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外交与商业

第一章地理

我们若想对中国的政治能力与商业能力有确切的认识，就必须先弄清她的疆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近世中国人习惯用「十八省」这一总名来称呼「中国本部」。其实，自从与欧洲列强的边界交涉日趋尖锐以来，「东三省」（满洲）与土耳其斯坦的「新疆」都已改制，如今直辖的行省实际上已有二十二个；台湾也一度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算作又一个新省，直到五年前日本人硬要割去为止。为叙述方便，我们不妨先撇开这些晚近的变动，只看那片夹在诸沙漠、草原与海洋之间、紧凑而人口稠密的地面——换言之，便是「十八省」。这十八省北、西、南三面环以藩属之邦或独立之国（至少直到不久以前还是如此），东面则临太平洋。

中国本部如此划定，其天然疆界向来大致不变：山脉之外即是沙漠或草原，挡住了耕作之民向任何方向的迅速扩张，唯有沿着东流入海的河谷才能推进。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如从前屡次那样——政治疆界被推进了沙漠、推上了高原，那也无损于这个庞大帝国唯一显著的特征：在一个面积五百万平方英里、养育四亿生灵的不规则三角形里，有一角仅占全部地面的三分之一弱，却是依同一制度治理的正规行省，容纳了十分之九的人口；三角形的其余部分则是缺水的沙漠与高原，人烟稀少，聚居其间的种族在人数上还压过汉人移民。唯有像满洲与新疆那样，汉人成分在某种意义上占了优势或至少相当时，才会有政治措施出台，去同化这一块「外」地。

如此，十八省构成一个大致浑圆的地块，约占帝国地面的三分之一。但若把这地块自北而南剖成两半，便会看到西半边大体偏于山地，东半边则相应地偏于平坦。而且还会看到，在三亿至四亿的总人口中，东半边占去四分之三，多山的那一半只占四分之一。随着考察的推进，我们更会发现：就整体而言，西半边不能自给，对北京的中央政府一无所贡；东半边则既能自养，又养着中央政府，还要接济那贫窘的西边。富庶的四川省多少破坏了这一笼统划分的和谐；但大体的事实仍如上述，因为四川也只有东半部才解得出余款。

我们眼前已经有了可以着手的材料。由此可见，从商业的眼光看去，大不列颠的利益几乎全在沿海一带，在三四条大河的入海口，在这些河流及其支流的流域，以及四川境内的扬子江上游。换言之，地理上的种种考虑都指明：中国本部的东半边，是我们商业拓展最易到达、也最有价值的场地；只要这一片地面对我们保持开放，我们尽可以不太违心地把满洲、西藏和云南放到次要的位置上去——俄国与法国在那几处的正当竞争，势必最为激烈。

中国各省的名字，对在远东消磨了一生的人自然耳熟能详；但我知道，一般读者若被一下子塞进太多陌生名号，是容易糊涂的。因此我在这里附上一幅简图，并开列十八省的名单，以佐我的论述。

十八省名目（省名——字面义——古称——附注）：

安徽——安与徽，取太平、光辉之意——皖——旧江南之一部，即安庆之「安」、徽州之「徽」。

浙江——浙水——越——即钱塘江。

直隶——直接治理——燕——北京不归总督管辖。

福建——福与建——闽——即福州与建州。

河南——河之南——豫——在黄河以南。

湖南——湖之南——楚——在洞庭湖以南。

湖北——湖之北——鄂——在洞庭湖以北。

甘肃——甘与肃——无通名——即甘州与肃州。

江西——江之西——赣——大江之西段。

江苏——江与苏——苏——即江宁与苏州。

广西——广之西——粤——广东、广西二省，本是广南，亦即古时安南势力之所在，分作东西两部。

广东——广之东——粤——同上。

贵州——贵重之地——黔——或系古时「鬼方」即鬼国的一个雅称。

山西——山之西——晋——太行山脉以西。

山东——山之东——齐——从前划在恒山山脉以东的部分。

陕西——陕之西——秦——在陕以西；陕是古国名，其实等于说「关」。

四川——四条水——蜀——旧称「三川」。

云南——云之南——滇——在四川的云雾、即云岭以南。

盛京——兴盛之京——辽——又称奉天。

吉林——吉祥之林——无——满洲发祥之地；或源出古时中朝之「鸡林」。

黑龙江——黑龙之江——无——又称齐齐哈尔。

新疆——新的疆土——无——即喀什噶尔与准噶尔。

台湾——台与湾——无通名——即福摩萨，今归日本。

须注意其中有两个「越」、两个「江」：这些分别，只有汉字才能在字面上表出来。

我们欧洲人抵达中国，通常自海上来，于是不知不觉地生出一种印象，以为越往内地走，就越把「文明」抛在身后。但切不可忘记：在中国人看来，沿海才是天涯海角，是最少真正天朝气象的地方。中国的传统与历史，凡属确凿可靠的部分，似乎都表明：中央之国最早的居民（他们从来不曾有过「德意志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那种意义上的民族或人种名号），最初见于记载时，正自北方与西方沿黄河河谷南下。黄河的下游或河口曾几度改易，有时把那片称作山东半岛的山地留在南面，有时留在北面。历代帝王的旧都，无不在黄河河谷或其支流的河谷之中，例如陕西的渭水。因此，连那些神话帝王的传说，也都集中在西安府与北京之间——黄河一度就在北京附近的天津入海。事实上，今日单是天津一口的贸易区域，就几乎覆盖了半信史时代的整个中国。远至张家口，还有据信是公元前二〇〇年的信号台或坟冢遗迹。

「最早的一批中国人是从北方与西北方推进而来的」——在这一确凿的事实上头，已经架起了许多巧思的理论，把他们同巴比伦、阿卡德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诸如此类的族类牵扯在一起。只要在中国古代的记载里这里那里假定几处讹误，一面死抱住我们自己的《圣经》经文，再把想象力稍稍放纵一下，我们大概连第一个中国人也能一直追到巴别塔去——就此而论，追到北极去也未尝不可。我只能陈述通读中国原典之后留在我心里的、较为持平的印象：先是听说有一个有能力、已定居的政治种族占据着黄河沿岸的土地；它忙于同北方的骑马游牧人拚命，那些人抢掠勤劳的工匠在耕地上积攒起来的财货，一被追赶就消失在无路可循的沙漠里；而它自己则不断得到从西北方来的同类人马的增援。

其次一桩大的历史进展，似乎是西南入于今日的四川，即「四条水」，继而穿过两大湖区南下，取道江西可通舟楫的赣江和湖南的沅水、湘水，进入广州一带——由我们的略图可见，广州属于一个全然不同的水系。但就整个扬子江流域以及江南与江口诸省而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产业上，似乎都要到我们的西元纪年开始以后才真正同化。何况所有沿海各省靠近海岸的那些部分，直到很晚近——比方说五百年前——都还不大受管束。所以我们心里应当描出这样一幅图景：中华种族如一把扇子，自黄河南曲向着扬子江上游和沿海铺展开去，其政治力量越接近那些海岸与西藏高地便越弱。

因此我们看到：在整个内地中国，如今通行的是一种语言——方言上纵有或大或小的出入，却从不至于格格不入、不可理喻；唯独在黄河以南的沿海各省，而且仅在那里，所操的方言才殊异到几乎够得上独立语言的名分。不过这也只是就瑞典语、丹麦语、德语、荷兰语彼此互为外语的那个意义而言：词的读音尽管有别，却不难溯到某个说不清、又富于伸缩的共同本原。于是我们欧洲人自海上来到中国，一上来就撞见一桩实际的难处；而中国人自腹心走向四肢，所感受的这份难处要小得多。我们成功路上的一大障碍，正是这种语言的淆乱——它把每一个欧洲人的努力都不适当地局限在了一隅。

上文我已把十八省分作东西两半。粗略言之，可以说东半边富庶，人口稠密，全是纯粹的中国人；西半边贫瘠，人烟稀薄，杂居着诸种族，其人数往往超过中国人。东半边的北部，如今大概已不剩一个土著种族的人了；虽说直到约一千年前，沿黄河南道即淮河一带还提到过某些无从考定的「蛮」族。东半边的南部，还有少数独立或半独立的部落，称为瑶或苗，占据着南隔广东、北接湖南江西的界山。但这些部落极少生事，也毫无任何政治上的分量。在福建的山里，我自己也碰见过奇异土著部落的孑遗，甚至浙江也还有几支。不过大体说来，撇开细枝末节，可以确切地讲：中国本部那富庶稠密的东半边，除了纯粹的中国人，便只有同化得同中国人分辨不出的土著。

反过来说，十八省的西半边则大半是异族。穷得可怜的广西省里有许多来历不明的部落，通常归入掸（暹罗）或苗（迄今尚无人种学上的线索）两大类。不但如此，那里至今还有不少土著官员，只是他们不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而是听命于当地的中国知府或知县。毗邻的贵州省也有很多苗人部落，其中若干支我在当地亲眼见过；他们的模样同缅甸与中国交界处的克钦人颇为相像，而克钦人已知是藏缅族源。云南有极多掸族部落，不但在境内，也在那些新近勘定、如今政治上分属缅甸（大不列颠）或东京（法国）的地区。在云南东北与四川南部的群山之间，所谓倮倮诸部结成的强大联盟至今保持着独立。一位在他们中间生活过的法国传教士、名唤保罗·维亚尔的，新近就此刊布了一部极有价值的记述。倮倮自有一套文字，我手边就有一份样本，是巴伯先生于一八八〇年发现的，另附维亚尔神父一纸，说明其性质。倮倮与中国军队之间不时发生极严重的冲突，结果照例是敷衍了事的和局，听凭这些未开化之人一如既往，自行其是。克钦诸部似乎是掸人与藏人两处家园之间的一环，沿伊洛瓦底江上游和云南西境分布。（我曾在一八九七年的《双周评论》上详述过这些部落。）至于伊洛瓦底江上游迈立开江一支的坎底诸部，则是纯粹的掸人，其语言同老挝语及今日的暹罗语有很深的亲缘。四川西境有为数众多、有时极为难惹的独立藏人部落，不在西藏本部那套僧俗等级制度的管辖之内。毕晓普夫人，即伯德女士，曾就其中若干支给我们讲过有趣的详情；不过她似乎有某种未曾说明的理由，认为他们并非通常所以为的藏人。四川东部的穴居人大半已经绝迹，但他们弃置在山腰的居所，至今在重庆以西随处可见；这类部落有几支仍存于东南极边、贵州界上。海南岛上至少有两群「生番」即非汉之人，其中一群经我亲自考实，同掸族有亲。西南诸蛮的情形，无论在中国人还是欧洲人的头脑里都一团混乱；尽管如此，我仍倾向于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到头来多半都可以归到掸或藏这两个名目底下。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文明的推进是沿黄河而上，再溯其大支流渭水，直达扬子江左岸的上源与支流。随后，一场自那些上源、又自淮水（黄河故道河口）水系诸湖并起的运动，似乎逐渐把整个扬子江流域收入囊中，连同杭州的旧出海口在内。看一眼地图便知，他们下一步显而易见的动作，就是越过鄱阳、洞庭二湖直趋广州。让我们依次考察这几条河。

黄河——蒙古诸帝中最能干的与满洲诸帝中最有雄心的，都曾郑重其事地去探究它的确切源头——发源于一片名叫鄂敦塔拉的小湖群，在北纬三十五度、东经九十六度。它先流经扎陵淖尔东行三百英里，随即急折向西北，自东北斜贯甘肃，又绕着一部分沙漠作一个极大的北弯，把屡经争夺的鄂尔多斯地方兜在弯里。然后它转而正南，成为陕西与山西的分界。南弯处的潼关，在许多世纪里都是据有天下的锁钥——那时政治的重心总在离此不出百英里之内。河水在进入黄土地带以前是清的，蒙古人索性叫它黑水；可是一到陕西，它就从覆盖两岸广大地面的细「松」沙土里染上黄色。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有一说，谓这种土是无数世代从沙漠吹来的尘所积成。黄河的这一段，盐船以及自山西矿山运载铁与他种金属的帆船往来甚多；但它一出山口进入平原，在怀庆府与河南府之间，便乖张起来，实际上无从行船。一两年间必有一次决口，暂时毁去这一片或那一片地方；每隔几百年更要全然改道一次。旧河床往往废而无用，新河床则须在堤坝之间垫高、托起，有时高出四周平地。年年有以百万计的两银，直接或间接地虚耗在补苴罅漏上，并喂养着一大群贪墨的官蠹。一言以蔽之，黄河完全不负「中国之忧患」这个传统的诨号；倘若有称职的欧洲专家肯认真接手此事，那真是中国的大幸。眼下，那些摆弄大运河与洪泽湖一带纵横交错的湖泊与水位的中国河工，就经验而论，其在行几乎不亚于终日警觉地盯着须德海与荷兰错综堤防的那些审慎的荷兰人。水的调度与地的牺牲，都经细心权衡、严加看守，为的是保住运河畅通，并防止酿成大祸。

扬子江，中国人认为发源于四川西北角，离黄河上文所说在两万英尺高山之间陡折西北的那一点不远。之所以有此看法，是因为成都的沃野早在人们对云南有确切了解之前若干世纪就已开辟；而云南直到六百五十年前忽必烈汗之世，实际上还是一部未启封的书。即便今日，中国人对我们所谓扬子江上游、即屏山以上的一段，所知也极少；屏山是除极小船只以外的行船极限。过此再往上一段路程，它几乎完全是一条倮倮之江，并有数百英里成为四川与云南的分界。我们在商业意义上讲扬子江流域时，其实无意之间指的正是上述中国人心目中的那条江；而这条江连同它的众多支流，排泄了十八省一半的面积，容纳了十八省一半的人口。（谢瓦利埃神甫新近刊出一部宏富的地图集，附有详图，把大江自屏山至宜昌一段每一寸河道的确切形势都标了出来。）

其余的河段，即扬子江的中游与下游，宜昌以下早已为人熟知，我不必多说。欧洲引水人熟悉每一处沙滩，逐日追踪航道的变迁；他们能在漆黑之夜把一艘巨轮全速带下来，其本领真是令人叹服。至于欧洲地理学家所认定的扬子江源，即四川以上最长的那条水道，其上源离黄河源头并不太远。扬子江上游的最新地图，标出昆仑与唐古拉两山脉之间高谷中的三条小溪，在北纬三十四度、东经九十度。这三条汇成直曲河，东南流经德格诸部之地，过巴塘，入云南。一千年前，云南这一带的归属，一面是强盛的掸人之国，一面是吐蕃，两下里争夺不休。如今它既无商业意义，政治意义也极小，是世上最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之一。

此外还有第三大水系，即两广的西江。它的上源全在云南东部，有一段是贵州与广西的分界。它所有支流的贸易，都汇集于广东、广西交界处的新开通商口岸梧州。

我在上面谈到这几个水系，第一是要说明：中国人在扩张之中，如何自然而然地一概循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第二是要让读者预先有个准备，因为其中会引出若干重要结果，影响到近代贸易的走向，尤其是那规模巨大的土盐贸易——盐务的组织，完全是照着各条水路彼此竞争所提供的便利安排起来的。我以为在此处插入一幅扬子江流域略图格外有用，好把我提到的几点鲜明地呈在眼前。至于西藏、蒙古、满洲的地理，所要说的原本无多，将在那几个题目或别的题目之下顺带介绍。现在只剩下一两条历史上有名的十八省山脉，因其在政治或商业分界上有所作用，须在此一提。

中国人与鞑靼人之间的天然大屏障，向来是、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那道称为阴山、即「幽暗之山」的山脉；大致可以说，自黄河北面的鄂尔多斯大弯一直到朝鲜，它都为长城作着靠背。其次是甘肃的南山，把突厥鞑靼诸族与西藏诸族分隔开来：使这两者不相往来，一向是中国的国策。另有一道要紧的山脉，把渭水（黄河支流）流域与汉水（扬子江支流）流域分开；地图上给它的名目不一，而我始终未能弄清它正当的中国名字究竟为何。再就是梅岭，即「梅之岭」，它分开扬子江与珠江（亦即西江）两大水系。中国另有许多著名山脉，大多是通称昆仑的中亚大山脉的支脉。其中有几道我亲身翻越过；但在此一一罗列，或就某支如何伸展、某系如何再现之类枝节絮絮不休，都索然无味。我只举出那几条依我治史与游历的经验看来确有显著实际作用的山脉。读者中若真对十八省的地理形势抱有浓厚兴味，要满足这一癖好，最好的办法是去研读一幅地图——就一般用途而言，我一向觉得最简明清楚的，是贝勒博士的那一幅，一九〇〇年修订本。它精确得出奇，把一切地形上的特异之处都按极好的比例标示了出来。

第二章历史

中国历史里真正牵动人心的部分，是从她的对外关系开始的。正如早期罗马史消失在伊特鲁里亚人、沃尔西人、萨宾人和其他小部落那一片界限不清的雾里，弄得那位老老实实想从头读起的寻常读者急着要赶到迦太基战争与高卢战争那些热闹题目上去；治汉学的人一旦登上这条发现之舟，也同样害怕那桩苦差事——非得蹚过中国上古那些淡而无味的故事不可：大禹如何劈开山岭、疏导洪水；某新朝的贤王甲，如何除掉旧朝的暴君乙——那时乙正被美丽而祸国的妖姬簇拥着，对着肉山酒海大嚼，全不顾百姓的困穷。这些我都照原文通读过一遍，所以我对肯赏光读我的人，要比对我自己还仁慈些：我一点也不拿它们来折磨他们——连摘要也不给——我把它一扫而空。就连孔子的史书，虽讲的是可以理解的人、不至于拿过分的方正与德行来惹我们心烦，也淡得无可言说。可以说他是头一个多少涉及具体事实的人，所记的是他本国二百五十年的经历（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前四八一年）；但他下笔只像个塾师，把这些事件拿来给执政的诸侯当教训，而唯一的宗旨是抬高天子或王室。更早的史书，或者说所存的那些断片，简直愚不可及：既无通达的概括，只是干巴巴的编年，间以几句劝诫、几道命令、几则轶闻。中国人的思想一向朦胧，倒是在他们的伦理著作里还显得清楚些。孔子死后约二百二十年，那位第一个「大皇帝」把上古的王、封建的诸侯和文人一扫而空；他又拚死要把现存的典籍也一并灭绝——尤其是其中论辩、哲理与议论的那一部分，只留下关乎实事的著作，如医药、农桑、占卜（当时星占也算一门学问），特别留下他本朝的实录——对此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不过，即使在《春秋》即鲁国（孔子本国）的史里，也有几处机锋。勤勉的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先生刚刚给我们提供了司马迁那部大史的逐字译本；上古之事，凡今日所知者，那里面差不多全有，可以看作全部中国史的真正基础。谁的良心不许他安于我早期编年无甚益处的保证，我就把他打发到那部不朽之作那里去：既然《史记》如今已有忠实的法译本、人人可以到手，若还以为总该有人来做这件事，那么他自己躲开这份差事便说不过去了。

中国古代记载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关于北方骑马游牧人入寇、以及中国人如何设法抵御的若干条记述；但要到基督纪元前一世纪，我们才得到关于这些动静的连贯叙述。

【上古诸朝一览】

五帝——五君——约当公元前二八五二年至前二二〇六年——全属神话。

夏——十七君——约当公元前二二〇五年至前一七六六年——大抵传说。

商——二十八君——约当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前一一二二年——半信史之君。

周——约当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前二五五年——司马迁认其为信史。

秦朝那位「始」皇帝于公元前二二二年一统华夏，其先人似乎属于一个多少异于华夏的种族。他不耐烦地挣脱一切旧传统，独揽大权：在此之前，他对外的势力主要施于藏人诸部。贝勒博士那幅以浓淡不同的色调把地势高下表现得极好的地图，清清楚楚地指出，是怎样的天然地形决定了这一场大运动。用已故梅辉立的话说——此人于史识一道天分极高——新帝国的疆土「自燕、赵之野（今河南、直隶）直抵扬子江岸与越之丘陵（今浙江），自洞庭之湖直抵东海」。游牧人当时称为匈奴，第一次被赶到黄河北弯以外，而我们所谓华南几乎全境都被正式收入版图，虽说收得相当松散。整个中国与印度支那，当日和今日一样，住着一群说单音节语言、每个字各有声调的人；正如雅利安人的语言天性在于屈折，图兰人的天性在于黏着。这些南方兼并地的性质，以及中国人同南方各族之间人种亲缘的程度，不妨拿罗马人的北方兼并、以及罗马人同高卢人、日耳曼人之间雅利安亲缘的程度来比。同样地——不过方向相反——那世仇迦太基，也不妨比作古时的匈奴之敌。

然而，尽管今日十八省的地面几乎全被划成了三十六郡，这第一个真正称得上帝国的朝代——因其发祥的封国（陕西）而称为秦——似乎也只是就近直接统治着中原的平原。正如美国最早定居的那些州，这三十六郡中最古的几个规模都极小，而新征服的「领地」——好比早期一半西班牙气味的得克萨斯之比于祖辈的马萨诸塞——则每一处的面积几乎抵得上整个旧中国。

这强盛的秦朝很快就垮了，显然是因为它总体上没有本事去消化、吸收它那样仓促吞下的一切。匈奴不久又出现在边境上。也正是此时，关于日本（当时只知是倭人诸部的集合）的第一批确切消息开始渡海而来。在争夺帝位的那些野心勃勃的将领中，有一个农家出身、白手起家的人叫刘邦：苦战三年之后，他被立为汉王，最终取了帝号，是为汉朝的皇帝。直到今天，为着纪念这一光荣的家族，中国人（广东人除外）凡要把自己同鞑靼人、藏人或外国人区别开来时，都自称「汉人」。这实在是最接近于一个民族名号的称呼了。在他实际在位的七年（公元前二〇二年至前一九四年），以及他那位傀儡儿子当政、随后被寡居的太后篡夺的那些年里（前一九四年至前一七九年）——这位太后是中国的第一位叶卡捷琳娜，政治性格同当今的皇太后极为相像——发生了与匈奴之间第一次真正可信、且有正式记载的往来。匈奴那时完全有本钱同中国平起平坐，甚至还敢谈起和亲来。大单于冒顿竟给太后送去一首轻薄的诗，提议来一场他所谓的「对换」。汉朝匈奴战争的整部历史都极鲜明、极有趣味，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比希腊人记述亚历山大时代的斯基泰人与阿提拉时代的匈人逊色分毫。有极充分的理由相信，斯基泰人、匈人与匈奴，实际上是同一种人——即后世的突厥人——的几度重新洗牌。

短命的秦朝那些没有消化好的征服，除了鞑靼之患以外，还给汉室留下了另一份遗产：同朝鲜（当时叫朝鲜）和中国南方沿海的进一步战争。进兵朝鲜的动机之一，也许是想抄匈奴的左翼。近世广州的「粤」字，至少在书写上（读音则不然）已与浙江的「越」字不同；当时却没有这种分别。有理由相信，其时有一个同安南人比同中国人更亲近的种族，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全部沿海地带，包括广州（西江）与东京（红河、黑水）两大流域。看来当时同中国接壤的定居之国，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都由中国来的冒险家统治着；至少也是由多少懂得中国那一套记事制度、血统里因移民而掺入华夏成分的土著君长统治着。在这里，我们又得去找罗马人来作参照：罗马人单凭有一套务实的记录与档册，便很快向四面铺展开去，把周围的意大利城邦一一殖民了。征服的时期自公元前一三八年延至前一一〇年；武帝开始他的用兵生涯时（前一二八年至前一〇八年），长沙王（长沙至今仍是湖南省城）是唯一真正臣属于中国皇帝的。广州之国称「南越」，福州之国称「闽越」；连闽越北部、都城在今温州的一支，也称作「东瓯」。后两处的君长都是越王的后裔——越王在封建时代曾是一位强大的君主。公元前一一〇年以后，他们的民众被迁到淮河一带。征服朝鲜又使中国由陆路进一步发现了日本人，那时日本人（究竟是移民还是土著，至今未有定论）占据着朝鲜半岛的尖端以及日本诸岛的南半。为「抄匈奴之侧」的需要——公元前一一九年中国人对匈奴取得了决定性的大胜——又导致同今伊犁与新疆一带其他游牧种族的结盟，最终导致对于阗、帕米尔、浩罕的兼并，一句话，对今日整个中华帝国的兼并。匈奴虽还未被完全制服，交通线却已被打穿。安息、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叙利亚，即使没有正式到访，也已被明确「定位」；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人对巴克特里亚与阿富汗的希腊王朝有所耳闻。此时第一次听说了佛教，也第一次听说了印度；试图取道云南以通印度，又带来了对掸、苗、藏诸部的发现与部分兼并。印度的传教僧人开始经土耳其斯坦来到中国，缅甸（当时称掸）也第一次被提到。大秦王安敦，据说曾于公元一六六年经掸国遣使或遣团来华，而这个名号大有理由相信就是「安东尼」。至于那些确曾由西方泛海而来的商人究竟是什么人，则据称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秦」（或许即叙利亚之「叙」），是因为他们相貌端正，像中国的秦人。兼并南越，连带兼并了海南、广西、廉州半岛，以及至少半个交趾支那。甚至有人以为，基督徒与犹太人在后汉时已取道鞑靼地方来到中国；后汉在基督之后两个世纪里建都于今河南府，正如前汉在基督之前两个世纪里建都于长安（西安府）。

（武帝征伐年月，开列如下：公元前一二七年至前一二五年，鄂尔多斯，黄河北弯两角。前一一五年至前一一一年，今甘肃，即肃州、凉州、甘州，直至敦煌，即疏勒河。前一一一年，今广州、东京、海南、广西及贵州一部。前一一〇年至前一〇九年，云南西部与四川西部，其东部亦同。前一〇八年，朝鲜，仅其北半。）

后汉不用秦的三十六郡，而把今日的十八省只划为十三部；其中八部代表旧中国，其时亦如今日，东展至今上海与海滨，而整个南方只划为四部，西方并作一部——足见这些地方对文明还只开了一半。总督分封之制盛行一时；诸王被赐以州郡去「食」，而不是以中央官吏的身份去治。长城以北是匈奴（此时已经分裂，一部分被逐向西）和通古斯的猎牧人（他们正觊觎其旧主匈奴那个衰朽的帝国）。再往南是青海一带与扬子江上游的藏人牧部，渐渐同云南的掸族、广西那些没有组织的苗人，以及缓缓退却、原本自今宁波一直分布到广州的越人诸部相接。越人诸部似乎很快就失去了独立的身份，或者永远退入安南本部，或者并入了中国人。

自公元二二〇年至二六五年前后，中国裂为三个帝国：四川（蜀）有汉室旧刘氏的一支，扬子江以南有孙氏（吴），北方有篡位的曹氏（魏）。这种局面很像罗马帝国分为君士坦丁堡与拉韦纳（或罗马）的东西两朝。帝国历史的连续至此中断：南朝同北方通古斯、匈奴、吐蕃争雄的长期角逐全不相干；北朝则同乘商船来广州及沿海各市的叙利亚人、印度人、爪哇人及其他商贾之民断了一切联系。公元二二二年，吴帝把交趾（南越）旧境分成便于治理的两半：今日广东广西合称的地面叫广州，东京叫交州。朝鲜脱手而去，中国的影响也从远西消失。一句话，大汉朝的整套世界政略土崩瓦解。这个分裂时期绝非无趣，但事件之间不够连贯，无法在这样一篇短短的素描里三两笔勾出全局。

【史事连贯可解的诸朝】

秦——公元前二五五年至前二〇六年——五君——第四主于前二二一年自称「始皇帝」。自前二〇六年至前二〇二年，天下大乱。

汉——公元前二〇二年至公元二二〇年——二十七君——自公元二五年起，东支把国都自今西安府迁至今河南府。

三国——公元二二〇年至二六五年——每国平均三君——以北方的魏最为显要。

晋——公元二六五年至四二〇年——自公元三一七年起，东支迁都于今南京。

（自公元三〇二年至四三九年，自朝鲜至青海，北方各地匈奴、杂种匈奴、通古斯、吐蕃、突厥的各色「朝代」更迭得令人眼花缭乱；其后又有拓跋的北朝——这些都与晋帝国并存而争雄，继而又与南京历代汉人帝国并存而争雄。）

自公元二六五年起，司马氏（与那位名史家是远亲）一度名义上独主中国，国号曰晋。这个字不可与更早的秦相混——按照中国特有的那种追溯性的音韵办法，也就是说「晋」的古音不可与「秦」的古音相混。这一皇室的气质分明偏于文雅太平，而不在尚武进取；事实上，它养成的正是我们今日视为中国人所特有的那些品性。那是书法、美文、团扇、弈棋、饮酒、赋诗的大时代；是讲韬略而不肯苦战、政治上畏葸退缩的时代。从此时起，便定下一条规矩：凡入中国者——至少凡要留下的——非携贡物不可。此外，一连串极短命的鞑靼王朝把整个极北之地闹得永无宁日。这一切有一个奇特而长久的结果，就是中国的重心完全挪了位。今日我们若要寻词源上的准确，最完备的倒在广东与朝鲜；也就是说，两汉时代所说的语言，其最好的代表如今要到南迁移民的后裔身上去找。至于朝鲜人，几百年间被鞑靼人隔断了同文墨中国的往来，却把两千年前借去的那些汉字的早期汉音，照着古老的形式严守了下来。涌入华北的粗野游牧人，不但把血统同中国人掺和在一起，也把语言弄糟了；于是我们看到：「官话」诸体之于古代那种理论上的汉语，其关系颇似法语之于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意大利语——那几种语言虽不及法语时髦，却都比法语更近于古拉丁语。

北方几个争雄的鞑靼王朝，最后被一个叫拓跋的通古斯家族逐出；拓跋氏以极大的魄力统治华北二百年，其间南半则由纯粹的中国人治理。这就是所谓「南北朝」时期；自那以后，鞑靼人中的某一支与本土朝廷平分帝国，便成了常例，与其说是例外。这里我们又找到一处同罗马史极相近的对照：斯提里科、里奇梅尔、阿拉里克、狄奥多里克辈，最后都给查理曼那个长久的北方法兰克帝国让了路。但中国南北两半都不是连续统治的：与其拿一段混乱的叙述去难为读者、结果多半仍把他撂在同样浓的雾里，不如我开一张简表，把鞑靼与中国两系朝代彼此相承的次序列出。我须说明，国都常有暂时的迁徙；这里所列北朝的名单也远非详尽。可以注意到，汉室与匈奴的通婚结出了危险的果实：有一个蛮人竟以自己是汉朝开国皇帝唯一的真正嫡裔为借口，据以建立中国的朝代。还可以看到，藏人只轮到过一次短局；此后他们虽在后世多有征伐，却再没有摆过帝王的架子。至于匈奴（突厥）与通古斯（契丹、女真、满洲），则将屡屡再现；说到蒙古人，他们似乎是突厥化了的通古斯。

【南北朝诸家一览】（朝名——姓氏——国都——年代（公元）——附注）

西晋——司马——河南府——二六五至三一七年——纯汉人

东晋——司马——南京——三一七至四一九年——同上

宋——刘——南京——四二〇至四七八年——同上

齐——萧——南京——四七九至五〇二年——同上

梁——萧——南京——五〇二至五五六年——同上

陈——陈——南京——五五七至五八八年——同上

隋——杨——西安府——五八一至六一八年——同上

汉——刘——三〇四至三二九年——匈奴；由通婚而称汉室之后

赵——石——河南府——三一九至三五二年——匈奴的「羯」部

燕——慕容——三三四至三九九年——通古斯一族

秦——蒲（或苻）——西安府——三五二至三九五年——藏人一族

后秦——姚——西安府——三八四至四一七年——同上

西秦——乞伏——近青海——三八五至四二八年——通古斯一族

夏——赫连——宁夏——四〇七至四二八年——匈奴

魏——拓跋——河南府——三八六至五三四年——通古斯

西魏——永平府、河南府——五三五至五五七年——同上

东魏——高——临漳——五三四至五五〇年——同上

北齐——高——临漳——五五〇至五七七年——同上

周——宇文——西安府——五五七至五八一年——同上

隋——杨——西安府——五八一至六一八年——纯汉人

末了，一位出身显贵、在周朝供职的精干将领杨坚，总算把中国重新统一于一柄权杖之下。他被自己的儿子谋杀；这个儿子虽是卡利古拉一流的疯子，却以异乎寻常的气力统治了几年，把兵威或声势一直播到帝国的极边。史载这位君主曾想同拂菻即「法兰克」通使。有人据此论说，那个名字不可能那么早就为人所知，「拂菻」必指别的民族。但须记得，这一处提法是唐朝史家在弄清法兰克人是谁以后追记的。《明史》里也正有同样的事：它在一五二〇年的事目之下把法兰克人的底细讲得一清二楚，而实际上是到一六〇〇年利玛窦才第一次弄明白，法兰克、拂菻、大秦原是一回事。

再说回华北那些拓跋通古斯人，他们二百年间大体是自行其是的。在这一时期（三八六年至五八二年），另一个称为柔然的游牧势力在沙漠地带坐大，并且制服了南西伯利亚及别处匈奴的大部分遗众。其属下的匈奴部落之一便是「突厥」，据说得名于一个土语，意思是「兜鍪」，指的是笼罩着他们一处主要山谷的那座兜鍪形的山（约在北纬四十度、东经一百〇二度）。这些突厥人多以锻冶为业，被柔然主子驱使去打造兵器甲胄；及至拓跋势衰，突厥人便找到机会同柔然较量。他们不但灭了这个游牧强权、取而代之，还开始压制华北最后两个通古斯朝廷，并索求和亲。隋朝（五八一年至六一八年）挫败了突厥的觊觎，又因朝鲜同突厥可汗外交上眉来眼去，出兵蹂躏朝鲜以示惩戒。那时今日的奉天是朝鲜的国都，「朝鲜」这个旧名已经废弃，改称高丽（当地读音正同我们「高丽」一词的来源）。同安南的关系重开；那地方按中国的样式分作十三州，并第一次被课以贡赋。征伐朝鲜的举动，招来了公元六〇八年日本的一次遣使；日本此时第一次用「日本」即「日出」之名，并自居帝国之位。同样，同安南关系转密的结果，是中国遣使赤土国。这似乎指的是今日的暹罗，只是泰族或掸族当时还没有得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不过是缅甸语的「掸」，葡萄牙人写作「暹」，被我们讹成了两个音节。琉球也第一次被听说，而且就用这个名字（流求）；中国人甚至派过一支近乎劫掠的远征队去索贡。说来奇怪，此时关于台湾，连它的存在也还一无所闻，虽然后来的传说提到它是琉球的属地，起初还有一个显然是梵文的名字毗舍耶。西突厥是横亘在中国、波斯与印度之间的一道无法穿透的屏障；藏人那时也还没有成为侵略的势力。隋朝治下的中国便是这般模样。隋之亡于唐，同八百年前秦之亡于汉一样迅速，原因也相同：它太喜欢翻天覆地，又消化不了自己所吞下的东西。

大唐（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与汉并列，是中国历史上两大「世界强权」之一。直到今天，广东话里称「中国人」唯一的说法是「唐人」；这一事实说明：自汉室在南方失去声威以来，南方一直是孤立的，而那些短命的南京朝廷没有一个在民间留下过长久的印象。

唐朝真正的创业者是李世民——名义上的创业者李渊之子——大约是整部中国史上唯一的一个例子：从欧洲人的眼光看去，他同时是个绅士，又是个勇敢、精明、有恻隐之心的人，没有那种一本正经的做作与虚腔。他亲自制服突厥与通古斯，手段之高，使鞑靼人在半个世纪里自朝鲜直到波斯边界都在中国的直接治下；波斯亡国之君甚至逃来中国请求庇护。中国史上第一次，皇帝真正征服了朝鲜半岛的三个王国，那里也有几代之久是当作若干州郡直接治理的。在他几位继承者在位期间（其中一位是嫔妃出身，中国的第二个叶卡捷琳娜；她颇不循常轨地做了他儿子的皇后，又做了他孙子的摄政），突厥的势力一度复振，终于被彻底打垮，转入一个同族、称为回鹘的手中。最近十年间，许多突厥与回鹘的碑碣被发现，主要出自俄国人之手。凭这些有时是双语甚至三语的铭文，不但把古突厥语重新构拟出来成为可能，突厥与中国之间历史的要点也由此得到充分印证。突厥人显然是、并且被明确记载为南支的旧匈奴；而贝加尔一支匈奴中那个不起眼的回鹘小部——它当然没有理由去挪用同样不起眼的「突厥」这个部名——一旦成为同族诸部的主宰，所做的事正是突厥人、蒙古人、满洲人、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世上别的王朝家族所做过的：把一个部分的部名，推作全境的通名。

回教徒在同布哈拉一带的突厥人角逐之中，不久便同中国接触，与哈里发之间的往来变得相当经常而亲密。拉萨的藏王也与唐朝同时崛起成为一大势力：这个时期以汉文和一种变体梵文写成的双语碑铭，至今还能在西藏的都城见到。第三个大势力似乎实际上是暹罗人，它在云南、四川一带同吐蕃争雄；我们看到回鹘人与阿拔斯朝的阿拉伯人都曾在扬子江上游一带的这些角逐中站在中国一边。吐蕃与「诏的联盟」（「诏」至今在暹罗语中仍是「君」与「君国」之意）在唐朝几个孱弱的皇帝手里，都曾差一点就夺得帝位；即便如此，吐蕃仍占有中国的土耳其斯坦数十年之久。这一朝，有一位在中国供职的能干的朝鲜将领，把中国的兵威带到克什米尔与巴尔提一带；尼泊尔也第一次被听说；印度的各邦君长也同中国开了外交的门路。安南仍是中国的一个都护府，却须防备暹罗联盟与占城的野心。自公元九四〇年起，安南由本土的朝代统治，向中国称臣纳贡。在陆上边境线全线苦斗的同时，同南洋的关系似乎倒得了闲暇，安安稳稳地发展起来。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禄的印度商业侨居地，渐渐被阿拉伯人的取代；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刺桐（泉州）、干浦（杭州附近的澉浦）以及中国沿海别的地方，也都站稳了脚跟。欧洲人此时开始隐约被听说，称为拂菻、佛郎或「法兰克」，这名字几乎肯定是阿拉伯人由波斯取陆路带进来的。八世纪的中国人把他们同古时的大秦视为一体；而众所周知，三百年前欧洲传教士在唐都西安府发现的那块著名的七世纪景教碑，正是用叙利亚文与汉文记述大秦的基督教。此时中国人似乎还不大明白，往阿拉伯去的海路与陆路原是通向同一个地方；也还看不出有「法兰克人」泛海而来的任何痕迹。

正如汉室摧毁匈奴的势力，替华北的通古斯诸朝铺了路；唐室摧毁突厥的势力，也替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铺了路。而且，正如在拓跋坐稳之前有几个匈奴朝代享过短暂的权柄；在契丹（马可·波罗笔下「契丹人」一名的由来）真正立定之前，北方也先有过几个突厥出身的朝代。唐的势力终于在九〇七年崩塌；此后迅速更替的五个朝代——直到九六〇年宋室重新把中国大部分统一起来——其中三个出于突厥血统。也正是在这段无政府的时期里，安南终于脱手而去。

【行事之道与今日相通的诸朝】

隋——五八〇至六一八年——三君——只有两位有实际作为的君主。

唐——六一八至九〇七年——二十二君——一个活力惊人的朝代。

五代——九〇七至九六〇年——每朝平均二君——其中三朝出于突厥血统。契丹统治黄河以北；中国南部与西部则几乎不受他们任何一家管辖，各自为政，号称「十六国」。

宋——九六〇至一二六〇年——十八君——（同时：契丹，九一二至一一一七年；女真，一一一七至一二三五年；蒙古，一二二九至一二六〇年。）但自一一二七年起，宋室不得不放弃扬子江以北的全部中国，北京平原落在鞑靼人手里达二百年之久。中国人偏要把宋一家看作历史上的中国。本无「南北朝」这样一个名目，其实理应有。

元——一二六〇至一三六八年——十君——忽必烈及其继承者第一次占据了北京的宝座。

明——一三六八至一六四三年——十六君——四百五十年来第一个统治北方的本土朝代。

清——一六四四至一九〇〇年——九君——正如忽必烈以前的蒙古诸汗不算数，一六四四年以前的满洲诸汗也不算数。

宋朝（九六〇年至一二六〇年）像晋朝一样，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讨厌的北方闯入者；也像晋朝一样，其气质偏于太平、文雅、讲究韬略，而不在勇武、豪迈与雄图。就这几层意义而言，宋代无疑是中国的奥古斯都时代。契丹结成一个强盛的帝国（第一次以今日的北京为都），历二百年（九一五年至一一一五年）。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东边的属部女真；女真的南支早在七〇〇年至九〇〇年间，就已在朝鲜北境建成一个有影响、有文化的缓冲之国。女真治其帝国一百余年，颇有成效（一一一五年至一二三二年），最后也被蒙古人推翻。粗略说来，契丹与女真都只统治旧中国，即直隶、山西、山东三省与河南的一部分；但也统治我们如今所谓蒙古与满洲——换言之，就是今日由天津供养的那片贸易区域。土耳其斯坦与西藏全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而一个半藏半拓跋、名叫夏（马可·波罗的「唐古忒」）的国家，在鄂尔多斯与黄河大弯一带筑起一道屏障（八九五年至一二三七年），隔开他们与西方。在这整段时间里，宋朝先后建都于今河南省的几处城邑，最后建都南京与杭州，独揽南方事务与海洋贸易；而朝鲜、夏与回鹘则奉行骑墙之策，一时结这一家，一时结那一家，往往两家并结。有趣的是，真正的中国人此时已不在旧中国，而在那些由旧中国出去的移民祖先所填满的地方。这就好比苏格兰被自爱尔兰渡来的苏格特人重新填满，而皮克特人吃了亏。

十三世纪之初，崛起了强大的成吉思汗。他那庞大帝国的起因，不过是他同其女真宗主派来责他恭顺的一个使者之间的一场小口角。蒙古人不但很快把南北两个中国收拾了，连夏与回鹘那样的属国也一并收拾；他们还横扫土耳其斯坦、波斯以及更远的草原，吞并俄罗斯，蹂躏匈牙利，甚至威胁到西欧的存亡。在南方，忽必烈第一次真正征服了云南，甚至征服了缅甸、安南以及夹在两者之间的几个掸邦。这里须提一句：早在公元前三三〇年，楚（湖南）的封王就征服过云南；只因同革命的秦交战，那位征服的将领回不去，遂在当地建了一国。言归正传——朝鲜被降为俯首听命的属国，蒙古的势力伸遍南洋，至少远达锡兰。但忽必烈征爪哇一败涂地；他一意孤行、狂妄自大地一再远征日本，败得更惨——日本的土地，没有一寸被外来的征服玷污过。忽必烈汗大概比古今东西任何一位君主都更接近于做成「世界皇帝」；中国人尽管装出鄙夷「骚鞑子」的样子，他们的史家却坦然承认，「忽必烈」（他们这样叫他）所统治的帝国之大，是从前任何一位中国君主都不曾有过的。

但忽必烈一死，蒙古人很快就变得好斗而衰朽。一个年轻的和尚朱元璋，出自离汉朝开国者生地不远的一个无名村落，纠合起一支爱国的「义和团」，把蒙古人赶回他们原先的沙漠。他迅速同朝鲜修好，把十八省重新统一于一个本土的中国朝代之下，遣一名法兰克使者回欧洲通报鼎革，并传南洋诸小邦来尽其「本分」。中国航海之盛，从来没有及得上明朝（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三年）头几朝的。中国帆船由一位极显赫的太监统率，资金、军火与战士都供应充足，一直开到阿拉伯与非洲海岸；红海第一次被隐约听说；阿拉伯、马八儿或马拉巴尔、锡兰、苏门答腊、马来诸邦、暹罗、爪哇、苏禄、琉球、婆罗洲，以及多得数不清、小得不值一一列举的海岛君长，都曾有一段时间按时入贡。十六世纪末，日本那位大拿破仑丰臣秀吉的军队蹂躏朝鲜，最终的目标是征服中国。明朝虽已老朽，仍出大力助朝鲜把日本人赶了出去。在此前两个世纪里，日本海盗一直凶猛地骚扰中国沿海；一六〇九年他们还一度把中国的属国琉球王掳了去。明室在位的二百八十年间，满洲几乎连提都没有被提起。同蒙古人战事频仍；也正是在这段与世隔绝的时期里，厄鲁特那个不起眼的势力得了工夫坐大。有一位中国皇帝在长城外一处叫土木（至今仍是此名）的地方被俘，被酋长也先扣留了几年。

吕宋（马尼拉）第一次被提到是在一四一〇年，说它向中国入贡；此后这地方再无消息，直到一五七六年，泛海而来的佛郎机开始引起严重的注意。起先这个名目不加区别地加在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身上；而荷兰人（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则特称为「红毛」。在欧洲人露面之前，中国在南洋的影响已几乎消失；而葡萄牙人殖民马六甲之后，整个政治地盘实际上便被放弃了。当地的中国商人心甘情愿地服从土人与欧洲人的管辖，并不设法去取得明朝或满洲朝廷的保护——事实上，后者一向倾向于把出洋经商的人看作海盗或叛徒。不过有一件事满洲人是硬下了手的：他们夺取了台湾，把荷兰人狼狈地赶了出去。

明朝同缅甸、以及受缅甸庇护的掸邦打了一场长久的战争，大体上是得胜的。它在安南、暹罗、占城与柬埔寨也保持着压倒的影响。阿拉伯、撒马尔罕、帕米尔诸邦以及土耳其斯坦各处，偶尔也有贡使前来；但总的说来，中国在西藏、以及在西藏与黄河以西一切地方的影响，都时断时续、软弱无力。明朝的创业之君与他那尚武的儿子——这位儿子最后把国都自南京迁到他自己的封地北京——虽都精力过人，这一统治之家在中国人心里终究没有留下什么爱戴或敬重的印象：它的皇帝不久便落入宦官与嬖幸之手；其收场之可怜可鄙，恐怕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也数得着。

满洲朝的由来是这样的。蒙古时代（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通古斯猎部的尚武之气，因大规模被征调去远征济州岛与日本而保持不坠。我们已经看到，明朝对今日所谓满洲的整个地面大体听其自便；既然那里带着蒙古名字兀良哈，则蒙古人被逐出中国之后，他们、尤其是兀良哈部，多半仍在乃颜的旧封地保有政治影响，而那块封地在忽必烈时实际上就是今日的满洲。蒙古名将兀良合台之名，意思不过是「兀良哈人」。这一带的居民同明朝有过友好往来的，似乎只有趁边境互市之便，把马匹、毛皮、生皮赶下来卖给中国人或与中国人交换那几回。在帝国无所作为的这段暧昧时期里，如今合称满洲族的那些部落，必定有充裕的机会发展；但满洲人自己也讲不出多少关于他们的来历与作为的事，除非是到了他们的首领努尔哈赤生出并实行了把通古斯诸部熔为一族这个大胆主意的时候。南边有些带蒙古血统的酋长不愿合并，或逃入中国，或与中国暗通款曲。这就引出边境的战事与彼此的诘责，最后引出努尔哈赤之子阿巴海对中国边地的征服。其时衰朽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大乱，奉命讨伐满洲的明将吴三桂被召回平乱。北京落入乱军之手，吴三桂愚蠢地去求满洲相助。中国皇帝此时已自尽，又无正当的继嗣，满洲人看出机会，立即抓住。阿巴海之子、亦即其继承者，于一六四四年做了中国的第一位满洲皇帝。在此以前，朝鲜与东蒙古已被迫降服；此时又采取专门措施，把善战的蒙古兵编入满洲的军制。朝鲜人获准自治，默认的条件是有召即须出兵。中国不久被征服；随后轮到骄狂的吴三桂和其他叛变的中国藩王，再轮到西蒙古、喀尔喀与厄鲁特、青海与西藏。到乾隆皇帝之世（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五年），中华帝国达到了它的极盛。彻底制服厄鲁特与准噶尔卡尔梅克的需要，带来了对伊犁与喀什噶尔的征服。同西藏的战事，同样带出了对尼泊尔的征服或绥服。此外还有同安南、缅甸的长期战争，满洲人在其中往往落了下风，结果却换来对中国宗主权或真或假的承认；暹罗一旦卷入半岛的纠纷，中国对它也摆出发号施令的口吻。当然，这些南方之国对满洲与中国的分别几乎一无所知。满洲人对日本向来敬而远之；但在琉球他们得了一个忠顺的藩属（对日本也同样殷勤），直到约二十五年前，日本因台湾的争端，不客气地知会中国走开。苏禄的苏丹们对满洲人也是恭敬的。除这几处外，当今这个朝代对海洋实无真正的禀赋，它效法自家的亲族契丹与女真，把同南洋的政治关系完全割断了。

不过，作为陆上之国，它立得比蒙古人还要牢实。成吉思汗的几位嫡传后人，虽曾命俄罗斯、亚美尼亚、波斯的王公亲自到他们沙漠中的宝座前来朝，但最有权势的那位蒙古皇帝忽必烈，实际有效的统治其实只及十八省，而且同他在蒙古、满洲的藩属亲族永远闹得不可开交；何况蒙古人在智识与文墨上不及满洲人，也从来没有过满洲人那样的审慎，或对国家财源那样的把握。至于欧洲同满洲帝国的关系，那题目须专辟一章。此处只须记住一点：中国同游牧人和鞑靼人的角斗，自有史之初便开始，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如今「义和团」与维新党人又有了一次机会，去争取太平军差一点就得手的那件事：把中国夺回给中国人。太平军之乱起于广西一处叫金田（浔州府）的地方；中国人认为，它同更早的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六年那次「义和团」之变一样，都出于外来宗教的影响。

第三章早期的通商观念

中国通商的历史，同他们的通史一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在牵涉到外国的时候才真正有意思。从最早起，商贾似乎就与我们心目中那种放高利贷的人同列，被看作害人的角色，其一生的主旨不在增益公共的财富，而在囤积居奇；至于比较正当的通商，那抽象的观念也似乎从不曾按「互通有无以增舒适与享用」的意思来构想，而只按「使匮乏之民不至饿死、使军队有粮有械」的意思来构想。《书经》说：不要看重异域的珍货，远人自会争着送来。在纯属神话与半信史的时代，有种种传说：岛上之人自南方来贡；越地一部（今温州）的文身之族携刀剑、盾牌与鱼皮箱来售卖或交换。上古所谓「贡」，实际上似乎就是「通商」，因为每一处地方都应当把自己出产最易、最佳者的余剩送到京师去，并领回赏赉或赐物。刀剑、金银、匹帛、龟甲，以及后来的铜钱，都曾用作通货；政府的主要用心，看来是让百姓手里有足够的这种原始的钱。刀剑似乎渐渐化为象征，成了「刀币」。直到今天，缅甸人多数对财富的淡漠，正如我们听说中国人从前那样。似乎只有到了孔子的时代——诸侯争雄而王室徒拥虚名的时期——积财牟利的念头才有力地攫住了人心。有一位政治家（管仲）设了一种妓馆，用「巴比伦式的女子」引诱邻国来做生意的客商把所得留下；于是这个有办法的国家既卖货得利，又把钱收回了一部分。正如史家所说：「诈力自此凌驾于是非公道之上；贪得之心取代了人心里的谦退；有些铁石心肠的人挣下巨万家资，另一些人却在他们眼前饿死。」

到秦朝那位大征服者、自号「始」皇帝的（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前二〇九年）把天下并为一统时，据称通货是以斤计的未铸黄金，以及某种半两的铜钱。白银、锡镴、珠玉、贝、龟甲，都各有涨落不定的市价，却不是法定的通货。长期抵御北方游牧人的努力已大耗国力；再加上群雄争位的角逐以汉室的胜利告终，粮价与马价都贵得离奇。这个奋发之朝的创业者也许是个伟人，但他决不是个文雅人。为了以帝王之尊表示他对「舞文弄墨之辈」的轻蔑，他不止一次故意拿儒生的冠来作最下作的用途；又为了以立法者的身份表明他痛恨商贩，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他死后，妻与子随着国家财政渐入佳境，多少减轻了这些负担；但「贾人之子仍不得任官」——史家这句顺带的记述，使我们可以推知商贾是被社会所禁忌的。

商业投机的主要对象是军粮；那时的商人，看来同拿破仑在意大利用兵时深恶痛绝、到处都有的那种军需承办与粮台一样，是一路讨厌的人物。另有些家业是靠「冶铁煮盐」挣来的；富人这样摆弄他们的财富，把穷人弄成了自己手下的农奴。再后来，各省的藩镇与刁滑的官吏私采「铜山」以自肥；私铸使法定通货贬值；如此等等。前汉那位著名的武帝（公元前一四〇年至前八六年），以武功首次为中国打开了西方，他的时代也是中国声威的顶点；他采用的手段，同我们英国某几位国王一样专断：他派使者四出，向富户勒罚勒捐，对那些大得不像话的家私甚至干脆没收。京师还设了一个官，职掌是「防商贾坐贾牟取厚利，总揽一切转运交纳，把工匠置于官府管束之下，并使百货之价平稳」。

以上不过是早期中国立法者用以表明他们猜忌与轻蔑商贾的几种花样；单从凑成上述叙述的这点稀薄的细节也看得出，那时的商人所受的看待，很像爱德华一世眼中的犹太人。这些并没有让我们多懂得早期通商的门道，对有组织的对外贸易更是只字未提。不过，既然丰年的谷以百斤计、丝织匹料以匹计，动辄五六百万，我们不妨假定：无论岁入还是内地贸易，其骨干都在于——供军队与贫瘠之区的粮；使粮食入口的盐；煮卤的铁锅与给兵士造的兵器所需的铁；军运所需的马、草料与车；作衣与絮的丝（那时还没有棉）；以及作通常货币的铜。各色珠宝纯属奢侈之物，当日与今日一样，是用来窖藏的。这一切并没有什么稀奇。即便今日，许多殷实的中国村庄，全部财富也不过是一个女人、一头「水牛」、一口猪、几只鸡；做饭的铁锅、一架粗陋的纺车、几串铜钱、几套绸的或布的衣裳；外加几块盐或几两鸦片用来交换。时新的东西则是洋布、火油、鸦片、烟草、烧酒和茶。中国的富，据我亲眼在五六个省里所见就是这般模样；则贫的各种等级如何，也就不难想见了。

中国史上一提到外国，我们最先听到的便是平等之间互赠礼物，或下者进贡——两者都不过是通商最早的形式。匈奴单于冒顿（公元前二〇九年至前一七三年）向中国的皇太后献手献心时说：「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他大概是暗示通商；不过太后到底是女人，把这提议往更切身的意思上解，抗辩说自己的姿色——尤其是头发与牙齿——已经不中用了。这位单于的诗意即使算不上拉伯雷式的粗豪，也相去不远。他自己送来骆驼、马匹、车辆，作为对等的一方，收回絮衣、丝衣、带钩、簪珥、绣品之类。有时候，匈奴还能在这些礼节性的馈赠之外，硬要中国按期供给粮与曲；因为鞑靼人那时就已是酒徒，喜欢在本族的马奶酒之外换换口味，喝点中国的烧酒。但边境的「互市」乃至私下的交易，早在公元前一四〇年就已被明确提到。游牧人惯常带马和牲口来卖；尤其是浩罕那种「日行三百里」的「汗血」宝马，最为人所重。马、珠、貂皮，以及制造兵器的好木材，都被列在朝鲜北部最早的物产之中——那时的朝鲜远入满洲；与之接壤的通古斯人物产相同，另加亚麻或大麻。通古斯人带来的那种以石化树脂或青金石为镞的鼠李木箭，早在孔子的时代（公元前五五〇年至前四八〇年）就已有所耳闻。朝鲜半岛东部以铁为唯一的通货：日本人和朝鲜别的邦国都到那里去买铁。中国皇帝谋抄匈奴侧翼时，遣如今名声很大的旅行家张骞（公元前一六〇年至前一一〇年）出使匈奴的某些仇敌，即被匈奴赶到今伊犁一带的那一支。使者未到之先，这些游牧人已被伊犁的占据者赶向希腊化的大夏；他们渡过阿姆河，赶走了那个已被安息攻击削弱的国家的人民，据有其地；随后又渡阿姆河，日后（公元前一五〇年至公元五〇年）建立了印度斯基泰帝国。张骞则被匈奴所俘，囚了十年才逃到今浩罕，又由那里辗转进入希腊化的大夏。回到中国时，他带回一份自美索不达米亚至帕米尔的西亚报告。他叙述自己在大夏见过中国的货物，并查明那是经印度来的。这就使他第二次奉使伊犁与浩罕；浩罕终于被征服，被迫接受宗主之权。云南与广州也受到了注意：前者是因为指望由此可通印度，后者是因为发现云南的出产是循水路到广州的。这渐渐导致对两地的征服，也使若干新的商路为人所熟知；但直到今日，那条盼望中的、自广州直抵大夏的南线驿路，始终没有开成。在征服广州（公元前一一〇年）之前的交涉中，南越王抱怨说不许他输入铁、农具与母畜。他的回礼中有犀角、孔雀之类，这些多半是由海路循贸易而到广州的。凡此种种，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的陆上商业得到一个相当准确的概念。为清楚起见，若干地方我用了今名。

（附图：略图一幅，以示古时诸道如何辐辏于帕米尔一带，并示自西方东来的几条主要路线——古大夏道、法显之路、玄奘之路、鄂多立克的行程等等。）

当汉朝的中国第一次发现自己拥有一条不间断的海岸线时，腓尼基人、迦太基人与叙利亚人早已是经营海上贸易的老手了；从普林尼与托勒密的著作里也再清楚不过地看出，亚历山大港与远东之间的活跃贸易，在我们的纪元之前已存在了几个世纪。卡蒂加拉是红海航海者所知的极东之点；当然，究竟指的是仰光、新加坡、广州还是别的什么今日的市埠，每一位专家都自有一套说法。前面提到的「安敦王」的使者究竟是取道仰光、还是取道安南的「费福」来到中国，也同样是个难解之结。这两处地方我都徒步走过、考察过，缅甸、暹罗、马来半岛与印度支那沿海几乎每一个要紧的商港我也都查看过，此外还把各地专门的古乘都读了一遍。潮汐、沙洲、水流、淤积等等的情形，同政权的盛衰一样，代代不同。凡成为贸易口岸的，无非因为某条大河的入海口便于分销，或因为锚地宽阔安稳，或因为别的类似缘故；这类合意的地点，那时同今日一样，数目必定有限，选择很窄。我倾向于认为：在广州与印度沿海之间，叙利亚商人同土人的交易，进行的方式与今日别无二致，而且多半就在大致相同的那些地方。但当时我们今日所认识的缅甸人、安南人与暹罗人，还没有到达我们如今看见他们的那些地方；阿拉伯人还没有取代印度人，欧洲人也还没有取代阿拉伯人；何况中国人还没有大规模地向外、向南推进到海岸。所以在细节上作些无关宏旨的争辩是白费气力；至少在这样一部提纲式的书里，还是安于我们确知的东西为好。有一点是毫无可争的：普林尼说罗马帝国自中国取得丝、铁与裘皮；中国本国的史家也明明白白地说，中国自大秦取得各色玻璃器、石棉、织物与绣品、药物、染料、金属与珠宝。就中国的北部而言，因而也就是就朝廷与史家而言，这项重要的贸易主要是作为经安息的陆路贸易而为人所知的（有趣的是，中国人总照安息诸王的通名称那地方为「安息」）；至于由海路来的那一部分何以不被看重，用我已经提到的几层特殊情形很容易解释：其一，中国出现在海岸上很晚；其二，在她有史以来的一半时间里，中国是分成两个帝国的；其三，即使到近世，她也未能认清西方的真正方位，未能把由西南泛海而来的人同由西北取陆路而来的人认作同一批人。

公元九八年，一位中国使者奉前敌大将之命，作探险之行，以便对神秘的大秦多知道一些；他到了安息帝国的西陲，想搭当地的船到更远的国度去——这船可能开去的方向，只有循波斯湾南下，或自古吉拉特西向亚丁；然而那口岸——正是古巴比伦之港，或与之毗连、当时海水所及的登陆之处——的船主们成功地劝阻了他。他们的动机，在记述此事的同一部史书里可以找到钥匙：「大秦商人由海与安息、印度通商；其王常欲遣使至中国，而安息欲以中国丝与之为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时大秦王安敦」云云。这一切再明白不过：至迟在我们纪元的第一个世纪，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丝绸贸易已经十分兴旺。安息人想垄断它，罗马人为躲开安息人的贪心便求诸海路，而官方的中国要到二世纪才有机会与这条海路相识。陆路与海路之间唯一的、也是重要的一环，是像佛僧法显那样的旅人所连结起来的——他经帕米尔到土耳其斯坦，又摸索着经印度回国，再由海路沿爪哇与马来沿岸而归。

此后不久，由我们那篇简略的史述可以记起，华北在政治上同南方海岸隔绝了四个世纪。因此，北方的拓跋人对南洋讲不出什么新东西，而南京的历代南朝对沙漠诸道上的事同样一无所知，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些南朝仍同锡兰、印度与印度支那保持往来，有充分理由相信，兴旺的贸易一如从前，不曾间断。直到穆罕默德的时代为止，看来自印度派出的殖民地一直经营着或资助着同远东的全部海洋贸易；在多数情形下，他们甚至直接统治着爪哇、马来半岛与印度支那的沿海之民。就中国的贸易而言，似乎笼罩着极深的国际和平：既没有帆船船主去征服土人的举动，也没有黑肤的君长去骚扰商人、敲诈勒索。公元二二六年有一处专门的记载，说一位大秦商人来到吴帝的朝廷（先在南京，后在汉口对面的武昌），吴帝送了他几个黑矮人带回去当稀罕物；此外关于那个国家，除了与印度贸易有关的以外，再没有什么新说。拓跋一朝的史书，在关于大秦添了几条新细节之余，说其国都名叫安都（安条克）。更早的史书描述其都城时并不用这个名字。说来奇怪，这部北方的记述接着又描述「另有一条经永昌由水路往大秦之道」；这（实际上就是伊洛瓦底江的上源）显然是指关于安敦的那个老故事，因为关于罗马帝国几乎可以肯定并无新事发生。不过这些不同的史述，虽然显然常是彼此抄录、或同抄一份藏在内府的共同原件，却往往因为补上了别的抄手认为不要紧而略去的细节而显得重要。唯一要紧、也值得着重指出的一点是：罗马与中国两方面的记载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基督纪元最初的五六个世纪里，红海诸港（佩特拉等处）与印度支那诸港（仰光等处）之间，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与西安府之间，都存在着丝、铁、玻璃、织物以及其他许多货品的陆上与海上贸易；但迄今看来，关税、转运税或船钞的问题，在中国即使出现过，也从未凸显到台面上来。

中国人第一次听说阿拉伯人是在公元六二八年，称之为大食，事由是波斯反抗其跋扈的主子突厥。其时穆罕默德尚未去世，而交通之速也并不比六百年前更快；由此我们正好得到一个实例，可见欧洲政局变动的消息传到中国要多久。「拂菻」这个名字此时也第一次出现，其国之人（我认为就是「佛郎」即「法兰克」）被干脆地记作「亦称大秦」。前面我已把隋朝那位精力过人却疯疯癫癫的皇帝比作一类卡利古拉；据记载，他曾试图同拂菻通使而未成。这位君主既曾遣使由海路往暹罗，又曾亲入突厥可汗的帐幕，还亲临朝鲜都城（奉天）被攻下之役；可见他的精力与好奇心都足以解开欧洲这个谜——只要解得开。关于大食与拂菻在字源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学者间已有过没完没了的争论；但几乎可以断定，至少有些时候指的是巴格达的阿拉伯人和叙利亚的景教徒。远东这一类时代错置、混淆或推广的例子还有：俄国人用「契塔」（蒙古语复数「契丹」）一词泛称一切中国人，尽管中国只有一小部分曾受契丹统治，而且在俄国人最初拾得这个词的时候，那一部分也早已不归契丹治了。

阿拉伯的商人与传教士如何沿非洲与阿拉伯海岸散布开去，大胆地航行印度洋，在古吉拉特与马拉巴尔沿岸、在锡兰、苏门答腊与爪哇设立商馆，随后又在广州与中国别的口岸设立商馆——这些不必再讲了。六五八年，中国设了一所算学馆。七世纪中叶，我们也第一次听说对进口的香料、樟脑与贵重木材按实物抽什一之税，主其事的是专为监督外贸而设的一员官；据载其中一位于公元七六三年在广州任上，而就在五年之前，阿拉伯人与波斯人曾对该城发起一次海盗式的袭击，抢掠并烧毁了几处货栈，此事见于唐朝的史书。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关于九世纪远东商务情形的记述，以及又晚约一个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赛义德的评论，都印证了中国人的说法，使我们可以确信：其时整个印度洋上都流动着热闹的国际往来。连中国的记载也说，广州的外国船只有载重一千「巴哈尔」的——那是一个印度字，意思是「四分之一吨」。

五世纪将尽时，突厥人出现在中国边境上，为的是用自己的出产来换购丝与绵絮。突厥人是治铁的，而最早听说他们所在的凉州一带，如我们所见，正是中国史上提到的最古的产铁之地。茶此时第一次作为商品出现；从那一天起直到今日，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西藏，以至最后的欧洲，都把茶看作他们同中国贸易的头等大宗。那块以叙利亚文与汉文刻成、题于公元七八一年的景教碑——别的章节里也提到过——感激地记下了唐朝诸帝对基督教旅人的宽容。其时西安府有外国人家四千余户；又因吐蕃恰在此时占据了土耳其斯坦，他们多数只好在中国长住下来。

唐朝崩溃至宋朝兴起之间的那段无政府时期，也就是十世纪的大半，广州似乎失去了它作为对外贸易主要中心的地位。九八五年，海商被禁止操其旧业。个中缘由多半是：华南到处都是割据的小朝廷，广州也在其内；而宋朝在同北方的契丹把各自的势力范围划清之前，无暇顾及广州那样辽远的地方。因此，关于唐古忒与朝鲜之间陆路贸易的记载，倒比关于南洋帆船贸易的记载更为常见。其结果是海上贸易的一部分转移到杭州与（今日的）宁波；公元一〇〇〇年，应外商代言人之请，这两处设了市舶之官。人们也曾设法为泉州（马可·波罗的刺桐）争取同样的设官，于公元一〇八七年获准；但我在宋史里看到一一一四年有一条记载，说广州的海关监督其时仍须每年向朝廷进献珍珠与象牙。博学的德国汉学家、我的朋友夏德博士，几年前得到一部极罕见的中国著作《诸蕃志》，作者是当朝宋室的一位宗室，十二世纪末年正任此职。汕头、福建近海、广州与雷州半岛的海盗，在正史里屡被提及，可见其时整个海岸大概都不安宁；但一一四一年有记载说，订立了「海舶条法」。一一三二年裁撤了福建的市舶官。一一五六年为便利贸易，把各省的征税卡一律关闭。一一五七年令广州海关监督稽查外商假称入贡的行径。一一六六年关闭浙江的两处市舶司。一一七三年与一一八二年，限制外商买卖金银。一一九九年，日本与朝鲜商人在铜「钱」上的经营受到某种限制。一二〇四年，干浦第一次驻扎水军。一二〇五年裁撤广东的八十一处分卡（即厘金卡）。一二一一年停征广西的牛税。如此等等。篇幅所限，这里只能说到：中国人其时已知非洲海岸直到桑给巴尔，知红海，甚至（限于传闻的程度）知埃及与西西里。阿拉伯人在远东贸易的大中心是三佛齐，即今苏门答腊的巨港；中国帆船随着两季信风，在该地与福建沿海之间按时往返，载去瓷器、丝绸、樟脑、大黄、铁、糖与贵金属，在巨港换取来自叙利亚、阿拉伯与印度的香料、珠宝、象牙、珊瑚、良刀、印本、织物及其他物品。交趾支那——多半就是今日岘港附近的「费福」——作为半途的一站也加入这项贸易，却对一切进口货课以百分之二十的重费。史书特别说明，半岛的北部、即我们今日所谓东京，并无对外贸易。巨港之后，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是蓝里（亚齐），以及爪哇、婆罗洲、或许还有马尼拉的几处口岸。同华北也有活跃的贸易，这也是显然的；因为一一三〇年，女真鞑靼把本土的中国宋朝赶过扬子江之后，曾「禁福建、广东、浙江商舶往山东，恐女真藉以为向导」。一一七三年禁止银与丝「北运」；一一七八年，以牛马驮茶北去者定为死罪。一一九二年裁撤雅州的税关——所指显然是藏茶。

马可·波罗游南洋时对这同一项海洋贸易所作的记述，起初在欧洲被人不信；然而他所举的地名，无论在非洲、阿拉伯、印度、苏门答腊还是爪哇，几乎每一处都能同蒙古史、或上引那部宋朝著作、或继蒙古而起的明史里所提到的商埠对上号。已故的玉尔上校在他那部关于马可·波罗先生的不朽之作里，把这题目论述得如此穷尽，再举证据便完全多余了——除非是为了证明某些细枝末节的准确与否。此外，若干有能力查阅中文原典的先生们，也已把郑和及其他中国太监的航行详加刊布：那是十五世纪初，南京与北京的皇帝派他们担负种种外交与商务的使命，出使印度洋上红海、波斯湾与新加坡之间大多数的国家。

（附图：略图一幅，约略标出中国航海记载中所提到的大部分地名；框出的名字系古名或已废之名。）

以上关于早期通商的历史素描，虽不免残缺而浮浅，但同前几章合看，或许足以铺平道路，好来讲述远东贸易史上那个大转折——欧洲人来到中国海。

第四章商道

自汉武帝麾下诸将初辟陆路以来，中国人便说得很明白：通西方的大道有两条。直到今日，它们仍沿用北道、南道的旧名——所谓南北，是以横亘其间的天山为界。汉时，「山北六国」是游牧之邦，「三十六城郭之国」则已定居。北道，又称准噶尔道，又称大道，自西安府起，经青海之北，过甘州、肃州、安西州的布隆吉河，以达哈密、巴里坤、玛纳斯、乌鲁木齐与伊犁。天山「必须翻越」，翻越之处不在哈密，便在吐鲁番；而吐鲁番一地，名目屡易，向来是中国势力的枢纽——当然，得是中国势力伸得到那里的时候。换言之，自巴里坤往乌鲁木齐，你若愿意，尽可绕道吐鲁番。南道，又称喀什噶尔道，又称捷道，是从北道分出去的：或在吐鲁番分出而趋喀喇沙尔，或在布隆吉河分出而趋罗布泊；到了那里又一分为二——或北出戈壁与塔里木河（即叶尔羌河）之北，过库尔勒；或南绕戈壁，过和阗、叶尔羌，从通往克什米尔的喀喇昆仑山口以北、以及隔断西藏与克什米尔的昆仑山分水岭以北穿过。此喀喇昆仑山口，切不可与蒙古的哈剌和林城相混；也不可忘记，地名时常更易，而我为免书中充塞佶屈聱牙的音节，对其中许多变动一概略去。自喀什噶尔再往前，最早的中国行旅显然是翻过帕米尔，到巴达克山、坎大哈或喀布尔去的。

中国有一则古老的传说，讲外国使臣乘「指南车」被送回安南；有人便据此轻率地断定，公元前一一〇年已知用磁石指南了。我们所能公允地推出的，不过是那时南方已有陆路通商而已。约当公元前一三四年，一名中国使者到今日的广州，见到几样奇异的土产，据说来自今日的云南。他回京途中，向今四川的商贾打听这些货色，才发现云南、贵州与广州之间原有定期的船运往来。公元前一一二年，武帝诸将分几路由湖南、江西进讨南越，便利用了这一发现，另从四川、贵州发兵下船；两处所凭借的，都是西江那些分头而出的上源——此事在「盐」一章里还要细说。而早在公元前一九六年，南越王就已向汉帝申诉：他的牛、铁与器用之贸易受到长沙王（湖南）的阻挠。可见由广州北江与湖南湘江而行的商道，在这以前很久便已通行了。

中国的记载说，安息人陆行以车，水行以舟。所记道里的写法，显然是以波斯的「法尔桑」（十英里）为一程。两个世纪后中国的取经僧则以印度的「由旬」计程，两者也许是一回事。安息的里程问题，我那位博学而不惮烦的朋友夏德已经理董得十分透彻：他指出，自安息京城（初在阿姆河上，后来远迁于西）向东有一条路，长一千六百英里，直抵木鹿的安条克（近马尔吉兰或浩罕）的边界上；此地当时的中国史家称为「木鹿」，有人推测即《阿维斯陀》里的密特鲁。自安息京城向西，另有一条路，越扎格罗斯山脉一千二百英里至泰西封，再三百二十英里至希拉（巴比伦的港口）。这西头的一段贸易，我们不必多费心思：它为安息人与波斯人所垄断，中国的商队无论如何是从未涉足的。但显而易见，木鹿一地又把我们带回到离中国边界极近的地方，至少是带回到中国势力所及的区域——两千年前张骞最先到过那里，五十年前满人则在那里作了最后的争夺。

还有一层要记住：通广州的水道，有几条也不过是在耶稣纪元前一百年才发现的；因此中国北部或西部的丝绸绝无可能由海路运出，帝国在扬子江以南也并无治理有素的疆土，更没有成批的丝绸囤积。普林尼（公元二三年至七九年）提到，从中国来的货物中有铁；而在公元前二〇〇年——如前所说，那时丝绸决不可能由海路径达罗马——中国的记载却特地提到今凉州一带有一族人因盐铁之利而致富，而秦始皇（他本人正出自陕西）曾对铁课以重税。由此看来，丝与铁分明都走陆路，直到两百年后安息人贪得无厌，才把它们逼上海道。中国人开列了从大秦输入的物产，名目在五十种以上。

托勒密与阿里安（二世纪）说到「支那」、「秦」、「赛里斯」，以及那座「石塔」（约莫是塔什干或叶尔羌附近的塔什库尔干一类地方，其义即「石城」或「石堡」）。在「早期的通商观念」一章里，我已说明自仰光而来的陆路，以及由伊洛瓦底江、湄公河或萨尔温江入中国的三条缅甸道之一（经八莫、埃斯莫、景洪，或滚弄渡），如何为安敦的「贡使」所取。

我们要断定古时海陆商道的走向，中国取经僧所经的路线是不可忽略的。公元五世纪之初，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法显——自今西安府启程，经今兰州（即公元前二〇〇年产铁之地）、今甘州（长期为回鹘之都）、敦煌（今仍旧名）、今罗布泊、今喀喇沙尔、和阗（今仍旧名）、今库克亚尔与塔什库尔干；再由印度河左岸绕到右岸，所走是一条无从考实的迂回之路，但多半就是今日中国与印度商人所走的那一条——更不必说我们自己的旅行家、狩猎者与探险者了——即经赛图拉、喀喇昆仑山口、斯利那加，渡印度河至迪尔。由此他到今白沙瓦与喀布尔，在班努再渡印度河。

（附图：略图一幅，标出中国人所知、或使臣往来于中国所经的海上航路，并示鄂多立克与孟高维诺的行程。）

其后他径穿印度，顺恒河流域而下，到今加尔各答附近；在那里登舟往锡兰、爪哇，再到山东胶州（今属德国势力范围）。看来船户本想驶往广州，却被风吹得远远偏北；他再从那里回到西安府（公元四一四年）。

据说亚历山大城的科斯马斯——他本人便是在阿拉伯与印度做买卖的商人（公元五三〇年至五五〇年间）——在他的《地志》里说，那一带有海路的贸易通往「秦尼斯坦」，其地东临大洋。他还提到，早一百年，基督教已存在于木鹿与撒马尔罕，并已传布到大夏人与匈人中间。

按年代与分量，其次的一位中国取经僧是玄奘。他也自今西安府出发，时在公元六二九年，（想必循法显的旧路）到了今吐鲁番与喀喇沙尔一带，其时已入西突厥突骑施部之手；由此过库车（今仍旧名），沿南路即阿克苏一线，翻天山某隘，至今伊塞克湖与托克马克。在「千泉」附近，他遇见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可汗拨给他一名通译，送他往迦毕试。正如早一辈的希腊使臣泽马尔库斯一样，西突厥与突厥本部之别，似乎从未进过这位僧人的脑子。此后他经怛罗斯（今奥利阿塔）、白水城（阿克苏，即「白水」，近奇姆肯特），到今努吉肯特与塔什干、撒马尔罕、渴石、铁门（打耳班）、吐火罗、巴尔赫、巴米扬，以至迦毕试。到这里，他不但把我们带到当年张骞寻访为匈奴所逐的月氏（印度斯基泰）游牧之部时所发现的地面，也带到离希腊与安息的木鹿旧边不远之处；而且他还给我们讲了犍陀罗王迦腻色迦（公元四〇年）的故事——此王本是贵霜即印度斯基泰诸君之一；从他们的君主迦德菲塞斯的钱币看，这一族的相貌分明是突厥式的。玄奘过境时，阿姆河上旧日的吐火罗即「嚈哒」之国已为突厥所破。

他对自己在北印度、南印度的游历与见闻记述甚详；历尽无数有趣的经历之后，取道呾叉始罗、迦毕试、兴都库什与安得拉缚，回到阿姆河；又由识匿与帕米尔，过大龙池，越山至朅盘陀——那是一个古国，离今喀什噶尔不会太远。此行费时十七年。值得一提的是，约十年之后（公元六五五年至六六〇年间），中国皇帝把吐火罗的都城立为「月氏府」，即八百年前被逐到那里去的月氏游牧之民的城。吐火罗王素与景教徒亲善，又是反阿拉伯一党之首，大约就在此时献地图于中国，请求把和阗至波斯之间为阿拉伯人所取的地方收入中国的保护之下。

作重要旅行的僧人，决不止这两位。僧人义净（公元六四三年至七一三年）有一部著作；他本人曾漫游苏门答腊、「末罗瑜」、尼科巴群岛、胡格利河诸口与今比哈尔，循原路回到广州，再赴当时朝廷所在的河南府。我的好友沙畹先生已把这部书全译出来，不过书中于地理只是随笔带过，主旨在劝进佛法。书中开列了六十位作此壮游的僧人，有的走陆路，有的走海路，其所以发愿而行，纯出于文墨与慈悲的热忱——一心要到源头上去把佛门仪轨弄个明白。

（附图：略图一幅，用以说明中国通往印度的水陆门径，并示若干主要路线——法显之行、玄奘之行、义净之行、鄂多立克之行等等；比例尺以英里计。）

当其时，佛法独尊，自阿富汗至日本一线，都受它强大的教化之力；无论沿海还是沿陆上诸国的链条，它都还不曾受到狂热的伊斯兰教的冲击。景教、印度与中国的僧侣数以百计，能够由陆由海在全亚洲自由来去，这件事即使未必直接照见通商的实况，至少足以证明：当时人所走的商道，同从前所走的、同如今所走的，正是同样的路线。就我所见，十三世纪的蒙古诸将一般取最北的一条路，过伊塞克湖，因为那里的气候最宜于人马；至于偏南的几条路，他们从来不走，只有一两次走过法显与玄奘所经路线的某些段落。缘故很明白：那里没有牧草，也没有足够的地面容得下他们的大车。

公元五六九年拜占庭回访使团所走的路，即前文说到的查士丁二世遣往突厥、由泽马尔库斯与粟特人马尼阿克率领的那一次，实际上正穿过吐火罗或粟特之地——最早遇见的突厥人就在那里，拿铁来送人或出售。可汗的牙帐设在「厄克塔格」或「厄克特尔」（突厥语阿克塔格，即「白山」）；泽马尔库斯在那里得赠一名吉尔吉斯姬妾，随后随可汗往波斯，途中在一处名怛罗斯的地方停留。我倾向于认为，那位「迪扎布尔」可汗根本不是大突厥可汗，而是西突厥可汗，其牙帐当在伊塞克湖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归途中泽马尔库斯渡过「乌赫」（阿姆河），长途跋涉之后到了一个大湖，沿湖走了十二天；又渡四条河，都是北流注入里海的，穿过阿兰之地与高加索，在特拉比松登舟往君士坦丁堡。

此前数年，突厥人曾准许身为其粟特属民的马尼阿克前往波斯，去商定同中国的丝绸贸易可以少受些阻挠；但当地一名印度斯基泰使臣卡图尔弗斯从中作梗，于是波斯人惧突厥见怒，遣使往华北。突厥人因此又遣马尼阿克经高加索赴君士坦丁堡，使臣得以申明印度斯基泰（「嚈哒」、厄弗达利特，中国人作「嚈哒」）已被兼并。就在这时候，查士丁遣他偕泽马尔库斯同还，为之向导，即上文所述。凡此种种，对许多事情都是极清楚的印证：古时的铁与丝之贸易，西突厥在怛罗斯的驻牧，后来鲁布鲁乞所循之路，等等。

唐初（七世纪），据说有大批波斯商人浮海而来，散布于全帝国。到了九世纪末，李唐一朝在纷乱中收场，他们与别的外国人遂把买卖限在广州一隅。除「早期的通商观念」一章已提到的那些记载之外，还有阿拉伯人瓦哈卜与阿布·赛义德常被征引的叙述（公元八五〇年至八七七年间），再一次证明印度洋沿线海上贸易之盛，而波斯人在人数与劲头上似乎都在阿拉伯人之上。

前面已经说过，公元六二八年，波斯人在受突厥压制百年之后摆脱了突厥的羁轭。伊嗣俟之子卑路斯逃出他们的报复，奔吐火罗，向中国皇帝求援；皇帝于六五一年遣使责让阿拉伯人。波斯王伊嗣俟在奔吐火罗的途中已为阿拉伯人所杀，而六三六年卡迪西亚一役，萨珊王朝遂告终结。六六一年中国接管和阗至波斯之间诸国的政务，卑路斯被任为中国的都督。其后又遭阿拉伯人攻击，六七〇年他逃往西安府，卒于其地。中国的回教徒不知怎地把常胜的阿拉伯将领赛义德·宛葛斯同最早浮海到广州的阿拉伯人混作一谈，并且向来有一种传说：七五一年所建、至今犹存的那座著名的阿拉伯塔，便是他的墓。广州别的清真寺里，还能找到阿拉伯文、波斯文与汉文的三体碑铭。

据阿拉伯方面的史料，他们的将领屈底波在七〇五年至七〇七年间平定巴尔赫、木鹿与布哈拉；自布哈拉回师途中，遭突厥人、粟特人（吐火罗）与拔汗那人（浩罕）的邀击。七〇九年他们击败突厥，七一〇年立粟特王。其中全然不提嚈哒的统治——到这时候，它连影子也该消失干净了。凡此都与中国的史籍相合。希腊著作家提到这些「阿卜德利」即嚈哒人时，也提到「桃花石」一名；中国人自己写作「桃花石」，说那是高亚细亚之民用来称呼中国人的。

八世纪中，阿拉伯使团数次经吐火罗、南道北支、布隆吉河、西宁与凉州来华。当时中国军中用外国人极多，阿拉伯人与回鹘人（可见其中已有一部分入了回教）都曾助中国从叛军手中收复西安府与河南府。这些人或另一批阿拉伯人，看来又从西宁一路摸到扬子江的上源，因为公元八〇一年，他们同撒马尔罕人或吐火罗人（康国）一道，出现在金沙江上源吐蕃与暹罗人（南诏）的争战之中。附带一提，一七八八年廓尔喀之役，一位满洲将领曾自西宁越木鲁乌苏与西藏，大胆疾趋尼泊尔；多半会查明他同那些阿拉伯人所走的是同一条路，直到扎陵湖（近黄河源）为止——路在那里分岔。

唐亡宋兴之间的五代之乱（约公元九〇〇年至九六〇年），不见阿拉伯人的记载；但有证据表明和阗与回鹘之间交好，南道的南支上贸易颇盛。通古斯族契丹与女真据有华北的整个时期（公元九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阿拉伯人只有一两次北上。九二四年，契丹的开国之君正在鄂尔浑河上，想劝甘州回鹘迁回故地；一个阿拉伯使团旋即出现在鄂尔浑河上，向他求婚。这使团多半不是自西北循乌里雅苏台道而来，大概走的是自西安府通西方的那条大驿道——当时那条路正穿过回鹘的地面。一一二〇年，另一个阿拉伯使团怀着同样的来意，竟真的娶到了一位契丹公主。

另一方面，公元九六八年至一一一六年间，有将近三十个阿拉伯使团是由海路来的。更早些，九六六年，一位曾由陆路周历西方的僧人，曾把礼物带去，并「召」其王向中国朝贡。有一处把那王称作「可里弗」（哈里发），又有一处说使臣是同交趾支那宾瞳龙的使团结伴而来的。一〇一七年，「番舶之税」曾特别减免一半，以示对阿拉伯人的优遇；后来在广州说起这些人，便说他们的国在泉州西北四十余日程之外的蓝里（或即拉尔），自蓝里再行六十日。往后我们会看到，中国船只在南海过冬原是极寻常的事。

北宋一朝（自公元九六〇年至一一二七年南渡），西安府城南门内设有「蕃客邸」一所，即番人的客栈。这一时期绝口不闻景教之事；但开封府至今还留着若干关于当地犹太人的记载，据多巴尔神父看，他们从前多半是作为商人来中国的。

论宋代的海上贸易，最可信据的是夏德；他搜求得几种极可宝贵而罕见的中国载籍。前面已经说过，公元九九九年广州失其独占之势，那年在今宁波与杭州设了市舶之官；澉浦——即马可·波罗的「甘浦」——一二〇五年立为水陆之戍，地正在两者之间相对处。明史特别记载，蒙古时代甘浦是一大贸易中心，因此筑城设治，成了一座市镇；此地至今尚存，仍叫澉浦，却已微不足道，几乎被人忘却了。然而早在一〇八七年，远在澉浦扬名之前，刺桐（泉州府）的商人便已取得了那求之久矣的官方认可。

琉球与日本之间显然有贸易往来；书中对苏门答腊、爪哇与婆罗洲都有详尽的描述，刺桐的海船趁东北季风，六个星期便到那些地方。但夏德以为马尼拉此时已被发现，我看并无确证。船只通常要等到来年春天顺风，才载着往锡兰、马拉巴尔海岸以及阿拉伯与非洲诸港去；在这些地名中，柏培拉、施曷（设拉夫）与佐法尔可由所用汉字确切考定。无论从中国的正史，还是从夏德博士那部罕见的书里，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桑给巴尔在寻常的航程之内；此外还有对坎贝、古吉拉特、马尔瓦、巴格达、巴士拉以及波斯湾其他地方的记述。

有一点值得注意：一位中国作者（公元一〇〇〇年）把广州的「海舶蕃客」同西安府大秦寺的「祆教之徒」视为一类。从前有人以为这两个字所指的是景教徒；但就在不久以前，我那位可惜已经作古的朋友德维理亚已经证明，他们乃是波斯的祆教徒与摩尼教徒。中国人对由陆由海而来的同一民族的各支，辨认起来向来迟钝；举一个例：一百二十年前的廓尔喀之役，尼泊尔方面曾有外交上的陈说，愿助中国对付在「广州」通商的加尔各答「佛郎机」。直到叶尔羌之役中驻防大臣把「佛郎机」占了旁遮普的消息神秘兮兮地报到北京，皇帝才恍然惊觉：原来两处所说的佛郎机或「披楞」，不过就是他那些老相识、也极讨厌的「英吉利」。

成吉思汗的征服，重又把西方的大商道畅畅快快地打开了。这位征服者头一回勃然大怒，直接的起因是讹答剌边吏的背信——讹答剌在锡尔河上或其近旁，离我们今日的彼罗夫斯克堡不远。一二一八年将尽时他离开斡难河畔的故地，径趋额尔齐斯河；随后各路盟军来会，他取伊塞克湖以北之路进抵讹答剌，一二一九年年底城破被掠。接着他渡锡尔河，进攻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在撒马尔罕时，他忽发奇想，火速遣人回山东去请一位中国的道家哲人；那人立即随蒙古向导启程，经北京、张家口至克鲁伦河，再沿土拉河岸，过哈剌和林到乌鲁木齐，然后穿回鹘之地至阿力麻里（伊犁），循伊塞克湖以北之路至赛里木、忽毡与撒马尔罕。成吉思汗的几名使者在那里迎着他，护送他经渴石、打耳班，渡阿姆河至巴尔赫。这条最靠北的路，切不可同前面首先说到的「北（天山）道」相混——北道是从哈密、乌鲁木齐到伊犁，再翻山口到喀什噶尔的。

一二五四年至一二五五年，小亚美尼亚王遣其弟携礼物见贵由汗。这位王弟先去见拔都与撒里答，同鲁布鲁乞一样；然后穿过草原之地，经今科布多与乌里雅苏台，由伊塞克湖以北赴哈剌和林。归途他取最南的一条路，经今乌鲁木齐与伊塞克湖南岸；再由塔什干、讹答剌至撒马尔罕、布哈拉、德黑兰与大不里士。鲁布鲁乞从伏尔加河到怛罗斯用了将近两个月；再沿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路走，一个月便到了哈剌和林。窝阔台那位契丹大臣，我要在「历法」一节里说到；他的曾孙耶律希亮后来曾徒步自敦煌走到乌鲁木齐、玛纳斯与叶密立（近塔尔巴哈台）。总而言之，无论对大车、牲口还是步行的人，那条可以称为干线的北方大驿道，显然都比它南北两边的路更为可取。

马可·波罗本人所循，似乎就是那条寻常的干道：自巴尔赫经多加纳（吐火罗）、昆都士、塔里寒、巴达克山、识匿、塔哈尔玛（塔什库尔干）、喀什噶尔、叶尔羌、喀喇沙尔、罗布泊、沙州（敦煌）、哈密力（哈密）、赤斤的「怛罗斯」即平川（那是赤斤回鹘，同巴尔喀什湖附近的怛罗斯不是一处）、肃州、甘州、亦集乃，以至哈剌和林。我该说明，蒙古史里特别提到亦集乃道以及高亚细亚许多别的支路，或为忽必烈所修，或为他所辟。我所举的地名，都见于随书所附的几幅略图之一。马可·波罗对云南与缅甸的记述，说的不过是今日经腾越与八莫（伊洛瓦底江）的那条主要商道。他从未到过更南的掸邦，也未到过暹罗；因此半岛上另外仅有的两条商道——一条经滚弄渡（萨尔温江），一条经景洪（湄公河）——他都不曾提及。从那时到如今，一切并无实质的变化：每年秋季买卖的时节，八莫四周的空地上，随时可以看见云南来的中国骡子多至五千头，拴在自家的驮子中间。另外两条路也正为毛淡棉与暹罗的贸易大为通行。

马可·波罗的「刺桐」，就一切实际而言，无疑是厦门南北紧邻的地方之一；在商人的意义上，它几乎可以断定兼指漳州与泉州两处。这两处至今仍是通南洋的出洋与贸易大埠，都靠近厦门湾内那个欧洲人的「通商口岸」。「刺桐」究竟何指，学者们争了很久；但我以为它几乎可以断定是海边的海澄——此地虽到一五六四年才立为正式的「县城」，其名却必已沿用甚久；正如上海到一二九一年才立县，澉浦到明朝才立，汉口到一八九九年（去年）才立一样。

马可·波罗接着记述自刺桐出海的航程：占城（会安）、爪哇、罗斛（暹罗）、彭坦（万丹，或巴达维亚）；小爪哇、法儿剌、巴思马、撒马剌、答哥罗因、南巫里、班卒儿（皆在苏门答腊岛上）；翠蓝屿（尼科巴）、安达曼、锡兰、马八儿、马苏利帕坦（或即中国所谓「注辇」）、马德拉斯、拉尔、加异勒、俱蓝、甘巴里、德里、马拉巴尔、古吉拉特、塔纳（近孟买）、坎贝、苏门那特、索科特拉、「马达加斯加」（摩加迪沙）、桑给巴尔、阿比西尼亚、施曷（沙赫尔）、佐法尔、卡尔哈特与忽鲁谟斯。这些名字几乎没有一个不见于中国关于忽必烈同印度洋交涉的史籍，或两百年后明史关于太监下西洋的记载。凡中国方面未曾明白提到的，大抵是因为地名显然已改，或另有足够的缘由；多数的出入都能得到满意的解释。

再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他于一三三九年自亚丁航往摩加迪沙，正在蒙古与明朝之交。他到桑给巴尔，再到「查法尔」（佐法尔）、忽鲁谟斯、拉尔、孟加拉、爪哇（苏门答腊）、「大爪哇」（爪哇），以及中国的刺桐；自刺桐又到「行在」（马可·波罗的京师，即杭州）。他在那里听说蒙古王朝行将倾覆，便回刺桐，搭一艘苏门答腊的海船往爪哇与苏门答腊，再由此驶往俱蓝与古里，一三四七年回到佐法尔及阿拉伯别的地方。

西安府那座著名的碑，为一中国基督徒所发现，一六二五年经曾德昭神父作了报告；它又一次证明，叙利亚人——若不也包括欧洲人的话——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走着自美索不达米亚到中国的那条大道。此碑作于公元七八一年，出自大秦寺一位僧人之手，详述基督教的源流。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把景教徒同祆教徒、同波斯人一般地混为一谈。那位才气焕发的耶稣会士、我所敬重的通信人夏鸣雷神父，甚至深信我们终有一天能在渭水岸上（西安府）找到与使徒时代同时的基督教传教的证据；但这个指望，我不能不认为过于乐观了。这块景教碑上的汉文与叙利亚文字迹清晰可辨，碑中提到一道诏书，年在

（附图：略图一幅，示印度洋与「中国南海」沿岸诸地，木骨都束、卜剌哇等皆在其中。）

公元六三八年，准许基督教流行，并特别提到大秦僧阿罗本。这道诏书的原文，汉学家们久寻不获，最后于一八五五年由不知疲倦的伟烈亚力发掘出来；他抄本上的文字只有一处不同：阿罗本被写作波斯人，而非大秦人。这一出入的缘故，前面已经解释过两次了。几年前俄国旅行家在鄂尔浑河上回鹘故都发现的那块三体（回鹘、突厥、汉）石刻，年代约在公元八三〇年，其中提到一种西方的宗教，不是摩尼教便是景教；这一事实又一次把叙利亚与波斯，经由吐火罗，同中国与蒙古连在了一起。

此外便是柏朗嘉宾的使命：一二四五年至一二四七年受英诺森四世之遣往见贵由汗（他经过乃蛮与哈剌契丹之地，再沿准噶尔诸湖到鄂尔浑河附近）；前已说过的鲁布鲁乞一二五四年的出使，也是穿过巴尔喀什湖附近的哈剌契丹之地；一二七七年至一二八〇年尼古拉三世遣方济各会修士致忽必烈汗的书信；以及一二九三年小兄弟会的孟高维诺到北京建立教堂。记他行程的文字说，佛罗伦萨人的商道是经亚速、阿斯特拉罕、希瓦、讹答剌、阿力麻里（伊犁）与甘州。一二八六年至一三三一年间，鄂多立克修士曾亲身走过通中国的陆路与海路的若干段：特拉比松、大不里士、设拉子、巴格达、忽鲁谟斯、印度（塔纳）、马拉巴尔、俱蓝、锡兰、马伊拉普尔（马德拉斯）；再乘中国船往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占城、广州、刺桐，然后翻山到「行在」（杭州）。最后这一段路我自己走过两次，翻过两道山口。

一三三六年，蒙古末代皇帝托一名叫安德烈的「佛郎」人带信给本笃十二世，教皇于次年复了汗的信。一三四〇年，方济各会士马黎诺里在察合台的都城阿力麻里（伊犁）新建了一所教堂——一三三九年，帕斯卡尔的西班牙传教团曾在那里被屠。一三四二年，这个新立的教团又一次被毁；也就在那一年，尼古拉·德·博内继孟高维诺之后到了北京。在「历史」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三四二年有一个「拂郎」人把一匹神骏献到中国；一三七一年明朝的开国之君又托一位一三六七年到北京做买卖的「拂菻」人「捏古伦」，带信往欧洲。一三七五年，又有一个拂菻人随苏门答腊的使团来华。

一三九五年明朝遣往帖木儿处索贡的使臣，取道嘉峪关、哈密、吐鲁番、伊犁与撒马尔罕，又被带往设拉子与伊斯法罕，在那一国滞留数年。一四〇一年因某种争执——多半是为着朝贡之事——使臣被强留不遣；一四〇五年帖木儿不知何故（显然是被索贡一事激怒）率大军渡锡尔河，意在入侵中国。他死于讹答剌，可见至少走到了那里，并且打算再往前走——不过方向与成吉思汗恰好相反，走的却是成吉思汗的旧辙。当时正在撒马尔罕的卡斯蒂利亚使臣克拉维约留下记载说：一四〇四年有一支八百头骆驼的商队，载着丝绸、麝香、大黄与珠宝，自「契丹的汗八里」而来。帖木儿之子遣往中国的使团甚多，明代的实录里都有记载；而中国回访的使臣中，有一位到过哈密、吐鲁番、赛里木、讹答剌、塔什干、撒马尔罕、渴石、布哈拉、赫拉特、忒耳迷与巴达克山。

贝勒博士征引过一位波斯商人论「秦」或「契丹」贸易的著作，年代约在一五〇〇年，其中提到帖木儿之孙约在一四四九年遣使中国；但这部波斯书的土耳其文译本，无从使我们考定他沿途所经的地名。明史说，撒马尔罕的使团来于一四三〇年、一四三七年、一四四五年、一四四六年与一四四九年。有意思的是，「契丹」（哈塔）与「汗八里」（北京）两名，竟同更古的「秦」、「支那」一起流传得那样长久。直到鄂本笃（一六〇二年至一六〇七年）自喀布尔、叶尔羌与阿姆河上游走到肃州，才头一次证明「契丹」与「中国」原是同一处地方。

明朝太监所循的商道是再清楚不过的。说到底，我们可能弄错的，只是沙岸迁移、水道改徙、因而集散之地随之转移一类的琐事；因为船只一旦离了锚地，不是回头就是前行，两者都得在固定的处所停泊。这班领袖中为首的一位，是那个中国的纳尔西斯，名叫郑和。一四〇五年他率海船六十二艘、二万七千八百人，自上海经厦门、会安、宾瞳龙、昆仑岛以至贡布（柬埔寨）——这些地方我自己一八八八年都去过，而且次第相同，所以太监所记的程站是否合理，我可以亲自作证。或是这一次，或是下一次，他顺路到了基隆（台湾），未能劝动当地的生番入贡；但他留下礼物，并加以记述，还提到「淡水」一名的由来——那至今仍是一个通商口岸的名字。

一四〇七年至一四〇九年，这位太监又往旧港、南巫里、满剌加、暹罗、加异勒与锡兰，在亚齐与康提附近打了几场不小的仗，把中国的上邦之尊摆得十足。一四一二年至一四一六年，他到彭亨、南巫里、阿鲁、吉兰丹、安达曼群岛、柯枝、俱蓝、古里、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竹步与卜剌哇。一四三〇年至一四三一年，他觉得有必要把上述大多数地方再走一遍。他本人始终不曾上溯波斯湾，也不曾入红海；但他遣副使前往，那些人看来直抵吉达，因为他们带回了关于穆罕默德之邦的详细记述。他似乎也从未亲身到过爪哇或婆罗洲，不过这两座岛屿都有别的太监一再造访，马德拉斯、孟加拉，以及（由陆路去的）尼泊尔与西藏也是一样。

本朝满人不得不从头做起，像它的前代一样，在新的或已被遗忘的地面上循陆路一点点摸索。最初的远方发现在十七世纪末：其时康熙帝觉得非亲征至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不足以逐退准噶尔的入犯；他的史臣夸口说，前此登中国之位的皇帝，前此的中国军队，没有一支到过这样远的西方，也没有一支能把三万之众运过沙漠——这话倒是实在的。这位英明君主的儿子与孙子看出，非摧折准噶尔之势不可：他们先在青海与罗布泊向其进攻，继而沿北道推进到布隆吉河与柴达木，最后把整个准噶尔之国彻底荡平，兼并了科布多与准噶尔，到末了连小布哈拉（即喀什噶尔）诸回部也一并收了。

准噶尔人有一次自青海退走，所循之路在嘉峪关以西而至哈密，大多数地图上并未标出。一七三九年他们获准与中国通商，并得赴西藏「熬茶」之权；不过那自然是在其势未破之前。如今西藏与罗布泊之间越昆仑山的直路上，似乎已无长程的商队贸易。在这一连串的征伐中，中国军队走的总是最北的乌里雅苏台一路，或北（准噶尔）道，或南（喀什噶尔）道的两支——总之是几条干线；一八七七年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失地，也可以这样说，只是他压根儿没有用过乌里雅苏台那条路：小路与穿越沙漠的捷径，只在军事奇袭时偶一用之。南道的南支向来用于和阗玉石的输入贸易，那是极古老的一桩生意。

戡定喀什噶尔之后，满人有几年把势力伸到浩罕、布哈拉、识匿与巴达克山；但他们的军队即使一时，也从未深入帕米尔以外太远。为着浩罕有无权利向经色勒库尔一带的克什米尔贸易抽税，双方争执不断；然而中国以茶叶与药材供给浩罕，因此只消把这项要紧的贸易一停，随时可以对乌兹别克人施加压力。

西藏寻常的贡道——成千的人与牲口结成庞大的商队，习以为常地由此赴京——就是古伯察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五年所走的那一条。他循大道自多伦淖尔至察罕库伦，近包头；横渡黄河与鄂尔多斯沙漠的一角，又在喀喇浩特渡了回来。由此他沿黄河左岸与长城至萨扬、碾伯与西宁附近的塔尔寺。从这处歇脚地他再度启程，沿青海以南之路到黄河源头；越舒噶与巴颜喀拉两山，再渡木鲁乌苏，径赴拉萨——看来正是前面说过的满洲廓尔喀之师所走的那条路。

至今仍按期来华的尼泊尔「贡」（贸易）使团，一律取驿路，经日喀则与拉萨至打箭炉。自云南入藏之路虽可通行，却太崎岖，不宜行军，故满人有意弃置不用，正如两千年前汉武帝之所为；不过奥尔良亲王亨利近来倒设法穿越了伊洛瓦底江的最上源。自拉萨西行至拉里有驿路；但中国的驻藏大臣在拉萨实际上等于政治犯：那么中国商人就更无从在更西的地方作什么探查了。

今日中国回教徒赴麦加所循的路线，是值得一看的。一八九三年我在八莫遇见这样一位朝觐者；他自河南省一路而来，正要乘轮船往仰光。一八四一年，一个云南回教徒——此人后来在潘泰之乱中以「老巴巴」知名——取道埃斯莫到景栋、勒迦与阿瓦（曼德勒）；再乘一艘满载云南铜的船到仰光。自这个口岸，他坐轮船经加尔各答、锡兰、马拉巴尔、索科特拉、亚丁与摩卡，再到吉达。回程他搭帆船，最后是绕亚齐而行；途中遇难船破，所停靠的地方多半不是外行人所能指认的。此后他到槟榔屿、满剌加、新加坡、广州（在老清真寺里住了些时），再溯西江到南宁与百色。百色如今是北海、贵州与云南之间脚夫往来的大商埠。

（附图：略图一幅，示中国治权所及的最远界限，以及通入中国的几条商道——安息之路、玄奘之路、泽马尔库斯的商路、印度传法之路，以及通往各处都城的要道。）

不过他还给了我们一条陆路，恰恰就是两千年前的那一条；他那样详细地写出来，显然是要劝勉甘肃的回教徒去尽他们的教门本分：嘉峪关至哈密、吐鲁番、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安集延、浩罕、忽毡、撒马尔罕、布哈拉、巴格达、艾因塔布、阿勒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开罗。或者换一条：艾因塔布、安条克、雅法。若不从布哈拉往巴格达（他列了八个站），也可以自布哈拉往巴尔赫、喀布尔、坎大哈、卡拉特与贝拉，在贝拉登舟。已故的德维理亚搜集过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关于中国回教徒的有趣细节。

再说蒙古，我们会看到西北的贸易集中在包头或其附近，即黄河河套的东北角上；自此有古老的大道经归化城（天德）通往多伦淖尔（喇嘛庙）与张家口，行旅甚便。自归化城又有大道通乌里雅苏台，并接最北的那条远西之路。这几条路对天津的对外贸易关系极大。

至于入满洲之路，晚近的考订确凿地证明：中古时中国遣往女真的使臣，所循正是今日自北京绕行、经山海关、奉天、吉林或长春至阿勒楚喀与三姓的那条大道。今日自汉城或平壤经义州的朝鲜之路也是如此——过义州或经奉天接满洲大道，或经凤凰城一路至金州，在那里与前路会合：这些都是古时的路。契丹的道路我自己大半走过；它们无非是自北京出长城各隘口的大道。直到今日，冬季买卖的时节，满载的骆驼或骡子结成的商队、成群的马匹、赶来出售的牛羊，仍旧像两千年前一样从那里过来。如今俄国人所用的张家口至恰克图之路，并不是他们十七世纪时所偏好的那一条。他们从前是自额尔古纳河上的楚鲁海图出发，渡海拉尔河、越兴安岭，顺雅鲁河谷下到嫩江；再由此西南穿过蒙古东南的草原与山地边区，抵长城的喜峰口。在嫩江上的齐齐哈尔与北京之间，行人要过绰林乌野与莫霍，到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一带。

东京的边界也是一样：道路向来就是现在这几条；唯一的新鲜事，是自云南经老街到河内的红河一路，虽在理论上或许早已知道，实际上却从来不曾作为一条连贯的路通行过，直到二十五年前堵布益切实地把它打通为止。连海防从前也不成其为一个港口。安南人从前不鼓励对华贸易，其时与其故，都和日本人一样：一则因海盗的纠葛，二则怕鸦片的输入。

这一番对商道的辛苦考索，结论说到底却很简单。除一两处例外，无论水陆，今日的熟路正是两千年前的熟路。市集也一样，除极少的例外，不是旧日的市集，便在旧市集近旁，再不然便有特别的、可以追寻的缘由，说明它何以改换了模样。连人也还是那些人，只是因征服、饥荒或别的天翻地覆而在这里那里有所混杂或迁徙。棉花成为新的输入品时，茶叶成了新的输出品：茶在八世纪头一次课税。笨重的货物由巨舶贱价运载，使某些交换易了位；譬如铁，从前是出口货，如今成了进口货：几千吨旧马蹄铁作为压舱物，以低廉的运价运出去。最大的新事物，也是中国经济上最大的祸害，是鸦片；它如今既由外面、也由里面施展它为害的力量。不过把这件事全归罪于我们自己是不公平的，中国的史家也并不这样做。

一个人从这一村走到那一村，走出来的是路；这一走要是连着走过五十个村子，身边又跟着一头驮货的骡子，那便成了大路；若再设有供人与商队歇脚的驿站，那就是驿道了。陆行的人循鼻子走，航海的人循罗盘走（不懂罗盘的便循岬角），走沙漠的人循枯骨走——一九〇〇年的今天与公元前二〇〇年，分毫不差。换言之，通商的历史所昭示于我们的，无非是：我们凭着同样的老材料，因应着附带的种种情势，同我们的祖先当年一模一样。过去五十年里，那些附带的情势格外沉重，因此也就格外闹得天翻地覆——它们便是蒸汽、电力、煤炭、石油；一言以蔽之，「进步」。我们欧洲人是否因「进步」而多得了一分幸福，我看很可疑；至于对中国人，到目前为止，「进步」肯定没有带来什么可喜的结果。

第五章欧洲人东来

最早试图由海路到中国来的欧洲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葡萄牙人确切听说过的第一座大城则是广州。但沙勿略在赴粤途中病死，时在一五五二年，地点是澳门西南一座名叫上川的小岛上的港口。此名不久便讹为「三洲」或「圣约翰」，至今仍沿用此称：澳门的葡萄牙人每年还到那里朝谒一次。澳门随后不久便建立起来；然而直到一五八二年，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巴范济才当真进了广州城，其后又前往当时的省会肇庆，当地音读作「肇兴」。次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到此与他们会合；他历尽种种波折，于一六〇一年偕一两名同伴抵达北京。到这时候，中国人才第一次有机会把那神秘的佛郎机人同半是神话的大秦之国两下印证——在此以前，这两件事之于他们，正如「赛里卡」与「赛里斯」之于西方人一样，是一团猜不透的谜。利玛窦到时，他们实际所知的情形是这样的：

一五一七年，一支「佛郎机」船队出现在圣约翰岛，那里当时是广州与满剌加之间的贸易货栈。葡萄牙人——来的正是他们，由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统领——何以用这个名字传入中国，我们只能猜测；大概同从前的「拂菻」一样，是早已立足的阿拉伯人向中国人解说他们的来历时这样叫的。一五一八年他们似乎遣了一名「加必丹末」（即「海上船长」）携贡物到广州或肇庆，「佛郎机」之名于是头一次上了官册；后来虽也用过「葡萄牙」一词，却似乎始终不曾十分「叫开」，尽管如今澳门的「葡萄牙人」已是我们人人耳熟的了。这些异乡人在广州露面——安德拉德不久便强行闯了进去——自然在官场里闹得沸沸扬扬，何况此时另有葡萄牙船只到过泉州，同沿海各处的商民打交道时颇为横暴粗野。然而一五二〇年终究有一个葡萄牙使团到了北京（究竟由谁率领，不甚分明）；中国政府随即想逼使臣把满剌加交还其正统的国王——那国王名义上是中国的属藩。使团中至少有一人在北京被处死，使臣本人被押解回广州，狼狈不堪，据说死在狱中。这一场败局自然引出了兵戎相见；海战中葡萄牙人所用的大炮很惹人注目，不久也得了「佛郎机」之名，中国有些地方至今仍这样叫。后来中国人似乎借重过葡萄牙人与这些神奇的炮，去惩治本国的海盗：其时贸易已暂时移到沿海的电白（在圣约翰岛以西）；而如今（一五三四年至一五三七年间），葡萄牙人得某位受了重贿的官员之许，占了澳门做商栈；自那一天起到今日，他们从未被逐出去过，虽然直到近几年（一八八七年）以前，其占有之权从未取得法律上的名分。

他们一度在宁波与泉州也另有居留地。宁波的一处毁于一五四九年，多半正当海盗出身的门德斯·平托在那里的时候。平托刚从蒙古的囚禁中逃脱，又从日本回到宁波——日本这个国家，他是第一个见到它的白种人。泉州及其附近也打过一些仗，但中国方面与葡萄牙方面的记述都语焉不详，而且那个口岸的事，大概葡萄牙人插手远不及西班牙人之多。

此后若干年间，中国人出洋贸易受到最严厉的种种禁限，到一五六七年才由福建巡抚奏请解除；无论如何，澳门的贸易是不曾间断的。总的看来，中国人对澳门的筑垒设防，或是无力阻止，或是不愿阻止；何况荷兰人与日本人也开始惹出大麻烦来，因此觉得笼络葡萄牙人是上策。他们的贸易被限定为每年二十五艘船。一六六七年果阿遣使来诉贸易受阻之事；一七一〇年至一七二七年间，葡萄牙国王在中国皇帝同教皇的礼仪之争中十分卖力。但自一七五三年最后一次遣使北京以来，葡萄牙人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与中国官府几乎没有什么往来。直到利玛窦来时，葡萄牙究竟是个什么国家，中国还不大清楚；「葡萄牙」这个名字，一五六四年才传到中国来；即使到今日，照老百姓的旧习惯，通常仍用含混的「西洋」人一语专指葡萄牙人——只有在洋泾浜英语的谈话里是例外，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如今占着澳门的那个混血种族，无论体格还是心性，都远逊于纯粹的葡萄牙人，甚至逊于纯粹的中国人。此地的贸易已经萎缩到无足轻重。

从葡萄牙人说到西班牙人。一五七六年，中国人追捕在台湾一带出没的日本与中国海盗，在马尼拉又碰上了一批佛郎机人；而早在西班牙人到那片海面以前很久，福建商人在那里已有大规模的聚居。一位曾住在那里的墨西哥教士于一六三八年写道：他们的商船来自福州、泉州与厦门，回去时总是空载压舱，只带白银。凡进口货一律纳百分之三的税，出口则一概没有；这一群岛在一五六五年名义上被并入版图。一五七五年，两名西班牙奥斯定会士曾从马尼拉负政治使命到福州与广州。中国人在马尼拉就福建商人的待遇进行交涉时把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混为一谈，原是大可原谅的，因为一五八〇年腓力二世兼并了葡萄牙，此后半个多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合为一国。马尼拉一五七一年被占，其名得自吕宋的一条河；整群岛屿则以西班牙国王之名称为「菲律宾」。中国人当时除了吕宋这个旧有的土名之外不用别的称呼，如今也还是如此。

看来有些好投机的中国人，显然是被墨西哥白银的巨量输入、以及西班牙人换取名目繁多的中国货时除白银之外别无他物这一事实所误，脑子里起了一个念头：马尼拉的金银是俯拾即得的。经他们撺掇，中国派了官员前去查勘；西班牙人疑心中国动了征服的意思，由此结下大怨，终于酿成一场骇人而无理的大屠杀。此事似在一六〇三年；中国人几乎被杀尽，连侥幸不死的也被罚做划船的苦役。然而中国与西班牙双方的记述都说，商船与商贾不久又来了，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只是此后西班牙人对他们的人数定了限额，每人须纳人头税八元。一六六二年又有一次屠杀，其时中国海盗国姓爷刚把荷兰人逐出台湾，扬言要渡海连马尼拉也取了去。自那以后，直到近些年，中国政府对那地方似乎几乎完全不闻不问；而中国的百姓，主要是厦门一带的人，在西班牙严厉而褊狭的治下倒也颇为兴旺。整群岛屿的人口总数与八百万相去不远；如今由美国人占着，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主要的出口是糖、烟草与麻。或许该提一句：一七六二年马尼拉曾被英国人占领，不久纳了赎金交还。

荷兰人于一五九八年至一六〇〇年间最先同香料群岛、万丹（近巴达维亚）与亚齐通商。咖啡在一五八〇年头一次自阿拉伯输入欧洲；其时需求极大，荷兰人遂遣人往摩卡，打算在爪哇种咖啡。一六一〇年他们把贸易关系扩展到日本的平户；但一六四〇年被迫退出，只许留在长崎湾里出岛那一块弹丸之地——不过是一道码头罢了。中国人最初听说有荷兰这么一国，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乘巨舰，载大炮，径趋吕宋（一六〇一年），吕宋人却之，乃转而之澳门。」

日本与中国的海盗刚被逐出基隆（中国海盗遂逃往婆罗洲），便有几只中国渔船漂到台湾，随后商人也开始到那里落户。这条有出息的商路，荷兰人没多久就发现了。一六〇三年至一六〇四年间，他们得某些中国商人的默许，在澎湖登陆得手，一六二四年被逐；其中有若干人被俘解往北京。因了这些事变，中国政府鼓励百姓移民台湾；而荷兰人一六三四年也进而在台湾（台湾南部）建立居留地。这座岛屿最古的名字似乎是「鸡笼山」，得自北端岬角之名；基隆至今仍是极北一处口岸的名字。不过直到十五世纪，船主们才对它认真起来，其时中国商人开始在岛上各处相宜的地点设庄。前面说过日本人对琉球国王的那一手；其后不久，日本人又想在台湾立一块殖民地，不得不同荷兰人争夺；而荷兰人终于在一六六二年被国姓爷逐走——国姓爷本人是半个日本人：他父亲受过洗，教名尼古拉，到过马尼拉与日本，在日本娶了一个当地女子，就是国姓爷的母亲。这里不妨解释一句：「国姓爷」不过是中国「国姓爷」三字的葡萄牙音写，意思是「有御赐国姓的先生」——因为当时有一位中国亲王，正从得胜的满洲兵锋之前南逃，感念他忠义的气概，把明朝的国姓赐给了他。一六六五年，荷兰使臣范霍伦一行到北京；福建地方当局似乎在此前后就台湾的事求过荷兰人相助。直到一六八三年，满人才借荷兰之力，迫使国姓爷一家放弃其在台湾的世袭之权；自此（至一八九五年失去为止），这座岛屿一直作为福建的一部分并入帝国版图。

中国史籍对日本人、佛郎机人与红毛人之间的争斗，记述得相当明白而准确；不过荷兰人自台湾被逐之后，在中国海面上就不如别的欧洲国家那样常被提起了。据中国方面所说，一六五六年荷兰使团在北京议定：荷兰须每八年向满清朝廷入贡一次。一七九八年，蒂进与范罢览率使团访华；自此以后，荷兰似乎便安安分分在南洋群岛料理自家的买卖，不再为满清的官场关系操心；而中国商人在荷兰人严厉而带差别的治下，居然也能兴旺起来。事情就这样过下去，他们在广州的洋行自然照常忙碌，直到一八六三年订立中荷条约为止——那已在第二次中国战争、英法占据北京之后了。即便到了此时，荷兰人仍旧不即不离；若不是想为苏门答腊多弄些苦力，他们大概根本不会往北京派公使。在爪哇与荷属别的殖民地，中国人所享的自由不如在香港或新加坡；但对他们的处置既有见识又有力量，荷兰人小心看着他们，一有起事或自立的苗头便掐在萌芽里，同时极懂得把中国人自治的本事与经商的组织之才用到自己的好处上去。

（附图：略图一幅，用以说明东方岛屿间的贸易范围。）

以上所说都是今日的荷兰人。现在我们得转回头，接上前面欧洲人先后来华的线索。利玛窦死于一六一〇年，因此他并不需要向中国人解说除佛郎机人、意大利人与荷兰人之外，欧洲还实有哪些国度。不过明史里有一章说，据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一七年间来华的西洋人讲，他们的「天主」生在如德亚，即古之大秦。书中又特别说到，利玛窦为中国人绘过一幅欧洲的地图，并向他们讲解天下分为五大洲。他的话很不为人所信，然而皇帝待他仍甚优容。利玛窦死后，庞迪我、罗雅谷、汤若望及别的名耶稣会士继承了他的影响；他们在铸炮、推算日月食以及一般科学上，为中国出力不少。满人入主之后不久，汤若望仍在北京；他吁请宽宥，颇得善遇，谨慎的满人唯恐失掉人才，不论从哪里得来都急于罗致，便任他为钦天监正。他的继任者南怀仁，在三藩之乱中助满洲将帅铸造野战用的大炮；康熙帝本人甚至对基督教表示了极大的好意。不幸传教各会之间互相争执，遂在祭祖一事上使皇帝与教皇之间过早地生出分歧；自那以后，政治便与西方宗教在中国纠缠得再也解不开，教案也从未彻底止息。

英国人最初到来，在荷兰人之后不久。据中国著作家所引的一种说法，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曾于一五九六年遣书致礼于中国，但使团的船遇风失事。一六三七年，据说有英国船五艘自苏门答腊来广州，并在那里动起武来，缘故是葡萄牙人从中构煽，间接迫使地方官阻挠新来者的贸易；不过据说他们在获准销货之后，把攻占的炮台交还了。然而这两件事若果真有，来的人也都被误认作荷兰人——而荷兰人自己的来历，在当时也不过一知半解。国姓爷之时，据信英国人在厦门有过交易；这并非不可能，因为一七三〇年他们确实在那里，其时贸易被禁。无论如何，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将尽时曾在宁波附近的舟山群岛开设洋行，维持了几年。更早些时候，一六八四年，他们在广州已经站住了脚；中国方面且说，一六八五年澳门、漳州（刺桐）、宁波以及上海附近某处已奉准通商。十八世纪中，还有几次想在宁波与天津通商的尝试；但实际上一切正当的对外贸易，无论英国人还是别国人，都被限在广州一口，直到一八四〇年第一次对英战争爆发为止——那场战争，起因是鸦片贸易上的一场误会，以及我们所缴出的鸦片该赔多少价银之争。

一七六五年以前，鸦片的输入起初被看作药材，从未超过二百箱；但一七九六年因吸食者激增，遂全行禁绝。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勋爵在热河觐见皇帝，鸦片似乎并不在特别商议之列。看来一七九五年英国的大班曾表示愿助中国对付作乱的尼泊尔。到一八二〇年，鸦片的输入稳步升至四千箱，中国政府开始感到不安，这不安是有道理的：一则白银大量外流，二则举国将因此而沉沦。一八二一年，趸船被逐往伶仃洋；一八三八年开始严厉查禁。所谓「鸦片战争」那一段凄惨的故事，已经被反复讲过；我自己也曾把中国方面前后最连贯的一种记述择要译出。那记述明白承认：引起战争的是贸易的中断，而非鸦片的销毁；也承认战后皇帝曾自愿开禁，除官员外，准人吸食此物。吸鸦片大损身体、大耗钱财与精力，这是无可置疑的；但连中国人自己也承认，吸食之风的起头，责任在他们不亚于在我们；何况近年来他们还有意把这祸害扩大，听任在中国境内成片成片地公然种植罂粟。如今印度鸦片在总消耗中已不占四分之一。

（原注：一七〇一年至一七〇二年间在那里的凯奇普尔的往来书信，近由考狄先生刊于《远东评论》。）

（原注：我曾把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那几封有趣的信刊于一八九六年七月号《十九世纪》。）

（原注：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勋爵那次无功而返的出使，有一份官方记述见于一八九八年的《教务杂志》。）

第一次战争之后，除广州外，上海、宁波、福州与厦门也辟为通商口岸，向各国开放，此外香港割与英国；此后国际上摩擦的要点，通常都在英商能否住在广州城内这一有争议的要求上。一八五六年，两广总督叶名琛断然拒绝英人入城，借口说文翰总督已于一八四九年正式放弃了这一要求。这种紧张的关系，渐渐而间接地引出了十三行的焚毁与第二次战争；这一次法国也加入了，结果是城外皇帝的圆明园被毁，北京本身也向欧洲各国的外交代表开放。随之而来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又辟了若干新的海口（牛庄、天津、芝罘、汕头）通商，此外还有扬子江上的几处（汉口、九江、镇江）、台湾岛上的两处市场（台湾、淡水）与海南的一处（海口）——不过海口直到一八七六年才实际开埠。俄国乘机扩张其乌苏里的地面，所割的是满洲之地；欧洲别的国家大都赶紧另订条约，为自己取得英法所得的同样的通商与宗教之利，这些将在后文分目详述。

传教之业经这些条约一变而有了全新的地位：从前是一桩危险的营生，没有保护的教士提着脑袋，靠自己的谨慎与克制作保；如今则成了一件比较舒适安全的消遣，既有在新地方畅游之乐，又有领事保护的相当把握。不过也该公道地补一句：有几个差会——例如耶稣会与内地会——一向尽力避开领事干预这种可疑的便宜。

到本章末尾，我们再逐国叙述它们在近代条约中的处境。眼下不妨先说：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英国无疑是北京唯一有影响的强国——若说还有别国，那便是俄国，因其陆界相接、地利之便，居第二而不远。但此时日本开始不祥地向前挤；而普法战争之后，那个与人无争的普鲁士，摇身变作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叫做「德意志」，其在远东的商务与外交代表的规模与气派也随之水涨船高，到一九〇〇年夏天竟至于指挥列强。另一方面，法国战败，使它失去了适当地报复一八七〇年天津戕害法国官员与侨民一案的机会；法国的势力于是有好几年几乎降到了零。接着便是英国领事官马嘉理之死——此人正引导一支英印考察队自缅甸边界进入云南，其死可疑；接着是格罗斯文纳先生那一次徒劳的查办；接着是旷日持久的交涉，终于导出一八七六年的烟台条约。眼前的结果是沿海又开了几处口岸（温州、北海），扬子江上又开了几处（宜昌、芜湖），并有关于鸦片贸易的若干条款，以及中国在欧洲、美洲与日本设常驻使馆。

一八八六年，这些条款结成了所谓「鸦片专条」：一面实际议定遏止印度鸦片输入的进一步增加，一面由香港政府相助，使中国得以省事而低价地对该物课取较高的进口税，但言明在中国内地不得再有任何名目的加征。烟台条约中另一条悬而未决的款目，最终成了一八九〇年的重庆条约，外商由此直接进入四川的腹心。同年的哲孟雄条约则在原则上承认英属印度与西藏通商之权，这原是烟台条约里另有专条规定过的。

英国取上缅甸时，英国政府——或者毋宁说它的代表——急于打消中国的异议，曾略嫌软弱地接受了一项规定：缅甸须按一定年限遣使携礼，在英国监督之下前往中国；这算是承认中国在法理上的宗主权。此项规定见于一八八六年七月缅甸条款的第一条。又因当时已有若干初步举措，意在开辟英属印度与西藏的贸易，故第四条议定不再推进此事，不「过分催逼」——换言之，就是把它搁下，作为堵住中国的嘴、使它不再提缅甸的又一块糖。一八九四年三月的条款「施行」了一八八六年条款的第三条，只处理缅甸边界及其贸易问题，西藏自然只字不提。此时中国已与法国订了一项轻率的条约，把若干掸邦割与法国——那几处邦既可算缅甸的，也可算中国的；英国于是迫使中国以一八九七年二月另一项条款再改一八九四年条款，在别的方向上重划边界，那些方向不那么明显地沾着缅甸的「权利」，因此于缅甸大为有利；条款并规定在埃斯莫与腾越设英国领事。又以专门的附加条款，广州以上那条久所垂涎的西江终于开放通商，连带开了梧州与三水两埠。于是，隔了两千年，我们取得了当年中国从越王手里强夺去的权利。最后，凭一八九八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与威海卫两项专约，我们扩大了对香港对岸大陆的控制，又在山东得了一处新的海军基地，其地恰在俄国与德国的势力范围之间。凡此种种摆在眼前，谁也不能说——不论我们在细节上的判断有过多少失误——大不列颠总的来说未能从中国那种敌视进步的态度所造成的尴尬局面里，为自己捞到数目可观的、五花八门的商业与政治好处。

俄国人是第一个同中国发生国与国关系的欧洲国家，虽说起初中国人极不可能想到把他们同古代的大秦之人、或西洋（欧洲）任何一个影影绰绰的「部族」联在一起。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倒不如说是同吉尔吉斯人、钦察人一样，是西亚极北之地的一个种族。一二四〇年以降蒙古西征的故事屡经传述；但有一件事未必人人尽知：直到那以后一百年，北京的蒙古朝廷里还常常提到俄罗斯的禁卫军，而其时北京的蒙古王朝已摇摇欲坠，对俄罗斯早已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控制。自蒙古覆亡（一三六八年）到满洲兴起（一六四四年）这整段时间里，中国史籍中关于俄国竟无一字；不过据俄国方面的记载，一五六七年曾有一次想促使中国皇帝开启关系的尝试，未成。似乎可以断定，在此二十年前山西曾发现过几个俄国人，但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并不十分清楚：看来最后是几个友善的蒙古人把他们救出了危境。这桩奇事的出处，是贝勒告诉我的，即前面提到的那位好冒险的葡萄牙旅行家门德斯·平托——他曾被中国人俘去，罚修长城。

一六一九年，托波尔斯克总督遣两名哥萨克经张家口赴北京，结果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一六五二年起，满人与俄国人为争黑龙江上的雅克萨（阿尔巴津）展开了长期的角逐。一六五三年巴伊科夫奉使来华。一六八九年八月的尼布楚条约议定俄人放弃阿尔巴津，其中若干人被作为俘虏迁往北京，编入「八旗」。当局并为他们安排了宗教上的教诲，这其实就是北京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胚胎。一九〇〇年八月开仗的瑷珲，在海兰泡对岸，一六八四年立为当地的满洲治所。俄国与满清交涉的历史是一部长篇：其中包括土尔扈特蒙古（卡尔梅克）迁往伏尔加河、满洲使臣图理琛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三〇年间的几次出使，以及他们一七七〇年满怀厌恶地返回中国；俄国一七一九年至一七二七年间的遣使来华；准噶尔诸役与俄国交还逃人；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边界争执；一八五五年俄国占据黑龙江下游；普提雅廷的出使；以及一八五八年的瑷珲条约。他们同中国的商务往来，向来只限于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以及塔尔巴哈台附近微不足道的一点以物易物。

一八六〇年，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借英法攻华所造成的局面，以北京条约将整个乌苏里地区并入俄国。一八六二年订立了一项经张家口陆路通商的条款，后为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五日另一项所取代。中国陷于回乱之中时，俄国一度占了伊犁一省；但一八七六年阿古柏之势既破，中国便着力从俄国手里收回这块要地，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一年终告成功。其间满洲使臣崇厚几乎在里瓦几亚的温柔乡里被哄得放弃了这块土地；他这怯懦的举动之所以被中国否认，多半要归功于（如今的总督）张之洞出于爱国的痛斥。在这样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一直小心翼翼地把俄国人挡在离满洲尽可能远的地方；自阿尔巴津一案以来，满人的政策始终是尽量把那整块地面维持在一片无人旷野的状态。直到一八八八年，英国的领事与武官到那片沃土去看过、并写了报告之后，中国才幡然醒悟，明白这一胆怯之策的荒谬。自那以后，满洲三省已尽快地设官、开垦、招徕人口，从而以自身经济实力的成长来准备抵御俄国的侵逼。

然而甲午之役中中国与满洲武力的彻底崩溃，又给了俄国一个机会，她抓得毫不迟疑，其手法我们都太清楚了。何况修一条西伯利亚铁路的念头，俄国早在克里米亚战争时便已萌生，到一八九一年三月骤然成熟：其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顾诸大臣的异议，断然裁定要修一条一气贯通的干线；而如今，把这条原按亚历山大敕令规划的路线自尼布楚改道穿越满洲，时机似乎正好。一八九六年九月的喀西尼条约取得了这项权利，俄国由此在中华帝国的北方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一直伸到辽东半岛。一八九七年将尽时德国出人意料地攫取胶州，其直接后果是俄国当真占了旅顺与大连湾——喀西尼条约似乎已含混地作过这样的规定，附着某些未加界定的条件。此后事态的推移，使俄国如今几乎占有了整个满洲，或者说，在「义和团」举事以前一直如此。

法国人直到很近的时候，在中国并没有造出多少历史。一二五四年路易九世遣方济各会士鲁布鲁乞往见蒙哥汗，但蒙古关于基督徒的众多记载里，并不见法兰西之名。一二八九年至一三〇五年间，波斯的蒙古诸汗与美男子腓力有过一些书信往还；一三四二年蒙古史载有一名「拂郎」国人向北京进献一匹极好的黑马，四蹄雪白。同一部史书此前已记载，约在一三一二年，有一个来自西方的「拂菻」人去世，他曾事贵由与忽必烈两汗，为医官、天文官兼史官。此人爱薛（或即以赛亚）的儿子们叫以利亚、乔治与路加；可见他至少是个叙利亚人，若不是佛郎机人的话。一三六七年与一三七五年，新兴的明朝廷上又听说有拂菻人。但法兰西之名确切见于中国史籍，要迟至一七一八年：其时满洲皇帝历数荷兰与西洋别的怪国，说到「和兰西」人「异常凶悍」，且「与澳门人同种」。诚然，路易十四曾于一六八八年致书中国皇帝，向他荐举几位法国耶稣会士；然而满清的史书对此事只字未提。

法国人在广州显然有过一定数量的贸易，这从一七八五年美国人在那里得过法国人相助一事便可看出；但直到第二次战争为止，法国在中国的利益几乎纯是宗教上的，而她的传教士在这漫长的隐忍岁月里备受迫害。白晋、雷孝思、杜德美以及别的耶稣会士为测绘帝国舆图立下了卓越的功劳，基督教却仍遭禁止，各省殉教的传教士不在少数。但南京条约所争得的有限的弛禁，鼓动了路易·菲力普于一八四七年为法国取得一项相似的条约（黄埔条约），法国传教士自此得在五口居住。

一八五〇年那场大规模的太平天国之乱——后文还要说到——其公开标榜的宗旨之一，便是在中国立基督教。叛乱与宗教这样不伦不类地搅在一起，自然招来新一轮的迫害，因为那位叛军首领自称同耶稣基督有着某种亲属关系。一八五六年马赖神父受刑并被官府处死，给了拿破仑三世一个求之不得的口实，与英国一同投入第二次战争；其结果是以颇为隐晦的方式为传教士争得了进一步的好处，北京的旧主教堂也隆重地重开。法国舰队的统帅自中国回国途中，会同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对安南也有未了的宿怨——征服了交趾支那的一部分；依一八六二年的条约，西贡及其附近一省让与法国。此后一八六七年又有新的征服与割让，一部分是安邺等人在掸邦与云南探查的后果。

约在此时，中国正忙于平定云南的回乱，一个好投机的法国人堵布益起意要经东京向他们供给军火。这又引出安邺新一轮的活动——安邺此时已到过北京，走访了扬子江各口岸；然而一八七三年他的生涯被边境上的匪首刘永福与他的「黑旗军」截断了。十年之后，好冒险的李维业也遭同样的命运，几乎就在同一地点。东京有一场叛乱，为一个心怀不满的中国将领李扬才所领，使中国在黑旗军首领面前、也在安南人面前处境相当尴尬——安南人被夹在三堆火中间，很不好受。与此同时法国人步步收紧了对安南与东京的控制，这自然使两广的中国官员十分不安：一则安南是属藩，二则自家的边界已临危险。终于兵端一开；中国舰队在马尾覆没；法国人图谋占据澎湖与台湾的一部分；最后，凭一八八四年五月的李福协定及一八八五年六月的续约，中国同意承认法国与安南之间所订各约有效，法国由此得了东京的保护权。海防自此成为一大贸易中心，东京各地的经济开发接踵而至。陆界划定之后，政治上的后果之一，是几处新的「通商口岸」向法国开放了广西与云南的内地贸易。龙州（现正修铁路与东京的谅山相接）于一八八九年六月一日开埠；蒙自也在同年八月开放；河口（在中法边界上老街对岸）则在一八九五年六月开放。当然，在缔约各国中名义上独得其利的是法国；但此事虽本意在为法安商人谋利，事实上这项贸易——只要不被不智的税课扼杀——主要还是在云南的中国人与香港的商人之间进行。

一八九五年的施阿兰条款开埃斯莫与东京通商，一八九六年的缅甸条款又为英国保护下的掸邦争得同样的权利。于是这最后一处地方（埃斯莫）成了英法利益交会之点。德国在胶州首开其端所造成的新局面，法国也乘势要求「补偿」，索得旧日海盗巢穴广州湾，并暗中把一块至今未曾划定的腹地也添了进去；边界之争不久激起争斗，因此法国人近来一路挺进，在云南府建立了政治影响——不过「义和团」之乱一起，他们又不得不仓皇撤走。

德国在第二次战争以前，连名字也不为中国所知；即便在利玛窦的时代，有些耶稣会士自称来自「日耳曼尼亚」，但那地方在哪里，无人知道，也无人过问。一八六〇年英法条约最终议定之后，「各小国」纷纷援例请求同样的权利，普鲁士也在其中。普鲁士条约于一八六一年九月在天津签订，但此后五年，普鲁士公使不得驻京。德国人到京后有一段时间处境颇为寒微，住在一所不起眼的屋子里，那屋子如今只是英国使馆地界的一小部分；就政治而言，他们不过是大不列颠总方针上的添头。但普法战争获胜之后，他们的调门便高了许多，中国地方官一旦敢质疑其要求是否公道，那调门有时竟高得咄咄逼人。有一回在汕头（我想是一八八二年），他们派水兵登岸，强占了一块有争议的地皮；然而这一暴举当即被俾斯麦亲王明智地否认了。

虽有这些事，迟至一八九〇年，广州的总督还公开宣称德国人比英国人驯顺，因此用作练兵教习更为可取。由于这类见解，中国的军事教育大半落到德国人手里，他们也趁机「倾销」了军械弹药。中国在日本脚下束手无策、而那三个强国并无多少义侠之风地联手剥夺日本苦战所得之果时，德国也博得了同法俄一道作解人的几分名声。但德国外交影响的顶点，是在太平无事之时以武力夺取胶州及其周围地面：表面上是为传教士所受的若干伤害索偿，实际上分明也因为中国对既得之惠没有拿出足够看得见的感激。这一举动在外交与国际礼让的史册上前所未有，无疑推动了那颗祸球滚将起来，接着便是俄国占旅顺、大连湾，英国占威海卫，法国占广州湾；不过这三家至少还走了个先问后取的形式，对中国的「面子」也略存了几分体恤。从长远看，这种侵逼或许反能于中国百姓有利，但这一切总透着一股不干净的气味；我们若肯同意把事情放回从前那种老实的基础上去，也许更对得起我们的子孙。无论如何，德国人紧挨着孔子的圣域，这在中国读书人心里是要发狂的，单凭这一条，就足以解释北京——不幸还有别处——至少一场屠杀的由来：这种侵逼说得最好听，也还是很像趁人倒地再打一拳。

美国于一七八五年遣其第一艘商船来华；他们是由法国人最先引入广州「公行」即合股之法的门径的。那时候外国商人只准在贸易的季节住在广州。不知什么缘故，这条规矩对美国人执行得不那么严，多半因为他们刚从同咄咄逼人的英国人的战争中脱身，被看作可能的盟友。中国人起初称他们为「新民」，一时还分不清他们与英国人；后来造出「花旗」一名，沿用至今。一八二一年，一个名叫泰拉诺瓦的欧洲人——他列名在一艘美国船的船员册上——被交给中国处死，国旗的荣誉因此略受玷污。凭一八四四年七月的望厦条约与同年十月的黄埔条约，美国取得了英国在第一次中国战争后为其臣民争到的各项权利。

第二次战争进行之中，中国不遗余力地想把美国当作火中取栗的猫爪；而美国人——他们或许以道义上的压力加于中国，算是帮了我们的忙——在天津最后议定和局时颇有几分影响：因此他们一八五八年订约，比出力打仗的英国人与法国人都早了一个星期。不过另有一说相传，大沽之役有一小队美军曾实实在在助我们一臂之力，那便是那句名言「血浓于水」的由来。中国给美国人以开衅之实据，是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虎门炮台向他们两艘船只开炮。凭一八六八年的华盛顿条约，美国声明无意干预中国内政，并商定接纳中国移民入境。西部各领地与各州因不受欢迎的中国人涌入而生的敌意，先是导出一八八〇年通商条约那样的折中，最后导出一八九四年的禁止移民条约。

美国一向颇有几分以中国的良友与无私之交自居，说自己不卖鸦片，也不施加不当的政治影响。这种自命为诚实中人的特殊身份，因中国人在美国、檀香山与马尼拉所受的苛待而有些站不住了；不过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未必总有力量使自己公道的意愿压倒各州议会偏私的裁断，因此也不该责备太重。美国在朝鲜的政策很值得称道，在北京也产生了明显的好影响——多年以来美国在那里的势力一直微弱。另一方面，他们在马尼拉的政策既不宽厚，也是自掘坟墓：除战时离去者外，一概不准中国人移入；然而唯有中国人的劳力才开发了、也才能开发那些岛屿的富源。

比利时是第二次战争后要求订约的小国之一，其约终于一八六五年订立。直到最近两年以前，中国很少听到她的名字；如今则因铁路及其他让与之事而声名大噪。

一八六二年葡萄牙人借法国之助想同中国订立正式条约，未成；直到一八八七年，他们才在官方上被承认为澳门的占有者。自一五八二年至一八四九年，他们每年照例缴租银五百两；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总督亚马留遇刺后，葡萄牙宣布独立，满清政府自然不予承认。我藏有一份一八六二年约稿的中文本，但我想它从未签署，更肯定从未批准，葡萄牙所享的条约权利也一项未得承认。把这种无章可循的局面理顺，于双方都有好处：中国需要澳门的配合，才能把英国在鸦片税收上所让的便利全数拿到手；而鉴于对法战争中台湾所发生的事，中国与葡萄牙都担心别的强国——尤其是法国——会把澳门据为己有。葡萄牙因此立约，非经中国允准决不转让澳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她在那里过着乏味的日子。

日本人如今凭征服之功，已大可列入「欧洲人」之林；但在同英国第二次战争以前，满人对他们一向全然不睬，而这种疏远之意，对方也报以同样的冷淡。一八五三年美国培理准将率舰队东来，导致一八五四年那份范围有限的神奈川条约。一八五五年又与英国、俄国订立类似的条约；一八五八年英法之役后，额尔金勋爵以江户条约取得日本对英国通商的开放。一八六八年至一八六九年发生了日本的大变革：废去第二位国王即将军，连同整个封建的上层结构，把实权还给天皇即真正的皇帝。日本人自此争分夺秒地准备自己，以求在世界的议席上占一适当之位；国族之改造如此迅疾彻底，是宇宙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一八七一年他们成功地同中国订立了第一个条约，是年秋由李鸿章画押。中国起初并不十分把日本人当回事，对这个身量短小、又轻易把中国文明的外衣脱下换上新奇的欧洲名堂的民族，颇有几分鄙夷；但一八七四年台湾之争很快使他们醒悟：这些被轻看的岛民是招惹不得的。同一年，日本大笔一挥，把中国的旧属琉球置于东京内务省管辖之下，中国所有的抗辩都被置若罔闻，琉球自己的苦苦哀求也一样。一八八三年列强开始同朝鲜订约时，人们发现日本在釜山有着历史上不容抹杀的旧有权益，而她有意在朝鲜别处加以扩展，这在有关各方眼里很快就明白了。一八七六年日本同「独立自主之国」朝鲜签约时，中国身为朝鲜的宗主，一时颇不知如何是好；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美国与英国如法炮制，事情便更加棘手。美约的议订者让中国也分享了若干权利，中国于是同自家的属邦订起约来，随即着手钻营，想以自己的实际影响取代日本的影响。由此引出种种政变、暗杀、劫持与争斗，前后持续十年，终于酿成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战争：中国被结结实实打了一顿，朝鲜与台湾一并失去；此后她在朝鲜的利益，直到不久以前一直由英国人照看。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中国又同朝鲜订约，却愚蠢地漏了最惠国一款。

一八九五年的马关条约与辽东条款，一举把日本抬到世界强国的地位，并使她同上文所述的欧洲列强在外交上撞了车。一八九六年的通商条约出人意料地把日本原想为自己争得的许多便宜送到了欧洲人手里，苏州与杭州两处新口岸也随之向各国开放。「为他人作嫁」一语，正可用来形容日本的举动；但她受了这顿冷遇，态度极有气度。如今中国向全世界宣战，给了勇敢的小日本下一个大机会，我们大可相信：她再不会让任何一个心怀嫉妒的组合把自己的菜端走了。日本人无论有什么毛病，一个有胆气的善战民族总能打动我们那种爱较量、讲公道的性情，多数情形下也总能得到我们的同情。

丹麦人在广州洋行的旧时代有过一所「行」；他们、法国人与瑞典人的利润，大半靠在英国沿海走私茶叶的本事。经托马斯·威妥玛爵士（当时还是威妥玛先生）从中斡旋，丹麦于一八六三年同中国订约；直到一八九三年，他们的利益通常由英国当局照管，那一年才交到俄国手里。丹麦的利益主要在电报专条一路，他们在上海有一大班人马，办的是大北与大东两公司的事。不消说，若无俄国的照拂与支持，丹麦在远东是算不得数的。

西班牙于一八六四年同中国订约，但似乎迟至一八六七年才批准。直到约一八八〇年，西班牙在中国似乎并无公使。到马尼拉去的中国商人，一向被压得很不客气；自本章开头所述那些事以后，西班牙的方针显然是尽量少同中国官方打交道。但一八七四年，中国人在古巴受虐一事成了新的议题，中国遣使赴古巴查办，结果是一八七八年十二月的条约。一八七九年中国向美国派驻常任公使时，西班牙与古巴也归其兼理；于是西班牙不得不也遣一名使臣来华回报。此人在北京的影响从来不大；如今菲律宾既失，可以说除了纸面上的意义之外，已经荡然无存。

意大利，据载曾于一六七〇年入贡，教皇则于一七二三年入贡；但这两桩所谓的事都同耶稣会与多明我会之争、澳门那场风波，以及多罗与嘉乐两次无功的出使有关。中国著作家说，意大利人既非为通商而来，乃是诸夷中最有文化、最可敬的一等，若非英法作梗，他们决不会「作乱」。看看意大利近来在浙江的举动，中国史家那几句话简直近于预言：「即意大利，欧洲最著名、最开化之国也，亦为同一贪念所动；一八六一年，意大利领事请分沾通商之利。」意大利的第一个条约订于一八六六年，但意大利人直到一八七七年才正式露面，其时有一艘兵船巡视朝鲜沿海。意大利公使通常驻在上海，以便更好地推进本国人的商务。直到一八九九年，为着指望在浙江沿海取得让与，意大利才头一次显出进取的迹象。然而她的指望被中国出人意料的一番硬气掐死在萌芽里。这一次抗拒的得手，多半给了摇摆不定的中国当权者几分胆量，使他们鼓起劲来做出近来那桩针对一切外国人的疯狂举动——此中情由，赫德爵士在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号《双周评论》里已有高明的论述。

奥地利人直到一八六九年才订约，此后通常把利益托付英国人照管。其公使一向驻在日本，兼使该国。

瑞士没有条约，其利益通常委托法国人照管。

秘鲁于一八七五年同中国订约，中国方面的着眼点特在所称的苦力受虐一事，秘鲁方面的着眼点则在尽量便宜、尽量少受限制地弄到苦力。同智利的战争实际上把秘鲁吹熄了，至少就其在中国的影响而言是如此；眼下在北京的议席上，她可以算是不存在的。

巴西（约一八八〇年）、墨西哥与刚果自由邦（一八九八年）都同中国有约，但至今没有什么事使这几国显要起来；每一件都不过是一方要苦力，另一方要为苦力争一份体面的待遇。

瑞典于一六二七年设过一家东印度公司，但到中国来的瑞典人是搭别国船只来的。一七三一年有一艘瑞典船到广州，五十年后又提到另外几艘。中国同瑞典－挪威有一项条约；不过斯堪的纳维亚方面的利益主要是航运，有一名驻上海的总领事照管已足，北京从未设过公使。

一八八九年土耳其苏丹决定遣一艘巡洋舰并使团赴日本，曾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古时那样令人畏惧的土耳其人重现于公海之上、出现在中国的水面，实在是一桩极有趣的发展。他们靠泊罗星塔补给，我在那里曾极力向那位英勇的舰长证明：他其实是个乔装的匈奴。可惜「厄尔图鲁尔号」时运不济，在濑户内海触礁；凶猛的土耳其人只好作为「遇难水手」被送回国。给这出有趣的收场再添一笔地方色彩的是：送他们回去的那艘日本兵舰，在达达尼尔海峡被拒自由通行，只得「准备战斗」。

（附表：条约一览，列一六八九年至一八九八年间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各项条约、协定与专条，分记缔约何地、缔约双方、日期与附注。原书以表格排印，此处从略。）

第六章西伯利亚及其他

一部中国对外关系史，哪怕写得再粗略，若不把那些自北方不断侵扰她的鞑靼人另立一章、前后连贯地叙上一叙，也不算完备。正如欧洲极北之地，直到俄国大力经营，才成为「鲁姆」即罗马帝国体系的一个同源部分（就教化的意义而言，今日的欧洲实在仍是这个体系）；亚洲极北之地，也是直到俄国为它们定了方位，才成为「华夏」即中华帝国体系的一个同源部分。然而两处如今都在俄国手里，她凭罗马法学家所谓的「先占」之权，横跨于两个体系之上。倘若撇开热带与南洋不算，我们可以说，旧日的北半球由两群各四亿人口的人类组成：一群是中国的、即黄种人的文明，一群是欧洲的、即白种人的文明。如今俄国压在这两群之上，并对二者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史上温带以北出现强大帝国的第一个大例。事实上，亚洲人心目中的「白沙皇」与「黄沙皇」，或「察罕汗」与「博克多汗」，在鞑靼人的头脑里表达的正是同一个意思；此外的一切便都是「佛郎机」，是白沙皇疆域之外某个地方的人。阿拉伯人称欧洲人为「阿佛郎机」，或「黄之子」，意即「不黑的人」；希腊岛上的人至今还有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大陆的」。在俄国崛起以前，欧洲对那些沿着熟路自东方涌出、并渐渐成了她的统治者（至少是一部分地方的统治者）的凶悍部落以北的一切，实际上一无所知。在同一事件以前，中国对那些沿着熟路东奔西突、并也渐渐成了她的统治者（至少是一部分地方的统治者）的部落以北的一切，实际上也一无所知。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的相似，几乎贯穿了历史的全程。

按年代最先，中国这一边有匈奴之国，其地包括今日中国版图的全部，自朝鲜以至帕米尔，唯西藏与十八省不在内。这些匈奴游牧之民，对占据今日所谓西伯利亚那片地面的零星狩猎部落，无疑略知一二；但中国人对它们却全然不知——顶多是极含混地、仅仅知道个名字，西边有吉尔吉斯，东边有沿海的通古斯与阿伊努。西边我们除「斯基泰人」外不知有谁，东边中国人除匈奴外不知有谁。我们对这两者的了解，大概永远不会比现在更多；所知的无非是：两者见于记载的习俗几乎一模一样。匈奴当时来去纵横，看来正与今日道路的走向相合：或走北路，自齐齐哈尔、库伦、乌里雅苏台、伊犁至塔什干；或自黄河河套北上、西北上，至库伦与乌里雅苏台。较早的时候，他们便被中国人从经哈密的南面一组道路上赶走了；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借中国史家的话说——「汉家有智，许其互市于边，以怡其情」。他们的帝国，无论合一还是分裂，前后大略有四百年，自公元前二〇〇年至公元二〇〇年。虽然统治阶层与战士的大部分永久西迁，其中一些后来在欧洲以阿瓦尔人、匈人等等的面目重现，但他们在中国并非不作最后一搏就此断绝：事实上，在本族大半西去之后，他们还以中国「皇帝」的身份统治过中国的若干地方；无论如何，他们在受中国影响的西方各地建过侯国，因而使我们得以把他们的王族同突厥连成一线，中间并无大的断裂。我的朋友夏德甚至认为，他已从中国关于粟特的记载里发掘出阿提拉之子赫尔纳克——不过我并不信服。

其次是较靠西的通古斯人之国。在公元四五年以前，中国只知道他们是匈奴的属部。匈奴之势既为中国所破，这些日渐衰微的可汗们的属部，发展的机会便随之增多。通古斯人由此而成的新国，其鼎盛之时，恰在最后一批纯正而未开化的匈奴（就独立的政治意义而言）永远消失之际。他们自中国的消失，同阿瓦尔人与匈人在欧洲的骤然出现，在时间上（把路上的耽搁算进去）正相吻合；那么合乎情理的结论便是：这些把哥特人、汪达尔人及别的部族一路推着走的异乡人，就是我们确知曾自中国往西去了某处的那一族人。不过这些通古斯鞑靼，尽管其统治有时也远及伊犁，却从未像匈奴那样在突厥斯坦真正立足；他们特别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把一批日本俘虏安置在蒙古东部，那正是他们势力最盛之处。匈奴大概从未听说过日本人。

另一方面，同属通古斯的拓跋一支，作为定居而开化的统治之家，比匈奴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得手；其君主以皇帝之名治理华北，与南方纯正的中国皇帝完全分庭抗礼，前后二百年（三八〇年至五八〇年）。但一心扑在中国的事务上，也就给了另一些更野的鞑靼再度坐大的工夫；北朝的拓跋虽曾对自家那些不甚开化的同族与匈奴的残部数次用兵得胜，却始终不能一面做个有实效的游牧马上强权，一面又安安稳稳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忽必烈以前的蒙古诸主（成吉思、窝阔台、贵由、蒙哥）是唯一做成这双重差事的；而即便强如蒙古，这双重的角色也维持不了多久：忽必烈自云南回来登极之后，便只是一个定居而本人并不好战的中国皇帝了；鞑靼诸部即使不算独立，也都是他那些不忠的宗亲手下多多少少怀着反意的属藩。那么，比忽必烈早八个世纪的拓跋通古斯人一旦贪图起文明的安逸，一个混合的游牧之国便又从匈奴与通古斯「马上之治」的余烬里长了出来——这就毫不足怪了。

这第三个游牧统治大族的名号本身极不叫人满意：「蠕蠕」、「芮芮」、「柔然」这几个字，全然给不出什么暗示，不像早先的「匈奴」（匈人，或「凶恶的奴」）与「东胡」（通古斯，或东鞑靼）还能让我们有所得、至少有所想象。依中国至今犹存的一种习气，拓跋皇帝觉得该把这个看来出于本族语的字眼改造一下，弄成「蠕蠕」这个不伦不类的音，意思是「蠕动之虫」。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战力的成分里匈奴多于通古斯；而关于其统治阶层，现有的证据倒分明偏向匈奴而非通古斯的来源；甚至还有极微弱的迹象，说他们也许是苏奥米人，即芬兰人。无论如何，像欧洲著作家那样断定柔然就是阿瓦尔人，似乎全无根据：他们几乎不可能是。可以断定的是：在他们的属部之中，紧挨中国边界、就在公元前二二〇年靠铁业致富的那一带或其附近，有一支匈奴部落叫做「突厥」。这些突厥人为柔然做铁匠，后来积蓄了足以自立的力量，便起而灭了他们宗主之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柔然的统治曾伸到伊犁那样远；伊犁当时为一个叫「悦般」的族类所据——若我们采信词源上的证据，这一族很可能就是「般」或「阿瓦尔」，换言之，是嚈哒的一支，中国人看来正是这个意思。柔然主要的对手，是贝加尔湖一带的「高车」，即后来的回鹘。

（原注：对词源学有科学兴趣的学者不妨注意：在一部据卫三畏博士早年之作增订、由我从前的同僚翟理斯刊行的汉英字典里，我给出了本国语言中每一个重要字在八种方言中的实际读音，此外还有朝鲜、安南与日本的读音；我还为之撰了一篇语文学的论文，讲解远东的「格林定律」与汉语的构造。凡欲对汉语词源诸问题置一词的人，这种知识是断不可少的。）

柔然既灭，继起的是突厥之国。关于它，我们不但有最确切的中国记载，还有近十几年在额尔齐斯河、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发现的若干重要的突厥文与回鹘文碑铭，与中国的记载互相印证。突厥统治的第一期约自五六〇年至六三〇年，其时中国经连年不断的征战，终于把大可汗俘获。此后五十年间，自朝鲜以至波斯边界，中国的政治影响处处占上风；然而通观整部中国史，竟找不出一个确切的地名，可以证明他们对我们所谓的西伯利亚有所了解。极北之处倒有些含混的记述，说到用雪屐、鹿车、狗车的野人，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令人想起萨莫耶德人、奥斯蒂亚克人与楚克奇人；但当时或多或少直接受中国统治的突厥人，若对今日中华帝国疆界以北那些微不足道的族类有所了解，他们也把这份了解藏在自己肚里，或者从未对中国人讲得足够多，值不得记上一笔。说到突厥的西支，尤其是突骑施，中国的史书里屡屡提及波斯人、叙利亚人、嚈哒人、吉尔吉斯人及别的西方民族，而所知都极有限；但从来没有什么能表明黑龙江、贝加尔湖或巴尔喀什湖以外的西伯利亚有过有组织的国家。中国人大概从不曾推进到那里去，因为夜那样长，叫人害怕，又那样冷：中国人好几次诧异地记下北方夏日的长昼。

由骨咄禄可汗所立的第二突厥之国，其记述比第一次的更有趣、更翔实。它自约六八〇年延续到七四三年，此后为同族的回鹘所代。不过回鹘从未行使过像他们的同族匈奴与突厥从前那样有实效的统治；他们显然更有定居的倾向，也更爱好学术、艺术与宗教：渐渐地，他们似乎自愿把沙漠以北库伦一带整个放弃，迁到今日甘肃省的西部去住了。

与此同时，通古斯人——相当于古时的拓跋诸主，或许也相当于后来的蒙古人（在他们大量掺入突厥血统以前），或相当于今日的索伦——在远东找到了发展一大政治势力的机会。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统治囊括了黑龙江以外的许多部落（至少在收贡的意义上），也囊括了所有的鱼皮鞑子、赫哲、满洲以及别的无可置疑属通古斯种的族类，一直到太平洋与朝鲜的山地为止；但其中有些部落的名号，我们尚不能凭今日仅存的民族学线索加以指认，甚至一个也指认不出。因此，就我们所要查考的事而言，我们仍停在同样的历史位置上：凭中国史籍所能考见者而论，今日中国蒙古之地，西部为回鹘所治，东部为契丹所治；前者的见闻——遑论其影响——从未越过吉尔吉斯，后者也从未听说过黑龙江与贝加尔湖以外多少事情。再往后是女真，即全然未掺蒙古或突厥血统的纯正东通古斯人。他们作为一支政治势力，也与回鹘、以及女真摧毁契丹本部之势时西奔的所谓西辽并存。如此一路下来，直到成吉思汗——他部族的居地，没有一处比石勒喀河更靠北多少，若说到得了石勒喀河的话。众所周知，成吉思横扫了西伯利亚（照我们今日的用法）、西藏与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带。

到十三世纪，我们才第一次在中国的记载里读到关于钦察、阿兰（即阿速）、保加尔与俄罗斯的可解的叙述。就蒙古的入侵而言，匈牙利人也很值得注意，他们与芬兰人同出一源——至少一八七九年诺登舍尔德教授到广州时是这样对我说的。成吉思时代的保加尔人也有一部分是芬兰种，至少贝勒是这样看的。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族类叫乌孙，在月氏被匈奴逐向西方、又在这同一支乌孙面前退让、转而南下大夏、在旁遮普与波斯一带建立「印度斯基泰」即嚈哒之国以后不久，便从伊犁一带彻底消失了。今日中国有些著作家曾力图把这消失了的乌孙同俄罗斯人对上号；但这不大可能，因为俄语看来是纯粹的雅利安语——这一点我自己就看得出来。也没有证据把乌孙同匈牙利人联在一起；不过这种可能也不该抹煞——事实上，约七十年前，匈牙利人乔玛便曾遍历高亚细亚，去寻访马扎尔语的本源。除了悦般（也是从伊犁）之外，我再想不起还有哪一个相当大的民族，曾这样从中国的视野里消失得干干净净。

蒙古对俄罗斯、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匈牙利的统治，似乎是那条最终将西欧与堪察加连起来的链条上锻成的第一环。蒙古对欧洲与对亚洲的控制是同时松弛的：在西方，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得了发展的机会；在东方，中国得以挣脱束缚。鄂毕河一带的奥斯蒂亚克诸部（别列佐夫与托波尔斯克），在诺夫哥罗德向蒙古纳贡以前，原是向诺夫哥罗德纳贡的；但蒙古人即使听说过奥斯蒂亚克人，看来也不觉得值得去过问一件于己如此索然无味的事。亚美尼亚的海屯之弟，此外还有鲁布鲁乞以及别的到蒙古朝廷去的欧洲行脚人，似乎是最早使欧洲人想到更北还有一个北西伯利亚的。中国的蒙古人几乎直到覆亡（一三六八年）为止，一直同钦察、俄罗斯与阿速保持往来；但明朝连近在咫尺的满洲与蒙古都少有交涉，更不必说西方草原上的部落了。厄鲁特即卡尔梅克之势此时兴起，而中国的史籍自那一天到今日，对北方诸族便完全不足为凭了。满人所知最北的民族不过是哈萨克，即突厥化的吉尔吉斯。

于是从前蒙古对钦察的影响，便由中国转到了帖木儿手上。帖木儿在讹答剌同钦察使臣交涉，甚至打算进攻中国，却于一四〇六年死在那里。「失必儿」一名，大约就在这时候第一次被提到，说它是钦察人脱脱迷失领地的一部分。阿尔贝特·维尔特博士搜集了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宝贵材料，并主动寄给我；他说，帖木儿死时有一个名叫席尔特贝格尔的巴伐利亚人正在鞑靼人中做俘虏，此人说到「伊西布尔，那里的车与雪橇是用大狗来拉的」。

一四六五年至一四六九年，伊凡大帝兼并诺夫哥罗德，摆脱了钦察的羁轭；于是失必儿之地——实际上就是今日的托波尔斯克——几乎成了独立之国。但到伊凡雷帝之时（一五五七年），失必儿人或称「玉古尔」人，已不得不向他缴纳惯常的银鼠皮与貂皮之贡。中国人说到这些事时称（却不说是在何时、据何而言）：俄罗斯有四大部——基辅，是「旧部」；莫斯科，是「新部」；喀山；以及西伯利亚，末一部又分为四。据今日俄国的官方文书，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有两千上下的「图拉林人」，托波尔斯克、托木斯克与叶尼塞有奥斯蒂亚克人两万六千。托波尔斯克还有楚瓦什人与沃古尔人；但这些部落中哪一支是他们十六世纪「失必儿」的「玉古尔」，我说不上来。无论如何，伊凡与他的儿子费奥多尔继续东进，直到征服了巴什基尔人与托博尔鞑靼人。中国的记载说，一五二二年至一五六七年间，俄罗斯人击败了「库城」之汗，把他迁到阿尔泰山以北，因而同「鞑靼」（蒙古）与「瓦剌」（厄鲁特）接触上了。

恰在此时（一五七九年），东俄那些「斯特罗加诺夫」即半鞑靼的商帮，雇了叶尔马克与他的七千名哥萨克，去替他们在鞑靼地面上谋利；但同「库楚汗」的兵马厮杀纠缠了三四年之后，叶尔马克淹死了，或死在额尔齐斯河，或死在它的某条支流里（一五八四年）。一五九一年「库楚汗」战败，一五九八年又败，遂逃往阿尔泰山北斋桑泊附近卡尔梅克人的营中避难；而卡尔梅克人转而又把他赶到吉尔吉斯人那里去。在这里，中国与俄国的记载在大体事实上显然相当吻合。上述种种作为，使俄国人同蒙古的一支即卡尔梅克人接触上了——中国人称之为厄鲁特。卡尔梅克人此时已有工夫积聚力量，在乌里雅苏台、伊犁与塔尔巴哈台一带立了国，国中并包含许多吉尔吉斯与突厥部落。好劫掠的哥萨克以俄国沙皇的名义向这个强国的君主遣使；沙皇像个明白人，凡白得的一概收下，却一点险也不冒。

事有凑巧，中国史籍在这一段正有一个缺口；满清的乾隆皇帝本人也承认，一四五〇年至一六五〇年间，中国人对厄鲁特所知，不过是他们常同别的蒙古人一道犯边而已，连诸汗的名字都不知道。然而一六一六年，阿塔曼瓦西里记下了他奉沙皇之命出使阿勒坦汗（金汗）的经过；在那汗的帐前，他还遇见了一位黄沙皇（中国皇帝）的使臣——那多半也是一次同他自己一样「冒牌」的出使的首领。那时汗的牙帐设在小克穆河上，即今日中俄边界上，正在科布多之北。俄国人说，阿勒坦汗答应替他们的商队使团打通往中国之路，中国甚至在一六一九年也遣了使团到他们那里；但若真有其事，中国人自己是全然不知道的，而俄罗斯这个名字，那时在北京看来是完全无人知晓的。

俄国人或哥萨克一路推进到贝加尔湖，并于一六三八年经这位阿勒坦汗之手，第一次得到了茶叶——这位汗的后继者的历史，直到被中国人所灭为止，我已依满洲的史料刊布过了。到一六四三年，俄国人已抵鄂霍次克海。说到底，就北西伯利亚而言，他们只消跟着罗盘走就是了；因为那地方当时没有、如今也几乎没有一座像样的城镇；而那里稀稀落落的猎户、渔人与捕兽者，既无意也无由抵抗他们的推进，因此这推进并不需要多少胆量。真正有意思的，是他们沿石勒喀河与黑龙江南下的那一段故事。这些冒险已被反复叙述过，我在这里实在没有多少新话可说。一六五四年他们试图探查松花江，哥萨克人斯捷潘诺夫于一六五八年为满洲兵所杀；此事中国方面也有记载。随后是为争雅克萨（阿尔巴津）而起的长期冲突；但一六八九年俄国人依尼布楚条约同意放弃该地，并放弃黑龙江两岸。自那时起到一八五五年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取得沙皇准许兼并黑龙江为止，俄国人同中国相处得极安静、极和睦，只在恰克图与塔尔巴哈台通商。一八五八年因这些新获之地而不得不订的瑷珲条约，含糊地划定了乌苏里的界线；但一八六〇年伊格纳季耶夫又以北京条约取得了乌苏里以东那块有争议的地面；如今俄国静候时机，已经不声不响地溜进去，把整个满洲都拿走了。

（原注：《卡尔梅克人》，见《中国评论》第二十三卷；《厄鲁特人》，见《中国评论》第十五、十六两卷。）

西藏的早期历史（七〇〇年至九〇〇年）同暹罗人早期的南诏之国纠结在一起。有一个时期，藏王曾危及中国的存亡；即便在平时，他们也自居与中国平等，求得公主，订立对等之约；还一度以武力占据甘肃与中国突厥斯坦达多年之久，一直到巴尔喀什湖。五代即乱离之世（九〇四年至九六〇年），来华的使团寥寥可数，西藏实际上是个未知之数；有宋一代（九六〇年至一二〇〇年），外交往还也时断时续。蒙古与明朝之时，西藏受军事上的监理，而内政自主。满人当国以来，其驻藏大臣除了一两次中国不得不表明态度的场合之外，在西藏所处的地位，同我们驻尼泊尔的专员一样谦退不张扬，却一样有影响。尼泊尔是中国的属藩，遣使通商；但她明智地避开一切会引起争端的问题，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几支雇佣兵。

曼尼普尔——中国人叫它「戛撒」——只在同雍籍牙的后人打仗的短短一段时间里为满人所知：此前任何一朝的记载里都没有这么一个地方。中国在印度从来没有过丝毫政治影响，虽然一千年前印度五国之王都曾遣使来华。蒙古、明朝与满清都曾先后遣兵入缅，但中国在那里的政治影响从未维持长久。暹罗从未被水陆任何一路侵入过；不过自她确定南迁大城之时起——约当公元一二〇〇年——

（附图：略图一幅，示掸邦及中南半岛诸地。）

即自云南以南的掸邦（老掸）南迁之时起，直到一八五三年，她出于通商政策的考虑，始终承认中国为名义上的宗主。掸邦诸国——那些不属缅甸的——以及安南，也几乎一向或是由中国间接统治，或是名义上向中国朝贡。朝鲜也可以这样说。日本则从未以任何方式被中国人或鞑靼人征服过，也从未被迫做过什么；她偶尔遣使致意，只有中国人才把这些使团叫作「贡使」。我提出这几点，不过是要把十八省的四周兜一圈，好把读者带回到西伯利亚的另一边去。

（原注：参看第二十九页。老掸与新掸（「泰」，意即「自由」）两族的分别，在于送气音的用与不用；这是我一八八八年在当地向库欣先生及别的掸语学者问明的。）

第七章近代的贸易

广州旧日的公行贸易，不必多费笔墨。从前「十三行」的商馆旧址，如今大半为一家大洋行所占，在沙面租界下游约四分之一英里处。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名义上始于一六八〇年，一切特权延续到一七八三年，其时略有更张。一八三四年，专利之权彻底告终。一百年前广州的生活与买卖，卫三畏博士曾有生动的描述；商馆一八五六年被毁以前他住在那里，第二次战争后又屡任美国驻北京代办。那些商人过的是拘束、繁文缛节而不与外通的日子，一面全握在自家的保商与买办手里，一面又全握在中国公行手里。不准带妻室，连丧葬也得在下游十二英里的黄埔办理。直到一八二八年，英国商务总监才头一次把夫人接了上来。英国的贸易自然是各国中最大的；自英国来的主要进口货是铅（包茶用）与呢绒（不进现银，也不进棉布），自印度来的是鸦片，此外是本国船只沿途经荷属殖民地顺手带回的寻常「海峡」土产。出口的大宗，那时同今日一样，是茶与丝。一七九五年英国全年的茶叶消耗为一千四百万磅，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船自广州运来、在英吉利海峡一带走私入境的。

（原注：《中国评论》，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七年。）

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新辟了四口，把那些关于居住的种种限禁一概废除。此后，如「欧洲人东来」一目下所述，天津各约又开九口，烟台条约再开四口，都向对外贸易开放。到一八六四年，英国的、即直接的贸易已达一亿零一百万两，连别国与沿岸贸易合计则为二亿六千万两；那时候日本、美国与别的外国的全部贸易加在一起，也不过是英国贸易（自然连英国殖民地在内）的百分之十。我打算取一八八〇年为中点——上距一八六一年各国始设使馆于北京，下距一九〇〇年（即一八九九年的贸易）——来把中国对外通商的情形快快扫视一遍。因为银两的金价如今只值一八八〇年的一半上下，我以为还是用银两计总数为好；此法固然会使我们对英国与欧洲购货的金价生出错觉，却是唯一能真切估量从中国取走多少实际财富的办法——那财富是以银与铜的尺度来计量的。

直接贸易额（不计沿岸贸易与中国帆船所营的对外贸易，亦不计转口复出口）。左为一八八〇年、十九口岸，右为一八九九年、三十二口岸，单位皆为两：

大英帝国，一亿二千二百六十万，一八九九年为二亿八千六百二十万；

俄罗斯帝国，四百五十万，一八九九年为二千二百一十万；

日本帝国，五百七十万，一八九九年为五千八百一十万；

美国，一千零三十万，一八九九年为四千四百万；

欧洲「大陆」，一千五百二十万，一八九九年为四千六百九十万。

两年合计分别为一亿五千八百三十万与四亿五千二百三十万。

上表两处都略去十万两以下的零头，也不计同三明治群岛、埃及、爪哇、暹罗一类地方那点相形之下微不足道的贸易（八百万两）。由此可见：一八九九年的总数若再添二千万两，即百分之四点四，全部贸易便整整增了三倍；而英国那一项若添八千万两，即百分之三十，这一部分也同样增了三倍——就眼下的数字而论，英国的增长在两倍与三倍之间。同欧洲大陆的全部贸易只略多于三倍；美国的略多于四倍；俄罗斯帝国的将近五倍；日本的贸易则几乎是一八八〇年的十倍。非英国的贸易（中国自身不计）自三千五百七十万两升至一亿六千六百一十万两，也就是说，增了五倍；但这几家增量的总和（一亿三千零四十万两）仍不及我们一家的增量（一亿六千三百六十万两）。横看竖看，都没有理由担心大不列颠要败下阵去。还须记住：英国已不像一八八〇年那样吃掉中国茶的一大半；因此在中国丢掉的二千二百万两的生意，由自印度运来的多得多的茶货抵补而有余，而这笔货款留在我们自己的帝国里，不再流入中国的帝国。

在上述贸易之外，还有中外轮船所营的内地即沿岸贸易，其量相当于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倍半有余。中国政府自这两项所得，一八八〇年为一千四百二十五万两，一八九九年为二千六百六十六万两。单就货税而论，一八八〇年大不列颠占百分之七十，外国人（中国人不算在内）占百分之五；一八九九年则为百分之六十与百分之二十。可以看出，贸易增了三倍，而这项贸易上的税收连一倍也不到：缘故不很显然；但（进口中把课税极重的鸦片除外）进口货所负的税项平均只有百分之三，而不是通常以为的百分之五——这一事实本身还须另作解释——或可部分说明其故。另有一层缘故大概是：茶与鸦片这类税额高的货品，其从量税多年来随着这两宗大宗货的贸易稳步下降；而各色廉价出口货的从量税（从前无人理会，如今合起来数目巨大）极低，因此并不与贸易的数量齐头并进。譬如米，有时从这一口岸「出口」到那一口岸，数以百万担计，所纳厘金极低，甚至全免。

棉货贸易是本国的英国人最关心的一项：一八八〇年为二千三百四十万两，一八九九年为一亿零三百五十万两，也就是增了四倍有余。但一八九九年比前一年（一八九八年）骤增百分之二十五；而在此之前若干年，其值几乎停在七千六百万两不动。何况美国人与日本人，尤其是日本人，进展远比我们迅猛，在华北尤甚；连中国自家的纱厂，无论在本国还是在香港，也在大量出产棉纱与布匹。这种商务的挪移，在棉纱一行上格外触目。一八八〇年，十五万一千五百担（每担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被认为是比当时通常年均七万担高得出奇的数目；然而一八九九年大不列颠只输入五万八千七百担，日本却输入七十八万担，是我们的十四倍。不过有一点于我们略可宽慰：英属印度输出了一百九十万六千担，日本也从印度大量输入；因此即便日本与中国能压低价钱抢掉英国本土的制造，向两家供纱的英属印度总算把这笔账扳回了一部分。但中国如今也开始从日本大量输入棉纱了。四川输入本国原棉、本国棉纱与本国粗布，数量极大；云南也从掸邦与缅甸输入许多棉花——这些在一八八〇年自然是只字未提的。

鸦片自然是我们的印度帝国最关心的。一八八〇年各通商口岸消耗七万一千六百五十四担（不过这比当时创纪录的一八七九年已大为减少），一八九九年为五万九千一百担（不过这比一八九八年大增，而一八九八年又高于一八九七年）。然而一八八〇年那个高额只值二千零七十万两，即每担三百两；一八九七年四万九千二百担却值二千八百万两；一八九九年价钱更高，约每担五百五十两。本国鸦片的最低估数是二十万担，其中一半以上据信出自山西与河南，而其价在许多省份已渐涨到洋药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中国每年花在这几乎无用、而断然使人萎靡的药物上的，至少在一亿两以上，比她各项收入的岁入总额还要多。棉货与鸦片之后，呢绒与五金仍是旧式常规进口货的大宗，同一八八〇年一样；但其发展并无惊人之处，这里不必再提。

一八八〇年，中国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值九千一百六十万两）是茶与丝：茶二百一十万担，值三千五百七十万两；丝十一万四千七百担，值二千九百八十万两。一八九九年茶的出口只有一百六十三万一千担，值约三千万两，这是令人惆怅的；而丝共二十八万一千担，值九千万两，这又是可喜的。印度与锡兰对中国销英的茶叶贸易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中国如今竟排在俄国之后，而不像从前那样是俄国的六倍八倍。眼下俄国取茶，更喜欢走海路，数量年年递增，回头主要输来本国织机所出的呢布，以及自海参崴来的可食海藻；但两者的数量都比较微小。丝则仍以法国所取为最多。

由此可见，贸易的几宗大主货，与所谓通商口岸时代以前相比，大体还是老样子。但要注意，如今有许多新货品的生意做得极大，而这些在一八八〇年几乎无人听说，在使馆设立以前就更不必说了：譬如自美国、俄国与苏门答腊输入的煤油，数量庞大而与年俱增，一八九七年已逾一亿加仑；又如自美国输往华南的廉价面粉。单这两项进口，在中国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之大，不亚于茶叶之来与煤气之入英国。在遥远的八莫，可以看见成千的骡子驮着煤油穿山口入云南；在世外桃源般的海南，每天傍晚都能遇见农人提着一小袋雪白的好面粉回家，手里还拿着一文钱的螺蛳——他们的祖辈晚上向来是买这个下饭的。旧英国马蹄铁的生意极大，那被认为是世上做家用小物件——托架、钩子、门闩之类——最好的铁料。我亲眼看见一艘接一艘的轮船在上海卸下这种既赚钱又有用的「压舱物」。另一桩令人开眼的，是前面说过的孟买棉纱的销路之广：如今自己也向中国运纱运布的日本，有好几年每年从孟买输入价值一百万英镑的棉纱。军械弹药的贸易大为膨胀，主要在德国人手里；而他们如今正尝到一个不愉快的教训：这一行当的活动是会两头伤人的。

近年来各色奢侈品的输入增长之巨，其总额已可与「常规」大宗货的总数相抗。于是凡供得起的中国人，如今都爱有几只玻璃杯与瓶子，爱洋袜、肥皂、灯、雪茄、炼乳、糖果与雨伞；手表、八音盒与玩具还不算在内。女人则喜欢美国与欧洲的香水、好镜子、敷面的细白糖、针与戒指。此外还有一宗奇怪而分量不轻的货，既是进口，又是出口。把大量中国粗糖出口到香港这个「外国」去，炼过之后再作为「洋糖」运回来，出一道出口税、一道进口税、一道半税即沿岸税，外加两趟运费——这样办，居然比在工价最廉的中国自行提炼、或径直进口真正的洋糖还划算。要为官老爷们那种自杀而愚蠢的财政方针作一注脚，再没有比这更雄辩的了。

除了名副其实的新式进口货与这种雌雄同体的糖之外，自一八八〇年以来，还有许多新的出口货或是改换了方向，或是一跃而居显要。那一年，把茶与丝的价值扣除之后，中国由外国船运出的出口货总共只有一千二百三十万两，一八九九年却是七千五百万两。于是，一八八〇年从芝罘与牛庄运往华南供种蔗作肥的豆饼，如今大半运往日本，不再专供厦门、汕头一类地方。芝罘与天津草帽辫的出口增了一倍，而一八八〇年它初次引起认真注意时，五年之内已几乎增了两倍；五口通商的时代，则根本没听说过这东西。各色羽毛可以说是全新的出口货，如今数额已当真大得惊人，也令人忧虑，因为人们有组织地捕猎家禽以外的飞鸟。蛋白的出口也是全新的。皮张的出口数量至一八九八年，六年之内增了两倍——一八八〇年那点出口简直不值一提。烟草也是如此；而一八九九年皮张出口值近八百万两，烟草值二百三十一万两。席与草席、麻、皮革、土酒、酒类与各种油的贸易，增长之速异乎寻常；等到我们更明白中国人凭多年经验把他们名目繁多的油、树皮与纤维派上的那些我们不熟悉的巧妙用场，别的门类无疑不久也会造出同样大宗的出口。中国有的是空隙，等着有主意的生意人去钻。

上面所说，都没有把沿岸贸易（七亿三千万两）算进去；把它与对外贸易、以及零星的（朝鲜、巴西、秘鲁与无约国的）贸易相加，一八九九年共计十二亿一千零四十九万零六百三十二两，其中大不列颠的船只占六亿一千三百万两。

至于外国航运，一八八〇年（帆船不计）进出口共二万二千九百七十艘次，计一千五百八十七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吨，英国占百分之六十；一八九九年为五万六千九百五十七艘次、三千八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零二吨，英国仍占百分之六十——至少就吨位而论是如此；但英国船二万五千三百五十艘、每艘平均九百吨以上，载了二千三百三十三万八千二百三十吨；中国船则要二万二千五百四十八艘、每艘平均四百吨以上，才载了八百九十四万四千八百一十九吨。别国至今瞠乎其后，不必一一提了。

在华营业的外国商号数目，一八八〇年与一八九九年两年对比如下；后一年的数字取自税务司泰勒先生的海关报告：

英国，二百三十六家，一八九九年为四百零一家；

德国，六十五家，一八九九年为一百一十五家；

美国，三十一家，一八九九年为七十家；

法国，十六家，一八九九年为七十六家；

俄国，十六家，一八九九年为十九家；

日本，一八九九年为一百九十五家；

葡萄牙，一八九九年为十家；

荷兰，一八九九年为二十一家；

丹麦，一八九九年为四十七家；

西班牙，一八九九年为一家；瑞典亦有若干家。

在华外国商号总数，一八八〇年为三百八十五家，一八九九年为九百三十三家。

可以看出，德国人与美国人的增长与英国人大致成比例。俄国人从未想过越出他们旧有的茶叶贸易的范围，其商号全在汉口、福州与天津。张家口（长城）那许多转运行，想来并不算在上列商号之内。法国与日本商号在数目上增得出奇，但两者都与其所做贸易的数量不相称；法国人在缫丝厂一行尤为活跃。一八八〇年在华外国人的总数，连传教士与其他非商人在内，刚过四千；到一八九九年已升至约一万七千，我想那两千五百名传教士是算在这个数目里的。这一切自然与香港无涉，香港在政治上已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

现在让我们把各口岸逐一点过，将一八八〇年与一八九九年两相对照，看看它们给将来有志的商人留下什么指望。

一，北海。从中国的眼光看，这是沿岸口岸中的极北天涯。一八八〇年，本地帆船船主与把持行市的人对轮船的抵制，才刚被打破；鸦片是主要进口，桂皮与八角是出口的大宗。一八九九年，单印度棉纱一项便占全部进口价值的七分之三；鸦片已微不足道。八角占出口的四分之一；桂皮竟连提也不提了。糖、皮张与靛青占其余出口的一半以上。

二，海口。一八八〇年不向外洋出货，进口主要是洋药。如今经常关进来的土药，价值是经海关进来的洋药的一半。棉货——主要是印度棉纱——如今远超鸦片，煤油也蹿升到几近鸦片价值的一半。在上海以南多数口岸，美国面粉（做糕饼糖食用）已大受欢迎。米的进口有时极大，视本地收成而定。猪与糖向来是主要出口；但如今蛋与家禽的新生意兴起，生皮与熟皮两行也都渐显分量。「菠萝」麻及其夏布的出口也颇可观。

三，三水（连所属的江门与甘竹两处小口）一八九七年才开埠：棉货占进口总值的一半以上；糖与烟草是最有指望的出口。

四，拱北（环澳门）与五，九龙（环香港）。这两处关卡的设立，是为了查禁私盐，并便利一八八六年鸦片专条的施行。它们的地位很特别，因为海关人员实际上管的是纯粹中国帆船的贸易，与外国人并不直接相干。一八八八年经拱北各「稽查站」的贸易总值不足八百五十万两，一八九九年近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两。九龙的数字则为一八八八年三千五百二十五万两、一八九九年五千六百五十万两；以上都不计二十五万两以下的零头。近来展拓九龙界址的影响尚未充分显现，多半要到眼下这场战事过去很久以后才看得出来。

六，广州。一八八〇年进口只及出口的五分之一；鸦片大部分（如今仍是）由本国帆船运入。二十五年来，外国人对于坚持进口货入广西及更远处的子口单之权，出奇地疏忽。这主要是因了我从前那位可敬的上司、英国领事罗伯逊爵士个人的方针——他对中国的财政窘境抱同情之见。主要出口是丝、茶、糖、烟草与草席。一八九九年，单洋货进口一项便已超过出口的一半，而出口中如今真正要紧的实际上只有丝（厂丝）一样。草席之值只及丝的二十分之一，虽然一八九九年的数量比一八八〇年多了一倍；糖并未绝迹，玻璃镯子之值则抵得上茶与烟草之和。不过因为草席、茶与运往欧洲的别的土产，大量由帆船运往香港，拿广州的海关册子来衡量出口生意的盛衰，是十分靠不住的。

一九〇〇年夏天义和团之乱起，李鸿章赴上海之前，在本省作了一项极重要的决断。他把广东全省的厘金一概裁撤，代之以七十二个大行业每年缴付的四百万元。这个新法若行得通，或将使全省即「行帮」的商务为之一变。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间蒙古与天津之间贸易今日的兴旺，可以公允地归功于李鸿章的明智开创。

七，梧州，是广西的门户，一八八〇年尚无外国口岸之名。开埠两年半之后，到一八九九年底，才发现其贸易实际上全是同香港做的。进口一半以上是棉货；此外至今还没有别的值得一提。那一年的出口，四分之一是糖；另一半则由油、八角、丝、皮革、皮张与瓜子合成。进出口的贸易几乎全在子口单之下进行，大部分来自或运往广西；但同云南、贵州的往来也占可观的份额。于是，由于命运一种古怪的捉弄，从前全无子口贸易的地方，如今竟成了除子口贸易之外别无他物的唯一一处。

八，汕头。一八八〇年进口价值一半以上是鸦片，糖是主要出口。一八八九年鸦片只占十分之一，棉货占六分之一；这两项相加，恰等于一八八〇年鸦片一项之值。煤油与面粉正渐趋重要。米占进口的五分之一，豆饼（连豆在内）近四分之一。糖仍是主要出口，但烟草也已升至很高的数目；出口糖的价值，大致抵得上进口鸦片与棉货之和。

九，台湾如今已非中国所有；不过此岛政治上虽属日本，商务上仍是中国的，因为贸易的百分之九十五不是同大陆做，便是同香港做。一八八〇年是以樟脑、茶与糖换鸦片与布匹。一八九九年樟脑成了官府专卖；机灵的日本人正设法把茶叶贸易经日本径直转往美国，免得付外国运费、又在厦门转船。糖的出口（以英镑计）只值一八八〇年的一半；何况台湾北部竟大量输入香港的精糖。日本人起初想禁止鸦片进口（一八九五年二月），伊藤博文侯爵还向李鸿章夸口说他们要逐步断绝其消耗；但如今政府改了主意，看来是仿了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的办法：由官府自己把药零售给吸食者，并雇一家英商、一家日商在香港代购所需之货。不过其方针是要抑制而非助长吸食之风。眼下台湾北部的中国人约有百分之五吸食。棉货一行，就英国的利益而言已很不景气，日本人自然竭尽所能，鼓励岛上专用他们自家的制造品。

十，厦门仍照旧做着本国的「刺桐」贸易，通「海峡」、中南半岛、荷属与西属（今属美国）诸岛，如今又通澳洲；每年（在准许的时候）有大批移民前往这些地方。如今许多中国商号经由台湾冒充日本国籍，好求得领事与政治上的干预，正如法国人在暹罗把这一手用到了滥的地步。一八八〇年对外贸易的主项，是以鸦片与棉货换茶与糖。鸦片与棉货至今仍占洋货进口价值的一半；美国面粉与煤油是数目可观的新项；豆饼与豆占土货进口的一半。糖仍是主要出口，但茶叶贸易已渐被摧折殆尽，主要毁于官老爷们愚蠢的财政安排：如今它的分量在烟草之下，甚至在纸之下。供海外中国侨民之用的土产杂货，出口极大。台湾的土产如今同一八八〇年一样，大多在厦门转运，但这项过境贸易的数量也减了一半；日本人正打算以差别课税优待直运日本，进一步把它压下去。中国治理之腐败，没有一处胜过福建省；缘故大概一半在于那里所讲的各种方言，官老爷们完全听不懂。

十一，福建北部的新口岸三都澳（三沙湾），一八八九年五月自愿开放，纯是一着政治的棋。我一八八四年到过那里，并游历其腹地；因此我敢说，茶与土药（也许还有明矾）多半会是主要的出口。不过至今尚无外国商务的报告。

十二，福州居前两处之中。一八八〇年它还有最大的茶叶出口，当年飞剪船的光辉记忆在那里犹自鲜活。茶至今仍占出口总额的五分之四，但数量只及一八八〇年所运的一半。别的值得注意的出口是木杆、纸、蘑菇与笋干。一八八〇年进口之值只及出口的四分之一，但进口既大致停在原处，如今就与缩了水的出口相当了。鸦片同当年一样，仍是主要进口之一，但数量勉强及得上那时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一八九九年棉货之值既超过该年鸦片之值，也超过一八八〇年棉货之值。面粉与煤油是引人注目的新进口货：可以看出，美国面粉至今只在华南有销路，那里几乎不出麦子。

十三，温州在我们这个时代从不曾算个像样的口岸，虽说古时曾经是；一八七八年我们去那里时，本指望它有一桩不错的茶叶生意。如今它微不足道到连英国领事都不再为它作报告了。自开埠起过了十八年，到一八九五年，对外贸易总额才到一百万两；一八九九年则逾一百六十万两。出口主要是茶，进口仍如从前，主要是鸦片与棉花。另有一宗数量可观而极古老的出口，是苦橙，全数经天津销往蒙古市场；公元一一五四年杭州「蛮子」即宋朝的宫廷里就提到过这种橙子。温州与三都澳之间便是著名的矾山，其地的大宗出口理当收归海关管辖。

十四，宁波到一八八〇年已衰落成上海一个昏昏欲睡的支脉，当年以每日一班的轮船把茶与草帽运往上海，主要换回鸦片、五金与棉货。就轮船而论，如今仍是如此；但茶已减半，草帽几乎绝迹，鸦片也减了一半；棉制品则反增了一倍。锡在此地同在别的几处一样大为抬头，煤油自然也很显眼。糖增加极巨，而烟草在宁波是以大宗进口、而非出口的面目出现。原棉的旧有出口，一八八〇年本已渐衰，一八八三年几乎跌到零；如今不但复苏，且远超它一八六七年六万五千六百担的最高纪录，其价值已及茶的五分之三。

十五，杭州一八九六年才开埠，成绩已远超人们对它的期望，虽说它不过是上海的一条运河支脉，正如宁波是上海的海路支脉。一八九九年其贸易毛额已近一千二百万两。主要进口是鸦片、烟草、煤油、豆与豆饼；出口主要是茶与丝，单这两项之值便超过（经海关而算作对外贸易的）全部进口。洋布洋纱的输入极巨，由一个势力很大的行帮与厘金局串通把持，用意是把其中的好处全留在他们两家之间，一点也不落到外国人手里。

我已自南一路说到上海；但在触及这一大中枢之前，我要先把长江一线的贸易与北方的贸易也各自引到同一焦点上来，然后把这三组连同那个总集散地合在一处通盘来看。

十六，重庆一八九一年开埠，但早十年我便在那里住过一整年。由外国人经手的贸易到一八九九年已达二千六百万两，进出口各半；这个总数自然不包括各条支流上庞大的商务，也不包括长江贸易中不经海关的那一部分。这里的局面颠倒过来，情形是新的：并无印度鸦片输入，而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土药。白蜡与丝合起来又占三分之一；自西藏来的麝香出口极大，西藏则换取经雅州运去的粗茶一万吨。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雇定的本国帆船承运；但过去一年里，小轮船与炮舰终于从三峡里闯出了一条路来，或许还能把运输彻底改观。进口货都得闯过上海、汉口或宜昌的一道道关卡，有时三处都要过。其中六分之五是棉货，或是供本地纺织成纱成布的原棉与棉纱（土货洋货都有）。重庆虽出口生丝，却进口丝织品，本地的手艺还不够精。煤油的大量消耗并不见于重庆贸易的洋册，因为轮船不肯载运，只好凭子口单由本国帆船自汉口运来，于是只出现在汉口的册子上。重庆兼代表西藏，是中国出口药材的头一号所在；然而有趣的是，它以每磅十五先令的高价进口美国人参，其值已达它自家药材出口总值的五分之四。

十七，宜昌在三峡之口，一八七七年立为「口岸」，一八八〇年便已被认为失败；但一八九一年重庆连同它的土药贸易一开，情形稍有改观，一八九九年贸易总额约为一八八〇年的十四倍；不过其中只有百分之十二是本地的（在上下游各口岸之间往来），其余全是往来重庆的转运。所以我们看到一八九九年宜昌的贸易比一八九八年翻了一番，那是因为前一年本地的乱事过分阻滞了重庆的贸易。不出所料，最大的长进在上行的棉货与下行的鸦片。附近山多路劣，本地贸易难以速长；但茶与皮张一行已有相当进取的气象。

十八，沙市是荆州的口岸；荆州是古楚国的都城，历来是政治上的重镇，至今仍驻有旗兵。其口岸一八九五年开放，至今是失败的：进口只有糖一样，值得一提的洋货出口只有蜡与丝；这三项合起来占总额约二十五万两的三分之一。但同四川之间的土棉贸易却极大。关于口岸之间的贸易，我该在此一并重申：若把各口岸（由海关经管的）沿岸贸易一一算入，那么在四亿六千万两的对外贸易之外，还须再添近八亿二千万两。

十九，岳州是湖南的锁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开埠，但至今还不曾好好地「卸门板」开张。除非内地各城也沿着那些几乎直通两广的绝好水道一并开放，它作为口岸恐难成功。眼下因政局不靖，正在那里修筑防御。

二十，汉口这个大转运埠，占着世上最好的贸易位置之一。它是中国唯一有俄国人真正大批驻扎的地方：自敖德萨与伦敦来的最大远洋轮船可以泊在领事馆门前。长江与黄河彼此分道数千英里之后——一条趋向沙漠，一条趋向南方——又一次逼近到相距三百英里之内；而汉口的河流之一汉水，把这中间的整片地面全吸纳进来，通舟流经一千二百五十英里之后在汉口汇入长江；汉口又恰在两大湖系的正中。它既居中国腹心，四通八达都有便宜的水路，自然是无所不贩；不过麝香、红花与蜡这类一八八〇年此地独擅的货色，如今在重庆的册子上也各得其位。同样，一八八〇年土药作为出口几乎无人提起，如今四川的药材已是茶之后远为重要的大宗。汉口的贸易须连同其上下游各口岸一起来看，否则一八九九年六千七百万两（换一个角度看则是八千五百万两）的巨额总数会叫人误会；即便是茶——那自然是径运欧洲的货真价实的本地原装货——其中也含着九江的茶。把茶叶用本国船只溯江运到此地，比装上偶尔停靠九江、有空舱才顺便补货的轮船，反倒更划算。如今茶的出口比福州多出百分之五十；但出口总量虽未减少，其金价却比一八八〇年低了约百分之五十。一八九九年经汉水运往西伯利亚的砖茶约三千吨，一八八〇年为一千五百吨。我想它至今仍是自樊城陆行，经西安府与嘉峪关（「新疆」与甘肃本部之间的边界上）；再沿哈密道至伊犁——换言之，它走的仍是两千年前汉武帝所辟的那条老路，而这条路迟早必是中国通西方的干线铁路所经。烟草已成大宗出口，皮张更甚。煤油的输入极巨；美国、俄国与苏门答腊三种货色在此地与别处忽起忽落，反复无常，其故殊难索解。近年来汉口几场极惨重的火灾，都起于用油灯太不当心。

二十一，九江远在一八八〇年以前便已是个衰败的口岸，降为英国的副领事馆；除了糖、船务代理与茶之外，进出口都没有多少能叫外国人上心的。总的说来，茶并未衰退。江西窑器有很大的本国贸易，但出口外洋的不多。烟草近来的分量已仅次于茶。纸与席也有可观的本国出口贸易，其中多数经由海关。江上每日、几乎每小时都有便宜舒适的轮船上下，本国商人自然宁愿到上海或汉口去大批购货订约。即便在棉货一行，汉口的土布与上海纱厂的土纱也已同洋货争起市来。一八八〇年洋纱的进口几乎不存在；一八九九年售出二十万担，值三百二十五万两，以印度纱居首。一八八〇年只进口煤油一万加仑；一八九九年则近二百万加仑。精糖如今由洋行大量自香港输入，还有数量可观的美国制人参，每磅值三十先令。苎麻一项颇有做成大生意的指望，英、德两国近来都留意到它。两年前内港行轮章程颁布以来，鄱阳湖上客运的小汽艇往来极盛：没有理由不把它推广到载货的「驳船」上去。

二十二，芜湖同一切依烟台条约开放的口岸一样，一八八〇年被认为比较失败，很长时间没有外国人去。事实是中国人守旧，不愿多出他们用惯了的、或渐渐学会赏识的接触点。但一八九九年到底成了它最好的一年，比前十年的年均贸易总额多出一倍有余，超过二千万两。这出乎意料的普遍翻番，在几宗主要进口货——鸦片与棉货——上尤为分明。中国棉货连棉纱在内的进口如今极大，已达洋货的四分之一。此外数目大的只有糖与煤油。米的出口极巨（四百万担），大半运往广州与汕头，是一八九九年不虞而增的主因：本地每担三便士的厘金，收入达四十万两。另有大批米免厘运往北方，供京畿各军之需；也运往芝罘、宁波与福州等缺粮之处。米是一概不准运往外洋的，除非是广州出的少量糯米，而那还得有极特别的安排。芜湖别的可观出口只有丝、羽毛、豆与麦；但这些合起来，一八九九年也只及米价的十分之一。不过米是极不确定的货色，全看天时。

二十三，南京虽在早先各约中名义上已可通商，实际上直到一八九九年五月才成为开放的口岸：它的本事还有待检验。

二十四，镇江一八八〇年境况之差，以至三年前才挣回独立设领的资格；一八七八年我在那里时，主事的官员凡涉及重要变动的事，都得呈报上海领事。鸦片是主要进口；驴皮与烟草是主要出口。但一八九九年单孟买棉纱一项的进口之值，便远超鸦片进口的总值——鸦片仍占洋货进口总额的五分之一；而全部洋棉货贸易之值则是鸦片的两倍半。糖则以土货（粗糖）与「洋货」（精糖）两种面目进口，近五十万英镑——又一次超过鸦片的总值。土烟的进口可观，煤油自然也占着很大分量。镇江地当运河交汇之处，前程必然远大。但眼下看它的贸易量竟排在芝罘之下，颇叫人吃惊——芝罘所应的不过是山东一个小角落的贸易需要罢了。

沿江一线的口岸既已说尽，我转到极北去。

二十五，牛庄是一切口岸中最北的一处。它虽说在「满洲」，但盛京一省在公元一六〇〇年以前实在没有什么开化的满洲人口可言；其居民是汉人与通古斯人的混种，受朝鲜与各色通古斯人统治的次数，同受中国人统治的次数一样多。一八八〇年一切自外洋来的洋货，都经上海或径自香港运来。俄国与日本尚未露面，棉纱更是一磅也没进过。一八九九年的贸易是一八九八年的两倍，牛庄如今在各口岸中约居第五，与汕头相当。眼下日本的船运与英国相等，而英国的船运又多于其余各国之和。日本取去出口总额的一半。俄国一八九九年有轮船十三艘；棉纱进口三十二万担，主要是印度与日本的货。一八八〇年头等重要的出口只有豆饼（连豆）一项。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领时，此港被狠狠地震动了一回；如今英国所筑的铁路将通到那些牧马之地，随着这些地方的垦殖，粮食出口大概会为之一变。附近有俄国人在，自然刺激了进口贸易，尤以铁路器材为甚。假如听任那个有进取心的强国「暂时」占据此港，那么美国与日本的贸易、以及英国的船运，都要吃苦头。不但原棉与日本、印度棉纱的输入极巨，连中国纱厂的纱也渐渐吃香。美国斜纹布在这里已把英国货完全赶了出去。豆饼与豆仍是主要出口，但野蚕丝已稳居第二。自俄国输入的海藻并不在俄国船商手里。

二十六，旅顺已是许多国家的一大贸易之地，但其中自然全是俄国的利益。自俄国租借地进入中国境内的贸易有何章程，我至今还没听说。

二十七，大连湾，或称达里尼，据说是、或将是「租」与俄国的地面上的一个开放口岸。英国商人至今还不大把它当回事；但俄国人正在那里兴办惊人的公共工程，着眼于将来煤炭贸易的大发展；英国人可不该打着盹儿，让德国人从后门溜进去。

二十八，天津一八八〇年出口大量驼毛与草帽辫；棉货与鸦片是主要进口，但它在各口岸的比较位次上相当靠后，远在汉口、福州一类口岸之下。此后那些一心要弄到各色「让与权」的「财团」开始纷至沓来；中国的新海军与海军基地闹得十分红火；朝鲜的开放又给此港带来新的轮船；其发展一直延续到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甲午之战，以及此后中国人在编练新军上所显出的异常干劲（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〇年）。过去十年间贸易几乎增了两倍，如今其值仅次于上海。羊毛仍是主要出口，但草帽辫一行似乎因一味掺假弄脏原料而几乎自寻了死路。不过如今的毛主要是羊毛，从遥远的蒙古大量运来，正如西藏的羊毛自几乎同一片地带出发，运往重庆。皮张与毛发之值同羊毛相当——约合五十万英镑。煤与花生这两宗新出口，又凑成第三个五十万英镑。棉货值三百五十万英镑，铁路材料值五十万英镑，是主要进口，其中日本棉纱尤为突出。另外只有煤油与洋药两项值得一提，其值大致相等；但自河南输入的土药极多，直隶自己如今也种了不少。领事贾礼士先生有一个论断，对我们理解那些解释中国上古迁徙与聚居的地理法则很有助益：他说天津的贸易区如今已囊括海与黄河左岸之间的一切，上至蒙古，包括最北那道河套的两岸，下至宁夏（马可·波罗笔下唐古特的古都），以及西藏的边哨。

二十九，秦皇岛在新辟的疗养地北戴河（近山海关）以北九英里，久有议论要仿三都澳之例自愿开埠；但近来义和团之乱把这件事的办结推迟了。此港的好处是终年不冻，因此在煤炭出口上将比今日的大沽提供更好的一条孔道。

三十，张家口或许值得顺笔一提，虽然它算不上一个「口岸」，即使按蒙自与龙州那些内陆城镇的有限意义也算不上。每年经此陆运的茶约四万吨，运输要用骆驼二十万头。看来这些骆驼大半就是那些把羊毛自青海一带、也就是自黄河上包头那个集散地运到天津去的牲口——包头在「商道」一章里已提过两次。约在一八七〇年我三度到过张家口，那时那里已有相当规模的俄国居留地，如今不幸被义和团毁了。汉口到敖德萨、甚至到喀琅施塔得，如今有最大的轮船直航，张家口的茶叶贸易对俄国已不像从前那样要紧；即便如此，俄国人还在哀叹它的衰落，哀叹恰克图的元气不振。一八七二年我曾同头一艘为远洋贸易而来的俄国轮船的船长一同溯江而上；如今每年约有六艘这样的船开往黑海或波罗的海。

三十一，嘉峪关（北纬四十度，东经九十八度）设有一处「洋」关，由汉口关供给经费，但那里并无欧洲人。自一八八五年起编制齐全，却几乎无事可做。如今俄国人开始沿汉水把茶越运越多，或许可以指望有转机。

三十二，芝罘同天津一样，一八八〇年出口草帽辫与豆饼；它的茧绸——同牛庄的一样，出自「柞蚕」——当时也正崭露头角。棉货与鸦片是主要进口，如今仍是；但后者对前者的比例已小得多，单日本棉纱一项之值便已是鸦片进口的三倍。一八九九年的贸易总额，以银两计是一八八〇年的三倍有余。朝鲜的开放自然对芝罘的对外发展影响很大，因为就内部而言，此港只应付紧邻一带的需要。此港棉货贸易的一个特点，是英国货被美国制品彻底击溃——美国货似乎已把整个华北席卷而下。另一宗极大的进口是米；但那自然是不稳定的生意，而且通常意味着本地遭灾而非兴旺。豆饼与草帽辫仍是主要出口，但丝已远远跃出这两项之和，如今占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二。供俄国人的牛是全新的一项行业；如果它能鼓励人们认真育种，而不是进一步榨干本地的农事，对这一省将是极好的事。粉条的出口极大而且日增，与总体的上升颇能并驾；山东与其说是产米之地，不如说是产麦产粟之地，如今解往北京的漕粮甚至有一部分是用「小米」。

三十三，胶州或称青岛，是又一处颇可疑的「租借」型的「自由港」；但与大连湾不同，它自一八九九年七月一日起归洋关即海关管辖；一八九九年五月正式开埠，该年贸易总额为二百二十万两。不过它对口岸之间的贸易完全不「自由」；那座关只管同大陆之间的商务。眼下除德国人外别无他国人前往，将来除德国人外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人去落户：连一九〇〇年贸易也已开始下降，因为中国苦力厌恶那套官家制度盘问不休的作派。在铁路修成以前，此港只能供应紧邻一带，也只能从紧邻一带取货。

三十四，威海卫作为「口岸」的身份，比它那两个俄国、德国同类更加含混；那里有三四家英国商号，我想它们至少做着进口生意；但关于同我们界外毗连的大陆之间的海关安排，我至今一无所闻。我们在中国需要一位克罗默勋爵，替我们把事情理出头绪来，对整个局势有一种阔大的、政治家式的把握。

三十五至四十二，朝鲜身为属邦，一八八二年才向外国船只开放，如今已是独立的「帝国」；但它的贸易，至少在西边，实在是中国贸易的一部分——赫德爵士替朝鲜所有口岸经管海关行政，前后就有许多年。如今的「总办」柏卓安先生，同赫德爵士一样是个地道的阿尔斯特人。俄国人与日本人对东岸的兴趣大于西岸。一八八〇年，朝鲜同西藏一样无人知晓，只有日本人例外——他们在釜山有一处由来已久的商馆，而我曾有幸在一八八五年把那地方「开」了短短半个月：「是有人办砸了事」。他们在那里每年的贸易额从未大大超过二百万墨西哥元，进出口约各半。一八七六年日本以条约又取得两处口岸，欧洲人自然也就开始四下张望起来。一八八〇年，居然是意大利人——世上偏偏是他们——派了一艘兵船去，头一次为自己的照会讨到了书面答复；而美国人那一年提出要求，却连一纸回文也没能拿到。一八八五年三口贸易的总值只有二百万元，釜山垮得同另外两处（济物浦与元山）蹿升得一样突然。我很遗憾从一八九九年的报告里看到，该年的贸易不及前一年好：一八九八年总额已升至近二千五百万元，一八九九年只有二千二百零七万五千元。出口只有黄金与农产。看来中国除了靠近朝鲜的地方——即牛庄、天津与芝罘——别处一概不出口黄金；这中间似乎有某种地质上的呼应，何况日本的函馆也出口黄金。进口之中一半之值是曼彻斯特棉布；不过在这里，日本人也开始威胁我们的独尊了。镇南浦（西北）与木浦（西南）两处新口岸一八九七年向对外贸易开放，一八九九年又开三处：一是城津，在元山（即元山津）以北「一百三十海里」，离图们江口若干英里（为俄国的牛只与布匹贸易而设）；二是马山浦，近釜山，是世上最好的港湾之一；三是群山（西岸），在木浦与济物浦之间。朝鲜的贸易显然不值得英国船运一顾，几乎全在日本人手里；不过普里查德·摩根先生已在平壤附近的云山金矿动了工，还有好几家英国公司在济物浦经营银行、油池与曼彻斯特货。朝鲜人虽落后，却是极出色的一族；若归到英国治下，不久便会心折于英国统治的自由与宽厚。朝鲜最好的指望，在于柏卓安先生的方针能得到开明各国——即大不列颠、日本、美国，但愿还有德国——的支持。

（附图：略图一幅，示中国与朝鲜的各通商口岸。）

四十三，现在说到上海，那是一颗大心脏，上面所说的几乎一切口岸都从它的搏动中取得动脉的养分，又把自己的静脉之血驱回到它那振作的鼓动之下，以待进一步的处理与分配。一八八〇年，这个大集散地的直接贸易逾九千二百万两，五分之二是出口，五分之三是进口。同俄国与法国的外交纠葛使生意消沉了好几年，但一八八六年贸易复苏，到一八九一年总额已达一亿六千五百万两。不过要记住，这都是毛额，因为上海贸易中很大一部分会以天津、汉口、甚至汕头贸易的形式再度出现。一八九九年上海真正的贸易，扣除转口复出口，只有一亿二千五百万两。另一方面，上海的贸易毛额（把一切条件下自任何地方来、往任何地方去的货全算进去）近三亿零八百万两（约合四千万英镑）。要弄懂毛额与净额之间从各种角度看去的种种复杂分别，格外关心此事的人非研读已刊的册报不可。

（原注：该报告在威斯敏斯特的金氏父子书局有售。）

四十四至四十六，还有一两处口岸或准口岸，也该顺带一提。一八九九年印度支那的贸易近一千万英镑（约合七千万两），其中东京占二百五十万英镑以上（约合一千七百五十万两）。经海防、红河与河口同蒙自（云南）的贸易一八八九年开通，一八九九年为五百二十五万两，全由中国商人经营，且多半只是经东京过境，同香港往来。早在一一四〇年，东京新立的李朝便已开了一处与今日海防相当的口岸，通暹罗与缅甸的贸易，但中国史籍中并无明确记载。当时贸易似乎集中在沱㶞，或者不如说是在上溯约二十英里的「会安」。龙州（广西）的「口岸」也于一八八九年开放：其贸易至今不但数目可怜，而且绝对地在萎缩：一八九九年总额不足八万六千两。思茅（云南）的指望好些。如「欧洲人东来」一目下已述，它一八九五年对法国、一八九六年对英国开放。年均贸易约二十二万五千两；至今主要是自英属掸邦来的棉花。云南与四川对棉花的需求似乎无穷无尽，上个世纪缅甸战事期间也是如此。广州湾是法国在雷州半岛新设的据点，一八九八年租得，除了说它同澳门与江门有不错的本国贸易之外，实在无话可说。法国人若不赶紧用他们的官吏把这项贸易扼死，或像他们在东京许多地方以及柬埔寨所做的那样把中国人吓跑，那便该恭喜他们难得地显了一回明智。一八九九年有价值近一万二千英镑的法军补给品自海口复运往该处。

苏州至今还未列入外交部所发的专门贸易报告，实际上不过是上海的一条附庸。不过它如今总算有了自立门户的「通商口岸」之尊（参看第一百〇八页），其经海关的单独贸易已达每年一百五十万两。然而外国势力在那里更着意的，是开办纱厂与缫丝厂。

第八章政府

乍一看，讲中国的政府，似乎该从皇帝讲起，至少该从北京的中枢讲起。但事实上满人的政权不过是一架吸纳的机器，它本身的存亡（近来的事变已可见）在各省看来是比较不相干的；各省自给自足，各以独立的单位存在。因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里暂把西藏、蒙古、满洲等等排出画面之外，把对帝国最初的地理一瞥限于十八省一样，眼下我们也把皇帝与他的朝廷撇开不论，只考察那真正活着的、起作用的行政——也就是中国本部的通盘体制，一个由同质各省组成的联合体。

从第一章所列的名单可以看出，这些省份几乎每一个除了今日实用的或描述性的称呼之外，都另有一个古老而纯属地域的名字；这个古名或文言的名字，在公文里用得同今名一样频繁。于是两广总督会说：「来文已达粤」；山西巡抚论厘金时，依惯常简劲的文言，则说「晋厘」。这就好比今日法国的省长把加斯科涅、勃艮第这些旧省名用得比现在多得多；又好比我们为求文雅，在公文上保留麦西亚、威塞克斯这类字眼。

现在，在下文将要说明的种种限制之下，贯穿全部省制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每省有一位巡抚，凡例行之事都呈报京中各部，非例行之事则上奏皇帝。但约三百年前，两省或三省开始在巡抚之外另设临时的总督；到满人一六四〇年至一六五〇年间巩固其权力时，这样的总督遂成常设，几经调整之后定了格局，大致就是今日的样子。当初设总督的用意，与我们派巴特尔·弗里尔爵士或赫拉克勒斯·鲁宾逊爵士为南非高级专员的想法并无二致：即因军事上或别的紧急考量，宜由一位强有力的人去处置某个牵涉不止一抚、不止一路利害的大问题。但总督的顶戴虽比巡抚略高一等，他却绝不是巡抚的上司；而且多数情形下，两人中任何一个不先「咨商」对方取得同意便动弹不得。其间的隶属，连印度副督与总督之间那点程度也没有。多数事情上，总督在一件呈报上批下自己的意见或指令时，总要添一句：「惟仍候抚宪示遵」；巡抚自然也一样谨慎。多数场合总督与巡抚是会衔上奏；若事属棘手微妙，则于拟稿者与画诺者之间加以分别，写作：「谨附陈者，此折系臣某某所拟。」——我这里用「某某」这个名字，不过是为了让西方人更容易明白：高官的私名，唯有皇帝一人才「听」得、才呼唤得。

依成例，每一组省份中总有某些专门事务归总督特别经管；譬如广州与南京两处总督管盐政，总揽兵权，并办交涉；而各省的民官升迁与田赋，实际上都由巡抚独断。有的省是总督、有的省是巡抚，在军务或盐课上说了算。别的许多事情上，也各有一人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发言者，程度不同而已。凡属这种情形，便不必两人会衔具奏于皇帝或各部。这是大体的原则；具体还可以补一句：强势的总督往往盖过他的巡抚；反过来，跋扈的巡抚有时也牵着或吓住他的总督。于是那位可畏的巡抚岑毓英（顺带说一句，据说出于苗「蛮」），始终把云南府历任总督牵在绳上；甚至有人以为他谋杀过一位总督，又默许了马嘉理被刺一案——不过这些传闻，对他的身后之名或许有欠公道。好总督的楷模是南京的刘坤一：他从不摆任何架子；另一面，他全然无所畏惧、不可收买，任谁也压不服他。他是稳当人中最稳当的一位；我自己就曾几次同他把最微妙、最容易授人以柄的事情「谈妥」。

这两位显赫的省级大员虽说一般是朝廷与地方之间唯一的通道，但多数例行之事上，他们必须「据……详请」而行，那两位大员，欧洲人通常称作藩司与臬司。在民官升迁上，臬司与藩司的并列只是名义，正如总督与巡抚的并列只是名义；寻常情形下是巡抚私下同藩司商定该由后者去扯哪一根线。于是总督与巡抚在保荐一人升迁时说：「兹据藩臬两司详请，谨恭呈御览。」当然在北京，往往还有别的关节要打通，然后部里的司员与堂官才会发现这项保举并无瑕疵。我得说明：藩司一度是省里最高的官；但将近五百年前，成例是派太监或别的宫廷职事出去「巡行安抚」，这些官渐渐成了常设。因此巡抚今日的名称，意思就是「巡行安抚之人」。藩司与臬司也各有同样的一段来历；但我要做的是给一幅中国现状的平实简明的图画，而读者多半不熟悉远东事物的「演进」，所以我只以这一句作结：以上四位大员构成每一省级单位的行政机关、咨议机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司法与立法机关——一言以蔽之，他们就是「政府」。

不过细节上有几处不规整，把这个比较简单的通盘安排的匀称打破了。要弄明白这些，须参看第一章的省份名单。仕途中最肥的一缺是两江总督，即旧日的江南（今江苏与安徽的各一部分）与江西——共三省。总督驻南京，两位巡抚各带藩臬驻在自己的省城。而且总督在南京另有属于他自己的一套藩司与臬司：如此便有四对藩臬。

权势仅次于此的是直隶总督。这一省提喻式的名称须特加解说。它原是明朝的「北直隶」，以别于南直隶——那时（一四〇〇年）南京与北京并为两京。不过如今通行的公文用语「各直隶」，也就是「各行省」的意思。今日的直隶已不用「北」字（欧洲地图上仍用），既无第二个副省，也就没有巡抚；但北京一地另设专管之员，正如哥伦比亚特区在马里兰与弗吉尼亚之外为华盛顿另辟一境。而且直隶北部即长城以外多山的那一半，归热河都统与察哈尔都统管辖。这两处治所带着浓厚的蒙古气味，对中国本部而言，略如阿尔及利亚之于法国、波兰之于俄国。总督本应同藩臬驻保定府；但自外国人来后，他开始有半年住在天津；如今除非情势所迫，他再不离开那里。

默认次序上再次一等的是两广总督。两位巡抚各有藩臬；这位总督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驻肇庆（当地音读作「肇兴」），如今同广东巡抚一同驻广州（广州的西名本身，便是葡萄牙人把省名读讹了的结果）。

闽浙总督驻福州；可以注意到，他的官衔用的是古地名。浙江巡抚驻杭州，即马可·波罗的「行在」，也就是当时华南的「京师」——蛮子（即南人）是被契丹（契丹与别的鞑靼）赶到那里去的。福建巡抚兼辖台湾，从前也驻福州；但日本与法国两次攻台之后，巡抚移驻台湾府，总督便在本职之外兼理大陆福建的巡抚之事。饶是如此，藩臬仍留在福州，杭州自然另有一套。自日本取得台湾以来，福建巡抚一缺再未补人。

湖广（「湖之广」）总督同湖北巡抚驻武昌，与汉口隔江相望。湖南巡抚驻长沙。两处各有藩臬。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驻云南府；贵州巡抚驻贵阳；两处也各带藩臬。

以下各省无总督，以巡抚（每处各带藩臬）为最高长官：山东、山西与河南——中国最古的地方。最大的单省四川则有总督而无巡抚，由总督一人独理，藩臬佐之。

最后是情形复杂的陕甘总督，驻兰州府，甘肃的藩臬也驻在那里。甘肃本无巡抚，直到自阿古柏手中收复喀什噶尔之后，才新设「甘肃新疆」巡抚一缺，并置藩司，驻乌鲁木齐，又名迪化府；其臬司则是品级较低的官，行臬司之职而只有臬司的暂衔，正如我们的少将挂个中将的地方衔。陕西巡抚驻西安府，那是自废封建以来、直到各鞑靼王朝与南方本土诸家分据帝国之时（九〇〇年至一三六〇年）为止，中国几个最盛的朝代的古都。他自然也有藩臬。于是这里是三对藩臬配两位巡抚、一位总督。

且说这十八省，每一省本身都是一个完备的邦国，其团体的存在丝毫不倚赖别的邦国，只除了穷省要向富省去讨中央政府「拨给」它们的那笔钱。每省有自己的陆军、水师、赋税制度与社会风俗。只有在盐务与水师上，才须在中央某种有限的节制之下彼此让步。差不多别的一切事情上，总督与巡抚都是彼此「咨商」；偶尔几省于某些特别问题上有共同利害，先这样「咨商」到一个初步的谅解，然后合词上奏皇帝或行文各部：譬如广东与福建交界处的南澳镇便归两省总督共辖；而盐利相争之下的权宜之法，也非长江流域各省总督通力合作不可。近年来外交事务又催生了一层新发展，实际上造出两位有默然外交之权、可以凌驾别的督抚的督办大臣。于是天津的总督以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实际上为整个「老中国」领头；而他在南京的同僚以南洋通商大臣的同一名义，代表其余全中国沿江沿海的当局。这样一来，便有一种趋势：即便陆军不能统一，水师至少要统一；把关系重大的外交放到两位领袖手上；并把天津与上海造成有京畿之尊的商业首都（上海同南京气息相通）。

地方政府既已理清，剩下的只消说一句：它们同北京的往来是极有限的。各部精明的度支们把每省能筹多少岁入摸得一清二楚，或者说得更中肯些，把每省肯认多少摸得一清二楚；户部每到年底只须照老路「拨给」，逐年略有出入，视各省丰歉而定，并顾及兵部、工部所「咨」告的战事之急。每年的通札大致是这样的：

「满洲及其他旗人的经费仍为七百万两。你省协济甲乙两省之款一如从前，出自你的盐课。你的厘金与常关税供你本省军队的用度。丙、丁两款原解内务府与海军衙门，现已移作偿还法俄借款之用，你须设法在戊款项下设法弥补。前列七百万两中你省应摊之数，仍为七十万两，由田赋与海关支付。」

只要省里按时解京、把嗷嗷待哺的省内债主打发得说得过去、把初起的乱子弹压下去、把成群的「候补」安置得有差事、把外人的要求挡回去、避免各色「风波」，一言以蔽之，把体面的外表维持得像个样子，那就无人过问；一切呈报与保举都会通过；总督与他的同僚「享福」，人人也都捞够了自己的一份。北京政府不立新法，不为任何一类人做任何一件事，听任各省自行其是；它像军队组织里的参谋总部，一面把干成了事的人吸纳上去，一面把缺钱或有能耐的人放出去照样干。因此人人——无论是刮的、经手的还是被刮的——都有、或指望有一份汤喝。中国并没有势利，虽然自命不凡的人多得很。任何农夫或菜贩都能靠读书或行贿往上爬，也没有哪个中国人以自己的穷亲戚为耻。于是四下里有一种「你活我也活」的气味。油锅在那里，火也在那里：各人是烫了手还是饱一顿，全看运气与钻营的本事。这里没有护照，没有对自由的束缚，没有关卡，没有种姓之见，没有饮食之忌，没有卫生法规，除风俗与刑律外没有法律。就许多意义而言，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共和国，个人所受的拘束是不存在的。

满人身为统治之族，诚然有几分特权，但另一面，他们所受的不便也一样多。剃头的、唱戏的与当差的略受轻贱——说说而已，并不很当真；而土著的「蛮夷」只要读书、穿上裤子，很容易就变成中国人。事实上公文里对这种脱胎换骨还有个专称，叫做「改土归流」。人人在皇帝面前一律平等，得他青眼或白眼的机会也大致均等。要紧的只是守成规、不过分：尤其要尊重皇帝之身——那是由官员（在公开场合必穿的）官服所代表的，不论其官大官小。既然中国的高官是这样一种得过且过的境况，那么（特殊缘由不计）国中便没有嫉妒，也没有阶级意识：无非是大鱼吃小鱼，除非、直到小鱼躲得开、吃得上去，自己也变成大鱼。

每一省的政府既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邦国，那它是怎样运作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须先说明：中国团体生活中真正的官制单位是「县」，全国约有一千三百个。每省平均分为七十到一百余县；这个字欧洲人译得五花八门：「区」、「部」、「州」或「府」。半开化的贵州省只有三十四个；但它另有许多「土」属之区。直隶将近一百四十个，不过这个数目连北京与蒙古各区都算在内。一个县的面积约等于英国的一郡或法国的一省，在面积与轻重上也同样地参差无定。在纯粹中国的地面上，它几乎总是由一座有城墙的城，加上城四周五百到一千平方英里的地面组成。往往一座位分较低的大城反成了一个昏睡的老县的附庸；汉口直到不久以前便是如此。

每一个中国人首先总被说成属于某一个县；这种关联之牢固，使它伴随此人终身——他若显达，尤其如此，正如苏格兰或法国的贵人容易把地望缀在姓氏上。于是李鸿章常被说成「合肥相国」，因为他出自合肥县；而他那位声名赫赫的对手张之洞，也被报馆中人照样称为「南皮制军」，那是北京以南运河边上一座城的名字。

知县是一切官场生涯与俸给的心与魂；在广州或重庆那样的大埠，其尊严与职掌在许多方面并不比伦敦市长逊色多少。他比较低的顶戴品级使他易与百姓相接，而他身为「有司」中最低一级的地位，又给他披上一层连总督也须敬重的朝廷名分。他是皇帝本人（有时）直接授职的最低一级官员。他与「朝廷」之魂如此浑然一体，以至皇帝或政府本身竟被雅称为「县官」。无论民事刑事，一切事情他都是初审的法官；他又是狱官、验尸官、执法吏、市长、首席丈量官、文官考官、税吏、注册官、地方长官、市政官、总差头、向神明代祷之人；总而言之，就是百姓一向称呼他的那个名目——「父母官」。他在偏远乡县所摆的架势，同他在广州那样的都会里所安于的大不相同：在广州，他容易被数不清的文武上司盖住光彩，正如在伦敦，市长被朝廷与内阁大臣压得黯然。在他自己那座偏远的城里，他却是独断的，是一切。

他毫无技术训练可言，除了相当于我们「拉丁诗」的那一套；他有一班常设的熟手专家替他分管各房，同他分赃，而自己深藏不露。他若是个软弱的人，便任这些工具摆布，也任他的「腰带」摆布——就是先垫钱替他谋缺、又垫钱送他到任的那个人。但他若是个强硬的人，不久便把这些人统统变成他一人攥着的那块海绵的「吸管」。

帝国每一个县的「价钱」自然是人人皆知的；然而北京同外省一样有行贿舞弊，政府的底子却并不真坏；就我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说，他们多数人并不比美国的「政党头目」更糟——不过是腐败土壤里长出的普通角色，良心的多少全看那套制度许他有多少。自中国开始为乱民与欧洲人所困扰以来，捐官乃至捐缺之风可叹地日盛；即便如今，高些的实缺虽已不能买，知县一缺却买得到，许多更高的虚衔也在出售之列。但把行贿与徇私撇开不论，多数知县得缺，或因考试出色，或因父祖有功于国家，或因自己以某种特别的劳绩或效力「挣到了轮次」——而这类「效力」，包括各色大小的爱国「报效」（即捐官）。

无论这官的缺是清白得来还是别样得来，他头一桩要紧事（除非他是个热心人或怪人——那两样都会立刻栽跟头）是把谋缺与到任所花的本钱赚回来；第二桩要紧事是替自己筑巢，与藩司、巡抚保持融洽，为日后的升迁铺路。他是这样办的。他最重要、至少是最有油水的一桩职守，是征收与解送田赋，为此他厚薪养着一名常驻署中、训练有素的钱谷师爷。北京的部里从不多要，只要定额那一份，就是只解到「八成」也已喜出望外。但凭着在银价与「制钱」价上做手脚，把本地的灾荒与穷困描画得催人泪下，在点数丈量上耍花样，为收据、通知、串票、传唤及诸如此类收费——久而久之，实收的田赋竟在法定之数的两倍到四倍之间，而无论如何，连官面上应解的足额也从不承认已经到手。就算一县的田赋是一万两，这个数目的进项，即（按旧银价）每年两千到三千英镑，显然足以使此人干上二十年之后，带着一笔可观的家私回到故乡去。不过这些他并不能独吞；许多上司都得按一种固定的、体面的、甚至可以说朝廷也默认的方式打点到。

其次是刑名。每个知县无论贤否，都得养一群差役、收税人、皂隶与巡捕（通常是世袭的无赖）；而只有极少数情形下他给得起他们钱，哪怕只是饭钱，即便他廉洁得出奇，心里当真动过这个念头。最小的县要三十名，最大的要三百名以上这种恶棍。实际上这些人——一律是城里的渣滓——靠「签票」过活；凡「奉票传唤」之人，无论是证人、犯人还是原告，一般总免不了要给他们些什么才脱得了身。何况每一座衙门附近都盘旋着一群秃鹫般的讼棍，靠挑唆结怨为生，与差役沆瀣一气。横暴与奸恶的程度，各县随各官而异。

我亲眼所见已经不少，又同知县与差役有过无数随随便便的闲谈，因此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十足坏的知县，接的又是一个被恶差盘踞、积久成习的横暴已刻进骨子里的缺，而所治的是一方愚昧、怯懦或阴狠的百姓，那么他尽可以毫无顾忌地在自家牢里杀掉他想杀的任何人，收任何贿赂，作任何不公之事或纵容之，发他的财，而且干了这一切之后名声照样保全。另一方面，我也见过全然正直、心地单纯、仁厚的知县，两手（在风俗许可的范围内）干干净净，一心想把事情办对，对上司忠，为百姓所爱，而且完全管得住差役；那些差役在一位宽厚的主人手下，不久也就养成了讲道理、守本分的习惯。我曾有过一名极忠心的恶棍在身边伺候（是一位知县借给我防身的），他为护我几乎丧命；我们一同走在荒僻的乡路上时，他常常坦坦白白把自己从前的罪过讲给我听。多数知县（「知县」是现行的叫法）与他们的爪牙，底子里总还有几分好处。「往往只因眼前摆着作恶的方便，恶事才做得出来。」

话虽如此，还须说明：多数知县在田赋的进项之外，还从「刑名」一项上补进可观的油水；而那位「按律定谳」的刑名师爷，是知县背后最要紧的人物。

此外还有些零星的进益，如验尸（睁一眼闭一眼）、执照、准单、绅士的馈送、田产过户、差缺、官粮存储、支应差务等等，凑成知县的家私；因为北京那边是心照不宣的：「外销」自须有「杂款」；而省里的大员们反过来也明白：一个按不成文的成规必须替他们修葺装点衙门、把一切公所维持得像样、替他们递送文书、供他们车马、并且（低声说一句）替他们润手的知县，总得有几个钱才办得成这一切。何况多数总督都有一个儿子在做知县，「你不替我搔背，我也不替你搔背」。于是四下里便有一种舒舒服服的默契：「琐屑之处，少说为妙，于大家都好。」

省政的精髓虽如此在于县与树顶上那四位大员，中间还有几层是不能不提的。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县之上有一个府，即头等城；每省有五到十个府。知府在民间与官面上也都被径称为「府」。这个名称比较晚近，从前也有类似的行政区叫「路」；但同样的名称在别的情形下也一样，不同时代曾分别用于省与道或府一级的地面，所以我不拿过多的界说来搅乱读者。只须说：一座府城并没有自己真正的实体，它总是设在自己属下一个或几个县的城墙之内。于是安徽的庐州府辖五县，其实就是李鸿章所出的合肥城。这种情形下，有幸这样容纳一个府的县，便被称作全省的「首县」。少数情形下，如广州府（广州城），一道城墙之内有两个首县，但各自签票所及以一条想象的分界线为限——本地的贼倒是大大地便宜了。有一处，即苏州府那座极大的城，一道城墙内竟有三个首县，即三座衙署、三位长官；不过在那里的自然只是一身而三首，或者说三分的抽象的守土之治：各自所属的腹地像三把扇子似的朝不同方向铺开。

一个府（通常称「知府」）的职守，同他的辖地一样虚而不实。我同许多位知府坐谈过，可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他们做些什么（除了以二审法官的身份复审之外），只知道他们是几个县的一根导管：正如副主教是执行副主教职务的教中尊长，知府便是执行知府职务的地方尊长。上头一切命令经由府下到县，呈报则反之。府与首县若同总督或巡抚在一座城里，每天早上都得亲身伺候；在签押房外间，有的是同师爷书吏们把账目摆平的机会。

少数情形下，府在监督之职外另有特别的差事托付于他。于是广州与海口有「府关」即落地税；廉州的知府则替人挡开驻北海的外国领事的纠缠。一九〇〇年七月赴前敌打义和团的江苏巡抚鹿传霖，其发迹之始便是一八七九年在那个口岸对英国女王陛下的领事用了「强硬措辞」。府的进项不及县，但每一个县的任用他都颇有话语权，若是没把他打点周到，他挑几处难堪的毛病就能害人不浅。华北的百姓有句俗话：

府离府，三百五。

大意是说，「府与府相距一百英里，各辖一万平方英里之地」。府县两级官员的任用与遴选，在北京政府与各省之间分得相当均匀；但向来有个默契：总督与巡抚可以自择其首府与首县，即便北京另委一人来接这被择之人的缺以作抵补。这办法同我们自家的大员从投契或恭顺的人里挑自己的私人秘书或旗舰副官，是一个道理。

府之上又有一级更晚近、也更含糊的区划与官员，叫做「道」。一个道通常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府组成，或由一个府加几个县、州组成。这位「道员」连一座有城墙的城也没得借住，甚至连理论上的「道城」也没有这么个地方。他同府一样是导管，但比府忙得多，似乎总有许多特别的差事。饶是如此，他是个「客官」，不像府那样是朝廷的代表——府是守土的尊长，是「主人」。府像团里的上校，县像连里的上尉：无论你怎样编你的旅，总得经由上校与上尉去办事。几乎所有通商口岸的交涉都由道或道台经管（依条约，领事与他平行）。他的衙门一般设在府城墙内，但在上海是设在上海县城里，别处则可能在任何地方。他的位分与藩臬相当而略低，并「带」着他们的气味。道有好几等：有单纯的「分巡道」；有「兼理军务道」、「关道」等等。在这些行政的道之外，还有管漕运与盐务的道；但眼下我略去不谈，因为它们并不真正属于常规行政的一部分。各府县所附设的内外佐贰官员，我也不去碰。日本画师几笔挥就，凭寥寥几团墨迹留下一片山水的大意；我也以我笨拙的方式，拣几处主要的特征，好给非专门的读者一幅他们不必过分劳神便能迅速领会的画。

要体会中国官僚体系中各级的相对位置，最好的办法或许是看一看一件公文的通常格式。总督与巡抚合称「院」或「两院」，虽然分开来说总督是「部堂」，巡抚才不过是「院」。这好比我们说「宫廷」，或说「崇高之门」。藩臬是两「司」；但因道台带着他们的气味，又与他们同有议事之分，所以「司道」一词常用来统称这三者，意思是「咨议之班」，即两院的「省级僚属」。凡军械局、借款、查案、变革等等一切新花样，都由司道经管——他们是一种「办事委员会」，像下议院的各委员会。知府接受县的申详，自己则申详于司道中的一位或几位；这一位或两位再申详于总督与巡抚，或其中一位。这两位彼此「咨商」，司道之间也彼此「咨商」；但两院「札饬」司道，司道照样「札饬」知府，知府再把这份客气转给县。一切重案都得逐级上呈，由司、由院复审。

不过这些都是官面上的。私底下各级多少可以不拘形迹、甚至亲亲热热地通信；而在混杂的场合，每位官员固然对上司恭谨得一丝不苟，可即便一个知县，只要是个能干人，也会不动声色地当起主来，或竟把旁人压得没了声气；何况中国官员通常软得没有骨头，一般都巴不得舒舒服服地「享福」，让任何一匹自愿来当差的好马去拉那辆苹果车——只要车真翻了的时候，翻车的看上去不是他们自己。这里我举一份告示的样子，以见各级官员的尊卑及其行文的格式：

「本县蒙府宪札开：奉道宪札开：准藩臬两司咨商：奉督抚两宪宪谕：据总理衙门奏准：钦奉谕旨……（谕旨止）钦此。钦遵行知两院（另起一行），院札饬司（另起一行），司移道（另起），道饬府（另起），府札行本县等因。奉此，合行出示晓谕……」（请注意县身为朝廷之吏，自称时是要写大字的。）可以看出，中国的公文在格式上颇像我们的官电。

我只想再添一句：这种「杰克盖的房子」式的层层套叠所需的抄写与行文之多，同其字迹之工整、卷宗之井然一样惊人。其中百分之九十全无用处；但工价便宜，而且照法国人的说法，「总算有事可做」。何况我们自己的档案、哲学与文章里，又有多少不是徒具形式呢？

（附表：官制一览，分列城邑的等第、名称的大意、所辖地面的平方英里数、主官的称谓及其字义，并附说明。原书以表格排印，此处从略。）

第九章人口

古时中国的人口必定极多，因为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人说：「游牧之众合而计之，尚不及中国一郡之口。」这自然是估量征讨匈奴胜算时一句宽泛的比方，不可拘得太死。史书中散见的别的确切记载合起来，大概可以把上面引的那句话订正成这个意思：「西西伯利亚与高亚细亚所能纠集来与我为敌的二十五万兵，还抵不上我们一郡的成年男丁。」何况单以丝帛缴纳的岁入有时便达五百万匹，而且看来是一年之数，收取的又只及今日中国一半的地面——这就指向一个至少两千万的定居人口。我们若把早期的史书一一细搜，或许还能找到更确切的线索，正如史家们在「中古」时期所能给出的那样；不过就本书的宗旨而言，只要把中国分裂为两个或更多敌对王朝的整段时期撇开不论，从本土的隋朝君主讲起，也就够了——隋朝在公元六〇〇年已把帝国完全统一。

此后数年（六〇九年），明确记载人口为八百七十万户，散在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里。六五二年，历经可怕的争位之战与征讨突厥、朝鲜等等的败绩之后，户数已降到三百八十万。六五四年下令两年一次户口普查。六六〇年平朝鲜西南，得七十六万户。半岛上第三个即东南之国所含户数大概也相仿。六六八年平朝鲜北部，中国得一百七十县、六十九万七千户；把这些数目同六〇九年的相比，便可对各国人口的相对多寡有个大致的概念。此后是一段休养生息的时期，而下列官方数字使我们得以约略定出每户平均有多少「口」：

七三三年，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户，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三口；

七五五年，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户，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口。

另有一条材料表明：每户课税的不会超过一人，有些户全然不课，而不列为户主的人中只有七分之一纳税；因为在上列七五五年的数字里，只有五百三十万一千零四十四课户与七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非课之人输纳。八〇七年，同南诏与吐蕃血战之后，一千四百五十三县只剩二百四十四万零二百五十四户，而这个数目中也只有八道的一百四十四万是实点过的，其余十五道不过是估算。这些数字断然错不了，因为下面还添了一句：「而以此仅及天宝之四一的减耗之口，乃养兵八十三万！」

八二〇年与八二一年两次给出的「户与帐」之数都在二百四十万以下，口数在一千六百万以下；但两处之一注明「此不计（今）四川、贵州、两广与安南（其时属中国）」，另一处注明「此不计诸军镇之道」。最后（显然是在几次收复之后），几年后又说：「以三百三十五万户，养兵九十九万；岁入三千五百万（疑为两），三分之一归朝廷，三分之二留地方。」

唐亡宋兴之间的突厥人间歇之世即五代（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中国实际上裂为十来个小邦，自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人口记载。但十一世纪的数字我曾遇到这几项：

一〇一四年，九百零五万五千七百二十九户，二千一百九十七万六千九百六十五口；

一〇八八年，一千八百二十八万九千三百八十五户，三千二百一十六万三千零一十七口；

一〇九七年，一千九百四十三万五千五百七十户，三千三百四十万一千六百零六口。

不过后两年把户主分为两类，并用「丁」字而不用「口」字。要弄清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非作一番细致的专门研究不可。我倾向于认为，这里的「口」指「成年男女，不含小儿」，而「丁」指「堪充徭役或执兵器的男子」。一〇八八年与一〇九七年的数字是这样分开的：

上户，一千二百一十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三户，二千八百五十三万三千九百三十四丁；

客户，六百一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户，三百六十二万九千零八十八丁；

主户，一千三百零六万八千七百四十一户，三千零三十四万四千二百七十四丁；

客户，六百三十六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三百零六万七千三百三十二丁。

这大概是说：多数中国自由民的门户，每户至少出一父一子（或二子）；而农奴，或曰租佃无保的「佃仆」，只偶尔出丁应战——两户农奴出一丁已是极限——实际上是农奴之身。这一推想又为下述事实所加强：唐朝（六〇〇年至九〇〇年）曾大批释放官府的附籍之口，那些人是在连年战乱中投奔豪门求庇的；但私家仍旧留着他们，而唐朝政府后来不再违背主人的意愿去释放私家的奴婢。不过宋朝（九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的方针是要减少富家户下的奴婢。还须记住：契丹据有今日直隶与山西的一部分，而宋朝自始便断然不肯同云南或安南打任何政治上的交道。

女真（即早期的满洲人）把契丹逐出华北，除统辖他们在朝鲜与沙漠之间的全部地面外，还比契丹远为深入地打进了真正的中国。事实上整个「老中国」都落在他们手里——也就是东经一百零八度与北纬三十三度之间黄河的那一片或几片河谷。他们三个年份的官方数字是：

一一八三年，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户，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口；

一一九〇年，六百九十三万九千户，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口；

一一九五年，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户，四千八百四十九万口。

一一八三年的数字只包括鞑靼猛安即千夫长之下的军事编制，或许也可借以见契丹「旗籍」人口从前的规模：其中四分之一的口是奴婢。据称当时垦田相当于二千六百万英亩，即每「口」四到五英亩。（今日）满洲一朝最后记下的户数在一七三四年，全中国二千六百五十万户，垦田约一亿五千万英亩；如此说来，一一八三年的比例便颇为不同，除非那个「口」字用得不合常规。若把猛安之口从一一九〇年至一一九五年的数字里扣除，便得约六百五十万户、四千万口，是鞑靼人从中国本土的宋朝帝国手中夺来的。宋朝早一百年的人口我们已经看过。倘若它不曾增加，南方的帝国也还剩下一千三百万户；而且（鉴于战乱不息）这个数目多半确实大致代表了华南的户数——不过关于华南，我眼下还找不到统计。

女真又被蒙古逐走。蒙古一二三五年第一次户口，计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户，共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口。一二五二年的下一次户口又添了二十余万户。自一二六一年至一二七四年，逐年稳步上升，自一百四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户增至一百九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六户；不过这些总数自然只包括「老中国」，而那里的人口已有三分之二不是外逃便是死绝。一二七五年的户数作四百七十六万四千零七十七，但这个总数包含哪些新得之地，并不清楚。一二七五年至一二七六年后来的几次征服，则连同各省官府查得的户口一并仔细记下。这几次征服实际上等于一千四百年前汉朝的征服加于「老中国」之上的那些地方，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与江苏，若把每一处指明的小计相加，共得七百二十八万八千三百三十一户、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三千八百二十口。但若像那位史家那样把指明的与未指明的总数混在一起算，便得他所给出的九百三十七万零四百七十二户、一千九百七十二万一千零一十五口，分居于所平定的七百七十三个县。这与另一章里随口一句话大致相合：「是年（一二七六年）自亡宋得户一千万。」

这个宋朝不是别的，正是马可·波罗的「蛮子」；此字如前已部分说明，就是今日中国的「蛮子」即「南方的恶棍」，正如蒙古人是「鞑子」或「骚鞑子」。马可·波罗说整个蛮子之地有城一千二百座，单「行在」（杭州）一处便有一百六十万户。杭州不过是「两浙」之一的省会，平定两浙得二百九十八万三千六百七十二户；那么一百六十万户若单指「浙西」，比例便相当合理——当时的「浙东」包括上海以及南到温州的沿海各地。

宋史说，一二六四年该朝尚有五百六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九户、一千三百二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二口；一二七六年皇帝正式把它们「交」给了伯颜将军。一二七八年平漳州（刺桐）及其四周，又得约一百万户。要体会那时候屠戮之惨，可从一二八二年的一句话见其一斑：那年查得四川只剩约十二万户。一二八五年的话说得更重：「四川与广东沿海各处，人烟稀少。」一二九三年的户数记作一千零四十万二千七百六十，未加任何解说：也许是征日本、安南与爪哇的惨败止住了继续的增长。一二九四年在缅藏边界上的征服与兼并，又为这个数目添了九十万户。忽必烈之时，每年解往北京的米常有五百万担。总的看来，自「第一帝国」到忽必烈的一千五百年间，尽管起伏不定，人口却始终停滞：起头与收尾都是五千万上下。

一三九一年，明朝六百年来第一次把十八省统于一手，不再有鞑靼的牵缠，其点计的人口为一千零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户、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丁。一三九三年为一千六百零五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口。口多于丁不难解释；但除非我们假定新兴了、或重又兴起了一种不与父母同居的风气，户数骤然上扬便很难说得通。这一年垦田相当于一亿四千万英亩，并且明白说「天下之地，大抵已辟」。一四九一年人口降至九百一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户、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口；一五七八年则为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户、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所给的解释是（显然是为躲避过重的税课）「渐成投靠富室、居于舟中、诡称工商之习」。

满清政府自其立国的第一年（一六四四年）起便发布残缺的岁入册报，而户口与田赋的统计直到一六五一年才齐备。那年年底有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户。我们可以假定，十八省的平定到一六五七年实际上已告完成；在此以前，户数每年增加一两百万，到那时已逾一千八百五十万。此后种种战乱与灾祸使数字停在原处，直到一七〇八年才第一次记下超过二千一百万。当时中国财政之丰裕，使皇帝一时兴起，不时把田赋全行蠲免，各省轮流受惠。垦田总数已达约一亿一千万英亩；也就是说，好田劣田合计，在应征之田的总面积（也许是一亿五千万或二亿英亩）上，向二千四百六十万户按每英亩好田若干的率额征取田赋。皇帝断定，由此所得之数（不足三千万两，即三千万盎司银子）加于田上已经够了；其理由是：无论将来人口如何增长，那同一片如今就实用而言几乎已全垦的土地，将来总得养活两人、三人、甚至十人，而不像如今只养一人；这就意味着生计之争将更艰难，因而每一个人纳税之力也将按比例减退。于是自一七一三年起，「丁口」的册报之外，另附一项「滋生人丁」的册报。到一七三四年——按这一制度公布册报的最后一年——「滋生人丁」已增至九十三万七千五百三十，而另外两项则大致同一七一二年一样。

「丁口」二字如今这样含混地连用（从前各朝是分用的），合起来必定是指「纳税之户」；因为乾隆皇帝一七三五年即位之初，便着手筹划一套更明白的办法。他说：「所载课丁既永不加增，滋生人丁又不纳赋，记之何益？朕欲知者，生齿凡几耳。」于是自一七四一年至一八五一年，我们有了逐年稳步上升的人口册报，起于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九，终于最高的四亿三千二百一十六万四千零四十七。

倘若留意我从上述有缺陷的材料中提炼原则与结论所用的方法，便可看出：直到十八世纪之初，中国的人口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比一亿多出许多。到一七六二年它已越过二亿；如此下去，每百年翻一番；所以我们大概不错地可以断定：一六四四年满人接过政权时，它不过才到五千万；也就是说，尽管有种种战乱忧患，它在一六五〇年至一七五〇年这一百年间增加了远不止一倍。

太平天国之乱起头那几年（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在册的人口减了五分之二；但即便当真死了成百万上千万的人，一八五一年的数目也决不可能减去的不止十分之一。纵然如此，十年间杀掉或饿死四千三百万人，就意味着每天一万二千人，此外还有每天照自然之数死去的四万人（按每千人每年三十人计），而这四万与出生之数大致相抵。何况乱事只波及中国总面积的一半，那么每天二万四千这个数目肯定比一万二千更接近实情：换言之，死亡率几乎翻了一番。无论如何，自始至终，关于中国的人口是多少、曾经是多少，除中国官方的陈述之外从来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我如今已经说明：这些陈述尽管在质与量上都有种种缺陷，彼此却相当能对得拢。我们可以采信它们，也可以摒弃它们；但只挑合乎我们成见的那一部分来采信，其余一概摒弃，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欧洲人的一己之见，凡与确切证据相抵触者，都是不值一文的。

（原注：我在一本题为《中国的人口与岁入》的小册子里（一八九九年自《默西杂著》抽印），以及同年三月号《皇家统计学会杂志》所刊的一篇文章里，就统计问题给出了更多确切的证据，并讨论了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国之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口。这里不必把那些论证重述一遍。同一本小册子里载有取自俄国方面的统计，列明一八九四年各省的人口。不过这些统计，我已参照近年的饥荒与别的灾祸加以审核，它们本身也都是从中国官方的册表得来的。）

下面我列一张两栏的表，载明一八四二年与一八九四年各省的人口——也就是太平天国之乱以前，与中国元气复原之后。为省事起见，十万以上或以下的零头我一概不计，因为那于大局无关紧要。众所周知，浙江、河南、江苏与江西受太平天国之变的荼毒最重，所以它们相形之下的落后并不足怪。山西在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遭过一场可怕的饥荒。甘肃与陕西的一部分毁于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五年的回民之乱。四川则须特别一说：我们已经看到，在忽必烈汗的时代它就已经有过一次人口荡尽；而凡到过著名的成都平原的人都可作证，那里眼下是中国最富庶、最稠密的地方之一，而单这一片平原（全省唯一的大平原）就必有三千平方英里之广。

各省人口，左为一八四二年，右为一八九四年：

安徽，三千六百六十万，三千五百八十万；

浙江，三千零四十万，一千一百八十万；

直隶，三千六百九十万，二千九百四十万；

福建，二千五百八十万，二千五百二十万；

河南，二千九百一十万，二千一百万；

湖南，二千万，二千二百万；

湖北，二千八百六十万，三千四百三十万；

甘肃，一八九四年为九百八十万；

江西，二千六百五十万，二千二百万；

江苏，三千九百六十万，二千四百六十万；

广西，一八九四年为八百六十万；

广东，二千一百一十万，二千九百九十万；

贵州，五百七十万，四百八十万；

山西，一千七百一十万，一千一百一十万；

山东，三千六百二十万，三千七百四十万；

陕西，一千零三十万，八百四十万；

四川，二千二百三十万，七千九百五十万；

云南，五百八十万，六百二十万。

两年的粗略总计分别为四亿一千九百六十万与四亿二千一百八十万。

二百五十年前迎来满人的那几场大乱之中，四川的人口又一次荡尽，几乎绝对如此。一八八一年我在全省游历时，遇见过数不清的「口耳相传的凭据」。省中每一个村夫说起这件事，就像我们英国人说起一六六五年的大瘟疫。另一项具体的凭据是：一七一二年田赋永远定额时，四川（除甘肃、云南、贵州、广西那四个半带外族色彩的穷省之外）的田赋是全国最低的——不足七十万两，而别省平均是一百七十万两。按每户所摊的比例计，这便是七十万户、约四百万人，而不是如今所说的八千万。

除了四川已享两个世纪的比较太平之外，太平天国之乱时还有四面八方涌来的巨量移民；因此别省在册人口的损失，有一部分大概正是以四川官册人口的增益重新出现的。我在那里时发现，自湖广（即湖南与湖北）与江西来的移民已流入了很久，并且仍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我只遇到一个村子原来的居民不曾变过。既然湖广与江西看来都不曾有过人口的大流失，那么很可能是更东边那些荒残的省份在乱世里把逃难的人流送进了两湖与江西，而这些人流或留在了那里，或自己继续往前，或把原有的居民往前推去。

饶是把一切都算上，要相信一个多山的省份如今有八千万人，仍是极难的事——那省的西部、西北与西南至今还只有半独立的部落稀稀落落地住着。然而另有一些间接的证据，支持人口确曾大增之说。别省从不曾有人想过在田赋之外加征（寻常的中饱不算），四川却多年以来每年按田赋的比例向田主加征一项「罚」与一项「乐捐」：换言之，单是官定的田赋就已增了三倍有余；因为这两项虽只在较富的县份征收，每年却远在三百万两以上。

还有一件间接的凭据。四川以文官之少出名（依通行之例，一切文官都得到外省去做官）：换言之，这是帝国中唯一一个殷实人家宁可守在家里、而不愿出外去做官这门「买卖」的省份；而那门买卖，我们都知道，是中国最赚钱的行当之一，也是学问最深的人所乐于操持的。作为一个例外的例证，我不妨举已故的鲍超将军——四川有才干的武官中极难得的一位。他一生效力之后，死时却发现他贪墨极甚，发的是一笔极不体面的财。然而总督刘秉璋（他自己也是个贪腐的无赖，后来经英国坚持而被黜）设法周旋，使皇帝没有迫令鲍将军的后人把财吐出来。

第十章岁入

像本书这样一部提纲挈领之作，回过头去把中国财政的全部历史交代一遍，是不值当的。在「早期的通商观念」一章里，我已就极早的通商与赋税略说了几句。那些议论所本，主要是司马迁那部第一等的正史——他专辟一篇讲国用；此后历代的断代史，或仿此例，或承此例，都以一卷或数卷献给「食货」，这两个字实际上就是「财政与通商」的意思；因为中国财政方法根柢里的意思，正是「养民，与食于民」：照这个意思，从前一切俸给都是按米若干担来算的。正如今日的英属印度人说「他是个月支六千卢比的人」，中国人从前也说「他是个岁食二千石的人」。

一切正当赋税的根本，向来是田中所出的十分之一或某种比例，或纳钱，或纳物，或二者兼纳。盐课（从前与铁的引票相连）历朝历代都只居第二位。常关与海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一向处在从属而无定的地位，与其说被看作国库之源，不如说被看作皇帝的私帑；无论如何，它们即便从萌芽算起，也不过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各朝如何在这三项主要岁入上翻花样，有时还翻得任性，这是好古者的兴趣，而非实用的兴趣。

人生短促，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先把中国历史的轮廓与原则好好抓住，再把最好的精力用到细节的推敲上去。带着这些保留，我因此只提请读者参看前几章已说过的话，把本朝满清以前实际财政的整个题目撇开，只看一眼我们今日所见的情形。到一七三四年为止，户部的年度预算在收入一面，是这样一份陈报：

一、田赋，以银两计；

二、漕粮，以谷物若干担计；

三、草料等，以束计；

四、所产之盐，以零售的「引」（每引四分之一）计；

五、上项盐所纳课银，以两计（每引半两）；

六、茶，以「引」计，显然是为出口；

七、以官铜所铸的制钱。

本朝之初，以银钱或银块收入的岁入总数不足一千五百万两，一六五六年不足二千万两。同时，皇帝也留下记载，说他很清楚他那些得胜的将帅从各省捞了多少家私。虽有耗资巨大的战争、蠲免赋税、以及皇帝的巡幸或所费不赀的南巡，平均支出仍远低于平均收入，以至半个多世纪（一七四〇年至一七九〇年）里，手头常有六千万或七千万两的结余。还须记住：当时银两在国际上的金价接近八先令，而非今日的三先令，它在本地的购买力也远胜今日。我们若把一两看作与我们的一镑在本地的力量相当，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在十八世纪这段承平的岁月里，常规收入大致可记为四千万两，常规支出三千万两；只有当年度的盈余不足以应付特别的需索时，才偶尔动用积存的结余；但这些年度盈余通常足以支应例外的开销，正如俄国的「自由资金」总是（至少在理论上）随时可以拿来支付意外之需。不过每隔一阵，遇有特别的窘迫，也临时卖官鬻爵，好让银根松一松。下面是一份太平天国之前真实预算的样本：

收入——

改定后的田赋，二千九百四十一万；

盐利，五百七十四万五千；

关税（洋关部分极少），五百四十一万五千；

捐纳，三百万；

茶、鱼、苇、矿，三十二万二千；

过户之费，十九万；

落地税及杂项，八十五万八千。

共计四千四百九十四万。

减去捐纳（属例外），三百万。

常规现银收入总计（两）：四千一百九十四万。

收到的谷物若干担（每担值一两至二两），四百八十四万一千。

收入总计，四千六百七十八万一千。

以上岁入，看来或是当真解到北京，或是（间接解京）作为中央与各省军队的饷，或归官员，或用于与北京及其军队有关的事务，如驿站、漕船、铸局，或用于与北京利害相关的别项行政，如修运河、修京畿诸河、修淮河堤防或黄河。

再看相应的支出一面。在三千一百万两的支出总额中，直接用于百姓的只有二百分之一，而即使是「学校」这区区十四万两，多半指的也是北京的官学或满洲义学。

下面便是一份太平天国之前真实支出清单的浓缩样本：

军队及与军队相关者，一千九百五十九万九千一百；

俸禄、养廉，四百五十五万四千七百；

黄河，三百八十万；

驿站与漕船，二百一十二万；

宫殿、王公、太监等，一百三十万九千。

共计三千一百三十八万二千八百。

学校，十四万。

总计三千一百五十二万二千八百。

上项饷银所包含的兵数是八十万；我推想北京的十万上下旗兵大约要耗去二百万至三百万两，而各省的十万旗兵加上六十万汉人绿营，则需一千六百万至一千七百万两。

各省实际的岁入与支出——这自然从未详细奏报过，连在本地也从未以预算的形式落到纸上——真相大致是这样的：一千三百位知县平均每人每年在一切养廉之外，至少得净得一万两，才够自己与上司们发家。皇帝所发的「养廉与俸禄」，其实被知县的上司们扣下作押，而且常常不声不响地中饱。这些知县平均每年还得另花至少一万两，用来招待过路的大员，支付自身的开销（连差役在内）、师爷的束脩等等。自然，有些知县的师爷能得几万两，有些却只有几百两；我说的不过是平均数。各处包揽关税的人每年也要五百万两，一半为自家发财，一半为支应送往北京帑库的礼。关税收入几乎没有一分进了国库，无论地方的还是中央的。换言之，那四千五百万或四千六百万两的官面岁入，至少得翻一番，我们才算大致摸到从百姓这块底岩上按常规榨出的实际岁入的头一笔而已。而这一切，又完全不算那些无定规的横暴、贿赂、中饱与勒索——特派查案者的、武人的、以及税吏差役之流的贪婪。凡有益于公众之事，如筑路、修桥、清洁、慈善机构、市政巡防、地方学堂、宴飨、演戏、路灯、巡捕——事实上除了与皇帝及为皇帝当差有关者之外的一切——从前是、如今也仍是由地方按坊按乡自行摊派的捐款或民捐来支付的，而这是在上述以中央或地方政府名义直接间接征取的皇粮官税之外。

对眼前过去这段岁入如何征收、如何支用的原则既已回顾一过，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当代预算是怎样运作的：每到年底，户部像一尊遥居天外的司法女神，环顾各省的芸芸众生，取出卷宗，看定下列几项中央政府有切身利害的开支是必需的、非支付不可的：

一、北京的俸饷，八百万；

二、宫廷所需，一百四十万；

三、俄法两处边防军，五百万；

四、长江防军，三百万；

五、水师，一百万；

六、各省军队，二千万；

七、黄河，一百五十万；

八、漕粮解京，一百七十万；

铁路，无；

军械局，无；

外债（已偿），无；

各色新花样，无。

共计四千一百六十万。

一眼便可看出：即便在甲午之战以前那还算得上收支相抵的好日子里，陆军、海军及与之相关的开支，一百年间已由一千九百万两升至三千八百万两；而自一八九八年以来，中央与各省的军队又不惜重金加以整顿，虽有裁遣与撙节，如今大概要花远不止四千万两。因此，把那二千万两糟蹋在全然无用的省军上的钱立刻裁减下来，已成燃眉之急；于是又生出怨望与离心。宫廷所需并未增加。黄河所费比从前少了：不是因为河况变好，而是因为时世变坏，百姓因此只好以水患加剧、公共工程减少的形式来受苦。驿站与漕船在如今这窘迫的年月里再无人提起；显然各省因自身利害不得不打探消息，便情愿把这副担子自己挑了。中国自己小打小闹、慢如蜗牛地修铁路时，各省每年合起来须解上约五十万两充作路款；但一八八六年因对法战争的震动而设立新的海军衙门，路款便有一部分被移给了今上的先父醇亲王，他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后来日本人把舰队打掉了，醇亲王也死了，这两笔款又都拨出一部分去应「急需」——这一回是「为皇太后修新园」；而如今新海军正在起头，铁路则已被外债吞没，由轻信的外国财团出资承办，好让中国人至少能享受一场由别人（至少头一遭是别人）付账的「垮台」，以缓解他们自己绝望的苦闷。军械局的命运也是起起落落，尤其福州船政局被看作一头白象，多半是为讨好法国人才维持着；何况近来急如星火地赶办军备，已把大部分工程与工场的活计移到天津与南京去了。最后，新旧外债的本息偿付每年要吃掉约二千五百万两，那完全是岁入上的一笔新负担。所谓「各色新花样」，包括让与权、投机、工厂、轮船公司、铸币厂、铸新钱用的洋铜、矿山、电报、电话、电灯等等，其中有的赚钱，有的亏本；少数情形下中央或某省政府在一项或几项上陷了进去，财务上脱不了身。中国人打心眼里巴不得把这一整套东西全扔进海里，回到从前的好日子去。我也不敢说他们就没有道理；「进步」看来丝毫无助于人心的知足，而在我个人看来，所谓「野蛮人」的生活倒有许多可取之处。

一眼便可看出：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对日之战以前情形虽已够坏，如今却坏得不可以道里计；户部得设法每年张罗六千万或七千万两来应付开销，而不是从前好日子里的四千万：这意味着那些最终总能流进各人私囊的「自由资金」相应地减少。等到「义和团」这笔账要一笔勾销时——外国投资的损失、外国用兵的赔偿等等——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可以想见。

且说户部对每一省收得多少、能收多少岁入，心里颇有点数。十八省中有四省非得极重的协济不能过日子，而这些协济实际上正好抵着「防俄防法边军」这一项——俄法两国威胁着这四省的存亡。另有两个富省（直隶与江苏）也接受别的不那么富的省的协济；这并非因为它们自己穷得付不起，而是因为它们以军械局、水师或别的费钱的机构的形式，直接间接地承担了别省的一部分防务，而那防务从前是那些省自己承担的。

户部发现，如今它一年可以指望的收入（约略）是：

一、田赋，收银，二千六百万；

二、常关，四百二十五万；

三、海关，二千二百七十五万；

四、盐利，一千四百万；

五、厘金，一千四百万；

六、土药之利，三百万；

七、杂项，三百万；

借款与报效，无；

捐纳，无；

外债（借入），无。

共计八千七百万。

这个总数代表「义和团」之乱爆发以前可能有的最高收入，同本章所给的别的表并不一定抵触。即便如此，这里也比常规支出多出四千六百万两；这个数目在拿出二千五百万偿债、三百万办军械局、二百万办铁路、修宫殿及别的新奇之物、一千六百万供各省之需以后，仍然有余。

如此说来，时世虽险，情形本不至于太糟——只要一切收入以一种货币解入一个中央的库或账（像海关收入那样），一切支付也以一种货币自这一个库支出，以一种方式汇解。但首先，各省都有两种主要通货：纯银（成色好几等）与制钱（品质好几等），两者的比价每座城每天都不一样。除此之外，每省的银两各有自己的「成色」与「分量」；有些省除纯银外还用银元，打戳的与不打戳的，或论重，或论枚；而银元的行情，无论对制钱还是对银，地方与中央每天都在变。这个难处虽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又为数不清、也查不清的「陋规」大开方便之门，若收支能并作一账，倒也还可以达观地置之不理——只要静脉之血能畅达于心，动脉之血能洁净地流回四肢。可是户部同各省一样腐败守旧，办起事来是一副得过且过、乱七八糟的样子。它不说「你的收入是五百万，支出是四百九十万，把十万解到结余库来」，它说的是：

「你省田赋，今年（除去灾蠲）名义上只指望得八成；其中五十万解京充俸饷（正款），十万充同项（加款），二十万充宫廷之需，十万补一八九六年协解满洲短缺之数。此款（连同户部惯例的规费）须一部分在七月以前、全数在十月以前解到。你的盐厘既已划归赫德爵士充外债之用，则原解满洲各军的常厘应以六成顶补盐厘解京之款，四成顶补原系归还福建之款——该款自一八八六年起已改拨作云南铜斤之用（扣除平余与耗羡）。若仍不敷，则自一八八一年以来在军饷平色上所积的百分之七之节余，可暂拨充军械局的摊款（须打折扣）。贵州省申诉：你省每月六千两的边军协饷未曾解到。已饬四川垫付所需之数；同时，赫德爵士既已同四川、湖北议定每年包缴一笔整数，不再分收两省的盐厘，你便可饬盐运使把从前拨给广州鱼雷学堂的每年二十万两，迅速解来充天津新炮队之用。」

这幅中国财政的图画自然是拼凑的，又特意添了一层地方色彩略加夸张，好把那里头无可救药的混乱显出来。每一位督抚对每一项新的索求都要争，而且人人心照不宣：有些拨款比另一些更当真。时不时有个老实的呆子说了句实话，把一切都搅乱了；户部从不让这样一个「傻子」真的占到便宜，哪怕道理上看去像是占了。一位巡抚明知专管云南铜斤的大员正靠它发财，你怎能指望他为铜斤出力。另一方面，「部里的米」虽于公事毫无要紧，却总是赶紧解到；其道理同一位领事给外交部行文时总要把公文摺得整整齐齐、以免挨训是一样的。饭碗是吵不得的；而衙门里的小吏，只要省里最大的人物得罪了他们，便能轻而易举地在他的车轮里塞进一根棍子。

这套按老规矩胡乱办事的法子，还有许多荒唐的结果。甲省接受乙省的协济，自己却欠着丙省的，便替丙省付给乙省。于是要付两趟运费，要吃两回汇兑的亏。有时甲省甚至会被饬令协济乙省，而乙省本就在协济甲省。本可以轻易用汇票解送的款子，通常却装在掏空的木头里，由兵丁押送，另有车辆、打手与一名武官随行。即便用汇票解送，汇费也要百分之二三，还要派一名武官去送那张汇票——正如我们派受宠的军官去送条约或捷报一样——好让他因这番出力挣得几分「声誉」。读到几百名苦力扛着装银子的沉重木头，从山西一路小跑到上海去偿付欧洲借款的利息，真叫人心里发酸。在形式、职守或国家体面上所要求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周到与准时，其程度只有在履行同一项公务时于私人事务上所盛行的那种无耻中饱与对时间金钱的麻木糟蹋堪与相比。明知自己一年从任上弄到三万或四万两的高官，会一本正经地把账目结算到一两的十亿分之一，却忘了（即便书办的工钱每天只有六便士）点数与减算每一行数字所费的工夫，已十倍百倍地超过那书办按分钟计的工钱。一言以蔽之，中国整套财政制度已烂到了心里；幼稚而无能；理应连根拔去。在有了固定的币制、各部门有了欧洲式的会计、有了一套确定而足够的俸给之前，一切改革都不必指望。

中国十八省及满洲三省岁入各项一览：

田赋收银，二千五百九十六万七千；

漕粮折价，或征或折，七百五十四万；

常关，四百二十三万；

盐上各色课税，无论何名，一千三百零五万；

海关税务司所收，二千二百零五万二千；

厘金，不含盐厘与烟厘，一千二百一十六万；

土药税与烟照，二百八十三万；

名目不明的杂税、执照、规费等，二百一十六万五千；

芦洲之课，二十一万五千；

特殊租佃的地租，六十九万；

徭役与差供（约略估计），十一万；

捐纳官衔，二十六万六千；

别省协济，九百二十八万二千；

茶课，九十万；

柴薪与谷物之课，十一万。

总计，一亿零一百五十六万七千。

（本国借款与报效属例外，不计入总数：六百三十三万四千。）

（原注：详情参看「人口」一章所提到的自《默西杂著》抽印的那一本。）

各省岁入总数一览（连协济在内）：

安徽，四百零三万三千；

浙江，五百七十八万六千；

直隶，六百三十六万；

福建，六百零三万五千；

河南，三百二十三万五千；

湖南，二百七十六万五千；

湖北，七百三十二万；

甘肃，五百九十四万六千；

江西，四百八十万；

江苏，二千一百四十五万；

广西，一百七十三万；

广东，七百五十二万五千；

贵州，一百一十万七千；

山西，四百零四万；

山东，四百五十三万；

陕西，二百三十八万；

四川，六百零五万；

云南，一百九十八万五千。

以上共计九千七百零七万七千。

盛京，三百三十四万；

吉林，四十七万；

齐齐哈尔，六十八万。

总计一亿零一百五十六万七千（省与省之间相互协济之款已行扣除）。

第十一章盐课

盐业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例证，既见中国分省所依的天然之理，也见其制度的一脉相承。从随书所附的地图可以看出，出产盐课的几大区域，并不完全同帝国按省份分组的政治区划相合。我们这里有广州的珠江流域，有北越诸国的故地，有吴、楚两国的故地，都用海盐，而各产地按手边的天然之便，采法制法各不相同。再有各色井盐，或有或无火气作燃料，供给中国西部与山地，大致相当于古时的蜀、滇、黔三国。沙漠中的湖盐则与山西的池盐相竞，供应大致可称为鞑靼与中国杂居的那一带。最后，北方还有原始的芦荡，供给「老中国」的大部分。可以看出，这些行政区域大体上与中国开拓的各个阶段、与中国势力的推展相合。翻一翻第一章第四页所列的省份名单，再参看「历史」一章里关于汉武帝开疆的话，或许能把这一点看得更明白些。

参看第一章可知：那一大片名为两广——即广西与广东——的地面，是古南越之国的北半，其实不过是广州一带的三角洲，连同凡与之相通的一切水网；东边汕头的水系，无论就自然还是就人种而言，实在是福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看到，沿海十来处所制的海盐，如今、并且自四世纪以来一向，都归一处经管。这就是今日设在广州的盐运使的衙门，另有一名广西的盐法道为副，两者名义上都由总督总揽。署中属员十七人，各色盐店一百五十九处，由六个不同的「柜」即账房分管；而万流所归的古老总汇，一如从前，在广州以下大河与小河交汇处的东莞。因财政拮据，近一两年间已力图把每年的盐课榨到极限，如今大略可记为一百万两上下。

可以注意到，百色以上西江的上源出在广南府（云南）：因此单这一府用广州盐，并以某种未加明言的方式回运铜斤供铸局之用。这条西江北边的一条支流出在古州（贵州），那一州也同样自广州取盐，而不取四川或两淮之盐。至于湖南南部三州与江西南部三府何以又成两处例外，就不那么显然了，虽说所谓「北江」有一部分发源于前一省，「小河」有一部分发源于江西：其中无疑有特殊的地方情形要斟酌；而无论如何，这种不规整至少也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就盐务而言，两广凡水入三角洲的部分分为两个运销区：「大河」区（广州以西）与「小河」区（广州以东）。汕头之水出自汀州府（福建），因此那一大府宁用汕头河谷通行的广州盐，而不用兴化（福建）那不易运到的海盐。海南岛自然也在广州的盘子里；这样一来，广州这一片便从政治上、财政上本属对手盐区的省份里割了几个角，把自己凑成一个整数。

福建的盐业比上述的小，由一名盐法道并属员十七人经管，名义上由驻福州的总督总揽。这一区（同上述广州一区一样——广州那一区可上溯至公元四世纪的创制者）在史册上只能追到中国文明推进、先在那片地面上取得稳固政治控制之后（约当公元一〇〇〇年）。我查到一一五七年更张之时，课额是每年八万贯。各省所用盐官属员的多寡，视盐在哪一道关口脱离官手、经中间商转到用户手里而定：因此福建的属员格外多。如今台湾既已是日本的地面，福建盐业的发展自然更受局限，至少在官面上如此；但我毫不怀疑，以那样守旧的百姓，事情多半还照着老河道在流。太平天国之乱中福建曾有一阵子劲头十足，因为长江即两淮一路的运销已陷于瓦解；但自那以后，事情便归于沉闷无聊的常规，如今一般查访者已很难得到什么有意思的消息。福建盐所出的名义收入——这种货据说根本不出省——约为每年五十万两。不过，作为中国幕后光景的一例，我不妨提一句：我有一次到过三省上源交汇之处，顺流而下数百英里到温州（浙江），一路遇见福州盐船的庞大船队，竟是从后头绕上来，往福建北部与内地的边界去。据我打听，每年七万吨的巨大贸易，是浙江那些精明的厘金官员睁一眼闭一眼放过去的。法国的统计把一八八九年整个印度支那的食盐消耗定为十五万吨；以印度支那同上述那一片受供之地的面积相比，我的数目或许离实情不远。

沿海北上，我们到了下一省浙江；就盐务而言，它至今仍分浙东与浙西。这一名目把我们带回到长江的一个入海口尚在杭州入海、而极晚近才有的江苏一省有很大一部分还包括在两浙之内的时代。一一三二年，所谓淮浙盐制被改到榷课的基础上。自上海起，沿海一线直到福建边界的半个省是浙东；内里各处，包括镇江、南京与杭州，是两浙的西路——这在「人口」一章里已部分说明。正如在英国我们古老的教区同较晚的行政疆界互相交错，中国在漕、盐两事上也至今沿用江南与两浙这两个已废的区划，虽然江南已成两省，两浙已成一省。因供应之区甚广，这里设盐运使一员经管，名义上由驻杭州的巡抚总揽；各处分销的口岸另有属员三十九人。同前面所述的两处盐业一样，这里的盐几乎全是、若非全是海盐，在沿海若干处按不同的条件、以不同的方法采集治办。太平天国之乱中，这里的盐也趁运销全面瓦解之机侵入两淮的地界：它上溯长江甚远，甚至下到了鄱阳湖。但将近一百年前我就查到，安徽的「徽州府」已在用浙西之盐；这一例外的安排也许由来已久，只消在一张好地图上看一眼水系，再想一想同一带的茶叶在近一两年间如何被厘金的苛索从九江逼到宁波去，便不难明白。安徽另有一角（广德），江西另有一楔（广信），也同样划在两浙一路之内，只是这两处都没有河源可作根据。江苏凡大江以南全在其内，唯南京那一大府除外。定海与崇明两岛另有专门的安排，我这里不必细说，因为我的用意只在勾画大略。自甲午之战与随之而来的外债以来，这里同别处一样，不得不抬高食盐的零售价；这自然又给如今弥漫中国的不满与骚动添了一分。我从前刊过几篇论「盐」的文字，把浙江的盐课低估为五十万两；但从后来的官文书看，如今已记作近一百万两——说到底，以那位盐运使的品级与属员之多而论，这原也是理所当然的。

（原注：《经济学杂志》，一八九九年三月。）

那个称为两淮——即淮河（因黄河变迁，如今只剩一截，且已无入海之口）南北两路——的庞大机构，很值得一家英国财团留意。黄河（以及一般的淡水）能挡得越远，盐场便越好；而两淮的中国水利匠人在调节相争之水的高下上，其本事几乎不亚于治理须德海堤坝的荷兰人。随便找一张过得去的地图便可看出：江苏凡大江以北、运河以东的地面是一片凄凉的平野，其中很大一部分因地卤、除芦苇外不长别的庄稼而税极轻。两淮一切著名的盐场就在这里；而南北之分，无论当初是什么意思，如今主要是指所出之货在来路、色泽与治法上的差别，外加各自任意划定的销地——若某一种盐在自家「地盘」上短缺，销地也容易略有出入。女真鞑靼与宋朝从前在淮河上设过税关与盐场。自太平天国大乱以来，历任极能干的两江总督已把整套制度彻底改组。他们的主要目标，一是如何把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四年战乱中丢掉的销地替淮盐夺回来；二是如何同四川井盐那庞大的外销订一个妥协的办法，好让四川在它于太平天国长期乱世中从「淡食」之苦里救出来的那片销地上保住公道的一份；同时又要安排得使相争两盐的比价既不致高到贫民负担不起，也不致轻到征不出像样的岁入；并且还要使长江上三个大的复合之邦——四川、两湖与两江（合占中国本部一半的面积与一半的人口）——的通盘岁入制度有足够的伸缩，以便照常解京，并供养它们各自的陆军、水师与军械局。

依着这一套复杂的安排，湖北、湖南（两湖），江苏、江西、安徽（「两」江）与河南各省的巡抚，在盐的「大政」上一概无权置喙：整个盐课归驻扬州的一位盐运使行政掌管，而他又归驻南京的总督作「外交」上的、并且（此处颇不止于）名义上的总揽；这位总督实际上（而非法理上）在凡涉及那项妥协办法的事情上，与驻武昌（汉口）的总督随时会商。上述六省中，除安徽一员也无、江苏有两员外，各有一名盐法道；另有属员三十四人，但一概只隶总局。于是每省（安徽除外，它离扬州与南京都很近）都有一名朝廷的会计办本地的财务，却不能过问运销。储盐的大总栈在仪征，位于镇江与南京之间。

若把每一处出盐的「场」名一一列出，把为迁就产盐之区而变通的那套特别的田赋办法、把「引」如何发给商人、盐如何过秤、皮重净重如何分别、销售的先后如何排定、课厘杂费如何摊派等等一一说来，读者定要厌烦。不过既然那些实际上包办此业的商人在过去二十年间，于章程所定此业应出之数以外，还「报效」了八百万两——换言之，既然政府在它每年五百万或六百万两的常规收入之外，居然敢一年「刮」去四十万两——那么持有「世业之引」的富户利润之厚，也就可以想见了。因许多显赫的人家都在这个盐帮里入股，正如我们欧洲人买统一公债或兰德金股一样，自然人人同谋，不肯把真正的利润透露给外人；而两江总督既须维护本省利益以抗满人的贪婪，那么在那套刻板的定数之外透露给他的利润与收入，也就从不会正式传到北京部里的耳朵里去。因此我自然拿不出文书上的凭据，来证明人人都知道的事：即这个庞大的机构若落在诚实人手里，是大有大加兴革、造福一方的余地的。

淮盐分两大类，其销地是：江苏大江以南凡未划归两浙的那极有限的几处；江苏大江以北的全部，除去山东盐所供的那一楔；安徽全省，除上面说过的两个角、又除极北不属淮河水系而由山东供应的一州（宿州）；河南东南凡淮河上源所经之角；江西全省，除两广与两浙两路所供的几个角；湖北全省，只有下列几处除外：一是极西南之角，那里没有通长江的可行舟之水；二是同一角中虽有这种水路可通之处，也只销少量，不成行市；三是汉水以西六府自一八七〇年起与四川盐并销；四是极西北听任本地井盐有所侵入。此外还销于湖南全省，除划归广州盐的几处、又除极北自一八七〇年起与四川盐并销的地方；最后是贵州东部四府，因其水出自湖南诸河的上源。一言以蔽之，淮盐供着几乎整个长江流域，直到三峡与山地为止。

四川那庞大的盐业创设于一一三二年，与上述各处全然不同：卤水取自极深的自流井，这些井同时喷出无穷无尽的火气，因此治盐的燃料总是白白地就在手边；有些地方还有人像我们输送煤气那样，用长管把这种燃料分送出去。

（原注：这些井我已屡次详加描述，不过一八九六年《钱伯斯杂志》上那篇撮要的记述，于欧洲读者大概最易得见。）

其中所牵涉的利害，几乎不亚于两淮；而其守秘之严（即越过官面的那套定数以后），对不在「局中」的人也一样密不透风。可是这里只设一名盐法道经管，属员七人；然而总揽全局的总督对井盐所施的直接控制，比南京那位管海盐的同僚要大得多；他同南京、汉口两位总督，正得为财计打一场仗。我在四川、贵州与湖北各省游历时，颇有机会研究这一奇妙行业的运作。许多地方的盐，尤其是硬得像石块的那一种，实际上就是小钱；其零售价按所雇船只的运价与苦力所走的里数，每磅一分不差地相差若干厘。一个迷路的旅人只消在每一个村子、以及任一方向上邻近的村子问一问零售价，几乎就能摸着路走遍全境。所耗的燃料、人力畜力、时间与耐性自然大得惊人；但若骤然引入机器、把运费压低、并且不管不顾地厉行诚实，对本省的民生经济怕要有严重的影响。政府名义上的课额，是每年约二百万两，取自实际开着的五千眼自流井（现存八千眼以上）。之所以经管的官员这样少，是因为大宗的盐一到中间商手里便不再为衙门所过问，而它只能走水路；水路既少，又闭塞，彼此不通运河，极易控制。四川往东实际上只有一个大出口，正如广西只有一个。盐务自然遍及四川全省，并及于（或与淮盐并销，或独销）上面指明的湖南、湖北若干处；贵州全省，除留给湖南淮盐的东部一片、以及如前所述划归广州的那一角；还有云南北面那一楔——它经老鸦滩与长江可行舟的最上游相通。云南与贵州两巡抚在本省各有名义上的总揽之权，但贵州全无属员，云南也没有专管这一路盐的属员；云南的盐官是为另一路而设，下面另行叙说。

至于西藏，它自四川经打箭炉与灌县取去络绎不绝的人力茶队，我料想它也该取些四川盐去；即便如此，我也找不出痕迹，虽然我看到一一八〇年曾准许同毕晓普夫人所记的那些部落通商。极西雅州（同西藏各部茶叶贸易的大集散地）附近靠近西藏之处，有几眼极古的井，五百七十年前就在出盐；不过西藏通国地卤含硝，我料它是自给的，并不需要中国的盐。无论如何，北边边界所需的充裕供应，都可以从绵竹城取得。

一千多年前掸人之国治理云南之时，已经提到当地的黑盐井；忽必烈汗之时，也屡屡说到「盐井蛮夷」的麻烦。满清开国之初，他们的走狗、藩王吴三桂曾获准一时加课，以饷他的云南之兵；到我们这个时代，潘泰的回教徒又轮到占着这块肥肉。除了划归四川专卖的本省北角之外，云南的盐在全省（另外还要除去划归广州的那一角）自井主私人手中买得、并纳过官课之后，便可自由行销；经管此事的是一名盐法道并属员十二人，每年入官之数约五十万两。靠近缅甸与法国边界处——譬如猛乌——另有几眼无关紧要的井，但那里人烟太稀、太「蛮」，中国的官员无论在这一行还是别的行上都捞不到多少。

如今只剩下「老中国」尚待考察；上面所述一切盐制，至少就已知的官方组织而言，都在耶稣纪元以后。满洲我索性不论，因为十二世纪女真官吏在那里所收的盐课从来不多，满清一代在已故的依克唐阿将军新近改革以前也是一样：事实上直到一八八七年，盐一直是不课税的；不过即便在女真与蒙古之世，辽阳的盐场也有些官方的管束。

（原注：参看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泰晤士报》。）

蒙古也不必多提，那里对中央政府不产生任何岁入，无论盐与别的。不过阿拉善山以西的沙漠里有一座蒙古人所有的盐湖，名叫吉兰泰，供应着可以称为「北大道」一线的需要：自黄河边的包头、或托克托卸船，往东一直运到张家口与北京以北的宣化府；另一头则往西北运到乌里雅苏台。对这种蒙古盐须加些限制——它在甘肃几乎是不纳课的——免得侵入山西的地界。这个吉兰湖，很可能就是公元前二〇〇年提到的那一处，据说在今兰州府附近，我在第三章里说过，那里的居民就靠盐铁之利而兴旺。花马池之盐出自长城以南、甘肃与陕西交界之处，通行于甘肃的大部分，也通行于陕西一部分，与蒙古盐并销；但以上两项盐业所出的岁入都极少，少到只把经管之事交给甘肃与陕西的两名分巡道，自然要归总督节制。甘肃南部也有几眼井，地质上多半同四川的相通；不过本段所粗粗描过的整个盐务，与其说属于「老中国」，不如说是围着「老中国」：它就这样四面被耶稣纪元以后才有的井与场所供应的区域围了起来。这里不妨再一次留意：无论是通商、语言、盐还是地理，每一个题目都在强调同一个要点——黄种人即中国人，骨子里是黄河的民族；而那条河灾变无常，被称为「中国之忧」，在一种极特殊而极切实的意义上是名副其实的。

一切盐业中最古的一处，不出所料是山东：半岛本身没有什么盐可言，全部出自它南北两边的沿海，在今日黄河口一带，以及德国「势力范围」胶州一带。有大运河、有卫河（自卫辉府来）、又有连通黄河各故道的河渠，山东运销之便无与伦比；而不出所料，它除自家的盐外，一磅别处的盐也不用。这一行分作两路，一叫「引岸」，一叫「南北运」；后者半在官手，半在商手，两下合办。「引」看来行于多山的半岛及其根部，一直到极南的边界。「北运」显然指山东本省或其大部分；「南运」则指河南、江苏与安徽的外省各处。整个衙门由一名盐运使并属员十三人经管，自然由巡抚名义上总揽。到一八三七年为止，这位运使办事的中心在天津，我想这意味着直隶总督在那以前对两位运使有总揽之权；但相距不便，于是那一年便把巡抚立为他自己那位运使的最高责任长官。我注意到蒙古一朝也作过几次类似的更张（一二六〇年至一三三八年），并不止一次把宋朝一一八一年所立的章程重铸。我毫不怀疑，黄河的变迁往往决定了运销中的这一段那一段该归哪一路衙门。自甲午之战以来，这里同别处一样抬高了食盐的零售价，并力图使课额向公库多输些钱。也许如今记在政府名下的总数已可达四十万两。

在「早期的通商观念」一章里曾提到，一位极古的政治家曾利用女色为饵，去钓外人的黄金。此人通称管仲（公元前七〇〇年至前六四五年），是齐国（山东）的相——我们此刻所论的正是那一国的盐业；他也是第一个想出盐铁官营之念的人，其根据是每人每年至少平均食盐三十磅，以及犁铧、斧头、锅、刀、针之不可或缺。可见在鄂尔多斯沙漠里的那些精明人之前，别人早就懂得从盐、铁与女人身上弄钱了。这样敛到一个小国里的财富，又为近旁的诸侯所分沾，他们不久便学起这一本万利的办法来。四川的盐井正是在这一激励之下被发现的（公元前三三〇年），吉兰泰的盐业或许也是；对匈奴草原、以及对那些仰给于齐国食盐的国家，遂兴起了大宗的外销。到秦始皇当国之时，中国的盐铁之入已增了二十倍。自那以后，山东的盐政一直有一部平稳的历史，不过与其说它是一个自成一格的机构，不如说是下面要讲的那一路的附庸。

「长芦」一路得名于大运河上的沧州（天津以南），那里从前就叫这个名字。一二八五年忽必烈汗「复分河间（直隶）与山东之利」，而如上所述，这两处就运作的道理讲原是一回事。如今天津设盐运使一员，属员十六人，总督（近年以前驻保定府）名义上总揽。每年所出约五十万两；不过这里的商人同样被看作奶牛，若以时常勒索的「忠爱报效」来判断，其出奶之力仅次于两淮的商人。近来筹款的新法是发行「昭信」股票，若干年后还本，并给利息；自然，凡忠心的官员与盐商都被期望认购；他们那奔涌的忠心自然按捺不住，多数人早已「吁请免息」，甚至「力言并本亦不愿领」；至于「奖以官阶」，就更不必说了。皇太后（中国的第三位叶卡捷琳娜）则羞答答地「口口声声说决不答应，却答应了」。自一八九五年以来，盐价已三次每公斤加一生丁，因此在原有的五十万两之上又添了约十万两。其销地包括直隶全省，唯最内一道长城以北用吉兰泰盐的地方除外；北京城另有专门的安排。它还覆盖河南的整个平原，唯属于淮盐的南面一楔除外——也就是西以山西盐所供的那个多山三角为界、东以安徽、江苏与山东盐所供的河南那一小楔为界的一片平地。于是河南被许多相争的盐主割据，却仍有自己的一名盐法道，兼管漕、盐两事并核算账目。

华北的百姓轮番在鞑靼与中国的君主治下，向来不服食盐的课税；历朝历代因种种缘由，此税时废时兴。但七世纪华北重归一统时，明确提到天津附近有盐场；一百年后，大理财家刘晏把盐的官营发展到出全国岁入之半。不妨提一句：那地方所出、并以之得名的「长芦」，可用作煮盐的柴薪；据说同一种芦苇的灰以海水浸过，往往还能再煮一遍。

现在只剩下山西那极古老的盐制尚待考察，今名「河东」，即「（黄）河以东」。中国的极西在四川的井被发现以前，一向食用这种池盐；直到公元五〇六年，当时统治华北的通古斯王朝把若干处盐场开放任人采取以前，它一直是官营。九二四年，代表中原的突厥人之家在安邑与解州官池——这两个名字至今仍在——即所谓解池附近，设官督课。鞑靼被逐之后，宋朝把十八处盐泽收归官管。一〇一〇年与一一一六年，官文书上说到此地的「红盐」。一一七八年宋朝禁止山西之盐自女真境内输入河南。忽必烈汗那位奸恶的「撒拉森」（畏兀儿）谋士阿合马——马可·波罗曾提到他——把课额加得极重；即便如此，仍留了几处池任民自取。满人把有些州县的盐课并入田赋，于是凡并入之处，百姓便有权食用免课之盐。一八四六年因维修盐场所费甚巨，政府又一次考虑把它们公开投标出去是否上算。这一切的结果是：山西盐在本省的行销范围极其有限；但它供应河南整个西半——只限黄河以南——以及陕西的渭水流域。因这样一来它便靠近了汉水的上源，所以必须严加防范，不让它进入两淮的地界。本省设盐法道一员，驻极南的蒲州府，离他名义上的上司、驻太原的巡抚极远；属员八人。岁入约五十万两，境内有盐池的州县或有三十来处；可见那整片地方必定极咸。

第十二章厘金

这项如今声名狼藉的税，据屡屡传说是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一年间姚道台所创；那时他正经手某些整顿的章程，本意只想征茶与盐。但我在正史记载中所能找到关于厘金的最早一处，是在一八五二年将尽之时：其时值大乱，朝廷令十省另筹款项，山东巡抚李僡设「厘捐」一项，由商人输纳。不过他随即发现，征收的开销勉强只够抵上所收之数。以上两个双字之词，实际的意思都是「百分之几」，或者不如说「千分之几」，因为它是按千计的；未必是千分之一，也可能是千分之二三。约在此时，驻汉口的巡抚胡林翼在本省设了这样一项，用来支付在那里打太平军的军饷。

再听到它，是一八五四年春天：两江总督奏报厘捐即千分之「捐」在所谓里下河一带（在长江以北，与长江平行，介于运河与海之间）行得很有成效，并建议推及别省。到一八五五年，长江上扬州以下一处接一处设起的十来个卡，已有勒索的怨言。甘肃一省的这项新征弊窦百出，当即停办；然而那一年内阁仍为全国拟了通行的章程，并由户部正式承担颁布与总揽稽查之责。可见这税是朝廷的税。

一八五六年夏天，已故曾侯那位著名的父亲曾国藩正在前敌与太平军作战，奏请把上海所收的厘金全数或一部分拨给在江西剿匪的军队，未获准；朝廷议定上海有外国人在，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何况无论如何，江苏的要求先于江西。虽无更明白的文字，看来仍可断定：在这一步上，中国人十分清楚南京条约按常情解释是个多大的妨碍；若不是我们自己那软骨头的方针替他们壮了胆，他们决不敢把厘金加到洋货头上。次年，依两江总督怡良所请，皇帝否决了在烟税之外另征厘金的主意，理由是商人一路经过每一处都要受无谓的滋扰。此项征收在这里被说成「不得已」；可见中国人从一开头就认清了它不合法度的性质。一八五八年，河南巡抚奏报这个新主意在他辖境内推行的进展，朝廷戒谕他不得对被征之人有任何「过分骚扰」。与此同时，湖南巡抚表示想在本省停止再征厘金，因为发觉它有害于商务：皇帝的答复是一句不近人情的支吾：「朕谅汝所见之是非，胜于众人多矣：汝非愚人。」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对在上海就洋货所输的「捐」给予奖励是否明智表示疑虑，说「其中或有违禁之物」，皇帝告诉他不必为想象中的难处大惊小怪，照例给奖便是——换言之，按所收的整数卖官衔；这也印证了「捐」这个字所传达的意思：此项征收名义上起初是自愿的馈献。

同时提到的还有：广州与福州的帆船进天津河时在大沽所纳的厘金；以及天津为僧格林沁之军而征的盐厘。一八五九年，芝罘新设厘金，因为发觉各处帆船开始往那里去，以躲避天津的征收。接着又下令在内地对土药与印度鸦片一并课厘，洋药每担的厘金定为二十两，此外还有三十两的进口税；但地方官只准征收前一项。这里看不出后一项由谁征收，我猜是海关的胚胎，或在威妥玛手下，或在李泰国手下。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在一八五八年的条约里把自己送掉了。此时又说到云南所种土药的厘金，说那里「几乎没有洋药」。一八六〇年，山海关——满洲的门户——获准对商车与银驮抽厘，所依的章程与奉天法库门外所行的相同。江西的厘金征收交李瀚章办理，其时刘坤一之军正在那里顺利地剿匪。四川重庆的厘金一万两被急调充军饷。一八六一年，为便于向过路商人抽厘，曾力图保住当时受太平军骚扰的浙江几条大道。广西积压未报的厘金账目也被催缴，并令把江南名目繁多的厘金抽项重加整理。

以上确切的材料全出自构成已刊满清史料的原诏，我以为按年代引出这些事实是有好处的，好把厘金滋长的历史追溯出来；就其起源而言，它可以界定为「在非常情势的逼迫下，对有限的几种在途奢侈品勉强征收的千分之一」。明确提到征收的省份占了多数；而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后来若得寸进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己一寸一寸地默默让出去；同时也须承认：那种迫使它出此不法之举的财政窘境，我们也得负一部分责任。

自一八六一年以来，在中国的第三位叶卡捷琳娜辅育之下、两位幼帝名义上在位的四十年里，事情愈演愈坏。我们都熟悉我们的商人与领事在每一个口岸发出、又持续不断地发着的那种绝望的哀号。我那位可敬的老上司、驻广州的罗伯逊爵士有一套界限分明、虽属错误的方针，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分量之重，不是威妥玛爵士压得倒的。他说：我们正从那班可怜的官老爷手里把他们惯有的地方财源夺走——他们纵然贪墨，也一样是一套不给他们足够俸给的制度的牺牲品——又不给他们留下合理进益的机会；因此他这件事上什么也不做。于是直到他退职身故，广州什么也不曾做过。他的意思是：既然海关把所收之款全数解到北京名下，而北京又极少把它拨作俸给或各省之用，那么地方当局总得有些新法子去给行政这架机器上油。要明白他这套道理——那实在是极公道的道理——须参看「岁入」一章里的话。凡北京能抓到手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不是直接间接关乎北京自身的利害，北京决不肯为任何人、任何目的自愿放手一文。

海关自然大大妨碍了本国各处税关的发展，而那些税关向来被看作内廷恩宠中最肥的果子；假如粤海关监督——姑且举一个为例——收不回他为这个缺所付的百万上下的银元，他又怎能把金表与巧克力奶油糖源源不断地送给内廷的恩主呢？不但如此；太平军蹂躏了大半个国家，乱事使田赋的收成大为减少。倘若知县在田赋上再无「浮收」，他拿什么去润知府的手，知府润道台的手，道台润藩臬的手，如此一路上去到巡抚、总督、部里与太监，更不必说皇帝与皇太后？我并不为中国这套制度辩护；但我要说，我们谴责它时得掺进一点人之常情。没有草，你叫人怎么做砖？或者照中国人的说法：「无米怎作炊？」

须记住：北京与各省虽是相争的对手，在敛财这一国之大业上却仍是一个大「托拉斯」、一个大「联号」。今日的一个知县，明日便可能是一位尚书。官老爷们是一个大合作局里熟练的「工人」，你若不同他们讲点合情合理的通融，他们不是换掉工头，便要罢工。何况「东家」自己也收礼，更不消说他的母亲与他的妻子；尤其是宅门里那一帮不男不女的奴才。最后，百姓自己也「在局中」，因为中国纯粹是共和的，只要肯下苦功，除了剃头的与唱戏的，谁都可以做到总督。这就像一个放大了的坦慕尼堂，几乎人人（或者说多数人）都说：「不错，这些我们都知道；改革是要的，可眼下先给我那一份好处。」

然而也不乏眼界更高的官员。一八七九年国人的良心开始苏醒，捐纳因国势复苏而废止，其时曾郑重提议把厘金也废掉。不过黄河与别的灾祸纠葛，不久又逼得政府重开捐纳官衔、有时甚至捐实缺；于是厘金只好留着。

厘金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大略既已说过——它如今已把网张大、把眼收密，帝国之内几乎凡在途之物，无论出入、无论水陆，一概有税——那么我若再逐省具体指出弊病何在，或许正合所需。

一，安徽。芜湖厘金局有三处分卡，扼住通往安徽江南各处的商道。芜湖常关也有三处子卡，但我不能断定是否与厘卡是同一处。凡准许向别省大宗运米的年份，芜湖单在谷物一项上便可收厘四十万两。为躲避芜湖与九江两路的厘金，皖南的「徽州」茶近来已被逼往宁波与杭州。

二，浙江。运销的路线几乎全走河与运河。无论浙北浙南，商人都有本事把厘金的官员打点妥当；杭州尤其如此，那里数量极大的布匹贸易罩着一团迷雾；温州河上则有庞大的私盐贸易被人睁一眼闭一眼。一八八四年有人奏报皇帝说，本省的厘金有一半被中饱了；那一年温州所有的洋行除我那一家外，全被暴民烧毁；然而并未闹出什么风波：「乱子」过后不几天，各方的款项已在省内凑齐。一九〇〇年春天，官方已承认厘金是全省岁入的大宗，如今每年之值远在二百万两以上。就在最近，我们听到有人抱怨厘金衙门的举动把商务普遍壅塞，并在某些指明的情形下一再拒发子口单。

三，直隶。直到不久以前我还以为这里几乎没有厘金，但一八九八年一份官方陈述把天津与大名府两处的收数定为十六万两；而去年春天那位「钦差查案大臣」刚毅奏称，常关「连同厘金」每年轻易便可比向来多收三十七万两。张家口与长城上的独石口肯定有这一类的抽征；但通盘看来，我以为对那位备受诟病的李鸿章，我们该承认他在总督任上的二十三年里有一套明智的通商方针。

四，福建。厘金几乎把厦门的茶叶贸易弄死，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便在福州，廉价的茶也得负担（连同出口税）值百抽三十五的厘金；凡洋货每一件自「租界」过桥入城，不过半英里，也得纳税：无论进口出口，一概不能免征。福建与广东是厘金最苛的两省，也是洋行最多的两省。

五，河南。厘金极轻，或许一半是因为本省没有通商口岸；就其所有而言，也几乎全在土药上。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巡抚可以自由支配本省岁入的省份里，他遵守着一八五八年给他的那道戒谕，不去骚扰商人。

六，湖南。这里同样至今不曾有过与海关直接的纠葛；以本省之富而论，厘金极为有节——那是一个除盐之外自己什么都出的省；何况其中也只有一半是加在一般货物上，其余都在盐与鸦片上。一八九六年，巡抚以厘金妨碍商务为由，反对增加。

七，湖北。这是中国厘金最坏的省份之一，那也难怪：它要应付三处海关，又在李瀚章掌中待了许多年。他自己在约二十年前便被人正式参劾在厘金上中饱至极。他显然是在一八六〇年就（照中国人的说法）「开了胃口」。饶是如此，茶叶贸易似乎并未大受其害，因为湖北自有它的利害，要同九江那一线的税卡竞争——那一线只肥了江西一省；何况盐无论来自四川还是来自海上，在宜昌与汉口都容易截得住、囤得起；而无论如何，汉口的贸易地位居中而绝佳，尽经得起「刮」一层。张之洞如今正着手兴革，他把厘金看作自己最大的财源；如今除盐与鸦片外，大概已不下二百万两。

八，甘肃。如前所述，本省的厘金在一八五四年有过一段短促而不光彩的经历；即便如今，那点微末的厘金也不经藩司之手：由兰州府的道台经管，正如宁夏（甘肃）与凤邠（陕西）两道台经管盐务一样。嘉峪关为俄国贸易而设的税关，自约十五年前设立以来一直是失败的；自汉口来的砖茶若如我所料是走这条路，那它并不像由海路出口的茶那样纳税。长城到这里为止，实际上并无对外贸易；因此也就没有厘金。

九，江西。就对外贸易而言，这一向是个极难缠的厘金省份；不过近来子口单一法已不像从前那样处处生摩擦；然而当局仍不肯准行镇江那种极见成效、由柏卓安先生一八七八年所创、使驴皮贸易大受其惠的「推广」之法。土人对于纯属中国货的瓷器出口，自有法子「打点」；而官员迫于汉口、宁波与广州的竞争，在茶上不得不有所节制；因为正如「盐」一章里所说，我有一回到过一处地方，离那里不过几英里之内便有三条河源，可乘船径达九江、福州、宁波与温州；在赣南只消步行翻过一道山口，还可以乘船去广州。甲午之战以来，情势所迫，江西地方政府不得不把酒、烟、茶、糖的厘金加了两成。这似乎只指本地的消耗而言。

十，江苏。上海、镇江、如今再加上南京的海关，够厘金衙门操心的了。子口单一法行得极活，而镇江把整个皖北的贸易都吸了过来。但漕运总督在袁公浦一带的税卡是商人的大患，运河沿线与淮安府一带的厘金蠹虫，更把商务壅塞得厉害。本省最大的一注出自苏沪（苏州与上海）那一组卡；南京（只在谷物上）所出之值，约为这两处的四分之一。镇江的谷物出口视芜湖如何而定，反之亦然。两江的总督与巡抚主要靠厘金养兵，而「义和团」之乱使他们在谁的要求更站得住这一点上分歧更深。

十一，广西。在罗伯逊爵士那段漫长的「我们办不到」的治下，广西着实享了几年好光景。它是个多山的省，商务绝对限于河道，而除一条外，诸水或直接或间接都汇于梧州府。如我在「盐」一章里所指出的，此地对广西而言，正如夔府对四川一样，是个瓶颈式的出口；自梧州与重庆开埠以来，两处的荣光都已消散。它虽处在一个穷省，即便在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这个总卡每年也能拿出三十万两充军饷；那里的官员发的家私大得惊人。一八五六年此项征收加了一倍；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里的官员在报账上出奇地吝啬：那时候他们一年收一百万两；但太平天国之乱一了，这个数目又减了一半，并裁撤了十二处卡。内陆的「口岸」龙州只与法国人相干，而他们自己经东京的过境之法，还不足以让他们对中国的过境之法多加指摘。南宁的贸易——我查到六世纪便已提及——最终会走北海、河内还是梧州，全看沿途法国或中国的税负是壅塞还是便利商务；而无论如何，它主要总是同香港做。要想见本省的商务是怎样被卡住的，只消在一张好地图上把下列各卡过一遍眼：桂林、平乐（一条河）；郁林（北海之河）；庆远、柳州（另一条河）；南宁、百色、泗城（第三条河），以及浔州、梧州（近东界）。据领事璧利南说，广州总局的名册上有八十处卡，其中有些已有三十年之久，税则所列达七百种货。一八八六年广州曾为桂皮发过几张子口单，但一八八四年的中法之战已逼出新税。这些税把商务困得极苦，于是当时的总督张之洞把它们废了。可是一八九〇年，那位可畏的李瀚章——大家记得，他的宦途正是从厘金起家；人人都以为（也都希望）他早已永远退出仕途——又出现在场上，于是最坏的一种腐败立刻重来：刚刚废掉的额外税不但恢复，而且加码；因此把棉货与煤油以划得来的成本运往内地，便不得不倚仗子口单。这一招大获成功；自那以后，虽然仍有许多害人的刁难与纠缠，还想设立「落地税」一类抽项作为某种抵制之法，进口货只要先由轮船而非帆船运抵广州，总算能享用条约所给的权利；不过本国商人仍不敢以自己的名义凭子口单运出土货；饶是如此，只要一经呈请，子口单便立刻发给。在新开的梧州，他们照镇江的老办法借用外国人的名义。我很自豪地能记下一笔：一八九二年，在当时轰动海口一方的那桩大「猪案」上，我们把李瀚章与张之洞的联手打败了。一八九九年因刚毅前来查案，汇于广州的七处厘卡被责令每年比向来多缴十六万四千两。

十二，广东。广州自然在这一省，但它在子口单上的存在更多是同广西与更远的省份缠在一起，因此我已部分说过了。汕头则属于全然不同的另一水系（韩江）。在专条以前的旧日，鸦片的厘金曾闹过些麻烦；但同广州一样，直到一八九八年也没有什么子口单可言，那一年有人想对棉货进口施压，逼得外国人反手一着，坚持自己的条约权利——如今这权利正大行其道。北海在广东极西南，如今已把出口与进口的子口单办法都稳稳立了起来；海南岛也是一样——那岛政治上同属广东，是远东的芝加哥，即「猪场」。一八九九年出口与进口的子口单用量，都比一八九八年所发多出一倍以上。在新开的三水（连江门与甘竹在内），本国商人已不再怕以自己的名义领单。上一任总督李鸿章因「义和团」的缘故北上以前，采取了极重要的一步：他同「七十二行」议定，以每年一笔四百万元的整数为代价，把全省的厘金一概裁撤。这一影响深远的变革成效如何，眼下评判还早；但广东厘金在官面上从来不曾超过每年八十万两（约合一百万元），这一对照很有意思：它显出商人为换取完全的行动自由，实际上出得起多大一笔钱；也显出只消把税款公道地分一份给地方衙门，要在全国裁撤厘金是何等容易。

十三，贵州。这个又穷又远的省份，其厘金就岁入而论微不足道，对商务却极其磨人。经汉口（穿湖南与沅江，或穿四川与龚滩之河）、经广州（百色与兴义）、经重庆（或走松坎河，或走綦江）共有三四条相竞的商道；因此厘金的官员在每一个相竞的方向上都不得不把索求放缓些。

十四，山西。自一八九六年起，酒与烟都已课税，今年据说抽项还要加倍。别的厘金——明确记载始于一八五九年——看来主要征在盐与鸦片上。且不说山西没有口岸，单是没有可行的道路，厘金便难以征收，即便那种勉强称作路的东西真能承载足够的往来。往东通直隶正定的那一条陆路用得不多，而以其目前的原始状况，无论如何也承载不了大宗的往来；六四五年有记载说，唐朝皇帝自朝鲜取道山海关（一九〇〇年九月为联军所占）回西安府时走的就是这条路。山西供货的口岸是天津，通常所取之路是经张家口与古伯察之路，「商道」一章已述及。此外似乎别无他途，货物只能穿过纵贯山西腹心的那一条南北大道，再经卫辉府与卫河上大运河。据我所能打听到的，天津的厘金卡并不在路上设阻。

十五，山东。本省的厘金微不足道，芝罘的海关完全「置身事外」，不过是几条骡道的贸易焦点。除一小部分外，本省真正的口岸其实是天津；连上海也比芝罘更够得上这个名分。胶州眼下还谈不上。德国人若肯拿他们在香港所受优待的一半来待我们，再不那么苛刻地对待中国苦力，他们尽可以轻易换来我们的合作与中国人的善意；但我从《日本邮报》上看到，那里的贸易已在下滑。

十六，陕西。一八九四年以前厘金微不足道，自那时起渐有上升，如今茶与糖的抽项已加了两成，好更好地应付外债偿付的重负。

十七，四川。厘金极重，在一切河道上都易于征收。譬如西藏羊毛顺岷江（中国的上游长江）而下，未到重庆便得在六七处关卡纳税。凡陆路上有可乘之机的地方，洋货进口也随即被揪住；譬如省城成都，它扼着一片富庶的平原，把一切土产都卡在城门口。成都平原之外处处无运河，其后果之一是大量的货物翻山越岭而行，为的是躲开厘金的苛索。我每天都赶上或迎面遇见成千的苦力，驮着盐、鸦片与实心的银锭，小跑着往本地的城镇去——往湖南，或往汉口与绵州——回来时驮着棉花与丝：我在路上、在腌臜的客店里同他们说过多少「笑话」。重庆开埠以前，关于厘卡的刁难苛扰怨声不绝，如今事情顺当多了。我在那里住过一年，末了当地人赏我的脸，把我当作一个巫师、一个「邪门」的人来「找上门」。也许有人会有兴趣知道：三峡上口那座著名的夔关，最早对茶课税是在一一五四年。

十八，云南。思茅（埃斯莫）与蒙自两「口岸」虽已通商，本省的内部经济却并未因此受多少影响：同贵州一样，这里的抽项虽严，却有定数，而且至少在云南，一税之后货便通行全省。两条主要商道，一是经老鸦滩通长江，一是经百色通珠江。法国人经东京的过境之法，在中国商人看来比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过境之法还要可怕；不过近来连法国人也看出杀掉下金蛋的鹅是蠢事，红河的过境遂日益受人青睐。

十九至二十一。几年前将军兼总督依克唐阿把满洲各项相当于别省厘金的抽征大加整顿；但随着俄国人与铁路的到来，一切都在改变重铸。一八九一年以前从未有人领过子口单，因为内地的抽项极轻；而即便在那次整顿——其锋芒所指与其说是加税，不如说是中饱——以后，我也没有注意到三省之中有过什么怨言。

厘金对商务的大致影响既已看过一遍，我或许可以不揣冒昧，说一点个人之见：各省的商帮多半巴不得照广州的样子办，按各自的贫富，每年向政府缴一笔一百万两到一千万两的定额，只要无论进出口货，一概不得以任何名义、在任何借口之下再征厘金、落地税、规费或任何抽项——除在通商口岸、由海关征收者外。在同样的条件下，外国商务也大可同意普遍加税。不过与这两项改革并行的是：它们虽能立刻恢复帝国财政的平衡，但那样收到的一亿两上下之中，至少有一半得用来开创一套全新的文官制度，使一切官员——无论大小——与一切「胥吏」，都能因所办之事而得一份足够乃至优厚的薪给。今后许多年里，账目一概不可托付中国人，而且须立刻推行一种固定的币制，好摆脱银师与买办那个梦魇。正如海关所用的中国人一样，只要账目由欧洲人经管、并用一种确定的币制——无论金、银还是铜——让他们经手银钱、充当出纳，是没有害处的。不过这样一场深远的改革，需要一位克罗默勋爵那样分量的人物，而且得搭上他大半辈子的光阴。不幸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猜忌使这样的方案几乎不可能；更何况除英国之外，没有哪一国连自己的财政制度都是建在稳健的原则之上的。眼下极缺几个头脑清醒的苏格兰人来做特许会计师；几个阿尔斯特的爱尔兰人来做经理、来做说甜话的高手；再有一两个地道的英国人（自然最好是兰开夏人）来照看公道。

第十三章陆军

当此之时，可以说整个文明世界都已列阵与中国为敌，她的武备问题便格外引人关注。但要从任何一个角度把现有的军队描画出来，都不是容易的事。首先是满人那套把兵编为「旗」即军团的旧制，入关之后又加以扩充，把蒙古人与少数忠顺的（或叛国的，就看我们怎么看）汉人也收了进去。已故的威妥玛爵士约四十年前曾极费苦心地把这套制度剖析得十分详备；但如今就打仗的实效而言，它实际上已经作废，因此不值得细说。不过无论满清一朝会不会亡于「义和团」之手，把这个二百五十年前足以席卷中国的可畏的聚合体的大要记录下来，或许仍有用处。

毫无疑问，满人所完善的军制原则，在总的精神与形式上，同他们的祖先女真人的一脉相承——女真人自一一一三年至一二三四年以皇帝之名统治华北；而女真人又有一部分取法于一个疏远的同族契丹——契丹自九〇七年至一一一二年以北方皇帝的身份统治过大致相同的地面，与南中国的君主分庭抗礼。经早期满洲酋长与皇帝改定之后，其组织如下：

满洲有八旗，四色各成一对（正与镶），其中三旗的品第高于另外五旗，正如契丹有三个「上帐」。于是连同归附的蒙古与「忠顺」汉人的后裔，共有二十四旗，合计二十万至二十二万人。正如每个寻常的中国人都隶属某一县，户籍登记在他「父母官」的衙门里，每个旗人也都隶属满人所谓的「牛录」，军籍登记在他佐领的衙署；而这位佐领对他属下的旗人——无论王公、军官还是普通兵丁——所处的家长式关系，同知县对其治下百姓所处的关系是一样（或颇为相似）的。约一百五十年前，旗制最盛之时，有满洲佐领六百七十九员、蒙古佐领二百二十七员、汉军佐领二百六十四员（佐领即满语「牛录」的另一通行叫法），每员理论上统辖三百户（兵丁）；但实数向来只有理论数的三分之二上下，而壮丁的自然增长，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都被拨入候补、余丁一类名目，或减饷，或无饷。

中国便是被这一支有限的弓箭手与长矛手征服的，因为火炮只在极少的场合用到；不过自然，一开头便不得不逼着或哄着地方兵去协助那为数相对不多的旗兵，旗兵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主力，不如说是「筋骨」，正如我们印度与非洲的军队大半是土著种族，只按各次急需的比例，用英国士兵作脊梁「加上筋骨」。旗营中的精锐——向来占一半以上——自始便用来护卫北京及其四周的天子；但在某些要害的省会，如广州、福州、杭州等处，也留驻着旗营连同其家眷，在内城之中自成一种世袭的特权阶层，归一位将军统辖，理论上是为「弹压」桀骜的「蛮子」即汉人，并执掌城门的钥匙。

供养这班有特权的兵是中国岁入上的头一笔开销；那么，这样一个耗费巨大的梦魇要把不享任何旗人特权的汉人大多数的忠顺严加考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多年以来，单北京一处旗兵的「首批」拨款就固定为七百万两，随后通常还有至少一百万两的「续拨」。这笔钱既全出自各省，那么各省自然更得为本地的旗兵、也为汉人的军队筹钱。假如中国的财政——一百年前还那样兴旺——不曾被接连不断的内乱外患打得粉碎；假如这些旗人保住了他们的尚武之德、保住了他们那种强健的质朴与阳刚，那么帝国既不会重感其累，也不会吝惜这项重负之必需：秩序的维持，以及举国对国力与威望的自豪感，本足以补偿付给少数几个有特权的秩序与钱袋的看守人的代价——正如在印度，纳税人对他付给英国征服者的（在他看来）巨额薪俸，总还能以人身与财产的安全作抵。但不幸的是，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各省，无所事事的旗人已堕落成懒惰、松垮、且往往抽鸦片的寄生虫；他们连弓箭也懒得练了——在这弹匣步枪的时代，弓箭固然无用，可若坚持下来，倒也许能养出一身有益的筋骨。在各省，他们实际上往往是体面的囚徒，被严严实实关在城墙之内，四周是怀有敌意的百姓，所说的方言旗人非在本族话之外另学不可，否则连上街买一棵白菜也不成；而那位名分上高过汉人总督的将军，实际上往往被人讥为「老太婆」或「醉糊涂」。我在广州当二等官时，我的领事常说：「咱们去总督那儿，路上顺便瞧瞧那位老姑妈吧。」除了在北京就近细看旗兵之外，我还到过四五处地方拜访这些旗人与他们的族众；这幅图画自然得按地方的不同调换明暗，因为出色的将军也有，勇敢的旗兵更多；但大体上我以为这画是不错的，至少在最近这场天翻地覆以前是不错的。

汉人的军队即「绿营」，其编制如下——或者说，直到太平天国之乱与对外战争逼出新的缝补以前，理论上是如此编制的。我处置文官制度时怎么做，如今处置军政也照样：为了留下轮廓分明的印象，先说通则，把例外与特别的细节留到末尾。每省有提督一员，总统绿营，并亲统其中一部分；他的衙门有时在省城，有时在一个府或别的更有战略之要的地方。这位大员的品级甚至比总督还高出一等；但在交涉与民事的那一部分公事上，他得与总督会衔具报上奏，而总督（除非这位提督极能干、又身负极重的差事）在多数意义上往往是他的上司。他手下有总兵二员至六员，各高统一镇，并亲统其中一部；他们的衙门或设在头等城，或（像道台一样——他们同道台似乎恰成一对）设在某个必须弹压外国人或别的碍眼人物的特殊地点。总督与提督对总兵都是「札饬」，但提督往往把这份严厉软化成「咨商」。一切全看实际的事是谁在办。以下依此类推。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各统人数多寡不等的队伍，驻于城、镇、集，与知府、知县、佐杂以及别的芝麻文官乃至村长一同办事。一八七一年我在九江时，有人要给我的「小厮」一个参将；但他很有见识地觉得，给我当厨子比为着官老爷的钱袋去猛攻「那千钧一发的死亡缺口」要体面些。武官照理该骑马，不该坐轿；但在这堕落的年月，这条规矩是破之者多、守之者少。文官绝不能在本省或近本省之处任职，武官却几乎总是如此；实际上也非如此不可，否则他们没法同自己的兵痛痛快快说话。这次募兵去打「义和团」，就极用心地要凑成一支清一色湖南人的队伍。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白，我不妨提一句：那位臭名远扬的前叛首刘永福，刚刚被「免」了升往河南的美缺，只因为他只会说广东话；而福州的程将军新近拟了一个常备国军的方案，其中坚持今后每一营的兵都得出自同一个县。

且说至少两个世纪以来，一切绿营军官，自提督到把总，尽管屡有一阵阵的惩处与整顿，都在大肆中饱；而他们名下应统的兵，无论驻防的还是野战的，即便有时当真存在过，也不过是局部的、一时的存在。绿营兵同旗人一样，在长久太平的岁月里，把长官留给他们的那点减了成的饷银与津贴看作一种世袭的闲差；其中有一种默契：甲与他的后人付给乙与他的后嗣一先令，只要乙从今往后在两先令的收条上画押，并且每逢总督或别的「大人物」前来阅操时，便「往身上」套一件号衣。

五十年前大乱与由此而来的外患既起，朝廷的将帅（其中较年轻的几位，如李鸿章与刘坤一，至今还在任上）便用起雇「勇」去打仗的法子。也就是说：现有的那些「兵」既无心于这场热闹的战事，便留下来当驻防与巡警之用；而或是壮实的农夫，或是那些既愿打也能打的年轻兵丁，则以远高于那班胆怯的兵的饷额雇来，好诱使他们去面对敌人。在得力的将领之下，中国的勇——其实中国的兵，只要他连同四肢五官确凿无疑地实有其人——我以为不逊于任何别的普通战士。不过战士要成事，自然得有饭吃，兵器至少得同敌人的差不多好；即便没有饷、没有衣、没有医官、没有遮风挡雨之处也罢——这些附带之物，中国的战士在紧要关头都能舍得下、也肯多多少少爽快地舍下。

六十年代的战事一了，便断断续续有人努力：不但在北京、广州以及别的几处外国人扎眼的地方，操练一部分旗兵并配以洋枪，还要把勇也保持在能用的水准上。绿营已积重难返，就其为绿营而言已无可救药；但若细加汰选，其中有些人偶尔还能充作后备之勇。三年前，福州一位绿营的守备在给钦差大臣的呈文里，被部里对他手下区区兵丁的轻蔑批语激恼了，说了一句妙语：「兵与勇，究竟无本质之别。皆中国人也。以彼养勇之饷养我之兵，则我之兵即勇；以公饿我之兵者饿彼之勇，则彼之勇即兵。是勇是兵，无非饷册不假、饷不中饱、粮足操勤、枪械精良数事而已。」

在伊犁对俄国人、在东京对法国人还算体面地撑过一场之后——更不必说更早从阿古柏手中收复突厥斯坦（一八七四年）、从潘泰的苏里曼手中收复云南（一八七三年）——中国、或者不如说满清政府，开始骄矜起来；而我们自己的失策，又把他们引上、或助他们走上了朝鲜那条错路。结果便是甲午之战：勇也好、旗兵也好、绿营也好，一律被打得「上了天」；中国在羞辱与巨额赔款的刺痛之下，开始当真认真地整顿武备。人人立刻看出、也立刻承认：就战力而论，整个绿营尽可一笔勾销；但也有人指出、并且也立刻被承认：即便是兵丁，他们的「既得之权」也须顾及，否则蚯蚓也会翻身；更不必说那些因或多或少子虚乌有的战功而得了虚衔、指望实授的忠勇军官还得安置。何况绿营虽弱，要在乡城维持起码的秩序、查禁私贩、守城门、押解犯人与大员、看守关隘渡口以及交通线上别的要害之处，此外并无别的力量可用。

因此议定：各省视其腐败的程度，把绿营裁去四分之一到一半，无论如何不再补缺、不再添缺。军官的难处，同今日西班牙所陷的僵局一样：「我们怎能夺去皇上那些有功之臣的俸禄与前程？可若照统兵给他们钱，又怎能把他们的统辖全然裁撤？」年轻的皇帝与他的参谋本已大有希望以大刀阔斧的改革解开这些难题中的一部分——若非全部。但皇太后的反手一击，把其中大多数一扫而空；而那些失了意的中饱之徒，无论文武，其营谋无疑同把这位精力充沛的女士鼓到断然出手的地步大有干系。

中国改革的弱处，一向是也始终是缺乏连贯与持久之力。中国人从来不懂得坚持。刚刚裁下来、把省下的钱用于新的举措，新的举措便又要另拨款子才能办成。等到有了好结果，人们又觉得可以省一省了。事情就这样在一个永无了局的恶性循环里转。给裁掉的庸材发补偿；于是省下的钱被高估，不够罗致好人；接着是突如其来的警报与仓促的增补；为真正罗致所需之人，最后不但没省下，反倒多花；再为把常年开销拉回常度之内，便裁减如今已合格的人数，或减其饷。于是或兵或官、或兵与官一同失望；中饱之风重新开张。溃败！

虽有几位督抚趁皇太后大转身之机，把已经核准的某些裁减弄去「复议」，但通盘而论，各省——至少凡暴露于「外侮」之下的各省——过去两年间确曾真心努力，要把自己的武力放在一个像样的基础上。「义和团」之乱与随之而来的对欧战事使兵力调动不定，因此即便就我们眼下人人关切的那一省而言，也无法给出每一支军队确切的驻地、其军械的多寡良窳、其统领的姓名等等。

（原注：英国国内关心军事细节的人士或许知道，我时常把这几方面最新的消息刊于《联合军种杂志》；即便不知道，我相信欧洲大陆上有些专门家已把那些文章译出自用，但愿也有益于协约各国的公益。）

眼下虽正在动荡之中，把直隶一九〇〇年五月底的军事态势记下来，或许仍是值得的：

一，改编后的淮军与练军，如今合为淮练军，共二万零七百五十人，每年费银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六十七两，驻大沽与北塘炮台、山海关，以及保定府一带若干要地。外国军队最初交锋的多半就是这几支。

二，董福祥二十五营、军械不整的一万二千人，一部分是甘肃人；去年在北京附近同外国人起衅之后，移驻永平府。

三，荣禄的一万亲兵卫队，军械精良，驻北京；多数是汉人，一部分是满人。

四，端王去年九月招募的「虎神营」新军一万人，略逊于上一支。

五，袁世凯四十二营、一万九千人，德国教习所练：中国最精之兵；其中一部分已由他带往新任的山东巡抚任上。

六，聂士成三十营又七哨、一万三千一百一十七人，驻芦台，为北塘炮台之应援。

七，宋庆二十四营又一哨，驻山海关；有马玉昆将军为助。

八，京城内外二十三处汛的五大营巡防，归满洲的步军统领统辖，共一万人，按汉人的制度设官。

九，神机营即炮队，从前归皇帝的父亲醇亲王统辖，如今归庆亲王。此军共二十四营，每营一千人。此外还有改编后的护军营、前锋营、火器营与所谓骁骑营。

此外唯一在任何意义上能让欧洲敌人生畏的军队，是南京那位能干而精明的总督刘坤一所总统、由他的提督与长江水师提督为助的各军。吴淞炮台有五旗，共一千五百人；江阴有德国教习所练的精兵十一营、二千六百四十人，另有湘勇五旗一千五百人；镇江有三支各别的队伍，分为三千、一千五百与九百人；南京有督标及别的军队十营三旗。照中国的成例，倘若「义和团」之乱蔓延，这些队伍的架子都会补足到我们所谓的战时编制。上述各军一律配有最新式的弹匣步枪，其中一部分据守着选址精当、构筑精良的炮台，台上装有最好最大的速射炮与后膛炮。

近来自德国、法国与大不列颠大量输入的军械——布罗德里克先生在下议院已经承认，不过他那番话决不算详尽——主要被上面粗粗描过的天津与南京这两大军系吸收了去。

至于别的省份，它们的军队仍在变动之中，我只能给一张粗略的表，以见迄今的进展；因为我若写下任何确定的话，多半在这些字排印出来之前就已过时。还须补一句：南京的将军与他在镇江的副手，一直在做样子整顿至少一部分挑选出来的旗兵（四千人）；而安徽、江苏、江西三省都有大批的勇与兵，足以增援上述那些时新的队伍——那些队伍主要是为防守长江与黄浦江而设的。

再说散布于帝国各处的满洲即八旗驻防。我眼下把西藏、突厥斯坦、蒙古与满洲排除在外，用意是先让读者对十八省有一个清楚的通览，并看出征服者在作出现有部署时怀着什么样的战略之见。直隶在这方面不必再提，前面说的那九支实际在防的军队已经够了。

山东没有将军，但青州（近德国新殖民地）有副都统一员，其属员驻德州，在运河上近直隶边界处。此外不必多说。

山西、河南、安徽——另外三个只有巡抚的省份——严格说来都没有旗兵。不过山西在长城以外的突厥旧都（马可·波罗的天德）或其附近有将军一员，副手驻归化。他所管的全是蒙古事务。

广州、福州、杭州（副都统驻乍浦）、南京（副都统驻镇江）的驻防，我前面已经提过。六处我看过五处，可以断言：作为作战的单位，它们统统可以略而不计。在这样一部略图里，更多的细节是不必要的。福州的将军颇不伦不类地兼管海关与常关，有时（并非总是）还兼管那座由法国人经营的船政局。他在广州的同僚则兼管那里的洋务学堂。

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江西没有满兵或旗兵。那位实际上把帝国拱手送给满人的汉人将领吴三桂，所得的酬庸是云南的藩封，这使他同缅甸有了往来。他带往云南的满洲兵与别的北方兵，也部分解释了何以那个遥远的省份至今讲着几乎纯正的北京话。他的叛乱被满清第二代皇帝弹压以后，藩封之制便废；长江以南的中国，一切旗兵（上述几处除外）都撤了回去，广州、福州与云南府的旧藩王都由总督取代。中国此前从来不曾整个置于一套完全同质的制度之下。

成都府（马可·波罗的「成都府」）的将军颇是个要人，因为他除旗兵外还统着一些寻常的汉兵，常常署理总督，并与总督共管洋务（包括西藏与土著之事）；不过他的战力似乎等于零。

湖北荆州府（两千年前楚国的旧都）的将军所据的位置，在三藩之乱中曾有极大的战略之重。翻一张好地图便可看出：他扼着自多山的西边与三峡进入中国大平原的入口。鉴于外人的侵逼，他正安排把第二支专门操练的队伍驻到洞庭湖口附近的石首去。

陕西西安府的将军，无论从哪一头说起，都不曾被提到过足以把他从纯粹的零里拉出来的份上。他在甘肃宁夏的同僚，倒在青海的事情上有些影响。

我说过中国每一省有提督一员；但山西、山东与河南——那三个由巡抚独当一面、上无总督的省份——并无提督，三处都由巡抚兼署提督，节制自己的总兵。江西、江苏与安徽也无提督，但它们在南京的总督（自太平天国之役以来）除了有江南的提督之外，还多一位提督（或水师提督），称长江水师提督，统辖整条长江。这位有权势的大员不但同三个江字号的省份有关，也同两湖沿长江的部分有关，上溯直到岳州府。

南方别的沿海省份除陆路提督外，也各有水师提督。新式「北洋海军」的「提督」丁汝昌是个提督，因为直隶并无成制的水师。不过这些事都不过有点学理上的意思罢了。

今日的形势自然会逼着中国改弦更张；十年之内，她在不可抗拒的必需之下，也许会像二十年前的日本那样迅速脱胎换骨。但五十年前旧日中国的「军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带着米袋、花花绿绿的旗、伞、扇子，以及（全然是次要之事）锈枪、抬枪、长矛、重刀，偶尔（极难得）也有还算不错的步枪与子弹，而年式总是落后于时。若有工夫、有钱，米袋与兵器便由雇来的苦力扛着，兵自己只拿伞、烟枪与扇子。事情若紧急，兵便一样样自己扛。从来没有医官，连绷带也没有；（假如那位战士在开枪之前不曾溜掉的话）他一挂彩便一瘸一拐地走开，在最近的沟里或死或活。他的饷向来是个疑问，不过他也不大在意，只要准他抢掠他正开去保护的那些百姓。不在行军、不在筑垒、不在设法把敌人「赶」得跑起来的时候，他便把光阴消磨在抽烟、赌钱或追逐女人上。什么纪律也没有；但若军官受了辱，脑袋立刻就搬家：别的事情上军官都乐得随和，只要兵别对账目太好奇，并且在敌人当真「压上来」时肯替统领的逃跑作掩护。

尽管有这样一幅难看的图画，中国的军队在热心而能干的统帅之下——譬如收复喀什噶尔的左宗棠，譬如冯子材与刘永福（两位都是前叛首）这两位法国人的「征服者」，以及别的一些人——即便条件陈旧或驳杂，仍显出极好的素质；连旧派的军官也曾显出可观的战略与战术之才。单论「计谋」，中国人向来是行家；他们天生都是好游击，正如他们天生都是好商人、好厨子。但他们在战场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公平的机会；而军官几乎无一例外是没有学问的人——不过是些粗鄙的「行伍出身」，单凭一点低级的血气之勇便扮作「军官与绅士」——又为目中无人的文官所轻，因此从来不曾把自己当回事，自从欧洲人以新奇的名堂把他们打个措手不及、把他们的兵像赶羊似的赶散以后，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兵丁在整桩事对上上下下都还是一场大笑话的时候，对军官的无能原也看得很开；可一旦轮到自己被人割倒、连还手的对等机会都没有，便自然不肯再容忍别人的昏聩了。因此，中国人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之战在勇敢的小日本推进之前虽出尽了洋相，把他们的举动说成是怯懦的胆小，也未免不公道：那是「无知，先生，纯粹的无知」。我在各省的中国随从，在危难之际对我无不忠诚可靠；若给我一支配备妥当、在我自己监督之下整顿成形的中国军队，我毫不迟疑地敢带着它去对付现今任何一支欧洲军队。中国人没有好斗的本能——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喜欢「单为好玩」而动手——但他们不怕死，而且颇有几分实实在在的自尊、几分对善意的感恩，以及对戈登那样勇敢而无私的统帅的亲近之情。凡此种种，都使我毫不迟疑地要替可怜的中国人「说句公道话」，并断言：他身上是有当兵的材料的。

第十四章人的性情

当此全欧都拿起武器、保护自家子弟免遭暴众攻击之时，我们那些所谓敌人的个人品性问题格外引人关切，原是自然而然的。这个题目已有连篇累牍的著述；不过明恩溥牧师那本无与伦比的《中国人的气质》，公认最好地道出了那些我们多数人感觉得到、却少有人有本领说得清楚的判断——更不必说那位不可摹仿的作者所独有的气势与洞见了。约十三年前那几篇文章匿名刊出时，我曾一再被人半信半疑地问起是不是我写的；其中的见解偶有可辨为我所有者，而那些合理的疑虑，则在于我是否写得出这样有趣而好读的东西——回想起来，我不免生出一种没有道理的得意。

除了最初几篇匿名的之外，史密斯先生的品评我一篇也没读过；因此我如今只把自己在中国几乎各地前后住了一辈子之后的一己之见说出来，而非人类的公论。至于有别于汉人的满人，我只能就住在北京、广州、福州、南京、杭州与镇江的那些人说话。除北京之外——那里满汉杂处，非极精细的眼力不能分辨——各处的满人都是「旗人」，也就是一个有特权的兵的阶层，携家带口住在营房里，四周的百姓（南京与镇江除外）所讲的方言与他们全然不同。他们过的是一种高傲而排外的日子，他们天生的性情无论如何，总不免被周遭的境况染上颜色，正如一支驻石勒苏益格的普鲁士营，或一支驻波兰的俄国营，无论纪律多好，总免不了摆出征服者的架子。

要说这些满人，我以为他们最主要的特点是懒惰与骄傲的合体；但凡是与外国人处在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譬如在学堂、操场、试验室里——他们的举止分明比汉人少些矜夸、多些绅士气。我在各省见过的满洲官员（一概来自北京），在我看来一律比汉人更爽朗、更随和、即便不讲理也肯将就、更任性、也更不顾后果；同时办事的本领较差，对物议较不留心，也更无知而少检点。北京的王公自然高傲，还带着几分郁郁，这也正配得上早期那些堂堂男儿般的皇帝的没落后裔：因为他们自觉在法理上有权得到祖先所强索的那种深切的敬意，而在事实上连一个寒酸的仿制品也求不到。满人同几乎所有北方人一样，有好醉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他们又与汉人不同，不过还不及更朴野的蒙古人厉害。即便在公事的会晤上，满洲官员有时也脸带酒色，那时他往往变得爱吹嘘。至于勇敢，我不信满人天生比汉人更勇或更怯。假如宁可自尽而不受辱算是勇敢，那么两者一样有种。假如在对长官的诚实与本领毫无信心时逃走算是怯懦，那么两者一样怯懦。不过总的说来，我觉得真正的勇气在全世界往往同赝品难以分辨，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关于「体面」的观念，以及种种外部的情势与环境。

有了上面这点小小的保留，并且把我全然不了解的满洲境内的满人的权利也保留下来，我要说：满人在性情上同北京的汉人无从分辨，北京的汉人同北方人无从分辨，北方人同中部人无从分辨，中部人同南方人无从分辨。换言之，他们彼此渐次相接，正如俄国人渐次接于波兰人，波兰人接于奥地利人，再接于德国人、荷兰人、英国人与美国人。换个说法：你若当真要分别，先得决定是要劈头发还是要劈山，因为中国每一个村子的性情都与紧邻的那一个不同。分别的大界线得另换一个法子去划；因此，若想真正弄明白中国人与我们有何不同，就得把我们自己与他们身上的琐细一概撇开，看看有没有什么错不了的大特征。

要做到这一层，最容易的办法或许是反过来做，试着以别人看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寻常的中国人并不费心从我们的肤色与食物上去断定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不从我们举止的活泼或呆板上去断定我们是拉丁人还是条顿人；不从我们撒谎的爽快或自鸣得意上去断定我们是俄国人还是乔装的华盛顿。不！他把我们一股脑儿归作西边来的「洋鬼子」或「蛮夷」：穿的是紧身衣而不是宽袍；鼻子长、眼睛深陷，头发像拖把而不是辫子；吃牛肉、奶酪以及别的粗物，而不吃米饭加一小块猪肉或鱼——因此身上一股大味；摆出欺人的架子，还对女人眉来眼去；一有误会便动辄动武；喝醉酒；等等等等。

同样，一般读者若被告知广州人会一丝不苟地在晚上七点在自家门外烧香，而北京人宁可诅咒自己的祖母也不肯去祭她的棺材，他不久便会给弄糊涂。这一类例子可以举出成千上万，花样翻新。街头的路人并不特别想知道满人的辫子不过是二百五十年前才引进的，本质上是满人的特征。他所看到的，是有一大片同欧洲一样大的地面，住着四亿黄皮肤、拖长辫的男人；女人脚短，难得出门；还有成群半裸的孩子冲着欧洲人喊骂。这些人坐地上同坐椅子上一样勤；对空气与气味全然无所谓；用筷子把饭往嘴里扒；老在搔身上；嘴里淌涎，身上多虱；做买卖回回占上风；一开口就说谎；穿纸鞋、着宽裤；凡能顺走的都偷；溺死自家的女婴；抽鸦片；行最骇人的不道德之事；从不洗澡，等等等等。这些以及别的类似之点，勾出了想象中中国人性情的大界线；如今且看它们有几分是真的。

一、中国人被公认为是撒谎的人。他确实是。但经过几年的入门之后，我从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送奶的还是当官的——口中掏出真话，从来不觉得有多难。不但如此：我对自家仆人的诚实一向很有把握，虽然他们也时常冒出种种谎话。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谎——离婚法庭上的谎、俱乐部里的谎、交际场上的谎、夫妻之间的谎，等等。分别在于我们撒谎的动机不同。中国人撒谎，一般是为了捞点小小的金钱上的便宜、为了省事、为了掩饰疏忽，或为了整治仇家。我们撒谎，则是为了维持关于荣誉与德行的成套观念、为了使亲属免于痛苦或耻辱、出于团体之谊，等等。可是我们知道自家谎话的分寸；我们本能地在该打折扣的地方打上一折或十折；冲击被缓和了；我们做事、感受都是一个路数；动机是熟悉的。而在那倒霉的中国人身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条件是新奇而突兀的。他撒谎的方式全然不同；于是我们叫他撒谎的人。他也叫我们撒谎的人，而且当真这么信。他不像我们自以为的那样看重真话、讲究真话：我的责难也就到此为止。另一方面，他远没有我们那么虚伪。

二、中国人被认为是贼。中国通行「条子」之法，因此零用钱是不必带的。所谓「条子」，就是一张纸上用铅笔草草写的一笔银钱数目（写法不拘），每月一次向买办——或照英属印度人的叫法，「管家」——「收」一回。我向来把保险柜锁着，没有不随身戴着的首饰，除了钱与要紧的文件之外从不锁任何东西；尤其是酒与雪茄，我从不上锁。我在中国这一辈子（有一个著名的例外：有一回在客店里，贼趁我睡着把我连人带铺一起搬走，放在一个顺手的地方，从我身子底下抽走了一件值钱的皮袍），从来不曾被偷去过什么。我曾几次被看似贼的人恫吓要动武，不过他们也许是巡捕或「更夫」；结果我用种种法子脱了身，比如放一枪旧手枪，或者把一支烛台对准强盗；至于丝手帕，我偶尔也丢过（正如在英国我们丢伞）。我无论在哪里，身边总有至少十来个仆人随从；他们若偷过我的东西，我可从来不曾察觉。自然，我照每个人都该做的那样，作了合理的防范；一个人若把诱人的物件放在诱人的地方，那就得预备丢掉，哪怕在挪威那样淳厚得近乎天真的国度里也一样；可我诱人的物件本来就少，没有一件是我用不着的，而且都在该在的地方，所以我不曾丢失，或者——这在明白人看来同样令人满意——不曾察觉。我清楚记得有一回问我那位长用的「小厮」，何以我许多把叉子上都有斑。他说那是各色「苦力」即下人干的，他们一个接一个，全都为自己「验」一验那镀银，纯是按行规办事。又有一回，我想把那只镀银器的匣子锁起来，他说：「万万不可；您一锁，便有人把里头的东西错当作银子，要么把整只匣子搬走，要么撬开；您若敞着，每个贼便都能自己弄明白它不值得偷。」

三、中国人向来被看作肮脏。这我否认，或者不如说我要加以限定。在中国温暖的地方，一个中国人连人带衣服，对感官（我的感官）的冒犯远比同一阶层的英国人连人带衣服要小。在寒冷的北方，燃料又贵又少，冬天便通行一件衣服上再加一件、而且难得换的习惯。在蒙古我有一部分随了当地的风俗，整整一个月既不脱衣，除手脸外身上何处也不洗。虱子无论何时都不沾我的身，所以我这一例或许特殊；但我留意到身边的每一个人，中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都照当地的说法「生了虫」。饶是如此，天太冷，衣服脱久了不行；于是他们不去洗浴，一有空便像猴子那样用力气去办同一件事，图的是把自己的皮肤留给自己独用。在华南，做工的人通行的办法是把裤子不脱之下够得着的身子，用湿布或抹布擦一擦。这法子推及全身，实在便是任何地方的人所需要的全部；何况无论如何，这已多过我们自己的「做工的人」惯常所为。极南的客家人，无论男女，一辈子每天都规规矩矩把全身洗一遍。不过洗浴之外还有一层：中国人不吃我们这样浓重的食物，因此即便他们的习惯「腌臜」，也算不上真的膻臭肮脏——就是说，不比我们自己更膻更脏。他们的腌臜在形式上而不在实质上；譬如我的仆人急起来会用袖子或衣襟揩我的盘子；生怕让我等着喝，便对着茶壶嘴吹气；自己也对着壶嘴喝一口；再用那只袖子抹一把鼻子；洗完脸拿一条裤子、一幅衣襟或一顶帽子的里子去擦；花上几个钟头捉身上的虱子（中国人最爱的消遣）；等等。尽管如此，我并不称他们脏得超出全世界贫穷所共有的那种腌臜。「日本人洗身，中国人洗衣」这句话大致不错。各国的洁净各有各的形式。譬如，你到欧洲大陆任何一国去，所得的台布餐巾之丰，都胜过任何一艘英国轮船、任何一家英国旅馆或饭铺。另一方面，窗帘看上去又干净又齐整的，没有哪一国及得上英国。我看世上再没有哪一国的「做工的人」穿得像英国那样脏；也再没有哪一国的家，被这同一批脏汉子的妻子收拾得那样整齐。

四、有人说中国人不知感恩。这我完全否认。中国仆人的忠诚实在异乎寻常，只要对他们有哪怕中等程度的体恤与照顾；而且无论主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如此。没有什么比一视同仁的公道更能在中国人心里留下强烈的印象。在他们看来，工钱发下来不在「平色」上打折、不耍任何「花样」，是一桩了不起的景象；看主人拒收礼物与贿赂——后者其实少有人敢送；看他在闹事之后不肯把赔偿的账「开」大。等到他们开始习惯英国人头脑那种冷冰冰的数学般的精确——不畏不私，径直奔着目标去——他们便开始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怪异、陌生、超乎常人的存在。可是等他们又发现，在这冷冰冰的公道之外，他们当真还得着几分体贴或照拂：白给的医药、白帮着申冤、送他们的母亲一口棺材，以及诸如此类显出无所图的事——他们便实实在在地涌出恭敬感激之情。我见过一群面相精刁的中国人在向主人辞别时像婴儿一样号啕，而主人的神色越是不动，他们哭得越凶。正是这种对善意的感恩，常常使传教士误以为天朝人的心里已唤起了「信仰」。连最无赖的官员，对朋友也显出极大的信义。有一回我促成了一位相当高的官员因贪墨而被革职；但我心里有几分过意不去，便送了他一座华丽而无用的银餐台，装在一只我连打开都不曾打开过、又老碍着我事的匣子里。他也始终不曾打开，多半以为我在玩什么下作的花招，或是在拐着弯儿讥笑他的不幸；但几个月之后，他回到本省，我收到他一封信，写得极有分寸，一切公事上的话都避而不提，还附了几幅他亲手画的「文人」小品，极有韵致，显然极费了一番工夫。他猜得不错：别的「礼物」我是不会领情、甚至不会收下的。还有一回，我请一位大员把一桩他与我都受了蒙蔽的事的若干实情写下来。他说：「某某这事确实做得不对；可他做的时候是我的朋友，正如你如今是我的朋友；我不肯写下来告诉你他做了这事，正如我不肯告诉他你请我出首告他。」事实上，中国人朋友之间的感恩与信义，虽有种种背信与奸猾，标准是极高的。我想不起有哪一回中国朋友把我撇在困境里，或对我耍下作的花招；而这话，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敢对自己的同僚与同胞说。

五、中国人的礼数一般被说成是空的。中国人不像日本人（旧制）那样热络而拘礼，却比法国人还要讲究仪节得多。任何一族人中，只有少数人才有那种天生的、出于善意自然成形的礼貌。对我们多数人，固定的礼数是必需的，正如法律的条文——无论有没有宗教的严格教条——被认为不可或缺，好约束那绝大多数无论天赋还是教养都还不足以自立并恪守是非之准的人。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人的礼数确是空的；但它达到了目的，而且因为它绝对固定，便同告解的规条一样，省却了思索的麻烦，使人免于在形式上犯外表之「过」的失态。中国男人的扭捏客套与我们自己那套「猫儿般的亲热」，模子其实差不多。英国乡下人或工厂工人那种愚钝、笨拙、村气或粗鲁，在中国是全然没有的。这里没有该发而不发的字头，也没有人以自己的亲戚或朋友的亲戚为耻。各色人等之间都有一种自然的从容，是「分等归类」的英国头脑连想也想不到的。这有几分像法国人那种直言的爽快与敏捷的机锋，衬得我们的自我意识、浆得笔挺的势利与扭捏之态格外难堪。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很爱吵嚷与说粗话；他们缺体面的形容词，缺得同英国大兵一样。一言以蔽之：他们心底不如我们厚道体贴，但他们确实更活泼、更有礼，而且难得「在交际上放肆」。

六、我想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残忍。几乎一切家畜所受的对待都毫无体恤可言——不含利害之心的体恤。若显出几分善意或怜惜，便要大事张扬。孩子虐待老鼠、苍蝇一类生物，难得有人制止。佛教确实对中国人的心肠也起过一些软化的作用；譬如有「放生」之会，有「放生」的池与栏；有些人——尤其蒙古人——留心佛陀关于不夺至微之命的训诫，连跳蚤也不杀。但这一切在残忍——或者不如说麻木——的汪洋里不过一滴水。也许有一个缘故是：中国人肉体上舒适的标准本就极低，稍稍往不利的方向偏一点便算得残忍。倘若一个寻常的中国人住在阴沟或猪圈上头——我在中国客店里就常常不得不如此；倘若他吃粗粮、穿破衣、睡在潮湿的地上，通世所有的财产总共不过值五先令；那你叫犯人如何会嫌牢狱之苦？然而尽管有这一番看似有理的说法，事实仍是：中国人似乎当真以人的苦难为乐。世上哪一国能像今日上海那样，看得见囚犯被一圈起哄的人围着，在日晒雨淋中活活饿死，脖子上吊着，一连几天几夜，脚尖刚刚点地？世上（除布哈拉或许之外）又几曾有过哪一国，竟特意养蛆去钻锁着的囚犯的伤口？任乞丐死在大街上而无动于衷；外国人落在暴民手里时所受的残暴对待；对溺水之人的漠然不顾；凌迟处死；成群的麻风病人被丢在路上腐烂；狱卒的横暴——凡此种种以及别的许多事，都说明中国人在彻头彻尾的残忍这一等上，无疑同任何一国一样低下。

七、至于商业上的信义，虽偶有失足（这在各国都有），中国人的信用当之无愧地高，这是如此众所公认，我不必再说一个字。还有一桩奇事：中国政府对本国百姓的信用低到不能再低，而就对外的债务而言，只要撇开政治上的风险，却几乎不亚于任何一国。看那筹措还债之款的异乎寻常的殷勤，实在令人怆然；读到苦力的队伍驮着银子，从山西一路辛辛苦苦跋涉到上海的银行，把银块解到海关道台名下，以肥欧洲那些吃得过饱的财主，更叫人心里不是滋味。几乎一切为中国人所雇用过的外国人，都留意到他们的薪水是一丝不苟地按期照付的。国家的体面在这一点上似乎极为敏感。有时库里空得没指望，经手过钱的胥吏也总要在平色上或汇兑上「刮」一层；但这并不严重影响这里所指的大端。

八、「道德」自然是个含混而包罗甚广的字眼，我在这里有意按英国俗用的那个狭义来用它。中国人无疑是好色的一族，而且在这上头有一种明显的「腌臜」倾向。这一点上他们与日本人不同：日本人极其放纵，却很少讲究精巧。几乎人人早婚的通例，对这一民族特性构成一种节制。何况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穷得连想一想一妻之外的享用都不能。在殷实的阶层里，文官因从不在本省任职，被迫过一种深居简出的日子，多数情形下宁愿把发妻即正室留在家里，一半是因为路上危险，一半是为了照看家族的坟墓与门风。因此纳妾几乎被认作一种必需。不过多数富有的官员越出了必需之外，他们是最放荡的一类。其次是富商；但这些人住在家里，比起那些携仆携妾辗转于临时住处的官员来，自然更受家族的牵系而不得不守些体面。饶是如此，各阶层各品级的「道德感」都分明薄弱；几乎没有一个活着的满人或汉人具有某些欧洲人身上那种「清教徒式」的德行——那种听到猥亵乃至只是涉险的故事便退缩的心境；那种对眼前的色诱断然拒绝、或勉强自己安于骑士式的柏拉图之态的心境。英国那二百万老处女的凄凉景象（在中国按比例当是二千万），在那里是没有对应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男人或女人，对自己的天性还是一团封着的谜。中国女人比男人更难说，因为几乎所有体面的女人都过着深闺的日子；但就小说里的言语、就人们在讼案里读到的与街头所见的、就男人善妒的举动与惩治女子一切失节所通行的残暴习俗来判断，「（中国）女人心里都是浪子」，而她们的夫主也就相应地作了防范。有些省份的「良心」分明比别的省多些。广州人虽极好色，却不赞成任何一种「法国式的恶习」。另一方面，福建声名狼藉，也许是因为它自古与海外来的商人有往来；而毫无疑问，本省的风气因溺女婴之风的可怕盛行、因而女子稀少，而更形败坏。北方人，尤其是北京那班酒色荒嬉的有闲阶层，公然炫示最坏的恶习。这里无疑有鞑靼的影响在，因为自布哈拉至朝鲜，一切鞑靼人在这方面似乎都出自一个模子。在我们这里几乎算得上死罪、无论如何算得上无耻之罪的行为，在中国还抵不上一桩小小的违警；连不赞成此事的广州也不例外。这种随便的看法两头都起作用：它使中国人得了一个普遍沉溺于污秽享乐的错误名声；但正因为这类沉溺并不算罪，它们不久便在少年时无害地自行耗尽，剩下的靠人笑话也就够了；而一个老无赖在自家内室里做什么，除了他自己与他的奴婢之外与谁也不相干。无论如何，那里没有欺人之谈、没有遮掩、没有「格伦迪太太」式的假正经。通盘而论，我倒愿意说：中国人总的来看并不比欧洲人坏得多；两边都是有些国家（或省份）罪过大些，有些小些。

九、中国人待孩子不好。日本被称为儿童的乐园，这话是公道的。中国恰好相反。做父母的，尤其是有钱的，自然也疼爱抚弄漂亮的孩子，不分男女，也爱看他们穿得好。世家或官家的父亲也用心让儿子按本国的礼法受好教养。但绝大多数做父亲的对女儿全然不理，或把她们看作内眷那一摊的累赘，只求安安稳稳收在一边、别受了潮，同别的必需的存货一样。儿子则主要被看作一环，把自己同祖先与来世连起来。美国人对待孩子的那一套——那些孩子实在也多半是被过分的自由观念养出来的没规矩的病歪歪的小东西——在中国人看来是骇人听闻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景象：父亲坐下来同儿子一道吃饭、抽烟、闲谈，甚至交换「见解」。最接近这种随随便便的，是忙碌的店家同他的儿子们、通常还有别的亲戚或伙计，为省事省钱围着一张桌子，从一只大盆里一起扒饭，草草吃一顿；可即便如此，儿子们也得留神：在父亲之前落座是「坐得太过端然」了；而在各人轮流用筷子从荤菜或佐料碟里夹一口时，若嬉皮笑脸地把汤盆里最好的一块肉「抢」走，那更是对父道尊严的冒犯。至于妻子、更不必说女儿，就更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平起平坐地上席了。有一两回，我在偏远的田里见过一个做活的人同妻子一道嚼着饭——饭是妻子用一块布兜来的，正如我们做工的人的妻子那样；或者见过一个很年轻的男子趴在牛背上，在荒野里同一个姑娘说话：连这样一点点人之常情，在我看来也稀奇得叫我当即「记了一笔」。

做母亲的骨子里是「打屁股」的；即便有时慈爱，她们的脾气也失衡得厉害，稍有触犯便要骂要打。孩子的哭声只助长她们的怒气，把她们撺掇到十足的残忍，仿佛「为自己滔滔不绝的言辞」与叫喊「所陶醉」。父亲打得不多；他们的责罚是留给妻子的。男孩一过了「打屁股」的年纪，母亲便得把他当作高一等的人来待，父亲除非出于自己的权威，也不容许再打儿子。女孩则自断奶起一直被母亲不停地打骂，直到长成女人，随即落入更坏的一手——婆婆。不过，父亲或母亲、或父母双方对一个乃至全部子女溺爱过甚的，也决非罕见。中国同别处一样，也有善良的好心肠。我只是就自己所见说个「平均」。中国所通行的父权，与我们的观念全然扞格；欧洲各国中唯有法国、以及在有限的程度上西班牙与意大利，还留着一点它的痕迹：也不多了。这对那个国家无疑是最合适的，因为我们总得假定，一切制度之所以成为如此、或保持如此，是因为它得到了认可。但其结果在我们看来是不愉快的。单看客气话里称「令尊」「令堂」所用的字眼，便可见中国人心里怎么想：「尊严」与「尊慈」。在中国，孩子确实极自由地到处撒欢；不过猪也如此；他们照样被喜怒无常地对待、被推推搡搡：他们怕父母，甚于敬爱父母。

十、在「供养自身」上的有节，是中国人的一种德行；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他们，甚至不如到令人作呕的地步。醉酒之少见，使它根本不被看作恶习，倒被看作在筵席上喝得微醺才算得体；正如在我们这里，接吻同情欲牵连极少，以至于当众为之竟是「合宜」的事。可中国人连我们同女人同行也认为是明目张胆的不道德。烈酒有时在政治或经济的道理上被指摘，因为它使人发怒、又白费好粮食；从来不是因为人会喝醉：所以荒年里往往禁酒或限酒。在极北（尤其满洲），酒几乎被看作必需品，殷实人家中红鼻子的小酌颇多。兵丁偶尔喝得脸红耍横，但那同他们吃犯人的心肝是一个道理——为了壮胆。虽有这一切，一言以蔽之：中国既无醉酒，也无「饮酒」之事，例外少到可以不计。至于吃，就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而言，根本谈不上纵口腹之欲：一个人有多少钱便扒下多少，若买得起多于所需的，多添一点米饭也无伤。「纵口腹」只存在于官员与富商之间，而其要旨在于「因时进补」；于是名贵的壮阳之物——真的假的——消耗极巨，如燕窝、海参、人参、猫的脏器、鹿茸，以及一大堆无谓乃至令人作呕的东西。常有官员问我，他们的精力何以衰退，该吃些什么才能多生子嗣。

十一、勤劳是中国人首要的德行，自上到下皆然；不过有一个并非无理的限定：这人得是为自己做事。没有谁比那位懒得动一动去主持公道的官员，在敛财上更勤快。没有谁比那位按件计酬的建筑匠或工匠干得更好，也没有谁比同一个人按日计酬时干得更坏。一切中国人（抽鸦片的与房事过度的除外）都日出而起，通常还在日出以前。直到（近几年）煤油传入以前，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人造光；因此人人按季节，六点或八点便上床。若是冬天的白昼像我们这里那样短，中国人大概早就染上俄国人那种懒散贪睡的习惯了；不过那里昼长变化不大，南方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形下，四点、六点、甚至两三点起床，也算不上什么大德行。中国所有的客店，天亮前两个钟头就已全然忙碌起来。中国人整天苦干，却从不发狠；他时不时停下来吃一口、喝一口、抽一袋，而且随时乐意站着聊两句。

中国人勤劳的原则是：把到手的权利一概撇下，只奔着更多去。于是一个人肯为一年五十镑好好干活；可你若给他一千镑干同样的活，他多半会撇下不管，去另想法子再赚五十镑。无论出了什么事、在什么情形下，一个中国人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立刻从中看出银钱的得失。你给他免费搭船，他便走私；不过走私若无从下手，光是白坐一趟船也就够了；若容易下手，他还让朋友也一起走私。若别无机会，一场灾祸之后还有赔偿可指望；因此在这保险的年月，纵火是常见的罪案。你送他一件礼物，他甚至会——若可能的话——讨一块「比这块成色好的洋钱」，或者把铜钱一枚枚数过，看是不是都是好的、没有残缺。一位官员若认了一笔账，那么在你当真兑成现银以前，银子的成色与分量上一定要出点岔子。船夫耽误你一个钟头，因为「这里柴火便宜」。一言以蔽之：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中国男人（与女人）的全副心思，似乎都用在把他曾经插手、正在插手、或可能直接间接插手的每一件事，都变成银钱上的进项。稍具规模的商人记账一丝不苟地精确。中国人从不需要人告诉他行情与货值；即便需要，他也知道怎样不必靠任何人便弄到手。总之，作为商人，中国人轻而易举地是「第一号」。

十二、我们常说水手是个「万事通」，可他比起中国人来算不得什么。除通常的例外之外，每个中国人都不用表也知道时辰；急起来能自己买菜、备料、做饭；能洗衣、补衣，即便不会裁衣；能看天色、能耕田、能挑担；能指出北方、能撑船、能驾舟、能捕鱼、能备马；能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对付各色走兽、飞禽与爬虫；能长途步行或骑行，能随时随地就睡，能长时间一点活动也不做，能把工夫白白耗掉；能讨得任何国籍的任何女人的欢心（只要她肯）；什么都能吃，什么地方都能去，可以一成不变地待着——以及数不清的别的本事。中国人不会做的事，大致可以归纳如下：自己刮脸；自己梳头；治自己的病；防身上的虫；用拳头打架；驾驶轮船；守陆军或海军的纪律；老老实实经管代管的钱；把一件事平平实实、不加油彩地讲一遍；守时；在骤然的危险中显出胆气；吃奶酪；容忍一位女「主人」。

中国人性情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草草几页所能了结的；不过以上所述，至少足以表明在天朝之人中间住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我心里留下的总的印象。

第十五章宗教与叛乱

人们谈这件事容易把自己弄糊涂：一是先回溯到拉丁文「雷利吉奥」这个已废的古词——连它的词源本身也有争议、也含混不清；二是把「虔敬」同宗教混为一谈。这种含混为无休止的争辩敞开了门，其结果是把我们带进一片同大多数人在宗教上实际的感受所浮沉其中的地方一样浓的雾里去。我们必须径直抓住根本，问自己：世俗对于成形的宗教的看法与通常的效应究竟是什么？在我们大不列颠，头一件是「上教堂」，星期日不做工；其次是做祷告、饭前谢恩，再（按虔敬的深浅依次递进）是守贞、有节、慷慨施财；是赞美上帝、指望来生，等等。除了没有星期日、以及「赞美」这个古怪的念头从未进过中国人的脑子之外，中国的一个「好人」——在这一层关系上，这与虔敬之人或有宗教之人恰是一个意思——同好的英国人差不多是一对影子。他上庙上寺，对自己何以要去，其明白的程度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或者说一样不明白）；他也祷告——但只在有事可求的时候；他为自己的食物奠酒或散一点谢祭，而且不忘对祖先有所交代，往往每天都有。论守贞，他也许不如我们；论有节，他分明胜过我们一般人；论慷慨，尤其对亲属，他要慷慨得无以复加——不过是以私人的身份，而非公众的身份。至于来生，只要今生脑袋还在肩上，好让他到了别的世界（如果有的话）时能体体面面地行个礼，他对这题目是全然无所谓的。因此在「自然的宗教」上，中国人同我们相去无几。

在「信仰」、「教义」与「教条」上就不同了；而且我不信有什么力量能把这三样中的任何一样敲进中国人的脑子——那脑子太清楚了，不会对任何仅凭坚执、而拿不出明白证据的所谓事实轻信不疑。在我们这里，一个想谋个好差事的厨娘会登广告说自己「持国教之见」。多数中国人也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若不像那厨娘的那样合我们的正统口味，至少通常还更明白些。倘若容事情停在「见解」这一步，是决不会有什么「教案」的；可惜我们那些战斗的教会自以为有责任用积极的手段去促成改变——不但改变见解，还要改变行为——而不肯听凭中国人（像他们自己那样）自行思想、自行行事。寻常的中国人虽在科学上落后，在许多事情上却是寻常欧洲人智识上的长辈——尤其胜过那种未受训练的、售经传道一类的新教传教士，那些人不过凭着一声「基督的召唤」，便自命为世人之师：麻烦正由此而来。

宗教情感的根基，古中国似乎同别处大同小异。人见日出，散布温暖与光明；月亮也如此，只是部分如此。于是有了拜日；由类推而及于月，程度稍逊。风与雨可喜与可厌的时候一样多。于是有了善恶两种力量的观念，并向这一对祈求它们在赐予时对自己有所分别。生命逝去时，身子还在，却难以想象那智慧与活动到哪里去了。于是有了关于魂、鬼、神等等的混沌观念。这一套自然的系统很容易推衍开去：求子之心，对父母的感恩，对死者所作之亏欠的悔恨；黑暗与孤寂中神秘的声响；旱、涝、日月食。一言以蔽之，中国人见自己四围有许多不能理解之事，于是他们的想象（同我们早期祖先的想象一样）造出种种奇特的「信」来解释它们。

再下一步是孔子。孔子有足够的见识说他对魂魄与自然之秘一无所知；因此他不肯去谈。但与此同时，随着财富与阅历的增长，种种仪文礼数已不知不觉滋长起来；何况道家与别的哲理也开始使人好思辨、好争论。孔子于是竭力把民间的风俗或成见同治国的实务调和起来；他对单纯的「思想家」似乎并无多少同情。他显然认为老子是个骗子，他也会认为康德是个骗子。他是一位平民化的、民主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努力教他那些中国的孩子如何做到体面、有序、和气；如何不动粗地有取有予；如何守尊卑之别；如何把女人管住；等等。他做得极为成功（尽管不免有几分自命不凡之嫌），以至他的影响至今犹在。他不是宗教之师；但作为道德的教诲者，他该列在拿撒勒的耶稣之后——甚至在释迦牟尼之后；与穆罕默德并列，而在穆罕默德之前。

耶稣纪元前约两个世纪，思想上起了一场大变革；其时恰与安息人的征服相合，而希腊罗马的文明也可能受到了同一股影响中国的浪潮——无论那浪潮是什么——的波及。无论如何，当时自罗马至朝鲜，世界上普遍有一种动荡与同时发生的扩张。结果是中国头一次听说了印度、佛教与安息；而不久佛理便牢牢抓住了中国人的心，正如基督教在同一时期抓住了罗马人或希腊人的心。它在远东传播的历史，说来话长。它同基督教一样，日后不久便被无用的「教义」与僧侣的腐败充塞得过满；换言之，经手它的人不过是创教者的蹩脚代表。因此它失了体面，随朝代的更替而起起落落，正如我们欧洲的宗教在都铎一朝所经历的一样。但它留下了一种持久的影响。

佛教是平民的；它是阶级意识、奢靡、残忍与贪婪的敌人。它慈悲，崇尚简朴与俭省，并给女人以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因此它对人心、尤其对女人的心，有着分明的良好影响；事实上中国女人向来不受教育，因而读不懂也听不懂争辩的哲理，又被孔子派在人生的后座上，除了佛教与「天性」之外，她们不可能有别的宗教或道德教诲。如今中国有见识的人对一切佛「理」都不信，对以此为业的僧人也不信；但释迦牟尼那真实而简朴的教诲还活着；而僧人既有庙产、又能自立，且通常游历甚广、有时还颇有书卷气，闲来喜好书法与古物，因此他们往往得到读书人的敬重与交游。无论僧人还是寺庙，都比男人所愿见的更受女人欢迎；某些省份颇有风纪松弛之事；正如在巴西、马尼拉或匈牙利，天主教士不像在英国、德国或法国那样严格。人死之后，家属、尤其是女人，喜欢请几位僧人来；只要有诵经与某种仪仗，他们对教义、乃至对宗教本身，都不很讲究。正如据说法国有名的讥神之士临终也要请神父，即便中国的官员遇有灾殃，也觉得请一位道士或和尚才算合宜。那不过是「上教堂列队」的另一种形式罢了。新加坡有一所天主教堂，堂中一尊圣母像不知怎地在异教徒中间得了名声；据那位管堂的葡萄牙神父亲口告诉我，那里每年还有一种异教的「守夜」之会。事实是：撇开政治不论，中国人对一切宗教都抱着随和而宽宏的看法，只要没有严重伤风败俗、没有妨碍行政、风俗与自由，他们决不会迫害任何人。华北的回教徒从来丝毫不受干涉，因为他们有见识（正如早期的耶稣会士那样），肯顺着民情、「听其自然」。只有在云南与甘肃，回教徒变得颇有攻势，那里才发生了战争与迫害，而过错照例是双方都有。

基督教最初出现时，情形便是如此。我说「最初」是有意的；因为七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景教徒、祆教徒、摩尼教徒、犹太人以及别的西方教派虽曾屡屡忽而见容、忽而被禁，却从未（至少在民间的印象里）同佛教徒与回教徒分辨清楚，而是被当作这两者的变体。起初并无什么敌意可言；但十七世纪较不谨慎的天主教徒对「祭祖」这一历代相沿的风俗所取的态度（其实那与法国、意大利通行的每年上坟扫墓并无二致），埋下了日后麻烦的种子。耶稣会、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之争，把教皇与满洲皇帝卷进了针锋相对的论战；结果是迫害；有两百年，基督教在各省只能偷偷地存在。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尤其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给传教之业打了一针；如今帝国之内名义上的基督徒或许有五十万，即约每千人中一人，而给他们以灵魂的慰藉，一年大概要花五十万英镑。

以为中国的民众对宗教情感本身怀有任何敌意，那是全然错了：他们敬重它，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而真实简朴的佛教那些温和的教诲——其中（至少在外表上）有许多与真实简朴的基督教的教诲相似之处——如前所述，通盘而论对中国人的心有过持久的良好影响；同样，行医的传教士与真正慈善的教书先生，今日对天朝人的心也有分明的良好影响：靠的是善意，不是教条。惹出麻烦的，是战斗的教义同乡下人天然珍视的村俗与人情习惯相撞。

我不妨举几个例子说明我的意思。天主教与新教的传教士一样痛斥缠足。这并非无理，连中国人自己也开始看出那是一种恶俗；但显然需要审慎；否则守旧的女人与趋新的女人之间势必生出敌意与嫉妒，正如在我们这里，布鲁默式女装若张扬得太起劲，单凭其新奇便容易惹出一场「风波」。天主教与新教都正当地痛斥吸食鸦片；在这一点上几乎不会招致敌意，除非——也许——因为许多中国人看见那位改革者的同胞正在贩卖此物，便觉得这反对里透着伪善。新教徒（天主教徒则不然）通常在烈酒上大做不必要的文章。他们来自嗜酒之邦，那里的酒往往意味着恶行，因而没有那份分辨之力，看不出在一个实际上不知何为酗酒的国度里，他们的劝诫全属多余。

奴婢与纳妾的问题较为严重；但在这里，欧洲人又一次被自己的字眼所误。中国的蓄奴，无论何时都不曾带有它在欧洲人或阿拉伯人手里所呈现的那种残暴；中国的蓄奴虽经中国人自己承认为不好，其实更多是一种社会等第之别、一种人格的减等，而非把人肉当作无情的买卖；传教士痛责它，实在是就原则而言，拿他们自己祖先过去那些可憎的罪行来不公平地责备中国人。同样，「纳妾」这个字在我们的语感里牵连着一些辱没之意，而对应的中文字丝毫没有这层意思。姑且不论一夫多妻在我们宗教上的祖先犹太人、与我们政治上的祖先罗马人那里都曾通行一时，它在全亚洲至今仍是常例而非例外，而且似乎并无什么内在的、天然的恶。当那些使某些仪节对我们成为义务的根据与理由并不存在时，我们无权把这些仪节强加于别的民族。

再有便是村庙的赛会、祈雨、驱邪、对万岁牌与孔子牌位的跪拜等等。正是在这些地方，某些传教士心胸狭隘的见解与举动闹出的麻烦最多。倘若按俗例人人都得为庙会或别的「迷信」赛会出份子，那么一位过于拘执的传教士去替一个或真或假的教民撑腰、而那教民不过是想赖掉自己那一份，便是荒谬之至：其实传教士自己也该为凡经官府核准、带有地方摊派性质的事项出份子。无论如何，关于摊派或民捐落在某个中国人头上的事，官府的裁断是断轮不到他去质疑的。我们自己的教区税虽如今不再强制，从前却是强制过的。即便承认中国习惯的摊派荒唐而不公，其荒唐不公的程度也还不至于使我们有资格责备它甚于责备我们自己以宗教之名所犯的许多蠢事。

中国人非但不是没有宗教之心，反倒分明富于宗教的倾向，虽说他们的宗教情感未必采取那种英荷式的阴郁形式——那是「不从国教」的国家所特有的。首先，一切中国人对灵魂、或曰生命之延续的观念，都怀着深深的敬畏；这观念一半出自古老的萨满即自然的宗教，一半出自佛教的轮回之说。于是有了对死者的悉心料理、对丧仪的喜爱、肯在坟墓上花钱、想安抚祖先之灵、对子嗣的渴望、极强的家族一体之感，以及幼对长的严格从属。琐碎的辩难于中国人的头脑毫无吸引力——那头脑纵然未受良好训练，骨子里却是智性的、开通的。世上最富战斗与攻势的宗教，即穆罕默德的宗教，除了在中国边界上（那里外族的存在使情形复杂）之外，已学会处处与人相安；而回教徒可以、有时也当真做到中国的总督；其实一个基督徒也未尝不可，只要他肯作些合理的让步，并且多给我们几分明朗、愉快、宽容的人情味，而不是一味去责难那些良心不容他们接受他关于是非真伪之见的人。

中国人大体的情形既如上述，我们如今便可以说：他们恰恰与人们通常所设想的相反；也就是说，他们富于宗教之心、宽容、不好战；但无论有学问的还是无知的，都不肯让人把他们真心以为是骗人之谈的东西硬塞进喉咙；而宗教上的仇恨——这仇恨对俄国东正教会连一次也不曾发作过——其滋生与壮大，该归功于天主教与新教传教士那种走错了路的热心。这就把我们引到一个相关的题目上来：中国的叛乱与秘密会社——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由宗教的教派激成的。

一三〇八年年初，孟高维诺刚受任为汗八里（北京）总主教，便有诏令基督教士、佛僧与道士「今后一体纳税」，并着手制止「僧人的苛索」。宗教与叛乱之间显而易见的关联，从下面这段话可以看出：「随扈之诸王及西番僧人于道路扰民，今禁之。白莲教亦禁，毁其庐舍，其徒复为齐民。」又，一三二二年：「禁白莲佛事。」一三四九年，今安徽北部又起红巾之乱，仍在白莲教的庇荫之下。当时随之而有弥勒（佛家的弥赛亚）下生之说。此后不久，一个和尚把蒙古人赶了出去，建立了明朝。一六二二年白莲教之乱爆发，其地恰是一九〇〇年眼下这场「义和团」之乱发端之处。当时正在中国立足的耶稣会士，在中国人心里免不了同这场乱事牵连起来，有几年宰辅对他们迫害甚严。与此同时白莲教的首领坐大，洗劫北京，终结了明朝；而取明而代之的，恰是明朝的大臣所求助的那些满人。满人统治的头两个世纪里，严重的民变不多；但有的话，祸根总在宗教。一七七八年山西南部的一场叛乱，使白莲教再度受到查究。说到同一时期回教的一次分派时，皇帝说：「其理与僧人中之白莲教同。」

叛乱此时已在全国迅速蔓延；一七九五年年迈的乾隆在辉煌的六十年之治后禅位于其子时，帝国实在已处在极危殆的境地。那一年白莲教的首领被擒处死；那彦成将军（征缅甸的满洲统帅阿桂之孙）的功劳至此第一次被提到。一八一三年，「义和」之乱又一次在老地方（山东南部）爆发，其教徒中甚至有人混进了北京的宫里。嘉庆皇帝的性命，全靠他的次子——即后来的道光皇帝——的勇敢才保住。那彦成在记述这次起事时虽用了「义和」一词，但它由白莲教一脉相承，经他充分证实，尽管它当时的正式名目是「天理」教。它与基督教、至少与基督教的观念有间接的关联，从若干谋事者也含混地用过「白洋教」一名这一事实上可以看出。

到一八五〇年，基督教与叛乱的直接关联终于昭然若揭：其时广西有一个研习基督教义的书生洪秀全举起了反旗；他称自己的教派为「上帝会」，在南京做了十年「天王」，自称与耶稣基督有血亲。直到一八六四年，已故曾侯的父亲才把那座城收复；其间半个中国已遭蹂躏。这场大乱，我在「人口」一章里已经提过。

眼下这场「义和团」之乱究竟出于什么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动机，不必细究：宗教与迷信上的见解，只要没有真凭实据支持，在学理上对持有者以外的任何人都无关紧要；但就这些见解涉及人间实务而言，有几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值得一记：一、「义和团」是被古老的白莲教的教义所鼓动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佛教的精神对战斗的基督教的精神所作的抗议；二、「义和团」所抗议的那种战斗性，在他们心里，正是欧洲人攫取土地与欧洲那些战斗的传教士同欧洲政治目的之间所谓的联手这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关联。人间之事照例如此：无知之人的抗议采取了暴烈的形式，而怒火在燃烧中自己喂养自己。饶是如此，我仍坚信：我们基督徒在中国并未按自己所标榜的原则行事；我们并未给中国人公平的对待；我们在中国所遭的灾祸，我们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我在这一点上的浅见，已详载于一九〇〇年十月号《亚洲季刊评论》；而赫德爵士在十一月号《双周评论》里高明得多的表述，似乎也有一部分支持了我的看法。

「义和团」之乱有两项极重要的文献上的后果。翰林院的大书库与北馆俄罗斯学堂的书库都已尽毁；大多数「阿尔巴津人」即俄化的中国人也丧了命。作为报复，俄国人如今正把奉天宫中那一整批浩大的写本运往欧洲：其中包括希腊与罗马古典的抄本，那些必定是早期传教士自欧洲带来的，或是蒙古人征服匈牙利之后带来的。

附录　历法

要把关于中国纪年的若干见解略作撮述，我得先坦白承认：对于支配这一题目的最起码的科学原理，我也一无所知。不过中外交往之广，在这一领域里对中国也起了经济上的影响；因此我只把自己通读了一部分中国史书、并试着弄懂其中若干论历法与星占的专篇之后所留下的印象说出来。

中国人起初是记朔望——即月亮走过一段（或多或少二十九日半的太阳日）路程，到这一段之末，又把自己摆到同起头时对太阳一样的位置上。「年」这个字最古的意思似乎是「一转」；其后年是「一星周」；再后是「一祭」；最后是「一稔」。最早的中国之日起于黎明；其后起于鸡鸣；最后起于夜半：而且看来「每日之日」这个念头，不过是「月之第一日」这个念头的推广。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福州民间管「一个月」就叫「一个月日」。《礼记》告诉我们：「十有二月，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很早便已发现太阳的一周大致合十二个朔望，但须不时添上第十三个月，才能把日与月凑齐。中国人用表测正午日影冬至最长之度，于是有了「冬至」的观念，那正是我们所说的「冬至点」，即「日立」之意。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其中每隔一个叫一「中气」，这末一个的意思显然是「太阳进入一宫之顷」。若一个月中没有「中气」，即若太阳的入宫恰在两个朔望的交界上，便置一闰月，而其第一个「节」属于前一月的「中气」，第二个「节」则属于次月的第一个「节」。

中国人接着便把每一新年的头一个朔望与头一日，定在同冬至有某种固定关系之处。最古的时候，这一点变过几次，但通常与今日相去无几，其差别正如俄国历、儒略历与格里高利历之别，不过几天而已。秦朝（公元前二五五年至前二〇六年）以这个「至」后最近的朔日为岁首，并把十二个朔望各自的「余分」累计起来，直到积满一整个朔望为止。这个多出来的月，就纪年而言向来与它前一个月算作同一个月；于是「闰六月」便是六月之后的那个月；但它仍是六月，因此十二这个定数便永久不变。这就好比我们总把二月二十九日叫作「二十八日（乙）」，并把它看作二十八日的一部分或重出。如今同别的每一个民族一样，中国人不久便被自己的余分弄得一团糟；于是一朝接一朝地各尽所能地摸索，好给百姓一个能懂的、固定的下种时节。最早的记载既已毁去，古人究竟怎样把日子对付过去，谁也不确知。孔子从不谈历法，也不谈来生，因为这两件事他都没有确切的消息。不过《礼记》告诉我们，周之六月即夏之四月；而据已故那位杰出的汉学家伟烈亚力之见，中国在耶稣纪元以前便已有一部论平面与立体测量、方程与三角的书。

然而由于庄稼与星辰这层古老的关联，历代的天文家生出一种奇特的念头：地上每一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人，都属于自己的一颗星，都受那颗星的影响。因此朝中的「史」按时记下在这样那样的星下每一处地方、每一位要人身上出过什么事：如此他便渐渐能预言大概会到来的事。这就说明了何以秦始皇把星占与卜筮当作医术一般的确凿之学（说到底，医术若与外科相别，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往往含混得同卜筮一样）。这也说明了何以中国的历书要颁给属邦；何以至今遇有大事还要择吉日；何以暴君要把某几个月据为自己御极之始。我倾向于认为：半神话的那几位皇帝在位长得反常，其解释在于早期的中国人不但在冬至、也在夏至另起一「年」。玛土撒拉一类人物寿数之高，大概也可以由某种类似的混淆来解释。

且说司马迁与他的父亲都做过朝中的「史」。何况老人家是一位虚无的哲人——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最好的意思，去指所谓道家那种讲道理的、马可·奥勒留式的宿命——他对那个多事之秋所发生的种种壮举，思索得既深且奇。因此他生出写一部前后连贯的史书的念头；也因此，「史」这个原本略近于德鲁伊或大祭司的职名，才由某一封国「串联星象之事的人」变成了全帝国的「编年者」——而在他之前，王畿或帝畿不过是诸侯之长而已。于是以其星占官的本职，司马迁奉皇帝之命改历，他便同前后两批学者会同办理了。在仪器与观测之法的诸多改良之外，这两次会办有一项结果极为醒目：公元前一〇四年那一年加了三个朔望；此后一切年份的正月初一，不再如上所述在冬至之后尽早开始，而是以太阳进入黄道上冬至以外六十度那一点的朔望为始。正如一位中国著作家所说：「至是岁首之义始明。」而他们都同意，这是纪年上三大转折之一。因此这一变革对我们上推中国的年代极为要紧，尤其因为耶稣诞生恰在此后一百〇四年那被削去的三个月里。

日此时被分为八十一分，一朔望定为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凡预先把那半个零头包进去的日叫「大日」，把那半个零头除去的日叫「小日」。年号——或者不如说公元前一六四年已不完全地施行过的那个念头的完备化——也自此时起。在此以前，每一年都同我们法律上的年份至今一样：「詹姆士二世元年」云云；但自那以后，中国的每一位詹姆士或约翰都惯于取一个「元光」「大业」一类的年号。若一位君主像本朝那样，一朝之中始终用一个年号，倒也不算坏；可若他任性地一两年一换，历史便相当混乱了。今日中国的满洲皇帝，依这一制度称为「光绪」。

西汉与东汉之间有一个短命的篡位之朝（未列入我的表中），公元九年据去了前朝的一个月（末一个月）；不过这一举动是否于纪年有何影响，我不知道。东汉（公元二五年至二二〇年）觉得有必要对这部改定的历作些更动（公元八四年）；浑天仪又有改进；月食或是初次被发现，或是以某种我弄不明白的方式被「定位」。查出这一切的人叫刘洪，他在每年必须加上的那四分之一日中查出有误差——而那四分之一日正是每一千四百六十日积成一日的。约在此时，发明了一件半埋于地中、略似下文所述的水力之器的东西。这一时期有位著作家说，孔子以前的天文之说是托勒密式的，即「天圆如盖，地平如棋局」。

二三七年，篡立的魏朝荒唐地把春天的一个月挪到夏天去，但到二四〇年不得不退回旧法。第一个宋朝（其时它治于今南京，而鞑靼人同时统治华北）又进了一步：有位专家用钢造了一具浑天仪或天球，并于四四五年颁行新历。约当公元四三八年，已发现月亮在朔、望与上下弦上有极微而确凿的「余分」；至于这究竟确指什么，我的心境同孔子一样地「不知为不知」。无论如何，当时测得一年为三百六十五日又二四二五——比从前所定少了〇·〇〇一一。这里我不妨岔开一句：中国表示「望」的那个字，同希腊文那个「见」字意思恰好一样；而中国「告朔」二字，同希腊文那个「呼」字意思也恰好一样——那里说的是杀一只羊来祭。还有一桩巧合：中国表示岁「除」的那个字意为「猎」，因为田猎所获是用来祭的。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同一朝有个祖冲之，第一个发现太阳运行每年有误差，其故在北极星偏离了它被认为恒定的位置一度。与此同时拓跋鞑靼也决不闲着；有仪器自印度而来，多半是当时在华北极有势力的印度僧人中的某一位带来的。四五二年拓跋颁行新历，那是在一个叫北凉的小国里造出来的，其时北凉深受西方的影响。半个世纪后，有个张子信发现「日月相会之道有内有外；五星又有疾、有迟、有逆，且有时若停而不行」。再过三十年，有个刘焯查出太阳的行度有「盈」有「缩」，并造了一部新历。这是在隋朝（五八一年至六一八年）。此时提到了人造的地平；有位天文家不满于托勒密的那一套，辩道：「天若果圆，则其出没必自海中沉下、又自海中升起。」又说：「彗星之光必得之于日，以其暮则指东、晨则指西也。」

及至光辉的唐朝重新一统帝国、并直辖突厥斯坦，同西方所交换的似乎是气魄更大的见识；旧日的天球与浑仪被搜集起来互相比对，此后便颁行了一套固定之法。有一件铜铸的器物叫「浑天」，用以演示托勒密的那一套，以别于「天球说」。印度人对历法有影响，是明确提到的，因为记载说他们「甚明十九年七闰之章，其书录于贝叶」。也可以断定「西亚」要为一部叫《九执》的历负责，不过那部历被认为「太疏」，不能通用。约当公元六六五年，一位极出色的天文家李淳风制出一件新器，由三重同心之环组成，分别表示黄道、日月星辰，以及四正之位。他还为上面提到的那部古代测量之书作了注。这位勤勉的学者指出：十九年之章与七十二年之周的分法都不整齐；他并创了一种叫「进朔」之法，好免去在一个朔望的末日看见月亮重现的难堪景象。到这里我又变得「不知为不知」了；不过我想这还是「中气」与置闰那个问题换了一副面孔又冒出来。

武后（中国的第二位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僧人极为显要，充任将帅、画师与学者——甚至充任女皇的情人。她同一切中国的暴君一样，也（在六八七年）试着按自己的兴致挪动月份，但到七〇〇年发现还是得把月序照旧。她死后不久，一位极有名的和尚一行颁行了一部新历，叫《大衍》，并作了若干推算（关于每月初一长短的变化，以及别的附属小天体之食），深奥得我连译也译不出来。伟烈亚力说「大衍」也指一种类似印度「库塔卡」的算法。使臣确曾被遣往占城（今日沱㶞内陆的「会安」）去观测，他们或许在那里学到了印度的方法；因为我到邻近的广南时，见过许多印度的遗迹。

七二五年造了一具水轮，能自动朝与天相反的方向转；它埋在地里，使球的一半露出地面。上面装了两个木人，每两个时辰击一次钟，每一刻击一次鼓。外面另有两轮，载着日与月的形象，其运行调得同那两个天体的实际时刻相合。七四四年起，纪年开始用「载」而不用「年」，不过这一变革没有维持多久。七六一年曾试着把岁首挪回冬至，未成。此后将近一百年，有个徐昂查出关于日食历时的估算有「三误」，并以颁行又一部新历来突出他的发现。所指的显然是初亏、食既与复圆；因为今日中国的天文家描述日食时总说这三项，此外还在食既前后各加两个小的阶段。徐昂的发现之后一百三十六年，有个姚舜辅第一次发现即便在食既之中也有「浮余之差」，我想那是指日冕或曰接触而言。

五代大体沿袭了倾覆了的唐朝的旧制。九五六年有记载说，有个印度和尚「携日月食之妄说而来」。

一段乱离之后，大宋重新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公元九六〇年），一年的末月又被改动——也就是说（显然）冬至又成了新年之始；九六三年颁行新历，十九年后又造了一具新的自动浑仪。关于正月初一何时被挪回原处，我至今还未见有何说法；但我想必在七〇〇年。宋治中国本部时据有北方的契丹，看来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盖其纪录绝无历志一门」。史家是这样说的；但我在契丹史里查到：九四七年他们侵掠中国京城（开封府）时，把那里的天文仪器全掳了去，并在那里得到一部九三九年由中国一位半突厥血统的皇帝所颁的改定之历。不过看来他们末了还是采用了祖冲之的旧法（四六二年）。这两回都有本地人想把这些历当作新历——自家的历——蒙混过统治者；幸而中国的史家为人虽刁，记事却总是诚实。下文会看到，女真与蒙古都曾把祖冲之的历略加改动用了一阵。

宋朝虽以学问之雅称冠，我却恰好还不曾把它的天文之学撮述出来，那无疑是极丰富的。九七六年下诏在全国搜访精通天文之人，他们会集之后，似乎就造出了上面说的那具新天球。九八三年改历。此后一个世纪里，屡屡提到新的漏刻、天文仪器以及历法的进一步更动。有个苏颂写了一部有图的书讲这些事，此书至今尚存；但在我看来，其中所述的许多新的机巧，前面已经详述过、早已有人先做出来了。已故的伟烈亚力说，它是「我们所有的论浑天体系最古的书」。但蒙古史明确说：九七九年改良浑仪的那位发明者，是真正懂得这同一套天球体系的最后一人。

蒙古人一起手便吞并了突厥斯坦、阿富汗与波斯的回鹘与回教诸国；他们自己既无学问，又没有中国人那种自命不凡的矜持，且急于不论从何处罗致人才与见识，因此在正历一事上自然十分积极。女真人一一二六年攻下契丹两个世纪前所攻下的那同一座中国京城，把宋朝的仪器掳往北京，那些仪器在那里因风吹日晒与粗手粗脚而大受损坏。何况它们是一〇五〇年为南方所造，并不合北京的子午线。及至女真人自己也不得不在蒙古人面前逃回他们当年洗劫过的那座京城时，来得及搬走的只有两具漏刻；而一二三四年蒙古人攻下该地（今开封府）时，连这两具也毁了。如我所说，女真人用的是四六二年那一套，由一个叫赵知微的略加改动或完备；这也是蒙古人起初所用，又经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那位能干的大臣、著名的契丹政治家兼著作家耶律楚材加以校正。

但一二六七年忽必烈皇位已固时，一个叫札马鲁丁的波斯人自西亚带来若干仪器，并颁行第二部历，名《万年》，然而始终未曾通用。另有一个拂菻人——因此不是叙利亚人便是「佛郎机」人——名叫爱薛（或以赛亚），也在蒙古朝中充任天文之职。一二八三年有个西亚来的教士想呈报若干天文上的结果，却被一个名叫阿鲁浑撒里的回鹘人（西藏名师八思巴的弟子）驳倒。凡此都表明印度、叙利亚、景教与阿拉伯的影响在蒙古朝中很强。在算学上一如在宗教上，这些心胸开阔的大汗替各路好手把场子守着，让他们平等争辩。

一二八〇年，一个天文会办把他们的劳绩奏报忽必烈。他们说：「历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近一百七十四年之变不计），凡历七十种，新法十三家。今定：逐日计其分秒，则冬夏二至之间，当较《大明》历少若干度之几分。」——所谓《大明》，即公元四六二年那部改定之历。「该历每岁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此二十五分，即今历每年与月合朔之余分。」他们接着就太阳的轨道与月亮的「离」说：须在《大明》之数上加三分日之一的十分之三。此外还有些我弄不懂的事，似乎是讲左右赤经、地平方位之距等等；其实任何一位称职的算学家都会立刻看出，我不过是像鹦鹉一样在复述我并不明白的东西。无论如何，此后每一度恰分为三十分，日出日落等等一律按北京而不按开封推算；最长与最短的昼夜之准，分别定为六十二刻与三十八刻，即百分之几十。

忽必烈一朝另有三位极出色的中国算学家；其中一位郭守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位，也是那条著名的大运河的工师。约在此时另定的一事是：「二十四时之内，月行先日十二度，二十九日五三而与日合。」

修明史的人拖到一七四二年才写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那一段，他们洋洋自得地庆幸说：「诸学之中，未有进于天文者。」他们只数出自古至忽必烈之世共改历六十二次，「其历吾侪略加变通，用之二百七十年，而始终与回回历并用，直至觉察交食有误」。在他们看来，史上三大标准之历是：公元前一〇四年那位宦者之历、公元七二八年那位僧人之历，以及一二八一年之历。就我所能明白的而言，他们把忽必烈一二八一年所颁的历称为《授时》，即「授民以时」；而他们自己（为迁就南京）采用的那个略加改动之本，则称《大统》，即「大一统」。一四二〇年京师永久迁往北京之后，混乱又起。不过看来开国之君（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在一三八二年曾令把他在北京所见的回回历译出并一并使用；只是他死后，其使用便部分废弃了。此历由一位名叫马沙亦黑的教长协助译出，其定义是：「麦地那之穆罕默德所作，始于五九九年，即其行教之年。」（德维理亚已经说明，中国人何以会追溯错了希吉拉之年，缘故是回教的太阴年同基督教的年或中国的年连大致相合也谈不上。）

中国改用之本无闰月，恒星年为三百六十五日十二个月，每四年闰一日，或一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一日。同时又有太阴年三百五十四日，凡十二朔望，每月或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三十年闰十一日，而闰日总在十二月，太阳与太阴的年与日每一千九百四十一年相合一次。还添了一句要紧的话：这部回回历在原理上实与唐朝的《九执》、也与札马鲁丁替蒙古所造的那一部大略相同。它始于「阿剌必」五九九年；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为天之一日一周，每宿三十度。太阳一日一周为一千四百四十分，含九十六刻，即二十四小时；起于午正、春分、白羊之宫。七日为一周，太阳诸月依次为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一；二十九、二十九；三十、三十、三十、三十日。日食被认为发生于「某日午前或午后」，也就是说一日自午正起。

明朝的史家迟至明亡后一百年才完稿，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在附和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汤若望、邓玉函等人、或附和他们那两位中国天文家朋友徐光启与李之藻的意见，不容易说。他们的说法是：仪器固然不能绝对精确，而古人全凭「勾股」（即「直角三角形的长短二边」，不知究作何解）推算，「所得不过就已发现之误差加减而已」。蒙古人则比单纯的算术进了一步，「以纯法测天」——我想他们的意思是「用代数」。可惜郭守敬的著作已佚，而与他同时的李谦之作尚存一部分，「述欧几里得之用、远镜、弧、赤经、平面」等等。

回回历的缺陷（然而它比《九执》与《万年》都好）出于两点：它是用一种外国话写的，而一切推算都自一座「土台」（意即不稳的台基？）上做出。还添了一句：一五二七年回回历所推的日食失验，而一五八三年却验了。又发现约一千七百年间冬至已差了三日——显然是就蒙古所造之历而言——「缘蒙古误引汉家之记载也」。徐光启验中一次日食之后，谋得了钦天监正之职。他论证说，主要的麻烦出于京都的屡迁。一二九二年郭守敬在北京测得的误差是每日〇·二四二五，而徐光启作〇·二四二一。一六三三年徐光启死后，敌对的天文家之间起了可怕的争吵；皇帝为了了断此事，于一六四三年下诏采用欧洲之法，并把它定义为「与回回同，而更精」。在此以前，明朝的推算一向以那残缺的蒙古之法为本，却没有那不可或缺的「速算之法」（对数？）。一三八四年测得回归年比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短六百七十五秒，即依旧日的十进之法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若加上每年一刻五十分的「恒星之差」即岁差，便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七十五分为一整周。北京最长的白昼是十五小时半又十二分余（六十一刻八十四分），最短的是九小时又四分之一再加二十二分（三十八刻一十六分）。这里或许有趣，我把一幅看来极罕见而奇特的、画着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中国画附上，那是上海耶稣会士惠赠的（见卷首插图）。

满人进北京时，罗雅谷（意大利人）与汤若望（德国人）被发现住在西安府；他们随即被召往钦天监；但正如伟烈亚力说得有些苛刻的那样：「他们在带来新公式与改良表格的同时，也利用自己的地位，把托勒密那套陈旧的体系硬塞给了中国人。」罗雅谷死后，汤若望于一六四五年被任为监正，并深得年轻的顺治皇帝的信任，一切都由着他办。然而回教徒这些年来一直妒得咬牙切齿，在一六六四年辅政期间告了可怜的汤若望一状，因此让他们的一位同教得了他的缺。但汤若望死后年少的康熙即位，他有足够的见识看出欧洲方法的优越，把改历之事托付给荷兰人南怀仁，并任他为钦天监正。康熙同教皇为祭祖与「天主」一词的译法而起的忿争，并未妨碍他对科学的热心；一七一三年他还准许刊行一部汇集最新天文发现的书。至于中国历法此后的一切，读者可参看伟烈亚力、弗里切诸位不惮烦劳的著述。

词汇表

阿布凯。大概是鞑靼语，意为「天」、「上天」。

阿伊努，即阿伊努语的「阿伊努」，「人」。古时中国人称他们为「虾夷」；而「虾」的俗音是「蝦米」，这多半便是日语「蝦」与「蝦人」（即阿伊努）的来源。

阿克苏，突厥语「白水」。

阿克塔格（突厥语）。显然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喀喇沙尔以北的「白山」。

阿尔泰，即「金山」。「阿勒坦」这个字在鞑靼语的许多形式里都出现。

厦门，是「厦门」二字的当地读音，意为「廊之门」。

安南，中文意为「安定南方」，是授给交趾君主的封号，正如「安东」即「安定东方」，是授给朝鲜君主的。

「奥斯格莱希」，德语，意为「拉平之物」。

宾瞳龙，是中文「平顺」的安南读法；不过究竟哪一种语言在先，尚成疑问。

博克多汗。我想这与俄语的「神」一词有关。中文的「天子」又见于匈奴的「撑犁孤涂」、突厥与回鹘的「腾格里可汗」、阿拉伯语的「法格富尔」（马可·波罗所记），以及日语的「天子（样）」。

和尚，即日语的「坊主」，是他们对今日中文「佛徒」的读法；此词在六世纪拼作「佛」。

拳民，是「拳」（拳头）或「打拳」的对译。「义和拳」意为「保国和顺之拳」。

缅甸，即缅语的「巴马」或「缅马」，蒙古时代始称「缅」。更早的中国名字是「骠」，缅甸早期的记载中称这一族为「骠」。

汗八里，即「汗八里」，「汗之城」。

柬埔寨。中古的中国史书中，「甘勃智」一词用于旧日的扶南之地。这个双音之词似乎又见于今日的都城金边。有趣的是，中国人称吴哥的遗址为「秦王庙」，看上去仿佛安敦使臣的那一次来访，在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某种传说。

察罕汗，蒙古语「白汗」。

长沙，即「长长的沙」。

芝罘，是极古的名字，意思不甚可解。

济物浦，是广东音「济物浦」、即官话「济物浦」的朝鲜读法，意为「搬运之湾」。

成都，即「已成为一都会」。

镇南浦，即「甑—南—湾」。

镇江，即「镇服江水」。

条子（印度语「吉帖」），是印度与中国通用之词，意为「信」、「便条」、「借据」、「通知」等等。

州。如温州、梧州中的「州」，不过是「平地」或「平原」之意，其前冠以地名，或写实，或原有。像福州这类约定俗成的名字，本书通用其俗写。

重庆，即「双重之喜」。

舟山，即「船—山」。

占城。「占」一字在中文的几种译名里都出现。我以为「波」在某种印度语里意为「国」，因为中文的「信波」意为「旁遮普」，即「锡克之地」或「辛格之地」。

买办，葡萄牙语「采买者」。是多数洋行、银行、领事馆等处总管杂务的人。

孔子，即「孔夫子」，正如「孟夫子」便是孟子。两处的「夫」字都可以省去，所以西文里叫「孔修斯」或「孟修斯」也一样。若从曾子、庄子造词，我们还能造出「曾修斯」「庄修斯」来。

苦力。这是印度词，但在官话里配上了汉字，意为「吃苦出力」。

朝鲜，即朝鲜语的「高丽」（读音恰与英文那个词相同），是中文「高丽」或「高句丽」的当地形式，意为「高氏之句丽国」。

九龙，是广东话的「九龙」。

大名，是日语对中文「大名」二字的读法；此词在中国的史书与官文书上都不用。

达里尼，俄语「远」（即大连湾）。

出岛。我想是日语的「出岛」，「出去之岛」。

多伦淖尔，蒙古语「七湖」。

嚈哒。古中文作「嚈哒」，其朝鲜读音至今仍是「嚈哒」。

埃斯莫。缅甸人惯于在中文字后加一个「克」音，正如俄国人加一个「硬音符」。我在八莫见过一个叫刘财的中国人的招牌，写作「刘财克」。「思茅」二字在缅甸人是念不动的。

法显，即「法之显现」。

会安，是中文「会浦」或「会安浦」的讹音，意为「会集之肆」或「会集安宁之肆」。

保商，葡萄牙语「作保之人」；洋泾浜英语作「有人能作保」。

福州，即「有福之区」，当地读作「福秋」，依连音之例又作「乌秋」。

福尔摩沙，葡萄牙语「美丽」。

釜山，中文作「釜山」，朝鲜语作「釜山」。

贵由，蒙古语「贵由」，「聪明」。

成吉思。匈奴的可汗自称「单于」，倒推起来相当于「真吉」一类的音；也许其间有某种词源上的关联。

赞普。中国人写这个藏语的封号，一律作「赞普」。

海南，中文「海之南」。

海防，即中文的「海防」，「沿海之防」。

汉。一个专名；极少有文义。

汉武帝，即「汉之武皇帝」。

汉口，即「汉（水）之口」。

河内，即「河之内」，是中文「河内」的安南读法，广东话作「河内」。

秀吉。他的中国名字是平秀吉。

「欣特兰」，德语「后方之地」，即腹地。

黄河，即「黄色的河」：「黄」是一个音节，不是两个音拼起来的。

兴化，即「兴起教化」。

匈奴，即「匈之奴」。

海口，广东话的「海口」，「海之口」。

行，是广东话对「行」（铺子、店）的读法；不过此词除了指外国的「洋行」与本国的「行帮」之外，用得极少。

洪泽，即「浩大之泽」。

怀庆，即「怀抱喜庆」。

宜昌，即「宜乎昌盛」。

伊犁。六世纪时突厥的可汗已用「伊利可汗」的称号，那也许就是西方著作家所说的「伊儿汗」。

伊洛瓦底，其中一部分是阿拉伯语的「瓦底」，「一条河」；至于「伊洛」何解，我说不上来。中国人从前把伊洛瓦底上游与扬子江上游即金沙江混为一谈。

伊塞克湖，在某些鞑靼语里意为「热海」，在另一些里叫「腾格斯淖尔」；中国人也称之为「热海」。

日本，中文「日之本」。

爪哇。自古称「阇婆」；后来作「爪哇」，常被误刻为「瓜哇」。

锡尔河。古时中国人称「药杀水」。

帆船。多半就是「船」的广东音。

克钦，缅语「野人」。他们自称「景颇」，即「人」。

张家口，蒙古语「门」，中文叫「张家口」，即「张氏之关」。

卡尔梅克，意为「留下的人」；即「准」（「右」或「东」）之人中，在乌梁海弃「瓦剌」即「联盟」之时「留下」的那些人。因此卡尔梅克、准噶尔、厄鲁特、卫拉特、瓦剌、土尔扈特，其实都差不多是一回事。「博啰」（「左」或「西」）诸部落入吉尔吉斯之手而被吞并，因此有「博罗纳尔」之称。

神奈川，（我想）是日语的「金之川」。

哈剌契丹，突厥语「黑契丹」。

哈萨克，意为「流浪者」；黑吉尔吉斯自称「吉尔吉斯」，厄鲁特称他们为「布鲁特」，哈萨克称他们为「黑吉尔吉斯」。哈萨克即吉尔吉斯—哈萨克，同他们所憎恶的黑吉尔吉斯说同一种话。

九江，即「九条江」。

交趾，即「相交的脚趾」。我自己在安南就被那里大脚趾非常之「分开」惊住过。我们的「交趾支那」一词也许就出于此。另一个名字是「交州」，即「相交之平原」。

胶州（德国所占者），即「胶—平原」。

嘉峪关，即「美玉之关」。

基隆，即「鸡笼」。

吉尔吉斯，（据中国人说）在吉尔吉斯语里意为「红脸」。

神户，日语「神之门」。

浩罕。直到满清之世，通常仍以相当于「拔汗那」的名字知名。

青海，蒙古语「青色的海」或「湖」。

江门，广东话的「江门」，即「江之门」。

国姓爷，当地音作「国姓爷」，即「国—姓—爷」。

忽必烈，蒙古语「忽必烈」，「再世」。

甘竹，广东话的「甘竹」，即「甜竹」。

群山，是中文「群山」的朝鲜形式，即「成群之山」。

骨咄禄，突厥语「有福」。

喇嘛庙，即「僧人之庙」。藏语或蒙古语的「喇嘛」一词，如今已被北方的中文吸收。

獠、猺、苗，是唐、宋与今日对那些界限不明的野部（不是掸人，也不是罗罗或西藏人）的称呼。

老街，中文「老市街」之意。

老子。通常译作「老小子」，其实是「老这位哲人」或「老哲人」。若不是（在他这一例上）「夫」字总被省去，他本可以叫「老夫子」。

老鸦滩，即「乌鸦之滩」。

拱北。显然是某个无法写成汉字的土著之词；不过「氹仔」与「拱北」两岛之名，似乎都意为「垃圾之地」。

拉里，藏语「拉日」，「神—山」。可与拉萨相较。

刘永福，是中文「刘永福」（广东话读如「刘永福」）的安南读法，即从前黑旗军的首领。

厘金，中文「百分之几」或「千分之几」之意。

厘金、厘捐、厘头，皆「百分之几」之意。

黄土，德语的「勒斯」，「松散」。

罗罗。「诺」是他们自称之名。他们同吉尔吉斯人一样，有黑白两种「骨」即等第。

琉球。此词最早见于公元六〇〇年，即今日的「琉球」二字；若它不只是对土语的摹音，那似乎是「一串珠子」之意，即「群岛」。

澳门，即「妈澳」或「妈岙」，「女神之湾」；不过它另有许多中国名字，通用的一个当地作「澳门」，即「湾之门」，官话作「澳门」。

马来。在忽必烈之世的「末罗瑜」之前，我只能找到这个词的一处痕迹。中国人似乎从不曾想到有一个卓然独立的马来「国」存在。

迈立开与恩梅开，是克钦语「小」与「大」加上「卡」，即「河」。「卡」或许与中文的「河」同源，那字在朝鲜与安南至今读如「哈」，在日本读如「卡」。

满洲。据乾隆皇帝说，此词与通古斯的「珠申」部有关。孔子之时他们叫「肃慎」。也不无可能是借用或套用了佛家的「文殊师利」一词，因为早期的突厥人与通古斯人常取佛家的名字，以自重或以重其国。

官，葡萄牙语「曼达林」，「治人者」。

蒙哥，蒙古语「蒙哥」，「坚忍」。

马尼拉，得名于当地同名的河。

曼尼普尔。中国人只知其为「戛撒」；缅甸人说「戛帖」。

蛮子，即中文的「蛮子」或「南方之夷」；这个词我曾亲眼在广州将军所出的一张告示上见过，用来傲慢地指广州人。

马山浦，即「马—山—湾」。

梅岭，即「梅之岭」。

蒙自，在掸语里意为「『自』之区」。

御门，日语「皇帝之门」，即「崇高之门」。

明，即「明亮」。

木浦，是中文「木浦」的朝鲜形式，即「木—湾」。

蒙古，（或许）意为「银」。「蒙古」一词至少一千年前便已出现，是石勒喀河附近一个突厥—通古斯来源的部落。

奉天。这似乎是通古斯语的「光荣之都」。它在朝鲜时代的古名是「沈阳」。

长崎，日语「长的岬」。

南京，即「南方之都」。

尼泊尔。最古的中国名字是「尼婆罗」；其后是「巴勒布」；如今是「廓尔喀」。

牛庄，即「牛—村」。

宁波，即「宁静波涛」。

诺夫哥罗德，俄语「新城」。

女真，据称本族之词近于「朱里真」，意为「海之西」。

落地税，意为「经核准的抽项」或「恩准」。

鄂敦塔拉。我相信这个词意为「十三海」，不过那个数目我已忘了。

窝阔台，蒙古语「窝阔台」，「上」。

鄂尔多斯。此词最早见于六百年前。

回鹘，是铁勒诸部之一的名字。近来发现的突厥碑铭从不用这个词，只用「铁勒」，有时用「九姓乌古斯」，相当于中国人所说回鹘的「九姓」。

阿姆河。古中文称「妫水」，即泽马尔库斯所记的「乌浒」。

北海，广东话的「北海」。

帕米尔。此词在八世纪的中文里作「波谜」（依音韵之律则读如「波谜」）。

担，即中国的一担，合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

百色，即「一百种颜色」，多半是某个掸语词。

北京，即「北方之都」。

波斯。中国人一向称「波斯」。

澎湖，葡萄牙语「渔人」一词。中国名字是「澎湖」，即「澎之湖」。

菲律宾，西班牙语「腓力宾」，即「腓力（国王）的群岛」。

平壤，朝鲜语「平壤」，即「平坦之土」；是极古的名字。

平山，即「平坦之山」。

卑路斯。中文作「卑路斯」。

旅顺（得名于阿瑟船长），中文叫「旅顺口」，即「旅人顺适之港」——一个吉利的名字。

鄱阳，即「铺开」。

昆仑岛。马来语的「浦罗」意为「岛」，而中文作「昆仑」；不过究竟哪一种语言在先，尚成疑问。

济州岛（得名于一个荷兰人），中国人与朝鲜人称之为「耽罗」。

三烧，广东话的「三烧」，即「三次蒸馏」。

三都澳，即「三个中心之湾」（可与澳门相较）。

沙面，即「沙之面」，广东话读如「沙面」。这座平坦的小洲，是第二次战争后用「十三行」的瓦砾填出来的，其道理略同于长崎港里划给荷兰人的出岛。

三水，即「三条河」。

山海关，即「山—海—关」。

沙市，即「沙之市」。

下关，日语「下关」，即「下方之关」。

银师，印度语「苏拉夫」：是多数大洋行里经手银元与别的钱币的人。这个字已引申为「验」、「取样」或「尝」。

西安府，即「西方安宁之城」，是「长安」即「长久安宁」较晚的名字。

哲孟雄。中国人以土名「德玛庄」的摹音知之。

西宁，即「西方安宁」。

城津。是中文「城津」的朝鲜形式，即「城—渡」。

酱油，日语「酱油」，即中文的「酱油」。

斯特罗加诺夫。俄语有「斯特罗吉」一词，意为「严」；但它是不是「被严治者」（属格复数）这类词的来源，我不能断言。

隋。开国之君世袭隋国公。几乎一切朝代的名号都是以地域而得名的，直到「铁」（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明」与「清」（满洲）为止。

苏门答腊。此名最早见于忽必烈之世，是岛上众多小国之一；全岛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名字。

宋。一个专名；文义上无所指。

汕头。是「汕头」的当地形式，即「汕（水）之头」。

司马，即「治马者」——大将军。

两，即中文的「两」，据说出自马来语的「泰尔」，我想它同暹罗语的「铁卡」同源。

太平，即「大太平」，引申为「太平之治」。

打狗，即「打狗」，多半是台湾土语的讹音。

大沽，即「大的河汊」。

大连湾，即「钱袋之湾」。

唐。一个专名；文义上无所指。

唐古特。此词在中文里不常见。偶一出现，似乎是指包括开化的西藏人与该族游牧诸部在内的一种共同语言。至今我还不曾见过满清以前的中文里用过这个词。甘肃有宕昌与党项两部，但马可·波罗的唐古特除了「夏」或「西夏」之外别无他称，即今日整个宁夏一带。

鞑靼。自古以来，「鞑靼」、「塔塔」、「塔塔尔」或「鞑子」一词，被用来指突厥与通古斯之间界限不明的诸部。「鞑子」一词至今仍被纯粹的中国人拿来开玩笑，其含混的意思同我们的「鞑靼」一词相仿。

塔什干。突厥语「塔什」，「石」；波斯语「堪德」「肯特」，「城」。最古的中国名字是「者舌」，是对古时土语「查支」的摹音，被突厥人讹为「塔什」。中国人也称它「石城」。

塔什库尔干，突厥语「石塔」。

打箭炉，即「打—箭—炉」，是对藏语「达折多」毫无意义的摹音。

大秦，即「大的秦」，依较古的形式则作「秦」，多半就是「叙」即叙利亚。较晚的中文形式「斯利」，用于叙利亚—波斯一带的居民。

茶，当地读音作「爹」。在福州读「搭」，多数地方读「察」。俄语的「茶依」不过是北京话的「茶叶」。

西藏。中国人最初称开化的西藏人为「吐蕃」，常被误读作「吐凡」。第二个音节即「博」，是西藏人对自己的称呼。

天山，即「天之山」，是鞑靼人的「腾格里塔格」。

天津，即「天之渡」；是晚近的名字。

清，即「清澈」。

定海，即「安定海洋」。

拓跋，即「生于褥中」；不过中国人对这个通古斯之词另有种种臆解。

东京，即中文的「东京」二字，「东方之都」。

东京，即中文的「东京」二字，「东方之都」。

秦皇岛，即「秦王之岛」，多半是指李世民征朝鲜之事——他曾取道该处，而当时的封号正是秦王（七世纪）。

总理衙门，即「总理之署」，是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即外务部。

土木，即「土—木」。我到过那里两次。

东莞，即「东—莞」。

洞庭，即「洞—庭」，多半是指土著各族的王庭所在。

突厥，是突厥语的「突厥」即「兜鍪」，得名于他们最早居地上一座山的形状。

柴达木。据说在某种当地语言里意为「沼泽」。

对马（读起来几乎只有两个音节，像「兹马」），古时中国人写作「对马」，即「相对之马」。究竟哪一种语言给出了原音，我说不上来。

大君或将军。前者是日语对中文「大君」二字的读法，同相应的朝鲜语「大院君」一样，用来指国中的第二号人物。后者不过是中文的「将军」，即「大元帅」，正是西文「大统帅」一词最初的军事含义。

乌里雅苏台。这似乎是中文的「台」（驿站）加上蒙古语的「乌苏」，即「乌里雅—乌苏」，「乌里雅之河」。

乌梁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卡尔梅克」条下所说的那个厄鲁特部落；不过齐齐哈尔与青海、以及伊犁，至今仍有厄鲁特的聚居地。

海参崴，俄语「统治东方」。

黄浦，即「黄色的湾」。

魏。一个专名；文义上无所指。

威海卫，即「威慑海洋之卫」。

渭水。西安府的渭水，不可与卫辉府的卫河相混，两字写法不同。前者三千年前已被含糊地提到，说它或清或浊；而读书人争了两千年究竟是哪一样，直到满清的乾隆皇帝命博学的陕甘总督亲赴沙漠中的河源，一路随流而下，直到它与泾水相汇之处，才把这问题永远了结。

黄埔，即「黄色的码头」，是「黄埔」的广东形式。

元山，即中文的「元山」或「原山」，「头—山」；日语作「元山」。

倭奴，即「日本之奴」。

芜湖，即「草莽之湖」。

衙门，中文「衙之门」。「衙」最初是「一面旗」；其后是插旗的营门入口；其后是「大本营」；其后是「游牧之庭」即牙帐。衙门如今意为「官邸」或「官署」。

扬子，即「扬这位哲人」：是镇江附近今日盐栈仪征的旧名，也是那一带大江的旧名。通行的译法「海之子」似乎不确。

江户，日语「河—门」。

阴山，即「阴晦」或「极北」之山。

袁公浦，即「袁公之湾」。

桑给巴尔。此词似乎见于中文的「僧」或「层」，即「黑奴」——阿拉伯人自那里贩入黑奴。至于「巴尔」，参看占城、「信波」等条下的话。

须德海，荷兰语「南方之海」。

附注——在翟理斯的《华英字典》里，我给出了每一个重要汉字在八种方言（以及朝鲜、日本与安南）中的读音。在为同一部书所撰的语文学论文里，我解释了其中所涉的词源之律。蒙古语诸词，我得力于中国海关的柴克先生。

（附索引：原书末附索引一份，按英文字母排列人名、地名与事目，并注所在页码。因所注系原书页码，与译本不相应，此处从略。）

本书作者的其他著述

游记类

一、《溯扬子江而上》，第一至三〇六页，八开。香港德臣西报馆。

二、《蒙古游记》，载《凤凰》，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已绝版）

三、《浙闽游记》，皇家亚洲学会华西分会会刊第十九卷第一册，第二七至九三页。

四、《安南游记》，蓝皮书第三十八号（一八九二年）。（有售）

五、《东方通游并中国问题报告》，殖民部文件一八八八年第二四八六七号。（不售）

六、《为外交部所作安南报告》，一八八八年第五六五七号。（不售）

七、《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三年为印度政府所作缅甸暹罗报告》。（不售）

民族与历史类

八、《鞑靼千年史》，上海别发洋行，一八九五年，第一至三七一页，八开；桑普森·罗公司。

九、《缅甸》，仰光公报馆，一八九三年，第一至一〇二页，八开。

十、《缅甸、暹罗、景洪、安南等》，载《亚洲季刊评论》，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〇年。

十一、《匈奴与通古斯》，载《中国评论》第十九、二十卷连载。德臣西报馆。

十二、《缅甸、暹罗、早期老挝、安南、卡尔梅克、厄鲁特、突厥斯坦、俄国、日本、朝鲜、满洲、坎巨提、蒙古、海南、台湾等》诸篇，载《中国评论》第十二至二十四卷。

历史类

十三、《鸦片战争》，上海别发洋行，一八八八年，第一至八二页，八开。

十四、《中国与欧洲的交往》，上海别发洋行，一八九〇年，第一至一二八页，八开。

十五、《朝鲜、鞑靼等》诸篇，载上海《教务杂志》，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六年。

语文类

十六、《论汉口方言、广州方言、北京声调、客家方言、福州方言、温州方言、扬州方言、宁波方言与四川方言》诸篇，各附字表。《中国评论》，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五年。

十七、《论日本语、缅甸语、朝鲜语、安南语与汉语之关系》诸篇。《中国评论》、《教务杂志》、日本亚洲学会会刊、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二年。

宗教类

十八、《印度、缅甸、暹罗、马来亚、柬埔寨、安南、中国、西藏、朝鲜与日本教会史》，香港德臣西报馆，一八九六年，第一至一八六页，四开。

十九、《中国的佛教》，《教务杂志》，一八九四年。

二十、《关于在华、在朝鲜、在缅甸等地传教士的回忆》，《都柏林评论》，一八九六年。

二十一、《中国人的宗教》，《新世纪评论》，一八九九年。

二十二、《孔子》，沃金东方学院，一八九六年。

统计类

二十三、《中国的人口与岁入》，《默西杂著》，利物浦大学学院，一八九九年。

二十四、《中国的人口》，皇家统计学会会刊，一八九九年。

法律类

二十五、《中国家族法比较》，德臣西报馆，一八七八年；特吕布纳公司，一八七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