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脚

一穿过北圻

三年前，中国西部还像是天涯尽头。要进去，你要么纵贯上缅甸全境，再翻越滇西那些大江大岭，走上一个月，走到人困马乏；要么就花上几个礼拜逆长江而上，一路单调，偶尔靠一次翻船来调剂。今天，多亏了法国人的经营，你可以从山与河之间穿进去，从北圻的港口海防坐三天半的火车，就到了省城云南府。

最初打算到中国西部去的时候，我一心想从西边进去，因为缅甸边界与长江之间那一片荒野而如画的地方，我早就想看一看。多年以前，我曾隔着边界向那边望过去，暗暗许下心愿：总有一天要弄明白那一边究竟是什么样子。可到了动身的时候，在缅甸雇不到中国通事，我只好先去香港；一到香港，时间又不容我选别的路，只能走进入中国西部最短的一条——经海防走红河铁路。其实这也有它的补偿。哪怕只是从车窗里匆匆一瞥，也能让人多少看出法国人在他们那片东方大殖民地上正在做些什么。何况，要做我眼前这样一趟旅行，再没有比香港这个自由港更好的起点了；在一个东西方相遇、又不受海关羁绊的地方置办行装，那份便利是不该小看的。一般说来，从本国带一整套讲究的装备是个错误。通常每个地方都已琢磨出最合乎它自身需要的那一套办法，西方的行旅装备有许多是不合东方生活条件的。鞋和鞍子，西方来的旅行者自带是明智的；一切科学仪器，自然也以在欧洲置备为好。可除此之外，我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出产的，在香港几乎样样都找得到，而且价钱低得出人意料。通事和厨子是我从上海雇来的。通事是江西人，出自教会学堂，又在美国西部一所学院读过一年。他英语说得不错，各路官话也都还上得了口，在云南、四川应付得来。厨子是随一家回国的英国人从重庆顺「大江」下来的，如今能一路做工回去，哪怕绕远，他也高兴。他不会说英语，却懂欧洲人的规矩，我要什么他一点就透。后来证明他是个忠厚肯干的人，手艺也很过得去。

到三月底，我的准备都做停当了。去海防的船定在二十九日早上九点开；头一天傍晚，两条舢板把我和我的行装连同通事、厨子一起送到船泊处。我的东西堆在法国东方轮船公司「西江号」的甲板上，看着颇为可观；其实存粮不过适量：茶叶、果酱、饼干、糖、麦片、罐头肉、炼乳，另有几只搪瓷铁盘和厨子的炖锅，统统装在木箱里。铺盖卷和衣物装在防水帆布行军袋中，必备的地图、照相机和胶卷则装在皮箱里，图个稳妥。从上海带来的一副英国骑鞍，事后证明比我几次三番想买而没买到的墨西哥鞍更适合云南的小马。有人及时提醒了我一句，我便在香港买了一顶极舒服的轿子：竹制，做工好，有顶，还配着可以开合的屏帘，遮雨遮日两便。有人告诉我帐篷用不着，行军床却是必需的；后来证明确是如此。我带的那张床是美国造的，轻巧紧凑，还配着蚊帐架，一路上始终随我；末了留在了外蒙古的库伦，但愿它能再帮另一个旅人一把。我行装里要紧的一件，是一只爱尔兰小㹴；它第二天早上才到，那时我已差不多不指望了。它乘的那条船从神户开往加尔各答，进港靠泊时，它被人放进我等着的舢板里；我们爬上「西江号」的舷梯时，离开船不到一刻钟。结局好，一切就都好。我们平安上了船，我在这趟孤身的旅程里得了一个活泼的小伴儿；而杰克面前，则铺着两千多英里的好路。

去海防的邮船原定五十三个钟头跑完这一程。这船从前是葡萄牙的王家游艇，如今旧日的荣光只剩下玻璃和木器上那个惹眼的花体交织字号，以及她那修长优美的船身——好看是好看，却不大禁得住中国海的横流。我是船上唯一的女客，舱位很舒服，法国船员和安南侍者待我极周到。第二天下午有了一桩可喜的调剂：船驶进香港西南两百英里的广州湾，去看白雅特城这个新开的自由港——法国人一八九八年从中国取得这块租借地，正在此处经营商埠与军港；若是一切顺遂，日后是要同香港一较高下的。广州湾是极好的海湾，眼下停泊的那两三条船固然安稳，真到用时，停两三支舰队也容得下；只是白雅特城至今还看不出多少人们所预言的那份气象。为消磨等船的工夫，我上岸在这小小居留地空荡荡、长满草的道路上走了一圈。从海滩往上走，右手边是一长列看着挺结实的兵营，许多房子也是欧式的，各自坐落在大花园里，颇为好看。这一切之上，耸着一座双尖塔的教堂，气派得有些过头。与海滩平行的那条本地商业街上，几乎看不见什么生气；香港的邮船半月一趟，来了也不见有人醒过神来；本地人口似乎也仅够供应外国人那点需要而已。

这里又上来两三位法国官员，随行的是一队安南巡警。这些巡警颇有几分斯文的、女子似的气派：头发梳得溜光，在后颈处绾成一个低髻，外面用一块黑头巾整整齐齐地包着。他们的制服是深蓝呢的，配着浅蓝的绑腿，整个人看着利落干净。我同一位刚办完公事从白雅特城回去的法国人谈了几句。他对这处新埠似乎没多少信心，说政府把钱像水一样倒进去，却没有相称的回报。

法国开始留意这片地方，已有一个多世纪了；当年她刚在美洲失掉一个帝国，便做起在东方另建一个的梦。接着法国大革命来了，这梦同许多更实在的东西一道去了；直到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东张西望，才重新拾起这个题目。法国人一点一点在中南半岛站稳脚跟，最后的较量发生在八十年代，那正是当时非洲、亚洲上下一片抢地风气中的一环。中国在二十五年前便放弃了对这片土地的主张，可要把这地方安定下来，还花了许多年，而且至今仍有未了之事。人力财力上的代价极大；有一阵子，整个殖民扩张的政策不得人心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同它牵连最深的那个人——茹费理，人称「北圻的那个人」——政治生命就此断送。

北圻真正的历史，是从杜美先生任内开始的。他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二年任印度支那总督，这五年间，这位由巴黎印刷工人转而为激进派政治家和行政官的人，让人看见了一个有才干、有决断的人能做成什么。他初到东方时，海盗和土匪横行，每年亏空三百万法郎左右，孱弱的行政当局对这地方的种种可能一无所为。他离任时，这块殖民地已经立住了脚：无法无天的局面被压了下去，行政得到整顿，亏空变成了可观的盈余。他建起城镇和电报，扶植本地的稻作与蚕桑，又以特别的优待招徕法国资本，把茶、咖啡和橡胶的种植发展了起来。

这位精力充沛的帝国主义者并未就此止步。他相信「一个民族要伟大，就必须永远力求更伟大」，于是着手推行一套积极的进取政策，其目标似乎不下于控制云南与华南东南一带。他宣称，殖民扩张关系到法国的存亡。在他最后一份报告里，他回望上一代人的功业，这样作结：「我们还是那些人，只是我们不再相信自己了。我们的举止像一个被征服的民族，至少在世人眼里是如此。这是我们那套自我抹煞的政策的结果；无论如何要用一套有所作为的政策去取代它，那样我们才保得住自己的地位。」

进取政策自然不是杜美先生首创的——远在他踏上这块殖民地之前，法国的政治家们就已认清北圻是打开中国的一把钥匙；不过把这套政策从一句虔诚的愿望变成实事，是他的功劳。他不但着手把法属地经营成这桩事业所需的商业与工业基地，而且开了这盘棋的下一步：修铁路，好把法国商人——必要时还有法国士兵——送进那块觊觎已久的土地的心脏。他把全部方案筹划出来，向政府力争，为争取法国金融界的支持出的力比谁都多；今天，与河内和海防相连的铁路已在同登和河口两处越过了中国边界。

用它正式的名称来说，广州湾这块殖民地在杜美先生的方案里占着要紧的位置，他还预言它「作为商港前程远大」。同他那一派人一样，他也惋惜政府当年的节制失当，没有一并租下海南岛。如今正在设法弥补这个不幸的失误，法国在那片地方的势力正被着意经营；海南首港海口那所很大的领事馆、法国邮局和医院，即便就眼下的情形还说不上有什么道理，却都是日后指望的征兆。

离开广州湾的第二天中午，我们正沿着红浊的水道驶近海防；两岸是低平的草地，禁江在这里流过，北圻最主要的商埠就在它的右岸。不过据说它作为港口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因为进港太难。为改善水道花了许多钱，结果都不理想；如今有人主张在东边不远处那个美丽的下龙湾另辟新港。我心里对即将到来的迎接颇有几分不安。我们听说海关查验极严，而我们的行李件数又多；没有护照的中国人一概不准入境，我又疏忽了没给我的人办；当地正严行狗须戴口络之令，而杰克连项圈也没有。可是法国官员那份优雅的殷勤把每一处难处都抹平了。我们的包裹一件未拆，就被恭恭敬敬地送出了海关。我立刻带着我的中国随从到警署报到，在那里遇见广州湾同船的一位旅伴——他先赶了一步去说明情形；多亏他这番奔走，没有护照这一节便被宽宥了。至于杰克，很快就在一家大杂货铺里配齐了文明之犬的全套行头：口络、项圈、链子。这样的铺子，这地方看来是够用的。

海防是个可爱的城，人口两万上下，其中欧洲人大约一千。它同一切法国殖民地的中心一样，规划时着眼于将来：街道宽阔，公共建筑气派。可是万物之上笼着一层深深的沉静：大街上不见忙碌，铺子里像是无人光顾，店主也无心招徕。我在一家最大的铺子里拿出一块钱——合五角金币——去买几张风景明信片，他们找不开，而且似乎也懒得费这个事，我便没买成。占人口大半的安南人相貌好看，五官比中国人清秀，举止也比中国人柔和。除了脸上那份严肃之外，他们同缅甸人很相像。他们的衣着比缅甸的表亲和中国的近邻都素净，剪裁则一味讲实用，男女之间差别不大。海防的工作服是一条宽大的直筒长裤，外面罩一件加长的衫子，开衩到腰；干活时把前襟掖起来免得碍事。人人都戴一顶极大的草帽，帽带系在下巴底下。

不过海防我没看到多少，因为当晚就走了；河内——省会——看得更少：我们夜里十点半到，第二天不到八点便又出发。后者未能多看，我是引以为憾的，因为那是远东最好的城市之一。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家好旅馆、一座气派的官署、一座颇为讲究的车站，都坐落在宽阔的街道上，两旁是欧式房屋，围着一片片真正的绿草坪。天刚亮我坐人力车跑了二十分钟，看见一条条漂亮的大道通向乡间，这样早的时辰路上已经挤满了进城赶集的乡下人。据说省城和近郊的碎石路有一百多英里，全出自不知疲倦的杜美先生之手。可他在河内最经得起岁月的纪念，还是那几座漂亮的博览会建筑。当年他回国要为开发这块殖民地再借两亿法郎，被他求告的人自然要问：这地方究竟有些什么资源？他那令人信服的答复，就是一九〇二年那场有名的博览会。

海防与云南府之间每天各有一趟直达车。全程约六百英里，走了三天又一个傍晚。夜间不行车；在这类冒险的铁路上，这似乎是通例——我在君士坦丁堡到埃雷利之间的安纳托利亚铁路和巴格达铁路上也遇到过同样的规矩。通廊式的列车分四等。头等比欧洲大陆同级的车厢差，不过这似乎无关紧要，因为它照例是空的。云南府一位快活的英国青年说得好：除非是花别人的钱，没有人坐头等。二等和三等就其等级而言很不错；四等则是我所见过的这类安排里最舒服的：两侧是长凳，窗洞很大，不装玻璃。大多数乘客和全部的快活，都在这一等里。到处都有人以外的旅客：鸟、狗、山羊、猪都有位置，条件永远是得有票。我那条狗从海防到云南府的票价是四块金元；票一买定，杰克在车厢里的权利便同我的一样不容置疑。后来我在中国坐火车，处处都是如此。

北圻至云南的铁路是一桩了不起的工程，看得出法国人对付远东殖民难题时那份认真。这条线的下半段沿红河谷而上，工程上的大难处不多，虽说老街以南那一段至少要架一百七十五座桥；难在几乎雇不到工人。安南人不肯出手，中国人则因瘴疠之地成片成片地死去。有一阵子工程完全停顿，到后来只得在夏季停工。上半段则相反，尤其是穿过南溪河谷的那一段，把法国工程师的本事考到了极处。花费自然也相应地大。即便如此，许多路基看着仍嫌单薄，全然经不住初夏那种骇人的热带暴雨。离开中国以后我才知道，我过这条线过得正是时候：一九一一年夏天雨季来得极早，一连数礼拜，山崩和桥断把交通阻断得厉害。

这条线在财政上能否成功，要看几件不全在人掌握中的事情。眼下的关税章程确实不利于北圻贸易的发展，运价也许也重得超过了货运所能承担。不过在这些方面，法国人若认为有必要，是可以改弦更张的。可中国政府若照拟议中的办法修一条铁路，把云南府同西江流域连起来，那就等于把他们脚下的地抽走了。眼下这桩事业被革命打断了，可它终究会重新提起，因为工程上并无不可克服的障碍，而让云南经由中国自己的国土通往海口，在经济上、政治上都理由十足。

清晨离开河内，我们横穿一片宽阔肥沃的平原，田地整治得极好：稻田与玉米田相间，一直铺到远处一堵羽毛似的竹丛跟前，其间点缀着挺拔的棕榈和油亮的芒果树。走了一程，地势渐渐破碎起来，近处起伏，远处是山。茂密的热带草木夹着铁路两边；处处又有可爱的小径穿过丛林，通往高处的村落。这一带走走是很愉快的，若是做一只鸭子，住下来大概也不坏；可对人来说，这蒸笼似的热气想必极叫人消沉。到了云拜，谷地收窄，我们更挨近山了，可空气并无变化；若不是当天阴着，我们准要被热气熬苦。

同车的旅客多半是民政官员或与铁路有关的人，他们或谈天，或睡觉，或安安静静喝酒打发这难挨的时辰；这一趟路对他们毫无新鲜可言，也就无从冲淡那份不适。在一个小站上来了一个人，看模样像个种植园主，跟着他的是一个相貌姣好的安南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她向站台上一群本地人挥手道别时，哭得很伤心。那男人在这条线上似乎颇有人缘，不多时便被同伴们围在当中，没有一个人理会那女人。过了一会儿，三个人都睡了：男人睡在车厢的长椅上，女人和孩子睡在地板上。她就是北圻委婉地称作「厨娘」的那种人——不过是给一种安排另起的名目；欧洲人在一群筋骨松散、仰人鼻息的异族中间过着孤寂日子，这种安排便常常由此而生。这同阿萨姆山间那些偏僻茶园里的情形是一样的：年轻的英国小伙子被孤零零地撂在那里，离最近的欧洲人也许有一天的路程。难怪他们觉得难以守住那个仿佛远在天边的家所立下的标准和原则；也难怪他们一旦把祖传的规矩丢开——哪怕丢开的是极小的一件——就再找不到一个自然的停步处，一路滑到深渊为止。有一位年老的美国传教士曾对我说过一段话——他这一辈子穿晚礼服的次数大概不到十二回：「一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身子干净，心也干净，从英国出来，发现自己一整年被关在这样一座种植园里，身边没有一个同类。他本心是好的，可这考验太大了。头一步，他不再换衣服吃晚饭——换给谁看呢？接着，他的举止也随便起来。到末了，院子里就有了黑黄肤色的娃娃。」在北圻，这女人的境遇也许并不比在她自家草屋里差，直到那位种植园主回国，或是娶了欧洲太太来；可总归多半没有好下场。至于孩子，他们只是给那个不属这边也不属那边的阶层再添几个人；不过他们的命运大概比印度那些不幸的欧亚混血儿要好些，因为法国人的种族成见远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深。

在北圻边境的老街，我停留了一天歇脚——听说那里有一家舒服的欧式客栈。这小镇建在红河同南溪河汇合处附近的两岸高地上。南溪河对岸就是中国和中国的河口镇。老街的欧洲气息很明显；作为边境哨所，这里驻着相当一支安南步兵和法国外籍军团。外籍军团的人并不像传说中那样黑；他们待人友善有礼，很难想到这份举止背后是一段段毁掉的前程。不过他们结实的身板、饱经风霜的脸，同安南步兵那种细长的身形、清秀的五官对照起来，实在醒目。法国兵给他们的安南袍泽起了个绰号叫「小姐们」，我并不觉得奇怪。那家客栈由两位法国女人掌管，极有条理，兼作老街和河口两地欧洲人的俱乐部，顺带也是无数猫狗的俱乐部。开饭时，每个人跟前都围着一圈眼巴巴的四足常客，谁也不以为忤。东西方最文明的几个民族——英国人、法国人、中国人——都爱养宠物，这不过是又一个例子罢了。

河右岸的一座小教堂在竹林间露出白色，傍晚时钟声敲响，声音里有一种家常的亲切。我坐渡船过去，见堂里空无一人，只有两个安南兵安安静静、恭恭敬敬地跪着。我在渡船上来回坐了好几趟，得以观察这里的人。同缅甸人一样，男女之别并不显著；年轻的一辈中间，常常很难分得清。人人都戴的那顶大棕叶帽，把我带回到马萨诸塞州伯克郡山间一座老教堂里那些炎热的礼拜天下午——那时我那颗不安分的小脑袋，总在琢磨棕叶不做扇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如今我有机会看见了，因为我正身在棕榈之乡；童年里那些上教堂用的扇子，仿佛都变成了这里人人戴的帽子。安南帽的形状像一只茶盘，边沿有三英寸深，大小如同一个自行车轮。除了下颏底下那根系带，帽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圈箍，紧扣着头，帮着把这庞然大物固定住。它首先是顶帽子，遮阳挡雨；顺带还能当挡风板、筐盖、托盘，或者摇篮。常有法国兵同我一道过渡；我注意到他们多半安南话说得很流利，不像印度的英国大兵，本地话往往一个字也不会；而且他们同本地人的相处看着颇为融洽，甚至可说亲近。

在老街舒舒服服歇过一个周末，我一早动身。一路上得着许多好意的照拂——在异乡，这类照拂常叫人觉得「虽非骨肉，却胜似骨肉」这句话说得还远远不够。一位顺河而下的意大利人，替我拍电报给云南府最好的那家客栈的老板，好让人妥当地接我。我自己其实早已拍过了，可这并不减损他这番好意。另一位在中国海关当差的意大利人，在我离开老街时特地从河口过来送我过境，免得我为行李费神。还有一位这样的好心陌生人先拍了电报，通知这条线上唯一的那位美国人我要经过，好让两个同胞在火车过站时能在站上说上几句话。

离开老街，我们的路沿着南溪河谷而上；那是一条自东而来的小小山溪。景色这时野得多了；地势一层层升高，草木也随之变换：老街门前那片无路可行的丛林，让位于稀疏的草坡，草坡又让位于光秃的石壁。法国工程师最难对付的题目，就在这里。我们盘着那道窄谷绕出一个个漂亮的大弯，几次折回原路，穿过许多隧道；有一处深壑窄而陡峭，两壁直立，只得把桥分作两半来造，各自贴着崖面架出去，再慢慢放下，让它们在三百五十英尺下的河面上头合拢。最后，凭着一段几乎难以忍受的陡坡，我们翻过分水岭，眼前是一片奇妙的平原，水源充足，海拔五千英尺，目力所及之处都耕作得像菜园一样精细周正。

那一夜我宿在阿迷州一家半中半西的客栈里。饭菜不错；又多亏一位铁路官员事先拍了电报，我得了店里两间好房中的一间——其余的房间都归了老鼠。这才真正是中国了；那条欧式铁路连同它法国气的车厢和车站，倒像是一种侵入，是另一个世界。法国官员们显然也这么觉得，而且很有一套把自己看作你的主人和保护者的做派。

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在穿越云南大高原：一会儿翻过高踞平原之上的山岭间的垭口，一会儿溯着一道狭窄的石谷而上；灰色的石灰岩壁上点缀着鲜蓝的花和粉色的开花灌木。它们究竟是什么，火车驶过时我看不清。路多半穿行在一长段一长段小得像花园似的田地之间，其间不时有殷实模样的村落，半掩在竹丛里。景色极好，又极多变：上头是石山，下头是绿谷。热带与温带草木的交杂也很惹眼。我们在北纬二十四五度之间，同加尔各答差不多；可海拔将近七千英尺，这一相配，仿佛把生长的万物都弄糊涂了：稻与麦相距不远，而海涅笔下的棕榈与松树，在这里总算聚到了一处。

离开老街后第二天傍晚，我们驶近云南府。隔着平原望去，这座省城沿着一道东西向的低岗铺展开，气象很是堂皇。靠近城这一边，稻田间杂着断壁残垣，一直逼到城墙根下——那是一代人以前那场惨烈的回民起义留下的伤心遗迹。车站在南门外，离站不远有一所中国房子，被一对有心计的法国夫妇改成了极舒服的客栈；我在那里住了三天，用来张罗我的行装脚力，也看一看此地的风物。

二云南府的日子

云南省城的位置美得出奇。它坐落在一片广阔的平原上，北面城墙沿着一道低矮的石岗延伸；从岗上望去，城池与湖泊尽收眼底，四围环抱平原的大山也历历在目。此地海拔将近七千英尺，气候之好，宜于白种人居住。夏天最高不过阴处八十五度，冬天则清冷得恰到好处。凡领教过北京的刺骨寒风、广州的湿热或是成都的灰天的欧洲人，到了云南，见这里天光晴朗、凉风习习，总觉得自己被放逐到帝国这个偏远角落的苦楚多少减轻了些。城本身虽然树多，却算不上好看：整座城像一张窄巷织成的网，只在这里那里被一处庙宇的院落或一片空地割开，外面围着结结实实、三十英尺高的城墙；除了一座颇为不错的文庙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不过四郊可去的好地方却很多。那片湖长约二十三英里，从前也许曾拍打过西城墙，如今正渐渐淤浅，离城已有五英里；要去，得坐沉重的舢板，沿着纵横于稻田间的窄渠划过去。农舍、茶馆和掩在竹丛里的庙宇星星点点散布在平原上，平原上每隔一段便有一道高高的石砌堤埂，两旁植着树。低处田畴的富庶，同四围光秃贫瘠的山丘形成鲜明的对照——只有那些因庙宇而保住了林木的地方是例外。

云南府人口约八万，看着是个相当兴旺的城。近处的山里出铜，此地的铜器很有名，虽说按律所采之铜一律须解送北京。不过这座城的分量，主要还是靠贸易。它是一大片地区的中心，这片地区人口虽稀，却盛产稻、豆、小米这些大宗作物，果蔬也多。云南从前是产鸦片最多的省份之一；可我在的时候，一片罂粟田也看不见。上一任总督是很受人敬重的锡良——他是朝廷里唯一的蒙古人，自己不吸鸦片——在推行朝廷禁烟禁种的谕旨上决心极大，云南虽不大情愿，也还是跟着走上了新轨。继任的李经羲是个众所周知离不得此物的人，那些勉强改过来的人指望好日子要回来了，结果失望了。他多少认真地改了一阵，然后宣布自己年纪大了改不了；可这一省来日方长，非守法不可。于是他以严行禁令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其严厉几乎不下于前任。当时云南是这样，四川也是这样。我一路留意罂粟，却哪里也没见有人种。也许在偏离大路的僻谷里，还偶尔能找到一两块地，被查禁的人无心或有意地放过了；可大体说来，种罂粟这件事确实被铲除了——而就在一代人以前，观察一向仔细的贝伯尔还估算过，罂粟田要占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功是功，过是过：满人的统治或许孱弱腐败，可至少在一桩流毒极广的恶习上，它所成就的比任何西方国家曾经设想过的都要多。而它倾覆的种种缘由之中，禁烟政策所激起的不满，肯定不在末位。如今据说革命党领袖中间那种走火入魔的个人主义，已使禁令的执行松弛下来，罂粟又种起来了。

半个世纪以来，云南少有安宁。惨烈的回民起义前后闹了二十年，这不幸的省份从头到尾被兵火扫过一遍。那时候留下的残破痕迹，如今处处可见。刚刚平定，八十年代的中法之战又把云南卷了进去。后来是土著部族起事，北方的义和团之变在这里也得到了强烈的呼应。流血与动乱使这地方大为倒退，如今才刚刚开始恢复。

不过铁路的到来给云南带来了新的生气，将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很可观。省城里有许多新气象。新政在帝国这个偏远的角落里已经扎下了根。一所有八间病房、由中国人自己掌管的医院办得很好。学堂兴旺，甚至还有一所勉强称得上大学的学校。新编的警察遍布全城，据说相当得力。可最扑面而来的，还是那股新兴的尚武之风，你简直躲不开它。号声练习日夜不停，吵得人不得安生。到处都碰得见行军的兵，而那片大校场是全城最活跃的地方。眼下这许多举动和对西方观念的开明态度，底下垫着的是对外国人的畏惧。他们肯采用我们的办法，未必是因为中国人觉得我们的比他们自己的好，不过是明白：要同我们平起平坐地相见，就得拿我们自己的兵器来相见。查尔斯·艾略特爵士写义和团之变时，用一句话概括了中国人的立场：「且学会他们的把戏，再来了结他们。」如今这句话大概该改成：「且学会他们的把戏，免得他们来了结我们。」操练的士兵、新式的营房、装备齐整的军械局，以及今日中国到处可见的武备学堂，都表明在中国人看来，西方的哪一样「把戏」眼下最有用。云南府的武备学堂有一种很生动的法子，把该学的这一课灌进去。不久以前，学生们公演过一出戏——演戏这件事，中国人是很有天分的。其中一场演的是一个英国人踢他的印度仆人，另一场演的是一个安南人挨法国人的打。要教的道理明明白白：「你若不自强，这就是你的下场。」英法两国领事正式提了抗议，该道的歉也道了；可没有人相信这一课会被忘掉。

云南的百姓对外人干涉的危险如此警觉，是不奇怪的：他们西边看见英国人，南边更看见法国人，隔着边界贪婪地张望着、伸着手。近十五年里，这一国那一国的勘查队几乎连一声「借光」也不说，就把这一省踏遍了，查勘矿藏，规划可行的铁路线。在省城里头，法国人像是已经扎下了营盘：法国邮局、法国医院、法国铺子、旅馆、教堂，尤其是那座庞大的领事馆，都摆在那里，像一场更大侵入的前哨。这些气派的建筑占着这一处那一处未定之地的要害，样子是不祥的。看看法国在云南府和海口的领事馆，或是俄国在外蒙古省城库伦的领事馆吧——它们与其说像一个友邦的和平使节的住所，不如说像敌国境内一处设防的前哨。

而云南也开始动了。政府认真考虑修一条铁路东出本省、通到西江和广州，已有一段时间；我到云南府之前不久，两位工程师——很值得玩味的是，他们是美国人——已经北上，为一条连接省城与长江的线路做初步勘测。这两项计划若能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办成，法国人的指望就得告吹了。我在云南的时候，正赶上片马一案闹得沸沸扬扬——那是本省与缅甸之间的划界问题。抵制英货的行动已经发动起来；若是可抵制的货再多些，本来会更有效验，不过这也足以见出民情。总督李经羲因在此事上所持的立场，博得了极好的口碑；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免于几个月后被革命党人蒙羞驱逐。

但不论对外国人整体上的观感如何，单个的外国人在云南府似乎并不招人厌恶；官面上的往来看来也相当融洽。我发现交涉局很乐意尽力为我打通过云南的路——这或许有一部分要归因于该局总办曾在纽约当过几年领事。经过约定，一天下午我同一位传教士太太一道去拜访他的夫人。我们的轿子穿过弯弯曲曲的窄街，拐进一道不起眼的门，眼前是一个大院落；与其说里头是一所房子，不如说是好几所房子散落在一片鲜亮的花园之间。接待我们的那所房子，看着只有两间：一间外间，一间客厅。客厅的陈设是惯常的样式——依我看，从乡下客栈到王公府邸，这样式几乎一成不变：笨重的高背椅、笨重的高桌沿墙摆开，墙上挂着字画挂轴和鲜亮的联语；只有屋子正中一张大桌上铺着欧洲产的桌布，摆着几盘英国饼干和糖果。女主人穿着改良过的中国装束，举止从容而有威仪地接待我们。她那张五官清秀的脸，同人们在新英格兰老城的街上或教堂里常遇见的许多面孔颇为相像；脸上那点忧色，更加深了这份相像。她很高兴地谈起在美国度过的那些年；她女儿在纽约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念过书，对那些日子恋恋不舍，抱怨云南府没有交际可言；不过一提到新来了一位年轻的英国副领事，她便高兴起来，指望这或许意味着有网球可打了。在这偏僻的角落里，这是一抹意想不到的新中国的气息。我们告辞前，又有两个更小的孩子被带进来，都生在美国，一个叫「黛西」，一个叫「林肯」；可他们的英语已经在忘了。

在云南府的三天里，承英国总领事的好意，我得以到近郊做过一两次远足。有一天下午我们去的那一趟格外可喜，是去金殿——那是城外五英里处一座有名的铜殿。近城时，我们的轿子沿着豆田和稻田之间窄窄的土埂抬过去；再往前，路便走上一道两旁植树的高堤。我们顺着一条可爱的盘山路上到庙前；庙高踞山坡，掩在自家的松柏林里，一进一进的庭院层层升高，彼此以又长又陡的石阶相连。在最上一进院子里，几位和善的道士迎了出来；他们那份沉静的庄重，被庙里的狗吵得有些走样——那些狗见杰克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气，几乎气疯了。中国的庙宇难得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构造通常简单，宝物也少；不过样样都任人看，没有什么不见光的角落，而那些开阔的庭院花木鲜妍，很有意趣。庙里供的神像大都怪诞，甚或狰狞。能带一点佛陀传统造像那种慈和安详之气的，实在不多；不过在另一头上，它们也从不猥亵。

我在云南府略看了看这地方和这里的人，同时陆路行程的准备也在推进——这主要得力于内地会史蒂文森先生的热心相助。他在本省住了许多年，深谙此地的门道和乡人的性情，处处给我出主意。最要紧的事，自然是雇脚夫。我这趟行程的头一段——到建昌河谷的宁远府，要走两个半到三个礼拜——成败全看他们。史蒂文森先生把脚行的一位代表带到客栈来，那是个仪表堂堂、看着很殷实的人。他把我的行装仔细看过（连那条狗也「掂」了一掂，因为它或许有时得让人带着走），便定下了所需脚夫的人数。我想着万一要赶路，便多添了一个人，好让各人担子轻些。一般一担是七八十斤，一斤约合一磅四分之一。在云南，脚夫多半是肩挑：担子平分两头，吊在一根竹扁担的两端。我自己用四个人，因为我坐的是四人抬的轿子——这在路上已是最气派的了，只有官轿除外：官轿的轿杠是弯的，把坐轿的人高高抬在众人之上。起初我并不明白这个人数的分量，虽说我留意到我的通事问我用几个轿夫时那份上心。我切切实实体会到的，是这趟行程安排得何等舒服。坐在我的轿子里——上头敞着，下头围起来，配着防水的顶和可以放下的帘子，遮日遮雨、挡风、也挡那些缠人的好奇目光——我简直像坐在宝座上。座位底下有一格，恰好放得下梳妆袋、照相机和暖水瓶；脚边则宽宽绰绰足够杰克趴着。给通事备的是两人抬的轿子，他对此极不满意；我心里也有疑虑，只是我们的理由不同。他觉得只用两个轿夫有失身份；我则怕两个人担不动，虽说轿子轻，而中国读书人骨架细、没多少筋肉，算不上重负。总之这个安排不好使；到了宁远府，通事换了一顶围起来的轿子、三个轿夫，他自己满意了，我也满意了——同样，理由各不相同。

轿子太舒服了，久了反而受不住，于是我给我们这一队添了一匹马，是从一位要回国的海关丹麦人手里买的，四十四块鹰洋。云南马小而结实，灵活得像猫。它们个个保管会尥蹶子，我这匹也不例外。虽说卖的时候说它是绅士坐骑，它的做派却是驮马的做派。我们这一队里，只怕没有一个人没挨过它的蹄子；看它同路上遇见的马彼此「见礼」，更是一桩乐事。不过它脚程稳、肯出力；我这趟路长得有些超过它的能耐，但小心调养，到末了它还是撑得很好。可要保证它饮水吃料都到位，就得时刻盯着——虽然大半时候我另雇一个脚夫，专管这匹马，我不骑时替我牵着。而且直到最后，每回我下鞍，都还得吩咐一声，才保得住给它松肚带、把马镫挽起来。我们从云南府出发时，这一队共有十三个脚夫：六个轿夫、六个挑夫，外加一个「夫头」——他的职责是督着别人做活、调处争执、应付一切临时的难处。总之，他对我、也对脚行，负着照约办事的责任。就我有限的经历而言，夫头是一大福气。我遇见的几位都很能干、靠得住，善于化解为难之处，也很肯体察我的意思。至于那纸契约，那可是件正经事。每一处细节都仔仔细细写进一份洋洋洒洒的文书：路线、站程、人数、工价、怎么付、在哪里付。脚行执一份，我执一份；我这一份在行程终了时交给夫头，好让他拿去给脚行的头儿看，作为他履了约的凭据。每个脚夫从云南府到宁远府——通常算作十六站——可得七块鹰洋，约合三块半金元。约三分之一在动身前付清，其余按沿途定好的数目、定好的地点分付。脚夫每日的饭食与我无涉；不过他们若干得好，我须不时赏些「猪肉钱」。我相信，在街上现雇脚夫要便宜些，可远没有这样省心，因为脚行是要向你担保它的人的行止的；而脚夫这边，则须把工钱按定数抽成交给脚行。

我的存粮、铺盖和别的东西，都装在带盖的大筐里，用挂锁马马虎虎锁着。日子一久，筐盖松了，挂锁被凸出的石头碰掉了，可从来没有丢过东西，也没有被偷过。为防潮防虫，我叫人给筐里衬上中国的油布——那东西不经久，可便宜，在它管用的时候是管用的。另外还备了几张同样的油布，供在客栈里用。一张铺在地上，我的行军床就支在正当中；另几张铺在屋里通常都有的中式木板床上，把我的衣裳、马鞍之类搁在上头。油布新的时候有一股浓烈刺鼻的气味，不好闻，可防虫极灵。

极要紧的一项，是路上用的钱。我在上海的汇丰银行有户头，凡有欧洲人的地方都能兑支票；可从云南府到宁远，两个半礼拜甚至更久的路，我将完全离开外国人的踪迹。幸而云南在钱的事情上同别的事情一样正在苏醒，已有了自己的银币；而且这种银币本地人肯收——这一层并非到处如此，后来我为此吃过亏。在本地钱庄的帮助下，我如数换到了一批云南银元，价值同鹰洋相仿；又换了些四川的钱币，预备进川时用。此外我还很得意地弄到了七十来块湖北的钱，据说过了长江就到处通行。谁知到了宁远府，我发现除非打很重的折扣，没有人肯要。我不愿再背着它走，便决定折价卖给中国钱庄；可他们一发现这钱是两角的辅币，便无论什么价钱都不肯沾手了。于是我把它又带了两千来英里，一直带到湖北。可就是在湖北，人家也不情愿收。在汉口的铁路局，小钱一次收不过四角。你的车票若是十元五角，你就得拿整块的银元去付，好让铁路把一些没人要的零钱塞给你。到末了，我只好在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中间兜售这些两角的银毫。路上的零钱，我带的是一卷一卷的铜元；厨子则把一长串一长串的铜钱披挂在身上，那铜钱约二十文合一美分。

经交涉局安排，派了两名兵丁护送我过云南。这护送是官府的意思，并非旅行者所请求。中国人从一段并不全然体面的经历里学到：伤害一个欧洲人，甚至只是惹他不快，招来的惩罚都可能远远超出所受的损害；因此官员为免麻烦，总倾向于坚持派兵护送过境的外国人，而旅行者照例也只好接受。若是拒绝，日后有什么损失或伤害，要讨个公道反倒更难。就我而言，我并不想推辞。费用由官府出，只须照例赏个小费；而我发现这一路护送在不止一个方面都有用处。他们隔一段就换一班。走完他们奉派护送的最后一站，我便把我的名帖交给他们带给当地该管的官员；对方则回以自己的名帖，另派两个人来。

其中有些是旧式的兵，同衙役几乎分不出来：一身邋遢的黑红号褂，背上写着大字；武器不过是一件可以叫作小刀、也可以叫作大切肉刀的东西，插在皮鞘里。进四川以后，随我的通常是真正的兵了——新军的人，一身卡其制服和绑腿，还算利落，拿的是新式枪。不过无论旧式新式，我始终觉得这些人很有礼貌、很友善，遇到力所能及的小事都乐意效劳。规矩是一个人跟着我，另一个照应挑夫。他们对所过之地比我们熟，常常给我的脚夫指点近路，或是在田间替我们寻出错综的路径，帮了不少忙。有时先打发一个人去打前站，把当晚投宿的村子里能找到的最好住处定下来；他们常常很起劲地替我把屋子收拾停当。所谓收拾，通常是把地上积了不知多少年的灰扬起来——这我并不喜欢；再就是把糊在窗格上的纸毫不留情地撕掉——这我极赞成。中国西部难得见到玻璃，那层纸把光和空气都挡在外头，却挡不住好奇的目光，因为要戳个窟窿是极容易的。行路时，我的护兵很快看出我喜欢花，便一路采了大捧大捧的花送来，我的轿子常常变成一座鲜妍的花亭；他们有时也表一表自己爱狗，或者是想显一显当差的殷勤，把杰克抱起来走上半个钟头——这可叫杰克大为嫌恶，因为它那四条结实的腿从不知累，而它想把每个角落都查探一番的心思也同样不知累。脚夫们管它叫「小夫头」，因为它总留神照看着这一队里有没有掉队的。

注：中国许多地名后头所缀的「府」「州」「县」，是表示行政区划的名目。「府」大致相当于郡，「州」相当于部，「县」相当于区。带这些字样的城镇，就是各该区划的治所。

三穿过云南

我把动身的日子定在四月八日。那天早上四点半，脚夫们已由脚行的人领着等在门口；可真正上路，却是九点以后了。自己的行旅当真开拔，那总是个得意的时刻——因为此前不知有多少回，连能不能动身都还说不准。我这一队开出去时看着颇有气派：史蒂文森先生骑着他那匹结实的小马在前头，我坐轿跟着，仆人和脚夫零零落落缀在后面；可照例，总要缺一样。这一回缺的是交涉局派来护送我头几站的两名兵丁中的一个。人家告诉我们，他会在前头赶上来。幸而史蒂文森先生识得本地人的门道，一下就嗅出了那个惯用的把戏：两个人领双份的差旅钱，然后私下讲妥，只去一个。于是赶紧派人去寻这个溜号的；末了他在西门笑嘻嘻地赶上了我们——我们是沿着北城墙外一条坏路绕过去的。

我在这里同史蒂文森先生道别，把脸从城里转开。我又一次上了「大路」。头顶是云南明亮的太阳，面前是通向未知的长路。我同成都——那座西部的大省城——之间，隔着七百英里荒莽的山地，隔着六个礼拜不停的行程。我计划走的路先是几乎正北，过了长江便穿行那有名的建昌河谷；不过到了大渡河边的富林，我打算往西绕一段，一直到打箭炉，好歹看一看藏人，虽说我进不了藏地。临行前我在香港收到北京公使馆最后一封示警的信，可我并不怕会出什么事；这一路上那么一点点冒险的意味，恰好足以使路上的种种粗砺变得可以忍受。要过好些日子我才能再同自己的同类说话，可我不怕寂寞。「景象是荒野的，可景象是新的」；路上不断变换的趣味会把时辰填满。而我看着我这些人时，已经预先觉出了那种同甘共苦的长日子里必会生出的情谊。东方的这些人——土耳其人、印度人、中国人、蒙古人——在我看来都差不多：工钱给得公道，待人体谅，路上出了免不了的岔子时一笑置之而不去发火，他们一般都会给你忠实而甘心的服侍。只有当他们被过高的工钱惯坏了，或是被他们不懂的那种呵斥逼过了，外国人才会觉得他们既难缠又靠不住。而中国人是个极讲道理的人：他不指望不劳而获，做起活来又轻松又爽快。不过那时他对我还是个未知数，我打量我这一群脚夫，心里颇有兴味，也有一点没底。他们多半身强体壮，看着结实；两三个是中年人，其余都年轻。没有一个看着担不起这份活，后来也没有一个担不起。人人都穿着中国人少不了的蓝布衣裳，因新旧补丁不同，颜色从蓝得发黑到蓝得发白，样式则千篇一律：短而肥的直筒裤，上身一件束带的长袖衫，袖子或是长长地垂过手背，或是照天气卷到肘上。头上一般缠一条布，只有烈日暴雨时才戴那顶蒙着油布的大草帽。辫子多半掖在腰带里，免得碍事；不过偶尔也派上用场——比方一时手边没有帽子挡不住日头，他们就会利落地把一把树叶搭在眼上，再用那条乌黑的长辫子缚牢。脚上穿的是这一带少不了的草鞋。会穿的人穿着舒服，不经久却便宜（一双不过四分鹰洋），而且极防滑；这鞋看着有多合用，一般中国上等人穿的鞋就有多不合用。整个东方，仿佛只有赤脚的农夫和穿草鞋的山里人，不为自己那双脚所累。中国绅士的毡鞋和印度人那种趿拉着的没跟拖鞋，一样地不舒服、一样地碍脚。亚洲人至今也没学会穿像样的欧洲鞋，或者说没学会好好地穿：他们趿拉着一双剪裁拙劣、根本不合脚、又短了一截的东西走路。西方的鞋匠若想在东方打开销路，何不研究研究当地人的脚，做出合他们用的鞋来呢？

我们在云南的行程次序，每天都差不多。动身前大家都吃早饭，约在七点，吃的也差不多是一样东西——茶和饭；只是我的是从沿海带来的，脚夫的是路上买的。上午每隔一阵，我们便在路边众多茶馆中的一家歇下，让脚夫们歇腿、抽烟、喝茶。有时我就坐在路边自己的轿子里；更多的时候，我躲开村里的吵闹和肮脏，到外头稻田豆田之间找个地方，让马啃几口稀疏的草，自己在近旁的田埂上坐着，享受那份清静和干净空气。自然，我常常还是被村里人找着、跟上；不过他们的好奇并不怎么讨厌。他们一般在我周围蹲成半圆，安安稳稳坐定了，要把我看个够。若是凑得太近，我一笑，摆摆手叫他们退开，他们总是好脾气地照办。小孩子在那身脏底下常常着实可爱；不过在他们学会洗脸擦鼻涕以前，我得承认，还是远看为好。

晌午我们在顺路的客栈或茶馆停下来用午饭，好好歇一大歇。照例是在临街的大堂后头开我的饭，我的厨子尽他所能给我张罗出一点体面的清静。午饭仍旧是米饭，或许加一味炖鸡或罐头牛肉，饭后是果酱配饼干；晚饭也是如此，只是偶尔能弄到些葱头或土豆。我那张桌子铺上干净桌布、换上一道道盘子，对挤在饭铺门口、把门都遮暗了的人群来说，是百看不厌的趣事；而当厨子自封的下手——中国人再穷也总有一个可以使唤的人——用杰克自己的碗给它开中饭时，兴头更达到顶点。那时男人踮起脚尖，孩子爬到别人肩上，要看一条狗像人一样地吃饭。他们似乎从不觉得这狗的口粮可惜；相反，还常常笑着点头称许。我们离中国东部的饥荒之地有好几千英里；我所走过的地方，大半看不见什么乞丐或是面有菜色的人。下午同上午一样，每隔不久就在路边茶馆歇一歇——脚夫们照例是每个钟头要歇一回的。

一天的行程，通常在一个不小的镇上收尾。我本愿不是这样，因为村里更清静、更自在；可我的脚夫非如此不可：他们喜欢镇上的热闹和较好的伙食，而定好的站程也正是照此安排的。我们进镇总是又吵又气派。我的到来似乎总在人意料之中：窄街上像变戏法似的立刻挤满了张望的人。兵丁在人堆里替我的轿子开路，脚夫抬着轿子快步走，一个个扯着嗓子吆喝。我努力想学一学中国官员那份高高在上的漠然，可孩子们一见我脚边的杰克便欢叫起来，杰克又欢快地吠着回应，总把这份功夫全砸了。人们抢着看「洋狗」。我把它搂得更紧；直到轿子猛地一折向左或向右，被高高抬过门槛，抬进客栈的门、进了院子，我才透过一口气来——而人群丝毫不曾被挡住，一路跟到脚后，有时连内院也不停步：那内院本是留给所谓「官房」——店里最好的房间——的，多少算是个清静地方。我不能不同情店家：他这店里的规矩就这样被搅乱了；可他倒能领受，大概这份喧闹自有它的用处，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位漂泊的外国人赏了他的脸。我相信，人群久久不散、指望再看一眼这稀客时喝掉的那许多碗茶，总归也是一份回报。总之我们到处都受欢迎；我的人以在我看来极不客气的方式把店占下——院子里闹翻天，轿子和筐子堵住通路，替我抢最好的房间，再去试试门、胡乱把屋子归置一番——店主却只在一旁束手看着，一句话也没有。

在村子里，从路上一步便跨进一间大屋，那屋子兼作起居、厨房和饭堂，睡处则由此开出去。镇上的客栈，样式大同小异。进门是一间临街的大饭堂，摆满桌子，除了黎明时分，时时都有人坐着啜茶抽烟。穿过饭堂，便是一个石板铺的院子，四周通常是低矮的平房，偶尔也有二层，楼上开着走廊。厨房和睡房在这里，库房马厩则随处塞着。最大的客栈往往还有一个内院，较好的房间都开向内院。

厨子忙着张罗热水、夫头张罗支床的时候，我一般同「马夫」一道去看看马是否照料妥当。那马通常就在近处：有时拴在我门口，常常就在我屋子底下，有一回还在我头顶上。这工夫脚夫们正收拾自己，洗去一天的辛劳。他们围坐在院子里，用中国客栈唯一不缺的那样奢侈品——热水，冲洗胸口、头和腿。中国脚夫是否干净，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因为我天天都有机会看我的人擦洗自己。他们那身宽松的棉衣虽不常洗，却极透气，身上并没有西方那些不洗澡的人身上的气味。我倒愿意也能这样说客栈，可惜不能：那些客栈没有一家不臭，有时给我的屋子脏到我不肯住，便自己去另找，身后跟着一群不知所措的仆人和脚夫。几乎每一回我都能找到一处阁楼或马厩院子，那里至少有的是新鲜空气；店家二话不说就把地方让给我用，虽说我想他心里一定难过——他最好的房间竟被人这样嫌弃。

我通常晚饭后不久就上床，因为再没有别的事可做：昏暗的灯笼光看书太难，何况我的书本来就少。可是夜对我来说虽算不上长，中国人却同大多数亚洲人一样，并不把白天黑夜分得很清。没有事做就睡，有活干或有乐子就醒；客栈要过了半夜很久才静下来，四点钟又醒转，不到七点，我们就又上路了。

云南，顾名思义就是「云之南」；这是一片阳光之地，一片荒野壮丽之地，一片趣味不竭之地。它那十五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差不多都是竖起来的：无论你从哪个方向穿过去，总不是在上坡就是在下坡；草木的丰茂与荒秃，对照也同样强烈——光秃的雪顶大山，俯临着小小的河谷，那河谷竟是热带美景的活宝石；你一步之间便从一片乱石黄沙走进一处花园般的绿洲，一片柔绿，一片碧水。云南历史的驳杂，从聚居在深谷和狭窄河岸上的各色人等便看得出来。十三世纪蒙古人忽必烈名义上把它并入帝国，此后中国人便一直在做着一件平静而不可阻挡的事：把这征服坐实。如今全省到处都有他们，而且理所当然地占着最好的地方。可他们并没有灭掉土著，也几乎没有把他们同化。今天，各部族占了一半以上的人口；一张云南的民族图像一幅奇妙的百衲被：汉人、掸人、倮倮、苗人、傈僳的聚落彼此相邻而又界限分明，星散各处；其中有几族究竟是什么来历，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更添纷乱的是别处几乎见不到的宗教之分：全省一千二百万人口中，据估计有三四百万是回民。老实说，他们看着同旁人差不多，一般也都相处得很好——因为伊斯兰那份宗教上的骄矜，在讲实际的中国人身上引不起多少共鸣，而这里的佛教徒同别处一样地宽容。可半个世纪前那场回民起义留下了可怕的记忆；再加上汉人与部族之间的嫌隙，以及因禁种罂粟而起的普遍不满，就不难明白：云南是一块很容易长久不靖的地方，而外人干涉的种种可能也都在其中。

头一天上午，我们的路走在通西边的大商道上，迎面碰见成群往省城赶的人，多半是脚夫，背上背着或用竹扁担挑着大捆的柴、炭、鸡、米、菜。人人都是走路或骑马，路上没有一样带轮子的东西，连独轮车也没有。这人群不像印度人的聚集那样衣色斑斓、式样纷纭：一色的黑头发，一色的蓝衣裳；人立刻会想到，中国没有一种像印度头巾那样好看而有意味的头饰，是损失了多少。可这些面孔，无论肤色还是五官，其纷杂却超出我的预料。在美国，我们接触的中国人多半只有一类，而且多半只来自广东一省；云南人和四川人却是另一种模样：更高大，更结实，身架更好。要在异族人中间辨出面容和神情的差别，通常得靠阅历；在亚洲人眼里，欧洲人也是个个一般模样。可我在路上已经开始分辨出一张张面孔的不同，而且它们并不像我原先料想的那样陌生。我不断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人同家乡的某一类人、某一个人相像。比方我有个抬轿的脚夫，是个年轻的、脸上光光的小伙子，像极了我从前的一个学生，像得叫人有些不安。可是无论美丑、无论五官清秀还是粗陋，人人都友善地同我打招呼，而且多半等我过去之后，再拦住我的脚夫细问我的来历。我那顶四人抬的轿子表明了我的身份；我的人则照东方的规矩，抬高我便是抬高自己。我是个「读书人」，是位「女先生」；至于我来做什么，就不那么清楚了。传教士我肯定不是。反正不过是个女人，大概也做不出什么祸害来。

路过了平原便进山，一路盘上盘下，却始终铺着卵石和石板——那是多少代以前费尽苦心铺成的，如今正好印证中国那句「好十年，坏万年」的话。它坏得如此无可救药，以致人和马都得小心拣着地方落脚。长长的石级高低不平、残缺不全，顺着山坡上上下下；我那匹新钉了掌的马在上头打滑、趔趄，走得狼狈，每逢有一段硬实的红土路让人喘口气，我都要松一口气。我没有下轿，既不是出于胆量，也不是出于面子，而是心里明白：往后的路多半只会更坏不会更好，不如趁早面对它，这才是明智的。万一实在磨得人神经受不住，我总还可以钻进轿子，把自己交给轿夫那八条结实的腿，安心去看路上的风景。

头一天我们在普吉这个小村落停下用午饭。饭铺又小又挤，我的厨子只好把我的桌子摆在一群探头指点的人当中。我成了几十双黑眼睛的靶子，觉得自己一举一动都被议论、每一口饭都被数着。作为头一回的经历，这多少有些窘；不过人们脾气好得很，我想拍几张照片、用手势请他们站好或让开时，他们都很听话——照片拍得却不怎么成功。在这里，我又同自己那个世界接上了片刻：史蒂文森先生极体贴地派了一个跑腿的把早晨的信送来，追上了我。照约定，他的工钱是预先付过的；可他不知道我知道，便吵着要加钱。人群围拢过来听这场理论，等到这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拿了——而且众人都知道那是一份厚赏——他们便带着几分促狭的快意咧嘴笑了。中国人做买卖的天性使他们不偏不倚，哪怕一边是自己人，一边是外国人。

那一夜，走了约六十里、合十九英里，我们歇在二村，一个没什么意思的小镇。客栈极糟；我本可以拿「早点习惯最坏的也好」来宽慰自己，只是我并不能确定这就是最坏的。我的屋子从公共堂屋开出去，只有一扇窗，直对着街。从我进门那一刻起，那窗洞就被一张张张望的、好奇的脸塞满了；他们互相推搡，伸长脖子想看得更清楚些。我的仆人挂起一张油布，立刻被人扯开；于是我只好像从前的王公一样，当众洗漱、当众吃饭、当众上床。

第二天动身时，是个美丽的春日早晨。我们如今身在群山之中，路多半沿着光秃的山坡走；可空气叫人陶醉，越过一道道山脊望出去的景致也可爱。有时我们落进一个小山谷，谷里各有一小簇房舍，掩在羽毛似的竹丛间，四围是小小的绿田。狗叫，孩子追在后头，男男女女停下来笑着打个招呼，同我的脚夫搭一两句话。人们大体看着安适、吃得饱；不过这里那里，我们也经过一片片坍塌废弃的破屋。说法各不相同：有的荒废要追溯到一代人以前回民起义那些可怕的日子；有的则是近年的事——水利坏了，或是水不够用，而更常见的原因是断了鸦片这一项收成，把人逼得离乡。不过总的说来，可耕之地几乎没有空着的。实在说，看惯了大片大片等着人下犁的乡野的美国人的眼睛，见着这里一分一寸都不肯糟蹋的苦心，是要觉得心酸的。据说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那场荼毒全省的大乱结束时，云南的人口已降到一百万上下；如今，一半因为中国人天然的高生育，一半因为主要来自人口过密的四川和贵州的移民，估计已有一千二百万。总之，深知此地的人都说：宜于农作而空着的地已经不多，这一省能养的人差不多已经养满，再不能为东部那些过密的地方分一分忧了。日本以其人口众多为由力陈非要满洲不可时，这一层是值得记着的。

我们在富民县停下用午饭；那是个看着颇殷实的镇子，约有八百来户。照例，我是当众用饭的：虽有一个真正穿卡其制服的警察张罗，人群还是紧紧围着我的桌子；不过这是一群快活友善的人，注意力很容易就从我身上转到狗身上。我们在这里换护兵，因为这是县城，是一县的治所。从云南府随我来的两个人打发走了，每人赏了约合三分金元一天的小费。他们似乎十分满意。那是定规的数目；给多了，他们反倒要吵着再添。那天下午，我们在一家孤零零的小客栈长歇了一回；那客栈栖在山嘴上，位置极好看。脚夫们进去喝茶，我坐在轿子里，几个孩子围拢过来，只等我一露出凶相就跑。末了有一个鼓足了勇气，把本地代替糖果的东西献给我——连荚的生豌豆；我嚼了嚼，觉得挺爽口。我则分了些饼干给他们，孩子们高兴极了，做父母的在一旁看着点头。要走进中国人的心，路并不远：他们疼孩子，而全世界的孩子都差不多。不止一次，我靠着不去理会那些不情不愿、不肯待客的大人，一心逗那些随处都有的小孩子，就把一个尴尬的局面化解开了。讨得了孩子的欢喜，也就赢得了父母。

那一夜我们歇在者北，一个海拔约六千英尺的小镇。我的房间是店里最好的，脏，可又大又通风。屋子一边摆着一张供祖先的桌子；夜里我特意晚些才睡，好让店家有工夫烧几炷香——他们烧得极平常自然，对厨子刘摆在神位中间的我那些梳洗用具，毫不介意。

第二天我们的路走在高高的山坡上，沿着一道美丽的山脊而行。我们在山顶上一个围着墙的小村鸡街早早歇了一回——那村子栖在山头，看着极有意思。后来我们看见一场风雨横过群山压来，还没找着地方躲，云就在头顶上破了，把可怜的脚夫们浇了个透；他们倒受得住，一面笑，一面沿着山道快步跑。雨下了好几个钟头，路一会儿成了小溪，一会儿成了滑腻的红泥海；那匹马驮着厨子翻了一跤，好在人马都没伤着；脚夫滑的滑、跌的跌；轿夫也摔了，这叫他们很是难堪——抬轿的人跌跤，是被看作不可原谅的。傍晚时天放晴，烈日很快把路晒干，我们精神抖擞地进了武定州：脚夫们脚下利落，沿着通往这座颇有分量的镇子的窄田埂一路拣着走。我们进城的情形一如既往，介乎凯旋行列与马戏班子之间——人们奔来看热闹，孩子们喊，狗吠，我的人一路推挤一路吆喝；我坐在当中，万目所瞩，只好摆出一副和善的笑容来遮掩自己的窘。有人告诉我，中国人围观外国人，注意的多半是鞋；可轮到我，等那些目光落到我脚下时，杰克多半就在那里，把注意力引开了。

夜里又下起雨来，把我们留在武定州耽搁了一天。中国人适应力惊人，极热极冷都受得住，所以是很好的拓殖者：满洲和新加坡、加拿大和巴拿马，他们都能做活。可他们不喜欢雨，一场急雨就是停下不走的好理由。好在这客栈干净得反常。从街上拾级而上进外院，外院后头是个大得多的二院，四面都是两层的房子。我的屋子在楼上，望出去可以看见全城；这城近看比多数中国城镇好看。庙宇和衙门都格外讲究，房子是用云南红土晒成的砖砌的，看着很受用，翘起的瓦屋顶在树间露出来，颇有画意。

下雨的上午，我用来写字，并且伏在走廊上看底下的日子怎么过。起初的一阵兴奋过去以后，人们便照常做自己的事，不再为我的在场分心。院子一边是煮饭的地方：一长条月牙形的灶，像是水泥砌的，上头开着五六个火口；每个火口上是一个碗状的凹，正好嵌进一口大铁锅。这地方的食物一般是煮的，调味往往很用心。除了不干净之外，乡下人做饭最大的毛病是煮不透：中国人只要米和菜熟了就满意，不像我们那样非煮得烂了不可。在较小的客栈里，我的人自己做饭，有几个手艺还相当好。尤其有一个兵，做起有滋味的炖菜来是个行家，别人都很赏识。

武定州是约定付一期工钱的地方，又恰逢该赏「猪肉钱」的时候，我的脚夫们于是大吃了一顿；吃完便一心一意地用「番摊」把辛苦挣来的钱赌掉。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己人对赌，结果第二天有的人背着沉甸甸的一串串铜钱直打晃，有的人却不得不卖掉帽子来换饭吃。我只能指望下一个发饷的日子把这份战利品重新分一分。

下午放晴，我坐轿出门，由两名警察护着，到城外一处可爱的树林里去；我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歇了一阵，看着谷中的景致，庆幸能躲开客栈的喧嚣。我蜷起身子睡着了，醒来时很不自在地觉得有人在看我；果然，在我躺着的那道土坎顶上，正探着两双吃惊的黑眼睛。我一笑，那两双眼睛的主人——他们是上山时撞见我的——便在我面前坐下，连珠炮似的问起我来；我只能报以又一笑。于是他们也就安安静静、和和气气地坐着，一面小心翼翼地摸摸杰克，一面留神看着我。言语不通又有什么要紧：一笑是人人都懂的，而且往往能把话语反而弄糟的地方抹平。多年以前，我在藏地西部同一个脚夫走在大队前头，翻过一道高高的山口，冷不防下到什约克河上方一个小村子里。那里多数人从没见过欧洲人。我不能同他们说话，他们也不能同我的脚夫说话——因为他是山那边来的——而他同我也说不通。可我笑了，人人也都笑了；不出五分钟，我已经坐在核桃树下的草地上，膝上堆着人家送的花和桑葚；全村人坐在石墙上、屋顶上围看，村里的头人替我脱了鞋，给我揉那双走乏了的脚。

我从那处清静地方出来时，才知道近旁庙里的僧人来请我去一趟。那是一座寻常格局的佛寺，值得一提的只有一尊用晒干的泥塑成、上了彩的佛像，做得还不错。僧人本不肯收酬谢，说自己什么也没做；可他很想让我给他拍几张照片。

此后三天，我们的路翻过隔开长江与红河两大流域的山岭。我们如今已离开大路，村落和行人都稀少了。让我高兴的是，我们暂时离开了那种铺石的路——那种路上马蹄直刮直滑；硬土踩上去稳当得多，有时甚至可以让马小跑一阵。每天开头和收尾的一段，多半是走窄窄的曲径，或沿着分隔田块的草埂，或索性走在石墙顶上。我由此学会了敬重两样东西：云南马的稳健，和云南农人的俭省——他不肯把一分可耕之地浪费在路上。我们不时过一座石桥，多半只有一个拱，而且拱得极陡；路紧贴着拱的弧线走，马费力地爬上去，到另一边又一头栽着滑下来。这一带的桥很好看，为风景添了一分韵致；对照之下，新英格兰许多美丽溪流上那些像棚子一样难看的桥，实在刺眼。

我们的路交替地翻过光秃的或长着松树的山——山上到处是烧炭人的痕迹——或是穿过深谷，或是落进小小的翠绿山谷里。有一处，我们下了一道望不到头的石阶，阶的上下两端都有兵把守。这里从前是强盗出没的地方，如今官府正下大力气保障这条路上的往来。那一夜我们宿在一个极小的村落，客栈门口特意派了守卫，防着或真或假的匪患。

那时还只是四月上旬，可就是在这样的高处，花也开到了极盛，每天都有新的奇观。玫瑰极多：或是白色无香，或是小小的、粉的、带着辛香；地上铺满黄的蓝的花。我们不时经过一处安适的农舍，可这一带大半地方带着荒凉气，村子也不过是些凄清的小聚落；有一回我们过夜的地方，是一所远离任何村落的孤屋。离开云南府一个礼拜后，我们进了左林河谷——那是大江的一条支流——这里土地肥沃些。正如人家先前对我说过的，天气在这里变了；此后的二十四个钟头，我们在长江流域那种蒸笼似的热气里熬着。从这里起，水就不缺了。四面八方大大小小的溪流奔泻而下，把左林河涨得几乎同干流一般大。有一处，我打发人先去村里，自己留在河边洗一洗走乏了的脚；一个过路的渔人忽然经过，吓了我一跳，他却毫不惊异，客客气气招呼了一声就接着做他的活去了。中国同我们一样背着爱管闲事的坏名声。可是设想一个美国乡下人，在自家田边的溪旁撞见一个中国女人——从她抹得溜光的头发到她那双缠过的小脚，无一处不是异域的鬼影——他会同样地有分寸么？

当天下午五点，我们到了长江渡口，当晚过江已经太迟。走了长长一程，我又热又累；龙街村里唯一可住的地方，是一个逼仄无窗的洞，开向一个又小又脏的院子——店里最好的房间给一个病人占着。透过一道敞开的门，我瞥见一个猪满圈的马厩院子。院子一边有一座小小的、敞着的、神龛似的建筑，拾几级台阶便到。我的人虽然大惊失色地劝阻，我还是执意占下了它：这院子虽脏却干，而且至少空气足。人们在龛里铺上新草，我的行军床就支在草上；猪则被赶进我那匹马的厩里——比起同猪做伴，我宁愿同马做伴。那一晚我过得格外舒服，虽说四邻的屋顶上挤满了看客，多半是孩子，一直挤到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为止。

第二天我们乘一条大平底船过长江，人和担子、马和轿子统统乱七八糟挤在船上。水流太急，我们被冲下去老远才靠了岸。在这一带——实在说，从藏地一直到叙府——长江一般都叫金沙江。中国人没有一条河自始至终是同一条河的概念，他们的河多半在不同河段有不同的名字；不过就这一条而言，不把长江的上下游看作同一条河，倒也不是全无道理：在岷江汇入长江的叙府，岷江一年中大半时候水量要大得多，本地人一般也把它认作大江的正源。何况在汇合处以上，长江因水急石多不能行船，而岷江却是中国的一条大水道，把有名的成都平原的出产运往东边的市集。

下了渡船，我们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走了好几英里，那河的名字我没能问出来。景色荒寂贫瘠到极点，除了石头就是沙；若不是当天有云，这份热是很难熬的。不过我们如今已在多云的山里，晴天少得出奇，所谓「蜀犬吠日」。在一道细流旁的孤零零的小店略歇之后，我们陡然折上山坡，走一条曲折的小道；那道陡到连通事也不得不下轿步行。我吃力地往上爬时，回头一看，见我那条狗正舒舒服服坐在我的轿子里。它又累又热，吠了几声就被抬上去了。脚夫们觉得这是桩妙事；我吹哨叫它下来，他们立刻又把它放回去，说腿短的走这路是苦差。在这条路最难走的一段上，我们遇见几个衣着讲究的人骑着马过来，见我步行，带着一副高人一等的神气打量我。中国人认为有轿有马就没有走路的道理——轿子和马是做什么用的？他们大约是缺乏想象力，不然怎么敢骑着马下中国西部那些可怕的石阶——马驮着重负，一级一级往下栽？我想他们既没有体会到马的苦，也没有体会到骑者的险。这两样我都体会到了，所以我常常步行。爬了三千英尺之后，我们走上一片开阔的高原，耕作得极好；穿过高原，便到了当晚的宿处姜驿，海拔将近七千英尺。

第二天早上动身时正下着雨，这雨差不多下了一整天。我们此时所过之地，耕作和人烟都稀，可花木之富、之奇，足以补偿有余。开花的灌木之多，我在别处从没见过像这一带这样的；其中我认得的寥寥无几，多半全然陌生。后来我很欣慰地得知，波士顿附近的阿诺德树木园在这件事上做了极出色的工作：他们四处寻访，把中国许多美丽的树木花草的标本带回了美国。在一处小山谷的谷头，我们经过一座可爱的庙，半掩在夹竹桃里，四围是它自家那一片波光闪闪的绿稻田；再往前一点，是一所农舍，围着一道十二英尺高、开得正盛的玫瑰篱。四下里不见一点人迹，简直可以做睡美人的藏身处——不过走近去看，只怕就要败兴了。

那一夜我们歇在河口，一个小地方；我没看见多少，因为大雨把我们困在那里过了一天，我成了客栈里的囚徒。我住的小屋在马厩上头，上午就在马嚼玉米和豆子那安适的咔嚓声里写字。这一天剩下的时候，我拿梳妆匣里的东西逗店里的女人取乐；后来敞着的阁楼上冷了，我便到堂屋里，加入围着火盆里那炉好炭火的一圈人。人人都和气，男男女女都一个劲儿地劝我抽两口他们那长杆的烟。这里人人都抽，有时用这种长杆小锅的烟袋，有时用水烟袋——道理同印度的水烟筒相通。在四川这一带，我很少见有人抽纸烟；不过多亏英美烟草公司不遗余力，纸烟正迅速为人所知；一天苦路走完，我分给我的人几支，他们高兴得很。

从河口到会理州是两天的路程；会理是我这趟旅途上头一个大镇。沿途景色变化可喜。路有时走在高高的山脊上，往下可以望见谷中的美景，或是左右两边视野开阔——东边是神秘而禁人入内的倮倮地，西边是雅砻江以外尚未勘测的地方；有时路又落到溪边，带我们穿过一个个可爱的小村，那些村子掩在棕榈与竹、松树与仙人掌之间，四围山坡上是一片片刚要开放的杜鹃，白的红的。进一个村子时，我听见一种声音，像是蜜蜂结队嗡嗡，再放大一百倍。一问，原来是一所设在小庙里的学堂。趁脚夫歇脚的工夫，我送了名帖给塾师，立刻被请去参观。那是一所私塾，约三十个男孩，外加一个女孩——塾师的女儿。学生从六岁往上，各样年纪都有；据说一般在塾里读一年到五年。所授不过读和写；有两个男孩被叫起来显本事。在我这外行看来，他们念得很好，对着满页的天书流利地读了下去。

又一次歇脚时，我同一位村中的头人谈了话。他告诉我，他是由这个约四十户的村子里的人推举的，一年一任。他坦承自己不识字，可他神情有见识，举止里有一份庄重和自重。小的争执和治安上的小事，由他按不成文的乡例和他天生的精明来了断；村里该缴的田赋，也由他负责征收。

四川这一带的人看着颇为殷实，只是大脖子病之多很叫人不快。本地人的解释各种各样——有说是吃白盐所致，有说是喝雪水化的水所致。

四月二十日，我们到了会理州。会理是川南最大的地方，由几个镇子连成一片；一路进去景致很好，两旁是开满粉花白花的高篱。近郊几乎家家都在织布或染布，有时整条街都归了染匠：赤膊的汉子在大染缸旁忙碌，缸里是中国那少不了的蓝。过了一条半干的小河河床，我们便到了会理本城那高大的城墙下。从南门进城，我们飞快地穿过全城，到北门附近当晚的宿处；人越挤越密，「洋婆子」到了的消息一传开，人便从饭铺里、小巷里涌出来。这份好奇不足为怪，因为我不过是打这条路上来的第三或第四个欧洲女人；可这是我头一回独自进大城，那挤着看的人群着实叫人发怵。好在有一个小男孩跟着我的轿子跑，那张笑脸给了我一份安慰——他脚下飞快，跟得上轿夫。我也向他笑；等我们过夜的那家的重门在身后关上，我发现这个小家伙也在里头——自封的跑腿。他机灵伶俐，远在寻常孩子之上，无论东方西方；他很帮了些忙，除了出去跑腿，总守在我身边，带着小狗一般的神气看着我，我赏他一点小钱，他便磕头磕到地上。第二天天一亮他就上工了，一直在我轿边小跑，直到我们走出老远，我才打发他回去。这孩子我真想借了、买了、或者偷了走。

会理州人口约四万，正处在一片重要矿区的中心，近处山里出锌矿和铜矿，储量都不小；可路坏，加上官府的种种限制，把这一行压得抬不起头。这里虽是个贸易中心，客栈却出了名地糟；幸而我们在一所由几个中国基督徒维持的小教堂里找到了房间。当晚有几位教友来看我。他们看着有见识、有精神；虽说这城过去有过敌视教会的不好名声，据说眼下的情形已经令人满意了。

四建昌

离开会理州的第二天，我们进了安宁河谷。那是一条灰色的急流，同阿萨姆与川东之间那一组有趣的河流——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湄公河、长江、雅砻江——一样，都顺着经线的方向走。安宁河是其中最小的一条，被围在一片盘错的山岭荒野里，而它的河谷是四川通中南半岛最短的一条商道。南北大约八站的路程，它穿过一片叫建昌的地方，那地方以物产的丰饶与繁多闻名全中国。谷的下段极窄，平地有限，但两边缓坡上一层层的小梯田耕作得极为齐整。再往北，到宁远府一带，河谷豁然开阔，成了一片坦荡的平原。

在这片受天独厚的地方，热带与温带似乎是交会的，因为我从未见过这样杂驳的植被。稻与棉同麦、玉米、豆子交错着种，红花与靛青则见缝就插。各色果子也极多。不久以前，罂粟还把每一个转弯处都点得艳丽，可如今朝廷的禁令雷厉风行，正在不由分说地把中国人从他们自己手里救出来，罂粟已经无迹可寻。虽有怨言，看来建昌的农人比西部许多地方的农人更担得起失去这项赚钱作物的损失，因为他们的出产若经营得法，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家家村落农舍四围都种桑，丝的外销于地方大有进益。

不过这一带最有意思的出产之一，近年来已大失其重要。全中国、尤其川中这一带，长着一种大叶的女贞。人们在它枝条的皮上发现附着一粒粒褐色的小壳，大小形状都像一颗小豌豆。春天剖开，里面是一团蠕动的细虫。四月将尽、也正是我经过这一带的时候，这些虫壳正被小心地采下、包成小包，北运的路程已经开始。脚夫们担着约六十磅的担子在河谷里赶路，往往只在夜间走，免得毒日头晒坏这份宝贝货，使虫发得太快。他们的目的地是嘉定，那城在岷江边、一片大平原的东缘，正是所谓「白蜡树」——一种梣木——的产地。整片乡野都点缀着这种树，剪得像剪了梢的柳。货一到，虫壳便被仔细分装成每包二三十粒的小包，用叶子裹好，系在白蜡树的枝上。隔不多时，虫便从壳里出来，分泌出一种蜡样的东西，把大小枝条裹上约四分之一英寸厚的一层白。这层白被小心刮下，煮过提净，制成市上流通的小块，派各样用场。它是上浆与打光的一味要料，也用来给丝增光；尤其受重视的是它能使蜡烛的油脂更结实，因为它非到华氏一百六十度不化。但美孚公司的经营给白蜡这一行以重重一击。如今凡点得起灯的地方都通用煤油；从前每年有一万名脚夫赶着把虫壳送到嘉定去，如今我们只看见几百个。

三十年前，建昌大概是全中国外间知道得最少的一块地方。约在十三世纪中叶，蒙古人忽必烈以其兄成吉思汗麾下大将的身份，取道此地去征服当时西南一个独立之国大理；那位不知疲倦的威尼斯人随行其后，记下了「建都」——他给河谷与谷中都城取的名字——的几样特色。此后过了六百年，才有第二个西方旅人走这条路。七十年代末，英国驻华使馆的汉文正使巴伯自北而南走通了这条河谷，是自马可·波罗以来第一个进宁远府的欧洲人——若不算早几个月到过、却被人用石头轰出去的一位倒霉的法国教士。据巴伯说，当时关于这一带地方，现存的全部记述不过是「马可先生书里的两三句话，说他翻过高山之后到了一处丰饶之地，村镇甚多，而居民风俗极不端」。

这条路虽要紧，直到几年以前仍很不安全。几乎全程都在罗罗地那些无从攀登的险巢俯瞰之下，过路的商队非有护送不敢走，即便有护送，也常被山里下来的劫掠者冲散，人与货一并被掳进山去，人则终身为奴。大凉山即独立罗罗人的地方，是一片南北绵延约三百英里的山区，至今仍是东西之间一道几乎不可穿越的屏障；中国人除非成大队，无人自愿越过，而只有一支欧洲人的队伍从那里回来讲过经过。在这块地方的外缘，已有一点传教的工作，颇见成效，但至今对那些人还没有真正的影响。中国对那里的控制，只限于每逢出了什么不寻常的暴行——譬如几年前英国探险家布鲁克中尉之死——便组织一次或多或少无甚效果的讨伐。政府自然不愿为那些执意拿性命冒险的鲁莽外国人担什么干系。布鲁克中尉是未经许可去的；我在宁远逗留期间听说，有两位法国旅行家刚刚为翻山去叙府的许可白费了一番口舌。

罗罗地之内自然没有中国的政令，没有中国的官，而那些人彼此多少也分着派系，受各自头人管辖。关于这个有趣的种族，人们所知的一点点，是从所谓「熟罗罗」那里得来的——他们已接受中国的治理，星散在川西与滇西的小村子里，或许以安宁河与雅砻江一带为最多，那里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是土著、或土著与汉人的混血。接受中国的治理，一般并不意味着接受中国的风俗。他们守着自己的语言与宗教，一样是近于藏语的方言，一样是万物有灵的一种形式。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极容易分辨，因为罗罗人肤色更深，个子也更高，身架也更好。他们五官端正，神情坦率直接，很讨人喜欢。服饰上他们也不曾随主人的样。男子不留辫子，把头发在额上束成一个角；女子则守定她们的裙子，虽然四周的中国女人都穿裤。她们也不缠足，就凭天生的一双脚大步走路。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是东方未了的民族学难题之一；不过他们多半同掸人与缅甸人同源。连他们该叫什么也还没定。中国人叫他们「罗罗」，那不过是「蛮子」或「野人」的意思。他们自己认为这个词是侮辱，在他们面前应当避免；但他们彼此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平常用的是各地部落的名字。

五六年前，旅人还被告诫这条路危险；但自那以后中国官府已认真整顿。短距离间隔便筑一座汛房，各处关隘设防坚固，谷中还长驻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如今这趟路走起来已十分安全，只是从前的危险留下许多痕迹，所采的防范也显而易见。我之所以对可能的危险格外留意，也许是因为我的通事说：官员们虽把我们每个人的安全都照管到了，却尤其唯恐我出什么事——那自然不是出于对外国人的什么私谊，而是因为外国人的政府一旦有事，总有本事把局面闹得不好收拾。

自会理州往北，护送我的是真正的兵，全然是新军的样子。他们穿着卡其布军服、打着绑腿，看上去颇整齐，枪也是好式样，只是起初拿枪的样子很随便，凡驮马乃至脚夫躲我的轿躲得慢了，便拿枪去打。我听说，他们护送欧洲人时很爱在同胞面前作威作福，仗的是众人对外国人那份畏惧。我当场厉声制止；次日早起动身前又把他们叫来，借通事之口训了一番：我说我很高兴看出他们会用枪，将来若有需要，希望他们在保卫中国时能有好样子；可眼下对人对畜都该慎用兵器，若我在他们随行时看见这种事，酒钱一文也没有。兵们很驯顺地听了我的吩咐，旁观的人（中国总是有旁观的人）咧着嘴表示赞许。

自会理出来头两站是翻山进安宁河谷，那是一条高而多石的路，大半没有什么草木；可一到河边，耕作几乎连成一片，村落一个紧接一个。这一段河谷可以灌溉，而人们利用水源的巧思与本事简直神乎其技。有一处我们上了一道又长又宽的缓坡，坡上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田，由两条湍急的大水浇灌。可这水从哪里来呢？那坡到头便是一道陡峭的高崖，崖下是一道峡，金川——安宁河的一条支流——就从峡里流过。等到在坡顶转过一个弯，我们才看见：山腰高处开了一条人工的渠，费无数工夫把上游的水引到下面干渴的田里来。

也是这一天将晚，路横过一片光秃多石的山坡，有一处要从大堆的石头废墟中间穿过：右边像是一座塔，左边像是一圈围墙。我落在后面，采那天一路上开得最多的小蓝花。走近时，我看见二三十个穿着黑白长氅的人在废墟一带徘徊；我那位自命为我专门保镖的大个子轿夫迎上来，不容我停脚便把我催了过去。等我赶上在远处谨慎等着的通事，才知道那些人是罗罗，是「半熟的野人」，受商人等雇用，守着这处相当危险的地方——这里路离独立罗罗人的地界已经很近。我不顾劝阻，带着那大个子轿夫与一名兵折了回去拍照。有几个人跑开了，多数却不推辞，很和气地照我的意思站成一堆，我便趁着将尽的天光尽力拍了几张。他们那副独立的气度与大胆自在的神情叫我很感兴趣，我本想同他们说说话，可通事不肯走近，而且他们的官话是否好到能让人听懂，也很难说。

四月二十五日是我们进宁远府的最后一天，我很高兴：天越来越热，脚夫们走了长路也乏了。有几个正从村里雇人替工，给的不到我付给他们的一半。为躲暑气，我们日出前便动身。那一段路上我们常常在破晓的微光里出发；镇子还睡着，昨晚那全城的人都跟在我们脚后头，此刻却无人察觉地穿过空荡荡、回着脚步声的街道，那滋味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而在闷人的城墙之外，又一天在新世界里行路的乐趣正等着我。

有一阵我们沿着狭长曲折的河谷上行，谷渐渐开阔，随后我们折出去，翻过挡在宁远平原南端的矮丘。每一寸地都已开垦，只是庄稼多半还没出来。桑葚倒熟得快，是这一带丰富果子的先声。午饭前不久，我们过了一条溪，溪上的石桥居然正在修。在中国，同亚洲别处一样，造一所新屋、开一条新路是功德，修旧的却是白费工夫。我心想，莫不是有哪位大官要来？因为东方把《圣经》上那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实践得再字面不过；我不止一次体会到跟在大人物脚后头的好处。

那天将尽时，我们翻过山的一道支脉，陡然下到宁远平原；城半掩在树丛里，东南方远处则闪着马可·波罗记过的那片湖水。我们在一家茶棚歇脚的工夫，我看见两个骑马的人朝我们奔来，是欧洲人——将近三个星期以来我头一次见到欧洲人。原来是美国浸礼会的韦尔伍德先生与汉弗莱斯医生，特地骑马出城来迎我。一个钟头后我们穿过城门外的校场，不久便拐进一所样式一望而知是欧洲的房子，进了教会的院落。重又置身于自己的同类之中，实在痛快；在宁远的三天里我重新整顿了我那支小小的队伍，好走下一程，除了热得过分之外，日子过得很愉快。

宁远府是川中这一带最大的城，人口大概五万。围城的墙筑得结实，又高又厚，将近三英里长。城里没有几处值得看的建筑，这或许是因为约五十年前一场地震几乎把它夷平。据传说，明朝初年也出过同样的事：那时候城据说就立在如今湖水所在的那片洼地里，先被地震摇撼，随即被地下涌出的大水淹没。后来才在今址另筑新城。若本地人的话可信，风平之日还能看见那座淹没的城的遗址躺在湖底；而暴风雨过后，湖面上有时会漂着式样古怪的床与椅子。

即便中国这样偏远的一角，也显出新风气的影响，西方的观念正在进来。城里的学堂已经有所整顿；而驻宁远的军队想照欧洲的样子改造自己，这我可以作证——因为早晨的睡眠总被乐队起劲的号音打断，而且一转弯便遇见兵，走起路来颇有一股劲。那片大校场下午拨给人试马赛马。有一天我们骑马出去，我很高兴地看到，马主人们——这一类人是寻常传教途径不容易接触到的——对传教士懂马、会调理马这一点很是佩服。

我同云南脚行的合同只到宁远府，因此得在这里另作安排。我的老班底曾表示愿意跟我走下去，但末了只有一个跟了；别的人不喜欢绕道打箭炉——他们知道我有这个打算。何况他们还得在宁远的脚行里挂号，这他们不情愿，脚行也不情愿。于是我放他们走，他们对那份酒钱很满意——那笔钱确实给得离谱地多。自云南府动身后不久，我就看出这些人动辄要歇一天，比我愿意的次数多；而我急着赶路，知道春雨就要来了。我那时还不懂路上的规矩：若是脚夫自己要歇，是一文不给的；若是为你的方便歇一天，照例给一点，通常是美金五分。所以我觉得约束他们的唯一法子是悬个赏。于是我许下一笔明明白白而且不小的赏钱，只要他们在某一天把我送到宁远府；他们做到了——而我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寻常的脚程。有人劝我不必照许的数给，说他们是在占我不懂的便宜，日后还会给我招麻烦。可我想：我不懂是我自己的不是；不是他们开口要，是我自己许的赏；何况我确信，失信之害大过开一个坏例子。于是那笔赏钱照给不误；而我敢说，我由此得来的「说话算话」的名声，于我是大有好处的。此后我再没有悬过这样的赏，可我得到的服侍从来都好。

看着云南的人走，我心里不好受；他们结实、肯干，又很快摸熟了我的脾气。尤其是我的一名轿夫、那个叫刘的大个子，我本很想留下他——虽然在宁远出了些意外的底细。他几个星期前随韦尔伍德先生自云南走过这条路，一路本分；可领了工钱便喝了个烂醉，被客栈撵了出来，于是醉醺醺地跑到教会去。人家不收留他，他便动手拆礼拜堂的木栅，闹得不成样子。屡劝不听，最后被交给巡捕，关了一夜，挨了一顿板子。这一课他大概是记住了，跟着我并没有惹什么事。这是我亲眼所知的脚夫因酒生事的唯一一例。在东方偏僻处旅行，有一大便宜是身在不喝酒的人中间。多年前我同两个朋友在缅因州北部划过一趟独木舟。为了雇到保证不喝酒的向导——对一队女人来说，只有这样的才安全——我们几乎得去摇篮里和坟墓里找人；可在东方，这个问题简直不必考虑，就我个人而言，从来没有为此为难过。

我在宁远雇的人，大体比云南来的年轻些、矮小些，可活也干得好。新来的夫头是成都人，跟别人很不一样：高挑清瘦，身架匀称，五官也着实端正。做这个位置他显得年轻，可不久便显出他完全镇得住手下人、也应付得了任何难处。

叫我意外的是，我在这里的街上买得到灯油。人们不会把美孚公司想成一个传教机构；可它给百姓一种便宜的点灯法子，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实际上，确实把中国许多黑暗的角落照亮了不少。从前天一黑，除了赌钱抽烟便无事可做；如今勤快的中国人爱做到多晚都行。

同好客的主人道别，我心里不舍；可离开宁远平原那折磨人的暑气，也确是快事——教会的住处局促在城心，那热便格外闷人。暑月里传教士唯一的去处是四周山上的一座庙。我很高兴地听说，他们已在离现址不远处置了地，将来可以住得宽敞些。国内的人不懂在一座中国城里要透口气、活动活动有多难。城墙里头走路几乎不可能，又脏又挤；而城附近凡空着的地，通常都成了坟地。在宁远，除非花半天工夫出趟远门，唯一可以活动的地方其实只有城墙；有一天下午我在城墙上骑了一趟马，很是畅快。

四月二十九日早晨我们终于动身。我的队伍此时已增至十七人，因为我把通事升到三人抬的轿，把他原来那乘给了厨子——厨子是四川人，本该走得动路的。可他似乎实在走不动；说实话，他给我的印象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虽然他自认只有四十一岁。我想，要判断异族人的年纪，非有一双练过的眼睛不可。

出了城郊那一片可爱的果园，我们横穿开阔无树的平原。凡能耕的地，几乎没有不在耕的；可田里此时还是光的，在烈日下晒得发硬，等着迟迟不来的雨——这一段河谷因地势之故不能灌溉。头一夜就下了雨，此后无论泥土还是我，都不必再抱怨干燥了。头一站歇在礼州，谷口上一座舒适的小镇，客栈却糟。真正做云南与北路之间脚行生意的中心是礼州，而不是稍偏离大路的宁远；自此以后，我们所见的村中人口，几乎都以做脚夫为业。

自礼州出来头一天是短程，我们在松林从从容容地吃了顿长午饭，那里有一家极好的客栈。掌柜的不在，管事的是他妻子，看去很能干也很和气，把我让进他们自家的房里——相当干净，通风，也颇宽敞。其中一间里有一个像坟一样的大土堆，是灰泥一类的东西砌的。一问才知，里头封着掌柜母亲的棺与尸。她死了一年，但要等儿子回来才能落葬。中国人把死者停着不葬、等一个吉日的风俗，在人看来极不舒服也极不卫生，不过最坏的后果通常靠把那口沉重的棺材封得密不透气而避免了。到广州的旅人无不去看那所义庄。那是一大片小屋，坐落在花园里，每一间都收着定额的租，通常住着待葬的死者，而对他们所设想的种种需要，还照旧细心供奉着。死者的手沉沉地压在中国身上。不单是大片好地让给了坟墓、山头为了做五英寸厚的棺板而被剃光，就连日常生活的秩序，也往往被过分地牺牲给逝者。

我自加尔各答赴香港途中，在新加坡上来了中国驻当地的总领事。他正携家眷回广州去奔母丧。同他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七十年代赴美留学、后来忽被中国政府召回的那一批著名学生中的一个。此后他做过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参赞，对西方的一套十分熟悉。他在装束上把中西的丧仪符号配得很妙：白外衣的袖上缀着一圈黑纱，而长长的黑辫子里则编进了中国的白色孝线。他说他要在家住几个月，那期间他不便过问任何俗务。

我们此时正把建昌那精耕细作的地面抛在身后；河谷渐窄，两边的山更高更荒，可野蔷薇把每一个转弯都点缀得很美。我们经过的一个村子，整个被几英尺高的蔷薇篱笆围着，正开得满满的。自宁远府出来第二夜也不比头一夜好过多少，因为泸沽——一个相当要紧的小镇——的客栈极不舒服；不过进城之前我在河岸上安安静静歇了一个钟头，人清爽了许多，夜里怎样也就不打紧了。自泸沽往北一站，沿安宁河上去，便是冕宁县城，须走一条难走的路，那路最后没入大渡河那些盘错莫辨的峡谷。太平天国最后的几仗，正是在那些荒野的隘口里打的。我顺着河谷恋恋地望过去，可我的路是往右折，沿驮道去富林的渡口。

第二天一动身，我们便出了大河谷，进了东边开口的一条峭壁夹峙的窄峡。路沿山面盘上去，往往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宽不过五英尺；有一处竟被两扇重门死死拦住。门为我们开了；可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天却没有开——太平军的首领石达开冲不过去，只好折回，在冕宁县以上的荒野里迎上了败亡。

一路上处处是我们已近罗罗地界的迹象。荒着的地很多，人烟似乎稀少，可官与兵却多，汛房每隔不远便扼着路。村子的样式并不总是纯汉人的，我们偶尔也遇见分明是另一族的人。在登相营——即「筑墙坚固之营」——歇夜时，兵与罗罗都很惹眼。我们此时离大隘的顶还有约二千一百英尺；从前劫掠者正是由这道隘口打进富庶的建昌的。在客栈安顿好之后，我出去散步，由衙门特派的两名兵小心护着。在一条巷子里我看见罗罗女人在门口纺线；靠那两名兵——他们同她们似乎很相熟——之力，我给其中两个照了相。就眉眼与肤色说，她们尽可以充意大利人；衣服的剪裁也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如说是欧洲的。头上戴着这一族常见的黑料扁圆帽，用长辫子束住，外衣是寻常的毡。裙子是家织的，做成我们从前所谓的西班牙式褶边。据巴伯说，罗罗人的裙子大有讲究。除非有一位族人担保，谁也不能平安地走进独立罗罗人的地面；而担保的人，女人同男人一样管用。动身前她要加穿一条裙子，受她护送的旅人便成了不可侵犯的。可若这担保没被尊重，她便脱下那件衣裳，铺在地上，任它留在那里，向所有人昭示已经犯下的暴行，并向上天诉冤。总之我所见的女人神气颇可亲，有女人味；举止虽怯，却不卑屈。最了解他们的人都替罗罗人说好话，只是欧洲人同他们接触得多的很少。我所见的那些人看去穷得可怜。传教士说官府的手压在他们身上很重；而那些坚韧勤苦的中国人，自然早把最好的地占了去。

第二天我们翻小相岭，幸而是好天。自南面上去的一段极美。有若干里路，我们沿一道深窄的峡谷上行，傍着一条清亮多石的溪。那里的花与开花的灌木好看极了：成片的白杜鹃与粉杜鹃铺满下面的坡；还头一回出现一种灌木，开着长长的、羽毛似的芬芳白花。我们不时经过一座汛房，到处是兵，有的站岗，有的操练，有的闲着。有一处，一群人围着一个把一件像曼陀林的乐器弹得相当不错的人。他见我有兴趣，似乎很高兴，痛痛快快又给我弹了一遍。不过我们往谷上走得越远，那地方的模样便越显狰狞，正配得上暴行与流血；路边插着一颗罗罗强盗的头，仿佛把这地方的性子点了出来。

最后上隘口的一段是平缓的草坡。顶上海拔近一万英尺，路从一座设防坚固的哨所中间穿过；我在那里停了片刻，饱看四围的远景：西北是藏地山脉较近的几重山，东边是大凉山黑黢黢的峰头。隘的北面下坡又长又累，是一连串陡折的之字路与石头台阶。我过去的那个时辰，脚夫与驮马的行列几乎连成一线。汛房每三里一座，每到一座便出来两名特派的兵，规规矩矩向我行礼，一前一后各就其位，到下一座再由另外两名替下。我们下到低处，谷略开阔，容得下几块辛苦挣出来的田，四围是宽宽的石墙，叫人想起新英格兰；间或还路过一所孤零零的石头农舍，外面围着一圈不怎么顶用的篱障。可村子很少，不过是傍着兵营长起来的小聚落。全都有墙；凡大路穿村而过、把村子一剖为二的，两半各自围着自己那道土石高墙。而且许多房子造得像碉堡，三层高，只开几道窄缝当窗。有一两回我们穿过一座敞开的市集，墙很坚固，两端各有一道设防的门，供赶着走这段险路的商队略歇一歇。

越往北走，南边那种漂亮的石桥越少；这里的桥一般是木的，轮廓颇像新英格兰那些煞风景的家伙，只是两侧敞开、顶上盖着好看的翘角瓦檐，胜过一筹。桥头通常有一段台阶，这就确凿地表明——若还需要证明的话——这里根本不必考虑轮车。的确，过了那道隘口，往来的货也有限了。我们偶尔赶上脚夫匆匆担着他们那份宝贝的虫壳；或是弯着腰扛长而厚的松板柏板，那板有时高出头顶，有时横绑在肩上，逼得他们在窄路上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一问才知，山里的土中深埋着巨木，地面上一排排的新芽标出它们的所在。人们费大力气把它们挖出来，锯成板，那是做中国那种笨重棺材的抢手货。看来这供给像是取之不尽的，因为一代人以前谢立山爵士走这条路时，也记下过同样的往来、也得过同样的解释。罂粟既禁，这一带眼下几乎没有什么出口的生意，而进口的似乎主要是供建昌各营的军需。不过路的状况倒出奇地好，因为自登相营到我们下一站越巂，大约三十五英里，全程都用宽石板铺得整整齐齐。快到城时河谷略开，北面露出一座雪峰；而朝东南望去，可以顺一道窄峡望进罗罗地，边界离此不过十五英里上下。这几乎是围住那片禁地的山障上仅有的一处缺口。越巂本身坐落在一片乱石平地的中央，间杂着几块稻田玉米田，它要紧在于是一处军事重镇，扼着商道，防着这条容易下手的攻路。客栈最好的一间房臭得冲天，可我一查看，发现有一间敞着的阁楼；赶走几只鸡之后，倒很住得。

第二天我们的路穿过一道无人无田的窄谷。此后是可喜的一变：在覆着草的陡坡上爬上爬下，中间夹着好看的山沟。我想给一个在路上赶过的脚夫照相，他扛着一块九英尺长的棺板。给了一把钱和几支香烟，他答应了；可我一架起照相机，任我的人怎么安抚，那可怜人还是缩着身子直抖，我只好作罢。我心里那份滋味，仿佛自己踢了一条不会说话的牲口。

那夜歇在保安营——同这一带许多小聚落一样，不过是个兵营村，它的来历从「营」或「汛」这个字尾上便看得出来。客栈里我的房间正对着街，既不安静也无从清静，于是我出去散步，由一名兵、一名脚夫陪着。我发现坟地里有一处僻静遮蔽的地方，便在一座坟头上睡着了，我的人也在近旁照样睡了；可不多时我被杰克的叫声惊醒，发觉自己成了五十来个男人默默围观的中心，山坡下还有人在上来，我只好作罢，转到镇上去逛了一圈，看看杂货铺子。

第二天天没亮我们就上路。起初路又野又好看。道走得格外好，陡峭而修得结实的之字路把我们送上山、又送下山。后来谷开阔了，我们沿着开满杜鹃与鸢尾的美丽山坡缓缓上行。山上的云极好看，可不久下起雨来，一整天时下时停。

傍晚我们望见了海棠，是一座依山而筑、位置如画的有墙小城。城外一座庙看着不错，若不是雨此刻当真下大了，我本要去看看的。于是我改去察看客栈，那客栈似乎格外有意思。前面是寻常那种带顶的门院，后面是一进露天的内院，四周是带廊的房屋。由内院通出一条又长又高的过道，两边开着几间上房。我那间陈设颇为讲究，有雕花的床、椅与桌；最好的是有一道门直通城墙，我可以跨出去透口气，不被人看着。

我头一回领教「揩油」，就在这里。我吩咐通事把脚夫的肉钱交给夫头，才听说上一回那人扣下的份额太多了。看来一定分寸之内的揩油被认作合乎情理，可他越了公认的界。我一时竟不知怎么办才好。当然我可以把钱直接付给脚夫，可保住夫头对他们的权威是极要紧的。最后通事想出一个地道中国式的法子，既保住夫头的「面子」，又不叫脚夫吃亏。他走到脚夫们闲坐的院子里，高声叫夫头来领脚夫的钱，并把我打算给的数目——每人约一百文——报了出来。当着这一嗓子，夫头除了照数分给各人之外别无办法；他分是分了，脸色却极难看。事后我同他谈了一次，告诉他：在我看来，好夫头是既把手下人的活催得紧、又不欺压他们、不克扣他们血汗钱的那种人；这样的人，到末了会有一份好赏。我出手大方的名声在这里帮了大忙，此后这上头再没出过为难。我这个人也许免不了被「揩油」，可我的脚夫至少没有。不过那夫头想跟告状的人算账，要把他辞掉。幸而我又从通事那里听说了，便制止了。

揩油这个念头，在中国人心里像是生了根的。要铲除它有多难，从重庆一位传教士的高兴劲儿上便看得出来：他那位可靠的教徒账房替我雇船雇得极便宜，他为此觉得这一回总算可以断定没人抽过佣金了。

这一段路上我身上不带铸成的银元，只带大小不一的粗银锭，随用随兑成制钱。兑价各处不同，有时还有人劝我把去钱庄的事推到下一个镇上再办。当然，外来的人反正是要吃亏的；我敢说，走一趟穿越中国的长路，光是换钱这一道手续，就够你眼看着钱化掉，那还不算你花出去的。

第二天整天下雨，可那也夺不去这条路的可爱。路大半在一道深窄峡谷的谷底走，两边陡坡一直到顶都披着热带的青翠，其间点着大片粉的白的杜鹃；路边则是成丛的蓝鸢尾与黄的红的小花。我们下午早早就到了歇夜的地方平夷铺；虽然下雨，我还是出去走了走。我厉声吩咐，加上雨势相助，总算甩掉了随扈的兵——这几站以来他们寸步不离，我动他们动，我停他们停。他们诚然待我的舒适十分周到：扶我上下轿，采每天新开的花给我，屋里潮时替我看着火盆；可我厌烦了被当作嫌疑犯或王族来对待，何况此时我们早已出了罗罗劫掠的范围，我便索性要那份独自一人的自由。我在一片荒草的坟地里找到了清静，望下去是溪流，望上去是近处的山坡——那坡耕成一小畦一小畦的扇形，一直到顶；可坡太陡，每一畦都用结实的石墙撑着，免得玉米荞麦的收成滑到河里去。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出村时，听见官立学堂里孩子们已在诵读。看来少年中国是不肯浪费光阴的。约二十里路，我们沿一条好溪往下走，路颇险，因为陡峭悬垂的山坡上不时有石头落下来。过了一阵，爬高一千英尺，我们望见了大渡河；过午后不久，顺一道窄谷缓缓下了二千英尺，到了大树堡。眼前出现了好看的竹丛与成簇的棕榈，樱桃、梨、枇杷等各样果子也多了起来。那果子吃着很爽口，虽说品相不佳，而且往往没熟就摘了。这地方看去安静可喜，可半个世纪前太平天国最后的一幕正在这里上演——石达开残部就是在这里被围歼的。

那天稍晚我带着通事出去逛铺子；也正是这一回，我遇上了整个西部中国之行中唯一一次（我所觉察到的）不友好。在一家铺子里我看中一条有意思的铜龙。通事有个颇讨人嫌的毛病，爱伸手摸货，便动手把玩起来。那掌柜的于是走上前来，从他手里一把夺过去；等我们回程再经过那里，他又走出店门，甩着袖子使劲把我们轰开。通事说那人不喜欢外国人，可也承认那人是不愿人家动他的东西。

五官道上

这一回太阳总算灿烂地照着。我们顺着大树堡那条两旁尽是食铺的长街走下去，到大渡河的渡口，河面在这里约宽六百英尺。同在龙街渡长江时不一样——那次摆渡的只有我们一伙——这里我们置身在一群等得不耐烦的脚夫与驮马中间，因为我们已经上了一条通衢大道。两只大平底船装得满满的，在一片喧嚷（与马的尥蹶）声中平安渡了过去。我安坐轿中，尽情看上下游那壮阔的景致——河到这里自崖壁间甩出一道极漂亮的大弯。渡口上下，大渡河都在一片荒僻而少人知的地方流着。围住这一河激流的陡峭山岭，通得过的路极少；这河只有短短几段可以放木筏，而即便放筏，路上的凶险也大到木料的主人须立下字据，一旦出人命便得管棺材。

到了对岸，我们在一片卵石滩上登陆，穿滩走了一英里，到富林——一处兴旺的贸易集镇，坐落在流沙河右岸；流沙河是自北面汇入大渡河的一条小水。我们的路在镇外一道窄窄的土埂上走，埂边是一条沿山腰引过去的灌渠。我本很想下轿，可下来不是落进水里，就是落到三十英尺下的谷底去。不过我以为云南马凡是它肯走的地方，你尽可信得过它；我这匹一点不曾迟疑。说起来它只有两回不肯：一回是一段摇摇晃晃的栈道——那是把木头插进石壁上凿的洞里、沿崖面搭出来的；另一回是不肯从一块烂泥稻田跳上一段勉强一英尺宽的塌墙，墙那边还是烂泥。

富林挤满了来来往往的脚夫，我几乎挤不过去；不过看热闹的人群人是看惯的，何况除了最大的城以外，我早已不再一进城就躲进轿里。在大城里，高踞脚夫肩上挤过人丛，自然更舒服些，也许还更安全些；可在村镇上，我或走或骑，随便得很。即便最小的地方，我们的进村也是一声号令：每个村子里那几十条狗——高高大大、瘦骨嶙峋的野狗——总在我们进门时以一片吠声相迎，把消息一路传下去。说句公道话，杰克对它们不大理会，只管昂首翘尾地一颠一颠走着；只有它们凑得太近时才回头一露白牙，把那些怯懦的家伙吓得飞跑，惹得村里人一片欢呼，又围拢来细看这条又小、又勇、又亲人的怪狗。

自里头看去，富林并不好看，我便溜到外面，留我的人吃他们的早饭——他们一般九点光景吃。四川的作息与云南不同。我们常常不到六点就上路，我的厨子总能在动身前弄点茶给我；可脚夫要饿到八点以后，才停下来饱饱地吃一顿早饭。晌午通常还有一次长歇，那一次是为我和马；脚夫除了每个钟头一碗茶之外不再进食，直到下午过半我们到了歇夜的地方。破晓动身是很惬意的；不那么惬意的是到了镇上还剩半个下午，因此我定下规矩：在离镇一英里上下的地方停下来，安安静静睡个觉——只是那清静难得。一般总能在离路不太远处找到一个僻角，多半是坟地；可难就难在怎样不被人看见地过去，因为一旦被看见，人必跟踪而至。哦，我同人群玩过多少回捉迷藏似的赛跑：像贼一样贴着村墙溜，躲在一座小神龛后头；而结局总是一样——刚打个盹便被杰克的叫声惊醒，它正冲着不远处一大片蓝影子叫，那影子慢慢显出形来，是一排面无表情的村人。

有几英里路我们沿流沙河左岸上行，河水被四川的红土染得浑浊。肥沃的河滩地细心种着稻，高处则种玉米与甘蔗。田间散布着成丛的桑与橘，两边山的侧坡上稀稀落落长着橡与松。

走了一阵，我们循一道又长又陡的石阶爬上另一个河谷，比富林高出一千五百英尺，空气凉了，也清了。将进汉源街——我们歇夜之处——之前，我们从一座极漂亮的「牌楼」下经过；那牌楼是石头砌的，雕镂繁复，刻着神气活现的人物，演的是历史上的故事。这些牌坊的工艺与花样极可观。四川满地都是，成都平原上尤其多，通常是纪念某位官员的善政（他最好的一桩善举，大概就是给自己立了这座碑），或是表彰某个女人的贞德——而那份功德几乎无一例外在于守寡多年、或子女众多、尤其在于守寡不嫁。我听说广东有一座牌坊，旌表一位在众妇人中以年寿、以德行、尤其以子孙繁盛而出众的妇人：她有六子、四十孙、一百二十一曾孙、二玄孙。

汉源街在连接成都、雅州与边地的官道上。我们在这里进了一个新的县境，须差人到县城清溪去调一班新的护兵。下午过半我们到汉源街时，自大树堡随我来的一名兵立刻出发，来回各二十五里，赶在天黑前从清溪县回来，带来了要护送我往下走的两个人。西部中国的汉子，真不是好惹的。

第二天我们走的是那条大茶路，藏人嗜饮，每年灌下的一千二百万磅砖茶，大半由这条路运到边市打箭炉去。无论什么时辰，都看得见稀稀拉拉的人行、马行、骡行，驮着这份宝贝货吃力地走。自这项贩运的起点雅州到打箭炉之间要翻两道高隘，比起点高出七千英尺，而全程是一段令人生倦的上上下下。所担的分量更是惊人。李希霍芬男爵说：「世上大概没有第二条路，人要负这样重的东西翻越高山。」茶打成长方的包，叫「包」，每包约十八磅；据这位德国旅行家说，十包或十一包算是寻常一担。可巴伯说他常见脚夫背十八包，有一回见一人背二十二包，那分明合四百磅。那样的我没见过；可我从许多可怜人身边走过，他们在二百二十五磅乃至二百五十磅的重压下淌汗。他们一天一天地挪，一天难得走过六七英里。每四百码歇一回，可担子只在晌午与夜里才卸下来。别的时候，他们把一支包着铁头的拐子撑在担底下，暂时松一口那难熬的劲。行路时这拐子拿在手里，一路笃笃地点地；沿路的花岗石路面被这千百年的笃点磨出了一个个坑。担子绑在背上的一副木架上，高高地耸过头顶，顶上通常还压着他那顶宽边帽，帽子斜成那样一个角度，好替他遮雨遮日——连中国人的巧思也想不出让他能把帽子好好戴在头上的法子。有几个人一边走一边用一把体面的老太太式的黑扇子使劲扇着，那副样子同他们粗硬污黑的脸、结实的身板一比，滑稽得很。这些人看去憔悴力竭，他们的活是要命的活，虽说我相信他们比轿夫还熬得久；可他们同别人一样能忍、也一样爽气，肯笑，也肯把冷玉米饼分给那条讨得很俏皮的外国小狗。

我心里想，他们中间有多少是抽鸦片的。在不懂行的眼睛看来，迹象并不分明。我的脚夫中有一个，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墨丘利」，因为他脚程快得不知疲倦，八十来磅的担子挑着像不费力，而且很得意地总跟在我轿旁——寻常挑担的脚夫总是远远落在后头。可人家告诉我，他是这一伙里抽得最凶的。我这十七人的队伍里，连夫头在内有七个抽鸦片。照例他们只限夜里一口烟；而五年前的旅行者还抱怨说，抽烟的人非要晌午长歇不可。夫头正靠戒烟丸下狠劲要把这瘾断掉；他说太费钱了，尤其对一个有家室的人。好几个镇上，人家都指给我看官家卖这种丸药的地方。内行人说，那药往往同鸦片本身一样害人。

我的人中多数——确切说是十一个——已成家，八个有孩子。通事替我打听这些事时那份委婉迂回，我看着很有意思。这一类事在中国是不当众提的，同印度一样。

我那几个轿夫，恰好都是快活的单身汉，挣的钱但凡看上什么就肯花个精光——珠子也好、烟叶也好、帽子也好、点心也好，尤其是点心。有一种极甜、上着粉红糖霜的，是了不得的美味，每个墨西哥元两分。有一个人想拿这些贵点心喂杰克博它的欢心，我不得不很郑重地说了他几句。他说：「可小狗爱吃呀。」

中国人一般同印度人不同：只要有钱，在吃上是很舍得花的。逼到那一步，他能靠着几近于无的东西活；可一有机会，他决不亏待自己。路上隔不远便有茶馆与简便饭铺，专为脚夫这一层人而设，可往往并不难看。有时是像样的房子，临街敞着，摆着桌子，桌上一溜碟子，盛着菜蔬、咖喱与点心，后头灶上一口大锅煮着饭。有时茶馆不过是大路上一段用席子或带叶的树枝搭起的顶。手边一条凳上放一盆热水，供客人洗手洗脸，然后再上桌。看见中国人把一日三餐当作一桩热闹的聚会，而不像多数东方民族那样各自蹲在角落里一个人扒自己那碗饭，我心里很觉得可喜。

我很有兴致地留意我那些人吃些什么、花样多少、价钱几何；等人的许多钟头，我都拿来盘问店家与卖吃食的了。一碗好饭叫「猫儿头」，二十文，合美金一分，通常是正餐。端着这碗饭，人用筷子从桌上摆着的各样碟子里夹东西——豆子、白菜、生菜、辣椒等等，都是煮熟的。有时买得到连皮煮的热土豆，每个四文；同样的价钱可得一碗炖萝卜。豆子总以某种形式在每一份菜单上占要紧的地位。一盆鲜豆十文，干豆饼五文，煮烂滤成稠糊用来做汤的豆子每两七文，一大方块白豆腐卖一个铜元。一碟像粉丝的米粉或小米粉，加点醋调味，五文。拌糖的炒面很有销路。吃得起的人还爱买大圆饼，三十文两个。花椒面（中国人极爱各种形式的椒）每小包一文，糖每平方英寸三文。几乎每个脚夫的担子上都塞着一大块粗玉米面或苞谷和水做的扁饼，一路走一路啃。在打箭炉我的饼干吃完了，便叫厨子买些这个；剖开烤一烤，倒也不坏。茶自然处处有；一撮茶叶放在带盖的碗里，滚水随你添，一碗从五文到二十文不等，我觉得极提神。总的说来，那些吃食看着可口；而且无论汤水还是干货几乎一律是煮过的，这一点想必大有助于使这里的人免于他们违背卫生之道所应得的报应。中国人并无正餐之外不许吃东西的规矩，只要找得到东西吃；而这一路上处处是诱惑。路边井旁、大树底下，摆着一张小桌，看摊的也许只是个小姑娘，桌上摆着甘蔗段、枇杷枝，或者数得清清楚楚的一簇簇花生与瓜子，五个一文。

自渡口起第二夜我们歇在泥头，那是个相当要紧的边境村子，几座如画的红庙与牌坊使它颇为可观。在一家格外舒服的客栈里睡了个好觉，好对付即将到来的硬爬。早晨天色灰暗，云低低压在山上；不过至少动身时没下雨。路又陡又难走，我宁可步行；不多久我便走到人前头去，直到晌午才又看见他们，一上午我独自在山里过得很好。偶尔经过一个小村子，人和狗都出来迎我和我的狗。有一回一整村的人都涌到田里来，给我指上山的路。我的冷饭是在一道荒谷的谷口吃的，旁边一座孤零零的神龛半埋在灌木丛里，一丛丛鸢尾把那里点缀得很美。上飞越岭的最后一段，穿过一条无人的山坳，一道好溪从坳里冲下来，推着一座废磨坊那卧着的水轮。我沿着乱石的之字路赶上去，独自站在隘顶，海拔九千英尺。我知道眼前本该是重山叠嶂、峰上有峰，是地上最壮丽的景致之一；可惜厚厚的白云把一切都抹掉了，十英尺之外我就看不见东西。

想到那堵密不透风的墙后面藏着何等奇观，真叫人发狂；可那阵冷雨似的浓雾丝毫没有散的意思，除了顺着一条同我刚爬上来的一样陡、一样滑的路下去，别无办法。美国的探险家柔克义就是在这道坡上遇见一个去拉萨的香客的。那人自宁波附近的舟山群岛动身，已在路上走了七年，还要再走两年才到得了目的地；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他每走两步便五体投地，向随身带着的小小神龛拜下去。在这原始的山世界里，他这举动自有一种奇异的和谐；可我曾在欧化的加尔各答一条熙攘的商业街上看见一个印度人在还同样的愿，那不伦不类之感几乎叫人发怔——那天我从汇丰银行出来，差点踩着他。

将到化林坪——我们歇夜之处——之前，我望见右手窄谷对面，一座如画的庙宇高踞在一片林木覆盖的高崖之顶。其时下午还早，我便离了大路，带着通事爬下那开满粉杜鹃的坡，到一座横跨急流的可爱木桥。再吃力地穿过一片好林子爬上去，便到了庙前。庙是供观音的——顺便说一句，中国人最爱的神是慈悲的女神，这一点颇有意味。庙里像是没人，我们随意闲逛。看样子正在大兴土木，屋顶与神像都在翻新。过了一阵来了一个老和尚，领我们看庙后木构的僧舍。他说附近的殷实人家常在夏天来这里住上几个星期，躲谷里那股湿热。务实的中国人并不忌讳把自己的圣地派上用场：庙轮流当学堂、当议事的地方、当避暑的所在。

这地方看着太可人，我几乎想就此歇下；等我跨出一道门，眼前豁然展开一片摩天山峦的奇景，那心思就更重了。我们在里头的工夫，云散开了，露出那一整列大峰——它们像哨兵一样立在辽阔的藏地高原东端。自那道雪线往西，直到印度的平原才有低地。有那么几分钟我们看得出了神；随后云又合拢，只留下一段辉煌的记忆，陪我们下到那个灰蒙蒙、水淋淋的世界里去。

三十年前化林坪是一处要紧的边防；可今日那条两旁尽是营房的大街已经空了，长满了草，因为中国有效统治的前锋正稳稳地向西推进，推入番地。第二天早上我们是在双重的阴云下动身的：雨在下；马夫我已经给他服了一两天药，此时终于撑不住，只好同一名脚夫一起留下；而夫头因为得替那脚夫挑担子，一肚子火。这一天很早我们又见到了大渡河——自隘顶下来已降了五千英尺；这一程余下的路与下一整程，我们都沿着这条美丽大河的荒野河谷上行。这条河可以说是中国与藏地之间真正的地理与人种分界。凡河谷稍开阔处，总有中国人那种花园般精细的耕作：果树与坚果树极多，桑、桃、杏、核桃；田里的玉米、豆子与甘蔗长势都好。可自河岸那一条狭窄的肥土之上，两边是荒秃的大山耸立，陡峭的花岗石壁这里那里被深谷划开，路便在深谷里出出进进，急转陡下。那灰扑扑、拒人于外的山，几乎看不出可容人畜、树木或房屋立足之处，正与那灰扑扑打着旋的河相配——这一段河连木筏也行不得。陆地把人推开，河水只肯给人一个水葬，这仿佛不是人可以安家的地方；然而那些零星的中国村落却热闹而有生气，处处转弯的茶馆生意也都不错。

我们在冷碛歇早饭时，我从吵嚷的饭铺逃到路对面一座小庙里；庙的外院堆满了棺材，里头有没有人，我说不上来。一个和气的老和尚立刻把我找了出来，领我进一间内室，端上茶，让我坐得舒舒服服。一阵人声告诉我近旁有个学堂在上课；应先生——一位相貌堂堂的年轻人——之邀，我去看了看。二十来个男孩正埋头念经书、算算术，四周那些样子古怪的神像丝毫不扰他们。他们看去很精神，因为我不能留下看他们演一回体操，还真显出失望来。凡稍大些的村子似乎都有一所像样的学堂，而且不少还替女孩子办点事。

将到泸定桥时雨下起来了，那就意味着整整一晚要关在一家吵闹而有臭味的客栈里；我无奈之下，索性躲到镇外一棵大树底下，灌木丛替我挡住了路上来往的人。我的人早认定我有几分疯，便由我清静，只在近旁一座庙里派了一名兵看守；其实不必——这一带的人多半是藏人，他们没有中国人那种锲而不舍的好奇，究竟是因为教养较好，还是因为不那么机灵，我不知道。而我早早从客栈里溜出来也是对的，因为那是我一路碰上的最糟的一家；这一点我第二天早上特意告诉了掌柜的。可那也没得选。泸定桥即「铁索桥之镇」，它的要紧同它的名字一样，都来自它的位置；镇上挤得满满的，东来西往的旅人、官员、商人、兵、脚夫都有，因为一切往来都得在这里过大渡河——全河只有这一处架了桥。据立德先生说，在汇成长江的那许多大河之中，这实在是唯一一座桥。它是吊桥，建于一七〇一年，正当那位精力过人的君主康熙之世，长三百一十一英尺。构成它的九根木炭炼的铁索，两端照中国的老办法锚定；索上铺着活动的木板作桥面，两侧仅有一条晃悠悠的链子作护栏。风从峡谷里扑下来时——多数下午都扑——整座桥晃得叫人难受；而我看见负重的脚夫与马匹若无其事地走过，颇为诧异。可这桥不管怎样，是中国与藏地之间仅有的一条连接，因为大渡河上游一年里多半时候是摆渡不得的。

过了桥，我们顺着一条贴着崖面的窄路上行，那路多半是从花岗石里凿出来的。没有村子，只经过一两个小聚落，坐落在一小片冲积扇上，那样的扇形地在西藏西部常见，只是那里的扇端是高出河面二三百英尺的陡崖，而这里却缓缓斜到水边。

隔着大渡河，我们不时望见左岸一个分明是藏人的村子：没有树；灰色的平顶房像碉堡，往往只有梯子可上；即便用望远镜看，也几乎看不出什么人迹——这些地方有一种拒人的神气，同中国村子的热闹恰成对照。

我们此时正沿大雪山的下坡而行，那是藏地高原的前哨；可我们被夹得太紧，看不见更高的山脉——只有一回例外：山墙上一处豁口让我们匆匆看了一眼那壮丽的雪峰，高出我们头顶一万五千英尺有余。随后路一转，我们又被关进灰崖、灰河、灰天之间。那天将尽时，一个向左的急弯把我们带离大渡河，进了打箭炉河所流经的那道荒峡；我们连滚带爬地下到瓦斯沟——一个漂亮的小村子，其名意为「瓦顶寺之沟」。在那条长街的最西头，我们在一家又新又干净的客栈里找到了舒服的住处。同这一带许多木屋顶的村子一样，瓦斯沟似乎隔一阵便烧一回；这至少有一样好处：脏东西不容易积起来。

洗过之后我从客栈出来闲步，发现自己置身在临河的好菜园里；园与水之间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卵石带，此处水面与岸齐平。天黑之后男女还在辛勤干活。每一棵菜可以说都是用手一棵棵带大的，肥也一点不糟蹋：那宝贝东西是一勺一勺浇到每一棵根上，而不是撒得满地。就在河对面，一道二千英尺高的峭壁耸立，把村子整个压住了，衬得村子又小又无助。崖面上一条陡路盘旋而上，最后越顶而没；我恋恋地望着它，因为河这一边便是中国直辖之治的尽头。那一岸是番人的地面，住着蛮子一族，受各自头人管辖。自瓦斯沟往北，大渡河改名金川，即「金色之水」；整个那一带便叫金川，在中国史上以对番人最艰苦的几次用兵之一而著名。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瓦斯沟时，正好空出半天，让我得以越界跑了一小趟。一个体面的村人给我带路，我过了打箭炉河上那座摇摇欲坠的桥，气也喘不过来地爬到崖顶，望见一片辽阔起伏的高原，东面陡斜向大渡河，南北与西面被高山围住。那地方看去荒瘠，几乎无人，仿佛离那条辛苦挣来的、人烟稠密的通打箭炉的中国推进线有千百英里之遥。我们只偶尔遇见一两个人，汉人或蛮子；所经过的寥寥几处住所——都是高大如堡的石屋——也不见什么动静。这一整片地方欧洲人几乎全然不知，去那里的少数中国人一般都是过路的行商。据谢立山说，他们获准向部落头人交一笔钱，便可在当地女子中娶一个临时的妻；只是走的时候必得把她留下。

第二天我们沿打箭炉河谷上行到打箭炉，约二十英里。这一程要升三千五百英尺，但坡度极缓，只有看着那条几乎从头到尾是急流与瀑布的河，才觉察得出来。有好几英里，几乎找不出一平方码平静的水面。两岸之间往来的唯一法子是溜索桥，我见过三座。有几回我有机会看人过索。一根竹索两端用大石头牢牢锚在岸上，索上挂一副吊座，靠一截竹筒在索上滑行。人坐进吊座，凭自身的重量滑过大半，此后便得纯凭力气把自己拽上去。一失手便是必死；据说到了河心，那种想松手的冲动往往按捺不住。西方那些硬朗的探险家都一再承认自己怕这种桥——东亚的山里到处都有；可我看见男男女女过索，像过日子一样寻常。不过话说回来，中国人是没有神经的，你知道。

幸而这里似乎并不怎么需要过河，因为打箭炉河北岸几乎不见人迹。其实我们这一岸整段路上也没有村子，只有几个小聚落，间或一所孤零零的歇脚店。河被两边巍巍的石壁夹得太紧，除了那条窄路几乎再容不下别的。核桃树与柳树不少，我偶尔也看见一小片瘦弱的青稞或玉米；可若不是脚夫这一行生意，即便中国人也难在这里刨出一口饭来。事实上，这里似乎隔一家便是饭铺或茶馆。在其中一家，自泥头护送我来的那名兵大失体面地同人吵了起来。当时下着雨，脚夫们在喝他们那没完没了的茶，我便待在轿里。忽然一阵大哗，人人都掺和进去；我看见那兵揪住店家的辫子，抡起他那把短阔的刀，用刀面使劲打。我叫通事去拦，他要么没听见，要么不肯听；我只好尽力从轿里爬出来（女人身份低，一定得跨侧杠；碰了搁在脚夫肩上的那根杠，会叫他生疮），扑进去把那兵拉开。我知道——因为我试过——他那把刀是开了刃的。等这阵闹腾平息，我才弄明白：这场麻烦全起于店家要四个饼的钱，而那兵一口咬定只吃了三个。谁有理我不知道；可我教训了他一顿，说他护送一位女士还这样失态——那是一个十足西方的观点，在他听来大概如同天书；不过他倒像因我的责备很沮丧，那一整天都带着赔罪的神气在左近转，不时默默地把一束花放在我的轿扶手上算是讲和。

六打箭炉

打箭炉确乎是自成一类的，再不会有第二座城同它一样。它在海拔八千四百英尺处，看去像是坐在一口井底：四围覆雪的群山高出这座小城约一万五千英尺；而城虽小，却几乎无处安身，城墙之外简直没有一尺平地。它嵌在三条谷交会的角上：打河与折河在城下不远处会合，成了打箭炉河。我们绕过那道在此拦住峡口的崖角时，第一眼望见这地方，印象极深——灰色的墙与翘起的屋顶，从两旁的山坡上鲜明地凸显出来。

在打箭炉的城墙之内，中国与西藏相遇。我们穿过那条又长又脏的大街——街在这里同打河并行，打河自藏地山脉的雪原上奔泻而下——街上人相的驳杂立刻叫我惊异。街上涌动的人群密密匝匝，有骑马的，有步行的，藏人多于汉人；可从铺子里探出头来的面孔，分明是中华的。一群群相貌凶悍的汉子，披着皮裘毡子，昂然阔步，黧黑的脸上带着大高原上那种艰苦粗犷的生活抹不掉的印记。他们许多人身上带着这样那样的兵器，因为中国人不屑于缴他们的械。在他们中间，穿蓝袍的统治民族神色不动地走着：白净些、矮小些、也孱弱些，却无疑是主人。这是有组织的头脑对低等动物蛮力的胜利。五个人里差不多有一个是穿红袍的喇嘛，衣着并不比别人干净，面相也并不比别人聪明；而在人声与河声之上，城里各处庙宇里那种诡异的诵经与长长的号角哀音不绝地扬起。喇嘛教把打箭炉攥在手心里；我恍惚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几千英里外西藏西陲的赫米斯寺。那真是一幅极其如画的景象，有声、有色、有生气。

马可·波罗把雅州以西的地面称作「土伯特」；一百年前中国的边界止于打箭炉，而今日直线西距一百二十五英里的巴塘已是四川的西界。但实际上，中国直辖之治止于大渡河，河右岸的人由他们的头人管辖。打箭炉在明正土司的辖地之内，土司的官寨是这地方两三处值得一看的建筑之一；那七百来户藏人（喇嘛不计在内）直接归他管。可王座背后另有一股力量：这座城其实是中国官员在治，因为它是通西边那片地方的锁钥，而朝廷早已看清控制这条通拉萨的商道兼军道有多要紧。革命于中藏关系将有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赵尔丰以边务大臣的身份，把中国在拉萨的统治做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成其为事实；可他已经做了满人衰弱的牺牲品——汉人与藏人都恨他，一九一二年一月，他死在哗变的兵士手里。

打箭炉与拉萨之间，隔着几百英里荒瘠的、风扫过的高原与凶险的山隘。我相信其中至少有十道隘口高过勃朗峰。两地之间的往来，走的是世上最难走的山路之一；然而十八世纪中国人最终征服西藏，正是由这条路；今日贸易也大半走这条路。凡断言中国人全无军人之质的人，一定是忘了他们对藏人所立的功业——更不必说他们战胜尼泊尔廓尔喀人那桩更为惊人的武功：中华的七万大军横穿了世上最难到达的整片国土，在离基地二千英里之外作战，把东方的劲旅打败了。

内地会在打箭炉设有站点；可叫我失望的是，我去时那两位传教士都不在。虽然他们的中国助手很热诚地招待我，在教会院落的一所房子里给我安顿了住处，但不能同两位定有许多有趣见闻可讲的人谈一谈，我实在觉得是一桩损失。何况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过了两个星期之后，我本一直盼着再见到自己的同类。幸而约与我同时，打箭炉还来了另一位旅行者：一位英属印度军的军官，休了两年的家假，正绕道回任上去。他也住在教会院里，我们不久便彼此发现，于是我有幸谈了些有意思的话，也有幸真正地「进了一回餐」——独自在一家有臭味的中国客栈里吃饭，无论怎样也称不上进餐。我得知贝利上尉曾随荣赫鹏的远征队到过拉萨，此刻正要往巴塘去，指望能自中国这一边横穿西藏。我们互相比较见闻，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同从前多次一样，我又一次感到：男人旅行时总有本事替自己弄到舒服。万不得已时，他也能过到只剩个骨架的地步；可一般说来，女人若打定主意吃苦，对睡得软、吃得好——尤其是后者——要比男人淡漠得多。不过有一样东西我有而贝利上尉没有，那就是一条狗；我想他对我这个四条腿的伴儿颇为艳羡。我知道我是很眼红他能到打箭炉以外的荒野里去再历一番险的。几个月后我才听说：他虽未能如愿到拉萨，可他在阿萨姆、西藏与中国之间那片人所少知的地方的勘查，替他挣得了很大的声名，还得了皇家地理学会颁的吉尔奖章。

多亏贝利上尉，传教士不在并没有给我带来不便——我本指望他们帮我兑一张支票的。他好意把我介绍给邮政局长；他带着成都英籍邮务总办给那位局长的信，而那位局长极客气地把我下一程所需的钱全数给了我。一九一一年的大清邮政仍与海关同归一处管理，办事也同样有效率。它已在全中国铺开一张邮路的网；到此时，若非革命把事情搅乱了——而多半是搅乱了——打箭炉与巴塘、拉萨之间本该已有定期的邮班。诚然，打箭炉的办法相当原始；可叫人吃惊的是那里居然有邮局。我到后第二天早上去取信，人家指给我看小小的局里地板上一大堆东西；我同通事花了足足半个钟头，才把我的东西从那堆积灰的物件里拣出来——那一堆多半像是打箭炉那个规模不小的法国教会的。没能见到那个教会的人，我很觉可惜；那教会设立已久，据我所知在藏人与汉人中间都做事，而新教则只限于汉人这一块。关于新教的事工我也同样没能打听到什么，因为传教士都去巴塘了。不过有一位本地牧师到我寓所来拜访，他那张确实秀美的脸与端凝的举止，给我极深的印象。清秀、安详、面容纯净，他尽可以做一尊佛、或一位中国的圣约翰的模特。在我对中国人有限的见识里，那些以神情之美与举止之可亲而出众的人，正是两三位较有教养的基督徒。他们本就眉目清俊、气度端凝，而基督信仰的点染，似乎把他们那一阶层惯有的倨傲木然化成了一种极有魅力的安详。可惜这样的情形不多；西方的热心既能修补，也能损毁——它在传授西方的信仰与学问时，往往粗心而无谓地毁掉了东方关于操守与仪态的理想，而那些理想往往比我们自己的更在情理、也更可亲。西方人对东方的一套做法与标准所抱的那种自满的笃定，其实没有多少根据。从前我们责骂东方人，说他们不肯承认我们有什么可教给他们的；他们如今正在改；可我们在拒绝向他们学这一点上所显的愚蠢，同他们一模一样。就拿仪态这桩小事来说——如果这算小事的话。美国不止一位教师承认过，偶尔来的东方学生在教养上给人上了一课，其价值不可小看；可在中国的西方人中，又有几个显出过一点想学中国士绅那种端凝有礼的风度的意思？在这花之国里我领教过没规矩的人，可那不是在本地人中间。

自宁远府一路走来是又长又苦的一程；连着两个星期赶路，对谁都是负担；可我们无论到哪里，都不曾给全队找到舒服的住处，而人又情愿赶路，我也就不愿反对。不过通常七天歇一天，他们是很乐意的；因此在打箭炉能喘一口气，大家都高兴。仆人与脚夫头一天全用来收拾自己：剃脸、剃头，把辫子洗过、梳过、重新编好。有几个还添了新衣裳打扮起来，另一些则满足于把旧的洗一洗。除夫头外他们谁也不曾到过打箭炉，所以看热闹的兴致同我一样高；此后两三天我在城里闲逛时，转到哪里都有我的脚夫同我打招呼，他们正尽情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假日。

打箭炉可看的东西比我原先指望的少。铺子里多半装着寻常的中国货，我想找几件西藏的古玩，白费工夫——拿给我看的都不值什么。我想，能不能弄到真正够得上的东西，全凭运气。总之，我要找的那种别致茶壶与手摇转经筒，一样也没有。像样的豹皮也找不到——不久以前豹皮多得成了一项要紧的商货。不过我至少享受了同当地人讨价还价的乐趣；我觉得打箭炉最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人。也多亏藏人的淡漠——或者说礼貌——我能到处随意走，不被一群男人小孩缀着。中国兵很惹眼，因为这里自然是一处要紧的军镇，也是沿通巴塘、拉萨那条西边大商道驻军的转运站。受他们保护的中国人约四百户，多半是商人，个个看去油光水滑、家道殷实。他们显然靠这地方过得很好，不像藏人，一般是又脏又破又穷相。我得承认，我对藏人是失望的。他们虽体魄强健、气宇豪放，我却不像多数旅行者那样觉得他们可亲。他们没有西藏西部拉达克人——他们信仰与血统上的表亲——那种古怪的快活；我后来在蒙古所打交道的人身上那种爽朗的友善，在他们身上我也一点没遇到。我在打箭炉闲逛时所见的一些人，那面相之凶恶是我生平未见的；关于边地喇嘛之凶残的种种传说，我很信得过。多半百姓是比他们的僧人好些；不过果真如此的话，他们的相貌也未免太屈了他们。很少有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低到没有人替他说话的地步；而白种人在东方的统治有一个可喜的侧面：一个人只要还有半分人味，多半会替他所治下的弱者出头。这或许出于据有者的自豪，或许是亲身相处得来的了解使然；可无论缘由为何，在白种人的议席上，没有哪一个种族是全然无人辩护的。贝利上尉在印度东北边地的行政上同藏人打过长久的交道，他也不例外，很起劲地替他们辩护。我没有足以同他相抗的见识；可当他断言藏人是干净的民族时，在我看来他未免言过其实——我原以为他们的脏是无可否认的，尽管在他们那高原上的烈日与严寒之下也是情有可原的。

中国同它那片广大西部属地之间的往来几乎全经打箭炉，这小城因此终日熙攘不宁。自西藏运来皮张、羊毛、黄金与麝香，在这里换取烟叶、布匹与杂货；不过大宗的货自然是茶，自打箭炉运出的每年在一千二百万磅以上。城里最惹眼的是存茶待售的大栈房；还有许多藏人的号子，把茶重新打包，改由牲口驮运——从东边来的脚夫到这里便由牲口接手了。在中国人这一边，这门生意多半握在几家大商号手里；他们打交道的是西藏僧界的女代理人，那些人在藏地几乎垄断了茶的销售，向穷人索取高价而获利甚丰——而茶在穷人是活命的必需。

那些窄街的杂沓与污秽看得我厌了，便很乐意逃到寓所上面的山坡去。教会的院子又小又局促，腾不出园子；虽说沿墙长着大丛的鸢尾，把那灰石头房子的冷峻点亮了些。但从教会房子后面爬一小段，便到了一处清静的角落，从那里可以尽览全城、并望见上下游的谷——谷在这里窄得仿佛一块石头就能扔到对面山坡上去。

到后头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一早动身去明正土司的夏宫；那宫在离打箭炉约八英里、群山之间一道幽美僻静的谷里。那是成都传教士们最爱的野营之地——他们时或不惮往返十一天的路程，把那种温室般的气候换成在这片令人康健的高地上短短几天的假期，享一享壮丽的景致与清好的空气。我同通事骑的是衙门备的马，一匹比一匹差，对付这样的崎岖两匹都不称职。我们穿过城，先在河这边，后在河那边——中间从一座如画的木桥上过河，那桥有顶而两侧敞开——然后出南门（打箭炉没有西门），到了一处有几畦瘦园子的小关厢。再往前一英里，我们又过一次河，走的是一座醒目的单拱桥，人称「西藏之门」。我们此时已在通拉萨的大商道上；可我们同那座神秘之城之间，还隔着许多天的辛苦行程。

我们不时遇见一群群的藏人，男男女女，样子粗野而羞怯，那羞怯像野兽的羞怯。一般只要停一下让他们定住神，他们便高高兴兴地答我的招呼，似乎很愿意结交。有时路被一队队牛一样的牦牛堵住——牦牛是雪原上的驮兽，正驮着皮张、毡子、麝香与黄金下来。其中一头上跨坐着一个和气的老人，他照西藏那种有礼的样子向我伸出舌头。

骑了一个钟头之后，我们离开大道，拐进一道美丽的绿谷，顺一条极难走的路越走越深地进山；柔软的草甸上开满了花，同堵在谷上端的雪峰恰成一种动人的对照。我们先到了新官寨，是一所庞杂散漫的大屋，在建筑上并不比寻常的中国客栈更有讲究。住在那里的土司之弟不在，因此这地方我除了那座大院之外什么也没看见——院里满是癞皮的、半饿的狗与蓬头垢面的人。离那里不远便是此地一大胜处，至少在本地人是如此——一眼硫磺热泉。我谢绝不去，叫我那位藏人向导很失望；我宁可在一条急流边从从容容吃一顿冷饭。那急流正使劲推着一架大转经筒，那是一个木的圆筒，上面反反复复刻着佛家那句神秘的祷词「唵嘛呢叭咪吽」——这大概是一切祷词中被念得最多的一句。经筒每转一圈，就等于把木上所刻的字数念了那么多遍。于是只要溪水在流，昼夜都有祷告为土司升上去——而这可怜人也着实需要：上有中国宗主的欺压，下有桀骜喇嘛的算计。佛教徒这种让人替自己把祷告念了的省事法子，在打箭炉四处都看得见迹象。庙顶上、路边石头上，刻着同一句话的经幡在风里飘，飘一下便是一祷；出城不远我们还骑过一道长长的石墙，很像新英格兰的那种，只是墙顶上覆满了刻字的石头。你走过的时候，若把这道「嘛呢」墙留在右手，每一块刻字的石头都会替你祷告；因此在这种墙前，路总要分出两股，以便来者与去者各得其所。我记得很清楚：在拉达克经过这种墙时，我那些回教仆人总是傲然地走右边，那份神气是很不客气的。

再往谷上走一英里，我们到了老官寨，是一堆堆着粪的破屋。比这王家居所可爱得多的是不远处的几顶帐篷，那里驻着一群藏人，是这位王的属下。他们很友好地出来招呼我们，指给我们看谷上一条隐路，说从那里能把雪峰看得更好；可我们不得不折回了——虽然我很舍不得离开那地方，它林木草甸之美如同园囿，在乱石坚冰的荒野里真是一片绿洲。那里比我在西部中国所见的任何地方都更像家乡，因为有一片片上好的青草甸，王家的牛群正在上面吃草；我这才猛然醒悟：我已有几个星期不曾见过一片草地、不曾见过真正的牛了。那正是这一带最缺的东西。猪很多，鸡也多，可容不下牛；马吃的是豆与玉米，多半还只吃叶子和嫩枝。

被僧侣所笼罩的打箭炉，庙宇与喇嘛寺甚多；我逗留的最后一天，去看了离南门不远的一座大寺。那是一所宽大散漫的木屋，靠着一丛格外好看的树——一种桤木。进去的路并不难看，墙下与门前都长着花。一进门便是一座铺石的大院，四周是两层的带廊房屋。正对着我们的是正殿，外表也并不比别处更堂皇。一边有一群半裸的喇嘛围着一个年长的人，那人似乎在讲什么或说什么；究竟是闲话还是经义我说不上来，不过看他们的神气，我猜是闲话。他们不大理会我们，院里闲逛的别人也一样；倒是那些放着的大狗招呼得不含糊，只是叫我意外的是它们似乎一点也不凶，对我那条不动声色的小狗还敬而远之。早先的旅行者记下过不愉快的经历；不过也许近年来喇嘛们学乖了，有客人要来便把凶狗拴起来。后来我在另一进内院里看见一条眉骨粗重的大畜生，脖上缀着鲜红的围毛，被结结实实拴着。它模样凶狠，打起架来想必不含糊。

等候准许进殿的工夫，我端详了挂在廊下的那些填制的兽——狗、牛犊、豹子。它们正因积灰与虫蛀而迅速朽坏；可人家告诉我，它们据说是圣物。正殿我们只能从旁门进去，殿又大又高，挂着卷轴与幡，满殿是佛像；可里面太暗，除了一尊相当大、做得也还不坏的佛像之外，我很难看清什么。

有一位老喇嘛——我们向导的朋友——邀我上楼，到一间又大又乱的斋堂或起坐间去，那里照中国的样子极有礼地敬了茶。老人的面相相当和气，我想向他打听一点这地方的事；可要经两个中国中间人传话——一个说着蹩脚的英语，一个说着糟糕的藏语——实在不很得力，我不久便放弃了。不过我倒真让那喇嘛明白了一件事：我想雇人替我刻一块经石。他回说外面有的是，何不拿一块去？这我自己也想过，只是怕惹出一场乱子。如今既得他指点，我便从从容容挑了一块，也无人计较。有一位格外强有力的土司、背后又有中国官员，在这双重约束之下，打箭炉的僧人比再往西的要驯顺些；可即便最好的情形，喇嘛教也重重地压在藏人身上：它贪婪，外观可厌，其影响使人粗鄙；同中国那种虽愚昧迷信却温和的佛教全然不同。

七小路

在打箭炉，我走到了此行的西极——那不是中国的西界，也不是我心愿的西界，只是我的日子快用完了：不到四个月我就得回到英国；何况夏末也不是顺长江而下的好时节。于是我恋恋地朝通拉萨的大道望了一眼，掉头向东。可原路折回总是叫人生倦的；贝利上尉偶然的一句话，使我嗅到了另一条通雅州的路。到泸定桥为止没得选：凡过大渡河的往来，去来都得走那座大铁桥；可在那一点上，另有一条向东北岔出去的路，比我们在泥头附近上的那条驮道要近。这条路虽直，走的人却少，因为路不好走：要翻两道陡峻的山脉，而路与桥又往往不牢靠，非脚下有准、头脑镇定不可。要打听这条路的确切情形并不容易。贝利上尉除了知道有这么一条路之外，所知甚少；戴维斯少校虽走过，他在《云南》一书里也不过记下一句：此路太陡，牲口过不去。连那位好心的邮政局长在这件事上也帮不了忙；他所能告诉我的，只是有位官员曾想把马匹带过去，结果一匹不剩，都被急流卷走了。我提起我的打算时，通事迟疑地摇头；不过他的意见无关紧要，因为他同中国所有这一类人一样，是不爱费气力的。而我把夫头找来商议时，才知道他从前走过一回，不想再走第二回。

「姑娘」（人家给我的称呼）：「我要走小路去雅州。」

夫头：「那走不得。」

姑娘：「我还是要走，而且要你跟我一道走。」

夫头：「好吧。我领姑娘走小路。可马过不去，轿子过不去，人也过不去：那条路挑担子是过不得的，而这些是宁远的人，除了挑担子不会别的法子。」

看来能走这一趟的，只有夫头、厨子、杰克和我四个——我已经对通事说过他可以走大路。可在东方，坚持能克服大多数事情。马交给马夫，从远路绕过去。至于通事，等他发现我准备不用他也走得成，便决定留下来跟我。宁远的人若愿意照原先说定的那样随我去雅州与成都，我是不会辞他们的；我确信只消再雇两三个脚夫把担子分轻些，他们就走得过去；轿子也并不真成难处——路坏时我们走着就是，而空轿子，凡挑担的脚夫过得去的地方，总归抬得过去。后来果然如此，一切都照我的安排办了，末了样样都很顺当。

我们离开打箭炉时照例是一片喧闹杂乱——中国没有一件事是安安静静办的。照例也有耽搁。因为那天只走短短一程，我便安然自若地坐在教会房子的台阶上，最后一次饱看越过全城直到上面雪峰的奇景，由着事情慢慢理顺。等第二名兵等了许久，那人始终没来；我们终于动身，在一个雾天柔和的灰光里下谷，走得很惬意。我们在打箭炉逗留的这几天河水明显涨了，在又高又陡的两岸之间奔得飞快；我看见人靠那种凶险的溜索桥把自己拽过去，简直屏住了气。走到瓦斯沟一半路上，我们遇见六乘轿子的队伍，每一乘里都探出一张白净含笑的脸——是法国修女，正要去她们在打箭炉的教站。我心里立时觉得，有这些高尚女子在，那座城似乎便清洁些、好些了；她们多半是永远离了家，来接一桩非到死不放下的工作。

在瓦斯沟我们仍住上回那家「舒服」的客栈，主人相待之情叫我实实在在有回家之感。第二天动身后不久，我们遇上打箭炉一位中国官员的丧仪，他正作最后一趟长途，回成都以外二百里的老家去。那口沉重的棺材套着红罩，罩上照例立着一只白公鸡以禳灾；前面是执旗与敲钹的人，钹声应和着八名杠夫几乎不断的号唱。他们走走停停，我们不久便把他们远远抛在后面；可夜深时他们到了泸定，也被安置在我们所住的那座庙里——我已经不肯再试那里的客栈了。

第二天天还黑着，我们便被外院的号唱与钹声惊醒。抬死者的人又要启程走他们长途中的又一程了；六点一刻我们也上了路，临行再三嘱咐马夫好好看着马。镇上已经苏醒，我们经过时，市场上挤满了商贩与他们的货，多半是好看的菜蔬果子。有几英里我们沿大渡河左岸上行，随后陡地拐上山坡。我的轿夫在这里停下吃早饭，我直到歇夜的地方才又见到他们。我独自带着杰克沿那条陡路走，尽情享受这份自由。起初遇见的人不多，后来一天里渐渐多了；凡路岔得含糊的地方，总有人打手势给我指明。走了一阵，我们顺一道陡坡下到一条自东汇入大渡河的野溪谷里。我们沿溪上行，踏着木板与踏脚石在两岸之间来回过。穿过两个埋在核桃树里的小村子之后，我们到了谷头，面前是一道又长又陡的之字路。这一爬又苦又热，不过我找到了一点消遣：同一个走同路的好看妇人赛着走；她那双不曾缠过的脚跟得上我的，而我们的狗欢欢喜喜跑在一旁。天足的妇人在这里比我旅途中别处常见得多，她们看去格外机敏聪明；不过这一带人口稀少，许多人是新迁来的客家。爬到崖顶，我们发现自己在一道窄脊上；这一短程余下的路都在山面上走，不时翻过一道林木覆盖的支脉。到处是杜鹃，把空气熏得甜香，把陡坡染得绚烂。末了我们冷不防地落进一道峭壁夹峙的窄谷顶上的一个小村子，在一家格外有意思的客栈里过夜。

除了两三间私室——最好的一间给了我——一切生活都集中在一间通到屋顶的大厅里，中间只用几道粗木栏杆略略示意地隔了隔。敞着的门里，男人、小孩、猪、鸡、猫、狗都从雨里踱进来。我们的轿子被吊到屋顶上腾出地方。每个脚夫弄到一条席子，便占住自己的位置。有些人正用热水擦去一天劳作的汗与泥——不擦净是领不到那每床二十文租来的被子的；另一些已蜷起来抽下午那口烟；还有些在那口大半圆灶上忙着做晚饭。一口锅里在做豆腐，那是一道又长又繁的工序；另一口里在油炸饼；再一口里在煮饭。我的一名轿夫像是首席大厨：抡着一把大铁勺，从这口锅巡到那口锅，搅、尝、调味，把手下另外两个使唤得团团转。总揽全局的是一个好看的缠足妇人，看来是店主——至少我没看见有男人担这个职分。人人都好脾气、都亲和；能把镇上客栈里那种烦人的独处，换成这样一片热闹、而且人家还乐意把我算在里头，我很高兴：每样菜我都尝，看他们赌戏，同孩子们交朋友。

夜里的大雨到天亮化作细濛濛的雨丝，我们不到七点就上了路。顺谷而上，迎面是一堵实实在在的绿墙，上面泛着成片的粉杜鹃与樱红的杜鹃，被六七条溪流划开——那些溪从崖唇上抛下来，在下面的石头间碎成羽毛似的瀑布。我们的路在湍急的山溪上来回过。骑马自然是不消说了；我早把轿夫抛在后头；可打箭炉来的一个人——一个结实利落的汉子，黑辫子上缀着几颗珊瑚——对我极其留心，凡难走处总等在那里伸手扶我一把。上午过半我们翻了马鞍山，约一万英尺高，自泸定桥以来已爬升五千英尺有余。将到顶时我们先下到一个杯状的洼地，那是一个大大的酒窝，里面衬着杜鹃浓绿与鲜红的颜色，无数细瀑的絮语使它欢快。我望着这一片美景不禁失声赞叹，连脚夫也咧嘴表示会意。那地方本是可以消磨一整天做梦的，只可惜湿得像淋浴间。将近隘口时，我们听见头顶传来诡异的声音，很像西藏西部的拉达克人翻过一道难爬的高处时所发的欢呼；我心想莫非这里也有同样的风俗？可原来那是两个人赶十头黑猪过隘口时哄着牲口的调子。又走了一段，在隘的另一边下坡不远处，一个人拼命打着手势把我的路拦住。我起初以为他疯了，其实不过是他怕杰克扑咬他赶在猪后面的一群鹅；等我把狗抱起来，他便伏在我脚下叩头称谢。

在隘口上，我们本该看得见北面那一片无路可寻的乱山，有些峰头几乎耸入一万八千英尺的高空；可云与雾又一次把一切遮住了。这一整天余下的时候，我们都在陡峭的东坡上下行，在湿滑的石路上一步一步艰难地挪。路穿过一道峭壁夹峙的窄峡，峡壁上垂挂着极好的草木；越往下走越湿越绿，而千百条从沟壁上跳下来的小溪迅速把干流涨成了一条过不去的急流。一时我们蜷身钻过探出的岩檐，一时我们连滑带爬地下一段乱石阶梯，不断地在两岸之间往来——踩的是从这块巨石搭到那块巨石上的木板，或是滑溜溜的、扶手不牢或干脆没有扶手的圆木。我觉得这一下比另一边那一爬还要累。幸而那名兵与那位仗义的脚夫始终跟着我，一前一后，我常常庆幸有只手可以扶。有一处路径直插进急流里；我正琢磨水有多深、流有多急，那脚夫匆匆把担子一放，示意我上他的背，这结实汉子便背着我平平安安绕过那突出的崖脚。还有一回我们又不得不下水；我反正已经湿得不能再湿，便提议蹚过去，可那人又在旁边，一定要我骑他背上；他在滑石上行走的力气与身手着实惊人，打旋的水漫过他的膝盖——不过话说回来，我的分量不到一百三十磅，而背茶的脚夫寻常一担是二百磅。跟在我们脚后的是那名兵，抱着杰克——它那短腿是断难抵住那股要把它冲到河心去的急流的。

下午过半，我们这几个走在队伍前头的到了歇夜之处长河坝。全村人都出来迎我们；他们的好奇不足为怪，因为从前走这条路的欧洲人很少，欧洲女人大概一个也没有过。通事两个钟头后才到；我那两位同伴为满足村人的好奇，替我编了些什么故事，我只能凭空想象。照例，在东方，自家跟班嘴里说出来的话，主人是吃不了亏的：他们抬高主人所借得的那份反光，多半也就归了他们自己。多年以后我才听说，我从前在克什米尔与巴尔蒂斯坦的一趟旅行里，是顶着爱德华国王的妹妹的名义走的。这份硬加在我头上的尊贵究竟给我带来多少好处，我不知道；不过我时常想，我那些仆人有时要替我那副简陋的行装找说辞，一定颇费了些思量。

队伍其余的人挨到下午将尽才陆续到齐，又湿又累，可都为这顺利的一天兴致很高——没有一件担子湿透，也没有人受伤。那家简陋小客栈的大屋里又吵又热闹，人人烘衣裳、做饭，四围是一圈看得津津有味的村人。我坐在他们中间，靠火边一条矮凳上看热闹。人人都顾着我舒服不舒服：拨火的，拿扇子替我挡火气的，替我烘鞋的，替杰克擦身的。这一路上我那些人的体贴与善意从来不缺；而我发现我对他们友善，丝毫没有削弱我对他们的权威。

饭后轿夫们围拢来，我借通事之力，尽我所能记下了他们的几句报路与应答——那是脚夫一代传一代的一种对唱。于是前头的人喊「拦倒！」——「路上有东西！」——后头的答「抬起！」——「抬高些！」；或者喊的是「照高！」——「上头有东西！」——答的是「勾腰！」——「弯下腰去！」。路很不平时，你会听见「路不平！」——「路不平！」——答的是「满天星！」——「石头像星子一样！」——接着是「天上星多！」——「天上星子多！」——答「地下坑多！」——「地下坑也多！」。到桥上也许是「小么烂桥！」——「桥坏了，修了一千年！」——照例的答语便是「千年万载！」——「还得撑一万年！」。遇上陡处，一个喊「陡上陡！」——「越来越陡！」——旁人便回「官上官！」——字面是「官上加官」，可意思很明白：「陡得像升官的梯子！」。在村子里，你不断听见「有的狗咬！」——「路上有狗！」——答的是「喊老板来系倒！」——「叫主人拴起来！」；或者是「左手娃娃过！」——「左边有个小孩！」——接着答「喊他妈来抱！」——「叫他妈来照看！」［二］

每走一百码上下便有一声「翻肩！」——「换肩！」——随即略停一停把杠子挪过肩去。而穿过市镇，一路总伴着「背哟，背哟，背哟！」——「留神你的背！」；谁要是不留神，多半就要挨轿杠一戳。

第二天的路同前一天大同小异。我们在灰蒙蒙的清早动身，我同前一天那两位同伴不久便把别人甩下了。起先路又糙又滑，尽是上上下下。草木浓密得近乎热带，脚下头上的潮气之重，我觉得除了泡在浴缸里，再没有比这更湿的了。下到低处，谷开阔了，路也好走了，我们走得颇快。有一处，穿过一个小村子之后，我们出到一片高崖上，俯瞰一条自南汇入的相当大的河。五十英尺下是吼着的河水，此处架着一座一百五十英尺长的吊桥，由三根铁索构成，索间每隔一段用横链系住。桥面不过是一排宽不及十二英寸的木板，而且全然没有扶手。我身边那名兵意味深长地上下摆了摆手。我懂得太明白了；一想到要走那条又窄又晃的板子，我鞋里的脚都在抖。这时我瞥见我那位骑士般的脚夫——他已把担子放在对岸，正赶回来搀我。我一手夹住同我一样害怕的杰克，一手抓紧那人的手，一寸一寸挪到了安全的那边。到了那里，我们同附近小村子的人待在一处；他们显然把看人过桥当作消遣，也许是等着替脚下没准的脚夫背一背担子挣几文钱。我的轿夫得意洋洋地过来了，「墨丘利」挑着筐子几乎是跑过来的；可通事很乐意借夫头搭一把手，另有两个脚夫踌躇不前，靠别人帮着才过来。

那天稍晚我们离开那条河，翻过一道分水的山脊——从那里南望景致极美——过了一阵又回到同一条谷里，只是此时谷更宽更敞了。左右虽仍有高山，我们却渐渐下到低处；棕榈、竹与桃树开始出现，把这变化标得分明。可村子都不过是小聚落；头一处歇脚的地方连顿饭的指望都不大，我此时已坐回轿里，便决定赶到下一处去；不料那里更糟，唯一的客栈已经拆空废弃。天色虽晚，别人又远远落在后头，除了再往前走别无办法。我们当晚最后的指望，原来只是四户人家的一个小落，东西也少；可那些人殷勤相迎，尽力叫我们住得舒服。火生起来，衣裳不久就烘着了，饭也煮上了。通事到后我才知道，人家把我们当成了传教士，指望我们要做一场礼拜。

第二天我们顺谷而下，景致愈发美了。路穿过山坡高处的好林子，脚下那条河——此时已大得有了名字，叫雅河——盘绕曲折，是一片壮丽的碧绿漩涡。远看那些村子极好看，多半是木造的，茅顶上正冒出绿芽。景中新添的一样是高大的云杉，那轮廓叫我想起意大利的石松。路此时好走了，我总算又能坐轿——我很高兴，因为这三天的苦爬、以及更累人的苦下，已经把我磨得有些疲沓。沿途的人对我很感兴趣，对杰克更甚；可那是朴野之人天真的好奇，不像镇上人那种硬邦邦的瞪视，我并不觉得难受。有一处我们停下吃午饭，一个面相有趣的瘸子缠上了我们；不多时我发现我自己与我的物件正成了他向众人讲解的题目。他讲我的眼镜怎么架在脸上，细说我的鞋有什么好处，指点我那乘轿的妙处——那样的轿子这一带从没见过；最后又长篇大论地讲我这条狗的性情：我若要它凶，它便咬人；可我既是好心人，自然要它乖，它便乖。为示范起见，他小心翼翼地拍了拍杰克的头。幸而这狗不论谁拍都受用，所以我们的名声没有受损。

那天将尽时，我们已近天全州——这条路上唯一一座稍大的镇。将近的一段是我生平所见最好的景致之一。我们此时已降得很低，自翻马鞍山以来已下了七千英尺。到处是精细的耕作，近处的山一直梯到顶；铺得很好的路穿过一大片一大片刚刚在泥水上冒绿的稻田。这里那里，一簇农舍立在四围沼田之上的小丘上，各自嵌在一片可爱的林木里。天下的树，还有哪里能像中国这样自成画图地丛聚着？不通情理的人告诉我，中国人种树从来只为极实用的目的。我无从驳倒这些说一不二的人——那些老住户（幸而他们有时彼此相驳）；可那么，何以多数庙宇都坐落在好树丛里，而那些树除了满足一点美感之外，我看不出派什么用场？何以那么多中国市镇自高处望下去，是一团团青翠的美，而那些树既不当柴也不当食？依我看，实情是：生计把中国人逼得太紧，使他们不得不从实用的眼光看事物；可只要稍有余地，他们对美的领会便显出来了。

近镇处我们下到雅河上一座很好的铁吊桥，河在这里水势极猛，被几道古怪的礁石搅碎——那些礁石同河岸成直角，向河心伸出二三十英尺。过桥便望见了镇子，扎眼的红墙上垂着绿藤。从一座漂亮的石门进去，我们到了那条独一的街上，街宽，铺得好，而且干净得出奇。居民显然看惯了外国人，这也自然，因为设有天主教与新教教会的雅州离这里不过二十英里。

第二天我们所经之地景物变化极多，而且处处都美。出镇之后路沿一道满是坟墓的矮脊走。在中国，生者与死者是比邻而居的，而且往往像是把前者的权利牺牲给后者的要求。中国有句话：「天生一人，地生一穴。」举目看这片土地——死者那样多，生者活得那样艰难——这句话便有了新的分量。这地方倒并不难看，因为那些土石的坟堆上长满了草与蕨，许多还点缀着一丛竹或一蓬野蔷薇。这一带用石头之多很触目：路面多半铺得好，而且常常保养得不错；灌渠上架着单块的四川红砂石板，或有十英尺长；转弯处处处是可爱的小石龛，而不是再往南所见的那种破败木龛。

走了一阵，我们离了平地与河，进了一片更破碎的地方：丘与谷，脊与坳，蕨岸之间的急流，青苔石上跌下的小瀑，成丛成行的好树，如画的石桥，处处是尽心的耕作与巧妙的灌溉。这一切都很动人，有一种经心布置的园囿那样的人工之美。我在一家茶棚前坐在轿里歇着，脚夫们正在里头解乏；我看见我那位「过桥的骑士」忽然扑倒在通事面前，用哀求的调子嚷着什么，旁边站着的别的脚夫却毫无同情地笑着。原来这可怜人是在央通事替他求我把魂还给他——一个钟头前我给他照相，显然把他的魂摄了去。没了魂他要死的，那么他母亲——一个寡妇——可怎么办呢？说了一阵，他总算被劝住了，别人向他保证说他们被照过无数回也不曾有事。我那时候若知道，倒可以用一个消息安慰他：其实根本没有照成。在多云的四川照相有许多难处；我一见太阳，便恨不得同那句俗话里蜀地的狗一样叫起来。中国人对照相机的心思似乎各不相同。小孩有时怕。有一个已经大到能挑重担的男孩，被允了赏钱才肯站定，可就在我要按快门时他大哭起来，我只好让他拿着那几文钱得意地去了，自己一张照片也没落着。也有些年长的人不肯；而另一头，偶尔也有人请我替他照一张。

近午时我们又回到雅河谷里，有时沿河上方一条铺得很好的路走——上下之处都仔细砌成宽宽的石阶；有时在村街上铺着的大席子间穿行。小米与大麦已经收完，禾把被搬进村里晾着，摊在唯一一块平地——大路上。人从禾把上走过去，小孩与狗在里头打滚，也没人说什么。我们两次摆渡过河；最后在此处把河道逼窄的那些低阔礁石上跑了一小段，便到了雅州，也就到了小路的尽头。我们一路走来，预言中的种种祸事一件也没出；在我，这条路比走大道舒服得多，也有意思得多。诚然我们走了五天，可少走一天并不难；只是那也没什么用处，因为在雅州本来就非等不可——马夫与马要在那里赶上我们。

在雅州不得不待的这一天，让我得以看一看这座城。我有幸受美国浸礼会的希尔兹医生夫妇款待；在那里同在别处一样，我发现传教士对旅人了解当地情形最为有助。不过这有一层局限：在东方，新教与天主教之间似乎横着一道鸿沟，使人无从得知后者在做些什么；而一想到罗马在中国已有三百年的传教士、教徒以百万计，人总想多知道些他们所做的事。

至于新教的实绩，那是毫无疑问的。在雅州，传教士与镇上人的关系似乎很融洽也很自然。医务正在开办，一所医院不久就要落成。不过也许比任何有形的事工更可贵的，是有一群立志高洁、心地仁厚的基督徒男女住在这座镇上，单凭这一点所生的效果。

你若听通商口岸的议论，会听到许多对传教士与传教事业的指摘；他们既是人，自然可以想见有时也会出错。可说到底，在中国的欧洲人中，只有他们不是为着自身的私利而来，而中国人也精明得足以看出这一点。尽管见解不同，凡真同传教士打过交道的中国人，一般总是敬重他的。有一位对传教毫无好感的中国绅士，说到南京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融洽时，断言那全是因为传教士先来。苏慧廉博士还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英国人听一位中国的江轮船长痛诋传教事业，连声称是，却挨了一句回敬：「那都说得不错；可若不是有传教士，我们哪里知道贵国还有好人。」

雅州府是一大片产茶之区的中心，镇上还有些大号子，把茶制成供藏地贸易之用的样子。四川的茶大体品第不高，出省的极少，除了运往西藏；而即便供那个市场，连最次的也被认为太好了——我们所遇见的成千上万赶往打箭炉的脚夫所担的所谓茶，什么都是，就不是真正的茶叶：那是一种混合物，其中最大的部分是矮橡与别的树的叶与枝。雅州的茶采下晒干之后，被收购运进镇里，制成藏地贸易所用的砖茶。做法是把茶与掺进去的叶枝细细剁碎，加一点米汤，然后整个装进竹席筒里，每包重十六到十八斤。据估计，制造者的成本除包装外每斤约三十二文，合美金每磅一分半略少。等这茶到了打箭炉，便卖到每磅五分半上下。到巴塘价钱翻一倍，到拉萨翻两番。这样看来，藏人当作茶买的这东西未必便宜；然而他们消耗极大。在他们，这不是奢侈品，而是实实在在的必需品。

［二］对精通中文的人，我要道一声歉：一个不懂一个中国字的美国人，同一个英语有限的江西人，合力去捕捉并翻译四川脚夫的「土话」，其中必有的错讹，尚祈见谅。

八横穿成都平原

在雅州歇了一天，我的人完全缓过来了。五月二十四日早上五点钟他们就到齐，兴致很好，准备走完余下的路。连我们撇在化林坪的马夫，也随着自泸定绕道送来的脚夫与马一同赶到了。

有两位传教士要顺流去岷江与大渡河交汇处的嘉定，邀我去试试放筏，我很乐意同他们走几里。雅河在嘉定以西不远汇入大渡河，自雅州而下九十英里落差约六百五十英尺。水流之急、河床之曲折多石，使得除了用五六十丈长、船头翘起的竹筏之外别无行船之法。筏子当中有一小方台，上面用席子搭了半边棚。虽有险滩——有时把这一程弄得惊心动魄——却并无危险，只是准保要淋湿。两岸的景致极美：大山在远处退去，在柔和的光里淡开；而红砂岩的好崖壁同低地上竹丛稻田那种鲜亮的绿交替出现，每一个转弯都成一幅可爱的画。

我的人在约定的地方等着我；在田间窄埂上颤颤巍巍走了十分钟，我便上了那条通省城的大路——省城还有四天的路程。这一整天与随后的三天，我们所行经的是一片如园囿般精致而人工的美境。路起初还算好，一时沿着一道约六英尺宽、横筑在漾着水的稻田上的堤埂走；一时落进一道小谷，谷里荫着好看的楠木；一时又沿一道矮脊盘绕。远远西边天际横着我刚离开的藏地山脉那道壮丽的雪线，此时已在一百英里之外。凡能灌溉的地一寸也没有荒着，只除了那些看去颇殷实的农舍——它们连同一丛丛好树、竹子、柏与楠，占着一个个费大力气垫高出四围沼田的小丘。去年那些农舍剥落的墙头正说明这一带治安之好；可不知道近几个月的无法无天里，这些孤零零的房子遭遇如何。那天将尽时，一层柔雾落到地上，把近处的山勾出轮廓，又把远处的峰头衬到天上去。

我们在名山县这个小镇上吃午饭。此地以西约五英里，有蒙山自平地拔起——那是一座小山，以出茶闻名全中国，茶是山顶一座佛寺的僧人所种。据传说，这茶的种子是几百年前一位中国取经僧自印度带回来的。每年所采不过几磅，向来都作为贡品送往北京，供内廷之用。如今它们将归谁呢？中国有一句流传的话，说要沏一杯上等的茶，得用「蒙山顶上茶，扬子江心水」。谁也不会一时半刻相信这里指的是大江那浑浊的水，可谁也说不清究竟指什么。不过罗斯霍恩在他那本有趣的小册子《四川的茶叶种植》里，给了一个在他看来真确的解释。他在镇江过江时，看见人在船上用桶打水。他问他们在做什么，人家告诉他：江底有一眼名泉，自江床还是旱地的时候起就出了名。那么，这便是那「扬子江心水」了——配上自二千英里外蒙山采来的叶子，便成了天下最好的茶。

我们在百丈村歇夜；那一晚我为张罗一匹马费了不少无谓的工夫。我自己那匹留在雅州了，它似乎需要多歇些日子。此时天气太热，走不成路；可整天坐轿又受不了，我便指望在这里雇一匹马走半程。不看马背我是不肯雇的，可偏偏没有马牵来给我看，缘故我弄不明白。东方人心里的曲折与我们的曲折不是一回事，我末了也就不再追问，上床睡了，只吩咐夫头第二天早上务必备下一匹，只是马背若有伤我便不要。可早晨到了，马却没有。人家告诉我马在城外等我；到那里一看，果然在。我吩咐卸下鞍与垫，验过马背，果然无恙。可那个陌生马夫一见我便像惊呆了，而夫头则瘫坐在近旁一堵石墙上，笑得直不起腰来。末了总算有人解释了。原来夫头去马行替我雇马时碰了钉子：他们的马不能给外国人骑；不久前他们租了一匹给一位外国先生，他把马折腾得厉害，又跑得那样快，马夫追不上，险些把马丢了——说什么也不肯松口。那么，夫头对他们说，反正他自己得用一匹。天亮马牵到客栈来，他跨上去骑出城外；到了那里，他发觉自己忘了一样东西——就是我——便回去取，留下马与马夫在那里等。那马夫照中国人的路数认了命，安安静静走在我身旁；只是起初神色不安，仿佛随时提防我会抽马一鞭绝尘而去。我于相马并不在行，可我至少尽力厚待我的牲口。我不时下马，为的是在特别难走的地方替马省些力；那人于是渐渐高兴起来。最后，照我的惯例，趁人吃早饭的工夫，我把马牵到村外去啃一会儿草——后来人家告诉我那是极不合体统的事——他才忍不住惊叹出来：「这是个什么样的外国女人？」中午我把马打发回去，半天的租钱一百四十文，约合美金七分。

将到我们要歇夜的邛州之前，我们从一座十五孔的好石桥上过了南河。南河是西部中国把四川这一角同大江连起来的几条次要水道之一；许多载货的笨重船只正顺着急流向东滑下去。

我进城门时，对自己会受怎样的接待心里颇有些没底。一代人以前经过这里的李希霍芬男爵写过：「此地男子人人佩长刀，吵起架来动辄就用。我在中国所过的城中，很少有像在那里受百姓这般滋扰的；旅人应当避免像我那样在此过夜。」自这位好男爵走过以来，时间已够长，那一切本该变了；可雅州的传教士也曾提醒我留意此地人的脾气，并讲了几桩近来不愉快的事。他们好意给了我一封信，介绍我去见两位以邛州为驻地的传教士，说他们会让我住得安稳舒服。我把信先递了过去，得到的回话却是教会关着门——那两位正在本区巡行；那就只好照例住客栈了。

镇上窄街里自然是永远少不了的推挤瞪视的人群；不过我看不出什么不友好的迹象，而杰克对着指指点点的手指与「看洋狗！看洋狗！」的叫声欢快地吠叫，照例惹得人人咧嘴大乐。那天稍晚，我在客栈里关得腻了，又不妨试一试此地人的脾气，便同厨子上街买东西去。自然有一群男人小孩缀在我脚后，可那是一群好脾气的人，很有礼地给我让路；等他们弄明白我在找杏子，便争先恐后地几乎绊倒了彼此，抢着领我们去最好的铺子。

邛州在成都大平原的西南缘。这片平原虽只约九十英里长、七十英里宽，却养着四百万人——气候如此宜人，土地如此肥沃，水又如此充足。这三样里头两样是天赐的，末一样却要归功于李冰与他那位无名的儿子——世人只知他叫「二郎」——两位中国的官员，他们在两千多年前劳作、成事、死去。灌县有一座庙纪念他们，大概是全中国最美的庙；可他们最真切的纪念碑，是这片美丽的平原：它在他们所创的灌溉之法下开成了一座伊甸园，而只要人们遵守他们刻在庙中石上的遗训——「深淘滩，低作堰」——它便会一直繁茂下去。

平原上的人同我一路走来的山里人一样友善，只是少了些偏僻地方那种天真的好奇。外国人在这里显然不是新鲜事，照相机也不是。在一个村子里我停下来拍一座好牌坊，这一回不是旌表「循吏」，而是旌表「节妇」。一小群村人围拢来看，非要我把本地另一座建筑也拍下来才罢休——那是一座漂亮的三层石塔，在平坦的稻田上高高地、细细地立着。这些如画的建筑，为这片久看便觉单调的平地添色不少。目力所及尽是稻田，各处长势不一。有些田几乎只是一汪水，映着头顶的云；有些田上点缀着稀疏的稻丛，鸭子在其间欢快地凫游；还有些已是一片实实在在的绿，插秧也已经开始了。

我们此时虽已近西部中国最大的城、也是全国最富之省的省会，路却一路由坏变得更坏。几百年前费无数人工修成，此后便再无人动过，风雨与磨损自然做了它们的事。有很长的一段路铺石早已荡然；另一些地方你倒宁愿它荡然。百姓对这情形自有一句解释：「山高皇帝远。」这话对新政府是否照样管用，还有待看。可以断言的是，对这个国家的开发，再没有什么比好路更要紧。我们此时又上了有轮车往来的路线，独轮车总在眼前或耳边。那种大平板货车驮着极重的货；四下里我们还看见模样殷实的乡下人——男人、女人、小孩——都用这同样原始的法子进城去。

为替轿夫省一点路，也为尝个新鲜，我同一个推车的讲好，请他推我走几英里。我的脚夫把这当作一桩大笑话，送我上了车便小跑着跟在后头；可我那名护兵却显得为难。他不再神气地大步走在前面，而是想磨蹭在后；不过只要我那乘气派的轿子紧跟在我后头，他还可以把我这怪举动解释成外国人发的疯癫，好歹保住面子。可到后来我吩咐轿夫在一处歇脚棚里停下抽袋烟——我知道他们轻易就能追上我这慢吞吞的车——他也就不见了；直到我打发了车、付了二十五里八十文的车钱、重新回到轿上，他才又在队伍前头站回他的位置。坐独轮车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糟，因为有靠背，轮子两边也装了搁脚的。可尽管那脚夫推着我碾过坎坷、穿过深辙的手法极其熟练，翻进一块气味不佳的稻田里的可能仍旧叫人不快；而尤其是，你时时刻刻都忘不了身后那个正在使劲的人。

我只觉得进成都这最后一程永远走不到头：往来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叫人厌倦；这片富庶低地上温室般的气温又极耗人；偶尔一阵倾盆大雨只把路浇得更走不得，却并不使空气凉下来。我的脚夫来自高处，几乎撑不住了。他们常停下来歇，而且几乎没有一个还在干自己那份活——不是同别人换了，就是索性撂挑子，把差事出钱转给路上雇的人。于是我们零零落落地走着，成了一队散乱而没精神的人；只有杰克——它是什么也不怕的——沿着田间窄窄的土埂追赶村里的狗（那埂是狗最爱歇脚的地方），闹出一点乱子来，队伍才活泛一下。那时候全队都醒了过来，快活地吆喝着给小狗助威；无论追的还是被追的滑进稻田的烂泥里，他们都一视同仁地大笑；而路旁做活的人起初以为我们都疯了，等看清是怎么回事，也咯咯地跟着乐起来。这个古老的中国民族欢迎那些磨人的灰暗日子里任何一点点插曲的样子，实在有几分孩子气。

天色渐晚，人可以猜到一个政治与贸易的大中心就在近旁：往来不绝——脚夫被重担压得几乎对折，载货的车吱吱呀呀哀鸣着走，步行的人乏乏地挪着，一群群自遥远边地来的野气藏人，巡视归来的衣冠煊赫的官员，全都朝着省城赶。是的，我们已近马可·波罗那座「宏大而高贵」的成都府了；它今日重又是一座「宏大而高贵」的城，只是如今叫成都；而它几乎算不上一座城的日子，其实并不很远。

四川晚近的历史，要从明朝倾覆那一段乱世说起。满人正忙着在北京立定脚跟时，帝国边远的省份被交给了盗匪与内争。就在成都这里，一个自称「大西皇帝」的枭雄一时得了势；而等他完蛋的时候，剩下可供统治的除了瓦砾与死人已没有什么了——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他治国的主意就是把他的子民杀绝。巴伯从冯秉正的《中国通史》里择出他的作为如下：「屠杀：生员三万二千三百一十人；太监三千人；自己的兵二千人；僧人二万七千人；成都居民六十万人；自己的姬妾二百八十人；军士之妻四十万人；此外全省的人。毁坏：全省一切房屋。焚烧：一切可燃之物。」

自那以来四川重新有了人；今日省城人口足有三十五万，不过城墙——十三世纪时周二十英里——如今不过十二英里，里头还圈着不少荒地。马可·波罗所记那种半英里长、两旁列着大理石柱撑起瓦顶的奇桥已不复存在；可城中仍多的是较为平常的桥，因为岷江干流以及许多支流与沟渠都横穿此城，上面舟船大小不一，往来不绝。成都以它的街道自豪：铺得好，比寻常的更宽更洁；总的说来，这是一座可喜的、营造得好的城。

本省的总督驻在这里；四川同京畿之省直隶一样，独享一省一督之荣。而他比别处的总督更名副其实，因为西边那些蛮子与藏人的地面是通过省里的衙门治理的，某种意义上还算它的属地。连印度边上遥远的尼泊尔，也有人携着礼物来见皇帝的这位代表。

马可先生说到成都的「细布、绉纱与轻罗」；直到今日，你坐在自家廊下，商人仍会在你脚边展开柔润生光的绸缎与绝妙的刺绣。最叫我动心的是后者；英国总领事自己是个大收藏家，好意先把他「第二好」的一个人、随后又把「第一好」的一个人打发到我住处来；我在两人之间买下几样不起眼的东西，价钱更不起眼。想想看：两条极好的绣绸只要美金二角；两方巧妙地拼金缀饰的绸帕也是这么点微不足道的数目。这是他们在我借住的教会人家所要的价；在总领事那里他们向我要二角五分——那便是做官的代价了。

我更爱去逛铺子，而成都开通得很，这是完全办得到的。一区专卖铜器黄铜器，一区卖皮货，一区卖瓷器，如此等等。的确，这座城似乎是「淘」东西的好地方，因为远方西藏喇嘛寺里的人会到这里来；耐心的寻觅往往有有趣的斩获，而真正有价值的中国物件，有时也从那些换来换去的官员的收藏里流到市面上来。

不过我并没有把日子全花在讲古玩的价钱上——虽然那诱惑不小——因为还有别的更值得做的事。成都的欧洲侨民之多，就一个这样深入内陆的地方而言，出人意料。人数上自然以传教士居首；除天主教会外，还有英国、美国与加拿大各教会的代表，都通力合作，要把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最好的东西带给帝国这个偏僻的角落。他们最新、也最有意思的一桩事业，是一所照西方样式办的大学堂，那是成都的公谊会、浸礼会与循道会合力的成果。合作所得的省费与效率，在精明的中国人看来，其价值大概还不及这一桩基督徒和睦的榜样所具的力量。的确，走遍中国，多数传教事业里的智慧同它的虔诚一样给人深刻印象。至于东部通商口岸的情形如何我不甚了了——我在那里待得不多——可在内地，欧洲侨民中官、教、商各色人等之间似乎相处极融洽。也许正因为他们在异族之中不过一小撮人，才不得不看见彼此的长处，明白双方都没有坏到无可救药、也没有好到高不可攀。

成都有相当多的满人，满城是这座城里最如画的地方之一，有一种坐落在零乱园圃与好树丛中的破败村落的韵致。街上门口闲坐着的是身量高大、体格结实的男男女女，可他们神气相当潦倒——我在成都时他们的运数正低。他们从前所尽的兵役已被新式操练的军队取代；三年前，一位想博取民望的总督又把他们每月四两、约合二元五角的米粮津贴削减了。成都虽离海二千英里，却是中国最开通的城市之一，决不甘心迁就那些过了时的东西——譬如满洲兵与满洲的津贴。它今日有一座铸币厂，铸出的钱相当体面；有一座大兵工厂；还有一所大学堂——其可期者也许多于其已成者。而当下的骄傲，是一条新的商场街，货物照西方的一切手法陈列在大玻璃窗里。虽然雇着日本人与欧洲人，这些却全是地地道道的本国事业；在我看来，那正是成都进步中最好的一面：它显出中国人能为自己做些什么，而不只是跟着西方的指挥走。总的说来，去年他们许多事似乎办得很不错。我想，成都的官员随时都掌握着在一个比法国还大的省里旅行的外国人的行踪，这足见其确有效率。诚然我们不过两个人——贝利上尉与我——可即便如此，不很新式地用电报也是办不到的。还有，成都的巡捕是名副其实的治安之吏。有一晚我的轿夫抬我去法国总领事家赴宴——那地方同我住处隔着大半座城——他们迷了路；我因此得以见识这里的秩序。我们转了一个多钟头，钻遍各样黑角落，本该早一个钟头到的，结果九点半才到领事馆；可无论大街小巷，哪里也不见撒野闹事的，而那晚还是端午，全城的人都在过节。不过话说回来，寻常情形下中国人是个爱太平的人；他对处世之道有他自己的解释：要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一点我在北京遇见过一例。旅馆门口停着长长一排人力车。你不久便有了中意的一个车夫；此后别人再不抢上前来，倒是你一露面他若没瞧见，别人立刻替他嚷起来。然而一个一个的中国人是一回事，成群的中国人是另一回事。成都街上暴怒的人群四出搜寻外国人性命，那还是没有几年前的事；而在我到过之后没有几个星期，又会有别的人群围住总督衙门，为自己所受的委屈讨公道。因为即便我在那里的时候，全省不满的暗流已是看得见的。大学堂的学生同云南府的学生一样，已不止一次闹得收不住；人们抱怨新学制没有旧学的管束；的确，少年中国的自信似乎连少年美国也要甘拜下风。一九一一年春天，大学堂才刚刚从一场学潮的骚动里缓过来——学生们为着政府某种真有或想当然的轻慢而罢了课。

而更严重的麻烦还在酝酿。四川的商人与士绅既富且有闯劲，为修一条连接西部省城与万县、宜昌的铁路，曾（以中国而论）慷慨地认了股；可如今他们听说钱已被挥霍一空，铁路要用外国的资本来修。丢了钱已经够糟，而随着外国人的钱可能一道来的祸害更糟。于是人们群情激愤地议论那个新的「铁路合同」；这到末了成了那根谚语里的稻草——三个月后，四川保路同志会发动了那场推翻满清与帝制的革命。

不过这些事当时还在神膝之上；我在成都的逗留处处称心，只除了想到我那偏僻之行到此为止，此后所走的都是欧洲人常走的路。何况我要撇下的东西又那样多。我那一队人里只有三个跟我往下走：通事、厨子，以及那个愿意再跟我一程的云南脚夫。其余的我都结了账，人人都得了一份应得的赏钱；我那几个轿夫又一个个红着脸、很好看地对我说了声「谢谢」——那是听我说惯了学来的。马也不再往前走了，因为下一个月我多半要走水路，我便把它交给一位爱马的传教士；但愿它对得起新主人。我那乘几个星期以来给了我许多安适的轿子，留在成都等机会送往宁远府；我盼望它及时送到，好让韦尔伍德夫人在革命爆发时匆匆赶往云南府时用得上。连那条小狗也险些在成都结束它的旅行，因为邮务总办提出他与它同有爱尔兰血统，而我受过他许多好处，实在难以否认。可我到底舍不得同我这位小同伴分手，硬着心肠说了个不字。

六月初，我起身走下一程：顺岷江而下三天到嘉定。我上船时太阳正落，那是一条停在南门外江心的「五板船」，也就是本地的船；我仔细数过人头，确定船工都在、又没有夹带未经许可的客人，便解缆开船，江流迅速把我们带得望不见成都了。

去嘉定这一程很惬意。我乏得正好享受安坐不动，便在席棚下舒舒服服躺着，懒懒地看两岸滑过去：林木葱茏的坡，岬角上秀气的塔，一大片一大片开着黄油菜花的田，白墙木架的农舍从竹丛、橘林与杉林间探出头来——那是一幅安宁、有序、勤勉的生活的美丽图画。每夜我们泊在某个村子附近，好让厨子与船家去买东西；他们一般去一个钟头，回来带着一样或两样菜蔬。江水正涨，我们走得很快；动身后第三天早上，嘉定对岸那些如画的红崖便进了眼帘。

九圣山峨眉

玫瑰红的嘉定城活在我记忆里，是一幅美的幻象；在我所见过的许多（总要隔着距离看才）动人的中国城镇中，它是（隔着距离看）最动人的一座。它筑在大渡河、雅河与岷江交汇处的一道砂岩台上，雉堞的红墙几乎直接自水中升起；江水涨时，浪头高高拍打着墙基。城的西北部高出水面近三百英尺；人站在城墙上，俯瞰的是一片活泼泼的绿海，庙与塔自绿海中升起；往西看是嘉定平原，那也许是中国这座伊甸园里最可爱、最肥沃的一块地方；再往西，天边耸立着峨眉山——中国佛门的至圣之地，可惜常常自山脚到山顶都裹在雾里，因为这是一片多云、多雨、多水的地方。

隔江望城对面的大崖壁，隐约可见崖面上凿出的这一带的奇观：一尊三百英尺以上的巨佛，安详地坐着，手按膝上，而他的脚、或者说本该是脚的地方，被大佛滩奔涌的水洗着。据传说，这是八世纪一位好和尚的手笔，他把一生耗在这桩事上，指望以这一件虔敬之举，止住那屡屡荼毒这一带的可怕水患。这是一桩宏大的事业，想得大胆，做得有耐性；然而雨照旧倾盆，江水照旧上涨、照旧淹没大地。

巴伯讲过其中一场最大的水灾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是一七八六年，大渡河里一座崖壁崩塌，把河一时完全堵住了。警讯传到沿岸各村，许多人逃上山去；可嘉定的人仗着自家有一片开阔的平原可以让水铺开，把警讯当作笑谈，而「水来了」这一声便成了当时的口头禅。下面让巴伯来讲：

「得到警讯若干天后，嘉定正逢节日；照例在这种日子聚起的快活人群，主要是被水边平地上的一台戏吸引来的。一个演员忽然在戏中间停住，望着上游，尖声喊出那句如今人人熟极的口头语：『水来了！』在寻欢的人听来，这不过是把那句陈套的玩笑又说了一遍，恐惧之状装得极像，于是引来一阵大笑；可这笑的回声被洪水的怒吼淹没了。人家告诉我，洪水像一堵移动的墙扫过来时，那些欢欣的脸如何变成了惊怖，而一万二千条性命就此没顶。」

在嘉定时我有一天过江去就近看那尊大佛；可要把这尊像看清楚极难。江水在崖脚下奔得那样急，船夫全力才勉强不让我们撞上石头；而从上面往下看，垂着的灌木与草几乎把它遮没了。山顶上有一座有趣的寺，叫「水音寺」。我在那里消磨了极愉快的一个钟头，在荒疏的园子里闲步，又看了寺中的宝藏——那是一批相当可观的、刻在石板上的画与题字，出自前代名流之手，有些甚至远到宋朝。其中有画得极好的山水，另一些不过是一朵花、一枝开着花的树枝，可都题着一句典雅的成句，字也写得讲究。我花一元向和尚买了一卷这些刻石的拓片，着实精好。另一座寺里，有一廊供着「罗汉」——佛陀最上等的弟子——的塑像，正在整修。这五十余尊与真人一般大的像，姿态神情变化之多令人惊异，其中有几尊做得极好；可工匠在洗刷上漆时对它们毫不恭敬。中国有句俗话说：「塑佛的不拜佛，他知道佛是什么做的。」

嘉定的种种好处有一样煞风景，那就是气候。多半时候是湿热，在这样的天气里生活做事，一定极耗体力；我想驻在这里的欧洲人也有同感。嘉定有两处很有力量的新教教会，一是美国浸礼会，一是加拿大循道会，学堂与医院都齐备，他们正卖力地把嘉定从里到外改造过来。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同英美烟公司的代表激烈较劲，双方都在城里张贴招纸，一边历数吸纸烟之害，一边细说吸纸烟之益。

嘉定是登峨眉山的大起点，山在三十英里外；我只待到把行装重新整过、雇好上山的脚夫便走。我又一次见识了中国人靠着行帮所具的力量。嘉定每一区都有自己的脚行，你若同本区的闹翻，可就糟了：别处你也难雇到人。幸而我的主人同他该打交道的那家脚行相处得好，经过一场好脾气的、拖得很长的商议，我雇到了我要的人。

自嘉定动身时正下雨，而且下了一整天。饶是如此，一出西门，我便把那乘封闭的轿子换成专为爬山做的一乘——不过是一把竹椅子，装一块吊着的踏板搁脚。这自然遮不了日也遮不了雨，可什么也不挡视线。中国人喜欢的那种封闭的轿子，在我看来实在难以忍受：一只闷箱子，前面半掩着，两侧只有几个小孔。可十五年前，欧洲女人若坐别的东西，便有被围攻之虞。

头一整天我们都在穿越美丽的嘉定平原，平原被许多江河溪流切割滋润着。路在大片的玉米地与好果园之间盘绕，那些看去过得去的村子被橡树与桑树浓浓地荫着。这该是一片殷实的地方，因为它不但物产富饶，而且成群结队去圣山的香客从这里经过，必定给市镇带来许多钱。

起头我们沿大渡河上方走，后来过了雅河——它此时已是一条水势壮阔而平静的河；再往前，在以出丝闻名的小镇苏稽，我们到了峨眉河边，那河发源于大山的下坡。此后地势更破碎了，可到处仍是同样精细的耕作；四面八方都听得见落水之声与大筒车忙着把水送到干渴的田里去的轻柔转响；偶尔还看见人用脚踏一架较小的水车，好灌溉再高一层的田。

陈家场是峨眉县以东几英里的一个小市镇，构成一幅动人的画：我们穿过绿稻田走近时，它的白墙在山的深色背景上发亮。进了它那条宽阔拥挤的街，我们发现庙对面一座敞厅里正在演戏。趁脚夫喝茶的工夫，我挤到那座高出街面数英尺的戏台前的人丛里。那出戏是为酬本村的神演的，我看不懂；可演员的身段做得极好。这一类事中国人极爱。戏班通常由村里供养；我听说教民之所以不得人心，很有一部分正因为他们不肯出份子——理由是这种演戏带有所谓偶像崇拜的性质。

我们歇夜的峨眉镇，似乎主要是为那成千上万在这里作最后一歇、然后开始上山的香客而存在的。我想到春天有许多藏人从这里经过，便把铺子搜了一遍，却是白费；所得不过两件不错的中国铜器。器主同我讲不拢价钱，我便由他去琢磨，说等我回头再来；可等我再来他不在，他妻子不敢开他的柜子——即便我照他要的价钱出。大雨倾盆，围拢来一群人，有表同情的，有出主意的，而我同我的人一道同她讲理：她男人若发现她错过了一桩买卖，岂不比她违了他的吩咐更糟？全然无用，我只好空手而回。那一晚上天下的是铜壶铜罐——可惜没有一件是我要的。

在这样的小地方，妇人通常似乎是家里极能干的一员；我听说男人在做一桩大买卖之前往往要同妻子商量。中国女人也许不及日本女人或印度女人有妩媚之处；可即便身受种种束缚，她那份天生的见识与刚劲仍给外人以深刻印象。我倒觉得，一旦机会来了，她在本民族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会比那两处的女人更大。

第二天早上动身时又下雨；说实话，我似乎已经很久不曾觉得身上真正干过了。不过这灰蒙蒙的天，同峨眉县与山脚之间那片带着英国式柔美的地方极其相称：林木夹道的小路与山坳，在花岸间潺潺的小溪，横跨碧绿急湍的峨眉河的好石桥，掩映在壮丽榕树下的红庙；而在这一切之上，是那座幽暗神秘的大山，把它的冠冕举到我们头顶一万英尺之上。可曾有香客走过更美的路，去到那「快乐之山」？香客又那样多，男男女女，都穿着最好的衣裳，脸上放着节日的欢喜。小孩很少，倒有几位极老的人，还有许多妇人踩着一双小脚硬撑着一颠一颠地走；不过大多数是年轻男子，大概是被推举出来、最能替全家尽这份本分的人。他们看去多半是过得去的庄稼人；极穷的人出不起这趟路费；至于富人——如今的财富可还朝香么？人人背上都背一只黄口袋（黄是佛的颜色），里面装着一捆捆在神前烧的香烛，腰带上挂着串串铜钱以备沿途开销——僧人与乞丐都得打发到。

走了一个来钟头，我们把谷里的耕地抛在身后，进了峨眉河的荒峡；此后我们的路穿过极好的梣、橡、松林往上走。路愈来愈陡，往往只是几百级的一段乱石梯，我们在上面又滑又爬。雨从枝上滴下来，溪水沿山坡奔泻。平原上的酷热我们已经撇下，可林墙之内空气仍旧又暖又重。可这一切也浇不灭香客大队的热劲。有几个坐轿；我早就从自己那乘里跳下来了，虽然刘抱怨说：「姑娘既不肯坐，何必雇一乘呢？」他是极贪安逸的，可我若走路他便不好意思坐——也许是他的轿夫不好意思。行路的人里有些老翁老妇，是被人背着上去的：坐在一块绑在脚夫肩上的板凳上。那看去险得可怕，我宁可信自己的脚；不过说到底，我从未见过出事，而我自己下山时倒摔了好几跤。

峨眉山的故事，其开端要追到文字未有之时；神话与传说自然是极多的。这样一座壮美奇绝的山从平地上兀然拔起，必定使低地上的人充满敬畏与惧怕，而他的想象自会把这些人迹不到的高处与幽暗的森林，填满原始想象里的种种奇迹。山的北面是平缓的林坡，自平原升起将近一万英尺；南面则以一道几乎上下一英里的巨大断崖收尾，仿佛被一位巨神一剑削去。

最早也许是罗罗人在这里祭祀，这座山至今仍出现在他们的传说里。可中国的传说要追到四千年前，那时已有虔敬的隐士在峨眉安家。还有一个故事，说黄帝求长生，曾来访其中一位。不过如今在峨眉称尊的是佛：那许多庙宇中只有一座是道教的。据传说，就在佛教影响初入中国之时，普贤菩萨曾在那被称作「佛光」的奇景中向一位云游的官员显现；自那以后，峨眉山便成了佛法之光遍照全国的中心。

这片地如今属于教门；山上除了散在各寺的二千僧人之外，没有多少人——凡有一块平坦的支脊或台地可以落脚的地方，都被寺占着。每一座寺都有它可观或可敬之物；我相信要对峨眉尽到本分，得在六十二处佛前烧过香才算。看有些香客那副决绝的神情，他们是打定主意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一圈走完的；事实上他们几乎是抢着跑上那些要命的石梯。为省钱，有些人把自峨眉县上山的一百二十里一天走完。我听说连缠足的妇人有时也这样走。这话若不是我亲眼见过这些可怜的残足女子常常走多远的路，无论谁说我也不信。

我既不赶时间，便在万年寺歇夜——那是山上最大的寺之一，有据可查的历史在一千五百年以上。人家待我们很殷勤，因为外国人被拒于门外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如今是热切地招徕他们的光顾，也热切地招徕他们的布施。我查看过我们的住处——房间开在一进内院，宽敞，也还算干净——便立刻出去看这地方的景致，因为在这样的密林里天黑得早。万年寺同别处一样，是朴素的木构，比不上下面平原上所见的那种翘檐如画的建筑。说真的，它叫我想起打箭炉一带的西藏喇嘛寺；而事实上每年春天确有成千的藏人来到这里，山坡上回荡着他们那句神秘的咒语「唵嘛呢叭咪吽」，其频繁仅次于中国人的「阿弥陀佛」。

我所住那所房子后面另有一所，也属同一座寺；里头藏着——与其说陈列，不如说藏着——此地之宝，而那也确是全山最了不起的一件遗构：一尊巨大的普贤像，踞坐在一头与真象一般大的象背上，全部用铜铸成，铸得极好。它虽出自九世纪，这件奇构直到一代人以前巴伯来到这里为止，一直不为「化外之夷」所知。他说它大概是「现存最古的大型铜铸」。可惜至今没有人能把这件名作拍出一张好照片来，这实在遗憾：它不但四周围着石栏，而且整个被关在一座砖石砌的小屋里，墙厚十二英尺——那固然挡住了风雨，可也把大半的光挡在了外面。

万年寺另有一件更肯示人的宝贝：所谓佛牙一枚，重约十八磅。僧人把它捧到我面前时，朴实的香客们恭敬地看着；可当我惊叹这位长着这般大牙的人该有何等身量时，那几位僧人的神色是心照不宣的。他们多半同我一样明白那是一颗象臼齿，只是不惮于拿无知百姓的轻信来做文章。

出于对僧人感情的顾念，我没有带鲜肉上来，而山上自然也买不到，因此我这顿饭吃得相当寒素。百姓一般有肉便吃，毫不迟疑；可僧人却死守着佛门戒杀之律，对外国人把肉带进寺界、乃至带上山来，他们也只是勉强默许。不过他们至少尽力弥补，送进来几碟中国的蜜饯、糖渍的果仁、姜与干果。饭后有一位年轻些的僧人在我的火盆边坐了很久，逗着杰克玩——那样的东西他从没见过——又问了许多天真的问题：我在写什么？我怎样过日子？我走了要往哪里去？我丈夫在哪里？——都是未受教化的人到处都会问的同样的问题，无论在肯塔基的山里，还是在峨眉圣山之巅。

第二天早上临行时，人家照例把「缘簿」摆到我面前——那是一册厚厚的本子，人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姓名与布施之数。我事先得过提醒，知道该给多少；即便人家把别的施主所捐大得多的数目指给我看，我也不为所动。何况我还被告知这里有一种手法：为着自家的方便随时把数目改动；所以连这一招也打不动我。

第二天我们上到了山顶，其前是在无穷无尽的石梯上一段累人的苦爬——那梯子陡得像最陡的阁楼梯，而高有数百英尺。多半时候我们都在密林里，只偶尔出到一小片空地上；可即便树让开了、本该看得见景致的地方，也什么都看不见，浓雾把上上下下全遮住了。我们经过无数的寺，多半看去兴旺而香火不断；从那数不清的香客身上，它们必定收得一笔厚厚的现钱。到处都在兴工，或表示气运看好，或——更可能——表示新近遭过灾；因为若不是这一带终年潮湿，整面山坡早被火扫过了；即便如此，火灾也已经太多。

在事事颠倒的中国，还有一样颠倒之处：这个平实的民族竟这样爱用如画而有深意的名目。我觉得有些寺的名字同它们本身一样有意思。你自「观心岭」上到「白云寺」，中间在「息心所」歇一歇脚，过了「天门」，便进了「长乐寺」。

近山顶处林木渐稀，只剩些矮松矮橡、一种矮竹与成片的杜鹃。末了我们走出到一片大空地上，恰好太阳自云中破出，照亮了我指望在那里投宿的那座寺顶上的金球——那便是金殿，即「正顶金殿」，一组低矮的木构屋宇，全无建筑上的讲究。进了敞着的门，我面前是一座大佛龛，礼拜的人正在龛前躬身，丝毫不为我们喧闹的进门所扰。龛两侧的台阶通到一个长着草的大院，四面都是平房，由一条宽廊连着；院后又有陡阶通到一座庙，那庙就踞在大断崖的边缘上。

一位年轻僧人出来迎我，极有礼地带我看客房，由我在最僻静的一角挑了两间：一间我住，一间给通事与厨子；脚夫也在近旁找到了舒服的住处。景致是没有的，因为我的房间虽装着真正的玻璃窗，对着的却是一道陡坡；不过它至少有一道朝外的门，我可以随意进出。家具是寻常的样式，只是比一般的完好些：笨重的床、椅、桌；可样样都出奇地洁净，气味也清爽。

就在中国最神圣之山高高的峰顶上这座佛寺里，我度过了平静的三天，得以参与周遭那种朴素的生活，心里很是快活。金殿是峨眉最大、最兴旺的寺之一，也是办得最好的一座。样样都井然而安静。戒律似乎守得好，也没有万年寺那种不成体统的募化。寺里有一位方丈，另有二十五名左右正式的僧人与沙弥。整天都有香客——在家的与出家的——来来去去，那口用来禀告神明有人来拜的小钟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其中有些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也许来自最远的西藏，他们作这场大朝山，是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寺「积功德」。峨眉许多寺都给这些远客一份粗糙的山图或山形图，正式盖上本寺的印，作为确曾走过这一趟的凭据；我临走时也得了一份，上面端端正正盖着金殿的印。

日子一天像一天，都很平静，也都很有意思。我想这个季节的天气，能有这样已算不错：雾虽上午早早涌上来把平原遮住，雨却不多，而夜里与破晓是极辉煌的。每天日出前我便起身，站在上面那座庙的台阶上，眼前展开整个西方的天际，看得我出神：一百英里外横着藏地雪峰的长列，峰顶刺入天空。自地到天仿佛只一步之遥——而有多少人正是别过这奇景，去跨那一步。退两步，你便惊心地站在那道骇人断崖的边上。这地方的魅惑力是压倒一切的：无论你直直望进黑黢黢的深处，还是那雾像巨大的浪沫涌上来、温柔地招你去就必死之地。难怪这地方叫「舍身崖」；难怪有男有女，渴望自那疲乏的生死轮回中解脱，纵身一跃投入下面的深渊，去求那「大解脱之安宁」。

一天里无论什么时辰，都有香客站在围了栏杆的崖边，瞪着眼想看清底下最深处；或是仰望天空，指望见到「佛光」——那是一种至今还不曾解释清楚的奇异现象；它也许同布罗肯幽灵是一类，可在虔诚的佛门香客看来，它是峨眉山至高的奇迹。

朝北与朝东望去，是铺在近一万英尺之下的四川的绿野与银河。朝南则耸起罗罗地黑色的峰峦，北面以那座桌形的大瓦山为屏——瓦山之高与之神圣，仅次于峨眉。

头一天还没过完，人人便都习惯了我的存在；我来来去去，再没人注意。我的需用有人照料，几个小沙弥里总有一个在我房里消磨许多钟头：替我看着火盆，或同杰克玩，或嚼着人家不断送来给我的蜜饯。他们都是很好的小家伙，也不缠我；别人更是难得来扰我的清静——在过了一个月的「当众起居」之后，这真是一桩安慰。

住到第二天早上，我在我房间近旁那座下庙里参加了一场早课。大约十二名僧人在座；其中一位是方丈，身量高大，相貌堂堂，众人的面相都相当和悦，全然不像打箭炉喇嘛那种粗鄙凶恶的样子。这里许多东西令人想起天主教的礼仪——行列、屈膝、诵唱、焚香、燃烛、摇铃——一切都绕着一尊大大的释迦牟尼像。经文我听不懂；可僧人脸上那份虔敬、他们缓缓绕行、始终把袒着的右肩朝向佛像的那种庄重仪态，使这场功课极为动人——尽管有小沙弥的顽皮与过路男女的大声说笑。

我又挨次看了近旁的几座庙，可少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山顶被烧过几次，最近一次就在一代人之内，因此顶上一切屋宇都是新的。其中最有名的那座十五世纪的大铜殿，几次被雷击中，终于毁去，此后再未重建——这就把「雷所毁者神必重立」的俗信驳倒了。留下的那些铸件残片确实精好；而它们当年是怎样从铸造之地成都运上来的，实在不可思议，因为许多件分量极重。在我们上山所经的路稍下处，有一座锡瓦的寺；锡在这里很相称，因为据说佛门香客所能使用或持有的金属只有锡。

不过说到底，这地方的魅力并不在这一座那一座建筑或遗物上，而在四围之美，也在那似乎常驻于此的心之安宁。要从肉身得解脱，何必投崖。在这高高的山顶上、在这些朴素的心灵中间，平原上生活的烦扰仿佛自行脱落了。我来时是个游览者，走时却成了个朝圣的人。我背过那些拥挤的路，在西坡的松下消磨了许多个钟头的清静，始终面朝着群山。有时云把它们整个遮住，有时只露出一座峰；随后也许有那么一刻雾卷开去，整条雪线显现出来，像一座大城的城垛——上帝之城的城垛。

而最好的还不是白天，是夜。寺里睡得早，十点钟钟声已止，灯也灭了。那才是我的时辰。我溜出房门，悄悄上到那探出的崖额上。风住了，鸟静了，没有一点声音打破那巨大的寂静。脚下是深渊，西面是重重叠叠的高处，而万物之上铺着月的白光。近旁有几百个疲乏的香客在硬板床上沉沉睡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爬这些陡坡来求平安、求庇佑，把指望系在燃着的香、叮当的铃与神秘的咒语上；而在西方的土地上，另有一些朝圣的人同样绕陷在教条与仪式的迷宫里。可在这里，在星辰之间，在这白亮的夜那空旷无声的天地里，人所造的诸神仿佛都消失了，只清清楚楚立着一个盼望——待到时间终了之时：

「待到坛、僧与教义俱被淹没，

待到一切信仰都已逝去；

也许，挣脱了熏黑的香烟，

神终于会显现。」

到底还是到了不得不别过峨眉那些奇迹的日子。我们的存粮快尽了，脚夫的香也烧完了最后一炷；于是我辞别金殿那些和善的僧人，动身下山。我们出发时太阳照着，可越往下走云越聚，雨倾盆而下。每一段陡直的石梯都是绊脚的陷阱。我们连爬带滑地往下挪。没有一个人幸免，林子里回荡着快活的叫喊：「留神呀，阿弥陀佛！抓牢呀，阿弥陀佛！走呀，阿弥陀佛！」慢是慢不成的：要么站住，要么一冲而下。踩着残足踉跄而行的妇人们喜气洋洋地指着我的大脚。我想那尺寸上的差别，足以补偿她们一切的酸痛了。

我们到峨眉县时天几乎黑了，人也湿透。我叫人替脚夫生了一大堆火，大家最后一次围坐在一起，很是相得。第二天穿平原的归程仍旧动人，可低处那种蒸笼似的热极其磨人；最后二十二里我们都很高兴改坐船。

我在嘉定又待了一天，看了一两座庙，把顺流去重庆的事最后安排妥当。多亏一位美国传教士明达的帮忙，我雇到一条极舒服的五板船，付了二十五墨西哥元。船上陈设齐备，船工七人，连船老大的妻子在内；还有一条小狗，人称「没尾巴的」。我们下午晚些时候顺流而下。江流把我们几乎冲到大佛脚下时，正好够看它一眼；随后向那座玫瑰与青翠交映的美丽城池投了最后一瞥，我旅程中奇妙的一章便告结束。仅仅三个月之后，嘉定便燃起了革命的火——它是全四川第一座宣告归附共和的城；在它那些狭窄曲折的街巷里，有过许多场激烈的争斗。

十顺长江而下

经过三个月的辛劳，能指望十来天的懒散实在是好事；因为水路旅行确乎可算是一切行路法中最惬意的一种，即便长江上一条寒素的本地船，也自有许多可乐之处。你带着自己的床与椅安顿下来，爱停就停，爱走就走，不慌不忙、无声无息地穿过变化极可人的景致：一时是温柔的耕地，一时是雄奇的荒野。

我那一小方住处占着船的中段，用席子与帘子同两头隔开——两头住着船家与我的人；虽说这里免不了要过人，我的清静却始终受尊重，无人未经许可就进来。席顶被巧妙地安排了一下，我可以在行军床上舒舒服服躺着看两岸滑过去；不过傍晚日落时分，我常坐到船头最前端去，那里上下游的景致可以一览无余。厨子刘替自己弄了一副小小的水泥灶，用它给我做出很有滋味的饭菜。他、那个云南脚夫、通事与船家彼此极和睦地混在一处；我又一次——同从前许多次一样——感到中国骨子里的那份平等。通事在身份上比别人高出好几级，可他并不嫌同他们厮混；不止一次客栈住满时，他便同脚夫住在一起——只是他总有人伺候得好好的。船老大的妻子也没有被关起来（在一条三十英尺长的五板船上，要关起来实在也难）；整天我都听得见她同男人们有来有往地说笑。

顺便说一句：我顺流而下的这条河，欧洲人给它起的名字「岷江」，中国人是全然不知的；这名字也许起自耶稣会士——他们是最早在四川安家的西方人。本地人有时管它叫「府河」，因为岸上有三座「府」城：成都、嘉定与叙府；有时又把它叫作「大江」，视之为长江的上游。

嘉定以下，这条河——不论叫什么名字——流过一片开朗可喜的地方，景致起伏和缓。两岸柔和的坡上密密种着玉米与油菜；无名的小村子从榕树、竹与橘的林子里探出头来，黑木的房子与红庙煞是好看。随后山逼到河边，水流急得像磨坊的水槽。岬角上往往顶着四川那种多层的白塔——当地叫作「川满」塔；而崖面上我不时能辨出一些洞口，我知道那便是嘉定四周所见、属于一个逝去时代与不知名民族的著名而神秘的崖洞。我看过一处，已被改成一座小庙；教会的一处院子里也有几处。我相信这种东西只有这一带才有。它们是由行家凿成的，据信还带着印度影响的痕迹。关于它们，人们臆测了许多；可至今仍不曾超过巴伯的结论：「这些开凿年代不明，是一个身份可疑的民族为着无从解释的目的而做的。」

此时江水正涨，水流载着我们走得很快；可我并不赶，便停了许多回，上岸到堤上活动活动腿脚。夜里我们总要泊船，而要找一处大家都中意的地方，很费一番周折。我要的是空气与安静，船家的心思却全在能不能去赶个集、串个门上。有时我如愿，有时他们如愿；不过我想他们是尽了力要迁就我这些古怪心思的。

有一晚他们如了愿，我们靠在一片卵石滩上，旁边泊着四五十条帆船小艇；那一晚我们全体出动，大举搜寻走失的「没尾巴的」。跳板一搭下，我便带着两条狗上了岸。天黑下来，我在不远处一块石头上坐下，杰克蜷在我身边，那一条却回船上去了。不多时我看见船上的人上岸来，提着纸灯笼来回走，拖长了嗓子大声呼喊。小狗不见了，他们怕它被藏在别的船上——因为据他们说，人都爱偷小狗。我问他们，若我同去、他们喊我在找狗，是不是有用。他们断定有用；于是我们顺着那长长一排帆船来回巡走，灯笼晃着，人喊着——不是喊船上的人（「面子」是要顾的），而是喊那条小狗：「没尾巴的哟，回来哟；没尾巴的哟，回来哟，洋鬼子找你哪。」不多时我们船上传来一声欢呼：「没尾巴的」自己顺着跳板走上来了，趁着夜色悄悄回了家。船上的人高兴得不得了，说这全亏了我——人家不敢偷外国人的东西。

离开嘉定第三天，我们望见了叙府；它坐落在岷江与长江交汇处一道多石的坡上，位置极如画。可这条大江同我在四百英里以西的龙街渡它时相比，变化何其大！在那里它在陡壁之间被夹着，怒吼着奔流，被石礁搅成白沫。如今它在柔和的林岸之间又宽又深又静地流着，湍急的水面上载着许多舟船。

叙府是一座殷实的城，是一切通云南的陆路运输的起点，街道宽阔可喜，敞开的铺子里瓜果菜蔬陈列得琳琅满目；只是要对开水的洁净之力有很大的信心，才能不去计较江边的景象——那里菜与脚是并排洗的。至于果子，为何总像中国别处那样青着就摘下来，我打听不出来。有人说中国人就爱这样，有人说若留在树上，不等熟就早被偷光了。不过说实话，中国果子的好处似乎全在皮上。我从没见过比四川更好看的桃子，可一尝全是虫眼，而且无味。看来在果树栽培上同别的事情上一样，凡中国人自己能教给自己的都已经学到了；如今若要再进一步，就非得借取不可——而要借的除了钱还有许多别的。我很高兴地听说，雅州一位美国传教士正同华盛顿的农业部密切往来，取予相当，那对双方都该有益。

叙府到重庆将近二百英里，我们走得很快；天气帮忙，江水又涨得那样高，麻烦的险滩都不见了。景致仍旧动人，可我已厌倦了无所事事；望见重庆那雉堞的城墙，倒是一桩宽慰。我结清了船钱——船家在每一项上都守了约（这一回可是没有字据的）——一个钟头后我已摆渡过江，又一次被抬着翻过此处构成长江南岸的陡山，去受朋友的朋友一番亲切的款待；他们那处可爱的避暑之所高高在上，避开了长江河谷里那令人消沉的暑气。

重庆被人称作西部中国的芝加哥——东部中国的芝加哥则由汉口领了去——它是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那一组三座城中的一座，而且轻而易举地居首，人口近五十万。自上游望去，这景象极其触目：一座灰城踞在一块巨大的灰礁上，外面围着一圈坚固的、雉堞的灰墙。城墙外那一条窄窄的滩地上挤满了寒伧摇晃的房子，江水一涨便容易拆走；拆得不及时，也一样容易被冲走。自江边到城门，是一段段又宽又陡的石阶；几十万人所用的水，全靠人挑着桶从这些阶上运上去。

一八九五年重庆被开为通商口岸，此后它的商务照十足近代的样子一日千里，而它的发展似乎没有止境，因为它的位置足以控制上游的贸易。成队的帆船沿岸密密地泊成三层；城墙之内，与日俱增的万千人口挤得更密——因为重庆所踞的那块大岩石划定了它扩张的界限，而城内城外似乎每一平方英尺的地，不是被活人占着，就是被死人占着。我在别处不曾见过这样拥挤的街道，也不曾见过传教士住得像重庆这样局促——而那漫长几个月的湿热，又使这份局促格外难以忍受。

重庆的外国侨民不少，成分也杂：有传教士，有商人，还有海关、邮政与领事各处的官员。城对面的江上一般泊着英国、法国或德国的炮舰。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比有些通商口岸更融洽、更相得。同样，欧洲人与中国人在重庆的相处也格外友善；这也许有一部分要归于那位开路的商人立德在商界所树的好榜样——他在此地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八年之前，便大胆地在这里立了足。而在中国人这一边，似乎也乐于领会西方所能提供的东西；事实上这座城有一股分明的进取之气。它已照西方的样子办过一次商业赛会，还在筹办第二次；如今又装了电灯，自夸有上海以西最好的电厂，拿它同成都的铸币厂与兵工厂相抗。四川这两座城之间的较劲，确有一股真正西方的味道，令人想起芝加哥与圣路易斯的关系。

作为一个纯粹的贸易中心，重庆不及省城有意思；可商人这一阶层——中国的脊梁——在这里很有代表，而且以精明与首创闻名。承公谊会戴维森先生的美意，我得以见到这一阶层中的人，也得以看一看他新近创办的一桩极有意思的试验。他明白让这个有影响的阶层了解基督教文明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何等要紧，却也深知要凭寻常的传教途径去接触他们何等困难——其实是不可能；于是戴维森先生想出一个主意：办一个社交会所，让有身份的人——信教的与不信教的、欧洲人与中国人——能在平等的地位上往来。这办法一开头就很成功。主要靠重庆一位中国绅士的热心，一所可喜的房子建了起来，里面备了报纸、书籍、游戏，还有一个博物馆的雏形；城里几位最好的生意人便在这阅览与游憩的房间里聚谈、讨论，偶尔还听一场演讲，题目都极时新，如爱克斯光、肺痨，以及最近的美国宪法。如今除星期日外每天日夜开门，而它在这座城的生活里已经见出影响来了。

戴维森先生好意替我安排去参观这个被称作「公谊会所」的俱乐部，并见了管事的中国委员中的几位——因为极明智地，事情尽量交在本地人手里。我同这几位先生谈了两个多钟头，他们对外间事务那份敏锐的兴趣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都是我从前不曾见过的一种人：安静、端凝、有兴致，具着中国士绅那种好风度，却没有某些官员那种懒洋洋的倨傲；他们身上也毫无西方气——他们并不在摹仿欧洲，而是在学着做一种新的、好的中国人。我所见的人中有杨先生，会所的会长，也是重庆有名的生意人；还有周先生，是大清电报局年长的总办，如今已由另一位委员接任——那一位我也见到了。我告辞时他们都极有礼地一直送我上轿，路人都停下来张着嘴看。就我所知，这个会所在传教事业中是一桩新的开端，很值得支持；把基督教文明中最好的东西呈给一个往往被传教的宣扬所推拒的阶层，这是一条合乎情理而有指望的路子。

在重庆我同那个自云南府一路跟我到此的忠实脚夫分了手。无论当挑夫还是给厨子打下手，他都做得好；不止一回刘身子不适，是他给我做的饭；而他伺候起桌来也变得极利落，因此起了雄心，如今正要在饭铺里谋个事。我给他写了一张「条子」，也就是荐书；但愿它能派上用场——只要他找得到人替他念。我至少把它写得尽量气派。东方没有「条子」，事情可怎么转得动呢？各色人等、各样效劳乃至毫无效劳，都要你写。有一回一串被偷的项链找了回来，我头上便落下了要写一大摞信的差事：凡沾着一点边的人都要一张——旅馆东家（事情出在旅馆里）、旅馆经理、账房、仆役、巡捕头、普通巡捕。到末了我实在没辙，提议也给那贼写一张，谢他这样爽快地让人捉住。不过我所写过的最古怪的一张，大概是给一位印度土王手下的驯虎人写的。我抗议说这种事我一窍不通，他却不肯罢休；而他既然把他牵到我住处来的那头大畜生驯到肯从我搁在它面前的一只瓷碗里喝牛奶，我便答应推荐他做驯虎之人。可给我那个云南脚夫，我是十分情愿写一封好信的——虽然他抽鸦片成了瘾；在他随我走的那一长程里，我看不出这瘾削弱了他的头脑或筋骨。人家告诉我，这样的远行并不稀奇：脚夫哪里有活便在哪里做，一程接一程，遇到新的差事便一直走下去。满清政府纵有千般不是，却没有犯下给人民的往来横加人为限制这个大错；帝国之内既不需要路引，人便可以来去自由。旅行推销员在造就美国这个民族上所起的作用，已有人指出过；那么中国的脚夫以同样的方式正在做什么，谁又说得清呢？

在重庆我得安排顺流而下的一程。我可以搭那艘了不起的新轮船——它在重庆与宜昌之间相当有规律地往来；可那对我的口味来说太快了，何况又没有上岸的机会。或者我可以雇一条舱船；可这个季节价钱高，因为回程也许要等上好几个星期，人家开出的最优惠的价是一百两。于是尽管「没有人这样走」——或者恰恰因为如此——我这个无名之辈决定再试一试寒素的五板船；经公谊会一位中国教友帮忙，我以二十五墨西哥元雇到一条极舒服的船，载我与我那支缩了水的随从去宜昌。船是再好没有的，船老大也证明手艺好、又肯迁就；只可惜他不像通常那样是船主，更可惜的是船主之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就在船工里当差。事情并没出什么岔子，可我有时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仿佛谁也管不着谁。

六月底一个好天，我在中午顺流而下；四十八小时略多，我们便到了三峡口上的夔府。沿途多半是柔和起伏的坡与殷实的农舍，间或一个小村落或一座热闹的镇；最后一段路的两旁则是模样古怪的金字塔形山丘。我们一路被急流催着走，在乌江口的涪州停了一个钟头买东西——那条江有一百五十英里可通舟，走的是一种形状古怪、名叫「歪屁股」的船；随后又在以柏木船闻名的万县停了一停；再往下经过云阳，那里街道宽阔、庙宇秀美，颇可喜；经过天帝之山——在那里花几文钱便可得一张直通天堂的路引；经过石宝寨，那是一块三百英尺高的奇石，从岸边突兀而起，顶上一座庙里画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变相；穿过观音滩与兴龙滩，还有几处小的——那几处我连它们是滩也不知道，因为水一大，这些滩便趋于消失，而水面上一处处狞恶地打着旋的湾，则显出夏季特有的凶险：大漩涡。

夜里极热，我们想尽办法也弄不到那唯一能叫人睡着的一点风。在此以前蚊子没怎么找麻烦，可如今它们整夜在我的帐子外头唱；而那些可怜的、无遮无挡的船工被剥夺了辛苦挣来的睡眠，在帘子那边拍打个不停，正好给蚊子伴奏。江水又落了下去，留下长长的泥滩；我若想下船换换气，便得从上面爬过去。不过趁船工做饭吃饭的工夫，我总设法上岸待一会儿。他们吃得没完没了；而我始终不明白他们怎么没把我们统统烧掉——他们做饭是在那一小方舱里、用一只毫无遮挡的火盆。事实上有一天我们真着了火，不过手边自然不缺水。

第三天近午我们靠了一小会儿岸做点吃的；雨下起来，船老大觉得还是等一等好。为躲开舱里的浊气——席篷全放下来了——我在岸上撑着伞坐着。一条巨大的帆船缓缓拉着逆流上来，就近泊住；我很有兴味地看纤夫系缆。他们年纪身量不一，可多半年轻而壮实。赤裸的身子发育得好，肌肉结实，却常有在石头上摔出的口子与疤。缆系牢了，他们也钻进船篷底下，就那样赤着身、湿着身吃起来。我觉得自己在那片泥滩上坐了好几个钟头，雨倾盆而下，江水越涨越高——这里水位变化之快是出奇的。天几乎黑了我们才又能启程，而那一程也不过到夔府为止——那是纤夫的天堂。也许正因为如此，第二天早上我们才开不成船；不过我猜实情是水太高，不安全：夔府城墙下泊着两排帆船，我也没见有船往下走。江水一淹过下游两英里风箱峡口的那块大石头，官府便禁止一切船只通过。何况事已如此，也只好将就。

夔府是一座看去可喜的城，坐落在玉米田中，田一直种到城墙根。几年前它以敌视外国人出名。传教士不得入内；一八九七年毕晓普夫人走这条路时，根本没打算进城。如今全变了：内地会在这里设了站，我也可以随意来去。不过夔府我看得不多，因为我宁可远远地享受那座「天堂」；于是我们往下游挪了一小段，泊在几块玉米田附近——我立刻就在那里当真迷了路，那玉米长得那样高、那样密。

第二天天亮时晴朗，老板说水在落，可以开船；不过他表示不愿带我过头一道峡西端那可怕的黑石滩。于是我雇了两乘两人抬的轿，我同通事各一乘，三十里付一千文。起头路绕开江边，穿过一连串小村落——那都是纤夫的家。我把我的人留在一家茶棚，独自往前走，顺着一条修得很好的路，末了走进了白帝庙。庙的位置极美，就在崖角的边缘上，向峡下望去景致奇绝。庙里洁净明亮，前来招呼我的僧人照佛门那种一贯的和善，面相都相当好。那是一个可以做一整天好梦的地方。脚下粼粼的水刚好露出那块可怕的鹅尾石——此时几乎没顶，冬天却像一名哨兵似的在峡口立起四十英尺高；而头顶上，这条窄窄水道的两边，是一千五百到二千英尺高的灰色直壁。我实在舍不得走；可我分明是走岔了路，除了折回去、赶上那些正沿着正路奋力追我的人之外，别无办法。

四川大道就是从这里起头的：整条峡谷之内，路都凿在坚石里成为栈道，高出冬季水位约一百五十英尺。这是一条好路，我相信是一位富有的贵州商人捐修的。自然，叫人吃惊的不是它好——中国人修过许多好路——而是它新。眼下它到四川边界为止，不过据说有意把它延伸过湖北去。

我在长江三峡里所过的那一天半，是我整个旅程中最耗人的一段：单是看与感受所受的紧张，就叫人的官能一刻不得松弛。摄人心魄的蛮荒与雄奇叫人看得发呆，中间又穿插着美丽的耕作小景——褐色房屋与红庙的小村落，半掩在金黄的竹与橘树油亮的绿里；船工在甲板上闲坐、或力竭地伏在桨上的时刻，随后便是苦难，是同那要把我们吞下去的漩涡的可怕力量作凶猛的搏斗。

不过说到底，每当我忆起那些日子，最常回到我心上的是这样一种感觉：人那不屈的意志在同自然相扭，并且占了上风。面对中国在这些峡里打通一条逆水之路的成就，谁还能说中国老朽衰败？亲眼看过纤夫拉着一条巨大的帆船逆着尼亚加拉急流一般的水走，看他们攀过湿滑粗粝的巨石，像猫一样沿着一线悬在深渊之上的小径爬行，攀附在连山羊也似乎落不下脚的石壁上，而自始至终每一块肌肉都在那千英尺长的纤绳上绷着——谁还能怀疑中国人的生命力？那是一件非人的差事：人冒着极大的险，挣的却是几个小钱；淹死或被摔碎在石上的下场时时就在眼前；而即便最好的结局，也是劳损与风霜带来的早夭。我在梦里还看得见他们：一长列赤裸的人，强健的身子被水浸得发亮，被割出无数口子而渗着血，随着一支狂野的号子合着拍子拽那绷紧的绳；一根绳断了，几个钟头的辛苦付诸东流；一步踏错，一条命便完了。

可这是通四川唯一的大道；中国最大、天赋也最厚的一省的全部贸易，都得从这里上下往来。换一个不像中国人这样肯挥霍自己的气力、这样有决心、这样有办法的民族，这场较量还没开始便已放弃；那么四川便会一直昏睡在未开发、被遗忘之中，而不是像今日这样成为帝国最富庶、最开通的部分。

而下一步也是定了的：不出多少年，一条铁路便会把西部的省城同万县与汉口连起来；空荡的三峡里将不再回荡纤夫的号子，如今要走六个星期的上水之程将只是两三天的事。那时候的四川将是另一个四川：富源被开发，有矿山有工厂，有好路有好旅馆，在世界市场上是一股力量，是游客的向往之地——而我，很庆幸自己是在铁路来到之前见到了四川。

十一自大江到长城

在离上海一千英里的宜昌，我遇上了西方——现代的舒适、恶劣的举止，样样俱全。这座城在三峡东口，有中国居民三万、欧洲人寥寥几个；一切上行的货物，都恰在这里从长江下游那种吃水浅的轮船，换到四十到一百吨的本地帆船上去——至今仍只有这种帆船敢定期闯过大江上游的险滩与漩涡。因此宜昌的江岸无时不忙；到了冬季，船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等铁路一通，江上的运输便会全停；可宜昌打算像控制旧路一样控制新路，一座气派的车站已经落成——尽管铁轨才铺了几英里。

我把行李直接从五板船搬上「夔陆」号，那是太古洋行的船，当晚开行。船很舒服，只是挤——中国的一切似乎都挤。宜昌在那一片横贯四川直抵藏地高原的乱山的最东缘；过了这一点，景致便变了：山低下去，河谷展开成长江下游宽阔平坦的平原。这是老天仁慈的安排：在为把三峡的奇观收进眼底而绷紧之后，眼与脑总算有了复原的机会；而我很庆幸有这一片空旷无物的地面，庆幸没有什么可看的。

第二天清早我们泊在汉口外；我打算在这里待一两天再北上。汉口、汉阳、武昌，这三座城在汉水与长江交汇处，合计人口约二百万。它们坐落在长江上、在中国一大水道汉水之口，在上海与宜昌之间的中点，自北京到广州也略过中点；如今又是京汉铁路的终点，而这条路早晚要延到广州——这三座城的前途是定了的。三座城各有各的擅场，而其中最大的是汉口。汉阳的烟囱正准备同孟买的一较高下，它自夸有中国最大的铁厂。武昌是省城，也是总督或巡抚——视情形而定——的驻地，它的铸币厂与兵工厂是南方最要紧的；而汉口是贸易的中心，是各大银行与船务行号的总汇。

去年七月初我在那里时，所留意到的只是这地方那副殷实兴旺的模样，以及街上那种舒舒服服的熙攘。中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似乎都一心在挣钱，或论镑或论文。当时唯一叫人挂心的是江水太高——江面在这里将近一英里宽。水已几乎齐了「江堤」的顶；再涨几英寸便要漫过低地，毁人性命财产，把一切生意都停下来。表面上看不出底下有什么骚动；可约莫三个月后，总督衙门已在火中，店铺与公署被劫，铸币厂与兵工厂落在革命党手里。一击之下，他们便据有了大批帑藏、军械与一个扼要的位置。

我本打算在汉口只待到把一只箱子打点好寄回英国、并把内地旅行留下的几处痕迹抹掉，好在盛夏的北京应付不知会遇上什么样的交际；可颇叫我丧气的是，我发现每周一班的快车就在我到的第二天开出。搭那一班是断无可能的；而除非我敢试那班每天都开、路上要歇两夜的普通车，看来就得等上一个多星期。可眼前似乎横着许多狮子：除非我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进车厢里，这班车是万万坐不得的——行李车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保险的；路上又长又闷，什么吃的也弄不到；夜里自然更不可能住中国客栈。可你若正面迎上东方那些狮子，它们一般便化作小猫。坐慢车对我毫无可怕之处，那正好让我看看沿途的地方，而我到中国来就是为这个；东西我也知道自己对付得了。只是中国客栈确是个难处，因为我要把通事与厨子留在汉口。我跳上一辆人力车，运气好，在车站找到了和蔼的总管迪迪埃先生。「当然可以」，我夜里可以留在车上；「当然可以」，小狗可以跟着我；「当然可以」，我车厢里尽放得下一只箱子。而他做的比他答应的还多：先拍电报到过夜的两处——驻马店与彰德府；车一进站，段上的总管便极亲切地来迎我，还带来他夫人的邀请，请我到他们家去住。于是我没有在快车那闷人的卧铺间里过两夜，倒在法国人家里过了两个愉快的晚上，又在真正的床上睡了两个长夜。这几位可爱的法国太太，当真在华中的平原上造出了一小块法国：家乡的书报、狗与酒，还有由中国人的手做得极好的法国菜。可她们住的房子是开在车站那圈坚固围墙里的；要把它整治成守得住围攻的样子，费不了多少工夫。在中国，没有人忘得掉一九〇〇年。

车是舒服的通廊式。多半时候我是车上唯一的欧洲人，也是头等车里唯一的乘客；可二等、尤其三等挤得满满的，虽说乘客并不像印度铁路上常见的那样，两脚朝前几乎要从窗口漫出来。中国人心里有许多怕：或是迷信之怕，或是实实在在世俗之怕；可他一见好东西便识得出，而但凡有什么心爱的忌讳挡着他去占有它，他要克服那忌讳也用不了多久。一八七〇年，东方的大船东怡和洋行修了中国第一条铁路。那路只十二英里长，连着上海与吴淞。起初倒无事，后来某些本地的利益怕它竞争，用惯常的法子把百姓煽动起来，最后又靠一个（雇来的）人卧轨自尽把反对之势坐实了；于是政府到底把那家英国行号的产业买下，把铁路拆了。那是四十年前的事；而今日阻着中国用铁路织成网的，只是本国资本的不足、以及对外债那种完全合乎情理的畏惧。中国人要铁路，而且要自己修；可他们没有钱，而眼下他们宁可不修，也不愿把自己交到欧洲资本家与欧洲政府的手里。这又怪得了谁呢？

一九〇八年的六国铁路借款成了满清的催命符；而随之而来的必然之事——任用欧美工程师，其中宜昌至成都那一要段派给了美国人——在我离开中国之前已把事情推到了顶点。初夏的长沙之变，矛头所指正是政府的铁路方针，而当时代表这一方针的，是新任的督办大臣、满人端方——他在一九〇六年曾以出洋考察大臣之一的身份访问美国。许多人会记得那位彬彬有礼的老人，他大概是满洲当权者中最开通的一位。我本指望在中国见他一面；可在上海打听他的行踪时，人家告诉我他已被褫去两江总督之职，正闲居家中。几个星期后，报上又满是他新任命的消息，盛赞他不计所任之职低于被褫之职而慨然受命的爱国之心。可此后又有耽搁；长沙闹起来时，他还没有到汉口的总部。外间公然说他是怕了。我北上途中，有一晚火车停在侧线上；我问缘故，人家说有一列专车正南下，载着端方大人赴任。他刚从彰德府同袁世凯会谈回来——袁正在那里闲居，将养他的「足疾」。这两位行将倾覆的王朝的大支柱最后的一席话，要是能听到就好了。

而其中一位南下去接那桩不可能的差事——去挽革命的狂澜；不到四个月他便死了，在四川一个小镇上被自己的兵击倒斩首。另一位则按兵待时，今日站在东方新共和国的首位。

芦汉铁路——京汉线的旧称——横穿三省：湖北、河南与直隶。除湖北边界上有些矮丘之外，它一路都在平坦无奇的地面上走，那地面几乎每一平方英尺都是人手耕出来的。七百英里的稻田、小米田与菜园，中间没有一道墙、一道篱笆隔断；在这死板的平面上，除了偶尔一座有墙的镇或一丛庙树之外，没有一样东西投得下影子！而这可怕的土地上到处是蠕蠕攒动、辛苦劳作的蚁群般的人。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第二天我们到了黄河——中国之忧，工程师的绝望。那座议论纷纷的桥长两英里，以一百零七孔跨过河去。火车爬得像蜗牛，我尽有工夫把这荒凉的景象收进眼里：一片片泥滩与一道道打着旋的浑水交替出现；而与长江不同的是——长江上舟船热闹——黄河这股强劲的水流滚滚而去，没有一支橹、一具螺旋桨来搅扰它。

一过黄河便进了黄土之乡：耕田的人爱它，行路的人却苦于它，因为那尘土常常叫人受不了。景致直到第二天近午才略有变化：北边天际现出了隐约破碎的山的轮廓。因为出了一点小事故耽搁，我们轰隆隆地从北京大城墙底下驶进那座喧闹的车站时，天已经暗了；站上满是人力车夫与旅馆拉客的人的嘈杂。一刻钟后我已住进六国饭店舒适的房间，急切地盼着第一眼看见这座世界历史名都的那份兴奋。

北京坐落在一片大平原的中间；那平原自直隶湾一直铺到南口关，长一百英里。北面有矮山护着，于是一切凶煞之气都被妥帖地挡在外面，而吉气——它总是自南方来的——却进得来。所以就中国人的眼光看，它的位置全然令人满意；可欧洲人也许会觉得，作为一个大国的京城，它离边境近得危险。多年以前戈登给总理衙门的忠告是：「把你们的蜂王迁到南京去。」眼下有些中国人自己也在说同样的话，只是口气更急。可眼下钱的短缺与对南方影响的顾忌压过了军事上的便利，京城仍旧留在原处。或许可以容一个外人说一句：她是高兴的——因为论韵致与趣味，南京断然休想同这座北方之城相抗。

北京最了不起的东西是城墙。那是最先攫住你注意的，而且你一刻也忘不掉它。它就立在那里，冷然而超脱，俯临着它奉命守护的城，却并不属于那座城。它庞大、厚重、朴素，同中国那些花哨、堆砌、不叫人安宁的建筑毫无共同之处；你一走进它的影子，仿佛便进了另一个世界。

早饭前我常爬上水门外那一段城墙，趁暑气未起同杰克跑一跑。那是晨间散步的绝妙去处。墙约四十英尺高，顶上是一条宽路，两边围着雉堞的女墙。从这里你的目光可以放向南北东西；没有烟，没有高烟囱，没有高耸的丑陋建筑来割裂和糟蹋这片景。

向北望是鞑靼城，其实那是三座城，都有墙，一座套一座，像一副套盒：鞑靼城围着皇城，皇城又围着紫禁城。你若站在前门那座多层的城楼底下，便能顺着那条路一直望进朱红的墙里去，望进紫城——北京的心脏。马可·波罗之时，那座大门的中门除了迎皇帝之外从不开启；几个月前也还是如此。可去年冬天有一天，门闩退开了，进去的不是皇帝，不是统治者，而是国民议会的代表；随后贴出一张告示，宣告此后此门向人人开放，因为全中国都属于人民。就一个务实的民族而论，中国人做事是很有戏剧性的。

自城墙顶上转身向南望，越过那座不过是有墙的关厢的外城，是半掩在树里、闪着白光的天坛。皇帝每年到那里去祭他的祖先——那是中国最真切的宗教、即祭祖之礼的最高表现。再过几个月，那位摄政王醇亲王——你方才还看见他在皇城里排着仪仗乘车而过，立在群臣之间，替那位襁褓中的皇帝行事——便要立誓；誓不是对中国的人民立的，也不是对哪一个代议的院立的，而是对列祖列宗立的：誓要接受并遵行新的立宪之则。「嗣皇帝溥仪，」他将这样说，「勉图立宪之成，而政策与用人俱有未臧，故有近日之变。惧宗社之倾覆，谨从资政院之请，誓守十九信条，开设国会……朕与朕之子孙永守勿替。惟列祖列宗之神灵鉴之。」

自城墙顶上俯瞰北京，其韵致与趣味是永不衰减的。中国的城市自高处看下去一般都好看，因为树多；可这里叶的繁茂与色的绚烂几乎令人目眩：塔与庙秀逸的轮廓，屋顶俏皮的翘角——黄的是皇家的，绿的是王府的——自一片片柔褐的墙（那是百姓的家）之上升起，一切都镶在浓密的活绿里；而环着这一切、像一条巨大的护臂的，是那道灰色的大墙。你满足地叹一口气：处处没有一个刺耳的音。然后——你把目光落到脚下美国使馆的地界与房屋上：洁净、舒适、毫不通融、而且异质。近旁有个兵扛着枪来回踱着，笔挺的身形被合身的卡其军装衬得分明，一望而知是美国人，一望而知是外国人，守着北京大城墙上这一段——满人与汉人都不得踏足的一段。随后你的目光沿墙移去，望见天际隐约现出那些奇妙的天文仪器空空的架子——它们曾是北京的光荣，如今却装点着柏林的一座博物馆，摆在那里供德国的游人张口看。说到底，北京也是有刺耳之音的。

街上则是生气与花样十足。蒙古人、满人与汉人在宽街的尘土或泥泞里彼此擦肩。飞快的人力车以惊人的灵巧在人丛里穿行。这边一位大官的仪从叮叮当当地过去，刀鞘相击，缨络飘扬；那边一长队刚从沙漠来的骆驼把路堵住。整洁的欧式马车里坐着某位西方外交官的美丽夫人，一身夏日盛装，新鲜得像一朵花；车与笨重的北京骡车并排停着——那骡车的弯拱席顶框着几个满洲女人鲜艳的衣裳与更鲜艳的面庞。而这变幻不定的景象，是在漆彩与贴金的铺面与房屋的背景上流动的。那生气、那颜色、那喧闹叫人目眩；你的头开始发晕。于是你把目光从这一切上移开，望向那道大墙。它就立在那里，厚重、超然，不为脚下那些琐屑的生活所动。你想到它所看见过的一切，想到它若能开口能讲出多少关于人与人事的故事。于是你问你遇见的第一个欧洲人、或最后一个——反正都一样——问这地方与它的历史；他说：「哦，是的，北京满是历史遗迹，你千万不可错过。」可到头来那些总是使馆之围中出名的地点。在寻常的欧洲人看来，北京的历史是从一九〇〇年开头的；你摆脱不了那段时间，而过一阵你便厌倦了它；你也厌倦了那一切熙攘与炫目的颜色。于是你又爬上那道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城墙，眺望山里那道大缺口，眺望南口——「南方之门」。那一边，路笔直通向风吹的蒙古高地，通向沙漠辽阔的空旷。

于是你背过北京，坐火车到高原边上的张家口去。那不过一百二十五英里，你却要在车上耗掉将近一整天，因为你一路都在爬。不过时间是不打紧的，因为看一看中国人自己一手修路、一手管路能做到什么地步，是很有意思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己修的头一条这样的路，而总工程师詹天佑把这活干得极好（他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属七十年代初出洋的那一批），因此后来又被派去主持那条自广州北修的铁路。这似乎是一桩实实在在的工程；至少各处车站都有一副结实的样子。

在南口那道雄伟的山门处，你从长城底下穿过——长城在那里同路成直角横过去；而当你在外侧的高原上缓缓行驶时，你看见它不时重现，像一条巨蛇沿着山脊蜿蜒。古老的墙，新的铁路；哪一样于中国更有用处？一样是要把世界挡在外面，另一样该会帮着造出一个不必畏惧世界的中华民族。

我对张家口的第一印象是一座近代的欧式车站与许多股铁轨；最后、也最经久的印象，则是住在东方的西方人对一个多半不合他心意的西方流浪者的那份好意。在这一头一尾两个印象之间，我只来得及对这座城本身匆匆一瞥。那是一个忙碌而肮脏的地方，围着高墙，被湍急的大河一剖为二。宫室、庙宇、票号挤成一堆，藏在夹着窄巷的土墙后面；因为张家口多年来一直是一处要紧的贸易中心，横越戈壁的往来都经过这里。在那片挤满大车的肮脏空场上，立着两三座格格不入的西式建筑——外国人与他的那一套已经找上这座城了。欧洲侨民不多，其中人数最众的是各国的传教士与各行各业的俄国人。有闯劲的英美烟公司在这里也有代表，我逗留的两天里承他们极有礼地款待。

张家口紧挨着长城；中国与蒙古在这里相遇，两个民族在它的街上相杂。如今并没有什么把他们关在里头或挡在外头，可一道大鸿沟的隔阂是在的。你身后是低地上叫人消沉的暑热与拥挤之地；你面前是未受沾染的空气，是蒙古的空旷。你已背过那个被墙围起来的中国世界——有墙的房、有墙的城、有墙的帝国；你举目望见的是辽阔的空间，是沙漠的自由。

十二蒙古草原

我在北京的逗留并不全是玩乐与游览，因为下一步怎么走非在那里定下来不可。再过几个星期，我就得踏上西伯利亚铁路回家了。剩下的时间，是该用来看一看山东——那圣省，连同它所能提供的一切可观之处——还是该到那片有争议的满洲去匆匆跑一趟呢？两者之一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可我心里不踏实，总觉得无论哪一样都意味着中规中矩的旅行——在中国能有多中规中矩就有多中规中矩：铁路，也许还有旅馆。何况山东如今是游人常到之地；而满洲既受俄日两国把持，未必肯对比最刻板的指南式旅行更多的东西敞开什么「门户」。

可蒙古似乎给我的犹疑指出了一条出路。驿路与商道自长城横穿那片地方，或迟或早总要在贝加尔湖附近接上西伯利亚铁路。那便把我往莫斯科的陆程推进了约五天，正好省下那么多火车；而据我所能打听到的，蒙古没有旅馆，连中国客栈也没有，那我就不必担心舒服过了头。但最要紧的是，「蒙古」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种魅惑。从那片辽阔而人所少知的高原上——它几乎同整个中国本部一样大——昔日曾涌出一群又一群凶悍的战士，那是上帝之鞭，是西方的恐怖；他们把得胜的旗帜自北至南、自北京到布达佩斯、自伏尔加河到胡格利河一路打过去。孕育出这样一族人的是怎样一片土地？今日的蒙古人又如何？哪怕几个星期，也总能告诉我一点什么。

打定主意要去，我便着手打听怎么走、走哪里；结果照例：无论问与不问，都得到许多彼此抵触的忠告。美国使馆极有礼地一句主意也不出，却尽力相助：替我把护照上该有的签证都办妥，甚至催动了慢吞吞的外务部那几个轮子，免得我被耽搁。雇仆人一事倒颇费周折。有人荐来一个，却不肯跟一位女士走，因为他「非得比她更有胆量不可」；另有些人一听「蒙古」二字便怯了。可最后，承美国武官里夫斯上尉的好意，我找到了那位无价的王——通事、厨子兼大总管一身而三任，也是中国人中最忠实的一个。《泰晤士报》那位著名的访员莫理循博士，在恰到好处的时候给了我极需要的鼓励。他说他自己久想走一趟，而我自然是走得成的；说到他自己新近纵贯蒙古与中国突厥斯坦的长途时，他随口一句话叫我心里大为受用：难道我不讨厌人家告诉我某件事我做不了、说那太难或太险么？但愿他们只把自己所知的事实告诉你，而把自己的意见留着。我想，好吧：既然连莫理循博士也有人敢告诉他什么做得、什么做不得，那我受同样的待遇也就不必在意了。

可那些日子里，我不止一次需要把这句安慰放到心上。我打听一点消息，得到的往往不是事实，而不过是一句板着脸的话：这不是女人该做的事。而等我当真得到确切的说法时，那些说法又不可能全是事实，因为它们彼此抵触得那样厉害。自张家口到库伦，我十八天走得到；我该算二十四天或三十天；到铁路通常要三十天；我别指望能在四十五天之内走完。我必须买马自张家口过去；骆驼才是唯一能用的；夏天弄不到骆驼。过库伦以后我得雇一辆四轮马车；唯一的走法是坐轮船；我决受不了大车；我决不能在鞍上一坐那么多钟头。路上会没有水；即便有，我也喝不下去。天会热得受不了；我得预备着风雪与沙暴；会有大雨，把路弄得走不成。我的脚力会垮掉；我的人会弃我而去；土匪会拦路劫我的商队。

有一位先生，我写信去问，他的回信开头说他「极乐意」答复我的询问；接着便写道：「坦白说，自张家口到库伦这一程，我以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该由一位女士独自去走。」随后是十条我不该去的好理由，头一条、也是最要紧的一条，是我得把一切客栈都抛在身后，非露营不可。

这就定了。我最乐意抛在身后的莫过于客栈；而我几个月来一直渴望睡在帐篷里。于是我高高兴兴地着手预备起来。可对手的招数还没用尽（所谓对手，通常是一位教养好、明白事理的欧洲人或美国人，风度可亲，用心也最良善）。一位刚从蒙古回来的英国军官断言我决带不过我的狗去，蒙古那些凶悍的畜生会把它撕碎；可我了解我的狗而他不了解，我便把这话搁下了。最后的一枪最难招架：「那不值得。」我几乎就要让步了；可我已经到了犟劲上来的地步，虽然想让，却让不了。

如今横穿蒙古已成过去；无论谁说过这一程的什么，我都不打算否认——只是我不知怎么就从那一切危险与难处之间溜了过去。自长城到铁路这一程，不算我为自己取乐而停的那些日子，我走了二十八天；天气大体是一桩乐事；而在库伦同我那些蒙古人道别时，我是真心不舍的。我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没有出什么事故，而那——这一回——是值得的。

人靠着将就凑合居然过得这样好，实在出人意料。北京不是通商口岸，欧洲铺子极少，做一套露营装备的地方本该同香港之称手正相反；可承好心朋友之力，我到底凑起了一副过得去的家什。寻常的存粮都有，只是罐头肉与熏鱼比我在西部中国带的多得多——因为横穿蒙古的路上不会有随手可得的鸡，只偶尔有一只羊；而果酱，我照例备了不少。我如今明白英国为什么要往南非的军队里运成吨的果酱了：鲜果与菜蔬短缺时，那一点果味最是提神。不过在我一切存货中，最给人安慰的莫过于两瓶青柠汁与一听所谓「葡萄坚果」麦片。后者和着牛奶，在燃料潮得生不起火的清早动身时很顶用；而青柠汁能把最浑最温的水变得可以下咽。我唯一一次险些对好王发脾气，就是他把最后一瓶打碎的时候——我只好纵马跑开，免得说出话来。运气好，我租到一副旧的美国军鞍，正合我意。长途骑行没有比那种鞍子更好的了，人与马都省力。

钱的事须仔细筹划；偏僻之行向来如此。不过最后承华俄道胜银行诸位的好意，一切都安排妥当。过沙漠时我用不了多少钱，自然带得越少越好；可到了库伦与铁路边，就非有一笔款子不可。于是银行给了我几张开给本地票号与它自家分行的汇票，一路并无为难；自北京起，我则带着银元与银两应付起初的开销。能不必背一大堆零钱，我觉得自己像《天路历程》里卸下重担的基督徒——因为值一元的铜钱差不多有二十磅重。

幸而我到张家口时诸事已备得周全，等信的那两天几乎无事可做；这正好，因为我在北京的种种奔走加上湿热，已把我弄得相当乏；我乐得歇着，而我那位好心的年轻主人——英美烟公司的——则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只为把我这一路的舒适都张罗到。我的鞍子被彻底检修过；又备下一块可爱的蒙古工的鞍垫；还打了一大包香烟，好让我的人在路上提神；给我则备了一箱苏打水。

有一样极要紧的东西，我的存货里漏了：我忘了从北京带洋葱与土豆——而那在我将去的地方是最要紧不过的，那是一片什么也不长的土地；而张家口既无土豆也无洋葱。连我的主人也帮不上忙，他自己就断了货。可我把这疏忽对足智多谋的王抱怨了一句，他便一脸有数地平静说道：「太太要土豆和洋葱，太太就会有土豆和洋葱。」我果然有了，两样各一大袋，而且好得叫一位女传教士看见我的存货便问，能不能向我的「小厮」打听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她在张家口从没见过这样的。但愿她打听出来了；我是没有。多半又是东方常见的那种走后门的门道；但愿没有哪位中国官员或俄国商人因此短了货——不过我敢说我比他更需要。北京有一则极妙的故事：某国使馆的一群年轻见习译员想请一次客，却发现银器不够；仆人们却应付了过去，到了那晚，餐桌上熠熠然摆满了沉甸甸的银器，上面刻着——另一国使馆的家徽。

临离张家口前，我的食橱又从另一处意外的来源得了进益。多亏北京一位美国先生的引介，外务部左侍郎胡惟德大人极有礼地传令我沿途的中国官员——尤其张家口与库伦的——一路给我方便。我到张家口后不久，洋务局三位官员正式来拜；次日又来，后面跟着一个脚夫，挑着一篮食物——那些东西在我这一程走完之前极有用处。受人家的礼而无以为报，人心里是有些过意不去的。我尽力写了几封致谢的信给所有相关的人，头一封便是给这位左侍郎大人。但愿他收到了；可我此后听到这位大人的消息，却是他忽然翻过北京美国教会院落的墙，逃避哗变的兵。

七月二十六日早上，我坐着一辆北京骡车在张家口破烂的石板路上颠簸，赶车的是一位朋友那个可靠的蒙古人，还有外务部派的兵护送。我的行装塞在我四周，不然我的脑袋准会在车篷两侧撞开花。饶是如此，我的头发散了，帽子从这边滚到那边；车里还能剩下什么东西不掉出去，简直是奇迹。而我也没受多久罪，因为一出城墙、沿着沙城河干涸的河床走时，我便跳下车；那一天里多半时候我不是走路，就是骑那蒙古人的马。北京骡车也许另有更好的用处；可作为刑具，它是无与伦比的。事情同马可·波罗时代一模一样：你手脚并用爬进去，然后痛苦地把自己拧过来，盘腿坐着，地方够的话就伸着腿；伸长脖子想看看景致或透一口气时，你的头才勉强不撞顶。坐在车辕上的车夫处境要好得多；我不止一次挤到他旁边去坐——自然，那是极不合体统的。

自张家口到库伦横穿蒙古的大道有两条。一条较长也较为人知，略偏西，名目不一，叫「官道」，或叫「驿路」，或叫「车道」。沿途有集市与蒙古人的聚落，每隔一定路程设有台站或驿站。因此中国的商队与那些贵人、或赶路的人——他们用驿马——都爱走这一条。另一条叫「驼道」，自张家口向北，走一百英里后折向西北去库伦。过了紧挨长城那一圈村子之后，便再无蒙古人的聚落，水井也稀少而相隔甚远；可它比偏西那条近一百英里，对那些自始至终用同一批牲口的人来说，也就好上那么多。路上很大一段有如今横过沙漠、绵延数百英里的电报线可作标记；不过全靠它指路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有时通向只有长翅膀的东西才跟得上的地方；尤其是，它从不为指出沿途的井而绕一绕，而你一旦错过一口井，也许二十四小时也到不了下一口，甚至永远到不了。我既不赶路，也无特权，便选了这一条。

每年有成千的大车与驼队从这两条道之一上经过，南来北往地载着茶、布、杂货、皮张与毛皮，价值以百万两计。可蒙古出口的东西多半是自己用脚走的：马、牛或羊。

依一八五八年与一八六〇年的条约，俄国边境与张家口之间设了一条驿路；尽管有穿满洲的铁路与之竞争，至今仍有马递每月往返各三次横穿沙漠。受雇做这事的蒙古人自这城到那城走七天，一路纵马奔驰，频频换马，换人则少些。另外每月还有一班包裹邮递，由哥萨克护着，慢慢地横穿过去。

俄国人何以要在铁路只需约一半时间的情形下，死守这种费钱而更慢的送信法子，我不明白。有人给我的一个理由是：他们也许不愿把邮件交给控制满洲铁路南段的日本人；而万一两国之间有事，俄国人有一条自己通中国的联络，也许方便。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俄国「和平渗透」方略的一部分——把她的影响扩到蒙古，一直扩到长城。张家口似乎已经是俄国的一个前哨：一群群俄国商人，一座俄国教堂、一家俄国银行、一所俄国邮局、一处俄国领事馆，每一样都同样是白沙皇的代表。

自张家口出来第一天将尽时，我们从几座敌楼底下穿过——在这里，那便是长城仅存的东西了，此外只有一道乱石堆标着它从前的走向。城墙是土筑石包的，早已剥落崩塌，只剩下那些坚实的砖石敌楼像巨人哨兵一样立着守路。

我在这里同另一个世界打了个照面。中国在我身后、在我脚下——自张家口起我们已升高约一千五百英尺。我面前铺开的是辽阔的蒙古高原。吹凉我脸的风，是掠过几千英里草原与沙漠而来的。一长列一长列庄重而踉跄的骆驼，一大群一大群由骑着结实小马的粗野汉子赶着的羊，都在告诉人这是一片开阔的地方。每往前一英里，便更深地走进起伏的草原与戈壁的荒瘠；而我同下一座城之间，横着将近七百英里无树的平野与不毛的沙。

有四天我们都在穿越草原：一大片一大片和缓起伏的地面，覆着又厚又肥的草；它一浪接一浪，像一片大洋涌到中国的壁垒之下。目力所及，除了未经犁锄的活绿之外别无他物；唯一的破处，是几条聚落的细线像抓取的手指伸进这片草海——那是中国人、那些耕田之民咄咄逼人的推进。

多半时候我是走路的；高地的空气几乎把我托着走，而重新踏在真正的草上，实在是一桩乐事。在开阔的地面上很容易找到近路，我一般总走在旁人前头。赶着进城的蒙古人一群群友善地招呼我；他们脸上有沙漠的神气：大胆、耐苦、晒得黧黑，被日、风与刺骨的寒刻出纹路。他们同我在打箭炉所见的藏人既像又不像：身架较细，神情更爽朗、更开阔；藏人使我却步，他们却吸引我。我在草坡上东爬西走，不止一次迷了路；可总有个蒙古人出现，替我把方向指正。

我们头一回歇晌与歇夜，都在路边的客栈；那些客栈造得很像土耳其的客店，在一圈土石围墙的两三面上盖房，装一道结实的大门。有一处，一间大通厅旁的小私房分给了我同一位样子整洁、显然独自骑马赶路的中国妇人。房里三分之二被一铺「炕」——即泥砌的火榻——占去，炕高出地面约三英尺，我们的铺盖就铺在上面。可那是我此后许多天里最后一次见到房子；此后便只有帐篷与「蒙古包」了。

第二天夜里我们歇在一处有几顶蒙古包的小小蒙古聚落。其中一顶腾出来给了我。拿后来我住过的那些来比，它是异乎寻常地大而洁净的。

我在这里所处的是那个不变的东方——如果今日还有不变的东方的话。六百多年前，一位善于观察的威尼斯人走过这条路，他对蒙古人居所那段简短的描写，今日同当年一样贴切。马可·波罗说：「他们的屋或帐，是用杆子蒙上毡做成的，形状浑圆，接合齐整；他们能把它收成一捆。」不过他的描写既这样简短，不妨用一位较近的旅行家、和蔼的古伯察的话来补足——他的造访不过是六十五年前的事：

「蒙古的帐篷，自地面起约三英尺是圆柱形，再往上便成圆锥，像一顶尖帽。帐的木架，下部是交叉木条编成的栅，可以随意折拢与撑开；栅上是一圈插在栅上的杆子，在顶上聚拢，像伞骨一样。木架之外蒙上一两层厚厚的粗麻布，帐篷便成了。门总是双扇的，又低又窄；底下横着一根木梁当门槛，因此进门时必得同时抬脚低头。除门之外，帐顶另有一个口，好放烟出去；这口随时可以用一块毡封上——那毡拴在帐内口的上方，用一根绳可以拉过来，绳头就垂在门边。帐内分作两半：进门左边的一半留给男人，客人也到那一边去；若有男人从右边进去，便算极无礼。右边一半归女人，炊具都在那里：上釉的大陶器，用来盛水；还有掏空成桶状、大小不一的树干，用来盛他们把奶做成的各样东西。帐当中埋着一副大三脚架，随时候着接那口就在旁边、随时可用的钟形大铁锅。」

我所见的正是如此，只是帐上蒙的向来是毡而非麻布；而且往往是两顶帐——一顶男人的、一顶女人的——而不是一顶分两半；还有，可叹的是，掏空的树干十有八九已被美孚的油桶取代。不过蒙古人在马可·波罗之世、在古伯察之世怎样生活，如今仍怎样生活，而且还会这样生活下去——直到中国人的移垦或俄国人的统治逼着他放弃游牧、定居下来种地。

蒙古包四周聚着女人、小孩、狗与牛犊。他们很友善，几乎友善得过了头；那些女人对我的兴趣，同我对她们的兴趣一样大。她们一律穿着又长又不合身的毛衣裳，脏得辨不出原是什么颜色；可衣服的污秽与褴褛反把她们头饰的华丽衬得更盛：一道宽宽的银箍，做工繁复，嵌着亮晶晶的宝石、绿松石与珊瑚，绕在头上；箍上垂下长长的链子与坠子，一直落到肩上。那是女人的嫁妆，她从不离身，看来昼夜都戴着。这些女人本身虽脏，相貌却好：眼睛秀美，五官虽略嫌粗重却也端正，皮肤被日与风晒黑，看去像南欧的农妇。举止上她们比中国女人快活得多，也随便得多。

蒙古，这个名目繁多的地方，有过伟大的过去，也许还会有将来；可今日不过是世界这盘棋上的一枚子。它是一片高出海面约四千英尺的大高原，是天山向东的延伸。它东西横亘将近二千英里，南北却只有约九百英里宽。高原中部是一大片洼地，蒙古人叫它戈壁，即「沙漠」，或叫沙漠，即「大沙」；中国人则叫瀚海，即「无雨之海」。往北地势升高，碎成阿尔泰山脉那些林木覆盖的丘山，那里溪流很多，多数早晚要流进黑龙江。往南，地面起着巨大的草浪，一直涌到中国边界那道山障脚下；可森林已被扫荡一空，几条溪水也很快没入地里。张家口到库伦那七百英里的路上，除了五六棵矮榆之外几乎没有树，唯一的河是「沙河」，即「沙之河」。不过草原上一到夏雨落下来，便像西部那些起伏的大草原；即便在戈壁，全然不长东西的也只有约五十英里。别处则稀稀落落长着粗糙的灌丛，其间夹着一段段的石与沙。

横穿戈壁，这里那里可以看到一处沼泽或浅的盐湖，那是从前气候不同的凭证；可今日过路的商队全靠水井，那些井深浅不一，相距也无定数——十英里、二十英里，甚至五十英里。它们的年代比活人的记忆还远，每一口都有名字、有脾性。有些井的水从不枯竭，有些很快就干。偶尔水略带咸，可通常是清而凉的。若没有这些井，戈壁那三百英里便会在南北蒙古之间横成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即便如此，沙漠也要向过路的商队索取它的租税：渴、饿、暑、寒，在牲口中间收去的性命以千计，而路上处处以它们发白的骨头作标记。

这片辽阔、无奇、风扫的高原，所养的人口稀少，不足三百万。南北边缘上有少数人已采用了中国人定居的生活；可别处的人还像他们的祖先一样过日子：畜群吃草的地方便是他们的田，蒙古包临时支起的地方便是他们的家。他们是游牧之民，可游牧有一定的界限，既不走远，也不常迁。统治他们的是本族的王公或汗，而这些人直到去年为止名义上臣属中国；不过中国的干预多半限于索贡——而那贡银很有一部分粘在经手的王公指头上——以及偶尔征调差役或兵役。中国的行政首长是、或曾是驻库伦的办事大臣，而他的职责似乎在于照管那里的中国商人，并对活佛——蒙古的宗教领袖、如今也许还是政治领袖——留一只警惕的眼睛。不过蒙古人虽有这么多统治者，或者恰恰因为如此，他似乎不大知道政府之害或政府之益：政府离得远，为他做的事少，而索求也少。

蒙古人的财富在他的畜群：马、牛、羊、骆驼。照我们的意思他并不占有土地；不过他若掘了一口井——我相信他极少这么做——便对它有某些权利；而他对自家蒙古包近旁的水与草所提的要求，是该受尊重的。连他的朋友也不得不承认蒙古人懒。他主要的职分是照看畜群，可畜群多半自己照看自己。每一群马由一匹儿马管着，它把母马看得极紧，凡有别的儿马想加入，它便凶猛地厮斗。人家告诉我，马主只消数一数儿马，便知道母马是不是都回来了。蒙古人几乎什么也不制造——不过是毡毯、毡子与鞍具；而这些活多半是女人做的。蒙古人也不种地；他蒙古包附近看不见什么长着的东西。同长城那一边吃米的人不同，他的食物几乎全是肉与各种形式的奶——奶酪、奶豆腐、马奶酒。他喝的茶多得惊人，连我的「小厮」也看得瞪大了眼；那茶是中国商人运来的。

蒙古人极耐劳；整天在鞍上于他不算什么，他在骆驼背上睡得同在地上一样沉。他似乎也不在乎冷热。我见过他们在盛夏的烈日下穿着羊皮袄；夜里行路的人往身下不垫毡不垫席，就在露天里一躺，而夜里往往是冷的。若非如此不可，蒙古人能很久不吃东西；可一有机会，他便是个大饕餮，把大量半生的肉往下吞。人家告诉我，酗酒是蒙古人的毛病。他最爱用威士忌喝醉；没有威士忌，便用一种酸马奶所酿的烧酒。另一方面，鸦片瘾似乎不曾越过边界，蒙古人染此瘾的极少。可他们都抽烟——男人、女人、小孩都抽，正如他们都骑马。要领略蒙古人，你得看他在马上——其实你也难得看见他不在马上，因为只要办得到他便不肯脚沾地。没有马的蒙古人只是半个蒙古人；有了马，他抵得上两个人。看他在平原上疾驰，缰绳松松的，坐姿自在，很像西部的牛仔，只是不那么四仰八叉——那是极好看的景象。

今日的蒙古人，是一千年前那些征服者战士退化了的子孙。他的名字曾把恐怖带到地中海之滨。如今不喜欢他的人可以说得颇有几分道理：他过的是畜生的日子，与其说婚配不如说交合；他尚武的精神没了，他的家不过一个窝，他主要的乐趣是大吃与喝醉。可喜欢他的人——而那些正是最了解他的人——则断言他是个好家伙：快活、脾气好、自立、又好客。

十三横穿戈壁

自张家口出来第三天将尽时，我们正沿着一条隐约的路在长满草的矮丘间走，四围是点缀着马群牛群的好牧场。路上一个急转，露出一片蒙古包，同我们一路经过的许多片一样；可稍偏一边的两顶卡其色帐篷，显出这里有欧洲人。不多时我便置身在新朋友之中——在世界的角落里，新朋友转眼便成了老朋友。

我要从这里真正动身，作横穿沙漠之行；而运气好，这个小小聚落里有一位对蒙古的门道极熟的人，第二天早上正要往蒙古腹地去；我若立刻上路，两人同路的那两三天便可以结伴同行。幸而没有什么事绊住我，第二天中午我便又在路上了。

我颇为得意地打量我这支紧凑而完全够用的小队伍。我的行李——包括一顶宽敞的中国布帐篷——很有章法地装在一辆俄国小货车上，那是一辆结实粗笨的两轮车，由两匹马拉着，赶车的正是要领我去库伦的那个蒙古人。我的小厮相当拘谨地跨在一匹结实精干的蒙古小马上，那是淡黄褐色的「鹿皮」马，配着西式鞍与红鞍垫，很是俏丽。王很有担待地说，我不想骑时他愿尽力骑；可他又可怜巴巴地补了一句：他从前除了驴什么也不曾骑过。至于我，我神气地坐在一辆美国轻便马车上——一辆「货真价实」的，从美国运到天津，再由陆路运到张家口。它本是要送给库伦一位蒙古王公的，而我得了这份光荣，把它带过沙漠去。横穿蒙古有种种走法：骑马、坐马车或驼车；样样都累人，沙漠总要在人的身与心上收它的租税。可如今有了一个新法子；而戈壁里若还有舒适可言，那便是一辆美国轻便马车了；再加上一匹马可以换着骑，难怪我面对沙漠毫不气馁。

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动身时，阵容颇为可观。合计起来，我们有瑞典人一名、美国人一名、中国人一名、蒙古人七名、爱尔兰人一名（杰克），马十二匹。三个蒙古人是喇嘛，其余是俗人，即所谓「黑人」——因为他们不剃头，黑发编成辫子。他们的穿着大体相仿，只是有一位喇嘛穿着正式的红衣；他们都骑着结实的小马，鞍桥高高的，骑术都好。

头一天过后我们便定下了常规：六点上下早早动身，中午长歇，支起帐篷，人歇着，马吃草；随后再走，直到日头落到地平线下。较热的时辰我在马车里歇着；清早与一天将尽时我骑马。那些蒙古人都是快活的小伙子，对我的举动抱着善意的兴趣。其中一个是队里的活宝，一心要学着用英语数数；每回经过我身边便把功课唱一遍，一个数一个数往上添，一直添到二十。到宿营前最后几英里，正是好好赛一场的时候。他们竖着大拇指打招呼，向我喊一声「赛音？」（「好吗？」）；我回一声「赛音！」，一碰马便冲了出去。哦，同沙漠的骑手一道纵马奔驰，那份快乐！那一刻你是疯的。你那些游牧的祖先——我们人人都有——在你身上醒过来；你差一点就要永远背过那些职守与宴席、背过我们自己缠上的一切束缚与虚饰——随后你想起来了，便怏怏地去睡。

天气好极了；无论前头等着我什么，眼下是完满的。壮丽的黎明；除了正午前后短短一阵之外并不酷热，而午后很快便凉下来；短短的暮色收在寒冷而繁星满天的夜里。蒙古的夜真是奇妙！我的帐篷总扎在离乱哄哄的营地稍远处；我裹着毯子躺在窄窄的行军床上，帐门朝夜风敞着，就在沙漠那无垠空间的寂静里睡去，直到星子在天上淡下去才醒。

起初我们还在草原上：起伏的地面覆着厚厚一层草，点缀着鲜亮的花，蒙古包、人与畜群都多。路上的事不多。狗总从蒙古包里冲出来迎我们。它们看去又大又凶；起初我记着人家的警告，把杰克看得很紧；可它对这些狗同对中国的野狗一样不放在心上，欢欢喜喜地小跑在那些俘获了它爱尔兰心的马旁边，几乎懒得看它们一眼。有一回我们停下来买了一匹马，得了一匹上好的花斑马，格外高大结实。又有一回碰上机会买到一只羊——即便草原上有成千的羊在吃草，也未必总买得到，因为蒙古人只在眼前急要用钱时才肯卖。买卖一成，余下的事不多时便办完：宰、剁、在专为此带着的大锅里煮、吃。

离张家口二百英里处，我们经过滂江的电报站，站上有两个中国人。那不过是一所小小的木屋，带一小块园子。中国人同英国人一样必定要有个园子，只是他把力气花在种能吃的东西上。这样的站每隔很远——二百英里——便有一处，一直到库伦，而且总由中国人管着；他们能干，却是异乡人，也想家。在沙漠里落下这么一处地方，除了往来的蒙古人之外无邻无客——而中国人对蒙古人是高高在上地瞧不起的——那日子必定凄凉。其实他们看蒙古人只当作一只可拔毛的鸟；而这可怜的游牧人也确实被拔得只剩最后一根毛。压迫蒙古人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百姓；这压迫使他甘愿到任何地方去求解脱。游走的商贩抓住他两大弱点——不会攒钱与嗜酒——先拿威士忌灌他，再趁他脑子糊涂，让他以敲骨吸髓的价钱买下一大堆无用之物；付账倒不忙，什么时候都可以结。可等到结账的日子到了，那笔像滚雪球一样长大的债便非还不可；于是马与牛、那几件可怜的传家之物统统被吞掉，蒙古人发现自己落得徒步无家——于是又多了一个中国统治的敌人。

凡我们在蒙古包附近歇脚，女人们总要出来看我，闯进我的帐篷，摆弄我的东西。她们似乎极看重丝绸。我的丝衬衫大受赞叹；而当她们刨根问底到发现我连衬裤也是丝的时，那份惊异便无以复加了。她们也总热心地把自己的宝贝拿给我看，自然尤其是头饰——那些头饰有时极美，值五十两、一百两乃至二百两。

在蒙古，娶妻的代价高，休妻也得出钱。做父母的替儿子买一个妻，付出一笔可观的钱，而那钱是用来置她的头饰的。丈夫若不满意这桩交易，可以把妻送回娘家，可她要带走自己的嫁妆。人家告诉我女人的命苦得很，这我很信：在贫穷落后的民族中间一般都是如此；可她在我看来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个被踩在脚下的奴隶。相反，她看去同她丈夫一样是条汉子：抽烟，跨着骑马，赶驼队的利落劲同他一样。她的家务想必不重：没有园子要照料，没有屋子要打扫，做饭缝衣都简单；可同男人一比，她是辛苦的。蒙古女人的爱美之心决未泯灭；请一切跑单帮的留意：常有人向我讨肥皂，而我分给一小块时，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叫她们高兴的了。也许再过些时候，连蒙古人也会显得干净些。亚洲人一般不大懂肥皂；他们洗衣靠捶，洗身靠搓；可有时又把它看得过高。有一位克什米尔妇人，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同我一位英国朋友白皙的脸并排，叹道：「我若有你那样的好肥皂，我也会白的。」

不过横穿戈壁时，不洗——至少不洗脸——倒大有道理。那干燥灼人的风把皮肤烤裂，一洗更糟；何况有时水也不够。于是有两个星期，我的脸是由老天的雨洗的（如果洗了的话）；我的头发看上去也确乎是风梳的，因为一面是颠簸的骑行，一面是扫过高原的硬风，要整齐是不可能的。不过多亏了王，我每天早上总能穿上一双擦得锃亮的鞋，好歹维持住几分体面。

野物我见得不多；偶尔经过几只羚羊，有两回远远望见狼。蒙古的狼又大又凶，常袭击畜群，一只便能把一匹好马或一头壮牛扑倒。人们对它们时断时续地开战，多半不很成功；有时也组织一种围猎：拿套索的人守住要处，另一些人把狼从窝里轰出来，赶到套索够得着的地方。沙鸡很多，在我们前头半跑半飞；等我们深入沙漠，看见大群的鹰；再往北，旱獭极多，形貌与习性都很像草原犬鼠。

起初四面都是畜群。白马与灰马之多叫我诧异；人家告诉我，马主要是为中国市场而养的，而中国人爱这两色。牛羊以千计；可我相信这些好牧场还养得下更多。偶尔我们看见放出来夏牧的骆驼；它们都是双峰的，能耐极烈的冬寒，可夏暑于它们极苦，因此暑天用它们时，一般只在夜里。

我们不时经过长长的货队，一百多辆两轮大车，每辆由一头牛拉着，牛系在前一辆车的尾上。它们走得像蜗牛，也许每小时二英里，横穿沙漠大约要八个星期。有一回我们遇上俄国的包裹邮递：一辆装得满满的大车由骆驼拉着，护送的哥萨克也骑着骆驼；他们的制服与漂亮的白檐帽在那踉跄的坐骑之上，看着极滑稽。多数商队由中国人带领；一有机会他们便围拢来打量这辆怪车，尤其那轻巧的细辐轮子叫他们大感兴趣。他们试着抬一抬，用拇指与手指量轮辋，研究弹簧；那份机警的好奇显出一种聪明，而这是我在蒙古人身上没有看到的——在蒙古人眼里，我们不过是一班走江湖的马戏，马车、杰克与我彼此不分高下。

我们此时已在戈壁。草原那浓郁的绿让位给稀疏的灌丛与一丛丛粗草杂草，可怜的马虽整夜吃草也难吃饱。地面更破碎了，被沟壑与沙河割开，露出一副被日头烤硬的、拒人的模样，只有壮丽的深红与蓝的蓟花给它添些亮色。井相隔更远了，有时还是干的；有几个钟头我们提心吊胆，连自己的水都没把握，更不用说马的。近一处盐湖的一口井水略咸。这湖是整个这一带的地标；它似乎在慢慢缩小，许多商队在此扎营取盐，把盐运往南方。天气也变了：白天更热更干，夜里却总是凉爽宜人。

有十一天，除了那两处电报站之外我们不曾见过房子；只有一回在清早，我们毫无预兆地撞见一座喇嘛寺，仿佛是从地里冒出来的——空旷的沙漠既能显露，也能藏匿。那是一组平顶的、刷白的房子，其中一座比别的大，全都笼在寂静里。我们经过时不见一点人迹，只有一个红衣喇嘛在白墙上映出一块鲜亮，还有一峰骆驼拴在角落里；它落在那一大片空荡荡的土黄色平原正中，看去极孤寂、极荒凉。

我此时已同同行的伙伴分了手，把我那充裕的香烟分了些给那几个和善的蒙古人。他们打马离去时，向我道了蒙古人的祝辞：「愿平安与你同行。」我本很愿意把那个红衣喇嘛一直留到库伦，因为他照料我的需用极尽心，又对可怜的杰克很好——杰克有一阵子被沙漠的热沙弄得精疲力竭；不过我给了他一小瓶硼酸水治他的烂眼，他很满意地走了。蒙古人同许多东方民族一样，眼病极多，那是脏所致，更是蒙古包里呛人的牛粪烟所致——那烟常常逼得我逃出去。我想那位严厉的老耶稣会士对他们的评语，会同他评红种印第安人的一样：「他们一生在烟里度过，永世在火里度过。」

我们横穿沙漠约八天，一天像一天。有时路尽是上上下下：翻过一道土岗，前面又是一道一模一样的。随后连着许多英里，地面平滑得像台球桌，无石无起伏；我们在一片没有尽头的沙荒上追着一列没有尽头的电线杆。又有一天，我们自天亮到日落都在一片模样可憎的地上走，遍布巨石与突出的石脊，荒瘠、凄凉、拒人。

到处不见生命的迹象，无物生长，无物移动。一连几天我们看不见蒙古包，也不止一天没遇见一个人。有一回，前头白晃晃的路上忽然出现一个孤零零的人影，在这大平原上显得极可怜。走近了，它便扑倒在我们脚下的沙里讨吃的。那是一个自库伦回家的中国人，要徒步走完那七百英里的沙漠回张家口。我们尽力帮了他；可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

有一位骑骆驼去库伦的红衣老喇嘛，同我们走近了两三天，夜里同我的人一道睡在车边，中午有时到我帐篷底下躲一躲，安安静静地坐上几个钟头抽我的香烟。他是个和气的老人家，举止可亲；他费尽了力气、几乎把自己噎住，只为叫我明白我一个人走这样远有多了不起、我在库伦将会看见何等壮观的景象。

时光就这样过去：白天累人而单调，夜里清爽而壮丽。随后在一个又长又乏的下午将尽时，我一时望见北面空白的天际上隐约勾出一个轮廓——是云？是山？是石？我几乎不敢信自己的眼睛，一遍遍地看。是的，那是一座山，一座石头的山，正如人家告诉我的那样：它会在我面前露一会儿脸，随即消失；它果然消失了。我很高兴，因为沙漠到它脚下便算到头，那之外是一片有草有水的地方。

那天傍晚我们在离路不远的一个草窝子里扎营。夜里下起雨来，轻轻敲着我的帐篷壁；有好几个钟头，落雨声里混着沉闷的铃声——一队长长的牛车正在黑暗里朝库伦爬。

第二天起来仍是万里无云。我的地标已看不见了，可我知道它就在不远，那是「疲乏之地的一块大磐石」；空气已经清新些，地面也似乎染上了一层绿意。

下午，一小队模样粗野而如画的人照地道的蒙古派头朝我们冲下来，纵马疾驰时拖着套马杆。他们快活地招呼一声，便掉转马头同我们并辔而行，一面满足自己的好奇。这是我头一回见到北蒙古人：他同南边的兄弟差别不大，只是受中国的影响较少。服饰上他更好看，那顶常戴的高尖帽子，令人想起旧时描画蒙古大军入侵的图画。

那座大山又进了眼帘，像一头巨大的猛兽伏在乱石遍布的平原上。可那座著名的、坐落在山脚下的喇嘛寺在哪里呢？我们在一片乱石的荒野里穿行——那些石头堆叠得峥嵘错落——走出来到一道小脊上，眼前便是图林；那不是一所房子，而是一个村子，在石头间错落而建。在这无人沙漠的边缘上撞见这样的景象，实在异乎寻常。稍离开别处的是四座大庙，顶着金球，幡旗飘扬；由庙引出去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小白粉屋，配着红木料，那是住在这里的二千名喇嘛的家。整个看去像海边一处露营布道的胜地。附近有几群马在吃草，可没有耕地；这几百名喇嘛的闲食，是靠从被僧侣笼罩的百姓身上勒索来的布施供养的。有一群喇嘛出来迎我们——或者是来挡我们；那几个人相貌颇令人不快。天色渐晚，我们还没到宿营之处，我便没有久留。

那一夜我们在山影里扎营。地上铺着蒿，一踩碎便散出一股几乎逼人的辛香。就寝前有一个中国商贩来访，好意提醒我们提防马贼；他两夜前丢了一匹马。这么说，土匪到底来了！此后三夜我们严加戒备，远离大路扎营，睡前把马都拢到我帐篷四周。有一夜两个人还轮流坐更。幸而我那中国小厮同蒙古人相处得好——因为蒙古人是不受欺压的，而中国人又爱在土著头上作威作福。可王是个好人，一心替我省麻烦，什么都肯伸手：支帐篷、备马、拾燃料，事事乐意听蒙古人的——只有早上起床这一件除外。那时便是王张罗大家上路：他先生起火，然后扑向察罕胡，把他从羊皮袄里拽出来；不过人一起来，蒙古人便沉着而有效地接过指挥。

到了图林，地方与天气都变了。如今草极丰，马可以把前些日子的亏空补回来。成千的牛羊又叫我们眼里一亮；马群更是好看：几百匹漂亮的牲口，多半是栗色或黑色，或在路边吃草，或鬃尾飞扬地自在奔驰。

人家先前提醒过我们雨季来得早；有三天我们一场接一场地遇上暴雨，被耽搁好几个钟头，有时困在营里一天以上。头一天我们正好赶在被浇透之前停下吃午饭，直到六点才又上路。因为有几个中国马贩子在我们旁边扎了营，不远处又有两三顶蒙古包，我倒不愁没有消遣。帐篷一支起，蒙古女人便在我帐里安顿下来，很不见外。其中一个年轻，模样还不错；她们都戴着北蒙古那种触目的头饰。那头饰同南边的一样是银的、嵌着亮石头，可样式更繁复，而梳头之法极其奇特：头发自额到后颈分开，两半各抹成一大块像耳朵一样的东西，贴在头的两侧，几乎伸到肩宽，用木条或银条固定住；两股发梢则编成辫子垂到胸前。这是出嫁时梳定的式样，此后极少再动。这些北蒙古女人的衣着也很触目。在她们惯穿的宽松不系带的袍子（蒙古语「女人」就是「不系带的人」）外面，她们套一件蓝布短褂，袖子是红的；褂子的肩头做得又高又硬，几乎要蹭到耳朵。脚上穿的是同她们丈夫一样的高皮靴；若戴帽子，也是同样的高尖帽。看一个蒙古女人跨在飞驰的马上，那情景是忘不掉的：两只发「耳朵」扑扇着，高帽子在顶上摇摇欲坠，银饰与白牙一闪一闪。

那一夜我们到九点才扎营；第二天又因雨拖到下午才上路，而支起帐篷时又是晚上九点——那是一个可爱的小山坳，长满了大蓟，在灯笼光里蓝得像天。

再一天我有些急了，不顾察罕胡的劝阻，决定同天气硬碰一回：雨又下来时我不肯停。结果我们全被淋透；而且一行人差点陷在泥沼里，我只好作罢，就在湿透的地上扎了营，一直待到第二天过午——大半时间都用来烘干自己。牛粪太湿，烧不着，我们用我那只苏打水箱的木板生了一小堆火。有两天我们想买只羊都没买着，人的口粮也快见底了。若不是张家口洋务局那份慷慨的馈赠，我们便要吃苦；可蒙古人与中国人似乎都没有什么碍事的忌讳，我把他们叫进帐来同我一道吃，他们就着一罐罐咸牛肉、博洛尼亚香肠与熏鲱鱼大快朵颐，再用一碗碗太平洋沿岸的桃与李罐头送下去；然后他们抽烟——这份安慰是他们始终有的；而火但凡烧得起来，也一样冒烟；不时还有淋透的过路人进来，得一把香烟提提神。随后大家都蜷进羊皮袄里，一睡几个钟头；我也在我那张小行军床上睡着，外头的雨不停地下。

可终于有一天早上天亮得晴朗明净，雨是当真过去了。马歇够了，看去膘满劲足；若一切顺利，天黑前我们该到库伦。我们日出时动身，不久便进了一道美丽的山谷，两侧是像模像样的山，上坡覆着真正的松林。自从把中国的白杨与柳抛在身后以来，除了戈壁里那三棵矮榆，这是我头一次看见树。蒙古包、畜群、人，到处都是。路上遇见的两个中国人停下来警告我们：库伦下面那条河水极高，还在猛涨，几百辆车都等着水落，他们怀疑我们过不去。这消息并不叫人振奋，可我们还是往前赶。看得出我们已近京城，因为景象越来越热闹。起初我以为必是过节；可不是，那不过是寻常一天的营生，只是样样都那样如画、那样有气势有色彩，与其说是实在的生活，不如说更像一出戏。

一时一群漂亮的马横穿过路，牧马人吆喝着在后面追。随后我们经过一队骆驼，由两个骑小马的女人赶着；她们把婴儿捆在驼驮上，管住那些不听话的牲口似乎毫不费力。这边路旁深绿的草甸上一群羊安安静静地吃草，全然不为一队手持套马杆、像冲锋一般朝城里疾驰的蒙古人所扰。两个女人由一位黄衣喇嘛带着，端端正正地小跑过去，古怪的头饰随着颠簸扑扇。随后我们赶上三峰骆驼，一个人骑着马在前面牵，另一个在后面赶，居然跑得起来——我觉得自己也该快些了；可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几乎不肯让路的，是一支自张家口来的牛队，由五六个穿蓝衣的天朝人照管，稳稳当当地走着：慢，执着，而且准会及时到达——那真是十足的中国。

随后山谷展开成一片被许多河流切割的宽阔平原；就在我们面前，在土拉河的高高右岸上，面对着圣山博格多山，卧着圣城库伦——在佛门世界里仅次于拉萨。

可我们还没有到；我们同目的地之间，横着那些纵横于河谷的河；两岸挤着的一长列一长列大车、马、骆驼与牛，印证了那两个中国人的话。我们赶到头一处渡口：河水满满的，打着旋飞奔；可有几辆车正试着下水，我们也就试一试。察罕在前头开路，我坐马车跟着，骑马的小厮殿后，杰克在近旁欢欢喜喜地游。头一回很好玩，第二回也好玩；第三回就颇为严重了，因为一回比一回水深、流急。水此时几乎漫到马车的车板，马几乎站不稳。我尽力把它把在渡口上，扯开嗓子给它打气；可水流还是把我们冲下去老远，才靠上对岸。

我们过了四回，随后到了一处似乎过不得的渡口。岸上挤着等候的人，却没人过。不时有人试一试，又折了回来；一辆翻了的车与一匹淹死的马显出其中的凶险。可我们决意冒一冒，雇了两个蒙古人——一个喇嘛，一个「黑人」——来牵我们的马。一个骑自己的马，牵着那匹大车马的头；另一个骑我的马，牵着驾马车的马。王同我一道坐在车里抱着杰克。我们下水时众人都紧张地看着；水溅到我们脚上。先是一匹马、接着又一匹，踉跄得厉害，几乎倒下去；马车打了个转，险些翻掉；小狗兴奋的吠声盖过了一片喧嚷。随后是猛地一顿，我们上了岸。这一幕我们又重演了四回；末了我们发现自己同买卖城——我们打算投宿的那个中国人的居留地——之间只隔着一条草地了。我们沿着栅栏夹着的巷子辚辚而行，在一扇大木门前停住；察罕一叫门便开了，那位早得了信的蒙古商人正候着迎我们进去。

十四圣城库伦

圣城库伦是「格根」即活神的居所——他在佛门的品级中居第三；与其说它是一座城，不如说是三座，都坐落在土拉河之上的一道高脊上。三座各自分明、各自独立、各自设防。自南而来，你先到的是买卖城，那是中国人的商埠，小屋与窄巷纠缠成一团，四围是木板与不剥皮的杉木围成的栅栏。掌握着北蒙古贸易的那八千到一万中国人就住在这里。他们显然过得不错，因为这地方有一股兴旺的熙攘；你在街上的泥泞污秽中拣路走时，从敞着的门里可以瞥见开满花的院子与彩饰鲜艳的房屋，正是殷实的中国人所造的那种。不过多半时候是一堵堵呆板的空墙把你挡在外面——或关在里面。中国人在蒙古是不受欢迎的外人，而他自己也知道。

一片荒芜无树的地带把买卖城同俄国人的居留地隔开；那片地上除了一群像小塔的「曲登」佛塔、几顶蒙古包与几间棚屋之外别无他物。俄国人的居留地占着这道脊最高处，居高临下地俯瞰一切，其意味是分明的。它以领事馆为中心——那是一座四围高墙的白色大楼；不过更触目的是近旁那座红色高楼——华俄道胜银行。此外还有一座教堂与几所房屋铺面。俄国领事馆也设防坚固，防御的种种最新法子一应俱全——墙、壕、铁丝网——看去足以抵挡一场围攻。

在到达真正的库伦、即蒙古人或喇嘛的城（它在再往西约三英里处，同别处隔着土拉河的一条支流）以前，你先经过中国办事大臣的衙署；他也把自己筑在坚固的土垒后面。大库伦——蒙古人称库伦为「大营」；「库伦」根本不是蒙古字，不过是俄语「乌尔戈」即营或宫的变形——是一片用栅栏隔出来的巷网，里面所围的不像买卖城那样是舒适的房屋、公所与银行，而是庙宇与喇嘛寺。而在这些的深处，是最神圣的一处：那座喇嘛寺里高踞着博格多、即格根，是仅次于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活佛。

千百万蒙古人把博格多当神仰望；他是神明在世的代表；而他所住的城，每年是成千上万香客的归趋。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直到近些年为止，不过是一个孱弱无知的孩子。博格多一死，他的魂便转生到一个新生男婴的身上。一百多年来，那孩子总是西藏人而非蒙古人；其中缘故，中国政府大概知道。而麇集在这圣营里的喇嘛们——一个堕落宗教的堕落代表——若肯开口，大概说得出何以从前那孩子从来活不到成人。此外，俄国驻库伦的总领事，大概也知道现任这一位何以长寿的秘密——他早已过了那个对他历代前任如此致命的年岁。

在那座彩饰鲜艳的圣寺墙内，肮脏而可怖的政治正活跃着。可外人所能看见的，只是一个孱弱、面相堕落的人；即便他躲得过喇嘛们的毒手，他的荒淫也该不久便送他的命。从前他以西洋玩物自娱：照相，尤其是汽车。千百万蒙古人固然把格根奉为神明的领袖；可说到底，即便在神明之间也有品级：一九〇四年达赖喇嘛在荣赫鹏的远征队之前自拉萨出走、来此避难时，人们立刻忘了那位小神，去朝拜一位头等之神的座前；格根的鼻子被挤歪了，而且一直歪到那位贵客离去为止。为抚慰他受伤的虚荣，一位俄国官员送了他一辆汽车——那车是费了极大的气力与钱财才运到库伦的。我问他要那车能派什么用场，因为那里根本没有路；回答是：对一位有一万五千名喇嘛听他驱使的神明而言，什么事都是办得到的。果然，一条通博格多几英里外避暑之所的路修了起来；可惜，送汽车却没有送司机，而车自己是不会跑的。我去年过库伦时听说，这位不屈不挠的博格多已经从美国又订了一辆，连司机与一应装备都齐备，当时车已到天津；那么此刻他也许正陷在圣城的泥巷里了——除非他已把这些孩子气的玩意儿放下，去演那出在俄国指点之下治理蒙古的滑稽戏。

三百多年来，喇嘛教把蒙古攥在手心里，阻住这地方的发展，蚀掉这民族的元气与自尊。你所遇见的人中，何止每隔一个便是喇嘛——据最了解情形的人估计，男子中有八分之五是喇嘛，或红或黄；而这祸害还在增长。至少两代人以前，古伯察所估的比例是三分之一。不过喇嘛并非一类。有一种是共住的，长住在几百座喇嘛寺中的某一座里。他们大概是僧众中较能干或较有志的，对本门的仪轨更娴熟、也更守规矩，所过的日子，或许同西方修道院衰落时期的日子相去不远。统治蒙古的正是这一等人——在俄国之下。另有一群，可比作托钵修士短促的光荣时代过去之后的样子；他们东西南北地到处游荡，去拉萨，去峨眉山，去北京，既无多少目的，也无什么计划。照古伯察的说法，是「像候鸟一样四处游荡」，到处能找到吃的与帐篷一角，即便未必受欢迎。他们既不施教也不行医，是喇嘛中最无用的一等——虽然未必是最恶的。

第三等、也是最多的一等，我想在西方任何时代的教会里都找不出对应。这些喇嘛同别人一样，年幼时便被送进喇嘛寺；受过规定的训练、照古伯察的说法「取得学位」之后，便回家过寻常蒙古人的日子，除了剃光的头与那身红黄衣裳——而那衣裳他们也并不总穿——之外，与「黑人」全然无别。他们也算成家，至少是娶妻，虽然连那点稀薄的仪节也没有；而那关系之久长，大概同「黑人」的婚姻不相上下。在蒙古西南部，人家告诉我喇嘛娶妻同旁人一样；而在北边有些地方，他对自己的妻并无权利，若有「黑人」把她带走，他也无从申诉。自张家口起头几程陪我的那个蒙古人便是喇嘛，有妻、有子、有家，忠实而勤劳——至少以蒙古人而论是如此——是社会上有用的一员。

人自然要问：这些人何以要做喇嘛？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这件事显然是父母替他们定的：孩子时便被送进某座喇嘛寺，在那里受一份中规中矩而寒薄的训练；可他们长大后似乎并不以自己的处境为苦，因为好处是实实在在的。父母省下了替儿子买妻的钱；而喇嘛自己只要回到本寺，衣食总有着落，又免了政府一切兵役的征调。

据说中国政府鼓励喇嘛教，用意是压住人口，这样便可免去蒙古入侵之患。可喇嘛教早已用另一种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它杀死了这民族的精力与尚武之气。成吉思汗的记忆至今活在他出生的这片土地上；相传这位大征服者葬在俯临库伦的博格多山之巅，无人可以登顶，免得扰了他的长眠。可今日主宰蒙古人的，是圣城里那个统治都不稳当的荒淫弱者，而不是那位雄武战士的魂魄。

佛教有种种形态。一头是缅甸那温和聪慧的僧人，与中国那和善迷信的和尚。可喇嘛教这个佛教的黑色歪像，似乎丝毫没有可取之处：它在拉达克是野蛮的，在西藏是恶毒而残忍的，而在蒙古人身上，它的作用是使人堕落、使人衰弱——而蒙古人的根骨本比拉达克人或西藏人都更好更强。不过他有时也能不顾自己的宗教而做一个好人。

在库伦逗留的头一天，我用来修补横穿沙漠所受的损耗。哦，热水管够、有闲、又有清静，那份奢侈！我又擦洗又缝补，不过最要紧的是歇息。而这若也腻了，门外总有的是可看的。这所亲切款待我的房子，是一位富有的蒙古商人的家，他是个多做事少说话的人。房子围着一个大院而建，院外是一道约十二英尺高的坚固栅栏，房屋本身构成围墙的一部分。院子长的一边是一片带顶的地方，停车、拴马、堆燃料。左右两边是厨房、货栈与仆人的住处；而正对着那两扇饰着大大的万字符的大门的一面，是主人家与客房。这一面沿着房檐伸出来，构成一道窄廊——房子都是一层的。窗子多半是寻常的中国式：木格子糊纸；只有几扇装了玻璃。我的房间约十四英尺长、十英尺宽，一半以上的地方被一个约三英尺高的台占去，台上铺着一张鲜艳的大毯，摆着两三张小桌与几只抽屉柜。此外的陈设便是一条粗凳与两只描花的柜子。屋顶糊着花花绿绿的欧洲壁纸，墙上挂着几幅廉价的中国挂轴。

紧挨着我的是几间上房，显然被看得极重；女主人展示它们时，那份恭敬的自豪，正像一位贤惠的新英格兰妇人展示她的客厅。上房共三间，一间通着一间。每一间都照例有铺着毯子的台，小桌上摆着中国的大瓶。

院里的日子简单，颇有几分家长制的味道。仆人、孩子、马匹，一切都在主人眼皮底下——他是个相貌堂堂、举止端凝的人。我觉得很难分清谁是仆人谁是家人；人人似乎都处得极随便。不过这地方的开心果是一个小男孩，是主人的儿子与继承人；他同杰克玩，或者在我房里一坐半个钟头端详我的东西。照西方的看法，东方的孩子是没有「教养」可言的，而他们确实被惯坏得不成样子；可至少你难得因为看见他们挨打挨骂而揪心。

我最初骑马出门的一次，是去华俄道胜银行；在那里我受到许多礼遇与帮助。多亏北京的银行诸位，那里早已在候我，而我受到热诚的接待，还有一所已经替我备好的房子——不过我用不上，因为我已在别处安顿了。库伦的俄国侨民约五百人，多半是商人与官员，另有五分之一那么多的兵保护他们。俄国区的模样把你带过大洋去：许多房子是原木盖的，立在草院里，四围是高高的板篱，牢固得几乎算栅栏。远东与远西在这里相遇了；俄国拓荒者的家与美国边地人的家，是很相像的。

几十年来，俄国一直耐心而执着地把她的影响伸进北蒙古；如今凭着贸易与雇用，她已把这地方攥在手里。蒙古人几乎唯一认得的外国人便是俄国人；而照例他同他们似乎处得还不错——虽然有一位俄国官员对我说，他怀疑中国商人与俄国商人之间有多少高下可分：两下里都在剥这可怜的游牧人。不过熟悉蒙古的欧洲旁观者断言：若中俄之间当真开战，蒙古人是要站队的——而且是站在俄国人一边。

我在库伦时，中国人中间关于那条一定会修的铁路议论纷纷，张家口的官员说的也是同一件事。人只诧异它何以不在五六年前就修成——那里并没有什么大难处。一出长城，铁轨几乎可以直接铺在地面上，铺得同人走路一样快。只有在近库伦、沙漠以北处，才有不少架桥筑堤的活。而它不久便能自偿，因为北蒙古同中国之间以百万两计的贸易，一旦摆脱今日那种耗费大而无定准的行程之累，轻易便能翻一番。可比这一切更要紧的是政治的一面。中国政府多年来必定知道它对北蒙古的控制并不稳固；它以远比平常为大的劲头推行中国人的移垦，而只要给它时间，那本可以把事情办妥。可它没有理由指望自己有时间；而一条横穿沙漠、修起来费时不多的铁路，本可以用真正的钢铁把整个蒙古绑在帝国身上，连俄国人也挣不断。而如今——是不是太晚了？

我在库伦——蒙古人的库伦——所能消磨的钟点实在太短。另外那两处居留地不过是边境的哨所，一处中国式，一处俄国式，都是新的，也没什么意思。可库伦、大库伦，却是另一回事。到那里去要涉水过河，我们骑马过去时，湍急的水冲着我的脚。也许另有别的路；可这种事在蒙古人是寻常一天的事，而我相信俄国人所建的那一两座桥，他倒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大库伦有一副临时的模样，正配得上它的名字：一场火或一场水便能轻易把它扫掉。除了两三座庙与喇嘛寺之外，建筑上没有什么可观；而且看过一座便等于看过了全部，因为它们并没有多少美处或精工。倒是那条宽阔的大街与河上方的空场好看得多，因为这居留地的生活都聚在那里；而你又一次生出过节的印象。以西方或中国那种忙生计的人群而论，这里闲得太过，乐得太过，颜色也太多。人来人往，停下来说话，停下来发呆。除了一两位自觉要紧的官员与他们那些穿白褂的随从之外，似乎没有人赶忙。只有马市上才有真正的生意在做；那里的人群看去当真在专心于一件事——可买马卖马在全世界都是正经事，无论在肯塔基还是在蒙古。说实话，这整个景象最叫我想起的，莫过于肯塔基的「开庭日」，只是着了色。而那颜色便使一切大不相同。到处自然都是喇嘛：有穿红衣戴红帽的，也有剃得青黑的头映着黄色或火红色衣裳的。女人步行或骑马来来去去，或独自，或成群，在这驳杂的人丛里同男人一样自在。有些穿得极华丽，银头饰闪得人眼花。我不时瞥见一个穿得素净些、剃着头的女人——也许是寡妇，也许是一位已经当了家中祭司、做些日常简单功课的老妇人。

同这快活而随遇而安的蒙古人群混在一处的，是两种外来的成分：一种是安静、有目的、善于观察、穿蓝袍的中国人，人人都一心在自己的生意上；另一种是戴白帽、蓝眼睛的哥萨克与高大、蓄须、束着腰带的俄国农夫，他们沉甸甸地闲踱着，懒懒地看着这变幻的人群，显得结实得了不得。我想起阿富汗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把俄国比作大象的那句话：它「在把脚放下去之前，要把那一处地方彻底察看一遍；而一旦把分量压上去，便再不后退，也不急着迈下一步，非等把全身的分量都压在头一只脚上、把脚下的一切压个粉碎不可。」可中国人却像潮水：无声无息、轻轻地涌进来，把每一个坑每一道缝都填满，不知不觉地越涨越高，直到淹没这片土地。它会把那头大象卷走么？

十五北上西伯利亚铁路

在库伦该住上几个星期，而不是几天；可惜时间紧，我不得不「往前走」。可究竟怎么走是个问题，因为随我横穿戈壁的那几匹马与那辆轻便马车不能再往前了。我最后同一个俄国商人讲妥，雇一辆俄式篷车「塔兰塔斯」与一辆行李车，送我走那二百二十五英里，到恰克图以北可以通船的河的上游去。商议在我房里进行，抽掉了数不清的香烟；有时烟似乎比进展多得多，因为那商人只会自己的话与蒙古话，而随我同行的两个俄国人中有一个会说几个德文字，于是他同我将就着彼此明白。我那位蒙古主人也在场，替我照看利益；可他同我说话得经两道：先经会说一点中国话的察罕胡，再经英语懂得更少的王。

八月里一个晴朗的早上，我向好客的主人道别时，心情颇低落。我不舍得离开还有那么多没看的库伦，不舍得同察罕胡——他那样娴熟地把我领过了沙漠——见最后一面；愿上天保佑他那张老实脸！但愿他无论在哪里都有好运。我也不舍得同我那顶做了我几个星期的家的中国帐篷、同我那张让我睡过许多个无梦之夜的小行军床分手。如今横在我与西方旅馆火车那种无趣的舒适之间的，只剩下篷车里的几天几夜了。

我极不情愿地爬进那辆塔兰塔斯——那东西活像一只装了轮子的大摇篮，由三匹马拉着：最大的一匹在辕里小跑，另外两匹在两侧奔驰。刚一开头，我便有机会领教纯粹的亚洲人同披着欧洲外衣的亚洲人之间的分别。人家告诉我们，头一天要在天黑前走完一程，非早动身不可。我准时到了，王也到了；可我们直到下午才终于上路。行李要装了又装，车轮要上油，挽具要修补，还有许多本该头一天就办妥的事。这种情形在中国自然也有——不过我一路走来，别处不曾遇到这样的磨蹭与没章法——可在中国你至少还能发作一通、把事情搅动起来出出气；而这些人看上去是西方人，你简直下不了这个手。

于是我在那俄国商人的木料场里干耗了几个钟头，喝掉数不清的茶，又推掉了同样多的杯数，倒也弄明白了几件事。人家告诉过我，俄国人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种族的高傲；可我没想到他们连一切分际也不理会。我正同那商人在他那间摆满开花盆栽、颇为宜人的小起坐间里喝最后一杯茶，王进来收拾我的东西。那商人当即大声嚷着请他在我们中间的桌旁坐下。王推辞，俄国人却一定要，还想把他按到椅子上去。我一言不发地看着我这小厮安安静静地端了一杯茶、拿了一把椅子，退到房间的另一头去。什么才合体统，他比那俄国人明白。

出了那个俄国人的小小商埠——那地方活像西方一座兴旺而丑陋的村镇——我们穿过蒙古区的大街；喇嘛城全部的生气仿佛都涌到这里来了，那份欢快与色彩叫人陶醉。半个钟头后我们离了河，进了山。路又糙又泥泞，还常常被望不到头的牛车队堵住，车上载着原木或成材——那是库伦要紧的外销货。一天将尽时，路更陡更荒，在长满云杉、松、落叶松与桦的山坡间上行。重又置身真正的林子里，真是一桩乐事。那里的花繁盛极了，比我在北蒙古所见过的任何花都美，尤其是大片野飞燕草，蓝得那样浓，晃得人眼花。

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我们尽力赶路；可路太糙，快不起来，离宿营地还老远，倾盆大雨便当头浇下，一眨眼工夫我们的路便成了一道奔腾的山溪。我在油布底下还是干的，尽可以欣赏这景象：一大团一大团蓝黑的云，被刺目的电光划开——那电光只够照出路有多坏、这地方有多空。我得替赶篷车的伊万说句公道话：他懂行，把马稳住、把车把在路上，比多数人都强。

我们一直赶到九点，赶车的说再走不动了，便在路边扎营，离两三顶蒙古包不远。那边亮起一盏灯，传来怒气冲冲的争吵声，可我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古拉的德文总是——照那位印度书办说自己的镇定的话——「在紧要关头」就没了。最后俄国人悻悻地把马放开，支起那顶三个人睡的小帐篷。看来燃料是弄不到了，我们全都空着肚子睡下。

我在塔兰塔斯里的头一夜很舒服。车厢用毯子与羊皮铺软了，我斜着躺便伸得直；车篷替我挡雨挡风。第二天早上醒来，遍地湿透，太阳却明晃晃地照着。我自己去向蒙古人讨一点干柴，却被相当不客气地挡了回来。我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头天晚上那家人反对我们在蒙古包近旁扎营，因为那是他们的草场——按不得侵占聚落附近土地的惯例，那是他们的；可俄国人不听，硬扎了；如今他们无可奈何地气着——那是一个年迈的喇嘛与一个老妇人——便不肯卖柴给我们。我们预备动身时，他们远远站着，懊丧地看着被踩坏的草地；我想补偿他们的损失，他们的脸色也几乎没有开朗一点。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多半不会请我的小厮同桌；可另一面，他也会放过蒙古人那一小块可怜的草场。

头一天的情形此后天天重演：早上动身晚，中午歇得没完没了，天黑很久才进营。说实话，若不是有王，我真不知道我们早上什么时候才走得成。是他把那些人叫起来，又尽力生火，替全营拾柴。虽然天天下雨，我想俄国人从没想到过趁机弄些干柴留着下一顿用；而王很丧气地说：俄国人喝茶所费的工夫比蒙古人还多。

头一天过后，我们把有林的山抛在身后，又回到像南蒙古那样起伏的草原上；只是水多得多——溪流与沼泽常逼得我们绕很远的路。末了我们到了一条又深又急、涉不过去的河；好在有一只渡船，是用四根掏空的大木头牢牢绑在一起、上面铺着松散粗糙的板子做成的。马被卸下来赶着凫水过去；那几个蒙古摆渡人——都是喇嘛，个个高大——来来回回把我们与车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是没吃早饭就动身——没有干柴。赶篷车的伊万是全队唯一识路的人，他说再走一个钟头有一户俄国移民的房子，可以弄点热的，叫我们都提起了精神；可我们足足赶了四个钟头才到——不过到了之后，那地方比他所许的还要好。

组成这个小小聚落的两户人家以养牛为业，看去殷实而知足。他们的房与棚是木头与泥造的，看上去结实，也很宜于抵挡北蒙古的严寒与大风。我们受到热诚的欢迎，立刻被让进一间刷白的大屋——厨房、起坐间与卧室合为一处。样样都一尘不染，连床底下也没有灰。这我可以作证，因为我追杰克追到过那底下。女主人相貌很好，眉毛乌黑，穿一件整洁的红袍，头上扎着红头巾。她立刻用那必不可少的茶炊给我们上了极好的茶，还有最新鲜的鸡蛋与好黑面包；同时又把一只鸡穿在钎子上架在火前烤，让我带走。两个淡黄头发的小男孩被挪到床上去坐着，一面板着脸盯着我们，一面啃生欧防风；一个婴儿睡在用绳子吊在屋顶下的篮子里，母亲来来去去时顺手一推，篮子便一直晃着。这家人同蒙古邻居似乎相处得好——我在的时候便有两三个进来；不过这日子想必寂寞，离最近的一户俄国人家有一天的马程。我问尼古拉，孩子们怎么上学；他轻蔑地笑了。「他们何必识字？他们的爹娘也不识。」

这样的人家便是俄国在蒙古的前哨；可若是公平较量，她是毫无胜算的，因为中国移民的人数必定百倍于他们。自此以后，我们看到耕作的迹象越来越多：牧地被大片黑麦田与大麦田割开，蒙古包也常被中国人的房子取代——那些房子外表很像刚说过的那种，只是窗洞糊的是纸而不是玻璃。

这里那里立着木牌，很像西方那种「勿践草地」的牌子，标明这是中国人的地业。无论有没有政府相助，中国人是要进来的。我猜他们从蒙古人手里得地，很像当初头一批英国移民在美洲那样：用极贱的价钱买下地主自己还不知道正在卖的东西。而一旦立住脚，他们便不易被赶走，因为他们是好农人，节俭而不知疲倦。到末了，他们必然要把蒙古人从最好的地上挤出去，除非俄国先把他们挤出去——而看来俄国正在这样做。我替蒙古人可惜；他是个随遇而安、招人喜欢的家伙。可俄国政府大谈中国移民如何亏待他、如何把可耕之地夺走，那全是胡话。他要那些地并不是为了耕，而是为了牧他的畜群——而难处正在这里。把蒙古人逼到墙角的不是中国，而是文明；正如红种印第安人当年被逼到墙角一样。如今，不肯把土地派最好用场的人，非把它让给肯这样做的人不可。

第二天眼看是又长又苦的一天，而结果比我所料的还苦。先是那条小狗被我自己的行李车轧了。我以为它准死了；随后我又担心，我从美国带来的那支手枪头一回派用场，竟是要结果它那快活的小命。俄国人丧气地摇头，也不搭手；可王伸了手，还快活地说了声「好啦」；二十四小时后杰克已能对着马叫，虽然还伤得站不起来。

我另一桩麻烦是那个伊万的举止。他实在是个十足的坏胚：懒、蠢、阴沉，对他的马又残暴。他本该听另一个俄国人的吩咐，可他既不听他的，也不听任何人的。只有当我能靠手势把我要什么说清楚时，我才拿他有点办法；那时我有时能把声音里的命令口气拿足，叫他就范。除了这人天生的坏脾气之外，他还不停地喝酒，全然管束不住。

我们此时所在之处，是一连串由许多溪流浇灌、被光秃无树的丘山围住的美丽山谷——一片富庶而无趣的地方。我们在一条两岸生柳的宽溪边歇午饭。草很好，可蝇子扰得人发疯，那几匹可怜的马几乎没吃着草。天虽热，我想让它们走动着也比待在这鬼地方强；可怎么也没法把伊万弄起来。他一睡一喝就是几个钟头，而马抖着皮、甩着尾、跺着蹄，间或想抢一口草吃。几个衣衫褴褛的妇人与男孩从附近的蒙古包那边挨过来，在草里热切地翻找罐头盒或瓶子一类的收获。他们是我一路所见最可怜的土著了。至于我，我坐在地上安慰杰克，一心想着中国人、蒙古人，或者随便什么懂得听吩咐的人。

到五点半赶车的才从醉梦里醒过来，我们又上了路。走啊走啊，走过一段乏味无趣的地面；日头落了，暮色浓成夜色，星星出来了。八点半我问还要赶多久，人家说两个钟头。十一点半我想叫那人明白他非停不可，他却不理。到一点钟，我看见前面有一条河，在雾蒙蒙的月光里泛着微光。转眼我们已在水里；再走两步，湍急的水已漫到马肚子，塔兰塔斯开始要翻。此时彻底醒了的伊万跳下车，另一个俄国人也来帮忙；一阵又推又挣，马总算挣扎着退回岸上。这分明不是渡口，而四下又求不到援手，我们只好在岸上宿了后半夜：马没有草，也生不起火。我啃了一点黑面包，喝了一茶杯洋务局送的波尔多酒，便蜷进篷车里，被河上的湿冷冻得发抖；王裹着羊皮袄睡在车底下的地上。至于那几个俄国人，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交给风湿之乐去了。

破晓时人人难得地都起来了。一位过路的喇嘛指点我们到下游一处渡口，我们在那里靠一条由铁索牵引的平底船过了河。到了对岸，人生起火，我们喝上了热茶。俄国人同蒙古人厮混时那份熟不拘礼，又一次叫我注意。他们那个阶层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不会这样的。我心想：这种「不分彼此」的相待，能不能抵消土著往往从他们北边邻居手里所受的不公与粗暴？而总的说来，他们是不是更喜欢这个，而不喜欢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公道加上矜持？有一位有名望的印度人——他并不是什么改革家——曾对我说：「我的同胞宁要同情，不要公道。」也许别的亚洲人也是如此。

再上路后的三四个钟头，我们所过的地方同前一天差不多：穿过肥沃的谷，又爬上崎岖的山坡以避开沼泽。耕作的迹象不多；可天边可以看见一道森林的暗线，那是可喜的一变。将到林边时，我们折出去横穿平原，去早上那位热心喇嘛的蒙古包。人家正候着我们，给了我们热诚的欢迎——这「热」字不止一义，因为我一进去的那顶蒙古包热得我以为自己要晕过去。那些人穿着毛衣裳怎么受得住这份热，真是个谜。

那喇嘛是个仪表不错的中年人，看去妻、子、蒙古包、畜群一应俱全。他分明是个有产业的人，也是一个不小的聚落之长。招待我的那顶蒙古包极宽敞，陈设同古伯察六十年前所记的分毫不差。只有一样新鲜东西：一节烟囱接在一种水泥灶上；不过那也许只是摆设，因为我的饭是在架于柴与牛粪火上的三脚架上的锅里煮的。我被让到上座——一种矮榻——面前一张矮矮的小桌上摆了奶。可我立刻瞥见了比吃的更有意思的东西。蒙古包四壁边上摆着一两张桌子与几只抽屉柜。其中一只上放着几部书，是散页装在带扣的皮套里的。那是喇嘛的经卷。我很蠢地——因为人家告诉过我俗手不可触碰——伸手去拿一部；那人客气而极坚决地把我拦了回去，连远看也几乎不肯许。他向我保证他读得懂，不过多数喇嘛是读不懂的。一座小小的佛龛上摆着小佛像与佛画，中间还有一张库伦格根的廉价照片；这些似乎并不那么神圣，因为喇嘛很随意地展示它们，甚至容我细看排在佛像前面那十来只装着油与别的供物的小金属钵。

饭做好了，喇嘛把俄国人带到男人的帐里去吃——那是规矩；可涌进来的邻人——男男女女——却留下来看我。摆到我面前的是各样古怪的菜；最好的是几块硬奶酪，上面点缀着糖块。糖在蒙古人是一大珍品。

既已快到有旅馆的地方，我便在这里把午餐篮清空，用一罐罐果酱、橘皮酱、沙丁鱼与牛肉汁，还有搪瓷杯盘与炖锅，叫主人与他的朋友们高兴了一场。什么都被人抢着要，连空罐空瓶也不放过；他们那份欢喜，像孩子得了新玩具。

离了最后一处蒙古人的聚落，地方陡然一变。俄国移民的房子屡屡出现；不久我们进了一片好松林的残余，此后便不缺树了。我们此时已几乎到了俄国边界，而我开始为我那支小手枪的命运不安。它已经历过种种波折：在君士坦丁堡被海关查出，人家威胁要按私带火器之罪罚我款，最后决定免罚而没收此物。我抗辩说我是一位要去亚洲土耳其的女士，也许用得着它；他们便把事情摆平了——枪还给我，子弹留下。我在孟买为它纳过税；在上海花了几个钟头替它配子弹；它随我走了多少英里，一直搁在随手可取处以备万一，虽然我想象不出会有什么万一；而如今人家断言：我若想把它带过俄国边界，它会被没收，我还要挨罚。没有事先领到的执照，任何火器都不得带进那个帝国。不行，俄国人休想得我这支小手枪。我们经过一口小池塘；手一扬，它便没了。

我隔着山谷望见恰克图那座大教堂的白光时，太阳正落；可我们辚辚地穿过中国的边镇买卖城时，已过十一点；随后我们没受盘问便越过俄国的界，安安静静地驶下那镇上长长的大街。我困得什么也没留意，直到听见那几个人低低地窃笑，我才醒过来，发现我们已经过了海关。「惊动那些打瞌睡的哨兵太不好了，所以我们把铃摘了，」他们解释说。我猜他们在别的劣迹之外，又添了一点走私。

我觉得我们在恰克图黑暗而回响的街上走了好几个钟头；可到底在一所又长又矮的房子的白墙前停住了，转眼我便到了另一个世界。我身后是蒙古辽阔的平原，是帐篷或篷车里那些星光下的夜。这里是俄国——半个欧洲、半个亚洲，而全然无趣。不过至少有一张好床等着我，还有一顿在半夜里仓促备出的、最了不起的小夜宵：极好的茶，好面包与黄油，还有最可口的小鸟，热腾腾地盛在砂锅里连着烤面包端上来。在西方哪一座边地小镇上找得到这样的东西？

可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才明白恰克图有多么「西方」：寒伧的木屋同气派的灰泥楼房比邻而立；人行道是摇摇晃晃的木板，或者干脆没有；街上今天是没到脚踝的尘土，明天便是泥沼。可那寥寥几所讲究的宅子、尤其那座装饰费用惊人的白色大教堂，述说着恰克图往昔商业的盛况——那段历史要追到二百年前，其时戈壁上往来于长城与俄国边界之间的驼队排成长龙，热闹非凡。那是恰克图的茶叶巨商堆起巨富的年月，而那些财富又照全世界暴富者的通例挥霍掉。可铁路一修，商路偏了；今日这镇上处处是家道中落的痕迹。货栈半空，许多大商家或迁走或败落；若不是有几个团驻在这处边镇，恰克图便要被沙漠的死寂裹住了。俄国打算在上乌金斯克与库伦之间修的那条铁路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待看。它也许能给这镇添些生气；可它的用意自然是军事与政治的，而非商业的。我自库伦来这四天，路上往来的货极少；除非蒙古的富源出人意料地丰厚，恰克图兴旺的日子是一去不返了。

不过恰克图的今昔之趣，我都没有久留细察，因为第二天下午我又上了路。我的塔兰塔斯之行最终结束在镇北约十八英里、伊罗河右岸一处大木料场——那是往上乌金斯克去的轮船的起点。我在那里同几十个人——多半是俄国军官与他们的家眷——在木料堆里干耗了十个钟头，等那条误了点的船。多半时候都在下雨，两间小小的候船室被人与行李挤得满满的；没有饭馆，若不是好王同几个中国工人交上了朋友、替我弄到些鸡蛋，我怕要挨饿。最后人家告诉我们船要到早上才来，于是各人都找个角落睡觉。我刚在一个大大的、没盖完的棚子——马被赶进去避雨的地方——一头舒舒服服蜷好，黑暗里便传来一声喊：船来了。到一点钟我们开了船。样样都乱哄哄的，人人都没好气。我事先订了一间舱，随后却发现人家指望我同一位回家休假的俄国青年军官合住。我很懊悔丢了那棚子里通风而清静的角落。

第二天一整天我们从从容容地顺伊罗河而下，在林中的小村落上长久地停靠；那几间木屋簇拥着照例的绿顶白教堂，全村的人都出来看我们，往往还带着一瓶瓶极好的牛奶来卖。他们多半是农民模样：高大、白皙、神情木然。河两岸的景致沉闷而单调：低而密林的岸，间或被一小片开出来的空地划开。那是一片湿漉漉、乱蓬蓬、毫无特点的地方，我发现自己开始盼着这趟旅程结束。

船上的三等客多半是俄国农民与少数中国人，还有一小群面带惊惶的蒙古人。我猜他们巴不得回到沙漠里去；我知道我是巴不得的。头等与二等舱里除了军人几乎没有别人，个个穿着全副制服，式样多得叫人眼花。他们多半高大，可举止相当粗。我想在边地是遇不上俄国军队里的上选之人的。

我们到上乌金斯克时天早已黑了；一辆古怪的破敞篷马车把我们送到一家旅店——选它是因为店主会说德文。我在这里待了两天等莫斯科快车。把我那位无价的王打发上路、经哈尔滨与奉天回北京之后，我除了歇着、并领受华俄道胜银行诸位可亲的礼遇之外无事可做。不过上乌金斯克没有多少可看的：那不过是一座又大又新的城，粗糙未成，一半木头一半灰泥，街道多半是泥沼；另有几座气派的公共建筑，还有一座为纪念几年前沙皇驾临而建的丑陋凯旋门。文明自有它的补偿；可半开化的东西是不讨人喜欢的。当我发现自己带着杰克坐进莫斯科快车上我那一小间车厢、向西向家而行时，那真是幸福的一刻。

十六关于中国的几点初印象

一个在中国只能以月计日的西方过客，对中国与中国人这样庞大、这样古老、这样驳杂、这样错综的东西竟有什么「印象」，已经相当放肆；而把这些印象公之于世，就更不可原谅了。不过一个人若执意要做，或许总找得出几分说辞来。

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多惊奇的时代。土耳其在革新，中国在苏醒；白种人那份自鸣得意的安适已受了一击，人们还怕有更多的打击。我们西方人大多急于翻过那道墙、或者绕到墙外去看看——人家告诉我们那道墙是在的——看看墙那边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读那些在中国、在日本、在印度住过多年的人所写的书，明白他们把整体中的这一角那一角摸得极透。我们同在东方百姓中间过了一辈子的人谈话，觉得他把那些人摸到了骨子里——不过是沿着一条线摸的。他向他们传过道，替他们治过病，同他们做过买卖；他了解他们，正如医生或商人了解自己那一方地面的人。毕生在东方度过的西方男女，去时通常怀着确定的目的与非尽不可的职守。他们难得看到这整个国家的一个部分以上；工作把他们钉住了，而他们又容易从当初把他们带去的那种兴趣的角度去看一切。用这些亲切了解的篇章可以拼出一部关于整体的、详尽无遗的研究；可至今还没有人做成——也许时候未到。

那么，一个没有先入之务的旅人，刚刚把这个国家大片地面鸟瞰过一遭，多半会说出许多蠢话；可他也许说得出一些有意思的事——那是久居的人因为太熟而不再看见的事。你若提起来，他会说「那是自然」；可在本国的人听来并不「自然」，而有时倒值得一说。

我对中国人最初、也最经久的印象，是他们同我们何其相像。人家告诉过我，自东边进中国是错的：你一下子便撞上了十二分的陌生，再找不出第二个国家与民族这样离奇、这样出乎一切想象之外。你该自西边进中国，那样每往东走一程，便有一个比一个更奇的世界在你面前打开。我正是这样走的——不过是碰巧如此。印度我本就略知一二，这一趟只在那里停了几个星期，天天见到更多难以索解的东西；随后我到了中国，出乎我的意料，竟几乎有到家之感。

自然，乍看之下多数东西是古怪的——也就是说，同西方的不一样。男人把头发编成辫子垂在背后，女人穿裤子，而两者都以白色为丧服。上座在左而不在右；人家同你打招呼时，是自己同自己握手。这些你都是有准备的；可有准备也并不减去那份古怪之感。不过即便从一开头——而且日子由周积成月，这感觉便越发强——在这表面的差异之下，中国人在我看来比我所知道的东方任何别的民族都更像我们自己，或者说更像我们的祖先，更像某一阶段上的我们。

在印度，众所周知，宗教支配着人的生活。一个人首先是某一教义的信徒，是印度教徒或是伊斯兰教徒；而那教义的规矩管着他每天的举动，其程度在西方——或在中国——是找不到对应的。基督教的原则铺在西方文明最好的一面底下；可欧美多数人在每日的劳作与消遣中，对基督的教训并不有意去理会，而他们正式的宗教仪节一般限于一周中的一天，甚至还不到。中国人诚然是世上最迷信的人之一；可他那些畏惧里所含的宗教，并不比许多西方人的做法里所含的多多少。他造房子从不把门开成直的，因为他相信邪祟不能走曲线；而在地球另一边，因为这个而给他起诨名的人，却不肯十三个人同席而坐。凶煞既已禳过，寻常的中国人便照旧过日子，对来世既不烦恼也不求慰；顶多是去积功德——不是为一周，而是为一整年——而那种朝山，比上教堂要辛苦得多。他同今日的西方人一样不耐烦僧侣的管束，也动辄说他那些属灵领袖的坏话。他的心思不在天上，而在面包黄油——更确切说，在米饭——这一面。赏罚的尺度不同，可日常生活的发条，在远东与远西是差不多的。

或者换一种说法：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国家的标准、国家的目标，都带着工业世界的印记。在美洲与欧洲，最要紧的事是实业——大而言之的实业：农、工、商。这些是牵动百姓的利害，是左右他们方略的东西。在印度，占这个位置的是宗教；而在日本，旧的社会秩序所尚是武，某种程度上新的也还如此。可在中国，物质的利害完全占了这块地面；而中华民族的强者不是兵，也不是僧，而是商。

还有一点很西方、很像从前的美国：政府在寻常中国人生活里所占的分量极小。他只要不犯事、不涉讼，便难得同管他的人打交道。他知道孟子那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也明白政府的位置；可他对它期望甚少，也不怕它。

在寻常中国人看来，代表政府的是州县之官；十八省里这样的官约一千五百员，约每二十五万人一员。中国人真正熟悉的唯一「官」是村里的头人，而那是村里自家的人，按极古老的土规矩管事，能不插手便决不插手。巡捕极少；而那些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硬要把我们弄干净、弄卫生、弄安全的各色稽查衙门与官吏，则根本不存在。中国人的泔水桶除了猪之外无人查看；没有人四处嗅有没有坏了的阴沟；没有人硬要谁把自家门前那段路收拾整齐；也没有人强迫谁给孩子种痘。多数人的专横在中国也许是有的，可它不是通过政府来施行的。今日的中国人是被世代相传的风俗塑成的，死者的手沉沉地压在他身上；可他不是政府的产物，眼下也未必会是。

而中国人之民主，同美国人之民主也很相像。若说曾经有过什么贵族，那本质上是种族的贵族——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而世袭的等第之别，在过去除了北京与满人那个圈子之外，所起的作用极小。仕途在理论上、并且很大程度上在实际上，是向有才者敞开的，不问出身；而穷孩子要使自己够得上除了最高之位以外的一切位置，其机会同在美国一样好。而美国与中国在「够格」的标准上，也未必总有多少高下可分：把在一场小仗里当过统帅看作足以使一个人有资格去当一个大工业之邦的文官之首，似乎并不比把会作一篇文章当作担任武职高位的考试更在情理之中。还有一点：中国人在那么多事情上骨子里是民主的，可他在财富的威势前自贬其身，同美国人一样甚，而远过于任何别的亚洲人。

既然中国人对政府期望甚少，他便学会了倚靠自己与自己人。他同英国人与美国人一样、而不像法国人与德国人，是自己动手的。政府弱，个人或一群个人强；政府做得少，那一边便做得多。整个东方——在缅甸、印度支那、马来诸邦、菲律宾，凡他闯得进去的地方——你都能找到中国商人与中国苦力；而把他们带去的并不是什么官办的事业。正如英国工人出洋、英国商人另寻市场一样，中国人也是无人引领、无人相助地自己闯出去。而且他们成功了：在中国海与孟加拉湾之间的那一整片地面上，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治下，只要不是被明令挡在外面，中国人都在扎下根来、兴旺起来。在印度支那，只有沉重的人头税才拦得住他去掌握贸易与劳力市场；在马来诸邦，他正把土著挤出去，也把英国商人与银行家逼得很紧；在缅甸，他对贸易的掌握越来越大，甚至已经使缅甸女人相信：比起她那些可爱却懒散的同胞来，他是更好的丈夫。

再说些小事。我确信自己从前是知道的，可我确实全忘了：中国人同我们一样、而不像东方别的民族，宁可坐椅子而不蹲着。因此当我看见我的脚夫吃饭时围着桌子坐在凳上、「跟人一样」，而不是像我那些印度仆人那样蹲在地上，心里竟觉得舒服地惊了一下。这是件小事，可它把中国人同一切别的亚洲人分了开来，也使他离西方近了一点。有一位在新英格兰某学院读书的中国女学生，同一群同学照女学生的样子坐在地上，有人说她这样大概更自在，因为她是坐惯了的；她答道：「哦，不；我想您是把我们同日本人弄混了。我们中国人两千年前就学会坐椅子了。」——她那答话里透着一点自豪，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可中国人不但像我们一样坐椅子，他们还像西方一样「宴饮」。他们不但肯为口腹之乐痛快花钱，而且把吃饭做成一桩交际的大事，比本国的大宴更长、更繁，有时甚至更沉闷得要命。未欧化的印度人，无论贫富，都是节制的：他吃只为充饥，而吃饭在他不比在家洗澡更算交际的场合——其实还远不如他的沐浴，那似乎往往既是宗教的、也是交际的举动。他决不会想到请朋友来吃一顿饭。可我那些脚夫在路边客栈里吃饭要热热闹闹地耗上几个钟头；而我在北京旅馆里看见的那些快活的满人或汉人食客，若不计几处细节，尽可以是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里的美国人。张家口洋务局的首领对我说，很遗憾我逗留太短，来不及替我安排一次宴会——那听着很西方，其实却十足是中国的。

关于中国内部的差异——南与北与西之间的悬隔——人们说得那样多，以至我本以为会在那里看到印度的情形重演。可就外表而言，全然看不到这一类东西。首先，中国人几乎人人黑发，几乎人人穿蓝衣，几乎人人吃米。而直隶人与广东人之间那些显而易见的差别，也不比你自缅因走到密西西比所会留意到的更大；至于在云南与四川，你就像在美国西部各州一样，仿佛置身于一群「东部老家来的人」中间，只因气候与生计不同而略有变样。

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他是广东人——给我的估计是：说某种官话的人约占三亿六千万总人口中的三亿；这同我所见过的别的说法也相合。若果真如此，那么绝大多数人便有共同语言这一条纽带。而且不止如此：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那自然只是一小部分，虽然认得几个字的人要多得多——还有共同的文字。

不过正如孔子几千年前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自然崇拜、道教、佛教以及孔子自己的传统，都在中国人身上打下了印记，无论南人北人。那些走南闯北的脚夫（须记住他是极爱远行的），无论走到中国哪里，都会置身在这样一些人中间：他们认同同样的义务，在同样的迷信畏惧下缩着身子，也朝着同样的物质温饱的目标使劲。根本的差异确实是有的：华北与华南言语不同，人在体格与心性上也不一样；可我不免要想：这种隔阂，是不是当真深过今日美国南北两部之间的隔阂。

我们说中国衰败，说中国人老朽，说这国土已经耗竭。土地被人手折腾了多少世代，这是真的，同印度的土地一样；可在广大的地面上它不断恢复地力；何况无论如何，中国的富源大半在地下，还不曾动过。去年的政府是烂到心里去了，它的日子早该过完。可政府不是百姓；中国人既不曾耗尽，也不曾变质。

我想，人们所以说她衰败，必是因为在中国样样东西都像是「完成了的」。整个给你的印象是：很久以前便已按某种样式造好、做完了。除了受过西方影响的地方，你在哪里也看不见有什么事是头一回在试。中国的事已经做过太多太多遍、做了太多世纪，而结果已遍及全国；无论多么偏僻的角落，你都能找到同样巧妙筹划的商业体系、同样匀称而繁复的社会秩序。中国人是一个极聪明、极有办法而又活了很久的民族，他们自己摸索出了极多的东西；而因为身边没有另一个聪明而有办法的民族来激他们去用别的、更好的法子办某些事，他们便照旧办下去，既不在试验上耗力气，也不在试验上磨心思。其实试验早在几百年前就停了：每一样自然的难处、每一个社会与经济的问题，都已用某种方式碰到过、答复过；于是人们年复一年地过日子，事情照父辈的做法去做。如今他们给人的印象是老练而守旧；可不是老朽——不，绝不是。

恰恰相反：当你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同他们面对面时，你会被一种力量的印象压倒——实有的力量，潜在的力量，个人的力量，群体的力量，用得其所的力量，白白虚掷的力量。那印象几乎叫人发怔。你仿佛在看一群蚂蚁：执着、不知疲倦、有组织；只是那蚁垤是一座城，而那些蚂蚁是身体强健、嗜工作如馋、足智多谋、能屈能伸而又乐天的人。再把这样的蚁垤乘上几千，你便得到了中国。因为中国人不但是世上最好的工作者，他在组织上也居首。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孤立的；他背后是家、是族、是行会。他不是赤条条孤零零地面对人生，他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这给他底气，也使他受着约束。这使同他打交道既更容易、也更难。你若待他不公，你所对付的便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可他若亏了你，你也捏得住他——你可以通过他的群体向他问责。

组织的力量还大大润滑了中国日常生活的机器。我在新加坡港凭着船舷，看那七百名我们要载回广东省去的苦力上船；大副对我说：「一千个中国人给我们添的麻烦，还不及一个印度人。」他接着解释道：「我们一进港，便有五六个中国客栈的掌柜上船来问我们有多少甲板地方。他们把要的地方谈妥，然后各人把自己那一份圈出来，用的是印着中国字的小红纸。过一会儿苦力来了，挑着回国的中国人的行李，每一件上都贴着一张写着同样黑字的红纸。他们什么也不问，只四下里看，找到甲板上相应的记号，就在那里卸货。再往后广东人到了，各人拿一张红票；他们也什么都不问，只把标好记号的东西找出来，然后舒舒服服安顿下来。谁也不用操心。」

再说大一点的事：若不是这同一种组织的力量，又是什么使一场大革命的运动得以准备就绪？它渗进三亿多人口、铺开在一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地面上，而且办得那样周密、那样隐秘，以至虽被疑心，却查不出来。土耳其革命看去是秘密筹备的一大胜利；可那里的事是把一个现成的组织争取过来，而这里则既要唤起、又要组织。

不过中国在今日之前，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造反上，都有几个世代的经验。可建立共和国却是新鲜事，中国人从前不曾试过这一手；然而他们若肯把自己那无可置疑的组织之力、办法之多、以及分寸之稳统统使出来，他们在这场新的政治试验上是必定会成功的。给他们时间，他们做得到。也许我看中国的前途是带了玫瑰色的。可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东西有极大的力量，而中国人给我的那份力量的印象是压倒性的。何况无论如何，一个在中国独自旅行几个月、从上上下下——无论路上的脚夫、村人还是店家，无论官员还是僧人——那里所遇到的无非是礼数与体贴的人，抱一点友善的看法，总该是可以原谅的。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