在广州刊行的月刊；一八五七年又发起上海亚洲文会，并为首任会长。此后新教的传教士陆续前来，到一八四五年共有六十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国人，三分之一是英国人（另有一名德国人）。到一九〇七年，即马礼逊抵华的百年之期，新教的传教士——连一切独立工作的男女在内，而不算妻子儿女——已逾四千人，其中约一半是美国人，十分之四是英国人，十分之一属别的国籍。

道光皇帝对鸦片一事极为上心。限制进口丝毫不曾减少它的数量；挂着各国旗号的船（惟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除外）照旧把它运来，只是不进口岸，而停在口界之外，就在那里交给中国的买主；官吏照旧向它抽税，不过那是进了自己的腰包，不是进公家的度支。一八三六年，为了对付私贩之弊，北京曾郑重辩论过：把这项贸易开禁是不是更好些？结论是否定的。在这个决定上，几乎所有抽税的官员都与皇帝为难；可是他在林则徐身上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人肯排开一切阻碍，把这一祸害连根除去。一八三九年，林则徐为此被派为钦差大臣；他一到广州，便封了对外贸易，把英国商务监督与各国商人一概严加圈禁在他们的屋子里，断绝饮食、柴薪、用水与仆役，责令把当时停在「外洋」的鸦片全数缴进。外国侨民既被当作人质以逼这道命令得行，英国商务监督为保他们脱身，便下令把当时在中国海面的一切鸦片代表英国政府交到他手中，再由他转交中国官府，计二万零二百九十一箱，中国官府把它销毁到最后一两。林钦差随后责令每一名外国侨民签一纸甘结，代自己、代其本国政府、代一切外国商人保证：此后不再做鸦片的买卖。他们身在拘囚之中，肯以个人名义具结；钦差大臣见再多也拿不到了，便放了被囚的外国人，准他们到香港自己的船上栖身。随后的战事中，中国人无不败北；广州、厦门、宁波、乍浦、上海、镇江都被英国全权大臣璞鼎查所取，舰队由海军中将巴加统领；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把所索的一切都让了。

在中国人看来，鸦片仿佛是这场战事唯一的起因，他们实实在在想不出还有别的缘故。他们表示诧异的是，英国人在南京所提的要求里竟不含鸦片一款；对方告诉他们说，

他们尽可照自己的法度去管这项贸易，只要这样做时不致损害外国商人的人身或其别项财产。这个条约定下了列国地位平等之义，并保证其代表与商人人身的安全；废除了贸易的垄断，准外国代表与中国官吏直接往来；指定了五个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外国商人可在那里建屋设栈，经营贸易；规定了划一并公布的海关税则，以代从前那种数目不明、征法不定的索取；又索取赔款二千一百万元，作为出兵的费用，并作为对那些为赎回非法拘禁之人而缴出的鸦片的补偿。这个条约的条款是在炮口之下加上去的，它们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促使英国政府动武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原注：中国方面的主议者耆英对璞鼎查爵士说：「就是这些么？」）

英国人凭这个条约所得的让与，明文推及一切别国。一八四四年，美利坚合众国议定了一个类似的条约，把治外法权之义界定得更为分明；同一年，法国也订了一个类似的条约。在这些新约之下，对外贸易发展起来；然而中国人并未全然接受它们的精神，此后几年里，敌意与摩擦甚多。广东制台叶名琛尤其事事与人为难，英、美、法三国公使请见，他一次也不肯允；末了，一八五六年，他又造出一个开战的由头：把停泊的亚罗号划艇上几名号称海盗的人非法拿去，而该船是挂着英国旗的，他既不肯赔偿，连解释也不肯给。

（原注：参看第七章。）

其时咸丰（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已经即位，他所承接的，是一个被叛乱撕裂、被贪墨蛀空了的帝国。诸乱之中最大的是太平之乱。此乱起于广西东北，不久便有了一位首领洪秀全。他曾从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学过基督教的教义；虽然他的信念不久便被一个东方专制之君的做派所笼罩，可是起初他结成了一支忠心耿耿的队伍，持守极严，临阵不可战胜，惟有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可与相比。一八五二年春，他自广西破围而出，北趋湖南，所过皆克，惟独拿不下长沙。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岳州与汉阳落入他的兵马手中；一八五三年一月，武昌亦陷。他由此顺扬子江而下，一路攻取，一路收纳附从之人，所过之地被蹂躏抢掠；三月十九日，他攻下南京，以为新的太平一朝的京城。一时间他的兵马不再东进；却有一支军队北上攻北京。凡派去抵御的军队，它无不击破，在离天津十二英里之处立了坚固的营盘；然而那已是强弩之末，一八五四年，它的残部被赶回南方。别处相应而起的乱事也颇得手；到一八五四年，帝国之内，朝廷能说是毫无争议地主宰着的省份，简直找不出一个。

广东制台偏偏挑了这个时候去触怒西方三国。那三国当时正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修改条约，并要求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得到更好的保护。美国的代表不能有什么实在的举动，因为他所奉的训令不许他动用武力——宣战之权在国会而不在总统；法国方面却有了一个开战的由头，即传教士马赖被杀一事，而叶制台竟认此举为正当，不肯给任何赔偿；及至兵戎相见之日，法国便站在英国一边。一八五七年年底，联军攻取广州，其时距该处制台焚毁夷馆恰好一年。兵力随后开往白河，河口有大沽炮台，几乎未动一刀便被攻取；随即直趋天津，美、俄两国公使紧随在后。事情并未长久迟疑，谈判也不冗长。帝国既已被叛乱撕裂，朝廷的威望又被英法的武力打碎，于是所加的条件一概接受。一八五八年六月，《天津条约》签订：第一个是列卫廉先生代表合众国所签，第二个是普提雅廷伯爵代表俄国，随后是额尔金伯爵代表英国，最后是葛罗男爵代表法国。

英国条约中有一款，规定英国公使（因而一切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可是经中国议约之人恳切请求，额尔金勋爵允准把这一条的施行延后，另立一款以代之：条约的批准书应在北京互换。及至一八五九年六月，四国公使前来换约，却被拒绝通过大沽炮台。法国的兵力正在对安南用兵，在场的舰队只有英国一支。英舰强行通过的尝试被击退，损失惨重。也正是在这一次，美国的达德那准将说出了「血浓于水」这句话——他派小艇把受伤的英国水兵拖出火线，自己又冒着零落的炮弹前去探问受伤的英国提督安否。

英法两国便把此事办到底，再派联军东来，仍以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为全权。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一日，联军经过一番抵抗取下大沽炮台，占天津，进而取北京。在通州，有一批英国人与法国人正议和时被中国人拿住，其中有几个被杀，所有的人都受了刑；为惩办这一背信之举，皇帝在圆明园的夏宫被付之一炬。随即签订的《北京条约》增加了赔款，并规定外国公使驻在北京。

一八五八年与一八六〇年的条约，把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作了确定的安排；到一八四二年为止，通商的条件全由中国说了算，而自一八五八年以来，则由西方说了算。鸦片一事此时也了结了：把这项买卖弛禁。走私已闹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既腐蚀了负有执法之责的官吏，也腐蚀了那些做这项禁货买卖的商人。美国公使为这番败坏所骇，建议弛禁，以为两害相权取其轻。额尔金勋爵本处在可以定条件的地位，却不愿由自己首倡；而中国议约的人倒乐得替帝国解财政之困，把那些因禁令而只流进私人腰包的税入替国库收了回来；于是把鸦片列入随约附刊的税则之中，这项贸易便开了禁。

其时太平之乱仍旧据地不去。有几年，天王安居不动，以其京城南京作为他帝国东面的前哨；可是在他那无法无天的统治之下，地方残破，人口凋零，逼得他去另寻粮秣之源。一八六〇年，太平军的兵力冲进了南京与海之间那片富庶而尚未遭劫的地方。他们攻下苏州、杭州以及其间的地面，后来放弃杭州，城墙之内留下了被屠戮的七万居民的尸首。他们随后进兵上海；然而各国公使已决意保全这个对外贸易中心的中立，无论对朝廷一方还是对叛军一方都一样。于是在八月十八日，正当联军进取朝廷手中的大沽炮台之时，联军的另一部却在上海抵御

太平军的进攻。然而上海不过是太平军蹂躏所成的一片荒漠中的一块绿洲；对他们的军队所取得的唯一胜绩，是由美国人华尔所编练统领的一支队伍挣来的。朝廷下诏，赐这支队伍以「常胜军」之号。华尔于一八六二年阵亡；此后美国人白齐文与英国人何兰先后试着执掌这根统帅的权杖，其后英国当局把戈登上尉——「中国戈登」——借了出来。他把华尔所开的常胜之局续了下去，一城一城地收复，末后连常州也夺了回来。戈登随即辞去统帅之任，一切酬劳都不肯受，只受了黄马褂的御赐服色与武职衔名。叛乱的脊梁被打断了；一八六四年春，经过十一年——其间围得并不总是很紧——的围困，南京为朝廷的兵马所取，天王自尽。

此后是二十年的休养，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故，而贸易大为发展。其间最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出使西洋各国的那个使团，为首的是蒲安臣先生，另有两名中国人副之。他在中国重整之际曾任合众国公使，一八六七年辞任后，便担起了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立在一个新基础上的事。然而中国当日还不够长进，不足以平等之身进入列国之林；这一点，西方各国政府清醒的判断力是看得明白的。

一八七〇年发生了天津的屠杀。在此之前一段时间里，仇外仇教的文字到处流传，由此激起的情绪又被一种传闻煽成了狂热：说法国天主教育婴堂里的修女惯于拐骗小儿，取其心目以配制西洋那些效验如神的药。于是酿成暴动，育婴堂与大教堂被焚，凡能找到的法国人一概被杀，且肢体残毁得极惨。法国其时正与德国交战，所索的了结办法就杀人一事给了赔偿，至于事中所显露的那种仇视外邦之心，却未追究。

一八七三年，同治皇帝（一八六三至一八七四年）达到法定的亲政之年；六月二十九日，头一次赐外国公使觐见。这是一项可记的让步，可是说到底不过让了一半，因为觐见之处在紫光阁——那是平日接见藩属使臣的殿堂。

一八七六年，英国领事馆的马嘉理先生在云南被杀。九月十三日签订的《烟台条约》，就此案给了赔偿，又议定了管理鸦片贸易的更好办法，并把华洋交涉案件的审断置于更妥善的基础之上。

一八八三年，法国着手攻取东京，因此与其上国起了冲突。一八八四年，中国停泊在福州港的舰队被法国舰队击毁——法舰是在开战之前就驶进这处泊地的。随后台湾被攻，中国人守御得法，未被攻下。这场不分胜负的战事以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签订的条约告终：法国对东京的要求被承认，而法国放弃了对中国的一切别的要求。

朝鲜自六六七年起便是中国皇帝上国之下的藩属；然而这种臣属不过徒具其名，所显示者主要是每位新王须得正式的认可与册封，以及每年入贡。上国大抵守着陆上的边界，却不曾庇护它免遭日本人的侵扰，其中最著的一次是一五九二年丰臣秀吉的入侵；也就在这一年，日本人在釜山设了一处居留地。一八七六年，日本炮舰无端遭袭，日本因此派兵征朝，结果朝鲜三个口岸依治外法权的条件对日本贸易开放。中国为防患计，责令朝鲜依同样条件把这几个口岸对各国的贸易开放。此后乱事甚多；一八八二年有一回，日本公使馆被攻，烧成平地。日本派兵到仁川索赔，中国便派兵赴汉城弹压。眼看要有冲突，此事却由李鸿章与伊藤伯爵所立的临时办法了结了。俄国借口其西伯利亚属地边界有乱，把兵马向朝鲜一路移动；作为对应之举，英国舰队占了巨文岛——那是朝鲜南端以南的一座岛——到一八八七年才放弃。

一八九四年，中国派兵入朝弹压乱事，日本便以派兵维护朝鲜独立相答。两国的装备都很齐整；然而日本已把西方兵法的精神全盘吸收，中国所得的却只是器物。日本在陆上的兵马战无不胜，把中国人逐出朝鲜，越过鸭绿江，穿过满洲东部，几乎不曾受过一次挫阻。在鸭绿江口外的海战中，日本大获全胜，缘由在于中国火药弹丸的劣等。日本的兵力随后强攻并取下了旅顺这座要塞；在威海卫，他们攻取了炮台以及中国所余的许多船只——那里的守御在丁汝昌提督手中曾颇为壮烈。这场战事以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告终：条约承认日本取得了与任何西方国家平等的地位；朝鲜的独立被认可；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被割让；赔款二万万两；此外还有若干中国口岸，都在内地，须对外国贸易开放。最后，经俄、法、德三国共同要求，辽东半岛的割让被放弃，代以追加赔款三千万两。

中国似乎已跌到了最低处，欧洲列强开始为这个帝国眼看就要到来的瓦解作打算。一八九七年，德国以山东有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由，索取并得到了胶州的「租借」。到一八九八年，「为了恢复远东的均势」，接连而来的是：俄国取得旅顺的租借，英国取得威海卫，法国取得广州湾。一八九九年，意大利要求照同样的条件租借浙江的三门湾。这就太过了：意大利在中国的利益小到极点，又从不曾在中国海面显过实力；中国虽然衰弱散乱，却断然回绝了这个要求。回绝之后并无恶果，爱国的一派因此大为振奋。

中国昏睡了半个世纪，此时觉醒之期似乎终于到了。少年中国一派认为：惟有彻底的改革才能救这个帝国；他们中间最热切的一人康有为，得了皇帝的耳朵。皇帝被他鼓动，一道接一道地下诏，想在几个月之内把立在几千年安定治理之上的制度改换过来，并把百年来贪墨行政所生的积弊矫正过来。久历事的大臣们惊惶起来，皇太后从静养之处走了出来，不久便使皇帝回到他本分的顺从之中，那一阵冲动的改革之潮遂被遏住。然而民间不满之情太强，压制不住；到一九〇〇年，它化作了那场含糊而无目的的排外的民族举事，即世所称的拳民

之乱。

（原注：这场举事是由一个名叫「义和」的秘密会社主持的；就其字音而论，既可解作「公义和睦之会」，亦可解作「拳勇练习之会」。可与德国一八一三年的体操会相比观。）

拳民之变来得如青天霹雳，毫无先兆；不多时，北京与天津的外国侨民——连北京的各国公使在内——便被成千上万持械的狂热之徒围困起来，那班人一心要把他们斩尽杀绝，把一切外来的影响连根拔去。举世为之骇然。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违犯列国相处之道的罪行；西方主要各国派出数以千计的军队，来救援被围的本国人与陷于危境的公使。被围的侨民守御得甚为壮烈，其情形令人想起一八五七年勒克瑙之围；然而将近三个月之内，他们天天处在危险之中。曾有一次救援之举，是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的一支两千名各国水兵的联合队伍发动的；可是正当他们在途之际，六月十六日，大沽炮台被各国舰队攻取，于是这支援军发觉自己面前是朝廷的军队——那些军队立刻与生手的拳民队伍同声一气了；援军历尽危难，才得回到天津。末了，主要各国的军队——美、英、法、日、俄——以千计地聚集起来，攻取天津城，把中国人逐出城防之后，便进兵北京，于八月十四日入城。围攻使馆的武装队伍星散，朝廷与政府——至少犯有推定的同谋之罪——出走，取道去了古老的旧都西安府。北京随即被彻底洗劫；附近的惩罚之师不久便使居民陷入一种茫然屈服的境地，至于各路军队，则早已安然远遁。瓦德西伯爵抵华后，惩罚之师又起；他本被指为联军的总统帅，可是他到时，乡民早已被吓服了。

北京的朝廷与诸大臣大抵选择了乘着拳民的狂热之潮而行，而不愿被它淹没；然而几位大制台——广州的李鸿章、南京的刘坤一、武昌的张之洞——却看清了这场举事的罪愚，竭其所能，使帝国免受其后果。有两名中国大臣甚至把以皇帝名义拍发的电旨从「尽杀洋人」改成了「保护洋人」；扬子江一带的两位制台立下了一项临时之约，保证外国人在其辖境内不受滋扰，条件是外国的军事行动只限于北方；而年迈的李鸿章——三十年来帝国行政中最要紧的那位主政者——则自广州兼程赴京，去担当最后议和的角色。

这场变乱之中，北方一切外国人的性命都危在旦夕。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于六月二十日在赴总理衙门途中被杀；北京与天津的外国人在围城期间死伤甚众，另有更多的人出来时已被肠热症以及饥寒劳顿的种种后果毁了身体。山西、山东、直隶的传教士有数百人被极野蛮地杀害，山西巡抚毓贤还亲临过其中几场屠戮；至于「二毛子」，即中国的教民，更是被特别仇视的对象。

议定的了结办法规定：就德国公使被杀一事给予赔偿；处死为首诸人以及对杀害外国人负实际之责的官吏；拆毁大沽炮台；在使馆区以及自北京到海的沿途常驻外国戍兵；在北京划出一块使馆界；又有各国赔款六千七百五十万镑（连利息合计共一亿四千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七百二十二镑），自一九〇二年至一九四〇年三十九年内付清。

拳民之变被打垮了，可是造出它来的那种民族之气，却活在百姓心里。连朝廷也受到了一种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舆论之力的影响，不久便着手推行几项它在一八九八年曾抗拒过的改革；当日在反动中支持朝廷的守旧一派，此时却不得不转而支持改革。一九〇三年设立了学部，科举之制改订，全帝国的初等教育被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虽然最初的主要结果，是办起了成千上万所无款可恃的学堂，招进了成百万名无合格教习可教的学生，然而这项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对日后的进步是个好兆头。原来独为中国教育根基的经书，被新学的各科所代。经书的这一番失位，招来了一种抗议——抗议把中国旧有的文明排出于子弟的教育之外——那便是把孔子升为大祀：他不再只是一位伦理哲学的教师，而是天上的一位圣人；然而即便如此，也挡不回进步的潮头。

一九〇六年，北京的各部照近世的格局改组；可是在国家实际的行政上，并无任何改革的迹象，而赋税有增无已，不满日长，举国隐隐有叛乱之势。那种民族之气，一九〇〇年时以「扶清灭洋」为号，此时迅速转而反对朝廷；不过所发生的几次举事，很快就被手握新式军械的政府军队所平定。年轻的光绪皇帝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去世，年三十七；次日，他的嗣祖母慈禧皇太后亦崩——在那动荡的四十四年里，她驾着这条国家之船穿过了许多风涛。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汉口发生了反对朝廷的举事，为首的人不久便据有了武昌、汉口、汉阳这三镇之城。这个运动迅速蔓延，各处独立举事——多半不流血——把黄河以南的整个中国带出了朝廷的控制。这是一场浩大的总罢工，而它成功的方式，正是罢工在中国成功的方式；袁世凯想把这一朝保全为立宪的君主国而未果，于是新皇帝宣统——其时已有八岁之尊——退了位。中华民国随即宣告成立，以孙逸仙（此名的官话读法作「孙义先」）为临时大总统。他出于克己的爱国之心，不久便辞了职，当日中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家袁世凯遂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二政府——帝制时代的中国

（原注：本章已不尽适用于今日（一九二〇年）。不过文中一仍其旧，仍用现在的语气，只是如今读它，主要须作史事看。）

中国的政府，是把专断之治加在一个民主之体上头；然而「东是东，西是西」，既以西方的名目施之于东方的体制，便有必要先把这些名目界说一番。十三世纪忽必烈汗麾下的蒙古人入寇并征服此邦，他们成了这个帝国的主宰之力与实际的统治者；然而其治下百姓的日常生活一仍其旧，他们对民间与地方的制度不曾有所更动。他们不肯被汉人那坚实的组织所融化，加上苛重贡赋的压迫与不能兑现的纸币之弊，遂使他们自忽必烈初登宝座起不到百年便被驱逐。继之而起于十四世纪的汉家明朝，带来了一套较好的治法，以学问与治术为本，却不曾改变其外在的形制；君与民之间的关系也依然如故。

满洲人的清朝于十七世纪当国，所凭者本是武力；然而即便他们的征服，所用的军队之中，汉人的兵马与那无敌的满洲弓手也几乎各占一半，不过汉军中夹着满洲的营队、由满洲的军官统领罢了。在民政上，清朝诸帝与他们满洲的谋臣颇有识见，明白自家的族人不通文墨，又无世代治国之学的训练，担不起提供一套能自立自强的行政的重任；因此自最初起，当他们兵锋所过的焦土还未冷透之时，他们不但沿用前朝的制度与形式，还把治下汉人中的读书一辈引为行政上的同事；百姓的生计与风俗也一仍旧贯。若干要害之地设了戍兵，以维持征服之局；中央政府的若干员缺留给满洲的王公与首领；又设了若干「取乳」的肥缺，以汲取各省的财富；朝廷、满洲王公，以及北京与别处的满洲戍兵，都靠各省所输的贡赋供养。除此之外，这个国家的治理，在汉人手里的时候多于在征服者手里，而文官之途则是才者皆得进身之路。当权者偏向本族之人，这一层不能不有所折让；在授官用人上满人略受优待，也是自然之理。这种偏向如今已不像从前那样常见了，因为满人在思想与训练上愈来愈与汉人同化；近年来各省之中由满人充任的朝廷委任之职，比例不超过五分之一，而近世情形所生出的那许多要紧的额外差使，则很少由满人担任。若以美国的名目施之于中国之事，则市镇与州（省）的政府几乎全在汉人手中，而联邦（朝廷）的行政，受汉人心智的影响与节制不亚于满人；更须补上一句：在皇帝的议事之堂上，他那些汉人谋臣的精明头脑是分量十足的。

这个以美国相比的譬喻还可以再推下去，不过要提醒西方的读者：除非有明白的指点，不可随意施用。美国的政府，其稳固的根基在于市镇会议。这在托克维尔的时代大体是实情（南部各州的县制除外），到布赖斯考察之时也还勉强说得过去，而今日在乡间的村社里仍是实情。变其所当变，这在今日中国的村社里也同样是实情，那是沿袭了许多世纪的成例。村中的长者曰地保，是「经众人之议与允」而立的，在一切官府与政事上代表村人，也是把官府的意旨或命令传达给同村人的寻常途径。美国的公民只要纳了税、守了法，除本镇的官员之外便很少与谁直接打交道；就官面上说，他简直不知道有联邦政府这回事——除非他要跟海关打交道，或者想蒸威士忌、酿啤酒。这番话用在中国的村民身上也说得通；而且在中国，送到官府衙门去的民事讼案本就不多，政府对酒的蒸造也不加管束。美国的联邦之制，在中央与各省行政的半独立这一点上，也有几分可与相比之处；不过维持朝廷用度的办法，倒更接近德国的制度——那是把帝国的税收与各邦分摊的定额合在一处的。

中国的民政可分四层来看：

一、皇帝与朝廷，以及满洲王公。

二、中央的京师政府。

三、各省的行政。

四、乡镇与村落。

要把中国行政之制讲得明白，本该从根基说起，一层层推到顶上；然而在许多方面，顺流而溯，自河口经其众多的支派上溯到源头，倒更为便利。

第一节　朝廷

皇帝是凭天授之权而治的。他这不是一句空洞的「上帝恩典」，不是以国会的名义为凭，也不是由议会或由结盟的诸王诸侯推举出来的。他本人便是天子；及至崩逝，他是「龙驭上宾」。他是他这个帝国的神圣奥古斯都，其臣民于文于心都敬之。除了虔敬地祭祀祖宗之灵以外，他只在天坛与地坛致祭；然而水涝之时他命大臣祈祷镇河的龙神，亢旱之时祈祷风云之神，至于臣民奉佛、守道，甚而奉基督或回回之教，只要那纯属宗教之事，他都听其自便。除了兵变篡夺的情形之外，他是由前一位皇帝所选定的，或由皇室在如同教皇选举会那样的感召之下议定的。他通常是前一位皇帝之子，却很少是长子，因为所遵的是亚洲的成法：在若干有资格的皇子中择其最宜者。本朝诸帝之中（同治是独子，属例外），没有一位是前一位皇帝的长子：康熙是顺治的第三子；雍正（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是康熙的第四子，因诸弟在他即位时作乱，他不得不把其中几个囚禁起来，又把另外几个流放；乾隆是雍正的第四子。在皇帝诸子之中，其他条件相等时，皇后所出者或可优先；其次当选的是妃所出者，再次是嫔所出者；不过嫔所出之子也可能被选在别人之前，而诸子在名分上同样都算作其父之子。若无子，则于皇室别的宗亲中择之，

但受着一层约束：若有可能，须往下取一辈，好使所选的宗亲能过继为已崩皇帝之子，因而有资格在祖宗的神主前行应行之礼。一八七五年一月同治崩时，这条原则被破坏了：继位的光绪——立为他的嗣子与嗣君——按本生之序却是其父之弟的儿子；而一九〇〇年那一场未成的政变，所依据的正是这样一种说法：必须另立一位下一辈的皇帝，好把祖宗的祭祀妥当地承下去，从而为帝国消弭灾祸。同辈的宗室，名字的头一字相同（犹如亚尔伯·爱德华、亚尔伯·亨利、亚尔伯·查理）：同治皇帝的「教名」是载淳，他的继位者光绪皇帝是载湉；到下一辈，则有一九〇〇年所选的储君溥儁、一九〇三年赴圣路易的那位王爷溥伦，以及当今的皇帝溥仪——其年号为宣统。在百姓口中，这位君主是「皇上」，是「圣上」，是「万岁爷」，是「天子」；自他即位那一刻起，他的本名便再不许提起，连其中那个起头的字，此后也须永远回避，或用同义之字，或用改过的写法：譬如说，本朝御座上若有一位名叫哈利的皇帝——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那么便不许再用「哈利」这个字去说「侵扰」敌人，而须以同义之字代之，若能找到音近的就更好。每位皇帝都要选一个「纪年之号」，即年号，用以标明他在位的年份：一九〇六年便是光绪（「光之绍续」）三十二年；外国人图省事，常把这个年号当作君主的本名来用，平日说起来便是「光绪陛下」。前朝诸帝往往屡改年号，而在满人治下只有过一次——即一八六一年，随着一场政变，幼帝的第一个年号由祺祥（祥瑞之佑）改为同治（平治之意）。皇帝崩后要入庙，得一个庙号，史书上便以此称他；我们所知的同治皇帝，庙号是穆宗毅皇帝。皇帝的诏令行于其所辖之全境，他的谕旨与批示便是帝国的法；这话用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的令谕与枢密院令上也一样，两位君主行事所受的限制，所差的不过是程度与种类而已。皇帝首先受帝国不成文之法的约束，那便是自邃古以来经历代君民传下来的成例；其次还受既定前例的约束，那些前例载在前代皇帝的谕旨之中，连前朝的也算在内。再次，他受诸大臣意见与议决的约束——那班大臣的地位与分量，与立宪君主国的大臣所差者只在选任与去留的方式。末了，他被关在宫墙之内，比起西方的同行君主来，更能感到左右近侍每日加在他身上的压力；不过论满洲的君主，则须说一句：宦官在朝中的势力比前朝要小。一位强有力的皇帝可以伸张自己的意志；若遇上合宜的机缘与足以自解的危局，他也可以越过成法而行，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类似情形下所做的那样；然而一个寻常之君若要一试，其结果便是一八九八年的那一幕——光绪皇帝想在几个月里改掉许多世纪的积累，急切地推行帝国当日还未准备好的种种改革。皇帝又是名位与官职之源；不过这话用在中国，并不比用在任何别的由上而下行其授任之权的国家更合乎字面。

皇后是由皇帝从一群人选中钦定的（其间或不免有人做点手脚），那些人选是诸大臣从满洲王公的家里拣出来的；也从同一批人选之中，或当时或稍后，他再选定副后，其数通常不过四位。嫔御的数目不受任何法度或成例的限制，选自满洲王公与平民之女。龙是皇帝的徽记，凤是皇后的徽记，皇后的尊称是「国母」。咸丰皇帝（正名为文宗显皇帝）于一八六一年崩时，只留下一个五岁的儿子继统，而这孩子不是皇后所出，乃是副后——即已故的那位皇太后——所出。在中国，为母之尊是神圣的；因此，幼帝的垂帘之权由皇后所升的皇太后（「东宫」，东或左为尊位）与生母所升的皇太后（「西宫」）共同行使，完全合乎法度与成例。然而两人之中只有一位有治国之能；这位远东的塞米拉米斯、这位生母皇太后，独揽了实际的权柄——早在一八八一年那位同摄政的同伴去世之前就已如此，当时与其后都有咸丰之弟恭亲王的谋议为助。垂帘之局于一八七三年终止，其时年轻的同治皇帝年十七，宣告亲政；一八七五年一月同治崩、幼帝光绪继位，垂帘之局重开；一八八九年再度终止，一八九八年再度重开。这位七十一岁的妇人对那位三十五岁的青年——她的侄儿兼嗣孙——的治理，因治国者的才具、因国家的需要、又因人子人孙所当尽的敬事之心，而愈发稳固。

（原注：指一九〇六年。）

宗室是指那些能把自己的世系直接上溯到本朝始祖显祖（一五八三至一六一五年）的人，以许佩黄带子为其表识；皇室的旁支亲属则许佩红带子。授给皇室中人的爵号分十二等。皇帝诸子封亲王或郡王，即第一等与第二等之王；亲王之子降为贝勒，即第三等；贝勒之子降为贝子，即第四等（溥伦王爷便是这一等）；其下有四等公与四等将军，到第十三代，皇帝的后裔便混入平民之列，所不同者惟有佩黄带子这一项特权而已。

世袭的贵爵则不随代降等。其中为首的是八位「铁帽」（或作铁盔）王，他们依嫡长之法直承当年协力征服中国的八位王爷；此外还加上康熙第十三子的后裔。也有若干汉人家族享有世袭的爵号，为首者是衍圣公（孔夫子的后裔）、曾侯（出自曾国藩）、李侯（出自李鸿章）：这些爵号都不附带任何特殊的权利。

第二节　京师的行政

论中国的中央政府，梅辉立有这样一段话：「中国的中央政府——就现行制度中承认有这样一套体制而论——其设立之旨，与其说是要直接主动地办理政务，不如说是要把各省行政的举动登记下来、稽核一番。……诚然，为着指导行政上一切想得到的举动，都有极详尽周备的章程载在案上；而中央政府的主要职分，便在于监视这套章程之施行。文武两途高级官职的授予，以及上等功名的分发——那功名是对研习之精的酬报，而整个帝国的政体便建在这门研习之上——此外便没有别的职分留给设在北京的这个政府了。可以说，中央政府对二十一省行政的举动，与其说是节制，不如说是评骘；然而它随时握有一项权力：凡有官吏行事不合法度、或被认为危及国家安定的，立可将其撤任。」

（原注：梅辉立《中国政府》，一八七八年。）

这几句话点出了京中诸大臣所任角色的主调；然而它写于一八七七年，对以下两层估计得太轻：一层是外交关系之重使政府不得不采集权之策，一层是交通工具的改良使这一政策易于施行。就其原初的形态而言，在仅仅一代之前，这个政府确如梅辉立所描述。律劳卑勋爵初次把国家主权这一层引入中国的对外关系之时，他找不到中央行政中的任何一员、也找不到皇帝的任何使臣可以打交道；连广州的制台或抚台，他也不许接触，而是被责令通过广州的当局、公行与粤海关监督去传话。一八四二年的英国条约，是由广州将军与乍浦副都统所签——他们本负责抵御广东、浙江沿海的侵犯，为与来犯者了事，把行辕移到了南京；署名之中又加上了南京的制台，因为议和是在他的辖境内进行的，虽然序文里并未把他列为全权；中央政府并不曾直接派出使臣。一八四四年的美国条约，是由广州的制台（序文里只列了他一人）与将军议定并签署的；同年稍后的法国条约，则由制台一人签署，因为那位满洲的都统其间已经去世。此后是一段与外国摩擦的时期，末了酿成第二次战事；而一八五八年议定的四个条约——英、法、美、俄——则是由中央行政中的两名大员签署的，二人皆为部院尚书，其中一人还是大学士。

二十年的捶打把这个帝国锻成了一体；朝廷在对外关系上不得不以治者而非以督察者的身分行事，并采取更为集权的政策。各省的行政被太平之乱搅得散乱，这更使这一政策成为必需；而外国公使的一种做法又助长了这种趋势：凡领事与地方官在了结时稍有为难的要紧题目，他们都要求提到京城，由他们与朝廷诸大臣当面商定；依这些商定所作的决断，便作为北京的命令下到各省去。这番创举的结果是：一八六一年设立、本为外交之署的总理衙门，渐渐愈来愈像一个内阁大臣的团体，把军机处的地位取而代之。一八六一年最初的几位大臣是：皇帝的叔父恭亲王；议定一八五八年各约的大学士桂良；以及当时的兵部侍郎文祥。人数其后增加，到一八七六年共有十一人，以恭亲王为领班，军机处的全班人马都在其内，而不在军机处、又不是部院尚书或侍郎的，一个也没有。这样便生出了一个内阁，与英、美、法三国制度中通行的意义相同；一九〇一年被迫以外务部取代总理衙门、把总理衙门裁撤之后，政府没有了一个法人式的首脑，于是军机处重新担起它的实职，作为皇帝议决大计的内阁，作为政府行政的首脑。不过军机处承袭了旧日总理衙门的集权之势，自北京发出的命令比从前要直接得多。从前消息往来也慢，广州的当局请示之后，要等上两三个月才能得到回音，结果许多事只能听凭身在当地的人自行处置。轮船通行之后，广州、南京、汉口——最要紧的几处总督驻节之地——离京城都不到一个星期的路程；电报的推广（那是一八八〇年俄国之难直接促成的）又使最偏远的封疆大吏也与中央行政有了即刻可通的联络，进一步助成了那早已确立的集权之势；如今帝国由北京治理的程度，是中国还在作隐士之时所不曾有过的。

中央行政的权力分散在若干部与许多小的衙门之中；此处只说那些对帝国政策的成形有直接影响的。再者，本书所记的是往昔与当下，并不预测将来；在这个向来不动的帝国迅速改容的日子里，理应声明：本章写于一九〇六年十月。朝廷的行政之中，有两个居上的会议之所。

内阁，通称大学士衙门，在明朝本是帝国的最高会议之所，可是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已退化成一个掌档案的衙门。实任之员以六人为限，是中国官吏所能得到的最高体面。大学士的称呼是「中堂」，即（宫中的）「中间之堂」，近年来最著名的是李鸿章；在明朝，他们被称作「阁老」，即「内阁的长老」（旧日耶稣会士记述中所谓的「阁老」）。内阁从前附有六个虚衔——太师与少师、太傅与少傅、太保与少保；如今只有最后一项还在授，即太子少保，且不以一人为限，也不限于大学士。近来得此体面的人中有赫德爵士，他因此可以「宫保」相称，即「宫中的保傅」。

军机处，意即「国防之会」或「谋略之署」，通称军机大臣，乃是君主实在的枢密之会；其人数通常不过五名，每日在君前商议并裁决帝国的大计。这几位通常还兼着别的高官，多半是部院的尚书。

总理衙门前已述及，设于一八六一年，裁于一九〇一年。同在一八六一年所设的北洋通商大臣（天津的制台）与南洋通商大臣（南京的制台）两职则一直沿设，其职守亦由该两官行使。

（原注：北洋大臣是到一八七〇年才归于直隶总督的。）

朝廷政事的实际办理，操在「六部」手中，后来增至九部，计：

一、吏部，掌铨选之权，凡正途官阶自知县以上一切员缺的任用皆归其管。

二、户部，掌解京或归中央行政管辖的那一部分赋税与贡赋的收支。

三、礼部，在一个亚洲的朝廷上，这是一个要紧的衙门。

四、兵部，只管各省的军伍。满洲的军队另有附属于宫中的组织管辖。此部又管驿递。

五、刑部，是一个只管刑律的司法衙门，尤其办理官吏舞弊的惩处。

六、工部，掌全帝国官署房舍的兴造与修葺，至于河渠水利、道路桥梁，则不在其职内。

在旧日「六部」之外新添的几部如下：

七、外务部，设于一九〇一年，以代总理衙门。

八、商部，设于一九〇三年。

九、学部，设于一九〇三年。

各部的组织一律相同。每部有两位尚书——称呼作「部堂」——依法一满一汉。（一九〇六年有谕旨，令此项限制不必再守。）总督照例带一个部的尚书虚衔，通常是兵部。每部又有四位侍郎——称呼作「部院」——两满两汉（自那道谕旨之后不拘）。巡抚照例带一个部的侍郎虚衔，通常也是兵部。各部都配有司员、监督、佐贰之属，够用为度，并按所需分设各司。

北京还有别的衙门，其职守不限于某一部或国事的某一支；此处只说较要紧的几个。

都察院，意即「稽察之院」，通称御史台。总督带都察院都御史的虚衔，巡抚带副都御史的虚衔。这些「御史」，既令人想起古罗马的监察官，又有几分像古罗马的保民官；他们的职分是纠弹，而这一职分他们行使起来无所畏惧，虽然未必总是无所偏向。

通政司，意即「传达之署」，掌上呈御览的章奏。

大理寺，意即「复核之院」，对刑律的施行有统辖稽察之责。

翰林院，意即「文学之院」，在学部设立以前掌全帝国的教育，如今仍存，作为一段光荣往昔的纪念。它又掌本朝史档的保管与编纂，不过其中许多案卷于一九〇〇年被焚。

第三节　各省的行政

前文已说明：各省对朝廷而言，在往昔的实际中、在今日的理论上，都处在一种半自主的地位；就某些方面说，可谓藩封，就另一些方面说，则像一个联邦中的诸邦。然而这两个比方，若不细察其中的差异，都失之笼统。以「邦」相比，倘把「邦」换成「准州」，则更为确切——譬如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准州，其行政与司法之员由中央之力委派、中央随时可以撤换，而在征税与行法上则有地方之自主；不过作此比方时须始终记得：西方坚持地方自治，东方则从来是靠强硬的手腕来治理的。说各省是藩封，其意是（就往昔而言）：只要贡赋与分摊之额如数缴清，中央行政的大政方针照办，他们尽可按本省当局自以为最妥的办法去料理本省的细务。可是本朝自开国后的头五十年以来，再没有过一位藩封之主：那时吴三桂因征服之功得了云贵的藩封，末了却作为叛逆而不得不加以平服。各省用权虽宽，官吏个人所受的限制却很多。

各省的官吏，下至知县，都由北京任命；较低的员缺，封疆大吏可以保举，也确实保举；然而任命之权在北京，能升调、能撤参的也只有中央政府。这就使各省的官吏自上而下都处在应有的约束之中。一任之期定为三年；总督巡抚常常——甚至可说通常——不照此限，譬如我们看到李鸿章在天津做了将近三十年制台不曾间断；不过这种例外可以这样解释：既是要把这班大员丰富的阅历用到极处，也是因为把他们送上高位的那股朋党之力甚强，而这股力量又因他们手中的荐举之权而更形强固。至于位次较低的官吏，这条规矩几乎无不遵行；他们可以连任一次，可是至迟到第二个三年任满，就得在新的环境里另行扎根，而且顺带着还得再一次为供养上司出一份力，此事第四章中另有说明。有几个格外肥的缺，一任只给一年。

还有一项限制是中国所独有的，从不放宽：任何官吏都不得在本籍之省任职。武官是例外，但他们影响甚小；满洲到一九〇七年为止一直由满人治理；此外这条规矩从无变通。中国人从不肯自愿舍弃故宅，也不肯放弃自己在祖宗祠堂中的分；于是每一位官吏对他所治的百姓都是外乡人，往往连他们所说的方言也听不懂。他带着自己的族戚同来充作幕友与采办；若是总督或巡抚，还带一队同省人作亲兵，对他个人忠心；此外则四围都是外乡人。湖北人不得在湖北任职，江苏人不得在江苏任职。李鸿章离开天津制台之任时，他按理该去的是另一处大制台之任，即南京；可是他的本籍安徽正在南京制台的辖下，于是他改赴广州。岑春煊是个性情极刚强的人，广西籍，做广东藩司时有了名声，升署四川总督；一九〇三年，要整顿两广制台辖境的秩序，明摆着非他莫属，便又把他派了回去；然而他是广西人，做广东藩司可以在广州视事，却不能在广州实授那个把广西也包在辖内的制台之任，于是以署理总督的名义前往；一九〇六年，他被实授为云贵总督。

还有一种做法，与其说是规矩，不如说是策略；而这只有在一切官职都由一个中央之权委任的国家里才办得到。中国像别国一样有朋党，也像别国一样，党往往是跟人而不是跟理。北京在行其荐举之权时，于此事一如于别事，都奉行在各省「分而治之」的道理。这道理，正是华盛顿选定他第一届内阁时的那番用心；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便可明白：在合众国，联邦政府给某一邦派一个共和党人做州长，一个民主党人做副州长，一个共和党人做州务卿，一个民主党人做州库官，如此类推。自一八六〇年起的三十年间，中国有两大朋党：湖南人及其附从，先奉曾国藩，后奉左宗棠；安徽人及其附从，奉李鸿章与李瀚章。前者大抵守旧，后者大抵趋新而不激烈；

别省之人不问省界，各自归附于这一党或那一党。近来广东一派——趋新最烈的一派——在一八九八年受挫之后，又走到了前面。派各省的官缺时，总是留意使这几党相持平；而在省城视事的一般行政之中，一个官吏很少与他的顶头上司或顶头属员同党，至于知府、知县的任命，则在各党之间分得相当匀净。这自然含着一层意思：皇帝在他的各部之中也能维持同样的势力均衡，此外还另有满汉之间的平衡。在各省，还靠间或任用满人来保持进一步的均衡——满人是超乎党派之外的，其数在官阶之中通常约占五分之一。

有了这许多平衡与牵制，便可以把更多的事留给地方当局去办；而只要一省按额供出维持朝廷用度的那一份，并保住秩序的外观，或者以自己手中的力量了结境内的乱事，便任它自行其是，享有一种准自主之权。然而，既给了这些权利、又把直接的治理减到最少，同时也就没有了直接的督察，没有人责成各省切实尽其职守。河南若有黄河决口，河南的官府自当料理；可是把堵口的工程办得使邻省山东不受其害，却不在他们的职分之内——那是山东官府的事。广西若把叛乱遏住，而叛众走投无路，越过湖南边界逃去，那便是「由他去罢，谢天谢地，打发掉了一个恶棍」；此后他们便是湖南官府的事了。江苏与浙江交界处的私盐贩子，来回跨界闪躲，玩得不亦乐乎，惟有两省忠诚合力的那种难得的场合，才会被拿办。等到权力进一步集中，这些弊病自会革除；不过我们所讲的是中国从前与如今的样子。

各省的行政组织大同小异，现在把各官的职守分述如下。

总督，通称制台，即总理一方之官，寻常译作「副王」，其实无论这个官职还是这个称号，都没有代王而治的意思。他照例带部院尚书的虚衔，因此自称、并被称作「部堂」。他是一省行政中文职最尊的一位；不过在理论上，若其辖境内驻有将军，他的班次便在将军之后，然而并不隶属于将军；他管辖其辖境内除满洲戍兵以外的一切兵马。有的情形下，他实际上只是一省之长，却带着总督的权与阶；有的情形下，他统辖两三省，而各省（按旧日的理论）另有巡抚；还有些省份各有巡抚，而不隶属于任何总督。其分布如下表所列，其中「原有巡抚」是说该省到一九〇五年为止设有巡抚，而这一年有谕旨把凡总督驻节之省的巡抚裁撤了。

直省：直隶，无巡抚——属直隶（天津）总督。

邻近三省：山东、山西、河南，各有巡抚——不隶总督。

外省：江苏，有巡抚；安徽，有巡抚；江西，有巡抚——三省属两江（南京）总督。陕西，有巡抚；甘肃，无巡抚——两省属陕甘总督。福建，原有巡抚；浙江，有巡抚——两省属闽浙总督。湖北，原有巡抚；湖南，有巡抚——两省属湖广总督。四川，无巡抚——属四川总督。广东，原有巡抚；广西，有巡抚——两省属两广总督。云南，原有巡抚；贵州，有巡抚——两省属云贵总督。

（原注：江苏的巡抚未裁，因为省城、即巡抚驻节之地是苏州，而总督的官署在南京。）

如此，十八省共有八位总督，巡抚原有十五位，如今减为十一位。总督的品阶虽高，在世人眼中也显得分量重，可是在一省的行政之中，

他不过是巡抚的上级同僚；凡事——无论是下给属员的命令，还是上呈御览的章奏——两人都会衔而行。

巡抚，通称抚台，意即「巡行抚慰之官」；因带兵部侍郎衔，称呼作「部院」。他是一省的最高之长，惟其举动因总督在座而受限者不在此例。一九〇五年，凡总督驻节之省，此职已裁。

布政使司，通称藩台，即一省的库官，兼有几分副省长的职分。他名义上是各省文官之长，一切荐举都以他的名义行之，即便是由巡抚直接授予的也一样；他又是一省库藏的掌管人，凭这个身分替朝廷牵制他名义上的上司巡抚。

按察使司，通称臬台，即一省的刑官。他掌刑律的稽核，在刑案上是一省终审的衙门，又管各省官吏犯法之事。他还大体上兼管朝廷的驿递。

盐运使司，在有些省称盐运使，在另一些省称盐运道，掌一省盐政之下食盐的制造、运销以及由此而来的税入。

粮道，十八省中有十二省设之，掌漕粮的征收，或征本色，或征折色。

上述最后四官，即位次仅在巡抚之下的司道（该省有几个便算几个），照例组成「善后局」，即「整顿之会」，是一省政府议决兼办事的衙门；而前面所列的六官则构成一省的一般行政，都驻在省城——惟有直隶总督自一八七〇年以来驻天津，两江总督驻南京。

位次在藩台之下、臬台之上的是提学使，那是一九〇三年设立学部时新添的一个职位。这不是一个办事之官，其人也不入善后局。

省内行政的单位是县，详见下文；两三个或更多的县（最多到五六个）合成一府；两府或两府以上归一位道台管辖。此外还有州与厅两类，各分两种：寻常的州与厅是县的高一等，属府所辖；直隶州与直隶厅则是府的低一等，两者对省政府的关系都与府一样直接，而后者之别于府者，在于其下不辖县。

分巡道，意即「分路巡察之官」，通常译作道员，惯称道台；他对一个道有行政统辖之权，一道含两三个府，有时是一两个府加一个直隶州或直隶厅；在某些事务上，他是府州与省政府之间传达的中介。不过道并不是一省正式的政区划分，任何地图上都不标它。他是本辖境内节制兵马的文职，因此有「兵备道」之称，即「掌武备的道台」，以别于盐道与粮道。若其辖内设有海关，他通常兼任监督（与税务司同事），此时称作「关道」；但广东各口不是这样，那里从前由粤海关监督、自一九〇四年起由总督任监督；福建各口也不是这样，那里由将军任此职。天津除本地的道台之外，另有一位专设的关道。

知府，意即「知一府之事者」，通常译作府官。他是一省之内最大的政区——府——的督察之官；每省有七个到十三个府，十八省共一百八十三个。他所办的，与其说是本府内部的行政，不如说是本府对外的关系；与其说是办事之官，不如说是一条传达之途，不过他也充当县衙讼案的上诉之所。他并没有另外的府城，他所驻的那座县城通常便以府名相称，虽然中国的地图上府名与县名都要印出来。

同知，意即「同知一府之事者」，或作副府官；他或是管一个州、一个直隶厅，或是在知府职分的某一支上行其所授之权，譬如海防、水利、抚治土著诸部等等。

通判，即佐贰的副府官，在知府之下任职，管缉捕、税收等事。

知州，意即「知一州之事者」；他或是管一个直隶州、即独立之州，行府的职分，不隶属于任何知府而直接报于省政府；或是像头一等的同知那样，管一个隶属的州。这一级之下还有州同、州判。

知县，意即「知一县之事者」，即一县之长，其职分详见下文。十八省共有县一千四百四十三，满洲二十七，合计一千四百七十。知县以下还有属员——县丞、主簿、巡检、典史等等——但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

「府、州、县」构成一省文官的一般办事之身。他们在轻重不等的程度上，分别担着征收赋税、维持秩序、断理讼狱之责，又要主持文试与官家的驿递，总之，公家行政一切直接的职分都由他们行使。庄延龄先生所举的一道告示，很能说明一省官吏自上至下的层级。

「本县钦奉府宪训示，府宪援引道宪之饬；道宪则由藩司、臬司所移，两司则奉督宪、抚宪之命，两院则据外务部之请，而外务部则钦奉上谕……〔谕旨至此毕。〕钦此。业经行知院宪〔此处行末〕，院宪命司〔此处行末〕，司移道〔行末〕，道饬府〔行末〕，府下知县云云。〔试看知县身为朝廷之吏，如何把自己抬头书写。〕为此，本县示谕人等一体遵照云云。」

（原注：庄延龄《中国：历史、外交与商业》，一九〇一年。）

同样的层级在所附的图中也可见到；不过图中因地方所限，道台看去像是隶属于司，其实他是「与司并列而次于司」。就沿革而论，巡抚本是个外来者，只上溯到明朝：他原是朝廷派出巡视的官，去稽察并奏报一省行政的运作，后来渐渐成了常设之职；在政事的若干要紧职分上，布政使司——原来的一省之长、今日的藩台——在理论上仍是首脑。总督也只上溯到明朝治下的最后一百年。道台更近，起于本朝之初。府也是如此，不过就沿革而论，他是

秦朝（公元前二二一年）与继之而起的汉朝那三十六郡之守的近世化身。州也是近世的复兴，所代表的是公元前一四〇年所设的州之长。县大约是最古的。

关于各省政事中不由正式官阶所任的那些职分，须说几句。中国的官吏，照理说样样人间的事业都办得来：自铁路工程以至街头清扫，自解释法律以至处决人犯，而且要为自己的举动、或属员的举动的后果担全责。然而实际上，这种样样都通的架势，被两种自然之情抵消了：一是想得专门人才相助，二是但凡有机会便要添一个有进项的差使。额外的职分由负责的官吏派出去，正如在马萨诸塞，民选的行政长官把他若干职分派给自己提名的警务、铁路、保险与慈善等委员会——也就是行其荐举之权。在中国，这种派出的任事实在就叫「差事」；一个掌着几百万开支的机器局总办，一个厘金局的员司，一位总督在邦交或铁路上的顾问，以及一个几乎只会传话的委员，在理论上同样都不过是委任之权为某事而派出的差委。这些不在正式官阶上的官吏，是从有官身的一辈人中挑出来的，即所谓候补的县、府、道：他们有资格充其所候之缺，名字挂在吏部的册子上，却还未被提名实授。入于候补之列，在理论上是考试文章的结果；这是一段光荣的传统；一百年前大体上大约确是如此，可是今日开启仕进之门的钥匙，乃是银钱与政治上的奥援。

第四节　乡镇与村落

县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市政、政事、司法与财赋的单位；它包含一座有城墙的城，若是省城，往往只是半座城（苏州则是三分之一座城），连同紧邻的乡地。每一个中国百姓都注籍于此，而这个籍贯他是不肯轻易丢弃或舍去的，不论他的生业把他叫到帝国的哪一角、或者外面世界的哪一处。他若是士绅，祠堂在这里；无论如何，祖居总在这里；倘蒙允准，暮年他要回到这里，若死在外乡，骨殖也要送回这里。他一生都与他的县连在一起；说李鸿章是安徽人，也许便利，也有助于说明他政治上的路数，可是在他的同乡口中，他是合肥（县）人。

（原注：帝国偏远之角有无城墙的城，其例极少，不足以改变以上的通则。）

这一县之长便是知县；把他称作「市长」也无不可，只要明白这「市界」是一直展到与邻近各「市」的地界相接为止。他的正俸每年自一百两至三百两（合十五镑至五十镑），另有一项名为「养廉」的津贴，数目是正俸的三四倍；然而这个官职的实在进项，可以是他名义俸禄的一百倍到一千倍，不过他要从中支应属员与上司的供养，此事第四章另有说明。他多半是从候补的名单上被派到任上的，或因他是他父亲的儿子，或因他在西方国家所谓的竞选经费上捐输得够多，或因他在某个「差事」上办得好；偶尔到今日也还有高才之士因学问而得官的，不过那很少是肥缺。帝国的各县，按实情之不同，加上「冲、繁、疲、难」这四个考语中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一个也不加。县里照例配着库吏、征收、书办、掾属、狱卒、差役、捕快等等，其中许多人是凭世袭之权或成例而据其位的；然而中国的官吏虽可把职分派出去，却决不能把责任派出去或者卸掉，因此凡我们可称之为市政的举动，知县都要亲身负责。在这个「市」里他便是一切，其中最要紧的几项职分须得说一说。

（原注：布伦南《中国州县官之职》，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一八九八年。）

司法之职最为要紧。他是警务的推事，断理寻常的治安案件。一切民事讼案他是初审的衙门；把案子先递到上一级衙门去的，罚光腿五十大板；不服他的判断，可上控于府，而到了那时候，打官司的两造资财通常也就耗尽了。民事案件在城里通常由行会了结，在乡间则由村中长者、或由亲友居间调处；不过也可以告到官府的公堂上来，那是原告不但要割那一磅肉、还要连血一并索去的时候。刑案他也是初审的衙门，虽然为便利起见，头一堂可由佐贰之官审理；上控于府，凡涉死罪之案由府复核；死刑的文书由臬台画押，惟有叛乱、或可以叛乱论的民变不在此例，那时便就地正法。死罪的上控也可以、而在官吏一案中则确实要上达北京的刑部。知县又是验尸之官，凡属此职的责任他都要尽；离婚与悔婚的讼案也由他听断；他又是公诉之吏，而被告只许请讼师代写状子，不许请人代为辩护；他又是执行之吏，凡自己衙门或上级衙门的判断都由他施行；他又是狱官，在审前审后都要负看管与养活囚犯之责。司法之职若还有哪一项不曾说到，那一项也是他。

其次要紧的是财赋之职。如下一章所说明的，知县是省与朝廷两级行政征收地丁与漕粮的经手人；至于各项特贡、盐课与厘金，则与他无涉——他与这些事唯一的关联，便是保护收税之人的责任。

他又是田土的注册之官，而核验之法极其周密，凡盖了他的印的契据，便可当作业权的保证收受。

他又是本县的赈荒之官。看管公家的仓廪常满，遇灾荒时散发赈济，都是他的职分。他又是治虫治蝗之官，要对付那些灾害；除黄河沿岸之外，防止水患、修补水患所造的损坏，也全由他一人担责。

他又是工部与藩台在本地的代表，掌官家房舍的看管，要照料城墙、监狱、官庙以及一切别的公家房舍的完好；又要维持本县境内自这一边界到那一边界的官家驿递之效能，并支应其费用。桥梁以及那些被称作道路的东西，凡有修葺，都得由他自己的银钱里出；他要看着学塾办下去；还要向富户募化，以充公益与善举之用。他维持秩序，照料本县的民生，又是百姓风化的守护人。

（原注：像苏州那样分属两三个县的城，城墙的维修并不随之分割，而是交给上一级的官即知府。）

这些便是中国这个「市」的市长的主要职分；在这位「父母官」的家长式治理之下，被治的人本该是一群卑屈的奴隶才对。其实远非如此。在多数国家，百姓可分为守法的与不法的两类；在中国还须记上第三类：那些本无罪过、却因仇家的构陷而落入法网的人。不过这一层不过是把天平拨回了平衡，因为中国人骨子里是守法之民，至少在乡间，除了叛乱与劫掠这两桩寻常的消遣之外，别的罪过他们犯得很少。这两桩，他们是每逢收割已毕便要来一回的——若因水旱之类的缘故，

收成歉薄的话；然而除此之外，除了收税之人按期上门之外，政府这东西究竟是否实实在在地进到过十分之一的百姓的知觉里，还很可疑，五分之一是断断没有的。其余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日常生活都遵着他们的风俗——那是这片土地的习惯法——由他们自己去解释、自己去施行。每个村落便是这套习惯法之治的单位，村中的父老行使着年齿所赋予的权柄，却不凭任何官家的凭照，只照他们少年时所学的去解释祖辈的风俗。刑律是全国一致的；可是在民事上，各处虽大体相类，却各有其地方的习惯。田土之权、水利之权、徭役（非朝廷所派者）、庙产之权、庄稼上的旧例之权，这些题目的细处可以县与县不同，府与府大约不同，省与省则断然不同。然而这些差异无关紧要：乡下人大约只晓得自己的村子，与自己县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相干。邻县的地方习惯会把他自家田边淤出来的滩地判归他人，这事他不大放在心上，只要自己县里的习惯把它判给他就行；而住在邻县的人，也不会去主张他父辈从不曾主张过的权利。在赋税之事上，习惯也是指路的原则。政府与收税之人总想多收；这一层人人明白；可是百姓以习惯为坚固的凭据，年复一年地争斗不休，只求今年所纳不多于去年，每一分增加都得经过一年一度的重新较量才从他们手里拧出来。若遇上普遍而显著的加征，这番争斗就更为分明，在村民可以闹到骚乱与纵火，在商人则可用那种中国所特有的抵拒之法——「罢市」，那是闭厂、罢工与抵制三者合而为一；这对知县是件厉害的武器，因为他一心所求的，便是任满之内不出一桩大到会惊动上司的乱子。

村中官面上的头目是地保，即「地面的守护人」，由知县从村中父老里提名，却要靠他那些乡人的善意才站得住。几个小村可以合在一个地保之下，而一个大村则分作两三个甲，各有其地保；至于那种常见的村子——整村都是一家的支派，产业共有而未分——自然就以族长为地保。地保充当捕役，对他治下每一个人的品行与操守负责；地丁与漕粮如数缴清，他也有责任。他是本村官定的丈量之人，每逢田土过户，都有核验业权与界址之责；这上头的规费与酬谢，加上此职别的职分所给他的、对同村人的权柄，使地保在本地有了这样大的分量，以致旧日那套村社共有的理论大半失落，这个位置在实际上往往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

镇被看作若干村落的聚合，分为「甲」，各有其地保，职分与乡间的同行一样。不过镇上另有商务上的题目，而这些题目差不多——即便不是全然——总是由相关的行会依行规了结的，很少呈到官府那里去。

论城乡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乡下人安分守法，他们的利益是被牺牲给镇上那些好闹而争竞的居民的。直接的赋税，即地丁与漕粮，是按农田的租值摊派的，而镇上的产业在这项科则上并不多摊多少。粮食的流通，也不是按种田人的利益、而是按吃粮的镇上人的需要来禁或放。

军　队

中华帝国的军事组织分作两支：满洲的与汉人的。

满洲的军事组织

自十七世纪前半满人征服之时起，满洲这个「举国皆兵」之族便分为八「旗」，三上五下。上三旗是：一、镶黄（黄为皇室之色）；二、正黄；三、正白。下五旗是：四、镶白；五、正红；六、镶红；七、正蓝；八、镶蓝。八旗之中每一旗又分三「族」，即：甲、满洲；乙、蒙古；丙、汉军——末一种是当年随满洲入寇者的华北土著之后裔。正如每个汉人都注籍于其本县、生时（在理论上）向该县纳贡、死后骨殖也要送回该县，一切在世的满人以及征服时蒙古、汉军兵丁的后裔，也都注籍于各自的旗下，（照理说）要在旗下作战以维持这番征服，并领取贡赋中应得的一份以及征服所带来的别的（理论上的）好处。每一旗在其每一族中设都统一人，副都统（或作协领）一人，又有参佐之员：满洲、汉军各二人，蒙古一人。每旗又分为若干甲喇，满洲五、汉军五、蒙古二，各设参领、副参领与佐杂之员。其下有佐领，各管七十至一百户旗人，再下还有防御与骁骑校。八旗的主力「驻扎」在满洲以及北京城内外，在京城则以漕米供给口粮，每年收到的漕米约二百万担（合十二万五千吨）。北京之外是直隶二十五城的「军事封锁线」，各城都有从八旗中拨出的军屯。这些之外，才是各省的驻防。

征服告成之后，满人很有识见，把汉人引为同治这个帝国的伙伴，只在几处要害之地驻兵以据有全国；照最初的规划，各省的驻防合起来是京城驻兵之半。各省驻防约有一半在北面一带，一半是作京城的外围防卫，一半是为着监视蒙古；那便是下列各处：

山东：青州、德州。

河南：开封。

山西：归化、绥远、太原府。

陕西：西安府。

甘肃：宁夏、凉州、庄浪。

主要用来弹压被征服的汉人的驻防，则设在下列各处：

四川：成都。

湖北：荆州（扼守扬子江峡口）。

江苏：南京，镇江设分防。

浙江：杭州，乍浦设分防——乍浦从前是它的海口，如今已经淤塞。

福建：福州。

广东：广州。

有六省无驻防：其中五省——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就形势而论是悬空的；第六个安徽，到康熙之世为止在行政上本是江苏的一部分。

如此构成满洲帝国边镇的那十一省，每省驻着一位镇守边圉之官，即满洲的大将军（将军），通称鞑靼将军；他与总督或文职的总督并列而位在其前，一般不干预民政，不过如今虽已无害，当初却能把自己的意志加在文职的同僚身上。他品阶虽高，如今在帝国的防务上所有的权力与影响，也不过等于五港总督之于英国的防务而已。

汉人的军事组织

除了那支衰朽的满洲军队之外，帝国的兵力可分两类：甲、由武职统领的、不中用的官军；乙、由文职统领的、中用的非官军。官军便是各省的地方兵，名曰绿营，在沿海与沿江各省分为水陆两支。其大部分构成提标，即提督的队伍，由他直接统领；小的一部分构成抚标，即巡抚的队伍；凡有总督之处，另有督标，即总督的队伍。军的区分以地方为界，一省是最高的单位。一省的统兵之长是提督，通称提台，称呼作「军门」，即「营之门」。他所统的兵力分为镇标，由总兵统领，总兵通称镇台。镇之下按地方分为协，由副将统领，副将通称协台；协之下又分为营。协台之下有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这支军队的官阶，其存在纯为一己之利与养家之计；他们最不愿做的事，便是带着自己的勇士上阵，哪怕对手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乱民；至于兵丁，则大半在纸上，一小部分则化作花花绿绿的号衣，遇着校阅之日，临时雇人来穿上充数。惟有在若干地方，譬如广西与东京交界之处，一省的提督才会在自己那套官面的组织之外，参与统带中用的军队，以保境安民。

那支中用的军队，除了提台一人或可插手之外，完全在帝国或一省官面的军事组织之外。它的单位也是省，各省中用的武力由文职当局、即总督巡抚直接统领，遇有大的叛乱，他们亲自统兵为帅。这支兵力起于太平之乱（一八五〇至一八六四年）：其时官面的组织被发觉不中用、不能战，各省的当权者——西边如曾国藩、东边如李鸿章——不得不招募非正规的义勇，名之曰「勇」，其风犹如法国大革命的义勇军，或莱比锡之年的义勇军。其中最高一级的组织单位是营，名额五百人，由营官统领；营分五哨，由哨官统领。若要合力行动，两营到十营或更多，便合成一支队伍，没有专门的名称，由统领率之。这便是中国的战兵——好歹是这么回事——直到它初建之后四十年，其中最好的代表、北方那支「洋操」的军队，于一八九四年败于日本人之手；如今（一九〇七年）正在编练的「新军」，便是立在这个根基上的。

附　记

弹压乱事时责任的层层下移，可于下面这则消息中见之：

北京，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十二月十一日，军机大臣面奉上谕：江西、湖南交界处乱民猖獗，著端方（两江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驻汉口）、岑春蓂（江西巡抚）派兵赴出事之处剿办，务将匪首拿获，同时保护萍乡至醴陵间的铁路、萍乡的矿厂以及在彼之一切外国人。倘有疏虞，即惟该督抚是问。

十二月十二日，命江西按察使秦炳直统带三省之兵，了结乱民所扰各县之事。

南昌，十二月十四日。

江西按察使秦炳直奉北京政府之命，于十二月十四日离南昌赴萍乡；常备军南昌镇统领刘某与水师提督洪维霖亦各率所部随按察使而行。

三政府——民国时代的中国

「这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在每个民族的历史上、在每个时代里都必然要出现：一是秩序的问题，即如何建立一个强到足以压平乱局的中央政府；二是自由的问题，即如何给一个眼看要把个人自由遮蔽掉的专断之治划出界限。」——麦克奇尼《大宪章》

这是西方的问题。在东方，以中国为例，向来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建立秩序；至于保障个人自由这个问题，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从不曾认真放在心上。这个民族的才智一向被吸进政府——那建立秩序的机关——的差事里去，而这差事又是积聚财富的唯一门径；至于那些鼓动之徒与热心之士，则被逼进秘密会社的行列，因为一切既得之利都排在他们的对面。

亚洲各民族平日所满足的，是一个能给他们秩序的政府，只要不去干扰他们相传的风俗；而中国历朝，只要给了强固而有秩序的治理，同时又容中国的才智之士分任行政之事，便都满足了中国百姓的愿望。满洲清朝头四位皇帝在位之日便是如此；可是自一七九六年嘉庆即位，贪墨与衰弱接踵而至，百姓的不满生出了许多叛乱。这些叛乱以大规模的太平之乱为其极致：那是在政府因对外战败而失去信用之后起来的，它漫布全国，直到一八五三年，中国本部十八省之中，竟没有一省是全然在朝廷权威之下的。随之而来的，是与英、法、俄几国的又一连串冲突中的失败；到一八六〇年，这一朝的信用扫地，看去摇摇欲坠。然而太平的统治是消极的。它的主要特色是流血与蹂躏，全国的行政之才一个也不曾被它吸去；于是到一八六四年，朝廷的权威在各省重立，西方列强对此深表同情。

中国此时得了一个复元自新的机会。这两件事她一件也不曾做，昏睡了三十年。随后便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与日本一战那一番粗暴的唤醒：她被一个从前所鄙夷的国家打得屈膝，她的百姓开始隐约觉得：这个民族用以任事的一套家什，已经陈旧而不中用了。一八九八年，康有为劝动皇帝推行改革，那些改革本身是极好的，可是对这个帝国的当权者来说太激烈了；于是改革又一次搁下。一九〇〇年的拳民之变，是愚昧的民众情绪的一种表露：他们隐约觉出事情不对，却不知怎样把它弄对；那是一场疯狂的迸发，它失败得理所当然，可是它把百姓唤醒到了一种民族的自觉。随后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打，结果是亚洲的一方得胜，这就开始让中国百姓看到将来的大有可为。

一九〇〇年以后，人们看出：在孔门哲学界限之外的教育，乃是进步的根本条件。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间曾选派学生赴美，他们在大学里的表现颇为可观。一八八一年他们被召回，帝国那班泥古的大臣宣称他们已与中国脱了节，不配担任有责任的职位；于是派他们去做通译、电报生之类，并宣称他们只配做这些差事；然而近年来中国最能干的几位行政之才，正是从他们中间找出来的。有几年，中国青年的新式教育完全交给了在华所设的美、英教会学堂；可是一九〇〇年之后，连帝国的当权者也明白了整顿教育之必要，一九〇三年便设立了学部。学堂纷立，书院兴办，选派学生出洋的做法也重新拾起。这些学生主要派往美国与日本——去美国的有几百人，去日本的因为路近、费用相对低廉，有好几千人；而中国学生的革命思想，是从帝国而不是从民国那里得来的。要把中国人古老的文明整个抛掉的那股冲动，来自东京；而对和平的改革构成最大危险的那种鼓动，则出自留日的学生。

零星几次反抗政府的举事都被轻易平定，有几年秩序得以维持，靠的主要是纸面上的改革；因为举国要求改革之声已如此分明，连一八九八年曾抗拒过它的那班大臣，此时也觉得再抗拒是不可能的了。连一九〇八年十一月老皇太后之死，事虽重大，却似乎也不曾带来什么变动；秩序照旧维持，政府的改组也照旧推行。

一九〇六年九月，有上谕颁布，允诺整顿帝国的官制、法律与财政，改编陆海军，并许在数年之内施行立宪之治。十一月六日又有一道谕旨，裁去旧日各部，代之以十三部，并设立由选举代表组成的资政院。一九〇七年九月，有谕旨把资政院置于可以办事的基础上；十月，又设立各省的谘议局。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谕旨许下了将来开国会之约；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的第二道谕旨定下了九年的程序，期满即召开国会，确立完全的立宪之治；据宣示，这中间的年月是给立法之人练习其职分所必需的。同时又公布了拟定的宪法草案，其第一条宣称：「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其余各条则界定了皇帝之权、臣民的权利与义务、国会的权限与议事之法，以及选举权的资格。

头一届谘议局于一九〇九年十月开会。它们的职分是咨议与批评，而不是立法或行政。权限既受这样的限制，它们便不过是辩论之会而已；它们议论的主要结果，是合力要求头一届国会须在两年之内召集。这个要求被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日的谕旨驳回。

头一届资政院由摄政王于一九一〇年十月三日在北京开院，溥伦亲王任总裁。它一开议便力争提早召开头一届国会之事；朝廷迟疑了一阵，下谕定在一九一三年。资政院并不满足，要求即刻召集国会；它还坚持军机大臣须向它负责。政府仍旧抗拒这个要求，可是经过许多激动的辩论之后，此事由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谕旨折衷了结：谕令就这两项

问题详加考查，早日复奏。资政院随即于一月十一日闭会。

一九一一年十月资政院第二次开会，几乎与此同时，武昌发生了革命的举事，反对满洲一朝的一派由此取得了该城以及汉阳、汉口。这次举事本是早发了，然而革命党人筹划周密；武昌一举成功，中部与南部各处便纷纷起事，一城接一城地宣告不再臣服于帝国。三年前被逐出官场的袁世凯被召回来挽救朝廷，并授以全权。他守住了北方，甚至夺回了汉阳与汉口，那座繁盛的市镇在此役中几乎被大火烧尽；然而中部与南部共和派的团结与坚决，加上满洲朝廷与王公的优柔与波旁家的积习，合起来使他所担的那桩事——把这一朝保全为立宪君主国之首——成为不可能。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皇帝退位，朝廷退往热河；一八六〇年英法占北京时，那里便曾是它避难之城。在此前的五十年里，大清一朝得以维持其权位，全靠慈禧皇太后的天分与才干，靠满人恭亲王与大学士文祥，靠汉人曾国藩、李鸿章与张之洞；然而它什么也不曾忘记，什么也不曾学到，到末了不过是个不合时宜之物。

广东人孙逸仙自一八九八年起便流亡在外，头上悬着赏格；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是创建中华民国这个运动的灵魂。及至革命显然成功，他回到故土，被南京的临时议会推为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皇帝退位后，他出于克己的爱国之心辞了职，袁世凯遂被指为临时大总统。

又成立了临时参议院，由它召集国会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开会，国会分参议院与众议院两院。这个国会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两院合开为国民大会，选袁世凯为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任期依宪法为五年。

当选一个月后，大总统把与他为敌的国民党议员逐出国会，因而使国会人数不足宪法所定之数；一九一四年一月，他把这个残余的国会解散。他又效克伦威尔的成例，以自己所提名的参政院代国会；直到身死之日，他都是以大总统的命令治国。他面前反对的力量甚多；不过凡属个人而非地方派系的反对，他都无情地压了下去，而他的政府也给了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强固的行政。只有一种反对他没有办法对付，那便是南北之间的猜忌所造成的。北方以袁世凯为首，一九一一年时本肯接受立宪的君主国；而南方以广东人为首，自革命初起便主张共和；两下的裂痕无法弥合。

一九一五年夏，起了一个看去像是自发的运动，要恢复帝制，以袁世凯为新朝的开创之君。他的统治已经像当年克伦威尔的统治一样稳固；他在中华民国的权力，就外表看，与奥古斯都在罗马共和国的权力同样坚实；然而他不以实在的为足，反去抓那个影子，宣称一旦有人把帝位奉上，他便接受。时机是不利的。此前已有几起反抗大总统权威的兵变，及至正式宣告要恢复统一的君主国，兵变就更多了；南方声明反对此举，连大总统一向的附从者也有几个与他离心；到二月底，他正式放弃了称帝之志。不到四个月，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他身死。

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他把前任的种种措置一概推翻，却为情势所迫而采用了前任的手段。他召集了被袁世凯解散的那个国会，可是不到一年，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又把它解散，主要因为南方在其中所占的势力，超过了他所肯容让的限度。袁世凯之所以能保住威望，是因为他管着军队；而黎元洪却是被军队管着的，他在国中的权力不久便烟消云散。他于是辞去大总统之职。

使他下此决断的最后一桩事，是又一次恢复帝制的尝试。有一位统兵之将张勋，自民国成立以来一直盘踞山东西南一带，既不扰民国，民国也不扰他。在他的率领与他的军队的支持之下，满人此时来争帝位；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颁下谕旨，宣告宣统皇帝已再登其祖宗之位。到七月七日，又一道谕旨宣告他第二次退位。这场冲突是在北京城里定局的，败了的首领张勋不得不躲进荷兰公使馆。

在这三年——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之间，中国国中甚为纷乱；下面据邮政报告所录的各省情形之详，可以显出天灾、个人的野心以及南北之间那压倒一切的相争所造成的种种为难——正是这些为难，不断地阻挠着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行政的一切努力。

直隶。一九一六年。北京至承德府的邮班时刻表重新编定，使邮差得以在白天通过若干盗匪出没的路段。

一九一七年。因政局动荡、水灾与饥荒，邮务的推进阻碍甚多。……因雨水不足，春季的收成全无。……自七月至十月，本区遭水灾，一度有多达一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地面被淹，水深二至十英尺。

一九一八年。南北两路剪径的强盗都很活跃。南路许多村落被山东来的土匪劫掠，以致乡间的居民弃家而逃，拥进有城墙的城里求庇护。

山西。一九一六年。本省若干处人心不安，邮务大受其累；而口外一带因大股盗匪活动，一年到头买卖多少都是停顿的。……口外有几个镇被洗劫一空，且部分被焚。

一九一七年。山西本境有变兵，口外有流匪，两者的不法与劫掠合起来妨碍了邮务。他们除劫掠焚烧村落之外，还两次洗劫了一座城，攻下了第二座，又围了另外两座。邮差被袭，邮件遗失。……自六月起，省城宣布戒严。……年底前后，为应付肺鼠疫的流行，不得不施行防范之法。

一九一八年。本年除肺鼠疫流行之外，本省不甚纷扰。

河南。一九一六年。过去一年国中许多地方都很纷扰，而河南仍旧安静。

一九一七年。春夏之间，旱灾损坏了

庄稼；随后是反常的大雨与惨重的水灾。与复辟帝制以及别的政治问题相关的争斗，更扰乱了本省的安宁。……多数钱庄歇业。

一九一八年。去年因政局不安、雨水反常、由此而来的惨重水灾以及乡间不法之事增多所造成的恶劣情形，本年仍旧延续。钱庄把内地更多的分号关了。

陕西。一九一六年。本省北部诸县大受流匪之苦。一年之内被劫的镇不下二十二处，村落还不算在内。此外，因政争而起的激战甚多，尤以西安府一带为烈。……邮件屡遭劫掠，有七名邮差被杀。

一九一七年。成股的马贼在本省游荡抢掠。年底前后，变兵又添乱局：他们劫去了一支二百五十峰骆驼的运队，上载运往四川的枪械弹药，随即用这些去攻打西安府。……乱兵离开西安府后往西逃窜，一路洗劫城镇村落。……许多地方已无贸易可言。……几乎任何一条大路上，都能见到从前繁盛的城的城墙，如今不过是围着一片空地的墙圈而已。

一九一八年。争斗不断，随之而来的种种苦难，使这一年成了本省历史上最坏的年份之一。土匪格外活跃，又有成股的叛兵为着大肆劫掠的指望而来投，人数更增。全省所讲的都是劫夺之事，匪徒的手段处处一样——恐吓、抢掠、勒索，对落在他们手里的不幸之人甚至极其残酷。……多数大城的买卖完全停顿……被劫的邮局共七十八处。匪徒活动的范围遍及全省，几乎所有的邮路都被截断。……近来又有蒙古的盗匪与本省的土匪合伙……此外邻省的兵也在境内横行。所到之处，满目疮痍。

甘肃。一九一六年。别处的政争在此并无多少影响，不过使本地成股的盗匪更加大胆而已。……又因匪患，邮路直接的通联一度中断。

一九一七年。三月阶州出事，该镇被匪洗劫；五月贵德厅出事，那里近西藏边界，靠回兵才把匪徒剿平、把城夺回。

一九一八年。本省比较安静。

新疆。一九一六年。全年太平。

一九一七年。仍旧太平。本省充斥着贬值的纸币。

一九一八年。本省安静。

满洲。一九一六年。许多邮路经过匪徒出没之地，邮件屡有危险，不过全年只有一名邮差丧命。

一九一七年。政局的更迭、欧洲大战、俄国革命、剪径的劫掠，以及外国货币空前的涨落，是妨碍本区邮务推广的几件不安之事。……在景星镇，蒙古的乱众袭击了该镇。

一九一八年。俄国与西伯利亚动荡不已，以致西伯利亚、阿穆尔与乌苏里三条铁路上的商货运输不得不完全停顿……松花江与黑龙江上一切定期的轮船交通都受了阻。照例的劫掠、水灾与风雪也都遇上了，而纸币的滥发也不便于邮务。

山东。一九一六年。本省的安宁被政治的起事粗暴地打破，那起事迅速闹到骇人的规模。胶济铁路沿线及其附近的地方一处接一处被攻、被占、被劫，连山东最要紧的两处商埠周村与潍县也未能幸免——这两处成了冲突的风暴中心，末了更成了起事首领的大本营。

一九一七年。夏间复辟帝制的尝试，以及随之而来的内地撤兵，使全省剪径之事再度猖獗。……旱灾使麦收无望；随后大运河漫溢，酿成山东多年来最惨的水灾。

一九一八年。劫案在本省西部尤其频繁。有五名邮务长与邮差被掳，两名邮差被杀；被劫的邮局为数甚多。道路不靖，包裹的递送受害尤重。

四川。一九一六年。四川刚要安定到近乎常态，就成了政局变动之争的中心之一。随后是云南、贵州两省军队入川，激战，三月共和政体的恢复，四月至六月的停战，末了是北军进兵成都、被滇军击败。六月至十一月之间，本省换了四任督军。匪患猖獗，币制之困加剧，买卖无法做。边境的劫掠一如既往。……邮件失落一百起，公款失落四十七起，主要由匪患所致；邮差被杀者三人，另有数人重伤。

一九一七年。本省争夺兵权之事不断，本年发展成本省迄今所遇最严重的危局。去年滇黔两军入川，到本年四月在成都酿成入侵之军与本省军队的战事，激战三日，滇军退走。人命财产损失极大，约有一万五千家无家可归。……成都四郊仍为黔军所据，各处匪患猖獗。七月初，帝制问题又给出一个开战的由头，川军与黔军随之激战十二日，成都城被毁八分之一，死者数千。北军被派入川以壮中央政府之威，川军中又有几个师哗变，于是这场争斗便化成了南北之争。……邮政几乎成了货物往来唯一还有几分安全指望的途径，这就是所经手的包裹增多的缘故。

一九一八年。四川的争斗到一九一七年底已化为南北之争，本年头几个月又重新炽烈。南军以重庆为根本，循各路向成都合围……此役历时将近两月。……西藏的叛乱、倮倮地面上各部的小规模起事，以及全省的匪患，都是妨碍邮务推进的别的缘由。

湖北。一九一六年。因政局纷扰，商务散乱，所寄与所投的包裹都减少了。有两处邮局被匪劫掠；一名邮差被杀。

一九一七年。年底前后，南北两军对峙之势在此显了出来，惊惶的迹象也不是没有。

一九一八年。英国轮船屡被变兵开枪射击，自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六日停开汉口宜昌一线。……汉口长沙之间往来的小火轮极少。……夏间与北方的铁路交通屡次中断。……内战、匪徒的活动以及流行性感冒，都大大妨碍了邮务。许多邮局被兵或被匪洗劫。

湖南。一九一六年。年初爆发内战，历四月之久。宣布戒严，邮件实行检查。可用的邮差不多，所走的路又不安全。剪径的案子甚多，邮件被劫者十二起。三月，永顺府城被匪洗劫；若干邮局被劫或被焚。……内战所造成的苦难与损坏之巨，以及商务的普遍停滞……

一九一七年。全省人心不安，处在戒严之下；因此各局的邮件都要检查。十月底匪患猖獗，十一月长沙不法之事延续了一个多星期。约二十处邮局被劫或被毁，另有四起邮差在途中被截被劫。因匪帮活动，包裹船的班次停开。……夏间水灾遍地，稻收尽毁；而最后一击，是湖南省银行的钞票跌到票面的三分之一。

一九一八年。年初全省人心不安，处在戒严之下，有四个县在打仗。三月二十五日，一支败军的散兵加上本地的无赖，在长沙开始抢劫，通宵不止。在岳州，占据临湘与螺山的兵向轮船开枪。旷日持久的内战与匪徒的不断活动，使本省许多地方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被劫的邮局共七十七处。株洲与醴陵两处是在两城被劫被焚时一同被劫被焚的。

江西。一九一六年。本省又遭水灾；币制之困也感觉得到。未据报有乱事。

一九一七年。政争与外省入侵曾威胁本省，然而每一次危局都顺利度过，太平得以维持。纸币也撑住了。……

一九一八年。未据报有匪患，兵也不大生事。……纸币未再贬值。

安徽。一九一六年。政局不安期间，邮件实行检查。较要紧的几座城一度戒严。……多年来最惨的水灾……盗匪增多。邮件因剪径而失落者两起。

一九一七年。七月复辟帝制的尝试所引起的兵马调动，造成了本地的乱事。若干城镇被劫。庐州府与滁州的居民大批弃家而逃。自七月至十月，本省军队开赴湖南作战期间，庐州府以北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许多匪徒出没，与兵屡有接仗。九月有一师兵哗变。

一九一八年。除本省北部照例有许多股持械的匪帮流窜之外，尚称安静。安徽的兵大部分都在湖南打内战。

江苏。一九一六年。国内政局极不安定，加上欧洲大战影响深远，两下合起来使邮务受损。……有好几个月，上海与华南、西南之间的买卖几乎停顿。

一九一七年。内乱外战所造成的沉闷气象，阻住了邮务的推进。在宣告叛离与独立、战事正酣之际，上海与南面西面各省之间的买卖有好几个月几乎停顿。别处的内乱与不安也有其为害。

一九一八年。妨碍邮差按班行走的，主要是匪患，其猖獗为前所未有。……大的城镇不得不闭城门；有几处被劫被焚；掳人勒赎与杀人之事甚多；火车被匪劫停，旅客被掳去索赎。

浙江。一九一六年。上半年本省纷扰，尤其是四月宣告独立之时，邮务因此受损。……全年有三名邮差被匪所杀。

一九一七年。本省要记下的是：一度宣告独立、本地的乱事、兵变，以及每逢这类事变照例随之而来的劫掠。……邮件因剪径而失落者五起。

一九一八年。督军决意保全本省的太平，把一切起事的苗头及早掐断。衢州府有一次未遂的起事，为首的七人被处死。

福建。一九一六年。有几名邮差被盗所扰。

一九一七年。剪径之事频仍。大水与台风时时使邮件中断。

一九一八年。一切祸患灾殃仿佛都聚到本省，一齐来打它。内战、疫疠、水灾、饥荒、不法之事、遍地的匪患，样样都遇上了。没有一座城、几乎也没有一个村落逃得过这些祸患。全省百姓因此所受的损失，想必与他们所受的苦难一样无从计算。

广东。一九一六年。去年年底那种买卖清淡、人心普遍不安的情形延续到三月，随即爆发政争，本省饱受内战之惨，直到九月。六月，一支北上的滇军掉头对付广东，循北江进兵广州。接着桂军循西江而来，逼近该城数英里之内；该城自七月二十二日被围至九月十一日方才议和。其间东江沿线数处也有激战。全省就这样乱了六个月。盗匪趁机大逞。商务与交通几乎停顿。内地的邮局被劫被焚。邮务代办被掳勒赎。与内地的轮运停顿，许多邮差路线与船路也停了。铁路的运行大半也停了。邮件被劫被掠者一百六十五起；另有四十二起是邮差被匪拦住、随身之物被抢。邮差被杀者三人，重伤者四人。

一九一七年。到六月为止本省太平，此后诸事如今已是历史。所谓军政府的成立；非常国会的开会；本地官吏与军政府之间的意见不合；惠州兵变、并波及别处；汕头镇守使莫擎宇宣告脱离广东政府而独立，因而在……以及另外十来处地方发生战事；龙济光将军就两广巡阅使之任，以及此举所引起的水陆军事行动——凡此种种，使本省一直处在骚动之中。邮班停顿，商务停滞，整个汕头一带到年底仍旧一片混乱。邮件被匪劫被掠者六十五起，另有二十起是邮差自己的随身之物被抢。被劫被焚的邮局共三十处。

一九一八年。本年本省遭灾甚多：国中的普遍纷争、遍及全省的匪患与水上抢劫、

毁灭性的水灾，以及一场惨重的地震，样样凑在一起。本省整个西南部连海南岛在内，都遭了兵祸。雷州城被围两月。南雄城被强攻而下，此后将近两月，邮件只能自江西进入。汕头一带年初即起战事，六月至八月最烈，四个县里都在用兵。除邮差被劫一百零七起之外，邮局被劫五十起，另有八处邮局被劫后焚毁；邮务代办被杀者二人，被掳勒赎者二人。

广西。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五年本省遭水灾；本年则遭政争之祸。内战以及对邻省广东的进攻，使省际的贸易大减。……邮差被匪拦住者四十人，其中十八人所携邮件被劫；邮差被杀者一人。

一九一七年。与广东一样，年初似乎许下了太平与兴旺，然而政局不安与两次水灾把这指望落了空。商务受损，梧州与南宁有好几家大商号破产。……匪徒拦住邮差二十八人，其中十七人所携邮件被劫；邮差被杀者一人。

一九一八年。政局的动荡、匪帮的活动以及由此而来的买卖清淡，阻住了邮务的发展。匪患猖獗，匪帮极为活跃。……邮差屡遭骚扰；被剪径者拦住五十三人，因而失落邮件二十五件；邮差被杀者三人，受伤者四人。

云南。一九一六年。年初云南率先鼓动反对政局之变，并派远征之师去打四川与广东。土著的起事又在本省南部酿成激战。……全省道路仍旧匪徒出没。邮件全部或部分被劫者三十五起，邮差个人的损失极重。被杀者五人，受伤者七人。

一九一七年。与一九一六年同样的不法情形，本年也遍及全省。不法之徒多半是散兵，使内地行旅极不安全。……剪径而失落邮件者五十六起；邮差被杀者三人，受伤者十五人。有五个镇被劫掠一空。

一九一八年。本年云南仍旧保持不隶中央政府之势，驻在四川、贵州要害之地的滇军左右着那两省的政局。……邮政当局得到了本地官府最切实、最出于自愿的支持。其结果是：虽有水灾以及匪徒与骚动的倮倮诸部所造成的道路不靖等许多为难，邮路仍旧按班维持。……在中国，政局不安之后处处都有匪患的余波，云南也不例外：邮件因剪径而失落者八十件，邮局被劫者一处，邮差被杀者三人，受伤者数人。

贵州。一九一六年。因凡可调之兵都被调去作战，劫案甚多。邮件因剪径而失落者十九起。

一九一七年。虽有匪帮活动，年初还算顺利。然而最后三个月，四川与湖南乱局最烈之时，通往长江各省的路被阻断，贵州的商人几乎停业。劫案二十四起，失落邮件十三件；邮差被杀者一人，受伤者多人。

一九一八年。自一九一七年湖南、四川开战以来，通往长江各省的路可说不曾真正通行过。这些路上匪徒出没，因此一九一八年全年的商务几乎完全停顿。南北相持不下，使全省剪径之事再度猖獗。邮件被劫者频仍。

以上便是中国在三年之中的情形，一省一省地记录下来：一九一六年，这一年袁世凯身死，恢复大清帝国的短命尝试也在这一年；一九一七与一九一八两年，南北之争闹到兵戎相见，给民国带来了内战。这场内战，其实不过是大规模的劫掠而已，因为既无具备统率之才的将领，也无能打出胜负的有纪律的军队；然而百姓因此受苦，中央与各省的行政也因此为难。

冯国璋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就代理大总统之职，一如其前任，凭一个由他提名的会议与大总统的命令治国；末后，一九一八年八月召集了新国会，九月四日选徐世昌为大总统，而副总统则议不出人来。其间南北的裂痕愈来愈宽，一九一八年春，另有一个与之抗衡的国会在广州开会。它不曾另选一位大总统，却设了一个由七位「总裁」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公开宣告：有五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完全归附于它，而它的军队正在另外七省作战，要把行政从军人寡头的掌握中救出来，「为使中国可以安行民治而战」。

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八年里，在理论上它是依一九一一年在南京拟定、一九一二年三月在北京采用的《临时约法》治理的。那个被两位大总统两次解散的国会，已把拟定一部新的、永久的宪法之事委给了一个由国中领袖组成的会议。现行的约法既然只是临时的、又从不曾被切实遵行过，似乎不值得在此撮述；下面所录的，是拟议中的宪法之大略，但愿它能成为一个重整更新的民国的宪章。

新宪法草案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一条在美利坚合众国（那是主权各邦的联邦）与法国的宪法中都没有，而在比利时、智利与墨西哥合众国的宪法中有之。不过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百姓与代议之治的关系，与墨西哥共和国的公民一般高低，而不及美国的公民。

宪法宣告国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对中华民族而言，没有哪一条规定比这一条更为必需，没有哪一条被漠视得更厉害，也没有哪一条推行起来更难；不过从说明看来，中国是以瑞士的成例为蓝本的——「既无政治上的附庸，亦无地位、出身、人身或家世上的特权」。

国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监禁、审问、处罚或科罚」；若被拘禁，可请领人身保护状。旁观者要揉一揉眼睛：这是中国么？这在中国是一项惊人的创举；若能切实施行，其结果之深远，甚至要超过把帝国变为共和国的那番改造。

住所与书信不受侵犯、言论著作之自由、为合法之目的集会之权，都有规定——这些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算得上近乎天赋的权利，而一个共和国不能不是民主的；然而在中国，一旦治人者软弱或惊惶，被治的人便会发觉这些权利远不可恃。

选举权的资格是：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直接税二元；有值五百元的不动产；初等或高等学堂毕业。

这几项资格可择其一，门槛已经够低；然而即便如此，在一个贫民如此之众的国家里，仍有千百万人被摒于外。这个民族对代议之治的最粗浅的道理都全然无知，选举权这样加以限制，大约倒是好事。

国会之权

国会有下列各权：制定新律或修订旧律；修改宪法；通过有法律效力的决议；提出法律案，但不得提出财政案；向政府质问并建议；选举大总统与副总统，并由众议院提出弹劾、由参议院审判此两职及国务员；核准征税与支出的财政案，并监督支出；核准宣战与对外条约。国会议员行使职务时，在院内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且不受逮捕，惟现行犯不在此例；遇有此种情形，逮捕之由须报告其所属之院。

国会分两院。参议院有参议员二百七十四人：二十二省的谘议会各选十人；五十四人由选举会选出——蒙古二十七人，西藏十人，青海三人，中央教育会八人，侨居外国的华人六人。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在参议院的构成上，宪法紧随美利坚共和国之制：不论大小、人口、贫富，各省名额相同。

参议院所行使之权，有一点与美国的成例不同。省与省之间、或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关系的调处，裁决之权在参议院而不在最高法院；而且，若大总统对某个骚动或抗命之省的警告被置若罔闻，他可以经参议院的核准与同意，把该省省长免职，或把该省的议会解散。

财政案须由政府先交众议院。参议院可以提出修正，但若众议院不接受，修正便被驳回。审计院也归众议院管。这几条离英国的成法要比离美国的近得多。

众议院现有议员五百九十六人，以每八十万人一名为准；但每省不得少于十名；而属地（蒙古、西藏、青海）所派之数与参议院相同。任期三年。

在管财政案上，众议院受若干限制：它可以削减政府所提之数，却不能增加所拟的支出；在这一点上，中国又是照英国而不照美国的成法。不过下列各项支出，国会不得废除或削减：

甲、依法律属于政府义务的支出。

乙、为遵守条约所必需的支出。

丙、依法律规定而认为必需的支出。

丁、继续性的支出。

甲、丙两款看来是把一切合同项下的付款以及官吏与政府雇员的薪俸，都排出了国会的管辖之外。

大总统

大总统与副总统的选举照法国的成法。国会两院合为国民大会；不过不像法国那样以绝对多数当选，中国的规矩要求得票达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三，而法定人数为三分之二。在寻常情形下，这很容易闹成僵局；不过另有一条极好的规矩：若第二次投票仍无人得到所需的四分之三，便把该次投票中票数最高的两人交付第三次投票，以过半数者当选。大总统与副总统任期五年，均可连任。若大总统去位（因弹劾定罪、或因死亡、辞职），或因故不能行使职权（因病或不在国内），则由副总统代行大总统之职，或至任满，或至不能行使职权之障碍解除，视情形而定。

宪法的理论是：大总统为民国行政之首——这是美国的成法；可是同时他又「无发动之权，只是对国会或国务院（视情形而定）所议决者表示同意」——这是法国那种仪式性的总统。在某一时刻中国究竟显出哪一种形态，全看大总统之强弱——袁世凯便是国家；在他的继任者手下，则是官僚当权，北京有一个寡头之局，各省另有各自的寡头之局。

大总统对国会所通过的法案可以否决，但被否决的法案若再以过半数通过，即成为法律。他召集并解散国会；经参议院同意，他可以单独解散众议院。他任免一切文武官员，惟其中最高的几员须经国会核准。

袁世凯是凭大总统的命令治国的，那是他以「紧急」之权发布的。制宪之人对于是否把这种克伦威尔式的权力沿用于以后的大总统，既议不拢，对于是否废除它，也议不拢；就在这议不拢之中，这项权力被撇下了。

国务院

国务院「既是实际的行政之身〔一如法国与联合王国〕，其权自然甚大，虽然其举动须经大总统署名方为有效，而有关的命令也须由他钤印颁布」。国务总理的任命须经众议院核准，其余各总长则不必。国务院的各总长不是国会议员，但「各总长得出席两院，于其请求时应听其陈述」，或者可以派员代之。国务院可以提出法律案，而提出财政案之权则为它所独有；大总统的命令须由一位总长副署，惟任免国务总理的命令不在此例。就这些而论，国务院的原型最接近已故的德意志帝国。

国会驳回或修改国务院的提案时，国务院不一定要辞职；但众议院若通过对它的不信任案，它便须辞职，除非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把众议院解散。这比起英法两国对国会负责之制差得远，不过比美国之制进了一步。

全国的司法之权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与行政两支之外，法官在行止无亏时得保其职，其俸给不得减削。法官由大总统任命，惟大理院院长（且只有他一人）的任命须经参议院核准。

中央行政

国家之首是大总统。其次是副总统，当大总统行使职权时他并无实职可任。再次是国务总理，在理论上他是行政的指挥之首，其所能为者以大总统容他履行宪法所付之职为限。大总统的府署由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各处处长等治理。

各　部

各部的名称近几年有所更改，今名之后括注旧名。每部有总长、次长与参事。

外交部（外务部）。

内务部（民政部）。

财政部（度支部）。

陆军部。

海军部。

司法部（法部）。

教育部（学部）。

农商部。

交通部（邮传部）。

各　局

蒙藏院。

审计处。

税务处。

电政局。

路政局。

各省的行政

各省的谘议局在革命之前颇为活跃，被袁世凯取消；他身死之后，它们又复活了，仍旧无害地过着日子。各省的行政仍在官僚手中，一如帝制之时。革命一起，各省的行政之权便由统兵之将以「都督」（统兵之最高长官）之名接管。民国成立后，各省的政府照下列形式改组：

巡按使，即文职的省长。

督军，即武职的省长。

行政各司：总务、内务、教育、实业。

道尹——即旧日的道台。

知县，与帝制之时相同。

这便是当日指望能够立起来的一副政府的架子。多数官员都已如期任命，可是他们的职分大抵是在督军的监督之下行使的——督军在多数省份仍旧握着大权。据最新的一部书所载，二十二省之中，只有督军的八省，只有巡按使的五省；其余九省督军与巡按使并设；然而众所周知，各省都是军人当权。

（原注：《中国年鉴，一九一九年》。）

四岁入与岁出

中国是一个亚洲的国家。把这句不言自明的话再说一遍，似乎近于荒唐；然而没有哪一处比它的赋税之制与筹措行政经费的办法，更能把这个事实标得分明。西方人的心思所习惯的，是一个行政区域共用一个钱袋：一切收入都归入其中而不指定用途，一切支出都自其中开销而不问款项出自何源；西方人所习惯的，还有各级行政区域的预算彼此断然分开——在美国是国家、州与市，在英国是国家与市，在德国是帝国、王国与市——间或有几种例外，譬如英国的教育经费，以及法国那种更为集权的政体所带来的例外。这就使西方人难以把心思投进中国通行的那套办法里去；而在他看来满目都是骇人的不合规矩，要在其中分辨哪些出于制度、哪些出于行政与财政上的贪墨，就更难了。治史的人会想起譬如五百年前欧洲的行政之制；他若对中国稍有所知，便会发觉今日我们所痛责的许多事，在那里都有相似之处。不过任何比附都失之不确，因为当日欧洲的封建组织与中国那统一的政府之间确有实在的差别：中国是天子在上，万民在下，而皇帝的代表——由他那集权之力所委任的官吏——便是上下之间的关节。中国官吏的进项丝毫不以其正俸为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他一年的官进项可以是十万两，而正俸不过一千两。这在我们听来可怕得很；然而我们不必回溯很远，便能在西方国家找到性质相同——程度或许不同——的情形。

今日的中国官吏与其说是行政之员，不如说是收税之员；可是他所收的税，用在警务、司法、道路、教育、防火、卫生这类名目上的，以及别的在西方要由官家钱袋支应的种种开销上的，少到微不足道。就我们那有限的西方心思所能看到的而言，他的存在纯粹是为了养活自己、养活他的同僚、上司与属员。凭着天生较高的本事，他把这条道理发挥得比西方从前所曾有过的更远；不过西方在比较近的年代里也能提供几个相似的例子，使今日的读者更明白中国今日的这套办法。中国每一个行政区域——镇、县或省——应解的赋税，都按一个定额派下，那多少便是必须报解的最低之数；而在实际上，这个最低之数便成了报解的最高之数：这不正是十七、十八世纪使法国包税总办们发了横财的那套办法么？中国司法的办理不用官帑分文，全靠规费与勒索自养：杰弗里斯法官在史上声名狼藉，然而他以公堂上的规费与罚金替他的君王与国家增加进项、又以同样的来源增加自己的官进项，在当日的惯例中并非例外。中国每一个官吏都毫无疑议地把公款的利息取归自己；英国的军饷总监直到皮特之世也是如此，此后大约还有许多年；至少直到福克斯就任此职之后仍是如此。连近世的美国——其政府的根基已摆脱了一切封建的底子——在若干正当而合法的做法中，也提供了一个温和的样本，可以说明在中国是何等不温和。直到不多几年之前，纽约县司法官的衙门还是照十八世纪英国传下来的道理办的：他领一份薪俸（五千元）与规费（平均六万元），而属员的薪俸由他自付，衙门的开销也由他支应；这便是中国的办法，只是在中国，规费照取而事不办。美国的领事制度到主历一九〇六年为止，又是一例：譬如说驻美索不达米亚的领事，其进项——完全正当而合法——由薪俸三千元加上一千元至一万元不等的规费构成。举这些例子，丝毫不是要替中华帝国那种（以我们二十世纪的眼光所谓的）行政上的贪墨开脱，而是要让西方人的心思切实明白中国这套办法所依据的根本道理。

东西财政之制的另一分别在于那个「共用的钱袋」。在英国，一切国家的正项收入都归入国库，在美国则归入财政部。在中国，理论与实际是两回事：在理论上，土地、财产与赋税，一切都属于君主；在实际上，赋税是按来源零碎地指拨给朝廷开销的若干指定名目，且须依所指之用分别解送。譬如一省本年的厘金被派为五十万两；这笔钱并不解到朝廷的国库、也不留着听国库之命，而是：十万两径解上海道台以充外债之用，五万两解同一官员以充驻外使馆之用，二十万两解河南以充黄河防汛之用，五万两留作本省海防的更新，五万两解北京以充内务府之用，五万两指拨为陵寝的维护之用。此外还可以从别的税源拨款去贴补较穷的省份；十八省之中，有十三省解出这种协饷，有九省领受协饷，其中五省既解又领。甚至会有甲省解给乙省、乙省又解给丙省、丙省又解给甲省的情形，而这三省每一省都要全数解送；从来没有人想过轧一轧账、只收付差额——那样做便会夺去某位辛勤的官吏勤劳的果实，因为单是解送这一道手续本身就有油水可捞。要编一份全国岁入岁出的预算，用庄延龄的话说，「就是最精明的一家特许会计师行也要犯难」。

（原注：庄延龄《中国：昨日与今日》，一九〇三年。）

另有一层教人糊涂的因素，足以使寻常的心思看不透中国赋税之中的奥妙，那便是银钱折算的问题。后面一章会说到，中国除铜制钱之外并无铸币，今日约须一万文才抵一镑，二千文才抵一美元。她的银两并无划一的标准，全帝国所知的标准数以百计，一地所知的也有十来种，彼此相差在一成以上。就连库平两，也只有在朝廷的国库里才是实在之物，在中国别处不过是一个记账的名目而已。后文将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纳税的串票上，库平两

按每两二千六百文折成制钱，再按每两一千一百零五文折回银两，于是一笔七十两零六钱六分的税，便变成了一百六十六两二钱的付款。不过我们且举一件收在江苏、作为协饷解往甘肃的寻常日子里的寻常事。串票上写的是库平两；缴纳时用的是本地的平色；所收之款折成漕平两解往上海，在上海又折成上海两；再折成漕平两解往汉口，再自汉口解往甘肃（假定是用汇票解的），在甘肃以本地平色收进；这笔银子又折成库平两以与江苏结账，再折回本地平色存入银号，再折成库平两以与朝廷的国库结账，再折成本地平色或制钱以供支放。这并不是打诨，而是实情的确切记述；如此便有一连十道折算的手续，每一道单就周转而论至少要生出千分之五的进项——这还不算银子实际由此地运往彼地的汇水，更全然不涉及向纳税人「揩油」的问题。再者，我们所讲的既然是往昔多于将来，理当记下一笔：从前是照例、如今是常常，解款是把银子当真从江苏运到甘肃，这非但不能把上述的折算手续省掉一道，反而因为这一趟要按月计而不能按日计的路程所需的运费与护送之费，使成本大增。

凡研究那些号称代表中华帝国岁入岁出的数字，这些情形都须记在心里。西方的预算，收入一面所列的是为维持政府这副架子而从纳税人手中取去的全部款项，支出一面所列的是为行政之用而支出的全部款项。在中国则不然。有几项税收可以算是严格属于朝廷的，譬如漕粮以及海关——那个新设的、半带外国色彩的机关——的收入。朝廷国库别的收入，与其说是税款，不如说是在支应了一切征收之费与地方行政的一切开销之后交出来的余款；它们与德意志帝国的分摊之额有几分相似；或许更近似的，是塞浦路斯在支应了该岛行政费用之后解往君士坦丁堡的余款。至于从纳税人手中取去、用以供养那一大群征税官吏的巨款，则没有数字可查——而这些款项之所以更巨，正因为在征收之际全凭征收者无章可循、无人可管的裁量。

（原注：中国赋税与支出的主要依据是庄延龄与哲美森两位，所引的数字一般出自他们的著作。）

岁　入

赋税征收的名目可分新旧两类。旧的有：一、地丁；二、漕粮；三、常关；四、盐课；五、杂项（各税、规费、租课与牌照）。新的有：六、海关；七、厘金；此外还有若干新的牌照费，可归入第五项。

一、地　丁

亚洲政府的根基是征服，而不是被治者的同意。治过中国的历朝一旦得了帝位，便把这个国家握在掌心——「上帝与吾权」是他们的箴言——土地及其出产也就成了他们的产业。不过即便是亚洲的政府，也不把自己的理论全然付诸实行：中国土地的收益仍留给占有之人，且有完全的转让之权；然而上国之权则以缴纳地丁来承认，其数按土地（原来的）租值成比例。这项税收从前是政府支应自身需用的主要凭仗，一百年前解往北京之数大约占朝廷国库现银收入的三分之二；不过一百年前中国既无迫在眉睫的北边问题，又无海军，解京之款只用于供养朝廷与驻兵以及京师的行政。两百年前，即一七一三年，皇帝——完全合乎满人事事体恤笼络其汉人臣民的做法——下诏：全帝国的地丁，照该年册籍所载，永远定额不移，无论何种情形都不许增加。这项永久的定额在理论上直到今日还行着；今日每一块地的串票上所开的仍是一七一三年的科则，而征收总数的报解也以这个永久定额为准，惟因叛乱、旱涝而经核准的蠲免除外，其后地方复元、经各省当局报明者，仍旧照额增回。

中国在财赋上的第一级单位，一如在行政与司法上，是县，通称一区，相当于美国所谓的一座建制之城连同四围的乡地与村落。知县——常简称为「县」——除了别的许多职分之外，还是契据的注册之官、赋税的定额与征收之官。一切田土的所有与转让，在理论上都要在他的衙门注册，纳一笔费（见第五项杂税），并由他在契上钤印以为凭；所钤的是朱印；这种办了手续的契据叫「红契」。在实际上，这道手续常被规避，未曾钤印的契据便叫「白契」。这种规避如此普遍，以致知县与他的属员通常不理会业权的册籍，径直去找占地之人；而缴纳地丁又与占有之实关联得如此之紧——尤其在农田上——以致在没有契据时，只要持有连续三年的地丁收据，便可作为所有权的初步凭证而被接受。收税之人到纳税人那里，把按法度（永久定额）与成例（历经多少次较量、又为多年习惯所认可的层层加征）开列细目的串票交给他。票上所开的总数，便是必须缴进县库之数，其中并不计入实际的征收之费，虽然其内总含着一笔；因为知县照中国的规矩，付给属员的薪俸极少或竟没有，而是逼他们自己各显神通去谋生路；而收税之人也总得吃饭。不过知县给收税之人以权柄，他们既有此权柄，便能从纳税人身上榨出他们的「征收之费」来。要榨多少并无定数，成了付与收两造每年重新较量的题目；不过平均而论，把它算作官面所索之数的一成，作为最低的估计，总是十拿九稳的。官面上的层层加征，乃是历次较量累积而成的结果。哲美森这样说：「这些附加之数与折算之率的定夺，看来主要留给州县官，大约还要藩司允准。据我所知，朝廷并不试图管这类事。州县官主要受旧例的约束：从前办过的便容它办下去，可是总有一种倾向，抓住每一个机会想多要一点。这一点若要得太多，便会激起民变，州县官与百姓闹翻，于是讨价还价，末了或是把那笔额外之征撤掉，或是在中间某处达成一个临时的了局。」

在一个县里——如下文所举之例——加征火耗百分之四十四，又加征虚有其名的「征收之费」百分之二十六；在另一个县里，则把两数按每两二千六百文折成制钱，再按每两一千一百零五文折回银两，等于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五，然后再加百分之五十的「征收之费」。后一种办法更为通行，而且有些众所周知的常见之例，折成制钱时竟按每两五千至六千文之率，

结果把地丁增到了法定之数的五倍以上。

关于河南一省，哲美森先生有一份很能说明问题的报告，所列的是他因公务有关的那条铁路所购土地上的征课。铁路沿线经过六个县，共购地九千二百一十六亩（一亩约合英亩的六分之一）。正式的过户契据都已取得，届时税单送来，而所开之数不误，是由巡抚特派经管铁路华方事务的委员作保的。税单所含为地丁与折色漕粮，其内容极有启发，故将其中两张全文录下。

在浚县，该公司所购者为：

民田一千四百九十三点七五三亩；屯田九十一点八七〇亩；共一千五百八十五点六二三亩。

该县知县所送来的税账译列如下：

地丁正额：一千五百八十五点六二三亩，每亩〇点〇三六八三五五两，共五十八点四〇七两。

成色不足即火耗，按上数加四成四，共二十五点六九〇两。

征收之费：每两地丁三百文，计钱一万七千五百二十文，合十五点五八七两。

漕粮：民田一千四百九十三点七五亩，每亩〇点〇〇五四六八石（屯田不征），共八点一六九石，每石六千四百文，计钱五万二千二百八十二文，合四十六点三一六两。

以上共一百四十六库平两。

库平两既是虚拟之两，上项是按每一百库平两折本地银一百零三点七一两缴纳的，合本地银一百五十一点四三两。

这里，一七一三年所定「永远不移」的地丁，经层层加征——其合法与照例的程度不亚于任何国家的任何税项——自五十八点四〇七两增到九十九点六八四两，增了七成一；而折色的漕粮，若按每石二千文这个极高的市价计，则自十四点四七四两增到四十六点三一六两，增了二成二十，即两倍有余。

（原注：哲美森《河南省之田赋》，一九〇五年。）

在新乡，该公司所购者为：

民田一千二百零三点五一二亩；屯田一百零五点八四五亩；共一千三百零九点三五七亩。

所送来的税账如下：

民田地丁正额：一千二百零三点五一二亩，每亩〇点〇五四八三九二两，共六十五点九九九六两。

屯田地丁正额：一百零五点八四五亩，每亩〇点〇四四两，共四点六五七四两。

以上共七十点六五七两。

按每两二千六百文缴纳，计钱十八万三千七百一十文，合一百六十六点二〇库平两。

征收之费：民田每亩三十文，屯田每亩二十五文，共钱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二文，合三十五点〇六两。

漕粮：民田每亩〇点〇一二五五石（屯田不征），共十五点一〇七五石，每石六千文，计钱九万零六百四十五文，合八十二点〇二两。

以上共二百八十三点二八库平两。

附注：合本地银二百九十三点八二两。

这里，那「永远不移」的地丁自七十点六五七两增到二百零一点二六两，增了一倍八成六；漕粮则自法定最高的二十七点三四两增到八十二点〇二两，增了两倍。还须注意的是算得何等精确：一个今值三先令的货币单位，竟算到小数点后七位。这两张账单，地丁平均加了一倍两成八，漕粮平均加了两倍一成。

哲美森先生接着说明：购地的这六个县，就土壤而论颇能代表河南全省；他指出每亩平均的课税（地丁与漕粮合计）是〇点一八八二两之后，便把这个平均数推算到全省。

河南一省之地约六万平方英里。假定其中三分之二已经垦耕，则应课之地在二千五百万英亩以上，按每英亩六亩计，约为一亿五千万亩。在《会典》——那是帝国的标准册籍，虽然数字略嫌陈旧——中，实际注册为耕地的是六千三百九十八万六千一百八十五亩。这是据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年）的报册。此后想必有所增加，如今约当一亿五千万亩。不过即便就嘉庆年的报册而论，假定该公司所置之地上的课税具有普遍性，则全省地丁的收数当为一千二百零四万二千二百两。若如更可能的情形那样，假定约一亿五千万亩都要纳税，则从百姓身上所征之数将远在两千八百万两以上——这个数目离如今全中国所报解之数已经不远了。

比起河南一省如今所报解的区区不足三百万两来，这些数目或许显得难以置信；不过我只是把所见的事实说出来而已。

不妨换一条路走，在那条路上我们的立脚点更稳。我们须假定：这家铁路公司财力雄厚，享有治外法权，又有政府在官面上的支持，它是开支票直接向知县完税的，并不被迫经收税之人居间、并付他们的开销。还可以稳稳地假定：本省所报的征收总数——如今比半个世纪前还少——代表的是永久定额的税。据此两项假定，河南所征的地丁与漕粮可算如下：

法定地丁，一九〇〇年征收报解之数，二百三十八万两。

按一倍两成八加征，三百零四万六千四百两。

征收之费，按假定的一成计，五十四万二千六百四十两。

以上共五百九十六万九千〇四十两。

漕粮折色，一九〇〇年报解之数，四十八万两。

按两倍一成加征，一百万零八千两。

征收之费，按一成计，十四万八千八百两。

以上共一百六十三万六千八百两。

地丁漕粮合计八百六十万五千八百四十两。

而哲美森先生的最低估计是一千二百万两，可能的征数是两千八百万两。凡研究中国之事的人都知道：哲美森先生的最低估计是很有把握的；要算出纳税人实付之数，官报的征收之数至少须乘四倍；而可以认真说出口的是：可以证明其为三倍。

把河南的数目推及帝国其余各处时，我们碰到一重难处。永久定额是清朝第二位皇帝康熙所颁的，而众所周知，前几代满洲皇帝治中国用的是轻手，对偏远各省所施的规矩比对京畿易达之省宽松得多。直隶是京畿之省，将近一半的地面在长城之外，行蒙古之制；而长城以内的地面又有将近一半以屯田之名赐给了满洲的王公贵人，免纳地丁；然而这一省所报的地丁之数却居第三位，而这还是从不到三分之一的地面上收来的。紧邻直隶、又在北京驻军更能直接到达之处的三省（山西、山东、河南），分别居第一、第二与第四位；山西的科则高于其余各省，而它贫瘠、又易受气候变故之害，只是北京与蒙古两面都攻得到它。至于偏远各省，只须举出广东与湖北为例：广东是帝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在十八省中科则居第十；湖北农产极富，科则居第十三。至于坐在北京宝座上的皇帝那种克己的大度，今日远在其上国管束之外的代表们会去效法，那是断断不可设想的。论四川，庄延龄先生说：「我在那一省住过一年，发觉照例的科则、津贴等等，实际上使有些县的地丁成了名义上应纳之数的十倍。」在广东，广州附近三个县上照例用着「睡水、坐水、走水」这个说法，字面即「睡着的进项、坐着的进项、走着的进项」，可以这样解：在第一个县上任的，尽可睡大觉，而进项自会滚滚而来；在第二个，他尽可坐着不动，进项自会滚滚而来；在第三个，他得跑动跑动，可是进项照样滚滚而来。把河南的数目推及帝国其余各处时，对这种宽严不一究竟该折让多少，很难拿准；不过我们若取较近的四省所报之数，与偏远各省所报之数的两倍，作为推算纳税人实付之数的底子，那总是很有把握的。为此，下面采用庄延龄先生的数字，惟河南一项增加了八万零三两。

直隶：底数二百六十万两，加征三百三十二万八千两，征收之费五十九万二千八百两，纳税人共出六百五十二万零八百两。

山东：底数二百八十万两，加征三百五十八万四千两，征收之费六十三万八千四百两，共出七百零二万二千四百两。

河南：底数二百三十八万两，加征三百零四万六千四百两，征收之费五十四万二千六百四十两，共出五百九十六万九千〇四十两。

山西：底数三百三十万两，加征四百二十二万四千两，征收之费七十五万二千四百两，共出八百二十七万六千四百两。

陕西：底数三百三十万两，加征四百二十二万四千两，征收之费七十五万二千四百两，共出八百二十七万六千四百两。

甘肃：底数四十四万两，加征五十六万三千二百两，征收之费十万零三百二十两，共出一百一十万三千五百二十两。

四川：底数四百六十万两，加征五百八十八万八千两，征收之费一百零四万八千八百两，共出一千一百五十三万六千八百两。

贵州：底数二十二万两，加征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两，征收之费五万零一百六十两，共出五十五万一千七百六十两。

湖南：底数二百四十万两，加征三百零七万二千两，征收之费五十四万七千二百两，共出六百零一万九千二百两。

湖北：底数二百万两，加征二百五十六万两，征收之费四十五万六千两，共出五百零一万六千两。

江西：底数二百六十万两，加征三百三十二万八千两，征收之费五十九万二千八百两，共出六百五十二万零八百两。

安徽：底数二百六十一万四千两，加征三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二十两，征收之费五十九万五千九百九十二两，共出六百五十五万五千九百一十二两。

江苏：底数三百万两，加征三百八十四万两，征收之费六十八万四千两，共出七百五十二万四千两。

浙江：底数二百八十万两，加征三百五十八万四千两，征收之费六十三万八千四百两，共出七百零二万二千四百两。

福建：底数二百万两，加征二百五十六万两，征收之费四十五万六千两，共出五百零一万六千两。

广东：底数二百六十万两，加征三百三十二万八千两，征收之费五十九万二千八百两，共出六百五十二万零八百两。

广西：底数七十万两，加征八十九万六千两，征收之费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共出一百七十五万五千六百两。

云南：底数五十万两，加征六十四万两，征收之费十一万四千两，共出一百二十五万四千两。

合计：底数四千零八十五万四千两，加征五千二百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二十两，征收之费九百三十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二两，纳税人共出一亿零二百四十六万一千八百三十二两。

（原注：《中国：昨日与今日》。　报解之数为二千五百八十八万七千两。）

哲美森先生把河南的平均数推及全中国，他说：

「在我一八九七年论岁入岁出的报告里，我算中国的耕地当有六十五万平方英里，约合（取整数）四亿英亩，按每英亩六亩计，则为二十四亿亩。倘若我认为适用于河南的那个平均数对全帝国也适用，则从百姓身上所征的地丁总数将达四亿五千一百万两。在赫德爵士致中国政府、建议整顿赋税的那篇文书里（载于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五日的《北华捷报》），他算中国全部应课之地或有四十亿亩，按每亩二百文、每两合二千文计，当得税入四亿两。赫德爵士对耕地面积的估计比我的大，可是另一方面，他所拟的每亩二百文、即十分之一两，我以为远在实征的平均数之下。该公司在河南的铁路所经历的，平均是〇点一八八二两，几乎是赫德爵士所定之数的两倍；所以若只把现行的征额维持下去，便当有四亿两可供朝廷之用，而仍旧剩下极大的一笔以供行政之费与各省别的用途。」

（原注：哲美森先生所谓「平均课税」兼含地丁与折色漕粮。他单算全帝国的地丁，则为三亿七千五百万两。）

除这两位之外，还有许多有根柢的权威也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数目全然可能；而中国财政被遮蔽得何等晦暗，从下面这个对照可以见得清楚：所报的征数是二千六百万两，几乎可以证实的实征之数是一亿零二百万两，而高明的权威所估计的可能征数则是三亿七千五百万两到四亿两。

民国在地丁的定额与征收之法上不曾有所更改。一九一六年的预算所列，地丁与漕粮合计所征为九千五百九十七万二千八百一十八元，约合六千三百万两，几乎是帝制之下所报、可供朝廷国库支用的这两项税额的两倍。

二、漕　粮

贡赋是亚洲政体另一个不变的附属之物，在治过中国的历朝，它都构成国家岁入的一大部分。在较早的几朝，赋税主要取贡赋之形，即以实物缴纳，一般是丝与谷，一匹丝与一石谷约当同值。宋朝在公元一〇〇四年，贡赋为四千九百一十六万九千九百匹与石；一〇四九年增至五千三百五十八万八千五百六十五；一〇六四年增至六千七百七十六万七千九百二十九匹与石。一一四八年，浙江、江苏与湖广的漕粮为二百三十九万五千石。一三二四年，在蒙古一朝，漕粮为一千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七百零八石，其中直隶出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河南出二百五十九万一千二百六十九石，江苏与浙江出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江西出一百一十五万七千四百四十八石；其中约三百万石解往北京，其余留在各省，以供政事之用与蒙古驻兵之养。

（原注：艾约瑟《中国的银行与物价》，一九〇五年。）

当今满洲一朝所需的土贡名目甚多，包括杭州、苏州与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江苏的木材，南方沿海的果品，四川的蜡，等等。其中还有云南的铜：在外国的铜料输入以前，每年铸钱所需之数算来是八万五千担，按一九〇六年的市价值二百五十万两。不过清朝的主要贡赋，一如

前朝一样，仍是谷。在对外战事与叛乱造成散乱之前，道光初年（一八二一至一八五〇年），定章寻常年份须解往北京的是白米二百九十三万石、小米三十万石。太平之乱以后，应纳漕粮的八省之中，河南、江西、湖北与湖南已把它折成每年缴银，仍纳本色的只有江苏、浙江、安徽与山东。据估计，自这四省经大运河而行的仍约有四十万石，而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间海运的年平均数为一百六十二万六千石。此外还有留在本省以供养地方军队之数。中国财政上那种守旧之风，有一件事可为例证：那几个已经折色的省份，仍旧年年向直隶缴款，为的是备办把它们并不解送的谷自天津运往北京的漕船。「一两年前（一八九五年），有九十七只漕船毁于海潮，直隶刚把它们重造起来，费银三万九千八百两；湖南、湖北与江西须分摊此数偿还。」此外还有为想象中的漕船「修葺」而不断支付的款项。

（原注：庄延龄《中国的岁入》，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

要弄清政府自漕粮所得之数不易，要推测纳税人所付之数就更难。有一层似乎可以断定：纳本色的漕粮上的「加征」，必与折色漕粮上的加征相去不远；否则，以五十年前中央政府之弱，无论京官还是外官，都该觉得各省一概折色于己有利才是。因此我们不妨取庄延龄先生所列漕粮税入的数字，照地丁那样施以同一的加征之则，惟不因距京远近而有所折让。

（原注：《中国：昨日与今日》。）

下表之中，江苏一省的底数二百五十万两增到了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两，几乎是三倍半。

山东：底数五十万两，按两倍一成加征一百零五万两，征收之费十五万五千两，纳税人共出一百七十万零五千两。

河南：底数三十万两，加征六十三万两，征收之费九万三千两，共出一百零二万三千两。

湖南：底数十七万五千两，加征三十六万七千五百两，征收之费五万四千二百五十两，共出五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两。

湖北：底数四十二万两，加征八十八万二千两，征收之费十三万零二百两，共出一百四十三万二千二百两。

江西：底数八十万两，加征一百六十八万两，征收之费二十四万八千两，共出二百七十二万八千两。

安徽：底数九十万两，加征一百八十九万两，征收之费二十七万九千两，共出三百零六万九千两。

江苏：底数二百五十万两，加征五百二十五万两，征收之费七十七万五千两，共出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两。

浙江：底数一百一十万两，加征二百三十一万两，征收之费三十四万二千两，共出三百七十五万二千两。

甘肃：底数二十七万五千两，加征五十七万七千五百两，征收之费八万五千二百五十两，共出九十三万七千七百五十两。

广西：底数十五万两，加征三十一万五千两，征收之费四万六千五百两，共出五十一万一千五百两。

四川：底数五万两，加征十万零五千两，征收之费一万五千五百两，共出十七万零五百两。

云南：底数二十五万两，加征五十二万五千两，征收之费七万七千五百两，共出八十五万二千五百两。

合计：底数七百四十二万两，加征一千五百五十八万二千两，征收之费二百三十万零二百两，纳税人共出二千五百三十万零二千二百两。

（原注：已折色。　向来留充地方行政之用。）

我设法弄到了上海附近法华渡一带——在外国工部局辖境之外——两块相邻小地的纳税串票，并细细研究了一番。上面所填的数目与款项，写的是潦草的行书，读书人看着也费劲，半通文墨的农人几乎认不出；不过我从中理出了下列各项。

第一块，面积约十亩：

漕粮六升九合，作七升算（即〇点〇七〇石，合八斤半，合十一磅又四分之一），按六千文折算，计四百二十文。

春漕加征，〇点〇九五两，按二千五百文折算，计二百三十七文。

秋漕加征，〇点〇九五两，按二千八百文折算，计二百六十六文。

共钱九百二十三文。

第二块，面积约二十五亩：

漕粮一斗四升九合（即〇点一四九石，合十七斤又八分之七，合二十三磅又四分之三），按七千文折算，计一千〇四十三文。

春漕加征，〇点〇八七两，按二千五百文折算，计二百二十九文。

秋漕加征，〇点〇八七两，按二千八百文折算，计二百四十七文。

共钱一千五百一十九文。

若不计涨落、也不计眼下谷价的虚高，而取漕粮通常所认的每石二千文之率为准，则此处法定之税四百四十文，增成了实付的二千四百四十二文，是五倍半；倘若这地仍属中国人所有，我们还须假定它会增到六倍。即便在上列这些细细消化过的数目里，也仍有几分那种在中国赋税中始终不变的变幻无常。这两块地相邻，看去又是同一等的田。一块按每亩〇点〇〇六九石定额，折价六千文；另一块按每亩〇点〇〇五九六石定额，折价七千文。官面的加征是按银两定额、按铜钱征收的，而春征折二千五百文，秋征折二千八百文，其时实在的市价约为一千一百文；小的那一块的加征，数目反比大的那一块还多。

云南的铜如今解送之数大为减少，大约每年五千担到一万担；算来既有这许多推测的成分，绸缎、瓷器以及别的贡物便不必再加进去了，虽然征集解运这些东西替许多有功的官吏提供了体面的——而非无酬的——差使。

三、常　关

笼罩着税务别的各支的那重神秘之幕，也罩着常关——之所以称「常」关或「本国」关，是为了与新设的「海」关或「洋」关相别。这一系的关卡可分两类：管船只的与设在陆路的。

自一九〇一年十一月起，凡在通商口岸十五英里以内的常关，都归海关管辖；其结果是它们多半受到了约束，不合章程的勒索被禁绝，所收之数也全数报解。在税务司管辖之下的常关税收，自一九〇二年的二百二十万六千四百六十九两增至一九〇六年的三百六十九万九千〇二十四两。即便在一九〇一年以前，这些关卡的进项也已因货运不可避免地由帆船转到更安稳、可保险而又快捷的轮船上去而受损。因此，关于它们所能说的，与其说是今日，不如说是往昔。

关中的典型、而且是最肥的一处，是广州的粤海关监督，因已无利可图，于一九〇四年裁撤。此职是在满洲对广东的统治一确立便设的，为的是「挤」帝国最富的那处商埠的贸易之乳；当广州在法度上与事实上都独占着对外贸易之时，此职的在任者享用着源源不绝的最浓的奶油；即便到后来对外贸易不得不与许多别的口岸分享，单是本省的商运也足以使它成为一个肥缺。若庄延龄先生所言不误，则过去三十年中官面所报之数，不会超过解进粤海关监督库里之数的一成五，而在这之外还须加上供养一大群收税、稽查与账房之人的开销。他说：「其中为首的是广州的粤海关监督，他

向来是所谓「包衣」出身的满人。这位官员依定章须自广州、汕头、海口与北海几处常关收足的「额数」约为十五万七千两，而他年年要演一出把戏，报称自己『格外勤奋』，竟收到二十万两上下。可是众所周知，他为谋这个缺至少付出了这个数目，而他保住此任三年——通常准他捞足『一注』的年限——的唯一指望，便是不断以馈送打点宫中。……据我从制台幕中人那里所能打听到的，每年至少有一百万两，化作扇子、绸缎、珠子与别的礼物，按礼物的性质，或半月、或一季、或半年、或一年一次地解往北京。」一八四三年，收数逾一千万两，而官面所报不足一百万。

（原注：庄延龄《中国的财力》，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

陆路关卡所知甚少。有一处叫「京门」，定章的额数是十二万两；除了对进京的货物抽税之外，它的主要职分是向每一位因公进京的官吏抽一笔税；而凡大员，无论到任、调任还是致仕，都奉旨进京陛见，而北京城门的守者手里握着钥匙，因此这笔税通常付得并不怎么迟疑，有时多至五万两，遇上格外肥缺的在任者，竟有多至十万两的。既进了城，这位官吏还得穿过另一班守门之人，替自己开出一条通往宫禁之路；然后再经过内侍，开出一条通往觐见之殿的路。至于蒙恩陛见、蒙恩授官之后，用什么形式向君上表示实在的谢意，那就只好猜想了。边关与所有别的内地关卡，就所报者而论，收数共四十六万两。一九〇三年俄国的统计所载，对华出口超过中国海关所载的进口一千五百万两以上，自华进口超过中国海关所载的出口三千万两以上；这批贸易无论来货去货都全然不纳税，是不大可能的，按一成五计，单这批贸易所收之税便当有二百二十五万两。

民国一九一六年的预算中列有「关税」七千一百三十一万零九百七十元。该年海关的收数——连子口税、船钞与鸦片厘金这类非关税之项在内——共五千七百七十万元，则别的关卡所报的收数为一千三百六十万元，约合九百万两。

四、盐　课

地丁的征收若被晦暗所遮，漕粮同样晦暗，常关更加晦暗，那么最晦暗的便是盐课的税入了，因为其征收之中官与商两种成分混在一起。盐无处不在政府最严的管束之下，每一道关口都要抽税——制造时、在灶户处收买时、运输时、在栈上发卖时、卖与百姓时。就产、治与述而论，帝国分为十一个盐区：

一、盛京：海盐，供满洲。

二、长芦（意即「长苇」）：海盐，供直隶与河南北部。

三、河东（意即「黄河之东」）：池盐，供山西、河南西部与陕西东南部。

四、花马池（意即「花马之池」）：池盐，供蒙古、甘肃与陕西大部。

五、山东：海盐，供山东以及河南、安徽、江苏的边角。

六、淮：海盐；就治理与分销而论，又分为：

六之甲、淮北，供江苏长江以北的北部、安徽北部与河南南部。

六之乙、淮南，供江苏长江以北的南部、长江以南的南京、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与湖南大部。

七、四川：井盐，供四川、云南东北角、贵州几乎全境、湖南一角与湖北西部。

八、云南：井盐，供云南全境，惟东北与东南两角除外。

九、浙江：海盐，供浙江、长江以南的江苏（南京除外）以及安徽、江西的边角。

十、福建：海盐，供福建全境，惟西南一角除外。

十一、广东：海盐，供广东、广西、江西南部，以及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小小边角。

此外湖北中部还有第十二个小小的盐区，自产自销，不必计入。

两淮一区供约一亿人口，最为要紧；把它的办法讲一讲，别处也就可以概见了。两江总督是它的直接首脑，其下有一大群管事、经纪、护丁等等，沿长江两岸梯次布列，掌货运的稽查、缉私与征税。产、运、销都在私人手中，凭盐务衙门所发的引照而行。自灶户到盐栈（主要的一处在镇江上游对岸），盐实际上是在保税之中。到了栈上，持引的商人按盐务衙门所定之价把盐买进；这种引照的数目是定死的，通常每省三百到四百张，须缴一笔本金方得领取——若如今还有人要添发，这笔本金当为每张一万至一万二千两。持引的商人轮班，或两年一轮，或三年两轮，视情形而定；轮到时各准买盐三千七百五十担。每条路上的章程与习惯不同，相隔不远而斤两不同，省与省之间税则又不同；为免这些难处，必须挑一省来讲，此处假定以湖北为目的地。这个数量的盐，成本是一千一百三十两，其中已含灶户的牌照费与运到栈上的运费；而在栈上所付之价是三千七百二十五两，于是到此为止，归政府的栈租与课税便是二千五百九十五两。运往湖北是一处一处地管着的；到了之后，盐存入本省的官栈，纳栈租，候轮到时卖给领帖的盐店，运往盐店也一样是管着的。

其间斤两的换算屡屡更改，记账之法屡屡更改，又有迟滞要避、有难处要疏通，凡此种种都增加了盐的成本、增加了盐务经手人的进项，而于税入毫无所补，却全要由吃盐的人来付；单是把各项课税的名目一一列出、把这套极繁复的办法的施行讲个明白，就得另占一章的篇幅。只须说：自镇江附近的盐栈到汉口本省官栈出栈为止，官面上正式承认的课税，据有根柢的权威所列，每担为一两六钱有零。要弄清百姓所付之数，只须看零售之价，那是盐务衙门定的。十年前湖北所定的零售均价是每斤五十文；湖南相应的价是五十六文，而那是在为还拳乱赔款而加税以前的价钱，因此这五十文可以当作公平的平均数。照同样的折率算，一张引照下三千七百五十担盐，产地成本一千一百三十两，到了吃盐人手里便成了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五两，相差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五两；若拨出一千四百一十五两作运费与正当的利润，其余的一万两（每担二两六钱七分）便是百姓所纳之税，或正或杂，或明或暗。

（原注：香港《德臣西报》一八八五年一位熟悉内情的撰稿人，记汉口盐的零售价为每斤六十四文。）

全帝国食盐的消费只能靠猜。一百年前中国官家的册籍列为二千万担，而据称这还少于此前五十年之数；二十年前有一位户部侍郎列为二千八百万担。印度的三亿人口在一九〇四年消费食盐二千四百三十万担；把中国四亿人口的消费列为同一数目，似乎是公道的假定。据此，并照鄂东的价率计算，中国百姓为吃盐要付八千一百万两，其中六千四百万两以上是这样那样的课税，三千九百万两是照正式公布的税则所纳之税；而向朝廷报解之数是一千三百零五万两。印度在一九〇四年，百姓付了八千八百万卢比，其中七千六百万卢比是实实在在记入政府账上的税。

（原注：《中国：昨日与今日》。）

以上所写是指帝制之下的盐务。盐税愈来愈多地被押作外债之偿，于是人们看出：若要国库还能有余款可用，非把产销加以整顿不可。一九一三年年底着手整顿，以财政部次长张弧为总办，丁恩爵士为会办。开办的头一年即一九一四年，扣除产制与行政之费后的净收为六千零四十万九千六百七十六元；自此款中支出二千一百一十万六千五百七十三元，以偿以盐税作抵的借款与赔款，另以三千一百三十万四千八百一十八元解交财政部。一九一七年，盐务的净收为七千零六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元，另自海关收到拨还以偿债款者八百八十五万八千九百八十二元；支出一千一百八十九万七千八百七十六元以偿借款与赔款，解交财政部六千八百六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元。末一笔款合四千五百万两，可与上一段所举三千九百万两与六千四百万两两个估数相比观。

五、杂　项

这一门下含有几种新税，而大部分是旧的；无论新旧，都被重重晦暗所罩。其中许多是地方性的，因此其征收与报解全看地方官的勤惰、清廉与兴致；另一些是通行的，可是又没有像货物由此县运往彼县那样可资稽核之处。其中主要的有下列几种：

一、芦课，即长江沿岸及别处苇荡之税，那些苇荡出产盖屋与作柴的芦苇。

二、茶引，如今大约已并入过路的厘金之中。

三、矿税，从前微不足道。

四、田房交易的契税。

五、当铺与别的商号的牌照税，所报征数的大部分大约出自此项。

六、落地税，即消费与生产之税，如今微不足道，但厘金一旦裁撤，此税是可以推广的。

向朝廷报解的杂税总收数——连特殊租课、徭役与采办的现银收入在内——为三百八十五万六千两。其中含河南的五万五千两，而哲美森先生所报的一九〇〇年河南征数是二十万两，并有如下的按语：

「依法，田土买卖或抵押钤盖官印，应纳一笔按值计的费，名义上是三分，实际上约为八分。该公司被索之费在一成以上。假定河南有田一亿五千万亩，每亩均值十两——这已经远在实数之下——又假定田土平均六十年、即两代易主一次，则每年六十分之一，所转让之值为二千五百万两；照八分计，每年当得二百万两。然而上列那张结算表所载各源杂税（田土过户之费必居其一）的报数，却只列了区区二十万两。」

（原注：《中国：昨日与今日》。）　（原注：其中含广东闱姓彩票所收之一百万两。）

其实，这里的层层加征与地丁、漕粮上的一样，甚或更甚；取漕粮所用的增率，便得出下列数目：

闱姓彩票，一百万两；其余杂税，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两；合计三百八十五万六千两。

按两倍一成加征于其余杂税，得五百九十九万七千六百两。

征收之费，按全数一成计，得九十八万五千三百六十两。

纳税人共出一千零八十三万八千九百六十两。

其中含鬻爵卖官所得，其数无从确估。

民国开征了几种直接税，那是帝制之下松弛的行政所办不到的。其种类以及一九一六年七月至一九一七年六月的税入如下：

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售品收入；矿税。

计元数：五百八十六万四千四百；二百零一万二千八百五十二；一千四百三十五万零四百五十六；一千二百一十三万四千九百八十六；二百二十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七。共三千六百五十八万四千三百一十一元。

六、海　关

现在我们说到中国税务之中唯一实收与报解相符的一支。一八六五年收数为八百二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五两，一九〇五年为三千五百一十一万一千〇四两，细列如下：

进出口正税，二千七百八十一万七千一百九十两。

船钞，一百一十万零五千三百五十两。

子口税，用以抵充各省的厘金，二百零三万四千四百零七两。

依条约所征的鸦片厘金，本应归各省，四百一十五万四千零五十七两。

共三千五百一十一万一千〇四两。

应由这项收数开支者如下：

定额经费，以充征收与缉私之费，其中却也含着邮政（至一九一一年为止）、船钞处、教育以及别的小项的可观支出，三百一十六万八千两。

船钞的十分之七拨归船钞处（灯塔、港务等等），七十七万三千七百四十五两。

共三百九十四万一千七百四十五两。

此外还须加上几笔小小的额外之数：在别的国家，这些都归国库，而在中国则用以维持这个行政机关纯属中国的那一面。一是海关银号——一如中国别的银号——收价与付价之间的差额，可算作千分之五，约十八万两；二是存款的利息，按极稳的估计，可算作总数的百分之三，即一百零五万两。

七、厘　金

直到相当晚近，中国也像多数国家一样，只在已设的关卡上对货物的流动抽税，即实际上只在海口抽税，虽然凡经过那些定点的流动都要抽，而不单是对外贸易。此外唯一可与货物流动相连的税是落地税（见前）。然而太平之乱中政府的急迫，逼得当局另想新的抽税之法，于是厘金（意即「千分之一的捐输」）设立了。它最早见于一八五三年；到一八六一年前后，平乱之役要大加开销，它便通行于其时尚在朝廷权力之下的一切省份。这项抽收原来的道理是按值抽千分之一，对贸易并无重负——在上海、天津、汉口及别处，为维持外国的工部局而按同一数目征收的码头捐，几乎不觉其有；可是实行不久便与道理分了家，官定的税率大为增加。这税在各省的轻重也不一律。湖南以自主、以不受非例勒索为傲，在这一省，厘金照全额税则缴过一次，货物在本省境内便不再缴，而加征与不合章程的勒索也比中国别处为少；不过湖南是个例外。广东更近于帝国的典型：在这里，广州至梧州之间西江上约二百英里的水程，设有六道厘卡，每一道都是货运自由流动的一重障碍，每一道都要耽搁、要受气、要付钱。杭州至镇江之间的运河沿线，或收或缉的厘卡平均每十英里一处；而江苏长江以南那一部分，或收或缉的卡子在二百五十处以上。自上海到苏州这条路上的情形颇为奇特：苏州开为通商口岸之后，外国货可以自上海运到那里而不必再缴任何款项；可是一九〇四年，除煤与煤油之外，在海关报过的外国货只值三十一万两。至于两地之间其余那一大批货运，中国商人宁可缴一笔折数以代厘金。因为他们要把货运过苏州进到「内地」去，仍旧得受厘金衙门的稽查；而若从上海而不从苏州就承认这一管辖，他们便可以按估计的数量折缴——那数量是可以做手脚、可以讲价钱的——而不必按海关所报、所公布的实数折缴。

厘金上百姓所付之数，比别的税更难弄清。地丁与漕粮是按管得极严的册籍定额的，又都归「父母官」知县管；然而如我们所见，照例的合法加征，按最低的估计也有一倍，往上则几乎随意。盐务是个设立已久的机关；然而实收是报解之数的三倍，而百姓所付则是报解之数的五倍。厘金是新设之征，自有一套独立于一切别的税务机关之外的衙门，而其征收之权操在各卡委员与其属员手中的程度，远非别的税所能及。至于照例的「加征」，或许可以就下面这一则算一算：

「首先，这些是向北京各上级衙门报账时所用的官面数目。等到这同一批数目讲给乡下人听时，意思便大不相同了。举一个我们可以担保其属实的特例，也许最能说明我们的意思。有一只由外国人包租的帆船，过卡时被责令缴纳的费用共一万二千文。包租者并不打算争这个数目，但他要一张收据以为支付的凭证，为此向那个中国衙门去领，衙门给他的却是一张四两的收据。其时每两的市价约为一千六百文，四两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万二千文的等价；他既说不动那里的官员，便去求他的领事，要求或者退款，或者出一张

实付之数的收据。往来的公文之中，中国方面的主管明白宣称：四两虽是正当的应纳之数（这一点看税则便易查明），然而一两并非寻常意义上的一两，乃是这样一笔款：它要能使地方当局在北京交出一两足色足重的银子，因而其中含着火耗、熔销之损、脚力、解费以及衙门的一般开销；凡此种种折成制钱，依旧有的成例，便是四两合一万二千文。因此，四两——法定之数——的收据便是他们所能给的唯一收据。换言之，这套办法说白了便是：就这一处收卡而论，征收之费几乎达到十成——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收了七两五钱，其中三两五钱是征收那四两的费用。」

（原注：香港《德臣西报》，一八八五年。）

对此可以说一句：一八八五年既收一万二千文，那么照通行的道理，今日断然也是收一万二千文；而且厘金的征额自一八九五年以来已大为增加，一九〇〇年以后又增。不过一八八五年这个钱数合七两五钱，按今日的银价则合十两五钱；于是法定的四两之上加了六两五钱，「加征」达一倍六成二。这项税的征收者比别的税的征收者有多得多的机会去刁难商人：此税既不在厘金衙门的总局缴纳，也不在商人的总号缴纳；商人急于把货运到市上，肯出钱求快；而征收者的机会在每一道要过的卡上都会重来一次。再者，此路的卡子与彼路的卡子彼此争揽，折缴与少报都是贸易上公认的常事；不过这虽减少了征收与报解之数，却断断不可设想征收者会容许自己个人的进项受影响，除非是往于己有利的方向变。凡研究中国之事的人，若听说「征收之费」——即经手人个人的进项——低到征收之数的一成，一定当即驳回；不过地丁与别项既已采用了这个率，此项税入也照这个率算。取庄延龄先生所列的报解之数，便得下列一表：

普通货物的厘金，报解一千一百九十三万两。

按一倍六成二加征，一千九百三十二万六千六百两。

征收之费，按一成计，三百一十二万五千六百六十两。

纳税人共出三千四百三十八万二千二百六十两。

此中不含土药的征收。这件出产羞怯而退缩，宁走小路而不走大路；付出之数与报解之数的差别远大于普通货物，是断然无疑的。不过仍照同一底子计算，则得：

土药厘金报解之数，二百八十三万两。

按一倍六成二加征，四百五十八万四千六百两。

征收之费，按一成计，七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两。

纳税人共出八百一十五万五千〇六十两。

（原注：《中国：昨日与今日》。）　（原注：其中含满洲的八十七万两，满洲另有预算。）

中国土药的消费断然在三十万担以上；而报解为由它所收的税入（取一九〇四年）是上列的二百八十三万两，加上由海关所收、轮船装运的九十二万零五百九十八两，共三百七十五万零五百九十八两；同一年海关自五万四千七百五十二担洋药所收的是六百零二万五千一百二十一两。

（原注：写于一九〇六年。）

民国一九一七年的预算中列有厘金四千二百七十一万九千一百九十四元（二千八百万两），是帝制之下所报之数的二又三分之一倍。

岁　出

说到这个帝国的岁出，我们便落进了一座迷宫；庄延龄先生下面这段话很能说明其中的难处：

「要弄清今日每一门下的开支是什么，并非易事；因为中国一切账目的编排，仿佛都是要摆出尽可能多的曲折、老茧与纠结，而银子在清除这些障碍的途中，自然就更有机会一点一点地留下来，到不了它名义上的去处。于是便有种种照章的折让：熔销之费、磨损之费、损耗之费、脚力之费、护送之费、收款的部中官员的『饭食』之费、本地斤两之费、纸笔、车力、拖曳、搬运等等等等。凡遇着铜钱折银、或两折元、或反过来折算的问题，自然总有一番『揩油』。此外还有欠款要催，有垫款要出，有借给别省的款，有为应付突然或意外之需——如荒歉、战事、外债、皇家婚事、万寿、丧仪等等等等——而挪用的款。蠲免赋税尤其麻烦，因为已经交过钱的人从来拿不回来，而收款的人却有机会在蠲免的起讫日期上玩花样。」

（原注：《中国的财力》。）

而且不止于此。如我们所见——尤其在地丁一项上——治国之费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筹措的：其中大部分开销并不、也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官面的支出账上。税入账上的底数，先被合法而照例的加征所增，再被征收者替自己收取、而且大抵随其高兴的不定之费所增。加征与征收之费两项，都被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斥为「揩油」或勒索；然而征收之法虽为个人的贪墨开了门，这毕竟是中国的制度。在西方，收税之人领一份固定的薪俸，或许还有一份按收数提取的佣金，但都是由国库发的；而有固定衙署的官员，则领一份足敷其用、包揽一切的薪俸。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收税之人与地方官都得自谋生路。收税之人取他的费用，可是若以为他所取的全是净利，那就错了：为保住自己的位置，他必须使一切直接管他的人满意，从而使上司得到中国人所认为与「薪俸」相当的东西。知县所收的是底税加加征、再加征收之费中可能归他的一份；他要从中支应一切属员的生计，减去属员自己在征收之费中已得的那一份；然后他还得支应一切直接管他的人、或能影响他的任用与举动的人的生计（在我们便称之为薪俸）。他初到任时，以及在任期内每年一次或更密的时候，都须按自己缺分肥瘠的程度向直接的上司——知府与道台——馈送；而对藩、臬、抚、督这几位省中大员，他更不能不使其满意，因为他的任用、留任与升迁都在他们荐举之权之内；而这几位大人的幕友与账房也不可怠慢，因为他们能在主人耳边下一句好话或坏话。知府与道台也是如此。至于封疆大吏，也得在京中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从属员那里收来的进项，必须有一部分照例

——几乎像按额摊派一样——转呈给京中较高的官员与大臣，以及宫中的人；这中间无论怠慢了哪一个，都可能有力量削减一个钻营之吏的额外进项、或拖延他的升迁，也可能给一个提出有益本省之策的人使绊子。这便是中国的制度；虽然弥漫于空中的改革之风或许会带来变动，本书所讲的却只是往昔。就其本来面目而论，这套制度显然使人无法对中国治国之费作出任何哪怕是近似的陈述。

即便说到那可称为官面预算的东西——即官面所报、并转归朝廷国库管辖的征收之账——我们也要被那种因没有共用钱袋而生的混乱弄糊涂。这一层可以用一笔小小的支出为例：内务府的六十万两，庄延龄先生下面这一则显出它是从八个不同的来源支取的：

「现在让我们从泛论降到几件具体的事实上来。先从皇帝自己的用度说起。自一八六六年起，各省关卡每年应解内务府之数定为三十万两（当时约合十万镑，如今按黄金计只抵那个数目的一半）。两年后发觉此数不敷，便加到六十万两。此款由户部每年在应解之年开始以前『指拨』。一半须在七月中以前到京，余数须在中国年终前一个月、即约当十二月到京。户部为一八九六年所指拨者如下：

浙江省盐课项下，五万两。

广东省盐课项下，五万两。

福建省茶税项下，五万两。

福州常关收数，十万两。

福州海关收数，五万两。

上海海关收数，五万两。

粤北常关，十万两。

九江常关，十五万两。

这些指拨多半年年不变；不过以一八八七年为变动之例，该年湖北的盐厘取代了上海海关，而江苏的盐课（十二万两）与淮安常关（三万两）取代了福州两关。还须说明：一八九三年户部曾垫给内务府膳房二十一万二千三百九十两，此数须在一八九六年扣还。」

（原注：《中国的财力》。）

拨给北京满洲旗兵之养的七百万两，显出是从五十二个不同的来源支取的，每笔自二万四千两至四十五万两不等。

把所有这些遗漏、把笼罩中国账目的一切晦暗都充分计入之后，下面所列的是哲美森先生所载河南一省一九〇〇年的官面预算。

一省人口二千一百万，为朝廷之用输出一百八十九万五千两（二十八万五千镑），而维持本省的行政——连那费钱而累赘的黄河河工在内——所支不过一百六十七万八千两（二十五万镑）！

（原注：《河南省之田赋》。）

现在让我们从庄延龄先生的数字——那是一位极称职的查访者长期细心查访的结果——中抽出中国本部十八省朝廷「明面」的预算，并加以若干修正，使实数合于今日。

（原注：《中国：昨日与今日》。）

岁　入

一、报解为以银缴纳的地丁，二千五百八十八万七千两。

二、漕粮，无论折色与否，七百四十二万两。

三、常关，四百一十六万两。

四、盐课，一千二百六十万两。

五、杂税，新旧并计，三百八十五万六千两。

六、海关，一九〇五年收数，三千五百一十一万一千两。

七、普通货物与土药的厘金，一千三百八十九万两。

共一亿零二百九十二万四千两。

岁　出

一、解京现银，九百一十三万一千两。

二、解京之谷或其折色，连运费在内，五百七十八万两。

三、边防，五百四十一万五千两。

四、海军衙门通款，一百四十五万两。

五、陆军、海军与炮台，二千五百二十万两。

六、机器局，三百三十八万五千两。

七、黄河及别处水利，一百三十八万九千两。

八、海关经费与灯塔之养，三百九十四万二千两。

九、常关拨给总税务司署之经费，三十七万两。

十、京中杂款，三百八十四万二千两。

十一、铁路兴筑之款，五十五万两。

十二、朝廷拨给各省行政之款，三千四百零四万二千两。

十三、外债与赔款，按每两三先令的汇价计，四千二百万两。

共一亿三千六百四十九万六千两。

（原注：见附录甲。）

就已知或已报者而论，朝廷的岁出超过所报的朝廷岁入三千三百五十七万二千两；而政府既远未破产，这就表明税入有相当大的伸缩余地。

下一步是照推定纳税人所付之数拟一份假想的岁入表；在拟这份表时，若我们把上文所记的「加征」当作各省行政的一般开销、把「征收之费」当作地方或市政的行政开销，那么所得的数目，凡有资格查访的人都会欣然承认在任何情形下都远在实数之下。

地丁：朝廷行政二千五百八十八万七千两，各省行政六千七百零六万两，地方行政九百三十一万五千两。

漕粮：朝廷行政七百四十二万两，各省行政一千五百五十八万二千两，地方行政二百三十万两。

常关：朝廷行政三百七十九万两，各省行政一百二十九万两，地方行政二十四万九千两。

盐课：朝廷行政一千三百零五万两，各省行政二千六百万两，地方行政二千五百万两。

杂项：朝廷行政三百八十五万六千两，各省行政五百九十九万八千两，地方行政九十八万五千两。

海关：朝廷行政三千一百一十六万九千两，各省行政三百九十四万二千两，地方行政一百二十三万两。

厘金：朝廷行政一千三百八十九万两，各省行政二千二百五十万二千两，地方行政三百六十三万九千两。

合计：朝廷行政九千九百零六万二千两，各省行政一亿四千二百三十七万四千两，地方行政四千二百七十一万八千两。

此处所列的总计二亿八千四百一十五万四千两，显然不足以维持像中国这样一个帝国的政府架子；不过它是据几件已知的事实推算出来的，而且丝毫不含那些使经手收付公款的官吏减轻负担的妙不可言的折算手续。就其本来面目而论，这份表是拿来给一个被晦暗遮蔽的题目透点光的；它可以与下面奏呈御览、并经核准公布的一九一一年预算相比观，也可以与其后所列中华民国一九一六历年的预算相比观。

一九一一年预算

岁入（库平两）：

地丁与漕粮，四千九百六十六万九千八百五十八两。

盐税与茶税，四千七百六十二万一千九百二十两。

关税，四千二百一十三万九千二百八十八两。

杂税，二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

厘金，四千四百一十七万六千五百四十二两。

官产租息，四千七百二十二万八千〇三十七两。

鬻爵卖官，五百六十五万二千三百三十三两。

杂项，三千五百六十九万八千四百七十七两。

发行公债，三百五十六万两。

共三亿零一百九十一万〇二百九十七两。

岁出（库平两）：

外务部预算，二百七十八万二千二百八十八两。

使领各馆，三十四万三千七百二十七两。

巡警，四百三十五万二千〇四十两。

度支部预算，一亿一千一百二十四万九千三百一十五两。

教育，二百七十四万七千四百七十七两。

陆军，七千七百九十一万五千八百九十两。

海军，九百九十九万七千九百四十七两。

司法，六百六十四万三千八百二十九两。

交通，三千七百五十六万九千〇九十七两。

农工商，五百四十五万三千八百三十三两。

藩属，一百六十八万八千五百六十两。

协济各省，三千七百七十万三千三百六十二两。

共二亿九千八百四十四万八千三百六十五两。

结余三百四十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二两。

一九一六年预算

岁　入

常项（元）：

地丁与漕粮折银，九千五百九十七万二千八百一十八元。

关税，七千一百三十一万〇九百七十元。

盐课，八千四百七十七万一千三百六十五元。

厘金，四千零二十七万一千三百六十八元。

杂税，三千二百三十四万一千七百〇四元。

杂捐，一千四百零六万七千五百七十四元。

政府投资的利息，二百六十二万一千二百六十一元。

各省杂收，六百九十二万七千六百九十四元。

中央行政之收入，七千七百九十四万二千三百九十一元。

以上共四亿二千六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四十五元。

临时项（元）：

借款，二千万元。

中央行政之收入，一千七百零五万一千八百零八元。

上列别项下之收入，八百六十五万七千七百五十七元。

以上共四千五百七十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元。

岁入总计四亿七千一百九十四万六千七百一十元。

岁　出

常项（元）：

外交，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六百七十七元。

内务，四千九百六十五万三千九百八十二元。

财政，五千三百五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五元。

陆军，一亿三千五百八十一万三千九百八十六元。

海军，一千七百一十万〇一千七百七十九元。

司法，七百六十六万五千七百七十二元。

教育，一千二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八十三元。

农商，三百七十六万二千二百四十四元。

交通，一百五十七万七千四百零八元。

蒙藏事务，九十四万七千二百三十元。

以上共二亿八千五百九十四万二千二百八十元。

临时项（元）：

财政，一亿七千五百三十万二千七百八十九元。

陆军，六百四十三万八千七百二十七元。

上列别项下之支出，三百八十三万五千六百三十四元。

以上共一亿八千五百五十七万七千一百五十元。

岁出总计四亿七千一百五十一万九千四百三十六元。

（原注：不含官办铁路，亦不含邮政与电报——那几项都归交通部管辖。）

河南省岁入岁出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

岁入（库平两）：

一、地丁，二百零六万两。

二、地丁（补征），三十二万两。

三、漕粮折色，四十八万两。

四、杂项（七类税，未列细目），二十万两。

五、驿站节省，九万两。

六、黄河岁修定额节省，三万四千两。

七、一切常例支款扣六厘，六万两。

八、厘金，二万两。

〔附注：厘金之收据云为十万两，惟其中八万两由厘金局径解以偿外债，故只以余数列为本省之收入。〕

九、文武各官养廉扣减一成至三成，二万一千两。

十、官地租息及其他杂项，五万两。

十一、各州县因平色不同、地丁征收有余而解缴之款，十万两。

共三百四十三万五千两。

岁出（库平两）：

朝廷及省外之支出——

一、京饷（定额），二十万两。

二、协济甘肃，六十一万两。

三、外债之偿，十七万两。

〔附注：此项定额为三十九万两，惟其中长芦盐务解六万两，漕粮处解八万两，厘金解八万两，故如上所列，只有十七万两由本省常项支应。〕

四、协济毅军，十七万三千两。

五、漕粮折色解户部，二十一万两。

六、协济山东嵩武军，二十三万两。

七、协济松江上海厘金局，二万两。

八、云南铜政，二万两。

九、解内务府，二万两。

十、圆明园修葺，二千两。

十一、备办宫中绸缎等，九万两。

十二、关外铁路建造之捐，五万两。

十三、协济东三省兵饷（未付，无款可拨），四万两。

十四、京饷加派，名曰「固本」（未付，无款可拨），六万两。

本省之支出——

十五、黄河岁修定额，六十万两。

十六、本省兵饷：旗营、绿营、河营，三十三万两。

十七、本省练军，二十九万两。

十八、河、武两县河堤，二万四千两。

十九、本省文武各官养廉，三十万零三千两。

二十、本省世职之恤赏，二万两。

二十一、十一县警费，一万一千两。

二十二、河上炮船与船坞之费，五万两。

二十三、善后局下工厂等，五万两。

共三百五十七万三千两。

朝廷及省外共一百八十九万五千两；本省共一百六十七万八千两；总共三百五十七万三千两。

〔附注：本省预算尚短十三万八千两；而这还是把支出第十三、十四两项算进去之后的数目——那两项干脆注明「未付，无款可拨」。再者，收入一面第五、六、七、九各项根本不是收入，所本的不过是这样一条道理：省下的钱便是挣来的钱。〕

五货币

绪　言

中国史前的货币之制——刻字的皮、龟甲与海贝、斧与铲、臂环与指环——不在我论列之内；我所要讲的，只是那些直接通向这个帝国近世币制的制度。几乎每一种可以想到的材料，都有记载说它一度充过此用；不过除金属与纸币之外，在有史的年代里我们只听说丝帛与海贝。丝帛虽然迟至十三世纪还按定率折价充贡，却或许既可算贡物之实物，也可算货币；不过据记载，公元一二〇六年，银或丝都可以用来缴纳盐税。海贝迟至十四世纪还用来完税；记载所示，公元一三二九年国库收进贝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一百一十九串。在金属之中，黄金似乎只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三世纪之间被当作货币，法度规定：商贾交易中黄金的单位应为一寸见方、重一斤之块。到近世，黄金纯粹只是一种货物，做成首饰、锭或金箔，主要用于窖藏——那是亚洲人家为防匮乏或苛政而留的老本。铁在汉朝（公元前二〇六年）以及华西若干邦国曾用来铸钱；到十世纪，铁钱是今日四川一带通行的货币。到近世，咸丰（公元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年间又用铁来进一步贬损币值——那时各钱局与云南的铜源断绝，遂发行铁钱。不过这些都是时断时续、别出一格而未能久行的货币；就今日的讨论而论，我们只须考究三种：铜、纸与银。

铜　币

早期的钱

惟有在铜（或青铜）上，「货币」与「铸钱」在中国才是同义之词。撇开信史以前的君长所铸无字的古朴之币不论，关于铸钱最早的立法之记载，约在周朝开国（约公元前一一二二年）之后一百年：其君于公元前一〇三二年立下若干币制之规，明定金属之块此后按重量相兑。刻字的钱由此而来，可是三百多年间，钱上的字并不提到重量或价值。到公元前七世纪的前半，因若干规条的订立，渐渐养成了铸造形制划一、大小划一、分量恒定之钱的习惯（其时铸钱尚非官家专有之权，要到公元前一三五年才是）；不过即便如此，已知最早刻有重量或价值的钱，也只能疑似地定在约公元前三七五年。自此时起通行的钱，形状称为刀与铲（或作布），两者都是代表实物的信符，在以物易物时代表着百姓赖以为富的那些器具。其中刀币代表一种更为发达的文明，因为其上的字更为确切，既记明铸地，又标明它们是信用之币；最晚一型的铸品定在我们纪元的第一世纪之初，形制已极程式化：刀身缩短，刀环成了那种方孔圆钱的加厚摹本——到那时候，方孔圆钱已成通行之币。

刻字的圆钱

刻字的圆钱约始于公元前七世纪，已知最早的钱上刻着「一两十四铢」，即一又二十四分之十四两，按今日的分量为一百七十一格令；另有些刻着别的重量，或刻着铸地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斤数或锄数。早先中间的圆孔（大约是臂环指环的遗意）不久便让位于我们今日所知的方孔，而自周朝之末（约公元前二五五年）起，钱上刻的是「半两」。各种定形之钱的大致年代如下：

刀币，公元前六七〇至前二二一年。

厚而短的刀币，公元七年至十年。

铲币（作小锄之形，柄中空），公元前六〇〇至前三五〇年。

布币（铲币之变体），公元前四七五至前二二一年。

小而厚的布币，公元十年至十四年。

圆钱，圆孔者，公元前六六〇至前三三六年。

圆钱，方孔者，自公元前二二一年起。

中国有铜铸之钱已二十五个世纪，而今日我们所知的这个形制之钱，则不间断地铸行了二十一个世纪。

半两钱铸行之数必定极大，因为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在帝国每一座城每一条街上都能遇见的小贩摊上，它还算不得稀罕。日久它的大小与分量都退化了，公元前一一八年遂被以篆字刻着「五铢」（即二十四分之五两）的钱所代；此钱与别的一切铸品并行流通，

历七百余年而不废。这种钱今日也容易得到，铸工精美，径九分半，今日的分量为四十六至五十一格令。此后又时时铸行刻着别的字样的钱，字都是篆书，没有一种带年号；直到我们说到中国的黄金时代——唐朝，公元六一八年。自此开始铸行以方正的今体字刻着「开元」二字的钱。刻这两个字的钱，据记载唐朝第一位皇帝（公元六一八至六二七年）铸过，以「开元」二字为年号的那位皇帝（公元七一三至七四二年）铸过，德宗（公元七八〇至七八五年）铸过，武宗（公元八四一至八四七年）也铸过，前后共五十三年。第一种刻着在位皇帝年号、因而有确切纪年的钱，是乾封年间（公元六六六至六六八年）所铸。这种新币是一个强固而贤明的政府所行，数量足敷百姓之需，立下了一个沿用至今的形制。其径九分半，与那种直到过去二十年间大规模熔毁以前一直构成本帝国「制钱」即标准之钱的钱，大小分量大致相同；三十年前，我曾在日常流通的成百串制钱中细细检过，从中找出了为数不少的这种钱——它们充作百姓的寻常通货已有十一到十三个世纪，铸成之时，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尚未在世，查理曼尚未在罗马加冕，而法兰西之王在巴黎称制更是远在其后。这个形制贯穿宋朝（公元九六〇至一一二六年），其间偶有较大之钱铸行，但大体上仍是标准的尺寸。这些铸品也铸得足敷百姓之需，我也曾在今日流通的钱中找到过。就三十年前而论，每一千枚钱中，唐钱有两三枚，宋钱有十来枚。女真鞑靼人的金朝（公元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年）与同时的南宋（公元一一二七至一二八〇年）铸钱很少；蒙古人的元朝（公元一二六〇至一三六八年）——马可孛罗所知的那个中国——铸得更少，因为它主要靠发行信用的纸币过日子。随后明朝兴起（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二年），面前就是这一重财政的难处。头几代君主有一段时间不得不沿用前朝的纸币，此外在第一代即洪武年间（公元一三六八至一三九九年），也铸过一些铜的信用之钱；可是到了永乐（公元一四〇三至一四二五年）——迁都北京便在这一朝——财政已从不通文墨而好武的蒙古人所弄成的境地中恢复过来，币制也立在了稳固的根基上。两个半世纪之间，明朝政府使百姓充分有标准尺寸与分量的流通之媒可用，钱径的总平均在九分至一寸零五之间，标准分量在四十六至五十七格令之间；即便把现存的唐宋钱流通年月更久这一层充分折让进去，明钱也必须判为优于它们，而就外观而论，完全抵得上本朝清代头一百年的铸品，只是分量稍轻。满人登极之后，仍旧沿用前朝的民政，不过另加了武职的管束——那便是分驻帝国若干要害之地、如今已无害的将军——又设了几个取乳的肥缺，譬如广州的粤海关监督，那个职位到一九〇四年才裁撤；他们的统治大体上是中国人的、由中国人来办的、为中国人而设的政府，而这一点没有哪里比他们把明朝的财政与币制沿用了将近两百年更能显出来了。第一位定都北京的皇帝顺治（公元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一年）最早所铸之钱，只有汉文，最初一批背面只有局名，第二批另加币值，即银一两的千分之一；到他这一朝将终之时，钱背的局名则汉、满两种文字并列。他的继位者康熙（公元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在位期间一直沿用两种文字并列的写法，不过到这一朝将终之时，北京的两处钱局——户部局与工部局——所铸之钱，背面的局名与「通宝」二字只用满文。雍正（公元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之钱，面用汉文，背只用满文，这个做法一直行到今日。中国的铸钱可以算是在这一朝达到了顶点：尺寸与分量，铜质之精，刻字之雅，无不如此；前朝前代在其中一项或数项上曾与之相抵，却不能诸美兼备。顺治钱一般径九分半至一寸零五，康熙钱一般径一寸至一寸一分，都用明黄的黄铜铸成；雍正钱一般径一寸至一寸一分，用色泽浓润的浅褐青铜铸成。铸钱的退化便自此时开始；在这里不妨插一段论分量与价值之标准的话。

（原注：此处及下文所用皆为英寸。）

分量与价值的标准

把半两钱与五铢（二十四分之五两）钱撇在一边不论，唐朝所立、在理论上沿用至今的那个标准，本是复本位制——甚或可说是三本位制，虽然黄金并不入于货币——的一部分：按价值计，一金等于十银，等于一千铜，这便是十三个世纪前中国金属之间的兑换等价。这一制中的铜钱铸成重十分之一两，于是其值便是银一两的千分之一。这个道理沿用至今，十个世纪之后第一位满洲皇帝钱上的字样更把它明白宣示出来。铸钱既是官家之事，而银则听凭钱庄摆布，于是钱的固定兑换等价、即其价值，便相对地被置之不顾，而分量倒还多少遵守。一说到一两之重，我们就进了另一个问题：五铢钱可以假定在初铸时重五铢即二十四分之五两（虽然这个假定也许是错的），而就钱学所能告诉我们的而言，它们一直保持同样的分量，直到被大小相仿、法定分量为十分之一两的唐钱所代。不计一两轻重之别，这个分量一直是各钱局所求的标准，而所铸之钱的实重则因供求之律、因银铜比价的涨落、又因币制上须维持复本位比例这一表面的需要而有出入，不过很少低到八厘以下。

（原注：据周朝之钱推之，二十四铢之一两大约为九十七点五格令，则一铢重四点〇六格令。「始皇帝」于其为王之二十六年、即自称皇帝之元年（公元前二二一年）下诏加重并厘定标准。据方法敛先生（《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所考，其标准如下：一铢合〇点六八公分，即十点五格令；二十四铢为一两，合十六点三五公分，即二百五十二点五格令。这个标准大约沿用到紧接秦朝而起的汉朝（公元前二〇六年）；而北齐的开国之君（公元五五〇年）又定：一百枚五铢钱须实重五百铢，「否则作一斤四两二十铢」。现存五铢钱的实重（四十六至五十一格令）与这个标准的理论分量（五十二点五格令）颇为相符。标准何时又提高，史无明文；不过七十年后（公元六一八年）所铸的第一批唐钱，大约是今日五百七十至五百八十格令之一两的十分之一。）

清朝第一代，钱重一钱，其后加到一钱二分五；到康熙二十三年（公元一六八四年）又减为一钱，到公元一七〇二年又加到一钱四分，随后又减为一钱二分。此数一直是法定分量，历雍正一朝而入于乾隆之初（公元一七三六年），其时又改为一钱。在这漫长的六十年之治中，钱的退化步步加深：外观、成色以及大小分量无不如此；其时政府仍旧强健，尚无朽坏之象，我们不妨假定，钱局与私熔足重之钱的不法之徒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钱局为使铸钱不被投进熔炉，便不得不把它的实值愈减愈低。不论缘由为何，钱渐渐小了、轻了：这一朝之初所铸，径一寸一分，重一钱二分，而到十八世纪之末，官铸之钱（私铸在中国极为常见，此处不计）竟小到八分半，甚至八分，重不过七分五。恰在一百年前，有一位上奏之臣奏称：通行之钱中，重一钱二分以上者百分之一二，重足法定一钱者百分之三四十。嘉庆年间（公元一七九六至一八二〇年）之钱分量轻，但铸工通常还算好；到接下来的道光一朝（公元一八二一至一八五〇年），我们今日所见各局那种粗劣的铸品才头一次出现；而今日的趋势，可于盛京将军一八九九年十一月的一道奏折中见之——他奏称：别省所铸重八分之钱要赔本，因此他把钱铸成五分之重。可以稳稳地说，这样的钱熔了是无利可图的，而私铸者所出，外观既不见得差多少，值钱也不见得少到哪里去。

信　用　钱

咸丰年间（公元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政府时运不济，叛乱蔓延使税入减少；一半因此，一半因取不到铜料，便求诸铸行信用之钱。这种贬值之币以两种形式发行：一是大小与面值都同于寻常铜钱的铁钱，二是以寻常制钱为倍数的铜质信用钱。铁钱一时得行，可是不到四年，一八五七年二月，民间起而抗拒，一日之间它便不能行使了。

最先铸行的信用钱（一八五三年）是当十钱，径一寸五分；不过不久便减到最大径一寸二分，而光绪年间官铸的最小径可算作一寸。各省不久也跟着办，除湖南、广东两省的钱局之外，各省钱局都铸当十钱。此后别的面值也相继出现，计有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五百与当千之钱。福建局所铸（须记得它们是铸出来的，不是碾轧或冲压出来的）是钱学上的精品，比同时别局之钱为重；我手头有一套，其细目如下：

当十钱，径一寸四分五，厚一分一，重三百二十一格令。

当二十钱，径一寸八分，厚一分二，重五百九十一格令。

当五十钱，径二寸二分二，厚二分，重一千四百一十格令。

当百钱，径二寸六分三，厚二分五，重二千二百格令。

（原注：边上刻的分量是五钱。）

这些信用钱在各省立不住脚，可以说不曾进入帝国的币制；只有一件怪事：在北京城里——虽然紧邻的直隶省内并非如此——百姓的忠君之心、或自利之念、或畏怯之情，使这种钱立刻被采用；五十年来，当十钱（别的面值都不算）一直是京城唯一的流通之媒。不过不可以为即便在北京，当十钱也被认作值十文、或者当十文使用。中国人从来不把他们的钱当作「钱币」看待——即不论其实值而照面值流通——而是始终要看一看凯撒像下面是什么；京城的信用之币，其估价与其所含金属之值极为贴近。要估中国铜币的真实值，须凭黄金对白银的比价、黄金计的铜价与锌价，以及白银对铜币的比价；这三角推算的结果决不会有两天相同。不过就一九〇五年某一时刻的种种情形而论，我算得：在上海，一枚墨西哥鹰洋换得寻常流通的制钱八百八十文——其中含着寻常比例的私铸——实值二十六点四便士；而在北京，一枚墨西哥鹰洋实换得四百零五枚，名义上算四百一十三枚当十钱，实面值四千一百三十文，名义面值八千二百六十文，实值二十九点四五便士。两处的实值都略小一点，但比例相同，因为我在估算第四项要素——钱中合金的成分——时取的是铜六锌四这个标准比例，而铜的比例有时低到五十五。

（原注：「制钱」的西名出自梵语「迦沙」「迦沙钵那」，英文中即中文「铜钱」之译。）

现在我们说到最晚一种信用之币，即铜元。它之所以铸行，是为了补流通之媒的实在不足——那不足是由于正式之钱被大量熔毁，又由于政府无法补上这份耗损，而两者都缘于铜的实值日增。这种钱是

香港一仙（银元的百分之一）的仿制品；广东局所铸刻着「每元当一百」，而别局所铸都刻着「当制钱十文」。它们的铸工虽有差别，实值却相当划一：径一寸一分，有的是纯铜，重一百一十三格令，有的含铜九成五，重一百一十五格令，其实值（就上文所举一九〇五年那一日计）为每一百枚十二便士，即照当日的兑价合一元者为十点五便士。此外还铸过少量含铜八成、锌二成的黄铜「铜元」。起初铜元照足十文的面值行使，每银元八十八枚；到一九〇六年七月已贬到只值七文，每元一百一十二枚；一九〇六年底回升到每元一百零七枚，而一九〇八年又跌到每元一百二十五枚。

各局铸数

中国百姓用起制钱来胃口极大，可是统计不易得；早先各代我所能记下的唯一事实，是公元九世纪之初每年铸行之数为一亿三千五百万。下面是我据艾约瑟所载，本朝头一百年若干年份各钱局铸行铜钱之数：

顺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七千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九百。

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四亿四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七百六十。

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六亿二千四百八十二万三千九百六十。

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十三亿三千三百三十八万四千一百九十四。

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年），十四亿四千九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

顺治七年（一六五〇年），十六亿八千二百四十二万四千五百一十。

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二十亿九千七百六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

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二十五亿二千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四十。

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二十四亿八千八百五十四万四千四百六十。

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二十四亿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八千〇八十。

顺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二亿八千〇三十九万四千二百八十。

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二亿九千一百五十八万四千六百。

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二亿九千五百八十七万九千八百。

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年），二亿九千〇四十七万五千八百三十。

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二亿三千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三百六十。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二亿三千一百三十九万八千六百。

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二亿八千九百九十三万六千七百。

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二亿八千九百九十二万五千四百。

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二亿三千七百〇六万三千〇五十。

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年），二亿三千八百〇六万五千八百。

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年），二亿三千八百〇七万五千八百。

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三亿七千四百九十三万三千四百。

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三亿九千九百一十六万七千三百。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四亿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五千八百〇九。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四十九万九千二百。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六十七万五千一百六十。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七亿二千三百五十二万八千。

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七亿四千六百三十六万四千。

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年），七亿五千七百八十六万五千。

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年），十亿四千八百七十五万九千六百六十。

（原注：艾约瑟《中国的货币》，上海，一九〇一年。）

十九世纪有三个时期留下了各局铸数的数字，依次为一八〇〇至一八三〇年、一八三〇年、一八六五年的定额：

北京，八亿九千九百八十五万六千；；十三亿四千九百七十八万四千。

直隶，六千〇六十六万六千；六千〇六十六万六千；六千〇七十五万六千八百四十。

山西，一千七百四十七万二千；一千七百四十七万二千；一千七百四十七万二千。

陕西，八千七百三十六万；九千四百五十八万四千；九千四百五十八万九千〇四十。

四川，一亿九千四百一十二万七千；一亿九千四百一十二万七千；一亿五千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三。

湖南，四千七百八十八万；四千七百八十八万；四千八百〇五万四千。

湖北，八千四百万；八千四百万；八千四百四十二万。

江西，四千一百九十二万八千；四千一百九十二万八千；四千二百〇三万七千九百九十二。

江苏，一亿一千一百八十万四千；一亿一千一百八十万四千；一亿一千一百九十九万二千〇五十二。

浙江，一亿二千九百六十万；一亿二千九百六十万；一亿二千九百六十万。

福建，四千三百二十万；四千三百二十万；四千三百二十万。

广东，三千四百五十六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万。

广西，二千四百万；二千四百万；二千四百万。

云南，一亿七千九百七十八万四千；五百七十六万；一亿七千〇五十六万九千〇八十。

贵州，九千四百八十六万；四百四十六万四千；八千九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

伊犁，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一百一十二万二千。

（原注：大约与一八〇〇至一八三〇年间相同。）

上面第二张表三栏之中，若干钱局的铸数彼此十分相符，这会使人想到在中国查访的人始终要面对的一重危险：把「应该如此」报作「实在如此」，乃是常有的习惯。至于「铜元」，据估计到一九〇六年底共铸行一百二十五亿枚，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大约出自湖北局。

吊之无定

制钱是穿在绳上的，每一百文为一提，十提为一吊，或称一串，旧称一贯。中国没有一件事是白做的，也没有一个赚点外快的机会是放过的；钱铺向来要为穿钱之劳与绳子之费取偿。这笔费用是从每一百文里扣一文、两文、三文或四文；这扣数多少（中国的一切事都是「多少」）是各地公认而有定的，其结果是：一吊名为一千文，在此地含实钱九百七十枚，在彼地含九百八十枚，而整吊都作一千文行使。各地的扣数既有定，那么本该得九百八十而实得九百七十五的乡下人，便会觉得没拿到他该得的，于是立刻展开一场斗智——那是每个中国人都乐在其中的。

下面这段报上的文字，比我所能写的更能把这情形画得清楚；其中论铜元的话，用在制钱上也一样。

「湖北武穴，一九〇六年五月一日。

「湖北的这一带久以兑价之杂而著名。名义上的一百文，在武穴长久以来值实钱九十七，在十英里外的龙坪值九十八，在九十英里外的兴国按交易的类别或值九十七或值九十八，而在另一方向同样九十英里外的蕲州值九十九。更麻烦的是：唯一通行的钱票是武穴一家钱庄所出，这几个镇上都行使，却不按票面值。在武穴，一张票抵一千文；在龙坪，得拿十文外加一张一千文的票；在蕲州，得在票上再添二十文。等到铜制的当十钱通行起来（而且成了唯一的通货，因为钱庄如今拿不出制钱了），钱庄不得不把这些银钱上的难题重新了断一遍。在钱局，铜元是按九十八出售的，即一百枚铜元抵一千文，按每百作九十八计；于是付一百文时给十枚，付九十九文或九十八文时也给十枚。在蕲州，钱庄议定以一百枚铜元换一张钱票，这样便在这桩买卖上省了钱，因为他们在武昌按九十八买进铜元，再拿它去抵按九十九计的一千文制钱。在龙坪，他们只好认了，无利可图。在武穴，钱庄踌躇起来：因为若按九十八买进铜元，再在兑价为九十七的地方拿一百枚去换一张票，那么每一百就要蚀十文。他们于是议定：把钱局送来的每一提里抽出一枚。若就此打住，本可相安无事，因为店家会在每付出十枚铜元时扣一文，谁也不吃亏。可是旧例许钱庄为穿钱的绳子取两文，而钱庄舍不得这份揩油，于是又从钱局送来的每一提里抽出第二枚，再把八文放回去，这样便把他们已经不再供给的绳子钱两文拿到了手。店家自然不依，因为他们没法把两文匀到一百枚上去。若容这一扣，这两文之损必定落在拆开那一提铜元的人头上。结果此事闹到官府，经过一番申辩驳诘，店家胜了；照示谕，武穴自明日起兑价为每百作九十八，钱庄须交出未拆的整提铜元。中国人在商务上的强处，岂不正在这样为着最小的损失而顽强相争么？」

（原注：《字林西报》，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一日。）

华北制钱的两倍之值

在北方（直隶、山东），一文算作两文。那里一件东西开价一百文，你付五十枚；开价两吊，你给的便是南方一吊之数。扣数之例在此也一样：一吊名为一千文、名实为九百八十文，而实含四百九十枚。在北京此例也适用：一吊名为一千文，即名为一百枚、名实为九十八枚当十钱，而实含四十九枚当十钱，即当二十文。在满洲，一吊是一百六十枚寻常的小钱。

我把这许多篇幅用在这一部分题目上，不必辩解。铜钱是百姓的通货，四万万人的日常交易都是拿它做的。进出口商人眼前始终有一个兑价问题；批发商人以银两买卖；可是店家卖货，工匠与农人卖自己劳作的出产，都用铜钱，又拿这些铜钱去买够他们日用之物。这个帝国币制的根基便是铜制钱，它本来是银一两的千分之一，而一两在仅仅一代之前值三分之一镑；至于这铜制钱，按两年前通行的兑价，约须一万文才抵一镑，二千文抵一美元，五百文抵一马克，四百文抵一法郎。

纸　币

其次要说到纸币，因为一般而论——除应除外者外——它在中国是以铜而不以银为本的。银号最早何时开始发票，并无记载可考；而今日

钱铺的票子流通自如，其范围只以出票之号的信用与名声为限。不过私票不在我论列之内，我只讲政府所发的那种凭信用而行的不兑之币。

唐宋之钞

有铸行记载的第一种官票出于唐朝。宪宗皇帝（公元八〇六至八二一年）因制钱短缺，下诏禁止铸造铜盆铜壶之类的铜器；又为纾解银根之紧，在京城开设官署，商人可在那里存入现钱，换取官票，名曰「券」或「飞钱」；那些官署分别代表各省，而票据可在相应的省城兑取。译成今日的话，这便是说政府开始发行纸币了。这种发行一直延续到唐末。宋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九六〇年）沿唐之制，在通商大埠发行官票，可在别的大埠兑取。照这个说法，这些票子所起的作用毋宁是汇票；不过很难相信政府不会趁机不劳而获，用这种形式偿付一部分自己的负债。公元九九七年在外流通的这种票子为一百七十万吊，公元一〇一七年为二百九十三万吊。

真正的纸币最早是在蜀国、即今日的四川行世的；那是不以任何抵押之值作保而发的票子。有一个叫张咏的人把它推行起来，以代那笨重恼人的铁钱。这种票子叫「质子」，即凭证。到宋朝真宗一朝（公元九九七至一〇二二年），这个做法沿用下去，票子名为「交子」，即换易之意。它们定为三年一兑，于是六十五年之内可兑二十二次；每张值一千文，或纯银一两。这桩银钱上的营运由十五家最富的商号经手；日久他们履行不了约，一齐倒闭，因而讼案纷起。皇帝把这家公司的票子作废，并剥夺了臣民发行钱票之权，只留给自己，在益州设了一处发钞之局。到公元一〇三二年，中国流通的「交子」已值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两以上。一〇六八年，查明有伪造之票，政府遂立法：造假票者与伪造官文书者同罪。此后又经历次申请，许多省都设了发行交子之局，而此省之票在彼省不行。其兑期与流通之法也因时而异。

（原注：克拉普罗特《亚洲杂纂》。）

南宋之钞

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的前半，国土分属南宋与女真鞑靼人的金朝，两家在发行不兑之币上作了一场疯狂的竞逐。金朝的记载我们所知甚少，至于南方那个王国的作为，克拉普罗特有如下一则：

「高宗皇帝之世，公元一一三一年，曾要在婺州设一处军营；可是所需的款项难以筹措，经办之员便向户部建议发行『关子』即凭票，用来付给随军的商贩，并可在一处专设的衙门兑取。这个办法的细目上不久便生出弊端，百姓开始怨言。此后仍在这一朝，别的省份也流通了与此相类的凭票。也是在这位君主在位之时，户部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名曰『会子』即兑换之券；起初只在浙江一带兑付，不久便推及帝国各处。造这种票的纸，原先只在江南的徽州与吉州两城制造；后来四川的成都府与浙江的临安府也造。最初发行的会子值一千文一串，可是到孝宗一朝，公元一一六三年，便发行了每张值五百文、三百文与二百文的。五年之内，即到一一六六年七月为止，这种票子已发出值二千八百万两以上；而到该年十一月，这个数目又增加了一千五百六十万两。宋朝其后的治世中，会子之数有增无已；而除这一种票之外，还有尚未废止的交子，以及各省流通的私人票据；于是全国被纸票淹没，票值日跌，无论政府采取多少变通与更张以助其流通都不济事。

「末了，在同朝理宗之世，一二六四年，宰相贾似道见其值如此之低，便设法以一种他称为『银关』即银券的新不兑之币，去代替一部分会子。凡技术上名为『十七界』的会子一概收回；而名为『十八界』的，以三张换新币一张，新币上带『贾』字。然而即便破了的票子也照收以充税款，这位宰相仍旧既不能使国库之票流通，也不能把物价压下去。」

蒙古之钞

随后蒙古人入主（公元一二六〇年），建立元朝。他们是不通文墨的武人之族，想不出比沿用所见的成法、发行纸币更好的筹款之道。铜钱与白银已被逐出他们的疆土；而这两种金属的主要产地都在南方各省，要开出路子来补上这份亏空，所需的太平岁月之长与商务发达之高，都非蒙古之治所能有。从马可孛罗那里我们听到许多关于蒙古国中财富之巨、商务之盛的话；可是我们须记得他所能比较的当日欧洲是什么光景。撇开史书的记载不论，单看铸钱便可告诉我们：中国自七世纪到十一世纪比十三世纪要富庶得多、发达得多。为显出稍晚而仍在同一（蒙古）朝时国库可用的财力，下面这一则——所列是国库在一个极兴旺之年实收的贡赋——颇有启发：

公元一三二九年：银与钞九百八十九锭（合四万九千四百五十两）；海贝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一百一十九串；生丝一百〇九万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织丝三十五万零五百三十匹；棉七万二千九百一十五斤；布二十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三匹；

米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担。

蒙古官钞的第一次发行是在忽必烈汗元年（公元一二六〇年），其年号为中统；这一朝与其后各朝历次的发行须略加撮述：

公元一二六〇年。交钞，以丝为本，是沿用当时通行的那一种；银五十两可买丝一千两，即以面值一千两之钞代表。（艾约瑟如此说。）

公元一二六〇年十一月。发行中统钞，面值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千文与二千文。一千文之钞抵交钞一两，而交钞二千文抵银一两。（按：一文即千分之一两。）

公元一二六四年。各省设库；以钞本一万二千锭、即六十万两为准备。

公元一二七五年。发行厘钞，面值二文、三文、五文，不久即收回。

公元一二八七年。发行至元钞，自五文至二千文共十一等。以此钞计，银一两兑二千文，金一两兑二万文。

公元一三〇九年。发行至大钞，自二文至银二两共十三等。至大钞一（即银一两）抵至元钞五千文，二十二年之间贬值六成。

公元一三一二至一三二一年。仁宗一朝钞发过滥，遂停发以银为本的至大钞。中统钞与至元钞则一直流通到元朝之末。

自公元一二六〇年起头七十年的发行之数（其中必含换发残破之钞者）有记载可查；不计忽必烈所发的交钞，则蒙古之治头七十年中的六十四年，共发不兑纸币四千七百六十一万一千二百七十六锭，即名义面值二十三亿八千零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两——此处一两始终作一千文计。这是每年平均三千七百万两以上；而车行下坡愈走愈快，我们不妨把全朝一百零八年的年均算作四千万两——而当其时，欧洲最富的君主被无情地束在现银的根基上，若哪一年的用度超过一百万两之数，便自以为富甲天下了。一位聪明的欧洲人既不懂信用工具之用，又被四周富庶的表象弄得眼花缭乱，他对这番情形作何感想，从马可孛罗的评语中可以见到；我把它录在这里，以见自它写下以来的六个世纪中，欧洲变了多少，而中国又何等未变。

「大汗的钞局便在这座汗八里城中；其造法之妙，你简直可以说他把点金之术参透到家了，而你说得也不错！因为他造钱是照这样的法子。

「他叫人取一种树的皮，其实就是桑树皮——桑叶是蚕的食粮——这种树多得成片，整个整个县里都是。他们所取的，是介于树身与外面厚皮之间的那一层细白的内皮；把它做成像纸一样的片子，只是发黑。这些片子做好之后，便裁成大小不同的块。最小的一种值半个图尔内塞尔；稍大的一种值一个图尔内塞尔；再稍大的一种值半个威尼斯银格罗特；另一种值一整个格罗特；此外还有值两格罗特、五格罗特与十格罗特的。又有一种值金比赞特一个，另有值三个的，以至于十个。这些纸片一概郑重其事地发行，其体统与权威一如它们是纯金纯银；每一片上都要由若干有此职分的官员署名盖印。一切备妥之后，大汗所派的主事之官便把交给他的御宝蘸上朱砂，钤在纸上，使宝的形状红红地印在上头；这钱便算是真的了。谁若伪造，处死。大汗每年叫人造出这样一大批钱——而这于他毫无所费——其数必与全世界的财宝相当。

（原注：比赞特作银一两、即一千文计。一比赞特等于二十格罗特，等于一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图尔内塞尔。）

「他用这样造成的纸片来支付自己名下的一切款项；他又使它们在他的一切王国、省份与领土上、在他的权力与主权所及的任何地方通行。无论谁自以为何等要紧，也不敢拒收，违者处死。其实人人都乐于收它，因为一个人在大汗的疆土上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发觉这些纸片通行无阻，凭它买卖货物，与用纯金铸的钱一样便当。而且它们轻得很，十个比赞特之值还不及一个金比赞特重。

「再者，凡自印度或别国前来、带着金银宝石珍珠的商人，一概不许卖给旁人，只许卖给皇帝。他为此挑了十二位行家，都是精明而老于此道的人；这些人给货物估价，皇帝随即以那些纸片从厚付价。商人乐于接受他的价钱，一来别处不会出这样好的价，二来付得毫不拖延。而有了这种纸币，他们在帝国任何地方都能买到中意之物，路上带着又轻便得多。有一件事是真的：商人一年要几次带来值四十万比赞特的货，而这位大君一概以那种纸付价。于是他每年买进这样多的珍宝，财宝无穷无尽，而他所付出的钱却于他分文不费。再者，一年之中还要几次在城里出示晓谕：凡有金银宝石珍珠的，送到钞局去便可得好价。物主乐于如此，因为再找不到别的买主肯出这样大的价。这样送进去的东西之多，令人称奇；当然不愿送的尽可不送。然而照这个法子，全国的珍宝差不多都进了大汗之手。

「这些纸片若有损坏——其实它们也并不那么脆薄——物主可以拿到钞局去，按值缴百分之三，换取新的。而凡有伯爵或别的什么人要金银宝石珍珠来打造器皿、腰带之类，便到钞局去，用这种纸币想买多少买多少。

「如今你已听明白大汗何以能够、而且实实在在比世上一切君王都有更多财宝的门道；其中的缘故你也都知道了。」

（原注：玉尔上校译《马可孛罗游记》，伦敦，一八七一年，第二卷第二十四章。）

明　钞

刺刀不是君主宝座的好座子，而一味吃不兑之币也不能养人。蒙古人虽有那样的战功与粗豪的强悍——尽管这些或许已被

奢华的生活所削弱——他们在印度的王座传了三个世纪，而在中国统治一个世纪之后，便倒在不善战的汉人的攻击之下；汉人之所以起而造反，正是被苛重的赋税与不兑而贬值的纸币之害逼出来的。明朝第一位皇帝太祖、年号洪武（公元一三六八至一三九八年），面前是一个极其棘手的财政局面，有一段时间不得不连同其一切弊害沿用前朝的币制。官钞因此照发，不过另采别的步骤，把朝廷的财政置于稳固的根基之上；而这个政府竟能在一朝之内、一代之间「恢复硬币支付」，实在可记一功。

我未能弄到一张蒙古官钞；若能弄到，那是格外有意思的，因为马可孛罗曾把那种货币的好处以如此炫目的言辞讲给张口竖耳的欧洲听。不过我在此附上明朝第一位皇帝（洪武，公元一三六八至一三九八年）所发一千文官钞的缩印之图——可以假定他是紧随前朝的办法、照搬前朝的样式的。这件五百年前的信用凭证有一段离奇的来历，足以绝对保证其为真物。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外国军队占领北京期间，有几名欧洲兵在颐和园的园内推倒了一尊佛像，在座子里头（一如我们公共建筑的奠基石中）发现了宝石、首饰、金银锭以及一捆这样的钞。那些兵得了有实值的劫获已经满意，便把这捆钞爽快地交给了旁边一位「不带公职」在场的人，即纽约的美国陆军军医少校西曼；他把此处所印的这一张送给了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博物馆。

这张钞印在桑皮纸上，如今呈暗石板色，正是马可孛罗所形容的那种「像纸一样的片子，只是发黑」。纸幅十三点五英寸乘八点七五英寸，正面的图案十二点六英寸乘八点三英寸。边框宽一点四英寸，用伸展的龙纹，四围填以蔓草之饰，上方冠以一格，其中题着（自右至左）「大明通行宝钞」。边框以内分为上下两格。上格两侧作程式化的方篆，右为「大明宝钞」，左为「天下通行」；两行之间，上为大字「一贯」，下为一幅画，画着十串一百文的钱。下格所载如下：「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制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　年　月　日。」有一方三点二五英寸见方的朱印，上格钤一次，下格钤一次，印文作方篆「宝钞提举司印」。钞背上方钤朱印一方，印文作方篆「大明宝钞之印」；下方在六点二英寸乘四点一英寸的框内，重印正面上格的中段——「一贯」，并画着十串一百文的钱。

咸　丰　钞

可以说自公元一四〇三年起、至少自永乐一朝（公元一四〇三至一四二五年）的某个时候起，无论明朝还是清朝，政府都不曾再发凭信用而行的钞，直到咸丰（公元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那段艰难的岁月——其时国库的窘迫逼得它用这个法子去填补空乏的库储。一八五三年，即开铸信用之钱的那一年，政府在中断了四个半世纪之后重又发行纸币，名义上可兑，实际上从不兑现。所发之钞有两种：一为铜钱票，一为银两票。

钱票有四等，计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与二千文；银票则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与五十两，用京平即二两平。两种都是强行发放的，可是币值迅速下跌，到一八六一年只按面值的百分之三流通，不久便自市面上绝迹。

（原注：见后文。）

自同治即位（公元一八六二年）起将近四十年间，纸质信用凭证的发行完全交在私人手中，即银号与钱铺；不过近来有几个省的政府因税入不断被朝廷之用吸去，又重新发行官票。它们重出之日太近，还不容对此举是否明智、对保证其可兑所采的防范之法多作评论；不过它们所得到的那一部分接受，其缘由却要把我们带回一千一百年前。私人银号之票的流通以出票之号信用所及为限；唐朝的官票之所以受人接受，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把款项由此地移往彼地的安稳而便当的法子；而如今官票之所以能在一省境内流通，其主要缘由也正是这种移款之便——这倒颇使当局狼狈。

银　两

金　银　比　价

至少十三个世纪以来，本帝国的铜币与银两之间，在理论上一直有一种多少被认可的对应关系与固定的兑换之率；能显出这一点的事实甚多，我只须提一提上文已说过的那几件。公元七世纪唐朝的铸钱，是以一金等于十银、等于一千铜这个三金属比价为本的；南宋与元朝自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所发的纸币，其一吊、即一串、即一千文钞，与银一两总被视为同义之词（参看上文所引马可孛罗），虽然纸币早已大为贬值；而第一位满洲皇帝（公元一六四四年）一心要事事合于中国的道理与成法，便在他的钱上刻明其理论上的银值，即千分之一两（见前面所附之图）。

银　钱

唐朝的君主或者定下了、或者沿用了那个金银比价；五个世纪之后，银对铜钱的比价已涨了一倍，一锭五十两的银换得十万文；而约在公元一一八三年，南宋第二位皇帝孝宗之世，中国头一次、而且（直到不多几年以前为止）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铸造银钱。共有五种，分别重一两、二两、三两、五两与十两，每两作二千文行使。它们既可用作官家与商家的通货，又同样可充纸钞的金属准备。这种银钱只行了三年。

这究竟该算真正的银币——面值与实值应相符——还是一种贬值的银质信用之币，主要用来支持那贬得更厉害的纸币、充其金属准备，我不能确定；这一朝的纸币早在五十年前便已开始发行。若不是两者相对

的信用有别，法兰西银行的银准备倒是一个公道的比方——那准备既以黄金为本，便按一比十六计算。明朝万历（公元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年）年间铸过一种银钱，形制与该朝的制钱一模一样，不过那大约是钱局的一件玩物，正如今日英国所铸的银便士。十九世纪的银钱，见于伟烈亚力与葛罗弗两家收藏的，很难算作官铸。就所知而论，这便是中国到公元一八八九年为止铸造银钱的全部记录。

以　重　为　币

除了这几桩微不足道的例外，中国从不曾有过铜以外的官铸钱币；铜以外，这个国家的通货不是钱币，而是重量。这重量便是外国人所称的「两」，中国人叫「两」；凡国际贸易上的交易、批发的采买、政府的负债或海关的税款要结清，都是称出所需的若干「两」、成色照议定的银子来付。一百年前的德国，币制众多，各在本邦流通，本是钱铺的乐土；可是与中国一比，那简直是简单到家了。在中国，成百个商埠每一处不但各有其两之重，而且往往有好几种标准并行；而这些成色的银两称出来，即便在一地也有好几等成色。

（原注：西文「两」一字出自印度的「托拉」，经马来语而来。）

标准之无定

可举一城以概其余——那便是中国极西四川省的重庆城。在这里，银两交易的标准两重五百五十五点六格令，凡未指明用何种平的交易都照此办。不过时常也另定一种变通的平色，有时看商人从何处来、或与何处交易而定，有时看他经营何货而定。从贵州来的、或与贵州交易的商人，大约（却不一定）用一种每两重五百四十八点九格令的平；从重庆下游一百英里长江边上的夔府来的商人，买卖用的两重五百六十二点七格令；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至少还有十种因地而异的两之重，在重庆都「通行」。除了这十二种因地而异的「通货」之外，还有与货物相关的。四川最要紧的出产之一是盐，这上头的交易用一种五百五十六点四格令的两结算，除非是自流井的盐，那就用五百五十七点七格令的标准。棉布的交易用五百五十五格令的两结算，棉纱用五百五十六格令的两，原棉则用五百四十七点七格令的两。

这似乎已经够乱，可是还没有完。到此为止我们只讲了秤上的重量，如今又来了付款所用银子成色的问题。在重庆，通用的银子有三等——全帝国通行的「纹银」，成色一千；「老银」，成色约九百九十五；「行银」，成色在九百六十至九百七十之间；而付款可以议定用这三等中的任何一等。把二十来种通行的两之重与三等成色的银子配起来，单这一城之内至少就有六十种可能的通货。

这在帝国是有代表性的。行旅之人，即便是个寻常百姓，在中国由此地到彼地时，总要小心带上一杆小秤和一串挑拣过的「制钱」——那串钱在他本地秤上的确重他是知道的。他兑汇票、或把随身带来的银子换开，头一步便是弄清他那串钱在这陌生地方陌生钱庄的秤上有多重；弄清了这一层，他便能算出本地与他暂居之地的兑换平价。不过即便如此，银子的成色他仍旧要听凭钱庄的；所幸中国钱庄在商务上的信誉甚高，虽然也不能指望他们不拿自己的行家本领去取利。

在中国，你的公理是要证明的。我们所习惯的货币，其价值单位是一个确定而精确的重量、由成色确切而已知的贵金属（通常是黄金）合金铸成。在中国，银两这种通货是一件以物易物之货，其重其质无一处有定；说到银一两，我们须回答两个问题：何谓一两？何谓银？而「两」既兼指一种重量与一种价值，而价值中的一个要素又是银子的成色，我们便须先回答：何谓银？

银

银最通行的形态是椭圆的锭，因形似中国的鞋而被称作「鞋」；至于可称为辅币的，则是重至二三两的卵形小块。在蒙自，最通行的细丝银是截锭，更常称为牌坊锭；把它平放在纸上用笔描出轮廓，是八道曲线，那形状颇像镶在门上护着锁孔的那块铜片；其重自二两至五两不等。在北京，松江锭约重十两。中国标准的锭约重五十两（自四十九两至五十四两），旧称「锭」，今称「宝」（珍宝、贵重之物，一如铜钱上所刻「通宝」，即「通行之钱」），更常称「元宝」，大约取其平面呈椭圆而为「圆锭」之意。

上海的银鞋如所附之图，图中那只鞋由租界的公估局用墨笔写明重四十九点九四两，成色须加「贰柒伍」；上面又由炉房用戳记打上地名（上海）、炉房之名（瑞源）以及炉号（三）——该炉房共有六炉。上海的银鞋每只近五十两；我曾亲见六十只过秤看色，其中五十四只在四十九点八一两至四十九点九〇两之间，五只在四十九点九一两至五十两之间，一只重五十点〇四两；别批则可能有较多的略在五十两以上。汉口与长江别的口岸也铸近五十两重的椭圆之鞋，天津亦然。江西的鞋是长方的，两端的唇只伸出半英寸，也约重五十两。银鞋通常实心部分的顶面与底面相平；而牛庄的鞋则是斜的，一端实心部分的厚度只及另一端的三分之二；牛庄的鞋重五十三至五十四两，而「过账银」（见后）的行情则按名义五十三两一锭计。除了找零之外，上海很少见到小块的银子，自别的城市收进来的都要送去铸成鞋。

鞋中所含的银子叫「细丝」，那是「细丝」二字的广东读法；若在理论上是成色一千的标准银，则叫「足色纹银」。

全中国一般——上海及其所辖的地面除外——银的成色都按「纹银」标准的千分数计。于是在天津，一切银子都折成理论上本地九百九十二的标准；在芝罘，折成九百七十六；在汉口，折成九百六十七。在上海以及江苏、安徽的大部分，银子不按「纹银」标准的千分数计，而是在每只约五十两重的鞋上加一个数目，以表明其成色高出一个假定标准的程度；那标准（升水与贴水之间不免有几分混淆）是中国「纹银」标准的九百四十四。照这套记法，二八银（即成色须加二十八一锭、或每百加五点六的银子）即成色一千的银，二七银是九百九十八，二四银是

九百九十二上下。

在西方各国，一千的标准指化学上纯净的银，不掺金，也不掺铜铅。美国生银的行情折成这个标准的九百九十八，英国的行情折成九百二十五。在中国，一千的标准似乎指商务上纯净的银，那是用试金石或坩埚化验这类粗法验出来的。这便是库平的标准；各地的千分标准都以它为准，而在上海的记法里，它便是二八银。不过即便在上海，中国人的圈子里也知道有超纯之银；海关两的构成中，所需成色的银不像库平两的「纹银」那样按二点八计，而是按三点〇八四（即每百两加六十一点六八）计，以表示更高的纯度。然而即便如此，也还不能恰好表出西方所谓成色一千的那种银。从外国生银的交易中已经查明：库平两成色的「纹银」，折成西方化学纯银的标准，实为九百八十七；据此，上海所认海关两成色的银，实为九百九十二点三。

照这些数目推算便可知：上海两含库平成色的银五百二十五格令，含海关成色的银五百二十二点五格令，含西方一千标准的银约五百一十八点五格令。

论上海两时，我对银子成色的界定还要多说几句。

两

写起来未必总能把它们分开，可是读的时候必须始终记住价值之两与重量之两的分别。在天津，所谓「天津两」，指行平一两重、成色九百九十二的化宝银；所谓「行平两」，则指行平一两重的银子或任何别的货物，若是银子，可以是化宝或任何别的议定的成色；外国人所谓的「天津两」，中国人要完全说出来，便是「化宝银行平一两」。这两层意思交织在一起，不可能用不同的字分别表出；而若要事事另作分别，便得处处绕着弯说话。这只好留给读者自己去分辨了；因为即便不算这一层，本文中「证明公理」之处也已经够多，时时要把思路打断。

重　量　之　两

两是中国的「盎司」，与英美一样，十六两为一斤，即中国的「磅」。不过称贵金属时，两是最大的单位，其下有十进的分等，各有其名，一直分到一两的千万亿分之一；日常所用者如下：

十厘（文）为一分。

十分为一钱。

十钱为一两。

奏呈御览的岁入岁出册子中，常常——甚至照例——见到两下的七位小数，即千万分之一。这是算学上的两；至于它的实重，还是放在通货之两一节里来看为好。这里只须说：各地不同，即便同一地也不同，其重自五百四十格令至五百八十三格令不等。

（原注：「斤」的西名出自马来语的「磅」。）

通　货　之　两

各种通货之两中，可算是通行全国的有两种：海关两与库平两；第三种漕平两，也通行于很广的地面。

海　关　两

海关两是海关征税所用的通货，然而它纯属虚拟，并不存在。查考下来，找不出任何迹象表明自总税务司署开办以来它曾在任何时候实际存在过，而今日它不通用则是确凿的。任何一处海关都不曾有商人拿海关两来完税；一成不变的做法是：一切关款都用本地通货照折率缴纳，而那折率是各处海关开办时议定的——如今海关共四十处。撇开银子成色的问题不论，它理论上的实重也无法确切查明。有一件一八六七年的官颁百两砝码，曾在广州用一八四六年的砝码校验过，据它算得为五百八十一点五五格令。同一年（一九〇五年）在广州另作的独立试验，得五百八十一点八三格令，而别的估数则自五百八十一格令至五百八十九格令不等。可以援据的唯一外部依据是条约。一八五八年英国条约所附的《通商章程》定：「一担一百斤，作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常衡磅」，于是一斤为一又三分之一常衡磅，一两为一又三分之一常衡盎司，合五百八十三点三格令；而一八五八年法国条约所附的章程则定一担为六十公斤四百五十三公分，据此算得一两为三十七点七八三公分，即五百八十三点一格令。

那么，海关两既纯是记账之币，而非帝国现行的通货，要查明它的值，最便当的地方是上海——一九〇五年该口所缴之税占该年海关总收数的百分之三十四。自半个世纪前该口开埠以来，此处的折率一直是海关一百两合上海一百一十一两四钱，其算法如下：

本地平称重，一百两。

加平色之差，二两八钱。

加成色，六两一钱六分八厘。

加熔销等费，二钱〇分四厘。

共一百〇九两一钱七分二厘。

按「上海公议」以〇点九八除之，得一百一十一两四钱。

（按：上海两的正名是「规元」，指的是那个公议、即默契：秤上九十八两了结记账之币一百两的债。）

其次要查明上海两的真值。作为其底子的重量是漕平两（见后），其等价算法如下：

秤重，一百两。

加成色，五两六钱。

共一百〇五两六钱。

按「上海公议」以〇点九八除之，得一百〇七两七钱五分五厘。

即漕平一百两合上海一百〇七两七钱五分五厘。

漕平两已查明重五百六十五点六五格令；若一百漕平两的纯银中有上海规元一百〇七两七钱五分五厘，则后者每两含库平成色的纯银

五百二十五格令。据此，海关两便等于五百八十四点八五格令的纯银；不过此处还须把银子的成色计入（见前）。

这个标准是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所定，六十年的光阴还不足以使它有所更改；而且凡对外通商的口岸，税收上都通行此制。不过即便是这种通货，其不变也要打点折扣。商人手边很少备着完税所用的纹银（成色一千）——理论上那是一切缴官款项的标准；他拿别的银子去缴，通常是本地的行银，那么按什么价收便成了与钱庄商量之事；钱庄既要向政府交出一定重量成色一千的银子，自然会小心收进足够抵其所负之数的别种银子。即便在这种通货上，另一个变动的因素是收付两价之差——一切官库、一切银号，以及那些字号硬到可以自立柜规的商人，无不如此；这个差额通常在千分之二点五至千分之五之间，其取法不是收佣金，而是干脆用两副砝码，一副收进用，一副付出用；其意是补偿称量无定重的银锭银块之劳，以及收进成色不明之银所冒之险与所需的行家本领。为这个做法辩解的理由，与外国汇兑银行对汇票开出不同的买价与卖价所持的理由相同。

库　平　两

除海关税以外，一切缴官之款都以库平两征收，惟以实物（如漕粮）或铜钱征收者除外。它在理论上通行全帝国，然而除上文所说收付两价之别外，仍有差异可寻。在一点上，这种两可算是「银号之币」——一种由此币折彼币的虚拟媒介——譬如我们看到：凡以两定额而以钱征收之税（其时常价为每两一千二百文），竟按二千、三千、四千文甚或更多征收；而凡以钱定额而以银征收之税，其折价则定为八百文甚或更少。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这也可以算作中国税务衙门的一种怪癖。正常标准的库平两是五百七十五点八格令成色一千的银；这是朝廷国库的收价（付价则轻千分之二），而各省库与这个标准的出入，有时竟大到百分之一。

凡涉及朝廷对外的债务，几种通货的等价定为：

海关一百两合库平一百〇一点六四二三三五两。

库平一百两合上海一百〇九点六〇两。

漕　平　两

作为通货之两的重量要素，漕平两通行于纳本色贡赋（主要是米）、并经海路或运河解往京城的各省，即江西、安徽、江苏与浙江；它也是北去海路上芝罘所用的正规之两，可是在天津——运河的北端、海路的卸货之口——却无人知道。可以颇有把握地说它重五百六十五点六五格令，不过这个标准始终有摆动的可能。它的重量多少是恒定的，各地之间相差不过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五（苏州漕平一百两按重量合上海漕平九十九点九〇两）；而通货之两则各地以不同的银色为本。在芝罘，标准是九百七十六；在九江与芜湖是九百九十四；在杭州是九百九十七。凡以高出多少来标银色的地方，如上海与长江下游，漕平的标准是二点七五银，折成库平标准便是九百九十九。

（原注：见前。）

各　地　之　两

可以说每一处商埠，除官家那几种两之外，都有本地的五六种、十来种或二十来种两，一概公认，一概通行；就是说，只要议定用它，每一种都是公认的通货，一如我们在重庆的通货上所见。不过通常——即便不是一概如此——这许多两之中总有一种被认作本地之币：凡未议明用别的，付款便用它；议定时也多半议定它；从别处汇来的款也折成它。因为即便在中国，人也觉得有必要对那万花筒似的纷繁加些限制，不然连中国的钱庄也要头昏。有时——却决非通例——这种公认的本地之两会把影响推及四围一定范围内的乡地；不过一般说来，即便乡下钱庄谋生之权也是被充分承认的，每一处地方都有权采用自己的标准。我记下了一百七十种公认而互异的通货，主要是从各通商口岸及其近旁搜来的。

北　京　之　两

京城北京是一处——可说是唯一一处要紧的地方——不曾有哪一种通货凸显出来成为本地唯一之两。既是京城，库平两自然极为显眼，一切官家交易都用它。此外还有三种两重的标准——公砝，五百五十五点七格令；市平，五百五十二点四格令；京平即二两平，五百四十一点七格令——又有两种公认的银色标准，分别是一千与九百八十。每一种两重（库平除外）都要照这两种银色各表一次，其结果是北京有七种两同样通行。设在那里的外国银行近几年采用了成色一千的公砝两为其记账之币。这几种通货中，除库平与公砝之外，还各因是「拉平」、是「空码」、是「行用」还是「十足」而有千分之六至千分之九之差；于是公砝一百两，若按行用，合京平一百〇二点八〇两，若按空码合一百〇二点七〇两，若按拉平合一百〇二点六〇两，而若按十足则只合一百〇二两。

（原注：每百两加二两、即百分之二，便得市平两之值；这大约就是其名之由来。）

天　津　之　两

在天津，我记下了通行的九种两，以及银子所折的两种标准。其中四十年来被认作「天津两」的是行平两，重五百五十七点四格令，成色九百九十二。不知何故，近来（一九〇〇年以后）又出了一种「新行平」两，重五百五十七点六格令，与那通行已久的本地之两只差其本身的万分之三点八，即不足千分之一，银色则不变；这种新两还不曾被普遍接受。中国人办银钱之事那种粗糙将就的路数，可举一例为证：海关一百两的真等价是天津一百〇五点二一五两；而五十年来完关税时，每海关一百两，中国商人付天津一百〇六两，外国商人一般付一百〇五两，而俄国商人办茶则付一百〇四两。一九〇八年又添了一重纠葛，见该年天津贸易报告中的一段：

「自一九〇〇年以来，该口通行的细丝银成色一直在稳步变坏，本应为九百九十二的成色竟低到九百六十五。事情在一九〇八年二月闹到头：道台出示晓谕，称条约既定关税须以纹银缴纳，自三月一日起，每海关一百两须按行平一百〇七两缴纳，而不再按此前所缴的行平一百〇五两。

外国商人一致抗议，随后于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又出一告示，称前示作废，此后关税仍可照行平一百〇五两合海关一百两缴纳；惟一切关税须以公估银缴纳。这又生出新的难处，因为外国银行手里只有通行的细丝银，不肯兑付注明『公估银』的支票。商人完税因此大感不便，或者只好缴细丝银，或者只好贴水向公估局所发帖的六家炉房买一张本地的票。情形简言之如下：中国当局执定商人依约有以纹银完税之责，无论本地通货的成色如何，都非如此不可；而商人一面则声称：通货之贬值当局要负责任，由此所生之损也该由当局承担。」

汉　口　两

在汉口，有一种两高出其余，被称作「汉口两」；汉口三镇虽是一处并非由对外贸易造成的大商埠，这种两却是「洋例」平，重五百五十四点七格令，银色为「洋例」银九百六十七。

广　州　两

在广州以及商务上附属于它的一大片地面——其范围越出广东省界——标准之两是司马平，重五百七十九点八五格令，是全帝国最重的商用之两；银子原先、而今在理论上，都折成成色一千的标准。这听去仿佛我们在这里遇上了对那普遍纷杂之币的一个例外，可以指出一种轻重与价值都划一的两，而且不限于一城，通行于一大片商务地面。然而钱庄这一关是绕不过的：无论在广州还是在这整片地面上，我们虽见司马是重量的标准，却通常要打折扣而有所变通——各个次级标准的折扣是有定的，而这正供给了中国凡由此地到彼地、由此号到彼号、由此账到彼账的过付所必须有的那点变幻。这些次级标准以其对司马标准的千分比为名；我所记下的有九百九十八、九百九十六、九百九十五、九百九十三、九百九十二、九百九十、九百八十八与九百八十六各平，其重分别比标准司马轻千分之二、千分之四、千分之五、千分之七、千分之八、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点二与百分之一点四。从前银子总按成色一千计，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或多或少被砸凹打戳的银元——主要是墨西哥鹰洋——已经完全取代了银锭；大宗交易的付款一概按重量而从不按枚数。其结果是一团奇妙的杂烩：总得说明所指的两究竟是「洋银」（成色九百）之两还是「纹银」之两；若是后者，付款便用那种粗糙将就的办法，把银元之银多称出一成。近年又混进一种做法，使问题更为纠缠：付款有两成用小银币（成色八百），而这个比例究竟是一成五还是两成五，或许还要讲一番价。这便是一件如今在世之人记忆所及的退化之例。撇开何谓「纹银」这个问题不论，一个含纹银五百七十九点八五格令的两，先成了五百七十四点一格令的两，末了又成了五百六十一点四格令的两；而如今（一九〇六年）既有以二角小洋全然取代银元之势，这个两便正走在成为一个含纹银五百一十点三格令之两的路上。这些数目又都要按各次级重量标准按比例减下去。

上　海　两

现在我说到中国商务之都上海的通货。官家的两与别的特例之两且不论，我先要指出：外国生银的交易独用广州的标准（一两合五百七十九点八五格令）；这个做法起于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之时，后来外国银行与商人把广东人带到上海充其头一批买办与银师，便沿用下来，又因积习相沿、又因凡与贵金属打交道时总要尽可能多添几重折算的痼习，而被奉为神圣。其次，上文所述的漕平两在上海及其四围一大片地面上完全通行、完全公认，是中国人经中国钱庄往中国各处汇款的寻常之币；譬如汇往汉口，先由「上海两」折成漕平两，再折成「汉口两」。末了，此地正当的银钱与商务之币是「上海两」即「规元」，它也是华北与长江流域贸易国际汇兑的标准，别的本地通货的行情都是由上海之币的价折算回去的。当日的汇价被商人认作两种固定通货之间的折率；然而若以伦敦的汇兑为例，其中一种通货代表着财政上不可移易之物，而另一种——那些盲目以这个汇价为一切营运之本的外国商人，真不知有几个能走进一家中国钱庄的银库，替自己称出一个上海两来，哪怕假定他们认得所用砝码上的字。上海两之值由三样东西构成：重量、银色与一项公议。秤上的重量是五百六十五点六五格令的漕平两；银子折成以库平一千为本的九百四十四之标准；而公议则是：这样重量、这样银色的九十八两，了结「上海规元」一百两之债。要充分明白何谓上海两、如何弄清它、弄清之后又能拿它做什么，让我们看一看在今日情形下做一笔汇兑要经过哪些手续。自然，在上海也像在伦敦一样，商人通常是开一张支票，银行据以给他一纸汇票；不过总有某处某时要有一笔现银的交易；要彻底明白这情形，我们须看看在上海有什么相当于伦敦商人那个举动：他把一千金镑拿到银行，照汇价换一张开往巴黎、值二万五千一百五十法郎或二万五千一百七十五法郎的汇票。且设一个简单的情形：我们这位上海商人要把满满一箱银子汇出去（他若要凑成一个整数的上海之币，那就另添几重纠缠）。箱中的银子是每只约五十两的细丝银鞋，成色各不相同。这些鞋若已用墨笔写明租界公估局此前看色的结果，那么起首这道手续便不必再办；可是它们若是在贸易中自别的口岸来的，或者上一次看色是华界的公估局办的，那么原有的字样都要洗掉，银子须送到该送的局里去。在那里每只鞋过秤，把结果写在一面；随即看色，按试金石上的颜色所示，把它与某一标准之差（通常是加数）写在另一面。这个成色之差是整只鞋如此，不问其确重——确重在四十九两到五十四两之间——不过鞋重超过五十两的，每超一两加〇点〇五。于是若银色是二点七〇，则重四十九点七五两或五十点〇五两的鞋加二点七〇，重五十一点二五两的加二点七五，重五十二点一五两的加二点八〇，依此类推。且取这样两只鞋，分别重五十两与五十一两，成色分别加二点六〇与二点四〇，两只合起来便是五十加二点六〇、五十一加二点四〇，共一百〇六两；此数以〇点九八（上海的「公议」）除之，得一百〇八点一六三，便是这两只鞋合多少上海两。这笔交易若只用上海之币，到此便完了；整套手续相当于伦敦商人从现款中取出一百〇八镑三先令四便士去付一张账单这一个单一的举动。可是如今我们还要把它与外国汇兑接起来。首先须注意：今日上海不用别的通货，别的都实为记账之币，付款时须先折成上海两。譬如政府偿付债款或赔款，并不用构成库平两之币的库平（「国库」）砝码与纹银（成色一千），而是按一百〇九点六〇之率以上海之币缴付，其算法如下：

库平一百两之重合漕平一百〇一点八〇〇两。

加两只鞋纹银的成色，五点六〇〇。

共一百〇七点四〇〇。

以「公议」〇点九八除之，得一百〇九点五九二。

加火耗，〇点〇〇八。

共一百〇九点六〇〇。

海关税亦然：商人按一百一十一点四〇这个定率以上海两缴纳，从不拿条约所定的「海关两重之纹银」去缴。

现在说到汇兑这桩事。我们先要找出兑换的平价，为此须求得用外国记法表示的等价。上海之币所用的重量是漕平两，即五百六十五点六五格令；纹银的成色加数是每锭二点八，中国人拿它当作百分之五点六用；而「公议」是〇点九八。因此，一漕平两的纹银合上海一点〇七七五五两；而一上海两含纹银五百二十四点九三格令。一盎司英国标准（〇点九二五）之银含纹银四百四十四格令，合上海两所含之数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六；要得上海两的兑换平价，便须把伦敦生银之价以〇点八四六除之。实际的汇价自然要受求售与承购汇票的供求所左右；不过银块之值涨落既大且频，这中间便有一个始终存在的不稳之因，是不能不计入的。我们这位上海商人一旦经历过这样一连串的摆弄与推算，多半会觉得自己的时间太值钱，不值得再来一遍；而事实上，此后他便把这类事情交给买办去办，直到有一天他与他伦敦的同行站到同一个地步上为止。

（原注：此处还须按银子真正的成色标准加以修正（见前）。）

牛庄的过账银

有一种币制上的做法使人想起旧日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银行之币」，不能不提一提。在牛庄，本地之两是五百五十五点一格令、成色九百九十二的银。除铜之外，金属在市面上流通极少（或者说，战事或已使情形有变，故当作曾经如此），银子通常存在钱庄，钱庄只许在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头几天提取，却许由此账过到彼账。这种「过账银」是了结一切商务交易的唯一用币。存入之时以及每逢季日展期之时，存户都得记入一笔升水，其高低随银根松紧而变，不过在寻常太平之日在千分之二至百分之六之间。汇兑的行情也一概按过账银而不按现银开列。一笔寻常的汇兑手续如下：

存入现银，牛庄一百两。

存入之升水，每锭一点六〇，共三两。

记入过账银一百〇三两。

汇水升水百分之三点二五，三点三五。

合上海一百〇六点三五两。

可以指出：兑换的平价是牛庄现银一百两合上海一百〇四点八九两。上面所列的升水之率，如前所述是寻常情形下的；至于战事的重压对银根与钱庄财势的影响，可于一九〇四年最后一日的行情中见之：现银一千两合过账银一千三百五十八点五〇两（开价每锭七十二两）；过账银一千两合上海七百八十五两。

这些数目显出钱庄在保自己的库存：表面上是为存款给百分之三十六的升水，而为提款收百分之二十二的贴水，不再给升水。不过这样算下来，现银交易的兑价便是牛庄一百两合上海一百〇五点六五两。

外国钱币的传入

一个外国人，就他个人而言，不愿在口袋里揣着一块四磅重而又无法分割的银子；他同样不愿揣着六磅重的铜钱，作为他所习惯的银元的唯一零钱；他也不愿对自己掏出来付小账的银子成色一无所知。这些在本国人看来似乎不言自明；然而要说明外国钱币何以会传入中国，就非把这不言自明之理说出来不可。

在北方与中国的中部，这些钱币一直只是外国人过日子所用之币，从不曾进入中国人的贸易；而外国人要享用一种可以信得过的钱币这份奢侈，是要付代价的。同样重量、同样铭文的一枚钱币（银元），在上海要比在广州贵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无论以黄金、以银两还是以货物计价皆然；不过在上海它仍是钱局出来的原样，而在广州它是被打了戳的。在南方，机敏得多的广东人与福建人接受了外国钱币，可是接受的方式极富中国色彩。钱币是官家所保的一定重量的某种金属；中国人认它所值几何，可是外国钱币一落到头一个钱庄或商号手里，便被「打戳」——打上一个约八分之一英寸见方的字，于是便给了商家与个人一纸凭据，证明那作保的政府是真的。此后每经一家钱庄便再打一次，到末了，打满戳子的银元便像一片锤花的银饼、甚或像一只银碗了。

外　国　银　元

最先传入的银元是卡洛斯（西班牙）银元，因其图案——海格立斯双柱——又称「双柱」元。多年之间，这是中国人唯一接受的外国钱币；它昔日盛行的一段离奇遗迹可见于长江边的芜湖：那里所余不多的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初未打戳的样品，估计总共不过四十万枚，却是一种极受欢迎的交易媒介，通常比其实值有百分之三十甚或百分之四十的升水。整整八十年间，查理四世（公元一七八八至一八〇八年）的银元一直有至少百分之三十的升水，而其前任与继任者的则无；起初这种升水通行于自广州到长江的一大片地面。六十年前墨西哥鹰洋传入，广州爽快地接受了它，卡洛斯元遂被「废币」。然而在上海与长江流域，卡洛斯元却站住了脚，是外国银行与商号唯一的用币，也是销售进口货、采买出口货以及开列汇价所用之币。太平之乱的荼毒使进口货的消费受限，而卡洛斯元虽从世界各处搜罗，进口有增，却仍很快被逼出升水：到一八五五年升水已达其实值的一半，一八五六年逾八成；于是出现了一番奇景：同一天，广州的汇价是每（墨西哥）元四先令七便士半，而上海的汇价是每（卡洛斯）元七先令九便士。情形闹到不堪忍受，于是择定一日，把商人在银行的账目按单位对单位，自一种含纹银三百七十四点五格令的通货（卡洛斯元），转到一种每单位名义上含纹银五百二十五格令的通货（上海两）上去。我写这几行时，手边正放着一枚卡洛斯元，是一九〇六年在芜湖以一点四〇墨西哥元买的。其径一点五六英寸，重二十六点〇八公分，合四百〇二点五格令，比足重的墨西哥元轻百分之三以上。正面是戴桂冠的王头，铭文作「一八〇八　卡洛斯四世　蒙上帝恩」。背面是一面四分的盾，上有卡斯提尔与莱昂的纹章，交错着三朵百合花，盾上冠以帝冕，立于两柱（海格立斯双柱）之间，柱上有卷带，题着「更向前」；铭文作「西班牙与印度之王」，并有「八里亚尔」的记号。边上照例有齿，纹作点线相间。正面用黑墨打着一个图记，当中是一个汉字，那是某家中国钱庄的保证。在台湾，打过戳的卡洛斯元一直照其实值充作寻常之币，

（原注：一八九五年淡水为办茶季输入过这种银元二百二十五万枚。）

直到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领之时。其次被接受的是墨西哥元，中国人因其图案——一只鹰爪抓着仙人掌——而称之为「鹰洋」。虽然屡有人想取而代之，它在民间的声望却从不曾被动摇。三十年前传入过一种美国「贸易银元」，可是国会的智慧断定它应以分量压倒对手——四百二十格令，而墨西哥元为四百一十六格令；在这个精明的民族中间把这两种钱币并行流通，其自然的结果是：较重的那一种立刻进了熔炉。此后是日本银元（圆），也颇得了几分人望；可是这种钱币一改用金本位，它作为单本位银币的铸行便告终结。后来的英国与法国贸易银元并未大为得手，或许日俄战争爆发以后稍好一些。

中国的银元与辅币

中国人自己也看出了钱币的用处，在几处省城设了大规模的铸币厂。他们那种沿用已久、用模子铸出来的铜钱是粗糙之物；可是钱局最先造出来的精致的冲压铜制钱却不受欢迎；而这种钱的铸行既使政府赔本，便没有续办。钱局随后把心思转到银元上，造出了好几千万枚。这些中国银元完税时并不被爽快收受，即便收了也是按重量而不按枚数；它们没有鹰洋的声望，而只有一省的保证，出了铸造之省便要打折扣才能流通；它们若有生命力，本会搅乱钱铺的算盘；它们又不给钱局带来铸利；于是近年来每年的产额只以千计而不以百万计。近年来钱局的气力都用在铸辅币上。先是一角与二角的银币：它们成色八百，而银元成色九百，于是从钱局出来每元可卖一百一十分而仍有利可图；这些辅币因发行之价与实值之间有余地，又因这个余地容得下小小的投机，便在小钱铺中间流行起来。随后是铜元，如今是最通行的钱币，因为它的兑换之值高于一元的百分之一；而钱铺既能从贬了值的银辅币上取利，也就能从涨了值的铜币上取利。游客到上海的外国银行凭信用证取款，若要收若干元若干（譬如七十四）分，那零头的分数中，七十分会给他贬值的银辅币，而那四分则给他三枚铜元加两文制钱——因为按当日的兑价，三十二文合一元的百分之四。这最后两句是我一九〇五年写下的原话，我照旧留着，以见这种钱币贬得何等厉害。十二个月后，即一九〇六年七月，游客那七十分照旧收贬值的银辅币，而那四分却不再给三枚铜元加两文制钱，而是收到四枚铜元——实值不过〇点〇三五七元。

总　论

在中国，币制的上层纯粹是重量，中层是重量与信用之币的合体，底层则是一种自立门户的钱币——它既不从这一串里任何别的单位得到支撑，也并不绝对地给它们支撑。最上层是两（不妨称之为「盎司」，那就更易体会），付款的方式与提取一批银条一模一样。其次是银元：它虽是钱币，却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法偿，而中国钱局所出的那些，上面刻的通常不是「元」字，而只是「七钱二分」；虽然这样刻着，银元与银两之间却无处有定率，而是按行情逐日涨落，波动幅度在百分之六以上。再次是银辅币，本是银元的零头，却有一个浮动的兑价，使得银元今年可换一百一十分，明年只换九十五分。再次是铜元，有几省的钱局刻着「值一元之百分之一」，另几省刻着「当制钱十文」，可是从来不被当作与银元相关联；无论就它与银元的关系还是与制钱的关系而论，它都是一种信用之币，实值不到其名义之值的一半。最后是铜制钱，百姓的通货。如今有人要求中国在这一串彼此不相关联、每个单位都处在不稳平衡之中、本身既无定、与别的单位之间也无定的通货里，引入条理与划一，并使她所采用的任何钱币或通货具有法偿的资格；而她的百姓生来的脾性，却是不认任何钱币、任何通货为法偿，而要它们统统接受那卑微的制钱去以物易物。她该从哪里着手呢？她是该取她那根本之钱——今值万分之一镑的制钱——在它上面建立起来么？凡先替她那耐劳勤苦的百姓着想的人，都会觉得这是自然之途——那些百姓的当家人每日以六便士养活一家，正是靠着这微之又微的一文，才养得舒坦。还是该先顾她国际汇兑的更大利益，以及那一大群在帝国各处分销货物的银行家与商人的利益呢？

把上面所写的乘以一百，便能对中国的币制问题略得一个概念了。要整顿它，表面看来自然不比在英国推行米制更难；而且它背后所应有的民意之力还该更大些，因为把四万万人的币制简化，所得的宽解当十倍于把四千万人的度量衡简化。不过这是先假定那四万万人正呼吁求宽解；而我们须先看清呼吁整顿币制的究竟是谁。头一个是外国商人，他迫切需要金银之间的汇价稳定，而要做到这一点便须有一个固定的货币单位，那又非铸币不可。至于他因此还能摆脱对买办的依附，这一层他并不觉得动心，因为他多半不明白双方的相对地位，而他鼓吹的劲头也因此弱了几分；再者，在中国的欧美字号连受保护的种族（譬如英属印度来的）在内、连分号在内，也不足一千家。其次是外国银行，共十家；它们或许会想：汇价急剧波动所带来的利润——其起因它们是先知道的——可由汇价确定后正当贸易的发达来补；它们也或许会拿自己新得的、可以自守库银的本事，去抵消替人把款项从一种币制折成另一种币制所得的利。中国政府会欢迎任何能给它必须从税入中拿出去偿付各国赔款之数划一条界限的办法；而作为一个法人之身，它也或许愿意有一种划一的通货来收付赋税。除此之外，任凭想象怎样驰骋，也搬不出别的支持之力来。中国一切既得之利都会反对这个更张。政府中人以个人而论，自北京最高的大臣以至最卑微的佐贰之员，即便不公然出声，也会默默加以反对。收税之人连同他的帮手与仆役，又有他那枝叶繁多的一族作后盾，必会拼力抗拒任何要他把从纳税人手里收来的钱原封缴进库里的责成。中国钱庄那个势力雄厚的团体——欧洲还不知有此门学问时他们便已结成行会——只有在给他们看出比现状更大的利之可图时，才会接受这个更张。买办与银师，可以断定必尽其所能抵拒任何要削减他们特权与利益的尝试。就连中国的商人与店家——他们本会从币制的简化中大得其益——也会反对现行之制的更张，因为在现行之制下，人人都满有把握地指望在斗智之中占上风。在这类问题上，无产之众通常是中立的；可是在中国，一个最下等的苦力——辛苦做上一整天挣六便士——也肯花一个钟头的工夫，去在兑换上赚到相当于十分钟的工钱。

六度量衡

这个帝国的币制虽乱，却总还有人管着——管它的是钱庄与钱铺，而所为者也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操此业已经好几百年，是训练有素的。至于度量衡的情形，则简直是混沌本身，所加的管束微乎其微。在这个政府职能行使得软弱、而组织又极为民主的国家里，商人理所当然地用着两套不同的量器——那在近代化的国家里是犯法的——买进用长的或重的，卖出用短的或轻的；而政府的干预，所取的形式不过是每隔大约一百年下一道谕旨，或者偶尔出一张告示，而那告示上的墨迹一被雨水冲掉，也就没人理会了。行会对于本会所认的量器，多少想保住一点本地的划一；然而它们并无官面的职分，所用的力气主要是要在本会同人之间保持公平交易，其宗旨正是纽约那位政客的名言：「公众见鬼去罢。」不过在这片混沌之中，贸易若要行得通，总得认几条公议，而理论上的定准也还找得出来；只是须立刻说明：任何一地，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定准，而此地的行业定准与彼地的并不相同。

说到中国通行的理论体制——即度量衡表——英语民族比谁都更易明白，因为他们自己那套体制里各种量度彼此也毫无共通的关联；联合王国与合众国所用的表并不依一种进位，而是轻快地从十二跳到二十，从七跳到四，从十进跳到十二进。在最后这一点上，中国人要明智些：除两处例外，他们的表都以纯粹的十进为本；可是在不顾各种量度之间共通关联这一点上，他们与我们是一样的。

他们的表在理论上虽大体以十进为本，可是中国人若在把这个道理施之于实际时不弄出点出入来，那就不是中国人了；而那些出入是公认而被接受的行规与地方习惯。譬如表上说一百斤为一担；然而在厦门，靛青一担是一百一十斤，白糖是九十五斤，红糖是九十四斤；米一担在上海是一百斤，在厦门是一百四十斤，在福州是一百八十斤；漕米定章一担是一百二十斤，而在南京是一百四十斤。举这些已足以说明这一类的不规矩；不过本章大体上只打算讲各地有关行会所认的定准。

重　量

一如英美十六盎司为一磅，中国十六两为一斤——这是那两处非纯十进的例外之一；再上去，一百斤为一担。在实用上，寻常货物的数量通常、而在精确的账目上则一概以斤这一个单位表示，即便数目以百万计也如此；而贵重之物如麝香，则以两计，即便数目以千计。外国人普遍所知的那个斤，是条约所定、用来征收关税的斤：英国条约定为二十一又三分之一常衡盎司，法国条约定为六百〇四点五三公分，两者相差〇点四公分，即六格令。这纯是加于外国商人、或由外国商人所加的一个武断的标准，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是个整数，而与广州通行的商用标准极为接近——那个标准实重二十一点二一常衡盎司，是英国商人最初接触到的，一百年前他买茶买丝用的便是它。在广州及其附近还有别的标准，按那些标准，一斤自十九点六八盎司至二十二点〇六盎司不等。在上海的贸易地面上，有一个供中国人对外交易之用的标准，一斤为二十点四盎司，而正规的行会之斤是十八点六盎司；苏州行会之斤是十九点七盎司，充漕米之用的是二十点六盎司，售油之斤是二十三点二盎司，售糖之斤是二十七点二五盎司。在杭州有十七种不同的标准，自十六盎司至二十四盎司不等，在各自的行业里一概公认；而全帝国所知的斤，自十二盎司至四十二点五盎司不等。

容　量

中国的容量之表自石以下分十六个十进的等次，直到千万亿分之一；常用的是斗（十分之一）、升（百分之一）与合（千分之一）。容量的量器除米谷之外很少用，而米谷的批发通常也按重量卖；至于液体，如油、酒、糖浆之类，则几乎一概按重量卖。漕粮在串票上是按容量定额的，可是征收时一般按收税之人所定的折率折成重量，若不是按收税之人所定之价折成银钱征收的话。漕粮之斗（我们不妨称作配克）容六百二十九立方英寸（十点三一公升）；而帝国各处另有不同的斗的标准，自一百七十六立方英寸一直到一千八百立方英寸。

长　度

长度之表按十进分到一尺的千万分之一，往上则十尺为一丈。外国商人所知的长度单位是尺，通称「呎」，由条约所定，海关量布即用它，合十四点一英寸；这在广州找不到确切的对应之物——广州的木匠尺是十三点八英寸，裁缝尺是十四点八英寸。土地有时另用一种专门的标准量，不过中国各处通常用木匠尺量：广州以穿城而过的一条线分为两县，此线以西量地用十四点七英寸之尺，以东用十四点八英寸之尺，那便是广州的裁缝尺。在上海，裁缝尺是十三点八五英寸，木匠尺是十一点一英寸；官丈地尺是十二点一英寸，而寻常过户量地所用之尺是十三点二英寸。在南京，木匠尺是十二点六英寸，而量木之尺是十三点五英寸。在苏州，裁缝尺是十三点四五英寸，而量布之尺是十一点一英寸。在肇庆，木匠用十四英寸之尺，而在同一座房子上做工的泥水匠却用十三点六英寸之尺，地砖则按十一点一英寸之尺制作。这类前后不一之例可以举之不尽；只须说：中国各地尺的标准自八点六英寸至二十七点八英寸不等。

道　里

中国人不大讲究道里的精确丈量，对荷兰人以抽了几袋烟来量运河船程的办法，想必深有同感。理论上的单位是有的，那便是里，合一千八百地尺；可是地尺既然全帝国不一，里自然也不一——倘若真有人肯去量它的话。按十四点一英寸之尺计，一里当为七百〇五码，即十分之四法定英里。在实用上，它是一个负担的脚夫走十个钟头一日路程的百分之一；在平地上这约合三分之一英里、半公里上下，而在山地则出入甚大。照中国人的算法，若到华盛顿山顶是五十里，那么循原路回到原处却可能是二十五里；同样，说一座山高一百英里也是有的——那是按路程算的。

地　积

地积之表是纯十进的，单位亩一直分到千万分之一；一百亩为一顷。而亩的算法里正有中国那两处非十进之例的第二处：一亩是二百四十平方「步」或「弓」，每弓长五尺，故合六千平方地尺；可是地尺既不一，亩也就不一。上海的「习惯」亩恰好是英亩的六分之一（七千二百六十英方尺）；而全帝国的亩自三千八百四十英方尺至九千九百六十四英方尺不等，另有一种标准竟是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八英方尺。

中国量器的种种乖僻，若要再详加胪列，非一卷书不可；不过已经写下的这些，多少也足以指明那些被奉为定准之物何等无定，以及那些被要求接受划一之制的人心思如何。人或许会举别国为例，说秩序已从混沌中演出、划一已从纷杂中演出；然而须记得：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它是十来个；它是一片大陆，有着一片大陆的人口与纷杂，有着几百年来把百姓的心思定型的天生积习，又有着一个古老文明抗拒一切更张的天然固执。

七治外法权

治外法权这项特权，在三十年前、甚至更近的时候，人们更常称之为「域外法权」。论这两个名目，皮戈特爵士有如下一段话：

「『域外法权』与『治外法权』两词，有些著者视为同义；另一些则以为前者指使臣及其随员的特权，后者指东方据以设立领事裁判的条约特权。不过这两项特权更确切地说都该叫『域外的』，享有它们的人所处的地位则叫『域外法权』。至于本国当局对这些享有特权之人的管辖，则是『治外的』。」

（原注：皮戈特《域外法权》，一八九二年。）

尽管有这番论断，「治外法权」这一串堂皇的说法还是占了上风，如今治人者与被治者都一概用它。本章所要说明的，是这项例外的特权如何起源，以及它是怎样运作的。

在最早的年代，行旅之人并无法律保护；推罗的航海者沿地中海各岸而行，所能得到的权利只是他所能买到或所能强取的；他既不把本国之法带在身边，也无权要求他所寄居其间的那些人的法律给他庇护。随着罗马疆土的推广，罗马和平也随之推广，每一个出行的公民都在罗马法的护翼之下；所确立的道理是：罗马人凡在罗马以外，便享有治外法权——他不必服从「外国」的属地之法，而是置身其外，继续享有本国之法的庇护。这项特权的一个回响，可见于公元八二四年洛泰尔代其父虔诚者路易加于罗马人民的那部宪章：城中每一居民都须自择其所愿依以生活的法典——罗马法、法兰克法或伦巴第法——此后便依所择之法受审。其中所含的道理是明摆着的。人们认为这样是不公的：譬如一个法兰克人，依其本国之法本可以出赎杀金了结一桩杀人之案，却因偶然住在一座在他仍属外国的城里——虽然那是帝国的京城——便被迫领受在他看来残酷而报复的死刑；而他既要替自己保住本国之法，却也不愿把它强加于罗马人民、或强加于不到一百年前还是这座城的主人的伦巴第人。在罗马的法兰克人完全享有治外法权，而罗马在名义上又是法兰克人的君主所有。

英国的爱德华一世于一三〇三年把他的《商人宪章》颁给住在伦敦的外国商人，以增加关税为交换，给了他们许多有利于其贸易的可贵特权。其中有一款规定：凡外国人与本国人之间的讼案，陪审之人一半取自伦敦人，一半取自与那外国当事人同城之人。

西方与东方头一次在不足一矛之长的近处平等相遇时，人们发觉两家的法律是不相容的：当日商务的开路人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没有一个肯自愿、也断断不能指望他去服从以《古兰经》的严令为本的伊斯兰之法；而先知的信徒也没有一个肯服从一部以教皇为首要诠释者的法典。要哪一方去遵从另一方的法律，是想也不曾想过的；欧洲国与国之间尽可施用属地之法，可是要把两种迥异的文明的法律程序融为一体，那便是把油与醋和在一起。这问题其实是单方面的，因为从不曾有伊斯兰教徒走出他的羊栏；于是那位帕迪沙便干脆了当地了结此事：吩咐那班异教徒依各自的风俗去审断、管束并保护自己的国人。当通商各国尚弱而伊斯兰之国尚强之时，这样造出来的国中之国所生的麻烦，不比罗马公民随身携带的那种古老庇护更多；可是年深日久，土耳其之国失了昔日的威力，欧洲那些组织更强的国家进了场，于是治外法权这项义务便成了一项权利——凡强到足以取之者皆得主张之，凡在列国之林者皆得享之，并经与各国签订的《通商条款》正式认可。这便是土耳其帝国以及如今或从前隶属于它的诸邦中治外法权的宪章。

起初自然的设想是：行旅之人既有权受某种法律的庇护，便随身带着他的法律；可是渐渐地，在那些政事以法为本而不以治者之意为本的国家的历史上，法律成了至上之物，而属地之法从不曾为讨好一个偶然到来的过客而被搁置一旁。这如今已是通例，土耳其的《通商条款》不过是中世纪的遗留罢了。欧洲人初到远东时，并不曾想过自己有权随身带着本国之法；服从属地之法，不过是他冒险生涯中的一桩常事，在他的盈亏账上是早已算进去的。加尔各答的黑洞，正是当日英国人在印度任何地方一旦脱离英国旗的庇护便可能受到的待遇的典型；在中国的葡萄牙人，只有安分地待在澳门那一小片半岛上，才享得着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而在日本的荷兰人被圈在出岛，虽获准独占一桩有利可图的贸易，此外却任凭日本人的喜怒摆布。到十九世纪之初，住在中国的英国人与美国人被限在广州的「夷馆」即商站之内，蒙恩准许他们为活动筋骨而朝一个方向走一百步、再朝另一个方向走一百步。他们大体上受的待遇不坏，因为那对他们如此有利的贸易，对中国人同样有利；只要他们守法，便无人来扰——不过所谓守法，是守中国之法。他们觉得难堪的是：没有律师替他们讲解本国之法，没有固定而确切的法律可以援据，对法律在某一案上如何施用毫无把握，而对执法之人将循何路而行却又毫无疑问；然而这一切都是他们那个地位的常事，而财富积聚之速，使他们住上很短的日子便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尘土从脚上抖落。于是这个地位就被忍了下来，属地之法也就服从了——就我们所知的英美人的性情而论，大约是一面嘀咕不已，一面却并不公然反抗。

我无意描述中国监狱的情形，也无意说明取证与取供所用的手段，更无意论证中国百姓何等迫切地需要约翰王《大宪章》中的那一条：「对任何人，我们决不拒绝或出卖公道。」以迥异的文明为本的法律之不相容，没有哪里比在中国更为分明。在那里，破产之法是不可能有的：欠债之人自己的产业若不足清偿，不足之数须由其父、其兄弟或其叔伯补足；欠债之人若潜逃，其至亲立即下狱；欠债之人若回来，便被下狱久囚，只要他还找得出每日的饭钱，便一直关着，直到债款全清或人死方得脱身：这便是法。一八九五年丁汝昌提督被迫交出威海卫与他的舰队时，自杀身死；他

这一勇决之举，在名分上是死在投降之前，从而使他的至亲——父、母、子、女——免于斩首，家产免于籍没；因为统兵之将失守朝廷要塞，依律便是这样的罪：这便是法。从前有一名英国炮手放礼炮，因一时疏忽未把炮弹取出，以致打死一名中国人，他被拿去审了处死；而一八三九年在广州，英美水手闹事之中有一名中国人被杀，官府便要求：若查不出凶手正法，便把那一伙人全数交出处死：这便是法。动机是从不计入的。一元抵一元，一眼抵一眼，一命抵一命，而这一切都是为着皇帝与他的代表：这便是中国之法。对于继续服从此法、以及服从其专断不公的施用，反感日益增长；及至中国官府公然行了侵犯之举，把广州各国商人的财产扣押毁去，把那唯一准他们居住、犹如犹太区的「夷馆」烧掉，又把他们强行逐出中国的土地，英国人遂拔刀而起，一八四二年之战随之而来。所毁的动产是鸦片，因此这场战事通称「鸦片战争」；这个名目无论对美国人还是对英国人都取得不当，因为这场战事的直接结果，是美国政府订得了一个条件比英国条约更为优厚的条约。其实这场战事的直接起因，是人们愈来愈觉得生命财产须得更好的保护，而这后头的根本之因，则是两下的关系总体上须得改善。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断言：叩头才是这场战事的起因。用卜舫济博士《中国史略》中的话说——「与中国的第一次战事，不过是极东与西方那场角力的开端：东方不肯在外交上或商务上与西方各国平等相待，而西方则坚持自己有被如此相待之权。」

一如自始以来的通例，为西方争得权利，其战阵之重都由英国承当，而她因战事所得的特权，便成了此后进场的一切西方国家的共同遗产。平等相待在一八四二年于纸上让了出来，可是这项让与在实行上还大有未尽之处，摩擦仍旧不断。两边自然各有其过——一个大胆进取的民族与一个较弱、而惯于以诡谲迂回来补其力量之不足的民族相接，尤其在商务上，从来如此；不过一切之下所潜伏的，一边是要求平等相待与治外法权，一边则是对这两样都执拗不肯让与。于是第二次战事势在必行，法国与英国联手；美国与别的有关各国第二次进场，与英法两国公使同时订得了内容相同的条约。这些条约——英、法、俄、美于一八五八年各自签订，普鲁士与北德意志联邦于一八六一年签订，别国于其后几年签订——至今仍是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自由之宪章；而其中每一个，除「最惠国」一款之外，都含着治外法权的条款。

与中国最早订约的是俄国：它的使臣取道西伯利亚而来，它的移民与武力在阿穆尔与中亚那条长长的边界上与满人和汉人冲突不断。这些条约中最早的一个，是一六八九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其第六条有如下规定：

「此后两国之人若有越境而犯劫杀之罪者，即行拿获，送至本国边界，交与该处地方长官，由其按其罪处以死刑。」

一七二七年签订的《界约》（又称恰克图条约，因批准书在该处互换）第十条有如下规定：

「越境盗窃驼畜者，交其本国之审官，判令照所盗之值十倍偿还，再犯则二十倍；三犯者处死。」

一七六八年签订的恰克图补约，对拿获与引渡罪犯有详细规定，其中有这样一条：

「中国之人有行劫掠之事者，不论何人，一概交与管辖外藩之衙门处死；鄂罗斯之人则交与其元老院，处以同样之刑。」

如此，早在与任何海上国家订约之前一二百年，治外法权的道理便已被接受：刑罚由有关两国商定，而犯人则交给其本国的审官——依其本国的法律程序审断定罪。

一八四二年因该年战事而签订的英国南京条约，含有关税划一与英国官员平等相待的条款；而涉及领事裁判的，只见于第二条，大意是：领事「为中国官府与该商人之间往来的媒介，并照料此后所定中国政府应得的正税及别项，由大英国子民如数完纳」。

一八四三年的虎门补约含有引渡的条款，其后所附的是《英国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章程》——那是全权公使兼商务总监督璞鼎查爵士于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在香港出示公布的。这些章程中的第十三款，在规定「争端应和平了结」（即以仲裁或外交手续了结）之后，有如下规定：

「至于英国罪犯之惩办，英国政府当制定所需之律，由领事授权施行；至于中国罪犯之惩办，则由其本国之法审断处罚，一照议和后在南京往来文书中所定之法。」

这一款就其形式而论，本是给中国的一项让与，为的是约束外国船上不守规矩的水手。要等到美利坚合众国——它随着英国炮声之后和平跟进——才来补这个缺口，把那唯一的条件说得更明白：正是这个条件，使美、英、德或别国的商人得以安享其商务之果，使他们的传教士得以平安从事其神圣之业，而所受制者是他们所隶之国的法律，不是他们所居之国的法律。一八四四年七月签订的望厦条约，第二十一条如下：

「中国之民对合众国之人有犯刑事之罪者，由中国官府依中国之律拿获惩办；合众国之人在中国有犯罪者，只由合众国领事或别的奉有此权的官员依合众国之律审断惩办；而为杜绝一切争执与不平，两边审断务须公平无偏。」

一八四四年十月签订的法国黄埔条约，也有类似的规定：法国人

凡被控有罪者，应「交由法国法律依常规处断」；不过它还把治外法权的道理明白宣示出来：

「凡本约所未载而情形相类者，一体照此办理；其道理是：法国人在五口所犯的罪与过，其惩办始终依法国之法。」

其中的道理，在英中之间的《烟台条约》（一八七六年）中说得更明白，在一八八〇年的《中美续约》中又说了一遍；后者第四条如下：

「中华帝国境内，凡合众国之民与大皇帝之民之间起了争执而须由两国官员查办断结者，合众国与中国两政府议定：此类案件应由被告一方国籍的该管官员审断。原告一方国籍奉有正式授权的官员应准其自由到堂听审，并按其地位以礼相待。为求公道起见，凡观审所需的一切便利均应给予。他若愿意，有权传证、讯证与诘证。他若对审断不满，准其逐条抗议。所用之法，为审案之官所属国籍之法。」

这便是自那以来各缔约国与中国议约时所采的道理；按与各国订立第一个条约的先后为序，这些国家是：俄国、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与挪威、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日本、秘鲁、巴西、葡萄牙、墨西哥。

这便是治外法权，由两场战事与同十七国所订的条约所得，而其废止或更改须经其中每一国同意。凭着它，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无论其人身还是其财产，都不受中国法律任何一条的管辖，而是随时随地有权受本国之法的庇护，由本国官员施行。住在中国的人对于这项权利之必要并无两种声音，而各国政府也承认它是其国人得以留在那个国家的唯一条件。如今我们要看一看这项权利由领事、商人与传教士如何施行，又如何施于他们；而各国的法律、章程与习惯不能一概而论，故以治外法权施于美国人为通例。

（原注：惟土地之持有须依属地之法。）

领　事

寻常领事寻常的职分，我们都知道、或自以为知道。实际上可归为三项。他是本国政府的商务代表，以此身分须查究美国商人与制造商在他所驻之国的商务门路，并以所写的报告告知国人。他是公证人，为合众国海关验签发票，并为在他面前签署、备在合众国使用的文书作证。末了，他是侨居国外的美国人的顾问，补其对外国法律习惯之无知，并指点他们用什么法子使自己在见闻上处于与在本国相同的地位。到了中国，我们便见领事除办这些职分之外还要办许多别的，件件都添他的操劳与责任。

首先，由治外法权这条道理直接而来的是：他要充治安推事，审断美国公民所犯的过失；要充民事法官，审断中国人、别的美国人或别国外国人控告美国人的讼案；又要充刑事法官，审断美国人所犯较重的罪，甚至一等谋杀在内。他又是验尸官、遗嘱检验法官与契据注册官。他的判断要上诉甚难。他的判决可由合众国驻京公使复核，可是那决不是重审；而有些案件可上诉至六千英里外的合众国（联邦）加利福尼亚巡回法院。他的地位更为难的是：他所要施行的不是马萨诸塞之法、纽约之法，甚至不是最近的那个州加利福尼亚之法，而是「美国之法」；而这往往没有受过训练的律师相助；他所要施行的普通法，一七七六年以后的成文法一条也不能拿来阐明，而他所要下的判断，往往连所罗门也要艳羡。除美国之法外，他还须对属地之法有足够的了解，譬如美国人为被告的田土讼案便是；而且有过这样的例子：他的判断竟取决于对佛教教义的正确诠释。凡此种种之外，还有一重难处：国务院给他的训令要他先把两造撮合到一个共同的了结条件上来；而他在试过这一层、又不曾把此造的案情泄给彼造、却终归失败之后，便须把他在此事中所知的一切从心里抹去，然后升堂坐堂问案。

（原注：见附录乙。）

（原注：一九〇七年一月二日合众国驻华法院开庭，将某一类案件移出领事的管辖之外，就这一点而言，上面所说的要有所改动；不过这番描述用在别国——如法、德等——的领事身上，仍旧大致不差。只有英国与美国认为有另设法院的必要。法国法院的上诉至西贡，俄国法院的至海参崴，德国法院的至莱比锡。）

除了要他充法官之外，外国人在中国那种享有治外法权的地位，还把另一重责任担子压在领事肩上。在美国法律的庇护之外，在中国的美国人还受条约条款的保障。这些条款规定——从许多例中拣出几条——关税须划一，内地过境之税（近似入市之税）可以折缴，美国人可自由租赁房屋船只等，不得阻其传布福音，合众国公使可在北京自由安稳地居住。在美国人为被告时他坐堂问案；而美国人控告中国被告时，领事依法又是此案的官定代理人（遇着互控之案，这个地位便颇为尴尬）；至于控告中国政府之案，则领事更非做代理人不可，因为须有人诠释并援用条约的条款——不但美国的条约，依「最惠国」一款，还有与中国所订的一切条约。这便使他成了一个外交上的代表，不单是驻京公使的代表，而且是华盛顿国务院的代表；而以此身分，他

还得向中国官员申论、施压，其程度是欧洲各国的成规所不许的。

在一个政府软弱的国家里遇着民变乱事，便须调外国的水陆兵力来给本国人应有的保护。领事是与中国官员往来的当然外交媒介，一切交涉，无论劝说还是最后通牒，都须经他之手。文袍何时须让位于兵戈，只有他一人可以判断；而在他别的一切责任之上，他还是管着本国武力的驻地文职长官。

凭着治外法权，凡对外国人人身或产业的直接举动，只能经其本国领事而行；而若因违犯市政章程被捕，也须由他审断。外国的侨民社群是一个个小小的自治自税的共和国，各据一两平方英里之地；然而即便对其自己的成员，这些社群也不能经自己的法庭办理，因为这样的法庭并不存在。譬如市政的巡捕拿了一批赌徒，其中有六个不同国籍的人，那就得向六个不同的领事公堂分别告发；而顺带的结果是：同一天、同一桩过失，一个犯者罚一元，另一个却罚一百元。管着这样一个社群的工部局不受任何依法设立的法庭管辖，因为并无有管辖权的这种法庭；而它说到底不过是一群多国籍的私人绅士，并无官面的地位，与中国官员虽有经常而要紧的往来，却只能经「他们自己的」领事去交涉。为应付这些小共和国依法设立的管理之身的种种需要，各国领事采取联合的举动，为此开议事之会，并以「领袖领事」——驻在最久的那位领事——的口舌与笔墨行事；他们又指定其中几人组成领事公堂，工部局可在这个法庭上被控。这就使领事在市政的管理上占了一个要紧的地位，所管的不但是本国人，而且是社群中的一切外国人。

（原注：「租界」市政的管辖权在管界之国的领事手中，第八章另有说明。）

商　人

旧日贸易之时商人的地位，本章已有所指明，第九章另有详述；而在叙其在治外法权之下那种例外的地位时，须处处与他正常的境况相对照。

在订约以前的日子里，一条船一进口，便成了中国官府与其发照的垄断商手中的一件动产，任人「挤奶」，其数之限只看这桩贸易挨得住多少。所榨之数并非都能开出细账来；不过有一份确凿的官家账目（见第九章）显出：同样的几项费用今日一条船要付二十五镑，而当日向那些既设的官府所付的，却相当于九百镑。今日一条船的文书存在其领事处，中国官府只能经他行其稽查，而一切侍应与供给都可在市面上自行购买。

货物从前只能卖给领照的垄断商，而如今进口商可自寻买主、自议条件；出口货也一样，同样的垄断换成了同样的自由。

商人从前住在夷馆里，货也存在那里；他是那些垄断商的房客与宾客——只有他们能买他的进口货、卖给他出口货——而他连出去打听一下行情的市价也不可。如今他有权租赁或自建房屋，所受的条件只是须在通商口岸——如今已逾四十处——而且通常须在那些口岸划定的一块地面之内；不过无论如何，他如今可以不经中介，直接与他的船、他的市场相通。

从前商人对他的货进出所纳之税一无所知，然而税并不因此而轻。如今税额严格限于税则所定之率，那是照划一的值百抽五定的、只为岁入（而非保护）之用的税则，而这税则是他据以居住、据以通商的那个条约不可分的一部分。至于内地的课税——中国商人须纳厘金，深受其累——他的货只须缴不超过名义上值百抽二五的「子口税」便可豁免。

中国官府无权向外国房产索取任何市政之税；而在「划归外人居住通商的地面」之内，所征的一切税都只用于该划定之区。外国侨民同样不受乐捐的摊派，不必为公益善举与爱国之款出钱，也不必受买官鬻爵的招徕——这些中国商人都是要担的。

中国官员不得向外国人科人头之税，也不得行驱逐出境之权，而从前是可以的。

如今外国商人除自己的刑事过犯之外不负别的责任；而凡他被控之罪，都依其本国法律的条款审断。

民事案件上，他要照本国商法的要求负责；而控告中国人之案，则有其本国官方代表领事为他辩护。

末了，至少在十处通商口岸，外国商人得以合力组织自己的市政，只受领事的监督，自行课税、自行支配税款，自筑道路，自管巡捕与卫生之事。

还可以再添几条，不过这些已经构成一张可观的特权名单——外国人享之，而中国人不得。这些特权是否公平，不在我论究之内；只须说：只要外国各国强到能够坚持维持它们，它们便会维持下去。外国人日常营业上所得的这种保护是中国人所无的；因此若指望没有一个外国人肯受些好处、借自己旗子的一角去遮一遮可怜的中国人的赤身，那是不近情理的。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之中，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比例与本国同一等人相同，而这种舞弊是常见的；借旗之弊虽给他们中间许多人提供了一份体面的进项，却大大损害了他们所来之国的正当商务，又搅乱了他们所居之国的行政办法——不论那办法是对是错、是公是不公。一个美国人把某批货从此地运到彼地要纳一百元的税，而一个中国人要纳两倍；可是在美国这个国家、美国制造商或正当的美国商人眼中，这决不成其为一个好理由，去让中国人借滥用美国旗把自己的开销省掉一半；这种差别课税是中国人与他自己政府之间的事，与美国这个国家无涉；然而这笔交易上一旦有美国人出借了姓名，美国领事便非出面保护这中国人的货不可。这不过是治外法权被滥用、使中国人得到一种本来无从主张的、可以对抗其本国官员的庇护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有过这样的事例：一个毫无资本——一文也没有——的外国人，在几处地方开了分号，以自己的名义、挂自己的旗行驶轮船，却于这桩生意的经营毫无份儿，平日也无人听说过他，只有在

必须把一桩案子从中国知县的衙门提到外国领事公堂时才露面。有一次，一条小轮船在几个月之内先后改挂英国旗、法国旗、美国旗、意大利旗，为的是不让它落进那两个争船主之权的人都要受其管辖的中国法庭；之所以改挂得这样勤，是因为这桩案子太过招摇，即便以中国那种松弛的办法也支撑不住——可是那套法律的机括就在那里，而且被人用了。各国口头上都说要制止这类弊端，然而非经十七个缔约国一致同意，什么也办不成；只消有一国不肯，便会给它的国人留下一片别国外国人所不得的丰收之田；因此除非几个大的通商国家把此事接过去、由它们自己决断，恐怕什么也做不成。

传　教　士

商人尽可住在通商口岸、甚至住在口岸划定的地面之内，只要他所售之货有人要，主顾自会找上门来；传教士却须到百姓中间去，把他的福音送上门；百姓不会来寻他。要打动他们的心，他便须走到大路小径上去传道；而把他关在通商口岸里，就等于把条约替他的工作争来的一切便利统统抵消。有一条通例——异教之民对自己现有的宗教之境十分满足，并不想要什么「新教」——中国也不例外；而这个国家的传教史上，圣徒殉道之事——把世界在伦理上的总体进步折让进去——一点也不比十字架所曾推进到的任何国家为少。中国政府从不曾长久地积极奖掖过基督之教的传布。开山的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不得进入大陆，一五五五年死在大陆门口、今称圣约翰的那座岛上。利玛窦于一五九五年初到南京，可是又过了四年才取得在城中居住之权。

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有好几年连一个教师也从那班顽固守旧的士人中间请不到，末了是凭着他在东印度公司充通译的关系才得着他所要的教诲，而即便如此也是偷偷摸摸的。惟有俄国东正教自始便受保护，缘由是它从不曾、或几乎不曾试图劝人改宗。一七二七年的条约规定在北京住正教教士四人、另有学习语言的学生六人；须注意，这正当雍正（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所颁大举迫害天主教之时。一八五一年的条约规定中国政府不得阻挠「俄国人在其馆内依本教仪节举行礼拜」；而一八五八年的中俄天津条约则给「俄国教会」以种种便利。

别国条约中第一次把传教士当作传教士（而非仅作其本国之民）提及的，是一八五八年的那几个。英、美两约几乎一样，美约第二十九条如下：

「基督之教，即新教与天主教所奉者，其道理被认为教人行善、并以己所欲施于人。此后凡安静奉行并传授此道者，不得因其信仰而被扰害或迫害。无论合众国之民还是中国教民，凡依此教旨和平传习并躬行基督之道者，概不得干预或滋扰。」

在法国，此事更为切身。该国政府数百年来一直被认作东方一切天主教教务的保护者，而它开战的主要由头正是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杀；法约第十三条如下：

「基督之教既以劝人为善为其根本之旨，凡奉基督各教之人，其身、其产业及其自由举行宗教仪节，均应享有完全的安全；凡持第八条所载正式护照和平前往内地的传教士，应予以切实的保护。中华帝国官府不得妨碍在华任何人如愿奉基督之教、并遵行其仪节之权，亦不得因此而加以任何刑罚。

「此前在中国奉政府之命所撰、所宣、所刊的一切反对基督之教的文字，一概全然废止，在帝国各省概不适用。」

及至联军抵北京、又要把条件加于中国政府之时，一八六〇年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条规定如下：

「依道光大皇帝于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所颁上谕，凡教徒遭迫害时被籍没的宗教与慈善产业，应由法国驻华公使经手发还其业主，帝国政府并应将其所属的坟地及别的房屋一并交出。」

这一条的中文本上——而法文本上没有——加了下面一句，中国政府一向说这是私自添上去的：

「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与同一题目相关的，不妨把一八五八年英约第十二条那段争论极多的文字录在此处以备参考：

「英国民人无论在各口岸或别处，凡欲建造或开设房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地者，应按民间通行之价议定所需的地基或房屋，两边公平，不得勒掯。」

条约之下的传教之事，曾生出两个题目：内地居住之权，以及对教民应给的保护。

内地居住之权，取决于把上引条约条款从宽诠释、并施之于一种早已存在的做法。天主教传教士在十六、十七世纪进入教场之时，还没有通商口岸，除后来的广州之外，也没有一处外国人有权居住之地；于是他们凡觉得哪里宜于传教，便散布到帝国各处。及至康熙皇帝面临

教皇那道与他自己相反、而又号称无误的裁断——那是关于天主之名在中文里的正确译法——他与他的继位者雍正便下诏把这个外来之权逐出他的疆土，一切传福音之人被逐，其教堂被封；单在两江总督辖境之内被封的兴旺教堂便有一百处，即便在极西的四川，教堂也不在少数。及至宽容之策重开，牧者回到羊群中间，十九世纪又在帝国每一省见到他们。道光皇帝一八四六年的谕旨把「迫害之时」被夺去的一切产业发还教会；于是即便没有那句私加的话，到一八六〇年，天主教会在帝国各处要紧之地也已依法拥有并占用着教堂与房屋。撇开条约的特别特权不论，他们有一项使用之权，上溯三百年而中有间断，其后七十余年则不曾间断，惟遭屠戮与纵火时除外；这项权利于一八六〇年由条约加以确认；而后来的商约——一九〇二年的英约与一九〇三年的美约——所给的另置新产之权，正是建立在这项被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接受所认可、又被那句私加的话所加强的权利之上的。

在中国，许给一国的便当然许给各国，一个教会的特权别的教会也可以主张，而让给罗马教会的立刻成了英美新教各会的权利。早先的新教传教士守着口岸；可是他们既非寻听众不可，便走进中国的城里与人烟稠密的关厢，离开了「划归外人居住的地面」，就道理而论，那与百英里外的地方一样是在「内地」。及至各国公使馆设在北京，新教传教士也随之而去，与在那里住了三百年的天主教士会合于一处——那里当日不是、如今也不是通商口岸；到了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他们也散布全国，凡有人肯听他们讲话的地方都去。不过除了从天主教会那里承袭来的这项因袭之权以外，他们还援引上引英约第十二条：照那一条的文字，他们「无论在各口岸或别处」都可置产；两边议约之人本无意以这几个字许给内地居住之权，可是严格解释起来，这几个字确实把他们天主教同道所主张并沿袭下来的权利一并承接过去了。

德国的教会新旧两派都有，虽然都不多，却引人注目，因为一八六一年德约的文字如此——其第十条如下：

「凡奉基督之教者与传其教者，在中国应就其人身、其财产以及其宗教仪节之举行，享有完全的安全。」

如此，凭这简短的一款，德国——因而各国——便保得了传教士与其教民人身财产的完全安全；这就把我们带到与传教士相关的第二个争论之题：对已入基督之教的中国臣民应给多大的保护。

（原注：见附录丙。）

德约文字简略，似乎把教民从其本国法律的管辖中摘了出来，给了他治外法权；可是这难道能有一刻被当作议约之人的本意——哪怕在德国这一边？教民仍是中国的臣民，仍受其本国法律的管辖，并有权得到那法律所能给他的公道，入教之后与入教之前一样；所附的条件只是不得因其信仰而被迫害。在这一点上，不能像教会产业与内地居住那样主张同样的使用之权，因为中国政府即便在最弱之时也始终抗拒这个念头：它的臣民可以变更其身分。除迫害一节保留不论之外，多数传教士——新教传教士自然是多数如此——大体上接受这个地位；不过他们未必总能以审慎节制热心，未必总能分辨何者为正当、何者为合法。这里头便藏着一重对传教士、对其事业的危险。西方人所享的治外法权之护，不但在通商口岸——那是外国贸易唯一被许可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大帝国他足迹所到的每一个角落。当传教士远在内地、离他领事的眼目有许多英里之遥，把自己那件护身之衣的一角借给他那可怜的中国教民时，他所做的也许是正当的，却不是合法的；而这便是许多酿成民变的事端背后那赤裸裸的事实。你没法把这个信念从传教士心里挖掉：教民有权得到比他未入教的弟兄所分到的更好的公道；换了你我处在同样的情形，这个念头也是挖不掉的。我们谁也受不了自己庇护的人为一笔并不欠的债被拖进肮脏的牢里，关在那里直到他把人——也许不是那假冒的债主，至少是那些负责看管他的人——打发满意为止。若所索的不是债，而是修村庙——异教的宝座——的分摊，或是与那庙相关的、一年一度联络乡谊的村中宴饮（正相当于斋戒日与感恩节）的分摊，那就格外难堪；而当入教逼得入教之人拒付祖宗祭祀与祠堂的分摊、因而断绝一切家族的情分时，各方面都觉得难受——传教士难受，因为他不能不支持软弱的弟兄去抗拒魔鬼的罗网；教民难受，因为他在新信仰的归属与旧日信念之间被撕扯，而那旧日信念曾是他从前生活中一切神圣之物；家族难受，因为他们不但把这个叛离的成员视为背教者，还得以减少了的人数、减少了的分摊去维持旧日的祭祀；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与治人者也难受，因为他们可能从这样一种局面里找到燎原之火的一点星星之火。在这样的案子上，没有一个传教士、我们谁也不能不施以援手；然而很少有传教士认为该施援手：他们几乎人人都以为，在这类事上须顾合法，而不必定顾正当；而且几乎人人都说做这些事的总是「另外那一位」。尽管有这样的自我抑制，可是遇上「宗教迫害」之案、债务之讼、田土之讼、甚至刑事案件，直接干预与直接向本地审官交涉之事仍旧太过常见；而在国中有些地方，尤以浙江为著，天主教民与新教教民常常聚族械斗，而两边的传教士各自指责对方煽动事端、并援引官府来助自己一方。

（原注：见附录丁。）

一条链子的强弱看它最弱的一环；传教士在内地的权利，将来总有一天或许要受考验，而所凭以考验的不是那规矩的多数的行为，而是那好事的少数的行为——那少数人不论出于什么缘由，一心要把自己那些非常之权推及中国教民，而教民本来是该与其同胞共分那一份公道的。

不过这个问题有两面。有许多案子——在当地的人可以举证，而要使远处的人信服却难——传教士无疑是插手其间，为他的教务捞资本，并要使他的信徒从接受其传教中得到几分实在的好处。在另一个极端，则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凡是非曲直并不明摆在哪一边的案子，本地的审官便出于己意判教民败诉——这一点人人看得清楚，连最不偏不倚的人也看得清楚，却又全然无法在法律上证实；表面上这类判断所据的法律理由，与中国任何案子的判断所据的一样充分，而实际上底下的缘由却是教民的宗教——不是审官厌恶那宗教本身，而是他根深蒂固地觉得：教民已经不像未入教者那样是中国人了，他已沾上了那种外来之染；一九〇〇年，正是这种染把传教士与教民一同送上了民族主义的祭坛，作了同一份牺牲。凡落入这两个极端之一的案子，若举证得出来、或由一个能体会是非所在的人来判断，那么该循什么路走是无可置疑的。然而绝大多数案子却是

既举不出证据、又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那一大片地面上；在这些案子上，须责成传教士运用最大的分辨之力——为他的教务计，为他本国政府计，而尤其为他的教民自己计。

会　审　公　堂

今日中国会审公堂所适用之法，是一八七六年与英国所订《烟台条约》以及上引一八八〇年美约第四条所定的；不过这两者不过是把外国各国担起对本国人、为本国人施行公道之责以来的惯例规范化了而已。中国并没有像埃及那样专设一个法庭来审一切华洋案件；而是每一案都由被告国籍的法庭审断，并在原告国籍有资格的代表监督之下作出判断。这是理论。在实行上，中国人很少派代表到外国法庭上陪审，因为大家公认那里所下的判断是依法依证的；另一面，外国各国对中国的判断却从不曾有过同样的信任，因此在中国，凡外国原告控告中国被告之案，从不曾单凭中国审官一人判断而无原告国籍的、或为原告所认可的陪审官在座。

在「租界」——如天津、汉口或广州的租界——这个审理华洋案件的中国公堂设在租界之国的领事馆内，而陪审官一概是该国领事或其代表，不问原告实际是何国籍。若容别的陪审官，便等于在已经插入中国之权之中的外国之权里，再承认一个国中之国；再者，旧式的「租界」内除外国侨民的雇员外不许中国人居住，因此上这种公堂的案子一般只是治安案件，民事讼案的被告通常须到中国的地面上去寻。

上海自有它独有的难题。那里在同一个市政界限之内——而那界限便是「划归外人居住通商的地面」——住着（一九〇五年）条约各国的外国人一万二千三百二十八名、中国人五十三万五千五百名，此外还有十万多中国人住在城里或关厢、纯归中国管辖；而对那五十多万中国人中的一个提起诉讼，须到上海现有的第十九个有管辖权的法庭上去。这个会审公堂由一位同知衔的官员主持（现任者近来得了知府的实衔），另有两名帮审为其分劳。外国陪审官是这个公堂不可缺的一部分，由美、英、德三国领事馆轮流派充；若有与当值陪审官不同国籍之人作原告、或在治安案件中有干系，此案便延期，等到他本国籍的陪审官能到堂再审——若属那三国之一，便依次轮值，若属别国，则等其本国领事馆派出陪审官。

刑事案件中，凡依中国律应处或可处死刑者——如杀人、谋叛、伪造、强奸等——所行的手续是提出引渡之请；一经查有初步之据，便把被告移交上海知县看管审断；知县名义上虽低于会审公堂的主审，却是朝廷的代表，有资格施行中国的刑律。较轻的刑案由公堂主审判断，但须经同坐的外国陪审官核准。违犯市政章程的治安案件也照此办理；不过这些章程并不要求先经中国官府核准，而卫生、妨害、交通管理、牌照费的摊派等事上，东西两方的见解又未必总能相合，于是这里便有了一个从司法上复核外来立法的机会——这个机会未必总是放过——因而审官与陪审官意见不合之事时或有之。

中国的民事案件通常由行会了结，很少告到官府的公堂上去；不过外国监督所保得的那种相对划一的公道，使上海会审公堂被援用得多了起来。原告是外国人时，照寻常手续办，而公堂的判断须经陪审官核准方为有效。常有这样的事：原被两造本都是中国人，却因原告的诉求中插进一个外国人而成了华洋之案；中国官府一向设法把这类假冒的诉求分辨出来，可是一般认为举证并无干系之责在中国官府一边，而这并不容易证明。这类案子此后一般照常例走，除非能确切证明那外国的干系是临到末了才插进来、为的是把公道的路途岔开。

两造公认都是中国人的讼案，则是一根争执的骨头。一边执定：这既纯属中国人之事，便与外国各国无涉，因而不受外国陪审官裁断；另一边则执定：凡在「划归外人居住通商的地面」之内所生的一切司法问题都与外国各国有涉，而当值的外国陪审官有责监督。两边心里都觉得对方所执不无道理，却一般不肯承认；于是除非有勒索与显然不公之迹，陪审官一般不作声，而一旦案中涉及市政章程，审官一般也就与陪审官取一致——两边都不很愿意把分歧弄僵、把冲突挑起。不过偶尔遇上见解的抵触无法折衷之时，也会闹出一个界限分明的争端来。

（原注：见附录戊。）

中国官方的见解无懈可击：他们援引条约条文，那上头给外国各国的监督之权只及于有外国干系之案，也只及于那些案子。外国官方的见解也同样无懈可击。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四年间太平军把上海四围数百英里蹂躏一空，成千上万的难民在那里的外国旗下找到了本国旗下所不给他们的生命之护。在秩序恢复之前的十年里，这成千上万的人被收容在划归外人居住的地面之内，要把他们逐出去便是不近人情的野蛮；而他们既在那里，便不能不采取巡捕与卫生之法，既保外国侨民不受其害，也保他们彼此不相害。这股势头一开，中国人便源源涌进上海的外国居留地，今日界内已有五十多万。由此便生出了一份估值二亿两以上的外国地产之利，又生出了一份维持秩序、并在那与外国侨民同受一个管辖的五十万中国人中间施行公道的外国之利；而外国官方的见解是：为外国人的利益计，对外国居民与中国居民一体加以外国的监督是必要的；再者，同一地面之内不能容两套各自独立的巡捕与司法之政并行，而若只能有一套，那就该是外国的这一套。

在一个领事寻常的职分之外，外国在中国的代表还添上了法官、外交代表、管着军队的文职长官等职分，而在市政上又有一份有力的发言权。外国商人完全脱出中国法律的管辖，有权受本国法律对其生命、自由与财产的庇护。外国传教士把本国旗的庇护带到这帝国最偏远的角落。凡此种种，都出于治外法权。这一剂用来救治十九世纪前半那不堪忍受之局的药，如今已行了七十年；凭着它，中国的生活

才成为一切外国人可以过得下去的；若没有它，那七十年里中国政府所执的主张——不许一个外夷住在中央之国的神圣土地上——便会自行实现了。它是以力量为本的，正如马萨诸塞湾最初的占领、正如合众国自大西洋向西推进到太平洋、又正如新西兰与加拿大的拓殖；而只要享有它的人还能驱使天命，它便也以天命昭然为本。替它撑腰的既无逻辑之据，也无道德之据；然而外国商人与外国传教士若要留在这个国家，它便是事势所必需；而只要他们的居留是正当的，治外法权便一日给他们一面盾牌，护着他们做正当的营生。这项权利不会、也不能被废除，除非有干系的各国一致认为：住在中国将与住在别国一样安稳、所受的保障一样可靠；或者，除非中国自己力量日增、行政改良，使她能够主张并保持治理其境内一切人之权。

八各省与通商口岸

中国本部分为十八省；为与帝国其余之地相别，中国人通常、甚至在官面上也称这一部分为「十八省」。自一八九四年以来这几年的事变，使我们统称为满洲、而在行政上分为三省的那一片地方在商务上与政治上显赫起来；中国人称之为「东三省」，因为它在长城东端以东——长城到山海关而入海，本是为使十八省永免北方游牧之众、无论蒙古还是满洲侵入而筑的。这个帝国的面积，并非据任何地籍丈量，而是以经度乘纬度这个简单的算法估出来的，大致如下：

中国本部，一百五十三万五千平方英里。

满洲，三十六万五千平方英里。

蒙古、西藏、突厥斯坦等，二百四十万平方英里。

共四百三十万平方英里。

人口的估计不一，自二亿七千万（贺璧理一八七六年，柔克义一九〇四年）到四亿二千一百八十万（波波夫一八九四年）；大约以庄延龄所估的三亿八千五百万最为稳妥。至于「口外」的中国，最稳妥的估数是满洲一千六百万，蒙古、西藏等一千万；与庄延龄对中国本部的估数合计，共四亿一千一百万。一九一〇年的官方普查，中国本部为三亿一千一百三十七万四千，满洲为一千四百九十一万七千，再加属地一千万，共三亿三千六百二十九万一千。

（原注：《中国：昨日与今日》（一九〇三年）。）

十八省大致自北纬二十度至四十度、自东经九十八度至一百二十二度，含格林威治以东第七、第八两个时区。西部多山，布满中亚高原的支脉；东部则是黄河与扬子江冲积而成的大平原；南部则有珠江（即西江）三角洲那片小而富庶得难以置信的平原，环绕着广州。十九省之中（把满洲作一整块计），有十四省——沿海、沿江与沿边——开了通商口岸，而五省（山西、陕西、甘肃、河南、贵州）则借外省的口岸吞吐。

通　商　口　岸

通商口岸几乎就是「报关之口」的同义词，不过它还不止于此。西方最早来华的人，无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主要在广州通商。葡萄牙人在其奋发之日也曾在宁波与福州通商，不过因缘际会，一五五七年他们取得了澳门的租借——那里距广州八十八英里——便在那里定居，而后停滞不前。到十八世纪，当日的商人即英国人与荷兰人，广州与澳门两处都去；而十九世纪前半的商人即英国人与美国人，则以广州为其商务中心。在这里，他们被圈在夷馆即商站之中，蒙准居住，也在这里买卖——买得多而卖得少。无论居住还是通商，情形都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一八四二年英国的南京条约开了头一批「通商口岸」，共五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口如今已增至四十余处，其中有几处是中国自愿开放的，并非依任何条约的义务，不过地位相同，通商章程也相同。在这些口岸，外国各国有权设立领事馆，外国商人得以居住通商；而这些口岸的贸易则依两边条约所定的税则征收钞税。有几处口岸设有各国的租界，如天津，其市政与巡捕之政归租界之国的领事管辖；另有几处则是居留地或「划归居住的地面」，如上海，有市政的组织，而发给地契的却是中国；还有几处——包括新开的多数口岸——既无租界也无划定之区，惟有几处地方由中国官府设立了「各国公共居留地」。不过一切通商口岸都有一项共同的权利，那便是货物只缴一次便可免除此后一切因流动而生的课税。譬如在通商口岸上海进口的一包粗布，进口商依税则缴一次税；此后——也许一年之后——它可以运往通商口岸汉口而不必再缴；再运往通商口岸宜昌，也不必再缴；再运往享有通商口岸特权的重庆，也不必再缴；可是它若再往前走五十英里，或者不取那分三程、共一千四百英里到重庆的路，却往「内地」去到离上海三十英里的一个非通商口岸之地，这一包货便要纳中国对一切未经特许免税的货物流动所征之税。一处通商口岸可以离最近的通航水道有许多英里之遥，可以是内地之中最内地的市集；然而在课税与特权上，这四十个口岸与中国其余一切地方之间划着一道大界——其余之地即便在海边也算「内地」。这便是不断有人要求开放新的通商口岸的那一个根本缘由，尽管这给中国添了行政与缉私之费，也给外国各国添了施行治外法权之累。

满　洲

东三省之中，黑龙江与吉林两省可以几句话带过。它们最可注意之处，在于阿穆尔（即黑龙江，黑龙之河）与松花江及其通航的程度，在于吉林所产的大量小麦，以及俄国人在哈尔滨所设的面粉厂。哈尔滨这座城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是自旅顺、大连（达里尼）、牛庄与奉天北上的铁路，与俄国自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至海参崴那条干线的交会之处。南面的盛京省最为要紧，满洲人口大约有十分之九在这一省；

而这些人口之中，据估计原来征服者满洲之族所余不足四分之一，甚或不过十分之一，绝大多数是山东、直隶来的移民及其后裔。这一省的西部由辽河的平原与其支流的河谷构成，种小麦与高粱以为食，种豆以榨可食可燃的油，并制豆饼运往日本与广东，以恢复那里耗尽了的地力。东部多山，于农人与兵士都不相宜，其值钱的主要出产是鸦片与丝。丝这一项，中国南自北纬二十二度即有出产，自北纬三十度起品质最精；而「野」蚕丝即柞蚕丝——其蚕食柞叶——则出自北纬四十度以外。矿产方面，满洲富足到值得开发：金、银、铜、铅、铁与煤都已知有蕴藏。盛京省内有三处通商口岸，此外还有旅顺与达里尼（中国名大连，日本名大连）之地，一八九八年租与俄国，其后于一九〇五年转与日本。黑龙江与吉林两省有七处口岸。

牛庄（北纬四十度四十一分，东经一百二十二度十六分）。此口在辽河口上游十三英里处，官面上于一八六一年开放，而实际上于一八六四年开于营子即营口——那是在并不要紧的牛庄城下游三十英里处。近来此口已改称营口，不过牛庄如今与向来都是官面上给这个通商口岸、给海关与邮局的名称。曾划出一处英国租界；在漫长的等待贸易的年月里，界上那一小簇——阴沉、肮脏而多尘的——房子已足敷此口的一切需用。如今在左岸有旧英国租界的残迹（还不曾被冲刷殆尽），又有一处新的俄国租界，临河六千英尺，在连接此口与大石桥干线的支路终点上——这一处大约随铁路一并归了日本；在右岸，新的英国租界临河三千英尺、日本租界临河三千英尺都已标定，惟中国尚未允准；再往下游，是「大清铁路官地」，临河一万三千英尺。此口的中国人口估计为七万五千；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辖境内有欧美国籍的侨民二百九十一人，据领事馆所报另有日本人七千四百零八人。牛庄贸易发达之慢，可于下列数目中见之；此处与后文所述别的各口一样，所列的是归大清海关稽查的「洋式船只」（即今日主要是轮船）所载货物之值，不含归常关稽查的帆船贸易：

一八六四年，进口七十万九千七百三十八两，出口一百七十一万〇三百九十八两，共二百四十二万〇一百三十六两。

一八七四年，进口二百四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五两，出口一百七十五万三千五百四十三两，共四百一十八万六千六百七十八两。

一八八四年，进口三百六十九万〇四百一十两，出口四百一十二万三千〇八十四两，共七百八十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四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七百八十八万六千一百六十一两，出口八百五十三万二千四百四十三两，共一千六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〇四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二千九百三十五万八千三百九十二两，出口一千二百一十五万九千四百八十六两，共四千一百五十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三千一百三十五万九千七百九十四两，出口二千六百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七两，共五千八百〇八万二千五百三十一两。

一九一八年（战时），进口二千〇四十三万七千一百六十五两，出口九百五十五万〇九百九十六两，共二千九百九十八万八千一百六十一两。

（原注：银一两的兑价，一八六四年为六先令八便士，一八七四年为六先令有零，一八八四年为五先令七便士，一八九四年为三先令二便士，一九〇四年为二先令十便士，一九一一年为二先令八便士半，一九一八年（战时情形）为五先令二便士半。）

一九〇四年，帆船贸易另有进口六百三十六万五千二百六十一两、出口四百三十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一两，共一千〇六十七万九千一百二十二两。这样，该辖境一九〇四年水运贸易之值共五千二百一十九万七千两——牛庄到一九〇六年为止一直是该境唯一官定合法的报关之口——而其中不含经铁路越陆界、或经达里尼所运的任何货物。进口货中主要各项是棉织品（一九〇四年之值：洋布一千〇〇五万两，土布七百八十一万五千两）、棉纱（三百九十四万六千两）、麻与麻袋（三十一万五千四百两）、纸烟（四十二万八千八百九十两）、面粉（八十三万七千两，哈尔滨的来源已断）、火柴（四十二万八千五百两）、纸（一百七十万五千两）、煤油（一百〇八万七千两）、糖（一百四十九万七千两）、米（九十六万二千两）、小麦（六十万三千两）。该境出产经牛庄出口的，主要是豆（一九〇四年之值六百五十七万七千两）、豆饼（四百五十八万九千两）、豆油（二百一十三万三千两）、丝（二百万零五千两），以及报关完税的鸦片（二十八万九千两）。

奉天（北纬四十一度五十一分，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二十六分）是满语之名，在汉语中称盛京（神圣之京），而在行政上自公元一六二五年起称沈阳，如今官称奉天。它是满人入关征服中国、迁都北京以前的旧都，至今仍是一座沉睡的京城，各部齐备，尚书、侍郎、司员一应俱全，而两个半世纪以来他们最要紧的职分便是与发饷之日相关的那些。实际的行政操在总督手中——他同时又是将军——以及一位巡抚手中，那巡抚与十八省的巡抚相当。此城距牛庄一百英里，居辽河谷平原之心，作为分销之中心，位置极佳。它有铁路通大连与牛庄；而自新民府

起的那条路一旦展筑，还将在秦皇岛与天津直接找到出口。经海参崴与伊尔库茨克也可以找到出口。人口估计为二十五万。

安东（北纬四十度八分，东经一百二十四度十四分）与其下游二十三英里、位于鸭绿江口的大东沟——鸭绿江分隔满洲与朝鲜——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开为通商口岸，把江畔山上的林木之富汲取出来，又替盛京东部的丝提供了出口，那些丝从前是用帆船运往芝罘与大连的。安东是连接朝鲜与满洲那条铁路上的一站。一九一一年两口的贸易，进口值五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一十二两，出口值四百八十一万〇一百九十四两，共一千〇四十七万二千六百〇六两。一九一八年在战时情形下，两口合计的净贸易，进口值二千四百五十四万五千六百七十九两，出口值一千五百六十八万四千一百二十四两，共四千〇二十二万九千八百〇三两。

哈尔滨是自伊尔库茨克至海参崴、以及自哈尔滨至宽城子（在那里与日本通大连的线路相接）两条铁路的交会之处，已设海关一处以稽查铁路的货运。一九一一年经哈尔滨以及黑龙江、吉林两省别几处已设关卡之地（爱珲、三姓、满洲里、绥芬河、珲春、龙井村）的贸易，进口值一千八百三十九万五千八百六十两，出口值二千七百一十九万〇五百三十六两，共四千五百五十八万六千三百九十六两。一九一八年在战时情形下，相应的数目是：进口一千七百三十万三千五百〇一两，出口一千三百八十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九两，共三千一百一十六万一千四百三十两——可见与俄国境内贸易的散乱。

大连自一九〇五年以来在日本管辖之下，有一处中国海关照与青岛（见后）相似的章程稽查其贸易。一九一一年经该关的贸易，进口值二千八百三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两，出口值三千三百七十三万〇九百七十六两，共六千二百〇六万二千〇九十六两。一九一八年经大连的贸易，进口值七千九百八十一万一千四百七十四两，出口值八千六百〇一万二千七百三十三两，共一亿六千五百八十二万四千二百〇七两。大连与安东两处的数目与牛庄的数目一比，便可见日本对满洲贸易握得何等之紧——而战时的情形更使这一把握加强了。

直　隶

京畿之省直隶，面积估计十一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的估计自二千一百万至二千九百万不等；大致可分为两半：北半多山而人稀，主要在长城之外；南部人烟稠密，是平坦的冲积平原，多少年来一点一点从直隶湾的水里夺来的——那是黄河带下的泥沙与风送来的黄土堆成的。山地含有丰富的矿藏，唐山所采的烟煤与北京以西诸山的无烟煤便是显著的例子。平原是一个人力劳作的大蜂房；在这里，一如在中国一切平原上，人与自然之力相搏，而除了他们远祖所有的那些器具之外别无所恃，蜂房里的人却赢了。这一带自天津到镇江，纵跨七个纬度，其间遍布着变化无常的黄河几百年来所行的各条故道；在这里，人处在一种特殊的不利之中：土性松散，水一发便来势凶猛，而那时水面又高于地面。有一桩伟大的垦复之举见于雍正之世（公元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其时把十二万英亩沼泽化为良田，而办这件工程所开的渠、所筑的堰与桥，一百七十五年后的今日还指得出来；可是近世以来，大规模的举动却很少。直隶的出产是田里与场院里的东西，寻常的庄稼是粟、高粱与小麦。省内所开的通商口岸有两处：天津与秦皇岛；不过北京地位特殊，须把那座城描述一番。

（原注：一九一〇年普查为三千二百五十七万一千。）

北京（北纬三十九度五十四分，东经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七分）。帝国的京城最早由忽必烈汗于公元一二六〇年创元朝时定于北京（北方之京）；明朝第一位皇帝于公元一三六八年定都南京（南方之京），而该朝第三位皇帝于一四二一年迁都北京，自那以来这里便一直是政府所在之地。「北京」是个全然非官面而近乎外来的称呼，朝廷之名是「京师」（京城），而它作为一省行政单位之名则是顺天。同样可以指出：这个帝国并无名字；它被称作「帝国」，或「四海（之内）」，或「天（覆之下）」，或者全然非官面地称作「中国」；诚然，民国采用了「中华」这个名字，可是「支那」是一个古老的佛家名目，在它所指的那个国家里早已不用，而今日在一切使用汉字的国家中，只有日本人还用它。北京是一座营盘：主帅的大营居中，军队环营而驻；再往南，在城墙之外而自有其墙护着的，是营中的随营商贩——那些供应满洲驻兵的中国商人。中国人估计其人口为一百三十万。就商务而论，北京是一张嘴，靠各省喂着，而并无工业的出产；然而聚在使馆四围的外国供应商与旅馆主人却觉得这样做于己有利：把这座城当作有通商口岸的地位——不是有免税特权的那一种，而是一处准他们居住、准他们买卖、准他们做一般商人的地方。对于这种擅自的假定，中国政府屡有抗议。

天津（北纬三十九度九分，东经一百一十七度十一分），意即「天之津」，位于三水交会之处：自杭州起首的大运河在此结束其长途；北去通北京的白河；以及注入直隶湾的海河。此城距海陆路三十五英里，而循河原来那螺旋般的曲折则为五十六英里；这个距离后经海河工程局之工减为四十英里，将来还要减到三十六英里半。即便经过了一切已成的改良，世上商务之重与所供腹地之富与它相当的城市，很少有这样差的船运之便。河口有沙洲，遇着某种风向潮势，高潮时的水深会减到三四英尺；航道里夏汛时泥底上涨比水面还快；河身多弯，宽度又窄：凡此种种合起来，给进口轮船的载运之力划了一道限。天津的商人——无论外国人还是本地人——那番永无休止的挣扎，只能与本省农人同自然之力的搏斗相比，因为两者所要解的是同一道难题。天津除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例外之外，是本帝国唯一一座县城一级的官城而今日无城墙可护的。它是在永乐年间（公元一四〇三至一四二五年）获准筑城的；那城墙一直存在到一九〇〇年拳民之变后外国临时政府当政之时，其时城墙被夷平，这座官城便赤裸裸地迎着风了。撇开屈辱不论，这一损倒是一得：城墙本护不住那富庶的商务之区——一如中国无处不然，那区在城与河之间的关厢里；而城墙原址上所辟的宽阔大道很好地取代了它，给出了中国别的城市所不知的通衢。天津的「租界」之多可称富足，不下十三处，计：英（一八六〇年）、英扩充界（一八九七年）、英墙外扩充界（一九〇〇年）、法（一八六一年）、法扩充界（一九〇〇年）、美（一八六一年所给，旋即放弃，一九〇二年并入英界）、德（一八九五年）、德扩充界（一九〇一年）、日（一八九六年）、日扩充界（一九〇〇年）、奥匈（一九〇二年）、意（一九〇一年）、俄（一九〇〇年）、比（一九〇二年）。末四处以及各扩充界（英国的除外）都起于一九〇〇年及其后。最早的一处即英租界起于一八六〇年，是以永租之约租与英国政府的，留下一笔小小的地租，以示中国终极的主权。界内划为若干段，其租权出卖以充筑路与修驳岸之费，各段由英国政府发给九十九年之租约，每年的租银便是所留地租的应分之数。领事照例是管界之官；工部局由「租地人」投票选出，其一切举动都要呈他核准，而每年的「市民大会」或任何特别会议也由他主持。租界上除作外国侨民的仆役之外不许中国人居住，因此凡关于地产的一切问题，以及凡非英国籍的欧洲人不为被告的一切别的问题，都归领事管辖。领事作为其政府的代表，在法理上是租界之主；不过依英国的成法，他只在危局中才积极出面，平日则由正式选出的工部局董事为这个自立的小共和国事实上的主人。别的租界，董事的产生靠委派而不靠推选。法租界的工部局由领事（照例为总董）、纳税最多的六名地主与纳租最多的三名租户组成。德国于一八九七年与一家商务公司订约，由其开发并经理德租界；一九〇五年帝国议会又通过一项授权法案，容其在需要时自治。日、俄、比、意四处租界，由领事一人经理。奥匈租界则

几乎没有——即便有也极少——奥地利或匈牙利的利益，地主与居民都是中国人；那里的权柄归领事所委派的一位行政秘书，以及同样由委派而来的六名中国头面居民。至于各扩充界，法、德、日三处不过是原租界的展拓，同样以永租之约租与该外国。英国的扩充界是头一个，所循的却是另一条道理：地权仍属中国，地契由中国官府钤印发给，一如上海；而由主权者授出的也一如上海，只是课税、工程与巡捕这些行政之职。英租界的工部局以法人之身、以及英租界的「租地人」，在扩充界内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而扩充界的工部局则由租界工部局所选出的董事照例兼任，另加四名专为此而选出的董事；这样便可以在两处各立预算的同时，以同一班人马办两区的行政之事。一九一八年议定把英国地面上这两种政制取消，把三区合并为一个英租界，一如法、德、日三处当初所为。天津的外国住区总面积三千五百五十英亩，其中百分之二十八在俄租界内；如此，我们在这里便有八个欧洲国家之下的六种不同的政制。天津及其领事辖境内（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住着外国侨民三千七百七十人，计英国人六百七十九、美国人三百八十七、德国人四百六十五、法国人二百四十四、俄国人一百一十五、奥匈人六十、比利时人一百、意大利人三十四、日本人一千五百三十八，其余一百四十八。从前城与关厢的人口估计为一百万，可是虽有近来的种种发达，较晚而较细心的估计却定为七十五万。贸易的发达可于下列洋船所载货物（不含金银）之值中见之：

一八六四年，进口七百六十四万五千四百二十二两，出口一百七十三万〇七百八十六两，共九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〇八两。

一八七四年，进口一千七百六十八万二千六百八十四两，出口一百一十四万四千八百九十三两，共一千八百八十二万七千五百七十七两。

一八八四年，进口二千〇三十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两，出口三百六十一万〇〇七十六两，共二千三百九十三万九千〇五十七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三千七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〇六两，出口六百八十六万四千二百四十八两，共四千四百二十七万七千〇五十四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五千四百〇五万九千三百一十五两，出口一千四百八十九万五千三百七十五两，共六千八百九十五万四千六百九十四两。

一九〇五年，进口八千一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一十三两，出口一千四百七十三万九千三百五十九两，共九千六百五十六万五千六百七十二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七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六百九十九两，出口三千九百二十九万四千九百四十九两，共一亿一千六百五十三万六千六百四十八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一亿零一百九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八两，出口五千一百一十八万〇〇五十五两，共一亿五千三百一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三两。

此外一九〇五年另有值八百〇一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两的土产由帆船出口。进口货中主要各项为棉织品（一九〇五年之值：洋布二千一百三十一万四千两，土布四十四万两）、棉纱（洋纱六百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两，土纱五十七万四千一百两）、铜（洋铜三百一十一万九千两，华铜四十六万〇八百四十两）、纸烟（一百二十八万七千两）、烟叶（四十二万二千六百两）、煤油（二百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两）、铁路器材与一般机器（三百九十九万五千两）、糖（三百二十八万六千两）、木材（一百四十四万五千两）、纸（二百二十九万两）、米（一千〇五十九万二千两）、绸缎（一百八十四万两）、茶（本地消费一百一十三万二千两，陆路转运俄国二百八十六万一千六百两）。出口货中主要各项为猪鬃（八十三万一千七百一十三两）、烧酒（六十六万六千五百两）、皮货（五百二十一万两）、草辫（八十五万八千六百两），以及驼毛、羊毛（三百三十二万六千四百两）。

秦皇岛（北纬三十九度五十五分，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三十八分）在一片封冻的海岸上是一处比较不冻的口岸，当天津（十二月至二月）与牛庄（十一月至三月）封冻时，它给出了一条出路。它原是为装运开平煤矿的出产而开的运煤之口，又被用作冬季客货邮件的登陆之处；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冬，它使北京与天津的外国驻军得以与外界保持联络，显出了极大的价值；及至军队撤回天津，一九〇二年在那里设了一处中国海关。此口的贸易立刻发达起来，一九〇五年进口一千八百八十一万七千一百二十两，出口三百〇三万三千九百五十九两，共二千一百八十五万一千〇七十九两；可是到一九一一年已跌到进口六百一十三万〇四百四十九两、出口三百三十七万二千三百〇八两，共九百五十万二千七百五十七两；其中大部分应算入天津的贸易，因为秦皇岛是天津的「冬季码头」。至于它特有的出口货煤，一九〇五年装出十六万八千五百七十六吨，此外还有自天津装出的二万五千一百八十三吨。海湾对面是北戴河海滨，夏日有北京、天津与上海的侨民以及华北内地的传教士到那里消夏。

山　东

山东意即「东方之山」，是孔子的故乡，面积估计五万六千平方英里，人口估计三千七百万。它分明地分为两半：东面多山，西面是平原。东部底宽八十英里、尖端宽三十英里，长一百五十英里，气势雄浑地伸入海中，把南面的黄海与北面的直隶湾分开，矿产丰富，尤以煤、铁与金为著。西部是中国之忧患黄河所造的那片平原的一部分。这条河改道多次，在纵跨八个纬度的范围内几处入海：公元前六世纪以前，它造出一个三角洲，北口在天津，北纬三十九度，南口在今日出口附近，北纬三十八度；自公元七世纪起，它只由一个口入海，约在北纬三十八度三十分；到十二世纪之末，它自开封与济南之间的一点折向东南，在山东以南、约北纬三十四度处注入黄海；到十三世纪之末，它自开封折向东南，一部分由上述之口入海，一部分注入扬子江——扬子江的南口在北纬三十一度；一三二四年，它在开封下游更低之处决口，东南流至北纬三十四度之口；这条道一直行到一八五三年，其时它又恢复东北之向，紧贴济南之北流去，注入山东以北、北纬三十八度处直隶湾的一个口。这些可称为「官定」的河道，是这条河在枯水之季肯屈尊承认的道路。汛期它爱从哪里决就从哪里决；即便在今日，它也随处给自己的水找出路：有时一部分落进扬子江，一部分落进黄海，一部分北到天津，一部分则由它如今那个正式的口入海。譬如一八八七年，它在开封上游——正在今日京汉铁路过河之处的下边——决口，向东南穿过河南与安徽另辟了一条临时的河道。它来自中亚无树的高原，又流经无树之地，把融雪与落雨化作暴涨的洪流带下来，其中饱含着西方与西北黄土层的泥沙；这些泥沙一旦势缓便沉积得极快，河床渐渐填高，到处高出四围的平原。若不是每年、而且一年到头在它身上花下巨款与巨大的工力，黄河便不会有固定的河道，而是每逢夏季与随之而来的洪汛，便漫过那片自东经一百一十四度延至海、自北纬三十二度的扬子江延至天津的平原。而且这些洪水并不像扬子江与尼罗河的洪水那样肥沃土壤，反而沉下一层不毛的沙；那沙质轻而松散，风、日、雨各自都能单独毁坏它，合起来便使它无从变肥。而这又是唯一可以取来筑护堤的土；于是堤防决口所酿的大灾几乎年年

都有：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一这十年中有七年有记载，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一年中又有七年。尽管如此——或者正因如此——山东虽物产富足，其人才更富，而最富的则是出了孔子。夫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卒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其地即今日的邹县；他的纪念之堂至今仍立于本省西部兖州府的曲阜。历经革命、叛乱与朝代倾覆的种种变故，他的令名一直不衰，而他的家族被授以世袭罔替的公爵之位，以示尊崇。他第七十六代的嫡裔，今日的日子一半在北京，一半在故里；顺带可以指出：这样算来，平均一代是三十一点四年。

山东产煤、铁与金，田里的出产是豆、鸦片、丝、小麦、粟与树上的果子。境内有通商口岸芝罘，以及胶州与威海卫两处外国的「租借地」。

芝罘（北纬三十七度三十三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二十二分）：这个于一八六三年开放的通商口岸并不在芝罘——那是在港湾的北岸——而在南岸的烟台。这片锚地开阔，只要择好泊位，船只随时都安稳；不过对北风与东风颇为敞露，有时卸货为难。这里既无租界，也无行政市政意义上的居留地；不过自开埠以来，伸入港中的烟台整个岬角多少默然地、并无任何正式协定地留作外国人居住之区。侨民自己买地，自己修出弯弯曲曲的路，而清洁与秩序主要靠舆论之力维持。他们自行摊派，并经一个无首的委员会支用所摊之款，却并无自治行政之身的官面地位；于是芝罘便代表着通商口岸所见的四种市政政制中的第三种——第一种见于「租界」，即上文所述的天津；第二种见于「居留地」，即上海；第四种是一种特别的政制，将在岳州条下叙述。芝罘多年来——直到大约十年前——一直是中国唯一可去的消夏之地，如今仍有许多人前往，为的是海水浴与海风，也为的是驻扎此处的许多外国兵舰夏日来访。一九〇五年该口与该境的外国常住人口为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其中英国人四百三十三、美国人二百二十一、日本人五百四十七。就贸易而论，此口位置不佳：它在多山那一段的北面中部，与平原之地相通的路只有中国所谓的道路，或者用帆船通往北岸那些无港可泊的口子；然而作为本省的出口与供给之所，它的发达却很显著。它的一部分贸易是与隔着直隶湾相望的盛京东岸做的。过去五十年它贸易之值如下（不含金银）：

一八六四年，进口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九两，出口二百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四十七两，共五百五十二万五千二百一十六两。

一八七四年，进口五百八十五万一千一百五十九两，出口一百九十六万〇四百〇二两，共七百八十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一两。

一八八四年，进口五百九十二万二千二百〇二两，出口四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一十四两，共一千〇〇六万〇五百一十六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九百三十八两，出口六百五十六万九千七百三十八两，共一千四百七十七万八千六百七十六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二千一百五十六万九千〇二十一两，出口一千二百六十八万六千一百五十四两，共三千四百二十五万五千一百七十五两。

一九〇五年，进口二千七百一十七万九千二百五十九两，出口一千一百九十五万二千一百二十五两，共三千九百一十三万一千三百八十四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一千六百六十五万四千〇二十六两，出口一千三百九十一万六千五百一十八两，共三千〇五十七万〇五百四十四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一千四百七十三万〇九百六十六两，出口一千六百〇九万四千九百一十九两，共三千〇八十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五两。

一九〇五年还须加上帆船贸易之值：进口一千一百五十三万一千〇三十三两，出口二百三十一万一千二百六十两，共一千三百八十四万二千二百九十三两。进口货中主要的是棉织品（一九〇四年之值：洋布三百一十二万两，土布十五万五千两）、棉纱（洋纱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两，土纱八万〇三百五十五两）、纸烟（六十七万四千两）、煤（五十一万两）、面粉（一百三十三万二千两）、火柴（五十七万八千两）、煤油（一百九十一万七千两）、糖（一百七十三万二千两）、米（三百四十一万五千两）。出口货中主要各项为豆与豆饼（二百七十九万四千两）、柞蚕丝（四百八十万三千两）、草辫（一百四十一万三千两）、粉丝（一百五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三两）。

龙口（北纬三十七度四十一分，东经一百二十度十七分）是芝罘以西新开的一口。一九一八年其贸易进口值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一百二十六两，出口值六十七万六千五百四十九两，共三百二十二万九千六百七十五两。

威海卫（北纬三十七度三十分，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九分）于一八九八年由英国依租约自中国取得而占据，以回应俄国占旅顺与大连之举——而俄国之举又是继德国占胶州而来的。此处的政事由一位行政长官管理。那里并无常住的外国人可组成选民之体，而中国人则照中国的成法由村中父老治理。此口是英国东亚舰队夏季的驻泊之处，却不是根据地；那里已设了一座旅馆与一所学堂。就其人口之稀，又就它虽为自由港却照理不该与其腹地有正当往来而论，它海运的贸易竟大得出人意料。

胶州如今仍是一座中国城，位于其宽阔而浅的海湾顶端，惟有湾口才有好的锚地。青岛（北纬三十六度四分，东经一百二十度十八分）便在这里，是德国「胶州地」的口岸与治所。此口及其四围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被占据，作为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的报复；其后于一八九八年三月，自中国政府取得九十九年的租约。本地行政由一位总督主管，另有一个会议为助，由八个部门的首脑组成，再加三名非官方的会员。这座城与这个口岸是靠德国政府的津贴发展起来的：城中街道开得宽阔，房屋建得漂亮；而港则是人工造出来的，有堤有防波堤，一切欧洲所需的设备一应俱全；说造成这些用了五千万马克，还是个保守的估计。青岛作为消夏之地，在上海的侨民中间日益受欢迎。胶州湾位于平原与山地相接之处，忽必烈汗（公元一二六〇年）自其内端开了一条运河通北岸的莱州；在大运河修复完工、给出一条更安稳的路之前，这条运河使载贡的帆船得以北上而不必冒绕行山东半岛那段风涛之险。这条运河早已不能行运，不过它近世的替代者——自青岛至济南、长四百五十公里的铁路——把山东平原部分的丰富出产汲取出来；而本省西部、也就是较富的那一部分的贸易，注定要愈来愈向青岛聚拢。这是一个德国的口岸，然而当局很有识见，邀中国政府在税务上合办；一八九九年七月，中国的胶海关开办，就在该口办事。当时所订的税务办法是试行的，其后有所改良。自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起，胶海关把货物进出的稽查全盘接过，同时也让青岛享有中国通商口岸的一切贸易特权；港湾连其堤岸、铁路终点连其四围之地，被宣布为「自由区」，很像

一座巨大的保税栈房，货物出入无限，且可在其中保税加工；中国海关的税则，出口货于海运装出时征，进口货于出自由区时征；一切便利都要照在中国土地上一样给予中国海关；而进口税所收之数的百分之二十须交德国当局，作为维持该口的贴补。有了这个办法——倘若行得通——再加上与腹地相通的铁路，此口的前途便有把握了；更何况德国行政那套寻常的官僚做派，在「胶州湾租借地」上不像在德国别的殖民地上那样显眼。青岛至济南的铁路直达运输虽到一九〇五年才开通，此口的贸易却已大有进步，可于下列数目中见之——其中把无关紧要的帆船贸易也算在内：

一九〇〇年，进口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两，出口一百一十万四千五百七十四两，共三百九十五万七千一百五十两。

一九〇二年，进口八百〇七万五千二百五十两，出口二百二十六万九千三百九十二两，共一千〇三十四万四千六百四十二两。

一九〇五年，进口一千五百〇九万七千四百二十二两，出口七百二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八两，共二千二百三十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二千六百二十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八两，出口一千九百八十五万三千六百六十九两，共四千六百一十四万一千六百五十七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三千三百九十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两，出口二千九百五十三万四千五百四十两，共六千三百四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两。

山东西部的贸易向胶州聚拢、而芝罘——从前本省唯一通商口岸的出口——因此受损，这个趋势在草辫一项上显得格外分明：一九〇三年山东两口这项家庭手工出产的出口总数中，芝罘占百分之七十，胶州占百分之三十；到一九〇四年芝罘之份跌至百分之四十，一九〇五年再跌至百分之二十一；到一九一一年，胶州出口八万八千〇〇二担，而芝罘只有四担。自胶州出口的别的要紧出产有黄丝、豆油与花生油。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青岛之口与其炮台向一支日军投降，随日军而来的还有一支英国的队伍。日本占着该口与租借地不去，不过在受降之时曾宣告：战后当依日中两国商定的条件将其归还中国。至写作之日（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条件尚未议定。与德国所订的海关办法——大连也采用了——只得沿用下来。日本占领的结果，加上战事对全世界工业的影响，使青岛的贸易无论进出口都有一大部分转到了日本。

北方别的各省

与山东同纬度的，是一串内陆省份，海上与江上都无直接的出口；它们共有、并贯穿其间的那一条河即黄河，全程大抵不能通航。

河南，意即「河（黄河）之南」，西部多丘，与山西、陕西、湖北接界；东部为平原，与山东、江苏、安徽接界。面积估计六万八千平方英里，人口二千一百万。这是一个富庶而无通航之河的地方，注定要由铁路来改造；它的出产从前北向由天津、南向由镇江出口，如今则开始经自北而南把全省剖为两半的京汉铁路运往汉口。

（原注：一九一〇年普查为二千五百六十万。）

山西意即「西方之山」，在直隶与陕西之间。境内几乎没有河流贯穿，西面南面又傍着不能通航的黄河；它处在一片高原上，东面是陡峻的崖壁。雨水一旦不足便成旱灾，饥荒几乎无从赈济；而运输之难，非修铁路无从克服。有一条路自省城太原府通至正定，与京汉铁路相接。面积估计八万二千平方英里，人口一千万。

陕西东面与山西、河南、湖北接界，南面与四川接界，西面与甘肃接界。它的出产一部分经河南、一部分翻山下汉水运往汉口出口。公元前三世纪与公元后六世纪，当日所谓帝国的古都便在西安府或其附近；一九〇〇年朝廷为避乱逃到西安府，那里也像奉天一样维持着各部的虚设之影，只是没有属员。本省面积估计七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八百八十万。这个省名正可举为一例，说明中国语言之难以及它对声调或口气抑扬的倚赖。就拼写而论，山西与本省本无分别；要把口说之音分得准，前者应读上声，后者应读去声：「陕西」不过是把两省分开的一个便当的约定写法。

甘肃是十八省最西北的一角，面积估计十二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五百万。黄河贯穿其间，而它只能靠陆运；其出产主要是羊毛与驼毛，经蒙古而出，再自西北下到天津。

贵州远在南方，不过在此处一并提及更为便当，因为它是另一个没有通商口岸的省份。它北界四川，西界云南，南界广西，东界湖南，面积估计六万七千平方英里，人口一千一百三十万。矿藏丰富，尤以较罕见的几种为著；其出产以鸦片最为要紧，经湖南与广西出口。

四　川

四川意即「四条水」，面积算来是二十一万八千五百平方英里。中国一切统计上悬着的那种不确，没有比它人口估计之参差更能说明的了。近二十年所作的估计自三千五百万（霍布森，一八九二年）到七千九百五十万（波波夫，一八九四年）不等；不过查访者的总趋向是定在五千万至六千五百万之间；然而庄延龄（一九〇三年）倾向于怀疑一切高估；而谢立山（一九〇四年）——研究本省之细少有人及——则定为四千五百万。一九一〇年的官方普查只列二千三百万，不过这大约是估低了。本省的地面由重重山峦构成，扬子江在其间切出深而窄的河道，而到处都被陡壁的山谷与深沟割裂。全省只有一片开阔的平原，那便是省城成都的平原，其灌溉之制可称世界奇观之一。所产的矿有金、银、朱砂、铜、铁、煤与石油；天然的出产则以鸦片、大麻、白蜡、黄丝为主，此外还有其山谷中数以百计、列入中国药典的物产。这个富省的出产以盐为首，取自自流的钻井——有些深达地下二千五百英尺——几百年来，卤水都是靠辘轳与水牛之力费力地绞上来的。四川除了辛苦的翻山之路以外，唯一的出口是那条大江（江）或长江、或者干脆「江」——那是一条本无名字的河，中国的脊髓；而外国人却一致用中国人只用来称其数千英里行程中最后一百英里的那个名字来叫它：扬子。这条江自中国极西流到极东，惟有在四川境内这条路才有难处，那难处是急流所造成的——江水穿过著名的扬子江三峡时便在急流上奔腾而下。顺流而下，船夫祖传而练熟的本事使他们那脆弱的船安然驶过险处，而水势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竟急到每小时十五英里；可是逆流而上，这本事便要使到十足：那些约二十五吨的船，由百来名挣扎、呼号、流汗的纤夫拉着，过急流时常常出事。船在途中随即修补，湿了的货也随即晒干；不过据估计，除全然损失者不计，上水的船中足有十分之一到埠时货物或多或少被水泡坏。每一处急流附近都设有得力的救生船，那是中国少数几项只听得见好话的公共之政之一。本省有通商口岸两处。

重庆（北纬二十九度三十四分，东经一百〇六度三十一分）位于

大江（在四川境内有些河段又称金沙江）与小江（即嘉陵江）交会之处。《烟台条约》（一八七六年）中定：重庆应为稽查贸易的前哨，但「只要轮船尚不能到此口，即不准（英国）商人在重庆居住，亦不准在彼开设行栈」。最先到重庆的「轮船」是一八九八年三月的一艘小汽艇，而最先载货的轮船是一九〇〇年六月的「先驱号」，两者都是开发四川的立德乐先生带上去的；不过事实上，此地早在一八九一年三月便已开为通商口岸，特权一应俱全。在现有情形下，轮运恐难于四川的运货贸易中得利；经「海关」的贸易是帆船载的，经厘金卡的也是——后者的好处是税则可以通融、官员肯行方便，前者则凭其通商口岸的特权：在上海缴过一次进口税，货物便可再深入中国腹地一千四百英里而不必另纳。此城人口三十万，占着一片多岩的岬角，山径与石级代替了街道。此处江水夏涨，常态高出冬季水位七十英尺，往往更高，一九〇五年竟涨到一百〇八英尺。少数几名外国侨民散居城中与对岸，并无市政的组织。看贸易之量时须记得：商人尽可自择货物过海关还是过厘卡，而厘卡并不公布统计。经海关的贸易之值如下：

一八九四年，进口五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〇一两，出口四百九十九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共一千〇七十八万〇三百八十九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一千八百四十五万一千九百三十八两，出口一千〇九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八两，共二千九百四十万三千九百六十六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一千九百〇六万九千五百九十七两，出口一千〇〇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五两，共二千九百一十三万九千一百七十二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一千五百二十二万七千一百二十八两，出口一千四百八十七万二千六百二十九两，共三千〇〇九万九千七百五十七两。

进口货中六分之五是棉制品，即棉布（一九〇四年三百七十七万七千六百两，全为洋织）与棉纱（洋纱八百九十九万三千七百两，土纱二百六十八万一千五百两）。出口货中主要各项为猪鬃（四十七万七千两）、皮张（四十五万八千两）、药材（九十七万四千两）、麝香（九十八万三千两）、鸦片（四百〇八万四千两）、丝（一百八十一万三千两）、羊皮（四十五万两）、白蜡（三十三万二千两）、羊毛（三十一万五千两）。自本省运出的鸦片有许多走各条陆路，为的是避开过严的税则；不过一九〇四年经两处税卡下江的数量是三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担，一九〇五年是三万六千三百一十一担，在宜昌——过了江上的险处之后——两年各值约一千六百万两。

万县，其开放载于一九〇二年的英国商约，位于扬子江上重庆与宜昌之间。此口于一九一七年开放通商。一九一八年其贸易进口值二百九十二万一千二百三十八两，出口值二百六十六万五千三百〇四两，共五百五十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二两。

湖　南

湖南意即「湖（洞庭）之南」，南面西面为山地，东北一隅则是洞庭湖与环湖的冲积之地。面积估计八万三千四百平方英里，人口二千三百六十万。它的百姓是中国各省人中最强悍、最直爽的；而他们从不曾让这个帝国忘记：一八五三至一八六三年间，是他们救了这个帝国——其时曾国藩所率的湘勇遏住并逼退了太平之乱推进的浪头；自那以后，直到近来编练「新军」为止，中国的军队大部分是湖南的「勇」。东南采无烟煤，南部与西部采烟煤，而西部还出锑以及别的几种不常见的金属。冲积之地与河谷产米，每年可外销一百多万担；产茶，每年运往汉口三十万担；此外还产亚温带的种种物产；又有大批木排沿沅江放下，每年放到汉口的据估计值一千万两以上。从前广州与汉口之间有一桩极大的贸易，自广东翻折岭、沿湘江下行穿过湖南，因此湘潭当日是中国主要的商埠之一；可是自轮运兴起以来，这桩贸易如今取道上海、走海路与扬子江。湖南有两处开放通商的「通商口岸」。

岳州（北纬二十九度二十分，东经一百一十三度）于一八九九年由中国自愿开放。它位于洞庭湖注入扬子江之处；人们原指望此口能把湖南全部贸易汲取出来，因为料想货物必须从扬子江上吃水较深的船换到内河吃水较浅的船上去；可是这个指望并未实现，而后来长沙的开放，更把岳州本可能有的一点贸易指望彻底断送了。岳州所采的市政之法，在别的几处口岸也曾推行过。中国政府把「各国公共居留地」所需之地征收过来，开出道路，把地段拍卖，留下一笔为数可观的年地租；又征收不高的码头捐；市政工程与巡捕由岳州本地的道台与海关税务司共管；一切开销由中国政府担负，而侨民既不必再纳税，也不必担治理之任；将来若须再行课税，则将由一个代议之身管理。岳州人口二万，而「通商口岸」在五英里之外——只有那里才找得到安稳的锚地。

长沙（北纬二十八度十二分，东经一百一十二度四十七分）是本省省城，在湘江上，一九〇四年开为通商口岸。此城是学问与文教之中心，籍隶湖南的许多显宦把财富汇回乡里，助成此风，而百姓那种独立的性情又护着它；太平军在九省之中屡获大捷，却在此城墙下被击退，这里便是他们西进的极限。人口据称二十三万。再上行三十英里是湘潭，其人口从前据称七十万，如今大约不过一半。到长沙的水深夏季可算足有十英尺，而冬季有些地方减到三英尺。经岳州与长沙两关的贸易，一九〇五年进口值四百四十四万七千〇五十八两，出口值一百九十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两，共六百三十八万五千八百八十八两；一九一一年进口值一千〇一十一万九千二百六十五两，出口值一千一百〇二万七千〇六十两，共二千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五两。一九一八年两处合计：进口值一千六百九十万三千二百八十四两，出口值一千六百三十五万〇八百六十一两，共三千三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四十五两。单是湖南茶的出口便当值一千万两；由此可见这个富省的贸易仍旧是由扬子江上的小帆船载运的。

常德（北纬二十九度一分，东经一百一十一度二十七分）在洞庭湖西的沅江上，一九〇六年中国本已要自愿开放，而此意未果。所谓的湖如今只有夏天才是湖，冬天则是一片烂泥荒野中若干宽而浅的沟道；而无论冬夏，往常德的货运都取道湖南、介于湘江与沅江两口之间那片三角洲地上蜿蜒的水道。冬季能通到常德的最大吃水不过两英尺。常德是一座十五万人的城，它作为开放之口的主要价值在于：进口货可以免税再往内地多运这么远。

湖　北

湖北意即「湖之北」，面积估计七万一千四百平方英里，人口二千四百九十万；它与湖南合为湖广总督辖境，意即「湖之区」。北部西部多山，中部则是一片开阔的平原，成三角之形：底边远在汉口宜昌一线之北，两腰则是扬子江自宜昌东南流至岳州、再东北流至汉口的那两段。这片平原湖泊星罗、沟渠交错，大半低洼，有一部分年年夏季被水淹没，而大部分全靠一套浩大的堤防体系才免于夏季屡次的水患——那堤防设计与施工都极好，又不断修葺；此地主要的出产是棉。本省有三处通商口岸。

宜昌（北纬三十度四十二分，东经一百一十一度十六分）是一座四万人的城，位于扬子江轮船可达的上限，扼四川主要出口的咽喉，又正在四川与鄂西的山地与湖北中部平原相接之处。人们本可指望这里兴起一座大埠，山里人与平原人在此相会，内地人与海上人在此相会，彼此交换出产。然而贸易的路数并无改变；宜昌于一八七六年开为通商口岸，所做的不过是利用其有轮船可通之便，从沙市夺去了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

把四川贸易由下游吃水深的船换到上游吃水浅的船、或反过来换的这桩活计；而交换出产的大埠仍旧在汉口与上海。宜昌贸易的性质可于下列数目中见之——那是宜昌与重庆之间由「租雇帆船」载运、归海关稽查者，以及宜昌与汉口之间由轮船载运、与下游帆船相争者；帆船所载之值不计在内：

一八九四年，进口总值一千〇三十七万三千九百〇三两，复出口（即转运）九百四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两，净进口九十四万五千九百八十三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总值三千五百五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一两，复出口三千四百一十二万九千〇一十八两，净进口一百四十三万九千八百二十三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总值七百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五十八两，复出口四百〇四万七千一百六十三两，净进口三百二十九万八千〇九十五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总值六百三十万〇六百七十五两，复出口四百五十四万四千〇三十六两，净进口一百七十五万六千六百三十九两。

沙市（北纬三十度十七分，东经一百一十二度十七分）是一座八万人的城，一八九六年开为通商口岸。当初在宜昌开埠以前，它本是四川贸易寻常的转运之处；就其本身而论，它也该是个好的分销中心：它居湖北平原之心，有沟渠自此放射出去，穿过平原并通入湖南。其中有一条渠直通汉口，比轮船走扬子江的路要近得多；它未能发展为轮船之口，正该归因于这条渠之便。其贸易之值如下：

一八九七年，进口十三万五千二百九十二两，出口十八万一千二百二十两，共三十一万六千五百一十二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一百三十三万四千三百二十八两，出口六十二万二千〇四十三两，共一百九十五万六千三百七十一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一百九十六万八千八百四十七两，出口九十七万九千八百〇九两，共二百九十四万八千六百五十六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四百一十九万二千五百二十一两，出口二百一十六万九千九百七十一两，共六百三十六万二千四百九十二两。

汉口（北纬三十度三十五分，东经一百一十四度十七分）意即「汉之口」，位于汉水与扬子江交会之处；隔汉水是汉阳，那里有规模庞大的钢铁厂；与两地隔扬子江相望的是省城武昌：三镇合计的人口估计为八十七万。在外国商人出现以前，这里便已是个要紧的商务中心；它成为轮船通航的上限之后更为发达；自扬子江上游对轮船开放以来又更发达；而它近来作为铁路中枢的起步，只会使它更加重要。一八六一年开为通商口岸，划出六十二英亩之地作为英国政府的租界，其治法与天津相同；此后三十五年间，各国商人都住在这里、在这里通商，对这一小块地面与它半英里的临江岸线安之若素。一八九六年此租界又增五十三英亩，与原来所给者地位相同。紧接英租界下游的是俄租界。法租界于一八六一年划给，却不曾领受，一八九六年重新划给。法界之下是德租界，一八九五年所给，面积一百〇八英亩；德界之下是日租界，三十一英亩。再把更下游的京汉铁路用地算进去，则自汉口中国商务之区起，归外国管辖的临江岸线共六千码，大半筑有好堤。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汉口的外国人口为二千一百五十一人，其中英国人五百〇四、美国人五百、德国人一百六十二、法国人六十八、俄国人八十九、比利时人八十四、意大利人一百三十四、日本人五百三十七，其余七十三。现有的计划一旦实行，汉口便处在一个十字的交点上：东西是扬子江，南北是京汉粤干线铁路；要给它发展的前景划一条不高的界限，很难。过去它贸易之值如下：

一八六四年，进口七百九十三万五千五百五十八两，出口一千三百四十五万三千四百二十五两，共二千一百三十八万八千九百八十三两。

一八七四年，进口一千四百八十八万五千四百七十一两，出口一千八百二十七万六千〇九十四两，共三千三百一十六万一千五百六十五两。

一八八四年，进口一千七百四十六万七千八百八十三两，出口一千六百四十万三千九百九十八两，共三千三百八十七万一千八百八十一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一千五百九十一万五千九百六十六两，出口二千三百二十一万八千八百二十七两，共三千九百一十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三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四千四百三十六万四千三百二十四两，出口六千三百〇八万五千〇五十两，共一亿零七百四十四万九千三百七十四两。

一九〇五年，进口五千三百八十三万七千六百九十六两，出口五千七百二十万五千三百五十两，共一亿一千一百〇四万三千〇四十六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四千三百八十八万二千九百三十七两，出口七千四百〇七万四千五百四十七两，共一亿一千七百九十五万七千四百八十四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六千二百三十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两，出口一亿零二百八十二万五千三百二十八两，共一亿六千五百一十六万二千三百〇八两。

要把汉口主要的进口货一一列出，便等于把中国主要的进口货列一遍。出口货中以汉口为原产地的——不像九江的茶那样原产在别处——一九〇五年主要各项是茶（九百七十二万九千两）、棉纱（一百八十二万九千两）、豆（七百〇八万九千两）、豆饼（八十六万八千两）、桐油（出自桐子，三百三十二万两）、棉花（三百九十一万两）、黄麻（一百七十万四千两）、皮张（三百一十七万七千两）、生铁（九十八万七千两）、米（二百一十三万两）、芝麻（三百一十七万二千九百两）、皮货（二百〇五万两）、皮油（一百四十万三千两）、烟叶（二百一十八万四千两）。一九〇五年汉口进出的轮船共三百七十一万五千七百一十吨，其中挂英国旗的占百分之五十，挂中国旗的百分之十七，挂日本旗的百分之十六，挂德国旗的百分之十三。

江　西

江西省面积估计六万九千五百平方英里，人口一千四百五十万，大部分地面多山，而总的样子像一只向北境倾斜的槽。槽底便是鄱阳湖，东、南、西三面的河流注入其中，而它向北找到出口，在九江下游约二十英里的湖口注入扬子江。鄱阳湖与湖南的洞庭湖，每年夏天替扬子江下来的洪水接下头一股急流，减轻其为灾之烈。此湖与其支流由湖口这道门户可通，构成全省运输的水道。自江西翻梅岭到广州有一条商路干线，从前有相当大的货运经此而行；即便如今，自景德镇运往广州、在那里加绘广东式艳丽花样的瓷器，也有许多走这条路。景德镇本身并无官面的地位，即无官长、无衙门；一百年前古伯察神父估计其人口有百万，太平之乱中被毁，其后复兴，如今养得起十五万人口；它是中国瓷器出产的中心。这种瓷器从前品质无与伦比、花样设色无从摹仿，可是自十八世纪末迅速退化，到太平军毁其窑炉时更受了致命之击；自这门行业复兴以来，出品胎质粗重，而在本地所绘的设色与花样也粗陋。本省别的出产有茶、烟叶、纸、麻与桐油。省内有通商口岸一处。

九江（北纬二十九度四十四分，东经一百一十六度八分）是一座五万五千人的城，一八六一年开为通商口岸，位于鄱阳湖出口附近。这一年划给了一处英租界，市政之法与天津相同，如今便是侨民住区

之所在。距九江十三英里是山中的避暑之地牯岭，意即「牛脊」；上海与扬子江流域的外国侨民在那海拔三千五百英尺之处建了一片「夏屋」聚落，并无旅馆，据一九〇六年九月的清点，夏季人口一千一百人。此口本拟充作茶市，这个职分维持了几年，可是买卖的操纵渐渐移到了汉口；今日为外国市场所办的茶，大半在中国人手里，直到在汉口出售为止。此口贸易的进展见下列数目；出口之值后括注茶的装出数，以千担计：

一八六四年，进口二百六十二万二千三百一十九两，出口四百〇七万〇九百四十八两（茶一百三十七），共六百六十九万三千二百六十七两。

一八七四年，进口三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八十七两，出口九百九十二万一千六百七十九两（茶二百四十五），共一千三百八十五万四千六百六十六两。

一八八四年，进口二百八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五两，出口六百三十五万一千八百两（茶二百七十九），共九百二十万四千六百二十五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四百九十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七两，出口六百七十万五千四百七十九两（茶二百一十一），共一千一百六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六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一千二百〇四万五千三百九十五两，出口一千二百三十万二千一百六十五两（茶一百八十六），共二千四百三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一千五百六十万一千二百四十两，出口一千九百〇七万一千六百八十六两（茶二百四十五），共三千四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二十六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一千八百八十六万三千六百三十一两，出口二千一百一十八万〇二百九十九两（茶一百五十四），共四千〇〇四万三千九百三十两。

一九〇四年的进口货中，棉纱值四百三十二万七千两，煤油值八十五万九千两，糖值七十六万七千两；出口货中主要的是茶（四百九十四万五千两）、瓷器（七十一万四千三百两）、棉花（五十万二千三百两）、麻（九十二万六千两）、纸（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两）、烟叶（六十四万五千两）。

安　徽

安徽省面积估计五万四千八百平方英里，人口的估计自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五百万不等，而一九一〇年的官方普查只列一千七百三十万。它从前是江苏省的一部分，康熙年间（公元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三年）在行政上分出。扬子江以北，除极西与湖北接界的一部分之外，都是平原，可称帝国的谷仓，每年可外运的余米比任何别的产米之区都多。扬子江以南，除沿江的平原之外，大抵多丘。主要的出产是米、茶、鸦片、麻、棉与纸。安徽是李鸿章的故乡；他接着湖南人曾国藩的事业平定了太平之乱，自一八七〇年至一九〇一年将死之时，一直任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北方水陆兵马的统帅，并是朝廷议订条约章程的主议之人；经他之手，安徽人在仕途上与募兵上被提携起来，因而使这个帝国不致成为湖南人独占的牧场；而他的家族多年来一直操纵着本省的米业。省城安庆是扬子江轮船停靠之口，而大通设有盐厘局的总办——其税入已押作外债之偿。省内有通商口岸一处。

芜湖（北纬三十一度二十分，东经一百一十八度二十一分）是一座十三万七千人的城，一八七七年开放对外通商。二十八年间既无租界，也无居留地或划归外人居住的地面；可是一九〇五年划出一块地面作各国公共居留地，照岳州之法治理。下列数目显示贸易的发达：

一八八四年，进口二百六十八万一千六百九十七两，出口一百二十万六千七百九十三两，共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九十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五百〇六万八千四百五十两，出口五百一十五万六千〇九十两，共一千〇二十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九百九十一万六千四百五十三两，出口一千三百三十万六千九百三十两，共二千三百二十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三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一千〇七十九万六千〇五十五两，出口一千〇六十三万六千一百〇二两，共二千一百四十三万二千一百五十七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一千五百九十万二千九百〇一两，出口一千二百九十七万二千七百二十八两，共二千八百八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九两。

一九〇四年的进口货含棉织品（洋布一百七十五万两，土布二十七万四千两）、棉纱（八十一万八千两）、麻袋（四十二万六千两）、煤油（七十一万八千两）与糖（一百二十万九千两）；出口货中除米之外并无多少要紧之物——米的装出一般在二百万至四百六十万担之间，一九〇四年为五百六十二万一千一百四十三担，一九〇五年为八百四十三万八千〇九十三担（五十万二千二百五十吨）；可是一九一一年只出口二百六十六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担（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吨）。

江　苏

江苏省根本上是一片平原之地，几乎含着扬子江口冲积之地的全境，以及北至山东、由黄河沉积而成的那条海岸带。面积估计三万八千六百平方英里，人口的估计自一千四百万至三千九百万不等，而一九一〇年的普查列为一千七百三十万。这是一个通省寸土必用的省份：连低平海岸上本来不毛的荒滩，也供着两淮盐区的盐——那盐区在官面上供应六省或六省之一部，用盐之人大约共一亿。天然的出产品质既优而种类无穷，有丝——天生为世上最精——有米，为中国之最上，有棉，绒短而纤维细；此外还有鸦片、小麦、豆等等；而其手织之物——苏州与南京的丝织，以及全省家家农舍的棉织——更是几百年来享有盛名。经商是本省的天性，而遍布地面、四通八达的沟渠更助成之，大运河不过是其中居首者而已。这片笑语之乡被太平军蹂躏（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四年），断桥、残庙、颓屋在三十年前还是江苏一个显著的特色，今日许多地方仍可见到。江苏、江西与安徽合为两江总督辖境，意即「两个江（省）」。省内有四处通商口岸：南京、镇江、苏州与上海。

南京（北纬三十二度十三分，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二十五分）意即「南方之京」，官名江宁，意即「江之宁」；它在历史上几度为帝国之京，最后一次是在明初两位皇帝之世，一三六八至一四〇二年。旧城墙的残迹今日还辨得出来，一段属六朝（公元二二一至五八七年），另一段属南宋（公元一一二七至一二八〇年）与蒙古（公元一二八〇至一三六八年）两朝。今日的城墙大体是明朝洪武（公元一三六八年）所筑，而在一八五三年被太平军攻取、一八六四年被围十一年后收复之后加以修葺；城周二十五英里，所围之地与其说够容今日二十七万五千的人口，不如说够容一个帝国京城可能有的人口。城墙、城池与明初诸帝的陵寝招来游人；可是南京的骄傲、永乐（公元一四〇三至一四二四年）所建的那座著名的琉璃塔，被太平军毁了。南京是两江总督的驻节之地，而江苏巡抚则驻苏州。中国与海上各国所订的第一个条约，便是一八四二年在南京签订的英国条约。一八五八年的法国条约定开南京，其时南京还在太平军手里；可是一八六五年英法两国的委员到此察看，断定贸易的前景太不可望，直到一八九九年才真正开为通商口岸。主要的行业是丝织，不过太平军占领期间的乱事所造成的扰乱至今还不曾完全恢复：据说乱前城中与近郊的织机有五万张，如今只有五千张。贸易的发达见下列数目：

一九〇〇年，进口二百一十五万八千三百一十一两，出口一百七十一万〇二百八十四两，共三百八十六万八千五百九十五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五百二十九万六千一百一十九两，出口三百五十二万九千九百二十九两，共八百八十二万六千〇四十八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六百〇九万二千〇一十五两，出口二百九十七万〇五百二十三两，共九百〇六万二千五百三十九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一千四百九十二万〇二百八十四两，出口八百〇七万五千四百八十二两，共二千二百九十九万五千七百六十六两。

进口货是一个分销中心寻常所需之物；出口之值则有将近三分之二是缎（一九〇四年二百三十三万五千两）。

镇江（北纬三十二度十三分，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二十五分）占着一个要紧的位置：它近于扬子江脱离古老地层、开始多少带三角洲性质之处，又正在大运河与扬子江交叉之点。凭着大运河，它是一大片地面的分销与集散中心，那片地面远及山东、河南、安徽，甚至直隶。此城人口十七万，一八六一年开放对外通商；外国侨民住区在英租界上，其治法与天津的英租界相同。贸易的历程见下列数目：

一八六四年，进口四百六十七万三千二百九十四两，出口一百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两，共五百八十八万一千七百八十两。

一八七四年，进口一千一百四十三万九千一百三十三两，出口一百〇二万九千〇〇八两，共一千二百四十六万八千一百四十一两。

一八八四年，进口一千一百一十万八千五百〇六两，出口九十七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两，共一千二百〇八万四千九百三十一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一千五百一十六万五千〇八十八两，出口四百一十二万七千四百〇三两，共一千九百二十九万二千四百九十一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二千三百九十四万一千五百七十九两，出口八百三十八万一千六百二十五两，共三千二百三十二万三千二百〇四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一千八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八十四两，出口五百二十四万二千五百〇二两，共二千三百四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六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一千五百七十三万五千六百一十六两，出口三百三十八万二千七百三十两，共一千九百一十一万八千三百四十六两。

一九〇四年主要的进口货是棉织品（三百八十六万六千两）、棉纱（三百六十九万三千两）、火柴（五十七万二千两）、煤油（一百七十八万六千两）、檀香木（三十二万五千两）、糖（三百六十八万一千两）、桐油（一百〇五万八千两）与烟叶（五十九万四千两）。主要的出口货是豆（五十三万五千两）、豆饼（七十八万一千两）、花生（一百八十万四千两）、花生油（九十一万一千两）、芝麻油（八十七万六千两）与缎（七十五万九千两）。一九〇四年洋货进口（不含鸦片）共一千五百一十八万五千六百八十二两，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持子口单运往内地：百分之三十八运往本省各处，百分之四十运往安徽、山东、河南等别省。

苏州（北纬三十一度二十五分，东经一百二十度三十四分）是本省省城，几百年来以富庶壮丽著称，有两句众所周知的俗谚说它：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另一句较为隐晦，只有三个字——「杭苏柳」——可以这样解：「生在杭（州），因为那里的男子最俊秀、最有学问；娶在苏（州），因为那里的女子最美；死在柳（州），因为那里有做棺材最好的木头。」诗人咏这座城的词句还有许多；西方的诗人到那里也可以尽享其乐——只要他们像在中国别处一样，没有嗅觉神经。人口在乱前估计有百万，如今约五十万；城墙周约十英里，而一如中国各城的常例，大部分买卖在城外的关厢里做，尤其在西北。唯一要紧的行业是丝——缫、纺与织。苏州于一八九六年开为通商口岸，划出一处各国公共居留地，照后来岳州所采之法治理；其地在南城之外，离商务之区与一九〇六年通车的火车站都尽可能地远。此口的开放对贸易的路数影响甚微，贸易照旧循旧道往上海去；一九〇四年进口总值一百二十四万七千六百六十八两，其中烟叶将近四分之一，出口总值一百八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两，其中丝占五分之四。一九一八年的贸易数目则显出它已开始利用所设的新便利：进口三百九十一万〇七百二十二两，出口一千四百一十三万四千一百五十四两，共一千八百〇四万四千八百七十六两。

上海（北纬三十一度十四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二十九分）意即「海之上」，如今离咸水已远，却是进扬子江后第一处可设口岸之地。自江口外一座离岛上的北鞍灯塔起六十英里，自标着扬子江南口外沙的铜沙灯船起三十二英里，在吴淞村，便是扬子江的第一条支流黄浦——它排泄着镇江与杭州之间那一大片沟渠纵横的平原之水。黄浦是一条注入潮汐之江的潮汐之江，有外沙与内沙；内沙原先大潮高水时一般只有十九英尺的水深，虽然有时可增至二十三英尺。这在早年对从事运货的船只已足敷用；可是近世轮船载量大增，如今许多远洋轮船不得不在吴淞口外卸货。一九〇六年，中国政府依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各国公约》的条款设立了浚浦局，江中情形已大有改善。自黄浦上行十二英里便是上海城，锚地极佳，卸货便利。三四十年前锚地一般宽一千八百英尺，可是由于自然之力主要作用于人工之物，如今已减到从前可用之宽的约三分之二，水深则未变。上海又是苏州河汇入之处——那条河给出与西面乡地相通的水路，而如今几乎全因人力所致，已窄到不足一百码。自海上进来的航路有十七座灯标照着。

上海见于史册是在二千一百五十年前，而九百年前它已是一处要紧到足以设关的市集。一八四二年英军在赴南京途中占了它；南京条约既定它为通商口岸，遂于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正式开埠。最先划作外人居住的一区是英国当局选定的：南以洋泾浜为界——那是一条东西向的沟，在中国城北约四分之一英里——北以苏州河为界，东以黄浦为界，西以离黄浦一英里处所开的防御河为界；所围之地四百七十英亩，临江岸线四分之三英里。一八四九年法国当局在洋泾浜与城之间划定一区，一八五三年又展拓得城与江之间那条窄带，纵深虽窄，临江岸线却近四分之三英里。美国人占了苏州河以北名叫虹口的一区，临苏州河与黄浦，其中含着上海最值钱的一部分码头岸线。这块美租界于一八六三年与英租界合并，两国政府都放弃其专有之权，因而造出了那个自治的共和国，名曰「上海洋泾浜以北外人租界」；而法国政府则不肯交出它对所谓「法兰西租界」的管辖权。一八九九年这几处租界都加以扩充，如今简称「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权力所及达五千五百八十四英亩，而「法兰西租界」现有的面积是三百五十八英亩。公共租界历年的常住人口，以及一九一〇年上海全境的常住人口，列于下：

一九〇五年法租界的常住人口是外国人八百三十一（其中法国人二百七十四、英国人一百〇九、德国人四十七、日本人七十三），中国人八万四千七百九十二。上海这几处「划定的地面」，无论叫什么名目、其政制上有什么小的差别，无论是英、是法、是美还是公共的，都不是天津、汉口、广州那样的租界——那里是中国政府以永租之约让与外国的，而「租地人」所执的是外国租界之国所发、并在该国领事馆注册的地契；

（下列数字依次为一八八〇年、一八八五年、一八九〇年、一八九五年、一九〇〇年、一九一〇年公共租界，以及一九一〇年上海全境。）

英国人：一千〇六十一；一千五百一十一；一千六百六十三；二千〇五十五；二千九百八十七；五千二百六十九；五千五百六十九。

美国人：二百三十；二百七十四；三百二十三；三百二十八；五百六十二；九百四十；九百六十一。

法国人：四十一；六十六；一百一十四；一百三十八；一百七十六；三百三十；八百六十二。

德国人：一百五十九；二百一十六；二百四十四；三百一十四；五百二十五；八百一十一；八百八十六。

日本人：一百六十八；五百九十五；三百八十六；二百五十；七百三十六；三千三百六十一；五千五百三十五。

葡萄牙人：二百八十五；四百五十七；五百六十四；七百三十一；九百七十八；一千四百九十五；二千一百九十九。

俄国人：三；五；七；二十八；四十七；三百一十七；三百七十七。

奥匈人：三十一；四十四；三十八；三十九；八十三；一百〇二；一百〇七。

意大利人：九；三十一；二十二；八十三；六十；一百二十四；一百三十一。

西班牙人：七十六；二百三十二；二百二十九；一百五十四；一百一十一；一百四十；一百四十六。

丹麦人：三十二；五十一；六十九；八十六；七十六；一百一十三；一百二十三。

其余外国人：一百〇二；一百九十一；一百六十二；四百七十八；四百三十三；五百三十四；六百六十五。

外国人共计：二千一百九十七；三千六百七十三；三千八百二十一；四千六百八十四；六千七百七十四；一万三千五百三十六；一万七千五百五十五。

中国人：十万七千八百一十二；十二万五千六百六十五；十六万八千一百二十九；二十四万〇九百九十五；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七十六；四十八万八千〇〇五；六十九万。

（原注：公共租界以外的人口所列者为一九〇五年之数。）

它们是「居留地」，即划定的地面：外国人可以在其中置地，中国人可以继续在其中持有土地，外国人置地是与原业主直接议定的——这种地不发卖契，而是执「永租」之契，由中国本地官府钤印发给；这种地契可在任何领事馆注册，通常是租地人本国的领事馆，而不一定非在名义上管界之国的领事馆不可。居留地有完全的自治之权，含课税与巡捕之权；不过洋泾浜两边的制度不同。它们相同之处只在于都不给中国人选举权——中国人被视为蒙容许而住在外国居留地的，而这份容许起于他们成千上万地逃避太平军而来、在外国旗下找到本国旗下找不到的安全之时。

英租界最早的《土地章程》订于一八四五年，另设由领事提名的「道路码头委员会」。这章程于一八五四年修订并经中国官府核准，把在居留地内置地的特权推及一切外国人；及至一八六三年英美两租界合并，一八五五年首次选出的工部局便成了前面所说那个长名租界的工部局。《土地章程》最后一次修订在一八九八年，既经驻京各国公使认可，如今便是这个侨民社群的治理宪章。选民由下列人等构成：凡按估定年租五百两纳捐的住户，以及地值五百两的业主。法租界的公董局组织于一八六二年；其选民为一切业主、年纳租一千法郎的住户，以及年入四千法郎的居民；公董局由法国总领事任总董，其议决须经他允准方为有效。在这样的政制之下，此地日富，而由英、美、德三国的创业之力建起来的公共租界，自然比法租界更快。一九〇五年，公共租界内五千五百八十四英亩之地的估值为八千三百万两，其市值当远在一亿两以上；外国房屋二千四百七十一所、中国房屋四万五千三百二十八所，估定年租八百三十五万两，又代表着一亿两以上的另一笔本值。一九〇五年法租界三百五十八英亩之地的估值为八百五十万两，房屋的估定租值为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两。居留地所建其上的土壤，据一位有资格的权威所述，是「浸透了水、含云母极多、极细的沙，属冲积之淤，而一般在受压之下并不比流沙更结实」；而这个社群竟在六层的摩天之楼上作了一番不大的开端，这就很足以说明他们的创业之气了。

（原注：上海两，比表示贸易之值所用的海关两低一成。）

外国商人把他们的前哨自广州推到上海时，这个华中的首埠在他们看来便是华北；这个事实由此地最老的报纸《北华捷报》及其日刊《字林西报》之名给后人留了下来。而北方没有好的深水口岸，更使上海保住了它旧日作为华北以及扬子江流域分销中心的职分。此口商务的历史，用数字比用任何叙述都说得明白。

进出船只吨数（依次为一八六四年、一八八四年、一九〇四年、一九一一年）：

英国：九十九万一千七百八十六；二百三十万六千〇三十六；六百五十二万四千八百〇一；七百三十一万一千一百六十七。

美国：五十四万八千一百七十五；五十四万四千〇三十二；三十九万四千六百五十九；四十五万四千四百六十七。

德国：十一万六千九百四十五；十万零五千四百五十八；一百六十一万四千〇二十七；一百六十万零〇五十一。

日本：七百五十六；二十万六千四百七十三；四十九万五千二百九十二；三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二十三。

其余外国：十三万〇三百九十七；十五万八千〇六十；一百一十四万三千九百七十；一百七十五万四千〇一十。

中国轮船：无；七十万四千四百三十九；二百万零九千〇四十九；三百〇七万三千二百五十四。

共计：一百七十八万八千〇五十九；四百〇二万四千四百九十八；一千二百一十八万一千七百九十八；一千八百一十七万九千四百七十二。

要紧的是显出上海的分销贸易，而不只是它纯粹本地的贸易；这一点可于

下列数目中见之：

洋货进口（依次为进口总值、复出口、净进口）：

一八五九年，三千二百四十二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两；二百六十万九千六百〇三两；二千九百八十一万九千六百二十九两。

一八六四年，三千〇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三两；一千七百七十二万三千三百五十五两；一千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八百二十八两。

一八七四年，五千二百九十万二千一百〇二两；四千三百七十六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两；九百一十三万七千一百二十四两。

一八八四年，四千七百一十五万八千〇一十三两；三千九百六十九万〇一百一十七两；七百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六两。

一八九四年，九千六百九十二万〇九百三十一两；六千六百四十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七两；三千〇四十八万五千七百一十四两。

一九〇四年，一亿九千六百九十万五千九百九十八两；一亿五千一百六十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八两；四千五百二十八万八千一百两。

一九一一年，二亿二千〇二十七万九千八百六十七两；一亿三千九百一十六万〇六百六十二两；八千一百一十一万九千二百〇五两。

一九一八年，二亿二千〇九十万〇〇五十二两；一亿三千二百五十一万五千八百六十四两；八千八百三十八万四千一百八十八两。

（原注：一八五九年扬子江与北方各口尚未对外国船只开放，故运往那里的复出口不经海关。（又：一九〇四年日本吨数自一九〇三年的一百七十四万四千二百四十九吨减下来，缘于日俄之战。））

土货进口（依次为进口总值、复出口、净进口）：

一八五九年，无数。

一八六四年，二千七百五十四万二千〇六十五两；一千七百〇六万二千八百六十五两；一千〇四十七万九千二百两。

一八七四年，三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一两；二千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一百八十九两；六百七十八万八千〇五十二两。

一八八四年，三千九百四十五万四千三百一十三两；三千二百五十七万六千一百〇二两；六百八十七万八千二百一十一两。

一八九四年，五千三百三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七两；四千七百〇九万二千一百六十三两；六百二十六万九千一百八十四两。

一九〇四年，一亿二千七百九十七万〇八百二十八两；一亿零七百九十六万六千一百九十二两；二千万零〇四千六百三十六两。

一九一一年，一亿七千三百八十万六千四百六十九两；一亿四千七百七十八万一千〇七十两；二千六百〇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九两。

一九一八年，二亿三千一百一十万四千八百五十五两；一亿七千〇五十八万〇〇一十七两；六千〇五十二万四千八百三十八两。

土货出口（依次为本地出口、复出口、共计）：

一八五九年，三千三百万零三千五百四十五两；无；三千三百万零三千五百四十五两。

一八六四年，二千〇一十三万七千〇三十八两；一千七百〇六万二千八百六十五两；三千七百一十九万九千九百〇三两。

一八七四年，二千七百五十四万一千八百三十四两；二千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一百八十九两；五千七百四十八万八千〇二十三两。

一八八四年，二千六百六十万三千一百九十四两；三千二百五十七万六千一百〇二两；五千九百一十七万九千二百九十六两。

一八九四年，四千五百三十四万〇〇九十三两；四千七百〇九万二千一百六十三两；九千二百四十三万二千二百五十六两。

一九〇四年，八千〇一十八万七千四百三十四两；一亿零七百九十六万六千一百九十二两；一亿八千八百一十五万三千六百二十六两。

一九一一年，九千〇一十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六两；一亿四千七百七十八万一千〇七十两；二亿三千七百八十九万六千九百五十六两。

一九一八年，一亿七千五百〇八万九千四百七十五两；一亿七千〇五十八万〇〇一十七两；三亿四千五百六十六万九千四百九十二两。

贸易总计（依次为进、出、共）：

一八五九年，三千二百四十二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两；三千五百六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两；六千八百〇四万二千三百八十两。

一八六四年，五千八百〇六万四千二百四十八两；五千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二百五十八两；一亿一千二百九十八万七千五百〇六两。

一八七四年，八千九百六十三万六千三百四十三两；一亿零一百二十五万三千〇〇一两；一亿九千〇八十八万九千三百四十四两。

一八八四年，八千六百六十一万二千三百二十六两；九千八百八十六万九千四百一十三两；一亿八千五百四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两。

一八九四年，一亿五千〇二十八万二千二百七十八两；一亿五千八百八十六万七千四百七十三两；三亿〇九百一十四万九千七百五十一两。

一九〇四年，三亿二千四百八十七万六千八百二十六两；三亿三千九百七十七万一千五百二十四两；六亿六千四百六十四万八千三百五十两。

一九一一年，三亿九千四百〇八万六千三百三十六两；三亿七千七百〇五万七千六百一十八两；七亿七千一百一十四万三千九百五十四两。

一九一八年，四亿五千二百〇〇万四千九百〇七两；四亿七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三百五十六两；九亿三千〇一十九万〇二百六十三两。

一九〇四年自上海出口的本地货中，丝及其制品为三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两，原棉为一千六百万两，机器厂所织棉布为七十四万七千两，手织棉布为五百九十二万两，机纺棉纱为四百一十五万两，米为五百一十万两。

浙　江

浙江面积三万六千七百平方英里，人口估计一千七百万，是古越国的北端——越国沿海自广州延至上海。钱塘江在杭州与绍兴之间入海，把它分为两部分：南部较大，大体多山，而北部有几片相当大的平原；北部较小，几乎全是平原，由扬子江沉积而成。北部以及南部北端的平原，靠修筑坚固的海塘挡住海水的侵入——那海塘自杭州起，沿钱塘江口两岸而行，总长约二百五十英里。杭州潮、即钱塘潮，在海宁对面看得最真，可称世界奇观之一：一堵结实而几近垂直的水墙，高十二至十五英尺，以每小时十二至十五英里之速冲进江口、溯江而上。平原之地，尤其钱塘江以北，沟渠纵横，其中含大运河——大运河南端的起点便是杭州；这些渠都在同一水平，彼此自由相通；惟有自杭州沿海岸至海宁、并穿过杭州城的那几条在较高的水平上。这是在中国，事事颠倒；于是高水平的渠紧挨着钱塘江口——那里大潮的涨落差是二十五至三十五英尺——而低水平的渠倒在内地。本省主要的出产是丝、茶与棉，有通商口岸三处。

杭州（北纬三十度十二分，东经一百二十度十二分）是本省省城，一度为南宋之京（公元一一二九至一二八〇年），一八九六年开为通商口岸。它是丝业的中心，在这上头胜过苏州；太平之乱中它与扬子江平原别的城市同遭其难，至今还不曾从当日的残破中完全恢复。今日人口估计三十五万。一如同时开放的苏州，中国官府划出一百八十二英亩之地作公共居留地，仍归其管辖，其旁又划给日本租界一百二十英亩。距杭州约五十英里是山中的避暑之地莫干山，上海与别处的侨民在那里盖了许多夏屋。与本境以外的商务往来全在上海，走大运河与别的内河水道，靠小火轮拖带客船货船组成的「列队」往来。相当大的一桩贸易以杭州为起讫，见下列数目：

一八九八年，进口二百九十六万〇二百三十四两，出口五百〇三万三千二百四十五两，共七百九十九万三千四百七十九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八百七十万二千二百四十九两，出口九百一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九两，共一千七百七十六万〇七百六十八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八百〇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七两，出口九百六十三万二千〇五十四两，共一千七百六十九万八千〇三十一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九百四十一万八千三百〇一两，出口九百二十六万九千七百八十一两，共一千八百六十八万八千〇八十二两。

一九〇四年的进口货中棉制品甚少，主要的是锡（十九万七千两）、煤油（六十九万九千两）、火柴（九万七千两）、糖（一百七十一万两）、豆（七十九万五千两）、豆饼（二十七万五千两）、豆油（十三万四千两）、桐油（十三万五千两）、菜籽（十一万一千两）与烟叶（四十一万八千两）。出口货中主要的是棉花（三十万六千两）、扇（八十万两）、丝及其制品（三百一十八万二千两）与茶（四百二十四万五千两）。

宁波（北纬二十九度五十三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三十三分）一五二二年曾有葡萄牙人到过，可是他们的商人于一五四二年被逐。一八四一年为英军所占，一八四二年宣为通商口岸。人口估计二十六万。此处并无外国租界或划定的地面，巡捕与道路由中国官府出资管理。早年曾有过一番疑问：扬子江口的贸易中心究竟该是宁波还是上海；可是宁波商人在行会中的组织强固，把此口的贸易握在自己手里，结果上海取得了首埠的地位。宁波在商务上是、而且五十年来一直是上海的附庸，贸易几乎只与上海往来，靠每日一班轮船维持。先是芜湖、后是杭州的开放，把宁波的一部分贸易分了去。贸易的历程见下列数目：

一八六四年，进口一千〇二十六万四千六百一十六两，出口六百二十五万〇三百〇六两，共一千六百五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二两。

一八七四年，进口七百五十三万二千四百六十五两，出口七百〇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五两，共一千四百五十四万六千三百一十两。

一八八四年，进口六百六十四万九千一百一十七两，出口四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两，共一千一百四十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八百九十八万四千六百七十六两，出口五百六十一万五千〇八十一两，共一千四百五十九万九千七百五十七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一千三百二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两，出口八百万零一千一百四十一两，共二千一百二十九万七千四百一十二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一千四百三十五万七千四百一十一两，出口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一百四十一两，共二千二百二十二万〇五百五十二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一千五百八十二万〇九百五十七两，出口一千四百一十四万一千八百一十三两，共二千九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七十两。

以银计的数值扩张得这样少，显然是一个不长进的口岸。一九〇四年的进口货中主要的是棉织品（二百九十五万两）、棉纱（五十三万三千两）、锡（一百三十万两）、煤油（五十六万一千两）、糖（一百五十二万九千两）与烟叶连纸烟在内（三十一万二千两）。主要的出口货是棉花（一百九十七万二千两）、草席（二十九万两）、茶（三百四十万九千两）与水产（三十三万九千两）。

温州（北纬二十八度一分，东经一百二十度四十分）是一座八万人的城，在浙江偏南之处。此城相当洁净，风景极佳，沟渠纵横，游人到此颇有几分威尼斯之感。它没有外国居留地，外国侨民也很少。一八七七年开为通商口岸，而贸易未能发达。一九〇四年进口值一百五十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两，其中煤油十八万九千两、糖十三万七千两；出口值八十六万六千九百〇五两，其中茶五十万五千两；贸易共二百三十九万〇三百八十五两。一九一一年与一九一八年的贸易也只略多一点。

福　建

福建面积四万六千三百平方英里，人口的估计自八百万（罗斯，一八九一年）到二千五百万（波波夫，一八九四年）不等，而一九一〇年的普查列为一千三百一十万；它根本上是个多山之省。主要的河是闽江，连同它许多支流排泄本省大部分之水，河口在福州。河谷与山麓产茶、糖、鸦片以及居民的口粮，而山上则出木材、竹子，近年来还出樟脑。最要紧的行业之一是渔业；邮船上的旅客望不见陆地、或只看得见突出的岬角时，也会穿过成千上万条渔船组成的船队——那些蛋壳似的小船在世上风涛最恶的一片水面即台湾海峡的浪上轻快地浮沉。本省百姓主要靠海为生，而腹地崎岖又不甚肥沃，于是被逼得大批出洋；据估计，单自厦门每年便有至少二十万壮丁前往南洋，到埠后通常立三年至五年的雇约。福建有通商口岸三处。

三都澳（北纬二十六度四十分，东经一百一十九度四十分）意即「三市之澳」，有世上最好的港湾之一，极宜作海军之港；正是这一点，加上想以近乎中立化的办法保住它的愿望，促成了一八九九年自愿开放。此口被群山封住，除一小片分销之地外无所通达，开放对贸易影响甚微；唯一看得见的结果是：从前由脚夫翻山挑到福州的一批茶，如今以三都澳为起点，运到福州去卖它的老市场，再由那里复出口。一九〇四年轮船所载的进口值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三两；出口方面，茶（十一万〇七百七十二担）值一百九十三万六千两，别的一切货物值五千三百五十九两。

福州（北纬二十五度五十九分，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二十七分）意即「福之州」，是本省省城，人口估计六十二万五千。它在闽江上，距海三十四英里，在轮船所能到的最上之点罗星塔锚地上游九英里。罗星塔有福州船政局，是官办的船坞与造船厂，一八八四年被法国人毁去一部分。福州依一八四二年的英国条约开为通商口岸，可是此后十年无人着手发展其贸易；十年后才有商人前往，为的是收购福建、江西与安徽翻山运到此口的茶；即便在一八六一年扬子江各口开放之后，安徽南部的茶仍旧继续运往福州。福州是在设住区租界（一八六一年）之前开放的，也没有上海那样的居留地——上海是依同一条约开放的。侨民住区在江南岸、与城相对之处，其市政组织是芝罘条下所述那种未成形的样子。一九〇五年本境常住的外国人口八百四十一人，其中英国人一百九十四、美国人一百六十三、日本人三百四十九。福州是这样一个口岸之例：就外国的利益而论，它是衰落的；它主要靠一门行业——茶——而茶的贸易一衰，从前的兴旺也就去了。下列数目中，出口之值后括注茶的装出数量（以千担计），一九〇四年与一九一一年含自三都澳运来复装的茶：

一八六四年，进口七百一十三万四千两，出口一千三百一十二万四千两（茶四百八十七），共二千〇二十五万八千两。

一八七四年，进口四百六十六万八千二百二十两，出口一千五百四十万六千六百七十二两（茶六百八十三），共二千〇〇七万四千八百九十二两。

一八八四年，进口五百〇三万八千六百八十九两，出口八百五十万八千七百五十二两（茶六百八十），共一千三百五十四万七千四百四十一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六百四十二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两，出口七百〇二万五千〇一十三两（茶四百八十七），共一千三百四十五万〇九百三十二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一千〇〇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六两，出口七百二十一万七千〇〇二两（茶二百九十三），共一千七百二十六万五千九百六十八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八百四十三万七千一百四十一两，出口八百八十五万九千〇七十五两（茶三百〇七），共一千七百二十九万六千二百一十六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八百二十五万三千八百一十一两，出口七百三十八万八千四百〇八两（茶二百一十四），共一千五百六十四万二千二百一十九两。

以上是轮船贸易的数目；要得此口贸易的总数，一九〇四年还须加上帆船贸易之值：进口三百一十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三两，出口八百三十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二两，共一千一百四十五万一千一百〇五两。一九〇四年轮船与帆船合计的主要进口货是棉织品（洋布八十一万两，土布五十八万四千两）、棉纱（一百〇一万一千两）、锡（十五万九千两）、煤油（七十四万七千两）、糖（三十万九千两）、豆（五十一万六千两）、豆油与茶油（四十七万五千两）与小麦（四十八万五千两）。主要的出口货是茶（连三都澳之茶共值七百一十一万七千两）、软木（四百七十三万六千两）、笋干（九十一万九千两）、纸（三百六十一万二千两）；此口别的著名出产还有漆器与冻石雕件。

厦门（北纬二十四度二十七分，东经一百一十八度五分）是一座三十万人的城，在同名的岛上，充作泉州府与漳州府的轮船之口。外锚地底质好，便于抛锚，却对西南敞露；内港则庇护得极好，惟有台风例外——台风一旦进来便出不去。内港宽三分之一至半英里，在厦门与鼓浪屿之间：厦门一边是商号的写字间，鼓浪屿是多岩之岛，构成外国侨民住区。此处的市政组织本是那种无首而未经认可的样子，直到一九〇三年鼓浪屿被定为公共居留地，有了自治之权，大致照上海的样子。一八九九年在厦门一边划出一处日本租界，却不曾开发。内港上端有一座干船坞，长三百英尺，宽六十英尺。一九〇五年本境常住的外国人口一千九百一十二人，其中英国人三百六十四、美国人三十五、日本人一千四百二十六。厦门是中国的茶市之一，早年所装出的主要是厦门乌龙；这种茶不久品质退化，出口既减，其地位便被台湾乌龙所代——台湾乌龙的栽种与制作本是厦门茶商传去的，而即便在日本占据台湾（一八九五年）以后，它仍旧运到厦门来拼配、装箱、打包。乌龙茶贸易的历史颇有意思，可于下列自厦门与自淡水装出的担数中见之；淡水所出全数复运外国，主要是美国：

厦门茶（担），依次为一八六四、一八七四、一八八四、一八九四、一九〇四、一九〇六、一九一一各年：三万七千二百一十七；七万一千五百六十；四万二千九百二十三；二万九千三百一十二；三千〇六十五；二千四百五十；一千七百四十一。

台湾茶经厦门转运者：二万四千六百一十；九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十三万七千二百四十五；十万零六百八十三；五万九千〇〇五；三百三十七。

台湾茶径直运出者：无；无；无；六万三千六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一十七。

下列数目显示厦门贸易的历程，出口之值含运进又复运出的台湾茶：

一八六四年，进口七百〇六万四千七百二十两，出口二百八十三万〇三百五十九两，共九百八十九万五千〇七十九两。

一八七四年，进口五百六十九万二千七百八十一两，出口四百六十一万七千〇六十一两，共一千〇三十万九千八百四十二两。

一八八四年，进口八百七十四万五千〇六十一两，出口四百八十三万一千〇二十一两，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万六千〇八十二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一千〇〇四万三千一百二十八两，出口七百七十七万一千〇九十一两，共一千七百八十一万四千二百一十九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一千四百五十二万二千〇五十三两，出口六百六十万四千六百三十四两，共二千一百一十二万六千六百八十七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一千六百六十七万一千七百八十五两，出口三百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五十四两，共二千〇四十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一千一百四十三万一千四百〇七两，出口二百四十九万四千八百七十六两，共一千三百九十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三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货中主要的是棉织品（七十九万七千两）、棉纱（一百五十万九千两）、锡（二十万八千两）、海参（十三万八千两）、面粉（五十万五千两）、火柴（十三万两）、煤油（五十八万九千两）、米（一百九十万七千两）、豆（九十六万四千两）与豆饼（一百一十九万二千两）。出口货中台湾茶（四百〇二万五千两）占全数的五分之三；别的出口货有纸（八十八万四千两）、糖（四十四万一千两）与烟叶（三十二万四千两）。

广　东

广东意即「东广」，与广西即「西广」合为两广总督辖境，即「两广」。广东大体是个多山之省，有两片富庶的平原：一片在潮州四围（其口岸为汕头），一片是珠江三角洲——那是西江（自广西流来）、北江（自广东与北面江西、湖南分水之岭流来，在三水汇入西江）与东江（自粤东流来，在广州深水锚地黄埔附近汇入三角洲水系）合流而成的。连行政上只算广东一府的海南岛在内，本省面积估计十万平方英里，人口二千七百七十万。百姓强悍勤劳，这一点与别的亚热带之民不同，又好争而独立。他们分两个截然不同的族：本地即土著，与客家即移入者；两族杂处而从不融合，也不通婚，所说的方言彼此听不懂，又常常聚族械斗。自海岸的东端到西端，若循岬角而行、不入湾汊、也不算海南，航程将近七百海里。这条海岸上的百姓是强悍的渔人，遇上机会也做大胆的海盗。内地的百姓是勤劳的农夫，而城里则是辛勤的工商之民。本省产米甚多，每年还要另进口约五十万吨以补不足；又产丝，好，却不及江苏、浙江的；产茶，远不及从前的品质；产草席，用三角洲沿海低岛上所生的蔺草织成；产肉桂，出自罗定；产姜，出自西北；产糖，出自本省东部、雷州与海南；果品各处都产；此外还有一般的亚热带出产。城中所营的行业简直数不清，不过全是一个人带着自己的至亲在自家铺子或自家屋里便办得了的。本省有通商口岸六处：汕头、广州、三水、江门、琼州与北海；又有两处海关分卡，九龙与拱北，分别稽查中国与香港、澳门之间的帆船贸易；此外还有割让之地两处、租借之地一处，即香港、澳门与广州湾。

汕头（北纬二十三度二十二分，东经一百一十六度四十分）是一座并无官面地位的镇，今日人口六万，是广东最东一府潮州府的口岸，一八六〇年开放通商。锚地良好，在双岛上游四英里——双岛如一道防波堤横在韩江口上。外国侨民一部分住江北，一部分住江南，写字间在北岸，他们并无市政的组织。潮州府的百姓通称汕头人，极重乡党，连对同省的广州人也自居一格；凡贸易把他们召到的帝国各处，他们都组织严密、团结紧密；而且屡次以行会合力之举成功地抗拒了人家要加在他们身上的更苛的条件（譬如压低其出产之价、提高运费、在提单上加特别条款等等），有时甚至用到抵制或全然停业这样的极端手段。本境大量进口豆与豆饼，虽然自己产米，却也进口米；大宗的出口货是糖与烟叶。下列数目显示贸易的历程：

一八六四年，进口六百三十九万九千七百八十六两，出口三百七十万零一百六十五两，共一千〇〇九万九千九百五十一两。

一八七四年，进口一千一百〇五万七千六百五十九两，出口四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三十九两，共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九十八两。

一八八四年，进口一千二百三十八万五千九百六十九两，出口七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四十九两，共一千九百七十七万二千三百一十八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一千九百四十二万四千八百四十一两，出口六百四十八万三千六百六十七两，共二千五百九十万八千五百〇八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三千四百六十一万五千九百二十三两，出口一千四百六十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三两，共四千九百二十八万〇七百八十六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三千六百〇九万五千五百〇六两，出口一千五百三十二万〇一百九十两，共五千一百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九十六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三千五百〇四万八千二百〇六两，出口一千五百一十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一两，共五千〇一十八万二千九百三十七两。

这个自给自足之境进口竟远超出口，很是触目；其解释在于一项寻常贸易统计所不载的出口之值，那便是成千上万到马来群岛去做短期工的强悍勤劳的苦力。一九〇四年进口货中主要的是棉织品（二百一十四万六千两）、棉纱（三百六十九万九千两）、锡（六十四万五千两）、面粉（三十一万二千两）、火柴（二十五万六千两）、煤油（七十三万八千两）、米（七百四十二万二千两）、豆（二百五十二万五千两）、豆饼（五百四十三万二千两）、麻（六十九万六千两）与小麦（三十四万三千两）。主要的出口货是糖（六百〇五万两）、烟叶（八十六万六千两）、夏布（八十三万七千两）与纸（一百七十四万九千两）。

广州（北纬二十三度七分，东经一百一十三度十六分）是本省省城，号称「羊城」，出于五位仙人骑五羊入城的传说——

那是在周朝（公元前一一二二至前二五五年）之时；五羊化为石，至今还在那里，可见此说之不诬。此城之名为广州，而西文的「广东」乃是葡萄牙人对本省之名「广东」的译写。人口的估计自五十万至二百五十万不等，如今一般所认的数目是九十万。一九〇五年本境的外国侨民一千四百三十七人，其中英国人二百二十五、美国人四百八十四、德国人六十五、法国人一百五十八、日本人一百四十、葡萄牙人三百三十四。通商的早年，商人住在「夷馆」里，四围是气味难闻的中国街巷；一八四二年广州定为通商口岸之后仍是如此。一八五六年他们被逐走，一八五七年回来时房屋已成废墟。各商号的总行此后大抵设在香港；就对外贸易而论，广州成了这块英国殖民地商务上的附庸。在广州，「夷馆」的旧址被放弃；一八五九年筑堤填出沙面，另辟一处住区——沙面是一片泥滩，长约半英里，最宽处约五分之一英里，在城的西南角上。这块填出来的地，五分之四划作英租界，五分之一划作法租界；外国侨民便住在这里，四围是一道宽濠，桥上有卫兵把守；地方虽略嫌局促，却照天津相应各租界的样子自治。到此为止，旧日的外国租界便列全了，都起于一八五九至一八六一年间：牛庄、天津、汉口、九江、镇江与广州。广州的城与关厢是一个嗡嗡作响的劳作之蜂房；在世上的景象之中，很少有比坐一乘轿子在那些狭窄、拥挤、蒸腾而恶臭的街巷里随意走一趟，更能教社会学者与人种学者长见识的了：那忙碌的人丛推推搡搡、吆喝拥挤，却居然能按某种西方人的眼光察觉不到的路上规矩各自脱身；而一爿铺子里堆满无价的古物、或象牙雕工与刺绣妇的精巧之作，紧挨着的另一爿铺子里，一个工匠却在用他一千年前祖先所用的家什、依他们所用的法子做着某种原始的手艺。即便是那些把印度分三天、把中华帝国分三小时的匆匆环球客，也不妨把那三小时用在这样一趟游历上，而不会觉得虚掷；而当他乘轮回香港时，看见法国人在两广总督署旧址上所建的那座堂皇的天主教大堂，半个世纪的邦交史便会浮上心头——那座总督署是一八五七年占领广州的联军所毁，以报前一年外国财产被无端毁掉之仇。广州早年的贸易史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另有一章论之。一八四二年依英国的南京条约，广州失了贸易的垄断，本国的出产得以在当时开放的另外四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中择其最便者出口；及至一八六〇年扬子江各口与汕头开放，广州便完全被限在它自己的出产与供给之境内了。自那以来贸易的历程见下列数目，出口之值后括注丝及其制品之值（以百万两计）：

一八六〇年，进口一千三百〇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两，出口一千一百五十一万六千八百一十五两（丝三点七），共二千四百五十七万八千〇四十五两。

一八六四年，进口二百三十九万三千〇八十五两，出口九百八十六万〇二百二十两（丝四点〇），共一千二百二十五万三千三百〇五两。

一八七四年，进口六百六十二万六千四百四十一两，出口一千六百二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三两（丝九点一），共二千二百九十一万四千〇七十四两。

一八八四年，进口一千一百八十八万六千七百八十一两，出口一千三百八十五万三千二百四十三两（丝八点〇），共二千五百七十四万〇〇二十四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二千七百三十八万五千八百七十六两，出口一千八百〇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一两（丝十二点六），共四千五百四十一万七千五百九十七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五千六百三十七两，出口四千三百三十六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丝二十九点五），共九千六百二十四万七千〇七十六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四千七百五十九万七千五百七十七两，出口五千四百六十二万七千〇四十四两（丝三十三点六），共一亿〇二百二十二万四千六百二十一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四千五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九十五两，出口五千八百〇二万〇七百九十三两（丝三十八点八），共一亿〇三百二十二万六千〇七十八两。

此处不妨一并说一说稽查与香港、澳门帆船贸易的两处分关，即九龙关与拱北关的地位。

香港与澳门这两处外国殖民地是自由港，既无关税，也无稽查以羁其贸易；于是防止走私所需的措施，显然全落在中国官府一边。走私容易；而无论容易与否，这个习气在中国人性情里是根深蒂固的。澳门在大陆上，香港（最初所割之地）与中国之地只隔着短短半英里之水；从这两处走水路的私贩，有二十来条路可通往有利可图的市场。走私的主要对象是鸦片与盐：鸦片因其体积小而价值大、税又重，盐则因中国官家的专卖看得极严；不过在中国，私贩也不嫌逃避那按值百抽五所定税则的利，于是走私无处不有。中国官府不得不采取些查缉之法，其结果便是所谓的「封锁香港」——那是一八六八年设的一道缉私之线，由广州本地官府节制的巡船维持。本地管束既松，这情形在那些要维持那两处自由港绝对自由的人眼中便成了不可忍受；于是在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的一八八五年《续增专条》中定明：条约中所定制止走私的办法应即行筹议。中国的九龙关与拱北关遂于一八八七年设立；为免旧日那种不合章程的积弊，便归总税务司署管辖。这两处机关的总局为各方便利计，分设在香港与澳门两处殖民地之内；而稽查、征收的分卡与缉私的巡船则梯次布在外面。一八九九年英国殖民地界址扩展时，九龙关的分卡又往外推，使其仍在中国水域与中国土地之上。这两处机关稽查的是自中国口岸——主要是广州一带——往香港与澳门的帆船货运；把经它们的贸易之值加上上文所列经广州海关的贸易之值，便可大致代表珠江三角洲合计的贸易。这合计的贸易如下：

一八八七年，进口二千九百一十八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两，出口三千一百六十五万六千〇一十九两，共六千〇八十四万二千六百五十五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五千三百七十九万二千八百四十三两，出口四千一百六十万七千八百〇八两，共九千五百四十万〇〇六百五十一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九千二百六十五万〇八百九十六两，出口六千五百一十万二千八百七十八两，共一亿五千七百七十五万三千七百七十四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九千〇九十六万一千四百二十四两，出口七千三百七十六万〇五百五十九两，共一亿六千四百七十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三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九千四百四十七万二千六百七十六两，出口七千七百八十九万四千四百三十八两，共一亿七千二百三十六万七千一百一十四两。

一九〇四年经这三处关进入三角洲的主要进口货是棉纱（四百一十七万一千两）、面粉（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两）、煤油（三百八十三万四千两）、米（一千一百四十二万三千两）、芝麻（二百七十六万三千两）与糖（一百二十七万六千两）。主要的出口货是丝及其制品（三千一百四十二万两）、肉桂（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两）、蛋（五十万九千两）、扇（五十七万二千两）、皮革（六十万一千两）、草席（九十二万九千两）、蔺席（三百三十六万九千两）、纸（一百二十三万四千两）与烟叶（一百六十万五千两）。茶在一八六〇年装出二十六万三千二百六十四担，占该年广州出口之值的五成；而一九〇四年（五万三千二百五十担）在经这三处关的出口之值中已不足百分之二。

三水（北纬二十三度六分，东经一百一十二度五十三分）意即「三条水」，是一座五千人的小城，位于西江与北江汇合之处，一八九七年开为通商口岸。人们本指望它把北江的全部贸易、以及西江的许多贸易汲取出来，可是所抱的指望并未实现。一九〇四年进口值一百八十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五两，出口值一百二十一万七千八百七十三两，共三百〇四万六千八百〇八两。一九一一年的数目是四百三十七万〇一百〇三两、一百三十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两，共五百六十八万五千二百四十九两。

江门（北纬二十二度三十五分，东经一百一十三度九分）意即「江之口」，是一座三万五千人的城，位于三角洲一条支汊上、近那张水网最西一支的河口，轮船距广州七十英里、距香港八十七英里、距澳门四十五英里；它

于一九〇四年开为通商口岸。开放之旨在汲取三角洲西部以及其西一带之地的贸易，而所得的成效也还看得见。若不计往来香港澳门的帆船贸易——那已含在九龙、拱北两关的统计之内——则开放次年即一九〇五年，轮船与帆船贸易之值为：进口三百〇八万二千九百五十四两，出口三百七十九万四千六百七十六两，共六百八十七万七千六百三十两。一九一一年的数目是：进口四百一十九万一千九百九十两，出口一百三十万九千九百〇二两，共五百五十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两。主要的出口货是葵扇、草席与家禽。

琼州（北纬二十度一分，东经一百一十度十六分）是海南岛的府城，人口三万五千，在其口岸海口（意即「海之口」）内陆三英里处。它开为通商口岸载于一八五八年各约，可是商界中无人对它有兴趣，实际开放遂延至一八七六年。此口供应海南以及隔十二英里宽的琼州海峡与大陆相望的雷州府的贸易。口岸海口人口二万五千，锚地是一片开敞的泊地，自东北经北至西北都向海峡敞开；而货船装卸只有在每日一次的高潮时才进得来——此处与整个东京湾一样，一昼夜只有一潮。贸易的历程如下：

一八八四年，进口一百三十二万六千四百九十九两，出口一百一十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二两，共二百四十四万六千一百八十一两。

一八九四年，进口一百八十一万七千三百九十八两，出口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八百二十一两，共三百一十万零一千二百一十九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二百五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五两，出口二百四十六万九千八百七十八两，共五百〇二万〇五百〇九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三百三十万八千六百〇一两，出口二百一十万六千六百七十九两，共五百四十一万五千二百八十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二百三十四万七千〇一十三两，出口二百一十九万五千六百六十二两，共四百五十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五两。

一九〇四年主要的出口货是猪（六万五千三百〇六头，值八十八万一千六百三十一两）、糖（五十万七千两）与槟榔（十二万两）。

北海（北纬二十一度二十九分，东经一百〇九度七分）意即「海之北」，是一座脏而不卫生的镇，人口两万，位于东京湾顶端，是十三英里外廉州府的海口，一八七七年开为通商口岸。与湾内别的口岸一样，它一昼夜只有一潮。它直接供应的地面贫瘠多沙，产糖、靛青与花生，而捕鱼与做海盗是副业；贸易能否发展，主要的指望在于把此口当作一道旁门，借以绕开通云南与桂西的天然商路上的税卡——那两条天然商路便是经东京的红河与经广西的西江。下面所列北海贸易的数目，所取的年份是特为显出中国内地课税之制那种麻痹之效的：它把贸易从天然的水路赶走，逼得人改走那种必须翻山陆运、费用昂贵的路。看这些数目时须参照下列年份：

一八八四年（开埠后七年），法国占东京，使那条边界由内界变成外界。

一八八九年，蒙自开放，东京的税卡放宽，使红河恢复了它作为通云南商路的天然之用。

一八九七年，梧州开为通商口岸，把一税制的特权带进广西，并使广东的厘卡失效，于是西江全程都可用作通云南与桂西之路。

下表为各货每年的平均数，依次为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三年、一八八八至一八九〇年、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六年、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

原色布（码）：三万六千一百二十；四百〇八万一千六百；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一百六十；一百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二十。

粗布（码）：一百三十三万七千九百五十；二百九十八万七千八百七十五；一百三十五万七千〇五十；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五十。

细布（码）：一万四千六百；一百三十一万五千六百六十；七十九万〇九百二十；五十七万六千九百。

棉纱（担）：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三；九万一千四百八十一；七万六千〇九十；四万五千六百五十四。

长厄尔呢（匹）：五千三百〇六；二万〇一百〇九；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六千四百三十四。

棉毛货总值（两）：三十五万七千八百九十九；二百四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四；一百九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一百二十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九。

一九〇四年北海贸易之值为：进口一百八十九万二千二百三十五两，出口一百一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三两，共三百〇一万四千六百五十八两。出口货含糖（二十九万六千两）与靛青（二十五万七千两）。

广东境内的割让之地

广东境内割与外国的地面不下三处，所依的条件各不相同：澳门归葡萄牙，香港归英国，广州湾归法国。

澳门（北纬二十二度十一分，东经一百一十三度三十三分）最早于一五五七年被葡萄牙人占据，其时他们的商人与商船已被逐出宁波与福州。此后三百年他们据有此地，而所依的条件从不曾明白界定：一边执定是凭征服与占领之权，另一边则不认此说，并在这块殖民地之内维持着中国的税卡。有一件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葡萄牙政府每年向广州的制台缴地租五百两，直到一八四八年为止。这一年葡萄牙当局拒绝再缴，把中国的税卡以及一切别的中国权威的标记逐出殖民地。葡萄牙的主权最后由中国在一八八七年的条约中承认。葡萄牙与荷兰的商船在十七世纪常到此口，英国人在十八世纪来到这里，英美两国人在十九世纪前半也来，通常自澳门作最后的起程；而一八三九年与一八五六年商人两次被逐出广州的夷馆时，他们所栖身的正是澳门。一八四二年香港割与英国，又自一八五六年起发达起来，给了澳门那衰落的正当贸易最后一击；自那以后，它的兴旺主要靠苦力贸易，直到葡萄牙政府于一八七四年将其禁绝。中国的拱北关（见前）于一八八七年设立，以稽查澳门与中国各口之间的帆船贸易。澳门占着一小片半岛，以一条窄地峡与中国之地相连；割让之地还含两座俯制港湾的岛，即氹仔与路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口为六万三千九百九十一人，计葡萄牙人三千七百八十、别国外国人一百五十四、中国人六万〇〇五十七。

香港（北纬二十二度十八分，东经一百一十四度十分）意即「美好之港」，英国当局于一八四一年五月一日出告示正式占领；其割让由中国在南京条约中承认，该约的批准书于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互换。创设这块殖民地的皇家特许状日期为一八四三年四月五日。最初所割的只有香港岛，面积二十九平方英里。岛之北、介于岛与大陆之间，便是香港那座美好之港——那是世上少数几处可称完美的港湾之一：东口宽六百码，西口甚宽，却有外围诸岛护着，而锚地一般宽一英里。九龙半岛面积约

两平方英里，自港湾北面伸向港中，于一八六〇年加入割让之地。港湾的北岸除九龙半岛之外，全程都为中国之地所俯制；于是一八九九年又把「九龙展拓界」——大陆上三百七十六平方英里——依中国政府九十九年的租约加入这块殖民地，租约中还含大屿山那座大岛，以及直抵大鹏湾与深圳湾对岸的水面。香港一向是个繁忙的商埠，自一八五六年以来尤其如此；它对华南各口所尽的职分，正如上海对华北与扬子江流域所尽的；就全中国合计的对外贸易而论，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进口的四分之一、出口的三分之一是经香港融资与分销的，其余由上海经手，或有小部分由附属口岸直接经手。这一点无法援引香港的统计为证，因为这块殖民地并不公布贸易统计；而它所公布的唯一统计即船运统计又有误导之嫌，因为其中把实际从事沿岸贸易、往往只去几英里外之处的船只算进了对外贸易。香港于一八四二年二月六日正式宣告为自由港，此后一直是自由港，只是自一八八七年起在防止鸦片走私上给了中国政府一些协助。中国的九龙关（见前）于一八八七年设立，以稽查香港与中国各口之间的帆船贸易。殖民地内驻军约四千；一九〇六年民籍常住人口为三十一万九千八百〇三人，计中国人三十万七千三百八十八、英国人及别的欧美人六千〇八十五、别国外国人五千九百〇二（主要是亚洲人）。中国人中男子二十一万六千二百四十，女子九万一千一百四十八。

广州湾（北纬二十一度一分，东经一百一十度二十五分）是中日之战后那一段时期所作的四处租借割让之一；这四处连同最初占据的日期是：胶州（德国，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旅顺与大连（俄国，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广州湾（法国，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与威海卫（英国，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广州湾锚地良好，惟入口须穿过沙洲，颇为不易；将来修铁路通广西，所经之地也不算太难。法国当局不曾采取任何步骤去发展这块殖民地的正当贸易；除了自由港难免的走私之外，这块割地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用处，是把法国的旗子往东又推了这么远、又离珠江口近了这么些。

广　西

广西面积七万八千平方英里，人口六百五十万；中部与东部一般海拔五百至八百英尺，向北面西面的山地渐高，那里的高处有六千至八千英尺。它含西江的流域，那些支流正如手指向腕聚拢一般汇到梧州出口；随后诸水合为一道在广东境内短短流一程，到三水又分开，成为珠江三角洲的各条水道。溯西江往西，到浔州（当地方言作「浔州」）为止都叫这个名字，到此便分为北江与南江。北江纳几条要紧的支流，那些支流只勉强可通舟，而北江本身可通二十吨的船若干路程。南江往往也叫西江（因为它正是主要的商路），上行到南宁以上三十英里处又分为左江与右江：左江通龙州，右江通百色；自百色有一条通云南的商路干线，经梧州与经北海与香港、广州的贸易便由此而行。百色可通本地约三十吨的大船，过那许多急流全凭高明的技艺。自百色到梧州约五百英里，落差八百英尺。在梧州汇入这个水系的是桂江，自省城桂林南流而来；自桂江上源有一条小运河可通湘江上源，湘江穿湖南而注入扬子江。此地百姓好乱，把劫掠与造反看作歉收自然而然的伴随之事；太平之乱正是起于广西，而中国最近的一场叛乱也是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的广西之乱。本省天然的出产不甚要紧，惟有八角例外——这一项本省几乎独擅天下；它出自两处：一处在百色一带，另一处出油品质较好，在龙州与谅山之间、越过东京边界之地。矿产方面本省大有可为，只是尚未证实。有一位地质学者说过——虽然并非以报告那样的责任说的——他在一平方英里之内钻探得煤、铁、铜、铅，其富饶大约世上许多单个的平方英里都比不上。这几种矿都已知有蕴藏，此外还有金、银、锑、石棉、铋等等。西北的山上伐木。本省有通商口岸三处。

梧州（北纬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东经一百一十一度二十分）是一座六万五千人的城，一八九七年开为通商口岸，位置很合其用。它的通商口岸地位使商人得以把货物——无论进口还是出口——运过广东那许多恼人的厘卡；而在梧州，他扼着全省的水道，那些水道都汇到这一点上。轮运的发达见下列数目：

一八九八年，进口二百九十七万六千八百〇七两，出口一百二十四万四千九百五十一两，共四百二十二万一千七百五十八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七百八十万六千四百三十六两，出口三百二十七万七千七百九十一两，共一千一百〇八万四千二百二十七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六百八十四万九千七百九十五两，出口三百八十万七千八百六十七两，共一千〇六十五万七千六百六十二两。

此外帆船贸易之值：一九一一年进口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两，出口一千四百七十五万〇〇二十四两，共一千六百四十万九千九百〇四两；于是该口一九一一年的贸易总计为二千七百〇六万七千五百六十六两。

一九〇四年轮船所载有资格享受此便的洋货进口共值七百四十八万七千二百八十九两，其中不下百分之八十持子口单运往内地，因而免纳厘金：百分之十三运往本省，百分之五十九运往贵州，百分之八运往云南。一九〇四年主要的出口货是八角与八角油（四十一万两）、牛（一万一千一百二十六头，值二十五万一千两）、家禽（三十五万一千两）与皮张（五十九万一千两）。

龙州（北纬二十二度二十二分，东经一百〇六度四十五分）意即「龙城」，属蒙自条下将要说到的那种边界口岸。它于一八八九年开放对外通商，所望的是桂西的贸易能经它入东京，走法国政府有意促成的那条铁路。那条铁路在东京境内修成，却不曾越过边界、穿过它与龙州之间四十英里崎岖之地展筑；而它本要招来的那批贸易，仍旧循八百英里的水路往广州去。驻在那里的海关人员没有多少事可做，只好观赏如画的景致；一九〇五年贸易之值为：进口十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两，出口六万七千一百二十二两，共二十三万〇四百五十二两。一九一一年总计二十五万七千一百九十六两，一九一八年九万九千六百〇一两。主要的进口货是木材与染色纱，而除鸦片之外主要的出口货是自广州溯江而上运来的美国煤油。

南宁（北纬二十二度四十八分，东经一百〇八度十五分）是一座约十万人的城，位于西江干流（南江）左右两支交会处下游约三十英里，是桂西南的商务中心，也是西江通云南那条路上的转运之所。云南与广西经北海的那部分货运便汇到这一点上。南宁开放对外通商之事商议已久，中国于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自愿开放。据宣告，其市政将采岳州那一型。一九一一年贸易之值为：进口二百一十二万四千九百二十八两，出口二百五十七万五千五百八十九两，共四百七十万〇〇五百一十七两；一九一八年共六百九十三万〇七百三十六两。

云　南

云南意即「云之南」，是一片阳光明亮的高原，在云雾笼罩、多雾的四川之南。它是十八省中最后被这个帝国同化的一省，由中国直接治理只上溯到忽必烈汗之世（公元一二六〇年）——他征服云南而并之，并重申其对缅甸、安南与柬埔寨的上国之权。面积约十四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八百五十万。一八六七年的潘泰之乱，起于回民要自立一个政府的企图，平定极难，而屠戮惨酷；随之而来的是腺鼠疫，此疫在云南流行多年（蒙自常住人口一万二千，据说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六年每年死者近千人），一八八二年在北海第一次被欧洲医生所见，一八九四年传到香港与外面的世界。这些使人口减少的缘由，加上土壤的贫薄，便说明了本省人口何以如此稀疏。云南是极为多山的。西部布满山脉，其高处的山口海拔在八千英尺以上，陡坡南北走向，谷中的河流水量极大，那是喜马拉雅诸岭的雨与融雪所汇，奔腾于多岩的河床之中，而河床本身已高出海面数千英尺。东部的大部分被人形容为「一片破碎的高原，平均高五千英尺」；可是这「高原」破碎得如此厉害，以致辨不出平原来，而山才是最显著的特色。省内的水道不能用于运输，其深谷反倒成了贸易的障碍；而人口之少又不容使用人力脚夫，于是驮骡与马——遇急时再添上驮牛——便是唯一的运输之具。自本省出去的水路要到边界上才有，而可供大宗贸易之用的有三条：自南界入东京的红河，另有铁路通省城云南府为辅；自东界通广州与香港的西江；以及自北界下通汉口与上海的扬子江。本省的农产之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鸦片，另有一章论那件药物；云南所消费的进口货主要便是靠它来偿付的。本省的大宗财富在矿：已知有朱砂、煤、铜、金、铁、铅、雌黄、盐、银、锡与锌。采矿之业被潘泰之乱重创；而在那以前，虽然铁矿最多，铜的开采规模却要大得多，为的是供应帝国各钱局之需——那些钱局从前

几乎全靠云南的矿供其所需，其数可算作每年约六千吨。其次要紧的是含银之铅，已知的矿在二十处以上。锡出自个旧，距蒙自约二十英里；一九〇五年自蒙自出口四千五百吨。煤虽已知有蕴藏，却不曾大规模开采。本省所产的盐足供本省之食。沿本省南界与西界有通商口岸三处。

蒙自（北纬二十三度二十四分，东经一百〇三度二十二分）人口一万二千，可举以说明边界口岸的样子；如今已开的四处之中，只有它发展出了值得一顾的贸易。它海拔四千五百英尺，距其帆船之口蛮耗（海拔九百英尺）四十英里——蛮耗在红河上，再往下六日帆船之程是河口；河口在云南一边，与东京一边边界上的老街相对，一八九五年被定为蒙自一带第一处分关。在铁路修成以前，自海防运来的进口货，夏汛时乘轮到老街，冬季则乘轮到安沛，再用本地的船过急流到老街；自老街用本地的船到蛮耗；自蛮耗用驮畜到蒙自，再由此分销全省；每头驮畜平均驮一百六十磅。蒙自于一八八九年开为通商口岸，另有一项沿海与沿江口岸所无的特别规定：进口货只纳税则的十分之七，出口货只纳十分之六；而且一九〇二年施行修订的进口税则时，仍认为边界口岸照旧适用税率较低的旧税则。不过子口税既为税则之半，便仍按未减的税率计；而蒙自的贸易之所以格外发达，主要正是为着避开中国内地的课税：一九〇四年的进口货中将近百分之七十四持子口单继续内运，而这批过境货中有六分之一是为着贵州而绕这条远路的。梧州的开放（一八九七年）对蒙自的贸易并无影响，见下列数目——进口之值后括注持子口单内运的百分数：

一八九四年，进口一百二十四万一千八百七十九两（九十二），出口九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一两，共二百一十八万五千二百两。

一八九九年，进口三百三十七万三千六百四十一两（八十五），出口一百八十八万三千二百九十七两，共五百二十五万六千九百三十八两。

一九〇四年，进口六百〇六万三千七百七十七两（七十四），出口四百六十八万三千五百二十二两，共一千〇七十四万七千二百九十九两。

一九一一年，进口四百六十四万四千七百五十八两（七十七），出口六百七十五万〇三百〇四两，共一千一百三十九万五千〇六十二两。

一九一八年，进口九百四十七万四千二百二十五两（七十），出口一千一百三十九万八千八百一十八两，共二千〇八十七万三千〇四十三两。

一九〇四年主要的进口货是棉纱（三百七十三万二千两），主要的出口货是鸦片（一百三十三万二千两）与锡（三百一十八万七千两）。进口货中百分之八十六报为自香港保税经东京而来，百分之十四自东京而来；出口货中百分之七十报往香港，百分之三十报往东京（其中鸦片在一百四十万四千两之中占一百三十三万二千两）。

思茅（北纬二十二度四十七分，东经一百〇一度二分）又称厄斯莫，人口一万五千，海拔四千七百英尺，位于云南西南角上，距蒙自与距云南府都是十八日驮畜之程，距法属老挝边界六日，距英属掸邦边界十二日。运输全靠驮畜。此口于一八九六年开放，一九〇四年贸易之值为：进口二十二万一千七百五十三两，出口四万五千二百三十两，共二十六万六千九百八十三两。主要的进口货是棉花，出口货中并无格外突出之物。一九一一年共二十三万五千二百〇八两。

腾越（北纬二十四度四十五分，东经九十八度十五分）人口一万，海拔五千五百英尺。它在云南西界上，距缅甸的八莫七日驮畜之程，距云南府二十四日；所经之路要翻越一连串山口，有时高达八千英尺，又要降入谷中，有些谷只高出海面二千五百英尺。腾越的开放一九〇〇年曾试过，一九〇二年办成；一九〇四年其贸易为：进口一百七十四万七千八百二十两，出口三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四两，共二百〇八万五千五百〇四两。一九一一年共一百六十八万四千二百一十三两，一九一八年共三百九十五万二千八百八十三两。一九〇四年主要的进口货是棉织品（三十九万三千两）、棉纱（八十四万九千两）与原棉（十八万四千两）；主要的出口货是黄丝（二十二万四千两）。进口货中一九〇四年有百分之七十四、一九一一年有百分之六十九持子口单内运，其中四分之三运往云南各处，四分之一则横贯云南全境运往四川与贵州。

西　藏

西藏有通商口岸一处，即亚东（北纬二十八度，东经八十九度），无居民，也不收税。一九〇三年经此处的贸易之值（那是在一九〇四年英国使团推进、贸易中断以前）为：进口三十四万三千〇二十两，出口三十四万三千六百六十二两，共六十八万六千六百八十二两。

九对外贸易

中国古时对外贸易的记载是晦暗的；要把那桩贸易说个明白，须另撰专书去讨论：中国的丝经由哪些路到达罗马帝国——那是中亚的商队之路，后来波罗兄弟与其侄马可孛罗所循的正是这几条；阿拉伯人在唐（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七年）宋（公元九六〇至一一二七年）两朝由海上前来通商所循的是哪些路；以及中国人自己与南海诸岛贸易时所循的是哪些路——冬日的东北季风把满载本国出产的帆船送去，夏日的西南季风又把它们连同热带的香料稳稳送回。就本章之旨而论，只须把欧洲各国次第开出中国贸易的步骤理一理便够了。

葡萄牙人是东方的发现者，一如西班牙人是西方的发现者；有记载的第一艘到中国的欧洲船，是一五一六年自满剌加启航的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之船。一五一七年，斐南多·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率葡萄牙船四艘、马来船四艘驶入广州水面，本地官员待他甚好——那些官员无论当日还是向来都很乐于奖掖贸易——并准他亲身前往北京。他的弟弟西蒙次年到来，行事无状，以致被逐出海岸，而斐南多则在北京下狱，末了丧命。此后又有别的船来，在宁波（那里设了正式的「夷馆」即商站）、福州与厦门开了贸易，又在广州附近设了三处商站，其一便在澳门。葡萄牙人行事的路数，与当日一切基督教国家对异教之民所持的态度相合，大约又因在买卖上占不到中国商人的便宜而更甚；于是谕旨下来要杀他们。此举在北方办得很彻底，单宁波便死了八百人；葡萄牙人遂集中于澳门，一五五七年获准在那里定居，每年缴租五百两。一五七三年中国人筑墙把这块居留地围起来，一五八七年又设民官治理其中的中国居民、并征收官家一切课税：这两样都延续到一八四八年。葡萄牙曾几次遣使赴京、或试图赴京：第一次随安德拉德于一五一七年而行，被阻于广州；第二次在一五五二年，被葡萄牙驻满剌加的总督所阻；第三次在一六六七年到了北京，却一无所成；第四次在一七二七年在朝廷受到优礼，却不曾得着什么实在的好处；一七五三年第五次也是如此。一八四八年澳门宣告独立之后，两国的政治关系紧张起来；除墨西哥一个例外之外，葡萄牙是西方各国中最后一个（一八八七年）与朝廷订立友好通商条约的。

其次进入中国对外贸易的是西班牙人。依博尔吉亚教皇划界之裁断，他们于一五四三年经菲律宾自西方进入东方；他们第一次到中国是在一五七五年，在广州受到优待。一五八〇年有一个使团启程赴京，却被扣在广州遣回马尼拉；此后直到一八四七年再无使团，而第一个条约订于一八六四年。西班牙与中国贸易的发展，便留给了往来于马尼拉与福建各口（厦门、泉州等）的中国人；马尼拉的中国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势力如此之大、又如此显出独立之气，以致一六〇二年西班牙人行了一场大屠杀，把那两万中国移民杀了大半。于是直到十七世纪之初，中国人所能作的判断便只是：欧洲商人是以炮与剑为其贸易之本的。

荷兰人初到是在一六〇四年，其次在一六二二年——其时有十七艘船的一支舰队出现在澳门外。葡萄牙当时是西班牙领土的一部分，澳门便成了正当的战利品而遭攻击；然而荷兰人被击退，转往澎湖，又被中国人逐走——一半用兵，一半靠交涉；他们随后在台湾落脚，而中国当时对台湾并无治理之权。他们在那里造了两座厚重的砖堡（相传砖是从荷兰运来的！），墙厚六至八英尺、高三十英尺：一座造于一六二四年，即南部台湾府的热兰遮城，一座在北部的淡水。他们第一次遣使赴京是在一六五五年，使团被接见，而且有一项特别之处：从始至终，除了它自己的后继者之外，它是唯一行过叩头之礼的欧洲使团。一六六二年，热兰遮城被围九个月之后，荷兰人被自立一方的郑成功逐出台湾。一六六三年他们占厦门，一六六四年遣一支商队赴福州；此后便安于与别人同样地位在广州通商。一六六五年另有一个专使赴京，最后一次在一七九五年。他们的条约与别国条件相同，订于一八六三年。

英国人在一五九六年伊丽莎白写下那封不曾送到的致皇帝之信以后，曾几次试图到中国来；而第一个到中国的是威德尔，他于一六三七年六月抵澳门。当日各国的政策都是要限制别国的贸易，以为贸易是一座不流的水库，别人取走其中一部分，自己便少了那么多；于是葡萄牙人从中作梗，又向中国官府颠倒是非，以致虎门炮台向威德尔的船队开火。他还了一手好的，末了获准装货。下一次尝试在一六六四年，派了一艘船到澳门，却空载而回。贸易随后在台湾开了——台湾当时不在朝廷权力之下；一六七七年又派一艘小船到厦门。一六七八年，船上载去值四千镑的「贸易货物」与六千镑的现银，运回丝、大黄与锌。厦门的商站一六八一年撤去，一六八五年短暂重设。英国人在一六八四年以前无法在广州取得立足之地，而即便取得之后，因葡萄牙人作梗也做不成多少买卖——澳门这块殖民地预算中有一大项便是馈送中国官员，为的是保住垄断。不过贸易还是一点一点兴旺起来，到一七〇一年，广州的「投本」达四万零八百镑，厦门达三万四千四百镑。一七〇一年曾试在宁波通商而无利可图。一七〇二年在广州开了个头，后来发展成「行」或「夷馆」之制。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一直操在东印度公司手中，直到一八三四年其垄断被废为止；此外一切英国商人都凭该公司的执照通商。英国第一个赴京的使团是一七九三年的马戛尔尼勋爵，受到了很好而体面的接待，却无实际的结果；第二个是一八一六年的阿美士德勋爵，因可惜的误会而不曾得着觐见。第三个是一八三四年的律劳卑勋爵，他为本国主权与体面所作的必要主张，循事势之自然，导致了中国与一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场战事，也导致了一八四二年第一个英国条约。

俄国人最初是由陆路接近中国的，他们第一个使团于一五六七年到北京而无成；此后一六一九年与一六五三年到北京的使团也无成。他们最早的商队于一六五八年、一六七二年与一六七七年到北京。第一个条约签于一六八九年，一半是为规定陆路贸易，而主要是为从俄国手里收回它在满洲远处所占之地。此后又有使团于一六九二年、一七一九年、一七二七年、一七五五年前来，直到签订一八五八年条约的那个使团。一八〇六年俄国派了两艘船去开广州的海上贸易；他们装到了货，可是唯一的结果是中国禁止一切尚未在广州夷馆立定的国家通商。

法国人除传教之举外与中国最初的接触，是一六八八年路易十四致康熙的一封信。第一次通商的尝试在一七二八年，而此后只有私人经营踵事。一八〇二年法国旗又在广州升起，

可是与英国重启战端时便降了下来，直到一八二九年才再升起。他们第一个使团在一八四四年，第一个条约便由它签订。

美国人直接进入中国贸易是在一七八四年，此前他们与这桩贸易的关系全是经东印度公司——那公司格外坚持要他们买它的茶。他们此时虽已是独立之国，却是在英国人的翼下溜进来的，并得着法国人的友好支持，也加入了当日的「夷馆」生活。特别与他们相关的唯一政治事件，是一八二一年美国贸易的中止：起因是一名美国水手杀死一名中国人，美国人认为那是误杀；及至那美国人被交出、被绞死，贸易才恢复。美国第一个使团在一八四四年，第一个条约也是那时签订的。到这时候，美国人在广州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已仅次于英国人——这番发展一半得力于他们在拿破仑战争中的中立地位、以及他们在一个垄断的世界里做自由贸易者，而一半也靠扬基人经商的天性。

别的国家也在不同的年代来分中国贸易的一杯羹；广州的夷馆中已设有瑞典馆、丹麦馆与帝国馆；丹麦人的遗迹至今还留在黄埔的丹麦岛上，而帝国馆主要供的是今日所谓比利时的贸易，也可能供汉萨诸城的贸易。还有些没有单独夷馆的，也自印度而来、受英国的庇护，仿佛预示了他们将来会被吞并。葡萄牙人则只守着澳门；此外广州便是一个小小的天下，自东而西依次是荷兰馆、东印度公司馆、普通英国馆、瑞典馆、帝国馆、美国馆、法国馆、西班牙馆与丹麦馆，另有四处分租出去作寓所。

夷馆与行商之制

在旧日广州的规制之下，「夷馆」——须照旧义理解，即本国公司的「代理人」即代办的住所或商站——代表着纯属外国的一面，是外国商人的账房、货栈、库房与住所，而住的日子便是每年准他留在广州的那一段。行、或公行、或行会，则是外国商人得以与中华帝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唯一媒介。这上头第一步走于一七〇二年，其时派定一人为唯一的经纪，一切外国人买卖都须经他。一七二〇年公行立为法人之身；一七四五年又重申其地位，给了它与外人一切交易的绝对垄断，并责成它对外人的债务与行止负责；到后来，行中之家共十三。一七六〇年又订了更严的章程，大意如下：

一、一切兵船不得进虎门。为商船护航的兵船须在外海下锚，等商船备妥启程，再一同驶去。

二、妇女、枪炮、矛戟及任何军械，一概不得带入夷馆。

三、一切引水与船上买办都须在澳门的中国地方官衙门注册，由其发给执照或腰牌，必须佩在腰间。船户或别的人等，非在该船买办直接管束之下，不得与外国船只往来；该船若有走私之事，买办受罚。

四、每馆雇用中国人以八名为限（其职分一一开列）。

五、外国人不得随意出入江上。一八一九年放宽一次，准他们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往花地（约一英里外），但不得十人以上成群而行。若在外过夜，则下一个假日不准出。出行时必须有一名「通事」随行，凡有违章，通事受罚。

六、外国人不得直接向官员陈述；如有陈述，须经行商转达。

七、行商不得欠外国人的钱。往来城中走私货物，一概禁止。

八、载货的外国船到来时不得在江口外逗留，须径到黄埔，不得在别处私自贸易。

（原注：即船上的供应商。）

这些以及别的旧章程，直到夷馆时代的最后一刻都还十足有效。譬如一八三〇年，东印度公司馆中几位职员的太太——一共不过三位——竟敢自澳门来广州；她们的到来引起极大的骚动；住了几天她们便走了，可是那还是在官府扬言要停止一切贸易之后！在这套制度之下，外国商人平日住在澳门，到广州来办他船上的事，在广州时便住在他的夷馆里；船上的事一办完，他照理该回澳门、或回外面世界任何别的地方。出去要领执照——进来不必——那其实是四件文书：第一是几家行商出具的保结；第二是粤海关监督的通行之文；第三是沿途每一处炮台与税卡都要会签的正式路条；第四是随身什物财产的准单——为此他要付一笔费，有时竟高到三百两（一百镑）。这是理论；实际上船是成队而来、或在固定的时节而来，总求在东北季风一起（十月）便尽快到广州，又求在西南季风起劲（约三月）、妨碍顺利南下中国海之前离去；于是外国人通常也是成群而来、成群而去。夏天留一两个人在广州，名义上并不是为护馆——护馆之事有公行、或者说公行中专派给该馆的那一家绝对可靠地担着——而是借口说有一艘不合季节的船已经或可能要来，或者说他们的进口货还不曾卖完；这个借口只要每年照例送上一份好处，总是被接受的。船一到，头一件事是在澳门请一名领照的引水，又先在澳门、后在广州下游十英里的锚地黄埔请一名船上买办：这两者——尤其是后者——把与这条船（作为船）的一切往来都垄断了，价钱由他们自定。到了虎门（即虎口，载货之船唯一的窄口），须领进口之准单，为此又要缴费。有一份确凿的记载列出一八三〇年一条船进口所缴之费，显出官定税则的伸缩何等之大——而这还不算为使这套机括运转顺滑而付给许多属员的好处：

船钞，按船身长宽丈量计，八百四十二两二钱八分五厘。

折足银之耗，七十五两八钱〇六厘。

银师费，十五两一钱六分一厘。

官礼，八百一十两六钱九分一厘。

粤海关监督「开关之费」，四百八十两四钱二分。

解京并按官秤过秤，一百五十两一钱四分五厘。

交库大使，一百一十六两四钱二分四厘。

另加百分之一强折成足银，一两二钱一分二厘。

小计二千四百九十二两二钱一分二厘。

广州与北京平色之差，百分之七，一百七十四两四钱五分五厘。

共二千六百六十六两六钱六分七厘。

照当日通行的兑价，这约合九百镑；不过显然还不含「丈量、进口、出口结关的一切旧费，以及按日按月的各费等等」——依一八四三年七月的专门章程，那些「应予废除」。依一八五八年以来施行的现行章程，这条四百二十吨的船在上述名目下所应缴的总数是一百六十八两，照今日的兑价合二十五镑。船到黄埔之后，仍旧日日是船上买办的进项之源，也是官员的进项之源——按日按月之费、付给属员之款，以及为催它早走而送的若干不定的好处。它在广州的代理人拿了载货清单——上面详开货物——交给公行中负责的那一家；公行便办妥一切必需的手续、付清一切必需的款项，把货卸进有特权的（垄断的）驳船，运到夷馆。至于现银，

（原注：亨特《广州番鬼录》。）

（原注：两地平色实际相差不到百分之一，而且是反过来的，广州的平色较重。）

它在进口的货载中占一大部分，随即存入夷馆的库房；至于货物，只能卖给该馆所属的那一家公行，不得卖给别人。在这些限制之外便无强迫：进口商可以囤着等好价，也可以把货运回原处（那自然大大减少了装茶的舱位），只要他不愿卖，便不必卖。出口货的大宗是茶，几乎一概要提前一年订约；在这上头外国商人也有选择：他可以在订约时把数量与价钱都定死，也可以只定数量，价钱留待下一季茶市开盘时照品质的行情议定。丝的装运每船不得超过一定之数（一百四十担，合一百六十七英担）——除非出钱买这项特权，而所出之数并无税则可循，够拿到准单便是。「杂货」（当日的叫法，即今日行话中的「零碎货」，茶丝以外的杂项）似乎装运并无特别之限，可是金银的装运须另领准单——也要出钱——因为金银的出口其实是禁的。出口货由有特权的驳船运下去、如数装上船之后，公行便去领「大照」即出口结关之单——也要出钱；有了它，船便可出海。

这是一套运转起来毫无摩擦的制度。人人都高兴：外国商人享着他实际上的垄断，眼前也见不到什么勒索，而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恼人之处，比起迅速致富的指望来算不得什么；公行这样那样地付出百万，却可以加倍几倍地捞回来；官员们也十分满意。就其商务的一面而论，最好的评语便是这个公认的事实：在合作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并肩成长起来，而论其信义之笃，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曾有过比他们更好的；从不曾有过一纸合同，遇难之时屡屡相助，彼此之间又多有同情与友谊。及至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被推下它那崇高的位置、英国政府头一次派了一位钦使来管理贸易，这套制度才被照进十足的天光之下，人们才看出：从政府那一面看，它不是一套课税之制，而是一套挤奶之制。自始至终，对外贸易都是被挤的奶。自一条船进口到它离去，它与它的装备、它的货、它的代理人，全都落在受公行或官员管束、直接节制的人手里。撇开那些小角色不论——领照而垄断的引水、船上供应商、装卸工、驳船户、经纪、银师、通事、向导——他们全都把手伸进这口锅里；我们只须看一看那对最友好的对手，即外国商人与公行行商之间的关系。外国人四围裹着一重透不过的幕：他到不了市场，连一条铺子街也不能走一走，也不能派一个独立可靠的人出去打听价钱，而是事事都得不加质疑地接受他的经纪——公行中的一家——所开的价。这一点进口出口一样。中国这套制度竟能容外国人不但糊口、而且积起一份不小的家财；公行中的一家遇上外国商人陷入困境时竟肯替他销掉欠债——这很足以说明中国商人的慷慨、经商的本事与远见，可是也同样点明了一件事：其中的利润必定有极宽的余地，才容得下这样的大方。因为公行才是那个挤奶的：它把对外贸易的油水挤到尽，而为这项特权付出甚重。行中之家为谋这个位置要出钱，据说有一家出了二十万两（六万多镑）；他们又屡屡被摊派特别的捐输，譬如黄河决口或别的灾变时出十万两；他们要在京中维持自己的地位（自己的门路）；要与广州的官员——尤其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粤海关监督——处得好；而凡知道中国的人都知道，他们还得博得并保住每一位官员每一个属员、下至最卑微的门房的欢心。一八四一年广州认赔六百万元赎城时，行商从私产中出了二百万元。然而他们中间最有名的浩官，在一八三四年、即其身死前九年，自称家产值二千六百万元——在当日这是一笔大财，大约是世上最大的一笔商人之财。

到一八三四年为止，中国是公认的局面主人。是中国定下了准许对外贸易的条件，而外国各国——其代表只有通商的利益——便接受了这些条件，毫无怨言地服从；商人自己也十分满足，无论在广州还是在长崎，只要贸易有利可图，他们尽可接受一个公认低人一等的地位。律劳卑勋爵以英国公使之身到来，引入了另一个问题：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是执拗的。此外还有一种东西被投进这只坩埚：朝廷对鸦片那种忽然复苏、而无疑是出于诚意的禁绝之心。这场较量自一八三四年到一八六〇年持续了二十六年，其背后有四项主要的争端：

第一，要求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待：这一项由一八四二年的英国条约解决，一八六〇年最终解决。

第二，鸦片问题：这一项在一八四二年炮口之下加于中国的英国条约里被搁置不问，末了在一八五八年各约同时附刊的税则中把鸦片列入，顺带把它了结了。

第三，公行的垄断与课税之无定：这一项在一八四二年解决。

第四，使外国人的生命、肢体与财产免受中国法理与其不公之施用的伤害：这一项一八四二年的英国条约未曾了结，最先见于一八四三年的英国虎门续约与一八四四年的美国条约。

此时局面倒转过来；自一八六〇年起，一半由于英国、其后又由英法两国的举动，一半由于叛乱与乱局使中国衰弱，外国各国便成了局面的主人，而对外贸易所依的条件由它们而不由中国定下。

旧日贸易的构成不大为人所知，将来总有一天要靠研究东印度公司那一时期的档案来弄明白。所知的只是：西方所能供给的，中国要的极少。一九〇五年棉制品占一切外国进口货（不含鸦片）之值的百分之四十四；可是在这一门行业上，西方要与廉价的亚洲人工相竞，非等到理查·阿克莱特与伊莱·惠特尼的发明所带来的那番发展不可；而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初，棉布的流向是自中国往西方——那便是给我们祖父辈做短裤的南京布。毛织品是要的，可是数量不大，中国人宁愿用自己的丝；即便到如今，毛织品的进口也不超过进口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一。水银与铅是要的，可是数量也不大；所输入的货物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视为奇玩之物，正如换回西方去的漆盒、牙雕、绘扇与古怪的佛像一样。除了鸦片（另有一章论之）与原棉（输入一个产棉之国）之外，这桩贸易是现银交易。那是银行之便尚未推广的年代——有了那种便利，此国出超之数便可由彼国的进口来抵付；而广州并无银行，每一处夷馆、每一个商人都有一间库房，必须始终备着现银，一处夷馆手边常有百万元以上。只有东印度公司把它的印度贸易与中国贸易彼此打通，开出或收受孟买、加尔各答的汇票，惟有款项不敷抵付其汇票时才收付现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如此，不过荷属印度的货物流向一般是往外，与中国一样。别人便没有这条路可走；一八二四年自纽约驶往广州的一条四百九十八吨的船，其货载大约可算相当典型：计毛皮（运煤到纽卡斯尔！）、条铁与碎铁（大约作压舱之用）、铅（装茶所需，不过中国也产）、水银（有销路，一八六八年进口七十七万九千六百磅，一九〇五年十五万六千磅），以及装在小桶里的西班牙银元三十五万枚。那位据实而书的史家库柏于一八四七年写他所略知的这桩贸易，记下了「兰科卡斯号」一七九六年与一七九八年的两次航行。第一次它自费城驶往欧洲，在那里做中立国有利可图的买卖，「直到凑足了一定数目的西班牙银元（其时美国现银短缺），便……尽快驶往广州」装茶。第二次它载着「贸易货物」与斧头驶往南太平洋诸岛，去收一船檀香木（船主心里对这木头将被用于崇拜偶像还有几分不安）；航程中断之后到了广州，把檀香木卖了好价，买了茶，还余下几千元，那几千元也在广州花掉了，却是花在别的用场上。据亨特所记，一八三一年自纽约来的三条船带来了一百一十万元的硬币。即便迟至一八五九年——那一年上海货物的进出口大致相抵——该口经外国途径进口的金银为一千〇四十八万三千五百五十两，出口为四百二十四万六千〇六十七两；而一八六〇年，出口之值虽超过进口，上海金银的流动仍是进口一千五百二十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出口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五百一十两。此后银行之便在东方更充分地发展起来；到一九〇五年，便出现了这样的景象：中国的进口贸易（四亿四千七百万两）之值将近出口贸易（二亿二千八百万两）之值的两倍，而其融通所需的金银流动不过区区之数——全年轧差约一千万两，而且是进口，与货物同一方向。实情是：几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商务上向外面的世界征贡，其情形后文还要提到。

（原注：《火山口》。）

中国以外国各国所定条件为本的新贸易，自一八六〇年以来是照

与世上别处在许多方面相似的路数进行的；而自外国进口货卖给中国分销商的那一刻起、以及自中国土产被买去装运的那一刻起，更是几乎全然相同。不过有一件事须记在心里：在中国，出口与进口一样要征关税，两者都按名义上值百抽五的税率科定。过去四十五年贸易的发展，单凭进出总值的陈述还不足以充分衡量，因为有一个远为要紧的因素，那便是向西方索求的货品与供作出口的货品，其种类都增多了。中国的海关统计自一八六〇年起刊行，到一八六七年成了今日的样子；此处取该年与一九〇五年相比，以见新局三十九年间货物交换的进步。

船　运

十六世纪与中国通商的船只惟有葡萄牙的。十七世纪葡萄牙船到广州通商，荷兰船到台湾与厦门，英国船到厦门、并自一六八四年起到广州。十八世纪贸易被严格限于广州，而这一口上悬挂的主要海上通商之国的旗多寡不等，自一七八四年起还有美国的旗。十九世纪前半，即「旧贸易」的日子里，贸易仍如前限于广州，而运货之业大部分落在英国旗下，其次是美国旗。本世纪的五十、六十两个年代是一段抢夺的时期；自那以后，主要各旗下运货之业的发展见下表（依次为一八六四、一八七四、一八八四、一八九四、一九〇三、一九一一各年，以吨计）：

英国：二百八十六万二千二百一十四；四百七十三万八千七百九十三；一千二百一十五万二千九百四十九；二千〇四十九万六千三百四十七；二千八百一十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七；三千四百七十一万二千四百四十。

美国：二百六十万九千三百九十；三百一十八万四千三百六十；二百一十四万〇七百四十一；十二万九千一百二十七；五十五万九千六百八十六；七十一万二千一百六十一。

法国：九万三千〇九十九；十三万七千二百五十三；九万三千九百六十三；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五十一；一百一十七万八千二百；三百一十五万四千一百五十七。

德国：五十八万〇五百七十；五十三万〇三百七十七；九十三万九千七百六十五；一百九十八万三千六百〇五；七百三十一万〇四百二十七；六百八十四万九千〇六十九。

日本：无；四百八十；二十一万五千一百〇五；三十七万九千〇四十四；七百九十六万五千三百五十八；一千九百一十七万二千七百二十七。

挪威：三万八千一百九十五；二万二千五百〇七；一万〇四百五十五；二十八万八千〇五十一；一百一十三万六千〇五十六；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〇四。

其余外国：三十九万六千六百七十三；十九万七千七百八十四；四十六万〇一百九十七；四十五万八千二百九十；一百一十万六千四百六十六；二百〇四万三千五百七十三。

中国：六万四千五百八十八；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三十七；二百九十九万三千六百一十三；五百五十三万九千二百四十六；九百九十一万一千二百〇九；一千七百八十八万一千五百四十二。

共计：六百六十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五；九百三十万五千八百〇一；一千八百八十万六千七百八十八；二千九百六十二万二千〇〇一；五千七百二十九万〇三百八十九；八千五百七十七万一千九百七十三。

（原注：一九〇四年日本运货之业受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影响。）

（原注：依总税务司署章程从事贸易的轮船与帆船。）

进　口

一般进口货（净数，即扣除复运外国者）一八六七年值六千九百三十二万九千七百四十一两（二千三百一十万九千九百一十四镑），一九〇五年值四亿四千七百一十万〇七百九十一两（六千七百〇六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镑）。

鸦片一八六七年进口六万〇九百四十八担，其中孟加拉（官家专卖）鸦片二万六千二百九十七担，来自麻洼（印度独立土邦）与波斯者三万四千六百五十一担；值三千一百九十九万四千五百七十六两，占该年一切外国进口货之值的百分之四十六。一九〇五年洋药进口五万一千八百九十担，其中孟加拉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五担，麻洼与波斯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担；值三千四百〇七万〇〇二十一两，占一切外国进口货的百分之七。

棉制品一八六七年值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七千二百六十八两，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一九〇五年值一亿八千一百四十五万二千九百五十三两，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素布（原色与漂白的原布、粗布、斜纹布、斜纹细布与市布）一八六七年进口三百七十三万八千九百六十五匹，约一亿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五千平方码，其中十三万匹来自美国，其余主要来自英国；这些素布值一千〇五十三万七千四百二十七两，占一切棉货进口的百分之七十二。同样这些素布，一九〇五年进口二千八百七十万二千六百九十三匹，约十一亿六千七百六十万平方码，其来源如下：

英国，一千四百三十九万三千八百四十六匹，约五亿八千九百二十万平方码，值四千三百四十八万〇一百四十四两。

美国，一千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三匹，约五亿一千九百七十七万平方码，值四千二百九十七万七千一百七十五两。

日本，七十八万九千二百九十匹，约三千〇五十三万平方码，值二百〇七万九千三百一十三两。

印度，六十五万一千〇一十一匹，约二千二百三十三万平方码，值一百四十六万一千三百六十九两。

其余各国，十七万四千七百五十三匹，约五百七十七万平方码，值四十八万六千八百八十四两。

共计二千八百七十万二千六百九十三匹，约十一亿六千七百六十万平方码，值九千〇四十八万四千八百八十五两。

此值占一九〇五年一切棉制品进口之值的百分之四十八。细棉布一八六七年进口七十八万一千三百五十九匹，约一千五百八十六万平方码，其中一半以上是有花的（白的与染色的）原布与印花布，几乎全是英国所织；值二百四十六万四千〇七十五两，占一切棉货进口的百分之十七。一九〇五年细棉布进口一千〇八十二万一千八百八十五匹，约二亿二千〇一十九万五千平方码，按来源国大致可分如下：

英国，七百六十三万四千〇五十四匹，约一亿八千六百三十万四千平方码，值二千三百一十三万五千五百八十三两。

美国，五十四万一千九百七十七匹，约一千六百二十五万三千平方码，值二百万零六千三百五十两。

日本，一百八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匹，约一千一百三十六万八千平方码，值一百四十四万六千〇五十四两。

其余各国，八十三万二千三百七十四匹，约六百二十七万一千平方码，值九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二两。

共计一千〇八十二万一千八百八十五匹，约二亿二千〇一十九万五千平方码，值二千七百五十万九千四百一十九两。

此值占一九〇五年一切棉制品之值的百分之十五。一八六七年占显要地位的那几种，到一九〇五年已不显要；而这一年的大宗，是靠「仿制」、靠用便宜的棉去代较贵的毛织品、靠取悦眼目而成的：在一切细棉布之值二千七百五十万九千四百一十九两之中，不下一千九百二十四万〇八百八十九两是棉意大利呢、棉羽缎、棉西班牙条布、棉法兰绒与棉毯。棉纱一八六七年进口三万三千二百七十四担，全是英纺；支数较细，每担均值四十八两二钱（十六镑）；总值一百六十万三千八百〇七两，占一切棉制品的百分之十一。一九〇五年棉纱进口二百五十七万七千七百四十八担，其中英纺二万二千〇七十五担，印纺一百八十六万七千三百〇九担，日纺六十八万四千六百七十一担，别处三千六百九十三担；这批进口主要是较粗的支数（十二支至二十四支），每担均值二十六两（三镑十八先令），总值六千六百八十九万二千四百八十五两，占一切棉货进口的百分之三十六；而一九〇三与一九〇四两年，纱占总数的比例曾分别为百分之五十二与百分之四十八。若再加上二千万两——那是上海及别口的工厂每年机纺七十五万担纱之值——便可以说：如今一切外国棉制品之中，正常而平均而论足有一半是纱这种半成之物。进口这些纱是为着得一副结实的经线，百姓在家里用它织出耐用的粗布，纬线则用手纺的中国棉填进去；它渗进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而每一条村街上都能看见妇人们为上机之劳而理出的一长条一长条的白线。在西方各国，机织棉布之廉已把我们祖母辈的家织布逐走，她们的后人如今可以把时间精力用在别的营生上更为有利；在中国，机器只成功地部分取代了纺车，而手织机至今未被征服。

毛织品一八六七年进口值七百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三十六两，占一切外国进口货的百分之十。一九〇五年之值为四百四十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三两，不足一切进口货的百分之一。中国人中买得起毛织品的宁愿用丝与皮，而穿羊皮与棉袄的人买不起毛织品；至于赶时新的需求，则用棉的仿制品来应付。

金属一八六七年值一百六十三万〇三百五十一两，略多于一切进口货的百分之二；一九〇五年值四千六百三十一万八千二百三十一两，占全数的百分之十；不过这一项须略加说明。铜的进口一八六七年为一万一千一百五十担，值十九万八千〇一十七两；一九〇五年为九十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七担，值三千一百七十六万二千三百三十七两：后一年的进口几乎全是供中国各钱局之用——那时它们正在疯狂地滥铸铜的信用之币。铅（五万七千七百八十担与十四万三千六百五十二担）主要用于装茶；锡（三万一千七百五十八担与五万四千一百九十三担）主要用于制锡箔，以及那种仿银锭的纸物——祭祀时、尤其在祖坟上，这东西是大把大把焚化的。马口铁一八六七年为一千七百四十四担，一九〇五年为十八万二千一百八十八担；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旧铁皮，是作布匹、煤油及别种货物箱子的衬里而来的，在这个贫穷而俭省的国度里，一寸一寸都要派上用场，其数估计每年不下五十万担。钢铁的消费在各国都是工业进步的指标；一八六七年输入中国的是十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一担（七千吨），一九〇五年增至二百七十一万三千一百一十三担（十六万一千五百吨）。这是可喜的；不过这个民族之贫与俭还有另一个迹象：一九〇五年的进口中有将近一半（一百三十二万三千五百九十三担）是旧铁、铁皮的边角等等，那是西方市场所弃之物，主要来自英国。

杂货，即鸦片、棉货、毛货与金属以外的一切货物，一八六七年值一千三百六十三万六千三百七十六两，略不足全数的百分之二十；一九〇五年之值为一亿八千六百三十三万八千〇九十六两，略多于全数的百分之四十。此处只能把较要紧的几项略举一举。自外国口岸输入的鱼与一般海产，一八六七年值一百三十五万八千七百一十六两，一九〇五年值一千一百八十二万〇六百八十六两。纸烟在一八六七年还闻所未闻，一九〇五年之值为四百四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其中一半自美国、四分之一自英国、四分之一自日本进口。一八六七年煤的进口为十一万三千四百三十吨；一九〇五年中国自产约四十万吨（归海关稽查者），另进口一百三十一万四千〇三十二吨。苯胺染料一八六七年还不成其为商品；一九〇五年一般苯胺染料之值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四十五两，此外还有一百七十二万六千九百五十两的人造靛青，用以取代本国的天然出产。对洋货奢侈品的嗜好是归国的移民带回来的；面粉在一八六七年尚不可闻，一九〇五年进口了五十磅一袋的二百六十三万五千袋。窗玻璃与玻璃器皿一八六七年值二万五千一百八十二两，一九〇五年值一百五十五万四千八百三十二两。火柴一八六七年列七万九千二百三十六罗，每罗值一两；一九〇五年进口二千六百〇五万七千二百二十一罗，每罗值二钱一分五厘——帝国四万万男女老幼，每人将近十盒。煤油一八六七年还不成其为通行的商品，进口不过二万九千八百四十二加仑，供外国侨民之用；这项贸易自一八七八年开始扩张，该年进口四百一十六万一千一百加仑，全是美国的；俄国油于一八八九年输入，苏门答腊油于一八九四年，婆罗洲油于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五年进口共一亿五千六百九十四万八千〇四十加仑，其中百分之五十二为美国油，百分之八为俄国油，百分之三十二为苏门答腊油，百分之七为婆罗洲油。米对中国百姓永远是要的，不过一八六七年进口的七十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四担有一大部分去了宁波，而一九〇五年的二百二十二万七千九百一十六担则主要供广东。糖的进口一八六七年为十八万六千一百七十六担，全是自香港复运进来的中国糖；一九〇五年进口四百六十四万四千三百一十五担，其中可能是复运进来的中国糖不过三十六万五千担，大部分是爪哇糖，另有若干出自菲律宾，都运到香港，再自那里进口——或照原样，或经精制（精制者有一百三十二万二千担）。木材（硬木与软木）一八六七年进口值二十万五千一百六十八两，一九〇五年值三百一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一两；后一年软木板的数量为九千〇四十三万二千三百九十六平方英尺，其中百分之六十一来自美国，百分之三十八来自日本。

原棉在中国的地位很特别：既出口又进口。一八六七年出口（自上海）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一担，而自印度（主要运入广州）进口三十三万六千〇七十二担，其值占所进口的外国「杂货」的三分之一。一九〇四年出口一百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八担，进口六万〇〇五十七担。中国是个产棉大国，而一九〇五年的比例（出口七十八万九千二百七十三担，进口九万〇五百八十一担）才代表着正常的流向。

出　口

出口货一八六七年值五千七百八十九万五千七百一十三两（一千九百二十九万八千五百七十一镑），一九〇五年值二亿二千七百八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七两（三千四百一十八万三千二百三十镑），其发展远不及进口。中国的出口贸易大分为三：丝、茶与「杂货」；末一项是官面的名目，旧日贸易中商人称之为「杂色货」，今日则叫「零碎货」。一八六七年，在全部出口贸易之中，丝及其制品占百分之三十四，茶占百分之五十九，杂货占百分之七；一九〇五年的比例是：丝百分之三十一，茶百分之十一，杂货百分之五十八。

茶本是中国旧日贸易的大宗。如前所述，这片芬芳之叶构成出口货载的主要部分；能装一千吨以上茶的船，在理论上与法度上却只许装一百四十担——不足十吨——的另一项大宗出口货即丝。这种悬殊

（原注：英国人与荷兰人最早在厦门得茶，因而照厦门方言把这片叶子叫作「茶」；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及别国人最早是经英国或荷兰得着这片叶子、并随之得着这个名字的。）

（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自广州得之，因而用广东音称之为「茶」。俄国人自北边得之，因而照北方话「茶叶」称之为「茶依」。）

在新的规制下这种悬殊仍旧；而如我们所见，一八六七年茶占一切出口之值的五分之三。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一八四九至一八五〇这两季，运英的茶平均为三十三万五千九百二十担，其中广州装出二十四万九千六百六十担，上海装出八万七千二百六十担；运美国的平均为二万六千六百担，都自上海装出。自中国装出的茶，实际数量一直增加，到一八八六年达于顶点——那一年数量为有记录以来最高，而其值却只占一切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此后数量与价钱都往下落，到一九〇五年茶只占一切出口之值的十分之一强。数量减少的同时，价值跌得更厉害——虽然计值的单位即银两其兑价本已下降；而上等茶的市场既窄，茶叶与砖茶的比例便明显下滑——砖茶是用茶末、茶灰与茶梗做的，见下表：

一八六七年：茶叶一百二十四万八千二百五十六担，值三千三百八十三万八千四百二十三两；砖茶六万五千三百一十一担，值七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五两。

一八八六年：茶叶一百八十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九担，值三千一百二十四万六千〇六十三两；砖茶三十七万〇二百一十二担，值二百二十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七两。

一九〇五年：茶叶八十三万九千一百七十三担，值二千一百〇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两；砖茶五十三万〇一百二十五担，值四百四十三万一千九百六十五两。

这一变化更有意味，因为须记得：茶叶是运往欧美冲泡成我们所知的饮料的，而砖茶是给西伯利亚与中亚的居民的，他们把它熬成汤。中国茶业之衰，起于与印度的竞争——印度从中国学到了这门功课，又把所授的加以改良。最早的试种在一八三八年于印度进行，该年运往英国五百磅；运量要到一百万磅足足用了二十多年，可是此后这桩贸易便一日千里。一八六七年中国装出一百二十五万担时，印度的出口是四万担；一八八六年中国各类茶装出二百二十一万七千二百〇一担，印度是五十六万五千六百九十担。锡兰于一八八三年进入市场；在锡兰与印度大量装运的影响之下，英国市场渐渐为中国茶所失，到一九〇五年，联合王国境内为消费而自保税栈提取之数如下：

中国茶，六百六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六磅，合四万九千一百四十二担。

印度茶，一亿五千零五十三万〇四百四十六磅，合一百一十二万八千九百七十八担。

锡兰茶，八千九百三十八万五千九百〇一磅，合六十七万〇三百九十四担。

别国之茶，一千二百五十一万三千二百八十四磅，合九万三千八百五十担。

五十年前联合王国所冲泡的茶几乎全由中国供给，而今日她只供给四十分之一。美国不是大饮茶之国，其人均消费约为英国的五分之一；而自日本开国以来，美国的饮茶者更偏爱那个国家的茶。一八六七年自中国运往美国者为十九万四千一百五十三担，占该年美国进口的百分之六十五。一九〇五年相应之数为十八万二千一百二十三担，占美国消费的百分之二十五。俄国向来是中国茶的大主顾。早年海运往俄国的茶无从分辨，因为有许多是在伦敦市场上买的。径直报运俄国者如下：一八六七年，叶茶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一担，砖茶五万三千一百二十三担；一八八六年，叶茶二十三万九千〇八十六担，砖茶三十六万〇〇九十一担；一九〇三年（在日俄战争扰乱贸易之前），叶茶四十万一千〇八十七担，砖茶六十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八担，两项合计占该年中国茶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英国的市场，以及人均消费居世界之首的澳大利亚的市场，都已为中国所失，主要缘由是印度茶与锡兰茶冲出来浓，而且第二道也照样浓——那是主妇心中最看重的。英国人的口味已经彻底被带偏，对中国茶所特有的清雅洁净之味变得麻木，以致即便减价也再夺不回这个市场；而在这场较量中，中国还受着几重牵累。印度茶的制作与烘焙用的是机械，而那只有在印度那样一千英亩以上的大园归一家经管之处才办得到；在中国一切都靠手工，而在一个种茶人各只有一小块寥寥几英亩之地、十英亩便算大园的国家里，是无从改变的。市场衰落的二十年间，茶树无人修剪、无人培育，能否恢复旧观也很可疑。末了，中国的财赋之制是见什么征什么。在印度，茶的生产与出口都不纳税；在中国，不但四十五年间出口税为每担二两五钱、直到一九〇三年才减为一两二钱五分（照现今兑价约合每磅半便士），而且自产地到装船之口的途中还要层层课税，官税平均在每担二两五钱以上，此外还得加上不合章程的勒索、以及耽搁与利息之损。一门行业背着这样的负担，是无法与一个全无负担的对手相竞的。

丝是中国两千年来著称的出产，如今也是单项上占出口贸易之值最大比例的出产。到十九世纪，自中国取得的供应已发展到相当的数量：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五年即一八二八至一八三三年，每年运英平均五千三百九十三包（四千三百一十四担）。此后开放贸易的四年即一八三三至一八三七年，运量增至每年平均一万二千四百九十七包（九千九百九十八担）。随后是一段战乱与贸易中断的时期，一八三九至一八四四这五年中每年装运跌至二千〇八十包（一千六百六十四担）。及至和平恢复、五口开放，一八四五至一八五〇这五年运英之数又升至每年一万八千六百五十四包（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担）。一八六〇年日本丝经上海出口达六千二百四十八担。除此之外，广州的白丝与上海的黄丝出口如下：

一八六〇年，广州五千五百七十一担，上海六万一千五百五十二担，各口共六万七千一百二十三担。

一八六七年，广州九千二百五十九担，上海三万〇三百五十八担，各口共三万九千六百二十七担。

一八八六年，广州一万九千四百〇六担，上海四万四千九百六十七担，各口共六万四千四百八十八担。

一九〇五年，广州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一担，上海四万四千三百〇三担，各口共八万〇三百三十五担。

此外还有野蚕丝，那是以

柞叶为食的蚕所出，其出口如下：一八六〇年五千一百二十七担，一八六七年五千三百六十三担，一八八六年一万二千五百五十五担，一九〇五年二万五千五百八十四担。丝类各项出产——蚕茧、生丝（白、黄与野）、丝屑与丝织品——出口之值如下：

一八六〇年：蚕茧五万三千八百四十五两，生丝二千三百八十万四千二百八十四两，丝屑一万六千八百〇七两，丝织品二百一十六万六千四百八十一两。

一八六七年：蚕茧三万九千五百九十八两，生丝一千六百三十七万二千五百一十八两，丝屑十一万三千九百二十四两，丝织品二百二十三万四千八百八十七两。

一八八六年：蚕茧三十五万〇四百八十二两，生丝一千九百二十一万〇〇五十二两，丝屑二百二十七万一千九百九十六两，丝织品六百七十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九两。

一九〇五年：蚕茧一百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八十六两，生丝五千三百四十二万五千四百七十三两，丝屑四百八十四万四千三百四十三两，丝织品九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两。

一九〇五年的白生丝几乎全出自上海与广州；黄丝主要来自四川，山东也产较少的一部分；野蚕丝主要来自满洲，四川与广东是次要的来源；丝屑来自许多地方；丝织品主要产于南京、苏州、杭州、上海与广州一带，而用野蚕丝织的茧绸则产于芝罘。这些出产之中以白生丝最为要紧，它主要产于上海四围一百五十英里之内，以及广州四围较小的一片地方；两者之中上海的丝品质较精。这一带的蚕天生是世上最好的，天然地以最好的桑叶出最多最精的丝；而从前在丝上也一如在茶上，中国是替世界定标准的。年深日久，全世界的蚕都遭了病。在欧洲、后来在日本，人们以耐心的研究演出了科学的防治之法，结果蚕病在那里无从蔓延，而且他们的丝品质大为改良。中国几百年来所用的法子，是把蚕种暴露于霜雪以淘汰其弱者——这个法子比欧洲所用的任何一种都更有效，而且只要蚕种与蚕不遭病，便完全有效；可是她不肯采用显微镜检验这一科学的疗法，就渐渐在这场竞走中落在后头了。凡经这项检验判为无病的蚕种一千粒，可以说七百粒能熬过蜕皮与发育的各阶段，吐出结实而足大的茧，三四磅茧可缫一磅丝；而单凭霜冻之法所选出的一千粒，或许有七百粒孵得出来，这七百粒之中足有四百粒要在历次蜕皮中死去——其间白吃了桑叶——而活下来的三百粒所吐的茧又弱又小，六七磅才缫得一磅丝。意大利蚕与中国蚕出丝之力的比例，若不计桑叶之费，可算作一百比二十五。从前中国是西方丝的唯一来源，而半个世纪之内她还供给足足一半；照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三年的平均产量、并不计中国与日本本国的织造，西方所得的丝百分之二十七来自中国，百分之二十八来自日本，百分之二十五来自意大利，百分之二十来自别国；而中国之份到一九〇五年已减到不足百分之二十五。由于日本引入了改良之法，该国如今已成中国最要紧的对手；两国白生丝的出口如下——一八九九年是中国出口达于最高之数的一年：

一八九九年：中国十万九千二百七十九担，日本五万九千〇六十九担。

一九〇四年：中国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一担，日本九万六千五百八十六担。

一九〇五年：中国六万九千六百一十七担，日本七万二千四百一十九担。

丝占中国出口的三分之一，难道它也要走她的茶的老路么？

杂货是中国供应外销货品的显然进路，其值自一八六七年的四百四十八万七千四百一十四两——占一切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升至一九〇五年的一亿三千二百〇〇万八千七百一十二两，即全数的百分之五十八。在较早那一年，惟一值得一提的几项是肉桂（三十二万五千六百八十六两）、棉（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二十四两）、席与蔺席（三十八万四千五百四十二两）与糖（四十六万二千一百五十七两）。至于一九〇五年颇为要紧的几项，分述如下。

豆用来榨油，供烹饪之用，而在煤油传入之前也供照明之用；这道工序的副产豆饼，则用来肥田，主要是广东与日本的田。豆的外销最早见于一八七〇年，装出五十七万八千二百〇九担；豆饼最早见于一八九〇年，九万六千二百九十七担。一九〇五年豆的出口为二百六十六万五千五百二十三担，其中百分之八十往日本；豆饼为二百八十九万七千九百四十八担，全往日本；此外还有两百多万担豆与二百五十万担豆饼进入广东各口。主要的产地是满洲，其次是山东、湖北与长江下游；自这些省份往欧洲的出口也已大有发展。

猪鬃在一个以猪为席上主要之肉的国度里，永远是要紧的出口货。其出口最早见于一八九四年，一万八千三百七十八担，到一九〇五年增至三万九千五百八十八担。主要出自天津、重庆、汉口与广州。

棉前已提及。一八六四年因美国内战，往欧洲装运达三十九万一千二百八十七担，而进口为四千五百二十八担；一八六七年出口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一担，进口（自印度入南方各口）三十三万六千〇七十二担；一九〇二年出口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三十六担，进口十五万一千二百一十九担——那是自印度运进主要产棉之区以调节物价的；一九〇四年西方市场价高，出口升至一百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八担，进口降至六万五千一百二十九担；一九〇五年出口七十八万九千二百七十三担，进口九万四千二百四十三担。棉产于自湖北至浙江的整个长江流域，而以上海为主要中心；所装出者足有百分之九十往日本。

爆竹与烟火——几乎全是帮着年轻的美国庆祝那光荣的七月四日的——一八六七年出口一万六千一百八十六担，一九〇五年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五担；几乎全部出自广州。

纤维即麻、黄麻与苎麻，最早见于一八七九年的出口，一万〇四百五十六担；一九〇五年出口二十六万二千四百四十三担，主要出自湖北与江西，主要往日本。

皮张一八六七年出口一百四十六担，一九〇四年二十七万九千九百七十六担——那大致是常态；一九〇五年出口只有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六担。约一半出自湖北，其次要紧的是四川与广西；去处则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之间分得相当匀。

蔺席全是广州一带的出产，也几乎全运往美国；一八六七年装出四十码一卷者八万九千九百〇八卷，一九〇五年出口四十三万八千〇〇九卷。

矿产的成绩很可怜。中国矿藏虽富，可供外销的余额却很少。中国是产煤之国，而一九〇五年外销总共（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四吨）不足进口之数的百分之一；她有大片铁矿，而一九〇五年出口（二万四千六百吨）不及进口的六分之一；她是产铜之国，而一九〇五年毫无出口，反自外洋取进五万七千吨以供各钱局之需；她是产锡之国，而一九〇五年进口五万四千一百九十三担，出口（全是自云南运往香港的）七万五千三百〇二担——这是出口第一次超过进口的一年。别的矿产中只有锑值得一提；一九〇五年出自湖南的矿石、粗锑与精锑出口共九万四千三百二十七担。

食物一九〇五年装出者主要供香港消费，值七百二十三万九千四百一十两，其中牛、羊、猪与山羊值三百二十一万〇一百两，蛋值一百五十五万四千六百〇七两。

油籽（棉籽、菜籽与芝麻）进入对外贸易是近来的事。一八八八年菜籽出口八百七十三担，芝麻三千〇二十七担；一八九八年菜籽二百一十二担，芝麻四万七千三百八十八担，棉籽五十六万六千一百〇五担；一九〇五年菜籽一万九千七百五十一担（出自湖北与安徽），芝麻五十七万五千七百二十一担（出自湖北与江苏），棉籽六十五万九千七百〇五担。菜籽与棉籽全往日本，芝麻主要往德国与日本。

皮货主要是山羊皮、羔皮与羊羔皮，出自蒙古高原，主要经天津、其次经汉口出口，这门行业日见兴旺。出口之值一八六七年为五千五百〇一两，一八八七年为六十五万二千一百七十四两，一八九七年为三百〇八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两，一九〇五年为九百六十八万四千二百八十六两。一九〇五年的出口中，美国取百分之四十二，英国取百分之三十，其次是日本、意大利与德国。

草辫是少数几种专为对外贸易而兴起的家庭手工之一。这门手工的所在是黄河沿岸鲁西与直隶南部的平原，那里产一种麦秆很长的麦子。出口一八六七年为一千三百六十一担，一八七七年为二万五千九百三十担；

一八八六年八万二千四百一十三担；一八九六年十万零一百八十四担；一九〇五年十一万〇二百二十二担。主要的需求来自英国，一九〇五年英国取百分之四十四，其次是法国、美国与德国。

羊毛主要自甘肃与蒙古经天津而来，也有一部分自西藏经重庆而来；虽有漫长的商队之程，销路却日见扩大。一八六七年出口一千〇九十七担；到一八八七年增至五万六千二百六十一担，一八九七年二十三万二千三百四十三担。一九〇五年出口二十八万一千二百九十四担，即驼毛三万五千三百三十一担（全往英国）与羊毛二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三担（主要往美国）。

贸易的平衡

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一个不可少的部分，那便是考究中国与外面世界之间的债务如何轧平。到一八九五年为止，这个帝国几乎没有外债。该年结束的对日战争的结果，欠下了五千万镑以上的外债；而为了结一九〇〇年拳民之变所引起的军事行动而付给各国的赔款，又在外债上添了六千七百五十万镑；自一八九五年以来所欠债务每年的负担，照兑价而定，在四千二百万两至四千五百万两之间。这在商务上对本国贸易自然的影响，应当是要出口更多货物才能维持商务的平衡；可是事实上，趋势却是进口增加。单就经各处海关的货物而论，一九〇一年进口超过出口百分之二十七，一九〇二年百分之二十八，一九〇三年百分之三十一；一九〇四年超出增至百分之四十三，一九〇五年更不下百分之九十七；不过这两年进口贸易的大增——且不论百姓吸纳之力是否增强——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汇来维持俄日两国在野之军的款项融通的，使贸易的情形反常。因此，一九〇三年须算作最后一个常态之年。海关之外，中国无统计可言；要寻消息，所能做的不过是采一个合理的假定为凭，据以作出推断。在这样严重的限制之下，曾有人试着考究一九〇三年国际债务上各项负债与资产。

（原注：马士《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商务负债与资产之研究》。）

负债。——第一项是看得见的负债，即进口货物，值三亿一千〇四十五万三千四百二十八两；此外还须加上进口的金银与钱币三千七百万两，其中含估计由归国侨民衣袋中带回的现款一千万两；不过金银的流动被一件事弄得模糊：中国须把一切往来香港的流动都作外国计，而香港正是华南的金融中心。其次是四千四百二十一万两，那是一九〇三年按该年兑价计的借款与赔款的年偿之数。看不见的负债方面，据估计有四百三十二万两用于维持中国驻外的使馆、领事馆与留学生；而外国侨民、商人及别人，以及外国船运与保险公司的净利共二千二百七十五万两。此外再加五百万两，作为未列入货物的军火之可能价值。如此估出的总数为四亿二千三百七十三万三千四百二十八两。

资产。——出口的货物为二亿三千六百二十万五千一百六十二两，金银与钱币三千三百〇四万六千两，仍如前含运往香港之数。其次有一项未经登录的陆路边境贸易，据俄国与中国贸易的统计推之，出超须列为二千万两以上。自外洋供给以发展铁路矿务的款项与器材——那是中国将来、而非现在的负债——估计为二千七百万两。至于须汇来维持外国使领馆、外国驻军与海军，维持修葺外国船只，维持外国教会、医院与学堂，以及外国旅客所费的各款，已就所能得到的一切消息加以考量，估计为五千一百五十万两。末了，还剩下中国最要紧的一项看不见的资产：她把过剩人口的一部分作为筋力与心智输出去——无论作商人还是作工人——他们把劳作之果汇回家乡，每年之数照最低的可能估计是七千三百万两。如此估出的资产总数为四亿四千〇七十四万一千一百六十二两。

十内地贸易

中国是一整块大陆。东面和南面有海环绕，西面则由山岭与沙漠取代了海的位置；因此，凡论中国的贸易，若只讲沿海一路，便算不得完备。欧洲人把磁针用于航海罗盘，是十二世纪的事；在此之前，泛海而来到这片东方古国的，只有敢于冒险的阿拉伯人。然而早在那年代之前好几百年，中国的丝衣就已经由陆路运到了西方——翻过中亚的山岭、高原与荒漠，跨过把养蚕之地同欧洲的衣锦之人隔开的那一百度经线。这些路线主要在北方。东北那一路，是十七世纪走的路，也是今日俄国茶叶商队走的路，它绕开沙漠，一味往北，直到进入今日所谓西伯利亚的地面。不过主干的商路是向西北去的，穿甘肃一省，沿着十九世纪中叶学堂地图上那两条带着神秘名目的线走：一条叫天山北路，一条叫天山南路，意思就是天山之北与天山之南的两条道。这条路如今已不再是贯通的商道了。另有一条，是今日由四川经打箭炉往西藏运茶运盐的路，此外还有一条走松潘的备用道；再有一条，是如今已无足轻重的、由云南经思茅入缅甸的路。

当年在陆上经营对外贸易的那股魄力，也同样用在开拓内地贸易上——省与省之间大得像一个个王国，路程动辄数百英里之遥。逢到朝代将倾的时候，这种商运便不保险；可是每当新朝坐稳了江山，道路就重新打开，天下太平，各地的货物得以自由交换。沿海的船运与内地的陆水路运输相较量，后者占的便宜很多，足以抵消大宗水运在经济上的好处而有余。走内路，既没有莱茵河上那种设卡抽税的强梁，土匪之险又抵不过海上的海盗之险；直到不足五十年前，一路上原本并没有厘金或别的过境税；况且多数路线全程或大半程都可以走水路，而人工之贱，又把陆运的花费压到了最低。至于走海路，笨重的帆船全听凭季候风摆布：夏天往北一帆风顺，秋冬往南也走得快，可是逆着当令的风，就跑不出有利可图的船次；何况海关只设在海口，凡货物移动一概抽税——运往本国口岸的和运往外国的一样抽——而且货物每一次重新落到海关眼皮底下，就要再抽一遍，好像先前所纳的税都是外人所收的一般，其实不过是另一处独立衙门所收罢了。

内地贸易没有留下记录，它的种种组成部分，如今只能借今日在许多路线上取而代之的轮船沿海贸易来揣度。路线本身多得数不清，这里只择其最要者数条，略加叙述，即：

一，西江一路，自广州往西。

二，折岭一路，自广州往西北。

三，梅岭一路，自广州往北。

四，闽江一路，自福州往西北。

五，长江下游一路，西至湖北、湖南。

六，长江上游一路，自宜昌入四川。

七，贵州一路。

八，汉水一路，自汉口入陕西。

九，大运河，自杭州至天津。

十，山西一路。

十一，恰克图一路。

十二，满洲一路。

一、西江一路　自广州溯西江而上，广西全省的贸易尽操于此路，并且深入云南、贵州。到了梧州，桂江又提供一条水道，虽有险滩阻隔，小船仍可通到省城桂林。再往上，到桂平，水路又分作两支：从西北来的那一支，滩浅相间，可是载重十五吨的船仍能通行，深入广西西北部，并经柳州、庆远而入贵州。桂平两支中偏南的一支，仍旧叫西江，一直到南宁上游约三十英里处，才分为往西直通龙州的左江与往西北直通百色的右江；到这两处，载重二十五吨的船都能平安闯过险滩。由百色起，便是驮畜驮货进入云南西部与中部的主要商道。中国土货由此运出运进，没有统计数字可查；衡量这条路上货运多寡的唯一尺度，是凭三联单运往内地的洋货数目。一九〇五年由广州与梧州发出的，如下：

运往广西，三联单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五张，货值八十六万零八百零三两。运往贵州，三联单八万三千二百二十八张，货值四百八十五万六千九百零三两。运往云南，三联单五千一百一十四张，货值三十四万零八十六两。

蒙自一路的贸易兴起之前，云南走西江这条路的生意，比如今要大得多。云南、贵州出鸦片；云南的锡，如今取道蒙自出口，从前也是走这条路的。广西西北山中的大批木材，则扎成木排顺流放下。

二、折岭一路　自广州溯北江而上，再走西北方向在韶州汇入北江的那条支流；到此换脚夫挑过山口，便接上湖南的水路。这道山口海拔不到一千五百英尺，对华南壮健的苦力算不得什么阻碍；然而美国工程师为粤汉铁路勘线时发现：真正的山口并不在旧驿道那条线上，几百年来经此路运过的千百万吨货物，都是让人挑在肩上，白白多爬了一百五十英尺——比天然所需高出这许多。湖南的水路自郴州接上，那里是湘江一条支流的所在，货物由小船顺流而下入湘江。到了湘潭——这地方从前极为兴旺，人口估计有七十万——照例就换装吃水较深的大帆船，顺湘江下行入长江。顺湘江而下，货运便到了洞庭湖：这湖夏天是一片汪洋，暗沙无数而图上无载；到冬天却成了一片宽而浅的乱流，在冲积而成的大片洲渚之间蜿蜒穿行；无论冬夏，都不宜行商。商运的主流沿湖东岸走，由岳州入长江，再顺流东北下一百二十五英里到汉口。少数货运则穿过湘江、沅江冲积三角洲上那些曲折的港汊——那便是湖的南岸——再沿西岸行，由大禹当年所开的运河在沙市附近入长江；由此长江又是一条西入四川的路。当年在十三行的时代，湖南、湖北的茶叶就是走折岭这条路运到广州出口的；至今在茶叶产地，守旧的行家仍沿用广东旧名，把那两种茶叫作湖南茶、湖北茶。这条路从前货运极盛，如今所剩的，只有沿途本地贸易所需的那一点。广州与汉口之间，现在连一件货也不再直运了；哪怕在这运费低廉的国度，轮船运输的便宜与稳妥仍旧占了上风，这宗生意如今绕道上海，走海路与长江。将来循折岭一路、自广州经汉口至北京的铁路，会紧贴着两端之间的直线走。

三、梅岭一路　也是自广州溯北江而上，到韶州转东北，往梅岭而去。这道岭高二千英尺，路却是从一处缺口过去，只有一千英尺高；越过山口，陆运二十四英里，商人便到了赣江边上。这条江同一切流经童山之地的河一样，冬天照例水浅，可是险滩不多；顺流穿过浅浅的鄱阳湖港汊，就在九江附近入长江。当年十三行时代，江西、安徽的茶叶走的就是这条路；景德镇的瓷器，当年走这条路，如今也仍走这条路。不过今日的瓷器多是素坯，运到广州再画上那市面上特有的浓艳杂彩。一九〇三年有一桩事，最能见出中国商界的守旧。那一年各处都在搜罗新的财源，广州便把江西瓷器的厘金税率提高了。商家不服；可是他们并不改走长江与海路的轮船、借以躲开内路的厘金，却使出中国由来已久的老法子——一概停业，直到冤屈得伸为止。于是广州的瓷器出口，由前两年平均十万五千一百四十二担，跌到一九〇四年的五万九千零一十担。梅岭这条路，几百年来是中国官员南下赴任所走的；十七、十八世纪各国使臣进京，也都走这条路。今日它仍旧能用作商道，是因为陆运一段极短，翻山又不甚高。

四、闽江一路　主要只管本省福建一省的运输。闽江在福州入海，干支分流，灌溉着全省大半地面；不过它于我们的要紧处，在于广州丧失通商专利之后、汉口尚未稳握长江流域茶市之前，江西的茶叶曾循这条路运到福州。今日顺这条江而下的，是福建境内及西境山中扎下来的木排，还有山林竹丛所造的纸。

五、长江下游一路　今日除沿途零星货运之外，已尽归轮船。自上海到汉口，冬季可行一二千吨注册吨位的江轮，夏季则整条的远洋轮船都能开到汉口，至少有两艘一万二千吨的兵舰上溯到过那里。旧日那千千万万的帆船——篾帆映日，一片片泛着金光——已把大路让给了更快更灵便的对手，退到贸易的小道上去了；不过这话也有几处例外。盐因为与官府有牵连，至今一概只走帆船；轮船的优势，也只在汉口以下的江面上才显著。湖南与汉口之间的生意，至今未改用轮船；大木排照旧顺流漂到汉口乃至更下游；煤照旧用粗制的驳子运到汉口，到那里便把驳子拆了；茶与米照旧由旧式帆船载运，再从汉口带回洋货与南方各省的土产。就是自汉口到宜昌的长江中游，轮船也并未全胜。湖北中部的货，若用轮船，本该经沙市一口；如今却仍走那几条截长江在此处所绕大弯的运河；而西部中国的货运，走这一段时，帆船所载之多，与轮船不相上下。长江一路的贸易之盛，可由镇江以上各口岸单是轮船所载的净进口与原产出口之值见其大概。一九〇五年之数如下：

净进口，一亿二千九百四十万七千七百五十三两；原产出口，一亿一千八百一十万四千二百二十八两；共计二亿四千七百五十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一两。

帆船的生意即使从宽估计，也要把这个总数抬到三亿两以上。

六、长江上游一路　是人与天争的一场连绵不断的苦斗。长江上游三分之二的河道，所流经的河谷没有一处比河床更宽；出了这道窄槽，过了有名的长江三峡，才到宜昌。宜昌江面的流量，全年平均每秒五十六万立方英尺；这许多水挤进宜昌峡，河道最宽处不过二百五十码，有些地方缩到一百码，两岸是壁立的悬崖；再往上一百英里的风箱峡，河道更窄，崖壁更陡。全年水流的平均速度不下每小时五节，遇到夏汛，有些地方涨到十二节，甚至更快。水急，上水的船便只好拉纤；纤夫在陡坡上几乎无处落脚，许多地方只能走那高出水面一百英尺乃至更高、开在崖壁上、仅比羊肠略宽的小径。这还算是他们最小的难处。自宜昌峡上口到丰都，三百英里的水程，滩险满布，值得一一列名的足有四十处，还不算那些漩涡与急流。除滩险之外的难处，下面这一段——记的还是尚未到第一处险滩以前的事——可见一斑：

「十月六日。上午六时开船，沿右岸拉纤而上。上午八时三十分，第一号船的纤绳断了，不到一刻钟，我们就退回到几乎昨夜停泊之处。」

纤绳是用长条竹篾编成的，粗如人臂。说到上滩，好博逊先生道——

「再凶险的行船，是想也想不出来了。双股纤绳都放了出去，另加横缆，又多雇了纤夫，我们才从礁石的背风处开出去，礁石外面便是滔滔巨流。船一寸一寸地往前挪，直挪到天黑，才靠进前面一个小湾里歇下。」

他记着，好几处险滩上，是把三条船的纤夫并作一处来拉一条船的。从立德乐先生的记述里，也可摘出几句说明其难处的话来：

「要绕过那个把峡口封住西边的山嘴，着实费了番手脚。船夫用长竹竿，竿头装着小钢钩，钩住岩石的缝隙……随后一半人下船，硬把船拖着绕过山嘴，留在船上的则撑开船身不让它碰礁，其时水在船头下翻滚冒沫，眼看就要把船灌满……使钩的人须万分当心，万不可脱手，一脱手便退回急流里去……一两分钟之间，几个钟头的工夫就白费了。……船斜过来，转眼就要翻；幸而纤夫在紧要关头当机立断砍断了纤缆，我们才只是让八节的急流猛冲下去，没有别的危险。」

这样一条大江，却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唯一的水路出口；此外只有山路可走，那是在一片沟壑纵横、极其崎岖的地面上翻越，只能由人挑着轻便包件通行。这条路上的货全靠大小帆船装载。最大的载重六十到七十吨，正式船工二十四人，另雇纤夫八十五名（遇最险的滩再添人）随上水一趟；中等的载三十到四十吨，船工十八人，纤夫四十五名；小船载十四到二十吨，船工十人，纤夫二十名。上水一趟，顺时的季节约需四个礼拜；到夏天迎着满江的洪水，一趟能拖到三个月乃至四个月。条件最好的时候，每天平均也走不过十五英里，坏的时候，自宜昌到重庆四百二十英里的全程，一天只走得了三英里。出事多半在上水的时候：到重庆的帆船，足有十分之一货物或多或少被水浸损，全船尽失的也不算稀罕。下水时则落帆卸桅，只凭桨划出足以掌舵的速度，由熟悉这条路的老舵工领着走，极少出事；下水一趟，三四天到一个礼拜就够了。走这条路的商人，可以自择由海关纳税，或沿途交厘金，中国土货上水下水各有便宜之处。一九〇五年经海关的贸易之值，上水一千六百五十六万二千三百七十一两，下水一千一百一十六万九千二百五十六两，共二千七百七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七两；若把走厘金局的货酌量算上，四川水运货物的总值可达四千万两。

七、贵州一路　自常德与洞庭湖溯沅江而上，滩险重重，只通小船。下水的货是木材、鸦片与矿产；木材照官家所报之值是每年六百万两，在中国，由此可以推知其实值当在一千万两以上。上水的货不多。衡量其多寡的唯一凭据，是自汉口凭三联单运入贵州的洋货之值：一九〇四年为一百二十万七千六百九十五两，一九〇五年为八十三万五千二百七十七两；一九〇五年贵州由别路收到的凭三联单的洋货，走西江的值四百八十五万六千九百零三两，自蒙自来的五十九万八千四百三十二两，自腾越横穿云南全境由陆路来的三万零六百三十六两。

八、汉水一路　自汉口入陕西，行船并无多少难处，只是水越往上越浅；大船可上至河南西南角的淅川厅，小船可至陕西的商南，离汉口一千七百三十里（约合五百七十五英里）。自此再陆运三百二十里（约合一百英里），翻过险峻的秦岭，货物便到陕西省城西安府。西安府以外，通往本省别处以及甘肃、蒙古、西伯利亚，就只有陆运了。茶叶取道此路陆行运往俄国，数量虽不及天津与恰克图一路，也还可观；其数时有涨落，近几年很少，但一八九六年值一百六十一万七千四百零一两，一九〇〇年值一百零三万二千四百七十一两；前一年大半是叶茶，七万八千二百九十七担，后一年则是砖茶，七万零九百零五担。一九〇五年自汉口凭三联单运入陕西的洋货值八十二万五千五百四十两，运入甘肃的值二万六千三百一十九两。

九、大运河　自杭州至天津，是一条内陆水道，长九百英里，横穿平坦的冲积平原，贯串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四省。最古的一段，自长江至淮河，于公元前四八六年通航，至今已有二千四百年。其次开的一段，自长江边上的镇江到杭州，开于公元六〇五年至六一七年之间，后来定都杭州的南宋诸帝，又大加修治。忽必烈（一二六〇年至一二九五年）除了动工开凿意在截断山东山地的胶州一线运河——不过没有完成——还在著名的算学家郭守敬主持之下，把大运河加以修浚、拓宽、取直、展长；由于都城头一回定在北京，他把这条水道从当日黄河故道往北接了出去——黄河与大运河原在清江浦相交——越过山东高地边缘的分水岭，直到接上卫河；卫河经修治之后，便成了通到天津的一段大运河。此后明清两朝的皇帝，直到近五十年国势衰颓之前，无不竭尽全力维持这条水道的通航；即使一八五三年黄河最后一次决而北徙、把运河在更北处拦腰截断，这场变故也应付过去了，两条水的交叉处也照样安排妥当。自杭州起，运河经嘉兴到苏州，一百英里；再经无锡、常州，取一条条长长的直道到镇江，又是一百英里。这一段同我们心目中的运河大不相同——那是一条不流动的、勉强容两行船交会的窄水；它却常有一百英尺以上的宽度，两岸许多段还用条石砌了驳岸。沿途许多好看的点缀，都毁在中国的汪达尔人——太平军手里；然而所余仍足以见当年的壮观：这里那里，横跨正河的是精致的石桥，有的三孔，秀美到极处，有的单孔，高大巍峨，极合这没有车马之地的用度；沿岸又有许多单孔的驼背桥，把纤道引过一条条同四通八达、绵延数十里的河网相接的岔河；从河上望去，两边还看得见许多石牌坊与高耸尖削的宝塔。这二百英里之内没有高低之差，所以没有闸；纵然荒废了这些年，最低水位时各处仍有五英尺的安全水深，杭州一端的常水深是七英尺，久雨之后涨到十一英尺，有时到十三英尺以上；只有镇江以南约二十英里的丹阳，枯水时水浅，大船常嫌不够。这一段里，载重至四十吨的船是照常往来的。到镇江，货运横渡长江，进入运河最古的一段：经扬州到清江浦，离镇江一百三十英里；这一段常年的水深足够三四十吨的船通行。说到这一带地方，庄延龄先生有一段话：

「摆弄大运河与洪泽湖一带那一套错综的湖泊与水位的中国河工，就凭经验而论，几乎不亚于那些成年盯着须德海与荷兰错综堤防的精明荷兰人。放多少水、淹多少田，都量得仔细、看得极紧，为的是保住运河的通航，并防出大乱子。」

再往下的一段最坏：自清江浦起，经济宁，到东平附近才出到黄河今日的河道上，离镇江足有四百五十英里。这一段是就着原有的河流加以修浚串连而成的，一切原来的弯曲都照旧保留。地面虽平，仍有高低之差——至多二三十英尺——而对付的办法不是用闸（中国没有闸），是在运河上横筑坝埭，船到那里先卸货，再用绞盘拖过去。这一段荒废淤塞得厉害，一般只在夏天可以行船，即便夏天，走的也多半只是结队同行的漕粮船。黄河以北，是运河最新的一段——忽必烈所开——一直通到卫河，有些地方比周围地面挖低了六七十英尺；它又把这条路延长二百五十英里，直到北端的天津。自天津再沿白河曲折的河道行一百二十英里水路到通州，由通州起，只有漕粮才再走十三英里的人工河渠，运到北京东面的官仓。这便是大运河：自杭州经镇江到天津，再到北京，是贯通一片水网的商运大动脉，而这片地方物产之富，简直难以想象。河上货运之值究竟是多少百万，无从估计；它对帝国最大的用处，在于给一个从前不把时间当回事的国度提供了一条自南到北一千英里的安全内路，商货因此得以避开海上的风险。它货运之盛，有一件小小的凭据：经镇江海关、凭三联单运往山东的货物，沿大运河要走二百五十英里，其中一段正是全程最坏的地方，运到山东最近的市镇，一九〇四年值三百六十四万六千两，一九〇五年值三百三十三万一千两。

十、山西一路　所以要提它，是为见出中国凡无水路可通之处，情形如何中古。这一省，说它是一片崎岖的高原也可，说它是一片并不崎岖的山地也可，东面有陡峻的断崖，自直隶平原拔起约四千英尺。今日正在修筑的铁路，自直隶正定府附近的振头到山西省城太原府，走的正是自平原直入该省腹地的捷径；然而这条路只可算作走快件的路，短而直，用于寻常贸易则太难走。一八七七年的大饥荒死了全省十分之一以上的人，不得不往山西运粮，情势紧急，自然选了这条路；结果是通向高原的那条道上，一路狼藉着成堆的粮袋、破车与倒毙的骡子。另有一条入山西的路，自河南开封溯黄河谷而上，到山西西南角，再溯汾河谷向太原府；可是黄河与它的支流大都不能行船，这条迂回的路主要仍靠陆运。第三条路，也就是运货入山西一般所走的路，起初一段与下面要说的恰克图一路相同，到张家口才分手，由山西北端入境，经大同府南下太原府。这条路自最近的通航水道起，陆运不下四百英里，而自正定府那条道只有一百五十英里；然而它仍旧是入山西最好、最便宜、走的人最多的一条路。

十一、恰克图一路　两百多年来，一直是帝国最要紧的商道之一。长江以北，东西之间的交通为陡峻的山坡所阻，黄河又横亘为一道障碍，黄河以北，山西高耸的山块更添一重障碍。只有到了蒙古那片地势虽高却大体可通的原野，才找得出一条自东海之滨直达极西的货运之路。干道自天津、北京起，经张家口横穿蒙古到恰克图；在张家口分岔，货运又往西去陕西，更西去甘肃；运输全靠骆驼与骡车。运往俄国的商队茶与运往西伯利亚的砖茶，走的就是这条路；蒙古、山西、陕西北部与甘肃取给与外运，也靠这条路及其支线；于是天津便成了一个腹地西、西北延展一千英里有余的出海口。统计只能略示这条路上货运之多寡——它究竟负着长途陆运的重费——不过有几项数字可记。一九〇五年，经这条路越蒙古边界的茶叶净重三十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五担，值二百八十六万一千六百六十两；同年自天津凭三联单运出的洋货，往山西的值五百六十六万四千九百五十两，往陕西的七万四千五百零九两，往甘肃与新疆的六十七万九千五百七十五两，往蒙古的二十一万七千三百两。天津出口的中国土货里，有几样可断定多半产在蒙古或甘肃：一是毛（骆驼毛、山羊毛、绵羊毛），一九〇五年天津出口十八万六千九百一十八担，值三百三十二万六千两；一是皮（山羊皮、绵羊皮），值三百七十二万五千两。

十二、满洲一路　所以要紧，是因为筑了自大连到哈尔滨、再东至海参崴、西北入俄境的铁路；一九〇三年由这条铁路运走的中国茶叶有三十七万八千七百三十九担。不过我此刻所论的是中国的内地贸易。这条路自北京往东、自天津往东北，经山海关——长城在那里入海——山与海之间的狭隘关口，再往前到宁远，三百年前满洲人入关，只有在那里受过一次像样的挫折。满洲人便是由这条路进来的，朝鲜的贡物与人参也是由这条路来的，直到一八九四年贡才停了。轮船兴起之后，直隶与满洲之间由这道门户所走的生意日见衰落；后来兵事一起，营口的商人被隔在腹地之外，那里的生意一时转到天津，一九〇五年自天津凭三联单由铁路运入满洲的洋货值四百九十二万五千两。自营口起，夏天靠辽河，冬天靠冻硬的满洲平原，货物得以散布，这一片进出口贸易，一九〇五年值七千万两以上。

以上便是中华帝国内地贸易的几条要道，船只往来如织，车辆驮畜络绎于途，在这个经几百年磨炼出来的经商民族之间交换着百货。中国准备从各口岸出口的土货由这几条路运来，外国货也由这几条路分销到内地各处市镇；可是那些起讫都在国境之内的浩大货运，究竟有多少，并无统计可考。只有那几样纯属国内贸易的东西，在若干路线上由已经全部或部分取代旧日原始运输方式的轮船所载的数量，可以略见端倪；下面就几样较要紧的货物，各作简短的记述。

米　自产米之区运到不产米之区，自农业之区运到工业之区，向来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一大宗，运往外国则是禁止的。据估计，湖南每年平均有一百万担的余米可运往汉口。安徽是帝国头等的米仓，由它的口岸芜湖运出的，一九〇四年是五百六十二万一千一百四十三担，一九〇五年是八百四十三万八千零九十三担。一九〇五年自镇江运出六十一万九千一百九十担，自上海运出一百七十万六千八百四十五担。这几处所运，有二百八十万四千一百六十四担运往天津，其中一百五十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担是漕米，其余在商人手里；又有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四百七十九担运往烟台；除了运往南方别的口岸的少数之外，其余都到了广东的工业市镇，此外广东还进了二百二十二万七千九百一十六担洋米，以补本省肥沃稻田所产之不足。

豆　一九〇三年（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满洲的生意有许多改了道）自营口运出三百四十二万三千七百六十六担，自汉口一百九十二万八千五百四十三担，自镇江四十万四千零六十三担，连别处口岸在内共六百三十二万七千零八十担；其中一百八十三万六千七百零七担运往日本，约七万二千担运往别的外国地方，其余除了厦门所要的五十九万担之外，都到了广东的广州与汕头两口。同年豆饼自营口运出四百五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七担，自烟台一百一十九万二千九百四十八担，自汉口五十八万三千零九十五担，自镇江四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七担，共运出七百零三万零三百二十五担；其中三百四十万零四百四十四担运往日本，其余除厦门所要的七十三万一千一百六十一担之外，都到了广东。

煤　一九〇五年自天津与秦皇岛运出十九万三千七百五十九吨，自胶州一万六千八百八十七吨，自重庆五千七百九十三吨，自汉口七万二千四百二十二吨，共二十九万零四百七十七吨。其中一万零三百八十四吨运往香港与印度支那，十二万零七百六十六吨运往上海，其余运往中国别的口岸，以烟台、芜湖、镇江为多。一九〇九年开平煤矿的产量是一百二十二万六千吨，它的出口港是秦皇岛。

土布　一九〇五年由轮船运出二十二万九千六百零九担，约合一亿平方码，其中十八万九千六百四十九担出自上海。这些布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几乎都到，去满洲的最多，另有三万二千一百一十六担运往海外的华人聚居之地。一九〇四年营口另由帆船进了八万二千六百六十七担。

花生　自天津运出十八万三千六百零一担，自烟台十万九千零四十二担，汉口也有一份，自镇江四十八万九千三百五十三担，共运出九十七万八千五百一十九担；其中二万四千六百担运往外国，九十一万二千五百五十五担运往广州。

大麻、黄麻与苎麻　共运出三十六万五千九百八十八担，其中十五万三千零五担来自汉口，十一万三千六百三十四担来自九江；有十三万四千零二担运往日本，十二万八千四百四十一担运往别的外国，剩下十万三千五百四十五担供本国消用。

药材　中国药书所载的各种药材，自重庆运出的值一百零八万二千二百四十七两，自汉口的值一百零五万零八百五十三两（其中许多是四川所产，由帆船运来），共值四百八十五万四千八百三十五两，分销到中国各地；另有一百八十七万五千八百二十五两运往香港，供那里以及海外各处的中国人用。

麝香　大半自西藏经重庆而来，不过一九〇五年经天津到市上的也有六千四百英两，总供应量为六万零八百八十五英两。其中二万九千七百一十七英两运往外国，剩下大致相等的一份，留给中国人的鼻子受用。

油　自豆、花生以及油茶籽、油桐籽榨出的油，给中国主妇供了烹调与点灯的脂膏，也供了油漆与上光的油。一九〇五年运出一百零三万零七百零一担，其中三万三千三百七十三担来自营口（一九〇三年为十一万六千四百九十八担），十六万八千三百三十三担来自胶州，四十一万九千四百四十四担来自汉口，十七万一千三百一十担来自镇江，十四万八千九百一十五担来自上海。凡不产油的口岸，无不进口。

油籽　一九〇五年运出一百五十八万一千五百一十四担。棉籽占六十五万七千三百七十九担，全数运往日本。菜籽一九〇二年运出二十二万三千一百四十九担，一九〇五年只有二万八千九百一十九担，大半运往日本。芝麻八十九万五千二百一十六担，其中三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担运往欧洲，以德国为多，三万九千九百一十一担运往埃及，十二万五千四百七十四担运往日本；所运之数减去这些，留供本国消用的是三十二万担。

丝　生丝若不出口，一般就在产地织成绸缎。一九〇五年绸缎运出二万六千九百二十六担，值一千九百七十四万七千五百三十九两。其中九千七百九十三担运往香港再行分销，二千五百九十七担运往别的外国口岸，剩下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六担，值一千零八十四万九千九百一十二两，供产地以外的本国各处消用。

糖　运出一百四十八万一千五百二十四担，几乎全部出自广东各口，销路在长江与北方各口。此外还有自外国进口的四百一十五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担。

木油　自乌桕籽榨出，几乎全部自汉口运出，共十六万七千一百六十担。其中六万七千二百七十七担运往外国，以意大利为多，剩下十万担供本国消用。

烟草　无论叶烟还是制好切好的，共运出五十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三担，其中二十一万六千七百零四担来自汉口，九万八千五百二十二担来自九江，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六担来自广东各口；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它都去。此外还有中国自造的纸烟，沿海运销的值一百六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八两；自外国进口的纸烟值四百四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雪茄值三十八万一千四百六十六两。

十一鸦片

鸦片这个题目，落在谁手里都棘手。执笔的人若是鸦片贸易的拥护者，他便极容易离开自己本来熟悉的地面——商务往来与统计数字——转而去论证中国人所吸的这味药如何无害，把它比作饭前那一杯还算无伤大雅的雪利酒。他若以声讨鸦片贩运为己任，那么他又似乎总被一种按捺不住的倾向驱使，离开他本可立于不败之地的道德高处，下到事实与数字的角力场里去——而那一片地面他未必熟悉，其中凡不利于己说的，他又会因成见而略过或曲解。至于那不偏不倚、只求查明事实的人，多半落得被这一方骂作骑墙、被那一方斥为冷淡，且无从分辩。本章属于第三类。此处只想把鸦片在中国的来龙去脉，就其大端如实陈述，使得两造无论哪一方，只要善于择取段落，都能从中找到驳倒对手的话柄。至于鸦片问题中真正要紧的那一点——纯粹道德的一面——本章不拟置论。

罂粟

唐代（公元六一八年）以前，中国的本草家与医家似乎还不知道有罂粟这种东西。文献中头一次提到它，是八世纪上半叶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书中引了一位更早的、著作已佚的宋阳子的话，说「罂粟四瓣，或白或红……子在囊中（下有蒴果之状的描述）……如粟米」。这时候阿拉伯人同中国通商已经整整一百年了。第二处提到它的，是八世纪后期住在内地陕西一省的郭橐驼所著的《种树书》。唐末（唐亡于九〇六年）住在四川的诗人雍陶，写过一首诗，描摹他家附近平野上生长的罂粟。

（原注：据艾约瑟《罂粟在中国》。）

药用

九七三年奉敕由九人编成的《开宝本草》中，说到罂粟的药用：「其子有治病之功。人若……可取此子和竹沥煮作粥，服之得益。」大约同时，诗人苏东坡有句云「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他的弟弟苏辙写过一首《种药苗诗》咏罂粟，其中说：「筑室城西……老圃告我曰：『莺粟可种。』……其子如秋谷，研之如牛乳，煮之为佛粥。老人气衰力弱……宜饮此汤。用柳杵、石臼捣之，以蜜水煮之。（郁郁不乐之时）我但饮此一杯莺粟汤，便笑而自乐。我来颍川（他后来的住处），徜徉其水滨，恍然如登庐山（他少时的故乡）之坡，遥在西极。」约一〇五七年奉敕编成的苏颂《本草图经》中说：「罂粟处处有之……有二种，花红者，花白者……其蒴干黄之时，可采……凡患恶心呕逆者，可用罂粟子煎汤服之，其法如下……」

大约是十二世纪的医书作者林洪，头一次说到用蒴果——鸦片之汁即出于此。他教人把整个罂粟头取下洗净，榨出其汁滤过，先煮后蒸，然后取出残余之物，「作饼如鱼形」。这样制出来的就是鸦片，只不过还掺着蒴果本身的草质杂物。同一时期另有杨士瀛、王璆、王硕三家，都明白提到罂粟壳治痢之效。十三世纪的三位医家刘河间、李杲、危亦林，以及十四世纪的朱震亨，也都记下了用蒴果制这种「鱼饼」的法子及其入药之用。朱震亨更说：「亦用治下痢、痢而兼有肿热者；其效虽速，用之须极谨慎，盖其杀人如刀也。」

至于趁蒴果鲜嫩时就地划破取其浓汁、再加制作而成鸦片，头一次说到这法子的是卒于一四八八年的王玺。他说：「阿芙蓉出阿剌伯，其罂粟花红……花谢之后，乘蒴果尚鲜，刺之取汁。」王玺做过二十年甘肃巡抚，在那里会同回民往来，从他们那里得知阿拉伯的技艺与物产。同一时期朝鲜的《东医宝鉴》里，把划破蒴果、收取渗出之汁、晒干成膏的法子记得一丝不差，与今日的做法相去无几；由此几乎可以断定，鸦片的制法是十五世纪末经由阿拉伯一路传入中国的。十六世纪中叶李梴的《医学入门》，把制鸦片的法子记得十分确切，名之曰「阿芙蓉」。阿拉伯人取了希腊语中鸦片一词，把它转成「阿芙庸」。中国沿海各省把这个名字音译作「鸦片」，此药通常即以此名行世；而在内地的云南一省——那里回教的势力素来极盛，直到一八六七年的杜文秀之乱及随之而来的屠戮为止，回民一直居多——本地所产的鸦片，至今在官文书、税票等等上面仍叫作「芙蓉」；这两个字若不作「阿芙蓉」的省文解，在中文里是讲不通的。

吸食鸦片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别的用鸦片的民族，都是由口入胃地服食，惟有中国人是拿来吸的。

吸食鸦片是由吸烟草而来。前面（第九章）已说过，西班牙人一五四三年自西面占了菲律宾，一五七五年头一次试着与中国通商；此后他们便把中国与马尼拉之间贸易的开展，全部交给中国人去做。美洲的这味麻醉之物烟草，就经菲律宾传入厦门，再由厦门传到台湾——当日台湾正由厦门一路移民拓殖。约一六五〇年刊行的《事物绀珠》中，把传入之年定在一六二〇年，差不多正是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即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写《斥烟草檄》的时候。中国的皇帝与詹姆士王怀着同样的心思，明朝末代的皇帝（一六二八至一六四四年）在其治下禁过吸烟。清朝头一位皇帝在入据北京以前、还只是满洲之主而非中国之主的时候，于一六四一年下过一道论射箭的谕旨，其中说：「吸烟是过失，然不及废弛弓矢之为过大。至于禁烟一事，所以不能维持者，盖因尔等诸王及旁人虽不公然吸食，却私下吸食；惟弓矢之用，断不可废弛。」此后还有别的禁令，同样毫无效验；今日在中国，除极少数例外，男子、妇人乃至刚断奶的小儿，无一不吸烟草：那个「戒烟酒茶会」，遇到时局不靖，便要被归到会党一流里去，而对会党的成法是一概剿灭。

台湾是一片丛莽瘴疠之地，凡疟疾盛行的地方，鸦片便自然成了一种倚靠——一百年前诺福克沼泽地的居民服鸦片丸，就是一例。说到热带的丛莽，爪哇的荷兰医生雅各布·邦提乌斯一六二九年在巴达维亚写下一则记载，说：「在这些炎热的地方，若没有鸦片可用来治痢疾、霍乱、灼热之症以及种种胆汁之疾，我们行医便是徒劳。」台湾的疟疾至今仍能致命，早年的移民在烟草里掺进种种东西以解其毒，其中就有鸦片与砒霜；砒霜至今仍为中国人用在所谓「水烟」里，西方医生遇到因故不宜用金鸡纳霜的疟疾病人，也还开这味药。肯普弗一六八九年游爪哇，在他记巴达维亚的文字里，头一次提到「鸦片烟馆」，其中所吸的是「以水化开、和入烟草的鸦片」；荷兰人自一六二四年到一六六二年掌着台湾的贸易，因此烟草掺鸦片同吸的做法，多半是自爪哇传来的。由台湾这做法又经厦门——移民的「府城」——传到大陆。鸦片何时不再掺烟草而单吸，无可考。斯当东记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一七九三年）的书中，惟一提到这习惯的一处是说：许多高官服鸦片，又说「他们吸烟草，掺以别种有香气之物，间或掺一点鸦片」。

康熙皇帝在削平天下的过程中，于一六八三年以厦门为根据地征取台湾。执政者头一次与这桩祸害真正打了照面，便在此时；可是在那个动辄降旨的时代，却并未立刻采取什么办法。第一道禁令是他的继位者雍正在一七二九年所下的，对贩卖鸦片、开设烟馆定了重罚；自此贩鸦片便成了罪。

洋药

下这道禁令的时候，洋药的进口每年不过二百箱，是葡萄牙人自果阿贩来的；一七七三年以前，除他们之外别无他人。此后到一七八一年，是英国的散商经营；一七八一年东印度公司把这桩生意收归自办。到一七六七年为止的四十年间，进口自二百箱渐增至一千箱；一箱的分量，自一百三十五磅（自由贸易的鸦片，如马尔瓦或波斯所产）到一百六十磅（孟加拉官营的鸦片）不等。下旨之年每年不过二百箱，上谕这样大的机括，断不会是冲着这样微末的数目而发；而广东官府并不认为这道旨意是针对洋药进口的，从每年二十箱、毫不遮掩的渐增之势上就看得出来。当日分得清两件事：一是药用的鸦片，一是供吸食而卖的鸦片；作前一用途输入是准许的。一七五三年的《粤海关志》——它所本的是一六八七年与一七三三年当时仍旧施行的两部税则——把鸦片列入，每担纳银三两，按值五十两计，正合百分之六（当日官定的税率）；同一年代（一七五五年）的一部估价册里开列若干货物之值，其中丝一百两，茶八两，大黄一百五十两，麝香一百五十两，鸦片五十两。由此可推知：广东官员认定一七二九年的禁令并不适用于洋药进口，其心是坦然的。这桩买卖于是在进口一面毫无拘束地做下去；一七七三年英商头一次自加尔各答运货来，大约使输入之数有所增加。一七八〇年广州新任了一位总督，「有刚正勇直之臣的名声」，他决意把上谕的禁令不但施于卖鸦片供吸食，也施于进口；不过这件事同次年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贩运收归自办之间有无关联，只能靠推想。用鸦片的祸害一年比一年显著，一七九〇年进口已增至四千〇五十四箱；一七九六年因总督奏陈，降旨对吸食鸦片加重刑罚。一八〇〇年又降旨严禁洋药进口与种植罂粟。自此贩运便成了违禁，而大约同时，进口商与广州及沿海各处官员之间，也订出细密的办法，把走私组织了起来。

（原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支会会报》一八八二年。）

（原注：《英国议会文书》一七八三年。）

白银外流

朝廷除了在要禁绝鸦片贩运时所占的道德高处之外，还把立论的根据放在这样一项陈述上：付鸦片之价的需要抽干了国中的白银，举的例子是一八三九年以前「十年间平均每年输出白银一千万两」；这个例子，以及由它推出的白银外流之说，在史书中一向为人所接受。然而这一场白银外流，并无事实为证。这个数目首先该打个折扣，因为它是个听来堂皇的整数，正好拿来撑住一道禁令；而且它出自中国的官文书，措词须从严解，不能多读出一个字的意思来。即便假定十年之中运出的银两果真每年在一千万两以上——事实并非如此——也并不因此就能说，以出抵进相权之后，净输出也有这么多。当时好几位外国作者都提到运银出口须专领执照，可以断言凡所报的银两输出之数，都是从这类执照的档案里得来的，既无抵销，也不牵入别的因素。那是还没有银行的年月；说当日每一条船都得用现银结清它进出口的账，这话差不多也对，而说每一个商人都如此，则是绝对不错的——无论他一季之中用一条船还是几条船。印度供鸦片，却不要茶，丝也要得不多，运银到印度是免不了的事。到了今日，那个国家每年运来中国的货物平均值八千余万两，换回去的货物不超过一千万两；今日这个差额是用银行汇票轧平的，可是当日自印度来的鸦片，不能拿运往英国或美国的茶来付账，非得付现银、把银子装船运走不可，除非东印度公司凭它开在加尔各答的汇票把银子接过去，用以筹款买茶。除了印度的鸦片与南洋群岛的香料之外，世上别处能供给中国所要之物的极少。英国能运几匹羽纱来，多半还不及买一船茶所需的百分之一；而从英国、美国、荷兰、葡萄牙以及别国的贸易中，涌进来的是一股白银之流，形为西班牙银元——这种银元至今在安徽还通行，在台湾则通行到一八九五年为止，那一年为着茶季，岛上运进了二百二十五万枚。白银的流向是向内，不是向外；而那些声誉极隆的商人竟肯做起这桩我们今日视为不体面的生意，其缘故就在于商务上一件万不得已之事：要减少白银自已经枯竭的欧洲市场源源外流，就得拿中国人肯买的随便什么货去顶替它。

（原注：此题的详论，见本书作者《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冲突时期》第八章第三节。）

（原注：见前文第一百八十三页所述。）

鸦片走私

鸦片正是中国人肯买的那一样东西；他们买了，而且一八〇〇年的禁令下了之后，还照旧买下去，同从前一样；于是有人按着做生意的路数订下办法，绕开这道禁令，一面让买家取得他们要的货，一面让这片土地上本该督责禁令施行的官长们，拿到他们认为分所应得的那一份。禁令从来不曾被认真施行；四十年间，连做出按其本意施行的样子也不曾有过；只把禁令的字面守住，其效果不过是给这桩贩运蒙上一层体面的幕：进口商可以做，官员可以不必让它撞到眼前，贩子取货则多费些周折、多费些银钱。本已沉重的、税则以外的陋规，等到除了打点通融之外还得出钱买人闭眼，就更沉重了；这些钱在粤海关监督、总督、巡抚、藩司等等一路分下去的官员之间派分，并不是一笔一笔的贿赂、买人睁只眼闭只眼，而是按每箱抽的陋规，照份例分给各官。既然这桩买卖是被禁的，所收的银子便不能列入征收钱粮的例报；而照例于新年送给京中枢臣与朝官的节敬——因外省之缺油水更厚，节敬也就更重——也并不带什么特别的气味足以泄露其来历；于是除皇帝之外，除偶尔一个廉正的大臣之外，凡有干系的官员，其利之所在都是：禁令尽管下，贩运照样做。皇帝可以禁这桩买卖，皇帝的臣工却仍旧准它做。

禁令一下，在广州夷馆里公开存货便不可能了，于是货栈设在澳门——须记住，澳门直到一八四八年还归中国税关管辖；不过仍有一部分留在进口的船上，停泊黄埔，等买主来提。这样一直到一八二〇年，其时有令下来，澳门与黄埔一概不许存鸦片；进口商便在珠江口的伶仃岛设了趸船。到这时为止，进口之数还不曾有哪一年超过五千箱。

一八〇〇年的禁令下后，东印度公司不再自行贩运鸦片。自此它在名分上只管孟加拉那一部分鸦片的生产与在加尔各答的发卖，于其运到中国与在中国的发卖便无直接干系；至于马尔瓦或波斯的鸦片，它从来没有过任何关系。

伶仃时代，鸦片（当日通称为「茶」，广州至今还这样叫）是凭样发卖的，一律凭提单付现银。凡在本地交货的买卖，进口商别无他事。买主既已办好免受官府干预的照应，便拿着提单到伶仃的趸船上，在那里改装进草包，打上自己的私记，用六七十人摇的快艇运走。每逢有新的大员到任，这桩买卖便暂停一阵，等他安顿下来再说；偶尔也有一纸虚张声势的告示，饬令「逗留外洋」的船只或者进口、或者开走；然而伶仃从来不曾被点名，巡船也从来不曾无礼到把鼻子伸进那片锚地来——虽然四周不用说有许多注视的眼睛。

销往广东东部的鸦片，照例在广州发卖，也一律收现银，由卖方照例在汕头附近的南澳岛交货，那里是全省水师提督的驻地。亨特记他一八三七年的一次同行：那是他的行号定期自伶仃派出、去交付所售之货的一条一百五十吨的美国快艇。到了南澳，他见那里有两家英国行号的两条英国双桅船，也做着同样的买卖，近旁停着「提督的座船」。提督上船来，在场的人一同演了一出郑重其事的把戏，其用意是让这条自新加坡驶往广州、因遇险而驶入南澳的快艇得以补给；随后在一次较私密的会见里，开口就是一句直截的「你有多少箱」，于是讲定价钱，并讲定不加干涉，其条件是在广州买主所办的那一份之外另加的。此后鸦片——已经在伶仃装了包——便交给挂着私记旗号的帆船，再无别的手续。粤海关监督与总督的管辖到南澳为止，再往北沿海而上，广州那一套甜美单纯的办法便不能照样做到这般周全。亨特搭回去的那条船是自北面驶入南澳的，「它运往广州的全部货载，是价值四十三万元的金条与纹银」。

（原注：亨特《广州番鬼录》。）

这桩违禁的贩运，一直做到一八三八年年底不曾间断。一八三〇年每年的进口已增至一万六千八百七十七箱，一八三八年增至二万〇六百一十九箱。一八三四年律劳卑勋爵被任为英王钦使，把中国对外关系的另一面推到了前头——那便是外国使臣直接与帝国大员交涉之权，以及与之相连的、公行所独揽的垄断地位：使臣与商人都只许同公行打交道。不过自一八三四年到一八三八年律劳卑勋爵与义律上校的那段时间里，鸦片并不比从前更成为问题。然而在北京，吸食鸦片之害以及走私一项法定违禁之物所生的更大的人心败坏，重新被议论起来；甚至有人郑重提出把这桩贩运弛禁、以便把祸害管束得好些。这个提议被驳了，皇帝决意施行他父亲一八〇〇年所下的禁令，并且找到了一个肯办此事的人，就是林则徐。皇帝这个决定或许失算，或许是想拿一把扫帚扫回大洋的潮水，然而他无疑是诚实的，而且真打算叫自己的意旨得行。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派往广州执行其主上的意旨，为此事而凌驾于总督与粤海关监督之上。倘若只是鸦片一件事，他这趟差使本是没有指望的；那就好比华盛顿一个主禁酒的政府派尼尔·道去得克萨斯州施行缅因州的禁酒法。可是他与他的主上都看错了局面：他们说「鸦片」，英国钦使背后有英国水师提督撑着，答的却是「平等」；而南京条约所了结的正是平等，不是鸦片。这个条约定下了两国官员地位平等、废除公行垄断、采用划一的船钞与关税；至于鸦片贩运如何管束，则听凭中国政府自行定夺。英国政府并未承担替中国缉私之责，因为做这桩买卖的早已不止英国人，别人也很容易接手；不过它禁止一开始就在香港设鸦片栈，也不给走私者任何水师的保护。

林钦差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到广州，先是几天不露声色，十八日出示晓谕：外国人须将在栈的鸦片尽数缴出，并具结永不再贩，违者处死。他们不从，于是全体外国侨民，无分国籍，一概被禁在夷馆之中，撤去仆役，断绝外间的食水供应，并告知他们是这道命令得以照办的人质。「人质」是个别扭的词，做人质更是件别扭得多的事；商人们在怕死之下缴出了鸦片，连澳门的八箱也运了上来。缴出的总数是二万〇二百九十一箱；而皇帝与他的钦差信念之切，有一事可证：这些鸦片被切实销毁，一两不剩。出鸦片的各行号中，出得最多的是一家英国行号，七千箱，其次又是一家英国行号，再次是一家美国行号，一千五百箱；此后是英国、帕西及别的印度商人。一家美国行号手中约有五十箱土耳其鸦片，因不是印度来的，未曾缴出。这位钦差的举动只冲着外国人、不冲着自己的同胞，其唯一的效果是把本地的买卖阻了一阵，却并没有把它去掉：需求还在，新货接着来，买卖照旧做。

朝廷失了威望，不但使走私者更加活跃、更不怕后果，也使沿海的官员把从前或许还有的那点矜持一并抛开了。随后在一八五〇到一八六〇这十年里，太平天国之乱蔓延到整省整省的地面，牵动千百万人，造成极大的苦难，把许多人逼到中国式的「酒」上去，又使无数人囊中装满了可供纵情挥霍的掠夺之物，并且在双方都投入了大批兵马——而那些兵马无论当日还是后来，主要的事业就是吸鸦片。这一番松弛加上这一番需求大增，其结果是走私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狂欢。林则徐奉使以前，这桩买卖虽未弛禁，却是全有章法的；把当日的情形叫作「走私」，实在是用词不当：外商进口鸦片并不遮掩，只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二十年里，不把它运到广州的夷馆存放、也不存在澳门，而是存在伶仃的趸船上；他大抵在广州出售并收款，此后的一切都是买主——中国百姓——的事；他在自己船上交货，通常在伶仃，也有一部分在东面和北面海岸上的定点交，可是始终在官府的眼皮底下。也有少量买卖不在广州成交，而在沿海的交货地点成交。林则徐奉使之后，这桩买卖既未弛禁，也无章法；连公开所能带来的那一点约束也没有了，因为起初英国当局不准在香港设栈。其结果是把进口商逼得同官员往来更密——那些官员有本事在沿海任何地方梗阻这桩贩运；究竟实际的安排有多少出于官员之手、多少出于买主之手，究竟是谁在把那些原就求之不得的、蒙羞皇帝的臣工引离职守，这些都无从知道，因为这一时期的整桩贩运都被一重隐秘与神秘的幕遮着。这桩买卖被赶离天日之下，进口商为供应激增的需求而愈加活跃，走私者——无论洋人华人——愈加放胆，中国官员愈加松弛败坏，凡此种种造成两个后果：鸦片进口自一八三八年的二万〇六百一十九箱，增至一八五〇年的约五万箱，一八六〇年的八万五千箱；而吸鸦片既败坏了中国人，鸦片贩运也败坏了外国商人，把他们从原先的崇高地位上拖了下来。

不妨把鸦片一事的要点再作一番简要的复述。罂粟在中国为人所知至少有十二个世纪，入药有九个世纪，知道药力在蒴果上有六个世纪。中国制鸦片有四个世纪。吸烟草是十七世纪初由西班牙人传入的，鸦片掺烟草同吸是十七世纪中叶由荷兰人传入的；鸦片何时头一次单独被吸，史无明文，不过看来差不多正与一八〇〇年全面禁止鸦片进口同时。洋药最早是十八世纪初由葡萄牙人运来的，一七七三年头一次经英国人之手；自一七八一年至一八〇〇年，主要在东印度公司手中。此后主要的进口商是英国人，不过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哪一国的商人只要能弄到这味药会不肯去做；有案可查的是：一八三九年那场著名的缴烟，所缴鸦片的十三分之一出自一家美国行号，此外还有较少的数量出自帕西商人——他们虽受英国保护，若有足够的动机，是很乐意换一个保护者的。至于一八四〇至一八六〇年那一场群魔乱舞，中国人须负首责：皇帝与他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把他们对自己百姓都无法施行的禁令单单施于外国，这是要办不可能之事，于是把一桩他们又不肯弛禁的买卖弄到全无章法；而他沿海各处的臣工，除了没把收来的银子解进国库之外，一举一动都像这桩买卖已经弛禁了一般。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间国中的动乱削弱了政府的威权，给了官员们一个他们本来并不需要的借口与机会去放纵；然而这并不能把责任从朝廷肩上移到外国肩上。

鸦片贸易弛禁

第二次战争的结果是一八五八年的各约，而鸦片问题仍旧悬而未决。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对此只字未提，听凭中国自订自行其节用之法与禁令，自采缉私之策。一八五八年天津四约也同样不提——无论是战后强加于中国的英约、法约，还是必须同样视为那场战争直接结果的、同文而同时的美约、俄约。不过（且引那部居首的条约）英约第二十六款规定派委员会厘定海关税则；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委员会议定税则时，鸦片被悄悄列入，每担纳税三十两。鸦片的列入是得了中国议约大臣完全首肯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我们有威妥玛爵士与劳伦斯·奥列芬特先生的作证，他们是英国钦使在委员会中的代表。鸦片贸易这样烫手的问题，在一切议约都少不了的私下晤谈中不被提起，是不可能的；而弛禁兼管束之为上策，曾作为一项理财之道向中国议约大臣讲得明明白白，这也是奥列芬特告诉我们的。头一个提出应当把此事列入考虑的，是美国公使列卫廉先生；他到中国来时本来极不赞成鸦片贸易，本国政府给他的训条也是同样的意思，可是他眼见这桩买卖因违禁而生出种种流弊，竟转而主张弛禁。抱着这转变了的见解，他致函额尔金勋爵如下：

「本人不止一次听阁下说过：英国既已在广州陷于兵事，在北方又不得不诉诸威胁强制之力，阁下对于向中国当局提出鸦片一事，怀有强烈乃至不可克服的厌恶之情。然而我确信：倘若阁下不采取主动，事情必将照旧，连同它一切的羞耻；我因此吁请阁下——阁下屡屡向这个虽乖戾却无助的民族极力申明过的那种高度的责任感——试问我们这些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代表，若不曾设法诱导或迫使这一桩贻害之难题得一了断，便可以自认差使已了么？倘有此举，我必竭诚附骥。」

列卫廉先生随后提到或可制止印度种鸦片，接着说：

「至于有效的禁绝，我并不乐观，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积习之深；因此我更有把握地——虽说并非更恳切地——请阁下留意我们所能走的另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路：设法劝中国对此药课以重税，使供给有所抑制，进口有所管束，而又不至于激出别一种走私——无论有没有中国人的通同。赞成此策的理财之论，附呈的文件中已说得十分详尽，此处不再赘述。」

（原注：《额尔金伯爵使华使日记事本末》一八六〇年，第二卷第十三章。）

于是议定把此事提到中国委员面前；而他们并不需要多费口舌相劝：他们对这已成不受拘束之贩运的种种祸害十分清楚，而他们的政府又需要那笔长久以来流进臣工口袋的进项。经法、美两国钦使认可之后，包括鸦片在内的税则获得同意。同时也认定：鸦片正是那样一种进口货，如何处置须全然听凭中国政府的裁量；附在税则之后的通商章程第五款是这样写的：

「鸦片、制钱、五谷、豆、硫磺、焰硝、白铅各货贸易之禁，于下列条件之下开弛：

一、鸦片此后每担纳进口税三十两。进口商只准在口岸出售。运入内地只准由中国人运，且只作中国人之产业；外商不得随行。天津条约第九款准英国臣民领照入内地贸易之规定，不适用于鸦片；同约第二十八款关于子口税之规定，亦不适用。鸦片的子口税由中国政府自行酌定；日后修订税则时，所用修订之例亦不与别货相同。」

鸦片历程的下一步见于一八七六年的烟台条约：英国政府在原则上接受了一项提议，即此药的内地税（厘金）应与进口税同时征收，也就是由朝廷而非各省征收。这一层由一八八五年七月十八日签订的续增专条落到实处，其中定厘金为每担八十两，连同进口税共每担一百一十两，为中国政府所应得；而一八八七年设立九龙、拱北两关以管束同香港、澳门的帆船往来，因遏制走私，更使国库得益。

除一八四四年美约所附税则把鸦片列为「违禁」之外，中国对鸦片贸易所定、而为外国所接受的唯一限制，见于一八八〇年中美续约，其第二款如下：

「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彼此议定并担保：不准中国臣民将鸦片运入美国任何口岸；亦不准美国公民将鸦片运入中国任何通商口岸，或由一通商口岸运往另一通商口岸，或在中国任何通商口岸买卖鸦片。此项绝对之禁，及于两国公民或臣民所有之船只、其所雇用之外国船只，以及两国公民或臣民所有而由他人雇用运载鸦片之船只，两国应各以相应之立法施行之；两国公民或臣民不得援现行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以抗此款之规定。」

关于这项协定，唯一可作的评注是这样一件事实：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间，因美国政府几乎无从控制的缘故，美国旗一度重现于沿海并从事运货之业，而这项限制并无人设法施行。此后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批准的一项国会法案，补上了使这项限制生效所需的立法。

弛禁以来洋药贸易的经过如下。一八六三年北方已开天津、烟台，长江上已开汉口、九江、镇江。一八七九年有案的进口八万二千九百二十七担，为历年之最。一八八七年九龙、拱北两关的设立，可以认为使帆船走私减少了一万至一万五千担。

按各口计，一八六三年、一八六七年、一八七九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七年、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一年七个年份的进口担数如下：满洲：无、二千五百八十五、二千四百五十三、一百一十三、二十八、二十五、无。直隶：三千七百零八、七千八百九十八、五千一百八十一、一千五百五十五、九百一十八、二百二十五、无。山东：八百七十三、二千七百三十五、三千五百三十六、三百一十八、三百二十、四百四十、二百零五。湖南、湖北两省合计：一千四百一十二、四千二百四十二、三千二百九十四、一千一百六十三、五百一十九；一九〇五年湖南二百四十、湖北三百二十二，一九一一年湖南九十九、湖北七十一。江西：一千九百九十三、二千二百零二、二千一百五十三、三千零七十七、二千四百八十三、一千七百一十五、一千四百九十一。安徽与江苏：一八六三年合计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一八六七年一万六千七百八十八；一八七九年安徽三千一百四十一、江苏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九；一八八八年三千四百与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二；一八九七年一千五百五十七与一万七千六百七十六；一九〇五年一千六百二十六与一万八千零七十七；一九一一年一千二百二十八与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浙江：二千六百七十九、五千零四十七、七千七百二十八、六千二百七十四、四千八百七十三、四千零四十一、四百四十一。福建：九千八百二十一、九千二百三十八、八千九百零三、一万三千零三十九、七千八百七十七、六千六百、四千二百八十。台湾：无、二千五百八十六、五千五百五十二、四千六百四十六，此后两项无（台湾一八九五年归日本）。广西与广东合计：七千二百一十二、七千六百二十七、一万二千七百八十七、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五、一万三千零五十八；一九〇五年广西二十二、广东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七；一九一一年广西九十四、广东八千零三十七。此外经别的途径进来的，各年依次估为二万、二万、二万、五千、五千、五千、三千。有案的总数依次为五万零八十七、六万零九百四十八、八万二千九百二十七、八万二千六百一十二、四万九千三百零九、五万一千九百二十、二万七千七百五十八担；连同别的途径，则为七万零八十七、八万零九百四十八、十万二千九百二十七、八万七千六百一十二、五万四千三百零九、五万六千九百二十、三万零七百五十八担。

（原注：所谓别的途径，即由帆船运来，或是正当运来而不向海关报的，或是走私的。一九〇五年经广州湾运入而未报之数，估计不超过二千担。在广东官方进口之中，一九〇五年珠江三角洲各口占一万三千二百零七担，一八九七年八千一百五十担，一八八八年一万七千七百七十六担；而在九龙、拱北两关开设以前，一八七九年这些口岸官方报过的只有一千一百九十四担，一八六七年只有二千一百一十一担，一八六三年只有三千四百六十九担。）

按来源计，各年进口担数如下。一八六三年：孟加拉一万五千一百二十，马尔瓦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七，波斯无，共五万零八十七。一八六七年：二万六千二百九十七，三万四千零六，六百四十五，共六万零九百四十八。一八七三年：二万四千三百，四万零九百一十，五百八十七，共六万五千七百九十七。一八七九年：三万七千九百五十二，三万九千五百零九，五千四百六十六，共八万二千九百二十七。一八八三年：二万七千五百零四，三万四千六百三十二，六千零三十二，共六万八千一百六十八。一八八八年：四万五千零四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四千四百四十五，共八万二千六百一十二。一八九三年：三万二千四百一十六，二万八千六百九十四，六千九百九十八，共六万八千一百零八。一八九七年：二万六千八百一十六，一万九千六百三十五，二千八百五十八，共四万九千三百零九。一九〇一年：二万七千二百五十，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九，四百三十五，共四万九千四百八十四。一九〇五年：三万四千一百九十五，一万六千零三十四，一千六百九十一，共五万一千九百二十。一九一一年：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二，九千三百三十八，一千二百三十八，共二万七千七百五十八。平均计之，孟加拉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二担，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八；马尔瓦二万八千四百二十三担，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六；波斯二千七百六十四担，占百分之四点六；共五万九千七百三十九担。

所谓孟加拉，即帕特那与贝拿勒斯两种，是印度政府鸦片专营局的出产；马尔瓦是中印度诸邦自由贸易的出产，那些邦附庸于英国政府而内政自主；波斯（从前也叫土耳其）则是波斯的出产。不过比较这些数字时须记住：广东一省于洋药所消之数，向来有四分之三以上宁取孟加拉货；而在一八八七年以前，该省的供应有很大一部分是经由不会列入上表的途径进来的。

（原注：台湾是波斯鸦片的主顾，一八九五年归了日本旗下。）

土药

中国在吸食之恶传入以前就已出鸦片，而在中国同在别处一样，它是因药用之效而见重的。并无证据表明中国人除药用之外，还曾像中亚与西亚数百年来所行的那样把鸦片作丸吞服；而说中国人吸这味药是因为本来就产它，一切证据都与此相反。吸食之风是独自传进来的，洋药土药一概拿来充其所欲，这从一件事上看得出来：一七二九年朝廷头一次禁这桩恶习时，洋药进口每年不过二百箱，四十年后也不超过一千箱。不过，虽不能说已有的土药生产造出了吸食之害，却也不能全说这祸害是洋药的输入造出来的。这恶习之所以来，是因为世上有鸦片这样东西；倘若本国不产，洋药也会供它所需；倘若没有洋药进口，土药也够用，或者会变得足够应付一切所需——哪怕这嗜好已蔓延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因此，若去搜求统计以断定一七二九年土药之产是否超过洋药之进——我们知道是超过的；或断定是否超过一八〇〇年的洋药供应——那是很可能、几乎可以肯定超过的——都是做不出什么用处来的事。到了十九世纪的第四个十年，正当「弛禁洋药，还是把它连根除掉」这个大问题被反复斟酌的时候，好几道奏折都提到土药之产。一八三〇年有折说「浙江一半的地面都种罂粟」，这是修辞上的夸张。一八三六年许乃济一折，以种种经济上的理由主张弛禁，其中一条便是土药之产已经很大。朱嶟上折驳之，他深信吸食之害，而他的反对大半建立在本国出产之多上，举的例是他家乡云南一省每年出产数千担。吸鸦片之习在中国已知至少一个半世纪，很可能早已传到内地各省；而构成洋药供应的那一万五千至二万箱，未必深入到离海岸很远的地方，也未必供过广东、福建（连台湾在内）、或许再加浙江以外的地方；洋药沿海而上越过长江口，看来还是一八四〇年以后的事。这是推测，与本章的旨趣不合；不过有一件事可为佐证：汉口在一八六一年开埠以前，洋药实际上无人知道，只有寥寥数担运进来满足广东人的口味；一八五九年以前汉口的鸦片来自山西，可是这条供应因该省的乱事而中断，一八六〇年汉口便从四川与湖南取得供应，数达二千担。

（原注：《土药，一八六三年》，上海，一八六四年。）

中国是没有统计的，能得到的统计只有总税务司署所经管的那一部分贸易。有关鸦片的统计尤其无从得到，因为这样一种体积小而价值高、又课以重税的货物，一般不走税卡林立的通常商路，而是由武装的队伍驮着翻越人迹罕至的山道——那些道上税卡既少，设备又差，一遇强力便轻易让步，肯按远低于官定税率的数目包收了事。凡此种种使两边都要遮掩；因此估算今日中国鸦片的产量时，查访的人只好以旅行者的观察和有心求真者的意见为依据。以下分省胪列众家查访所得之数，分为三类：沿海各省，其原有的需求主要由洋药供给（北方几省则自一八六〇年起）；长江各省，洋药自一八六〇年起方能到达；内地各省，就所知而言，从来不曾有洋药供应。以下用现在时态所说的数字与情形，均指一九〇六年。

沿海各省

广东出鸦片甚少。一八六三年据广州估计，有一千五百担土药在那里找到销路，其中八百担来自云南，四百担来自贵州，二百担来自四川，一百担是广东本省之产，来自北部山中。此后种罂粟并无大增；今日全省所产大概不超过五百担。

福建的鸦片主要出在同安一县，一八六三年估其出产为五百担，一八七九年为一千担。今日全省最低的估计是二千担。

浙江所产不少，尤以温州、处州两府为多，一八七九年估为一万至一万六千担，一八八七年估为四千五百担。今日之数定在五千担，当无大误。

江苏一八七九年估计产鸦片二千五百担。近来省西北角的徐州府产量有增，今日江苏之产不会少于五千担。

山东一八七九年进洋药三千五百三十六担，一八八八年降到三百一十八担，如今这便是平常之数。一八八七年估计每年消土药八千担，多半是山东本省之产。今日全省所产至少当有一万担。

直隶一八六七年进洋药七千八百九十八担，一八七九年五千一百八十一担；一九〇五年降到二百二十五担。一八六三年有报告说山西运来土药甚多；一八七九年估直隶之产为三千担，一八八七年则报称「极大」。四十年之内，七千五百担洋药已被土药完全顶替；再算上人口的增加与嗜好的蔓延，如今土药的消费当在一万五千至二万担之间。其中一部分来自满洲，一部分来自山西，而直隶自产大概有一万担，确实不少于五千担。

满洲大概是近五十年内才动手产鸦片的。一八六七年进洋药二千五百八十五担，一八七九年二千四百五十三担；一八八八年进口一百一十三担，一九〇五年只有二十五担。一八六三年土药主要来自山西，有案可查的是那一年有二百担运进奉天城。一八七九年估满洲之产为三千担，一八八七年为八千担，并称其品质与洋药相当，甚或过之。过去三十年人口因移民大增，撇开战事一时的影响不计，今日之产可估为一万五千担。

沿海各省每年之产，就稳妥的估法而论，是四万二千五百担。

长江各省

湖南的鸦片一八六三年及其以前在汉口已为人所知，一八七九年估其产为一千担。五十年来中国的军队里满是湖南人，退伍的兵把吸大烟的习气带了回去。洋药进得极少（一九〇五年二百四十担），今日湖南的鸦片产量大概至少有三千担。

湖北一八六一年以前不消洋药，一八六七年进四千二百四十二担，一九〇五年（连湖南在内）五百六十二担。土药向来是从别省运来的，不过本地也有出产，一八七九年估为二千至三千担，一八八七年估为三千担；今日之产大概是四千担。

江西所消洋药同四十年、三十年前相仿。一八六三年估本地之产为二百担；种罂粟并无大增，今日之产大概不超过五百担。

安徽今日所进洋药只及一八七九年与一八八八年的一半。一八八七年估本地之产为二千担，今日大概在三千担以上。

长江各省自一八六一年起轮船可达，每年之产可定为一万零五百担。

内地各省

河南的鸦片一八六三年在上海已为人所知；一八七九年估其产为三千五百至五千担，一八八七年估为五千担；今日之产大概足有五千担。

山西从前供应的地面极广，西至汉口，东至上海，北至满洲。一八七九年估其产为四千担，今日定为五千担当无大误。

陕西，如我们所知，八世纪就种罂粟；而划破蒴果取鸦片的法子又是经毗邻的甘肃传来的，因此可以设想陕西是最早出鸦片的省份之一，需求一起便有以应之。一八七二年李希霍芬男爵记道：「在这一带的某些地方，它（罂粟）是最触目的冬季作物。」一八七九年在汉口——陕西的出产有一部分运到那里——估其每年之产为五千担；而今日若定在一万担以下，便不稳妥了。

甘肃，据李希霍芬说，「所产鸦片自己消不完，向东向西都输出不少，而一概不进口」。以其人口——回民居多，最低的估计也有八百万——计之，鸦片之产必在五千担以上。

四川一定很早就学会了制鸦片的手艺：它北接甘肃，南邻云南，两处自古至今都是回教势力的中心；而吸食之风一传入，必定立刻蔓延到这个云雾常笼、夏则蒸溽冬则阴寒的省份的居民中间。旅行者众口一词，说这里的人大抵烟瘾很重，人均之数据说确有沿海各省的三倍。洋药从来不曾运入，而罂粟——最迟九世纪已确有种植——今日更是遍地都是。贝伯先生一八七八年说：「四川与云南种罂粟之广，令我们大为骇然。」李希霍芬男爵一八七二年也表示同样的惊讶，估其鸦片之产最少六万担，大概有十万担。一九〇四年取水路经宜昌东下的有三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担，一九〇五年三万六千三百一十一担。其中一九〇四年在汉口由轮船进口的一万一千零一十一担、复出口一万一千零二十五担，一九〇五年进口二千七百三十六担、复出口二千四百九十二担，宜昌过境之数其余的部分同样由帆船运走；这恰好说明了一件众所周知之事：中国的鸦片只有在税上显然有利可图时，才肯见天日。水路之外还有三条主要陆路，此外更有许多人迹罕至的山道，鸦片由此东运；全省东出之数必在五万担以上，甚或在十万担以上。今日论四川，公认的权威是谢立山爵士。他一九〇三年的领事报告（一九〇四年十月呈上下两院，文号二二四七）中记道：「省城成都五十万人口中，每六十七人便有一家烟馆；这些烟馆只开给男子，妇人得在自己家里吸。」他经过仔细的详算，断定四川人所消的四川所产鸦片是十八万二千五百担。若再加上全省大概的东输之数，则其产量大概不下于二十五万担。

云南出鸦片已久，一八三六年称其产为「数千担」。贝伯一八七八年说：「四川与云南种罂粟之广，令我们大为骇然……我自知所估偏低，而我估罂粟之田占云南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这一省今日只有两样要紧的东西，可以用来抵付所消的外省之物——鸦片与锡。锡出在离蒙自二十英里的一处地方，一九〇四年的产值是三百二十万两。鸦片则出自全省各处，运往四面八方；一九〇四年运去供东京鸦片专卖局之用的有二千九百五十八担，由陆路进入中国内地的则要多得多。云南的鸦片一八六三年在广州与镇江已为人所知；一八七九年各家估其产自一万二千至二万二千担不等；一八八七年估为二万七千担。今日往低里估，也有三万担。

贵州的鸦片一八六三年在广州已为人所知。一八七九年各家所估自一万至一万五千五百担；一八八七年一家估为九千担，另一家则称「总产几乎与云南相当」。今日稳妥的估计必足有一万五千担。

广西几乎不进洋药（一九〇五年在梧州报关的只有二十二担），是四川、云南、贵州鸦片的通道——一部分自用，一部分转运广东。省内也种罂粟，究竟有多少则鲜为人知。一八七九年估其鸦片之产为三千担，今日仍可定为此数。

内地各省除河南外，任何时候都不曾受洋药的侵入，其每年之产可定为三十二万三千担；合全中国计，共三十七万六千担。

不能说这个数目确切到可以计较；不过可以稳妥地断言：今日中国鸦片之产，最少是目前洋药进口之数的六倍，更可能是八倍。

（原注：指一九〇六年。）

吗啡

有一样恶习，无论其传入还是其维持，外国人都难辞其咎。注射吗啡的做法，除医院之外，究竟如何、何时开始的，无可考；有人以为是出于善意地给人服用含有这种生物碱的戒烟丸，想在瘾者不知道服的仍是某种形式的鸦片的情形下止住他的烟瘾。无论最初如何、何时开的头，皮下注射总之是扎下了根，而中国政府也被提醒必须遏止这一祸害。进口最早的记录是在一八九二年；自那年起，进口数量如下（以盎司计）：一八九二年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一，一八九三年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三，一八九四年四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一八九五年六万四千零四十三，一八九六年六万七千三百二十，一八九七年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六，一八九八年九万二千一百五十九，一八九九年十五万四千七百零五，一九〇〇年十一万四千七百六十八，一九〇一年十三万八千五百六十七，一九〇二年十九万五千一百三十三。

到一九〇三年四月为止，进口按值抽百分之五，约合每盎司税银五分；此后改课每盎司三两的禁遏之税，约合按值抽百分之二百，于是向海关报的进口便跌落如下：一九〇三年十万六千一百四十八盎司，一九〇四年一百二十八盎司，一九〇五年五十四盎司，一九一一年五百零一盎司。

一盎司吗啡可供一千至二千次注射，视其为瘾者所需还是寻常的剂量而定。上列后几年之所以跌落，并非需求减少，而是因为走私。

禁烟

过去两百年间，中国人时时设法遏止滥用鸦片所生之害。一七二九年对吸食鸦片、或零卖鸦片供人吸食者定了重罚。一七九六年这项禁令加严，刑罚加重；一八〇〇年又降旨绝对禁止洋药进口与国内种植罂粟。这一切禁令都归无效，因为官员直接通同作弊——他们于这桩已被宣告为非法的买卖所出的进项有利可图；不过一八三八年皇帝在少数几位正直大臣的支持下，发起了一场认真的讨伐。这场讨伐失败了：一半是因为皇帝的钦差林则徐一味横冲直撞，与鸦片毫不相干、却被认为比维持中国的节用之法更为重大的外国利益起了冲突；一半是因为凡与这桩贩运沾边的中国官员无不积极通同，使其成功成为不可能。此后一八五一年与一八六二年还有别的举动，可是都不出降一道旨意之外；一八八一年李鸿章试探着动过一动，却没能证明中国有本事以任何方式遏止本国的出产。

一九〇〇年以后，中国的舆论见识大开了。教育使许多中国人心里生出一种感觉：凡中国与西方不同之处，都可能被看作低人一等，这种感觉使他们对批评、乃至对疑其含有讥笑之意的态度都很敏感。政府在革新的路上也已走到这样一步，可以重新着手社会的改良，而且这一回大有望得到下面的支持——从前几次是得不到的。外国各邦在公共道德上也已进步到这样一步，看来它们准备抛弃十九世纪那种放任的政策——「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的态度。革新之势正强，时机又好；于是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降下一道上谕，规定：十年之内，凡已种罂粟之地须分期停种；一切吸食者须领照，六十岁以下者逐渐减少其所吸之量；对烟具的发卖与烟馆的增设加以限制；凡在官任职者一概严禁吸食；并着手逐步减少洋药的进口，十年之内绝其来源。

出产鸦片而与此最有干系的国家是印度与波斯。波斯与中国没有条约，因而无权享有治外法权或最惠国待遇；而英国政府对于在这场大的道德运动中给予支持的要求，立即作了回应，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同意每年把印度的输出减去十分之一。不过这项协定只以三年为期，此后能否续行，须视中国自己减少鸦片出产办到什么程度而定。

现有的供应虽主要来自印度，或者（就波斯鸦片而言）经由印度，别国究竟仍可以出产，而依现行条约，其国民仍可以运来。为此一九〇九年二月在上海开了一次国际会议，由美国的勃兰特主教主持，以求就此事达成公共的协定。会议通过决议，承认「中国政府为在全国根除鸦片的生产与消费所作努力之坚定诚意」，并敦促与会各国政府采取有助于中国达成其既定目的的章程。

三年的试行之期满后，英国政府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与中国签订协定，保证两国继续合作。一方面，已有凭据证明中国种罂粟之数减得比议定的速率还要快；另一方面，自印度进入中国的鸦片——一九〇七年定为每年五万一千箱——已由法令在一九〇八、〇九、一〇三年中各减去五千一百箱。于是新协定规定自一九一一年起至一九一七年年底，按此速率继续递减；并进一步议定：凡土药之产与运入已完全禁绝的省份，印度鸦片不得运入；又议定印度鸦片的税自每担一百一十两增至三百五十两，「俟中国政府对一切土药课以相当之税时施行」。中国政府同时对土药课以每担二百三十两之税，按麻醉成分之比计，即以此为相当之税。

第二次国际会议一九一二年一月在海牙举行，与会的有德国、美国、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波斯、葡萄牙、俄国、暹罗。一月二十三日议定并签署了一项国际公约，其中规定：

各国应制定有效的法律或章程，管束生鸦片的生产与分销；

各国应采取办法，逐步而有效地禁绝熟膏的制造、内部贩卖与使用，并禁其进出口；

各国应制定法律，管束吗啡、可卡因及其各自的盐类的贩卖与使用；

各国应通力合作，防止这几种药品走私进出中国。

一九一一年的协定之后，减少洋药进口一事切实办了下去。历年进口之数，以及当年马尔瓦鸦片在上海的市价，如下：一九〇六年进口五万四千二百二十五担，每担六百四十五两，合一百零六镑；一九一二年二万一千九百三十担，每担二千两，合三百镑；一九一三年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八担，每担二千三百六十两，合三百五十六镑；一九一四年七千四百八十四担，每担六千两，合八百二十镑；一九一五年四千四百四十七担，每担一万两，合一千三百镑；一九一六年一千五百六十一担（内含由日本运入大连与胶州的四百一十六担，两地均在日本管辖之下），每担一万至一万二千两，合一千六百六十七至二千镑；一九一七年一千零七十三担（内含同样来路的二百二十五担），每担一万三千至一万六千两，合二千八百至三千四百五十镑；一九一八年三百三十七担（内含同样来路的三百三十三担），每担二万两，合五千二百八十镑。

（原注：据《中国年鉴，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八年年底，上海保税栈中尚存一千二百箱，由中国政府买下，公开焚毁。自那日起，洋药再不能由正当途径运入。

帝国已切实办成了减种罂粟一事；而在革命以前，满洲全境以及山西、四川两省土药的生产与输入已完全停止，这一点已被认作确证；自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一日起，洋药也禁止运入这几处地方。不过须注意：洋药本来就不曾在那两个内地省份被消用；而四川土药的出产量既如此之巨，若果真被完全禁绝，由此造成的商务失调，或许足以说明该省在革命前夕与革命之际何以处于叛乱之中。各省的肃清仍旧办了下去，每宣告肃清一省，便禁止洋药运入该省：一九一三年是直隶、广西、湖南、安徽、山东；一九一四年是福建、湖北、浙江、河南；一九一五年是远在天边的甘肃与新疆。到一九一五年年底，只剩下从来不消洋药的贵州、云南、陕西，以及洋药合法行销到一九一八年为止的江西、江苏、广东。

一九〇六年以来，这道禁令是切实施行了的。在有些省份，它是顶着经济利益那种沉重的消极抵抗办成的；在有些省份，这场道德的讨伐把一切阻碍都推倒了；在有些省份，百姓随波逐流，顺从了诚实施行的章程。这场道德讨伐背后，是造出民国的那股强烈的民族情感的全部分量；面对着许多既得利益，面对着中国人天生的因循，也不顾国库的空虚，那股情感始终在把这项改革往前推。国中几年来的动乱，无疑对进展起了拖曳之力；可是年轻的一代已经长大，不曾染上这味麻醉之物的嗜好，而且从小被教以吸食是文明低下的标记；老一辈中也有许多、很多人戒掉了这习惯，并且体认到自己身心两方面都好了起来。眼下的局面，是大有可望于将来的——只等太平与秩序恢复。

十二海关总税务司署

「洋」关的根基，是奠在中国政府自身的需要上的，并不是外国商人要求替他们设一个更好的征税机关。一八五二年太平军自广西起兵北上，穿湖南，再顺长江而下，凡其蹂躏所经之处，朝廷治理的架子无不被摧毁；一年之后他们自西面进入江苏，一八五三年九月，上海的中国城被小刀会所取——那是受太平军得手之激而起的一股本地乱党。他们占的地面以城濠为界，紧挨着的各国租界由各国水师保护；中国官员便一概逃到这块避难之所来。江海关于是因不可抗力而关闭；一时之间，上海这样一宗要紧的对外贸易竟无人有权征税。当日的商人主要是英国人与美国人，承的是广州夷馆时代那一脉可敬的风气，大体上并不想逃避他们应缴之款——那些款子经一八四二年及此后各约已定在公道而不重的基础上；而各国领事新近握了治外法权之柄，认为管束本国人与保护本国人同是自己的职分，而当日有干系的国家不多，管束起来也就更容易。为渡过这一段无人征税的日子所走的第一步，是订下这样的办法：外国商人向本国领事申报进出口货物的品类，并在领事馆缴存应征税款的保结——须注意，那税是不重的、值百抽五的。这法子因种种缘故，领事们觉得麻烦；于是经当时在上海的英、美、法三国公使核准，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避居英租界的上海道台吴健彰与三国领事——英国的阿礼国（后受爵）、美国的墨菲、法国的爱棠——订立协议，其第一条如下：

「第一条。海关监督所遇的主要难处，在于无从得到操守、警觉与通晓外国语言等项合格、足以切实施行条约与海关章程的关员；唯一足敷补救之法，似在于把外国的成分引入海关的编制之中，即由道台慎选委任若干外国人，以补所苦之不足，并给他以得力可靠的办事之具。」

依这项协议，指定了三名税务司组成一会：英国的威妥玛上尉（后受爵，日后任英国驻京公使），美国的卡尔，法国的史密斯。三人之中只有威妥玛上尉略通中国语言，也只有他于这份差使有所长，因此筹组这个新衙门的重担便落在他肩上；一年后他辞职，其缺由李泰国先生补上——李泰国同样通中文，同样长于组织。三人之会仍旧存着，而实际的掌管落到了会中那位办事的人手里。

外国商人对这个新税务司署的态度，可从美国商人在他们的公使伯驾先生抵沪时呈给他的一件陈情书上看出来：

「上海，一八五六年八月五日。

「敬启者——欣逢阁下莅临本口，谨就此地中国海关续用外国税务司一事，凡其关涉美国贸易者，向阁下陈情。

「一八五四年秋此制在此设立之时，主要出于麦莲阁下的建议与筹划；其时因本地政局不靖，海关事务十分紊乱，人人切望有所补救——不独关心使当局得其应得之款的人如此，英美两国商人的大多数亦复如此。

「本人等所代表的各行号，一致赞成这样一项办法，因其可望革除海关所陷的积弊，并止住流行的种种不轨。

「然而据本人等所知，这个新设之制并非意在长久，除非政局继续不靖，且有关各国一致赞同，因而在各口一体设立同样之制。

「当日在此设立它的那个首要而迫切的缘由已经过去，当局既已把事务整顿就绪，依其自有之制与自有之监督，办理海关事务的成效不减于别处；既然已无续行的必要，本人等便不能不看到：与别口相比，此制使本口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中国海关事务在中国人监督之下办理，极为便捷，大有助于速办公事、于要紧时速速装船；而有了税务司所定的那些琐细、在某些方面又恼人的章程，这一层好处便没有了，仅此一端，在我们这笔账上便不是小数。因此，本人等一面申明：无论何时何地，均愿十足履行条约上的义务——此心之诚，历来行事已足为证——一面又觉得为本口及所代表各方的利益计，不得不恳切促请阁下留意：废除现行之制，既合时宜，亦属公道。」

英国人的意见分作两派，有些商人附和美国人的陈情，有些则赞成现制，并力主推行于各口。这封信有三处值得注意。它强调了当初接受此议时的一致；它又泄露了一种对埃及肉锅的怀想——想回到中国人监督之下办理海关事务那份「便捷」上去；它还点出这项办法本身的弱处，即只在各通商口岸中的一口施行较严的管束。等到税则委员会开议时，最后这一层被认为最要紧；一八五八年十一月议定的通商章程中，第十款如下（法、美两国之本，只须各自把「英国」换作「法国」「美国」）：

「第十款　各口划一征税之法。按条约，中国政府得采取其认为最能保护英国贸易上所生税课之法，兹议定各口一体施行划一之制。

「中国政府所派总理外国贸易之大员，因此将不时或亲往、或遣员前往各口。该大员得自行选择，不须英国官宪的建议或指名，挑选其认为合宜的英国人，以助其经理关税、缉私、划定口界、或执行港务长之职，并布设灯塔、浮标、标杆等项，其维持费用由船钞项下开支。」

这一款已预示了将设一位海关总税务司，而合适的人选显然是李泰国先生。在他掌管之下，七个口岸开了海关；一八六一年六月他获准休假回英。一八六三年五月九日他复任总税务司，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被解职。此人才干出众，自以为命中注定要做一个中兴中国的克莱武与杜布雷、拉利与黑斯廷斯；及至他没能使朝廷同意这层看法，便垮了。他在英国时曾奉命购置一支炮舰队，以弹压叛乱与海盗；而李泰国先生与其统带阿思本上校要求这支舰队直接而专一地听命于他们，这是断不能应允的。于是这支舰队被遣散，船只变卖，而李泰国先生「获准辞职」。

赫德先生——即「总税务司」——于一八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受任，在李泰国先生不在中国期间与费士来先生会同行使总税务司之职。恭亲王的这项委任，由赫德先生签署的一件通札行知七位税务司，费士来先生亦在其内，计开：天津，克莱茨考斯基（法国人）；镇江，李泰（英国人）；上海，费士来（英国人）；宁波，休士（英国人）；福州，华为士（美国人）；汕头，威尔泽（德国人）；广州，吉罗福（美国人）。

委任之文如下：

「钦命总理各国事务　和硕恭亲王　札开：

「照得续约税则第十款内载明：为保护税课起见，各口应用一律之法；办理关税之员如以为便，得雇用外国人相助，其人由该员自行延访，不由外国荐引干预等语。兹查总税务司李泰国现因病请假，前经引荐税务司费士来、赫德二员，在上海、广州经理关税，办理妥善；经钦差大臣薛札饬费士来、赫德二员会同总司各通商口岸征收关税及对外贸易一切事宜。为此本王札饬费士来、赫德二员：尔等身充稽查条约事宜之员，其职分在于不准外国人代中国人售货、或将中国人之货暗附洋船货单之内，以图舞弊；并须细辨进口出口、土货洋货，不使彼此相混。

「尔等之职，在于按季详报所征税钞之数，连同征收之费；所报务须据实、明白、准确，缮具两份，一送户部，一送总理衙门。

「尔等之职，又在于：因中国政府无从考核各税务司及所雇外国人等之优劣，尔等应随时察访稽查。

「至于应给薪水及应支各款，着中国海关监督与总税务司会同酌定，须按各口税课之情形，并留意不得浮滥。

「凡进出口各色洋商船只一切事宜，着中国海关监督视为己责，与总税务司和衷办理；而总税务司务须严密查究一切船只违章擅动之事，及一切图谋走私、偷漏税课之案。倘有此等不轨及违犯之事听其发生，即惟总税务司是问。

「历来办事勤奋妥善，足见费士来、赫德二员可信可靠；本王因此授以应有之权柄，委其署理总税务司之职。中国政府所给薪水从优，而所委之职责任綦重；尔等自应秉公、奋勉、勤劳，以尽其职。

「海关所雇外国人不得经商；办事不善或行止不端者，即行革退。

「署理总税务司务勿辜负本王委以此职之厚望。

「此札，着即凛遵毋违！

「右札署理总理各国通商海关税务司费士来、赫德。

「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即一八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这个衙门实际上是赫德先生一人经理的。一八六一年六月他驻北京，七月天津，九月北京，十一月上海；一八六二年五月在广州，随后回上海；一八六三年二月在广州，四月回上海，五月九日在那里交卸。李泰国先生复任后，把衙门设在北京。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赫德先生实授之后，把衙门设在上海，一八六四年五月把总税务司署移到北京，此后一直在那里。他离开中国只有两次：一八六六年由费士来先生署理，一八七八至一八七九年由裴式楷先生（后受爵）署理，起先与克得立先生会同，后来与达埃先生会同。

赫德先生受任之初，便遇到这样一重难处：各处海关仍沿着中国行政所特有的分散之制，各税务司与其中国同僚监督会同办事，眼睛望着本省的官宪，顾着本地的需要，对于那个主中央集权的衙门——总税务司署——所给的指引，不大情愿不问情由地遵从。他后来在许许多多事情上一贯表现出来的才干与圆通，没有哪一时比他到任头十年、即六十年代表现得更为分明：那时他须使朝廷安于一种虽为其自身利益而运作、却分明属于异邦的行政方式；须以极小的强制之力，率领一批个性鲜明、国籍各异的属员，使他们肯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接受他的训令以为准绳；还须把有效行政所必不可少的划一与条理引入海关的办事程序之中。那十年间，一些最根本的问题都是生死攸关的，处置不当，很容易动摇他所立之基。中国海关不但对自外国进口之货征税，也对出口之货——无论运往外国还是运往中国别的口岸——征税，货物在中国口岸复进口时又征一次进口税；此外还征船钞；征子口税，使运往内地的洋货、以及自内地市集运出预备出口的土货免于再被抽税；一八八七年起又征洋药厘金。事务这样繁复，而洋员与华员的管束、洋文与中文的记录、洋文与中文的申报，都得同时并行。把这一团繁复化为简明，是头十年的事业；待决的问题中有：沿海贸易的章程；进口货一经完税即免再税之制，以代各省那种每次转运都退税再征的办法；内地子口贸易的章程；统计的编纂与刊行；引水；出洋移民；各种「拉斯特」、公制吨及别种吨与吨的换算；而最要紧的是把这个衙门洋华两面妥帖榫合。这一切所定的办法都行之久远。在这草创时期辅佐总税务司的几位干员，也不可不提。除前面说过的一八六一年掌管各口的七位税务司之外，在开创这项新试验中出力的，还有英国的包腊、韩能、狄妥玛、马福臣、克得立；美国的泰恩特、吴得禄、杜德维；法国的美理登男爵与休伯；以及德国的克莱瓦赫特与德璀琳等人。

凡涉及程序与章程之事——即就事而言的行政——总税务司向来都请示朝廷，自然连同自己的意见一并陈上；而他为指引各税务司所发的训令，向来都以政府所给他的训令为本，有时遇到要事，还先咨会南北洋通商大臣——即天津、南京两处的总督，他们因职而兼此任——请其核议具复；而这个衙门两面并立的性质，可从这个办法上看出来：同样的训令同时发出，一路由总税务司发给各税务司，一路由通商大臣发给各监督。总税务司起初的措辞是「奉恭亲王殿下之命，饬令」；后来成了「兹将总理衙门来文一件抄送，请查照遵办」，而这个格式（一九〇一年起把总理衙门换作外务部，一九〇六年五月起换作税务处）沿用了四十多年。只要总税务司对他所事之政府忠诚，则纵使以最存敌意的眼光细察，也看不出有什么异邦的「国中之国」在滋长；而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任期内，对于这位「总税务司」全心忠于那些给他饭吃的人这一点，连一丝疑影也不曾投下过。

至于就人而言的行政，朝廷从来不曾干预。设立总税务司署的用意，一是要在国中动荡、税课本会靠不住的时候确保税收，二是要使中央政府在其岁入的这一门上长久得着西方行政组织之益；而在起头时就已认定：「中国政府无从考核……所雇外国人等之优劣」。外夷只能由外夷中的一个人去管束，而中国政府既已为这项职司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便信任了他。某人被派掌管一口、或调往别处，向来都禀报上宪；除此之外，凡在他属下之人的任用、升迁与革退，总税务司都可自行裁量：关系到外国人的调动由他亲自掌握，而对华员的管束则大半交给各口税务司。在这位总税务司任内，世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吏，在行使这样大的用人之权时能如此不受羁绊；而众口一词的评语是：他的治理是一种仁慈的专制，间或由各国使馆的交涉稍加调剂。他的治理大体上极为公允：世上大概没有第二个人，手握这样大的私人权力与这样广的用人之权，而能像说他那样地说：其所任用的、与自己有友谊或亲属之谊的人如此之少。总而言之，在赫德爵士（他一八八二年受封为爵士）治下，养成了一个强固、忠诚、廉洁、组织完善而合乎万国的衙门。

海关如今（一九〇六年）分作四处，而「总税务司兼总邮政司」是全体的主管。

一、税务处。一曰内班，即执行、管束与文案之科；二曰外班，即稽查、缉私之科；三曰海班，即缉私巡船之科。

二、船钞处。一曰工程科，管灯塔等项的建造；二曰港务科，管沿海事务及上海的港务；三曰灯塔科，管灯塔的运用。

三、同文处。一曰北京同文馆，办了将近四十年的好事之后，于一九〇二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二曰广州同文馆。

四、邮政处（一八九六年设立，为自税务处分出之一科）。

这个衙门的成长与其合乎万国的性质，可由一八七五年与一九〇六年两年的人数对照见其大概。税务处：外班内班之中，洋员内班一八七五年一百二十六人，一九〇六年三百四十三人；洋员外班一八七五年二百零三人，一九〇六年七百五十四人；海班洋员十九人对五十四人，华员一百四十五人对六百七十二人；华员文案一八七五年二百八十二人，一九〇六年九百五十人；华员非文案八百零二人对二千八百五十八人。船钞处：工程科洋员九人对七人，港务科十四人对三十二人，灯塔科四十三人对五十九人，一八七五年另有华员一百八十八人，一九〇六年则工程、港务两科华员共三百一十人，灯塔科华员二百六十七人。同文处：教习一八七五年十人，一九〇六年一人。邮政处：一九〇六年管理与文案洋员九十五人、华员二千三百八十八人，非文案华员三千一百九十人。合计洋员一八七五年四百二十四人、一九〇六年一千四百一十七人，华员一八七五年一千三百四十五人、一九〇六年一万零六百三十三人；总数一八七五年一千八百四十一人，一九〇六年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人。

洋员按国籍计，一八七五年与一九〇六年之数如下：美国四十六人、八十八人；奥国五人、十八人；比国四人、十人；英国二百六十五人、七百三十八人；丹麦九人、四十二人；荷兰二人、十五人；法国二十八人、六十四人；德国三十四人、一百七十人；希腊一人、无；匈牙利二人、一人；意大利三人、三十人；日本无、二十一人；卢森堡无、一人；挪威二人、六十八人；葡萄牙二人、二十七人；俄国三人、二十人；暹罗无、三人；西班牙五人、十四人；瑞典十二人、四十九人；瑞士一人、三人。

下面试就中国海关所办之事的性质略说一二——这与世上别处相当的机关所办之事大不相同。

船一进口，船牌便交存本国领事处，非得海关发了临时结关之照不得取回。进口货的验放，大体与别处相同，不过须注意一点：外国船与外国商人在每一步上都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对于有违章之事的船，海关只有三条办法，而且都被条约严格限住。暗中贸易者，可禁其此后沿海贸易，这项处分至今不曾施行过；船上载有货单未列之货者——即「虚报货单」——可经海关与有干系的领事会审会断后科以罚款，罚款至多五百两。第三条办法是撤回海关所给的、条约之外的通融：条约是照旧日帆船的情形订的，只有在今日轮船的办事程序中，才找得出施行正当缉私之法的门路，那便是撤回「船上货物的进口税未缴清即可先行结关」这项便利；如此一来，海关往往得抡起蒸汽锤去砸一颗核桃。对商人，海关的权力更小；实际上，凡因虚报而科的罚，都是罚在犯案的货上，从不罚在犯案的商人身上：既没收进口商的货、又因其违犯关章而另罚他一笔，这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这一层一半是因为条约给外国商人的保护实在不小，一半是因为并没有一个够格的法庭可以把一桩税案送去审理——中国的属地法庭是不算的，领事势必是本国人的辩护人，而税务司自己又是案中一造。

货物既已完了进口税，在多数国家便可随便运往何处；在中国，货物一动便处处要抽税，因此进口货在每一处都须有文书护身。凡在通商口岸，只要能证明三年之内原已完过税，这层护身便不须再缴款而给予。这层护身之可贵，可以从这样一件事上看出来：中国土货运往香港一类的外国口岸再运回中国，出口完一次税，进口完一次税，运往内地再完半税，其账上仍旧有盈余，胜过自产地直运到另一处——哪怕那地方只在二百英里之外。上海复出口的贸易量极大，因而立了一种「进口执照」之制，进口商可凭以把自己的权利转给买主。货物由原进口商、或由持照的买主复出口到另一通商口岸时，须有「免税单」护送，无此单则在第二口须完进口税；而这项免税只适用于原包装未动之货。若再复出口，仍须以免税单护送。进口货若预备运往「内地」——即凡非通商口岸之处——买主可择：或沿途完厘金，或另完进口税之半、领一张「进口子口单」，于是免完厘金。

中国土货运到通商口岸，可完厘金；若预备运往外国——且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则可完半税，领「出口子口单」护送。货物在任何口岸装船，无论运往外国还是运往中国别的口岸，都要完出口税；后一种情形下，货物以「完税凭单」护送。运到中国的口岸时，再完半税，叫作「复进口半税」。自这第二口复出口到任何去处时，这笔复进口半税退还；若复出口到中国的第三口，则货物以「完税单」护送，到岸时再完一次复进口半税。这类货物运往内地时，并无子口单的便利；而分辨起来极易混乱，譬如汕头糖直运上海、再自上海复出口到汉口、再自汉口运往内地，同汕头糖经香港、上海到汉口之后再运往内地，两者便须分清。

船钞既完，即给船一张「船钞单」，四个月内免再完；若在中国口岸修理，则按修理所费之日展期。

洋药既完了税与厘金，便在每一个烟球或小包上贴上票据，只要票据完好，一概免再完款。土药自一九〇六年起，凡入海关经管之范围者，一体照此办理。

自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常关归各口海关税务司监管。这个衙门是中国式的、用中国办法办事、经手的是纯粹中国人的贸易、用的是原有的中国班底、几乎或全然没有洋员相助、又没有刊行的章程与划一的税则；要监管这样一个衙门，交给税务司的便是一件与他日常之事性质迥异的差使——虽然他日常之事已经十分繁杂——而且它所需要的外交手腕不亚于行政手腕。他不能太逆着从前管这事的人的毛；他不能让那些他来此纠其陋规的属员太过不满；他一面要引入规矩以便商人办事，一面又会发觉过于生硬而人所不习惯的规矩会招来不满、甚至激出乱子；他要让各国使节满意——他之被放在这个位子上，本是为着他们的利益、为着筹出款子按期偿付赔款的；他的举措又不能疏远他所事的中国政府，而他却常常被要求拿它自己条约上的条文去责成它；而这一切，他还得从一个在某些方面与其说是执行不如说是建言的地位上去办。

无论管洋关还是管常关，税务司都卸去了一层责任，那便是他不经手银钱。在一个币制乱作一团、而银行业是一门极不精确的精确学问的国家里，这在外国人是件办不成的事；税务司的职分只是取得一纸收据，证明应缴之数已缴给正当的衙门，并申报所征之数。这个衙门便是中国政府在各口所指定的关银号；由关银号收进的税款，直接归海关中国这一面、即监督而非税务司管辖。关银号若有弊端，可以提出交涉，然而要办得有效，与其说是执行之事，不如说是外交之事，是有干系的领事的事，而不是税务司的事。

缉私的海班，由税务司六艘、专设海班人员管带，另有缉私巡艇四艘、缉私小轮二十一艘、帆船九艘，由税务处抽调人员管带。其由一关调往另一关及总的管束，归总税务司节制；其人员与器材，归海班总巡节制；其管束、纪律、供应与工作，则直接听其所在关税务司之命。缉私之外，税务司的轮船还用在新设灯塔之事上、用以补给灯塔，也用于沿海测量等项。

船钞处分工程、港务、灯塔三科。

总工程师管新灯塔的建造与旧灯塔的维持，并供给灯料及别的专用物件。凡新的建议以及关涉全海岸的灯塔之事，他直接禀报总税务司；凡只关涉一关之事，则经与之共有权柄的税务司转报。这个衙门先在韩得善先生、近来在哈尔定先生的主持之下，已装设并现今开着的灯塔共一百零六座（其中十四座为头等，三十九座为断光、闪光或旋光），灯船四艘，灯艇二十二艘。

港务科之首是海班总巡，他监管沿海事务、测量、海道与江道的疏浚；择定新灯塔的地址；并在技术上总管全中国的港务与引水。凡关涉全海岸之事，他直接禀报总税务司；凡只关涉一处或在一关之内之事，则经与之共有权柄的税务司转报。他在税务司的直接节制之下，总管税务司的轮船及其人员。浮标（已设一百一十一个）与标杆（已设一百零五座）也归他总监管，而直接管束之权在税务司。必须记下毕士璧船长在任此职时所办的好事。由船钞经费开支的港务长，只上海一处有；别处此职的事务由验货长兼办——那是一位税务人员，在税务司之下直接管束外班。港务长这一职，掌管引水、疏浚、船只在港内的移动及类似事务；关于这些事的港章以他签名的名义颁布，不过他既是税务司的属员，那么手虽是港务长的手，声音却是税务司的声音。在这一切事情上，税务司是许多彼此冲突的利益之间的缓冲，而他对那些利益往往只能施以影响，不能施以权柄；譬如有一桩滩地之案要他裁断，中国的属地官宪与代其本国人出面的领事各执一词、无可调和，港务长在理论上本该援中国法律之义而行，可是他与税务司都无法把自己的权柄施于争执的两造。这样一桩案子于是成了外交上的问题，把外务部、使馆与总税务司这些重炮都牵了进来——除非税务司能想出一个各方都接受的权宜之计。

灯塔科有洋员看守五十八人、华员看守二百四十四人，华员或在较大的灯塔站上充下手，或管着较小的塔站。每座灯塔的维持与其人员的管束，直归本关税务司；只有厦门税务司管着邻近福州、汕头两关的大部分灯塔，而上海的灯塔与宁波关的大部分灯塔直归海班总巡管。

同文处（依一九〇二年一月十一日上谕并入京师大学堂）与海关只有间接的关系。它的经费由海关拨给，北京同文馆的教习出缺时由总税务司选荐，又常从海关「借」人去暂充教习；不过同文馆多年来是由那位可敬的丁韪良博士——教育家兼汉学家——一手办起来并主持的。广州的同文馆至今还在，规模较小，直归税务司管，税务司在此事上约略算是将军的同僚，馆中教职由总税务司委任。

邮政处在《邮政》一章中还要详说，此处只须说明它与海关的关系。早年外国的邮件沿海递送，用的是把邮件交给轮船行的原始办法。海关为递送自己的公文而设了一个邮务科；一八七六年上海、天津、北京三处衙门的邮务之便向公众开放——后来又推及牛庄、烟台——为的是在冬天北方各口封冻之时，仍能与北京及北方畅通消息。往来是靠自镇江到天津、长八百英里的一条邮差干线维持的；由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先生所组织的邮务，到一八七八年已全然就绪。这「海关邮局」被公众视为便利，一八八二年便把这项便利推及福建以北各口。一八九六年降旨创设大清邮政，其组织与经理委给赫德爵士。这个新设之局就这样接在海关上，海关须为其开展供给人与钱，而总税务司与各税务司肩上又添了一副新担子。办邮政时，海关的组织便是所据以筑起这座房子的地基：海关的关区成了邮区，海关税务司成了邮务长，海关的账房成了邮区的账房，而邮政收支相抵之数，成了海关「杂项」账上的一笔收款或付款——而且一概是付款。海关的元气被抽走了；然而没有这番相助，一个中国自己的邮局是办不起来的；没有它，成立的将是一个根在西法而不合中国所需的外来机关，有了它，长成的是一个把西法接在中国所需之上的衙门。一大堆筹组之事压到了总税务司兼总邮政司宽阔的肩上，压到了他的副手邮政总办肩上；压到各税务司身上的筹组之事也同样不少。这项不习惯的工作被高高兴兴地担起来、办下去，很足以说明这个衙门里所贯注的那种精神。税务司充邮务长，在他那一区里便是一位邮政总长，而那一区在多数情形下，其幅员与人口都抵得上欧洲一个王国。他稽核每一处邮局的账，并偕其账房造本区的总账；他直接监管本口总局的办事——那是本区别处各局的样板——并负责使现行的章程与新定的手续为人所正确理解、切实遵行；他考究本区的需要，自行决定开设「代办所」（相当于美国的四等邮局与英国乡间杂货铺代办的邮局）；至于开设「分局」或把代办所升格，则请示总署；他又是与属地官员、与本区内所设各国邮局往来的中介。他是本区负责的主管，本区的办事与人员都归他节制。这一切给海关税务司这位「万事通」本已繁重的工作与责任，添了不小的分量。

而且还不止此。中国海关所担的这许多门工作，常常涉及即便海关这样宽的范围之外的事情，因此它自然而然、也无可避免地会同更远的问题打上交道；在外国商人地位如此优越、华洋之间的关系如此复杂而枝节如此之多的地方，要给一个在治外法权原则所笼罩的局面之中、并依着那局面办事的海关划出确切的界限，是很难的。若要举总税务司所办之事为例，那等于把中国四十年的对外关系撮述一遍；此处只须说一说纯属地方性的、一口的税务司可能被请去过问的事。有案可查的第一次过问，与其说是地方的，不如说是全国的：那便是各税务司充作中介，把一八五八年与一八六〇年各约所定赔款的按季分期之数付给英法两国政府；为此事而计的「第一季」自一八六〇年十月一日起，而历次按季呈报中国政府的报告与清册至今仍从那日起编号，第一百八十四季于一九〇六年九月三十日届满。循此成例，海关常常——或由总税务司总办、或由税务司在本地办——被指为偿付赔款或借款本息的财务与支付之代理。举一例足矣。一八九五年广州当局发行五百万两的内债，其章程与债券上订明：不记名的债券须由广州海关税务司副署；借款之款由他收；按月分期偿付之款须存入银行听他调拨；息票与抽中的债券凭他的支票兑付；名册由他掌管，债券由他注销；如有违约，债券可按票面交他抵缴关税。中国政府看得明白：中国的百姓不会信任它那一层层官僚的代理人，却会信任税务司；这笔借款于是办成了。每遇与外国纠葛之时，税务司的学识与阅历也被随便调用，以补各省官员之不足——那些官员的学识与阅历，于应付一桩新局面之急是无可提供的；而在税务司的陈说、并经其力促有责之官留意之下，多少出于善意而实为破坏国际公法之举得以免于发生，多少对付西方敌国时的亚洲式激愤之辞得以撤回或缓和，多少因亚洲人不明今日情形而起的错着得以避免。治外法权原则的施行，也把许多严格说来并非海关之事的案子带进了税务司的视野；然而除了教案之外，可以说在这个原则之下所生的问题，很少有不在某种意义上涉及商务或税课的。这类案子里，几方有干系的人——中国属地官宪、领事、外国商人——总有一方来求税务司相助或借重他的势，而把自己干预的分寸限住，是他最难办的事情之一。即便在与海关的牵连看来极微的案子里，各方也常常觉得：有一个中国衙门洋的那一面的代表可以出来居间，实在大有好处；他虽是中国官，却是外国人，虽是外国人，却是中国行政的一部分；他把中国人从前所缺的那一层同外国办法与外国道理的联络供给了中国人，又把外国领事与商人未必总有的那一层对中国律例与官府机括的熟悉供给了他们；至少在过去，他的地位可比作坐在跷跷板中间的人，视他判断事理在哪一边，可以把哪一边抬起或压下。众口一词的评语是：他并不曾专断地使用这个有势力的地位——既不曾为他所事的中国政府，也不曾为那些因出身与教养而与他相亲的外国人。

在这一切地方的事情上，与总税务司始终保持着最密的联络。各税务司从不曾不把情形十足地报给他，而自他那里来的指引与鼓励，使他们得以对付超出自己寻常能力的问题。他很少对「在场的人」过分干预；不过一句得自中枢阅历的点睛之语，常常补上了见闻较窄者所想不到的那一点。

我既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便这样说我的同僚：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思想硬朗而独立；他们人人行事都本着最严的方正；而尽管他们如此独立，尽管各有不同的国民性，这许多年来，从没有人对他们全心忠于其长官与所事的政府、对他们行政的绝对公允，提出过任何非议。

一八六一年赫德受任署理总税务司时，行知的是当时已开的七口税务司；一八六三年实授时，行知的是十三口；而他最后一次发出通札训令，是发给四十余口的税务司、六处厘金局与四位邮政税务司的。由他所组织的这个衙门为朝廷所征之税，自一八六五年的八百二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五两，增至一九〇六年的三千七百零八万零四百五十七两。经它经管的对外贸易，自一八六五年的一亿二千一百八十九万八千七百九十二两，增至一九〇五年的六亿七千四百九十八万八千九百八十八两；这两个数目之外，还须加上一八六五年的二千八百五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九两与一九〇五年的一亿二千八百六十四万七千五百一十两，那是沿海运输的中国土货原产出口之值。如此则一九〇五年经海关之手的贸易共值八亿零三百六十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八两；不过货物每一步都须有文书护身，因此海关所办之事绝不是这个数目所能衡量的。一九〇五年就进口、出口、复出口、复进口或运往内地而发出的执照与护身文书，所涉货物值十七亿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六千九百六十一两。

办成这番事业的这个衙门的组织者赫德爵士，生于一八三五年二月二十日。一八五三年在爱尔兰女王大学毕业（文学士兼优等生），一八五四年五月被派为英国驻香港商务总监督署的额外翻译；一八五九年五月特准辞职，以便加入新设的中国海关。一八六一年受任署理总税务司，一八六三年实授总税务司。一八八五年五月被任为英国驻中国皇帝及朝鲜国王的特命全权公使，却不曾就任，仍旧做他的总税务司。他对中国、对世界的功劳，已由许多荣衔具体地予以承认。在中国，他一八六四年得按察使衔，文职三品；一八六九年得布政使衔，文职二品；一八八一年得头品顶戴；一八八五年得双龙宝星二等第一，并赏戴花翎；一八八九年得一品封典，追封三代，并给诰命；一九〇一年得太子少保衔；一九〇二年蒙皇太后与皇上召见。一九〇八年他请假离华时，得尚书衔（见第四十四页）。他的本国也承认他给本国增的光彩：一八七九年授以圣迈克尔及圣乔治勋章之三等，一八八二年授二等，一八八九年授同一勋章之大十字，一八九三年封联合王国的从男爵。别的国家也表示了对他功业之价值的推重，他得过比利时、瑞典、奥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挪威、荷兰、普鲁士与教皇所颁的勋章，其中许多是大十字或大军官。美国方面，密歇根大学赠他法学博士学位。论天赋之才与组织之力，他就这一面或那一面而言，可与约翰·劳伦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比。他的丰碑就是他所创的这个衙门，他一生的记录就在中国四十年过渡时期的对外关系史里。如今另有人坐在他的椅子上，另有人具名为总税务司，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总税务司」将只有一个。

（原注：赫德爵士卒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日，安格联爵士被派接任总税务司。在他所引入的种种更张之中，最有分量的是把税款的实际征收也收归掌管：税款如今由各口税务司收进，并由他们听总税务司之命保管。）

十三邮政

在中国，为传递官府文书而设的有组织之制已有许多世纪；驿站，即官府的递铺之制，在周代的记载中便已提到，而周的起头要上溯三千年。此后的一代代之中，始终觉得有必要在京师的皇帝与其政府同外省的官员与驻防之间维持经常的通信；而可称作邮递之事，在中国组织得并不亚于波斯诸王或罗马诸帝治下。驿站全由国家维持，经费出自各省寻常地方税中的摊派；一九〇二年两江与湖广两总督会衔的一道奏折中，估其每年之费约三百万两。这项事务由北京的兵部监管。直接管束之权在兵部的车驾司，其下马馆管递夫与递马，捷报处在京师本地收发官府的邮件。各省城设有一位提塘官，是兵部所派的武职，归按察使节制，其职分在于看着文书传递无阻。实际的转递是由各州县官在自己辖境的这一边界到那一边界之间办的，其费用列在他的开支之中。中国官场于用度一事上有那种根深蒂固的守旧——凡到手的好处，绝不放脱——因此驿站全套的机括至今仍旧维持着，虽说遇有轮船铁路可用时，如今也拿来更快地传递文书。

文报局是驿站的支派，却与它全然独立。一八七五年开始派驻外公使之后，便须安排他们的文书在北京与上海之间传递——到上海便可交进、取出外国的邮局；于是在天津、上海两处为此开设了局子。此后几年，自汉口而下的长江各口、以及南至广州的沿海各口，也都开了局；而驿站沿海与长江一路之事，有许多是由这些局办的。尽管大清邮政已经开展，文报局仍旧照常办事。

由中国官员所办、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官办邮政，只有台湾设过一个。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法国水师来攻之后，朝廷的注意被引到把该岛建为一省的必要上，巡抚兼钦差刘铭传引入了好几项惊人的新举，其中就有铁路与邮政。邮政起初拟用背胶邮票，向英国定了两种面值：短程用红色三分的，远程用绿色五分的。几乎划一的税率那种简便，如同在中国向来的情形一样，反倒不利于它被采用；而这些邮票有一段在集邮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历——它们被拿去当作火车票用了。这个邮政最终是照下面的路数办起来的：

一、邮件由步行的递夫传送。

二、邮路分作若干站，每站大致一日的路程，即七十至一百里。

三、信件与包裹按每两每站二十文计费，送往不在干线上的地方者另加。

四、邮票分官、民两种。官票免费发给各衙门，贴在公事邮件上；民票则卖给百姓。就邮票而论，这个办法笨重。邮票并不随便卖给百姓。凡有信要寄的人，譬如自淡水寄往竹堑，便把信带到淡水的邮局，在那里预缴三站之费六十文，取得收信的凭据，由邮局把票贴上。信随后寄到台北，再到中坜、竹堑，每过一站加贴一枚票，大约是作为贴票之局担责的凭证。

这套组织在一八九五年台湾割与日本时倾覆了。

以上便是中国政府所设的各种邮政组织，而除台湾一处之外，都只为传递官府文书而设。中国人本是一个讲文墨、又讲商贾的民族，两头都是爱写信的人；几百年来，他们把自己商务与家书的传递照料得井井有条，所受政府的扶助或干预，并不比对别的商业事业多一分。他们是靠「信局」办的。信局通常由一家汇兑庄或一家商号所设，那家庄号本与别处某几个地方有生意往来，本就有自己的信要递，于是收人钱财代递别人的信，又渐渐把邮递之事推及同一方向上、自己寻常生意不到的别的地方。在这个办法之下，养出了极有势力的信局：它们利用一切运送之法，事事顺着公众的意思；凡需要快班的地方便设快班，凡以省钱为先的地方便甘用慢路，凡半夜之后才方便的地方便开到半夜以后；而在中国最招人的一点是：让收信人付一部分邮资，通常是一半。递银子、递银票与包裹，是它们生意中最有油水的部分。它们有一个多少按路程而定的价目，每封信自二十文（半便士）到二百文（五便士）不等，可是于分量上一两二两并不计较；遇到大主顾，这价钱可以减，也可以折成每年一笔包费，而小户照例出得多些，收信人又照例要被敲一笔额外之资。总的说来，这个办法极合它所服务的公众之用；然而从国家的眼光看，它有一个致命的害处：它并不鼓励在眼前无利可图的路线上开展邮政，而那些本应用于此事、由较有利可图的路线所生之款，都流进私人的口袋里去了。

因此，凡属全国性的、普遍的邮政组织，都要碰上两重强固的既得利益：其一是官场的利益，即每年花三百万两去办一件别人以不到一半的费用就能办成的事；其二是商家的利益，即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而政府是一个从不强迫百姓、主要靠劝导、并本着「自己活也让人活」之义行事的政府。

大清邮政是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奉上谕设立的，那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远自一八六一年就开始的一场长久试验的结果；帛黎先生在他所作一九〇四年邮政办理情形的报告里，叙述了这番演进：

「六十年代之初，各国使臣驻京后头几个冬天，使馆与海关的邮件是在总理衙门的主持之下，借递送官府文书的驿夫，在上海与北京之间往来交换的。其时觉得便当的办法，是由海关担起汇总与分发这些邮件之责；这一来，冬季的陆路一路便须在总税务司署以及上海、镇江两处海关设邮务科，同样，为在不冻之季由沿海轮船递送邮件，又须在天津及别的沿海各口海关设类似邮务的科。在那样早的时候便已看得出：从这个简单的开端，可以推衍出一套应付别的、更大的需要的制度，即本着全国邮政之义的制度。这个念头渐渐成形，而且在官场心目中已相当得人心，以致一八七六年议烟台条约时，总理衙门授权总税务司告知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中国准备允准设立全国邮政之制，并愿把立即开办邮政机关定入条约。可惜因为——不妨这样说——一种默契的缄默，条约的正式文本中漏列了邮政一款，于是这项计划被无限期搁置。然而其间这场试验仍旧坚持下来，并得钦差大臣李鸿章的热心鼓励，他许诺一俟其试办有成，便在官面上认它作己出。于是各处海关较正式地开了邮务科，一八七八年又试着在海关邮政之旁办一个民信局，并设了自大沽到天津、自天津到北京的海关递夫，以及自天津到牛庄、自天津到烟台、自天津到镇江的海关冬季陆路邮班，一八七八年还发行了海关邮票。

「这样悄悄建起来的这个机关日见重要，于同北京往来、同各通商口岸往来之便利，不但为外国公众所赏识，也为在中国设有邮务代办的各国邮政当局所公认。一八七八年，中国被正式邀请加入邮政联盟。同年总税务司访巴黎时，法国外交部长曾向他探询撤销法国在上海的邮局有无可能之法；英国驻香港的邮政总长也不止一次表示愿意关闭香港邮局沿海的各代办处，而由海关接收上海工部局邮局一事，也确实商议过办法。可是在中国政府声明愿担起国家的责任之前，对这些试探无法给一个确定的答复，也无法采取最后的步骤；于是海关这一科继续只应付某些需要，并为日后的开展把这套制度预备下来，直到烟台条约二十年之后，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的上谕才出来。这道上谕为全中国创设了一个依西法而立的大清邮政，其组织与经理委给赫德爵士，他自那日起便兼总税务司与总邮政司两职。

「中国政府对于一个在外国已知办得于公众、于税收两方面都大有成效的机关，竟迟疑了这么久才正式承认并扶植它，在有些人看来或许觉得奇怪。可是不能忘记：中国这个民族自远古以来就有两套邮递的机关：一是驿站，即朝廷的递铺，深深扎根在官场的成例之中；一是民信局，久为百姓所用所重。两者都养着成群的递夫，而且对一个庞大民族的需要仍属必需；它们既不能一下子裁撤，也不能一下子改造或取代。因此这道上谕只是给一桩崭新而宏大的事业下了最后的认可，却并不曾废掉什么；那两套较老的制度须靠竞争、靠长久不懈的努力才能被逐步取代，全国邮政的扎根也须耐着性子去经营。」

海关邮务之便向公众开放的头一次告白，登在上海各报上，其文如下：

海关告白

冬季邮班

邮票及邮资价目表，可向海关邮务科索取。

（署名）赫政

上海，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这个冬季邮班，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先生一八七六年所办的，为的是凭一条取道镇江的陆路递夫之线，维持因天津口岸封冻而势必中断的、同外间的邮递往来。

德璀琳先生派了他手下一名书办吴焕到上海，在上海税务司的管束之下监理往北去的陆路递夫之事。这一科名叫书信馆，一八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开办，起头时共十七个人。

依一八八二年十二月所发的训令，此制推及福建以北各通商口岸，不过仍旧按「邮务科」的路数办事；这样一直到一八九六年上谕颁下为止。在此以前，邮务的组织与开展主要由德璀琳先生在总税务司之下负责，其衔为邮政税务司。一八九六年葛显礼先生被派为第一任邮政总办；一八九七年由阿理嗣先生接任；一九〇一年又由帛黎先生接任——邮政今日的组织，主要出自他手。

依现今的组织，大清邮政的总署在北京，一切邮政之事由邮政总办在总税务司兼总邮政司之下经理。上海另有一位副邮政总办，专管供应。内地十八省与满洲划作若干邮区，如今共五十区。总署人员之下是邮政税务司——如今共四位，在北京、汉口、上海、广州——直接管束本区，并对邻近各区有监督指导之责。其余通商口岸各区归海关税务司因职兼充邮务长；内地各区共六个，归驻在各该省城的邮政稽查管。

每一处总局或副总局之下辖着若干下属的局，分三种：

分局，大清邮政在那里有自己的房屋与自己的人员；

内地代办所，由领照的代办经理，那些代办通常是当地殷实而有保的店家，他们承办一切邮政之事，包括送信在内，取一定的佣金与若干别的好处；

信柜，即由大清邮政在其中设信筒的小店铺，每日按时开筒取信；店主领照具保，可以卖邮票给公众，取少许佣金。寻常邮政之事包括挂号在内，都可在这些店里办，不过店主不承担送信。凡大城里，信柜都附设在当地的总局与分局之旁。此外有些城里还设有街头的信筒，按时开取。

凡在要紧地方所设的分局，都用汇票之法承办小额银钱的递寄，轮船所通之地以五十元为限，别处以十元为限。一九一〇年所发汇票之值为五百二十八万元。

各邮区的大小，起初是按路程、人口的疏密与本区可用的交通之便定的；界限一经划定，便听各邮务长依总署所定的若干大纲，向本区内地各处推广，这项推广自一九〇一年起，至今不辍；其用意是要尽可能多地开设直达各府城、县城的邮路，并使每一处通着的地方都能经由通商口岸或北京，同上海、天津、广州的外洋邮件总汇之处相通，再由那里同联盟各国以及外间世界相通。

这头一期推广的结果是：到今日，大清邮政在全国每一个省城、大多数府城县城、以及中国各处较要紧的小市镇上都已设立，一切邮政之事都可办理。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机关总数为二千零九十六处，一九一〇年年底为五千三百五十七处。

各处邮政机关之间的往来，沿海与大江上靠包用的轮船（二万六千里）；凡有铁路之处靠铁路（一万五千里）；内河水路上靠小轮、帆船或航船（二万四千里）；而在众多的陆路上——如今长逾二十八万七千里（九万五千六百英里）——靠马递或步递的递夫；一九一〇年共计三十五万二千里，约合十一万七千英里。

沿海与内河的轮船小轮走定线、通定点，凡可用处一概用之。铁路在中国尚在草创，而已通的线则尽量用足。航船主要用在江苏南部与浙江北部——那一带运河小港纵横如网，许多是小轮走不得的。中国这一块地方人口又极稠密；上海、杭州、宁波三区虽不广大，所设的邮局却多得出奇，广东三角洲各区也是如此。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地形万状而公路全然失修的国家里，要靠递夫维持一种合乎西法所立邮政之需的往来，自然不是容易的事。所走的通常是旧有的商路，哪怕路程绕远些也罢，因为那上头递夫较为安全，又因为沿途市镇村庄多，便于分成一站一站。每站一般以一百里（三十三英里）为限，递夫按班期在定日出发；不过在干线上尽量加快，轻件保证每日发一班，重件则两日一班或每周两班。轻件有些地方用昼夜兼程的步递，有些地方用马递，速度可提到每日二百里（六十五英里）。递夫是大清邮政的雇员，穿号衣或佩号牌。

就实际的编制而言，大清邮政一九〇六年的人员如下。洋员：总税务司与总署人员五人；因职兼充的邮务长三十三人；邮政税务司四人；邮务长、副邮务长与帮办十四人；邮政稽查四人；邮务员七十八人；押运员六人；共一百四十四人。华员：稽查书办二十九人；华员书办中通外国语者三百一十九人，不通者六百七十四人；邮政代办一千三百六十一人；缮写五人；分信、送信、递夫及杂项三千一百九十人；共五千五百七十八人。洋华合计五千七百二十二人。一九一〇年洋员一百二十人，华员一万四千有余。

邮务长之职目前由各通商口岸获准因职兼充邮务长的海关税务司担任，少数口岸则另行委派。最大的几个口岸另有副邮务长。邮政稽查驻在内地，管着分区，或巡历内地各处机关稽查。邮务员在总局监理一切事务细目，并自总局管束全区由华人所办的一切例行之事与实际操作。通外国语的华员书办，于英文有实用的知识，在总局当差，或在有外国侨民之处掌管分局。不通外国语者不须懂外国语言，在总局中在通语者之下办事，或掌管内地各处机关。品级与薪水都有定则，一切雇员都循序升迁。华员书办一概有保，而整套制度主要靠他们的操守与能干，办得颇为妥善，遗失、不端或侵吞之事极其少有。

为记录一切收支，定了一套划一而周密的账法。每一处总局在洋员监督之下管本区的账，呈送北京，在那里稽核，并汇入全衙门的总账。

上面所说的组织，虽还不完备，却应付得了邮务上最迫切的需要；而近几年——即自一九〇一年稳步扩充以来——的进展，足可证明它所据以立的这套制度是健全的。

几个比较的数字很有意思。邮区总局：一九〇一年三十处，一九〇三年三十四处，一九〇六年三十八处，一九一〇年四十九处。分局：一百三十四、三百二十、四百八十四、七百三十六处。代办所：十二、六百零九、一千五百七十四、四千五百七十二处。经手的邮件：一千零五十万、四千二百五十万、一亿一千三百万、三亿五千五百万件。包裹件数：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八万七千、一百三十八万三千、三百七十六万六千件；其重量（磅）：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七万三千、九百四十八万二千、二千五百三十七万三千磅。民信局总包内的信件：七百三十万、七百二十六万七千五百、七百八十九万二千、七百四十万九千封。

按中国的四大地理分区计，一九〇六年与一九一〇年的情形可撮述如下。华北：机关六百九十六处对二千一百七十四处，邮件三千七百万件对一亿五千一百万件，包裹三十九万七千件对一百八十三万七千件。华中：四百一十五处对一千零二处，一千七百五十万件对五千三百万件，二十四万八千件对五十七万一千件。长江下游：三百二十二处对七百五十一处，三千八百五十万件对九千四百万件，四十五万件对八十九万九千件。华南：六百六十三处对一千四百三十处，二千万件对五千七百万件，二十八万八千件对四十五万九千件。合计：二千零九十六处对五千三百五十七处，一亿一千三百万件对三亿五千五百万件，一百三十八万三千件对三百七十六万六千件。

对这个大衙门的财力，须说几句。人们大约不大知道：一八六一年开始的这场邮政试验，不但要在重重难处之中、并且在得不到政府公开支持的情形下办了三十多年，而且即便在一八九六年得到正式承认之后，也不曾从政府得过什么专款。自始至终，独力支撑这桩了不起的事业的，是赫德爵士所领的海关，它把自己的人员借给它，又把自己匀得出来的财力给它；在这个纹丝不动的国家里，一个这样新、这样有用的机关竟能独立而悄然地创立起来，更是可惊之事，而这在海关及其主管为中国及其百姓所效之劳中，也不是最小的一桩。一九〇四年年中，中国政府终于确信全国邮政必能成功，便拨给了使这个衙门臻于完备所需的津贴。一九〇四年六月十二日，总理衙门知会总税务司：此后每年拨关平银七十二万两，按月一万两，在天津、上海、汉口、福州、汕头、广州六个通商口岸支付。这笔款子并不曾足额收到，到手的不过一半，不过总算使这个衙门补得上实际的亏空。邮政是「省着办」的。中国廉价的人工被用到尽——以给足够糊口的工钱、使人员不至于非靠侵吞补贴不可为限；此外还有许多经费仍旧出自海关税务处。总税务司、副邮政总办、因职兼充的邮务长、各区账房及许多下属雇员的薪水，都不在邮政经费项下；每年所需的三千万份左右的印刷格式，也是供给而不专立账目；许多较小的口岸，办公的房屋是在海关房屋里腾出来的；轮船的邮件津贴由海关经费支付；若把海关与邮政的开支彻底分开，大概每年要给后者添上几十万两。

（原注：一九一一年邮政已与海关分开，另立预算。）

不能不承认，邮政这桩事业早已过了试办的阶段。如今洋华两方都有许多人要靠大清邮政递送信件，而这个衙门对公众所负之责日重一日。四面八方都要求新设机关，而已开的各处事务也日见繁重。此前所循的办法，是把长长的递夫线路伸出去，好让内地的大城迅速同通商口岸相通，这不得不在办的时候不大顾及每一个大埠本地的经营；其结果是：许多大埠至今只有代办所，远不敷其需要。如今每一个府城、县城都该有自己的、编制齐整的邮局，各自能在附近各处设立并管束代办所或信柜。这要更多的人与更多的财力；而显然，在办到这一步以前，这套新制度的许多好处与可能都要被撂下。这些情形已呈请中国政府注意，如今各方面切实的官面支持都已有着落。邮政的规模已明确为官场所接受、所欢迎，这已无可置疑；我们看到山西、河南、湖北及别的几省的大宪自行出了极好的告示，把大清邮政的性质与宗旨晓谕百姓，并饬令众人把它当作国家的机关来欢迎、来扶持。如今新设机关时，要地方官出告示已不费事；事实上州县官还常常自己请求在本城设立机关，而凡请求保护局所或递夫的，无不慨然应允。这个机关成长的迹象，处处可见；其资费之廉、递送之速与班期之准，把公众越来越多地引到它的柜台前来。

（原注：一九一〇年这类城池共一千九百一十座，其中一千六百八十座已有邮局，只余二百三十座待办。）

中国尚未正式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不过同日本、法国、香港、印度所订的专约，使她经由这几处缔约的邮政当局，同联盟各国处在与已入盟全然一样的邮政关系之中。依这些专约，中国寄往外国、贴中国邮票的邮件，在外洋邮件总汇的口岸以开口之袋交给外国邮局，该邮局在每一封上盖上日戳，便使它得以进入世上联盟的任何一国；反过来，外国邮局也照样把它进来的、须由中国线路递送的信件交过来。于是中国与外国的邮局之间有一种彼此代劳之事，其费用如同联盟中任何两国之间一样计算：以隔年的五月或十一月头二十八日所取的逐年统计为准，按联盟所定之率结算。为着这种彼此代劳之事，各国政府备办得十分充足。上海因须与各国及受津贴的几条邮船线接头，有几家邮局在那里还算有个缘由，然而那里竟有六家外国邮局——英、法、德、美、日、俄；而要把这一口岸的邮政之便用足，公众或许得备着七个国家的邮票才算方便。在别的口岸如今并无此等必要，然而二十五个口岸都设了一家到五家外国邮局（美国不在其内），这还不算法国在蒙自与重庆为纯粹中国内地邮务所设的局。其中英国的局是多年以前设的，为的是在并无别的邮政之便向公众开放时，应商人之需；而除上海之外，其余各局都起于近二十年那场争夺政治势力的乱抢。

这里须记住：在办理国际信件上，中国各方面都照联盟国的章程办。一八九六年四月，创设全国邮政的上谕颁下后不久，中国便照会瑞士联邦委员会，告知大清邮政之创设，并声明俟组织就绪即正式加入联盟；在此之前，她在通商口岸及别处所开的邮局，一概遵守联盟的办法与章程。这些声明在一八九七年华盛顿万国邮政大会之前又重申了一次，而自那以后，她在这些地方一直承认万国邮政联盟的章程与资费。因此，凡通商口岸与轮船所通之地进出的国际邮件，只要照联盟资费全数预付，中国各局一概免费放行；遇有邮资不足而须补税的，也照联盟章程办。至于轮船不通、须靠费用高昂的陆路递夫维持往来的地方，轻件——信与明信片——仍照此例；至于印刷品及别的重件，中国邮政则另加一项有别于联盟资费的国内之费，以抵递夫之资。尤其是自英属各地按一便士邮资、或自美国按其国内资费寄来的邮件，若是交到上海分送的，一概免费分送；若是交来须再经大清邮政线路转递的，则照联盟章程补税。

民信局是难办得多的一个题目。它们据着垄断之势，于邮务一门握有有利可图的既得之利，因而得着中国向来给予既得利益的那种撑腰；哪怕给公众更便宜的邮政之便，也敌不过它们那一句「我们在这儿，也想留在这儿」。强迫，以及把邮递垄断给官局，都是谈不上的事，大清邮政只好请它们合作。挂号于谁都无害，因而沿海一路，它们的封包邮件——所谓「总包」——差不多是免费给它们运的，而它们也同意把这些邮件交过来递送。无利可图的内地线路，它们是肯放弃的，至于有利可图的路线，它们便拼死力争。它们与全国邮政之间是「同场较量，不偏不倚」；而后者规矩有定、办事的钟点也多少有定，同那些规矩灵活、简直没有钟点可言的商号相比，实在吃亏太甚。中国的商人与官员于办事的钟点是不知有限的，哪家照顾他们的方便，他们便照顾哪家。邮局总得在某个定点关门，哪怕是夜里九点十点。商号的代办则尽可开到半夜两点、三点、四点——只要这样能多做生意；而且它还照例在那样的钟点到主顾的铺子上去收件。因着这些情形，中国的邮政不得不循自己的路数去发展，不大顾别处的成规，而且试着引入了好几项新举。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福州、广州六处及其相互之间，已办了「快信」之制；某几个大城的商业区已开始挨门收件；总之，是尽一切力量增加邮政之便，以迎合一班苛求的中国公众的意思。

（原注：自一九〇六年十一月起，改为收取运费。）

补记

以上所述，主要有其史料的价值，可见在中国创设一个邮政机关所遇的难处，以及应付这些难处的办法。邮政与海关的关系于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割断，改归邮传部管；民国成立后仍归交通部，不过另立组织、另立预算。一九一一年以李经方为邮政总局局长，以帛黎先生为邮政总办。一九一七年帛黎先生辞职，以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为邮政总局局长，以铁士兰先生为会办。帛黎先生一九一八年七月卒于法国。

一九一八年邮政的华员共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三人，其中办事人员五十五人，文书三千六百九十八人，分信一千六百二十三人，邮政代办七千六百零四人，邮差、递夫、工役等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三人。监理这许多人的洋员，计邮务长十五人、副邮务长十八人、帮办六十八人、邮务员六人，此外还有几位在休假或在战时服役。

一九一八年正式邮局一千七百六十三处，代办所七千六百零四处。递夫之线增至四十四万九千里（十五万英里），轮船与船只之线增至六万九千八百里（二万三千三百英里），铁路之线增至二万里（六千五百英里）。虽有内战所致的种种不利，宜昌至重庆之间邮船队所运邮件之重仍达九十七万公斤。

前面那张表所示邮政进展的速率是不错的；不过它所列经手的邮件与包裹件数则易致误解，因为每一件邮件每一次被交寄、转递或投送，都各记一次。较确的算法是记交寄的件数；按这个算法，邮政的进展见于下列数字：交寄的邮件，一九〇八年七千九百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二件，一九一三年一亿九千七百四十八万四千一百三十六件，一九一八年三亿零二百二十六万九千零二十八件；交寄的包裹，一九〇八年六十二万三千三百一十五件、重二百三十一万五千一百九十公斤，一九一三年一百三十八万零九百一十二件、重五百五十八万一千七百五十五公斤，一九一八年二百七十三万八千零九十件、重一千零八十五万零三十四公斤。

一九一八年所交寄的邮件之中，挂号、快信或保价的竟达二千五百一十三万一千五百二十八件，占百分之八。代表商办邮递机关力图维持其生意的民信局总包，一九一八年跌到一九一〇年之数的一半以下。

汇票发出之数，一九一三年为一千零一十六万一千元，一九一八年为三千五百三十三万五千八百元。后一年中，单是发给威海卫英国招工局的汇票就值近三百五十万元，那是给应募赴法的华工军团团员的家属、在山东与直隶偏远村落里兑付的汇款；另有三十三万二千元发给法国当局。

邮政的进展，最显著地见于它的财政。开办以来头十五年，它的维持是海关精力与财力上的一副重担；而自与海关分开后的头四年，它的账上年年亏空，须由国库弥补。此后便年年有余，虽说于地基、房屋、邮车、邮船及一般产业的资本开支并无筹措；一九一八年的账目所示如下：收入九百五十万元，办公开支七百五十九万元，盈余一百九十一万元，资本开支八十一万三千元。

多年亏空之后能有这样的成绩，而且是在邮务受内战阻碍、受规模极大的土匪之患阻碍、受许多邮局被焚被劫、递夫被杀、以及千百万中国百姓所遭的困苦凋敝阻碍的一年里，邮政总局局长、会办与全体人员实在大可称许。

十四铁路

五十年前，中国是世上唯一一个没有铁路的通商大国。内地十八省之中，有十二省凡人烟稠密之处都有水道可通，货物运起来既稳当又便宜。百姓大体上别无所求；商界原本满意于帆船，如今有了轮船也十分知足；而官员们则怕再添外国的新花样。一八六三年夏天，苏州还在太平军手里，李鸿章与戈登的军队已望得见城墙，其时有英美商人二十七名联名向江苏巡抚李鸿章呈请，要一张自上海到苏州筑铁路的执照。这位巡抚同外国人打过近身的交道，看清了他们的咄咄逼人；他更看清了治外法权之特权一经扩张，于中国之为国有何等危险；于是他答复呈请的人说：「铁路惟有由中国人自办、归中国人自管，才于中国有益；许多外国人进入内地，颇多窒碍；而百姓因此失其田地，必大起反对。」呈请遂被驳回。

（原注：本章是《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中《铁路》一章的节本。此处所以收入，是因为看这本书的人，许多未必会去看那部史书。）

也是这一年，一位英国工程师斯蒂芬生爵士来华一游，就当日所能得到的不完全的材料，未经亲身勘察全国，便拟了几条干线。他所拟的线，除自汉口向西穿四川、云南而入缅甸的那一条之外，都是后来所循的线；不过提这几条建议并不需要一位大工程师，而且它们就是这个样子，也被驳了。然而它们成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后来一位又一位好心的顾问便据以劝告中国的当轴：修铁路以增进国家的福祉。蒲安臣一八六八年断言，中国其时已准备好雇请西方工程师开矿筑路；可是朝廷谋臣的态度已由大学士文祥表明了：「我们给使臣的训条只有一条：别让西方逼我们造铁路电报——那些东西我们只要出于自己的主意才要。」

上海的商人并不因头一次碰壁而丧气，一八六五年他们组了一个公司，要筑一条自上海到吴淞、长十英里的铁路。若在一八六三年，这本不成问题，因为所要穿过的地面当时正在保护上海的英法军队占领之下；可是到一八六五年，那片地面已交回中国的文官管辖，而那里坟茔累累、墓地遍布——那是一切中国人最为崇敬之物——要在这种地方征地，非得地方当局最热心的支持不足以克服其难。于是发起的人使了一个巧。他们领到准照，得以重修自上海到吴淞的军用马路，并可凭私下议价买下拓宽取直所需的地。一八六六年的风潮使上海银根紧张，这项计划因而耽搁；到一八七四年，商人们又使一个巧，宣称打算沿他们新筑的「马路」铺轨造一条马车铁道。马车铁道的钢轨一八七五年十二月运到上海，随即动工铺设三十英寸轨距的路基；然而中国人不久便知道：这条「马车铁道」（马车铁路）其实要做成一条铁路（火车铁路），车子要由蒸汽机车牵引。一八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当局提出抗议；可是发起的人不顾中国政府的准照、也不顾使馆的赞同——使馆赞同的是马车铁道，无法认可一条铁路——一味把工程做下去。

这条路自上海筑到江湾，长五英里，六月三十日起只开客车。百姓成群来坐车，像看马戏一般，发起的人正自庆幸这洋把戏之得人心，不料八月三日有一个乡下人在路上行走，被轧死了，其情形要么是愚钝到极处，要么是存心自尽、借此惹起人们对铁路的恶感。百姓开始大露敌意；英国当局恐怕这类事故要成一时之风，便饬令停开火车。十月二十四日中国当局答应按实价二十八万五千两把这桩产业买下。发起的人随后又通车，作为其利息的担保；而买价于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付清之后，中国人立刻把路拆了，把钢轨与车辆装船运往台湾。一场以巧取为本、要把中国尚且不想要的铁路强加给她的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下一次尝试也是以巧取为本的，不过是中国人为中国而办的，并且避开了外国利益的介入——先前几次的致命伤正在于此。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一八七八年为着给他的轮船直接取得煤，开了开平煤矿。唐山的主井离最近的装船之口北塘二十九英里，离能开运河到达的最近之点胥各庄七英里。总工程师伯内特先生提议自唐山到北塘筑一条铁路；此事得了上谕批准，并派金达先生主持建造。上谕不久便收回，工程停了。金达先生随后领到准照，得以用一条马车铁道把唐山与胥各庄接起来，轨距用铁路的标准轨距，车子用骡子拉；这条线一八八〇年动工，一八八一年完工。其间他造了一台机车，锅炉原是一台移动式卷扬机上的，轮子是当废铁买来的，车架是用旧槽钢做的，总共花了五百二十元（九十五镑）。有令来饬停造，可是总督李鸿章觉得有趣，便批准了；一八八一年六月九日——乔治·斯蒂芬生诞生一百周年之日——这台机车被命名为「中国火箭号」。它的成功不久便见了分晓，一八八二年又买了两台机车，用在那七英里通到运河的铁路上——其时运河已挖到北塘河上的芦台。

再下一次的举动是在台湾。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的法国之役表明，有把该岛建为帝国一省的必要；同时也表明基隆作为煤港何等要紧，以及这个口岸何等易受自海上来的攻击。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是个精力过人的军人，看出保护这个口岸及其附近一八七五年所开的煤矿的要紧，便提议用一条铁路把基隆同省城台北接起来，相距二十英里。台湾被看作一个孤悬在外、可以试新法子的省份，上谕拖了些时日，到一八八六年年底准了。一八八七年三月，巡抚亲自带着全班随员，借英国工程师之助，在平原上为头四英里定线。这条路是中国人为中国人筑的，并无阻碍；不过做工的是兵，而用工之情形极不妥当，以致头两年里一连辞掉了五位总工程师。工程最终在马迪逊先生的督理之下办成。到基隆的一段一八九一年完工，往台湾南部去的一段一八九三年修到离台北三十英里的竹堑（新竹）。这条路自始至终是中国官办的牺牲品：造的时候、置办器材的时候、行车的时候，无不受饿；一八九五年日本人接过去的，除了五十英里铺得很坏的轨道之外，别无长物。

开平的蒸汽马车铁道一八八六年展至芦台，长二十英里，费银十三万五千元（二万五千镑）。这原是为开煤矿而办的，总督李鸿章的兴趣被勾起来了；他虽看得清商务上的便宜，兴趣却建立在用兵之上，而就这一层，他得了皇帝的本生父、新设海军衙门总理醇亲王奕譞的支持。一八八七年三月十五日，醇亲王上折，力陈把铁路东展至山海关、西展至天津、再至北京，「以便调兵运械」。上谕准了折中所请，工程动手，到一八八八年四月修到塘沽，八月修到天津。造价总计每英里约一万九千元（三千镑）。

拟议中的路线已造了三分之一，共八十英里；西段自天津至北京也是八十英里；东段自唐山至山海关也是八十英里。其时有人提议先造西段后造东段；可是守旧的势力、以及反对李鸿章及其一切作为的势力活动起来，军机处不肯准，饬令各省督抚陈奏意见。所复的意见之中，刘铭传最为赞成展筑，其立论以用兵为本。两广总督张之洞反对展筑，其立论也以用兵为本；他主张改造几条穿行内地、远离海上兵力攻击的大干线，先自北京至汉口的一条起。这个意见占了上风，张之洞被调到武昌，奉命兴办他所拟的干线，并照他所议，用中国的材料、归中国人主持来造。他发觉自己办不到；不过为将来计，他办起了汉阳铁厂。

展至北京一事就这样被搁下；而因着只许用中国资本、中国材料这一条，那几条干线也被无限期地搁下了。李鸿章不怕担责任，便凭最初那道上谕的许可，把路东展至山海关。到此处的一段一八九四年完工；俄国对金达先生在满洲勘线提出异议，李鸿章不理，把路再往东推，到中日之战爆发时已修到离山海关四十英里的中后所。那场战争的结果表明了铁路在用兵上的价值，也表明只造那些「远离海上、可保无虞」的铁路何等荒唐；于是西展一段动了手。一八九六年年底通到北京。这条路的经营，除工程人员外纯是中国人，办得极为得力。一九〇六年行车里程（不计岔道）为五百八十八英里，其中一百四十一英里是拿盈余付的款。是年总收入一千二百一十九万一千一百八十九元，行车开支三百四十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三元，占百分之二十七，余盈八百七十六万一千二百四十六元。建造与置办之费为四千七百九十七万元，合每英里八万一千五百八十二元（照一八九八年的兑价为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二镑，照一九〇六年的兑价为八千七百二十三镑）。

俄国在朝鲜的图谋受挫，一八九五年转而以满洲为其势力范围，要它开给俄国经营，而不开给别国。是年暫定其议，一八九六年九月又以专约确定：俄国自筹资本，可以把它的西伯利亚铁路横穿满洲而筑，即后来所循之线；而中国在满洲筑路的款项只能向俄国的银行去借。后来又有一约，把已动工的自山海关至奉天的一段保持在俄国管束之外；至于关外别的铁路，则由东省铁路公司建造——那是依俄国法律组织的一家俄国公司。这家公司一部分用自己的资本，更大的一部分用俄国国库垫拨之款，筑成两条干线：自西而东，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九百五十英里；自北而南，哈尔滨—大连湾（达尔尼，即大连），六百四十六英里；共一千五百九十六英里。依约，中国三十六年后可以赎回，八十年期满则无偿归还中国。

俄国在满洲的举动，开了各国抢夺在华路权的时代——那便是当时所谓「以铁路征服」之策，后来到一九〇九年又并入所谓「金元外交」。法国早在一八八五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便把它的实业与财政的利益合成一个「公司」；而如今，一八九六年，各工业国一概带着公司下场，彼此竞价。势力范围本已略有承认，而争夺路权使这些范围划得更清。末了，在一八九八年一年之中，各国承认俄国在满洲有特殊而独占的利益，而俄国又在华北主张同样的利益，后一项主张则遭到抵制。德国主张并获得在山东的独占利益；英国政府甚至主动声明无意经威海卫这道门户打进该省。英国主张在长江沿岸各省有特殊利益；然而德国不肯承认任何独占之权——像它在山东为自己所僭取的那样——别国也主张在长江流域有同等之权。法国主张在毗连东京的三省有独占之权；她又主张在四川有权利，却不曾得到承认。日本主张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有优先之权。最后，一八九九年意大利有所举动，似乎表示要主张在浙江的权利；可是这一回中国政府硬起脊梁，对意大利的妄求作了强硬的抵拒。

总督张之洞筹不出造京汉铁路的款子，一八九六年十月获准借用外国资本。当时同美华合兴公司开议——该公司之首是前参议员华士本——它也作了一次草草的勘线；其间比利时的一家公司提出了更动人的条件，而美国的公司因本国政府的冷淡，便把它本以为到手的东西丢了。可是比利时人的路也不平坦。在比利时背后，中外有心人都看出法国与俄国；别国或许支持美国的主张，或许不支持，可是在反对比利时的要求上却是一致的。比利时的交涉于是中辍，一八九七年七月又续议，明订条件说「款子一概须来自比利时，法国或俄国的一概不收」。在许多反对之下，这番交涉又中辍了。

一八九八年四月，北京设了铁路矿务总局；同时比利时的交涉重开，于六月二十六日订成一纸借款并经营该路的合同。借款为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五厘息，九十出票，自一九〇九年起分二十年抽签还清；该公司并自一八九八年起经营该路三十年，为此于扣除行车开支与借款本息之后，取净利的百分之二十。该路一九〇五年完工，全长八百一十二英里，内含支线五十八英里。钢轨与铁件是向汉阳铁厂买的。一九〇八年十月中国行使合同上的权利，用一笔三十年的借款把该路赎回；那笔借款经汇丰银行与东方汇理银行发行，计五百万镑，头十五年五厘息，后十五年四厘半息，九十四出票；另有四十五万镑，七厘息，照票面发行，一九二〇年以前偿还。

山东被德国主张为它开发的范围。依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所签之约，胶州湾一隅租给德国，暂以九十九年为期；中国并在约中允准德国在山东筑两条铁路。一八九九年德国颁给山东铁路公司特许状，资本五千四百万马克，筑自青岛至济南府的铁路：股东只限德国人或中国人；所用材料须尽量用德国的；而胶州的德国库房于股东得五厘息之后分其盈余。该公司并有权筑自青岛至沂州府、自济南府至沂州府的两条线。自青岛至济南府一线长二百四十五英里，另有支线三十六英里通博山煤田，共二百八十一英里，一九〇四年完工，用德国资本五千二百九十万马克。这条路的成功，可从山东的贸易自烟台转到青岛上看出来；两口进出口净额之值如下：一九〇三年烟台三千八百一十八万三千九百一十二两（占百分之七十二），青岛一千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四百一十一两（占百分之二十八）；一九一三年烟台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二百二十四两（占百分之三十五），青岛五千九百一十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两（占百分之六十五）。一九一八年在战时情形下、青岛归日本管辖，其数为烟台三千零八十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五两（占百分之三十三），青岛六千三百四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两（占百分之六十七）。这条铁路最终归德国、日本还是中国管辖，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还没有定局。

容闳是一位出色的广东人，毕业于一所美国大学，一八七二至一八八一年间曾任选派学生赴美国各大学肄业那个局的总办；一八九七年他奉上谕获准把天津—济南府—镇江的铁路作为一桩中国自办之业兴造。此事立刻遭德国公使反对，声言惟有德国有权在山东筑路。容闳仍旧坚持，一八九八年八月同一家美国公司订了五百五十万镑的借款合同；这个合同不曾实行，因为德国抗议，说它在山东的权利挡着路。此前德国一家公司的提议曾被中国拒绝；而英国的公司怕生政治上的纠葛，虽然这条路通到长江流域，却不大情愿承办。最后英德两方的利益合起来订了这条路的合同，一八九九年五月奉上谕批准。依这项协定，自天津至山东南界的北段由德华银行「建造、置办并经营」，南段由中英公司经办，两者都作为中国政府的代理。

这项协定因一九〇〇年的拳乱不曾实行；而交涉重开时，中国政府已改采新的方针，坚持一切新路须由中国的总办建造经营之权，同时仍旧欢迎外国资本的借款。一九〇八年一月同代表德国利益的德华银行、代表英法两方利益联合的中英银公司另订一约，借款五百万镑，五厘息，九十三出票；一九一〇年又借三百万镑，五厘息，九十四镑五出票；南端的终点改在长江北岸、与南京隔江相对的浦口，至此全长六百七十四英里。这两笔借款不以铁路收入为担保，而以指定的若干省份的岁入为担保；并订明「该路之建造与管理全归中国政府」……「建造完竣之后，中国政府将南北两段作为一条不可分的国有铁路经营」。这样表明的方针——中国主张有权管束以自己的信用所借之款的用途——后来被称作「浦口条件」。

法国主张毗连东京的三省为其开发的范围；她又把主张扩到四川，这一层别国不承认。一八九五年法国取得把谅山同龙州接通之权，这项计划一九〇〇年作罢。一八九八年她取得自北海、一八九九年取得自广州湾各筑一路通到广西西江的执照；两者都不曾动手。一八九七年有一项协定，允准法国筑自边界至云南府的一段，以接续东京境内自河内溯红河至老开的一段。历尽波折之后，这条路一九一〇年完工，长二百八十九英里，费一亿六千五百万法郎。其中七千六百万法郎出自法国担保的借款，六千三百五十八万法郎出自东京政府的津贴，二千五百四十二万法郎出自承办建造与经营的那家法国公司。它对蒙自贸易的影响见于下列数字：进口一九一〇年五百零七万七千三百二十两，一九一三年八百六十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六两，一九一八年九百四十七万四千二百二十五两；出口一九一〇年六百三十八万七千六百零九两，一九一三年一千一百零六万六千二百七十两，一九一八年一千一百三十九万八千八百一十八两。

华士本参议员的那家美国公司不曾取得执照；然而看到一八九八年春天至少四个欧洲国家所显露的领土野心，中国便大有理由去谋取美国资本家的支持——美国不曾露过这种野心。一八九七年年底盛宣怀上折，请准筑自汉口至广州的一条路，并提议说：既然「让英、法、德承办颇多窒碍」，这个合同便该放在美国；一八九八年四月同美华合兴公司签了这条路的协定，该公司之首是布赖斯参议员。借款为四百万镑，五厘息，九十出票；建造由该公司承办，除地价与土方之外，一切开支提百分之五的佣金；该路由该公司经营，为此取相当于造价五分之一的债券，以保它得净利的百分之二十。勘线由柏生士先生主持，得干线七百四十英里、支线一百英里，共八百四十英里。工程上的难处发现甚大，于是一九〇〇年七月另订新约，把借款增至四千万金元，并声明此约为抵押，以铁路作担保。在这项抵押之下，该路为中国之产；并特别订明美国人不得把他们的权利转给别国或别国人。

美国人如今握着北京—汉口—广州这条大中线南半的合同；可是中国人既不愿这条路全线落入比利时人之手，比利时人——背后还有别的势力——也同样极想取得这个管束之权。美国人遇到了许多障碍。美国的银根因西班牙之战而乱，英国的因南非之战而乱；中国又因拳乱及其后果而大乱；而布赖斯参议员的死，把一桩如今失了他撑持的事业的底子抽掉了。这正是比利时人的机会，他们经一个美国人出面，取得了这家美国公司的控股权。中国抗议；比利时人不肯让步；然而最终——主要因为日本战胜了俄国，而俄国正是比利时那些主张的首要后台——比利时人让了步，管束之权又回到美国方面手中。可是事情仍未了结，因为广东、湖南、湖北的绅商本着强烈的民族之情出而反对；于是美国公司一九〇五年答应把执照连同已做的工程以六百七十五万金元卖还中国政府。中国为筹此款，向香港殖民地政府借了一百一十万镑，四厘三分之二息，照票面发行。此后广东省境内的南段一直由广州的中国人「在建造之中」；北段一九一一年交给了四国银行团。

一八九八年，英国一次又一次地漂亮让步，终于承认了别国在其各自开发范围内主张保护主义的那些极端要求，而自己所剩的，是在长江流域的铁路开发上凭门户开放与除俄国外一切国家竞争的特权。一八九八年五月，中英公司在那里取得了上海—苏州—镇江—南京一路的合同。筹款先因南非之战、后因拳乱而延搁；到一九〇三年订约借五十年期款三百二十五万镑，五厘息，第一次九十出票，第二次九十五镑五出票。以该路及其器材作担保；该公司并须出一百万两（十二万五千镑）买下中国人所筑的淞沪铁路。这条路长二百一十英里，一九〇八年完工。合同订明建造与行车归一个五人的董事会管束，中国人两名、英国人两名，另加（英国的）总工程师；不过自该路完工以来，行车的管束之权已归董事会的中国总办。

一八九八年八月，为补偿所谓中国政府「在京汉一事上的失信」，同一家公司又取得了苏州—杭州—宁波一路以及浦口—信阳州（接上京汉线的一处）一路的执照。因各省反对，这两条路的建造并未交给该公司，不过一九〇八年它承借了前一条路一百五十万镑，五厘息；后一条则被搁置。

山西一省是世上最富的煤田之一，此外还有大量铁矿。一八九六年罗沙第勋爵考察了这一带矿田，一八九七年为开采而组了福公司——其人员是英意合成的，其资本则是英国的。一八九八年五月他奉上谕取得六十年独占之权，可在山西及河南黄河以北若干州县开采煤铁并石油。该公司须缴总收入百分之五的矿税，其次按资本付六厘息，再次以净利的百分之十提作偿债基金，所余则百分之二十五归中国政府、百分之七十五归该公司。该公司得用自己的资本「修路、造桥、开浚河道运河，或建支线铁路以接干线或水运」，以运其煤铁。该公司实收资本一百五十二万镑，便着手开矿，并自卫河驳船可通的尽头道口筑一条铁路通到矿上。工程因拳乱延搁，这条铁路一九〇五年修到（柏山）清化，长九十英里。中国随后决定把该公司在这条铁路上的权利买断；依一九〇五年七月三日的两项协定，该公司发行三十年期借款七十万镑，五厘息，九十出票，并以现款六十一万四千六百镑把铁路卖出；以该路本身作担保，并在借款期内由该公司经营。

此外还有几条路也动了手，每一条都代表着对中国政府的某种外交压力。

（甲）正定府至太原府铁路，把山西省城同京汉线上的一站接起来。为此一八九八年同华俄道胜银行订了协定，一九〇二年又订了确定的合同，借三十年期款四千万法郎，五厘息，九十出票，由朝廷担保，以行车收入作抵。这个合同后来转给了一家法国公司。该路为一米轨距，长一百五十一英里，一九〇七年完工。

（乙）开封府—河南府—西安府铁路，与黄河平行。一八九九年同一家法比合办的公司——中国铁路电车总公司——签了协定，一九〇三年又订了自开封府至河南府一段（一百一十五英里）的定约。一九〇三年的合同订借二千五百万法郎，一九〇七年的后约又加一千六百万法郎，五厘息，九十出票。这一段一九〇九年完工。

（丙）香港与广州之间的铁路往来纯是英国的利益，而其在殖民地境内的二十八英里，就筹款与建造而论是英国自己的事。自边界至广州的八十五英里由广州的中国人经办。一九〇七年同中英公司订约借三十年期款一百五十万镑，五厘息，九十四出票，以该路作抵并由中国政府担保。

此外还有几条较小的路由中国人自办，大体上既无外国的财力相助，也无政府担保；不过其里程不多。

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之战，其结果是俄国在满洲铁路上的利益大部分转给了日本。俄国保住了西伯利亚干线全线，即自满洲里至绥芬河、自西而东的九百五十英里；南北那一条，她保住了到宽城子的北段一百三十二英里，而该点以南的五百一十四英里归了日本。此外一九〇五年同中国议定：日本自筹款项，可筑自奉天至朝鲜边界安东的一条线，长一百八十九英里。另有两条线由日本人替中国筑，一半的费用由中国出，另一半由日本按五厘息借给，计：新民府至奉天四十八英里（借款三万三千三百镑）；宽城子至吉林七十五英里（借款二十二万五千镑）。为其在满洲的路，日本一九〇六年组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资本二亿日元（二千万镑），其中一半由日本政府拨出，另有四百万镑出自一九〇六年在伦敦发行的三十五年期五厘借款。

四川是英法两国角逐之地；法国指望自东京、英国指望自缅甸，经云南筑路把它的贸易引出来；而沿长江继续通商，于英国得益更多。一九〇五年组了一家英法合办的公司，即中英银公司，承办长江流域的铁路；美国财界曾被邀合作，而当时不肯应允。一九〇九年德国的公司被纳入，成为三国团；同年美国人要求也让他们入股。一九一〇年五月在巴黎会议上议定：湖广铁路——包括汉口至四川一线以及汉口至广州一线的北段——由「四国银行团」的各家均分，计：英国为汇丰银行，德国为德华银行，法国为东方汇理银行，美国为美国团（由纽约的摩根公司、库恩雷波公司、第一国民银行与花旗银行组成）。

此处不妨一提：四国银行团曾以中国的利益为名，主张惟有它有权供给中国政府用途的一切借款，并有权监督其用途；为着这项职能，俄、日两国应其要求加入，成了六国团；而一九一三年三月威尔逊总统就职，美国团的「金元外交」失去官面支持而退出，于是成了五国团。

一九一一年五月四国银行团取得了湖广铁路的合同。合同订明先借六百万镑，日后再借四百万镑，五厘息，由中国政府担保，以行车收入及湖广两省——湖北、湖南——若干盐税、厘金作抵。四家银行均分其借款，彼此不负连带之责。该路的建造与管束全然专归中国政府；建造时须尽量用中国材料；并由中国人委派工程师，计：汉口至宜章县（在湖南南界）一段用英国人；广水至宜昌一段用德国人；宜昌至夔州府一段用美国人。至于夔州府以西展入四川一节，留待日后另议。另有汉口至荆门州一路不在此合同之内，而交给一家用中国资本的中国公司办理。

中国境内各铁路一览表，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