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真相

一总论：中日早期关系

最可靠的权威们一致认为，古代中国人原是从里海附近的某处出发，越过如今已成荒漠的地带，迁徙到黄河上游来的。这番大迁徙发生的年代极为久远，一切痕迹都已湮没；而这个民族源出中亚的种种证据，虽足以令学者信服，其性质却无法在此地充分地概述。不过，近来在河南省所作的发掘，出土了烧制陶土的器皿与塑像，其形制最为原始，其中竟有几件诺亚方舟，与《圣经》所载几乎分毫不差。依某些专家之见，这些器物不仅确凿地证明了一处至少有六千年历史的聚落，而且表明它与极遥远的地域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或许有朝一日，系统的探寻会在人类的摇篮里，揭示出关于中国人起源的新的惊人事实。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早在基督纪元前三十个世纪，中国人就已占据了今日甘肃、陕西、河南三省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向东——向海——的去路为森林所阻，这是可以推想的。值得一记的是，他们表示「东」的象形字，是一轮太阳从树间照出；而表示「阻碍」的字，则是把那同一棵树放在门里。这个民族的远祖一路前进，一路开辟土地，从一个在零星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半牧半耕的民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农业民族——那时古典希腊还没有从朦胧的迷雾中浮现出来。中国人至今还尊崇那位把耕稼立为根本之制的君主的名号；他正确地认定，世上再没有哪一种增益，像田亩的增益那样丰厚，那样造福人类。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与老子在世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了。北京孔庙里那几面著名的石鼓，据说记载着周朝一位帝王的田猎之事（公元前八七六年），上面所刻是已知最古的文字；然而，从结绳记事，到在木头上刻划，再到最后书写象形和表意的符号，这番过渡很可能早在许多世纪之前便已完成。到夏朝最初几位帝王的时代（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中央王权的观念无疑已经牢固确立；孔子在公元前六世纪著述，论及当世的种种不满时，一再感叹传说中的尧、舜二帝那宽宏的时代——他们是早于夏朝、以牧人之王的身份统治天下的君主。想到今日公认的人类历史，比一代人以前所相信的要久远得多，那么中国人至少在一万年前便已进入黄河流域，也就绝非不可能了。

这个基督纪元以前的古老民族，是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弱小而好战的群体。他们散居在宽阔的中部河谷的黄土地上，在极为漫长的时期里，其扩张几乎觉察不到；战争与征伐往往占去了他们全部的心力，尽管有帝王的统治，国土依然分裂为一个个小邦。今日的华北，在当时不过是一片干旱的边地，一道斜堤；如今作为京畿的直隶省，那时正和今天蒙古的大部分地区一样荒野。从中亚荒原来的蛮族劫掠者自最早的时代起就是一大祸害，这个民族一旦从耕稼中获得安逸与财富，便遭到他们的侵扰——这一点，从秦始皇帝（公元前二四九至前二〇六年）的政策中便可以看出。正是这位君主，至今仍以两件看似不同、实则密切相关的作为而见称于史册：他焚毁了中国的典籍，因为它们正在使这个民族趋于颓靡；他又开始修筑长城，以保卫他新造的帝国。

中国最古的两座都城——陕西的西安府与河南的洛阳——不久便直接受到这道巨大壁垒的屏护；历代王朝又有计划地把它延伸，直到明朝，蒙古群山与大海之间的最后一道缺口终于在山海关合拢。然而无论是长城，还是对学问的那番巨大牺牲，都没有多大用处：中国人注定要不断沦为更为好战的民族的猎物。这个民族清静无为的特性，确实早在远古便已不可更易地定了型；他们自己的战争与纷争，往往带着一种地方性的而非全国性的色彩。

在这些早期的年代里，中国最近的邻邦是朝鲜；远东历史的一大部分，正是以这一事实为枢轴而转动的。诚然，基督纪元之后不久，中国的冒险家便从长江口扬帆南下，开始与安南人以及广州一带的土著王国有了往来；然而南下的陆路依旧为山地所阻，其中满是凶悍的族类。朝鲜人则较为驯顺。他们原本分成许多小群落，穴居而处；二千年前，中国的学者把文化带给了他们；而他们的禀赋颇富于文学气质，几乎立刻便为自己那多音节的方言创造出一套字母。他们兴旺繁衍、人口迅速增长，这一点可由下述事实证明：一千五百年前，他们已经在南满洲称为辽东的整个地区殖民，一直推进到离山海关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他们向以善于开矿著称，其矿坑至今还可以在直隶长城以外看到；他们寻求贵金属的名声是如此之大，以致八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胡尔达兹贝赫，把新罗（朝鲜）描述为盛产黄金之地。

割断朝鲜与中国人陆上联系的，是四个先后成功征服华北并建立王朝的满蒙民族中的头一个。一〇一二年，契丹人夺取了辽东半岛以及鸭绿江以西的全部土地，把朝鲜人赶回了他们原来的居处。因此，朝鲜今日的疆界，早在九百多年前便已划定。契丹人不久便深入华北，后来把他们的统治权交给了另一个鞑靼部族——女真人，即金；金朝同样短命，却在黄河以北牢固地立住了脚。接着便是蒙古人的元朝；到了十四世纪，这个王朝终于为明朝所逐，随着国都由南京迁回北京（一四一二年），中国人对满洲的拓殖便大大地发展起来。正如直隶以及蒙古边地在先前的几个世纪里得到了开拓，如今鞑靼人的平原上也迎来了大批的汉家子孙。

然而，这番满洲拓殖只限于辽东，即辽河以东的地方，以及紧挨着它的几个地区。再往外——在群山与森林之中——潜伏着凶悍的部族，随时准备袭掠他们安分的邻人。中国人征服的象征，如今一如在渺远的古昔，是锄头与犁铧；他们永久的姿态是防御，而且是从有城墙的城池里头进行的防御。十六世纪，他们与满洲人那场历史性的斗争开始了。满洲人是住在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山地民族，他们终于重演了忽必烈及其鞑靼人的奇迹，经过一场历时两代人的争战，征服了整个帝国。

满洲人在恢复秩序之后，于一六五一年举行了第一次人口调查，所报中国人口为五千五百万，比汉朝公元一年第一次户口调查所载的数目还要少，而与一二九五年忽必烈建立蒙古王朝时的人数相仿。于是我们面对着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自基督纪元开始以来，中国内战与边患所夺去的生命是如此之多，以致尽管领土不断扩张，人口却在一千六百余年间大体停滞不前。全部历史上再没有类似的记录。

然而此时却来了一场巨变。在著名的满洲皇帝康熙死后三年，即一七二〇年，人口已增至一亿二千五百万。在同样英明的乾隆皇帝在位之初（一七四三年），所报人口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到他在位的末期，一七八三年，人口已经翻了一番，报为二亿八千三百万。嘉庆年间（一八一二年），人口升至三亿六千万；太平天国起事以前（一八四二年），更增至四亿一千三百万；经过那场可怕的大乱，又跌落到二亿六千一百万。由此可见，从一六五一年到一八四二年这一百九十一年间，良好的治理使中国人口由五千五百万增至四亿一千三百万，增长了八倍。成就这一惊人结果的，竟是一个外来的民族。

二

日本人是什么人？出于政治上的缘故，日本人把他们的天皇追溯到一位太阳女神，据说她是在公元前七世纪从朝鲜渡海而来的。神话里所包含的东西，远比一般人所设想的要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亚洲大陆与日本南部之间最早的联系，正是以一位女王所率领的一场武装入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无论如何，人们普遍承认，日本人部分是两股移民的后裔，这两股移民都是经由朝鲜从大陆过来的，一股是满洲—朝鲜系，一股是蒙古系；然而研究日本人起源最卓著的学者之一贝尔兹，根据大量头颅指数的测录以及其他生物测量的资料发现，这个民族中最强的血统无疑是马来人。

如果你把日本男女外面那层中国式的衣裳剥去（和服便是唐代直接从中国输入的），你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男子围的是一条缠腰布，这是南亚沿海诸岛所有水上民族所特有的；而女子身上穿的，不多不少正是马来人的纱笼，即裙子，外加一件无袖的小短褂。让他们穿着这身装束，坐上至今仍在使用的那种弯头的马来渔船，你就看见了当初的入侵者，正从他们南方的岛屿上，顺着冲刷他们海岸的黑潮漂流北上。在他们离地两尺高的房屋里，你可以找到建在木桩上的水上人家的遗迹；日本人虽然与朝鲜人一样，有进屋脱鞋、坐在铺席地板上的习惯，但他们那种分开大脚趾的奇特木屐，分明是一个赤脚民族的发明——这个民族行走在林间小径上，需要一有动静便能立刻腾出双脚去爬树。

之所以必须细说这些琐节，为的是把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区别确切地确定下来。中国人几乎从有史之初便是一个安分的农耕民族，筑墙自守；日本人却是一个水上民族，后来变成了森林中的民族，以渔猎为生，只是勉勉强强地才学会了农耕。在基督纪元之初，他们稀稀落落地散居在本岛的河谷和沿海一带，还没有把我们称为阿伊努人的土著驱逐出去，与之交战不断，而且十分激烈。由于粗野而不通文字，他们早期的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然而，日本的鸟居却正是从这个朦胧的森林时代传下来的——那是一种奇特的建筑，原本用树干搭成，许多人把它误认为门楼；它立在太阳女神的神社前面，好让鸡栖息其上，在黎明时向初升太阳的第一道光芒致敬。

（原注：这个深奥的题目从来没有得到适当的探究，部分是因为日本学者在严刑峻罚之下，被禁止运用他们的批判能力，去建立一幅史前日本的真实图景。譬如，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生殖崇拜不仅在日本原始的信仰中占有极大的分量，而且是这个民族生活的根基。妇女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她们所受的无情榨取——从庶出子女的官方登记方式上便可看出：父某某，母不详——对于这个民族的发展以及日本社会今日的状况，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甚至被当作一项国际资本而大加标榜的武士道，也完全是借来的，它以中国的《三国志》为本——那是三世纪的战乱时代，汉朝覆亡，中国分裂为一个个尚武的小国，骑士的种种美德由此大为著名。由此可见，真正属于日本的东西，只剩下这几样：皇室的神话；鸟居；文身；缠腰布；下驮，即分趾的木屐；坟丘葬；多妻；茅草顶、高出地面的水上房屋；生殖崇拜；以及马来—印度尼西亚式的渔船。）

中国史籍表明，在公元五七年至二四七年之间，日本曾四次遣使至汉、魏两朝的朝廷；然而直到六世纪，日中关系的轮廓才开始清晰起来。随着佛教从黄海彼岸传入，中国的经籍才第一次真正为日本人所知；借用中国表意文字书写的日本书面语，也只是从七世纪才开始的。在此以前，有某些证据表明，日本曾断断续续地借用过朝鲜那种特殊的文字，但从未真正扎下根来。

由此可见，构成中日之间第一道桥梁的，是学问；而在这学问之中，佛教扮演了重大而要紧的角色。僧侣和学者成群结队地从中国渡海而来，赋予宗教——此前它只表现为粗陋的神道森林祭仪——一种新的、更为庄严的意义。移民经由朝鲜源源不断地渡海而来；中国式的寺院开始兴建；这番文化交流的结果，从下面这一事实便可见一斑：公元八一四年对日本贵族所作的一次调查表明，朝鲜和中国出身的家族有三百八十二家，纯粹日本出身的则有七百九十六家。中国的政制也同样被借了过去，八省的官制便是照抄中国唐朝的——唐朝在日本的史册上是以其开化之功而著称的。八世纪初，日本的第一座都城在奈良建成，所依的是中国通行的都城规制：九门九衢，宫城居于北部，由一条宽阔笔直的大道通达，这条大道把全城分为完全相等的两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日本因采用中国文明而彻底改观，那个时代的特色是衣着的浮华与奢靡之风的大盛。中国的宗主权当时是得到承认的，这一点并无争议；中国在唐朝治下，在东亚所享有的文化上的至高地位，是空前绝后的。

（原注：关于宗主权这个问题，参见后文所举的那些值得注意的事实。）

如此持续了三百多年。其后，由于封建时代的到来，日本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封建时代的形成，是由于几个大家族之间的权力之争，以及对阿伊努蛮族日益加剧的征战。十二世纪时，有一个叫赖朝的人首先获得了征夷大将军（即「征服蛮夷的大元帅」）的称号；正如摄政一职长久以来由藤原氏世袭——藤原氏按照惯例享有为天皇提供皇后的权利——如今将军一职也归于源氏所有，源氏在镰仓建立了他们的都城。

（原注：这个称号并不是新的；使它变得要紧的是新的情势。它最早是在八世纪末授予的，那时与阿伊努人的战事极为频繁。）

这些事实的结果——军国主义如此之早便取得了一种特殊的性格，具有既定礼仪的全部力量——为全部日本历史染上了色彩，并开启了政治上那种长久的二元体制，这种体制在如今的近代宪法之下依然存在。经过一段中国文化的时期之后，这个民族原初的特性又重新抬头，最强大的几个氏族的历史，便成了日本的历史。朝廷像中国历代朝廷惯常那样，沦为一个纯粹礼仪性的机构，被越来越推到幕后；而互相敌对的将军们彼此兴兵交战，又借着世袭武士阶级的壮大而势力日盛，把国土分割成一块块巨大的封地。

与中国的关系，在日本的成形时期原是亲善而密切的，此时则大为冷淡了。我们知道，在元朝即蒙古王朝时，曾两次派遣远征军到日本，以强行贯彻宗主权的要求，两次都惨败而归。这留下了一份永不消散的仇恨。诚然，在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足利将军治下，与中国的贸易日益受到重视，以支付那无休无止的内战的开销。明朝在建都南京的时候，尽管日本海盗骚扰不断，还是被说动了，发给通商的勘合，以便利这种往来——意味深长的是，日本输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竟是刀剑。十四世纪末，在中国就海盗行径屡犯不止一事正式提出抗议之后，两国关系重新开启，就在这时发生了那桩非同寻常的事件：中国使臣以王者的诰命和冠服，册封将军足利义满。日本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件事比这件事更引人注目了。按照皇统的法度，将军不过是天皇的「保护者」而已，他之所以有此举动，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篡权，这在今天看来是很清楚的；然而明朝皇帝就日本的朝贡船只所颁布的那些周密详尽的规定——为的是防止武装的阴谋——却证明在中国一方看来，日本的藩属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中日关系日益冷淡，接触也越来越疏远，只有朝鲜这件独特而至关紧要的事情是个例外。

三

只须看一眼地图，便可明白朝鲜在远东政治史上扮演如此重大的角色，是何等势所必然。这个半岛以一种惊人的方式突出于海中，有几分像欧洲的意大利；它与日本之间仅隔着一百二十英里的海面。而且，如果把将海峡一分为二的对马岛，以及壹岐等较小的岛屿算在内，那么可以说，在两国之间往来时，陆地几乎始终不离视线。这是一个要紧的因素：在古代，它曾带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后果。

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要求，从来不曾有人异议。在上古时代，譬如唐朝，中国宗主权利的表现也许只具有一种时断时续的性质；然而它却是不容否认的。古时一个小国承认宗主权的方式，不过是定期遣使，携带贡物或礼品，借着这一礼仪性的举动，取得受保护而免遭外敌侵犯的权利。朝鲜自汉朝起，便向她这位给予了她文明的伟大邻邦派遣这样的使节；六世纪朝鲜诸国交战之际，中国军队不仅参与了争斗，而且驱逐了那个有日本武士撑腰的南方王朝，使整个朝鲜在名义上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

鞑靼人统治华北的时期，先是契丹人，后是金人，打断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传统关系。然而蒙古王朝一经站稳脚跟，便恢复了旧日的惯例，接受朝鲜的臣服，而朝鲜也协助、怂恿了对日本的远征。

在明朝治下，中朝之间那种亲密的礼仪关系，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牢固的基础上重新确立起来；因为一三九二年朝鲜兴起了一个新的王朝，其开国之君便向明朝称臣，并奉中国的正朔历法，以示归顺。从此以后，朝鲜国王的册封便成了经常而正式的制度，任何继位非经中国皇帝的认可，便不算合法。朝鲜浸透中国文化之深，以致今日朝鲜的服饰仍以明代的式样为本；一六三七年满洲人征服朝鲜时（那时他们尚未入关），因朝鲜人归顺得如此之快，便以示恩的方式，让朝鲜人头上保留了中国旧日的发髻。

明代中日之间那种日益加深的巨大摩擦，以一五五四年日本海寇在长江以南的江苏、浙江沿海登陆并攻陷若干城镇为其标志，在朝鲜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十六世纪日本人对这个半岛的袭掠越来越频繁，终于酿成了丰臣秀吉那场规模浩大而又惨酷无比的远征——这在远东关系中是一件如此突出的大事，我们必须稍加详述。

那位伟大的统帅丰臣秀吉，利用封建的军国主义，征服了全日本，到一五九二年已集结起一支三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决意用之于海外。他原本的图谋无疑不是征服朝鲜，而是征服中国。朝鲜不过是一块垫脚石；倘若朝鲜肯被这样利用，她本来绝不必受她后来所受的那些苦难。然而十六世纪的朝鲜人忠于他们对中国所负的义务；正如二十世纪的比利时拒绝充当德国军队进入法国的通道，朝鲜也拒绝让丰臣秀吉为所欲为，而作了拼死的抵抗。她的城堡和军队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日军的推进最后到达了平壤，却再也没有越过这一步。

最终挽救了这个民族的，是朝鲜的海上力量。中国人为了抵御日本海盗对长江沿海的袭掠，曾设计过一种用厚重木料造成、四面完全封闭的船——一种浮动的坦克——使得当年那些可怕的日本剑客无法登船与敌人短兵相接。朝鲜人的帆船与中国，尤其是与山东和辽东，往来不断；他们改进了这种船型，外面包上铁鳞，使它看上去像一只乌龟。说来奇怪，历史上最早使用铁甲舰的荣誉，竟属于朝鲜；因为朝鲜的军队就是以这样的船只组成的水师，在釜山港以及朝鲜沿海的其他地点袭击日本的运兵船，几乎将其全部歼灭。中国在接到求援之后，一支又一支地派兵去救她的藩属；这些军队虽然并没有多么出色的表现，但他们的分量加上朝鲜的兵力，把日本人的推进遏止在平壤——由于海上的损失以及国内的纷争，入侵者终于在一五九八年撤退，退出了朝鲜。然而这个国家在漫长的六年里遭受了如此可怕的蹂躏，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杀戮之惨，至今京都还有一座坟冢，里面埋着被萨摩氏族杀死的三万五千名中国和朝鲜士兵的鼻子和耳朵，都是用盐腌过的。

却说，正如将军足利义满出于政治目的，曾接受中国使臣的册封，丰臣秀吉在战败之后，也从中国使臣手里接受了一份文书——据日本史家说，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的——而这份文书只能有一种含义。它的文本对于说明两国冲突的性质——中国要求文化上的至高地位，而日本则一再以武力加以拒斥——是如此之重要，因此应当把全文读一读：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兹盛际，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尊声教。钦哉！

然而丰臣秀吉之死，使他未能处置这件在历史上极有意味的事情。另有种种势力正在起作用，需要密切的注意。

早在远东历史的这个转折点以前，白种人就已突然登场，以他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事态的进程。

四

一五四二年，一艘从暹罗驶往澳门的葡萄牙船，被风吹离了航道，漂到了萨摩国的海岸外。水手们受到了很好的款待。他们的火绳枪引起了极大的好奇——任何种类的兵器总是令日本人喜爱的；这些火绳枪很快便被仿造出来，在丰臣秀吉的远征中用来对付朝鲜人和中国人。葡萄牙水手把他们这一发现的消息带回去，告诉了他们的传教士；于是伟大的方济各·沙勿略于一五四九年在萨摩的首府鹿儿岛登陆。

欧洲商人和欧洲教士踏上日本国土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要描述起来，本身就得写一整部书。但其最终的结果可以这样概括。起初，由于希望通商，某些封建领主接纳了基督教的传教士，因为在那个时代，贸易与宗教是携手并进的。在九州岛上，有大批的人受洗入教；尽管有些摩擦，表面上一切都还顺遂。然而，一五八七年，就是这位丰臣秀吉，在他远征朝鲜以前，征服了九州和萨摩诸氏族之后，向耶稣会士提出了下面五个问题：

「传教士凭什么、以什么权力强迫日本人改信基督教？他们为什么唆使信徒捣毁佛寺？为什么迫害僧侣？为什么吃那些于人有用的牲畜？耶稣会的首领们为什么容许他们本国的商人购买日本人，把他们带到印度去当奴隶？」

对这一连串质问所作的答复被认为不能令人满意，丰臣秀吉便颁布了他那道著名的驱逐令。至少有十年之久，由于贸易上的考虑，这道命令没有付诸实行；但随着方济各会修士的到来，事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方济各会士是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是对头。他们以马尼拉为据点——他们的同胞在那里与西班牙属南美洲进行着定期的贸易——对敌对的耶稣会怀着深切的厌恶，决意要使之蒙羞。耶稣会士既已遭禁，便秘密地进行他们的宗教仪式。方济各会士却对他们那一套嗤之以鼻。尽管有一道教皇谕令把日本划在他们的范围以外，他们仍执意进入日本，甚至深入到当时天皇所居的京都，收了许多信徒。一件纯属偶然的事断送了他们。一艘从马尼拉开往南美洲的西班牙大帆船漂到礁石上搁浅，因为满载财货，被当作战利品没收了。领航员为了挽救他的船作最后的努力，把一幅世界地图拿给日本官员看，指点西班牙领土的广大。被问到一个国家如何能取得这样大的势力时，他作了那个载入史册的回答：「我们的国王先派传教士到他们想要征服的国家去，引导那里的人民皈依我们的宗教；等到传教有了相当的进展，便派军队去与新入教的基督徒会合，这样一来，我们的国王就不费什么力气便能完成其余的事了。」

丰臣秀吉得知这番话后，勃然大怒，下令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他在这一政策完成以前便死了，但继他而起的德川将军在严厉一点上却毫不逊色。不过日本那时仍为内战所撕裂，外国问题虽然急迫，却被国内的争端盖过了。因此，尽管在一六一四年，即丰臣秀吉采取行动二十七年之后，又颁布了一道驱逐令，一六一六年又颁布了一道，最后的一幕却直到一六三八年才上演。那一年，最后剩下的一批日本基督徒——据说有能战之士二万人、妇孺一万七千人——退守到长崎湾的岛原半岛上。这些起事者在绘有红十字的旗帜下，高呼着耶稣和马利亚的名字作战，遭到攻击，几乎被斩尽杀绝，基督教从此在日本消失了。

在这最后一幕中，一艘荷兰商船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协助将军的军队进行炮击。荷兰人早在一六〇五年便获准通商。他们恰恰具备了适合当时日本情势的条件：他们有做买卖的本事，却没有任何宗教上的牵连；于是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被彻底驱逐之后，这个场地便完全留给了他们——长崎的出岛，长不过三百码，成了向世界敞开的唯一窗口。然而荷兰人却受尽了种种侮辱。荷兰人死了，不得葬在日本的土地上。每一艘荷兰船都要被卸下船舵、枪炮和弹药，船帆也要被封起来；任何宗教仪式都不准举行；这种状况持续了二百一十七年之久，直到佩里到来。不但如此，日本人也不得建造能够远渡重洋的船只。日本人在朝鲜受挫，又畏惧西方的诸帝国，便把自己不可挽回地封闭了起来。

丰臣秀吉所开创的这一双重政策，竟有这样一个奇特的收场，这在全部历史上是找不到第二例的。对外征服失败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封建势力的全面巩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切对日本人的性格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以及在过去三十年间，他们如何企图去完成三百年前未能完成的事业。

他们被逼回到自己身上，其天生的特性便愈加强化了——他们变得越来越像他们自己。每一种活动都有琐细繁多的规章加以约束；每一条大路上都有封建领主的卫兵把守，除非持有特别的许可，从一个藩国到另一个藩国去旅行是不可能的；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甚至与朝鲜也毫无联系，只有对马的大名在釜山那一小块居留地上几乎偷偷摸摸地做些往来——十七、十八世纪的日本，离中国比离欧美还要远，因为出岛的荷兰商人至少还是一条通向西方的纽带。事实上，从一六四四年满洲王朝在北京宣告建立，一直到一八七一年的天津通商条约，中日之间没有交换过一件文书，也没有过任何形式的往来。

五

对于这件事，有必要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加以考察。

一五一八年，西方航海者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比他们到达日本还早二十六年——明朝皇帝对此虽不甚欢迎，却并未采取什么直接的行动；直到葡萄牙商船水手的野蛮行径，以及他们为搜掠妇女而侵入内地的劫掠，散播了恐慌，引起了民间的报复，情形才有所改变。只是到了那时，往来才被限定在澳门和广州，一种管制的政策才开始施行。

广州是很适于与陌生的国家维持贸易关系的。它原是由中国的航海冒险家所建立的——在基督纪元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他们沿着中国海岸南下，闯进了那些土著的小王国——直到唐朝（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七年）才被正式并入帝国的版图。八、九世纪时，伊斯兰教的传播把阿拉伯航海者带到了极东之地；不久，中国船只虽然一般不越过马六甲海峡，却也远航到了非洲和印度。十三世纪末，马可·波罗本人在忽必烈汗的朝廷中度过了那段非凡的岁月之后，离开契丹之地，便是从南方的福建省厦门，乘一艘中国远洋帆船驶往波斯湾的；关于这种船，他说道：

「首先，让我们来说一说商人们往来于印度诸岛之间所乘的船只。你们须知，这些船是用枞木造的。它们只有一层甲板，但每条船上都有五六十间舱房，商人们住在里面，十分舒适，每人各占一间。船只有一个舵，却有四根桅杆；有时还另有两根桅杆，可以随意竖起或卸下。每一艘这样的大船，至少需要水手二百人，有的需要三百人。这些船的确极其庞大，一条船可以装载五六千筐胡椒，而从前的船比现在的还要大……」

由此可见，广州人以及其他华南人对外国事物是十分熟悉的；当第一批征服者穿过马六甲海峡、把手伸向黄海的时候，他们的商船早已星罗棋布于马来群岛的海面上了；而且，直到暴行和火绳枪成了同义词以前，那些白面孔的外国人并没有受到限制。

这一句话，便道尽了两个世纪里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广州的商人并不像历史上加来的市民那样，被迫把城市的钥匙交给一个外来的征服者；他们只不过适应一时的需要，创立并固定下一种与中世纪欧洲的制度极为相似的商业制度，从而取得了贸易上的专利。广州以及邻近的澳门港的商埠，完全满足了买卖双方的需要：在中国，与日本不同，并不存在对外国征服的恐惧——限制不过是一种治安措施而已。

宗教方面的情形，也和商业大致相同。第一个在中国立足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于一五八一年来到广州，二十年后到达北京。那时他已是一位造诣精深的中国学者，被正式引见给明朝的万历皇帝，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一六四四年，由于长城上的叛卖，满洲骑兵进入北京，明朝覆亡；此时耶稣会的神父们已经根基稳固，拥有数以千计的信徒，因此完全为新王朝所接纳——正如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希腊正教的牧首被土耳其人所接纳一样。最终引起冲突的，是一个关乎国家纲纪的问题，即祭祖；与耶稣会敌对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不肯接受耶稣会士的那种迁就，把这种习俗称为偶像崇拜。事情被提交到历任教皇那里，而裁决却互相抵触。一七〇〇年，伟大的康熙皇帝明确宣告「中国之礼俗乃是政治」——意思是说，祭祖是国家纲纪的一部分，必须予以维持；尽管教皇们持不同意见，并对一切容忍这种习俗的人发出诅咒，但直到一七二四年——即在一个半世纪密切的宗教往来之后——北京才颁布了一道驱逐令，而且只是部分地得到遵行。事实上，到十九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仍在中国秘密地活动，他们也是最早深入朝鲜的欧洲人。他们确实是迫使中国开放的那些外部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一八七一年中日第一个条约签订的时候，各教派的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达两代人之久了。

六

要充分论述历史上的这一关键时期——即十九世纪后期，由于西方以武力打开了中日两国的门户，两国之间重新建立起直接而正式的往来——所需要的是一部至今完全付之阙如的著作，那就是一部关于政治家李鸿章的、有批判眼光而又真实可信的专论；直到一八九四年因朝鲜而爆发战争以前，北京的对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操在他的手中。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至今还不知道；我们仍然身处黑暗之中。证据的处理，分寸的拿捏，政策的检验——这一切即便对于西方的政治家已经够困难了，当东方的治术与欧洲的问题搅在一起，而全部事情又隐没在一座旧式衙门的昏暗之中时，其困难更要加倍。一八七〇年，李鸿章被调到京师的门户（因为天津正是北京的门户），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身后挟着在戈登将军协助之下扑灭太平军最后的垂死挣扎所赢得的全部威望。他的特殊职责，是设计出一套抵御外国压力的机制；把国际往来限制在沿海一带；从而防止无知的民众与桀骜的重商主义之间发生冲突。那时，中国国家的根基已被内部的不满和外部的攻击侵蚀殆尽，只须再稍加一把力，便足以给这个王朝带来无可挽回的灾难。日本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然而朝鲜却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了两国之间那种固有的敌对的交锋之地。

一八六八年，日本通过对马大名，把明治天皇复辟一事通知了汉城政府；但她要求朝鲜承认藩属地位，却遭到断然拒绝。若不是维新时期的政治家们明智，战争也许在那时就已爆发了。西方各海上强国不断设法与这个隐士之国建立通商关系，几乎从十九世纪初起，便使朝鲜沿海充满了惊恐；其顶点是一八七一年美国派出了一个专使团。然而美国的炮艇遭到炮击，随后发生了一场激战，结果朝鲜的沿海炮台被攻占并摧毁。不过这一举动毫无结果，又过了十年，西方的外交才再度介入。中国表面上漠不关心；至今没有人确切知道，她是否预见到了不久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然而，美国在朝鲜的行动，却在日本引起了直接而强烈的反响；日本深深感到，一天也不可耽误了。中国被外国条约打开门户已近三十年；日本自己接受佩里的要求也已近二十年。然而中日两国在官方上却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在对方的朝廷里也都没有自己的代表。

一八七一年秋（即济物浦外美国炮艇事件发生后四个月），日本外务大臣伊达宗城来到天津，与李鸿章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在实质上和根本上都与中国所订的其他一切条约不同。它的措辞和条款在今天实在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揭示了一个事实：日本第一次试图使自己适应一种与东方文化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关系形式时，是本着平等的精神的。欧洲得之于罗马法的那种成文的、精确的协定，在这里却以流畅而典雅的辞令出现；那些从其本性而言本应自始便清楚而绝对地加以界定的事项，在这里只是含糊地触及而已。

且听一听它的措辞。

第一条宣称：

「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第二条宣称：

「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第三条宣称：

「两国政事禁令，各有异同，其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强请开办。其禁令亦应互相为助，各饬商民，不准诱惑土人，稍有违犯。」

有人也许要问：关于朝鲜，当时是否有过讨论，还是两位全权代表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因为订约的人已经死了——而他们的日记也已被销毁了。

然而，比这些两个主权国家借以朦胧地承认彼此存在的一般政治准则更有意思的，是另外两条：它们规定两国在设有领事的通商口岸各自享有治外法权，在没有领事的地方，则把管辖之权留给地方官，授权他们依照当地的法律执行司法。在一八七一至一八九四年这段时期内，中国在日本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与日本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恰恰相同（这一事实在今天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而最终使日本非进攻中国不可的，正是这个问题，其分量不亚于朝鲜问题。

第八条宣称：

「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两国商民彼此互相控诉，俱用禀呈。理事官应先为劝息，使不成讼。如或不能，则照会地方官会同公平讯断。其窃盗逋欠等案，两国地方官只能查拿追办，不能代偿。」

第九条宣称：

「两国指定各口，倘未设理事官，其贸易人民均归地方官约束照料。如犯罪名，准一面查拿，一面将案情知照附近各口理事官，按律科断。」

历史上并不罕见的那种奇特的讽刺之一是：条约签订不到三个月，便因琉球群岛上发生的一件事而经受了一场严酷的考验。这一串岛屿悬垂在日本诸岛之下，几百年来同时向中国和日本进贡。但中国是更早的宗主。琉球首次向中国进贡是在公元一三七二年，向日本进贡则迟至一四五一年。自明朝永乐皇帝（一四〇三至一四二五年）时起，琉球的王公也按例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然而一六〇九年，这些岛屿被萨摩藩主征服，从那以后，其王公便接受日本天皇的册封。一八七一年，有些琉球岛民在台湾海岸遭遇船难，被山中的猎头生番杀死并吃掉，日本为她的臣民要求赔偿，而中国并未提出宗主权的反要求。不过，李鸿章承担了责任，答应惩办台湾的生番；但他的决定几乎立刻就被北京政府推翻了，北京宣称，那些部落并不承认任何宗主。于是日本派出了一支三千人的远征军——这又使中国政府再一次改变了政策，声称唯有中国有权干预台湾的事务。中国军队也被派往台湾，两国似乎正在滑向战争；后经英国驻北京公使的调停，以赔款的方式达成了解决。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北京议定的这个解决办法，其措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签字的是日本伟大的政治家大久保利通，他长期专门从事本国的对外关系。其前言说：

「……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今与中国议明退兵并善后办法，开列三条于后。」

就这样，日本成功地认定：一个同时向中国和日本进贡的藩国的人民，乃是日本的臣民。这一原则一经确立，此后便指导着她与她那伟大邻邦相争的全部政策。

七

一八七五年，有些日本水兵遭到朝鲜炮台的炮击，那正是四年前被美国人摧毁过的炮台。这些炮台再一次被夷为平地，日本并把她的意图通知了中国。令她恼怒的不仅是中国的种种要求，她还深切地感到俄国兵力的威胁。俄国不但在一八六〇年施用诡计，吞并了满洲濒临太平洋的整个地区，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座大城，而且在一八六一年企图做蒙古人在忽必烈汗治下做过的事——占据扼守朝鲜海峡的战略要地对马岛。中国就建立和睦关系一事给了朝鲜友好的劝告；但日本向汉城朝廷递交了一件提议缔约的照会，却遭到拒绝。一八七六年二月，一位大使和一位师团长率领必要的军队，在朝鲜海面下锚，或和或战，悉听其便——结果订立了一个条约，签约的恰恰是那位师团长，这倒很有代表性；条约中承认了朝鲜的独立。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项宣告，如何能与那些仍按例前往北京、尽人皆知的朝贡使团相调和呢？难道这是说，西方的武力强加于东方诸帝国的那种新式关系——连同以罗马法为本的成文协定——必然要摧毁旧日的文化上的主张和旧日的霸权吗？没有人知道；然而并非纯属巧合的是，就在这个条约订立的次年，李鸿章把鸭绿江西岸即中国一侧那条宽四十英里的中立地带并入了中国；这条地带数百年来一直是无人之地，因为它位于旧日的边界柳条边之外。这一举动显然流露出恐惧——一种朦胧的意识，觉察到一条「战略边疆」正受到威胁。

然而，尽管有这些事情，对于主要的因素——外国的压力——似乎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政策。不过，一八八一年，李鸿章致书朝鲜朝廷，劝它与西方列强订立「有限度的条约」。一八八二年，仍然渴望建立正式关系的美国，派了一位海军准将乘一艘美国炮艇，由三艘中国军舰护送前往；正如一代人以前佩里准将在东京湾所做的那样，他终于签订了朝鲜与西方的第一个条约。

紧接着这件事，我们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美国的条约是在五月签订的；到了九月，中朝两国官员在天津会晤，订立了一项书面协定，在一句话里便透露了中朝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真实性质。「一八八二年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前言是这样开头的：

「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议。惟现在各国既由水路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其边界互市之例，亦因时量为变通。惟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兹订立各条如左。」

到这时我们终于看清楚了。朝鲜是一个「藩封」，正如安南、东京、暹罗、缅甸、西藏、尼泊尔、东突厥斯坦以及外蒙古诸部是藩封一样，也就是说，是由较小的王者统治的缓冲地带。它们环绕着古老的中国——中国之所以被视为万物的中心，是因为在儒家的宇宙观里，身为天子的皇帝，理所当然地是一切承认中国文化教化的人们的大祭司——它们负有一种确定而特殊的职分。不难看出，中国在十九世纪所面临的困难，正是英国在印度所面临的困难：在那里，出于同样的缘故——虽然换了一个名目——俄国在中亚的推进导致那些独立的汗国被吞并，威胁着整个缓冲地带的理论。因此，中国在朝鲜的窘境，便是英国在阿富汗的窘境；甚至宗主国与藩属之间的水路往来，也曾被绝对而严格地断绝了，因为在东方，执行一项禁令的唯一办法，就是使之成为绝对的禁令。日本所冒充其阐扬者的那种西方主义，摧毁了旧日的约束。水，是无法控制的因素。直到今天，水仍然是远东的主宰力量……

一八八三年，管理朝鲜边境往来的进一步章程，又为这个晦涩而艰难的题目投下了更多的光亮。中朝两国官员在辽东互相会商，透露出旧日关系中的若干奇特之处。有一条说：「鸭绿江中国一侧及朝鲜平安道境内各江口所产之鱼，向为中国朝廷采办供祭之用，此系天朝特权，民人严禁私行捕捞。」这会唤起多少久已逝去的往昔景象啊——远在数百英里之外的北京天坛和太庙，凭着成例的权利，从这片藩属地区取得供品！另一条同样不动声色地宣称：「辽东所辖之地，均系陪都所属皇产，悉遵向经钦定之章程；凡来采买土货之商人，无论往返，只准由凤凰边门出入；其由贡道被遣回之行旅，不得任意择路而行。」

这是何等浓厚的十七世纪气息！因为所谓「陪都」便是奉天——那个小小的满洲部落最初的首府，这个部落经过五十年的奋斗，攻占了北京。正如西安府早在十三个世纪以前就不再是国都，至今却仍保存着朝廷各大部院的缩影或空架子，奉天也照旧被称为「陪都」。而那道如此不经意地出现的柳条边——距鸭绿江四十英里——正是明朝在十五世纪为保护中国移民免遭满洲人袭掠而修筑的旧日中国边界柳条边；那里仍然驻守着卫兵，而他们对它原来的用途却一无所知了。

从这些痕迹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从海上席卷而来的西方主义，对一个古老的帝国意味着怎样的悲剧。

与此同时，在朝鲜的京城，古老传统的这场颠覆，正激起一场殊死的斗争，其激烈不亚于德川幕府末年的日本；朝鲜王室为种种阴谋所撕裂，分成了由那位命运多舛的王后所领导的所谓守旧亲华派，和所谓开化亲日派。一八八二年最初的几个对外条约签订之后，引起了日本公使馆被毁以及普遍的暴民骚乱，其结果是袁世凯和其他几位将领率领三千中国军队登陆，支持王后一派。紧接着，同样数目的日本军队也登陆了。

中日两国在隔绝了几百年之后如此面对面地相遇，使空气里充满了电。两个民族本能地互相憎恨。几代人的全部嫉妒和积怨，似乎都集中到了汉城；事件一件接着一件，快得令人目眩。一八八四年，数千朝鲜和中国军队在袁世凯指挥之下，攻打一座由两个中队日本步兵守卫的宫殿。更多的中国和日本军队开到，战争的谣言日盛一日。然而梨子还没有成熟；于是在一八八五年，已故的伊藤博文亲王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又签订了一项专条。

在这件文书中，中日两国相约各自从朝鲜撤兵：它们宣布，「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两国还相约，今后若要派兵，须事先知照。然而对于根本的问题，即界定朝鲜的真实地位，双方都还不肯作出承诺；尽管在另一条款中，它们「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

此后，美国军官来到朝鲜，训练了一阵朝鲜军队；又过了几个月，英国撤出了巨文岛——她之所以占据此岛，是因为俄国似乎就要南下去寻找「暖水」了。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袁世凯，以及天津的政策。这个日后觊觎中国皇位的人，已作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员回到汉城——他之所以能诱使李鸿章同意这狡黠的一步，是因为日本在那里只有一位全权公使。

就这样，风暴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了；有眼光的人一望便知。

八

中国在经历了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中法越南之战的教训之后，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开始修筑旅顺的防务。她还大大地改善了海军，不久便拥有了两艘铁甲舰和若干艘精良的巡洋舰，全军由一位中国提督和一位英国提督共同统率。然而一八九〇年，那位英国人因一场琐细的争执而丢了职位——中国在朝鲜的命运便从此注定了。新海军里很快便贪污与无能横行；这支海军本可以重演十六世纪朝鲜铁甲船的壮举，却在一八九四年的鸭绿江之战（黄海海战）中，带着灌满了沙子的炮弹投入战斗，从而改变了全部历史。

日本决意对中国开战，是在一八九四年——就在她与英国签订了废除在日治外法权的条约之后，立刻便下了决心。在她看来，战争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不仅是为了完成她在国际上的解放，而且是为了从中国手里夺去那些令她难堪的权利。下面这些事实，在今天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英国废除治外法权的条约，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六日签订的；那时，朝鲜由于所谓东学党之乱而发生的事变，已经导致中日两国军队双双登陆。第一次战争行动——日本巡洋舰击沉满载中国援军的租用运兵船「高升号」——直到七月二十五日才发生，也就是说，直到条约在伦敦正式签订之后九天才发生。换言之，日本是按照公认的普鲁士模式，照着时刻表行事的。陆上的战斗又推迟了三天；日本直到八月一日才发布宣战书，而在七月二十三日，她已经闯入并占据了朝鲜王宫，劫走了王后和她的子女，从而得以任命一个傀儡摄政。

（原注：关于东学党起事的真实解释，参见附录文件第七件。）

其余列强很快便在治外法权问题上效法了英国的榜样；而日本在各国之间的地位既已大为改善，她就非得取得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特权——那是她当时所没有的——同时强行取消中国在日本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不可。

这是日本在朝鲜采取行动的更深一层的原因之一。尽管中国几乎在最初几次战败之后便同意了朝鲜的完全独立，日本所追求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目标。割让辽东，即旧日柳条边以内的地区，再加上被并入的鸭绿江地带，不过是一件小事，正如台湾是另一件小事一样。真正的战利品，是把中日之间的旧关系颠倒过来——让作为宗主的中国变成藩属，让作为藩属的日本变成宗主。其余的一切，都从属于这个根本的观念。一八九五年俄国及其附庸的干涉，紧随其后的日本人对朝鲜王后的残暴谋杀，以及在朝鲜的全部势力的丧失，接着又是满洲的战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事情，都不过是这一宏大政策中的一些间断——出于不得已、出于世界舆论之影响的间断。今天的根本观念，也正如多年以来一样，是要完成这样一个计划：让作为宗主的中国变成藩属，让作为藩属的日本变成宗主。

这场危机的性质奇特而错综复杂，使得日本必须采取一种双重的政策——一套对西方，另一套对东方——这一点，在后面的四章里将得到充分的说明。

二远东大势

笔者自问对远东以及一切与远东相关的事物，有着切身的了解。他童年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一大群人，成千上万，赤着上身，手执竹扁担，呼喊着蜂拥而来，决意要捣毁他父亲的宅子——只因门牌上五个方方正正的黑字，昭示着这是一位监督的官邸，而这位监督是管征税的。那时盐税刚刚加了，为的是支付一八八四年的中法越南之战；这些人从沿长江绵延数里停泊的庞大盐船队上岸而来，想用恫吓的手段求得减免。他们照例找错了衙门；然而长久的阅历早已教会他们：在一个事事讲调和的国度里，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一种有效的政治论据，而且打错了人也总比谁都不打要好。……这便是那个古怪的中国问题，第一次闯进他尚未成熟的心目之中。这个问题在许多方面浩大无边，然而本质上却又简单，因为它是由最粗浅的经济问题构成的，而这些问题千百年来从未改变。

自三十五年前的那些日子以来，桥下已流过许多水，世事也已几经变迁。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战争以及战争的惊扰，使中国被交到了国际放债人的手里。有了债务，便有了纠葛和摩擦。一九〇〇年以那场叫作义和团起事的大「爆裂」而著称；随后的善后又因一九〇五年俄国不可战胜这一神话的彻底破灭而愈加纠缠——这个神话曾经那样死死地缠住已故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和如今的兰斯多恩勋爵，以至于我们这狂热的十年里的大多数灾祸，都只能追溯到它一个源头上去。远东国际关系的整座大厦既是建立在均势之上的——而均势不过是拒不正视必然之事的另一个名称——俄国的衰落便毁掉了这套东拼西凑的方案，使两件事中必有一件成为定局：中国要么赢得完全的独立，要么被瓜分。

一九一一年，少年中国奋勇一试，想用建立共和国来争取前一条出路。然而，正如笔者在最近一部著作中所力图说明的，这番尝试并不十分成功，主要是因为世界上的自由主义列强当时正如它们后来在俄国问题上所表现的一样目光短浅，它们并不喜爱中国革命——之所以容忍满洲专制的覆灭，只是因为债券持有人在这个国家的利益并未直接受到影响。一有机会，它们便扶助以袁世凯为化身的反动势力；出钱资助他，好让他消灭一切对手，顺带把议会政治的胚胎也一并扼杀；然后又大为惊讶：他竟然觊觎起一顶滑稽的王冠来，结果这顶王冠要了他的命，也把国家弄得差不多残破不堪。

所以就欧洲而言，中国共和试验的结果被视为全然无足轻重。职业外交家们——他们对近代政治的了解，大约比任何其他一群人都要少，而且全世界的外交家都被民权的兴起吓得不轻——都说中国人不配自治，不管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当黎元洪总统于一九一六年夏天就职时，列强在重建方面已拿不出任何方案，只剩下诱使中国参战这一着，指望这一举动能把局面敷衍过去，并借以掩盖五年来不光彩的外交。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国果然对德奥宣战——促使中国加速作出这一决定的，是石井子爵赴美国的特别使命，人们担心这一使命怀有险恶的目的。然而中国的宣战被剥去了一半的国际意义，因为这个国家再一次自相交战——北方与南方对峙，双方各称对方为叛逆，各想以武力征服对方。这一类的地方军阀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了与德皇主义在欧洲同样的公敌，所以值得仔细地考察一番。

中国的新式陆军，是一九〇〇年那场崩溃的产儿。诚然，在义和团爆发之前，由于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那场惨败的中日战争，已经编练了几支「模范」师。譬如有一支由聂将军统率的北洋军，在天津周围与各国联军作战，奋勇无比，向着有壕堑的阵地一次次冲锋，直到几乎全军覆没——这件事从未得到应有的记载。此外在南京和汉口也有一些训练精良的军队，而最重要的，是袁世凯在山东的那支精锐之师。

中国新式陆军的萌芽，正是这支队伍。一九〇二年，出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遥远的西安府回到北京，批准了袁世凯编练国军的计划；此后事情进展得那样快——至少以亚洲的标准而论——到一九〇五年，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兼练兵处大臣的身份，已能举行有十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参加的秋操。

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切有远见的人都觉得，袁世凯是在有意编练一支军队，来取代八旗，即满洲的军团。十七世纪满洲征服中国，靠的正是八旗；八旗的编制——在纸面上——一直留存下来，尽管兵丁已毫无用处，也毫无装备。日本刚刚在满洲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这时重又开始意识到：中国其实并非无足轻重，只要有一支哪怕仅仅是差强人意的陆海军，中国就能恢复一八九四年朝鲜之战以前远东的局面。笔者相信，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间在北京上演的那一出惊人的外交故事，有一部分正是出于这一个事实——即日本对一个尚武的中国的恐惧。

倘若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没有造成一段青黄不接的空位时期，中国的新式陆军大约在世界大战开始之时便会达到其全部额定编制（野战部队三十六个师，平时员额五十万人，战时员额一百万人以上）。然而革命远在改编计划完成之前就把它打散了；新旧军队混杂在一起；标准降低了，政治又被带进了军队，于是统一和纪律都毁坏了。

甘必大在教权派身上发现的东西，共和的中国确乎很快就在她的军阀身上发现了。军队又加进了无数设法弄到了枪械的人，显然成了公敌；因为兵士们公然宣称，革命是他们干成的，没有他们，革命领袖们一个钟头也活不下去。不幸这只是一半的真理，因而也像一切半真半假的话天然就有的那样危险。因为革命既是中国人的功劳，也同样是外国人的功劳。倘若不是外国外交有意断绝了满洲人在外国市场上的借款能力，满洲人是绝不可能被推翻的；而外国外交之所以这样做，是屈从于舆论家们的喧嚷，宣布西方世界在胜负分晓之前将严守中立。所以军队尽管夸口，实际上却仰赖着一个外国的出饷人，而要够得着这个出饷人，只有一个办法，这办法已被军队的领袖和缔造者——袁世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个办法混合着虚张声势、向互相竞争的各国公使馆许愿，以及恫吓——尤其是恫吓说，现钱若不到手，全中国就要燃起大火。袁世凯靠着按月筹足军饷，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因为早在满洲人退位之前，军队就已经桀骜不驯了。它的北方将领们，大体上被归在北洋派这个名目之下——译成英文，就是「北方海洋之派」，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北方各督辖区之派」——他们差不多全是从袁世凯最初那支模范军（一八九六年朝鲜之战以后编成）里的卑微的队官，一步步升到师长的；而且人人都觊觎着直接控制一省。换句话说，革命既废除了统辖一省或数省的总督，而代之以每省一个都督（现称督军），即军事长官，这些人的目的便都在于坐镇省城，因为省城是一省赋税汇集之地，钱必然就在那里。

这些师长们使用恐怖手段——这种手段始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北京遭到第三镇的洗劫——很快便成了革命后那个极不稳定的中国里最稳固的因素。一个又一个的统兵官，因效忠袁世凯而得到一座省城作为赏赐；尽管某种形式的国会或议会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开会，但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凡是存在过的实权，都由这些人瓜分了。

然而，立宪的观念——以及必须使文治居于至高地位的观念——从来不曾消亡。这个观念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它是一切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决意要达到的目标。而且，因为以文治对抗军阀主义，正是以广州为首府的西南各起义省份所宣布的宗旨，所以让我们确切地看一看事情究竟如何。

中国南北之争由来已久。它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已经持续了八百年——事实上，自十一、十二世纪契丹和金这两支鞑靼人冲破长城、在华北开始了鞑靼人的武力霸权以来，便一直存在；这种霸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古老的治道礼制。因为明朝（汉人的朝代）虽然打破了蒙古人的霸权，并在五百年前把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但明朝不久便被满洲人（又是鞑靼人）赶走了；满洲人在将近三百年前便把以北京为中枢的武力统治这一观念定了型——这种统治，不论已经变得多么有名无实，在华北仍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存活着，因为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传统所起的作用是那样强大，无论受过教育的还是未受教育的都一样，任何议论都无法将它扼杀。所以，尽管人们大谈立宪，南北之间真正的争端就在于此——即北京那套武力统治的传统并未被扼杀，而且在普及教育确定无疑地把它打入被遗忘的冥府之前，也无法被扼杀。

从革命一开始——也就是从一九一一年十月起——北方军队不但满怀着这种传统，而且自觉到自己的力量。北方若干省份的改编已经大体完成，因此在满洲退位之时，袁世凯直接指挥之下的装备相当齐全的军队，确实已有二十五万人。长江以南的情形则大不相同。有些省份只有改编过的混成旅；虽然湖北、江西、浙江、广东、云南这五个南方省份各自至少能凑出一个配有炮兵和辎重的像样的新式师，它们却没有像样的兵工厂，而且在人数上远远敌不过成群的旧式营勇。此外，全部军政机构，以及全部军械弹药的储备，都在北京的控制之下；再加上借款的能力已落到了离东交民巷只有十分钟路程的那些人手里，便可以看出，胜算不能不大大偏向北方。

然而南方对于必须以有效的议会政治取代军事独裁这一点，始终坚定不移。南方领袖们当然知道，一九一二年幼主宣统退位之时，他们其实并没有赢，大仗还在后头。退位首先要归功于袁世凯，而袁世凯受三件事的驱使——对一个曾想要他性命的王朝的仇恨；自己统治全国的野心；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追随外国舆论的习惯，因为这种舆论操纵着中国二十年来赖以为生的证券市场。所以满洲人一旦被清除，支配他的冲动便只剩下两个，而且仅仅两个——他的野心和外国的金融市场。其余的一切——国会、人民、各省省城——在他看来只是影子戏，而非实在。唯有这样来看这个问题，才能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

一九一三年春，也就是比本该召开的时候迟了一年多，第一届共和国会在北京开会，南方占了大多数，尽管他们的领袖宋教仁已奉袁世凯之命在上海遇刺。不但有这样的多数，而且凭着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临时约法，南方领袖们相信，他们可以有效地控制袁世凯，使他沦为一个傀儡。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便签订了那笔巨额的善后大借款，这使他得到了公然称霸所唯一需要的东西——钱；他们很快就幻想破灭，然而仍坚持了好几个月，最后之所以煽起公开的叛乱，只因为他们看清了，武力依旧是唯一的论据。

一九一三年七、八月间这场不值一提的事变，通常被称作二次革命；由于北方的兵力，它几个星期便收了场，却使南方更加衰弱，因为它让此前从未在长江以南任职的北方师长们，占据了从武昌（汉口）直到海边的一整线省城。所以叛乱结束之时，北方比一九一二年时强大了许多。二十一个省中，不但有十四个公然握在它的手里——构成一整块从黑龙江直到上海以南某地的领土——而且其余七省也有部分受到威胁，使南方的前景黑暗到了极点。

倘若袁世凯没有屈从于自一九一一年以来支配着他全部政策的三种冲动中的最后一种——他的野心——他今天或许还活着，统治着一个高度集权、高度官僚化的国家。然而在一九一五年，他屈从于家人和友人的一再怂恿——他们宣称，以一个合法的政体取代他事实上的独裁的时机已经到来——同意了帝制运动，从而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直到今天，学者之间仍在争论：他试图做的，正是那么多中国人在四千年有文字的历史中成功做过的事，为什么竟会闹得如此沸沸扬扬。自有史之初——也就是从尧舜之世，据说尧舜的兴盛远在鞑靼牧人之王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之前——中国人便一直在推翻旧朝、建立新朝。早期帝王有权任意指定任何人为继承者——那时并不知有王族血统之说——这被认为足以使一位显赫的大臣登上龙椅，因为帝王的黄色所象征的，与其说是一种武力的王权，不如说是一种祭司之职。袁世凯的友人们的确宣称，真正的君主立宪，把中国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不偏不倚地融合在一起，将会除去附着在北京身上的那种鞑靼武力的污点，带来举国的满意。然而他的仇敌们反驳说，他批准这样一个计划，不仅是蓄意的背叛——而此后关于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投票的种种揭露，确实暴露出了恬不知耻的舞弊——而且他所图谋的，不过是原封不动的家天下，连同其一切腐败和阿谀，还要借着那些训练有素的人——他们会有科学的罪犯那样的本领——变本加厉十倍。此外，与政界有接触的人都确信：既然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之时（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拒绝了日本全权代表日置益先生向他提出的日本保护，日本就一定会不择手段地挫败他的计划。所以当所谓的三次革命在一九一五年圣诞节爆发——这一次不在长江流域，而在僻远难至的云南省——便预示了他的垮台，因为连北方的将领们也大都拒绝支持他了。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心碎而死。南方又一次欢欣鼓舞，宣称终于赢了。然而一九一六年也同一九一二年一样，这其实并非南方党人的胜利：它只是某些南方省份的某些南方军事领袖的有限胜利；而独力打下了全部仗的那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云南领袖蔡锷，还没来得及巩固战果、真正显出他的分量，便去世了。副总统黎元洪此时就任总统，他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正人君子，在北京却不过是一名人质，没有一个来自他家乡湖北的兵士支持他。靠着全体海军的起事，才迫使北方军人派连恢复临时约法、重新召集一九一三年被解散的国会都同意了；所以国会重开之时，在表面之下，不过是一九一三年的局面重演，只是少了袁世凯。一九一七年初，由于美国邀请中国加入对潜艇海盗行为的斗争，参战问题提了出来，而此时正式宪法问题已几乎把国会弄垮了，因为南方的多数不足以强行通过那些要紧的条款。所以，正如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利用签订善后大借款来摧毁国会的权力一样，一九一七年北方派也开始利用对德宣战问题来恫吓多数党；协约各国公使馆的态度又使他们大为壮胆，因为这些公使馆极其渴望中国走出这一步，以致其余一切都被视为无关紧要。

于是开始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斗争。黎元洪总统似乎手握着机会，不但可以以坚定的态度解决宪法问题，而且可以一劳永逸地确定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他既没有得力的助手，又没有军队，在那关键的时刻他失去了胆量；在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正式宣战之前，他非法解散了国会。与此同时，他在这个大错之上又添了一桩蠢事：他召了目不识丁的张勋将军到北京，张勋上演了一出满洲复辟的滑稽戏——这场闹剧一阵短暂的枪声便把它驱散了。结果是南北分裂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北方军人派再一次牢牢地控制了北京，而出逃的南方人又一次被迫退回到革命的故乡——广州。十八个月以来，局面一直如此，西南七省的北缘时断时续地打着仗，外国列强束手旁观，不知这一切是否会有个了结。

「外国列强」这个说法，至今仍被普遍用来指称与中国有条约关系的所有国家；然而最近的事件已经证明，表达外国政治活动的恰当说法，应当是「外国列强与日本」。因为日本虽是协约国的盟国，而且自一九〇二年与英国缔结第一次同盟条约——那个条约把中国的领土完整保障得那样周到——以来，她已屡次与基督教世界的半数列强交换协定、照会、秘密备忘录以及诸如此类的文件，申明的都是同样的原则；然而她的对华政策，却与日本人的木屐一样，纯粹是日本的土产。这一政策在国际大道上嘀嗒作响地走着，仿佛穿着响亮的木屐，人人都看得见、听得见；然而每隔一段时候，木屐便被脱下，日本穿着袜子走进邻居的家里（礼貌如此要求）；然后在纸障子后面极其秘密地低声说：除非接受她的监护，否则中国将大为不幸。

从日本的立场来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问题，不过是重复已经概述过的事情罢了。然而至少这一点是应当说的：自六十年前佩里远征以来，远东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中国建立共和更使日本惶惑不安的了。

日本从一八六八年维新到一九〇五年朴茨茅斯条约，历尽千辛万苦，才使她的国民生活适应了近代世界的要求；如今她眼看着西方主义像洪流一般涌进中国，打着民主的名义，大有把中国整个席卷而去之势，真是惊恐万状。因为德川幕府治下两个半世纪的闭关锁国，在精神上至今仍存活于日本：日本的国民生活依然是种种调和与半明半暗的色调的奇特混合物，是一种相当娇嫩的东西，就像温室里的花木，倘若暴露在理性的冷风之中，很可能一吹即萎。在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不但要保持对君权神授的信仰，而且要在全国每一所学校、每一所专门学校、每一所大学里，由官方宣扬天皇真乃活神这一崇拜，这就断然需要在另一个世界的问题上玩弄一套近乎荒诞的戏法。笔者相信，日本外交的秘密，可以追溯到这种不真实的立国基础上去；而使之更加复杂的，是一种萦绕不去的信念：西方民族确实比东方民族更强大、更有活力、更有效率，一旦公开较量，必然会支配东方民族。如果我们把这一假设当作出发点，种种晦暗不明之处便都烟消云散了。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早在日俄战争之后——也就是十四年前——日本各阶层便都已知道，他们的物质发展完全不足以应付近代世界的激烈竞争，而俄国之被打败，实在是一个奇迹。日本人民被为偿还战债而征收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本能地赞成一种双管齐下的政策——一方面榨取中国的原料，一方面鼓动中国的舆论，以求即使不能实现黄种人的联合，至少也要使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在国际上，远东必须被看作一个在日本霸权之下的整体。

正是在日本人民怀着这种心情的时候，诺克斯的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一九〇八年）被提到世人面前，作为解决俄国战争所遗留下来的政治与领土纠葛的办法。在上述的情形之下，这样一个提议给日本人民的感受，很像南非纠纷之时德皇致克留格尔的电报给英国人民的感受，这是毫不足怪的。它被看作是无理的干涉，几乎是一种侮辱。因为有满洲战争以前那段时日的外交记录为证：日本曾经明确而断然地提出，只要俄国在朝鲜问题上作出类似的承诺，日本便对满洲不加任何干涉。日本人被迫打了一场倾家荡产的战争，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都没有真正的安全余地，就因为那个提议遭到了拒绝；在他们看来，这使他们有权得到那个心怀嫉妒的西方世界所不肯给予的体谅。这件几乎被遗忘了的事，有必要反复强调，哪怕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因为它正是许多曲折外交的秘密所在。因为当中立化计划落空，日本又发现一九〇九年英美两国的利益集团正在推动另一个计划——修筑一条平行铁路（锦瑷干线）——她便确信，一场以在亚洲大陆上限制她的经济为目标的新战斗已经开始了。而且，虽然一九一〇年她顺利地完成了对朝鲜的正式吞并，一九一一年英国政府却坚持修订英日同盟条约，加进了一个条款，使该约之不适用于美国一事确定无疑。

正当这些事情沉重地压在日本心头的时候，一九一二年二月满洲退位了——此前英国已拒绝赞同借兵力来保全这个王朝。而当事情已经明白显示，二十五年来一直是东京政府头号死敌的袁世凯，正受到西方列强一致的支持，被当作一个工具，来延续退位以前那些日子里的政治金融政策之时，日本的每一个派别都确信，非采取断然的行动不可了。

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所需要的机会。日本只肯按照她自己的条件对德宣战。协约国对青岛问题处置失当——譬如英国政府本来很容易就能诱使袁世凯向德国发出一份二十四小时的最后通牒，限其撤出中国领土，因为中国的总统手下有五万军队差不多就在青岛的后门口——这使日本得以仿佛施恩一般地参战，利用全世界的交战状态，来加紧推行一种与正在欧洲土地上激烈厮杀的那些问题毫不相干的政策。而当袁世凯迟迟才从国际大灾难使他陷入的惊愕中回过神来，在山东省划出一个交战区以限制日本的军事行动，随后又在青岛一经攻陷便撤销了这一交战区之时，日本的恼怒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于是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他们向他提出了那有名的二十一条；虽然报界激烈的防御战使条件有所减轻（第五号——即日本保护国的纲要——被撤回了），他们却以最后通牒强行通过了关于满洲和山东的全部条款，连同许多其他有价值的门户关闭的特权，这些特权日后将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

然而即使这样，日本仍不满足：她依然担心中国会参战，从而恢复某种行动的自由。一九一五年年底，东京政府直接出力阻止此事的实现；接着在一九一六年，又直接在海外出力，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外交自然首先是在彼得格勒着手的；而且正如布尔什维克公布的秘密条约所表明的，日本人干得非常成功，一九一六年他们与俄国订下了对其对华政策的再保险，所针对的是任何可能想要反对其中国计划的第三国。

然而俄国革命彻底毁掉了这一约定的价值；而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应美国之邀，以一种极其出人意料的方式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已处在正式宣战的前夕。眼看着到手的猎物又要从指缝里溜走，寺内内阁在一九一七年暮春制定了一项新政策。

他们有意地与北洋军人派结合在一起，许诺说，只要这一派肯在他们的旗帜下作战，便给予种种财政支持。北洋派名义上表示默许，但无论他们的南方对手怎样把恶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自始至终仍是中国人，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明白日本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只不过佯装与之完全一致罢了。于是又一次出现了戏中之戏；牵涉的因素如此之多，以至于大多数人很快就看不见那个主要问题了——那就是，日本当时只专注于一件事，即逼迫北京把每一项可以变现的资产统统典押出去，使东京的债权强大到压倒一切，以便到了解决远东问题之时，她的意愿便是法律。

石井子爵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启程赴美的；在目光敏锐的人看来，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东京政府仍认为事情不能令人满意，最后那个不驯服的因素必须被投进熔炉里去。这位日本特使在华盛顿逗留了两个月，毫无切实的结果，几乎陷于绝望。接着他短暂而奇怪地去了一趟纽约，又短暂而奇怪地回到华盛顿，结果便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的兰辛·石井换文。这次换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种种报告促成的——报告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安抚日本的舆论，日本的政策将发生严重的变化——这一点今天已无可怀疑。德国密使怎样不断地企图与日本建立联系——尤其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首都——内情人士都知道得很清楚；在世界大战那段危险的停顿期间，日本虽然在言语上和行动上都保持了忠诚，但确有非同寻常的诱惑在她眼前晃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然而即使是这些换文，连同其站不住脚的地理接近学说，也没有捉住那个像鬼火一样飘忽不定的中国。毫无疑问，它们助长了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那种奇特的日本政策——在那段时期，数以亿计的款项以毁灭性的条件借给了北京政府，被挥霍在一场毫无意义的内战上；然而在国际上，这些换文却是失败的。英国，依然是东亚首要的西方强国，并没有从她在一九一一年条约中所采取的立场上后退——即她同日本一样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而这些特殊利益，无论是英国的还是日本的，都必须加以维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却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个至今仍使日本不安的事实。

最后，一九一八年春，布尔什维主义侵入了亚洲俄罗斯，带来了新的纠葛；因为尽管从来不曾有过日本密探所宣称的那种德国对远东的威胁，却确实有了对日本计划的威胁。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哈尔滨那一长串阴谋与反阴谋的故事里——日本照例支持反动的霍尔瓦特将军，即中东铁路的主宰，以求取得对这条铁路的控制——我们看到的是一堆火被煽成烈焰，好让灵巧的手指去火中取栗。倘若俄国远东地区以及外贝加尔哥萨克聚落中的俄国反动分子没有被煽动起来攻打布尔什维克，便不会有至今仍有待解决的种种纠葛了。

然而日本需要边境战事，因为北满边缘的这些活动，使她得以强行订立中日军事秘密协定，这个协定似乎在战争期间把北京政府拴在了她的战车轮子上；而且，虽然美国巧妙地利用了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困境，终于促成了协约国在海参崴的干涉，阻止了那个全盘计划——即日本以军事占领贝加尔湖以东的一切地方——的实现，但必须指出，日本不顾协约国，在北满、在外贝加尔、在阿穆尔省独自行动，今天实际上已是哈尔滨、赤塔和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主人。

（原注：最新的一项运动，即由哥萨克·布里亚特首领谢苗诺夫在赤塔领导的泛蒙古运动，据信是日本密探所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自一九一七年以来一直在执行一个既定的计划。）

在这里我们必须停一停，因为这一纷繁的大势至此已经勾勒完毕。中国的纠纷将如何解决，整个远东将如何重建一种合理的均势，和平又将如何由此得到保障——这些问题必须另行论述，因为它们与这番仅仅触及题目边缘的讨论同样错综复杂。

三中国问题的解决

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勾勒了这个问题的大致轮廓——那是他在当地作了深入研究之后所见到的样子。他得出的某些结论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但须审慎注意的是，这些结论在今日已是东亚每一位不怀偏见的政治研究者的共识——只要他能把中国人当作正常的人类看待，只要他不否认中国人有权享受国际公道。

从上面的分析中，应当显出两桩重大的事实：其一，中国虽已正式地、公开地抛弃了她的古老文明，连同她的政治制度，却至今未能拿出比西方做法的理论更为坚实的东西来取而代之；其二，日本步着以往其他强悍民族所走过的帝国之路，并且相信世界大战已使她有权在本地区取得某种首要地位，正一步深似一步地陷入大陆主义之中，愈来愈公然地觊觎整个东亚的政治、商业、工业与军事霸权。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两桩事实能否调和？也就是说，面对邻邦的帝国主义野心，中国的新生还能否得以完成？答案是既能，又不能：倘若局势中起决定作用的一方——海洋列强——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能；倘若它们不对这个公认错综复杂、令人恼怒的局面作出公正而持平的裁断，而去效法本丢·彼拉多，对整件事洗手不管，那就不能。

我们说的是海洋列强——为什么是海洋列强？

举世皆知，一八四二年英国的《南京条约》与一八五三年佩里的远征，打破了中日两国自古以来的闭关之局，使这两个国家重新彼此相识，也使它们结识了西方文明。然而举世并不都知道：从七十年前的那个时期算起，全体海洋列强——连葡萄牙、丹麦这样最小的西方国家也在内——的行动，大体上一贯地遵循着英美所领导的路线，直到中国在朝鲜之战中一败涂地，才把以往记录中那些健全而体面的东西毁于一旦；而这场崩溃又使海洋列强以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形式登上陆地，徒劳地想借此对抗沙皇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结果把政策引上了歧途，造成了全盘的混乱。可见我们今日所面对的局面，其根源正在于整整二十五年前的那些事件。它们全都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朝鲜之战的嫡系后裔；我们若要为当今种种令人困惑的弊病寻得一个彻底而持久的解决，就必须从朝鲜时期着手。

首先要明白：日本在一九一〇年吞并朝鲜，是一个不可容忍、亦无必要的错误。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满洲之战的结果，已使这个半岛处于公认的保护之下，这就足以保障日本的战略利益了；超出保护国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必然构成国际上的危险。因为英国在埃及若只需居于宗主地位，便足以保障她那水上帝国的一条命脉水道，那么日本只要确保没有敌对势力能攫取这个伸展到离她海岸不到一百英里之处的多山岬角，战略上的需要也就肯定得到满足了。那位缺乏想象力的政治家兰斯多恩勋爵，倘若对亚洲历史真有几分了解，就决不会在一九〇五年给俄国政府写下那道有名的照会，宣称朝鲜天然是一个应归日本统辖的地区——须知自唐代（公元六〇〇至九〇〇年）以来，浩繁的史籍都证明朝鲜天然归中国统辖，而每当另一个强国攫取了它的控制权，都只不过是拿它当作进攻中国的通道罢了。……

我们说，这次吞并是一个不可容忍、亦无必要的错误，是因为它立刻带来了朝鲜以外的种种后果。它使日本正式地、永久地成了一个大陆强国——也就是说，使她在亚洲大陆上有了实实在在的一份利害，这是从前从未有过的局面。它使她不得不维持一支庞大的驻军，以镇慑激烈仇日的朝鲜民众。它诱使她在薄薄的伪装之下把这个陆上帝国伸展到南满洲——她赋予从俄国手中夺来的铁路系统一种特殊的性质，后来又把它与朝鲜铁路系统连接起来，使这一特性更加突出，于是一条中国铁路与一条日本铁路竟成了同一个实体。它还怂恿她在中国革命爆发、满清王朝消亡之际，采纳德国当年对待一九〇〇年英德协定的那套主张——德国那时是因为与俄国订有密约——即满洲必须被视为在一切关于中国的协定范围之外，所谓中国，仅指中国本部；其实这种西方式的地理区分，中国人自己是闻所未闻的，数百年来他们对一切中国人定居的疆土，向来一视同仁。最后，随着欧战的爆发，它又在日本心中唤起了一种野心：要公然取得北至黑龙江、西至戈壁沙漠的支配权利——也就是满洲人原先的整个帝国，那是一个由盛京统治的满蒙王国，借着联盟而囊括了鞑靼地方所有的旗，或者说所有的「部落」——她的军官们宣称，这件事是轻而易举的。日本参与协约国对俄国远东地区的干涉，随之而来的种种纠葛与恼人之事，正是一个岛国帝国与亚洲大陆这桩奇异的错配婚姻所生下的亲骨肉；而日本企图独揽乌苏里铁路与中东铁路控制权的那种近乎野蛮的手段——她处心积虑地一连数月破坏美国在史蒂文斯委员会主持下改善俄国交通的一切努力，致使西伯利亚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因此忍饥挨饿——堪称一篇政治道德的训诫，其雄辩不下于登山宝训。

这些事情与中国问题有着密切而深切的联系：它们可以说是解决方案的必要引言。因为除非人们在心目中把它们与中国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看作中国之所以毫无进步的极大一部分原因，否则就无法使那些远离这些场景的人对中国困难的真实情形有恰当的体认。日本以土地主人的身份盘踞朝鲜；她在中国海岸上占有两块设防的地区，外加与之相连的铁路系统；她以强大的兵力推进到外贝加尔和内蒙古——所有这些事情，对北京所造成的瘫痪，丝毫不亚于德国人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铁路对巴黎所造成的瘫痪；正是由于人们拒不承认这类事情之间存在着完全的类比，所以讨论中国的改良才显得如此虚幻。

建设新的中国国家——倘若人们真心希望如此——第一步也是最根本的一步，就是让所有列强毫无例外地明确承认：中国领土上的一切铁路，都是中国主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由中国政府直接控制；站长、员工和护路警察部队必须是中国公民，外国的技术协助须限于一定的标准；民国疆域之内的一切铁路让与权，无一例外，北起极北的黑龙江，南至极南的红河，今后都必须视为中国的国家财产，一俟情势许可，便移交全国铁路总局。

即将提交和会的试金石案件，便是德国的山东铁路。这是一个不足五百公里的系统，日本却宣称要把它极有价值的几条延长线作为原德国让与权所有者的遗产来继承。这种局面，若不以上面所提议的那种国际法案加以处置，便会逐渐在旧中国的腹心地带造出一块满洲式的铁路飞地。因为沿着这类铁路，必然会兴起新的铁路城镇，带来管辖权冲突所造成的一切纠葛。为解决这种冲突，较强的一方先是动用武力；继而为使其权威具有更深的意义，便设立自己的法庭，施行所谓的司法，并派遣警官远离铁路地带去执行其判决。这在山东已经发生了；凡日本铁路所到之处，都必定会发生。

（原注：请读者仔细研读附录中的两项山东铁路协定，那是在停战前夕强行订立的，从未经批准。）

（原注：关于这一铁路问题，请参阅附录中文件一那份密约所披露的惊人事实。）

那么，这就是一件头等重要、不容置之不理的国际事务。至为紧要的是，当这一试金石案件提出之时，必须有坚定的捍卫者挺身而出——他们要认识到，一出对中国人民而言就像德皇主义对欧洲各国人民一样真切的戏剧，正在上演之中；在表面之下，这场战争为之而战的每一条原则都岌岌可危——或者得到尊重，或者遭到背弃。

因为在现代社会的经济中，交通已取得如此巨大的意义，以至于可以真正地说，它在今日构成了主权最有形的证据；倘若交通被交在外国人手里，四周又环绕着他们自己的军队，那么你所面对的就是事实上的军事占领，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战争，或者公开的吞并。凡对近代历史略有所知的人，都无法否认这条浅显的道理；至于一切说中国行政当局不配接管的论调，也都不值一驳——须知全国铁路总局所聘用的外国铁路专家人数正在不断增加，而英国在中国修建的铁路一代人以来一直在一种制度之下和平地经营着，从未引起过那种只要牵涉日本利益就必不可免的冲突。无论列强在和会上正式采取何种态度——无论他们多么希望根本不去讨论它——中国的铁路问题都将在不远的将来不可逆转地被推到世人面前，因为尚有一万英里延误了的铁路有待修建，除非立刻驱除暧昧与蒙昧，否则由此而生的麻烦也将有一万桩。

因为紧随这铁路问题之后、其急迫程度相去不远的，便是中国贸易课税的全盘问题——这个问题，外国谈判者向来不过是匆匆触及，又匆匆放下，因为处理它迄今一直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与眼界。格雷子爵最近在一篇谈及国际联盟、谈及一国能为另一国做多少好事的演说中，举出中国海关作为外国人管理成功的例子，这一援引恰恰表明他对事实一无所知。这套制度的创始者和组织者、已故的赫德爵士，在一般人的想象中被认为保证了商人和制造商能顺利打进中国；他颇有几分哲人气，更有许多外交家的手腕，因此他十分审慎，从不向世人透露：他并没有在做人们以为他在做的事。他所建立的那套管理，不过是一个会计机构；它之所以能自圆其说，是因为它所处理的是一件外国的东西——轮船；而当各项借款以它的收入为担保时，它又被捧为尽善尽美的典范，因为它使债券持有人相信，他们的利息息票是由一个像英格兰银行那样稳固、那样恒久的机构掌管着。

然而事实上，海关从未在丝毫程度上触及中国人的生活或经济，也没有大大便利贸易——而这本应是它的首要职能。不错，它使商人能够按照固定的税则在码头上装卸货物；但离开码头十分钟的路程，就可能有、而且确实有高如山岳的关卡——市场便无可挽回地隐藏在它们后面。有人知道中国的对外贸易至今每年按人口平均只有四块银元（对于世上从来最伟大的小商贩民族而言，这是全世界最低的比率）；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海关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十九世纪初叶海洋国家为争取沿江沿海通商口岸这一固有权利而进行的激烈斗争的一座纪念碑；是一份记录，记下了那位垂死的神明——皇帝——在太平天国大乱期间竟找不到官吏替他征收关税；也是一个证明，证明各国领事馆还算诚实，替他代办了这件事。

因为正当海关作为一个半外国的产物而诞生之时，太平天国之乱和巨额岁入的丧失，又造出了厘金——一种凡贸易经过之处便设卡抽取小额捐税的制度；它助长了地方主义，于是把海关以其固定税则本可成就的一切好处全都抵消了。除非有某个强国为全中国做到普鲁士——不管她有多少罪孽——当年为全德意志所做到的事，也就是建立一个中国的关税同盟，使民国境内绝对的自由贸易成为事实，否则中国的商业将始终是一种中世纪的营生，招来只配用于蕞尔小邦朝廷的中世纪外交，其总额也不过比瑞士的贸易略多一点罢了。

十六年前——确切地说，是在一九〇二年——英国曾试图充当这样一个强国：在英齐开普勋爵于上海签订的《马凯条约》中，她同意大幅提高关税，并在那著名的第八款中废除厘金，但严格约定：非待所有有约各国签订了同样的文件，该条约不得生效。一九〇三年，主要由于俄国当时在满洲已成为国际上的大患，美国和日本也相继照办——她们订入了同样的条款，也附上了同样的保留，于是又一个虔诚的愿望被供奉在中国档案的尘埃之中，像一具埃及木乃伊那样无限期地搁在那里。从那时起，什么都没有做——十六年来什么都没有做；而在上海刚刚进行的例行十年一度的税则修订中，直到欧洲十一月十一日停战为止，日本一直在处处给中国设置障碍，甚至阻挠中国取得实足百分之五的税率，而那是中国六十年来依约应享的权利。

在铁路问题上如此，在海关事务上亦复如此：使真正的改革如此艰难的，又一次是日本——不但在条约问题上如此，在日常事务上也是如此。凡有日本人担任海关税务司的口岸，都已成了走私贸易的中心，这是无可否认的；鸦片及其衍生物被如此公然地走私，据说日本吗啡每年净输入中国的数量——尽管这种贸易为国际公约所禁止——如今已达二十吨，足以毒害整整一个民族。以青岛而论，已经证明确凿无疑：自日本军事占领以来，鸦片以军需品的名义被大量输入，规模之巨，使当局获得了数百万英镑的专利收益，并用这笔钱在胶州湾周围购置了大片土地；所以，无论和约关于撤兵和将德国租借地交还中国作何规定，日本都将绝对控制这个人烟稠密的腹地的出海口，从而大大巩固她那永世不移的商业霸权。

如今，世界上的自由国家若希望借中国贸易的大幅增长，来帮助抹去那场毁掉了半个世纪积累之财富的欧洲浩劫所留下的恶果，那就必须实现一个中国关税同盟——也就是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彻底废除一切省际和沿海的税捐，彻底遏止现有的种种弊端。日本的贸易，尽管有沉重的保护关税，已上升到每年将近二十亿金元，即按人口平均每人三十余金元；在这样的时候，中国的贸易按人口平均每人只有三金元出头，这真是岂有此理。日本人民按人均计算的商业，竟比中国人民——须知他们是天生的商人——的商业大上十倍，这就确凿地证明了中国的整个财政制度根本上是错误的；而既然各商业国家以其商约把中国束缚于奴役之中，那么解放中国人民的购买力，就必须由它们来迈出第一步。统计学家一致认为，有一个合理的计算基础：假定一切障碍一旦扫除，中国立刻就能做到按人口平均相当于日本人均贸易额一半的贸易。依此假定，一个从地方主义和军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中国，每年的贸易总额当有六十亿金元（合一亿二千万英镑），这个数额足以使她跻身于第一流的贸易国家之列；而且（假定进出口大体平衡，并以《马凯条约》百分之十二点五的进口税率为平均税率）单是进口关税一项，每年就可给她带来三亿七千五百万金元的岁入。这笔钱足够支付现有国债总额四倍之多的利息和偿债基金——现有国债把过去三十年间无论为何目的而举借的每一笔借款都算在内，也包括过去五年间一切肆无忌惮的借债在内。

一旦中国贸易问题提出来讨论，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也不应被遗忘。

这就是治外法权问题。

大多数人一向生活在本国的法律之下，并把这视为天下皆然的自然状态；对他们来说，治外法权这个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领土之内，你不受当地当局的管辖，而归你本国官员所行使的管辖权管辖——想必是令人惊讶的。

治外法权的起源，须到地中海沿岸去寻找。在从罗马的世界帝国时代向各个独立的领土主权国家时代过渡的时期，那些海上城市和共和国认为有必要委派官员，掌管商品货栈，并对本国公民行使管辖权。这种做法到十一世纪已经牢固确立；而当近东落入伊斯兰教徒的统治之下时，它又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当时与土耳其当局建立关系的基督教国家，都谨慎地在条约中规定设立领事馆；而执行所代表国家的法律，也被公认为领事职能的一个根本部分。

那么，远东的做法正是以这个土耳其先例为依据的。然而，在中国与西方强国所订立的第一个通商条约——一八四二年英国的《南京条约》——中，并没有出现治外法权这个字眼，也没有规定由领事官员行使管辖权。不过，在次年签订的规范贸易的补充条约中，治外法权便开始成形了。例如其中约定，居住或往来于五处通商口岸的英国商人及其他人等，「不得往四乡地方超出由地方官会同英国领事官所定之短距离以外，且不得以任何借口前往贸易」；至于水手及船上所属人等，则只准按特别章程登岸。同一条约的另一款规定，五处通商口岸，每处「应停泊英国巡船一只，以约束商船水手，维持良好秩序与纪律，并支持领事官对英国臣民之必要权力」。

治外法权的管辖权在这里出现了——不是它后来发展成的那个样子，而是当时看来必要的那个样子。它是对一些桀骜不驯的异族人的一种警察权力；这些人强行闯进中国的锚地，一心一意非要通商不可，以至于皇帝竟准予他们通商的权利。在这些正式条约订立之前的那一代人中，广州三角洲上那一整段乱糟糟、打打闹闹的历史，都从这些条款里浮现出来：喝醉了的英国水手从帆船上划小艇上岸，胡作非为；鸦片贩子驾着快船溜进隐蔽的小河汊，在那里暗中做他们的买卖；中国官府对付不了这些拳头粗大的汉子，只是偶尔在涉及谋杀或误杀的时候，才抓到凶手，依照当地法律将他绞死。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实践一直处于这种初具雏形的状态，一般以措辞较为精确的一八四四年美国条约作为领事权力的准则。然而，在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中——这个条约直到一八六〇年北京被攻陷、天子出奔避难之后才得到批准——第十六款明确而绝对地规定，犯罪的英国臣民「应依英国法律审讯惩办」；类似的条款几乎随即被订入与各国所订的一切条约之中，治外法权于是完全登上了宝座。

那恰好是六十年前的事；六十年来，除了把享有治外法权的人成千上万地撒遍全国各地——往往在一个星期的路程之内都找不到任何领事权力——之外，并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所有传教士都凭法国《天津条约》享有内地居住权，而一切同类的文件中又都载有最惠国条款，这一权利早已不但被无数日本人、而且被许多其他外国人据为己有，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局面，急需改革。自一九一一年革命、民国宣告成立以来，中国之所以默认这种局面，确实只是因为她相信，只要她的理由得到适当的陈述，就没有一个讲道理的人会否认她有权得到公道。

这就是为什么少年中国要求立即废除治外法权，并大声疾呼：既然十六年前那些未生效的上海条约中曾明白规定，一俟司法制度改革完成，这种外国管辖权即予放弃，那么履行这一诺言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民国已经采用了新的法典和新的法院制度；尽管理论多于实践，司法独立却已构成宪法草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既然没有什么问题比法律和管辖权问题更为棘手，那么显而易见，这件事若要处理成功，就需要召开一个所有有约各国参加的特别会议。自义和团时期以来在中国形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利益，使人们必须把一种特别的做法一步一步地嫁接到中国的行政上去，而不是戏剧性地一举放弃旧有的权利。拒绝处理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正如拒绝处理铁路问题是不可能的一样。因为自从对德、奥宣战以来，中国已经接管了一切德国籍和奥国籍的人，尽管荷兰的外交和领事代表（暂时代管德、奥利益）曾竭力想要取得管辖权。在本书执笔之时，已有若干重要的德国人和奥国人被中国拘禁在特设的营地里；而中国在与敌国订立和约时，必将坚持至少保留对这些国家公民的警察管辖权，这是十分确定的。中国的警察制度在过去十年中进步极大，所以几乎无可怀疑：只要设立有外国陪审官参加的上诉法院，就应当能够建立一种制度，作为完全废除治外法权的一个过渡阶段。

具体的方法已经众说纷纭，当然不可能草率地决定下来。有人提议设一个十年的试行期，在此期间让中国试一试。另有人宣称，唯一的办法是推广会审公廨制度，尽管这一制度在上海是可悲的失败。还有一派人宣称，在全国的情形彻底改观之前，任何变更都不可能。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中国若要完全开放，自由地让与普遍的通商和居住权利，那么只要有一个特权阶层不受警察管束，这件事就不可能得到圆满的安排——尤其是像日本小贩那样的人，他们成百上千地游荡于全国，无视中国的法律，零售着数量巨大、有增无已的吗啡和鸦片。

关税自主与司法自主是相辅而行的；它们是主权国家必不可少的特权。在这一双重问题按照世界通行的惯例得到解决之前，中国将始终是一个国际上的残废。

在这番讨论中，我们已经走完了一个阶段所能走的全部路程。再往前走，就连那些急于了解真相的人，心中也会把问题搅成一团乱麻。中国的币制、中国的债务、中国的文武行政，以及议会政治问题，最好作为「北京问题」另行讨论。它们与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半外国性质的问题属于不同的范畴，因为它们的来历不同。

眼下应当抓住的这一纠纷的核心是：必须回溯到一八九五年和朝鲜之战，去处理四个大问题——租借地与势力范围、铁路、关税改革和司法改革；而处理时所持的立场是：俄国帝国主义既已永远被逐出东亚，海洋国家便可以离开陆地，在海权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因为在远东，构成恐怖与威胁的一向是俄国的行动——而不像在欧洲那样是德国的行动——当今日本的大陆主义，首先必须追溯到的也正是这一根源。

四北京的难题

关于如何解开远东这一团乱麻，笔者的论点已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愿是清晰的。他以一八九四年朝鲜之战中国一败涂地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为起点，又考察了中国目前所承担的种种国际义务，发现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便是全盘修改条约——这不仅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他已说明此事必须如何着手，真正的难处何在，以及这样根本的调整究竟会使谁蒙受损失。然而必须承认，即便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被如此彻底地重铸，以至旧日的局面为之翻覆，仍有一桩棘手得多的事情摆在那里：在北京建立一个真正称职的政府，它须有能力、也有意愿以立宪的手段施行统治，并且相当稳固。

北京的难题如此特殊，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出可以相比的例子。人们有时拿土耳其来比，但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差异，远多于彼此相似之处。土耳其是诸种族的混合体；中国人却是绝对同质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满洲人本是他们的同类，七年前已被一举逐出，而且早在真正倾覆之前许多年，他们所握的权力就已不比成吉思汗那些流散的后裔多出多少。再者，土耳其离欧洲如此之近，她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欧洲问题；中国则远在天边，连对印度而言也是遥远的。土耳其曾假意改革，随后便降服于青年土耳其党，而青年土耳其党实际上就是青年德意志党。中国的督军——亦即各省的军事长官——及其爪牙，或许可以看作这一凶横之辈的对等物；然而即便是这些半通不通的首领，也还尊奉本民族的文字传统，崇尚繁文缛节，并声称他们只代表一个过渡阶段，不久便将让位于一种新的同胞之谊。

然而就眼下而论，在大局未定之前，我们今日所见的——尤其在北京——乃是一种「意向之治」，也就是说，是由意志之最低级的形态来统治；这种意志唯有当官僚们的身家饭碗直接遭到攻击时，才会显出积极的性质来。过去的事实已清清楚楚地表明，每当共和的捍卫者试图以明确的方案取代这种蒙昧主义，他们便被打得退隐到各省去，因为他们缺乏取胜所必需的实力。首都既处于这种混沌未成形的状态，各大城市又都在军人统治之下，「静观随流」便成了口号。尽管所有中国人都深知，没有组织，没有文治权力的至高地位，要指望国家的团结与强大只是徒然，却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带来持久的改善。因此，虽然帝制已一去不返，虽然人们普遍承认，全中国在思想上确已有了明确可辨的进步，一些隐晦的原因——须追溯到气候与土壤，追溯到一百代城居之民所养成的那种城市型人格——却使这种政治上的瘫痪得以延续，并使许多外国评论家断言中国是真正的混乱与倒退。笔者深信，在这一切背后——深深埋藏在千家万户的暮色之中——最根本的解释，须从这个民族极其温和的冲动中去寻找，这种冲动表现为贯穿中国社会的清静无为之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事：中国人民渐渐觉得自己已陷入了卡夫丁峡谷，而日本人正竭尽全力扮演萨姆奈人的角色，要逼他们从轭下钻过去。

二

在眼下这个时刻，要使文治权力组织得切实有效，究竟有哪些至关紧要的难处呢？

第一，也是最大的一个，是国会问题，以及国会在国家生活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自共和肇始之日起，围绕这个问题便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因为满洲人的退位，是靠一种折衷办法才换来的，而这办法的措辞，使得保守派与激进派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那一戏剧性的举动。依照一九一二年一月颁布、并被奉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南京《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自该日起十个月以内，须召集国会，以制定正式宪法，并作为国民的喉舌。因此，第一届正式国会本应在一九一二年十月以前于北京开会；然而由于袁世凯蓄意阻挠选举，它直到一九一三年四月才得召集——而那阻挠的最后一着，便是刺杀南方领袖宋教仁。这届国会尚未完全组织就绪，袁世凯便借口参议院（在国会召集之前开会的那个机关）已授予他这项权力，越过国会强行缔结了那笔庞大的善后大借款，否认国会有审查这项重大措施的权利；而他这违宪而反动的政策，竟得到了五个强国——英、法、德、俄、日——的支持。于是，本国的武力与外国的外交，在一九一三年的中国结成了一个邪恶的同盟，正如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时代在欧洲的情形一样。对共和的这第一次大攻击之后，接着是长达六个月的恫吓与贿买，袁世凯终于使《总统选举法》得以通过，自己当选为第一任五年任期的正式大总统。于是，在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名义之后，他便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发动政变，褫夺了全体南方籍国会议员的资格；随即又用种种伪造的法令，摧毁了各国据以承认民国的那个法律架构；最后，两年之后，他更以一场精心策划的选票舞弊，宣布自己当选为中华帝国的皇帝——效法拿破仑的故智——并为一个所谓「君主立宪」国家的元首，以此为这一切加冕。这便是民国治下北京统御各省头四年的全部经过，由此可见那是何等空洞的一场滑稽戏。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一九一三年的国会回到了首都——元气虽已受损，却仍决心完成它的主要工作，即正式通过一部永久宪法，其草案早已完成多时。尽管遭到种种反对，工作仍进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不到一年，除下列七条之外，两院已将整部宪法完成二读；若非军人蓄意阻挠，本可全部竣事。这有争议的七条是：——

第三十二条　国会常会于每年八月一日开会。

第三十五条　国会开会、闭会，两院同时行之。一院停会时，他院同时休会。众议院解散时，参议院同时休会。

第七十五条　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

大总统解散众议院时，应即另行选举，于五个月内定期继续开会。

第八十二条　国会对于国务员为不信任之决议时，大总统非依第七十五条之规定解散众议院，应免国务员之职。

第九十二条　国会议定之法律，大总统如否认时，得于公布期内声明理由，请求国会复议。如法律案未经请求复议而公布期限已过者，即成为法律；但公布期满在国会闭会或众议院解散之后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零七条　审计院之编制及审计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审计员在任中，非依法律，不得减俸、停职或转职。审计员之惩戒处分，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零八条　审计院院长由参议院选举之。审计院院长关于决算报告，得于两院列席及发言。

即便对那些不太熟悉宪法条文的人来说，这些条款的用意和目的也应当是相当清楚的：它们的起草，是为了保障国会真正的独立与至高地位，并防范经验表明为最大危险的种种弊端。

第三十二条因一九一八年的总统选举——这场选举如今已经举行——而有某种技术上的重要性。第三十五条和第七十五条使参议院在面对行政首长时处于非常有力的宪法地位，并限制了他对下院的权力，军阀派把这两条看作自己的死刑判决书；而第八十二条严格规定了国会对国务员通过不信任决议时大总统应采取的行动，这正是整个宪法之争的精髓所在。第九十二条涉及大总统的搁置否决权，被视为几乎同样重要；至于最后两条——审计在其中被规定得如此严格，借此办法，即便在经费已经实际议决之后，对国库的控制权仍保留在国会手中——则一直是争执最激烈的题目之一。最后，就在决裂之前，另有一项提议，要在宪法之后增添一章关于地方制度、规定各省治理的条文，这项提议已具体到拟出了完整的草案；由于这份草案赋予省议会的权力极大，督军制度之被一扫而空已迫在眉睫。

一九一七年六月，虽然技术上的理由是是否立即对德、奥宣战的问题，但引来那场意料之中的危机的，却正是这个国会问题。在民国短短的生命中，那个真正握有权力的党派——军人势力——第二次看到自己的存在受到了公然的威胁。于是，经过幕后长期而激烈的斗争，黎元洪大总统终于被胁迫颁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尽管他在宪法上并无这样做的权利；而首都既已在军人的控制之下，国会只好星散。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次解散紧接着便是一场历时十一天的滑稽的满洲复辟，北方军人派才乱了方寸。倘若他们有高明的谋士，便会依照一九一三年有效的选举法，赶紧召集新国会，并就那七条寻求妥协。然而在他们把满洲人再次推倒之后，发现场上已毫无阻拦，又对前途心怀恐惧，于是便假托《临时约法》的名义，召集了一个党羽充斥的非法的临时参议院；授意这个机关修改选举法，随后举行了一次大选，把两个人数大减、党羽充斥的议院送进北京，恰好赶上举行五年一度的总统选举。

说来也奇怪，他们的官方候选人，大概竟是全中国最出色的人物——前清总督徐世昌。此人无论就所受的训练还是天生的禀性而论，都有足够宽广的胸襟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有人支持他。他六个月前当选，任内已带来了改善；而今一个真正的和平会议已在上海开会，以解决南北之间的纷争，人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相信中华民族的常识终将赢得持久的胜利。

然而十五个月以来，南北之间时断时续的内战，已使湖南、四川、陕西诸省的富庶地区遭到蹂躏；直到协约各国在施加了许多压力之后，递交联合照会，申明必须立即实现国内和平，此前全无迹象表明这个国家的两大阵营除了继续「静观随流」、从而使动乱愈演愈烈之外，还能有什么作为。

三

由上述经过必可看出，北京之所以留下这样一份不光彩的记录，不但中国人心有根本的毛病，外国外交也有根本的毛病。民国时期协约各国政府驻在中国首都的那种外交代表，并不是当地情势所迫切需要的那种人。除了美国由一位政治学和经济学教授作代表之外，自民国肇始以来，所有协约国的代表，对于本国立法机关在本国治理中所起的作用，都缺乏训练到了可悲的地步。若非如此，便不会有一九一三年那样的愚蠢之举：当时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要求一项首要的财政措施须经国会批准，借以迫使军阀派的领袖袁世凯遵行宪政，从而一劳永逸地确立中国财政集权须以立法为根据这一原则；然而各国公使却蓄意用外国的金钱去协助这位独裁者发动政变——从而使这场纷争带上了一种恶劣的国际性质。这类事情可以被容忍的日子，想必已经过去了；然而除非英、法、意、俄、日公开悔过，并派遣那些因在本国具有长期议会经验而特别选拔出来的人充当驻华使节——亦即那些透彻懂得即便在中国立法机关也必须居于至高地位的全权代表——否则北京的施政方法便不会有多大改进。因为今日的中国，不管表面上如何装腔作势，是绝对地、完完全全地依赖着西方的；因此，对于那种想借欧美较高明的政治知识以自益的普遍愿望，不但不应加以拒斥，反而应当千方百计予以激励，并由派驻的外国代表以行动明白表示：一个以宪政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政府，乃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

当我们考察各国公使馆与京师政府之间的实际接触时，这一观点便更加坚实了。这种接触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外交接触；毋宁说它是财政的、经济的接触，是从广州商馆时代——那时最早的外国代表不过是商务监督——一脉相承下来的。因此，外国公使们主要关心的，是由借款合同引起的种种问题；是几乎已全数抵押给外国的关税与盐税的余款如何定期拨放的问题；是由规定通商、居住与置地的各项条约和约定的解释而引起的纠纷——一言以蔽之，是重商帝国主义的一切残肢碎片。正因有这种特殊的遗传——背后是九十年的争斗和炮舰手段——自一九〇〇年以来一直被封闭在一个设防的使馆区里的北京外交，便在执行它的人们身上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心态，使他们变得器量狭小、急躁易怒、拘泥琐细，而此时迫切需要的，恰恰是想像力、常识，以及对当今那场解放世界的运动的亲身了解。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回顾这样一件事：十年前，中国下令改革那种由中国外务部管辖海关的陈腐制度，英国非但不同意这种必要性、并简单地规定管辖机关应如在其他国家一样归财政部，反而对任何改动都大加吵嚷，随后便把此事搁置不提——结果今日的海关管理权，本可以放在适当的地方，却落在一些藏在偏僻胡同里的独立小衙门手中。

（原注：要说明北京外交何等离奇，最好的例证莫过于俄国公使馆一案。这个公使馆连同其领事馆，因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彼得格勒的政权而断绝了一切经费，便与北京政府谈判，要北京继续向它支付庚子赔款的四分之三——即每年一百八十万元——而此时其他协约国由于中国对德、奥宣战，已同意暂缓收取各自的赔款份额五年。中国竟然同意了。结果到了今天，一位不代表任何政府、而由其驻在国政府发给薪俸的全权公使，只须说一声他没有接到训令，便可以拦住那些中国需要各条约国一致同意的财政措施，使之得不到外交上的认可！自波旁王朝时代以来，外交史上从未有过比这更荒唐滑稽的局面。）

（原注：截至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为止的年度，有一份极有价值的政府报告，载于附录第十三件，列出了关于公债和国家支出的精确数字。读者只要略加浏览便可确信：中国的财政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因为与别处的情形相比，中国的债务很轻，行政开支也很低廉。）

这些事情——以及它们直接意味着什么——关系极为重大。因为中国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两个部，乃是财政部和交通部；儒家国家体制的崩溃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新的文明与组织，而这两个部正是这种文明与组织的诠释者。由对外交往而产生的一切政治性财政事务，实际上都掌握在它们手中，只是间接地才经过中国外交部之手。一切开明的强国早就应当以此为目标：把凡是理应由这两个部过问的事务，统统置于它们的屋檐之下——使其完全集中，职权完全明确。应当以公布事实和数字来代替在细节上的讨价还价——目标应当是组织，而不是抵押或外人控制。财政部既发行了许多外国债券，便不但应当对四大税源——关税、盐税、田赋与烟酒税——拥有直接而绝对的控制权，还应当受到激励，按季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表适当的报告，好让光明照进那些幽暗的角落。不应当一贯地拿埃及、土耳其式的由外人控制的外债局这种幻影去恐吓中国人。一个真正由中国人主持的国债偿还机关，以取代目前这种半洋式的典当手法；一个健全的币制，辅币和纸币都维持平价——这些事对于整个世界的益处，要远远大于势力范围，或是以本国宠儿被任命去坐享闲差为标志的个人胜利。目前这些问题全都纠缠不清，无可救药；然而，由于庚子赔款的暂缓支付（自中国对德、奥宣战以来）将在不久的将来提供一个全盘检讨财政问题的机会，这种改革的主张——即一个政策、一个屋檐——必须得到伸张。

因为直接取决于税收控制与币制的，乃是中国人民的整个信用问题，而这个问题今日也和其他一切同样处境可怜。中国实际上已采用了与墨西哥鹰洋同重同成色的银元作为她的货币本位，人民也正渐渐习惯于它。中国各造币厂实际铸造的这种银元约有两亿枚，至于过去从墨西哥输入、部分已被熔成元宝的数亿枚，还不计在内。然而这种货币在官方看来仍只是一种购物用的货币；记账的货币依然是两，它以各地成色不同的标准银锭的形式，从一个商埠流到另一个商埠，最后流进债权银行。由于银元往往铸出多少便被熔掉多少，而白银的输入又已受限多年，于是今日便出现了一桩登峰造极的怪事：最主要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在首都竟无力兑现它所发行的钞票，其钞票要打五折；而它在各通商口岸的分行却能把发行额维持在平价，因为它们的库存每天都有贸易往来予以补充，而且不会定期遭到军队首领的洗劫。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这个币制问题，以及列强的全部借款政策，实在是一团足以令塔列朗心满意足的漂亮的外交乱麻。八年前，在美国的倡议下，签订了一笔五千万金元的币制借款；然而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使得这笔借款既未能发行，也未能着手任何真正的改革。参加这笔借款的有四个强国：英、美、法、德；这个官方银行团后来又扩大了，接纳了俄国和日本——这两国曾抗议说，把它们排除在外是对它们的歧视。与此同时，一九一三年美国退出了对华财政的参与，因为威尔逊总统发表了那篇众所周知的声明，说外国借款的条件似乎已十分接近于触及中国的行政独立，而这一类交易是与美国政府所依据的原则相抵触的。这就使参加国的数目减为五个。世界大战以来，德国在官方银行团中的伙伴资格自然已被取消；而俄国的破产，同样使她无法再为任何对华借款作保。

然而最后这一点引出了一个要害问题。这些对华的半官方借款，名义上虽由一个四国银行团（后来变为六国银行团，最后又成为五国银行团）承借，实际上却只是掌握在由各自公使馆撑腰的某几家受宠的银行手中。就俄国而言，唯一的参加者是华俄道胜银行；而这家银行大部分为法国利益集团所有，因此，俄国非但没有退出对华借款，反而——尽管这个被布尔什维克搅得天翻地覆的国家恢复财政稳定或许要等上四分之一个世纪——有关的法国利益集团却决意要让俄国以一家银行为化身，继续充当名义上的参加者，因为经手中国债券的发行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

下面的事实应能把这一点说清楚。这些借款既是金借款，付给中国时便折成银款，而所用的汇率是由银行以公认为丑恶的方式「操纵」出来的。例如，在一九一三年那笔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中，人们偶然发现，在北京拨付的各期款项记入中国账户时，参加的银行在正当的佣金之外、在真实的市场汇率之外，还另外赚取了百分之三的利润。同样，通过种种名义上是为了外国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错综复杂的戏法，偿还外债的各期款项必须按月存入外国发行银行，而这些银行只给中国政府年息二厘，于是它们利用中国政府的款项，私下每年至少赚取五厘。此外，还滋生了其他种种弊端。例如一九一五年，外国银行名义上为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竟不顾有关借款合同的明文，停付了应交中国的一千万元盐余，四年来一直把这笔款子扣在自己的库里，作为支付中国债票息金的「准备金」，只给中国年息二厘，而自己在这宗交易上每年至少净赚五厘。于是，发行银行被其本国政府置于一种非法而不道德的地位，得以借口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把中国的财源拿来为自己谋利。这种弊端之所以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驻在北京的外国外交代表对商务和金融市场几乎一无所知；它必须及早终止，这是无可辩驳的。

若要解决北京的难题，就应当采取三个步骤，而这三个步骤必将遭到外国银行的激烈反对。第一，下一笔对华借款，应当完全照美国在战时借款给协约各国的办法去做——亦即由参加的国家直接垫付所需款项，或者至少由它们直接控制。第二，垫款应以实银交付中国，在五年或十年的长期内按月分期交付，并随即铸成银元；凡将银元熔化、「戳印」或使之退出流通者，均应定为刑事罪行。第三，一八五六年为解决各种货币之间的冲突而采取过的办法，必须再来一次。那时西班牙的本洋不敷贸易之需，墨西哥鹰洋又不被接受以代替本洋，于是在某一指定日期，全中国的一切账目都改以两计算，两便成为一切贸易以及一切公私支付的基础。如今所需要的是：在某一指定日期，比如说一九二〇年或一九二一年，经过六个月的正式预告之后，全中国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的一切账目，无论公私，概无例外，均按固定比率改以中华民国银元计算；其他任何货币不得作为法偿货币，甚至不准用作记账货币；违者严惩不贷。

要推行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就需要外国以国家的名义予以援助，其形式是由今日唯一在财政上处于独立地位的四个国家——即美、英、法、日——借调财政部的官员。对于有身份的财政部官员，中国所给予的待遇，将与对待商业银行或公使馆小集团所委派的人大不相同。这样一个步骤终将成为势所必需，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只有通过中国银行这个媒介——它应当成为全国唯一的发行银行——才能确立一种以钞票和辅币为形式的本位货币。中国银行不但需要改革，还需要大量增资，并开设五百处新的省级分支机构；若没有专家的帮助，若不借入一大笔由参加的外国国家直接控制的外国资本，这样的扩展便无从实现。这种改革最凶狠的反对者，将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外国银行，因为它们将被迫松开它们缠在中国这个巨人身上的章鱼般的触手——正是这种缠握，直接造成了北京当前的瘫痪。在这种种情形之下，眼看我们所概述的行动即将来临，北京的亲日派（应当彻底认清，亲日派今日是非常有势力的）竟在欧战即将结束之前，企图强行推出一个所谓的金券计划——一个腐烂到骨子里的方案，其最终目的是要使日本的圆成为全中国的货币单位——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前的混乱之中，什么事都办得到。这同一个亲日派还企图促成任命一位日本财政官员阪谷男爵为中国币制的唯一监督，这就进一步证明，有关各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四

我们不仅提到了财政部，还提到了交通部。在中国，真可以说「滥交败坏善行」——交通之恶，足以败坏一切善政。今日铁路纠葛之所以离奇到如此地步，一是由于过去经营中国铁路所依据的原则是错误的，二是由于中央政府目前既破产又缺乏权威，被迫把每一项可以变现的资产——尤其是它的交通事业——典押出去以换取现款，同时又不得不听任军人几乎为所欲为地征用车辆，把政府的号令践踏在脚下。

关于中国铁路的国有化，我们已经坚持得够多了——也就是说，一切铁路都必须统一为一个共同的系统，所谓的铁路让与权一经筑成便应合并。过去外国利益集团所采取的方法是这样的：经过一场暗中的激烈争夺——每一个敌对的公使馆都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设法阻止其成议——一项铁路让与权（即建筑权）被授予某一个承办人或某一个承办人集团，规定以该线路为担保发行一笔金借款，于一定期限后摊还，并任命一名与承办人同国籍的总工程师和一名总会计师——整个企业名义上由一位中国督办及其一大群亲戚掌管。然而，这项让与权的授予，却被认为附带着某些权利，而不顾这个国家的真正利益；例如，承办人认为有必要阻止在其附近修筑任何线路，尤其是平行线，有时连由别家承包的支线也在阻止之列。而且，势力范围在外交界中至今仍是一种备受珍爱的信条，以至于敌对国籍的承包商侵入某一势力范围，便成了最危险的罪行之一，会引起一场局部的开战理由，在各部的幕后和整个远东报界里激烈地争斗下去。倘若把中国现在的铁路图按照各承办集团的国籍涂上颜色，恐怕连小亚细亚也提供不出一幅比它更色彩斑斓的地图来。因此，中国的铁路无论在管理上还是在财务上都毫无统一可言；它们是按照最不讲求经营之道、最浪费的原则来经营的；名义上虽由交通部最高统辖，实际上，那种由战争变成了家常便饭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在中国却至今无人想到，也无从实现。

必须引入中国的，正是这种中央集权的控制——中国土地上的每一条铁路都由北京直接控制。现有的线路已是赚取大量红利的事业，这一事实应当使问题的解决变得简单些；而这个问题，也应当像币制问题一样，由有关各国派到中国来的政府专家去筹划解决，这些专家决不会受那种陈旧的重商帝国主义的丝毫影响。

中国需要这样一种改革，既有对外的原因，也有国内政治上的原因。因为，正如一切其他的现代便利设施一样，除非把那些正迅速变得积重难返的弊端彻底遏止，对各省的控制便无法妥善地集中起来。目前，军人势力越来越倾向于独占铁路；行事普遍如此专横，以至于现有线路的赢利能力与安全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并且散布一种观念，仿佛这个国家只配受恶霸的统治。督军们之所以能维持自己的地位，靠的是他们对地方铁路的控制，丝毫不亚于靠他们的兵丁。

既然庚子赔款的支付肯定永远不会恢复（因为协约各国不会轻易同意这样一桩罪行），而是将移作教育之类的正当用途，那么，修筑一个全国性硬面公路系统这件急务，就不应被忽视。共和的中国从满洲人那里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官道系统，这些道路没有铺设碎石路面，于现代用途毫无用处，然而它们覆盖着这片国土的一大部分，能够把全国极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此外还能大大增加北京的威望。至少拨出庚子赔款的四分之一用于全国筑路，不出十年便会在人民中间造成教化上的奇迹，并使政府的号令更加有力。信用和币制一旦恢复，再有一个铁路和公路网覆盖二十二个行省，共和的中国或许很快便会成为像美国那样在世界商业和世界工业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因为她的人力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而且目前正以每年六七百万人的速度增长着。只有给予中国人民合理的经济保障，从而解放他们天生的生财才干，西方文明才能为它对华夏的入侵、为它无情地摧毁古老的神祇而作出交代。

五

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也仅仅只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讨论完了，我们便可以搁笔了。

这就是全国的治安问题。

中国的军队，如前所清楚表明的，已经堕落成了一种政治警察。要把它送回它本来的领域，并裁减它的数量，既是教育和同情的工作，也是政治妥协的工作。因为必须记住，各省的将军们在省城里、在沿着连接省城的铁路上所做的那些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他们在京师、在从海边通往北京的那条铁路沿线所见到的情形中学来的。依照《辛丑条约》驻扎在首都以及京畿各战略要点的外国驻军，十九年来已使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信念：军人是政治——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手里握着步枪的人，才是有政策可言的人。依笔者之见，无论从公道还是从权宜来说，都应当放宽因那场如今已被遗忘的使馆被围事件而设立的种种保障。驻在华北的区区几千名外国军队，已不再具有它们从前那种意义；今日的中国军队在炮火上已太过强大，不会再被这支一度声威赫赫的队伍所慑服。把一件每天都在引起愤懑的事情拖延下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政策：没有哪一位政治家会赞同它。

因此，签订一项外国撤兵议定书，与中国将军们撤出各省省城，是同样必要的：这两件事应当齐头并进。

北京已经有了一支得力的警察队伍，只要把警察与政治分开，它是完全可靠、也完全能够尽其职责的。北京的警察学校正逐渐把越来越多的人输送到全国各地；这些新警察素质优良、训练有素，这从上海外国租界工部局正在向他们征调、并发现他们胜过日本巡捕一事便可看出。所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数量——全国有五十万人，便足以保障和平与安全，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当前的动荡。

如果我们要确保中国人有一个幸福的明天，那么我们所论及的一切事情，都必须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要以那种使伍德罗·威尔逊之名享有如此威望和力量的理想主义与务实常识去处理。一言以蔽之，北京的难题应当成为欧洲和美洲的难题；应当把它当作一件切身的事，而不是一件无法解决的事来对待，因为它直接产生于西方人在和平与战争中的优越力量，它迫切需要的不是西方人的敌意，而是他们的同情与援助。

五若日本拒绝

我们已来到最后一个阶段——日本问题。

在一八九四年打败中国以前，日本的军备、财政与实业，其状况都还是寒素的，甚至是简陋的。她有一支十万人的陆军；一支由几艘防护巡洋舰拼成的海军；一套银本位的币制，里面还夹杂着一个半途而废的国立银行制度的残迹——那是依着已故伊藤公爵的建议从美国照搬过来的；外贸每年一亿元。然而凭着那一纸和约，她得了四千万英镑的赔款；确立了金汇兑本位，其法是把她那黄色金属的主要储备存放在伦敦（这一做法至今未改，对远东政局有着深远而鲜为人知的影响）；并且几乎随即从西方各国手里收回了她曾经激烈争取的关税自主权与司法自主权（新约于一八九九年生效）。

所以，日本确凿地踏入国际政治，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她据以立足的那块磐石，便是战败的中国。在此以前，她几乎不过是一个三等国，对更伟大的日子并无多少憧憬。她为种种内政问题所困扰，整顿财政的努力也显然失败了。诚然，不兑现纸币的问题已经解决，一家仿照比利时国家银行而设的中央发行银行，也已在中国的财富被汲取之前建立起来。然而若没有朝鲜之战赢来的那一笔黄金储备，她的汇兑本位——那是她整个银行与实业体系的头脑与门面——能否建立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件事上，一如在别的事上，日本的范本——绝对地、完完全全地——就是一八七〇至七一年以后的德国。德国是她的明灯和向导；普鲁士在打败法国之后所走的几乎每一步，她都亦步亦趋地照抄。

日本从对华战争中出来，财政上虽心满意足，在许多方面却积了极深的怨愤。她原订的和约本包括割让辽东半岛，却被俄、德、法三国撕毁了——三国以战舰为后盾，下了一道毫不客气的命令；她被迫把已经吞并的土地退还中国。这件事叫她痛彻心肺——既因为这是国际上的羞辱，也因为她真实的动机遭了误解。她原本相信，要终结满清朝廷在朝鲜半岛的阴谋，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切断北京与汉城两个朝廷之间的一切陆上联系；因此她想要辽东，与其说是要一块日本殖民地，不如说是要在两个京城之间隔出一块缓冲地带——这两个京城由历史的纽带联结着，也由一条千里御道联结着，朝鲜的贡使沿着这条道路往来了多少个世纪。她一心执着于这种与世界政治全不相干的见地，所以当人家断然向她表明黄海并非一个内湖，而是一个总体格局的一部分——她必须通盘看待这个格局，而且眼睛要特别盯住西方战舰上的那些重炮——的时候，她的自尊所受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

英国的举动与欧陆三强不同。英国拒绝参与干涉，虽然在战争期间她曾直言不讳地警告日本远离中国一切通商口岸，声明她不能容忍自己的贸易受到干扰。尽管如此，英国仍是极为友好的；关税与司法上的屈从之所以废除得如此迅速，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英国的倡议，连美国也要等不列颠开了口，才肯过问此事。

所以到了一八九五年，日本对国际政治已经有了若干极其清晰明确的看法。她已经领教过实实在在的敌意，也领教过有保留的友谊；而美国在这一紧要时期的沉默则告诉她：合众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仍然更多是一种理论而非事实。日本那时依然十分虚弱，缓冲地带的构想既已破灭，对于随即在朝鲜发生的事，她竟不敢出头挑战；而朝鲜老王后遭壮士与日本公使馆密探惨杀一事，则表明她的计划的崩溃已经把她逼到了何等铤而走险的地步。俄国的势力如今不但在朝鲜取代了中国的势力，而且这个北方大国还借着她的铁路计划表明：她的目标是黄海的不冻水域，她要称霸于那里。李鸿章战后那一套离奇而乖谬的外交——始于一八九六年在莫斯科沙皇加冕礼上的秘密会谈，终于默许斯拉夫人冷冷地攫取旅顺口——这些都是刺进日本心窝的匕首，而她无力招架。然而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爆发之际，她以远征军的精良博得了全世界的敬重，从而为后来发生的事铺好了路。那个北方巨人玩弄中国主权，如猫戏鼠般玩了半个多世纪，已经变得太过放肆了。自从穆拉维约夫在十九世纪中叶第一次顺黑龙江而下以来，俄国一直高声标榜所谓友好合作；如今她抛开了这层虚饰，侵占了整个满洲，一直驻兵到鸭绿江口；她又在汉城钻营，想租借朝鲜这只靴子脚尖上的一个港口——最好是马山浦——其纠缠之急切，使天皇的国度怒火沸腾。

一九〇四年，日本孤注一掷，去做那不可能之事。那个使她与俄国开战的壮举，是被逼出来的；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日本若要保住她真正的独立，这一仗就非打不可。毫无疑问，俄国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一切真正的妥协；她虚张声势，到最后一刻还在侥幸地指望着。日本拼死作战，赢得了一场有限度的胜利；若不是已故罗斯福总统的操之过急，这场胜利本可以得到公正得多的了结。那个和约——倘若当时对周遭的全部情势有恰当的了解，本该在北京而不是在朴次茅斯签订——是一件不幸的文书；它和兰辛·石井换文一样，是仓促的纪念碑，而非远见的纪念碑。比较明智的政策，应当认定《圣经》上关于使人和睦者的那句祝词在政治上不合时宜，而让两造完全自己去斗。倘若那样做了，双方都会清醒过来，而东方和西方的全部历史或许都会两样；因为双方离彻底精疲力竭都不过四五个月了。空空的弹药车，残缺的营伍，平民当中不祥的怨声——这些才是官僚政府真正懂得的东西。一九〇五年，无论俄国还是日本，都已无力再打一个冬季战役了。

二

我们说过，那个和约本该在北京签订；倘若那样做了，就无须有双重的安排——先由日俄两国订约，再由中日两国另行批认。人们太少留意日本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中国京城所采取的行动了：一切实质性的事务——那些真正值得作为这场领土争夺之结果而记录下来的事务，因为它们牵涉到土地的主人——都是在这里发生的。简言之，正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四年以前——日本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显露出公然的政治上的无德。从实际的角度看，朴次茅斯条约所做的一切，除了承认日本对库页岛一半的旧有要求以外，不过是记录了一个既成事实——即俄国由于陆海军的惨败而蒙受了国际上的羞辱。至于中国与这场纠纷之间的奇特关联——其由来在于整个战争都是在她的土地上打的，并且直接关系到她被诱使作出的若干让与，涉及一个港口、两条铁路以及鸭绿江的森林采伐权——这种奇特的关联从未得到应有的考虑，中国被当作无足轻重。满洲同京畿之地直隶省一样是中国的；一种得体正派的睦邻精神——且不说权宜与远见——本应促使日本坚持让战后的解决成为一项三方协定，由俄、中、日三个缔约国共同签字，从而把过去的种种摩擦根源一扫而空。然而这就意味着要摒弃蒙昧主义；而日本在海外，靠着有组织地反对调查与改革而兴旺，胜过靠别的任何东西。说得直截了当些：一九〇五年的日本，倘若她是诚实的，就应当要求把整个满洲铁路事业交还中国——横贯满洲的干线和南满支线一并交还——然后改为标准轨距铁路，时间上只要宽限到足够让俄国修成黑龙江铁路、在她自己的领土上把她的远东属地连接起来就行了。日本倘若迈出了这一步，她就会使中国永远成为她的盟友；使她在邻国广袤领土的每一个角落的影响增加两倍；并且使西方势力受到这样的掣肘，以至于欧洲或美国的影响与实业事业能否再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都极成疑问。同样几乎无可怀疑的是，在那种情形下，满清王朝绝不会像一九一二年那样倾覆，而会非常平和地转变为一个君主立宪国。外交上的屈辱，是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这种屈辱之中，日本扮演了最大的角色。所以日本政策的短视，一直是远东共和主义的盟友，是西方势力的保荐人，也是日本皇室的和平与尊严的敌人——那个皇室今天正在民主反抗的狂风之下危险地摇撼，说不定还会遭逢一个可怕的结局。

三

日本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与中国所签的那个条约，实际上只有以下两款；条约竟如此简短，正显出日本是怀着怎样的心思去谈判的。条文如下：

第一款

大清国政府将俄国按照上开和约第五款及第六款允让日本国之一切，概行允诺。

第二款

大日本国政府承允：关于租借地以及铁路之修造经营各事，当于情势所许之范围内，遵照中俄两国所订原约办理。嗣后此等事项如有疑义发生，日本国政府当与中国政府会商决定。

为何如此简短！原因十分特别，而且实在是马基雅维利式的。

无论沙皇俄国在那场力求抵达「暖水」的长期挣扎中怀着怎样的心思，事实是：从一八九六年直到她与日本那场惨败的战争为止，这个北方强国同北京政府订立的每一件文书，至少都小心翼翼地保全了一个名义，即在中国土地上的各项事业都只是以用益权的方式持有的：俄国享有使用与收益之权，却不享有所有权。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在旅顺口租约（第六条）中，就明文规定「旅顺口应为专供俄中两国兵舰使用之军港」，也就是说，那是一个中国与俄国享有同等权利的锚地。一九〇五年中日谈判中提出此事时，日本全权代表立即对这一主张表示异议，声称有案可查：在俄国租借期间，仅有的一次两艘中国巡洋舰试图进坞，俄国人就否认了这项权利，因此这项权利已经失效。中国能够凭那两艘巡洋舰的航海日志证明，俄国港务当局当时发出的信号是「船坞已满，无从容纳」；日本谈判代表终于确信此点于己不利，于是采取了一种行动，这行动对于他们对「同文同种的亚洲民族」那番不绝于口的友谊表白，倒是投下了一道耐人寻味的光。海军当局立即奉命把旅顺口的船坞拆得干干净净、一样不留，使那里再没有任何船坞设施；于是这个在一九〇四年曾庇护过一支比整个日本海军还要强大的俄国舰队的旅顺口，竟被弃置荒废，列为二等军港，为的是把中国人挡在门外，好让日本逐渐僭取最高支配之权。这些就是远东真正发生的事情——这些就是揭去了面具的日本外交政策。

除了我们上面所引的条约之外，日本在一九〇五年还同中国订了一个冗长的附约——她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她本能地喜走曲折的路子，相信这样一来便有机会为自己开脱，免受强占他人产业的指控；也免受这样一些行为的指控：那些行为有失皇室的尊严，然而她那商业上的贪欲却迫使她非做不可。

在附约中，日本郑重声明（第二款）：「因中国政府声明，极盼日俄两国将驻扎东三省军队暨护路兵队从速撤退，日本国政府愿副中国期望，如俄国允将护路兵撤退，或中俄两国另有商定妥善办法，日本国政府允即一律照办。」这项承诺的结果如何？日本同沙皇俄国订了一个又一个密约——最后一个是在一九一六年，距俄国革命不过数月——务求不惜任何代价确保俄国不采取任何这样的行动；她最近同霍尔瓦特将军——那个至今仍把持着中东铁路的沙皇代理人——的种种勾结，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她的「姊妹国」中国恢复她的主权。在附约其余各款中，日本把她在南满所能想到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尽数攫为己有；她的政策是无情的商业与实业掠夺，而俄国当年不过满足于称霸而已。从那以后，中日两国在满洲的摩擦便从未停止过，而这个较小的国家一有丝毫借口，从不迟疑于施加威胁和压力。

大概正是由于这种纷扰，也由于她在吞并朝鲜时所经历的困难，日本才在一九一五年决心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了结她目下对德交战的成果。就朝鲜一事而论，尽管她对俄战争得胜，她仍不得不同汉城政府接连订了四个协约，才把这件事办完；而在这整段时间里，远东的报界和民众始终群情鼎沸。首先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协约，将朝鲜对外关系的监理指挥之权交到她的手里；其次是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协约，规定一切行政措施和一切高级官吏的任命，都须经日本统监的认可；再次是一九〇九年七月十二日的协约，把司法与监狱的管理——即根本的警察权力——交给了她；最后是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三日的协约，朝鲜公然被并入日本帝国，朝鲜皇帝被褫夺了他正当的尊号。因此，日本在攻陷青岛之后几乎随即提出二十一条——那时欧洲战场上的一切迹象都预示着这将是一场不分胜负的战争——并以最后通牒强行通过其中凡是不直接抵触他国条约权利的各款，便自以为安然无虞，自以为能够以她在山东的根据地胶州湾为基地，把她当年以旅顺租借地为基地在满洲所做的一切，照样再做一遍。

日本自以为凭着这一手腕赢得了些什么，是很容易说清楚的；而且应当细心注意：在这些事情上，一如在其他一切根本的政治事务上，她一丝不苟地遵循的都是德国的标准。日本已把满洲各铁路和旅顺租借地改照胶州湾的九十九年期限办理——这一行为是完全越权的；不但如此，她不仅用武力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事业，而且还借着对北京军人派的借款，强行推进了一个铁路展筑计划，这个计划乃是依照德国的蓝图——德国在欧战以前秘密拟定的——其目的在于使青岛成为一个铁路系统的出海终点，而这个铁路系统到了遥远的将来，是要横贯中亚、与中东连接起来的。

所以，由满洲和山东所生出的问题，已具有了一种新的性质。它不再是一个局部的远东问题：它是一个世界问题，必须正视并加以解决，否则便会有新的世界灾祸。

四

最后还有一个方面必须说清楚。

在袁世凯死去以前，日本一直把中国当作一个拥有统一政府、可以追究其责任、必须与之交涉的国家来对待；他死之后，她便蓄意抛弃了这一政策，转而把某些特定的人物当作全权代理人来打交道——她把这些人引诱到她的立场上去，拿他们作她的工具。她不再以中国外交部作为交涉的渠道，而是大胆地开始同北方军人派订立密约，并借着她安插在交通部和财政部的代理人，在世界大战的掩护之下，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祸害。她采取了一个简单的原则，即把二十一条中那「暂缓」的第五号当作她与民国之间的首要事务；三年以来，她一直设法零敲碎打、偷偷摸摸地去做她公开做不成的事，也就是要把中国军械弹药的控制权、战略要地的控制权、重要铁路的控制权以及实业专利的控制权，统统弄到她自己手里，或者她的代理人手里。她总共订了多少密约，没有人确切知道；然而过去三年间订立的那些军械协定，以及一九一八年的中日军事协定——名义上是为了应付布尔什维克对中国满洲边境的威胁，实则是要把北京拴在她的战车轮子上——都是臭名昭著的文书；至于那一张主要是同交通部的代理人订立的财务契约之网，牵连之广，至今尚未完全摸清。英日同盟条约明文要求日本与她的盟国充分而坦率地互通声气，日本却公然违背这一条款，她在北京的口号始终是蒙蔽，除了蒙蔽还是蒙蔽，给中国人民未来的福祉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原注：请读者参阅附录文件丙中那份惊人的借款与抵押清单。）

这里须特别指出：直到石井子爵于一九一七年作那次历史性的华盛顿之行，诱使美国写下那不慎重的兰辛·石井换文以前，日本还不得不按捺住性子；换文一入她的档案，她便开始以颐指气使的姿态行事。中国设立了一个所谓的参战事务处，也就是一个特别军事机关，下辖若干装备精良的师，名义上是为了筹组一支开赴法国的远征军，实际上（因为它在北方军人派的控制之下）却是为了继续对南方作战、为了镇压广州。一连好几个月，这个可爱的目标被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经费来自凭密约从日本弄来的款项，对中国的国际承诺则毫不顾及。尽管法国甚至提出，中国远征军每装运一个师，便为该师提供经费，并为此拟了许多备忘录，日本却设法把这个计划扼杀了。一九一八年五月，出兵西伯利亚似已势所难免，日本便同参战事务处签订了秘密的中日军事协定，作为挫败美国援助俄国计划的最后一搏。她制造了一场新的国际纠纷，把铁路、布尔什维克以及霍尔瓦特将军之流的沙皇党人搅作一团，使之无从解决，从而给贝加尔湖以东的混乱更添了一层混乱；而自从协约国获胜、十一月十一日停战以来，她又迫使北京政府把这个机关改名为边防事务处，设法把它保留下来，作为日本阴谋的大本营。据说依附于这个机关的那些贪腐将军最近所签的密约当中，有一项是关于福建省的，据报它把那个俯瞰台湾岛、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地带，置于一种准满洲的地位之上。

（原注：全文见附录文件甲。要认清兰辛国务卿被诱使致函石井子爵这一步骤的确切分量，就必须指出：从远东的角度看，一切都取决于中文译本。在美国官方译本中——该译本已送交中国外交部——「在华特殊利益」一语被译作「有份于、有关于」之意。而在日本官方译本中——该译本抢在美国之前送交中国外交部——「特殊利益」一语被译作「特别取得的优越利益」，也就是优势地位。换言之，石井子爵及其同伙耍了一个把戏，使中国政府产生这样一个印象：美国面对武装的日本，已经默认了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大局已定。）

（原注：中日秘密陆军及海军协定以及秘密军械合同的全文，见附录文件乙及文件丁，并附有说明。任何公正的评论者，在研究了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之后，都不能否认：日本若要受到世界其余各国的平等看待，她的整个外交政策结构就必须改变。）

对于世界之正派与荣誉的这一挑战，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必须应战，因为帝国主义的德国，在她那些被人抄袭去的手法从远东根除以前，便不能算是真正被打垮了。

祸根在于日本政府目前的性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根据现行宪法，日本陆军省指导帝国的对华政策、不受议会节制，乃是完全合法的。一个依据宪法直接对议会负责的日本内阁，对于远东的和平与幸福是绝对必要的；除非这一点，连同适当扩大选举权，能够通过宪政的途径获得，否则就必须用不同于战时所采取的方法，来对抗日本对中国的恫吓。

（原注：参阅附录文件辛所载日本宪法摘录。）

因为站在日本那一套方案背后的，是武力——不是公道，不是正义，而是武力，外加腐败。这武力在今天已是半陈旧的了；因为日本的军备大体上仍停留在日俄战争后的水平，面对那些在远东有重大利益需要保护的一等海上强国所提出的挑战，完全无力应付。的确，在当地的观察者都看得明白：地理上孤悬海外这一本钱已经用尽了；如果国际联盟要在东方如同在西方一样具有意义和实效，那么有一个现成的办法，可以立刻扭转局面。

天边的一线灰色战舰，会使日本的领袖们懂得这场战争的一切屠戮所未能教会他们的东西：黄海的水域没有足够的保护，已经太久了。

日本确实站在十字路口上。她的前途如何，要由她自己来抉择：帝国主义的病菌，是要由一场爆炸来炸掉，还是要由改革来驱散。朝鲜曾经大声疾呼，要求得到像样的待遇——朝鲜今天有权要求：或者实行自治，或者让她的人民在日本议会中得到适当的代表。倘若世上真有这样一个实例，那么这里便是一个只应在国际联盟授予的委任统治之下加以治理的国家；因为朝鲜做了什么，就该被当作一个被征服的行省来对待？又为什么满洲以及孔子诞生之地所在的那个省份——山东——也要受同样命运的威胁？说这些地区是日本过剩人口所必需的，那并非事实；因为它们本已人烟稠密，也并不吸引日本移民。朝鲜在日本的铁蹄之下已经十五年，今天的日本移民还不到四十万，自日俄战争以来净增不过三十万人。在同一时期，朝鲜的人口增加了三百多万，不到二十年，那块土地就会比日本还要拥挤得多。至于满洲，经验不但已确凿证明日本人作为农夫无法同中国人竞争——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在土地上立足——而且在小买卖上，中国人也正在把他们挤出去；日本人只能靠一套优待办法和排华规章才保得住他们的地盘，这套规章他们正在旅顺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带孜孜不倦地施行，作为替他们的要求辩护的最后努力。至于山东，那里早已被本地人口挤得满满的，每年都有大批男子必须到别的省份——尤其是满洲——去谋食；山东的村庄密密麻麻，连成了一条条不断的链子。人们还不够清楚：自一九〇〇年以来，中国人口已增加了六千八百万——也就是说，比德国或日本现在的全部人口都要多出许多；而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不会少于六亿。日本最北的北海道岛实际上还无人居住，即使在竞争最低的条件下也能容纳一千二百万人；她却徒劳地设法把她的人民推上亚洲大陆，以便为她那所谓的亚洲门罗主义辩护——而这个主义在她看来，意味的不是保护东方，而是征服东方。日本人除了到白种人的土地上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又快又容易地赚大钱——是不愿出国的；他们对自己吞并的领土如此不在意，以至于台湾的日本人口长久以来即便不是实际减少，也一直停滞不前。他们生性是城居者；他们把许多农活留给女人，女人们起早摸黑地在田里劳作；对他们来说，异域毫无吸引力。殖民实在与他们的天性格格不入；是他们的军事领袖，几乎在用强力逼着他们，以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离奇的方式，去营建一座帝国的大厦。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一个字也没有了。我们已把这个问题置于探照灯之下；我们已指出了解决的办法。倘若欧洲在料理完她自己的麻烦之后，还剩有足够的正义，那么东亚无疑是第一个有权要求它的。因为除非把这一可贵的品质大量地用上，否则大崩溃到来、人们又须重新厮杀的那一天，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