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边境的狩猎与博物

一鄂尔多斯边地

我的旅行开始得极早。父母把我从中国内地的一座城里带往海滨、再带往欧洲时，我才四岁。我依稀记得山西路上那支「在尘土里咳着」的骡队，记得直隶一条河上的船行——母亲躺在那逼仄狭小的舱里，被这趟残酷的行程折磨得几乎死去。随后是海上赴英途中种种陌生的景象，再随后是（在我看来）更为陌生的、我本国的生活。三年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那座内地城市；自那时起，我几乎不曾在一个地方连住上一两年以上。

这一切无疑说明了我何以爱旅行——正是这份爱好使我挣脱羁绊，做了一个漂泊之人。而这漂泊的场景，何以不该是我出生的那片土地呢？在那里我认得那里的人，懂他们的话；必要时我可以就地取食，不靠欧洲运来的食品或美国的罐头。这片神秘之地上那些无人知晓的所在向我招手，而我耳中响着那个声音「无穷无尽地变换着……『有一样东西藏起来了。去把它找出来……』」——这不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么？

我不敢像吉卜林笔下的探险者那样自夸寻见了人迹未至之邦；可是我能说，有许多片森林与荒山，许多片沙碛与乱石的旷野，许多片丰美的牧场与肥沃的河谷，我是头一个踏上去的白人。我也同样看见了将来繁荣的端倪——在那「被处女矿脉染污的大片肥沃沼泽」里，在那「无名的林木」与「无垠的平原」里。

后来的人会不会上去占有它？我的同胞会不会助一臂之力去开发那潜藏的财富？我希望如此。

说来或许奇怪，最叫我心折的，既不是那些深处山脉的庄严雄伟，也不是原始森林那神秘的静寂与幽暗，更不是河谷与平原那含笑的丰腴。真正对我下了最深的咒的，是鄂尔多斯沙漠那被日头烤裂的荒脊、那随风迁徙的沙丘，以及那些含碱带咸的沼泽。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被人们口中那片呼啸的荒野、那片沙的旷漠、那个「渺无人迹之国」迷住了。那些野性的鞑靼人无拘无束地过活，这份传奇始终牵动我的想象，我巴不得亲眼去看个究竟。

机会终于来了。我把一种相对安逸的城居生活换成了探险者与采集者的生涯，这一步一举定了我的命运，而我从不曾为它后悔。

一九〇七年夏，我在天津初次遇见安德森先生。他其时在东方为南肯辛顿的不列颠博物馆采集哺乳动物以及一般有动物学价值的标本，此事与贝德福公爵的东亚考察相关。

那时我正在为本地一家博物馆整理制作我在山西西部一次狩猎采集之行的所获。

因志趣相同，我们之间生出了友谊；一个来月之后，这友谊促成了一个决定：合力组织一次深入至今几乎无人知晓的鄂尔多斯沙漠的考察。

我要到年底才得空，安德森便先去了山西太原府，在那里继续采集；等一切都安排妥当，我于一九〇八年一月底同他会合。

中国的新年将近，又耽搁了我们半个月；到二月十日，我们终于自太原府启程，装备颇为单薄：四头骡子、一匹小马，外加三名本地人。

只消看一眼中国地图，读者便可明白鄂尔多斯沙漠的位置。它坐落在黄河那道巨大的河套之内，正当陕西之北，与陕西之间隔着长城。鄂尔多斯，中国人称之为「草地」；我们所能打听到的全部消息，无非是说那里是一片沙与粗糙灌丛的浩瀚荒野，野性的鞑靼人住在其中，还出产耐苦的小马与牛的良种。

这听来很有意思，可是对我们要采集大批标本的目的却算不上有利。然而我们所奉的训示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于是我们只好尽力去达成既定的目标。

我们发现，若一直往西走，十四天便可到达沙漠边上的榆林府；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到那一带时正赶上一年中最不宜采集小型哺乳动物的时令，会白白耗掉许多宝贵的日子。

因此我们决定先向西南，往陕西中北部的延安府去，再从那里往西北走，到鄂尔多斯的最南端。沿这条路在几处停下来采集，正好把我们抵达沙漠边界的时间定在春天——那是最宜于我们工作的季节。

离开太原府、渡过汾河低平的泥滩之后，我们的路向西南穿过一片垦辟良好的地方。村子周围我们看见无数枣树；这种树在山西、直隶与陕西一切低洼的河谷平原上都长得很盛。它的果子活脱脱像椰枣，用蜜渍过便是极好的蜜饯，大量用于制作糖食，尤以较贱的一类为多；蒸馍的人〔注一〕还拿它代替葡萄干，做成一种夹果的馒头。

我们头一处歇脚之地是晋祠小镇，以那里的庙与泉闻名。泉水自庙所依的山脚涌出，灌溉着四围的田地，使大规模种稻成为可能。

它还是若干造纸作坊的动力所在——这一带出产一种粗糙的草纸。

晋祠的庙是一座极秀美的建筑，宏丽的殿宇立在一层层石砌的台基上，顺着陡峭的山坡一路上去。一道长长的石阶自山脚直通最高处的神龛；广阔的庭院里有人工的池子，养着鲤鱼。四处立着苍老而庄严的古树，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两株高大的银杏。

两天后我们到了汾州府，途中经过交城县与文水县这两座要镇。这两处之间的一带以出中国最好的葡萄著称，所产多为紫色，也有几种白的。当令时这果子每磅卖不到半便士。

汾州府本身是一座买卖兴盛的大城，流动人口极多。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值得向旅人称道，而旅人也巴不得早早离开它的污秽与气味。

离开此城，我们取道向西，沿着石灰岩层里一道又深又窄的峡谷走，在谷头翻过一道高高的分水岭。

那一夜我们宿在一个名叫吴城的大村子。从这里我们折而向南，走了十五英里，在一个名叫石室岭的地方停下；那里山峦重叠，林木茂密。我们在此逗留数日，打猎兼采集。

我们见到了野猪、豹与狍，可是我们正忙着下夹子捕小型哺乳动物，无暇顾及大型猎物。

雉与石鸡、野兔都很多，把我们的锅填得满满的。天气太酷烈，不宜细致的工作；除了几只松鼠、田鼠、小仓鼠与三四种鸟之外，所获甚少。

这一带的地貌是山西的典型：页岩与石灰岩的崎岖山峦，上面覆着矮栎、榛、桦、山桃、松柏以及各种带刺的灌木。

自石室岭西行往黄河，二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分别宿于宁乡县与柳林镇。前者是一座既不重要、更无趣味的城；柳林镇则有几眼终年不冻的好泉，成了无数水禽过冬之地，其中有绿翅鸭、绿头鸭、翘鼻麻鸭、鹊鸭与秋沙鸭。

二月二十六日我们渡过黄河，宿在右岸的一个小村。渡河是用大渡船办的：骡子与行李被狼狈地塞进船里，船夫用长长的粗制木桨把船斜着摆定一个角度，让湍急的水流推着它朝所要的方向走。因此靠岸之处已在下游颇远的地方。

继续西行，在光秃秃、风吹日晒的黄土梁上走了两天，到了一座热闹的小城绥德州。自此南行四日，走的是一条极好的路，是榆林府驻军新近修的。这一带荒凉之至：那个时令只见一片赤裸的黄土丘陵，住客唯有偶尔一群石鸡、几只狐狸与几只鹰。

在一个名叫延川县的地方，离几口新开的油井不远，我们折而向西；翻过一道陡峻的黄土岭，便进了延水河谷——老城延安府就在这条河的岸上。一路所过的城镇村落尽是一片凄惨的残破，居民穷得可怕。这一带至今没有从六十年代那场毁灭性的回民之乱中缓过来，此后一八八七年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饥荒。黄土丘陵的大部分固然已经垦种，然而这地方要恢复昔日的殷实，还得再过许多年〔注二〕。

延安府附近，我们注意到延水河谷一带有许多密密的丛莽，主要是带刺的野枣，于是决定停下来采集几日。一动手便大有斩获，于是我们又把逗留延长了。除若干已经熟知的种类之外，我们采得了啮齿类的一个新种与三个新亚种。

每天天还没亮，我们便挎着采集袋、提着猎枪出去查看头一夜下的夹子；把捕得的标本带回来，直到午后大半天工夫都用在剥制与整治这一天的所获上；随后再出去查夹子，或者另下新的。

上面所说的那个新种是一种鼠兔，是一种像小兔子的啮齿动物；三个新亚种则是一种黄腹的社鼠、一种大仓鼠和一种野兔。后面三种的同类见于山东半岛与直隶。

延安府一带猎物与小型哺乳动物之多，无疑要归因于近处大片的野枣丛。这种植物无论长在哪里，都能给雉、野兔、小型兽类与鸟类作极好的隐蔽。它通常长成低矮的灌木，密密地生着坚硬锐利的刺，有的直，有的弯钩；于是大的走兽与人要穿过这样的丛莽，便极其困难、极其麻烦。它的果子酸得爽口，连同坚硬的核，是小兽小鸟秋冬饮食中固定的一项。这种奇特的植物有一个特点：它从不长在海拔三千英尺以上；另一个特点是，同一地方别的植物早已抽叶很久，它才发芽。

当地人告诉我们，延安府西南约十英里处有几片极好的采集之地。我们便收起夹子前往。所得的报偿是一片无论打猎还是下夹子都极好的地方，我们的收藏于是开始有了可观的规模。

我们看出这一带仍是寻常的黄土丘陵，只是上面密密覆着灌丛，以及迅速蔓延开来的桦、榛与杨的林子。

有些地方山坡上满是山桃，其时正当盛开，景象极其绚烂。据说我们如今种种品类的桃，本源都出自这种野桃；不过此说很不确定，因为亚洲别处也发现过野桃。它极耐寒，能经受极低的气温。果子小，上不得席，然而松鼠与别的啮齿动物却极爱吃。

野猪、狍、豹与狼的足迹常常见到，而雉尤其多。

我们采得了几种有意思的鸟，其中有一种大而俊美的红嘴蓝鹊，还有一种声音悦耳的钩嘴鹛。灰头麦鸡——这一科中体大而雅致的一员——我们在一处河床上打到了一只。

这时天气已暖得出奇，我们的心思便转向鄂尔多斯的沙地去了；四月六日，我们再度回到延安府之后，便沿延水河谷朝西北方向出发。

关于在鄂尔多斯能否为自己与牲口弄到食物，我们略略放了心，因为延安府的当地人告诉我们：那里有许多蒙古人，都还富足而好客，一小群一小群地散扎在四面八方，相隔不远。

溯延水而上的行程平淡无事；只是第三天将近谷尾时，我们不得不渡河整整六十八次。不过到了下午晚些时候，河渐渐细下去，不再是可畏的规模，渡起来便容易了。

随着日头西斜，我们注意到黄土丘陵越来越高，而底下的岩层由灰色变成了红砂岩。河水深深地切进这层岩石，两岸便成了陡直高耸的崖壁。

有一处我们看见崖面高处有几孔窑洞，要靠一排打进岩壁的木桩攀上去。这些木桩缺了许多，由此我们断定这些窑洞久已无人居住。

上一处歇脚地的人告诉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相当大的村子，住宿绰绰有余。这是一句纯属恶意而又无端的谎话：夜色降临时，我们一小队人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荒凉而似乎无人烟的旷野之中。

顺着唯一的一条马道，我们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攀登，直上到海拔六千英尺——自离开延安府以来已爬升了三千多英尺。路此时沿着一道崎岖的山脊顶上走，一刻比一刻难走；后来天黑下来，我们才明白自己已经迷得没救了。更糟的是刮起了寒冷的北风，冷得刺骨。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了两个钟头，一面商量着就地扎一个没有帐篷的营是好是坏——那里没有生火的柴，没有我们的吃食，没有骡子的草料，连一滴水也没有。

正当我们要卸骡子的时候，黑暗中有人招呼我们，随即传来令人欣喜的狗吠，告诉我们近旁有人家。我们喜出望外地发现，离我们不到五十码处有一簇窑屋，其中还有一家客店，四围绕着一道高高的土墙。正是这道墙把屋里的灯火严严实实地挡住了；若不是店主人留神，我们这一夜就只能在饥渴与刺骨的北风中露宿了。

次日我们翻过陡峻的山峰，下过可怕的深壑与险恶的崖壁，越过一片片陷脚的流沙，终于到了靖边县——一座小小的驻军之城，离长城不到一英里，也离我们朝思暮想的鄂尔多斯沙漠不远了。

然而到达目的地再叫人高兴，我们也远说不上舒服。天又转得极冷，能弄到的只有最粗劣的食物。空气里满是细沙，钻进眼睛，在牙齿间咯吱作响，被那残酷的北风一吹，打在脸上生疼。

「……我想我从未见过

这般枯瘠卑贱的天地；无一物得以滋长：

说到花——那还不如指望一片雪松林！

只有毒麦与大戟，依着它们自己的律法

或可繁衍其类，无人管束，

你会这样想；一枚苍耳也算得上意外之宝。

至于草，稀疏得像麻风病人头上的发；

细瘦干枯的叶片刺着泥土，

泥土底下看去像是和着血揉成的。」

四围这片彻底的荒凉与凄惨，加上居民的穷苦与困顿，把我们的心情压得又沉又躁；直到有人向我们保证长城以外的地方要好得多，我们才缓过神来。我们作了一次短途的出游，一直走到长城，爬上一座孤立的敌台，头一回望见了鄂尔多斯。

一片辽阔的沙地，密密地点缀着树木，预示着此后会有更好的光景。

次日即四月十一日，我们一刻也不耽搁地把靖边那座可怜的城抛在身后，向北走了几英里，一路上这地方一步比一步更有指望。成群的鹤仪态端庄地在泛红的沙地上觅食；无数树木——主要是柳树——排成长长的行列，在我们熬过那许多天的荒漠之后，教人眼目一畅。

刚离开靖边，我们在横穿一道深沟时，险些在一片要命的流沙里丢掉一头骡子连同它背上的宝贝——那是我们仅有的给养。这牲口能保住，简直是奇迹。饶是如此，我们许多食物也湿了，有些就此废了。

那天傍晚我们走到了这条宽阔的林带的尽头，宿在一个名叫宁条梁的小庄子上；教我们意外的是，它的主人竟是汉人。

我们听说这里、以及鄂尔多斯边上别处的汉人，正一步步向蒙古人的地面推进。

他们种下一排排的树，使松散流动的沙子不致漂移堆成沙丘。他们就这样种出糜子来；未曾垦种的地方则长着一种粗草。这草连同柳叶，便是他们羊群的主要口粮。

四月十二日我们在这庄子上度过，晾晒给养，并在近处勘察。我们查明：流经靖边的那条河继续向北流入沙漠，随后折而向东，又流回汉人的地界。

我们急于见识见识蒙古人自己，于是次日离开宁条梁，取道向北。

有人告诉我们鞑靼人住在约十二英里之外，而要穿过一片难走的沙丘，非雇一名向导不可。于是我们雇了一个从靖边跟着我们来的蠢头蠢脑的乡下人，他自称认得几家蒙古人。

我们很快便把柳树林带抛在身后；经过一个小小的咸水湖，安德森在那里打到一只漂亮的灰雁，随后我们便进了沙丘。骡子很费事：它们的小蹄子深深陷进沙里，时时跌倒。有一回四头骡子一齐倒了，顺着一道格外陡的坡滚下去，一头压着一头，乱成一团；费尽了心力，才把牲口与驮子拽出来而没有大损。

沙子松软，我们自己走起来也极其吃力、极其累人。

穿过一带高大的灌丛之后，眼前终于豁然开朗：一片又长又宽的草地铺展开来，点缀着咸水湖与沼泽。走近了，只见各色水禽多得数不清。灰雁与翘鼻麻鸭成双成对地在粗草丛间踱着觅食。成群的鹤仪态端庄，大鸨气派十足，在沼泽里没膝而涉，或在草甸上进食。各样的绿翅鸭与野鸭把湖面遮得发黑，鸻则在头顶沉甸甸地扑腾，发出哀哀的叫声。

平原上远远近近散着无数马群牛群，都是蒙古人的；他们的屋子与帐篷，我们在草地那一头看得见。

我们穿过草地，走到其中一间屋子前，向主妇打听；她是被几条模样凶恶、像狼一般的狗的吠声引到门口的。她不肯收留我们，说是没有草料供我们的骡子。

我们转到下一家，所受的待遇一样。试了好几户之后，我们终于到了一间新盖的两间屋，外面围着整齐的柳篱；我们卸下骡子，赖着不肯再走了。

看出这些边地蒙古人的汉话说得流利，我便进屋去同主人——一对新婚夫妇——商量那桩伤脑筋的事：我们住哪儿，骡子的草料哪儿来。

蒙古人很有礼貌，答应收留我们一夜，说照规矩只能这样；再多便不敢，否则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他们担责。看得出他们对我们心存疑忌，而我解释说我们只是采集小兽，似乎反倒加深了他们的疑心。显然他们还不曾领教过白人的古怪。

最后我们决定有什么就将就什么；既然实在不愿同当地人同屋而眠，便把铺盖支在柳篱之内。

接着他们请我们喝加盐的茶，里面泡着炒米。这茶并不怎么可口，可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这屋子是照较穷的汉人的样式盖的，前面说过，外面围着高高的柳篱；另有马厩与库房，用柳枝搭起再抹上泥。主人家的地界以一道约两英尺高的矮土墙为记，墙外还有一道同样深的沟。

一口约六英尺深的井供人畜饮水；这一带湖里的水太咸，人畜都不能喝。就连井水也远说不上甘甜。

院门外正对着的地方，有一根长杆插在一只装满沙子的大柳条筐里。杆子近顶处有一道横木，上面垂着几幅红白布；杆头则缀着一束干草。这整个装置像是一根图腾柱，同主人家的宗教仪节有些干系。每一家蒙古人的屋子或帐篷外面，我们都看见这样一根杆子。

这些蒙古人的帐篷是常见的式样：木架子上蒙着粗毡，毡子通常是黑的。

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些人迷信极深，奉行着一种拜鬼之教。他们说，到处都是凶恶的精灵，万万触犯不得。所以我无意间在泥灶的台沿上坐了一坐，便被严厉地数落了一顿——那是侮辱了「火神」。又有一回，我们走近一户人家，赶骡子的人牵着牲口跨过那道矮界墙，一个老妇人冲出来把我们痛骂一通，她女儿则把骡子身上的铃铛扯了下来。这一通猛攻把我们弄得狼狈不堪，只好乱纷纷地退走；事后才知道，那家正在举行一桩同婴儿降生有关的宗教仪式，而铃声在庄子界内响起会招来邪祟。

有一处人家不让我们进去，理由是他们正在作春季的驱鬼，我们若进去，必定要带些鬼进来。即便在我们真正住下的那一家，我们的行李也在院墙外面搁了好一阵，好让里面附着的鬼跑掉。

我们的女主人在土墙内发现一条蛇，极其小心地把它捧到墙外去，又不肯给我们作标本，说是触犯蛇神可不行。

此外这些人是信佛的，每家总有一个或几个儿子去做喇嘛。

论体格，鄂尔多斯的蒙古人胜过汉人。他们身材高大，体魄结实，极宜于在他们所居的那片严酷的沙漠里挣一口饭吃。女子相貌端正，有些甚至称得上美；露天的生活给了她们一种举止上的风致，以及一种在长城以内绝见不到的力气与洒脱。她们能不备鞍鞯地骑那些她们在四围草地上养大的、毛蓬蓬而性子刁钻的小马，那份自在与好看不输给牛仔。

她们戴着一种特别的头饰：镶银的珊瑚与绿松石珠子，上面顶着一顶金线绣花的帽子；头发分作两条粗辫垂在肩上。此外她们平日的装束与男子相同，也就是寻常的满洲式服装——肥大的裤子，蓝色的长袍或长衫，外面罩一件鲜亮颜色的大坎肩。女子的装束同男子的区别只在于不穿靴。

逢着喜庆之日——女子同男子一样可以尽兴过节——她们穿起最富丽最鲜明的绸袍；连男子也设法换上颜色鲜亮些的衣裳。

他们是一族心地轻快、性情愉悦的人，时时找乐子，时时彼此开玩笑。

前面已经说过，男子中有一大部分是喇嘛，剃了头，穿红色或黄色的长袍，系同色的带子。这些僧人按说是不娶的，可我们见过好几个带着一大群兴旺的儿女。

这些蒙古人的食物，冬天是羊肉与牛肉；夏天则几乎全靠炒米，为了下口，便泡在加盐的茶里。这米是很次很粗的一种，由他们自己种。

燃料几乎全靠牲口的粪，晒干了他们叫作「阿尔戈」。骆驼的「阿尔戈」无疑是这一类燃料中最好的。

我们在草地边缘那道把草地同外面的沙漠隔开的柳丛里下夹子时，注意到野兔极多；黄昏一到，它们便离开隐蔽的灌木，在草甸上嬉戏或觅食。我们还看见几只雉与几只石鸡。

次日，我们收了夹子，打好行李，装上骡子，正要动身，来了一位衣着体面的老人，戴着官帽与蓝顶子，还带着两名随从。他跳下马来同我们招呼，拿出一个十字架，表明自己属于真教。寒暄过后，我们把找不着住处的难处告诉他。他当即准我们爱住哪里住哪里、爱住多久住多久。方才那几位主人立刻又要留我们，可我们既已有了这样一道护符，便宁愿往远处去寻更好的采集之地与更宽敞的住处。老酋长请我们住到他自己家里去，说他家在一个名叫博罗巴勒噶逊的地方，往西约二十英里。于是我们便一同朝那个方向出发，不久就攀谈起来，颇为投机。

我们发现这位新交把我们当成了天主教的神甫——他自己就是这一教的教徒。及至发现我们连别的教派的传教士也不是，他对我们的态度就变了。他仍旧客气，却不那么和蔼可亲了；过了一阵，他把请我们住到他家去的话收了回去。

不过他答应给我们在别处找住处；随后他托词有事要办，打马飞奔而去，转眼不见了踪影，撇下我们自己想法子跟上。

又经过好几个庄子之后，我们终于到了一簇屋子跟前，我们那位朋友正在外面等着。我们受到很好的接待，当即被让进一间空屋，还有加盐的茶与炒米招待。

蓝顶子先生把主人介绍给我们，又把我们住上几天的事一一安排妥当；他说住过之后，博罗巴勒噶逊随时欢迎我们去。事情既已办得处处称他的心，这位酋长便热情地同我们道别，带着他的随从往西去了。

我们立刻着手把自己安顿得尽量舒服些。

我们把夹子下了出去，收获却甚微：捉到的只有黄鼠、两种沙鼠——其中一种是长爪沙鼠——外加野兔。

想弄几只黄羊的打算落了空，虽然见到的着实不少。此外收入采集品的还有一条白条锦蛇与两种蜥蜴，即沙蜥与麻蜥。除了前面提过的水禽与猎禽之外，这片沙荒的羽族住户似乎只有石䳭与百灵。

动物之稀少大大出乎我们的失望，于是我们决定不再在这一带浪费时日。赶骡子的人来诉苦，说弄不到骡子吃的粮，草料也极少；而这些倔牲口又不肯吃四围长的那种含碱的粗草。我们自己的给养也所剩无几，又听说去博罗巴勒噶逊也好不了，那里除了炒米什么也没有。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决定转向榆林府，在那里补足给养，装备停当之后再一次设法深入沙漠。

我们朝东北走了五天，翻越教人心碎的沙丘。头一天过完，我们便把鞑靼人的营盘抛在身后，重又置身于汉人居住的地方。

沿途的村子稀少而相距甚远，我们大受干渴与暑热之苦。白沙把日头晃眼的光反射回来，而日头一天比一天毒，晒得我们眼睛发痛、脸上焦裂脱皮。

我们不时涉过一些浅河，都朝东南流。它们切穿了五十英尺左右的沙层，直抵基岩；那基岩正是我们在延水源头所见的同一种红砂岩。有一处，一道奇妙的天然石桥横跨河上，路就从桥上过。

第三天即四月十八日，我们到了一个名叫海流兔河的地方，在那里得着了第一只鄂尔多斯跳鼠的标本。

各样草木都极稀少；稀稀拉拉的灌丛不过是矮柳、一种粗草与一种蒿子。

有一两处我们碰见一种松柏，在沙丘间密密地丛生，我们发现它油脂极重，即便新鲜青绿也烧得极旺。

四月十九日我们在海流兔河逗留，指望再弄到几只跳鼠。当地人又送来两只。那一天刮起了可怕的沙暴，以致次日我们动身时连路的影子也没有了。想雇个向导也雇不着，因为那里的人不肯再同我们打任何交道：我们逗留期间村里死了一个婴儿、一头牛，迷信的乡人便把我们看作这两桩祸事的起因。

其结果是我们很快就迷了路。又一场沙暴起来了，不多时我们已迷得没救。我们在沙丘间转了几个钟头，眼睛睁不开，肺里灌满了沙；最后总算找到一处模样荒凉的庄子，许了酬劳，说动主人把我们重新领上正路。他照办了，而我们靠着跟随几行新留下的车辙，才没有再岔开。

次日我们到了榆林府。这是一座边地大城，坐落在榆林河岸上，在长城以南约三英里。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舒适的住处；能暂时逃开那无孔不入的沙子，实在让人感激。

我们立刻着手筹划再进鄂尔多斯一次；不过先决定出钱收买标本。南门上贴了一张告示，说外国人愿意收买野兽；乡下人与菜农都从那里过，都看得见。

不过几天工夫，我们便大有所获，以至于把再进沙漠一趟的念头彻底撂开了。跳鼠、刺猬、仓鼠、鼢鼠、花鼠与黄鼠被大批大批地送来。其中跳鼠、刺猬与沙仓鼠被证明是新种，花鼠则是一个新亚种。此外我们还买到一只漂亮的狗獾与一张野猫皮。

有一天我们去看了一座奇特的堡垒，扼守着长城上的一座关口；当年榆林府往包头——鄂尔多斯北缘的一座大城——去的大道就从这里过。这堡垒由三层厚重的砌体一层叠一层筑成，最下面一层九十英尺见方，整座建筑约九十英尺高。

沿鄂尔多斯一线的长城早已坍塌，剩下的不过是一道微微的土埂；不过大约每三百码一座的烽火台却是完好的，至今还标着界线。显然这一带的城墙不曾包砖。

榆林府是一座殷实的军城，居民约七千。据说这里驻兵一千，以慑服蒙古人。城墙修缮得很好，墙内有许多秀丽的庙宇。同我们经过的一切别的边城一样，榆林府也时时受着那从北面西面涌来的沙海淹没之虞。若不是有一条河从西城墙外流过，这座城早就被埋掉了；即便如今，官府也仍旧为这个难题伤透脑筋——沙子自北面卷过来，在东城墙许多处堆到与城垛齐平，给夜归的旅人留出一条现成的入城之路。我们把城内的庙宇都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格外有意思的东西。

采集的数量既已足够，我们便决定拔营；五月十四日出东门离城，朝东北方向走。我们渐渐向长城靠拢，直到离黄河与山西只剩一天路程时，才看不见它那些灰色的敌台。

大约每隔十二英里，我们便经过一座残破的小军城的遗迹，如今只住着几户穷苦人家。越往前走，地面越破碎；骡子在那些覆着积沙的陡坡上极难行走。第一天将尽时，我们上到一片略高的地面，四面八方被可怕的深壑割裂，那些深壑陡然下落数百英尺。我们的骡子随时都有丧命之虞，因为路时常贴着这些悬崖的边沿走，而松散的土在它们脚下不断塌落。

这些深壑必定是长城筑成之后才形成的，因为它们常常把城墙拦腰切断。为绕过一道格外长的深壑，我们不得不越过长城，绕一个大圈子进入沙漠。

那一夜我们宿在一家孤零零的客店，名叫断墙，就在长城脚下、一道约五百英尺深的沟壑边上。

次日又向沙漠里绕了一个大圈子；午饭在一个小村子里歇下，那村子在沙中一道沟谷的尽头。一股清泉自谷尾的沙壁底下涌出，沿谷底流去，灌溉着几小块黑黏土的田地，田里的庄稼长得不错。

我们顺着这道溪流往下走，直到汇入一条河；再沿河岸走，来到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名叫高家堡，便在那里过夜。

我们在此雇了一个向导，他告诉我，四十年前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回民乱兵自西边的宁夏横穿鄂尔多斯而来，把这整片地方蹂躏一空。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开进高家堡的情形——凡没能逃进四围山里的人，一概被杀。

次日走了约三十英里的长途硬路，到了一座大城神木县。这时我们已把沙与黄土抛在身后，进了主要由砂岩构成的丘陵地带。

五月十九日我们从高地下来，顺着一道长谷走，午间在一个名叫孤山堡的小地方歇脚。

进村时我同伙伴走在骡子前头颇远；村里正赶庙会。我们找了家客店，照例想躲一躲正午的暑气，不久却被人群搅扰，而那些人变得极其凶横。

我出去安抚他们，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发现自己成了一群怒气冲冲的人的中心。「杀！杀！」的喊声灌进耳朵，激动的乡人开始朝我扔石头。我断定自己的末日到了，便决意拼个高价卖命；可除了一双空拳，手边并无兵刃可以自卫。我拼着一股绝望之力左右开弓，每一拳打倒一个来犯者，心里便生出一分冷冷的快意。终于机会来了：我一面打一面往一堵墙边挪，好护住那已被打得青紫的后背；这时那伙亡命之徒的头领恰好挡在我同那堵墙之间。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朝他头上一拳打去，把他的头咚地一声撞在墙上。他像被斧子敲倒的牛一般栽下去，昏了过去。众人一见便散了，四下奔逃。这时我的火气已经彻底上来，决意要给这班怯懦的歹人一个教训。我追着逃散的人群，猛揪他们身后甩着的辫子，把两三个人拽了个仰面朝天。有一个人逃得太急，一头栽进一口盛水的大瓦缸里。人群朝客店的院门冲去，却在那里撞上了安德森——他刚在街上狠斗了一场，正怒气冲冲地回来。我们就在门里堵住这二十来个这时已经缩头缩脑的中国人，一顿痛打，直打得他们万般无奈，从安德森身边挤过去，沿街逃走。随后我们又把街上清了一遍；末了，我们浑身青紫、指节流血、衣裳破烂，却是得胜而归，回客店去补那顿被搅断的歇息。

这一天结束时我们到了黄河岸上的府谷县，乘渡船过河，宿在保德州关厢的一家客店里。

这两座城分踞黄河两岸相对的黄土高丘上，按说是要守住这道渡口、防蒙古人入犯的。

两座城的人口都不多，不过在它们下面的河岸上都长出了很大的关厢。

我们在保德州住了几日采集，所获无多，便离开此地，朝东南方向两天路程之外山中一片林地进发。我们在一座位于黄土高梁顶上的庄子里找到了住处。

四围林木茂密，我们采得了大批田鼠、家鼠与仓鼠。两种新的田鼠就是在这一带得到的。还捉到几条蝮蛇。

那些正被迅速砍伐的森林与树林，主要是云杉、落叶松与松树。我们到访之时，敞亮的山坡上野蔷薇开得一片金黄，丁香则是淡雅的紫，灿烂夺目。还见到几种山楂与黑刺李；山顶上长着一种野梨。有些地方地上密密地铺着黄精、百合与别的开花的草本。

这些山本身是石灰岩，寻常的灰色，大多数地方覆着厚厚的黄土与极肥的土壤。草木虽盛，这一带却极干旱，饮水稀缺。我们的骡子与主人家的骡子每天都得跑六英里去一眼泉里取水；而那眼泉因天旱、又因要供给那么多庄子，正在迅速干涸。

住了十天之后，我们动身去岢岚州——那是太原府西北三天路程之外的一座残破的城。自此北行往宁武府，途经五寨县与神池县；这两座城都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那平原一直铺展到黄河与鄂尔多斯沙漠。两座城都算不得重要。

宁武府是一座模样寒伧、无甚要紧的城。城墙、庙宇与城楼都失修得厉害。它坐落在恢河边上；恢河是桑干河的支流，此处离汾河源头不远。长城的内圈自东而西从城北约五英里处经过，站在城墙上便看得见它的敌台。

城后的山上有两座很大的楼堡，久已弃置，任其坍塌朽坏。

城里的商业区又小又无足轻重，可见居民之穷。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出产或制造；若不是四围各处归这座城管辖，它无疑早就不成其为一座城了。

在宁武府附近的东寨，我们采到了一大批鼢鼠、花鼠与鼠兔。其中鼢鼠——最初被定为另一个已知的种——于科学上是新的；花鼠则被证明是介于直隶的那一种与鄂尔多斯的那一种之间的一种中间型，因而定为新亚种。

另得小林鼠兔与五趾跳鼠各一号。前者后来证明是新种，而且极其罕见。

六月二十六日我们离开宁武府，东行至一座名叫太牛店的小城，宿了一夜，再朝东南走到忻州。自此两段轻松的路程，六月三十日便到了太原府。

我们在外五个月，其间除彼此之外不曾见过一个欧洲人；绕行了一千多英里，采得哺乳动物三百五十号，计三十三个种，其中十二个后来被定为新种。此外还采得十来种爬行类与两栖类，另有一小批鸟。

二汾河流域的森林与湖泊

《穿越陕甘》一书所记的克拉克考察队在太原府结束之后，我决定继续这桩科学勘察的工作——只要经费有着落，又能寻到一位合适的同伴。这两个条件不久都满足了：我妻子是再合适不过的同伴；至于款项，也作了安排，使我得以继续这桩事业，把所获送交史密森学会。

我与妻子自海滨回到太原府，立刻着手筹备一次溯汾河而上的长途之行。汾河是黄河的一条大支流，自北而南纵贯山西西部三分之二的地方。

不过动身之前，我们决定先在近处做一点工作。

于是我们雇了一辆车，把行装运到平原上，在城南约五英里的汾河岸边扎营。我们在此住了十天；这期间我把野营生活的种种乐趣一一教给了妻子。

我们把全副时间用在下夹子、打猎与骑马上。雁、鸭、鹌鹑与野兔都很多，打到的不少。有一天，经过在灌丛中长时间小心的潜行，打下一只约十六磅重的大鸨。

我们的夹子收获颇丰，于是攒起了一小批相当像样的哺乳动物标本，其中有水貂、鼩鼱、田鼠、大仓鼠、安氏仓鼠、沙鼠与小家鼠。

随后我们北上进了太原府东面的山，那山叫龙王山；我们住在一座古老而秀美的庙里。这地方是太原侨民避暑之所，离城约二十英里。

这一带林木茂密，以风景秀美著称，夏天尤甚。深谷里满是柏、冷杉与柳；有些地方还有珍稀的白皮松野生其间。谷底多石的水道里长满蕨、苔藓与别的隐花植物。谷口开阔之处是丰美的草坪，上面开着兰、毛茛、雏菊、勿忘草以及许多别的美丽花卉。

页岩坡顶上点缀着山桃、丁香与黄蔷薇的丛子；春天它们一齐开放，给群山披上大片繁花，空气里也浮着清雅的香气。到了秋天，那些蔷薇丛本就比寻常的更为华美——红色的茎与刺，细小的羽状叶——这时又挂满了深绛色的、又大又甜的果实。

整个暖季里总有这样那样的花给这片景致增色，然而种类最丰的时候是秋天。那时龙胆的深湛之蓝，掺着蓝盆花的淡紫、野豌豆与车轴草更暖的色调、柳穿鱼的金黄、雏菊的粉红，以及百合那耀眼的猩红与橙黄，织成的这一片色彩之富，即便热带也难以胜过。

我们到访之时，这些花的盛景都已过去，冬天的头一丝寒意正教人感觉得到。

我们在这里采到了几号常见种类的哺乳动物标本，如社鼠、大林姬鼠，以及两种仓鼠。

十一月九日我们回到太原府，准备迎接在一片几乎无人知晓的地方过冬旅行的一切艰苦。

对一个习惯了东方欧人租界里种种舒适与安逸的女子来说，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要挡住刺骨的严寒，全得靠中国的客店——那往往不过是些棚屋；而即便备足了给养，吃食也常常是最粗劣的。然而任凭那些同情却怀疑的朋友怎么劝，我妻子还是不肯打消随我同行的念头。

我们雇了七头骡子驮行装，另雇了一名马夫、一名厨子与两名听差。我们自己骑马，为此我弄来了三匹好的蒙古小马。

我们的行装就手头这桩事而言已是所能置办到的最好的，一切都预示着此行会顺利。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这支小小的驮队出太原府西门，穿过汾河谷，进了城正西的山。

我们走得极慢，一路与克拉克考察队同路，直到太原府以西三十英里的古交；到那里便折而向北，溯汾河而上。

这个时令溯河而上，可不是件轻省的事。两岸陡峭，逼得我们只能走河床；而宽阔的河水在谷中左右摆荡，逼得我们一再涉渡。河水半冻不冻，这活计便很危险。有一回我妻子险些遭了被卷到冰下去的可怕下场，全靠她那匹小马一纵而起，跳离了碎裂的冰层与奔涌的急流，才保住了性命。

不止一次，我得亲自蹚过冰冷的河水，替骡马探出一条底子结实的路来。当地人既不敢做、也靠不住去做这桩事：他们总宁愿让骡子碰运气驮着干燥的驮子过去，自己则专找冰层承得住自己分量的地方稳稳过河。

十二月八日，途中为搜罗几号标本、或为校核罗盘导线而作过一两次短暂停留之后，我们到了静乐县。

我们在此待到十二月十四日；其间我试着下夹子捕鼠兔与狼，鼠兔捉到两只，狼却一无所获。

离开静乐县，我们又沿汾河谷北上十英里，在永安镇宿了一夜，便折而向西，溯一道支谷而上，到了一个名叫吴家沟的地方，就在一片壮丽的森林地带的边上。四围的山野颇有打猎与下夹子的好指望，我们便决定在这里过圣诞。

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失望。逗留期间我们布下了长长的一串夹子，收获颇丰；猎野猪也极为得手。

头一头到手的野猪是个庞然大物，从鼻尖到尾梢六英尺二英寸，肩高三十二英寸，重三百一十磅。

一连几天都有消息传来，说有一群十五头的野猪，为首的是一头大得像牛的白色巨猪。我打定主意，若有可能非把这家伙弄到手不可。好几天白白搜寻。每次回营，人家总告诉我那群猪是在某条谷里看见的——偏偏不是我搜过的那一条。终于有一天傍晚，我在山脉最高处跑了一天，疲惫地往回走，村民告诉我：不到半个钟头之前，我一直在找的那群猪刚从村边过去，上了对面的山梁。

尽管疲乏，我还是立刻朝他们所指的方向出发；到了那里，果然是这几天来我已看得烂熟的那种蹄印。顺着足迹，我爬上那道长梁；正开始暗想这群猪又一次让我扑了空，随行的一个村民却指了指我右手边的山沟。就在那边一小块田里，有十来头猪在吃食，可是那头为首的大白猪却不见踪影。

我想还是先稳稳地弄到一头再说，便开始横穿山沟，尽量借着遮蔽而行。刚走到够近的地方、正要瞄准，那头为首的大白猪却不慌不忙、气派十足地绕过一小块凸出的岩石走了出来。好一头猪！在我激动的想象里，它与其说有牛那么大，不如说有象那么大。它昂着鼻子一路走来，四处嗅着有无危险；后面跟着几头猪，在它们那位堂皇的首领旁边显得小得很。

我举枪射击。那巨兽猛地一转身，站了一瞬，随即发疯似的窜上山沟、横穿过去，到了沟头便没了影。我急忙爬上那道陡峭的山沟，赶到梁顶时，正好看见我的猎物绕过第二道沟的沟头。我顾不上喘匀气，举枪又是一发。那猪又跑了几码，忽然一头栽下山坡。它拼命挣扎着想站住，随即一个踉跄，连翻带滚，末了落到一道小小的冲沟底上，死得透透的。

第二天我去找一头长牙的老公猪。它前一天被一个中国猎人打伤，后来撞上我一个正在下夹子的伙计，把他撞倒了。我们很容易就找着了踪迹，却没追出多远，因为足迹在一条多石的沟底里消失了。

正当我们在林坡上设法重新找着它的踪迹时，撞上了一道极新鲜的足印，便决定立刻追下去。足迹把我们引到梁顶，又下了对面山坡几码；那坡上长满密密的榛子丛。我们一进丛子，便听见有个大家伙在灌木里挪动的声响。我们屏息等着，不久便有了报偿：一头个头不小的野猪飞快地爬上对面的坡。我连开两枪，可是猪抢先越过梁顶不见了。我们冲下榛丛，又爬上那道陡坡；到了顶上，一滴血告诉我们这猪中了弹。我们一路跑着追踪，绕过下一道沟的沟头，翻过顶上的分水岭，又一次把它从躲藏的密丛中赶了出来。这一回它爬上我们对面的坡时，我总算打中了一枪，把它撂倒；可它又挣扎着站起来，越过梁脊不见了。又是一番吃力的攀爬，我们进了一小片矮栎林；那里纵横交错着十来道足迹，要从中辨出我们猎物的那一道，极其困难。我打发猎人沿着最新鲜的一道去追，自己顺着另一道，那道足迹沿着山梁的侧面走。不多时，一个蹄印里有一摊血，我便知道自己追对了。我在松树与落叶松间急急穿行，忽然发觉我的猎物就站在上方约二十码处的树丛里。它两眼放光，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还没等它拿定主意冲过来，我一弹穿颈、正中耳后，把它撂倒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爬上村南一道嶙峋的高山脊，想趁黄昏野猪离开林中隐蔽去往觅食之地时截住它们。在最迷人的林地风光中稳稳爬了两个钟头，我们到了两座尖峰之间一道刀刃似的山脊上，高出谷底约两千英尺。脚下一面是我们刚刚爬上来的那片黑黝黝的松杉林，另一面则是丘陵那一重又一重的紫色山梁，一直铺展到粉红色的天际。

越过山谷望向北面，是一道比一道高的崎岖山脉，最后耸起芦芽山那巍然的花岗岩峰顶；那城堞般的峰头接住了落日最后几缕粉红的光，而山脚已笼在迅速聚拢的雾气与愈来愈深的暗影里。

那一晚我们小心翼翼地沿脊而行，一面紧盯着脚下一千英尺处的田地，指望逮住哪头早出的猪动身去作它夜间的劫掠——那时所见的景致之美，是无可再加的。可惜我们一头猎物也没看见；不过那奇绝的景色，比起攀爬之苦来已是绰绰有余的补偿了。

两天后又一次成功的猎猪，却险些叫我遭了殃。我绕着几块陡峭的岩石往上爬，岩缝里长出的小云杉正好给我落脚；不料惊起了八头一群的野猪，它们正躺在崖脚晒太阳。它们穿林越脊逃走，我匆忙一枪没有打中。我们自己费力爬上梁顶时，正赶上看见那群猪钻进山谷远处一片密密的荆棘丛。我打发两个本地人去把它们赶出来，自己急忙下沟，在荆棘丛下方占了一个便利的位置。忽然整群猪破丛而出，让我心惊的是，它们像一队骑兵似的轰然朝我冲来。幸而这些猪意在逃命而不在攻击；当我倒握步枪、抡起来想把领头那头猪的猛冲挡开时，它偏向一边闪过去了，其余的也跟着闪。不过在最后一头过去之前，我总算把枪重新掉转过来，从腰间开火，打中了它的下颌。这头受伤的猪脱离了猪群，想横穿一道深水沟，便成了我第二枪轻易的靶子。

除野猪之外，我们还猎得几只狍与几只褐马鸡；褐马鸡我是这一回才头一次真正见到，从前虽常听见它们的叫声，却不知道是什么。

两只狍是在年终那一天打到的，那天我正出去猎点什么，好给我们的新年晚餐添菜。

我带着替我扛霰弹枪的捕兽人，顺着一道两坡都密布林木的宽沟往上走。沟头附近有一大片空地，一条樵夫的小路穿林而上直通那里，使我们得以安安静静地穿过树林到达林间空地的边缘。坡上约五百码处有三头漂亮的公狍在安静地吃草。我把捕兽人留在林子的遮蔽里，自己手脚着地，匍匐前行。留心不踩断枯枝、不惊动落叶，我慢慢朝那几头毫无戒备的鹿摸上去。借着地上一道浅浅的凹陷与几株小树的掩护，我成功摸到了离猎物一百五十码的地方。运气站在我这边：我得以在一株小松树后面站起身来而没有被发觉。距离估得正好，我第一枪就让其中一头公狍腾空一跃，抽搐着朝林子的遮蔽处蹦了几下，随即踉跄着滚下山坡，几乎滚到我脚边。另两头进了林子，站在那里望着受伤的同伴。我急忙上坡，进了它们消失的那片林子；还没走出十步，就看见它们在树间腾跃，我迅速瞄准，侥幸又打下一头。这是两头不错的公狍，分别重六十磅与六十五磅。

褐马鸡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游猎之趣。我们头一回遇见它们是在圣诞节那天。我们正沿着一条林谷溜达，忽然瞥见它们在陡峭的林坡上奔跑。它们在霰弹枪的射程之外，我便用左轮试了一枪。头一声枪响，就是一阵大振翅，所有的鸟都离开松林的遮蔽，姿态优美地横越山沟、顺势滑翔下来。不消说，有几只从我们近旁的易射之处经过，被打了下来。受惊的鸟会落在沟底，随即又急急窜上对面的坡；这时我们一声枪响，它们便又惊得把这套蠢法子重演一遍——而这套法子已经要了它们好几个同伴的命。就这样，我们得了六只大鸟，每只平均五磅，收获相当可观。我前后四次遇见这种鸟的群，每一次它们的举动都是一样的。

这一带豹很多，可我始终不曾真正遇见过一只。我们试过下夹子捕这种危险而俊美的害兽，没有成功。它们可以被引到夹子跟前，却总有本事不落网。有一只活羊被巧妙地从几副夹子中间弄走了，事后那些夹子还被掀翻、弹开，像是这位猫科大盗在表示它的轻蔑。犁过的田里的足迹显示出它曾绕着那一堆夹子一圈又一圈地走，盘算着怎样既够得着饵、又不落网。

有一回我在山脉最高处打猎，在雪地里碰见虎的足迹。这一带的中国人说是有虎，却死活不肯领我去它们出没之处——他们怕这东西怕到这个地步。

狼见过好几只，打中过一只，可它逃进林子，后来被一个牧羊人捡了去。这是六只一群中的一只；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打了一整天猎、疲惫地回来之后，它们从我们所住的屋子近旁几码处走过。我趿着拖鞋赶出去，朝最后那只正翻过一道矮梁的狼开了一枪。我以为没打中，便回营了。那天夜里，剩下的五只狼袭击了谷上游一处羊圈，咬死了八只羊。

我的夹子收获尚可，捕到七种左右的啮齿动物。

这一带的大木主要是云杉与落叶松，杂着少许松树。这里的森林比更南边克拉克考察队勘察过的交城山还要广大；因为运木头便利些，这一带的林子被砍伐得也更快。

除上述松柏之外，还有大片的矮栎、榛与桦；桦是一种树皮易剥的品种，当地人用它的皮做家用器皿与席子。

时值冬季，这一带其余的植物我们看不出多少门道；不过后来一九一一年秋我又来过一次，在这一路上看到的就多得多了。那时我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野果，本书末尾的植物记述中有述及。

这里的山极高，大多是太古时代的地层。最高的一座峰，我用沸点、无液气压计与阿布尼测斜仪估算，约一万英尺，是一座巍峨的花岗岩巨体，名叫芦芽山。

这一带的居民，我们看出是山西山民的寻常样子。凡不是近年从省内别处迁来的，都身材高大、体格结实，气色红润而健康。

这些山民的主要营生是伐木与运木。木头堆在汾河岸上，等春秋两季涨水时扎成长长的木排放下去，在太原府平原上各处发卖。每年就这样运出极大数量的木材，而对那些被剃光的山场却毫无补植之举。

一九一〇年一月十二日我们再度上路，回到汾河，溯流而上直到它的源头。途中在东寨耽搁了几天，一无所获；东寨是一个做木材买卖的大村子，离这条河的源头约十英里。

一月十七日我们发现了一串高山湖泊，那是汾河的源头之一。这几个有意思的湖，我在《穿越陕甘》的地质记述里已经描写过，共有五个，最大的叫母海子，第二个叫公海子，意思分别是母海与公海。湖的海拔在七千至七千五百英尺之间，卧在深深的岩盆里。关于它们有许多传说，其一说母海子所在之处本是一座古城，据说夏天晴朗的日子，还能看见湖底的废墟。我们到访时，湖面已冻了好几英尺厚；不过冰极清澈，靠近岸边处，深碧的水里的水草看得分明。

一月十八日我们到了宁武府；这座城前一章已经描写过。我们在此略作逗留，校核并绘出罗盘导线。

一月二十四日离开此城，向西翻过一道山口，下到一片广阔的平原上；这平原一直铺展到黄河，中间没有一座山打断。

在这平原上走了约二十英里，我们到了一座小城五寨县，又在那里安顿下来继续采集。

这一回极有斩获：除自己下夹子外，我们还诱使当地人送标本来。在已采集的种类之外又添了八种，计有狼、狐、艾鼬、鼹鼠、一种田鼠、沙仓鼠、黑线仓鼠，以及一个新的野兔亚种——这个亚种后来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

这一带的游猎之趣也不缺：成群的大鸨时时可见，打到的好鸟不少，其中三只平均每只重十八磅。它们极机警，我们只好想出种种法子才靠得近。一法是骑马绕着一群转，渐渐挨近；到了射程之内，我便翻身下马趴在地上，我妻子则牵着我的马匀速慢慢走开。这样我便能从容一枪而不惊动那些鸟，因为它们的注意力都在马身上。

不过我们最喜欢的法子还是老老实实的潜行：贴地匍匐，利用每一道小埂、每一个小土包，往往能爬到很近的射程之内。

有一天，我打下一只从约七十码外飞过的大鸟，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我妻子与当地人则大为高兴。我的子弹正中它的侧腹，那大鸟缓缓落地，落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我们拾到它时，它已经死透了。

平原上狐与野兔也多，不过我出门很少带霰弹枪，只带步枪，所以对它们没怎么理会。

五寨平原有些地方极肥沃，不过总的说来缺好水。这一带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

城南不过两英里，平原便戛然而止，我们已经去过的那道大山脉的前山从这里开始。

到二月十五日，我们在平原上的工作已经做完，决定回太原府。于是我们离开五寨，一直向南，进山之后沿一道深谷走到天平，那是一个小小的山村。

我们所走的山路有些地方极其危险，要把驮得重重的骡子安然带过去，实在费尽了气力。要过那些两壁陡峭的峡谷，往往只有一条用锯木搭成、以打进岩面的木桩支住的栈道可走。骡子不止一次因挨得太靠边，把驮子甩下去摔进底下多石的沟里，把我们的装备损坏了不少。

到天平时，那些林木茂密的山看上去极有指望，我们便决定停一两天打猎。幸亏停了，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种罕见的鼯鼠的标本。这种鼯鼠究竟属于哪一个种，至今还没有确定。弄到四号之后，我告诉当地人：他们每替我多弄到一号，我出四百文（约合一先令）。他们在一棵空心树里发现了一窝这种人人想要的小兽；他们宁可不冒漏掉一只的险，便把树洞堵上，把树砍倒，整棵扛回村里，走了约三英里的路。树里找出六只鼯鼠，我剥了五只，留下一只活的。这一只活到了夏天颇深的时候，想必是平原上的暑热叫它受不住了。

在这一带逗留的几天里，我孜孜不倦地猎梅花鹿。这是一种美丽的带斑点的兽，大小约与英国的马鹿相仿。虽然每天我都沿着它们的足迹追上好几英里，却始终不曾见到一只——它们所居的林子太密了。

从雪地里的足迹看，麝也很常见；不过它们被当地人猎得太凶，极其机警，总有本事不叫人看见。

二月二十三日我们再度动身回家。这一程的路是想象得出的最难走的地方：陡坡上结着冰，牲口爬起来极其费劲，时时跌倒；驮子不止一次被甩脱，箱子摔得粉碎。

将近山口时，我们进了一片大木参天的深林，在里面走了两个多钟头。这里的雪深过膝盖，雪面上一长串一长串地印着无数足迹：鹿的、狼的、豹的、猪的、狐的、猫的、貂的、水貂的。可惜这一带我们无法扎营——即便带着帐篷，天也实在太冷了。

分水岭上立着一座小小的神龛，我估计那里海拔八千英尺。左手边芦芽山巍峨的山体高出林线之上；右手边林木浓密的山坡缓缓升向几片光秃秃的积雪高地。脚下、前方是汾河一条封冻的支流，再往外，青色的丘陵与紫色的群山、嶙峋的峰与曲折的谷，铺成一片壮丽的全景，一直伸到目力所及之处。身后则是天平一带林木覆盖的崎岖山梁。

我们不情愿地下了分水岭的南坡——因为我们明白，华北再没有哪里的景致能同我们刚才所望见的相比。

那一夜我们又到了吴家沟；因为还想再打一点猎，便决定在此住两天。

这个决定很走运：两天各打到一头野猪，使我们的总数达到五头；还得到了山西一切哺乳动物中最罕见的小林鼠兔一号。有此一获，我们便心满意足地继续踏上归途。

再次到达静乐县后，我们决定不走来时的路，于是折而向东，溯汾河一条大支流而上。

沿这条支流上到源头，翻过一道花岗岩岩脉上的两处高山口——那岩脉在这里穿透了灰色的石灰岩。进太原府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同一地层中一道又深又窄的峡谷里走了约十英里，最后从峡谷最北端出来，来到平原上。

最后十五英里走得很快；一次极其愉快而成功的旅行之后，我们又到家了。

我们勘察并测绘了汾河上游的大部分，发现了几个迄今无人知晓的湖泊与大片森林，还带回了一批不错的哺乳动物标本，其中至少有一种于科学上是新的，另有六种于我们所代表的那个学会是新的。

我们享受到了任谁都不能再奢求的游猎之乐，因此对这一冬的工作颇为满意。

回到太原府之后，我们的工作中断了一年多，其间我们去了一趟欧洲。

三太原府一带的游猎

一九一一年夏我们回到中国，打算在蒙古与满洲作一番大规模的勘察。

七月间我们到了太原府；其时雨季正盛，所拟的行程一时无法启程。

我曾试着往宁武一带的山里作过一次短途之行，结果以灾祸告终：我的管家仆人被同伴失手打死了。

随后关于乱事即将爆发的种种不安的传闻开始流布，于是我决定先等一等，看看风向如何，再动身作北上的长途之行。

鉴于国中普遍不靖，我们决定这一趟我妻子不随行；不过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位愉快而能干的同伴兼助手，即沃林顿先生——山西大学堂沃林顿教授的儿子。

一时之间我们只好满足于在城郊与邻近地方作短途出游，而收获颇丰。

九月到了——在中国这是一年里最好的月份——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雉与别的猎物的念头，它们正等着猎人的枪呢。于是我们决定到太原府西边的山里去碰碰运气。

这一带的狩猎我在别处已经写过；不过本书里还不曾写，而我们的经历又正是这一带的猎人通常都会经历的，所以略述一番，或许不至于让读者生厌。

我们雇了骡子驮给养，又有一位铁路上的职员同行——是个法国人，很好的一个人——兴高采烈地出了城。那天正是最宜于赶路的天气；我们的马经过一夏的好生休息，精神十足，腾跃奔突，急着要在平地上纵情驰骋一番。

看着骡子安然渡过涨水的河，又穿过谷西低平的黄土台地之后，我们进了石灰岩层中一道深深的峡谷。因为坐骑好，我们早把骡子甩下老远；谷中上行两英里处有一股清溪，我们便下马在那里吃午饭，等那慢吞吞的队伍。

午饭吃完，我们便找化石消磨时光。时辰一个个过去，骡子却毫无消息，我们开始纳闷它们出了什么事。末了我们沿路折回三英里外最近的村子，向村民打听。没有，骡子没从村里过，谁也没见过。这就麻烦了。那些骡子究竟哪儿去了，该上哪儿去找，我们全然没了主意。我们既不想回太原府把这趟行程弄砸，可是不指望有吃有住就这么进山去，也算不得高明多少。最后问来问去，总算打听出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通到我们要扎营的地方。我们孤注一掷，决定仍朝原定的目的地走，赌我们的行装与仆役已经从那条路先到了。

天色转眼就黑，我们借了一盏灯笼，动身尽快赶完那十二英里的山路。天光还亮了半个钟头左右，让我们得以走进峡谷深处。我们那几匹胆大的小马即便在黑暗里也保持着轻快的小跑，直到走完那条乱石遍地的峡谷。随后我们开始攀爬一道陡坡——在这样的情形下，还相当危险。我们爬了两个多钟头，有时沿着陡直的山壁之字形上行，有时沿着悬崖边盘绕。有一回走岔了路，发现自己到了一道窄窄的石棱尽头，俯视着一道黑黝黝的深壑。我们小心地循原路退回，重又找着那条路；那路因近来雨水引起的多处塌方，好些地段被冲得一连好几码无迹可寻。我们那几匹脚力稳健的小马在这一堆堆尖棱的乱石上择路而行，真是万分艰难。

不过我们终于到了圣业村，而且大为宽慰地发现骡子已平安抵达，宿在一座小庙里。想到能在雉群中痛痛快快打上一个星期的猎，方才那一番磨折转眼就忘了。

我们生起营火，不一会儿便舒舒服服地享用了一顿好饭，随后抽烟、闲谈、睡觉。

次日一早我们就起身，草草用过早饭，便到那些灌木丛生的山上去。不多时雉就被我们惊起，猎得极其痛快。我们穿过一道道山梁与其间的沟谷，一群又一群肥壮的雏鸟由神气十足的老公鸡领着在我们面前腾起，我们的枪声响个不停。间或有一只野兔窜出，算是个小小的调剂；还有一两回，一只肥大的丘鹬从密密的小松丛里猛地冲出、直窜上天，引起好一阵兴奋，有时也被这枝或那枝枪打了下来。

不多时，我们顺着一道长梁往下走，褐马鸡那种不似人间、令人悚然的叫声从对面坡上一丛松树里响了起来，随即又被灌丛里别的几处接过去、抛回来。对我的同伴来说，这奇特的声响是头一回听见；对我却是熟悉的，只是在这地方听见它，我很意外。

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头一回听见那可怖的叫声——或者不如说那一串叫声——的情形。那时我远在山西西部的高山里，正穿过一片密林追踪一头鹿，那声音就在离我几码处响起，在松林幽暗的拱廊里回荡，激得我脊背发凉。那一次我并没有查出这刺耳叫声的作者。后来我在甘肃，穿越六盘山高处几道幽暗多林的峡谷时，又被同样无可名状的声音惊了一跳；那声音像是从某种可怕的猛兽喉咙里发出的，而那猛兽正潜伏在这些山谷阴森的深处。直到一九〇九年冬，也就是前一章所记的那次考察途中，我才发现当初惊吓我的原来是褐马鸡的挑战之声。所以此刻这声音叫我的同伴们惊疑地四下张望，在我却是最动听的音乐——我想起了从前同这种鸟打交道时的好收成。

我们绕过梁顶，赶到那片发出叫声的小林子上方，慢慢地从小松树中往下搜。没走多远，三只漂亮的鸟便破丛而出，滑翔着横越山谷。树木挡着，谁也开不了枪，不过我们仔细记下了它们落下的地方。一只落在沟底附近一棵松树上，另两只落在坡上更高处，照它们惯常的样子撒腿往上飞奔。我们急忙下去，走近那只鸟落下的树，却什么也看不见。忽然它又冲了出来，我总算打了一枪，打得羽毛乱飞。可那鸟仍旧飞走，到了对面的坡上。我们又急忙赶过去，到它停下的地方，却寻不着一点踪迹。不过我们的指示犬吉米很快嗅到了热腾腾的气味，随后便是一场在灌丛中又长又刺激的追逐。我们谁也看不见那猎物，它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密密的榛丛里奔跑。末了吉米把它逮住，按住不放，等我们赶到。原来是一只极其神气的公鸡，总有六七磅重。另外两只逃脱了。

这种鸟通常栖息在国中最高最荒僻的地方，如今竟在人烟稠密的太原府近旁发现它，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回营的路上又打到几只普通的雉。这一阵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便决定此后一两天专去猎野猪。

于是次日我们扛起步枪，朝我从前的经验告诉我多半能找到野猪的地方去。

我们很快就发现了新鲜的足迹，择定一道，在极其如画的山野里追了好几英里。起初足迹沿着一道深沟的沟底走，沟里一道小溪潺潺流着；沟壁层理分明而陡峭，简直是一片仙境——长满蕨的石窦、海绵似的苔藓坡，被攀绕的藤蔓半遮半掩着，藤蔓垂成一串串醉人的花彩。不久路被一道岩坎拦住，那岩石比别处坚硬，一道晶莹的水从上面飞落如练。我们仍旧循着猎物深深的蹄印往上爬那些湿滑的坡，被秋色斑斓的树叶上抖落的露水淋得透湿——那些叶子不久便要化入我们脚下松软的腐殖土，使它更肥厚。我们在扯人的荆棘、密密缠结的泻根与迅速枯焦的榛丛中连爬带钻，随后来到一层层长草摇曳的台地上；台地过去是平缓的页岩坡，上面点缀着松树的幼苗与茂密的灌木，灌木上金黄的浆果一簇簇沉甸甸地垂着，煞是诱人。这一路上蹄印都很分明；可是随后它上了砂岩的岩嘴，就越来越难追了，最后消失在一大片榛丛里——那丛子密得只有猪钻得过去，而我们的猎物多半正躺在里面消磨白日。

我们就这样过了两天，一无所获，却很有意思——有意思，是因为每走一步都有造化的奇妙呈现在眼前。

这里，一条蝮蛇松松地盘着，柔软的身子摊得扁平，好把日光的好处占足；腹部一处难看的鼓胀，说明它新近饱餐过一顿。头顶的枝上栖着一只发怒的花鼠，冲着这个冷眼的怪物尖叫，借此发泄它丧偶的悲愤。那边一个潮湿的凹处，蹲着一只大蟾蜍，肥胖的两胁与咽喉一起一伏，金色的眼睛始终警觉着，等一只低飞的苍蝇或一只不小心爬过的甲虫。不多时，一群活泼喧闹的山雀穿林而过，每一只小鸟都在查看叶子的背面、在松球的鳞片间搜寻、往树皮每一道裂缝每一个缝隙里窥探，或是钻进虬结盘曲的树根下的空洞——为着那永无休止的对蚂蚁、蜘蛛与幼虫的搜捕。嗖！一只凶猛的鹰自蓝色的穹隆里俯冲下来。一阵扑腾，一声细小的哀鸣，那残忍的强盗便去了，爪下攫着一只活泼的小山雀被撕碎的尸身。其余的鸟被这场惨剧震慑了一瞬，便不见了踪影。过了一会儿，每只小歌手那股旺盛而按捺不住的活气重又占了上风，先是一只，接着又一只，迅捷地穿过灌木；不多时整群鸟又在树与树、丛与丛之间穿飞，啾啾地唱着，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接着，一对喜鹊怒气冲冲的聒噪向全世界宣告：它们看见了一只狐狸正从灌丛里偷偷摸向一群毫无戒备的石鸡。可怜的狐狸！它的诡计就这样被泄露给了猎物，猎物忙不迭地躲到安全的地方去；它又怕这一来会把猎人招到自己头上，便悄悄溜回窝里，在那里怀恨这些搅局者——而若把实情说穿，这些搅局者所犯的罪过，同它自己的一样也不差。

这一切虽然引人入胜，可是一头猪也没见着，未免叫人气馁。看来我们所走的那几条沟给猪提供的隐蔽太多了，于是我们决定去试试山梁另一侧的坡。

又一次，当玫瑰色手指的黎明拉开夜的紫幕时，我们扛起步枪，朝那片树木稀疏、我们发现过褐马鸡的坡上走去。不久便发现两头个头不小的野猪的新鲜足迹。我们追了一上午，除野兔、雉与丘鹬之外没见着更大的东西，虽然种种迹象表明猪就在前头不远。正午我们在一道秀美的沟里歇息，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冷雉肉与烙饼，就着脚边潺潺的凉溪大口喝水下肚。

午后过了大半，午饭后重新拾起的足迹上的迹象使我确信：我们已经挨近那两头猪了。沃林顿与我在沟底，我们那位法国朋友则在梁顶上溜达，对这一套显得腻烦透顶，还大声嚷着但愿我们把心思放在好打些的猎物上。忽然他的声音响了起来，因极力压着兴奋而发哽：「猪！猪！」我们抬头一看，只见这位同伴满面放光，一只手朝我们招，另一只手握着枪指向一头神气十足的公猪。他那件家伙是三管的，霰弹与步枪合在一处。他一确定我们已经看见那猪，便转身用两管鸟弹朝它轰去，跟着又是一发步枪弹。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枪也响了；可那猪被打得发了狂，冲上山坡、越过梁脊，又从另一侧下去，什么阻碍也不顾，身后留下一路散乱的石头与连根拔起的灌木。我们还没爬到自己这边的梁顶，它已经到了沟底、上了对面的坡好远。在一片密密的小松林里我们跟丢了它，而我们也累得追不动了；于是它带着一身四号铅砂，从后胯上逃之夭夭。

我们的时间是照那位朋友的假期定的，如今已近尾声，于是决定以一场大围猎收场，指望借此了断那桩伤脑筋的争议：这趟围猎的头彩该归谁。

我很不走运，那天偏偏手气不顺：除了围猎开头那一记漂亮的左右双响、以及这一天里零星打下的一两只鸟之外，什么都没打中。沃林顿却打得格外好，那位法国人也给自己的总数添了好几对雉。这一天的输赢是沃林顿赢了。这样便结束了我们这趟小小的行程，我们平安无事地回了太原府。

我们得知革命刚在汉口爆发，普遍的不靖与骚动正在加剧。我既不愿拿自己的行装去冒险，又明白北方若加入反满之举，安然赶路便不可能，于是决定把原拟的蒙古之行再往后推，改用这段时间到河下游去作一次短途的野营。

于是十月十二日，我们已经舒舒服服地在汾河岸上、太原府以南约五英里处支起了帐篷。

四围的农人正忙着收豆子与高粱。天气好极了，只有恰到好处的一丝寒意：夜里生个火炉正舒服；清早出门走动时，血在血管里奔涌——一面走一面望着天上那一长行一长行南迁的雁，或者拍打灌丛去赶野兔与鹌鹑。

整夜我们都听见野雁南飞的嘎嘎声，它们逃离北方的寒气——而那寒气正稳稳地推进，要把这片土地攥在手里。此刻灰白的曙色铺满田野与河面，我们悄悄摸到横贯这片平地的许多道堤埂中的一道后面蹲下，指望飞来的雁——照它们的习惯，空气里有霜时它们飞得低——能给我们几枪的机会。

我们没有失望：不多时那熟悉的叫声响了起来，刚在地平线之上，可以看见一长条人字形的行列稳稳逼近。接着又看见一行，又一行，仿佛北方开来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多少营的人马正朝我们压过来。它们一路飞来，头一行几乎进了我们的射程；忽然，排在人字尖端的领头雁发出一声警叫——它显然看见了什么可疑之物——整群便腾空高飞，安然从我们头顶过去了。

第二行迟了一步才作这个动作。我们枪声一响，两只鸟便从推进的队列里落了下来。一只直坠下来，像炮弹似的砸在堤上；另一只拼命挣扎着想稳住身子，向左一偏，猛地扎进我们身后打旋的水里，不一会儿便见它顺流急漂而下。它漂到河心的几块泥滩上，出了水便卧下歇息。要拿到这只鸟并不费事，只是免不了湿一身。

这一出之后再没有雁来，于是我支起我那只折叠小船，渡河到对岸一大片长着厚草的地方。我们把那片草拍打了一遍，得了两只野兔与一两对鹌鹑作报偿。

那天傍晚我们布下一串夹子，此后每天黄昏与清晨去查看，从中得了一批标本，计有沙鼠、两种仓鼠以及别的啮齿动物。我们上午剥皮，下午则或沿河出游，或去打猎。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几群大鸨，只是它们这时还太机警，不容我们靠近——它们刚从蒙古一路南下，躲过了捕羽者的重重围截。

这些鸟我们是骑着马用步枪猎的；终于有一回把一群赶到了一条灌渠近旁。我们沿渠潜行，摸到离大鸨一百码处，再小心地从渠岸上探头张望，各人挑定自己的鸟，一声低语为号，同时开枪。沃林顿的鸟当场毙命，我的却逃了，只在背上被子弹削下几根羽毛。

我们发现了几个獾洞，下夹子去捕，结果只捉到一只水貂，而它还是跑掉了，只留下一只爪子作它疏忽的凭证。

天一天冷似一天，从北边下来的鸟更多了，不久我们便看见大群的绿头鸭与绿翅鸭落在泥滩上。

我们约了太原侨民中的朋友，组织过好几次打猎，常常骑马在平原上跑很远，遇上什么打什么。就这样，我们得了许多好收成：鸭、雁与野兔。有一回我们正回营，一只大鸨从头顶飞过，被沃林顿在马上用二号铅砂一枪打了下来。

这几趟出游中不止一次，沃林顿因为还不熟悉那些凶险的泥滩，险些在流沙里出事。

有一天，一大群水禽把我们引上了泥滩，我们打到一只雁与两只绿头鸭。我去拾那只雁，我的同伴去拾那两只鸭。拿到雁之后，我回头去看沃林顿在哪儿，骇然看见他几乎陷到腰际，正在流沙里挣扎。我急忙奔去救他，赶到时他已经自己挣脱出来了。不过他的枪丢了，枪托还露在泥面上一点。我过去想把它捞上来，却很快自己也陷进了困境，费了好大的劲才脱身。于是我们到内陆去割了些高粱秆，好在流沙上铺一条稳当的路。几个中国人帮我们把秆子扛到河边。我正小心地把高粱秆铺在那片凶险的泥面上时，其中一个问我们要干什么。我指了指那枪托，说我想把它捞回来；那人便径直走进流沙，把枪取了回来，看上去毫不费力。他解释说，我们办不到而他办得这样轻松，是因为他光着腿，而我们穿着靴子、打着绑腿。

又有一回，沃林顿骑的那匹马在一处看去完全安稳的地方陷了下去。这可怜的牲口拼命挣扎，反倒把自己越陷越深。要不是几个正在搭临时栈桥的本地人带着绳子与杆子及时跑来相助，这牲口是肯定保不住了。

我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打猎、骑马、下夹子。这一省始终太平无事，我们终于开始想：说不定终究可以放胆去走那趟拟定的行程了。正当我们在河边的营地收拾停当之际，太原府来了一封急信，劝我们立刻进城，因为乱事就要发作。

几天之后，山西的兵变了，竖起革命的旗号，宣布赞成共和。

这就把我们的工作实实在在地打断了好几个月。北京各国使馆来了劝告——那劝告其实等于命令——于是山西的欧洲人全都把妻儿送往海滨。

随后传来几位传教士与儿童被杀的消息，又传闻邻省陕西残留的欧洲人有危险，于是组成了陕西救援队，由我带领；这一桩事使沃林顿与我整整忙了一冬。

往返西安府——陕西省城——的经过，别处已有记述，这里不必占篇幅。只消说，我们经历了一趟惊险而有趣的行程，末了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平安抵达北京。

四西湾子之行

陕西救援队归来之后，沃林顿与我在天津住了一个月。此后局面似乎平定下来，我便决定往张家口走一趟；张家口是内蒙古南缘的一座城。我此行的目的是寻觅适合春夏作业的猎场。

于是二月十七日，我在北京宿了一夜，登上京张铁路的火车；不多时便被载着以不小的速度掠过直隶北部的大冲积平原，朝著名的南口关驰去。

在南口站停了约半个钟头——那里有一家旅馆，通常还要加挂一台机车——火车驶进一道又深又窄的谷。坡度极陡，我们上行得很慢。

照例是机车在后面推，旅客站在守车的尾台上便能饱览风景。火车将近谷头时，我们瞥见长城的敌台与雉堞，像蛇一般蜿蜒在山顶上。到了青龙桥站，凡想一看这件中国人与鞑靼人昔年争战的古迹的人，便下车攀上多石的陡坡，到各处好的位置去看。他们会看见一段极好的古城墙，保存得极完好，每隔一段有一座方台。不过他们若以为所见的就是今日长城的全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不过是少数几段修缮完好的之一，无疑是因为离帝国的京城近。自此往西不过几英里，城墙就只剩一道土埂，烽火台也都坍塌失修。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长城在新疆的尽头。

自青龙桥起，火车又爬升了四百英尺，穿过一条长隧道，便开始下行，驶上一片开阔的平原。横穿这片看去极其荒凉贫瘠的平原之后，我们经过怀来县——那是一座小城，坐落在铁路南侧一块多石的高地上。此后我们进了一道狭窄曲折的谷，谷口处我们看见几处煤矿。洋河就是从这道谷穿过一列山脉的。铁路沿北侧走，经过一座名叫下花园的小城。不多时谷又开阔起来，成了一小片平原，重镇宣化府就在这平原上。我们的火车在此停了几分钟。

离开此地，铁路折而向北，离开主谷，沿一道较小的谷走，最后到达张家口。

走了十一个钟头，我们约在七点钟到达。我住进一家中国客栈，随即去找英美烟公司的办事处。我在那里见到了新近在天津结识的两位朋友布罗迪与施罗德，他们盛情邀我在张家口期间同他们一道用饭。

他们告诉我，还有两位天津的朋友道格拉斯与布坎就要来了，正上来作一次打猎之行。

次日早晨，两位朋友带我骑马绕张家口转了一圈。这座城在某些方面是边城的典型，不过也有许多自己特有的面目。欧洲人所用的「卡尔干」这个名字是蒙古话，中国人从不用；他们叫它张家口，意思是「张家的口子」，可见这地方起初必是谷口处的几间房屋，住着一家姓张的。中国许多地名都是这样来的。真正的城——也就是有城墙围着的那一部分——极小，关厢却极大，铺满了整条山谷，一直顺着那条通往汉诺坝的又深又窄的峡谷向上延伸。最上面这一段主要是骆驼店与直接同蒙古人做买卖的商号，位于长城（北面那一圈）之外，称作口外。挨着的一段是中国人的车马店、匠人的作坊与中国人的私宅，称作上堡。最下面一段称作下堡，要大得多，包括有城墙的城与大片的货栈、旅馆、客店与商号——这些都是铁路开通之后冒出来的。

正是铁路这个新因素，使张家口在诸边城中独一无二。河上架着一座坚固的石桥；河的一边是一处热闹的中心，很有几分通商口岸的样子：瓦楞铁棚、欧式的店面、一两幢外国式的平房、铁路的岔道等等。河的另一边则是一处同样热闹、却是道地东方式的中心。这里有集市，狡黠的天朝人在寻常的小摊上诱人地摆出一排排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布匹、饰物与玩具，专为那些老实的蒙古人；蒙古人的坐骑——一峰眼神温柔的骆驼——耐心地立在身后，两片大颌左右不停地磨着反刍，而它的主人正拿自己那份憨直去同精明的摊主较量，徒劳地想讲下价来。谷里再往上一点有一片开阔的空地，作马市与牛市。赶集的时候，这里的景象格外有意思：蒙古人赶着畜群下来，露天宿营，三五成群，颇有画意。妇人随丈夫同来，卖牲口的活计也一样地干。交易兴旺时，人所见的是最狂野的场面：胆大的骑手拼命地纵马来回驰骋，全不顾性命肢体，只为把坐骑显得最出色。空气里满是千百只蹄子扬起的呛人尘土，喧声震耳。这一切以及更多的景象，都是我们在冬日暖阳中策马上谷时所见的；这一天过得极其畅快。

傍晚的火车把道格拉斯与布坎连同他们的帐篷与细犬一并送到。他们很客气地邀我加入他们一行。我很乐意——这既能带我到新地方去，又有打猎的机会。

我们雇了车，二月二十日离开张家口。我们议定，最近的、可望有猎可打的地方是西湾子；据说那里陡峭的山上长着些小树，给几只狍与一些小猎物提供了藏身之处。我们的路自张家口沿主谷北上，不久便陷进了没顶的麻烦。整条谷是一片冰：一冬里那条常流的溪水天天漫出来，夜里表面又冻上，日积月累便成了这样。如今天气一天暖似一天，这冰大为松脆，我们那几辆重载的车轮子直往下陷，牲口一面打滑一面乱蹬，拼命想把笨重的车拽出来。这一辆刚脱了身，下一辆又陷进同样的困境。赶车的人费尽力气，把冰砸开，又把几套牲口的力气集中到陷住的那辆车上，终于把车一辆辆弄过了那半英里左右的冰面，上了干地。可是这一折腾费时太久，头一天我们不过走了十五英里，只好在一个名叫新营子的小村歇下；那里的住处倒还舒适。

次日我们继续沿谷而上，这时谷已转向东行。又遇上更多的冰，而且酥松得厉害。听说路南一道谷里有好雉可打，我们想去碰碰运气。骑行约四英里到了这道支谷的谷头，把马留在一处庄子上，朝几片稀疏的矮栎与榛丛爬去。惊起的猎物只有三只雉与一群石鸡。我们失望而饥饿地回到马边，饱餐一顿，急急赶回去追车。快马加鞭，总算追上了，天刚擦黑时到了西湾子。

那一夜我们宿在一家小客店；次日早晨去拜访天主教的传教士，却受到恳切的邀请，请我们住到他们那里去。这处教堂的负责人罗神甫很客气地拨了三间卧室、一间饭厅与一间厨房供我们使用，并请我们不必拘束。他还告诉我们哪里找得着猎物，又指派了村里两个人给我们作向导。不消说，这番盛情很得我们的感念。我们逗留期间，舒适一如在自己家里。

我们得知要骑五六英里才到得了猎场；不过我们坐骑都好，倒也不大在意。议定即刻动手，于是我们上马出发，跟着同样骑马的向导走。他们领我们上了一道长长的曲折的谷，越往上坡上林木越密。到了近谷头的一处庄子，我们把马留下，开始在深深的积雪里往上爬。鹿的足迹很多，鹿却一只不见。雪极深，这样的上坡攀登是我平生所经历的最苦的一次。有些地方我们不得不从齐腰深的雪堆里硬闯过去，浑身湿透。头一天的打猎算是落了空，不过我们决定换个打法，改作围赶，免得在雪里跋涉那份劳累与难受。这法子果然有效得多；若不是我们中有几位枪法太野，本可以有一份真正可观的收获。

下面是这类围赶如何进行的一个例子。当地人选定一道长谷尽头处一片有指望的林子，把我们安置在各处好位置上。我被安在林子对面向阳的坡上；布坎安在近林尾一道支沟的沟口；道格拉斯与施罗德则隔开一段距离，安在同一道沟的更上游。随后赶山的人绕了一个大圈子，到了林子那一头，一面喊一面叫着往里赶。忽然他们的喊声加倍，我仔细一看，辨出几头鹿的身影正从小树林里冲出来。这群鹿共五头，斜着跳跃下坡。到林边时，其中一头折回身又上了山，另外四头径直横穿山谷朝我这边来。不知什么东西把它们惊转了向，我失去了一个好机会，它们钻进一道支沟不见了。那头独自折回的鹿仍沿着林坡走，我便把注意力转到它身上。它离我略远了些，而且尽管雪深，仍跑得飞快。末了它出了林子，朝我同伴们所在的那道沟上去。它奇迹般地躲过了布坎的一发子弹，却终于倒在道格拉斯枪下。这是我们头一回见血，我们极满意这一天的收成，回了西湾子。

又有一回，我们同样沿一道紧挨林坡的窄沟布开。赶山的人又惊起一小群狍，它们又一次从我们的火网里穿过。躲过了施罗德、布坎与我之后，它们绕过一个山嘴，正撞上道格拉斯；他应付裕如，打下两头。其中一头只伤了后腿，引着众人在深雪堆里追了老远，最后才被施罗德一记远射撂倒。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四天，虽劳累却极愉快。每天我们骑马出去，先沿主谷走，再拐进一道支沟，到我们打算开始的地方；每天都有一小队赶山的人在我们骑过沿途散落的村子时聚到身后；每天我们不是在深雪里跋涉好几英里，就是耐着性子坐在向阳的坡上等赶山的人干活。到了正午，我们通常饿得眼冒金星，不管那天手气如何，个个都会摸回留马的那间棚屋，寻点什么来补一补耗尽的元气。头一个回来的人照例要给大家做饭。我们通常弄得到土豆与鸡蛋，加上马褡子里带的咸肉与冷肉，便成了许多道难得的拿手好菜的底子。

每晚回到教堂，总有一顿烹调精美的晚饭等着我们；罗神甫通常在喝咖啡的时候过来，抽着烟同我们闲谈到夜深。这几个消夜之夕有件好玩的事：谈话所用的语言竟不下五种。这位神甫会说法语、中国话，还会一点德语与西班牙语，却不会英语；于是道格拉斯用法语同他谈，施罗德使出他的德语与西班牙语，我则很快退回到中国话上去——那是我说起来最顺口的一种。

我们得知西湾子的人全是天主教徒，四围村子里也有许多人是。我们此刻歇息其中的这座宏伟建筑，是庚子之乱以后盖的。教堂的神甫与修士自己种庄稼、自己酿酒、自己酿啤酒，还养着小群的牛羊，所以这处教堂实际上能自给自足。罗神甫给了我们一些他们的酒，我们觉得极好，尤其是自一九〇一年起就存在他们地窖里的那几瓶。

终于，我们那几位天津的朋友表示假期已满，要回文明世界去了。二月二十六日我们离开西湾子。路的情形比来时还糟，直到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们才回到张家口。

我们所经过的整片地方，包括西湾子一带在内，都极其崎岖，主要由火成岩与变质岩构成，有些地方则以深成岩为主。这些山构成蒙古高原参差的边缘，被侵蚀得很深。它们寸草不生，并非因为土地不肥，而是因为当地人年复一年地把山上的草木剃得精光。这是因为这一带不产煤，煤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极贵。除了谷底之外，似乎没有多少可耕之地；不过当地人看上去还算殷实。

离开张家口，我们回到天津，正赶上目睹本地兵与巡警劫掠并焚烧这个通商口岸的华界。同样的事两夜之前刚在北京发生过，局面又热闹起来了。在这些地方大肆劫掠的兵成百成百地逃散，四处流窜，弄得赶路颇有几分凶险。保定府以及京汉铁路沿线别的大城，接着又被哗变的兵洗劫一空；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等着消息，说驻太原府的第六镇兵也反了。我一切采集与野营的行装，更不消说我的测绘仪器、我妻子与我全部的衣物，以及我们全副的家当，都存在那座城里。

没有这些东西，我在蒙古便别想做出什么像样的工作；而这些东西在中国又补办不来。于是我决意设法把它们取回。我便同沃林顿、以及一位名叫伍兹的朋友一道前往太原府。到了之后，发现我们的东西一样不缺，全同离开时一样；我们还从革命爆发时被焚毁的一家银行的代理人手里，成功地追回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这座城在第六镇兵手里，他们弄得居民终日惶惶。他们虽已接到回北京的命令，却索要银五万两才肯走。若不是这座城早已被洗劫过，他们必定哗变，把祸事撒在倒霉的城里人头上。最后他们收下银二万五千两，便安安静静地离了省。

在太原府时，我们有幸打到了一批真正上好的水禽。原来沿城内整条西城墙一带有些沼泽与池塘，向来是沙锥与野鸭的好觅食之地。一天清早我们去那些池塘，很快发现了几大群鸭子。一两枪就把它们惊得飞起来；我们蹲在几道土埂后面，痛痛快快地打了几分钟绝妙的飞射——那些惊慌失措的鸟一再在我们头顶来回飞过。可惜我们的兴头很快就被打断了：西门的守卫急急赶来，求我们别再开枪。原来我们的猎枪连连发射，惊动了关厢的居民；他们以为又出了乱子，纷纷操起家伙赶来备战。不消说，我们只好放弃这份兴致，回住处去了。

不过次日我们坐火车到了一个名叫北合流的小村，在那里可以尽兴而不怕被人打断。这里有一道秀美的溪水，自一处低矮的砂岩露头脚下涌出，用来灌溉大片稻田；当令时那里的沙锥极多。我们刚刚排成一列、彼此相隔三四十码，沙锥就开始腾起；一连几个钟头，打得又快又猛。逃掉的鸟自然不少，可是入袋的也很多，而且稳稳地增加。到午饭时，我们各人都有了好几对沙锥，便一齐到泉源处一座小神龛里，痛痛快快吃了一顿。

午饭后，离回程的火车还有好几个钟头，我们又向稻田进发。我们吃饭时沙锥又聚了起来，于是又打得很痛快。照例又是彼此较劲，人人急着找最有指望的地方，只盼比别人多打一两只。惊起几只鹌鹑，也打了下来；倒是有三只雉从一片长草里轰然振翅而起，躲开了随后追去的那一片铅砂，朝山那边旋飞而去。

末了我们觉得够了，便回到车站，清点收获：沙锥二十五对，鹌鹑三只，鸻两只。

几天之后，我们把全部家什打好包，弄到一节货车厢，尽数装了进去，只留下够我们自己待的地方。我们决定搭货车南下，好看住东西不让人劫。这个法子极好：有行军床、桌子与椅子，我们过得很舒服；把车厢的大门敞着，一整天的路程里山西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毫无阻隔。

我们平安无事地回到天津；把一切安排停当之后，于四月二十三日启程赴张家口，取道前往山西北部归化城一带的盘羊之乡。

五赴归化城：岱海

到了张家口，我们又耽搁了几天，仍是雇车那桩老麻烦。恰巧布罗迪与施罗德奉命去归化城办事，我们便决定同行。车终归雇到了，先打发到阳高——那是京张铁路张绥支线目下的终点。

四月二十九日我们在张家口上车，约六个钟头之后到了阳高，车已在那里等着。张绥支线自张家口大体向西南行，最终打算一直修到归化城与黄河，黄河那一头大概是河口。

从那里再打算通汽船到兰州府。已经有一条浅水的尾明轮汽船在这一段河上造成并下了水。这桩事业若像它应当的那样成功，自北京到兰州府的长途便将从三十多天减到七天。这就把甘肃西部、新疆与西藏东部广大的地方同沿海的贸易打通，其影响必定极其深远。向来把货物顺流运下来的驳船无法回航；有了汽船上下往来，这个难处便解决了。将来会造出更好更结实的驳船，由汽船来回拖带，把货物既运得下来，也运得上去。不过因国中不靖、京中缺款，这一切都无限期地搁下了。

阳高是目下铁路的终点，离张家口约九十英里，位于大同府平原的边上，正在长城外圈之南，山西东境之内。

铁路自张家口南行约四英里，便骤然折西，绕过一道高丘山梁的尽头；随后斜穿洋河的宽谷。洋河在到柴沟堡——离张家口三十英里的一座城——之前分作三条河，分别叫东洋河、西洋河与南洋河。铁路在到柴沟堡站之前跨过前两条，此后便沿着第三条走；那河谷又窄又曲。铁路顺这道谷盘旋而上，谷渐渐开阔，最后展成一小片平原，同大同府那片平原毗连，中间只隔着一道极微的高起。

沿线的风景只在柴沟堡一带称得上如画，不过阳高以北的高山自有一份粗犷之美。沿这道山脉的脚下，可以看见自张家口以后便不见踪影的长城，与铁路平行而行。所经之处有些地方看去极其肥沃，不过也有大片大片的地面尽是从花岗岩山上冲下来的碎石与岩屑，上面除了几株零落的柳与杨什么也不长。

我们到阳高时正刮着一场厉害的沙暴，便决定在那里过夜，次日再走。这座城本身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初次到访时，它是寻常的小边城的样子。可是几个月后我又有事到那里一趟，变化之大令人吃惊。一个夏天之间，这一带兴起了极大的粮食买卖；阳高既是这一带的中心，又是铁路的终点，粮食由此运出，于是一时之间，它在商业上的分量超过了山西北部任何别的城。货栈、客店、旅馆，甚至私宅，都在车站四周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串串的车从省内北部各处涌来，载着高粱、小米与胡麻。天津的大商行从前连这座城的名字都没听过，如今却觉得值得派欧洲代办来替他们收粮。不过这份兴旺没有持久：铁路一修到大同府以及更远的城，本来在阳高起运的粮食便大半改在那些城起运了。不过这条铁路本身仍将极其要紧，因为它打通了一片极广的农业地带。像这样的铁路若再多几条，又经营得好，对中国政府稳定的岁入大有裨益，还能开发中蒙边界一带向来贫苦的地方。

四月三十日早晨天气晴好，我们便早早动身。北行不久便到了山中一道深谷的谷口，进谷之后折而向西，溯一道支沟而上。到正午我们已走完这道支沟，翻过一道低得几乎察觉不出的岭——岭上有长城残破的敌台自北而南横穿大路为记——进了一道相当宽的谷。到黄昏时赶到一个名叫官屯堡的大村子，便在那里宿夜。

次日离开这村子不久，我们爬了一小段坡，发现自己上了一片低缓起伏的台地；一查看，原来是一大片熔岩流所成。有些地方岩石上没有土，看去像一条用六角石板铺成的堤道，表明底下是柱状结构。我们惊起了好几只野兔，都打到了。还看见一大群鹤，可它们太机警，不容人靠近。再往前打到一只雁，可它飞了很远，落在一道乱石遍布的山梁上，找不着了。走了约两个钟头，我们到了熔岩流的西缘，从那里俯望一道宽谷与一条曲折的河。下坡又陡又多石，靠一条之字形的路平安下去了。又惊起并打到几只野兔与两只石鸡。河岸上看得见几大群雁。施罗德想凑近去打它们，却意外惊起并打下一只大鸨；沃林顿与布罗迪则朝一群飞过的鸭子打了几记好枪。

溯谷而上，我们在丰镇歇了午饭；那是一座又大又要紧的城，品级为厅。离开此地，我们到了一片平坦的草原。有些地方偏于沼泽，在一丛丛塔头草间我们惊起了极多的野兔，打到好几只。两只花脸鸭从一道小溪里飞起，被一记漂亮的左右双响打落；还有一只迟归的沙锥也添进了这一天的收获。这时收获已达可观之数：野兔六只、鸭四只、石鸡两只、大鸨一只、沙锥一只。其中四只野兔、两只鸭、一只石鸡与那只沙锥出自我的枪；布罗迪算两只野兔与一只鸭；施罗德用的是一枝二二口径的温彻斯特步枪，算那只大鸨；沃林顿因为要对付一匹难缠的马，午饭后把枪留在车上了，剩下的一只鸭与一只石鸡归他。那一夜我们在一个名叫马厂岭的小村找到了舒适的住处。

次日的收成同已享受过的一样好，只是彩头分得更匀些：这一天的收获是野兔四只、鸭两只、鸻两只、雁一只。正是这种小猎物的繁多混杂，给中国内地的旅行添了最大的趣味：人总可以指望有什么可打的。自然也有全然遇不着猎物的地方，不过幸而这样的地方不多，通常出现在人烟稠密之区那些车马繁密的大道沿线。

这一天所经之处同已走过的相仿。到正午我们到了岱海——蒙古人称之为「大海」——那是一个大湖，卧在一片盆地似的大平原的洼处。北面是一列高峻尖峭的花岗岩山；东面平原以火山成因的低丘为界；南缘也是如此；西界则是北面高山伸出的一道低支脉。湖无出口。据说湖极深，东侧尤甚。水极咸。人家告诉我们湖里没有鱼，不过这一点似乎还有些疑问。湖长约十五英里，宽七八英里，最长的一向是自东而西。从我们吃午饭的那家客店，用望远镜可以看见湖边密密麻麻满是水禽。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抽出工夫把厨子头一晚给我们收拾好的那只大鸨吃了个干净。那是一只十磅重的鸟，我们胃口之健便可想而知了。

午饭后，吩咐了赶车的人当夜在何处歇下，我们便急急下到湖边，指望痛痛快快打一场。可是我们失望了：我们一走近，那些鸟——其中还有几只大天鹅——便轰然从湖边腾起，掠着湖面飞去，安安稳稳落在射程之外。任我们怎么办，都不能引它们飞起来盘旋。

在等鸭子进射程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桩奇景。厚重的黄云开始在湖北面堆积起来。不久我们看出，一场格外厉害的沙暴正在逼近。那些看去结实的云高高耸过群山，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扑来，把景物一笔抹去，仿佛有一只无情的手拿海绵把画布上的一幅画擦掉了。我们想这多半会把鸭子逼到岸上来，便等着。风暴终于卷过湖面，把水面搅成一片白沫，扑到了我们身上。气温骤然从闷热的大热天降到华氏四十度以下，冷得我们透骨。同时那裹着尘土的密雨抽打着我们的脸，简直把我们糊上了一层泥。鸭子并没有到岸上来，末了我们扫兴地上马，急急去追车。我们在一个名叫马胡同的村子追上了它们；风雨仍旧狂猛不减，我们便决定在这里过夜。

我们是沿着湖的东岸走的，打算取道湖北高山中新开的一条路，而不走通常的南路。

此后两天平淡无事，只是气温始终很低，逼得我们又换回冬衣。我们的路穿行于深深的山谷之间，谷壁多为花岗岩，极其光秃崎岖；我们还翻过两道陡峻的山口。第二天将尽时我们到了归化城平原的边上，横穿平原，次日正午便到了那座城。

我们花了一天在城里转转、闲散一番，同时派了一个苦力去寻一位年老的蒙古猎人。我们那两位朋友自然有公事要办，还得在城里待几天。归化城虽然全不像华北通常的城池，却是一处极要紧、规模也不小的地方。它分两部分，一为汉城，一为满城。满城名叫绥远城，在汉城东北一英里左右，围着坚固的城墙，是官府所在。这里住着一大群满洲人，约一万之数，其中成年男子都是——或者说直到不久前都是——按丁征调的官兵。

汉人那一部分，也就是归化城本身，是一座有城墙的小城，四围是大片关厢。这一部分的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流动的，估计约四万，不过这个数目大概偏高。一切工商买卖都集中在汉城。主要的货物是羊毛、皮张、生皮、粮食与牲畜，此外还有蒙古人自己做不了、却又需用的许多物件。新疆同沿海之间的贸易有一大部分经归化城转运，因为沿沙漠之路用骆驼运输，比取道陕西、甘肃，经西安府、兰州府的大路用车马运输便宜得多。骆驼商队之路走在黄河以北，其所以便宜，是因为骆驼可以自己觅食，不必喂养。它最大的短处是费时太久：路约上通常写的是七十天。

归化城有几座有意思的庙宇，里面住着大批喇嘛。新教与天主教的传教会都在这里设了堂；同沿海之间也通邮、通电报。

归化城与绥远城都是厅一级。

六猎盘羊与马鹿

次日一早，那位蒙古猎人已经找着，也讲定了工钱，沃林顿与我便朝山里出发。穿过五英里的平原，我们到了一道深谷的谷口，在一个小村里找到了等我们的向导。

我们把马留在这里，穿过乱石遍地的谷底，开始一段吃力的攀登，终于上到一道高梁的顶上。从这里望出去，视野展开成一片辽阔的全景：崎岖的群山与深峻陡直的谷壑。我们用望远镜仔细搜了一遍，一无所见，便下到其中一道谷里，顺谷往上搜。

我们几乎立刻就置身于有猎物的地方：还没走多远，就瞧见一只羊从一道支梁的脊上望着我们。它似乎不介意我们在近处，我们便得以朝它开了一枪。可惜这牲口的个头把我们对距离的估算引错了，子弹落得太近。它几跳便上了山坡，跑掉了。谷里更上去一点，有三只极神气的公羊被几个樵夫惊动，从一道小沟里跳跃而下；可它们一眼看见我们，便骤然转向，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斜着横穿陡峭的山腰。到了谷底，它们朝我们刚来的方向窜去，转过一道弯便不见了。朝它们打的一两枪也没有打中。

枪法这样差，我们不免有些沮丧，便折上一道支沟，长长地缓缓爬上去，出来到了几片长草的高地上。我们沿着高地的边缘走时，那蒙古人眼快，看见三只公羊正在一道谷底一片青草上吃草。这正是我们要的，于是我们伏低身子不让人看见，从梁脊上悄悄退开，绕了一个大圈子。半路上惊起六七只母羊的一群，它们一溜烟跑开，还不时停下回头望我们。终于我们到了一堆岩石跟前——我先前记下这堆岩石正在那几只吃草的公羊上方。我小心地探头一望，失望地发现它们已经走了；可一抬头，却看见三只都在对面坡上吃草，照我的估计约在四百码外。我招手叫沃林顿爬到我身边，两人都仔细瞄准开火。让我们懊恼的是，子弹又远远落在羊的前面；那几只羊立刻大步跳跃着跑开。我们一枪又一枪，每一枪都错得没救。它们越过一道低梁进了第二道沟，不久又露面，慢慢爬上远处一道坡。又有另外三只公羊从同一道沟里出来，朝西往最高处窜去。

这实在叫人失望。空气清澈到这个地步：那几只公羊立在山坡上时，它们身上每一处细节我们都看得清楚——尽管它们离我们必有六百至八百码。再说，我们既没有近距离见过盘羊，便不知道它们个头之巨，因此把它们判得比实际近得多。那一天我们再没见到羊，不过两人都朝一只大狼开过枪。

回程顺着一道长梁的脊往下走时，我们忽然撞上两只狍，都被我打到了。终于，我们又累又饿，却兴致勃勃地回到归化城的住处，把我们的经历向同伴们讲了一遍。

长途赶路之后又爬了这一整天的山，把我们累得次日无心再去猎羊，便把工夫用在检点帐篷与别的器具上，打算索性在山里扎一个营，免得天天从城里骑马到猎场、再骑回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朝山里进发，这一回带了两顶帐篷、给养、采集用具、床铺被褥，以及别的野营必需之物，都驮在五峰骆驼上。骆驼爬不上头一道山梁，只好绕一个大圈子，从平原上溯我们要扎营的那道谷而上。我们让它们走这条路，自己则翻过山梁，好顺路打一点猎。

这一回我们有四个人，便分作两队：一队顺谷往上，一队爬上梁侧、沿梁顶走。走了约半英里，梁上那一队惊起一小群羊，那群羊折回朝谷口窜去，在我下方约五百码处横穿过谷。日头正照着我的眼，我很难看清它们，却还是放了一枪，看来毫无损伤。我转身去追，到了那群羊横穿谷的地方，四处找那道足迹。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了一滴血。这时施罗德正出现在我上方那道支梁的尽头，我便招手叫他下来，自己动手循着那只受伤的羊的足迹追去。

不久他赶上了我，我们一同费了一个多钟头，把那道颇难辨认的踪迹理了出来。它把我们引上一道陡峻崎岖的山腰，越过分水岭，又下了一处峭壁的壁面。有些地方那只受伤的羊一跳就过去了，我们却实在爬不下去，只好另找好走些的路。末了足迹上的血多起来，有好几处大块的血迹，显出那牲口曾在那里站住歇息、或者回头望来路。不多时，我们转过一道弯，一只大母羊从一个隐蔽的凹处一跃而起，只用三条好腿便以惊人的灵便往上攀去。我们的枪响了，那羊顺着陡坡滚下来，落在我们下方一百英尺的一道沟底上。这自然叫我大为失望——竟是只母羊。因为距离远，又因我开枪时午后的日头正照着眼，我没能看清那群羊都是些什么。不过对我的采集品而言，这只母羊反而比公羊更宝贵，因为羊属的雌兽头骨上的种的特征显得更分明，所以我也无可抱怨。这羊无论施罗德还是我都扛不动；我们把它掏了膛，把尸体绑在那位本地猎人背上——他更习惯这样的陡坡，居然扛回了营地。我们估计这只母羊约重二百磅。

等我们到了选定的营地，帐篷已经支起，一杯香喷喷的茶正等着我们。晚饭随即就开，我们布下一串捕小兽的夹子，便睡了。

次日我们继续打猎，可是整天只见到两只老公羊。队里有两人打到两只两岁的小羊，一公一母，也正好作标本，只是皮毛的成色很差。午后晚些时候我又打到一只狍。

第三天运气好些，至少对队里一个人是如此——他有幸弄到了一只犄角极漂亮的公羊。这位运气好的是布罗迪；他同沃林顿在营南那几道梁上搜，施罗德与我则去试更西边的高处。他们瞧见两只老公羊，跟了很远，末了觉得没指望，便放弃了追赶，坐在一道梁上，望着他们的猎物在一道宽谷的那一头。忽然那两只公羊折回身来，全速朝两位猎人所坐的那道梁奔来。这道梁两侧各有一道小沟。公羊进了右边那道，到了那两个蹲伏的人对面，停下来回望它们来的路。两位猎人都开了枪，可那两只羊越过下一道梁，似乎并未受伤。不过他们追上去时，沃林顿因为年轻些、身子轻些、也灵便些，超过了同伴，撞见其中一只公羊卧在沟底。他急忙奔向那卧着的牲口，那牲口忽然一跃而起，觉出自己已被逼到无路可走，便低下那沉重的头冲过来。这少年脑中闪过自己被那一大团犄角压在身后坚硬岩石上的景象，可他还有足够的镇定，朝着那冲来的暴怒的公羊往低处开枪。子弹打中那畜生的前胸，把它当场撂倒。

如今我们只剩一天工夫，而我还没弄到自己的一副头。我倒是拾到过两个头骨，各带一副漂亮的犄角，其中一副角基周长十九英寸半，堪称一项纪录。

不过我极想给自己弄一副头，便决意那一天非想法子弄到不可。我确信那片长草的高地最有可能让我猎到羊，于是同施罗德一道自营地溯谷而上。布罗迪与沃林顿也朝同一片地方去，不过走的是另一条路。到了那片长草的高处，我们坐下歇息、四下张望。不久施罗德瞧见近旁一道梁上有三只公羊。我取出望远镜，看出领头那只有一副漂亮的犄角。那几只羊没看见我们，慢慢翻过山梁去了。匆匆商议之后议定：我下到谷里，绕过那几只羊消失的那道梁的尽头，再顺着下一道沟或谷往上搜；同时施罗德与另外两人——我们看得见他们正从起伏的高地上走过来——则各占好位置，等我把羊惊动之后截住它们的去路。我很快到了谷底；到了那道梁的尽头，我决定索性爬上梁去，这样可以把更多地面收在眼里。末了将近梁顶时，我遇上一道宽阔的圆形洼沟，形如一座半圆剧场，只借一道窄口同主谷相通。那三只公羊翻过山梁之后，进的必是这道洼沟。我停下喘气，同时仔细搜看坡上有无羊的踪影。一无所见，我正要继续上梁，一瞥那道窄口，却意外看见那三只公羊正沿着一条割草人的小径安安静静地踱上来。领头的就是那只犄角漂亮的，紧跟着一只小公羊，犄角才长成半圆；第三只个头离领头的相去不远，却更显得自行其是，落在后面，一路啃着路边的草丛。

这一切细节都是我慢慢举枪时收进眼里的。领头那只必定是看见了我枪管上的日光反照，忽然直直朝我抬头望来。此时不开枪便再无机会，于是我把准星压低，扣下了扳机。领头那只当即瘫倒，蹬了一两下便不动了。第三只公羊转身冲出洼沟时，我又匆匆放了一枪，没有打中。我几乎不敢信自己的眼睛，小心地朝那只公羊走下去，一路紧盯着，枪也端着——怕它爬起来跑掉，猎大兽时这种事是常有的。不过我这份戒备是多余的：它已经死透了。我的子弹正打在它脊上，就在肩之上一点，还嵌在里面。想到自己差点就打不中它，我背上掠过一阵发热。拍了几张照片之后，我同那猎人把这只公羊剥了皮；量下来，肩高四十五英寸四分之三，胸围五十五英寸半。犄角角基周长十八英寸半，长四十三英寸，整整绕了一圈。

次日追了两只斑羚一场，一无所获，我们便拆营回归化城。在这片盘羊之乡逗留期间，我的夹子一无所获；由此可以推知这一带的哺乳动物极其贫乏。事实上除了盘羊、狍、几只斑羚与狼之外，我们所见的哺乳动物只有一两只花鼠。鸟也极少，我们所见的只有鹰、鸢、鸦、百灵，以及几只山鹑与几只石鸡。这一带动物之稀少，无疑是因为植物同样地缺乏——这里只有极少的灌丛，大小林木一概没有。

马鹿

我们下一个目标是盘羊之乡以西约三十英里的一个地方；当地人说那里马鹿极多，甚至还有虎。于是在归化城歇了一两天之后，我们又离开那座城，取道向西。我们仍用那五峰骆驼，这一回又添了一辆车，因为路更远，带的东西也更多。

我们沿大路走了七十里（约二十英里），一路经过许多庄子与一两个小村，最后到了毕克齐——一个很大的集镇。我们在那里一家还算不错的客店过夜。

次日起身时正下雨，耽搁到正午才又动身，这一回偏北而行。可怜的骆驼吃尽了苦头，在泥里打滑乱蹬，每逢走到难走的地段便哀哀叫唤，费尽了力气才勉强哄得它们往前走。不多时我们到了山里，进了一道又深又曲的谷，沿谷上行约十英里；天黑下来，不得已在一个名叫乌兰板的小村过夜。

次日继续溯谷而上，在谷头翻过分水岭，进了第二道大得多的谷；顺这道谷走到一个叫四合店的小村子，在那里吃了午饭。离开此地，我们进了一道深深的支沟，沿着它那乱石遍布的曲折沟道走到车所能到的尽头，便在那里停下扎营。

这时我们已置身于一片高峻、崎岖而陡直的山区的腹心，深邃的峡谷与沟壑里长满小树，许多地方一直长上陡坡；而在影影绰绰的沟底，晶亮的溪水——此时只有一部分还封着冰——在圆润的卵石与磨光的大石上潺潺喧响。这里那里有深潭，诱人一跃而入，可是潭边那一圈薄冰温和地提醒人：气温仍旧很冷。潭里看得见成群的小鱼在悬石底下幽暗的洞窦间穿进穿出。山坡上，新萌的杨与榛那一片嫩绿，同零散几株松树的深色形成奇异的对照；山桃与山杏开着粉的白的花，给这片景致添了一层柔美。而在这一切之上，花岗岩那嶙峋如针的峰顶高耸入无云的碧空，像我们童年童话里那些魔法城堡。

把营地安排得称心之后，我们立刻出去寻猎物填肚子——我们没带肉来。爬到对面坡的半腰，就惊起三只狍。我们的枪响了，鹿仍旧在灌木间腾跃。不过有一只同别的分开，朝我们这边来。施罗德与我同时开枪，那鹿翻倒了。原来是只年轻的公狍，后胯上有两处伤口。我们回营时都觉得此后几天有好收成可期。

那一夜我们躺在床上，听见许多奇异的声响：雕鸮遥远的呜呜声随夜气飘来；夜鹰发出它那特别的敲击似的叫声，听去仿佛到处都有、又哪儿都不在；溪边水沿上，山蛙洪亮的呱呱声响起；而最悦耳的，是一只狍就在我们帐篷后面的坡上吠叫。

次日我们天亮前就起身，草草吃过早饭便溯谷而上去找马鹿。一段漫长吃力的攀爬把我们送上两座峰之间一道高梁的顶上。这里背阴的一面冬雪仍深，我们看得见猎物新鲜的大蹄印，还辨出它们前一天卧息之处。我们几乎爬到了其中一座峰顶，再找不着别的足迹，便下到一道谷里，顺谷搜寻。我在这里拾到一道很好的新鲜足迹，沃林顿紧跟在我身后，一路沿着陡坡追下去。足迹带我们横穿小沟、绕过尖梁的肩、越过多石的碎石坡、钻过密密的榛丛，而足迹越来越新。末了我们爬上一道刀刃似的梁脊，一头体态优美的大鹿从我们下方的灌丛中一跃而起，以从容的长跳像蓟花的绒毛一般飘然掠过一道宽沟。我们一枪又一枪，徒然无功。那鹿曾踉跄了一下，随即又复原奔去；正当它到了对面山梁、开始往上爬时，沃林顿一枪把它打得跪了下去。它疯狂地挣扎着想继续走，不久便卧在一片高草里不动了。我打发沃林顿过去，必要时用刀给那受伤的牲口一下；自己则在梁上占一个可以控制全局的位置，准备在那鹿企图逃走时截住它。就在我同伴走到猎物卧着的地方时，它一跃而起，开始连滚带爬地下山。我没想到这牲口个头之大，便朝沃林顿喊：抓住它！他抓住了一条后腿；此后好几分钟，我们这些看着的人目睹了一场殊死的搏斗——一个个头并不算大的少年，对一头有骡子那么大的年轻公马鹿。沃林顿死死抱住不放，被撞得东倒西歪，随着那挣扎的鹿疯狂踢蹬而前后猛甩，被它拖上拖下。我头顶上远处传来施罗德的喊声：「抓住别放，弗雷迪！抓住别放！」他真的没放；等那鹿的挣扎歇了一瞬，他松开腿上的手，稳稳地骑坐到那牲口的头上。可他才坐稳，那公鹿猛地一挺，把他掀得连翻带滚滚下坡去。这时两个赶山的人赶到了。其中一个不小心去抓那鹿的后腿，当胸窝挨了一蹄，把他的棉衣踢开一道口子，也把他踢得滚下去同沃林顿在沟底会了面。不过这头有胆气的牲口终于寡不敌众，被补了最后一下。检视之后，我们发现它身上有两处伤，便把彩头分了，虽然是沃林顿最后那一枪把它打倒的。

两个赶山的人把尸体扛回营地，我们则绕着其中一座高峰转了一圈，再找猎物。不过除了几只狍——我打到一只——别无所见。

施罗德与布罗迪看完我们结束那头马鹿之后，继续翻过峰顶，下到另一侧一片看去有指望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瞧见五头马鹿在谷底远处吃食，凭着小心的潜行，居然打到两头。这两头比我们先前弄到的那头更大更老，不过并没有什么出色之处。可惜这时节不是长犄角的时候，尽管中国人告诉过我们可望弄到好头。既然如此，我们决定不再猎马鹿，只望有一天能在更合宜的季节重访这一带〔注三〕。

我们这时把注意力转向斑羚——那是时时可以见到的。施罗德尤其想弄到一只，把剩下的工夫全花在攀爬难爬的山峰上，去找这些难以捉摸、形似岩羚羊的兽。

到这一带的第三天，沃林顿与我决意去搜一片陡峭的地方，那里我们这一行人还没有人去过。我们爬上一道长长的多石山梁——那是自我们营地以北一座巍峨大峰放射出来的一串山梁之一。将近这座峰时，沃林顿瞧见一只个头不小的斑羚，可它几乎立刻就消失在一片乱石的迷宫里。我们费力地爬上一处垂直的崖面，到了那片乱石的上方——我们猜那羊就藏在其中。我们扔石头、又喊叫，倒是赶出一只漂亮的公狍，却不见我们所要的那牲口的影子。我渐渐到了那座峰的脚下；那峰在我上方陡直如墙，花岗岩壁高六七百英尺。忽然一阵石块纷纷落在我周围，告诉我那斑羚就在那崎岖的崖壁上某处；可是沃林顿在离崖脚一百码左右的地方，看不出它在哪里。于是我们决意绕到峰背后去，指望在近峰顶处撞上我们的猎物。

一段漫长吃力的攀爬把我们带到峰顶脊上，从那里可以把下面的洼沟与沟壑一览无余。我们又扔起石头、喊叫起来，一面渐渐离开峰顶，沿一道高梁往东下去。忽然那斑羚从我们下方一处崖脚窜出，横穿洼沟，藏到对面第二处低崖底下。它离得太远，打不着，我们便决定挨近些。于是沃林顿爬下去到正对着那只藏起来的斑羚的位置，我则绕了一个大圈子，从后面上到那牲口上方的崖顶。我刚到这地方，沃林顿的枪就响了；我听得见下面灌木里有什么在动，却什么也看不见。同伴想把我的目光引到正处，可榛丛太密，我们两人都看不见猎物。不多时那斑羚猛地破丛而出，顺沟窜下去。我们都开了枪，都没打中。我急忙下山，趁它想折回高处时把它截住了。它一次又一次折返，想从我旁边过去；每逢有机会我便开枪。这场角力太耗人了，末了我坐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喘气，那斑羚则在我下方某道沟里。这狡猾的牲口借着岩石与灌木的掩护从沟里偷偷溜上来，竟从离我几英尺的地方过去了。它一过我身边想必就跑起来，因为我听见一点轻响，回头一看，只见它正沿山梁一溜烟跑开。我把枪架在一块石头上打了几枪，全无用处。为了不让这灵活的牲口折回峰间，我在崎岖的山腰上来回猛冲，所受的重压把我耗空了，瞄不稳；于是那斑羚翻过梁脊逃掉了——我说不出的懊恼与失望。它从沃林顿与赶山的人身边过去而没被看见，眼看就要到我们最初惊动它的那座峰后面的几座高峰上去，却险些撞在施罗德与布罗迪手里。这两人带着两个赶山的，本来正渐渐朝我们这边绕过来；听见我们的枪声，便坐下看看有没有猎物被赶到他们那边去。不多时，他们看见我们那只斑羚一路小跑过来，直朝他们奔去。就在它进了易射之处时，一个赶山的人咳了一声。这牲口本就灵活，经了刚才同我们那一场更是灵活了一倍，闪电般躲到几块岩石后面。等他们再看见它时，它已在射程之外，正爬上远处一道山梁。

次日我打到一只狍，犄角极漂亮。这一来别人也都想弄一副好狍角。布罗迪随后打到一头大公狍，不过它的犄角并没有什么出色之处。我们在这一带逗留的最后一天，沃林顿总算弄到一副长度同我那副相仿的犄角，只是形状不及。斑羚谁也没有再看见；末了我们只好一只也没弄到，回了归化城。

在这些山中逗留期间，我把夹子布了出去，捕到一两只田鼠，还有几只鼠。没有捕到新的种类。

这一带虽没有大木，植物却不缺。除别的东西之外，我们还找到一种极鲜美的野韭，上桌很不错。野大黄也极多，这里与靠近归化城的山里都有。我们觉得它很可口，正好用来贴补我们那迅速见底的罐头水果。

六月一日我们启程回张家口。我们那两位同伴施罗德与布罗迪还不能就走，于是沃林顿与我两人先行。我决定走南路，即从岱海以南经过的那条路。

离开归化城，我们先一直往南，后向西南走了七十里，在平原上一个名叫下不拉的村子歇下。在这里我们意外得知附近有黄羊，便决定住一天，碰碰运气。

次日一早我们带着一名向导骑马出去。走了不远便忽然遇上一只黄羊，它在不太远处立着望我们。可是还没等我们把枪端好，它已经跑了。匆忙一枪只把它撵得如风般飞去。它在沙地上疾驶如箭，仿佛身子贴着地面伸展开来，转眼便不见了。

继续前行，又惊起第二只黄羊，我们小心地跟上去。终于我得了一枪的机会，把它撂倒了。可它像从地上弹起来一般，又一道白光似的越过一道低梁跑掉了。我们追上去，很快便看见它的足迹上带着一摊一摊的血。我们追了两个钟头，末了在一片沙地上撞见这只黄羊卧着。它一见我们便跳起来，又以不小的速度跑开。我们上马去追，实在是傻：追不上这头受伤的牲口。我用望远镜看出它腹侧有一大块红斑，那是中弹之处。它带着这样一处伤，还领着我们跑了十英里；末了在一片破碎的地面上把我们甩开了——它的足迹同一大堆同样新鲜的足迹混在一处，而血早已不流了，我们再也追不下去。我们还看见几只黄羊，却都靠不到射程之内，末了一只也没弄到，回了下不拉。

这时天色还早，我们便决定再赶半程路。过了平原上二十里，我们到了山中一道又深又曲的峡谷，溯谷而上，到了一个名叫阳坡窑子的小村，便在那里过夜。

到此为止，沟壁都是玄武岩，显出那种特有的柱状节理；不过自阳坡窑子往西，次日我们所穿行的是崎岖的花岗岩山中一道又深又窄的沟。正午翻过一道高山口之后，我们在一个名叫宁远的大村歇下；那村约有一千人，还是一位小地方官的驻地。

离开宁远，沿谷走到谷头，我们又翻过第二道颇低的山口，重又下到岱海盆地，在湖西岸一个名叫厢和地的天主教村子过夜。我们在这里遇见几位天主教神甫，他们照例极其亲切有礼，把我们所需的关于这一带的消息一一告知。

次日即六月四日，我们沿湖的南岸走；湖在这个方向上约有四十里，末了我们到了一个名叫天成村的大村，在一家舒适的客店住下。

自此往西到阳高，我们走的是来时的同一条路。在丰镇我们得到消息，说阳高刚被哗变的兵洗劫。这使我们有些不安；可是两天后到了那座城，却发现秩序已经恢复，只是商户全被洗空，几条街被烧，粮商被劫去了一万二千元〔注四〕。

我想把张绥支线沿线的地质再仔细查看一番，便让沃林顿带着我们的行装坐火车先走，自己牵着那三匹马，由陆路走完阳高到张家口这一段。这一程走了三天，天气坏得厉害。几场厉害的雹子，随后又是大雨，使南洋河涨水，把谷地淹了，我们只能沿铁路的路基走。有一处我们在铁路的拱桥下避雨，雹子从弹珠大到鸽卵大，积了三至六英寸厚，看去像下了一场大雪。

那场风暴自北面滚滚而下时的气势，真是壮绝。厚重的黑云被将落的日头照亮了几处——而它们就要把那明亮的光线切断了——扫过花岗岩的峰顶，冲下陡坡，倾出一道白色的雹墙，那雹墙掠过摇曳的早麦田，仿佛一把大镰。那狂风卷着路上的黄尘与被风打散的雨雾扑向高高的杨树，杨树便呻吟、弯折、断裂。有些粗壮的树干像火柴棍一般断了；有些连根拔起，摔在地上，叶子很快被剥净，捶进泥土里。电线杆在那狂风的暴怒之下成排倒下。厚云压到头顶，天光暗下来；雨与雹尖厉地叫着抽打在不肯让步的岩石上，或者把田里松软的泥土搅成一片泡沫似的泥浆；参差的闪电撕开那墨黑的帷幕，随后是雷的炸响，在沟壑峡谷间一重重回荡，听去像战场上的炮声隆隆。不多时，一种沉闷而持续的轰响可以听见了，而且稳稳地增大，直到把一切别的声音都盖了过去；我们朝谷那边望去，只见一道汹涌的巨流席卷一切，浊沫翻腾的水面上载着树、灌木与各样残骸。那几匹马惊得嘶叫腾跃，可是挣不脱，便在拱桥下瑟瑟发抖地立着。这一场风暴厉害到这个地步：几分钟前刚过去的那趟火车被扣在了下一站上，因为机车司机怕它过东洋河与西洋河上那几座高桥时若吃上狂风的全力，会脱轨。风暴终于过去了；太阳在落到西边的峰后之前，透过雾气照下来，把万物浸在金色里。紫色的暗影拉长了，夜的寒意降下来，我们便到最近的车站客店去投宿。

次日河水仍在泛涨，我们继续沿路基走，一路看着昨日几场风暴所造的破坏。电线杆倒了好几英里，几百株好树被打倒，已经有人在剥枝锯段了。有一处山崩带下三株巨大的榆树，把我们的路彻底堵死，逼得我们绕道进河床里那打旋的水与陷脚的流沙，好一场凶险。

我们终于到了张家口，办完了这桩事；我随即带着标本前往天津，月底之前把它们运往美国，又把我们观测所得整理出来，于七月十日回到张家口，预备启程深入蒙古。

七蒙古高原

七月十五日我们又上路了。在张家口我们遇见了大英圣书公会的拉尔森先生，他很客气地借给我们一辆车、四匹马，还派了他一名蒙古仆人给我们使唤，我们叫他吴喇嘛。这人会说中国话，要给我们一行做向导，一直到我们的目的地喇嘛庙。因为我们的行装相当重，这一程还得另雇一辆车。

我们动身已经不早，那一晚只赶到了土井子。我们的路自张家口北偏西行，溯一道窄谷而上，在陡峭多石的山间盘绕；这些山是蒙古大高原的边缘。

次日沿谷上行十里（三英里）到谷源，便开始艰难地攀登著名的汉诺坝——那是华北最崎岖、最难走的山口之一。上到口顶的四英里，我们走了五个钟头；到那时牲口需要好好歇一歇，于是我们又只走了半天的路程，决定在一家名叫黄花坪的庄户客店过夜。

七月十七日我们早早动身，可是夜里的大雨把路弄得几乎无法通行，进展极慢。我们这时朝北走了几英里，穿过低缓起伏的草地；草地上这里那里被汉人移民垦种过，他们的庄子散布在这片景致里。我们经过几个小咸水湖，湖上翘鼻麻鸭与别的水禽极多。到入夜时我们走了六十里（约二十五英里），在一家名叫察罕库伦的小客店歇下。须说明一句：蒙古高原的里比长城以内的里长得多，六十蒙古里大约相当于八九十中国里。据我们所能弄清的，蒙古人自己并没有这样一种量度的标准，而是按一匹马走完这段路所需的时间来量距离，再折成里。因此春天草马经过长冬而瘦弱疲乏时，两地之间的里数便被认作秋天——马吃了一夏的肥草而膘壮有力时——的两倍或三倍。我们过了好一阵才明白这一层；在这之前，每逢打听到某地有多远，所得的答复常常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

七月十八日离开察罕库伦，我们继续在略有起伏的地面上走，直到一座名叫博罗孙的庙；我们在那里停下，同一位胖喇嘛喝了杯茶。这里我们遇见了第一批蒙古营盘：庙的四周有许多帐篷，有几顶极其讲究，可见有小首领在。庙里的喇嘛极好客，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我们要付所受之物的钱，他们还气恼地不肯收。

离开博罗孙，我们又遇上垦过的田与汉人的庄子。这里大规模地种着小麦与芥菜，有时一块田一连一英里多不见间断。这些汉人移民都是新到这地方的，许多人还在盖棚屋住。我们在其中一处庄子上吃了午饭，此后继续朝北偏东北方向、往几座低丘走去。翻过这些低丘的第一道梁时，我们看见西边聚起了风暴的云；于是到了一个名叫达门诺尔的小湖边上的蒙古营盘时，我们赶忙支帐篷。可是已经太晚：头一顶帐篷刚立起、还没打桩，风暴就扑到了。人与东西全被淋透；风随时要把帐篷刮走，我们个个死命拽着它。不过这场风暴没持续多久，等我们把炉子生起来，天黑前衣服与什物都烘干了。

这时我们已深入蒙古人的地面，再不能指望有客店、或除自家帐篷之外的任何庇身之所了。这条路上的蒙古人，因为同来往的汉人打交道太多——而汉人时刻都在打算欺骗他们——连对我们也不大肯款待。他们通常连牛奶与阿尔戈这类最寻常的东西也不肯卖给我们，除非出极高的价；宁可这桩买卖做不成，也不肯把开出的价减一文。这种态度其实毫不足怪，因为这是可怜的蒙古人对付汉人的狡诈与贪心的最后一着——而论欺诈行骗的本事，汉人是胜于一切别的民族的。即便如此，几十年来蒙古人的土地与牲畜也被骗得七零八落，以致其中许多人穷到了不堪的地步。汉人商贩到蒙古人中间来，带着各样他知道会对这些质朴的心思有吸引力的物件；他以高得离谱的价钱卖出，却不肯当即收钩。他等到自己估摸这些牺牲者手头拿不出所需的银子时，便找上门来讨账。老实的蒙古人既还不上债主所索之数，便任他从自家畜群里挑。不消说，这商贩把这个机会占得十足，以远低于实价的价钱把畜群中最好的赶走了；可怜的蒙古人便失去了最好的种畜，而这是他们补不回来的。

土地上也是同样的事，只是规模大得多。这一桩上头是王公与首领们为一碗羹而卖掉祖业。于是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生出了一种刻毒的仇恨，非流血不能洗净。一面是蒙古人对汉人始终是一副郁郁的神色，连最寻常的礼数也不肯给，以傲慢自大待之，除必需的往来之外不屑与之交接；汉人则报以更狠的讨价还价，把蒙古人拖得更深地陷进他们那套重利盘剥的圈套，同时在自己人中间把各样恶名脏话堆到牺牲者头上，以保自己的脸面。

次日我们的路更偏东了。离开达门诺尔不久，我们看见几只黄羊，立刻动手潜行去猎。借着一道低丘的掩护，我们靠得很近，却没有打下一只。再往前又看见几只，可它们在平坦的旷野上，打不着。我们此时所经之处是开阔而完全平坦的原野，四围以长草的低丘为界。这里那里有这一带最常见的咸水湖。这些湖里的水往往带咸，而且总是浑的，因为正午酷热时，骆驼、马与牛都蹚进水里去躲那遍地成群的恶毒蝇虫。

蝇虫之多、之恼人，真把我们的马逼到了要发狂的地步。这些有翅的害虫从蚋子那么小的到大黄蜂那么大的，一应俱全，而且都咬都蜇。有一种尾巴长而带钩的，偏爱落在我们马的鼻子上。可怜的牲口对这一种（想必是皮蝇的一类）怕得厉害，只要有一只在近处盘旋，它们便发起狂来，扑倒膝跪，把鼻子在沙里或草里蹭。夜里把马放开吃草时，较小的几种蝇便成群落在它们身上，用手一抹便是一把多汁的浆。到了夜间，蝇又换成狠狠叮人的蚊子，若在近沼泽处扎营尤甚。我们的马被折磨得没工夫吃草，还拼命往车上蹭，想求个解脱，把头颈的皮都蹭成了一条条。

正午我们在一处名叫乌钦诺巴尔的大蒙古营盘歇午饭、歇晌；那里住着一位本地首领。这位尊贵之人住在一幢宽敞的砖屋里，虽然他的部众仍住寻常的圆毡帐。这位首领送了我们干酪与酸奶油。酸奶油抹面包还不错，干酪却毛发太多，不合我们的口味。不过我们一请求，便有人端来几碗鲜奶，我们喝得一点不剩。入夜时我们到了另一座名叫玛尔拉盖孙的大庙，在一口好井旁边扎营。这里弄燃料颇费了些事，不过吴喇嘛骑马跑了几处蒙古营盘，总算弄到一袋这宝贵的东西。

众所周知，蒙古人烧的是各样晒干的牲畜粪，叫作「阿尔戈」。他们用的都是敞口的炉子，因此可想而知，要让这东西烧起来尽量少冒烟是何等要紧。要做到这一点，在捡拾、晾晒与堆垛时都得格外用心。每一处营盘旁边都看得见一座座极大的阿尔戈堆，同帐篷一般大，甚至更大。这些主要是牛粪；只要处置得法，牛粪是极好而几乎无烟的燃料。我们发现它在我们炉子里烧得很旺，热力很足。

玛尔拉盖孙的庙是蒙古通行的那一类的典型。人家告诉我们那里住着约七百喇嘛；这话虽难以相信，不过无论如何人数是极多的。我们在这一带的行程中经过了不下七座这样的庙，喇嘛庙那两座大的还不算在内；每一座庙都有几百个喇嘛，都是从四围营盘里抽来的——由此便可想见蒙古人何以日渐衰亡了。这些喇嘛全靠在俗的蒙古人供养，而他们又是一班懒散无用之辈，活像寄生之物，把这个民族的血髓吸干。领头的喇嘛对百姓的统辖是绝对的。这统辖之所以维持得住，靠的是巧妙地拨弄蒙古人天性中那股浓烈的迷信与宗教的狂热；大概世上没有哪一国的百姓像蒙古这样被僧权束得如此之紧。除了这种专横而寄生的统辖之外，他们那污秽不堪的生活还把可怕的疾病之祸带进了自己的民族，而这些病他们是无药可医的。

再没有什么比这个可怜的民族的图景更叫人痛惜的了：他们天性坦荡、率直、极其虔敬，却被一种宗教所堕坏——而这宗教本身也从哲理的高处堕落成一种同拜鬼与拜欲相去不远的东西；他们身上压着一大群耽于声色的僧侣，那些人把时光耗在放荡与无用的祷念之间；他们受着可憎疾病的鞭笞；他们被南边一个贪得无厌的邻居的代办与商贩欺骗劫掠；而北边一个同样贪婪的邻居，还以一种比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更甚的奴役威胁着他们——只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注五〕。然而正是这同一个民族，当年在著名的成吉思汗麾下席卷亚洲与东欧，成就了一场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天征服。可以稳妥地说，若有一位在道德上与社会上都健全的政府，又摆脱了迷信与僧权的重压，蒙古人必能重新兴起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世界的经济中占一个特殊的位置——沙漠的征服者。人不禁要想：他们命中是否能占到那个位置，还是像他们在美洲大陆上的同血之族那样，注定要被文明的前进所灭绝？

从蒙古帐幕中的住民那里，有一声呼唤越过中亚的荒漠传向西方那些开明而讲人道的列强，求他们在这危急之时相助。那些列强会不会应这声呼唤，设法使蒙古人得到他们正在争取的那份独立？会不会把那两个狼一般的邻居各自约束在自己境内——那两家无论哪一家，若能把蒙古搂进它残忍的怀里，必定会把她百姓的性命挤干？会不会派人去教他们卫生与洁净生活之法；派人去同疾病的蹂躏相抗；派人去给他们一种纯正而能提升人的宗教？还是任他们沦为阴谋、背信与他们自己那堕落的崇拜的猎物？

这些念头在我心里掠过。那是一个清凉的傍晚，我坐在帐篷门口，望着那座大庙高耸的尖顶与奇古的屋脊在晚霞灼灼的西天上勾出剪影，听着大号沉闷的轰响与僧人晚课凄凉的呜咽。晚霞褪成夜色，僧人们悲哀的挽歌也止息了；万籁俱静，无数星星探出头来，我们便进帐去好好睡一夜。

自玛尔拉盖孙我们仍向东北走，到正午到了一处名叫高其格散的汉人庄子。这里有几英里的地面是垦种过的。我们又看见几只黄羊，仍旧一只也没弄到。下午走过那片垦地之后，我们进了较多丘陵的地方，又看见几只黄羊，其中一只被沃林顿打了下来。我打伤了另一只，可我们的马拼尽了力也没追上它。它把我们引进山里，我们在那里看见几小群黄羊，可都靠不近。我们决定就在附近扎营，于是在一处名叫博尔连的小营盘旁边支起帐篷，此后两天都在猎黄羊。

收成只算平平，沃林顿弄到两只黄羊。有一回我们闲走，坐在山坡上时，两只狼从我们下方的长草里一跃而起。我们开了几枪，一只也没打下来。同归化城以西的山里一样，我们发现这里的距离极易看错，东西看去总比实际近得多。这一带我们若对猎物的习性多懂一些，本可以再弄到几副好头。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待的两天见到不少小群，可要靠近它们却极难。

七月二十三日离开博尔连，我们继续朝东北，溯一道又长又窄的谷而上；谷里有大群骆驼，正靠丰美的草长膘，为冬天的活计作准备。其中有些骆驼的肚子胀得极大，个个的驼峰都直挺饱满，可见已经存下不少养分。到正午我们到了一条小河，渡过河不久便遇上一大群黄羊，足有好几百只。我们靠不到四百码之内，便试了几记远射。我这样打中了一只黄羊——这是我的第一只。沃林顿稍后也打到一只。看那么多黄羊一齐在起伏的草原上飞奔，真是奇景。我们的枪声把它们打散成一小群一小群，通常由大母羊领着；不多时它们便向四面八方散开好几英里。

那一夜我们又到了汉人垦居的地方，宿在一家名叫哈巴桥的客店。我们的路在这里同张家口至喇嘛庙的大路会合；那条大路我们在离开蒙古高原边缘的黄花坪之后不久就离开了。我们所走的是通常所说的蒙古路，在那条大路的西北，它最大的好处是汉人移民较少，因此可以多看看蒙古人在本乡本土的样子。

自哈巴桥到北水诺尔，也就是次日的行程，一路都走在汉人的庄子中间。

七月二十五日我们到了喇嘛庙，自北水诺尔算起路程不过二十五里。我们在城与那两座大庙之间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支起帐篷——这地方的名字就是从那两座庙来的。

喇嘛庙厅，又名多伦诺尔，是一大片汉人聚居之地，主要由破陋的土屋组成，中间隔着污秽泥泞的街道。这里那里有几幢较讲究的砖房，不过即便这些也盖得很糟。铺子极多，供应蒙古人日增的需用。居民主要以同蒙古人做买卖为业，用粮食与制成品去换羊毛、皮张、生皮这类原料，也换马与牛。总的说来，这座城极无趣味。

另一方面，离城约一英里的那两座庙却很值得一看。它们同北京的喇嘛庙相去不远：宽阔的庭院、又高又敞的殿堂，饰着华美的帷幔与彩绘俗丽的神像，悬着鼓、号、钹与锣。殿角立着大转经筒，一分钟能转出一百来篇经文——多少要看摇它的人使多大劲。院门口坐着瞎眼的喇嘛，只消一两文钱的酬劳，便替人连这点麻烦也省了：他们把大转经筒的小模型飞快地转起来。

我们到喇嘛庙时，正赶上一年一度的跳鬼——那是一桩极要紧的宗教盛事，把四围各地的蒙古人成群地招引了来。它起于七月二十六日，历三日。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到其中一座庙去看。自天亮起就有成群的汉人流过我们的帐篷朝庙里去；同时看得见蒙古人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涌来。此刻这些人在庙院内外汇成一大片人海。蒙古人穿着颜色鲜艳的丝绸长袍，少女与年轻妇人尤其如此。她们一身华服，饰以金银的绣与辫，光彩夺目，三五成群地走动，笑着、谈着、同亲友寒暄。她们头上戴着做工精美的帽子，垂下极其华丽的头饰——那是精细的银丝镂花，串着大串的珊瑚、绿松石与琥珀珠子。有时她们把这些华彩藏在鲜红、翠绿或明黄的头巾底下，只从巾中探出那俏丽、促狭而含笑的脸；若这还不能叫四围站着的年轻小伙子心头多跳几下，那只能说蒙古人未免太木了。

两拨人相遇，便要行一套繁琐的互换鼻烟壶的礼来打招呼；而且非等这一拨的每一个人都同那一拨的每一个人换过鼻烟壶，这礼数才算完。

蒙古人似乎领会这桩盛事的宗教含义，个个都进庙去行些小小的敬拜之举，如敲一下钟、点一支蜡——蜡是从僧人手里买的，价钱高得离谱——或者在那尊端坐殿首、超然不动的大佛前叩拜。汉人则不过是看热闹的，只有极少数人行些敬拜之举。

庙外有西洋镜、变戏法的，还有卖假药的；其中一个为显示自家货色灵验，用刀把自己割伤，再敷上一种白粉止血。随后他以三包四分钱的价钱卖那药粉。他说了一个钟头，在自己大腿上割了一道深半英寸、长三英寸的口子，净挣约两角。他这一天要把这套把戏重演多少回，倒是很值得知道。此外还有照例的一大堆食摊与茶棚。

一进庙，眼前便展开一片灿烂的景象。成百穿得鲜亮的蒙古人涌过庭院、涌上那道大石阶、涌进高敞的经堂。我们随人群进了经堂。这里一片纷乱：喇嘛们正忙着把一件件大家具搬到位，好备下面的仪式。不多时几个小男孩扮成活骷髅与凶恶的鬼怪出现了，手持长竿开始把汉人与在俗的蒙古人赶出去。

出了经堂，我们在侧廊上占了一块地方，预备给这场仪式拍几张照。不多时，那些二十英尺长的大号开始吹出它们悲凉的挽调，伴着巨鼓的咚咚轰响。经堂里一排排小垫子上坐着的喇嘛发出一阵长长的低吟；那垫子摆在朱红的大柱之间。那低吟时时升成一片宏大的声浪，而比楼上那些轰鸣的大家伙小些的号也加进清亮的音，汇入这渐涨的狂放合唱。随后一切声响又渐渐低落成一片沉闷的嗡鸣，像夏日一窝蜜蜂的声音，随即又涨起来，直到大殿再度轰然作响。这期间那些小骷髅与小鬼在鲜亮的人群中穿来穿去，徒然想维持秩序；而隔一阵便有一个胖僧人踱出来，望一望那飞快暗下去的天。

不久雨落下来了，起初是轻轻一洒，随后是密密一阵，最后成了热带般的倾盆大雨。几座大庭院像被魔法扫过一般，黄衣红衣的喇嘛、笑闹成群的蒙古少女与穿蓝袍的汉人一齐不见了；那几个小鬼被挤得东倒西歪，又恼又恨，因为人群不顾他们的打骂与咒骂，只顾涌到经堂宽大的廊下避雨。雨下了一个钟头，其间那悲凉的挽调丝毫不减。一个钟头之后云散了，喇嘛们穿着黄色长袍、戴着高高的头盔似的帽子，成双行从殿里出来。头两个抬着一件高高的金字塔形之物，顶上是一个狞笑的人头骨，他们并肩高举着这件受敬之物，让它从一长排跪着的蒙古人头顶上过去。

到了最外一层庭院，这一长列僧人却狼狈地发现院里积了一英尺深的水。这便把仪式收了场，我们只好回营，没能看到真正的跳鬼。据我所能打听到的，跳鬼本身是很值得一看的：由喇嘛与小僧扮成骷髅、鬼怪，以及龙、独角兽、带角的狮子一类神话中的怪兽，跳舞的人列阵而舞，所走的队形同我们某些舞蹈里的颇为相似，伴以钹、锣、鼓与号。

次日大雨不停，不过二十八日天放晴了一阵，足够举行一年一度的赛马。我们看了这场赛马，颇觉好笑：从上海来的中国马夫穿着他们欧洲主人淘汰下来的骑装，一身光鲜，同衣着花哨的蒙古人并驾齐驱。场上划出一条不错的草跑道，据说尺寸照上海跑马场，而赛事的办法也尽量照通商口岸赛马会的路数。

这种赛马比不得蒙古人自己那种二十里、四十里或六十里的长途赛——那种赛事的骑手是小男孩小女孩，都不备鞍。可惜我们恰好错过了这样一场真正的赛马，它是几天之后在邻近一位首领的营盘上举行的。关于这类赛马，有人给我们讲了一个好笑的故事。某位蒙古首领悬赏银一百两（约合十五英镑）给一场五十里（约十五英里）赛马的头名，又设了二十两的第二名之赏。赛程在两处营盘之间，走哪一条路事先并未指明。恰巧这一带有一匹马向来未曾败过。赛马那天，这匹马的主人被故意告知了错的路线，指点他走一条又难走又绕远的路到终点；而其余一切参赛者，包括那位首领自家赛马的骑手，自然都被指点走了正路。号令一下，马群便撒开跑这场长途越野。那匹夺魁的马遥遥领先；令众人吃惊的是，这匹马虽绕了远路，却在别的马连影子都没露之前先到了终点。主人自然要领头名之赏，可那位狡猾的首领却这样脱了困：以这匹马走错路线为由，判它不得头名；却极其大度地把第二名之赏赐给了它。头名便归了第二个到达终点的马的主人——而这一回那匹马恰好是首领自己的。

赛马之后那一夜，我们过得极其不安：雨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倾泻，我们随时有被淹的危险。一道干涸的小河床，我们扎营时看去无害得很，如今竟涨成一条河，水边慢慢爬到离我们帐篷一英尺之处。我时刻都在等着上游主河的岸决口、把平原淹了。约十点钟我们听见一声呼喊，冲出去正赶上把一个倒霉的赶车人与他的牛从从我们帐篷旁边奔流而过的洪水里救出来。车轮被冲走了，不过那几头牛在我们的帮助下把空车拽上了岸。后来那赶车人坐在炉子边烘干身子时告诉我们：他一辈子赶车来回过这道河床，从没见过它这个样子。

次日我们拆营，想找个安稳些的营地；可是渡主河时不幸把车翻了。所有东西都泡湿了，还有好几件正被洪水冲走，费了大劲才抢下来。这场祸事逼得我们回喇嘛庙，住进一家客店，勉强把东西烘干。可惜赛马与跳鬼场面的整整一套照片全毁了。

次日即七月三十日，我们离开那一带，一直向西朝几座格外高的山走。大雨照例把路损坏了，我们爬那些山坡极其吃力。末了我们在近分水岭顶处一片绿色的牧场上扎营。这里草木出奇地多，我们意外地发现这一带有狍。还看见一只獾，另有几只石鸡。这是我们整趟行程中所到的最高处，分水岭顶约海拔五千英尺，比喇嘛庙高一千英尺。

次日我们又下到起伏的草地上，午后过半到了一条相当大的河，名叫昌丁郭勒；后来我们才弄清，它就是到喇嘛庙前两天所渡的那条河的下游。它这时正涨水，我们渡得极其艰难，末了总算平安过去；又穿过几片难走的沼泽，在一座名叫绥朗城的古城废墟里扎了营。这地方的城墙如今只是长草的土垄，中央一个长草的土包标着中心楼台的旧址；此外看不出从前有过建筑的一丝痕迹。这些废墟据信是忽必烈大汗时代的。

自绥朗城我们继续朝西略偏南走，翻过几道低分水岭、穿过几道宽谷，在合适的水泉处扎营。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井边与蒙古营盘周围的长草里藏着不少野兔；我们还时不时得着朝黄羊开一枪的机会。有一天沃林顿弄到一副不错的头，犄角很好。翻过一道低分水岭时，我们看见一头漂亮的公羊在傍晚的天色里勾出剪影。这一枪该轮到沃林顿，因为前一天我打伤并丢掉了一头不错的。于是他把马交给我，爬到那只黄羊消失之处。他运气好，在另一侧发现十来头公羊的一群，打倒了两头。他想打第三头，把弹仓打空了也没打着。他没有重新装弹便走过去看那两头被他打倒的黄羊。其中一头跳起来，像没受伤一般追着羊群跑掉了。等我赶到，已经无计可施，何况也没有血迹可循。

自绥朗城到塔布敖拉——我们八月七日到那里——中间歇宿之处是哈尔博罗噶尔、塔本海拉、那尔泰音潮、乌拉呼塔嘎与霍博罗；除最后一处外都是小小的蒙古营盘。霍博罗是一位小首领的驻地。在乌拉呼塔嘎我们因雨停了一天。这里的山较高，也偏于崎岖。

塔布敖拉，或作塔布敖拉山，意为五山，是我们那位朋友拉尔森先生的夏居〔注六〕；他的事业是在蒙古人中间。我们一到，这户和善的传教士人家便给了我们极热诚的欢迎。我原打算在这一带采集哺乳动物，于是欣然接受了盛情的邀请，尽可能多住几日。他们拨了一顶又大又好的蒙古帐篷给我们用，我们逗留期间过得极为舒适。

我们立刻布下许多夹子，得了一批不错的小型哺乳动物，约十个不同的种，计有野兔、达乌尔鼠兔、五趾跳鼠、长爪沙鼠、黄鼠、黑线仓鼠、坎贝尔毛足鼠、两种田鼠——其中一种以沃林顿命名——以及小家鼠。

我们自己的马经长途跋涉已相当疲乏，拉尔森先生便很客气地把他的马给我们使用，还替我们安排了几场极成功的猎黄羊，使我们为采集品弄到了八张好皮。总共我们打到十一只黄羊。

我们那几位蒙古向导猎这种黄羊的法子给了我们极好的游猎之趣，也要求好骑术、快眼力，以及又快又准的枪法。下面是这一带猎上一天的一个典型例子。

清早出发，我们朝西骑了一英里左右，到了拉尔森先生的马群那里换马。有几分钟一片纷乱，牧人们追赶选定的马；末了马捉住了、鞍备好了，我们便朝几座多石的低山骑去。那些马跑得真快！不管有坑、有石、有塔头草丛、有沼泽，一概撩开步子跨过去。我们穿过一丛丛蒿子或苔草时，左右两边受惊的野兔跳开让路，黄鼠则钻进洞里，发出细小而愤慨的尖叫，身后蹬起一股股沙。到那几座山的五六英里路，我们快得出奇便走完了；爬上山去，谷地与平原尽收眼底。不多时我们瞧见一群黄羊。它们几乎在我们看见它们的同时也看见了我们，便散开，以最快的速度跑走。沃林顿、拉尔森与一名蒙古人去追大群，我同另一名蒙古人则追两头模样漂亮的公羊——它们朝另一个方向岔开了。须明白，这些平原是缓缓起伏的，洼处与低丘交替，像大洋上轻轻涌动的巨浪。不多时我们那两只黄羊没入了其中一个洼处。我们立刻催马快跑，这样便大大缩短了同猎物的距离而没有更惊动它们。等再看见它们时，它们离我们不过八百码。

它们这时绕着我们兜了半个圈子，又跑开了，不久便在另一个洼处不见了踪影，沿着那洼处从容地小跑。我们取一条平行的洼处，再次催马，又缩短了二百码；随后又看见它们正翻越两个洼处之间那道低脊。我们纹丝不动，便没被它们看见。那两只黄羊一没影，我们又给马加鞭。一阵短而急的疾驶之后，我下马爬上那道脊顶，却没有开枪——猎物还相当远，正从容地沿下一道脊小跑。这样轮番疾驶、隐伏、探看，我们终于到了易射的距离之内，我便开了一枪。我打中了那只黄羊，却没把它撂倒。恰在这时一大群黄羊掠过，我从中打到第二只。我那位蒙古人去追头一只，那牲口立刻朝山里跑，轻轻松松把追它的人甩下，藏进一片岩石与蒿丛里。我们花了一个多钟头去找这头受伤的牲口。那蒙古人爬上这一小列山中最高的峰顶，从那极好的位置上，在整整一英里之外的一片蒿丛里看出了极细微的一动。他回到我等着的地方，把我指到正处；不多时我便满意地把我的公羊撂倒了——它正从蒿丛里跃起、朝邻近的山梁奔去。我的同伴们也打伤了一只黄羊，不过它逃掉了，直到次日才弄到手。

有一天拉尔森先生同我们出去，意外撞见并打到一只獾，送给了我们的采集品。这只獾加上那些黄羊，使我们的哺乳动物采集品达到十二个种。

我发现夹子里捕到的东西被人偷走，便用一只鼠兔的残体作饵下了一个夹子；次日我便满意地把那贼抓在手里——原来是一只漂亮的白头隼。我想把这鸟驯服，就像我们先前驯过一天捡来的一只小金雕那样；可努力落了空，末了我又把这鸟放了。又有一回，我们在岩石的一个洞里发现一只麻鸭。那时繁育季节早已过去，可从洞里的绒毛与草看来，我们断定这是它的巢。后来我们证实了这两件事：赤麻鸭在离水不近的岩洞里营巢，而翘鼻麻鸭则在这一带到处都有的咸水湖岸上挖长长的洞营巢。

我们的采集品又添了几只鸟，不过羽毛的成色很差。还看得见几种好看的蝴蝶，其中有一只相当漂亮的凤蝶。

在拉尔森先生那里逗留期间，我们有好几次机会看蒙古牧人干活：从马群里挑马、捉马、打印记、驯生马。蒙古人不用套索，而用一根二十英尺长的杆子，比钓竿粗不了多少，杆头有一个生皮的活套。他使这杆子极其灵便，最野的马也很快捉得住。在全速奔驰之中把套子套过马头，骑手便一拧使它不致滑脱；随后他跳到自己马的后鞍上，两腿抵住鞍背。他的坐骑立刻放慢；这样被套住的马若还能把捉它的人拖着走、或是把生皮索挣断，那可得是一匹极壮的牲口。这些牧人中有些灵便到这个地步：套子套过马头时，手腕两转便能给要捉的马套上一副完整的笼头。

打印记与备鞍都是简单的事，不必把马摔倒就办得了。驯马时马常常拼命抗争，而它个头小、脖子又极短，很难对付。不过蒙古人是绝好的骑手，难得让一匹牲口占了上风。

拉尔森先生在蒙古人中间往来了十五年，极受他们敬重仰慕；他把几位邻人与朋友介绍给我们。这些质朴和善的人，每逢我们有事踅进他们帐篷里喝一碗奶，总以极大的殷勤待我们，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干酪与饼摆在我们面前；这些看去并不卫生的美味，我们要下口实在得费极大的劲，可为怕怠慢主人，总是尽力而为。唯一一样我怎么也习惯不了的是马奶，尽管沃林顿总能喝下满满一大碗，而拉尔森对它的看重同蒙古人自己一样。马奶比牛奶稠，即便极新鲜也带酸味，好像在寻常的奶里加了点柠檬酸。这种奶比牛奶顶饿得多，一个人可以全靠它活着，同时还干一整天的重活。人家告诉我们，蒙古骑兵出征时带母马，可以全靠马奶活。此话若真，那么在蒙古这样的地方作军事行动时，它们能有多大用处，便不难看出了。

这一带的蒙古人全住帐篷，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时时迁移。他们常常在同一处住上两年、三年、甚至八年。他们的帐篷是木架子：侧壁作圆形的格子栅，可以撑开也可以收拢；顶子活像一把大伞的骨架与伞骨。整个架子上覆以羊毛毡，用马尾绳绑牢。这样的帐篷抵得住极恶的天气与极低的气温——它也非如此不可，因为这些原野夏天有可怕的风暴扫过，如前一章所述；冬天气温则降到华氏零度以下。每顶帐篷有一道低矮的小门供进出。地面是夯实的牛粪，通常中央略高，那里有一只敞口的铁炉，里面焖着阿尔戈。较富的蒙古人帐篷里，背门那一侧有一座高起的台，主人自己睡在那上头，或者请贵客坐在精美的毛毯上，一面喝加盐加酥油的茶。帐篷四壁整整齐齐地摆着小橱与红漆箱子，家什就存在里面；壁上挂着小镜子、枪与火药角、鞭子、绊索以及别的日用之物。壁与顶总是被烟熏得漆黑——天好的日子，烟是从顶上的孔里放出去的。住的人围着火塘睡在皮张与毡子上。

这些蒙古人几乎全以养马养牛为生，从不像我们在鄂尔多斯南部所见的那些人那样耕地。

塔布敖拉一带被称作皇家牧场，极宜于畜牧。这一带在地图上虽划在直隶省内，实则归察哈尔旗管辖。

自喇嘛庙到塔布敖拉这一整片地方使我想起加拿大的西北地区：大片丰美起伏的草地、无数小咸水湖与沼泽、成群放牧的牲畜；而在汉人垦居之处，则是在易翻的黑壤上长得极旺的大片小麦与芥菜。

眼下这场争夺这片土地归属的角力，其结局无从预言；不过无论谁得了它，都将据有一片好疆土——它只等着人来开发：打下又深又久的井、修起一套灌溉之法，便可成为最丰美的牧场或最肥沃的耕地。若从这片土地的农业开发着眼，无疑由中国人得去最好；然而人总不愿同那些颇有画意的蒙古人诀别，不愿看见这些虽质朴而不失野性的骑手被那个本该住在长城以南的、重实利而卑琐的民族从他们祖传的产业上赶走。

我们在塔布敖拉过了极忙碌而愉快的两个星期，此后便打点行装启程回张家口。朝南走去，不久又遇上汉人的村落，不得不同蒙古那自由的草原诀别了。自塔布敖拉以南六十里起，直到高原的边缘，土地全已垦种。第一夜我们宿在一家名叫玛尼图的路边客店。

第二夜我们宿在一个名叫庙滩的大村，一路平淡无事。

次日我们经过一座名叫新化城的古城废墟。在一处庙院里，我们看见两辆大汽车与一辆货车。其中一辆汽车漆成明黄色，两侧有御用的龙纹；另外两辆漆成灰色。一打听，人家告诉我们：这些车是一九一一年十月放在那里的，预备万一革命党真把满洲皇室从北京赶走，便送他们去库伦。这几辆上好的车如今露天放着，无人照管，正迅速朽坏，成了满清覆亡的凄凉表征。

八月二十一日我们又到了张家口，两天后到天津——这便是中蒙边境上又一年的旅行、游猎与历险的终结。

八博物工作

安德森先生与我取道陕西、沿鄂尔多斯边缘再折回山西那一趟行程中所做的博物工作，有几项极有意思的发现。不列颠博物馆的托马斯先生根据我们的哺乳动物采集品，定出了不下八个新种与五个新亚种。这些的描述，连同其余二十个种的名目与记述，刊于一九〇八年《伦敦动物学会会刊》第九六三至九八三页。因此这里不必再列详目，不过下面一些通泛的议论或许对读者有些意思。

如托马斯先生所指出的，鄂尔多斯毗邻各地哺乳动物最触目的特点，是同更南更东的非沙漠地带的近缘种相比，毛色普遍偏淡。这一点在鄂尔多斯花鼠、野兔与陕北的社鼠身上尤其显著，无疑是因为它们所居的沙地或黄土环境普遍呈淡黄褐色。

采集品中最有意思的种类里，有三趾跳鼠与小沙仓鼠；两者都只栖息于鄂尔多斯的沙中，也都极其鲜明地显出那种浅淡的沙色。另一方面，像岩松鼠、三种田鼠、小林鼠兔、大林姬鼠与安氏仓鼠这些种类——它们都栖息于山西西部多林的山区——却全然没有这种毛色变淡的现象。

这些地方的哺乳动物另一个有意思的特点，是食虫类极其稀少。这一趟所采到的食虫类只有刺猬一种；而迄今在沙漠地带或其附近所采到的别的食虫类，只有山西太原府平原上的麝鼹与一种麝鼩。把中国西北边境上这一类哺乳动物之匮乏，同相距并不很远的甘肃西南部、四川、朝鲜与日本诸岛上它们相对的繁多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安德森先生新近在四川省以及甘肃西南部邻近各地采到的麝鼩不下九种、鼹两种，此外还有那种值得注意的鼩猬。在此之前，他在朝鲜采到麝鼩三种、鼹两种，又在日本及其邻近诸岛采到鼹不下八个种与亚种、麝鼩不下十一个种与亚种。

就我们所知的这几处地方的气候情形来判断，人自然会推想：食虫类要兴旺，需要一片空气湿润、土壤潮湿而植被良好的地方。

啮齿类便不大受这一层限制，所以我们发现这一类哺乳动物在中蒙边境一带整片地方都占着绝大的优势。我们这一趟所采的三十一个种里，有二十五个是啮齿类，共三百二十四号；其余七个种——计有一种鼠耳蝠、刺猬、野猫、狼、赤狐、黄喉貂与狗獾——只有十七号。还看见一种哺乳动物而未采到，那就是黄羊。

鄂尔多斯刺猬是这次考察的新发现之一，是一个毛色浅淡的种，同直隶、山东的那一型极为近缘。它的主要特征是「没有全白的刺掺在带褐色环的刺中间」。这种刺猬似乎只属于蒙古，因为长城以南我们从未听说过它。陕西境内采到刺猬的最近之处是渭河流域的宝鸡，休神甫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种，托马斯先生便以他的名字命名。鄂尔多斯刺猬的食物似乎是甲虫——沙丘上有许多种甲虫成群出没。

这一带的狗獾同自北京描述的那一种是同一个种。这种兽遍布华北，某些地方极其常见。中国人看重制过的獾皮，说是极好的防潮褥子。满洲的猎人把一张獾皮挂在腰后，这样在风雪雨中外出时便保得住屁股干爽。獾极爱盗瓜田与玉米地，为此夜里能跑很远的路。

我们所得的花鼠中发现了两个新亚种，其中一个是鄂尔多斯边上那种浅色的沙漠型，另一个在毛色上介于前者与直隶的那一亚种之间。花鼠是漂亮的小东西，养作宠物又活泼又有趣。华北一切丘陵山地都有它们，有些地方极多。

在陕西延安府附近采到的社鼠，后来证明是一个新亚种。这种鼠栖息于黄土地带多石的谷坡与沟壑。它们的特征是腹毛呈淡硫黄色，尾巴长而有毛、尾尖白色，耳朵大。陕西这一型作为亚种的主要特征是毛色淡而身架纤细：前一点异于真正的社鼠，后一点异于山东的那一亚种。

再一个新亚种是大仓鼠，它同直隶、山东的种不同之处在于毛色较淡、身架较不粗壮。这种啮齿动物在某些地方极常见。它住在洞里，洞是一条笔直垂下、光滑而圆的竖井。同一切仓鼠一样，这种兽极爱贮粮，粮是从农人田里偷来的。

另一种属于新发现的仓鼠前面已经提过。小沙仓鼠家在鄂尔多斯的沙中，是想象得出的最漂亮的小东西之一。它作宠物极好，即便刚捉到也全然不怕人。可是它们同类之间却是极凶的斗士。它起初被归入仓鼠属，后来米勒先生因它足底的肉垫合成一个球，便另立一属，把它归了进去。

山西西部一种栖于丘陵的田鼠是又一个新种，同一地方另一种小田鼠也是新种。

两种鼢鼠之中，宁武府那一种起初被定为另一个已知的种，此后被描述为新种；另一种见于陕西与鄂尔多斯，似乎同莱昂所定的甘肃那一变种是同一个。

鄂尔多斯跳鼠也是这次考察的新发现，它同迄今在东亚所发现的任何同类都全然不同。它在这一带最近的亲族是五趾跳鼠，我们在宁武府采到一号。

陕西与鄂尔多斯的野兔被定为一个新亚种，其可辨之处是毛色普遍偏淡。

采集品中于科学为新的另两个种是两种鼠兔，都是根据山西宁武一带的标本描述的。头一种是大型鼠兔，同蒙古高原的达乌尔鼠兔近缘，但听泡较大，体型也略大；毛色比蒙古那一型略淡。两者的习性极为相似。在山西延安府捉到的几只鼠兔也被归入此种；不过我在克拉克考察队途中于延安府附近采到的一号冬毛标本，比我在溯汾河那次考察中——即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冬——于宁武一带所采的一号明显更淡、黄色更少。

另一种鼠兔是我在一片林子里用夹子捕到的。那是一个极小、毛色很深的种，同甘肃的那一种颇为近缘。

华北的下一批采集品是克拉克考察队自一九〇八年九月至一九〇九年同月所采的。这批采集品的详情已刊于《穿越陕甘》，见该书所附的附录。

因为有不得已的耽延，这次考察在甘肃所得的那种新狍的描述未能及时刊出以收入上面所说的那部书。这种狍是米勒先生在《华盛顿生物学会会刊》第二十四卷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页上描述的，他说：「在主要特征上与贝氏狍相似，包括牙齿的高冠形态；但夏毛的颜色偏红，耳的外面大体为纯黑，同四周部位形成鲜明的对照。」模式标本是在中国甘肃庆阳府以东三十英里处采得的一只未成年雌兽。

克拉克考察队之后，我妻子与我于一九〇九年十、十一两月在太原府一带作了采集。

这几批采集品的详情见本章后文。

此后在我们溯汾河而上的那次行程中，又采得一批极有意思的标本。这一趟同安德森与我那一趟在五寨县与宁武府两处相交；可是恰巧我妻子与我在五寨县采得甚多而在宁武府一无所获，安德森与我那一趟则正相反。五寨平原上所采的种类，除极少数例外，同已在鄂尔多斯及其四围采到的许多种是同一个。

截至一九一二年八月这一年的博物工作，不出所料，大受国中不靖之累。自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一二年五月十日，即一年之中的一半以上，我的采集品未添一号，只有三个黄羊头骨是在天津的野味市上买的。此后我们力图把耽误的工夫补回来，夏天在山西北部与蒙古高原作了采集。自一九〇九年十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总共采得哺乳动物约二百七十号，计四十五个种与亚种。

采集鸟类与冷血脊椎动物所做的极少，无脊椎动物则全然未动。可惜我在动物学这几门上不能多做些；不过所到的多数地方，爬行类与两栖类几乎绝迹。唯有在蒙古昆虫才算多，而在那里旅行时，我的工夫又被别的要紧工作占去了。

下面是克拉克考察队之后各次考察所得的哺乳动物各种与亚种的名录。为一般读者起见，我给各型都起了自己的俗名，以资分别。

一、刺猬。郇和定名。

二、麝鼹。托马斯定名。

三、麝鼩。种未定。

四、豹。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五、黄喉貂。拉德定名。

六、黄鼬。帕拉斯定名。

七、一种小鼬。种未定。

八、艾鼬。霍奇森定名。

九、狗獾。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十、狼。马奇定名。

十一、赤狐。亚种未定。

十二、鼯鼠。种未定。

十三、岩松鼠。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十四、花鼠。托马斯定名。

十五、蒙古黄鼠。托马斯定名。

十六、大沙鼠。托马斯定名。

十七、沙鼠。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十八、长爪沙鼠。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十九、小家鼠。托马斯定名。

二十、社鼠。托马斯定名。

二十一、大林姬鼠。托马斯定名。

二十二、大仓鼠。托马斯定名。

二十三、安氏仓鼠。托马斯定名。

二十四、黑线仓鼠。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二十五、蒙古黑线仓鼠。托马斯定名。

二十六、坎贝尔仓鼠。托马斯定名。

二十七、沙漠仓鼠。托马斯定名。

二十八、棕色田鼠。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二十九、淡色山田鼠。托马斯定名。

三十、深色山田鼠。米勒定名。

三十一、蒙古狭颅田鼠。托马斯定名。

三十二、蒙古营地田鼠。米勒定名。

三十三、山西红背田鼠。托马斯定名。

三十四、宁武鼢鼠。托马斯定名。

三十五、蒙古五趾跳鼠。拉德定名。

三十六、索氏野兔。霍利斯特定名。

三十七、蒙古野兔。帕拉斯定名。

三十八、贝德福公爵鼠兔。托马斯定名。

三十九、蒙古鼠兔。帕拉斯定名。

四十、林鼠兔。托马斯定名。

四十一、野猪。种未定。

四十二、马鹿。亚种未定。

四十三、狍。托马斯定名。

四十四、盘羊。彼得定名。

四十五、黄羊。

下面是自一九〇九年十月以来所采、并寄给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上列各种与亚种标本的详情。

一、刺猬。郇和定名。

一号，雄。直隶天津。近海平面。

这种刺猬最初由郇和根据北京的标本描述。它在天津一带颇为常见，当地人敬它为「大仙」，因此它得免于骚扰。中国名叫「刺猬」，意思是有刺的兽。

二、麝鼹。托马斯定名。

四号：雄二、雌一，另有一具骨架。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海拔六千英尺〔注七〕。

鼹在这片平原上似乎颇多。所得的标本是当地人送来的。这种鼹在鄂尔多斯边上的榆林府、山西太原府以及山西南部也有记录，最初就是根据后一处的标本描述的。

它的中国名叫「地猪」，意思是地里的猪。

三、麝鼩。种未定。

三号：雄二、雌一（未成年）。山西太原府以南五英里。海拔二千六百英尺。

因这几号标本都未成年，无法同迄今已知的任何种相符。它们看去最像邻省直隶所产的朝鲜麝鼩。麝鼩在山西显然极少，至今没有别的标本记录。

四、豹。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一号，得自山西太原府附近。

皮与头骨是从一个本地人手里买的，所以量不到活体的尺寸。豹在山西的山里颇为常见，因冬天皮毛上好而大受追猎。陕西、甘肃、四川、直隶与河南也有。

中国名叫「豹子」。

五、黄喉貂。拉德定名。

一号。无尺寸。山西太原府。

这一号也是一个本地猎人弄到的。貂是漂亮的兽，上身深灰褐色，喉部明黄，四肢与尾黑色，尾又长又蓬松。

它约有一只大猫那么大，极其凶悍，对村里的鸡窝为害甚烈。貂几乎只栖息于黄土丘陵。中国人提起它，总说这是「吃猫的」那种兽。

它的中国名叫「黄猺」。

六、黄鼬。帕拉斯定名。

两号，雌。山西太原府以南五英里。海拔二千六百英尺。

一号，雄。直隶天津。海平面。

这种鼬遍布华北，尤以低洼多沼之处的城镇附近为常见。它出没于人家，捕食大鼠、小鼠与鸡棚里的住户。这种鼬的皮毛并无可夸之处，然而华北大批大批地运往欧洲，冒黄鼠狼皮之名。

中国名叫「黄鼠狼」，意思是黄色的鼠狼。

七、一种小鼬。种未定。

一张皮，得自山西西部宁武一带。

一种小鼬，毛色酷似上一种，但尾短得多。此号迄今未能定种。

八、艾鼬。霍奇森定名。

三号不完整的标本（两张皮、一个头骨）。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海拔六千英尺（存疑）。

这几号同克拉克考察队在甘肃所得的无从分别，不过冬毛显出明显的变淡，其中一张皮几乎全白。迄今此种在五寨平原以东尚未发现，不过山西北部归化城的人曾描述过一种同这艾鼬极相似的兽。

在甘肃的中国名叫「骚狐子」，意为白鼬似的狐；在山西叫「艾猴」。

九、狗獾。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一号，雄。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这唯一一号獾是拉尔森先生所猎、赠给我的采集品的。在塔布敖拉一带我们见过好几只獾，可它们总能在我们捉住之前逃进洞里；用夹子也一只未得。

中国名叫「獾子」。

十、狼。马奇定名。

两号，雌。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海拔六千英尺（存疑）。

这一带狼极多，关于它们作害的故事不断传到我们耳中。这一趟共见到十四只，可几乎总在我步枪的射程之外。中国人分两种，分别叫「豺」与「狼」：前者指个头较小、毛色偏黄的；后者指那种灰色的大家伙，对村里的牲畜为害极大，还常常袭人。山西极北所见的狼个头大，毛色极淡，毛长。而在喇嘛庙附近蒙古高原上所见的两只，毛色却相当深，个头则超过山西那一种。口外——即中国北面各关口之外，泛指蒙古——的冬皮在皮货市上比中国本部的皮价钱好得多：品质好得多，毛更长、更厚、更软，颜色通常也淡得多；这些皮张一般也比更南边的大。

十一、赤狐。亚种未定。

三号。一个头骨，山西宁武府西南二十英里。海拔五千七百英尺。

一个头骨与一号完整标本，雄。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

狐同狼一样，在华北分布极广。每年有大批皮张从天津输出。

中国名叫「狐狸」或「狐子」。

十二、鼯鼠。种未定。

九号：雄四、雌五。山西五寨以南十英里的山中。海拔八千英尺。

另有一张皮与头骨，无尺寸，得自一个本地猎人，他说是从太原府北偏西北约七十英里处来的——那该同上面是同一带地方。起初以为这是一个新型，可是毕希纳所描述的甘肃一个种同它吻合得如此之准——尽管产地相距如此之远——以致我们这个种不能另立，至少在两处的标本经过比较之前不能。这种兽颇为罕见，只见于高山大林之中，藏在树洞里，只在傍晚出来。这种鼯鼠难以用夹子捕获，捉住了也不易养活；后一点无疑是因为难以供给它们天然的食物。

中国名叫「飞鼠」。

十三、岩松鼠。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五号，雌。山西太原府西北五十英里。海拔五千五百英尺与六千英尺。

四号：雄二、雌二。山西太原府北偏西北七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七千英尺。

这种分布极广的松鼠，头几号是我自己所得，另四号是一个本地猎人所得。都来自同一片地方，那里它们极为常见。

十四、花鼠。托马斯定名。

四号：雄二、雌二。山西太原府北偏西北五十英里的山中。海拔六千英尺。

一号，雌。山西太原府北偏西北七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七千英尺。

一号，雌。山西北部归化城以西三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七千英尺。

如前所述，这种花鼠是介于鄂尔多斯那一亚种与北京以西山中那一亚种之间的中间型。

中国名叫「格利」。

十五、蒙古黄鼠。托马斯定名。

四号，雌。蒙古喇嘛庙以西二十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两号，雌。蒙古喇嘛庙以西五十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六号，雄。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这种黄鼠同中国本部与鄂尔多斯所产的那一种极为相似，在我们所经过的整片地方都极常见。塔布敖拉那六号是模式产地标本，因为这个亚种正是托马斯先生根据安德森在这一带所采的标本描述的。

喇嘛庙以西二十英里、绥朗城废墟之内所采的四号中有一号很值得注意：它的皮毛比其余任何一号都灰得多、软得多。乍一看我以为是全然不同的兽，可查过它的头骨与别的特征，它似乎仍属同一个种。

中国名叫「沙鼠」。

十六、大沙鼠。托马斯定名。

五号：雄一、雌四。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海拔六千英尺（存疑）。

此种最初是根据太原府一带的标本描述的。托马斯先生说它：「在已描述的中国各种沙鼠之中，这个极漂亮的种可由以下几点同长爪沙鼠相区别：爪近白色、耳呈浅黄褐色、听泡更白、尾上黑色更少；可由以下几点同沙鼠相区别：体型较大、耳呈浅黄褐色；而它那极大的听泡则使它同两者都有别，并且表明它同两者其实都不很近缘。」

此种的习性纯属夜行，这或可说明它的听泡何以比另两种「大得多」——那两种之中，长爪沙鼠完全昼行，沙鼠则部分昼行。

大沙鼠在陕北以及鄂尔多斯沙漠本身也有记录。

中国名叫「黄鼠」。

十七、沙鼠。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八号：雄六、雌二。山西太原府以南五英里。海拔二千六百英尺。

两号，雄。山西太原府西北二十英里。海拔三千九百五十英尺。

这一带极常见的一个种。它栖息于沙地，名字便由此而来。它比前面说过的另两种沙鼠都小，不过毛色更近于大沙鼠。

中国名同大沙鼠。

十八、长爪沙鼠。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两号，雄一、雌一。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这种沙鼠同头一个所说的种不同之处在于毛色更偏沙色、腹部不白、听泡较小。它见于鄂尔多斯沙漠与山西北部，也见于此处这一带。在前一处极为常见，往往成大群而居。习性昼行。

十九、小家鼠。托马斯定名。

三号：雄二、雌一。山西太原府以南五英里。海拔二千六百英尺。

六号：雄二、雌四。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后一批鼠是模式产地标本，因为这个亚种正是托马斯先生根据安德森先生一九〇七年在此地所采的六号标本描述的。如托马斯先生所指出，它比中亚的那一种色深。这个亚种遍布华北，极为常见。

二十、社鼠。托马斯定名。

五号：雄一、雌四。山西太原府以东二十英里的龙王山。海拔四千英尺。

三号：雄一、雌二。山西太原府西北五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五千五百英尺。

一个头骨，雌；一号完整标本，雄。山西北部归化城以西三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七千英尺。

这种鼠通常常见于山区多石的沟壑，分布极广。它极其贪食，被夹住时会毫不迟疑地吃掉同伴。某些地方当地人把死者停放在多石谷坡的洞穴里，这种鼠便以尸体为食。在山西北部时，我们听过一个可怖的故事：一个独居的山民病倒，救助未到之前便被这种鼠啃得惨不可言。这个亚种最初是根据延安府的标本描述的。

二十一、大林姬鼠。托马斯定名。

十三号：雄五、雌八。山西太原府以东二十英里的龙王山。海拔四千英尺。

四号：雄二、雌二。山西太原府西北五十英里。海拔五千五百英尺。

五号：雄二、雌三。山西北部归化城以西三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七千英尺。

后面这五号同山西更南处所采、以及陕西有记录并被归入此亚种的那些标本都相符。迄今这是此种有记录的最北之处。它是山区与林地最常见的住户之一，见于海拔三千至八千英尺不等之处。此种最初是根据朝鲜的标本描述的。

二十二、大仓鼠。托马斯定名。

十一号：雄五、雌六。山西太原府以南五英里。海拔二千六百英尺。

三号：雄二、雌一。山西太原府以东二十英里的龙王山。海拔四千英尺。

一号，雌。山西太原府西北五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五千五百英尺。

太原府平原上极常见的一个种，对庄稼为害甚大。此种最初是根据山西的标本描述的。

中国名叫「搬仓儿」，「仓」即贮藏之意。

二十三、安氏仓鼠。托马斯定名。

七号：雄三、雌四。山西太原府以南五英里。海拔二千六百英尺。

三号：雄二、雌一。山西太原府以东二十英里的龙王山。海拔四千英尺。

七号：雄三、雌四。山西太原府西北五十英里。海拔五千五百英尺。

这种仓鼠在山西、陕西各处极为常见，甘肃也有记录。

二十四、黑线仓鼠。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七号：雄六、雌一。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海拔六千英尺。

在五寨平原以及华北别的非山区，这个种似乎取代了安氏仓鼠。两者的习性极为相似。黑线仓鼠尾较短，特征是背中线有一道深色的线，其余则酷似安氏仓鼠。

二十五、蒙古黑线仓鼠。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两号，雄一、雌一。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米尔恩·爱德华兹曾根据归化城以西四十英里的萨拉齐的标本描述过一种仓鼠，给它另立了一名。安德森先生在塔布敖拉所采的几号仓鼠被托马斯先生归入米尔恩·爱德华兹那一种，而托马斯先生认为此种应作黑线仓鼠的一个亚种。既然如此，五寨所采、被定为黑线仓鼠的那几号，也可能实为这个亚种。那几号是冬毛，灰色极重，看去更合于山东与直隶的黑线仓鼠。

安德森先生在此地采集时，发现这种仓鼠极常见。我们却觉得它相当罕见；不过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到访那一年是个丰年，食物既多，它们进我们夹子的兴致便小些。我们没能找到它们的洞。

二十六、坎贝尔仓鼠。托马斯定名。

两号，雄一、雌一。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从总的形貌，以及足底肉垫合成一个球这一点看，这个种确实应当归入米勒先生所立的毛足鼠属。

这种有意思的小仓鼠，最初是托马斯先生根据几乎同一带地方的标本描述的，所以这几号实际上就是模式产地标本。安德森先生也发现此种极常见，这又同我们的经历相反。

二十七、沙漠仓鼠。托马斯定名。

一号，雌。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海拔六千英尺（存疑）。

从沙上的足迹看，这种小仓鼠在此地显然相当常见。

它的中国名叫「米仓」，意思是贮米的。

二十八、蒙古狭颅田鼠。托马斯定名。

四号：雄二、雌二。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

这种有意思的田鼠属狭颅一类，是托马斯先生根据安德森先生一九〇七年在此地所采的一号标本描述的。它同下一个种的分别在于头骨极其狭窄。

我发现它们颇为常见，可是贪食到这个地步：许多被夹住的标本还没等我取到，就被同伴吃得精光。它们的习性似乎是夜行。它们的洞道通常紧贴地面之下延伸很长一段，翻起的土标出洞道的走向，如鼹与鼢鼠的掘迹一样。它们似乎像沙鼠那样成群而居。

二十九、棕色田鼠。米尔恩·爱德华兹定名。

一号，雄。山西太原府以南五英里。海拔二千六百英尺。

这一号虽产地相距甚远，却无法同棕色田鼠分开。此种在山西显然颇为罕见。凭它那副粗壮的头骨，很容易同下面任何一个种区别开来。毛色则与淡色山田鼠相似。

三十、淡色山田鼠。托马斯定名。

五号：雄四、雌一。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海拔六千英尺（存疑）。

此种的模式标本是根据岢岚州以西山区的标本描述的，那里在此地东南约二十英里。因为两处的标本极其相似，竟无法分开——尽管一批采自平原，一批采自高山之顶。

三十一、深色山田鼠。米勒定名。

两号：雄一、雌一。山西太原府西北五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五千五百英尺。

这种田鼠在身体与头骨的尺寸以及总的形状上虽极似上一个种，即淡色山田鼠，可它毛色深得多，一看便判然有别。米勒先生是根据在交城山——在此地以南约五十英里——所采的标本把它定为新种的。它出没于最高山区开阔的林间空地。

三十二、蒙古营地田鼠。米勒定名。

六号：雄一、雌五。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这是一种毛色浅淡的田鼠，个头约同棕色田鼠相仿，但头骨小得多。它的头骨比淡色山田鼠与深色山田鼠都窄，却远不及蒙古狭颅田鼠之窄。它毛色比蒙古狭颅田鼠浅，后足较大，不过别的体尺两者极为相近。

蒙古狭颅田鼠似乎避开营盘与房屋，而这一个种则实在是逐营而居的：除了紧挨房屋与帐篷之处，我们别处一只也夹不到。它同蒙古狭颅田鼠不同，习性夜行，通常是夜里被夹住的。

这个有意思的种被认定为新种，由米勒以最先发现它的沃林顿先生之名命名〔注八〕。

三十三、山西红背田鼠。托马斯定名。

七号：雄三、雌四。山西太原府西北五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五千五百英尺。

三号：雄一、雌二。山西北部归化城以西三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七千英尺。

这种田鼠通常见于山西山区的林地，最初是托马斯先生根据太原府以西交城山所采的标本描述的。在那里以及更北的岢岚、宁武诸山中，它们极多，尤以苔藓丰盛之处为甚。

归化城一带那三号也是在多林多苔之处所得，不过那里的林木不那么高大。

凭它偏红的毛色，这种田鼠一眼便可同上述任何一个种区别开来。

三十四、宁武鼢鼠。托马斯定名。

两号：雄一、雌一。山西太原府西北五十英里的山中。海拔六千英尺。

十一号：雄二、雌九。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海拔六千英尺（存疑）。

一号，雄。山西五寨以南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七千英尺。

起初被定为另一个已知的种，托马斯先生后来把它描述为新种，见《博物学年刊》一九一二年一月第九三页。此种同甘肃鼢鼠的分别在于头骨粗糙嶙峋得多、体型更大，额上有一块始终存在的白斑。

它在山西某些地方极为常见。

它的中国名叫「瞎老」「瞎佬」与「瞎灰」，都指它据说的瞎眼——「瞎」即无目之意。

三十五、蒙古五趾跳鼠。拉德定名。

一号，雌。蒙古喇嘛庙以西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一号，雌。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这两号的耳与后足都相对较短，证实了米勒先生把此种同甘肃那种五趾跳鼠区分开来是对的。蒙古五趾跳鼠在有些地方虽相当常见，却极难弄到。这两号是我们在大白天骑马把它们追上而捉到的：头一只躲进一条短洞，很容易便挖了出来；第二只被追进一个浅咸水湖，它接连几跳，差一点就横渡过去了。蒙古名叫「阿拉克塔海」，中国名叫「跳兔子」。蒙古人迷信五趾跳鼠会吸牛奶，因此它是他们见了便杀的少数几种兽之一。

它的习性半昼行，黄昏或清早可以看见它跳跃。它不肯进夹子，也不肯吃任何饵。

三十六、索氏野兔。霍利斯特定名。

两号，雄。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海拔六千英尺（存疑）。

这个新亚种是霍利斯特先生以索尔比夫人之名命名的，见《华盛顿生物学会会刊》第二十五卷第一八二至一八三页。

这种野兔同鄂尔多斯那一亚种的分别在于「臀部更灰，胸带的粉浅黄褐色更淡，前腿下侧的白色更多」，头骨也更大更重，听泡更大。而鄂尔多斯那一亚种之所以同野兔的原种分开，是因为毛色较淡。

这种野兔在五寨平原以及我们行程沿途别处都极多。它的中国名叫「兔儿」或「兔子」。

三十七、蒙古野兔。帕拉斯定名。

一号，雄。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论毛色，这种野兔似乎比上一个种深。在山西北部我们有时看见毛色极淡的野兔，却始终没有运气弄到一只——我们打到的都是寻常颜色。这种野兔极为常见，尤以咸水湖周围的长草中为多。蒙古人的营盘通常也设在同样的地方，这便给人一个印象：这些饱受追猎的牲口是在寻人家的庇护。这或许确是如此，因为蒙古人的看家狗虽能挡开狼与狐，却慢得远追不上一只野兔；而长草又替野兔遮住了它们最凶的敌人——蒙古多得很的鹰与雕。

三十八、贝德福公爵鼠兔。托马斯定名。

两号，雄一、雌一。山西太原府西北三十英里的静乐县。海拔四千六百英尺。

一号，雌。山西太原府西北五十英里。海拔六千五百英尺。

三号：雄二、雌一。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海拔六千英尺（存疑）。

这些标本都采自离模式产地宁武府不远之处。此种在陕北也有记录，不过如前所述，陕西那几号冬毛标本毛色较淡、黄色较少。

它的中国名叫「耗兔子」，意为鼠兔；或叫「地兔子」，意为地里的兔。

三十九、蒙古鼠兔。帕拉斯定名。

八号：雄五、雌三。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这八号都是在塔布敖拉得名所本的那「五山」中几道小沟里捉到的。它们似乎爱出没于废弃的獾洞，自己又往外掘出大片的洞道。在它们的通道上放小弶很容易捕到，可它们不肯吃饵。这是蒙古与西伯利亚常见的那一型。

四十、林鼠兔。托马斯定名。

一号，雌。山西太原府西北五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五千五百英尺。

这是这种极罕见的鼠兔有记录的第二号；模式标本——也是唯一的另一号——是我在此地以北二十英里的森林里所得。它同甘肃那一种近缘，但体型较小，毛色较深。

四十一、野猪。种未定。

三号：雄一、雌二。山西太原府西北五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五千五百英尺。

一号，雄（未成年）。山西宁武府以西二十英里的五寨。海拔六千英尺（存疑）。

末一号是本地猎人从五寨东南的山里带到平原上来的。

山西野猪的种至今未定。要把华北猪科的地位定得妥当，还需要来自华北各处的大量材料。这似乎是介于阿穆尔野猪与穆坪野猪之间的一个种。

猎这种野猪的详细记述见第二章，这里不必再说。只消说：近来山西打到过几头极大的野猪，那里的野猪正在增多。二十年前不知有野猪的地方，如今已到处是了。约十年前山西的野猪闹过一场瘟疫，当地人发现了成百的死猪〔注九〕。

它的中国名叫「野猪」，或叫「山猪」。

四十二、马鹿。亚种未定。

两号：雄一、雌一。山西北部归化城以西三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七千英尺。

目前无法断定这种鹿属于哪一个亚种。从产地看，它似乎同西伯利亚的马鹿、或天山的马鹿有亲缘。它看去比满洲马鹿小——那一种我曾有机会查看过一号。据中国人说，这种鹿的产地一直伸进新疆，而大夏马鹿即出自那里。我把这一种以及西伯利亚马鹿的角，同在我们标本产地同一处所拾到的几副角作过比较，因此毫不迟疑地断定：我们这几号同那两种都有别。

它的中国名叫「马鹿」，意思是马一般的鹿。

四十三、狍。托马斯定名。

两个头骨，雄一、雌一。山西北部归化城以西三十英里的山中。海拔七千英尺。

两张皮，蒙古喇嘛庙。海拔四千英尺。

在喇嘛庙买的那两张皮，据说是从蒙古北部带来的。它们的毛色确实极淡，因为是冬季标本；个头也比山西通常的皮略大些。

山西北部狍的犄角似乎长得格外大。一位欧洲猎人所得的一副将近十八英寸长，而且极粗。

一九一二年冬末一次打猎中在张家口以东的直隶北部所猎的几只狍，同山西西部的狍相比，毛色极淡。

中国名叫「狍子」。

四十四、盘羊。彼得斯定名。

两号完整标本，雌。四个头骨，雄。山西北部归化城以西五英里的山中。海拔七千英尺。

此种最初于一八七六年根据北京以北山中的标本描述，此后便几乎无人再见。它大概是被不断猎杀，以致如今在中国本部只见于山西北部——那里还有几群零散的羊在高峻荒秃而陡直的山中得着庇身之地。它最鲜明的特征是犄角的粗细相对于长度而言增加了；在这一点上它同亚洲羊属的其余成员有别。

这种羊难猎，极其机警，又有惊人的目力与嗅觉，听觉也极佳。

如前所述，它的犄角能长到极粗。我所量过的标本，角基周长自十六英寸至十九英寸半。我所量过的最长的一只角是五十英寸。

冬天这种羊有一身厚密的好毛，深灰而带石板色，鬃毛褐色，腿呈乳白。它极其灵便，在它出没之处到处都有的多石峭壁上攀爬自如。

交配季节在十月与十一月，幼羊四月出生；那时老公羊不同母羊在一处。

中国名叫「盘羊」——「盘」是圆圈之意，无疑指犄角的形状；「羊」即羊。

蒙古名叫「阿尔加利」。

四十五、黄羊。

三个头骨，雄。蒙古高原，张家口以北。

三号，雌。蒙古，张家口北偏东北七十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一号，雌。蒙古，张家口北偏东北八十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四号：雄一、雌三。蒙古塔布敖拉，张家口以北一百英里。海拔四千英尺。

那三个头骨是在天津的野味市上买的，据说来自张家口以北某处。

另外八号都是我们穿行内蒙古途中所猎；那时我们看见一大群一大群的黄羊，有时一群多达数百只。

黄羊极其警觉，难以靠近。它们听觉好，而目力与嗅觉又远胜于听觉。

母羊无角，公羊的角不很大，却形状端正而秀气。

这种黄羊之所以被称作鹅喉羚，是因为喉部极其膨大。其缘由不很清楚，因为这种羚似乎并不发声。

这种黄羊速度极快，远胜最好的细犬。

中国名叫「黄羊」，意思是黄色的羊。蒙古名叫「古鲁苏」。

九中蒙边境的植物

本章只能算是对蒙古南面中国边境一带植物极其浮浅的一个交代，意在给一般读者对这个题目有个大概的印象。

尽管林区被砍伐得日甚一日，尽管在条件较差的地方，当地人与他们半饥半饱的畜群年年把矮小的草木啃得精光，尽管广大地区气候普遍干燥、旱情反复、有时一连两三年不断，这里的植物形态仍旧既丰富又多样，要一一定名，得费一辈子工夫。

迄今专家们所触及的只是这题目的边缘，能供有意勘察这一广阔研究之域的人参考的著作也极少。

因此下面这些记述，或许对一般读者有些意思，同时也可以给此后到这个国家来的植物学者作个帮助，指点他们到哪些地方最容易找到值得下功夫的园地。

我把这题目分作四项：树木、果实、花卉与隐花植物。第一项论产木材的乔木，第二项论有可食之果的植物，第三项论花朵显著的植物，第四项论蕨、苔藓与菌类这些不开花的植物。

一、树木

华北总的说来极缺产好木材的树。中国人没有林业的法令；他们虽见了好木头认得出是好木头，在育林上却几乎毫无作为。大路沿线时时栽些树苗，可是头一个过路人若一时兴起要毁东西、或者需要一根结实的杆子、甚至只要一点柴火，便把小树砍了，也无人追究。即便如此，仍有许多树留了下来，长成好树；可就连这些树，也远在该砍之前便为取木而被砍掉了。

前山一带庙宇周围树林的主人，对保全树林极为看重，偷木头的人被捉住可就倒霉了。然而这份想保住树林的心，并不妨碍主人只要卖得上好价钱，便把每一尺木材——不论大小——统统卖掉；而营造上又不断需要小松树作椽子与小梁，于是小树被毫不留情地砍倒，把从前含笑的山坡剥得连一片小林一丛灌木也不剩——只余下一片片疲惫的荒场，遍地被踩烂的矮树丛，点缀着树桩，狼藉着砍下的枝条与剥落的树皮。

有一回我在太原府西边山里圣业的林区住了一个星期，把每天运出去到太原府卖作椽子的小松树数目粗粗估了一估：每天有二百头驴骡从我们营旁走过，每头平均驮三十株松树苗。这已经进行了一个月，还要再进行一个月；那么单这一带那个夏天就砍掉了约三十六万株小树。椽子本来完全可以从大木的厚板上锯出来，让小松树长到像样的尺寸再砍。这一例足以见出中国人在木材上对造化所赋之资糟蹋得何等不惜、何等浪费。中国人在别的方面从他们所耕之土上榨取得一分不剩，独在这一件上如此，真是奇怪；不过这可悲的情形该归咎于政治之坏，而不该归咎于农人——农人所挂心的只有一件：攒够粮食与钱，好应付庄稼歉收、饥饿临头的年头。

高山大岭中大森林的主人，其蹂躏树木之挥霍，比前山的林主更甚。他们全然不顾将来，成片成片地把木材伐光；栽新树本是极简单的事，却毫无补植之举。几年前还是广袤林地的极大片地方，如今光秃焦黄，几乎一点草木的痕迹也不剩。这里同样明显地缺少对所伐之树大小的分辨：凡落到樵夫眼前的一概砍倒，若嫌太小不值钱，便撂在倒下之处不管。

华北若说缺树，蒙古南部则是全然没有。只在鄂尔多斯我们才见到过树，而且不过是些矮小的柳。人家告诉我们，蒙古高原丰美的草地上，因为太受北面寒风的吹袭而种不成树；不过总该有些品种经得住这份吹袭的。

（甲）裸子植物

山西西部森林中的大木主要是松柏类，以云杉与落叶松为多。这些树见于海拔五千英尺以上，通常长在朝北的坡上；朝北的坡整个冬天连同暮春都覆着雪，因此总比朝南的坡湿润——朝南的坡上，雪落下几个钟头便化了。这些森林虽往往极为广大，树木却难得长到直径两英尺以上。成大片的森林通常只由这两种之一构成，不过混生的林子也不算少。

这些林区的低坡上往往覆着赤松；前山庙宇周围的林子也几乎总是这种树。论产木材，它比前面那两种都更被看重。樵夫把树苗的下枝剥掉，这便使它们长得又高又直。

在山西还会遇见那种特别的白皮松。它的特征是三针一束的叶，以及光滑的银白色树皮。这种树确实极其罕见。

在陕西我遇见松属的一个小种，长在多石的崖面上，特征是五针或七针一束。这似乎也是个罕见的种。

在山西与直隶的前山与平原上，柏极常见，主要用来点缀庙宇与坟地。野生的长不到多大；可是在古庙与官署里常常见得着极大的。这种树的木头用来做较贵的棺材，因为它不生虫，又比任何别的木头更耐潮。

不可不提的是我们在鄂尔多斯沙漠里发现的那种特别的小松柏，隔很长的距离才有一片，密密地丛生。它最像杜松，而如前所述，油脂极重。

红豆杉在华北极其罕见；就我所知，唯有山西太原府附近石铁一带长着它。在陕南秦岭里，我发现它相当多。

银杏虽算不上裸子植物，这种特别的树也该紧接着一提。它是一个极古老的科唯一现存的成员，靠中国与日本的佛寺保全了下来。西部中国或许还有野生的树，不过至今一株也没有发现。山西太原府附近著名的晋祠古庙院内有两株极其秀美的银杏。中国人把这种树的果子当作珍味。

（乙）被子植物

从裸子植物转到被子植物，我们见到极多的树，不过其中产好木材的却相对不多。在山西与甘肃的山区、以及陕西的黄土丘陵上，凡有未垦之地，都见得到榛、桦、一种小杨与一种矮栎繁茂丛生，替各样猎物结成密密的隐蔽。

榛有好几个种，其中一种是又高又瘦的树，简直不过是灌木，叶小，所结的小果也极少。这种植物在落叶松与云杉的大木林中背风之处长成小树，在较空旷的坡上则成密丛的粗壮灌木。另一种是大叶的灌木，结大果，有时极多；这一种远不及前一种常见。

桦通常长在相当高的地方，能长得比最大的榛还大。它的皮容易剥，当地人用来做器皿与席子。在山西的高山里它尤其多。在直隶北部与山西北部，它往往是山的北坡上稀疏林子里唯一的树。树干难得长到直径六至八英寸以上。这究竟是因为这些树属于一个小型的种，还是因为当地人不断把它们砍去当柴烧，无从断言。

杨虽同平原上所见的极为相似，在这些山区却从不长到多大。它主要见于山西北部、陕西与甘肃，是大片未垦之地上唯一略具规模的植物。除作柴火与烧炭之外，这种树在经济上价值甚微。

矮栎通常长在山区较向阳的坡上，可见正是严酷的气候使这种树长不起来。它结极小的橡子，茎干难得长到比人的胳膊还粗。在北京以北、以东、以西直隶较低的丘陵里，栎却长成又高又好的大树。

除这些其实算不上树的树之外，还有几个较罕见的种，如槭树、白蜡树与山杨。

平原上最常见的树是杨、榆与柳。

其中杨最受照料，因为长得极快，出软木。它给中国人提供了极可宝贵的材料，什么用途都用它。对乡间与偏僻小镇上缺好木料的人来说，它尤其要紧。若照小松树那样的法子处置，这种树也长得高而相当直，于是用来作营造上的梁与柱。

榆因木质好而受重视，通常任它长得很大才砍。它在山西、直隶平原的大路沿线以及甘肃的河谷里广为栽种。它的木头极韧，用来造车、造独轮车，也做较上等的家具。

柳遍布华北。在鄂尔多斯沙漠里，它是我们所见的唯一的树。沿黄河两岸以及陕西北部各处，它几乎是唯一的木料来源，而且通常是在极不干透的状态下就用了。黄河上游一切驳船与渡船都用柳木板造，而柳板通常又窄又弯，拼合起来极需巧思。

垂柳则较多见于华北的城镇与人烟稠密之处。

城里城外还有槐树，以及中国人所称的椿树。槐在山西各城尤其多，能长到极大。这种树的老树极受当地人崇敬，常有人在中空的树干里筑起小小的神龛；而得过灵验的祈求者则把写在红布上的谢词钉满整树。这种树投下极宜人的荫，添在游赏之地极为好看。中国人也用它的木头，不过木质软而不甚好。

椿树中国人分两种，都是软木而生长迅速的树。「臭椿」是较小的一种，特征是气味极难闻；「香椿」则长得很大。中国人看重香椿的嫩芽，用各种法子腌渍。这两种树似乎是南方漆树在北方的代表。在陕南有一种，人若擦着它，皮肤便中毒，长出流水的湿疮，极难治。

大叶槭是又一种长在平原上的树，因木质无节而受重视，大量用来做家具。

核桃也是一种在平原上长得旺的树，不过某些山谷里也种，尤以直隶西部与山西东部为多。其中有些所结的果品质极好。不消说，核桃木极受看重，是这个国家里能买到的最贵的木料。核桃遍布华北，只在陕北极其罕见。

野核桃在华北也有，却极罕见，北京周围的山几乎是唯一已知之处。

另一种该提的结果之树是栗。这种树野生于直隶西北的山区，别处极少。栗是中国人最爱的果子之一，城里乡里每一个果摊糖摊上都见得着。

在直隶平原与山西宽谷中干燥而含碱的地方，有红柳。它有两种：一种是树，树干粗而多节，叶轻如羽，开一簇簇细小的粉花，整株极其秀雅可观，显然很能耐旱；另一种是小灌木，茎红，根长而蔓，长在山西大河的泥滩上。

二、果实

华北在结果植物的品质与种类上是很得天独厚的。中国人本性极爱果子，一有机会便能吃下极大的量。

他们在为取木而育树这件事上虽不惜物或无知，在种果树的手艺上却很在行，深谙各种嫁接之法，选择也有分寸。他们最爱的几种果子，如桃与柿，便这样被培育到了极高的地步。

总的说来，这个国家的果子同欧洲的相似，不过也有几种极具特色的。

长城以南一带最常见、或许也最有特色的果树是枣。直隶、山西、陕西平原上与前山低处每一个村镇的里外，都见得着许多这种树。它们在直隶西部、山西太原府与忻州的平原上，在黄河自河口至潼关两岸，以及陕西、山西境内黄河一切支流沿岸，尤其繁多。山东也大量栽种枣，那里还育出许多专门的品种；不过这一省不大在本书的题目之内。

栽种的枣树结果极多，青的时候模样活像橄榄。熟了极其可口，呈浓郁的红褐色。它不烂，又容易晒干，因此便于久存、也便于远运。中国人极看重这果子，大量用于糖食；用蜜渍过，便是极好的蜜饯。这种蜜枣大批运往中国南方。

枣有好几个品种，分别在于果实的形状、大小、质地与甜度。山东乐陵附近的无棣县出一种无核的，味甜而气香，极受看重，每年进贡北京的满洲朝廷。

枣木极硬，颜色是红色与浅黄相间，因此极为好看。这个国家某些地方，当地人用它做擂面杖、玩具与别的家常用物。

树本身高而枝条散乱，主干长而通常扭曲弯折。叶是羽状的，浅绿而表面有光。花小而绿。

别的树早已抽叶很久，枣树仍旧光秃焦黄。头一批新芽要到五月底才露出来，果子要到九月底才熟。

野枣因为不断被农人割取与烧掉，不过是灌木；若任它生长，也能长到小树的大小。野生的果子极小，核大，酸得爽口。乡下人把它磨碎做成一种饼，极干而多粉。这种植物的茎与枝上满是长刺，有的直，有的像兽爪一般带钩，因此极宜于作篱。野枣通常在坟地上长成密丛，而如前所述，给雉与别的小猎物结成极好的隐蔽。同栽种的品种一样，它抽叶极晚。

野枣与家枣都不长在海拔三千英尺以上。

这种植物还公认有第二个亚种，因枝条虬结扭曲、刺带钩，被称作龙爪枣，用作观赏的灌木。

另一种有这个国家特色的果树是柿。柿属大多数种类或品种属于华中，不过有几种北到北京也有，因此这里可以一提。

野生的柿颇为罕见，直隶境内见于京奉铁路上离海岸不远的昌黎县一带，也见于保定府以西的山中。这一种叫君迁子，结小小的黄果，味道却不错。这个野生型用作本，把栽种的品种嫁接在上面。

另一个野生型见于山西与陕西，结极小的黑果，核或籽很大。中国人叫它「黑枣」。

栽种的品种中最大、最受看重的叫「大磨盘」柿。这是一种金橙色的好果子，实际上无籽，味甜，而且不涩——这在柿子上是极可取的一点。此外还有许多较小的品种，其中一种见于山西与直隶交界一带的山中。河南与陕南出一种极甜的红柿。

中国人把柿子晒干，干了吃起来极其可口而养人。最好的柿饼出自陕西渭河谷以北的北同官。

北方各省的山区各处都长着山桃，往往极为繁茂。在陕西我见过它长得极密，开花时远望山坡上仿佛积了雪。

如前所述，有人认为这就是最初的野桃，我们如今许多品种都由它培育而来。不过印度与波斯也有野桃，所以不能断定中国这一型就是原种。

它是极耐寒的植物，作本极好，可把栽种的品种嫁接其上。果实小而酸，肉硬如革。花色自粉至白，极为秀美，因此作观赏灌木大受看重。栽种起来，花色的变化更多，植株也能长得相当大，成为树。在山桃生长之处，它的核仁与果肉都是松鼠与花鼠的主粮之一。核圆而好看，僧人常拿来作念珠，小孩则拿来玩一种类似我们「抓子儿」的游戏。

栽种的桃有好几个品种，中国人在培育上极为成功。有些品种的果子能长到极大，据说一个重达一斤。山西栽有几种小的青桃，味极精美。另有一种，果肉呈深绛色。

美国近来的试验显示，自中国引进的桃比自欧洲引进的长得好得多。据信这是因为中国的植株更耐旱。

山杏在华北的山里也长得旺。同山桃不同，它的果子软、甜而多汁。它能长成相当大的树，这一点又同山桃有别。

杏被中国人广为栽种，育出许多又大又美味的品种。果子晒干供冬天吃，核仁则以杏仁之名输出。山西山里的人从核仁里榨油，点灯用。

野李——前面一章曾称作黑刺李——在山西山里也有，只是颇为罕见，有时能长到大灌木的大小。果子小，黑色，极酸。栽种的李有好几个品种，最常见的是一种小的紫李；有时也买得到大的黄李。

华北只有两种樱桃，都是野生的。其中一种是毛樱桃，结小小的红果，只在六月里极短的一段时日买得到，果子小得几乎不值得去核。这种樱桃在干燥多石的沟壑里长成密丛。

在直隶东北沿海一带，长着一种极小的丛木，结又大又美味的樱桃。熟透时果子呈深绛色，味道不亚于我们本国任何品种。这种丛木难得长到一英尺高，长在山坡上厚草的低处。茎短、扭曲而木质，叶大。每株结两三簇果子，而同毛樱桃不同，它的果子长在长长的花梗上。关于这种极值得注意的樱桃，我未能找到任何记载。

梨在华北有好几个野生种，另有若干栽种的品种。

最常见的野生型，也就是中国栽种品种所由培育而来的那一种，长在山区的谷地里。那是一种高树，不很常见，果子极小。我在山西与陕西的黄土梁顶上都见过它。

第二个种长在平原上，结小而软的果子；第三个种则长在前山与平原上。

中国栽种的梨有若干，属三个显著的型。最常见的那一型特征是皮极黄、肉硬而白、略带沙，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它多汁爽口，可是极少有欧洲人喜欢。最好的一种叫鸭梨，出自山西北部的崞县；那一带还栽有几种别的名品。

另一型的梨叫白梨，个小，皮淡黄，肉软而白，虽清淡却别有风味。这一种在北京周围栽种，常被称作北京梨。

第三型皮呈深黄褐色，肉极软、带沙而多汁。论味道，这种梨更近于欧洲品种，不过要差得多。据说它是由上面所说的第二个野梨种培育来的。

中国北方各省有一种山荆子，不过绝不常见。果子极小，味道却不错。

中国极缺栽种的苹果，所种的都是极次的品种。其中中国人最看重的叫「苹果」，是一种大苹果，皮淡绿，肉白而绵，味极清淡，一点酸味也没有。另有一种栽种的山荆子，论味道远胜苹果。还有第三种苹果，果子中等大小，皮深红，肉粉而味酸。

中国人极看重的一种果子是山楂。野生的果子小而极酸，栽种的则能长到小欧楂那么大，虽酸却极可口，做成果冻极好。

前面已经提到山西交城与文水一带广种葡萄。那里无疑是最好的产葡萄之区，不过华北各处也都栽种，一直到直隶北部的张家口。张家口附近的宣化府出一种极好的白葡萄。

山葡萄在华北虽有，却绝不常见。

石榴与无花果在华北的园子里有栽种，不过不是土产，也不野生。

山西的山里有好几种可食的浆果。其中最多的是醋栗，宁武一带每一道谷、每一道沟里都长着厚厚的丛子。果子能长到弹珠大小，熟时极其甘美多汁；果子与茎上都密生着尖刺。有时也找得到结无刺果子的丛木，那极为可口。即便有刺的果子，只要略加小心也吃得。中国人竟从没想到栽培这种上好的浆果，真是奇怪。

山的更高处有两种红醋栗。其中一种是又高又叶密而丛生紧密的灌木，浆果又尖又涩，在一根直立的茎上密密结成一簇。另一种则同英国园子里的红醋栗一模一样，形貌与味道都是。

这些山里还有一种极上好的野树莓。它也同英国栽种的品种相似，主要长在谷底，有时能见到大片。果子同我们园子里的一样大，极甜而味美。

山坡上还长着同属的另一种浆果。它的叶与花、以及散乱的长势，都像蓬蘽；不过果子熟时仍呈鲜红色，只剩下一两枚小核果，而这一两枚长得相对很大。

森林里的长草与开阔的林间空地上，野草莓长得很旺，每根茎上结两三枚大浆果。茎格外地长，无疑是因为它所生长的草太高。这种果子味道极佳。我曾见它长在海拔八千英尺以上之处。

桑至少有两个种或品种。其中一种结白果，味极美而果大，长在直隶省。我在山西、陕西未曾见过它，不过那里无疑也有。另一种结上好的紫果，味道或许比白的更浓。这种植物有时能长到大树的大小，因叶大而投下很好的荫。这种桑在山西、陕西都广为栽种，主要为取其叶来养蚕。

华北的山里极繁茂地长着一种多刺的灌木，叶呈淡蓝绿色。它结极多极酸的橙色浆果，味道却极其精美。浆果在茎上密密成团，不过小豌豆大小，内有几枚小硬籽，极软多汁，长在短柄上。它们是雉的主要冬食之一，这种鸟总在这种灌木的丛中找得着。

中国人同美洲的黑人一样极爱吃瓜，栽种的品种有好几种。头一样、也是最要紧的是西瓜。凡土质气候适宜之处都广为栽种，夏天中国人能吃下极大量这种无害的果子。有个欧洲人想在太原府办一家矿泉水厂，结果发现西瓜是个无法战胜的对手，末了只好把这桩事业撂开。

除西瓜之外，还有一种细长而软的白瓜，味道清淡，叫作「菜瓜」；另有小的橙色与绿色的瓜，分别叫「甜瓜」与「香瓜」。

各样的南瓜也有，其中主要是笋瓜、南瓜与西葫芦。黄瓜虽算不上果子，也广为栽种。这些瓜类都不见野生的。

三、花卉

这一项之下的植物多得无以计数，在一章的一节里连最起码的交代也不可能。我只能满足于略掠表面，提几个较要紧的科，以及各科的主要代表。

山西与陕西的山，甚至原属蒙古各地的山，许多地方覆着野蔷薇的丛子。春天这些丛子上密密开满上好的黄花，色彩极为壮观。这种蔷薇的红茎上密生尖刺，叶极小而呈羽状。秋天丛上密密挂满圆圆的果实，深绛色，味甜而可口。总之这是华北最美的野生开花植物之一，应当引进欧洲的园子。我曾见它长在鄂尔多斯沙漠的边上，在干燥而无遮的山坡上。

山西的山里另有一种长势散乱、开大朵粉花的野蔷薇，通常见于背风的沟壑；还有第三种，长得矮小，开小小的粉花，见于直隶北部与山西北部的山中，甚至蒙古高原的丘陵上也有。

山区有一种开花的好灌木，就是丁香。它长到三至八英尺高，密密覆着芬芳的花。中国人有这一种的上好栽培品种。

女贞是这些山里另一种开花的灌木，不过较不常见。

菊科在华北、以及内蒙古较肥沃之处都有很好的代表。各样的雏菊与大滨菊都有，此外还有蒲公英、各样的蓟、牛蒡、麻花头、紫菀、稻槎菜、蓍草、万寿菊、野菊，以及若干花不显著而叶有浓香的种类——那些显然同我们英国沼泽湿地上的鼠麴草属同一科。山西山里有一种秋天开花的大粉色雏菊极为常见，荷兰菊也很多。

豆科的代表也很好：车轴草、野豌豆与三叶草在蒙古以及中国本部都极其多样。

红豆草也有，另有几种开上好粉花的豆科灌木。在山西西部的交城山，我们遇见大片一种矮小的豆科灌木，开黄花，刺极厉害。沿鄂尔多斯边缘，本科另一种多刺的灌木几乎是唯一的草木。

唇形科较不常见；不过在这一点上有件事很有意思：正如在英国荨麻的形貌被野芝麻所摹仿，在中国，那种有深裂掌状叶的荨麻也被一种野芝麻所摹仿。两种植物长在同样的地方，粗心的观察者极易把它们当作同一样东西。这种野芝麻开大朵的粉花。两种植物在张家口以北蒙古的草地上、以及华北各处都很常见。

还遇得着别的几种唇形科植物，其中一种开上好的紫蓝色花，极为显眼。野百里香在山西北部极多。

在山西、陕西与直隶北部的山里，一种日本银莲花极为常见。白的、粉的、甚至淡紫的花都遇得着，不过最后一种不常见。银莲花另有几个种，尤以一种上好的蓝色、一种粉色、以及一种类似英国林银莲花的小白花者为著。

毛茛与白屈菜也常见。在蒙古喇嘛庙附近几处沼泽的谷地里，我注意到一种上好的驴蹄草；而在华北的常流溪水中，我常常见到球茎毛茛与水毛茛。

甘肃长着一种上好的野芍药，有时极为繁茂。这不是那种灌木或乔木的品种——就我所知，那一种至今未发现有野生的，虽然据说陕西是它的原乡。

平原上与较低的丘陵里有几种铁线莲，不过都没有很显眼的花。山西有一种，开一簇簇小小的白色钟形花；另一种开黄花，还有白色与紫色的品种。

报春花在华北极少。有一个种长在山西尘土飞扬的路边，像黄花九轮草，只是更大，呈深绛褐色。

在山西北部归化城以西的山里，我曾在几株小树的荫下发现一株淡紫色的报春花。这两种是我所注意到的本科唯一的成员。

勿忘草与附地菜在山西相当常见，不过本科的成员不多。

白堇菜、香堇菜与普通堇菜都有，有些地方极多。在山西北部，粉色的花也不算少见。林子里有时找得到一种小三色堇，不过颇为罕见。

桔梗科的代表有圆叶风铃草、钟花风铃草与风铃草，在山西的山里都极常见；那里以及蒙古的蓝盆花也极多。

金银花与接骨木代表忍冬科。不过这两种植物都不很常见。

石竹科的代表是几种剪秋罗，其中最常见的是裂瓣的那一种。

田旋花极多，不过同科一种大白花的则较不常见。

一种景天与一种小的窄叶瓦松，似乎是景天科唯一的代表。

玄参科的成员，华北似乎相当贫乏，蒙古南部则全然没有。柳穿鱼与一种毛地黄是唯一常见的品种。芝麻在某些地方广为栽种，籽大批输出。

罂粟科的野生成员极其罕见；一种角罂粟与一种小红罂粟是我迄今所遇见的唯二。而栽种的罂粟——鸦片即由此而得——直到不久前在华北凡土质适宜之处都有种植。

老鹳草科的代表是老鹳草一类的几个小品种。

大车前极常见，尤以潮湿之处为多。

山西山里最触目的花之一是龙胆，整个夏天都开。这种美丽植物的蓝色，其浓烈胜过这一带任何别的蓝花。它通常长在干燥光秃之处，似乎在全然没有别的植物时长得更好。半日花是另一种山中之花。

酸模有好几个品种；说到这里，不能不提野大黄。它在山西北部与直隶的山里长得极广，内蒙古的低丘中也很多。它味道极好。当地人已经发现了它根的药性。

北方各省都有槲寄生，主要长在榆与杨上。中国槲寄生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浆果不是白的，而是鲜红或鲜黄，因此极为好看。

单子叶植物在华北不算很多。

鸢尾有好几个品种，最常见的是马蔺。这种植物一丛丛地长遍华北，也是内蒙古草地上最常见的植物之一。山西北部归化城周围的山里有一种小而极其美丽的鸢尾，花色自深紫到粉，纹路极美。另有一种茎高而细、叶窄、花小的品种，自直隶东北的海岸一直到甘肃西界都有，只是颇为稀疏。

华北有两三种野百合，不过中国人栽种的品种极多。在山西、陕西、甘肃与直隶北部的山里，一种美丽的山丹极多；平原上与较低的山坡上则遇得着一种高的黄百合，蒙古也有。在山西宁武与岢岚州一带、甚至北至归化城，我都见过黄精长得很盛。

华北有三种兰，不过远不常见。其中一种极像斑叶兰，见于直隶东北近海岸的沼泽里；另两种见于山西较低的山中。其中一种花小而绿，长在穗上，像对叶兰的花；另一种开小小的粉白花。两种植物都极小，又长在深草里，不容易找到。

野水仙似乎是没有的，不过众所周知的中国水仙则到处都有栽种。

野蒜有好几个品种，我还找到过野韭与野葱。

各样的草都有。某些地方长着高高的芦苇——中国人用它编席——密得像丛林；而在河谷与溪流中，苔草与香蒲替水禽结成隐蔽。竹野生的最北之处是陕南的秦岭，不过园子里北至天津也见得着。

中国人栽种若干谷物，主要是小米、高粱、稻、小麦、玉米与莜麦。莜麦耐得住恶劣天气，种在山西山脉的高处，同土豆一起是山民的主粮。如今中国人在蒙古高原上种这种谷物、也种小麦，另种少许小米，极为成功。

四、隐花植物

在这最后一项之下，要考虑的植物不多。

华北的蕨极其贫乏；尽管我不断搜寻这一类植物，也只注意到六个种。这份稀少无疑是因为气候干燥。

最常见的蕨之一是一种小植物，叶片形如深裂的葡萄叶或槭叶，叶柄细而黑。孢子长在叶片背面的边缘上。这种蕨长在山西较低的山中、古庙与墙壁的缝隙里，以及荫蔽良好的沟底。

同样的地方还遇得着另两种小蕨。其中一种像对开蕨，只是极其细小。叶片更加渐尖，末端是一条长长的线状尖梢，孢子就生在那尖梢的最末端。这尖梢一碰到地，孢子便萌发，长出新株；这种小蕨就是这样繁衍的。另一种更像我们的铁角蕨，也极小，而且不算多。

在山西西部最高的山里，我在几块岩石的缝隙中发现一种纤弱的蕨，形状也像对开蕨，只是没有上面所说那一种的长尖梢，也没有那两种的耳状基部。

在山西北部与直隶的山里，还有一种叶片呈披针形的蕨。这一种比上面提过的任何一种都常见，通常长在岩石表面，甚至长在无遮之处。叶片背面密密覆着孢子。干季里叶片卷起来，把满是孢子的背面露在外面，孢子便容易被风吹散。

余下的一个蕨种是欧洲蕨，在山西北部与西部以及甘肃的山中较暖的坡上长得很广。除个头较小之外，这种蕨同欧洲的种一模一样。

华北常见的别样隐花植物还有问荆、叶苔与卷柏。

卷柏有两个种。其中一种类似英国常见的那一种，长在山西山中潮湿的沟壑里；另一种耐旱，长在直隶平原边上荒秃的石灰岩山上无遮的岩面上。

森林与山区里长着许多苔藓与地衣。

末了我要提一提菌类，其中可食的种类很多。蘑菇极常见，蒙古高原上尤其如此。这一属里被中国人吃掉的种类之多，实在令人吃惊；他们把它们晒干留作冬用，宴席上又用许多法子做来上桌。山西山里的穷人每年靠晒卖各样可食的菌类挣下一笔颇不错的进项，其中较讲究的品种每磅能卖到五百文（一先令有余）。

十地质记述

就地质而论，本书所记各次行程所经过的地方可分作两段，两段之间大致以长城外圈为界。

此线以南，即直隶与山西境内，露头主要是沉积岩，这里那里有底下的深成岩与变质岩的岩体透出来。多亏李希霍芬男爵与威利斯，这些岩石已经弄得相当清楚，剩下的只是记录它们在各地的出现，以及迄今未被观察到的别样地质现象。这些成层的岩石向西向北延伸，横过鄂尔多斯、陕北，一直深入甘肃，也一直伸到山西的极西北。

长城外圈以北，露头全是火成岩与变质岩：花岗岩、粗面岩、玄武岩、斑岩、片麻岩与片岩杂乱交错，要把它们归纳成一个系统，得费相当的时间、极细的研究与大量的苦工。沿这条界线以及它以北，处处有巨大的火山扰动的迹象。

除了在长城外圈东端以东颇远之处、以及其西端西北极远之处，别处都看不见沉积岩。

本章分九个部分，各论一段不同的地方。前四部分包括长城外圈以南的沉积地层；其余之中，四部分是关于刚才所说的火成岩与变质岩的记述，还有一部分（第八部分）论沉积岩在山西西北部及其以西的复现。

各部分如下：

第一部分。正太铁路沿线的地质：直隶西部与山西东部。

第二部分。一九〇八年安德森与笔者所经之地的地质：陕西北部、鄂尔多斯与山西西部。

第三部分。汾河上游流域的地质：山西西部。

第四部分。京张铁路沿线的地质：直隶北部。

第五部分。清河与西湾子一带的地质：直隶北部。

第六部分。张绥支线沿线的地质：直隶西北部与山西东北部。

第七部分。自阳高至归化城一带的地质：山西北部。

第八部分。毕克齐西北的沉积岩：山西西北部。

第九部分。蒙古高原的地质：内蒙古。

第一部分

正太铁路沿线的地质：直隶西部与山西东部

这一段地方有中国最广大最要紧的煤田之一，因此值得比笔者所能给的更仔细的注意。下面这些记述是在石家庄与太原府之间几次乘火车往返途中搜集的，所以由此所得的结论只能算是初步的，不能算定论。不过因为这一带并未经过十分彻底的勘察与描述，希望这些记述还有些价值。

李希霍芬在铁路连议都未议之时便走过这一带，以极热烈的词句描述了那里的煤田与铁矿。后来他的描述由山西已故的狄克逊牧师为福公司作了修订与注释。此后该公司的工程师格拉斯先生又作过进一步的查勘与报告。然而这一带的地质仍有许多事可做，因为后两位勘察者主要把注意力放在矿产上。

对任何想研究山西地质的人来说，这一程极有教益；因为地层总体向西倾斜，人一路便穿过沉积岩的全副序列：自滹沱系（前寒武纪的石灰岩等），经震旦系（寒武奥陶纪的石灰岩等），经整个山西系（页岩与砂岩的煤系以及上覆的红层红砂岩），直到黄土层（黄土与别的第四纪沉积）。

自石家庄——正太与京汉两铁路的接轨处——出发，不久便从直隶的大冲积平原进入崎岖的山中；这些山由属于滹沱系、或曰南口系的深色块状硅质石灰岩构成〔注十〕。

面向平原（即朝东）的坡呈陡峻崎岖的崖坎之状，或许是大规模侵蚀所成，不过更可能是一条大致南北走向、东侧下降的断层所成。地层极为分明而向西倾斜、倾角不一，这一点可以支持此说。也看得出轻微的褶皱。

向西穿过滹沱系不远，便遇上典型的震旦系石灰岩；再往西，石灰岩被山西煤系的砂岩所代替。就在将到井陉县之前，井陉矿务公司在此大规模开采一种品质上好的烟煤。

井陉县正西又遇上块状的石灰岩山，这表明另有一条断层存在；尤其是东坡又呈崎岖的崖坎之状，而地层仍向西倾。就在火车上所能判断的而言，这片石灰岩一直延伸到平定州一带。这同李希霍芬的地图不尽相合——他图上标的是石灰岩与煤系交替的露头；不过须记住铁路是沿谷底走的，深在地层之下，因此从车上看不见山中较高处的露头；而李希霍芬由陆路旅行，实地翻越了几道高梁，因此看得见最上面的露头。

将到阳泉——平定州的车站——之前，石灰岩到了尽头，又遇上著名的山西系，以及它那大片的煤层与铁层。

我的朋友新常富教授从前在山西大学堂任教，他在《中国山西省之煤铁矿产》一书中，对这一带的煤、以及省内几乎一切已知产地的煤，都作了极充分极精当的论述。我只消提一句：这里的煤品质极好，铁矿石极多而易采；不过目前在开发同这些宝贵矿产相关的实业上，所做的还很少。

新常富教授在书中所列的分析里，有一项是这一带无烟煤的：水分：百分之零点四六。

挥发性烃：百分之六点一二。

固定碳：百分之八十五点八〇。

灰分：百分之七点六二。

硫：百分之零点八九。

他谈到自己所作的各项分析时说：「平定州所有这些煤的分析，都显出这是品质很高的煤。李希霍芬称它可与宾夕法尼亚最好的无烟煤相比。」

自阳泉溯谷而上，一路经过保晋公司开凿竖井、开采数量相对不多的煤的地方〔注十一〕。沿线凡有开挖之处，都看得见厚厚的煤层实实在在地露在外面。

继续朝西略偏南走，可以看出地层此时由砂岩与页岩交替的层组成，颜色自深紫褐至橄榄绿与土黄不一，仍旧向西倾。铁路稳稳上行，随后穿过红层——那是红色的页岩与砂岩，构成山西系的上部。最后是寿阳县一带厚厚的黄土沉积；将到该城之前，要越过全线最高点，那是汾河与滹沱河之间的分水岭，海拔约三千英尺。自此下行，穿过厚厚的红砂岩层，即红层，地层仍向西倾。将到北合流之前，红砂岩让位于性质相似的灰砂岩。穿过这一段，铁路便在榆次县出到太原的冲积平原上，随后折而向北，再走二十英里便以太原府本城为终点。火车走这最后一段时，东面看得见龙王山。这些山由山西含煤系一大片露头构成；我虽未实地判定，它们无疑是由一个大背斜褶皱所成，因为它们隆起的高度超过寿阳县的红层。这里在足足三千英尺的高处开采无烟煤。这似乎标出了无烟煤层的西界，因为平原正西的山里只采烟煤。

第二部分

一九〇八年安德森与笔者所经之地的地质：陕西北部、鄂尔多斯与山西西部我同安德森穿行陕北、沿鄂尔多斯边缘再进入山西西部的那一程，对地层作了一些记录。

因为克拉克考察队后来走过我们路线的一大段，而我又已把那一段沿线地层的记述刊布过，这里不必再讲一遍。

自延安府至靖边县，我们溯延水谷而上，注意到陕北常见的砂岩地层一路都有，没有断层，而且实际上是水平的。就我所能弄清的，这种砂岩属于、或至少相当于红层——那是构成山西系上部的地层。可以佐证这一推想的是：沟壑沿线并不像山西产煤各地那样露出煤层，然而陕北各处都大规模采煤，是打竖井下去掘到煤层的。既然砂岩地层上表面的平均海拔不超过三千英尺，那么山西的煤系便比陕西的高得多。再者，似乎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是两个各别的系；于是只能推想：陕北的地层必定处在一个广阔而平浅的向斜褶皱之中，或者是因黄河沿线某处有断层而降到了山西的地层之下。我们知道有一串东侧上升、西侧下降的断层，大致与黄河平行，标出了山西境内汾河的流路。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说黄河沿线不该另有一串断层。事实上，凡我从山西渡河入陕西之处，都注意到山西一侧的山比陕西一侧的更高更陡，而两岸的地层又全然不相对应。

将近延水谷的谷头，红砂岩代替了灰色或黄色的砂岩。这里覆盖的黄土比别处厚得多。在靖边县看不见砂岩的露头，因为溪流深深切穿的是硬化的沙与经日头烤黑的泥岩。

继续进入沙漠，我们所遇的除沙之外别无他物，其间交替着一片片淡蓝灰色的黏土，黏土上有咸水湖与小湖。自此沿边缘朝东北走，我们又遇上红砂岩，压在极厚的沙、或在有些地方沙与黏土混合的沉积之下。将近榆林府时，它又让位于黄灰色砂岩；此后一直如此，直到我们再度接近山西界，这时山西系典型的页岩又露了出来，垫在砂岩之下。在保德州，地层高低之别又极为触目。自保德州往东南走，不久便遇上属于系舟系的石灰岩，其地层缓缓向西倾。顺着它稳稳上行，我们到了一道高高的石灰岩山梁；自梁上下来，又到了山西系的砂岩，岢岚州城便坐落在这砂岩之上，而这砂岩自此东伸至汾河。我们虽已翻过了分隔汾河流域与黄河的那道大梁，却不曾遇上任何寻常的太古地层。这便是那道自宁武府伸至山西西部永宁州的太古山梁的少数几处中断之一。

自岢岚州我们北行至五寨县，途中翻过山西系中一道低梁；再自五寨东行至宁武府，翻过同一系中一道略高的梁。这里我们注意到紧靠城边在采烟煤。自宁武府往北，我注意到山西系还延伸相当一段距离，不过我在这个方向上没有把查勘推得很远。

离开宁武府东行，不久便遇上震旦系石灰岩，随后是滹沱系的石灰岩——这一系最初正是威利斯根据紧邻此地之处描述的。在太牛店稍西，石灰岩被一条花岗岩岩脉切穿；那花岗岩大概属于泰山杂岩系，而泰山杂岩系构成五台县一带各地层的基底杂岩系。

我们横过冲积平原到了忻州，在这里接上了威利斯一行自五台县赴太原府所走的路线。

自忻州南行，我们翻过系舟山的西南端；那里出露的是典型的震旦系石灰岩，威利斯称之为系舟系，属寒武奥陶纪。

系舟山自东北向西南，沿忻州平原的东南缘延伸。这道山脉西北面是一道块状的崖坎，东南面是顺层的坡，那是一条与山脉同向的大断层所致。这条断层是前面说过的、纵贯山西的那一串断层之一。照笔者看，这一串的下一条在太原府平原的西北缘，那里石灰岩又隆成一道块状而陡直的崖坎；只是这一回下降的是东南一侧。考虑到自直隶平原直到太原府以西颇远之处地层总体向西倾，又考虑到山西系上部的岩石在太原平原东缘没入平原，那么同一平原西缘石灰岩的骤然复现，便只能以我刚才所说那样一条断层的存在来解释。事实上这里本没有理由不出现断层，因为在更南、而且几乎与它成一直线之处，就有一条类似的断层，沿峨山的东侧、朝南略偏西而行；那一条下降的也是东侧。李希霍芬也曾得出结论说这片平原的西北缘有一条断层。

我们宿在黄土寨——黄土层之名即由此地而来，那是威利斯给华北的黄土与别样第四纪沉积所起的名。

次日我们顺一道干河床而下，末了又出到太原府平原上。

第三部分

汾河上游流域的地质：山西西部

太原府平原西北一带的地质，因为沿其西北缘有那条大断层，在许多方面是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的重演。不过这里多出一项新的特点，即深成岩与变质岩的大片露头。

迄今这一带几乎不曾有哪位地质学者涉足；所以下面这些记述虽远不完备，也可算是开了新地。它们是在本书第二章所记那一趟行程中搜集的。

且取一条自太原府往西北、经静乐县、吴家沟、天平至五寨县的线，来按剖面看各个地层。

先是走过十至十二英里的冲积平原、黄土与多石的河床，随后遇上系舟石灰岩那道大崖坎，它是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那条断层所致。在关口进入一道深峡，注意到地层起初是水平的，虽略有褶皱；再往里则大体向西北微倾。顺着沟底走——沟底顺着石灰岩稳稳升高——到了离关口十英里的北小店。这是一座小城，位于山西煤系之中一道开阔的谷里，海拔四千五百七十英尺，那里开采寻常品质的烟煤。这样我们便自震旦系石灰岩上升了约两千英尺，到了山西系。

离开北小店，路继续朝西北，溯一道窄谷而上。这里变质岩——主要是片岩，其中穿着石英脉——骤然代替了沉积岩。爬上陡峻的山口，先遇上一条含铁极高的深色玄武岩宽脉，随后越过由一条块状花岗岩岩脉所成的两道高梁。

这些变质岩范围不大，其存在或许要归因于花岗岩；因为从这一带的层序判断，花岗岩似乎很可能是比石灰岩与煤系更晚的侵入。

西坡上的露头同东坡所见的岩石相同，即花岗岩与片岩。不过这些很快便被系舟石灰岩所代替，其高度与山口以东的相等，略向西北倾。不出所料，它渐渐又让位于石炭系，即山西系。不久便到了汾河，即在静乐县；渡过河谷，仍旧见到山西系的砂岩与页岩。不过这里的地层此时在一小段距离内是水平的，随后越来越陡地向东南倾，直至几近垂直。它们骤然被几乎垂直的石灰岩地层——即系舟石灰岩——所代替。这些地层构成一道高梁，南偏东南面是至少八十度的顺层坡，北面是极陡的崖坎。这清楚地表明：自北小店附近那条花岗岩岩脉的西北，一直到此处，沉积岩中存在一个大向斜褶皱。

吴家沟便在这道石灰岩梁以北的谷中。须注意，我们这条剖面线是略斜地穿过这道梁的。这道谷的北坡是属于馒头页岩的红砂岩，其地层不整合地靠在五台系的片岩上，也陡陡地向东南倾。五台系的岩石不久便被一大片基底杂岩系所代替，那大概相当于泰山杂岩系。这里花岗岩的露头极广，构成这道山链的主体；山链隆起极高，达一万英尺，宽约五英里。

在这道太古岩石的巨大山脉的西北坡上，同东侧相似的石灰岩不整合地靠在更老的诸系之上；不过它陡陡地向西北倾，不久便被山西系的砂岩所代替，砂岩也陡陡地向西北倾，没入五寨平原。

这道山脉这一侧沉积岩的出现与倾向，表明地层呈一个极大的背斜之形，其顶部已被剥蚀，把底下的太古地层露了出来。在山脉的西北一侧，地层平缓下来，大概一直水平地延伸到黄河、并越过黄河。我没有注意到滹沱系的任何迹象，不过它无疑是存在的。

自吴家沟往东北，紧邻宁武府一带的地质——如我在《穿越陕甘》的地质记述中已经说过的——显出一串页岩与砂岩的山梁，即山西系，其地层向东倾，倾角自三十度至八十度不一。这些山梁西面是崖坎，东面是顺层坡。正是在这种形态所造成的较高而较平缓的洼处，卧着本书第二章提到的那几个淡水湖——那是一九一〇年一月新发现的。

这里山西系又向西被系舟系即石灰岩所代替，其地层以极陡的角度向东倾。那片自吴家沟一带不曾间断地向东北延伸的太古岩露头，到这里已渐渐变窄，在将到宁武府之前便完全消失了。

第四部分

京张铁路沿线的地质

自北京至南口，铁路穿过直隶平原的一部分。将近南口时，看得见低矮的石灰岩丘陵，那是主脉的外围残丘。这些丘陵中极分明的地层以约四十五度的角度向东南倾。主脉的低坡上也见得着同样的情形。不过较高处的地层是水平的；虽然实际的接触面从车上看不清楚，却表明存在两个不整合的石灰岩地层。事实正是如此：低坡与外围残丘那些陡倾的地层已被认定属于一个更老的地层，名叫南口系，它在山西的对等物就是前面说过的滹沱系。

溯那道谷而上——南口便在谷口——不久便上到南口石灰岩之上的高度，见到震旦系石灰岩——它相当于山西的系舟石灰岩——地层水平。谷中再往上，这些地层开始向西北倾，其间夹着蓝色黏土与页岩层。末了地层变得扭曲，被深成岩所代替，主要是浅黄褐色的花岗岩。这个地层一直延续到梁脊以外颇远之处，直到群山让位于一片宽阔的平原——那是大沙河的河谷，大沙河在稍南处汇入洋河。

朝西北横穿这片平原，遇上第二道山脉，自东偏东北向西偏西南走；就火车上所能判断的而言，它由石灰岩地层构成，大概是洋河石灰岩。

在下花园附近，洋河在一道又窄又深的谷中切穿这道山脉，那里的沉积岩变得相当复杂。含煤的砂岩与页岩地层压在石灰岩之下，两个地层之间的不整合面清晰可辨。这只能以存在一个倒转褶皱或逆掩断层来解释。含煤地层大体水平而略有褶皱，石灰岩则显出垂直或极陡倾的地层。

下花园西北相当长一段距离内，是水平的紫色页岩与砂岩地层。此后它们让位于石灰岩，石灰岩一直延伸到离张家口六英里之处，然后被张家口一带的火山岩所代替。我们在这座城周围的山里闲走时，发现了斑岩——主要是褐色或砖红色的——以及别的火山岩，杂乱交错。还采到了蛇纹岩与变质长石质岩石的标本。西北面，玄武岩露在那道深切的河床里，那河床以汉诺坝为终点。这道谷再往上有大片火山灰层，乍一看可能被误认作山西系的沉积岩。这些沉积呈鲜红色，有些地方成砾岩之状，含着又大又圆的砾石，这表明这些层是在水下沉积的。靠近山口处，这些沉积的颜色淡得多，呈粉色或黄褐色与淡蓝灰色。有些地方原来的物质已退化为软黏土；而凡地层成砾岩之状处，其中较硬的岩块棱角粗糙，不像靠近张家口处那样圆。这些层以外，玄武岩一直延伸到汉诺坝并越过它。

第五部分

清河与西湾子一带的地质：直隶北部

离开张家口，我们溯盘长河谷北行约六英里。这道谷两侧陡峭，全由淡紫灰色的粗面岩露头构成。这颜色在露出的表面因风化而变成深褐色。整个岩体中都有典型的长石晶体。所采的标本中，晶体已相当分解。

在一个名叫西店子的地方，谷折而向东，同原来的走向成直角；同时一道宽阔却无水的谷自北面汇入。那道谷叫井沟，而主谷此时叫清河，有一道很好的常流水。

粗面岩一直延续到高家营子，过此不远便告终止。这里的粗面岩颜色较浅，风化面呈鲜砖红色，而新断面显出岩石本身是淡紫灰色的。白色的长石晶体也比靠近张家口的露头中更大更显眼。这些晶体在地表露出之处迅速崩解、被水冲走，使表面的岩石满是孔洞，看去有些像充满气泡的岩石。

过了高家营子仍向东走，我们发现变质岩——主要是片麻岩——同深成岩即花岗岩交替，而以前者为多。

变质岩与深成岩中都穿有石英的细脉、矿脉与岩脊，那石英大概是含金的。

在新营子，谷又折而向北，此后大体朝东北蜿蜒直到源头。自这个村子起，露头全是花岗岩、霏细岩与蛇纹岩，不见变质岩；直到将到西湾子之前，才遇上一大片片麻岩的露头。

西湾子以外——即以东——我们发现群山全由深灰褐色或紫灰色的粗面岩构成，其中含有那种特有的白色长石晶体。

第六部分

张绥支线沿线的地质：直隶西北部与山西东北部

自张家口附近至柴沟堡，这条铁路斜穿洋河的宽谷，越过自北面冲下来的一大片碎屑堆积。过了柴沟堡，它沿洋河一条支流南洋河而行，不久便穿过一道全由变质岩构成的山脉，其中以软的云母片岩为绝大多数。有些地方片岩显出极分明的层理。

过此谷便开阔起来，铁路不再紧贴山侧。路基越过自北面群山冲下来的极大片碎屑，那些碎屑见证着这里正在发生的剥蚀之巨。查看岩石便知北面群山主要由花岗岩与片麻岩构成。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本线目下的终点阳高。

这一程除了洋河谷南侧构成一道高脉的块状石灰岩之外，没有注意到任何沉积岩。别处的低坡上注意到相当多的黄土。

柴沟堡附近所见的片岩大概属于、或相当于五台系，而其外的花岗岩与片麻岩无疑相当于泰山杂岩系。

第七部分

自阳高至归化城一带的地质：山西北部

如前所述，阳高位于大同府平原的东缘。北面是一道高峻崎岖的大山链。这些山似乎主要由变质岩构成；我们赴归化城途中进入这些山时，所遇的岩石只有片麻岩。

片麻岩一直延续到官屯堡，即北偏西北约二十英里处。此地以西以火成岩为主，一大片熔岩流构成一座宽约十英里的台地（长度未测定，但相当可观）。这片玄武岩标出山西北部玄武岩的东界，而它本身也是这一片的典型：深蓝灰色，有气孔，孔壁通常衬着晶石，并含角闪石晶体。台地表面无土之处，玄武岩显出分明的六角节理，表明底下是柱状结构。就这一带总的地形轮廓判断，这道熔岩流大致是自北而南的。台地西侧以一道自北而南的深河谷骤然终止。不过再往西还有别的较小的台地；沿着此时东西走向的河谷走，看得见柱状结构的好例子，尤以丰镇附近为著。此地有好黏土，因此得以大规模烧制陶器。

火山地层自此一直延续到岱海。此湖以北群山全是花岗岩，直到归化城平原边上的美岱儿。

其中有些花岗岩——尤以美岱儿以东谷中所出者为著——含有大量石榴石，有些石榴石大如弹珠。这一路上的花岗岩都呈淡黄褐色。

湖南的丘陵是玄武岩，湖西的直到宁远以外那道山口也是。这里有一大片花岗岩露头，是湖北那一片的延续，一直伸到阳坡窑子。自此到归化城平原边上都是玄武岩，显出很好的柱状结构。玄武岩与花岗岩上常覆有黄土，不过厚度与范围都不很大。

平原上没有任何露头，那平原主要是冲积的，杂着几片风积的沙。

岱海卧在一个极大的盆地里，盆地长约二十英里、宽约十英里。这盆地三面以火山地层的低丘为界，第四面即北面以花岗岩的高山为界。这个湖所在的洼地何以存在，很难解释。据说湖中心极深。乍看之下，人也许会推想它占的是一座死火山的火山口，可这一点绝不确定。要放心地提出这样一个说法，还需进一步查勘。不过这一带如此普遍的玄武岩究竟从何而来，倒是很值得知道。

说到归化城西北我们猎盘羊的那些山，我在日记里找到下面这段记述：「这些山全是深成岩、火山岩与变质岩。低矮的前山成一串平行的低梁，由熔岩即斑岩构成。其次（往西走）是一些白色与带绿色的石头，我看是变质的长石。再往外便隆起极高，沟壑深切，是片麻岩与片岩，其中有花岗岩的侵入。再往西越过一大片白色大理石的露头。再往外岩石似乎是花岗质、片麻质与片岩质的。片岩我相信是绿泥石质的，花岗岩则确实含有很大比例的长石。注意到一定数量的铁石，却没有煤。」

归化城以北与东北的群山，其地层大概同西北的相似。

第八部分

毕克齐西北的沉积岩：山西西北部

自归化城至毕克齐，我们所走的是低洼之地，在寻常太古地层的山与丘之麓。

毕克齐西北我们入山之处，遇上大片沉积岩层，无疑属于山西系。先是遇到一些极厚的块状砾岩，由大卵石与小圆石构成，被一种含沙与小砾的极硬胶结物黏在一起。这砾岩的地层极为分明，往往厚逾十英尺，向西北倾，倾角自四十五度至八十度不一。

其间夹着几层薄而收缩变尖的煤层与软页岩。有些地方砾岩扭曲得很厉害。

在毕克齐西北六英里的乌兰板村，砾岩让位于粉色与黄色的砂岩，倾角平缓得多，约二十度向西北。

乌兰板以外砾岩又出现，压在一层深褐色页岩之下，这一回倾角与砂岩相等。此后我们到了高山，主要由变质岩构成，其中有大片花岗岩透出，形成一系列高峰。这一带没有注意到火山岩。

本章第一部分已提到的我的朋友新常富先生告我说：他在此地以西一日路程的萨拉齐以北的山中，曾遇上同上述完全相似的沉积岩露头，而且同我一样，得出结论说它们属于山西系。

第九部分

蒙古高原的地质：内蒙古

这整趟行程中所遇的只有火成岩与变质岩。大体可以说，蒙古高原这一部分是由一片（或数片）大熔岩流构成的，其中穿有花岗岩与石英的岩脉，石英脉出现得比花岗岩脉少。这些岩脉是否比玄武岩更古老，不易断言。

就地形而论，汉诺坝那道陡坡之上的地面是起伏极微、海拔一致（约四千英尺）的原野，其界或其间有低矮多石、部分覆草的小山脉。这些小山脉的末端常以几乎察觉不出的低梁相连；有时它们以陡崖终止，不过多半是缓缓斜入原野。谷中通常有大小不一的浅咸水湖；间或也有清甜的常流水在极黏的土中蜿蜒。咸水湖周围的土也极富泥质。

爬汉诺坝所穿过的是深灰色的玄武岩，同山西所遇的颇为相似；而通向山口的那道谷中则注意到各样岩石，都是火成的。除别的之外，我们采到一种红褐色斑岩的标本，其中有许多细长的气孔，还有分明的长石与石英晶体。也采到变质长石、淡灰色玄武岩以及一种奇特的黄砂岩的标本。不过通观全程，占主要地位的岩石是玄武岩，而靠近张家口处则是粗面岩。

除了高原上的丘陵与山梁之外，厚厚的覆草表土使我们无法看出底下岩石的性质；不过查看丘陵中的露头便知玄武岩占绝大多数，而花岗岩脉这里那里都有。将近喇嘛庙时，花岗岩的比例增大，以致有时仿佛是玄武岩的岩脉穿过花岗岩的主体。不过通常较高的山梁是花岗岩，而凡低坡与谷中底下的岩石可见之处，通常又是玄武岩。在一个名叫乌拉呼塔嘎的地方注意到一些片麻岩，不过那里的丘陵也主要是花岗岩与火山岩。

在塔布敖拉，我们注意到几条宽阔的石英脉自北而南穿过变质岩与花岗质岩石。这种石英别处没有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些白云母片岩的露头。

有一位传教士说，在塔布敖拉附近哈罗敖萨西南二十里（约六英里）处，中国人正在掘煤。这就表明那里有含煤沉积岩的露头，即归化城以西所注意到的那一种。

自塔布敖拉南至张家口，露头几乎全是火山岩，杂有少许花岗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