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期事件与当前政策

一中国动荡的根源

倘若能有某种国际机构、或某个卡内基式的法庭，为各国办理人寿保险；又倘若这些投保的国家须据实申报其世系、其社会形态的演化、其遗传的习性与后天的积习——那么中国无疑会被评为一条「好命」，因为她的生命力久经考验；可她那一纸保单的费率必定极高，因为她日益倾向于种种危险的过度，且已现出若干器质失调的症候。可是照这问题实际的情形而论，一位受邀来为中国的病情进言的社会学者，所能凭借的只有笼统的揣想，而无关于这个民族早期历史与发展过程的确切材料；因为中国人同印度人一样，向来格外缺乏历史的自觉。历朝的正史与档册，几乎不曾为批判地、科学地考究这个民族的法度、制度与文化之演化提供什么材料。中国这一族过往的库房是一间幽暗的杂物间，堆满了霉腐的遗物、古老的神话与幽灵般的低语；我们在其中遍寻不见摇篮、童年的玩具、课本，与昔日弃置的衣裳。而人类这位最古老的长兄，直到最近一百年才被带到与外间说得上话的地步；因此我们对他早年智识与政治上的挣扎所作的估量，大半出于臆测。何况这估量还受过许多扭曲的影响，其中不小的一种，便是中国的文学与哲学对那些研读并转述它们的欧洲学者与观察者所起的催眠之效。

要以科学解释社会现象——靠积累并批判地比较成组的事实，靠自近因追溯远因——先得有连续而相当可信的史料。若无史料，一个民族结构上的发展或可自其遗迹与考古的残存中寻出几分；斯坦因先生在契丹沙漠那些湮没的古城中的勘察与发现，已经表明这一路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可要使我们得以重构并理解中国社会制度如何逐步演化，所需的那种社会与历史的材料——即赫伯特·斯宾塞为其《社会学描述》所搜集的那一类材料——目前尚不可得；而且实际上，也不曾有人以系统的观察与推论之法对这个国家现存的种种现象作过考察。此类考察的实用价值，近年已由法国社会经济学者的著作确凿地证明，尤以德莫兰与普安萨尔的著述为著；可中国的天地如此之广，精确观察的难处如此之多、如此之大，寥寥几位热心者各自为战的努力，所得实在有限。威纳先生所著《中国人的社会学描述》去年由赫伯特·斯宾塞遗产托管会刊行，诚然自称要描述中国文明的「形态、生理与发展」。那是一部大著，辑录了中国著者八百家、欧洲著者二百三十八家的文字；可这一大群见证者的证词，既因东方人缺乏历史之感而失其效，也因欧洲观察者——用斯宾塞的话说——各自的「主观状态」而失其效。在中国史家所编的大量不相干的材料之中，在欧洲人残缺或偏颇的观察所得的许多可议的推论之中，治社会科学的人所能采到的、足以支撑任何确定结论的有效证据实在不多。事实上，自中国史册所能得出的主要结论，倒正可印证弗劳德之见：历史并不提供可供科学处理的题材。因此，在设法判定中国社会制度中所运行的自然力量其律为何、其已可确知的效果为何之时，我们只得退回到第一义的原理，退回到那些可以合理地建立在近半个世纪所获确切知识之上的笼统结论。

当代对中国人种族品性的看法

考察自去年十月革命爆发以来所出版的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书籍、以及如今旅居该国的欧洲报人的意见，可见有两点看法正在普遍滋长、并且趋于一致：其一，认为东西之间横着一道道德与智识上的鸿沟——这一由来已久的观念，正渐渐沦入那些已被戳破的陈词滥调的幽冥之境；其二，中华民族已经目睹、或即将目睹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一个新日子的破晓。就前一点而论，回头看一看欧洲人观察中国的早年，看看当时那个观念何等分明——即西方人的头脑无从对中国人个人或民族的性格形成任何确切的认识——是很有意思的。一八五八年《泰晤士报》访员温格罗夫·库克先生写道：「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获得必要的知识，能给中国人心中那些触目的自相矛盾，在其总体之中各自定出应有的分量与影响。」在十七世纪的耶稣会士看来，中国人是一个全然不可理解的民族，非赖天恩与基督之教便无从挽回。可今日的观察者渐渐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人性在全世界大抵相同，人类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并非徒有其名；而习俗、传统与社会制度之异之所以成为民族之间的隔阂，不过是因为人有一种共同的弱点：总拿自己的习惯与成见去衡量别族的举动与处境。因此我们看到，晚近论远东智识活动的作者之一芮恩施教授说道：「把东方与西方按俗套而浅陋地对立起来、把其间的反差划得那样分明，是全然误人的。」事实上，在五十年前那样的普遍知识水准之下，在华的欧洲人很难体会一种与自己如此不同的心境，也很难对由那种心境所生的举动与处境抱有同情。因此在我们早年的地理书与教科书里，中国大抵被写成一处颠三倒四的奇境：一个宝塔、辫子与瓷器之国，那里的人吃燕窝与狗肉，商人与传教士同滑不留手的官员没完没了地周旋，而其背景则是柳树纹瓷盘上那份宁静，其间间以周期性的天翻地覆。至于中国人个人，则被看作一团无可救药的矛盾，正如善良的苏格兰人把爱尔兰人看作难缠而任性的孩子一般。吉卜林先生笔下的东方与西方注定要永远分隔，隔着一道大鸿沟彼此相望，直到永远，互为神秘而带着威胁的影子。想到这个看法多少年来把它的印记那样深地打在我们的政策与文字之上，如今我们竟这样突然地醒悟到：东西之间已无任何本质的分隔——照芮恩施教授一句典型的结论说，「两者将彼此深深影响，共同为将来那全人类的文明贡献各自的一份」——这里头颇有可供深思、也许还可供讥诮之处。孔门「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那句格言，忽然自己抬起头来，恰与东方新的政治抱负同时诞生；而支持它的，是许多欧洲作者依或多或少系统的观察所作的结论。上一辈的作者之中，取斯宾塞式态度的极少（巴伯、密迪乐与李希霍芬是显著的例外），他们的观察大抵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东西之间人性有其固有而不可拔除之异。或许是中国出了炸弹党与妇女参政论者、以及别的一些证明人类本能与命运相通的事，帮着改变了观察者的立场；无论如何，眼下这份众口一词是可注目的。今日的作者几乎无不承认：要东西方彼此善加了解，头一件要务便是对东方的社会与智识生活作切近而有系统的研究。哈里森先生在《贝加尔以东的和与战》中坦承：「一旦弄懂了东方人思想底下的动机，便往往看出：情理并不全在西方人一边。」罗斯教授在远东游历考察了半年之后，讥笑「中国通」把中国人看作不可测度之谜的那一套。

他说：「事实上，一个游历者若能体会另一种文化阶段、或另一种社会组织所带来的心智视野何等不同于自己的，那么中国人在他看来便并不很费解。除去知识储备与根本观念上的差异，他们的举动大体与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地时会有的举动相同。那种为文人式的东方阐释者所钟爱的说法——即因心智构造之异，黄种人与白种人永不能彼此理解或彼此同情——对于那些自比较社会研究中略知与世隔绝、生存竞争之烈、祖先崇拜、家长权威、妇女之从属、尚武之衰与文士之得势自然会产生什么后果的人来说，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

明恩溥博士在《中国人的气质》最新版的引言中说：他「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可以说人们关于中国人所实际知道的东西，不能像任何别的一组复杂现象一样被整理出条理来。」凡此种种意见，都可见有一种明确的动向，趋于有系统的社会学观察与批判的比较。不过这一值得称许的动向，至今仍极缺历史的透视与前瞻；有一点可以为证，那便是同样普遍的众口一词——断言中国革命带来了一个新纪元的破晓。自哲理上考虑，西方教育之输入中国、西方各国与日本对她经济资源日益加剧的压迫，以及满洲中央权威之消除，都是极其重要的新事实，必将作为长久的力量继续改变这个民族的性格、并影响其此后的动向；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民族与个人一样，种什么便要收什么；父辈之罪确要报在子孙身上；而任何新咒语的念诵，都免不了其应受之罚。自一九〇二年皇太后号称归心于立宪之说以来，关于中国所写的多数书籍与文章都贯穿着一个假定；自满洲王朝崩坏以来，我们的外交家与财政家的政策也建立在一套说法之上：即断定中国一切社会与政治制度都发生了骤然而彻底的改观。

骤然种族之变的痼妄

一个民族像脱衣裳一样把它承袭的习性脱掉——这种想象并非新的痴妄；然而历史与科学都一口咬定一件事实：要靠在人的环境中加入新的因素来改变人性，本质上是一个缓慢而吃力的过程。欧洲的历史上到处是那些热心方案的残骸：要靠几句口号使人类脱胎换骨，要靠一纸国会法令使一个民族有德或伟大。

赫伯特·斯宾塞说：「我们若把各色会社、宗派与学派的纲领浏览一过，便见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无不贯穿着这样一种信念——有时明白说出，有时被当作不言自明之理：只须有这一种教诲或那一种训练、这一种抑制之法或那一种教化之制，社会便可大为改善。……然而凡不为某种假说所蔽、不为某种热忱所裹挟的人，都看得出这类指望何等虚妄。」

他在另一处又说：

「三代以来，法国一再向世人显示：想靠一场革命所造出的任何重新安排，从根本上改变一种社会结构的类型，是何等不可能。无论那场改观一时看去何等之大，原来的东西总要改头换面地重现。自那名义上自由的政府之中，兴起一种新的专制：它与旧的所不同者，不过是换了一句新口号、换了一班喊口号的新人；而在压下反对之决心、以及为此所用的手段上，则与旧的一般无二。……官僚之制在帝制、立宪与共和的安排之下同样存续。……只消记起这条真理——集体的属性由其单位的属性所决定——便立刻可以看出：只要公民的品性不曾有实质的改变，那由他们缓缓演化而成的政治组织，便不可能有实质的改变。」

少年中国的领袖们宁愿把信心寄托在卢梭的梦想上；然而这位思想大家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简直像是专为他们的受教而写的。因为在卢梭那批国民公会的门徒与中国的共和党人之间，有一点分别须得留意：后者至今显然缺少法国百科全书派那种——用莫利勋爵的话说——「对生产实业的一切目的、利益与细节所怀的恳挚热忱」。在狄德罗与他的追随者那里，哲学成了一种切实的爱国：看重科学与技艺而不同于书本之学，并本能地同情农人、商人与工匠；总之，同情一切有成果的劳作。正是法国人身上这份切实之感，使这个民族——虽有种种政治口号、虽经革命的混乱——依旧成其为伟大、并保住了这份伟大。他们的革命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带着维持有成果之劳作这一建设性的宗旨，它便在多大程度上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根基；而它既在哲理上承认人生的实在，也就成了一条有效的兄弟之纽带。我们近来已经看见、而且还要看见：在波斯与土耳其、在葡萄牙与墨西哥，新的专制如何在立宪与共和的重新安排之下兴起，而其制度的结构并未改变；自它们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小中见大地读出那一课——中国那些空谈之士与无知的鼓动家，还有待学会。

如此看来，中国的革命与满人的被逐，似乎不过是弥漫于这个民族政治生活中的普遍解体与长期动荡所显出的、加重了的症候而已。至于这解体与动荡的近因，若归之于举国上下要使自身适应变动之环境的任何自觉而有意的努力，或相信通商口岸的报人与留日学生的革命学说对民众有什么根深的影响，那是荒唐的。这些新的因素无疑对民众的生活与思想起着一定的作用；可其作用之后势必有相应的反作用，而要判定它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最终效果，非经几代人之久不可。许多观察者为可嘉的热忱所误而堕入的那种错误，在「普特南·威尔」的态度上表现得颇为典型：他在四月九日的《每日电讯报》上说，他之所以相信这样一场奇迹般的改观是可能的，「只因为中国正是阿拉丁神灯的故乡」。持此见的作者们不难说服自己：专制、鸦片与反尚武之风已被彻底革除，「整个旧制度已被有效地一扫而空」；中华民族抛弃这些东西，就像剪掉辫子一样容易——就像换上圆顶礼帽与礼服大衣一样，把欧洲的方法与观念一并吸收了。

要接受这样一种对中国眼下局面的解释，就必须假定中国人整体上有明确的抱负与既定的目标，有一种弥漫人心的爱国本能，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自觉，并有众望所归的领袖。凡此种种，都不曾有过凭据。倘若历史教人时势造英雄，它也教人：时势并非偶然而至，而是要经多年的酝酿。在今日的中国，我们遍寻不见那种感召普世、足以催生再造的「理念」——那种在其应至之时驱使亿万人去追随一位穆罕默德或一位隐士彼得、一位加里波第或一位玻利瓦尔的理念。至于克伦威尔，乃至一位丹东，至今毫无迹象；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相信：即便他出现了，民众也会有耳朵听他。

动荡的根源在经济

那么究竟如何呢？我恐怕真相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成功推翻满人之治的政客与军事密谋者，其本身也不过是这个民族解体这一痼疾的不自觉的表现；并非政治鼓动家造出了动荡，倒是动荡（其根源主要在经济）造出了鼓动家。我们若回顾唐末以来（粗略地说，即诺曼征服英格兰以来）的中国史册，便见历史一再重演：暴烈的叛乱；天命已尽的王朝在大屠戮中被逐；动乱与休养有规律地交替——凡此种种，几乎都可以按着节律的序列追溯到一种社会制度：它一面灌输消极忍受之理，一面又有着长期人口过剩的倾向。经济压力之得以暂纾，是以那些使广大地方人口凋敝的浩劫为代价换来的。这整个过程，在今人的记忆之内便已目睹过：被回乱与太平军荡平的省份，一代人之内便由邻省的过剩人口重新住满，到下一代又重新面对饥荒那狰狞的鬼影。即便举国人口的需求尚未超出粮食的供给，也总有人烟壅塞的地方与臃肿的城市，其中很大一部分居民当真是朝不保夕。正是自这些人中间——这些命中注定挨饿的人、这些无可救药的沉沦之众——出了那些私盐贩子、乞丐、盗匪、流民与劫掠者：他们对财产之权作着不断的战争；他们是盘旋在一切有成果的实业之上的食腐之鸦；他们正是那些「悲惨的人」，在他们看来，一场革命便意味着抢城与不劳而获。在一个政府的职能实际上只限于征税的国度里，这些人正是一面经济压迫、一面吏治解体的必然产物。他们是人类的巨浪永远撞碎在饥饿这块狰狞礁石上所激起的泡沫。而顺带可注意的是：每逢叛乱与内战，交战双方仓促成军的兵，正是自这些人中招来的。

这些亡命与绝望之徒，显然是长期解体的产儿；可解体的后果绝不止于社会的最底层。职业的政治鼓动家与掷弹的学生，就其本身而论，也同样是这一痼疾意味深长的表现。就社会渊源而言，他们正是旧日经义之制下那班人的嫡传：那班人麇集于全国每一处衙门、每一所学堂与公署的内外，是所谓「候补」——那永远钻营、永远饥饿的谋缺之众，那沉沦而挣扎的无业文士之大军。所谓「少年中国」，那些排满与共和运动的领袖，正是官员们的子弟与兄弟；而自北京到广州，证据正迅速积累起来：即便把「西学」与孔门经籍当作表面的油光而尽量折算其差别，他们骨子里仍是官。说到底，他们又何从学会做别的呢？

我这样说，并无意给官这一类人定死罪。他也是几百年僵化传统、一套如今已然过时的信条的产物。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文人官僚之制的利与弊；这制度在它的时代曾很好地为中国效力，而在满目的贪墨与无能之中，它也保留了许多可敬的品质。可正如寻常官员这一类型已经退化，变得贪污、怯懦而耽于口腹；在他们少年中国的后裔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个人的野心、无纪律与贪欲，其声调压过了任何以爱国与有成果之劳作相号召的利他之音。

这并不是说少年中国便没有热忱而无私的人——一个能产生谭嗣同这等烈士、或梁启超这等始终一贯的诚实改革者的运动，其前途决不能说全然无望。可就眼下而论：有一个像梁启超那样有良知的改革者，便有一百个康有为那样的空想家；有一个谭嗣同，便有十来个伍廷芳那样喋喋而得志的人物。文士的传统从未不能造就一批出类拔萃的大人物——如刘坤一、张之洞那样恳挚无畏而清廉的治事之臣，或如吴可读那样严峻的道德家；可他们的榜样从来未能使那一大团官场的腐败发起酵来。如今这一批承其衣钵的人——少年中国——也正是如此：他们以自己的西学自负得要涨破了，又摆脱了孔门伦理的约束；满腹民主的新酒，却没有那套曾使这个民族历经无数危难而得以保全的哲学作压舱之物。

新的政治力量

现在来说中国政治与社会动荡的种种原因。首先，就眼下的局面而论，无可置疑的是：俄国之败于日本、满人之垮台、以及旧式文士阶层之消逝，都促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势力的实际得势；这势力挟着西学的一切声望——而少年中国把日本的强大归功于西学。（在中国这班新领袖眼中，日本几百年的纪律、忠义、公德与社会凝聚之力，反倒不及机器、步枪与一纸宪法草案。）自一九〇〇年拳乱以来，一场大变之将至已属显然；因为满人那只一度雄强之手已失其巧，而任何东方的君主，无强手便不能续其统治。邮政、电报与铁路使各省之间得以相通，已经有效地掏空了满人的地位；而事实证明，他们自己也十分乐意平平安安地走开。自咸丰之世以来，他们便不曾行使过任何真正的权威，这个帝国也因而历经了许多次乱局。在民众心目中，他们已与灾祸连在一起：与城池被劫、陵寝被亵、工商凋敝的记忆连在一起。他们的天命已尽，因而其时辰已到。这个讲哲理的民族，向来不惯于过于细究其统治者的来历与行事。因此他们迎接少年中国的共和纲领，其欣然默认之态、其心中的保留，与当年他们在本族衰朽的明朝被击败驱逐之后迎接外来的满人时，全无二致。中国的百姓——与通商口岸的政客有别——向其统治者（无论那是谁）所求的，是太平，以及生命财产大致的保障。每一个人分内之责，是不停地劳作，并身后留下尽可能多的祭祀之人；而统治者分内之责，便是给他提供安安稳稳去做这些事的机会。然而这一变之来得如此容易、如此不流血，其本身在一开头便成了动荡的又一重因由。这样轻易便可得权得位的榜样，多半不会白白落在那些秘密会社、各省半独立的军队、广东的海盗以及别的有组织的劫掠之徒眼里。

人口与食粮

即便我们同乐观家与财政家一样，假定南北之间、立宪派与共和派之间、文与武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能找到一种暂时相安之道，那些造成解体的持久原因仍旧存在——它们存在于民众的心智状态与社会结构之中，非经缓慢的教化之功不能革除。其中为首的一条，是这个民族生育上的不顾一切：那是一种由祖先崇拜与孔教所生的、盲目的造人之狂；不论瘟疫、时疫与饥荒，不论兵刃、凶杀与横死，它总把人口的数目一味推到、并推过那看得见的生计之限。中国人靠着多妻、早婚与宗族的相互依存，不惜一切地要满足其宗法之制那不容通融的要求；把那些命中注定要挨饿、要染病的人带到一个容不下他们的世上；在难以置信的劳苦与穷困之中，繁衍到一个早已到了断裂点的口粮之限。一个民族倘若笃信、并且举国照此而行——以为人生第一要务是替自己与祖宗备下尽可能多的男嗣——那么它便必然要把大批人口判入最深的贫穷，并把这个政治之体判入周期而至的浩劫。除了那些因疫、因饥、因内战而压力暂纾的地方之外，中国长期的常态是一场世上别处无可比拟的生存之争——这场争斗惨烈到这般地步，以致能存活下来的适者，必得禀有异乎寻常的体质抵抗之力与生命力。而且一般说来，这是一场无处可逃的争斗；因为在多子之累以外，这一族的传统还以宗教之力定下：每个人都有按时到祖坟致祭、并在其时与父祖同葬的本分。于是几百年来，绝大多数人口被牢牢地固着在原地；而这个被孔教渐渐剥去一切集体进取本能、又被佛教灌注了消极与舍离之心的民族，便被剥夺了普遍移民与向北拓土本可提供的出路。因此他们只能死在自己的疆界之内，成百万地牺牲于一种全然不知远虑、对人间苦难无动于衷的社会制度。

我以为显而易见：中国那些难以忍受的苦难，其远因大端正在于此——而这个原因，是任何政治口号或慈善的万灵药都去除不了的。即便假定善政能使民众的生计有所纾解，假定经济上的改革与应用科学能使国家的资源大为增益，可对于一个欧洲养三代而它要养四代的民族，一个以无后为罪、以纳妾为成功之赏的民族，任何纾解显然都只是暂时的——那个根本的难题不过是延后，并未解决。眼前的结果将是婴儿夭折之减少——而目下的夭折率已高到可怕、几乎难以置信的地步。（在英国治下的香港，一九〇九年所报生育之中，中国婴儿未满周岁而夭者占百分之八十七。）盘踞每座城市城郊的流民与亡命之徒，或有一定比例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挽回；可要以一碗饭填三个肚子这道无解之题，不久便得重新面对。此刻安徽淮河一带正有饥荒夺去成千上万人的性命；陕西虽在早一代人时已被回乱蹂躏过，一九〇〇年又因饥荒失去三分之一的居民。太平军之乱中的损耗与屠戮，据估计近一万万人；黄河的洪水也周期性地带走数以百万计的人命。然而今日的人口仍在三亿三千万上下，其压力还在稳稳地增加。

在中国闭关自守、鄙夷外夷的漫长世纪里——自筑起长城以卫其自足的孤立之时起——这场惨烈的争斗便一直在进行：人盲目地要在经济上不可能的条件下维系那套宗法的农牧之制。在这全部世纪之中，中国那永无止息的动荡、内战与一再重演的无政府之局，其根源归根到底是一场为食而争。这里那里，统治者与觊觎者的野心曾为政治的目的而驱动民众；可她的战争从来不像在欧洲那样，出于宗教的分歧，或出于一场道德十字军的迫切感召。这场永恒的争斗——一千年前与今日一般无二，如原始森林中的生存之争一样狰狞而无声——争的是阳光下的一席之地与每日的口粮。在这千千万万卑微的生涯之中，没有工夫去弄什么游艺、交际或娱乐；中国不知有公共的游憩之所，不知有对艺术与音乐、对建筑与诗的公众兴味。这个民族的灵魂，在造人与养人的营生之中，被拘于初级的物质之需已经太久。然而局面的这一面、这动荡的根本之因，却被君主派与共和派一概置之不理——他们的改革纲领里全然不提。读一读国会中的议论，人几乎要以为：少年中国指望靠着仿法国样式制一部宪法，把五饼二鱼的神迹无穷无尽地重演一遍。然而在他们眼前，在那些城池被狠狠洗劫之中，在广东海盗与北方红胡子的活动之中，在自甘肃直到海边猖獗的匪患之中，这一课已写得明明白白，人人可读：民众纵然因传统之力而如何安分、如何听天由命，在饥饿的阴影之下也不会长久安安静静地待着，除非有武装的权威以强手加以约束。这便是自共和新纪元的破晓中所应领取的第一课；而其此后的演变，怕是要在戏剧性上盖过满人的谢幕。

在中国于地理上隔绝、于政治上自足的漫长年代里，这种不知节制的生育与对多余生命的成批毁灭，成了生存的常轨。成百万人死于水、死于饥、死于疫，大抵被视为人类共同而不可免的命数之一端——所谓「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绝非统治者的任何手段所能避免，正如地震与台风之为祸一样。可随着一种更成功的文明的侵入与接触，随着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与基督教军队所授的严酷教训，这个民族的智识渐渐被说服自己有错，其自尊也受了深深的伤。它已明白：即便只是口头上标榜利他与人道，也是跻身列国上流社会的一张必需的通行证。对人命的漠然，本是一种达观默认的态度，如今却成了对近代文明的一种冒犯。于是以公众捐输赈济饥荒、以科学驾驭自然之力、防疫、革除鸦片、溺婴与奴婢——凡此种种，都成了少年中国改革纲领的一部分。死亡的自由贸易须让位于生命的保护。可在各派的争辩之中、在政治领袖的种种灵丹妙药之中，至今几乎不曾有一个声音起来反对未成年的婚配、反对多妻与不顾一切的滥生——而这些正是中国长期动荡的根本之因。

宗教感召之缺

另有一个几乎同样根深的原因，在于民众之中缺乏任何活的信仰或宗教的感召。孔教本是一位智识贵族那套无灵魂的制度，它浸透了这个民族的心，把百姓的佛教中那份温和的神秘、那份勇气与虔敬剥夺了——而正是这些，使缅甸、印度与日本那些至今仍循其道的人的生命得以美化、得以慰藉。中国千百万劳作者的生命之中，有一种几近超人的坚忍之勇；可那种把别的亚洲民族自物质主义最重的刑罚之下救赎出来的宗教所具的哀切与诗意，在孔教之中已被牺牲给对天才的崇拜、牺牲给一套只满足于界定人与人之关系的伦理之制——它使人没有热忱，对内心的生命与那些看不见的世界几乎连好奇也没有。道士的鬼神连那些出于迷信而买其欢心的人也加以嘲笑。对属灵之事的漠然，是这个民族的主调；这份漠然在「愚民」中间与在文士中间一样之深。家与国之一体、祖先之崇拜、「三纲」与劳作这一至高之责——这些便是中国人信条中不可动摇的教义，是他哲学与宗教的全部。西方教育——即便在教会学堂里——施于上层的效果，映出的仍是民众那种冷漠的不可知论；在这一整片枯骨之谷中，几乎听不到一丝可以使之复生的气息。中国昔日的光荣已经消亡，正如希腊与罗马的光荣一样，亡于宗教信仰与崇拜的衰败。印度近来动荡中如此触目的婆罗门宗教复兴，在中国目前并无对应之物；即便西北的回民，其奉从先知也多出于传统，而非出于任何信念之力。拳民的信仰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最接近宗教热忱的东西，可它同太平军的基督教一样——不过是粗鄙的迷信，掩着一腔对劫掠的凶悍饥渴。至于宗教之为一种镇定之力，可以引导这个民族渡过其变局中的重重危难者，实际上并无；举国之内，听不见一个传道者、武僧或圣徒的声音，能造出一种民族的良知与活的理想。一面新旗、一支由上海报人所作的国歌、一部宪法草案，以及要以脱胎换骨的奇迹「震惊世界」的种种渺茫抱负——这便是少年中国在这个民族历史的大关口上所有的感召与凭借。至于智识，则绰绰有余，足以使许多学生领袖生出对外人的鄙夷，正如孟加拉人鄙夷统治印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般。可他们还须在经验这所严酷的学堂里学到一点（借韦格纳教授之语）：「英国人统治印度，靠的不是他们智识上的品质，而是他们道德上的品质，是白人在伦理上的优越与意志之力。」自袁世凯而下，直到敢死队里最年轻的学生，中国这班自命的领袖最触目的特点，便是缺乏有目的的意志之力。

缺少一个有威望的士绅阶层

动荡还有一个根本之因，在于中国那套民主哲学所具的削平一切的倾向：它不但把领袖有效的首倡之力一概抹去，而且使对领袖的忠诚成了中国人德行中最稀有的一种。日本的爱国之心浸透了封建之制的一切侠气与坚忍，又由对国土的深爱与对君上的忠诚所激发，其力足以自诸制度的撞击之中陶铸出一个为明确理想所联结的民族。中国的爱国之心至今不过是一班不稳而不见信的政客的混乱叫嚷，是瞎子领瞎子，既无长久的感召，也无一贯的宗旨。共和之梦倘若已为民众所接受，那并非出于对其创立者其人其理的任何热忱，而是因为在一个久惯于暴虐苛政的民族之中，对任何或可带来较好光景的变动，总有一份默认。倘若中国有一个僧侣或武士的治人之阶层，或有一个自重、有干劲而可靠的中产阶层，来引导百姓走过这片新观念的旷野，她便不会面对着长年的乱局，不会面对着那些比「其放纵之凶暴乃是罗马帝国衰亡最初的症候与原因」的禁卫军更无情、更无纪律的兵痞之祸与劫掠。

在中国社会结构目下情形的这些根本与远因之后，还有另一些近因、也许是暂时的因素，例如：学制近来的更张；从前具有法律之力的伦理约束之松弛；受教育阶层普遍的贪墨；新观念的破坏之力；以及缺少有威望的领袖。可革命运动每一天的经验都愈发表明：除了以教育与宗教复兴的缓慢过程、历数代而施行之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向好的彻底改变；而通往乌托邦的捷径，不过是一场虚妄的幻觉。这是一种高低两种文明所共有的幻觉：在每一个国度里，每一代人都相信自己正站在「一个坏的旧纪元与一个好的新纪元」之间的岔路口上，希望总能胜过经验。

中国的文明虽对人的耗损与残骸冷漠无情，可单凭其制度与信念之古老与连绵，便有充足的理由要求我们的敬重。它曾挺过——而且还要再挺过——外夷的入侵与严重的内乱，而民众的种族传统与习惯在其中一切要紧之处仍旧不变。它复元之力与它的财富，一向在于百姓那不可征服的劳作之力，在于一种本能上民主的民族精神所具的消极抵抗，以及那种返祖般的拒变之性。它满足于自己那套宗法之制与宗法的理想，从来不曾演化出一个中产阶层——如西欧的市民或日本的武士那样，能在长久的酝酿之中把结构变革的材料组织起来。直到昨天为止，它也没有理由要有。中央之国本有充足的理由笃信自己天生的优越；倘若她能守住那份壮丽的孤立，她那套文明的规模本尽可以继续满足她的需要。可到了今日，近代世界的经济压力、它的世界政策、它那不问国界的金融与它的速射炮，已断绝了她得以重理那古老可敬的旧局的一切指望。自马戛尔尼勋爵使华以来，每一个中国官员所怀的那个梦想——但愿我们把枪炮、鸦片与传教士都带走，让他们清清静静过日子——显然是无从实现的。

留洋的中国学生与职业政客，都是西方冲击的产物之一。他们无疑是决定此后社会变迁方向的新的重要因素；可在考量这个民族目下的状况与其近期的将来时，我以为人们有一种倾向，把这些阶层注定要在改变这一族根本习性与情感上所起的影响夸大了。人很容易被取自日本史的虚假类比所误，堕入一种常见的痴妄：以为民众的性格尚未改变，而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组织便能有实质的变革。地球的表面上到处是残破的碑碣与死城，向我们诉说着那些民族的消亡——他们根深的传统未能及时改变，以应付新起的破坏之力。葡萄牙便是一例：那里一个勤劳而爱好和平的民族被长期的动荡困扰了几百年，只因其上层笃信政治公式可医国病，而未能施行教育与纪律那种见效缓慢的结构性改变。俄国一次次反抗专制的痉挛，以其缺乏凝聚与连续，正显出理想家们那可悯的努力：要以大半属中世纪的材料造出一个近代的社会结构，要在一代人之内自封建之制跨到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这里，日本又屡屡被举为例证，说明新的法律与新的政治机器能办成什么事——而全然不顾这样一件事实：使日本得以在四十年间于其政治与经济组织上成就那些惊人变革的意志之力、忠诚与持久的精力，本是几百年自律与爱国的结果；也全然不顾这样一件事实：这个民族的社会组织、它的伦理、哲学与文化、它内心生活那份微妙的韵致与诗意，都保住了自己的传统与特色。日本所吸收的文化与政治影响，是经过审慎选取、并明智地嫁接到既有的结构之上的。

论及印度，曾有一位深思的观察者说过：倘若英国之治明天便撤走，两百年英国影响与榜样的道德效果将迅速消退、荡然无存。有形的纪念物还会在——那些道路、铁路与运河；可我们关于人生宗旨的一切观念与阐说在这个民族思想生活上所留的印记，却会像一场梦的记忆一样过去。亚洲人那沉思的灵魂，将继续循其由来已久之道穿过这幻相之谷，不为我们那焦躁的物质主义与恼人的教条的任何记忆所扰；而其民族的习俗不久便会重新映出它那亘古的理想与信仰。这话若于印度为真，于中国岂不更甚？——在中国，欧洲文明对广大民众而言，不过是想象中远处地平线上的一片阴影，一种模糊而带威胁的危险罢了。

倘若我们一面看中国社会结构那古老而长存的根基，一面看那威胁着这座可敬而无防之殿的外来之力，从而斗胆预测这个民族的命运，那么似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决定其近期将来分量最重的因素，在于那场仅仅为活命而进行的争斗之惨烈。既然造成人口超出常态食粮供给的种种情形势必延续，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必须有一个以东方之法统治的有效的中央权威。没有这样一个权威，那些犯罪的阶层、那些永远伺机劫掠农民与劳作者之产业的危险分子，便会以惊人之速滋长繁衍——正如过去半年所见——并以其混乱的破坏，渐渐把这个国家拖到彻底的枯竭之境。

如我所说，少年中国之受欢迎，是因为满人已与灾祸连在一起；可一个身着欧洲怪衣、却不能行使任何有效权威的少年中国，不会长久被承认为治人之力。尽管过去二十年间民族意识有所滋长，这一族根深的本能仍旧无可错认地不关心政治，并且在哲理上对既立权威的来历漠不关心——只要它能保住天朝那套人们所认可的常轨。中国的民族意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很像犹太人的：其种族之自豪、其智识与哲理上的贵族气、其凝聚与消极抵抗之力、其集体上的经济优势。威海卫团的记录；中国的总督、巡抚与文士在上海及别的通商口岸争相寻求外人保护的景象；乃至北京居民对外国军队驻于其间所表的感激——凡此种种都显出一条真相：倘若当真要在少年中国加乱局、与外人施治加法度秩序之间择一，民众会择后者。因此，在预测目下这一解体阶段可能的结局时，立刻浮现的问题便是：在这个社会中的危险分子彻底挣脱最后一点约束之前，少年中国在共和之下拿出一套有效而为人接受的治理来，其指望如何？这个问题，各人只能凭自己的见识或信念去回答。就我自己而言：记着少年中国的来历与出身，与它许多首脑人物有私交，又自这场革命发端以来逐省追随过它的言论与举动，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确信——自这一方面求救是不可能的：不但因为少年中国本身未经改造、未经训练，而且因为它治国的理想与方案要另造一套新的社会与政治结构，与这一族的性格与传统全然不合；更因为一个民族被自其根深的信仰与生活习惯上斩断之后，还能生出并保有一种强健的民族意识——这是与一切经验相违的。

二动荡的症候

我已力图说明：中国动荡的远因与根本之因，在于这个民族生育上的不顾一切——这个原因只有靠缓慢的教化之功才能革除；而那些可归于国中新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近因，其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部而短暂的，易生迅速的反动，终究是可以补救的。经济动荡那些较急的症候，在中国有史以来一直是长期存在的，是无限造人与有限食粮所生的生存之争何等惨烈的凭证；可症候的性质，则随当日政府之强弱而各异。每逢权威那只强手对民众失其把握、每逢一朝耗尽了它治世的能耐，那「沉沦的十分之一」便会一遇有地方民变之机，自四面八方迅速崛起，去洗劫城池——那是一场场声势浩大的饥民之师，一时间把天朝的社会之体撼动到根基。忽必烈汗那些退化的子孙治下蒙古之治衰败之时，便是如此；那时有一个托钵的和尚，把饥荒诸省那些桀骜的民众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创立了明朝。此后明朝历经多年无政府之乱、不光彩地走完了它的路，满人自乱局中恢复了秩序、以坚定之手施行一种粗率而现成的公道——那时也是如此。因蒙古统治者之贪墨无能，明得了天下；因其自身之退化，明又失了天下。麦高温说，明朝之亡，「是因为它内在地缺乏道德品质；而没有这种品质，任何权力都不会长久为中国人这样一个对其君上要求如此之高的民族所容忍。」于是到了它们应至之时，退化了的满人也走完了自己的路——康熙与乾隆所以卓绝的那些道德品质，已被一个靠贡物养着、为宦官所左右的朝廷那份柔靡的奢华渐渐蛀空。同它们的前人一样，它们在这政治之体的骚乱与痉挛之中消失，而「愚民」便一时间毫无遮护地任凭那「沉沦的十分之一」摆布。

中国社会结构之恒久

然而我们若把中国的历史读对了，便知道：中华民族既因传统与气质而惯于把这些以及它那套社会制度所生的其他难免之果视为天意，终究会找到并建立它所要、也所配得的政府。《中国佬约翰来信》的作者说得好：

「我们文明那种质朴自然的品格，我们百姓那份爱好和平的天性（在不被外人的侵逼逼疯的时候），尤其是家这一制度——它本身便是一个小小的国，一个政治的、社会的与经济的单位——凡此种种，使我们不依赖政府的管束，其程度在欧洲人看来或许难以置信。北京当局的作为与不作为，对我们民众的生活并无任何真实或长久的影响，除非它们正好登录了民间的情感与要求。……任何力量都不足以撼动那巨大的惰性。战争的旋风一时或可吹皱海面，或可使表层的水流泛起白沫；它永远不会摇动、也不会搅乱那澄澈而不可测的深处——那便是中国静默而沉思的灵魂。」

这一族社会结构中这份恒久的品质，历经并不顾那一再发作的混乱之痉挛而长存，正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主导特征与其解释所在；欧洲人的头脑难以把它的全部分量领会透彻，可它的结果是无可否认的。正如蒙田所说：

「国家之得以保全，其事十有八九超乎我们的理解。柏拉图说，一种政制乃是一件强大有力之物，极难瓦解；它往往能抵住致命的内症——是的，能抵住不义之法的戕害，抵住暴政，抵住官长的昏昧与放纵，抵住民众的恣睢与作乱。」

倘若家这一制度与孔门哲学的「三纲」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根基，那么可以断定：这个民族的灵魂是把君主之理当作那不易之常道的一部分而执守着的。当孙中山博士宣称共和乃「中国人民意志的正式宣告」时，那乌托邦式的愿望正是这荒诞念头之父：在这件事上，如在许多别的事上一样，他自欺，而真理不在他里面。尽可以放胆断言：在内地各省，下层民众几乎不知道满洲王朝已最终逊位，更全然不觉共和意味着龙座的彻底消失。在他们眼中，袁世凯总统以人们熟悉的上谕文体颁布命令，无疑不过是那宝座上一位暂居之人，只待天朝的和顺按亘古之例重新确立；那些穿礼服大衣的总长与来去匆匆、披着一点短暂权柄的军人都督，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过眼之相，正如那些不时获准搅扰中央之国太平的外国军队一样，是变动时期的必然之果。

一切政治都归结于食粮

对于民众而言，那个根本的问题始终存在，压倒一切政治的公式，超乎少年中国一切的空想——那便是每日口粮这个永恒的问题，而如今它正受着内乱蔓延的威胁。在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之下、或在一种久已确立并为成例与威望所认可的政体之下，人口与食粮之间那种不稳的平衡，无数代以来是靠溺婴、靠民众听天由命地接受瘟疫、时疫与饥荒这些成批毁灭的使者而达成的。每逢新朝建立或叛乱敉平所必伴随的那些可怖的屠戮，不过是以迅捷的流血解决了一些难题——否则这些难题便只能由饥饿与疾病这两种更不仁慈的解法来对付。事实上，整部中国史便是一个可悯的故事：过剩的人口与天灾相搏；这人口被地理与政治的壁垒牢牢固着在原地，而就气质而论，又缺乏采取攻守补救之策的本能与组织。西欧面对同类而规模较小的难题时所找到的那些纾解之法——移民、有组织的济贫、以及粮食的大宗快运——在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直到今日，尽管广东与福建有一定数量的移民出洋，尽管已修了铁路、有教会为防疫救荒而尽力、中国政府也渐渐领会了人道之理，可任何一省一旦闹起饥荒或发生水患，仍旧意味着无数生灵迅速而几乎无声的消失：弱者与赤贫者就地毙命，少数强健者逃出去，加入邻省贫民的行列。凡在中国内地住过些时日的人，都亲见过这些绝望的饥民之行——这正是两千多年前那套哲学的狰狞结论：人对天、对祖宗所负的第一本分，便是要有后嗣。（此语出自孟子。）成群结队的人满山遍野地搜寻草、根与树皮；成千上万可怜的流民被城中居民赶回去挨饿，正如挤在筏上的人推开那些要把他们拖下水的泅水者；孩子被标价一碗饭出卖；一些幸存者如残舟败木，乘船一路漂到上海与长江各通商口岸——凡此种种，近年来都一再目睹；而这还是在太平军与回乱的屠戮已纾解了人口压力之后。

天道的补救

此刻，在谋缺政客的喧嚷之中几乎无人留意，一场饥荒已经、并且仍在夺去安徽、江苏与湖北三省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美国红十字会与别的慈善团体正尽力组织赈济之工，可灾情如此紧迫而广布，许多人终究无从救及。今年二月英国各教会所发的募捐呼吁中，把灾区百姓的情形撮述如下：

「家庭破散；淮河一带五百万人口渐入麻木之境，其中一百五十万人需赈；去年荒歉甚重，五年来收成菲薄，耕畜去年已被吃尽，百业停顿，学堂关闭，弱者为丐，强者为盗；去年荒年之中，此一带城镇一处接一处有二百至四百人被绞或被斩；卖妻鬻女，往往沦于风尘……」

这份呼吁——就其性质而言，凡居华之人都已悲哀地熟悉——称实有六十万家正在挨饿；并附了一句其本身便意味深长的话：「六先令可养一家一月。」在它上面署名的是八位著名的传教士，代表着那些为中国献出过无数高贵生命与千百万金钱的大会；它向乐善之人保证：一切防止赈款被侵吞的措置都已办到；并说明所捐之款将用于兴办赈工，如修堤开渠，以防水患之复来。各教会眼前的宗旨，就其本身而言自然而可嘉，是要阻止这场骇人的人命损失；是要救这六十万家，好使他们在其时成为三倍于此之数的祖先。可假定这一宗旨在此事与类似之事上即便达成了一代人之久，那么对于一个天然增殖之率与增殖之力如此巨大的民族，神的手或人的手迟早岂不必定要更重地落下来？为中国计，那些怀着善意的人与改革者——无论中外——去从根源上攻其祸本、去着力教育舆论以反对未成年的婚配与多妻，岂不更好？在现有的情形之下，人口的自然增长只能靠那些我们在中国史每一页上都读得到的灾祸有规律地重来才得以遏止。除了荡平九省、夺去四五千万人命的太平军之乱以外，中国最可靠的著者估算十九世纪前半四场大饥荒的死亡之数为四千五百万。一八七八年，上海赈灾委员会估当年饥荒的死者在九百万以上。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间，东北诸省与南蒙古因旱与荒而人口锐减；而每一年都有霍乱、斑疹伤寒、脚气、鼠疫以及别的由不洁与拥挤所生的疾病，把最孱弱的生命无情地淘去。无论我们怎么看，中国所待解的难题都是一个社会经济的难题，既非宗教的训诲、亦非立法的公式所能医。今日横在我们面前的动荡之因与动荡之症，与几百年来困扰这个帝国的并无二致：与它们相比，君主与共和之争成了一件微末而短暂之事；在它们未得纾解之前，诸如禁烟与防疫之类的慈善之举，只能因降低死亡率而加剧民众的困苦、并加剧那终不可免的浩劫之烈。即便中国像印度那样被治理，其乱源与动荡之元素被集权的强臂所约束管束，其亿万人口的巨大自然增长也会迅速抛出一个难题——除了那为邻近大陆所禁绝的、有益的移民之外，无从解决。

沉沦的十分之一

我们若把中国目下流行的一切动荡之症通盘考虑，便不能不在那些导致满人被废、共和建立的政治活动与抱负的背后，看见千百万饥民那片暗影——一个骇人而带威胁的憔悴幽灵。在各省咨议局的造句、改革家的争辩与放债者的讨价还价之上，我们听见的是城池残破那深沉回荡的喧嚷，是无法无天者与被遗弃者奔向罕有的劫掠狂欢那沉闷的轰响。既立权威与伦理约束之松弛——这在一朝之亡时是难免的——在每一省都以惊人之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到处像变戏法一般冒出陆上的匪帮与水上的盗船。他们起初劫掠边远而无防的乡里，不久便胆子大起来，勒赎富绅，抢掠商人，洗劫当铺与地方库银，并迅速把一切负债的人与心怀不满的人都收拢到他们的亚杜兰洞中——来自饥荒之区的新丁、各色亡命之徒，以及因眼看要打无利可图之仗而自军中逃出的兵。不久，各座城池便见到了他们那衣衫褴褛、杂七杂八的前锋；市民们赶忙招募兵勇自卫，其人或取自最近的团练，或就取自那些匪帮之中。

无法无天与劫掠

于是到处——随着无法无天与劫掠之风的蔓延——这些无防的市民便被他们本指望其保护的人无情地洗劫。一座接一座的城池，乃至各省的省城，都付了中国史上那份惯有的代价：那是「无产者」向「有产者」索取的、为庆一朝之亡而付的代价。劫掠的本能自一开头便采取了异常有条理、极像做生意的办法，因此自北京到广州，有枪的人理所当然地、而且一般不流血地据有了无枪之人的财产。这一阶段有一件事颇具典型：袁世凯手下的精兵——十一月洗劫北京的第三镇官兵——把赃物堆在外务部的院子里，无人阻拦，甚至征用了芦汉铁路的专车，把赃物连人一并运往保定府与河南。同样能显出共和所由脱胎的那片政治混沌的，是这样一件事实：其哗变之兵头一个洗劫的地方，正是贵胄学堂——南京的代表们（少年中国那班穿礼服大衣的精英）正下榻其中，等着陪袁世凯作那趟许过的长江之行。

外人之得免

可最意味深长的，是外人的身家财产在全国各处一概免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这一点表明，在这场劫掠的狂欢背后有一种有意而普遍的共识；在一切既认的权威都不存在之时，这种豁免意味着劫掠者之间有近乎组织的东西，并清楚地看出：外人的干涉将断送他们这桩有利可图的机会。上海的外国报纸与内地的传教士，自然而然地从这一异常的现象中得出了于欧洲人的自尊、于少年中国开明的智识都很受用的结论。不过尽可断言：这个令人欣慰的结论终究是要修正的。等到可搬之物告罄、劫掠之狂消退，等到共和运动的领袖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场剧烈的不满与离心的反动之时，几乎可以断定：少年中国的官员们会采取他们的前人在这类紧急关头一贯所行之策，把那些被激怒的「愚民」的怒火自己身上引开，转向那可恨的外人。眼下有许多要看共和派在外债一事上的成败：国中离心的分子或可暂以钱米羁縻一时；可迟早——无论借到与否——官场那句老口号又要在报纸上、在茶馆里、在厘金关卡上流传开来：说国家的不幸全由外人的横暴贪婪而起、全由他那不义的赔款之累而起。而那些劫掠的阶层，既无甚可失、也无从由继续宽待欧洲人而有所得，便会像从前一样痛痛快快地掉过手来对付他。

在结束目下动荡的这一特定方面之前，不妨举一两个典型的例子，以见乱象之力在政治剧变的最初迹象一露头时，来得何等之快、何等之决。在广州，武昌变起之后不出五个星期，海盗——这在广东沿海向来是痼疾——便成了一门公认、甚至可说是令人艳羡的营生。十一月未尽，总督衙门与水师提督衙门便被洗劫一空；至于得利的究竟是海盗、是广西的官军、还是仅仅一些爱国的业余人士，始终无人确知。十一月二十二日，有一伙三百名海盗到了西江上的梧州，自称革命党，要求地方官发给他们枪械。地方官奉广州之命拒绝了；为了结此议，当局向海盗开火，打死了不少。那伙人散去，此后却弄到一艘鱼雷艇，开走了。

海盗与劫掠

在安徽，有一个出名的土匪姓王，击败了自开封派去拿他的一支官军之后，率一千凶徒进了涡阳城。他在那里洗劫了自治会会长的住宅与公所，随后立起一套罗宾汉式的治理：向富户与绅耆抽捐，禁止铺户关门，并维持着某种秩序。后来他为让路给共和的军队而撤走时，带走了富人的财宝，也带走了小民的祝愿。

更典型的，是《字林西报》访员自浙江湖州府所报的情形。就其显示全国大势而言，他的陈说有长久的价值，值得迻录：

「十二月十日我在上北，得知该处满是盗匪。他们整日赌博，夜里行劫。百姓不敢动他们一根指头。我看见他们一伙伙在空地上赌，有一回还挤到他们桌前去，问他们何以这样公然犯法。我得到的是照例的回答：如今没有『王法』，新政府还没有当权。可他们倒客客气气地答应不再赌了。不出一个星期，他们便把这座有八千居民的城占了。

「他们宣告：只要不来惹他们，他们便保这座城。他们把当铺接管过去，改作赃物的栈房，门口派了带枪的守卫，收支也由他们规定。他们向当地绅耆抽捐每月一百四十元，绅耆照付，随后再向商家去讨还。他们白用茶馆与轿行，住在那里最大的一座庙里；他们也确实给这座城与附近乡间以充分的保护，不受别的匪帮之扰。

「原先二三十人的一伙，不久涨到一百。他们把所有的火器或『借』或抢地全弄到手，不久又靠着在上北与荡溪缴了兵的械而添了些。他们还扬言：下回洋人来了，也要把他的枪『借』过来——自然是和和气气地借。

「他们这一伙在人数与胆量上都迅速涨起来。自荡溪到山里、自上北到湖州城，凡稍有些分量的村子无不吃亏；上北没有一个人敢动他们一根指头，也不敢去求援。鸦片在街上卖得同烟叶一样公开，赌博昼夜不停。可转折还是来了。

「有一个富农在他们来抢他家时，一枪把其中一人打死。他们当场罚他两千元，并把他八岁的儿子掳去作押，非付清不放。可惜那孩子至今仍在他们手里，否则便是死了。这个人发起了一场对这伙匪的讨伐，乡间各团体都加入了。百姓自四面八方赶来攻打；而照中国人的做派，他们把计划张扬了出去。他们定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攻打之期，并声言在前一夜要么把匪拿住，要么把这村子烧个精光。听了这话，那伙匪走了约莫一半，能走得动的居民也走了许多。

「一月一日星期一，在城西的平地上打了一场硬仗：一边是匪，一边是约两千乡人。百姓赢了。随后开始杀戮，至今仍在继续。在上北那里被斩的有二十多人，在上饶埠与武康又斩了约六十人。凡出过劫案的地方，无不斩了两人至四十人。武康县境内这样被杀的，保守估计在二三百人之间。而这桩事还在办下去。」

唯恐有人以为如此所述的中国情形是前所未有之状、或其结果与往日周期而至的易代之乱大不相同，我且引一位太平军之乱时居华的英国官员的文字。密迪乐在《中国人及其叛乱》中叙述那场变乱的起源、以及它如何自广西土匪的地方劫掠渐渐演成一场广大的政治运动时，写道：

「一个人本来不过是个窃贼、夜盗或剪径之徒，其唯一的目的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劫掠一切防他不住的人；在长期压迫所生的、对公共秩序的普遍麻木之中，他发觉自己有可能纠合几个同伙，并率领他们躲开地方官一切缉拿之举。他这一伙渐大，他便公然与地方官为敌，抢掠本地的税关与库银，向过往货物抽税、向殷实的居民勒索；可他不肯把任何人一抢而空；而且他既免去了绝大多数百姓的一切需索，便防止了普遍的恶感兴起，反倒作为压迫者的鞭子而赢得各阶层或隐或显的同情。诚然，这些匪首无论出身如何，在其众不过数百之时，并不愿以颁布易代的檄文、或摆出王者的排场来使自己显得可笑、或惊动中央政府对他们下更认真的工夫。可一旦他们的党羽以千计、成了一支有正规管辖的势力，他们便公然宣布反对迄今在位的君主，斥之为篡窃。而自最初——即他不过率一小伙人之时起——凡熟悉本国历史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能不在这样一个人身上看出一位可能的、甚或极可能的开国之君。中国不止一朝是由这样的人创立的：本朝之前的明朝便是如此创立的；而——作为史例这一点实在极其重要——一切本土王朝中最伟大的汉朝，也是如此创立的。读者若查一查杜赫德，便会看到汉朝的开创者被说成是一个『兵卒』，后来成了『强人』与『一伙无赖之首』。」

由此可见：那些惯用暴力攫取的阶层，在满人退位之际所采的，正是久经惯例认可的成例与做法，连匪帮那套彬彬有礼的举止也在内。这一次的反朝运动本身与往日者有所不同（详见后文），在于紫禁城的统治者只要保证得着抚恤，便十分愿意安安静静地走；而共和的纲领又（暂时）省去了那照例为争夺宝座而起的斗争。可既立的秩序一现出将去的迹象，全国各处随即而来的情形，恰恰正是中国百姓在这种时候一向所受、并且出奇地逆来顺受的那一种；那种情形可以说是以公众的默契把孔门道德的宪章暂时中止了，并以下面这条法子把财产彻底地重分了一遍：

「那条古老的好规矩，那个简单的办法：

有力量的，尽可以拿；

拿得住的，尽可以留。」

这种对劫掠压倒一切的痴迷，与劫人者或被劫者的政治见解毫不相干，无疑不过是长期经济困苦、是很大一部分人口朝不保夕的生计所显出的一个急性症候。匪帮、海盗、帝制的兵与共和的兵，凡遇有可搬之物与财宝唾手可得之时，一概同样地、也全然不偏不倚地卖力；不过一般而言，为共和揭幕的那场劫掠狂欢比较少流血。这里那里——尤以山西、陕西为著——地方被蹂躏，在会党匪徒、革命军与当地居民的交战中死了不少人。间或如在西安府，满洲驻防被屠；在南京，张勋所部帝制官兵的举动以屠杀学生与无辜市民告终——可总的说来，与财产的毁损相比，人命的损失是小的。二月九日张勋所部洗劫徐州府，不曾遇到任何认真的抵抗，而那些兵办起来几乎是客客气气、乐乐呵呵的。《字林西报》的访员亲见其事（这一幕尽可视为典型），其记述如下：

「久所畏惧的洗城终于来了。昨日下午，张勋南下与革命党议和不在城中，他的兵有一大部分哗变，自火车站出发来洗劫这座城。本地的守兵几乎转眼间全数加入，照例的那一大群平常百姓也蜂拥跟上。……

「全城的人像是一下子都疯了。人人都开始往别处跑。铺户的人呆呆地看了一刹那这场骚乱，随后便听见喊声：『反兵进城了！』我生平见过几回动作极快的事，可从没见过铺户上门板有这样快的。我拐过第一个街角时，又听见第二声喊：『是张勋的兵哗变了！』——这一声原来是对的。转眼枪声大作，子弹乱飞。等我赶回家藏起几件值钱的东西，全城已陷于疯狂的抢掠之中。这些兵把他们的计划付诸实行时那份迅捷与准确，简直叫人瞠目。不但铺户被抢，每一家富户都被认准了抢，而百姓还没回过神来。城中最富的张家离长老会的院子只有几步，那里的情形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有半个钟头，绸缎、皮货、被褥、银钱，乃至马匹骡子，自那道门里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赃物堆在西关，兵们再回去搬第二趟；到那时候，一股活生生的乱民之流已跟在他们后面了。

「张家一被抄净，注意便转到商业一带，其结果已如上述。到半夜，铺户全完了；此后几个钟头之内，凡稍有头脸的私家也一概卷入这场浩劫。」

我把中国动荡这一核心的症候讲得如此之详，是因为必须让读者明白一条真相：那些在欧洲报纸上占了如此大篇幅的、少年中国的政治抱负与书生之想，实际上与那些可直接追溯到这一族特殊社会结构与遗传习性的经济难题相比，乃是次要的因素。不止如此：这些新的政治试验、以及与之相随的新官僚，必定要因扰动农人与商人的营生而减损并虚耗这个民族实有的资源，从而——尽管它有非凡的复元之力——使此后的乱象不可避免。

非有权威的强手不可

对这些根本事实的考量，径直把我们引到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一族结构上的品性得到彻底的、且势必缓慢的改变之前，恢复并维持内部秩序所唯一必需的，是一只强有力的统治者之手；他须以中国人所习惯的方式——即东方之法——来治理：体恤民众根深的本能；顾及地方的风俗与历朝的成规；可能的话施以公道，可无论如何要有毫不动摇的决断与胆量。近代史上不乏专断的统治者如此治理一个名义上共和之国的先例——尤以墨西哥的迪亚斯总统为著。行政首脑的所在与名号显然是次要之事；可这个国家的命运，却系于那位事实上的统治者的人格。自这一立场看，又想到少年中国的构成与教养，那种指望——即找到一个强人、并容他掌舵驶过这片变局的险海——似乎确实渺茫。因为首要的一点是：那个要引导并统治中华民族的人，必须以道德的品质使他们敬服；而少年中国至今最触目的特点，恰恰是它的领袖们彼此全无敬重与信任。西方的激进思想骤然注入那些因传统与环境而浸透了孔门道德的头脑，似乎生出了一大团观念的酵，却没有民族的理想；生出了谋士如云，却没有结论。

次一等的动荡症候

倘若我们越过那些随着仅仅为活命而争之烈而消长的器质症候，去考量近来最引人注目的其他症候——例如妇女忽然进入政治舞台、政治暗杀日渐频繁、南北之间的争竞与分歧、以及日益趋向的省自治——那么我以为：在我们一切观察与见解的背后，必定横着一种模糊而压倒一切的意识：意识到那广大的民众，而这些事在他们不过是几乎无意义的远方回声；意识到那不可测的深渊，而这些不安分的魂灵不过是在其遍布残骸的岸边来来去去。倘如赫伯特·斯宾塞所说，集体的品性由其单位的品性所决定，那么将来必如既往：一旦叛乱或入侵的狂风过去，这个民族的命运终须由平民那缓缓移动的思想与根深的本能所决定。在每一场大危局之中，起支配作用的必定不是医生们彼此牴牾的意见，而是病人的体质。

不过在考量中国的实况、并预测其将来时，若忽略西方文明的冲击自海滨向内地逐渐渗透、对那缓缓移动的民众所已经、并正在产生的效果，也是不明智的。在较为闭塞偏远的地方，这效果或许至今几乎察觉不出；在那里，中国的传统与圣贤之教那道深流，看去仍如唐代的黄金之世一样不曾中断地流着。然而它毕竟在动：即便在报纸不及的地方，也一再有蛮夷入侵的传说与京师被亵的风声；拳民运动把它那迷信的沙文与动荡之波远远漾出了受其波及的省份；而到处的收税人与厘金委员都拿外人的赔款作由头，加派新的重敛。七十年来，西方这些令人不安的鬼影获准以日增之数扰动中央之国那亘古的尊严；而满洲王朝既不能以武力、也不能以治术把他们逐出，这一事实无疑促成了那普遍的公论——判定他们不配再治天下。因此，中国寻常耕夫对外间世界的观念虽仍与太平军之乱时一般模糊未形，可显而易见：先皇太后一九〇二年回京之后所定的学制与科举之变、以及铁路的修筑，已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城居者——尤其是那些出「西学」学生的阶层——的眼界。

民众的心思

近来观察所及远至西陲的旅行者作证：在中国同在印度一样，西方的冲击已在受教育的阶层身上产生了无可错认的效果，滋生出一种不服权威、不肯安分的风气，而这终究要影响到民众在政治上的惰性。中国社会的上层为经济难题所紧逼、又为将来所不安，正寻觅政治鼓动的新机会，并借其会党与社会政治团体的活动相助。劳作的民众终究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活动的影响、并多少得知其背后的动机，哪怕只因为这些动机迟早要以新税或「爱国公债」的形式表现出来。迄今为止，汉家子孙一向在两千年壮丽孤立所认可的传统之下过着俭朴、辛劳而不失体面的日子，于政治毫不关心，于社会改革家一无所求。如今他们四境皆临外夷之威胁，在外国传教士与本国政客的劝说之间左右为难，又骤然面对辫子与其他古老标识的革除；那么职业鼓动家若在他们中间找不到现成的爆炸材料，倒是怪事了。饶是如此，今日的政客把他们那现成的共和称为「中国人民意志的自觉而有意的表达」时，不过是在以煽动家通用的语言宣告：他们自己就是人民，智慧要与他们一同死去。

哪怕只把日俄战争以来中外观察者论中国之状的文字草草一览，便可见有一种极普遍的倾向：既夸大那些出自、且往往仅限于少年中国政治分子的动荡症候之分量，又同时假定这些症候将迅速改变民众那根深的本能与冲动——而正是这些本能与冲动，曾挺过如此之多的变局之危、送走了如此之多的王朝。居华的欧洲人因门前的骚乱而使其历史之感与政治之透视有所混乱与阻塞，其本身并不足怪。他在北京或通商口岸所接触的官员与学生，所代表的部分与阶层之利益，与中国民众的利益一样离他自己很远；而少年中国那份少年的朝气与热忱，自然是会传染的。在这份热忱之中，他偶尔看不见这场政治发酵底下那有所为而为的偏向、又忽略了这样一件史实——许多这样的风暴曾扫过这个民族灵魂的深水，而既未改变其人生之观、也未削减其返祖般拒变的无穷能耐——这也是可以原谅的。蒙古人、满人与本土的统治者轮番有过他们短短的一日，随后各自走了，而中国百姓仍旧牢牢地固守在他们旧的传统、旧的信仰之中。那位耶鲁毕业的广东人、那位自东京回来大呼小叫的学生、以及他那位出自美国教会学堂的姊妹，尽可以怀着可悯的赤诚宣告一个新纪元的破晓与他们种族的再造。在他们的喧嚷之中，过往那执着的声音被淹没了；而这个民族本身，则一如既往地不发一言。于是便有这样的事：欧洲的外交家、报人、商人与传教士「为某种假说所蔽、为某种热忱所裹挟」，竟致公开抱定了那些一切人类经验都已证明其全然虚妄的指望。

欧洲的观察者屡屡受误

即便在远处那些讲哲理而不动感情的观察者身上——他们不受个人处境与其所需之扰——也常有同样的倾向。譬如芮恩施教授，他以丰富的史学知识、批判的洞察与同情来处理远东的社会与政治难题；然而他仍旧未能分辨哪些是真实而根本的动荡之症、哪些是人为造出而易于独占舆论注意的症候。他同许多别的学者一样，对中国人思考得多，了解得少。他虽承认民众在政治上尚未自觉，却未能体认他们在经济上那持久的自觉、以及这份自觉对眼下正在演变的局面必然的影响。他知道少年中国所提的多数万灵药不过是「未成熟的头脑所作的浮浅结论」，却仍相信一个中国国会于这一代人是可能而有用的。〔原注：他说：「这一观念虽与东方权威的内在性格格格不入，可政治生活的迫切需要占了上风；帝国的谋臣们已把设立国会列入那些要给中国以新生机的首要变革之中。」〕他把中国学生的政治动荡比作印度同类之人的动荡，笃信「亚洲文明有其深层的统一」。可满人从来不曾像英国之治于印度那样，是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外族阶层。芮恩施教授既天然地偏向共和的治理理想，又相信「自日本给俄国以一记惨败以来，整个东方都在新生命中搏动，全亚洲都在振颤，要追随日本的尾迹」；那么他像许多书斋中的哲人一样，把少年中国报人与政客的活动看作中国人民普遍而道德的觉醒、看作政治自觉与强健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就自然而然了。这类观察者以信仰之眼，在国会与各省咨议局之中看见并欢迎选举制民意代表的确然确立。自这一立场看，这些机构（在原则上）采纳妇女参政与全国征兵，便自枯燥空论的沙漠走进了有成果而合理的政治之域。少年中国热切而喧腾地向着我们自家政治乌托邦最高的城堡进军，这一景象对许多观察者似乎确有近乎催眠的效力。倘若政治美德之言与其行有半分相符，那么对于宪政考察团所得的成果、对于这样一套政体的建立，确实大有可喜之处——这套政体一开头便郑重其事地把下列诸人排除于选举权之外：「凡营业不公正、不正直者，被控而未昭雪者，吸食鸦片者，有心疾者，出身名声污秽之家者，或不通语言文字者。」可对于那些研究过近代中国史、又亲身领教过新旧官员那种要命而普遍的、订立无穷章程的本事的人来说，这般不带私心的乐观竟把这类东西当真、竟视之为再造的健康症候，其中实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可悯。凡研究过中国政治生涯之实践（而非其理论）的人都知道：例如「被控而未昭雪者」这一类，在他们自己同时代人的讲坛上，实际包括现政府中每一位显要人物。不止如此，他们还知道：除东南沿海诸省之外，中国于政治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舆论；而所谓「人民选出的代表」，不过是一个人数不多而野心不小的阶层自命的代表罢了。换言之，国会制度之现身，与自唐代以来上谕的措辞一样地惑人、一样地无效。

不过让我们来考量目下流行的种种动荡之症，并尽可能把政治来源的与那些由施于民众社会经济情形之上的新因素新力量所生的区别开来。这样分类势必在政治与经济交会之处有所重叠，可它还是管用的。

第一类可包括：对外人侵逼之惧、日益趋向省与地方自治、关于外债与赔款的鼓动，以及南北之分裂。

属于第二类的有：政府军队与新募团练的无纪律与攫取性暴力；银根奇紧；银号倒闭、币值贬落等等所致的内地贸易之阻滞；共和与地方当局强行借款与征敛之日益频繁；失业文士与西学学生在人数与困顿上的增加；财政之混乱；民间对一切直接税的反对；以及在许多省份不能强行禁止罂粟种植。

对外人侵逼之惧

说到对外人侵逼之惧与外交之事，尽可断言而不虞被有力地驳倒：民众虽于国家与民族的问题既不懂也不关心，可要挑动他们愤怒的恐惧，在共和之下与在满人之下一样容易——只消诉诸他们本能的种族成见。倘若各地的学生与绅耆为保住自身的机会与地方自治而妒忌，追随四川与广东那些躁动之徒的先导，宣称国家正被卖给外人，以此使中央政府为难，那么愚民多半会照惯常的方式表示赞同：即杀害并劫掠传教士与本国教民。可对外人侵逼之惧、对以中国为代价扩张疆土之谋的恐惧，于民众实际上毫无分量；理由很简单：他们的人生视野只限于眼前的必需与烦难。华中寻常的农人或苦力，向他的统治者所求的不过是容他操其本业、安安稳稳养大他那一大群儿女；而这个民族的历史确凿地证明：统治者是外族，未必就使他烦恼。他相信龙座是那座以家为基的长久之殿的顶石；他相信天子受命而治的神圣之权——只要治得贤明而妥当；可他对统治者的来历与国策，一般是漠然的。同样，就京师与各省这个聚讼不休的问题、以及南北的对立而言，民众也大抵漠然，因为他们在这类事上整体地无知。在北方与中部诸省的农户看来，京中的朝政是一件模糊而遥远的东西，主要与完纳地丁相连。南北于他们无甚相干；对山东或山西的千百万人而言，广东人那些不安分的活动，同欧洲人那不可测度的行径一样遥远而无关紧要。因此，民间反对集权与外债之举，尽可以借学者严复之语，归于「不得志报人之回声」。

这些事几乎触不到民众。可那些因少年中国的活动与王朝之亡而施于百姓经济情形之上的新因素所生的动荡之症，则既广布、又含着严重的可能。币制的混乱与贬落，已给举国上下带来了与政府军队及地方团练的劫掠一样惨重的苦楚。废除旧式经义科举在文士与绅耆之中所造成的动荡，已在十八省每一座城镇村落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困苦之痕。剪辫之狂；忽然冒出一班装束怪异的青年来顶替旧班子的官员；军事将领擅权，取文官而代之；各地零星地干涉罂粟的种植；共和初起那股热劲儿下宣布的普遍蠲免地丁与厘金——凡此种种都造成了无可错认的动荡之症，因为它们触动了这政治之体的根基，触动了那些安分而勤劳的民众固定的习惯与不可移易的权利。

上述这些笼统的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东南沿海诸省（浙南、福建、广东与广西）；那里百姓的政治自觉、以及他们要求更大幅度地方自治的正当愿望，是无可否认的。例如广东人，他们明白、并且切齿痛恨那些立法排斥亚洲移民的白种国家的态度；他们也体察到外人侵逼之危与满洲问题的分量。关于广东人——他们是中国这道难题中最要紧的因素之一——我将另章论之。

三满人的谢幕

近来孙中山及其党人在政治上、文字上大肆活动，又有若干英美作家怀着同情却不加甄别的著述为之推波助澜，于是世间普遍生出一个印象：中国人驱逐满清王朝，便是从一副不堪忍受的暴虐统治之下解脱了出来。共和党人的领袖们精于实用，深谙戏剧效果，要为自己那场得手的革命寻一个说法，便径直诉诸欧洲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情感与同情，这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一个受尽践踏的民族慷慨图存、力争自由，这幅图景本身便有一种直指人心的感召力；孙中山在他那一辈人中间，不可谓不明智。美国黄色报纸上流传的种种关于革命缘起的奇谈，我不必提起；英国读者若想读到孙中山那副善于建构的记忆所产出的、未经夸张的成果，可以去看康德黎博士所出的一本小书〔原注：《孙逸仙与中国的觉醒》，雅罗尔德书局，一九一二年。〕。康德黎博士对中国改革运动的同情是真诚的，加上他对这位改革家本人的一腔热忱，便把他带进了一片与事实相抵牾的寒气全然吹不进去的境地。

康德黎博士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六年任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因此与该院第一名毕业生孙中山有了往来。他对这位极有意思、却纯属舶来品的「少年中国」典型，其态度坦然便是崇拜者的态度；由此也就不难明白孙中山在海外做政治密谋时何以能造成那样的印象、赢得那样的势力，以及他何以能在南京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凯旋登场。在康德黎博士自己笔下，最初的印象是这样的：「他天性中有一种东西，能把人的目光吸引过去，使人甘愿在手术台旁或在战场上为他效命；那是一种无从解释的感染力，一种磁性，所至皆胜，其表现便是把人吸到他身边来。」这份个人磁性所施的魔法，后来因康德黎博士与这位流亡密谋者的继续交往而愈深；尤其是一八九六年孙中山在伦敦为中国使馆所绑架，康德黎博士得以亲手促成其获释，这一段经历更是如此。孙中山之诚、之勇、之谦抑、之爱国、之明敏，都无可置疑。他那非凡的人格与富于传奇的生涯，理当赢得许多同胞的敬慕与拥戴；他在新一代受过外国教育的广东人中间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否认的。然而话说到底，他终究是一个做梦的人；他那一套治国与改革的理想，乃是未曾消化的社会主义学说，加上一幅纯属想象而美化了的中国与中国人的图景。

他是一个半东方人，在欧洲人中间长大受教，身上既有东方人那种特有的历史自觉的匮乏，又不曾有欧洲人那种科学探究的态度来加以补救；而他的文字与他的公开举动，都显出世上许多政治十字军所共有的那种近乎不通人情的幽默之缺。单就他对满人的态度与言论而论，已足以证明孙中山是一个瞎子领着瞎子走；在历史的冷光之下，这些言论显得那样离奇而稚气，若不是它们在少年中国与老英国那里实实在在地起了作用，简直不值一顾。孙中山与广东共和党其他几位著名领袖，我在别处另有论列；此刻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们那一套关于满清王朝兴亡与中华民国缘起的说法。

共和政府的宣言

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也就是满清退位前五个星期——身为南京共和政府候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其外交总长伍廷芳，发布了一篇《中华民国对各友邦宣言书》。这份文件很有代表性，值得全文迻录，哪怕只当作一份想象力史学的奇观来读。那声音是孙中山的声音，那只手却像是美国政治传道士的手。这里头对整个满洲统治集团所发的那一腔辱骂的气力，与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之后「文庆」〔原注：《中国危机内幕》，「文庆」（林文庆）著，格兰特·理查兹书局，一九〇一年。〕及康有为的其他门徒指斥皇太后与荣禄时所发的，如出一辙；然而有一点根本的不同：当年那些改革的领袖，所求的是靠教育与立宪的办法把国家一步一步重新整顿过来，而此番危机中这些受过外国教育的共和党人，却坦然是毁像破偶之徒，对中国人骨子里的保守倾向浑然不觉。

共和政府的宣言，其文如下：

「敬启者：中国人民个人的品性与民族的抱负长期受压，至今无从补救，因而阻滞了中国在智识上、道德上与物质上的发展；为拔除此一根本之因，不得不借助于革命。今我等宣告：满清王朝所擅之专制统治已被推翻，共和之国已然建立。

「以共和之制代君主之制，并非一时激情的产物。它是一份久蓄于心的愿望自然而然的结果：这愿望所求者，是广大深厚的自由，以期获得长久的安乐与不断的进步。它是中华民族意志的正式宣告。

「我中国人民，素来爱好和平，遵守法度。除自卫之外，我等不曾兴过战事。满清失政二百六十七年，我等隐忍含垢，备尝辛苦。我等曾以和平之法谋求申冤、求取自由、保障进步，然而不成。受压之深超乎人所能忍，我等遂以为：诉诸武力，以救我身与我子孙于长受其轭之境，既是我等不可剥夺之权，亦是我等神圣之责；于是有生民以来第一次，不光彩的束缚化作了鼓舞人心的自由，其光灿然，机运照人。

「满清王朝之政策，乃是断然的闭关与不屈的暴虐。在此政策之下，我等受苦至深；今谨将革命之所以正当、与我政府之所以成立的种种理由，呈之于世上自由的人民。

「在满人窃据帝位之前，中国之土对外交往是开放的，宗教之宽容亦是有的；马可·波罗的著述与西安府的景教碑，便是明证。

「满人为愚昧与自私所驱，闭关绝外，把中国人民推入一种蒙昧的心境，其用意正在于使我等的天资与才能反向而行，因而对人类、对文明各国犯下了一桩几乎无从赎补的罪。

「满人一心要把中国人永远踩在脚下，又怀着扩张与聚敛的恶欲，其治国之法使我人民长久受损受害：制造特权与垄断，在国家风俗与个人举止上为自己树起排他的藩篱，数百年来严加维持。

「他们未得我等同意，便向我等征收名目不正、于民有害的赋税；把对外贸易限于通商口岸；对过境货物设厘金之禁；阻塞国内的商运。

「他们迟滞实业的兴办；使天然资源无从开发；又存心不去保护既成之利益。

「他们不给我等以正规的司法之制与公平的司法之施；凡被控有罪者，无论有辜无辜，一律施以异常而残酷的刑罚；且屡次不经正当程序而侵夺我等神圣的权利。

「他们纵容官场的贪墨；把官职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使才德屈从于援引。

「他们一再驳回我等要求善政这一最合情理的请求；在最紧急的压力之下，才勉强让出几项假改革；许下诺言而无意践行；处处阻挠民族向上的努力。

「他们不能领会这些年来列强给他们的那些痛心的教训，以致把自己与我人民一同置于世人的轻蔑之下。」

（以下为共和政府外交政策的宣示，其结尾如下：）

「我等将始终以此为志、坚以此为务：在稳固而持久的基础之上，建起一座与我国长久受忽视的潜力相称的民族大厦。

「我等将勉力提高我人民的地位；使其安享和平；为其富庶立法。

「凡安分居于我管辖境内的满人，我等将一视同仁，加以保护。

「我等将重修法典；修订民法、刑法、商法与矿法；整顿财政；废除通商之限；并保证宗教之宽容。

「与外国人民及政府增进邦谊，将永为我等所念。我等深望：那些始终以同情相待的友邦，将把友谊的纽带结得更紧；深望他们在我等重建之业所面临的这一段艰难岁月中，对我等多加忍耐；深望他们助我等成就眼下即将着手的这些深远大计——这些大计，正是他们长久以来苦口婆心、却徒劳无功地向我国人民所敦促的。

「中华民国谨以此和平善意之辞，期望得以厕身于万国之林，不徒分享列邦的权利与特权，且与之携手，共成建设世界文明这一伟大而崇高的事业。

「大总统孙文署名。

「外交总长伍廷芳副署。

「中华民国元年十月五日订于南京。（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

谒明太祖之陵

二月十五日，即满清政府颁下退位诏书后三日，孙中山主持了一场典礼，把少年中国所特有的那种炽热的情绪主义显露无遗。这便是在朱元璋的神主之前正式行祭献、叩拜与祝祷之礼。朱元璋本是一个托钵的僧人，以一场成功的起事为领袖，于一三六八年驱逐了蒙古人，遂成本朝——明——的开国之君。孙中山和他那一班古怪的随从——学生、少年将军与日本顾问——去敬礼一位驱逐过异族君主的人，原是自然而得体的；可他们竟要把明室的功德抬到满清之上，并把后者说成蛮夷与暴君，那便不是对历史可叹的无知，便是天性中对真实的漠然。这一场典礼直接打动着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它所唤起的戏剧本能自当尽量体谅；然而孙中山在洪武陵前所献的祝文，仍分明透出一股浮夸的不诚，而整场演出也带着一种蓄意作态的气味——所谓惊世骇俗是也。大总统祝文的译文，刊于四月三日的《泰晤士报》，兹录如下。

「昔赵宋衰微，辽之鞑靼、元之蒙古乘隙而起，搅乱我中国之疆土，神人共愤。于是我太祖陛下自草莱之间奋然而兴，赫然震怒，扫灭此辈罪恶之丑类，使古之光华复还于世。十有二年而帝业以固，大禹之故壤涤其污、除其腥膻。我中华高贵之族，史上屡为北方边鄙小丑所奴役；然未有如陛下之克之者，其功之烈，旷古无两。惜乎后嗣不肖，不能承此光荣之遗业；委政柄于宵小，谋国计以短视。由是助长了东方鞑靼野人的野心，养成了他们的势力。于是彼等得以乘流寇之乱，长驱而入，据有陛下的神京。彼等以卑污窃取之尊荣，凌驾于这一片至圣之土，我可爱中华的山川为其秽手所污，而人民则或膏于刽子之斧，或毙于复仇之刀。虽有贵朝忠贞的志士与臣民，越岭而走广东与极南之地，冀挽明室的光荣传统于将倾，续旧朝的一线命脉于不绝；虽有壮士在这无望之举中前仆后继，慷慨就死；然天怒未息，人谋不成。贵朝的史册上，不过添了短短一页凄凉的文字而已。

所谓满人的专制

「其后年岁既久，法网愈严，其目愈密。哀哉我中国之民，蜷伏墙隅，侧耳惊听，欲言而不得言，舌粘于口，盖其命已无可救矣！彼辈窃取仁义之虚名，而亵渎他们佯加尊崇的圣人之至道。他们扼杀举国的公论，以强人默认其暴政。满人的专制之严密、之无所不包，竟使他们得以凭诡谲之术延续其朝命。虽然如此，叛乱仍不时而起。雍正之世，湖南人张熙、曾静在本省倡言反清；嘉庆之世，林清的宫廷之变使那位君主在京师大为惊惶。此后又有四川、陕西的起事；道光及其嗣君之时，太平军自广西一处僻村发难。这些正义的举事虽然注定终归失败，民族意志的趋向却由此渐渐显露。终于我们这一时代来临了，自由的太阳已经升起，种族权利之感激荡于人心。加之满洲的盗魁连自保也不能：强邻侵入中国的疆土，而这王朝竟割我神圣之土以肥邻国。今日的中华民族纵然衰微，毕竟是古昔伟人之后。它怎能忍见先烈的英灵永受此祸的凌辱？

此前的历次起事

「于是志士蜂起，如旋风之骤作，如云气之忽现于天。先有广州之役；继而吴樾的炸弹（在一九〇五年）震动北京。越一年，徐锡麟一弹射入满洲盗魁、安徽巡抚恩铭的腹中。熊成基在长江之滨高举自由之旗；举事一起再起，遍于全国，直至谋刺摄政王的密谋败露，广州那一场未成的起事惊动了京师。一败复一败，而勇士继殉难的英雄而起，于是帝国重获新生。满洲的盗廷震骇失色，面无人色，终至金蝉脱壳，焕然更生，成今日这一至大的功业。义师起于武昌，四方响应。沿海诸省接踵而起，长江为我军所复。黄河以南尽失于满人，而北方亦表同情于我。北京的夷廷为之地动，遂至瘫痪。至于今日，终于把政权归还给了中国人民，五族得以相安相信，同居一宇。我等当欣然称谢。倘非陛下在天之灵垂佑，我等何能得此胜业？

「吾闻鞑靼野人之胜我中国者，其运向不过百年。而此满人之治竟延至其倍，乃至其三倍之久。然天道自有定期，其时终至。我等今为东亚开共和之先例；勠力者之成，或早或迟，而善者终必有报。既然如此，今日又何须以胜利来迟而嗟怨？

「吾闻昔日有志救国者，多曾登此高丘，即陛下陵寝之所在。此地于他们乃是一处神圣的鼓舞。他们俯瞰四围的江河，仰望群山，见其尽在异族之手，遂怆然泣下；而今日他们的悲哀已化为欢喜。陛下在南京的陵寝，其灵气重归其所有。龙依旧庄严地盘踞，虎俯视其疆域与其故都。四处一片安详之美。陛下的将士列于陵道两旁；一队英武之师肃然以待。陛下的人民今日来此，以最后的胜利告于陛下。愿此高耸的陵寝因今日之事而增其光辉，愿陛下的风范启迪来世的子孙。灵其鉴之，尚飨！」

林文庆先生（《中国危机内幕》的作者）在《字林西报》上就这场如画的典礼的历史与政治意义大加铺陈，说它「抵得上十场胜仗，并为一桩伟业加上了最后一块封顶石——大总统孙中山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桩事业，而全中国四万万人民为它的完成耐心祈祷、暗中操劳，终于成之」。林文庆先生自不待言是广东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地位也不低，曾任新加坡立法议会的议员。一八九八年他是康有为的忠实门徒，也是那位满洲皇帝光绪——立宪改革派的朋友与保护人——最忠顺的臣民。因此，当他在一通铺张的颂词末尾把明室称作「被满洲篡位者残酷灭绝的民族英雄」时，人们便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和他的朋友们是有意歪曲史实，以博取外部世界的同情与支持。他的话其实同孙中山告诉洪武在天之灵的那一句「龙依旧庄严地盘踞，四处一片安详之美」一样，都当不得真。

要明白下面这一点，既不需要对中国历史有多深的了解，也不需要同中国人有多近的往来：满人之失龙座，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暴君与专制者，而是因为他们无能、无知而衰朽；因为他们凭着主权的旧例所坐享的贡赋、所把持的权力与恩荫，已被另一班人所觊觎——那班人组织更佳、头脑更清、意志更坚；因为民众教育的推广、白话报纸的作为，尤其是外国一再的侵夺与入侵，已使广东人那颗不安分的头脑认定：满人不再可怕。换句话说，那种周期性的天翻地覆到了它该来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历史证明，每逢统治者失去以武力治国的意志或能力，这种事便必不可免。我在前一章已经说明：中国的叛乱是经济压力的直接结果；而叛乱之权，历来被视为一道安全阀，一种结构上的稳定因素，对帝国统治者身上的退化症候，或给以迅速的解药，或干脆送其安息。

满清王朝的兴亡

然而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满人的谢幕——不是透过这篇共和宣言那面扭曲的镜子，而是就已确立的史实来看。首先要注意的是：本土的明朝并非亡于满人的入侵，而是亡于一场起于陕西、蹂躏全国九年之久的中国人的叛乱。及至官军终被击溃，及至叛军之首李自成占了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缢于煤山；及至李自成已然自立为新朝之主——就在这时候，一位死不甘心的明将吴三桂请满人合兵，以图复明。李自成之军在山海关附近一场大战中借满人之力而败，遂大掠北京之后向南向西逃窜，吴三桂穷追不舍。满人来到时，御座已空，举国厌乱。他们的朝代便是这样立起来的；明朝也便是这样亡的——天命已尽，亡于同一种内部叛乱之途，而当年正是这条路把他们送上了帝国的宝座。

满人既已据有中国空出来的御座，凡有抗拒之处便以兵力把权威坐实，此后他们的统治者所显出的行政与政治智慧，证明那「东方鞑靼野人」在满洲与中国往来征战的两代之间，已经把中国较高文明中一切要紧的东西吸收殆尽。起初他们采行一种封建式的治法，各处都起用最有才干、最有声望的中国人为藩王与督抚；各处都尊重地方的风俗与民情；仍以孔门哲学与文教传统为善政之本。在英明的康熙皇帝（本朝第二主）治下，中国治理得明智而有条理，政府本身也渐渐集权于中央。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除非被政治成见蒙住了眼，都不会否认这位君主之治为中国带来的光荣、为她的人民带来的好处，胜过明朝任何一位皇帝。他是勇敢的军人、明智的政治家、伟大的学者，心里存着人民最切身的利益；他的治世以奖掖学问、戡定祸乱、各方面的实际进步为标志。第四位皇帝乾隆在位之久，进一步抬高了本朝的声望，扩大了帝国的疆界，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太平与富庶。

满清一家的衰落，正是从这位君主之死开始的：努尔哈赤的子孙因坐食贡赋的安逸与宫廷淫佚之风的销蚀，体魄与德性的筋骨都退化了。到嘉庆继位，南方秘密会社那素来潜伏的活动，采取了有组织地与政府作对的形式。白莲教的起事在一七九七年至一八〇六年间蹂躏了六省；刚刚戡定，湖南又起一乱。海盗与不法之风遍于全国；北京的贪墨与失序则有增无已。要约略看出崩解进行得何等之速，不妨比较一下马戛尔尼勋爵一七九五年出使乾隆朝廷所受的接待与所得的结果，与阿美士德勋爵一八一六年出使嘉庆朝廷所受的接待与所得的结果。

清初诸帝治下的人口增长

不过，若把此后成为中部与南部各省痼疾的那种起事与革命倾向，说成全然、甚至直接出于民众对君主及其朝廷的品行与作为的不满，那是不对的。我已尽力说明：中国动荡的根本之因向来是经济的。我们若考察现有关于中国人口统计的最可靠的材料，便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件事上正如在许多别的事上一样，大批民众的武装抗上，恰与这样一个时期同步——那时候，作为长久太平与富庶的直接结果，人口与粮食供给的问题又一次变得尖锐起来。据钱德明神父（乾隆朝中的耶稣会传教士）经仔细核验的材料，满人在一六五一年恢复秩序之后所作的第一次人口清查，中国本部的总人口约为五千五百万；柔克义指出〔原注：《中国人口考》，柔克义著，华盛顿，一九〇四年。〕，这个数目略少于汉代第一次户口统计（公元一年）所载之数，而与忽必烈汗一二九五年建立蒙古王朝时所见之数大致相当。明朝亡国前六十年所作的最后一次清查，人口是六千四百万。换句话说，反明的叛乱伴随着这类天翻地覆之际照例的杀戮，而满人接手的是一个不受拥挤之苦的帝国。康熙对吴三桂及其他抗拒其集权之策的藩镇长年用兵，使人口的自然增长受到抑制，直到一六八一年中国本部普遍太平为止。据《东华录》，一六八〇年的官方清查所得约为七千五百万口。自此以后，人口便稳步增长。柔克义经仔细比对分析材料所列的数字表明：一七二〇年，即康熙去世前三年，总数已达一亿二千五百万。一七四三年，乾隆之治初年，为一亿四千三百万。一七八三年，即乾隆之治的后期，中国政府的官方估计为二亿八千三百万；一八一二年嘉庆之世，增至三亿六千万。一八四二年，太平军起事之前，已升至四亿一千三百万。一八六二年，经那场大乱的浩劫与耗损之后，中国政府的清查所录只有二亿六千一百万。除了在压力极重的那段时期里因战阵、凶杀与横死所造成的损失之外，历朝实录还记载：四场大饥荒（一八一〇年、一八一一年、一八四六年与一八四九年）使人口减少了约四千五百万。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在嘉庆之世人口压力的迅速加重与当时开始成形、并明确指向满清王朝的那些普遍动荡的表现之间，寻出一种直接的联系。像往常一样，这些失序的症候首先出现在中国东南多山的沿海各省；那一带的居民向来以富于冒险、敢作敢为而有别于冲积平原上那些消极的忍受者，换句话说，他们身上有着全世界的航海者与山地人所共有的那些品质。有一件事须得着重指出：满洲的武人之君用了五十年断断续续的用兵，才把这几省纳入治下；而即便在政治上征服之后，秘密会社中仍始终留着一个叛乱的核心、一处动荡的焦点，其政治信条便是推翻鞑靼王朝、恢复明室。

太平天国起事的近因

沿海居民所共有的那种离心倾向，在福建、广东与广西的中国人身上，又因地理上的隔绝而愈发加重：一道不断的山脉把他们同北面与西面的中部各省分开。广东人的传统特性、以及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中政治与智识精英的那些品质，我在别处另有论列；不过这里不妨说一句：以广州为发源与组织之地的白莲教、三合会与其他秘密会社，在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大抵处于潜伏状态，而随着人口日增、个人的生存挣扎日难，便愈来愈成气候。满清王朝建立之后的两百年间，这些秘密会社实际上是为海盗、陆匪与其他亡命之徒的地方利益服务的，是中国那些长期心怀不满者的有组织的形态；可随着政府的士气衰颓、随着人口压力之下的离心日增，它们便显出——一如它们今日所显出的——一种从事大规模政治阴谋的非凡本领，其活动迅速带上了广泛的民族的、反王朝的运动的色彩与权威。太平天国的起事暂时缓解了华中与华南那沉重之极的人口负担，它正是三合会活动的直接结果，而助长其事的，是一种半宗教、半海盗式的狂热，与一九〇〇年鼓动拳民的那一种颇相类似；这场叛乱借外人之助而被戡定，所换来的不过是事态行进中一段喘息之机，而事态所预示的，分明是一个衰朽王朝的崩溃。密迪乐在一八五六年论及那场叛乱时，曾在两种可能之间游移：或是满人被逐，或是他们「经一番涤荡的磨难与振作的挣扎之后完全恢复权力」。然而他不曾看出：皇族各旗的军事组织与种族凝聚早已成为过去；满人之治若要存续，便只能靠精明的分而治之之术，靠笼络住最能干、最有势力的中国督抚，使他们继续效忠。

慈禧一时挽住了满人的颓势

皇太后慈禧无穷的机变、不挠的胆气与个人的威望，无疑把这个王朝从一场危机中救了出来；若无她，满人之治早随她丈夫咸丰皇帝的出奔与身死而告终。对她本人的效忠、对她天分的倾倒，在两代人之间激励着中国第一流的军人与政治家不倦地为龙座效力——那都是一时之选，如左宗棠、曾国藩与刘坤一之辈。五十年间，是她的头脑、她那只强有力的手，把正在抬头的崩解之力压了下去；而她一死，不需要什么过人的卜算之能，也能预言满人的末日将至。她自己看得再清楚不过。她看见帝国外有不可抗拒的侵夺之力相逼，内有无从医治的组织涣散；她知道本族的人已无可救药地沉沦于萎靡、无能与贪墨之中；她也明白：要在满洲主权那一点残余的传统之下保住这个帝国，唯一的指望在于两族的彻底融合，在于放弃「食贡者」的特权与门第之傲。她在一九〇一年与一九〇二年「回銮」前后所颁的上谕〔原注：参见《慈禧统治下的中国》。〕，分明可见她已看清那些危险不仅威胁着满清王朝，更威胁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存亡。

事实上，孙中山博士纵然痛斥满人的专制与滥权，近世以来那个开国强悍之族的后裔，就这个词任何一种公认的意义而言，已有五十年不是中国的统治者了；满人也早已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种族。若干昏睡的自称鞑靼的驻防兵，仍在各省的中心据着他们世袭的位置，白吃皇粮而一无所用；可他们之中再没有谁保有什么尚武的本能或种族的自豪。

「且取现钱去，赊账莫相寻；

远处鼓声动，听之亦无心。」

北京与奉天的八旗，正是如此。傲气与仪仗都还在；铁帽子王还在，一套军事等级的古老排场与体面也都还在；可里头的精神已经死了。东三省原本纯粹的满洲血统，因通婚及其他缘故，已渐渐消融在不断上涨的中国人口之中；连他们的语言也已灭绝，只有黑龙江边地的几个小部落还留着一点，以致这个种族既无文学、也无足以把它从萎靡的衰朽中唤起的传统。两百年骄奢安逸的日子，已足以把北京的旗人变成那一类无翅之蚁：它们不生工蚁，要活下去便得靠一群群劳作者来侍奉。国家的钱粮免去了他们一切劳心劳力的必要，他们便死守着京城按月支领那份游手好闲的口粮；如此，他们堕落成一群走投无路的穷亲戚、一群寄生虫，在一座他们已无力保卫的宝座周围过着贪贿与钻营的日子，又何足为怪？

慈禧目光清明，看透了这个苦涩的真相：满洲这座朝廷的糜烂，无人比她知道得更清楚。她统治中国半个世纪，靠的并不是无知而衰朽的族人给她什么帮助，因为他们全体之中只有两个人当得起她的信任，或者在任何意义上比得上为她效力的中国政治家中的上选。她维系其治的威望与权柄，全凭她自己的胆气与聪明：她凭一套高明的方略，本能地解开治国的难题；凭对一切可用之资源最精明的运用、凭对敌对势力不断的牵引，保住了局面的均衡。可到了她的晚年，在拳乱的大溃败之后，当她认清中国的将来与自家的命运必系于立即采行彻底的改革之策时，她同时也认清了：她那些满洲族人无论个人还是全体，都担不起这份气力。她看出中国人智识上的觉醒、新的民族主义之力的诞生，不久必将剥去满洲那班雄蜂的特权与尊位。她看见孔教的约束之力正被「新学」迅速地掏空，她皇室的神授之权正受着少年中国的抱负的威胁，于是她明白：满人之治照它现有的样子，是注定要完的。她还预见到：一旦她自己退出这舞台，便再无一只坚定的手，能驾着这条古老的国家之船穿过变局的浅滩与外侮的礁石；因此除非能找出满汉融合之法，不久的将来必将看到那班坐食贡赋的旗人被逐，而随之而来的，多半是中华帝国的天崩地裂。

慈禧统治这个帝国而能成功，在统治的那一等人中间却得不到任何物质或道义上的支撑，这在她生涯的前半，多半要归因于她治下的中国臣民彼此之间全无交通与组织。在新式教育与白话报纸输入之前——正是这两样东西造出了少年中国——世人对满洲统治集团的一无所能、对外交大势的走向，都还没有普遍的认识。可是拳乱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政治意识在受过教育、有发言之能的阶层中间迅速觉醒，并被数目日增的西学出身的不满者鼓动到革命的地步。近年满人之治一切弱点中最弱的一点，便是他们对外交事务的全然无知与漠不关心，以及他们对维持其受威胁的主权连最起码的防范也不去做——在满洲尤其如此。他们在国外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只限于派遣使团往欧美：名目冠冕，随员众多，于当事人不过是一趟昂贵（而且全然无用）的游历。而当官家的昏聩在满人的高位上酣睡之时，中国官场的贪墨也在起着它的作用，把帝国的疆土送到贪土的列强嘴边；满清之治一向是这种贪墨的受益者，而已故大总管太监李莲英则是此道的常任宗师。李鸿章把铁路与银行进兵满洲、征服满洲的取道之权送给俄国，竟能安然无恙，正因为紫禁城里有人同谋、有人漠然，而其时各省的舆论几乎没有任何连贯表达的途径。此后胶州湾的攫取、拳民之乱、俄国一再拒不撤出东三省、俄日之战、以及日本逐步占据俄国原先的位置，凡此种种，都是官僚之制那种麻木的愚昧与贪墨必然招来的结果；而慈禧在她晚年，正是同这种东西作过一场徒劳的抗争。正如俄国的用意假手于李鸿章的贪贿而得逞，日本也在那位圆滑的那桐身上找到了一件现成的工具——此人先是拳民中的头面人物，后来做了北京外务部的首长。

君主之理

毫无疑问，一八九八年由康有为领导、并得光绪皇帝支持以抗拒守旧族人的那场变法运动，代表着少年中国的智识阶层一个明确而完全正当的意图：要以立宪的手段，结束满洲行政那种败坏而屈辱的局面——其中有太监，有贪贿的成例，有贡赋与恩俸的名册，还有一种傲然自居、却再也无力施行的权威。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同这一辈人，就他们各自的识见而论，都是孔门的学者与真诚的爱国者；他们之反王朝，只在于要结束满人的特权、涤净紫禁城这座奥吉亚斯的牛圈，必要时不惜用武；至于君主之理，或孔门哲学的任何别的教义，他们与之并无争执。慈禧的骄傲与权欲受了深重的刺激，便把这场运动压了下去，处死了其中几位领袖；然而她活到后来，终于认识了自己的过失，并且采行了他们立宪改革纲领中的大部分。倘若当年、以及今日由梁启超一流人物所主张的那些原则与改革的步骤，能够成为这最后一场翻覆的指针，而不是让一小撮受美国教育的广东人偶然得势、以致有今日这一片共和的混乱，那对中国实在是幸事：多少条人命、多少年的动荡，都可以省下来。

这些原则终归是要占上风的，因为它们代表着中国民众不变的本能与传统；不过龙座的最终恢复、以及为它找出一位天子来，势必给民众带来更多的苦难，因为那意味着东南各省有分裂之虞，有内战之虞。

孙中山与伍廷芳把「断然的闭关与不屈的暴虐」一顶帽子扣在满人头上时，他们是十分自觉地、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说给欧美的看台听的。尤其是伍廷芳，他在满清之治下积起了一份可观的家财，在华盛顿做中国公使时也学到了一些政治财政之道；他心里再明白不过：这一套闭关之策并非始于满人，正如「特权与垄断的制造」也并非始于满人一样。他知道满人自建朝之初便使自己适应了他们在中国所见的种种制度，他们最伟大的皇帝都是孔门哲学与治术真诚而称职的阐扬者。他像每一位中国学者一样知道：他们若不曾采行并切实推行中国常规的行政原则与办法，他们的帝权早就受到挑战而被推翻了——因为他们的王朝本来就是一场中国人的叛乱的结果。

同样，当今共和政府的首领们向明朝的英灵致敬时，也坐实了一桩显而易见的前后不一与言不由衷。太平天国之际，三合会的口号是「反清复明」，全然不顾一件事实：结果了明朝性命的正是一个中国的叛贼。因此当少年中国拜伏在洪武的神主之前、以共和之名求他在天之灵庇佑之时，它所显出的不是对历史可叹的无知，便是对中华民族根本的传统与情感生来的漠视。驱逐满人这些分明「已尽天命」的外族，与民众普遍的意愿相合；可是共和政府的领袖们在明陵之前叩拜之时，除了自谋私利的野心之外，还能凭什么为自己、为这个新造的国家辩解呢？明朝并非没有后人：其开国之君的一位嫡裔至今尚在，人品与声望都好，随时愿意登上龙座。

在伍廷芳与温宗尧（二人昔年都曾感恩戴德地领受过皇家的恩宠）联名自上海发出的一篇较早的共和宣言中，满清王朝被控以「其蒙昧之见与野蛮之习，使中国沦于卑下之境」。这两位官员凭他们本人的见闻与阅历，都很清楚：带头走向行政改革与立宪政治的，正是那位不幸的满洲皇帝光绪，而这条难行之路上最大的障碍，乃是中国高级官员那种毫无爱国心的个人主义与贪墨所造成的。他们心里明白得很：李鸿章、盛宣怀一流的官（还有离得更近的人不必提了），对中国所受的屈辱，负的责任不比任何一种满人的公论或满人特权的行使为少。

满清崩溃的最终缘由

平心而论，满清王朝这场不光彩而萎靡的崩溃，首先要归因于它在慈禧死后拿不出一位统治者来——一位在性情与历练上都配得上去把握这急遽变动的政治局面、并以唯一能打动东方人心的那种毫不犹豫的刚断去应付它的统治者。自刘坤一与张之洞去世之后，忠贞而有势力的中国总督之缺尤其显眼，这无疑是中部各省动荡与离心的一个助因。终于造成这最后一场屈辱的大溃败的其他因素，则在于摄政王的摇摆软弱，以及他一意孤行地把肥缺派给满人——尤其是他自己的兄弟。凭这种短视之策，他把许多本可对宝座效忠的有力的中国人推成了敌人。在当时的情形下，各省继续驻扎鞑靼兵、继续为北京旗人征收贡赋，也是一项失策——这是慈禧经过一九〇〇年的教训之后决不会再犯的过失。此外，官爵的捐纳屡经上谕革除、又屡经恢复，使那些买了官的人愈发横征暴敛，也使那些因此不能凭真才实学得官的士人普遍离心。最后，满人因不能阻止、甚至不敢抗拒列强的侵夺而声望日失，这一点大约比任何别的因素都更助长了革命党的胆气、也更促成了王朝一族道义上的崩溃。从前，在电报与报纸还不曾使相隔遥远的政治与智识中心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知识与志向的相通之时，帝国「面子」或疆土的损失，对各省并无即时的影响。即便在一九〇〇年北京被劫、朝廷出奔之际，两位总督的一句话便把长江这口「沸腾的大锅」的盖子按住了。此后报纸流通、铁路兴建、邮政远及各处，北京的一举一动不久便为各省省城所知所议；而随着那个有政治意识的阶层心里日益确信政府已无足够的体力与心力去阻遏外人的侵夺，满人的威望在少年中国眼里也就一步步跌了下去。

密迪乐在《中国人及其叛乱》中对中国政治得以长寿的原因作过一番异常明晰的分析，宣称这要归功于历代王朝对三条根本教义的一贯遵守，以及对一种不变之制的维持。这三条教义，他是这样定的：

其一，治国当以德化为先，不以武力为先。

其二，举国最智最能之人的效力，为善政所不可缺。

其三，人民有权废黜这样一位君主：他或因积极为恶、或因恶劣的懒惰，而使治道流于苛暴。

而使这几条教义得以作为活的、切实的信念留存于举国人心之中的那一项长久之制，便是取士的科举之法。

科举之制作为民族凝聚之源的价值

对于中国文明与政制何以长久稳定，这番解释无疑有很大的道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在那漫长的几百年里，民众彼此之间既无交通之途，对本乡以外之事也所知甚少，全国对暴政形成一致之论，决不可能是一株易生速长的草木。这番分析也漏掉了经济这一因素——它是那些不问统治者贤否而爆发的暴烈翻覆的长期成因。可是科举之制作为民族凝聚与稳定的长久源泉，其价值再怎么说也不为过。记住这一点，那么一九〇四年古老的经义考试被骤然废止、而又未能代之以同样能满足人心的东西，便必定是眼前不安的一个成因，并在此后若干年内造成广泛的动荡；在通商口岸政治的嘈杂之中，这一成因所受的注意远不及它应得的。密迪乐说得对：

「无论何时何地，科举之制（久已严格地凭竞争取人）都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不绝的原因：正是它保住了其他各项原因，并使它们的作用得以生效。凡全国有力办到的父母，都因它而被引着让自己的儿子熟读那部载有上述三条教义、并载有其他许多有助于高尚心性陶冶的文献。凭着它，全国的才智之士都被招到那个肯把它保持纯正的政府一边。凭着它的公平，全国最穷的人也不能不说：自己一生的境遇若是低微，那是出于『天意』，并没有什么由同类所造的不公的藩篱拦住他上进之路。而一旦它长期被荒废或被败坏，全国的能人便为他们那种天然而光荣的抱负所驱策，去推翻在他们眼中、也在全国人眼中有罪的统治者；于是一个新朝建立起来，凭着恢复此制的完整与纯正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随后便来了中国史上那些以公道、太平、知足、欣然的勤作与普遍的富庶为标志的时期；正是这样一段接一段的光辉岁月，使中国人民不但成为万国中最古老的一族，而且成为大得多的一族。」

若以这番分析为尺度来衡量，同时记住经济因素同等重要，那么太平天国的起事——它所针对的那个王朝，已在连着三位皇帝身上证明自己衰朽而「恶劣地懒惰」——便是合乎中国历史一切传统的，也是帝国大片地方那种可怜的境况所证成的。回顾这个王朝一八六〇年以来的历史，尽可以说：当初若听任那场革命顺势成功，不让外国人插手去帮满清王朝，对中国原是更好；因为事实已经证明，那次插手的结果是延长了一个本质上已然腐朽的统治的寿命，同时又在南北之间播下了世代不和的种子。这个王朝的威望与权柄，早已动摇到无从恢复的地步。皇太后的治术不过把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支撑了一阵，可壁上的字迹分明可读，预告着满人不久便要退场。迟早总得来一场风暴，以缓解大气的压力，顺带也减轻人口的壅塞。

满人已经加入了流亡君主的大队，中国人民又一次被撇下，自己去谋求政治上的得救。他们面前的难处，还因这样一件事实而加重：他们再不能像从前历次反王朝的叛乱那样，指望凭自家的办法与生来的传统去重建常态。尘世的牵累于他们太深了：无论是福是祸，中国再不能自作主张。她已经把人质交给了命运，那人质便是欧洲的借款；从今往后，她的危机与内战成了万国大家庭所关切之事，她的涣散与动荡成了越出国界的一种危险。

满人已经退场，自承其无能，在可怜地离开紫禁城之际讨一份临别的施舍。少年中国要求这个王朝退位，是正确地顺从了中国历史的传统，成全了一桩民众那种粗朴的政治本能明白认可为必然而公道的事。就这一步而论，革命是正当的；在华外人的绝大多数对其领袖所寄的同情，也是合乎情理的。然而正当性到此为止：因为就他们的举动与言论来看，眼下掌握着局面的广东党人之所以驱逐满人，并不是为了恢复那个保全了这个民族无数世代的万古常道，而是要另立一座天朝，其中的民众必将发觉自己全然是陌路人。这里头潜伏着一种比满人的衰朽更大的危险，那便是骤然而天崩地裂的变局之险。

四少年中国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满人退出这舞台，把位子让给了少年中国。经义出身的官场里那些庄严可敬的老先生们——他们虽则无知而贪墨，却因所代表的传统而近乎可敬——已经消失，填补其位置的是新朝代里那些穿礼服大衣的学生与报人。孔门治术那屡受威胁的均衡，被外间蛮夷强悍的唯物主义一再以攻势与机巧所撼动，如今看来是垮了。圣贤那座古老的政治哲学的架子，因积习的败坏而沦为一架织字与捞钱的机器，须得再过一遍涤荡的火。「君子」之制适逢厄运，暂且败在一种外来的文明之下，而这文明的使徒便是少年中国。

我们今日所见的少年中国，可以说生于一八九五年，即天朝被日本那些「侏儒武士」彻底击败之后。它作为一股须认真对待的力量登上这舞台，则始于马关条约的订立——那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而条件之屈辱，令每一个敏感而爱国的中国臣民刻骨。满人在军事与行政上的无能既得了这一重新的证明，广州若干半欧化的维新人物便在孙中山博士率领之下显出了明白无误的躁动。头一个结果，是企图夺取广州城、宣告广东独立，以举叛旗；然而这一举事谋划拙劣、行事笨手笨脚，事败之后孙中山不得不逃出国去。他的同乡康有为是一位经学之士、立宪的改革家，所求的目的相同，所用的手段却不同。他之痛恨满清王朝、尤其痛恨皇太后，同他之鄙薄外国人一样发自肺腑；可他从光绪皇帝开明的倾向中看出一线指望：或可凭立宪渐进的办法达成他的目的。这位不幸的皇帝的变法运动、与皇太后一八九八年九月的政变，都是史有明文的事〔原注：参见《慈禧统治下的中国》。〕；不过有一点很值得着重指出：「少年中国」最初的鼓舞与最初一线分明的指望，正是得自满清王朝的元首——而如今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却把这个王朝痛斥为一无是处、卑污之极。毫无疑问，光绪皇帝对中国屡败之辱的感受，同他任何一位广东臣民一样深切；他采行南方维新派的纲领，也确是真心指望能仿效日本成功的变法。他先是依帝师翁同龢之荐，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召见康有为。他为这位爱国改革家一往无前的热忱所摄，做了许多事——若换一个年长些、明白些的头脑，无疑是不会去做的。事后欧洲的外交界、以及中国人自己，都责备他在那百日之中言行缺少世故的智慧。这位天子想必既不甚明智、也不甚审慎——在那座镀金的牢笼里没有人教过他什么智慧；可至少如今他的批评者也不能不承认：比起今日中华民国的宣言与宪法来，他最狂的梦想、他最欠斟酌的变法，也算得是一座深思熟虑的治术的丰碑了。

少年中国在政治上的由来

正是这位可怜的傀儡皇帝，最先看出并降旨规定必须「凡西学中切于时用者，皆宜讲求」（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上谕）；正是他，命宗室子弟出洋求学；正是他，痛斥冗员与陋规，力图涤净帝国这座奥吉亚斯的牛圈，不但要涤去满人的萎靡，也要涤去中国人的贪墨。一八九八年九月的上谕给「西学」的这一股推力，次年为皇太后守旧之政所暂时遏止；然而中国政府早在一八九五年已派出第一批学生赴日，而举国上下都觉得取士的旧经义之制已支撑不了多久。这一制度终于在一九〇四年由痛定思痛的皇太后依袁世凯与张之洞之请降旨废止；不过在此之前，袁世凯已经以任何上谕都做不到的力度，把西学作为通向高位的一条新的、切实的路径显示了出来。他的办法，是把几位受过美国教育的广东人放到直隶总督衙门下有实权、有厚禄的位子上。这些人中有几位，是一八七五年容闳派赴美国的留学使团所选的学生；他们回国时满怀报效国家、博取功名的高志，却被那班护着自家行当的经义出身的官儿迅速打发到穷愁潦倒的角落里去了。可是甲午一战之后，连旧制度下最冥顽的官员也开始明白：对西方的办法——即便不是对西方的理想——有所了解，在官场上正迅速成为不可或缺之事。各处总督衙门都长出洋务局这样的枝杈来，凡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人，哪怕是在教会学堂里念过第一册课本的「仆欧」，忽然都成了抢手的人。而在今日的局面中，我们又一次看到时间这架旋转木马如何带来了它的报复；因为袁世凯当年以受过美国教育的广东人惊动了天津官场这个鸽子笼，活到今天却眼看着自己提名的共和内阁人选被一小撮学生政客否决。袁世凯在政变之后凭他在老佛爷跟前的影响、凭他对那班广东部属的庇护，把西学运动推动到何等地步，从容闳那个备受讥笑的使团里几位旧日学生后来所居的位置便可推知。他们（都是广东人）之中有：不久前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曾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驻柏林公使梁诚；驻伦敦公使刘玉麟；铁路总办詹天佑；以及不久前代表中国出席海牙禁烟会议的唐国安。就行政才干而论，这一班人无疑证明了那位大总督开明进取之不谬。

「新学」

一九〇四年，旧的经义考试被废；一九〇六年，北京新设的学部举行了第一次留学生考试。应考的五十三人中，二十三人曾在日本求学，十六人在美国，两人在英国，一人在德国〔原注：一九一〇年七月，在北京任官职的留学出身的中国人有五十名，尚不计日本回来的学生；其中二十七人在美国受教育，十四人在英国，四人在法国，三人在德国，两人在比利时。〕。头十二名中有十一名为留美学生所得；他们的卷子都用英文写成，而考中者之中有九人自称基督徒。然而与应考者普遍的指望相反，考试及第并不直接、甚至并不一定带来官职。这一点很要紧，因为它与少年中国此后的政治活动直接相关。这场考试多少带有对唐绍仪及其友人试探性的让步的性质，也是官方对日本战胜俄国所生道义影响的一种承认。它虽则办得有些敷衍，也不曾为多数及第者带来即时的差使，其效果却是使士人——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正统改革家——相信：古老的经义教育之制已不再是通向仕途的正路。皇帝在一八九八年所宣示的本意，是仍以「圣经贤传」为教育之本；可是把进士的头衔授给一个用英文作文的基督徒，则分明指向一条道路的骤然分岔，也指向此后种种纷争的可能。

前一章已着重说明科举之制作为民族凝聚与稳定的长久源泉的价值。骤然废止这一古老而正统的制度，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必定造成广泛的困顿与动荡；而中国政府未能按光绪皇帝原先所拟的路子，代之以某种明确而切实的东西，其结果便是造出了两类判然有别的不满之人，并使官府的用人全盘涣散。一九〇六年以后，每年考试及第者中有少数人留在北京，分发各部任用，另有一些人被派到各省的官立学堂当教习、或到官办实业中当技术顾问；可是对多数人而言，既无职位可给，也不曾想出任何机制去造出职位来。这里分明是少年中国不满的一个根源，也解释了去年夏天那一群群穿礼服大衣、戴高礼帽的谋缺之人提着旅行袋涌进北京的情形。

一九〇四年，慈禧既已认定国家需要新的教育之法，遂降旨规定：只有新式学堂毕业才是取得官职公认的路径。其时她自料还有长久的权柄，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担心不能在任人唯亲与买官送礼这一套历久相沿的根基之上把旧制与新制并行维持下去。与此同时，她已有理由看出大批学生赴日受教于国有危：第一批派往该国的人回来时，革命的倾向明白无误。于是她下令：此后须安排派更多的学子往欧美去。

在日本所受的教育

少年中国每以自己教育之优越为凭，来主张自己的优势地位、来要求把旧制的风气与办法连根拔除；由此可知，它所吸收的心智与道德的养料——无论是在政府指导之下还是出于自发——其品质如何，对中国人民将来的安宁与秩序必是攸关性命的大事，值得最切近的注意。至于迄今日本所提供的教育，所有观察者的结论都一致：从任何角度看，其总的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旅居东京的中国人凌其鸿先生在《寰球中国学生报》上论及此事说：

「少数留日归来的学生轻易便得了功名与高位，遂使赴日求学的中国学生大增，几年之内竟多至一万三千人。其中真心求学者甚少，多数人去那个国家，不过图一个『留学生』的名目，图那一份做官的指望。于是掀起一场疯狂的『投机』之风，争赴日本求学，可停留三个月至六个月以上者寥寥。

「贪利的日本人也不在少数，他们看准了这场教育上的投机，于是从所谓师范到大学，各色各样的学校由这些善于钻营的人成百地办了起来，以迎合我国青年之需。东京的食品与其他物价数百年来一直不高，因我国学生挥霍无度——其中许多人出自富有而有势力的人家——忽然涨到很高的价钱。学费与文凭也有了溢价，向中国学生索取的入学费与毕业费高得离谱。

「这样一种教育有无价值，心地端正的人一望便知。要在日本得到真正的教育，单是语言便至少须费两年之功，而要受一份像样的教育，五年是最短的期限。

「日本教育这一场滑稽戏不久便为朝廷所知，一九〇六年我国政府训令东京的学部严定章程，管束中国学生。上述命令一见报端，中国学生便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开会。与会者意见分歧，有主张回国的，有主张留下的。结果半数以上的人离开了日本。」

芮恩施教授向来是中国共和政治的乐观而同情的观察者，他说：

「日本留学的学生回国之后的行为，引来了许多批评。这些青年中不少人力图摆脱道德的、社会的与政治的一切约束。一个在严格规矩中长大的中国青年骤然被移到一种全然自由的空气里，其品性是有危险的。就东京学生生活的种种记述来看，日本学生所享的自由，到了许多中国青年手里便变成了放纵与淫佚。于是东京对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没有成为力量之源、品性之塑，不但没有把一个要去从事建设与奋斗的人所需的操守授予他们，反而成了一座消磨志气的卡普阿，偷去了他们的锐气，使他们目的茫然、如舟失舵。

「再者，日本正规设立的学府固然对中国学生大有造就，可其中许多人不幸落到了教育掮客手里；那些人以速成一份将就的教育为业——即所谓『速成』之法——把他们的牺牲品连同一纸毕业文凭送回中国，带着一股自视甚高的架势，却连一点认真的训练的影子也没有。」〔原注：《远东的智识与政治潮流》。〕

一八九五年开始大规模涌向日本求学之风，并不一定意味着有关的父兄师长、甚至学子本人，对西学的优越有了什么明确的认识。其根由在经济压力，在谋官的挣扎之中——正是这同一个根由，数百年来使十个学子去争一个由乡试会试而得的位子。

新式的学堂与书院需要许多教习，而照日本的办法，一个人六个月便可学到够教书的地步。任何一个青年只要略通一点英文或算学的皮毛，在许多省份便能得到比一位德高望重的孔门宿儒更高的薪水。何况新学所不可或缺的种种新式器具需要置办，教习从中有钱可赚，而学部的地方官员也从这些置办中分得他们那一份陋规。可是在把新朝代下谋生所需的那点东西学个皮毛的同时，寻常的学生——尤其是在日本的——仍旧保持着他那份传统的信念：中国的文教与中国人的聪明是优越的；他心里瞧不起那个他不得不去学其机械技艺的蛮夷。凭着数百年孔门经籍训练所传下来的一副异常强的记性，他能把自己全然不懂或懂得极少的课本背下来，再把其中的公式转授给后生。若是有志于政治，他的功课往往变成一门初级炸药学，外加革命小册子的写作之术。头几批学生自东京回来讨他们辛苦的酬报，父兄与各省当局对新教育的热忱便明显地退了下去，这又何足为怪。这一场速成致贵的热潮很快破了，可在此之前，已有约莫一万五千名「候补」回了国，吵吵嚷嚷地伸张他们的要求，在每一省播下新的动荡的种子。而那些诚笃、爱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则在守旧的士人与绅董眼里受了牵连之累。

一九〇九年初，皇太后死后满人的威望开始其最后一段急坠，而躁动的南方又因袁世凯的失势与他那班广东部属在直隶的星散而心怀不平，其时留学生的问题便闹大了。是年七月，《寰球中国学生报》的主笔——此人在这个题目上显然有资格发言——写道：

「祸根在于官场那种不近情理的态度：他们固然不得不用一定数目受过外国训练的人，可一遇要紧的事、需用特别的外交或技术之能来了结的事，仍旧把这些人拒于千里之外。上头这种始终不肯信任的态度，结果是把最有锐气的人赶跑了；那些不冷不热的人则赖着不走，指望时来运转，同时把自己所学的本事忘得一干二净；而那些心无挂碍的人，则学起守旧那一班人的办法来，一个缺一个缺地去钻营，好拿国家的钱肥自己。」

在此四个月前，这位作者曾断言：留学出身之人供过于求、与需要全不相称，加上高等教育普及之后生活水准的逐步提高，只能看作一种经济上的威胁。他指出：自费出洋的学生固然不少，且出于求上进的无私之心；可是官费出洋的多数人自然指望有某种官职给他们安排，而这份指望政府未能满足。为补救这一日增的怨望，他建议政府把各省的机构一概重加整顿，以便为归国学生安排合宜的差事，这种任用先自大城市开始，再逐步推及州县与乡镇。一九一二年三月，据估计在美国的二百零七名中国学生中有六十六人是官费生；同一时候在英国有一百二十名官费学子，德国、法国与比利时另有一些。在美国的总数之中，有一百一十六人是经考试选拔、其费用由「退还」的庚子赔款支付的。官费学生的问题显然正变得尖锐起来。

印度高等教育的结果

我之所以在教育问题的这一面上反复申说，不但因为它极鲜明地显示出经济压力沿着新的路数在起作用，更因为少年中国能否继续保有威望与权柄，全然系于学生本身的品质、与供给他们的教育的品质。中国的教育问题同印度的一样，其中的难处与危险怎么说都不为过。在印度，正如瓦伦丁·奇罗尔爵士那部令人信服的著作〔原注：《印度的动荡》，麦克米伦书局，一九一一年。〕所显示的，「我们印度教育制度根本的弱点，在于寻常的印度学生无法把自己所受的教育同课堂与讲堂之外他继续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发生任何直接的关联」。显而易见：在印度，有一个家长式的、长久的政府奖掖着有组织的教学，而寻常的学生尚且「连西方知识中所蕴含的习俗与传统——更不必说其理想——也无从形成哪怕最疏远的概念」，那么在中国，照眼下的情形去做这件事，必将导致社会与心智上一种危殆的混乱。

然而这一场把新酒注入旧器的举动，其最不祥的结果，还在于政治上败坏与动荡的倾向。奇罗尔爵士论印度高等教育所生道德之病的话，用在中国身上，因其缺少集中而有效的权威，其分量还要大得多。

他说：「眼下这场政治鼓动之中，再没有比印度的中小学生与大学生积极参与其间更可悲的景象了。」加尔各答大学副校长阿沙托什·慕克吉博士三年前曾公开宣称他确信：必须大力设法「保护我们的青年，使其不落入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手里——那些人一味要把我们的学生诱出学术生活的正路，在他们尚未成熟的头脑里种下仇恨现行政府的毒种」。近年印度一切政治上的凶杀都出于学生一类的青年之手，这一事实所指的危险——无论已然的还是潜在的——在中国存在着，而且严重得多。因为这一类动荡之滋长、政治鼓动之能在学校与大学的生坯上抓住多少，大半取决于经济的困苦在学生所出的那些阶层中养出多少不满。印度政府的权威、许多有势力而修养极高的印度人出于善意的忠诚合作、以及一九〇六年以来所采的整饬之法，多少挡住了离心与失序的潮头；而当人们记起有七十五万以上的印度学生正在受高等教育，记起生活费用迅速上涨，而人口在科学的卫生与人道的远见的保护之下已稳步增长到中国的水准，那么这样的经济条件在政治上所生的结果竟不曾坏上无数倍，倒反而叫人诧异了。印度学生动荡的表现同中国的比起来，好比一只关着的蜂箱里的嗡嗡声比之于露天的一窝马蜂。在这两个国家，每一年的教育工作都在制造出成群穷愁的文书，既无任何差事可以安置他们，而他们中许多人又恰因那一份教育而全然做不了任何有用的营生。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古老的经义作文取士之制下，也产生过类似的结果，造出的士人远远超过国家的需要。这话不错；可那一制度与「西学」的根本之异，在它们各自的产物身上看得分明：在孔门的传统中，忍耐与坚毅是士人必备之德，他们必要时读到老、争到老；而新朝代则要求立时的进身。旧的一套下，不得志者默默忍受，靠教经书或替衙门写文书勉强糊口；新的一套则带来了讲坛与报纸，在每一处市集上宣告自己的学问与自己的需要。

学生的影响

更要紧的是：许多在东京获得教育与政治见解的中国学生投了军界；而自革命以来，一批半通不通的青年占着军中的官阶，论年岁、论功业都不配。少年中国文的那一面上那些无纪律的少年政客与冒险家，同若干省份半独立的统兵之将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眼下局面中最不祥的因素之一。

学生这一阶层得势，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险是不可否认的；不过我一想到这个民族眼下动荡的经济根源之深、一想到它孔门哲学与社会组织固有的生命力与复原之力，便无论如何不能赞同传教士与其他观察者普遍所持的那个看法：以为西方的科学与西方的理想注定要不可挽回地掏空这座古老天朝大厦的根基、改变这个民族亘古的本能与冲动。我相信：日本怎样，中国经过许多时日之后也将怎样。西方的冲击无疑会在中国生活的表面留下痕迹；可在那沉默的深处，这个民族的灵魂正在其中栖息，那里不会被我们一切物质的成就、被我们传教的劳作、乃至必要时被异族统治者的支配所触动。有一句关于中国人的话说得极是：他们须以德化、而不可以力服。对一切形式的暴虐，他们都以一种消极抵抗之力相对，而这种力量最终会把压迫者制服。他们有一句谚语说：「疾风起时，树折而草偃。」

不过就眼下而论，少年中国之治多半要比被它鄙薄的满人之治更专横、也更为民众所厌恶，其缘故在于：它既不能赐人以法度与秩序之福，又对那些构成这个民族内在生命、构成其灵魂的根本的真理与信念毫无敬意——对祖先崇拜、对「三纲」、对《易经》的根本哲学，一概如此。少年中国拿不出什么新的道德观念、什么更好的路径来代替圣贤的经典。基督教经我们那「七十二家争吵不休的教派」传来，迄今不曾、也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能够满足这样一个民族的伦理理想与传统文教——在这个民族身上，对往古的尊重与对其祖先那一套家长哲学的崇敬已经成了本能之力〔原注：参见「林绍阳」（庄士敦）所著《一个中国人就基督教传教事业告基督教世界书》，瓦茨书局，伦敦，一九一一年。〕。因此少年中国照它现在的形态是要过去的，只在中国生活那片泛着白沫的海面上留下它的漂流残骸。它要过去——不过是那一连串阵发之痛中的又一次，而这一连串阵发之痛，周期性地标示着由经济压力而来的一种器质上的动荡。它的作用是新的力量施加于中国这座饱经风霜而持久的民族文明结构之上的结果，日后必有直接或间接的反作用随之而来。可正如斯宾塞所言：「某种外加之力在任何一个大方向上所起的效果，决不可能仅凭几年、或仅凭几代人的观察而真正算得出来。」决定一个民族社会学前途的因素，不是一场骤然革命的短暂现象，而是那些延续于漫长岁月、构成其文明根本精神的长久特性。

今日的革命与太平天国之比

考察太平天国时代中国的历史，可见那场大翻覆的若干近因与表面特征，同近来这场革命与驱逐满人所显出的一模一样。如我们所见，太平天国之起，根本上是因人口压力的加剧；而它净的结果，是以极大的杀戮减轻了这一压力。它政治上反王朝的性格，同往常一样起于两广那些有政治意识、永不安分的居民。西方最初在通商与传教上所加的冲击，分明反映在叛军首领自称的基督教信仰、与他们成功地博取通商口岸盎格鲁—撒克逊侨民同情这两件事上。倘若不是英国政府借出戈登将军相助官军，满人之治准会随咸丰之死而告终，而新的王朝多半会由八位叛王中活得最久、最能干的一位建立起来。这在五十年代在华的寻常外国人看来，正是求之不得的结局，正如近来这场革命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爆发之初，得到上海报界与商界的支持一样。太平军自始便有一种本能的政治精明，以对欧洲人表示恳挚的友好与敬意来防住外国的干涉，这个先例少年中国是忠实地照办了的。密迪乐本人是治史的细心人，他相信太平军自称的基督教信仰尽管含着粗鄙的狂热成分，仍意味着中国人对外间蛮夷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正如今日汉口耶稣会的墨菲神父相信黎元洪将军致教皇的恳挚问候意味着共和中国在基督教中重生一样。太平军像少年中国一样，以「和平推广自由往来与通商特权」的许诺来打动外国人的同情——不说他们的贪心。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人类共有的那个痴妄：总固执地相信「社会是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它们实际那样演化出来的」〔原注：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

在眼下这场革命中，组织与动力起于南方那些政治上的不满者、与全国各地的西学学生；这两者的活动分别表现在海内海外广东人的反王朝团体上，和通商口岸报人与演说家的作为上。这两类人中间，过去有、现在也有一批诚笃无私的爱国者，真心盼着国家在政治上重生，然而普遍缺少有效领导所需的实际历练与坚韧的心志。

共和乃革命的偶然结果

在武昌变起之前，少年中国普遍所理解、所宣示的革命目标，当然并不包括建立共和。那时候多数人公然的纲领与其说是把这个王朝完全驱逐，不如说是削减满人的特权与权力，并在一个受严格限制的君主之下推行立宪政治。就今日民国领袖们的言论来看——人的记性真是短——竟仿佛中国一切的胆气与聪明自始便自觉而一贯地为共和的理想奋斗过似的。许多好好的守旧官员不是这样宣告过么？袁世凯本人不是也公开宣称〔原注：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大总统宣言。〕「共和之成立，实慰其夙愿」么？然而查一查谘政院与各省咨议局的议事记录、查一查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变起之前那一年间南方最敢言的报人的言论，便可见共和这个念头在当时并不曾作为可行的政治摆在中国有识之士最先进的舆论面前。尤其是《寰球中国学生报》，大可推定它准确地反映着少年中国的意见，而它一直是立宪君主制彻头彻尾忠实的拥护者，直到满人因自身缺少决断与办法而地位明显无望为止。

君主制这一场不光彩的崩塌，直接出于满洲亲贵的无能与怯懦，以及摄政王的不知分寸——后者把许多最能干的中国人推成了对头，如唐绍仪这类曾忠心事奉先皇太后的人。可是革命之成功、甚至革命之爆发，以人事而论都是偶然的。倘若袁世凯得到了他完全有理由指望的那份财政支持——那些列强曾一再惋惜他的退隐、一再进言召他回来——则这场起事几乎毫无疑问会像过去类似的变乱一样被轻易戡定。

南方维新派的得势

同样出于偶然的，是少年中国中可称为极端激进、受美国教育的那一部分人骤然得势与戏剧性的胜利；这一支南方的党派人数不多，组织却相当严密，在崩解的紧要关头抛出它的共和纲领，说这是唯一能救国家于无政府之境的办法。革命的这一重要阶段将在后面一章中论列；此刻只须指出：许多稳健的改革家——即那些一贯主张在有限君主之下推行立宪政治的人——随着满人的涣散使革命纲领日益放胆，也就渐渐同极端革命党分了家。因此一八九八年的正统改革家原是支持革命的，直到十一月袁世凯已无从再为有限君主制辩护为止。许多稳健之士甚至接受了十二月底朝廷所允的那个提议：将来的政体由国民会议以多数票决定。可是当那个由头脑发热的学生所组织、由投机的官僚所代表的上海革命委员会显出决心不惜一切要把他们那套民主横行的治国之见付诸实行之时，当南方极端派的脾气与手段在一月十六日那场卑怯的刺袁之举、以及别的种种明白无误的无纪律的证据中显露出来之时，稳健的立宪改革家便同共和党人分道扬镳了。

立宪的稳健派

有一点是确凿的：一八九八年那场变法运动中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众多的追随者——比那些莽撞的共和党领袖远更能代表中国人民政治上的需要与愿望；袁世凯在君主制下那个短命的内阁中提名梁启超为司法总长，便表明他看出了这一点，也看出了正统改革家理当得到承认的正当要求。自共和成立以来、尤其自孙中山那些离奇梦想所出的同盟会在国中成为一股势力以来，稳健派的队伍不断壮大，加入的人都明白了：在一个由学生与独立的统兵之将组成的政府之下，性命与财产的安全远不及在那「满人暴虐那可怕的无休无止的压迫」之下。街头的普通人很清楚：大总统袁世凯、以及他所提携的副总统黎元洪将军，连同民国的许多显贵，都不是因信念而为共和党人，乃是出于审慎的不得已。他也知道袁世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对《泰晤士报》访员所说的话（他本指望借此把那位访员从共和的迷执中拉出来）如今已不止被证实：「内部的争吵必致无政府」，而无政府终将危及外国的利益，逼出外国的干涉与瓜分的开端。因此街头的普通人对将来的祸事有着活生生的预感，便本能地倾向守旧一党，并用袁军劫掠时加在南京代表身上的那句话痛斥极端的共和党人为「假洋鬼子」。最后，他知道：一旦反动的潮水坚决地涌上来，同少年中国的治国之法相抗，那么中国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随众的脾气——便会使共和党的队伍在第一次严重危机中萎缩、消失。中国的学生同中国的兵一样，只有聚在一起时才有攻击性；他要有人气之鼓舞、要有成群行进之感，要有喧嚷与击鼓。为了这些、为了同伴的喝采，他敢于赴难，敢于领着一队必死之师；可他那一股热忱是短促的，民众稍一露出不满的寒意，它便死了。就个人而论，少年中国是驯顺的、几乎是怯懦的一类；就群体而论，它是一味猛烈的炸药。因此，当寻常的稳健之士眼看着共和运动最初的领袖们悄悄退回上海租界里安全的家中，当总理这副担子对同盟会前锋中最能干、最勇敢的人也嫌太重之时，便大有理由指望：少年中国不久要有它自己的一场革命，而康有为的保皇会将招到许多新的追随者。一八九八年拥戴光绪皇帝的那个讲西学与立宪改革的正统的少年中国，至今仍坚称共和之制与中国人民的常识与需要全然相悖。我们知道这也是袁世凯真实的意见；而辜鸿铭、严复一流学者则以种种议论把它说了出来，这些议论无疑代表着那沉默的绝大多数民众本能的感受。

新旗飘扬、鸣炮庆祝满人退场与新纪元破晓之时，无疑有许多人——即便在头脑清醒的商人中间，在农民中间更是如此——指望共和的宣告能带来什么了不得的好事。美国不是共和国、因而富强么？于是在上海、广州、长沙以及别的许多城市里——在那些地方，「共和」这个词对一般百姓来说并不比那句有福的「美索不达米亚」多出什么意思——人们当众互相拥抱，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到来喜极而泣。一九〇八年七月土耳其怎样，一九一二年二月的中国便怎样：人苦于恶政久矣，巴不得信这一场要把暴虐与贪墨永远革除的奇迹；于是中国那些剪了辫子、穿着礼服大衣的学生便被看作太平盛世的先驱与报信人，所受的迎接几乎赶得上他们自己那股热忱。而他们这一边也赶紧宣扬共和的种种理想，这些理想对一个政治经济知识尚在蒙昧中的民族极有吸引力。商人要免了厘金，农民要免了田赋；人人要少做事、多拿钱；人人要得到一样的公道；一个强盛统一的共和国要迫使列强敬重，并为侵夺中国疆土之事索取赔偿。那些吓坏了的官儿从少年中国热昏的报纸上得来对革命的印象，赶紧改换门庭，以致一城接一城、一省接一省几乎糊里糊涂地宣告自己是共和的了，这又何足为怪。

务实的中国人不久便看出：共和未必能使他们脱离恶政所生的种种祸害。他们很快便从无纪律之军对城市的劫掠、从盗匪对乡间的荼毒中学到了一位本国学者的那句话——「黄河改道，其水仍浊」。那些穿着奇装异服、如今以文武当局自居而大摇大摆的凶悍青年所显出的贪墨，同帝制下的官儿一样坏；没有人躲得过他们的摊派、躲得过以共和之名征发的差役、躲得过成群暴徒的无法无天与劫掠。少年中国迅速被放在秤上称过，发现其不足——即便在通商口岸这个它自己的大本营里也是如此。自一开始，它在政治与行政上的努力便缺少连贯与共同的宗旨；它一切的精力似乎都集中在无益的空谈上。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在海外所夸耀的那套组织，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一阵一阵剪辫子的十字军、一批一批发行的纸币，是宣告改历之类大言炎炎而无用的文告；是南京议会庄严的学理辩论，其结果是通过全国征兵、妇女参政之类办不到的事；是没完没了的典礼、庆仪与游行，这些东西滋养了政客的虚荣，却丝毫未能减轻百姓日重的负担。

诚然，在这一片无能的混杂之中也有亮处——这里那里有舍己的表现，有以私就公的表现，偶尔也有理想、胆气与言行如一的例子；可这些始终是局部的症候，决不是这场全国革命运动任何一个阶段的通例。譬如在黎元洪治下——此人就其识见而论是个诚笃爱国的人——汉口少年中国的作为大体合乎情理而有节制；而在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那声名狼藉的贪墨，反映在他属下普遍的败坏之中，其敲诈、勒索与欺压远比满人所容许的任何弊政为烈。在英美受教育的学生中间，有许多人怀着高尚的理想与建设性改革的恳切心愿；可那些不肯加入敲桌子演说与谋缺的喧嚷行列的人，不久便发觉自己被打发到默默无闻的角落里去——劣币把良币赶走了。尤其是个人操守这一根本之德，即以起码的诚实处理公款的能力，在少年中国身上显著地付诸阙如。豹子身上的斑纹并没有变；经义出身的官儿的子弟兄弟，虽有西学，骨子里、行事上仍是官。不止如此，欧洲的侨民与商人中间普遍有一种看法：少年中国里那一部分在外国教会学堂受教育的人，其诚实并不胜于其余。

公共生活中起码的诚实之缺

在关于这场革命、关于中国太平与富庶之前景的种种相左意见的混乱之中，有一个中心的事实赫然凸现，其重要攸关性命，然而少年中国那些自封的领袖几乎从不直接提起，参议院与各省咨议局也从不曾把它当作一个应当正面应付的明确问题来讨论；这便是「陋规」在官府每一个衙门里的普遍盛行。在理论上，白话报纸充分承认：少年中国若不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上立一个操守的榜样，便无从正当地要求人民的信任；在实际上，任人唯亲、行贿与勒索在共和之下比在君主之下更加肆无忌惮，更不顾体面。袁世凯那些反对非法征敛与勒索的令旨可谓悲切，大约是对外交团感情的让步——上海华界的地方官那种官匪不分的勾当已使外交团忍无可忍；可是中国的舆论总体上似乎无法认识到：少年中国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拿出起码的诚实来，才能为自己、为这场革命作出交代。没有这一件简单的德行——讲西学的人在理论上总是标榜它，在实际上却总是没有它——那么显而易见：无论宪法、国民会议、章程还是改革条例，都不能使这个国家的腐烂有任何可感的改变。上海一家少年中国的报纸《共和先声》，去年五月论到外债这个热门题目时，天真地把普遍的疑虑说了出来，其文字颇有代表性：

「满人以其无可救药的贪墨，已受了应得之罚；他们那一度强盛光荣的王朝的覆灭，理当成为上天所选的继承者眼前一堂长设的功课，以免有意无意地重蹈覆辙，使共和也注定落得个可怜的失败。……

「一个政府得人望与否、成败与否，全在于它能从人民那里得到多少信任；而公众的信任并不能凭一个政府名义的形式取得，只能凭它行使职权的方法正当而诚实取得。公众对北京政府与列强之间数额巨大的外债交涉已极为关切，对这些交易抱着深重的疑心；而当人们想到骤然握有这样一大笔款子，很可能在意志薄弱、不讲操守的官员心中造成一种强烈的诱惑，使他们重操『陋规』的旧业，这份担忧便是有道理的。

「因此，新政府第一等要紧的责任，是先发制人，防住旧日官场积习的死灰复燃，以安公众之心；不但在中央政府如此，在各省的行政中也应如此；办法是委任素以操守与诚实著称的人去稽核账目与预算。如此，我们在这新纪元中便能防住那不法却又太容易到手的揩油的勾当。」

「素以操守与诚实著称的人」——可中国的官场里并没有这样的人。任人唯亲、行贿与揩油，仍旧是官场公认的阶级利益与既定的传统。公众的良知把它们当作生活中必然的小害而加以接受，正如在西方各国，对公共事务的集体漠然、或公共道德的低下水准，也会容忍并延续一个腐败的政客阶级。譬如坦慕尼之治下的纽约所造成的情形，便再现了中国这一套最坏结果中的许多种。二百五十年前英国的公共生活，也曾容忍大规模的官吏侵吞。这是一种只有靠一个有政治意识的多数以持续的谴责之压力才能医治的病。中国这个民族在这件事上的冷漠，使财政与行政改革的前景显得极其渺茫；在眼下的情形下，实在无从想象会有一场像反鸦片运动那样有力的全国性的十字军，去对付官场那无孔不入的不诚实。正是中国问题的这一面——它是这个民族政治上低人一等的直接原因——使少年中国道德品质之缺显得格外令人悲哀地失望。多少年来它一直宣称、而中国的许多朋友也一直指望并相信：只要给它机会，它便会立下一个两手干净、忠于职守的榜样，它的影响便会涤净官场的四周。一八九八年为皇帝的变法运动受迫害、殉难的那些年轻官员与士人，曾许人以更高的东西。许多传教士拿自己的学生来衡量，满怀指望地望着将来，以为他们的影响会向善处发作用。也有人看着袁世凯在直隶所用的那批出类拔萃之人的宦迹，早早便不得不怀疑西方教育的功效——至少就根除贪贿而论是如此。可是过去这一年的经验以其压倒性的确凿证据证明：少年中国在抛掉孔教伦理的约束与爱国的道德之后，并不曾吸收、甚至不曾理解欧洲文明的道德根基；而这证据之重，使其中的例外比旧制度下一位两袖清风的总督还要稀罕。它以旧灯换了新灯，却没有找到新灯用以照破黑暗所需的那点油。

五年前，我目睹了那些活动最初有组织的表现——正是这些活动终于结成了今日的共和——曾有机会在一篇论教育问题的文章中把当时的局面与前景评说一过〔原注：参见《泰晤士报》，一九〇八年二月六日。〕。下面这一段与眼下的局面直接相关：

「那些正在起作用的巨大力量、人民对新式学堂所表现的热切兴趣、它对本国思想的即时影响——这影响及于社会的每一阶层——是无法忽视的。可以断定：这些力量不久必将同经义出身的士人与守旧势力的方针与特权发生冲突；因此，弄清这套新制度所本的原则其效果究竟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少年中国迅速吸收的这一杯新学之酒究竟会起兴奋之效还是醉人之效、中国人的耐性与爱国心是否足以使他们步日本之后尘，对人类都是一件不小的事。这是一个牵涉极广的问题，关乎人类的大义。在一代人的寿命之内，要从《三字经》跨到穆勒，从十字军的年代跨到二十世纪，这是一桩心智与社会的体操，并非没有危险；跃这样大一步的民族有失足之虞，而失足便意味着无政府与混乱。倘若只凭学生们在文字与政治演说中所表达的见解来判断中国的前景，尽可以稳稳地预言这个民族将有种种不讲道理与动荡的严重危机。可是这里同别处一样，学生这一阶层的声音与其分量并不相称；在它的浮沫之下，是一个浸透了孔门哲学传统、浸透了认真与常识的民族的灵魂，而这些也许能救它于变局之险。」

少年中国已经得了它的天下——可它自共和宣告以来在政治与行政工作上所显出的主要特性，却是无纪律，是对权威的形式与符号的求变之癖，是对自身的重要与改革之能夸大的自负，是机敏的聪明与舌与笔的便给，再加上一股民族主义的情绪的狂热。这些特性自广州至北京表现得如此显著，以致把那一小部分真诚爱国者无私的爱国心完全遮没了，也充分解释了已在若干方面显露出来的守旧的反动。

无纪律之横行

至于西学学生与洋操训练的军队的无纪律，几乎无须多说——事实已用混乱、劫掠与犯罪大书于十八行省。这种无纪律，在学生那里始于学堂（男女学生在那里抵制教习，又联名给北京拍电报发表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意见）〔原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晨五时，约两千名学生列队至天津总督衙门，要求总督支持一份奏请朝廷立即召开国会的呈请。他们扬言不得到总督应允便不散。总督答应把他们的意见转呈有关衙门。学生们这才散去，打着写有「速开国会」字样的旗帜在城中游行。〕，终于党同伐异的唇枪舌剑，或者作为最后的论据，终于掷炸弹。倘若照严复所说，北京编练洋操新军好比「取一块马钱子给婴儿含着当补药」，那么把成千的中国青年送到国外去受教育、脱离父兄的管束，对一个这样倚赖道德约束的国家来说也同样危险。中国学生在东京的桀骜不驯、他们一再企图恐吓中国公使，在一九〇五年成了公开的丑闻——他们那股冲动的排外自大，只有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轻蔑可与之相比。这样养出来的青年，回国之后普遍被看作新智慧的阐扬者，便很难不成为政治鼓动家与密谋家；而他们「时运不济、见弃于人」之际，便轻易转向暴力与私仇，也算不得稀奇。

把暗杀发展成政治的一个专门分支，自革命以来颇有进展，在广州尤甚；不过尽可以说它仍在初起的阶段，而若不以强有力的手加以镇压，炸弹作为一种终结性的论据，多半要取得与它在葡萄牙革命的烧炭党人中间相仿的分量，而且流行得远为广泛。《北华捷报》（二月二日）引了一位革命领袖的话，说他很遗憾共和「竟不得不用这样的手段来推进文明」。一个月前，他那一党的三名刺客曾企图谋杀袁世凯，「因其对同胞继续用兵」。少年中国新近迷上炸药，其中有一点可取之处：由于中国工匠根深蒂固的粗心，制弹者的生涯通常很短。芝罘附近由湖北（日本学成的）专家所办的一处很有指望的作坊，在接连三次爆炸中把全班人马的碎块埋掉了。

情绪的失控

少年中国在政治与爱国的热忱上那种情绪化与戏剧化的倾向，许多作者都留意过——这种倾向表现为高贵的姿态、铿锵的言辞，表现为庄严的游行与奇怪地不合时宜的典礼。遇到纯粹政治性的问题，譬如颁布宪法、同日本的二辰丸案、或某项所谓侵犯「主权」之事，今日中国的一堂听众会把自己鼓动到一种半歇斯底里的辞藻与泪水的状态，其间巨额的捐款被认下（在纸面上），而演说者会剁下一截手指以证其感情之烈。这种情绪的品质是受新式教育的中国人群的特征，与孔门传统的节制与庄重反差如此之大，以致许多观察者因此受误，以为少年中国不但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而且有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共同的成事之志。因为这些政治的狂热同我们的宗教复兴一样，传得快而且能传染；妇女——那些得了解放的人的妻子与姊妹——自己组织社会与政治运动，要求选举之权，并且胆子极大地投身民国的军中当志愿兵。在海外，海峡殖民地与太平洋沿岸的广东侨社染上了这些辉煌梦想的传染病，把辛苦挣来的银元捐出来，要使少年中国同西方列强并驾、甚至超而过之，要使广州成为这份新荣光的泉源。这整场规模宏大的豆腐渣工程、这份无知的豪勇，其可悲之处又因文明世界的报界对它抱着同情而认真的态度加以接受与议论而加重了：不是那种本能地把一切自己不懂的东西夸大的黄色报纸，而是那种形成并引导舆论的清醒而负责的报纸。「中国的觉醒」，她所谓采行陪审制、她的全国征兵与妇女参政、她那些社会与政治的口号、她以梦为底幕而以词语演出的堂皇的皮影戏，凡此种种，都被郑重宣告为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社会结构的型式已被革命的魔咒骤然而彻底地改变了。

少年中国的排外自大，大体而言不是好战的。它大半由一种种族与智识上优越的本能信念构成——这种感觉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再加上一些要人承认这份优越的含糊愿望。不过在日本受教育的学生那里，它往往采取更咄咄逼人的形式；而广东一党则毫不掩饰它削减外国人机会与特权的指望与计划。孙中山及其热心的改革家们的同盟会〔原注：九月初，同盟会的领袖们安排与五个较小的政治团体「为和衷起见」合并，另取新名为国民党。经此合并，同盟会中受外国教育的学生分子掺入了原来共和运动中年长而阅历较深的一部分人。不过此处及以下各章，我仍沿用同盟会之名。〕主要代表着先进的留学生阶层，即那些剪了辫子、穿洋服的人，他们要以卢梭与穆勒代替孔子与孟子，要以不受羁束的个人主义代替中国古老社会结构中的「三纲」。他们的政治纲领因唐绍仪的加入而分量大增，在许多地方同少年土耳其的纲领相似。他们热切地寻求办法，要使中国摆脱欧洲人的压力——如果不能摆脱其存在的话：要废除他的治外法权，限制他在内地居住之权，取得对通商口岸租界的管辖权与完全的关税自主；可是少年中国的排外自大，还有待学到少年土耳其在国际阅历那所严酷的学堂里所学到的分寸。

中国的雅各宾党人在他们狂热的求变之心中，除了自己那套未曾消化的公民自由的观念之外，几乎什么也不大信。因此之故，他们共和的理想已成了一锅光怪陆离而无从实现的大杂烩；而立宪派，即梁启超那个君主改革派，已在预言他们必然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当初以凶猛的雅各宾党人身份加入共和党的人——如伍廷芳、温宗尧这等有产业的人，在排满运动中颇为惹眼——此后都因军事独裁的过分行径而心惊，转到了稳健一边。正如在法国革命中一样，诚实的教条家与空想的宗派之徒开始明白：好话当不得饭吃，政治的陈词滥调挡不住翻覆与变局之险；而中国的百姓——那些愚民——比拉丁各族的百姓更不肯轻易充当雅各宾党人的工具。如今全国各地、尤其是长江以北，已有明白无误的迹象显示：人心对那些许下太平盛世、却造出一个军事专制的新派人物与新派办法，正在强烈地翻转过来。

少年中国照它目前的构成是要过去的，它是一场不安之梦的虚幻织物。不可避免的反动将把古老的路径、那生生不息的孔门道德、以及那以龙座为顶端的持久的社会结构恢复过来。可少年中国的过去并非徒然。它那些幻象中的乌托邦总要留下一点什么，去更新并改变那座古老的结构。

五立宪政治

拳乱溃败之后，慈禧太后在极度的沮丧之中四顾寻路，要把自己残破的气运与本朝的威望重新扶起来；最先坚定她走彻底改革之路、逐步推行立宪政治的谋士，是荣禄与大总管太监李莲英。她此前要以兵舰与洋操新军维持帝国的体面、遏止外人的侵夺，结果只换来一次又一次的屈辱与疆土的丧失。她要回过头去，接过皇帝的变法之政，试以立宪这一剂新方来医国中之病。她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八年间所颁的上谕，直至她自己与光绪皇帝的遗诏为止，分明显出一种不言而喻的信念——而这信念后来长成了热忱——即相信一部宪法自有其效，足以结束中国的积弱与涣散。然而这些上谕中并无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她自己对这部宪法将要造出什么样的政治机构、这些机构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何相干，曾有过什么清楚的概念。她的心思虽有女子的细密，其治术却往往属于那种强悍而原始的路数：下了令，其余的便交给天意。袁世凯、刘坤一等人早把这话灌进了她的耳朵：自甲午之役以来，躁动的南方的舆论对独断之治愈来愈不能忍耐，必须做点什么去笼络人心。她也听过一班老成之人的归纳之论，请她留意这样一件事实：凡自夸有宪法的国家都富强，凡没有宪法的都贫弱——于是她十分情愿地接受了这个现成的结论。想到给她的治世招来大祸的与其说是她自己的过失，不如说是没有一部宪法，这既抚慰了她的自尊，也重新点起她在光荣上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争长短的指望；无疑在她心底还有一层直觉的认识：颁一部宪法未必就要损及宝座的权威与尊严。她明白自己皈依了开明之理，必能在欧洲列强跟前留下印象，而十年的预备也能给本朝一段极需要的喘息之机。她照例先把自己的善意公之于众：派载泽公率考察团出洋，研究各国施行的种种立宪之制；这个使团的成果，在一九〇五年化为那道著名的诏旨，她在其中明确地许下将来颁行宪法之诺。在这道诏旨里，她坦然宣告自己同意这样一种见解：「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因此她宣称，她的职责在于斟酌如何颁行这样一部宪法，务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不过她还有这一份见识（而少年中国不曾显出过）：看出选民的政治教育与吏治的整顿必须走在颁布宪法之前；她凭自己那份过人的聪明明白：在设法增进中国人民物质与智识的境况之时，务须处处留心，不可把旧的制度猛然连根拔起，而要把新的接到旧的上头，「使绅民明悉国政，以为预备立宪之基础」。

这一切不过是短短七年前的事。今日再看中国政治那一片无望的混乱——其中生活的实在与治国的必需，全被淹没在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权威符号、一大堆什么也管不住的无穷章程之中——我们便看出了老佛爷的明智，看出了荣禄的治国之才：他一向主张缓缓地、审慎地引入与材料的成色相称的新机括。荣禄仔细研究过伊藤博文的生涯与办法，他同伊藤一样，认为仓促的改良之于中国，其危险大过一套陈腐的政治信条。他那份可哀的遗折，一面恳请太后在改革之路上坚持下去，「庶几我中国渐臻欧洲各大国与日本之富强」，一面又以几句令人难忘的话按住了中国最大的病根：「奴才添列枢廷以来，所见人不称职者甚多；此固积弱之一端，然尤要者，在州县之遴选与赋税征收之法，非大加变革不可。」荣禄是满人，他的明智今日已被遗忘——那份明智原会从减轻百姓的负担入手，会以实事而非空言为善政之验。他凭直觉看出了少年中国至今还没学会的那个攸关性命的真理，即（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说）「一个政府在国民现有的教育程度之下处理公共事务的种种安排」，与政府根本的体制关系相对甚小；「在自由的体制之下最好的那套处理政务的实际办法，在专制君主之下通常也是最好的，只不过专制君主不大会去施行它罢了。譬如财产之法，证据与审判程序之理，赋税与财政之制，在不同的政体之下未必就该不同。」〔原注：《代议政体》。〕换句话说，荣禄明白玫瑰换个名字也一样香，而就改革的实际目的而论，「宪法」这个咒语所含的效力，并不比广东学生头上的圆顶礼帽多出多少。

第一部立宪纲领

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上谕颁行的立宪改革纲领，分明显出宝座因这位审慎的谋臣去世而蒙受的损失。它也显出考察宪政的诸臣对日本宪法所采之理与所得之果下过一番细究。溥伦贝子与他考察宪政的同僚们不会看不出日本之制中那些满清王朝可以采用而于己大有好处的先例；至于这些先例因中国宝座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全然不同而并不合中国的政治需要，他们却没有理会，一半是因为这班人对实际政治全然无知，一半是因为他们急着要向南方那条咆哮着的民主的三头犬扔一块肉去。照他们纲领中所定，这部宪法分明是要让出若干民权，而这些民权在施行之际将始终受宝座与统治阶层特权的限制。将来中国的国会所享之权、所行之职，同日本的国会一样，始终要服从皇帝与其大臣至高的权威。国家岁入与支出之权，一般被看作立宪自由的基石，名义上要归于人民的代表，实际上仍取决于宝座的好恶；宝座保留着停会或解散国会之权，并保留「国会闭会期间，得颁上谕以推行政务、筹措必需之款」之权——这些条款同俄国与日本那种仁厚的独断之治下的规定相仿。

对广大百姓而言，颁不颁宪法几乎毫无干系。他们迎接这消息时那份超然的热心，正像迎接一颗彗星、或别的什么壮观而看得懂的天象一样。可是对那班以美国民主原理的浓肉喂大的西学之士与不满之人而言，「九年预备立宪」是一个圈套、一场骗局；他们的不满很快化为一场鼓动——照例由广东人发端——要求把这段预备之期大大缩短。他们觉得——而且不无道理（此后谘政院与各省咨议局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有了一个国会可以申冤陈志，满人那松散的阵势便会在他们坚决而有组织的反对之下迅速垮掉。这是立宪改革派的态度；可是慈禧一死，孙中山的追随者便开始积极密谋反对本朝，起初的目标是宣告两广独立；因此在他们看来，颁不颁宪法一时成了次要之事。那部宪法的第一条，不是明明白白写着那句荒唐话么——「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九年预备立宪」的细目值得留意，可当作一篇研究官儿心性的文章来读。它们以极可注目的方式显出中国官僚制定无穷章程的本事，而与这本事堪相匹敌的，只有他们破坏这些章程的本事。这一套制定章程之举，同德国那种把公民编成队伍加以训练的做法毫无共通之处；其效果也不同于日本那种道德路标之制，虽然外表上在许多方面与之相像。德国政府的家长式关怀，是要凭法令与公告，使无知而粗心的人对那些已为人所知、因而可能再度发生的公共不便与危险，一律采取同样的防范。日本人那些大体无害的章程，一半是那个民族模仿本事的表现，一半是古老的经义之业——织字为文——的遗存；它们同日本的一切东西一样，是用来提醒一个爱国的民族记着统治者的仁政，用来使卑微的小民对那位蓝衣铜扣的先生的用处铭记于心。可是在中国，制定章程是一门有学问的行当，官僚们干这件事全不顾什么实用不实用的问题；那是一门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在各省的衙门里有时还堕落成一种消遣——而少年中国在把随便什么题目分成数不清的纲与目这件事上，抵得上四十位牧师的劲头，与老中国相仿，甚至更胜一筹。

章程的制定

为立宪政治铺路的工作，很快便造出了多如牛毛的章程，尽可以说谘政院或各省咨议局中最勤谨、最尽责的议员，连其中一半也无从消化。有志研究这座分娩之山的人，可在一九一二年的《中国年鉴》中找到政府最初那一套订章之举的细心摘要〔原注：《中国年鉴》，贝尔与伍德海编，劳特利奇父子书局，一九一二年。〕；而在所有这些章程的背后，透过一团混乱观念与冗词的浓雾，隐隐可见一个新式官儿的威胁——官僚正以新的名堂武装自己，去把百姓弄得头昏眼花。随着共和的到来，这些章程大半已进了被遗忘之物的幽冥；可自它们退场之后，又有一支织章程的大军造出了一张极其堂皇的共和法令之网，凡可以想到的题目无不网罗其中；同时另一支人马在日本专家的指导下，正在赶办民法、刑法与商法。就此而言，有一点颇有意思：在这些法典问世之前，一套琐细之极的「司法行政章程」已经颁布，而且据说如今正在施行。其中包括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奉上谕颁行的一百二十条「法院编制章程」，与一九一〇年二月颁行的一百六十四条「司法制度章程」。不消说，这些章程中详加描述的法院与其一切机构器具，一概并不存在，也不曾有谁指望它们会存在。编纂这些东西的勤勉学究们是照着通则办事的，与四川铁路公司的董事们所照的通则相仿：那些董事为修筑他们的路线所作的准备，是先委派了一批车站站长。高等审判厅、初级审判厅、检察厅与书记厅，这些东西无疑到时候总会有的；眼下呢，讨论与拟订它们的组织，正好给诚实人腾出若干新的位子来填。这些章程本身值得一读，它们把寻常中国官员对西方制度的理解照得很亮，而且比任何议论都更清楚地证明：把我们的议会与行政之制搬到今日的中国来，是全然办不到的。那些以精通西方事务著称的年轻司员，在各该部的深处以撰写这些没完没了的法典为业，他们永远在琐细之癖与怕下定论之心之间挣扎，以致总的结果给人一种手段刚猛而实质绵软的印象，令欧洲人的头脑难受之极。他们那份孩子似的天真，只有他们为人性一切可能的软弱预作周密防备的那份苦心可与之相比。这位立法者本能地抱着孔门的传统不放，骨子里永远是个道学家。因此在论到选民之时，他规定凡「行止乖谬、遇事率意而断、或论人有所偏私」者，不得有选举之权；而在论到诉讼程序之时，他又定下：「妇女、幼童及衣衫不整之人，审判官得令其退出法庭」，「庭中属员有失检之处，其上官得加申斥，必要时予以纠正」。

倘若有材料可查，倒不妨编一份有趣的清单，算一算过去十年中国种种「纸上改革」——诸如海军重整、币制改革、度量衡划一之类——在派遣专使、编写报告、起草法令章程上花掉了多少公帑；而这些问题，除了有关的中国官员与欧洲报界的一部分人之外，从来没有谁当作可行的政治看待〔原注：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载泽公在谘政院提出预算时演说，解释说国库已因整顿与改革的各项开销而告罄。在他看来，补救之道在于早日召开国会！〕。

共和的宪法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详地说到一九〇八年九年预备纲领下宝座所拟立宪政治之制的由来与演变，是因为眼下局面中的一切——包括共和政府三月底所颁的《临时约法》——都分明指向这样一件事实：无论报界还是国中任何一党，至今都不曾正视眼前将来的难处与危险。无论满清政府心里存着什么保留、真意何在，共和已明确地许下要制定一部宪法，或仿法国之制，或仿美国之制。然而无论在谘政院与各省咨议局的辩论中、在公认的领袖们的言论中、还是在临时大总统的「令」里，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共和是带着周密的准备、带着这件事所应有的深切的责任感去办它的——而在此时此刻，这个民族最高的智力本该拿出极端的郑重与明确的宗旨来。眼下正该从国外请来最好的专家之见，去讨论那许许多多等着解决的纠结难题，而政府与党魁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财政问题上、集中在内阁的倾轧与卑琐的人事上。满人在时怎样，今日仍是怎样：国家与民族的利害、这个国家作为独立主权之邦的存亡，都成了党争与个人野心之下的次要之事。那些关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被众人一致地推给一个更方便的时候。大总统不是已经宣誓要维护宪法了么？至于他与任何别人对那部宪法究竟该是什么样子都没有明确的主张，那正足以证明他对抽象的共和之义怀着广大无边的忠诚。其余的事嘛，等国会选出并召集、临时大总统的位子坐实了，再来讨论宪法也不迟。一九一二年六月参议院初次辩论通过的国会组织法案，也给人同样的印象：对实际细节轻松的漠然，同样那股满不在乎的洒脱；而依它的议决，《临时约法》要一直施行「至正式宪法颁布之日为止」。

我不打算以对这部《临时约法》的细致剖析来烦扰读者。它的条文纯属学理，在中国既无实际的意义，也无实际的效力；我们大可以用寻常不问政治的中国人对它所抱的那种淡淡的好奇、间以几分怅惘的心情，来看这整场演出。它每一行都带着学究气的质朴之迹，比平常还要天真；它使人想起君主制下的官样文章，正如袁世凯本人的「令」一样。譬如在「第二章　国民」的标题之下，我们庄严地读到：

「第三条　国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之权。

「第五条　国民有书信秘密之权。

「第十一条　国民有应文官考试之权。

「第十三条　国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

「第十四条　国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义务。」

如此等等，至于无穷。

这些治国之术的理论，同中国生活中冷峻的实在之间，隔着一道宽宽的鸿沟——这道鸿沟不是引入什么供学理辩论与官样口号之用的新机括所能架起来的。这道鸿沟有多宽多深，从共和军队初次劫掠以来白话报纸的篇幅里、从上海都督陈其美一流著名革命领袖的所作所为里，多少可以看出几分。对一个过渡与普遍动荡时期必不可免的失序尽量体谅、对许多有心改革者的善意充分承认，也仍旧不可能把那无孔不入的贪利之心所生的千百种祸害看轻。譬如袁世凯七月间就「国民捐」——即那笔自愿的爱国借款——被「热心的官员」大肆勒索一事所发的大总统令，其意味便很值得玩味：

「财政困难已达极处，仁人志士因时而起，欲同心协力以相扶助，遂倡募国民捐之议。其忠义之气勃然而发，殊堪敬佩。凡笃爱其国者，自当损其资财以成公益。乃此举行之未久，流弊即生。间有好事之徒，假善举之名，暗中强迫。此实非倡议者所及料。予受国民之付托，而未能使国家元气复苏，自愧良深。若使百姓长受骚扰而不加体恤，予之良心何安？《临时约法》中本有保护人民财产之条。国民若不愿自行捐输，即不得侵犯其自由。为此通告全国：如有强迫捐输之事，地方长官应即指明或将犯者送交司法衙门，依法严办。」

民选代议之说

自少年中国开始鼓吹议会制度、以为组织民众、使之获得政治意识与自然效能之法以来，各派改革家无不一致坚持代议须由选举、须建立议会制的政府；照孙中山博士的说法，这种政府「将广泛地立于民意之上，由一部中枢大机器统驭，使中国每一省、每一个人都有其声音」。在中国人民现有的境况下，这样一个提议显然无从实现；要估量其中有多少诚意，须记住一点：在这件事上同在其他一切先进的主张上一样，倡首的都是广东的有识之士，而在两广，相信有某种近似民选代议之事的可能，是说得过去的。可是就中国其余的地方而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除非像孙中山那样在国外长大）：要把广大民众迅速变成有见识的选民、要使中国的国会成为他们集体政治生命力的表达，乃是一场空梦，只有那些不理会中国人固有性格的人才做得出来。无疑，在西学的热心鼓吹者中间，确有许多人当真不理会他们同胞那种返祖的拒变之性，也有许多人真心相信：只有立即召开国会，才能保这个民族不受外国财政的榨取与疆土的侵夺。可是就其余的人而论，在围绕立宪政治所积起的那些记录与章程之中，有大量内在的证据表明：在主权在民、代议须有实效这个题目上所费的许多口舌，是十足地不诚恳的。聪明而有野心的中国青年在英国、美国或日本受了教育，学会了煽动家那一套本领，把人民的意志与福祉同自己野心的实现混为一谈，这原不值得我们多么诧异；倒是该诧异的是：事情既然如此显然，有识的观察者与欧洲报界竟对中国政客那些激昂的利他宣言笃信不疑，并且毫无保留地接受他所诠释的中国人民的愿望。

譬如可以看看一九〇九年十月各省咨议局初次开议时的情形：那正是少年中国发起一场坚决而有组织的运动、要逼中央政府缩短「九年预备立宪」之期的信号。到那时为止，第一年的纲领已大致（在纸面上）办完，其成果记载在一大堆骇人的章程与法令之中，而尽可以说民众对此一无所知。第一年的纲领包括下列各项改革：

一、组织各省咨议局。

二、颁布地方行政章程。

三、颁布户口调查章程。

四、颁布财政整顿章程。

五、设立整顿满洲旧制之局。

六、编纂初等识字课本。

七、编纂通俗读物。

八、修订刑律。

九、起草民律、商律与刑律。

这确是一个足够周全的开端，尽可以餍足最饥渴的改革家的胃口——何况它还为织章程的人与西学的专家许下了无限的既体面又有进项的差使。同年（一九〇九年）二月曾颁下一道上谕，申明这些举措关乎国脉，并指示了办理的大致章程。这份文件把中国官僚的办事之法、以及它们同玛代与波斯那些不可更改的律法之间的家族相似，说得如此雄辩，把其中一段迻录出来是很有教益的：

一九〇九年二月十七日

「（一）宪政编查馆所拟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内开：咨议局之选举、州县地方自治之设立、地方自治研究所之开办、并京师谘议各院章程之颁布，均应于本年举办。

「凡此诸端，必先聚其小者，否则其大者无由而立。着各省督抚、驻防将军、都统等凡兼管民事者，饬令所属遴选公正明达之官绅，克期组织各该机关。

「其范围、限制、权限与职守，均应遵照已颁章程办理，不得稍有延宕。宪政编查馆遇有迟延，应即催办；其办理有误者，并应随时纠正，务使『谘政院』如期成立，以副朝廷改良政治、通达下情之至意。

「（二）前次修订法律大臣进呈刑律草案，经宪政编查馆分行京外各部院衙门议复，以期妥善。嗣据学部及直隶、两江、安徽各督抚奏称：中国新旧律例应详加比较，将该草案妥为修订，俾伦常名教有所重，而政教治安得以保全。当经谕令修订法律大臣会同法部悉心修订。」

这对卡莱尔该是一道何等的美点！他那沉沉的雷声若滚过这些满口生风的官衔、滚过这些把古墓粉饰得如此辉煌的文字，该是何等景象！大臣、堂官、部院、督抚、将军、藩镇，人人忙着为旧目的开新路径，「饬令所属遴选公正明达之官绅，克期组织各该机关」。然而他们之中无一人、他们一切法令诏旨中无一字，提到那两种深植于人民灵魂之中的大欲——而他们自称奉行的正是这人民的意志；无一字提到这个民族盲目而不顾后果的生育之性，也无一字提到它那由饥饿驱使的贪利之心。真是奇怪：一个受过教育的统治阶层公然以孔子为宗，把善政与国民的道德看作一事，却在它一切治术的新名堂中一味不理会那些堵在政治与物质进步之路上的、攸关性命的障碍。在这一片对新灵丹的自信宣告与新机括的吱呀声中，历史与哲学的警告传来得微弱，听见的人也少。虽然如此，在那些自称崇敬欧洲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崇敬那些使代议政治成为可能而有益的东西的人中间，总该有人明白这个真理、明白那种指望何等虚妄——即指望「只须有这一种教诲或那一种训练、这一种抑制之法或那一种教化之制，社会便可大为改善」。

要衡量激进改革家那个理想——为中国立一部本于选举、代表全体人民的宪政——其诚意与可行性如何，我们不妨略看一看预备第一年（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纲领头两项所得的结果，即各省咨议局的组织与地方行政章程的颁布。

「绸衫的选举权」

各省咨议局章程并无什么特别有趣之处——寻常议员肯定也不觉得有趣。不过选举权的资格却值得留意，因为它们显出中产阶层中的士人有一个明白无误的用意：要在新制度之下为自己垄断影响与政权。事实上，这是一种选举权，使有识之士、使各省的士绅可以指望在那些从前北京不容他们置喙的事务上逐步取得更多的代议之权；然而它全然不理会那沉默的民众对直接代议的愿望，而激进的极端派正是一贯凭这份愿望为他们的共和运动辩护的。那是一种「绸衫的选举权」，其教育与财产的资格之限，使每一个咨议局都自然而然地成了那个数百年来把持中国地方政治的阶层的利益的护卫者。只有能证明自己有价值五千两（约合六百五十英镑）的产业、或有旧经义制度下所授的功名、或自官立高等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的人，才有投票之权。财产这一项资格在能干人手里该是够有弹性的，必要时足以把一个议局塞满，因为照中国办事的成例，简直无法设想会有人索取或提交财产的证明。不过事实上，西方各国所熟知的那种塞票、拉票与竞选的热闹，在中国幸而不曾有过，理由很简单：这一整套近世政治的营生，在寻常商人与许多有势力的绅董看来是一种行当，他们并不愿同它直接沾边。因此第一届各省咨议局的投票之权，除了那些被热忱或私利驱到票箱跟前去的人之外，普遍受到谢绝。同样的缘故，候选之人最常出自西学出身的职业政客这一新的阶层。当然也有著名的官员与学者投身新政治的例子——譬如状元出身的翰林张謇，即南京议局的首任议长，袁世凯后来曾力图委他为工商总长——可是整体而言，这「绸衫的选举权」与它的结果，使中产阶层的绝大多数漠然如故。至于那些「愚民」，那更是与他们毫不相干了。

地方自治

不过照第一年的纲领，民众的政治教育此刻就要开始了：帝国境内每一城、每一镇、每一村都要推行简易的自治之法。这里才当真是立宪政治的根基所在，才是那块坚实的地基——凭着教化的过程，中国的亿万生民可以从上面得到解放、获得政治意识。推行地方自治的章程按期编成，于一九〇九年正月奉上谕批准。它由一百二十条章程构成，纲目多得数不清，把城乡各级议事会可以想到的每一面、每一桩事务都管到了；后面还附着八十条章程，规范城、镇、乡的选举。这些不朽的章程一经颁布（其翻译费了北京各国使馆的中文参赞处极大的气力），考察宪政大臣便上了一道折子，奏称第一年的纲领已如期办竣。在华的外国人与中国人自己，向来都习惯了这类改革方案的颁布，而除了因此新派的官员、或许再加上几位同情而不谙世故的欧洲报人之外，没有谁指望有谁会当真。可是就眼下这件事而论，需要如此迫切，帝国内外所受的威胁如此之大，而普遍求善政、求广知识的心愿看来又如此真诚，以致连那些阅历已把怀疑坐实了的人，也愿意相信：这部宪法的基础工程会得到国中爱国而有识的精英所应有的认真对待。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在禁烟一事上所显的真热忱，足以为这份乐观作证。在这样攸关性命的关头、在地方自治这样重要的试验面前，简直无法相信这些章程所规定的各项举措在发端之际竟会得不到每一位改革家亲身的注意与积极的合作。

可是结果确凿地证明：就广大民众而论，政客们为代议政治所举的种种理由站不住脚，正如把这些理由用到巴塔哥尼亚人或马来人的政治新生上一样站不住脚。不止如此，这结果还表明：受过教育的阶层、以及那些自称相信民众向往统一民族生活的政治鼓动家，在这件事上同旧制度下那班官儿一样地不诚恳——当年那班官儿每隔一阵便想出一套币制改革、或划一度量衡、或切实可行的矿务章程的方案来。除了为体面起见委了若干无所事事的官员之外，地方自治的章程并不曾产生、显然也不曾打算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这一项举措若落在有才干、有爱国心的改革家手里，原可以成为一场社会复兴的发端，可以为代议制度奠下根基；然而正如悲观者所预言的，它自始便是一纸具文。把这些章程的条文仔细看过，便见其每一款中都含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信念：所信的不是人民主权的意志，而是一个专制官僚制固有的倾向——从这种倾向中「并无出路，除非那专制本身同意不再做专制」〔原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代议政体》。〕。代议政治之理自始便被一道程序有效地抵消了：这道程序容许、毋宁说是命令州县官去「选举」百姓的代表以办理地方自治之事。单这一条已经够糟；可是使这整场「改革」无可救药地坐实其罪的，是各省咨议局与中央政府对这些胎死腹中的章程都不曾显出丝毫兴趣，也不曾认真设法使它们生效。

穆勒说：「凡是有可能试行代议政治的地方，所当预料到的障碍，是对它的漠然、是无从理解它的程序与要求，而不是明确的反对。」中国受过教育的才智之士、尤其是那个把改革理论大半得自研究欧洲政制的广东党，对中国农民若无有条理的劝导与指引便无从理解代议政治的程序与要求这一点，心里是再清楚不过的。倘若有一股爱国的冲动，像农奴解放之际激动俄国知识界中有势力的一部分人的那一种，「九年预备立宪」原可以成为比中国谚语所说的「耳边风」强一些的东西。可是事实已经证明：这场本该报晓新日子的改革，其实自出生之日便是一纸具文；而随着它被打发进官僚不诚之事的幽冥，对那些正视真相、明白其分量的人来说，中国的立宪政治便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一堆政客的梦料。民众在自治一事上的冷漠，只有那些提出这套周密之极的开办方案的阶层的漠不关心可与之相比。少年中国既然以各省咨议局与谘政院为代表，它便证明了自己那份返祖的信念：办改革，言胜于行。

各省咨议局的议事进行得庄重而有礼；可它们的努力分明不是指向提高民众，而是指向削减京师行政的权力。它们集体的活动集中到了加速「九年纲领」这件事上。得救之道不在于把自己与百姓预备好去接受一种能与现有社会结构相适的立宪政治，而在于要求立即建立议会政治——也就是说，要求立即承认他们自己有代表那些不能发声、未曾开化的民众之权。他们纠缠不休的要求，压倒了那位被吓坏了的摄政王与他的谋臣们较为清醒的判断。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四日，上谕定下国会于一九一三年召开，也就是说预备之期缩短了四年。刚成立六个星期的谘政院不满意；它要求立即召开国会，说这比预备宪法的任何事项都更急。国会才是可行的政治；至于宪法，在人民这班自选的代表看来，显然是留待更方便的时候再考虑的事。在一九一〇年十一至十二月那一场风波迭起的会期里，宪法问题与九年纲领中所列的种种预备改革都退到了极远的背景中去，而议院与政府则为军机处的职权狠狠地斗了一场。满人的那套组织又一次证明全然无力应付冲着他们来的新势力；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廷设了一个所谓内阁，又拟了一份修订过的立宪改革纲领，权当扔给鼓动者的一块肉。在它短促的第一个会期里，谘政院首先证明了满人作为统治者的全然无能；其次证明了它自己高度发达的破坏本能；最后证明了它对自己的章程与议事规则的蔑视。可是尽管它的议事与作为处处带着无纪律的气味，谘政院却未能——多半因为其议员中政府派任者为数甚多——使南方革命党那些热血之士满意，那些人郑重痛斥它的人选，并否认它的提议。在它一切的议事之中，它都显出一种深入种族的无能：无从开创、甚至无从领会那种法治——而法治正是全部西方文明的根基；它又为这样一件事添上了最后的证词：一部宪法（照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同中国现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是格格不入的。少年中国在召开国会之前的一切作为都清楚地证明——除非被自己的热忱蒙了眼——广大民众在那个国会里得到直接代表的指望，并不比在军机处里更大。中国的立宪政治，归根结底成了受过教育的办事阶层一场有组织的努力：其一是要废掉满人的权力，其二是要为各省咨议局弄一个政治上的「总清算所」。

这些结果之中并没有什么该使治史与治社会学的人诧异的；恰恰相反，倘若那种在独断之治下自然生成的东方式、消极式的性格，忽然变成了那种要求代议制度的能动自助的性格，那才是政治上的奇迹。考察宪政诸臣属下那班好心的学究以剪刀糨糊辛辛苦苦编出来的地方自治章程，对中国的民众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实现的指望。只有在东南各省，在那里存在着某种近乎能动自助的性格，那班学究地方自治的梦想才有几分实现的可能，才可能造出章程第五条甲至戊各目下所列举的那些东西：「图书馆、阅报所、公共清道与卫生、施药所、医院与医学堂；公园、戒烟所」；以及公共房舍与街灯、实业学堂与物产陈列；还有商务的管理与荒政。

自君主制过去、共和诞生以来，宪法的地基大半不得不重打，而这座建筑本身的最后图样眼下仍可更改。一批新的织章程之人，主要出自南方的少年中国，在志田先生与其他日本专家的帮助之下，从现存的与已废的各色宪法中拼出了几份试拟的草案；不过《临时约法》的条文大体可以看作「人民所选的代表」将来可能遵循的思路与程序的指示。这运动之初，在君主制之下，少年中国的意见倾向于仿英国之制立宪。即便在满人的命运分明已定、袁世凯为立宪君主作最后无望的坚守之时，十一月二日依滦州张绍曾将军之请而颁的一道上谕，仍命谘政院照英国的路子起草宪法。当时的宣告是：「该院期望废除一切与仿照英国而立的宪法不相容的习惯、法律与章程。」谘政院进呈由滦州军队所迫而定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时，在折中力请立即采行，称之为「危局唯一之补救」，并称「已选定英国立宪君主之制为中国所采」。《泰晤士报》驻北京访员同情地评论说，这十九条「显出对英国宪法下过一番细究」。至于所拟把一切与之不合的「习惯、法律与章程」一概废除，则普遍被看作为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圆满的解决。诚然，英国宪法大半由不成文的先例与原则构成；可是一条人人会自动遵守的不成文之法，在好心的热心家眼里，似乎比一部需要九个长年去预备那些办不到的改革的成文宪法还要有指望些。

将来的宪法

君主制一去，对英国宪法的倾心也就势必退出这舞台，而细究美国与法国的范本又给许多勤勉的司员找到了新差使。照眼下的情形，外债与内政财政的急务已把一切抽象的政理与治国的方案都推给了那不可知的将来；而北面的政治天际，正阴云密布。有谁敢断言中国的宪法——无论最终采行的是哪一部——将笼罩的疆域在地理上以何处为界，那是一位胆大的预言家；而有谁敢预言各省将凭什么样的共同利害与责任维系于一个联邦之中，那就更胆大了。省的自治在什么地方、凭什么权威要服从国家的利益？有没有哪一部宪法、哪一套词句，总之除了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不受牵制的权威之外的任何东西，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权之邦维系在一起？这些事都在诸神的膝上；不过有一点是确凿的：无论谘政院立下什么样的议会程序，任何一部自称要办到代议政治、或自称忠实体现共和所依托的民主原理的宪法，都注定要失败。这样一部宪法若真被受过教育的阶层郑重通过，那只能意味着：就眼下而论，中国须列入这样一类国家——在那里，在崇高理想的外衣与对民生的宣誓效忠之下，职业政客自谋私利的用心才是治国的真正目的。即便在近世的共和国与有政治意识的民族之中，一部体现着进步人类一切最高尚情操的宪法竟不能改善平民的生活境况，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譬如在葡萄牙，一部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纪元所将赐予的一切好处说得辉煌雄辩的宪法之下，轮流执政之制照旧兴旺，而人民经济与社会的境况比君主制下毫无长进。在南美洲许多共和国里，那些吐着纯粹理性与道德之气的宪法，既为嗜血的暴君效过力，也为仁厚的专制者效过力。一部体现着波斯集体智慧的宪法，救不了那个国家于涣散与分裂。在土耳其，立宪政治的记录格外有教益，因为它与中国的局面关系密切。一九〇八年七月从阿卜杜勒·哈米德手中夺来的那部宪法，在土耳其的百姓看来——犹太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与土耳其人——确乎是一个久盼之日辉煌的破晓。萨洛尼卡与君士坦丁堡公众的庆祝是令人难忘的场面，其热忱之普遍而真诚，使欧洲各国的外交部与报界齐声表示同情的嘉许。然而少年土耳其刚刚定下心来干它那开化与爱国的活计，那幅极乐的幻象便褪了色，而阶级、教派与习俗相冲突的严酷实在又一次抬了头。宪法宣布后不到六个月，第一次大选已经举行——毋宁说是「做」出来的——其情形使受治的民众不得不把他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修正一番。一九〇八年初那场守旧运动垮台之后，少年土耳其人因成功而得意、又因列强不加分辨的赞许而受了鼓舞，便着手把宪法所让出的每一项要紧的特权一一取消，甚至把百姓在旧制度下所享的古老权利也压了下去。秘密会社、绿林与政治暗杀成了家常便饭；军中的离心迅速滋长——这个国家总的情形竟比在「该死的阿卜杜勒」治下还要坏。在一九一一年所谓的选举中，马其顿的农民被驱到票箱跟前，被不择手段的官府以种种伎俩胁迫着去把一种无可救药的暴虐合法化。与此同时，少年土耳其的领袖们表现出一种不容异己的排外自大，同他们自称的自由主义全然不合，迅速把友邦的同情赶跑了。经过四年不断的内争与徒劳的战事，少年土耳其之治被放在秤上称过、发现其不足，终于垮台，把这个国家丢给了军事独裁的新危险。而在这一片混乱与罪恶之中，漂着一艘凄凉的弃船——那便是一部无用的宪法的残骸。

不过尽管中国过去五十年的经历如此惨痛、她眼下的政治试验又注定要失败，凡研究过她的历史与她的人民的人，都很难怀疑这一点：民众那些卓越的品质与本能的常识，终会及时抬起头来，以避开少年中国一味毁像破偶的最坏后果。尽管民众的惰性与他们那班自封的领袖的无能一再有新的证明，我们仍不由自主地怀着明知无望仍要指望的心情：在这一片新势力所造成的纷扰之中，那座古老而饱经风霜的结构不久将重新出现，经过改造与加固，去适应它变动的环境；这个民族集体的智力将看出并懂得：「一切指望在短时间内从人性上取得远胜于现状之结果的法律、制度与器具，都必然要失败。」〔原注：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到那时候，中国将演化出她自己的宪法，其所本的不是异族文明的经验，而是她自身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限度，以及她自身生长的力量。

六少年中国与少年土耳其之比较

土耳其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外表上看得见的相似，自然引起了许多观察者的注意。军人在两国都成了民族命运最后的裁断者，这一点对将来的动荡有着不祥的意味；因为近来的事变已经清楚地证明——连死心眼的乐观者也不能不认——两个国家都还不配施行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立宪的治国之理。就政治而论，两个民族都还在中世纪；凡想把代议制度的用法搬到他们身上去的企图，都注定要归于失败。堂皇的门面尽可以有，油漆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齐齐整整，可门面后头仍是东方集市那一套亘古不变的路数。若以历史与社会科学的眼光来看，中国最终作为一个大民族存续下去的机会，似乎要比土耳其好得多；虽然眼下这个民族那种带着哲理意味的反尚武之风，使中央政府无从伸张防止分裂所必需的权威，也虽然少年中国同少年土耳其相比，在若干方面显出不如。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我有幸以旁听者的身份坐在君士坦丁堡众议院的旁听席上，目睹了一次会议：赛义德帕夏在苏丹解散众议院这一宪法问题上的方针，遭到了反对派猛烈的攻击。这场议事，对于一个正在使自身适应新的复杂环境的民族，其政治与社会的经济状况，提供了一堂异常有益的实物课。在这里，欧洲民主那杯年轻而上头的酒，正明明白白地摇撼着亚细亚一只古旧却还耐用的皮囊；在这里，革命的同胞兄弟与受益者已经彼此分裂，为那些千古以来把有产者同无产者、信教者同不信教者分开的问题所困。在这里，新的行政机器正落回旧有的、必然的辙沟里去——一个「统一与自由委员会」正在猛攻一个「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这里，急不可耐的新，正拼命要把带着哲理的旧敲出门去——这是制度之间无声的搏斗，是东西方人性与种族之力狰狞的冲突，而一切都摆在议会程序的轨道上进行。议院的建筑与陈设极其朴实，令人想起一间讲堂或一所解剖学校；左边一排排座位与桌案上那些没长胡子的青年，本也足以坐实这层联想，只是他们的举止同前来听讲或求学的人相去太远了。看着他们凶狠而带威胁的手势，听着他们轻蔑与抗议的激烈呼喊；留意着他们的领袖在讲台上那一通痛斥的雄辩之狂所唤起的紧张的、几近歇斯底里的情绪，人的思绪便本能地回溯到这一切辞藻与政治翻覆的总源头，回溯到雅各宾的山岳党，回溯到那些播下变局与动荡的肥沃种子的百科全书派；回溯到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智力的巨人、凶猛的不满者、饥饿的无套裤汉与空想的鼓动家——他们的言与行，今日正在地球最远的角落结出这样古怪的果子。

与这些近世土耳其的雅各宾党人相对而坐的，是中间派与右派的议员，沉着而庄重，单凭他们举止的凝重与得体，便自有一种气象。他们中许多人穿着西欧惯见的礼服大衣；可那一顶顶红色费兹帽在黑衣之上暗暗发光，执拗地提醒人这是伊斯兰。而散布在全院之中的，还有别的一些看得见的外在标志，显出这个回教帝国的错综：这里有乌里玛、毛拉与和卓们绿的白的缠头；有二十来个神学生的胡须与宽大的裤子；有阿拉伯与叙利亚来的议员那些织金的华丽头巾，其间还掺着若干军服。这些都是一场集会中如画而意味深长的东西——在它一切近代的排场之下，掩着彼此敌对的种族与教派那湍急的暗流与根深的情欲：犹太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贝都因人与库尔德人，都蒙居于主位的土耳其人之许，聚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命运有多少是能靠立宪程序这一剂灵丹解开的。

那是一场异常激烈的会议：反对派与无党派的议员（因近来选举上的胜利、又因对方有人倒戈而气焰甚盛）以凶狠的人身攻讦、辛辣的反讽与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向首相发起攻击。中间派与右派议员的发言，不断被敌意的插话与嘲弄的哄笑打断——轻蔑的食指从院中四面八方指来指去；常常有五六场激烈的争辩在议员个人之间同时进行，有的坐在座位上叫喊，有的在过道里指手画脚。政客们假装的热烈处处显出正在让位于真正的搏斗之情，而在巴黎养出来的少年土耳其那些世界主义的自由思想者向回教正统的高位发起进攻之处，这一点尤其显著。在这片喧嚣与叫喊之上，议长的铃声徒劳地当当作响；而在讲台之下，面无表情地坐着这场革命的独裁者、「君士坦丁堡的第二位征服者」——陆军大臣马哈茂德·舍夫盖特帕夏，无疑正在琢磨立宪政治这些古怪的用法。这一幕把土耳其议会这架机器的运转照得相当亮；同时也解释了哈吉·巴巴对我们下议院的印象——「一屋子疯子，一年里有半年聚在一处吵架」。

年迈的赛义德帕夏缓慢而吃力地走上讲台，以疲惫的单调声调宣读他为所拟修改宪法一事所作的那篇陈词滥调的辩护，喧闹便稍稍歇了一会儿，一半是因为土耳其人对老年本能的敬意，一半是因为首相的声音出了前排便几乎听不见。然而歇得不久；这老人在他的文件堆里摸索了一阵，开始第二次念起关于比利时宪法的一些枯燥的条陈，于是嚎叫与讥笑又爆发了出来。我望着这个曾做过阿卜杜勒·哈米德鹰犬的人如今那副可怜的模样，想到自耶尔德兹宫那位独断之君倒台以来他所见、所受的种种变故，心里便浮起另一位东方首相时运不济的情景——那便是庆亲王，中华帝国的领班军机、头号投机家与头号揩油之人；我仿佛又看见三年前皇太后出殡时他那副愁苦而闪烁的身影，身旁还有他的心腹、大总管太监李莲英。这样唤起的记忆，恰好为少年土耳其与少年中国境况之间许多相似之处作了一个合适的顶点。这些相似，人们最初是在不知不觉中感到的：火车载着你穿过狄奥多西城墙那道豁口时，那豁口在北京前门车站的进路上有一个分毫不差的对应。古老而朽坏的城堞之下那片无人之地里，栖着一畦畦凄凉的菜园；光秃的山岗围着尘土飞扬的平原与望不到头的荒凉；世代为奴之人朝不保夕的生计；密密麻麻的贫民窟；那些讨赏时哀声呻吟的人形稻草人；古怪的声音与更古怪的气味，透出东方生活那深不可测的底蕴。君士坦丁堡的这一切，作为欧洲那占着上风却永远隔着一层的文明最新表现的一幅永恒不变的背景，今日的游人在北京与中国各省的省城里同样看得见、听得见。

我的思绪早已从赛义德帕夏与他那篇没精打采的立宪政治陈说上飘开了，飘回到阿卜杜勒·哈米德与慈禧太后各自统治着自己的帝国、对将临的末日浑然不觉的那些日子，忽然身旁坐下了一位中国先生：中年，衣着素净，一身灰色绸衫，身材高大，举止庄重，神态十分自在。他来得像梦中人那样突兀而不相干；而当他坐定之后，几位缠绿头巾的回教教士便把注意力从赛义德帕夏身上移开，过来同他行礼——那是信士之间彼此致意的那种出奇动人的礼节——这一幕竟也显得十分妥帖。我同他攀谈，才知道他是北京人，业医。他刚刚朝过麦加，自中国走海路而来，如今取道伦敦与西伯利亚铁路回去。作为一个虔诚的回教徒，他尽自己的微力蓄了一把胡须，这番努力多少损了他那副本来讨人喜欢的仪表。他阿拉伯语说得很流利，却不通任何欧洲语言；一开口便说到他对中国革命的进展、对北京生命财产所受的威胁深为忧虑。我把他关于欧洲物价、取道西伯利亚的旅费、在伦敦生活的危险等等种种繁多的询问一一答过，才得以把他的注意力引到眼前这一幕上。他对立宪政治能否解决亚洲各民族的困苦与厄运，态度坦然是怀疑的。他无疑是个好回教徒，或许也是个好医生，可显然不是政治的行家；不过他的态度与见解却格外有趣而有益，单说中国有七百万回教徒、他们对政府的观感永远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数量，便已值得一听。他俯视着反对派那些喧闹的议员，带着哲人的淡然，透过这层幻象宽容地端详着这些「上帝那些不可解、不舒服的作品」。可是当六七个不满的议员一齐跳着脚、比着手、异口同声地大喊，高声劝首相回家辞职之时，他转过来对我说：「听说中国也要有国会了。你们英国人有国会已经许多年。你们的国会也是这个样子么？」我想在他心里同在我心里一样，浮起了一幅少年中国的预言式的景象：一个个礼服大衣、高礼帽，为了中国人民更大的光荣与福祉，正把嗓子喊哑了痛斥庆亲王与中华帝国的老臣——至于英国的那一幅景象，却分明超出他想象之所及了。我告诉他：我们的办法与规矩固然仍旧十分特别，可民主之理施于治国之术，其结果全世界大抵相同。这话似乎让他有几分宽慰；可他仍旧不断表示对中国共和运动的深忧，并且称赞土耳其人：他们虽有革命的胜利，却还明智地紧紧抓住自己古老的风俗与信念，保住了君主之理。他嘲笑中国能由广东一党那些头脑发热的票友政客治理得好而有序这个念头，又愤愤地说到他们骤然得势之后必将随之而来的种种横行与弊政。他说：「他们要像蝗虫一样把这个国家吃光；他们的破坏要比拳民还厉害。」在他心底无疑潜伏着一种不安的预感：北京听凭乱民摆布，劫掠的暴民扑向他金鱼胡同里那所无从设防的家。这些东西对他的分量，远胜于立宪政治任何理论上的好处，而对于后者，他实在并不表示什么敬意。

考察中国眼下的情形，很自然会把革命运动迅速的成功同一九〇八年少年土耳其的胜利相比，并着重指出少年中国与少年土耳其的相似之处。可是这些相似的特征根本上都在表面；而我以为，人们普遍有一种倾向，把这些新势力（两处都是由西学与经济压力所唤起的）的持久性与建设价值夸大了，并且假定它们注定要迅速改变民族的与结构上的特性。在中华帝国与这场革命——它并不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不过是一班政客偶然得手罢了——的近事之中，有许多插曲与阶段，都能在土耳其的近事中找到确切的对应。的确，凡考察奥斯曼帝国立宪政治的演变与结果、探究这个民族失序与动荡这一痼疾的根本由来的人，不可能看不出：在中国、在印度、在波斯与亚洲别的地方，也有一模一样的因与果。譬如哈米德之治的贪腐记录，同满清朝廷的很相像；广东维新派的言与行，同萨洛尼卡委员会的有许多共通之处；两国官员的无能与贪墨都大大加重了国家总的腐烂，而世界主义的金融那潜移默化的影响又使之更甚，一步步为那些自命是每一个「病夫」遗产的继承人的列强的「和平渗透」推波助澜。在两个国家，民族主义这一共同事业最初的热忱大半已经蒸发，露出了个人野心这一主导的动机；在两个国家，都有明白无误的不讲道理的排外自大的症候，又都伴着对国家与帝国利益短视的忽略。在两个国家（而中国尤甚），诚恳无私的少数迅速被谋缺的学生与不受约束的兵所淹没；爱国者的声音被政客的喧嚷压了下去；而为对抗宝座这一共同事业所一时激起的凝聚，随之而来的是内部的党争与其他分裂之力的反动。

就革命这些直接的原因与结果而论，中国的境况因此同土耳其有许多相同之处。可这些东西，如我已说过的，都在表面；在它们之下，还有一些路人不易看出、却远更攸关性命的东西：两个民族在结构与政治性格上（以及在各自的环境上）的根本之异——这些差异在决定各自命运之时，终究要比任何一班政客一时的、半属偶然的得势分量更重。亚洲各民族的本能与传统，不是起草一部宪法就能骤然改变的；从长远看，每个民族都得到它应得的政府，一切政治上的好事之徒尽可以不以为然。

土耳其民族同中国民族之间几项要紧的差异中，最显著的一项在于这样一件事实：中国人是一个同质的民族，由共同的传统、法度与文教维系在一起；而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实际上是一支占领军，四周环绕着或多或少怀有敌意的被治的民族。推动少年土耳其的精神，是一种尚武的奥斯曼主义的精神；而推动少年中国的精神，尽管有广州那些放火的人在，却是一种空谈政理的精神。少年土耳其人的梦想，是恢复帝国那被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恶政掏空了的武力与威望：是收回波斯尼亚、保加利亚与克里特。少年中国所标榜的理想，倒更近于海牙和会与托尔斯泰伯爵，是一种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和平的理想，外加世人普遍承认中华民族在智识与道德上的优越。少年土耳其人指望有朝一日废除领事裁判之约、取得关税自主，以增伊斯兰与护教者的光荣；少年中国也怀着类似的指望，不过主要着眼于由此而来的种种有油水的机会。土耳其革命是由军队完成的，军队忠实地实现了这个民族的意愿；中国革命是学生、报人与官儿的作为，几乎不曾打过仗；而如今民国的军队却成了它主要的危险。

两个民族之间另一项根本的差异，在政治上影响深远，那便是土耳其人民深植的宗教信仰与中国人那种不可知论的漠然。回教的信仰给了真信士的不止是尊严；《古兰经》与圣法是这个民族统一的感召之源，先知的宝剑与旗帜是它防线上坚固的堡垒。而中国人是世代的不可知论者，本能上是消极的抵抗者，圣战这样的东西在他们是不可思议的——那是外间蛮夷的痴愚。可正因为有这份宗教信仰，土耳其人才紧紧抓住了那些至今仍把帝国维系在一起的东西：抓住了坐在神圣宝座上的奥斯曼的后裔，抓住了圣法所定的仪礼与斋期，抓住了敬老，抓住了纪律。而所有这些东西，连同孔教伦理的约束，少年中国都要一概抛到船外去，任这条国家之船在险恶的海上无舵漂流，指望着不知怎样、不知哪一天能漂到它想象中的乌托邦乐土。况且，在土耳其，阅历与智慧比热忱分量更重，政府最后的把握仍在老臣手里，因此高门可以不失体面地延聘外国顾问来整理财政、稽核岁入、乃至恢复离心各省的秩序，在合理的权限之内给这些顾问放手办事之权，并从他们的效力中得到不小的好处——海关便是一例。而在中国，眼下当权的那些阶层深深浸透了自满与无知的豪勇，以致把欧洲人放在任何有权柄的位置上，都被看作全然不必要的耗费与「面子」的损失。列强竟敢提议监督借款的用途，更被解作对民国「主权」的直接侵犯，况且这还分明断了爱国志士个人的机会。

同中国与土耳其的维新派谈论政治与经济问题，处处都见得到法国大革命的哲人与文家、以及英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在他们心中留下的深深痕迹。尤其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东方的学子十分熟悉（而印度与中国尤甚）：他归纳的逻辑那份直截与明晰、他哲学中的仁厚，对东方人的头脑极有吸引力。可是中国的学子同别人一样，往往在西方贤哲的著作中找到他自己先入之见驱使他去找的东西——找到那些能为他自己的结论撑腰的东西。因此我们看到穆勒的影响主要流入这样一些渠道：在那里，它同卢梭与柏克的影响汇合，一齐流向自由、平等、博爱那片没有海图、风浪滔天的海；而那些仿佛是专为少年中国的受教而写的东西，它的演说者与作者却很少引用。譬如废除君主制这件事，已由一小撮广东学生依着从美国课本里得来的民主之理（暂且）定了下来；又如与之相关的一件事，即中华民族是否适于代议政治。穆勒论后一题目的文字中，有许多段落可以让那些相信共和的宣告已为中国带来新纪元的热心家停一停脚。下面几段引自那篇题为「代议政治于何种社会情形下不适用」的文字：

「同样几段历史还有力地说明了无限君主制克服文明进步之障碍的另一种方式，而这些障碍在代议政治之下本有加剧之势。直到相当晚近的阶段，进步最强的一种阻力，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地方之见。人类之中有些部分在许多方面原有自由之能、也已预备好了，却可能并不具备把自身融入哪怕最小的民族的资格。不但猜忌与反感会使他们彼此排斥、堵死自愿结合的一切可能，而且他们也许还不曾获得任何能使这结合成为真实的情感或习惯——即便这结合在名义上已经达成。他们也许像古代社群的公民、或亚洲乡村的居民一样，在把才能施于村镇利益一事上已有相当的练习，甚至在那样有限的规模上已办成了相当有效的民治；可是对那以外的一切，他们的同情心仍极微弱，对于许多这类社群所共有的利益，既无处置的习惯，也无处置的能力。

「代议政治失败的第三种原因，是人民或者无此意志、或者无此能力，去担起代议的宪政中属于他们的那一份。当无人、或只有一小部分人对国家的公共事务抱有形成舆论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关切之时，选民便很少会把投票之权用在别处，而只用来为自己的私利、为自己一方的利益、或为某个与自己有附从或依赖关系之人的利益服务。在这样一种公共情绪之下取得代议机关控制权的那个阶层，大半只把它当作谋取自身富贵的手段。行政若弱，国家便被单纯的争位之斗弄得四分五裂；行政若强，它便以一份赃物去安抚议员、或安抚其中那些能捣乱的人，以这样低廉的代价使自己成为专制；而全国代议所结的唯一果子，便是除了那些真正在统治的人之外，还多出一个由公众供养的议会，而但凡议会中有一部分人于其中有利可图的弊政，便决无革除之望。」

又说：

「一个民族若极端消极、甘心屈从暴虐，同样也不配代议政治。这样一个因性格与境遇而匍匐在地的民族，倘若真取得了代议制度，他们必定会选自己的暴君做自己的代表；而这个乍看之下本该减轻其轭的巧制，反而会把那轭压得更重。」

总而言之。土耳其革命是一场有效组织起来的运动，由一个高度集权的军事强权的首领们发动，去对付一个贪腐而睚眦必报的统治者真实的暴虐；它的目的不是毁掉主位民族的社会结构，而是把它的权威坐实，并笼络或分化国中非土耳其的成分。就此而论，那是一场由必要所证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由其结果所证成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则是由一场微不足道的地方叛乱偶然得手而生长起来的，而促成其事的，是一班早已丧失治国之能的统治者在道义上与体力上的无助。中华民国既无建设的天才，又无有权威的领袖、无持久的凝聚成分，却骤然被加到了一个既不要、也不懂代议政治的民族身上。在这样的情形下，似乎只有一个奇迹——一位禀赋着非凡政治智慧的强有力的领袖，一位中国的查理曼或彼得大帝——才能救这个民族于一段涣散与分裂的岁月。不过中华民族那最终的凝聚之力，已经熬过了许多这样的岁月。

七民国的缔造

我在前面曾力图说明：在中国人民眼下的境况之下，把共和的立宪政治之念付诸实行，只能意味着一种非法的专制不断地从这一群政治冒险家手里转到那一群手里，而民选代议的幌子徒然加重并延长了动荡。倘若如此，则必然的结论便是：共和的建立不是一出悲剧，便是一出滑稽戏。想从中国现有的制度中生长出一种以瑞士或美国那样的民主之理为本的代议政治来，其荒唐是明摆着的；而照墨西哥或乌拉圭军事独裁者的样子造出一个共和国来，则开启了一片绿林与流血的前景，其不堪忍受之处，势必逼得文明列强为自身之故不能不干涉。因此我们尽可以把中华民国看作一个偶然而短暂的现象，它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被别的东西取代：或是被那位正统改革家们所期待的天命所归之人的专制君主之治，或是被一种有限的君主之治——或许再以谨慎的立宪试验加以调剂。共和本身在政治上并不要紧，就它不可能在社会与政治的结构上留下任何长久的印记而言是如此；虽然如此，它建立的近因与它若干直接的结果，却不是不值得留意的。

首先须留意的是：即便在孙中山那一支先进的广东改革家的前锋之中，也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普遍宣告的意图，要以共和取代满人——直到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那场得手的（而显然是偶然的）革命运动爆发后约五个星期，才有此说。两广三合会与哥老会的几次地方起事与未成的叛乱，自一八九五年十月企图夺取广州起，至一九一一年四月刺杀将军、焚毁督署止，革命党所宣告的目标都是反王朝的，却从来不是共和的。一八九五年「少年中国」一党在广州正式组织起来时，其宗旨是建立立宪政治，路数与康有为一八九八年的变法运动相仿。等到武昌叛乱爆发、广东革命党人随之活动起来之时，中华民国仍不成其为一个问题。那时的运动纯然采取一省的形式，广东自治才是当日之务。十月二十八日，独立之旗在华界的一部分升起，而满人的驻防兵同「维新派」达成了和好的安排，静候对后者所提的、双方都满意的政体变更之议加以考虑。随着长江叛军每得一次手、满人的一无所能与政府的普遍涣散便愈发显露，激进极端派的纲领在太平洋沿岸美国化的华人支持之下渐渐大胆、渐渐咄咄逼人；可是直到十一月初，中华民国这个念头才有了明确的表达，得到武昌的黎元洪（他是被迫的）与南京、上海心怀不满的官员中有势力的一批人的支持。在此之前，少年中国的一切活动都始终指向加速政府的立宪政治纲领、在君主制之下召开国会。《寰球中国学生报》的社论与政治短评中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直到摄政王辞位（十二月六日），改革一党中没有哪一派认真抱过共和之念。事实上直到最后关头，这份少年中国的机关报仍旧在表白它对满人的忠诚、对满人开明的自由之政的热烈赞许。直到十一月五日，被吓坏了的宝座颁下一道屈辱的上谕，承认「革命党」为正式的政党、有权在国政上发言，极端的激进派这才看出并且立刻抓住了取得局面最高指挥权的机会。南方孙中山一党与武昌的黎元洪将军看出：仰赖通商口岸欧洲侨社同情的态度与满人混乱的涣散，只需一个强硬的方针便可一举得手。满人分明是完了，这局面就看谁先下一着狠手。

到这时为止，被宝座承认为全国民选代表的谘政院虽则咄咄逼人地趋新，却仍守着立宪的纲领。可是十一月五日，正当上海、苏州、杭州三处华界落入革命党之手的同时，谘政院被几省的叛军首领斥为未能代表全国真正的意愿。与此同时，上海正式组织起一个共和委员会，由伍廷芳、温宗尧与李平书领导——这都是有名的人物，他们的声望既来自其自由的见解，也同样来自其为官的履历。

此后，众星在它们的轨道上为共和党人而战——他们本是一小撮空想家与谋缺的政客。自此直至三月十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们这一连串的成功，可以称作一部偶然之事的编年。在那四个月里的任何一刻，满人营中只要有一点胆气、有一点运气——尤其是英国政府只要对局面有一点明智的体察——都足以使袁世凯遏住离心的潮头、贯彻他那套有政治家眼光的方针：立一个有限的君主，许以渐进的立宪改革。倘若武昌有一位强有力的总督，倘若唐绍仪作为朝廷派往革命党的代表能不负所托；尤其是倘若袁世凯能从外国银行取得整个局面所系的那笔军饷，则共和的纲领几乎毫无疑问要归于沉寂，而革命领袖们也会被迎进一个痛定思痛、已经改革了的君主之治的官场里去。共和是不意而来的机会同骤然而至的混乱所生的孩子；它的诞生出于偶然，它的早夭乃是命定。

袁世凯的方针

因为无论袁世凯以欧洲政治道德的尺度来衡量有何等短处，他自革命初起便对局面有着高明之极的把握，这是不容否认的。他极清楚共和之梦何等无望，清楚孙中山夸夸之词背后的力量何等微末而短暂。十一月二十日，他接见《泰晤士报》访员时，把自己主张以幼帝之身保住这个王朝的理由充分而坦率地说了出来。在他看来，建立共和便意味着「民主横行、纷争与分裂所生的动荡」。全国断不会支持革命党。他们若当真推翻了这个王朝，其结果便是混乱，「在这混乱之中一切利益都要受损，而帝国将有几十年不得安宁」。他力劝莫理循博士不要再热心支持少年中国与共和，说满人之不得人心不过是一种感情上的反对，只要照他的提议——「使这个在位的家族被剥夺一切重演旧日恶政之权，仅保留其为君主制的一个象征」——这反对很快便会消除。他清楚地看出了那些已经开始把南京孙中山的追随者同上海、武昌的稳健改革家分开的纷争的分量，并表示他的看法是：「北方的见解同南方的无法调和。两者的目标相去甚远。」

即便在谘政院已被南京的共和党人否认之后，袁世凯仍以极高明的手腕，几乎单枪匹马地为这个问题唯一可行的解决继续苦斗；倘若唐绍仪身为朝廷派往革命党的代表而不曾辜负他的信任，倘若他得到了英美两国政府他完全有权指望的支持，他本是会赢的。因为十二月这场危机的解决，根本上系于他能否借到一笔外债。他若借到了，不但南方的舆论会认他在国外有威望，而且许多摇摆之人会立刻投到他这边来——他是最终分发面包与鱼的人。袁世凯精通中国政治的门道与手段，十月二十七日他接下平定叛乱的全权之时便知道：他的成败必系于他手里有无款子。军队与绝大多数官员永远跟着钱袋走，而「愚民」照例跟着他们的领袖走。因此在应摄政王之召出山之前，袁世凯向谘政院与他的外国朋友们索取——并且得到了——军饷必能筹到的保证。财政部与科图男爵之间一笔六百万镑借款的临时合同已到了即将签字的地步；「四国银行团」的态度虽为彼此抵牾的训令所牵制，大体上还是同情的；另有几处也有试探性的借款提议；而袁世凯已从不止一个使馆得到非正式却明确的保证，说必要的财政支持一定会有。尽可以说，他若不曾确信能拿到款子，是决不会接下维持君主制这件又难又险的差事的。他对英国尤其抱着十足的信任，相信无论别国官方的金融受到什么政治影响而不肯援手，那个一贯主张召他回来执政的政府总不会在如此绝望的关头把他撂下。然而事实证明：北京的外交团在支持袁世凯这件事上几乎是一致的，而他维持有限君主制的方针之所以垮掉、之所以逼得他不得不尽量体面地接受共和，主要是因为英国那举足轻重的影响最终用在了公正中立的一边。他不是被革命党的什么政治家手腕打败的，他是被一个空国库打败的。

即便有了足够的款子，袁世凯也未必就能堵住离心的潮水——在宝座急召与他接任内阁总理之间他有意拖过的那半个月里，这股潮水涨得很快。也许从长远看，少年中国政治上的荒唐一经实际结果显露出来，这个民族内部和平的指望反倒增加了。倘若举国上下已被引着看出——哪怕只是隐约看出——把旧东西换个新名字并无治病之效，那么这桩恶事中或许能生出善来。虽然如此，随共和诞生而来的混乱与破坏，已使重建之功难上加难；而自国际政治的立场看，英国不曾照十二月日本所提的动议行事、不曾明确地出面支持袁世凯的方针，终究是一件憾事。

袁世凯十月二十七日抵京，发现财政的局面已经绝望。他好不容易才从皇太后的内帑中挖出一百万两，给汉口的官军发了应急的饷。科图男爵的财政方案因法国政府专一支持「四国银行团」、拒不允许他所提的借款在交易所挂牌，迅速变得无望。英国外交部一面支持法国政府与那个官方银行团的举动，一面又被上海共和党领袖所发动的猛烈的报纸攻势、被他们公然的威胁——说无论给君主制一方什么财政援助，必将引起排外的起事与抵制贸易——深深触动了。伍廷芳博士在一份登在欧洲报纸上的电文中说：「革命计划若遭任何挫败，中国人民必将归咎于那些以金钱助另一方的外国人。」袁世凯向几位独立的金融家筹款，徒劳无功地折腾了半个月；其间有几个使馆（尤以美国使馆为著）正在敦促本国政府出面援助君主制；到头来他所面对的，是一堵「善意中立」的石墙，而白话报纸一致把它解作对革命党目标的同情。

英国的方针

英国在这个关头作此决定的动机，另有一章论列。眼下只须指出：所采的方针是地方性的、商业性的，而不是帝国性的、政治性的。一场需要以大洲为单位来思考、需要尽可能开阔眼界的危机，却以一种神经质的摇摆与商人的畏缩去接近它、处理它。指望又一次战胜了经验；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远东方针从来不是什么「明智的预见」与治国之术，而是一条曲折的线，逐日由偶然、由感情上的考虑、或由有势力之人（其用心未必总是无私的）的意见所决定。

就眼下这件事而论，影响英国当局态度的主要看法，无疑出自这样一件事实：通商口岸的商界与报界、以及内地的传教士，几乎一致是少年中国与共和的热烈支持者，并且高声抗议外交团支持袁世凯有限君主制的提议。这种普遍的同情——在某些场合甚至使负责的官员公然支持革命一方——所再现的局面，无论在因还是在果上，都同太平天国起事之初上海那种规模较小的局面十分相似。这一情形的解释是错综的。首先，对满人的无能与怯懦的厌恶，使外国人同中国人一样普遍指望：把他们除掉总会有些改善——凭的是那条一般的常理：变总比不变好。通商口岸寻常的商人对内地的生活情形所知极少乃至全然不知，便倾向于接受少年中国那些改革家的见解，而这些人在一切实际意义上都是外国人。还须留意的是：就在华寻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论，除了官员与传教士之外，很少有人切近地关心中国的内政与党派之争，除非这些事直接影响到买卖。语言的难处、以及那些把东方同西方分开的无形的社会藩篱，使通商口岸寻常的欧洲人对自己周围正在起作用的种种力量之强弱与去向懵然而又安然。他通常满足于做买卖、玩乐，把中国人、他们的叛乱、政治与长久的动荡都视为理所当然。再加上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居于下风者本能的同情，以及一种普遍的信念——以为满人之治一去，买卖上必有好处——其结果我相信颇能代表一九一一年十月与十一月间商界的态度。

在华外国侨社的态度

在这背后，还有若干权宜之计——不如说自保之计——的动机，其重要或许不亚于前者。须记住：在华外国人的舆论差不多全然发端于通商口岸，而这些租界同时又是少年中国的孵化之地与驰骋之场。如今在叛乱爆发后的一片纷乱之中，少年中国凭着它同那些洋操训练出来的军官的密切关系与影响，显出一种颇为可观的驾驭叛军中有纪律的部队的本事；而且它还明白无误地暗示过：内地欧洲人的生命财产，将系于它将来的善意。这份善意作为不干涉的代价而显示给外国人看，其保护的价值不容否认；因此欧洲人的同情倾向于叛乱一边，也就十分自然了。单是自保一端，且不去寻什么别有用心的动机，便足以使通商口岸与各省的每一个商人、每一个传教士赞成这条路。不过传教士同情少年中国另有充分的理由。首先，革命党人身上那个标记——西学——有许多是在教会学堂里学来的，而受美国教育的中国青年对人之权利、尤其是对他自己的权利，见解格外笃定。再者，共和一党对传教界的同情有一种有力的号召，因为它的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博士自称是基督徒——凭这件吉祥的事实可以、而且确实建起了无穷无尽的虔诚指望。然而在一个略通历史的人看来，基督教同共和运动的开端这样结合在一起，却有一种令人想起太平天国的不祥意味。孙中山博士这位中华民国基督徒大总统在南京被日本顾问、学生与将军们簇拥着的图景，不可抗拒地使人想起四十八年前南京那座天王的金箔朝廷。

新教传教士对这新朝代的同情既普遍又十分真诚，自然而然反映在上海与各通商口岸的外文报纸上，原因是这些报纸在内地的通信员多半不能不是传教士。不过除此之外，商界在这些报纸上所表达的意见，起初也一致倾向于那个长久以来徒然宣告自己渴望改革的一党；何况，高呼一声「国王死了——国王万岁！」这个念头，总有些投合人性的地方。

至于共和运动在英美报界被如何呈现——这在决定列强善意不干涉的态度上是个不小的因素——则有这样一件事实：最初据以形成舆论的那些见解，其特点是含糊的感情，而不是对所涉重大问题的任何持平的批判力或历史判断。对当下人物与动机看得太近，反而遮蔽了这些问题，妨碍了公正地识别因果所必需的那份哲学的超然。可是促成袁世凯方针失败的首要因素，是唐绍仪所扮的角色——他是袁世凯最出色的臂膀，也是那位大总督手下擢至高位的留美广东人中最有名望的一位。

唐绍仪的方针

在华熟识他的外国人——包括笔者在内——一向对他极为敬重，不单因为他才具过人，更因为他有胆量不理会官场的成套、因为他的坦率与似乎真诚的态度。他有广东人那种乡党之气，在谈判中也有官场的那份「滑」；可是他议论时的通情达理、他在外务部与邮传部任内（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所显出的对事务的超群了解、以及他在北京领头推动禁烟立法所居的显著地位，都为他赢得了同胞的钦佩与各国使馆的尊重。然而正如袁世凯一八九八年出卖皇帝所扮的角色从来不曾被当时的稳健改革家忘记或原谅，唐绍仪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作为袁世凯派往革命党的代表所扮的角色（更不必提他经办借款交涉、以及六月身任总理而忽然离京出走），也使他在中国人与外国人眼中大为受损。中国人、甚至他的同乡，都无法就他这场非凡的垮台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一个外国人要说清就更难了；不过把他的举动作最宽厚的解释，并参照一切已知的事实来看，至少有一种结论是说得通的：他是被孙中山那些政治上的鬼火所惑、被向羞辱并伤害过他的满人复仇之心所驱、又被同盟会中先进的激进派所施的影响所推，走上了个人野心的眩目高处。因为唐绍仪即便在君主制下宦途的顶点，也永远是先做广东人、后做中国官。要评判他奉朝命出使上海与武昌革命领袖时所显的失信，须得体谅这样一种处境的诱惑：它向一个才智过人、一生都在权谋、机变与赃物的空气里度过的人敞开了几乎无限的可能。骤然一试于危局，他那飞腾的野心似乎压倒了他的忠诚与审慎；而在仓促之中，他既没有抓住一个极其错综的局面的要害，也没有把它的细节弄明白。唐绍仪虽然精明，性情却一向是冲动的，甚至可说是任性的。他做奉天巡抚时，显出过人的精力与首创之能，同时又带着东方人的宿命之感，以及一种古怪的脾气：凡是勾起他好恶的问题，他便不大顾实际的一面。

袁世凯在汉口劝革命党接受立宪君主制未果，于十一月十三日回到北京。唐绍仪数日后抵京，虽然口口声声忠于袁世凯，却掩不住他对共和党人的同情。在袁世凯全副精力所注的借款交涉中，他自始便显出邮传部相沿的那份心思：要在外国资本家之间挑起你死我活的竞争，为此不顾实际的与情面上的义务。十一月十六日，袁世凯同「四国」银行团直接开议。唐绍仪劝他不要走这条路，理由是这些金融家实际上代表着外国列强的政治野心，而他们那些涉及监督用款的条件与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不相容。这里说话的显然是同盟会，代广东发出财政自主的愿望。十一月二十日，唐绍仪拜访枢密院首领庆亲王，进言说避免再流血的唯一办法，是政府同意把立宪君主还是共和这个问题交全国公决，并遵其结果。这里说话的又是同盟会，因为没有谁比唐绍仪更清楚：在中国搞全民公决同搞大选一样办不到。庆亲王拒绝考虑这个提议，唐绍仪便退回天津的私邸去了。十一月二十六日，官军在武昌得手，给君主一方注入了新的指望。革命军统领黎元洪表示愿意接受袁世凯最初所提的条件，而人们指望凭他的影响，南方各省会同意有限的君主制，条件是废除满人的一切特权。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袁世凯决定派唐绍仪以朝廷代表的身份往长江去，照这条路子商定和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某些方面对袁世凯本人方针的诚意起了疑心——因为他确曾同孙中山一党有过往来，而且他不会不知道唐绍仪倾向共和。

十一月三十日，经英国总领事戈飞先生斡旋，武昌议定停战，黎元洪同齐集的八省代表开了一次会。唐绍仪于十二月八日自北京赴汉口。南京的革命一党曾表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愿望：希望他单身前往；又希望会议不在汉口而在上海举行。（黎元洪同袁世凯私交甚厚，且新近公然主张调和，这足以解释这种态度。）尽管如此，袁世凯坚持要唐绍仪带上几位政府与各省的代表同行。一位外国人到车站去祝他此行顺利，唐绍仪临别的一句话是：「唯一的解决只能是共和。」

在这样的兆头下开议，其结果是不问可知的。十二月十一日，上海的革命领袖拒绝承认黎元洪有代他们议和之权，于是议定唐绍仪前往上海，在那里开会。这一道义上的胜利、加上唐绍仪显然同情的态度，立时收了效：一个星期前还持调和之调、在君主制问题上愿意妥协的本国报纸，语气变得公然共和起来；而上海一党的领袖则纷纷致电袁世凯，敦促他接受大总统之位。与此同时，摄政王已于六日辞位。

外债问题

同南方的交涉眼看要本着合情合理的调和精神举行，朱尔典爵士在北京便于十二月六日通知英国银行团的代办，说他认为此时正好向英国政府进言，支持给袁世凯一笔借款。得此示意之后，「四国」银行团驻北京的代表开会，议定电告总部，力请从速办理。可是局面已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每一天变化之快，断绝了一切成功谈成政府借款的指望。远在北京的银行家们能因各团磋商而得到明确训令之前，英国公使对共和党人同袁世凯达成妥协的指望已跌到了零。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关头——其实在整个革命危机中都是如此——他的态度与举动都大受《泰晤士报》访员的影响；那位访员一再宣告同情少年中国与共和，这些话逐日在全世界的报纸上转载，无疑不但对外交部与使馆的判断、而且对共和党领袖本身的态度都起了极有力的作用。何况上海商会与其他有势力的团体仍在不断反对一切支持政府的提议。朱尔典爵士于是夹在自己对局面正确的判断、本国侨民的意见、与外交部的训令（外交部主要关心的是保护商人与债券持有人眼前的利益）三者之间，便同「四国」的外交同僚们商量起来。到这一步，所拟借款的国际一面便尖锐地凸现出来，结果俄国与日本两国公使也加入了这场外交上的会商。给袁世凯一笔急需借款的问题，很快便消失在外交辞令与无益之举的迷宫里；而许多善意的净结果，不过是一份联合照会，于十二月二十日经驻上海各国总领事转交议和代表，敦促双方从速达成合理的谅解。这份代表着六大强国集体智慧与首创之能的联合照会，本意是把善意中立的表示同一种暗示结合起来——暗示外国的利益同这场争端关系密切〔原注：这几国「仍保持迄今所取的绝对中立态度」，却「认为有义务以非正式的方式提请两位代表注意：必须尽速达成一种足以结束目前冲突的谅解；并确信此见与有关两方的愿望相合」。提请两方注意必须照他们自己的愿望行事——若撇开外交辞令，这至多也只能算一件无用之举。〕。然而它当下的效果却是给革命一方增了威望，因为列强此举自然被革命领袖与报界解作对共和党人交战团体地位的正式承认。两天之后，《泰晤士报》访员正在长江各通商口岸巡访，报道说列强此举大大壮了革命运动的声势。到这时为止，唯一阻住共和党人完全得胜、阻住袁世凯最后抵抗崩溃的，是人们知道日本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敦促其盟邦支持这位内阁总理、以维护君主之理。日本政府在联合照会上签了字，便被看作这一方针已被明确放弃的证据。「善意中立」已经演完了它的角色，而唐绍仪以朝廷代表的身份登场，便是君主一方的终结。

议和会议

议和代表于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一在上海会齐，伍廷芳为共和临时政府的首席代表，唐绍仪为朝廷代表。在唐绍仪抵沪、六国联合照会递交之前，局势尚未分明：停战使双方军队各守原地，为便于交涉又已展期；而黎元洪在接受袁世凯提议一事上究竟作何打算，仍是未定之数。倘若会议照袁世凯与黎元洪所愿在武昌举行，很可能会按这位内阁总理的心愿收场。直到最后关头（实际上直到十二月十六日），他仍在敦促伍廷芳与上海、南京的代表前来武昌，然而徒劳。以后来的事看，朝廷代表支持了伍廷芳把会议放在上海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黎元洪是湖北人。上海一党的领袖伍廷芳博士与温宗尧是广东人。既要建共和，把事情的指挥权握在该握的人手里，总是稳妥些。

唐绍仪以他惯有的坦率，毫不讳言自己同情共和。十二月二十二日，双方——他们的用意自会议之初便完全一致——正为「做面子」而维持着交涉的样子，《泰晤士报》访员自上海发电说：「此间以及他的朋友们对唐绍仪这样早便宣告同情共和，并不觉得意外。他切望不再流血，又深信多数人民决不会接受任何保留一个受人鄙薄、不为人信的王朝的傀儡皇帝的妥协，因此他走了唯一可走的路，归附了共和。」白话报纸整体上竟看不出唐绍仪在这种情形下接受朝廷代表之职有何不合，这件事很能说明中国的政治道德。

提议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国体

上海的局面立刻反过来影响了北方。报纸的语气变得激烈地革命起来，此前拥护君主制的报纸也掉转旗帜，投到得胜的一边。仍旧坚持君主之念的袁世凯，受到了暗杀的威胁。同时那场滑稽的交涉还在继续，而共和一方的要求显然因朝廷代表所提供的消息与所进的言而更加强硬。有证据表明：在唐绍仪登场之前，上海的革命党中有若干人（包括伍廷芳在内）因官军新近在武昌得手而动，本已准备照袁世凯所提的路子商议和局。唐绍仪则公然赞成共和的纲领——会议第一次开会时他便「赞同伍廷芳所表达的见解」，此后他又把这见解写进一道奏折上呈宝座并加以支持：即「君主还是共和」的问题应交由一个国民会议决定，其代表由各省与各属地选派。与此同时，他致电英美两国公使与「四国」银行团的代表，力言不可贷款给袁世凯，理由是那势必引起排外的骚乱。上海商会支持这些意见，另有几位有势力的欧洲人也帮着向北京施压。袁世凯只得俯首于势所必至，表示同意；十二月二十八日，朝廷下了一道上谕答复唐绍仪的奏折，表示愿意遵从所议国民会议的决定。这便是君主制的死刑判决书。自此共和在一切实际意义上已成定局，而它最后的胜利，竟要归功于那个受命维护朝廷一方的人。

十二月底，唐绍仪显然一心要把共和的地位坐实，遂同伍廷芳议定：在国民会议就将来国体作出决定之前，「满清政府不得接受或设法取得外债」。国民会议分明没有即刻召开的指望；这一条于是把中央政府判处了无限期的破产，同时又为上海与南京展开了省借款的前景，令人快慰。这已经够糟；可他还进而代政府许诺：官军撤出汉口与汉阳——那正是他们新近得手之地。按停战的明文条款而论，这无异于背叛，而其用意显然是要把效忠朝廷的军队的士气抽个干净。这一「大方」的让步，引来了北方官军统领、以及少数没有把心思全放在个人身家上的满人的愤怒抗议。唐绍仪受到严厉攻击，便提出辞职，于正月二日为宝座与袁世凯所准。他的活儿干完了。他尽可以坐享其功，静候共和报答他的效劳。

这期间，普遍被拥为共和纲领首倡者的孙中山已于圣诞前夜抵达上海，并被齐集南京的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这些人和他们在上海的朋友希望国民会议立即召开，并且在上海召开。袁世凯守着他最后一道壕沟，反对这个提议，理由是在这样一种存有成见的空气里不可能有独立的投票。然而不久便看得明白：国民会议这整个念头是唐绍仪与上海共和党人极高明的一着，它断了中央政府借外债的一切指望，又使它在效忠朝廷的军队跟前「失了面子」。就可行的政治而论，国民会议之能开成，其指望之渺茫，正如在英国指望自由党早日兑现改造上议院的承诺一样。宝座接受召开国民会议之议，如我所说，便是它的死刑判决书。上谕颁下不到一星期，国民会议已由双方同意搁下；四面八方传来的是要求宝座退位的高呼。照例的那套机括又运转起来。欧洲侨民的同情又被牵动；中国的商会又向各有关方面拍电报。伍廷芳逐日致电袁世凯，声称全国的决心不可动摇，「除以民意为本的共和之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而一家正迅速学会共和门道与手段的本地报纸，把他的努力烘托得十分得力。正月十日，《泰晤士报》访员已能拍电报说：早日退位已成定局；国民会议则化作了轻烟。最后的结局因正月十六日刺袁未遂而加快，那件事在满人与中国人中间同样散播了恐怖。满洲亲贵与朝廷曾靠铁良的进言注入过最后一点胆气、闪过最后一丝抵抗的火光；铁良是拳民的旧人，是南京那位以贪贿与夸口出名的将军，正月中旬他安然回到了北京。此人是袁世凯的宿敌，在族人中颇有威望；一九〇八年慈禧死后正是他一手促成了袁世凯的失势。他这时得以说动朝廷，说袁世凯对他们不忠，并使皇太后颁下上谕，声明只有国民会议如此议决，她才退位。这一决定本身完全正当。国民会议这一解决曾为国中各党所正式接受；要求立即退位，乃是饥饿的谋缺之人与报人鼓动的结果，他们拿准了满洲亲贵怕丢掉人家许给他们的恩俸这一点。可是这最后的坚守是短命的。正月二十六日与二十七日又有两起炸弹案（其中一起炸死了满人将领良弼）。二十五日《泰晤士报》访员报道说：「预料这最后两起案子将大大促使亲贵们重新考虑他们对早日退位的反对，此外还有别的压力正在施加。」到三十一日，宝座已经明白「不能再违抗人民的警告」。炸药取代国民会议成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共和的胜利已成定局。在一个金钱就是政治之全部始终的国度里，一个王朝竟因没有款子而倒了下去。满人的退位于二月十二日以许多古怪的仪节办完，而以民国的名义向皇室保证了恩俸、尊号与名位上的优厚条件。

满人的退位

退位诏书是得体、巧思与文采的典范，是袁世凯手下最能干、最忠实的广东部属之一梁士诒代他起草的——此人比任何人都更竭尽心力，要为朝廷一方筹到款子。在这几道诏书的头一道里，皇太后被写成这样说：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以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打了一场好仗，不是为满人——满人的权力与特权正是他自己毫不犹豫地一扫而空的——而是为了保住宝座，因为在一个受着混乱涣散威胁的国家里，那是唯一的聚拢之点。曾把他奉为帝国救星的列强抛弃了他，南方的共和党人不信任他，少年中国中不受约束的分子怕他，旧派满人恨他；他尽了本分，而他失败了。十一月间他曾宣称：参与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将使他在全世界面前被打上撒谎者的烙印」。中国各色官员彼此关系底下那份深深的猜疑，从这样一件事上可见一斑：国中屡屡有人断言并相信，唐绍仪叛离朝廷一方是袁世凯事先知情的，他自己从摄政王手中接过内阁总理之职，乃是出卖满人的一条深谋。这样的背叛之说是无从接受的：恰恰相反，他态度与举动中的一切都印证了这样的看法——在整场危机中他所行的是一条前后一贯、有政治家眼光的路，是真心为他国家的最终好处着想的。他既同意在共和之下供职，便无从指望逃脱前后不一的指责；可是这里同样一切都指向爱国，而不是个人野心的满足。他后来表白真心信服共和的政体，无疑是循着东方治术的老路数，其中充满了投机与机巧。不过评判他这件事，须记住袁世凯并不是一个讲西学的官。他不理会报纸的力量，而西方政客的眼前永远摆着这个力量；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一年前说过或做过的事，都记录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卷宗与人们的心里。身为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处境之难之险比在君主制下还要大；不过绝大多数观察者都不无道理地认为：他居于国家的首位，是使这个国家免于长年内争的最好指望——若非最后的指望的话。

民国之下党派的萌芽

满人退位之后恰恰过了两天，共和这张琴上便露出了第一道裂痕，「旧」共和党人与「新」共和党人之间争权夺位的斗争开始了。二月十四日，袁世凯接到孙中山的邀请，请他即刻南下南京，在那里从南京议会的参议院手中接受民国大总统的提名，理由是「共和政体的组织不能由满清皇帝授予」。袁世凯十分不情愿，却也不得不接受这一邀请。此后民国头几天的历史不在我们眼下的论列之内；不过有一件事可作中国政局的典型记下来：北京军队的哗变——它终于使大总统未能南下——被他的反对者们毫无顾忌地说成是他自己怂恿的。

伊藤公爵的见解

在考察共和政体在中国有无长久的可能、有无恢复君主制的机会之前，不妨先看看一位伟人的见解——他的地位使他有资格以平静的心态、以对人事的广阔眼界所生的智慧来接近这个题目。我说的是已故的伊藤公爵：这位政治家把哲学的判断与爱国之心结合到了极罕见的程度，因此凡想对远东政治情形形成正确认识的人，都值得细听他的见解。奇罗尔爵士在一九一二年四月的《评论季刊》上转述了一九〇九年春天在东京同伊藤公爵一番谈话的大意；那一次，这位日本政治家毫不迟疑地说出了他对少年中国破坏与分裂倾向的看法，并说出了为什么不可能指望中国人民跟着他们走还能企及日本在政治与物质上的成功。这篇文章的价值又因这样一件事实而增加：自革命运动爆发以来，日本政府的方针显然正是以伊藤公爵对局面的见解为本、其举动也显然是按此「预先布置」的。倘若英国的方针也曾由这样明辨的政治洞察与这样敏锐的先见所拟定、所指引，那对中国、对英国的利益都是幸事。

伊藤公爵同意那个普遍的看法：满人已无能履行其统治者的本分；他并且认为英国当年助他们戡定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是失策。

「戈登与他的『常胜军』阻住了满清王朝的倾覆，也就打断了一个正常而健康的自然过程。满人自那以后所做的事，没有一桩能提供丝毫证据说明他们值得被救〔原注：伊藤公爵认为光绪皇帝在一八九八年变法运动中所扮的角色是从属性的，乃由康有为及其友人所主使。〕；而当他们倒下之时——他们必倒，而且不久便要倒——这场翻覆将因拖得太久而格外猛烈、格外旷日持久。」

谈到日本如何自谋其救时，伊藤公爵作结说：

「如此，由于种种情形，我国史上那场大危机所造出的不单是几位个别的领袖，而是整整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在许多方面既有资格、也已预备好去领导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况且当时空气中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理念，国中那些新的——你也可以说革命的——愿望能围绕它凝结成这样一种形态：既取得一场真正革命的一切好处，又保住古老传统不间断的绵延。我们不必毁掉宝座，反而可以宣称我们的目的是恢复那被德川统治者篡权的野心遮蔽得太久的皇权……」

在把日本不受威胁的主权同中国的状况相比时，他说：

「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独立，她自己并无实力可以保卫；就其得到保护而言，其所赖者与其说是那些据说在担保它们的条约，远不如说是列国彼此的猜忌。然而中国虽然现在、其实一向都听凭外国人摆布，中国人直到不久以前还表现得对一切西方影响全然不入——除了更强的武力这一种。不但统治阶层，实际上中国的一切阶层，都木然地裹在他们对自身文明固有优越的信念里……

「最近这几年无疑有了相当而且极快的变化，可即便这变化，与其说是自内而发的自然生长，不如说是西方观念自外输入的结果，输入者是那些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他们回到本国时不但浸透了西方的观念，而且同一切旧有的中国观念疏远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几乎同生来就是外国人一样，已经丧失了同中国人视角的接触。他们所宣讲的教义之所以生硬而暴烈，其故在此。」

最后，他指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伟大的民族理想足以成为号召、把国中一切求变之力联合起来，于是作结说：

「而且到目前为止，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在中国，社会上似乎没有哪一个阶层能够领导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官这一阶层虽有若干出色的例外，整体上却以无能与贪墨著称。商人可算中国最接近中产阶层的东西，他们在生意上颇有诚实与精明之名，可是他们一向远离公共事务，而以中国人专精一事的本事，他们把这些事看作全然在自己活动范围之外。广大民众在中国恐怕比在多数东方国家还要惰。他们节俭而极勤劳，多少世纪以来已习惯于被统治者当作『愚民』看待，以致如今他们对自身日常劳作那狭窄地平线以外的一切都极度漠然，几乎可以说坐实了这个绰号。那些自国外归来的青年学生构成一个声音很大、也不是不重要的鼓动者的团体，其中许多人怀着极好的用心，可是他们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根，很难说他们能构成一个足以指挥并驾驭任何实际行动的阶层。至于中国的军队，在中国这样一个全然没有尚武传统的国家里，能编练出一支兼具应付这种局面所需的效能与纪律的军队，似乎是极不可能的。」

赫德爵士的见解

赫德爵士在拳乱溃败之后为满清王朝所写的辩护之辞〔原注：《这些从秦国来》，查普曼与霍尔书局，一九〇一年。〕中，并没有看见什么共和的幻象。他说：「似乎只有三条路可选：瓜分、易代、以及把满人之治修补起来。」他知道中国人是「极务实的人，对有力量统治而又有见识公正统治的人的统治，接受起来比别的民族更为心平气和」，可他不赞成瓜分，因为「中国人的情感与中国人的愿望」在那里。他认为新朝必使这个国家陷入多年的无政府，因为「全中国并无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因此他同十年后的袁世凯一样，宁可忍受他所知道的那些祸害。大隈伯爵这位见解在梁启超一派立宪改革家中分量极重的政治家，在危机之初表示他的意见与袁世凯有限君主制的纲领完全一致，其立论与柏克所持的相仿——柏克说过：「君主制优于共和，因为把共和的好处嫁接到君主制上，比把君主制的好处嫁接到共和上要容易。」最后，在立宪的少年中国、即康有为与梁启超之下不断壮大的稳健改革一党看来，共和同中国的传统全然不相容。梁启超在神户接受一位美国通讯社记者访问时，表示的意思是：「眼下这场纷扰的结局必是一种最先进的立宪君主制」；而若那位记者的话可信，他还加了一句东方人所喜欢的谶语式的话——「此事将由一人促成，而此人眼下尚未登场。」

共和的半年

这些见解所当得出的结论无须多费笔墨，因为在无助的满人退位后的半年之内，全国已有充分的机会自行判断：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的宣言中那样自信地许下的郑重誓言，少年中国究竟有多少兑现之望。半年过去了，当日这位自封的全国代表曾许诺要「提高我人民的地位，使其安享和平，为其富庶立法；重修法典，整顿财政，废除通商之限，并保证宗教之宽容」。半年——而今日，悲观的疑虑竟正弥漫在当初宣告一场喜悦的觉醒已然破晓的那些人中间。无人节制、也无从节制的军队已经抛弃了少年中国；成群饥饿的政客仍旧埋头于无益的争辩与卑琐的倾轧；政府既无威望，又无方针，也无实力；国中三党同样忘了国家的急需，争的是位子与油水；内阁则被京中票友政客的进言与各省的威胁抗议搅得心神不宁。到七月初，这个国家对权威统治那种本能的渴求已开始抬头。各省的军警联合会警告国会中的三党「停止以其无谓而自私的党争掣肘政府」，并敦请大总统建立军事独裁。少年中国原是武昌之变最初那片纷乱中唯一带着明确目标出现的能发声的力量，此时已经完全涣散（正如袁世凯所预见的）；取而代之的，是随着军队迅速意识到自身力量而自然生成的一个军人同盟，与那个掌握着土耳其政治命运的同盟相仿。自军事独裁到恢复君主政体，这条路是好走的。

中国的民众思之迟、动之缓。他们在政治上未受教育，甚至可说没有意识，因此对官儿——无论新旧——的作为一概漠然，只要那些作为不太切近地触到他们那个狭小世界里要紧的东西。对共和及其自由平等的福音，他们无疑听过一些含糊的风声，正如他们听说过日俄之战一样。对那些「自治章程」，他们大概也听说过，并且把它们同币制改革、废除厘金一并归入「耳边风」一类，看作无害的空文，是为安抚那些不安分的外国人而发明出来的。劳作的下层民众彼此交通之途甚少；新的观念与新的事实的吸收，要经过长长的心智过程。尽可以断言：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对「共和」一词的意思毫无概念；更要紧的是，他们还不曾意识到把天子从天朝的秩序中搬走对他们自身生活有何影响。这是一个农耕的民族，生于祖先崇拜与家长式的敬天之中，长于其中，把皇帝看作上天所立的、他们家族制度的中心与顶冠；在播种与收获之时、在水旱饥馑之日，他们仰望他去招福、去禳祸——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民族会为政客的什么幻想或把戏，轻易把他们根深的传统、他们亘古的崇敬与信念抛到一边。这是不可思议的：非经一百年的教化之功，孙中山的梦想不可能挨到可行政治的边上。而在这期间，因为一个民族总体的性格由其单位的性格所决定，中国若听任她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必定会退回到一种把天子留在龙座上的政体。

恢复君主制的机会

细看那几道由中国最能干的一支笔、最清楚的一副头脑所起草的退位诏书，其中似乎可以觉出对这一层意思微妙的暗示，甚至可以觉出为钟摆必然的回摆所作的谨慎的预备。东方的治术中有一条根本之理：凡政治上的安排都应为反动与修正的可能留出余地。中国人格外不喜欢任何带有定局意味的东西，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意上；他们本能地懂得留一条改主意的缝隙自有其妙。这个民族的这一特性，在满人的退位诏书中反映得很清楚。首先，诏书避开了那个直接表达「完全退位」之意的中文字眼。它载明这个王朝已不再行使统治之权，可皇帝的尊号仍在，而铁帽子王与其他世袭贵族的爵秩尊荣也一概未损。最后，在恩俸与居住之权上，共和方面给朝廷的条件是优厚的。作为一位独断的统治者，皇帝体面地、并非毫无尊荣地退出了这舞台；作为前皇族的宗主，他继续存在，而且就在紫禁城近旁；在如此划定的范围之内，他仍在继续其家族的典礼与祭祀之事。在颐和园的「深居」之中，这位满洲皇帝将继续存在，保留他的内廷人员与繁复的宫廷礼节，并享受旧日臣民的「应有礼遇——而非臣服与服从」。在一个政治阴谋盛行、军队的忠诚可以买卖的国度里，一座据说窖藏着巨款的朝廷，显然大可以在政治上继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一场拥满的反革命，无论其即时结果如何，都将是国家的大祸；可是共和之治必至的涣散，使它大有可能。眼下仍有可观的武力或偏向、或忠于满人一方：有南京的守将张勋，他左右着山东的局面；有满洲总督赵尔巽，看来是不可调和的；还有升允，带着他那支盗匪之军在甘肃边上。袁世凯若能驾驭北京那些喧闹的派系、若能笼络住各省那根深的地方之见，尤其是若能把民国的财政集中起来加以整顿，这几支半叛之军无疑会（有条件地）归附他；可是眼下这种混乱的情形若继续下去，一场拥满的反动运动几乎一定要发生，而到那时这几支力量便不能不加以计算了。

不过撇开满人——他们是异族的统治者，已经彻底失去了民众的敬重——不谈，出于上述种种理由，君主政体最终的恢复似乎在道义上是确定无疑的，因为那是避免某些省份脱离的唯一办法——自革命以来，正是在这些省份里自治的倾向最为显著。无论落在袁世凯手里，还是落在明朝嫡裔手里，帝王之身与帝王之权对中国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存在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位君主的来历与个人的资格倒在其次；可是维持君主之理，同孔门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宝座是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天然的中心。

一位明裔的觊觎者

在立宪君主派的改革家中间，明太祖的嫡裔朱侯的候选资格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安徽与湖北的士人中尤其如此。他今年四十五岁，据说人颇聪明，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过尽可以预言：袁世凯若决意去做一朝的开国之君，则凭他同军中首领的关系与他个人的威望，明室复辟的机会将被彻底掐灭。就此而言有一点值得记下：中国那几个大家族——慈禧之世的那些「大姓」，李家、曾家与左家——都同共和的纲领全然无涉，而在任何恢复君主制的运动中，他们无疑都会是一支有力的因素（尽管他们已因这场叛乱的动乱而家道中落）。

不过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并鉴于威胁着这个古老的中国之邦的重重危险，有这么一点似乎是确定的：或者那位天命所归之人出现，以有益的纪律去约束那些交战的政治派系；或者这个国家力竭而倒，成为强邻的猎物。后一种命运此刻正落在北边的属地上，而谁又说得出这「地理的引力」将在哪一点上停住呢？

无论如何，以人事而论，共和似乎是办不到的。回头看看它诞生与成长的偶然，倒是它居然能长到成年，才叫人诧异。

共和运动最初的组织

我已说过袁世凯维持有限君主制失败的原因，也说明了唐绍仪在建立共和中所起的作用。不过还有一件可注目的事有待说明：武昌起事不到一个月，上海与南京的少年中国竟已生出了一种类似共和的组织来，至少足以使他们在孙中山抵华时选他为大总统，并向世界拿出若干看得见的权威的标记。正是这种力量的迅速集结、这些有组织的领导与方针的症候，使许多观察者把这场运动内在的凝聚力夸大了，把这场革命看作耐心而有远见的组织一场了不起的胜利。换句话说，他们把只有广东前锋中少数人才有的品质，归到了整个少年中国身上。因为须记住：这场运动在密谋阶段所具有的一切首创之能与凝聚力，都是广东人的。这一事实解释了南京临时政府头几个星期的热忱与表面上的一致；它也解释了共和之念刚一带上全国色彩，谘政院中的派系与党争何以迅速滋长。因为如前一章所说，两广的居民在社会上与政治上都同中国其余的地方大不相同。湖南、江苏与安徽那些脑子转得慢些的人，却自认是中国文教与文明的精华，自认本省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因此一到分赃的时候，除了一只有力的权威之手，什么也保不住太平。在北京，正如铺子的招牌所证明的，广东被看作同外国差不多。袁世凯的兵在南京代表的寓所开始他们的劫掠时，讥笑南方这些礼服大衣的青年是猴子——既非中国人，也非外国人；他们说的不过是北方共有的心声罢了。

广东的激进派

广东激进派的政治活动与组织，是少年中国骤然采行共和纲领的首要原因；这个传统上动荡与叛乱的中心，给了一场本来只会是反王朝、无政府的运动以明确的民主愿望。而在中枢造出这一组织的人、那些有能力有势力在上海与南京建起共和临时政府的人，无疑是广东的秘密会社，它们一向承认孙中山为其领袖。一开始，伍廷芳与温宗尧在上海宣告的共和纲领，分明同广东人的首倡分不开。革命党的军费几乎全由广东人捐输的款子供给，凭这一点他们得以在一段时间里左右中部各省革命党的方针，并从黎元洪将军手中夺过对北京交涉的直接控制。孙中山把住钱袋，又有他对通商口岸报界深远的影响加以凸显与支撑，这在局面中是一个攸关性命的因素。他能从香港、新加坡、美洲与南洋的广东爱国者那里提取大笔款项，而他的同谋们凭这些款子迅速招募了一支为数可观的半属海盗的队伍，这就使广州自始便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也使它的自我伸张有了几分道理。孙中山同日本金融家的密切关系、以及他通过他们所作的购买军火弹药的安排，无疑给这位广东领袖带来了极大的威望；而随着运动的壮大，共和一方在美英两国报纸战中明白无误的成功又使这威望更增。直到中部各省那素来潜伏的猜忌醒过来、断定孙中山的野心意味着「广东人的中国」，那个和睦统一的天朝共和之梦才开始褪色。不过平心而论，对广东人的作为作这样的解读，并不是孙中山的过错：他的乌托邦幻象格外没有地方之见，而他那股狂热的共和主义至少有一样长处，便是诚恳。说到造出这个共和的三个人，尽可以这样讲：孙中山生来是共和党人，唐绍仪是自己挣来的共和主义，而黎元洪的共和主义则是被硬塞给他的。

既然得出结论说共和的制度同中国人民的传统与本能全然不能相容，末了便有必要再一次强调东南沿海多山各省的居民同大平原上的居民之间那些根本的差异；记住这些差异，便可以设想广东与广西最终建起一个照美国路子立的共和国。在这两省，秘密会社那些有见识、半带政治色彩的活动，无疑已经教育了比中部或北方政客所能达到的广大得多的公众；就他们而论，孙中山的幻象并不在可能的最远地平线之外。

一个广东共和国将把爱尔兰自治那种智识上的活跃同南美各邦的游击党争结合起来——而在一段漫长的教化时期里，其结果必定更像墨西哥或乌拉圭，而不像瑞士或北美。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共和国的行事决不会沉闷，而珠江流域经济问题的严重，也会周期性地因内争的放血而减轻。

广东一党作为中国将来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重要值得另辟一章来考察其构成的成分与政治的倾向。

八广东一党

不曾在广东人自己的地方上研究过他们，便不可能公允地领会中国动荡的由来与趋向。在广州华界住上一年，对这个国家眼下种种不满之因的了解，胜过在北京住上许多年。因为广州根本上就是中国动荡的源头与焦点。

我在前面几章曾说到那些使东南多山各省的社会结构有别于华中大冲积平原、有别于北方风沙之地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喜马拉雅山的一支向东向南穿过云南，构成两广北面的边界，随后转向东北，把福建与浙南夹在山与海之间；单这一道屏障，便足以解释体质类型与心性特征上许多值得注意的差异。许多哲理性的著者都着重指出：沿海居民因海上的利益与营生而生出政治上分离的倾向；就两广而论，这种倾向自然又因那道大山的屏障而加重——它那些陡峭的隘口只能通过一线细细的往来。此外还有一件事使它更甚（并且随之而生出南北中国之间长期的敌对）：满人在这一带确立统治，比中国其余地方承认他们晚了约四十五年。尤其是广西的彻底归顺，直到那位得人心的藩王与领袖吴三桂死后，康熙皇帝才办到；对异族统治那一场顽强抵抗的记忆一直留存至今，由三合会与其他反王朝的会党的活动所延续；这记忆在太平天国的起事中重新迸发出新的生气，而当时若不是戈登与他的「常胜军」，早已把这个王朝推翻了。在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满人的权威在帝国各处都有效维持，这些秘密会社里不肯屈服的人既无从从事政治鼓动，便以海盗与劫掠来发泄他们的不满（顺带也借此糊口），在行政结构每一个薄弱之处造出一种失序与动荡的地方病，其传统与做法一直延续到今日。不过无论做海盗还是做政客，典型的广东人心里始终信奉太平军旗上那句话——「反清复明」；而广州这个不肯妥协之地，一直是扎在这个王朝肋下的一根刺。直到孙中山以一种新的、未曾消化的政治信条的使徒出现，才拿出了一样东西来顶替——这东西乍看之下在他许多追随者眼里，比明室复辟还要动人。

广东早年的海上贸易

除了历史与内部地理位置所养成的那些特性之外，广东人作为一个海上的民族，其位置在中国最便于发展同外部世界的通商；他们从这通商中、从同外国人的往来中，养成了心智与体力上机敏的品质，明显有别于内地那些死守一隅、与世隔绝的居民。诚然，他们水上的贩运与探寻从来不是人家说的那种维京式的冒险精神——他们的帆船一向是贴着海岸走的，而若当真驶进那没有海图、没有航路的远洋，照赵汝适《诸蕃志》所载〔原注：《赵汝适：论十二、十三世纪中国与阿拉伯贸易之著作》，夏德与柔克义自中文译出并加注释。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刊行，一九一一年。〕，船长也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经济压力之下，他们移殖沿海各岛，包括海南与台湾；他们同暹罗、马尼拉、爪哇、婆罗洲与海峡各埠通商——可是直到明朝末年，广东帆船所到的最西之处仍不过马拉巴海岸。正如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所说，这种「自陆地的局促之中走向海洋」的事，「亚细亚那些辉煌的国家大厦是没有的，即便像中国这样濒海的国家也没有。在他们那里，海不过是陆地的尽头：他们同海并无直接的关系。」

我提到他们海上活动的这一面，是因为它同今日广东人的性情不无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伊藤公爵那样着重指出的少年中国的那些特点。一个处在这样位置上的民族，不能不成为海运货物的贩运者。他们乐意而且随时准备利用自己通商位置的便利，而在这过程中不能不对地平线之外那个大世界有所知闻。可是买卖才是正经事；对外国商人的影响与西学，他们几百年来始终傲然不入。他们乐意向印度、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买象牙、香料与宝石，却对这些东西所自来的西方之地毫无好奇。对那些后来也从西方前来通商的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的船，他们除了以物易物之外，也看不出有什么可推想之处。即便在广州公行同东印度公司关系最密切的日子里，中国人的态度似乎仍是一种带着哲理的疏远，间以贪利之心，却从来不间以好奇。

他们那是一种坐守家门的上国之商，而不是出门远行、好问好究之商；自十六世纪以后，葡萄牙人在广东与福建的商栈被剿灭，前来广州的外国商人便是自担风险而来，寄人篱下而居，饱受种种苛待与勒索。康熙朝曾有一段短暂的开明的通商立法；可是到乾隆朝，广州成了唯一对外通商之口，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所受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侮慢。

虽然如此，尽管有赫德爵士所说的那种「种族之傲、智识之傲、文明之傲、至尊之傲，再衬以那份厚重而堂皇的、其乐融融的无知」，尽管他们木然不动地相信自身文明固有的优越，广东人也不可能全然不受同西方世界接触的影响、全然得不到其益。他们确实照伊藤公爵的话说「在被逼入同西方影响直接而密切的接触之后很久，仍然存心对自己眼前的证据视若无睹」；可是随着东西交通之途日增，他们作为通商中心那个要害位置的好处，也带来了某些不利之处，而这些不利之处到头来反倒刺激了羊城集体的智力。因为加在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公的勒索与侮慢，给广州招来了两场灾难性战争的苦楚与刑罚。二十年之内两次让一个自负而机敏的民族切身明白：外间蛮夷的办法、至少他的物质装备，是值得研究的。那几堂严酷的实物课，无疑对广东人的教育有所贡献，而这教育又给了他们今日在少年中国政治与智识活动每一部门中的优势地位。

广州一带的人口压力

由此可见：使中国东南人民与众不同的那些种族特性，其固有而长久的成因主要出于这几省的地理位置；而他们智识与政治上的活跃，则可归于他们的阅历与同外国人的直接往来所累积的效果，那是他们海上贸易之便所带来的。然而这一带长期的内部动荡，并不能归于这两项中的任何一项、或两项之和：其根源须到人民的经济状况中去寻。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口负担比这里更沉重地压在看得见的生计之上。在这里，在他们那些蚁穴般密集的城市里，在农村地区那些人满为患的市镇与村落里，在江河与海岸上庞大的水上人家中间，可以看到中国生人与养人这道可怕的难题正一步步走向其无可回避的悲惨结局。广州本身把这个过程与它的结果呈现得如此触目惊心，以致连匆匆过境的环球游客也带走一种噩梦般的压迫之感，无从言说。凡在这些孳生蕃衍的人群中间住过几个月或几年的人、凡走过广州那座「可怖之夜的城市」的街巷、看过其中偏僻角落里那些漂流之人为一日之食挣扎的人，永远忘不了这座人造地狱的景象、声音与气味。这是一座百万生灵的城市，几乎没有一点透气的地方，没有一座公园、没有一处露天游憩的公共场所；街道被压缩到仅够通行的六七尺宽。这里没有车辆的余地——驮兽的活儿由短命的人去干，他们每日同半饥半饱作战。抬轿的苦力在两趟活之间蹲在街边吃他那一碗饭；食物是按极细小的份量买卖的，小贩摊上的豆子与花生都是一粒粒数着的。铺子被人口的压力压缩成一个个匣子，沿着窄街彼此挤着、隔街对着挤着，而每一家不得不养活比它所需更多的学徒，因为这些人总得活。如此激烈的生存之争生出海盗、亡命与绝望之徒，就像干酪生蛆一样——而在上层，它生出饥饿的谋缺之人与政治型的绝望之徒。然而尽管他们的日子是噩梦般的劳苦与可怜的工钱，也许正因为人命如此之贱、如此朝不保夕，广东人倒是一个快活而达观的民族。当瘟疫来临——它必来，来把弱者筛掉，给下一群命定饥饿的人腾地方——他们便接受它，连同「天怒」的一切别的表现，都当作人类共同的命数。他们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聪明、耐劳、勤苦，在实业的精力上超过近世任何一个国家；他们唯一的罪（而且是不自觉的罪），在于屈从于一种社会制度，而这制度每一代都盲目地为瘟疫、疫疠与饥荒提供新的材料。在香港，在英国王冠的庇护之下，情形也一样，只不过有欧洲人的卫生、以及生与死上若干细小的体面加以调剂罢了。

移民的出口

在十九世纪把交通之途与容纳其过剩百万人口的海外出口带给这些人之前，自然自有她无情的办法去调整人口与粮食之间的平衡。后来有一个时期，这些敢闯而为饥饿所驱的人到处寻找并找到了阳光下的位置——在海峡殖民地，在巴达维亚，在缅甸、暹罗与檀香山，在加拿大与美国；而他们所到之处都证明：只要有好的政府与公平的机会，他们在智识上与道德上都够格做有用的公民。在公平的竞争中，他们在经济上无人可及，因为他们所习惯的生活水准是任何白种人都活不下去的。广东人天生的踏实与可靠、他们对气候与环境随遇而安的本事、他们的节制与俭省，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未开发地区理想的移民。而同样的经济优势迅速把财富集中到他们的商人、银行家与船主手里。今日香港与新加坡这两处英国殖民地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再给五十年「门户开放」，美洲太平洋沿岸也会是他们的〔原注：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日英国驻利马代表致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一份公文中估计，在秘鲁的华人侨社约有一万四千至一万五千人；其中许多是基督徒，并与秘鲁人通婚。同一份公文中说，利马、伊基克与瓜亚基尔的华人为革命一党所实际捐出的款项达一百万英镑，其中半数已电汇檀香山的革命财政委员会。〕。可是在广东与福建亿万生民主要指望得救的那些地方，门已经关上了，因为白种人有自保的本能。美国与澳洲已把黄种人挡在门外，用他们的排华法案筑起了一道长城。自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〇年，约有一千万中国劳工在海外找到了新家与新的指望，大大缓解了广东与福建的压力——不但因为他们人走了，也因为他们往祖宅寄回的现款〔原注：一九〇四年马士先生估计华侨每年的汇款在一亿两以上（约合一千五百万镑）。〕。据估计，在暹罗的中国人将近三百万〔原注：一九一一年缅甸的户口报告显示，该省共有华人十二万三千，而一九〇一年为六万二千四百八十六人。这些华人自由地同缅甸妇女通婚，「一般认为这种融合是极有利的种族结合」。有趣的是有一种习惯已经牢固确立：这类婚姻所生的男孩算作中国人，女孩算作缅甸人。生在缅甸的中国人极看重自己的中国籍，一口咬定自己生在中国，以杜绝这上头任何可能的疑问。〕。在马来各邦，他们人数上压过马来人，本事上也压过马来人；在印度支那与东京，他们构成这个国家实业的脊梁。然而他们在最残酷的生存之争中适于存活的每一重新的证明，只会使这样一件事更加确定：那些经济生存受其涌入威胁的民族，迟早要仿效澳洲与美国。同样确定的是：这些拥挤各省的人民不是移出去，便是（如太平天国之际那样）向北溢出去，否则就得饿死。正是他们这种集体对饿死的厌恶，在他们政治领袖的不讲道理与动荡中找到了长期的表达；也正是它本能地在日本于满洲与蒙古的扩张之策（同样出于经济压力）中认出了一种新的威胁。

广州的有识之士——少年中国——对美国、以及其他那些在中国实行或企图实行门户开放之策的文明国家的排亚法案，痛恨之极。关于中国人在这个题目上的情绪，我从上海《共和先声》上取一段为例：

「殖民地的舆论在敌视亚洲人发展一事上远远超过成文的法律，而在加拿大、澳洲与南非的大部分地方，这舆论是一致的。那些殖民者良心上有时或许不安，信念上却是坚定的。东西南北，凡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绕行地球之处，门都对亚洲儿女的自由发展关上了。排亚的情绪，最强的表达并不在殖民地的法典里，而在日常生活中那些不见记载的细事里。」

这篇文章的作者把排斥亚洲人归于种族的敌对，暗指白种人对黄种人有一种天然的反感。这个念头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间十分流行：他们看不出美国此举不过是一种自保的本能，在生存之争中同客家苦力的迁移冲动一样不可避免。在白种人与黄种人同住一处的地方，我们很少见到种族敌对采取体质与心理上相斥的形式。麻烦在于白种人认清了、并因而设法自保于这样一件事实：中国人的出生率是美国人的三倍，而高加索人若想避免「被中国的廉价劳力毁掉」，就非把门关上不可。外交向来惯于给生存之争的残酷蒙上一层漂亮辞藻的面纱；而美国的政治家尤其一向小心地以体面的言辞去遮掩这一冷酷的真相：在那场争斗中强权即公理，而「门户开放」只能向弱者索取。一八六八年，蒲安臣条约在其乐融融的无知之中，恳挚地承认「人变更其居所与归属乃固有而不可剥夺之权，并承认两国人民自由移入移出彼此国土——无论为游历、为通商、抑或为永久居留——实属互利」。有声而已，别无他物！到一八八〇年，黄祸已被认清，利他的情操便给自保的办法让了路。

这场手术办得极有外交的分寸。要禁止「不可剥夺之权」显然办不到；于是华盛顿与北京双方官面上的面子，都靠一项给美国以「限制或暂停」华人移入之权的协定保全了。一八八三年，以及一八九四年再度，华人移入被限制了十年之期。后一项协定于一九〇四年期满，可排华之法仍旧有效〔原注：外交那种一贯的鸵鸟本色，在美国国务院的举动上表现得很清楚：办完这一切之后，它居然还能对被俄国排斥的犹太人表示同情，并为被排斥者向沙皇政府作友好的交涉。这两件事里排斥之策的经济根源当然是同一个，只不过被宗教与社会的情绪盖住、往往也遮住了罢了。〕。广东人对此情绪激愤，到一九〇五年终于酿成一场有组织的抵制美货。这场运动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广东人愤慨的心情，而美国把她殖民地的门也对华人移入关上，更使这心情加重。排华法案于一九〇二年施用于菲律宾——那原是中国劳工最好的猎场之一；夏威夷的种植园也对他们关了门。这些事即便早二十年发生，也会影响广州的经济平衡；何况事实上，外流被堵住的时候，正当海外大批华人侨社已经吸收了关于国家与个人权利的新观念、并且学会了以有效的组织来伸张这些权利之时。白种人利他的宣言同他们对待中国移民的做法之间的差距，这些侨社深恨之。少年中国那些可怜的宣告——说要组织武力、组织一个世界强国的全部资源——大半正是由这份怨恨、由一种强烈的不公之感所激发的。

海外的侨社

海外华人侨社那种新的民族主义与外露的爱国心，在品质与程度上都同中国国内民众的心情大不相同，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无论隔多远、无论流寓了多少代，他们都不曾失去同那个古老文明的联系——他们那不变的传统与哲学，反倒似乎随着他们在异族保护的统治之下日渐富庶而扩张。这个民族体质上的强健，同孔门道德那些能动的力量并存。海外的中国人凭着一股持久的精力，硬是压住了他们的环境。他们对故土所怀的忠诚与情感，自然同祖先崇拜连在一起；即便在那些不再把死者送回中国安葬的侨社里，祖宅也仍被敬重地记着，并且一般都有厚赠供养。这些移民在政治上的倾向差不多一概是民主而趋新的；而他们的自由主义采取了一种切实的形式，便是给少年中国的经费捐款。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爆发，成了热忱大爆发的信号——在霹雳，矿主们向革命军费捐了一百万元，矿上的苦力也捐了一万元；剪辫子成了普天同庆的日子。在多伦多，一千多名华侨以欢庆的游行与一场宴会庆祝共和成立。在爪哇，因当局不许升共和之旗，庆祝变成了一场骚乱。四面八方，革命运动的领袖们收到了捐款与鼓励。

孙中山的共和思想无疑主要代表着他海外同胞的政治意见，而这一点意味深长地反映在共和政府的一项决定上：海外华人侨社须由代表在国会中出席。这些侨社爱国的热忱还能以捐款给少年中国的形式维持多久，是个疑问。那些捐款在一种意义上是全国性的，可尽可以说支撑它们的热忱，是被广州在革命中所居的首要地位、被它在共和运动中的首倡之功唤起并维持的。只要同盟会与它的广东领袖被对立的派系明确地挤下那个首要的位置，我们尽可以指望看到美国与海峡各埠富庶的华人侨社的活动与同情，从民族的愿望转向一省的愿望。因为这些侨社最先效忠的是广州，而「广东人的中国」这种情绪在他们一切的方针中都明白无误地弥漫着。一切的广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少年中国；可是少年中国却决不全是广东人。广州所代表的是其余的中国望尘莫及的智识活动与海外财源；可是安徽、江苏与直隶所代表的，是可畏的联合之力与一种相沿的对广东人称霸的反感。民国初起时诸般麻烦的主要成因在此；袁世凯那句深思熟虑的话——南北目标相去甚远、无论如何调和不了——其意味也在此；而他把黄兴将军（一九一一年春广州起事的组织者）留在华南军队最高而半独立的统帅之位上，唯一的解释也在此。

广东的政客

广东人被称作中国的爱尔兰人，在许多方面这称呼相当贴切。他们具有爱尔兰人那种根深的密谋之癖、那种搞政治组织的全部才能。他们在传统上与性情上都是「同政府作对」的，是历代反抗北京既成权威的传人：勇敢，不把谁放在眼里，受不得约束，政治上的反感是阴郁的，日常生活里却是无敌的快活。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常任叛乱制造者，他们智识上的活跃与乡党之气，使他们天然适于在权谋、机变与赃物中间当头领；他们的政治手段同爱尔兰人赖以左右美国内政的那一套有着明白无误的家族相似；他们那种小集团的本能，经过几百年秘密会社的历练，在实行中已达到科学的精确。他们已经学会了成功政客的秘诀——有利可图地指挥别人干活；而他们对脑子转得慢些的北方人的轻蔑，从来不曾很仔细地掩饰过。

作为政客，他们的作为带着一股情绪化而往往能传染的热忱；而在这背后，不幸深植于经济的逼迫之中，常常潜伏着一些本能，就其一路而论同他们海岸上那些海盗的一样带着掠夺性；还有一股对官位凶猛的贪欲，一旦受挫，往往压倒一切爱国的责任与努力之感。这最后一项特性决不是广东人所独有——谋缺的大军是彻头彻尾全国性的——不过广东人以他们特有的精力把它发展起来，其成功的程度势必要惹出麻烦。穆勒说：「全人类中最善妒的是东方人。在东方的道德家笔下、在东方的故事里，善妒之人格外突出。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切拥有可欲之物者的恐怖。」于是我们看到广东人不但同北方的政治派系对立，而且因私怨与公斗而自相分裂。

南与北

南北之间的裂痕自革命之初便显露出来。上海《时报》在评论南京谘政院的举动时，把广东人的理由说得很简练——一九一二年三月，该院以反对袁世凯所选的内阁阁员，为他的民国大总统之治开了场。《时报》说，在主要由孙中山博士同盟会追随者组成的南京议会看来，「南方首举共和之旗，故应享革命之赃」。

举起共和之旗以后，广东的力量很快分成了两营——由孙中山博士领导的先进激进派即同盟会，与立宪派即稳健的改革家〔原注：此节写于国民党即联合的国民一党组成之前。〕。后一团体自称接受一八九八年改革家（由康有为与梁启超领导）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同袁世凯为有限君主之理奋战时所主张的意见实际上是一样的。稳健共和派的方针是对孙中山极端激进主义的一种反动；就其领袖与原则而论，要把它明确地转到拥护立宪君主制上去，恐怕用不着费多少口舌。它的领袖中有伍廷芳与温宗尧，都是广东人，都在君主制下居过要职。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这两人是革命一党在上海最初的代表与发言人：那场办得很高明、大有助于取得列强善意中立的报纸攻势，功劳归他们。到二月初，孙中山的追随者们妒忌这两位最后一刻才归附的人，已把他们的职位剥去，并把共和的总部从上海迁到了南京。上海的广肇公所与其他广东团体向孙中山与临时参议院递了一份抗议，反对同盟会此举；这件事表明商界在这样早的阶段便已对极端派不讲道理的毁像破偶感到惊恐。他们同伍廷芳及其友人一样，还因孙中山受他众多日本顾问的影响而生了反感。纷争的种子就这样撒开了；把南方人联在一起同满人作对的那条纽带，几乎在胜利在望的同时便断了，于是开始了一场为赃物而起的、不堪入目的自相残杀。

南方的党派政治

法国恐怖时期之前的国民公会怎样，中国便怎样：共和的雅各宾党人一把君主赶走，他们的联合便告终了。一九一二年二月，我们看到共和阵营里分成了两个界限分明的党，两党在理论上都是民主的，都自称爱国、都自称为民谋福，可它们恰恰在彼此的分歧中代表着「有产者」同「无产者」那场千古之争。今日中国的守旧派，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追随者，是立宪改革家的统一党。激进派的同盟会名义上由孙中山领导，不久便成了众声嘈杂的巴别塔；今春有短短一刻，它被它最有名望的会员——总理唐绍仪——的人格与在场所镇住。

考察这一时期国中总的政治情形，可见广州之于中国，正如一七八九年的巴黎之于法国，而共和的第一次分裂乃是广东政客集团之间的分裂。其内在的分歧要追溯到许多年前，与其说是原则之异，不如说是人物之异。中国的吉伦特派大半是胆小的教条家与空想家，起初几乎没有机会在雅各宾党人吵嚷的活动面前把自己的意见伸张出来；可他们毕竟代表着国中扎实而长久的成分——士人、农民与商人，这些人本能地相信法度与秩序。另一方面，雅各宾派渐渐同一种方针连在了一起，其愿望与手段同葡萄牙先进激进派所标榜的十分相似（孙中山不过是东方化了的阿方索·科斯塔博士）；不过同欧洲的雅各宾党人相比，他们的地位内在地是薄弱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代表民众中任何可观的一部分。

共和开张四个月之后，我们看到《字林西报》——中国首屈一指的英文报纸，一贯同情革命事业——在社论中如此评论两广当时的混乱情形〔原注：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北京政府的软弱与无能所造成的、此刻在中国存在的混乱状态，没有哪里比在两广表现得更突出。就近来的电报与通信员的报告判断，南方一家同行说这个国家正把自己鼓动到一种叛乱的沸点、而一旦爆发，革命最血腥的日子也将相形失色——这话不过是说出了明摆着的实情。……到处，过去四个月中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都被人以忧虑的眼光看着，因为在一切外国人看来都很明显：这些改革的推行既无足够的远见、也无足够的知识，更无明确的建设方针。……

「在南方同在北方一样，局面的关键在财政。广州宣告独立之时，大批并无银本可兑的钞票被印了出来、发了出去。如今银根更紧，百姓开始明白这些钞票不过值那么些纸钱。……活少，工价低，而所谓戒严之法的施行使生活的境况几乎无从忍受。那些不堪设想的暴行与合法的屠戮的故事——往往不过是私仇的了结——其可怖的程度，使很少有通信员愿意叙述那最起码的事实以外的东西。人们原本对咨议局或有几分信任，如今也被那些据说某些议员沉溺其中的荒宴的故事、被他们除了掣肘政府大员之外毫无一点办事之能的迹象，一扫而空了。」

（看着这些结果——一场普遍被赞许、然而必然徒劳的、企图以革命的骤然重排去医治社会弊病的努力所结的果——人的心思便回到赫伯特·斯宾塞那句根本的真话上去：「自那名义上自由的政府之中，兴起一种新的专制：它与旧的所不同者，不过是换了一句新口号、换了一班喊口号的新人；而在压下反对之决心、以及为此所用的手段上，则与旧的一般无二。」）

在这样的情形下，孙中山博士一切劝说的辩才与爱国的热忱，也不能使广东都督这个位子对民国里任何一位「海绿色的不可腐蚀者」有吸引力，这又何足为怪。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陈炯明是个热心的共和党人，他的抱负是率广东那支半属海盗的队伍去攻下并洗劫北京；他却发现自己奉孙中山之命被派做了广东都督；抗议无效，他只好勉强就职。他似乎已尽力去约束辖境内那些无法无天的成分，遏止他那些旧海盗的劫掠之癖，并解散了相当数目的地方民团。不幸的是，他犯了一个大错，把一家本地报纸的主笔以煽动暴力与叛乱之罪处决了；于是少年中国万众一心地掉过头来对付他。因此当他接到通知说孙中山将回广州（在五月间），并带来一位前任广东都督王庆迈、由后者（十分违其本愿地）接任都督之职时，陈炯明便「不待人家说走的次序」，悄悄地、匆匆地逃到香港避难去了。而这期间，王庆迈反复思量之后，也决定留在香港。于是孙中山不得不另觅人选；好几位有名的共和党人都觉得此时正好去祭扫祖坟、或去远地探亲。凡此种种，使那家首屈一指的英文报纸得出了一个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哀的结论：「广东比任何别的省份都更能说明：必须尽早在有才干的领导之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为无论人家对我们说过多少次中国人民骨子里是民主的，事实仍旧是：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才能在汉家子孙中间赢得敬重、得到太平。」倘若这份智慧能早些降临在华的外国报界、并在本国得到回声，来得及阻止商会与其他有势力的团体去反对袁世凯——中国唯一那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方针，那对中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幸事。

同盟会的政纲

广东的少年中国得势、同盟会与它那些学生出身的官员所施的影响，都是同在华外国人的商业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因为他们的政纲上若有一块结实的木板，那便是他们决意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力争早日废除外人的治外法权、收回关税自主。凭着一场组织周密的报纸攻势、凭着把英国对中国自然愿望的同情利用到极处，这些目的的粗坯已经在凿了。就理论而言，中国西学出身的精英为这些变更所提出的论据是无可驳倒的。当年唐绍仪以一九〇六年五月九日的上谕把第一根楔子打进海关洋员总税务司之制时，北京每天都听得到袁世凯那些广东部属的这一套。那些哈佛或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同最聪明最有教养的外国人应对起来绰绰有余，要证明这一制度的不公并不费事——唐绍仪就爱这样解释：它不过是太平之乱的遗存。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智力是无可置疑的；他们在改革一事上的善意也没有理由怀疑：中国是他们的国家，而欧洲人所主张的特权地位是进步的绊脚石，因为它使中国政府在自己臣民眼中蒙羞。唐绍仪与他的追随者这一套爱国论据底下的谬误，他们自己是很清楚的：那便是假定少年中国已经养成了起码的诚实之德、养成了经手公事公款时个人的操守。这个假定在他们的历史里、在我们的阅历里都毫无凭据；虽然如此，那些公开互相指责侵吞的人，却会一本正经地把它当作一条不言而喻、在讲道理的人中间已毫无疑问的真理来坚持。外交团的成员自然难以不在这个基础上去接近这个问题，只因为要证明一个否定的命题是办不到的。只要能拿出证据来，证明中国的官这一阶层能够产生哪怕有限的若干诚实的行政官与不受贿的法官，而且已经产生了，那么海关洋员总税务司之制与治外法权的维持，自然便既无必要也无理由了。广东少年中国的自尊心在这个问题的这一面上受了伤。他们会告诉你：「陋规」是一桩小过失，是一个至今仍留在若干未开化之人中间的旧习，可它一定会像晨雾一样，在将临的改革面前消散——而欧洲必须以废除治外法权这个怪例来与之合作。他们举美国盛行「分肥」为证，说明一国可以行政腐败而仍旧伟大。这样论辩的人心里很清楚：他们这一阶层的精华——唐绍仪与他那些在袁世凯直隶任上受美国教育的同僚——正是以那套历久相沿的「陋规」之法发的财。他们这一套主张背后真正的情绪，是自尊心受伤、是对外国人管着海关、又不受中国管辖这件事所含的强力的伸张而生的怨恨。这种情绪忘了中国在外债与赔款各项协定之下的义务，其根子在「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却办不到的念头里——正是这个念头使中国的官员渴望废掉这个一国之中的一国。坦白说来，广东人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这是我们的国家，有多少陋规是我们自己的事。你愿意接受我们和我们的规矩，就留下；不愿意，就走你的路！」正是这个念头支撑着本国报人那些可怜的呼吁：要「国民捐款」，把国债还清，从而断了外国人再干涉中国事务的一切借口——而这些捐款，多半走不出那些征集它们的官儿与爱国者的口袋。

治外法权

自日本证明自己有资格在文明各国中占一个体面的位置、从而废掉了治外法权以来，每一个真心爱国的中国人都比从前任何时候更痛切地感到本国在现行条约之下所处的屈辱地位，而西学出身的广东人在表达这种情绪上格外执着。当年劝张之洞坚持要在马凯条约（一九〇二年）中列入一款、规定在各国一致同意并且中国切实改革其司法办法的条件下废除治外法权的，正是一个广东人。中国政府编出那些没完没了而又胎死腹中的民事、刑事与司法程序章程，正是出于以伍廷芳（他本人是林肯法学院的出庭律师）为首的广东人的首倡。广东的少年中国凭着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的一场滑稽表演，便在报上大声宣告中国已经确立陪审之制，其用意正是要使欧洲的舆论相信中国在改革之路上的诚意与迅速。孙中山也怀着同样一份完全合乎情理、却无从达到的抱负，宣告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一旦废除其现有的特权与权利，必将大为改善：他预见，等中国人重新做了自家的主人，一场了不起的商务发展将同基督教的迅速传播同时到来。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说；文祥——「满人中的最后一人」——在六十年代就恳切地宣讲过；不过近年它有了一种新的面貌，原因是广东的舆论分量不断增长，而广东一党又拿出了它以抵制贸易的形式进行有组织报复的本事的证据。广东这种舆论，在西学的学生与归侨中间，大半以美国来的民主之理为本；在不明就里的观察者看来，这些道理自然比拥护治外法权的论据更有力，因为后者说到底是以权宜与武力为本的。马士先生（他本人是中国政府忠实的雇员）说得好：

「这个用来对付十九世纪上半叶那不堪忍受的局面的救济之法，如今已施行六十年，凭着它，一切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才成为可能。……它并无逻辑上或道德上的理由可以支撑，可就此事而论它却是一种必需，倘若外国商人与外国传教士要留在这个国家的话。这项权利在一切有关的列强一致认为在中国居住将同在别国一样安全、其保障同样可靠之前，或者在中国自身日增的力量与改善的行政使她能够主张并维持治理她境内一切人之权之前，是不会、也不可能被废除的。」〔原注：《中华帝国的贸易与行政》，马士著，一九〇八年。〕

少年中国的广东领袖们接着便请欧洲先假定那「日增的力量与改善的行政」（在这件事上，他们从外国报界的某一部分得到了不小的帮助）；先废掉治外法权，日后自会收得这份信任的报偿。恰恰是同样一路的议论，曾极其成功地施于英国政府，促成了印度鸦片贸易的废止。对那些细究过中国与中国政治的人来说，这些论据不能令人信服，不是因为它们在逻辑与道德上分量不够，而是因为提出它们的人另有个人的用心。我们又一次回到了整件事的根子上：官这一阶层缺少个人的操守，而这使一切民众的推动、一切个人的努力都在真诚改革的方向上落了空。

在这些事情上不肯支持本党政纲的广东共和党人，无论稳健派还是激进派，都要被打上叛徒的烙印。可是中国的政客同兵、同学生一样，在舆论由群体压力形成的事情上决不是个人主义者；在这类事情上，他成群结队地走，受着那毫不容情的行帮之制的辖治，被热忱、恐惧或贪欲的共同冲动左右。因此广东一党无论还有什么别的分歧，在这个题目上是一致的——比在铁路修筑与其他有油水的事业由本省管辖这件事上还要一致。在后一个问题上，它显出地方自治的分离倾向，那根深的地方之见；在前一个问题上，则显出某种更接近共同爱国之事的东西，而在这上头整个少年中国都乐意跟着它走。

袁世凯直隶任上的留洋广东人

那些既足以说明广东一党为何影响最大、又足以说明它作为全国改革的工具为何无效的品质，从来不曾比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之时显示得更清楚——那时候全国的外交事务与京畿之省许多行政职位，都由他那些受美国教育的广东部属把持。在这一群极其聪明、能干而精力充沛的官员之中，唐绍仪被公认为领袖与灵魂。拳乱期间他任天津关内外铁路总办，外国人、尤其是解围之师，都很熟悉他；由于一桩同为西摩尔海军提督的队伍供应机车有关的不愉快事件，他险些被英国海军当局处决。到一九〇七年正月，仰赖袁世凯的庇护与他自己出众的才干，他已升到了任何留洋出身的官员都不曾企及的地位，身兼铁路总公司督办、外务部侍郎与督办税务大臣数职。他这时诸职的薪俸合计每年约二万五千镑，而一切与外交有关的事务——无论财政的还是政治的——都集中在他手里。这时候天津的海关道与关内外铁路的管理，也由受美国教育的广东人担任，而他们的同乡渐渐在京畿行政的每一部门里站住了脚，惹得湖南帮与福建帮毫不掩饰地懊恼。广东人的乡党之气，加上他们无可置疑的办事之能，使他们压倒了对立派系的钻营。他们以「主权」这个不断的号召、凭着他们对那些使列强无从一致行动的猜忌与分歧的深切了解，得以逐步取得铁路财政的控制权，并掏空赫德爵士作为总税务司的地位。唐绍仪在讨论海关问题时，大胆地说出了少年中国的意见：高薪的洋员班子大半是多余的，中国雇员——即广东人——完全能取而代之。在这件事与许多别的事上，诚实行政这一攸关性命的问题被含糊其辞的中国主权之说搪塞过去、搅浑过去；那种主张在理论上不容否认，可鉴于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只要中国仍是债务国、行政上仍旧腐败，它就是全然行不通的。即便在那时候，凡同唐绍仪及其工作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形成了这样的看法：他表面上代表着袁世凯的方针，真正的同情与抱负却是广东一党的〔原注：参见《泰晤士报》一九〇七年一月十八日论唐绍仪的专文。〕。而凡在这个极有意思的时期研究过广东人在肥缺上的做法与结果的人，心里从来没有怀疑过：外国教育与趋新的思想，丝毫无补于遏止官儿的贪墨。赫德爵士本人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忠实拥护者，他也不得不承认：让官儿控制海关，必致行政的败坏；并且不得不坦言：正是中国官这一阶层的贪墨，使他无法把征收税课的高级职务托付给本国人。

摄政王即位、那位大总督失势之后，广东一党在北方大半失了它的权力。梁士诒——如今是袁世凯的股肱——一度保住了他在邮传部的职位；梁敦彦作为张之洞的门生，继续任外务部侍郎；詹天佑仍留在京张铁路任上；可他们的地位显然并不稳固。唐绍仪被断然从他出使美国的专差上召回，退居私人生活。这一党整体的倾向，变得比一八九八年政变之时更明显地反王朝、更明显地革命。与此同时，广州在把持直隶事务的那六年间所显出的野心与凝聚力，无疑也教育并组织起了北方与中部各省的对立派系去对抗广东人的称霸，其结果在今日谘政院中对同盟会一致的反对上看得分明。

不过无论是福是祸，广东人无疑是中国趋新运动的头脑与脊梁。他们不知疲倦的活跃与敏锐的政治眼光、他们的组织之能、他们的聪明与办事的本事，合成一股力量，远胜于直隶、江苏或湖南所能拿出的任何东西。何况他们还有一项无可争辩的便利：海外广东侨社在道义上与财政上的支持。尽可以预言：广州或者凭着它更好的组织与对民主制度的了解，成功地左右民国的内政；或者坚持要一种省自治的条件，使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成为不可能。

少年中国的领袖

眼下要预言究竟是民族主义还是分离倾向最终得胜，还嫌太早。省自治、即普遍自治运动的原因与症候，将在下一章另作论列；眼下只须说：分裂的力量很多，而且在增加。不过正如一股真正的民众热忱之潮曾一度把禁烟运动托举到官场自谋与两面三刀那污浊的空气之上、之外，同样可以设想：凭着这个民族的常识与爱国心的某种类似表现，少年中国或许仍能踏着旧我的尸骨向上，把个人的野心与一隅之见服从于国家的目的。在那必至的危机中，许多要看领袖的品质、看他们对国家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觉察；也有许多要看盎格鲁—撒克逊各强国代表的态度与进言——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到最后总是本能地转向他们求同情、求公道。

在这样的情形下，少年中国领袖们的人格便成了一件不小的事。倘若我把同民国缔造关系最深的四位广东人——即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与温宗尧——的人品与履历（照我所观察到的）略作勾勒，或许能使读者更好地领会少年中国政治上的趋向与事态的大势。须记住：这几个人所代表的类型，不但是近世西方冲击与由此而生的新势力的产物，也是那些经历漫长岁月一直起着作用的古老教化之力的产物。他们是他们一切先世——远的与近的——的产物。记住这一事实、并以生物科学的眼光去研究少年中国，我们才能抓住它领袖性格中某些显著特征的意味，尤其是那种古旧的天真质朴的品质、那种家长式的、《约伯记》式的哲学——这在最先进的新人物的私生活中也看得见。

几年前有一位美国人对我说过——他在伍廷芳第一次出任驻华盛顿公使时便认识他——使伍廷芳在美国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物的，主要是他作为餐后演说者所显出的机智、他东方式的巧思、以及他似乎带进政治与商业那污浊世界里的那种哲学的超然与伦理的优越的气息。多数欧洲人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时都感到过几分类似的东西：隐约察觉到他们人生观背后那份苍老的智慧与亘古的阅历；有一种感觉：尽管表面上有种种瑕疵，连那位「揩油」的官儿也往往比我们自己更接近人之为人的根本、更接近要紧的东西、更接近对存在的根本目的与普遍关联的领会。伍廷芳与唐绍仪这一类人在讨论外交或财政问题时，完全能同外国专家分庭抗礼，可他们最精彩的表现总留给人一种隐约的做作之感。他们做这些事，不是因为喜欢、也不是因为相信，而是要证明自己有本事在平等的条件上应付西方的唯物主义；然而人总觉得圣贤的经典在他们心里其实更要紧，觉得西方文明的成就在这个民族的灵魂深处既不引起钦佩、也不引起效法之心；觉得在心底里，多数讲西学的人都盼着我们带着那份学问走开，让中国人安安静静地走他们古老的路。同中国文人阶层的大人先生们打交道——像刘坤一、张之洞那种罕见的清正之臣——人会对他们那种家长式的宇宙观生出一种本能的敬意，会察觉到这样一件事实：机械技艺上的精良，或许是以灵性的洞见为代价换来的。即便在同那些宦迹被任人唯亲与贪欲玷污得最深的官儿打交道时，只要记住造出这些结果的那个社会的来历与经济境况，人便不再从欧洲道德的立场去评判中国生活的这一不愉快的特征，而宁可以我们看待《旧约》中某些人物的那种宽容之心去接近它。

伍廷芳

伍廷芳是上海所发第一篇共和宣言两位署名者中的长者，久为外国人所知，在旧制度下也因力图把人道的办法引入中国的司法而博得体面的声望。他是林肯法学院的出庭律师，多年在香港执业，做官比较晚，是最早在君主制下居高位的留洋中国人之一。在美国任中国公使时，他以外交才干赢得了世界性的名声，成了美国报界宠坏了的孩子。他仿效李鸿章，养成一种语出惊人的谈吐，问些冒失的问题、答些谜语似的话，极新鲜也极见效。他那份全然天然的质朴与和气，被人当成了东方外交最精微的形式。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七年间，即他第二次驻华盛顿之前，他在北京于商部与外务部任职，并被派去从事中国法典的书面修订。一九〇六年，他把修改审判程序的建议进呈宝座核准，其中之一便是采行陪审之制。他的奏折被军机处随手搁置，伍廷芳对京中局面大为灰心，便退居上海，在他那座豪华的欧式别墅里享庄重的清闲。（同许多别的爱国者一样，他把自己大部分财产投在了那个租界里——少年中国把那里看作对中国主权永久的威胁，可一有风吹草动便成千上万地涌进去求保护。）在上海，他自然同革命运动的广东领袖们有了密切的往来，并显出他对日俄战争所唤起的那些愿望的同情。一九〇七年他应唐绍仪之请再度出任驻美公使，唐绍仪指望在华盛顿有一位受欢迎的人，或许有助于争取美国政府积极同情中国、对抗日本在满洲的侵夺；可他对满人的忠诚显然已经动摇，而一九一一年十月他迅速接受共和纲领，在那些知道他对北京草率对待他所提改革怀有多深怨恨的人看来，并不足奇。在外交上，伍廷芳一向保持着几分票友的超然；在公共事务上，他是一位人道主义的教条家；而在私生活里，他是一位极有礼貌、极和蔼的绅士。他笃信坚果才是人类应吃的食物，而他对少年中国那股蓬勃的毁像破偶之气的态度，令人想起一只母鸡看着自己一窝小鸭下水。

温宗尧

温宗尧代表着那种不那么讨喜、却更常见的类型：野心勃勃、长于钻营的政客。他有过人的聪明与良好的教育，在这场角逐中装备精良；他从来不曾把精力浪费在追逐博爱的幻影上，也不曾把机会牺牲在改革的祭坛上。他的生涯是一个成功的党派权谋家的生涯，对哪一边会赢有极好的嗅觉。他出道时是个热心的爱国者与改革家，在上海任趋新的《万国公报》的副主笔，那时该报是曾侯的机关报。作为一个反王朝的革命团体的成员，他卷进了《苏报》案，靠上海工部局的保护才保住了性命。此后他受雇于当时属美国的粤汉铁路总工程师格雷先生，以译员的身份办理购地与其他前期事务，从中出来时人更明白了、钱也更多了。那是一九〇五年；第二年他已摇身变作四品的官，做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洋务文案——无论在心思、体面还是家资上，都同三年前那个好斗的改革家判若两人。一九〇七年春，北京有一场倾轧，弹劾唐绍仪并把他从邮传部的肥缺上赶了下来；温宗尧在其中扮的角色手段极高，由此博得了这位总督（广西人）与其他高官的欢心。温宗尧的富贵之路自此畅通。次年六月他被派为驻藏帮办大臣，在任上办事很有分寸、也很有才具，四面八方都说他好。革命爆发时他又在上海，他精明地料到满人要垮，便大胆地把身家押在了共和的中坚一边。然而他当年对付唐绍仪所扮的角色，同盟会并没有忘；温宗尧的资望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那里被撇在了一边。六月里，他谢绝了唐绍仪要他回西藏复职的提议，如今据说他赞同立宪一党的见解。不过在中国，政治品格的试金石是成功，而舆论在布雷那位牧师式的手法里看不出有什么可责备之处。在私生活里，温宗尧是个极招人喜欢的人，举止与谈吐都很动人。

唐绍仪

说到唐绍仪这个极其错综而迷人的人物，就更难下笔了。围绕着他——中国名人中最受人爱、也最受人恨的一个——派系之争最为激烈。以我个人的经历判断，我不能不认为：在「四国」借款交涉、以及他后来自北京与总理之位出走这些事上加在他身上的许多批评，都没有顾到他性格中一个特别的特点，而这一点他那些中国的知交早已学会加以体谅。我指的是一种骤然幻灭的倾向，一种赌气式的灰心，它会使他忽然厌倦政治那个污浊而不领情的世界与其中的一切钻营。他那些昂扬的热忱往往生于全然天真的眼光，而在他那机敏而有野心的天性里，很容易引出反弹的急剧危机。他自己的同胞公开加在他身上的贪贿指控，不必去说，理由很简单：在一个侵吞公款是常例而非例外的国家里，这样的指控不过表明各党争位夺权时格外凶狠罢了。在他过去经办外债交涉一事上——他经手的比中国任何别的官员都多——不曾有过对他确切的贪墨指控；这话在他的前任或后任身上是说不出来的。在经办交涉时，无论财政的还是政治的，唐绍仪总显出一种明显的东方式的「滑」，以欧洲的标准看已很近于诈术。初到的外交家与金融家往往被他那副美国式的坦率与显然对事务的熟悉所打动，倾向于把他和他的做法看作同外务部传统的一个彻底的决裂；可他们不久便学会了修正这个看法。唐绍仪的手法是纯东方的材料造的，只在表面上有一层西洋来的、手艺不错的抛光。

「比利时」借款的交涉

「四国」银行团的银行家与他们各自的使馆，在比利时借款一事上把满腔怒火都倾在了唐绍仪头上。失信之事诚然不容否认；可是银行家的代表们在中国外交上并非生手（德国人尤其曾以平静的心情、有时还带着好处，目睹过类似的事），而他们自称相信袁世凯对唐绍仪的作为一无所知，同中国方面那副无辜受屈的姿态一样不老实。《泰晤士报》驻北京访员道出官方的意见，把这次失信说成「一桩唐绍仪应负全责的大错」；可是袁世凯本人已于三月十四日在比利时借款合同上签了字，这个结论便等于假定大总统粗心到令人难以置信，而他的总理大胆到同样令人难以置信。以此前一切经验来衡量，这件事不过是中国相沿的治术的一次演示，是「以夷制夷」那条老方针的演示。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有关列强这一回准备一致行动；不过有理由相信唐绍仪本来满以为：站在所谓比利时借款背后的俄国政府，能诱使法国的金融家脱离「四国」银行团。银行与使馆的敌意，加上参议院里统一党中胆子较大的人对他财政行政的攻击，在唐绍仪心里造成了一场怨愤的危机，其结局便是他六月间自北京突然出走、辞去总理之职，以及随后他那几位同盟会的阁员一并退出。这里同样，他举动的赌气与其可叹的失却体面都不容否认；可是一冲动就往前冲，一向是唐绍仪性格中显著的、而且并非最不可爱的一个特点。他的热忱、他出色的精力与才具，之所以没有成就大事，是因为东方人缺少持久而有目的的意志力——那是这个民族的一个缺陷。

我在叙述共和运动的成长时，已说过唐绍仪为朝廷效力时的失信；不过那件事最深处的一面，旁观者是难以判断的。中国人的舆论在其中看不出有什么可谴责之处，而袁世凯本人——无论出于公的还是私的理由——也宽宥了这一过失。中国人在政治上的一切交往与关系都浸透了两面三刀，以致我们想界定个人的责任与动机的努力势必落空。唐绍仪性格的这一面我不必再说；不过为他说句公道话，必须承认：即便在他京中宦途的顶点、在袁世凯垮台之前，他也不曾隐瞒自己激进的倾向；而最了解他的人一向觉得，到了紧要关头，本省的利益与同情对他的分量将胜过任何别的效忠。摄政王在袁世凯及其党羽身上泄愤这个天大的失策，不过使广东一党更加抱成了团。

要说明唐绍仪的外交手法，下面这件事很有教益。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他任奉天巡抚，是被人从北京的肥缺上挤下来、打发到满洲去帮总督（徐世昌）抵抗日本人的侵夺的，那是个又难又险的位子。唐绍仪那股说一不二的气派很快镇住了局面，总督乐得给他做副手。唐绍仪方针的一部分，是要以确立英美既得的权利与利益来遏止日本的图谋，在铁路与矿务上尤其如此。以夷制夷这一着是中国一切方针古老的基石，可他施行起来所显出的明智的预见与对细节的把握，在中国是极少见的。（这里不妨说一句：倘若不是皇太后去世、随后袁世凯垮台，唐绍仪那些苦心布置的计划与他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出使华盛顿之行，在他到满洲时所见的那种紧要局面上，必定会办成一些于中国有利的重要变化。）

唐绍仪在满洲的方针

他遏止日本「和平渗透」之策——她凭铁路与银行的征服——的方案中，有一部分是招英国的承包商与资本来修一条连接新民屯与法库门的铁路；这条线他打算日后北展至齐齐哈尔，从而开发一片广袤肥沃的地区，使中国关内外铁路系统与天津得利，而不让它被日本人开去，去便宜南满线与大连。我当时正代表英国的资本家，同唐绍仪商议这条拟修铁路的筹款，十一月二十日夜里条件既已谈定，我们便在奉天巡抚衙门相会签约。签字之前，我们在衙门里一间新造的、难看的「洋」房里吃了饭。我记得我们谈的是埃及的古迹（总督的嗜好是考古）与猫的崇拜；谈到唐绍仪所说的一种未经辨认的河马一类的野兽，据说出没于松花江的大沼泽；谈到用于蒙古的美国农法——总之，天南地北什么都谈，就是不谈本地的政治。饭后，唐绍仪的五个孩子进来了，他的大女儿被吩咐弹钢琴。我们听着，心情是复杂的：一半同情这位父亲有理由为他的「少年中国」如此自豪，一半替可怜的舒曼难过。午夜之前，那份决定命运的合同签了。这时我想起问一句：日本会不会对这个方案提出严重的反对、会不会阻挠最后批准所需的上谕？唐绍仪答道：他已把每一种可能的难处都仔细掂量过，确信在这上头不必有什么顾虑。法库门铁路后来的经过、以及日本最终否决了这桩事业，都是史有明文、众所周知的。可是不为人所知的是：唐绍仪在合同上签字的那一刻，他的靴筒里〔原注：穿官服的中国官员把文件放在宽大的膝靴里。〕正装着一份公文的抄件，那是日本驻北京公使致外务部的照会，通知他们：中国修筑此线的计划已为日本政府所知，此事的交涉若要有任何结论，须先取得作为利害关系方的日本政府明白的同意。签约后约莫三个星期，我得知这份照会的存在，便去问唐绍仪：他这份看来毫无必要的失信作何解释。他对自己手法的败露毫不慌张。相反，他提出：我一定也很清楚日本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因为英日同盟条约不是规定日本在其特殊利益受影响的任何情形下都应同英国充分而坦率地商议么？而英国使馆若知道日本的抗议，总不会把英国的代理人蒙在鼓里。唐绍仪当然很清楚：并不曾有过什么「充分而坦率」的商议——他知道英国驻北京公使甚至不曾被告知日本打算凭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北京条约所附的附约达到什么目的。那些对共和的中国在近来借款交涉中所显的失信表示诧异与惋惜的人，不妨记住：法库门这件粗浅的两面派勾当里，袁世凯也是一方。

唐绍仪的政治与外交，其实是合乎东方传统的——势必如此。他的人格代表着一种分明是舶来而人为的类型中最有意思的一种。在哈佛或牛津所受的教育，或许能使中国学子染上一些观念与社会倾向，表面上同他本国的家长制格格不入；可它们并不能、也不可能在他身上造出（像有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生观，造出那种由我们几百年文明进程与结构性格所养成的行为准则与信念。在西学的那层浮土之下，中国人仍旧不失其本色：本能地超然于务实与科学的态度之外，沉思而带哲理，抱着约伯先知那种宿命的哲学，关心事物的因甚于关心事物的果。你那位林肯法学院的出庭律师，在伦敦或华盛顿过了十年世界主义的生活之后，六个月便会回到祖传的那套道德与举止上去；这种情形如此常见，即便在伍廷芳或已故曾侯这样格外善于吸收的人身上也是如此，以致在华的欧洲人几乎不加议论。因此少年中国所摆出的西学与西式举止，在它许多表现中令人想起一个早慧的孩子炫耀新衣或新本事时的得意——那是一种可怕却很快褪去的快活，一过去，他心里仍是个官。唐绍仪在教育与胸襟上比寻常留洋的中国人高出一头，却也显出他这一阶层的这一特性。他爱做给看台上的人看，爱惊世骇俗；而他的「世俗之人」，视当时的心境与机会而定，或是他的官场同僚，或是各国公使。他英语流利、见过外国许多世面，要把他不凡的人格印在北京那些化石般的士人心上、成为京中政治里一股新奇的力量，从来不难；可他同时又博得了广东维新派毫无保留的钦佩——即便算不上始终不渝的忠诚；而欧洲的外交界在一九〇〇年之后，很快便认出他是一只老练的手。他才气纵横而有力，把美国人的随和同东方人的庄重与难以捉摸的巧思结合在一起，把坦率民主的不拘礼数同官儿那种经义出身的倨傲结合在一起；他凭着直觉的天分，知道对各色各样的人该用什么举止、什么办法。而他毕竟出自民间，出自一个会为一时的气恼或激情而自尽的民族，因此他摆脱不了我方才说过的那种天真的虚荣与易起骤然反弹的脾性——尽管他另有一份全然真诚而自然的谦逊。权力之爱与同类的钦佩，于他有如鼻中的气息，是他不倦劳作所趋的目标；然而他的宽厚、他交友的本事、他对花与孩子、对书与珍瓷的爱好、他简朴的趣味与家长式的生活习惯，无不透出一副哲人的心肠。这是一个极其错综的人物，生于奇异的年代，长于奇异的路数；一个热烈的理论家，在现实生活的蚊蚋上较真，却把乌托邦的骆驼吞了下去；他的外交是排外自大掺以权宜，正如他的家庭生活是西方标准同中国家长制之间的一种折中。在内政上，他显出他这个民族全部的乡党之气：他对「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有力主张，在实行中却打了折扣——对那些没有福气做广东人的人，他几乎不加掩饰地轻蔑。他显然相信受美国教育的广东人有本事把中国从一切苦难中拯救出来；这份信念若能在官位这些面包与鱼的处置上更谨慎些、若他能指出一点确凿的再造之功，本会更有说服力。可是唐绍仪同一切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相信词语与政体形式有魔力，相信凭国会的法令便能使一个民族明智而强盛。他相信他那个现成的共和（或者说曾经相信），正如他相信鸦片能骤然而彻底地革除。他相信（或者说曾经相信）一个在爱国的纽带中牢牢联为一体的新中国的幻象。可是最要紧的，他相信广东人是这新朝代的使徒，而他自己是命定的广东领袖。

即便面对着去年六月降临到他头上的幻灭与疑虑，唐绍仪也不能背离同盟会那套蓬勃而无知的爱国纲领。激进派领袖共同的命运，是他们不得不把不易赎回的人质交给命运；而唐绍仪作为广东极端派的领袖接下总理之职，交出的人质是很多的。结局难以逆料，可是要相信南北的目标能持久地调和，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私生活里，唐绍仪以近乎挥霍的慷慨著称。一九〇七年他家运最盛之时，他在北京的宅子里供养着一百八十口人——家人、亲戚与仆从；那时他还在供七个侄子在英美读书。他的宅子是一座客栈、一处宗族的兔穴；而在其中，唐绍仪这位激进的共和党人、满人的死敌、少年中国头号的做梦人，像一位家长一样起居行动，在他那纷乱的家常之乐中、在他的古玩、花与书里寻求从国事之劳中解脱。在他身上、在他的宅子里，东西方彼此敌对的社会制度进行着不息的交战；其结果便是一个极其错综而有趣的人物。

孙中山

伍廷芳、温宗尧与唐绍仪，我是以私人的交往而论的，我对他们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疑虑，因许多愉快的交游记忆而缓和了。至于孙中山——激进共和党人那位四处游走的总密谋家——我只能凭他刊行的文字与演说、凭他在追随者中所激起的情绪来形成看法。我已提到过康德黎博士对此人的描写〔原注：《孙逸仙与中国的觉醒》，詹姆斯·康德黎与谢里丹·琼斯合著，雅罗尔德书局。〕。那是一篇毫无节制的颂词，是英雄崇拜的坦率流露，作为对这位改革家与其事业的批判研究显然价值不大，因为其中的少年中国被理想化到认不出来。孙中山无疑是个招人同情的、在许多方面也可敬的人物：无私、爱国、有胆气，对自己的理想抱着不移的信念，追求起来精力不倦。他的诚恳、他个人的廉洁、他意志的坚决，在当代中国政治那污浊的背景上凸显出来，令人欣慰。

在许多方面他令人想起丹东的性格。他比这位伟大的雅各宾更像一个空想家与理想主义者，而更不像一个政客；可他同丹东一样，有着天生密谋家那种躁动而精力充沛的气质。他同丹东一样不主张滥杀，也认识到必须抚平并消解革命所唤起的那股无法无天的叛乱之气，必须调和国中的内仇。他有丹东全部的不善实际行政，又有丹东那份乐观的信念——相信凭制度之力可以改造人类，以及一份对自己是上天所遣的改革家的雄健信仰。不过相似到此为止。孙中山用以整顿中国门户的那些办法，是他所特有的；它们反映出一种几乎是欧洲人式的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以及一个做梦人对凡不合自己假设与理想之事一概不理的态度。

他在广东一党的激进极端派中间、尤其在政治上活跃的海外华人侨社中间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是无可怀疑的。同盟会的经费大半出自后一类人，而他同他们的私人关系，本身便足以解释他在那一小撮成功地硬把君主制废掉的青年政客中的优势地位。除了他作为一个见多识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少年中国眼中所享的威望之外，许多观察者都证实过的那份个人磁性、以及一种诚恳与廉洁的广泛名声，也足以把他抬举到寻常谋缺政客的水准之上。

孙中山博士的改革方案有一种宏大的含糊、一种堂皇的不确定，若不是这个人本身那份天真的诚恳，会使这些方案与他本人都显得可笑。可他相信自己，那是一个堆沙堡的孩子全心全意、如醉如痴的相信，而他那份无知的豪勇也着实了得。他相信普选，相信中国妇女有投票权。他相信劳合·乔治，也相信亨利·乔治；相信单一税，也相信征兵；相信铁路国有；他向中国人民（而人民并没有听见他）许下各式各样稀罕而清新的果子，而且不必经过栽树这道手续。他能使欧洲人相信他有本事把梦变成真，其秘诀我想在于他那份庄重的从容不迫与缄默的天分——这在不止一个戏剧性的场合上显露得很突出，尤其是在他辞去大总统之职向南京议会告别的时候。他对理想那份天真的热忱，丝毫不曾夺去广东人精明的常识：他最热烈的演说，若不为这桩好事募一笔捐，总是不完整的。他私生活里诚恳而简朴，却又显出一种很民主的癖好：爱制服、爱典礼、爱游行；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人，却又让自己被随员、卫队与一窝寄生的仰慕者围着。最后，他在海外游历中学会了政治广告这门温和的艺术，也学到了一个精明的想法：明白其中耸动视听的价值。他同唐绍仪一样，懂得怎样惊世骇俗；证据便是他在一九一二年三月《海滨杂志》上那篇文章——那是一件建构性记忆的作品，其离奇不下于一出音乐喜剧的脚本。他言行中那股孩子气的大言，着实叫人一愣：譬如他聘「将军」荷马·李去编练中国的共和军队之时，又譬如他告诉英国公众说他「可以指望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至死追随他，正如他们追随他的教诲一样」之时。

这一类事情已经把许多原先相信共和有可能、相信广东人有本事把它建起来的稳健而明理的人疏远了。除了稳健一党（共和党）影响日增之外，白话报纸上还有许多迹象表明：孙中山博士的过分已引起了明显的反动。五月三日，上海最有势力的本国报纸《新闻报》刊出一篇对他猛烈的攻击，是就香港华人拟公开欢迎他、以及在北京为民国开国诸人铸铜像的方案而发的。社论对铜像方案的评论，很能代表少年中国对其领袖的态度。它说：「黎元洪固为武昌首义之人，孙文亦久怀革命之志；然破坏之功既成而建设不就，则将来之论定，究以『元勋』目之，抑以『罪魁』斥之，今日尚未可知。」此外，他让自己被日本的财政掮客与政治冒险家围着，也招来了许多不利的批评。

虽然如此，同盟会（或国民党）在国中仍是一股势力，而孙中山是它的首领。这两件事都出于他对自己所信的改革事业不移的忠诚，出于他对那事业、也对他自己那份出色的信仰。

九省的自治

我在前面已说到地理与其他条件在东南各省居民身上造出的分离倾向；不过照穆勒的说法，那种根深的地方之见是文明与自由制度进步最强的阻力之一，而它或深或浅地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特征。

在古老的政制之下，广大民众同中央行政的作为只有极疏远的干系。中央与各省的当局都极少去干扰城镇与村落里那循规蹈矩的生活。这些地方远远地承认并尊崇宝座为孔门体系的中心，把家与国的合一奉为生存的根本公理；此外，他们便照历久相沿的习惯、照圣贤的经典、照父兄尊长的权威、照地方自治那些粗朴的权宜之法，自己管自己的事。地方之见扎根极深，可它通常并无猛烈伸张自己的缘由。那些来来去去的政府、那些得失龙座的王朝，被消极地接受为宇宙既定秩序的一部分；可它们治国的职能，除了在叛乱或饥荒的关头之外，很少扰动民众平稳的日子。兵与差役对内地多数居民同样是陌生的；除了每年收田赋的人之外，政府没有哪个差人或官员向他们要过什么。就这层意思而言，翟理斯教授把中国说成「一个伟大的民主之国，生活在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大的共和国里」，是说得过去的。可是当他把一种对国家（而非地方）自由的敏锐感受与醋一般的看护之心加到这些地方自治的中国社群身上时，他便忽略了这样一件事实：迄今弥漫中国内地的自然条件，已经有效地阻止了那种舆论的形成与传播——而唯有靠那种舆论，民族的情感才能被唤起并维持。这个错误是近来许多作者所共有的：他们假定那些不能发声、无动于衷的民众对少年中国的政治活动有着确切的参与和同情，并且相信他们凭着古老的地方独立，便有采行代议制度与共和政体之能。可是我以为显而易见：中国几百年来所有的那些民主自治的形式，其首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件事实：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宝座的任何行政权威都不可能在如此辽阔的帝国中通行有效。地方自治乃是历朝无力施行任何近乎有组织的公共行政的自然结果。宝座统而不治。出了城乡社群的界限，便不可能有什么规范化的民治。宝座的权威到最后是靠道德之力立住的；由于自然的阻碍，它从来不曾有过一套足以征收赋税以维持武力、以伸张至高行政权威的机括。中央与各省当局所享的那点权力与岁入，是人民对一种历久确立的秩序自愿服从的结果，是沿着阻力最小之路的间接征课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同质的帝国能维系这样久、而且总体上维系得这样好，须归于圣贤所奠的道德根基内在的强固，归于那些构成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教诲。中世纪欧洲君主之下把地方自治的社群联在一起的，是封建那松散的纽带；而中华民族的统一保存得比那有效得多：先是靠孔门哲学的「三纲」，后来是靠那创立了科举之制、以为长久凝聚之具的治术。凭着这个办法，十八行省在民族哲学、伦理、文教、法度与历史的共同遗产中受了教育、也维持在其中；并凭着它，这些省份在提供全国的立法者与官员一事上取得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地方自治的权利与机会，是孔门体系不可少的一部分，直接出于父权之理。这些地方之权既是财政上的，也是刑名与行政上的；从这些权利的行使之中，全国各地都生出了为共同目的而联合的能力、以及对法度与秩序本能的敬重。可是恰恰正是在这样造成并臻于完善的地方自治的强固之中，横着一道无从逾越的障碍，使近世欧洲式的代议政治无法加于这个民族之上。同一个原因还生出一种返祖的地方性的敌意，凡新事物——如铁路、如开矿、如派京官来监督自治章程的施行——只要有国家干预现行生活方式、或加以新的责任与赋税之虞，便一概敌视。

中国民族情感的性质

赫伯特·斯宾塞说：「一个民族之所以可能，只因为其中的单位对他们所构成的那个整体怀有情感。」同那些单位能为保护并保全其政治共同体作出足够牺牲的民族的尚武爱国心相比，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根本上属于消极而带哲理的一路，可它并不因此就不真实。种族之傲与文明之傲是他们的遗产，是对天朝万物之序一种天生的敬重，而这敬重即便不主动表达出来，也含着对外间蛮夷的一份俯就。这份种族之傲在民众心里同孔门哲学与祖先崇拜密不可分；密到这样的地步：少年中国那股狂热的毁像破偶之气，若不是自取灭亡，便意味着汉家子孙要「各回各家的帐棚去」了。农林部要把天坛改作模范农场的提议，不过是许多预兆之一，预示着不是少年中国的终结，便是那些迄今构成中国爱国之心的民族情感的终结。广州激进派决定不再以官礼祭孔，同时北京参议院议决把宗教条款从教育部的纲领中剔去，理由是国家与宗教之事无涉；这些也是几根草茎，标出了一阵凶猛的破坏之风最初的阵头。这条路通向疯狂。孔教以君主之理为本，同孙中山那粗糙的共和主义显然不相容；可要设法把它连根除掉，便是夺去这个民族的救命锚、便是自招大祸。把「天与祖宗」从中国人那里拿走，无论宪法还是大总统的令，都救不了这个民族于无政府。共和的领袖竟会提出这样的事来，正印证了伊藤公爵那句断语：留洋出身的少年中国的情绪同民众已无望地脱了节。

正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那些把十八行省联在一起的纽带，其根扎在孔教与君主之理里，所以省自治那潜伏的倾向因革命而加剧，乃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对换统治者并无根深的反感，可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本能地反对政体的形式、以及政体所本之理的任何改变。密迪乐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明白：「在一切达到某种文明程度的民族之中，中国人是最不革命而最善叛乱的。」

铁路输入的影响

人民地方自治之权朝省自治方向发展的倾向，在一九〇〇年以后明显加剧；一半是因为这个王朝无力统治，可更大的原因在铁路的输入，在于政府要在外债一事上把财政集中起来的企图。在铁路到来、报纸流通到内地之前，各省因共同的遗产与传统而同属一个政治共同体，可它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经济上的共同利益，经济上争斗的机会也比较少。在湖北人看来，湖南代表着邻近与直接贸易的确切观念，可甘肃与云南不过是地理上的名目。山东是贩皮货的小商人的出生地，山西是银号的祖宅，广东是那些扫荡一切的太平军所自来的远方，安徽是灾民的产地，而直隶是吃贡的旗人的居所。这些人（也许广东人除外）都是汉家子孙，因而是中华的血亲兄弟；可这兄弟之念至多不过是个含糊的概念，因为往来上有自然与教育的阻隔，口语又各不相同。

铁路的到来与白话报纸的迅速兴起，意味着在此前没有舆论的地方形成并传播了舆论。这种舆论起初由士人与绅董勤勉地鼓动，后来则由少年中国鼓动，一开始便被引向抵制北京财政集权的方针。以外国承让商人之手开发铁路的时期，先由一八九八年「势力范围」的争夺与租让权之争所预示，后为一九〇〇年拳民之乱所遏，可以说是自一九〇三年沪宁铁路合同订立而明确开始的。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为筹措偿付沉重的庚子赔款、以及支付整军与其他改革方案的费用，开始向各省索取额外的岁入，其扩张初现端倪。与此同时，各省当局为应付北京的需索，已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包括铸造成色不足的钱币；而且照例为自己的好处，向所能及的每一行每一业加征了额外的勒索。以外国资本修筑铁路，自各省的眼光看，不但意味着新的有油水的机会，还牵出了管辖之权、跨省矿权与厘金征收等问题。地方之见受此激发，取了新的形式与内容；在每一省，受过教育的阶层都利用民众守旧的本能去造出对修筑铁路的抵制，除非其条件能使地方绅董与官员直接把持借款的经费与建成后铁路的管理。这种抵制每一次都是以爱国的理由组织起来的：人们被引着相信以外国资本修筑铁路预示着疆土的侵夺与其他祸害；可每一次，照结果所证明的，真正的目的都是为本地绅董与各省的局所争取恩荫与利益的机会，而与邮传部相对抗。而这种各省的反对之所以被组织起来、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全国性的，是因为少年中国在通商口岸的报纸上进行了不息的攻势——这场攻势不但要阻止外国承让商人再修任何铁路、再开任何矿，而且要求政府设法把已经让出去的租让权收回来。「主权」之呼四面响起，而英国公使这一时期的活动，主要便是向外务部抗议各省当局与自治局的违约。

收回主权的运动

若当真是一场毫无私心的爱国运动，那理由原是绰绰有余的。喀西尼条约与东清铁路的历史给了少年中国一篇好文章；李鸿章与其党羽的贪贿，无疑把满洲这份祖业卖了，也为侵略者开了路。在山东，中国当局面对的是一条德国人修的铁路，而那条路（当时）不许他们在中国境内运送本国的邮件。盛宣怀经办沪宁铁路借款一事的贪墨是出了名的。他一八九八年为修粤汉铁路同一家公司所作的交涉——那公司外表是比利时的，政治来历却是俄国的——预示着满洲的局面将在长江各省重演。俄国的筑路之策把哥萨克的通行权一同带了来，其所以迅速得手，正因为中央政府的无能与贪墨。在拳乱之前，以铁路与银行征服中国，凭着它所造出的「势力范围」，分明预示着帝国的瓜分。少年中国大受日本战胜俄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势力范围之制暂停的激励，手边有大量的材料可以确凿地证明外国铁路租让权是国家的危险。湖南一党领了头，很有道理地坚持说：只要外国人在中国还能主张治外法权，让出带管辖之权的铁路租让（如德国人在山东、俄国人在满洲、法国人在云南所享的那样），迟早必致中国主权的熄灭。湖南一党接近这个问题的办法照例带着守旧与对局面实际需要的无知，可他们毕竟使人注意到了由外国人控制中国国家事业所生的危险。他们纯粹站在本省的立场上，反对盛宫保把粤汉铁路穿过湖南的那一段作为法比合办事业来修筑的安排，并坚持：要么把原来给美国的租让权取消，要么由美国政府保证美国对这条线作为中国铁路的修筑负完整不分的责任。既然没有这样的保证，湖南人便在广东维新派的支持下力争取消租让权。此事于一九〇五年九月办成，当日的美国政府巴不得摆脱这桩自始便不光彩的生意。中国收回这条重要干线的主权，恰与俄国战败、她在北方的压力松弛同时，成了少年中国爱国热忱与精力大爆发的信号；而在每一省，铁路与矿务问题都在「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纲领中占了显眼的位置。取消粤汉铁路的租让权是一场值得注意的胜利，不但对张之洞与他手下真诚的爱国者如此，对各省也是如此——各省看出了筑路的油水，正在组织对北京集权之策的坚决抵制。在李鸿章与盛宫保之治的惨痛后果中，少年中国得到了一件驳不倒的论据，用来反对中央政府同西方金融家再有任何往来，并宣称这足以构成要求取消一切仍在外人手中的租让权的理由。各省铁路局通常由本地绅董组织，四处涌现，其明白宣告的用意便是在筑路一事上醋一般地看护本省之权。北京所提的外债，自广州到天津都成了众矢之的。

反对外债

在这样造出来的民众鼓动中，有两股力量在起作用。一股无疑是趋新的，虽则并非无私。另一股不过是东方对西方唯物主义那种守旧抵抗的一种新的表现。许多中国官员与报人对以中国资本、中国工程修中国铁路的前景大为兴奋，可他们心里再清楚不过：各省的局决不可能办出这样的结果；他们不过是指望凭着否决一切外债，去堵住本省的筑路，从而把外国人与他那些叫人不舒服的作为挡在一臂之外。

要把一九〇六年以后各省铁路问题的历史、以及中央政府无力妥善处理这个问题的一次次表现给省自治带来的推力叙述出来，得写一部书。当时受唐绍仪领导、经手中央政府大部分与铁路有关的行政与外交事务的广东人，据说心里是同情各省的立场甚于同情京师的立场。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经办之下，各省铁路局的态度愈来愈咄咄逼人，而邮传部尚书的地位则愈来愈无助、愈来愈不体面。在我们不妨称之为北京要建立一个集中的国有铁路与矿务之制的最后努力的早期阶段，便已经看得明白、此后又一再得到证明：那场反对中央政府外债的爱国鼓动，不过是各省决心自己经办自己的铁路与铁路财政的一种表达。由唐绍仪代表的政府，设法笼络各省，在外资一事上同他们各让一步：办法是不断向欧洲的银行家施压，逐步取消此前为保护债券持有人而设的财政监督与其他保障。唐绍仪以极高明的手腕利用列强彼此的猜忌与世界主义金融家的迁就，取得了这样一些条件的借款：它们实际上给了中国官员支用款项的自由，因而使中央政府得以对各省的局宽宏大量地随和相待。唐绍仪这样谈成的最后几项合同订于一九〇八年，是为两条铁路提供修筑资本的，而这两条路的外国租让权是十年前就给出去的，即津浦（英德合办）路与沪杭甬路。由于唐绍仪那套一步不让的手法、由于英国使馆对少年中国的乐观信仰与对放任更强的信仰、最后又由于德国的政治金融在北京对各省一方的积极支持，这些合同是以取消那些此前被视为不可或缺的保障而告成的。那时候，这个国家已经遍地是办得极糟而告罄的中国铁路公司的残骸，充满了它们股东与董事彼此的攻讦。诚然，当时有一条线是由一位广东工程师不借外资、不用洋员在修在办的，学生与绅董可以指着它为他们爱国的叫嚷作证——那便是京张路——可是这条路的图样、款子与技术训练，都直接来自英国人所修的关内外铁路。无论就局面的必需还是就近来的经验而论，都没有任何理由承认各省有不受限制、不受监督地经手外资的权利；可是英国的外交反映着它那世界主义金融的迁就，同意了这样一些安排，而这些安排在道义上必定要削弱中央政府在外的信用与在内的权威。沪杭甬铁路合同的结果对省自治的纲领尤其意味深长（而作为直接的后果，对排满运动也是如此），因为它在此得到了最后一股热忱的推力。

浙江铁路一案

浙南山地沿海之处收束入海，那里的绅董与学生素以桀骜好斗著称。在钱塘江上，同在珠江上一样，许多居民至今自称「唐人」，并且公然瞧不起汉家子孙。一九〇五年秋，浙江省的局受湖南人在粤汉铁路一事上的榜样所激励，又受在四川、安徽与山西对英国矿务事业所进行的成功的「收回主权」运动所鼓动，就拟修的沪杭甬铁路组织了一场声势很大的省内运动，不但抗议以英国资本修筑，而且抗议邮传部对其管理的任何干预。是年九月，北京政府显然被南方那口沸腾的大锅吓住了，又已领教了英国外交那份好通融的品质，便训令浙江巡抚「与盛宫保商办取消英国租让权事宜」。此事靠一个简单的办法办到了：宣布那项租让权无效。虽然如此，使馆同外务部之间订立最后借款合同的交涉仍旧慢腾腾地进行着；可这并不妨碍商部奏请宝座取消原来的租让权。宝座采纳了这个建议，颁下上谕，准浙江绅董组织一局以修筑该路。这个局火急地干了起来，募捐、借款，而且当真动工修了一段；而在这一切进行之时，英国公使不断得到外务部的保证，说中国政府仍视原来的租让权为有效而有约束力。上海的盛宫保奉上谕正式通知英国的银团说他们的租让权已被取消，北京的唐绍仪却解释说各省的作为当不得真，那场鼓动不久便会因缺钱而自行消歇。英国使馆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样呈现出来的局面。事情的真相是所有有关的人都看得明白、却小心地不去理会的：浙江的省方公然蔑视了政府的权威，而政府束手无策。一九〇七年五月，前两广总督岑春煊继唐绍仪任邮传部尚书。他看出继续默许浙江这种挑衅态度必将生出并且滋长种种危险，便奏请宝座颁下上谕，授权他去把这一省整顿归顺——他自己也准备去执行。为此他备好了兵，也订下了可随时雇用的船。倘若在这个紧要关头英国政府显出一点坚定，去维护它自身正当的权利与中央政府的权威，则不但浙江会在英国的主持之下由一条修得像样的铁路同江苏的铁路系统连起来，而且少年中国那些失序而无纪律的分子也会受到一次有益的遏止。在筑路与筹款上采集权之策，分明是唯一能给帝国经济发展带来指望、能堵住涣散之潮的方针。四年之后，这个道理被认清了，「四国」使馆把道义上的支持给了中国政府，作一场绝望的努力去挽回已失之地，可为时已晚。然而一九〇七年英国在华的方针正随着放任那股毫无生气的水流漂着，岑春煊于是被牺牲给了省方的敌意与钻营。浙江铁路局大获全胜。北京为保住它那点残余的面子，同英国公司订成了一份注定无用的借款合同，又在最屈辱的条件下派了一位挂名的英国工程师——可那个局既不要借款，也不要工程师。照英国合同的条款，规定铁路的修筑与管辖「全归中国政府」，而英国材料在公开市场上同价时应享优先。省铁路局不理会邮传部，并且以这样一件事显示它对借款合同的轻蔑：在一则招标购置车辆的广告上公开声明，只考虑德国制造的机车！

在合同订立之前，浙江与江苏的一批代表应中央政府之请来到北京，陈述各省反对外债的理由。十二月二十三日开了一次会，几位领头的代表在会上演说。《泰晤士报》访员说这次会「秩序井然，办得好，组织得也好。演说者坚称这场鼓动并非出于任何排外之情，却力言今后中央政府不得再像过去那样不顾各省的愿望而不受抗议。他们着重指出：这样被召来讨论此事的代表团，乃是各省在京师有代表之始，而且可能是国会的先声。」在评论局面的事实时，这位访员说：「此间外国人的意见是：英国政府固然充分体谅各省的不平，可为了中国自身的信用，仍须责成中央政府履行其义务，而让它自己去了结同各省的争端。」

然而英国政府照旧行它那套高明的无为之政，而中央政府束手无策。十二月二十五日，它颁下一道可怜的谕旨，禁止「不负责任之学生，于所争之真问题一无所知、于事实全然茫昧，而竟集会开议，并电致军机处与各部大臣，指画其职守」。（连女学生也曾把这样的电文发给中枢。）这道谕旨还要在所有学堂书院里张贴显眼之处！可是善言陈辞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如今除了严厉的手段，什么也堵不住少年中国那股好斗的省界之见上涨的潮水——而那只有力的手却没有。帝国每一省都明白了：它尽可以安然蔑视北京；集权之策自此成了一场没有指望的苦守。

如我所说，各省的态度在北京铁路租让权的记录里是有理由的，不过鼓动者们采取这种态度时，对中央政府在同俄国及其他侵夺性列强关系上的难处未加体谅。倘若少年中国在以铁路修筑为直接关乎各省利益的问题、从而主张有权把持它的时候，显出了行政的才干与诚实；倘若它拿出了一套明确的方针，以各省同北京的合作去开发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么它的举动或许能由结果来证成。可是浙江铁路局的作为不久便表明：就无能与贪墨的手法而论，不受羁束的地方管辖之下的省行政比起邮传部来毫无可学之处；而它还苦于一个无从克服的难处——无法以独立的省份担保去举外债。浙江铁路局压倒北京之后，每一省依次都想尽一切办法要为自己举外债、而且不附那些恼人的财政监督条件；可是在这一点上政府占了上风，因为它已正式以上谕宣告：各省的借款不承认为国家的负债。各省的局设法募集内债的努力自然是徒劳的：地方的人心固然愿意支持本地绅董与学生去对抗北京、去对抗外国租让权，可它并不愿意把积蓄投到中国人的局所管辖的铁路上去，无论那呼吁多么恳切。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安徽与四川，还为筑路而征了特别的地方税，可其结果只使收税的人受到鼓舞。

给英国投资者的一个警告

浙江铁路局伸张省自治的结果，就其一路而论颇有代表性，《泰晤士报》驻北京访员在一九〇九年二月自上海所发的一份电讯中作了记载。这些结果至今仍有足够的意思，值得引述如下：

「英国合同签字之时，拟修的这条铁路已由两家省公司——江苏铁路公司与浙江铁路公司——断断续续地施工了两年，两家的资本合计约八十万镑。这两家公司只有中国人能持股，也只能雇用中国人。这两家公司怀着爱国的热忱反对中国在外债合同上签字，可后来同他们订了一项协议，说借款所得将转归他们所有，以供他们完成其事业所需之款，他们便和解了。经四月十五日御准，邮传部把英国合同撇在一边，允诺这条铁路将完全归私人而非官方管理，公司的账目也不受查核。这桩交易的后果是可叹的，借款合同中每一项要紧的规定都被违反了。……工程办得又坏又浪费。本国的资本已经耗尽，而股东们看不出有任何回报的指望，近来已在以票面七成的价钱求售其股票。……所雇的一概是中国人。江苏一段的中国主管工程师对筑路只有极粗浅的知识；浙江一段的工程师略好一些，曾在加利福尼亚一所学院读过一年书。他是公司总理的女婿。有一位主管二十英里路段的工程师全无工程训练，他得此职位，是因为他是公司总理最得意的学生，而那位总理是研究《论语》的名家。（下接对中国式筑路办法与式样的描述。）」

「中国的款子既已用尽，如今是英国的钱在这项耗费甚巨的试验上被挥霍。我们手头一份官方的清单显示：照借款合同的条款，在英国募集的一百五十万镑借款所得之中，只有三十五万五千镑留在英国购料；其余已划付上海汇丰银行，而照借款合同的条款，这样划付的款项『应存于该行，待铁路之用时方得支取。……凡随工程进度提取，均须附具证明，载明所付工程的性质与费用。』」

「邮传部不理这些条件，到正月底已分十八次请款提走二十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三镑，并把这笔款子存进了该部自己的钱庄。这些请款并未附具证明。这些款子交给邮传部之时〔原注：这些款子本来根本不该交出去，可英国那家银行既不处于债券持有人受托人的地位，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招惹该部的敌意。这是世界主义金融运作方式一个很好、也很典型的例子，而并无任何明确的英国方针来明智地运用英国资本、保护英国利益以救其弊。使馆对它在借款合同上这一新路数的结果自然感到不安，可后来它靠一条完全稳妥的结论安慰了自己也安慰了别人：少年中国如今是「要争一口气」了。〕，该部尚书（陈璧）与其属员十七人正因巨额盗窃而被参劾。英国投资者借给他们一百五十万镑，是要在英国专家监督之下修一条连接人烟稠密的城市的铁路。他们想必不曾料到：他们的钱竟要用来修一条我上面所描述的那种铁路，或者存进一家操守可疑的本国钱庄。」

这篇对省自治施于中国筑路的第一次大规模试验之结果的坦率揭露，末了表示希望英国政府「警告有意投资者：不可在没有一份界限分明、足以保证对修筑与养护有充分监督的施工合同的情形下，把钱借给中国修铁路。这样的警告是合时的，因为眼下又有交涉在进行，要照我上面所描述的那类条件，为粤汉铁路再借给中国数百万英镑」。

这个警告不曾发出。在议院里有过几句零散的质询、在那一小部分认真关心帝国利益的报纸上有过几句惋惜的评论之后，这件事在唐宁街被忘掉了——在那里，它的分量其实从来不曾被领会过。使馆习惯于在财政事务上把那家多年独享外交部支持的机构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意见，于是照旧沿着阻力最小的那条花径轻松地走下去。不久，在柏林所启发的新方针的影响之下，官方的乐观恢复了，其玫瑰色也如期反映在报纸上。中国政府将得到进言与支持，去推行一种集权的方针，同时合理地顾及各省正当的愿望。世界主义的金融与盛宫保将携手同行，一道踏上那条妥协与互利的黄金之路。各方一致假定的不但是中国政府的善意，而且是它立即把善意付诸实行的能力。

张之洞的长江铁路方案

可是浙江的榜样与它那番成就的威望，并没有白落在别省的学生与绅董眼里。如今除了马步炮三军，什么也不能使那些已经看清省自治之下油水机会的人接受集权之策了。浙江已逼得邮传部承认它有权把宁波这条线作为本省的事业来修，不受北京干预。四川、湖南与湖北眼看国有铁路要穿过自己的疆界，便猛烈抗议张之洞一九〇九年春夏间同「四国」银行团所进行的外债交涉。湖南与湖北的学生与绅董警告北京说：除非借款合同的条款先交「各省核准」，否则他们要抵制任何铁路的修筑。这便是「童蒙当国」了；而张之洞对省自治这最初的果实大为不安——当年在津浦铁路借款一事上，正是他自己（作为直隶人，为直隶人说话）极力主张过省自治的。倘若他活下来，或许能找出一条权宜之法来抚平少年中国、并把筑路这些面包与鱼分一分。他作为中国第一大儒的威望、他个人操守那无可置疑的名声，无疑在湖广总督辖下的两省很有分量——他在那里任职将近二十年。而且据他身边的人说，他已拟出一个方案，大体上为在京的各省代表所接受，他也指望取得宝座的核准：即把国有铁路的盈利与管辖按预先议定的固定比例在北京与有关各省之间分配。类似的方案曾屡次向邮传部提过；推行的主要难处在于这样一件事实：双方谁也信不过谁。然而张之洞的善意因他一九〇九年十月四日去世而落了空。继任的徐世昌是一位和蔼而文雅的旧派学者，连试着去应付这样一种局面的能耐也全然没有。

同沪杭甬铁路一案一样，四川铁路局也以自身既得的利益与御准的作为为理由，主张有权反对北京的外债提议。早在一九〇六年，绅董为川汉铁路要求地方自治的鼓动已闹得很大，而赵尔丰〔原注：这位能干而极受敬重的总督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成都为四川的革命党所杀。〕已于一九〇四年底被派为该路督办。一九〇六年，总督出面应付这场鼓动：他从本省爱国的绅董那里募了约六万镑，宣布打算把这笔钱用来办一所培养铁路工程师的学堂；他说，等这些人出来了，再动工修路不迟。这笔钱实际上被用来买造币机器（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宜昌峡的急流中损失了），于是学生与维新派——他们中许多人是真心想看见铁路修起来的——的鼓动重新猛烈地爆发了。

盛宫保的集权之策

这个局面同当年导致浙江绅董得胜的那个局面还有一点相似：中央政府仍旧照样同外国金融家交涉，仿佛各省的反对是个可以不计的数量。一九一一年春，正月间继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在「四国」使馆的祝愿与庆亲王内阁的支持之下，着手把集权之策收紧。中央政府已得出结论：若不对借款的支用有更有效的管辖，外国政府与银钱市场决不会同意垫付它一切整顿与改革方案所需的巨款。从任何角度看，盛宣怀的方针都是稳妥的；其实，由于读者此刻已能体会的种种理由，它是遏止那场崩解之溃的唯一指望。可是要成功地施行它，有两件事是必需的：其一，政府须有胆气、有凝聚力去坚决面对局面；其二，邮传与财政大臣个人的名声须能使各省的稳健之士相信北京在改革一事上是认真的。到那时为止，各省鼓动者的理由之所以有力，出于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北京的铁路行政是贪墨的温床。对此北京的回答不无道理：各省的行政除了无能与明目张胆的不诚实之外拿不出别的。北京若有一位清正无畏的官员，四川的局面或许还救得了。盛宫保证明自己胆气是够的，不幸他个人在诚实上的记录坏得可叹。他的至交都熟知他绰号「老狐狸」，他贪墨的作为久已臭名远扬。在一个以庆亲王为总理的内阁之下办事，盛宣怀的一举一动势必受人猜疑。他的才干中外都承认——他是在世的中国官员中少数懂得欧洲金融内里运作的人之一——可各省的不满之人不大会忘记他经办招商局与电报局的情形。

一九一一年五月，盛宣怀的集权之策已勾画分明，并得到了宝座的核准。是月十八日，《泰晤士报》访员报道说：「中国在长久摇摆之后，正以出人意料的坚定处置各省铁路问题。」九日，依盛宣怀之请颁下一道上谕，宣布此后一切干线均由国家修筑，凡在私人修筑中的一概由国家收回；宝座已经确信各省公司筑路的失败造成了涣散与虚弱。十八日，总督端方被自退隐中起用，派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二十日，那份决定命运的「湖广」合同签了字，规定借款六百万镑，以修筑湖南、湖北两省的一套铁路，并以这两省若干指定的岁入为担保。盛宣怀在任的四个月是一段紧张活动与疯狂财政的时期，在纸面上把中国的负债增加了一千七百五十万英镑。币制借款与电报借款不曾触动各省任何既得的利益，可「湖广」合同继九日那道意义重大的上谕之后而来，便被全国每一个咨议局、每一个铁路局视为直接的挑战。在广州、长沙、武昌与成都，学生与绅董分明是不可调和的，而舆论普遍处在极易爆炸的状态。少年中国的每一个报人都抗议政府此举。集权之策之所以被斥，不但就其本身而论，而且有这样一层理由：款子落在盛宣怀与其党羽手里决不会于国有利，徒然肥了京官的腰包，而给各省加上新的负担、给各省的岁入加上新的抵押。同样，各省铁路公司的股东中虽有许多人很愿意照公道的条件被收买，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信盛宫保会公道地待他们——电报局股东的经历便是足够的警告。

四川的危机

从表面看，政府的方案是合乎情理、公道而且必要的。它照中国的惯例毁于彼此缺少信任、毁于缺少起码的诚实。湖南与湖北或许还抚得下去，因为在那两省，省公司的债票是要全额偿付的；可是四川铁路局对这样一个提议大为愤恨：它所侵吞的那笔款子，中央政府只肯日后以该路的盈利来补足。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堪忍受的；而当有消息说盛宣怀正私下以自己的名义收购四川公司的债票、并且正同中英公司交涉另一笔借款以筹措赎回那些债票的款子时，这一省便由鼓动转成了叛乱。到七月，动乱将至的一切症候都有了。煽动的告白贴了出来；八月里，商铺关门，一切生意停了十天。

盛宫保仗着内阁与他那些外国朋友的支持，摆出强硬的姿态，进言政府在这场将临的危机中要坚决行事；武昌与长沙显然在观望：四川若被容许蔑视政府，朝廷的权威便永远完了。盛宣怀说得对。可是政府既无物质的、也无道义的力量去平息这股叛乱之气；它所能做的，只是派那位平乱的能手岑春煊火速赶往成都——成都此刻已被成群的叛军围住。那是九月十五日。六个星期后，中央政府全面崩溃，而省自治这桩事业已经荡到反王朝叛乱的公海上去了。盛宣怀为集权政府效力这番尝试的结局，在他被参劾之后由下面这道上谕记载了下来，其忘恩负义之怯懦真是不知羞耻：

「盛宣怀于铁路国有一事，不能仰体朝廷意旨，办理多有乖谬。既受朕特达之知，乃以营私之行贻误大局。辜负委任，着即革职，永不叙用。」

这是十月二十六日颁下的。次日，谘政院中若干省籍议员要求立即将盛宣怀斩首，理由是他的集权之策有悖于国家的利益。他之所以免了这场厄运，靠的是朱尔典爵士的有力举动——他在「四国」其他各国公使的支持下，向政府提出了强硬的抗议。盛宣怀行善而倦，退隐到日本过起私人生活，由「四国」使馆卫队各出两名士兵安全护送到天津。这是他们能为他做的最好、也是最起码的事。

民国之下的财政自治

直到革命之时为止，各省学生与绅董的精力一直被强有力地引向反对外人参与中国铁路、反对中央政府经办这些事业；除此之外，他们很少再往前走。自始各省的局便以文章与演说、以向爱国者募捐著称，而不以任何组织之能或建设性的经济方针著称。革命以后，他们在行政与财政上放开了手，却照旧拿不出这两样中任何一样的凭据。可是随着满清王朝这个共同反对的对象消失，各省彼此歧异的利益与方针便开始伸张自己——势必如此——而伸张的形式，是地方自治那更狭隘、更不带全国色彩的一面。正如四川叛乱爆发的近因可以追溯到既得利益与个人的卑琐动机，各省之间也显出了界限分明的裂痕，其分歧起于官位的机会与津贴。每一省都坦然想为自己弄钱，或借债，或别的什么法子。地方当局中比较开明而爱国的，自愿把一定数目的岁入解送中央政府之用；可大体而言，各省的内政——如在谘政院与各省咨议局所显示的——都充满了根深的一隅之见。君主制的集权之策所激起的反对，整个儿转到了共和政府的财政方案上。自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之初，其领袖便设法主张他们独立进行财政活动、以本省担保举债的权利，而对袁世凯决意把一切举债之权留在中央政府手里深为愤恨。财政部的窘迫、以及唐绍仪同「四国」银行团分歧所造成的僵局，在各省当局看来似乎提供了他们久已寻求的那种举债机会；可是欧美金融家的团结、以及各自政府给予他们的独家支持，使他们在这方面的一切努力落了空。事实上，这个局面仍旧呈现着同当初促成盛宣怀那场不祥的集权之试相同的根本难处，因为照眼下的情形，列强除非有令人满意的支用监督条件，是不肯准许贷款给中央政府的。五月间，由财政部与参议院所代表的北京，已把这些条件当作势所必至而接受了下来。可是这一接受便含着承认北京在财政行政上的最高权威——唯有如此，财政行政才能成为全国性的。而这一点又反过来不但意味着各省信任北京用心与行政的诚实，而且意味着他们放弃扩大自治的主张。北京同各省之争——说到底是一个钱的问题——因此仍未解决，而且只有靠一个强有力的人手中一套强有力的方针、再加上实力作后盾，才解决得了。

各省对外债并无根深的反感，恰恰相反，除了支用监督这一条之外他们几乎什么条件都肯接受——这一点无须详加证明。一九一二年二月，孙中山在南京的共和政府的财政总长准备把招商局的产业；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与粤汉各路；汉口附近若干钢、煤、铁的事业以及别的矿，一并抵押给日本的金融家。可是独立的日本银行家的活动被东京的政府忠实地遏止了，别处也借不到大笔的款子。直隶与浙江的当局向奥国与德国的私人商号商定了一些小额垫款；可大体而言，各省发觉自己的处境同君主制下并无二致。欧洲资本的国际化，至少在一个极紧要的时期把中国从官儿的贪婪与不择手段的外国金融最坏的后果中保护了出来。

各省行政上的自治

不过地方自治与省际分歧的其他迹象，在革命很早的阶段便显露了出来。许多情形下，各省不问任何中央权威便自行推举都督；而在江苏，竟有三个不同的地方为上海、苏州与江北推出了彼此对立的都督。三月间，民国大总统觉得有必要就此事以一道措辞照旧沿用旧文的「令」，诉诸全国的常识与爱国心：

「从前各省自举都督，由于与中央政府关系断绝之故。今全国既已统一，各省所谓独立者已不复存在。地方官制应由中央政府依临时约法制定颁行，以资遵守。地方议会究应否有推举其长官之权，自当于国会议定之官制中明白规定。若于此项官制颁行以前，各省各自为政，屡屡坚持自举都督，则局面必益纷乱，直与统一之精神相背。

「今日办法所当悬为鹄的者，在维持现状、保全治安；断不宜轻率屡出挑激之举，以致滋生纠葛。」

袁世凯此时所面对的局面之险之难，足以使任何人气馁；而他以手头这样窳劣的材料，竟能从民国那些混乱的成分中理出几分秩序来，这很能说明他的政治才干与胆气。除了北方对南方那根深而长久的不信任之外，国都问题也在被猛烈地鼓动着，武昌、南京、天津与北京都各自提出了很有声势的主张。他自己的方针与他周围的人，公然不为国会与那些代表同盟会极端见解的总长所信。治国那亘古的传统已被粗暴地打碎，每一省、每一个领袖都可以主张自己就是法。革命爆发之时，湖北、福建、四川与别的省份都曾宣告自己是独立的共和国。此后它们归入了全国共和的一统，可它们对自治的主张显然是无限的。一个由十八个放大的爱尔兰、而且没有警察构成的统一民族，这前景已经够坏；此外还有这个古老帝国边远的地方——西藏、蒙古、乃至满洲——在那些地方，共和远不是既成的事实。甘肃的省自治看来要采取回民起事的形式；奉天的赵尔巽仍旧公然是拥帝派；而张勋将军带着他的军队驻扎在津浦线上，是局面中一个不明的、却肯定是难以驾驭的因素。最后还有满洲亲贵与那座朝廷，连同它窖藏的珍宝，永远是可能生出纠葛的一个源头。所有这些难处与危险，袁世凯几乎是单枪匹马勉强应付下来的，凭的是他驾驭同胞那无与伦比的本事，凭的是把得体的妥协同及时的坚决巧妙地结合起来。可是横在各省对地方自治最强烈的愿望底下的那个财政难题，仍未解决，而且对这个国家含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在这个难题上，民众那固执的守旧之心将继续被学生与绅董中自谋的分子巧妙地引导，去成全他们个人的利益与野心；这个难题若还有解决之日，也只能靠财政集权与行政自治明智的结合——照一九〇八年张之洞向湖南、湖北两省代表所提的那条路子。要达到这个目的、并在达到之前维持中央政府的权威，关心中国将来福祉的各国就必须继续一致坚持对一切新借款的支用加以有效的监督。没有这一条，中央政府便又要卷入同各省一场激烈的财政恶斗，而其必至的结局只能是外国的干涉。

十英国在华的方针

回顾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废除以来英国同中国关系的全部历史，有一件事赫然凸现：那便是人们一再寄以厚望的对华贸易，自国家的眼光看始终相对微不足道〔原注：一九一〇年英国出口总值为五亿三千四百一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七镑。其中输往中国的值九百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二十二镑，即不到百分之二。自中国进口的值五百五十万，而进口总额为六亿八千七百万，即不到百分之一。〕，同为开发它所付的牺牲与所冒的风险不相称。除了国防那些更切身的问题之外，英国的外交方针主要代表着英国商人集体的意见与利益；由此可知，凡同某一国的贸易本身不足以影响英国一股可观的舆论之处，英国政府的方针从长远看必将反映这一不足。

东印度公司过去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英国在华的方针在巴麦尊勋爵有力的指导之下，代表着当时英国普遍流行的那个念头：中华帝国一旦成功地对贸易开放，将为英国商人提供一片广阔而有油水的天地。一八四二年与一八五八年的两场战争，是为开辟并保护这片天地而蓄意发动的，而当时英国人没有理由料到收割这片庄稼时会有严重的对手。那些日子的亚洲还没有世界政治。我们印度边疆的安全、我们作为一个亚洲强国的地位与威望，都不受北京所发生之事的影响。直到一八九四年同日本的战争预示着新的地理引力之力将施于中华那辉煌的孤立之上为止，商人与传教士的利益实际上便是英国在华外交的全部事务。可是第二场战争确认了天津条约所让出的通商权利之后，唐宁街的方针渐渐起了变化；而在北京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慢慢却确凿地使那些细究此事的人确信：就贸易而论，中国这只牡蛎决不会因任何武力的施用而吐出它的珍珠。第一任英国公使不久便看出（如他一八六二年七月所写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订立一项条约乃是难处的开端，而不是难处的终结。」那时候在中国京师设代表的只有另外三国（法国、俄国与美国），而当时已开的十五个通商口岸的生意，绝大部分在英国人手里。英国政府以援助对付太平叛军之举，已经明确地把自己捆在了维护这个王朝与保护帝国完整之上〔原注：伊藤公爵认为，英国助满人戡定太平天国，是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打断了一个正常而健康的自然过程」。〕。于是中国官方坚决反对对外开放这个国家、其阻挠的冲击首当其冲落在了英国代表身上。卜鲁斯爵士那一时期的公文分明反映出那两场战争所为之而战的种种指望稳步退落，反映出一场宏大的对华贸易那些光明的梦一一褪色。天津条约（一八五八年）订立之后的十年间，确凿的证据在英国使馆的档案里不断积累，无不清楚地指向外国外交在北京那无可救药的无效。卜鲁斯爵士不过是一长串英国代表中的头一个，他们注定只能作无助的抗辩与徒劳的规劝。他自己很清楚地看出了当时已在起作用的分崩之力、满洲行政固有的虚弱、以及无从使列强一致行动的困难——列强利益的抵牾永远会被中国人拿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一八六一年他写道：「在这一带海面上，造出一个新的东方问题的多半是中国之弱，而不是中国之强。」外交的资源与商人的进取，同样在官儿那木然的惰性的阻挠面前徒劳无功。这场角力持续了十年；英国的各商会与个别商人向公使与唐宁街不断呈递建议与呼吁，而使馆则对违约与对贸易的非法征课发动了愈演愈烈的纸上之战；可是灰心的反动已经开始，而随着巴麦尊勋爵离开外交部，党派政治的需要便在中枢确立了放任之策。早在一八六二年，我们便看见外交部顺应着一股对中国内部经济善意不加干涉的反动，去约束英国商人，不许他们享用那些辛苦争来的条约所给予的内河航行与居住之权。次年，罗素勋爵通知上海商会说：「宜尽一切所能，减少英国臣民同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接触点。」

放任之策

约翰·布赖特先生接掌商务部时，给英国同天朝的关系带来的不但是一份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感情用事的人道主义的全部分量，还有一份对巴麦尊勋爵远东方针所本的帝国主义根深的憎恶。在他的影响之下，那些「接触点」被有效地减少了，英国商人的活动被严加压制。宓吉先生是一位有远见而冷静的中国事务观察者，他论及英国方针这一紧要时期时说：「外交与领事两界在建立外交关系头十年之末所起的变化，可比之于潮水之涨、继之以潮水之退。……外交部变得没有神经、没有脊骨，感情用事而摇摆不定。……冷漠成了原则；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成了英国在华外交公然的方针。」〔原注：参见《在华英人》，宓吉著，布莱克伍德书局，一九〇〇年。〕无疑，赫德爵士在中国一边的影响与进言，是决定这套方针的有力因素，而这套方针本能地寻着阻力最小的那条线走。无论如何，其结果是明白无误的，而且一直延续到今日。自一八七〇年以来，中国问题一直是英国政治家肋下的一根刺，而北京是不止一位恳挚的外交家名声的坟墓。也有过几阵用错了地方的精力，通常是被别国的活动所激起，而不是因为切实认清了英国的利益；而这些阵发之后，又是笼络中国人的努力、是条约权利的逐步退让——或出于一种明确的不干涉之策，或因为守住它们这场游戏不值那根昂贵的蜡烛。

一八九七年，条约与税则的修订正在讨论之时，我曾把英国方针的总结果归纳一过，就这一面的局面说过下面这番话〔原注：参见《泰晤士报》专文，一八九八年在上海汇印成册。〕：

「眼下通商口岸的英国商人认为若修订税则便须自中国政府取得的种种正当让步，同上海商会一八七〇年所提的那些要求相去无几；而当时商会致克拉伦登勋爵的节略中所论的各点，大半至今仍悬而未决。一八七〇年那份商会节略，今日几乎可以不加改动地重新递上。英国政府在东方的作为——或无所作为——既有这样的结果，那么白伦南领事在他新近关于中国贸易的报告中所说的那种近年来英国商人缺少进取之心，便几乎不足为奇了。……他们发觉自己正当的要求或者被全然置之不理、或者被无限期搁置，无论在北京使馆还是在本国都无望得到支持，那么英国商人——他们在华的早年史是一部大有条理的活动的可观记录——渐渐陷入一种冷漠听天的状态，不敢着手任何新的生意，终于变成一班替中国人跑腿的代办，这又有什么可怪的呢？中国同外国的贸易与往来同这个帝国的资源相比至今微不足道，这又有什么可怪的呢？」

又在另一处说：

「看一看阿礼国爵士一八六九年那份未获批准的条约，或者看一看克拉伦登勋爵的公文，便足以看出当时所采的方针——那是一套不但就其眼前结果而论是倒退而致命的、而且尤其因它此后对在华领事界所起的影响而有损英国利益的方针。那种不干涉、迁就土著成见的态度，在阿礼国爵士与威妥玛爵士手下被小心地灌输给每一个领事馆的学生与帮办，至今仍在结果；而英国官场在华现存几乎每一条传统，都或多或少反映着克拉伦登与罗素两位勋爵的训令。」

中国世界政治的兴起

本国政府在六十年代后期这样明确采行的方针，凸显了经验那可叹的结果、凸显了人们普遍认清凭施压之力造不出一场宏大的对华贸易。它也反映出一种善意的信念：相信中国终能自己整顿门户、以自己的方式开发自己的资源。可是就在幻灭的过程进行、就在建立于英国远东商务之上那些光明的指望褪色的同时，中国作为一系列新的政治难题中心因素的重要，开始被人认识——这些难题势必关涉到作为一个亚洲强国的英国。而随着一个全新局面的事实渐渐逼人承认，中国一旦由铁路与教育对通商开放之后那不容否认的将来的可能，仍旧提供着一种激励：不但要把这个帝国的完整保全为一个开放的市场，而且要维持英国在其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疆土的野心，而一八六〇年以后也不再有军事冒险的愿望。这位疲惫的泰坦已在印度兵变中领教了白人在亚洲这副担子的分量，无意再加重它。香港不过是通商必需的一个前哨，是为这一特定目的而取得的；威海卫是在「势力范围」之制最盛之时「租」下的，不过是一个失策，是为了以依样画葫芦之举证明英国不是一个可以不计的数量。自六十年代后期直到本世纪将至之时，英国在华方针的努力实际上集中在维持我们的通商权利上。

这些努力用意诚然是好的，可它们苦于中枢缺少连贯——那是我们党派政治的需要、是派遣不称职的公使、是领事界中已经牢固确立的不良传统所致。无论在什么情形下，外交若没有马步炮三军作后盾，都不可能把中国的内地对天津条约所定的自由过境贸易开放：在北京无论进多少善言、发多少威胁，也不能废掉各省的厘卡；英国公使夹在本国人不容否认的权利这个魔鬼与中国对压力那富于弹性的抵抗这片深海之间，其处境永远是不体面的，而且常常是难受的。因此，各条约国那套带着「最惠国」条款与其他保护机括的「合作之策」，在北京外交团存在的很早阶段便被引进了——可它唯一的结果，是把个别公使的无能合并成他同僚集体的无助。一位美国公使的怨言比他英国同僚少得多，却把自己劳作的结果比作「打一床羽绒被」；另有一位权威把外国在北京的外交比作用图钉把一块果冻钉在墙上。回头看看那些日子里长长的口舌之战，人便明白想把中国政府从它自己手里救出来是何等不可能。英国有着一切要使中国强起来的愿望（这愿望随着新的险云在北面与东面的边疆升起而增长），有着一切对她贸易潜在价值的信念，却没有办法使那些官儿——无论满人还是汉人——相信他们自身的存亡系于履行自己的义务。额尔金的时候怎样，后来仍是怎样：「他们对恐惧无所不让，对道理一无所让」；于是历任英国公使继续敦促军事的、财政的与行政的改革，同时容忍着中国对其义务有条不紊的规避。

我们若把一八六〇年英国人民对中国事务与贸易所表现的兴趣，同一八九〇年报纸与各商会议事所反映的一般态度相比，便看得出我上面所说的那个逐步幻灭的过程明白无误的结果。可是一八九五年以后，世界政治的阴影已开始阴沉地投在中华帝国上，而英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又加到了远东商人与传教士的利益上，于是英国在北京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错综的阶段，其结果是舆论重新开始积极关心中国。直到中日战争结束、以及三国联合对付战胜者之后俄国远东方针的初次显露为止，街头的普通人（唐宁街也不例外）一向含糊地把中国想作一片无可救药的颠倒之地，那里的人吃小狗和燕窝——一个住着赫德爵士、李鸿章与四万万个名字念不出来的影子的国家。一八九八年攫取胶州湾与租让权之争以后，舆论开始把中国同一些更熟悉、更好懂的东西联在一起：同俄国一心要通向不冻之海的野心；同德国需要阳光下的新地方；同边疆受威胁与新商路的难题。与此同时，商界又被一些辉煌的幻象搅动了：那久被拖延的华中开放，将靠修筑铁路与开发矿产来达成；而世界主义的金融也开始对这样一个国家表示兴趣——它作为一个不知持家而又无从设防、却拥有未曾开发的资源的债务国，有着不寻常的吸引力。

地方既得利益的强大影响

在事态的这个阶段，随着舆论渐渐对中国事务抱着更明智的兴趣，在华与在英的观察者都认识到：一八六〇年以来英国贸易与英国外交所处的种种条件，自然而然造出了若干长久的结果，而这些结果本身便成了拟定并施行一套有效的国家与帝国方针的障碍。对华贸易起初只限于有限的几种大宗商品，在通商口岸由少数英国的开路人经手，渐渐在少数几家有势力的商行手里筑起了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利益。这贸易的单纯与集中本身便造出了两个结果：它大大限制了英国公众对中国的兴趣，而在没有任何舆论团体的情形下，它使外交部的方针在很大程度上由那些同中国关系最显著的个人与商行的进言所引导。人们很自然地假定：那些在这个国家有长久阅历的人，是最能判断局面与其需要的人——而既然使馆与唐宁街都没有充分熟悉东方特有的商务与财政问题的专家，那么那些自称代表着特别知识或特别利益的商行或个人频频被外交部咨询，也同样是自然的。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在某些情形之下，这种办事之法有其分明的好处。譬如「中国协会」多年来为增进英国在远东的商务与政治利益立过可注目的功劳；还有许多英国人可以点名——像甘德里先生、斯科特先生与查尔斯·达琼爵士那样的人——他们的公共责任感与爱国心使他们能超越一切地方与个人的利益，把帝国与国家方针那更广阔的一面放在眼里。而只要英国在华的利益大体上还限于商务（也就是说，直到九十年代初），那么通商口岸那些大航运、银行与贸易商行的既得利益能对英国方针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便是够自然、而且大体上是有益的。可是随着远东的难题愈来愈卷进世界政治的错综，那些眼界势必更偏于地方而非国家的既得利益的影响，便成了英国方针的绊脚石与一个危险的弱源。即便在我们同中国关系的早期阶段，每逢英国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因耗费巨大的战事之将临或已爆发而被唤起之时，有势力的「中国通」的既得利益同一套帝国方针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也曾被许多观察者批评过。其中最早的一位，海军上校谢拉德·奥斯本（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那一位）一八六〇年写道〔原注：《英国在华关系》，海军上校谢拉德·奥斯本著，布莱克伍德书局，一八六〇年。〕，他评说「近来关于中国的辩论中所显出的可叹的确切消息之缺」，并指出「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多数人的意见所本的不是史实与商务的材料，而不过是某些特殊利益或派系的说法」。谈到中国政府背弃天津条约，他说：

「英国的公众对这场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的背信大为惊骇，自然而然去向那些在中国人中间住得最久的人求一个解释。于是我们便看见中国的既得利益把我们君主的谋议、行政那只有力的臂膀、以及英国公众那份稳健的见识一齐瘫痪了。奇怪的是人们要在阶级利益与帝国利益之间抉择，竟会在两者之间踌躇。可事实就是如此。连额尔金勋爵离开我国海岸时也不得不给这股嚣张的利益扔一块肉，而我们在各处、以各种形状与伪装遇见它。经营对华贸易的英国商人也许人数不多，可他们极其富有，按人数论所享的利害极大。凡能让成员每隔几年便带着五万到十万镑退休的商行，无论就家族的关系、社会的地位还是在英国的田产而论，都决不可小觑；而他们如今所作的争斗、他们实际上为自己既得利益所提出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论据，已经诱使我们的政治家走一条折中之路，而这条路至今是彻底失败了的。」

它对铁路修筑与财政的影响

对这位英勇的上校那份「阶级的偏见」尽量体谅之后，他对那种情形的批评无疑仍是有充分理由的；而那种情形虽因此后所起的变化而必然有所改变，至今仍在困扰着远东爱国的英国人的心，并常常牵制英国使馆用意良好的活动。这个题目就其性质而言有几分微妙而招怨，不必过分铺陈。在东方，有一件事是众所周知、无人否认的：外交部的方针多年以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至今，是建立在中国一个享有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陈说与进言之上的。自租让权之争（一八九八年）与筑路和财政开始以来，这个有势力的集团的活动自然扩大了，以应付一个迅速呈现出国际特征的局面，并在保护纯粹英国的贸易与实业事业之外，加上了世界主义金融的操心。我在前一章已说明：袁世凯维护君主制的方针、以及朱尔典爵士与其同僚为支持那一方针所作的善意努力，是如何被上海那些大航运与贸易商行的仓促举动所挫败的——那些商行关心地方与个人的利益甚于关心局面的帝国或国家的一面。就这件事而论，所采取的举动是短视的，却也可以理解，其动机也容易辩护，因为共和党人拿出了他们心爱的武器：抵制的威胁。不幸的是，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在华英国人多数明确一致的意见与英国方针总的效能，是如何被牺牲给了一个有势力的小圈子的既得利益。在租让权之争之时，长江流域被视为英国铁路事业的独占禁脔，怡和洋行同汇丰银行联手组成了此后称为「中英公司」的银团。在一份致外交部的信（一八九八年四月）中，喀麦伦爵士预告了这个「强有力、有代表性而有势力的银团」的劳作，而它（如《泰晤士报》驻北京访员一九〇二年所说）「自那以后几乎独占了英国政府的支持」。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以强有力的外交压力索得的那些宝贵的租让权，便是交给这个银团去办的。

这些租让权所给予的权利与好处，根本上是国家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就一八九九年关内外铁路借款一事而论，英国政府甚至正式过问了合同的条款，索尔兹伯里勋爵认为：要求把租让权给予英国、随后又不把它们作为国家的事业维持下去，既有失女王陛下政府的尊严，也不合英国的利益。可是拳乱溃败之后，面对着俄国盘踞满洲所带来的新的政治纠葛，这条在逻辑上稳妥的方针被放弃了，随之放弃的还有英国对长江流域势力范围那虚幻的主张〔原注：一八九八年英国允许德国军队参与保护上海租界，便默然放弃了她对长江流域作为势力范围——与德国在山东所享的那种——的主张。这一步遭到上海领头的英国商人强烈反对，可外交部此举在中国协会与下议院中得到了那个受官方支持的银团驻伦敦代表、以及各大航运利益的支持。〕。一八九八年的那些租让权有八年不曾开发，尽管有一般英国侨民、尤其是香港这块直辖殖民地的抗议；而后来银钱市场的情形有利，它们终于被着手办理之时，其条件却把英国政治与经济的利益置于承让人财政与个人利益之下。尽管有许多有教益的实物课，外交部一面仍旧强调维持中国完整之重要，一面却毫不领会这样一件事实：别的国家正在把它们筑路之权作为地方的「商务」利益成功地发展起来，而那种利益分明预示着政治与军事的控制。这些租让权若照一八九九年关内外铁路借款那样办理，本可以由众多请求外交部支持者中的任何一家有效而不加拖延地经办，而且不至于使英国政府担上任何财政的责任。铁路问题的重要在理论上是被承认的；一九〇三年八月萨道义爵士休假期满回北京时，兰斯多恩勋爵说他是带着更充分的权力与明确的训令回去有效处理此事的。可是到那时候，已经在日英同盟里发现了一条新的卸责之路：凭那同盟，「缔约双方在东亚与印度地区领土权利之维持，及其在该地区特殊利益之防卫」，终究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那个新的亚洲强国的忠诚与善意。自此以后，英国的方针便在对远东问题那世界性重要的一阵一阵的承认、与突然发作的没有脊骨的一隅之见之间摇摆。一九〇二年七月马凯条约交涉期间，克兰伯恩勋爵甚至说：英国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帮助中国走向彻底的改革、把她的商务事宜重新整顿以图长久的富庶，不如说是保护英国制造商眼前的利益。回头看这一特定时期那套「糊涂与漂流」的方针，人便为后来那些把纯粹英国的利益置于世界主义金融的需要与预期的利润之下的做法，找到了几分借口，即便算不上理由。

中国协会与中国同盟

这个关头英国国内对远东问题所显的冷漠、以及中国协会中央委员会所显的卑顺态度，在华、尤其在上海的英国侨社中引起了深深的疑虑。该协会上海分会以全体会员一致的表决，力主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应再当作向外交部作秘密而无效的陈情之事来处理，而应以公开与施压的方针把它凸显出来〔原注：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海侨社总体的见解，其宗旨是爱国的、国家的；中央委员会的见解则代表着当时被人称作「门垫方针」的那种友好陈情。一九〇一年初，条约修订的前景给久被拖延的贸易扩张与中国经济资源的开发带来了新的指望，一时激起了足够的兴趣，在下议院里造出了一个积极关心中国问题的有势力的议员团体，并组织了一个「中国同盟」，坦然反对「最受青睐的银团」与既得利益的方针。该同盟一九〇一年二月所发的一份宣言中有这样一段：

「当中国的将来悬而未决之时，当我们在那个帝国的地位与贸易之维持（也就是说，英国此后若干年的福祉）系于女王陛下政府眼前的方针、系于英国代表在北京列强协调中的举动之时：值此之际，帝国的国会却似乎把注意力集中在无关紧要之事的个人辩解上，对远东问题不发一言方针。议院两边的政治家、各色见解的时论家，对这场危机都保持沉默，拿不出任何足以保护英国利益的解决。一场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所引起的注意，还不如一个地方行政的小问题。」

这个同盟不过是在陈述可叹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反映着那个中心的事实——正是它导致了六十年代英国在华政治活动的逐步衰落：即中国的贸易、以及主要代表它的那些既得利益，不足以造出任何有效的舆论之力；而在缺少这种驱迫之力的情形下，唐宁街是不会有什么明确或前后一贯的方针的。除了极罕见的情形与出色的领袖之手外，英国的外交方针是跟着舆论走，而不是领着舆论走。中国同盟那用意良好的活动终于同中国协会东方各分会的活动一样偃旗息鼓，一半是因为同飘忽的抽象物近身相搏是无望的，一半是因为许多抗议者不久便明白：奉行爱国之德或许要招致生意上的不利；踢金融巨头的刺，是一桩不无不快风险的举动。在一个商人的社群里，其生意的存亡系于信用的便利，一家占支配地位的金融机构的力量简直无从夸大；它的影响伸到商业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最远端。一九〇五年之前，汇丰银行一直让租让权事务政治的一面由它铁路生意上的伙伴怡和洋行去经手；它自己的业务实际上限于汇兑，而它内部的政治仍旧是杰克逊爵士在香港主政时所显的那种开明的爱国心。可是自一九〇五年以后，这家银行的方针与作为起了彻底的变化。在同外交部关系密切的伦敦管理层的指导之下，它着手做起了政治金融的生意，而这生意（由于下文所述的种种理由）很快带上了分明的世界主义色彩。

中国协会上海分会认识到这一处境的危险，直到一九〇八年仍在鼓吹它公开与施压的方针；可既得利益壁垒森严，这场运动终于因无人过问而死。自那时起，尽可以说那个原本为代表并促进英国在华帝国与国家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团体，如今所代表的是既得利益而不是爱国的原则。它今日的活动大抵不出一场年宴与一份报告，而那份报告经过小心编辑，凡带争议性的东西一概删去。譬如像川汉铁路借款、或俄日在满洲与蒙古的「特殊权利与利益」的主张、或「六国」银行的政治金融这样攸关性命的问题，该协会集体地缄口不言，而且就公众所知，是冷漠的。其实它的态度忠实地反映着唐宁街正式为历任英国公使所定的方针，即：尽可能少提问题。

一九〇六年以来英国的政治金融

就经济与实业利益而论，尽可以说英国过去六年在华的外交方针，始于汇丰银行的财政操作，也终于汇丰银行的财政操作。外交部最顽固的谬见之一——中国协会驻伦敦方面也忠实地反映着它——便是以为中国问题政治的一面可以、而且应当同商务事宜分开。这个巧妙的偶像被施用于英国事业一般、尤其被施用于铁路与矿务租让权，即便在大陆各国「以铁路与银行征服」之策的结果已经显明之后仍是如此；它甚至被施用于那个「几乎独占了英国政府支持」的集团的事务。马凯条约交涉的徒劳与局面日增的错综使人厌倦，于是口令传了下去（甚至载进了公文）：英国政府无法阻止中国背弃她最郑重的义务。英国公使的处境变得既不体面又不愉快，因为他一面忠实地向本国人保证本国政府捍卫他们权利之有效，一面心里明白：为任何英国利益「都不会动一条船、也不会登一个人」。而中国政府同样一清二楚。因此，每逢中国在铁路与矿务事业上规避或背弃义务而生出问题——日常商务的案子还不算——英王陛下政府所给的支持，其形式便是听任有关各方去尽力谈一个最好的妥协，然后把结果（如果有结果的话）宣告为英国外交的胜利。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左右局面的财政既得利益渐渐漂进世界主义，实在没有多少可怪之处，可确实大有可惜之处。不妨把那些依次导致长江流域的惨败、导致「四国」银行团的建立、以及导致由此而生的无望纠缠的局面的主要事件略述一过。

德国政治金融的钻营

一八九五年，也就是说，在喀西尼条约与攫取胶州湾预示那些将把满洲与华北变成斗鸡场的事变之前，汇丰银行同新设的柏林德华银行订立协议，约定此后任何一方所得的中国政府业务均由双方分享。订这项协议时的政治条件同今日大不相同，英国这家银行无疑是出于一种完全正当而可以理解的愿望：要在一片到那时为止普遍为别国所忽略的天地里避免不必要的竞争。可是到一八九八年，随着「势力范围」之制的急剧发展与英国对长江流域特殊权利的主张，如我所说，英国公使以严厉的外交压力从中国索得了那一带五条专属英国的铁路租让权。这些租让权显然不是可以由德国参与出资的性质；于是它们便以一个纯粹英国的银团——中英公司——的名义取得，该银团由这家银行同英国的怡和洋行合任经理。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六年，由于拳民之乱与日俄战争，中国的政治金融大体上处于假死状态，那一时期五条英国铁路租让权中只有一条谈成了借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一九〇五年二月最后一笔庚子赔款借款而论，德华银行依一八九五年协议的条款主张了参与之权，虽则一八九八年它预见到同俄国的政治难处，在关内外铁路借款一事上曾拒绝行使那项权利。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经济情形很快反映出当时因俄国战败、因少年中国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因新来者为分一杯羹而日增的竞争（人们满以为这个国家所许诺的贸易与实业的开发必将带来好处）所起的政治变化。因此，当一八九八年所得五条英国铁路租让权中的四条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间勉强谈成了借款合同之后，那家德国银行便趁机在伦敦表示：此后凡中国政府的铁路及其他借款，无论在长江流域还是别处，除非准它按平等条件充分参与，它都要参加竞争〔原注：一九〇二年安排撤出上海时，德国借机表示：英国对长江流域「影响」或经济优势的主张，此后将不予承认。这件事在英国几乎无人注意；可英国政府若有过一点近乎方针的东西，那么对一项相互谅解如此坦然的背弃、对一八九九年英俄协定如此的漠视，至少应当继之以否认德国在山东「优先利益」的主张。〕。

到这个关头，为英国这家银行的作为负责的金融家的处境变得相当微妙。一方面，由于他们一八九五年那项不曾废除的协议，他们不得不默认德国参与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多年独享英国政府的支持、又已同带着深远政治意义的英国事业连在一起，若公开认可德国这些主张，便不能不在英国与法国引起批评与反对。可是德国人看出心理上的时机已到，便着手逼他们的伙伴出牌。德华银行驻北京的代表柯达士先生（原属德国领事界）一九〇八年在津浦铁路一事上取消了对借款的一切有效管辖，因而大得中国人的欢心；如今他以同张之洞——武昌的总督——就粤汉与川汉铁路借款开始独立交涉，来证明那一方针的分量、并索取他的报酬。这两条线都在长江流域的范围之内，都已被中国政府承认为留给英国的事业，只有美国有权在川汉铁路的筹款中占一半。德华银行参与这些借款的竞争，便违反了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的协议——照那项协议，德国的金融家约定尊重长江流域为英国的铁路范围〔原注：参见蓝皮书《中国》一八九九年第一号。〕。它一九〇九年三月八日同张之洞订约之时，还无视了朱尔典爵士二月间致中国政府的一份正式抗议，并为自己的举动辩解说：当初承认英国优先权利的那些条件已随「势力范围」而自动失效。鉴于德国在山东独占权利的主张一向被英国一贯地——甚至可说是堂吉诃德式地——承认，德国此举的失信同中国人的失信正是一路：中国人背弃自己的承诺，显然是被以夷制夷之心所驱。

尽管同汇丰银行合组「中国中部铁路有限公司」〔原注：中国中部铁路有限公司是一八九八年组成的一个英法银团，目的是在中国长江以北经营铁路与财政业务。它的出现是索尔兹伯里勋爵同法国政府就云南与四川交涉、以及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五日英法协定的间接结果。〕那个银团的法国金融家心存疑虑而不满，尽管法国驻伦敦大使提出了强硬的陈说，尽管英国驻北京公使已向外务部提出抗议与警告，德国参与这几条长江铁路在一九〇九年六月仍成了既成事实。英国政府在这一不幸的插曲中所显的软弱可叹，首先出于对德国政治金融内里运作的无知，因而出于伦巴第街的进言所施的压倒性分量。英国驻北京公使一开头便清楚地看出：默认德国参与这些事业，英国的利益必将因此受损、威望必将因此扫地；可是使馆的意见在世界主义金融的意见面前分量甚微。唐宁街为这场普遍被认作不光彩的溃败寻找理由，寄望于一个虔诚的指望：等德国的竞争一消除，便有可能强使中国政府接受诚实筑路与办路的条件。凡熟悉德国在中国、土耳其与其他「浑水」中所行的政治金融手法的人，都必定明白以所提的办法达到这样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人家作了保证，而外交部看来也真诚地接受了：即只要准德国同那个受官方支持的英法金融集团一道参与中国的借款，那些保障与担保便可以重新确立，从而迫使中国接受对借款支用的严格监督。一九〇九年初两国以照会互换，英法两国政府宣告反对英法任何资本在无此种管辖条件下借给中国；因此，倘若曾采取步骤去确保新的英法德合组所据以正式成立的条款备忘录中所列的有效管辖条件得以履行，那么他们同意德国参与，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原是说得过去的。可是事实证明：并不曾加上任何这样的条件；恰恰相反，此后同中国政府订立的湖广与川汉铁路借款的条款，显出一种明白无误的倾向：把那些过去保护中国与其债权人最佳利益的监督保障进一步放松。这一倾向在盛宫保之治下加快了；几乎毫无疑问，倘若它继续下去，巨额资本将在很可能导致严重浪费与贪墨、各省内部动荡、以及国外无穷纠葛的条件下，交到一个涣散而或多或少不负责任的政府手里〔原注：伦敦所议、一九一二年九月底订成的克里斯普借款，再一次证明中国政府除了取得外资之外，对其诚实支用与否的一切考虑都置之不顾。每一笔这样的借款，都是通向政治与财政破产之路上的一站。〕。「币制改革与满洲开发」借款的条款，分明反映出那种一时有利可图、而终究致命的方针：不顾中国借款政治与经济的后果而照发不误——那是一套源出条顿的方针，而英国多年来明智地、成功地反对过它，认为它有害于「中国的独立与完整」。

美国插手：「四国」银行团的组成

准德国同英法合组（由汇丰银行与东方汇理银行所代表）一道参与长江铁路借款，这件事本身已意味深长、重要到足以引出更多的政治纠葛。《泰晤士报》驻北京访员五月九日的电文中，道出了人们普遍的诧异：「英国政府竟把协助扩张德国影响之权，委给一家势必要考虑财政而非国家利益的英国银行。」然而英国的权利刚刚不可挽回地让出，美国政府便插手了，正式抗议批准所拟的铁路借款，并主张一九〇三年庆亲王同萨道义爵士协议中所载的美国参与之权。那是一九〇九年六月的事。张之洞受德华银行驻北京代理人的进言，显出要不理会美国抗议的意思；于是塔夫脱总统采取了一个不寻常、却极有效的步骤：直接致电摄政王，强有力地坚持承认美国的权利。这份电报被《泰晤士报》驻北京访员说成是「德华银行钻营的直接结果，而该行对汇丰银行的影响对英国在华利益是如此有害」；他还说：「许多英国人的意见是，英国政府应当向汇丰银行施压，令其同这些德国的钻营划清界限；这些钻营在此处同在别处一样，一贯是要把我们同美国人弄出误会来的。」〔原注：时移世易：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这同一位权威在同《每日邮报》代表的谈话中据引说：「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的德国人同英国人比在中国合作得更融洽。他们的利益同样是商业上的。」〕

美国政府在这个关头所取的坚定态度与它的结果，把英国方针中那份见识与决断之缺衬托得格外分明。张之洞一贯违背他此前对英国的承诺、并轻蔑地无视英国公使的存在，却被美国代办要求的一次短短会晤有效地整治了过来。由于塔夫脱总统的电文，美国的权利迅速得到了外务部的承认，而张之洞发现自己不是接受它们，便只好把他已公开承诺的铁路方案全部放弃。倘若放弃，还得因不履行那份预备协议而向德国赔款——而那份协议正是被用来逼英国就范的。德国既已在同英法平等的条件下在长江各省站住了脚，便不准备坚持把美国排除在外；因此她的代理人满足于在英美外交家与金融家之间播下不和，再挣一笔中国人的感激。一九一〇年二月在香港举行的汇丰银行股东年会上，董事长把德国方针的用意反映得很忠实。他先说该行同中国政府旷日持久的交涉已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安排，「满足了一切必要的担保条件，并规定有关的各国集团平均分享实际的利益」，随后惋惜说「另一方面旧案重提，迫使条款重加安排，并给这场交涉带上了政治的色彩，不幸延缓了它的完成」。他还带着动人的天真辩称：中国即将到来的开发，其果实「多半将由那些没有政治动机之嫌、准备以最简单、最公平、最切实之法满足中国需要的人分享得最多」。这样的说法出现之时，德国正带着最露骨的政治动机，利用它同英国金融家的关系去损害英国的威望、侵夺英国的权利；因此它在华英国人心中得不到任何回声。《字林西报》评说：「我们敢于相信，这番要求把金融同国家利益彻底离异的呼吁，在直接有关的金融圈子之外不会得到任何响应。」作者极其准确地指责这些金融利益「擅自处置英国的条约权利，并放弃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商务主张」，并公允地作结说：「这或许是金融，可这不是爱国。」然而在华的舆论对事态并无可见的影响。中国政府与「三国」银行家同样把不得已当作美德，把美国接纳进中国借款那道「围栏」，于是「四国」银团成了中国政治金融被官方承认的中心。在专论「国际金融与世界政治」的那一章里，这个银团此后的历史有所追述，它最终演变为「六国」银行团也有所说明。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银行团的英国金融家尽可以说是代表着英国的方针，因为去年六月爱德华·格雷爵士曾特意在下议院声明：英王陛下政府已向他们保证给予独家的支持。他因此——如后文所要说明的——实际上把界定俄国与日本在「长城以外地区的特殊利益」之性质与范围的责任，托付给了伦巴第街，正如此前曾容许它去界定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一样。可是我们若就整个局面来看、并顾及英国特定的商务与实业利益，便面对着这样一件事实：德国与法国的金融家必须严格遵从各自政府的政治指示（因而代表着国家的利益），而英国这一集团的金融家大体上不受这种管辖。如我们所见，他们在唐宁街的影响不止一次压倒了英国驻北京公使的意见与进言。即便那家对外交部中国方针的发端与引导负主要责任的英国金融机构当真是英国的——如德国人之为德国的那样——把国际政治托付给一群选定的生意人也仍可作为一种新的路数受到批评，而一位外交大臣公开宣布此事仍要招致严重的非议；不过这个试验或许还能由结果来证成。可是当英国方针的决定与英国利益的保护被托付给一些世界主义的纠葛与义务尽人皆知的金融家之时，这局面看来所需的就不止是下议院里那些零散而无精打采的质询了。倘若英国政府认识到中国的将来搁在伦巴第街诸神的膝上，而选择指派一家金融机构做它在华方针的阐释者与代理人，那么英国人至少可以要求：所选的机构应当代表纯粹英国的利益与国家的宗旨〔原注：汇丰银行在香港的董事会里有不下四名德国人。〕。《字林西报》去年六月十一日在社论中讨论局面的这一面，对爱德华·格雷爵士所用的措辞表示惋惜，认为「对那些不知内情的人来说，这些话意味着英国政府所负的责任不仅限于眼下这场交涉中某些不可取的阶段，而是包括自『四国』银团这个名目出现以来汇丰银行所做的一切」。在专论国际金融的那一章里，可以看到外交部把它的职能、以及它一部分权柄，委给了名义上是英国、事实上是世界主义的金融代表到了何等地步；又可以看到其结果如何使俄日两国得以借英国的资本与英国政府默然的支持，去推行它们明摆着的榨取中国疆土的意图。

世界主义金融的后果

诚然，爱德华·格雷爵士曾着重指出：英王陛下政府在「六国」银团的任何作为中都不负财政上的责任。同样诚然的是：外交部在最后一刻、也是暂时地，坚持要有「对借款所得妥善支用的充分担保」，作为它独家支持的回报、作为英国政府核准此后发行的必要条件〔原注：此节写就之后，独立的英国金融家采取了一种举动，凸显了英国资本自由放任的恶果，并表明英国的资本可以在英国政府为投资者的利益而正式不予赞同的条件下借给中国。〕。到此为止都还好；可是英国政府在远东政治金融的全部历史上，遍地都是类似的善意那可叹的残骸：其净结果尽可以这样归纳——把官方的认可盖在了那些借款之上，而英国资本借这些借款垫了出去，加重了中国政府的涣散，同时又为我们对手的政治目的效了力。到最后，能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无论英国的还是世界主义的金融机构，都不大可能在英国政府明确表示意见的反面着手大笔借款给中国——总算是件事；能哪怕隐约看出唐宁街同奥赛码头之间明智的预见与密切的合作可以用来掌握国际金融的局面，也总算是件事：可是把这份知识用到一套明确的帝国方针的目的上，还有待去做。不幸的是，自正月到七月，英国在北京的态度处处反映着工党那种半瞎的一隅之见——那是摇动自由党这条狗的、失了平衡的尾巴。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远见与善意，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再被社会主义者那套只顾本教区水泵的崇拜所挫，以致（用《旁观者》一位通讯员的话说）英国在华的方针仍旧是「一具无头之躯，一座可责的优柔之碑」。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爱德华·格雷爵士致电英国驻北京公使：

「我们对袁世凯怀着十分友好的感情与敬意。我们希望看见革命的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府，能公正地同外国交往、能维持内部的秩序与有利于贸易进步的条件。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支持。」

不幸的是，如已说明的，上海的既得利益在君主制危机之时对袁世凯的对手怀着十分友好的感情与敬意，以致当时给他的外交支持采取了善意中立的形式。此后，在英王陛下政府核准之下，俄国与日本被纳入了那个代表「在华利益居首的列强」的金融合组，而这两国的回报便是把拟议中给中国的借款当作一个基地，去扩展它们以中国为代价的扩张计划；而在这样攸关性命的一件事上，英国政府对自己的态度不曾透露任何消息。显然，世界主义的金融与一个单方面同盟的需要，在中国同在波斯一样，合起来把外交部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它一切的善意与同情都落了空。要使借给中国的英国资本为我们帝国与国家的目的效力，其唯一的办法显然就在上引外交大臣电文所指的方向；然而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外交部竟成了一些财政提议与国际安排的一方，而这些提议与安排把那些目的一笔勾销了。

借款支用监督之必要

英国在华的利益有两种：国家的利益，在于保护并扩展我们的贸易；帝国的利益，在于维持现状、并保障我们作为一个亚洲强国的地位。要增进这两种利益，在北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根本的必需——因为中国疆土完整的维持与她财政的逐步整顿，都必系于此。然而在世界主义金融的指挥之下，那些得到英王陛下政府支持的举措，其性质却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完整，同时又拿不出任何把她的财政放在稳固基础上的持久指望。就后一件事而论，外交部是明知故犯，因为它很清楚、而且在一九〇九年宣称过它的这份认识：要使借款既有益于中国又有益于英国的利益，唯一的办法是坚持那种曾使海关成为这个国家唯一长久可靠的岁入来源的保障。爱德华·格雷爵士很清楚——就此而论「六国」银行团的每一位金融家也都很清楚——无论派多么显赫的顾问、多少名审计员，都保不住公款被诚实地经手，理由很简单：这些职位既不带行政的权柄，对中国官员以外的任何人也不负任何责任。所需要的，是委派完全可靠的欧洲会计师，对每一元的支出负责，并有一套定期公布账目的制度。这套制度在关内外铁路、在沪宁与九广两线、在海关都行之有效，而且显然于各方有利。没有它，在中国造出她自己诚实而称职的公务人员之前，便别无他法能防止每一笔新的借款把这个国家推得离破产更近一步。「六国」银行团眼下的提议，必致重演土耳其与波斯的历史。无论在下议院还是在蓝皮书里，都不曾提出任何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把外交部的支持与英国投资者的资本借出去。倘若这祸害非来不可，我们至少要保住自己自由的手与一副安然的良心；不过英国同法国在政治金融上一套协同的方针，应当能有效地掌握国际的银钱市场，并确保给中国的借款只用于能生利之事，而与个别列强的政治图谋无涉。

利益协调之刻不容缓

在远东问题上跟着逐日的权宜走，外交部迄今不过是遵循着一条历久确立的传统。在公众既无知识、又少兴趣之处，显然既不需要固定的原则、甚至也不需要明确的主张。可是有一点愈来愈明白：这种朝不保夕的做法，已不能再为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目的效力。印度、波斯、西藏、满洲各省、中国的将来——这些所呈现的问题，都已不能再按任何水密舱的办法去处理，而是构成一个宏大的世界政治难题的一部分，其重要关乎英国的性命。这个难题最显著的一面——那是因各大商业民族经济上彼此依赖而产生的、比较晚近的现象——便是国际化的资本在争夺帝国与市场那场狰狞的角斗中所扮的角色。今日英国外交方针最可注目的事实之一，便是政府——反映着舆论——未能认清这一来源所生的危险，未能把英国资本的运用组织起来、指挥起来，作为一件攻守的兵器。英国的商业对手，尤其是德国与日本，从我们听其自然的办法、从我们未能把政治同实业与商务的目标协调起来这一点上得利，并不只在中国。考察英国利益在世界各处的处境，可见这一因素作为市场角逐中成败决定因素的效力正在迅速增长。在葡萄牙、在俄国、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殖民地，英国资本同英国实业事业之间毫无协调，又没有任何指导的方针，正渐渐造出一种局面，使英国同德国的竞争成为一场必输的赌局。除了通常出于个人远见的一阵一阵的努力之外，尽可以说英国的资本作为国家力量的一个来源，在现有的条件下是被浪费掉的。在许多情形下甚至可以说，这份力量的因素经由世界主义金融的渠道，被当作一件对付本国利益的兵器来使用：英国的借款被挪去成全我们对手的政治目的、成全他们的实业。这种情形如今已普遍到不足为奇，几乎不必举例；日本借英国资本在满洲修铁路，却把车辆的订单下到美国去。中国在伦敦为一条铁路借款，而那条路正在不久前还被称作英国「势力范围」的地方，她却把那笔钱的很大一部分花在德国与日本，有时甚至毫不迟疑地公开声明她偏爱自那两国购买的材料。

在法国，世界主义的金融达到了它组织上最高的形式（也达到了它某些最可叹的结果），政府早已认清必须保障法国食息者的利益、同时把资本作为国家力量的来源加以管辖，遂有立法，使任何法国的借款实际上非经法国政府充分知情并核准便不能外流。在德国，政治活动与金融活动的协调还要更紧密，这一点我们近来在土耳其与中国的全部经验都已清楚地证明。德国外交部不但同它在国外的金融家的行动保持密切联系、常常派德国官员去主持那些经营世界政治业务的银行，而且已经成为一套正规组织起来的制度的一部分：一切大金融机构都同制造商与实业家的集团直接相连，以致政治、实业与金融的全部力量沿着预定的路线一齐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推进。换句话说，各大商业民族已经明确接受了那一课，而我们在英国（仍受着一种并不存在的自由贸易的魔咒）却不肯学：即商务同政治分不开，而金融同二者都分不开。英国在俄国利益的相对衰落，分明可以追溯到我们实业与金融利益之间这种协调之缺，而几乎在我们有来往的每一个国家里都看得见同样的因与果。我们在土耳其缺少制度与对国家利益的明智协调，其结果格外有教益。近来法国参议院关于康朋先生同德国外交大臣之间摩洛哥「谈话」的揭露，给这个题目投了些光；那些揭露给我们留下一种不快之感：英法协约无论多么真诚而强固，只要这一边外国借款金融的用途没有被负责任的权威有条理地指导与管辖，它便完全无从为英法共同的利益效力。若有了这样的指导与管辖，基辛根的谈话肯定不可能走上它后来所走的方向，以致有损英国在君士坦丁堡与别处的利益；英法两国的金融也同样不可能继续彼此拆台。巴格达铁路提供了一个可叹的例子，说明凡世界主义金融唱主角之处，我们的外交方针迄今都带着「糊涂与漂流」的特色；如今确乎到了彻底修正我们的办法、到了鼓动与教育舆论——自我们的各商会开始——的时候了，好使英国的资本此后在异教之邦能被明智的权威所指导，成为国家力量的一个因素。外国使用这笔资本所得的好处，若始于借款发行的利润与包销的佣金、又终于此，那是不成体统的——而这些利润与佣金在许多情形下落进了那些去了国籍、对大英帝国的命运与尊严一概漠然的金融家的口袋。英国的方针必须效法那些以科学方法组织起来的商业强国，坚持要英国剩余的财富之用途有益于本国的贸易与实业。

土耳其与中国的世界主义金融之比较

就远东眼下事态的实情而论，不妨把世界主义金融与世界政治在土耳其与在中国的办法与结果各作一番比较，看看它们的活动对这两个多难之邦目前的不幸各负多少责任，这是很有教益的。「四国」在华的铁路金融同巴格达线的历史有若干共同的特征，若加以妥善研究，很难不教育舆论、不为将来指出教训。

不容否认的是：在中国同在土耳其，各大强国的经济竞争多年来都是政治肌体上动荡的一个长期成因；同样确凿的是：在这两个国家，德国那明智而以科学方法组织起来的手法都成功地把世界主义金融——也就是说，大量英法的资本——引向德国政治目的的最终推进。使英法两国的方针失败、使英法协约在君士坦丁堡全无实际价值、终于使德国在小亚细亚的铁路方案得到法国资本部分助力的那些原因，同那些导致英法威望不光彩地垮台、导致英法在华中铁路事业上的方针失败的原因，在来源与出处上一模一样；而后者又是后一个国家眼下政治动荡的直接成因。德国在这两件事上的成功，都直接出于这样一件事实：英法两国的方针都一贯被置于世界主义金融家的目的之下，而这些人的私利与利润压倒了爱国与国家的考虑；德国的方针则恰恰相反，把她财政的、实业的与政治的力量紧密协调、巧妙指挥，朝着预定的、专属德国的目的前进。在那些经济利益的开发分明等于为将来打下政治桩子的国家——尤其是小亚细亚与远东——德国的金融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其设计也是有远见的。因此在中国，我们看见德华银行同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业务，是由外交界或领事界中选出的人经办的：在这些人心里，祖国的分量重于发行的利润，而他们也很清楚同那些持相反见解的人打交道能占到多少便宜；而在君士坦丁堡，德国资本家无孔不入的活动，是以使馆为目标、也以使馆为出发点的。而德国同日本一样，很留心在重要的战略据点都有很好的代表，以致以铁路与银行征服——这本是俄国近世治术的发明——正在德国人手里大大臻于完善。在不止一个重要的中心，它实际的力量大半得自它从英国政治金融那听其自然的办法中所占的便宜，同时也得自那种以巴黎为总部、在每一个都城都有分支的、格外玩世不恭的世界主义。一九一一年底关于卡约与梅西米两位先生同德国金融家关系的揭露、以及他们的交涉对法国在经济上依赖喀麦隆的那些地带的政治地位所起的作用，不过凸显了世界主义金融诸多面相中的一面而已——这种金融若不加管辖，自然会把一切考虑都置于利得之下。驱使「森林公司」那个法属刚果集团的本能、他们那种为发行利润与股息不惜拿法国的荣誉与政治优势去交易的玩世不恭，在第一笔巴格达铁路借款的格拉鲁斯银团身上找得到对应；在那个英法合组身上又找得到对应——尽管英法两国的外交在北京作过种种努力，正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金融参与长江流域的铁路借款〔原注：有一件事很意味深长：卡约先生是「中国中部铁路有限公司」巴黎集团的主席，而伦敦董事会的主席是卡尔·迈耶爵士，他同时又是汇丰银行的董事。〕。

眼下局面的危险、以及我们那套马虎办法的危险，凡仔细考察过德国与日本指挥其政治金融所据的原则的人都必看得分明。譬如简直无从设想会有哪一群金融家，无论其世界主义的倾向多么强，能够调动并使用德国的资本去推进英国或法国的政治方案；柏林的空气对这样一个念头的胚芽是极不适宜的。也无从设想会有一家德国银行，在德国政府的指挥之下办事、又受它的保护，竟会出于漠然或别有用心，去做有损德国制造商与商人利益的事；条顿人的头脑排斥这样的念头。这样的情形竟然在法国出现过，尤其可怪，因为法国财政部长按理是要为「小额储蓄」与法国实业的利益，对法国资本在外国的使用行使官方管辖的。照法国的制度，股票在交易所挂牌须取决于政府的好意与批准，因此只有靠有关部长的无知或同谋，法国食息者的积蓄才可能被引向有损本国政治与商务利益的用途。这种对交易所的管辖是一件攻守兼备的兵器，若明智而爱国地使用，当是国家武库中最强的兵器之一；近来不止一桩国际政治的插曲已经证明了它的护卫之力。可是就英国而论，过去外交部同伦巴第街之间的关系一向是那种模糊而一阵一阵的类型：靠自由贸易的原则蒙混过去，既无制度、又无确切的消息，也无连贯的方针。在我们对外关系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无从有几分把握地预言究竟是唐宁街领着伦巴第街走，还是反过来。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一部分以柏林为灵感与总部的世界主义金融，若不在这里寻求并找到它的机会与报偿，倒真是奇怪了。

既然那些导致卡约内阁垮台的揭露已使法国与英国的公众注意到大金融界不受管辖的活动对协约的宗旨所构成的威胁，那么指望我们自己在把国家财富当作国家力量来经手时能引进几分德国式的警觉与力量的协调，应当是合乎情理的。在眼下这个关头尤其必需的，是英法两国政府在近东与远东政治金融这个题目上有一份清楚的谅解与明智的合作。

英日同盟

这番对英国在华方针的巡视，不能不提一句英日同盟便告结束。自英国的立场看，一九〇二年缔结这个同盟是一桩明智而必要的举措，其用意是遏止俄国对华北的侵夺、保障我们在那一带的商务利益。它是明智的预见一次大胆而有政治家气度的体现，也达到了它的目的。（同样，两年之后，我们又依着对印藏边界局势的一次明智却短命的体认行事。）自日本的立场看，当时某种同盟是必需的。人所共知：伊藤公爵当时在圣彼得堡，正要同俄国缔一个同盟，而因桂太郎公爵与小村侯爵的进言，日本天皇出面干预，命伊藤公爵去支持林董伯爵在伦敦同英国缔盟的交涉。这样缔成的同盟，其宗旨明确而切合实际。日本的外交方针从来没有什么感情用事的东西，而她的政治家自始便充分领会这样一件事实：各大强国之间的条约与协定可以掩盖、却无从阻挡地理引力的过程与政治家不便明言的用意。一九〇五年八月兰斯多恩勋爵同林董伯爵商定续约之时，正值美国朴次茅斯在进行结束日俄战争的交涉，那原来的盟约其盐已经失了味。第二次协定续订了一个攻守同盟，去对付那些一时已不复存在的意外；而它无视了俄国战败所造成的根本改变了的条件那些攸关性命的事实。也许有过——无疑是有过——一些心怀善意的理论家，相信日本打这场耗费巨大的战争是为了保证「中华帝国的独立与完整，以及各国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可是每一位切实的政治家与政治经济学者都明白：这场战争是日本经济压力必至的结果，而她若要同俄国争夺长城以外那些人烟稀少而肥沃的地带，正是因为这种压力、因为她那壅塞而负担过重的人口迫切需要找到扩张的出口。以为朴次茅斯条约、或任何别的外交协定能保护中国免受她自身无助的无能的后果，是荒唐的——正如海约翰先生的「门户开放」协定并不曾阻止俄国稳步推进一样。续订英日同盟预先假定了利益的一致，而当时一切都分明指向彼此歧异的方针与目标；不久之后在北京订立的中日协定，更凸显了这一事实。凭她地理的位置与新的军威，日本不但能在北京主张占优势的政治要求，而且能指望把她的贸易与实业推行于全中国，同欧洲列强——包括她的盟邦在内——成功地竞争。同盟在感情上与其他方面的义务，使英国处在这样一种地位：对那些同俄国所为一模一样、当年曾激起最强烈反对的举动，如今难以提出异议。自一开始便看得明白：朴次茅斯条约就其要紧的条款——那些保证中国在满洲主权不受损害的条款——而论，已是一纸具文。譬如一九〇九年十一月斯坦霍普伯爵在上议院问英王陛下政府是否认为宜「划定一个地理界限，在此界限之内日本政府有权否决中国政府为开发满洲与蒙古所愿采取的举措」，克鲁伯爵不赞成提出这样微妙的问题，并说这是中日两国政府之间该安排的事。朴次茅斯条约与其他一切保证中国完整的协定与约章，都被默然承认为同那些保证朝鲜完整的约章一样不发生效力。因此，就实际的用处与国家的尊严而论，续订这个同盟是不可取的，哪怕只因为英国由此便同她盟邦的一切作为连在了一起。两国政府的「面子」已凭一再宣告的忠诚与相互信任妥为保全；可事实仍旧是：续订的同盟所宣告的目的，同朴次茅斯条约的用意一样，同那些最终支配着每一个民族方针的自保本能相悖、同演化的根本律相悖。二者都已因俄日协约而成为多余、乃至可笑，而伊藤公爵的明智终于因此得到了证实。

自大处看，近世各国的方针都或多或少反映着经济压力所造出的攸关性命的难题。这样看来，眼下英日同盟所公然宣称的宗旨，不过是对事实与必需的一种客气的回避，而那些事实与必需就其一路而论，同门罗主义或美国的巴拿马运河方针一样不容违拗。我们若撇开这个问题日本的一面，以同样的眼光去看英国在远东方针最近的表现，便看出它们反映着政府中社会党与工党那一隅之见的眼界，也反映着选民无从领会帝国方针与国外市场对英伦三岛经济压力所造出的新难题的直接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那条阻力最小之路、那种「减少接触点」的相沿倾向，虽同英国方针过去一切公然宣称的目标相悖，在今日却有着不容否认的吸引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脑适应环境的变化很慢：这个民族的这一特性，在变化是渐进的时候造成稳定，在变化错综而迅速的时候便成了一个弱源。一个至今还不曾认清全民兵役是国家存亡之条件的民族、一个在自由贸易这件东西本身早已消失之后很久仍相信它有可能的民族，是不能指望它去领会亚洲极远处事变那迅疾的行进有何意味的。所能指望的最好的事，便是那些以教育国民关于国家要务之舆论为职责的政治家与时论家，能在中国事变的纷扰与情形的变动之中，看出英国利益最可能受到威胁之处——譬如看出维持中国君主制的重要，同一场短暂的贸易抵制的风险相比孰轻孰重；看出一套明确的英国方针——无论它多么有缺陷——同国际金融的机关算尽相比孰优孰劣。在东京与圣彼得堡，即便最肤浅的观察者也必定自始便看得明白：英国不大可能在俄日两国对中国的任何侵夺上加以反对，唯恐这两国中的一国或两国被拉进德国世界政治的轨道。这个中心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其后果势必是严重的；可即便如此，似乎也没有必要驯顺地交出我们战略上的位置，或者白白地为我们对手的手中添牌。因为俄日协约同英日同盟一样，并不是远东问题的最后一句话。

十一美国在华的方针

过去十年间，美国在远东的方针虽时断时续，却明白无误地反映出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一种责任感——那是它在对西班牙一战之后踏上帝国之路、成为世界强国时所承担下来的。这一层毫无可疑；然而对于留心政治天象的人，它所反映的还不止此。它反映着那种自保的永恒本能——这本能在国家身上一如在个人身上一样强烈，正在适应一个变动的环境；反映着美国人民由农业的生计逐步转入工业的生计；反映着对经济压力日渐自觉；反映着一种已不遥远的景象，即这个国家需要为其城居人口的产品找到新的市场、为自己找到阳光下的新地位；也反映着拥塞的欧洲那持续的冲撞，正以种种新的膨胀之力表现出来。罗斯福先生一九〇三年在旧金山以一番高远的帝国主义之论开启「太平洋时代」，这件事如同一块路标，立在岔路口上。此后闭关自守的种种保障被抛弃了；旧门罗主义的「地理屏障」随着兼并菲律宾而倒塌，几乎无人察觉。美国人民已经担起了白种人的担子；他们必须付出伟大的代价。而无论少数人如何疑虑，多数人已经欣然把这担子挑上了肩。塔夫脱先生说：「我们美国人民对于自己是否要在世界上扮一个大角色，是没有选择的。这一层已由命运、由事变的进程替我们定下了。我们必须扮这个角色；我们所能决定的，只有扮得好还是扮得坏。」

一八九八年以来美国外交方针的纪录，雄辩地证明了一种过渡状态的种种两难，证明了要把旧制的教义同新制不可避免的后果调和起来是何等困难。举例来说：一个通过了丁格利关税法案的国家，要宣讲「门户开放」的福音，是困难的；一个不得不坚持排斥亚洲人的政府，要宣布人类皆兄弟、要宣讲机会均等的福音，是困难的；要把「金元外交」同门罗主义的根本原则以及「不与欧洲的纷争纠缠」调和起来，也是困难的。然而事变的逻辑比理性的逻辑更能说服人；必要之势的大棒比抽象正义的橄榄枝更为有力。考察美国自在那久有争端的巴拿马运河区域取得优势地位以来在华盛顿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我们处处遇见这个国家的良心与这个国家的需要之间冲突的症候，而且不断重现。我们到处看见美国人民那种人道与正义的高远理想、那种利他的侠义冲动、那种为「败犬」抱不平的堂吉诃德式同情，正在同强劲的民族主义与膨胀的野心所必致的结果相搏斗。在加勒比海如在太平洋，在墨西哥如在满洲，我们都看到：对人道与文明的种种主张有着公允的体认，同时对这个大共和国眼下与将来的需要又有着极清楚、极务实的估量。驱使它把手按在巴拿马、把前哨设在远太平洋上的那种精神，代表着这个国家对世界人口压力的集体自觉；面对这一冷峻的事实，慈善家与和平使者的挣扎全是徒然。使美国肢解哥伦比亚、控制巴拿马的种种原因，就其经济的根源而言，同驱使日本人走向满洲的原因是一样的；使美国参议院在运河通行税一事上偏护美国航运的原因，同使日本人在满洲铁路运价上偏护本国人民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各国为着体面，惯于用种种客气的虚辞掩盖这类行事，那是硬邦邦的事实向理想主义所缴的最后一笔贡。在自欺的人类所立的一切誓约与承诺之中，各国政府彼此所立的那些是最没有约束力的。

美国成为世界强国

美国出现于世界政治的场上，恰逢条约与公约的约束之力衰减到消失之点的时期。随着一八九七年德国攫取胶州，又随着人们普遍看清俄国在远东的前进方针，近代世界似乎确实进入了一个国际海盗行为的时代，只以仁慈的辞令加以调剂；在那样一个时期里，弱小国家的权利要被以残酷的犬儒态度一拨了之；召集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的那位君主，正在筹划征服一个新的东方帝国；而主要签约各国正在为战争作准备；政治的讲台上回响着普世和平与善意的宣示，而这些宣示所起的作用，只是为那场争夺优势与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中的新着数打掩护。每逢一国自保的切身利害有所牵涉，卡内基先生的种种梦想与外交上的优雅礼数便一同远退到天边去了。

美国航运衰落之后，广州航线的飞剪快船与檀香山的捕鲸船队从太平洋上消失之后，直到本世纪之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主要限于保护它的传教士。须记着：直到一八四七年加利福尼亚才并入合众国。那时这个国家才取得它在太平洋上第一段海岸线、第一份产业上的眼界。南北战争前六年，佩里准将那次著名的日本远航曾激起美国人民的热情，也激起了对太平洋彼岸各亚洲帝国命运的普遍兴味；然而这份兴味随着商船队的消失而消失，此后这个国家的目光是向东而不向西。二十五年之后，美国货物输往中国的年额还不到一百万元；因此，那位一心只管生意的街头常人对远东的兴味，仍旧是懒懒的、柏拉图式的。

到一九〇〇年，虽然可以说「太平洋时代」已随着取得菲律宾与巴拿马运河权利而开始，虽然美国的出口已升至一千六百万元，然而那条由门罗主义合乎逻辑地推出的「不与欧洲的纷争纠缠」之策，仍反映在美国对联军北上救援北京使馆一役的半心半意的参与上。不过国务院不久便把局面的实情同它新的帝国方针的当下需要调和起来了。乍看之下，要一面继续把大西洋视为地理上的屏障，一面又宣称太平洋并非如此，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讲逻辑的人看来，今天也依然如此。美国既受门罗主义这条传统方针的束缚，还能主张有权积极参与东亚的事务么？

盎格鲁·撒克逊的头脑有一种特别的本事，能把必要之事化为美德；它不惯于纵容教条上的软弱，直至与实在的或潜在的利益相撞。任何对门罗主义的既有解释，都未必能阻止华盛顿政府去走这个国家海外帝国命运的新路。因此，那条著名主义的面子保住了，只是略加更动，以合乎实情。人们议定：不干预欧洲事务这一原则，并不排除兼并菲律宾或太平洋上别的岛屿。马汉上校为这一解法加了一道半官方的印可，他以权威的意见表示：「按门罗主义所作的解释，『欧洲』应包括非洲，连黎凡特与印度也在内……而不包括日本、中国，也不包括太平洋一般。」可以看出，这个界说一面把亚洲开放给美国人，一面对于亚洲人在美国寻求对等机会的可能却毫无规定——这一疏漏近来已迫使门罗主义又作了一次推广〔原注：洛奇参议员的决议案于一九一二年八月经参议院通过，禁止受外国政府控制的公司或团体在美洲大陆占有港湾或地方。此决议案直接起于日本政府欲在马格达莱纳湾购地设煤站的传闻。〕，并且无疑将在不远的将来引出它的大幅修订。

罗斯福先生一九〇三年在旧金山的「太平洋时代」演说，道出了那种已抓住美国人民想象的膨胀理想，那种关于辽远统治与太平洋霸权的梦想。他说：「我们疆域之扩张是巨大的；我们影响所及之扩张则更巨大。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地理位置，只要我们以足够的决断把握住这地位的种种便利，便足以保证将来和平地支配那片水域。」无论纯理派与拘执各国权利之说的人怎样挑剔罗斯福先生的言辞与外交手法，他那种无所不在的、洋溢的生命力大概确能投合街头常人之心；而大体而论，那些言辞代表着一条开明自利的方针，为世界政治所必需，也为结果所证成。「和平地支配」太平洋这个念头，同罗斯福先生那套多子多孙的福音一样，无疑本身就否定了美国慈善家们向来那样显著地与之相连的一切普世兄弟与和平的梦想；街头常人不是逻辑家，他在内心深处通常说的是：「我的国家，对也罢，错也罢。」罗斯福先生说：「我把巴拿马运河区拿了过来，把讨论留给国会。」而舆论认可了这结果，纵不认可这手法；一如八年前它为他那句「太平洋的支配权必归美国」的宣告而喝彩。

美国在华的地位

「太平洋时代」既已破晓，其自然的后果，是美国的政治家在一九〇〇年恢复邦交之后把认真的注意力转向中国；而他们发觉自己面前摆着若干困难而微妙的问题。为着在开发中国贸易上取得均等的机会——那贸易在当时（如同今日）被普遍认为给商业事业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他们头一桩要务是防止中国被分割，尤其要防止满洲——美国在东方最好的市场——被俄国吞没。其次一桩差事，是重新取得中国人的信任与善意，而这信任与善意已因排斥华工法案的施行而大受动摇。中国市场对美国制造业者的价值一直在稳步增长；一九〇二年，美国输往中国的出口额第一次超过了自该国的进口额。英国的「门户开放」之策为第一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解法。国务院拥护它之热切，任何自由贸易论者都不能再有所求；国务卿海约翰先生向各条约国发出一份通函照会，请它们赞同贸易机会均等与中国领土完整的一般原则。各国以适当的辞句作答，表示它们对这两项原则的无私忠诚，而世界各国的报界则为仁慈外交这样一场显赫的胜利欢呼。纸面上的胜利是明显的；至于俄国仍在收紧它对满洲的掌握、同时把攻击线推向长江，而德国仍牢牢守着它在山东的独占势力范围，这些事则由众人默契地不予理会。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英国同日本的攻守同盟投下了未来事变的第一道影子，它把「各国在华的共同利益」界定为与维持「中华帝国的独立与完整以及各国商业实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为一事。美国这颗世界政治场上的新彗星，曾主张过各国那些受到威胁的权利。而日本这另一颗新彗星，如今正准备证明一条根本的真理：条约与公约只约束缔约方中较弱的一方，而各国的命运并不取决于这类文书，而取决于国民的效能与物质的实力。不过美国的外交在当时到底达到了它的目的：它赢得了中国人的敬重与善意，而中国人此前惯于把华盛顿政府看作一个好意而无效的、寻常的和平使者。

排斥亚洲人的法案

在移民法一事上安抚中国人是一桩更微妙的事。一个在主张「门户开放」时宣示了最高远的无私仁慈原则的国家，要合乎逻辑地支持那条不但把中国人排斥于合众国之外、而且把他们排斥于它新得的太平洋属地之外的方针，实在是困难的。倘若条约与公约算得善意的证据，那么中国人可以、而且确实曾据一八六八年的《蒲安臣条约》立论；那条约宣示了美国与中国「诚恳承认人有迁易其家宅与所属之国的固有而不可让与之权，并承认两国公民臣民彼此自由往来移居——或出于游览，或出于通商，或为久居——之互利」。中国欣然赞同这些高远的原则，把大批勤劳的臣民送往合众国，以缓解自身的经济压力，在加利福尼亚的开发上给了实在的头一分助力。要指望中国政府或人民体谅美国在这件事上的新立场，是不能够的；因为那立场所依的并不是宽大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无情的种族自保本能。自《蒲安臣条约》签订到国会第一个排华法案，其间只过了十年。一九〇四年，实际对华工施行的种种举措不但在法条上属于违法，而且加利福尼亚的暴徒杀害华工时所显的野蛮凶残，以及旧金山海关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所加的侮辱，已激起最深的怨愤，尤其在广州。上层人的公道与理性之感受了侮辱，而下层人则明白自己是被突然断绝于一个机会均等的新世界之外。「难道中国人没有眼睛么？难道中国人没有手、没有五官、没有形体、没有感觉、没有情愫、没有激情么？……你若刺我们，我们不流血么？你若挠我们，我们不笑么？你若毒我们，我们不死么？你若冤我们，我们不该报复么？我们在别的事上既同你一样，在这件事上也要同你一样。」

少年中国对华盛顿政府、对驻北京的美国公使，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一番话；而在日本战胜俄国之后，它那些此前只是温和抗议的情绪，开始以毫不含糊的声音表达出来。如我已经指出的，在北京掌管中国外交的官员大都是在美国受教育的人；他们看出、并且怨恨这样一桩事实：美国那种为在华中国人的权利而正义地操心的方针，丝毫不影响它对在美中国人残酷不公的对待。唐绍仪在哥伦比亚学院学的政治，向来不肯把另一边脸也转给打他的人；一九〇五年的抵制美货，若非由南北的广东政客所指挥，也是由他们所鼓动的，这一层殆无可疑。在直隶与北方一带，美货的贸易几乎或全然没有停顿；可是在华中华南各省城，广东商帮会馆的组织与势力足以使这场抵制极为有效。在一种意义上，这场抵制是少年中国在日本战胜俄国之后所抱的那种激昂的战斗民族主义精神的一次显露，也是对美国排华立法的一次报复；它显然是广东人的而非全国的运动；尽管如此，作为新势力与新趋向的一个征兆，它的意义不容误解，而美国的舆论也明显受了震动。六月二十六日，一份致外交与领事各代表的总统训令，透出了这样一层意思：美国政府此后将保证中国的旅客与学生得入美国并受到礼遇。毫无限制的华人移民自然是不可能的——那便意味着太平洋沿岸的内战——不过为赢得少年中国的友谊，凡别的能做之事都必须一试。

怀柔亲善之策

所幸机会就在眼前，可以再一次以国际和平使者的身分，证明美国确有诚意为加利福尼亚的过失、为那桩不体面的粤汉铁路败局以及别的未经补正的失职而向中国补过，同时又可为中国显一显有效的慈善。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美国主持之下缔结的《朴次茅斯条约》，标志着美国远东方针的一个转折点。罗斯福总统促成战事终结的首倡之功，在中国全然归了他；而北京政府在条约第三、第四、第七条中看出了对中国领土不可侵犯的一次新的确认，且是由刚才交战的两方在全世界眼前所作的保证。〔原注：这几条在今日只有一种令人惆怅的追溯意味，因为它们所起的作用不过是表明凡与强者利益相撞的条约都是徒然；尽管如此，读者不妨对照满洲的实际事变来研究它们。第三条：俄国帝国政府声明，在满洲并无任何损害中国主权或与机会均等原则不合的领土利益、优先租让或独占租让。第四条：日俄互约，凡中国为开发满洲商业实业而可能采取的、各国共同的一般举措，两国概不阻挠。第五条〔按原书作第七条〕：日俄约定，专以商业实业之目的经营其在满洲各自的铁路，绝不用于战略之目的。〕开战之初，美国曾出力保护中国的领土与尊严，为此争得了对战区范围的合理限制；而在此之前，她又曾引导中国政府——既为其自保，也为推进美国的商业——把奉天与安东开放给条约各国的贸易。《朴次茅斯条约》的缔结，以及华盛顿在抵制美货一事上所显的怀柔精神，使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立在一种格外亲厚的基础之上。在东方的美国传教士与在美国的报界对少年中国所表的同情态度，使这一接近更为显著；而这接近原先所依的，乃是这个国家的良心与这个国家的利益适时的巧合。最后，美国把庚子赔款的一大部分退还中国、而中国承诺把这笔钱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的那项安排〔原注：这笔政治良心钱有两个先例。一八八五年，美国政府曾将因暴乱索赔而收的近五十万元退还中国。同样，一八八三年，它在下关炮击二十年之后，把当时所征赔款中属于它的一份退还了日本。〕，给两国的关系添上了一分建立在互利之上的坚实友谊。美国那位公正而有远见的驻京公使柔克义先生，在这条大大增进了本国在远东威望与影响的方针上，应得一大份功劳。在美国人这一面，他们的自尊心也因这样一桩事实而受到奉承：少年中国运动的首领们——美国人指望由他们来使这个古老帝国复生——其改革纲领的灵感有许多是取自合众国的。于是到一九〇五年年底，凡与中国有关的事都是玫瑰色的；势力范围将被废除，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将永远确立。一个复生的中国，在这个大共和国的指引之下，将像日本那样迅速走向列国之间一个体面的地位。正如孙中山在另一个纪元吉庆的开端时所说的，「处处都是一片美好的安宁」。

然而对于一个其首要政治家宣称太平洋霸权乃美国命定的天赋之权的国家，日本决定性地跃入世界强国的前列，势必要求在若干方向上重整方针，并对可能的后果加以仔细考虑。华盛顿带着官家利他主义者所特有的那种不可战胜的乐观，似乎真的相信：由于《朴次茅斯条约》的签订，远东的政治与经济情形已生了根本的变化；相信由于外交的某种神秘功效，适者生存的法则已经确定地被中止了。有《朴次茅斯条约》那些明确的宣示在，更不必说英日同盟公开宣称的目的以及日本政府在战前自动向世界所作的郑重承诺，看来显然不必担心日本会做出什么侵夺或争议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之事。战事进行期间美国与日本关系的极度亲厚，在塔夫脱先生赴马尼拉途中所受的热烈接待里明白显露出来，这本身便足以保证现状之维持，也足以驳倒那些坚持从生物科学的立场考虑政治问题的人的悲观之见。诚然，不止一处有令人不安的症候。那些在各国（美国也在内）郑重宣示之下保证朝鲜独立的条约，已在事实的严峻逻辑面前倒塌了；日本依《朴次茅斯条约》第五、第六两条所议定的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北京协约》，据说含有性质足以使人觉得前方有礁的补充条款。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舆论对朴次茅斯所订的和约条件深为失望，对美国在此事中所扮的角色也满怀怨恨；而加利福尼亚在日本移民一事上的态度，更是绝不亲善。尽管如此，华盛顿政府仍把信心押在维持门户开放与中国在东三省主权之久长上。

满洲铁路问题

这份信心不久便要受到考验。《朴次茅斯条约》签字之后不久，即一九〇五年九月，美国铁路巨子哈里曼先生——一个惯以洲为单位来思考的人——同伊藤侯爵与桂侯爵订立了一份协议备忘录，约定由美日共同所有并经营南满铁路，连同俄国人以压力或行贿从中国官员手里索得、而日本政府（依当时尚未批准的《朴次茅斯条约》第六条）打算取得其承继之权的各种煤矿、木材与矿务租让权。这一共营的计划由美国资本出资，将成为哈里曼先生所拟的环球运输系统中的一环。这份备忘录必然是暂定的；不过伊藤与桂这等分量的政治家竟曾优予考虑这项提议，这一事实给此后的事变投下了一道有教益的光，也引出一串有意味的思绪：倘若英国对事变曾显出一点明智的预见，倘若英国政府曾显出维持英日同盟公开宣称的原则的任何确定意向，局面可能怎样发展呢。

无论如何，哈里曼先生的协议非待《朴次茅斯条约》批准、非待取得中国对其各项条款的同意之后，才能办成。该条约于十一月五日批准，而十二月二十二日小村伯爵同中国政府订成了他的《北京协约》；那「补充条款」中未曾明言的用意，大得外务部尚书那桐可以卖弄的顺从之助。这项重大协约缔结之后——它把《朴次茅斯条约》的门户开放口号了结了——小村伯爵电告东京，而哈里曼先生也依次得到通知：中国政府不同意美国资本进入南满铁路系统，因为他们自己想在适当时候同日本人合办此路！在中国一方主要经办交涉细目的唐绍仪，一九〇八年在华盛顿声明说：日本代表从来没有说明过哈里曼先生的提议，中国政府当然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它；不过双方的整套作为都那样浸透着两面手法与外交上的取巧，以至于在这个具体问题的真正是非上无法形成意见。一九〇九年日本拒绝把由这项协约而生的安奉铁路争端提交海牙，只是一种十足体现近代治国术的局面中许多显著特征之一。不过就此后的事变来看，我们不妨断定：小村伯爵充分估量了本国地位的实际实力以及世界政治将来可能的趋向，认为宜使满洲免于美国的「纠缠」与共管之望。事变证明，日本在英国筹措修复南满铁路所需的资本毫无困难；而她以其特有的处事之能，把这笔借款的相当一部分花在美国购买铁路器材上。哈里曼先生的计划一时不再有人提起，然而这念头仍在国务院萌芽，到时候是要结果的。〔原注：其时任东京邮传大臣的后藤男爵三年后谈到「中立化计划」时声明说：哈里曼先生的提议曾屡次呈到他面前，可他一贯认为日本尽有力量为南满铁路筹款，无须招人共管。〕

一九〇六年夏，与东清（西伯利亚）铁路有关的俄国官员向美国资本家提议出售该路，断断续续的交涉间或进行，直到一九〇九年秋国务卿诺克斯先生的「中立化计划」完全改变了局面、促成了俄日协约。

其间，由唐绍仪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看出了日本那份无私友谊的分量，正竭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以把铁路建筑的机会给予美国与英国的资本家和承造人，来争取合众国与英国在满洲的积极同情与支持。一九〇七年八月，唐绍仪既被派为奉天巡抚，他便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先生议定了一项计划：创办一家以美国资本出资的满洲银行，充当满洲政府的财政代理，并承办（与英国铁路承造商保龄公司合作）一条自新民屯至瑷珲的路线，以及别的重要事业，「以开发满洲的商业与实业」——而依《朴次茅斯条约》，俄日两国曾约定对此不加阻挠。

因当时美国正闹财政恐慌，此项计划延搁下来；然而一九〇八年夏，司戴德先生带了一份由奉天巡抚签署的备忘录去华盛顿，要以它为基础交涉一笔二千万英镑的借款，以创办满洲银行。其间，以财政安排为条件，满洲政府已同代表保龄公司的弗伦奇勋爵订约，约定修一条自齐齐哈尔南下、与关内外铁路相接的铁路。满洲银行则要用美国资本承办这条线自齐齐哈尔至瑷珲的展筑。

这等规模的计划要办得妥当，须有一位干练而负责的中国代表亲往华盛顿与纽约商议细目。唐绍仪于是被派为专使赴美，九月二十四日离北京。为免此行为别国所疑忌，一道谕旨宣称：「著唐绍仪悉心考察各国财政行政之制度，奏明朝廷，以备择一施行。」同时又放出话说：他此行赴华盛顿的具体目的，是为美国慷慨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代中国政府致谢。赴美途中他要到东京，与小村伯爵及伊集院先生（日本驻京公使）商议满洲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法库门铁路一案——那是一项英中合办的事业，日本政府已在当年早些时候加以否决。

唐绍仪离北京时，美国使馆派了仪队送行。为着表明现有关系之亲厚，又怀着对即将到来的好处的一分热望，中国政府着手为定于十月抵厦门的美国舰队筹办一场盛大的招待。

美国与日本

十一月初，哈里曼先生的银行家库恩·洛布公司向国务院表示：若能议定满意的条件，他们愿意承办满洲银行的筹款。唐绍仪于十一月三十日抵华盛顿。同一天，美国政府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高平先生互换照会，载明两国在太平洋上各自的与共同的利益方面的一项谅解。日本大使曾催促国务院在中国使臣抵达之前完成这次照会互换，然而国务院认为宜将签字延至唐绍仪有机会看过文件并就此表示意见之后。数日之前，美国驻京公使已把照会的文本通知外务部，表示希望中国能从其中看出「美国对华友好这一传统而屡经宣示的方针之合理结果，以及她愿见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得以维持之意」。外务部一如往常，大为欣悦。

这份照会之可注意，不在于它所说的，而在于它所不说的。它记下了两国政府「鼓励其商业在太平洋上自由和平地发展」之愿，记下了它们「以其所有一切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以及机会均等原则」的坚定决心，以及它们「维持上述区域现有之现状」的意向。既然无人有力、也无人准备去界定所谓现有之现状，这份文书实际上等于一篇关于铺就下界那条路的材料的说明。它只不过在各国之间郑重交换、而无人相信的那一大堆保证之上，又添了一项：即中国之无力自卫将为着人道的终极福利而受到尊重。对于记着朝鲜在同样的保证之下受「保护」而终归覆亡的中国，这些关于清白用意的接连宣示自然相当令人不安；因此她越发指望于各商业国家的开明自利——而就美国而论，前景是分明可喜的。

然而命运插手了。光绪皇帝于十一月十四日崩，而那位伟大的皇太后又崩于次日。摄政王一即位，袁世凯的权势与他的种种方针便注定完结，而唐绍仪的使命也随之完结。铁良这个贪腐的满人，袁氏一生的仇敌，人所共知对日本最为亲善——而且不无缘由。他能够说服摄政王：袁氏的对美方针是一桩错误；他引华盛顿照会的文本为据，说合众国政府更可能援助日本而不是保护中国。唐绍仪本人则确信：日本大使力催这份照会签字，是为了破坏满洲借款的计划。无论如何，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如此危殆，一切精力之德都离他而去，他只好垂手坐着等着被召回。召回之令于一月八日到来，于是唐氏退归中国，退入私人生活。诸星在其轨道上曾与中国这一点渺茫的指望交战。不过在离美之前，唐氏拟出了一项六千万英镑借款的提议，由一个国际银团出资，用于币制改革，并在《马凯条约》裁撤厘金之议若要付诸实行则势必出现的过渡时期内为中国政府提供款项。换句话说，他认识到已到了该按正统官僚的原则弃爱国的财政而取实用的财政的时候了。

十二月初，关于东清铁路一事在纽约重开交涉；俄国政府愿意出卖此路，只要日本肯出卖南满线。美国资本家咨询唐绍仪，他说中国会欢迎这个计划。他指望能组一个国际银团代中国政府把两条铁路都买下来，从而提前实现一八九六年中俄铁路协约中所载的赎回之款。这便是诺克斯先生「中立化计划」的胚芽。

俄国方针的摇摆

一九〇九年六月，仍一心系于其环球运输之念的哈里曼先生在巴黎会见诺茨林先生〔原注：金融家，国际卧车公司机构的首脑。〕，把锦瑷铁路的计划告诉了他，并建议组一个国际银团把「东清」线收买过来。诺茨林先生赴圣彼得堡就这些事去见财政大臣，八月回巴黎后告知哈里曼先生：科科夫佐夫先生极为赞成。这位俄国财政大臣正要往远东一行，回俄之后便将建议出卖横贯满洲的这条线。科科夫佐夫先生在哈尔滨同伊藤公爵那场惨剧般的会面之后守了自己的话，建议出卖该路；然而其间哈里曼先生已死，他的计划也随他而死。

假定伊藤公爵原本准备在一定条件下维持他对哈里曼先生各项计划的赞同，又鉴于科科夫佐夫先生的赞成态度，那么不妨说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倘若这位日本政治家不曾在哈尔滨遇害，历史的走向或许会与后来所发生的大不相同。这位俄国财政大臣在赴满洲前夕于莫斯科演说，对东清铁路一事措辞极为谨慎，然而他的话在许多地方被解作预示着重大的变动。圣彼得堡《光明报》的一位作者以这样几句话总括了舆情：

「有传闻说政府打算出卖满洲铁路……我们不信那些说一切都好、说那一带和平有保的外交家的保证。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先生的远东之行同东清铁路的命运有关。他们要么想把它卖掉，要么想把它移交给中国或日本。」

十月二日，中国政府在美国财政家的强力催促之下，鼓起勇气签了修筑锦瑷铁路的初步协约。此后不久，一道密谕机密地传给奉天总督，确认了这项初步协约，但规定此路须成为一套开发满洲的通盘计划的一部分。这道谕旨太含糊，不能使总督（锡良）满意，他于是上折奏请明白批准这项具体合同，并陈说别的计划可以随机会之来而分别办理。

诺克斯先生的「中立化」计划

事情到这一步，对美国计划的成功绝非无望；而这时诺克斯国务卿于十一月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他中立化满洲各铁路的计划。所选的时机与提出的方式，一样地不幸。这个念头同盛宫保的财政集权之念一样，在理论上无可攻击；然而它的结果表明了这样一桩事实：在外交上，面对硬邦邦的事实要胜于在抽象原则的高处游荡。英国政府更关心的是日本同盟这一硬事实，而不是缔结此约时的那些仁慈目的，因此对诺克斯先生所主张的原则表示了有保留的赞同，条件是有关各国态度赞成。法库门铁路一案已经清楚地证明：唐宁街既不准备为扩张英国在满洲的利益、也不准备为保护中国屡经保证的完整而与日本作对。然而诺克斯先生以天真的乐观，认定英国的态度等于道义上的支持，便着手把他的计划同时提交英、法、德、俄、日、中六国政府。从外交上说，他在这件事上的办法是一桩严重的失着，因为他起初没有同最相关的两国——俄国与日本——商量。致各国的照会全是十一月致英国政府的那份照会的抄本。它的文本直到一九一〇年一月第一个礼拜才为东京所正式知晓。

诺克斯先生计划的要旨，等于提议受照会各国授权组织一个国际银团，把俄日在满洲的铁路利益买断。国务卿没有分别同俄日商量，显然是认定这两国政府同哈里曼先生之间所进行的交涉的结果，足以使他把它们的同意视为当然。从政治上说，当时局面中的一切都指明：在把这个国际计划作为确定的提议抛出之前，至少须先为哈里曼先生的各项计划取得俄国政府的明确赞同。俄国既已如此就范——而在这一方面本有一切理由指望好结果——日本便很难拒绝附和。就这一点不妨一说：诺克斯先生大概并不知道哈里曼先生一九〇九年夏在巴黎交涉的性质与结果。

这个计划照它所提出的样子，是一桩外交上的失着；而这失着又因这样一个提议而加重：倘若各国不愿参加通盘的中立化计划，至少该联合起来为锦瑷铁路筹款并修筑该路。（此路的协约尚未经中国政府正式批准。）换句话说：倘若俄日不愿放弃它们在这一带的「特殊利益」，那便请它们与别国一同造出新的利益来，同现有铁路的利益相竞争。

提出这第二项提议，忽略了一桩要紧的事实：按《朴次茅斯条约》的条款，中国在满洲开发其商业实业一事上严格地有权自行斟酌，而俄日曾承诺不加阻挠。把修筑锦瑷线同东清铁路及南满铁路的中立化计划归为一类，等于否认《朴次茅斯条约》的效力，等于损害中国在满洲全境的主权。就中国的利益而论，这两个问题必须分开对待，此为要着。当时任美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柔克义先生深知局面的实情，看出了这一根本之点，在没有确切训令的情形下只向俄国政府提出了中立化计划。然而在巴黎、柏林与东京，两项提议是一并提出的。俄国政府从它的各大使那里得知第二项提议，自然一下断定美国政府是在耍两面手法——而诺克斯先生在天性上是干不出这种事的。他们的疑心既已激起，中立化计划便注定要败；而俄日瓜分满洲与蒙古的协约，自此刻起开始具有确定的形式与实体。俄日客气而坚决地拒绝了诺克斯先生的提议。

如我所说，美国政府的方针是无可指责而公正的；然而它同往常一样，错在假定条约与公约有一种约束之德。它所图的是把满洲置于一种国际的经济保护之下，以待中国有能自行走路之时；它所提的是一项试验，在理论上极为圆满而切实，可在实行上却须六国之间有相同的目的与和谐的关系。这是一条以开明自利加以调剂的正义方针——可要使它有效、要使它压过别国同样开明的自利，非有梅特涅那样细腻的手法不可。一切都取决于把俄国同日本分开；而所做的一切却都在刺激俄国的敏感，都在为那个此后一直支配着远东局面的掠夺之约打下地基。圣彼得堡有一股强大的意见，以科科夫佐夫先生为首，对美国的提议颇为友好，甚至倾向于考虑与中国结盟的可能。与他们相抗的，是外交部的伊兹沃利斯基先生，他正竭力促成俄日协约。俄国的外交向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方程，取决于上层人物个别的好恶，取决于在对的时候对对的人说对的话，取决于优雅的礼数与交际的场面。此处所需的是细腻的手法，而不是铁匠的活。诺克斯先生提出中立化计划的方式，恰好帮了伊兹沃利斯基先生的手：他就此造出一个关于美国在远东反俄方针的可怕怪物，用它来说服同僚：保护俄国利益的最好办法在于同日本接近。许多留心日本在满洲与北朝鲜经济与战略地位稳步发展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伊兹沃利斯基先生的方针终究要使俄国付出重价；然而就当时而论，它是完全成功的，科科夫佐夫先生的意见在票数上落败了。美国中立化计划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的俄日协定。（所选的签字日期，东京无疑视为对诺克斯先生的一记细腻的恭维。）俄日协约后来的种种后果，将在别处就其与国际总局面的关系加以讨论；眼下我们只管美国在华方针的演变与结果。

锦瑷铁路

俄日两国政府既已「否决」诺克斯先生的提议，美国人便只剩下一条路：在锦瑷铁路一事上单独进行。如上所述，此路的初步协约已由总督锡良于一九〇九年十月二日签订；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奉谕旨批准，而正是在这一天，俄日两国政府正式拒绝考虑中立化计划。随后交涉接踵而来，最后详尽的协约于一九一〇年四月议成；然而其间日俄已在北京正式抗议此项计划（从而最终表明《朴次茅斯条约》作为中国主权之保障是徒然的），因此总督在协约上签字之事暂被搁置。不过他确定地确认了协约的条件，并承诺一俟外交上可行便具折奏请批准。为着指望把事情办快些，司戴德先生奉命于六月前往圣彼得堡。那时已经太晚：反美的怪物已经起了作用。俄日协约此后所要奉行的方针已经拟出、并在原则上定下，而锦瑷铁路计划则被斥为一项深谋远虑的方案，意在攻击俄国在东西伯利亚的领土以及俄国在蒙古与满洲的「特殊利益」。俄日同在《朴次茅斯条约》中所作的不以现有铁路为战略之用的承诺，被有意地否弃了；而外务部又明白地被告知：对锦瑷计划的联合抗议是基于政治与战略上的权宜之计。这些抗议并无条约上的权利为据——那些权利全在对方一边。在这个关头，英国的方针本可为「门户开放」与国际道义效力；然而唐宁街对英日同盟的忠诚——那显然是阻力最小的一条路——所采取的形式，是对日本的种种作为一概默认，即便这些作为明显有害于缔结该同盟所为的根本目的。一九〇二年在兰斯唐勋爵手下如此，一九一〇年在爱德华·格雷爵士手下亦复如此。英国政府不愿「过于用显微镜地」审查英日协定的各项条款，宁愿在一大堆相反的证据面前相信其条款将得到忠实而周到的解释。诚然，在法库门铁路一案中，英王陛下政府曾一度向东京提出友好的陈说，然而那些陈说就其本性而言，注定是徒然的。

中国的主权与机会均等的原则明明受着俄日接近的威胁，可中国竟找不出一国来支持她正当地行使那些权利。满洲总督屡次设法要取得保证：美国政府在必要时将在锦瑷铁路一事上给予实质的援助；有了这些保证，中国政府便准备着手修筑。然而合众国显然没有力量单枪匹马地支持中国，把这样一项承诺推到它逻辑的终点。诺克斯先生好意的计划撞上了硬事实的石墙。仁慈的理论在北京如在巴拿马，面对地理引力之势都是无力的。

长江铁路借款

其间美国的外交在别的方向上一直活跃，并且在最后一刻有效地争得了参与长江各铁路筹款与修筑之权。一九〇九年六月，德国人（借张之洞与世界主义金融之力）成功地把英法两使馆调度得落了下风，在一个他们从前曾收受代价而放弃一切主张的铁路区域里立定了进入之权；此后美国驻京代表便坚持要承认美国在川汉铁路一事上的权利。这些权利原是出于中国自己的首倡而造成、并载入萨道义爵士一九〇三年十月同中国政府所订的一项协约之中的。这些权利久已沉睡，在华盛顿或许已被忘却；如今却要被强力唤醒。五月十八日，美国使馆奉训令致函庆亲王，提醒中国在此事上的义务，并对三月八日同德华银行所签的初步借款协约表示抗议——英法的「官方」金融家此后已与该约相联。

按一九〇三年十月协约的条款，中国曾自约：凡修筑一条自汉口至四川省的铁路所需的外国资本，均须向英国与美国商借。如今同德国人所签的合同构成了对这项协约的违犯。中国政府一如往常，对自己的义务并不明了，对自己的方针也未能决断；一如往常，他们任事情漂流，指望着外国人自己吵起来。英法德三国的金融家自然不愿把这桩重要生意让第四方插进来；可事情既已僵住，他们便提议把川汉铁路同美国人四家均分。这自然为美国人所不受，问题看来要无穷地拖下去了。七月十八日，俄国使馆自认不再受一八九九年《斯科特—穆拉维约夫协定》的约束，通知外务部它有意参与粤汉与川汉两路。日本早已凭一九〇五年同张之洞所作的私下安排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因此局面错综；而就满洲当时的事变看来，也很有教益。

到这个关头，美国的方针由它驻京代表以魄力与稳健的识断加以推行〔原注：代办弗莱彻先生。〕，采取了一条严守本案权利的路线。七月二十一日，塔夫脱总统直接致电摄政王，以浅白的言辞强调美国的主张。其效立见。外务部尚书庆亲王于是召集该部会议，以此事所应得的严重态度对待它；他甚至振作到亲自同英国公使商谈——那是三年来的第一次。美国这一坚决的态度，结果使美国的金融家得以同英、法、德三团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长江流域（即湖广）铁路，从而建立了「四国」银团。一九一〇年五月，关于参与的细目达成了确定的谅解，而同中国政府的最后协约则于一年之后签订。至少在这件事上，机会均等的原则得到了成功的维护。

中国的满洲开发计划

中国人为合众国有力的外交所动，便请美国的金融家承办唐绍仪一九〇八年最初提议的那笔一千万英镑借款，用于满洲的开发与币制改革；作为回报，他们准备聘一位美国财政顾问。此事发生于一九一〇年九月。在五月间，湖广一案的纠葛解决之后，英、法、德三家银行曾向美国集团提议订立一项总的合作协议。这一提议起初被拒；然而由于诺克斯先生中立化计划的效果表现为美国在北京与奉天影响的明显减退，纽约的金融家便得出一个识时的结论：这样一项安排或许有利，不但可以加强美国在满洲对抗俄日侵夺举措的地位，还可以减少财政竞争的机会。于是代表美国银行家的司戴德先生请求中国政府同意「三国」金融家参与当时议中的那笔借款的发行。中国人同意了，唯一的条件是该协约须由美国集团单独交涉并签字。于是一份初步借款合同于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签订。此后因拟聘美国财政顾问一事生出严重的困难，「三国」各银行便拒绝参加这笔借款，除非在签字权与此后的地位上一律平等。中国人看出：由于拟设顾问一事所造成的国际忌妒，一切有效监督的问题势必被搁下，于是任事情漂流了几个月。到那时候，美国的银行家行善行得厌了，同意聘一位中立国的顾问（提名了一位荷兰人），而中国政府则同意由如今已确定按国际基础组成、用以办理中国借款一般事宜、并以为中国政府的满洲开发计划筹款为特殊目的的「四国」集团全体成员共同在借款协约上签字。依这些条件拟成的最后借款协约，于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五日签订。

该协约第十六条规定：「倘中国政府决定邀外国资本家与中国方面共同参与本借款所拟、或与之相连而举办的满洲业务，应先邀各缔约银行参与。」

俄日两国立即对此条的规定提出抗议，理由是它构成了财政业务的独占。这个问题此后的经过，宜归于国际金融一章而不归于美国方针一章。眼下只须说：由于日本在伦敦、俄国在巴黎就那笔巨额的「善后」大借款所作的外交陈说，这两国终究能够争得自己加入这个金融结合，于是它便成了「六国」银团。诚然，两国都没有资本可借；然而两国都有「特殊利益」要保护——而这些利益，日复一日的经验正在证明，同它们那些「忠实盟友」的利益、也同它们自己郑重载入文书的承诺相左。

从杰弗逊与门罗的外交方针到「太平洋时代」的美国的外交方针，其间相去甚远。合众国以世界强国的身分出现于远东这个拥挤的舞台上，其特色是有力的首倡与稳健的政治本能，而受累于缺乏处事之能、以及国务院外交程序上近乎粗率的天真。那条不肯为着不看见而闭上眼睛、把精力集中于满洲这一要紧问题的方针，本质上是稳健的；它若说欠了洞察，那错在夸大了少年中国真正改革的意向与能力。在这一层上，美国的政治家所错的是与众人同错；而在承认中国固有的无力与政治上的无能之后不得不修改自家方针的，也不只他们一家。

在一九〇五年与中立化计划那次要命的失足之间，哈里曼先生各项铁路计划中所勾出、并得袁世凯支持的那条方针，曾屡次接近于争得俄国的合作，并由此至少取得满洲问题的一个暂时解决。倘若伊藤公爵不曾被刺，倘若哈里曼先生活到办完他同圣彼得堡的成功交涉，倘若皇太后不曾在关键的时刻去世，唐绍仪的使命很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在有利于满洲经济开发与「门户开放」的条件之下维持住中国的主权。在那短短几年的宽限之中，诸星在其轨道上与中国交战；而今日革命的乱局更催快了她在北方被肢解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尽管如此，美国仍应得这份功劳：她体认了局面的根本事实，并有勇气正视它们。华盛顿看出：就保护各商业国家利益的一切目的而论，英日同盟自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中日《北京协约》签订之日起便成了可以忽略之量。此后，随着中国之弱无可救药已成显然，实际政治自然集中于日本满洲方针这个危险之点上，正如当年英日同盟匆匆缔结之时，实际政治集中于俄国的前进运动一样。

俄日协约的后果

今日面对俄日协约这一坚实而无法逾越的事实、面对这两国明确主张的那种等于在满洲、蒙古与「中国西部」薄薄地掩着一层面纱而假定主权的「特殊利益」；又面对革命的骚乱以及华中华南各省不安日增的兆头，美国的方针同别的有利害关系的国家一样，不得不退回到常规外交那些老生常谈的辞句上去。下面这份照会是诺克斯先生于今年二月三日面交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相当扼要地总括了国务院近来的态度：

「大使阁下：

「贵大使上月三十一日照会询问合众国政府对中国情形所持之态度，兹荣幸奉复：自此次乱事发生以来，本政府随时随事与其他有关各国——尤其法、英、意、日、俄各国以及德意志帝国政府——交换意见，商讨何种办法宜于保护共同的利益。从这些交换之中已极明白：凡有关各国，对于在此情形下维持协同行动之方针为明智一事，意见一致。

「这一意见之一致，具体表现于法、英、德、日、俄、美各国代表十二月二十日同时向上海议和代表所提的同文照会，也表现于为保护各国在华共同利益而采取的合作举措。

「再者，本政府所得的报告表明：其他有关各国政府亦曾有过类似的意见交换，而同一意旨的官方方针声明已见于各国的公开报纸。

「因此本政府认为显然：迄今为止，各国依共同之默契，不但不曾单独行动、不曾干预中国的内政，而且完全依照彼此保证尊重中国完整与主权之约而行事。所幸至今并无各国出面干预之理由，因为帝制与共和两方均已保证外国居民的生命财产；而最近的报告更足以加强这一信念：将来的发展不大可能使这种干预成为必要。然而万一出于一切意料之外，有必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本政府坚信：各国充分商议之后协同行动的方针应当、而且必将得以维持，以便从一开始便排除一切可能的误会。

「再者，本政府认为，依迄今各国共同商定对华借款严守中立之方针，其当然之义是：凡本国国民之借款，若不能确保其在交战两方之间具有中立之效，本政府概不予嘉许；本政府又认为：当此之时，正可以格外适当地引用那条原则，即各贷款国政府应劝阻本国国民订立未经本国政府与其他有关各国商议后就其大方针予以核可的借款。

「谨向阁下重申最崇高的敬意。

诺克斯（签字）

德意志帝国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阁下」

若以不讲外交的辞令来总括局面，则美国自一九〇五年以来在华方针的结果证成了几项相当确定的结论。首先，美国政治家关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优势势所必至的坦率宣示，巴拿马运河在达成这一目的上的战略重要，以及门罗主义最近的推广——这些同美国政治金融在满洲的活动连起来看——已使俄日两国相信：合众国政府的方针同它们在长城以外各地的「特殊利益」是直接对立的。以东京与圣彼得堡如今所持的观点看来，中立化满洲各铁路的计划乃是专为限制那些「特殊利益」而设的。至于两国都曾郑重承诺不干预中国独立行使其开发满洲之权这一事实，已经全不算什么了；而在东京与圣彼得堡的报界眼中，美国坚持这一层就等于无端的干预。不容否认的是：在这盘棋的某些阶段上，国务院的作为帮了日本的手，因为它使伊兹沃利斯基先生得以指出华盛顿反俄方针的层层证据。克兰先生那些著名的失检确实反映出总部的莽撞；舒斯特先生在波斯向政治的不义大战风车，表明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愿望，即要拘泥字面地解释俄国的保证；满洲的克劳德事件与希夫先生的几篇演说，也都依次加强了那种由日本外交与报界工作细心培育起来的印象。而到最后，当美国的金融家已确信争取俄国善意之重要、当争到这善意便可能挽回局面之际，华盛顿为保护俄国境内犹太人利益所作的侠义而无效的努力，确定地疏远了许多此前颇为友好的俄国人的同情。所以就当下而论，美国的方针在圣彼得堡是不值钱的。

日本那些元老政治家的用意，不能从她各报务局有条理的工作、也不能从她外交家精心计算的言辞里去估量；然而有一桩事是明摆着的，即如金子男爵所说的〔原注：《太平洋时代》创刊号所载之文，一九〇七年十月。〕：「日本将竭尽全力同合众国争夺太平洋的支配权，并将尽力控制远东的市场。」再者，表面上的礼数掩盖不住这样一个真相：日本国民整体上深恨这样一桩事实——合众国一面设法堵住日本在满洲与蒙古膨胀的路，一面又禁止日本人移入北美，而且显然还想把他们排斥于南美之外。加利福尼亚学校事件令人痛痒难忍。日本既已凭实绩挤进世界列强的前列，便不肯接受那些把她的子民打上「亚洲人」的烙印、视之为低于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与波兰犹太人的方针。她既这样解释泛美主义与太平洋时代的头一批果实，那么若有若干日本政治家与政论家开始主张一种「亚洲的门罗主义」，便断不足为奇。另有一些人——而且人数更多——则愤恨美国在中国的教育与道德活动。日本自认（而这也不足为奇）凭着地理上的邻近、凭着共同的文字与紧密的商务关系，她是中国在复生过程中的朋友、哲人与引路人。而美国这个远东政治舞台上的后来者，正设法把她从这个位置上挤走。大阪《朝日新闻》去年五月这样总括（并且刺激）了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忧惧：

「合众国既无领土租让，又无地理上的便利，却已担起了中国政治与财政上的引导。她提出为开发辽东提供资本——以换取权利。她组织了一个由英、德、法、美银行家合成的借款银团，并自认了总额中的五千万元。她以大胆巧妙的外交把权利与利益本占优势的日本、俄国、英国调度得落了下风，迫使它们退居后座。革命之时，日英两国的外交家谨慎得竟招了中国人的厌烦，而合众国却以巧妙的外交同南北两方都保持着最好的关系。皇帝退位时，合众国表示同情。随后共和宣告成立，又是美国出面提议各国帮助这个新共和国在中国恢复秩序。使我们惊讶的是：美国竟成功地使中国相信，是她在竭力在中国的困厄之中帮助她。

「美国公使嘉乐恒先生是个律师，身后别无履历。可他正在迅速造出一份外交家的履历来。合众国在中国的地位已大为改善，在共和之下将更加成功，她大概会成为中国的引路人。新内阁是亲美的。袁氏一度曾想结成美国同盟，而他把这差事交给了唐氏。各国务大臣也一样亲美。财政总长熊希龄曾鼓励美国金融家为满洲的开发提供款项，以牵制俄日的侵夺。他如今又要转向美国。新官员大都受的是美国教育。那位有力的美国代表嘉乐恒先生，有北京的美国报人为他强力撑腰。美国传教士总是就近在旁，催着中国人往前走。『共和』这个词眼下是一道符咒，一用再用，使中国人相信美国人是他们唯一的真朋友。他们忘了自己的同乡在美国是怎样被鄙视、被侮辱、被折辱、被迫害的。他们恭恭顺顺地跟着他们的引路人走。日本同中国只隔一条窄窄的水。我们的利益在那里占着优势。日本人民为什么不做点什么，把官员们从睡梦中唤起来，让他们认清局面呢？」

若就远东世界政治的将来作一个宽广的观察，看来美国日后或许有理由承认：日本膨胀之势走向满洲与蒙古，比它在智利、秘鲁与巴西的活动要好些。这场移民运动本身之不可避免，正如合众国的膨胀趋向之不可避免，都是强劲民族主义的一种绝对必需。对加拿大、对澳洲，也如对美国一样，日本的经济压力〔原注：日本每年出生超过死亡之数约为七十二万五千。〕牵出了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严重地关系到各帝国的方针与均势。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军事国家，就其集体而言是地球上最有效能者之一，如今要求更多的转身之地与新的市场；这样看来，日本方针目前的走向清楚地反映着生物科学的浅显真理。日本人不是一个消极型的民族，不准备以宿命地接受饥荒、杀婴与瘟疫之灾来解决食粮问题；他们宁愿、而且有力量以牺牲较弱的邻人来扩张自己。我们一旦承认中国政治与军事上固有的无能，满洲与蒙古的命运便定了：这些肥沃而人口稀薄的土地，摆着任日本的过剩人口去侵入。从美国的观点看，中国潜在的贸易无疑值得以一切可能的外交手段去捍卫；然而局面的症结在于：俄日两国都很清楚，它并不值得以一场战争的牺牲去换。日本对美国与加拿大显过怀柔的明智与善意，限制了移往那两国的人数；然而她不肯——实在也不能——同意被排斥于那些地方之外，而她当年抵抗俄国的前进（尽管她自己的说法与此相反），正是为了得到那些地方。倘若中国的「收回权利」纲领如我们所信是一场空梦，那么条约公约虽在，日本终将在亚洲大陆上以牺牲中国来向西扩张她的帝国。朝鲜是怎样，长城以北以西一切可意而中国无力以武力防守的土地也必是怎样。这些事实一旦被承认，把日本的膨胀引向西方的好处一旦被认可，那么如今关于维持中国完整的一切保证与口号，便将如在朝鲜一样被体体面面、悄无声息地叠起收好——换来的是关于维持现行税则的实际交易，以及一扇暂时向国际贸易敞着的门。因为对美国，如同对日本、如同对近代世界别的任何一国，必要之势的福音终究大于任何国际的义务。

十二俄日协约

仔细考察伊藤公爵那次命定的哈尔滨之行以前局面中一切可得的事实，似乎可以证成这样一种看法：在当日，美国的政治金融倘能争得科科夫佐夫一派（其时态度友好）明确的支持，日本或许不得不承认有遵守《朴次茅斯条约》所定各项主要原则的必要。在诺克斯国务卿抛出那个命途不佳的「中立化计划」之前，圣彼得堡确实存在着一股有力的意见，最初以斯托雷平为首，相信中国军事改组之确有其事、也相信黄祸之确有其事，以至于中俄同盟的问题曾在上层人物之间被认真提起。诺克斯先生那条意在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方针，把俄国与日本推到了一桩共同的事业之中，这是别的任何事都办不到的；而分割的时代由此确定地开场了。

就今日的情形而论，自桂公爵出使圣彼得堡以来，俄国似乎已确定地投入了远东又一段军事与政治冒险的时期。萨佐诺夫先生去年四月在杜马就蒙古「前进」方针之复燃所表的那种审慎的顾虑，已经一面让位于官僚们不安分的野心，一面让位于国家主义一派的压力。今日回想这位外交大臣在那次场合的言辞，很有意味：

「诸君，我们不该忘记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我们的国家建构不是在黑额尔齐斯河畔拼起来的，而是在第聂伯河与莫斯科河畔拼起来的。扩张俄国在亚洲的领土不能成为我们方针的目的，因为那将导致帝国重心不可取的移位，从而使我们在欧洲与近东的地位削弱。因此，我们在亚洲的任何获取，除了该地真正的价值以及我们对它绝对的需要之外，不能以任何别的理由证成。仅仅因为国家能够不冒大险地做到，便去兼并接壤的土地，这是不许可的。」

这里面无疑还能寻出那一波沉痛的悲观、那一阵剧烈的醒悟的余响——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间，它曾弥漫俄国的舆论，把关于一个远东帝国的一切光荣梦想都变成了可怕的噩梦。战后的神经衰弱以及国内的种种乱象，不但使军人一层、连政客与政论家也满怀对进一步冒险的强烈厌恶。一时之间，俄国作为东亚仲裁者的那个命定角色，仿佛从来不曾有过。这场剧烈的反动，一半可归于斯拉夫种族的结构性情——在他们身上，钟摆在热情与沮丧之间迅速摆动——而更多则可归于这样一桩事实：向东的运动向来是一场浪漫冒险的运动，而不是国家必需的运动；它背后并没有不可抗拒的压力，没有一个民族的灵魂，而日本的膨胀却是有的；因此一九〇五年之后国民自信的崩溃与那场退却之势，一时全然像是一场恐慌。俄国作家、尤其是西伯利亚与满洲报界的作家，以他们生动的想象，在四面八方都看见了黄祸的证据，而且迫在眉睫、日益严重。这已不再是侵夺中国领土的问题：连保卫东西伯利亚本身都似乎成了渺茫的指望。从东方不断传来的警钟之音，全都预告中国与日本将结攻守同盟；而少年中国那种战斗的态度、它那些行政与经济改革的纲领，竟被认真地当作实际政治看待，因而激起一种畏怯而怀柔的态度，这在俄国在满洲的当局以及驻京使馆的作为上明白地反映出来。俄国方面在一九〇九年五月十日同中国订约的交涉中所抱的那种精神，怀柔之甚，竟使中国人起初疑心其中藏着什么深谋不测的用意。那家专横的俄国铁路公司的强硬手段，被一种甜甜的通情达理所取代，而北京政府全然不能理解，却不久便着手从其中占尽便宜。他们一发觉俄国准备容许他们在满洲铁路租界内行使主权，便着手鼓励美国与德国的野心，在哈尔滨、海拉尔等处苦心挑起争端，指望借此取得各市政的全部行政控制。在这一时期，圣彼得堡有一个有势力的派别，是极乐意把满洲各铁路卖给美国的。即便到了一九〇九年，舆论在最初的恐慌之后已经回头一看、并不见黄祸追来的迹象，陆军部的总参谋部还是反对中国政府的齐瑷铁路计划，理由是它将使俄国的地位与西伯利亚铁路暴露于中国人的攻击之下。尤其在蒙古，华人移民日涨的潮水——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被许多人异想天开地解作一支威胁外贝加尔侧翼的可怕武装大军。

俄国膨胀方针的复活

然而钟摆已开始朝「俄国不可推卸的命运」那一边摆回去了；圣彼得堡的报人们又开始写起远东的「国家目标」、写起俄国通往太平洋自由水域的那条命定之路。这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伊尔库茨克以东各俄国社团中所起的反动，也反映了日俄战争所致的那种神经状态之已过去。它确实反映出舆论在中国边境上是否有迫近的黄祸一事上无可误解的转变。一九〇九年初，霍尔瓦特将军与驻京的廓索维慈先生正以怀柔的精神交涉新的满洲协约之际，哈尔滨的俄国社团向圣彼得堡政府递上一份请愿书，其中找不到一丝神经紧张的痕迹；相反，它显出对中国无力自卫的情形以及由此造成的机会有明智的估量。请愿者对俄国政府那套优雅让步的方针深感不安；他们说，中国自卫的资源既少又在减少；满洲作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是注定要失去的。这份有意味的文件末尾坦然主张一条同日本共同行动、分享战利品的方针。满洲的俄国侨民说：「对俄国来说，同日本联手对付中国，要比支持中国对付日本有利得多。决定国际政治走向的唯一因素，就是物质实力这个因素。眼下实力全在日本一边，因此我们若不同强者共命运而反去与弱者交好，那便是一桩严重的错误。事实上，中国人正因我们那套摇摆怀柔的方针所显的软弱而鄙视我们。」

不容否认，自十七世纪哈巴罗夫在黑龙江上的壮丽冒险、自十九世纪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的功业以来，一个远东帝国的梦想一直牢牢占据着俄国官僚以及许多斯拉夫「知识分子」的想象。然而用来把这个梦想付诸实现的外交方针与经济体制，向来大半是建立在个人的方程与突然的冲动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任何深思熟虑的国民运动之上。俄国的外交方针里确实有一种彼得潘式的、水银般的胆大，一种对辽远无粮的「永无乡」远征的浓厚兴致，一种对逻辑与经验之果的堂堂的轻蔑，再加上一只纳尔逊式的、看不见远处报应之神朦胧轮廓的眼睛。这是一条向来易于突然热情、又同样易于突然沮丧反动的方针，往往即便在帝国最远的边境上，也不过代表着一位宫廷宠臣的一时兴致、一个别佐勃拉佐夫的贪心，或是一个阿列克塞耶夫的愚蠢自满。断续，感伤，不稳——然而它也反映着斯拉夫种族那不可屈服的勇气与壮丽的雄劲。

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俄日协定缔结之后——如我所已指明的，那是美国国务院为促使《朴次茅斯条约》得以履行所作的好意努力的直接结果——同日本作一项讲实际的安排以为新的远东方针之根基这个念头，竟得了那些此前对这种接近之可能嗤之以鼻的人的赞同。沙皇的大臣会议究竟在哪一天鼓起勇气、确定地踏上它新的膨胀方针，无法确说；然而内部的证据指向一九一〇年春。在七月四日的协约之中，一九〇七年协定那些响亮的老生常谈，被一处无可误解的意味深长之语所取代：即维持满洲的现状，并抵御一切侵犯者。缔约双方所指的这个现状——而它显然为诺克斯先生的「中立化计划」所威胁——实际上构成对英日同盟条款的一项违犯，因为它明显含着否认中国在开发东省一事上的主权。然而这个同盟在日本眼中的价值已开始迅速减损；而当人们知道英国打算把英美之间发生战事的可能排除于同盟范围之外时，这一趋势便更加快了。诺克斯先生闯进了英国外交家不敢涉足之地，这一事实只不过催快了一项对俄日显然极有利、因而绝不可能长久延搁的安排。两只鹰为猎物相斗之时，尸体是无人吞的：日本分一份的权利既已由战争的裁断证明，那么在西方世界的资本家能够立起中国正在招他们去立的那些既得利益之前，先谈妥一个和气分赃的条件，显然于她有利。

向蒙古的推进

一九一〇年七月的协定既已缔结，这两位新的同伙便不肯耽误，立即从他们的盟约中取利。签字六个礼拜之后，日本着手完成她对朝鲜的正式「合并」。与此同时，法国《时报》根据无疑是从法国外交部漏出的消息宣布：在那种往往载着她条约中要紧之事的「补充条款」之一里，日本已向俄国保证在蒙古放手，以补偿她这次兼并朝鲜。这样一项秘密协定的存在从未被承认过；然而俄国随即在蒙古的作为，使这个传闻得了印证。一个专门委员会被派出去「调查该地区俄国贸易的情形」。这次调查的结果既快又不容误解。一九一一年二月十六日，俄国驻京公使向中国政府递交一份照会，就蒙古与新疆的贸易提出六项要求。三月十四日又继之以一份措辞更为强硬的照会，而二十四日则是一份最后通牒，要中国在三日之内答应俄国所要求的条件。当时关于中国军备的种种错误观念流传甚广，而消息一经公布，劳合社便办了大量的战争保险，这颇能说明那种情形。《泰晤士报》驻京通信员所说甚为公允：

「除了争端得到和气的了结之外，没有理由预料任何别的结果，因为中国人明白自己相形之下的无力，明白伊犁、新疆与蒙古全都听凭他们强大邻邦的处置。」他又说：「中国政府不能理解俄国报界这场恫吓运动的缘由；北京的外国人也无法把圣彼得堡发出的敌意公报同在北京所给的和平保证调和起来。」

三月二十七日，中国既已在一份内容周备而带着道歉之意的回复中答应了俄国的一切要求，这新协约的两位伙伴便得以重理他们「巩固远东和平」的营生，虽然北京方面担心「俄国是存心要惩罚中国，借口够不够充分都在所不计」。一个月后，俄日就中国同「四国」银行团缔结满洲开发与币制借款一事联合抗议，把这个现状的性质指示得更为确切，也预示了将来的事变。六月十一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下议院作了那项意味深长的宣告，说英王陛下政府承认「俄国与日本在蒙古与满洲有特殊利益」；而他当时是知道俄日两国政府的财政代表在五月十五日伦敦会议以及六月七、八两日巴黎会议上所取的态度、以及以同一辞句提出的要求的。在这些地区瓜分中国领土的前奏已经推进到这样的地步：日本的「权利与特殊利益」被宣告为在「南满洲以及与南满洲接壤的东部内蒙古一带」，而俄国的则在「北满洲、蒙古与中国西部一带」。英国政府对局面中那些不快的必然之事的体认，此前已由一项向中国的示意表明：即中国最好在最后缔结锦瑷铁路协约之前先探明俄日两国政府的意见。如我们所见，唯有合众国还继续指望各国「彼此保证尊重中国完整与主权」尚有几分保护的价值。在满洲借款交涉的不止一个阶段上，合众国与德国的利益都明显地是一致的；然而，比洛伯爵不是在一九〇一年三月载明过：就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六日英德协定的目的而论，「中国」这个地理名词不能视为包括满洲么？而俄国报界不是权威地声明过：萨佐诺夫先生目前的方针已同普恩加莱先生充分商议，并得到法国政府的赞同么？同一来源又告知：七月俄德两皇在波罗的港会晤时，同日本的协约曾被和气地商议并予赞同。那么我们岂不可以断定：《朴次茅斯条约》与英日同盟、一九〇七年的法日协约，以及一切保证中国免于侵略与瓜分的文书，如今都必须依事变的逻辑而得一种新的解释么？据路透社（七月十八日）自东京所发的一则「权威」声明，桂公爵的圣彼得堡之行「与任何具体的政治发展无关」，然而它承认「俄日两国政府之间有过极重要的公报往还，为一九〇七年与一九一〇年各协定之补充。这些公报因中国革命以及随后的借款交涉而成为必要，其结果是两国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极明确的谅解，并造成了一种对保全远东和平有莫大重要的协约，其重要仅次于英日同盟。」近代外交最虚伪之处，无疑就在于这种郑重地召唤「和平」来助成并证成强者对弱者的掠夺，以及旁观者那种油腔滑调的正派。

眼下只就俄国这一面的协约而论，我们可以看出她新方针的目标，《新时报》（一九一二年四月）是这样坦然道出的：

「我们历久相传的方针，」缅什科夫先生写道，「自瓦良格人之世直到亚历山大第三之朝，一向建立在这条公理之上：俄国需要以牺牲邻邦的方式扩张领土。」

而在另一处又说：

「俄国虽已存在一千年，却仍在走向她天然的地理与政治边界的路上。」

悔罪的冬衣已被抛进一个帝国冒险的新春的火里；斯拉夫人又一次听见了东方那不可抗拒的召唤。

苏沃林先生那家有势力的报纸另一篇社论说：「那些重大的领土变更之可能、而且确属必需者，不在欧洲，而在远东；我们帝国的将来正取决于它……一面是中国的无政府，一面是俄国的帝国问题——这一对照引我们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放过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不去利用我们邻邦的软弱以实现我们的帝国理想，那便是犯罪。」

桂公爵的使命

若论近代政治中国际诚信的衰落、以及和平会议与仲裁法庭的终归徒然，再没有比欧洲报界相当大一部分议论桂公爵一九一二年七月圣彼得堡之行的方式更能说明的了。同样可注意的，是各大国最前列的政治家在这件事上所守的沉默。坦然承认政治上的权宜与经济上的压力使这条掠夺方针成为不可避免，那便与一种治国术的传统不合——那种治国术在实体已去之后，仍坚持要人礼拜影子。六月间，《大阪每日新闻》「据一位为桂公爵所信任的人物之言」宣称：他这次使命（即那次「与任何具体的政治发展无关」的使命）的目的是

「把日本、英国与俄国就其远东方针联成一个协定。日本与英国既已为此目的结合，所余便是把俄国纳入同一轨道，从而造成一个大的政治联合，以对东亚的命运施加支配的影响。」

下面这段取自《蓓尔美尔报》的一篇社论，可以说相当能代表英国的舆论——把必要之事化为美德，而且绝不深以为意：

「这个计划里，」它说，「没有什么可以称为与本国同那个岛国帝国之间既有的同盟相敌对的……它极好地说明了日本治国术在其最佳状态时所具的眼界之宽与瞻望将来之能……总有一天，英日同盟所要维护的那条原则——即维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将不得不被放弃。而对这一不幸结果出力最多的，说不定正是中国人自己。即便照眼下的情形看，俄国近来在蒙古的举动、英国在西藏的举动、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都不能视为与维护那条原则全然相合。」

然而中国竟是在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有代表的国家之一！

更有教益的，是《每日电讯报》一位专电通信员关于桂公爵与科科夫佐夫先生之间那些「谈话」的记载。他先向伊兹沃利斯基先生的治国术致敬，说他「把多数有势力的俄国人所赞成的那条与中国共同行动的方针翻转过来，坚持要同日本达成协定。如今可以看出，那项协定对一切实际目的而言都足够了，无须再有正式的同盟。」

从这位专电通信员关于桂公爵与后藤男爵为一方、科科夫佐夫先生与萨佐诺夫先生为另一方的一次会谈的记载中，我摘引以下几段，只说一句：要找出国际失信的用意被伺候得更为犬儒、一桩事的要紧真相被漠视得更为冷酷的例子，恐怕是难的。

「桂公爵告科科夫佐夫先生说：依他之见，俄日两国若疏于互相了解，则一切皆失；若基于对彼此政治与商业的计划及追求的透彻知识而培养亲密，则一切皆得。『我们若及时这样做，』他又说，『历史上便不会有那场血腥的满洲战事可记了。』

「随后又谈到中华民国的前景，以及北京中央政府同满洲、外蒙古与西藏各边省之间的关系……而日俄两国政治家之间竟丝毫不见意见的分歧。在中国一日仍处于目前这可怜境地便借款与她一事上，两方完全一致。他们定下一条为可取之义：凡借款不得发行、凡预付不得给予，除非订有充分的监督〔原注：可以看出，这位日本政治家在坚持对借款支用有「充分的监督」时，所用的字眼同英国政府一样——然而英国政府的目的是为中国的利益、为经济的目的监督借款款项的支用，而俄日的目的却是违着中国的利益、为政治的目的去监督它。〕，以保证所得之款不用于足以损害中国两个强大邻邦中任一方利益的事业。这自然也就意味着：万一中国恢复元气，恢复到足以把注意力转向国防，也不得容她建立一支可畏的军队。

「日本的政治家断然声明：只要两个帝国一日同心，远东问题的钥匙便握在他们自己手里；而这问题变幻的面相，他们能够、也应该按着他们共同的利益加以调节，而这共同利益所幸又与全世界的共同利益相合。这便是事情的枢轴。

「这些谈话的结果，双方都认为好到无以复加。俄国的各大臣称他们的日本同僚为有力量、有诚意、有眼光的强干政治家，充分具备政治家的头等品质，即见一问题之全而不只见其一部。他们已完全达到此行的目的。远东的命运此后将由日俄两国政府接手掌管，而这并不是为了狭隘自私的目的，而是怀着坚定的决心，去履行他们视为自己在世界那一部分的文化使命，不受那些业余外人之冲动的妨碍——那些人的好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政治分寸的感觉。」

事实上，英日同盟原本的目的至此退场。

以「文化使命」代替和平之业，其意味之深，一如把诺克斯先生说成「业余外人」。不过鉴于英国的舆论对这些作为漠然（而英国照英日同盟的条款，在道义上仍与这些作为的不义相连），便很难对某些报人所取的态度严加指责，尤其是那些在外国京城里、势必附和使馆之方针的人。可是话说回来，总还有个体统。一面动情地说中国的「可怜境地」，一面又自满地记下那些「为全世界的利益」而要使这境地加剧的措施，这总是不成体统的。也许这桩在中国最新的不幸之际冷血地、有意地肢解中国的盟约，必须被当作中国无能与她那些「强大邻邦」的土地饥渴所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加以接受；然而倘是如此，那就更无须去宣扬掠夺者的美德了。像爱德华·格雷爵士所取的那种不置一词的缄默，无疑是唯一可取的有体面的路数。

俄国「权利与特殊利益」的新范围

俄国如今准备在「北满洲与中国西部」主张的那些「权利与特殊利益」，其来源在本书的篇幅之内无法充分说明。至于「中国西部」，须先严格界定这个名词的范围，然后才能估量俄国目前方针在政治上的后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圣彼得堡的半官方报刊把它解作新疆的西北领土，一直伸到喀什噶尔一带的边境。这个名词的含糊显然是有意的；而既然此后为着推行一项「文化使命」，它还可能被扩大到包括甘肃那些与藏东北接壤的半独立地区，那么这件事便可能与大英帝国有密切的关系。川西与云南那些广大而人口稀薄的地区，那一整片无主之地——它由独立的非汉部落所居，位于上缅甸、阿萨姆、中国西部与西藏之间——在不远的将来必将造出新的问题，牵涉到边界的重新安排。去年四月二十六日萨佐诺夫先生在杜马论俄国政府的远东方针时，他综述俄国利益所涉各地区，其中并无「中国西部」一语；然而自那以来，事变走得很快。他在那次场合的言辞，至今仍值得注意。

「北蒙古，即喀尔喀，已脱离中国，并恳求它的斯拉夫邻邦为它出头。有些俄国人叫嚷着要宣布保护，另一些则诅咒一切形式的行动，无论是干预还是调停；然而政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择了中道。蒙古是若干共同之处甚少的省份的总名。内蒙古倾向于南满铁路一带，东蒙古属于满洲；北蒙古则被戈壁沙漠与中国隔开，自有其面目。该省的居民是受王公统治的游牧之民。汉人的成分微不足道。

「这次脱离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国一味不理该处居民的制度、习俗与需要，又试图在他们中间驻军、给他们设一个汉人的行政、并在该地殖民。那位教长、即呼图克图，领着一场成功的分离运动。然而蒙古并未预备好独立，因为它既缺领袖，又缺银钱和军队。因此它与中国分离，势必迫使俄国占领该地，否则便得容许中国人以征服者的身分再进去。俄国政府急欲脱出这个尴尬的两难，便同意在中国与蒙古之间调停，条件有三：中国须承诺停止在该地殖民、停止在那里驻军、停止派遣汉人行政官前往。

「至于我自己，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强得足以迫使我们承认兼并北蒙古于我们有益。我们的利益只要求在接壤的蒙古不出现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多亏有蒙古人做邻居，我们西伯利亚的边境比我们沿边筑起堡垒、派驻可畏的守军还要受保护得好些。」

一九一一年夏，北蒙古各部王公之所以求俄国保护以御华人移民，其理由本身并不能说服人；而有证据表明：他们的举动大受恰克图与库伦的俄国商人进言的影响。当时一位俄蒙贸易商在《滨阿穆尔报》上撰文，意味深长地指出：多数有势力的蒙古王公都被欠中国债主的债缚住了手脚，「俄国的贸易机会因此大受限制」。这些王公反对中国当局正预备加于他们的新税与行政改革；最后他们还抱怨说，蒙古妇女被中国的农业移民随意娶去。至于圣彼得堡如此着重的所谓中国的军事活动，并无确凿的证据；关于这件事流行的传闻，无疑与关于四川出兵西藏的传闻一样，起于北京政府「保全面子」的本能——那是「纸龙」的战法。另一方面，中国驻库伦办事大臣一如他在拉萨的同僚，确曾无端地试图干预地方的自治，而那自治是好过日子的蒙古人向来享有的。他试图把呼图克图喇嘛拿起来（其时长江上中国革命刚起不久），这便给了蒙古人一个宣告独立的正当借口；而在满人退位之后，这借口又因他们同那个被废王朝的亲族与通婚之谊而更加有力。

以铁路与银行征服

一九一〇年春俄日联合否决拟修的锦瑷铁路时，俄国政府提出一个替代的计划，即由中国政府借英国承造商之力，修一条自张家口至库伦的路线，其意在此后经恰克图与西伯利亚铁路相接。对这个提议，外务部不曾赐以正式的答复：它知道这样一条线要穿过兴安岭与戈壁沙漠，将是一桩耗费巨大、在商业上无利可图、而在战略上对中国不设防的边境构成威胁的事业。它会把伊尔库茨克与北京之间的路程缩短近八百英里，然而这一层考虑并未在外务部引起什么热情。对俄国来说，她的帝国计划本来就要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复线、阿穆尔铁路修筑之类的战略事业上作巨大而无产出的支出，那么在新的蒙古路线上花一千万英镑，也许不会使邮传与财政两部大为不安。因此可以料到：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俄日协定所开启的「前进方针」，其最初的显露必将包括在蒙古修筑铁路的规定。一有机会，即一九一二年一月初喀尔喀蒙古王公反叛之后，我们便见俄国驻京公使向那焦头烂额的中国政府递一份照会，示意说：此后北蒙古的独立必须予以承认，其内部事务须置于呼图克图喇嘛的控制之下——那位喇嘛已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宣布为世俗兼精神的统治者。这份照会又说，俄国将「协助蒙古人维持秩序」，并将修一条自恰克图至库伦的铁路。桂公爵那些「谈话」刚过，俄国的半官方报刊便宣布：修筑此路将作为急务办理，而北蒙古的「临时政府」将得俄国借款的资助。〔原注：一九一二年九月底，新任的外交总长（一个受美国教育的广东人，名叫梁如浩）打算直接向圣彼得堡查问这些借款的确数，并将其偿还，同时加强满洲的边防守军——然而这些又是保全面子的权宜之计，是纸龙的扭动。〕在中亚各汗国所用的那套传统手法，事实上已被以异常的迅速与魄力施用过来。眼下为着体面起见，中国被告知她仍握有「主权」；然而上面所说的那份照会，却示意这个名词有若干不寻常的限制。按这份文书的条款，中国不许干预蒙古的内政，不许向蒙古人索取军费或兵役；再者，她必须放弃她在这片人口稀薄而肥沃的地区殖民的计划。〔原注：这项殖民计划，以及一九〇八年以来在推行上所显的许多活动，都起于唐绍仪；他任奉天巡抚时看出：中国移民在这一带扩展农业，不但可以造出使修筑铁路有利可图的贸易，还可以为中国本部的过剩人口提供一个亟需的出路。对这两项值得称许的用意，唯一的异议在于这样一桩不幸的事实：在杀人这门营生上更有效能的民族，想要占有这些肥沃的土地。一九〇九年，中国移民正以每月约八千人的速度徒步进入北蒙古。〕局面十分简单：俄国与日本那些积极自助的种族决意要为自己的移民与商人取得新的场地；因此消极的中国种族必须被逼回到日益狭窄的边界之内。

政治之外，恰库铁路对扩张俄国同北蒙古的贸易、对开发该地富饶的金矿区的重要，已在过去几年间引起俄国政府认真的注意。在斯托雷平先生的指导之下，此计划的经济方面曾受过极细心的考虑。过去十年间俄国同蒙古的贸易因德美两国的竞争而衰减，因为经海路运到天津再由张家口一路转运的费用，比经西伯利亚的骆驼运价要低。倘若默认由中国政府所提议的、以美国资本筹款的中国铁路系统去开发满洲与蒙古，那便会有效地把俄国在该地区的陆路贸易杀死。而限制中国在其蒙古属地的铁路开发、另修一条俄国的恰克图—库伦线以在梅索瓦亚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系统相接，则蒙古的贸易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大概仍将是莫斯科的制造业与西伯利亚商人的一片禁苑。

除恰库线之外，俄国政府还在考虑修筑自塔什干至喀什噶尔、以及自比斯克至塔城的铁路。另有一个计划，要把库伦线经伯都讷与哈尔滨的满洲系统相接。所有这些拟办的事业，显然都意在使北蒙古、并终究使新疆在地理与经济上倾入俄国将来的西伯利亚帝国。就经济而论，它们潜在收益的根基必将同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满洲各铁路一样地不牢——那两者每年要花俄国纳税人二三百万英镑。可是俄国的建帝国之业向来就不是按生意的原则办的，大连可以为证，而海参崴也正开始体会到。

华人移民的经济方面

向将来望去，等到远东问题以桂公爵那「文化使命」所提供的钥匙解决了之后，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若就历史与生物科学的眼光研究这问题，便会看出另一个问题的朦胧轮廓，而那是政治世界所声称的任何原则都无力解决的。俄国在太平洋上一个远东帝国的梦想，是在别佐勃拉佐夫所支配的沙皇御前会议里构想出来的，意在与大英帝国的印度相抗；然而无论建造者的材料还是手法，都绝不可能产生那样的结果。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一个治理种姓、一个行政贵族阶层的统治；而俄国在中国领土上的统治则牵涉侵入者与土著人口之间的经济竞争。在西伯利亚、尤其在黑龙江一带，俄国移民早已体会到这种竞争之徒然。在为生存而作的经济斗争中，斯拉夫人在中国人面前、甚至在朝鲜人面前都败下来，无力抵挡，几乎不作抵抗。杜马近来已承认这一根本事实，禁止在修筑阿穆尔铁路时雇用华工，而以高昂的代价从俄国中部输入工人；然而除了以刺刀施行的一条严厉的排斥法案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黄色种族越过陆上边界稳步推进——凡是能凭着不歇的劳作与刻苦的节俭挣得一口生计的地方，他们都要去。

自中国北上，经蒙古与满洲，中国过剩的千万人口那不可抗拒的潮水一直在稳步流着；它既被从美洲大陆转开，又为这些未开发之地在农业与金矿上致富的前景所吸引。统计表明：在黑龙江与滨海两省，华人人口近来的增长比俄人快出一倍有余——一九一〇年华人之数估计为三十一万，尽管杜马有保护性的立法在。一个统治种族在经济上竟低于被统治者的帝国，其吸引力大概是不会久的，除非殖民地按真正帝国主义的宽大原则加以治理。〔原注：伊犁一带的中国移民已把他们精耕的办法施用于广大的地面，把沙漠变成了园圃。就地理而论，该省自然倾向俄属突厥斯坦的轨道；就经济而论，除非把目前的中国农民驱逐、并把一切别的华人排斥在外，否则没有俄国移民能在那里生活。〕那么怎么办呢？俄国在远东的统治不可避免地面对着加利福尼亚与澳洲不得不面对的那个问题，却没有那种使其解决成为实际政治的分隔之海。西伯利亚的华人问题将是犹太人问题的重演，而且是大为加剧的形式；因为在处理面积如此广大的陆上边界时，排斥亚洲人的立法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文明世界的同情将在中国人一边，因为俄帝国在那些地区的膨胀并不曾由任何切身的必要所证成。它本质上是人为的、多余的，是一班患了夸大症的官僚野心的不必要结果——而这结果势必给一个备受磨难的种族加上新的、不该受的苦难。

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地位则根本不同。倘若他们要沿阻力最小的路线在亚洲大陆上扩张自己的帝国，他们至少有绝对必要与自保之法这一有效的论据。俄国追求她那帝国的「文化使命」，身后却留着大片未开发、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日本每年要多养七十万张嘴，她那岛国帝国已经拥塞，人口又因国家资源有限而担着重税〔原注：日本的纳税人是世界上负担最重的。按收入的比例，他平均比英国人平均要多缴两倍半。〕——日本非往境外看不可，非寻求新的出路与新的资源不可；那并不是出于什么无端的主战狂热，而是因为一个民族那坚执的声音在求食，而它不肯耐心地接受饿死。在党派的叫嚷与极端派的喊声之上，日本的元老政治家听见并服从那饥饿民众深沉不息的低吟；而因为日本种族已从欧洲有效地学得了近代杀人之学，她必定会找到并守住她所求的那些出路。今日的日本政府在指引国家的命运时，所用的战略与武器是从欧洲的军械库里取来、并常常为自己的目的加以改良的——比方它那有科学组织的各报务局，它那伸得很远的密探机关，以及它在近代外交的技艺上的效能。日本的政治家彻底懂得、并以非凡的手段为自己的目的运用那些在条约公约中交换的仁慈愿望与郑重承诺——而那些条约公约只约束较弱的一方。东京政府早在《朴次茅斯条约》墨迹未干之前，便已为废掉该约若干重要条款布下了有条理的计划；然而在这件事上，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没有资格对日本取一种道德上的高姿态。日出之国需要转身之地与新的资源，以养她日增的人口。诚然，在她的膨胀运动之中出现了某些表面的症候，同英国的主战狂热或合众国那种鹰徽张扬的夸口几乎难以分别，比方天理教一派那些泛亚洲的教义，而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排斥亚洲人法案中所含贬为劣等之意的怨恨。不过这些症候，同国民生活中别的每一种现象一样，都被日本政府用来、并导向一条连续而一贯的国家方针，而其主要的发条本质上是经济的。自一八九四年对华之战第一次把西方世界的目光引向太平洋岸上一个新军事强国的诞生以来，日本元老政治家那份坚定与不移的宗旨里确有某种引人入胜之处。膨胀的绝对必要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清楚可辨，而对其方向的决定则显出无穷的耐性与科学组织的知识。日本为能够成功地同俄国争夺通往朝鲜与满洲之路所需的多年军事与财政准备，只不过是一段旅程的第一站，而这旅程的终点还看不见。既被挡住不能大批移民夏威夷与美洲大陆，既明白往那个方向膨胀代价高得禁人、又有危险，日本如今便把她外交与国民组织的每一分气力都集中于发展她在亚洲大陆上的地位，自朝鲜与辽东半岛稳步向西推进。这样看来，那个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英日同盟，只不过是日本为取得中国北方不设防而肥沃的属地而明智地预先安排的一长串事件中的一环。

日本的「和平渗透」

在追求这些出于种族自保本能的不移目标时，日本已为战争做好了准备——她此刻仍在准备——然而自一八九五年以来，她一贯设法避免战争，而要以「和平渗透」、以铁路与银行的征服、以外交来达到她的目的。桂公爵去年七月在圣彼得堡向科科夫佐夫先生表示那个意见，说倘若俄国当时肯同日本达成一个和气的安排，「历史上便不会有那场血腥的满洲战事可记了」——他无疑是在附和一九〇四年那些元老政治家的心情。俄国既已学得对日出之国怀一份有益的敬重，日本的外交又已成功地引她承认「和气谅解」的好处；最后，既无别国敌意干预的可能，日本如今尽可有理由指望把她长久经营所得的那些「权利与特殊利益」巩固起来；然而她为应付一切可能情形所作的军事准备并不会放松，她的治国术也绝不会放弃对国民一切活动的警觉协调；因为效能的福音已深深沉入日本人民爱国的灵魂，而他们知道：膨胀的机会——倘不说国家的生存——必须永远倚赖物质的实力。眼下凭着这新的协约，俄日两国有足够的地方与时间，以和平渗透的过程、以对现状的逐步重新解释去达到各自的目的；然而大日本的元老政治家以远瞩的目光望着世界政治那波涛不平的海面，而他们眼前兵力部署的一切，都表明他们看清了这样一个真相：中华帝国这些边远属地上的优势之争，迟早还要再来一场。就经济而论，日本向西经朝鲜、满洲与内蒙古蔓延的人潮，对俄国的竞争无所畏惧；就战略而论，海陆两军当局在拉扎列夫港、大连、长春等处稳步经营的准备，无可误解地意在使日本必要时能够包围海参崴与滨海省。日本悄悄地、有效地继续巩固她在大陆上的立足之地，并为一切非常之变作准备；只在劝说的外交失效之处（如安奉铁路一案），才用强硬专断的手段。而这一切活动，都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出于他们对生存的经济斗争日益严酷的正当忧虑而不得不为的。小村侯爵近来在议会中说：「东亚是日本移民唯一安全的场地。」

本书的旨趣不在细论日本统治者心中因该国近代物质主义之后随而来的精神衰败之象而生的种种新问题。自小泉八云写了《日本：一种解释》以来，在许多外国观察者看来、在许多爱国的日本人看来，似乎确是这样：要么新的大正（正义）之世必须把国民领回「神道」，要么这个岛国帝国必将收获一种卑俗商业主义的苦果。这些问题在日本所引起的注意，同该国的领袖们集中于解决其经济问题的注意一样认真。《泰晤士报》近来一篇文章以同情的洞察描写了这局面：

「那些手里握着日本种族命运的人，显然满怀深忧。他们眼见本国人民古来的美德日渐暗淡，眼见节俭与自持的旧习在一片耀目繁荣的诱惑之下衰弱，眼见忠诚与克己的旧理想在贪求财富安逸的竞逐中消失。他们要挡住这些新趋向的努力近于可悯。我们听说有敕语训以道德之德，听说有对别的种族之信仰所作的冷静无情的审察，听说有天真的会议在考虑能否编出一种新的折衷宗教强加于人民。」

我提到这些问题——它们所扰的不只是日本——是为了说明：膨胀运动的某些方面、以及物质主义那些较为不快的形式在局部或个别的显露，不必视为代表了国家方针的深思之意或长久的方向。

日本战后的方针

考察日本目前关于中国事务与中国属地的方针，无须追溯到《朴次茅斯条约》（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前。随后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签订的中日协约，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那个时代里，英日同盟公开宣称的目的（虽经明白重申）已不再是实际政治。自这项带着未公布的「补充条款」的协约签字之时起，日本外交与财政代表所采的方针便一贯循着「和平渗透」的新路线，而其情形又往往牵涉到同英国正当的既得利益直接冲突、违犯满洲的机会均等原则、并漠视英国在长江流域各省的权利。早在一九〇五年八月（正当张之洞以向香港政府借来的款项从美国人手里赎回粤汉铁路租让权之时），横滨正金银行的代表〔原注：所说的这位小田切先生多年任驻上海总领事，与一九〇二年日本政治代理人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关系密切。他在中国高级官员中交游甚广，对衙门财政又有内行的了解，此后成了北京世界政治与高等金融界的一个熟面孔。他一出场，总预示着重大的政治发展，而其倾向大抵是促成日本的和平渗透。他是世界主义金融中一只报风暴的海燕，也是日本在远东最能干的代理人之一；凭着他对那桐、张之洞以及别的有权官员的极大影响，他在粤汉铁路借款一事以及别的场合把英国使馆调度得完全落了下风。〕便已成功地剥夺了英国从那桩交易中可能得到的一切好处；他一面引英日同盟为据，一面激起总督的疑心，取得了一项承诺：将来修筑该路时须用日本工程师。这项承诺，加上长江总督在财政上对日本人所负义务的道义之效，便足以使此后英国在武昌的外交努力归于无用。在这一例中，一如在还可举出的许多例中，日本政府并非出于对英国的任何敌意。相反，凡日本利益不在其中之处，处处都有真诚善意的表示；然而早在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日接近之前，便已明白显出：东京政府如今所专意的那条方针，绝不会为任何感情上的顾虑所牵制。日本凭着她地理上的便利、她的代理人对中国事务内行的了解、以及各大商业国之间的国际忌妒，尽有理由指望：倘若中国在行政上仍旧腐败、在物质上仍旧软弱，那么只需几年便足以确立日本自奉天至广州的经济与政治优势。这些野心先是被唐绍仪把英美资本引入满洲的方针所威胁，后来被诺克斯先生的中立化计划所威胁，最后又被革命爆发所引起的国际对中国财政的关切所威胁。

按《朴次茅斯条约》第四条，日本曾自约「不阻挠中国为开发满洲商业实业而可能采取的、各国共同的一般举措」。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协约》所公布的文本，并无任何与该条规定相违之处；然而依附于该约的补充条款之一，中国政府（由那个声名昭著的贪贼那桐所代表）却同意不在满洲修筑任何与南满线平行并与之竞争的铁路。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八日，弗伦奇勋爵（代表英国铁路承造商保龄公司）同满洲总督订立协约，约定修一条铁路，把关内外铁路的一站新民屯同蒙古边境的贸易中心法库门连起来。订此约时，弗伦奇勋爵得到英国公使的赞同与支持，而公使当时并不知道日本政府对《北京协约》补充条款所作的确切解释。日本未曾诉诸英日同盟第一条所规定的「充分而坦诚的通知」，便以此路将与南满铁路竞争为理由，否决了法库门线的修筑。这个论据显然可以推广——而此后确已被推广——以阻止中国修筑任何为开发满洲的铁路。〔原注：一九一一年五月，俄国外交大臣就俄日两国所定的立场作了这样的正式界说：「俄日之间在铁路事宜上所存的连带关系，使俄国政府不能对哈尔滨以南任何线路给予支持，只要日本政府以其有害于南满铁路的利益而反对。」〕换句话说，《北京协约》的补充各条构成对《朴次茅斯条约》各项规定以及英日同盟条约序言的直接违犯。英国政府训令英王陛下驻东京大使为有意于所拟铁路的资本家与承造商、并为推行门户开放之原则，向日本政府提出「友好的陈说」。日本则以外交陈说以及发表一份「权威声明」（一九〇八年六月十日），为自己的举动辩解，并笼统主张对俄国从前在南满铁路所握的一切未经界定的「权利与特权」有承继之权，甚至举德国在山东所维持的独占地位为先例。这里第一次官方地透出了向「势力范围」之制回归的意思——而日本在战前曾自誓反对那个制度。今日回想一桩事实，令人惆怅：兰斯唐勋爵一九〇二年向俄国大使（斯塔尔先生）所表明的英日同盟头一个目的之一，本是反对俄国满洲专约中那些「限制中国处置本国军队、以及在本国领土内展筑铁路之权」的条款。

同样有意味、并足见日本外交训练之周密的，是中国方面关于小村男爵如何取得把中国那条自我克制的规定列入「补充」条款的记载。它载于外务部一九〇八年五月六日致日本驻京公使的一份公文之中，文曰：

「贵大臣提及会议交涉，并称中国现以有损南满铁路利益之举动违背条约义务，恐系不知当日中日两国全权大臣议定此约之时，中国全权大臣曾主张『平行』二字过于宽泛，协约应明定里数，规定在此里数之内不得修筑平行之线。对此请求，日本全权大臣答称：若定明里数，恐在他国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日本有意限制中国的铁路事业。此后又请其同意：此项距离应按英美通常之例解释；而彼等又以此事并无通例为由，反对此议。再者，日本全权大臣声明：日本在任何情形之下，决不作任何事以限制中国此后在满洲扩展交通之道所可能采取的任何步骤。此等声明皆出于至诚，且发于两国关系最为友好之时。」

英国的「友好陈说」与中国的抗议，都不能使日本政府界定它的立场或它的要求。中国提议把此案提交海牙，被置之不理。否决是毫不通融而僵硬的；而中国人怕遭报复，便不敢着手修筑那条铁路——而照《泰晤士报》通信员所说，那条铁路「对开发中华帝国辽河以西那片富饶稠密的地区是不可少的」。

锦瑷铁路的经过已在前一章记过。它确凿地证明：日本决意要关上南满洲机会均等之门，并阻止在该地区立起除她自己以外的任何既得利益。诺克斯的「中立化计划」是美国的反着，而俄日协约则是最后的结果；英国则一直在扮她那忠实盟友兼不作声的受害者的双重角色。

一九一一年英日同盟的修改

英日同盟的用处正在衰减，而美日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势必导致国际局面的一次变更，这是清楚的。一九一〇年七月的俄日协定又投下了变局将临的新影。因此一九一一年夏英国政府表示愿修改同盟的条款、规定英国不应被指望对任何与她订有仲裁条约的国家为其盟国提供武力援助，这在日本政府大概不会是意外之事。这样一项条约当时正在同合众国交涉；而该同盟按理本应行至一九一五年八月。英国所欲的修改办成了，同盟条约以其修改后的形式续订，自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三日起行十年。〔原注：同盟条约之所以修订，理由是英日两国政府相信：修订「以应局面中所起的重大变化，将有助于普遍的安定与平静」。第四条文曰：「倘缔约一方与第三国缔结一般仲裁条约，兹议定：本协定中任何条款均不使该缔约方承担对该仲裁条约有效之国开战的义务。」〕在这个日子上，拟订的对美仲裁条约尚未批准；倘不是因为她自己在满洲的作为，日本原本大有理由怨恨她盟友的举动——那举动显然意在把日本所宣称的太平洋霸权之争的对手从盎格鲁·撒克逊人敌对的范围内移出去。此后合众国参议院把那仲裁条约阉割了，这在这个问题上大大有利于日本一方，同时也使英国外交留下一个很差的印象，因为它这样露了牌而并无好处。局面之更为微妙、合众国参议院举动之更为短视，还因为这样一桩事实：正当这个关头，日本有意为她在满洲地位的好处而制造一桩岔子，即她同墨西哥的马德罗将军就马格达莱纳湾的「渔业权」所作的初步接洽。没有理由认为东京政府很热切要在离巴拿马一击可及之处建一个海军基地；然而尽有理由相信：它已准确地估量了这样一个试探气球对参议院、以及对美国公众中追随洛奇参议员与「将军」荷马李的那一部分人的效果。作为一条把人引离满洲踪迹的鲱鱼，马格达莱纳湾极为有效；而日本的报纸在自己这一边也开始认真讨论一种「亚洲的门罗主义」之可能。

他们还作为一桩生意上的权宜之计，讨论了英日同盟的终止。中国革命一起，日本许多生意人与进步的政客便公开显出对这项政治安排的不满，因为它严重束缚了他们的行动、限制了他们在中国的机会。二月间，《大阪每日新闻》（代表桂公爵的意见）坦然抱怨说：该同盟已不再有任何好的用处，而且正在损害日本的利益；别的报纸则天真地论道：既然该同盟原是为抵御俄国侵夺而保护共同利益所订，那么如今俄日既已在英国同意之下就远东问题立了协约，它自然该失效了。英国对「门户开放」原则那温和而显然的同情，加上「六国」借款会议的结果，造出一种无可误解的利害冲突的气氛，也使日本负责任的政治家的忠诚受了几分拉扯。爱德华·格雷爵士与桂公爵都曾在不同的场合公开提到这些冲突的利害之存在，并提到他们对同盟条约在异常困难的情形下仍得忠实遵守的相互满意。

日本与中国革命

汉口革命的骤然爆发（一九一一年十月），使日本政府相对而言措手不及——就是说，没有确定「预先安排」好的计划以应付它某些较为直接的后果。乱事酝酿已久，东京是很清楚的，哪怕只因为日本代理人与军事教官在革命组织中所担的角色、以及孙中山一党与日本金融家之间的密切关系；然而实际的爆发是偶然的。日本密探机关与预备组织的效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川岛海军将官在严重骚乱的最初迹象出现后数小时之内便已赶到武昌的现场；可当时日本驻京使馆同众人一样，相信这场叛乱将迅速被扑灭。中国内战的结局犹未可知之际，俄国骤然展开她在蒙古的前进方针，随即在日本引起要求更有力、更独立的行动路线的广泛鼓动。西园寺侯爵与内田子爵被报界严厉责以怯懦与举意摇摆。英日同盟的效果难道是要阻止日本利用南京局面所提供的机会么？「四国」银行团难道要把中国置于并留在国际的欧洲金融的束缚之下，而把日本排斥在外么？三井这家大公司以及别的日本事业在长江各省有大宗既得利益，而仅在几个月之前（一九一一年三月），小田切先生才安排了他那笔一百万英镑给盛宫保的借款。日本纵无多余的资本可供，却有本地的知识与同中国人的亲密关系，足以充分证成她要扮「诚实中介」的主张；不止如此，日本最有势力的意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已经得出结论：以对日本权利优先与地位优越之承认的明确要求去取代机会均等原则的时候已经到了。

武昌开战之后有一段时候，东京政府对自己的方针显然犹疑，缘故是它没有料到共和运动会骤然发展起来。支持君主政体而得满人感激所可能带来的好处是显然的，也值得认真考虑；另一方面，英国倾向于善意的中立，而把共和运动转为大日本的好处又确有可能。日本的进步党、或曰民党，其领袖与孙中山素相往来，全都主张支持共和、并立下取得少年中国善意的凭据。南京的临时政府四处不惜代价地找借款，正向日本资本家表示愿意，而这些表示有望使日本在华中最有价值的轮船航线、铁路、矿产与实业事业上取得永久的掌握。政府难道不显然有责任抓住这些机会，而不该让中国落进国际金融的网罗么？这样提议的最重要的一桩事，是三菱公司拟借给「招商局」一千万两的借款；这笔借款若成，将使日本在长江与沿海贸易上取得极为有利的地位。其时正在日本的盛宫保急欲把他在该局的股份变成现款，而局面一般也极有利于日本的事业。唐绍仪与孙中山利用日本人在这件事上所显的急切，去迫使「四国」各银行把南京革命党所需的款项预付出来，这一点殆无可疑。日本那家公司的初步合同事实上是二月底议成的；其时唐绍仪回到北京，把局面说明之后，要求付给大总统孙中山二百万两。这笔钱于次日（二月二十八日）经上海的汇丰银行付出，而中国人又一次成功地以夷制夷了。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之冬，英、法、德、美四国政府之间就邀请俄日两国政府指派财团加入「四国」银行团一事，进行了长久的交涉。主要是由于上海各英国轮船公司就日本金融家企图取得「招商局」业务控制权一事所作的陈说，「四国」才几乎在革命党拿到钱的同一天邀请俄日两家银行进入世界主义金融那道「围栏」。为对日本公道起见，必须承认：在这个关头，元老政治家显出了对英日同盟恰如其分的忠诚感，也显出对局面非凡的掌握。那些一直在积极推动同南京政府作各色交涉的日本独立金融家，被叫停了；而在那笔以沪杭甬铁路为担保（与该路英国借款协约的条款相违）所议的大仓借款一案上，事情也因英国当局所作的陈说而被搁置。日本如何登上国际金融的舞台、以及她在自己并无可用资本的情形下如何为参与对华借款开出合作的价钱，将在下一章叙述。她一旦被纳入「六国」集团，她的外交家便有了地位，可以借世界主义金融的渠道施展此前无从施展的影响。自此以后，日本的方针不再有犹疑之象。〔原注：一月二十七日，大石先生在议会攻击政府的对华方针。他说：「本届政府的对华方针一味摇摆。对日本而言，大概没有比中国内战更切身的问题，然而我国政府却无方针可循。政府这种不决的态度，从这样一桩事实上可以看出：帝制军与革命军中都有许多日本人在效力。因此中国人以疑心看我们。东京近来支持北京；如今却又自称一向严守中立。」对此西园寺侯爵答称：日本自始一贯的方针，是严守中立，并「维持中国领土的完整」。一个礼拜之后，陆军大臣石本承认：自内战爆发以来，日本政府已把价值三百万日元的军械（「已弃而未废」）卖给了革命党。〕阻力最小的路线已经确定地找到。四个月之后，桂公爵的使命安排好了，而英国政府也承认了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并且极清楚地领会了那些利益必然含着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眼下我们只须说到这一步：倘若到了时候中国落入各国的一个财政共管，那么不妨稳稳地预料：她长城以外那些广大的属地将被留作特别处置，而「门户开放」的种种口号在那一带将被体体面面地埋葬、忘却，一如在朝鲜。

可是较远的将来又如何呢？难道可以指望俄国长久满足于被戈壁沙漠挡住她那条命定的南下之路么？等到白沙皇的领土越过中国突厥斯坦、北蒙古与黑龙江伸到日本海时，在经济上对俄国有什么好处呢？那岂不更加绝对地要求日本扩张并巩固她自己在沿海的立足之地、并在政治与商业上把俄国围住么？她会等俄国新舰队造成之后才去夺取滨海省与海参崴么？而中国那些握得松散的领土在地理上向日本的倾落，又将在哪一点上止住呢？今日是满洲，明日是直隶——膨胀的借口将同机会之诱人一样地多。就近来的历史考察整个局面，并以我们所知的俄日两民族各自的结构性情及其建帝国的方针来判断它的发展，似乎无法逃出这样的结论：俄国政府正以同它在人们记忆中名为旅顺的那些恶日里所显的一样轻率的心、一样贫乏的见闻，踏进这些新的危险冒险。眼下把这两个对手撮合到一处来分赃的那些用意，绝不可能有丝毫利他的伪装；而在这场分配之中，哪一方最有理由为结果自庆，也不容有任何合理的疑问。斯拉夫人那漫不经心、「不要紧」的办法，必将引他走上——不，已经在引他走上——那条由日本人以科学的精确与不倦的勤劳所安排的、通向他自身覆败的方向与终局之路。这是行家与业余者那个老故事。因为那条又一次把俄国引向东亚极远之处的膨胀方针，是一条冒险的方针；而日本则出于严峻的必要，正不惜一切代价挣扎着扩大她的边界，为一个增长之速已超出本岛养育之力的人口寻找出路。

十三国际金融与世界政治

中国政府财政的体制

本书的大旨不在远远越出中国的近期事件与当前政策之外。不过在考察国际金融最近的各阶段——如「六国」借款交涉所示——之前，读者须对中国的经济需要与资源先有一个大概的观念，并须明白她是由于什么缘故、到了什么程度而渐渐落进政治放债人的罗网。

满人即便在乾隆与康熙那样开明的统治之下，也从未演出任何相当于一套有组织的政治经济学的东西——这里指的是近代欧洲所理解的那种。他们那不变的财政体制，只是由各省督抚征收大致固定的银谷定额，以供皇室的开销与八旗的养给。凡有一省因饥荒、水患或别的上天之怒的降临而无力完纳，其所短之数通常由其较为丰足的邻省加征补足；这整桩事牵涉到不断的申诉与解释，以及信手而算的算术。十八省正式解交北京的总数，每年平均约四千万两（约合五百万英镑）。这个数目代表着此前中央政府为宫廷开销、直隶一省的行政以及西北边防所能收到之数。它绝不代表宫廷的全部收入，也不代表京官实际支配的款项；因为它不把候补或升迁的官员以贿赂、馈送、寿礼与和事之资名义所不断缴付的巨款计算在内。这些正式的定额向来在度支部的奏折中公布，解交也相当按时，可以说代表着满清政府看得见的生计。

为着把这区区四千万两解到北京、以及为着各省行政的用度，各省藩司所征之款大半取自商贸。中国人民向来坚决而成功地反抗直接税的征收，无论为朝廷之用还是为地方之用；〔原注：此说不适用于寄居海外的华人社团（例如在英属或荷属殖民地），他们缴纳直接税，换来的是行政上确实的好处与生命财产的保障。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五十万华人居民照工部局的权威所定的捐税按时而且乐意地缴纳。在北京，民政部的权威却不足以保证铺租或人力车之税按时缴纳。事实是：中国种族那本质上讲实际的头脑不肯缴，因为它已看出一切税项的五分之四都进了官吏的腰包，而官吏又没有办法强制直接税。〕因此除了课率极低的地丁之外，地方当局不得不靠商贸（而且一般是无力自卫的过境商贸）来供应朝廷与省里的岁入。这些国家岁入的总额一半由一套粗率的「老规矩」所定，一半由当时的需要与贪求所定，在过去五十年的官方报表中变动甚微：可以说十八省合计每年平均约九千万两（约合一千二百万英镑）。这个总数之中，约四分之三可以说相当地代表取自商贸之数，即经海关征收、盐税与烟税、以及粮食与一般货物的厘金而来的。不必说，各省当局每正式报出一两，实际从纳税人身上至少要征去五两。这整套体制——眼下它已散乱，却并未被取代——字面上说来只是些朝不保夕的权宜之计，以及彻头彻尾恶劣而浪费的侵蚀之机。从满清政府的眼光看，只要北京每年收到它的漕粮与纹银定额，行政这架机器便算尽了它的职；而只要帝国仍旧孤立、以这些朝不保夕的办法解决它的问题，这架古老的机器大体上运转起来，其事故与摩擦也不比最新式的机器更多。

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加于战败的中国的赔款，把这整架机器搞得脱了榫，并开启了一个财政散乱的时期，其恶果迅速累积。为偿付日本赔款所借之款，每年的利息不过二百五十万英镑；然而解交这笔款作为各省藩库额外的负担，便相应地减少了可供地方之用的余额。它们在厘金与货物税名下那些任意的苛索也相应加重，于商贸大有损害，也使中等之家普遍贫困。义和团之乱又给国库添了一重压力，此后事情稳步恶化；支付那大为加重的赔款负担所需之数，是靠种种权宜之计凑来的，而这些计策到头来无一不加剧了总的局面。北京仍照旧指望它那不减的解款；到一九〇八年年底，外债的还本付息总额已增至六千万两，约合七百五十万英镑。各督抚与关道靠铸造多少掺假的钱币所得之利、靠发行无现银准备的纸币、靠借款、靠在产地加征大宗出口货之税，设法把所需款项刮拢起来；同时又留心为自己筑巢，因为许多人已预见到崩溃。其结果在许多方面对这个国家资源的经济开发是致命的。茶业因课以重厘金、又因制作办法浪费而稳步毁掉；中国作为生丝产地的优势地位渐渐受损，而日本立时得利；便是原棉的生产也被课以一种税，有效地阻止了一项本可大大有益于帝国的实业得到任何有条理的发展。靠「刮」，靠无数的厘金关卡，靠一切可能的不顾后果的筹款之法，官吏继续达成他自己的目的与北京的要求；然而其结果是贸易上对中国持续的逆差，而应付这个国家的债务（虽则相对于帝国之大而言其数甚小）的唯一办法，便在于举借新债。

现有与潜在的资源

过去多年以来，人们一般都说——也普遍被当作不言之理而接受——中国已开发的资源与商业的可能极为巨大；同时，英国与别国急于维持「门户开放」、以及它们为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又奉承了少年中国的自尊心，加强了它要按自己的办法、为自己的好处去开发这些资源的决心。通商口岸的报人与政客不厌其烦地铺陈：一旦共和政府得到承认、一旦外国人同意交还他们的治外法权，这个国家各处将有怎样神奇的贸易与实业的增长；而这些玫瑰色的景象在欧洲的报界与银钱市场上确已起了作用。就这个国家的矿产资源而论，这些乐观的意见倒有几分根据，是本于专家的科学观察的。李希霍芬男爵的勘查证成了这样一种看法：若有诚实的行政与近代的办法，中国大可迅速跻身世界煤铁钢产国的前列。然而除矿产之外，关于中国在贸易上剩余大宗产品——无论牧业还是工业——的潜在生产力，可靠的材料却是缺的。另一方面，尽有理由料到：中部各省拥塞的人口，其所需将永远要占去这个国家所能生产的绝大部分。我们关于中国的知识里，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证成这样一种看法：即如同在印度那样，财富曾被、或正被为数众多的民众大量积藏。恰恰相反，中国屡屡重演的饥荒，确是这个民族长期贫困的急性症候；他们中间极多的人，离饿死只有可以量得出的一段距离。这个国家本质的生业，建立在它那套不可移易的传统的宗法体制之上，同俄国一样是农业；然而人口对食粮供应的压力，则远远大于世界任何别的地方。这情形在关于这个国家贸易、人口与生死的粗略数字里清楚地反映出来。这个人口被传教士与中国人自己笼统地说成四万万，而如今已知约为三万二千万，其中包括满洲与蒙古的居民。若以此为大致的总数，则中国对外贸易的人均值可定为约七先令，低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同样，取外债与赔款的粗略总数（不计为修筑铁路所筹之款）为一亿二千万英镑，则人均国债大约合八先令。换句话说，中国人商业与经济的地位仍处在演化的初阶，而只要这个种族的社会情形与结构性情不变，由此再往前走必然是困难的。这种初阶的情形不足为奇，只要我们记得这个国家的政体——不但在满清一朝之下，便在它以前各朝之下也是如此——并想一想对外贸易所受的鼓励何等之少、实业事业的机会何等有限。

经济局面的需要，已被无数权威屡屡讨论过；他们大都看出：把这个国家的岁入与财政重整到一个稳健诚实的基础上，是一桩绝对急迫之事。我们若不带偏见、就一切经验来考量此事，便不能指望这项根本的改革能够不用干练的欧洲人、不授予他们一份合理的权柄而办成。中国实业事业在官吏掌管之下的历史，无可回避地引出这个结论。这结论对新制之下的爱国者自然是可厌的，而且共和国中无疑有若干诚实的国民，其正当的自尊心为这个建议所伤。尽管如此，他们自己一个一个都承认（虽然合起来时或许要否认）：那些自谋私利而不诚实的官员为数如此之多，若让他们放手，势必加剧这个国家财政的散乱，并阻止一个稳定政府的建立。

设有公平课税之法，又有能把这些法度付诸实行的集中之力；设有由无私而干练的专家所指导的经济与实业活动；最后，设有改良的运输之道与近代的办法，那么无疑地丁、海关，以及在盐、烟土、烟草与别的货物上课以合理数额的货物税，便可迅速使中国立于还得起债、甚至于兴旺的地位。克劳福德爵士在土耳其指导之下所办成的事，在中国也办得成。然而财政部的预算提案与共和政府的作为，却显不出对这个国家的需要有任何明智的体认、对它的资源有任何了解。恰恰相反，它们仍旧显出对官吏办法的僵硬固守、一片宏大的含糊，以及一种持续的隐秘，而这些都为坚持对外国借款款项的支用施行有效的监督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原注：这一切都在借款交涉中被明白地证实；那些交涉到九月底以同克里斯普公司的金融行所订的协约为顶点，而且一时之间避开了支用监督这一条件。〕在一本论近来借款交涉的小册子里，〔原注：《中国——借款局势现状》，裴式楷爵士著，一九一二年四月。〕裴式楷爵士说：有两位财政总长曾对他说，隐秘几乎是被迫如此。「他们承认这是由于这样一桩事实：中央政府不能保证各分项子账的准确（由此推论，也不能保证那些账房的能力与可靠），所以他们从来不敢把一份国家预算拿去接受国际的评论。」中国政府在界定自己财政地位时所举的事实与数字，确实郑重得荒唐，以至于使许多观察者对一个其领袖能拿出这类东西的国家绝望。这些东西为「做面子」之用、为给外国金融家提供借款招股书的「官方」材料，或许有用；然而在别的方面，它们只是一座有组织的不诚实之厦上的装饰贴金。

中国的官家财政：预算

一九一一年的「大清预算」经资政院长久讨论与细心修订之后确曾公布，显示有盈余之估。读者只要一瞥这份预算收入一面的各项名目，便能自行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官家财政的观念。为便于比较，并为显示官吏的办法在共和政府一切改革的宣示之中仍如何牢固地存续，我把大总统袁世凯去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参议院开院时所陈的收入之估列在它旁边。

收入之估（以百万两计）。革命以前、革命以后各列其数：

地丁：革命以前五千万两，革命以后四千六百万两。

盐茶税：革命以前四千八百万两，革命以后四千六百万两。

海关收入：革命以前四千二百万两，革命以后四千二百万两。

杂税：革命以前二千六百万两，革命以后三千六百万两。

厘金：革命以前四千四百万两，革命以后四千三百万两。

官产收入：革命以前四千七百万两，革命以后三千七百万两。

鬻官：革命以前六百万两，革命以后无。

杂项收入：革命以前三千五百万两，革命以后一千九百万两。

发售公债：革命以前三百万两，革命以后无此项。

合计：革命以前三亿零一百万两，革命以后二亿六千九百万两。

即便那些以在财政部院墙内无草而造这些玩具砖为业的高明学究，也不便把鬻官列入共和国收入的来源；然而在别的方面，他们却牢牢守着旧例，大概是本于这样一条极好的原则：把从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东西改动一番，是无益的。同时，还须显出可供共和国之用的收入是有「弹性」的。总理大臣唐绍仪三月二十九日对南京参议院所作的那些颇为令人不安的陈述，以及不久将要大举借债的前景，于是引出了一些计策，意在显出必要的弹性，同时也显出对近代编制预算之法有几分了解。上述各项收入名目因此被称为「经常」的，另以一份非常的、或曰「临时」的预算相补，使总数达到一九一一年的三亿两之数。它列出地丁与常关（后者算得精细，直到一元之几分之几）的补充收入之估，以及来自「捐输、政府信用票与杂项收入」的二千五百万两。除了一项笼统的提议——即经各国同意提高洋关税率——之外，在这一切幼稚之举中看不出任何认真整理这个国家财政方针与内地岁入的意思。

三月二十九日唐绍仪以总理大臣的身分对南京参议院演说，宣称中国是「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除了大举借债之外，全然无力解决它眼前的问题或开发它的实业。此后这位总理大臣——受外国教育的官员中最能干者之一——对局面所作的阐述、以及他自己在借款交涉中所扮的角色，大可使人对中国的官家财政形成一个不差的观念。他自始的态度，其特色是对事实的极度漠然与办法上普遍的不顾后果，兼之以一个决心：即在任何能把外国资本无拘无束地交由共和当局处置的条件之下，尽快尽量地借。他说一九一一年经常预算的亏空为五千四百万两，此外还须加上「非常」支出二千四百万两。外债与赔款过期的利息与摊还，他定为五千万两，又加上湖广与币制两项借款的还本付息一千万两——虽则后者尚未发行。他估计当年遣散南方八十个师的军队〔原注：一九一一年年底，中国的朝廷军队（很大程度上是纸面上的）分布各省，共三十六个师。为大举遣散南方那些想象中的军队而设法索取巨款，是这位总理大臣的提案中最有意味的特点之一。〕所需之数为八千万两；他提议以二千万两用于「重建」革命期间被毁的产业，以及「国家仆役的赏恤、养老与抚恤，并为其子嗣的赡养与教育作出规定」，又以七百万两作临时政府的「经费」；最后断言：为应付共和国本年度绝对的需要，须以外国借款取得二亿一千五百万两（约合二千八百万英镑）。面对中国总理大臣所勾出的这样一个方案，再加上他那一党公开宣称的决心，即抵抗一切引入有效的借款支用监督的企图，那么「四国」各银行背后的各国政府势必看出这局面中若干危险；而英法两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尤其势必坚持要回到一九〇八年不幸放弃的那些保障上去。三月十四日唐绍仪同「比国集团」订成他那笔「无监督」的借款协约，利率比他本可从「四国」借得的高出二厘；两天之后孙中山又说动南京参议院在秘密会议上批准了这项协约——至此，无论外交部还是金融家，都不可能再对这位共和领袖财政改革的宣示抱任何幻想了。这位总理大臣同北京外交团讨论这些问题时所显的骄横，他公然的失信与超出官吏的两面手法，终以他从总理大臣任上不光彩地退出为结——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竟成了祸中之福：因为它们衬托出这样一桩事实，即官吏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也使华盛顿的国务院与伦敦的外交部确信有必要对北京国际金融的作为加以更严密的监督。人们看出：中国财政的得救，只能循善意的监护之路办出来，而官吏的贪求必须从其中剔除；又看出：倘要鼓励大举借债，那就必须有比「四国」银行团在湖广与币制两笔借款上所接受的更为有效的保证与保障。

行政改革的空望

金融家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桩事实：倘若中国的国债要如唐绍仪与别的负责官员所提议的那样增加五成，那么这个国家在欧洲银钱市场上的信用便不能在它目前这个人为的水平上维持多久，除非坚持那些足以使借款用于真正的改革与有产出的事业上的条件。共和国的领袖们已经证明自己同满人一样地不负责任、一样地不可信。在唐绍仪与同盟会诸首领所宣示的方针之下，袁世凯关于提高海关税率与整理盐务的提案，不能为外国资本提供任何长久的保障；也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证成这样一种看法，即大总统所许的改革是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所认真考虑的。他在参议院开院时的演说够动人的〔原注：《泰晤士报》驻京通信员电称：「从来没有一位负责的政治家对这个国家作过这样的演说。」三个月后，《字林西报》回头论到这篇方针宣示时说：「就实际经验的眼光看，它听来像一场梦：他显然无力把他所宣讲的付诸实行，一行也不能。」〕——然而它那一切难得而清新的进步之果，早已在君主政体的条约与谕旨中空许了多年。币制改革、「任用有才的外国人」、政府财政上讲实际的办法、矿务法、宗教宽容、实业开发、裁撤厘金——所有这些自蒲安臣使团之日以来，便一直在即将实现的地平线上巨大地浮现着。英国外交部为保护商人与债券持有人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得出结论：回到一九〇八年所放弃的那些保障上去，必须是一切中国政府借款的一项要紧条件。倘不是因为二月底袁氏军队的变乱与北京的被掠、以及三月十四日唐绍仪的失信，这个结论或许不会得出；然而这两桩事所造成的印象，已足以使进一步的迁就至少在当时成为不可能。英国投资的公众也朦朦地知道这样一桩事实：共和政府在北京与各省的库藏是空的；充作现有借款担保的那些岁入，已因厘金的暂时裁撤与烟土进口的减少而大受影响；而只有改良行政的合理前景，才能证成外国资本再投入中国政府债券。人们开始看出：少年中国到此为止既未产生行政上的诚实，也未产生任何足以造成这诚实的强有力的舆论。因此中国债券市场大概要变成一个「坏」市场，除非政府能因窘于无钞的压力而被迫同意对借款款项的支用施行有效的监督。各商业国的政府这一次是被同一的开明自利的动机联在了一起，它们方针上的分歧在对局面财政与经济方面的共同体认之中调和了。它们不久便要知道——下文即可看到——真正的生意在中国从来不能顺顺当当地走；对那个无力自卫的国家的政府，不可能有什么「纯商业」的借款；而国际金融的错综，也并不能解决由它的散乱与无能所造成的问题。各商业国不久便要被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所折服：一笔对华借款无论用意上多么「纯属商业」，都要为那个其资本实际或名义上投入其中的国家造出既得利益——因而造出有价值的政治资产；而在可意而可兼并的地区造出这样的利益，在那些以瓜分病夫产业为目的的「强大邻邦」看来，即便不算一桩罪过，也算一桩「不友好之举」。

共和宣布之后不久，「四国」所采的联合方针——也就是作为银行团独占外交支持之条件而加于它的方针——实际上同诺克斯先生一九〇九年六月国务院着手施行它有力的金元外交、为美国金融家争得进入那道「围栏」之权时所宣示的方针相同。诺克斯先生曾宣称美国政府的目的在于「使各大国以同情而切实的合作维持中国的政治完整，其法是使支持这样一条方针成为各国之利。凡国家投下资本之处，它们便一心要保全和平、并促进天然资源的开发与人民的兴旺。」

「大幻觉」

最后所引的这句话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其中含着一桩流传甚广而潜移默化的谬见。诺克斯先生关于国际金融作为促成人间和平与善意的一个因素的看法，本于那套近代的经济学说，而安吉尔先生在《大幻觉》一书中已极能干地把它铺陈出来——这套学说有力地投合欧洲的人道本能，也给那些指望废除战争的热心慈善家以安慰。然而美国国务院不久便要知道：这套学说及其主要的结论永远不可能普遍适用；尤其在远东，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丝毫不能约束强大邻邦的野心、不能限制它们的侵夺。就欧洲的经验、就那些重兵武装的商业与工业国家之间实际存在的情形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套安逸的教义所依的许多前提。无疑，欧洲文明那些拥塞中心的经济相互依赖，起着一种有力的约束之力，阻止敌意的骤然爆发。无疑，如安吉尔先生所说，「资本家没有国家。他若属于近代的一型，便知道武备、征服，以及在边界上弄花样，都不合他的用处。」〔原注：裴式楷爵士四月十九日自北京致伦敦一家报纸的信中说：「世界的高等金融不可能不是国际的。银行的管理者该明白：它已不再是国家的，它没有爱国心，也没有超出近代商业道德所认为足够的良心或荣誉感。」英国的银行管理者一段时期以来已明显倾向于合乎裴式楷爵士的理想；然而只要法、德、日以及别的商业国的国际金融继续在政府指导之下以推进国家利益为务，只要英国忽略这项基本的防备，世界主义金融对英国利益所构成的危险便是又多又大的。〕法国卡约内阁倾覆的那些事件，已充分证明了一个有其不快一面的真理。经济的相互依赖，以及代表其去国界化利益的世界主义金融，确已使西方世界的各商业国倾向于和平，而这纯属开明自利之事，因为在这类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中，胜者所失与败者一样重。

然而经济相互依赖的显露并不限于伦敦、巴黎与柏林；它在欧洲阻止或延缓战争的那种不容否认之效（如去年摩洛哥危机），须以它在别的方向上同样不容置辩的孕育纷争之能、以及有意谋致无力自卫的国家政治灭亡之能来相抵。你若愿意，不妨承认柏林交易所那痛楚的呼号也许能把远处的鼓声压下一会儿；不妨承认世界主义金融家的声音在枢臣与君王那里颇有分量：然而近来的全部历史（尤其是亚洲的历史）却教给我们：经济的压力有时会披着那件「国家荣誉」的外衣出场，而那荣誉连罗斯福先生也宣称是国际仲裁所不能及的。经济相互依赖在波斯、中国、土耳其、墨西哥以及加勒比海各国最近的结果，还教给我们别的东西；因为它们表明：世界主义金融——那即将给我们带来千年太平的经济共管的奇花——其本身所含的不安之芽、纷争之素，比中世纪一切宗教争端还要多。说到底，世界主义金融的约束之力不过如此：那些在文明世界各京城里支配着金融、因而支配着政治的去国界化的个人，自然把一切国家的、爱国的考虑都从属于推进他们自己「相互依赖」的私利；他们已学会把无利可图的竞争的战争风险减到最小，并以牺牲天真者与弱者的方式增加他们有利可图的机会。

国际金融充当和平使者

且看一看那些最初应俄国皇帝之邀聚于海牙、商议开启和平之世的各国实际的作为——它们个个都是国际仲裁与废除军备的热心主张者。凡地上还有价值高而握得松散的产业之处，这些慈善的国家都在稳步地兼并它、或为自己的目的开发它，而且总是以和平之名、为着人道与文明的利益。意大利在的黎波里，法国在摩洛哥，合众国在巴拿马一带，日本与俄国在满洲与蒙古，英国与俄国在波斯——我们处处见到那条永恒之法在自行运作，即规定适者生存的那条法。而在这不可避免的演化过程之后，肯看的人可以看见世界主义金融的影子始终潜伏着——不是作为卡内基先生和平宫上的白鸽，而是作为一只目光锐利的兀鹫，饥饿地盯着病弱或受伤的种族那些困苦的动作。远在国际金融造出它那精巧而最为有效的机器之前，罗斯金便写道〔原注：见《给那后来的》。〕：

「欧洲财富运作的一种极可怕的形式，就是支持不义之战的完全是资本家的财富……而一切不义之战若不靠掠夺敌人，便只能靠资本家的借款来支持，而这些借款是由此后对人民的课税来偿还的。」

土耳其、波斯与中国目前的情形，必定会给罗斯金提供一段新的经文；因为它清楚地显出国际金融正按这条开明的原则行事，即在经济上分享「和平渗透」的战利品，要比用军事或财政的武器去争夺来得更安全、更稳妥。近代土耳其的历史所披露的，或许比任何别的例子都更完整地显出那套机器——一个勇敢而无能的民族怎样能被世界主义金融家的活动所毁掉。而今日，中国正迅速沿着同一条五厘与毁灭之路走下去，一面受着政治放债人那份慈悲的威胁，一面受着官吏的贪腐与贪求的威胁。

实在，多年以来已很清楚：中华帝国必将引起那些坐在欧洲银钱市场高位上的掠夺性和平宣道者的认真注意。因为正如路透社在一份描述「四国」在北京借款交涉的电报中所公允指出的，「中国政府对财政一无所知」；它眼下的需要甚大，而它潜在的资源，就是说可供将来分配的抵押担保，又被普遍认为极其巨大。这具尸体又大、又肥、又笨重：那些站在「四国」集团受政府保护的独占那道「围栏」之外的人会有嫉恨与恶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喀西尼伯爵在北京开启俄国以铁路与银行征服的方针那一命定之日以来，国际金融在中国的历史，此处无须再述。这故事的若干部分已在前面各章里、就英国、美国或日本方针的特定立场讲过了。这是一段有教益、却也卑污的故事，一段一面是持续侵夺、一面是无望腐败的故事。〔原注：中国高级官员的腐败，其昭著不下于满人。正是李鸿章在一八九六年沙皇于莫斯科加冕之时，把西伯利亚铁路修入并穿过满洲的权利卖给了俄国。〕自一八九五年日本把中国的无力自卫暴露出来，到十年之后俄国建远东帝国之业在同一个征服民族手下崩溃，其间国际金融所起的作用不过是给各大国所奉行的那套有组织的掠夺方针披上几分体面的外衣。宓吉说得好：

「那场稳健之士本指望能无限期推后的抢夺，竟以康沃尔劫船之众的兴致展开了。那些半友好的国家多事地插手来救这个被弃的帝国免于肢解，结果照一贯的经验，成了一味比病更坏的药。俄国、德国与法国着手把中国当作一片无主之地：分崩离析成了当日的常态。这榜样自然是有传染性的。别的国家除了中国的无力自卫之外并无更实在的主张之据，也开始磨刀，要来切这具垂死的尸体。」

日本战胜俄国，一九〇五年一时止住了领土侵夺的过程，并使均势须重新安排、使世界主义金融的场上须有新的结合。然而它那潜移默化的过程循着新的路线运作，在《朴次茅斯条约》之后那段短暂的喘息之中几乎不曾中断。

俄日的政治金融

不久日本便以她在满洲和平渗透的方针、以她的金融家在欧洲的活动表明：她也已掌握了「和平渗透」的一切秘诀；她的财政代理人在北京官场的优势比俄国从前更为完全，花费也更少；而且她握有俄国从未支配过的机器，即散布全帝国各处的众多日本军事教官、学堂教员与「壮士」。最后，她还有同英国的同盟、在欧洲银钱市场上稳步改善的地位，以及时间站在她一边。自她同俄国讲妥条件之时起，她不但在英国、也在法国找得到财政的支持，〔原注：据了解，为「六国」对华借款之用，日本将从法国借来她在这些借款中所占份额的一大部分，为此将在日本设一家法日银行。十年前法国的食息者正在提供款项以在远东建起一个俄国帝国；今日他们正在为改革之用把款项提供给中国，并为维持她的领土完整；明日他们将为满洲与蒙古两属地作为日本与俄国领土的开发提供款项。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安吉尔先生所说相反，「在边界上弄花样」是可以用来合资本家之用的。〕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此刻，实际的局面对于中国那备受保证的完整而言，似乎比一八九五年之后还要更不祥。

一九〇九年六月合众国成功地主张了参与中国政治融资之权时，国务院所定的行动路线（如我在别处所已指明）无可置辩地合乎逻辑而稳健。它而且同英国方针公开宣称的目的相合，然而它失败了；因为在万国之法中占有便是九分道理，又因为俄日一旦解决了它们的分歧、议定了一条共同方针，无论仁慈的理论还是道德的原则便都无济于事。一九一一年四月「币制改革与实业开发」借款协约既成，「四国」集团便从中国取得了对一切将来为继续或完成满洲开发而拟借之款的优先选择权；美国的政论家不为中立化计划的失败所阻，为金元外交这样一场显赫的胜利而欢呼。他们那昙花一现的欢腾，所宣告的不过是中国现有与将有的恩主一伙里又添了两位伙伴。俄日两国都没有资本可借，这一事实并不曾阻止两国否决满洲开发协约里那项关于将来借款的规定，并主张一些含着否认中国在该地区主权之义的权利。「四国」借款的签字受到「在华美国协会」的欢迎，说它使肥沃的满洲各省得脱外国的侵夺，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四国的结合忽然在该地区拥有了既得利益」——而这个结合的目的在于「保护一个软弱窘困的国家不受贪婪的邻邦之害」。美国国务院着手它中国财政的冒险之举时，原本的用意第一是把这笔满洲借款作为一桩纯粹美国的生意来办，第二是坚持一切借款款项须按规而诚实地管理。这两项用意中的第一项，在俄日协定缔结把孤立之险衬托出来之后便被放弃了；第二项则在美国集团对北京的人与事有了更充分的了解、看出中国政府绝不会订立任何含着对官吏支用作有效监督或控制的借款、又看出英德金融当时并不想坚持「扰人的干预」之后，被悄悄地丢开了。那笔缔成的币制借款，是一座好意受挫的惨淡纪念碑；因为美国那一群金融家迅速看出大战风车之徒然，又发觉他们赚钱的机会同利他的志愿不能相容，自然宁取五厘与太平之望，而不取任何感伤的慈善与随之而来的争执这条可疑的方针。

就眼下（一九一二年十月）的情形而论，「六国」金融共管背后的各国一致坚持：对中国可能订立的任何外国借款的支用施行有效的监督。这份值得称许的一致，在国际忌妒、金融家的私下首倡与官吏的阴谋的拉扯之下能维持多久，尚待观看：有一件公开的秘密是：去年四月加入这个国际集团之前、甚至在此之后，俄国曾用尽一切气力说服法国的金融家采取一条独立的行动路线。同样，我们知道：俄日否决币制借款第十六条时，德国的外交曾鼓励中国不理这项否决，其目的在于在俄法之间造出难处。最后我们知道：一九〇九年英法曾明确宣告对借款款项的有效监督是债券持有人最终保障的必要条件，然而在湖广与币制两笔借款上，这项条件并未被强制执行。在这件事上，那条好意的链子的强度已屡屡证明不过是其最弱一环的强度。此后势必仍旧如此；而各省的全副分量，在少年中国的激进派的率领之下，将被用来抵制任何足以剥夺他们自由处置借款款项的监督形式。

对华借款：支用监督这一要紧问题

事情的实际情形既是如此，则较为细致地考察「监督」这一要紧问题便颇有意味。自北京与各省来的消息表明：就商人一层、无私的爱国者以及较老的官员而论，多数是赞成为整理与经济开发之用举借一笔大款的，同时他们也承认有必要以外国专家监督的办法保证其诚实支用，其式样与长久以来在海关、以及在若干铁路的管理上所设立而收效极佳者相仿。他们看出：公务上的不诚实与办事不善，自共和开创以来同满人最坏的时候一样触目，哪怕只因为中央的权威已被削弱，又因为如袁世凯的大总统令所宣称的，「苛索非法之征，已成常事，使全国生命财产不得安全。」与他们及他们的意见相对的，是那些高声爱国的报界、学生与统兵的将领，他们看出外国的财政监督意味着他们机会的削减。各省咨议局与许多地方的士绅也支持这一反对，其目的在于阻止中央政府借债，除非所借的条件足以使款项可供各省官场之用（与滥用）而不受任何形式的监督或控制。这是沪杭甬铁路那段历史的重演。正是在这种根深蒂固而自谋私利的地方之气里，藏着北京与各省之间长久难处的一个主要缘由；正是在这里，藏着那块把盛宫保与铁路集权计划掀倒的绊脚石，以及四川革命爆发的头一个缘由。至于对外国资本本身，任何一方都没有一丝反对，这一点由近来若干省当局自行订立的那些自杀式的借款清楚地证明。这些不满者的反对全然针对按规的监督与妥当审核的账目。

为着煽动民众之用，这些问题已被人有意搅浑，搅浑者有像新近任南京军队统帅的黄兴那样的极端派，有孙中山与唐绍仪在同盟会里的党羽，也有他们的外国附和者与谋士。他们自称反对欧洲专家账房是出于爱国的理由，不断引埃及与波斯的历史为外国财政控制惨痛后果的例子。不容否认的是：他们的论据因俄日政治野心与借款问题的不幸牵连而增了力量；既然这两国政府都没有资本可借，把它们的代表纳入代表各商业国真正利益的金融结合，势必在中国人心中造成忧惧。俄日趁中国窘困之时来巩固它们在满洲与蒙古的「特殊利益」，这或许是可以料到的；然而那原来「四国」银行团背后的各国政府竟会认可由俄日「参与」所造成的这一类政治金融借款，除了顽固的犬儒之外是无人能料到的。几乎不能否认：有关各国既成了这类操作的当事人，便在道义上对在长城以北以西各地建立一个俄日保护之局负有责任，而且事实上即使《朴次茅斯条约》成了废纸。因此，真心爱国的中国人对「六国」借款基于对其政治后果的正当疑虑而提出强烈的反对，也就不足为奇；而这与外国监督支用的问题无关。他们在这一点上同那些较卑下的政客不同——那些人对满洲与蒙古的命运毫不在意，却对在中国财政里设专家账房一事切齿愤恨。这些硬汉有唐绍仪的榜样在前鼓励并指引他们，宁取八厘的省借款（其中一半要花在不必要的军械弹药上，另一半则一交了事，不许过问），而不取一笔附有合理支用监督的五厘政府借款。

通商口岸的商人、以及一般而论在这个国家有身家之寄的各阶层，如我所说，是赞成专家监督与外国借款的诚实处置的，因为他们承认这样一桩事实：唯有靠这些办法，钱才能花得于国家的经济有益。旧式的官吏与古典一型的机会主义者则（一如往常）主张给监督之影而扣下监督之实，其法是任用一些多少不负责任的外国「顾问」。这一类致命的折中，不幸不但投合官吏之意，也投合放任一派的外交与金融家之意——后者只要有了政府支持的保证与一份好招股书的材料便满足了。

在那笨重的「六国」银行团的作为所陷的政治纠缠之网里，一条清楚的路子是不容易找到的。无论从中国的立场还是从英国商人的立场看，这个问题最自然而有益的解法，必在于由外国专家在中国政府控制之下对支用施行财政监督这个方向——这是一个简单的解法，而如今已有极好的先例在妥善运行之中。任何对岁入施行财政监督、并附有半政治性规定以保护某一国或某几国利益的企图，只能使混乱更加混乱；只要中国仍是一个有主权、能还债的国家，提议对盐务或别的收入来源建立直接的外国控制便无任何好处。所需的只是：借款款项支用的每一元都须由一位可靠而负责的欧洲账房签证核实。〔原注：倘若英、法、美三国政府同时作一项直截的宣告，声明凡不含此项条件的借款概不承认，则此项条件大概会在适当的时候、而且无摩擦地达到。这样一项宣告将使中国可以自由地在公开市场借债，唯须永以支用监督为条件，而且实际上会使她不能不带这条件而举借任何重债。〕倘若少年中国不能被说服或被迫接受这个简单的条件，那么对一切有关的人来说，眼下最好不要再有借款，或至少不要有任何由各商业国政府使自己在道义上负责的借款。

过去半年之间，欧洲报界关于「六国」借款交涉的内幕、关于唐绍仪以总理大臣的身分在其中所扮的角色、以及关于俄日两国在加入银行团前后的方针，写得如此之多，因此把主要的事实作一提要，对一般读者当有意味。无论如何，这些事实已属历史，而由此而起的错综局面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影响中国人民的命运，或为福，或为祸。因此我打算自袁世凯被南京参议院举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那一天（二月十三日）起，记下借款交涉的经过。

一九一二年六国借款的交涉

二月十七日，署理财政总长周自齐询问四家银行是否准备为临时政府筹款。他要求按每月六百四十万两（约合八十五万英镑）的数目立即预付，其中一半要用于共和国「在南方」的用途。

二月二十七日，唐绍仪（前一天自南京抵京）与四家银行的代表会晤，继续交涉。他名义上是奉袁世凯之命行事，实则自始便取一种独立而专断的态度；在私下的谈话里，他屡屡宣称要把那道「围栏」打破。他向各银行勾出一套含糊的财政改革与实业开发的计划，其成果将充作一笔大额整理借款的担保。他提议各银行承担为中国筹款六千万英镑，分五年等额交付。他急切地要求立即向南京的孙中山预付一笔；于是二月二十八日各银行向孙氏在上海的代表作了第一次预付二百万两。次日，北京便被袁世凯自己的军队抢掠焚烧，证明了临时政府权威之危殆；这件事自然使当时正在考虑为共和国筹款的欧美金融家踌躇起来。三月一日夜间，军队的变乱与产业的毁坏仍无人制止。次日早晨，唐绍仪致朱尔典爵士一件紧急的函件，说局面已无从收拾，并提议由外交团协助维持秩序；〔原注：袁世凯此后宣称这项异常的请求是未经授权而提出的。然而它究竟是外交团随即决定每日以自使馆卫队抽出的一支强兵巡行全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可这并未阻止他同时又要求四家银行立即取得各自政府的许可，再预付一百零一万五千两，以应付北京当局眼前的需要。一个礼拜之后（三月九日），四国政府既已核准这项安排，钱便交了出去，并互换函件，载明这两次预付所依的条件。简言之，这些条件给了四家银行一项「确定的选择权」，即供给共和政府自三月至八月每月所需的款项份额；又给了一项有条件的选择权，即那笔拟于六月至十二月之间举借的大额整理借款。每月的预付暂以国库券为凭，在当年内以整理借款所得偿还。附于后者「选择权」上的条件，属于中国协约中常见的一类；它使唐绍仪可以自由地招引外面的竞争，同时在道义上约束中国政府把这样得来的一切条件先给「四国」各银行以拒绝之权。这是一项在从前的场合里已证明极不令人满意的条件，它为诡诈与阴谋开了一道大门，对四家银行与它们真正的竞争者一样地不公。这选择权既附了条件，便根本不是选择权，而只是误会与争执的一个来源，事变很快便证明了这一点。

三月十一日，即袁世凯在载明这些安排的照会上加印之后两天，唐绍仪又申请预付五百万两，这一步自然被视为依袁氏照会的条款而采取的。到这时，四家银行在伦敦开会，结果授权它们驻京的代表同意供给每月的预付，并确定地承办那笔大额借款，但须有若干保证。这些保证之中——它们终究是因四国政府集体认清了局面的危险而成为必要的——要有对借款款项支用施行有效监督的规定。这项对少年中国与各省的愿望致命的条件，遭到唐绍仪毫不通融的反对。他又强烈地不满四家银行拒绝答应他所请的三百万两，那是要用于「赎回军用票」的。

「比国」借款

唐氏一如往常地急躁行事，在「四国」的条件甚至还未正式通知他之前，便着手（三月十四日）同一个所谓「比国」集团订立一项单独的协约，立即借款一百万英镑，另有借九百万英镑的选择权。袁大总统正式认可了这项安排，而尽管「四国」抗议，它仍被孙中山与南京参议院匆匆批准。唐氏作为中的一切，无可误解地指明他要不惜代价取得巨款、而其支用不受监督之愿。「比国」集团所索的利率比「四国」准备为共和国筹款的高出二厘以上，这在他是无所谓的。那家比国银行是充俄国政府的代理、而俄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政治用意又由所押担保的性质——京张铁路的第一抵押权——所指明，这在他也是无所谓的。在君主政体之下，唐氏任铁路督办时曾屡屡宣称：中国绝不会再把她的铁路、尤其是华人自建的张家口一线押作任何借款的担保；然而身为共和国的总理大臣，他却着手去押中国唯一一条满人作为国策而始终不使其卷入政治纠缠的铁路。

日本的金融家如何趁共和领袖们的需要与贪求而挤进国际银行团，我已在前一章里指明。如今轮到俄国施用她自己那套独特的压力，而其成功亦复相同。唐绍仪的失信（显然是预谋的，因为他已同华比银行秘密交涉了一个多月）其后果给了我们一堂极有教益的实物课，见出国际金融何等便于适应、以及它的若干政治暗流。就唐绍仪所扮的角色而论，它始于不惜代价取得款项，也终于此。为使南京参议院批准比国借款，他引那个机关相信：三月间「四国」各银行并未预付任何款项，也不曾以任何形式的协约给予它们任何权利；他使共和政府招来四国公使屈辱的申斥，又给了俄国一个侵夺中国领土的新起点。〔原注：《泰晤士报》通信员三月二十一日自北京电称：「唐绍仪的举动在北京普遍受到严厉的指责，说他树强大银行为敌、又使大总统受外国公使抗议之扰，因而加重了这个国家的难处。」〕三月十六日，他电告孙中山转知南京参议院，说「奉天、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广东各省皆嗷嗷待款，而四国集团仅许此后五个月每月六百四十万两，为数不敷，故须此项专款」。参议院通过了；「比国」集团付出了它第一笔九十七万英镑；而不到一个月，唐绍仪便在北京与南京因侵占这笔借款以及「四国」预付款而受到猛烈的声讨。尽管如此，通商口岸的报纸几乎没有一家评论这样一桩事实：中国的总理大臣正以他那不顾后果、不加分别的筹款办法有意损害共和国的名声与这个国家的财政信用。

比国借款此后的经过无须详述。到四月底，金融家已找出一条路，脱出由此而生的难处；俄国已被纳入银行团之内；中国政府已同意撤销比国的合同，因为它违犯了大总统三月九日给「四国」各银行的承诺——而唐绍仪则已准备以不起波澜的从容重开他关于进一步预付的交涉。他此时告知国际银行家：他眼前所需为三千五百万两，其大部分要用来发遣散兵的饷（据称有八十五万之众）与赎回「军用票」。革命领袖们的债务之中，包括付一千四百架德国机关枪的款，每架五百英镑，运到上海而从未用过。「严格的外国监督」之必要日渐明显。

不过俄国在这个关头的政治金融，倒是异常有意味的。二月初，俄国政府在远东的财政代理俄亚银行曾同南京的革命党议定一笔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据了解这笔钱是要经伦敦的施罗德公司与布鲁塞尔的海外银行供给的。然而俄国政府其间已同别国一起宣告善意的中立，因此这笔给革命党的借款便被放弃。尽管如此，而且尽管当时正在进行把俄亚银行纳入「四国」集团的交涉，三月十四日那笔所谓「比国」借款实际上仍是一桩俄国的事业，其起源是政治的。俄亚银行驻京代表当时曾公开声明：虽然被推出来在协约上签字的是那家比国银行，实则是他本人奉俄国财政大臣之命亲自议成的——这套办法奇特地令人想起俄国最初以银行征服的巴甫洛夫—璞科第时代。

四月二日，代表由日本政府指定的横滨正金银行的小田切先生，正式被纳入国际金融家集团的交涉与业务。四月二十四日，圣彼得堡的俄亚银行通知「四国」各银行，说它已被派「代表俄国政府与他国一同参与」中国的整理借款与预付款。

俄日两国政府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并以借款款项的支用不得以损害它们各自在蒙古与满洲的「特殊权利与利益」的方式为条件，接受了「四国」「参与对华筹款」的邀请，而俄国更趁机把「中国西部」的特殊权利也隐约提了出来。英美两国政府在训令各自的财团如何行动时，表示愿意接受俄日的规定，只要这些规定所指的特殊权利与利益不超出那两国与中国所缔条约公约中所界定者。这一决定标志着俄日推进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可以看出：北京国际金融的银行团第一次被构造成包括了明确公认为代表其各自政府、而不仅仅代表金融机构的个人。

伦敦会议

六国财团的一次会议约定于五月十五日在伦敦举行。其间它们驻京的代表被授权（五月四日）预付中国人急需的款项，条件是给予令人满意的保证，使款项能得妥当支用。五月十二日，中国政府同意了一项安排：由委派一位外国审计员会同一位中国官派审计员共同在借款款项的支款单上签字，以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原注：各银行所提名的审计员是伦普先生，此前以津浦铁路德国段的审计员见知。作为这项安排之下所能得的保障性质的一个征兆，这一任命是不祥的；因为该路的审计一职已证明作为防止官吏侵蚀之法乃是比无用更坏的。《泰晤士报》通信员一九〇九年七月十六日电称：「关于津浦铁路德国段的地亩欺诈与借款款项之挥霍，丑闻甚多。华人总办已被撤，然而别人无一受罚。这些揭露是有意味的，因为它们支持了一种流传甚广的看法，即该协约并不足以保障外国借款款项的支用。」〕又对发遣散兵之饷所应采取的办法定了若干规定。「四国」的金融家自称（尽管一切经验都与此相反）认为这项安排令人满意，而各国外交部显然也乐于在这件要紧事上接受他们的引导。倘若俄日两国所关心的是生意而不是政治，中国的借款问题大概在这一阶段便暂时解决了。然而不然。银行团中这两位新伙伴所实际提出的条件，不但引入了影响深远的政治纠葛，而且竟威胁到要扰乱那道「围栏」在伦敦与巴黎银钱市场上的财政安排；实际上是要到「四国」各银行受官方保护的禁苑里去偷猎。政治上的弊端或许还可以克服，因为那只涉及中国对她北方与西方各属地的主权；然而侵犯那些受保护集团的财政特权与利润的条件，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五月十五日在伦敦举行的「六国」会议未能同俄日两国代表达成协议。其间的分歧之点值得注意，因为它们给施用于实际政治的国际金融的若干方面投下了有教益的光。

日本政府要求载入一项明确的协议，规定整理借款所得之款不得在满洲与蒙古支用；然而各银行这一面所能做到的，不过是一项将有损日本在该地区「特殊权利」之用途排除在外的协议，而那些权利须为条约所界定或为各条约国所承认。日本参与借款（她并无资本可出）背后的政治目的，于此便明白显露了。日本的银行家而且以其金融的身分坚持保留同中国公司独立于国际集团之外交办借款业务之权，并坚持要在伦敦发行她所分担的整理借款，而不经英国集团之手，却经她自己的伦敦分行。

俄国政府所提的规定同日本所提的实际相同；而关于整理借款的发行，它坚持有权在巴黎与伦敦发行它所分担的资本，而不经法英两集团之手，却经那个同唐绍仪议成「比国」借款的银团——这个提议显然有害于各银行本地的利益。四家银行既不能同意这些条件，便照五月十二日所接受的条件继续为中国政府筹款，并授权在五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再预付共计六百万两。

俄国对法国交易所的影响

倘若四国的政府与金融家在这个关头保持一副坚实的阵面，中国的财政问题大概便解决了，而俄日的政治野心至少一时会被推后。然而就在此处，俄国在法国银钱市场上那深远影响的全副分量被使了出来，其结果是法国政府运用它对交易所的控制，阻止参与对中国的任何进一步预付，以待与俄国人达成谅解的进一步努力。无论法国政府对英美两国所奉行的方针怀有多大同情，它也不能冒同一个欠它如此之深的政府吵架之险。法国的态度显然是一个忧心的债主的态度。为打破由此造成的僵局，又约定了「六国」金融家的一次会议，于六月七、八两日在巴黎举行。关于满洲与蒙古，最后议定整理借款所得之款应用于中国政府的「一般用途」，而把特殊事业留待另行考量。然而其后俄日又作了内容相同的宣告，大意是：它们只在与此相关之事一概不得有损它们在蒙古、中国西部与满洲各地的特殊权利与利益的谅解之下，才参与所拟的借款。接受、甚至考虑这样的规定，显然不在四家银行权力的范围之内，于是僵局继续。其间中国政府正嗷嗷要求进一步的预付，并威胁要向别处借。

当时据了解，日本政府采取了这样一条路数：就满洲与蒙古的政治与财政地位，向英国金融家作了某些直接的建议。最后，在六月十八日于巴黎举行的一次终局会议上，议定订立一项「六国」协约，其谅解是：各集团在缔结任何借款之前须咨询其本国政府，并不得承办任何其政府可能反对的业务。

俄国政府虽赞成各银行协约的大旨，其后却示意：万一它不赞成拟借款给中国的任何用途，俄国集团应有权退出该协约，恢复完全的行动自由。这项规定为「四国」集团的银行家所接受，是把必要之事化为美德。明摆着的是：法国金融——局面中一个支配性的因素——已听俄国新政治野心的支配；同样明白的是：万一法国退出「六国」银行团，英美的金融家便不可能对抗有法国资本撑腰的俄日的政治反对。

六国「银行团」

最后所缔成的「六国」协约，引出几点有意味的感想。第一，那些没有资本可供、却有以物质实力撑腰的侵夺方针的国家，竟能完全支配那个表面上代表各商业国利益的国际金融的议事。第二，俄日两国政府代表所坦然采取、而「四国」各银行背后的各国政府默然接受的态度，等于对中国在满洲与蒙古主权的完全而断然的否认；就是说，有关各国在金融操作那层薄薄的外衣之下，已有意默认了废除《朴次茅斯条约》、废除英日同盟公开宣称的目的、以及废除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的原则。最后，就眼下的情形而论，那些资本国所核准的银行协约，给了那两个并无资本可借的国家一项实质上的权利，可以否决任何一桩、乃至每一桩援助中国开发其经济与物质资源的尝试。〔原注：一九一二年十月九日，阿克兰先生代表政府答复下议院的质询，为给予「六国」银行团的那种「支持之独占」辩护，理由是各国代表协同行动以阻止各别集团的借款乃是最为有利的，因为那类借款会被用来为个别国家取得政治上的便利，而与中国自身的普遍利益相左。读者须自行判断这究竟是天真、纯粹的无知，还是党派的政治。十月二十四日，克雷格先生问外交大臣「把那些足以造成独占、而且无疑将影响英国利益的交易的消息扣下，是否合乎公众利益」。据报，爱德华·格雷爵士答以「六国集团的秘密条件并不附有政治条件」。〕

读者须自局面的事实中得出他自己的结论。若纯从英国的立场看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确凿地证明：英国在远东公开宣称的方针目的，大概不可能靠把它们交给金融家去指导而达到；因为那些人眼前的利益可能随时使他们默认那些与这些目的截然相反的政治图谋。英国与法国实际上控制着国际借款市场；然而在现有的情形之下，它们那地位的力量却被白白浪费了，因为缺一条本于对事变明智预见的共同方针，又因为两国的政治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去国界化了。

十四黄祸

这个黄祸，说到底只是一个不高明的妖怪，由无知所生，出于一副亏心的国民良心：一个在古史与近事的光照之下必须自认是个破烂妖物的妖怪；然而它又是一个曾经、而且还要再一次替许多政客派上用场的幻影。近代世界一面追求、一面又惧怕这些使它那舒服的皮肉起栗的可怖幻影；而在黄祸这件事上，黄色报纸的报人那炽热的想象找到了一个源源不绝的战栗与寒颤之源。他们以日本的武功为经文讲道，替整个亚洲假定出一种活生生的利益与理想的共同体，把印度与中国那能忍而爱和平的千万人的一切遗传的趋向、信仰与制度都说成骤然而彻底地变了。他们忘了这些遗传的习俗与信仰正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正是它国民生活的精髓；他们不理这样一桩事实：那些激动着未被征服的日本的政治家与武士的斯巴达式的坚忍与精力，乃是长久世纪的训练与持续的理想所结的熟果；而忘了这些真理之后，他们便从印度与中国思想与情感的骚动之中听见了远处的鼓声，以为那将引新的征服大军来倾覆欧洲的文明。那些凶猛的入侵之众，不再像从前那样从突厥斯坦与满洲的荒山之地而来，而要从大平原上那些长衣而爱和平的民族而来，从那些其哲学与理想使他们在长久的世纪中一直是侵略与暴政的不抗之牺牲者的种族而来。这是一场异想天开的梦，无疑反映着东方对西方那永恒而不可破的魔力，反映着物质主义对智识之尊严所付的不自觉的敬意；然而它终究全然缺乏历史的感觉，也全然不认识根本的情形。因为若就亚洲生活实际的与历史的事实来考量，要替东方假定那种目的与理想的统一——而这正是黄祸之说底下的根本假定——是不可能的；其不可能，正如设想西欧能有效地联合起来对付北美或南美一样。那条规定适者生存的严峻的自然与演化之法，在亚洲并未被中止；它的各民族之中，今日一如约书亚之世，也有命定的砍柴人与挑水人——这一点已由朝鲜近来的历史衬托出来。无论爱国的学生、政客还是热切的理想家，都不能以任何新公式的咒语从亚洲手里取走她那些根深蒂固的本能与信仰——那是长久世纪的孤立、儒家的哲学与佛陀那沉思的教义所生的；正是这些本能与信仰，使东方哲学与文明的全副气息本质上不具侵略性，尤其使中国人成了一个消极抵抗的种族。中国没有武士一层，也没有像日本武士道那样的骑士规范，可以用忠、勇、坚忍的教诫与榜样来调剂民众遗传的卑屈；而近来有教育的各阶层中政治与社会不安的种种显露，也看不出将来有多少国民统一与凝聚的希望。按历史的一切先例与原则，要在中国人民身上养成军事与行政效能所需的品质，必须经过好几代人耐心的教化过程。

那些吃贡的满人已不光彩地走上了幽暗之路；孙中山与他那一班从书本学来的理论家已宣布了中华民国新纪元的破晓；而如今，在那些还没有学会带头的领袖们的喧闹叫嚷之中，北方已在同南方争胜而对立，蒙古则望着俄国求保护，西藏抛开了她的臣属之份，而满洲正预备循朝鲜之后走上地理引力之路。

尽管如此，尽管有这一切，黄祸这个妖怪仍旧压着西方世界的想象：那个关于中国种族从长久的昏睡中醒来、热病似地武装自己以从事征服与复仇之战的执拗景象。这是一个不肯轻易被安葬的鬼。就在几个月之前，英国报界郑重讨论南京参议院实行全国征兵的议决（他们尽可以同样地议决实行最低工资），估计中国不久将来的常备军为四千万人。近来一些最有批判力、最有见识的观察者也屈从于这种执念，屈从于那种要为印度、中国与日本找出一句共同的战斗口号的概括之癖。举例来说，芮恩施教授那本论《远东的思想与政治潮流》的学术著作值得一读而非只一瞥，他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学研究得足够深，因而看出并宣称：「在严肃的政治之中扮过角色的观念，再没有比军事上的黄祸更异想天开的了。」他知道「中国人传统的性情极爱和平而恬静」。然而他显然不理那些由这个好弄辞藻的民族的情感与理想品质自然而来的结果——正是这些品质大大削减了它那些谕旨与别的官方文告表面上的分量。因为一九一一年四月那道关于军事改革的谕旨措辞有力，他便被引得违着自己的信念而相信：

「今日我们正目睹这个庞大的民族醒向新的精力、醒向更为积极的办事之道。爱和平的中国、那个不事自我伸张之邦，正迅速变成军事的。国家的精力、效能与实力这一理想表现于一切公开的言辞之中。人们为军备作出巨大的牺牲，而各省之间，便是学堂里的孩子也穿上号衣、按军人的样式受训。」

而在另一处又说：

「那种以为祸害该忍受、至多只该静静抵抗的观念，大半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唯有靠积极英勇的行动，国民生活的种种难题才能解决。」

而正当中国的民众以传统的漠然听凭那个把他们从满人暴政之下解救出来的共和国的军队骚扰、掠夺、屠戮之际，这种有传染性的理想主义之讽刺便显然可见了。芮恩施教授同许多人一样，被少年中国那些壮丽的热情与破除偶像的热忱的景象所迷，忘了在这片土地上言与行、立法与守法之间那道巨大的鸿沟。因此他相信一支组织有效、按时发饷的国家军队的景象——那景象之虚妄，同以爱国捐输偿还中国国债的方案、或南京那些女丈夫要求女子参政权一样。

我说这番意见，无意使人以为中国人全然缺乏军人的德性，或以为中国兵在得人善为统率、按时发饷的情形下没有勇敢、坚忍与纪律之能。英国军官与军事评论者的经验与意见实际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在体格、智力与一种木然的勇气上，若干省份的农民都提供了极好的材料；然而正如要造成一个有效能的行政官所需的不止是智力与热情，要造成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所需的也不止是体壮而能适应的人。中国的行政官与士兵同样缺少的那些品质，本质上是道德的品质。戈登的意思正是如此：他在那段作为中国军队的成功组织者与统率者的独一无二的经历之后过了十五年，曾把他斟酌之后的意见载入（一份为北京政府预备的条陈）：即他们永远不可能被成功地用来同欧洲的军队对抗。他见过官军与叛军之间许多殊死的厮杀——同去年十一月在武昌所见的大略是一路的厮杀——然而仍旧看出：这个种族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它的领袖们，缺少那些区别一个善战的种族的道德品质与狂战的本能。一八七四年他劝中国不要同俄国开战时，又把他的意见铺开来，建议她此后不要在军舰与大炮上花无用之钱，因为她拥有这些东西多半会引起侵夺者的贪心，而她是要被掠夺的——这一进言的明智，中国此后已有理由体会。戈登认得南方的中国兵，正如威海卫团的英国军官学会认识并赏识山东那些吃苦的山民；然而他虽赏识他们各自的好品质、也承认他们在好人手里发展之可能，却始终没有在中国这条龙身上看出那头凶猛可畏的兽的任何迹象——而那头兽此后竟被召唤出来搅扰西方的安宁。他知道大批采购军械与纸面上的改组方案造不出一支国家军队，也知道财政改革（那时如现在一样，是中国的统治者单凭自身之力办不到的一桩事）必须先于军事效能。这实在也是目睹一九〇八年秋末次秋操的各国武官中最有见识者所形成的意见；而满人崩溃以来所显露的纪律与组织之全然缺乏，已经证成了它。眼下究竟还剩下多少正规军，属于一九一一年秋陆军三十六镇名册上那二十四万人之中，是很难说的。开头时，师、协、标、营便已纠缠得不可收拾——羊没了牧人。有的队伍被派到前线，又漫游着回到自己的驻地；有的被遣散，有的自行遣散；有的宣告归共和，有的宣告归朝廷，有的归袁世凯，有的归黎元洪，有的归张统将，有的归李统将，其取舍一般视发饷之望而定；然而随着时日推移，人人都明白了这样一桩事实：任何一群武装之人都可以无所顾忌地把可掠之城与可掠之民置于自己的处置之下。有了这层认识，军队与军警在许多地方便成了一群散乱而掠夺的乱众。掠夺之癖证明比任何爱国或纪律的呼召都要强。

近年来夸大中国军力与效能的倾向，可以追到种种缘由。〔原注：中国的人口也被同样地夸大。人们不断说它是四万万，然而唯一一次有条理的户口调查（一九一〇年）显示它约为三万二千万。〕这些缘由之中，最重要的原本在于中国外交家与官员那条有意的方针，而这条方针分明是要造出并维持这样一个观念：中国正在热病似地大举武装，以威慑可能的侵夺者。随着一九〇二年皇太后戏剧般地皈依改革、随着一班在日本受教育、又依次充任教官的新式军官出场，要把这个帝国受外国操练的兵力在实际上与预期上加多，以给那种以为中国的军事行政正迅速接近欧洲水准的看法添几分颜色，是不难的。中国的爱国者与官员为日本战胜一个欧洲大国之事所激，兴冲冲地说起在此后数年内编成一支两百万人的常备军；而欧洲的政论家为这个醒来的巨人的景象所迷，便接过这段经文，热切万分地把它照亮。「辛博森」〔原注：《远东的重塑》第二卷，麦克米伦公司，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五年撰文，一面承认缺乏干练的领袖与健全的财政，一面表示相信「中国军队的全面改组与重新武装」，并预言五年之内中国将有一支三十六万人的有效平时兵力，到一九一五年将能出动一百五十万人。他说：「十年或十五年之内，日本的兵力在人数上将被压倒，以至于她不敢攻打她这个大邻邦。」四年之前，赫德爵士急于在庚子赔款一事上替中国结交政治不义之财神，画了一幅比这更耸人的醒来的巨人之图。他宣称：「五十年之内，中国政府一声召唤，便会有千百万义和团之众，队列森严，全副武装。」〔原注：《这些从秦国来》，查普曼与霍尔公司，一九〇一年。〕这幅图强有力地投合了德皇那瓦格纳式的想象；他在蒙古大军即将入侵之中看见了一个天赐的机会，可以让这位战争之主去率领一个以德国为首的欧洲联合的严整大军。倘若街头常人被黄祸之确有其事所折服，也就不足为奇了。〔原注：此文写成之后，「辛博森」在《每日电讯报》上预言黄祸的新发展：他看见在不远的将来，好战的中国将向葡萄牙与荷兰的外交部递上「不容商量的最后通牒」，而中国的舰队将整装待战地停在他们「东方属地」的港湾里。人不免要问：这些舰队会不会由萨镇冰统带，而他又要向谁去要米、煤与弹药。〕

自同日本一战、尤其自缔结那预示瓜分中国北方领土的俄日协定以来，俄国屡屡宣称她对中国的军备、以及对蒙古华人殖民日增之数忧虑日增。她对中国之祸的忧惧无疑有几分是真诚的；一九一〇年秋圣彼得堡的陆军部曾建议否决中国拟修的锦齐瑷铁路以及那条替代的恰克图—库伦计划，理由是中国将由此取得严重威胁俄国地位的战略之利。这些忧惧在大臣会议中有几分共鸣，殊难言说；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西伯利亚与满洲的俄国军事当局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神经紧张状态，而那是不讲道理的一类，正是它导致了一九〇〇年对无力自卫的中国人的海兰泡屠杀、也导致了一九〇四年十月的多格滩恐慌；这无疑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念头，即一个亚洲种族所已做到的，另一个也可能做到。另一方面须记着：一九〇〇年之后俄国在满洲的前进方针，一直是以所谓对红胡子之患的畏惧向世界辩解的；而她目前在中国借款上的态度，则表明那条方针在同日本谅解的便利之下又复燃起来。两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未必真的相信中国有侵略之可能；因此它们对「四国」借款的协同反对，尽可以稳稳地归于一种愿望，即阻止在满洲造出外国的利益，而不是出于对中国军备的任何真正畏惧。

俄国的外交方针向来受个人方程那些富于想象的冲动与情绪的影响，很难有任何确定程度的论断；然而就日本而论，不妨稳稳断言：该国对于所谓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并无真正的忧惧。日本那些受过训练的军事与商业专家在每一省都张着眼、竖着耳，是不可能有幻觉的。到头来，日本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能从中国内部的纷争与无力中得利；她在满洲的方针一直稳步地反映着对这个显然之理的体认。同时，只要维持中国的完整仍是英日同盟表面上的目的，只要日本的财政仍处在目前的状况，她便宜于在世人面前小心行走：因此俄国便被引着出头，来宣告中国最近的邻邦有权监督她的借债活动、限制她的军备。

就北京与各省实际的局面来看俄国所宣称的忧虑，她的外交便显出几分幼稚的模样。让我们略想一想那局面的分量。中华民国新选出的大总统，自己就是一个公开声明的君主主义信徒，竟受了这样的屈辱：眼看京城被那支军队所掠——而正是这支军队的纪律与组织向来被不断引作中国军事进步的最好证据，正是这些人对袁世凯不移的忠诚被几乎每一位欧洲著者视为当然。掠夺者带着掠来之物消失之后，北京恢复了几分秩序的模样，而办到这一层的不是陆军那些受外国操练的兵，却是那些专家们自称鄙视的、吃贡的满人营队。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借满人与旗兵之力去弹压中国叛兵的无法无天，这景象本身已足以指明中国政治的混乱之状；然而还有一个更有意味的景象：袁氏回拜英国公使的祝贺时，从他的寓所到使馆的一段路（经他自己请求）由英国军队守卫，不许中国人站在自家屋外。袁氏其后向各国公使表示感谢，谢他们组织欧洲军队的巡队以安抚那些被掠而惊恐的市民。同样有意味的——足见一般官吏心中对外国军队与中国军队各自的看法——是这样一桩事实：使馆界已成了最高官员、无论满人还是汉人共同的避难所与藏宝之处，他们要在外国人那里求得保护，以御那由他们自己所造的黄祸。同样地，香港与上海的外国租界已成了千万中国人安全的避难之地；而秩序一旦完全恢复，这些人又要再一次加入爱国者的鼓动，要求收回中国在租界的「主权」、要求废除治外法权。

要从那些自去年十月以来关于官军与共和军作战的记载——主要出自寄居北京的报人——里形成任何关于中国军队战斗品质、组织与士气的扼要意见，是困难的：一半因为这些记载通常出于中国方面，一半因为观察者有先入之见的偏向。目击者关于南京与武昌战事的描写，大半刊于《字林西报》，则较为发人耳目。不过要对实际局面得一个通盘的观念、并领会它对中国军事效能可能的发展这一问题的关系，那就非读那家报纸逐周所刊的、来自内地寄居的教士与别的通信员的记载不可。这些作者自然从许多不同的立场呈现这一景象，他们的结论从同情的乐观到最深的悲观都有；然而他们所造成的总印象是：中国目前与不久将来的军队对中国自身的安宁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而对她外面的敌人则几乎或全然构不成威胁。就中国的软弱与失序是世界之患这一意义上说，她那些无纪律而饥于掠夺的乱军确实构成一种黄祸；而近来随着成法权威的消失与旧日伦理约束的松弛，军队已经明白了它的机会与它的力量。

至于行伍中人的战斗品质，他们的坚忍之力、勇敢以及间或有之的热情的冲劲，证据是充分的；然而要找他们领袖之中有科学组织、有效能、有凝聚、有团体精神与经过训练的才智的证明，则是徒然。在那一大群怯懦、腐败或无能的官员之中，这里那里也能找出几个干练而勇敢的人，如革命领袖黎元洪，以及在南京统兵的官军统将张勋。后者看来确是左宗棠一路的战将；然而便是他那副严厉的军纪之威，也不足以阻止他的队伍抢掠徐州府。可是有魄力而干练的领袖为数微乎其微，他们的榜样全然不能挡住普遍士气败坏的潮水。便是在南京——那里双方伤亡都相当重——勇敢作战的也是行伍中的人，他们的军官大都显出十足的怯懦与无能。自各省来的确凿报告中屡屡出现这样的事例：正规军与巡防队的军官利用自己的地位纯为私意，或供政客与学生鼓动家之用。〔原注：张振武将军一案很有教益，他因谋反共和而于去年八月奉大总统之命被斩。他曾统率在四川变乱并杀害总督端方的湖北正规军。革命之后他自行谋事，而黎元洪对他所提的主要罪名之一，便是他侵吞了托他发饷的巨款。〕

在中国，当兵这一行已不再是一桩可羞之事；照眼下的世道，做兵便是享有种种投合任何怀掠夺之欲或自保之本能的人的机会。因此凡能穿号衣的人都穿上了号衣；而那些索讨积欠薪饷的非正规军与警察之数，大概不会减少，纵有外国资本为遣散他们而作的预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内地那些无力自卫的商人与农民所面对的前景，是不愉快的。随着朝廷传统权威的消失，掠夺之癖已成风土之疾，而其满足已成习惯；去年冬天全国各处传来的都是同一段故事：放纵的兵士有条理地、照生意手法地劫掠平安的百姓；而我们还要再听到它。北京、天津、保定府、杭州、苏州、广州、宁夏府、泰安府，以及许多别的城邑，都不加抵抗地受了内战的一切苦痛与惩罚。自西安府传来的，是这一切可悯的不安故事中最令人骇异的一段。路透社三月二十二日电称：甘肃军（回教的勤王军，由升允统带，声称要北上北京以复辟本朝）已抵陕西省城西安府。城中共和军的中国守军「怕回教兵抢城，便自己动手抢起来；于是回教兵退了」。而这些竟就是为救中国而要以巨额外国借款发饷的军队！而当这些事在全国各处发生之时，参议院仍在郑重宣告共和之利，而各省城的自治会也在谈论进步与兴旺。这局面虽以严峻的惨剧为主调，却也不缺可笑的一面。

不过若把黄祸这个问题当作一桩终究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军事本能之事来考量，则可以注意到一桩有意味的事：据专家的意见，效能与勇气的天平到此为止仍偏在北方的军队一边。倘不是荫昌、萨镇冰以及北京的高级当局所显的无能与摇摆；倘若官军得以乘其初胜追击下去，那么长江各省的叛乱几乎可以断定会被迅速扑灭；然而无能或不忠的统将、休战、延误，以及从武昌不光彩的撤退，导致了气沮以及无纪律与无法无天之风的迅速滋长。

南京战事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官军之中山东与直隶人比湖南各标要强。近年来许多有见识的批评者都被引得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南人军事上的盛名所立的乃是响亮的自夸，而不是勇武的任何实绩。我记得一九〇二年曾同山海关守军中一名湖南兵讨论用兵之事，而他坦然声明：当兵这一行在太平年月尽可以，然而拿着每月十五先令的饷，没有一个明白人会去冒被打死的重大之险。去年十一月围攻南京期间战事的一位目击者讲了一段故事，表明这位好汉的意见并非孤零零的一桩谨慎之例，也表明一般的湖南人并无为任何名声的幻影或花招而入土之愿。老虎山上的炮台由湖南的官军操作，有一段时候一直在同狮子山上的共和军打炮战，而两边显然都无损伤。人们查问这场徒然耗弹的缘由，得到下面这个解释，不妨就用那位通信员自己的话说出来：

「看来狮子山上的官军炮手也是湖南人；共和军夺取老虎山之后，两处炮台的人便彼此约定：哪一方都不真正伤害对方。于是有好几天，炮弹或偏得很远，或落得太近，打进炮位底下老远的山坡里，或者高高地越过山脊。后来有一天官军统将张勋亲自在狮子山上看放炮，凭自己的眼睛看出事情不对。射程只有三千八百码，是比较容易的；照那个距离本该几乎每一发都命中，可是极少有几发是打到靶子附近去的。张勋不再多说，当场威胁要把两名八英寸炮的瞄准手斩了，并许下话：其余的人若不马上把炮打好，便有种种更坏的惩罚跟着来。

「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狮子山上的炮手为了保住自己的脖子，开始让老虎山上的同乡不好受；其结果是后者以为自己被那些朋友兼敌人大大欺骗了，便也转而尽其所知地打得准起来。这种情形持续了将近一天，直到狮子山看似变节的真正缘由由探子传了过来。

「于是又经同一条渠道想出一个免得彼此伤害的新法子。那法子很简单：一炮放出之后，与对面回放那一炮之间，总要隔一段定好的时间——据那些兵说约为一分钟。这便给刚放过炮的那一班炮手留出充裕的时间，可以下到混凝土炮位底下的防弹掩体里避开危险。这样一来，面子与张勋统将看来都可以满足，而双方都丝毫不愿有的那种不愉快的可能也就避开了。看来这法子行得很好，因为自采用之后，两边都不曾有伤亡。」

另一方面，在共和军攻取紫金山一役中担着首要角色的浙江各标，则显出极好的勇气。然而正是这些队伍，三月底回到杭州时却起了变乱，威胁要烧他们统将的衙署。

革命运动每一天的经验都证成这样的结论：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仍保着他们对为打而打的那种本能的厌恶，虽则若有好的领袖与严厉的纪律，某些地方的居民（尤以山民为著）是能成为好兵的。每一天的经验又表明：非经许多长年的教化过程，这个国家不能产生那些领袖与那种纪律之风，以使中国军队成为黄祸预言家笔下那可畏的大军。在中国有教育的各阶层之中确已激起一种新的精神，这是毫无可疑的；那是一种强劲的、几乎带挑战意味的民族主义的精神，它因中国所受的屈辱而焦躁，要借政治与社会的改革除去她软弱之耻；然而在没有一个有组织、自重而有产出的中等阶层的情形下，他们绝无立时达其抱负之极、或使其梦想成真的指望。他们有着不可轻视的智识活动，也有许多好品质；然而目前这场不安中那些推动的人物，合起来看却未能显出有效组织国家政体所需的纪律、建设之能与个人的操守。眼下这场破除偶像的骚动、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无法无天，其中藏着真正的黄祸——因为一个软弱而散乱的中国，意味着远东长期不安之险。

另一种同样真实的黄祸，在于这千万个节俭、能忍、惯于最严苛的匮乏的劳作之人所威胁的压力，即他们迟早要加在西方世界经济与实业的均衡之上的那种压力。在他们长久的历史之中，中国人极少被膨胀与征服的梦想所缠，然而他们屡屡把他们的征服者去国界化并加以克服。他们对环境随时的适应、不倦的勤劳、精熟的手艺，以及那不可克服的消极抵抗之力，从来没有任何人类种族比得上——除非说希伯来人。美国与澳洲已经感到这股沸腾的人潮的压力所构成的威胁，并且已经防备起来。它的效果、以及白人在为生存而作的严峻经济斗争中对黄人的无望的劣势，今日在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与南洋各岛、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在满洲的俄国铁路市镇里都看得见。凡白人与黄人并肩而居、并肩而作之处，经济力量的天平便慢慢地、却确凿地转到亚洲人手里。在人所记得的年月之内，海峡殖民地与香港的财富已倾向了中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的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俄国的铁路脚夫已经在兴冲冲地替头等车厢的中国搭客扛行李了。倘若契丹对欧洲真有什么威胁，那威胁便在三万万人为生存而作的那场剧烈的斗争——他们甘愿不歇地劳作，而所得的工钱是多数白人拿了势必饿死的。

十五鸦片问题

美国著者马士先生在一篇温和而不偏的鸦片问题述评之首，〔原注：见马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秘书）著《中华帝国的贸易与行政》第十一章，一九〇八年。〕评论了这个题目的棘手：它被若干从高远的道德立场上大声宣布、又被过于普遍地接受的假定搅浑了。他说：「一个作者若无偏于任何一方的成见而试图考察事实，多半要发觉自己被一方骂作骑墙派、被另一方骂作老底嘉之徒，而无从为自己辩解。」马士先生只管这项贸易的历史与统计，并不试图阐明鸦片之争的要紧一点——它道德的一面。尽管如此，他对事实与数字所作的严守公允的考察出于一位受过训练的思想者之手，凡愿意把这个问题看得稳、看得全的人，研读它是不会白费的。凡对此事的看法是本于反鸦片会的辩论、或本于宗教热心者的论据而形成的人，读了它或许会惊讶地发觉：可以查证的历史事实为着一场宗教的圣战竟能被扭曲到何等地步，谬误即便被用于道德的目的也能何等稳固地存续并滋长。举例来说，他们会学着把那句现成的说法估量到它应有的分量上去：即英国商人把鸦片引入中国，并「在炮口之下」把这桩不虔之业强加于她。他们会学着体会一八〇〇年禁止鸦片进口以前中国所存的情形——那时中国政府头一次试图把它无力加于本国臣民的限制施用于外国。他们会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一些诚笃敬畏神的人充分知道滥用鸦片（尤其是滥用私运或非法的鸦片）所生的祸害，却终究承认唯有把这项贸易合法化并加以管理，才是对付那些流弊唯一切实的办法。〔原注：见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先生与额尔金勋爵之间的往来函件，载《额尔金使华纪事》，一八六〇年。〕他们会知道：在十八世纪之初，一如在十九世纪之初，本地所种鸦片的产量远远超过外国的进口；又知道内地各省从来不曾依赖印度鸦片，而四川与云南种植罂粟（其源可上溯到第九世纪）近年来所产已是自印度进口之数的六七倍。而知道了这些为那些鸦片圣战者在热忱之中一般都忽略过去的事实之后，冷静的观察者或许会被引得把他的考察再推深一层，去问一问：那些自称、也自信「站在天使一边」的人，事实上是否真把真正的道德之业伺候好了。

我明白，对反鸦片各会的目的与办法提出任何批评，便有从一个假定的道德优越的高地上受攻击之险；我也明白，某一种形式的宗教热忱的特色正是把不义归给那些可能出于良心而与其见解不同、并不赞成其作为的人。尽管如此，凡指望真理终究胜过谬误的人、凡真心相信反鸦片各会那些导致印度贸易中止的作为终将加剧中国吸鸦片之害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险。在陈述这一面的理由时，我要请反鸦片的读者承认这样一种可能：那些从实际一面、而不从情感一面来对待鸦片问题的人，也可能怀着可敬的动机。

英美的反鸦片鼓动

若冷静地考察自唐绍仪的章程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皇太后那道著名的谕旨开启全然禁绝运动以来英美反鸦片鼓动的历史，便无法避开这样的结论：许多在这件事上带头的慈善家、传教士与知名的神职人员，在他们道德的园地里也受着那种通常缠着政治经济园地里的改革家的执念之苦。（再引斯宾塞的话）「他们全都浸透着这样一种信念——有时明白说出，有时当作不言之理——即只需这一种教导或那一种训练、这一种压制之法或那一种教化之制，便可以把社会带入一个好得多的境地。」再者，他们那些全面使中国复生的计划，显然是建立在一个含而不宣的假定之上：即人性固有的弱点与罪恶是可以靠立法的程序与压制的方式治好的。西方许多宗教的热心者不顾他们自己那半个世界的一切人类经验，宣称并奉行这样一种信念：中国种族的道德本性与生理构造是能被他们为禁绝鸦片贸易所主张的那些手段彻底改变的。他们不得不承认欧洲眼中有搬不掉的梁木，却又假定天朝眼中的每一根刺都搬得掉。他们对半个世界实际上否认了原罪的教义，而不能把东方现有的道德价值同生活那些坚硬不移的事实校准起来。在这件事上要「站在天使一边」，就非得把自己的理性交给不奉国教派的良心保管，非得不理人性与历史的教训，非得把逻辑搁在一边、接受那种规模前所未有的奇迹之可能。任何思虑周密地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样一桩事实：在华传教士团体对此事的态度，势必受一种「阶层的偏向」所影响，而这本身便证成对整个题目作批判的考察。传教士既是人，便不免受自尊的痛楚、受一种炽热的成就之傲之苦；有时甚至受自利之念的撺掇，而那或多或少是本能而不自觉的。鸦片之害及其根除，向来是在华各教会纲领中一块显要的板子；因此在主张那些在俗人看来毫无实行之望、也失于轻率的措施时，许多传教士的著者与演说者自然倾向于不理或曲解那些同他们的结论相抗的事实。这种人所共有的弱点在宗教的热心者中间常见，讲理的人不会对它严加指责。英美的反鸦片运动只是这两国慈善与道德活动的许多显露之一；在中国人中间，它构成一个无可误解的可喜迹象，见出一种国民的良心正醒向对国民需要的体认。然而多少好事业都曾被它的主张者那不顾一切的热忱所毁，多少战役都曾因缺乏有组织的情报与可用的地图而失掉。那些与英美主要各会显要相连的人所进行这场反鸦片战役的方式，透出一种心态，而在这种心态里，慈善的实际一面同它情感上的可能相比几乎或全然没有分量；而许多传教士著者关于此事的言辞，又那样染着对神学憎恨的呼召、那样执着地散播显而易见的谬误、那样漠视这个大问题的许多重要方面，以至于那些怀着真诚同情与理性探究的精神来对待其解决的人，不能不对他们作为的结果深怀疑虑。适中者久。倘若在印度鸦片这个恶鬼被扫出天朝这所屋子之后，「那人末后的景况」竟因缺乏一般的审慎与一般的常识而比先前更坏，那于中国、于全世界都是无益的。

反对印度贸易的老套论据

在向英国政府施压使其同意禁绝自印度输往中国的鸦片一事上，反鸦片各会一贯引两项主要的论据：第一，英国维持这项贸易，已对中国人民施了一桩可怕的冤害；第二，中国人完全禁绝鸦片种植应被视为一桩办得到的事，而且就一切实际意义而言实际上已经办成。至于这两项论据中的第一项，向英国公众的悔恨之情呼号所得的满足，似乎比任何迟来的历史事实之承认都更有吸引力。这是一项建立在种种不实之言上的论据，那些不实之言已被屡次而彻底地揭破，然而仍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上显要地出现；这是一项英国政府与它在东方的殖民地出于纯粹的厌倦而俯首的论据，也是中国的政治鼓动家从不曾停止为自己的私意而利用的论据。我不打算重述所谓「鸦片战争」的历史，以及印度产品的贸易如何由附于《天津条约》（一八五八年十一月）的税则而合法化；因为那些事实容易查得，而且无可争辩。同样无可争辩的、不幸的是：「鸦片在炮口之下强加于中国」这个传说已因长久沿用而进入了可敬传统的境域。举例来说，一九一二年九月出版的一部著作的序里〔原注：麦高温著《近代中国的人与风俗》，伦敦，恩温书局。〕便有下面这一段：

「七十年前，一个西方大国在炮口之下把一项鸦片条约强加于中国。自那以来，威胁地举着以防它被规避的，不是一只死手，而是一只铁甲之拳。她的商人经营着鸦片贸易，她的军舰巡行东方各海，以保他们的权利不被骗去。

「年月为中国缓缓地拖着过去，而这中间鸦片正慢慢地把它的网织遍这片土地，它那些黑手指正把千千万万人的心攫紧，家宅正被一样政府永不敢设法除去的祸害弄成荒场，因为那只铁拳总在戍守着……

「而后大奇迹发生了。那在这个国家最好的人心中燃烧着的激情，以一场猛烈的大火喷发出来。大约五年前，人们向征服者呼求，而那只铁甲的臂膊便慢慢地垂下了。」

有这一类榜样为他们引路，倘若中国学生一层中很大一部分人所具的那种过分的情感主义，在一个如此投合爱国自尊的题目上不作出它自己的表达，那才是奇事。自一九〇九年反鸦片鼓动最后一次高潮以来，泛滥于中国的传教士报刊与世俗报刊的那些倾泻之作，我只引一篇有代表性的样本。它是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以致《北京日报》编者的信刊出的：

「英国乘中国无力自卫之机，不顾她痛切的抗议，把英国鸦片强输、并继续强输入中国境内，这是一桩激起每一个心正之人憎恶的帝国罪行。这是一段绵延两代的斯文海盗行为的纪录，上天不会算英国无罪，而它冷冷地耸立着，成了一个不祥的鬼影，不许两国之间有任何真心的往来。

「英国不明白：她那从抗议而无力的中国之手里扭来的鸦片之利，正在报应的世界里替她自己造起一艘看不见的无畏舰，其一次侧舷齐射便能轻易把她的国家之船击沉……

「倘若中国立足于她作为一个有主权的民族的帝国权利之上，自她自己所定的一个早日起拒绝英国以及一切别国的鸦片入她的口岸，英国敢冒全世界的声讨而诉诸兵戎么？又或者，倘若中国定下一个早日禁绝一切进口鸦片，并把她的案子提交海牙法庭裁断，那个尊严的机关将作何决断，还有一丝可疑么？

「时候已经成熟，基督教的英国该以一桩在正义上、也在道德的英勇上都属帝国气概的举动，结束她同中国关系中那不虔的一章——在英国长久的历史里，再没有比这一章更黑的污点。」

我引这一篇特殊的倾泻之作，是因为它清楚地预示了不但少年中国有意违犯当时正在同英国交涉的新鸦片协定，而且预示了此后中国代表在海牙禁烟会上所取的态度。这些致报界的信十分之九是广东人写的，而他们个个都知道：广州鸦片公所当时已在组织一个省的鸦片专卖，其条件分明预料着鸦片的种植与吸食将要继续下去。

一段不那么入画、却无疑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天生的爱公义之心有极强呼召之力的话，是已故杨格非博士所说的：「我们已对中国人民施了一桩可怕的冤害，我们庄严的本分是设法把它补回来：自己立刻而永远地弃掉这项贸易，并在他们设法把这祸害从自己境内逐出之时，尽我们之力给他们一切同情与援助。」杨格非博士的名字多年来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没有人曾怀疑过他用心的真诚与对中国人民福祉的无私献身；尽管如此，他这番陈述却错在有一层分明的含意，即英国一八三八年在广州坚持贩鸦片（以及别种货物）之权乃是中国鸦片流毒的原始缘由；而我们知道，鸦片在律劳卑勋爵之时于中国人并不比从前更是一个火烧眉毛的问题；而一八四二年由《南京条约》「在炮口之下」解决的那个问题，乃是外国使臣直接与中国政府交涉之权。再者，杨格非博士的话里还含着一桩谬见的胚芽，而这谬见在反鸦片各会于海牙会议之前及此后的一切宣传中都显要地出现过；那就是：中国政府依一九〇六年谕旨所开启的鸦片立法，构成这局面中一个全新而特别可喜的特点。它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用一九〇九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正式记下的话说）「中国政府那不移的诚意」；而自《南京条约》之日以来鸦片问题的全部历史，实在排除了那个方向上任何合乎理性的乐观。熟悉这场运动历史的观察者，在新谕旨施行的第一年里确曾看出一股强有力而日增的舆论之势，尤在有教育的各阶层之中，是赞成禁绝吸鸦片之习的，而这场运动又得着北京与各省许多官员个人有力的支持；然而同时，那些批判之能未被自己的热忱所蒙的人也清楚地预见到：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本身从来不是一种使人复生的道德之力；而照一切先例，尽有理由担心它可能在印度贸易禁绝的同时创设一个本地鸦片的专卖，从而把民间的反鸦片运动与各国政府的同情转为它自己终究的好处。早在一九〇八年之初，中国若干最高官员（如庆亲王与张之洞）的态度与不谨的言辞便已预示了这个结局。

无论就经济上的权宜还是就道德上的理据，替印度政府维持为中国市场而种鸦片一事提出论据，都没有什么好处，尤其因为英国政府终止该贸易的决定已把这类论据放到了徒然的书斋之列。英国舆论的共识已无可误解地表明了这个意思：即再在一项屡屡从高远的道德立场受指责的贸易中占份，是不可取的；实际上，这局棋不值这场丑闻。纵然这个结论一般是本于许多不偏的批评者认为站不住的前提，它终归是一个为公众的道德感与权宜感所核准的结论。那便这样罢；然而中国的鸦片问题并不始于印度贸易，也不会随它而终。在英国政府那里最有分量、并导致一九〇七年与一九一一年禁绝鸦片协定缔结的那些论据，乃是那些似乎证成了对中国政府在中国采取有效步骤禁种罂粟一事的诚意的信任的论据。面对那份诚意的好证据、又被在华传教士意见的全副分量所催逼，英国政府无论心中有什么保留，都不能拒绝在一项如此有力地投合文明世界的想象与代人行善之心的改革举措上合作。然而至于这项改革将给中国种族带来的好处，则很清楚：禁绝印度贸易实际上是一桩次要之事。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中国政府用意的诚意；第二，所拟禁绝方案的可行性。

中国政府的传统方针

让我们先考量老中国与少年中国在这件事上的诚意问题。一八三九年，中国政府（其时对本地罂粟遍地的种植全不在意）之所以要印度的进口停止，不但出于道德的理由——那显然不诚——而且出于一项说得过去的经济理由：即印度的运入牵涉大量白银的汇出，造出贸易上的逆差。当时外国的鸦片贸易是私运的，然而尽有禁令的谕旨与道德的宣示在，它仍被官吏公开鼓励。马士先生说得好：「皇帝可以禁这项贸易，可是皇帝的代表们继续认可它。」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一八四二年），璞鼎查爵士提议就那些导致这场战争的骚乱的缘由之一——即鸦片贸易——向在座诸人说几句话。中国人一听此言便一致不肯谈这个题目，直到他们得了保证：他是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私下谈话的题目提出来的。「他们随后显出很大的兴味，急切地请问：我们何不公道地对待他们，禁止在我们境内种植罂粟，从而有效地止住一项如此害人类的交易。」他答说：「这一层依我们的宪法是办不到的；」他又说：「而且，即便英国愿意对她土地上的耕者行使这样专断的权力，那也不会遏止这祸害，只会把市场丢到别人手里去。」他随即进而说明：中国人若停止吸食，这东西的生产便会停止；可他们若不肯这样做，则纵有一切法令，他们还是要弄到这药。因此他说：「把它的进口合法化，从而取得富人与你们当局的合作，由此大大限制目前私运的种种便利，岂不更好么？」他们承认这论据说得通，然而表示他们确信：他们的皇上决不会在这件事上听一句话。〔原注：见骆克上尉著《中国战役之收场》。〕

七十年代初，为建立一个中国本地鸦片交易的有效专卖而设法促成印度贸易之禁绝，这个念头在北京与各省已找到许多支持者。贡巴赫一八七五年撰文说：〔原注：《外商在华的条约权利》，上海，一八七五年。〕

「可以断定：总理衙门数年以来如此强烈地把鸦片贸易的『不道德』摆在英国的考量之前、摆在格莱斯顿内阁的宗教感伤之前，唯一的指望是中国可以为她出口的余额收到白银，而且正与削减外国所种之药的进口在实行上所能达到的比例相应。然而我以为：英国政府若接纳总理衙门向英国的道德感与宽大所作的虚伪呼求，那将是一桩致命的错误。」

而又说：

「英国政府若听从总理衙门那些潜移默化的论据——纵然那些论据有方向错了的传教热忱撑腰——又若似乎屈从于该衙门的恫吓而同意禁止印度种植罂粟，那便……终究会白白牺牲英国商业与印度实业的正当利益，而为着什么呢？为着使中国政府可以在它『无力』的护身面具之下，在国内鼓励罂粟的种植；偷偷地、渐渐地把鸦片的制造与销售加到它的盐榷上去，把一种有害的药强加于人民，同时把一种上等的制品排斥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总理衙门近来以一项『暫行办法』的形式所示意的那个威胁，即撤销对国内种罂粟的禁令，倒无须使印度的农人惊慌。其效果只不过是对较纯较好之物的需求，而这需求将随着中国那『致死之毒』的自由生产与使用之增加而增加。」

一个政府专卖、经营本地之药而免除进口货一切竞争的念头，无疑自最早的日子起便存在于官方「反鸦片运动」的背后。中国那些真诚的爱国者与道德家的慈善活动曾几度消长，然而官吏的这个理想却一直稳稳地维持着；而今日，作为少年中国向英国「道德感」呼求的结果，它带着成功办成的十足指望浮出水面了。不过我们不要对官吏指责得太严。并不只在中国才有政客把一个道德精英阶层的利他与仁慈的冲动引向自己的目的、宣称一些与自己真正用意与作为不相容的原则与万应之方。在中国鸦片交易这个问题上，那为着「我们民族的道德光荣」而向英国政府所施的压力，极有力地声讨了印度眼中的刺，而对英国眼中的梁木却奇怪地视而不见——即对英国所制的吗啡正以稳步增长的数量输出以取吸鸦片而代之这一事实视而不见。约翰斯顿先生以及下议院中反鸦片各会别的显要支持者，都立足于达勒姆主教一九〇九年六月在爱丁堡世界传教大会上所宣布的那些理由之上，把中国「不移的诚意」这一道德呼求当作一项不可抵御的有力论据接受下来，并宣称印度贸易的中止须视为「一桩关乎正义、而非关乎金钱之事」；然而同时，他们却未能体认新加坡反鸦片会所提出的那一面的重要（与高度的道德性）——该会曾建议「鸦片收入停止所造成的财政难处，应由英国帝国政府与印度政府以一种不增加印度民众税负的方式来应付」。道德的光荣是我们的；然而为我们民族的正义所要付的价钱，却留给了这个帝国卑微的属民。

少年中国与鸦片

唐绍仪一九〇六年拟出他那套激烈的鸦片禁绝章程时，许多观察者从中看出北京「少年中国」一派新的、诚意的用心之据，即要以在全帝国完全禁绝罂粟种植的办法止住鸦片的交易。这是一桩极其宏大的改革之举，然而无疑存在着一股有力的舆论赞成它，因为它既投合有教育各阶层的道德本能，也投合他们的经济本能。倘有中央政府用意的诚意与持续的魄力，在许多欧洲人看来，按这些章程所定的十年方案逐步止住吸鸦片之习，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的。《泰晤士报》驻京通信员把这些章程称为「中国多年来所发最精妙的国家文书，不留一个可供规避的漏洞」。它在英国与合众国所激起的同情的兴味，反映着西方世界的人道倾向，是无可误解的。同时人们也承认：一切终究取决于中国政府的诚意与少年中国道德上的稳定；因此有许多人暂缓论断，以待关于政府在主要产地禁止鸦片种植的意愿与能力的进一步证据。这里又一次地，在唐绍仪与他的追随者有力的鼓舞之下所得的最初成绩，超过了此前中国一切改革的经验与最乐观的期望。按一九〇七年中英禁烟条约的条款，英国已同意使印度贸易的禁绝与中国罂粟种植的禁绝同步进行；然而十年方案的头三年要视为试验期，是对中国政府在此事上诚信与有效权威的一次检验。试验期的成绩已载入英国的领事报告与呈交国会的别的文件之中。它们在全国各处大不相同，视地方官员所显魄力与诚实之多少而定；然而大体而论，成绩是分明可喜的——到一九一〇年年底，种植所减之数据可靠见证人的证词估计约为百分之二十五。这又一次证明了——正如在有教育的各阶层与废除旧科举之制一案上一样——中国人民很容易服从成法权威的管束，只要施行得坚定、而且在道德上说得过去。尽有理由指望：靠舆论的稳步压力与持续的努力，其余的百分之七十五可以在此后七年之内禁掉，而且不致使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局面发生剧烈的散乱。

正在这个关头，少年中国因它最初政治活动无可否认的成功而得意，便着手显出那种此后成了它多数领袖的标记的无纪律与不诚。一九〇七年的英国协定曾被一切公允的中国人承认为已让出中国政府所提的一切，并提供了一条通往所望之终点的极清楚的路径。然而到一九一〇年，少年中国被一班狂热之徒错用的热忱所刺激，着手组织一场猛烈的鼓动，要求立即禁绝印度贸易。这个问题被资政院与各省咨议局提出并极不节制地讨论；它迅速从慈善努力的层面堕入政治论战的层面，而它的下堕又与官吏专卖方针复活的不祥之象同时。当时并不缺乏悲观一派的观察者预见到这些结果，他们预言：倘若印度贸易被禁绝而罂粟仍在中国种植，那么反鸦片运动所生的将是祸而不是福，因为它势必导致「一个专卖落到某一阶层手里，而这个阶层照我们全部的国民经验，向来是把钱放在正义之前、把权宜放在诚信之前的」。〔原注：见《泰晤士报》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国民禁烟会在北京开会，议定向英美同类的会社作一项专门的呼求，以使中国能够立即禁止印度之药的任何进一步进口。这项呼求得着英国传教士与反鸦片各会热烈的支持；它特别着重中国减少罂粟种植所得的成绩，以证明政府不移的诚意，并宣称如今除了英国拒绝「让中国自由地摆脱这件恶物」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挡在完全办成的路上。这个问题的宗教与道德两面被着重到把一般常识与一般公道完全排除的地步；然而所施的压力已足以使英国政府在北京交涉一项新的条约，「以承认中国为履行她那一份任务所作的宏大努力」。这项协定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缔成；它规定大幅提高印度鸦片的税率，同意一俟有确凿的证明显示本地之药在中国已停止生产便完全停止自印度输出，并同意凡能证明本地之药在其境内既不种也不卖的省份，即刻把印度鸦片排除在外。换句话说，印度贸易的禁绝被立即系于中国当局的诚意与他们对付国内生产的能力之上。北京政府表示完全满意；少年中国却不然，它继续鼓动要求立即而无条件地中止印度贸易，而这时候甘肃已开始传来生产增加的不祥报告，海关的报表显示本地之药在湖北的流通有所增加，而广州公所又重新着手它那依条约属违法的、设立一省鸦片专卖的努力。北京政府本身在一个不谨的时刻里，也使人对将来大起疑虑：它提议把湖北与四川的鸦片厘金押作一笔拟行四十年的借款的担保；而尽有谕旨在，许多积习难改的鸦片吸食者（连外务部尚书也在内）仍在位，则是众所共知的。最后，吗啡的消费问题——反鸦片会的呼求全然不曾触及——已开始显出一副极不祥的模样，而其严重之程度并不因这样一桩事实而减轻：即北京若干高级官员已知与吗啡丸的买卖有关。下面这段关于这桩恶劣交易（依唐绍仪那套「无漏洞」章程第六条严予禁止）的陈述，取自一九〇九年一月的《寰球中国学生报》：

「自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日关于在中国禁绝鸦片的谕旨颁下以来，中国市场实际上已被各色戒烟药所泛滥。据一位禁烟委员所说，如今市上不下五十三种丸药，是由各色江湖医生配出来的，他们大概把这个时候看作一个大发其财的良机，可以靠卖他们那些所谓戒烟丸致富。不幸的是这些戒烟丸并非它们所声称的那样，而在多数情形下被查出含有鸦片或吗啡。掺进这种禁品的用意自然是很清楚的。他们指望以哄骗政府与人民的办法，靠激起人对这些丸药的嗜好而获大利，而那只不过是吸鸦片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这种违法的行径不但限于不负责任之人，而且似乎已染及地位很高的政府官医。据报，近来一次查办中查出两名政府医生〔原注：这两名医生是广东人，在外国受的教育，其中一人是唐绍仪的亲密同伙兼姻亲。〕配制这一类戒烟丸出售。这样一桩该受指责的行为，应予严惩，因为它不但助长一种更坏的鸦片之习，而且是公然违犯谕旨。」

在中国禁种的尝试

倘若满人仍在位，反鸦片运动终究会有什么结果，是一个未决之问；无论如何，须记他们一笔好处：即在其权力的限度之内有着好的用意与有效的举措。革命爆发之后自然而来的普遍失序之中，减少罂粟种植面积的过程势必暂时被止住。这一层不妨承认；然而倘若一般人民对少年中国的诚意像从前对满清政府那样确信，那么不妨稳稳地说，鸦片的种植与吸食便不可能这样广泛地复燃。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所录的那番大改善，若非民间的运动得着成法权威的加强，是办不到的。这场运动本身不但投合民众本能的道德，也投合他们对禁绝鸦片将带来经济宽解的领会：许多农人因此被舆论的压力引得放弃了种罂粟，因为他们相信这项改革将普遍施行、不会容许任何一省因豁免而得利。谢立山爵士为国会所知而呈上的报告之一中，〔原注：见蓝皮书一九一一年第一号，第十一页。〕把陕西一省农人消极地接受重大损失归于三个缘由：

一、相信政府用意的诚意。这一层花了些时候才立起来，然而到一九一〇年已经普遍。

二、士人与士绅在地方上的影响，用以支持政府的方案。

三、民众对鸦片之习所生的社会与经济祸害的体认。

在中国顺从众势的本能何等有力、对道德权威的敬重何等根深，已由云南与四川最远各属禁绝鸦片举措的成绩所证明。自那些地区来的领事报告极为有趣而有教益。

共和的领袖们——少年中国——把反鸦片运动成功的功劳全归到自己身上。报界凭着所得的实际成绩取了一种道德上极为优越的口吻，并据以要求一个钦慕的世界给予格外的照顾。这种态度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于海牙代表中国出席万国禁烟会的那几位广东代表身上触目地显了出来，〔原注：中国代表在海牙所取的那种道德凛然而居高临下的态度，以及英国反鸦片会代表的附和，当时曾招来一些直言。它所依的（尽有一切相反的证据在）同中国学生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向英国国民所发通函式呼求中所提的是同一个假定，即「便在种鸦片最厉害的各省，罂粟的种植也几乎全然停止了」。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凭着百分之二十五的削减，这态度或许还可以宽恕；到一九一一年年底，它便是不可饶恕的了。〕然而他们那副油腔滑调的正派之尊严却被这样一桩事实所损：到这时候，不但对共和领袖们的能力、而且对他们的诚意与诚实，都已生出最严重的疑虑。孙中山、黎元洪以及别的一些名字在传教士圈子里长久与对这桩好事业献身的诚切宣示相连的人，都大量许下激烈的举措与辉煌的成绩；他们继续催促立即搬去改革路上唯一的绊脚石，即印度贸易——而英国政府已把它的禁绝单单系于中国的魄力与诚信；然而他们对若干省份公开恢复大举种鸦片一事，却奇怪地漠然。共和领袖们的态度事实上处处浸透着超出官吏的两面手法，并染着财政上权宜的卑污动机。倘若他们要求完全中止印度贸易时伴有任何在中国禁绝种植的有效举措，他们或许还能逃脱那些用意公然不诚的更重的指责。可是不久便显然可见：那场反对印度贸易的鼓动背后，主要的动机在于新政权想要在经营本地之药上建立有利可图的官方专卖。共和国的领袖与报界继续宣称好的用意、继续拟出向英美的道德感呼求之辞；他们从容地自认一时无力阻止某几省种鸦片，却向全世界保证这桩不幸的失足并无真正的分量。该受责的是印度贸易——把它禁绝，不必再求诚意的进一步证明，一切便都好了。资政院看出反鸦片各会里那些诚切而不涉政治的少数派以及支持他们的传教士已开始严重不安，便于五月提出一项法案，规定于一九一二年年底完全禁绝这项交易。依此法案，各禁烟局须派代表分赴各处查察并报告任何「私下」的种植。在绝对禁绝之前，每一个吸鸦片的人须每月向各省禁烟局领一张吸食执照，如此等等。此法案分明只是一桩「做面子」的举措，纯乎如此，就实际的目的而论同君主政体谕旨中任何道德文章一样无用；而通过它的那些政客很清楚：正是在那些革命前少年中国最为活跃的省份，同英国最近的协定正被公开违犯，而所为的不是道德的理由，却是共和官员的金钱之利。

共和领袖的不诚

孙中山博士、副总统黎元洪以及别的反鸦片各会所信赖的共和要人，对这桩最该受谴责的事实是十分知情的。他们知道云南的省当局已开办了一家公司种鸦片，不但供本地之需，还要把这药输往越南的东京；他们知道浙江的省当局一面违法禁止印度鸦片入境，一面公开容许罂粟种植，并且欣然看着一场极好的收成——那收成便是在府城的界内种出来的。〔原注：见《泰晤士报》上海通信员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与五月十一日之文。浙江都督向英国领事承认他不敢去干犯那些农人。他倒不怕去抄英国商人的产业。〕他们知道山西与四川两省——印度鸦片依一九一一年五月的英国条约已合法地被排除于其境之外，因为它们的「底子干净」——种植已经恢复，而且是在共和当局充分知情并同意之下，成都一带还以「大丰收」自豪。他们知道在若干省份，管束鸦片吸食者的章程正在施行，而所为的不是禁绝吸食，却是当局的好处；他们知道在湖南，种植已在咨议局的默许、若不说庇护之下公开重立起来。他们知道七大产省一九一二年鸦片的产量将比一九〇七年以来任何一年都大，又知道在若干省份正在安排设立官方专卖，而那将禁绝外国鸦片的一切入口。〔原注：这样一道告示已由九江的都督发出，自七月一日起设立专卖。这些省的专卖最初的结果之一，势必大大助长地方自治的倾向。中央政府自印度鸦片进口税所得的收入一面被消灭，而各省当局一面又在本地之药上课征货物税与省际贸易税。因此，英国政府基于高远的道德理由对反鸦片运动的默然认可，大概要使它那加强中央政府权威的善意方针成为自相矛盾。〕这一切他们都知道；然而那些曾使少年中国大受其益的高远道德原则，如今已不再关心鸦片问题的任何一面，而只关心印度的进口。五月初，孙中山博士与黎元洪将军以公开的宣言界定了他们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孙博士那一篇取了向英国国民呼求的惯常形式；其中他完全不理共和当局所助长的那种可悯的情形，而这样说道：

「有了以高价出售的机会，种植的诱惑便极强；而在这样一个大国里、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一面容许鸦片出售，一面要止住种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使它的出售与交易成为违法，然后我们才能止住它的种植。目前我们在这件事上受了阻碍，因为有一项同贵国所订的条约。感念贵国过去为我个人与为我国所做的事，我向贵国呼求进一步的援助，以便在我们新的国民生活开始之际止住这桩罪恶的交易。我们以人道之名、以正义之名，请贵国准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禁止这可怕的毒物——洋药与土药——的出售。我们相信只要出售成为违法，我们不久便能把种植了结。我谨代表我的同胞向贵国、英国的人民作此呼求。」

孙博士这次最近向英国人民的呼求，恰与英王陛下驻京公使的一份公文同时；那份公文承认：使馆为纠正浙江的情形所作的努力已归徒然，而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无力、或不愿有所作为。「悲观者」的预言实在应验了。新制之下的官吏维持了旧制的传统，把他们公然的失信掩在「他们无力的护身面具之下」。孙中山博士，一位自称的基督徒、一位雄辩的改革主张者，在国外享有比少年中国任何别的领袖都更广的诚意与个人操守之誉。不妨这样相信：凭着一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他或许能说服自己相信他同胞的诚信与鸦片种植终究会被禁绝，因为他属于那种宽厚而冲动的道德之型，惯于避开事实的寒气。这是可能的；然而树须以其果来判断，而要把孙中山博士关于鸦片一事的公开言辞同他对少年中国有意背弃自己宣示与承诺一事的表面漠然调和起来，是困难的。「不移的诚意」要求他与他那些同为改革家的人，把禁绝鸦片种植的有效举措放在他们那些「以外国资本把中国铺上一张铁路之网」的赚钱计划或组织远洋轮船公司之前。然而孙中山博士（在九月）宣布他有意为这桩财政事务出洋，把那「罪恶的交易」留着自行得救去。反鸦片各会对这问题这不快的一面所显的缄默，透出在一个乐观几乎是职业上之必需的地方有失望之可能。从这一点上说，那些一贯把「中国人为这可怕祸害所束」归于英国的宗教热心者与职业鼓动家，此后不得不面对这件事的真相，倒是一桩可庆之事。印度政府不再从一项使中国种族道德败坏的交易中取得收入，这是好的，哪怕只就政治的理由而言。然而中国作为「禁绝鸦片」运动的直接结果势必招来的道德、财政、经济与政治上的惩罚，多半要证明是又多又重的。

禁止印度贸易的经济后果

那些好意而短视的传教士团体所组织的反对印度鸦片贸易的鼓动，坦然只管道德的光荣与正义，把一切别的考虑排除在外。它眼前的目的已经达到，因为无论中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印度贸易如今已可视为在清算之中。然而中国对她条约义务的轻蔑漠视，其影响势必反过来严重损害一般的贸易，并终究有害于中国人民。每一省本都有力量以停止境内鸦片种植的办法合法而体面地把印度之药排除在外；而官吏却宁取默许种植、并违法禁止印度鸦片的进口。一九〇七年与一九一一年的协定被弃如无物；其结果是印度商人在上海的存货——六月间估值约六百万英镑——动不了。可是鸦片贸易同一切别的贸易一样，是靠银行信用经营的。上海的外国银行在这些存货上牵涉的款项超过四百万英镑，中国银行所预付的款还不算在内。印度商人依一九一〇年五月协定所合法化的运入而继续运货，是完全站得住的；中国政府违犯了那项协定，而倘若容它这样坚持下去，各银行势必陷入对中国整个贸易都属灾难的难处。六月十五日，代表八个国籍的十一家银行把这局面的危急性质提请上海领事团注意：

「过去多年以来，」它们写道，「各银行惯于为自印度运往本口岸的鸦片筹款，并按生意的常规在货物存于此地待售时对其作出预付。在作这类预付时，它们已计入市场上的通常风险，然而是倚赖中国政府履行它在国际条约与协定上的义务的。自去年二月以来，浙江当局禁止印度鸦片的进口与交易，绝对违反现行条约，致使上海存货积压、其价值大跌。在禁止印度鸦片交易的同时，浙江当局却容许该省本地之药的种植毫不稍减，而它又在上海自由出售，这是众所共知的……我们谨请领事团把这份抗议转达各自驻京的公使，并请他们保护我们的利益，或坚持政府强制浙江省遵守现行条约与协定，或取得政府的承诺，赔偿我们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

六月二十八日，新沙逊洋行提出另一个重要之点：

「据说中央政府无力、或不愿管束各省政府，」他们说，「倘若它有力而不愿，我们相信可以施加压力，坚持条约义务须予履行。然而倘若它愿而无力把自己的意志加于各省当局，那便难以理解：等到现在所借之款进了各省，它将怎样能够管束那笔款项的支用。」

〔原注：反鸦片各会某一部分人所特有的那种不节制而不老实的精神，从亚历山大先生论此事（五月二十一日）时这样说话上便可见出：「鉴于目前的僵局乃是由于少年中国要把自己从吸食之恶中解放出来的愿望，那些商人短视的方针今日使他们落到存货甚重而动不了的不堪地位，是不幸的。」在此处，正义之业竟坦然与不公和公然的失信相同情了。〕

这项论据的效力及其对中国债券投资者的分量，是无可否认的。因为倘若中央政府在鸦片贸易一事上——而在那里它受着最正式的条约义务的约束——都无力管束各省，那么依什么推理可以把各省的盐税视为新借款的圆满担保呢？然而与这些借款有关的金融家已公开宣称那项担保足以保护投资者，而中国的外国「顾问」们却贬斥任何形式的监督或管束，说那将含着「中国不是自家的主人」之意。

由于反鸦片各会进行其战役的方式，印度贸易在中国吸鸦片这整个问题上的重要已被大大夸大。那项贸易如今要消失了。印度将少种鸦片、多种粮食；中国大概将少种粮食、多种鸦片；而既然中国人是鸦片唯一的大消费者，其结果在经济上对中国势必是灾难性的。

禁绝运动的实际与道德两面

把那些直接涉及印度与英国政府的方面搁在一边，让我们现在来考察反鸦片运动道德的与实际的根基。传教士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不妨就用已故杨格非牧师的话来陈述：

「鸦片不但年年从中国人身上夺去千百万的钱财，而且实在正在把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毁灭。它损坏吸食者的体质、败坏他的健康、缩短他的寿命，毁掉一切家庭的和乐与兴旺，并渐渐使这个国家在体格上、智力上、道德上作为一个国家而退化。」

首先可以注意到：这段话的每一个字都可以同样有力而真实地施用于欧洲各国对酒精的过度使用。它假定中国种族作为一个整体是沉溺于过度使用鸦片的——而这个假定在一切最可靠的材料面前是站不住的，因为吸食者之数远不足人口的百分之十，而「烟鬼」的比例相对而言是小的。〔原注：见香港立法局关于鸦片问题的查询，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过度使用鸦片是一种恶劣而使人堕落的习惯，这是无人否认的；然而在设法引入补救之法时，明白人会把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较弱的器皿这一层计算在内，并且不按无从达到的完善之劝、而按对生活与人性的种种实况作合理的容让来订他们的办法。他们尤其要设法这样来订，使那补救之法施行之后不致引出比他们所要治的祸害更坏的乱子。

两桩黑事凑不成一桩白事，而滥用鸦片也不能由欧洲人普遍滥用酒精来证成。然而欧美那些曾试图强制绝对禁酒的慈善家与立法者的经验，所起的作用只是证明了一个惨淡的真理：一个民族不能靠国会的法令变得有道德，而唯有民众的逐步教化才能遏止那些较低形式的过度。英美的节酒运动，就其志愿而论同中国的反鸦片运动一样诚切、一样正当；然而它的一切经验都证明：对人性限度的合理体认，比极端派的教义更有助于公众道德之目的。举例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在格莱斯顿先生在英国徒然主张过的那套合乎理性的哥德堡执照之制之下，所取得的道德、社会与经济成绩，比美国禁酒各州在它们的禁酒运动之下所取得的要好得多。

中国的鸦片问题如今就实际的目的而论，归结为三个题目：

一、鸦片对中国种族是否必需，一如酒精对欧洲人必需？

二、完全禁绝鸦片的种植与吸食，就人事而论是否可能？

三、假定完全禁绝是可能的，是否有可能防止非法的吗啡贸易大为扩张、以及／或者以酒精取而代之？

反鸦片各会一向所据的假定是：完全禁绝鸦片之习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而这习惯一旦被治好，人便不会再渴求它那些危险的替代之物。他们所画的图景确实是动人的：

「如今有一种可能，」许多著者中的一位说，〔原注：见《在华美国协会报》一九一一年八月。〕「几乎可算确定，即中国鸦片的生产与进口将在几年之内、可能四五年之内告终，而它的消费此后不久也将停止。到那时候，那千百万亩曾用于种罂粟的地将被腾出来种有用之物；那每年花在鸦片上的千百万两银将转去购买有用而必需之物；人民体格、智力与道德上的力量将不再被这可怕的恶习所吸干，而这个国家将得生命的更新。」

在我们各大城市里反对酒精过度的战役中，向来所举的也正是同样的玫瑰色景象；而这些志愿里有值得感念之处，因为它们把乌托邦遥远的一瞥带来照在如此绝望的情形之上。可是就冷静而有条理的查究看来，中国人渴求鸦片的事实究竟如何呢？我们若研究一八七二年下议院特别委员会所搜集的最初的科学证据、以及此后直到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海峡殖民地鸦片调查委员会那份卷帙浩繁的报告的许多次查询，便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证成该委员会那个总的结论，即「鸦片之习可与欧洲人使用酒精与烟草相比，而它必须被视为人性中那种趋向某种形式的放纵的普遍倾向在中国人身上的表现」。

一八七二年，深知此事的医家的意见是：「鸦片这种兴奋之物对中国人民的境况有某种相宜之处」，又说「鸦片烟枪在中国人中间的普遍使用，必定是由于他们心理与神经构造上的某种特异」。〔原注：吸鸦片是一种弱点、或一种为中国种族的体格与神经系统所特别指示的放纵形式，这一点由这样一桩事实所证明：甘肃与别的产鸦片各省的西藏、回教与蒙古人口实际上都不染此习。（见蓝皮书一九一一年第一号，第十五页。）〕作为一种兴奋与麻醉之物，在某些气候与劳作的条件之下，适量服用的鸦片不但无害，而且直接有益。海峡殖民地那份报告体现了一次有条理的尝试，要对「吸鸦片问题作一个完整而不偏的说明」；它着重指出反鸦片各会一般所不理的一桩重要事实，即绝大多数吸鸦片者都是、而且始终是适量的消费者。

这份报告说：「鸦片使用所生的祸害，几乎向每一位见证人都作了专门的询问；而各医学见证人除了那些持强烈反鸦片之见的医家之外，实际上是一致的：适量吸鸦片相对而言是无害的。即便吸到过量，身体上也查不出器质的变化，其结果主要是功能上的祸害。又发觉：正如酒精的情形一样，由于吸食者体格与体质各异，无法定出一个可视为适量使用或过量使用的消费标准。因此在这一层上应当注意：中国互助寿险公司所定的每日二钱这一实用标准——即无器质疾病而可作为头等险受保之人的最高消费量——乃是一九〇七年海峡殖民地华人成年男子每人平均消费量的八倍。」

反鸦片各会曾提出异议，说新加坡委员会的报告所载乃是一个其不义之财的收入来源正受威胁的殖民地的意见；然而即便承认它可能反映阶层的偏向，它的见解仍是本于有条理的取证程序，因而应得敬重。反鸦片各会的态度大半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无论鸦片还是任何别的兴奋或麻醉之物，都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正如基督教科学派声称疾病与痛苦只是未开明心智的幻觉。然而我们若就一切人类经验与生物科学的眼光来考量这个问题，便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吸鸦片这一癖性在中国种族身上，同酒精在欧洲人中间一样地合乎情理、一样地无法根除；既然如此，则那些以有效管理与限制这项交易为目标的举措，多半要比任何全面禁绝的圣战更有益于人类。

到这里，我们面对这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完全禁绝吸鸦片，就人事而论是否可能？在海峡殖民地那份报告里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众人一致承认：若无一项国际协定来止住罂粟的种植，禁绝之立法能否成功便大可怀疑。」海牙万国禁烟会的各项决议，就中国的鸦片交易而论，是建立在一个含而不宣的假定之上，即中国将显出「不移的诚意」；然而以切实的立法管束全世界罂粟种植这个念头，则被承认为完全行不通；便是那些所拟的、以国际协定、以海关章程、以药剂法来管束鸦片、吗啡、可卡因及其各自的盐类的流通与出售的举措，也被会上许多代表视为实际上无从达到，虽则在道德上值得鼓励。而那些于鸦片种植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各自的态度，也全然不能为相信世界范围内会有任何自我克制的法令使其停止提供任何根据。因此，即便承认在中国禁绝罂粟种植是可能的，波斯、土耳其与中亚生产之继续，也只会导致一桩极有利可图的私运迅速发展起来。就今日的情形而论，华南对外国鸦片需求的增加已导致「无照」鸦片的私运贸易大增——而在这项贸易里，官吏是默许的，一如他们在广州公行时代所为。

中国人吸鸦片的天然癖性乃是一种独特的种族特征，这一点由这样一桩事实所证明：别的产此药的东方种族自身并不染吸食之习。这是一般中国人可能随身带到世界各处的一种倾向，正如一般盎格鲁·撒克逊人可能随身带着对酒精兴奋之物的偏嗜，而这尽有世界两边大而有势力的完全戒绝者与节酒改革家团体的道德指责在。我不为坚持吸鸦片问题同醉人之酒问题的类比而抱歉；因为正如密迪乐经多年观察之后所说的：「虽然这两种东西不同，我却全然看不出在生产它们、出售它们、消费它们的道德上有什么分别；而我在消费的后果上所能看出的唯一分别，是吸鸦片的人不像醉汉那样暴烈、那样感伤、那样令人厌恶。」

倘若这个类比被承认为有效，那么在中国完全禁绝吸鸦片就人事而论便成为不可能。要办成它，禁绝罂粟的种植还不够：我们非把中国种族灭绝不可。因为罂粟「在高天之下炫耀她不道德的美」，并不该为人滥用自然实验室里最有益的产物之一而受责。该拔除的不是田野之花，而是人性中的原罪。反鸦片会的活动已使印度除医药之用外禁种罂粟，而英国政府却继续从醉人之酒的生产与出售中取得它国内收入的一大部分。那便这样罢；然而亚历山大先生或丁义华牧师敢提议英国立法禁止一切谷物与马铃薯的种植，除为食用之目的者外么？为基督教的英国主张节酒最热切的人，会提议把法国白兰地与西班牙葡萄酒完全排除于我们的市场之外么？然而这恰恰就是我们为着英国的道德光荣而在异教之邦所采的路数，而且指望靠它成就中国种族从它那一特定形式的人类弱点之中的解放。

最后，即便假定由于生产减少与限制的举措而部分禁绝了吸鸦片，是否有可能防止那更为致命的吗啡之习迅速增长、以及／或者以酒精作为一种流行的兴奋之物取而代之呢？

吗啡之患

关于酒精取代鸦片之可能，我不能同意那些视此为很可能之事的人的看法，因为一种对鸦片（无论何种形式）的偏向，似乎是由中国种族的体格构造所指示的。瑞天咸爵士（举一位有经验的观察者为例）曾表示意见说：试图剥夺中国人的鸦片是不可取的，「因为必有某种别的兴奋之物取而代之，而那多半会是酒精」。不过我们若承认这样一个结果之可能，便有一个新问题摆在面前。中国人目前适量使用的「三烧」（本地所制之酒）是用米与小米做的。假定对这种酒的需求大增，又以欧洲醉人之酒的进口相补，那么照逻辑说，反酒各会岂不有责任主张禁绝米与小米的种植、并把外国酒精排斥在外么？而即便他们不这样主张，中国人民岂不会因粮食大宗被转去造酒而受到大为加重的经济压力么？

不过这些都是揣测的假定。吗啡作为吸鸦片的替代之物，其危险则真切而迫近，足以引起中国与国外慈善家与医家的认真注意，并已成为海牙会议上专门查询与决议的题目。自一九〇六年反鸦片章程颁布以来，吗啡的消费无论以「戒烟丸」的形式还是以皮下注射的形式，都在稳步上升。当年进口税自值百抽五提高到值百抽二百之前，海关的报表显示每年进口约四吨；提税之后，这项贸易完全落到私运者手里，海关那里报不出什么，而消费却公然一跃再跃地增加。不但吗啡的私运众所共知地盛行，而且日本制造皮下注射针头与别的器具也已有了可畏的规模。每一省的医生都证实这样一桩事实：很大一部分吸鸦片的人被官方反鸦片的圣战所吓，已把它换成了吗啡，〔原注：见《泰晤士报》上海通信员一九〇八年七月三日之文。〕使自己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坏。依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海牙所签公约第十六条，中国政府承诺「为其臣民颁布药剂法，管束吗啡、可卡因及其各自的盐类的出售与分销」，并把这些法度通知各条约国政府；后者若认为可以接受，「即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它们施用于在华的本国国民」。不必说，在中国实际存在的情形之下，这样的法度断无可能强制执行，而吗啡的私运与出售仍毫无遏止。不过各省当局既认可鸦片的种植与吸食，如今倒多半要减少对这药那最为恶劣而危险的形式的需求。

那么将来如何呢？靠立法与慈善的努力去完全禁绝鸦片的种植、去在中国根除鸦片之习，其徒然是显然的。尽管如此，正如在英国，教育、慈善与节酒运动的道德劝导已大体减少了这个国家酗酒的癖性，因此不妨合乎情理地指望：中国那股无疑活跃的舆论之力，其道德之效将渐渐成功地管束并减少过度使用鸦片的倾向。靠切实性质的限制立法——如斯堪的纳维亚在哥德堡之制之下所采而收效极佳者——并靠民众的逐步教化，进步是可以、而且无疑将要取得的，因为有一种动力出于一个有势力的少数派对这祸害的真心体认；然而要从一种根深蒂固的国民癖性上求其连根带枝地清除，这类堂吉诃德式的尝试是不能指望有任何长久有益的结果的。

十六结论

当我在十月初写这篇简略综述中国近期事件的末一章时，革命的风雨激荡、以及初夏时节席卷各省的那一波无法无天与抢掠，已经被一种骤然的平静所接替。「静得有些蹊跷」，这是报界对中国人民目前情形的描写；而在这可喜的情形上，人们正建起许多揣测，一般都对新政权的稳固抱着指望。「共和显然是要留下来了」，写这话的人不久之前还对它的机会绝望。「共和政府有着出人意料的存续之象」，这是一种官方的意见，本于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看去亲厚的协谅、以及国民一党若干派别的合并。一种有保留的乐观又一次成了欧洲报界的常调，而这个国家渐渐恢复几分经济均衡一事，在远处多数观察者心里自然（然而错误）地同政治问题的实际或即将到来的解决联在一起。

尽管如此，中国这场不安的风雨骤然平息，其解释既不在政客的任何活动或不活动，也不能解作这个国家已经理解并接受了共和的原则以为国家政体宪法上的病症之药。这解释，一如中国不安的根本缘由，是在基本的经济领域之内找得到的。它在于这样一桩事实：过去三个月里，广大的民众一直在忙着一桩比政治揣度更有利可图的事，即收割并聚拢那格外丰饶的庄稼。而这个国家每日之食的机会在过去一年里一直受内战失序的威胁，这一事实使这次特殊的收成不但成了丰足的报信者，也成了这片土地上和平的报信者。它不但为千百万勤劳守法的农民解决了那永远逼人的每日之食的问题，而且把大批曾加入军人那类掠夺乱众的人带回家去、带回到有果实的劳作上去。它一时地除去了失序的根本缘由；它给民众提供了看得见的生计、使内地与对外贸易复苏，因而使内部和平有了一季的好前景。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恰当地衬托出民众对政治问题根本的漠然，同时又衬托出他们那种顽强勤劳的惊人复原之力。对他们来说，政府自称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并不相干。「这些砍柴的、挑水的；这些在担子底下弯着腰的、被鞭子抽裂的；这些挖地的、织布的、种植的、营造的；这些以木、以石、以铁为工的人，一切食物、衣服、居所、家具与娱乐之资都由他们为自己、也为一切别人造出来；这些人，言语或许很少，所行却是好的；这些人，性命纵然极短，一生却于人有用，地位纵然极卑，却值得尊敬」〔原注：罗斯金《芝麻与百合》第三讲。〕——他们仍不移地循着亘古相传的传统所定的劳作之路走下去。

「因此，」一位其著作显出对中国人民有直觉同情的作者说，〔原注：狄更生《中国佬来信》。〕「在中国，政府既不专断，也非不可少。把我们中央与各省的官府毁掉，我们的生活仍将大体一如从前地过下去。我们所遵的法是我们自己本性之法，是由若干世纪的经验演化而成的；即便外在的制裁撤去，我们对它的效忠仍旧继续。无论来什么，家仍在，连同它所包含的一切；那副心境仍在，那种秩序、勤劳与节俭的精神仍在。构成中国的正是这些；而我们被动地接受下来的那些政府，只在它们明白治理并非它们之事、而只是要在外表上表现出、要把一种秩序拟定并界定出来——而那秩序在要紧处它们必须像接受天体的运行一样接受下来——的时候，才算是政府。中国并不变。你们说得那样厉害、而你们自己又正是其缘由的那些骚乱，并不是我们文明崩解之象。你们听见拍岸的浪在吼；然而在你们目力之外老远，你们的船从未驶过之处，大海那沉默的空阔一直伸到蓝色的天边。」

近年来关于中国之崩解说得写得如此之多，因此值得确切地考量一下：中国的文明曾经是、而如今又是什么性质——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在希腊与罗马为西方文明奠基之前，它便已具备了长寿与凝聚之力的一切成分。首先，须清楚地认识：中国这个体系的根基本质上是道德的，与物质与军事的根基有别。中国之所以历经长久世纪而维持住她语言、风俗与根本信仰的同质，并不是靠治理之术的任何完善、不是靠行政上持续的天才、不是靠武力或治国术的精巧，而是靠一套道德哲学之体系——它根深而持久，穿过并超乎一切物质的危局之上，而且已渗进国民生活的每一根纤维，把孝、勤与忍灌输为人的全部本分。这就是中国的文明，一个不曾靠刀剑而生、因此也不会靠刀剑而亡的帝国；一个其社会结构历久不变、也未被变过的文明——王朝兴而又覆，帝国的边界张而又缩，在本族的君主之下、在异族的统治者之下，它始终是一个深植于一个民族坚定灵魂之中的文明。

要不承认儒家与祭祖所养成的道德品质是中国社会结构长寿与她文明内在力量的一个根本缘由，是不可能的。赫德爵士说：「在今在昔的任何国度里，『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都不曾被这样虔敬地遵守过。……它实在是家庭、社会、官场与国民生活的主调；正因如此，他们在神所赐他们的地上得以日子长久。」纵观中国历史的长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种族心灵的团结之效，连同经济上优越之力（生于一场格外严酷的生存斗争），如何使异族——连帝国那些野蛮的入侵者与征服者也在内——在心智上归服。鞑靼、蒙古、满洲，一个接一个被那被征服的种族在心智与道德上的优越所支配、所吸收；便是在中华帝国被瓜分、由几个统治者分治之时，它那同质文明的精神仍未被征服，也不可被征服。

那种构成中国人经济优越的、天生的勤劳、节俭与精明的常识，无须多加着重；便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只能靠严厉的排斥法案来自卫。这是一种由长久世纪的刻苦劳作所生的优越，它不顾气候、环境与社会情形而自行显出。中国人倘若是巴比伦河边的俘囚，他们便会着手把巴比伦人吃掉，正如他们在满洲把满人吃掉一样。白种各族不敢面对这个黄祸，于是二十世纪目睹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象：欧美派传教士去向一个被他们严厉地排斥于白人国度之外的种族宣讲人类皆兄弟；派医生去减低一片被他们拒绝以移民相宽解的土地的死亡率；把天国的福音送给一个在地上被「围栏」圈在日益狭窄的界限之内的民族。

中国文明那种不好战的品质、由此在这个种族中养成的那种消极的哲学——它使她的领土今日一如往昔地暴露于物质上更强的国家的侵夺之下——乃是一种可直接归于儒家、归于君子之教的品质。赫德爵士说：「他们相信理如此之坚，以至于不屑于想到理还须由力来支撑或推行」；而正如我在别处已经指出的，这个讲哲学的种族向来也不惯于把他们统治者的来历或作为查究得太细。从政治上说，并且记着过去五十年间这个国家政治环境所起的重大变化，则显然：正是那些促成中国社会结构长寿的品质，给这个种族带来了某些无能与缺陷。穆勒说：「中国那种父母式的专制，是把这个国家带到它所达到的那一点文明上去的极合用的工具。可是到了那一点，它便被带到永久的停顿，因为缺少心智的自由与个性；而这些进步的必要条件，正是那些把它带到这一步的制度使它全然无从取得的；而既然那些制度不曾崩坏、不曾让位于别的制度，进一步的进步便止住了。」〔原注：《代议政体》第二章。〕

举一个中国人民如今显出其品质之缺陷的例子：显然，他们那套政体的反军事性质，势必加快随王朝之去而自然随来的各省自治的倾向；而这偏偏在外面的夷人所施的压力使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成为急需之事的时候。

少年中国自称要以同过去的传统与圣人的教训作一次骤然而彻底的断绝，来取得儒家所遏止的那种心智的自由与个性；而西方观察者中有一些人相信这桩宏大的奇迹会成功地办成，相信中国种族会骤然乘着一张新公式的魔毯，从亚洲的中世纪飞到西方文明的最前列。晚近一位远东事务的记述者说：「很少有人料到中国人竟能这样快地抛弃历代的传统与习俗，仿佛在一夜之间把那些可上溯到基督教纪元破晓以前很久的古老制度拆掉。而且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以近代所知最民主的政体来代替这些制度。」〔原注：劳顿著《东方诸帝国》，理查兹书局，一九一二年。〕这一类意见生于人类最常见的一种执念，本可以不去理它，然而它们出现之频繁，却在鼓励一班异域而不稳的理论政客走上那些给民众孕着新的不安之险的路。中国必须改变她许多古老的做法，以适应因同外界接触而强加于她的新情形，这是清楚的。在办成这些必要的变革上，少年中国若得明智的进言与坚定的掌握，便可能是——不，必将是——一股为善之力；但须待它认清这个硬道理：即任何种族凭着思虑，都不能给自己心智或物质的身量添上一寸。这生长要来，要靠缓慢而大概是痛苦的教化过程；而其间对中国最好的政府，不是在最近的批发店里买来的一件现成的政治成衣，而是「最能给他们那种没有它便不能前进、或只能歪歪斜斜地前进的东西的那种政府」，并且要始终记着「一切以改良或进步为目的之事中所必要的那一层保留，即在求所需之善时，对已有之物不要造成损害，或尽可能少造成损害」。〔原注：《代议政体》第二章。〕

少年中国的许多本能、尤其是那些带沙文主义倾向的本能，根本上是稳健的，就爱国的理由而言也是说得过去的；然而由于个人主义（那也是儒家所养成的品质的一种缺陷），他们活动的实际结果往往被自谋私利与贪贿所毁。举例来说，他们对外国借款的猛烈反对，是本于对政治放债人的操作背后潜伏的危险一种完全公正而明智的估量；然而这反对若不伴有诚切而齐一的努力，去把财政的重整与诚实的理财立为内部改革的必要条件，便注定要归于徒然。同样，虽则开发这个国家经济资源可望得来的好处于一切有关的人都是显然的，然而只要共和国的外国借款交涉仍在纷争与阴谋的骚扰之中、由那些曾使君主政体失信的同一班人、同一套曲折办法来进行，孙中山博士那些庞大的计划对中国便毫无益处。

少年中国那种破除偶像的猛烈急躁，给天朝这所古屋带来了新的危险，而这个种族的哲学里对此并无当下的防卫。这座饱经风雨的建筑无疑会活过它们，因为它的根基远在政客们所动的表面之下；因为唯有把它那些巨大的根逐渐割断，才能使这棵广被的大树衰朽下去。少年中国自己也必须学到：每一个作用之后必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反作用随之，其猛烈与它自身的猛烈成正比。举例来说，当它的领袖们在对变革的狂热之中下令废止孔教、当一个共和政府的部下令把天坛改作模范农场时，它所要做的是中国种族任何一个异族统治者都从未能够做到的事。它将在经验这所严厉的学校里学到：试图毁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根基乃是一桩危险的冒险；那座饱经风雨的建筑必须继续立在那些根基之上，任凭晚近的建筑师们去加进他们所想要的近代改良与添造的房间。

眼下，由于满人退出时所存的那种史无前例的情形，少年中国大胆非常，宣布它的政体为共和。它要把那些古老的根基——龙座、祭祖之礼与孔教——连根拔起，要在一天之内重建起「近代所知最民主的政体」。将要有宣示民意的选举，〔原注：「修订选举法」共一百二十一条，于一九一二年九月初公布。作为其大旨与大概结果的例子，有两条特别值得注意：第八十二条——「选举若经该管官署认定名册不实、且舞弊牵涉办理选举事务之全体人员者，其选举无效。」第八十四条（节录）——「众议院议员之选举，若经该管官署认定其人不合标准者，即予撤销。」〕也将有照最好的模范制成的宪法；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之上的政府，使恶人从此不再扰人，使疲乏的人得享安息。而说来也奇：尽管欧洲那套民选代议政体的理想近来施用于土耳其与波斯已显赫地失败，西方世界许多观察者却似乎被这些乌托邦之梦的壮丽所催眠了。他们把一切人类经验搁在一边，怀着对中国共和前途的乐观之信。他们宣称「共和是要留下来了」；而它那些「出人意料的凝聚之象」被英国激进派的报界以同样不合逻辑的满意迎接，一如当年迎接波斯国会在议会之制上的粗浅试作、或少年土耳其党在票箱上的徒然试验。

倘若我们考察北京事务的实际情形，盘一盘朝着共和理想之实现所取得的进展，则任何冷静的观察者都必定看得出：那些在中国与国外被许多人当作共和政权存续与凝聚之证而欢迎的事情，其本身正构成了最强有力的证明，即中国实际的政府里并无真正共和的任何成分，而只是旧日的专制、旧日的官僚之制换了新名而已。孙中山与他那些同为空想者的人的梦想仍是梦想；共和国所能声称的那点凝聚，乃是袁世凯成功地立起独断权威的直接结果。举例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中国种族本能的消极呢——少年中国与参议院竟默然接受大总统以一道命令把被控在武昌图谋政治阴谋的共和将领张振武与方维就地正法？这是独裁之权，而其行使之无情，连慈禧本人也要缩手：然而中国普遍的意见本能地体认到权威的强手之必要，看来倒是赞同莫理循博士那句话的，即「对袁氏主要的抱怨，是他太急于不越出宪法的界限」。〔原注：《蓓尔美尔报》访谈，一九一二年九月十六日。〕

《每日电讯报》专电通信员十月五日所刊的一份自北京发出的报道，这样描写共和国在那一日的处境：

「内部的情形虽因新借款款项的到手而大为改善，如今却普遍认为：中国此后六个月的任务比此前所想的还要艰难，因为必须迅速向各省课以新的重税，以把已存在数年的国家亏空转为盈余，并止住朝不保夕的办法。

「召集国会之延迟，已容许京城里长出一种不令人满意的一人之治。各省既全然离心，则北京各部今日几乎无事可办、也无办事之人，这是无可否认的。临时政府的全副机器都聚在总统府的屋顶底下，因此各省对这些集权尝试的用意生了疑心；而权力的进一步独占将须极其小心地处置。

「把大选的日期提前、不再玩弄那些易燃之物，已成急需之事。友邦对中国所能进的言，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即迅速开办妥当的议会政治，将会除去借款、清理未了义务以及别的外部问题所附的一半难处。」

这里，「开办妥当的议会政治」被开作一味药，去治那种「不令人满意的一人之治」；而那一人之治乃是合乎逻辑地、不可避免地、也同一切传统相一贯地演出来的，缘由很简单：「妥当的议会政治」只不过是一个空洞词句的幻影。与这份报道刊出的同一天，《旁观者报》一位北京通信员的来信则不以对共和前途的悲观为然：

「此处的情形，」他说，「已改善到异常的程度；人们对共和很满意，而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已经平息。选举之后他必被举为大总统，而英国报界许多政论家那些悲观之见看来是没有根据的。作者在中国住得太久，不敢为自己的意见自居特功；然而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在袁世凯身上拥有了它当此关头所需的那个强人。他甚至敢揣测一句：等到袁氏该退出公务生涯的那一天，黄兴〔原注：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五日，黄兴将军在上海孙中山博士家中勾出他恢复财政稳定的方针。他提出两味药以代外国借款，即国民捐输基金与不兑换纸币的无限发行。他表示意见说：全国舆论如此一致，因此这两个计划都该能成功。〕将是一位值得的总统继任者。」

那个强人——那个天命之人——中国人在他们历史上按期重现的每一次危局里，一向指望他来重立权威的传统、来撑住国家古老的结构：政治上各派——君主派的保皇党、国民派的国民党、军事同盟会与参议院——态度中的一切，都指向对这个国家需要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的体认；而在东方，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意味着一位仁慈的专制者。可这样一来共和的理想又成了什么呢？那个要「广泛地立于民意之上、由一架伟大的中枢机器所指挥、使中国每一省、每一个人都有一分声音」的议会政体又成了什么呢？〔原注：见前文第一二〇页。〕那座纯粹民主的新厦——「为着它的完成，中国四万万人民曾耐心祈求、暗中劳作，而终于办成」——又成了什么呢？倘若我们不肯被词句的鬼魂所骑，那么共和正在袁世凯手里被巩固起来的那副样子，便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共和之梦的徒然。《旁观者报》通信员说「人们对共和很满意」时，他实际上所反映的是备受骚扰的北京居民对东方式的政治将要恢复的那份满意。换句话说，少年中国的活动——由国民党诸领袖所代表——正被那些不可抵御的本能与传统之力逐步改造，其方式使我们有理由把共和视为一个偶然而短暂的现象，它在不远的将来必将被取代，或被那些正统改革者所等待的天命之人的绝对君主政体所取代，或被一种以立宪上谨慎的试验加以调剂的有限君主政体所取代。〔原注：见前文第七章，第一四九页。〕

若认清中国民众对一切政治学说的漠然，并记着那些必将继续折磨这个国家、直到现有社会结构靠缓慢的教化过程被改造得适应它新的环境的、根深蒂固的不安的经济缘由，我们便看出：唯有靠权威的铁手，这个国家才能保得同自身、同邻邦的和平。强人之急需，中国人民天生的常识体认得同北京外国外交界的集体智力一样清楚；而这一桩事实在思想周密的人看来，一举而永远地了结了这个国家目前有自治之能、或少年中国有能力演出一个本于民主原则的有效行政的说法。袁世凯是否具备那个天命之人所需的品质，时与势自会证明。至少他独自立在那里，几乎为中外舆论所公认为当此这个国家历史的危局之中现有胆气与智力的最高结合。他所戴的那只丝绒手套戴得够优雅，掩着东方治国术那些灵活的手指；而那只手也能是铁的，近来的事变已经表明。至于他是否具备中国人对一位事实上的统治者所期望、所敬重的那些品质，还有待观看。

就英国在华的方针而论、尤其为保护我们商业与财政的利益而论，目前局面中的一切都指明：支持袁世凯集中权威、并尽可能地不赞成时下各省自治的倾向，是明智的。在这个方向上，可以靠坚定地在一切将来的借款中坚持那些足以保证中央政府对支用有直接控制的条件而有所作为。同样，若得明智的指导，还可以靠这同一股有力的机关，以诚实管理的有产出事业为手段，在这个国家经济资源的渐进开发上有所作为。为宽解经济压力这副沉重的担子而作的社会改革，势必生长缓慢；然而靠鼓励那些改良物质情形的科学举措——如美国红十字会为淮河那片年年泛滥之区所提议的垦地计划〔原注：在美国红十字会驻皖北与苏北灾区赈济与勘查工程的主任工程师詹美生先生近来呈交中国政府的报告里，估计只要花不到四百万英镑兴工，便有可能把约一万七千平方英里的地面垦为可以按期耕作之田，而那里的农民目前五年之中平均不过两收。此外，现被沼泽与浅湖所覆的一百余万英亩地也将变得宜于耕种。这样一来，一个目前主要由乞丐与游荡的窃贼所构成的人口便可以转为产粮者与纳税人，而其于国家的好处之直接——附带说一句，于外国债券持有人的保障之直接——大概要胜过少年中国提议借外国资本所为的任何用途。〕——便可以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宽解与长久的好处。

在各省财政行政逐渐重立、中央政府另创新的收入来源之前，显然中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倚赖外国借款：由此造出的机会，本可用于比把英国的方针系于北京与南京议会制度的成败更为有益的目的。鼓励为「中国政府之重整」而借款、或为孙中山那些异想天开的铁路计划筹款，到头来意味着加重中国人民不该受的苦，把官吏不诚实与浪费理财的新负担加到他们身上。在埃及所已办成的、一九〇九年以前在马其顿所已办成而收效如此之佳的事，在中国也办得成，而不必侵犯主权或自尊心：其法是温和而坚定地坚持英国的资本须为这个国家、而不为官吏之利而支用。为此目的，必须不赞成那些公开宣示的同情倾向于使少年中国更加自以为重要、更加自信其政治空想可行的人那些错用的作为。

说好听的话、表示一种诚恳宽厚的信念——相信广大的兴旺就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是容易的。尽管如此，那些以其意见与进言奉承中国学生一层的虚荣、鼓励他们的妄自尊大的同情的乐观派，是担着重大责任的。举例来说，在财政一事上主张中国应当「自家做主」，是一条危险的信条：中国，在她京城里外国使馆是由八国的武装军队所保护的；中国，她唯一可靠的岁入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在外国人监督之下征收的。要把有教育的各阶层引到对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恰当认识、要把他们灌上社会与政治经济学上智慧的成分，不是靠这种办法办得到的。中国民众与英国商业的利益，都将最好地由这样一条方针来服务：在中国社会结构古老的根基上逐步重建，使为财政与理财重整所作的诚切努力先于税则修订、巨额外国借款以及别的权且塞漏的办法；使对共和的承认取决于一个代表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之建立，其程度至少要足以从各省取得足够的效忠，以防止公然违犯条约、以保证这个国家的常项岁入、以确保方针的连续。为朝着这些目的合作，靠欧洲教师主持的教会学堂与学院中所进的明智之言、靠我们外交与领事代表态度上的温和而坚定，尤其靠对我们政治金融的明智指导，是大有可为的。

倘能给这样逐步的教化与重建的过程以合理的时间；倘能使内部的争斗止息、使经济压力较严酷的方面得几分宽解；倘能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其智慧足以不去扰动那些古老的根基，而把政府的一切精力与人民的爱国之心都导向社会与经济改革的切实举措，那便尽有理由指望：中国种族在总体上会像它在个人身上一样，证明它对环境随时的适应。就眼下的情形而论，而且直到舆论认清中国的社会体制乃是她经济问题与政治不安的根本缘由之时，这个种族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让它那过剩的千百万人漫过大地，要么让他们饿死。倘若赫德爵士的梦想终有一日应验，中国竟有了「千百万义和团之众，队列森严，全副武装」，预备着去推行那「人有迁易其家宅与所属之国的固有而不可让与之权」（也就是华人移民），那么西方世界便可以指望在哈米吉多顿那片血光的战场上看见中国问题的解决，一如德皇陛下所预见的。然而那一日还没有到：中国人民为觅食而移民的机会，正被那些较不消极的种族的压力稳步削减。压力的一种暂时宽解——大概足以避开两三代人的严重危局——或可靠在北方各属地有条理组织的殖民计划、靠科学的垦地、造林与治河工程、靠开发这个国家的矿产与实业资源而办成；然而那根本的问题仍将留着，成为长年不安的一个来源，它直接起于民众的社会规范与传承的信仰。以教育来改易这些，应当是中国改革家与欧洲慈善家的头一件目的；因为只要它们存续，无论议会制度还是外国借款，都不能了结中国人民的苦难。

无疑正是因为这些在这个国家生命的故事里不断重现的苦难，汉家那些能忍而讲哲学的子孙才成了一个如此可爱的种族。倘若苦难对灵魂有益，那么中国的灵魂已经充分得了它那一份益处——然而无论它的美好起于何处，我们要证明中国人固有的道德品质与社会德性，不需要比这更好的证据：即那些曾在他们中间生活过的欧洲人说到他们时带着爱，离开他们时带着真诚的惋惜。尽有西方世界一切的物质效能、尽有它在科学与艺术上的成就，寄居的欧洲人还是本能地在中国人的人生观里——便在人口中最卑微的人身上——认出某些基本的德性，而那是我们在近代文明的匆忙之中失掉了的。成功的物质主义本能地向东方哲学那苍然的智慧缴上一份敬意。

因此，无论中国眼下的命运如何，无论有什么震动与意外在等着这些旧世界的孩子——他们经过长久世纪的孤立，忽然面对我们这不安的近代性的种种烦扰与惊怖——无论他们因自身的无能与邻邦的贪婪还要忍受什么祸害，我想我们尽可安心确信：那些使这个民族坚定的灵魂穿过如此众多变易之险而得保全的品质，终究足以从它目前的苦难之中找出一个可喜的出路。当我们记起栖居于中国哲学之中的那种不被扰动的沉思之神、当我们想到那些使她寻常百姓的一生有了尊严的品质，蒙田的话里便有安慰；他说：「凡摇动的并不都会倒下——一副如此庞大的架子，其结构所系不止一根钉。它靠它的古老而立，如同那些老建筑，年岁虽已夺去了它们的根基，它们却仍凭自身的重量活着、存续着。」

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