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读本

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是各国大家庭里最年长的一位。今天世上再没有哪个国家，情形还这样接近几千年前的老样子。我们就要走遍它的各个角落，这一趟长途跋涉，好比逛一座大博物馆。只不过这座博物馆里陈列的，并非早已作古之人留下的遗物；它看上去，大半倒像是至今还有一个古老的民族住在里头。然而这里那里，我们也会看见一些叫人想起西方文明的东西。

中国在哪里，大概用不着谁来告诉；中国人占了全人类将近五分之一，这也不必多说。你多半知道，中国占着亚洲东部的大半，一边是俄国的西伯利亚，一边是太平洋，或者说中国海；它的气候，从加拿大那样的冷，一直到佛罗里达那样的暖，应有尽有。

你无疑也知道，中国在政治上已经不再是帝国了——几千年来它一直是帝国。从一九一一年起，它成了共和国，至少名义上是。这个共和国的疆域和从前的帝国不尽相同，因为在那场改换政体的革命之后，辽阔的版图上有好几处地方宣布了独立。就算在我们所说的中国本部，不同的地方也由不同的军阀把持着，乱得很。当然，凡是有见识、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盼望这只是一时的情形。

从前中国皇帝（他的百姓管他叫天子）所统辖的广大疆土，如今属于中国本部的还不到一半。其余的，是老中国那些大块的属地或者说藩部，到今天几乎全都宣布了独立，至少行事像是宣布了独立。这些地方里头，满洲和中国本部最像。蒙古、新疆（也叫中国突厥斯坦）、西藏那样广袤的土地，说它们是中国的，就跟说住在那儿的人是中国人一样不确切；它们的土壤、气候，以及风俗人情，都大不相同。我们会看到，从前帝国的这些部分人烟稀少，有的地方一平方英里还住不上两个人；而在中国本部，一平方英里上可以有六百七十五个人。

我们要走过中国本部的十八个省，还要走过从前的多数属地。一路上会看到，中国人自有他们的一套做法，许多地方和我们的做法很不一样。可是只要读的时候肯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觉他们（其实全人类都一样）骨子里和我们十分相像。我们会明白，一个民族外表上的种种特别之处，多半是特定环境的产物——气候、土壤、机缘，诸如此类。我们也会明白，看不起中国人是多么荒唐：论适应环境，他们比我们当中差不多任何人都做得成功。巴比伦、亚述这些同辈的国家早已烟消云散，几千年过去，中国依然是一个国家——这还不够作证据么？

中国近年的历史

话虽如此，眼下却有不少人担心，中国这个国家也快要消失了。要明白这种看法，就得把中国近年的历史稍稍看一看。有将近三百五十年，中国在满洲人治下；满洲人本来根本不是中国人，只是渐渐地看上去和中国人差不多了。一九一一年中国人起来造反，反的正是满洲皇帝和他手下那许多权柄小一些的满洲官长。

不过，共和政体在我们看来也许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好几代这样的日子；可中国人要骤然之间来这么一个彻底的大变，却不是简单的事。在满洲皇帝治下，中国人里只有很少一部分识过字。他们从来没有选举的权利，对中央政府在做什么也知道得极少。他们没有报纸杂志可以了解消息。千千万万的人住得离京城北京很远，又没有受过教育，压根儿没弄明白「政府」是什么意思。他们每年、甚至不止一年一次地要向某个自称替政府收税的人纳税；各人又都看见本村的父老在料理村里的事。兴许有时候，他们会因为犯了什么罪过或者小错，被带到朝廷派下来的官员面前受审。可是关于政府，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

我们美国人极信教育的好处。在中国，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少还上过美国的大学：他们明白，老百姓若连字都不识，就不能指望他们对政治有什么明白的见解。有一位中国人，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如今是本国平民教育运动的领袖；他想用一套简化的文字，在一代人之内把不识字这件事扫除干净。关于中国语言文字上的难处，关于那里的学堂制度，后面我还要细说。有一件事我们尽可以自豪：美国借着庚子赔款，为中国人办教育出了大力。这笔款子，本是中国因为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里美国人丧命、财产受损而欠美国的。我们的政府没有把这笔钱用掉，而是退还给中国，用来在北京附近办起清华大学，并且送有出息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的大学里念书。

中国人自然不懂怎样去选总统、选议会，以及共和政体所需要的种种官员。同样自然的是，那些想当大官的人，找到了不经选举也能到手的门路。最中意的一条路，便是自己拉起一支队伍，不管百姓愿意不愿意，占住一座城、一个县或者一个省，自行其是。有一个中国人，原是满洲皇帝手下的一员大将，开始把自己挑中的人派出去治理各地。他虽然由议会（议员多半还是他自己挑的）选作总统，可就连他也说不清共和究竟是怎么回事；到末了，他索性想自己做皇帝，另开一朝。

可是想在这种西式的新政体下替自己谋个好位置的人太多了。有几个原是总统的属下，他们心里明白：总统一旦做了皇帝，自己将来当总统或是别的要人的指望就渺茫了。于是他们出来反对另立新朝；这位一心想做皇帝的总统，到一九一七年死去，终究没能把他一家人送上宝座。

他一去，北京的中央政府里再没有强有力的人物，于是他任命的许多省级军事长官，甚至地方上的官员，都各自独立了。他们手里有兵，百姓拿他们毫无办法。几千年来，中国人习惯了被强力统治，自己在这上头说不上话；所以他们大多数想不通，为什么该指望他们来过问国事。

中国是怎样治理的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觉得，中国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也许要消失了。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它那些大块属地差不多全都成了事实上的独立之地。许多人顶着「督军」、元帅、将军一类的名号，在中国本部各处自封为王。有的完全不理北京的中央政府；有的高兴了才听一听北京的命令。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了。中国没有国家的军队，却有千百万当兵的中国人。各处的当权者各有各的队伍，队伍只听他一个人的。我们在这个古国里走动，会觉得它像是一堆各自为政的省份，甚至更小的地盘凑在一起。有时候还会碰上一座城，由两个将军分着管。

这些拥兵自重的人，许多都极自私，收上来的税钱，能留下多少就留下多少。有些人彼此打个不停，想把对方赶走，好多占一块地方。今天中国的情形，好比在美国，各位将军、上校把自己手下的师、团拉走，各管各的驻地，全不理会华盛顿的命令。

中国究竟会碎成许多小国，还是依旧做它几千年来的那个大国，恐怕还要过些时候才见分晓。有人以为，某位元帅或者将军终究会把别人一一打倒，自己做全国的总统或者皇帝。也有人担心，外国说不定得插手进来，替中国立定秩序。还有人盼望，中国人自己迟早能把自己的事情理顺，就像他们漫长的历史上好几次做过的那样。

这些糟糕的治理在中国照旧进行着，中国人却仍旧和从前一样勤勉、和气。各地将军之间的内战，把百姓的日子搅得很不好过。我们这趟游历还没走完，我相信你就会断定：中国人配得上一个比眼下好得多的政府。住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人，差不多都觉得他们很可亲——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毛病，就像美国人和别的民族一样。

也许你会像我当初一样惊讶：内战打得正凶，我们却几乎可以在十八省里任意来去。这几年里，确有几个外国人在中国被杀，还有一些被抢。可是等我讲给你听，我怎样走遍全国各地，常常独自一人，还穿过许多偏僻的地方，从没有受过伤、被抢过，你多半就会认定，中国人到底是很不错的人。我还要告诉你：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带着我们两个小孩子，在中国许多大城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连夜深了也不例外，而那时候敌对的将军们正在城里城外打仗——听了这个，你一定会承认，中国人虽然皮肤是黄的，骨子里却是我们的弟兄。

二满洲，也就是东三省

我们进中国，没有像多数旅客那样搭轮船在上海、天津或者广东上岸，走的是一条更新式、也更有意思的路：取道日本，再经过日本那块新得来的大陆属地朝鲜。中国人把我们所说的满洲叫做东三省，它的位置很像我们美国东北部那几个州，只不过顶替加拿大的是西伯利亚和蒙古。可是我们一过鸭绿江上那座铁路大桥，立刻就觉出自己到了中国，尽管还没有进中国本部。就在江边上，我们已经看见缠足的妇人，看见穿着短褂和蓝布裤子的苦力拉洋车、推独轮车，看见铺子和客店门前竖着长长的木招牌，上面写着奇形怪状的字。

不过，满洲多少有一半是日本的，一半是俄国的。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一仗打过之后，俄国人在那里修的大铁路，南边一段交给了日本。所以那种美国式的火车不但从朝鲜一直通到满洲的省城奉天，而且还有一条日本人的铁路，用的也是我们家乡那样的车，从大连、旅顺到长春足有五百英里；再往北，还有好多英里俄国人的铁路。铁路沿线的地面，以及沿线各大城的某些地段，都归日本人管。满洲其余的地方，由一个中国人统治，他其实并不听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号令。

出了奉天的日本地界（在火车站一带），再走两三英里，便是奉天旧城。更确切地说，这座城该叫奉天；「穆克敦」是俄国人给它起的名字。和中国几乎所有的城一样，它四围有一道大城墙，砖块大得像石头砌的，城门造得很特别，进出的路非拐两个急弯不可。中国的城门都是这种双曲尺的形状，因为老百姓从前以为——如今许多人还这么以为——空中满是看不见的恶鬼，而恶鬼只会走直线。这样的城门，也便于挡住来犯的敌人。

奉天城里的稀奇景象

城墙里边的奉天，是一座地道的中国城。街道大半坑坑洼洼，许多还极窄；中国人的城，几千年来就是这么造的。沿街我们看见一口口大铜壶，足有装钉子的木桶那么大。每口壶底下生着炭火，滚滚的水汽从大壶嘴里喷出来。中国人一天到晚喝茶，大壶后头那些小摊子、小铺子，就是给苦力和别的穷人喝茶的茶馆。看管这些大壶的妇人，许多都戴着那种古怪的满洲头饰：像一块薄板，宽窄和长短差不多，横架在头顶上，乌黑的头发绕在上面，再插上花朵和首饰。满洲女人不像她们的中国姐妹，是不缠足的。

另有些铺子门前挂着大木牌，做成一串串「制钱」的样子——那是中间有个方孔的小铜钱，有些中国人至今还拿它当钱使。挂这样的招牌，表示这是一家钱庄。中国的钱五花八门，所以各处城里，换钱的地方到处都有。

沿街来回吆喝叫卖的小贩什么都卖，其中有些人挑着几十只小笼子，笼子是用细如稻草的竹篾编的。每只笼子里养着一两只蟋蟀，或者纺织娘，或者会叫的蚱蜢。中国人买这些笼中的虫子摆在铺子里、屋子里，就像我们养鸣禽一样。一路上，我们到处听得见这些小东西心满意足地叫。我给我的小儿子买了一只——他那时才两岁——心想这么大小的「鸟」正合他玩。可这蟋蟀似乎不乐意归洋人所有，一声也不肯给我们叫。我们本来也没打算把它长久关着，毕竟鸟也好、蟋蟀也好、北极熊也好，想必和我们一样喜欢自由。所以过了几个钟头，我们就把它带到公园里放了。可我怕我们这一番好意于它并无多大好处：当下就有两个中国孩子追上去，多半很快把它捉住，又卖回给卖蟋蟀的人了。

有将近三百五十年，中国全境都在满洲人治下。满洲人是蒙古人种里身材高大的一支，本是从满洲出来的。他们在奉天有一座宝座，至今还有游人去看。那座宝座如今是空的，连同安放它的那座大宫殿一起空着。到今天，我们几乎可以说满洲人已经没有了。中国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自称是满洲人；可是在统治中国的年月里，满洲人变得和中国人太像了，如今很难把他们同别的百姓分开。我们会发现，凡是来同中国人住在一起的人，连征服者在内，差不多总要被中国人融化掉。

奉天最叫人发笑的一样东西，是它的电车——其实是骡子拉的车，从日本人的火车站开到奉天旧城去。车破旧得不成样子，平常只有穷些的中国人才坐。别人出门坐洋车、坐汽车，或者坐一种洋人叫做「北京车」的家伙：一只箱子架在两只轮子上，顶篷是圆的，底下一点弹簧也没有。可就是这几辆车，当年竟在纽约的第三大道上跑过！后来那里改用电车，这些车就卖到了东京；等日本京城也换了电车，这些老车便又运到了奉天。东三省的那位中国统治者，也盼着不久能用上电车；到那时候，这几辆跑了这么远路的老车，说不定还要跑得更远，要么就改成阔气人家孩子的玩耍屋了。

满洲南北一路看去

我们坐着日本人的火车在满洲南北来回走，便不奇怪中国为什么想把这东三省要回去。满洲不但土地极肥，而且和挤得满满的中国本部比起来，人也少。每年夏天，成千上万的中国苦力到满洲来，下地收庄稼，或者做别的活。有些人一到秋天就回家去；可留下不走的也不少，所以满洲人这块老家乡，不但由一个中国人当家，居民里头中国人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一路上我们看见的最要紧的庄稼，中国人叫做高粱，很像我们南方各州种的非洲高粱和甜高粱。一大片一大片的高粱地长得极高，人骑在马上都能藏进去，一直铺到天边。土匪有时候就躲在高粱地里，所以满洲和中国北方一带的百姓，总是盼着快些割庄稼。多数美国人以为中国人都吃米。可是在北方，冬天冷得和加拿大一样，成百万的人几乎从来尝不到米，吃的是高粱、小米，甚至还有当地也长的玉米和麦子。

满洲另一样极要紧的出产是大豆。豆子里能吃的部分榨出来，做成一种豆腐，中国各处的人都吃。还有一部分做成咸味的酱油，吃饭时每一筷子菜都要蘸一蘸。叫一个中国人吃饭没有酱油，他难受的程度，就跟叫我们吃饭没有盐一样。大豆榨去养分之后剩下的渣，压成一块块圆饼，看上去像磨盘，运到中国各地去当肥料使。

满洲北部，可以说是一片俄国化了的中国。从长春起——旅客在这里要从日本铁路那种美国式的火车，换乘叫人想起欧洲的俄国火车——沿途车站上、农家里，俄国人比中国人还多。就连有些穿中国兵服装的，也是俄国人，一个个高大而淡黄头发，长得和我们那样像，弄得我们很诧异：他们怎么听不懂我们的话呢。不过在这一带过日子，比在日本铁路沿线要费事些。日本人的车站，站名牌上除了日文，还写着英文。长春以北的站牌，写的却是中文和俄文，没有英文。

各大些的镇子上，都矗立着俄国人俗艳的教堂，尖顶形状古怪，漆成鲜蓝、鲜绿和别的奇怪颜色。尤其在哈尔滨，旅客简直会以为自己身在俄国。比方说，在那里，进人家办事的屋子不把帽子和大衣留在外间，是失礼的。进铺子要和掌柜的、伙计们一一握手，出来时还得再握一回。我们也看见许多俄国乞丐，都是俄国改了政体之后倾家荡产、被赶出祖国的人。到了满洲里——再过去就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了——我们便掉头往奉天和北京走。

三穿过长城到北京

把我们从奉天送到山海关——中国本部的头一个市镇——的，又是另一种式样的火车。车厢顶是圆的，里头隔成一个个小间，像船上的舱房。整列车挤满了中国兵，穿着褪得很厉害的灰布号衣。有几节车厢被他们塞得别的客人根本上不去，连餐车桌上桌下都睡着人。他们当中买票的极少。后来我们发现，中国各条铁路上都是这个样子。统治中国的各位元帅、将军手下的兵，许多并没有好好操练过，也没有什么纪律，有些简直算不上真正的军人。可是车上的人对着他们的枪和刺刀毫无办法，不管他们该不该坐，也只好由他们坐。

长城翻山越岭走了一千五百多英里，终于在山海关走到了海边，已是一副疲态。我离开中国以前，在六七个不同的地方穿过长城，简直和它成了老相识。你大概知道，它是将近两千年前修的，为的是挡住住在它北面和西北面的蒙古各野部落，不让他们进古时的中国。可是边境上有这么一道大屏障，他们到底还是进来了，而且征服了全中国，统治了相当长的一段年月。

长城常被称作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要是你只从它一座城门底下匆匆走过，或者只看见短短的一段，也许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它大半是用大砖或者大块的条石砌的，高二三十英尺，顶上宽得可以并行两辆汽车。你若肯停下来想一想：修长城的人手里毫无现代的机器，那些石头要一块块凿出来，那些大砖要一块块用手做出来，然后既没有大车也没有滑车，就得搬运上去、抬到该放的地方——你就会开始明白这是一桩何等了不起的工程。你若再沿着城墙骑马或者步行走一走，看它怎样一英里一英里地爬上山头、下到谷底，盘绕不绝，就会更加惊叹。最后，等你在六七个地方穿过它，其中有几处彼此相隔几百英里，而它依旧在高山上攀援不已，每隔几百码就有一座供守兵用的大敌楼高高耸起——那时候你一定会承认，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要是把中国的长城搬到美国来，就算把它所有的曲折弯转都算上，也能从纽约一直伸到快到奥马哈的地方；要是把它拉直了，几乎可以够到丹佛。它确实并不是一道实心的石墙。我们在山海关那座圆顶的城镇后面骑着毛驴沿城走时，发现那一段其实是两道砖墙，每道厚约三英尺，中间填着土和碎石，顶上铺砖。那些石板色的砖，比我们的砖大得多，一块就有二十多磅重。也确实，在西藏边上很远的地方，长城到嘉峪关就完了，那里它不过是一道晒硬了的土脊。可是我敢说，今天无论哪个国家，即便有了现代机器，也不会愿意再修这么一道墙。顺便说一句，中国人管这道墙叫「万里长城」。一华里差不多合我们三分之一英里，所以中国人说它三千多英里长，是夸张了；实际只有那么一半长。不过我想，对当年被征发来修它的千千万万人来说，它恐怕还嫌更长呢！

中国是一大片坟地

从山海关到天津要走整整一天，沿途中国市镇很多，一到站，洋车夫便成群地抢客人。有几处是有城墙的大城，我们可以瞥见极窄的街道，挤满了人，就像我们这列火车一样；一路上处处叫人感到，中国这个国家实在太挤了。活人固然多，死人仿佛更多。乡野间点缀着一个个小小的圆锥形土堆，大半有四英尺来高。那是中国人的坟，立碑或者另作标记的极少。

中国人敬重祖先极深，每一家的坟都要保存几十代，有时甚至几百代。人死了，儿女便去找风水先生——一种术士——请他定下葬在哪里。风水先生装作去请教那些看不见的神灵——多数中国人至今相信有这样的神灵——最后指定一处地方，说死者在那里可以安息。风水先生挑的地方哪儿都可能，所以中国没有公墓；倒不如说，整个国家就是一片坟地。我们本以为往北京去这一路上的无名土堆已经够密了，可后来我看见的何止几百万，而且离大城越近越密。

这些坟是中国百姓一桩极大的苦事。老中国人口将近五亿，很难给每个人匀出足够养活一家人的地来。可是差不多每个农人那一小块地，又被祖坟占去一些。他每年耕地都得绕着这些坟走，坟上不许种东西，于是活也多了，收成也少了。古时候，每逢新朝登基，中国人便把旧坟平掉。如今没有皇帝了，坟便留着；照这样下去，看来总有一天，地面上除了坟就什么也不剩了。

有钱的中国人，坟远不止是一堆土那么简单。一个人若留给后人足够的钱，后人便给他盖一座祠堂。家里的人到这里来，在他的牌位前烧香祷告，往往一烧就是几百年。中国皇帝的陵墓更加费钱。北京的北边、东边、西边都有几处陵区。其中两处可以坐火车到，可是东陵——就在我们此刻所经之地的北面——只能靠步行或者骑驴去；这一处我看着最有意思。葬在东陵的皇帝不满一打，陵园却占了好几百英亩。每一座陵都包括几座大殿，里里外外装饰得极为考究，每一座陵还有一个住着守陵人的围墙村子。

皇帝的陵墓

以看陵为业的人全是满洲人，因为东陵葬的都是满洲皇帝。京城另一边一百英里外的西陵也是如此。守陵人看管先帝遗物之严，到了开一座陵殿要三个人拿三把钥匙的地步。我得到一个村子里满洲贵族出身的头人许可，去看那位有名的慈禧太后的陵——这个狡黠的老太太统治中国很久，一直到本世纪初年。一个人跪下开大门底下的一把锁，另一个人爬上梯子开顶上的一把，第三个人管中间那把寻常的锁。门里头的椅子都蒙着明黄的绸子，那是皇家的颜色。撑着天花板的黑色大柱子上，盘着黄龙，那是帝王的象征。天花板和四壁绘着一格一格的彩画。神案前摆着银器、金器和漆器盛的食物；因为中国人相信，死者的魂灵也和活人一样会饿。

中国皇陵前的神道两旁，立着石人石兽，差不多总是成双：两头象、两头骆驼、两个文官、两个武士、两匹马，还有两只只在中国人想象里存在过的怪兽。尤其是北京以北的明陵——明朝在满洲人之前——那些石头的守卫或者仆从格外可观。连骆驼和大象都和真的一般大，而且是用坚硬的花岗石凿出来的。有几尊石人高得惊人，我站在跟前还够不到它们的膝盖。满洲皇帝陵前的石像没有这么大，雕工却更精细。

所有皇陵四周都是大片的松林，严禁砍伐一棵树。事实上，直到不久以前，东陵后面那道山脉连斧头和犁都不许动，因为人们把它看作一道「屏障」，挡住北方来的邪气，免得惊扰先帝。可是革命之后不久，政府便准许砍伐这道「屏障」上的树林，于是如今这道山出了许多上好的木料，移居来的人也开始在山坡上种地。看着人们在这古老的中国砍树、烧林、定居、垦种，简直和当年美国初开拓时我们的先民、边地人一模一样，真是一种奇特的景象。

满洲皇帝的避暑行都

东陵后面那道山的那一边、长城之外，有一处极可观的地方叫热河，外国旅客到过的很少。那里是满洲皇帝避暑的去处，有几位皇帝在那里修了富丽的宫殿和叫人吃惊的庙宇。有一座叫布达拉的，是仿着西藏拉萨达赖喇嘛的大庙建的——拉萨那座，白种人见过的极少。它一重又一重地沿山坡爬上去。另一座庙里有一尊金佛，大得我要爬到第四层楼上才看得见脸，而它那几十条胳膊，许多还在更高的地方。还有一座庙里，长长的阴暗甬道两旁，坐着五百尊与真人一般大的金佛，相貌和姿势各不相同。这样的佛像，我们在中国多数大城里都会见到，据说是表现佛的种种心境与神情。

热河的景致，我觉得很不寻常。环绕它的那一大圈山里，形状奇特的东西不少，其中有一块庞大的直立岩石，像警察手里的短棍。中国人叫它「棒槌」，因为在他们看来，它像中国妇女在溪边或者水塘边洗衣裳时用的那根棒子。从热河骑驴走了将近半天，我还能看见这块怪石立在天边。

从满洲过来的这条铁路沿线，地面渐渐变得很乏味。后来景色中出现一堆堆大土丘，白得像脏了的雪，我们起初当它是坟，后来才知道是盐，从蒸发海水的大土池里铲上来堆成的。盐在中国是极要紧的出产，虽然那里几乎没有我们美国那样的岩盐矿。有一种盐「场」，归政府所有，却由外国人经管；从前北京从中得着很大一笔收入，如今这笔钱大半落到地方上的那些土皇帝手里去了。

天津是北京的口岸，也是中国北方头一等的口岸，在白河口上游七十英里处，离北京的路程也差不多这么远，在北京东南。一八六〇年订约开放，准外国人通商居住。外国租界叫紫竹林，有六七个欧洲国家在那里占着地，各有各的法律、巡捕和衙门。可就连这块洋人地界的码头上，我们也看见许多面黄肌瘦的苦力，在铺石子的码头上拉运货的大车，一天的工钱不过六分钱光景。我们很快把天津抛在后面，朝北京飞驰而去。

四我们在北京的家

我们在中国的京城住了九个月，觉得这是个很可爱的家。我们的房子在内城东边，洋人管内城叫鞑靼城。房子紧贴着那道高大的内城城墙，每天早晨太阳总要迟一会儿才照得到我们。那是一所中国式的房子，就是说，没有地窖，没有楼上，连阁楼也没有。其实它是四所房子，围着一个三十英尺见方的砖铺院子，四面各一所，每所两间屋。我们从卧房到饭厅，或者从客厅到孩子的屋子，都得走到露天里去。可是北京几乎天天都有好太阳，连隆冬最冷的日子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并不在意。中国房子的院子保证了充足的光和空气，也补偿了西方人习惯的某些便利之不足。

我们雇了五个用人，加起来的工钱还不及美国多数地方雇一个用人的花费。四男一女，没有一个懂一句英文，所以我们自然非学中国话不可。我儿子到三岁生日的时候，中国话已经说得比英国话还好。有一个用人叫「小厮」，其实已经四十岁了，管的是管家兼收拾屋子的差事：铺床、伺候饭桌、应门，还支使别的用人。厨子也是男的，手艺极好，因为他从前在满洲宫廷的膳房里当过差。打杂的是个又高又壮的小伙子，扫地扫院、看着煤炉子不灭、洗碗、洗衣裳，全归他。车夫除了拉我们进城出城，别的事一概不做；他那辆洋车锃亮，钢丝轮子上是打气的胶胎，就停在临街门里头，门通着院子。有时候他拉着我跑五英里，快得像长跑运动员，而我体重有一百七十磅上下，身边还可能带着儿子或者行李。那个女用人叫「阿妈」，照看孩子，另外还包了缝缝补补一类的活。

北京的用人没有礼拜四和礼拜天下午的假。他们一天到晚干活，一个礼拜七天，除非你叫他们出去散散心。可他们仍旧很和气、很恭敬、心肠很好。住在北京的美国人和别国洋人，有的雇十来个用人，住着一大串前后相连的房子，外面围着一道大墙。你知道，中国是墙的国度，却没有篱笆。国家四周有墙，至少北面和西北面有；差不多每座城都围着城墙；多数中国人住在有围墙的「院子」里。我们这道墙把邻居完全挡在视线之外，可挡不住他们说话的声音和街上的响动。从早到晚，甚至到深夜，卖吃食和各样东西的小贩在我们这条街上来回走，各人发出一种特别的声响，表明自己卖的是什么。磨刀磨剪子的吹一只号，或者把十来片铁用绳子拴在一起哗啦哗啦地甩。剃头的拨弄一样东西，看上去像一把巨大的镊子，嗡地一响。锔碗的——就是补破碗碟的——带着铃铛。瞎眼的乞丐拿长竹竿一路点着地走，用小锤敲一面大铜片，像乐队里的钹。

我们的中国邻居似乎两顿饭之间老要吃东西。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小子也好，闺女也好，一饿了就手里攥着几个大铜子儿站在自家门口或者院门口，等着卖白菜的、卖米饭的、或是别的卖吃食的人走过来。这些小贩里有几个推着带轮子的小车，可差不多全是用一根有弹性的扁担挑着货，搁在一边肩上。连剃头的也是把整个铺子挑在扁担上；我们的「小厮」或者打杂的要剃头——其实该说剃光头，如今中国是这个式样——就蹲在街上，让剃头的当场办了。

北京的街巷

北京那些窄窄的小街叫做胡同，都不铺路面，只是一层被无数双脚踩硬了的黑土。雨季通常在夏天，那时候胡同里往往泥深没足。可是北京最叫人受不了的还是风沙。有时候漫天的尘土席卷全城，什么都灌满了土，连人的眼睛也不例外。有一个热天夜里，我们把窗子全开着，恰好刮起这么一场风沙，早晨起来，脸上和被褥上盖了一层黄褐色的土。有人以为这些土是从长城外的戈壁沙漠来的，其实是北京城里街上和四郊田里的干土末子。

除了许多胡同，北京如今也有几条通电车的宽马路了。不过直到不久以前，中国除了几个大口岸的外国租界，是一辆电车也没有的。北京人绝大多数坐洋车。警察说，登记在册的这种「大人坐的婴儿车」有四万多辆。拉车的不光是成年人，还有小孩子——虽然有法令禁止。看见两个本该上学的小孩子拉着一个肥胖的大人在街上跑，一个在前头拉，一个在后头推，实在叫人难过。有时候拉车的孩子会被撵回家去，可法令并不总是认真执行。有一件事值得记住：洋车是从日本传到中国来的，据说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为了让他有病的太太坐着舒服才发明的。

据说拉洋车的人活不长，因为跑得太多，害了心脏病。我们在北京住的那九个月里，我有一回看见一个车夫倒在两根车辕中间死了，车子朝后翻过去，把客人也掀了出来。可我们自己那个车夫已经四十多岁，从小就在跑。中国多数拉车的穷人日子都极苦，尤其是那些没有固定主顾——洋人或者阔气中国人——的。他们不论什么天气都得在街上转悠，或者坐在自己车上等着；冬天有些人冻死，甚至饿死。

除了四万多辆洋车，北京还有一种古怪的马车，像四只轮子上架着一口钢琴箱；自行车也不少，汽车自然很多。有些人从乡下骑马进城，也有人坐骡轿——那东西像没有轮子的小篷车，吊在两根杠子上，杠子前后各拴一头骡。从前坐人抬的轿子的人很多，如今这种东西除了抬新娘子去成亲、或者出殡时抬孝子孝女，已经难得用了。那时候轿子蒙着红布，显得十分热闹。洋人多半坐洋车，因为跟你那匹「马」说话、告诉他上哪儿去，比开着汽车在又窄又常常挤得满满的胡同里钻要省事。

北京的奇景

北京有意思的东西和地方太多，我们住了九个月也没有看遍。头一样是铺子，你想得到的东西没有不卖的。有几家摆满了我们本国和欧洲来的罐头和别的货，可大多数只卖中国货。比方说，这儿是一家玩具铺，各式各样逗孩子的玩意儿都有。中国人极疼孩子，做出的玩具比你见过的都有趣，只是常常做得单薄，一弄就坏。有几条街上是一长排绸缎庄。中国出产大量的丝绸，而且卖同一样东西的铺子往往聚在一处，不散在城里各处。这不光是中国如此，亚洲差不多哪儿都这样。这些铺子里的伙计常穿长绸袍，和多数阔人一样。北京最古怪的铺子恐怕要算药铺。如今有些药铺卖的和美国药房一样，可老式的药铺里陈列着磨碎的虎骨，中国人以为吃了能壮胆；还有老鼠肉，据说能生头发；还有蛇皮，治哪一样病我也说不清。

再就是棺材铺。中国人凡是出得起钱的，总要用一口大木棺材下葬，那棺材看着像掏空了的大树，棺盖重得一个人搬不动。一排排棺材就摆在临街敞开的铺子里，谁都看得见，因为中国人觉得棺材是一件很喜气的家具。有时候儿子拿一口漂亮棺材给父亲当年礼，父亲便把它摆在堂屋里，请街坊邻居来看。中国人做棺材用掉的木头太多了，以至于全国大半地方除了庙宇和皇陵附近，已经没有树了。

中国人极喜欢鸟，北京和别的大城里鸟铺很多。我们常看见一个老头儿顺着我们的胡同走，一根棍子上停着两三只鸟，每只鸟一条腿上拴着线。鸟儿时不时地飞出去，飞到线的尽头，再飞回来落在棍子上。在中国，连银行家和阔商人也带着鸟出来遛。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两手各提一只笼子，找到个公园便把笼子挂在树上，让鸟儿唱，自己坐在树下抽他那根长烟袋。中国人还有一样奇特的风俗，是把一只哨子拴在鸽子身上，鸽子一飞，空气从哨子里穿过去，就响起来。北京和别的中国大城上空，总有几群这样的鸽子盘旋，发出一种怪异的音乐，周围又跟着一大群别的鸽子，就像戴铃铛的羊或者牛后头总跟着一群同伴一样。

北京有许多了不起的古宫殿和古庙，比如孔庙，还有蒙古喇嘛的庙。内城中央有几十座金黄琉璃瓦顶的宫殿，四面围着一道明黄的墙。皇帝从前住在里头，那地方叫紫禁城。如今旅客出一点小钱就可以进去参观，里头是收藏中国旧物的博物馆，有绝妙的瓷瓶、字画和漆屏风。围着这座旧日的皇居，是皇城，从前住满了满洲的朝臣，外头一道大墙，墙顶铺着蓝瓦。皇城外面便是我们所住的内城；从前那里只准满洲统治者的兵丁带着家眷居住。内城以南是洋人所说的中国城，也就是外城，比整个内城还大，同样围着一道大墙。

在城墙上散步

街上既然不总是舒服，多数洋人和阔些的中国人便到内城的城墙顶上去散步。我们屋子外头就有一座城门，门里是一道斜坡，通到城墙顶上；每天下午我们的小儿子都上去玩。这道墙比长城还要大：高得像三层楼房，宽得可以并排跑四辆汽车。它是用暗蓝色的大砖砌的，中间填土和石头，顶上再铺一层砖。两边各有一道女墙，高得只有大人才望得过去，免得人跌下去。城的四角，以及每一面墙上的两座城门之上，都有高大的带顶建筑，看着像公寓楼，其实里头只住着鸟和蝙蝠。

沿内城城墙顶上走一圈是十三英里。有一天我吃过早饭就动身，把这一圈整个走完，回来正赶上一点钟的正餐。城墙大半是土填的，所以墙顶上、有时候墙坡上，都长着草和灌木。有几处我得从活像丛林的地方钻过去。不过中国人什么都派得上用场：一到秋天，就有人来割高草当草料、砍灌木当柴烧；有时候守城门的兵还在墙顶上开出小块菜地。有一处在美国驻华公使住宅后面，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日夜巡逻，不放任何可能闹事的人过去。那是因为一九〇〇年中国人起来反对南城墙根下使馆区里的外国人，想把他们全杀光。

北京内城城墙有一桩怪事：只有外国人和体面些的中国人才准上去。我们的用人里，有几个生在北京、一辈子住在北京，却直到给我们做事，才头一回上过城墙。中国人说，穷人要是准上去，会把城墙挤满、弄得极脏；洋人说，万一老百姓再像一九〇〇年那样火起来，那地方太便于向他们下手了。于是我们的小儿子成了用人们的一张通行证。阿妈只要带着他，斜坡门口的中国兵二话不说就放她上去，爱待多久待多久；她要是一个人上去，人家就不给开门。所以我们的「小厮」、打杂的，连厨子，都常常请准带我们的小儿子上城墙，好让自己饱览北京的大观：满城树梢一片青绿，远处天边是太阳落下去的西山。

五中国的几种奇风异俗

从北京内城的大城墙上望下去，我们看见的中国样式和我们自己的很不一样。这座又平又大、屋顶上盖着树梢的京城，只有人工堆起的煤山高高隆起，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美国的城市。最高的建筑是城门上那些空荡荡的敌楼。唯一叫人想起我们大城市的房子，都是外国人盖的：饭店、教会学校、美国医院。城里摊得极开，从前教科书上说北京是世界第一大城。如今我们知道，它的人口还不到一百万；我们也明白了，一座面积极广、屋子大半是一层、又都关在院墙里的城，人口可以比一座地面小些、房子却有许多层的城还少。

北京的阴沟很少，多数地方没有自来水。我们院墙外头就有一口大井，装着辘轳和几只旧桶。一整天都有人推着吱嘎乱响的独轮车，从这口井和满城别的公用水井那里，用高高的木桶把水推出来，卖给穷些的人家。北京的洒水工具，是一根扁担两头挑两只水桶，外加一把长柄木勺。一个兵或者一个苦力在大街上慢慢走，用这把勺子把水泼出去。北京常常冷得厉害——不过那是一种干爽晴朗的冷，倒还挺受用——水一泼就结冰，有时候连拿勺子的人自己都站不稳。隆冬时节，我常骑着一匹从中国极西边带回来的小红马在城里走；有几条街被送水的独轮车滴的水或者洒水的人弄得溜滑，我那坐骑便像踩了冰刀一样。

城墙四角里边是倒垃圾的地方。可是有几十个捡破烂的——多半是女人和小孩——来在垃圾堆里扒拉，剩不下什么东西。夜里，从北边和西边驮货来的骆驼就睡在这儿。中国人见到的外国人从来没有衣衫褴褛的，不像许多东方人那样，所以多数中国人以为外国人都有钱。我们只要一走进小些的街巷，或者从平民不许上去的内城城墙的女墙后面探头往下看，总能听见几十个男孩女孩喊：「一毛钱！」像中国话这样一种和我们大不相同的语言，勉强译过来，就是「给我一毛钱」的意思。不过这些衣衫破烂的小家伙，哪怕给一个大铜子儿也高兴；就是一个子儿不给，他们仍旧和和气气地笑着。中国人最了不起的一点，是在照说该愁苦不堪的境地里也能乐呵呵的。北京真正的乞丐都是专干这一行的，别的什么也不做。他们有行会，许多人另有比沿街讨饭时穿的好得多的衣裳。有些中国人并不把讨饭看作丢脸的事。事实上，他们给乞丐起了个很温和的名称，叫他「要饭的」。

溜冰、吃饭和睡觉

有几天工夫，我们能在内城墙外那道宽护城河上溜冰。可是不久灰尘就把冰面糟蹋了，剩下的乐子只有让苦力推着爬犁走。接着人们开始起冰，把冰码进护城河沿岸地里挖的坑窖，上面盖土和苇席。北京没有冰窖房；一般中国人就是在夏天，也宁可喝茶，不喝任何冷饮。北京的夏天也是地道的夏天，热得差不多一到六月初，大多数铺子和除了最穷人家以外各家的院子，就都搭起大苇席的凉棚和假屋顶。有一家大字号专租这种「棚」，替人搭起来，却不卖；到了秋天，字号再派人来拆走。

北京有成千上万的饭铺，从我们进城往中心去时常路过的方巾巷以及别的窄街上那种苦力吃饭的小摊子，一直到阔气中国人摆酒设席的大馆子，什么档次都有。中国菜虽然和我们的不一样，多数外国人后来都喜欢上了，至少喜欢其中一些。松花蛋、鱼翅、燕窝汤、蚕蛹这一类，在中国人嘴里也许比在我们嘴里好吃；可是也有猪肉、鸭子、野鸡、鹧鸪，有蔬菜和水果，还有许多和我们吃的东西很相像的。只是做法不同，而且样样东西上桌以前都得切成小块，因为没有刀叉。中国人用两根筷子吃饭，筷子是竹的、骨的，讲究的还有象牙的，两根都握在一只手里。练了些时候，我们用筷子夹菜已经不难；可是我们始终不习惯和同桌的人从一只碗里吃，也不大喜欢好客的中国主人用他自己的筷子替我们夹一块好东西。

中国人不亲吻，也很少互相搂抱，更不像我们那样握手。两个男人见了面，各自把自己两只手一抱，拱一拱，同时打躬微笑。女人也是这样。中国人和日本人说亲吻、甚至握手都不大卫生，也许他们是对的。

中国的小孩子没有摇篮，也没有小床；他们是被一块布捆在母亲背上，或者用人、哥哥姐姐的背上学会睡觉的。中国人能随时随地睡着，什么也吵不醒，无疑正是这样带大的缘故。中国孩子到会走路的年纪，就穿上花布鞋，每只鞋尖上绣一个猫脸。小孩子的帽子，前头多半有个鬼脸，因为有些中国人至今相信，这能吓走要害孩子的恶鬼。不过许多老风俗如今已经说不出什么特别的意思了。

娶亲与出殡的行列

在北京街上，我们常碰见奇怪的行列。要是队伍当中有一乘封得严严的轿子，蒙着鲜红的绸子，我们就知道这是娶亲。中国人的婚事大半还是两家请媒人说合的，新郎新娘多半从来没见过面。至少那姑娘也许根本不愿意嫁。有时候街上的人听得见她在轿子里哭，虽然谁也看不见她。等她被送到丈夫家，她不但做了媳妇，还成了新婆婆的一种使唤人。有些中国男人娶好几房太太，可头一房的地位总是最高。当然，信了基督教的中国人依西方的规矩只娶一位妻子，而且许多人成亲以前，还自己挑中一位姑娘去求亲。

要是队伍当中那件主要的负载比轿子更长、更沉，看的人就知道是出殡了。沉重的木棺由十几个或者更多的人抬着，通常蒙着鲜艳的绸缎，上头多半还拴着一只活公鸡。这只鸡似乎代表死者的魂灵，到了坟上要宰掉。这种行列往往很长；不论娶亲还是出殡，中国人当作音乐的那一片声响总是五花八门。

出殡的队伍里走着几十个、有时候几百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和孩子，穿着相当脏的、样式古怪而颜色花哨的衣裳。他们抬着模样古怪的家具和别的稀奇东西。有人扛着纸糊的马和汽车、纸糊的妻妾和仆人，还有一捆捆银色金色的纸钱。这些到了坟上统统烧掉，因为中国人以为死者在那边的世界也需要这些东西。几百年前，是把活马和活仆人在坟前杀掉，好让他们在中国人的天国里伺候主人。

在中国戏园子里

我们时常去看中国戏，不但在北京看，在小城和乡村里也看。京城里有些戏园子盖得和我们的差不多，只是台上演的大不一样。许多外国人去看梅兰芳，那是中国头一名的伶人。他是个瘦弱斯文、带几分女相的年轻人，专演女角，他父亲和祖父也是如此。在中国，唱戏被看作极下贱的行当，可梅兰芳如今挣的钱，不比我们最红的演员少。我在他北京外城的家里坐了一下午，屋里摆满了极雅致的东西；这位做主人的伶人，果然是位有教养的君子。

北京老式的戏园子，情形和村口搭起的简陋戏棚差不多，也和美国马戏团的帐篷差不多。看客坐在粗木条凳上，每条凳子的靠背上有一块板，给后头坐的人搁东西。有男人和小子在每位看客面前摆上茶碗、装花生瓜子和别的吃食的小碟。场子里总是一片乱哄哄，人人说话，高兴了还大声嚷嚷。更添乱的是热手巾不断地从人头上扔来扔去。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守着一桶热水拧手巾，然后一把把扔给另外的人，由他们分给看客，再收回来。中国馆子里也是这样，客人饭前饭后都用热手巾。

中国的戏台上没有幕，布景也几乎没有。或者说，那点算作幕的东西挂在台子后边。演员到幕后去换行头，可总有一部分看客看得见。戏里有很多是哑剧，就是只做身段不说话；也有一种舞；演员还常常用可怕的、不自然的嗓子尖叫。一个人肩上插着许多面旗子，那就是将军。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种鞭子，那就是骑在马上；此外还有别的记号，中国人一看就懂，外国看客却全然莫名其妙。外国人觉得中国戏台上的检场人最好玩。他穿黑衣或者苦力穿的蓝衣，照规矩是看客看不见的。于是他在演员中间随便走动，给要下跪的演员扔一个垫子，把椅子摞在桌子上算一座山，如此等等。要是哪个演员被「杀」了，检场人就扶他起来，他便走下台去。要是戏里该有月亮，这位「看不见」的苦力便用一根棍子挑起一弯或者一轮纸月亮举着。

有些看客在演员中间走来走去，还站在台上、坐在台上。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会挤得几乎钻到演员脚底下。乐师拿着奇怪的乐器坐在台的一侧，高兴来就来，高兴走就走。他们所谓的音乐震耳欲聋，在外国人耳朵里简直是活受罪。隔一会儿，某位演员的跟班便穿着自己日常的衣裳（哪怕戏里演的是几百年前的事）给主子送上一碗茶。演员用戏衣的一角挡着脸喝，看客则装作没看见他做这件戏外的事。

六穿过蒙古到库伦

我们常看见长长的骆驼队迈着庄重的步子走进北京。它们和埃及、阿拉伯的骆驼不同，不是一个驼峰，是两个。冬天里它们毛长得很，蓬蓬松松。这种毛做毯子一类东西，值钱得很，所以一到春天，赶驼的人便在牲口身上拴起绳网，免得毛一路掉落。古时候，蒙古和北京之间的货全靠这些驼队运；就是今天，在中国北方许多地方，它们也还是铁路的劲敌。

这些骆驼太招我向往沙漠了，我便决定跟着它们走一趟那些长长的商道。再说，我也想看看库伦，那是戈壁沙漠那一头蒙古的奇特京城。不过我要是跟骆驼一道走，到地头得花六个礼拜到两个月。于是我从北京东北角上车，坐了一整天火车到张家口，途中在明朝皇帝的古陵附近穿过长城。从张家口起，一个收购皮货运往纽约的俄国人的美国汽车，用三天半载着我跑了七百英里穿过沙漠。可是这一路上大半根本没有路。起初我们得爬上一道满是沙石的河谷，有些地方陡得要用骡子帮着拉汽车。蒙古是一片高原，海拔好几千英尺。上去之后，我们便在戈壁上飞驰，有时沿着骆驼队和牛车队压出的辙印走，有时连辙印也没有。

戈壁大半是坚硬的砾石地，上面长着稀疏的黄草，不像撒哈拉那样是流动的沙。头一天路上甚至还有不少肥沃的土地，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已经开始在那里种地、立村。蒙古人自己是游牧的，不种地，只养着大群的牛、大群的羊和许多马，哪里有草就把牲口赶到哪里。他们的房子也是可以搬走的，比帐篷结实不了多少。蒙古人管它叫蒙古包。包是圆的，顶几乎是平的，当中约有六英尺高。没弄脏以前是白的，因为它是用厚毡子蒙在一副轻木架子上做成的。蒙古女人做毡子的法子，是把羊毛摊在地上，浇上水，擀成一大张一大张。这样一所房子，一个钟头就能拆下来驮在牲口背上，到了别处，再搭起来也差不多这么快。

在蒙古包里过夜

我们有一夜是在蒙古包里过的。本来我们以为那一夜要在沙漠上露天坐着了，后来才望见三四座被风吹日晒弄得发暗的毡包。附近光地上卧着五六头骆驼；听见我们来，包里出来二十来个蒙古男女和孩子。其中一个男人是喇嘛，也就是蒙古的僧人；他虽然也不过是个客人，却把周围的人都支使得团团转。蒙古的男人有一半以上是喇嘛，平常住在这人烟稀少之地各处的大喇嘛庙里。他们剃光了头，穿深红色的长袍和红色的大靴子。

其实那样的靴子，蒙古人人人都穿，连女人小孩也穿。靴子做得很大，里头能套五六双厚羊毛袜，因为蒙古地势高，一年里大半时候冷得厉害。穿这种靴子走路很吃力，所以步行的蒙古人走起来，活像囚犯拖着脚镣。不过这也不要紧，因为他们几乎全靠骑马。男人、女人、孩子骑在马背上，都和我们的牧牛人一样自在。他们的穿戴大同小异，都是长袍，多半是羊皮做的，毛翻在里头。可是女人——尤其是京城库伦一带，以及另外两三座城镇里的女人——却戴着世上最奇特的头饰之一。书里的照片可以让你略略想见它有多么古怪。

喇嘛请我们进一座蒙古包，我们得弯着腰才钻得过那扇小门。门不过是一块毡帘，帘子一放下来，包里就热得很。可蒙古人照样穿着全套皮袄和别的厚衣裳，仿佛一点也不难受。包当中有一个小铁笼子，里头装着燃料，火又旺又快，我想我要不是时时出去透透气，准得烤熟了。怪不得蒙古人差不多个个像是重伤风！茶就在这只火笼上煮好，用铜碗端给我们。蒙古人差不多只吃肉。我开了一听樱桃罐头，他们迟疑着不敢尝；对一块巧克力的害怕，几乎像对炸药一样。我想分一点给包里一个年轻的蒙古妇人，却发觉这在蒙古是极失礼的：我应当先递给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由她转给那姑娘。可是我们扔掉的空罐头，女人们倒抢着要——在沙漠地方，这种东西是很值钱的。

过了一会儿，女人们都到别的包里去了，我们便和那喇嘛以及另外两个蒙古男人躺下睡觉。包里挤不下，喇嘛打发一个人到外头地上去睡；我们整夜听见他在咳嗽。喇嘛只留着裤子，别的都脱了，高声念过经，便躺在一堆羊皮袍子上，拉过一件盖在身上。我支起行军床的时候，喇嘛说这样的东西他可不敢睡，怕睡着了掉下来。

要不是有一排电线杆子架着一根电线笔直穿过戈壁，我们这三天里恐怕要迷路。这是北京到巴黎那条线的一段。（我们头一个女儿在北京出生时，我们发往美国的电报，就是从蒙古上空传过去的。）第三天夜里，我们睡在一座孤零零的电报站上，那里长年住着两个俄国人。最后那半天走的是低矮的丘陵地带。一路上我们看见成千上万的旱獭，蹲在洞口用后腿坐着，样子像地鼠或者草原犬鼠。美国有不少女人穿的大衣，就是用戈壁旱獭的皮做的。我们还看见几百只黄羊，有时候长长的一列在天边飞奔而过。

蒙古的圣城

库伦是一座圣城，博克多汗住在里头。蒙古人称他为「活佛」，把他当神一样供奉。他死了，他的魂灵据说会进入同时出生的一个男孩身上，这孩子便被接到库伦城外那一大片围墙之内的宫殿里去，做新的博克多汗。朝圣的人不远几百英里来拜他，在他宫墙外摆着的木板上五体投地。我发现这位「神」有十来种汽车，每年花好几千块钱买别的西洋发明，其实他多半不大会用。他每逢到库伦城里那些金顶的宫殿去，总是坐汽车，通常坐他那辆福特，虽然他还有好几辆大得多的车。

库伦大半是庙宇和喇嘛庙，也就是喇嘛住的寺院。最要紧的几座，屋顶是真金包的，在清冷的阳光下闪得几乎刺眼。成千上万穿深红袍子的喇嘛住在库伦，大半时候盘腿坐在庙里的坐垫上，一长排一长排挤得密密麻麻，扯着嗓子高声喊念经文，算是用功。库伦有几百个转经筒——说是「轮」，其实是木头圆筒，每个上头有个小顶棚。每个「轮」里装着几千段写在薄纸上的经文，蒙古人以为把筒子转一圈，就等于把那些经文全都高声念了一遍。于是朝圣的人排成长队在庙宇之间走，走到一个经筒就转一下。最虔诚的几个，转这一圈时每走一步就要伏地一拜，所以要好几天才转得完，才好回家去。

蒙古人不开铺子，只是有时在他们那条肮脏的小河边的露天集上卖点东西。库伦有几个俄国人开了店，可做买卖的差不多全是中国人。那里什么皮货都买得到，可别的东西几乎全是从中国或者外面的世界运来的。街道不过是泥泞的小巷；房子大半用树干围起来，树干一根挨一根直插在地里，上端削尖。这叫我想起我们祖先为防印第安人而筑的木栅。

中国至今还说蒙古是它的，可是那地方大半实际上已经独立了——或者不如说，是在布尔什维克俄国手里。当官的虽然是蒙古人，莫斯科派出来的俄国「顾问」却指点他们该怎么办。这些顾问和喇嘛一样，都显得很不和气。说实在的，我从没到过一个地方，觉得这样不受欢迎。有一桩事：我们刚到库伦，我和我那位美国同伴就被拿住了，因为有人说我们过沙漠时打伤了一个蒙古人。要是这罪名坐实，第二天日出时我们多半就要挨枪子儿了。可我们只花了几个钟头就证明：那蒙古人中枪的地方离我们有好多英里远，何况他也并没有伤着什么。从库伦到伊尔库茨克并不远，从那里坐西伯利亚大铁路就能到欧洲。不过我自然还是掉头往张家口和北京走，家小还留在那里。这一趟过戈壁只用了两天半，虽然才九月里，我们就已经遇上不少冰雪。

七山东，孔子的故乡

有一天，我坐火车回天津，再南下到济南府，那是山东的省城，孔子的故乡。一路上大大小小的坟堆密密麻麻，因为这里是拥挤的老中国最古老、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济南府有一道大城墙，墙外一圈护城河，许多妇人就在河里洗衣裳；这座城把极古老的中国样式和一些相当摩登的东西掺在一起。两条铁路通到城里，城外关厢的宽街上看得见汽车；可是多数人出门，仍旧和几百年前一样。许多人骑驴，更多的人坐「北京车」。这种车没有弹簧，走在中国大半地方那种糟糕透顶的路上，坐着实在活受罪。北京车每碰上一道车辙或者一块石头，车厢的板壁就朝坐客身上一撞；他要是不在四周垫满枕头被褥，一趟路走下来准是一身青紫。车厢只有前面开着口，所以坐北京车的人，除非跪起来从骡子尾巴上头张望，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认得的一个孩子说，这种古怪车子不该叫「北京车」，该叫「探头车」。

不过山东最主要的车还是独轮车。几百辆独轮车在车站和城里之间吱吱嘎嘎来回跑，有的载货，有的载人。它们比我们的手推车大得多，木轮子有时高得赶上一个十岁的男孩。城里用的和乡下用的是两个样式。城里的独轮车，在轮子两边各有一条长凳似的座位，带靠背，还有搁脚的地方。这叫我想起爱尔兰的侧坐马车。我常看见一个苦力推着八个、有时十个中国妇女；她们缠了足，走不到做工的厂子里去。这种城里的独轮车比洋车便宜，因为一辆能坐好几个人，所以连许多男客也坐。

推着独轮车走的一趟路

我坐乡下的独轮车走过一趟长路。同行的美国传教士体重将近两百磅，我有一百七十磅上下；此外我们还有至少一百五十磅行李。可是我们两个人连同全部家当，都在一辆独轮车上。车两边的平板很长，我们能躺在自己的铺盖和行李上伸开腿，舒舒服服地聊天，简直像睡在一张床上。一个人在后头把着车把推，兼掌方向；另一个人在前头拉一对车把。两个人肩上都套着拴在车把上的粗带子。回来的路上还添了第三个苦力，走在最前头拉一根绳子，绳子系在我们这辆原始车上。有时候也这样套一头驴；苦力的儿子们往往从刚能顶点用的年纪起，就整天拉着这些绳子。偶尔有苦力在独轮车上支一张帆，好借风力。有一回我和前头车把中间那个苦力换了个位置，发觉他这活儿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重。不过要我靠做山东的独轮车苦力过活，一天挣一毛到一毛五，那我可是宁死不愿。

山东以及中国许多别的地方用独轮车，一个缘故是那里的路常常不过是些糟糕的小道，窄得容不下两轮的车。中国的路糟了几千年，因为骑马的、坐轿的、被人推着走的阔人不在乎路好路坏，而吃苦头的穷苦力又插不上嘴。就是今天，路还是从私人地里过，地主往往每年春天把路翻掉，好在那块地上种庄稼。

我们路过好几座大墩台，外面砌砖，里头填石头和土，和中国的城墙一样。几百年、也许几千年里，这些墩台是用来传信的：在一座台顶上点火，一座接一座传下去。如今中国有了新式电报，这些墩台没有用了，正在倒塌，或者被人拆掉取材料。

中国大半地方已经不留辫子——就是我们有时不大客气地叫做「猪尾巴」的那东西。山东乡下虽然还有许多人照老样子剃头留辫，可自从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那里也一定剪掉了极多的辫子，拿去给美国和欧洲的女人做了千百万个发网。我见过一整座监狱的犯人在做发网；不过自从西洋世界时兴剪短发，这买卖就淡下去了。中国女人里有没有剪短发的，我是没见过。可是中国有些城里，警察抓住谁还留着辫子，就剪下来卖掉。那些死守旧俗的穷苦力和乡下人，多半不知道当初中国人被勒令这样梳头，原是他们被满洲人征服的记号。

古代的山东

几千年前，我们如今叫做中国的这块地方，分成几十个小国。今天的山东境内就有好几个。比方说，有一天我走了好几个钟头，一路都是劳安国君的大坟堆，那是远在基督纪元以前葬下的。那些古国里有一个叫鲁，中国的大圣人孔子就生在那里。这位有名的哲人之于中国人，好比穆罕默德之于回教徒，摩西之于犹太人。中国每一座像样的城里都有孔庙，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千百万人祭他，春秋两季的祭典尤其隆重。

我坐着北京车，从铁路一路颠到曲阜，孔子在基督降生前五百五十年就住在那里。这村子本身相当破败，街上泥深没足，房子叫多数美国人住一天也住不下去。可是在一座古树参天的大院子里，立着全中国最好的孔庙——其实是好几座庙，一重接一重。要描写那些宏大而精美的古建筑，非写上好几页不可。正殿里有一尊孔子像，比真人还大，穿着古时的衣冠。中国这一类塑像姿势都一样。像前和它所坐的神案前摆着大铜盆、大铁盆，里头盛满了虔诚的香客烧过的成千上万支香的灰。这几间屋子后面还有一座神案，上头立着一块牌位，写着孔子夫人的名号。她没有塑像，因为中国人以为这样表现妇人是不合体统的。正殿前那些雕花的石柱，是全世界闻名的。

从庙院通到孔子墓的，是一条古道，两旁各有两行极老的树。中国人既然那样喜爱颜色和繁缛，他们这位最伟大人物的坟竟如此朴素，倒显得出奇：不过是树丛间一个土堆，前面竖一块石碑，碑上三个泥金的汉字，就是他的名号。孔子虽然去古如此之远，他的一位嫡派子孙至今住在庙院附近一座宫殿似的宅子里。那还不过是个少年，是这位圣人以下的第七十七代。据说他想到美国上大学呢！山东这一带，我到处遇见姓孔的人，那是孔子的姓。有的很有钱，有的是卖花生的。

登圣山

我在山东做过的种种事情里，我想登泰山最有意思。这座圣山是中国头一等的朝山之地。我上山那一路上，至少遇见一万个香客。有钱的中国人和多数上泰山的外国人都坐轿，由苦力抬着。那轿子样子古怪，不过是两根杠子上架一个座位；苦力是横着往上抬的。他们每换一次肩，没经过这场面的乘客就吓一大跳，因为路就贴着一道大悬崖的边沿。

不过我总喜欢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这种路，哪怕像这一回，得爬十英里的石头台阶。这里那里——尤其上山头一段——有几码或者几英尺长的平地，大半平地旁边都有一座庙和一间茶棚，荫在枝叶舒展的老树底下。可是后半程简直像在一所五英里高的房子里爬陡楼梯。成千上万的乞丐住在台阶两旁的石洞和草棚里。香客带着报童那样的口袋，装满铜「制钱」给这些乞丐。香客相信，谁要是上泰山不给他们每人一点东西，到了山顶祷告就不灵验。这十英里的石阶，几乎每一级当中都摆着一只多少装着些「制钱」的篮子。抬轿的苦力走在台阶的外沿上，所以乘客过去时很容易往每只篮子里丢一个钱。泰山的乞丐里，有些是可怜的残废人，或者害着可怕的病。可是其中很有一些看上去比挤在城里的中国人还健壮，有几个讨饭的孩子简直红光满面。

从泰山顶上那些冰雪封冻的庙宇里（和中国别的庙也差不多），我能望见那条被称作「中国的忧患」的黄河。它是一条流浪汉似的河，每隔几年就改一回道，害得沿岸的穷人成天提心吊胆。它一度从山东南部入海，后来忽然改了主意，掉头往北，到了如今这个河口。这就好比我们的波托马克河搬到缅因州去。新河道上的人家，房屋田地全被冲走；如今旧河道成了一片稻田麦田。黄河蛇一般穿过中国北方，带下来的泥沙给了这条河颜色和名字，也把河床淤塞起来，直到河面高过两岸的田野。于是黄河又冲开堤坝，重新撒起野来。

山东省许多丘陵山地都有土匪横行。有一回我正在人们公认危险得多的地方——长城以北——旅行，土匪在离孔子故里不远处截住一列快车，掳走了二十多个外国人，许多是美国人。有些被掳的人在山顶的匪窝里住了六个多礼拜，有一段日子境况极惨。一半也因为土匪太多，从中国南方到北京的大运河如今几乎没人走了。古时候，这条运河把东南各地的漕粮——一种以实物缴纳的赋税——运给皇帝。有几段是从高高的石山里开凿出来的，山东境内那一段还有好几道闸，把船从这一层水面升到或者降到另一层。不过运河废弃，也不能全怪土匪。自从有了铁路，许多河段就听任泥沙淤塞了。

八穿过老中国的腹地

十月里，我把家小留在北京，动身往西北走一趟两个月的路。可是这一程起头却是往南走了几百英里，坐的是从京城通到扬子江的铁路。车上照旧挤满了撒野的兵，他们的车票就是手里的枪和刺刀。从车窗望出去，除了千百万座坟堆，还有成千上万同样形状而小一些的土堆。那是肥沃的表土，预备在下种以前撒到田里去的。人和驴在耕地，有时是一个人和一头驴套在一起，或者一头牛和一头驴套在一起。妇人们坐在小凳子上——为的是省下那双缠过的脚——拔花生，装进漏斗口的筐里。中国出产大量的花生。有些小得可怜，不过美国传教士若干年前引进了佐治亚的大花生，如今这种上好的花生到处都有得卖。我听说过有位美国太太，圣诞节给她在中国的儿子寄去一大口袋花生。她不知道花生在那边比在家里多得多、也便宜得多；她若知道，也许会改寄爆玉米花，因为中国是没有那东西的。

离北京往南不远，我转上一条法国人修的窄轨铁路。在这条路上，没票的兵是坐不成的，因为查票的是法国人或者比利时人，不怕他们。这条铁路穿过一片多石的山地，进入山西省；「山西」就是山之西，正如「山东」就是山之东。中国的地名在我们看来、听来都很古怪，其实译出来大多就这么简单。

进山西的铁路到太原府为止，太原的意思是「大平原」。这名字起得恰当，因为这座省城四周是一片平坦肥沃的地方，长着黑麦、大麦和我们家乡也有的别的庄稼。不过水不够，因为中国人蠢到把从前覆盖北方的树木几乎砍光了；没有树的地留不住水气。我看见几百个人在田里的井上打水。许多井装着四副辘轳，四个人各站一边，可以同时往上绞水。

一位「模范省长」

山西常被称作「模范省」，统治它的那位将军被称作「模范省长」。他不像别人那样把收上来的税钱统统塞进自己的腰包（或者存进汉口、上海外国银行里自己的户头），而是拿出很大一部分来给百姓办事。他修了几条还算不错的汽车路，虽然那不过是堆起来的土，雨季里有时会被水冲走。中国至今还没有好的石头路、洋灰路或者碎石路；不过等模范省长多起来，这些也许总有一天会有的。

山西省长把省里的土匪差不多都赶走了，也禁了罂粟——鸦片就是那上头出的。他禁止吸鸦片，还在太原府设了地方，让人来戒烟。他也禁了缠足；可是旧俗难除，何况父母给女儿缠足，罚款不过几块钱，所以就是在山西，至今还有人守着这规矩不放。

因为北京禁了缠足，外国旅客多半只看见的沿海几座城里缠足的也不多，许多人便以为这风气快绝迹了。可是我敢说，我在中国各地漫游的两年里，所见八岁十岁以上的妇女和女孩，四分之三的脚是残废的。许多人简直走不了路。不论在泥地的屋里还是在田里，她们干活时常常跪着，膝盖上绑着护垫，叫我想起我们橄榄球队员的护腿。

中国女孩长到六七岁，母亲或者祖母就用湿布条把她的脚一层层缠起来。布干了会收缩，把脚勒得死紧。隔几天换一回新布，直到脚骨折断，脚趾朝后弯到脚跟上去。两三年下来，脚往往小得像是从脚踝上齐齐切掉了一截。用这样的脚走路自然疼得厉害，中国女人很少像多数中国男人那样爱笑爱乐，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缠脚的那些日子，女孩常常得睡在外屋，免得哭声搅了一家人。可是不给缠，她们也照样哭，因为她们以为没有一双「金莲」就嫁不出去。据说这风气起于几百年前，缘故是某位皇帝的妃子脚生得极小，别的女人便学她的样。不过也该说一句：如今在比较开通的中国人当中，缠了足的姑娘是没有人愿意娶的。

一趟险路

沿着干线再往南走很远，我又换上一条往西去的窄轨铁路，这回是在河南省境内。这一带土匪多得很，所以我们从铁路尽头动身时，管着中国这一块地方的将军派了十来个兵跟着我们。有一座城，两个土匪的脑袋装在小木笼里，挂在每座城门的上角上。不过中国的刑罚渐渐新式起来，如今处决犯人一般都用枪毙。枷——一块大木板卡在犯人脖子上，上面写着他犯的什么事——从前是常见的，可我在中国的两年里，只见过两个戴枷的犯人。

我们坐骡轿走了四天，走的是世上最奇怪的路。我那乘骡轿——一种上面盖着圆席顶的行军床——里装着我全部行李，连一只皮箱也在内。在这种吊在两头骡子中间的轿子里看书甚至睡觉都不难，可它常常歪得叫人以为要摔出去。有一回，我们刚到一家客店要住下，我的轿子真翻了，把东西连那只皮箱统统倒在我身上。

中国这一带的路是一道道大沟，深一百英尺，有时两百英尺。这种沙砾土地质学家叫做黄土，一下雨就冲走，一干就化作漫天尘土刮走；千百万人在这些路上走了几千年，就把路磨成了峡谷，两边的壁立得像摩天楼一样直。中国人当初要是没把林子砍掉，树根本可以把土抓住。有时候骡队或者驼队在这种深路里迎面碰上，就过不去，总得有一方退回去，直到找着峡谷里宽一点的地方。

过了陕西省城、那座有大城墙的西安府——从前号称中国的「第二京城」——我们改骑骡子，行李、床铺、食物以及厨子和「小厮」都由两轮车载着。那边的路也有许多段深陷在地里；为躲开闷热和尘土，我们常常在沟沿上步行或者骑行。步行更舒服些，因为你若在山地骑过骡子，就知道这牲口多么爱贴着悬崖边走。也许它以为自己像猫一样有九条命，也许它像有些人一样喜欢刺激和危险。有一回，走在我前头那头骡子——骑它的是一位美国少校——后腿整个滑出崖沿，下面离路面足有一百英尺。可居然没出什么事。那牲口拼命挣了一下，重新站稳，接着照旧不慌不忙地走，仍旧尽可能地挨着边沿，好像从经验里学不到一点东西。

住窑洞的人

我们常常遇见地上一个个方形的大坑，二三十英尺见方，也有那么深。坑里搭着梯子，我们这才看出那原来是人家的院子。坑的每一面都挖进去做成屋子，住的不但有人，还有他们的狗、鸡、猪。在这些地下住宅上头的地面上，人们打麦：把麦子摊在硬场上，赶着骡子或者别的牲口一圈圈碾。扬场用一种木锨，很像我们铲雪的锨，迎风把麦子扬起来；自家吃不完的麦子，就装进长长的褐色口袋，用独轮车推到集上去卖，有时候要走好多天的路。我们遇见过一队多达五十辆的独轮车，都载着麦子。推车人的脸，常常扭曲紧绷，像长跑冠军跑完一场硬仗时的样子。

再往西去，有些大镇子里竟连一间房子也没有！人全住在黄土山坡上挖的窑洞里，前面用土坯砌一道墙，墙上开一扇小门。这也是几代以前砍光树林的报应：如今既没有木料盖房，也没有柴火可烧。孩子们出去把每一根能当柴烧的草秆、树枝都捡回来；就是这样，能烧的还是太少，他们不敢生火取暖，宝贵的柴火只能留着做饭。中国西部地势高，冬天越来越冷，人们便一件一件地往身上加絮棉的衣裳。中国人的祖先把树林砍得精光，害得后人这样受苦，后人却还祭祀祖先，岂不是怪事？

我们每晚都歇在中国的客店里，那和我们的旅馆大不相同。客店不过是围着一个院子的几排土坯房，院里满是叫唤的骡子和打鸣的公鸡。唯一的家具是炕——一个土坯砌的台子，上面铺一张薄苇席，底下有个火口。我们只要吩咐一声，店里的伙计就在这张奇怪的床底下生火；可是能弄到的燃料只有麦秸和小树枝，生出来的烟比火还多。

多数中国人至今喜欢硬得像石头的床，就是有软的也不肯睡。不过我们带着行军床，凡是在中国离开铁路和轮船线往里走的明白洋人都带。那趟远赴西北的路，最后六个礼拜里夜里冷得刺骨，白天却烈日当空。日头一落，我们把行军床在炕上支起来，就钻进厚厚的睡袋——里头衬着羊皮，毛朝里——不到早上不出来。厨子在客店里一只可怜的小土灶上好歹弄出一顿饭，「小厮」就把饭摆在我们的被子上，我们只要把胳膊伸出来就能吃。然后他自己卷进他的铺盖里——那是中国人冬天出门都要带的大棉被。早上四点钟，他就来叫我们起身，端来热腾腾的早饭。我们天天在天亮前两个钟头动身，一直不停地颠到天黑，一个礼拜七天都如此。这样赶路，是为了把这趟长途走完，好赶回北京和家里人一起过圣诞。

我们的「小厮」活儿那么重，却从不抱怨。一路上的百姓，也没听见谁因为命苦而发牢骚。这一带连很小的孩子也常常只穿一件棉袄或者棉褂，仿佛父母有意要把他们练得结实些，好过一辈子的苦日子。严冬的寒风把许多孩子从头到脚冻出了一道道深口子。

九回教的大省

离开铁路尽头将近两个礼拜之后，有一天早晨，我们进了甘肃省。这里是中国本部的极西北，好比把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合成一个州，只是它西边不临大海，而是一直升上西藏的崇山峻岭。通往省城兰州的大路——其实不过是一条很宽的土道——从入省界起，两旁便是双行的老柳树，树身极粗。这些树是从前替满洲皇帝管甘肃的一位总督栽的；那时候谁砍一棵，就得掉脑袋。可是缺口仍旧不少！有些地方是黄土被风刮走或者水冲走，树才倒的。不过看得出，有几棵柳树分明是被人砍掉的。中国人太缺木头了，为了弄到它，多大的险也肯冒。

那一天刮过一场大风之后，我们看见妇人、小孩和几个男人在扫拾落下的枝叶。除了通往省城那条古道旁的这一行大柳树，甘肃和中国北方别处一样光秃无树，任什么柴火都极宝贵。

有些地方我们仍旧带着兵护送，因为中国的官员怕土匪强盗来抢我们。我们夜里歇脚的客店掌柜，常讲起这条路上有人被拦劫的事。可不知怎么，这一趟路我们始终没遇上这种麻烦。

时不时地，我们碰上长长的行军队伍，整团整团的兵往东走，大概是到中国别处去打内战。他们坐骡车、坐马车，或者步行，或者骑在长长一串骆驼上，还有更古怪的走法；那样子和我们西方调动时井井有条的军队全不一样。每一支队伍前头打着一面自己缝的大旗，上面用极大的汉字写着将军的名号；旗杆顶上再挂一面很小很小的中国国旗。这太能说明中国眼下的情形了，我们每回看见都要发笑。

「沙漠之舟」

我们遇见过好些长长的驼队，不过没有一队赶得上我横穿蒙古时见过的那一队三十六打骆驼。这种庄重的双峰牲口，每十头或者十二头用绳子拴成一串：绳子一头系在前一头骆驼的尾巴上，另一头系在后一头骆驼鼻子里穿的木棍上。骆驼通常夜里赶路，白天吃草或者卧着。赶驼的人皮色黝黑、相貌粗豪，带着蒙古人的模样，穿又长又脏的羊皮袄，和戈壁那边的差不多。所以看见他们许多人跟在牲口后头一路走一路纺线，有的还打袜子和别的衣物，就觉得很稀奇。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是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教会甘肃人纺线和编织的。他们想必忘了交代一句：在西方人眼里，干这种活好看的只有妇人和姑娘。

中国人大概是最早养蚕缫丝的，用棉花也有许多个世纪了；可是从前他们的毛织衣裳很少，甚至没有。他们穿毛衣裳是很久了，在甘肃这高寒的台地上尤其如此，不过用的是带毛的羊皮。有的专家断定，中国人在西方人教给他们以前从不织毛；可也有人告诉我，「羊毛毯子」在很古的时候就有了。织这种毯子的手艺，也许是匈奴人从突厥斯坦带进中国的。

古怪的冬衣

就是在这羊这么多的地方，绝大多数人穿的仍旧是厚厚的棉衣，很像我们的被子；中国凡是天冷的地方都穿这个。这寒冷省份里，一路上许多男人和孩子戴着耳套，上面用极鲜艳的丝线绣着花、鸟或者别的图样。耳套是女人做的；她们自己头发长，用不着。不过多数男人戴的，和我们戴的一样，是中国的毛线织的帽子。天不太冷时可以卷到头顶上；冷得厉害了就一直拉到肩上，只留一个洞露出眼睛。

中国的冬衣比我们的暖和得多，所以我们在甘肃遇见的那几个外国人，大半穿中国衣裳。他们几乎全是英国传教士。从前他们，还有许多做传教工作的美国人，都留起长发编成辫子，和中国人一样。如今中国已经没有留长发的外国男人了。可是这省里多数乡下人还留着「猪尾巴」。我们看见许多农民和苦力蹲在地上，或者坐在中国乡下人当椅子用的那种窄窄的小板凳上，由村里的剃头匠替他们收拾。

这些剃头匠许多是把整个铺子挑在扁担两头，四处找主顾。他们不用剪子，只用又大又笨的剃刀。用这么一把刀，他们刮脸（有时连眉毛也刮），再把头四围剃光，只把头顶的头发留长。然后编成辫子，辫子常常垂到大腿。有一回我看见剃头匠给一个苦力的辫子接上一绺假发；可见他们许多人头上的头发，也和美国有些女人一样，比自己长出来的要多。中国剃头匠总带着几根细长如铅笔的签子，因为主顾指望顺便掏一掏耳朵。他们的手艺粗糙，可要的钱还不到我们理发匠的十分之一。

有城墙的市镇

我们经过一座叫平凉的大城，还有许多小些的镇子，个个都围着大城墙。城根外头总有一条路绕城而过，不愿进城的旅客可以不进去。我们一般都进城，因为我们想把每座城都看一看，何况那时候多半也该吃饭或者找店住宿了。那种曲尺形的城门和窄街常常挤得不得了，我们要挤过去，就像汽车在第五大道上挪一样难；所以许多商队宁可绕城走，我们并不觉得奇怪。

商队待在城外还有一个缘故：凡是运粮食或者土产的，一进城门就得完税。中国有这种地方税已经很多年了，叫做厘金。当初美国宪法写成的时候，不但禁止征出口税，连州与州之间运货征税也是禁止的。我们若照中国这一套，那就不但进口的东西要完税，出口的也要完税；比方说，从纽约运到新奥尔良的货，一路上恐怕要完上一百回税，每一个镇子、每一处水路卡子、每一道兵卡都得交一回。和外国订的条约不准中国对洋货抽厘金，可如今有些军阀根本不理会满洲人治下在北京订的条约，一律要货物完税。

小贩之国

就是在这深处内地的地方，路上小贩也很多。妇人因为缠了脚，进城买东西极不方便，所以小贩的生意很好做。那两个月的路上，我只见过一个脚是天足的姑娘；她是个孤儿，又是个丫头，没有人费心给她「整美」了好将来嫁人。她大概一辈子也没什么指望嫁得出去，而中国人认为女人不出嫁是丢脸的事。

路上不但有小贩，连饭馆也是走着的！每一家「饭馆」就是一个苦力，挑着两只大筐小跑，筐里的饭菜用小泥炉温着。甘肃乡下人多半吃麦子、玉米或者高粱。他们用大石磨磨粮食，下扇不动，上扇用手推。我们常看见两个妇人或者姑娘用那双残废的脚绕着磨一圈圈走，有时候是一个瞎眼的男人或者男孩，一天到晚就干这一件事，连礼拜天也不歇。可是中国人从吃奶起就被磨练得能吃苦、能受累，好像从没有人抱怨日子难过。

一路上我们能买到鸡和鸡蛋、羊肉、有时还有牛肉，以及蔬菜水果。猪肉自然也多得很，那是中国人最爱吃的肉。不过多数外国人不吃中国的猪肉，因为那些猪什么脏东西都吃。中国人很少喝牛奶，也不做黄油和乳酪。茶到处都有，咖啡和可可却没有。所以我们发觉，随身带的那一皮箱罐头里，炼乳、可可、麦片、糖、黄油、果酱、乳酪和鱼罐头都很有用。其实当地的食物好，也养人，我们就是一样自己的东西也不带，照样过得下去；甚至连厨子和「小厮」也可以不要。可是我们宁愿自己照管饭食，因为中国多数客店里的厨子，对干净这件事实在没有什么概念。

一路上野味很多。和我同行的那位美国少校打下的野鸡，漂亮得不比你在动物园里见过的任何一只差；鸽子、野鸭、野鹅也打了不少。满洲人治下不准中国百姓有枪，所以就是在甘肃这样差不多人人面带饥色的地方，他们也不能打这满地的野味。每座镇子里柿子都极多，比我们南方各州的好得多。它们看着像大西红柿，冻过以后最好吃。我们用匙子舀着吃，觉得不比冰淇淋差。可是同样多得很的中国梨，就比我们的差远了：硬得像石头，一点不甜，味道和生土豆差不多。

沿途几乎每座山丘山岭都修成一层层的梯田，一直修到顶。我们看见的时候，田里光秃秃的，整片景色是一种凄凉的黄褐色。可是一到春天就大变了：那时候所有的梯田都绿了，旅客从高处往下看，四围的大地仿佛一片碧绿。然而他若是下到那种深陷的路里往上看，得到的印象又全然不同，因为那时他只看得见梯田墙壁似的侧面，仍旧是光秃秃的黄褐色。

汉人

中国有千百万人信回教。就是在中国东边的天津，也有九座清真寺；每座大些的镇子至少有一座。可是在西北的甘肃大省，足有一半人是穆罕默德的信徒。别的中国人自称「汉人」。一千多年前，回教徒征服了亚洲的大半和欧洲的一部分，他们经新疆——我们叫它中国突厥斯坦——进了甘肃，却没有一直打到中国那一头去。

有些兵留了下来，娶了中国妻子。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西北这大省里许多回民看上去更像阿拉伯人或者土耳其人，不像中国人。不过多数中国回民看上去和别的天朝人一模一样，只是男人和男孩通常戴一顶白帽子。那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并不是从西边来的兵，而是被劝化、或者被逼着不改信就没命的汉人。

回教徒不吃猪肉；甘肃的镇子里凡是回民比汉人多的，谁也不许养猪。我们常歇在回民开的店里，掌柜的总要嘱咐我们的厨子：在他的屋子里不许用猪油，不许做猪肉。可没过多久我们就发觉，每天早饭都有咸肉吃，便问「小厮」是怎么回事。

「噢，回回不晓得咸肉同猪肉一样东西啦。」他用在北京学来的洋泾浜英国话回答。

他的意思是：回民店家不知道我们用铁罐和玻璃瓶带着的咸肉也是猪肉的一种；他接着说，厨子告诉店家那是「洋式」的牛肉。我们叫厨子别再玩这一手，因为出门在外的人，不该做任何冒犯当地人的事。

在许多汉人多过回民的城镇里，回民只好住在城墙外头。中国曾有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回民起事，有人以为还会再有一次。不过如今回民所受的待遇比满洲人治下好些了。甘肃和中国别的一些地方有回民的兵，有些回回甚至做了将军。中国改称中华民国的时候，把从前满洲人那面绣龙的大黄旗换成了五条横道的旗，一种颜色代表旧帝国里的一种人。黄色代表汉人，也就是寻常的中国人；蓝色代表满人；黑色代表藏人；红色代表蒙古人；白色代表回民。

好回民是不喝酒的

多数回教徒遵着教规，不喝酒，也不喝别的能醉人的东西，并且不肯让人给自己照相。可是中国的回民似乎对他们的可兰经——回教的圣书——不大熟悉。有些人喝中国的米酒喝醉；连阿訇，也就是回教的教长，都让我给他们照相，更稀奇的是还让我拍清真寺的内部。

和寻常中国庙宇比起来，那里头简朴得很。没有花哨的图画，没有彩塑的神佛鬼怪。地上铺着草席，西面墙上总有一个阿拉伯式的壁龛。中国回民祷告的时候——照规矩一天要祷告五次——必须面朝西方伏拜，因为他们教中的圣城麦加在那个方向。

回民的男人礼拜五都到清真寺来，女人一概不准进去。每座清真寺外头都有洗濯的水槽，因为男人进去以前必须洗净。照说还该换衣裳，不过甘肃的回民许多穷得连换的衣裳也没有。每座清真寺里存着一口底可以活动的棺材。中国回民就用它把死者抬到坟地，把遗体留下，棺材再抬回来。别的教派的中国人是用又大又重的木棺下葬的，觉得这样太小气，太不体面。

十鱼摆尾的地方

几年前甘肃闹过一场大地震。那里的土差不多是沙，又没有树根抓住，所以震坏得极厉害。千百万人住在窑洞里，成千上万的人被埋在这些地下的屋子里丧了命。我们经过许多地方，通兰州的大路被地震时塌下来的山坡深深盖住了。另有些地方，整条路连同那四行柳树、连同路上的骡道，都被挪出去将近半英里，或者扭得和原先的方向成了直角。新的路只是一条小道，从地震后最先过路的人勉强钻得过去的地方，翻过那些新起的土山。

中国人管地震叫的一个名字是「地动」。那片地面看着像被煮过一样，剩下一个毁坏了的世界，一个正在朽烂下去的世界。有些地方，人口、梯田、村落，统统被抹掉了。别的地方，又来了新的人，或者逃出性命的人把镇子重新盖了起来。人类多半是乐观的。出过这样大祸的地方，人还是回来住，仿佛那事再也不会重演。

地震时崩落的一些山坡把小河堵住了，在从前没有湖的地方积成了大湖。这些湖随时可能漫出来，把下游的城镇村庄淹掉，很危险；于是不得不动很大的工，开渠把湖水放掉。美国人捐的好几万块钱就花在这上头。

多数中国人至今以为大地是平的，底下由一只乌龟或者一条大鱼托着。连我们那个赶骡的——他在大多数事情上和美国的工匠一样明白事理——也相信地震是这条大鱼摆尾巴闹的！

中国的「快邮」

我们几乎天天遇见中国的「快邮」。所谓快邮，就是一个苦力，肩上一根扁担，两头挂着邮袋。他褂子上用大字写着或者缝着几个汉字，告诫路人不得阻拦。这样的人担着八十磅上下的东西，要小跑将近十五英里，才把邮袋交给另一个苦力。他们一个月的工钱不过合九块美金，做事却极忠诚。有时候他们被抢，甚至被杀，所以许多人在扁担头上装一个铁尖，好当兵器使。

自然，有铁路、轮船或者别的新式交通的地方，邮件是和我们国内一样运的。可是整个中国的铁路里数，还不如我们好些个单独的州多。十八省里约有一半从来没听见过火车的汽笛，另外几省也只有一条短短的铁路线。只要各路将军打个不停，恐怕就不会再修铁路，公路也修不了几条。因此，多数邮件还得继续靠人肩上担、靠牲口背上驮。

我们时不时遇见长长的驮队，驮着许多包裹邮件，在这残破的山地里蜿蜒而行。在中国西部别的地方，我见过一百多个苦力组成的队伍，背着这种沉重邮件的苦役，艰难地挪动。许多人说中国邮政办得好，是因为当头的是外国人；他们又拿办得极糟的电报作证，说中国人自己做不好这种事。可是凡在深远的内地走过的人，总要把很大一份功劳记在这些苦干的、衣衫单薄的苦力邮差身上——他们日夜在难走的小道上小跑不停。

对外国人的好奇

中国人的好奇心似乎比世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重。也许只是看上去如此，因为在他们中间，盯着人看并不算失礼。就是在外国人很多的城里，也常有一大群人张着嘴围上来。

在甘肃那样的远地，以及国内多数别的地方，外国人一在街上露面，立刻就有极大的人群围拢来。这一路上常常是镇上的男人和男孩、还有许多姑娘，都丢下手里的事，把我围得密不透风，连气也难喘，何况他们的脚在没有铺过的街上蹭来蹭去，扬起漫天尘土。

这些人群我从没遇上过不友好的，虽然有外国人甚至被这样的人群打死过。我看见的笑脸总比板着的脸多得多。我要是想得出足够的中国字凑成一句笑话，全场就哄堂大笑。我要是起身要走，他们让路之快，比美国多数人群还利索。他们不过是来看看这个「怪模怪样的人」，看看他那些「古怪」的举动。我要是在本子上写字，他们就瞪着眼笑我写字的样子好笑。他们写字是从上往下、从纸的右边往左边写，用驼毛做的笔画出鸡爪子似的记号；所以我的自来水笔和我画出来的那些记号，在他们看来十分有趣。我要是看书，他们觉得我不从我们所说的最后一页看起——他们是那样看的——很是稀奇。凡是外国人做的事，在没见过多少外国人的中国人眼里，差不多样样都稀奇。

甘肃有几个村子里，人们告诉我们，他们从前没见过外国人。中国内地多数人分不出外国人的国别。常有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虽然我想我长得并不像。在多数中国人看来，凡是不是中国人的，就是「外国人」，也就是「外边国里的人」；他们许多人以为世上只有两种人——他们自己，和住在那一个他们以为占了地球其余部分的国家里的人。

一种难学的话

到这时候我已经学会说一些中国话，后来在中国走动的日子里又学了些。不过你若到过一个自己话说不好的国家，大概会发觉许多人以为把他们那些古怪的字眼越喊越响，你就能听懂了。我甚至见过美国人用这个法子想让外国人听明白。

有时候一大群人围着我，一个或者几个人对着我的耳朵尖声大叫，实在叫人受不了。不过我想出了一个法子治这些大嗓门。谁刚朝我大声喊过问话，我就把嘴凑到他耳朵边上，像是自己聋得厉害似的，用英国话冲他大喊一句，比如「当真么？」他便揉着耳朵走开，可是和众人一起笑——中国人极会领会笑话，就是笑到自己头上也一样。这故事传得比我走得还快，往往要过好几天，才又碰上一群人以为耳朵不灵的是我，而不是我的脑子不灵。

挂在脖子上的钱

在老中国这些偏远的地方，钱仍旧是那种中间有方孔的小铜钱，外国人叫它「制钱」。钱用绳子穿起来，通常一千个一串。每一百个打一个结做记号，绳子两头系在一起。一「串」制钱有八磅上下重，可换成我们的钱还不值两角五分。

你能想象带着一块重三十二磅的钱么？可我们在甘肃看见许多人肩上扛着多至六串的制钱。这些人通常是刚领了饷的兵、工人或者挑夫；你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一个礼拜的工钱只合一块钱上下，倒是他们的运气！我们那个赶骡的买一碗饭要付五十或者一百个钱；在中国别的地方替我挑行李的苦力，往往还得额外驮上八磅或者十六磅零钱，好买自己的饭食、住处和烟。

不很久以前，中国除了成串的制钱，唯一的钱是一块块银子，外国人常叫它「银鞋」，因为形状有点像鞋。每个店家都有一杆秤，像我们的杆秤，不过是木头做的；顾客买东西，付的银子要称过。要是一只「银鞋」太重了，就拿出小锯或者小斧子把它劈成两半。我们在甘肃看见人用这种钱，有时候还添上几粒小银丸把分量凑足。不过如今中国大半地方用的是大铜元，值十文、二十文，有些地方甚至值五十文；数目大的买卖则用银元。

银元的由来

大约一百年前外国人开始和中国做买卖，他们不愿意拿制钱抵货款，也不喜欢那一块块银子。于是他们把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别的拉丁美洲国家用的银元引进中国。如今中国自己铸这种「墨式」银元，个头和我们的一样大，值钱却只有一半上下。中国人管它叫「一块钱」。

北京和沿海的大城里有和我们一样的纸币，通常由外国银行发行；可是到别的城里就很少有人肯收，乡下更全无用处。这趟去甘肃，以及我在中国别处走的许多趟路，我都得带着一长卷一长卷用纸裹着的银元。这省的省长把收进库里的制钱和铜元统统熔了，掺上沙子浇进模子，铸成新钱。这种钱我们用手指就能掰成两半，不值什么，所以商人从这镇到那镇进货，得用驴驮着一袋袋地送。我们常遇见这样的驴，袋里的钱哗啦哗啦响，像旧货铺子撞上了旋风。就是在省城里，钱倒在柜台上的声音，也像煤块顺着铁槽滚下去。

一座有大城墙的城

甘肃省城兰州，是黄河边一个小小的河谷里一座有大城墙的城。这里在上游，河水既不黄，也不很大。城里有好几道墙，把它隔成几片。居民有许多是回民。凡是戴着本色白羊毛厚帽、开羊肉铺的，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回民；阿訇也一样，他们一天五次登上清真寺顶，用「真主至大」的话召唤回民做礼拜。中国的回民不许把可兰经译成自己的文字。他们必须读阿拉伯原文，哪怕念的什么自己并不懂。

城墙里头，中国这座最西北的城，和别的中国城差不多。成群的人在窄街上来来往往，还夹着驴、骡、马和骆驼。苦力们扛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干净的、肮脏的都有，一路吆喝一路挤，和在中国各处一样。有好几百人专做一件事：每人挑两只大桶，从河里把水送到城里各处。要水的人给这些人一桶大约一分钱。

这时已是十二月，冷得刺骨；中国西北虽然出煤，烧得起的人却不多。兰州街上有许多近乎赤身的乞丐。他们找到什么窟窿就睡在什么窟窿里，和那些饿着肚子、无家可归、四处找食物碎屑的野狗一样。

兰州没有洋车，整个甘肃省都没有。高官坐的是从前中国各处都用的那种别致的旧式轿子。有一位这样的官是欧洲人，是甘肃盐务局的头儿；看他天黑以后由六个吆喝着的人抬着往家赶，前头还挑着大大的中国灯笼，实在是一景。和中国许多别的城一样，兰州没有路灯，除非人们自己立一盏、提一盏。

隆冬回北京

离兰州不远，翻过山去是河州，那是回民的一处中心。从那里我们本可以再往前到新疆，到西藏的青海——也就是蓝色的湖——一带。兰州街上看得见藏人，其实中亚各族的人都有。他们来的那些地方，我们都很想去；可是出门的人很快就明白，一辈子要走遍天下，和四年里要把一所大学的课程全修一遍一样难。

从兰州回去的人，多半是坐羊皮筏子顺黄河漂下去——那筏子是用吹足了气的羊皮扎的。可这时候河里满是冰，有的地方已经冻实了。于是我们买了马，又雇了两辆骡车装东西和用人，一天早晨从一座美国人造的桥上出发。往东北走的那三个礼拜很有意思，不过不及来时那条路有意思。常常一整天只看见一座房子，就是我们夜里歇脚的官办的旅客店。地上结冰的地方太多，我们直恨没带冰鞋。

有一天冷飕飕的早晨，我们穿过长城；可是在那么远的地方，它不过是一道大土埂。有两天我们在沙丘里跋涉，那沙丘像密歇根湖南端的一样；要不是天这么冷，我们简直要以为自己到了撒哈拉。有些镇子由回民管着，另一些由欧洲的天主教神父管着。

几乎天天都听见风声，说土匪可能在这荒僻的路上扑过来。可是我们平安到了通张家口的铁路尽头，二十四个钟头之后就在北京下了车。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天大亮以前很久就动身，那时冷得像在北极，所以好几个礼拜没有刮过脸。我那一把胡子想必叫我看着像个布尔什维克，因为我的小儿子到车站接我时，竟哭了起来。

十一中国自有中国的一套

七月四日、圣诞节以及我们别的节日，在中国人那里全不算什么；可他们自有他们要过的日子。头一等要紧的是新年，不过连这个也和我们的不是同一天。中国人至今用阴历，他们的新年比我们的一月一日要晚三个到六个礼拜。每逢新月出现，他们就起一个新月份。从一次新月到下一次只有二十八天，这样一年就短了，所以每隔两三年要加一个月。

他们的月份没有真正的名字，只叫「正月」、「二月」，如此等等。多出来的那一个月却不叫第十三月，而是「塞」进去的。所以你要是碰巧在他们十三个月的那一年到中国，也许一早醒来，发现昨晚上刚过完的那个月又从头开始了。那个月的名字译出来大概是「第二个六月」一类的说法。

年却是有名字的，用十二种牲畜来叫——鼠、狗、羊，如此等等。十二个轮完，再从头来过。轮五回算一个纪元，我们有时叫它「中国的一甲子」。大概因为六十年差不多是一个人自然的寿数吧。再说，把年份归成一甲子一甲子，记日子也方便，正如我们把年份归成一个世纪一个世纪。

你要是问一个中国人哪年生的，他的回答多半是这样：「我是鸡年三月初十露面的。」他若说的是他祖父，或者很久以前的某个日子，还要提一提是哪一甲子，或者哪位皇帝的哪一朝。中国人说亲事，父母要请算命先生看一看：将要成婚的男女出生那天，星辰和月亮的方位吉不吉利。这样倚赖符兆，我们要说是迷信；可是别的民族，西方的和东方的，也有类似的迷信。

有几点上，中国的历法比我们的好，至少比我们的准。他们的节令更确切，因为他们的新年离真正的隆冬中点更近。他们所说的「惊蛰」、「谷雨」、「芒种」、「小暑」、「大暑」，都和这些名目所形容的时令相去不远。反过来，在美国，最热的日子可能远在仲夏之前，也可能落在九月里；所以「大暑」对我们就没有多大意思。

抬头看一眼月亮就知道今天是初几，这是很便当的。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也用阴历。不过中国人正在慢慢改掉许多旧俗。自从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政府正式用的历法和我们的一样了，日本也是如此。在政府里做事的人，一年过两个新年的假。

中国的新年我们过了两个，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边。这两个新年都格外好：头一个开的是猪年，十二年里的末一年；第二个开的是新的一甲子。中国人以为猪年里什么倒霉事都会有——回民管它叫黑羊年，因为他们不肯提那种教里不许吃的「不洁」牲畜的名字。不过他们以为新的一甲子一起头，种种苦难就都完了。这一层他们准要失望；可不管怎样，他们照例要大大地庆贺一番。

给亡魂上供

凡是办得到的中国人，过年都要回老家去。这时候祖坟都该清扫、重新修饰。要给祖先做法事，还得给他们上供。中国人以为亡魂吃的是供在牌位前的饭食的香气，实物留给活人。所以过年是大吃大喝的日子，就像我们的感恩节和圣诞节。人人穿上最好的衣裳，办得到的就从头到脚一身簇新。孩子们穿得和爹娘一样，只是颜色可以更鲜艳些。

年前好些天，市集上挤得水泄不通，凡是办得到的人都在买东西。除了新衣裳，还得给所有亲友备礼。在中国送礼是过年，不是过圣诞，这一点和法国一样。街上和庙场里搭起小棚子，各式各样的玩具都出来了。人们涌到庙里去，烧一捆捆权当钱使的纸，还有一把把的香。爆竹响得比我们七月四日还厉害。中国人以为这响声能赶走恶鬼。除夕那一夜，北京我们四周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连我们的小儿子都几乎睡不着。

人们整夜吃喝，一席接一席。第二天整天串门拜年，吃得更多，喝得更多。铺子关门，而且不止关一天，是关一个礼拜或者更久。不过你要像有些旅客那样，怪中国人歇这么长的假是懒，先请记住：他们一年里可没有五十二个歇工的礼拜天。老头儿们出去放风筝，或者带着鸟出来遛。年轻些的去看戏，或者在自家或朋友铺子关起来的板门后头赌番摊、打麻将。不过你要是知道掌柜的后门或者暗门在哪儿，照样什么都买得到，因为中国人会做买卖，不肯放过赚钱的机会。

一连好些天的年节

那个猪年的头一个礼拜里，我们在北京街头逛了好几天，还是没把种种热闹看遍。砖墙上贴满了彩画；庙场挤得像我们的乡下赛会场；街上满是买的、卖的、闲逛的人，一连好几英里都是小贩的摊子和杂耍的棚子。这些摊棚只卖过年的东西，可是多得整座城看上去像是纵横交错的一道道颜色。不但颜色热闹，人也热闹；中国人所谓的音乐，各式各样的声响盖过了这一片欢腾的喧嚷。

中国人家灶头上方的墙上，都贴着一张画，画的是他们所说的灶王爷。到了年底，据说这位神要上天去，禀报这一家人在刚过去的十二个月或者十三个月里的品行。所以年前要把这张画揭下来烧掉。不过在用火送灶王爷上天以前，得先拿糖或者饴糖抹他的嘴，有时候还抹鸦片，好教他只说这一家的「甜话」！这一趟上天来回据说要七天。七天一满，崭新的灶王爷就到处出现了，颜色鲜亮，和那些被烟熏黑的旧画大不相同。

第二个新年我是在南方那些又小又穷的镇子上过的。那里多数小屋里挤不下地方给祖先上供祭拜，于是差不多家家门前那条窄街上都摆一张桌子，上头有煮熟的鸡或者鸭，头掖在翅膀底下，还有别的菜，以及几碗米酒。桌子后头、屋子里边，就是祖宗的神龛，供着一幅画得粗糙的像，代表这家已故的父祖。

每隔一两个钟头，家里最年长的男人或者男孩便走到街上，在桌前跪下叩头，然后站起来烧香，端起酒杯朝屋里的神龛比划，像是请祖先来吃喝。有时候只剩一个老太婆来行这个礼，或者因为这一家要绝后了，或者因为家里的男丁过年回不来。这些家祭之间，镇上几乎人人都在赌钱，什么活也不肯干。

防着恶鬼

在中国人看来，一家人绝了后是极可怕的事，因为那样就没有人照管已故各位的魂灵了。所以他们想出种种古怪的花招来「保护」男孩，免得被那些据说总想害他们的恶鬼缠上。许多中国男孩脖子上戴一根铁的或者银的链子，上头挂一把大锁。这是和尚给挂上的，意思是警告恶鬼：这孩子是庙里的人，不许伤害。

常常有人把男孩打扮成女孩，或者叫他女孩的名字，因为恶鬼不理会女孩。我有一回雇过一个十二岁上下的男仆，鼻子上穿着一个环——说得确切些，是一截电报线拧成环形，穿过两个鼻孔之间的软骨。这是要证明他是一头猪——在有些方面他倒也真是！——好教看不见的恶鬼不来找他。

中国人要是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祖先崇拜这一套，日子本可以过得好些。因为人人——连乞丐在内——都非留下儿子死后给自己烧香不可，中国才挤得这样厉害。因为留下了儿子的人要用大棺材下葬，中国大半地方才苦于没有树。因为坟要留几代、甚至永远留着，千百万亩地才白白荒废。要是坟地都拿来种庄稼，中国人吃的东西就宽裕得多了。

多数中国人穷得从来没有真正吃饱过，也许只有过年那几天例外。中国人多得一个人丢下一个饭碗，就有二十个跑来抢。所以活儿干不完的人，往往把差事卖给别人，就像我们卖货一样。中国有许多工会，有些已经几百年了。可是它们不像我们的工会那样能把工钱抬上去，因为找活干的人实在太多。

能吃苦的中国人

中国人大概是世上最能干活的，处在苦境中也肯定是最乐观的。这无疑是因为好几百年来人总比活儿多得多。他们与其说成天绷着脸找碴儿，不如说成天挂着笑脸。也许我们要是像中国人挤得这样厉害，也会明白：和人尽量和和气气地相处，比动不动就吵一架强。

中国人是做活的人，不是打仗的人。他们认为发脾气、至少是把脾气露出来，是失礼。被人看见这样，或者做别的叫自己丢脸的事，他们叫「失面子」。他们有时候也打架，尤其是苦力和穷些的一类人。中国人到底也有神经，只是比我们更会管住它罢了。不过他们和亚洲多数人一样，连「握拳头」都不会。他们打架靠抓，更多是靠喊。谁能把对方骂得名目最多，或者能把围观的人逗得笑话对方，谁就赢了这一架，因为他叫对方「失了面子」。

「失面子」

我得讲个故事，说明中国人这个奇特的「失面子」的讲究。有一位美国传教医生，差不多一辈子住在中国；有一回他在一个乡下村子里散发传单。那是好多年以前，还在杀死许多外国人的义和团之乱以前，那时候被众人围攻的危险更大。他在村里的茶铺坐下，一个女人走过来开口辱骂他。

「哎呀，」她嚷道，「这就是那些挖我们孩子的眼睛去配药、吃我们的心好把我们的胆气归了自己的洋鬼子！」那时候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类关于外国人的荒唐话，至今还有人相信。他们弄不懂传教医生带到中国来的新式医术和外科。

那医生照旧从容地呷他的热茶。人群渐渐面带怒色。眼看这伙人就要扑到医生身上了。这时候走过来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可他咧着嘴笑，很亲热地跟医生打招呼。

「您不记得我了？」他问，「您不记得您把我的鼻子割掉了么？」

「瞧，」那女人叫道，「我怎么说来着？看这个坏洋人把这人弄成什么样子！」

医生这才想起，这人当初是鼻子上生了癌到他医院里来的，要保住命，只有把鼻子割掉。人群越来越恼火，可那没鼻子的人把众人劝住了；最后那位中国话说得极好的医生开口道：「不错，我们有时候是割掉人的鼻子，有时候连眼睛也挖掉。可那只是在没有别的法子能治好他的时候。现在，各位要是凑够钱让这位太太到我医院里去，我就把她的舌头割掉，你们村里从此再不会受她骂街的烦扰了。」

众人哄堂大笑，因为没有谁比中国人更爱听笑话。那女人被人笑，「失了面子」，一溜烟地不见了；此后医生在那村里安全得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

人们常说中国人做事是反着来的。其实中国的种种规矩都有它的缘由；我们若肯停下来想一想，也许会发觉反着来的倒是我们。比方说，罗盘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叫它「指南针」。它不是既指南也指北么？在中国，女人穿裤子。我们如今也开始发觉，有些地方裤子对女人比裙子更合用。中国人总把姓摆在前头，名摆在后头。我们编电话簿和名录的时候，不也是这样么？中国人道别不说「再见」、「我得走了」，而说「慢走」。他们认为匆忙是不体面的。这全在于从哪一头看。中国人在月亮里看见的不是一张人脸，而是一个老头儿在砍树。谁能说他们错，我们对呢？

十二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学堂

我们到哪个国家去，总该对那里的话有点兴趣。肯下点工夫学上几句，游历起来不但长学问，也有意思得多。翻译的人常常把我们弄错，就是他们并没有存心要弄错；因为像中国话这样一种奇特的语言，翻译实在不易。这不光是字眼和我们的不一样，中国人的心思也常常转得和我们不一样。比方说，你问中国的堂倌：「没有面包么？」要是真的没有，他答「是」；要是有，他答「不是」。他的意思是「是的，您说得对，没有面包」，或者「不是，您说错了，有面包」。这其实和我们的说法一样在理，不是么？

一种语言，哪怕古怪如中国话，学到够自己一个人走路的地步，并不太难。你只要稍稍念一念，再时时刻刻留神听人家说，就会惊讶自己这么快便能和他们谈些简单的事情。到中国、或者到别的外国去，随身带几本画册是个好主意。围上来的孩子对画有兴趣，你听他们念画上东西的名字，就把那些名字学会了。

杂志上的广告页也差不多一样管用。麻烦在于许多中国人分不清照片和随意画的图。在中国偏僻的地方，好几次有孩子问我，我们国里是不是真有广告上那样古怪的人——那些矮人、山精，还有抱着汤罐的小胖子。

一种画出来的文字

中国人写字不用字母。每一个字都是一种画，这样的画有好几万。从字形上看不出这个字该怎么念。所以他们不是只学二十六个字母，而是几万个字要一个一个地学。印刷所里的中国排字工人不能坐着做事，他得从一间长屋子的这头走到那头去拣他要的字。这些字不但通行全中国，在日本、朝鲜、台湾和法属安南也通行。只是各国念法不同，中国各地的念法也不同。

一个朝鲜人可以和一个安南人交谈，一个日本人可以和一个台湾人交谈，中国北方人可以和南方人交谈。可他得用我们跟聋哑人说话的法子——写字，有时候只是用食指在手心里比划出那个字的样子。我雇过中国或者日本的用人，说话说不明白，就在手心里给我画看不见的字。他们心想，朝鲜人、安南人都看得懂，外国人自然也该看得懂。

中国人说的话，构造其实很原始，和我们的印第安人以及许多未开化部落的话一样；可是他们把它造就成了一种极有教养的语言，谈文学谈哲理，和我们一样自如。每个字只有一个音节。有时候几个字凑在一起，比如「指南针」，可那其实是几个单字。

你要是试着造一种只有单音节字的语言，就会发觉音不够用，造不出多少字来。中国人极巧妙地绕过了这个难处：同一个音，拖长了念是一个意思，短促地念又是一个意思；用高音念和用低音念，意思大不相同。正在变嗓子的男孩说中国话很吃力。

外国人管这些念法叫「声调」，其实该说是语调。北京话有四个「声」；到了广东有九个，就是说同一个音节，看你用哪个「声」念，能有九个不同的意思。

又容易又难的一种话

我们到北京的时候，我的小儿子刚开始学说话；他学中国话比学英国话快。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单音节的字比长字好学。说起来，中国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孩子的话。它几乎没有文法，没有阴阳性，没有时态，没有单数复数，没有冠词，我们上语文课时的许多麻烦它都没有。

中国人要问一样东西好不好，只说「好不好？」。要说「一个人骑着马从巷子里过来」，他说「人、马、来、巷」。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话容易学好。单是那些「声」就比我们全部文法还难；多数男孩要六年到八年才学会读和写。所以我们要把中国话学到家，也是一桩苦差事。

新式学堂

中国如今有许多和我们差不多的学堂。学生念的科目和你们念的大致相同，当然他们念中国史，不念美国史或者欧洲史。他们坐的书桌和你们的一样，教员由政府或者市里发薪，课本也和你们的课本相似，只是从后头翻起，一行一行由右往左竖着读。

有些美国课本译成了中文。有的学堂有体操房和体育课，不过许多中国男孩似乎更爱下棋、打乒乓或者打槌球，不大爱打棒球和橄榄球。也有手工学堂，各式各样的实业中学，还有几所很大的中国大学。男女学生通常进不同的学堂，至少分在不同的班，因为中国人以为这样最妥当。

乡下和偏远地方，至今还有许多革命以前就有的老式学堂。那里的学生通常坐在窄板凳上，成天扯着嗓子念。老式的教法，是叫学生把古书尽量多背下来，再照几百年前的样子做文章。我们的学堂要是照这个办法，你面前就摆着一本莎士比亚或者哪位古哲人的书，各人读各人的一段，同时各喊各的字句。先生一概不大理会，除非念的声音低下去了；那时候他跳起来，手里也许拿着一根条子或者戒尺，把大家重新赶得喊起来。

上这种老式学堂的女孩极少。事实上多数中国人至今以为女孩用不着念书。千百万男孩、更多的女孩——尤其是农夫、苦力和别的穷人的儿女——根本进不了学堂。学额还远远不够；而且只有少数几座城里，孩子或者父母不愿上学也非上不可。古时候——其实并不很久以前——到了考试的日子，考生要被关进大考场的一个个小号房里，有时候一关两三天，在里头做文章，做得越像古书越好。谁也不指望、甚至不许有一点自己的见解。

中国人极聪明

你要是因为千百万中国人不识字，就以为中国人不聪明，那就大错特错了。就是那些至今还守着许多荒唐旧迷信的人，也机灵得很，而且极有实在的常识。说实在的，我见过许多「没念过书」的中国苦力，脑子比有些美国人还快——那些美国人念完了中学，此后一辈子除了一张日报和偶尔一本廉价小说，什么也不读。

和我们国内比起来，中国的报纸极少。那大半是些可怜的小张，看着像我们的铺子戏院四处散发的传单。可中国人照样得着消息。他们在茶馆里听到很多，男人都聚在那里。女人不常上这种地方，可许多人在河边或者池塘边洗衣裳的时候交换闲话。我每逢在远离铁路轮船的乡间走，一路上到处听见我的赶骡人、船夫或者挑夫和迎面来的人交换消息。

茶馆里的闲话自然比不上一份好日报，也比不上上等的周刊月刊。中国大半地方也没有电影，我们那许多告诉人们应知之事的别的法子，那里也极少。这是中国至今还成不了一个真正共和国的缘由之一，也是那里那样不洁净、生活不合卫生、疾病那样多的缘由。你要是没有法子把真相摆给人看，就没法教他们为什么该天天刷牙、常常洗澡。

有些中国男女，还有外国传教士，正在尽力教那些从来没工夫上学、或者找不到学额的穷人。在山西省城太原府，那位「模范省长」立起大牌子，上面写着一千个最要紧的汉字。等客的洋车夫和上市集的妇人可以看着念，也许日子久了就认下来了。当然，几万个汉字里只认得一千个，好比只认得我们小学一年级课本里的字。可是有了这个起头，许多从没进过学堂的苦力，至少已经能读报了。如今这「千字」的法子在中国许多地方都用起来了。

顺便说一句，凡是到中国去的外国人都该起一个中国名字。中国人念不出我们的姓名，也没法用他们的字写出来。再说中国的姓总共不过一百来个，他们认的就只有这些。我自己的中国名字叫费兰克。「费」是没学过英文的中国人能把我的姓念得最近的音。他们看我名片上的真名字，就像你看我那张中国名片上的字一样，一个也认不得。在中国人那里我是费先生。这个音的那个字是「耗费」的意思，「兰克」则是兰花和克己。不过我不信中国人真觉得我又费钱又像朵花！

造新字母的工夫

有些中国人和许多外国人想造出一套字母，代替那要学许多年才学得会的几万个画出来的字。可这不容易：就算你造得出字母来拼中国那些古怪的音，还得想法子标出这个字该念高念低、念快念慢，或者别的什么「声」。何况中国人说，要是不用老字了，他们就再也读不了自己那些有名的经典。他们提醒我们：朝鲜和安南的孩子，自从日本人和法国人推行了简易的书本，如今已经读不了孔子和任何一位古哲人了。英文要是改到我们的孩子读不懂我们文学中的伟大经典，我们也是不乐意的。

古时候中国极重教育。老式考试里名列前茅的人，最有做大官的指望。苦力至今把一个进中学的孩子看得远在自己之上。有些学生借着这个便利闹事，反对外国人或者反对政府；不过他们多数正在学着对本国的种种难题真正明白地关切起来。

我们不可忘记：火药、罗盘、印刷术、瓷器，以及别的许多要紧的东西，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想出过世上最好的一些格言，最有智慧的一些道理。他们是地球上心思最巧的民族。他们的巧思若一直没有变成真正的发明，那是因为随时都有极多的人肯为几乎不要钱的工钱干活；比方说，将就用一架辘轳，总比另造一架风车便宜。

十三在中国的外国人

要是有几个外国把纽约、华盛顿、圣路易以及我们别的大城的一部分占去，归他们所有、由他们管辖，岂不是很奇怪？可是中国的情形正是这样。英国不但占着香港岛和对岸大陆的一块地方，而且中国几乎所有要紧口岸最好的地段，都分属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别的欧洲国家。这些设在中国的外国殖民地叫做「租界」，因为那是从前的中国政府让出来的，有时候是在外国和中国打过仗之后让的。多数并不是送掉，只是租了很长的年限。可它们实际上就是中国境内的外国殖民地。

中国并不比日本、朝鲜更愿意向西方开门。中国人以为别的民族都是野蛮人；如今大体上仍旧这么以为——正如我们有时候还管他们叫异教徒。所以皇帝们打定主意：让本国百姓少跟外面来的粗野商人和水手打交道为妙。因此起初中国人很痛快地划出几小块地方交给外人，任他们在那里建起口岸和市镇。

外国人办起了许多新事

租给外国政府的那些地块，有好些糟得很，中国官员把它们交给所瞧不起的「蛮夷」时，心里想必暗笑。今天上海那一大片极新式的外国地界，当初不过是一片沼泽。广东那个精致的外国商住小岛沙面，原是江里的一块沙滩，涨潮时泡在水里，落潮时满是垃圾秽物。如今中国许多城里最新式的地段，当初大半都是这样。起初中国人以为，只让「蛮夷」住在这种地块上，就是把他们挡住了。可是如今看见外国人在自己建的城里、依自己的法律过得那么好，许多中国人巴不得租界归中国所有。

至少有一条很有力的理由在他们那边。中国的政客、将军、小偷、凶手，只要钻进一处外国租界，中国政府就奈何他不得。他要是把赃款存进租界里一家外国银行，被他偷了钱的中国人就取不回来。假使法国、英国、中国或者随便哪个国家在我们自己城里的某些地段庇护我们的罪犯，我们自然也不乐意。所以我们倒挺庆幸美国在中国没有租界，只是美国人参与管理上海那块叫做公共租界的地方。

外国人自有外国人的法律

欧战之后，德国、奥国和俄国丢掉了在中国的租界，也丢掉了按本国法律在中国审自己人的特权。可是一个美国人若在中国任何地方抢了或者杀了一个中国人，或者别的什么人，中国的法官不能依中国的法律审他，定了罪也不能把他关进中国的监牢。中国人至多只能把他拿住，送到最近的美国领事那里。要是罪名不大，领事自己就可以审。要是事情要紧，就得押到上海的美国正式法庭去，由华盛顿的总统所派的法官主审。他依美国的法律受审，定了罪就送进美国的监牢，也许送到菲律宾去。

说来也怪，中国人自己当初是愿意外国人有这种所谓治外法权的，正如他们愿意外国人取去租界一样。他们懒得费心去管到口岸来的那些粗野水手和别的「蛮夷」守不守规矩，宁可让「蛮夷」自己的政府去料理这种事。这就好比一所学校的男孩到另一所学校去打球，「本校」的先生自然宁愿让来客的先生去管自己学生的举动。

可是日子久了，中国人发觉：不受中国法律和中国官员管辖这项特权，和租界一样，是在华外国人占的便宜。哪个国家出去的人里头都有好有坏，有些外国人就借着这个便利，在中国做了不该做的事。再说领事和法官在办自己国人的案子时，有时也显得太宽。何况中国人说，让别国享有这种特权，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不公道的，这叫中国「失面子」。

然而直到今天，十四个国家的人——除了我们和日本人，其余都是欧洲国家——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不过俄国人、德国人和奥国人可以由中国法庭审判、送进中国监牢。在满洲，我在一所中国监狱里见过两百多个俄国囚犯，其中至少有一个后来被处决了。北京监狱里关着两三个德国人，别的地方也有几个。如今许多中国人要求各国把法律上的特权连同租界一并交还。可外国政府说，除非中国的法庭不再那么贪墨、不再那么听命于地方上的土皇帝，除非中国的监牢改良，这样做对他们住在中国的国民是不公道的。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外国人

你大概会像我们一样吃惊，中国竟住着这么多外国人。单美国人就有好几千，别国的还不算。这里头大概有一半是做买卖的，许多住在上海。有些人对中国人很关心，可惜太多的人只关心能从中国人身上赚多少钱。他们一出办公室，就进自己的会所、公园或者高尔夫球场，那里除了当差的，一概不放中国人进去。许多人在中国住了半辈子，始终没学会说中国话；有几个生在中国的也不会。他们跟用人、伙计和车夫说的是洋泾浜英语，那是一种可怕的「话」，把中国话的句子照字面换成其实根本不是英文的词儿。要说「我还不想上船」，他们就说：「老爷勿要赶快叫舢板。」

你们将来若有谁代表美国的公司到中国去，我希望你不要像有些生意人那样瞧不起中国人。中国有些地方被广告牌弄得丑陋不堪，和我们国内许多公路铁路沿线一样。有些外国公司甚至把广告刷在庙宇和城墙上。受了这样的对待，中国人偶尔叫我们一声「洋鬼子」、「番鬼佬」，也就不足为怪了。

许多教会学堂

中国至少有一万名外国传教士，美国人比哪一国都多。他们学中国话，读中国史，对中国人很关切。中国庙宇到处都是，如今教堂也不少了。中国任何一座大城，我想不出有哪一座没有至少一所教堂和一两个外国传教士，有些城里还多得多。北京和几乎所有省城里，都有外国人办起的大事业，像学堂、医院、大学。勤勉的美国人、英国人和别国的男女在乡间各处奔走，在村子里做礼拜、给病人治病。

从前传教士在中国是吃苦的。他们住破旧的中国土坯房，吃粗糙的本地饭食，常常染上可怕的病，有时被众人围攻，甚至被杀。可如今他们差不多都过得和在本国一样舒服：盖好的外国房子，吃自己那一套饭食，用的仆人比在美国可能有的还多。有些事自然不如在本国称心，另有些事倒更称心。住在内地深处的传教士，有时候还得吃些苦。我曾和一位法国神父一起待过两天，他独自一人在一座破败的中国小城里住了二十五年，从没回过法国，打算就死在任上。新教的传教士多半每七年回国一年，而且通常带着家眷。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人中间做事将近一百年了，可中国的基督徒远不及中国的回民多。不过在中国当传教士，想必是很有意思的事。尤其是医生和教员，帮助中国人该得到很大的满足，因为有些事情上他们还没法自己帮自己。

如今许多中国人反对教会学堂。他们说，各国的学堂该由本国管。他们以为孩子会因此丢掉对中国的爱国心，倒向传教士先生们的本国。他们问我们：要是中国人在美国给美国男女孩子办学堂，想把他们变成佛教徒或者孔教徒，我们乐意不乐意？话虽如此，中国自己给全国孩子办的学堂还远远不够。

也有中国的基督徒想另立一个中国的教会，赞成他们的传教士还不少。他们说，宗教上的用度也该像别的事一样由自己来担。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好理由，仅仅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基督徒分作卫理公会、长老会等等，他们也得跟着分。将来也许有一天，中国的基督徒差不多都会合到一处，成立一个真正的中国教会。

十四沿着大扬子江

中国太大了，北方的情形放到南方往往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放到所谓华中——扬子江流域——也未必对得上。这条江的名字译成英文是「海之子」，它把中国分成两半，好比密西西比河把美国分成两半；只是它不从北流到南，而是从西流到东。它发源于西藏的崇山峻岭，横穿中国本部一直流进太平洋。全长三千多英里，比密西西比河长得多；连上它许多支流，所流经的地面和我们那条最大的河不相上下。

不过多数外国人虽然这样以为，扬子江其实并不正好分开中国的南北。真正的分界线还要靠北些，约莫在北纬三十四度上。我们坐火车南下——或者从北京到上海，或者从北京到扬子江上游六百英里的汉口——一过那条看不见的线，就会看见生活几乎骤然一变，才明白气候的分别有多大。再没有骆驼；再没有装着尖铁钉当轮箍、一路颠簸的「北京车」；再没有宽路。我们看见的是在稻田间蜿蜒的小道，只容得下步行的人或者独轮车。

苦力与稻田

中国南方就连最要紧的「路」，也很少超过两英尺半或者三英尺宽，虽然常常一连几百英里铺着大石板。挑夫——通常把担子挂在一根有弹性的扁担两头，搁在肩上——是南方各处主要的驮运牲口。有苦力告诉我，这样挑重东西反倒省力，因为他们小跑起来担子一上一下地颠，他们其实只有一半时候感觉到分量！不管怎样，他们挑惯了，要是货只够装一头，就在另一头搁块石头，或者搁一只筐，筐里放个小孩。中国人挑两个小孩常比挑一个省事，尤其是碰上双胞胎！

北方的高粱、小米和麦子不见了，如今到处长的是稻子。有了水汪汪的稻田，就有了水牛，也就是菲律宾人说的那种水牛。它最爱在长稻子的地方打滚，只把眼睛和鼻孔露在水面上。中国南北的界线虽然地图上没有标出来，却分明得很；我知道有些地方，这一块田里长麦子，挨着的那一块就长稻子。

上海

到中国来的人多半在上海登岸，也许以为那就是中国最要紧的城。其实不然，虽然它是中国最要紧的「外国」城市。在公共租界或者法租界，你简直会以为自己身在美国某座大城；而且管这地方的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可是上海也有一大片中国地界，那是从前有城墙的老城，那里的情形和离任何外国租界一千英里的地方差不多。为外国地段修的电车到了终点，乘客往往换上独轮车，在几乎和内地深处一样糟的路上被颠着走。论口岸，上海在远东诸城里居首。

上海并不在扬子江上，而在它一条叫黄浦江的支流上。不过所有上溯「海之子」的大轮船都从那里开出。这些轮船许多是英国的、美国的或者日本的；说起来，中国人怪罪外国人的一条，就是他们被逼订约，任凭谁都可以行驶他们这条大江。你知道，美国是不准外国船在密西西比河上运货载客的，连我们沿海各口岸之间也不准。

要紧的城

再往内地去以前，有两座城我们不可不看：苏州和杭州。两座都在大运河上，却并不正在扬子江边。它们是有名的古城，河道很多，石桥的拱高得出奇；中国人有句话，说这两处是天堂以外最美的地方。不过我怀疑你未必觉得它们有多美，而且我敢说，你会觉得它们不够干净，够不上「天堂」二字。

几百年来中国南方的人把漕粮送到北京去，走的就是大运河；运河在一个叫镇江的好地方横过扬子江。运河往北去，江水带我们往西走。就在交口处近旁，是有名的古城南京。它的名字是「南边的京城」，正如北京是「北边的京城」。虽然过去两千年里它和别的几座城一样，几度做过中国的京城，如今却只是一省的省城。它那道大城墙里的地面要是住满了人，它会是地球上最大的城之一。可是它好几次在战乱里几乎被毁，尤其是太平天国那一仗，约莫在我们南北战争的时候。我们进了城门以后还在山岗地里走了好几英里，才发现南京城本身缩在这一圈城墙的南端——就像一口袋能装两蒲式耳的袋子里只剩了一配克土豆。

从上海到南京，可以坐火车，约莫五个钟头，也可以坐轮船。江上我们会看见新式的纱厂和别的迹象，说明中国将来也许会像日本、美国一样成为一个工厂林立的工业大国。不过再往前走，我们会发觉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旧是三五成群地做活，往往就在自家屋里；他们的工业还停在家庭这一步，正如西方各族从前一样——而且照世界史的尺度看，那也并不很久以前。

溯「海之子」而上

我们一路上溯，江面宽得有时只看得见一边低平的岸；这时便不奇怪中国人为什么叫它「海之子」。除了和横渡太平洋的船一样舒服的外国大轮，江上还有成千上万的本地船。有时候一眼望去有一百张帆；走近了看，帆上的篾骨叫人想起信纸上的横线。许多船——也就是帆船——船头两边各画一只眼睛，通常像鱼眼一样鼓出来。中国人以为船和人、和牲口一样，得看得见路。

扬子江上也有许多小船。有一种我们叫做「舢板」，中国话的意思是「三块板」，有些船也真不过就是三块板。渔船贴着岸爬行，有时候也远远划到江心去。有的船由一个老头儿或者老太婆划，甚至由一两个孩子划；船头站着一个壮些的男人，手里的家伙像一把竹子做的大剪子。他把横档和缀在上面的网伸到水底，合起「剪子」，再拉上来。要是捞着一条鱼，或者别的能吃的东西，就倒进船里。多半什么也捞不着，可他照样尽力做下去，却并不真的着急。我前面说过，中国人以为匆忙是不体面的。在中国有些运河边上，我们会看见人用这种剪子似的家伙把水底的水草污泥捞起来；中国什么也不糟蹋，捞上来的东西是上好的肥料。

扬子江上以及中国别的许多地方，更常见的渔船是筏子，通常拴在岸边。一间草和芦苇搭的小棚给渔人遮身；一张长方的抄网——很像我们有时用的那种，四角各用一根弯竹撑开——吊在一根长竿的一头。渔人隔一会儿就在棚里把竿子里边那一头往下压，把网提上来。这样的网似乎也捞不到多少鱼，可是论钓鱼的耐性，没有哪个民族赶得上中国人。他们连镇子周围的小池塘里也下网，还插上一排排竹竿，好叫夜里来偷鱼的人把网挂破。

我们好几次看见大群的鸭子被赶着过江。两个人各坐一条小船，各拿一根长竿，竿头拴着鞭梢。他们用鞭梢打水，把鸭子赶到要去的方向。我见过几百个这样的赶鸭人，赶着鸭群翻山越岭，穿过沼泽和稻田去找食，晚上再赶回家。

住在水上

扬子江上连乞丐也有船。有些人划着可怜的「三块板」，等旅客的船一停就凑上来，讨上一顿剩下的饭。他们要是看见江里漂着一根木头，或者别的能当柴烧、能吃、或者派得上任何用场的东西，就赶紧追上去捞起来。有些讨饭的船叫人想起大洗衣盆；里头差不多都住着整整一家人，孩子们就躺在当被褥用的一堆破布上。我不止一回看见一个人坐在一只比我们洗衣日用的盆大不了多少的盆里，用两块比网球拍还小的板划着走。南京一带和扬子江沿岸的池塘里，常有男人、女人或者孩子坐这样的盆出去，从水底采菱角。中国人吃菱角，正如他们什么都吃；可传教医生说，本地最厉害的一种病就是从这上头来的。

中国人从来不真正地划船。有时候十来个人站在船头，脸朝前，推着长桨。不过更常见的是摇橹，就像威尼斯的船夫那样：一枝橹伸在船尾，里边那一头用一段绳子系在甲板上。中国南方到处都有除了船再没有别的家的人家。他们生在船上，长在船上，成亲在船上，死在船上。多数人家在这漂着的家里最好的地方供着祖宗的神龛。女人撑船和男人一样在行；娘在摇橹，娃娃在她背上睡得安安稳稳。

扬子江沿岸有好几座大城，可外国大轮只在少数几处靠岸。别的地方，比如安徽省城安庆，下船的客人得跳进从岸上摇出来的小船；要上轮船的人，则在一片尖叫声中连滚带爬地攀上下层甲板。行李常在这场混乱里丢掉，有时候还淹死人。

到处可见的宝塔

安庆城外有一座宝塔，看着挺新，其实和中国几乎所有宝塔一样，已有一千年上下。宝塔据说能保一城不受恶鬼之害，有时候还另有用处，安庆这座就是。中国人想象这座城是一条船，以为它那「两座」塔把船锚住了。第二座塔不过是日出时真塔投在江面上的影子。照说，一座既然是船的城，除非它情愿漂走、到别处去住，居民总该小心把这只当锚使的塔修好才是。可安庆人要么觉得挪个地方更好，要么就是太大意了，听凭这座塔几乎坍成废墟。后来有个阔气的中国人把它重修起来，为的是谢神：他本打算搭的那班轮船中途沉了，他却没有上去。

离安庆不远有一座圣山叫九华山，因为峰峦的形状奇特而得名。我和几百个香客一起爬到山顶那一片庙宇寺院去。不过我们离开中国以前还要登更有名的圣山，所以这一座我就不多费工夫说了。安庆以上头一座要紧的城是九江，它和南京、芜湖一样，有一部分是外国租界。从江上看，沿岸那座有城墙的九江城很入画；可一上岸，就发觉只有洋人那一片干净得可以舒舒服服散步。

三联城

再往上，在江上六百英里的地方，是汉口、汉阳、武昌这三联城。三座城加起来，人口差不多和芝加哥一样多。汉口是外国租界，有六层八层的楼房，有新式马路，还有一所极讲究的外国会所，从高尔夫到板球，从赛马到游泳池，无所不备；许多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下午和晚上来听乐队演奏，玩得比他们多数人在本国还痛快。隔着一条泊着几百条本地船的小河，就是汉阳的大钢铁厂。日本人在这些厂子的经营上势力很大，因为当初建厂的钱是他们借的。扬子江对岸是武昌，一座中国大城，也是一个要省的省城。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就是从这里起头的，它把满洲皇帝从北京的宝座上赶下去，给了中国「共和国」这个名号。

外国和中国的轮船还沿着「海之子」再往上走一千英里，只是船比汉口到上海之间的小些。大江的那一段常常很美，比下游宽阔而两岸平坦的扬子江有意思得多。等我们在中国之行的末尾从西部下来时，就会看见它。眼下我们且回到九江，登上牯岭，那是一座外国人的城。我和家里人就在那里过的夏天，同住的外国人有三千多。那个外国人聚居地至少有二十个国籍的人，而中国对它的治理插不上嘴，正如它对堪萨斯城的治理插不上嘴一样。

十五几趟难走的路

从高出扬子江平原四千英尺的牯岭往下看，我们简直可以想象自己坐在飞机上。那年夏天大半时候江水涨得漫过堤岸，把四周大片地方淹了。不过凭着那一道更深的黄色，我们仍旧分得出哪一条是真正的江；它像一条巨蛇，在绿色的原野上蜿蜒远去。从我们这座山的另一面望下去，是中国最大的湖鄱阳湖。扬子江上游的洞庭湖有时被说成最大，可那只是夏天大江涨水把它灌满的时候。

鄱阳湖那一头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城本该比如今有名得多，因为它是中国的瓷都，几百年来中国最好的瓷器差不多都出自那里。可是许多外国人明知世上最精美的瓷器历来产在中国，却从没听说过景德镇这个名字；千百万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它。这就是一座城离铁路和别的新式交通太远的结果：只有肯吃苦的人才到得了。从牯岭到景德镇，照直线算不过一百英里上下；可我到那里花的工夫，比从纽约到盐湖城还多。

头一步是下山，这回从湖的那一面下。我找了一个苦力，替我挑行军床、铺盖、几听罐头和别的行李，一路上还替我煮鸡蛋、做些简单的饭食。他说一天七十个铜子（合我们的钱一角五分）大概就是合适的工钱。沿着陡得像楼梯的窄道下山时，我们遇见许多别的苦力，和整个夏天我们看见往牯岭上爬的一样。

上牯岭的东西样样都得由人背上去，不论是一只皮箱、一桶洋灰，还是外国房子做大梁用的、粗得像电线杆的木料。我们碰上一长串一长串这样的苦力，每人肩上绑着两根大杠子，搭成人字形。到牯岭来的外国人和阔气中国人差不多都是坐轿抬上去的。苦力们光着上身，晒成褐色的身上汗水直淌。可是他们停下歇脚、把杠子头撑在山坡上时，却像是在发抖，虽然我们常嫌牯岭太热。

我在世上许多地方走过不少难走的路，可再没有哪一趟短途像去景德镇这一趟这样苦。我们本可以坐船沿湖再上溯一条河，只是谁也说不准要走多久。于是我们坐舢板过了湖，找到了中国南方那种在稻田间蜿蜒的石板路。路不过三英尺宽，两边又陡陡地落进泥田里，所以我们只能一直踩着石板走。你可以想见那有多热：八月中旬，天上没有一片云，路旁没有一棵树；我们那时的纬度和佐治亚一样南。

蹚着水走淹了的路

更糟的是，那一带大半地方都淹了。我蹚了整整一天水，第二天还蹚了半天，水常常没过膝盖。你若试过就知道，那把大腿累得多酸。我赤着脚，在水底下几乎看不见、又扭来扭去的那条路的滑腻石板上直打滑。一脚踩出边去，就陷进泥里齐到腰。有一回我把一个脚指甲劈了，幸而没有烂。这趟路没走完，我脚上已经起了十来个泡；两条腿整天在硬石板上捶、在水里趟，酸痛得厉害。

头一夜我住在湖边一个镇子上一位英国海关人员家里。走得浑身燥热，本来就未必睡得着；更兼打更的一夜闹个不停，要睡是万万不能了。几百年来，中国的更夫巡夜时总要敲一截干竹筒，敲起来像鼓，或者把两块铁片相击，或者扯开嗓子大喊。有些人，比如这一位，索性三样一齐来。据说这是要证明他醒着、在当差；可我疑心也有一半是为了早早报警，好叫自己不必跟贼人强盗动手。你能想象我们的巡警整夜在城里敲鼓吹哨么？

别的几夜我都睡在露天，把行军床连同蚊帐支在窄路的某个拐角上，有一回还支在河岸上。中国人夜里只要有法子躲开，是从不睡在外头的，屋里再热也不睡；出门时也总要歇在能找到的最大、最闹、最脏的镇子上，不肯歇在舒服的野地里。我的苦力被我这份糊涂吓坏了；方圆几里的人都跑来，半夜里站在我床边议论这个「疯了的外国人」。说实在的，一路上常有人指着我说：这就是那个甘冒被月亮照病、或者被夜里飞的恶鬼害死之险的怪人。

那时正是收割的季节，整天耳朵里都是打谷的咚、咚、咚的闷响。中国人不用收割机、捆扎机和脱粒机，他们用镰刀一把一把地割稻，再把稻穗往一只大木箱里摔；那木箱重得通常要两个人才抬得动，从这块田挪到那块田。常常一只箱子有四个人，各在一面摔打，那声音齐整得就像几个人抡着大锤在同一张铁砧上干活。

中国瓷器出在哪里

第四天早上我们到了景德镇，发现那是一座很大、很挤、很忙的镇子，街道和一千年前一样窄。它沿着一条浅河的内湾伸展五英里，河岸有二十多英尺高，因为几百年来碎瓷片都往那上头倒。墙以及一切能做的东西，都是用窑里烧粘在一起、或者烧坏打破的瓷器砌的。可是没用掉的废料仍旧堆积如山。

镇上六岁八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干着制瓷的活。几百户人家就在自家屋里做瓷器，不过也有几家大些的厂子。最要紧的那一家从前是给皇帝烧瓷的；掌事的人拿给我看了几件我平生所见最富丽的瓷瓶和最精细的瓷器。有几百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从河上运来的松柴从船上挑到烧瓷的窑上去。有时候一座窑里能摞六千件瓷器，要烧上三十六个钟头。

这段时间里，看窑的头儿一刻不睡。他往那个扔进几吨松柴的火口里吐一口唾沫，就知道里头的火够不够旺。别的事差不多也都用这样原始的老法子做。比方说，还没烧的软胎瓷器——行话叫「坯」——是搁在木板上，由人顶在肩上，穿过镇子送到窑上去的。这些人练得极熟，两肩各顶一块板，在景德镇又窄又挤的街上穿行，一回也不出岔子。瓷都里也有几辆洋车，可是下午四点钟以前不准拉，因为会妨碍挑坯的人和另外成千上万来回飞跑、各尽一份力把中国名瓷送给世界的挑夫。

景德镇出的好东西差不多都顺着我回湖时走的那条河运走。有整船整船的货，是发给纽约一家中国老字号的。几百年来冲下来的碎瓷把河淤得极浅，我们那条舢板的船夫二十四个钟头里大半要下水推。载我过湖的那条又脏又旧的小火轮，拖着六条古怪的旧帆船，叫我想起哥伦布的船队。船上堆的瓷器用稻草和木箱包着，堆得极高，在满月的光里显得加倍奇特。

会捉鱼的鸟

鄱阳湖上和中国南方别的地方，有许多用鸬鹚打鱼的人。他们用的小船两舷各架一根横竿，捉鱼的那些傻鸟就蹲在竿上。鸬鹚一看见水里有鱼，立刻扎下去，衔着鱼冒出来。这鸟本想把鱼吞下去，至少想先丢进自己脖子上那只大囊里，等有空再吃。可是主人在它脖子上套了个圈，它除了把鱼丢进船里再没别的办法。然而鸬鹚照样整天捉个不停，从人那里得到的不过是偶尔几条最小的鱼。

又一趟水陆兼程

从鄱阳湖起，我又走了一趟很有意思的路，到南边海边的福州去。人们说这条路危险，因为沿途土匪多。先前下湖那一程，我和十来个中国人挤在一条舢板里，在行军床上连翻个身都难。这一回我是一条大得多的船上唯一的客人，吃饭则到另一条船上去，那船上是两位美国女传教士。

河水太浅，风又常常不顺，我们逆流走一百英里竟花了八天。我们常常换上游泳衣，蹚水走在船前头，有时候还得等上一两个钟头，船才跟上来。最后十五英里我干脆上岸步行，等船终于到了，苦力也已经雇好，可以跟我们一起翻山进福建省。

这段陆路也差不多一百英里，却比水路快。只是我不能坐在帆布椅上看书打盹，而得在烈日底下沿着极难走的山道一天走二十五英里以上。两位女士坐竹轿，每乘轿子三个苦力抬。

那条河上最有意思的三样东西，是水车、靛青和纤夫。地面上到处是圆圆的草顶棚，棚下是水车，水牛、黄牛或者母牛整天绕着车慢慢地走，把水提上来浇那些干渴的稻田。我们常看见河边立着十来只、二十只大桶或者高桶。上了岸我才发现，桶里装满了像柳条似的枝条，浸在一种极蓝的汁水里。河岸上长着成片的这种枝条，我这才知道那是靛青；中国人用它做的不是洗衣服用的蓝粉——他们不用那个——而是给中国几乎所有穷人身上那种粗布衣裳染色的染料。

我们通常所说的纤夫，在中国南方的河上是极常见的。那是拉着船逆流而上的苦力，船上有时载货，有时载人。我们经过一长串一长串的纤夫，有的在岸上，有的索性在水里，每人肩上搭着一条纤绳。有些地方拉得极吃力，他们弯得腰都折了，手指触着地，像拉犁的马一样往前拽。

中国找活干的人总是太多，所以一个人非拼命干不可，才能叫雇主满意、免得被辞。沿河上行，几乎一路上我们都和一队载着美国煤油的木筏走在一处。纤夫们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拉，每晚一直干到漆黑，才围着一小堆火吃他们的饭。

闽江上的行程

不过下水和上水大不相同，坐中国的本地船尤其如此。我把两位女士送到她们教堂的驻地，从那座古镇起，我换了一条「鞋子船」——因为形状像鞋而得名——顺闽江而下。这条江水急，先前已经走了两个多礼拜的路程，剩下的一半三天就够了。每天都有几十处险滩；要不是我那福州船夫摇橹的本事极高，我是断断活不过来的。

那时候闽江沿岸土匪很多。有位美国妇人连鞋都被抢走了。在一个镇上，我遇见一群从海边避暑处回来的传教士，他们被一大伙土匪袭击，行李丢了大半。不过在闽江上顺流而下的人是不容易被拦住的。有一回几个土匪端起枪来喝令我靠岸；可他们还没鼓起胆子开枪，我们已经转过一道弯，望不见了。

中国南方比北方树多得多。树长得快，再说几百年来砍树刨根的人也没有北方那么多。福建省有大片森林，和光秃秃的山东或者甘肃比起来两样得很，简直不像同一个国家。不过如今一家美国木材公司也在出力，要把福建弄得既无树也无雨。有些大原木在涨水季节放下河来，如今卡在尖利的礁石上。这里那里还有失事的船骸。

中国这些河边的市镇，都盖得紧挨着水，简直像是悬在水面上。垃圾秽物从屋后倒进河里。美国的城市常把河岸修成林荫大道或者散步的去处，中国人却拿它当倒垃圾的地方。正街就在临河头一排房子的里边。这自然也有道理，因为中国南方一年里大半时候极热，一条有荫的窄街比一片晒着太阳的河岸舒服。

闽江上的大船都有一座高台，很像轮船的驾驶台。掌舵的站在上头，好看清礁石和别的险处，同时操纵那枝当舵使的大橹。有些橹有四十英尺、五十英尺长，就是这样，在险处也未必总能把船迅速地扳过来。为了把这枝橹舵配得能使得动，里边那一头要拴一块大石头；中国人一向省俭，也可能拿一件货来压，比如一大捆褐色的毛边纸。

过了延平那座秀气的有城墙的城，闽江就宽阔起来，险滩也少了，于是我们整夜行船，没有像通常那样在镇子脚下靠岸。可是到了半夜两点光景，我们正在江面极宽的地方，忽然起了大风，把我船上的篷顶掀翻压在我身上；我们好容易才没翻船，靠上一片沙岸。后来才知道，那一夜有一场台风扫过中国南边的海岸；第二天早上风还大得船夫不敢开船。我决定抄陆路走。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跋涉四个钟头，我到了福州；我的船和行李却到第二天傍晚才到。

十六沿南边海岸南下

福州是中国南方海岸上最要紧的口岸之一。不过它并不正在海边，而在闽江上游三十四英里处。老城离江还有三英里，因为古时候居民怕海盗来袭。如今从那座有城墙的城一直到江边，又长出一条又长又窄的市街。此外，江中两座岛上房屋、铺子和人挤得叫人喘不过气；对岸还有一片城区。对岸这一片有一部分是外国租界，叫南台，有一条长长的新式马路，两旁大常青树成荫，排着舒舒服服的外国住宅、洋行、学堂和教堂，各有各的院子。

从这些外国住宅望出去，福州的几个部分和闽江上下游的景致都很入画。除了挤在两座岛上和岸上的人，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住在船上。这些船一排一排紧紧挨着，连水上仿佛也有了街道。一条船若接着一桩载客运货的活，就算很有运气，因为船比活多得多。多数船不过当作家住，男人白天上岸去拉洋车或者找别的活干，挣一家人的饭。

一座极古的桥横跨江面，中间把两座拥挤的岛也串了进去；桥是大石块砌的，被千百万双脚磨得光滑如镜。桥墩太多，江水一涨就被挡住，多数船根本过不去。所以福州正在议论造一座新式的铁桥；那自然更便当，却不及这座整天挤满了人的老石桥入画。

有些中国人手艺极精

大轮船上不到福州，只停在下游几英里的塔下泊地。可是福州虽然有这层不便，仍是一个大口岸。福建出产的大量茶叶从福州装船运出。这座城以防水的油绸、以金银匠、以漆器出名。我见过一架漆屏风，是一个人花八年做成的。他干一个钟头歇一个钟头，因为这活太熬人。这样的屏风，他一辈子至多做得出两三架。学会这门手艺花了他将近二十年；过了三十五岁，他的眼睛就受不了这样精细的活了。可是他一天的工钱不过二角五分上下，外加一份饭和一块睡觉的板。福州以及闽江上游各城以枕头著名，不过你未必认得出那是枕头：那是一块木头，外面包着编得略有弹性的竹篾，漆成鲜红色。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多数喜欢硬枕头；苦力则以为一块砖就是很好的枕头。

在福州和它周围一带，许多活是女人做的；这些女人头上插着三把大银簪或者锡簪，形如匕首。据说她们是被中国人征服的部族的后裔，因为她们的祖先当初得过匕首用来防备中国的兵，所以今天的女人也带着这兵器。

各地方言不同

中国大半地方说的话大体相同，我们叫它官话。可是从上海往南沿海一带、约莫一百英里宽的一条地方，方言很多。说福州话的只有三百万人上下，其中能和别的中国人交谈的很少。这就好比芝加哥自有一种别的美国人听不懂的话。

沿海再往前，同省的厦门——外国人是这样叫的——也自有它的方言。那里的外国租界是一座离本地城一英里多的石岛，岛和岸之间是一个极好的港湾。有一小段铁路往内地通几英里，那是整个福建省唯一的铁路。福州和厦门对面的大海里，是台湾大岛。从前它属中国，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一仗之后被日本取去。台湾的中国人，除了近年迁去的，都有日本国籍；他们到大陆上来还享有治外法权，其中有些人给那里的中国官府添了不少麻烦。

再往前是汕头，它对外国人和他们的轮船，比对中国人还要紧。我到那城以前不久，有一场海啸扫过那里，毁了许多房屋，淹死好几千人。有几条窄街上纵横架着木头，撑住两边的屋墙。另有些地方街道宽阔，路面铺得很好，两旁的铺子又新又时式——仿佛那场海啸逼着人重建，倒也给这地方做了件好事。

古怪的旧风俗

从汕头有一条约莫三十英里长的铁路，通到一座更大、也老得多的城，叫潮州府。我在那里看见几样事，都是从前在讲中国的旧书上读到、以为早已绝迹了的。比方说，三十个人抬着一块极大的石板穿城而过，有几处因为石板太长拐不过弯，不得不绕很远的路。每个苦力肩上搭着一根竹杠的一头，一路爬着走，一路齐声哼着一种号子。潮州府以一座大桥出名。桥的一段是用我见人抬的那种大石板铺的，其余一段是浮桥，就是用船搭的桥；别的船要上下行时，可以把它挪开。

我在潮州府见的旧俗里最古怪的一样，简直叫人难以相信：有两个年轻人到处自己弄伤自己，好博人同情，哄人给钱给饭。中国几乎什么地方都是人多好活少，所以这种谋生的怪法子常有人试。我还见过一个矮子，靠一根极长的烟袋挣饭吃：哪里有一群苦力，他就凑上去，把烟嘴挨个递过去；谁吸上几口，就给他几个制钱或者一个铜元。

英国在中国的一块地方

香港其实不在中国，可又很中国。那是一座属英国的多岩石的高岛，居民大半是中国人。它那极好的蓝色港湾容得下几百条船，世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旗子都看得见。住在那里的英国人多半住在山坡上，在本地市镇和商业区的后上方。

正街上跑着两层的电车；要上山的人则坐一种古怪的轿子，像架在杠子上的浅箱子。一条电力的齿轨铁路，车与车之间连着粗钢索，把客人送上太平山顶，从那里可以饱览海与岛屿的大观。从香港坐轮船过海湾四个钟头，是中国最老的外国殖民地澳门。葡萄牙人占了它将近三百年，如今那里不过是一个大赌场、大烟馆罢了。

广州大城

中国南方最有意思的城是广州，在香港以北，沿珠江坐船走一个白天或者一个夜晚就到。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后不久，它就同中国其余部分分了家，自成一个政府，所以常自称「南边的京城」。那里说的话也和官话不同，我们跟当地人完全谈不来。我有一回给两个中国人做过翻译：一个是会说英文的广州人，一个是北方人——北方话我能说几句，而那广州人却一个字也不会。广州的中国名字叫广州府，是广东省的省城；我们给这座城起的名字就是从省名来的。

我们在广州住过几个月。房子在西关，也就是西郊。你从没见过像我们回家时得摸索着穿过的那样一座曲曲弯弯的窄街迷宫。许多房屋和铺子的外门是木栅，好让空气进得来，叫花子和强盗进不来。刚到中国的外国人多半不敢走进老广州的那些窄街。

苦力横冲直撞、黄脸的商人尖着嗓子招徕主顾，那一片声响起初足以吓住任何人。可是习惯了，就会觉得怕中国的街市和怕黑一样可笑。我们在这座有名的古城里长时间地东游西逛，从没出过一点事，虽然常常迷了路，转悠好久才找得回去。日子久了，我们和这些横冲直撞、大呼小叫的人——起初看着颇有些可怕——处得很亲热了。

广州从前有一道大城墙，离江不远还有第二道。可是领导反满革命的那位有名的中国人孙逸仙博士做广州的都督时，把城墙拆掉了。他年轻时有一回为了躲满洲的兵，曾半夜里翻城墙逃命；所以他大概很乐意有机会拆掉城墙，在原地开出宽马路来。

老城里也开了几条这样的大路。这里看得见的是私家汽车和公共汽车，不是从前的轿子。不过一年里大半时候，从晒得发烫、尘土飞扬的新马路上拐进老街去逛逛，是很舒服的；那些老街窄得有时两只手能同时碰到两边的墙。许多街上还搭着蚝壳做的凉棚，把刺眼的日光遮得严严实实。

看广州全景最好的地方是五层楼所在的山岗，那里从前是城墙的一段。使这山岗得名的那座有名的古楼已经破败，广州人若不修，恐怕不久就要全坍了。楼下城中央耸起的是花塔，那是中国最秀丽的塔之一。紧挨着它有一大片绿地，广州人叫它英国衙门，因为英国人在一次战争中占了去，至今还占着。再过去，是广州人所说的光塔。它和别的中国宝塔不同，不分层，其实是一座古老的宣礼塔，塔脚下有一座小清真寺，年代可以追到广州回民很多的时候。老城外头，在别的回民坟墓当中，还有一座墓，葬的人自称是穆罕默德的叔父。

城的左边高出屋顶的两座教堂尖塔，属于法国人建的大教堂。江边、城的那一头，立着一座高楼，看着像是纽约的东西，那是一家中国的大百货公司，和我们本国的差不多，几乎什么都买得到。长堤——那条临水的宽街，整天车水马龙——上还有别的很新式的房子。无线电台的铁塔在天际耸立着。江对岸还有一片广州城，在一座叫河南的岛上。那里根本没有宽街，要在它那一团曲折的窄巷里认路，简直像解一道中国的益智环。

广州出的美物

广州出产大量丝绸，出产漂亮的本地家具，还出扇子——从孔雀毛扇到写着中国字句的厚纸扇，什么都有。这座城敞开门面的铺子里那些又美又有趣的东西，单是列个名目也要好几页。法国大教堂附近有一条肮脏的小街，各式各样又好看、有时候还中用的东西都是象牙做的。看上去还没到学得成手艺年纪的男孩，就能把象牙雕成精致的人物和别致的玩意儿。有些铺子用骨头冒充象牙，外来人买的时候要当心。江对岸河南那边，有名的广彩瓷器上画着鲜红的斗鸡和别的花样；不过瓷器并不在那里烧，素胎是老远从景德镇运来的。

广州的外国租界是一座叫沙面的小岛。三分之一属法国，其余属英国。可是美国人、日本人和许多别国的人也住在那里，开着银行、领事馆等等。沙面上除了婴儿车，什么车都不准走。那里街道宽阔有荫，有公园，有网球场，有足球场，看上去很像新英格兰的一座老城。

一条窄河把沙面和本地城隔开，两座桥上有守卫，多数中国人不许过。广州的江面和河涌里有成千上万条当作家的船，这些船不准停在河的洋人那一边，却密密地挤在对岸，像城里街上的汽车一样。广州城郊还兴起了好几处别的外国人聚居地，因为沙面远远住不下所有的外国人。

花花绿绿的娶亲和出殡的队伍在城里街上穿行。中国那种叫荔枝的美味果子——美国人只见过晒干的——就长在有些公园里。不过广州也并非样样可喜。那里的洋车不像北京和中国北方多数地方那样用钢丝轮和气胎，而是木头的马车轮，响得厉害，坐着也颠。潮退了的时候，人们涨潮时乘船滑行回家的那些河涌，常常臭气熏天，一点也不好看。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官吏拿一根粗木棍捶打犯人，逼他招供；比这更叫人难受的景象，有时候也看得见。

十七在广东省

广州所在的广东省，大得抵我们最大的几个州，又富庶又要紧。住在美国的中国洗衣匠、饭馆老板和别的中国人，差不多全出自珠江三角洲西边的四邑。其实世界别处的中国人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四邑人。你若问他们，他们也许说自己是广东来的。那要么是因为他们从经验里知道你从没听说过四邑、却大概听说过广东，要么是因为他们说「广东」指的就是广东省。

从广州的长堤送我到四邑主要口岸江门去的那条帆船上，我的舱房很像一只翻倒的钢琴箱；这条形状古怪的船装满了中国货，堆得像一座顺流漂下的干草垛。起初有一条小火轮拖着我们往上走了一段，火轮喷得我们一身火星煤渣；掌舵的是五六个人，在船尾一块钉着横条的板上来回走动，推着伸在后头的一枝大橹。要警告别的船，就由一个人拿锤子敲挂着的一块铁。货堆里的公鸡也出了一份力，弄得我们几乎整夜睡不着。

四邑之行

从江门往四邑里头去，有一条一百多英里长的铁路。这条铁路有意思，因为修它的是一个中国人：他十七岁到美国，后来在我们一条横贯大陆的大铁路施工时当过工头。他在加利福尼亚做过洗衣匠、摘过果子，末了发了财，至今在西雅图还有一家大铺子。他打定主意把钱花在造福家乡上，便回来修了这条铁路。我在新宁他的铁路总办处和他同宿一夜时，他已经八十多岁，却仍旧是这条路的总理、总办兼总监工，而且是路的东家。

在四邑，我差不多天天遇见到过美国、多少会说几句英文的中国人。这很凑巧，因为四邑人说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话。我们美国的中国人所以不能和中国别处来的人交谈，就是这个缘故。有一晚我是和一位李先生一起过的，他和几个兄弟在克利夫兰开着一家中国饭馆。他带我到公益一家馆子里，吃了一顿地道的美国饭。我遇见的另一个人，穿得像美国的中学生，英文说得那样纯熟，我细看他的脸才知道他是中国人。说实在的，他倒不会说中国话，因为他生在俄勒冈，也在那里念的书。他姓杭，美国名字叫弗雷德。他回来是为了成亲，好教家里的香火不断；喜事一完，他就要回本州的大学去。他那样子像是极想念美国；跟中国的亲戚一句话也说不上，他想必觉得闷得很。

四邑有一桩稀奇事：中国那千百万把葵扇，全出自它一小块地方，就在新会老城一带。做这种扇子的那种极矮的棕榈——或者说灌木——似乎在别处都长不好。叶子长足了就割下来堆起，再用一根棍子撑开摊着晒干。然后由老太婆把叶梢剪齐，四周缝上一道布边。这些妇人一天挣一角钱上下；扇子在中国便宜得很，南方差不多人人手里都有一把。叶子的顶梢则用来做蓑衣。

厉害的海盗

珠江三角洲下游一带海盗极多，几百年来都是如此。他们掳人索赎，若没有人出钱赎，就把人绑在桩上活活饿死。他们的船比官府的好，家伙也比官府的强，还时不时地劫掠外国轮船。我搭过的两条船，它们的英国船长不久之后就被海盗杀了；有一夜，一伙海盗把香港港内摆渡的一条大汽艇抢走，连船带客一起劫了去。可是在三角洲一座岛上给麻风病人做事的两位美国传教士，却能在海盗中间随处来去，人家待他们像老朋友。海盗专等从美国和别的外国回来的中国人，常常把人家辛苦挣的钱抢个精光。我遇见过一个老头儿，回到他小时候出洋的那个镇子上时，身边只剩一只旧银表。

从扬子江到广州

我有一回从扬子江取陆路到广州。广东北部山极多，山上点缀着刷白的石堆，那是那一带的坟。广东别处和福建常见的是水泥砌的马蹄形坟，大小不一，有的大得像一所房子。新会一带的高丘上，目力所及处处是坟；广州附近的白云山，更是满山成千上万的坟。

从扬子江来这一趟，有一段是沿广州的北江下行；最后一百四十英里坐的是美国人修的铁路。这条路本打算从广州一直通到汉口，从汉口便可以坐车去北京。将来有一天，中国人要是肯不再自相残杀，这条要紧的干线总会修成；那时候北京和广州或许能做更好的朋友。这条铁路和四邑那条路上的车都挤满了兵，多数没有票。另有两条铁路通到广州，可是我发现从香港来的那一条已经被互相敌对的中国将军的军队截断了——他们拿这一带当战场。

中国最大的岛

我从广州到海南去，那是中国最大的岛，名字的意思是「海之南」。它也属广东省；将来大概会和对着它伸过来的那半岛连成一片，因为海峡一年比一年浅，船长们过琼州海峡时总是心惊胆战。我们往海南主要口岸海口去的路上，看见好几条轮船的残骸。那里没有正经的港湾，客人得顺着绳梯爬下去，进那些常在浪里疯狂颠簸的帆船。有时候赶上落潮，最后半英里还得蹚水上岸。

琼州是岛上的首邑，它和海南北部的大半地方，和中国别处没有多大分别。可是内地有大片棕榈的山谷，椰干——就是椰子肉——便从那里运出去。那里的气候和景致提醒旅客：离菲律宾已经不远了。

岛中央的山地里住着一个叫黎的部族，尤其在那几座秀丽的、叫做五指山的山峰一带。林子极密，到那里去的人总被蚂蟥闹得很苦。黎人有自己的头人，不归中国的法律管。他们收稻的时候，只把上头六英寸割下来扎成把，把穗头朝下挂在杆子上，要吃米了才打一把。藤也是他们卖给中国人出口的，可是采藤是苦差事，因为藤长在成堆的荆棘里。

海南尤其以猪出名。往内地去的路上，我遇见成千上万挑着猪走的苦力——猪似乎宁可被人挑着，也不愿被人赶着，中国人就顺着它。猪小的，一个人扁担两头各挑一只；猪大的，两个人用一根杠子抬一只。凡是从海口往东开的轮船，都要装一船猪。猪在甲板上像柴垛一样摞起来，有时候摞六层八层，每一只都装在从内地挑来时的那种筐网里。你可以想见这样一条船是什么气味！

极有用的竹子

竹子是海南另一样要紧的出产。中国人拿这种极有用的植物做的东西，单是列个名目也要写满一整页。竹子严格说来算不得树，虽然有时候能长到五十英尺高，而且蹿得极快，几乎看得见它在长。海南的河上有竹子做的大水车，大得叫人纳闷：一个没有滑车和别的新式器械的民族，怎么把它竖得起来。车轮外缘上斜插着几十节空心竹筒，车一转，竹筒就把水舀起来倒进水槽，由水槽送到田里去。河水太浅、转不动水车的时候，种田的人只好整天在自己的车顶上走。

产稻的中国南方还有一种提水的法子，是用一道木槽，槽里穿着一条首尾相接的板链。男人、女人（海南女人是不缠足的）和孩子整天在带动这种水槽的踏车上跑上跑下。有时候也用手摇，两个把手像自行车的脚踏。中国人为了浇地，发明了各式各样原始的提水器械，却似乎从没想到过风车。在一个廉价劳力多得很的国家，踏车的用处不止一样。广州江上有些船，就是靠许多苦力在船里的踏车上不停地爬，带动船尾一个大轮子走的。

顺西江而下

最后一回回广州，我把西江从头到尾走了一遍，穿过广西省。中国的小轮船上客人挤得连我行军床底下的地板上都睡着人。他们多数吸鸦片，两个礼拜的路上，我鼻子里一直是这种害人东西的甜腻气味。中国的法律虽然禁种罂粟、禁运鸦片，可西江上几乎每条轮船都载着好几吨。各路将军靠这个发大财，谁也不敢过问。有些船挂着美国国旗，因为有个无赖假称是船主，把船注册成美国船，这样中国人就不能过问挂我们旗子的船了。不过我们同胞里占这种卑鄙便宜的极少，我们的领事也正在一步步把这种人赶出中国去。

中国曾设法禁止从印度输入鸦片，结果一八四〇年和英国打了一仗，中国被迫开放若干口岸，任西方各国把鸦片或者别的什么送进来。不过到了一九〇七年，英国和中国订了协定，由印度政府逐步减少运往中国的鸦片。

广西比广东穷得多，因为地面多是石头。西江上游一带立着形状古怪的石山，像一排排奇形怪状的摩天楼。许多山上有洞，有时候高在一百英尺上，土匪常拿这些洞做巢穴。广东省西头的下龙湾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石峰，仿佛浮在蓝色的海上。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比这个海湾更美的地方。

有个中国人原是广西省城南宁英国税务司的厨子，后来自己开了一家番菜馆。可是南宁的外国人本来就少，有的又都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厨子。于是这位有心计的中国人一直没什么生意，直到他开始卖当地中国人最爱吃的一道菜。那是猫肉和蛇肉合烧的，吃过的中国人说很「甜」、很好。我可没有尝。

在海南岛的嘉积，我看见一个人在地上挖的坑里烤狗。附近正有庙会和戏，看会看戏的人有时就到他这里来吃一顿狗肉。中国南方偶尔还看得见铺子门前挂着干老鼠。不过要说中国人一般都吃猫、鼠、狗、蛇，那是不公道的。只有少数几处地方吃，尤其是在闹饥荒的时候。有些中国人说，凡是把这些牲畜当食物的地方，都是因为相信它们有某种药性。比方说，蛇肉据说能治一种类似麻风的病症；中国人又说，那些「老鼠」并不是美国人所说的老鼠，而是一种吃稻子的田鼠。

十八在中国西南过的一个夏天

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里，一千个也难有一个走到我们现在要去的这块地方。然而一个国家最不为人知的部分，往往最有意思。我这趟游历本该倒过来安排：夏天去甘肃，冬天去它南边那两个西部大省云南和四川。可是出门在外，正如人生别的事一样，我们不能事事安排得恰到好处。

如今去云南府，通常是坐从海防来的火车；海防是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主要口岸。这一趟走三天；换别的走法，至少要走这么多个礼拜。这条法国人修的窄轨铁路是世上最了不起的工程之一，后三分之二路上的景致壮丽极了。火车夜里不开，所以客人得住店。头一夜住在印度支那边境的老街，第二夜住在中国的阿迷州。

第二天早上一过边境重进中国，我们就开始往相当光秃的山里爬。火车从一个隧道钻进另一个隧道，一座座钢拱桥高架在咆哮的山溪之上。有时候车头和末一节车厢挨得那么近，整列车叫我们想起小猫追自己的尾巴。有一回，两个市镇隔着一道峡谷相望，相距不过几英里，我们绕那个马蹄弯竟走了三个钟头。一路上四围都是秀美的山景。有两三处地方，铁路高出海面一英里半以上。有句话说，修这条铁路死掉的苦力，和沿线的枕木一样多。

云端里的一座城

最后我们从一片蔚蓝的大湖上方绕出来，下到云南省城。这地方的纬度和我们的棕榈滩一样南，却是印度支那的法国人最爱来避暑的地方，因为它高出海面六千英尺。老城自然是有城墙的，不过革命以来当政的那位省长已经拆掉几座旧城门，开出方便的宽口子，还辟了几条笔直的好街，用石头铺得很好。多数街道仍旧窄，铺着鹅卵石，磨得极滑，一点小雨就滑得像冰。

云南府处处是古怪的对照。新办的大学有几座很大的新式楼房，包括实验室和宿舍，还有一个运动场，几位教授是在堪萨斯念的书。可是另一头，扫街的却是衣衫褴褛、几乎赤身的囚犯，腿上拖着哗啦作响的大铁镣。许多铺子浅得很，主顾只好站在街上，沿着柜台排成一行。街边的摊子上摆着一排排洋铁盆和手巾，供想洗一洗的人用，梳子刷子也租。

善龙与恶龙

有一天省长来给英国教会医院的新翼落成行礼。他穿着中国士绅的长绸袍，头上却戴一顶寻常的硬草帽。我们猜这是他在日本受教育的结果——他治理地方的许多新见识也是从那里来的。云南府的百姓迷信得很：有一回城墙上省长新开的一个口子附近失了火，他们就说省长准是挖城墙惹恼了神灵。后来又闹大旱，他们也怪到这件事上，便抬着一座庙里的雨龙游街，人人往龙身上泼水。他们把城门上的太阳神涂掉，改画上雨龙。他们还给一条狗穿上能找到的最古怪的衣裳，牵着满城走，人人对它大笑；因为中国有句老话说，笑狗就会下雨。

果然后来真下起雨来，可是水多得把庄稼淹死，铁路冲断了十几处，全城眼看要被淹掉。于是百姓断定求雨求得太狠了，便转而求它停。他们把雨龙涂掉，重新画上太阳。他们把北门关了，因为他们以为是恶鬼从那边把雨送进来的。住在北城墙外的人，每回进城都得绕很远的路。雨到底停了，百姓便深信是他们的神应了他们。

动身走一千英里

我就是在头一场雨里动身的，要走一千英里到邻省的省城去，还要再往前。美国领事和中国省长都不准我带家眷同去，说太危险。不过我自己去是可以的，只要我肯让官府派兵沿途护送。

我们那些在中国做买卖的大公司，它们的美国代表走一趟云南，有时候带多至五百名兵。我一想到路费，简直不寒而栗：政府固然按月给兵两三块钱的饷，可他们护送的人照例每天还得给每人至少一角钱。你想想，要是一天花掉五百个一角，一个月下来你手里的钱会少多少？

我算是运气，省长并不把我看作什么要紧人物。等我动身的时候，只派了四个兵跟着！一路上每隔一两天就换一批。有时候只有一个人，连枪也没有。有枪的也未必有子弹。有一回一个兵的枪散了架，还向我借绳子捆起来！大概我这队护卫是指望不放一枪就把土匪——假如遇上的话——吓跑。

这趟路我带了一匹马，虽然打算多走路。事实上我常常非走不可，因为许多地方山道坏得骑不得。可我走的偏偏是中国西部三大省城中两座之间的一条古老要道。我雇了一个用人，名叫杨其廷，美国饭做得很好，路上别的活也都能干。他一直步行，直到往北走了将近五百英里，我才给他买了一匹马。他的工钱不过一个月五块钱（饭还得自理），可这在云南算多的了；一路上我常听见他夸自己工钱高，人家一听他挣这么多，都惊得倒抽冷气。这样忠心、这样肯干的用人，哪里也难找。到这时候我的中国话已经够和杨长谈了，有好几个礼拜我一句英文也不说，除非是自言自语。

吸鸦片的人

动身时我雇了四个苦力挑行李和用品，到后半程两个就够了。这些苦力都吸鸦片，云南许多人都吸。做鸦片的罂粟在那里长得极盛。每天早上我要催他们早些上路总是很费事，因为他们得先吸鸦片，再吃早饭；吸了不吃，路上就要病倒。中午歇脚时，他们又在哪间茅屋的泥地上躺下再吸；到了晚上更要吸上好几个钟头。这可怕的嗜好终究要把上瘾的人毁掉。可就是这些苦力，每人能挑一百磅，在极难走的山路上一天走二十五到三十英里。

有时候山道像一条满是石头的深沟，我们在里头蹚、滑、跌。有时候陡得像教堂的屋顶。有一回我们遇上一支两千多匹驮骡的大队，驮的是鸦片和银钱，我们花了三天才走过去。队里还有许多兵，还有坐轿的阔人和官员，抬轿的穷苦力看上去像累垮了的马。

将来也许有一天这一带会通铁路，那时候这些货和客都坐火车了。可眼下中国人仍旧像一千年前的祖先那样吃力地跋涉，每晚歇在土棚里，除了泥地没有可睡的地方，除非自己带了铺盖。

山中所见

沿途的中国女人都缠足。要在泥里走时，她们踩一副像马蹄一样的小木屐。这个多山的省份里，许多人穷得身上只剩破布。我们看见孩子在啃玉米秆。云南出产很多玉米和土豆，虽然它那么靠南，可全省大半地方比丹佛还高，不然至少土豆是长不成的。多数中国人从没听说过土豆。就是在云南，土豆也叫「洋芋」。中国别的地方，人们只要有别的可吃就不吃土豆；就连云南人也更爱吃米，只是多数人吃不起。

我们夜里歇脚的地方，有叫大板桥的，有叫红石崖的。我前面说过，中国的地名在我们看来、听来虽然古怪，可一弄清它们的意思，那点神秘就没有了。中国铺子门前那些花花绿绿的木招牌也是如此。有一回在一座大城里，我看见一块招牌译成了英文，写的是「悦心家具店」。中国的招牌，我们要是认得字，多半都像这么简单。

许多奇遇中的一桩

我得讲一讲那趟云南之行的许多奇遇里的一桩。那天下了一整天雨，我们沿着一座高山的山腰又滑又蹭地走，那山坡几乎陡得像房子的墙。好几条没有桥的溪水横在路上，最大的一条从一道大峡谷里轰鸣而下。可是除了硬着头皮过去，再没有别的办法，除非我情愿在山坡上露宿一夜。我把马赶下水，自己从上游踩着几块石头过去。

到了对岸，马却不见了。水声太响，我听不见苦力说什么，只见他们挥着胳膊指向峡谷下游。我一看，吓坏了：远远的急流里只露着我那可怜的马的头在打转。再过去不远，峡谷便汇入一条又深又急的大河，那河后来注入扬子江。我心想我那可怜的马的尸首，连同鞍子、鞍囊里几样值钱的东西和我拴在上头的外衣，大概一个月后要在上海被冲进大海了。

不过中国的马和苦力一样结实。有几个人跑到水边，居然抓住了马头，最后把它的前蹄搭上一块石头。那牲口还没等站到实地上，就不慌不忙地啃起够得着的草来。它要是再往下掉几百英尺，大概会更饿些吧。可是后来我发觉它的神经着实吓坏了：此后两天，它见了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溪也发抖，我只好一路步行，虽然有时候那路看上去半天都几乎是直上直下的。

中国人做毡毯

七月四日那天我是在一座叫东川的城里过的，可我连一声爆竹也没听见。别说方圆几百英里内没有第二个美国人，连别国的白种人也没有一个；而那天恰巧又不是中国的节日，所以也没有中国人放爆竹。（顺便说一句，你知道爆竹为什么是红的么？因为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东川出产铜器和黄铜器，都是在插在地里的小铁砧上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再用脚踏板带动的粗陋车床车光。你大概见过这样带动的磨石。

不过东川最大的一项出产是毡毯。把羊毛剁碎擀成一种厚毯子，和蒙古人做活动房子的毡一模一样。然后用面糊在上面涂出花、鸟一类的图样，再浸到染缸里。没盖面糊的部分染上色，把面糊刮掉，那些花样就仍旧是白的。东川的毡毯大半是鲜红的。我们常看见驮骡队驮着毡毯在山道上艰难地走。

给祖先用的钱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市镇以做一两种特别的东西出名，那些东西别处也许根本不做。另有些东西许多地方都做，做法差不多一样粗陋。烧给坟上用的假钱就是其中一样。几乎每个镇子上都有孩子站在一块大木墩前，拿一把空心的凿子往一大摞毛边纸上凿。凿出来的每一张，看着都像一张铜「制钱」，虔诚的人成批成批地买，好让祖先在那边的世界有钱使。我们遇见过许多苦力挑着极大的担子，挑的就是这种粗纸。另有些镇子上，人们拿锡条一连捶打好几天，捶成锡箔，再叠成中国有些地方至今当钱使的那种「银鞋」的样子。有些「鞋」漆成黄色，权当金子，由阔人在祖坟前烧掉。

十九在原始部族中间

云南府到扬子江那条古道的中点，是有城墙的昭通城。我把大部分行李留在那里，往东边绕了一趟。要看贵州——中国最闭塞的一省——只有这一条路；而我已经打定主意，十八个省一个也不落下。再说贵州西部以景色绝佳著称；而在我看来最要紧的一点是，中国有许多部族的人住在那里。

远在中国人征服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以前，许多别的部族和种族已经住在这片土地上。说起来，他们很像美洲的印第安人，被征服的经过也很相像：中国人一步步在北边和东边打败这些部族，被征服的人要么和中国人通婚而被融化，要么往南边西边逃。上海到印度支那之间那一条沿海地带方言那么多，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往南逃的人的后裔，最后被大海挡住无路可逃，终于被征服，却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只是多少掺进了些中国话。

我头一回见到没有被中国人完全融化的土著部族的痕迹，是福州一带那些头上插三把匕首的「田间妇人」。越往西走，我越多看见这些在中国住了几千年、至今仍不是中国人的民族。广西省有许多居民是仲家人，那是中国这些几乎可以称作「印第安部族」里最要紧的一支。这些部族在西南尤其多，不过他们有自己的田，或者向中国人租田种。中国人和这些先住民族之间的麻烦，比我们当初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少。中国人征服他们已有好几百年了，剩下的仍有千百万。有一个土著部族从来没有被征服过，至今在中国人很少敢去的山区里按自己的法度过活。

翻山进贵州

从昭通到贵州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我冒雨在极难走的山道上骑了又走、走了又骑，走了整整一天。英国传教士在那里设了总站，几座刷白的房子衬着青翠的山坡很是醒目。他们在花苗人中间做事；花苗因为穿的衣裳花哨而得名。此外还有黑苗，穿黑衣裳；还有河苗，住在河谷里。花苗有好几万人，住在高山里，至少高出海面一英里，全是种田的。

第二天有两位传教士和我同行。他们山里的一处布道站要办花苗的节会。我的用人杨其廷照旧走了一整天；可是看他在那些可怕的山道上爬上爬下，实在叫人过意不去，第二天早上我就给他买了一匹马。说起来，那是一匹极好的小公马，膘肥腿快，爬山的本事了得；我不过花了十块钱。后来我在中国别处把它卖了，卖得比买价还多；可要是我能把它带回美国、又肯卖，开十倍的价也轻易到手。

贵州西部那绝妙的景色，我只能这样来形容：请你想象好几个绿色的大世界，上面铺满了形状奇特的小块田地，一层层堆到天上去，而它们和你之间隔着极深的峡谷，谷底的河看上去细得像一根线。这片高高低低的地面上还有好几片壮美的林子；因为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中国人住的年头还不够久，没来得及把树统统做成棺材。

花苗

花苗住在大路之外。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喜欢客人，也不开铺子卖东西。他们的村子通常藏在山后的树丛里。他们在地质学家所说的落水洞里种大麻，用麻秆的纤维织自己的衣裳。他们吃燕麦、荞麦和玉米，这是他们的主要庄稼。我见过许多开着花的荞麦田，给这景色更添了几分美。有些玉米地陡得我们纳闷：在上头锄地的妇人和姑娘怎么站得住。

苗人的燕麦和我们的吃法很不相同。他们出门到陡田里做活，或者出远门，就带一口袋干燕麦粉。饿了就倒一些在碗里，浇上凉水，用手指搅一搅；要是没有筷子，就随手折一根树枝削成一双，吃将起来。渴得比饿得厉害就多加水，饿得比渴得厉害就少加水。他们自然没有糖，没有奶，连盐也没有。他们别的日子也一样没有什么享受。你要是往他们的屋子里瞧一眼，多半会以为那是一间盖得极糟、收拾得极差的猪圈。

然而花苗人朴实可亲。来赶这个节会的有将近三千人。传教士要感化花苗，不像感化中国人那样难，大概因为在他们记得起的年月里，从没有别人待他们好过。从前他们的节会上人人喝玉米酒喝得烂醉，还做出更不像话的事。于是传教士给他们办起一种我们那样的运动会。我看见有赛跑、有跳高、有列队表演，还有露天的游戏，这些在我们是熟得很了，在苗人却还很新鲜。

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还是来看比赛的人。有些人翻山越岭走了两天才到。许多人在山沟里或者在教会的房子里换了衣裳。连姑娘们也各自背一个口袋，里头装着最好的衣裳，还有够在外头吃的燕麦粉或者玉米面。人们挤满了赛场上方一块陡陡的玉米地，就像坐满一座看台。

花苗姑娘穿得花哨

难怪他们叫花苗。她们那些花哨的土布衣裳——尤其是姑娘和年轻妇人的——实在难以形容，我只好让我拍的照片给你一点印象。最常见的是红和黑，可是你想得出的别的颜色也都有。她们的头发不像中国妇人那样乌黑发亮、抹着油，而带一点红褐色。也许是太阳晒的，因为苗家姑娘从不戴帽子。她们从不剪发，把头发绾成一蓬蓬、一团团、一盘盘，插上各式各样的饰物，有豪猪刺，有银片，有木梳，多得我说不完。许多人戴着样式奇特的大银耳环，手镯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她们那些鲜艳的褶裙刚刚盖到膝盖，膝盖以下裹着我们所说的绑腿，也是鲜艳的颜色。她们总是赤脚，偶尔穿一双和中国人一样的草鞋。不过姑娘一出嫁，就把所有的饰物都收起来：耳环、手镯、最艳的衣裳，统统不见了。她的头发紧紧绕在头顶竖着的一根棍子上，盘成一个圆锥。做了娘的苗家妇人，头发是断断不会被娃娃的手指抓乱的。

夷边、诺苏，也就是「猓猡」

花苗几乎等于奴隶，因为他们的地全得向一个更有势力的部族、或者向中国人租，还得差不多事事听地主的吩咐。我们管那个部族叫「猓猡」。你在地理书和百科全书上都能查到这个词，可惜得很，因为这是中国人给他们起的带侮辱意味的名字。他们宁愿人家叫他们夷边或者诺苏。他们身材高大、举止端庄，和矮壮的花苗很不一样。女人包布头巾，穿长袍，常是紫色的，从不用花苗那样喜爱的鲜艳颜色。男人如今多半穿得和中国人一样，不过有些人还包头巾，许多人披一件将近半英寸厚的白毡披风。

「猓猡」分三等。最上一等是「土目」，那是地主，往往拥有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治理的样子很像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他们的家是城堡，多半建在高处，四面几十英里尽收眼底。土目之下是黑诺苏，他们是自由人，通常有些田地，可是土目一遇危难，他们就得当兵替土目打仗。再下面是白诺苏，几百年来都是奴隶。

贵州那边的「猓猡」已经被中国人征服，至少和中国人相安无事。可是在金沙江——扬子江上游的名字——几乎环抱着的一大片山地里，住着独立的「猓猡」。我们从昭通沿大路再往北走时，曾远远望见过那一带地方，不过我没有渡江去看。就所知而论，到过独立「猓猡」中间的白种人一共只有三个。一个是英国的陆军中尉，被他们杀了；另外两个是英国传教士，其中一位给我讲了他那一趟的经过。他发现有些「猓猡」很有学问，能读中国的经书。

那里的女人比亚洲多数地方的女人独立得多，差不多被看作和男人平等。部族很多，各有各的头人，多数部族彼此打仗。他们的地方山太多，许多山道陡得像梯子。

关于独立的「猓猡」，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他们有许多中国奴隶。你要是能想象我们科罗拉多的印第安人在他们的山里独立到这个地步：哪个美国白人一闯进去，就被拉去做工、终身为奴——那你就明白，中国人其实从来没有征服全中国。说实在的，独立的「猓猡」一缺人手，就渡过金沙江到对岸去抢。美国的农户收割时要添短工，得上劳工介绍所；「猓猡」可用不着！

其实我要是有工夫，独立的「猓猡」和贵州那些「驯服」的「猓猡」，我都能去看一看，因为他们并不像恨中国人那样恨白人。不过他们疑心极重；我要么得找一个他们认识多年的传教士，好说歹说请他同去，要么就得自己在江这边「驯服」的一侧住上几年，等他们认熟了我。也许读这本书的哪个孩子，将来会是把这个几百年来不服中国人征服的奇特部族介绍给世界的人。我们这个老地球上还剩着一些地方，等着今天长大的孩子去探，探成了，也就像我们从前那些地理学家一样扬名了。

一路向北

多数人从昭通到扬子江要走两个礼拜。可这一路都是下坡，我许了苦力额外的工钱，十天就走到了。山道顺着一条河走；我头一回看见那条河时，它还是一道白亮的小溪，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实它是从一座山上落下来的，那山顶隐在云里。我们沿着溪边的陡石阶下了好几个钟头，又在一条可怕的山道上攀爬了一个礼拜，耳朵里始终是水声的轰鸣。山坡太陡，人家只好把房子直接盖在山道上头。一天里头，我们常常骑着马或者步行从几十所房子里穿过去，有的房子里卖饭卖茶，有时候还提供简陋的宿处。因为这些房子一到夜里就关门，天黑以后谁也走不成路。

猪都被拴住一条腿，免得掉下山去。地少得可怜，许多种田人在一块大石头上铲几锹好土，种三四棵玉米。我们越往下走天越热。高原上那种宜人的气候不见了，土豆也不见了，最后连玉米也不见了；不多久，我们四周又是稻田。

用人当驮马

那一段路上我们见到的最有意思的人是背夫。多数中国人挑东西用扁担搁在肩上，可是在云南和四川——四川是我从昭通往下走约莫一个礼拜后进入的那个西部大省——的山区里，人们「背」，就是用背驮。我们每天遇见成千上万这样的人，有的队伍长达几英里。在窄窄的山道上，我们牵着马要从他们身边过去，常常很费事。每人背上是一种沉重的木背架，有点像一副狗拉的雪橇，两根「橇木」朝前伸出，越过头顶。背夫靠这东西背的分量，要不是传教士和别的外国人常常称过，我们是不肯相信的。

这些苦力多半瘦得十英尺外就能数清肋骨，个头不过和一般的美国妇人差不多；可是许多人背的东西超过两百磅！他们从小就干这个；当然，祖祖辈辈几百年的锻炼也帮了忙。

我遇见过一个八岁的男孩，背上驮着五十磅岩盐，还不算那副沉重的木架子。背夫自己举不起担子，得先钻到担子底下，再由人把他扶起来，除非他是在一道石坎或者一张台子上装好的。一站起来，他一天能在山道上走二十到二十五英里。可是他要是背着担子跌倒了，就非等一个空手的人过来搭把手不可，自己是爬不起来的。

二十四川，最大的省

七月底，我和杨其廷带着马匹行李坐一条摇摇晃晃的本地船到叙府时，那里热得很。我们沿着走了一个礼拜的那条支流涨了大水，四个钟头就把我们卷过了走陆路通常要辛苦两天的路程。在船上顺水而行，耳朵里竟听不见一点水声，这感觉很古怪；先前我们沿着它多石的岸边攀爬时，它可是日夜在我们耳边轰鸣的。上船两个钟头后，这条支流汇入扬子江，那地方在上海附近入海处以上一千七百英里。在那里，扬子江奔腾直下，仿佛从西藏的山里跌下来还没有醒过神——和汉口以下那条宽阔平静的大江判若两条河。

我们离四川省城还有两百多英里；「四川」的意思是「四条河」。我们本可以坐小轮船上溯扬子江另一条支流，说不定在这条大支流的一条小支流里还有足够的水，再换一条本地船到成都去。可是在中国溯小河而上，只有时间极多、耐心无穷的人才受得了。于是我们为剩下的行李另雇了两个苦力，继续往北走。

头两天走的是一条崭新的路。可它和中国南方几百年来修的路一模一样，我前面的章节里说过：一道曲曲弯弯的土埂高出淹着水的稻田，上面铺着大石板，宽不过三英尺。这样的路年头一久，雨水就把石板底下的土埂冲掉，有时候石板搁在那里摇摇欲坠，一阵风都几乎吹得动。在山里，路悬在大崖或者陡峭的河岸上方，我常常提心吊胆，生怕我的马踩上一块石板悬空的外沿。事实上，这傻牲口连人带石板摔下悬崖三回，有一回我还骑在它背上。可这匹马好像也和猫一样有九条命，怎么摔也不见伤着，只是我们这一千英里走完时，它瘦得像个背夫。

四川是中国本部十八省里最大、也最肥沃的省份之一，差不多和得克萨斯一样大。可我们最大的州人口还不到五百万，四川据说有五千五百万！那里许多地方是山，景色几乎处处秀美。我们此刻所经的这些山丘，比起云南贵州的大山不过是些小土包，可形状往往极奇特，加上空气湿润，景致分外动人，每往前一英里都是新的快活。路上这里那里立着牌楼，就是石头的纪念坊，雕镂精致，有的已有几百年。这样的牌坊中国到处都有，不过四川似乎比哪里都多。

古怪的宿处

运货苦力的大队常把中国客店挤满，我只好睡在庙里。不过人家一点也不反对，只要临走给看庙的几个钱就行。说实在的，他们甚至觉得让一个外国人坐在神案前和尚的椅子上、把脚搁在做法事时给神灵摆供的桌上，也没有什么不妥。我没有那样做，不过杨其廷常把晚饭摆在那张供桌上，我坐在和尚那把舒服的扶手椅里吃。有时候他还搬进一只木桶，盛满水给我洗澡。庙里除了泥地没有别的地面，洒点水也不过弄湿一小块。

有一夜我睡在一座大镇庙宇的高戏台上，几百人从底下的院子里仰头看我，好像我是个唱戏的。又有一夜我睡在教堂里——我可不是说做礼拜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我们那种对宗教建筑的敬畏之心，所以他们觉得让一个外国旅客拿教堂当宿处并无不可，这也不奇怪。不过那教堂比庙里难受得多：一间可怜的土坯小屋，地是泥地，里头满是窄木凳，又闷又热，外头还是一条极嘈杂的街。可是杨把两条凳子并起来一睡，睡得和我在挂着蚊帐的行军床上一样香。

有一天早上我不留神把蚊帐和行军床分装在两副担子里，那一夜只好没有蚊帐睡。挑那只箱子的苦力落在后头，第二天才赶上我们。这种事在中国极少。我在那个国家走了两年，挑夫因为夜里赶不上我而中途歇下的，至多不过两三回，不论路多坏、天气多糟、他多么累。挑夫也从没从我的行李里偷过一样东西，虽然他们常常独自和行李待上几个钟头，而且知道箱子里装着一卷卷银元，有时候连锁也没上。

如今回想起来，中国的挑夫给我开的最恶劣的一次玩笑，就是这一回叫我没了蚊帐。不但成群的蚊子整夜大快朵颐，害我一刻也没真睡着；早上我还发现那是带疟疾的蚊子。我赶紧吞了一大剂奎宁，幸而没有病倒。我从前在南美得过疟疾，要我再得一回，我宁可被土匪掳去。

说起土匪，我过了云南省界以后，官府就不再派兵护送。可四川也有它的强人。头年夏天有两个美国人被他们杀了；有一天我遇见一位英国妇人，除了身上穿的衣裳和结婚戒指，什么都被抢光。那一整年里，再没有第二个白人走过云南府到成都这条路，因为太危险。我不论走到哪里强盗土匪都不来惹我，大概是因为我看上去总是穷得不值得他们费事！

中国人从哪里得盐

蚊子闹了一夜的第二天是礼拜天，我大半天都在一座有名的古城自流井。这名字听着也许拗口，其实不过是「自流的盐井」的意思。那一带从地下汲盐水，究竟已有多少个世纪，似乎谁也说不清。井深好几百英尺，直径不过一英尺上下，有时候还要凿穿实心的岩石。可中国人至今用他们那套粗陋的老家伙来凿，不用新式的钻机。他们用竹篾拧的绳子代替钢索，用水牛绕着一只大木辘轳没完没了地走，代替蒸汽机和电机。水是用极长的竹筒提上来的，筒底有个活门。有几百个苦力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挑水往那些井里灌，好把盐岩泡化。卤水熬干，盐成一块块像扁石头的大砖，颜色近乎黑色，被运往四面八方。苦力常常背着两百磅盐，一连跋涉一个月。

成都平原上

过扬子江往北走了一个礼拜，有一天早上我们翻过几座石山，下到广阔的成都平原上。这片肥沃的、平得像地板的地面大得很，我走了六个钟头才到它所供养的那座城；后来又用一整天小跑，才走到它的北边缘。头一天我的马跑不起来，因为中国人所说的路，其实是一道积满烂泥的沟。

路上仍旧横铺着石板，不过这里的石板隔着一英尺多才铺一块，好省下密铺的工料。成都平原上连一颗石子也没有，石头得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再说这条路上极少走马走骡，干这活的苦力一步一块石板正好跨得过去。

这一带的人极少见马，他们管我们的坐骑叫「牲口」，仿佛不知道我们骑的究竟是哪一种牲口。我们的马明明很驯良，可人家一看见我们过来，几乎人人尖叫着跑开。逢集的日子，我们常常得骑着马穿过镇上挤满人的窄正街，唯一的办法就是任马像船破水一样从密密的人丛里挤过去。人们一觉出、一听见、一闻到、一看见我们的「牲口」到了身后，立刻连滚带爬地互相推搡着躲开，那副样子你在电影上也没见过这么好笑的。

这一带出得起钱坐车的中国人坐轿、坐独轮车，尤其坐滑竿。滑竿是两根竹竿，用绳子吊着一个座位和一块搁脚板。我自己也坐过一回，只为尝尝滋味，觉得比美国的火车还稳，不过我还是宁愿自己走路。四川抬滑竿的苦力以步子平稳出名。你要是在滑竿上坐腻了，看书看景看烦了，只要把腿伸直搭在前头的竿子上，躺下睡觉就是。中国人这一手练得很到家。

在老成都

我到成都时，那里是一位很严厉的年轻省长当政，他已经不准独轮车进城。西边这么远的地方又没有洋车，所以差不多人人都得走路。这对女眷尤其难，因为除了外国太太和前朝留下的满洲妇人，几乎人人都缠足。

凡是到这种内地深处省城来的外国人，照例都要拜会省长。我只好向一位住在那里的美国人借了一乘轿子，因为骑着我的马去衙门，照中国的规矩是极失礼的。

给阔人、要人坐的轿子，杠子中段是往上弯的，好教坐的人高出寻常人群；抬轿的人一声吆喝，谁要是没听见、没来得及躲开，就被他们撞开。成都的轿夫在拥挤的窄街上一个钟头能小跑五英里；还有第三个人每过一条街左右就和前两人中的一个换肩，坐的人一点也觉不出来。

我在中国常去拜会省长和别的大员，他们总是很客气，虽然偶尔有一位以为握手的规矩是用右手攥住我的大拇指。有几位省长请我赴中国席，我每回都吃得过量，于身体无益。中国最好的菜固然极可口，而且在这样的席上不尽量多吃是失礼的。这种席通常在上午十一点钟和下午四点钟开；要是同一天我又被外国人请去吃午饭和晚饭，那一天可真是吃得饱极了。

成都的省长请我看的不是酒席，是电影。他带了六位太太去，留下第七位在家看孩子。那晚上放的是美国的「西部」片，挤满露天场子的一大群人看着似乎极开心。这位省长很有新派见识：他让太太们剪短发、骑自行车。我和他谈话的时候，他正在这座古城里开十七条宽马路。后来他在中国那许多次内战里的一次中被赶走了；不过在他走以前，成都已经见过第一辆汽车，别的新事物也快来了。

成都街上许多地方五彩缤纷，那是正在织成绸缎的鲜艳丝线。那里有造币厂、有兵工厂，还有别的一些新式的设施；可是多数活计仍旧由一家一户来做，不在大工厂里做。这座极大而极有意思的古城有一样可喜之处：就连苦力上的茶馆里也摆着竹制的扶手椅，不像中国大半地方那样，让穷人坐又窄又难受的板凳。

我登圣山

我在中国的最后一趟小游历，是所有游历的压轴。我沿着两英里多高的石阶登上峨眉山——中国人叫它的顶为金顶——那是一座圣山，高出海面一万一千英尺。八月里平原上烈日炎炎，而我们在云上那些高大的木构庙宇之间，却觉得像在北极。

一年里有好几万香客登峨眉山，时不时还有人从顶上纵身跳下，以为这样就能升天。从山顶上，我饱览了西藏那片辽阔的雪山群岭；那块高地，白种人连进去过的都极少。

我要是告诉你，我下那两英里石阶比上去快得多，你不会觉得奇怪；你要是下过这样陡的山，也不会奇怪我此后好几天两条腿都酸痛。

回家去！

我发现我可以在峨眉山脚下、或者在成都城墙底下上船，一路走水路直到旧金山或者纽约。当然，得一次次换更大的船：头一回在嘉定，那里高高的江岸上凿着一尊极大的佛像。再换船是在重庆，那是四川的大江港，坐落在一块形如鳄鱼脊背的岩石上，换的是一条舒服的外国轮船。这条船载我穿过扬子江那些奇绝的峡谷，两岸的峭壁比我们最高的摩天楼还高。从宜昌又换一条船到汉口，在汉口再换一条更大的到上海。在那里，一艘远洋巨轮已经等着，要载我和家人横渡太平洋回家去。

原书末尾附有一份读音表，用西文字母替书中的中国地名人名注音。作者在小注里说：这些拼法是当年美国和英国人——大半是传教士——定下来的，未必都拼得准；有些音本可以另拼，那样外国人念起来会更接近中国人自己的读法。例如中国京城的名字，外国人照通行的拼法念出来，就和中国人的读音相去颇远。这份注音表逐字标的都是西文拼法，读音各异，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作者哈里·弗兰克为中级学生所写的这套《万国游记》地理读本，已出的有《日本帝国》、《中国》、《墨西哥与中美洲》，另有数种正在编写。

作者在纽约世纪公司出版的其他著作有：《环球流浪记》、《西班牙徒步四月》、《徒步穿过墨西哥、危地马拉与洪都拉斯》、《运河区巡警八十八号》、《流浪安第斯》、《从巴塔哥尼亚北上》、《流浪于变动中的德国》、《漫游西印度群岛》、《日本与台湾掠影》、《华北漫游》、《华南漫游》、《暹罗以东（法属印度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