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腹地旅行记

一中亚探险述略

地理发现的历史正在走近一个新的时代。开路者的角色快要演完了；各大洲地图上的「空白斑块」在一点点缩小；我们对海洋自然状况的认识逐年趋于完备。当年那些在愈来愈重的危险与艰难中劈开道路的先驱，已由今日的考察者接续下来——后者细细察看地表及其永不安歇的生命，永远找得出新的空缺要填、新的难题要解。

虽说许多地区早已受过细密的调查，仍有好几处地方，开路者的活儿还没有干完。亚洲腹地尤其如此，它被冷落得太久了。几乎无法进入的戈壁沙漠里那一大片一大片地面，西藏高原上那些漫无边际的荒野，至今仍像两极地带一样鲜为人知。

我动身走上这本书所记的这趟路，为的正是在中亚地理的知识上添我微薄的一份。为此我在书房里预备了好些年；一八九〇至九一年间，我又往俄属突厥斯坦与喀什作过一次踏勘，以察看那一带地方是否宜于用作深入未知之境的行动基地。

从喀什回来以后，我首要的心事是筹措办这桩事所必需的款项。为此我向瑞典与挪威国王奥斯卡陛下呈上了我计划的以下细目。我把它抄在这里，因为它最能显出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完成了自己所定的任务。略加删节，我的呈文如下：

亚洲的心脏地带，在地球上两条最高的山脉——昆仑与喜马拉雅——之间，坐落着我们这颗行星表面所能找到的最庞大的一处隆起：西藏高原。它平均高一万三千英尺，北部可达一万五千英尺。因此它那七十七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合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两倍半），是与阿尔卑斯山的最高诸峰齐平的。据中国地图，它的北部——亚洲最不为人知的地带之一——似乎由一套没有出口的、无人居住的湖盆构成。再往南，藏人与蒙古的游牧者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牧人生涯；只有在这一区域的极南端，才有像样的人口。

西藏不在十九世纪旅行者所走的那些大道上。只有少数几个较富冒险心的欧洲人，为我们今日关于这个国家的那点可怜的知识出过力。它荒凉的景色、高峻而无从攀越的山岭、以及它身处广袤大陆正中的那份极端的偏远，把旅行者吓退了，赶到世界上别的地方去施展身手——去两极地带，去大洋中的岛屿，或者去那些有海岸可作出发点、未知之境又相对易达的所在。然而世界上再没有哪一处地方，能像西藏这样厚报考察者的辛劳，或是给各种各样的观察提供如此取之不竭的田野。神圣之光正是从这个国家流布到整个喇嘛教世界，正如它的水以大江大河的形式流出去，养活四周的诸国。自然地理上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在西藏与戈壁沙漠里等着解答，每解开一个都是科学上实实在在的所得。就严格的地理学意义而言，西藏是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地区之一。今天连非洲的地图上，也再找不出一块像中亚图上「西藏」名下这样大的空白了。在这一点上，只有两极地带堪与西藏相比。天主教传教士留下的那些行程记录，成于这个国家比今日更易进入的年代，如今已无法在地图上确切地追踪，从地理学的立场看，往往价值甚微。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被狂热信仰严严关起来的国家，也不得不在欧洲人锲而不舍的探问面前开了门。西部与东部尤其被英国、俄国和法国的旅行者穿行过。近世能进入拉萨的考察者，只有几名受英国军官训练的印度「班智达」。中国政府那份多疑的戒心、藏人的宗教狂热、以及他们那片土地的野性——正是这几样东西，使西藏比亚洲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久地孤悬于外。在俄、英两国的势力都还不像今日这样大的时候，不止一个欧洲人成功地穿过了这个国家，甚至到了它的都城。第一个进拉萨的欧洲人是修士鄂多立克，他在十四世纪前半叶从中国旅行到西藏。一六二四年，西班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从印度入藏；一六六一年，两位耶稣会传教士格鲁贝尔与多维尔取道青海湖、柴达木和唐古特人的地方，从北京到拉萨，作了那趟了不起的旅行。他们在都城逗留两个月，随后经尼泊尔返回阿格拉，再从那里回欧洲。到十八世纪，这座神秘的城市又来过几位传教士。德西德里自一七一六年住到一七二九年，德拉·佩纳自一七一九年住到一七三五年、又自一七四〇年住到一七四六年；不过除了几封信，他们没有留下著述。一七二九至一七三七年间，胆大的荷兰人范德普特从印度经拉萨与青海湖到北京，又从那里经中南半岛回到拉萨。归国之后他把自己所有的文稿都烧了，只因觉得没人会相信他那番奇异的叙述。一八一一年曼宁到了拉萨；一八四五年，两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与秦噶哔从北京出发，取道青海湖、布尔汗布达山与唐古拉，作了那趟著名的旅行，到了西藏的都城——古伯察神父把这趟路写成了一本有趣的书。此后再没有欧洲人能深入拉萨。此后每一支以那座城市为目标动身的队伍，都被迫掉头回去，使命未成。

前面说过，这个国家的外围地带来过好几位欧洲旅行者，不过他们并非人人都做了科学工作或带回了有价值的材料。西藏的极西部，一八五六与一八五七年由施拉金特魏特兄弟考察过，一八六五年有约翰逊，一八六八至七〇年有肖，一八六八至七〇年有海沃德，一八七〇年及一八七三至七四年有福赛思与他的许多同伴，一八八五至八七年有凯里与达格利什，一八八八至九〇年有格龙勃切夫斯基。福赛思考察队里的印度班智达基申·辛格，比别人更深入了一些。西藏境内所曾有过的最了不起的行程之一，是班智达那因·辛格走的那一趟。此人参加过施拉金特魏特与福赛思的队伍，一八七四年七月由特罗特上尉从拉达克的列城派往拉萨。他的驮队是二十六只羊，各负轻载。这趟路长达一千英里，历时四个月，只有四只羊活着走完。牲口靠一路上找得着的草料度日。在拉达克与西藏交界处的聂孜镇，他们见到了林木与牧场。班公湖以东的地带无人居住，只有几个牧人和他们的畜群。当地人自称「羌巴」，意即北方人；但突厥斯坦的居民管他们叫「塔格里克」，意即山里人。西藏高原从这里往东铺开八百英里，一直到中国诸大河的源头和布尔汗布达山。目力所及，那里像是一片长着草的高原地带，间以丘陵与谷地，远处有雪山。偶尔见得着一顶牧人的帐篷；羚羊、野驴和野羊则到处都是。这趟路的成果是二百七十六个纬度测定、一千二百英里未知地面的测绘、四百九十七次用沸点温度计作的高程观测，以及一套气象观测记录。

在到过西藏东部的人里头，俄国将军普尔热瓦尔斯基居首。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新历二十九日），他带三名俄国随员从恰克图动身，穿过戈壁沙漠，经库伦与张家口到北京。在去过达里诺尔之后，他于一八七一年五月离开张家口西行，穿过阴山与穆尼乌拉两道山脉，再沿黄河上行，直到阿拉善地方及其首府定远营。随后他回到张家口。好好歇过一阵，他又回定远营去，一八七二年六月我们见他在那里。他旅途中最了不起的一段自此开始，因为接下来他所穿行的地方鲜为人知。他先考察了青海湖东北那片林木丰茂的山区——甘肃高地；随后绕湖一周，翻过青海南山，队伍到了柴达木的大片沼泽，从那里登上西藏更高的地带，野牦牛的家乡。一路上翻过西藏高原的好几道山脉，到得扬子江边，时为一八七三年一月十日（二十二日）。普尔热瓦尔斯基本想一直深入到拉萨，距该城已只剩二十七天的路程，却因驮畜力竭、粮食将尽，不得不弃了这个打算。他的第一趟旅行终止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次克，抵达日期是一八七三年十月八日。

三年之中，这支队伍一直在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里挣扎；顶住过蒙古沙漠的酷暑、西藏高原的严冬；一连数月住在一顶单薄的小帐篷里，气温常在零下四十度（华氏与摄氏在此度数上相等），靠队员打来的野味过活。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显出的精力与耐力，值得一切钦佩。显然，他心里对自己这桩事业的重大意义有极清楚的把握。虽四面是怀有敌意的居民，虽处处是各样的危险，他两样都不放在心上，就在帐篷里「阿尔干」（干粪）火那股呛人的烟中，接着整理他的札记、归拢他的标本。这是一桩地理学上的功业，它理所当然地把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名字摆到了亚洲探险的最前列。最叫人称奇的是，这趟七千三百五十英里的行程，花费不过六千卢布多一点（约合六百镑）——足见在亚洲旅行只要懂得门道，是花得起的。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二趟旅行，自一八七六年八月至一八七七年七月。行程虽不足二千六百五十英里，花费却超过一万九千卢布（约一千九百镑）；不过这一回他的装备更齐全，护卫也更多。这趟路的成果同样极为重要。他给地理知识的版图添上的那一片地方，是中亚最不为人知的地带之一。此前我们对它情形的全部概念，都得自道听途说、中国地图和传闻。

他的路线自伊犁起，沿伊犁河谷而行，到尤尔都斯，随后经库尔勒南下，沿塔里木下游到罗布泊与阿尔金山。当普尔热瓦尔斯基看出经罗布泊、经阿尔金山以南那片荒地已无从进入西藏、尤其无从抵达他心之所向的拉萨时，他决意改试古城子与哈密一路；不料在途中病倒，只得返回俄国。

这趟考察最出色的一笔，是发现了新的罗布泊，以及阿尔金山这道大山脉——它使我们中亚地图的面貌大为改观。他还证实了野骆驼的存在，这一发现后来得到凯里、荣赫鹏等旅行者的印证。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三次考察，自一八七九年三月至一八八〇年十一月，行程约四千七百五十英里。这一回随行的有十二名当地人，可支用的款项为二万三千五百卢布（二千三百五十镑）。他选了俄国边境上的斋桑作起点，经布伦托海与乌伦古河，穿过准噶尔到巴里坤，再翻天山到哈密。此后他横穿戈壁沙漠，有两处与自己旧路相接。这一次他往南深入得多，越过扬子江与唐古拉山，一直到北纬三十二度。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旅行，始于一八八三年十月，止于两年后的同一月份。他带二十名随员，多为哥萨克，走了四千八百五十英里；这次考察的花费是四万二千二百五十卢布（四千二百二十五镑）。

他自恰克图出发，循从前走过的那条路穿过戈壁，再往前穿过甘肃高地，直抵扎陵湖与鄂陵湖——黄河的两个孪生源头。这是第四趟旅行的极点。在往扬子江绕了一段之后，他继续穿过柴达木，再翻阿尔金山到罗布泊与和田，抵昆仑山北麓，最后顺和田河而下，翻过天山。

那位无畏的印度班智达克里希纳——通称「阿克」——一八七八至八二年间的长途跋涉，对北藏地理关系极大。一八七八年春，印度政府派他去考察这样一块地方：北以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行程为界，东以法国传教士德格丹与迪朗、以及英国人吉尔的路线为界，南以桑波河（雅鲁藏布江）与喜马拉雅为界，西以穿过拉萨与罗布泊的那条子午线为界。近些年来，只有古伯察与秦噶哔、以及邦瓦洛与奥尔良亲王亨利穿过这一带。

阿克扮作商人，带足了钱与仪器，经锡金前往拉萨，一八七八年九月抵该城。他在那里停了整整一年，等着搭一支人多而武备齐全的商队北上——因为唐古特强盗把那个方向的道路弄得极不安全。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七日，一支蒙古商队到了。其中一百人，蒙古人加上几个藏人，要立刻返程。众人都有坐骑，都带着矛、刀与火器。阿克抓住了这个机会。行军中戒备甚严：前头派出哨探，夜里设岗。起先所走的路线，与那因·辛格一八七五年由腾格里海往拉萨时所走的重合。唐古拉以南，阿克碰上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三次旅行的路线。唐古拉山中最高的山口高一万六千四百英尺，是湄公河上游与扬子江之间的分水岭。在高原上走了五个月之后，他翻过一道高一万五千七百五十英尺的山口，到了安吉尔塔克希亚山。队伍在柴达木的腾格里克歇脚；不料正要重新上路，就遭二百名强盗袭击，阿克的全部财物与驮畜都被劫走。不过他设法保住了札记与仪器，虽遭此挫折，仍决意把交给他的那些难题做到底。他在库尔雷克湖西岸过冬，直到一八八〇年三月。他本打算从那里取道罗布泊；可他的印度仆人卷走了他大部分东西逃了。他自己只得受雇于一个要去沙州的蒙古人。在那里他受到一位喇嘛的善待，却被中国地方官逼着折回。这个折回之处颇为要紧：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八七九至八〇年间正是从那一带出发前往柴达木与唐古拉的；塞切尼伯爵穿越中国的考察也在同一带告终。阿克带着一名忠心的随员踏上归途；却又不得不受雇于「中国鞑靼人」。最后他总算平安到了打箭炉（康定），在那里的教会站上得到主教的种种帮助；随后经巴塘与大吉岭回到印度。

一八八八至八九年，美国人柔克义往西藏东部走了一趟。他只带一名随员、几匹马，自北京出发，到了青海湖与阿拉克湖，渡过扬子江，最后回到上海。他会说汉语与藏语，一路改装而行。他做了第一流的测绘，测了高程，记了札记，并说此前欧洲人的地图，无论在山系还是水系上都不准确、靠不住。

近年还有好几位旅行者，或出于求知之心，或出于功名之念，深入西藏内地、向拉萨进发。许多人败下阵来，另一些人则拿得出好成绩。最成功的一支是邦瓦洛与奥尔良亲王亨利的队伍，他们自西北而东南横穿了亚洲。这支队伍循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路沿塔里木行至罗布泊与阿尔金山。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他们从罗布泊动身，二十三日翻过阿尔金山，把普尔热瓦尔斯基与凯里的路线都抛在身后。随后他们不用向导，径直向南穿入未知之地。这一程一直走到一八九〇年二月十七日，终点在腾格里海以南两天路程处。他们在上头走了三个月的西藏高原，没有一处低于一万三千英尺。昆仑山系的几道山脉是翻越一万八千英尺以上的山口过去的，路上还发现了许多湖泊。那地方荒瘠到了极处，全无乔木灌木；连队里的骆驼和马都喂不上料，牲口因劳顿、匮乏与酷寒相继倒毙，最后所剩无几。从十二月四日到一月三十日，一个人影也没碰上。在腾格里海以南两天路程处，队伍被藏人拦住，交涉将近七个星期，仍未能获准继续往拉萨去。旅行者只得绕了一大圈，九月间到了东京。

一八九〇年五月，俄国上尉格龙勃切夫斯基试图自普鲁进入西藏西部，未成，遂折向和田，用七、八两月考察了提孜那甫河谷、叶尔羌河上游，以及这两河之间的分水岭。到帕米尔走过一趟之后，他经喀什前往塔什干，同年年底我在那里见到了他。他走了四千七百多英里，他的考察把库罗帕特金（一八七七年）、福赛思（一八七三至七四年）、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八八五年）与佩夫佐夫（一八八九至九〇年）几人的成果连成了一线。他在尼雅与佩夫佐夫相遇，两位旅行者得以互校札记与地点测定。

一八八九与一八九〇年，佩夫佐夫将军偕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旧部罗博罗夫斯基、科兹洛夫和地质学家博格达诺维奇，往东突厥斯坦走了一趟：翻天山，溯叶尔羌河到叶尔羌，再到和田，在尼雅过冬。他们从昆仑山北麓数次上西藏高原，尤其考察了阿尔喀山以北的那一部分。归途经罗布泊、焉耆与准噶尔。佩夫佐夫这趟旅行，是这一带所曾进行过的最重要的考察之一；论地点测定之可靠，没有哪个旅行者及得上他。

在阿尔金山及其以南地带，普尔热瓦尔斯基第四趟旅行的路线，有好几处被英国人凯里的路线横穿。凯里偕后来遇害的达格利什，翻过阿尔金山、车尔臣塔格，以及这两道山脉之间那片无人的高原，然后才得以抵达昆仑本身与西藏高原。他翻越这几道山脉的地点，比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取的稍偏西些，此后又在车尔臣塔格与昆仑之间的高原上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路线相交。凯里随后沿昆仑山麓东行，在此山脉与可可西里之间走了一小段，又在自蒙古往拉萨的朝圣道翻越昆仑山口处的紧南边横过了那条路。到玛曲河他折而向北，走了阿克路线的一段。这趟旅行在一八八五至八七年间。

荣赫鹏上尉以其帕米尔之行闻名，他一八八八年自北京经巴里坤、阿克苏与喀什去了印度；鲍尔上尉则在一八九一年六月至一八九二年三月间，自列城穿过西藏与中国到了上海。

以上我所概述的这些考察，是我打算去的那些地区内最重要的几次。

亚洲腹地仍待解答的那些大问题，若要一一交代，就说得太远了。发现新的山脉、湖泊与河流，发现古文明的遗迹，发现或许能照亮各族群大迁徙的古物，认出早已废弃的商道，最后是测绘一片全然未知的地区——凡此种种，对考察者都有一种无从抗拒的吸引力；但我只能就一两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略说几句。

在亚洲的高地上，地质学家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去研究最富意趣的现象；其所以有趣，不单因为那里的山脉正在经历着造山的种种过程，也因为那些山脉本身太少为人知。西藏的高原像一个巨大的台座，平均高出一侧的印度斯坦低地、另一侧的塔里木盆地沙漠达一万三千英尺，而后者是任何大陆内部最低的洼地之一。罗布泊的绝对高度不过二千五百英尺；吐鲁番以南的鲁克沁，更发现了一处实实在在低于海面相当一截的洼地。在朝塔里木盆地的那一面，西藏高原以喜马拉雅与昆仑为界，这两道山脉的西端在帕米尔及其以南地带会合。旧时的地理学家与发现者，除地形面貌、至多地表高程之外别无所顾；今日的地理发现却要求它的测绘者拿出可靠的知识来，说明地表现状的原始成因，说明各山脉之间成因上的关联、来历、年代与相互关系。高亚细亚在这些方面还有重要的问题待解，而这些问题要到可望解决的地步，势必还得过很长一段时日。近二十五年里，只有四位有分量的地质学家在昆仑山系这一带下过工夫，即斯托利奇卡、李希霍芬、洛克齐与博格达诺维奇。

然而他们各自考察过的地区之间，仍横着大片大片的空白。我打算在这趟预定的旅行中尽我的力，去填补这些空白——在那里，每一次观察、每一根等高线，都有极高的价值。

另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是罗布泊问题，由李希霍芬男爵提出。这里我要提几条他那篇文章里所陈述的要点，文题为《关于普尔热瓦尔斯基中校罗布泊与阿尔金山之行成果的意见》（载《地学会会议录》第五卷，一八七八年，第一二一页以下）。

最先把罗布荒漠告知欧洲人的是马可·波罗；而在唐维尔的亚洲地图上，罗布泊连同它的诸河第一次出现，不过被置于北纬四十二度二十分。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此行之前不久，人们还以为这个湖位于一个极大的盆地里，且距南面界山比距北面界山更远。然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此湖的位置比地图与中国载籍所推想的要偏南得多；这一趟与他其余几趟考察的结果，是亚洲腹地的地图面貌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库尔勒与阿尔金山之间的地面，此前全然不为人知；塔里木下游向东南流了那么长一段，也同样不为人知。阿尔金山的发现，无论对认识亚洲的自然地理，还是对理解古商道的位置与走向，都同样重要。现在才清楚，为什么自中国往西去的古代丝绸商队要贴着罗布泊的南边走，以致不得不穿过沙州与该湖之间那片令人生畏的沙漠。

李希霍芬的推论，一半根据某些地质法则，一半根据一八六二年武昌府所刊的一幅中国与中亚大地图，他说：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罗布泊最可怪之处在于：他发现的是一个淡水湖，而我们不能不假定那里应有咸水。一个湖盆，若在若干地质时期里一直充当着一条大河所携盐分的沉积库，竟会含淡水、还有鱼可栖，这绝无可能。即便塔里木全程都流经一般认为全不含盐的地区，这也是不可思议的。而事实上，此湖所汇集的全部流域都盐碱极重，淡水泉乃是例外，且只见于紧靠山麓之处。塔里木的水所含盐量，必定超过世上几乎任何别的大河。……这些盐分经蒸发而浓缩，在塔里木最末一个储水盆里势必进行得极为剧烈；这一过程自古迄今持续不断，必已造成各种草原盐类异常大量的沉积。自远古以来，中国人就把罗布泊叫作『盐泽』。……如今，与一切理论推断和历史记载相反，我们从第一位欧洲目击者——此人还禀有非凡的观察力——那里得到了明确的保证：塔里木最末一个盆地是个淡水湖。那么，必定存在某种特殊的情形，可以解释这一表面上的矛盾。」

或许有人会设想：冬天蒸发微弱，淡水便上浮而铺展在咸水之上；但此湖深度有限，这个设想不攻自破。另一种解释是：塔里木常常改道，已舍弃从前的储水盆而另择今日这一个，后者据推测形成年代相当晚近。

最可能的解释是：除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到过的那两个水盆（喀拉布兰与喀拉库尔沁，即喀拉库顺）之外，还有第三个，塔里木有一条支汊注入其中。中国地图上并不画塔里木的南支；但在北纬四十一度上标着一个大湖，恰在塔里木任何延续段的正线上，图上称之为罗布泊。此外还有一层：普尔热瓦尔斯基并未听见有人使用「罗布泊」这个名字，这也指向同一结论。反之，他倒听见这名字被用在塔里木河的一段上，而那一段正在真正的罗布泊本应所在之处以东。

另一条重要的论据隐含在这样一个事实里：塔里木在与乌根河汇流处宽三百至三百六十英尺，水流湍急；而在它全部支汊会合以下，却只宽一百八十至二百一十英尺，水流迟缓。有可能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这些支流——毋宁说是交织的汊道——之间行走时，最东边那条汊道把一部分水通过另一条独立的河道向东泄入了那片无从进入的盐漠，而这位旅行者漏看了这条河道。李希霍芬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他的考究：「无论我们如何看重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罗布泊考察上所做的事，我们仍不能认为，他为之吃了那么多苦头的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最终的解决。」

自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后到过罗布泊的三支队伍——凯里与达格利什、邦瓦洛与奥尔良亲王亨利、以及佩夫佐夫——都没有增添我们对这个奇特湖泊的认识，原因是他们走的都是他走过的同一条路。

罗布泊问题的解决，至今仍是一切关心亚洲地理的人所期待的一桩事。今后到罗布泊去的旅行者，不可满足于证实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那几个水盆；他必须对其以北的地带作一番有条理而精确的考察，以期找到那个湖——照李希霍芬的说法，塔里木把一部分水注入其中。这个湖同样标在中国地图上，而中国地图通常以地形上的高度准确著称。

二旅行的计划与目的

数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中亚地理的研究，一部分在国内，一部分在柏林大学，师从冯·李希霍芬男爵——那位研究中国地理的著名权威。此外，我还以两次前往波斯与中亚的旅行为自己作了准备，时间分别是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和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一年，后一次是在陛下遣使觐见波斯纳赛尔丁沙的使命结束之后成行的。在这两次旅行中，我得以熟悉亚洲的旅行方式，习惯于与当地人交往，并学会了一两种最要紧的语言。我希望能把这些预备性的研习用于科学事业，因而斗胆恳请陛下给予庇护与支持，以促成一项计划的实施；倘若一切顺利，这项计划将为我国增光，并有助于驱散至今仍笼罩着中亚大部分地区的迷雾。那片土地是雅利安人种的摇篮，蒙古人也正是从它幽暗的腹地涌出，漫过整个亚洲和欧洲的一部分；那里至今还有那么多地理学上的问题悬而未决。到那里去考察，是地理发现领域内最重要的事业之一。我此番拟议中的旅行，目的是自西而东横贯亚洲，从里海直到北京，尤其是勘察其间那些最鲜为人知的地区。

瑞典考察队若有可能，应于本年（一八九三年）五月离开斯德哥尔摩。装备可在突厥斯坦和拉达克配齐，从斯德哥尔摩只须带上仪器和枪械。我打算带一名助手同行，由他负责天文观测；取道俄国前往巴库，渡里海至乌宗阿达，再乘铁路到撒马尔罕。我的打算是乘驿车穿过西突厥斯坦，经塔什干、浩罕、马尔吉兰和奥什，再翻越铁列克达坂山口，到达东突厥斯坦的喀什——那是我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一年前次旅行的终点，沿途这些地方我都很熟悉。在喀什我将雇一支马帮，经叶尔羌和喀喇昆仑山口把我们送到列城，那里有一位英国代办和几家英国商号。到喀什的路程需两个月，由喀什到列城需一个月；若一切顺利，八月初我们当抵列城。

我原先还打算从罗布泊一带设法翻越昆仑山脉进入藏北。但去年十二月我在圣彼得堡访问时，见到了佩夫佐夫将军，他曾于一八八九至一八九〇年率队作前面提到的那次东突厥斯坦考察。佩夫佐夫将军劝我不要照我当时向他陈述的路线行事。他曾带着马匹和骆驼力图深入那片地方而未能成功，对旅行者在那些区域所遇的困难有过惨痛的经验。由于地势艰险、天气恶劣、空气稀薄，加之几乎全无牧草，驮畜会大批倒毙。佩夫佐夫将军劝我以拉达克的列城作为进藏考察的出发点。在那里不但可以置办必需的给养和一应合用的装备——帐篷、鞍具、皮裘、毡毯、炊具、装标本的箱子等等，还能雇到可靠的人手，都是西藏毗邻各地的土著。尤其是，他告诉我，在列城还能买到驯养的牦牛；这种牲口生来就适应稀薄的空气，在看去完全无法通行的地方，它们也能以不可思议的稳健脚力寻路而过。在表面上绝无生机的地带，它们还能找到苔藓和地衣，从岩石上舔食。此次考察需要一支十五头牦牛的驮队，另有六名装备精良的当地人随行护卫。

据佩夫佐夫说，秋季是在藏北旅行最好的时节。因此考察队应在八月中旬离开列城，取东南偏东方向朝腾格里淖尔湖进发，大致与一八七四年印度测量员那因·辛格所走的方向相同。我打算在腾格里淖尔以北某处无人地带扎营，然后化装易服，带一两名随从，设法潜入拉萨，再由拉萨返回腾格里淖尔的大本营。这种进入西藏都城的办法未免带几分冒险，自然只有在情势有利、且抵达拉萨确实可望于地理学大有裨益时，我才会一试。从腾格里淖尔起，我们将横穿西藏，设法翻越昆仑山脉进入东突厥斯坦；那时离我们最近的目标便是车尔臣城。我们应在明年二月抵达那里。

把牦牛换成骆驼之后，我们将向北穿过戈壁沙漠中一片全然未知的地方，直到塔里木河河道。沙漠里没有道路，没有泉水，只有荒瘠的流动沙丘。不过，沙漠南缘尼雅绿洲的居民曾告诉普尔热瓦尔斯基，冬季可以穿越这片沙漠，因为那个季节偶有降雪，能够取水。我打算研究这片沙漠的面貌及其沙丘的移动。

然后我们将沿塔里木河东岸而行，以查明该河是否向东分出一支，在北纬四十一度、即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定罗布泊以北，汇成一个湖泊。罗布泊问题的勘查应在一八九四年六月以前完成；届时我们这支考察队最重要也最艰难的目标便算达成了。

从罗布泊起，我们将径直东行，穿过那片名为库姆塔格的未知沙漠；然后取道肃州前往阿拉善，在那里我们应能发现回鹘最早时期的碑铭与遗迹；再渡黄河，经鄂尔多斯，我们将始终走在长城以北；最后穿过中国北方的两个省份，山西和直隶，到达北京。我们应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抵京。

在书桌上拟出这样一份方案，比把它付诸实行要容易得多。因此，我的计划只能视为我力求达到的理想。倘若整个方案不能实现，我仍希望自己至少还有气力和精神去完成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显然，在西藏这样一片人所罕知的土地上，事先确定一条具体路线是不可能的，因为意想不到的情形势必发生，也许还会迫使任何预定方案作根本的改变。

到了北京，考察便可视为终结。我将从那座城市派我的瑞典同伴带着采集品、记录和总的成果回国。如果经费还有富余，我大概会借此机会去认识一下蒙古南部和真正的戈壁沙漠。因此我打算取道哈密和吐鲁番返回；何况无论如何，把我的随从平安送回他们自己的家乡，也是我的责任。

考察队自费尔干纳的奥什启程——俄国的交通设施到此为止，此后就只能靠驼队马帮了——据我估算，全程约五千三百英里。整个考察的费用，我估计约需三万克朗（一千六百七十英镑）。

应做的科学工作可归为以下几项：

一、绘制全部行经路线的地形图。凡有可能之处，测定地理经纬度。用沸点测高仪与三具无液气压计测定各定点的海拔，并标注于图上。

二、地质考察，绘制剖面与轮廓草图，采集岩石标本。

三、对所接触各民族作人类学研究与体质测量。拍摄各种族类型的照片。研究半开化部族的宗教信仰及其生活方式等等。语言研究。

四、考古研究。对值得注意的城址、墓地等遗迹作描述、测量和绘图。

五、拍摄城镇、地质上有意义的地点等等的照片。

六、气象观测。定期测定大气、地面以及河湖水体的温度；测定大气的湿度、风的方向等等。

七、水文考察。湖泊的深度，河流的水量及其在一年不同季节的变化，水流的速度、方向等等。

八、采集植物，尤其是藻类。

九、在考察的全部期间坚持记日记。

以上便是我呈交国王陛下的方案，它得到了御准。如今我的工作已经结束，能够把我所筹划的旅行与我实际完成的旅行相比照了；令我自慰的是，就总体而言，两条路线在东突厥斯坦、西藏和蒙古境内还算吻合，虽然因事势的推移而有若干值得一提的出入。首先，我实际走过的路线比原定的长得多，而且包括了一些我起初认为根本无法进入的地区。其次，我一出发就更改了计划：里海我早已熟悉，便不再渡海，而是从奥伦堡穿过吉尔吉斯草原。帕米尔原本不在我的方案之内，后来却成了三次长途考察的目标；其间尤以东帕米尔即中国帕米尔，被我向多个方向勘察过。塔克拉玛干——戈壁沙漠向西伸展的那一大片——我从两个方向穿越过；在那里我极为欣慰地作出了重要的考古发现。最后，我还在喀什、阿克苏与和田之间的地方作过几次考察。

在穿越沙漠抵达塔里木河与罗布泊、再返回和田的那次考察之后，方案中的几项主要目标就只剩一项未曾完成，那就是西藏。这时我听说，杜特雷依·德·兰斯和利特尔代尔的探险队已到过与我拟往之地大致相同的地方，两人都曾试图抵达拉萨而未果。因此我想，还不如去经营藏北那些依然完全是未知之地的部分。在那里，除了与邦瓦洛和奥尔良的亨利亲王的路线相交的一点之外，我处处都将是第一个欧洲开路人；每走一步都是地理版图的一分增益，每一座山、每一个湖、每一条河都是一项发现。

这桩事业我总算完成了，虽说其间历尽艰难。此后我没有依照原先在图上定好的路线穿蒙古前往库伦，而宁愿取一条偏南的路，即经柴达木、唐古特人的地方、青海地方和甘肃省；在那一带，我有几次不得不沿着或横穿别的旅行者走过的路线。在阿拉善，我选了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直到进入鄂尔多斯、山西和直隶，我才踏入久已为人熟知的地区。北京到恰克图之间，我穿行于蒙古本部，随后取道西伯利亚匆匆返国。

原定计划与实际行程之间别的出入，我只提一点：在最后关头，我决定单身独行。这一半是为了节省，一半是因为我不愿把一个同伴卷进种种危险和艰苦里去——那些我自己能够忍受，别人却未必肯为之冒生命之险。

再有，我原打算一气走完全程，后来却觉得分作几次考察更为妥当。这之所以可行，全靠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对我无边的款待。他后来因对我这项事业的无价襄助，受到瑞典与挪威国王的特别嘉奖。

一八九四年冬春之间越过帕米尔之后，我利用夏秋两季，以喀什为起点，又作了一次深入东帕米尔和中帕米尔的考察。一八九五年春夏，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东突厥斯坦北部；同年夏秋，我第三次进入南帕米尔。后来我又照样以和田为新的作业基地，于一八九六年年初由和田出发，作环绕东突厥斯坦直到罗布泊的长途旅行。直到一八九六年六月底离开和田，我才真正自断归路，同西方断绝了一切联系，直到抵达最东端的北京为止。这样安排使旅行在路程和时间上都拉长了；但另一方面，收获却大得多，而且每次考察之后，多亏俄国的邮路，我都能把采集品寄回国内。如今回顾此行中作出的许多重要地理发现，以及地理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得以解决，我心里是满意的；我想，这样说并不算失了谦逊。

把整个旅程拆成几次较短的考察，是个不错的主意。每次考察之后我都能歇息一阵，养足精神去打新的一仗。我还把此行的成果作了初步整理，并为下一次考察中等着我的工作预先准备；每一次动身，我都带着新的兴趣和新的着眼点。

在这部游记里，我力求描画自己在亚洲腹地漫长而孤独的漫游中所积下的回忆与印象。显而易见，一次历时三年半的旅行，其成果太过繁富，不是一本书所能容纳的；我想，把科学资料同较有一般趣味的内容分开来，是更明智的办法。因此我打算在此叙述这次旅行、我所经过的国度、我所接触的民族，以及我和我的随从在无人知晓、无人居住的地带所经历的种种险遇。至于科学成果，整理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趣味也较为专门，将在日后另行刊行。

多亏奥斯卡国王的庇护和慷慨资助，我所需的三万克朗即一千六百七十英镑筹措得并不费力。这笔款项中一半以上由国王、诺贝尔家族，以及哥德堡的地理学之友们经韦斯廷先生捐出。另一半则由前大臣奥克希耶尔姆男爵，以及塞德隆德、特雷肖、安德松、巴克斯特勒姆、冯·普拉滕、卡尔·拉姆、萨格尔、达维德松诸位先生，还有埃玛·贝内迪克斯夫人和克拉拉·沙普夫人捐助。

其中五位已不在人世；对其余诸位，我愿借此机会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然而抵达北京时，我不得不借了四千克朗，约合二百二十英镑，因此全部旅行连同仪器装备在内，共费三万四千克朗，略少于一千九百英镑。

在别的馈赠中，我必须提到塔姆先生所赠的一支胡斯克瓦纳双筒步枪、总领事斯米特先生所赠的一支大口径快枪、雷丘斯教授所赠的一具铝制测颅器，以及诺登舍尔德男爵所赠的一具人工地平。

我从斯德哥尔摩带出的行李不多，因为装备中笨重的部分都要在亚洲置办。我带了下列仪器：一具附两个地平的棱镜全圆仪（韦格纳制），两具航海钟（一具弗罗德舍姆制，由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所赠；一具维伦制，来自塔什干天文台），三具法国无液气压计，以及柏林富埃斯厂出品的若干温度计和别的气象仪器，其中有黑球日射温度计、干湿球湿度计、弹簧温度计、最高最低温度计。我还带了一副带架的平板仪，连同罗盘，一架沃森照相机，一架伊士曼柯达相机，以及全套的胶卷、干板、药品和别的必需品。此外我还带了两只普通怀表、一副双筒望远镜和一具铝制小望远镜；约四十副眼镜和雪镜；最后还有地质锤、米尺、一盒水彩、绘图用具，以及若干速写本和笔记本等等。

整个行程中我的武器有：上面提到的那两支枪，一支俄国伯丹步枪，一支瑞典军官用左轮，另有半打别的左轮手枪，以及两箱弹药。

书籍自然压缩到了尽可能小的体积，只有几种要紧的科学著作和一部《圣经》。另一方面，我带了一套很完备的行程记录汇编，都是近十年间在亚洲腹地测录下来的；还带了俄国和英国测绘的帕米尔地图，以及戈壁沙漠和西藏的地图。

如此装束停当，又备好一张中国护照，我于一八九三年十月十六日离开斯德哥尔摩我那亲爱的老家，登上「冯·德贝伦号」向东驶去，迎向我未卜的命运。

那是一个寒冷、昏暗的秋夜，我永远不会忘记；沉重的雨云压在斯德哥尔摩城上，城里的灯火很快就从视野中消失了。一千零一夜以上的孤独与思念横在我面前；我所珍爱的一切都留在了身后。然而那头一夜是最难熬的；此后我再没有那样为思乡所苦。

只有那些离国远行、久去不归、而前途又是一片未定之云的人，才能体会这样的诀别所激起的心情。但在另一方面，整个广大的世界正展开在我面前，我下定决心，要竭尽我之所能，去解决我给自己立下的那些难题。

三横穿俄国前往奥伦堡

从圣彼得堡到奥伦堡相隔一千四百英里，这段路一程火车坐到底，算不得纯粹的享受。若赶上一年中雨、雪、风轮番上阵的时节，就更不必说了：旅客既没有兴致在站台上踱步来打发候车的时光，车厢里又因炉子不是冒烟就是过热而待不安稳。

然而，以这种方式横穿欧俄所需的四天四夜，既不算长，也并不沉闷。过了莫斯科，车上总是有的是空位。你尽可以把自己那一角布置得舒适些——在境况允许的限度之内——让目光越过俄国无尽的田野与草原游荡开去。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抽你的烟斗，时不时喝一杯热茶，在地图上追踪自己旅程的进展，看着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过去，再靠闲谈打发时光。在沙皇的领土上，人人同旅伴搭话被看作天下最自然的事。若实在找不出别的由头，你总可以问问邻座要往哪里去，话头便开了。我的旅伴多半是要去梁赞、奔萨和萨马拉几省的某个地方。他们反过来问我去哪儿，听到回答是「北京」，都不免吃惊不小，而且往往并不十分清楚那地方在什么方位。

无尽的草原、耕地、戴皮帽穿长袍的大胡子农夫、绿色洋葱头圆顶的白色教堂和环绕教堂的农舍、此刻无论如何不愁没有风的风车——这些便是车窗外所能见到的主要景物。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同一幅画卷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穿过的唯一一片林地在坦波夫省东部，但那里的树木都很低矮，只偶尔有一株松树把头探出众树之上。

我们向东疾驰，穿过梁赞、坦波夫、奔萨、萨拉托夫和辛比尔斯克诸省，终于抵达欧洲第一大河。我们在瑟兹兰渡河，走的是世上最长的桥梁之一，长一千六百二十五码。伏尔加河与其说像一条河，不如说像一片大湖。对岸消失在雾里；浑浊的棕灰色水体在铁路桥巨大的跨度下缓缓翻滚，同它所流经的原野一样毫无生气。两三条划子，和一艘系在岸边的明轮汽船，是我们所见的仅有的生命迹象。随后我们又被卷着掠过没有尽头的草原。在萨马拉省与奥伦堡省的交界处，我们开始察觉乌拉尔山西南余脉临近的征象。地势变得破碎起来，铁路时常在丘陵间蜿蜒出入。有很长几段路，线路两旁立着木栅，用来挡雪。越往东走，景色越荒凉。除了车站，我们从未见过人。草原上偶尔点缀着成群的牛、绵羊和山羊。天空灰暗阴沉；田野是枯草的黄色。这便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边地。

四天的火车旅行到头，我被颠得散了架一般，抵达了重镇奥伦堡——它坐落在萨克马拉河汇入乌拉尔河的地方附近。这座城市并不十分有趣。低矮的石屋沿着宽阔的街道排列，街上没有铺石，满是呛人的尘土，整齐的教堂高踞其上，其中尚未完工的喀山大教堂最为宏大。

不过城郊倒不乏可观之景，因为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在那里赶集，一部分在露天，一部分在低矮的木棚里。一处卖各式大车与代步工具，有捷列加，有塔兰塔斯，大多从乌法运来；另一处堆着大量干草，垛在车上，由四峰双峰驼组成的畜队拉着；再一处则是马、牛、羊、鸡、鹅、火鸡和其他种种牲畜。奥伦堡五万六千居民之中，有八千是穆斯林，多数为鞑靼人，其余是巴什基尔人和吉尔吉斯人。鞑靼人主要的麦斯吉德（清真寺）尤其漂亮，是由一位富商出资建造的。穆斯林中有若干来自希瓦和布哈拉的商人，贩卖从中亚运来的棉花。

战时奥伦堡出十八个哥萨克团，平时出六个，每团一千人。各团轮流服役，因此平时每六个团服役三年。其余十二个团的人有时耕种朝廷为酬其效力而拨给他们的土地。按惯例，政府发给他们的不过是一支步枪；马匹和军服得自己置办。服役的六个团通常驻扎在塔什干、马尔格兰、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基辅、华沙和哈尔科夫。奥伦堡的哥萨克向来是一支可观的兵力，人数之多只有顿河哥萨克和库班哥萨克超过他们。我到访时，乌拉尔哥萨克只有三个团在役，一个在撒马尔罕，两个在奥地利边境上。这些人家境不错，因为他们独占乌拉尔河下游的捕鱼权；而在他们的首府乌拉尔斯克以上，他们筑了坝，不让鲟鱼上溯到奥伦堡。哥萨克的首领称「阿塔曼」。当时奥伦堡哥萨克的阿塔曼是叶尔绍夫将军，即奥伦堡的总督。

最后，倘若我再添上几句：奥伦堡地处亚洲的门槛上，在俄国的极东端；它有兵营、医院、济贫院、学校和旅馆可夸——其中最好的一家意味深长地叫做「欧罗巴」；它有一座剧院，屠格涅夫和易卜生的戏在那里上演得最久；它是奥伦堡省总督与副总督的驻地，图尔盖州（在乌拉尔河与咸海之间）的军事长官也驻在这里——我想，关于这座城市凡属要紧的，我都已提到了。

它的气候是十足的大陆性气候。夏天暑气干燥、闷塞、逼人，空气里满是尘土。冬天温度计常降到零下四十度（华氏）；然而这寒冷并不特别刺人，因为空气通常是静止的。时不时有暴风雪把街道堵死，而雪下得极大，清理起来又并不怎么麻利，因此常常整整一天出不得门。但大部分积雪一经运走，雪橇便滑得再好不过；漂亮的黑马在街上轻快小跑，铃铛叮当作响，雪橇在雪面上轻快地滑行。春秋两季气候极不稳定；解冻一来，街道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沼泽。

圣彼得堡到奥伦堡的距离是一千四百英里，奥伦堡到塔什干是一千三百英里，因此我眼前还有一段几乎与那四天火车旅程一样长的车行。十一月里，坐一辆塔兰塔斯走一千三百英里，穿过草原与荒漠，路面多半硬得像铺路石，否则就是烂泥的泥淖，再不然就被雪封得无法通行！

要驾车走完一段比斯德哥尔摩到罗马、比柏林到阿尔及尔还远的路，这前景我并不向往；但我早已（一八九〇至九一年）坐火车去过撒马尔罕，此番想趁这个机会看一看无边的吉尔吉斯草原和吉尔吉斯的卡拉库姆沙漠（黑沙），以便同外里海地区同名的沙漠作一比较。

愿意的话，也可以搭驿车走。但这意味着每到一站就得换一次车；而驿站一共有九十六个，行李一再解捆、一再重装所带来的麻烦与时间的虚耗，不难想见。更好的办法是在旅程之初买下自己的塔兰塔斯，行李一次装好，车底铺上干草，再用垫子和皮毛把车里弄得尽量舒服柔软——塔兰塔斯既无弹簧，也无座位——然后只在驿站换马。

动身之前须备齐必需之物，尤其是食物，因为驿站上通常什么吃的都弄不到。付十五戈比（一戈比合四分之一便士），旅客可以要求用一用茶炊，有时还能买到一块黑面包。除食物之外，还应当随时备有绳索、细绳、钉子、螺丝之类，以便随时修理车具上可能出的任何损坏；最后同样要紧的是车轴油，因为每过三个驿站就得给车轮上一次油。一出奥伦堡，你就把文明的一切痕迹抛在身后；你一头扎进彻底荒凉的地带，全得靠自己。

头一百八十英里我们仍在欧洲的土地上，走的是奥伦堡省；接下来的三百三十英里穿过图尔盖州，余下的路程则穿过锡尔河州，沿着咸海和药杀水即锡尔河而行。这条路经过六座小城，即奥尔斯克、伊尔吉兹、卡扎林斯克、佩罗夫斯克、突厥斯坦和奇姆肯特，还经过许多村庄；但通常那些漆成白色的驿站房屋，连同拴马停车的方形院子，孤零零地立在荒漠里，最近的邻居多半是一座吉尔吉斯人过冬的阿乌尔（帐篷村落）。在草原腹地，有些驿站简陋到了极点，站房不过是一顶吉尔吉斯的毡包（帐篷），四周围着一道芦苇穿在树枝间编成的篱笆。但就连这样的地方，也同较好的驿站里的房间一样，装点着一幅沙皇的画像，并备有皮沙发、椅子和一张桌子。屋角挂着一帧圣像（圣画），带着香炉，桌上还放着一部《新约》，供旅人受教。奥伦堡与奥尔斯克之间的每一个驿站都存有一部《圣经》，是大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赠送的。

驿站的站长——斯塔列斯塔或斯塔尔希纳，也称皮塞尔，即书记——总是俄国人，带着一家老小在可怕的孤寂与隔绝中度日。他们这孤单生涯里唯一的间断，是邮差的到来，或是某个旅人乘着塔兰塔斯辘辘而至。但这与外界的接触是短暂的。旅人一心只想尽快离开这孤屋。他吩咐换马，趁着套车的工夫喝下他那杯茶，然后能赶多快就赶多快地驰去。斯塔列斯塔一年的薪俸是一百五十卢布（合十五英镑）到二百八十卢布（合二十八英镑），手下有四名扬希克，即车夫，几乎总是鞑靼人或吉尔吉斯人。他们的境遇同样不值得羡慕；因为不论什么天气、什么时辰，他们都得随时爬上车座，赶着他们的特罗伊卡（三匹马一组的马车），走那条他们在雨中、在黑夜里、在酷热或大风中、在寒冷与积雪中已走过千百遍的老路。他们无疑有个习惯，车一上路走顺了就打起盹来；但这么做不过是学他们乘客的样，也就不难原谅了。每个扬希克一年得六十卢布（合六英镑）到六十五卢布（合六英镑十先令），每月另有五十四磅常衡的面包和半只羊的口粮。食物以及驿站上可能需要的一切别的东西，由一名专差隔一段时间送来一次，这人的主要差事就是沿着这一长列驿站来来回回地跑。

奥伦堡至塔什干之间的整条驿路都是私产。奥伦堡与奥尔斯克之间的各驿站一概不收「戈苏达尔斯特文内·斯博尔」，即「纳给朝廷的规费」，因为站长们的马匹车辆都是自己的。托卡恩与捷列克利之间的一段路归奥伦堡一位名叫米亚金诺夫的商人所有，每一程按每匹马收取十戈比（合二便士半）的朝廷规费。直到捷列克利的全程费用在托卡恩一并付清。从捷列克利到塔什干，驿路的主人是塔什干一位名叫伊万诺夫的商人。他付站长和扬希克的工钱，供给马匹车辆，全程的费用在两端任何一个驿站收取。

我所到之处，人人都在谈从前的好时光——那时这条路是通往俄属突厥斯坦的唯一通道；那时大批旅人往来不绝；那时每个驿站都有九到十套特罗伊卡，约合三十匹马。斯科别列夫将军征讨土库曼人和安年科夫修筑通往撒马尔罕的铁路，带来了新的局面。往塔什干的邮政和绝大多数旅客都宁愿走新路线，因为它更短、更省钱、更便利；穿过吉尔吉斯草原的这条老驿路，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如今旅人成了稀罕物。沿途城镇在地位与规模上都衰落了。突厥斯坦与俄国之间一度兴旺的车马运输已改道他途。把棉花和羊毛运往奥伦堡的商队越来越少。唯有地方邮政，加上政治与战略上的考虑，才使这条路免于彻底废弃。

我在奥伦堡短暂逗留期间，副总督洛马切夫斯基将军派了一位诚实的老官吏供我差遣，名叫索洛维约夫，在这座城里供职已有四十五年。靠他帮忙，我得以把所需的一切都置办得又好又便宜。我买下一辆全新的塔兰塔斯，宽敞结实，车轮包着厚铁箍，花了七十五卢布（合七英镑十先令）；后来我在马尔格兰以五十卢布（合五英镑）把它卖掉了。把我自己连同行李（约六英担）安置进去是件容易事；此后十九个昼夜不曾间断，它就是我唯一的住所。

四穿越吉尔吉斯草原

十一月十四日，奥伦堡刮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布兰」，也就是暴风雪，正午时分寒暑表降到华氏二十一点二度（摄氏零下六度）。不过一切都已备妥，我并未因此推迟行期。我的箱笼和弹药箱统统用草席缝裹起来，再用粗绳牢牢捆在塔兰塔斯马车的车尾和车夫座位前面。随时要用的口袋、照相机、干粮箱，连同地毯、坐垫和皮裘，全都塞进车厢里面。车轮上足了油，第一班三驾马也套好了。然而等到万事俱备可以启程时，天已擦黑。洛马切夫斯基将军和旅馆里的住客们好意前来送行，祝我一路平安。沉重的马车驶出院门，车铃叮当，欢快地响彻奥伦堡的街道。天黑之前，我们抵达了荒凉草原的边缘。风在车篷四周呼啸尖叫，把一团团粉末般的雪扑在我们脸上。不过风势渐渐小了，星星出来了，照亮了覆盖着整片大地的那层薄薄的雪衣。

在涅申卡，每周两班开往塔什干的邮车赶上了我。因为只运送本地邮件，邮车不过两辆三驾马车；可是那些邮袋加在一起足有十六到十七英担重。头一名驿夫只走到奥尔斯克为止。从那里另换信使把邮件送到伊尔吉兹，第三名送到卡扎林斯克，第四名送到佩罗夫斯克，第五名送到突厥斯坦，最后一名送到塔什干。我们结伴同行直到奥尔斯克；不多时，我们三辆满载的三驾马车便从驿站出发了。通往卡缅纳亚奥泽尔纳亚的路多丘陵，很不好走，后来地势渐平，风雪减弱，路面常常是光秃秃的。在去格里亚尔的途中，我们遇见了此行遇到的第一批旅人：一支约莫一百峰骆驼的商队，正把一包包棉花从奥尔斯克运往奥伦堡。这支驼队连同随行的吉尔吉斯人，在荒凉的景色中显得格外入画。约在此时，一辆邮政大车的车轴坏了，车子只好丢在半路。我的行李也因一路不停地磨蹭颠簸而松脱，不得不重新捆扎。天阴，有风，却没有下雪。气温为华氏二十七点五度（摄氏零下二点五度）。乌拉尔河还望不见，但我们经由几座小木桥跨过了它的若干条支流。附近有不少小小的斯坦尼察（要塞村），驻着奥伦堡哥萨克。

黎明时分我们抵达克拉斯诺戈尔纳亚，在那里停下来用早餐。驿夫是个结实魁梧、须发蓬乱的老俄国人，他抱怨说这天是斋日，除鱼以外一切荤腥都在禁例。因此当我拿出一听腌鲟鱼罐头给他时，他又惊又喜。他消灭那听罐头的速度快得吓人，还在一刻钟内喝下十一杯茶。他告诉我，过去二十年里，他每年在奥伦堡和奥尔斯克之间那一百七十五英里的路上往返三十五趟——也就是说，他走过的路程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还多出六千多英里。

上奥泽尔纳亚是个大村子，中央有一座教堂，位置很美，紧靠着一道峡谷。村里的妇女在兜售山羊毛织的披肩。那些披肩很像克什米尔披肩，能从一枚戒指里穿过去。

草原！除了草原还是草原，尽管远处有山。道路沿着封冻积雪的乌拉尔河伸展。除了偶尔一顶吉尔吉斯人的尤尔特（毡帐）之外，景象荒凉到了极点，驿站与驿站之间的距离又长。硬冻的地面颠个不停，马铃单调地叮当，催人昏昏欲睡，我一次又一次地打起盹来。

到波德戈尔纳亚一带，地势变得崎岖起来。下一个歇脚处在古别尔拉山中。在那里我换了四驾马车（切特沃尔卡），翻山越谷，两次渡过宽阔的古别尔拉河。这一段路上曾有一位俄国军官出过事，他的车夫送了命；从那以后，凡是较险的地方都装上了栏杆。

在几处较好的驿站，我们遇到成群的牲畜，多半是公牛，正被赶往奥伦堡，再从那里赶往俄国内地。走了四十八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达奥尔斯克。这座城有两万居民，坐落在乌拉尔河左岸、奥尔河右岸。因此它已在亚洲的土地上；进城要走一座架在气势雄浑的乌拉尔河上的狭窄木桥。房屋簇拥在一座孤立而居高临下的山丘四周，山顶有一座钟楼，夜间有人在上面守望火警。视野极为开阔。附近可见低矮的山岭。只有西南方地势平坦，通往塔什干的大道就从那里经过。总督府、各种机构和学校、邮局、电报局和集市都在乌拉尔河与山丘之间；商人和市民的住宅也在那一带。山的南面住着穷苦人家、农户、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

本来打算在山顶上建造全城的主教堂，地基甚至已经打了一部分；可是筹不到必需的款项，工程便停了下来。那座教堂若是建成，在欧洲和亚洲两边好几英里外都能望见。

春天乌拉尔河水位大涨，有时淹没奥尔斯克的低洼地带，并在附近形成茫茫大湖。这时居民们便爬上山丘，观赏草原化为海洋的奇景。春天冰凌开始融化时，会把那座只用木桩架成的桥冲毁，所以桥每年都得重建一次。这种时候，邮件就用船渡过河去。

在乌拉尔河、里海、咸海、锡尔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横陈着吉尔吉斯草原辽阔的平原。草原上人烟稀少，住着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同时也是少数几种动物的家园，如狼、狐、羚羊、野兔等等；某些多刺的草原植物也在那里同严酷的自然条件搏斗。凡有足够水分的地方，卡米什即芦苇便长得极茂盛；就连最干燥的沙荒里，也点缀着一丛丛梭梭，常常长到六七英尺高。它的根极硬，是吉尔吉斯人主要的燃料，秋天采集起来留作过冬之用。几乎每一个阿乌尔（帐篷村落）旁边都能看见堆得高高的梭梭根；我们也时常遇见成队的商队，专门运这一样东西。

草原上不时有河道横穿而过，不过这个季节里大都干涸了。它们注入一些小小的咸水湖，每逢春秋两季，湖岸上聚集着数不清的候鸟。吉尔吉斯人的阿乌尔就扎在这些河流旁边，由黑色的毡帐和芦苇搭成的棚子组成。他们的冬营地则是用黏土或泥土筑的小屋。夏天他们带着畜群北迁，以躲避酷热，并寻找未被太阳晒焦的牧场。许多吉尔吉斯人拥有多达三千只羊和五百匹马，这就算是家道很殷实了。图尔盖北部的冬天冷得刺骨。一月和二月里暴风雪肆虐，毫不留情；吉尔吉斯人这时便回到他们旧日的冬营，把羊圈在芦苇围成的栏里。一句话，这里的气候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吉尔吉斯人是半开化的民族，却精干、健壮而和善。他们爱自称「凯萨克」，意思是勇武的战士；他们安于草原上孤寂的生活，崇拜自由，不承认任何权威，瞧不起住在城里的人和种地的人。在生存的挣扎中，他们的境遇是艰苦的。畜群是他们主要的生计来源，供给他们衣食。稀疏的草木和土壤本身给他们提供了造屋的材料。梭梭那长长的、经烧的根，护着他们熬过冬天的严寒。他们的语言并不丰富；彼此交谈时，要靠十分活泼的手势来补足意思。他们对自己荒凉的草原怀着挚爱，因为他们的祖先曾在那里过着自由的生活；他们觉得草原美丽而富于变化，虽然外来人在那里徒然寻找一件可以驻目的东西。诚然，草原像大海一样壮阔动人；但它也单调、忧郁到了极点。我日复一日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上面飞驰，景色却始终如一。塔兰塔斯马车永远处在一片没有边界、没有地平线的茫茫空阔的中心，那空阔如此之大，简直像是可以看出地球是圆的。只有春天，外来人到这一带来才能得着些许乐趣。那时空气里浮动着花的芳香；因为草木以惊人的速度生长，好赶在夏日的骄阳把一切烤焦之前，尽量利用那短短的一段时光。

从他们所居之地的自然条件来推想，也可以料到吉尔吉斯人的方位感和视力都锐敏精确到极高的程度。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外来人可以一连走上许多天，就他所能察觉的而言，那一味的平坦毫无变化，也没有丝毫道路的痕迹；而吉尔吉斯人即便在夜里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路。天上的星辰也不是他的向导。他认得每一株草、每一块石头；他留意哪些地方的草丛比平常稀些或密些。地面上一些起伏，欧洲人不借助仪器根本发现不了，他却看得出来。地平线上一匹马是什么毛色，他远在外来人再怎么用心也还看不出那里有马之前，就能分辨出来；一辆大车用望远镜看去不过是远处的一个小点，他也说得出它是在驶来还是在驶去。

在奥尔斯克，我的车子上足了油，行李重新装好，我又钻进我那移动的居所。车夫向马打了个呼哨，三驾马车如闪电般向南驰去——别了，欧洲！在头一个驿站托坎，我付了四十四卢布（四镑八先令），把到朱卢兹的全程三百二十英里的车费一次付清；此后只消出示收据即可。而在奥伦堡到奥尔斯克之间（一百七十五英里，三十四卢布，合三镑八先令），则是每一段分别付账。

从奥尔斯克起，驿道沿着奥尔河右岸，穿过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地方，通到布古提赛驿站，站旁有一座吉尔吉斯村落。居民似乎并不怎么欢迎我的到来，因为我随身带着两架照相机。他们不住地问我那架大的是不是枪；无论如何也不肯在它前面站成一排。不过我到底还是劝动了其中几个人，让小的那架给他们照了相。

在布古提赛长时间休息之后，我们终于离开了奥尔河谷。月色给这片寂寞的草原披上一层银辉，草原上东一处西一处地铺着雪；却看不见一个人，也看不见一处村落。除了马铃的响声、车夫的吆喝，以及我那沉重的塔兰塔斯马车的轮子碾过积雪时的咯吱声，四下里一片寂静。

各处驿站的房子完全一个样——朴素的木屋，通常漆成红色，正面墙的中央有一段台阶，通向正门。台阶的一侧立着一根挂灯的杆子，另一侧是一块路牌，标明到最近两个驿站的里程。从门厅进去，右手是站长的房间，左手是旅客的客室。客室里摆着两张沙发、两张桌子、一面镜子、好些椅子，还有一个大火炉，炉里总烧着晒干的草原植物的根。燃料就堆在离屋子不远的巨大草垛旁边。屋后的大方院子里停着许多大车和雪橇；马厩和车夫的住房也在那里。

在塔姆迪驿站，我夜里歇了几个钟头，早上在塔姆迪河的冰面上看见一群狼的脚印——它们竟大着胆子闯进院子，叼走了站长的三只鹅。寒暑表指着华氏四点一度（摄氏零下十五点五度）；清早我们动身时，薄薄的积雪在塔兰塔斯马车的轮下咯吱作响。每一片草叶都缀满了白霜，天冷得刺骨。

我们在亚洲土地上经过的第一座俄国「城市」是卡拉布塔克。它和罗马一样建在七座山丘之上，只是比罗马略小些，因为它总共只有三十三所房子，住着三十来个俄国人、约莫一百个鞑靼人和少数几个吉尔吉斯人。卡拉布塔克唯一值得一提的地方，在于它是一座小要塞，二十五年前由奥布鲁切夫将军所建，用以弹压当时不断骚扰俄国边境的吉尔吉斯人。

统领着八十四名士兵的司令官告诉我，他在那里的日子同流放没有两样，再待过一年他就受不住了。他仅有的消遣是读书、同士兵们比赛打靶，还有打猎。从前每天都有邮班的时候，情形大不一样。附近有几处大的吉尔吉斯聚落；一路到伊尔吉兹还有好几处；但在伊尔吉兹以南，它们就越来越稀少，到了卡拉库姆沙漠边上便完全绝迹了。

通往伊尔吉兹的路大半紧靠着伊尔吉兹河，那时节河水差不多已经干涸。我们在库姆赛与卡拉赛两驿站之间渡过了它。我们由脚力矫健的驿马拉着，日夜兼程，穿过单调的草原。这时我已经十分习惯坐塔兰塔斯马车赶路，夜里裹着毯子和皮裘蜷在车底，睡得毫不费力，只有当车子在一座新的驿站前猛然停住时才醒来。向站长出示了收据，换上新马，我们很快又上路了。在寒暑表只有华氏五度（摄氏零下十五度）的半夜里这样被弄醒，实在谈不上愉快；你浑身僵硬、周身酸痛、睡意未消，只想喝一杯热茶。终于，太阳升上地平线，把金色的光洒满草原，融化了夜里给野草缀上那层细白绒毛的霜，也把狼从驿道上赶走了。

又过了几个驿站，我们到了伊尔吉兹。它坐落在一片高地上，俯瞰同名的河流，位于河水注入恰尔卡尔特尼斯咸水湖的地点以西。伊尔吉兹是一座要塞，它的长官是本县的行政长官。这地方有一座小教堂，居民约一千人，其中包括一百五十人的驻军，驻军里有七十名奥伦堡哥萨克。居民中大多数是萨尔特商人，他们定期到这里来同吉尔吉斯人交易，货物是从奥伦堡、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贩来的。伊尔吉兹是俄国人于一八四八年建立的，同卡拉布塔克和图尔盖一样，完全是俄国人的城镇。它是一八四五年占领草原之后为绥靖吉尔吉斯人而立即修筑的要塞之一。在俄国人占领之前，伊尔吉兹叫作亚尔毛拉，意思是台地上的圣墓，不过是吉尔吉斯人一处无足轻重的墓地和朝圣之所。俄国征服突厥斯坦之后，这里同那一带的其他地方一样，地位重要起来，较大的商队开始把它当作宿站。如今来的商队少了；不过村外仍旧停着几支。我们在驿道上始终没有碰见它们，是因为它们走的是更短更快的路线。同吉尔吉斯人的贸易，尤以特罗伊茨克和乌拉尔斯克两地最为兴旺，因为最富庶的游牧阿乌尔就在那两座城的附近。

我们又套上四驾马车出发了。太阳约在五点钟落下；当它像一个火红的炮弹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稍稍停留的那一刻，一片柔和的紫红色光辉洒遍了草原。在这个钟点，光线会造成非常奇特的效果。由于没有任何可供比较的东西，人对大小和远近极易产生最离奇的误判。离路不远处两只凑在一起的乌鸦，看上去大得像骆驼；一丛不过一英尺高的草原草，看上去像一棵茁壮的大树。太阳落下以后，紫红渐渐转成紫罗兰色和淡蓝色；几分钟内，这些又让位给更深的色调，最后融进夜的黑暗里。然而夜色并不很浓，因为空气纯净澄澈，星星像电灯一样亮，月亮把她的银辉倾泻在这片景色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在阿克赛，我记下了此行最低的气温：华氏零下三点一度（摄氏零下十九点五度）。白霜无数的棱面在月光下闪烁，驿站的窗玻璃上结满了花边似的霜树霜花。

到捷列克利的一段是全程最长的，足有二十二英里半；途中我们越过了图尔盖省与锡尔河省的分界。朱卢兹是属于商人伊万诺夫的第一个驿站，那里有一间舒适的旅客房间，我在那里付了二十五卢布（二镑十先令），作为到卡扎林斯克一百五十英里的车费。

五从咸海到塔什干

捷列克利以北四英里，我们一头扎进了卡拉库姆沙漠，即「黑沙」。草木愈来愈稀，不多时我们便没入了一片沙的汪洋。这一带从前曾在咸海—里海古海的水面之下，证据是鸟蛤与贻贝的介壳随处可见；据说在沙漠深处也找得到它们。

我到康斯坦丁诺夫斯卡娅小驿站时是个月夜，那里给旅客住的「屋子」不过是一顶吉尔吉斯人的奇比特卡（毡帐），在一年里的这个时节实在算不得诱人。自此地到卡米什雷巴什，八十英里的路程，一般都用双峰驼，因为这一段路上有巴尔汗，即沙丘，马的力气不够，拖不动车子。

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卡娅没等上几分钟，我就听见了那种熟悉的咕噜声，月光里现出三头雄伟骆驼那奇异的剪影。三头并排套在塔兰塔斯上；车夫一打呼哨，它们便迈开匀匀的快步走了起来。它们的步子又快又稳，还常常撒开蹄子跑将起来。

不久我便发觉地面渐渐朝西南倾斜。同一方向的咸海上空悬着一层厚厚的水汽；北边和东边的天却是晴的。在阿尔特库杜克与阿克朱尔帕兹两驿之间，路紧贴着湖走，往往离湖不过五六步。细细的黄沙又硬又实，骆驼蹄子几乎踩不出印子；可是再往上，沙便堆成了沙丘，塔兰塔斯陷进去直没到车轴。

咸海高出海面一百五十七英尺，面积二万七千平方英里，是维纳恩湖的十倍，差不多相当于苏格兰那么大。湖岸荒瘠凄凉，水不甚深，水又咸得除各河河口之外不能饮用；不过据说湖心远处存在着几条淡水带。东北端紧靠岸边的是阿克朱尔帕兹驿站，近旁有一道低矮的沙岗，吉尔吉斯人在岗顶上辟了一片坟地，用石板砌成方形的坟。八年前，驿站本来就设在湖岸上，可是一年当中某些季节有被水淹的危险，而且会与驿路完全隔断，因此往内陆挪了约莫半英里。刮起西南大风时，水便被驱进海湾、朝沙漠涌来，漫出湖岸很远很远，把地面上所有的洼处坑处都灌满。在这些水洼里，鲟鱼和别的鱼用手就能捉。我写到的这个时候，海湾已经封冻，离岸几英里远处，我看见一支驼队正走过明镜也似的冰面。同一条道夏天也走，因为那时水极浅，最深处不过七英尺，多数地方只有两三英尺。一年里暖和的季节，沙一干，就被风朝湖那边吹，海岸线因此不断变化，小汊被填平，沙嘴、小岛和沙洲一处处生出来。沿岸有若干盐泻湖，俄国人管它们叫「索隆兹」，不过夏天一般是干的。它们本是湖汊或海湾，被流沙从大湖上切了下来。这些泻湖里的渔业极好；干这一行的乌拉尔哥萨克人，把网下在离岸十英里到十二英里的地方。水结了冰，他们就用雪橇或骆驼到冰上的鱼窟窿那里去；别的时候就划中等大小的船出去。

这一带的气候是好的。夏天的热因近咸海而有所缓和，冬天的冷也难得酷烈；可是另一方面，雨和浓雾却是常有的事。我到的时候一直下雨，路上好多处积着大片水洼。骆驼趟过去，水四下飞溅；车子随时都像要陷在潮湿而黏韧的沙里；雨不停地敲打着车篷。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九点，气温升到华氏三十一点一度（摄氏零下零点五度）时，空气竟像是十分暖和了。

骆驼一般都驯顺听话，车夫坐在座位上就成；可有一两套牲口脾气犯起来，非要走自己的道，驿夫只好骑到当中那头身上去。缰绳系在一根穿过鼻孔的木棍上，牲口就这样被残忍地逼着听命。

用骆驼拉车固然新奇，可当我重又看见三匹黑马被套上塔兰塔斯时，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这份高兴却没持续多久：还没走到下一驿的一半路，车子就陷死在一片盐沼里，任我们使出浑身气力，前也拖不动，后也拽不出。车夫又喊又抽鞭子，马乱蹬，绊跌，把挽索都挣断了。可全没有用。车夫只得卸下一匹，骑回驿站搬救兵去。

在雨里、风里、黑暗里等了两个钟头，一面盘算着狼会不会来看我一趟，终于来了两个吉尔吉斯人，他们在三马车前头又套上两匹生力马，凑成了「帕特约尔卡」，即五马套。几匹牲口合力，到底把车子从它愈陷愈深的沙窝里拽了出来。等到我们重新上路、辘辘驶过草原时，车轮上还挂着大块大块湿沙和泥，一路往下滴水。

武内斯卡娅是到锡尔河之前的最后一驿，二十四日夜里我在那儿歇了一阵；可正喝着茶，一场猛烈的「布兰」（暴风雪）来了，把什么都埋进了细细的横飞的雪里。塔兰塔斯上盖了油布，除了等天亮别无他法。到卡扎林斯克之前的最后两站，路坏得厉害，我不得不用五马套赶路，还另雇一人骑在左边的前导马上。

卡扎林斯克在锡尔河右岸，从咸海去，走水路一百一十英里，走陆路五十英里。全城六百户，其中二百户住的是俄国人；居民三千五百人，内中一千人（连家眷在内）是乌拉尔哥萨克。其余是萨尔特人、布哈拉人、鞑靼人、吉尔吉斯人和少数犹太人。最阔的商人是布哈拉出身；吉尔吉斯人则很穷。他们中间较富的族人住在草原上，财富全在畜群。五月里牧草好的时候，数不清的羊被赶到奥伦堡去卖。

俄国进兵希瓦的年月，卡扎林斯克作为屯粮之地和设防之城，多少还算得上要紧。咸海上那支五艘小汽船的舰队以此地为泊所，驻军是整整一营。如今全城只驻二十四人，两艘汽艇；别的船都调到阿姆河上的查尔朱去了。这地方再没有一点生气和动静。风车呼呼转着的翼板，以及湖上众多的渔船，是唯一给这单调景象添些生色、教人眼睛稍歇的东西。一年里的这个时节，城里的街道走不得人，哪怕穿着齐膝的防水靴子也不行。俄国人的房子是砖砌的，又矮又白；萨尔特人、布哈拉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则是干泥垒的，灰扑扑破败不堪，四围常有又长又教人气闷的围墙。城里有两所学校、一座教堂和几处公共建筑，其中最要紧的是县长的官邸。每一处都由一丛漂亮的银白杨围着，树梢上一大群乌鸦聒噪个不停。

河里的捕鱼权为乌拉尔哥萨克人所独有。他们主要只在河口一带下网；上一年，即一八九二年，他们捕到了一万四千尾鲟鱼。我去的时候，河眼看着一天天就要封冻；因为常常一夜之间就冻住，渔人早已把船拖上了岸。再往上游，两岸的地面并不比水面高出多少，因此一个严霜之夜往往就淹掉大片大片的地方。水漫到冰上，重又冻起来，比先前更厚，于是逼得河流另寻去路。有时这会把交通断掉，因为被淹的地面既不能骑马过，也不能用阿尔巴（大车）过，驿站的三马车只好绕很远的路进草原。

我带着七名哥萨克作了一次短程出行，为的是考察河的水流之类。在右岸炮台附近，我们测得的水深不下四十九英尺。此时的水量是十五年来所观测到的最低值。七、八两个月河水最高，入秋以后逐渐落下去。水是黄灰色的，却很好喝。

卡扎林斯克的气候同样受近咸海之惠，尽管冬天温度表能降到华氏零下二十二度至零下三十一度（摄氏零下三十度至零下三十五度）。下雪不多，雪化得也快，所以坐雪橇并不常见。我去的时候雾很重，又下着细雨。在这里，去佩罗夫斯克的二百四十英里、四匹马，我付了四十九卢布（合四英镑十八先令）；在佩罗夫斯克，去塔什干的三百八十五英里、三匹马，付了六十一卢布（合六英镑二先令）。

在卡扎林斯克再没有别的事可做，我便带着五马套顺河往上走。黄泥的冲积土平得像张桌面，隔不多远就筑起一座泥墩，顶上插一束卡米什，即芦苇，好在冬天万物埋在雪下、路的影子都看不出来的时候，给驿夫指路。这些泥墩就是沙漠之海上的灯塔与航标。景色还是一样荒凉，整整一天的路上不见人家也不见人，只碰上两个骑马的吉尔吉斯人，赶着百来头骆驼往草原里去。此外能把人的注意力拽住的，就只有堂堂的锡尔河了。

路沿着药杀水（锡尔河）的河岸走，一直到无足轻重的驻军小城卡尔马克奇，俄国人通常管它叫第二号堡。这里有七十户回教人家，即本地人家，和九户俄国人家。到了此地，我们又转进草原，绕过博卡利科帕的大片沼泽——它每年都被锡尔河淹一回。在这一带，我们经过了全程最穷的两个驿站，即亚历山德罗夫斯卡娅和谢苗诺夫斯卡娅，每处不过三顶吉尔吉斯毡房：一顶给驿长，一顶给旅客，一顶给驿夫和他们的家眷。前一处还有四条腿的住户，好些大老鼠，满不在乎地在毡毯上跑来跑去。驿站四围是一道芦苇墙，墙外一溜停着塔兰塔斯和大车。

一连几站，路都穿行在荒瘠的旷地上，除了稀稀落落几丛梭梭，什么也不长。如今我们进了一带有新近水淹痕迹的地方，卡米什，即芦苇，长得又高又密。

佩罗夫斯克堡在药杀水岸上，除了干净些，事事都像卡扎林斯克；从那里一直到楚门阿里克驿站，草木都极繁茂，有卡米什、梭梭和多刺的灌木，一丛丛长起来，成了名副其实的丛林，路常常从中间穿过，像一条窄窄的隧道。这是老虎、野猪和羚羊爱待的地方；又有雁、野鸭，尤其是数不尽的野鸡。野鸡胆子大得很，就蹲在路边，安安静静地打量过路人；可我们一停下来开枪，它们便呼啦啦振翅飞起。它们细嫩的白肉给我的食谱添了一道很受欢迎的菜，何况我的存粮，就精细的吃食而言，已经快见底了。吉尔吉斯人用蹩脚的前装枪打野鸡，一般卖六戈比或七戈比一只。向我却要十戈比或十二戈比。在奥伦堡，一只野鸡要卖到一个半卢布（合三先令）；在圣彼得堡要两三个卢布。塔什干的军官和好打猎的人常来这片猎人的黄金乡，回去时总满载而归。

朱尔斯克的驿舍离河岸只有十码上下，每年都受水淹的威胁。从那里到梅舍乌里，地面相当破碎。我们先穿过几条窄沙带，又踩着木桥过了几道渠和干涸的河床。这一段路上全铺着晒干的芦苇，免得车子在雨季陷进泥里。我走的时候，地被霜冻得又硬又疙疙瘩瘩。到这里吉尔吉斯人又多起来。我们不断经过他们的阿吾勒，看见他们的畜群在灌木丛间吃草。

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落日极美。西边的天像被草原大火映着一样烧起来，梭梭那虬结蓬乱的枝条衬在上面，黑得像墨。整片草原被一层奇异的火光照亮，东边阴郁的荒漠草木则沐在金色里。

坐火车赶路，自然比坐塔兰塔斯方便得多。坐火车用不着操心车轮的磨损，也用不着担心车轴是否牢靠；坐塔兰塔斯却相反，你得时时防着这一类的意外，不住地检查车子。所以我在梅舍乌里查看车子、发现前轴已经整整齐齐折断、全靠四颗螺丝钉勉强连着时，那份惊愕是不难想见的。驿长安慰我说，再走一百二十英里左右，到突厥斯坦城就能找到铁匠；他还以为，只要车夫下坡时走得很慢，这祸事或许可以拖一拖。

亚尼库尔干是个吉尔吉斯村子，有一座商队客店和一座浩罕旧堡的废墟，就坐落在锡尔河岸上。路有些地段坏得可怜，我如坐针毡，只等着车轴随时断掉——那在草原正中间可绝不是件愉快的事。这一程景色那没完没了的单调，因左手出现的卡拉套山而稍稍缓解，那山看去像一堵低矮的墙。

在塔什苏阿特，锡尔河展成一条又宽又堂皇的大流，老远就望得见；我们把河留在右手，取道去突厥斯坦古城。草木重又变得极稀；但在那条又硬又平、连绵绵不断的雨也没能毁掉的路上，我们遇见了好几支驼队，不紧不慢地走着。

末了，突厥斯坦城的园圃进入了视野：高高的白杨，长长的灰色泥墙——一部分是新的，多数却又旧又破——还有那座气派的圣徒陵，建于帖木儿的年代，即十四世纪。不一会儿我们便驶过空荡荡的巴扎——那天是星期五，十二月一日，回教的礼拜日——到了驿舍，一个吉尔吉斯铁匠立刻动手修补塔兰塔斯断掉的车轴。

突厥斯坦城于一八六四年由切尔尼亚耶夫将军攻取，这座城任什么时候都破败无趣；到了雨里雾里，更变得实在教人不快。唯一多少值得为它耽搁几小时的，是那座巨大的陵寺——一三九七年由帖木儿所建，以纪念一位吉尔吉斯圣徒，哈兹拉特苏丹·霍加·艾哈迈德·亚萨维。它的皮什塔克，即拱形门面，高得出奇，两侧各立一座秀美的塔。寺上还饰有几座瓜形的圆顶。门面上的琉璃砖已经掉光；但这座长方形建筑的长边墙和后墙上，砖还完好。那些变幻的蓝色与绿色，与撒马尔罕所见的琉璃砖相仿。寺紧挨着胡达雅尔汗下令修筑的四方形泥土城墙；俄国人的兵营也设在墙内。由几个萨尔特孩子领着，我在迷宫似的窄巷里穿来穿去，登上通往一座塔顶的、又暗又冷的楼梯，从那里可以极好地俯瞰突厥斯坦城和四周的地方。不过在我这一回，视野被正下着的大雨遮去、逼窄了不少。东方那份惯有的凄凉印象，在这里也照样袭上心头。古建筑的遗迹以其美把我拴住，以其古老让我肃然；但眼下的房子却只是些可怜的泥屋，平顶，彼此之间隔着弯弯曲曲的窄巷。

前面说过，那天是回教的礼拜日，我去看这座寺时，礼拜正要开始。许多萨尔特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袍子、缠着白头巾，在外头聚着；随后在门口脱下那又硬又响的沉重靴子，庄严地鱼贯进入这座大寺。地当中放着一只大铜盆，两旁立着好些图格，也就是长杆上的一簇簇黑马鬃。墙抹得雪白，上面写着箴言。门口唱起礼拜的召唤时，一位年老的阿訇客客气气地请我出去；我却上了一处楼廊，在那儿不为人见、也不惹人疑，看着那一长排一长排跪下去、俯下去的萨尔特人——好一幅动人的画面，叫我想起了君士坦丁堡斋月的那些夜晚。

从突厥斯坦城出来的头两站，路又泥泞又崎岖，是全程无可比拟的最难走的一段。在伊坎与纳盖库拉之间，我们当真陷死在泥里。我并不迷信，可那是从塔什干数起的第十三站，而离纳盖库拉还有十三俄里，合八又三分之二英里。马怎么也赶不动。辕马直立起来，撒起野，另外两匹分明打定主意要把塔兰塔斯踢个稀烂。时值半夜，漆黑一片。除了打发驿夫回伊坎另牵两匹马来，再没有别的法子。这当口我睡着了，一睡三小时，直到那五马齐驱正卖力把我们从泥里拽出来时才醒。区区十四英里，我们花了六个半钟头。

从阿里斯到布鲁扎尔，地面极其破碎，大家以为还是保留五马套为好。下坡的速度骇人，马几乎把身子贴平在地上，风在我们耳边呼呼作响。时不时我们飞掠过一个村子，一个骑马的人，一支驼队，或是一辆笨重的大阿尔巴，即突厥斯坦的高轮车，它的轮子当真牢牢嵌在泥里。

路上每隔一段就有一座晒干泥土砌的小金字塔，为的是冬天当路标用。你或许以为电报杆子作这个用处就够了；可是路一会儿绕到杆子右边，一会儿绕到左边，而且一场大雪之后，它们便被埋得无影无踪。因此，无论如何不许停、不许等的邮差，在暴风雪里穿过草原时常常要历一番险。从一根电报杆子往往望不见下一根，他们很容易在两根之间走迷了路。驿站的三马车碰上暴风雪，被迫在雪堆里过夜、等风雪稍歇或天亮，这也不是稀罕事。

阿里斯河是条相当可观的河。从前过河用高轮的阿尔巴；不过在我到达的几星期前，开了一道渡。连车带五马套一并放在几只绑在一起的长船上，摆渡的人拉着一条自此岸牵到彼岸的粗绳，把它拽过河去。

过了布鲁扎尔，遇上许多沟壑和陡坡。下坡时，驿夫拼命勒住当中那匹辕马，因为整辆车的重量全压在这头牲口身上；可一旦它顶不住了，驿夫便撒手，冲势带着塔兰塔斯以骇人的速度直冲下去，马能不摔倒就算尽了力。另外两匹用松挽索套在三马车前头的马，必须机警地留神，免得被车辕撞上；万一左边那匹连人带马倒下去，沉重的塔兰塔斯几乎一定会从他身上碾过去。不过一切都平安无事，虽说我们的性命常常像是悬在那里；马的蹄子稳，人也可靠而仔细。在某一驿站上，三马车边上的一匹马撒起野来，又踢又直立，说什么也不肯让人套上。六个人才按得住它：两边各两个，一个在头前，一个在尾后；等到末了套好了、一松手，它便发狂似地冲了出去，眼睛冒火，蹄子底下迸出火星。天刚要黑，我们到了奇姆肯特城——这是我上一趟旅行以来所见的头一个熟悉的地方。街上静悄悄，空无一人；一切都安安静静，虽说灯火烛光从窗子里透出来。

现在我们渐渐近了塔什干，省的总督就驻在那里。又走了两大站一英尺深的烂泥路，剩下的路便不多了。这段路像是没有尽头；虽说路面如今很好，塔兰塔斯我却已经坐够了。十二月四日午夜刚过，我拐进塔什干的街道，在伊尔金旅馆要到两间舒服的房间，心里着实痛快。

我这十九天的车程就这样结束了；其间我走了一千三百英里，跨过十一度半的纬度。我眼看着白昼一天天变长，虽说隆冬将至；我把一片被暴风雪扫荡、冬天正当盛时的地方留在了身后。动身的时候，温度表是华氏零下三四度，合摄氏零下十九点五度；如今我到的这片土地，春天像是快来了，柔和温煦的空气使人乐于待在户外，温度表显示华氏五十度至五十五度，合摄氏十度至十二度。

六从塔什干到马尔吉兰

我在塔什干住了将近七个星期；不过这座城我在前一部书里已经描写过，这里只记下一两段特别的回忆。总督弗列夫斯基男爵待我殷勤备至，我天天是他的座上客，并借此结识了不少人，他们后来在我横越帕米尔的旅途中帮了大忙。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赴了许多宴会。那是我在亚洲旅行中的第一个圣诞夜，也是最愉快的一个，我在弗列夫斯基男爵的官邸里度过，情形几乎与在北方老家一模一样。许多摆出来等候各自主人的圣诞礼物上都附着法文诗句；官邸一间厅堂的正中立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用柏枝扎成，缀着一百支细小的蜡烛。我们照惯常的样子消磨这一晚：在客厅里守着一具冒热气的茶炊闲谈，那客厅陈设雅致，尽显东方的豪奢。墙上挂着奥斯卡国王、沙皇和布哈拉埃米尔的肖像，每一幅都有本人的亲笔签名。至于女宾这一方面，再没有谁比总督那位妩媚的女儿霍万斯卡娅公爵夫人更能担此重任的了——无论私宴还是官宴，她都以优雅端庄的风度主持应酬。

圣诞夜是一家人过的；除夕之夜弗列夫斯基男爵却请了三十来位客人到家中。将近午夜时分，香槟斟遍全场，众人默然举杯，等着钟声敲响。新年一到，每个人都向左右道一声「斯诺沃姆·戈多姆」（祝您新年快乐！）。

一月二日，官邸的宴会厅照例举行官方晚宴。宾客都是文武高官、布哈拉埃米尔的使臣、塔什干萨尔特人的三位大喀孜即法官等等。布哈拉埃米尔每年都派一名专使前来，向总督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年派来的是那位漂亮的黑胡子塔吉克人沙迪伯克·卡拉奥尔·别吉·希加奥尔——两年前我从撒马尔罕越境进入布哈拉时，埃米尔派来迎接我的就是他。

按照惯例，沙迪伯克带来了价值一千一百多英镑的礼物。这一回是八匹马，配着红缎蓝缎、金银线绣花的华丽鞍褥，另有地毯、布匹、饰物，以及几百套服装，大半出自布哈拉，也有一些来自克什米尔和中国。

宾客中有一位在中亚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朱拉伯克。他年轻时在布哈拉埃米尔纳斯鲁拉手下当差，埃米尔死后，他夺取了自己的故乡沙赫里夏勃兹省——那便是古代的渴石，帖木儿的出生地。他在那里做了几年伯克，后来被对手排挤，投入牢中。百姓不满新伯克的治理，把朱拉伯克放了出来，重新拥立他为君长。一八六八年，俄国人在考夫曼将军率领下攻取撒马尔罕，朱拉伯克带着一支相当可观的兵力赶去救援这座名城，围攻甚急，把俄国人逼到十分窘迫的境地，直到最后关头才靠一支援军解了围。

考夫曼将军于是与朱拉伯克达成和解：他仍旧保住沙赫里夏勃兹伯克的位子，条件是立誓不再侵扰俄国人。然而几年之后，他的辖境内有几名哥萨克被杀，考夫曼将军处置极严，逼得他逃离了统治达十年之久的沙赫里夏勃兹。此后他与友人巴巴伯克在山中流浪，最后去了浩罕，向末代汗胡达雅尔汗求援求庇。不料胡达雅尔汗反把他拿下，加上镣铐，送交他的仇敌考夫曼将军。考夫曼待他很宽厚，只是置于军事监视之下。塔什干的俄国人以合乎其身份的礼节待他，他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后来斯科别列夫将军发动征讨浩罕汗国之役，朱拉伯克熟悉地理，又痛恨胡达雅尔汗，便主动请缨效力。这场战役给了浩罕致命一击，朱拉伯克在其中大为出色，被授予俄国上校军衔，并获圣乔治十字勋章。如今他的举止、言谈、衣着已完全俄化，住在塔什干一所陈设讲究的宅子里，每年领俄国政府三百英镑的年金，又从布哈拉埃米尔那里领五百英镑——而那位埃米尔却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他过着清闲安逸的日子，钻研东方的学术典籍，对自己生涯中这一番巨变颇为知足。可是我在他家中度过的那些夜晚，听他讲述自己那段惊险跌宕的身世，实在令人感慨——一位强大的亚洲君长，竟成了一名俄国上校！

再说那场晚宴。席面着实豪华，烛台辉煌，缀着星章的制服璀璨夺目。唯一能提醒异乡人这里是中亚的，是那几位东方宾客身上鲜艳而昂贵的「哈拉特」（长袍）和头巾。香槟斟上时，总督起立，朗读了沙皇的一封电报，并提议为沙皇的健康干杯。全体宾客起立，面朝沙皇的画像，肃听俄国国歌。弗列夫斯基男爵接着又为突厥斯坦军队和布哈拉埃米尔祝酒；锡尔河省省长则致辞向他本人祝酒。

然而留我在塔什干这么久的，并不是这些交际之乐。我整段时间都忙着为继续东行做准备。我清理了积压已久的大批信件，在城中萨尔特人的街区拍了不少照片，到天文台校准了仪器，又搜集了许多关于帕米尔的资料，有文字的，也有口头的。我的仪器都保存完好，只有那支水银气压计在从奥伦堡来的路上损坏了，得由天文台的德国技师彻底修理一番。此外因塔兰塔斯马车一路颠簸而受损的，就只有弹药了。

我打开装弹药的两只箱子，眼前是一片狼藉。两三百发子弹的纸壳全碾成了粉末，装子弹的铁皮盒也像纸一样揉皱了。那么多尖角竟没有一处撞上火帽引起大爆炸，简直是个奇迹；否则我的旅行早就收场了，而且是另一种收场法。我把弹药重新整理好，补足到原来的数目，又全部重新包装起来。

最后，我还有一大堆东西要采买。我备下了够吃几个月的罐头食品、茶叶、可可、奶酪、烟草等等；还买了种种小物件，如左轮手枪及其子弹、钟表、罗盘、八音盒、望远镜、万花筒、显微镜、银杯、饰物、布匹之类，都是预备送给吉尔吉斯人、中国人和蒙古人的礼物。在亚洲腹地，纺织品几乎抵得现钱用；几码普通棉布就能换一匹马，或是够一整支驼队吃上好几天的口粮。最后，靠总督的特别关照，我得以买到最新最好的十俄里比例尺帕米尔地图、一具韦伦牌天文钟，还有一支别尔丹步枪，配子弹和二十磅铅弹。

准备工作终于就绪，我向塔什干的朋友们道别，于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时再度启程。

我才走到奇尔奇克便被缺马绊住了。在那里我为去苦盏的九十余英里路程雇了八匹马——如今得用两辆车了——付了三十七卢布，合三英镑十四先令。路上车马往来太多，各驿站虽备有多至十套三驾马车，也时常匀不出马来；旅人若不巧碰上邮班——驿站长对邮班是要负责的——那就除了耐着性子等候，别无他法。

天又冷了许多，早晨九时寒暑表只有华氏十二点二度，即摄氏零下十一度。原野尽被白雪覆盖，路面却冻得又硬又坑洼，塔兰塔斯颠簸得厉害，与其说是代步的工具，不如说是一具刑具。水银气压计又一次险象环生；为了保住它，我只好把它搁在膝上的垫子上，像抱婴儿一样抱着。万物都裹在浓重阴冷的雾里，我只能不时瞥见迎面而来或被我们超过的骆驼商队。

皮斯肯特城在中亚近代史上有一点分量，因为阿古柏约在一八二五年生于此地，他于一八六五年征服了整个喀什噶尔。他是有史以来最不寻常的统治者之一；在亚洲腹地，人们通常称他为「毕条勒特」，即「洪福之人」，他的名字很久都不会被人忘记。自从他一八七七年在库尔勒遇害以后，那片地方就一直乱作一团。他的儿子海古拉率领父亲那支正与中国人交战的军队开往喀什，据说在那里也被他的兄弟伯克胡里杀害了。伯克胡里如今仍住在皮斯肯特，在那里拥有几处房产和田庄，还领着俄国的年金。他年约五十，身材结实匀称，一部乌黑的胡子，面相冷硬。他被八个儿子簇拥着，正焦躁地等待喀什噶尔出乱子的头一个迹象，一有风吹草动便要赶去，若有可能，夺回父亲的宝座。至少他自己是这样对我说的。可怜的人！但愿他能抱着这个指望长活下去，因为他不知道，自阿古柏的时代以来，东突厥斯坦已经发生了何等巨大的政治变迁！

因为屡屡缺马耽搁，我直到二十七日才抵达苦盏；此行的唯一任务是测量锡尔河。关于测量，下文再说几句；至于这座城，我在前一部书中已有描写。这里只须就横跨锡尔河的那座大桥说上一两句。为便利交通，桥面分作两条并行的车道，装着黑色栏杆，桥身架在木桩上，木桩立于三只填满石块的木沉箱之中。

桥主是私人，与政府订了一份为期三十年的有利可图的合同：头二十年桥归他自由支配；后十年他每年须向政府缴纳三千银卢布，合三百英镑。这十年中尚有六年未满。造桥的成本列为五千英镑，可是桥已经重建过两次。十年期满，桥须完好地移交给政府。

关于一月二十九日抵达的浩罕，我现在可以补充一些细节，以完善我先前的描写。城中有三十五所马德拉沙，即伊斯兰教的经学院。其中我要特别提到哈克库里经学院，创建于回历一二二一年，即公元一八〇六年。汗经学院有八十六间斋房、三百名学生。贾米经学院的大院子里荫蔽着白杨、柳树和桑树，有一座宣礼塔，还有一道秀美的回廊，格子顶棚上绘着五彩图案，木柱雕花，柱子之间坐着许多正在诵读的年轻毛拉，即经学生；这所学院同样有八十六间斋房，学生却只有二百名。

我还去看了哈基姆阿依姆经学院，那是二十三年前胡达雅尔汗的母亲所建；院子里有一座藏书楼，即「基塔布哈纳」，带着一道别致的阳台。她同时施舍了田地和园圃，每年收益一千五百枚梯拉金币，约合五百六十英镑，全部用于维持学院和学生。苏丹穆拉德伯克经学院是胡达雅尔汗的弟弟所建，有九十九间斋房、一百五十名学生。米尔经学院是浩罕最古老的一所，由纳尔布塔汗创建，回历一二一二年，即公元一七九七年重修，有五十七间斋房、一百四十名学生。

我到访时，浩罕各经学院共有五千名学生靠捐赠供养，另有三百名自费就读。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机构，属于伊斯兰教育的还有四十八所「麦克台卜哈纳」，即学堂，收男童六百名、女童二百名；又有三十所「哈里哈纳」，是用遗嘱留下的款项兴办的，都设在立遗嘱者的坟墓附近，其中约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受教。此外还有三所犹太学校，学生六十名。浩罕人口约六万，其中萨尔特人三万五千，喀什噶尔人和塔兰奇人两千，犹太人五百七十五，吉卜赛人即鲁利人五百，东干人四百，鞑靼人一百，阿富汗人一百，印度人十二——照例是放债的——中国人二。再加上俄国人三百五十和驻军一千四百。其余都是塔吉克人。每年春天总有十来个中国人带着喀什的地毯到这里来。全城共一万一千六百户人家，有九家轧棉厂。近几年浩罕颇有兴旺之势，尤其是俄国人的街区在稳步扩大。除俄国当局之外，另有一套本地行政机构维持秩序。市长叫作「库尔巴什」，下辖四名「阿克萨卡尔」，各管一个「大」区，即「卡塔玛哈拉」；再下面有九十六名「艾利克巴什」，各管一个「基什基纳玛哈拉」，即「小」区。

在浩罕我参观了两处「哈马姆」，即热水浴室，自然没有下去洗；因为那与我们所理解的沐浴恰恰相反，倒更像是繁殖皮肤病的温床。进门是一间大厅，摆着铺了地毯的长凳和木柱，那是更衣的地方。从那里穿过一连串狭窄如迷宫的通道，便到了一间间昏暗、蒸腾、拱顶的屋子，各屋温度不同。每间屋子中央有一座台子，沐浴的人躺在上面，由赤身的搓澡人替他揉搓洗刷。这些像地窖一样的暗室里弥漫着神秘的幽光，蓄着黑胡子或灰胡子的裸体人影在充满水汽的空气中晃来晃去。穆斯林常常有半天工夫消磨在浴室里，抽烟、喝茶，有时甚至在里面用饭。这座城的风气败坏得厉害；在婚礼及别的仪式上表演的女舞者，对此出力不小。

我没有沿驿路直趋马尔吉兰，而是绕了二百俄里、即一百三十英里的远路，取道丘斯特和纳曼干，好再得些机会把锡尔河的水深测量补做完整。

我先用两辆「阿尔巴」大车把行李径直送往马尔吉兰，自己于一月三十日乘那辆旧塔兰塔斯离开浩罕，朝北取道乌尔干奇——那是个不小的「基什拉克」，即冬村，集市正热闹，街上挤满了人。一路村庄连绵不断，道路两侧是「阿里克」，即水渠，属于灌溉浩罕绿洲的那套水利系统的支流。在古鲁姆塞赖村，行人由一只大船渡过锡尔河。从那里有一条糟糕透顶的路，经帕普通到丘斯特小城，这地方唯一可称道的就是种植棉花、稻米和谷物。再往前，路翻过一片黄土和砾岩构成的小丘。这时路面处处极佳，我们走得很快。在图拉库尔干，我们渡过卡赞塞河，这条河夏天从恰特卡尔山中带下大量的水；不过它从来涨不到锡尔河的水量，因为河水被分入许多阿里克，用来灌溉稻田。

纳曼干四周环绕着村庄和园圃，是一位「乌耶兹德长官」即区长的驻地。赛义德库里伯克、霍加伊善和塞尔达比这三所经学院，是城里仅有的几处还能引起旅人一顾的建筑。最后这所经学院前面展开一片方形的市场，叫伊斯帕尔汗，是铁匠和五金商贩聚集的地方。

要走出纳曼干可不容易。街道的泥泞冻得结实，上千辆阿尔巴大车的轮子在上面轧出两道深深的车辙，我们除了顺着它走别无办法。一直到锡尔河真正的源头纳伦河，我们都只能慢慢地走，一路颠簸摇晃。纳伦河的主要支流卡拉河在此汇入，就在汇合处附近，一座简陋的木桥横跨纳伦河；这桥每年夏天都被涨水冲毁，年年得重建。车夫从左岸的巴利克奇村把我送到锡尔河边的明布拉克。再往上游去，这条河分出一条奇特的岔流穆苏尔曼库尔，岔流又形成一片长满芦苇的沼泽萨里苏，此时已整个冻结，冰上覆着积雪。景色依旧荒凉，不过有的地方略有变化。我偶尔看见一群羊在吃草，可它们究竟吃的是什么，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二月四日，我经由亚兹阿万抵达费尔干纳的首府马尔吉兰，省长帕瓦洛·什韦伊科夫斯基将军以极大的礼数接待了我。我在他家住了二十天，忙着为横越帕米尔做最后的准备；这期间他待我极为亲切，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忠告。

七锡尔河

但在我离开费尔干纳、动身踏上那趟穿越帕米尔的冒险冬旅之前，我想先把自己对锡尔河所作的勘测扼要作一小结。

第一组测深是我于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卡扎林斯克进行的，得出每秒两万立方英尺的流量；河深在六英尺半与十英尺之间，平均为八英尺，平均流速为每秒二英尺六英寸。水温为华氏三十一点三度（摄氏零点四度）。当时空气全无一丝流动，观测是在船上进行的，沿一条横穿河面的直线取六个点，每测一次深度与流速，船都先抛锚定位。

两个月后，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我在苦盏作了同样的一组观测。下午一点半的气温为华氏二十六点八度（摄氏零下二点九度）。有微风自东面吹来，水中的温度计读数为华氏三十二点九度（摄氏零点五度）。沿右岸结着一层薄冰，宽九到十码；左岸之下则有一条十八码宽的冰带；两者都是在桥的荫蔽处冻成的。此处上下游都看不见冰，只有几片小冰花在水面上漂流；这里的水比卡扎林斯克清澈得多。多亏有那座桥——全长五百七十四英尺，其中一百四十四英尺架在旱地上——要量出河宽极为容易，计四百三十英尺。观测与在卡扎林斯克时一样，也是在船上取六个点，船用一根绳索系住，固定在桥下游六十五码处。水深用一根二十英尺长的杆子量，流速则照例用定浮标与自由浮标测定。

正如费尔干纳河谷崎岖的地貌所应有的那样，河的最大深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大流速，都出现在离右岸不远之处——那里有一道陡峭孤立的山脊；而左岸即南岸则相对低平。尽管如此，它高出水流仍嫌太多，以致每当穿城而过的阿克苏小河断流时，苦盏的居民便难以从河里取水。

平均水深为十二英尺八英寸（最深十八英尺十一英寸）；一个垂直断面的面积为一千七百二十平方英尺；水流的平均流速为每秒二英尺六英寸（最大三英尺一英寸）；流量为每秒一万两千九百立方英尺。桥面与水面之间相距二十英尺三英寸；但桥墩上留有水痕，显示前一年夏天水位曾比此时高出近十四英尺九英寸。

我在苦盏测得的水量竟比卡扎林斯克少了七千多立方英尺，这也许显得奇怪，但此事不难得到自然的解释。首先，塔什干附近的奇尔奇克河在最低水位时也有三千五百立方英尺的流量；其次，再往下游，锡尔河还从卡拉套山与塔拉斯山接纳了若干支流，其中之一阿雷斯河，如我前面所说，水量相当可观。最后还须记住：冬季河水被灌溉渠引走的极少，寒季的蒸发微不足道，水位最低时河两侧的沼泽几乎不吸水，而且苦盏的观测比卡扎林斯克的晚了两个月。

锡尔河从未在夏季测过深；但我们不妨有把握地断定，那个季节的情形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奇纳兹（塔什干附近）的水量要远大于卡扎林斯克。

一八九一年一月，我由喀什返回伊塞克湖途中，得以亲眼看到伊塞克湖以南诸山冬季积聚起何等庞大的雪量。这些雪在春夏融化时，纳伦河便成为一条大河，挟着白沫奔腾于多岩的河床之间，直泻费尔干纳谷地。卡拉达里亚河也变得颇具规模，尽管其源头所在的那一段天山，降雪量不及伊塞克湖以南地带。与奇尔奇克河一样，卡拉达里亚河也向锡尔河输入大量的水，因此每逢春秋两季，锡尔河在奇纳兹一带堪称一条堂皇的大川，虽说还压不过它的姊妹河阿姆河。它迅疾地滚过灼热的草原，把水倾入咸海。然而它的水并非全都到得了地势看来自然会为它规定的归宿。奇纳兹高出咸海水面六百一十英尺；但河水自该处起要流八百八十二英里，故每英里落差仅八又四分之一英寸。水有的是时间蒸发，而夏季空气酷热干燥，这一过程便进行得更快。但掠夺这条河的还有别的因素。一部分水被土壤吸去；另一部分用于灌溉；第三部分为数极大，溢出河床，尤其在右岸形成大片沼泽与湖泊。最大的沼泽绵亘于卡扎林斯克与河口之间。另一些则在佩罗夫斯克以东，尤其是在佩罗夫斯克与卡尔马克奇之间，那里长满芦苇的博卡利科帕沼泽面积近两千平方英里。河就这样丢掉了大量的水；由此不难想见，夏季奇纳兹的水量要比河口大得多。

在明布拉克与苦盏之间，锡尔河上共有十五处渡口，往来的人货由二十七只从一个俄国人手里租来的驳船载运过河。渡运量最大的是沙汗德渡口；那里夏季每月的进项达一千二百卢布（一百二十英镑），冬季却只有三百到四百卢布（三十至四十英镑）。一辆载货的阿尔巴车付二十五戈比（六便士），一峰载货的骆驼十五戈比（三又五分之三便士），一匹马五戈比（一又五分之一便士），一名步行者两戈比（半便士）。

在最重要的渡口之一古鲁姆塞莱，我又作了一组观测。天空晴朗，空气静止，下午四点半的气温为华氏二十三点二度（摄氏零下四点九度），水的平均温度为华氏三十五点四度（摄氏一点九度）。用三角法量得的河宽为六百四十英尺。右岸低平；左岸极陡，高十英尺，被水流掏蚀甚深。最大深度为九英尺五英寸，出现在离左岸仅三十三英尺处；但颇可注意的是，最大流速（每秒四英尺一英寸）却出现在离右岸仅十六英尺处。河心有一道沙洲，其上流速微弱。但在沙洲两侧、即沙洲与两岸之间那些较深的地方，流速就大得多。

平均水深为五英尺三英寸；垂直断面面积三千零七十平方英尺；平均流速每秒二英尺七英寸；流量每秒七千八百五十立方英尺。苦盏与古鲁姆塞莱之间相差五千零五十立方英尺之巨，颇为触目，尤其因为河在这一段并未接纳任何值得一提的支流；但如我随即将指出的，这可以用气温与雨量条件的变化来解释。

由纳曼干前往马尔吉兰途中，我在吉达科波这个基什拉克（冬村）渡过纳伦河下游，又在楚贾与巴雷克奇两村之间渡过卡拉达里亚河下游。关于锡尔河这两条支流，一般都说纳伦河水量较大而卡拉达里亚河流速较急。就事实而论，卡拉达里亚河的确总是较急，因为它从乌兹根（三千二百二十英尺）到楚贾（一千三百一十英尺）的九十一英里之内，落差达一千九百一十英尺，即每英里二十一英尺。纳伦河则相反，在八十七英里的距离内，也就是自克特缅秋别要塞废墟附近（两千八百英尺）到吉达科波（一千三百一十英尺），只落了一千四百九十英尺，每英里十七英尺。这些高度差虽不算大，却也足以见效，使卡拉达里亚河即便在下游也比纳伦河稍急一些。至于另一种说法则未必总对，因为冬季卡拉达里亚河始终比纳伦河大得多，有时甚至大一倍。其缘故在于：纳伦河流经的地带偏北而寒冷，四面又都被高山连脉围住，山中酷寒；而卡拉达里亚河的河道偏南，穿过费尔干纳谷地向东延伸的部分，那里冬季气温要温和得多，且有高山挡住北来的冷风。

纳伦河水量之减少，还因为它的大量水源被冻结成冰而封住。流经高处侧谷的小溪与支流尤其如此。反之，卡拉达里亚河所经的地带冬季气温没有那么低，故在一年的寒冷时节仍能得到相当多的水，尽管那里的降雪同样较少。这样，卡拉达里亚河因结冰而失去的水便比纳伦河少。到了春天，纳伦河四周山上的冰雪一开始消融，河水便上涨，不多时就远大于它那位姊妹——后者整个冬天都无法在自己的范围内积下多少冰雪。

萨尔特人在纳伦河与卡拉达里亚河上架起的桩桥，大大简化了测量这两条河的工作。二月二日下午两点，天气宜人，气温为华氏二十一点九度（摄氏零下五点六度），我在纳伦河作了如下观测。

平均水深为五英尺十英寸（最深八英尺七英寸）；垂直断面面积八百四十平方英尺；平均流速三英尺八英寸（最大四英尺六英寸）；水量三千零七十立方英尺。最大深度与最大流速都出现在河的右侧；那里的水流也载着大量壅塞的浮冰。浮冰最多的地方，我发现是在离右岸仅十二码的一道水流之中；可见它并不像人们或许会料想的那样，随着最急的水流而行——那道最急的流在离同一岸二十五码之外。

约一英里之外的南面，我在两个来钟头之后渡过卡拉达里亚河，随即在该河作了如下观测：平均水深五英尺三英寸；最大水深十英尺十一英寸；垂直断面面积一千二百二十平方英尺；平均流速三英尺十英寸（最大四英尺六英寸）；水量四千七百立方英尺。

由此可知，纳伦河与卡拉达里亚河合计输水七千七百七十立方英尺，几乎恰好等于我在古鲁姆塞莱的锡尔河中测得的数目。

两河相较，可以看出卡拉达里亚河比纳伦河宽九英尺，但通常较浅，而最大深度反倒更大。两河的最大深度都靠近右岸，两河的最大流速也都出现在最大深度的左侧。两河的右岸都比左岸受侵蚀得厉害，也更高更陡；左岸则自水边平缓地逐渐升起。苦盏的锡尔河也是如此。

这些情形似乎取决于河流向右偏移河道的趋势。一八九二年就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纳伦河下游同样显出这种趋势。在乌奇库尔干上游将近七英里处，纳伦河离开它的横谷，流入费尔干纳的平坦谷地。河一脱出那深而界限分明的岩石河床，便变得又宽又浅，满是浅滩与沙洲；只在很短的距离内才约束于一条河床之中，而且要水位最低时才如此。

在乌奇库尔干下游约一英里处，扬吉渠——引水灌溉纳曼干一带稻田的最大一条灌溉渠——自河的右岸分出。与此同时，纳伦河本身也显出要冲决而出、并入扬吉渠的趋势；此事一旦成真，对那片丰饶地区的农人自然会是一场大祸。为防患于未然，俄国政府于一八九三年在河中筑了四道与右岸成直角的堤坝，以把水逼回它本该走的河道。最上游的一道坝长一百四十一英尺，最下游的一道长九百四十二英尺；前三道宽三十三英尺，第四道即最下游的一道宽二十英尺。四道坝都用木桩、石块与柴捆筑成。工程由一名俄国军官率二百至四百名萨尔特工人，在两个月内完成，耗资约一万八千卢布（一千八百英镑）。每道坝下的死水里很快淤积起大量泥沙，有些地方淤得竟可以种树，以使坝身更能抗冲。这一点明白地表明，河在此处有强烈的向右偏移之势。

由明布拉克前往马尔吉兰途中，我在好几处见到旧河床的遗迹。最大的一条是萨雷苏，它注入同名的芦苇沼泽。我到时它已全部冻结，成了一片闪光的坚冰。再往东，穆苏尔曼库尔渠的延长段很可能就是锡尔河的一条古河床。

在锡尔河以南、浩罕与马尔吉兰两条经线之间，有一串连绵不断的沼泽湖——阿奇库尔、达姆库尔和萨雷苏。春天，河水经由那些废弃的旧河床注入其中；安集延诸灌溉渠的余水也流进去。这些沼泽地带以南便是沙漠。

反之，锡尔河以北既无沼泽，也无古河床；不过在河的下游却有沼泽与潟湖，大多位于右岸。这里我们又看到明白的迹象，表明河正向右、即向东北偏移。自卡扎林斯克到塔什苏阿特，将近四百英里的一段路上，驿道紧傍右岸而行。有几处驿站原先建在离河一定距离之外，如今河已逼到跟前；其中一些只好废弃，另在离岸更远处新建。

进一步比较纳伦河与卡拉达里亚河，我发现纳伦河载着大量浮冰，而卡拉达里亚河里却一丝浮冰也没有。纳伦河的水几乎清澈透明；卡拉达里亚河的水则浑浊不洁。纳伦河水的平均温度为华氏三十二点二度（摄氏零点一度）；姊妹河中温度计则显示华氏三十七点九度（摄氏三点三度）。泥沙含量的多寡，自然一半取决于两河所经地区性质的不同，一半取决于水量的大小与落差的陡缓，也许还取决于水的温度。

最后，关于纳伦河与卡拉达里亚河的水量对明布拉克、古鲁姆塞莱和苦盏三处锡尔河的影响，我还须补说几句。我本想在明布拉克再作一组测深；可惜渡口的布置使船无法在河上保持静止。河宽五百九十英尺。离左岸十一码处水深四英尺十一英寸，流速竟不下于每秒四英尺十英寸；离右岸二十二码处水深四英尺九英寸，流速却只有一英尺十英寸。河心一带水深八英尺二英寸。

各处水温与水色的差异，为若干有趣的结论提供了材料。在锡尔河右岸，温度计显示华氏三十四度（摄氏一点一度）；离岸六十五码处为华氏三十四点七度（摄氏一点五度）；离左岸六十五码处为华氏三十五点八度（摄氏二点一度）；而紧贴该岸处则为华氏三十六点一度（摄氏二点三度）。上午十一点，气温为华氏十四点五度（摄氏零下九点七度），河面正在冒气：也就是说，浓厚的水汽柱腾入空中；摆渡人告诉我，清早雾气浓得渡船离岸几码便看不见了。这现象在一年的这个时节似乎极为常见。在流着冷水的右岸，河面则全然不冒气。相反，那边有一条十六码宽的水带，色泽清亮浅绿，与纳伦河的水一样；可是出了这条带子，水便陡然浑浊起来，一直浑到左岸，与卡拉达里亚河中一模一样。这证明在两河汇合处以下四英里半的地方，两股水流尚未混融，或者毋宁说，卡拉达里亚河温而浊的水铺展在纳伦河冷而清的水之上，只在近右岸处留下一条窄带。至于后者到了下游，在这么短的距离内水温竟升高整整一度，那自然是因为它与卡拉达里亚河较暖的水紧贴接触之故。

在古鲁姆塞莱，如我前面提到的，水温处处都是华氏三十五点四度（摄氏一点九度），整个河宽之上都是同样的浑浊颜色；而且河里全无冰块。即使不借助量热法，这些现象也足以证明卡拉达里亚河的水流比纳伦河的强劲，并且在其间五十五英里的路程中，所有浮冰都来得及融尽。一月三十日与二月二日两天情形相同，这从两次测得的水量相等可以得到证明。反之，在苦盏，情形就很不一样了。首先，水量比古鲁姆塞莱多出五千零五十立方英尺。水温只有华氏三十二点九度（摄氏零点五度），也就是说，比距苦盏一百一十英里的古鲁姆塞莱冷了两度半以上。最后，水比古鲁姆塞莱清澈得多，且挟带着为数不少的浮冰。因此，一月二十七日流过苦盏锡尔河河床的水流，其主体乃是纳伦河的水；因为它大体上具备纳伦河水的一切特征：冷，清，而且满载浮冰。

此后不久，气温便降了下来。一月三十日上午九时，我在楚斯特读得华氏十一点七度（摄氏零下十一点二度）。二月一日上午八时在纳曼干为华氏十四点九度（摄氏零下九点五度）；次日同地同时为华氏十二点九度（摄氏零下十点六度）。

山中的气温无疑也降了，而且降得极多。纳伦河的支流、甚至纳伦河本身的一部分，都开始封冻；河因此大为缩减，变得小于卡拉达里亚河。锡尔河水位迅速跌落，在古鲁姆塞莱，它的水量比此前任何一天都少了五千立方英尺。

一条河的水量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减少到如此地步，无疑令人惊讶；但这是常见的现象，也不难解释。纳曼干的地方长官告诉我，纳伦河在那里常常五天之内涨起十英尺，随后又同样迅速地落下去。这现象总是发生在邻近山中下过猛烈而连绵的大雨之后。如我前面所说，不能一口咬定纳伦河永远是两河中较大的一条，因为它们各自的水量随季节而变，也就是随各自所流经地区的气温与雨量的变化而变。

锡尔河流经费尔干纳的整段河道都不封冻；但在奇纳兹，它常常结起厚得能承住驿站三驾马车的冰。

八溯伊斯法伊兰河谷而上

在东突厥斯坦与西突厥斯坦交界的地带，地壳被顶托而起，隆成一片高峻的台地，一座体量巨大的山结。世上几条最为磅礴的山脉自此辐射而出：向东是昆仑，向东南是喜马拉雅，介乎二者之间的是伸入西藏的喀喇昆仑。天山高地自同一片隆起之区向东北分出；而在相反的方向，向西南，则是兴都库什山。不止一位权威把人类始祖的故乡安放在这里。幽远难稽的古老传说宣称，《圣经》所记乐园中的四条圣河，都发源于这等崇高的绝顶。高地亚洲的居民至今敬畏帕米尔，称之为世界屋脊，视之为群山巨人凭高环顾全世界的所在。

直到不久以前，帕米尔在政治上还隶属浩罕的汗。但当那个国家的末代君主胡达雅尔汗被北方的强邻俄国夺去了王国与王冠之后，俄国也一并声称对帕米尔拥有主权。然而有一段时期，因为那里既难以到达，又几乎无人居住，她对它并不怎么上心。俄国人的这种冷淡，鼓励了周围各邦一块接一块地并吞汗国的旧壤。阿富汗人占据了巴达赫尚与舒格南，席卷罗珊与瓦罕，并在后一地区沿喷赤河一路筑起坚固的哨所。中国人占有了东面的边境各区；英国人则在吉德拉尔与坎巨提站稳了脚跟。但俄国人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并非视而不见。一八九一年，扬诺夫上校率一千名左右的哥萨克，带着长长一列驮畜，载着军需与弹药，甚至还有机枪，自马尔吉兰出发，径直越过帕米尔，直抵兴都库什，远达巴罗吉尔山口，在那里与阿富汗的一小队哨兵发生了冲突。此后不久，他在穆尔加布河畔筑起沙赫扬堡，这名字后来改成了帕米尔堡。他在那里留下两三百名哥萨克常驻，以看顾本国的利益。

帕米尔问题便由此而起，紧接着的第二年里，为此有过多少激烈的争论。于是帕米尔这片一向掩藏在亚洲腹心近乎北极般的严酷之中、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方，一变而为最热切的关注所在，成了事关重大的政治与战略活动的焦点。

不过帕米尔另有几处地方仍旧无人认领，听凭少数甘愿留在那里、与酷寒争一条活路的吉尔吉斯人占着。这些游牧人不承认任何人的主权，也不纳贡；尽管四邻都对它提出要求，且各自都有足以强行兑现这要求的边防驻军。然而他们全都十分清楚：无论哪一方朝那个方向动一动，都等于敌对行动的信号；三个强国虽然个个备战，却谁也不愿担上迈出第一步的重大干系。

我在俄属突厥斯坦总督弗列夫斯基男爵处逗留期间，我们多次谈到帕米尔，谈的结果，是我起了在去喀什的路上横穿那片地区的念头。可我刚一说出这个打算，几乎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劝我打消它。参加过扬诺夫上校帕米尔侦察之行的军官们预言，这一趟路走得凶险，劝我再等两三个月。其中一位上尉，上一个冬天是在穆尔加布度过的，他恳切地陈说：我这是把自己置于最大的危险之中，冬季气候的严酷会叫我冒极大的风险。他说，没有人——哪怕是极北之地生长的人——能够想见帕米尔隆冬时节那种酷寒的烈度和暴风雪的狂怒。即便在盛夏，一场雪暴（飓风）之中，寒暑表也常常跌到华氏十四度（摄氏零下十度）。一八九二至九三年的冬天，一月底气温降到华氏零下四十五点四度（摄氏零下四十三度），暴风雪则是每天都有的事。这种雪的飓风来得令人骇然地突然。前一分钟天还晴朗无云；不到一分钟之后，风暴就扑了下来。转瞬之间道路便被抹去。空中因旋舞的雪片而昏暗下来。你连一码之外都看不见。你所能做的，只是纹丝不动地站住，把皮裘裹紧，倘若能保住性命，就该谢天谢地。

上尉有一条忠告是压倒一切、再三叮嘱的：行军途中无论如何绝不可与驼队走散。若在那样的时刻一场雪暴向我卷来，我便无可挽回地完了。那时纵然同伴离我不过十来步，也无从回到他们身边。空气变得又浓又黑，尽是迷眼的雪片。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没有；连自己胯下的马都要费很大的劲才看得清。喊也是白喊。什么声音都听不见，连一声枪响也听不见。一切回声都彻底淹没在飓风的怒吼里。那位不幸被这样困住的旅人，孤身一人，没有帐篷、没有干粮、没有皮裘、没有毡子，只好听天由命：他的命数已定。扬诺夫上校也好，万诺夫斯基上尉也好，对我这趟旅行没有半分羡慕；而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旅行家，深知帕米尔旅行中那些引人入胜的凶险。二人异口同声地警告我，要准备好打一场硬仗。

尽管如此，仍有两个人不把我的计划看得那么黑暗，那就是弗列夫斯基将军和费尔干纳省长帕瓦洛·什韦伊科夫斯基少将。他们非但没有泼冷水，反而鼓励我，并许诺尽其所能，使这件事尽可能可行、尽可能轻便。二人都以最令人感念的方式守了诺言。

在我定下自马尔吉兰启程的日子之前一星期，费尔干纳省长依弗列夫斯基男爵的建议，派吉吉特（萨尔特信使）前往在阿赖山各谷地过冬的吉尔吉斯人那里，命他们对我以礼相待，在约定的地点与时日备好毡房（帐篷），供给我食物与燃料，预先派人清除路上的积雪，在阿赖山那些狭窄危险的山径上凿开覆冰的台阶，总之在驼队的引路、行李逐站的转运上给予一切必要的帮助。同时也有骑马的信使被派往穆尔加布；此外我还带着写给该哨所指挥官、以及边境附近布伦库勒的中国官员的信。吉吉特们还奉命一路陪我走到底。总之，在马尔吉兰整备驼队、筹办行装的事上，我所得到的无非是最慷慨的援助。

我出发前拟定的路线，是取道腾吉兹拜山口翻过阿赖山，再沿克孜勒苏河溯阿赖谷地而上，攀越外阿赖山脉，由克孜勒阿尔特山口下到喀拉库勒湖，横渡该湖，穿阿克拜塔尔山口，如此直抵穆尔加布河上的帕米尔堡。全程三百余英里，分作十八个短程行军日，另加五天休息，所经各站依次如下：

自马尔吉兰至乌奇库尔干，二十三英里；此后依次为奥斯坦、朗加尔、腾吉兹拜、达劳特库尔干、克孜勒温库尔、库尔古尔（喀什卡苏）、吉普提克、阿尔恰布拉克、博尔多巴、科克赛、喀拉库勒湖北岸、喀拉库勒湖南岸、穆斯科尔、阿克拜塔尔、第一拉巴特、奇切克利、帕米尔堡。

在奥斯坦、达劳特库尔干、阿尔恰布拉克、喀拉库勒和第一拉巴特这几站，我打算各休息一日，免得马匹过劳。这一计划大体上照办得相当忠实。只有若干因情势所迫而在细节上作的小小变通，此外并无更改。

我向一位年老的萨尔特商人雇马，每匹每天一卢布（约合二先令）——七匹驮马，外加我自己的一匹坐骑。买下它们，到喀什再卖掉，本来要便宜些。但按我订下的约定，牲口若有损失或伤病，我概不负责，喂养照料也不必我管。这些事由两名马夫承担，他们另带三匹马驮着草料。一位名叫列希姆拜的吉吉特，一个精干、饱经风霜的小个子，在中亚多少次长途跋涉中经受过风吹日晒与严寒，被派作我的左右手。他除了熟悉亚洲的旅行，还是个出色的厨子，并且会说俄语。我给他每月二十五卢布，另加口粮与「住处」。马匹和过冬的毡衣要他自备。但这一趟他险些送了命，到喀什便离开了我。

列希姆病倒之后，接替他的是随他同行的两名马夫之一，伊斯兰拜，家在费尔干纳的奥什。伊斯兰证明是两人中更强的一个，整趟旅程中他事我之忠诚与尽心，值得最热忱的称道。后面的篇幅最能说明我欠这个人多大的情。他初到我这里时，我于他完全是个陌生人，他也全然不明白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尽管如此，他仍甘愿抛下奥什安宁的家，同我分担一场穿越亚洲腹心的漫长旅行中的一切艰险。我们并肩走过可怕的戈壁沙漠，一同迎着那里的沙暴，几乎渴死；当我别的随从被旅途的艰苦压倒、倒在道旁时，伊斯兰拜以无私的忠心死守着我的地图和图稿，因而保住了我最珍视的东西。我们攀登积雪的峭壁时，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开路。他以稳妥的手引着驼队渡过帕米尔汹涌的急流。唐古特人扬言要来侵扰时，他忠实而警觉地守夜。总之，这个人给我的效劳是无法估量的。我可以老实说，若没有他，我这趟旅行绝不会有如此圆满的结局。我很高兴还能补上一句：瑞典国王奥斯卡开恩赐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伊斯兰拜如今戴着它，不无几分自豪。

我把一批不再需要的物资和装备留在了马尔吉兰，其中包括此前一直乘用的那辆老迈的奥伦堡塔兰塔斯马车，还有我的欧式行李箱。我买了几只萨尔特人的雅赫丹来替代后者，那是一种蒙皮的木箱，做法便于像一对驮筐似的挂在马背两侧。我还购置了必需的鞍具、皮裘和用毡子与生皮做的帕米尔靴，并备下一批额外的口粮。我另带了两把钢锹，扎帐篷时用来铲雪；还有冰镐和鹤嘴锄，好助我们攀上覆冰的陡崖。渡过封冻的喀拉库勒湖时我打算测深，为此备了一根五百码长的新麻绳，每十码打一个结，末端系一铅坠。平板仪的架子也做得别有用处：只要再加一件高加索布尔卡（斗篷），万一遇上暴风雪，便可临时支成一顶帐篷。

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这串马匹在吉吉特们的照管下向乌奇库尔干进发。一匹马驮着摄影器材，装在两只雅赫丹（箱子）里。第二匹驮我的测绘仪器和别的器具、书籍以及药箱；第三匹驮弹药箱；第四、第五匹驮军需给养；第六、第七匹驮我的武器和私人物品。最后，在驼队的末尾，是那三匹为其余马匹驮草料的马，其中一匹几乎整个埋没在两只塞满麦秸的大口袋底下，看都看不见。

两名步行的向导走在最前，需要时指点马匹的去路。吉吉特们骑马。当这支长长的、颇有气势的驼队鱼贯出了省长官邸的院子，我站着望它，不无几分得意。我没有随队同行，那一夜仍在马尔吉兰度过，那是此后好几个月里我所能见的欧洲文明的最后一夜。那天晚上马尔吉兰的人全聚在省长好客的屋檐下向我话别。这与紧接着的那些夜晚，真是何等的对照！

第二天早晨八时，同马特维耶夫将军和基韦卡斯中尉——两位都是心地明朗的芬兰之子——用亲切的老瑞典话道过最后一声别，又受了好客的省长和他一家可爱的人热诚的送行之后，我告别马尔吉兰，纵马追赶我的驼队。我在乌奇库尔干赶上了它。这段路不过二十三英里；然而即便在这段路上，地面的高度也升了一千一百英尺，达到海拔约三千英尺。

乌奇库尔干是个大村子，风景如画地坐落在伊斯法伊兰河畔，正当此河流出阿赖山北麓之处。我受到了殷勤得使人受宠的接待。离村一两英里，本地的沃拉斯特诺依（土著区长）便来迎我，同来的还有他的同僚、山中更高处奥斯坦的区长。前者是萨尔特人，后者是吉尔吉斯人。二人都穿着深蓝呢料的节日长袍，戴白头巾，系錾银的腰带，佩刀悬在镶银的鞘中，在身侧晃荡。他们身后跟着一大队随从的马兵。这两位要人把我护送到村里，那里已聚起一大群人，要看我进村，好享一享难得的、真正的塔马沙（热闹）。待达斯塔尔汗（茶点）传遍一巡之后，驼队又在这队骑手的护送下启程。

伊斯法伊兰河谷越往前走轮廓越见峻急，到末了收窄得只有几百码宽。同时道路上升，一段一段地顺着河床走；有些地方则贴着陡峻、几近垂直的坡面而行。河水在粗粒的砾岩中切出一道深槽，那水色作暗绿，却清澈如水晶，在巨砾之间欢快地跳跃着奔流。

骑行数小时，我们到了第二个宿站奥斯坦。当地的区长已为我们备好一顶舒适的毡房（帐篷），用白色的卡什玛（吉尔吉斯厚毡）做成，外面饰着宽阔的彩布条，里面铺着吉尔吉斯地毯，还有——一炉毕剥作响的火。支起临时的气象观测台、把行李堆在帐外之后，人们拴好马、喂过料，便围到露天的一堆火旁。列希姆拜在这里第一次有机会显一显他做厨子的手艺。等我做完观测，天光已尽，我便着手铺我过夜的床，这倒不是什么费事的活计，因为那床不过是一块麻布，绷在两根杆子上，杆端搁在两只雅赫丹（箱子）上罢了。

第二天用来休息。奥斯坦这个吉尔吉斯人的基什拉克（冬村）约有一百座乌伊（毡帐），坐落在河谷再往上四分之三英里处，四周环着一丛丛矮小的白杨。但这一天并没有闲过：我从营地作了一次短程的踏勘，并做了若干科学观测。伊斯法伊兰河的流量为每秒二百八十立方英尺。早晨七时的气温是华氏三十一点一度（摄氏零下零点五度）；当日最高为华氏五十一点一度（摄氏十点六度）。水的沸点在华氏二百零六点三度（摄氏九十五点七度）；据此可定海拔为四千五百一十英尺。

匆促离开马尔吉兰时，我忘了一件东西——一条夜里卧在毡房外的看家狗。这个疏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得到了弥补。二月二十五日，我们正走往朗加尔的下一程——那是二十六英里半外河谷的一处开阔地——有一条黄毛长身的吉尔吉斯大狗自己跑来加入了我们这一行。它忠心耿耿地跟了我们直到喀什，每夜在帐外板着脸守它的卡拉奥尔（夜岗）。我们给它起名叫约尔奇，意思是「路上拾来的那一个」。

离开奥斯坦之后，路径立刻沿谷地左侧陡然向上。马匹一匹接一匹排成长串往上攀。没过几分钟，我们已升得那样高，底下喧腾的急流除了一点轻柔的絮语，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条路走得极累人；它在一堆堆山岩碎屑中穿进穿出，从它们之间狭窄的通道里挤过去。有时它沿着一道阶地的边缘走，那阶地又绕进一条支谷里去。有时它在巨大的岩块之间穿行。时不时地，它顺着谷壁陡然下降，有一小段贴着河床走；随后又像先前陡降时那样，猛地重新爬升。

阿赖山那些平行的山脊被伊斯法伊兰的深谷横切开来，断口便梯次错落地紧逼着谷地，像舞台布景的侧幕一样。景色既荒莽又雄伟。巨大的碎石坡与崩塌体——那是风与天候作用于上方山体较松脆的岩石的结果——一直铺展到谷底。溪流的去向由几株稀疏的树木和紧贴水边生长的灌丛标示出来。在上方的山坡上，不知多少苍老矮曲的阿尔恰（亚洲圆柏）把蓬乱的头探出去，悬在张着大口的绝壁之上。

我们一次又一次踏着木桥过河，那些桥每走一步都塌陷摇晃。其中一座有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叫丘库尔科普留克，意思是深桥。从道路所经的高崖上望下去，它就像一根小棍横搭在远远下方那道狭缝上。小径一头栽下山坡；过了桥，又在对岸同样陡地曲折而上。每走十来步，喘息的马就要停下来歇口气。它们背上的驮子一次又一次地前倾或后坠——下坡时向前，上坡时向后——得重新捆牢。人们吆喝马匹、彼此高声示警的声音，在绝壁的凹处尖利地回响。我们就这样缓慢而小心地沿着这条狭窄的、要命的路走。

过了深桥不久，路面便铺满了冰滑道，两旁是覆雪的斜坡，坡再往下一点便终结为一堵垂直的壁，壁脚下的黏板岩露出锋棱的石板与薄片。马队中的头一匹——就是驮着麦秸口袋连同我那张行军床的那匹——由一名吉尔吉斯向导牵着。可是尽管那人小心，走到这地方时牲口还是滑了。它拼命想重新站住。没有用。它顺着陡坡滑下去，在空中翻了两三个跟头，撞在谷底突起的几乎垂直的岩石上，最后直挺挺地停在河心。口袋破了，麦秸散落在乱石之间。尖利的呼喊划破空气。驼队停了下来。我们由最近的岔道奔下去。一个吉尔吉斯人把我那张行军床捞了上来，那时它正随急流漂走。其余的人鼓动那匹马试着起来。可它躺在水里，头抵着一大块岩石的碎块，对他们的催促已无从回应。吉尔吉斯人脱下靴子，蹚水到它跟前，把它往干地上拖。然而这是白费力气。这可怜的畜生折断了脊梁；过了一会儿，我们把它丢下了，任它死在河心——它是在垂死的挣扎中又挣回那里去的。麦秸被扫拢，重新缝好，驮到另一匹马背上，一直驮到我们在朗加尔的宿处。

一回到路上，我们就动手用锹和斧清掉冰，然后在清出来的地方撒上沙。

马匹被一匹一匹牵过这处险地，为它们的安全用尽了一切防范。至于我自己是步行走过去的，这几乎用不着说。

还没走完当天的路程，暮色便骤然把我们罩住。夜的阴影在这又深又窄的峡谷里越积越厚，把它塞满了幽暗。但过了一会儿，星星开始探出头来；它们锐利的光刺透谷中的晦暗，给了我们一点微弱的光亮，好让这段险途走下去。在高地亚洲，我遇见过的奇遇和危险不算少；然而此后直到朗加尔尚余的三个钟头的路，我以为是我至那时为止所经历过的最令人提心吊胆的。第一道冰滑坡不过是后来者的先声。它们如今一道接一道地紧跟着来，一道比一道险。我们就这样走着、爬着、滑着，慢慢往前挪，旁边是张口等着猎物的黑色深渊。这带来了数不清的耽搁，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不得不停下来，在冰上凿出踏步，再撒上沙。每一匹马过这些地方都要两个人：一个牵着笼头在前引路，另一个揪住它的尾巴，只等它一绊一滑便抽它一鞭。饶是这样，仍有好几匹跌倒了；所幸它们总算重新站住了脚。有一匹跌下去，沿着雪坡滑了好几码，幸而及时停住。人们解下它的驮子搬到路上，又帮它爬回来，再把负载重新紧紧捆到它背上。我自己有好几百码是手脚并用爬过去的，一个吉尔吉斯人紧贴在我身后爬着，在较险的地段扶住我。在那样的地方摔一跤，就是当场没命。

总之，这是一趟令人绝望的旅程——又黑，又冷，又叫人心悸。打破这峡谷里那种非人间的死寂的，只有每当一匹马跌倒时人们那刺耳的尖叫，他们走近这类险处时互相的示警的呼喊，以及急流不停的咆哮——那水一路搅着泡沫雪白的湍滩奔泻而下。那是一位亚洲的河神，从她颤动的竖琴上挥洒出一阵音乐的风暴！

我们终于到达朗加尔时，已经疲惫、冻僵、饥饿——我们一连在雪中跋涉了十二个钟头。那两顶早已为我们支好的帐篷，每一顶里都烧着一炉熊熊的旺火，是何等地叫人欢喜！

九翻越腾吉兹拜山口

我们从朗加尔出发，几乎正南而行，朝腾吉兹拜山口进发。不过，在讲述我们如何翻越它之前，我得先就连接费尔干纳谷地与阿赖谷地的几处主要山口略说几句。这样的山口共有五处，自东向西依次是：

塔尔迪克，海拔一万一千六百零五英尺。

吉普提克，海拔一万三千六百零五英尺。

萨雷莫戈尔，海拔一万四千一百一十英尺。

腾吉兹拜，海拔一万二千六百三十英尺。

卡拉卡济克，海拔一万四千三百零五英尺。

由此可得阿赖诸山口的平均海拔为一万三千二百五十英尺。值得注意的是，山脉愈向西延伸，山口的绝对高度愈高；山口与谷地之间的高差，也就是山口的相对高度，同样自东向西递增。

这几处山口中最易通行的是首先提到的塔尔迪克。它新近经过平整，如今车辆与炮队都可通行。但一冬之中大半时候它被积雪封闭。第二处和第三处极其难行，主要是因为雪崩、狂风和暴烈的雪暴。腾吉兹拜山口的积雪深度逐年相差极大。年景平常时积雪并不很厚，正因如此，它成了冬季里使用最多的一处山口。在马尔吉兰与帕米尔堡之间递送邮件的信差（吉吉特）走的就是这条路。

尽管如此，腾吉兹拜山口在二月最后的两三个星期内被封闭，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一八九三年它只封闭了十天。一八九二年它有整整两个月不能通行。而一八九一年，封闭的时间虽短，积雪却深得能把十二三英尺高的桧树整个埋进雪堆里，连影子也看不见。

二月是雪崩最频繁、暴风雪最猖獗的月份。在那个季节，除非天气绝对平静晴朗，最胆大的吉尔吉斯人也不敢把脚踏进山口。即便如此，也几乎没有哪个冬天不出一两桩致命的祸事。道上横七竖八散着无数马骨，甚至还有人骨，到了夏季，它们简直可以充当里程碑。

阿赖谷地里达劳特库尔干那个阿乌尔（帐篷村）的吉尔吉斯人，给我讲过一个凄惨的故事。一八九三年年初，有个人从乌奇库尔干来到那地方，要同几位朋友一道过斋月（穆罕默德教徒的斋戒之月）。回家路上，三月二十三日，他在上述那处山口遭遇了猛烈的布兰（雪飓风），被迫在那里蹲了四天四夜，除了一件羊皮袄再无别的遮护。他的马死了。他的干粮吃尽了。等暴风雪停歇，他发现前后两头的路都已堵死。他仍旧硬闯，连爬带攀，蹚雪而行，历经两天两夜的可怕苦役，终于到了卡拉基亚地方，碰上几个同族人，他们把他接下来，给他吃的，照料他。等他稍稍恢复，他就继续赶往乌奇库尔干。可是到家后的头一夜他便死了——所受的苦难和匮乏把他压垮了。

我还听说，同一个冬天，有一支四十人的商队在铁列克达坂山口被雪崩吞没，无一生还。

二月二十六日夜里，我先遣八名吉尔吉斯人带着铁锹、镐头和斧子进山口，为马匹开路。第二天一清早，驼队随后跟进。我们遇到的第一处难走地段在卡拉基亚。我们在那里看见吉尔吉斯人正卖力地在冰上凿台阶——真真正正的台阶。原来覆在表面的最后一场雪白天融化了，到了夜里又冻上。

吉尔吉斯人的山马或者说矮马，实在是了不起的小牲口。它们通常的负载约为十三英石（一百八十磅）。背着这样的重负，它们能顺着山坡滑下很长一段路。它们像猫一样攀上陡坡；山间小道狭窄溜滑，通常结着一层冰，又沿着悬崖边缘伸展，它们却在上面掌握平衡，脚下之稳几乎不可思议。卡拉基亚这名字意为「黑峡」，用在此处再贴切不过。那是一条被垂直岩壁夹住的狭窄隧道似的通道，笼罩在最深的阴影里。那些洞穴般的深处，从来不曾透进一线阳光。就在这里，两座桥横跨伊斯法伊兰河。上面那座桥底下，急流以雷鸣瀑布般的气力和声响奔泻而下。在这一带，造化之手留下了崇高无比的手笔。时而荒野，时而令人生畏，时而又充满浪漫韵致的景色，一幕接一幕迅速交替。放眼上溯下望，峡谷的景深都美妙得出奇。

海达尔别格桥以上，谷地改称切廷德，河上架着四座小木桥。最后一座桥破败不堪。桥桩朽烂得叫我的人心惊胆战，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马一匹匹牵过去。再往前不远，一场新落下的库什卡（雪崩或雪滑坡）把峡谷整个堵死，河道和道路一并封住。河水从冰下翻滚而出，像一条自地下隧道钻出来的河；而在倾斜的冰块堆积体上，则不得不重新凿出一条路，或者不如说一道阶梯。算我们运气好，恰好在这地方碰上十来个卡拉铁金来的吉尔吉斯人，他们正徒步前往浩罕和马尔吉兰找活干。他们停下来帮我们修路。但即便如此，费尽力气修出的路仍然陡峭得要每匹马都由六来个人在后头硬推上去。

峡谷愈近上端愈窄，坡度陡峭异常，渐渐与山坡混为一体，分辨不出。与此同时，绝对高度上升，相对高度则相应减小。最后一段路是苦活；雪崩一处接一处，相隔不远。队列里几乎每匹马都摔倒过一次，有几匹摔了两次；它们背着驮子在雪里再也爬不起来，只得把行李卸下，重新捆扎。就这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耽搁。我们遇到的最后一道冰滑坡难越到了这般地步：马匹驮着东西无论如何过不去；于是吉尔吉斯人把驮子卸下来，用自己的脊背扛过去。事实上他们一直扛到了拉巴特（驿站）——那是一间用石头和木料搭起的小屋，俯瞰着下方的峡谷。那里还支起了一顶乌伊（帐篷）。这一天我大半路程是步行的，早已精疲力竭。此地海拔九千三百五十英尺；夜里我开始感到高山症的症状——头痛欲裂，心跳加快。这些症状是由从较低海拔骤然升到较高海拔引起的，次日整天不曾消退；但约四十八小时后便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后患。

第二天早晨，修路的吉尔吉斯人，以及主持这项工作的卡拉泰佩人首领、阿克萨卡尔（酋长）扬·阿里·艾敏，返回拉巴特。与此同时，我和我的人充分明白此行的凶险，动身沿山口向上进发，那里此刻积雪深埋。路上的艰难几乎难以想象，我们的劳苦也到了极处。但凭着坚持，我们总算克服了一切障碍，来到山脊顶上一处槽形洼地，那里的积雪足有六英尺深。有人在雪堆中踩出了一条又深又窄的小径。可它就像铺在沼泽上的一座晃悠悠的桥。一步踏出小径，马匹便陷进雪里直没马肚；要把它们刨出来，再弄回那「桥」上，须得我们所有人合力才行。这一切白白耗掉了大量时间。

这时我们看见西南方，在终年积雪之上，耸立着一簇阴沉的山峰，被风霜劈裂剥蚀。那是卡拉基尔山的一支孤悬的支脉，像海上的灯标一样指示着通往那令人生畏的腾吉兹拜山口的道路。道路以无穷无尽的之字形盘旋而上，直抵最后一道山巅，把马匹的气力和攀登本领考验到了极限。但最终我们平平安安登上了山口顶端，行李也一件不缺。我们在那里歇了一个钟头，喝茶，做气象观测和别的观测，拍照片，饱览那令人神往的景色。

我们歇脚的地方四面全被雪岭围合，光秃的黑色峰尖东一处西一处地刺穿雪的披氅。向北望去，伊斯法伊兰河谷就在我们脚下。我们转向西南，一幅壮丽的全景把人的眼睛牢牢攫住。极远处是阿赖山脉轮廓分明的峰脊，谷地另一侧则是外阿赖山系，峰顶溶入云中，山侧闪耀着白得炫目的雪原。

我们脚下这道山鞍，构成了锡尔河流域与阿姆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在清澈稀薄的山间空气里喘过气来之后，我们从容不迫地动身下山，走向后一条大河源头诸水的发源之地。这一侧的下坡和北坡的上坡一样陡。道路被数不清的滑坡和雪崩掩埋。有几处崩落时还裹挟下大量泥土和碎屑；因此我们事先毫无察觉，直到马匹忽然陷进那松软而险恶的地面，直没马肚。我量了其中最大的一处雪崩，它是前一天崩下来的。它横宽四分之一英里，厚近七十英尺。吉尔吉斯人立刻彼此道贺，庆幸大伙儿这样侥幸逃出了它的爪子。这些巨大的冰滑坡冲下山坡时，气势和冲量压倒一切，在那样巨大的压力之下，它们的下层或者说底面便化为坚冰，任何活物若不幸被埋在下面，就会硬生生冻结在一整块冰的中央，那冰坚硬如石，透明如玻璃。一旦被这冰的怀抱箍住，人就再无生望。不过多半，这样被卷走的可怜虫会在坠落中昏死过去，还没等恢复知觉就已冻毙。

这一天的劳累把我们彻底耗尽，我们在一条名叫希曼的小侧谷里宿营。这里积雪好几英尺深，吉尔吉斯人不得不先清出一片空地才支得起帐篷。这一夜我们被高高的雪墙团团围住。

次日我们继续沿达劳特库尔干峡谷向下行进。大约每隔十分钟我们就要涉一次水，那条河在雪拱和雪桥底下奔腾。每一次涉水，马匹都得从垂直的冰岸跳进水中，再从对岸跳上去。它们每这样跳一回，我都焦灼如焚，生怕驮弹药和摄影器材的牲口出什么岔子。好在一切平安无事。唯一的一桩意外是一匹驮给养的马顺着陡峭的雪坡跌下去，滚进了急流。但我们跟着下去，把它卸了驮子，用绳子把雅赫坦（皮箱）拽上来，重新装好，然后又在雪堆里缓缓跋涉，直到另一匹马失足跌倒。

正午时分下起雪来。浓雾涌来，遮蔽了一切，叫我们看不清前面要往哪里走。一名吉尔吉斯人走在最前头，用一根长杆探测雪的深浅，就像水手在陌生水域里航行时测深一样。但有一点不同：水手力求避开浅处，我们却正是寻找浅处，寻找浅处底下坚实的地面。有好几次，我们的向导整个人没进雪里不见了踪影，只得爬出来，换个地方再试。

我们所循的这条峡谷汇入阿赖谷地，出口处附近正是浩罕最后一位独立的汗胡迪亚尔修筑达劳特库尔干堡的地方，那是一座黏土矮墙的建筑，一角有一座塔楼。再走一个钟头，我们来到达劳特库尔干的吉尔吉斯阿乌尔（帐篷村），那里有二十来顶帐篷（户人家），归好客的首领塔什·穆罕默德·艾敏管辖。

达劳特库尔干这个名字的来历和含义，吉尔吉斯人各有各的解释。有人坚称它由三个词组成：达拉、乌特和库尔干，头一个波斯语和吉尔吉斯语共有，意思是「谷」，后两个都是吉尔吉斯语，分别意为「草」和「堡垒」或「城堡」。另一些人则宣称这名字是波斯语「达尔劳」的讹变，意为「立刻」或者「赶路要快」；并进一步解释说，达劳特库尔干是要警告行旅赶紧上路，尽快穿过那处可怕的山口。

更糟的是，西边刮起了大风。雪仍旧下个不停，雾也不散。吉尔吉斯人说，腾吉兹拜山口上正刮着猛烈的暴风雪；我们该谢天谢地，及时穿了过来。我们能这样脱身，确实是天大的运气。早一天，我们可能已被压在雪崩底下；晚一天，我们可能已被布兰（雪飓风）摧毁殆尽。

十溯阿赖谷而上

在继续叙述行程之前，我想先就阿赖谷说几句话——这道巨大的槽形洼地把阿赖山脉与帕米尔高原分隔开来。它北倚阿赖山，南靠外阿赖山，东端止于穆斯塔格山那一片庞大的山结。自此向西伸展七十五英里，再往前便接上卡拉提金谷地。谷宽三英里至十二英里不等；海拔自东端的一万零五百英尺，降至西端达劳特库尔干的八千二百英尺。克孜勒苏河纵贯全谷，沿途收纳四周群山的降水。出了阿赖谷，此河即进入卡拉提金谷地，改名苏尔哈布，蜿蜒穿行其间，最后汇入阿姆河，在交汇处又得了第三个名字——瓦赫什。在达劳特库尔干，克孜勒苏的流量为每秒七百八十立方英尺。再加上支流卡拉苏所输送的每秒一百七十五立方英尺，二十四小时内的总水量便是八千二百五十万立方英尺。流量以盛夏为最大，那时积雪融化得最快。实际上，仲夏时节有约莫六个星期，洪水汹涌，在达劳特库尔干根本无法涉渡。这期间两岸各村落之间的往来完全断绝。

河水的流量，夜间远大于白昼。这是因为白天经日光融化的雪水，要到天黑以后才流得到谷底。水势约在晚八时开始上涨。早六时又开始回落，至八时降到最低，此后整日维持不变。我见到它时正当三月，水色清亮如水晶。可是到了夏天，河水在上游流经沙土与黏土，便被染成砖红色。克孜勒苏之名即由此而来，意思是「红河」。山那一边它的邻居也因同样的缘故得了同一个名字，那便是自铁列克达坂向东流往喀什和罗布泊的那条河。

在帕米尔的北部、中部和东部——也就是我此行所经的地区——降雪的分布极不均匀。依地面形势，可分出界限分明的三带。其一，北部的阿赖谷，每年冬天都积满巨量的雪。其二，东部的萨雷阔勒一带，得雪远少。其三，介于两者之间的喀拉库勒湖与朗库勒湖周围地带，这两个湖都没有出水口；那里的降雪几乎微不足道。大致可以认为，挟带水汽的风吹向帕米尔高原时，在抵达这一地区的腹心之前，早已把大部分水汽倾泻在边缘山脉上了。在腹地，只有风势受阻的隐蔽处，例如各山口近旁及其四周，才会落下大量的雪。其余各处，那稀薄干燥的雪转眼就被风扫得干干净净。

降雪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直接带来一个后果：河流与冰川的分布同样不均，大小也相差悬殊。二者只出现在降雪丰沛的地带。在高原腹心，它们既少且小。以我的观测与测量所得为据，我推算，平均而言，每平方码地面上所积的雪中，有一立方码化为水去滋养河流。积雪的密度异乎寻常，其中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体积融化成水。倘若估计阿赖谷及环谷山坡的受雪面积共计二十八亿七千万平方码，则可算出它们所产生的水量总共一百九十五亿立方英尺，相当于一个每边二千七百英尺的水立方。若想到仲夏大汛期间河水的流量远非一年中较冷季节所能比拟，这一估计便算不得过分。若以每秒八百八十立方英尺作为全年的平均流量，算出来的全年总水量将近二百七十八亿立方英尺。以如此不足的数据所作的推算，显然只能是个约数。不言而喻，多出来的降水应归之于夏季的雨。

冬季，猛烈的西风不断而有规律地沿阿赖谷上吹。东风也有，却极为少见。谷地南北两侧的高大山脉，为它挡住了北风和南风；不过偶尔也刮东南风。到了夏天，空气比较平静，很少起风，起了风也没有什么力道。西风名叫卡拉提金哈马尔，东风名叫伊尔克什坦哈马尔，东南风名叫穆尔加布哈马尔，都是按各自吹来的地方取的名。

在费尔干纳谷地，春雨于三月中旬到来。山那一边的阿赖谷，同一个月却是「萨雷卡尔」即黄雪的季节——这是冬天最后一场雪的名字。为什么这样叫，吉尔吉斯人从来说不出个所以然。但这名称通行于整个帕米尔，却是事实。最可能的解释也许是这样：到那时候，有些地方的雪已经化尽，露出地面。那些地方扬起的尘土多半被风卷起，吹落在新下的雪上，把它染成脏黄色。

不消说，冬雪始降与春日消尽的时间，各地并不相同。在更高的地带，终年落雪。在阿赖谷，初雪落于十月底，最后的残迹约在四月中旬消失。

还是回到我们的旅程上来。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的那一夜，风在帐篷四周呼啸了一个又一个钟头，终于在几块毡子之间撕开了几道窄缝。早晨醒来，帐篷的地面上织满了一条条吹进来的雪带，其中一条正斜斜地横过我枕着的枕头。可是风雪于我何干？我睡得像一头冬眠的熊。第二天风暴依旧肆虐了一整天。西来的风从早到晚卷起一团团细如粉末的雪，掠过毡房而去。事实上，尽管我们额外加了绳索捆扎、添了木桩支撑，帐篷本身每一分钟都像是要被刮走。

三月二日，我们走到贡迪冬村。不过早晨动身之前，我们先派人前去开路，把雪堆踩出一条通道。这一步棋走得好，因为旧路已被风暴抹得一干二净。我们尽可能贴着阿赖山南麓的山脚走，因为那一侧有许多地方的雪已被刮得净光。

在贡迪我们遭了一场不幸。帐篷刚支好安顿停当，皮箱和行李中较易损坏的部分刚搬进去，雷希姆·拜一不留神碰了水银气压计一下，把那根娇嫩的玻璃管撞碎了，亮晶晶的水银珠滚了一地。这件贵重而灵敏的仪器，我一向照看它如同母亲照看婴儿，唉！如今它废了，尽可以扔进雪堆里去。我再不能像此前一直认真做的那样，一日三次记录它的读数了。雷希姆·拜为自己闯的祸惶恐不安；但事情实在怪不得他，我便只轻轻责备两句放过了他。何必把责难堆到他头上呢？那也修不好气压计。何况我还有另外三只无液气压计和沸点测高仪。

为了给我的损失略作宽慰，随行的人在晚上安排了一场音乐会。一个吉尔吉斯人走进我的帐篷，盘腿坐下，弹起库姆兹来——那是一种用手指拨奏的三弦乐器。乐声单调，调子凄清；却与周围的景物、与它们所引起的心境十分相合。一句话，这是典型的亚洲音乐。我坐着听得入神，任想象随着乐声、随着夜风轻轻的呜咽、随着炉火细微的噼啪声去了。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就这样度过，听着这件吉尔吉斯原始乐器如梦的声响！又不知有多少个幽暗孤寂的冬日下午，被我这样痴痴地消磨掉！日子久了，我听惯了库姆兹，从中得到的乐趣不亚于吉尔吉斯人自己。说实在的，我爱上了它。那抚慰人心的曲调把我的心带进白日梦的仙境；我的思绪飞向远方，飞回瑞典那片幽暗松林间的家。能在梦里回到亲近的人中间，是何等甜美惬意的事！多少个夜晚，库姆兹那均匀的音调伴着一支忧郁的亚洲歌曲，把我催入梦乡。

三月三日。风暴平息了，天空仍裹在云里。外阿赖山脉的诸峰闪着最动人的灰、白与淡蓝。走了两个钟头，来到克孜勒温古尔的小村；再走两个钟头，到了卡兹山口——那是阿赖山南支之间一道低矮的鞍部。一路上直到卡什卡苏，克孜勒苏河始终紧贴阿赖山脚流淌，离外阿赖山远得不能再远。我们的路紧沿右岸而行，河水在一道狭窄的峡谷里以急湍之势奔腾，时而从红沙丘之间强行挤过，时而在砾岩层中切出深沟。

随后我们渐渐离开克孜勒苏。愈往东行，雪愈深。路径被最近这场风暴彻底抹去，雪堆又厚，因此整天都有四峰骆驼走在前面，踩出一条小径——不如说一道沟槽——马匹便在槽里吃力地缓步挪动。风依旧一阵阵狂扫下来，常把整支商队闷在浓密的飞雪之中。

终于到了卡什卡苏小溪，溪那边就是同名的村落。要过去，须骑马踏着一座冰雪的桥越过急流。那里已有一顶极其舒适的毡房等着我们。吉尔吉斯地毯不但铺在地上，还挂满了四壁；帐篷中央的火烧得正旺，四面八方溅着火星，噼啪作响，还不断迸出燃着的木屑，以至于得专派一人守着，免得把地毯烧出窟窿。

三月四日，整天落雪。景物笼在浓雾里，一点轮廓也看不见。天与地混作一片分不清的白雾。眼里唯一可作调剂的，是商队那道长长的黑线，愈往队首愈淡成晦暗的灰色，终于在远处渐渐消失。两峰骆驼领头，骑手奉命探明何处地面最结实。于是他们在路上每一处隆起和坡坎上来回试探。可是雪太深，他们好几次陷了进去，几乎看不见影子。挣扎出来以后，再换一处试。马匹尽力循着骆驼的踪迹挣扎前行，驮子和马镫一路颠簸，蹭着两旁的雪墙。

终于，我们望见山坡上有一顶毡房——茫茫白色中的一个黑点。再往前不远，又看见有人正在支另一顶帐篷。他们离我们不过二百码光景；可是我们与他们之间隔着一道冲沟，沟里积雪深达八英尺到十英尺，我们花了一个多钟头才把驮畜一一安全弄过去。第一匹试着过沟的牲口踏破了那层靠不住的雪面，险些被深雪闷死。人们费尽了力气，才卸下它的驮子，把它拽回结实的地面上。随后他们动手挖路；可是雪太深，怎么也挖不通。最后吉尔吉斯人想出了一个妙法：他们取下帐篷的毡子，铺在雪上。毡子不够铺满全程，于是等马走到尽头处，便把它身后的毡子揭起来，再铺到它前面去。就这样，虽然费了极大的力气、耗了许多时间，我们总算把所有牲口安然弄了过去。

那一带地方名叫吉普提克。不过同名的村落还在两英里以外，那些帐篷完全是为招待我们才迁过来的。尽管如此，这营地实在算不得舒服。燃料不够，更糟的是还是湿的，帐篷里满是呛人的烟气打着旋儿。帐篷四周很快就被高高的雪墙围住了。

三月五日。夜里奇冷。温度计的最低读数为华氏零下四点九度（摄氏零下二十点五度）；早八时，紧挨我头部的帐篷处是华氏十四度（摄氏零下十度）。帐篷里的东西全冻住了——罐头食品、炼乳、墨水。帐外，可怜的马匹在露天过了一夜，沮丧地垂着头，试着刨开积雪，那雪一碰就在严寒的空气里咯吱作响。不过这一天天气晴好，将近正午前一个钟头，太阳露了脸。于是外阿赖那阿尔卑斯般的雄伟轮廓，开始从迅速消散的雾中透出微光，最高的几座峰顶仍缠着轻纱似的云。时不时地，我们瞥见考夫曼峰（高二万三千英尺）——一座金字塔形的尖顶，在阳光下银子般闪亮，四邻诸峰几乎无一能高过它。

我们等了一阵，本已约好有一队吉尔吉斯人从阿尔恰布拉克来迎我们，为我们在雪中开道。可是等了好久不见人影，我们的朋友、卡拉铁佩人的首领艾敏便先骑马前去看个究竟，顺便探探路。说实话，看着他的马在雪堆里跌跌撞撞，两胁挂满白霜的流苏，鼻孔里喷出的气息像一缕缕蒸汽，实在不是叫人振奋的景象。有一个半钟头，我们望着他像一个黑点，在无边的白雪之海上缓缓爬行。多数时候，能看见的只有骑者和马头。

去了约莫两个钟头，扬·阿里·艾敏回来了，报告说再往前走是不可能的；雪深数英尺，他的马倒了好几次。我们商议之后，决定由艾敏和雷希姆·拜骑马到吉普提克村去求援。其余的人留在营地，四面实实在在被雪封住了。又等了些时候，我们终于望见一长串马匹和骆驼从北面、从阿赖山前山那个方向过来。那是村里的人，给我们送干草和燃料来了。他们走到跟前，极力劝我们就在原地待到第二天早上。

三月六日一早，我们像准备一场军事行动似的忙碌起来。天还没亮，四个人便骑着骆驼出发，去把雪堆踩出一条路。吉尔吉斯人告诉我，有些年份的冬天，雪比这一年要厉害得多。有时雪堆得比帐篷顶还高，村与村之间的往来只能靠专门训练来当雪犁使的牦牛维持——它们用额头和犄角在雪堆里铲出窄窄的隧道或通路。

眼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渡过克孜勒苏河——这绝不是件容易事。除中间一道十码到十二码宽的深急水流之外，河面都封着冰，冰上又压着厚重的积雪。何况冰的边缘被水掏蚀得厉害，很不牢靠。坐在马背上，看它走到渡口上方的冰沿，聚起劲要往水里一跃，那滋味实在不好受。它若一滑或一跌，我准得洗个冷水澡，而在当时的气温下，这绝不是件愉快的事；更糟的是——那还很危险，因为我身上裹着又厚又重的皮衣，行动大受妨碍。就算马安然跃过，正涉水过滩，我也差一点头晕目眩，因为河水在它周围翻滚起沫，奔流之急几乎要把这牲口从水底托起来。我若不是紧紧勒住它，它早被冲离浅滩，落进深水，站不住脚，被急流卷走了。不过这类祸事通常还是发生在夏天。

过了克孜勒苏，我们斜插过谷地，朝外阿赖山脉的外坡走去，把河留在左后方。地面很难走，因为四处涌出的天然泉眼极多。泉水渗出来，一部分冻成巨大的冰饼；温度稍高的地方，水便不结冰，从雪下淙淙流走。这就形成了一片片松软而靠不住的雪浆，马每走一步都陷下去。从马蹄声的回响，我们能辨出雪下藏的是什么样的地面。沉闷厚重的声音，表示是冻硬的土地；清亮如金属的响声，表示是结实的冰；而低沉空洞的声音，则告诉我们脚下是冰饼或冰拱。

随着我们前行，地面渐渐变得崎岖。我们进入外阿赖山脉低矮的前山之间，把塔尔迪克山口抛在北面。雪愈来愈深。走了十个钟头，我们决定停下来，虽然四周荒凉到了极点——不见一叶草，不见一个活物。人们把一座小山旁的雪清开，把行李堆在那里过夜。从吉普提克驮毡房来的骆驼落在了后面，我们足足等了一个钟头它们才赶到。这当儿我们生起火，紧紧围坐成一圈，想用茶把冻僵的手脚暖过来。当时是华氏冰点以下四十七度（摄氏零下二十六度），雪只要轻轻一碰，就像羊皮纸一样脆响。那天夜里我很晚才得以躲进帐篷。

前面说过，费尔干纳的总督已下令吉尔吉斯人，在我们旅途的每一站，按预定到达的日子预备好帐篷和燃料。我们到达乌尔塔克——此地即叫这个名字——时却没有帐篷等着，原因是出了下面这些不巧的事。奥什行政区所属乌奇铁佩的乡长霍加·明·巴什，本打算亲自来迎我，为此动身翻越阿赖山。不料在塔尔迪克附近的阿特约里山口遇上暴风雪，行程被阻。同一场风暴中有四十只羊被埋在雪堆里，牧羊人也险些丧命。乡长眼看自己被困住，便设法另派六个人带着帐篷和燃料先行。可是他们费尽力气才闯过山口，苦熬九天，折了一匹马，最后不得不把帐篷和燃料都丢下。其中四人挣扎着往前走，终于到了吉普提克，在那里向当地吉尔吉斯人的头人借了另一顶帐篷和新的燃料。我们在乌尔塔克与他们相遇时，他们正为落在后面的两个同伴放心不下。四人当中，一个脚冻伤了；另一个害了雪盲。他在炫目的雪地里走了三天，眼睛用得过了度。他的同伴们尽力护住眼睛，有的在帽子和额头之间塞进一撮马尾毛，有的用割开一道窄缝的皮条挡着。两个病人都得到了最精心的照料，过了两天便都复原了。

那天夜里我们上床格外地迟——过了午夜足足一个钟头，营中的一切声响才静下来。那时温度计的读数是华氏零下二十五点六度（摄氏零下三十二度）。我素来独自睡在帐篷里，因为让吉尔吉斯人挨得太近并不十分愉快：住在他们皮衣和毡子里的，往往不只他们自己。不过严寒对我所指的这种麻烦，倒是相当有效的防范。气温这样低，我实在不忍心让随行的人露天躺着。于是能挤进来的都挤进了帐篷，在地毯上各自安顿，直挤得像桶里的鲱鱼一般。尽管如此，帐篷里的温度仍降到华氏零下十二点六度（摄氏零下二十四点八度）。夜间的最低温度为华氏零下三十点一度（摄氏零下三十四点五度）。第二天早上醒来，帐顶落下一阵冰花和冰凌，洒了我们一身。不过，我从没见过星星像那一夜那样，闪着无可比拟的光辉。

十一翻越外阿赖山

三月七日这一天，我们直到十一点钟才动身。前一日的行军太苦，人人筋疲力尽，宿营时已很晚了。因此大家都乐得等太阳把空气烘暖些再上路。吉尔吉斯向导领着我们穿过一连串低矮的丘岗，紧挨着卡拉苏河走。这条河之所以得名「黑水」，是因为它并非发源于这一带高原的积雪，而是出自天然泉眼；再者，它的水清到了这般地步，在较深的河段里看去几乎是墨黑的。我们在横跨两岸的脆薄冰壳上过了两三次河。脚底下听得见水流汩汩地涌、咕咕地吞，声音清亮而带金属味。河床里乱石塞积，能看见河水在石间毫无阻碍地流淌的地方，总共不过两三处。

积雪一程深过一程，驼队只能以慢得叫人难受的步子在雪里挣扎前行。向东望去，能看见阿赖谷的尽头，阿赖山与外阿赖山的支脉在那里相会于一处槽形的洼地之上。后一道山脉的轮廓此刻愈显峭拔，山脊把那披雪的肩头上跳跃的耀目光华反射回来。主色调是白与蓝；在那之上极高极远处，闪着亚洲天空那纯净的松石蓝。薄如蛛网的白云像新娘的头纱，萦绕在考夫曼峰和邻近诸高峰的顶上。可那是何等的酷寒——何等冰冷的新娘！

马匹在雪中吃力地走。人得时刻留神，因为驮包老是往马腹底下滑。往往全队每一个人都得上手，才能把驮子重新摆正。到了难走的地方，吉尔吉斯人那特有的喊声便在山间的空气里尖厉地响起来：「比斯米拉！」（凭真主之名！）或者干脆就是「海达！」（走呀！）

我们那位犬类朋友约尔奇可玩得痛快。它像杂技演员一样在雪堆上翻滚跌扑，在雪里滚来滚去，把它那身又厚又乱的皮毛凉个透。这一刻它顽皮地衔起一口雪，下一刻又箭一般蹿到驼队前头去了。它投奔我们的时候还半是野的，我始终没能把它驯得驯服。它是在吉尔吉斯人中间长大的，无论怎样引诱，都不肯进我的帐篷。因为吉尔吉斯人是穆罕默德教徒，视狗为不洁之物。单是它爪上的浮土，就足以污了帐篷里面。我费尽心力，想把约尔奇从这类迷信观念里拉出来。可是无论软的硬的，都没法让它迈过帐篷门。它一辈子没有一次把脚踏进帐篷，而且显然已经拿定主意：那种地方它压根儿没有什么事可办。

那一带的气候不无它的怪处。太阳几乎要把你半边脸烤焦的时候，另外半边脸却在结冰。正午时分，若是天晴无风，热得你恨不得把身上的羊皮衣统统扔掉。可太阳一躲进云后，或者山影一横在你与太阳之间，你立刻冷得发抖。脸上的皮蜕过一两回之后，就变得又硬又干，像羊皮纸一样，颜色也黑成了印度人。三月五日正午，荫处的温度计读到华氏十四度（摄氏零下十度），而黑球日射温度计上是华氏一百二十五点六度（摄氏五十二度）。

离下一处营地还有两个钟头的路程，天就开始黑了。马走得那样慢，我背上又给身上沉重的皮衣压得发疼，于是我吩咐明·巴什随我同行，离了驼队，在黑暗里自己想办法穿过这片没有路的地方。明·巴什在前头走。我踩着他的马在雪里犁出来的那道印子——说是辙迹也行——跟在后面。这一程骑得实在疲惫，若不是星光明亮，简直会黑得像锅底。不过我们终于还是到了博尔多巴那间孤零零的小屋。倘使这里有位像样的店主当家，听见两个满身是雪的骑手在这样的深夜里骑到门前，把马系在外头，把衣服和靴子上的雪跺净，然后不打一声招呼就径直走进屋来，他准要大吃一惊。为免人对这「屋子」的规格有什么误会，我不妨立刻说明：这座拉巴特（客舍）只是一间土屋，木顶架在几根粗梁上，屋里备下的唯一睡处，是地当中一方垒起的土台。这一间和另外几间类似的小屋，是奉费尔干纳总督之命盖起来的，为的是便利往来于马尔格兰与帕米尔堡之间的骑马邮差。这一间恰好立在一座荒山的脚下，「博尔多巴」之名便由此而来——它是「博尔特佩」（灰色的山）的讹音。我们两个一躺下就睡着了，一直睡到驼队抵达时的喧闹把我们惊醒。随后我们煮了茶，围着一炉旺火把身子烤暖。

在来博尔多巴的路上，我们看见了八只狼的足迹，它们散成一队，从阿赖山横穿山谷奔外阿赖山去了。再往前走，这些足迹都并进了我们自己的路径——那条路穿过两座丘岗之间的一道窄口。吉尔吉斯人告诉我，那是一条古老而出名的狼道。第二天天刚亮，我的人出去照看马匹，瞧见七只狼正朝克孜勒阿尔特的方向偷偷溜走。

那些地方狼极多。夏天它们在阿赖谷里出没，向吉尔吉斯人的羊群抽取贡赋。吉尔吉斯的牧羊犬在一英里开外就能发现它们；但常常还是被狼算计了过去，因为狼会在一群羊的周围盘桓上几个星期，死盯着不放，等一个可以下手的机会。它们嗜血而好杀；万一撞上一群无人看守的羊，便要把其中每一只都咬死，一只活的也不留。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一只独狼一夜之间咬死了乌奇特佩一个吉尔吉斯人的一百八十只羊。不过，若有哪只狼倒霉给吉尔吉斯人打伤，落到他们活生生的手里，那可就活该受苦了。他们把它的嘴撬开，横塞一段粗短的木棍在上下颌之间，再把两颌牢牢绑在一起。另有一根沉重的木头系在它一只脚上，免得它逃走。然后就把它折磨到死。有一回，正是靠我出面，才叫这样一幕可怕的场面收了场。

阿赖谷里落下大雪的时候，狼便上帕米尔去，在喀拉库勒湖一带游荡，主要捕食那种壮美的阿尔哈里，亦即阿加利，也就是中亚的野羊，此外还有奇伊克（野山羊）和野兔。捕猎野羊时，狼显出非凡的狡智。它们先把羊围在一个大圈里，随即嗥叫起来，好让对方知道自己在场，然后一点一点地收紧包围。等到足够近了，便从羊群里切出两三只来，逼它们躲到一块窄窄的突出的危岩上去——从那里除了送进狼口，别无退路。倘使那岩石太陡，狼爬不上去，它们就在底下耐心等着，等野羊那几条细腿累得发麻，从崖上滚落，正好掉进这群饿凶手的口中。在喀拉库勒湖附近，我们常看见成群的阿尔哈里在离我们两三英里的地方安静地吃草。吉尔吉斯人能在惊人的远处就发现它们——远到我用最强的望远镜也只勉强辨得出一点动静。帕米尔各处，旅行者都会遇见它们的头骨，给太阳晒得发白，那对巨大的盘角还留在上面。这些无疑就是狼宴之后唯一剩下的东西了。

据吉尔吉斯人说，两只狼有时也能对一个独行的人构成危险。他们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狼以及它们在亚洲那些高处为害的故事，听得人毛骨悚然。几年前，有个人在塔尔迪克山口遭狼袭击咬死，一两天后吉尔吉斯人上去搬他的尸首，除了一具光骨架，什么也没剩下。另有一次，一个吉尔吉斯人在克孜勒阿尔特山口的暴风雪（布兰）里丧了命。一个星期后，人们在雪中找到了他的尸体；可是他骑的那匹马已被狼吃得一点不剩。就在上一个冬天，我的一个吉尔吉斯向导和一个吉吉特（萨尔特信差）被十来只狼围住。幸好他们带着枪，打死了两只。这两只立刻被其余的吃掉了，随后它们就一齐逃散。

在博尔多巴我们歇了一天。这一天我用来做科学观测。其中一项，是在雪里垂直切下一个三英尺深的剖面，看出雪是分作六层沉积下来的，各层的纯度与紧密程度不同。最下一层厚八英寸半，看去发污，几乎硬得像冰。最上一层厚十七英寸，松软洁净如羊毛。有理由推想，这些不同的雪层对应着不同时期的降雪，压在下面的那些则受了上覆各层重量的挤压；照此，在我们做剖面的那个地方，一八九三至九四年的这个冬天里，落雪当有垂直高度约六英尺。下午三点的气温是华氏七点五度（摄氏零下十三点六度）；黑球日射温度计读数为华氏一百一十五点九度（摄氏四十六点六度）。然而在雪下一英寸半处，温度只有华氏零下八点五度（摄氏零下二十二点五度）。这似可证明，即便在离地表如此浅的深处，或者说距太阳光线的直接作用如此近的地方，气温的昼夜变幅也已几乎感觉不到了。（前一夜的最低温为华氏零下十八点八度，即摄氏零下二十八点二度。）而越往下、越接近坚实的地面——也就是从雪壳量起越深——我们发现温度便渐渐升高。例如：深十七英寸处为华氏十二点二度（摄氏零下十一度）；二十三英寸处为华氏十七点六度（摄氏零下八度）；二十五英寸半处为华氏十八度（摄氏零下七点八度）；二十七英寸半处为华氏二十一点七度（摄氏零下五点七度）；到了地面上，即深三十六英寸处，为华氏二十四点一度（摄氏零下四点四度）。

地面冻得像石头一样硬。但我们用尖镐和斧子刨出一个两英尺深的坑，把温度计放下去，读数是华氏三十点四度（摄氏零下零点九度）。把整个系列的观测合起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坚实的土地冻结的深度略过三英尺四分之一；这与我在帕米尔别处所得的结果相符。从吉尔吉斯人所说的话里，我推断这层冻土在夏季会一直化到底。

三月九日早上，所有吉尔吉斯人都在雪地里跪下，向安拉祈祷，求他赐一路平安，好过那可怕的克孜勒阿尔特山口。我已经做足了准备，打算走一趟极苦的路程，因为在克孜勒阿尔特山口，风雪常常从万里无云的晴空里猛扑下来，叫毫无防备的旅人措手不及；可出我意料，我发觉它比腾吉兹拜山口好走得多，尤其是我们还赶上了最好的天气。博尔多巴本身地势已经很高，从那里爬上这道横越外阿赖山最高山脊的山口，坡并不算特别陡。春夏两季从山口奔泻而下的那道急流，此时已经封冻，河床被一片片冰塞满，冰面被风磨得发亮，像镜子一样映着蓝天。这道山脉大体由带红色的砂岩和泥板岩构成；前者的色调自砖红到血红不等，后者则是深绿、浅绿和灰色。谷底厚厚地铺着从山的高处带下来的碎屑和风化崩解的岩块。

越近山口的顶点，坡度越陡，积雪越深。但我们平安无事地到了顶上（海拔一万四千零一十五英尺）；只是一到那里，就遭一股刺骨的北风袭来，羊皮衣和毛毡靴一概挡不住它。

就在山口的最高点上，立着穆罕默德教圣者克孜勒阿尔特的冢堆——一座石垒的土丘，上面装点着虔诚的吉尔吉斯人献的祭物，即图格（就是缠了破布条的木杆）、布片和羚羊角。到了这座圣迹跟前，我的人又都跪了下去，感谢安拉在上到这可怕山口顶上的路途中保全了他们。他们告诉我，克孜勒阿尔特是一位奥里亚，即圣者，在先知的时代从阿赖谷出发，前往南方各国去传布真教。他在途中发现了这道山口，就以自己的名字给它命名。据说他此刻便葬在山口的最高处。另一些吉尔吉斯人对这名字给了一个远为可信的解释，即这石堆只不过是为纪念这位圣者而垒起来的。他们还笃信：若不是那位圣洁的克孜勒阿尔特发现了这道山口，即便到了今日，从这个方向穿越帕米尔也是不可能的事。传说还保存着他六位兄弟的记忆，个个都和他一样是圣人。他们的名字是穆斯阿尔特、科克阿尔特、哈廷阿尔特、科伦阿尔特、格兹阿尔特和阿克阿尔特。后缀「阿尔特」是吉尔吉斯语中几个表示「山口」的词之一，而这六个名字，每一个都用在帕米尔群山中的一道山口上。

十二喀拉库勒湖

山脉的南坡起初积雪很厚，但不久就渐渐薄了下去。走了八个钟头，我们来到科克赛那座小小的客栈。这地方的名字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正是在那里，我记下了我走遍亚洲的全部旅程中所观测到的最低温度。水银温度计降到了华氏零下三十六点八度（摄氏零下三十八点二度），也就是说，几乎低到了水银的凝固点。

过了克孜勒阿尔特山口以南，景致的性质完全变了。雪量少得多。大片地面裸露在外，别的地方则埋在沙子和风化崩解的岩屑之下。群山的轮廓变得柔和圆浑，相对高度也较小；而它们的一道道山脊之间，隔着宽阔、浅平、槽形的谷地。喀孜勒阿尔特与阿克拜塔尔两山口之间、喀拉库勒湖周围的这一带，没有通往阿姆河的排水出口；风化的产物不被河流带走，而是留在原处，帮着把地表天然的高低填平。换句话说，李希霍芬男爵所立的那个区分——无排水出口的地区与有排水出口的边缘地区之间的区分——在这里是成立的。

三月十日一整天，我们朝东南方向骑行，当日前半段穿过一片开阔的槽形谷地，四周环绕着不高的、覆雪的山脊。谷地本身雪极少，有雪处也只是薄薄地散成一片一片。我们前方右侧，谷地渐渐展宽，隆起成一连串低矮的圆丘。左侧有一道支脉向西南方横越谷地伸出，末端收成一个孤立的锥形山。我们沿这片渐渐升高的地面继续上行，又走了四个钟头，来到乌伊布拉克那道小山口；从山口顶上，我们看见了东南方一片壮阔的全景。在我们脚下很深的地方，看得见大喀拉库勒湖的东北角，整个包在一身冰甲之中，又盖着雪。湖的四周立着一圈巨大的山峰，从头到脚披着一件毫无接缝的耀目雪衣。山口里面的积雪又有十五到十六英寸深，上面结着一层出奇坚硬干燥的壳，韧如羊皮纸，结实得连马踩上去也往往不破。那情形简直像是我们正走在一张绷紧了的巨大羊皮上。

从乌伊布拉克和山脚起，一片宽阔的草原以几乎察觉不出的坡度向湖的北岸倾下。除少数地方外，草原几乎全被雪覆盖，而这层雪在常年的西风和西北风吹削之下，现出一种古怪的模样：像许多小小的平行沙丘，又像奶油倒在地上任其冻结时起的那些皱褶。草原上零星长着几丛特雷斯肯——一种又硬又干的矮灌木，是极好的燃料。

太阳六点钟落下。就在它隐没的那一刻，平原西侧群山的影子飞快地掠过平原，眼睛几乎追不上；接着这些影子又缓缓地爬上东侧山坡，直到只剩下最高处那些金字塔形的尖峰还在晚照里发光。又过一刻钟，整个地区便被暮色蒙住了。东边的山峰像一排苍白冰冷的幽灵，衬在迅速黑下去的天幕上；西边的山则像一幅黑色剪影，投在它们背后那较为明亮的——淡蓝与淡紫色调的——天空上。

我们在离大喀拉库勒湖岸不远处停下，栖身于一间土屋，这一夜过得暖和舒适。

三月十一日早上，我出发横渡此湖，向西南而去，随身只带了驼队中特意挑出的一部分人，即两名萨尔特吉吉特、两名耐苦的吉尔吉斯人，我们全部骑马，另有两匹驮马载行李。我们还带了足够两天的粮食和燃料，以及一顶特格尔梅奇（吉尔吉斯人的小型锥顶帐篷）、一根铁棍、斧子、铁铲，还有测深器械和测深绳。在与其余的人分手之前，我与他们约定在下一处宿营地相会，那地方离湖的东南角不远。

喀拉库勒是一个咸水湖，面积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平方英里，四面为相当高峻的山脉所封闭。不过在北面、东面和东南面，群山从湖岸退得够远，留出一条两三英里宽的草原状平地。它的吉尔吉斯语名字意为「黑湖」，这名字有它的道理，因为夏天湖水与围拢它的群山相比确实显得发暗——即便在那个季节，地上也常常还留着大片的积雪。湖的最大长度约十二英里，最大宽度约十英里。从南岸伸出的一个半岛，以及几乎正在半岛以北的一个小岛，把湖分成两个盆——东盆极浅，西盆则大得多，深至不可测量的程度。我第一天考察的对象是东盆。

在离岸约两英里半处，我们停了下来。铁棍和斧子立刻派上了用场。凿穿这层冰花了我们一个钟头的苦工，因为它厚得将近三英尺。冰坚硬透明，脆得像玻璃。铁棍最后一击凿出了一个孔，水立刻涌上来沸腾似地翻着，一直灌到我们在冰上凿出的那口井离顶一两英寸的地方才止。水清得像水晶，颜色是带绿的黑，味道苦。我们把测深绳放下去，绳上每十码分作一节。可是过我手里的，比第一节长不了多少。借着卷尺，我量得湖深将近四十一英尺半。水温在孔里是华氏三十一点三度（摄氏零下零点四度），在湖底是华氏二十九点八度（摄氏一点二度）。我们这个孔凿完的时候，孔径将近四英尺；四周的冰立刻开始朝各个方向炸裂，响声很大，同时冰底下接连不断地发出一串奇怪的声音。

我们又走了两英里半，另凿一个测深孔。随后我们横越冰面，朝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小岛走去，途中又凿了第三个孔。我们在一条狭窄的小湾边上岸，骑马穿过全岛，终于找到一块合宜的营地。吉尔吉斯人说，这个岛从来没有人到过。我们把带来的那顶小毡房支起来，就在门口前面用特雷斯肯的柴束生起火。随后吃了晚饭，度过一个阴湿、寒冷、难受的夜晚——温度降到华氏零下二十点二度（摄氏零下二十九度），此处海拔为一万三千英尺。

第二天清早我们就醒了，冻得发僵，人也没了好气。我们骑马在冰上朝正西走了约三英里，离岛之后停下，动手测西盆的深度。冰面原本的张力，各处自然都是一样的。我们骑马从上面走过，自然加大了向下的压力，破坏了它的平衡。我们前行时，马每踏一步都伴着一种特别的声响。这一刻是低沉的咕哝，像风琴最低的音区；下一刻又像有人在「楼下那一层」敲一面大鼓；接着是一声脆响，仿佛有人把火车车厢的门砰地关上；再接着，又像有块大圆石被扔进了湖里。这些声音之间还夹着此起彼伏的呼哨与呜咽；时不时地，我们又似乎听见远处水下的爆炸。每逢一声巨响，马就抖动耳朵、惊跳一下，人则彼此对望，脸上带着迷信的恐惧。萨尔特人认定这些声音是「大鱼用头撞冰」发出来的。可是较为明白事理的吉尔吉斯人告诉他们，喀拉库勒湖里根本没有鱼。于是我又问这些吉尔吉斯人：我们在冰下听见的这些怪声究竟是什么缘故，底下到底在出什么事？他们便以真正东方式的冷淡回答道：「霍达·比拉迪」（只有真主知道！）。不管怎样，那位无信义的拉恩夫人若是在筹划害我们，她可把自己的本事算错了。冰没有裂；整座斯德哥尔摩城压上去，它也承得住。

（原注：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湖泊女神。）

那一天我们同样赶上了绝好的天气——一丝云也没有，一点风也没有。冰上有将近三英寸厚的硬雪，马不至于打滑。这一切与我在西土耳其斯坦听来的那些叫人心凉的说法多么不同！在那里人家告诉我，喀拉库勒湖上暴风雪从不间断，落下的每一片雪都会立刻被扫得干干净净，我可以等着看整个驼队被整体吹过那玻璃一样的湖面。除此之外，他们还向我保证，我非得先支起帐篷、在帐篷里面凿测深孔才行；实际上呢，我们是在露天、在明亮的阳光底下做这件事的。

这一天里，我们从北岸横渡到南岸，途中又凿了四个孔。

测深的结果列在下面的表里；罗马数字表示孔号，第一栏为湖深（英尺），第二、第三栏分别为湖底水温的华氏与摄氏读数，第四栏为冰的厚度。

东盆：

第一孔：深四十一英尺三英寸；底温华氏三十四点二度（摄氏一点二度）；冰厚二英尺十一英寸半。

第二孔：深四十二英尺九英寸；底温华氏三十四点九度（摄氏一点六度）；冰厚五英寸又八分之七。

第三孔：深六十二英尺十英寸；底温华氏三十五点二度（摄氏一点八度）；冰厚二英尺六英寸。

西盆：

第四孔：深七百二十六英尺五英寸；底温华氏三十八点一度（摄氏三点四度）；冰厚一英尺七英寸。

第五孔：深七百四十八英尺五英寸；底温华氏三十八点三度（摄氏三点五度）；冰厚一英尺六英寸。

第六孔：深七百五十六英尺；底温华氏三十八点三度（摄氏三点五度）；冰厚一英尺四英寸又四分之一。

第七孔：深二百五十六英尺；底温华氏三十五点八度（摄氏二点一度）；冰厚一英尺八英寸又四分之三。

这些数字表明，东盆浅，西盆则很深。看一眼地图，或者更好是看一眼湖本身，便可料到湖底与湖岸的形状应当正如实测所证明的那样。东盆的边上是一片草原地带，缓缓向湖岸倾下；西盆则为高而陡的群山所压临。湖水由若干小溪供给，这些溪流源出附近的天然泉眼，以及四周山上融化的积雪。泉眼在湖的东端特别多，形成大片的水塘或沼泽。从上表还可得出另一条推论，虽然它自明得几乎不必特别指出，那就是：湖越深，水温越高，冰越薄。

过了一个小小的岬角不久，我们看见前方那道长长的峡湾，深深地切进南岸。那景象很惊人：西面的坡以二十度的角度直落下来，东面却是一片平缓的台地，向着山脚轻轻抬起；而在背景里，也就是峡湾的尽头，是一个半圆形的、覆雪的帕米尔巨峰。就我所能看到的地形而论，我以为这峡湾的南半段深度大概不会超过一百六十英尺。

我们最后一个测深孔恰好凿在峡湾口的正中。冰刚凿透，就有三个人请求准他们带着马先赶到阿克塔姆去——那地方在湖的东南角附近，是我们约定过夜的所在——好在我到达之前把帐篷支好。我和吉吉特希尔留在后面测深。等我们做完时，天已经黑了；不过还没黑到看不清那几个先去营地的人留下的足迹。我们顺着这足迹斜穿峡湾；可一上岸就把它丢了。我们在前面提过的那个半岛上骑了很久，在沙子、石块和别的风化产物上面连爬带走。不多时，一弯新月升到地平线上，把它那清冷苍白的光洒在这片荒凉的景象上。而这景象确实荒凉——听不见一点声音，看不见一丝活物的痕迹。我们不时停下来喊几声——没有回答。有一回我们在一小片薄雪上又找到了那道足迹。可下一刻月亮就被夜雾遮住，我们又把它丢了。骑足四个钟头之后，我们到了东盆的岸边。可是既看不见骑手的影子，也没有信号的火光，更没有营地的样子。别的人显然是走了另一条路。问题是——哪一条路呢？我们又骑了一个钟头，全凭运气引路。可是徒然无用：我们找不到要找的人。于是我们决定就地过夜。我们作此决定的地点，是一片平坦的沙地，上面星星点点地散着薄雪。我们用一根缰绳把马拴在一起，免得它们跑掉。这些可怜的畜生一整天没吃东西，饥饿地用蹄子刨沙，除了特雷斯肯那些又韧又硬的根，什么也没刨出来。它们就贪馋地扯这些根。我们尽手头之所能，把过夜的准备做到最好，然后紧挨着坐下，一直谈到午夜过后一个钟头，互相讲些骇人的狼的故事，把彼此的恐惧越撩越旺。不过希尔说，倘使真有那一头的危险逼来，马会是我们最好的护卫，因为它们一定会先发出警报。

谈得实在累了，我们便裹着羊皮衣，照吉尔吉斯人的样子蹲下去——就是跪着，背对着风。我把装地图、写生本、温度计等等的那只皮夹当枕头。可我不是吉尔吉斯人，我发觉用那种姿势根本睡不着。希尔时不时打起盹，呼呼睡去；我却一刻也合不上眼。我试了我们欧洲人习惯的姿势，不久就被冷透了身子，只好起来走动走动才暖得过来。马隔一阵就用鼻子来拱我们，好像提醒我们忘了给它们开晚饭。

我们的运气是，这一夜的风不算太劲，温度也只降到华氏四点一度（摄氏零下十五点五度）。

早上六点钟前后天亮了，我们上了鞍，又饿又冻得发僵。我们向南骑了一个钟头，来到一处地方，那里还有一点稀疏的黄草，是秋天最后一群啃过这块地的羊留下的。趁马吃了一两个钟头草，我和希尔好好睡了一觉，因为太阳已经出来，替我们保着暖。

重新上马，我们继续朝南赶。路上遇见一个独行的吉尔吉斯人，正步行从朗库勒去阿赖谷。像他这一族的大多数人一样，他的眼睛锐利如鹰；在与我们相遇之前将近两英里，他就已经发现了我们。

我和希尔又骑了一个钟头，找到了同伴。我们头一件要紧事，是把冻僵的四肢化开，喝热茶取暖；然后，趁马吃草料的时候，我们把早饭打发了，饭食主要是羊肉和罐头。

三月十四日。地面从喀拉库勒湖起很缓地向南升高。还没走多远，我们就进了一条宽谷，它伸展在两道平行的山脉之间，山脉南北走向，都裹着雪。按常例，这条谷地里每年落的雪比大喀拉库勒湖一带要多些，不过深度很少超过四英寸。厚云绕在山顶上；别处的天却极晴。可到了中午前后，风起来了，不久就刮得极猛。我们一连朝南微偏西走了将近五个钟头；可到了谷地分岔的地方，我们向左转，朝南微偏东走去。就在谷地分开处，我们看见一座低丘上很显眼地立着吉尔吉斯圣者奥克萨利的麻札，即墓，用石板砌成，装点着兽角和图格（缠着破布与布片的木杆）。

我们转进的这条谷地是穆斯科尔谷，它通向阿克拜塔尔山口。地上雪不多；但越往前走，地面上铺着的风化碎屑就越厚。

我到营地时，有四个吉尔吉斯人来迎，穿着他们节庆用的袷袢。他们是帕米尔堡派来接我的，已经带着帐篷和食物燃料在此等了五天。他们告诉我，我迟到了这么久，堡里的俄国军官已经开始不安。事实上，我们是被阿赖谷里那些数量惊人的积雪严重耽误了。

「穆斯科尔」一词的意思是「冰谷」。索克丘比尔——我们扎营的这个地方——大可以解作「寒冷的西伯利亚」，因为突厥语里那个地区通称丘比尔（西伯利亚）。后一个解释是否正确，其实并不十分确定；不过这两个名字都有充分的理由说是贴切的。因为这一带以冬季的酷寒为特色；而这条谷地又以一种奇异的自然现象著名——下面我就来说说它。

横贯穆斯科尔谷的那条小溪，大部分源出天然泉眼。冬天里，水渐渐结冰，在谷中摊成一块块巨大的冰「饼」，也可说是冰片。它们像一个个封冻的阿尔卑斯小湖，湖面亮得像玻璃，把天上每一处细纹、山脊每一个棱角都映了出来。有些年份，这些冰片整个夏天也化不净。我见到的最大一片将近两英里长，半英里多宽。为了查看它的厚度，我们骑马到它的中途。冰所受的侧向挤压，加上底下水的压力，造出一道道长而窄的脊，有时被顶高到几英尺，并且被从顶到底贯穿的裂缝劈开。我们用斧子和铁棍把这样一道脊横切了一个断面，发现它只是一层约十一英寸厚的壳。壳下面是一个高九英寸半的中空拱洞；再下面才是水，深三英尺，一直到谷底的沙上。水清如水晶，呈浅绿色；温度计量得其温度为华氏三十一点六度（摄氏零下零点二度）。从我们切开的断面往下看，我看出那静止透明的水在两个方向上都被一条长长的隧道拱着，而冰拱的下表面装点着霜花、水晶似的垂饰和钟乳，全都闪着最可爱的蓝绿光泽。

这样的冰湖共有三个。在三者中最小的那个边上，紧挨着我们当夜扎营的地点，有两座典型的冰火山。两股泉水从平地上涌出。深秋温度长久地降下来以后，泉里冒出的水就冻住。同时，泉眼一面不停地往上冒，水一面不停地冻。如此便形成两个冰锥。其中一个高十六英尺半，周长二百二十五英尺；另一个的高与周长分别为二十六英尺半和六百七十六英尺。

较小那座火山的火山口上辐射出四道深缝，它离另一座约五十五码。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些缝都被冰填了一半。锥体是由数不清的许多层浅绿色薄冰堆起来的，每一层代表一次单独的冻结。火山口的口子被满是气泡的白冰封住；但那时候一点也看不出有水渗出的迹象。这是一座「死」火山。

较大的那座火山由上下两个锥体叠成。下面那个全由白冰构成，低而平，边坡倾角不过五度。上面那个是一个纯净透明的冰穹，以三十度的角度隆起，直径七十英尺，通体被一张互相交错的裂缝网割开，有些缝是同心的，有些则从中心向外辐射。这里的火山口口子同样冻住了，迫使水另找出路，从旁边一道裂缝——也就是一座「寄生」火山——冒出来。水虽然淌得很欢，却在流到冰湖之前渐渐冻结，于是凝成一种「冰流」。它的温度是华氏三十一点五度（摄氏零下零点三度）。

这些小冰湖，十一月一开头就结起冰来，而最后一块冰要到六月中旬才化开、流下喀拉库勒湖去。其中有一个湖，冰从来化不净，因为它占着一个背阴避风的位置；所以到九月底新冰开始形成的时候，旧冰还有一些留着。

我们四面都被冰川般的景色围着；只可惜雾与暴风雪使我无法给它们拍照。朝西望去，顺着冰湖的长轴看，很容易设想我们正望进一条狭长的峡湾或海湾；地平线缠着雾气，像是远在无穷之外。左右两边是山脉；但只有离我们最近的那些山坡才从霭中显露出来。

三月十五日，我们一整天沿穆斯科尔谷上行，自一端到另一端把它整个走穿了。谷的上端——上行的坡度一直很缓——我们停下过夜，就在阿克拜塔尔山口的北口附近。第二天，我们整整苦爬了十个钟头，翻过这道山口，它的高度相当可观，达一万五千三百六十英尺。山口里一场骤起的暴风雪，一度加剧为飓风，给了我们一个冰冷的欢迎。上坡对马是苦活，主要是因为空气极其稀薄。它们不得不使出全力，还常常停下来喘气；尽管我们万分小心，它们仍不时跌倒。这道山口由两条各自分明的山脊组成，中间隔着一段几乎平坦的地面，我们骑过它足足用了半个钟头。那里的雪深十二至十六英寸。在山口的顶上我们歇了一小会儿，虽然有一股凛厉的西南风从那里穿过。那里的温度是华氏十二点二度（摄氏零下十一度），水的沸点为华氏一百八十四点三度（摄氏八十四点六度）。

驼队开始从山口的东侧下行，起初极陡，又笼在一片浓雾里。不过过了上头那段陡坡，地面便以平缓的坡度一路降到科尔内塔尔提——我们的下一处营地。在阿克拜塔尔山口，我们又有一匹劳累过度的马倒地死了。一个吉尔吉斯人花两卢布（四先令）从驼队头领伊斯拉姆·拜手里买下了马皮。

科尔内塔尔提意为「号角的吹响」，是一条狭窄的山沟，被碎屑塞了一半，一部分是剥蚀的产物，一部分是大石头和岩块，其间蜿蜒着一条小溪；不过我路过的时候，这溪已盖上了一层坚硬的冰壳。沟底是一片连绵不断的雪；可山坡上雪却不多，只有朝北的坡面除外。至于植物，一点痕迹也没有。我们继续稳稳地朝东南和东南偏东行进，地貌一如从前。在阿克古尔（白坟）——那里有一道显眼的支脉伸进沟中——库尔·马梅季耶夫来迎我们，他是个鞑靼人，由帕米尔堡的司令派来给我当译员。他穿着全套制服，胸前佩着六枚奖章，还带来一封他上司写的信，满纸友好的问候。我们继续骑行，直到托戈拉克马提克（圆锅谷），即朗库勒谷与阿克拜塔尔谷的交汇处。

十八日，我们走完了这长途旅行中这一段的最后一程，即阿克拜塔尔谷的下端，以及为了到达帕米尔上那处俄国哨所而必须穿越的穆尔加布河谷的一段。远远望见那座堡垒时，我们头一眼注意到的，是它西北角上飘着的俄国旗，宣示着沙皇对「世界屋脊」的主权。走近些，我们看见城墙上站满了兵士与哥萨克，共一百六十人，排成一列。他们向我们发出欢呼；而在大门口，我受到司令萨伊采夫大尉及其部下军官——共六人——热诚的迎接。他们把我领到他们自己住处的一间房里，这房子已经为我准备了整整一个星期。另有一顶毡房专供我的人使用。

行李一安顿好，我就去洗了个痛快的澡，随后到军官的食堂与他们同席。那是一顿不会轻易忘掉的饭。我转达了从马尔格兰带来的问候。关于我在隆冬时节骑越帕米尔这段冒险，我得回答千百个问题。后来哥萨克侍从把土耳其斯坦那种烈酒斟上一轮，司令便站起来，以一篇得体的致词祝瑞典与挪威国王奥斯卡健康。若说世上有哪一次祝酒是以真心的诚意与感激来回应的，那就是我站起身来为人们给予我的国王的这份荣誉致谢的时候。若说世上有哪一个地方是喜乐至上的，那必定就是这里——「世界屋脊」之上，海拔一万一千八百五十英尺，远离尘世的喧嚣忙乱，正在亚洲的腹心；一个我们最近的邻居是山岩上的野羊、雪原上游荡的狼、在无尽天空里翱翔的帝雕的地方。

十三俄属帕米尔的人口

如我们所见，我们横越帕米尔的路程，大部分是穿过无人居住的地区。一八九三年十月，帕米尔的俄属各区人口总共不过一千二百三十二人。但阿赖谷与萨雷阔勒谷相对而言人口较密。按行政区划，阿赖谷分作两部分，西半归马尔格兰的乌耶兹德（县），东半归奥什的乌耶兹德。我从住在那一带的吉尔吉斯头人口中得来的材料，或许未必绝对可靠；但已足够接近实情，值得一顾。

他们告诉我，散布在阿赖谷各处的，有十五个克什拉克，即冬季聚落，合计二百七十顶毡房（即户，或家），其中一部分人终年留在那里，一部分则在夏季迁往更高的地方去。较大的几个阿吾勒里的帐篷数目，据估计如下：达劳特库尔干二十，科克苏一百二十，克孜勒温库尔五十，阿尔腾达拉五，图兹达拉四十五，喀什卡苏二十，吉普提克十。从族属上说，据称这些聚落的居民分作下列几支：铁依特吉尔吉斯人住在达劳特库尔干、阿尔腾达拉和图兹达拉；喀什卡苏是铁依特与恰尔铁依特；吉普提克是乔伊吉尔吉斯人；科克苏是乃蛮吉尔吉斯人；卡拉提金则有克普恰克人、乃蛮吉尔吉斯人和卡拉铁依特人。这些人的大部分每年夏天都迁往朗库勒湖一带，那里积雪消尽之后，草原上的青草能给他们的羊提供良好的牧场。

如我们所见，其中一部分人也在阿赖谷里过冬。此外，五月末或六月初，费尔干纳那些富裕的吉尔吉斯人也把畜群赶到这里来，吃克孜勒苏河沿岸长起的丰茂青草。他们在河岸上扎起叶拉乌，也就是夏季营地，以马上的竞技即拜加取乐，宴饮、婚嫁——总之，是过夏天的节令。大部分人只待两个月上下，没有一个超过三个月的。一年余下的时间，他们在费尔干纳自己的克什拉克即冬营地里度过。夏季里，喀什卡苏一带约有一百五十顶毡房。

从奥什和安集延上帕米尔去的吉尔吉斯人，走塔尔迪克与吉普提克两道山口；属马尔格兰和浩罕的人则宁取腾吉兹拜山口。后一条路，也正是如今每年夏天大批徒步前往费尔干纳寻活计的塔吉克人所选的路。阿赖谷同时又是把东土耳其斯坦与卡拉提金、布哈拉，并由此与通向麦加和麦地那的朝觐之路连接起来的那一串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环；所以在一年中较暖的几个月里，不少商队和朝觐的队伍要在这条谷地里上下往来。

帕米尔属于俄国的那一部分，分作两个沃洛斯季（相当于区），共辖七个叶敏斯特沃（村社）：

一、帕米尔沃洛斯季，下辖五个村社：喀拉库勒，一八九三年十月有居民一百三十一人；穆尔加布二百五十三人；朗库勒一百零三人；阿克塔什二百三十九人；阿利丘尔二百五十六人。

二、库赫达拉沃洛斯季，仅辖两个村社，即萨列兹，居民九十五人，与库赫达拉，一百五十五人。帕米尔沃洛斯季的居民几乎全是铁依特吉尔吉斯人；库赫达拉的则几乎全是塔吉克人。按性别与年龄分组，人口总数中有成年男子三百二十人、成年女子三百六十九人、男孩三百四十二人、女孩二百零一人，合计一千二百三十二人。

这些统计数字是萨伊采夫大尉给我的。他的前任库兹涅佐夫大尉曾于一八九二年十月对其辖区做过一次人口调查，结果如下：总计一千零五十五人——男子二百五十五人，女子三百零七人，男孩二百九十九人，女孩一百九十四人。这样，萨伊采夫大尉的数字显示这一年里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人。不过这一增长有一部分出于移入。住在中国与阿富汗边界那一边的吉尔吉斯人，被较好的生活条件吸引到俄国境内来，而这种改善乃是俄国人对亚洲土著人口明智而仁厚的对待所致。冬季里人烟最盛的地区，是朗库勒、科什阿吉尔和阿克塔什一带。阿利丘尔帕米尔另有几个阿吾勒（帐篷村落），甚至在喀拉库勒以南的普沙尔特谷里也有一些。穆尔加布那个小小的阿吾勒，就在堡垒以东不远处。

库兹涅佐夫大尉估计，这一千零五十五名吉尔吉斯人占着二百二十七顶毡房，其牲畜计有羊两万零五百八十只、牦牛一千七百零三头、骆驼三百八十三峰、马二百八十匹。西帕米尔的塔吉克人口，他估为三万五千。

帕米尔的东坡，即萨雷阔勒山脉以东的地带，属于中国。关于这一部分，自然不存在可靠的统计。苏巴什（在小喀拉库勒湖以南）的伯克告诉我，该湖周围约有三百名铁依特吉尔吉斯人，住在六十顶左右的毡房里。他本人是二百八十六顶毡房之长，不过其中多数在慕士塔格阿塔大山的东面。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不论属于哪一部落，都被他们在费尔干纳的族人用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作萨雷阔勒人，即萨雷阔勒之民。

我刚才列出的这些统计，说明帕米尔的人口何等稀薄。而这也是意料中事，只要想想这一地区的特性——酷烈的严寒、频繁而狂暴的风雪、稀少的牧场和牧场上贫薄的草。喀拉库勒与朗库勒这两个各自封闭的内陆流域中，只有后者有定居的吉尔吉斯人口。喀拉库勒的吉尔吉斯人是真正的游牧者。我到该湖时，他们的帐篷扎在稍远一点的南面和西南面；湖岸上则完全无人。附近的牧地在春、夏、秋三季有人来放牧。但冬天没有草；深秋时节羊已把草啃得太光。有时候，朗库勒的吉尔吉斯人也迁到喀拉库勒周围的草原上来度夏放牧。

十四地理综述

李希霍芬男爵把整个亚洲大陆分作三个界限分明、幅员却极不相等的区域——中央区，其河流注入内陆湖泊；边缘区，亦即边地，其水流一路下泻，汇入环绕大陆海岸的诸海；以及过渡区，亦即中间地带，兼有前两者的特性。这一划分用到帕米尔上也同样成立。这里也有三个类似的地理区——一个中央区，排水注入喀拉库勒湖与朗库勒湖；一个边缘区，排水注入阿姆河（并因此注入咸海）以及塔里木河（后者汇入罗布泊）。

内陆排水地区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那场无休无止的填平作用。风化作用所造成的碎屑，以及风、水与重力多少带机械性质的搬运，把物质从四周的群山不断带往洼地较低的部分，沉积在那里。如此，地面形态上天然的高低便渐渐被磨平。虽然总体而言这一过程正在喀拉库勒湖周围的地带进行着，但同样真实的是，就在这同一带里，相对高度的差别极大。比如说，湖面海拔一万三千英尺。它被测得的深度达七百五十六英尺——考虑到喀拉库勒是亚洲腹心的一个咸水湖，这深度着实惊人。而在它的西缘附近，群山耸起到湖面以上四千英尺的高处。这里给填平作用留下了一片极大的用武之地。而我在湖中所作的测深证明，填平作用在湖里也在进行，因为湖底铺着细泥。

环抱喀拉库勒与朗库勒两处洼地的山脉，高度相对很大，而横越这些山脉的山口，往往不比山脊低多少。例如卡尔塔达凡山口的绝对高度与勃朗峰相同，即一万五千七百八十英尺；克孜勒阿尔特山口为一万四千零一十五英尺；阿克拜塔尔为一万五千三百六十英尺；楚加台为一万五千五百英尺。朗库勒湖海拔一万二千二百四十英尺，是这片洼地的最低点。落在上述诸山口之间的面积约为二千一百平方英里，大致与伊塞克湖流域的面积相当。

从费尔干纳前往东土耳其斯坦的旅人，不能不注意到：北自克孜勒阿尔特、南至阿克拜塔尔、东以楚加台山脉为界的这一片地方，其性质与紧邻它的各地带完全不同。它不是一片高山地区，而是一片高位平原，南北两面为纬向的山脉所限，东面为一道经向的山脉所限。从克孜勒阿尔特山口顶上勘看这一带，我惊异于山坡倾角之低平与形态之柔圆；并且注意到，那些使地面不至单调的丘岗，仿佛是堆垛在平地之上的，而不是作为轮廓分明的山脉朝确定的方向延伸出去。整片地区都在为剥蚀之力的巨大作证——那力量在极漫长的时间里未曾停歇。碎屑与岩块，从卵石大小直到最大的漂砾，四面八方铺满了地面。山的下部侧坡埋在碎屑与风化物堆成的土丘之下。实际上，我在每一处都看到了霜、雨、雪的破坏之力的确证。除了山脉脊线附近风得以不受阻拦地施力的地方，别处看不见坚硬裸露的岩石。

这片高位平原或高原上的谷地宽阔而几乎平坦。它们朝着外围那一圈山峦以极缓的坡度升起，以致看去常像是全然水平的。每条谷地里照例有一条山间小溪横贯，一部分由天然泉水供给，一部分由融雪供给，最后注入喀拉库勒湖或朗库勒湖这两个湖之一。景致往往雄壮，却总是单调得令人沮丧，冬天尤甚。在那个季节，没有一个活物能给这片荒凉的旷野添一点生气。用一架强力的望远镜，有时能看见远处一群阿尔哈里（野羊）或奇伊克（野山羊）。至于人和人的住处，连影子都没有。牧场稀少，草也贫薄。总之，这片景观以它荒瘠裸露的地表，叫人想起一片典型的月面风景。

与亚洲其他没有排水出口的类似地带不同，喀拉库勒洼地并不受沙的堆积之苦。其解释无疑是：剥蚀作用中较细的产物被那一带常年狂烈的风暴扫起，带走，沉积到大陆上大气条件长久较为平静的地方去了。沙暴和尘暴对帕米尔高原来说确实绝不是稀客。所谓「黄雪」很可能就是由此而来；因为检查那些被这样称呼的雪堆，便会发现其中含有极细的黄色土粒。

这一带世界上最有力的风化媒介，是风，以及温度巨大而突然的变化。我在喀拉库勒湖那个小岛上看到了它们的威力的鲜明证据：一块块巨大的正长岩与泥板岩被磨蚀、被掏刻、被打磨成种种奇诡的形状。温度的变幅极大，不但冬天如此，夏天也如此。一八九四年一月十一日早上七点，帕米尔堡的温度计读到华氏零下三十六度（摄氏零下三十七点八度）；正午之后一小时，日照下已是华氏五十三点六度（摄氏十二度）——在仅仅六个钟头之内，相差近华氏九十度（摄氏五十度）！辐射之强几乎不可思议。在气温恰好处于冰点的时候，黑球日射温度计竟读到华氏一百三十三度至一百三十六度（摄氏五十六度至五十八度）。这些骇人的力量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不停劳作，把大陆坚实的构架磨损下去——而在这一点上，它是地球自身的一个不完全的影像或类比：地球本身也只不过是那些在无数亿万年里成形又再成形的物质所剩下的最后一点残骸而已。

这片纯粹内陆排水的地区，四周被李希霍芬所称的过渡地带环绕着。它北以阿赖山为界，东以萨雷阔勒山脉为界，南以兴都库什为界，西界则以东经七十三度线为标志。照李希霍芬的说法，属于过渡地带的地区，其决定性特征在于：水的侵蚀之力，以及温度剧烈交替所引起的作用，在较近的时期里为排水的河流开出了一条新路，使它们不再去寻一个内陆的闭塞盆地，而得以找到出口，汇入最终注海的河川；或者反过来，它们不再把水送往海洋，而转向一个不给环绕大陆的诸海作任何贡献的内陆盆地。因此，过渡地区就是仍保留着它原先确定地隶属的那一类地区的典型特征的地区。

帕米尔的过渡地带，与喀拉库勒这个自成一体的内陆流域，在大体上极为相似。侵蚀还没有进行到足以使河流把塞在谷中的全部风化产物运走的程度，地形轮廓柔和圆浑，谷地本身宽而浅。帕米尔上活跃的风化力量的趋势，是要把它变成一个边缘区。例如在西南部，科克乌伊贝尔那条小溪——它是穆尔加布河的支流，而穆尔加布河又去增补咸海的水——已把它最远的支流伸到距穆斯科尔那条注入喀拉库勒湖的小溪约六英里的地方。造出科克乌伊贝尔的那些泉眼，只比湖面高出一点点；因此，从地质学的时间尺度说，科克乌伊贝尔明天就可能变成湖的出口，湖水会由此渐渐流走，直到湖干涸为止。与这一变化同时，喀拉库勒洼地便要开始失去一个独立的内陆排水区域所特有的面貌，而渐渐取得边缘区的面貌。

典型的边缘区，是这样一种地区：它借侵蚀之力已失去了昔日高位平原或高原的性质，而现出一副更为分明的、造化之手曾在其上有力地雕凿塑造过的模样。它外部的轮廓陡峭荒野得多，相对高度也更大；高原几乎被向外辐射的巨大沟槽或裂隙劈到了根基；切进高原的那些谷地或山沟又深又窄，把群山内部的构造暴露出来；而在沟底，急流在受挤的峡谷般的水道里沸腾奔驰，从上方高处崩落下来的巨大岩块上面冲过。

在高原的西侧，阿姆河那几条湍急的源流，即穆尔加布、贡特和喷赤，在许多地方从垂直的岩壁之间挤过，仿佛是在穿越一条贯山的隧道。这样的地方绝对不能通行，只有那一带的土著居民、也就是灵巧的塔吉克人例外。在某些溪流的上方，这些人在垂直的石缝壁上打进木桩，背上捆着沉重的负载，以猿猴一般的稳与捷从一根桩攀到另一根桩。他们利用那陡立的崖壁上每一块凸出的岩石、每一道台坎与飞檐、每一条裂缝与缝隙的本事，实在惊人。

帕米尔的边缘地区以它们所呈现的显著地理同构而著称。北面，克孜勒苏河在阿赖山与外阿赖山这两道平行的山脉之间流淌。东面，慕士塔格与萨雷阔勒两山脉之间的萨雷阔勒谷地，有盖孜河与叶尔羌河穿过。南面，瓦罕被瓦罕山脉与兴都库什夹住，两者的走向相同。西面的喷赤河也同样在平行的山脉之间流过，不过那些山的高度不那么可观。这几条河从帕米尔下降到低处去所经的谷地，显出过渡性质的特征。一方面，它们像高原外缘那些深切的谷地，河水终年盛涨；另一方面，它们又与中央洼地各区的平坦原野有许多共同之处。虽然严格照李希霍芬的定义，盖孜河与叶尔羌河属于中央洼地区，但它们所流经、并且被它们浑浊的水流在某种程度上帮着塑造和填平的那些地方，却显出边缘地带的特性。盖孜河的流域内含四个湖，其中最大的两个是布伦库勒湖与小喀拉库勒湖。盖孜河与叶尔羌河的支流卡拉苏河，主要由慕士塔格阿塔的积雪与冰川供给；因此到春夏两季，它们的水流涨成相当可观的大河。四月二十八日，盖孜河的流量为每秒八百五十立方英尺，我们渡它颇费了些力气。到夏季再晚些时候，它便根本无法涉渡。这两条强悍的急流对慕士塔格山脉发起了不可阻挡的攻势：两者都把它切穿了。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实际上，塔里木河的水量大半由它供给。

若用宽泛的一般语言来概括，我们可以说：帕米尔可分为对照分明的两部分——东半部主要是我上文所描述的那种高原之地，西半部则由一套彼此平行排列的纬向山脉构成。毫无疑问，曾有一个时期，整个地区严格说来是一片高原，而它正被侵蚀之力迅速地摧毁下去。事实上，不过一代人以前，帕米尔还被普遍认为纯粹只是一片高原。我们现在知道，它构成一个巨大的四边形，境内包含着形态与景致最为纷杂的各种地表。

在帕米尔，与世上别处一样，不同气候区的界限由突出的地形特征所决定。这一地区的中央各部降雪量极少；但寒冷酷烈，除了仲夏的那两个星期以外，全年夜间气温都在冰点以下。相反，在阿赖谷里，气候相对温和些，但同时降雪量极大。即便在萨雷阔勒谷地，每年落的雪也决非微不足道。由此直接可以推出：由于降雪分布不均，帕米尔各河所输送的排水量极不相同。例如在我旅行的时候，克孜勒苏河的流量将近是穆尔加布河（又名阿克苏河，阿姆河的主要源流）的四倍；况且后者的测量还比前者晚了一个月。克孜勒苏河的流量为每秒九百五十立方英尺，穆尔加布河的流量则仅为每秒二百五十立方英尺。

帕米尔在族属与语言上的划分，与地形上的划分相当准确地重合。真正的高原上的居民几乎全是吉尔吉斯人，人数相对很少。再往西，边缘区的达尔瓦兹、罗山和舒格南几乎全为塔吉克人所居，那里的人口相对密得多。这差别也并非纯属偶然。吉尔吉斯人是游牧者。他们的财富在于成群的羊、牦牛和骆驼。随着季候变换，他们从一处牧场迁往另一处。因此他们自然宁取高原上平坦的地面，而不取边缘区那些深窄的山沟和陡峭的山坡。塔吉克人则相反，是定居的人口，其生活条件与游牧的吉尔吉斯人所处的条件完全不同。

各个语言区几乎必然地与族属区重合。吉尔吉斯人给他们所接触到的地理事物取自己的突厥语名字。塔吉克人则以借自他们自己语言——即波斯语——的名字来称呼同一些事物。举例来说，我不妨提一提：几乎所有西流的河流，在上游一般以其吉尔吉斯名字著称，在下游则以其波斯（塔吉克）名字著称。于是阿克苏河到了下游就叫作穆尔加布，古伦迪到了下游就叫作贡特。有一个地方，两条小溪并肩相汇而流。其中一条有个吉尔吉斯（突厥）名字——科克乌伊贝尔，因为它所流经的那道山沟是吉尔吉斯人常去的地方。另一条则带着波斯名字库赫达拉，因为在它谷口附近有一个塔吉克村落。

十五帕米尔堡

从这篇简短的地理综述，我转到帕米尔堡这座小小的俄国哨所，略述我在一八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七日之间在那里度过的一段极愉快的日子。

帕米尔堡位于穆尔加布河右岸，海拔一万一千八百英尺，其建立是为了遏制中国与阿富汗对前浩罕诸汗领土的侵夺。俄国人虽在一八七五与一八七六两年征服了这个汗国，却有一段时间对帕米尔一带很少措意。那里人口稀薄，极难到达，也没有什么足以引人注目的东西。斯科别列夫将军尽管极有远见，似乎也从未对它动过念头。可是当邻近诸国开始把手伸向那里，俄国便警觉到必须有力地行动。约诺夫上校那次著名的远征，就是圣彼得堡当局政策转变的第一个结果。这次远征引出了性质严重而微妙的一些政治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经一八九五年夏天英俄划界委员会的工作，已圆满解决。

至于帕米尔堡本身，我可以提一提：它是俄国土耳其斯坦驻军第四营的士兵在一八九三年七月二日（俄历）至十月三十日之间修筑的。外墙呈长方形，用草皮和沙袋筑成，围出一个相当大的院子，院子四周排列着军官的住处，以及一座长长的土屋，顶上覆着梁木，里面是营房、厨房、医院、浴室、工场等等。军需给养和弹药存在毡房里。另有一个小小的气象站，每天观测三次。朝北的长边两角上各有一座平台，每座架着一组马克沁－诺登费尔特机枪。堡垒占着一片砾岩台地上一处控制局面的位置，从那里可以俯瞰——不过隔着一段距离——穆尔加布河的右岸即北岸。两者之间铺展着一片沼泽，其中涌出无数清水的泉眼。帕米尔堡是筑造它的那些军官的干劲与精神的一份醒目的凭证与明证。因为在那样的高处、在离文明的资源那样极远的地方立起这样一座建筑，绝不是轻易的事。每一寸木材、每一两别的建筑材料，都得用马背一路从费尔干纳的奥什运来，走的差不多就是我上面描述的那条路。施工的那几个月里，天气异常狂暴；迷目的暴雪常常夹着细沙，化作骤然的飓风。有一段时间里，军官和士兵都住在吉尔吉斯毡房里，而毡房一再被风掀翻。

近几年来，通往喀什的一条新路已经开通，那座城里的商人如今常到南帕米尔来，与吉尔吉斯人做买卖，用带来的货物换羊。随后他们把羊赶到费尔干纳的各处集镇，卖得好价；再经铁列克达凡与塔尔迪克两山口回喀什的家，兜里装着可观的利润。

帕米尔堡的司令萨伊采夫大尉是在土耳其斯坦落籍多年的人。他曾以斯科别列夫将军副官的身份参加一八七三年对希瓦的征战，以及一八七五至七六年对浩罕的征战。他除了是堡垒的司令，还兼帕米尔吉尔吉斯人口的长官。

关于帕米尔堡，我只有最愉快的回忆。我走完一段漫长辛苦的路程、穿过一片无人居住而艰险的山地荒野之后到了那里，在这个伟大俄国的小小边远碎片里受到张开双臂的接待，仿佛我是一位老友或多年的熟人；接待我的那一群军官，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可能遇到的最和蔼、最有礼、最豪爽的一群人。而我不算过分自爱，也可以自许说：我的到来，在这堡垒的守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被迫过着的那种寂寞单调的生活里，是一段并不讨人厌的消遣。因为整整一冬，自从上一年九月以来，除了吉尔吉斯人，没有一个人到过堡垒附近。所以俄国军官一从我预先派去的骑马信使那里得知我正在靠近，就带上堡里能找到的每一架望远镜，匆匆登上炮台，向北扫视地平线，直到我的驼队进入视野。而当我骑马从门里进去时，守军中每一个人都给了我最热烈的欢迎。

帕米尔堡常使我想起一条在海上的船。外墙可比作舷墙；开阔浩荡的穆尔加布河谷可比作海；院子可比作甲板。我们一天又一天在这甲板上来回踱步，不时停下来，用强力的望远镜朝极远的地平线上望一望——那景象在它沉闷的死气里从不变化，只有一星期中的一天例外。那便是星期二；这一天所有的眼睛早早就警觉起来，等着那唯一一个孤零零的骑手，即邮政信差（吉吉特），他从遥远的俄国带来众人渴盼的邮件。他的到来是一星期里的大事。

他的马小跑着从门里进来时，守军中每个人都赶出去迎他。司令的副官急忙打开邮袋。人人围在四周，焦切地期待着。副官从袋里抽出信件、报纸、亲人——如今唉，隔得那么远的亲人——寄来的邮包，分给那些幸运的收件人。喜乐至上，只有那些不幸的人例外：这位亚洲的圣诞老人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件暖心的礼物。连续三个邮日，我都算在这些无人羡慕的人之列。这是因为我改了路线。我所有的信都被转送到喀什去了，结果整整四个月里，我一封家信也没有收到。邮袋里的东西分完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便用来贪馋地啃读那些受欢迎的家乡消息。晚上到了。军官与士兵各在自己的住处聚起来吃饭。但大家谈的都是同一个话题——从世界这一端到那一端，政治与人事的大世界里近来出了什么事。

我们的一天大致是这样过的。每人在自己房里喝茶（即第一顿早餐）。正午准时以鼓声为号，把我们都召到一处吃一顿实在的早饭。饭后又各在自己屋里喝茶。六点钟一通新的鼓声提醒我们晚饭好了。晚饭后我们散成一个个小圈子，逐圈上咖啡。随后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近午夜时，我与司令常还要吃一点夜宵。

上午的时间大半用于操练。士兵和哥萨克在白天还要学些与军事有关的科目。但我的时间多半用在更和平的事情上，其一便是照相。晚上我冲洗底片时，身边照例围着五六个兴味浓厚的观众，他们百看不厌地瞧着：那冰冷的山景和它半野的居民，如何仿佛经了魔法师一「挥」，便把生命与意义赋予了那些感光板。

我们还做过别的一些事，比如测量穆尔加布河输送的水量，并在河中立了一根水尺，好让一位军官在来春与夏天里观测水位的涨落。我们也测了冬季地壳冻结的深度；并且勤勤地互相核对各自所见所察。我在喀拉库勒湖所作的测深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谁也没有料到那湖会深到七百五十六英尺这样的程度。

我在马尔格兰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帕米尔堡是人间天堂。我问他：「为什么？」

他答道：「因为那里没有女人！」

我虽然远不赞同他这看法，却不得不承认：要找一个比帕米尔堡更能保全满足感、愉快心情和那种轻松自在的同伴之谊的圈子，恐怕不容易。谁也毫不在意外表。军官们穿着磨破的制服走来走去，靴子也不擦。谁也不在梳洗打扮的细节上浪费时间。一听见开饭的铃——或者不如说鼓——我们便径直走进食堂，连领子袖口这类多余的东西也不停下来穿。用不着把一个圆熟的世故之人自觉必须在挽着入席的女士耳边低诉的那些漂亮话好好润色一遍。总之，帕米尔堡里人人都彻底自由，不受任何烦人的社交约束。我们吃的东西由哥萨克预备烹煮，席间由哥萨克伺候，浴室里由哥萨克给我们擦背，他们还充当仆役和侍女，连我们的脏衣服也由他们洗。帕米尔堡里连一片裙角也看不见。就我所能查明的，墙内唯一属雌性的活物，是一只母猫、两条母狗和几只母鸡。不过，因为没有一个女人以她可爱的笑容点亮此地，就把帕米尔堡叫作天堂——这道理我实在不能赞同。

萨伊采夫大尉深得部下军官的同情与敬重，对他辖下的士兵则维持着最严的纪律与良好的秩序。这一冬漫长沉闷，小小的守军被紧紧关在他们堡垒的墙内，像一队被迫在封冻船上过冬的北极探险家；可这并没有使纪律有丝毫松懈，也没有使军官或士兵生出丝毫的漠然或不满。不过，春天的迫近——由日光渐暖、山上积雪与湖河冰层消融显示出来——似乎又唤醒了好几种压倒一切的兴致。这是一个每天都带来新的科学观测机会的季节。鸟已开始它们的夏季迁徙。种类极为繁多的鸭与雁成小群地飞过，从它们在印度的冬居地飞向它们在西伯利亚的夏栖地。穆尔加布河显然是它们喜欢的歇脚处之一，唉，其中好几只在这里进入的休息，注定要长得出人意料。哥萨克在河里张开渔网。守军中另一些人则带上猎枪，去潜伏追猎那机警的阿尔哈里，即野羊，而且往往提着满满的猎袋回来。

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极好。有一回，三十个服役期满的士兵要回奥什的家去，看着他们的上级按俄国正教的规矩在每人脸上亲三下，实在动人。这些人枪上肩、背上背着行囊，兴致很高地出发了，要步行整整二百八十英里，才能到达费尔干纳温暖谷地里那些较为宜人的家。

星期天用来做各种游戏和跳舞。乐器很寒素，只限于一架手风琴、两面鼓、一个三角铁和一对铜钹；但演奏者卖着力干，把手头的家当用到了极处，而哥萨克中最灵巧的几个跳起他们民族的卡马林斯卡雅，劲头之大，把尘土绕着他们卷成了云。随后，太阳落下，那股白天里按一定间隔带着怒吼扫过堡垒的西风也平息了，稀薄的山间空气里便响起一支接一支的俄国歌，由七十来个清新有力的嗓子唱出来。有些是调子忧郁的民歌，有些是较为活泼的兵士小曲。我留在帕米尔堡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就是以这样一个音乐之夜收尾的。大气宁静无风，空气寒冷；星星闪着无可名状的光辉；歌声的间隙里，穆尔加布河温柔的低语偷偷送到耳边。士兵们唱得很有感情，仿佛心被远方故土的记忆触动了；而他们的军官和我怀着真切的同感听着，听那清新温热的歌声消融进不可测量的空间的高处。

十六从穆尔加布到布伦库勒

一八九四年四月七日，吃过一顿实在的早饭之后，我向帕米尔堡告别，虽然司令与他的军官们还是送了我很长一段路。到了阿克拜塔尔那道小急流边，我们看见几个哥萨克带着茶在那里等我们。于是，我为那些永难忘怀的日子里俄国朋友们所给的盛大款待向他们道了谢——在马鞍上最后握一次手，最后挥一次帽，我便策马向北去了，随行的是堡里的译员、鞑靼人库尔·马梅季耶夫，司令派他给我作仪仗护送。

天色将暗的时候，我们来到绍尔库勒与朗库勒这一对双生湖，两湖由一道狭窄的水峡相连。我们就在那里住下过夜，宿在一顶尤拉梅卡里——那是一种高高的锥形帐篷，没有出烟口。这时候，我的右手雷希姆·拜病倒了，一直到喀什都完全不能担他平日的差事。我们只好把他像一件货包一样驮在骆驼背上运过去。接他位置的，是我先前提到过的那个人——伊斯拉姆·拜；也正是在这一段旅程里，我第一次认识并看重了这位出色的人身上许多出色的品质。

雪只剩下稀薄的几片；但两个湖都封着厚厚的冰层。可说来奇怪，两湖之间那道水峡却是敞开的活水，密密地聚着野鸭和野雁。地形——草原缓缓向湖倾下——让人想到这两个湖本身是浅的。

第二天，我让驼队走最近的路去朗库勒那座小堡；我自己则带四个人从朗库勒的冰上出发去测深。我们只凿了两个孔，发现这个湖事实上浅得出奇，两处测得的数值分别是五英尺和六英尺半。冰上薄薄地撒着一层雪，在凿这两个测深孔的地方，冰厚分别为三英尺和三英尺半。紧靠岸边有一道不大的开敞水道。测深孔里的水温为华氏三十一点六度（摄氏零下零点二度）；湖底铺着松软的泥浆和淤泥，混着腐败的植物质，那里的水温是华氏三十七度（摄氏二点八度）。植物质几乎全是藻类和薹草。「朗加」一词用来指一种名叫「囊薹草」的薹草。不过更可能的是，这湖的名字来自那一带常见的野山羊，此物被叫作「朗」，也叫「奇伊克」。

「绍尔库勒」一词意为「咸湖」，其水又咸又苦。很明显，朗库勒由淡水的泉与溪供给，绍尔库勒的水源则是经前面说过的那道小水峡从朗库勒来的；而前者的蒸发要强烈得多，把盐分浓缩物留在了自己身上。朗库勒的东端有一个长而窄的岛，高不过十来英尺，但四岸垂直，由柔软的灰蓝色黏土构成，被湖水蚀去了不少。据说每年春天冰一化，就有数量极多的野雁到那里孵育。

测深做完，我们径直骑马横过湖面，到了那座堡垒；驻守的是四十来名哥萨克，由一位司令统领。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天。四月十一日离开堡垒，几乎正朝东骑去，向着萨里克盖那道小山口——它翻过北面群山的一道支脉。在我们所趋近的那座山的西侧，多半从西面来的风堆起了极大的沙体，把它们塑成巨大的沙丘或沙浪，表面微带波纹。过了山口，我们下到奈萨塔什那片宽阔开敞而平坦的谷地，谷中有两个吉尔吉斯阿吾勒（帐篷村落）。我们在最东边那一个里住下。它由五顶毡房组成，住着奇吉特部的十九口人，其中十人是男丁。他们冬夏都住在朗库勒湖边；但春季放牧时要越过来到奈萨塔什谷。他们在牲畜上的财富计有羊四百只、牦牛四十头、骆驼七峰、马三匹。

第二天，即四月十二日，我们要越过俄属帕米尔与中国帕米尔之间的临时界线。自离开朗库勒以来，我们一直看见萨雷阔勒那些覆雪的山脊就在前方闪光。这道高峻的山脉是我们必须翻过去的。越山的几道山口中，我选了那道叫楚加台的，高一万五千五百英尺。我们朝东北而行。越往前走坡度越大，到了山口脚下已变得极陡极难。路也一点不好走，上面散布着片麻岩和泥板岩的大石块，而且多半还盖着雪。山口顶上像房脊一样又高又陡，我们在那里停下休息；歇着的时候，忽然遭到一场从西南来的猛烈冰雹的袭击。气温在冰点以下五华氏度（摄氏零下二点八度）。

山脉另一侧向北下行的坡，与上来时一样陡；我们费了一段疲惫的行军才到了楚加台的第一个阿吾勒——四顶毡房、二十四口人的一小簇。但我们又赶到稍低一点处另一个六顶毡房的阿吾勒。我们就在那里扎下了在中国境内的第一处营地。

我很快得知，附近正流传着关于我的种种荒诞不经的谣言。据说我是个俄国人，率着六十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前来，要对中国领土作一次敌意的袭击。因此人们等着我的到来，心里颇有些惶恐。可是吉尔吉斯人一见我独自骑来，随行的只有一小队他们的同教之人，恐惧便很快消了，他们给了我极友善的欢迎。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立刻派出一名骑马的信使去见布伦库勒那座小小中国堡垒的司令扬大人。

因此第二天早上，我看见这位中国官员的使者骑马前来致欢迎之意，并不觉得意外。他们同时也奉命打探我是谁、来干什么。这个「使团」的首领是塔格敦巴什的奥斯曼伯克，一个体面的吉尔吉斯人，面貌端正而聪敏。他在布伦库勒统领一支兰扎，即一队兵。他的同伴是驻奇亚克巴什的边防哨长亚尔·穆罕默德伯克，以及一位毛拉，即教士。三人都戴白头巾，穿杂色的袷袢（吉尔吉斯人的长袍）。使命办完，他们便骑回布伦库勒去复命。

这个阿吾勒（帐篷村落）位于楚加台谷与阿克别尔迪谷交汇处附近。在那一点上，溪流已在厚厚的砾岩层里切下很深，以致那些悬在水流上方的粗粒结晶岩巨块，随时像要从陡壁上翻落河中。阿克别尔迪谷也被侵蚀得很深，并被砾岩块塞住。因此，与我上文所说的正相符合：萨雷阔勒山脉构成了两片地形构造大不相同的地区之间的界线。在它内侧，与它相接的是一片中央洼地地区，谷地宽、浅、平，没有通往海洋的排水出口。在它外侧，也就是朝东一面，它俯瞰着一片边缘区，那里谷地深而窄，外流河水侵蚀作用的效果呈现出宏大的规模。

四月十三日我们只走了很短的一程，到阿克别尔迪谷伸入萨雷阔勒谷的那个地点为止。那里给我预备的住处是一顶可怜的毡房，盖着破烂的毡子。出于谨慎，它被支在离堡垒三个「吉奇克里姆」即三「喊」之地——所谓一喊，就是人放声大喊时声音所能传到的距离。我们的行李还没安置出个头绪，就有一名尤兹巴什（百夫长）来通报：布伦库勒的代理司令、吉尔吉斯军官图拉·凯勒迪·萨夫干，会同他的中国同僚、驻塔尔巴什——盖孜河谷口上的一座小堡——的赵大人，正在路上要来拜访我。我刚来得及走出毡房，他们就小跑着到了，后面跟着十来个中国兵。他们的样子也颇为鲜亮：灰裤、布鞋、大红的号衣，衣上用黑色装点着大大的中国字（文字符号）。每人都带一支步枪，骑一匹白马，马配红鞍，大马镫哗哗作响。我请他们进帐篷，吩咐我的人上一席格外精细的达斯塔尔汗（便餐），有沙丁鱼、巧克力、蜜渍果子、甜点和甜酒——这些都是我特意从马尔格兰带来，为的是逗一逗中国人的口味。赵大人对那甜酒生出格外深的好感，问一个人能喝多少而不至于醉。我的烟卷也大受赏识；不过我这位中国朋友赵大人更偏爱他自己那支镶银的水烟袋。

我与这位官老爷之间的交谈是在相当的困难中进行的。那时我还没有把吉尔吉斯语掌握到能流利交谈的程度。于是我用俄语对库尔·马梅季耶夫说，库尔·马梅季耶夫再用突厥语把我的意思传给官老爷的译员——一个吐鲁番来的萨尔特人，他再把话用汉语转给赵大人。

图拉·凯勒迪·萨夫干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举止相当活泛，既是个机敏的外交家，又是个谨慎的外交家。他们一听说我打算试着攀登慕士塔格阿塔，就反对库尔·马梅季耶夫随我同去，理由是他是俄国的臣民。但当我出示我的护照，以及我所携的那封中国驻圣彼得堡使臣许景澄写给喀什道台的信，他们便撤回了反对，只是约定：我们一从山上下来，库尔·马梅季耶夫便要走最近的路回俄属帕米尔去。另一方面，一名吉尔吉斯阿勒克巴什——名义上统辖五十人的下级军官——因为没有护照，被命令即刻返回。随后我提出要让雷希姆·拜骑骆驼直接去喀什，因为他的病已到危急的阶段，急需休息和舒适的住处。可这一点图拉·凯勒迪·萨夫干不肯答应；因为他说，万一雷希姆·拜死在路上，这条命会给中国官府招来麻烦。最后我只得许下诺言：从慕士塔格阿塔下来后仍回布伦库勒，不另取别路去喀什——这才终于把他们最后的顾虑克服了。即便如此，我还得把我的一个人留在他们手里作人质，连同我一半的行李。这约定既成，我便宣告我打算立刻回拜他们；但两位官员都声称，在司令扬大人不在的时候，他们无权准一个欧洲人进堡——扬大人去了喀什。不过他们说，扬大人很快就回来。

我们就以这样吃力的方式来回商议了足足五个钟头。等到他们终于起身要走，我想给他们留个好印象，便送了一把图拉短剑和一只银酒杯。他们表示不妥：在这样一席精致的达斯塔尔汗之后还要我送礼，实在不合规矩；既然我是他们的客人，事情该反过来才对。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让人说服了，说盼着等我从慕士塔格阿塔之行回来时有机会回赠我的礼物。依礼辞别之后，他们在一阵旋起的尘土中飞驰而去，那尘土之中，他们的白马、大红号衣和闪亮的兵器还隐隐可见了很长一段路。此后我们再没见过这几位先生一眼；不过他们还是显示了自己的存在——他们禁止附近的吉尔吉斯人供给我羊肉、燃料和别的必需品。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都用在为攀登慕士塔格阿塔作准备上。我决定只带四个人同去，即库尔·马梅季耶夫、伊斯拉姆·拜，以及两个吉尔吉斯人奥马尔和霍达·维尔迪。四匹驮马备好了，用来载必要的行李——食粮、床铺、皮衣、礼物、药箱、照相器材、科学仪器，以及另外几样不可缺的物件。其余一切都留下，交给萨尔特人霍加看管，他同时还受命照料雷希姆·拜。我给这病人设法弄到的较舒适的住处，对他并无好处。冬季越帕米尔那一程已把他彻底拖垮。他两颊苍白凹陷，眼睛变大，带着一种空洞发呆的目光。他变得这样厉害，朋友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他向安拉献了一只公山羊，并声称因此觉得好了一点。

晚上，堡里有几个中国兵光临。他们请求准他们往我的几只军需箱和雅赫坦（行装箱）里窥看一下。我们后来才知道，堡上的人相信我所有的箱子里都塞满了俄国兵，说是用这法子把兵偷运过界。我每一只箱子最多只装得下半个兵这一事实，一点也没有帮上他们消除疑虑。我开了两三只给他们看，此后他们心里似乎宽些了。夜里，中国人在我帐篷四周布下了哨兵；但他们还算有心，把哨布在远处、看不见的地方。很明显，他们奉命对我们加以监视，并查明我到这辽阔的中华帝国这个偏远角落来，究竟是什么真意。

无论转向哪一边，我们眼前都是一片壮丽的景色。正东，在布伦库勒这个小湖的对岸，耸起阿克套那崇伟的雪山之体——「白山」，即慕士塔格阿塔向北的延续。它的左边是盖孜河谷的起头，右边是萨雷阔勒那道宽谷。近处的前景里，离我们营地不远，是那个五六顶毡房的吉尔吉斯小阿吾勒；而四周的山坡上点缀着长毛的牦牛，一面吃草一面哼哼。南面是那条叫库姆伊尔加即「沙沟」的狭窄山沟的起头。

十七慕士塔格阿塔

我们动身去攀登慕士塔格阿塔大山，是在四月十四日。刚一出发，就迎上一场从东面来的猛烈风暴，把成团的细流沙直吹进我们的眼睛。过了布伦库勒那两个小湖，远远向堡垒望了一眼，我们便转上萨雷阔勒那道宽谷。有一头大黑牦牛足足跟了我们一个钟头。我们不知它是不是训练出来充当探子的；不过它终于跟得厌了，停住了脚。

萨雷阔勒谷是一道巨大的沟槽，直插进那庞然的帕米尔高原的腹心。谷时窄时又展宽到相当的宽度，谷底散落着片麻岩的巨大漂砾和别的岩屑，全被流水磨得光滑。在一处地方，我们遇见一块极大的片麻岩漂砾，整整齐齐裂成两半，我们竟能从两半之间骑过去，仿佛是穿过一座中世纪城市的门洞。谷地两侧都被高峻的山峦夹住，山的侧坡上厚厚铺着崩碎风化的岩块。谷中牧地贫乏，除了孤零零的一顶毡房，别无人居。总体说来，它朝着慕士塔格阿塔的山脚渐渐平缓地升起。

我们很快察觉到自己已不在帕米尔的俄属部分行走了。走完这一天的路程，我们没有看见预先派去的吉尔吉斯人给我们支好的毡房。很明显，我们如今在边界的中国一侧了。这样的奢华与安逸，再也不会来惯我们了。此后我们有多少个夜晚不是睡在露天之下！这一趟旅行的第一夜，我们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尽力就现有情形做到最好，四下寻找一个多少能避风的洼处。我们在谷中一个叫卡因德达拉（桦树原）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这名字起得实在不相称，因为那里的地面多石而荒瘠，连一株披着那种优雅的绿色花边的桦树也看不见。不过很可能，这名字是从那些树确实曾在此地生长的年代留下来的。

我们在一块巨大的片麻岩石块的庇护下扎营，这石块略向南倾。不知什么人曾在它前面垒起一道低矮的石墙，至少对最厉害的风提供了几分遮挡。我们把行李堆在四周，铺开毯子，把营地弄得尽可能舒适；不多时耳边传来特雷斯肯柴束上的火煮着汤的咕嘟声，我们便快活得像帝王一样。可风从石缝间呼呼灌进来，尘与沙不断打着旋在我们身边卷起，以致每吃一口饭，牙就咯咯作响。傍晚里下过一阵小雪，可到十点钟前后，天气变得出奇地快。大气静了下来，天也晴了。随后月亮出来，把它的光倾进我们这个石窟，照亮了这荒凉的景象，把那压人的静默加得更深，使这山谷显得比先前荒凉可畏十倍。

四月十五日。越往南走，地面越破碎。我们来到巴斯克库勒这个高山小湖，它的岸线奇形怪状，叫我觉得那些深深的水湾一定是最爱恶作剧的小妖精凿出来的。湖心结着一层冰，又脆又多孔；但紧靠岸边我们看见有敞开的水。水纯净清澈，味道甘甜。离湖不远处，我看到一块片麻岩石上刻着一段古老的汉文铭文，那石深深嵌在地里，四围垒着一道粗糙的石墙。近旁还有两块片麻岩漂砾，都带着曾受冰川之冰磨平打光的痕迹。其中一块上，我勉强辨出与前述那块石上相似的铭文的痕迹，但大部分字迹已被风和它那有力的同伙——流沙——磨灭了。这几块石所在的地方叫塔木加塔什，即「印石」。

附近一座低丘让我们远远望见了小喀拉库勒湖，那是一个美丽的高山湖，深藏在群山怀中，群山的倒影在湖面上游动，使湖水时时由蓝转绿、由绿转蓝。冰已全化，只南岸附近还留着窄窄的一条。一股清劲的微风从湖上吹来，把湖面吹皱成一片顶着白沫的波浪，这些波浪无穷无尽地一个追着一个，最后拍在岸上，发出有节奏而和谐的低响。

路渐渐靠近湖，到后来只隔着一串低矮的丘岗——我第二次来时发现，这些丘岗是一道古老冰碛残存的部分。我初见这湖时，绝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回到它身边；然而我确实回来了，而且它可爱的湖岸变得为我所钟爱了！有多少个孤寂的夜晚，我不是躺着倾听那些悦耳的细浪低诉的神秘消息，而那消息无人能为我译解！又有多少次，我不是饱看那些把雪脊映在小喀拉库勒湖清澈水中的巨大山峰！不过我在后面的章节里还有机会叙述我对此地的回忆，所以这里且赶着往下走。

有些地方，路所依的崖壁已经崩落，我们只得尽力连滚带爬地下去，沿着碎屑与砾石混成的埂脊在水里骑行。湖的南面，我们插进那条由苏巴什溪浇灌的宽谷，谷里成群的长毛牦牛正忙着扯食春天的嫩草。这时风已加紧成一场真正的风暴。浓密的尘沙之云，甚至还有磨碎的岩石细粒，直扑我们的脸，来势之猛使我们有时不得不站定，把背对着风暴。到了守着这条谷地的那座堡垒时，我们看见中国人正忙得像蜂群一样，在拆检刚给守军运到的一批新给养。不过来迎我们的，是一位魁伟的骑手托格达辛伯克，苏巴什吉尔吉斯人的首领。他以礼相待，情意友好，把我领到他那顶宽大而陈设讲究的毡房里。此人后来成了我在亚洲结交的许多人中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们的帐篷一安置好，便有络绎不绝的来客光临，整晚不断。先是附近所有的吉尔吉斯人。接着来了守军中的中国兵，其中还有几个东干人（中国的穆罕默德教徒）。谷里所有的病人也都来向我讨药。一个老妇说她得了「浩罕病」。另一个病人牙疼。第三个鼻子疼。一名东干兵说风暴刮起时他胃里就不舒服。如此不绝。我一律用同一个简单的法子处置：每人一律开一小剂奎宁。而按照药越苦越灵验这条道理——这道理为所有亚洲人所笃信——他们个个满意而去。

第二天，吉尔吉斯各阿吾勒的头面人物和若干中国兵请我们喝了茶。晚上托格达辛伯克应邀到我帐中，我以甜酒和一只八音盒的和声款待他；那八音盒使他心醉神迷，他说自己觉得年轻了二十岁。他说自从伟大的阿古柏统治喀什的年月以来，他从没这样享受过什么东西。他告诉我，大约二十年前，土耳其苏丹曾送给阿古柏一只大八音盒作礼物。

自从离开阿赖谷以来，我的心思就一直绕着攀登慕士塔格阿塔这件事转，凡有机会，我总要从吉尔吉斯人那里搜集一切与这计划有一点关系的消息。可我所问的每一个人，无一例外，都向我保证：登顶是绝无可能的。悬崖与张口的深渊会成为前进途中无法克服的障碍。山的侧坡裹着冰，光亮平滑如玻璃。在坡上和顶上，风暴不停地吼；而我若大胆到去向这巨人挑战，他便会命风把我像一粒沙一样扫走。

不过慕士塔格阿塔确实是一座壮丽的大山。吉尔吉斯人每逢路过它，或在旅途中初见它，都要跪下祷告。他们声称那是七十位圣者的居处。不止如此，他们断言它整个就是一座巨大的圣者麻札即坟丘。在它内部住着摩西与阿里的灵魂等等——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兼侄子。阿里临死之际，向身边的人预言说：他的气一断，天上就会降下一头白骆驼把他驮走。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应了。他死后，白骆驼出现，把这位圣人驮在背上，急急送往慕士塔格阿塔。吉尔吉斯人坚信摩西的灵魂也居于那座山中；因此他们有时把它叫作哈兹莱特·伊·穆萨，即「圣摩西」。

苏巴什的吉尔吉斯人给我讲了这个关于圣山的故事。许多百年以前，一位年老的伊禅（圣人）独自上了那座山。他上到一定的高处，发现一个湖和一条小溪，岸上有一头白骆驼在吃草。那里还有一座大园子，种满李树，李树底下有许多穿白衣的可敬老人来回走动。这位圣人摘了几个果子吃。随后园中一位可敬的居者走来，对他说：幸亏他吃了；因为他若像那些老人一样鄙弃了这果子，他就会像他们一样被罚留在山上，在园中来回踱步，直到时间的尽头。接着来了一位骑白马的人，把这圣人一把抓起，驮着他沿着陡峭的山坡飞驰而下。等这位伊禅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在谷中，而他所见的种种奇事，只能朦朦胧胧地记起一点了。

这一带还有另一个传说，出自著名的汗和卓统治喀什与准噶尔的玛纳斯之间全部土地的那个时代。中国人派了两名使者去见汗和卓，向他提出和议；他却不肯接受。使者中一个被他杀了，另一个被他割去耳鼻，就这样打发回中国皇帝那里去。这使皇帝怒不可遏。他吩咐手下人拿三只大锅盛满钉子。然后把钉子数了，立下誓言：他要派去攻打汗和卓的兵，其数与三只锅里的钉子一样多。汗和卓有七万人的军队，他在玛纳斯附近扎营整整一个月，与中国人那支不可胜数的大军相对。但战事终于开打，汗和卓战败，损兵三万八千；于是他带着残军退回喀什，又从喀什赶到布伦库勒，在那里又打了一仗。汗又败了，又退，一直退到小喀拉库勒湖。在那里他再次被中国人紧逼；但正在关键的时刻，眼看局势又要绝望，四十名骑手——身形如巨人，骑着漆黑的骏马——从慕士塔格阿塔上飞驰而下，扑向中国人，把这一战的胜负定在了汗和卓一边。

当时他军中有一位帕勒万（勇士），名叫丘姆·卡尔·卡什卡·巴特尔，他的主上告诫他：只要还在交战之中，就绝不可回头看。他若遵命，便永远得胜；若不遵命，便要丧命。三次交战中，丘姆·卡尔都遵了主上的话，因而战胜了对手。可到第四次，他往身后看了一眼；就在那一刻，他被一箭射中而死。这位勇士的麻札即墓，立在慕士塔格阿塔西坡一处居高临下的支垒上。这座山上有一条冰川，至今还纪念着这位勇士的名字。

但中国人很快又聚起一支军队，人数多如天上的星辰，来到小喀拉库勒湖附近向汗和卓进攻。于是那四十名骑手退走，骑回慕士塔格阿塔上去了——顺便说一句，这结局与我所知的一切富于想象的故事都出奇地不合！汗和卓的凶星依然当空。他又败了，逃往朗库勒和科尔内塔尔提。可中国人在后追击，迫他再战一场。他的军队溃散如糠秕，最后汗身边只剩下一名号手作伴。于是汗吩咐号手吹号。他散落的残部立刻聚到他身边。但他们实在太弱，抵不住中国人；中国人把他们赶着走，越山越谷地追杀，直到几乎把他们杀尽。汗和卓最后到了叶什尔库勒（绿湖）时，只剩下五十名忠心的随从。他独自登上一座高山；可他往下看时，他的人已被敌人中国兵围住了。汗和卓用手向他们示了个意，他们便投身入湖。于是你看！又出了一件新的奇事。他们不肯沉下去；中国人就朝他们射击，仿佛是在射野鸭或别的猎物。可汗和卓抓起一把土，对着它念了一段祷词，然后撒到湖上。转瞬之间，那五十位英雄便没入波下了。汗自己逃往巴达克山；可巴达克山的沙割下他的头，送给了中国人。他的身体被他的几位友人收去，由他们送到喀什，葬在哈兹莱特·阿帕克。

吉尔吉斯人还说，慕士塔格阿塔的顶上有一座古城名叫贾奈达尔，它建于普天之下同享太平与幸福的年代。但自那以后，贾奈达尔的人便与地上的居民再无往来。因此他们至今还过着毫无瑕疵的幸福生活。在这座极乐之城里，果树终年结出华美的果实，花永不凋谢，女人永不老去、永不失其美貌。人生最精美的欢愉在那里像面包一样寻常；死亡、寒冷与黑暗则被永远逐出了它的境界。

总之，慕士塔格阿塔就像北波斯的德马万德山以及别的格外醒目的大山一样，被裹上了一圈神秘的光晕，成了一整套奇想传说故事的中心。半野的吉尔吉斯人把它看作圣山，对它抱着深深的敬与惧。那么，欧洲人也逃不脱它那魔法般的魅惑，也就不足为奇了！

慕士塔格阿塔是帕米尔最高的山，也是世上最高的山之一，高达两万五千六百英尺，像一座雄伟的堡垒俯瞰着中亚荒瘠的旷野。它是一道经向山脉——慕士塔格，即「冰山」——的最高点，这道山脉足以与那些向着世界屋脊聚拢的巨大山系并列：喜马拉雅、昆仑、喀喇昆仑、兴都库什。慕士塔格阿塔在簇拥于它周围的诸峰之上毋庸争辩的至尊地位，由它的名字得到证明——那名字的意思是「冰山之父」。这名字极为贴切；因为它确实像一位父亲一样，在众子之间擎起它的白头，而众子也一个个披着雪一般纯净的白袍、裹着冰的胸甲。这座大山银亮的光辉，像灯塔的光一样，穿过荒漠之海远远地闪射出去。我曾多少次从远处惊奇地凝望它。我曾在它嶙峋的山坡上盘桓多少个月。我曾有多少个夜、多少个日，仿佛被它那诡异神秘的魅力所摄住。

我向苏巴什的吉尔吉斯人打问攀登这位雪中长老的可能性，发现他们的看法不像帕米尔内地他们的族人那样叫人泄气。他们都很愿意随我同去，也准备尽自己的能力促成我的目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预言这次尝试要失败。有些猎人追猎野物追进了山的高处、迷了路，因为吸了那「重」的空气而头晕。就连那灵捷而蹄稳的野羊，被一队猎人逼向冰崖的边缘时，也曾有过惊恐后缩之事。帝雕也没法把自己盘旋到最高的那些尖顶上去；它的翅膀还没到那里就先麻木了。

由于这一切，我们策划了一场对这巨人正式而周详的战役，并且决意不论代价如何，都要把他征服。我们的方略是埋伏起来严密监视他，抓住他第一个疏忽的时机，也就是说，趁天气上最早出现的有利日子发起我们的攻击。我们决定在尽可能高的地点设立第三个补给站，并从那里作侦察，再采取继续推进的措施。

十八攀登慕士塔格阿塔的一次尝试

在一次长途探险的过程里，旅行者的计划常被烦人的困难与阻碍打乱，使他偏离预先定下的路线，迫他放弃那些他一心想要达到的目标。我在试登慕士塔格阿塔时，就遇上了这一类的挫折。我的愿望，也是我的本意，是登上这座山的顶巅，考察它的地质构造、它那身冰的锁甲，以及那些沿它嶙峋的山侧缓缓犁行而下的巨大冰川。可是唉！我没有实现这个计划，没有得到那种自豪的意识——远远站在世上一切民族与君王的头顶之上，脚下踏着五大洲，头上只有寥寥几座亚洲的山峰；我被迫回返，体力垮了，眼睛缠着布，去寻一处较暖的地方。

不过，四月十七日早上我走出毡房时，看见一支颇有画意的队伍在等我。队伍由五六个饱经风霜的吉尔吉斯人组成，裹着羊皮衣，手执登山杖，另有九头牦牛——又大又黑、性子和善而迟缓的畜生——和两只羊。有几头牦牛驮着必需的粮食、铁铲、一把尖镐、斧子、绳索、皮衣、毛毡与毡毯、照相器材以及别的物资。不可缺的科学仪器和望远镜由吉尔吉斯人背在皮包里。其余的牦牛背上驮着鞍子。我们一上鞍，向托格达辛伯克辞别，驼队便开动，朝南微偏东的方向缓缓开始上行。牦牛是靠一根穿过鼻骨软骨的绳子来驾驭的。可即便如此，这畜生大体上还是走它自己的路，任骑者怎样抗议也没用。它惯于闷头一味往前走，口鼻贴近地面，喘得那么重，你几乎会以为自己耳朵里响的是远处一架蒸汽锯锯木头时那种尖利的嗡鸣。

在一个叫坎佩尔克什拉克即「老妇村」的地方，我们经过一条冰川，它的裂缝里是浅绿色的冰；就在它的终端冰碛下面，有一块裂成两半的巨大片麻岩漂砾。据传说，此地得名的由来是：从前舒格南的沙对吉尔吉斯人用兵，吉尔吉斯人全都逃了，只有一个老妇没逃，她就藏在那块大石头的两半之间。

上坡极陡，而且没有一处踩得稳，坡上厚厚散布着大小形状无所不有的片麻岩块。这座山确实几乎全由片麻岩和结晶片岩构成；不过在更高处的碎屑堆里，我拣出了黑色斑岩和云母片岩的碎块，后者带有曾受巨大压力的痕迹。这后一种岩石，我在海拔一万六千五百英尺处还见到成片的完整岩体。

傍晚时到了一处既无雪又避风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停下，海拔一万四千五百六十英尺，扎起我们简陋的营地。所谓营地，只不过是几张毡毯，用登山杖撑起、以绳子绑住而已。随后杀了一只羊，吉尔吉斯人一面祷道：「安拉胡艾克巴尔，比斯米拉·拉赫曼·拉希姆」——「真主至大。奉至仁至义的真主之名！」；羊肉还没凉，就被投进盛着融雪的锅里。我们生火用的燃料不过是牦牛粪。可是当晚稍后又来了一个吉尔吉斯人，给我们带来两驮牦牛所载的特雷斯肯，于是我们很快就有了一堆熊熊的好火。我们围着它吃我们简单的晚饭。活泼的火焰像一个晕头转向的舞者，前前后后地蹿，这一刻在某个旁观者的嘴唇上轻轻掠过一个卖俏的吻，下一刻又燎焦了这个或那个冻透了的吉尔吉斯人的胡子，惹起不少笑声。月亮从慕士塔格阿塔的肩后升起，绕着一圈明亮的月华；火渐渐熄了下去；我们便在哈兹莱特·伊·穆萨（圣摩西）之山上，在露天之下，睡了义人的睡。

第二天，即四月十八日，天气不利，天上缠满了云；除此之外，又冷又有风。我们仍然决意继续前进。吉尔吉斯人宁愿步行，我们便只带三头牦牛驮东西。我们靠无数急转的「之」字弯，一路攀上山坡，而山坡每一码都比前一码更陡。牦牛一直闷头前行，显出非凡的稳蹄；但它们停歇的次数多，而且停得久。云终于抬起，向我们的目光展开一片全景，唯一相称的形容词只有「壮丽」。萨雷阔勒谷像一幅地图一样铺展在我们面前。北面，我们瞥见了小喀拉库勒湖与布伦库勒。西南面，视野被穆尔加布河两侧的山脉封住；而在我们脚下极深处、朝西的方向，丘姆·卡尔·卡什卡的墓冠在一座看去毫不起眼的小丘顶上——虽然我们知道，从下面谷里看，它其实是一座大山。

我们终于来到亚姆布拉克冰川，在那里停下歇了一会儿。当时我们已在海拔一万五千九百英尺处；因而站得比全欧洲所有山峰的顶都高。这条冰川带着国王走出城堡门洞的那种威仪移动出来——所谓门洞，就是岩层一道又深又宽的错动；但它前面一有了开阔的地面，便立刻铺展到原先宽度的两三倍，同时自然也变薄了。它所有的冰碛——终碛、侧碛、新的和旧的——连同冰川溪流和它沉下的钢蓝色泥浆——从我们所占的那个绝佳的高处，我们把它们一一鸟瞰在眼下。

到了海拔一万七千五百英尺处，我们测得水的沸点为华氏一百八十点五度（摄氏八十二点五度），无液气压计读数为十五点六英寸，温度计读数为华氏二十三点九度（摄氏零下四点五度）。就在那里，一场布兰（风暴）赶上了我们，猛烈得使我们只能在原地停了好几个钟头。即便后来我们敢于重新起步，也不得不万分小心地前进；因为新落的雪把地面上那些暗藏的凹坑和凸出的岩石完全遮住了。

历经种种艰苦与险遇，我们终于回到营地，看见了托格达辛伯克友情的可喜证据；因为他给我们送来了一顶毡房，还有新的一批粮食和燃料。

四月十九日，连我们营地这个高度也下起了雪。既然显然可能要等好一阵才有合宜的天气，我便派库尔·马梅季耶夫下谷去，运上足够我们吃几天的粮食。

这期间，我带了伊斯拉姆·拜和两个吉尔吉斯人，作了一次到亚姆布拉克冰川边缘的小小远足。其余的吉尔吉斯人前一天诉说头痛欲裂、恶心作呕，便准他们留在营中休息。这一趟总的说来极有趣、极有教益。我们得到了一份精确的地形图、若干剖面、各种测量数据和十来张照片。我们带着绳索、冰镐和登山杖，从冰川侧面出发，冒险在它的表面上走了约三百五十码，直到被一道六十英尺深的冰裂缝挡住。我从某些约一百英尺高的冰的隆起推断，这条冰川垂直厚度的最小值大概有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英尺。在这次冒险的行进中，我们跃过了好几道张着口的裂缝，不过并没有不遵冰上行走那些人所熟知的戒备。

那天晚上，我决定把毡房移到山的南面去，再从那一侧试一次登顶。可我的计划出乎意料地受了挫。我那老病眼炎（虹膜炎）像个恶魔一样突然抓住了我，痛得我难以忍受。我把身边带的药都用上了，全无用处。第二天痛得那么厉害，我只得离开我的人，骑马下到苏巴什去。我那雄心的希望就这样了结了。远征队的成员领了工钱，队伍解散。而慕士塔格阿塔在灿烂的阳光里闪着光——对有眼睛看它的人来说是一派壮丽的景象——暂时被留下来，安安静静地独享它的孤高。

可是尽管气候较暖，我也让自己休息，炎症的症候却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于是又过了两天，我断定还是回布伦库勒更明智些，我有一半行李连同六匹马留在那里，交两个人看管。我从那个阿吾勒出发时，全体居民真切的同情都随着我；不止如此，连几个中国兵也来对我的不幸表示惋惜。驼队列队而去时，他们都默默站在旁边，像在助一场丧事。而这凄凉的印象后来更深了：约一个钟头之后，一队因军务在身而未能来送我的兵赶上了我们。他们此时祝我一路平安，护送了我约半个钟头，唱歌为我增光，可那些歌哀伤到这般地步，我真开始觉得这驼队是一支送葬的行列，歌者是雇来的哭丧人，而我本人就是那具尸首。

我们在四月二十五日早上开始的这段路程，实在也是凄凉的。我服了大剂量的水杨酸和吗啡，觉得又聋又昏。我的左眼蒙着一块全不透光的绷带；右眼虽好，却极畏光，用加倍染黑的眼镜护着。尽管我这样一副状况，靠着一连骑十个钟头，我们竟在一天里走完了到布伦库勒的全程。到小喀拉库勒湖时，我们遭到一场暴雪袭击，这雪随着天色渐晚越刮越猛，以致我们到布伦库勒时，不但天全黑了，地面也重新披上了冬装。我一刻不迟地派了一个信使去见已从喀什回来的扬大人，请他赐我一顶像样的毡房。带回的答复是：扬大人喝醉了，不能打扰。因此我只好将就我前面说过的那顶可怜的毡房，虽然雪从它两侧的破洞里打着旋灌进来。即便如此，我本打算在那里停两三天，因为炎症还在加重。

可我的打算被粗暴地打消了；因为二十六日正午前后，扬大人派来一个信使，说我若不在次日清早上路，他就要派兵来「帮」我起程。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听命。不过我要赶紧补一句，替中国人开脱：在我整个旅程中，这是唯一一次遇到一位粗鲁无礼的官老爷傲慢对待我；因为在此后的几年里，我所见到的中国人性情是完全另一副样子，我发觉他们实在是一个可亲的民族。

四月二十七日，我遣库尔·马梅季耶夫回帕米尔堡。他后来获瑞典与挪威国王奥斯卡授勋。除此之外，陛下还向驻该堡的多位俄国军官授了同样的荣誉，以表彰他们给我的卓越帮助；因此，若听说俄国人把我当成一位微服出行的王子，我也不会怎么吃惊！

在塔尔巴什（窄道之首），我们折向东，以便顺盖孜那道深谷而下——这道谷远远地蚀进慕士塔格山脉的腹心。很遗憾，我对我们所走的这条路知道得很少，因为我骑行时眼睛被绷带蒙得几乎全瞎了。我只能说，我们沿着陡峭而险绝的小路下到了第一夜的宿处乌奇卡帕（三石屋）。第二天我们要穿过盖孜河一段极难走的峡谷。水势很急，紧贴着右侧封住谷地的那些高崖的脚下。路沿着几乎垂直的崖面盘绕而下，外侧即临河的一侧有一道护栏，是用木桩与木杆以柳条编扎成的。我的人觉得他们宁愿从河床里走下去。可领头的几匹马在又深又急的水里差一点就站不住脚；这便把人们赶回了那条路上。我们又慢慢挣扎前行，与重重困难相抗，直到有两匹马绊了脚，再也不肯往前迈一步。这就迫使我们又回到河床里去。我们万分小心地走，终于把这道峡谷通过了。

我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只把我的行装箱交给最好的马来驮，这就得卸货重装，费了不少时间。每匹驮马都由两个骑马的人护送过去，他们随时准备好，一旦它侧倒就抽它一鞭赶它前行。我下到那湍急的水流里去时，心里生出一种极古怪的感觉：既看不见河底，也不知道底上铺的是松散的砾石还是大卵石，不知道它是深还是浅。不过有一件事是断断不可含糊的，就是必须牢牢守住浅滩，否则我就要洗一个澡；而在这样一个地方洗澡，鉴于我骑行时双脚插在马镫里，是危险的，因为只在几步之外，崖壁就向河面合拢，把河水逼得跌成一道瀑布。

从那一点往下，我们又数次涉过河、又数次渡回来，有时从浅滩上蹚水而过，有时不得不把自己交给或多或少不甚可靠的桥。其中有一座桥是一幅极有画意的景致中最醒目的部分；因为它一端搭在一块塞住河床的大圆漂砾上。谷地以极陡的坡度下降，河水一道瀑布接一道瀑布地翻落。但我们往下走时，峡谷里那些窄口——如我前面描述过的那一处——被浓雾塞满，把眼前的景象完全遮住，尽管裸露的崖壁把回声送还时带着一种格外穿透的声响。地面异常崎岖多石。巨大的片麻岩块半嵌在悬临路上的那些巨大砾岩崖壁里；可嵌得那样松，我每一刻都觉得它们必要脱落，砸到我们头上来。等我们过完这些险处中的最后一处，我心里实在轻松了不少。

这时气温已完全变了。我们初次觉出这季节原来是春天。前一夜的最低温为华氏三十一点八度（摄氏零下零点一度）。正午是华氏四十六点四度（摄氏八度），到下午两点升到华氏五十二点九度（摄氏十一点六度）；三点为华氏五十五点四度（摄氏十三度）；四点为华氏五十八点一度（摄氏十四点五度）；到晚八点为华氏五十九度（摄氏十五度）；我们越往下走，气温越是稳稳上升。我们在库鲁克卡拉乌尔（桥哨）歇了一会儿，四月二十九日那里的最低温高达华氏三十九点二度（摄氏四度）。

我们此时所到的这一带名声不好，因为有中国与喀什一带的匪帮在此出没。因此我觉得稳妥起见，夜里应布哨，命他们尤其看住行李和马匹。我的人劝我把武器放在手边，随时可用。可这一夜过得和别的夜一样安静：强盗并没有来扰我们。

第二天我们又遇上一次难渡。萨尔特人霍加所骑的一匹驮马绊倒栽下，差一点淹死。转眼之间，我队里每一个人都下了水，衣服也顾不上了。可他们费了极大的力气才把这畜生和它所驮的物资救上来。霍加则倒栽进水里，不由自主地洗了个澡。和前一天一样，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过河，有时靠浅滩，有时走那些多半很危险的桥。不过谷地终于开始展宽，随之我们开始遇见一片片灌丛。正午温度计读到华氏六十六点二度（摄氏十九度）。我们正走向更低的海拔和更暖的气候。一切都笼在一层浓厚的黄雾里；加上我的眼睛痛得厉害，所以我们所经的那片风景虽美，我看到的却很少。

四月三十日是我们在山中度过的最后一天。上午还没过完，山势就迅速降低，低到只比无足道的丘岗好一点；最后它们退去，消失在笼罩着谷地那喇叭形出口的远方霭气里。地面渐渐平坦，长出充足的草，这就使马匹全无了纪律。这些可怜的畜生，在横越帕米尔雪山与荒野的路上肚子瘪得可怜，一边走一边贪馋地抢食这些引人的草料。我们又过了三座小桥，最后一座尤其危险。我们在那里差一点丢了一匹马，它的脚踩穿了薄薄的桥板。把驮子从这畜生背上卸下之后，众人一齐动手才把它拽了上来。这事办完，人们又用草皮把洞填上，把桥修好。此后我们把盖孜河留在左边，继续走到塔什梅里克（更准确应作塔什巴里克，意为「石鱼」），那里有一座小小的中国堡垒，堡垒的长官不先看过、验过我的护照，就不准我们前行。我们这段旅程的最后一夜宿在特雷姆村（意为「耕地」），五月一日傍晚我们到了喀什。在那里，我受到老朋友、俄国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和他的秘书卢奇先生热情的欢迎。

十九喀什忆旧

我在喀什住了五十天，等眼睛养好。这段时间我用来整理此前旅程的成果，把观测记录排比成表，并绘制地图。这番休息实在很受欢迎，事实上也是绝对必需的。我充分领受了朋友家中的款待，那里文明的种种舒适与便利围绕着我。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是世上最可亲的人，无论从哪一面说都是一位极好的主人。他谈吐的智识既启人，也提人。因为他从头到脚是个彻底的科学之人。在驻喀什的这些年里，他作了许多对历史与考古有极高价值的发现与观察。他打算有一天把它们公之于世。他的藏书里有一批关于中亚各类题目所写出来的最好的书。他还有一间实验室，配着最贵重的仪器与科学器具。要为一系列亚洲腹地的探险旅行找一个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家更好的基地，是绝无可能的。

喀什及其近郊我已在前一部书《穿越呼罗珊与土耳其斯坦》里描写过。所以这里只须说：那座老城依旧立在克孜勒苏河岸上，和我一八九〇年初见它时一样灰暗、一样孤寂。不过关于这次逗留中我所接触到的欧洲人与中国人，我要另添几句。

领事馆的成员计有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及其夫人、他的秘书、两名军官、一名税务官，以及五十来名哥萨克。

亚当·伊格纳季耶夫，一个罗马公教的波兰人，十年前作为传教士来到喀什，仍旧还在，是彼得罗夫斯基先生餐桌上的常客。他是个体面的老人，脸剃得光洁，头发雪白，一身全白的衣服，颈上挂一串念珠，下端垂着十字架，看去像一位无职的红衣主教。我们常在饭桌上拿他取笑；可他对我们所有的暗讽——连最叫人尴尬的也一样——都以豪爽的一笑相迎，只要他那几杯酒的份额不短，他便什么都不计较。唯一相信他那份传教热忱的人就是他自己。因为在喀什这十年里，他一个信徒也没有招到；说实在的，他连一次认真的劝化都没试过。他自夸曾使一个萨尔特老妇在临死的床上归信；可刻薄的人则说，他归化她的时候，那老妇早已死了。

第二年冬天，亚当·伊格纳季耶夫常在晚间来看我；他的谈话替我缩短了许多寂寞的时辰。我们两人常围着火坐到深夜，他便向我讲述他那冒险生涯中的种种插曲。他告诉我，在波兰起义期间，他曾参与吊死一名俄国神父；因这件事被流放西伯利亚，在那里待了约三十年。他出身贵族，属于多格维洛家族。可他那时在喀什过着半个浪荡子的生活，孤身一人，被人忘却，无亲无友，没有人照看他，也没有人对他有一点兴趣，等他的日子到了尽头，也没有人会在他坟上掉一滴泪。尽管如此，他总是快活的，总是友善而豪爽，对自己的命运全然满足。我们便这样围着火坐着谈天，像一对隐士。

我在喀什还遇到另一位老朋友，亨德里克斯神父。他无论从哪一面说都是个不寻常的人，在这城里落脚的时间和亚当·伊格纳季耶夫一样久。他生为荷兰人，在亚洲已二十五年，会讲十二种语言，对世上的事密切而有兴致地留意着；简言之，他是个见识广博的人，天分也颇不少——在这一点上，恰与亚当·伊格纳季耶夫相反。他住在一家印度人的客栈里，那是一间没有窗子的可怜小屋，过着极贫的日子，显然早已被他在欧洲的朋友们忘了，因为他极少、甚至从不收到什么信。然而与他交谈实在是一种乐趣。他既有趣又机敏，唱法国歌的劲头，与他念拉丁弥撒的劲头一样足；若说世上真有彻头彻尾的奇人，他就是。看他穿着长袍、戴着宽边帽、拄着杖、留着长须、架着大眼镜，脚步轻快地穿过穆罕默德教徒的集市，总叫我想起一位灰衣的修士。孤独，孤独，孤独——这便是他一生之歌的主调。他孤独一人，每天按时念那无人来听的弥撒；孤独地坐在他小屋门边的台子上读书，全不理会来去驼队的喧嚷；孤独地料理他那贫穷所允许他吃的粗简饭食；孤独地在傍晚的路上闲走——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个孤独寂寞之人。每逢遇见他，对我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们有多少个钟头坐在一处，对人生作些哲思，因为我也正是一个和他同样孤独的人。

城里还有第三位传教士，是个穆罕默德教徒，归信了基督教，受洗取名约翰内斯，即约翰。他曾在土耳其亚美尼亚的埃尔祖鲁姆研习《古兰经》，并从那座城的宣礼塔上向信士们高呼：「拉·伊拉哈·伊尔·安拉，穆罕默德·拉苏勒·安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归信基督教之后，他在瑞典一所传教学校里待了两年。我到喀什的时候，他主要忙于把《圣经》译成突厥语和喀什的方言，以及晚上用小提琴奏瑞典的圣诗调子。

十字架的斗士们在那座最偏远的中国城市里，命运便是这样地「幸福」！我实在替他们难过。他们的精力白费了，他们的劳作没有结果，他们的生活空洞、艰难而无足称道。

我第一次到喀什时，曾有幸结识两位可亲的英国绅士——著名的旅行家荣赫鹏上尉和马继业先生。前者在这中间已回印度去了。后者仍住在喀什，占着一所舒适的房子，位置极好，紧挨着齐尼巴格的花园。他不止一次地以盛大的款待招待亨德里克斯神父和我。马继业先生是印度政府在土耳其斯坦办理对华事务的代表。他受过第一流的训练，欧洲与东方的主要语言都讲得流利，汉语尤为出色。事实上，他这个位置对他而言是委屈了。他在一个更显要的舞台上，本能为自己的国家立下实在的功劳。

现在我要说一说在喀什逗留期间与我有往来的那些较为显要的中国人。

中国十九个省里，每省最高的官是巡抚；与他共事的有布政使、掌管省库的官、按察使，以及道员。前四者的权柄施于全省，而末一位官员——道员，即道台（「指示正路的人」）——的职权则限于省内一个较小的地区或分区。例如在新疆省，它包括整个东土耳其斯坦、伊犁、准噶尔的一部分和戈壁的一部分，就有好几位道台。省城乌鲁木齐有一位；阿克苏有一位；喀什有第三位；如此等等。因此道台的辖境不如他那些同僚的辖境广；但在他自己的辖境之内，他实际的权力在若干方面高于他们，因为他有权稽查和约束他们的行事，若认为他们于职守有亏，还可向中央政府陈奏。他所占的地位在许多方面类似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国各省的检察官；但有一个根本的分别：俄国检察官的职能仅限于提出抗议，而中国的道台在某些情形下有发令之权。

我的朋友喀什道台商大人，管辖着一片极广的地区，东北伸至阿克苏道的界上，包括喀什、玛拉巴什、叶尔羌、和田、克里雅和车尔臣。他的职务主要是民政；但也伸入军务的范围，因为他兼管发放军饷和稽核军需。东帕米尔的萨雷阔勒一带，与俄属及阿富汗帕米尔上类似的边区一样，由武官治理。喀什道台对萨雷阔勒的事务能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他有权进言和提供情报，但不得直接下令。

商大人年轻时不过是某位官老爷的一名书办；但在一八六四年准噶尔第一次叛乱之际显了身手，此后便迅速拾级而上，直到今日的高位。他虽不是什么阿多尼斯，却从头到脚是一位极有操守的君子。平常的日子里，他惯于坐一辆小小的蓝色车子，把他那橘黄色的身子在城里挪来挪去；但逢隆重的场合和极庄严的典礼，他便以华美的装束出场——一件蓝黑两色的绸袍，在它宽大的褶皱里有金龙在捉迷藏，还有形状奇诡的金狮攀爬在一团缠绕得令人眼乱的花环之上。他绸制小帽上一粒神秘的顶珠，宣示着他是一位二品的大人，即官老爷。为使这身礼服完备，他颈上还挂一串坚硬的果核，核的外面磨得光亮并刻有花纹。

到喀什以后，我头几件该办的事之一，当然是去向这位高位而有势力的官员致意。他以格外客气而热诚的方式接待了我。他住在一座蔓延开去的衙门里，那衙门是一座方院的迷宫，院子中间种着桑树，四边环着木廊。支撑廊子的柱子上装饰着中国文字，屋墙上则是壁画，画的多半是龙和别的奇兽。道台本人在头一道门迎我，带着和悦的笑把我一直引到堂上，我们在一张小方桌两侧对坐，一同喝茶，用银烟袋吸烟。持长柄戟的兵守在门边，一群体面的黄皮肤属员，辫子保养得很好，黑绸帽上顶着珠子，像一圈点亮的蜡烛一样站在屋子四周，整场接见中始终像雕像一样静止无声。道台本人佩着他崇高品级的标识。为以礼还礼，我穿上了自己最好的一套细呢「礼」服，骑一匹白得像新落的雪的马，由一队哥萨克护送着去他的府上。

我们交谈了两个钟头，或者不如说是比赛谁更善于奉承。道台问我觉得他的茶如何。我答道「好」——这是我唯一会说的一个汉语词。他随即拍手说道：「以我列祖之名，我这位客人真是个学问惊人的人！」过一会儿他又告诉我，塔里木河从罗布泊流出去，入了沙漠，在几千里（一里约合四分之一英里）之外又重新出现，成了中国的大河黄河。听了这话，我也如数奉还：「大人真是个消息灵通的人！您无所不知。」

不过我也让他听了几句直白的实话。我把自己在布伦库勒——我进入中国一侧边界的头一个地方——所受的接待告诉了他；说我带着护照和荐书，竟受到这样的失礼对待，实在惊讶，并声明我打算把此事向更高的上司陈说。听了这话，道台面色一沉，颇带几分激动，求我不要告状；他会亲自教训扬大人一顿。于是我许诺这一次把这事作罢；因为我当然从没有真打算照自己所说的去做。但我发现，与中国人打交道唯一的办法，是说话要斩钉截铁、要求要不容商量，否则你就要被他们那些异想天开的夸词弄得贻笑大方。

这场会见将近结束时，道台提醒我说，喀什有两位主人——他自己和俄国总领事。穆罕默德教徒们声称，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才是察合台诸汗的真正继承者（察合台诸汗自成吉思汗死后统治喀什，直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他指出：既然我已在俄国那位主人处暂住了一段时日，那么也该赏他这位中国同僚一份款待我的荣幸，至少住上几天。我为这份荣幸再三再四地谢了他，但辞而不受。

第二天，道台来回拜，一路上摆着东方排场里全副的仪从与声势。行列之首是一名前导骑手，每走五步便敲一下巨大的锣。跟着他的是几名持鞭带条的人，凡没有见识躲开他们道路的，他们便用鞭条给他掸掸褂子。大人自己坐在一辆有三扇窗、两只高轮的小篷车里，由一头骡子拉着，骡子上遮着一张凉棚，棚由固定在车辕上的杆子支起。这辆仪车两侧走着随从，举着巨大的伞盖和柠檬色的旗帜，旗上以黑墨写着中国文字。行列的末尾是一队兵，骑着漂亮的白马，可身上那些奇形怪状的号衣，连多雷见了也要吃惊。

二十一席中国宴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我在喀什的中国朋友，得再添一段关于一席中国宴的简述——那一席我永远忘不了。我在曾大老爷——一位相当于本城市长的人物——家里吃过一顿饭，还没恢复过来，就有幸与俄国领事馆一班人一同受邀，到道台的府上去赴一场同样的宴集。

我记得古希腊有一位神，吞吃了自己的子女。我在波斯传说里读过巨人佐哈克，他每天一餐要吞两个人的脑子！我听过传闻，说非洲某些野人请传教士吃饭，而给客人安排的上座是在锅里。我也曾被那些怪物般的大肚汉的故事惊得张口结舌，据说他们一餐能对付掉打碎的啤酒瓶、张开的小折刀和旧靴子。可这一切，比起一席四十六道菜的中国大宴——席上罗列着能想象出来的动植物界最不寻常的产物——又算得什么呢？只举一例便够了：要能赏识那淋着糖浆的熏火腿，你非得蒙天赐一副格外好的食欲——要不然，就得是个中国人。

中国人下请帖，是在一两天前送出一张很小的请柬，装在一个大得出奇的信封里。你若接受邀请，就该把柬留下；你若没有工夫，也就是谢辞，便该把它退回。宴席若定在十二点，你不必在下午两点以前去。你若真准时到了，便会发现主人正在午睡，既看不见客人，也看不见侍者，更看不见开席的迹象。等主人家里备得差不多了，他会再派一名使者，来把他主人的名片给你看。这要理解为一个信号：你如今可以更衣了，不过也不必忙乱。

我们领事馆这一行人骑马列队前往大人府上时，那场面也确实华丽。行列之首的尊位由一位从西土耳其斯坦来的萨尔特人充任，他是住在喀什的全体俄国臣民商人的阿克萨卡尔（首领）。他穿一件红丝绒的袷袢（长袍），上面佩着两三枚俄国金质奖章。紧随其后骑着一个哥萨克，举着领事馆的绸旗，红白两色，一角上斜绣着一个小小的蓝十字。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与我坐在一辆兰道式马车上，由两名军官和亚当·伊格纳季耶夫陪护着，后者穿着那件白长袍，颈上挂着十字架和念珠。最后是十来个哥萨克，穿白色礼服，勒紧缰绳按住他们喷着鼻息的马。

我们就这样一身节日的华彩，在毒热的太阳底下，缓步骑过喀什狭窄多尘的小巷，穿过列吉斯坦市场——那里有数百个小小的摊子，各用一根斜杆支起茅草顶遮荫——经过清真寺、经学院（穆罕默德教的神学院）和客栈，穿过卖旧衣的「跳蚤」集市，间或与一队骆驼或一串驮着小水桶的驴子撞在一处，最后进了城里的中国人街区，那里满是古趣的店铺，屋檐向上翘起，画着龙，挂着红色招牌。最后我们驶进道台衙门的大门，在那里受到大人亲自迎接，他四周围着一班无须而满脸皱纹的武职随员，都穿着他们最鲜亮的衣装。

我们还没吃过开头那道「开胃」的菜，亚当·伊格纳季耶夫的在座就使大人谈起欧洲人在中国传教的事来。他以极为钦佩的口吻说起基督教传教士，赞他们克己忘私、为同胞的福祉抱着无私的热忱；但他随即着重地补说，他不得不把他们看作不和的制造者与煽动者：他们使同一家人反目，蛀蚀那久经尊奉的家内尊卑之序，把人口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我冒昧提醒他，两名瑞典传教士在松潘被杀的事——这消息我刚刚听到；可道台声称对此事全然不知。

随后主人把我们和他的中国客人引到园中一座小亭子里，宴席就摆在那里。中国的礼数规定，主人要把每位客人饮用的杯子在自己额上碰一下，然后递给客人；客人所用的筷子也照此办理。道台还把每张椅子摇一摇，以证明它牢靠，又用手在椅面上抹过，像是要掸去灰尘。这一套做完，我们便围着那张红漆的大桌坐下。接着进来一串仆人，每人捧一只小圆瓷碟，碟上盛着某样做好的食物。他们把这些碟子沿桌子中线摆下。碟子有几十只；头一批之后又一批接一批地上来。每位客人面前还摆着更小的碟子，盛着香料、酱汁和酱油。

若是客人不动手自取，主人便时不时把自己碟中所列的精品送一份过去——诸如中华帝国的海与河里各种鱼类的皮、鳍和脆骨，菌类，切成长条的盐腌羊脂，蜥蜴（鲵），配着五花八门不同佐料的火腿，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奇特的食制，其真正的成分与名目对我始终是个谜。至于尝一尝，我对它们那可疑的模样实在没有信心，对它们散出的那股败油气味更没有信心。这一席的登峰造极之作，是糖浆熏火腿，用茶和中国的白酒送下去——那酒又烈又滚烫。宴上众多菜品的大部分是从中国内地运来的，因此路途极远，所费也极可观。显然，大人平日自己过得很俭素，却有意向我们表示十分的敬重。可我很抱歉地说，我们几乎没能对得起中国厨艺的手段，虽说换一位布里亚－萨瓦兰在座，无疑要为之心醉神迷。

唯一体面地维护了欧洲荣誉的人是亚当·伊格纳季耶夫；而他做得简直神奇，令我们其余的人惊叹，连中国人自己也钦服。他一丝不苟地把四十六道菜逐一都尝过，而且颈上仍挂着念珠、胸前仍佩着十字架，喝下十七杯白酒——那东西灌进我的喉咽，就像硫酸浇在铁屑上一般又热又烧。而宴席延续的三个钟头结束时，他起身时与开席落座时一样，清醒得分毫不差。

我对中国大宴所得的结论是：要习惯摆在你面前的这许多陌生菜式，得有相当的时间。尽管如此，其中好几样确实极佳，有一些甚至十分可口。无疑最可口的，是用燕子——更确切说是金丝燕——可食的巢做成的汤，这道菜因价钱极高，在这偏远之地极少上席。

有一面墙上画着两三个黑色的花体字。我问那是什么意思，得到的回答是：「饮酒，讲趣话。」其实这样的告诫全无必要；因为席间弥漫的气氛热闹到那般地步，我们放肆地违犯中国礼数的严规到那般地步，若不是道台和他的同乡们从婴孩时起皮色就黄得像晒干的鳕鱼，他们准要替我们脸红上二十回。

整席之间，有一支萨尔特乐班的曲调款待我们，乐班由鼓、笛和歌者组成；单调的乐声间或由两个跳舞的男童点活一点，倒像是没有他们那番旋转，我们还不够头晕似的。

四十六道菜中的最后一道刚一撤走，客人们便依着不容通融的习俗之法，立刻起身辞别。这一刻是我早就焦切等着的；因为我急得要命，只想来一支雪茄和一杯加冰水的雪利酒，好把我平生所赴过的最不寻常的一席宴的记忆冲掉。

我们坐车回去时，街道、市场、集市都已寂静空无。我们所见的只有几个孤零零的行人——一个德尔维希，或者一个生麻风的乞丐。太阳落在铁列克达凡山口那轻渺的轮廓背后。暮色只持续了刚够宣告一个新夜正在临近的时间。随后东方便躺下，在自己的坟上重又入梦。

我不会轻易忘掉在彼得罗夫斯基领事身边度过的许多快乐时光。在心里把它们重过一遍，对我总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如我前面所说，他实在是个不寻常的人，无论论阅历还是论一般的学养。我欠他极深的一份感激，不仅为他毫不吝惜的款待，也为他从自己广博经验的库房里取出来给我的那些极可贵的忠告。他在喀什住了十二年，对那一带的了解无人比他更熟悉。在许多人看来，让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把一生中那么多最好的年头耗在喀什这样的地方，简直像是流放。可对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却全不是这样。他已学会喜爱此地；而他所发掘出来的历史与考古珍宝，给了他一份取之不竭的兴趣。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身上有一点对我特别有吸引力：他总是快活的，脾气总是极好；因为你若细想一下，还有什么能比与那些以明朗的色彩看待人生与世界、并且对命运给自己安排的境遇全然满足的人相处，更能给人更大、更真的愉快呢？同时他又既是哲人，又是批评家。他以尖刻的机锋和刺人的讽语鞭挞世间种种小小的愚妄，尤其是一切带着谄媚与奴颜味道的东西。在我全部的旅行中，没有遇见过一个人给我的印象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更深、更真；也没有哪一个人是我愿意一再、再一再地重逢的。

总之，我在喀什过得极好。我住在领事馆花园一座亭子里一间舒适的小屋，早饭后常在成荫的桑树与梧桐底下、沿着一条台地来回踱步，那台地上可以远远望见那些荒凉的地带——我不久就要经由它们向远东进发。我有常在的伴侣，是一群筑巢在挑出的檐下的燕子，它们毫不拘束，自由地从敞着的门窗飞进飞出；因为夏天的空气暖和，门窗昼夜整日大开。复活节的早上，我被一口教堂钟清亮悦耳的回声唤醒，那钟是前一天从纳伦斯克运来的，挂在俄国领事馆的小礼拜堂里。我在那里的时间整日用来做事，写了两三篇地理学的论文。总而言之，那是一种无论从哪一面说都令人惬意的生活，处处正合我意。我听见风在梧桐树顶上低语。它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爱这样去想：它是给我带来家乡的问候。那时我毫不知道，在亚洲的腹心里，还有整整三年的艰苦旅程摆在我前面！

不过我的生活绝不是孤独的。除了领事馆那班人，此地还挤满了东方人——萨尔特人和吉尔吉斯人——他们为公事或消遣进进出出。再有一大群穆罕默德教徒仆役，和一名中国译员，更不必说数目达三百的母鸡与小鸡、火鸡、鹅和鸭，一只猴子、四只鹦鹉和十几条狗。我与这整座动物园都相处得好，唯一的例外是那只猴子。它的欢心我始终没能赢得，即便我搬出苹果和梨这类诱人的美物也不行。

在喀什逗留的七个星期里，我常与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商议我的旅行计划，尤其是行程该如何安排，才能让我在最有利于收获一份丰硕观测的季节到访各个地区。我们这些交谈的结果，是把我离开欧洲时原本的想法彻底改了。我起初本打算以一次连续不断的旅行去踏勘我心里想到的所有地区；如今我决定改以一系列或长或短的远征来实现我的目的，全都以喀什为中心出发。这样一来，我便能随时把所得的观测记录送到安全之处，冲洗我的照相底片，把我的采集品打包寄回家，同时还有一个极好的基地，可以为每一次新的远征作准备。

我本打算第一趟旅行就去罗布泊，那是我心里最想达到的目标。可六月初天气骤变。夏天——亚洲的夏天——几乎在我们察觉之前就压到头上了。天空烧得像一座巨炉。荫处的温度升到华氏一百点四度（摄氏三十八度）；黑球日射温度计则读到华氏一百五十点八度（摄氏六十六度）。夜之女王也无力给东土耳其斯坦这过热的大气注进一丝凉意。而每天下午，沙漠的风吹进阿古柏这座古都，干燥、灼人、饱含细尘，把街道填满一片令人窒息、不可穿透的尘霭。而随着夏天推进，暑热还要加重；我们越往大陆的中心走，它还要越发酷烈。我想到那过热的、沉沉挟着尘土的大气在流沙的沙丘上抖动；我想到每天下午在塔里木河两岸上下扫荡的旋风；我想到要横越那无穷无尽、无水可饮的沙漠，走上一千英里艰难的路程——于是我打了个寒噤。仿佛就在前几天，我还在帕米尔的高处、在近四十度（华氏与摄氏皆然）的严寒里生活过。对沙漠的炙热，我必定会格外敏感。因此到了最后一刻，我决定把这个夏天留在较高的地方度过，在东帕米尔继续我的观测，等到冬天或春天再启程去罗布泊。

二十一从喀什到依格孜也尔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傍晚，我们离开喀什。驼队由六匹驮马组成，载着给养、仪器、袷袢（吉尔吉斯长袍）、布匹、花手帕和布帽——后面这几样是备下送给吉尔吉斯人的礼物，在他们中间几乎与钱同值。除此之外，我还带了行军床、冬衣、毡子、武器和弹药。随身的读物只有几册科学著作，外加半年份的一份瑞典杂志，陈旧得不能再陈旧，却也正因如此而格外可亲：每一行字都能在我眼前唤出亲爱的老瑞典。

同行的有福音会传教士约翰内斯；有费尔干纳奥什人伊斯拉木·拜，他接替了热依木·拜的位置；有从伊犁来的塔兰奇人达乌德（大卫），充当我的汉语通事；还有费尔干纳人埃克巴尔和卓，驼队的卡拉万巴什（头目）。马就是从他那里雇的。此外，每天还会派两名吉尔吉斯向导为我指路。道台的关照超出了一切指望。他不但给了我两封颜色鲜亮的通用介绍信，还替我备了一道致色勒库尔与塔合曼两地统领的公文，声明我的官阶相当于「二品顶戴」的官员，理应按此接待与款待。与先前对我的态度截然相反，中国地方官此刻唯恐不能倾其所能为我效劳。

驼队出城时已近日落，阳光却依旧灼人。我们穿行在大道两旁的白杨与柳树之间——这条宽阔的大道是阿古柏留下的大工程之一。那天恰逢巴扎日，路上车马喧腾。有戴着不同「顶子」的官员，坐在自己的蓝色小车里，每辆由一头骡子拉着，骡身披挂着饰物和铃铛；有一小队一小队身着鲜亮号衣的中国军官和兵士，一律骑马。最惹眼的还要数那些高大如画的阿尔巴（大车），满载着前往英吉沙或叶尔羌的萨尔特人或中国人。每辆车上都拱起一道隧道似的草顶，四匹马拉车，浑身挂满大小不一的铃铛：一匹驾辕，另外三匹远远走在前头，靠几根粗制的长绳拖曳。这些笨重却顶用的车子，就是东突厥斯坦的驿车。花上十个喀什腾格（约合二先令三便士）这样极便宜的车钱，你便可以从喀什一路坐到叶尔羌，足足四个长途行程日的路。我们一队又一队地遇上运货的商队。道路两侧是成群的乞丐和形形色色的残疾人，有守着大陶罐的卖水人，有把货摆在小摊上的面包贩和果贩；一群晒得黝黑的顽童在路边沟渠的浑水里趟来趟去。我们走过一排圣徒墓；走过俄国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先生一八八七年为被害的阿道夫·施拉京特韦特所立的纪念碑，如今已被春汛掏空了基座；又走过阿古柏那座已成废墟的多来提巴格城堡（意为「富庶之园」）。我们渡过克孜勒苏——一条红褐色的泥水河，从双拱桥下缓缓爬行而过。最后，把中国城新城撇在左手边，我们踏进了荒凉无生气的旷野，它向南、向东铺展开去，平坦无垠，一望不到边。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天完全黑了。于是我们在依格代阿里克村停下，歇脚吃晚饭，等月亮升起来。抵达第一天行程的目的地亚普羌时，是凌晨两点。

六月二十二日气温极高（下午一时为华氏九十一度六，即摄氏三十三度一），我们宁可待在阴凉处；傍晚转凉，才决定重新上路。走出不远，便有一位伯克带着两名随从迎上来。他是英吉沙的安班（中国地方长官）派来的，代其主人致意，欢迎我进入他的辖境。同时他奉命为我供应给养，并竭尽所能助我成行。伯克陪我们走了一程，便折回去物色并预备一处合适的饮茶之所。越往前走，林荫道和农田之间夹杂的沙带就越多。离开亚普羌两小时后，我看见了将近二十英尺高的沙丘。它们由西北伸向东南，又由北伸向南；只是上面草木丛生，并不妨碍通行。

在苏古鲁克村短暂停下饮茶——那里有一伙中国人正闹得震天响——之后，我们摸黑继续朝英吉沙前进，次日清早到达。主人把印度商队客栈里的一间屋子拨给了我们；驼队鱼贯进门时闹得满院不宁，因为这「旅馆」的客人全都露天睡在院子里。

同日，即六月二十三日上午稍晚，我被一位低阶官员唤醒，他又带来安班的问候和永世友好的表白，并送来一只羊、两只小母鸡、一袋麦子、一袋玉米、一捆草料和一捆柴火。整整一天，我门外都坐着三位伯克，只等我略一示意便去跑腿。我在他城里停留的四十八小时里，安班始终以这样的友善待我。

为回报他的殷勤，我送了他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把小刀。于是他给我送来一整席中国菜，若干稀奇却美味的精馔，盛在碟子和小盅里，环绕着一整只烤乳猪，猪摆在一张带脚的大托盘上。同时他表示遗憾：因身体不适，不能有幸亲自陪我享用他送来的这些好东西。这番话正好给了我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我回说，既然我一人实在无法领受如此丰盛的一席，我觉得只好把它退回给他。因为我很怀疑，这一切异乎寻常的殷勤不过是一种手腕，要让我对这位精明的安班欠下沉重的人情，几乎不得不迁就他的心意。他真正的用意，是要我放弃自己选定的上高原的路线，即经由肯科尔与塔尔巴什两道山谷的那条路。那条路要穿过他的辖区；而让我在他治下的地方行走，是这位安班老爷所不愿的。他担心——且担心得有理——我会把那一带测绘成图，从而向欧洲旅行者敞开门户，而迄今那里几乎不见欧洲人的踪影。他索性直言劝我改走叶尔羌一路，说山洪如今暴涨，我要冒极大的风险；万一行李受损或遗失，道台是要拿他问罪的。

与此同时，我已从别处得知，驴队实际上已经趟过了那些山洪。何况这个季节绕道叶尔羌最为不宜，那里一到夏天总有瘟疫肆虐。安班得知我仍打算照原计划行事，便派人来说愿为我提供向导。随后，他再找不出别的由头与我往来，便来打听：为灌溉起见，要把水引上高处，怎样做最妥当。我的答复是用纸做了一具风车模型，并附上关于其用途和使用方法的说明。

在英吉沙城外，我从地面上一些细微的起伏里，第一次看到了山地临近的迹象。比如一道狭长的山脊，长约半英里，高六十至八十英尺，自城中向东伸去。它的形状如此匀整规则，若不是由沙与砾岩堆成，简直会被误认作一道古老的城墙或壁垒。山脊以北是城的大半，房舍与巴扎掩映在园林之中；以南则只有一排低矮平顶的土屋。沿脊脚是墓地，每座坟上都顶着一个小穹顶。日头最毒的时候，那里散发出停尸房似的恶臭。

不过从城里望出去，景色既开阔又壮丽。慕士塔格像一堵钢蓝色的墙封住西南，它那白色的雉堞招引我们往更清凉的天地里去。英吉沙与慕士塔格之间，地面上散布着低矮的丘陵。而在相反的方向，也就是东面和北面，除了沙漠什么也没有，平坦无际，宛如海洋。这座城对外来人毫无可观之处，几座清真寺和买德里斯（经学院）在建筑上全无讲究。据说其中一座经学院是六十年前哈里木阿洪所建。正面饰有蓝绿色琉璃砖，两侧各立一座小塔，面对着一片空场，场中有一口浑浊的池塘。另有一座典型的中亚小清真寺，正面带一列柱廊，绘着简单的装饰图样、彩题的经文和飘带；与它相连的是喀拉齐纳克的麻扎（圣徒墓）。清真寺的院子里植着年代久远的白杨，树干粗壮。凭着一种巧妙的安排，其中一棵被派作宣礼塔之用。最后我只提一句苏普尔加·哈基木的麻扎，它有一个绿色圆顶和四座小塔。

总的说来，这座城透着乡村气，脏得可以，街道狭窄多尘，巴扎上搭着木顶和草席，挡住夏日的酷热。男人多半上身赤裸。小男孩则一丝不挂。小女孩头脚皆裸，身上只有一件衣裳——一条鲜红的裙子。妇女很少戴面纱，常坐在巴扎的摊边或空场上，脚边放着一筐筐水果。她们大抵相貌平平。和东突厥斯坦别处的姐妹一样，她们把黑发梳成两条又长又粗的辫子。

城中的中国人聚居区，和喀什的一样叫做新城，紧挨着穆斯林城区，由一道高高的雉堞城墙、角楼和护城河守护着。本城安班的衙门就在那里，周围是一群不戴帽子的中国人，穿白色长衫和肥大的蓝裤。

我们逗留期间下榻的印度商队客栈，围着一个方形院子而建，四面各有一道柱廊。主要的住客是十来个来自希卡布尔的印度人，他们经由列城、喀喇昆仑、沙希杜拉和叶尔羌，从印度贩运布匹而来。但他们的主业是放债；靠着盘剥无度的利息，他们把当地人牢牢攥在手心，收成的大部分都流进了他们的口袋。

不过我不能在英吉沙再耽搁了。山风正在向我招手；而在容许自己歇息之前，还有许许多多事要做。我们的东家、希卡布尔人奥迪，无论如何不肯收下我对他款待的任何回报。我多少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把安班送的羊和柴火转赠给他，又从自己的物品里添了一把小刀。喀斯木伯克送我们到芒欣渠为止，此渠流量为每秒二百八十立方英尺。他在那里下马、鞠躬、告辞；接替他的是另一位伯克尼亚孜，他此后一路陪着我们。傍晚六点左右，一阵极猛烈的旋风自西北扑来，空中霎时满是浓密的尘沙。这股狂风只刮了五分钟；紧接着便是一场倾盆大雨，我们还没来得及躲进路边一间小屋，就被淋了个透湿。不过它也带来了补偿：空气被洗净，尘土被压住了。

从喀拉巴什村（意为「黑头」）起，我们正南而行，把去叶尔羌的大道撇在左手。向东相当远的一带，地面上错落着沙、黏土和砾岩构成的低矮丘陵。我们所走的路极好骑行，是一片完全平坦的草原，只点缀着几处零散的土丘。我们在苏盖提（意为「柳树」）歇了两小时，入夜后又动身；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穿过村中窄巷时只好由一个提油灯的人引路。抵达依格孜也尔（意为「高台」）这个克什拉克（冬村）时，约摸是凌晨两点。我们在一处位置极好的院落里安顿下来。

英吉沙的安班早已先遣一人进山为我们打前站。六月二十五日我们遇上此人——艾明伯克——他正折返回来，带回的消息是：这几天山洪确实涨了不少，但尚未高到足以严重阻碍驼队前行的地步。作为对这好消息的酬谢，我请他喝茶，并让他享受了一回难得的款待：听八音盒奏一支曲子。当地的一个居民拨弄着都塔尔（齐特琴），一位毛拉正向一群信众朗读《古兰经》的段落。

村南一个「塔什」（五英里）处有一座铁矿，名叫阔克巴依纳克。矿石产在松散的土层或黏土层中，掘出后运到依格孜也尔冶炼。无论器具还是工艺都极其原始：炉子不过六英尺高，内径三英尺，安在一间用木板和土坯搭起的小屋里。先把炉子填上半炉木炭，再投入含铁的土，直到盖住木炭六到八英寸厚。然后点火，六个人蹲在炉底附近同样数目的孔前，用羊皮风囊往里鼓风，好把火势催旺。他们几乎整日如此，不时从炉侧的一个孔里插进铁条，查看熔炼的进展。傍晚时分，熔化的金属便从炉底流出来。每烧一炉之后，自然要把炉渣和灰烬扒净，炉子才干净利落，能再装一批矿石。这样炼出来的金属质地极劣，无法锻打，只配做成最粗简的农具，连做马蹄铁也不成。整整一天炼下来，出五恰列克，在英吉沙可卖三十腾格（合六先令八便士）。一恰列克等于十二斤；一斤合俄制一磅又三分之一，即常衡一磅又三分之一。炉主是依格孜也尔的百户长（村长），生意由他自己经营，亲自督炼，付给七名工人每人每日仅六个大钱；大钱是中国的铜币，值不到半个法寻。

二十二穿过腾吉塔尔峡谷

六月二十六日清早离开依格孜也尔时，我们情绪高昂；因为正前方就是塔兹滚谷地，张开双臂迎接我们。山峦本身时褐时灰，几乎看不真切，轮廓被弥漫空中的大量尘土抹糊了；但在山脚下，我们勉强辨得出两个克什拉克（冬村），安然藏在一丛丛绿树之间。待我们走近谷口，山的轮廓才渐渐清晰起来，同时仿佛彼此挤拢。塔兹滚谷极窄，连谷口也窄得只消依格孜也尔卡伦那座小堡便足以扼守——堡里的驻兵不过二十四人。过了这道哨卡，居民便清一色是吉尔吉斯游牧人，他们沿着从塔兹滚谷几条支谷向上延伸的小径，爬到高原上的夏季牧场去。经过其中一条支谷马合木提特热克亚依拉克（意为「马合木提的白杨谷」）时，我在谷首瞥见一座覆着耀眼白雪的山。空气清新温和；于是我们选定托海巴什正长岩崖壁上一处浅洞作为过夜的营地。

营地靠近卡普奇科尔与肯科尔两谷的交汇处。我们溯后者而上；由于两谷奔泻而下的急流注入塔兹滚河的水量大致相等，我们此刻要对付的水流只有塔兹滚谷中的一半。肯科尔谷（意为「宽谷」）越往前走确实越收窄，但也还不至于窄到容不下几片小小的草甸和牧场——夏天这里有奇普恰克吉尔吉斯人来往，他们冬天住在更下游近谷口处。还能看到几株孤立的白杨，因为草木并不算稀疏。谷两侧的崖壁由正长岩、斑岩和黑色泥板岩构成，风化得极其厉害，以致许多地方谷底完全被这些碎屑覆盖。此外，地表是松软的土壤。

在肯科尔的阿吾勒（一万一千英尺），当地的阿克萨卡尔（「白胡子」，即头人）阿布都·穆罕默德殷勤款待了我们，把自己那顶大毡房分了一半给我。六月二十九日一整天，我们都被暴雨困在那里。这个阿吾勒（毡帐村）共有居民二十一人，每年在此度过夏天的三个月。每天傍晚把绵羊和山羊赶回阿吾勒挤奶；夜里则关进围起来的大圈，由凶猛的长毛狗看守，防备当地为数众多的狼。夜间只要狗一叫，便有人朝着可能出险的方向奔去，高声呼喝，把狼吓走。

约摸正午，一队穿着节日盛装的男女来到阿吾勒。他们是要去谷下游另一个阿吾勒参加一个男孩的葬礼的。但其中有些人觉得留下同我们作伴更有意思，于是同伴继续赶路，他们留了下来。这样一来，我东家毡房里的人数便又添了十来个男人、八个女人和七个孩子；毡房仍宽敞得很，一点也不显拥挤。他们也是一群活泛人，只消一幅画面便可见一斑。一个男人弹着都塔尔（一种双弦乐器）；另一些三五成群地闲谈。几个戴着硕大白头巾的妇人正吃馕、就着大木碗喝奶。孩子们跑来跑去地玩。女主人俯身在摇篮上给她那个大约一个月大的男婴喂奶。一家之主、老阿布都·穆罕默德是唯一把教门的义务放在心上的人：只有他按时做礼拜。其余人一概不理会，照旧说笑。帐篷正中照例生着火。

肯科尔阿吾勒一带腐殖土很厚，牧草丰茂；村子坐落在溪流右岸。正对面的河那边，几处裸岩露头，是泥板岩与一种坚硬的结晶岩交替成层。当时溪水很小，但清澈、冰凉、宜于饮用。由于新近的几场雨，预计不久便会涨到洪水位。这条谷里的雨季正当五月和六月。除了冬季四个月，从不下雪。

此后几天，地面越发破碎多变，也越发荒野。我们的路线出肯科尔谷，进入恰尔隆谷——恰尔隆是叶尔羌河的支流之一。连接两谷的山口，连同从其两侧反向流下的两条溪水，都叫作喀什卡苏（意为「杂色之水」）。

从肯科尔谷通向此山口的那条小谷极窄，坡度陡峭。因为地形起伏变化很大，我不得不频繁测量，以推算行进速度与已走的路程。我测得：爬这条小谷时，驮马走四分之一英里要七分半钟；而我们每天的行程在十二到二十英里之间。

黑色泥板岩虽在山口两侧明显露头，山口最高的脊背上却见不到一丝裸岩。相反，那里轮廓平缓浑圆，地面覆着腐殖土和茂盛的青草。我到的时候，草正被叶尔羌萨尔特商人的大群马匹啃食。从山口顶上望去，两侧深切的山谷与远处的雪峰尽收眼底，景色极佳。分水岭两边各自带走降水的两条溪流大小相仿。二者的支流都深深啃进山腹，造出许多扇形的冰斗或冲沟。此山口海拔一万三千英尺。

过了山口，路一直向下、正南而行，通往科依约里（意为「羊道」）那个只有六顶毡房的小阿吾勒，再往前便是齐希尔贡贝兹卡伦（哨所）——那是一片石头和土坯的房屋、马厩与毡房，另有一处墓地，墓地上有一座顶着圆顶（贡贝兹）的小祠。居民仅十三人；和肯科尔、恰尔隆的人一样，都是奇普恰克吉尔吉斯人。这座哨所位于三条路的交汇点：一条来自叶尔羌，一条来自肯科尔，一条来自塔合曼。一年之中有大量商队和骑手打此经过；据说每日往来的旅人平均有十人。

七月一日我们又翻过一个山口，铁尔阿尔特（意为「皮革山口」），海拔一万三千二百五十英尺，与喀什卡苏十分相似，只是上下都更陡。脊顶上泥板岩几乎垂直挺立，形成一个个形状奇诡的尖齿、薄片和石板。各峰之间的空隙常被崩落的碎屑堆填满，这些崩塌把墨黑色泥质岩的断裂面袒露了出来。下山一侧要穿过一道极荒野而惊人的峡谷，一条淙淙作响的小山溪从中流过。两壁是赤裸的泥板岩；谷底满是巨大的砾岩块，由碎裂的片岩和白色粗粒正长岩胶结在黄土和沙里，急流从中为自己切出了一道深槽。正长岩巨块之间长着芦苇和青草。另有一条小溪从支谷博鲁姆萨尔下来，使铁尔阿尔特的水势陡然活跃起来。山谷终于展开；但展开之后，又不时被厚达数百英尺的阶状砾岩脊几乎堵死。下午三点左右，西南风送来一层薄雾；雾渐渐变浓，傍晚化作一场绵密的细雨，无孔不入，我们庆幸能在帕斯拉巴特（意为「低处的驿站」）的阿吾勒里避雨。那地方只有三顶毡房，海拔九千四百六十英尺，住着十三个凯塞克吉尔吉斯人。

帕斯拉巴特虽小，却自有其分量：它位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通往塔什库尔干的路上，而塔什库尔干是东帕米尔一带中国最重要的据点。正因如此，这里还有一座小堡。帕斯拉巴特的溪水注入塔格敦巴什河，后者又成为叶尔羌河的支流。

夜里我几次被雨惊醒，雨点噼啪打在帐顶上，有时还漏进来，把我淋得一身水星。次日清早，邻近的山谷又裹在浓雾里。我一起身，就同吉尔吉斯人热烈地争论起来：该走还是该留。他们劝我赶紧走，怕雨再下一天，山洪就会涨到无法通过。可我的卡拉凯什（马主）认为时辰已经太晚；从帕斯拉巴特到下一站之间最大的那道水，我们要天黑以后才能赶到。于是我们决定留下不走。

这倒让我有机会对溪流的流量作一番观测。此时前一两天的降水已开始从山上下来，洪水已涨得相当可观。昨天水还清澈如水晶；今天却灰浊浑黄，在石头间汹涌翻滚。急流的宽度增至五十三英尺，最深处二十一点六英寸，流量每秒二百五十立方英尺。正午水温为华氏五十点九度（摄氏十点五度）。这一天之内水流的种种变化，足以说明这些山溪对降水和气温何等敏感。到下午三点，水位落了零点六英寸。这是因为供给溪流的最高处细流夜间冻住了。可到五点，当天早上的雨水已流到帕斯拉巴特，水位便涨了一点八英寸。七点时，比我第一次测量的高度高出六点三英寸；但因两岸陡峭，宽度只增加了约三英尺半。水流此刻呈褐灰色，喧哗的声响比白天早些时候更沉更重；因为早上还露出水面、阻挡水流并激起水花的那些石块和岩片，如今已完全没入水中。雨水的倾注既已下到我们营地，流量便比早上大了一倍有余，达每秒四百九十五立方英尺。同时水温为华氏四十九点五度（摄氏九点七度）。到八点，水位又涨了零点八英寸，水温降到华氏四十八点九度（摄氏九点四度）；再过一小时，两个数字分别是零点四英寸和华氏四十八点四度（摄氏九点一度）。凡此种种都说明：水量越大，它要达到下游河谷的温度所需的时间便按比例地越长。

次日早上七点，洪水的水位与我第一次观测时大致相同；但夜间水温已降到华氏四十五点五度（摄氏七点五度）。

七月三日那天，我们走得异常吃力。起初山谷宽窄适中，草、灌木和柳树都相当繁茂。砾岩不时顺山坡向上铺展得很高，筑成壁垒似的墙，带着有顶的廊道、凹龛和洞窟，却陡峭得仿佛随时会塌进谷里。但过了亚木布拉克（意为「洞泉」）支谷的尽头，主谷便变得极窄，谷底被崩解的碎屑堵塞。急流也小了许多，因为它失去了两三条主要的支水。

亚木布拉克路旁有一间小屋，野蔷薇新开的白花悦人眼目。过了那里，山谷便叫腾吉塔尔，这名字十分贴切，虽属叠床架屋：塔尔意为「窄」，腾吉意为「窄谷道」。此处粗粒结晶岩重又占了上风；泥质岩层中那种尖锐的峰柱与石针，换成了较为浑圆的穹丘和平顶。如前所述，谷底为碎屑所塞，草木却长得好，最显眼的是山毛榉、野蔷薇和山楂。

最后，山谷收缩成一道楔形的槽，仿佛从山腰上凿出来的一般。路越来越难走。我们绕着崩落的巨砾进进出出，转了一百次、一千次；还不时涉过溪水——水又变得清澈见底。谷的尽头被一处片麻岩的隆起封住，上面零星覆着砾岩层。在一个名副其实叫作伊塞克布拉克（「热泉」）的地方，一眼三股的热泉从一块巨大的砾岩底下涌出。水量虽不算大，却带着水花喷射而出，有一股难闻的硫磺气味。它把落到的石头染成褐色和黄色；不过只往下一小段，便又是茂盛的青草和别的植物。泉上腾起一柱水汽，出露处水温为华氏一百二十七度（摄氏五十二点八度）。奔流下谷的急流从距泉眼八码处经过。泉上游十码处水温为华氏五十四点五度（摄氏十二点五度）；泉下游十码处则高达华氏六十六点二度（摄氏十九度）。

再往上走两分钟，我们又发现一眼热泉，与前一眼很相像，只是小得多，水温为华氏一百二十五度（摄氏五十一点七度）。此泉以上，谷中急流的水温仅华氏五十四度（摄氏十二点二度）。我之所以罗列这些琐细的水温数字，理由在此：冬天，自热泉以下直到亚木布拉克，这条急流从不结冰；而热泉以上则年年结冰。

热泉以上，山谷收得更紧，终于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深壑，宽不过数码，空气像地窖里一样阴冷潮湿，两侧岩壁笔立，溪水几乎填满整个宽度，撞在巨砾上，腾起水沫，跌下一道道小瀑布。峡口附近横着一匹死马的尸骸，警告我们要看紧自己的牲口。这警告确有必要，因为上坡陡得叫人吃苦。不过作为补偿，景色雄奇荒莽。我们喊话时——要让对方听见，得喊得相当响——回声在中空的崖壁间来回撞击。头顶上只剩窄窄一条天。几乎每一分钟，峡谷看上去都像要戛然而止，两壁仿佛就要合拢。可并非如此：那不过是谷道又一个转弯。我们绕过弯角，瞧！又一片壮丽的景象在眼前展开。这道异常入画的峡谷就这样蜿蜒下去，是那条狂暴的小急流在花岗岩和石英岩中掏出来的一条弯曲窄缝。

要让驮重的马匹平安无事地走完这条又长又难的隘道，绝非易事。大半路程我们不得不骑着马溯急流的河床而上；飞溅的水沫又使我们无法看清马蹄。当地居民用大大小小的石块填平了最低的几处水潭，算是搭起了一种桥或堤道。可说到底，这些修路的工夫只是添了许多新的险坑。水把填在大石块之间的较小较软的材料冲刷带走，堤道如今满是张口的窟窿，马匹屡屡滑陷进去，几乎折断腿脚。当真有两三匹从堤道上跌了下去。于是人们冲进水里，把它们扶起来，抢救箱笼货包。一路上我都提心吊胆，唯恐胯下的马让我白白洗个澡。有一处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个极险恶的地方：一堆滚圆的大石，表面磨得光亮滑溜，斜着横在急流的河床上，形成一道石坎。两个人各爬上一块大砾石，抓住驮箱使劲往上拽，才帮马匹爬了过去。

好在路终究渐渐好走了。在一处名叫塔尔宁巴什莫依纳克（意为「峡首之口」）的地方，一道自左侧伸出的山嘴把谷道分成迥然不同的两半。山嘴脚下急流跌落得极深，根本无法前行。于是我们翻上山嘴的脊背，从顶上把上下两头的谷景尽收眼底，气象宏伟。与我们刚走出的那道又深又窄的峡谷恰成对照，前方的谷地展成一片宽阔平坦的河谷，两侧山坡平缓，其上是浑圆的高地，草木繁盛，沿溪有可通行的路。再往上一点，左手的岩层又是砾岩；右手却是正长岩，表面磨得如此光滑，我不由得揣想它是被水流或冰川磨蚀而成的。回头望去，我发觉方才那道山嘴之上，还高耸着一座双峰的山，终年积雪。吉尔吉斯人称它喀拉亚依拉克巴什（意为「黑谷之首」）。塔尔宁巴什莫依纳克以上的那段谷地叫塔尔巴什（意为「窄峡之首」），足见吉尔吉斯人惯于把地貌与性质不同的地段分得何等清楚。

至此我们已快到当晚的宿营地布拉克巴什（意为「众泉之首」）。此地的百户长（头人）是一位老伯克，以极友善的礼数接待了我们，当即吩咐备下一顶舒适的毡房给我们住。就在这里，我观察到塔尔巴什溪一个极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到时水位很低，清澈见底；可下午三点半，我们忽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之声。声音迅速变大。随后，洪水像白色的拍岸浪一般翻着泡沫冲了下来——那是高处融化的冰雪，加上低处新近的雨水。我们穿过那道峡谷真是万幸！否则整个驼队必定会被卷走。而我们不过是刚刚赶在前头脱身！这正是吉尔吉斯人在恰尔隆时所担心的事。

自离开依格孜也尔以来，我们一直在慕士塔格山系向东伸出的宽阔而绵长的支脉上穿行——那是一团杂乱的山脊、山峰和其间的谷地。我们从肯科尔谷翻进恰尔隆谷，又从恰尔隆谷翻进帕斯拉巴特谷，沿途上下了两个相对次要的山口。在腾吉塔尔——帕斯拉巴特谷中那条溪流的源头支流之一——斜切穿过结晶岩山脉的地方，我们走过了一道异常富于奇趣的峡谷；它把自己的河道切得极深，令人想起我从前讲过的那种典型的「外围区」的特征。峡谷以上，谷地展宽；夹峙的山也同时变得倾斜平缓、高度相对降低——这是一个缩小了的典型「过渡区」。我们此刻开始进入典型的高原区，即「中央区」。我已查明：山溪的水量一般在下午四点前后开始增加，直到入夜以后仍在增加；这说明被正午日头融化的雪，要过好几个小时才能下到谷中。溪流在正午及其后两小时前后最低，而在夜间达到最大。不过这些一般性的涨落还受着不规则的波动，那是降雨无常所致。真正干着侵蚀这桩活儿的，正是这些倾盆而下的洪水，它们那浑浊多泥的水色便是又一明证。到了一天的前半段，溪水逐渐把沿途裹挟下来的碎屑沉积下去，于是重又变清。

布拉克巴什有六顶毡房，住着三十个凯塞克吉尔吉斯人。他们常年驻此，受命在各山口守卡伦（放哨），为翻越山口的中国旅人提供食宿与帮助，并递送中国的邮件。因此布拉克巴什和帕斯拉巴特各驻有三名邮差，每三人从英吉沙领二十五恰列克（近六蒲式耳）麦子，又从塔什库尔干领二十恰列克（近五蒲式耳）。自离开英吉沙以来，我们已经过六处卡伦——依格孜也尔、托海巴什、喀什卡苏巴什、齐希尔贡贝兹、帕斯拉巴特和布拉克巴什。上述最后那个阿吾勒里有两个人被看作「拜」，即富人；每人约有绵羊一千只、山羊二百只、牦牛一百头、马三十匹，骆驼也是三十峰。据说这条谷里冬天极冷；当溪流的源头支流冻结期间——通常要冻两三个月——溪水本身便干涸了。一年之中有五个月下雪；但积雪很少超过没膝。真正的雨季自五月中旬开始；夏秋两季也有降水。

七月五日是我们吃重的日子之一：我们翻越慕士塔格山系的主脉。头天夜里天静而星光灿烂。温度计降到冰点以下；直到清晨很晚的时候，溪边和死水潭的边缘还镶着冰。谷地的上端越张越开。围住它的群山——我们两侧那几道主脊的外围支脉——越来越平缓。片麻岩已很少连片露头。小溪一条接一条从谷地两侧的支谷淙淙流下，仿佛从舞台的边幕后闪出。谷中的溪流此处离源头较近，约在正午水量最大，水还不浑浊。经过几条这样的小支谷时，我们看见谷的上端那些主山脉披着耀眼的雪衣。而直接俯临这道河谷、仍存积雪的地方，只有朝北、朝东北和朝西北的坡面。谷底大半是一层丰茂的草毯，上面有几群牦牛在吃草；另一部分则堆满了上方山上落下的碎屑和岩块。

不久我们来到一处椭圆的釜形谷地，即冰斗，四围是一圈部分覆雪的山。正前方耸起一道相当高的山脊；不久，在北面，我们看见了扬吉达坂（意为「新山口」），它通往亚木布拉克，但只在腾吉塔尔一路不能通行时才使用。在那片开阔的碟形谷地当中，卧着两个小湖，各长约五百码。它们靠四周融雪补给，湖水清澈如水晶，是奇切克里河的源头——这是一条小溪，下流入欣德谷，再往下到帕斯拉巴特，最后汇入叶尔羌河。奇切克里这名字也用来称呼那道低矮的鞍部，它是塔尔巴什谷与奇切克里谷之间的分水岭。

从釜形的那段谷地起，道路顺一段相对好走的斜坡升上基奇克阔克莫依纳克（意为「小绿口」）山口，海拔一万五千零六十五英尺。再往前不远是另一个山口卡塔阔克莫依纳克（意为「大绿口」），同样好走，虽然海拔达一万五千五百四十英尺。两口之间，有一片小小的扇形谷地汇拢了若干山间细流，成为奇切克里河的一条支水。两个山口都在低矮浑圆的穹丘顶上，那里除了零星几块片麻岩，看不见裸岩，尽被腐殖土严实地盖住了。

二十三塔合曼平原

方才提到的那两个山口是全程的最高点。另一侧，也就是向西一面，道路陡然下降，沿着一条小溪而行；这条小溪同东坡的腾吉塔尔一样，在坚硬的岩石中凿出了一条又深又窄的通道。我们花了一小时苦力才下到底。较背风的地方还存着片片冰雪，我们有时就从上面骑过去。这条名叫达尔舍特的山谷渐渐展开，最后我们看见了它的尽头——一道岩石的门户，通向一片宽阔的平原。在平原极远的背景上，清晰地立着一堵青白色的山墙，顶部锯齿参差。那就是慕士塔格山脉。但我们还得翻过一道孤立的、不甚高的支脉。到了那一边，塔合曼平原豁然展现在眼前：宽广平坦，绿得沁人，沐浴在明亮的午后阳光里。右手是中国的据点别什库尔干（意为「五堡」），四围一道方形城墙，据说驻着一个「兰扎」，即一百二十人的一队兵。我们一渡过塔合曼河，众伯克与百户长便迎了上来。他们彬彬有礼地致意，说奉道台的信函之命，听我差遣。

塔合曼平原其实是一片高原草地，铺着绿到极处的青草，水源丰沛，四周山顶的雪原汇成道道溪流，合成一条相当大的河喀拉苏（意为「黑水」），亦称塔合曼河（意为「苹果山之水」），经塔什库尔干汇入叶尔羌河。平原上住着为数众多的吉尔吉斯人；这一带的叶依劳（夏营地）向有美名。

七月六日是休息日。正午酷热逼人，帐内温度计读数为华氏八十九点六度（摄氏三十二度），帐外沙土中为华氏一百二十七点四度（摄氏五十三度）。黑球日射温度计竟升到华氏一百六十点四度（摄氏七十一点三度）。这片平原不仅因幅员辽阔而吸收了极大的热量，而且向南敞开、又朝南倾斜。天空澄净如水晶，只有寥寥几缕轻软的絮云在山顶间游荡。空气被向上辐射的热浪蒸得颤动不已。地面上浮着一层游丝般的薄霭。我们的营地海拔一万零六百二十英尺。

塔合曼平原的降水与我们穿越慕士塔格支脉时所经的那些山谷形成鲜明对照。这里雨量很小。下起来时，一阵大约持续两小时。下雨的季节在春天。降雪也少，且勉强分布在三个月里。冬天极冷；但因空气清澈干燥，新雪消失得很快。

强烈的辐射加上充沛的天然灌溉，把草木养得异常繁茂。平原上铺着丰美的青草，底层长得极密，间杂着一丛丛湿润青翠的草墩，溪泉淙淙其间如同奏乐。成群的牦牛和绵羊在各处吃草；东一处西一处，眼里还能瞥见温馨的吉尔吉斯阿吾勒。在更东面的山谷里，我们夜间遇过霜冻。在塔合曼平原，连夜里也是暖的。不只是暖：还静，还安详——连溪流的低语也传不到耳中。只是蚊子极讨厌，闹得我们久久不能入睡。

住在塔合曼平原的吉尔吉斯人冬夏都留在此地。他们共有八十顶毡房，五十顶住凯塞克吉尔吉斯人，三十顶住铁依特吉尔吉斯人。每顶毡房平均四口人。此外，别什库尔干和萨拉拉还有二十户塔吉克人。不过吉尔吉斯人多半贫穷。他们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有绵羊两千只、牦牛二百头；有几家仅有五六只羊，有的一只也没有。塔吉克人则素称富裕。这些人不是游牧的，长年住在土屋里。主业是农耕，主要作物是小麦和大麦。同时他们也养绵羊和别的家畜，一人常拥有多达一千只羊。吉尔吉斯人说，二十来年前阿古柏据有喀什的时候，他们的日子要好过得多。那时他们自由得多，可以把牲畜向西赶到帕米尔的牧场去；如今中国人却严防死守，禁止他们越过俄国边界。我们的东家穆罕默德·玉素甫是塔合曼全体吉尔吉斯人的伯克。

这一带野生动物很多，有野山羊、野兔和别的啮齿类，有狼和狐，有石鸡、野鸭、野雁，以及若干种游禽和涉禽。

七月七日我们继续赶路，朝西和西北方向，奔慕士塔格阿塔山体的山脚而去，右手边是它被称作喀喇昆仑（意为「黑石之地」）的那一部分。我们沿喀拉苏而行，此水兼得冰川溪流与天然泉眼之供给，汇聚塔合曼平原的全部径流之后，注入叶尔羌河。我们经过几道古冰碛的尾端，还见到大量片麻岩漂砾，足证此地从前的冰川作用远比今日盛大。

平原正中一处名叫格迪亚克（意为「琴」）的地方，立着一座颇入画的「图」，也就是石堆，堆上插着一根桦树枝，枝上挂满野羊和「铁克」（野山羊）的头骨与犄角、马尾和牦牛尾、白布条，以及吉尔吉斯人别的祭献之物。大枝四周的石堆里还插着几根较小的桦木杆；周围一带散落着马和羚羊的头骨。石堆正前方有一块相当大的片麻岩，被水或冰掏成了空腔。腔内被烟熏得漆黑；给我的解释是：朝拜者到「图」前诵经时，惯于在里面留下点燃的蜡烛或油灯作为献礼。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一条名叫卡英德麻扎（意为「桦树圣墓」）的小支谷自西面通向平原。这名字得自一位重要圣徒的葬地，就在一小片桦树林中间。它也是吉尔吉斯人主要的葬地之一；相传英雄汗和卓在一次征战途中曾长眠于此。「图」立在大路正中，是提示近旁有葬地；同时也标示着慕士塔格阿塔那座圣徒大麻扎就在其上方高高扬起雪白的头颅。

此刻在右前方远处，我们第一次看见了几条冰川——整个夏天里，我们将同它们打更亲密的交道。

七月八日，我们离第一个目标苏巴什只剩一天路程。此后我们打算翻过好走的乌鲁克拉巴特山口（意为「大驿站」），它把色勒库尔谷地分成南北两半：北半的水流入盖孜，南半的水流入叶尔羌河。那是极好的一天。右手的群峰轮廓清峻，耀眼的雪原与澄澈的淡蓝天空成强烈对比；这片珍珠般的纯净上唯一的瑕疵，是南边远处几缕轻羽似的云。一句话，整个大地笼罩在安息日那种静谧抚慰的太平里，只消安坐鞍上静静观看，便是纯粹的快乐。

一点钟我们到达山口顶上，从那里的一座石堆（海拔一万三千八百七十五英尺）可以总览四周。大冰川自中央的粒雪盆向西辐射而出，冰在断裂的边缘和裂隙中闪着美丽的半透明蓝光。冰川臂之间的空隙填满了巍峨的危崖和石柱，雪线以下一律漆黑如煤。我们离山太近，看不见山顶那座雄伟的穹丘。要看清它，须在离我们当时所在之地以西很远的地方；譬如从木尔加布望去，它那高贵的体量便清晰分明。向北的景色几乎同样出色：色勒库尔谷地在那里略向西北偏斜，于是慕士塔格山脉封住了那一面的视野。南面和西面的主宰是色勒库尔山脉，它向帕米尔弯去；不过有些地段被中间起伏的地面遮住了——那是一片沙丘、砾石碎屑和土岗渐次相接的地带，上面稀稀落落长着几片墩状草。正北的近景是相当平坦的苏巴什平原，其上端有伊里克亚克卡伦（哨所），驻着七名吉尔吉斯人，职责是看守木斯库饶和托克特热克两个山口。后者有两条通道，其中名叫喀拉托克特热克的那一条里有一座孤丘，由细粒花岗岩构成，曾受过极大压力，显出流状构造，其间夹杂着伟晶岩即粗粒花岗岩的脉络。同一处流下、注入托克特热克的那股冰川水极为浑浊，因为携带着大量悬浮的碎屑和冰川泥。它的水量也大于它所汇入的那条溪流。后者并非冰川所生，故而清澈。

在乌鲁克拉巴特北坡脚下，我们遇上一个九顶毡房的阿吾勒，稍后又遇上一个五顶的，都扎在溪畔，都有大群绵羊在附近放牧。在头一个阿吾勒（毡帐村），托格达辛伯克迎接了我，殷勤备至。他把我领到自己的阿吾勒，我从前住过的那顶毡房仍在原处；只是此刻里面挤着将近十来个又脏又臭的中国兵，他们把我看了个够，又喊又笑，还伸手去摸去戳我的几件行李。接着来了统领石大人的文书，要看我的护照。他看过，满意了。于是我请他喝茶。他喝了，人也还算随和。

托格达辛伯克一口咬定驻军有六十六人，我却怀疑不过十来个；至少我从没见过更多，而若果真更多，他们必定都会挤到我的毡房里来，因为他们的好奇心无穷无尽。托格达辛不过是数了数马，便断定人数与之相当。不过在那一带，中国人清点兵员的办法极其古怪。他们不满足于只数兵，还把马、枪、鞋、裤子等等一并算进去；于是得出的总数远远高于应有之数。他们显然是这样设想的：枪至少和人一样值钱；照同样的推理，人若只能徒步便没什么用处，人又不能光着身子走，如此等等。于是连整副行头、枪、裤子，通通算上。凭这套独出心裁的算术，他们自以为能骗过轻信的吉尔吉斯人，也骗过边界那边的俄国人，让他们相信其驻军远比实际强大。哪个吉尔吉斯人胆敢用数自家羊的那套寻常办法去数天朝的兵，那便有他的苦头吃！我到那一带之前不久，塔什库尔干统领米大人曾问一位吉尔吉斯百户长（百人之长），苏巴什有多少兵。那头人答：「三十。」米大人随即写信问同僚石大人此说是否属实。石大人立刻传来那百户长，打了他一顿，问他怎敢清点驻军，甚至怎敢揣度其多寡。

苏巴什的中国兵配有六支英国步枪和同样数目的俄国步枪；除此之外，主要兵器是中国的弓和矛。那几支欧洲步枪状况很糟，无人保养。我亲眼见过两三个兵把枪管朝下插进一条泥溪，当撑竿跳用，撑着过河。他们的马匹真正堪用的不足十二匹；其余不过是些蹩脚的驮马。操练、打靶或别的军务极少举行。托格达辛告诉我，整个驻军连统领在内，成日成日地吸鸦片、赌钱、吃、喝、睡。这些边卡的驻军由喀什、叶尔羌和英吉沙不定期轮换；一年三四次由同样几座城镇派商队送来给养。吉尔吉斯人不向他们纳税；但有义务每月供羊六只，中国人付的价钱约为实值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二十四在吉尔吉斯人中间

我渐渐对吉尔吉斯人生出许多同情。我在他们中间住了四个月，是唯一的欧洲人，可这段时间里，我一次也不曾觉得孤单。他们待我的友情与好客从未动摇。他们心甘情愿地分担我这游牧生涯里的种种艰苦；无论什么天气，总有几个人在我身边，参与我一切的远足、一切的登山、一切往冰川上去和穿越冰川的行程。事实上，我在色勒库尔谷里颇得了些人望。人们从远近各处赶到我的营地来看我，送我羊、野鸭、石鸡、馕、牦牛奶和奶皮子。几乎每一次，我走近一个阿吾勒，都会有一队骑手迎上来，把我护送到伯克的毡房，让我坐在火边的上座，献上达斯特尔汗（茶点）。

不过最让我开心的还是孩子们。他们中许多是那样可爱漂亮的小东西，头上戴顶花帽，身上一丝不挂，除非套着父亲那双硕大的皮靴——我有时竟舍不得离开他们。初见我的眼镜和古怪衣裳这等稀罕景象，他们照例逃开，躲到母亲身后，或钻进毡房里自己惯用的藏身处；可一块方糖便很快换来了他们的信任。吉尔吉斯人这边也很快明白，我把他们当作朋友，在他们中间如在家中。我常年住在他们的毡房里，吃他们吃的东西，骑他们的牦牛，像他们一样从一地漂到另一地——一句话，实实在在成了个地道的吉尔吉斯人。他们常对我说：「西兹因迪吉尔吉斯博尔登兹」（你如今成吉尔吉斯人了）。

三个月前，色勒库尔吉尔吉斯人的头人、他们与布伦口的张大人之间的中介托格达辛伯克，待我的全是好意。这第二次来访，他像迎老相识一样欢迎我，照料无微不至，用吉尔吉斯厨下最精致的吃食款待我。他一口断定：在我去拜访他的邻居慕士塔格阿塔——那位从更崇高的帐幕里统辖着更庞大族类的首领——之前，非得在他的毡房里歇上一两天不可。我很乐意接受他执意的款待，因为我正想为这个夏天雇人、雇牦牛。七月十一日，我这位东家备下了一个大大的惊喜。他一心要让我领略苏巴什及邻近叶依劳（夏营地）的全部光彩，便张罗了一场「巴依格」，即马上竞技；这与皇家军队的检阅相比固然不过沧海一粟，可论其浪漫动人，恐怕任何禁军也演不出来。

上午，这一带的青壮好手陆续骑马赶往伊里克亚克平原上位置较高的几个阿吾勒——竞技就在那里举行。一队一队地往前赶。近午时我也朝同一方向去，由四十二名吉尔吉斯人组成的护卫簇拥着，人人穿着最好的袷袢。那是何等的斑斓！各种想得到的色调的袷袢，格子腰带，短剑与小刀，肩带上挂着叮当作响的随身什物——打火的钢片、锥子、烟袋等等，头上戴的更是名目繁多，多半是紧扣头顶的黑色小圆帽，上面绣着红、黄、蓝的花样。被这华丽的节日人群紧紧围在中间，我穿着素净的灰色旅行装，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像混进上等人中的一个苦行僧。我这身行头上唯一添几分亮色的饰物，是罗盘上的链子——不必太费想象，吉尔吉斯人很容易把它当成纯金的。年长的人里，没有谁比托格达辛伯克和住在慕士塔格阿塔东侧的吉尔吉斯头人托格达·穆罕默德伯克更神气。前者穿一件橙黄的礼服袷袢，镶着金线织锦，那是我头一天从喀什给他带来的礼物。后者的装束看来多半是机缘凑成：颜色实在扎眼——一件长长的藏青袷袢，束一条宽宽的浅蓝腰带，一顶紫色布帽，帽上缠着金带。此人身材高大，是极典型的吉尔吉斯相貌：细长的斜眼，高耸的颧骨，稀疏的黑须和粗硬的髭，胯下骑一匹外来品种的高大黑马。再添上他腰侧黑鞘里晃荡的弯刀，一幅活脱脱的亚洲堂吉诃德便成了。

我们走近上游几个村子，村里村外的马队越聚越密。我被引到平原中央的上座，霍阿特伯克已在那里等我。这是一位气派的老首领，一百一十一岁，身边围着他的五个儿子——也都是白发老人了——和二十来名骑手。这位耄耋族长的背虽在岁月的重压下微微佝偻，坐在鞍上却与在场任何人一样稳当，一样傲然。他穿一件紫色的皮里袷袢，脚蹬棕色皮靴，头缠棕色包头。他的面相很惹眼：一个大大的罗马式鼻子，短短的白须垂在颌下，灰色的眼睛深陷，仿佛活在往昔的记忆里多过活在眼前的见闻里。他的族人对他敬重到极点；有几位伯克赶忙翻身下马向他致敬，而他一概受之，泰然如神。这老人从前是色勒库尔吉尔吉斯人的琼伯克（大头人），这一尊位在他家中父子相传已历七代，其间有时是独立的首领，有时则在异族治下。

老人不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时，是很健谈的，显然乐于讲述他所记得的往事和自家的境况。

他有七子五女，孙辈四十三人，曾孙辈十六人。几乎所有人都合住在一处，是一个大阿吾勒（毡帐村），夏天扎在喀拉库勒湖畔，冬天扎在巴西克库勒附近。他的长子奥舒尔伯克是位格外诙谐的老人，后来渐渐同我亲近起来。他告诉我，他父亲霍阿特伯克在漫长的一生中娶过四位吉尔吉斯妻子，其中两位尚在人世，都是九十岁的老妇；此外还有一百个萨尔特妻子，是他先后在喀什买来的，厌倦了便一个个打发掉。

霍阿特伯克极中意我的眼镜，开口要我送给他；可我离不了它，便对他说：既然他一百一十一年都没有这东西也过来了，我想他不妨再将就一阵子。事后我送了他布匹、帽子和手帕。到这年秋天，这位老首领还要同一个儿子去英吉沙，要翻一个只比勃朗峰低约三百五十英尺的山口。他是去看看自己在那边的一些田产，也顺便在漫长的冬眠开始之前乐一乐。

一只公山羊——名副其实的替罪羊——被拖到我们跟前。一个吉尔吉斯人一刀削下羊头，任血流到自行止住。这躯体可说是随后那场模拟战的彩头，竞逐者的目标便是把它抢到手。

一个人走上前来，把羊横搭在马背上，驰走了。我们等了几分钟。随后便看见一队骑手以疯狂的速度奔来。八十只马蹄敲在硬地上——那地上的草已被羊啃到了根。喧声震耳。粗野尖厉的呼喊混着马镫的叮当。他们裹在一团尘雾里冲来。领头的骑手把那只死羊径直掷在我坐骑的前蹄旁。他们像一伙匈奴人、一群强盗，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横越平原。但转眼一个利落的回旋，又回到我们所在之处。被这样掷下死羊的人，照例要以某种实在的方式表明自己领了这份抬举：或者奉上达斯特尔汗——吉尔吉斯人通常如此——或者送上一把银腾格（每枚约合二便士半），我这一回便是这么办的。

我们刚来得及后退，那伙野性的骑手又冲到了眼前。他们扑向那具尚冒热气的羊尸，为它厮夺起来，仿佛争的是一袋黄金。我所能看见的，只是一团人马难辨的混乱，笼在尘雾之中。有的马跌倒了；有的人立；有的惊蹿。骑手死死抓住鞍子，整个身子朝地面倾过去，掠过羊尸时便是一把抓。有人摔下马，几乎被踩在脚下。有人整个吊在马腹下面。人人都去抢那只羊，拉扯拖拽，乱作一团。落在后头奔驰的人、新到的人，也都一头扎进混战，像是要从这团扭作一处的骑手身上碾过去。人在喊。马在嘶。尘土滚滚扬起。竞逐者可以使些手段，比如拽别人的缰绳、用鞭柄抽人家马的鼻子逼它后退，甚至把对方从鞍上拖下来。

两位骑着尖角牦牛的好汉更把这场混乱搅得不可开交。这些颈项强壮的牲口挤进混战，不住地用角去撩马。马便尥蹶子、乱跳。牦牛挨了踢，越发执拗地往里顶，这场面竟越看越像一场斗牛。终于有一人牢牢抓住了羊皮。他一把把羊身提起，紧紧夹在膝与鞍之间，冲出人堆，风也似的驰去，在平原上兜了一个大圈。其余的人在他身后死命追赶。他们消失在远处。过了两三分钟。又是几十只马蹄捶地的沉闷轰响。他们直冲我们而来，什么阻碍也不顾。再过一瞬，他们就要从我们身上踏过去了。我们躲不开。可就在离我们两三码时，他们猛地一个急转，仍是那样一泻千里的速度。那只羊——此刻已被揉搓成一团看不出形状的血肉——又一次被掷在我们脚下，于是厮夺重新开始。如此一回又一回。

我对霍阿特伯克说，我们这些老人家能安稳地待在人堆外头真是好事。老首领笑了，说他觉得自己像我这年纪，怕总有近一百年了吧。我便让他自己去揣度：论实情，他差不多是我年纪的四倍。

其间托格达辛伯克被这场模拟之战撩拨得兴起，一头扎进人堆最稠处，居然真把羊抢到了手，还让马向旁一跃。可他脸上和鼻子上被抽出几道血红的「中国字」，便立刻温顺得像只羔羊，把马拉到我们身边，安安分分地坐着做看客了。

比赛进行时，多数参与者脱去袷袢，有些人索性袒露上身的右半边。除极少数外，人人都带着这样那样的伤口或擦痕收场。有几个人满脸是血，骑到最近的小溪边去洗。瘸腿的马也不稀罕。帽子和鞭子散落一地，赛事完了，我看见它们的主人在这片战场上四处游走寻找。说实话，竟没有出什么大乱子，这叫我吃惊。所以如此，是因为吉尔吉斯人自幼在马背上长大，早已习成——骑术上的一切都娴熟于心。这项刺激而危险的竞技结束后，在场的头面人物被请到最近一位伯克的帐中吃达斯特尔汗。在那里，本地的乐人为我们奏了一场「室内音乐会」。

我不得不辞退了我的通事、塔兰奇人达乌德。此人原来任性使气，译汉语也不甚准确。一到苏巴什，他又添了一项本事：跟中国人赌钱，一天输掉四十腾格。因此，我把在喀什雇的卡拉凯什（马主）连人带马打发回去时，达乌德也奉命随他同行。这样一来，从喀什同我一道出发的人里，只剩下忠实的伊斯拉木·拜一个。我又另雇了两名可靠的吉尔吉斯人，即叶希木·拜和毛拉·伊斯拉木，二人在这个夏天的行程中都出力甚多。除他们之外，我还短期雇过另一些人，也雇过马匹。

二十五小喀拉库勒湖

我选定小喀拉库勒湖作为这个夏天制图与远足的合适起点，于是七月十二日动身前往，去接收一顶依约搭在湖南岸的毡房。

途中，在几个小阿吾勒附近，我们又赶上一场叼羊，若说还能更乱，那便是比上一场更乱。一名骑手鞍上驮着一只活羊飞驰而过，一刀砍下羊头，任滴血的羊身垂在马肋上，围着几个阿吾勒疯跑起来。其余的人紧追不舍。可这人的马是上上之选，直到跑完第三圈他才被追上，羊被夺去，掷在我脚边，扬起一片尘土。有一两个人摔得难看，一位百户长脸在地上蹭破了，却仍旧带着血痕继续，仿佛什么也没发生。吃过达斯特尔汗（茶点），我们骑向湖边，那喧腾的马队仍在追逐嬉战，一路跟着；不久他们散去，只剩我们在孤零零的帐篷里安顿下来，我们并不觉得可惜。

帐篷紧挨着湖岸搭起，前面铺展着这小湖的蓝色水面，消失在雾里。托格达辛伯克和另几位朋友随我们同来，被请去喝茶。他们一直待到天色转暗；一位乐人弹奏着一种叫库木兹的弦乐器，更添了几分节庆气氛。叼羊的优胜者来看我，送我一罐库米斯（发酵的马奶）；酸而冰凉，味道极好。我们这营地唯一的坏处，是湖畔平地上无数的蚊子——那片平地被冰川溪流的水洼和汊流纵横切割。

七月十三日是我们在湖边工作的头一天。我们发现南岸满是死水，久住恐怕不利健康，便决定移到东岸一处合适的地方；于是次日伙计们收拾起行装家什，我们搬了过去。我自己带上两个吉尔吉斯人，用平板仪和照准仪测绘湖的轮廓，一直测到新营地为止。途中我顺道去看了老霍阿特伯克，他带着六顶毡房在那里扎营。

在湖的东南角，一道狭窄的岩缝里，我们看见萨里克土木舒克麻扎（意为「黄岬上的圣墓」），上面饰着牦牛尾和布条。一眼清泉从陡峭的片岩底部涌出，水温华氏四十七点一度（摄氏八点四度）。

此后我们径直沿岸而行，层状片岩断裂的端头直插湖中，往往逼得我们涉水骑行。

左侧是湖，湖面由悦目的浅绿变到深藏青，这里那里被溪流带来的浑黄泥带染污。西岸耸着色勒库尔山脉巨大的岩壁，突出的岬角在浑浊的空气中隐约可辨。

我到新营地时，一切都已就绪；毡房搭在紧靠湖岸处，坐落在湖与山之间一小片丰美的草地上，我们的马正心满意足地吃草。

约勒达什（意为「旅伴」）是一条可怜的吉尔吉斯狗，同已故的约勒奇一样，是自愿加入我们这支队伍的，我的伙计们很看重它。它早已安之若素，正守着帐篷。我们初识它时，它跟着几个中国骑手走，显然已被饿到半死。可这狗一见我们，便想，无论我们是什么人，总该比中国人强些，于是掉头随我们走了。我嫌它饿得太惨太可怜，本想把它赶走。但伙计们苦苦为这位新队员求情，我便让了步；它此后忠心耿耿地跟了我们很久。如今它的日子好过了，想吃多少吃多少，还独享我们的剩饭。它很快长了膘，成了一条格外出色也格外好看的狗。它是最好的看家犬，也是最好的伙伴；后来我们第二次到俄属帕米尔时，它因活泼讨喜，在军官中很得宠。渐渐地，它成了我离不开的伴儿；约一年之后，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渴死，那一别实在苦涩。

我们买了一只羊，此时便宰了，众人饱餐一顿。伊斯拉木烤了「希什里克」（烤肉）；吉尔吉斯人供给牦牛奶；米和茶是我们自己的，这一餐再好不过了。

那天傍晚落日绝美，在云和西边的群山上洒下一种奇异的光，把它们照成深浅不一的灰与黄。风原本自北来，入夜转向东；波浪带着睡意般悦耳的低语拍打石岸，浪尖上跃动着白色的马鬃。月亮不久便升到这幅美景之上；气温宜人（华氏六十二点六度，即摄氏十七度），我们得以尽情享受这处名叫亚尼克的新营地。

下面是我日记中的一段段札记，一如我当时所记。

「七月十四日。做完当日第一次气象观测后，我们在附近作了一次小小的植物采集，从岸边两三处潟湖里采到一些藻类。

「一点钟前后，一阵猛烈的飑掠过这一带，夹着凌厉的阵风和雨，不过为时不久。白头浪被掀得相当高，喧闹地拍打岸滩。天色沉黑，雨云一团追着一团向南奔去。上午群山一直笼在惯常的尘霾里，雨却洗净了空气，此刻我们能看见慕士塔格阿塔的白色雪原透过破碎的云层放出炫目的光。湖面经历着最奇妙的颜色变换；靠西岸和南岸处绿得那样鲜亮，连最大胆的印象派画家也不敢照实画出来。再往外，湖面被紫罗兰色的条纹划开；而近东岸的水则是深蓝。那些山中的巨人灰暗而阴沉地矗立着，守护着这座偎在它们高峻脊背之间的小小高山湖。南岸有一片平坦的好牧场；而在我们这一侧，除了我们扎营的那一小块草地，群山直插湖中。

「直到下午，天气才容我们在附近作一次简短的地形测绘；即便如此，我们仍被几场急雨追上，还听见雷声在慕士塔格阿塔的裂谷间轰鸣。我们走过一片典型的冰碛地貌，广阔的地面上散布着砾土的丘堆和大小不一的漂砾；后者几乎全是各种片麻岩和片岩，主要是结晶云母片岩。

「这些砾石与粗砂的堆积有时连成长脊，有时孤立成锥。它们不时围成直径五十到二百码的圈谷，四周有垣，垣或完全闭合，或只留一个缺口。这些圈谷有的中央是一个锥丘，有的是一个凹坑。

「有几块漂砾磨得极光滑，或带着擦痕；一切都表明我们正处在冰川曾经退去的地带。其中一块尤其引起我的注意，因位置显要而被选作地形测量的固定点。它的表面长两码、宽一码，平滑光亮，上面粗略却极有特征地刻着六只「铁克」（野山羊）。褐色的片麻岩被尖石或许是铁器刮去，图形以暗灰的浮凸显现出来。吉尔吉斯人说不出这图的来历，只觉得它很古老。

「我们发现这道巨大冰碛的北端陡然直落到一条河上，此河几乎全靠冰川与雪原的融水补给。这条河叫伊克贝勒河（意为「两山口来的河」），流经色勒库尔谷地，随后切穿慕士塔格山脉，改称盖孜河（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提过），抵达喀什附近的平原。

「从冰碛顶上望去，这条河上游的景象极其壮丽，它奔涌而下，仿佛是从高耸的雪山之间一道岩石门户里流出来的。它蜿蜒穿谷而行，时而狭窄翻沫，时而平缓宽阔，两岸生草，草岸上有两三个吉尔吉斯阿吾勒。

「我们从冰碛脊的另一段返回营地时，发现吉尔吉斯人又弄来一顶大毡房；我的伙计们连同炊具就在里面安顿下来。

「营地东南方紧邻处有一座显要的黑色片岩山，名叫喀拉克尔（意为「黑峰」）；看来它是俯瞰四邻的绝佳制高点，我便想尽早登上去，这事我们在七月十五日做了。

「登顶时在我眼前展开的全景超出了我最乐观的期待。那道长长的冰碛脊，连同它锥丘与砾堆的迷宫，从这高处望去竟微不足道了；而伊克贝勒河那条绿岸镶边的带子在灰色的景物中蜿蜒，成了画面里格外醒目的一笔。但慕士塔格阿塔那崇高的雄伟——它的白色峰脊在云隙间显现——把别的一切完全压得渺小。形状奇诡、墨黑如烟的岩石从雪原中破出，有的高达两万英尺；在它们之上，又高耸着那一座纤尘不染的穹顶。此山东面陡峭而破碎，我一看它的形状便立刻明白，那必定完全无法攀登。北坡是岩石、雪原与冰川的杂乱交织。相反，西坡格外匀整浑圆，近顶处坡度仅二十二度；而东侧的倾角则在三十到四十八度之间。

「特格尔曼塔什河（意为「磨石溪」）注入伊克贝勒河，河口分成五条汊流，流过一片倒石堆坡地，也就是一种倾斜的三角洲，那多半是它自己的冰川碎屑与泥沙堆成的。

「西南方，我们看见苏巴什那片宽阔平坦的谷地，谷中的河同样形成三角洲，沼泽与不可胜数的微型湖泊像席上串起的珠子一般。

「西面也是一派宏伟景象。小喀拉库勒明亮的湖面就在我们脚下，卧在厚重的山脉之间，与那些压倒一切的山体相比显得十分小巧。它那浅绿的水面与自身深绿的草岸、与被冰碛堆积处处割裂的灰色山壁，形成强烈的对照。草地有时略略侵入湖面；但除南岸外，各处都不宽。轻软的絮云映在水里，云影从水上滑过。自南面注入的苏巴什河那股浑黄的水，像一条脏带子穿湖而过。就在我们正前方、靠近西岸处，有一座小岛，是喀拉库勒湖中唯一的岛——如果不算几小片从南岸草地上脱离出来的绿洲的话。湖的那一边，色勒库尔山脉向北、向西渐渐隐没。

「小喀拉库勒的北岸是一道冰碛墙，即前述那道的延续；那便是此岸轮廓何以如此参差不齐的缘由。冰碛被一条出湖的溪流切开，这溪流因两岸青草而格外显眼；再往下，它汇入伊克贝勒河。西北方、喀拉库勒之外，我们能看见巴西克库勒的两个水盆。

「近午时我们又遇上一场雨雹，仍继续前行，直到实在坏的天气把我们赶回家。此刻我觉得已大致摸清了方位；心里有了明确的日程，也知道该用什么法子、按什么方案去攻这座山。

「每天入夜以后，我都在帐中「接见」宾客。吉尔吉斯人从远近赶来，总带着受欢迎的礼物：羊、石鸡、新烤的馕、鲜牦牛奶和奶皮子；作为回报，他们得到钱、布料、帽子、小刀等等，这些都是我特意从塔什干带来的。不多时我们便有了一整圈朋友，在此地住得十分自在。此后我们出门远足，路过阿吾勒从不曾不进哪一顶毡房坐坐，而且几乎总能碰上一两位旧识。不过我们最要紧的朋友和庇护人还是托格达辛伯克，他常来看我们，凡我们所需一概替我们张罗，譬如牦牛、马匹、帐篷之类。

「七月十六日整日浓雾。早晨湖上景象奇特，雾把对岸完全遮住，我们仿佛站在无边大海的岸边。

「我吩咐两个吉尔吉斯人脱衣下到浅水里，去采岸边生长的一些藻类。约勒达什也被抱下水，结结实实地洗了一个它早就该洗的澡。水并不太冷，还可以下水洗浴。一点钟时水温华氏六十三点七度（摄氏十七点六度），但夜里降得相当多。同日早上七点是华氏五十三点二度（摄氏十一点八度）。晴天时浅处的水很快便暖起来，自然只是上面几层。比如七月十六日正午，虽然空气并不清澈，辐射温度仍升到华氏一百三十八点二度（摄氏五十九度）；而水下四英寸处水温只有华氏八十二点四度（摄氏二十八度），可见哪怕这样薄薄一层水，对太阳的直接热力也何等不透。

「我们去喀拉库勒出水与伊克贝勒河的汇合处走了一趟。在湖的北端我们发现一个大的半圆形湾。水浅，近岸生草，虽然冰碛已逼到离它五十至一百码之内。近河口处草地更宽更茂；可蚊子成团成云地在上面飞舞，实在无益于我们的舒适。

「喀拉库勒出湖的水经由一个喇叭形的湾口流出，湾中散布着露出水面的漂砾；不久便展开成一个小水盆，名叫苏喀拉盖湖（意为「水松湖」）。其北另有一小片水面，与河不相通，名叫安格尔湖（意为「野鸭湖」）。两个水盆都以草地和沼泽为缘，夹在河水切穿的冰碛之间。

「再往前一点，坡度陡然变急，河水在遍布河床的乱石碎屑上跌成一道道急滩，两岸有些地方仍镶着窄窄的草带。它一路翻沫奔流，河道切割得越来越深，终于注入伊克贝勒河。近河口处流速忽然减缓，仿佛遇上了一道严重的阻碍。它的水时而清澈如水晶，时而翻着白沫，时而深蓝，最后与那条因冰川泥而浑浊灰暗、力量二十倍于它的主流相混。伊克贝勒河的河床极深，此河在高一百五十至三百五十英尺的砾岩中奋力凿出了自己的通道。要渡过它绝无可能。我记下其宽度为二十七码，流速每秒八点五英尺。

「震耳的轰鸣在两壁之间回荡；水每撞上一块挡道的石头便腾起一码高，水沫成云；然而这泡沫几乎分辨不出，因为它和洪流本身一样灰。

「在喀拉库勒来水汇入处下游数码，那股被挤向左岸的清蓝之水便彻底消失了。它的作用只在极短的一段内可见，泡沫则立刻不见。这庞大的水体奔涌而去，来势与冲力之大，使我们能感到脚下的地面在颤动。

「喀拉库勒河的水温为华氏六十一点九度（摄氏十六点六度）；伊克贝勒河为华氏五十七点九度（摄氏十四点四度）。可见直接来自冰川的水，比在湖中经日光滞留过的水低四五度，尽管湖本身也接纳同样冰冷的冰川溪流。把冰川泥沉积在喀拉库勒湖中之后，这水便变得澄澈无比。

「两条水道之间，那片巨大的冰碛地伸出一条舌形地带，密布着一列列丘岗，有时排成行，有时围成圈、成新月、成半圆剧场。它们属于终碛，至今仍在，显示着如今已消失的伊克贝勒冰川的冰舌当年曾伸到多远。

「归途中霍阿特伯克之子奥舒尔伯克来访，给我带来两只在巴西克库勒捉到的活野雁，还有馕、奶和黄油。

「七月十七日。今晨刮南风，我们这边岸上的水不甚清澈，因波浪把河口的泥沙带了过来。湾边的滩岸清楚地显出南风作用下波浪所留的痕迹：水沿着湾岸推起一道平整的沙墙，还留下一带干涸的水藻。我们动身出去远足，却被一阵极猛的北北西大风追上，只得折返。这一带以风著称。南北来的风最烈，因为它们可以毫无阻碍地贯穿这条南北向的谷地。依地形之故，东风较为不定而多阵；至于西面即帕米尔方向，则难得刮风。

「诚然，风常常考验我们的耐性；它使许多计划打了折扣或干脆落空，整个夏天我们都很受制于天气的反复。天气不好的日子，只能坐在毡房里写东西，或整理我的草图。听着浪在滩上那单调的歌声，总是令人神清气爽。今天湖上也很不平静；长长的白头浪斜着掠过湖面，把沙和水藻抛上岸，以致离岸十码开外的水都是浑的，再往外才重现那清新的绿蓝。浓雾渐渐弥漫，把喀拉库勒裹住，除了我们这个湾两侧的两处岬角，别的什么也看不见，而那两处看上去比实际远得多。当白浪一道接一道从雾中滚来时，我竟有站在大洋之滨的感觉。

「营地附近的滩上有两个小潟湖，一前一后。外面的那个与湖相通，每逢浪破，便有一道又深又窄的水道给它送水。内潟湖与外潟湖之间隔着一条六七码宽的陆带，陆带被一条窄而深的水道切开，因此那里的水也被风搅动。外潟湖与湖之间隔着一道一码高的生草土墙，在浪的不断捶打下眼看就要溃决。显然，如今我们扎营的这片地，从前曾被湖水淹没。潟湖底上是细沙和藻类，在它避风的水里有蝌蚪和水蜘蛛。

「下午下了大雨，六点钟前后忽然放晴。我们突然听见一阵呼啸，像是有一场大风自西北来。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在此刻平静闪亮的湖面上，对岸出现了一道深蓝的带子。它迅速逼近我们这一侧。风咆哮着抽打水面，转瞬间一场冰雹劈头盖脸而下。它只持续了片刻；但地上已被直径四分之一到半英寸的冰雹铺白。随后一场急雨落下，冰雹很快便化了。

二十六小喀拉库勒湖（续）

在小喀拉库勒湖畔不必久住，便能看清它的地质成因。我很快便明白，它是一个冰碛湖，由伊克贝勒冰川的冰碛把谷地壅塞而成，那道冰碛的残余如今已被出湖的河流穿透。这个盆地，也就是被冰碛壅住的那一段谷地，盛满了冰川水和泉水，这些水带下大量泥沙，泥沙连同风积沙一起，正渐渐把湖区那张水网淤塞。总有一天它们会被彻底抹平，喀拉库勒河将在一条连贯的侵蚀河床里穿谷而流。当年河水还在冰碛顶上流淌、尚未能把冰碛切穿时，此湖无疑要大得多。至今仍堵塞河床、横陈于宽阔河口的众多漂砾——从前中碛的碎块——便是明证；方才描述的那些潟湖同样如此。整条谷地曾被如今已消亡的冰川截断，这一点有无可错认的凭据：四面八方散布着无数砾丘、砾脊和漂砾。

「这些物质由细粒云母片岩、结晶片岩、细致美观的灰色片麻岩、含长石晶体的粗粒片麻岩及其红色变种等等构成，与我在慕士塔格阿塔高处所见的相同。散布在大片地面上的片麻岩漂砾只能来自那里，而能把它们从坚实的山体搬运这么远的力量，只能是冰。它们确实带着无可错认的迹象：被磨成圆形或掏成碗状，布满擦痕，或被磨蚀得光滑。

「七月十八日。我在喀拉库勒东岸的工作已经完毕，决定移往另一处营地。于是我吩咐伙计们在伊斯拉木·拜的照料下拔营，把帐篷和行李搬到巴西克库勒湖畔一处合适的地点。我自己则带着一名吉尔吉斯人去作地形测绘，打算傍晚再赶到新营地。

「我们在比先前更上游处越过冰碛地，随后下到肯谢瓦尔的阿吾勒，这是伊克贝勒河左岸的一个四顶毡房的小村。帐篷四周是极好的牧场，我们有几位朋友住在那里，热诚地接待了我们。照规矩，阿吾勒中最年长的人双手抚额上前迎客，随后领我去他那顶匆匆收拾过的毡房。正对门口的上座上铺了一块毯子，放了一两个垫子，我便被请到火边坐下。阿吾勒里别的居民一个接一个进来，围火而坐，火上煮着一只盛茶的铁锅。茶和奶用木碗或中国瓷碗盛上，谈话很快便热络起来。有时男人们的妻子——头上是高高的白色包头式头饰——和几位年轻姑娘也在场；但她们不参与谈话，只是煞有介事地照管火，用「特塞克」（晒干的牦牛粪）添火，并大体料理家务。这类拜访总是愉快的，而且还有一大好处：我能从中采集到关于道路与小径、气候、吉尔吉斯人的迁徙、他们的生活方式等等的宝贵消息。

「主人们告诉我们，他们只在夏天住肯谢瓦尔；冬天这里风雪太盛，他们便迁到舒维什特的克什拉克（冬村）去，那些冬村在更上游，较能避风避雨。

「从这个小小的毡帐村望去，伊克贝勒河的模样与在喀拉库勒出水口所见大不相同：这里宽二百英尺，流速每秒约三英尺。在唯一可能徒涉之处，我们让一个吉尔吉斯人骑马过去，测得最大水深三英尺半，河床还算平整，起伏不大。流量为每秒二千四百四十立方英尺，对一条主要靠冰川补给的河而言颇为可观。据说水位约在下午四点最低；但傍晚会上涨，因为冰川来的溪水要到那时才汇入干流，交出它们的贡赋。河中有几座低矮的小洲，多少长着草，其中一座把河分成两汊。冬天河床干涸，至多有几道冻住的细流；但到八月初，水势落得很多，好几处都可以安然骑马涉过。阿吾勒下游不远，冰碛伸出的一道岬角逼得河水向右急转。其结果是形成一个湖似的小盆，水在其中打旋；此后它便在一道又深又宽的河槽里继续前行，轰鸣着冲破冰碛之墙，声音在颇远处也能听见。

「肯谢瓦尔对岸另有一个七顶毡房的阿吾勒。那里的人白天在左岸放羊，傍晚便得把牲口统统赶过河去，看他们如何费事，实在有趣。一群人骑着马，每人鞍上横搭两只羊，排成长长一串涉水而过；可羊多，全群安然登上对岸，得费不少工夫。

「但我们得盘算着在暮色降临、测图不能继续之前赶回去。于是我们取道冰碛，路上又见到许多漂亮的圈谷，中间长着草木。这样的地方草长得相对好，因为有冰碛环状的地形庇护，也因为它能留住落下的雨水。我们经安格尔湖抵达下巴西克库勒湖畔的新营地。前一个湖中央有一座小岛，岛上立着一座冰碛石堆。我们的两顶毡房扎在一块草地上，四周是一片有待勘察的新地界。

「我们在巴西克库勒的头一天全无成绩。风刮个不停；从早到晚大雨滂沱，沉重的雨点不住地敲打帐篷的毡面。露天的活计自然做不成；所幸我积压的案头工作很多，这番不由自主的困守倒还算受欢迎。托格达辛伯克来访，我以茶和中国烧酒款待——后者是专为这类场合备下的——又用八音盒奏曲助兴，这总能引起吉尔吉斯人极度的惊异和最活跃的兴趣。不过最令我们这些山中朋友折服的，还是胡斯瓦纳步枪。他们觉得那机件太过精巧，断言人手绝造不出来，必是真主亲手所造。

「托格达辛伯克告诉我，色勒库尔谷中的中国驻军正不无不安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每天都由吉尔吉斯眼线报知我在做什么、要去哪里。他们琢磨：我究竟是「奥鲁斯」（俄国人）还是「费伦吉」（欧洲人），打算待多久，测绘地图的真正动机何在，为什么要从岩石上凿下石块。他们奉命看守通往俄属帕米尔的边界，如今来了个陌生人——他们认定是俄国人——正畅通无阻地摸清此地的形势。不过多亏道台给我的护照，他们始终没有来找麻烦。

「沉重的蓝黑色雨云沿着色勒库尔山脉伸向开阔地的众多侧谷奔涌而下，两座巴西克库勒湖便在那片开阔地上。一切都裹在浓密的苏格兰式湿雾里，本该壮丽的景色因此变得阴沉。不时有一角冰川或一段山坡在雾中显露，雾贴着地面，向南飘去。吉尔吉斯人向我保证，像今天这样连绵不断的雨是罕见的。我们扎营的那片草地变成了泥沼，只得在毡房四周挖出深沟，并引出岔沟通向湖边，才不至于受潮。傍晚放晴，空气变得绝对宁静。两湖如同暗色的镜子，山峦一切奇诡的凸角都清晰地映在其中。

「接下来的几天，我勘察了新营地周围一带，并测绘了小喀拉库勒的西岸。我们先是沿着岸线走，遇到岩壁直插湖中处，便涉水骑行，走在岩脚风化的台地上。随后我们从湖边向邻近的山中作短途远足，途中常有极难走的路段。有一处对于研究这片奇异而秀美的高山地带尤为有利。用望远镜可以看见慕士塔格山脉的二十一条冰川，一一被清晰照亮，细节分毫毕现。山脉的坡面披着炫目的白雪，只有最高处突出的石峰除外。不过有些地方——尤其低处——雪被染成污黄，那是风送来的尘土所致。峰顶上雪连成一片，紧贴着下方山体的起伏；但在好几处它的下缘破裂了，雪从峭壁上滑落下去。除此之外，雪总趋于向冰川的粒雪盆汇聚，再由冰流逐渐散布出去。这些冰流有时狭窄密实，有时如蜂房状，有时又薄又铺展，但表面总覆着砾石和漂砾，它们搁在横裂隙之间的冰带上，使冰川显出条纹。有几条冰流被冰碛盖得太严，以致很难与周围分辨开来。

「到两个小湖之间那道地峡走了一趟，才知它们被一道朽坏而屡屡断开的冰碛墙隔开，墙边我们见到体积多达一千立方米即三万五千三百立方英尺的片麻岩漂砾，表面磨得极为光洁。这显然是从前伊克贝勒冰川诸终碛中最古老的一道。

「有一回我们从这类远足归来，携带测绘仪器的叶希木·拜弄丢了一具铜照准仪，我便让他明白：若找不回那件仪器，他就要失宠了。他当即动身沿原路重走，看能否找到。他最终遇上一位熟人，那人告诉他：有人捡到一件稀奇的金属物件，已送到布伦口的中国统领张大人手里，张大人以为扣下它就能给我使个绊子。我立刻派人去告诉张大人：他若不把仪器还我，这事就得同道台去了断。照准仪马上就还回来了。

「我用一整天勘察下巴西克库勒与伊克贝勒河之间的地带。一条小溪从湖中流出，穿过相当丰美、散落着冰碛碎块的草地，在喀拉库勒河以北不远处汇入干流。近几日因气温下降，伊克贝勒河的水量减少了很多；但在这里它同样在垂直或倾斜的砾岩壁之间奔驰，壁上半嵌着一块块浑圆的片麻岩，看上去随时都会翻落河中。

「七月二十四日，我勘察了巴西克库勒的上湖盆。南岸中段有一处由山嘴形成的岬角几乎直落湖中，除了步行者谁也绕不过去。我们骑着马，只得取道山脊上的一个山口。

「这个小口名叫巴西克库勒登基亚西达坂（意为「巴西克库勒的山径之口」），高出湖面不过二百英尺，但上下都陡，顶上视野极好。脚下卧着那个小湖，三面拍着岬角；我们还看见它的小岛和浅滩，看见水下的冰碛隆起和仍半浸水中的漂砾，以及自西面各谷流入此湖的溪流在河口形成的小小三角洲。两湖之间的地峡上是那道正在崩解的冰碛墙，中段高出水面不过八到十英尺。恰在那处低洼有一片沼泽；然而两湖之间一切看得见的联系都完全不存在。吉尔吉斯人告诉我，即便在春夏西面诸谷来水有时颇多的时候，水位的升高也从不显著，上盆的水从不漫入下盆。匆匆一看，也许会以为此湖没有出口，因此该是咸的。可湖水却十分清淡澄澈。看一眼地图，便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下湖确实不接纳任何看得见的来水，却有一条细流从中流出。可见此湖必有看不见的补给，而这补给自然来自上盆：上盆多余的水从地峡的冰碛底下渗到下湖，再由下湖流入伊克贝勒河。巴西克库勒海拔一万二千二百二十一英尺，小喀拉库勒海拔一万二千二百零一英尺。

「色勒库尔主脉分出若干支脉，它们的「亚依拉克」即侧谷都朝湖开口。其中最重要的是喀拉（意为「黑」）、耶朗（意为「裸」）和哈马勒迪（意为「多阵风」）三谷。最后一条有自己的溪流，注入一个湾；前两条的溪流则与另几道小水汇合成一条，快到湖边时又分成两汊，中间夹着一片三角洲。这几条溪流带下的泥沙，沉积成一条条狭长的泥舌和泥洲；再往外又是一群冰碛岛。

「我刚才提到的三条山谷里都有或好或差的牧场；不过牦牛只能将就次等的草，好草留给绵羊。霍阿特伯克阿吾勒的乃蛮吉尔吉斯人便在此度过冬天最冷的三个月。经喀拉亚依拉克有一条路通往色勒库尔山口阔克阿拉丘库尔（意为「绿斑深处」），再往前通到朗库勒湖。不过那条路只能由牦牛或步行者通过，很少有人走，偶尔走的是未经中国官府许可而前往俄属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

「四点钟又下起雨来；风自北方吹来。我们沿着喀拉亚依拉克的小溪骑回湖的西岸，这溪此时已干，只在较深的坑里存着小水潭。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目睹了一桩极奇特的现象。溪床上游传来一阵轻微的水声。随后一股褐灰色的水头忽然从一个弯处转出来，在乱石间翻沫而下，起初缓慢渐进，填满较深的地方，在陡峭的侵蚀岸之间蜿蜒，岸边有一条窄窄的草木带。一年中这个时节，这样的水头每天傍晚都会准时到来；那是色勒库尔山脉的冰川水，要到傍晚才能抵达湖边。

「七月二十五日，我们在巴西克库勒拔营，前往肯谢瓦尔，打算从那里开始勘察慕士塔格阿塔。途中，我们经过巴西克库勒南岸一道格外漂亮的环形冰碛，直径约百码。中央是一个极小的圆水潭，四周围着一圈白色的盐霜，盐霜外又围着一带草木；最外面是冰碛墙，只朝湖开一个缺口。虽然这水潭与湖面同高，又紧靠湖岸，尽可假定二者地下相通，可这座名叫硕尔库勒（意为「咸湖」）的圈谷里的水却咸得彻底。吉尔吉斯人告诉我，羊喝了它会抽搐而死。

「在塔木加塔什我们遇上托格达辛伯克，他带来一只羊和一罐牦牛奶作为礼物。他陪我们到肯谢瓦尔，并在那里过夜。傍晚宰了羊，请阿吾勒里的人来赴宴；可席间被一阵猛烈的旋风搅扰，眼看要把毡房卷走。宾客全都跳起身抓住帐杆，另有两三个人用绳索和支柱把帐篷固定住。」

二十七在慕士塔格阿塔的冰川间

第二天我们骑马沿慕士塔格阿塔的北翼而上，翻过伊克贝勒河左侧那道巨大的山脊。快到脊顶时坡度颇陡；脊顶起伏成长长的波状，此外还算平坦，地面覆着沙、砾和小漂砾，这里那里有几墩草和几丛毛茛科植物。翻过顶去，我们又回到喀拉库勒的流域，一条活泼的小溪自康托伊谷穿过一道宽浅的河床流向湖中。就在这条溪旁，海拔一万三千五百三十英尺处，是阔奇科尔丘的叶依劳（夏季牧场），我们选它作为勘察冰川的第一个出发点。

这个阿吾勒的吉尔吉斯人三个月前来到此地，打算再住三个月；冬天的六个月他们在康托伊亚依拉克度过。吉尔吉斯人中有一种沿袭的约定：每一家或每一族各有自己的克什拉克和叶依劳；此规非经全体会议不得更改。此地居民同多数色勒库尔吉尔吉斯人一样，属喀拉铁依特部。他们的阿克萨卡尔即头人图古勒·拜九十六岁，身心健旺，举止可亲。露天的劳作生涯把吉尔吉斯人磨炼得如此坚韧，以致他们通常都很长寿。

今天又是大雨倾盆，雷声在群山间回荡。不久我们听见一阵水声，主人解释说，大雨过后总能听见；那是雨水从峭壁上倾泻而下。

我在阔奇科尔丘的头一桩事，是结清工钱、辞退两名吉尔吉斯人努尔·穆罕默德和帕勒万。他们此前效力甚好，却不懂上面那个冰川世界，也没有牦牛。我另雇了两名本地的吉尔吉斯人，傍晚把他们的牦牛拉出来「阅兵」；在这些高处的冰川地带，牦牛是唯一能勉强通行的坐骑。

七月二十七日，我骑上一头出色的黑牦牛，由两名吉尔吉斯人作向导，向东进发，去勘察第一条冰川戈鲁姆德。我们不紧不慢地骑过向北倾斜、被三条小冰川溪切开的地面。把右手几处棱角分明、墨黑如烟的岩石留在身后，我们在其后发现一条小冰川，上端极陡，但规模不大。再往东还有几处类似的突出岩体，是巨大而嶙峋的山块，冰川从它们之间伸出手指般的分支向北探去。其中最大的一处叫戈鲁姆德宁巴什（意为「乱石地之首」）；它的溪流汇集了其余各溪的冰川水，在一道深切的河槽中流淌，再往下与伊克贝勒河汇合。

上行途中，我只满足于测绘戈鲁姆德冰川的左侧碛。为此我仅用罗盘。距离则靠累计牦牛的步数来测，并对因路线曲折而生的误差作了修正——事先我已量过，在这样起伏的地面上，多少步相当于一百码。

大戈鲁姆德冰川的下段被砾石和别的碎屑覆盖得那样厚，往往很难与邻近的岩石分辨开来。这条冰流有多陡，只要说一句便可明白：冰舌末端的倾角足有九度。但再往下，冰川槽的坡度便减小许多，从终碛底下涌出的那条水量充沛的大溪相当平缓地蜿蜒而下，常常不成急滩。

小戈鲁姆德冰川被一座岩岛分成两支，外侧一支的左边围着八到十道大致平行的侧碛。在最外面那道高三十至四十五英尺的侧碛与我们骑行所经的松软草脊之间，有一条溪；再往上，这溪穿过一个小小的三角形湖，此湖夹在草脊、侧碛与慕士塔格阿塔的坚实山体之间。

在西面界住小戈鲁姆德冰川的右壁，顶上覆着广袤的雪原，这些雪不时滑落到壁脚，在那里形成新的微型冰川。它们就这样在山脚下堆起了一道引人注目的终碛，约高四十五英尺。由此也有一条溪沿北坡流下，注入小喀拉库勒。

回毡房的路上，我们好几处都为高山植物艳丽的颜色所惊。这些花儿似乎不顾冰碛贫瘠的土壤而繁茂，色调几近刺目，格外惹眼。我们爬得越高，颜色便越纯净鲜明。无疑，那样的高处大气对光的吸收很少，这对植物有直接影响。

又一天献给了大戈鲁姆德冰川。我们骑着牦牛从一道草脊出发，走上崎岖的冰碛，过这些冰碛真是费尽了苦头。岩石接着岩石，牦牛屡屡踩进石缝，幸而不曾跌倒。我不由得佩服这些牲口择路的机灵；不过骑它们绝非纯粹的享受。要在鞍上坐得十分自在，须得有些练习。上一刻这笨重的牲口还在一块岩石的利棱上保持平衡；下一刻它便不假思索地跃过一道张口的裂隙，而且总能在对面立住脚。有时它又把身子一收，四腿僵直不动，顺着陡峭的砾石坡滑将下去——那样的地方，两条腿的人是断然要出事的。然而，尽管牦牛的长处不容否认，骑它却是一场耐性的考验，因为它性情懒散到了极点。它常常干脆停住不走，非得用棍子提醒它的职守不可。对鞭子它全然无动于衷，而适度的一击在它看来倒像是抚爱，还要愉快地哼一声作答。除了大棒，没有什么能让我骑的这头牲口相信，我们并不是出来闲游的。任你打，它仍以惯常那副黏滞的步子慢慢地走。

我此刻查明，大戈鲁姆德冰川左侧的冰碛带比我昨天所想的宽得多，我们骑了两个钟头，走过一道又一道宽脊。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小小的冰碛湖，水色绿而浑浊，一条多汊的喧闹小溪注入其中——它从最外面一道冰碛上翻沫奔下，在坡脚堆起一个由泥沙与碎屑构成的三角洲，汊流在其上又行分叉。

这条溪看来出自某条较小的冰川；可虽然它的流量达每秒七十至一百立方英尺，此湖却没有看得见的出口，水位也不超过某个高度，因为多余的水从冰碛底下流出，汇入冰川总的水盆。若不是它自身带下的泥沙为水铺了一层底，这湖在如此粗粝的冰碛墙之间根本无从存在。

从这小湖起，我们朝南骑行，走在两道巨大的冰碛墙之间。两墙之间的槽地上稀疏地长着草墩、野大黄和别的植物，它的名字很贴切，叫古勒恰叶依劳（意为「野羊的牧场」）；因为就在这里以及冰川上很远的地方，我们都发现了野羊的足迹。

再往前，冰碛越来越难走，全由裸岩的巨石构成，于是我们撇下牦牛，徒步走上冰川。过了最后一道侧碛——顺便说一句，这道侧碛仍在形成之中——我们踏上实冰。起初冰面盖满砾石和漂砾，清亮的冰塔只在间隙处露头。驮在冰川背上的侧碛宽五百码，到白冰开始处便相当突兀地中止了。白冰是一片锥塔与丘堆的混沌，然而并无锐利的棱角，多半浑圆，还结着一层软而湿的冰壳，白垩般白，像雪。这自然是消融的结果，即大气与温热对冰的破坏作用，此刻它正到处猛烈地进行着。四面八方都能听见滴水与涓流的声响：在漂砾与石块之间，在裂隙之中，在冰面的小水洼里。冰川轰响、开裂；不时能听见较小的漂砾和砾石落入张口裂缝的清脆回声，远处则是冰川急流的奔腾——此刻日头正高，它们从四面得到充沛的补给。自山上带下的物质大半是我们先前在湖边见过的那种灰色片麻岩。不过像巴西克库勒旁边那样的巨块，这里没有。较小的石片因吸热能力较强，已陷入冰中的凹坑，躺在坑底的一汪小水里。较大的石块则相反，护住其下的冰不被融化，因而形成搁在低矮冰台上的「冰川桌」。

向北望去，也就是顺冰川往下看，左边是侧碛的灰色堆积，只偶有冰从中透出；右边是裸冰川那白色的波状表面，两道中碛渐渐并成一道，是我在慕士塔格阿塔所见最大的一道；背景里则是一道深深的洼陷，标示着冰川的延续走向——从前戈鲁姆德冰川大约就是由此流向伊克贝勒冰川的，虽然那道旧终碛已被冰川溪流彻底冲走。

最后我们下到冰舌附近一处地方，那里冰舌被一个清水小湖分成两段。我们在冰川上所达的最高点，海拔一万四千七百英尺。

南面是冰川广阔的粒雪盆即根部，四周峭壁上的雪滑落其中，在身后留下阶梯般的平台。

七月二十九日我们再度拔营，前往新的作业基地，也就是一处更便于勘察向西流出的那些冰川的地点。

我们朝南南西方向出发，沿生草的坡地而上。天气寒冷多雾，间有暴雪。终于我们到达萨里梅克山口（意为「黄肘之口」），这是本地一处要害，因为它是翻越慕士塔格阿塔向西北伸出的一道巨大支脉的通道，而这道支脉把北坡的冰川与溪流同西坡的分隔开来。山口上散布着砾石和小漂砾，其南坡是异常坚硬的深色结晶片岩，岩层破裂，向北倾斜三十八度。

若站在这个山口上转身朝向慕士塔格阿塔那庞大的山结，自左而右、亦即自北而南便展开这样一幅图景：最先是几道岩壁支墩，因透视而缩短，带着一条覆雪的小冰川；随后，在山的两条臂膀之间——两臂都有大片积雪厚覆——另有一条小冰川，上部相当洁净，下端却铺着细砾，以致裂隙中的蓝冰只在几处可见。冰川中段以横裂隙为主，下端则是纵裂隙。冰舌被皱成数道脊的巨大冰碛环绕。在第三道岩壁支墩与我们四月间到过的那一部分慕士塔格阿塔之间，山腰的高处有一道深壑，萨里梅克与坎佩尔克什拉克两条冰川把它们的水倾入其中，而这两条冰川又被一堵覆雪的巨大岩墙隔开。前一条冰川堆满冰碛；后一条则通体洁白。最后，南面是乌鲁克拉巴特山口；西面是整条色勒库尔山脉，其上雪原稀疏。它有一部分被格外美丽的白色卷云遮住，那卷云与背景中帕米尔上空钢蓝色的冬日天空形成惊人的对照。

自山口下行极陡；我们顺着一条溪的冲沟骑下去，这溪出自萨里梅克冰川的右侧，在多石的河床上欢快奔流，一路跌下瀑布和急滩。我们离开那道正面气势逼人的终碛，涉过几条溪水，来到一小块浸透了水的青草地，我在那里采集到几种新的植物。一群「基依克」即野山羊正安详地在那里吃草；一见我们，便立刻窜上山坡。随后我们又越过五条由冰川水补给的小溪。它们之间有低矮的长脊延伸到色勒库尔谷地，成为那些岩壁支墩黑黝阴沉的延续——那些支墩像辐条或肋骨一样，把一条条冰川彼此隔开。

先随驼队出发的几个人在我们到达时已经扎好营，他们选了一块水草丰美的地方，给牦牛提供了极好的牧场。

那天傍晚雪下得很大，次日清晨群山覆着一层薄雪。吉尔吉斯人说，山里的冬天已经来了，往后会一天比一天冷。

七月三十日，冬天以十足的严酷降临。雪下了一整天，又大又不歇；有时整片景物都裹在漫卷的雪云中，连群山和深处的谷地都看不见一点影子。天色昏暗、寒冷、风大，在亚木布拉克巴什，这座不好客的山接待我们的方式，与前一个四月几乎无异。那天休想出行，因为风雪中我们连前面几步都看不清；而我的冬装——一件羊皮袄、皮帽、皮坎肩和「瓦连基」（俄国毡靴）——还没打开。为了不被太多行头拖累，这一回我只带了一顶小毡房；我整日就坐在里面写字、绘图，时不时喝一杯热茶取暖。伙计们裹着大羊皮袄挤作一堆，蹲在一块片麻岩的背风处，听毛拉·伊斯拉木朗读一本旧故事书。风雪愈紧，我便叫他们进帐来，让他们接着读。傍晚雪停了；但沉重的灰云仍在深谷间奔走，身后拖着长长的流苏与帷幔。不时有飞散的云片从中脱落，往岩石上洒下白色的粉末。傍晚亚木布拉克阿吾勒的阿克萨卡尔带着五六个吉尔吉斯人来访，向我们道欢迎，并带来一只羊作礼物。照例以茶和馕款待，并按羊的价值给了他们相当的报偿。

天终于放晴，群山重又披上炫目的白衣，我们被彻头彻尾的冬景包围。不过这白色的斗篷并未铺到色勒库尔谷底，因为一年中这个时节，到较低处雪便化作雨。

七月三十一日天气合宜，我们得以动身去攀爬亚木布拉克冰川。它的表面雪白一片，覆着又软又湿又黏的雪。小小的冰川溪水温为华氏三十一点五度（摄氏零点二九度），在冰上欢快地淌着。我们沿南南东方向横穿高低不平的冰面，朝右侧的侧碛走去，那侧碛厚三到七英尺，向冰川中部伸出长长的新月形支脉。还有几座十四英寸高的小冰川桌即冰柱；另有一道宽六英尺、深三十二英尺的裂隙，若不是它两边悬伸得厉害、让我们得以跨过，本会就此断了去路。裂隙壁上的冰是最纯粹的蓝色，底部堆着雪。冰川大部分覆着一层软而湿的雪泥，一半因新落的雪，一半因消融的破坏作用。那美丽透明的蓝冰只在裂缝里、以及小冰川溪在冰面上流过的水槽里才看得见。这些溪流的水悦耳地淙淙作响，清澈如水晶，但都不大；因为它们通常很快便被某道张口的裂隙吞掉了。

我们在冰川上前进了约四百四十码，大约是横穿全程的三分之一，冰面便完全无法通行了：满是冰丘与冰塔、裂隙与溪流的迷阵，那些溪流在深沟里奔走，沟陷在冰的凹凸之间，一部分被雪桥掩住。

从这一点抬头向山体的岩石部分望去，也就是向东，看的是两道垂直支墩之间的地方；我们那时便已看出，这条冰川分向三个不同方向伸展：向东、向南、向西；换言之，向前和向两侧。它一离开山的上部，便流过一道相当陡的跌落，随后越过破碎的地面。因此它的下段被横裂隙切得支离破碎。右侧冰碛的支脉由片麻岩和数不清的各种片岩构成，一直延伸到我们所站之处。在那里我们又见到几座冰川桌，其中一座立在近四英尺高的柱上，向西南倾斜得很厉害——那正是太阳最有力量去掏空它的方向。也在那里，从一个极窄的口子里涌出一条冰川溪；我们听见五十英尺甚至更深处的水在轻轻作响。

回到我们把牦牛拴在漂砾上的那道冰碛时，我们遇上一处边碛断开的地方，冰川的边缘赤裸地露在外面，可说是被剥了皮。其侧壁高四十英尺，倾角六十四度，无数细流顺着这玻璃般的壁面淌下，那便是亚木布拉克巴什的源头。冰川边缘两个小小的冰碛水潭里，水呈灰绿色，水温为华氏三十一点二度（摄氏零点四六度）。

这一趟证明，冰川的模样与四月时大不相同。裂隙没有那么深了，一部分被坠落的物质填住；边缘也不再那么锐利；表面总体上更软、更浑圆。简言之，一切都表明这条冰川正处在极活跃的状态，一切消融的力量都在动手削平它的外形、填满它的凹陷。

随后我们沿右侧碛走向冰舌；还未走到，一阵猛烈的南风骤起，夹着冰雹，扑面刺人，逼得我们躲到几块悬岩底下。冰雹之后照例是倾盆大雨，等了一个钟头才得以继续前行。

我们在冰舌正前方停下：那是一团杂乱的冰塔、冰脊和巨大的冰块，全都风化得厉害。这一面看去像四座冰山，中间两座大的，两侧各一座小的，彼此被裂隙分开，仿佛有意摆好了正对西南方的太阳——太阳便直打在它们身上，把它们毁掉。右侧有一条小溪从一道仅二十四英寸高的冰川门洞流出，远看像是底碛与冰之间一道窄缝。溪水因悬浮着磨蚀下来的物质而灰浊。它在冰上和冰碛间翻沫作响地奔流。这里也有若干小溪细流在下往冰川河的途中汇集，跌成一道道完全清澈的小瀑，不过人臂粗细。它们从冰壁顶上喷出，真如喷泉与瀑布，飘散的细沫染着虹的一切颜色。其中一道小终碛似乎表明，自我们四月上次来访以来，它曾前进过。

傍晚山坡上被一场猛烈的雹暴抽打，冰雹砸在毡房顶上，逼得我们关了天窗、熄了火。雹粒直径约四分之一英寸；其后又下起雪来，雪片又大又密，坡地与冰碛很快重新披上了冬装。守在帐门口的约勒达什在外面的寒气里凄惨地嗥叫。坏天气持续了第二天即八月一日一整天，只是多半是雨，雪很快化尽；但这一天算是白白丢了，除了守在帐中整理最近的草图，别无可为。

八月二日献给了坎佩尔克什拉克诸冰川。其中较小的一条终止在相当高的地方，在自己面前堆起一道高达七百五十至一千英尺的巨大终碛。它看上去倒更像一座巨大的砾石丘，因为磨蚀所生的物质逐渐沿陡峭的山坡坠落滑下。这道碛丘的倾角为三十五度半。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爬到大坎佩尔克什拉克冰川的顶面上去；我们正沿着它的左侧走，不过是骑在冰碛上。上坡太陡，我们只得撇下牦牛徒步前行，直到抵达岩壁支墩左侧坚实的山体——那是坚硬的结晶片岩。天空完全被云遮蔽；但照例而来的雹暴并未把地面打白，因为雹粒一路蹦跳滚进冰碛数不清的缝隙；阵雨过后，湿漉漉的漂砾在干燥的空气里很快便干了。

这条冰川在自己的床上延展成一柄又长又平又窄的勺子，勺面时而上翻时而下俯，四面围着冰碛脊。总体而言它表面平整，带着拉长的、扁平的起伏。不见横裂隙；却有两三道极长极窄的纵裂隙顺着冰舌中线而下，而冰的整个左侧边缘被密集的小裂缝切得参差不齐。当我们从岩石上重新下到冰面时，我立刻明白了侧碛是怎样形成的：我只要迈出一步，便会在松动的碎屑中滑下二十步——那些碎屑正像山崩一样不断落到侧碛上。

一旦越过边缘的那些裂缝，在冰上行走便容易了，冰面覆着厚厚一层雪。不过雪有时掩着纵裂隙，我们只得用登山杖探路。一块约一百四十立方英尺的片麻岩因自身太重，没有形成冰川桌，反而坠穿了冰层。我们横穿冰川走了约六百六十码（其全宽约四分之三英里）之后，一道又深又阔的裂隙把各个方向的去路都切断了：宽约十二英尺，深四十五英尺。它的两壁是深蓝色，壁上垂着长长的冰凌。

八月三日我们又出去一趟，回到亚木布拉克冰川去插标杆，好在过一段时间后测知冰的移动速率。要找到够长的杆子绝非易事，因为整个色勒库尔谷里没有一棵树、一丛灌木，只有卡英德麻扎那五六株矮小的桦树——那自然动不得，因为它们长在圣地上。最后叶希木·拜总算找到一捆「奥克」，即撑起毡房穹顶的杆子。

带着这些杆子，我们成功地横过冰面近五百八十码，插下九根杆，有的插在小冰碛脊里，有的插在冰中，其位置标在一幅比例为一比四千四百八十的图上。若能把它们排成横穿冰川的一条直线自然更好；但这做不到，因为整个左侧完全无法接近，且与右侧相比隆起成一个凸包。这是因为这条冰川在两侧岩壁之间穿行的全程中，它的左半完全被南边的山脊遮蔽。因此在它离开山的臂弯之前，那一部分照不到一线阳光。相反，右半即使在峡中也直接受日照，因而融化得快得无可比拟。这一点从冰川的形状上清楚可见，即便在它流出通道之后仍是如此：右半比左半约低一百三十英尺。流出之后，冰舌展宽到原先的两三倍，也相应变薄，于是融化过程在更大的面上进行，冰舌很快便收缩成一个相对狭窄的尖端。

不可免的雹暴四点钟又到了。先是在我们下方的深谷里，看见轻云如烟，在北风前疾走。随后它们迅速攀上山坡，我们还没弄清身在何处，便已被它们讨厌的雾气裹住。天变暗，变冷。雹粒在冰上噼啪作响，我们做不成事，只能在一座高高的冰塔背风处坐下等待。很久之后回到帐篷时，我们已疲惫不堪，冻得半僵。

新的一天破晓，总算换了个样子，许我们一个好天气；我们去坎佩尔克什拉克冰川作了一趟极愉快的远行——那条冰川的右侧我们还没勘察过。在那一侧，冰川伸出一道厚重的「脊」，几乎触到萨里梅克冰川侧碛的左翼。它由近一百英尺厚的一片冰构成，正面几乎垂直断开，总体而言以其极高的洁净度引人注目。冰川的正壁上没有称得上冰碛的东西；只偶有片麻岩和云母片岩的块石，最大的一块达八百五十立方英尺。这道刚起雏形的终碛，只由我们在冰川表面所见散落的岩块吝啬地供给着。

冰壁的底部有一个大洞窟，高约十二英尺，深也差不多，显然是地面相对温暖所致。四条小冰川溪和若干细流从冰缘跌下，成为漂亮的小瀑。最大的一道落差六十英尺，且已啃进冰缘，因此并非从最顶上落下。另一道切进冰里近二十英尺，碎冰又在其上堆积，于是这细流看上去像是从平整冰壁上一个洞里涌出的泉。站在那道大瀑布下面看它如同从屋檐水槽里射向空中、碎成千万颗在阳光下如珍珠般闪亮的水滴，是很美的景象。冰到处软得像海绵，我们竟能用它捏「雪球」。四面八方都在滴水、淌水；无论转向哪边，都能听见汩汩流水之声。冰冒险下到它所不能忍受的气候里，实是自求毁灭。冰川正面之下堆着大块脱落的冰和一堆堆朽烂不堪的碎冰，正迅速融化。等方才说的那个洞窟被掏得足够深、上面压着的冰体太重时，冰便会塌落下来，加速这条冰川的消亡。

随后我们紧贴着冰，绕过冰川的正面，沿它的右侧继续上行。在冰川脚下某一处，一道小瀑喧闹地跌进它自己冲出的水潭；那里坎佩尔克什拉克冰川与邻居萨里梅克冰川的侧碛逼得如此之近，我们几乎挤不过那道窄隙。

冰川表面的倾角为二十五度半，与阿尔卑斯的冰川相比陡得出奇——后者下段的倾角常不足一度。萨里梅克与坎佩尔克什拉克这两条毗邻的冰川呈直角相向逼近，在它们之间、靠近分隔其共同粒雪盆的那道岩脊处，涌出一条小溪，并以砾丘和草片把中间的空地填补起来。不过那些草只有山中的野山羊才问津。

我们发现坎佩尔克什拉克冰川的左半与亚木布拉克冰川的一样，比右半高得多，而且堆满巨大的冰碛，右侧则几乎没有。这一情形清楚地表明，冰流正偏向左边的岩壁，在那里紧压着山脚，就近取得了它的冰碛物质。左侧是冰在冰碛之下；右侧则是冰碛在冰之下。

二十八我第二次尝试攀登慕士塔格阿塔

在这片高地上——其海拔为阿尔卑斯许多山峰所不及——逗留的全部日子里，我一直盯着慕士塔格阿塔，等一个合适的登山机会；可天气总是叫它成为不可能。一时是雪和雹；一时是刺骨的北风，叫人对再往更高处去的念头全然消歇——那里风把细雪像尘土一样卷成浓云。又有时晴空丽日引得我们想动身；却又忽然变天，把一天的计划全打乱。有两三回我们当真备好了牦牛，把驮子分派停当，正要出发，却被一场风暴耽搁；为了不至白白浪费一天，我们只好放下慕士塔格阿塔，改去冰川作些短程的勘察。

转眼到了八月五日。我们既已吃过苦头，知道冬天在这样的高处是位早来的客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便决定次日万事齐备，正式出征。五日整天休息。毡房里一片肃穆，我心中有一种预感：我们不久便要悬在天地之间了。近来役使过度的牦牛被遣退，随主人回去；毛拉·伊斯拉木另觅了几头膘壮的来替换。鞍具、登山杖、绳索、给养和仪器在傍晚收齐打包。这一天本是好天；可黄昏时照例的雹暴又来了，还伴着大风。不久前还在明净的暮色里闪光的那座山，连同它的雪野与白色冰原，重又裹进浓云；入夜，风神们围着它们最高的宝座之一发狂起舞。

我留下伊斯拉木·拜照看营地，八月六日清晨六点半动身，同行的有叶希木·拜、毛拉·伊斯拉木和另外三名吉尔吉斯人，还有七头出色的牦牛。

那天天气好得耀眼；空气清澈到这种地步：连从山脚下也能分辨出山上最细微的处所，峰顶看似近在咫尺，尽管斜坡骗人地遮住了最高的部分。空中无一丝风；天上无一片云玷污那澄澈的宁静。起初我们在初升的日光里缓缓骑行，上到亚木布拉克巴什渐次抬升的坡地，随后在岩石的阴影里上陡坡，直到太阳升得够高，正照在我们脸上。

我们进展不错，七点十分已到海拔一万四千七百六十英尺。陡坡上此刻散布着砾质碎屑，种类与更高处的坚实岩体相同。砾石挤得极密，草木无从扎根。已有两头牦牛「罢工」，因为耽误我们太多，我们把它们撇下了。吉尔吉斯人宁可步行，轮流牵着我骑的那头高大俊美的牦牛，它爬上倾斜的碎石坡似乎毫不费力。八点钟我们已达勃朗峰的高度，再往上不远，在一万六千二百五十英尺处，我们抵达雪线。起初雪只是零星的小片，其间露着碎石；再往上便连成一片，个别岩块从中这里那里地伸出。雪密实而粗粒，却没有硬壳。再上六七百英尺，雪上结了一层薄壳，压得极瓷实，伙计们的软皮靴踩上去不留脚印；不过话说回来，他们的靴子没有木底。雪在牦牛尖利的蹄下咯吱作响；但这些牲口一次也没有失蹄。越往上雪越深，不过从未堆成称得上雪堆的东西。雪深由四分之一英寸增到四五英寸，在我们所到的最高处则略少于十四英寸。不断的风、极强的蒸发，以及下方地面那穹丘般的形状——它使雪暴露在风的作用之下——都使积雪难以堆聚。雪的晶体在日光下闪着千百个炫目的刻面，我虽戴着双层雪镜，仍有几分雪盲之苦。没有眼镜的伙计们诉说说，眼前的一切都在转，有时整片景物看上去是全黑的。

我们停下歇息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用这些时间作速写，并用罗盘测定方位。我们沿着冰川右侧岩壁的边缘走，因此能把它整片闪光的表面尽收眼底。上到那道岩槽里，两侧岩壁随着冰川面的升高而渐渐变低，又彼此略微分开，最后并入连接此山两座最高峰的浑圆山脊；从那里望远处那道槽形的洼陷，景象极佳。

冰川的中段以纵裂隙为主；最大的一道恰在两道岩壁的正中，向冰舌的尖端伸去。特别是在三处冰体滑过天然凹陷的地方，纵裂隙被横裂隙切断，于是形成棋盘般的格局，带着冰块与冰柱。有一处的裂隙看似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向四面辐射，因为它们中间宽而张口，向两端则渐窄。这条冰川大约宽八分之五英里，各处宽度都还算均匀。它看上去比实际陡得多；但这是眼睛出了错。山顶远在我们之上，冰舌则远远伸在我们之下；在清澈稀薄的山地空气里，这两点之间的距离显得很短。那些高出冰川面一千三百英尺的垂直岩壁上，看不出擦痕或冰川刻槽的迹象。不过这种反面的证据说明不了多少；因为即便从前有过这类痕迹，也早已被岩石的风化抹去，而风化在这一带无时不在进行，主要是因为气温巨大而骤然的变化。因此我们当时所在的这一段山体边缘参差如锯齿，是一连串不断的岩石凸角与起伏，与冰川毫不相干，纯属风化的产物。

山坡在此处以二十二度的倾角伸向苏巴什平原，这样的坡度在稀薄的空气里很容易察觉。雪越发纯净耀眼，冰壳在脚下清晰可闻地碎裂。我们缓缓前行，绕过一个又一个岩石凸角，沿着它们之间的湾凹而行，忠实地跟着岩缘的轮廓；越往上爬，一模一样的新景致便一幕接一幕地出现。在海拔一万六千七百英尺处，毛拉·伊斯拉木和另两名吉尔吉斯人把牦牛丢在雪里，说步行更好。然而他们再往上不过六百英尺，便因力竭和头痛而倒下，很快在雪堆里睡死过去。

我带着剩下的两名吉尔吉斯人和两头牦牛继续前行。我的坐骑始终由其中一人牵着；另一头牦牛他们轮流骑。他们也诉苦说头痛欲裂，喘不上气，几乎要倒。这两样症状我都不甚严重，只有轻微的头痛，越往高处越厉害；喘不上气则只在我下了牦牛去作观测时才发作。重新骑上牲口那一点点用力，便使我心悸剧烈，几乎被憋死。相反，牦牛此刻愈发吃力的动作，对我毫无影响。我在波斯的德马万德山上、在低得多的高度，曾比这难受得多，不过那一次我是徒步。诀窍在于尽可能避免体力消耗；比如，骑着上到相当高的地方，就不会怎么受这种苦。然而这一趟所有吉尔吉斯人都病了，有两个甚至声称自己要死了；我却相反，始终比较利落。可吉尔吉斯人不顾我的劝阻，执意把牦牛丢下，在雪里挣扎、爬陡坡，把他们本该留着抵御稀薄空气所致虚脱的力气耗尽了。

其间西南方起了一阵劲风，把细如面粉、没有硬壳的雪卷成漩涡；天空则被浓云遮蔽。我们此刻都相当疲乏，便决定停下作观测。取出馕和茶，还有煮水的燃料；可我们只消看一眼食物，便觉一阵哽噎，谁也不肯动它。我们只苦于口渴，眼巴巴望着雪——牦牛正一大口一大口地舔食它。

从这一点（海拔两万零六百六十英尺）望出去的景象宏伟得难以想象。我们的目光越过色勒库尔山脉，一直望到远处外阿赖和木尔加布那些覆雪如画的群山。色勒库尔山近处的峰峦中，似乎只有寥寥几座超过一万六千五百英尺。但在慕士塔格阿塔的延续、慕士塔格山脉的北段，有两座峰的高度与「冰山之父」本身相去不远。整条色勒库尔谷地如地图般展在我们脚下，自乌鲁克拉巴特到布伦口一览无余。除了被中间岩石遮住的上巴西克库勒，每一个湖都在冰碛地带那片灰色的主调中泛着蓝绿，但从我们所在之处看去，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水洼。亚木布拉克冰川把它冰的手指指向谷下；在它最外端之外很远处，我们还能分辨出它从前那道早已死去的终碛的同心半圆。要看冰川的河流以及它们在山的伸臂之间的河床，再没有比我们站立之处更好的位置了。

亚木布拉克与琼卡尔卡什卡两条冰川的大河平行奔流，直到谷地的尽头；那里因它们的冲积物而灰得像钢。

我们上方还有四道岩壁支墩，其后便是此山的北峰，此刻看来已相当近。北峰与此山最远可见之点之间的那一段，透视上显得较为平缓。

我们此时开了个军事会议。一天将尽，风里开始冷了（下午四时为华氏三十七点三度，即摄氏零点七度）。何况吉尔吉斯人已疲惫到走不动了；牦牛站着喘气，舌头吐在外面。我们已到一处穹丘状高地的脚下，这高地渐渐并入峰顶那平坦的冠面。丘坡上的雪层更厚更实；雪中有裂口和错动，显出要崩塌的趋势。吉尔吉斯人劝阻我，不要去试这道陡峭的雪坡。他们断言它已蓄势待落；而牦牛因体重之故，很容易引发雪崩，那样我们抵达山脚的速度将远超预期，只是会是残缺之身。他们还告诉我，从下面的谷里有时能看见雪崩就落在这道坡上。那时雪腾起成巨大的云团，卷作一处，滑过峭壁，把峭壁埋在细粉般的云雾里；等它最终抵达谷底，已有一部分化成了冰。

在我们当时所达的高度上，雪主要搁在岩石与砾石的底子上，牦牛踩出的蹄印里常常把这底子露出来。只有紧沿岩缘之处，雪才搁在冰上；那些岩缘上垂着长长的冰凌，直指冰川的表面。相反，对面即南壁的顶上，覆着一层厚厚的纯蓝色冰，像一件柔软的锁子甲裹住山体，贴合它每一处凹凸。

虽极不情愿，我此时还是决定折返。我们踩着自己的脚印迅速下撤，很快到了较宜人的地带，途中捡起那几个掉队者和牦牛——它们还立在我们离开时的原处——傍晚七点回到营地。那里已有客人带着食物的礼物等着我们。

撇开这一趟为测定方位提供的绝好机会，撇开我所作的种种观测，此行使我确信：慕士塔格阿塔的北峰断难一日之内攀达。因此下一回应当安排两天，第一夜在相当高处扎营，次日再带上养足了力气的牦牛和尽量轻便的装备继续上行。吉尔吉斯人和伊斯拉木·拜都很想一有好机会便再试一次。

不过再往东我们还有三条大冰川要勘察，于是八月八日拔营，迁往特尔根布拉克。毛拉·伊斯拉木和我绕道山的西麓。我想看看亚木布拉克的冰川河接纳支水的地方。我们涉渡处，它宽三十三英尺半，最深十三英寸半，流速每秒七英尺半，水温华氏四十二点三度（摄氏五点七度）。两岸是片麻岩和结晶片岩的巨大冰碛，石块从五千立方英尺到细小的碎片不等，以冰川泥为胶结物，却无任何层理的迹象。沿溪流所经之处，大石块之间的土被冲走，因而它们堵塞河床，造出瀑布与急滩。所以要带着牦牛过这条水绝非易事，水太浑，它们看不见该把脚放在哪里；我常常觉得胯下的牲口仿佛从我身下消失了——那是它踩进了两块骗人的漂砾之间，而水流正在石头四周翻沫打旋。等到骑上对岸，实在是松了一大口气。东面展开一片壮丽的景色：白色的冰舌嵌在山脚下它那巨大的冰碛之间。

我们从冰舌起，沿左侧碛向上骑行，一直到冰从它岩石的摇篮里流出之处。边碛全由巨大的片麻岩漂砾构成，多数每块约三千五百立方英尺；而岩体本身是坚硬的深色结晶片岩，向北北西倾斜二十一度。可见这道冰碛的物质来自更高处。别的情形也表明下面的岩石不可能参与它的形成；因为在岩石与冰碛之间横着一道「山崖裂隙」和一道铺满砾石的斜坡，使冰不能与岩壁接触。

要在这片片麻岩巨砾的迷宫中穿行绝非易事。石块太大，牦牛爬不过去；于是只好下来，让毛拉·伊斯拉木带着牲口绕行，到冰碛脚下与我会合。我独自一人，身后只跟着忠实的约勒达什，尽力设法前进，时而爬过岩石，时而在石上保持平衡。石块之间隔着幽暗阴冷的缝隙，深处的水冲着底下的石头汩汩作响。有一回我顺着一块漂砾的侧面滑下，滑得太「成功」，一只脚卡在它与另一块石头之间，只好脱下靴子才把自己解救出来。另一些地方，我觉得倒不如从石块底下和石块之间蹚水过去；最后终于从那座危险而阴森的迷宫里脱身时，我如释重负——若不是带着罗盘，我在那里很容易迷路。历经种种波折，我到了冰碛脚下的斜坡。回头一望，却大为惊慌：约勒达什正蹲在一块巨砾上，凄惨地呜咽嗥叫，进退不得。随后它消失在石头后面。我听见它扑通落水，最后从冰碛底下钻了出来，显然得意非凡，只是一只爪子有点瘸。同时它还在生我的气，怪我把它诱进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穿过一片斜坡上的青草地——一条清溪正从上面流下——我们到了恰勒土马克冰川的冰舌，其倾角高达二十四点九度。冰面被砾石染得漆黑，其间孤零零地竖着几座白色冰塔；而冰川的侧面却磨得像钢一样光亮。

我们到达新营地时已是薄暮，那里一切井然。不远处是恰勒土马克的「阿吉勒」（即阿吾勒、毡帐村），有四顶「乌伊」（帐篷）。头人托格达·拜伯克是位相貌俊秀、气度文雅的塔吉克人，当即前来致意。他告诉我，这村子共有居民二十五人，一顶帐篷里住塔吉克人（雅利安人，操一种波斯方言），另三顶住乃蛮吉尔吉斯人。他说他们终年住在这一带，但在各处叶依劳（夏牧场）之间迁移，每处停留一两个月。冬天冷得可怕，大雪连绵，羊难以找到牧草。连日降雪之后，常有巨大的雪崩，卷着漂砾和碎屑而下。

这位和善的老伯克送我们一只羊和一碗牦牛奶，只叹自己年事已高，不能随我们同去登山。他给我们讲了那个古老的传说：有一位谢赫登上慕士塔格阿塔，见到一位白胡子老人和一峰白骆驼，并从山顶带下一口巨大的铁锅，那锅如今存放在欣德谷的一座麻扎（圣墓）里。我们谈了很久，多半谈我的计划；直到夜深，老人才回他那冰碛之间孤零零的家去。

空气比往常温和。夜晴而静；雪原在月光下泛着银白。冰碛投下浓重的阴影，其下是谷地幽暗的深渊，笼在诡异的夜的寂静中。不时有伯克的羊群远远的咩叫，或流水的叮咚，传到我们耳中。

八月九日我们勘察恰勒土马克冰川的左侧，骑马沿冰碛上到山侧的一点，从那里可以极好地俯瞰整条冰川。它形状十分规整，被纵横两套裂隙切割，一套横向，一套纵向。其结果是形成一列列冰塔，使冰川呈棋盘状。从冰碛落进裂隙的石块和岩片，使那些交叉的线条看上去像黑色的条纹。

在我们所站之处，片麻岩上的凹处曾在某个时候被从前一支冰盖的冰磨光。这层冰盖至今仍覆盖着慕士塔格阿塔侧面辽阔的地面，像一件褴褛的斗篷裹着这位巨人的身躯，在坡面上垂下尖角与褶皱；它的边缘往往断得极陡，以致白雪覆盖之下那美丽的蓝绿色冰露出来，效果炫目。这种类似挪威冰川的冰体，自然只能在山体凸出的部分发育；因为在凹处，我们见到的是通常的阿尔卑斯式冰川构造——碗状的粒雪盆和又深又窄的冰川床。

归途中我们走在冰塔与侧碛之间，那里有一条溪无声地滑过，像油在抹得很润的金属管里流动。它把其中一座冰塔的基部掏空得太厉害，那塔时刻都像要倾倒。

最后我们去拜访托格达·拜伯克，他把村中长者召来，请我们吃达斯特尔汗（茶点）。他的阿吾勒在冰川河的岸上，四周是牧场，村里的骆驼、牦牛和马都在那里吃草，妇女们正在挤羊奶。这些塔吉克妇人有几位很美，衣着虽如画却邋遢，看上去快活而和善。她们似乎常有事到帐中来，而且总趁机把这些外乡人好好打量一番。

向东望去的景色是我平生所见最宏伟者之一。我们面前是巨大的山体，直插令人目眩的高处——那是空灵的作坊，永恒之雪在其中纺出细致的网，作为献给太阳的祭品送下山坡；那是众风随意嬉游之地；那是死寂与酷寒共分主权之地。冰川从它两山之门间从容而威严地移出，如一位国王从他的正殿走出；冰碛在它上方高耸，如守卫着一座不可攻克的城堡的壁垒。浑浊的冰川河在多石的河床上欢跃而下，快活得像个放假的学童，庆幸自己逃出了冰的桎梏，来到较温暖也较宜人的地方。

八月十日我们沿着那条冰川河而上——我们当时就扎营在它的岸边。这条河通向邻近的特尔根布拉克冰川的右侧，它的大部分水量确实来自那里；但它也从冰盖接纳若干支水。此河的侵蚀力极大，河床里满是磨圆的光滑石头。一点钟时它的流量为每秒二百一十立方英尺。

右侧碛约高一百英尺，把冰川遮住了，只露出几座近五十英尺高的孤立冰塔。牦牛以其一贯黏滞的漠然，小心翼翼地在冰碛与一道巨大的砾石坡之间那条深沟里跋涉；那道砾石坡堆在北面垂直岩壁的脚下，壁顶覆着厚重的冰盖。冰盖的边缘一部分悬伸，一部分断裂；冰凌从上面垂下滴水的尖端，长达三十多英尺。就在冰的正下方，从岩石锐利的边缘上，冰川水化作无数大大小小的瀑布喷涌而出——那是水晶般明亮的水柱，坠落之深，以致还没到底便碎成珍珠籽、或化作虹色的水雾。较强的阵风把水雾扑在岩石上，水便顺岩淌下，最后以千百条细流在砾石坡上和坡下汇入溪中。

特尔根布拉克是一条从三面得到补给的三合冰川。中间那支冰流比另两支大得多，占的面积也大得多。一支较小的从右侧汇入；它的床在山中陷得更深，因此主冰川的表面比这支的表面高出许多。两者之间耸着山的一道巨大肩脊；而在两支冰流之间的夹角里、岩肩最外端之下，有一个三角形的凹地，形成仿佛河中桥墩下游那样的一处回流或死水。左侧是自冰盖分出的一支宽阔洁净的冰流，但它被主冰川更庞大的体量压制得那样厉害，竟像一枚狭窄的楔子被挤在主冰川与岩石的山臂之间。

冰在呻吟、开裂；石块和漂砾哗啦啦滚进裂隙；冰川桌立在各自的基座上。四面八方传来滴水与涓流之声。冰的表面软而朽。事实上，一切都表明这条冰川同样处在极活跃的状态。

我们骑马下山时，看见两头灰色的大狼，它们在冰碛间撒腿逃了。这种野兽在那一带似乎很常见，据说时而会叼走小牦牛，可见托格达·拜伯克用一群凶悍的狗看护畜群是对的。

当天傍晚，这位头人为我们备下一顶将就的小毡房和别的必需之物，预备用两天再登一次慕士塔格阿塔——我们打算次日即八月十一日再作尝试。

二十九我第三次尝试攀登慕士塔格阿塔

次日清早我们早早起身，预备对这位巨人发起新的一击；此时夜里的寒气正从山上倾泻而下，最低温度计的读数是华氏二十三点四度（摄氏零下四点八度）。溪流两岸以及河床石块之间结着冰，水在冰上拍打、汩汩作响。不过总的说来，这条溪已缩成一道微不足道的细流，比平时更浑，大约是因为高处清澈的冰川水冻住了。天气对登山格外有利；空中不见一片云，原有的微风也很快停了。我们打算爬到两万英尺的高处过夜，次日再尽可能往上走。为此我们带上了小帐篷、四大捆当柴烧的铁热斯肯、登山杖、绳索、冰镐、皮袄和给养——全由九头壮牦牛驮着。

「比斯米拉！」（奉真主之名！）准备停当时，那五六位穆斯林齐声喊道，我们便不紧不慢地向山上进发。我打算尽量少费力气，好把气力留给次日——那时才是真正的攀登，装备从简，只带三个人。因此从一开始，我的牦牛便被当作驮兽对待。一名吉尔吉斯人或骑或走，始终牵着它的鼻绳，另一人在后面用棍子催。因为这牲口一旦觉得我的计划过于宏大，便停下来思忖：这样没完没了地爬究竟要爬到哪里去。有了这个安排，我连赶牦牛都不必——赶牦牛本身就极耗气力——可以把手插在口袋里安坐，只偶尔拿出来看看无液气压计。在我们徒劳地想攀上「冰山之父」的这些日子里，这些仪器的指针可没得清闲。

我们这支小队伍从容地曲折而上，山坡的尽头是恰勒土马克冰川左侧一道长长的平脊。牦牛哼哧喘气，蓝色的舌头吐在嘴外滴着涎。

这道山脊就是我们八月九日到过的那道覆着砾石的脊背，我们第一次歇脚就在当时停留的那一点。就在它的正南，冰盖伸出一块带陡壁的凸出部，凸出部脚下坠落的碎冰又融结成一片冰。一点钟我们已到海拔一万七千英尺。这里雪只稀稀落落嵌在石缝里；只有在较大的洼陷中、在峡缘的裂口里，才堆积得多些。那是又软又黏的雪，在日光下融化，因此雪覆过的地面是湿的。裸露的山脊终于尖削下去，没入冰盖之下。冰盖的边缘并非陡然断开，而是很薄，我们踏上去毫不费事；其上覆着薄薄一层雪，牦牛有时会踩穿。但我们很快走上更深的雪，牦牛便又像先前在砾石和碎屑上一样走得稳当。

忽然，我们听见恰勒土马克冰川对面右侧岩壁那边传来一声震耳的轰塌巨响。那是自冰盖滑落的一场冰崩。大块蓝冰从边缘被抛下，彼此相撞，撞在突出的岩石上时碎成细白的粉末；随后像面粉一样落在主冰川的表面。

那声响像近处的雷一般回荡，第一道回声在岩壁之间来回抛掷了许多次才终于消散，接着又是惯常的寂静。但一层冰针的粉雾在冰川前久久不散。其间我们得了绝好的机会观察冰川如何运作。冰盖不断地滑、不断地滑，沉重而庞大地越过岩石的边缘。它一次又一次在裂隙和冰瀑处断裂；巨大的冰块坠入下面的深处，抵达主冰川时已成细如面粉的粉末。这些粉末却又融进主冰川的表面，如此便筑起一条再生的寄生冰川。

也是从这样的高处，我们清楚地看见恰勒土马克冰川如何从四面得到冰盖崩落的补给。

在结晶碎屑的小片区垫在雪下的地方，雪化得较慢；但近午时辐射温度升到华氏一百一十二点八度（摄氏四十四点九度），空气明净得耀眼。砾石之后接上一层三到六英寸厚的雪，虽然坡度达二十四度，却使牦牛不至滑倒。

这里我们看见四只「基依克」（野山羊）的足迹。它们朝着两处冰的隆起向山上逃去；另一处我们还发现同种野兽的一具骨架横陈雪中。

裸露的冰盖以其炫目的洁白在我们面前向上铺展。我们当然明知它承得住我们；可当我们踏上这片从未有人足迹的未知之地时，仍觉得像是冒险走在薄冰上，何况冰川地貌所固有的种种危险也许正等着我们。

我们很快陷入纵横交错的裂隙迷阵，不过这些裂隙一般不过一英尺宽。我们不得不曲折而行以躲开它们，因为它们通常向两端加宽。有时我们从雪桥上过去；另一些地方牦牛毫不费力地跨了过去。吉尔吉斯人说，为稳妥起见，我们最好顺着基依克的足迹走；我们照办了。它们路线上的雪桥有时承得住；但同样常常是牦牛踩穿——因为雪虽托得住那些脚步轻捷的野山羊，却不足以承受牦牛结实的分量。

再往前，我们花了整整一个钟头才通过一段被横裂隙切割得极厉害的冰面，其间摔了好几跤，跌得不轻。同往常一样，事情能这般收场，全要谢那些牦牛。当一头牦牛前腿踩穿骗人的雪、陷进隐蔽的裂隙时，它会小心地把口鼻搁在另一侧，就这样重新爬了上来。

此时冰上覆着八英寸厚的雪；但很快增到十五英寸、二十英寸，牲口在碍事的雪堆里拖步跋涉，十分吃力；另一方面，裂隙倒少了。随后有很长一段路好走了些。冰盖在我们上方似乎浑圆平整；但我们指望能在那些高耸的冰隆之间找到一条通路——那些冰隆有着蓝莹莹的边缘和裹雪的表面。

好几处冰盖鼓成圆丘和小山，我们便从一处走到另一处。我们刚上到其中一处隆起相对平坦的顶上，走在队首、由主人牵着的毛拉·伊斯拉木那头牦牛忽然不见了，只剩后腿、犄角和那几捆铁热斯肯还露在雪面上。这牲口掉进了一道一码宽、被雪完全覆盖的裂隙，悬在冰中一个张口的深渊之上。它躺在那里哼哧喘息，像个注定要死的东西；但它一动不动，表明它完全明白自己的处境。它哪怕稍一动弹，便会坠入那道越往下越窄的裂隙。

于是耽搁了很久。吉尔吉斯人把绳索绕在牦牛的身子和角上，另一头拴在别的牦牛身上。随后人和牲口一齐拼命拉，总算把这沉重的家伙吊了上来。再往前一点，同样的戏几乎重演了一遍；只是那头牦牛及时刹住，自救了。接着是一个人踩穿了，吊在腋下。此后我们觉得该停一停，对这片四面八方布满陷阱的冰作一番侦察了。

我们发现，我们所站的这顶冰冠通体被纵横各向、彼此交错的裂隙割成棋盘，四面的去路都被切断。更糟的是，我们又发现一道宽九到十二英尺、深十八英尺的裂隙，底部堆着大量的雪。我们小心地探头看去，见这道深壑向两端延伸，如一条巨大的战壕。向北它一直伸到恰勒土马克冰川的槽底，向西南则伸到最高的那几处冰隆之一的脚下。要跨过它或绕过它，似乎同样不可能；于是我们停下，开了个军事会议。

裹在冰盖上的那层雪厚十英寸，像一块防水布一样横铺在裂隙之上。只有较宽的深壑处，它才开裂或塌陷。牦牛踩穿的地方留下张口的窟窿，初看下去一片漆黑。但等眼睛适应了黑暗，我们才看出那只是幽蓝的微光，壑底埋着雪。冰壁是最澄澈的蓝色，顺壁淌下的冰川水冻成一排排长长的冰凌，垂在深渊之中。这些裂隙中最深的一道，深二十二英尺三英寸。

天色向晚，我不得不再次撤退；因为等到次日再去另找通路也是徒劳。显然，若无我们手头所没有的特殊器具，从这一侧攀登慕士塔格阿塔是不可能的。我们上方耸着此山最高的峰顶，永恒之冰沿它陡峭的侧面滑下，一部分流向冰川的汇集盆地；而在坡面凸出、冰盖被下方地形的起伏所阻的地方，它便垒起真正的台阶、墙垣、塔楼和规模巨大的冰块。就我们站的地方所能判断的，要越过这些，完全非人力所及。

我们头两次沿亚木布拉克冰川右壁上行，所经的地形有利得无可比拟；我们决定在最终放弃这一计划之前，再试一次那条路线。

这一趟我们诚然只到了海拔一万八千五百英尺；但作为补偿，它带来了重要的测绘成果。我们对高处的格局有了极好的洞见——此山的圆柱形体、它那极难解读的冰的覆盖，以及冰盖与各条冰川之间的关系。那些冰川其实是庞大的冰流，从那样的高处望去却像微不足道的白带子，与冰盖惊人的体量相比全然不成分量。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我们休息；照我的惯例，我在安静的上午读当日的圣经课，随后研读海姆的《冰川学》。天气对出行毫无诱惑。空气浑浊，风刮得紧，群山缠着厚云。我的人都告假出去了，托格达·拜伯克请他们赴什么喜事。家里只剩约勒达什和我，享受我们的休息——这休息从来没有比天气坏、风在外面岩石间呼啸嚎叫时更惬意的了。在那些遥远的冰川之间，我从不觉得孤单，其中缘由我不说，免得落个多愁善感的名声；不过反正我也没多少工夫去想这个，要做的事多得有余。唯一叫我不安的，是夏天过得太快，我看不出有把全部计划做完的可能。日子总是太短。早晨一穿好衣服，头一件事便是读气象仪器，其时伊斯拉木·拜在做早饭。我们的伙食从不变样，就是这几道：希什里克（架在火上烤的羊肉）、阿什（抓饭）和馕——馕有时从吉尔吉斯人那里买，有时自己烤；一律用茶送下。我很快便吃希什里克吃到见了就受不了，只靠米饭和馕过活。而这样的伙食此后两年半一直如此，直到北京。偶尔我开一听罐头；可存货少而时日长，这些珍馐得省着吃。所幸我从不厌米饭和茶，靠这简单的饮食过得挺好。牦牛奶和奶皮子总有的是，可以尽着放进茶里，不必省。我从塔什干带了充足的烟草，主要是烟斗丝和卷烟丝，另有几支雪茄；我得承认，做冰川的活计时若嘴里没叼着烟斗，我便很替自己难过。

天气逼得我们「闭门不出」时，我总有做不完的活：草图、剖面图、笔记等等要整理。毡房里面舒服得很，简直像家。「地」中央生着一小堆火，用铁热斯肯柴捆和牦牛粪喂着；其余地面铺着毡毯。正对门口是我的床。行李一般沿四壁摆放，那里还有食物的罐头和箱子、枪、鞍具、仪器等等。我一天只吃两顿：晚饭仍是早饭那几样。上床后，我通常就着一支将尽的蜡烛，读一份前面说过的瑞典报纸。然后翻个身，睡得像块木头——任外面的风怎样狂吼，任约勒达什怎样朝山里的狼拼命嗥叫——直到早上伊斯拉木·拜把我叫醒。

三十慕士塔格阿塔的月色

我希望这些或许略显单调的冰川描写没有让读者厌倦；但我以为对这个题目详加处理是妥当的，因为这是一片处女地，我的每一步都是新的。此前只有亚木布拉克冰川有人到过，即一八八九年的博格丹诺维奇；而我打定主意，不把这些冰川一一测绘勘察完，就不离开这座山。如今只剩两三条了，我要尽量简略地写它们。

八月十三日我们拨出来去琼卡尔卡什卡冰川。我们沿着特尔根布拉克冰川巨大的侧碛与终碛的侧面骑行而上，越过极崎岖的地面，地上时而铺满砾石，时而稀疏地长着草木。一道自前述冰川附近起始的地面隆起，向下伸入色勒库尔谷地，在那里延续为乌鲁克拉巴特山口。这道隆起是一条重要的分水岭：琼卡尔卡什卡冰川的冰川水向左流入小喀拉库勒，而更南面冰盖来的水则汇入加勒乔托克小湖，再往南流入叶尔羌河。湖畔有一个六顶毡房的阿吾勒，隶属塔合曼的伯克们。这条冰川与坎佩尔克什拉克冰川相似，也同样偏向右侧。右侧碛规模相对不大；左侧碛则颇可观。冰舌平整浑圆，没有值得一提的裂隙；看来唯一发育的裂缝在两侧。若干道最清澈的冰川水汇成的小溪流向这些裂缝，而且多半落入其中。最大的一道宽三十五英寸半、深九英寸，水温华氏三十二度（摄氏零点零二度）。它的水槽里水无声地流过，冰被磨得光滑，蓝得瑰丽。除此之外，整片冰面都极软而朽：所有石块都深深陷了进去，留下张口的窟窿。冰的表面像是一座直立的针叶迷宫，我们在上面行走不打滑，如在雪上一样轻便。

上到冰川很容易。可要从左侧再下来就全然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条冰川鼓胀得厉害，侧面又陡又直，向坚实的地面落下两道高高的台阶。我们在冰上发现无数直径一码、深约八英寸的小水潭；它们即便白天也结着薄薄一层冰壳，于是我们不时洗个脚。我们在这里也插下测量杆，以查明冰移动的速率。

八月十四日我们沿特尔根布拉克冰川的左侧碛而上，随后走到驮在冰川背上的那道冰碛上。我们此后顺它一直走到冰川正面。两道侧碛都很大；但要到冰川行程的下段才开始，起初像是冰面上的黑色小楔子。然而它们渐渐越来越宽，最后在冰舌的下端形成一堆惊人的石块与碎屑。

特尔根布拉克正忙于工作。轰隆与哗啦之声不绝于耳。巨大的冰块以震耳的巨响坠入裂隙。新的裂缝四面出现；水量充沛的湍流在冰与侧碛之间奔走。侧碛在冰川下段宽四百码，起初平整得出奇，很好走。再往后它高出冰面许多；但因为石块只铺成薄薄一层，冰便从石间以精细的针、「刀背」和尖塔的形式伸出来。这是由于石块逐渐陷入冰中，使冰面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疙疙瘩瘩而崎岖的样子。

我们竟陷进了冰碛脊、冰塔与冰隙的迷宫。穿过冰碛后，我们继续走到冰川中部；在很快便转为黑夜的暮色里，我们经历了不少波折。路太难走，我们宁可步行，跳过裂隙与溪流。吉尔吉斯人把牦牛赶在前头，看这些牲口如何灵便地爬上几英尺高的冰坡，实是一种乐趣——有时它们还得先刨出一个踏脚的台阶才站得住。终于我们到了右侧碛。在那里我们发现冰上有几个小小的冰川湖。由于冰体移动迟缓，这些湖的下端总是凸出的。两道侧碛向下延伸得比冰川中部远得多；因为它们所覆盖的冰不受日晒，融化也就较慢。

在冰舌下方，我们要穿过一连串旧的终碛，它们像壁垒一样筑在冰舌前方，被合流的水切开。此时天已全黑，我只好紧跟着一名吉尔吉斯人的脚步，才看得清往哪里走。另一人在后面赶牦牛；第三人则在找一头自行走失在冰碛间的牲口，那头牦牛直到次日才寻回。费了许多周折、绕了许多弯路，我们总算平安无事地回到营地。

我这个夏天的计划中有一项，是骑马进帕米尔；而我们的存货有些已见底，尤其是茶和糖，于是我决定把这趟行程与到帕米尔堡「采买」合在一起。

不过这样的一趟大约要费整整一个月，我们要到秋天才能回到慕士塔格阿塔，因此出发前我想再试一次登顶——如前所述，分作两天的行程。

于是八月十五日，我们沿熟悉的路折回旧营地；虽然傍晚风雹交加，我们仍把一切备齐，预备次日作最后一搏。

八月十六日，带着足供两日行程的装备，随行六名吉尔吉斯人、我忠实的仆人伊斯拉木·拜和十头牦牛，我从四月十八日与八月六日两度尝试的同一地点出发，第四次攀登慕士塔格阿塔。

上到雪线以后，我们沿着自己旧日的足迹走，这无论如何是不出事的一重保障。那条路清晰可辨，沿着右侧围住冰川峡谷的岩缘曲折向山上而去。因为雪不深，我们从前的脚印处已融成一个个大圆斑，露出下面光秃的砾石。再往上，每个脚印都灌满了蓝绿色的冰，最高处则蒙着一层薄如纸的雪。有些地方足迹确已部分湮灭，但还不至于看不出来；我们自然照着走，因为知道这样便无危险。事实上，这里已有十天没下过雪。

四点钟，我同伊斯拉木·拜和一名吉尔吉斯人到了六日停下的那一点。其余人走得慢些，由叶希木·拜骑马领头。等大家重新会齐，我们商议了一番，决定就在此处过夜，因为那里有几座小小的岩岛从雪海中露出。十头牦牛被拴在散落的片岩块上，吉尔吉斯人尽力把下面尖利砾石上的雪扫开，清出一块地方搭毡房。这毡房很小，粗陋将就，只够三人睡。它没有「通杜克」即天窗，因为那些杆子在顶端交汇，只用一束绳索破布穿住以固定位置。虽然我们尽力用铁锹把地面弄平，毡房仍立在斜坡上；因此不得不用结实的「阿尔汗」（驼毛绳）把它系在两块大石上。傍晚起了点小风，刮了一个钟头，从许多缝隙里灌进细雪的云团；于是吉尔吉斯人在帐外四周堆起一道雪墙。

起初一切顺利。我们用铁热斯肯柴捆和牦牛粪生起一大堆火，烤暖了身子，化开了僵硬的关节；可惜毡房里灌满呛人的浓烟，熏得我们眼睛发痛，烟只慢吞吞地从敞开的门口散出去。帐内的雪固然化了；但火一弱，便全冻成了一片冰。

其间吉尔吉斯人一个接一个诉说头痛；其中两人难受得厉害，请求准许他们折回，我很痛快地答应了，因为他们显然已无力再受劳顿。夜色渐深，别的症状也来了：耳中持续鸣响、轻微耳聋、脉搏加快、体温低于常态，还有顽固的失眠——多半是头痛所致，而头痛到天亮时已难以忍受。除此之外，我们还略有气促之苦。那几位穆斯林整夜叫苦不迭。我们的皮袄沉得压人。躺下只会更喘不上气；我能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心在剧烈跳动。茶煮好时，没人要喝。夜影降临，吉尔吉斯人的沮丧十分明显；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不习惯在海拔两万英尺以上的地方过夜。

不过我从未在比这更壮伟的地方扎过营：世上最高的山峰之一的覆雪坡面上，山脚下的冰舌、溪流与湖泊早已裹进黑暗，而营地又正在一条最奇诡的冰川的边缘上——朝南再走几步，我们便会跌下一千二百英尺深的深渊，落在亮得像钢一样闪光的蓝冰上。

我本指望有一场如画的日落；但那天傍晚并无出奇之处。太阳沉入云中，云被一片火黄的光照亮，日落之后那光仍久久燃着，把帕米尔的群山映得轮廓分明。整条色勒库尔谷地有一阵已陷入黑暗，而太阳仍在慕士塔格阿塔的顶上洒着最后的余晖。但不久，连我们的营地也裹进了寒冷幽暗的阴影。山顶有一瞬像火山通红的口子般闪了一下，随后白昼的光便被无尽的空间吞没了。

我走出帐外，看满月升起，看它把方才还在深蓝天幕上灿然闪烁的星辰照淡。这里离那无垠的太空已经不远；夜的君主升起时光华炫目，我得用意志的力量才能让眼睛盯住她。我仿佛在看一面悬在阳光里的磨光银盾，或者一盏巨大的电灯。月亮宁静而威严地驶过冰川隘道对面的岩壁——那壁是宏伟、漆黑、笔立的岩石——而冰川本身仍在下方的阴影里。不时我听见一道新裂隙形成时沉闷的爆裂声，或冰盖上一场冰崩坠落的轰响。月亮把银光慷慨地洒在我们的营地上，变幻出最动人的效果。牦牛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出漆黑而轮廓分明的剪影，低垂着头，像它们所拴的石头一样沉默；它们偶尔用牙磨着上颚那块纤维状的齿板，或在挪动身子时踩得雪咯吱作响。帐篷看去像一个盘坐巨人的诡异身形：杆子顶端那个圆环是他的头，蒙着毡片的骨架是他的身子。三名挤不进毡房的吉尔吉斯人在两块大石之间生了堆火。火熄之后，他们裹着皮袄，跪伏着把头抵在地上蜷成一团，围着将尽的余烬挤作一堆，像冬眠的蝙蝠。毡房和牦牛在西北坡上投下又长又窄、浓黑如墨的影子，与闪光的雪原形成鲜明对照——雪原上无数细小的冰晶像萤火虫一样闪亮。帐篷四周踏实了的雪地上，明暗交错成一小块一小块。西北方的陡坡上，被反复无常的风塑成的广袤雪原，那些优美的曲线与高贵的轮廓被照得如有魔法。但我徒然等待日光在雪原上唤出的那些奇妙色调。这里只有黑与白的交替——月的银辉与影的幽暗，既贫瘠又单调，一如月亮自己表面的光影；然而同时又是宏伟的、摄人心魄的。

色勒库尔谷地虽被月光照得分明，但在砾石碎屑那一片灰色的主调中，很难辨认出地标。我费了很大劲才分辨出坎佩尔克什拉克、亚木布拉克和苏巴什那几处颜色较深的叶依劳（夏营地），它们的牧场由冰川溪水灌溉。小喀拉库勒湖的轮廓只隐约可辨。这一方向上的整片景物，直到帕米尔群山的脊线，都是一团解不开的混沌，没有一处可以让眼睛停驻。

景色最美的是月亮所在的那一方。我像被钉在咯吱作响的雪地上一般站着，除了看了又看、赞叹不已，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何等的幻景，笔与画笔都不足以摹写！大自然在这里的构筑出于一个雄浑而精妙的方案——蓝色的冰川沉在黑色岩壁之间，披着冰雪的甲胄；五头的山中巨人凌驾于大地低处的河谷之上。正对着我的那道岩壁陷在极深的阴影里，我几乎分不出它那透明的冰盖在哪里终止、黑色的山壁又从哪里开始。左边、在我上方几百码处，冰川最外的部分沐浴在月光中。东南方那道幽暗的山脊上活动着一群白纱蒙面的身影，跳着一支危险的精灵之舞，掠过令人目眩的峭壁，越过冰川冰冷的表面，直舞到「冰山之父」的北峰之上。这些在和缓南风前起舞的轻云，迅速地一个接一个结成同心的环、晕圈之类，带着虹的全部颜色。不必怎样驰骋想象，便能把这些云变作任何可以设想的形状——白衣的幽灵彼此追逐，起舞的仙子，嬉戏的妖怪，山中之王率诸子的仪仗，亡者的灵魂由白袍的守护天使引着从人间去往更幸福的所在。我仿佛看见了那峰把托钵僧从慕士塔格阿塔载下来的白骆驼，看见了助汗和卓抗击中国人的四十骑士，看见了贾奈达尔——那至福之城——的有福者。虽然寒冷，我仍着了魔似的站在雪中，又惊又奇地追随着那千百个幻影匆匆的行列。

四下里死一般寂静——对面的岩壁上连一声回音也没有。稀薄的空气是惰性的；要一场雪崩才能使它震颤。牦牛的呼吸看得见，却听不见。这些牲口静立不动，仿佛也落进了这一夜的魔法。云无声地掠过。月亮似乎正定定地俯视着这个渺小的凡人，他竟敢向世上的山中巨人之一挑战。一种奇异的感觉攫住了我：我离地面已极其遥远。很难想清，四大洲此刻确实在我脚下；而若沿我当时所在的高度绕地球画一道带子，它切掉的只会是亚洲和南美洲极少几座山的尖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体会到，与造化那难以想象的宏大相比，人是何等渺小。我仿佛正站在太空的边界上——寒冷、寂静、无边无际。

帐篷里面则是这枚奖章的反面。伊斯拉木·拜和叶希木·拜裹着皮袄，尽量往将尽的余烬边上凑，一言不发。我们都冻得牙齿打战；更糟的是，我们把火拨旺，帐里便灌满了呛人的浓烟。做完晚间的观测，各人钻进自己的皮袄和毯子，任火熄灭，月亮则从帐篷的每一道缝隙里好奇地窥探进来。

无液气压计的读数是十四又四分之三英寸，气温华氏二十五点五度（摄氏零下三点六度）。水在华氏一百七十六点九度（摄氏八十点五度）沸腾；最低温度降到华氏十点四度（摄氏零下十二度）。

那是漫长而磨人的一夜，仿佛永远不会结束。无论我们怎样把膝盖抵到下巴、怎样挤作一团想取暖，单靠身体的热量也敌不过外面渗透进来的寒冷；而且东南风整夜一小时比一小时更紧，我们便更觉难熬。谁也没能合一会儿眼；将近天明时我总算迷糊了一阵，却被憋醒。伙计们呻吟着，哼哼着，像是被绑在刑架上拉扯——不过多半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不断加剧的头痛。

太阳终于照到我们的苦境上；可这破晓的一天全无好意。西南风猛得几乎可称飓风，横扫山坡，把我们埋进细如粉末的雪云里。在露天过夜的那三名吉尔吉斯人冻得半死，几乎挪不进生着大火的毡房。我们都觉得病恹恹的，情绪低落。没人说话；没人肯吃东西；等那连热都算不上热的茶煮好，我已疲惫到几乎举不到唇边。牦牛仍立在昨晚我们离开它们的地方，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山顶裹在密不透光的、令人目盲的雪云里；在这样的日子，冒着那可怕的「布兰」，踏上多半布满裂隙的冰面继续上行，最后也许还要在那不容人的地带迷失方向——那便是试探天意，自寻死路。

我立刻意识到，向这座山逞强是愚蠢的。不过我想看看我这些伙计是什么料子做的，便下令他们准备出发。没有一个人抱怨半句。所有人立刻起身收拾营地；但当我收回成命时，他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

从帐门口往外看一眼，就叫我们庆幸能再钻回去。里面至少能避风——那是一种穿透皮袄、毡子和毡靴的风。我诚心指望到正午大风能减弱，好让我们继续工作。然而风暴反倒更猛，到十二点，这一天显然是废了。于是我留下三名吉尔吉斯人拆帐、装驮，我和伊斯拉木·拜、叶希木·拜则把手边一切能裹的都裹在身上，骑上牲口，顺着雪坡一路飞奔而下。牦牛简直是把自己头朝下掷下陡坡，像水獭一般扎进雪里，尽管身躯笨重，却一步也不曾绊倒或打滑。坐在鞍上，好比乘一叶颠簸摇晃的小舟航行在大浪里。这种情形下，骑术不稳的人是要吃苦头的。我常常不得不把身子向后一仰，直到脊背贴上牦牛的背，还得不停地依着它出人意料却灵活娴熟的动作调整平衡。

当我们把那令人目盲的雪云甩在上面，看见营地远在脚下，与芬斯特拉尔霍恩峰的峰顶齐平时，那是何等畅快！

我们吃了一顿实在需要的正餐，就着滚烫的茶送下去。随后元气复原，很快各自在自己的角落里睡得像正人君子一样酣沉。但此后一整天，我们都像大病初愈的人。

我至此已四次尝试攀登慕士塔格阿塔，每次都未成功。不过我并不是说登顶绝无可能。若要从八月十一日我们强行开路的那一面上去，那是不可能的——是说若无异乎寻常的器具便不可能，而在那样的地方想用那种器具又是荒唐的。但走我们四月十八日、以及八月六日和十六日所走的路线，就我用望远镜所能看清的，并无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任何肺力足够强的登山者，都应当能一路上到北峰。北峰虽不是双峰中较高的一座，却由一道略低的鞍部与它更高的兄弟相连。两峰之间及其下方，伸展着大亚木布拉克冰川的粒雪盆；但它有多少可供通行，则是另一个问题。十有八九它布满裂隙、覆着深雪，要横穿得费上好几天。那座传说中的贾奈达尔城里永享至福的人们，为自己筑起的屏障确实无法逾越！

空气的稀薄对人的生理机能影响不小；为查明它如何作用，我在不同高度记录了体温和脉搏：我自己（二十九岁）、费尔干纳奥什人伊斯拉木·拜（四十三岁），以及舒格南的奇普恰克吉尔吉斯人叶希木·拜（四十岁）。

下表是我这番测录的结果：

七月二十八日晚十时，海拔一万三千四百五十英尺——

我：华氏九十六点八度（摄氏三十六度）；

伊斯拉木：九十七点五度（三十六点四度）；

叶希木：九十六度（三十五点六度），脉搏六十六。

七月二十九日晚十时，海拔一万四千四百四十英尺——

我：九十五点九度（三十五点五度）；

伊斯拉木：九十七点三度（三十六点三度）；

叶希木：九十五点五度（三十五点三度）。

八月五日晚九时，海拔一万四千四百四十英尺——

我：九十六点八度（三十六度）；

伊斯拉木：九十七点五度（三十六点四度）；

叶希木：九十七点九度（三十六点六度）。

八月六日正午，海拔一万七千三百九十英尺——

我：九十五点九度（三十五点五度），脉搏八十六；

叶希木：九十六度（三十五点六度），脉搏八十二。

八月十一日下午二时，海拔一万八千五百英尺——

我：九十七点二度（三十六点二度），脉搏九十四；

伊斯拉木：九十六度（三十五点六度），脉搏八十六；

叶希木：九十六点六度（三十五点九度），脉搏八十四。

八月十六日晚八时，海拔两万零六百六十英尺——

我：九十五点六度（三十五点三度）；

伊斯拉木：九十七点九度（三十六点六度），脉搏九十八；

叶希木：九十七点九度（三十六点六度），脉搏一百一十六。

八月十七日晚九时，海拔一万四千四百四十英尺——

我：九十七度（三十六点一度），脉搏一百零二；

伊斯拉木：九十七点九度（三十六点六度），脉搏八十二；

叶希木：九十八度（三十六点七度），脉搏八十四。

（我呈交皇家地理学会的那篇文字中所记的海拔，即此处括号内所列的数字：一万三千五百五十英尺、一万四千一百英尺、一万七千二百英尺、一万八千六百英尺、一万九千五百英尺、一万四千一百英尺。它们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在喀什我没有条件为我的计算作必要的订正。不带括号的数字是订正后的海拔。）

这张表虽有若干例外，却确乎表明：随着海拔升高，体温下降而脉搏加快。看来还存在一段滞后；因为从相当高处下来之后，脉搏仍有一段时间快于常态。就我自己而言，体温的变动一般不超过一度左右，脉搏也相当规律。这多半是因为我小心避免了一切不必要的体力消耗，而我的伙计们则相反，常常步行。脉搏变动最大的是吉尔吉斯人叶希木·拜。在一万三千四百五十英尺处他的脉搏是六十六，在两万零六百六十英尺处是一百一十六；也就是说，在略多于七千二百英尺的升高中加快了五十次。表中数字的不规则，无疑还可归因于另几种缘故，譬如体力消耗的多寡、对空气稀薄的敏感程度、偶然的不适之类。不过我一向留意在适当长的休息之后才作这些观测，以排除气促、大汗和心跳过度加快的影响，也让人从最难受的疲乏中缓过来。

我们的经验一方面表明，一日之内不可能登顶——峰顶与山的西麓之间的水平距离很可观；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两万英尺处过夜并不明智，因为在那样的高度过一夜会损耗体力，带来倦怠和消沉。登顶最好的办法，无疑是等七月初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从一万五千英尺处的一个宿营点一早出发，当天一鼓作气登顶。若有人作这样的尝试，应当把牦牛尽可能带到最高处，牦牛再上不去时，便徒步继续。可惜我已没有时间再作一次尝试，一半因为季节已晚，一半因为秋天多风暴。

无论如何，山的西麓是登顶最好的出发点，因为那里起步便已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度，而且那一侧坡度较缓。从东、南、北三面，此山无法接近。

一位状态良好的大胆阿尔卑斯登山家，带上两位强健而有经验的瑞士向导，多半能登到相当高处，也许连北峰本身也能登上。但即便训练有素的瑞士向导，也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因为慕士塔格阿塔的峰顶直接承受日光的全部威力，而且比欧洲最高的山还要高出足足九千英尺。

那么，别了，冰山之父！你容我跪在你雪白的脚凳前，却不许我与你面对面、目对目地瞻仰你威严的真容。别了，帕米尔群巨的雄主，你既是地球上最高山系的一块基石，又是「世界屋脊」最上面的一座尖顶！在你的膝前，你那些强大的孩子——昆仑、喀喇昆仑、兴都库什和天山——手挽着手一同跪伏。再一次别了，你这位大地母亲那可敬面容上的美痣，她的面颊在你四周被犁出如此深不可测的皱纹！在我的记忆里，我仍听见你山溪的淙淙，从那些从未有凡人足迹踏过的崇高之境带来奇异的消息。像神圣的达赖喇嘛一样，你只许自己拣选的孩子走近你神殿的圣域。那么，就从你这高高的灯塔上，把你救助的光洒向那片沙漠之海吧——它从你东麓一直铺展到无穷远处。愿你银白额头的光辉驱散沙漠飓风的尘霾；愿你那永雪宫殿里清凉宜人的风，吹拂那在烈日与热沙中跋涉的疲惫旅人；愿从你雄浑心脏里流出的赋予生命的水流，在此后千年万年里丰沛有力，在此后千年万年里仍与那吞噬一切、毁灭一切的沙漠之沙抗争到底！在亚洲的诸多明灯中，你是、也将永远是最亮的一盏；正如在大地的群山中，你是最高贵、最崇伟的一座！

三十一往帕米尔堡去，又回来

八月十八日，我最后一次去亚木布拉克冰川，把八月三日插下、用以量冰川移速的木杆取出来。这十五天里几乎看不出推进。不过确有轻微的移动，以靠近冰川中线处最显著，那里约合每日一英尺。我在侧碛附近作了一项有趣的观察。冰川在那里展开，于是在冰缘近旁生出一股回流，其成因与效果与河边的回水相似——虽说这运动要到看得出来，所需的时间比起它的幅度来必定极其漫长。冰本该在这涡流之上壅积起来，却被消融之力轻易地压了下去。

这段时日里，冰的模样已大为改观。我们头一回来时，它上面覆着雪与雹。如今恰好相反，它全然裸露着，棱角利如刀刃，一切石块都陷进了深坑；而冰面通例是滑的，走上去很危险。

归途中我们注意到一种此前不曾留意的现象。右侧碛旁那个水潭位在一道裂缝里，那裂缝是地震所致，从坎佩尔克什拉克大冰川的冰舌一直伸到我们测量之处的紧邻。它多半是单条的，偶尔成双，像一道壕沟或堤沟，深约十六英尺、宽五十至七十英尺，沟底堆着渐渐落进去的砾石、沙与土。两边的缘口连续不断，高度始终一律。而在这道地震裂缝钻入冰碛之下的那一点上，冰碛显出了明显的下陷。吉尔吉斯人告诉我：这道裂缝是十八年前（即一八七六年）一场猛烈的地震造成的，其时阿古柏尚在。那场地震波及塔合曼、图尔布仑与慕士塔格阿塔的整个西侧，而苏巴什与喀拉塔什达坂两处都没有感觉。这样看来，这道侧碛整整十八年不曾有过变化。地震在仅两小时路程之外的苏巴什竟没有感觉，可见那多半是一次纯属局部的构造性、即基底性的震动。它对诸冰川影响到什么地步，吉尔吉斯人说不上来。冰川面上自然找不出下陷的痕迹，因为纵有裂口，也必定很快被填平。不过那本会是一个探究冰的厚度与内部构造的绝好机会。慕士塔格阿塔附近的地震并不算频繁，只每隔三年到五年有一次轻微的震动。

六月我离喀什时，本打算在慕士塔格阿塔一带只待两个月。可我把所需的时间算少了；两个月满时，我的工作才做了一半，而粮食已经告罄。因此我不得不到帕米尔堡去补给。然而我知道中国人在盯着我，几乎把我当作奸细；我又不愿无端添他们的疑心，便决意趁夜从一处无人把守的山口越界，日后再照样回来，不让他们察觉这趟行程。我只带了两名吉尔吉斯人，以及我那始终忠实的伊斯拉木·拜；其余的人都遣散了。

随后在托格达辛伯克相助之下，我们散布出去一个说法：说我到慕士塔格阿塔南麓的喀拉库鲁姆去了。

八月十九日傍晚，我把全部行李与科学标本搬到一位吉尔吉斯朋友、老叶希姆·拜的毡房里，他把它们稳稳地藏在毯子与毡子后面。我们从帕米尔堡回来之后才知道：中国人对我的失踪大为惊异，已经派人搜过我。于是叶希姆·拜以为还是把我的行李转到更稳妥的藏处为好，便把它们藏在坎佩尔克什拉克冰川前面一块巨大的漂砾底下，同时谨慎地用毡子把箱子裹好，以防风雨。

我们在叶希姆·拜的毡房里为这趟路作预备。我们有四匹极好的马。把毯子、毡子、仪器与别的必需装具捆好，又备下三天的粮食——因为我们要骑行穿过一片全无人烟的地方，约八十英里——我们便围着火坐了两个钟头，说话、喝茶，又照例吃了一顿羊肉与牦牛奶皮这不可避免的老饭食。然而月亮一从奔涌的云中透出来，足以照亮这寂静的原野，我们便把驮子捆上伙计们的马；夜里十一点，在风中，我们裹紧皮衣，一列纵队从慕士塔格阿塔的古冰碛之间骑了下去。

骑了两三个钟头，我们到了色勒库尔谷地；随后我们的路从对面山坡蜿蜒而上，穿过穆斯库劳峡谷，到同名的山口——那山口在色勒库尔山脉上，正是帕米尔高原东侧的界山。这道峡谷里有此行的紧要之处，即一座中国的卡拉乌勒（哨房）、或说哨兵的阿吾勒（营地），设在那里是为防守与俄国在帕米尔的属地相接的边界。我们一声不响、缓辔而过，其实近到那几个眼力如鹰的吉尔吉斯人都看得见帐篷。然而哨兵没有一个喝问我们；连狗也没有叫，虽然我们带着约勒达什。我的伙计们吓得厉害，直到把那阿吾勒抛在后面才缓过神来；因为他们知道，万一被拿住，光着脊背挨两三百鞭是跑不了的。

八月二十日凌晨四点，我们平安到了穆斯库劳山口。我在那里作了几项科学观测；也正是在那里，我们被一场猛烈的暴雪赶上。自那一点起，地面渐渐向西倾斜。我们骑过纳格拉库姆（意为「鼓沙」）的宽谷，谷底铺着细细的黄色流沙，而两侧的坡上，沙则积成形状匀称的沙丘。沙是西风与西南风送来的——那是帕米尔几乎终年盛行的风。然而它们越不过色勒库尔山脉那道高原边缘，便把沙撂在谷里，沿着山脚堆积起来。因为那一带全然无水，夏天无人居住；不过遇到雪下得足以供水的冬天，吉尔吉斯人便来。我们只在一处见着水，即萨里克布拉克（意为「黄泉」），那里有一眼小小的泉从地里冒出来，养出一片相当不错的绿色。我们在那地方从十点歇到下午一点。

近晚时我们走上了阔什阿格勒的宽阔平野，那平野硬而平，像铺过的路面一般。植被除了稀疏的特勒斯肯灌丛之外别无他物，那些丛在落日的余光里把影子长长地投在地上。我们的路穿过帕米尔特有的景象——开阔、平坦、无水的谷地，四周是低矮的山脉，浑圆而饱受剥蚀。

黄昏时我们到了穆尔加布河，此时正值夏汛，它涨成了一条雄浑的大河。我们在右岸一小片草地上扎营，在露天过夜。

关于我忠实的约勒达什，还要说一句。这一趟穿越帕米尔，它又跟着我。再苦的一天行程也不曾使它哼一声。夜里它极其警醒地守着我们的营地，而且始终兴致极好。它也算不得世上的胆小之辈。每逢我们走近一个阿吾勒，它便像一道闪电似的飞奔上前，同那里的狗吵起架来。虽然它左冲右突、那份决心值得一切称赞，结果自然总是打输；然而即便对方十条八条围上来，它也从不显出一丝惧意。不过这一回，它得一路走到帕米尔堡，把后爪磨破了。伙计们便给它做了一双皮靴，弄得它活像《穿靴子的猫》，滑稽得很。看它头一回试这副奇妙的脚上装备时那份过分的小心，实在忍俊不禁。起初它只用前腿，以一种极不雅观的坐姿拖着自己走；随后它试着用三条腿跑，轮流抬起一条后腿；末了它才弄明白：这靴子是实用的，是为了护住它的爪不再受伤。

第二天早上我们渡到穆尔加布河对岸，沿左岸——即向西——继续走。走过了一连串像戏台侧幕般梯次伸进谷里的山嘴之后，谷地终于在我们面前豁然展开，成了一片开阔之地；穆尔加布河在这里接纳它的支流阿克拜塔勒河，而帕米尔堡就坐落在这里。我们整日紧赶。五点钟前后，我们看见淡蓝的炊烟在深色的山影背景上袅袅而上；一个钟头后便骑进了堡的院子。

四下寂然无声，不见一个军官。只有一名哥萨克哨兵喝问：「什么人？」我在这座孤零零的堡垒里自便起来，不久便查明了它何以空无一人。原来有一位从圣彼得堡来的年轻中尉自前一日起在堡里作客，军官们为他在附近办野餐。不久整队人便回来了，我的老朋友萨伊采夫上尉打头。前一个冬天在他手下的那些年轻军官如今都在前线，正随约诺夫将军在舒格南对阿富汗人作战；他们的位子由另一些人填了，这些人要在参谋军官斯克尔斯基上尉统率之下在堡里过冬。

自我上回来过之后，还有两样变化。我在费尔干纳的一位朋友曾把这座孤堡称作天堂，因为墙内没有女人；如今它却有幸迎来了新任堡长年轻的夫人斯克尔斯基太太。她是德国人，性情格外温和可亲，在席上待客的仪态极有风致。人的趣味各异，这是人所共知；不过在我看来，这座堡如今可比从前像天堂得多了。磨得发白的军装与满是尘土的靴子，换成了较为体面的外观；而亚麻袖口、鞋油与梳妆台上那些小小的讲究，也都显出了它们的存在——总之一切都在见证着女性那令人向上的在场。

此外，堡里还组起了一支十二人的乐队，每天正餐时在军官食堂的窗外演奏。食堂本身也改了名，如今叫作「军人俱乐部」，墙上糊着帕米尔的地图与堡的平面图。

帕米尔堡南面俯临着一道纬向的山脉，它把穆尔加布河谷与阿利丘尔帕米尔分开，名叫巴扎尔达拉。恰在此处它向左折了个弯，把穆尔加布河逼到岩壁根下，以致这条河几乎画出一个半圆，有些地方流势极急。

哥萨克人做了一条船，在轻巧的骨架上绷了涂油的帆布；他们常用它下网，也用它渡到对岸的渔场去。有一天萨伊采夫上尉与我便乘这条临时之舟去碰碰运气。我们在上游很远处上了船，各执一桨，随后任船顺流漂过那个弯，只小心避开拐角附近几处暗藏的沙洲。有几处水被逼进又深又窄的水道，船便贴着崖壁飞也似的驶过。景色不断变换；又因河道多次急转，生出种种极奇的视错觉。船明明一直在往前滑，地平线却像是在前后移动：一会儿阿克拜塔勒谷口在我们一侧，一会儿又正对着我们，再一会儿竟要四下细看才找得着它。一忽儿堡在我们右边，不多时又挪到了左边，直弄得我们晕头转向。水拍岸的声音几乎听不见，因为主流像油一样沿河床滑行，船像一枚不能抗拒的坚果壳被那不可抗拒的洪流带着走。有一两回这单薄的小船蹭着了水底的石头，倒也没出什么事；一个钟头惊险的划行之后，我们在下游很远、河面又略略展宽的一处静水里上了岸，浑身湿得像两条水猎犬。

沙赫疆（意为「王之魂」）在现今堡垒下游二点五英里处，几年前俄国人头一座堡就建在那里。过了那里，穆尔加布河谷便收紧；河也同时变窄变深，流速加快。那一处有一个六顶毡房的吉尔吉斯阿吾勒，也有最后一处稳妥的渡口——凡往西帕米尔去的人，走的总是这一处。

八月二十七日我动身往叶什勒库勒去时，萨伊采夫上尉与一位年轻中尉送了我头一天整整一程（二十五英里）。吉尔吉斯人在沙赫疆把我们引错了路：他们劝我们再往前六点五英里渡河，说右岸的路较好，而且洪水已经退了。我们到了他们所指的那处安全渡口时，先派一名吉尔吉斯人过去带路。然而河中央水深四英尺，那人的马失了蹄，被冲向下游。幸而它又踩着了底，总算到了对岸，骑手却湿到了腰。又有一两名吉尔吉斯人骑过去之后，萨伊采夫上尉纵马下水，平安到了对岸，只是湿得厉害，他觉得还是脱了那双灌满水的靴子、几乎脱到只剩贴身的衣服，把衣裳摊在朝阳的山坡上晾干为妙。我并没有洗澡的过分兴致，便等驮行李的三匹骆驼上来，爬上其中最高的一匹，居然滴水未沾地到了对岸。

萨伊采夫上尉的衣服一干，我们便继续赶路，黄昏时到了阿克阿勒哈尔谷口。我们在那里一块从地里突出来的巨大孤石的背风处扎营。萨伊采夫上尉带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来，还有两瓶红葡萄酒；在彩色的中国灯笼与熊熊营火的光里，我们大大地饱餐了一顿。众人就各样题目发表演说；歌唱个没完，调子却极不济事——整部整部歌剧的回声撞在岩壁上，然而我须承认，那声音之不成腔调，若叫一位歌剧演员听见，他必定宁可用腿而不用嗓子。所幸我们唯一的听众是吉尔吉斯人，他们围成一圈站着，神情极其诧异，看样子以为我们是在路上把神志丢了。我们这场音乐会结束时已近半夜，随后我们照例沉沉睡去。

第二天我们在阿克阿勒哈尔停了一天，因为萨伊采夫上尉在那里种过大麦、小麦、萝卜与小红萝卜；虽在海拔一万一千英尺之处，竟都长得出人意料地好。这一天里我测绘了河往西的一段；随后我们又一同快活地过了一个晚上，二十九日一早分手——俄国人回帕米尔堡，我与我的伙计们继续沿阿克阿勒哈尔谷上行。

两天的行程之内，我们翻过了巴扎尔达拉山脉，发现了一处新的山口（一万五千九百七十英尺），我给它起名为萨伊采夫。它只有次要的意义，因为很难通过：坡极陡，坡面覆着细碎的片岩砾，马在上面很难站住。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小径表明：光顾这道山口的只有奇依克、泰凯与阿尔哈尔，也就是野山羊与野绵羊。

在山口南侧，地面经穆斯依尔加隘谷渐渐下降到宽阔的阿利丘尔谷，谷中住着一百二十顶毡房的吉尔吉斯人。这道谷地在阿克阿勒哈尔的经度上，比穆尔加布河谷约高二千英尺。又两天我们到了叶什勒库勒（意为「绿湖」）东端的苏麦；路上我们经过阿克巴勒克（意为「白鱼」），此地也叫巴勒克麻扎（意为「鱼的圣墓」）。谷地北侧有几眼泉从地里涌出，汇入一个约十英尺深、直径二十来码的小水潭。水呈深蓝，色调不断变换，却始终清澈见底，水温华氏三十九点二度（摄氏四度）。潭中游着许多肥鱼，约一英尺长，背是黑的。从厨房的眼光看，它们格外诱人；于是我们在潭边久久停住，要捉几条上来。我们既无钓竿，也无钓具。可那又何妨？靠着几段包扎绳、一枚瑞典表链上的钩子与一块作饵的羊肉，我们不久便拽上来三条「上品」。到营地之后，伙计们用牦牛黄油把它们煎了当晚饭，指望是一道绝妙的菜。然而唉！我们的指望落了空：那鱼不能吃，有一股刺鼻的怪味。约勒达什倒吃得津津有味；不过看它整夜哀嚎不止，显然事后也为自己的贪嘴懊悔了。

在阿利丘尔河左岸，我们骑过一座简朴的坟，四周砌着石墙。那是七名阿富汗兵的葬处，他们两年前在与俄国人的一场遭遇战中阵亡。他们住过的帐篷还剩下几片毡与几根杆子。我们取了几根杆子来生火，尽管叶希姆·拜抗议说，掠夺坟墓是亵渎。

九月二日夜里我们宿在苏麦的拉巴特（客舍），那是三座宫拜孜（蜂窝形的塔），为布哈拉的阿卜杜拉汗所建；次日早上我们去看了附近一眼从地里涌出的硫磺热泉，水温华氏一百四十一点一度（摄氏六十点六度）！在同一处地方，我们还察看了一块立方形的中国塔木加塔什（意为「印石」），即刻字之石，可见曾有一个时候中国人自认是帕米尔的主人。它上面有一处凹槽，原先嵌着一块刻有铭文的石板；不过那石板已被运到圣彼得堡去了。

随后我们沿叶什勒库勒北岸往西走，走在那一片片从上面风化的山上滚落下来、以三十三度的坡角一直铺到湖边的大砾石坡上。到这一处，阿利丘尔谷收得极窄，湖面只剩不到两英里宽，而它的长度却有十四英里。这湖无疑极深，因为水呈绿蓝色，水温华氏六十四点四度（摄氏十八度），不过不像小喀拉库勒的水那样澄澈。它的海拔为一万二千四百六十英尺。

两岸都有几条带着溪流的支谷通到湖边。最大的一条名叫琼玛尔贾奈；虽然我们见它时流量不过每秒一百零五立方英尺，它却已冲出一个相当伸进湖里的三角洲。

我们在紧靠湖边一小片低平的沙嘴坎佩尔奇克上歇了下来，把毡毯铺在一丛浓密的灌木里——那些灌木已经干枯落叶。煮了茶、吃过极简单的晚饭，我便就着一堆把四邻照得通亮的大火，把一天的经历记进日记；随后裹紧皮衣，在波浪单调的低语声中睡去。

九月三日与四日，我们勘察了叶什勒库勒的西端，那是一处格外有意思的地方。南岸上方压着那道把叶什勒库勒与舒格南地方隔开的大山脉的一支，它在那一带通称喀拉库鲁姆（意为「黑石滩」）。在湖的西端、贡特河出湖之处，它的顶上覆着雪；我们甚至辨得出一条初具规模的冰川，它从前必定大得多，连同它的冰碛必定把那一头的谷地完全堵死。这样看来，叶什勒库勒的成因与小喀拉库勒相同。也就是说，它是阿利丘尔谷排水的蓄水盆；水随后从这里——若容我这样说——越过冰碛的门槛流出去，随即以贡特河之名切穿一道又陡又野的狭谷，末了汇入喷赤河。那道冰碛由巨大的花岗岩块组成，极难通过。我起初很诧异：名声与穆尔加布河一般大的贡特河，竟不过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溪流，流量勉强超过每秒二百八十立方英尺。可这疑团不久便解开了：这股水流的大部分是从冰碛底下过去的，在那里可以清清楚楚听见它奔腾之声。

我们经阿利丘尔帕米尔、越奈萨塔什山口回帕米尔堡。在那里有消息传来：说托格达辛伯克因没有把我越界之事报知扬大人，被光着脊背打了三百鞭，如今半死不活地躺在自己的毡房里。我怕中国人把我留下的家什与标本弄了去，便向好客的俄国人恳切道了别，经色勒库尔山口（一万四千五百四十英尺）赶回慕士塔格阿塔。九月十六日我们不被察觉地到了那里，得知那消息到底是假的。托格达辛伯克安然无恙，当晚就来看我；中国人也没有找出我的东西，虽然他们把凡受过我雇用的吉尔吉斯人的一切都翻了个遍。那些东西仍旧稳稳地藏在岩石底下。

我们不在的时候，冬天已大步逼近。雪线又往山下爬了一截，整道色勒库尔山脉都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溪流缩成了细流，大自然仿佛已为她漫长的冬眠预备停当。慕士塔格阿塔高踞我们之上，冷如冰、拒人于外，以致我们丝毫没有再去惊动他的意思。

我们不再去强攻这位冰山之父的城堡，而是沿着山脚往南走，我的目的是把这个夏天的制图工作做完。九月二十日，我又往琼卡尔卡什卡冰川去了一趟，找八月十三日插下的测杆。它们位置的变化只显出极其轻微的移动；冰川中部最大的速度略低于每日一又四分之三英寸。这样缓慢的推进，多半是慕士塔格阿塔所有冰川的通例，其主因是冬季漫长、辐射极强、蒸发极盛。重力所致的移动，因方才所说的这些作用使冰川的体量与重量减小，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了。

琼卡尔卡什卡冰川是一处重要的界标。它所有的水都流向小喀拉库勒，最终流入喀什噶尔河；而它以南地区的水则流入叶尔羌河。此后一路上我们所经的一切溪流，都在山下部的坡面上蚀出了相当深的沟槽；那些坡面由碎屑与磨圆削平的古冰碛构成，上面偶尔散着片麻岩巨块，有时还点缀着小小的草地。我们左边，嶙峋的山壁陡然插入碎屑坡下，顶上耸着几道锋利的山脊。也是在这一侧，阔克塞勒冰川从一道巨大的岩槽里挤出来。它的冰碛规模异常，遍布着巨大的片麻岩漂砾；它的溪水则由好几个方向补给。我们此时发现：越往西走，冰川越小，而古冰碛越大。这无疑是因为消融之力在南坡比在北坡更为有力。

九月二十一日，我们绕着山脚向东南偏东、又向东兜了一个大圈子，一直到萨尔阿格勒诸冰川的冰川溪；二十二日我们经过舍瓦尔阿格勒与格尔东贝两条冰川。这两条都无从接近，因为四周是无法逾越的冰碛墙；连牦牛也爬不上去。山体在那一带的形貌极其崎岖，简直是一堵陡壁，轮廓峥嵘，山脊与鞍部参差不齐；冰川又极短，难得从山臂之间伸出来。它下部的坡面呈现出古冰碛地貌的特征：圈谷、垄脊、漂砾与水潭；再往前便渐渐没入塔合曼的平野。山体主脉上再往后的两道基底裂谷，都名叫喀拉库鲁姆。那里没有冰川；不过谷底的古冰碛被流水深深地掏刻过，整片地面上散着一块块极美的灰色片麻岩的巨大碎块，以及较小的结晶片岩碎片；碎石间有许多野兔在跳。

末了我们折向东北，进了特格尔曼苏的峡谷。我们在那里的溪边停下，扎在一处草木宜人的营地；九月二十三日我们在那里歇了一天。最低温度表读数为华氏四十一度（摄氏五度），可见我们已降到较低的地带。下午四时，溪水温度为华氏四十六点九度（摄氏八点三度），水清而亮，宜于饮用。溪的流量为每秒七十立方英尺。

我本打算从特格尔曼苏起，朝北与西北方向绕慕士塔格阿塔走完整整一圈，直到小喀拉库勒。可惜吉尔吉斯人声称这个打算行不通，因为山的东侧是一座陡峭而参差的山脊的迷宫，即便步行也翻不过去。为了自己把这一层弄确实，我往溪源作了一次踏勘，发现吉尔吉斯人说得全对。于是除了走老路、取道格迪亚克与乌鲁克拉巴特绕山而行之外，别无他法；一八九四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回到了小喀拉库勒东岸我们的老地方。

三十二小喀拉库勒上的行船之险

这一回我们在小喀拉库勒湖畔扎营，自九月最后一天住到十月九日；一半因为我们需要休息，也因为从高处直接下到暖谷去是不明智的；一半因为我想测一测湖的深度，我指望这能印证我们头一回到这一带时关于此湖成因所作的观察。紧挨我们营地有一个六顶毡房的阿吾勒；到后的头一天，我便同那里的住户、同托格达辛伯克与我自己的几个伙计商议：怎样测深最好。船自然是没有的。有一个吉尔吉斯人倒在阿姆河上游见过一条船；其余的人连船是什么样子都全然不知，甚至想不出这么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整个色勒库尔宽谷里只有六株小桦树，长在喀因德麻扎那座圣墓上；可要去动它们，便算是亵渎。除了那几株树，方圆百英里之内连一丛灌木也没有。

我们近旁所能找到的，只有生皮子，以及「乌克」——那是撑起吉尔吉斯毡房那穹顶形毡盖的略带弯度的杆子。可是这些材料怎么能变成一条船，就连最聪明的吉尔吉斯人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动手用涂过油的亚麻布做了一只小小的船模型，配上桅、帆、舵与龙骨，它航行得极好，吉尔吉斯人惊诧不已。托格达辛伯克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个东西若照大的做出来，要送掉我的命；我还是等湖冻上为好，他估摸大约六个星期以后就冻了。夜里气温已降到华氏十四度（摄氏零下十度），每天早上湖岸上那几个小潟湖都结着薄薄一层冰，不过日头一高又化了。湖面本身浪太大，结不了冰。我们在湖畔的整整十天里，一场场十足的大风从南边乘着迅疾有力的翅膀飞来，一场追着一场掠过湖面，仿佛急不可耐地要赶到布伦库勒去；那模样就好像大气里一个分子也不剩，而那位了不起的扬大人连同他那一队兵正坐在真空里张口喘气。然而我并不气馁。我从前听过海浪的沸腾与拍碎，宁可去斗一斗那精力旺盛的风神，也不愿坐等结冰。

我叫人把帐篷支在离岸不到两码处，好躺着听波涛的音乐；而那造船的「船坞」就紧挨着帐篷。我们在这里放下龙骨，用绳把坚韧的肋材捆在上面，不到两个钟头骨架便成了；它不过六英尺长、三英尺宽。有一匹马体贴地在前一天死了，贡献出它的皮；一只羊也给了我们些材料。这样一来，它的样子总算有几分船形了。最后再添上一根桅杆与一面猩红棉布的帆。两舷各系两只吹足气的羊皮囊，船尾又捆了一只——那船尾不知怎的可疑地朝下坠着。我们的桨是用乌克做的，一端劈开，在叉口上绷一块羊皮。至于舵，我们干脆拿了一把铁锹，牢牢缚在船尾。

十月三日下水的，是一条极古怪的船。老实说，它实在给瑞典的造船术丢脸，全然没有我们的快船所著称的那种高贵的线条与优美的比例。恰恰相反，它浑身歪斜多棱，像一只空沙丁鱼罐头。我要驾着它在喀拉库勒上航行整整一个星期；当这条勇敢的船靠着那几只吹足气的羊皮囊在岸边一起一伏时，它奇怪地使我想起某种上古未知的怪物正在孵蛋。

第二天一早托格达辛伯克便来看这个怪物。他在一段敬而远之的距离上站住了。他脸上的神情滑稽得无从形容，仿佛在说：「怎么，你不是要告诉我船就长这个样子罢？我做梦也想不出这么个东西来！」随后转眼间，他嘴角掠过一丝讥诮的笑，他像是在心里想：「多古怪的一个玩意儿！」不过他很有分寸，什么也没说；我则咬着嘴唇，好绷住脸。同时我请他当天稍晚坐船出去一趟。他推让了一阵，接受了。到真要动身时，他比他的族人胆子大得多。

我们的船下水那天，吉尔吉斯人从远近赶来；甚至有二十来个妇女，戴着白色大头巾似的头饰，从一个冰碛土丘后面探头张望。我问那些老人：若把扬大人放上船去、打发他到湖上走一遭，他还忍得住不笑么？这个念头把他们逗得几乎要笑破肚皮。

总之，这整件事是一桩轰动之事，一场极难得的「塔玛沙」（热闹）；关于它的传说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东帕米尔。我们回喀什的路上，在过夜的吉尔吉斯阿吾勒里——即便离小喀拉库勒很远的地方——人也常问我们：听说有一个生着翅膀的外乡人飞上了慕士塔格阿塔、后来又在湖上飞来飞去，可是真的？毛拉伊斯拉木甚至编了一支歌，此后常在晚间就着艾捷克（胡琴）唱起来，无疑还要作为一段传说流传给后人。

船下水的那一刻，实在是我一生中至高的一刻。吉尔吉斯人屏息看着它的动静；我跨进去、驾着它出去走了一小程时，他们对我的胆大惊骇不已，因为那时正刮着大风。可这条小船带着它五只羊皮囊，在水上颠得倒也欢快；托格达辛伯克见了这情景大受鼓舞，我下一趟试航时他便乐意同行了。

从来不曾有过更蓝、更纯、更新鲜的波涛，去摇动一件比我们这个更七拼八凑的家伙：它在水上自在的程度，大约同一只母鸡或一只猫差不多。它并不因头一个驶过喀拉库勒的波涛而自豪，也不因身处海拔如此崇高之处而欣然。它在那卷着白边的碎浪上惴惴地摇晃；而那些浪像是恶作剧般地以逗弄它的惧怕为乐。哦，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船！一条十足的杂牲口做的船！骨肉是马、是羊、是山羊拼起来的；脾气是骡子；动起来则令人想起母牛那优雅的蹦跳。可它倒也不辱没自己的出身：它像骡子一样犟；一落进浪谷里，它便像野马一样尥蹶子、乱撞。哦，那条爱尔兰猪一样的船！你喊它「右舷」或「左舷」，它从来听不懂。「左」和「右」这两个字，在它那里的意思与常人所理解的恰好相反。对一切航行的规矩它全然无动于衷；你尽可以像划桨的苦役一般拼命扳舵：它只管把水泼你一身，自走自的。不论我们是想往南还是想往北，它总以为我们迎着顶头风；我们只要稍稍想抢一点风，它便必定要落下去，直到风与浪都到了它身后。一句话，它犟得同一头牦牛分毫不差！

因为风一直从南边来，每次我们要用这条宝贝船，都得把它拖到南岸去，再任它顺风漂过湖去，一路测深。这个法子是十月四日开始用的：那天用一匹马把船从浅水里拖到南岸中段。随后我与一个吉尔吉斯人穆罕默德·吐尔迪上了船。风并不大，却很冷，我便裹紧了皮衣。我们离岸还没多远，一阵飓风似的南来强飑扫过湖面，在前头把水犁得翻涌。我们落下帆，紧紧抓住船舷；因为船正像一匹倔马一样蹦跳。我们的处境很危急：船正朝湖心漂去，离哪一岸都远。我正掌着舵，忽然它尾部一沉，一个浪头打了过来，把船灌了半满，我们也湿透了。撑着船尾的那只羊皮囊脱了扣，正自个儿在水上漂走。此后每一个赶上我们的浪都从我们头上盖过来，虽然我尽力用桨去卸掉它们的势头，而那位吉尔吉斯人穆罕默德则拼了命地舀水。

我们的处境实在严重；尤其是右舷两只羊皮囊也开始瘪下去，风带着尖利的嘶声从里面漏出来，船便朝右倾了。浪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像披头散发的凶恶海妖，一下下扑到我们身上。

我们就这样漂着，在怒涛之上、在不知多深的水面上颠簸。我怕别的羊皮囊也要弃我们而去，或是在我们到岸之前泄了浮力；便不住盘算：中间这一段水我究竟游不游得过去。穆罕默德·吐尔迪晕船晕得凄惨，也丝毫没能振作我的精神；他脸色本该白得像纸，只是他早已被太阳晒得像个吉卜赛人。他一直在舀，而且舀的是双份：一边舀水，一边……。可怜的人！他一辈子没上过船，也从没听说过晕船这回事。他一心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

吉尔吉斯人有骑马的、有步行的，挤满了最近的岸边，每一刻都等着看这条船沉下去。所幸我们总算把它撑住了没沉；末了见它滑到了浅水上，那份宽慰实在无从形容。我们平安无恙、只是浑身湿透地上了岸，赶回营地，生起一堆大火，慢慢把衣服烘干。

我们头一趟测深就这样彻底成了一场败绩。我们唯一的所得，是发现流沙对湖盆的填平之功或许不亚于冰川泥；因为冰川溪只在夏天使得上劲，而沙暴则一年到头都是常事。不过到了夜里，从过境的风暴中落下的流沙，又被吹着从光滑的冰面上刮走了。我们在湖上好几次被沙雾裹住，浓得几乎辨不出岸线；到傍晚风暴平息之后，水仍旧是浑的。晚饭时那碗永远吃不完的羊肉汤，竟当真在我们牙齿之间咯吱作响。

第二天我们顺顺当当地做完了三条好的测深线，没有再出什么事；八日又从南岸西端出发。这一天我们动手得晚，好让风先稍稍平息；我们缓缓漂过湖面，连帆也不用，免得扰了测深的准确。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随后暮色降临，等我们漂到浅水处时天已全黑。我们离北岸只有二百来码，忽然一片死寂，转眼间一场猛烈的北风把船像一枚坚果壳一样掀回湖里。我们觉出：如今整个湖与整整一夜都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拼命划也划不动：风太强，无情地把我们逼到湖的正中。天黑如墨，直到月亮升起来才稍稍给我们一点安慰；而伊斯拉木·拜见我们久久不归，心里不安，在营地生起一堆大火，正好给我们当灯塔。所幸那场北风为时不久，靠着死命划桨，我们在半夜前后总算到了营地。

在那片水上行船有一桩大好处：我们不必担心碰上别的船，也不必担心被哪个夜归的莽撞醉汉撞翻。我们是小喀拉库勒无可争议的主人，转船的水面绰绰有余；因为这湖约两英里长，南端两英里宽，北端略多于半英里，中部一英里。

我把我们这条高贵的船取笑了一通。如今该说它几句好话，权当是它坟上的一篇悼词。测深既已做完，天气又一直不好，我们在湖上的行程便到此为止。要把我们这条游艇拆开，把各样材料还给各自的供主，而不能把它送到斯德哥尔摩的人类学博物馆去，我心里颇为不舍；因为它无疑会是那个收藏里的一颗明星。它确曾让吉尔吉斯人见识了船是个什么东西；不过它是否让他们对瑞典的航海术生出什么过分的钦佩，那就很可疑了。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弄清了喀拉库勒的测深、即深度关系，前后共测了一百零三点。这些我都标在一幅放大的图上，此后又在图上画出了等深线。最大深度为七十九英尺，在湖的南半；中部则在五十至七十英尺之间。沿整个南岸——冰川溪注入之处——有一道相当陡的淤泥堆积；北面则是冰碛以平缓的坡度降到湖面。西北角上，喀拉库勒的出水从湖里流出之处，许多小块的片麻岩漂砾露出水面。紧靠东南岸、在较陡的崖壁底下，测深索放出五六英尺便触了底；而在湖的北半，则处处要放出一千英尺以上。西岸中段附近有一座小岛，名金迪克麻扎，每年春天是无数野雁的孵卵之地。也是在那一带，我们发现了两个大而浅的湾，以及几处在突出的岩石背风处形成的水下流沙丘。

至于湖水颜色的变化：较深处是深蓝，浅处是浅绿，而长着藻类的那些带则是暗紫。

吉尔吉斯人极其肯定地说：小喀拉库勒里没有鱼；事实上我也只见着一条，一条小的，死了浮在水上。它与我在邻近的巴西克库勒采到的标本是同一种，多半是被鸟带到小喀拉库勒来的。

水是淡水，宜于饮用。我们住在那里期间，近岸水温在华氏五十三点六度（摄氏十二度）与华氏三十七点四度（摄氏三度）之间；湖心水底则为华氏四十六点四度（摄氏八度）。

有几处地方有许多小泉注入湖中；凡这样的地方，几乎整个冬天冰上都开着口。小喀拉库勒在十一月中旬封冻，四月中旬开始解冻。吉尔吉斯人形容那冰像一面镜子，光滑得连一点雪也被风扫得干干净净。他们还告诉我：隔着冰，他们能看见湖底大片的林子与草场（其实是藻类）；而冬夜里，星星的影子在冰上闪烁，同天上真的星星一样亮。

如今每天都有活干，我们的日子过得同上回住在湖畔时一样宁静安详。有时一天的活做完了，正刮着大风，我便去岸边一块岩石上坐着，想象那些滚到我脚边的波涛正拍打着故乡那片林木葱茏的群岛；于是关于祖国的千百段记忆涌上心头，像火把一样照亮我孤寂的长夜。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香客，正歇在大自然最美的一座殿宇里，殿门口有戴雪的巨人山守望着。它们脚下卧着这一湖奇景，像一颗水色最纯的宝石；那明亮平静的湖面成了一面华美的镜子，供它们端详自己严峻的面容。

若说小喀拉库勒是一个死湖，那是不公道的。我在测绘时，好多次惊起了岸边芦苇间正安然觅食的一窝窝野鸭或野雁。见我们走近，它们便垂着腿、伸长脖子飞向湖心。夜里我也常听见野雁唤它们的雏鸟，或是听见它们成群飞过帐篷上空时那沙哑的叫声。这些雏群里偶尔会缺几只；因为我们也不反对给那要命的单调伙食添点花样。

不过最美的还是天光云影。有一只大手在那里画出最动人、最绚烂的图画——那些景象彼此全然不同，有时叫我觉得自己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被送到了世界上两三个不同的地方。譬如，太阳会在极纯净的蓝天里升起，空气静而暖，慕士塔格阿塔清晰分明地矗立着，它那泛着蓝光的雪原最细微的处所、它那些浑圆与陡峭的高处每一层深浅不同的色调，都以无可比拟的美的线条勾勒出来。幽暗的山坡映在湖这面变幻不定的镜子里，一忽儿是可爱的浅绿，一忽儿是深沉的浓蓝，而一片完美的安息日的静谧笼罩着整个景象。随后忽然之间，白云——紧跟着是乌云——会在北面的天边窸窣涌起。帕米尔上空的天会摆出钢灰色的冬相：转眼间整个穹苍便被云塞满。风会一阵阵呼啸，随后毫不留情地狂吹。紧靠岸边的湖水会绿得像深海，再往外却泛着暗紫。湖面从这一头到那一头会被一道道奔跑的白沫划出条纹；而波浪则猛烈地扑向岸边——那岸它们已经啃噬崩落了几千年。可不到一个钟头，这场风暴便烟消云散。随后来一阵冰雹；再随后来一场倾盆大雨。风会止息。湖会失去它的亮光，被雨点打成一片灰色。

不过这样的坏天气难得持久，也不留痕迹。每天下午，像钟点一样准，东风便呼呼地越过喀拉塔什山口、沿伊克贝勒河谷吹下来，把景色裹进一片雾霭。除了紧挨我们身边的东西之外，一切都看不见了。两边的湖岸都隐没了。正对着我的，天与水化作一片。俯临湖面的群山，我睁大眼睛也望不见一点。我尽可以想象自己正站在无边大海的岸边。

有一回，雾把画家的笔接了过去，用它作出了极壮丽的效果、或者不如说极壮丽的对照。我们正从伊克贝勒河那边回来。它的谷里灌满了昏浊的雾，雾涌上慕士塔格山脉下部的坡面，把山侧每一处凹陷都涂黑。它涌得那样快、那样悄无声息，群山转眼便从视野里消失了，像一块未定影的照相底片曝在光里那样。就在下面这样被浓黑裹住之时，慕士塔格阿塔高耸的诸峰却灿然明亮地照耀着，像电灯的光流泻在那滚滚而来的雾浪之上。太阳沉到山后；转眼便是黄昏。雾越爬越高，沿着山坡往上。这座大山最高的几座峰，以及像银甲一般在它肩上闪光的雪原，浸在一片猩红的光里，渐渐晕成绚烂的火黄。被日光照着的高处越缩越小。那些妒忌的阴影以不祥的从容与迅疾爬上峭壁的脸。有那么一刻，最高的那座峰还在雾的洪水之上闪着光；随后便黯淡下去——成了一座在天空幽暗背景上隐约难辨的金字塔；再过几个飞快流逝的瞬间，它也被吞进了那深不可测的雾海。

随后便是夜里那些美丽的图画。雾散了。月亮升到山顶之上，苍白而冰冷，以冷峻的威仪行过那撒满闪烁星辰的深蓝夜空。山侧凹陷之处披着长长的、围巾般的阴影，因那些岩岬正沐在银色月光里，便显得格外漆黑。一片坟墓般的寂静把群山慑在它的咒语里。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我离开这个壮丽的小小高山湖时不无怅然——我几乎已把它看作自己的产业，在它好客的岸上我们度过了那么多安宁、爽利而有所得的日子。可我们到底还是在十月九日走了。南风狂吹。波涛唱着它们那忧郁却抚慰人的歌——我听多久也不厌的那支歌——为我们送行而唱。然而那回声不久便在远处消歇，因为我们又一次转而向上，朝着那些巨大冰川的未经人迹之境走去。

三十三吉尔吉斯人中间的生活

在离开帕米尔高地、回喀什去之前，我想就吉尔吉斯人说几句——我在他们中间已经住了这样久。他们的叼羊、即马上的竞技，以及这在他们本来单调的生活里所占的要紧地位，我已经写过了。吉尔吉斯人最要紧的事，是照管畜群，以及随畜群而定的按时迁徙。夏天他们住在牙依拉（夏牧场）上，即慕士塔格阿塔与帕米尔诸山较高的坡地；到冬天，寒冷与积雪把他们从山上赶下来，他们便去谷里找克什拉克（冬牧场）。同一个阿吾勒里的人，通例都是亲族，而且总在同样的牙依拉与同样的克什拉克上放牧。别的阿吾勒未经事先商定，不得侵入这样占定的牧场。

孩子生下来，第二天亲族便来道喜。宰一只羊，办一场筵席，还要念经。第三天给孩子取名，由毛拉在一本书上查出来——每一天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孩子便以此为名。名字后面再加上「奥格里」（意为「之子」）与父亲的名字；例如肯切·萨托瓦勒迪·奥格里。

一个吉尔吉斯青年想娶亲，由父母替他挑一个合适的妻子，他非娶不可；反过来，若那位待嫁的姑娘不愿意，这门亲事也可以作罢，不过姑娘多半也得听父母的。青年若没有父母，便自己挑；然而无论如何都得付「卡林」（聘礼）给女方的父母。富裕的吉尔吉斯人要付到十个或十二个「江巴」（一江巴合五至十镑）；穷的则付两三匹马或几头牦牛。因此姑娘的父母总想给她找个「拜」（富人）作丈夫；青年的父母则想要一个相貌平常、家境贫寒、肯安于菲薄聘礼的儿媳。若姑娘年轻貌美，索的聘礼总是极高。

一八九四年，慕士塔格阿塔附近住着一个格外美貌的吉尔吉斯姑娘内夫拉汗，远近都有人来求；可她父亲索的聘礼高得不近情理，以致她到了二十五岁还没有出嫁。有一个爱她爱得神魂颠倒的吉尔吉斯青年求我把那笔数目「借」给他；连两家的父母也想来兜搭我，自然不曾得手。

婚约一订，定亲可以拖上不定多久；不过聘礼一付清，婚事便办。新支一顶毡房，婚礼就在里面办，来多少客人都可以。席上用的「达斯提尔汗」（席面）是羊肉、抓饭与茶；随后毛拉高声宣读这对新人彼此应尽的本分。还要办叼羊。人人都穿最好的袷袢。新娘则盛装打扮，戴上全副首饰。男方若属另一个阿吾勒，仪式便在姑娘的阿吾勒里办，随后全体宾客把这对新人送到他们日后的住处。

吉尔吉斯人死了，尸身要洗净，换上干净的白衣裳；随后用布与毡子裹好，尽快送到坟上去。地掘到三英尺深，坑底再朝一侧横掘一道沟，尸身便放在那里。随后把外面的坟填上，覆上一块石头；死者若是「拜」，坟上便立一座建在方形台基上的小圆顶。下葬之后四十天内，送葬的人要来上坟。

吉尔吉斯人家的家当不多。搬家时，两三头牦牛通例便驮得下全部财物。最占地方的是毡房（乌依）本身连同它的木杆与厚毡覆盖，还有鞍子、马衣、「被褥」与散铺的毯子。其次是家用的器具，其中最要紧的是「卡赞」，一口大铁锅；此外还有瓷碗与瓷盘、扁平的木盘「塔巴克」、带柄带盖的铁壶或铜壶「库甘」与「楚衮」。别的还有织机、和面槽、筛谷的筛子、斧子、盛粮盛面的口袋、摇篮、一把胡琴与一把弹拨乐器、支锅的铁架、火钩等等，凡齐备的毡房里都少不了。这些东西大多在喀什、英吉沙或叶尔羌买，不过色勒库尔谷里也有本地的铁匠与木匠。做毡房的木料取自慕士塔格阿塔东侧的诸谷，因为色勒库尔谷里不长树。

每顶毡房里总辟出一块地方，叫「阿什哈纳」（食物间），在那里存放各样形式的奶与奶皮，以及别的食物。最受欢迎的饮料是「艾兰」（把煮过的奶兑水、放酸），夏天喝格外爽口。「卡依马克」是最上等的牦牛奶皮子，又厚又甜又黄，带一点杏仁味。寻常的奶叫「苏特」。这各样的奶都装在羊皮袋里。

吉尔吉斯人主要靠牦牛奶与羊肉过活。每星期宰一两只羊；阿吾勒里的人便饱餐一顿。他们挤进毡房，围着火，肉正在卡赞里煮着。肉分给在场的人。随后各人掏出刀来，一直吃到只剩光骨头；连骨头也要敲开取髓，那被看作极好的美味。饭前饭后都要洗手；吃完了，双手抚到胡须上，众人齐声喊：「安拉乎艾克拜尔（真主至大）！」伊斯兰教一日五次的礼拜，由每个阿吾勒里最年长的人按时诵念。

日常生活里，重担是妇女挑的。她们支帐篷、拆帐篷，织毯子、织带子，搓绳纺线，挤牦牛奶与羊奶，照看羊、照看孩子、照看家务。她们的畜群由几条凶猛的牧羊犬看着，那些狗靠吃饭时剩下的东西过活。

男人可以说是什么也不做。通例他们整天围着火坐，至多把牦牛赶到高处的牧场去、再赶回来。不过他们常去邻家买卖或交换牲口。冬天他们一般整日待在毡房里，围着火（火是用「特塞克」即牦牛粪烧的）说话，外面暴风呼号，雪成浓云在毡房四周打旋。

吉尔吉斯人就这样过他的一生，安宁而单调，年年一个样，一样的活计，一样周而复始的迁徙。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老了。他看着儿女离开他，另立门户。他的胡须白了；末了他被抬到最近的圣墓上去，就在那些覆雪的山脚下——他与他的祖先曾在这些山中挣扎着度过一生，那一生虽少欢乐，却也没有什么大的忧患。

正因为如此，他们把我在他们中间的长住看作一段有趣的插曲。他们此前从没有机会近处看一个「费朗吉」（欧洲人），也没有机会看他忙那些神秘的活计。他们始终不明白：我为什么非要把每一条冰川都走到，为什么什么都画下来，甚至不惜从岩石上凿下石块、把箱子装满——在他们看来，那些石头再平常、再乏味不过。

他们对外间的了解极其有限。他们只知道自己所住的一带，然而那一带他们知道得异乎寻常地熟；帕米尔上的各条路线、东突厥斯坦西部主要城镇的路线，他们也熟。除此之外，便是一本合着的书了。他们听说过俄国、英国、中国、波斯、坎巨提、克什米尔、西藏、印度斯坦、大喀拉库勒、罗布泊与北京。他们对世上那些繁华之处的全部知识，来自亚洲这一部分的城镇，或是来自行商；不过他们对这些来路的消息难得留心，因为那多半与他们自己的事不相干，而那熙攘尘世的回声也从不曾传到他们这里。在他们看来，世界是平的，四周围着海；太阳每天绕着它转一圈。我无论怎样想让他们明白真相，他们总也把握不住；他们只以泰然的笃定回答说：无论如何，他们自己所住的地方是不动的，从来没有动过。

老人们常把自己一生的经历讲给我听；听起来总是既有趣又长见识，尤其是就语言而论。在年长的吉尔吉斯人里，朗库勒的伯克·布拉特一生变故多而富于冒险。阿古柏在世时，他在塔合曼当了十二年「尤兹巴什」（百夫长）。一八七七年阿古柏死后，中国人取了喀什。两年后，哈基木汗托热带一千人从马尔吉兰进军塔什库尔干，伯克·布拉特与他兄弟、以及五百名色勒库尔的吉尔吉斯人在那里投了他。他们把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人围了整整一个星期，却攻不下来。随后有一支大队中国军队进山弹压这场叛乱；哈基木派吉尔吉斯人阿布都热合曼·达特哈去塔什库尔干议和，却被塔吉克人杀了。哈基木汗托热于是把队伍带到盖孜河谷口的恰克尔阿格勒。在那里等候时，伯克·布拉特的兄弟库鲁什·达特哈得知：中国人打算把凡参与叛乱的人一概处死，除非他们交出哈基木。库鲁什于是弃了他的首领，投小喀拉库勒去。中国人随即命他到木吉去攻哈基木，他照办了。哈基木越克孜勒阿尔特山口逃走，手下折了许多人。伯克·布拉特继续统率吉尔吉斯残部。然而他们也散了，伯克·布拉特退到朗库勒；他兄弟则被中国人俘去，在喀什斩首。伯克·布拉特怕遭同样的下场，逃往阿克拜塔勒；却被五十名中国马兵追到那里拿住，连同他的家眷经喀什押到吐鲁番。他在那里流放了九年；不过吐鲁番的伯克是个穆斯林，让他行动自由，也准他安心做买卖。因为他始终安分守己，中国官府后来不但准他回乡，还看重他的才干，要委他做东帕米尔的伯克。他却谢绝了，说他不肯给杀了他兄弟的人做事。此后俄国人进了帕米尔。我去的时候，老伯克·布拉特正在朗库勒过着贫寒而无声无息的日子。

我们就这样谈着，常谈到夜深；篝火通红的余烬上蓝焰跳动，把毡房里照得幽微，以致围坐在毯子上那些留胡须的人的粗犷面容都几乎辨不清。吉尔吉斯人与我分别时是否觉得可惜，我不知道；因为生活在一种寒冷、吝啬而不肯通融的气候里，他们胸中跳动的心是硬的、不易动情的，对较温暖的感情没有什么回应。然而我走时，仍有许多声友善的「霍什！（再会！）」、「胡达约勒白尔孙！（愿真主开路！）」与「安拉乎艾克拜尔！（真主至大！）」送着我；他们在小喀拉库勒岸上站了很久，用惊奇的眼睛望着我的驮队。而当我最后一次离开他们好客的地方时，其中许多人心里无疑在想：「他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他到这里来究竟要什么？」

三十四回喀什

十月九日我们行至托雅库伊鲁克阿吾勒（一万二千七百四十英尺），次日沿伊克贝勒河谷上行；那河的流量此时已减到每秒七八十立方英尺，与我们夏天所见那条翻沫的大河大不相同。到了阔克塞勒那条庞大而威严的冰川，我们折向左，沿谷右侧的陡坡曲折而上——那坡一部分是坚实的片麻岩，一部分是从上面落下来的碎石。那天傍晚我们到了图尔布仑阿吾勒，那里的住户正要迁往小喀拉库勒去；因为图尔布仑的冬天极其阴冷严酷，暴雪天天都有。那一带狼、狐与熊都很常见。

我们在那个阿吾勒过夜的那一晚，即十月十一日夜里，刮着异乎寻常的大风；吉尔吉斯人不断点起火把举到毡房的天窗口，喊着「安拉乎艾克拜尔！」以驱风。每逢来一阵格外猛的狂飙，他们便一齐跳起来抓住毡房，虽然它早已用绳与石头缚牢。饶是如此，我们还是抽空去喀拉依尔加走了一趟；那里草木丰美，引来许多野山羊与阿尔哈尔即野绵羊，也就是马可·波罗羊。伊斯拉木·拜在一条冰川上打中了一只野绵羊；可惜那牲口跌进了一道冰裂缝，再也捞不上来。

十二日我们骑过了声名不佳的麦尔盖别勒山口。西面的坡并不特别陡；可雪将近十六英寸深。这是一处奇特的山口：顶上宽阔，呈穹形，覆着一条薄薄的冰川舌，我们在上面骑行了一又四分之一英里。附近的山相对低矮；右手（南面）的全然裹着冰，北面的则或是裸露的黑色结晶岩，或是撒着薄薄的雪片。东侧却陡得不可思议，是一片冰碛，上面堆着相当大的岩块与棱角尖利的片岩层。在那里我觉得还是下来步行为好，因为马不住地要跪倒。所幸这一回我们雇了牦牛驮行李。坡度渐渐缓下来，我们没再出事便下到了麦尔盖谷，在一顶孤零零的毡房里扎营，海拔一万一千七百八十英尺。

此后几天我们一路快走，朝东突厥斯坦的平原下去。东侧的诸峡谷里雪下个不停；十月十三日又添了大风，我们整日在飞雪中骑行。穿过麦尔盖谷的那条溪，因一连串小支谷来的许多支流而涨大，已在砾岩阶地间蚀出一道深槽，我们常常不得不在槽里骑行。

溪底堆满了片麻岩与黏板岩的大块。到苏盖提（九千八百九十英尺）——其名得自那里生长的柳树——毡房都深陷在雪里；不过头人托格达·穆罕默德·拜殷勤地接待了我们。

十月十四日我们行至恰特，那是东部吉尔吉斯人的头目穆罕默德·托格达伯克的驻处。途中我们经过喀拉塔什依尔加，从喀拉塔什山口下来的溪流从那里穿过。次日的行程带我们翻过一处次要的山口格迪亚克别列孜（一万三千零四十英尺），顶上浑圆松软，由滑腻的黄泥或细碎的片岩砾组成。附近的峡谷里浮着一团团浓得看不透的雾。

我们过夜的宿处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萨里克克孜（意为「黄姑娘」）。

十六日过后，把康科尔谷口留在右手，我们便又回到了熟地；那天傍晚在依格孜也尔歇下，住的还是从前住过的那家客栈。我很高兴能把那套笨重的冬衣脱下，如今气候和暖，它已成了多余。而我们晚饭吃的水果、喀什的馕与鸡蛋，又是何等地好！

十月十九日，我又住进了喀什领事馆我那间屋子，看见一夏天积下来的一堆报纸与信件，欣喜不已。

我如今在老朋友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家住下，得以享受一段极需要的休息。漫长的秋夜我们仍旧照旧围炉而坐，谈论亚洲的许多要紧问题。关于喀什的回忆我不多说，只有两件事不能不提。我头一件要紧事，是把从慕士塔格阿塔带回的地质标本整理贴签，并把拍过的照片冲洗出来。此后我写了几篇关于这个夏天工作的科学论文。

十一月初，一股来自欧洲的气息透进了我们这个远东孤零零的小圈子。枢密顾问官科别科先生正在俄属突厥斯坦巡视，到了喀什。他是个愉快、有教养而博学的人；他在我们这里住的一个星期里，日子过得比平常快。十一月六日那个晚上我永远忘不了——那是伟大的古斯塔夫·阿道夫辞世的纪念日。我们都围着客厅的大桌坐着，手里端着茶杯，谈政局，议论东突厥斯坦的将来，炉火噼啪，茶炊作响——这时一名气喘吁吁的哥萨克信使不叩门便闯了进来，走到科别科先生跟前，递上一封从伊犁——俄国电报线路的最后一站——来的电报。电文是亚历山大三世皇帝驾崩的消息。在座的人都站了起来，信奉正教的俄国人画着十字。人人脸上都现出深深的悲痛，屋里久久一片死寂。这个悲伤的消息只用了短短五天，便透进了亚洲的腹心。

电报到后的第二天，道台与曾大老爷来向彼得罗夫斯基领事致唁。他们穿着五色的礼服，带着锣鼓、伞盖与旗仗，全副的排场与仪节，与俄国人那份无声的悲痛形成了奇异的对照。

我所经历的那些剧烈的气候之变，其结果是一场热病；它十一月中旬发作，把我在床上关了一个月。

我在俄式浴室里还遇上另一场不幸——那天我由两名哥萨克与伊斯拉木·拜陪着去洗澡。浴室已烧热，一切都备好了；可我进去很久之后，哥萨克人以为我该洗够了，便来看我在干什么。他们一进来，发现我已经昏了过去。烧火的管子有一处漏了，那烟气险些要了我的命。伙计们立刻把我抬回屋里，我渐渐缓了过来；不过此后有两天头疼得像要裂开。

随后便是圣诞。圣诞！这一个词里藏着何等多的记忆、憾恨与指望！是的，喀什也过圣诞了。雪轻轻地落；可在干燥的空气里立刻蒸发，连地都没有白。街上与集市上有铃声；可那是驼铃，一年到头都响。天上星星明亮；可没有我们北国冬夜那样魔幻般的璀璨。房屋的窗子里这里那里闪着一点光；可那不是挂在杉枝上摇曳的圣诞烛，只是坎巨提油点的灯，简朴得如同基督在世的时候。

在这圣节里，还有谁比瑞典传教士霍格贝里先生更合宜去拜访呢？他夏天带着家眷到了喀什。英国代表马继业先生与亨德里克斯神父同我一道去，我们还给霍格贝里先生的小女儿带了几件小礼物。念了那些年年如此的当日经课，又和着风琴唱了圣诞的赞美诗。随后在圣诞前夜的黑暗里，亨德里克斯神父与我信步走到马继业先生家，那里有热红酒与圣诞的佳肴等着我们。可将近半夜时亨德里克斯神父走了；我们怎么劝也留他不住。他要回印度商客店里他那间孤零零的小屋去，十二点钟一敲便要做圣诞弥撒——一个人，一个人，永远一个人！

一八九五年一月五日，圣乔治·利特尔代尔先生带着他那位无所畏惧的夫人与一位亲戚弗莱彻先生到了喀什，我同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辰。利特尔代尔先生的性情格外和蔼、有丈夫气概而不事张扬；能这样结识当今最勇敢、最有本领的亚洲旅行家之一，我以为是一大幸事。他自己看待自己的旅行却眼光挑剔，一向谦逊，毫不自诩。他说他旅行不过是为了消遣、为了打猎，也因为这种活动而多变的生活比伦敦的宴游更合他的口味。然而凭着他一八九五年开始的那趟旅行，他已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写进了亚洲探险的史册，与他那两位杰出的同胞荣赫鹏与鲍尔并列。

一月中旬，我们的英国朋友坐着四辆挂着毯子的大阿尔巴（大车）离开喀什；他们驶出马继业先生院子时，那阵势颇为壮观。他们在车尔臣配齐了他们的大驮队，随后自北而南横穿西藏。

同时我们惊悉杜特雷依·德·兰斯的惨死。他是同年夏天在唐布达被袭击杀害的。消息是他手下四个人带回喀什来的。

随后是俄国的圣诞，比我们的晚十二天；领事馆里又热闹忙碌起来。圣诞早晨，唱歌报晓的哥萨克人用哀婉的歌把我唤醒；领事家里大事欢庆。

回到喀什后，能在传教士霍格贝里先生身上见到一位同胞，于我是一件大乐事；他带着妻子、小女儿、一位瑞典女传教士与一个归信的波斯人米尔扎·约瑟夫来到那里。首先，带着两位女士到那地方去本身就是不谨慎的；因为无论怎样也不能使那些穆斯林相信霍格贝里先生不是有两位太太。而后来米尔扎·约瑟夫娶了那位瑞典女传教士，这就把此后许多年间这座城里传教的前景毁了；因为在喀什人眼里，米尔扎·约瑟夫仍旧是个穆斯林，而照《古兰经》，这样的人是不许从不信的民族里择妻的。这桩婚事被人作何解释、又惹出多少不快，我乐意略过不提；然而它使喀什许多人痛切地看到：传教之事常被办得何等不得法，而传教士对自己自愿担起的重大责任又看得何等轻。

霍格贝里先生发觉立刻开始积极传教是危险的，便明智地把精力限在制造各样寻常的家用器物上——都是喀什人用得着、而他们自己做得极其简陋的东西。譬如他造了一台极好的缫丝机，此外还有纺车、风箱等等——件件做得极精，本地人见了既赞叹又惊异。

同他与他夫人相见总是一件乐事；因为他们和我所接触过的一切传教士一样，是和善好客的人，看将来总从光明的一面看。人尽可以有判断上的失误，然而凡凭着诚实的信念为自己的信仰劳苦的人，总是不能不叫人敬重的。

三十五往玛拉巴什去

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七日上午十一点，我与伊斯拉木·拜、传教士约翰内斯、哈希木阿洪一同动身东行，往玛拉巴什去。

我们这支队伍是两辆大「阿尔巴」——也叫阿拉巴——装着包铁的高轮，每辆四马拉。我与约翰内斯所坐的头一辆，草顶里衬着一块「克依吉孜」（毡毯），后面的口子也用毡子堵上，好尽量挡住尘土。车底铺着毡子、垫子与皮褥，做成一个松软舒适的座位；可在坏路上这车颠得厉害，与在怒海上无异，而它的响声简直震耳。车主随我们同行；每一套马各有自己的车夫，拿着长鞭，有时在旁边走，有时坐在辕上吹口哨。另一辆阿尔巴里是伊斯拉木与哈希木，连同我全部的行李；我们那两条狗约勒达什与哈姆拉则拴在我车底下。

两辆阿尔巴吱吱嘎嘎地沿大路而行，从城的西墙外走过，到了库木达尔瓦扎（意为「沙门」），从那里到喀什的汉城新城将近两小时的路。我们在那里遇上了一桩可笑的事。

一个中国兵朝我们冲过来，把马拦住，声称哈姆拉是他的狗。一大群人很快围住了车。我吩咐赶车前行。可那人又喊又比划，末了竟扑到车轮底下的地上，一口咬定那狗是他的，非要交给他不可。为了打发这家伙，我答应把哈姆拉解开、并把它拦住。它若跟着那中国人走，狗便是他的；若跟着我们，便是我们的。狗一解开，便撒开四条腿顺着路飞奔，消失在一团尘土里。那位英勇的中国人满脸沮丧，在众人的哄笑中溜走了。

这一天阴冷而不适意；天色昏暗；空气凝滞，却满是浓重的尘霾，遮住了视野。往来车马极多，扬起的浓尘悬在夹道的柳树间。

这个季节的克孜勒苏河几乎没有水流；仅有的一点也在双桥下冻住了。过桥之后我们折向东，河便在我们左手。到亚曼亚尔（意为「坏地方」）村时已是夜里九点，最后两三个钟头是在漆黑里赶的。我们自己住进一家客店，两个「阿尔巴克什」（车夫）则各睡在自己车上，好护住我的行李不被偷。

二月十八日我们驶过若干小村，一直到伽师（意为「福地」），那是玛拉巴什与喀什之间路上最要紧的镇子。恰逢巴扎日，狭窄的街上挤满了异常热闹、色彩绚烂的人群。附近各村的人每周来这里一次置办食用。路上我们碰见或赶过许多行人，有步行的、有骑马的，把各样的乡产运到集上去，如羊、山羊、家禽、水果、干草、柴薪、木制家用器皿等等。长长的巴扎里回荡着人群的喧嚷嘈杂，他们挤来挤去，同摊主讨价还价；卖主则扯着嗓子吆喝自己的货。不时可以遇见戴着大圆帽、蒙着白面纱的妇女，从头到脚一身蓝的中国人，还有慢慢在人丛中挤路的驴帮。那地方热闹得像一个蚁垤。

巴扎两头各有一座门，装着木门扇；不过镇子没有城墙。连近郊的农户算上，这地方约有七八百户人家。居民大部分是萨尔特人（察合台突厥人）；不过东干人也不少，另有几户中国移民。这镇子出产稻、棉、麦与别的谷物，还有甜瓜、苹果、梨、葡萄、黄瓜与各样蔬菜。

二月十九日。出了伽师，我们进了一片平得死板的原野，灰黄一色，荒瘠得单调，上面覆着干燥的细粉尘，稍有一丝风便扬起来。尘土无孔不入，钻进我们的皮衣、钻进车里所有的东西，还在车顶上积起厚厚一层。我们把帐篷毡子盖在车上，想略略护住自己，又把折起的边尽量往前垂，只要不至于把视野全挡住。尘土又厚又深，赶车竟像是在一张大羽绒褥子上走，阿尔巴的轮子几乎要被吸陷进去。我们载得又重，走得自然极慢。走路时，每一步整只脚都陷进尘里，身后留下的辙不过是一串「塌下去」的坑窝。那几匹可怜的马拼命拽着套绳，汗水顺着肋下流；它们也被尘土糊住，一色的脏灰。三匹并排在前，用长套绳拉；第四匹在辕里。辕马要把车稳住，而车非装得得法不可，免得压得它太吃力。它若一绊，我们便要准备挨一顿颠。

正午刚过，我们在延吉阿巴德（意为「新城」）的客栈里让马歇了四个钟头。院子里另有几辆阿尔巴，装着从最近的「央阿勒」（林子）里运来的柴薪。随后我们在漆黑中整夜赶路，从傍晚五点赶到次日早上五点。路坏到极处；阿尔巴颠得东倒西歪，苦不堪言。不过我们卧得软和，不久便在垫子、皮褥与毡子之间被摇睡了。

二月二十日。夜里我们走迷了路，因为车夫趁机打了几个盹。找了半天，中间还翻了一回车，末了总算回到了正路上。在喀拉玉尔滚（意为「黑红柳」）村，我们从一座木桥上过了喀什噶尔河。此后不久我们经过亚孜布拉克（意为「夏泉」）村，此名之由来，是夏天河水漫岸，把两边低平的地面淹掉一大片。即便在这个季节，仍有一片片洪水留着，不过已经冻上；水中长满了「喀米什」（芦苇）。天暖的时节，大道要绕一个大圈子以避开这些被淹之处。五点钟前后我们到了这样一处地方，一条冻住的河汊横在路上。我们正全速赶着，前边的马忽然在滑冰上跌倒。只听一片噼啪碎裂之声。冰破了，阿尔巴的轮子陷到了轴。车就此卡住，像被夹在老虎钳里。众马都卸下来，套到车后面去拉；然而费了一个钟头死拖硬拽，才把车弄正。此后我们换了一处试。我的阿尔巴平安过去了；可第二辆有一只轮子像快刀一样切进冰里，把冰割得嗡嗡尖叫，像一台蒸汽锯。我们只得把行李卸下来搬过去。天气又冷又难受，伊斯拉木·拜在岸上给我生了一大堆火，别人则忙着把阿尔巴弄过来。凌晨一点半我们到了奥尔代克里克（意为「野鸭村」）村，在那里歇了一阵，喂了牲口。

二月二十一日。刚出驿站不远，我们便进了一片稀疏的杨树林，而那林子渐渐密了起来。路有些地方在黄土里陷得相当深，又常常在低矮的锥形土丘之间穿行，丘上长着红柳与别的灌木。东干麻扎（意为「东干圣者之墓」）客店的院子四周是架在木桩上的车棚，顶用树枝铺成。那座圣墓只以一根挂满「图格」即布条祭幡的杆子为记。我们夜里宿在喀拉库尔沁，离河很有一段路。

二月二十二日。我们整日在林中赶路；据说这林子里有虎、狼、狐、鹿、羚羊与野兔出没。齐尔盖驿站离喀什噶尔河四英里多一点。

这些驿站的房子，连同它们的干草垛、柴垛、棚子与大车，常常极入画而且生气勃勃——有牛、有羊、有猫、有狗、有家禽。鸡蛋、奶与馕处处都买得到。往来多靠驴帮，在喀什与阿克苏之间运送棉花、茶叶、毯子、皮张等物。

两地之间约三百四十英里，分为十八个「德仑」，即十八站，每站是阿尔巴或驮队一天的路程。至于中国的邮件，则只走三天半，尤其是内有要紧文书的时候。每一站有一名中国的管驿与三名穆斯林帮手，其中一人给那位中国站官当差，另两人递送邮件。邮袋只送到下一站，随即由另一个人骑马再送一程。每站备马十匹，邮件送得又快又准时。自从中国政府经英国政府提议架设电报以来，旧的驿递已不如从前要紧，尤其在喀什与阿克苏之间，以及自阿克苏到焉耆、乌鲁木齐、哈密、肃州与凉州府一线。在亚洲腹地这样深的地方看见电线杆，实在奇异。它们立得尽可能笔直，而且一丝不苟。中国人架线时，随行有一大队萨尔特人赶着阿尔巴，供给他们食物与工具。

二月二十三日。离玛拉巴什还有一段路，林子便断了。从林子断处起，路便坏了，地面光秃而乏味。我们又一次过喀什噶尔河，是在一处干涸之地由一座小木桥上过的；随后驶过玛拉巴什的中国城堡——那堡有窑砖砌的雉堞墙，四角有小楼。据说驻着三百名兵。城里的大巴扎自西向东，又长又直又脏，两边是中国人与萨尔特人的铺子。各家客栈的门都开在巴扎上。我们在一处破陋的小屋里得了两间房，安顿自己与什物。

二月二十四日。据说玛拉巴什连同附近的克什拉克共有一千户。这镇子也叫多浪；在东突厥斯坦某些地方，譬如叶尔羌，人只用这个名字。「多浪」一词的意思是「没有村落的野林之地」，在这里是相对喀什与阿克苏而言的。当地人以被称作多浪人为荣，他们的语言、习俗与宗教都与东突厥斯坦其余的人一样，不过似乎与他们略有分别，更接近纯粹的回鹘型。

我在这座小镇里走了一趟；它并不怎么要紧，不过像伽师一样有两座小门，也是分设在巴扎两头，叫作喀什噶尔达尔瓦扎与阿克苏达尔瓦扎（即喀什门与阿克苏门）。有两座主要的清真寺，叫多浪寺与穆萨菲尔寺，门面是朴素的灰泥，院里有木廊。前者靠近阿克苏门，门外有一片坟地（「嘎布里斯坦」）。我们在这里遇上了喀什噶尔河，河里尚有一点几乎不流的水；从河里引出「阿里克」（水渠），用来带动近岸的磨坊。

我们去看了其中一座磨坊；那不过是一个架在木桩上的草棚。粮食在棚子一角、两扇平放的磨盘之间磨，磨盘是从喀什运来的，每扇值一百腾格（合二十二先令六便士）。它们大约能用五年才磨坏。那时正在磨的是「库纳克」（玉米）与「博格代」（小麦）。磨坊主的酬劳是所磨面粉的十六分之一，他一天磨得三十二至四十「恰热克」（一恰热克合十六斤，即二十四磅）。另一处正在舂米。未去壳的生稻叫「沙里」；去了芒的纯白米则叫「古鲁奇」。舂米的碾坊由一架水轮带动一根横曲轴，曲轴推着两根木杵，杵头正落进两道倾斜的凹槽里，生稻便倒在槽中。经木杵一再舂打，稻去了壳与芒，渣滓随后筛掉。每一袋米要过三遍碾。碾坊主为此得舂好的米的十分之一，他一天做得十五恰热克。玛拉巴什一恰热克米值四腾格，这人一天便挣六腾格（合一先令三便士）。这一带出产大量的稻、玉米与小麦。

早上有一位中国官员与四位伯克奉「安班」（本城的长官）之命前来向我致意。这几位伯克极其客气而健谈，以为我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打算是行得通的。他们告诉我：叶尔羌河与和田河之间的沙漠正中，从前有一座大城，名叫塔克拉玛干；不过它埋在沙里已经许多世代了。如今整片沙漠都以此为名，有时也简称塔干。他们又说：沙漠的腹地受「台里斯玛特」（阿拉伯语，意为「魔法」、「法术」）所制；那里有塔、有墙、有房子，还有成堆的金塔克与银江巴（塔克与江巴都是中国的钱币）。人若带着驮队到那里去，把骆驼驮上金子，便再也出不了沙漠，要被精怪扣在那里。遇到那样的情形，只有一个法子能保命，就是把财宝扔掉。这几位伯克以为：我若沿麻扎塔格尽量往里走，又带足了水，横穿沙漠是办得到的。不过马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它们必定要死。

三十六麻扎塔格之行

二月二十五日。我从玛拉巴什去麻扎塔格走了一趟，那是城东一天路程的一道山。同去的只有一个车夫、伊斯拉木·拜与约勒达什，那辆轻载的阿尔巴载着我们在路上走得飞快。走了两个钟头，那山透过尘霾显出来，成了一片略暗的背景，顶上是锯齿形的脊。我们从往阿克苏去的大道上折向右，横穿一片坚硬荒瘠的草原，上面稀疏地点着草墩。随后我们从山的两道支脉之间穿过。右手那一道比另一道大，是一片荒野崎岖的高地，处处可见风化剧烈与风力侵蚀之功。它的岩石是一种浅绿色的结晶片岩。山脚下的草足够供几处小小的克什拉克（冬牧场）之用。

离山的东北麓不远，立着乌鲁克麻扎（意为「大墓」），四周是一道土坯砌的灰墙。我们先进的是一个方形的大院，院里有一圈长杆插在地上，围着一丛灌木。杆与灌木上都挂着旗与幡，有的白底红边，有的整幅是红的或蓝的，还有的是三尖的、边作锯齿状，等等。由此有一道门通往一间「哈那卡」即礼拜之屋，地上铺着毯子。屋子尽头有一道镂空的木屏，屏后便是圣者之墓，以一块寻常的墓石为记，安在一间方形的暗室里，室内饰着旗、「图格」（布条祭幡）、鹿角与野绵羊的角。这座圣祠连同它的宫拜孜（圆顶）是用窑砖砌的，每逢主麻日都有附近的香客来。外院里有一间「阿什巴孜哈纳」即厨房，他们在那里做饭。

我们在麻扎阿勒迪（意为「圣墓之前」）克什拉克里一户好客的人家住下，当地的头面人物立刻来拜访。我从他们口里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消息。譬如他们告诉我：叶尔羌河在那一段分成两支；他们又讲到附近三个极大的湖，河涨水时不但湖面扩大，而且湖里鱼极多。我格外感兴趣的是听说麻扎塔格朝东南穿过沙漠一直延伸到和田河；不过这消息总的说来似乎可疑，因为这些人没有一个亲眼看过这山伸进沙漠有多远。

他们中间有些人把那沙漠叫作代肯代卡，因为据说有一千零一座城埋在它的沙荒之下。而且那些城里还找得出大量的金银。带着骆驼是到得了的；洼地里多半也找得着水。

二月二十六日。我此时的目的是对麻扎塔格得一个总的概念。于是我们找了个向导，坐阿尔巴沿山东麓而行，左手是一片沼泽，四周被荒瘠的沙丘围着。走了三个钟头，我们到了库代河（意为「天鹅河」），即叶尔羌河的北支，足有一百二十码宽，上面盖着软冰——冰承得住步行的人，却在阿尔巴的重量下破了。多浪人在河水涨时所用的船，正冻在冰里。夏天河涨水时，两支河道里都流着极大的水量，以致漫出岸来、合成一片湖似的水面；同时右岸相当长的一带林子也被半淹。

四月初，许多多浪人带着畜群到那里去，在林中住上半年，住的是在不致被淹之处搭起的芦棚。这些夏营地——有几处还在原处——叫作「牙依里克」。这样看来，多浪人可以说是半游牧的。

阿尔巴再走不动了，我便骑上马，带一个人翻过麻扎塔格一处极难走的山口，随后沿山的西麓而行，到了长满芦苇的硕尔库勒（意为「咸湖」）；那湖水却全然是淡的，湖上野雁成群。这座山由一种粗粒的火成岩构成，山脚一带遍布坠落的石块，被风磨光、刻出一个个奇形怪状的碟状凹坑，上面顶着架在细窄石柄或石座上的圆团。硕尔库勒与叶尔羌河左岸平行，是一个典型的河成潟湖。它的成因是泥沙在河床里渐渐淤积，把水面抬到岸以上，于是漫到两侧较低的地面上去。

我们取道乌鲁克麻扎回营。我们发现麻扎塔格由结晶片岩、斑岩与一种类似正长岩的岩石构成。它像一座废墟立在喀什噶尔河与叶尔羌河所夹的角里，而它本身也被人看作一座麻扎即圣墓。

二月二十七日。我们此时朝东北偏北折回阿克苏大道，在恰尔巴格（意为「四园」）上了路。我们又一次过喀什噶尔河——或者不如说过它在那里分成的许多条汊流，每条上都架着一座小木桥。此后不久，阿胡尔麻扎塔格从满是尘土的空气中隐隐现出来，它一道伸出的支脉上顶着哈兹拉特·阿里麻扎。早上东边起了些风；近正午风便刮得相当猛，把一切都裹进无从穿透的尘霾里，而尘云则随着我们阿尔巴的车辙悬在路上。我们不时瞥见树木与灌丛、房屋与村落，看去像是蒙着一层脏水。这样的天气里，路上行人极少。

图木舒克山此时映入眼帘，它朝北伸出四道支脉。它陡峭的坡上，像剧场的座席一般层层筑起、又像燕窝一般贴在光秃的岩石上的，是许多残破的房屋与墙垣，一直升到高出平地六十至八十英尺处。两个不同时期的建筑清清楚楚可以分辨。较早时期的房子是用烧砖砌的，较晚时期的则是用晒干的泥坯。山脚下的平地上也有极多的废墟。这些都是一座古城的遗迹，那城背后山上无疑曾有一座城堡护着它。这一带如今荒瘠无人；喀什噶尔河河道的改变，十有八九正是这城被弃的缘由。

二月二十八日。图木舒克驿站西北一小时路程之外，另有一片废墟，名叫艾斯克沙尔（意为「旧城」）。这一处我也去看了。保存得最好的一座建筑是一个方形的屋子，每边十码长，正对四方，门朝东开。它是用坚硬的烧砖砌的，多半曾是一座清真寺。室内的角上饰着浮雕的横楣。门道上也有砖砌的装饰，也许当年还贴过琉璃面砖。

附近有一座小山，两道平行的岗脊由此向西北伸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从前石墙的遗址。建筑的式样是伊斯兰式的；因此这些遗迹的年代不会早过一千一百五十年。

风暴仍在继续。近正午时日光晦暗，像雷雨将至的时候；沙与尘沿地面卷走，又旋成柱子腾上天空。我们觉得还是识时务为妙，便赶忙回恰尔巴格的客店去；那一程车赶得极不受用。吸进的每一口气都满是呛人的尘土；连车前的马也不时从眼前消失；到达时我们已被尘土埋得不成样子。

三月一日。风暴平息了，我们得着好天气回玛拉巴什；到那里我惊喜地发现有家信在等我。送信来的「吉吉特」（信差）是个能干的人，一个费尔干纳奥什来的老萨尔特人，我从前在穆尔加布河上见过他。我便暂且把他雇下了。

有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听说我们要设法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便到我住处来，告诉我说：他年轻时认得一个人，那人从和田往阿克苏去，在沙漠里迷了路，走到一座古城，在房子里见着数不清的中国鞋；可他一碰，那些鞋便化成了灰。另有一个人从阿克萨克玛拉勒进了沙漠，纯属偶然撞见一座城，在废墟里挖出许多金银的「江巴」（中国的钱）。他把口袋装满，又装满了随身带的一只口袋。他正要带着这些赃物走，一群野猫扑了出来，把他吓得把一切都扔掉逃了；过了些时候他鼓起勇气想再碰一回运气，却再也找不着那地方了。那座神秘的城已被沙彻底吞没。

和田有一位毛拉倒是走运。他欠了债，便走进沙漠去等死。然而他非但没有死，还发现了一处金银的宝藏，如今成了极富的人。抱着同样打算走进沙漠而一去不返的人，则多得数不清。那老人郑重其事地向我担保说：非先把恶灵驱走，去寻那些埋藏的财宝便没有一点指望。那些精灵把冒险进去的苦人儿迷住，叫他们昏头昏脑，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只管绕着圈子走，重踏自己的脚印，走了又走，直到精疲力竭倒下去，渴死为止。

沙漠外缘一带的地方，麇集着一伙不成器的人，他们坚信迟早要发现埋在那片沙里的宝藏。这些淘金的人一向被邻里侧目而视，人也该躲着他们。他们不肯做活，只靠着一夜暴富的指望过日子。他们是寄生虫，是邻里的累赘，「闲时」则以偷盗抢劫为业。因为不用说，他们从来不曾找着什么宝藏。

然而这一切传说是从哪里来的呢？关于埋掉的城、这许多彼此印证的说法，以及关于从前那座被沙吞没的大城塔克拉玛干的种种不同的传闻，又该怎样解释？这些传说在和田与叶尔羌、在玛拉巴什与阿克苏口耳相传，难道只是偶然？这座古城总被人叫作同一个名字，难道只是偶然？当地人详详细细地描述那些他们说自己见过的废屋，又说那里从前有大片的森林，是麝与别的大兽的家乡，难道只是为了显得有趣？不，这不可能是偶然；这些传说必定有一个根、有一个由来。在它们底下深处，必定真有某种事实作为凭依；它们不该被轻慢，不该被鄙弃、被置之不理。

对这些荒诞而富于奇险的故事，我像孩子一样竖起耳朵听。我所筹划的这趟险行，其诱惑一天天增加。我被这一切浪漫的传说迷住了。我对危险视而不见。我落进了沙漠那份诡异的蛊惑之中。连沙暴——中亚那可怕的鞭子，它们的摇篮正在那座被沙烤热的熔炉的中心——在我眼里也是美的，连它们也叫我心醉。那边，在天际，是沙丘那高贵的浑圆之形，我看多久也不厌；而在它们之外，在坟墓般的寂静之中，铺展着那片未知的、被魔法封住的土地——连最古的记载也不曾提到它的存在，而我将是头一个踏上它的人。

三月二日。付清了账、结完了事，我们离开玛拉巴什，朝西南往叶尔羌河左岸的哈马勒（意为「风」）村驶去。路穿过一片略有起伏的草原，草木稀薄，有草墩与灌丛。哈马勒住着三十户人家，种小麦与玉米；他们的田由一条从河里引来的「阿里克」（水渠）浇灌。夏天河水涨时漫出岸来，把沿岸大片地方淹掉。冬冰消融所致的春汛，也一样带下相当大的水量，这是我们天天都看得见的。

三月三日。穿过丛莽与芦苇、穿过杨树林、越过几条小沙带、又穿过冰正要开裂的沼泽，我们那吱嘎作响的车沿叶尔羌河西岸艰难前行。丛莽里野猪极多，把周围村子的庄稼糟蹋得厉害。为防这个，当地人在田里这里那里搭起窝棚；快到收割时便住在那里看守。

玛拉巴什的安班（中国的长官）事先已下令给各村的「温巴什」（十夫长），要他们妥当地接待我；事实上他的话一字不差地照办了。我们所停的每一处，都有备好的房间，我们自己与牲口所需的一切食物也都预备停当。

我们下一站停的阿克萨克玛拉勒（意为「瘸鹿」），有三十户人家，多数是多浪人，养牛羊，种小麦与玉米。那里冬天寒冷，不过雪下得不多。春天多风。雨水很少，一般下在秋天，往往有害于庄稼。

夜里空气静而冷，白昼强烈辐射所生的气流停了，天便一般转清。今天也是如此。上午与下午天色灰白如灰烬；到傍晚，天顶上月与星相当明亮，靠近地平线的却被尘霾吞没了。到早晨，蓝天又只在天顶可见，往地平线去便渐渐化为灰色。

三月四日。这一天的路程带我们横穿一片极广的沼泽，中国官府七年前在里面修过一条路。因为要挡住洪水的侵蚀，那路是用木桩、木杙、柴捆与土筑成的。它像一条窄带蜿蜒穿过沼泽；有些地方还架了桥，以免阻住水的畅流。尽管如此，这条路在六、七、八三个月里仍常被淹，逼得行人绕道喀什。那沼泽其实是一个地势低洼的潟湖，据说自古便有。它名叫切拉依里克托格拉克塔西库勒（意为「美杨湖」）。

下一站叫阿拉艾格尔（意为「花斑骒马」），是一个二十五户多浪人家的克什拉克。那里的生计与气候都与前面几个村子一样。春天里也是东风盛行。玛拉巴什与叶尔羌之间有中国的驿递，往来也一般极其热闹，主要靠阿尔巴（大车）与驴帮。骆驼极少用。

阿拉艾格尔离叶尔羌河半英里多一点；不过夏天河涨时，水便到村边。两年前连冬季的岸线也正在村子下面；不过据告我，尤其是近几年，这条河显出把河道略往东移的趋势。

三月五日。今天我们赶了十个钟头的路，常走在泡了水的烂路上，阿尔巴的轮子深深切进沙泥里。我们过了三个村子；到第四个梅依乃特，我们住进了一家格外舒适的客栈。墙上贴着一张黄色的大告示，用中文与突厥文写着这样一番父母官式的宣示：「朕闻有伯克等擅向朕民私派苛捐，又把持渔利之权；着凡有此等侵渔之事，即行禀报就近道台；该道台如不受理、不予纠正，准民人径行上达于朕。——光绪。」可怜的光绪！他连梅依乃特这个村子的名字也不曾听说过；叶尔羌河里的鱼于他又何干？梅依乃特自夸有十五户多浪人家。那一处河岸林带只有几英里宽，不久便稀薄下去、消没在沙漠里。狼很常见，糟蹋畜群。至于虎，则已多年不见，只两年前在阿拉艾格尔露过一只。

三月六日。头几英里穿行在茂盛的杨树林里，直到我们到了河边。河在那里分成两条主要的汊与许多小汊，上面仍盖着软冰，只在紧靠岸处有一带开着的水。

我们这一天歇宿的地方是莱里克（意为「泥泞之地」），是这个方向上归玛拉巴什安班管辖的最后一个村子。它南面便接着叶尔羌地界。居民为十五户多浪人家。人在河里打鱼；据说盛汛时河的最大水深约等于五个人叠起来那么高。水流相当急，不过不及一个骑马人走得快。骑马的人到玛拉巴什要四天，而河水走这一段却要十天之久。

三月七日。莱里克此后有一阵子成了我们的大本营，因为横穿沙漠的行程要作相当多的预备。最要紧的难处是弄骆驼。喀什的商人把我弄得颇为误信，他们说玛拉巴什是买好骆驼最好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几乎没有见过一匹骆驼。我别无他法，只好设法从喀什去弄。这桩差事我交给了穆罕默德·雅库布，他本来也得到那里去寄信、取信。一匹相当好的骆驼在叶尔羌值五百腾格（合五镑十五先令），在喀什却只值四百（合四镑十二先令）。雅库布带了信给彼得罗夫斯基领事与阿克萨卡尔，请他们帮他办这桩买卖；他要在十天之内回来，带回八匹好骆驼与两个人。

我们的车夫此时被辞了，付给他们二百腾格（合二镑六先令）作为从玛拉巴什来的路费。他们打算去叶尔羌找活干，想在路上最后一片林子里把两辆阿尔巴装满柴薪。一驴驮的柴在叶尔羌值三腾格（合八便士），一辆阿尔巴装得下十驮，因此这两人指望回程能多挣六十腾格（合十三先令九便士）。

伊斯拉木·拜被派骑马去叶尔羌，买我们横穿沙漠所需的若干物件，例如盛水的铁罐、馕、米、绳索，以及铁锹斧头一类的器具。我还吩咐他带些芝麻油（「牙合」）与同一种子榨过之后的渣（「金奇尔」）等等。那油是预备在沙漠里喂骆驼的。一斤油（不到一品脱）能使一匹骆驼一个月不吃别的东西；不过行军途中若能找着草料，总是大有好处，牲口多少可以提提神、缓一缓劳顿。三四月间它们至多三天不能不饮水；不过冬天在平地上，必要时能撑六七天。

我这一队人已经像糠秕遇风一样散了。如今只剩下传教士约翰内斯一个。

三月八日。我穿过那片幼林走到河边去作些观测；见着一条渡船，撑过去只要七十秒，一次能载七匹马、六头驴与二十个人。

两岸极不相同。左岸低而平、又光秃，多沙洲。右岸被紧贴着它奔流的水冲刷成陡直之状；岸上杨树与红柳极其茂盛，它们的根从构成此岸的细密淤土里露出来。这样看来，这条河显出明显的趋势：紧逼右岸、把它啃掉。不过河道蜿蜒极甚，别处受侵蚀的便是左岸，虽然总的说来远不及右岸。

右岸的林子高出水面六英尺；饶是如此，七月里仍要被淹。河宽二百英尺，最大水深六英尺三英寸，流速每秒二英尺八英寸，流量每秒三千零六十立方英尺；与盛夏时奔向罗布泊的那些水量相比，这个数目必定微不足道。水温华氏四十六点九度（摄氏八点三度），处处不见冰。不过水的透明度只到勉强两英寸深。

三十七奥尔丹帕夏麻扎

三月九日。为把伙计们不在的这段日子用得有益，我决定去沙漠里的奥尔丹帕夏麻扎走一趟，那地方在莱里克以西两天路程。我找了一个识路的人；早上八点我们已在鞍上，朝西北偏西快马而行，先穿过林子，林子渐渐变成灌丛，随后穿过草原，草原又让位给沙漠。不过沙并不深，沙丘也不高；可这些沙丘的陡坡朝西，表明这个季节盛行东风。

这是一趟有意思的行程；因为这一带从来不曾有欧洲人到过。把莫尕勒（即蒙古）大村留在右手之后，我们到了铁热木，那里的伯克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我用。不过我用不了多少地方，因为我随身只带了最起码的东西，也只有两匹马。

铁热木与莫尕勒两村各有二百户，由一位伯克与八位温巴什管着；不过那里也住着一名中国的收税官。「铁热木」一词的意思是「耕作之地」；当地人告诉我：铁热木从前的确以收成好、水源足著称。人从四面八方到这里来买粮。如今的变化，无疑要归因于河道的改移。这地方如今的水来自汗阿里克那条大渠，它像一条主动脉从盖孜河引出来，经过塔兹衮与汗阿里克两村，把它最后一层细细的支渠网一直伸到铁热木。然而水不够用，来得又不定时、不可靠，因此收成常常歉薄。

关于汗阿里克，中国官府定有专门的章程，每个村子只准在一定的时限内用水。铁热木此时已供水三个月；不过再过十二天便要断水，整整四个月里，渠上一滴水也到不了这里。居民只得将就用井里出的水。到夏末，他们才能再用三十四天这养命的水。

三月十日我们离开铁热木，朝西穿过草原、沙漠与沼泽而行。我在这里作了一个要紧的发现：四条古河床，如今虽已干涸，痕迹却仍极分明，每条宽一百至一百一十码，朝东北偏北而去。它们除了是叶尔羌河废弃的故道之外，不可能是别的。在拜汗库勒（意为「富汗之湖」）——一片又咸又浅的水面，岸边是长满「喀米什」（芦苇）的沼泽——我们险些整个陷住。这湖冬天最大，那时便冻上；夏天水几乎蒸发净尽，尽管英吉沙各渠的余水都流进这湖里。在克孜勒吉一带，我们从一座桥上过了英吉沙诸渠的另一条延伸。那附近有一座圣墓叫克孜勒吉哈能，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名字见于十二世纪著名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西的地图。

在真正的沙漠开头之处、沙丘约二十五英尺高的地方，立着无足轻重的兰干村（意为「歇脚之站」）。每年大的宗教节期，有一位「代尔维希」（苦行僧）住在那里，照管香客的马匹——那些马被放在附近极多的草与芦苇里吃。他也卖玉米给香客，并给麻扎供柴。过了这地方，沙丘便相当连绵；不过因为它们自西南偏南向东北偏北延展，而我们正朝西南偏南骑行，我们大体上能利用其间的凹地，那里地面是硬黏土。

离麻扎还有一个钟头的骑程，我们赶上了一队四十五个香客，男女老幼都有，正从兰干去圣墓前祷告。其中十五个男子擎着「图格」，即末端飘着白色与彩色小幡的长杆。队首骑着一名吹笛的，他两旁各有一人卯足了手臂的力气猛擂一面鼓。众人不时扯开嗓子齐呼：「安拉！」将近麻扎时，他们以狂野的「安拉！安拉！」之声向掌管麻扎的谢赫致意，擎幡的人则跳起宗教的舞来。

我们到那紧挨麻扎的「哈那卡」（礼拜之屋）时已是黄昏；它坐落在一个二十五户人家的村子里。那里的人多半只暂住；不过有四家终年留守，看管圣墓。那位主事的谢赫——他也掌管哈兹拉特·别吉姆的墓——此时正在英吉沙。他不断在两座麻扎之间往返，在每一处住些时候，因此每一处各有一位妻子。留守的看墓人之一告诉我：每年冬天有一万到一万二千名香客来奥尔丹帕夏麻扎；夏天则通常不过五千，因为那个季节暑热缺水，路上难走。与我们同时从兰干来的那队香客带了两袋玉米作供献，放进礼拜屋里一只铜器中。随后他们就用它饱餐一顿，看墓的人也一同吃。不过这一份供献，是祈求丰年之意。

村里有八所房子，分作两排，中间一条街自东向西。北面另有两三所房子已半埋在沙丘里，而那些沙丘正威胁着村子本身。

我被安置在客舍楼上一间格外舒适的屋子里，有花格窗，朝南望出去是荒凉的沙漠。尽管底下街上整夜喧闹不堪——香客们排着队来来回回地走，吹笛、唱歌、擂鼓、挥旗——我仍旧一觉睡到天明。醒来时，只见外面正刮着猛烈的沙暴，尘云从花格窗里卷进来，在屋里飞旋乱舞。

三月十一日这一天，我用来细看这处奇特的朝圣之地；此前只有一个欧洲人到过，即一八七四年四月的贝柳少校。他是从西面到的，我是从东面来的；因此我们的考察正好互补。

除主事的谢赫之外，麻扎常驻的人员还有一位「伊玛目」即领拜之人，一位「穆台外里」即掌管麻扎产业之人，以及二十名「苏佩」即仆役。这些人的吃用全靠香客供给。香客则按各自的境况带来马、羊、牛、家禽、鸡蛋、种粮、水果、袷袢与别的有用之物。除活牲口外，一切都放进专为收受香客供献而设的金属器里最大的那一只。这样的器有五只，都砌在「卡赞哈纳」即「锅房」墙上的砖灶里。五只中最大的那只叫「阿勒屯塔什」即「金石」，直径约五英尺，铜铸的；据说有八百年之久，出自奥尔丹帕夏本人的时代。其次是一只精美的紫铜器，直径三英尺四英寸，是喀什的阿古柏送给麻扎的——他自己曾到这里朝拜过三次。其余三只较小，大小不一。香客涌来极多时，看墓的人便在最大的那只器里做「阿什」即抓饭（羊肉加米与香料），一次供给所有的人。平时则按香客多少用较小的器。这座「锅房」是两年前盖的。旧的一座如今已半埋在一座沙丘里；而那沙丘新月形的两角已经在威胁着要把新屋也围进去。决定这一带沙丘移动的风，是从西北来的。

最近那座沙丘的迎风面上，有一座半埋的坟丘，饰着图格。里面是沙·雅库布谢赫的遗骨，据说已有七百一十年。照沙丘目下移动的方向看，这座墓不久便要重新完全露出来。那沙丘最宽处将近四百英尺，高约十六英尺，因此高过房顶。这小村正立在这座沙丘背风面与东南面最近的一座沙丘之间的黏土洼地上，宽约一百七十码。遇到猛烈的风暴，沙便从这一座沙丘一直吹到那一座。

那「哈那卡」即礼拜之屋里有一间祈祷室，还有一道朝东的廊子，由十六根柱子撑着。村北紧邻处有一眼淡水泉切瓦特哈能从地里涌出来，注满一个围着木栏的圆池。那水算得清亮，要知道池沙一年才淘一次；不过它出得极慢，节期便不够用。遇到那样的日子，香客只得另求一眼泉「切什麦」（波斯语，意为「泉」），那泉的水略咸，还要再走十分钟。

往西北二十分钟路程之外，便是那位圣者的麻扎，一座实在非同寻常的建筑。它是由两三千根图格——每根都缀着一面小幡——束成一捆，堆成埃菲尔铁塔的形状。它高四十英尺，立在一座沙丘顶上，很远便望得见。人曾设法把那沙丘固住，在麻扎四周的沙里插了一捆捆「喀米什」（芦苇）；这法子也有几分成效，因为麻扎所立的那一段沙丘朝西北、即朝迎风一面伸出甚远，如今反倒被那一侧紧邻的沙丘所威胁了。

沙暴仍旧猛烈如故，那成百上千面小幡被刮得噼啪乱抖，响成一片没完没了的细碎爆声。这些图格是香客年复一年带来的，因此这奇特的一捆越长越大。为免整座塔被吹倒，杆子顶上用两根方木横档缚住。墓的四周另有许多小捆图格围成一道栅栏，方三十码。

那位伊玛目给我讲了些奥尔丹帕夏的来历。他本名苏丹·阿里·阿尔斯兰汗；八百年前他与托格达拉希德—诺克塔拉希德部为敌，正要在那一部中传布伊斯兰教。正在交战之中，一场从花剌子模（希瓦）来的「喀拉布兰」即黑风暴把他与他全军埋掉了。因此直到今日，他在东突厥斯坦的殉道者之列里仍占着要紧的地位。

下午我们骑过多斯特布拉克（意为「友人之泉」）、呼罗珊与普桑几个村子，一直朝正北到阿奇克（意为「苦」），那里的尤兹巴什友善地接待了我，把附近的气候与道路讲了许多给我听。

三月十二日。到铁热木要骑八个钟头，我们一早便动身，顶着强劲的西北大风骑行。两地之间的地面多半是沼泽似的草原，间或有红柳丛、蓟与草墩；那些草墩一旦干透，往往被连根拔起，被风卷成球，就这样沿地滚走。地面覆着细而松的浮土，被大风扬起来像烟一样。我们常从积着渠水的沼泽里骑过去，有时不得不绕道避开更泥泞的地方。这样一来我们迷了几次路，幸得牧人指点才走对——那些牧人正带着狗看守他们的山羊与绵羊。

太阳一丝也看不见。天色是赭黄的，有时转成昏灰。我们末了取道库特克里克（意为「枯林」）到铁热木时，人与马都埋在灰白的尘土里。

三月十三日。大风丝毫未减。不过今天风转向了北与东北。这样便是一场三天的风暴，当地人叫作「萨里克布兰」（黄风暴），因为它只把天染成黄色。

我们从铁热木朝东南骑往叶尔羌河上的特雷克兰干（意为「杨树店」）村。那是九个钟头的快马，穿过一片名叫「阿拉库姆」的地方，即草原与沙漠相间之地。将近河边时，我们过了一座桥，桥下是汗迪阿里克，一条要紧的灌渠，源出叶尔羌上游一天路程之处，供给许多村子用水。九年前奉中国之命修过一次，据说那一桩差事用了一万一千人。这项浩大的工程，当初似乎因长段利用叶尔羌河的一条故道而省了许多事。渠与河之间，好几层旧日的河面清晰可辨。村民声称这条河一度紧挨他们村子流过，如今却离村两英里了。他们对造化的这份任性表示满意，因为这使他们得以把田扩到旧河床的淤土上去。

三月十四日。今天风略略平息，而且整个转到了东面。我注意到风暴常常起自西面，随后经北转向东。我们沿河朝东北走，直到莱里克。有一段路河岸被侵蚀得极厉害，像一堵垂直的墙立起十三英尺高，露出一层层水平的细黄土、沙与淤积，其中密布着数不清的树根，有的垂在水上摇晃。这一程前半段带我们穿过一连串村子；随后地面便荒瘠了，直到我们到了莱里克附近的林子。我们正午刚过便到了，见约翰内斯照管之下一切井井有条。

三十八沙漠的门槛上

三月十五日。这一天是一段漫长等待的开头，极其磨我的耐性。一天一天过去，骆驼却不来。这二十五天我本很乐意一笔带过，可是在我的札记本里找出了几件不无意味的事与事实。我把搜集一切关于东面那片沙漠的消息当作自己的正事。譬如今天我听说有两个人几年前从叶尔羌河右岸的央塔克村出发，带了十二天的口粮。走了三天，他们到了一条废弃的河床，又深又多石，上面架着一座木桥，却朽坏得走不得人。他们起初想溯河而上；可那个方向找不着水，便掉头顺流而下，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软玉。又走了七天，他们到了麻扎塔格山，在那里找着了「喀米什」，掘地得了水。

沙赫里卡塔克——通常简称卡塔克——是另一座萦绕在这片亚洲大漠同一带地方的传说之城。据说它的方位众说不一。在莱里克人告诉我说它在村西五「波台」（合十二英里半）处，许多年前有个人在那里找着了废墟；然而后来再去找，却找不着了。人说除了真主，谁也领不了人到那里去。任凭他自己怎样苦苦地找，若不是真主愿意，他永远找不着那地方。我还听说叶尔羌有十二个人正要进沙漠去寻金。他们办这样的事一般挑春天，说是那时候沙暴更容易把金子刮出来。一个月前有一个人进了沙漠，再没有回来。叶尔羌人相信：穿行沙漠的人常听见有声音叫他的名字，他若跟着去，便要迷路渴死。把这一点同马可·波罗关于罗布大漠所说的话比一比，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关于这片沙漠，有一件奇事相传：旅人夜行之时，若有人落在后面，或是睡着了，或是别的缘故，等他想赶上同伴时，便会听见精怪说话，还以为是自己的同伴。有时那些精怪竟叫他的名字；旅人便往往因此迷了路，再也找不着自己那一伙。许多人就这样丧了命。」

（原注：引自玉尔所编《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第二〇三页（一八七四年）。）

今天伊斯拉木·拜从叶尔羌回来了，带来四只盛水的「切莱克」（铁水箱）、六只「图鲁木」（羊皮水囊）、给骆驼吃的芝麻油与油渣、煤油、馕、「塔勒堪」（炒面）、「盖依南」（面条）、蜂蜜、口袋、铁锹、鞭子、马嚼子、碗、杯，以及别的种种必需之物。

三月十八日。这几天里我屡屡有机会看出：辐射与空气中所含尘土之多少，关系何等密切。空气近乎澄清时，辐射升到华氏一百一十四点八度（摄氏四十六度）；可在一场猛烈的「布兰」之后，便降到华氏六十九点一度（摄氏二十点六度）。这是三月十六日的事；此后空气渐渐澄清，三月十七日辐射升到华氏八十一点七度（摄氏二十七点六度），次日则为华氏九十七点九度（摄氏三十六点六度）。与此同时，布兰止息、空气渐清之后，夜里的最低温度也随之下降。譬如布兰之前，最低温度表读数为华氏二十一点二度（摄氏零下六度）；布兰的最后一天升到华氏三十一点三度（摄氏零下零点四度），随后又降到华氏二十八点四度（摄氏零下二度），昨天则为华氏二十五点七度（摄氏零下三点五度）。换句话说，尘土落回地面、又被吹走多少，辐射便增强多少。同样，正午背阴处的气温，也随空气澄清的程度而上升；三月十六、十七、十八三日我所得的读数分别为华氏四十一点七度（摄氏五点四度）、华氏四十五点三度（摄氏七点四度）与华氏五十一点八度（摄氏十一度）。可见空气中含尘之多少，对气象仪器的读数影响相当大。

三月十九日我们移到叶尔羌河右岸的大村麦盖提，驮队要从那里动身进沙漠。早上麦盖提有许多居民来迎我们进村。伯克麦合莫德·尼亚孜伯克带着鸡、蛋与「达斯提尔汗」（点心）来。他是个高个子，白须稀疏，看去精干而严厉。行李用驮马运过去；莱里克的温巴什与他漂亮的妻子在我住他们家期间待我极好、极殷勤，我用钱与布重重地酬了他们，随后我们下到渡口，渡船分四趟把我们与这一大队人马载了过去。南边的冰显然已停止消融，因为河水自三月八日以来落了十一英寸；从此以后它还要继续落，直到山上的夏汛下来。

朝东南骑了一刻钟，我们经过安格特里克村，它的灌溉水来自叶尔羌河东面的一条汊流。一个钟头后我们到了恰木古尔鲁克村，再走三刻钟便到了麦盖提。伯克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我用，我不久便在一间宽敞宜人的屋子里安顿下来，地上铺着毯子，墙上有壁龛。

连四周的克什拉克（冬村）算上，麦盖提共一千户，其中二百五十户紧挨巴扎。再往北不远的央塔克村有三百户。央塔克连同安格特里克与恰木古尔鲁克构成一个「伯克里克」（伯克辖区）；麦盖提则另有自己的伯克。麦盖提住着两名收税官、两个中国商人，还有四个从希卡布尔来的印度放债人。这是一片富饶的地方，出产小麦、玉米、大麦、豆子、萝卜、黄瓜、甜瓜、甜菜、葡萄、杏、桃、桑葚、苹果、梨与棉花。年成好时收得极丰，有大量种粮运往喀什与叶尔羌；年成坏时便相反，要从叶尔羌运粮进来。

麦盖提虽紧挨叶尔羌河岸，灌溉之水却不取自这条河，而是取自提孜那甫河，即叶城之河，它与叶尔羌河平行而流。水小的时候，这条河只到央塔克为止；别的时候则往北推进相当远，形成两个小湖，不过别的季节都是干的。它右岸也镶着一带林子，至宽也不过十二英里半。那里冬天寒冷，雪下得少，而且随下随化；夏天则相反，极热。雨水平均地分布在整个暖季，有时下得极大，把房子的平顶都压坏。盛行的是东北风；风暴一刮两到四天，把空气灌满尘土，还落一场尘「雨」，在草木上积成一层厚厚的灰黄绒毛。

说来也怪，麦盖提此前从不曾有欧洲人到过。这名字头一回出现——虽然写作「梅盖提」——是在别夫佐夫将军的游记里；不过叶尔羌河涨水时他去不成。然而中国人早就知道这地方；一八二三年刊行的《西域水道记》里，它以中文写作「买盖提」。照中文的音写，央塔克或央塔克里克成了「颜牙里克」，提孜那甫成了「提孜纳布」。该书作者说这条河与叶尔羌河合流；倘若水不被引去灌田、又不消散在前面说过的那两个小湖里，那自然是会合流的。不过他的记述在八十年前多半是很准确的。

麦盖提也有几个我提过的那种游手好闲的寻金人。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曾同几个伙伴步行穿沙漠走了二十天，用驴驮着口粮与水。朝东北偏东走了七天，一路上是巨大的沙丘，他们到了一道绵长散乱的山。他们偶尔见着几丛红柳，有几处地方掘地得了水。告诉我这话的人与许多别人一样，每年都要进沙漠寻金，可至今一无所获。他们管那沙漠叫塔克拉玛干；众口一词地以为：只要有强壮的骆驼，我们应当能一直穿过去到和田河。

傍晚我接见来客。尼亚孜伯克与安格特里克的温巴什托格达·和加各送了我一只羊；那几个印度人送了我不少土豆与黄油，两样都极受欢迎。此后有人以「赛塔尔」（弦琴）与「卡龙」（小竖琴）奏乐，招待了我们很久；两样合奏、节拍舒缓，很是好听，虽然曲调相当忧郁。

三月二十日。托格达·和加是个十足的君子。他常来看我，能在我屋里一坐几个钟头地谈。我因久无骆驼的消息而不耐烦时，他总劝我耐心，神色泰然、语气笃定得不容置疑地说：「凯拉迪！凯拉迪！」（他们会来的！他们会来的！）可骆驼仍旧音信全无；而宝贵的光阴正在白白流走。我觉得我们是在自己头上堆火炭；因为春天已经到了，而一年中炎热的季节里，那沙漠简直是一座熔炉。

与此同时，托格达·和加给了我许多有价值的消息。譬如今天他告诉我：麦盖提的居民是多浪人，而照他们自己看，他们与喀什人毫无分别。他们的话里只有一点点方言上的差异，如此而已。不过托格达·和加自己却以为他们与四邻大不相同。他们性情又硬又冷，又极不肯宽恕，一点小小的争执能拖上许多年。

麦盖提对伊斯兰教的规矩守得极严。上一个巴扎日，正在斋月之中，有一个人在日落前吃了东西。他立刻被拿住鞭打，反缚双手，用绳牵着走过巴扎；他走过时，巴扎每一个角落里都回响着这样的一问一答：

「你吃了没有？」

「吃了。」

「你还敢再犯么？」

「再不敢了。」

照例还要在犯者游巴扎悔过之前把他的脸涂黑。

三月二十一日我去看了巴扎。它极宽敞，每一行买卖都分得一条专门的巷子。不过除了每周一次的巴扎日之外，并不做买卖；那一天才把摊子与货物从屋里搬出来，摆在门前搭起的台子上。我去的时候，台子上坐着好些妇女在做针线。妇女一律不蒙面，多半也不戴帽子，把浓密的黑发梳成两条长辫。不过有时她们头上戴一顶小圆帽。她们似乎有一项格外流行的消遣，就是消灭某种不受欢迎的寄生虫；见一个妇人把头枕在另一个妇人腿上，绝不是稀罕事。

村外紧邻处有一座二十五到三十英尺高的沙丘，自西南偏南向东北偏北延展，形状匀整得像是特意筑起来的。它顶上立着齐姆德拉汗的麻扎（墓），从那里可以尽览全村——那些平顶的房子围着一个个小小的方院。

三月二十二日，穆罕默德·雅库布终于从喀什回来了，带回一大袋邮件，却没有骆驼！这样一来，我又回到了月初的原处。我此时只好仍旧倚仗我那位出色的伊斯拉木·拜，次日便派他星夜赶往叶尔羌，下了死命令：不带骆驼回来便不许回来。所幸我还有气象与天文观测，更不用说刚收到的信件与老托格达·和加，帮我打发这些日子。传教士约翰内斯我却觉得帮不上多少忙。他是那种病态地虔敬的人，以为真正的基督教与对人生清醒的喜乐、与好兴致势不两立。这多半有一部分因为他是个归信的穆斯林：这样的改宗者往往比他们的先生还厉害十倍。不过他为人厚道、肯帮忙，只是看去总是情绪低沉、闷闷不乐。

几天之后，我害了一场极重极痛的喉症，当地名叫「果尔卡克」，那一带极常见。我试了伯克的方子——用温奶漱喉——不见效，他便提议让我试一试「皮里巴赫什」即驱邪的人。我告诉他我不信这种无稽之谈；不过皮里巴赫什尽可以来。

天黑以后，屋里除了炉膛上的炭火再无别的光，三位皮里巴赫什被领了进来——三个大个子、留着胡须的汉子，穿着白色的长「恰帕恩」（大氅）。每人拿着一面「达甫」（手鼓），面上绷着极紧的牛犊皮；他们便在上面演奏起来，或用指头轻敲，或用手掌拍打，或用拳头猛捶。那鼓声之大，只怕六七英里外的莱里克都听得见。这三人击鼓之快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三人的节拍分毫不差。用指尖敲了一阵之后，三人会在同一瞬间「砰」地一击，随后接上六下拳头捶出的闷响。随后又开始用指尖敲，整套如此往复，一刻不停。有时他们坐着；有时被自己这奇特的音乐带得忘乎所以，便站起来跳舞；有时又把鼓抛到空中，再「砰」地接住。每一轮五分钟，击法都照一定的次序，这就说明了三人何以能把节拍合得那样准。把恶灵赶走要击足九轮；而驱邪的人一旦开始，非等「砖数点满」是止不住的。

请皮里巴赫什的，多半是生孩子的时候与妇女害病的时候；因为妇女比男子迷信得多。驱邪的人进病房，凝神注视油灯的火苗，说是在那里能看出这妇人被恶灵附了体。随后鼓声立刻响起，病人的亲友则聚在屋里屋外。不过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等最后一阵雷鸣般的鼓声消歇，众人退出去，屋里只剩下皮里巴赫什与那位病妇。术士在屋子正中猛力插下一根杆子，杆顶系着一条绳，绳的另一端缚在天花板上。妇人便拉那绳、拽那绳，直到把它扯脱；皮里巴赫什则一直擂鼓。绳子一从顶上脱开，那灵便从妇人身上出去了。

猎鹰也被认为有同样驱邪的本领，因此叫作「库什巴赫什」（鹰驱邪者）。据说「皮里」即恶灵极怕它。临盆阵痛之时，妇人看得见恶灵在屋里飞来飞去，别人却看不见。然而鹰看得见，人便把它放进屋里去把它们赶出去。极其明显，那鹰、那鼓、那绳与那杆子都指着同一个目的——就是把妇人的注意力多少引开去，好让她忘了自己。

三月二十六日。尼亚孜伯克每天在自家断案。他惯常的座位在廊顶支柱之一的旁边；只要审案还在进行，他脸上便摆出极严厉的神气。他身旁台上坐着他的「米尔扎」即书办，把审讯记入案卷。他四周站着他的人与差役，面前站着犯人。

今天有一桩极古怪的案子。有个男人娶了五房妻室。第五房是个漂亮健壮的年轻女子，同别的男人跑到喀什去了。伯克报了那边的官府，他们找着了那女人，把她送回麦盖提，如今她要在这里为自己的过犯答话。她的不贞被查实之后，伯克左右开弓打了她两个耳光，她便哭了起来。她替自己辩解的唯一一句话是：同那四个妻室过日子实在无从忍受。她身上带着一把刀；伯克问她要用它做什么，她答说：若逼她回到丈夫那里去，她就要自尽。判给她的处分是：暂且去与毛拉们同住，等她心思平复了，再安安静静地回丈夫家去。

此后又带上来一个年轻女子，脸上鲜血淋漓、伤痕累累，后面跟着她母亲与她丈夫。她也离了丈夫；不过这一件里，那男人自己动了私刑，把她又踢又打，极其残忍。有几个证人证实他用了剃刀；被告却不承认。为逼他招供，伯克下令把他反缚双手，吊在一棵树枝上。他没吊多久，这法子便见了效。人把他放下来，在那个仿佛是造化特为受笞而设的部位上打了四十下。他一面挨打，一面声称他妻子曾打他的背。人立刻把他剥了；然而身上不见痕迹，结果又挨了第二顿鞭子。

在这些偏远之地，公道之感是有几分伸缩的。被告若荷包丰厚，便可以全身而退；而无论如何，伯克总要收几个腾格作辛苦钱。原告若不服判决，可以上诉到更高的衙门——就近的中国官员——而伯克又得向他答话。中国人的治理是可佩的。其中有一条审慎之处，就是让当地人保留喀什的阿古柏时代所行的那一套地方自治之法。

夫妇不贞之案总的说来并不少见，处分也不特别重。通例是把妇人的脸涂黑，倒着骑在一头公驴上，反缚双手，牵过村里的街道与巴扎。一夫一妻是常例：一个男人有四五房妻室是极少的。妇人若嫁了中国人或欧洲人，便被看作不洁；她死后不得葬在本地公共的坟地里，因为她曾与「吃猪肉的人」相处，尸身要玷污信士的坟。

至于「卡林」即聘礼，这些人的风俗与吉尔吉斯人大略相同。卡林付给新娘的父母，按男方的境况与家产而定。一个「拜」即富人，要给到两个「江巴」（每个合九至十镑）。通例一概以实物支付；不过新娘的妆奁是必须的卡林。穷人只拿出些许食物与衣裳。数目全看父母所索；不过美貌与体态在这里不如在吉尔吉斯人那里要紧。一对青年男女若得不着父母首肯，私奔并不稀罕。不过他们一般过几个月便回来，请两家老人赴宴，于是一切嫌隙涣然冰释。

又有一回，伯克审了两个赌博的人。其中一个耳朵上开了一道深口子，满脸满胸都是血。他输了七腾格（合一先令六便士），答应到巴扎上去弄钱。赢的人却当场就要，输的人便拔出刀来，在自己耳朵上划了一下，喊道：「这个给你，抵你的钱。」伯克下令把赢的人当众鞭打。另一个则等伤好了再打。至于那笔赌赢的钱，不消说，进了伯克自己的口袋。

三十九自麦盖提启程

四月八日伊斯拉木与雅库布回来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与周折，他们总算在叶城弄到了八匹极好的公骆驼，每匹不过六镑十先令多一点。不知怎的，当地人风闻我们横穿沙漠非有骆驼不可；于是他们把价钱抬到平常的两三倍。另有一层难处：合我们用的牲口，必须是惯于平地、惯于在沙漠里行走的——是走惯了沙、又耐得住酷热与别样困苦的。这几样比起牲口的模样与膘情来，要紧得多。

上午我们给骆驼取了名，又量了它们两峰之间的围径，好日后看看这一程走完之后各自相差多少。以下是各匹骆驼的名字与尺寸：

阿克图雅（意为「白驼」），八岁，围径七英尺九英寸。

博格拉（意为「公驼」），四岁，围径七英尺八英寸半。

纳赫尔（意为「高个儿」），两岁，围径七英尺四英寸半。

巴拜（意为「老的」），十五岁，围径七英尺五英寸半。

琼喀拉（意为「大黑」），三岁，围径七英尺三英寸半。

基奇克喀拉（意为「小黑」），两岁，围径七英尺三英寸。

琼萨里克（意为「大黄」），两岁，围径七英尺六英寸半。

基奇克萨里克（意为「小黄」），一岁半，围径七英尺整。

我们那时何曾料到：这一程走下来，只有一匹骆驼——即琼喀拉——活了下来！阿克图雅是一匹漂亮的白骆驼，挂着一只带沉重铁舌的大铜铃，走在队首；它倒是到了沙漠那一边，却不久便因路上的劳顿死了。博格拉体态格外匀称，又耐劳又温顺；我挑它来骑。纳赫尔性子恶，谁一走近它便要咬要踢。巴拜是队里最老的，毛色灰，是头一个倒下的。其余三匹都是活泼的小牲口；歇得久了，总是随时都肯走，而且真心以行路为乐。

它们到的时候恰好正在「脱毛」。每天都有一大绺一大绺又厚又暖的冬毛蓬蓬松松地掉下来，所以在脱毛期间它们一身斑驳、样子寒碜。每匹骆驼都配了一副松软的好驮鞍，里面塞着干草与麦秸。伊斯拉木还带来满满一抱「阿尔汗」（驼毛绳）用来捆货，以及三只大驼铃。

牲口拴在尼亚孜伯克家正对面一个大院子里，喂足了好干草——这样的享用它们是最后一次了。站在那里看我自己这几匹出色的骆驼卧在地上，热切地嚼着芬芳的干草，看它们褐色的大眼睛里闪着安详的快意，真是一件赏心之事。可我们那两条狗约勒达什与哈姆拉却不这么想。尤其是前者，简直容不得骆驼。它冲它们叫到嗓子嘶哑；一旦能凑近去从哪一匹身上揪下一撮毛来，它便显然得意得很。

伊斯拉木·拜还在叶尔羌雇了两个靠得住的人。一个叫穆罕默德·沙，是个五十五岁的白胡子。他惯于照管骆驼，也是唯一能走近那匹难驯的纳赫尔而不挨咬的人。他虽把妻儿撇在叶尔羌，沙漠于他却毫无可怕之处。他是个极好的人，诚实得没有二话。如今我还看得见他，清楚得像是昨天才分手。他那份哲人般的从容从没有离开过他。当不幸的乌云厚厚地压在我们这支命途多舛的驼队上时，他的好脾气从未失过；脸上总带着笑。就是在他垂死昏谵地躺着的时候，他眼里也闪着一线胜利般的安详，一种内里的平安之光铺在他那张枯瘦的、古铜色的脸上。

第二个人是来帮着照管骆驼的，叫卡斯木阿洪，阿克苏人，当时住在叶尔羌，四十八岁，未娶，以领驼队为业。中等个子，身板结实，留着黑胡子，性情严肃，从不发笑，不过总是和气可亲；只是常常得提醒他分内的事。

我们还需要一个人。尼亚孜伯克给我们找着了，是英吉沙来的另一个卡斯木阿洪。他与穆罕默德·沙同岁；六年来每年春天都要进沙漠寻金，走上十到十四天，把口粮驮在驴背上，却不敢深入到掘地得不着水的地方去。这一路上，为与另一个卡斯木相别，我们有时叫他「约勒奇」（指路人），有时叫他「库木奇」（沙漠人）。几年前他迁到了麦盖提，如今把妻子与已成年的儿女撇在那里。他后来的下场，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招的。他粗暴而性子躁；别的几个人被他想压制，不久便恨起他来。他自以为在沙漠里有经验，便觉得可以摆出一副压人的架势；他尤其记恨伊斯拉木·拜，因为伊斯拉木被派作「卡拉万巴什」即驼队头目，另外三人都得听他的。麦盖提有几个人曾提醒我们防着这人，说他不止一次因偷窃受过罚；可这警告来得太迟了。我雇他的时候，还以为得了一件宝贝，因为那地方只有他一个人对沙漠略知一二。

我们这一群活物里还有三只羊，打算一只一只地宰了吃；另有十来只母鸡与一只公鸡，早上给我们打鸣。这几只家禽坐在一只筐里，筐搁在一匹骆驼的驮子顶上。头几天母鸡还下过两三个蛋；可水一开始告急，它们便不下了。那只公鸡是个古怪的家伙；它打心底里不乐意骑在骆驼背上。它时不时地从筐的蒙布里钻出来，在高高的栖处上平衡一阵，随后咯咯大叫着飞到地上去。每回扎营，家禽都被放出来溜达。它们给这原本荒凉的四周添了几分生气；人还在沙里撒几把粮食，好让它们有事做、动一动。

四月九日我们作最后的预备；把预先订好的那两三袋馕装起来，又从河里把四只铁水箱灌满了淡水。它们分别装十七加仑半、十九加仑、十九加仑与二十七加仑；再加上一只羊皮囊里的十七加仑半，合计一百加仑，供二十五天的行程绰绰有余。这些水箱作长方形，本是专为从印度往叶尔羌运蜂蜜而做的，外面围着木格，以护住那薄铁板不被磕坏。水箱与木格之间填着草与芦苇，免得日光直射在铁上。

关于我这趟行程的计划，要说几句。普尔热瓦尔斯基以及凯里与达格利什，是头一批（一八八五年）见到和田河左岸麻扎塔格诸山的欧洲人。前者就此写道：「自塔瓦库勒走了三个短短的日程，我们到了和田河麻扎塔格山脉俯临其左岸的那一段。这道山脉的东段宽不过一英里半，高出四周地面约五百英尺。它由两道显著不同的平行山脊组成。南脊由红色泥质板岩构成，其中夹着许多石膏层。另一道即北脊，则是一整块白色雪花石膏。人从离和田河十六英里的麻扎塔格取燧石，运到和田去卖。过了那一点，我们便看不见这些山了，它们与沙漠融成一片。不过它们折向西北，中段渐高；据当地人告诉我，一直伸到喀什噶尔河上的玛拉巴什驻防之地。草木一丝也没有。山坡自麓而上，有一半埋在流沙里。」

普尔热瓦尔斯基凭当地人这样给他的材料，在他的图上标出一道斜穿沙漠的山脉。他这个错处是很自然的；因为人告诉他说玛拉巴什也有一座山叫麻扎塔格；那么，以为它不过是和田河那座麻扎塔格的延续，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么？凯里则较为审慎。他的图上只画出他从河上望得见的那一段。

因此我推想：我们若从麦盖提朝东、或者不如说朝东北偏东走，迟早必定要碰上麻扎塔格；而且我和当地人一样确信：我们会在这山脉找着一个背风面，那里流沙不会堆积，我们能在硬地上走长而轻省的日程，说不定还能发现泉水与草木，或许还会撞见古代文明的遗迹。照我手头的地图，穿过沙漠的直线距离是一百八十英里；即便我们一天只走十二英里，全程也不该超过十五天。这样算来，我们的水无论怎么算都绰绰有余。我对自己的估算十分满意，以为摆在面前的是一桩轻省的差事。事实上，这一程走了二十六天，几乎比我所料的多出一倍。

四月十日。日出前很久，院里便忙碌起来。我们各样的箱子、包裹与别的行装都搬出来过秤，好把骆驼的驮子配匀，也把各个包裹捆牢。这些预备完了，便把它们两个两个地摆在地上，彼此相隔恰好容一匹骆驼走进去、跪下，把驮子缚到它的驮鞍上。它站起身来之后，再用一根大绳交叉着把整个驮子箍住，缚在驮鞍骨架的横木上。我们带的装备极多，还有好几个月的粮食，尤其是米与馕，此外有罐头食物、糖、茶、蔬菜、面粉等等。另外我们还带了大量的冬衣、毡子与毯子；因为离开和田河之后，我打算取道西藏。再有便是我的科学仪器、照相器材与将近一千张干片、几本书、一年份的一种瑞典杂志——我打算每天晚上读一期——一具炉灶连同附件、金属器皿、碗碟、三支步枪、六支手枪、装在两只重箱子里的弹药，以及许许多多别的东西。再加上二十五天的水，可见每匹骆驼的驮子都相当重。

在给牲口装驮子的时候，我量了我头一条四百米（将近四分之一英里）的基线。博格拉走完用了五分半钟。这是一桩每天都要做的功课，因为地面的起伏变化颇大；而沙的深浅使骆驼走同一段路所用的时间有极明显的差别。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日是麦盖提史册上的一个大日子。院子里、附近每一条巷子、每一处屋顶上都挤满了人，都急着看我们动身。「他们再也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听见他们彼此这样说。「骆驼驮得太重，深沙里过不去的。」这些丧气话一点也没有扰乱我。我脚下像踩着火，只想快些上路。而对付他们这些不祥的预言，我们还有一味解药：就在我催动坐骑的一刻，那几个印度人抓起几把「大钱」（中国的铜钱，当中有方孔）撒到我头上，喊道：「祝你好运！」

骆驼分两串拴着，每串四匹。一根木棍穿过牲口鼻中隔。一条绳系在木棍的一端，松松地打个结拴在前一匹骆驼的尾巴上；这样一来，后一匹若跌倒，那结便会自己散开。

木棍另一端做成一个疙瘩，免得它从牲口鼻子里滑脱。四匹小骆驼走在头一串。它们后面是博格拉，我骑在它背上；再后是巴拜、阿克图雅与纳赫尔。穆罕默德·沙始终不撒手博格拉的缰绳；这样我便丝毫不必操心我的骆驼，可以把心思全放在罗盘与表上——我凭它们定方向、量日程——以及观察沿途的地面。伊斯拉木·拜给我安排驮子颇见巧思。那驮子由两只箱子组成，里面装着我最精细的仪器，以及夜里扎营时一般用得着的东西。他在箱子上面、在骆驼两峰之间铺上皮褥、毯子与垫子，于是我两腿分跨前峰两侧，坐得像坐在一把安乐椅上一样舒服。一切停当之后，我向尼亚孜伯克道别，重重地酬了他，也向传教士约翰内斯与哈希木道了别。前者早在莱里克就说过，他其实并不打算随我穿塔克拉玛干。如今他见驼队将要动身，胆子彻底垮了，在真要面对危险的一刻第二次弃我而去。我瞧不起这个人。他虽装作虔敬，却全然没有那种把一切都倚靠上帝的勇气。这与那位穆斯林伊斯拉木·拜是何等奇异的对照——他是好而忠心的仆人的典范；此后那些日子、那些月份里，无论我到哪里、即便我一头闯进照理本该谨慎避开的危险，他一次也不曾犹豫过要跟着他的主人。

春天到了。变化的迹象一天比一天多。气温慢慢却稳稳地升；最低温度一直在冰点以上。日头开始有了些力量。春风在我们耳边低语。田里正在播麦，稻田里正在灌水。空气里满是苍蝇与别的虫子飞来飞去的嗡嗡声。正是在这样美好的亚洲春光里——这个万物长存指望的季节——我们动身去那个一切都被千年的僵冷死死攫住的地方；在那里，每一座沙丘都是一座坟；那里的气候如此，以致与之相比，最酷烈的冬天也算得一个含笑的春天。

那一长串骆驼神情庄重而威严地昂着头，穿过城里挤满了人的窄巷。那是一个肃穆的时刻。每一个观者都被震住了。人群里一片死寂。如今我的心思回到那一刻，不由得想起一列出殡的行列。我耳边至今还回响着驼铃那沉闷单调的当当声。而说实在的，它们那缓慢哀伤的节拍，对我们这一天动身走向可怕沙漠的沙荒之地的多数人来说，正是名副其实的丧钟。在那无边的沙之海洋里得一座凄凉安宁的坟——那便是他们悲惨的结局！

城郊地势平坦，城本身则散布在老「托格拉克」（胡杨）、田地、树丛、果园与水渠之间。我们在这宜人的景色里安安静静走了约莫半个钟头；随后忽然一阵大乱。两匹最小的骆驼精神太足，挣脱了缰绳、抖掉了驮子，像两只淘气的小狗一样在田里绕着圈子跑，身后尘土扬成了云。有一匹原本驮着两只水箱。摔下来时有一只裂了缝，所幸靠近顶角，实际的损坏不大。逃的骆驼很快被捉住，驮子重新捆上。此后每一匹都由人单独牵着，因为帮手极多——足有一百名骑马的人送我们到村外。一个钟头后，另两匹骆驼又挣脱了。有几样东西被磨破碰坏，装弹药的箱子还在地上拖了一段。穆罕默德·沙说：「骆驼歇过一阵之后总要闹。它们想舒展舒展筋骨；只消稳稳走上几天，它们便驯得像羊羔一样。」此后为防万一，每匹骆驼都由一个人单独牵着。

即便如此，正如出发头一两天常有的情形，我们还是遇上了好几桩意料之外的阻碍。譬如一匹骆驼驮子的左边比右边重，便得重新配匀；又譬如一袋米眼看要滑下来，便得重新捆紧；如此等等。

四十沿沙漠边缘而行

第二天的行程要安静得多，也井然得多。有了头一天的经验，我们把各个包裹称过、配得更妥当，又把最宝贵的东西——头一样便是水——驮在最老实的骆驼身上。我自己高高地坐在离地颇高之处，四面望得极远。起初那摇晃使我有几分头晕；不过我不久便习惯了那前后不断的单调颠簸、连同左右特有的摇摆，丝毫没有不适。不过我很相信：这在容易晕船的人是极难受的。

把麦盖提最后一所房子、最后一片田撇在身后之后，我们走上了一片平坦的「达什特」（草原），那里灌丛与乱蓬蓬的矮树几乎处处都是，有几处还有成丛的杨树。风一阵阵从西北偏西吹来，灰黄的「沙柱」在高处朝东飘去，上端顺风略略折向一边。地面一部分覆着细软的浮土，一部分覆着盐的沉积；不过我们不久便进了一片纯粹的沙地，沙被吹成了低矮的小沙丘或沙垄。然而那只是窄窄的一带，因为另一头我们又遇上了茂盛的草木，主要是「喀米什」（芦苇）与杨树；我们便在那道冲沟边上扎营过夜。

半个钟头后，驮子都从骆驼身上卸了下来，牲口本身被拴成一圈，免得它们卧下把腿睡僵。站了两个钟头之后，才把它们放开去啃芦苇丛。我们的营地有那许多包裹与牲口，样子极其入画；想到这一切都是我的，心里便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我的帐篷是马继业先生送我的一顶精致的印度军官帐篷，支在一株杨树下。年轻的戴维森中尉当年穿越帕米尔往喀什去的途中，正是死在这顶帐篷里。不过它已经好好地消过毒，而我并不迷信。帐内地上铺着一块花毯，四周排着我的箱子、仪器盒、照相机与我那张朴素简单的行军床。别的箱子包裹连同水箱，都留在外面露天里。我的伙计们生起火，蹲在火边做饭——米饭布丁与鸡蛋，鸡蛋我们带得不少。羊被放出去吃草，家禽在锅边的残屑里自在极了。狗吞下扔给它们的肉块之后，便在沙丘上互相追逐。一句话，我们俨然是一幅田园图画。

营地一安顿好，我头一件要紧事便是察看那道拦住我们的冲沟。它自北而南，无疑是提孜那甫河的一条汊流所冲成，如今却干了。它宽二十英尺、深五英尺；我吩咐伙计们在沟底掘一个坑，掘到三英尺六英寸深，水便渗了上来。水温华氏四十九点八度（摄氏九点九度），而同时——即下午两点——的气温为华氏七十六点六度（摄氏二十四点八度）。那水虽又苦又难喝，狗与羊却贪婪地饮了。骆驼则直到次日清早动身前将近一个钟头才准饮水。

从一开头我们就不得不极其严紧地节省淡水；因此拿沟里的水来煮蛋、洗碗与洗漱。穆罕默德·雅库布一直送我们到营地，带来两只铜器，里面盛满了河里的淡水，这礼物极受欢迎；这样一来，队里每个人都能痛痛快快地解渴，而不必动那几只水箱。

这一天很暖；可太阳一落，我们便觉得凉了，加上了外衣。傍晚一丝风也没有。帐帘掀着，烛火却纹丝不动。我们那位「沙漠人」露了一手他的见识。他劝我们先沿叶尔羌河右岸走几天，走到一座名叫恰克马克的山、以及一个大湖——那湖与一条北流的河相连。到那地方要十八天；从那里再走一天便到麻扎塔格，那是那一带最高的山。从麻扎塔格往东到和田河便不远了。恰克马克山以北有一条寻金人惯走的道，通往一处「亚加台尼善」即路标。过了那个记号，那片沙漠便名叫克尔克克什拉克，即「四十城」，因为里面有许多古城的废墟。

四月十一日。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提神的好觉，我在日出前醒来，见天气极不受用。一阵猛烈的东北风在营地里呼啸，空气里满是尘土，以致除了帐篷紧邻之处，整片景色都裹在一层匀净的灰霾里。

卸行李、支帐篷几乎不费什么工夫；可要把一切重新驮上、全队动身，却足足要两个钟头，虽然那也把做早饭的预备算在内了。骆驼不肯让人上驮子；不过此后余下的路上，它们都极规矩。草木渐渐绝迹，我们陷进了一座沙丘的迷宫，沙丘高十五到二十英尺，形状不规则，不过大体走向是南北。我们尽量绕着它们走；仍有几道难走的沙脊不得不翻过去。就在这样的沙脊上，驮水的骆驼跌倒了；所幸两回都只是前腿跪下。可我们非把驮子卸了才弄得起牲口；随后又得重新驮上。骆驼极会从沙坡上滑下去，滑时用后腿当闸。正午时我们陷在极高的沙丘之间，只得朝北绕一个大圈子才脱出来。约勒奇断言往东走没有用，我们只会被逼回头，因为那个方向除了「琼库姆」（大沙）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们这一天的路线，是沿着「大沙」边缘的一条曲线。沙丘的高度又降到十英尺；有时我们走在表面相当平整的软浮土上。而且不止一次，我们骑进了新月形沙丘两角之间的一种死胡同，只得掉头回来。我们不时经过几株孤零零的杨树与枯萎的芦苇，骆驼滚滚走过时便伸头去抢一口。

东北风刮了一整天；天上有云而灰；天气又阴又冷。黄昏时我们停了下来，这一天走了约十二英里半；我们在一座坚硬平整的沙丘顶上扎营，脚下是干爽舒适的地面。近旁有几株枯杨，我们从那里取了生火的柴；还有几丛芦苇，可给骆驼作草料。骆驼走了长路正热，人牵着它们遛了一阵好凉下来，免得着凉。

我们在两座沙丘之间找着一处沙已经潮湿的地方。我们便在那里掘井，掘到两英尺半深得了水；水温华氏四十九点一度（摄氏九点五度），与前一天沟里的水一样带咸苦味。

四月十二日。我们走了将近十五英里，仍旧沿着大沙漠的边缘；那沙漠朝北伸出一道道岬角。其中有几道我们不得不翻过去。此外则是荒瘠的沙漠与窄窄的草原带相间，草原上长着稀疏的草墩，枯干得像玻璃一样硬，一碰便噼啪折断。最好走的地面是坚实平整的沙；不过有几处地上覆着一层浮土，平足的骆驼的每一个蹄印都在上面印得清清楚楚。那浮土软得像羊毛，有两三处深到牲口陷到膝盖。有时沙的平坦处铺着一层薄薄的盐壳，在骆驼蹄下「咯吱」作响。那些笨拙的牲口庄重而缓慢地一匹接一匹走着，伸长脖子去啃够得着的草墩，仿佛预感到前头有苦日子等着它们。

在第三号营地，两个伙计照例掘井；可掘到六英尺便掘不下去了，仍旧没有水。我们便把井撂下两个钟头，水渗了过来，在坑底聚成一小汪。狗与家禽总是极关切地看着掘井。它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是干什么的，而且总是渴得要命。到此为止一切都好：我们那宝贵的存水还一点没动。骆驼的饲料也没有少，牲口只将就着吃「喀米什」（芦苇）、喝咸苦的水。狗喂馕，家禽喂粮食与蛋壳。头一天母鸡下了三个蛋，第二天两个，第三天一个。不过就是没有这些，我们也还有存的，装在一只筐里、用糠垫着。

这一天里我们碰见成群羚羊往东南去的踪迹。约勒奇告诉我们说那个方向有一个大湖叫叶什勒库勒（意为「绿湖」）。不过无论他还是他所认得的任何人，都不曾亲眼见过，他只是听人说起；因此这消息只能姑妄听之。他又说那湖是天然泉水所养，因为没有溪流注入。不过有一点值得一提：较早的地图上确有一个同名的湖，只是所标的位置不同，在我们第三号营地的西南偏南。

四月十三日。到早上，井底已积了七英寸水。这一天走了十二又四分之三英里，一路不断在沙丘之间穿行。那些沙丘一律作新月形，凸面朝东，两角与较陡的一面朝西或西南；可见这个季节盛行的风来自东与东北。

这一天的路上到处都有杨树。有几株的叶芽已经开始绽开；那新绿的一簇簇看得骆驼直流口水。多数情形下，沙丘像是避着杨树，在它们四周围成一道环形的墙，把树留在洼地正中。那里既背着风，枯枝与败叶便一小堆一小堆地积着。

这一天很暖。狗徒然地找水，见着任何一点像我们掘沙漠井的那种洼处，便急切地跑过去。因为再没有别的法子避日头，它们每经过一株杨树便躺在树荫里，先把上面一层烫沙刨开，直刨到那仍存着几分夜凉的一层。

伊斯拉木·拜骑在头一匹骆驼上，而那匹骆驼是由我们的向导约勒奇牵着的。可因为伊斯拉木望得更远，他常纠正约勒奇，主张改走别的方向。这就得罪了那位脾气不好的「沙漠人」；他有两三回把绳子一摔，往沙上一躺，叫伊斯拉木自己去领队。到了营地，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约勒奇到我帐篷里来，说他若要受伊斯拉木的干涉，还不如回去；他还指责伊斯拉木在馕上手紧。我平平静静地说：「好，他还是回去为好」——这倒叫他颇为意外；不过我又加了一句：「他回去之前，得把预支给他作头一个月工钱的那一百腾格（合二十二先令六便士）还我。」这一下他清醒了，用极恳切的口气求我准他留下。我准了；不过讲得明明白白：此后他得听伊斯拉木的。然而我心里有几分疑虑：等我们面对沙漠里那份孤寂与单调时，两人之间的嫌隙只怕还要发作。可此后再没有吵过。约勒奇虽然对伊斯拉木越积越恨，却明智地闭了口。他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与别人说话，睡也睡在离众人稍远的地方；伊斯拉木与他的伙伴们不去睡，他也从不走近营火。他们说约勒奇是存心把我们往错的方向带——我不知道他们说得对不对。若真如此，他也付了代价；因为他渴死在了沙漠里。

掘到约三英尺三英寸深得了水，水温华氏五十点七度（摄氏十点四度）。狗渴得要往坑里扑，我们只得把它们拴住才拦住。

四月十四日，复活节，我们只走了十一英里半。有一处地方，沙丘背风的一面呈钢灰色。细看之下，我发觉那上面盖着一层薄薄的云母壳。我还有一项发现：绿杨只长在沙丘之间。沙丘一到头，杨树也就没有了。或许树、或树根对沙丘的形成有所助益。

随后我们到了一带全然荒瘠的沙漠，地面是一片坚硬平坦的平原，呈各样的褐色，其上横着一道道黄沙的低丘，看去像是搁在地上的木头。平原上散着许多小卵石。这一天的路上我们碰见了野骆驼最初的踪迹；至少约勒奇说那是野骆驼，我却全然不敢断定。再往前，驼迹便多了起来。不过反过来说，家骆驼自己跑进沙漠里去，也不大可能。我们还看见马粪与马蹄印；约勒奇赌咒说沙漠的这一带有野马出没。在一座沙丘顶上我停了一会儿，用望远镜看北面很远处一片芦苇地上吃草的一群牲口。可我还没辨出是马还是羚羊，它们便朝北去、不见了。干燥的灰黏土被垒成一道道小小的台地与垄脊，奇异地像城镇里的灰泥房子，以致我非走过去近看一番心里不安。

这一天狗很不安定，好几次跑到离驼队很远的地方去。有一回它们去了一刻钟，回来时肚皮下面是湿的。它们显然在什么地方找着了水。走了约十一英里半之后，我们偶然撞上了一个水塘。我叫卡斯木尝一尝味道。他饱饱地喝了一大口，答道：「甜如蜜。」于是我们便支起帐篷，在塘边扎了营。人、狗、羊、家禽——都赶紧去解渴；那一天既热，我们都实实在在地渴了。那水清澈如水晶，甘甜无比，是从一眼泉里涌出来的，随后流进一处洼地，洼地长约八九十码、宽约四码；因此水面的高度与我们所掘的井里大体相同。饶是如此，水面离地也不过四英尺。下午五点水温为华氏七十一点四度（摄氏二十一点九度）；同一时刻气温为华氏七十七点九度（摄氏二十五点五度）。水蛛与甲虫极多。甲虫在平地上嗡嗡乱飞，母鸡便追着去啄。头一只羊在这里照例行了仪式宰了；狗靠着血与下水饱餐一顿。一句话，就沙漠而论，这地方简直如田园诗一般。太阳还在地平线上二十度时便消没在尘霾里；此后暑气退得快极了。到夜里九点，泉水的温度已降到华氏五十九点四度（摄氏十五点二度），可见它的温度与气温是直接相随的。

这处宜人的营地引得我们歇了一天，这于人于牲口都同样受用。大家都好好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用来整顿几样事情：把水箱灌满，把衣裳洗了，把鞍子与皮带修好。这一天很热，沙被晒到华氏一百一十二点三度（摄氏四十四点六度）。不过有两三股旋风从东北偏北来，把空气吹得极凉爽；而我们可以毫无内疚地想喝多少水便喝多少。至于骆驼与狗，它们喝得之多，简直看得见皮子胀起来。母鸡也很受用这场休息：它们下了四个蛋。夜里狗叫个不停，不住地顺我们来的路往回跑——我们正是在那条路上见着野骆驼踪迹的。那些沙漠里的住户无疑惯于夜里到泉边来；可它们见这地方被我们占了，那一夜便远远地避开了。

四月十六日我们走了十六又四分之一英里，穿过一片沙丘与枯苇草原相间的地方，沙丘高十五六英尺，苇草在骆驼脚下「咯吱」作响，一踩便扬起小小的尘团。红柳与杨树成丛零星出现。我们经过两处水塘，与早上离开的那一处一样。三处都在同一条线上，朝东北偏东延展；十有八九它们标示着叶尔羌河一条故支流的走向。

我们越来越深地驶进那片未知的沙漠之海。看不见一丝生命的迹象；听不见一点声音，只有驼铃单调的叮当，合着骆驼柔软的脚步声。我们不时短短地停一停——其实凡是对该走的方向稍有不定，我们便停一停；伙计们便趁这个机会吃他们简单的早饭，就是几把「塔勒堪」（炒面）泡水，用木碗喝下去。水箱里的水白天里变得温吞。至于我自己，我向来不吃早饭，一天两顿便够了。

四月十七日。今天刮着清爽的西风；可天始终极其晴朗。我好几次注意到：扬起沙暴的只有东风与东北风；而西风无论刮得多猛，天总是澄净晴朗的。

没走多远，我们便看见北面有一道相当高的山，像一片云、或是地平线上空气微微加厚的一道边。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朝它骑去；可那山在眼里并没有变得更清楚，我们也似乎并没有更近一步。沙丘高到十六英尺，常常极难翻过。丘与丘之间，苇草原越来越多，苇子也长得更壮。驼队走近时，从苇丛里跳出几只野兔。这一天我们也经过几处小水塘；不过塘边结着盐霜，水是咸苦的。朝东北偏东的远处，有一条故河曲折地切穿沙漠；那河道被沙填了一半，只剩几处彼此不通的水洼，宽四十五码、深六英尺半。另有一条全然干涸的故河床，宽二十二码。北面有几团暗色的絮状云，像从地里冒起的烟。约勒奇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们所见的山是麻扎塔格朝东南的延续，一直伸到叶尔羌河的右岸即南岸。那两条干涸的河床曾是叶尔羌河的支流，盛夏时叶尔羌河接纳它们一部分的水。我们在北面所见的云，是叶尔羌河的水汽映在澄蓝的天上。他这些解释无疑都是对的；后来我得以查验他所说的两三点，发现事情与他所说的分毫不差。

我们在两道平行的沙垄之间走了整整一个钟头，那两道沙垄朝北偏东十五度延展。右手那道高过三十英尺，两道的轮廓都是浑圆的。它们之间平坦的草原上长满了茂盛的蓟与杨树。我们翻过右手那道沙垄，随后沿与前一道平行的第二道谷地而行。走完十七英里半之后，我们在两株枝叶繁茂的杨树荫下扎了第七号营地。我们不必掘井取水；有好几处迹象表明湖或活水就在不远。我们北面是一片茂密的杨树林。蚊子、苍蝇与飞蛾极多。夜里那些飞蛾成百地绕着我的蜡烛扑腾。

四十一人间乐土

四月十八日。新的一天在清劲的东北风里破晓。帐篷虽在夜里下了桩，仍险些被掀翻。天色保持着一色的灰，正午的暑热也没有来。我们决定径直朝前方那座山的最高点走，深信傍晚前到得了。可事情偏不如此：我们在杨树林里迷了路，那山也消没在满是尘土的空气里。

沙丘四面都是，朝各个方向不规则地岔开去，丘上长着一大片杨树林。地上散着一堆堆枯叶、干枯的树干、枝条与断枝。沙漠的影子一点也没有。我们在树间绕来绕去，绕了一百次、一千次；我骑在树枝底下过，能看见路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到了一片大沼泽，四周的杨树已经披上了满身的春绿。令我们惊异的是，我们看见了人与马的踪迹，还有灰烬与烧焦的木头，可见有人生过火。显然，我们到了多浪人春天惯常赶畜群来吃草的地方，也是玛拉巴什人来取柴的地方。

我们的路不久便被从沼泽伸出来的几条又长又窄的水汊拦住。可我们非过去不可；于是有一个伙计赤脚下去探深浅。水底是硬黏土，足以承住骆驼。再往前走了一小段，我们发现那沼泽尽头是一个朝北伸展的长湖。我们沿它东侧走，一直贴着那些相当高的沙丘的侧面——沙丘一直斜到那澄蓝的水边。林子仍旧茂密，许多地方灌丛纠缠，逼得我们绕道到较开阔的地面上去。不过如我所说，我们大体上还是紧挨湖岸走，透过树丛屡屡瞥见如画的湖光。树叶的新绿与那深蓝的水映照得极其鲜明，两者又都映在背后灰霾的底子上。

这个湖最宽处将近两英里，不过南北两端都收得极窄；它无疑是叶尔羌河一条汊流所成，夏天漫水的季节便灌满。冬天大部分水留着，冻上，春天再化，日渐消减，直到夏天带来照例的增益。在沙丘边上，我看见一道更高的岸线，表明上一个夏天湖面比我们去时高出半码。

末了我们把湖撇在左手，不久便陷进一片空前浓密、齐人高的芦苇丛里。骆驼在干燥易折的苇秆间挤着前行，噼啪窸窣响成一片。只有骑在上面的人望得出去。

出了苇丛，我们一头钻进另一片林子，密得我有一两回险些被树枝扫下驼背，只好下来步行。林子里有一段，树虽都还年轻却全死了，我们简直是死死卡住了。伙计们只得掏出斧子砍出一条路来。这极费工夫；不过费了很大的力气，我们总算又挣扎着回到了平坦的草原上。我们便在一座孤立的沙丘顶上扎营，那沙丘的两角指着南与西南。

为了让人知道我们在这里——万一附近有谁能给我们一点地理上的消息——我们在沙丘脚下点着了一丛干枯的杨树。火光把红影投出很远；可始终没有一个人露面。这一天走了十六英里，辛苦得很，众人都乏了，早早睡下。不过骆驼最受用：它们每天水足料足。

四月十九日。拆帐篷时，我们在毯子底下发现一只蝎子，一英寸半长。它被惊动了，便拼命想使它的尾巴。前一天的劳顿把我们都累着了，直到九点多才动身。我们此时所朝的那道小山脉在东面隐现，朝东南延展，到那里便低下去，末了消没在霾里。北面另有一座山。照我为这一程所拟的路程表，后者当是麻扎阿勒迪。两道山之间蜿蜒着叶尔羌河；不过我们看不见那条河。

这一天我们只走了七英里半；因为路虽在草原上，那草原却被冲沟与沼泽切割得极碎。可那座山渐渐越来越分明。它经风化的嶙峋轮廓容易辨认。沙丘沿它的北坡爬得相当高。沿沙丘脚下是一串小小的淡水湖，彼此以低矮的地颈相隔。有一条水道通进这一串中最大的一个，可见它们的水取自那条河。夏天它们无疑要缩到一处，合成一个湖。我们在湖与山之间走，起初朝东；此后为绕过这道山脉的一支山嘴，改朝东北。我们在湖岸上几株枝叶繁茂的杨树荫下扎营。那山看去孤零零地立着，与别的山不相连，朝任何方向也没有延续。

我们宰了第二只羊；那两条狗好几天没有肉吃、只吃馕，这一回饱餐了一顿。有一只鹰开始在家禽上空盘旋，一枪没打中，把它吓走了。

四月二十日。我们的营地坐落得这样宜人，我们经不住诱惑，又放纵自己歇了一天。这一天热得灼人，尽管整夜与整个上午都有清劲的东北风。辐射升到华氏一百四十六点三度（摄氏六十三点五度）；下午两点沙被晒到华氏一百二十六点九度（摄氏五十二点七度）。我们不住地想喝水，至少每半个钟头就扑到水边去一趟。我们费尽力气，也难把铁箱里的水弄得勉强凉些；不过还是尽力而为：用湿布把箱子裹住，挂在树荫下的枝上，好让风吹着。

伊斯拉木·拜出去打野雁。他打下两只；可它们落进湖里，他捞不上来。别的人一天都在睡觉。至于我自己，我走到最近那座山头上，发现一道斑岩脉穿过我在麻扎阿勒迪山系里看到过的同一种岩石。眼前的景色极其壮丽。西南偏西，我们前一天经过的那两片清澈的水，像镜子一样映着四周的山、以及山上覆沙的山坡。麻扎阿勒迪山在我们西北；它与我们营地之间、并朝东北铺展开去的，是一片湿润丰茂的草原，密密地缀着闪光的水潭与沼泽。东面我也看见一道山脊；南面则是一片风化的小山峰的迷宫，属于俯临我们营地的那同一个山系。北面的杨树丛与苇地把草原染成绿与金；群山化作柔和的紫色；片片水面幽幽地泛着深蓝。

下午天凉，我坐在山顶上赏景；风渐渐止息，日头落下去，草原与湖裹进一层薄雾，寂静与安宁笼罩了这片景色。我耳朵所能捉住的只有蚊蚋轻轻的嗡嗡、沼泽里一两只蛙的鸣叫、远处野雁的一声长唳，以及苇丛间不时传来的驼铃叮当。那是一处极妙的地方。它那份抚慰人的美，我尽情地享受了。这与此后的日子何等地不同！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我的心思有多少次飞回那一幕田园之景，把它当作人间的乐土！

不过那一带黄昏极短，我便赶忙回营。伙计们除伊斯拉木·拜之外都已熟睡；伊斯拉木正忙着给我预备晚饭——羊肉汤、煎土豆与茶。温度表读华氏六十八度（摄氏二十度）；可夜里降到华氏五十点七度（摄氏十点四度），我当真觉得冷。

在这几个湖附近，我们又遇见人的踪迹。岸上有一两所废弃的芦棚；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一日，我们继续在湖与山之间赶路时，在几座高沙丘的另一面，看见了穿过一片杨树林的「阿尔巴」（高轮木车）的车辙。这一发现使我们都大为惊异。我的伙计们当下断定这就是他们听说过的那条沿和田河左岸而行的路。我却猜想这是一条至今不为人知的道，沿麻扎塔格山麓一直通到那条河。为解开这个谜，我们决意顺着这辙印一直跟下去，不论它把我们带到哪里；可我们只走了不远，车辙便不见了，路也到了头。此后不久，杨树林也到了头。

此后我们继续朝东南走，在俯临我们上一处营地的那些山与东面一道孤立的山脊之间穿行。我们的路横过一片坚硬平坦的草原，上面疏疏地长着草，走起来异常轻省。骆驼迈着整齐的步子，驼铃与它们的步伐分毫不差地应和。东面那道山脊脚下另有一个湖；令我们惊异的是，我们看见三匹马在湖岸上吃草。这一下便明白了：附近是有人的。他们是谁？我们怎样才找得着他们？我派了两个伙计去跟一条新的踪迹，那踪迹在沙丘之间穿行、爬上西面的山坡。不久他们便回来了，带回一个玛拉巴什来的人；他不时到这地方来取盐，说那山里有一大片盐矿。我看了他所采的一些：似乎品质极好。他把盐运到玛拉巴什，说在巴扎上卖得极好的价钱。我问他那城在哪个方向，他指着西北，告诉我说是两个短短的日程。我们在那个方向看见的山，果然如我们所料，是麻扎阿勒迪山系。至于东南一带的地面、以及到和田河有多远，他一无所知；他只能加一句：他听说南面除了沙什么也没有，一滴水也找不着；他还知道那片沙漠名叫塔克拉玛干。

我们与这位孤零零的采盐人道了别，继续朝东南偏南横过这片坚硬、荒瘠、无路的平野。我们越往前走，右手那座山越低，末了并入一道沙垄，那沙垄终于消没在沙漠里。可见这座山并没有延续。我们只能猜想：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图上标作止于和田河附近、并与麻扎塔格相连的那道东面的山脉，便是它。

我们此时所走的地面是坚硬干燥的黏土，朝上千个方向龟裂，分明表明夏天这里是在水下的。我们一路紧挨湖岸走，直到湖开始变窄，我们不得不绕开从湖里伸出相当距离的那些沼泽。从湖的南端伸出几条又长又窄的水汊，像手指一样探进渐渐升高的地面。有一点值得一提：这些沙漠里的湖一律位在山脚下。

末了我们绕了一大圈到了湖的东岸，便在那里扎营。我们相信这多半是我们最后一处能取着淡水的地方，便把次日即四月二十二日用来休息。骆驼与羊在湖边的苇丛里吃了它们最后一顿饱的。我爬到山顶上，从那里俯瞰四周的地面。这座山本身朝东南像一个海岬一样伸进沙漠之海，只显出孤零零一座并不很高的峰。除了我所站的这道山脉之外，再看不见一点山的影子。我们已经到了玛拉巴什麻扎塔格的东南尽头；可见它与和田河的麻扎塔格并不相连。朝东南、朝南、朝西南，目力所及之处，除了那片凄凉的沙之海洋再无别物！那一边的地平线是一条直线。此后几天我们朝东南偏东、又朝东一直走下去，始终不见一点山脉的踪迹；那时我不禁在想：玛拉巴什麻扎塔格的延续或许还要在沙漠里更靠前的地方冒出来，而我们把它撇在了右手；可转念一想，那又不大可能。

这一天将尽时，我们商议了一番。约勒奇向我担保说：和田河往东只有四天路程。我手头最好的俄国地图上，这段距离约七十八英里；照一天约十二英里半算，六天便该到河边；不过离河岸还有两天路程时，我们就该能像在叶尔羌河附近那样掘地得水。饶是如此，我仍吩咐伙计们带足十天的水，也就是把水箱灌半满，以免在深沙里把骆驼压得太狠。有这样的余裕，我觉得万无一失；实在说，那水还够在这六天里给骆驼饮两回。灌水箱的差事派了约勒奇与卡斯木。他们傍晚干了好一阵子，我一直听见那宝贵的水注进铁器里的声音。那一夜所有的驮子都预备停当，好让我们一早动身。

四十二沙漠的禁制之中

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颇暖；不过骆驼歇过了，我们走了十七英里才停下。起初我们的路横过那片草稀多尘的草原，草原自湖朝东南铺展开去，上面星星点点全是黏土的小丘与小台，像极了房子。走了约一个半钟头，沙开始形成低矮而带皱纹的垄。再走十分钟，我们便处在一片规整的沙丘混沌之中了，一座连着一座，毫无间断地彼此相接。它们主要的走向是自东北向西南，较陡的一面一律朝南、朝西南与朝西。它们高二十到二十五英尺，常常极难翻过。我的伙计们管它们叫「亚曼库姆」（可恶的沙）、「琼库姆」（大沙）与「依格孜库姆」（高沙）；它们的脊或顶则叫作「别列斯」（垭口）。我们已经看出几种奇特的沙的造型。两组海浪相撞时，会彼此叠起，高到原先的一倍。同样，这些巨大的沙浪中有几处堆成了金字塔状，高出其余的水平面。那是两座各自的沙丘被变幻不定的风推着彼此叠压而成的。

正横在我们路上、自东北偏北向西南偏南延展的，是一道巨大的沙丘垄，高过我们所能看见的一切；它们多半是在起伏不平的地面上形成的。看骆驼何等稳当地攀上那些陡坡，实在可观；而伙计们爬上去却要拼尽全力，每走一步都往下滑。这道垄比一般的地面高出其实并不多；饶是如此，从那上面望得极远。我的目光朝东扫过那无尽的细黄沙之海洋、扫过它那一道又一道绵延几英里的巨浪时，我何以没有吓得面无人色？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相信我那颗一向明明白白照在我头上的福星，此刻不会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眼里，这沙漠之海披着一种迷人的美。它的静默、它那不被打破的安宁，对我施着一种魔法般的魅惑。那是一幅宏伟而庄严的景象。对未知之境那份渴慕的魔力，以不可抗拒的咒语牵着我走进沙漠之王的城堡；我要在那里揭开过去若干世纪的启示，发掘古老传说与故事里埋着的宝藏。我的座右铭是「不成功便成仁」。我不知犹豫为何物，不知恐惧为何物。「向前！向前！」沙漠的风这样低语。「向前！向前！」驼铃这样振响。要走一千个一千步才到得了我的目的地；然而我若退一步，愿那一步受咒诅！

沙丘迅速增高，最高的约六七十英尺。翻过它们是极苦的差事。骆驼灵巧地从陡坡上滑下去。只有一匹跌倒了，是驮水箱那两匹之一，只得卸了驮子再重新装上。有时我们的路被陡坎拦住，只好站住，等伙计们给牲口挖出并踩出一条路来。到这时沙丘已高到八十至一百英尺。我站在一座沙丘脚下，抬头看驼队沿着它的边沿爬行时，只觉得那队伍小得可怜。我们尽量沿着同一条弯曲的峰线走，好少上下几回。因此我们的路线极其曲折。凡是较软、较圆的峰顶我们都尽量利用，从这一座走到那一座；饶是如此，我们仍常常不得不下一道绕不过去的陡坡。骆驼略一迟疑便开始往松沙里滑下去时，每个人都得万分警醒，因为沙像洪流一样跟着它们泻下来，一直没到膝盖。

头几天沙漠之行里我们经过的那一小块一小块坚硬的黏土地，如今不见了。我们此时全然在沙里。最后一丛仍在抗拒死亡的红柳，也被撇在了身后。看不见一根草、一片叶；只有沙、沙、沙——细细的黄沙——整座整座的沙山，铺展在无边的空间里，直到目力——加上望远镜之助——所能及的尽头。天上没有一只鸟给这片空阔添一点生气。羚羊与鹿的踪迹早已绝了。连麻扎塔格最后一道山嘴，也消没在遮蔽空气的尘霾里了。

可怜的狗！它们裹着厚厚的一身毛，被热折磨得多苦！尤其是哈姆拉，一路哀鸣长嚎，一次又一次落在后面。我们白白花了整整一个钟头找合适的营地，末了在黄昏时找着了一小块硬黏土地，上面长着最后两丛红柳。两丛都被骆驼立刻啃了个精光。别的青饲料自然是没有的。我们给牲口喂了油与芝麻渣。我们动手掘井；可掘到两英尺半沙仍旧是干的，便撂下了。这时我们发觉哈姆拉不见了。我们吹哨；我们喊。那狗没有出现；我们此后再没见过它。穆罕默德·沙曾在离上一处营地一半路的地方见它在我们所经过的最后几丛红柳中的一丛底下刨沙，随后卧了进去。伙计们以为那狗中暑死了。更可能的是：这聪明的牲口在沙里跑腻了，嗅出前头除了可怕的沙漠再无别物，明智地断定若跟着我们走必有祸事。于是它把这事在心里掂量停当，作了自己的选择，转身回我们离开的最后那个湖去；随后喝够了水、洗一个好澡凉了身子，无疑要设法回玛拉巴什去，虽然到那里它得泅过叶尔羌河。我回到喀什时打听过这条狗；可一点消息也没有。约勒达什忠心地跟着我们；可怜的牲口！它这份忠心要了它的命。

我头一次在地面上最凄凉的这片沙漠里扎营时，心里生出一种奇异而无从解释的感觉。伙计们话很少；没有一个人笑。红柳根的小火堆四周笼着一种不寻常的沉寂。夜里我们把骆驼拴在紧挨我们睡处的地方，免得它们挣脱了回那个湖去——它们最后一顿饱草正是在那里吃的。一种死一般的寂静把我们全都摄在它的咒语里；连驼铃也常常不响。耳里所能听见的只有骆驼沉重、悠长而有节奏的呼吸。有两三只迷路的飞蛾在帐篷里绕着我的蜡烛扑腾；不过它们无疑是随我们的驼队一路来的。

四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半，我被一阵飓风般的西风惊醒。沙云卷进帐篷。风暴在帐绳与帐桩之间呼啸震响，帐篷本身抖得那样厉害，我随时都以为它要被吹走。风从四面八方打过来，因为我们的营地扎在一处洼地里，四周全是流沙的沙丘。我们北面有一道巨大的沙垄，东面另有一道，西面又有一道，最后这一道朝南偏一度。沙丘的表面通体起着波纹，波纹的走向自北而南。南面还有第四道沙丘，与第三道几乎平行，朝北偏十度。那一带沙漠里，沙垄的陡面朝南与朝西，较平缓的坡朝东与朝北——这样的安排与我们所愿的恰恰相反。

尽管大风猛烈，天却极其晴朗。不过风是从西边来的；而只有东风才带来尘暴。这一天很热，虽然空气被风吹得略凉。沙的云与沙的柱子在沙漠上狂舞，我们不时被整个吞没在里面。不过因为它们难得超过十来英尺高，天顶始终保持着它清新的蓝，日光毫不减弱地打在我们身上。地平线蒙着一片不断的黄红色霾。细细的流沙无孔不入——进嘴、进鼻、进耳；连我们的衣裳也浸透了沙，弄得皮肤上一种难受的砂砾感，不过我们不久便习惯了。地平线上的霾极碍事；因为我们常常难以断定该往哪边走。若是反过来——天顶有云而地平线清朗——倒要合我们的用得多。与此同时，每一座沙丘顶上都给我们一个机会，看那流沙怎样像一束翎毛或倒垂的流苏一样悬在迎风的边沿上；看那一缕缕细沙怎样一会儿在沙丘迎风面上疯了似的团团打转，一会儿又静静地落在背风面上，叠成细密的褶皱，仿佛有一只大师的手按着一个雅致的花样把它们织在一处。可等到我们的头升到与沙暴齐平之处——那风正呼啸着从沙丘顶间穿过——那效果简直无从形容。我们把眼与嘴闭紧；低下头去顶那狂风，风在我们耳边尖叫呻吟。不过旋风一过，我们站住，当真从衣裳上抖下好几磅尘土来。我带了不少雪镜，镜上蒙着细密的黑铁丝网；这时它们显出无价的用处，虽然细沙还是有一部分从那细网眼里挤了进来。

不过西风倒有一样好处。它把沙丘陡峭的一面削平，把沙掀到东侧去。然而一场飓风又怎抵得上几百年之功？

早上我伙计们满怀指望地动身，以为傍晚前能到沙丘较低、能找着水、或许还有草料给骆驼、有柴禾生火的地方。可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沙山越来越高，我们越来越深地漂进沙漠那未知的恐怖里。这一天里沙丘只有一回当真低下来，即降到四五十英尺。就在那孤零零的一处，我们瞥见了几块光秃的平地，一部分是黏土，一部分覆着盐霜。

起初我本打算一直朝东南走，好查明还要走多远麻扎塔格才会重新从塔克拉玛干的沙里冒出来。可我们连山的影子也不见，便渐渐把方向折向东，以为那是到和田河最近的路。此时领路的是伊斯拉木·拜，他这差事办得极好。他远远地走在前头，挑最好走的路，一路手里拿着罗盘。他下到一座沙丘背后便不见了；可不久又在下一道垄脊上冒出来，随即又下去；如此往复，一回又一回。驼队缓缓踩着他的脚印跟上。这样一来，我们的行进路线成了一条起伏的曲线，蜿蜒穿过沙漠之浪的波谷、又越过沙丘的鞍部——即连接较高峰顶的那些较低的横垄，那里从一处洼地到另一处洼地相对好走。可每逢伊斯拉木停下来，走到一旁登上一座金字塔形的峰顶，用手搭在额上遮着眼、死死朝东望时，我承认心里很不舒服。那举动只有一种解释：路更难走了。有时他垂头丧气地回来，喊道：「赫奇约勒约克」（全然无路可通）、「海尔塔拉甫亚曼库姆」（处处是可恶的沙），或者干脆一句「库姆塔格」（沙山）。遇到那样的时候，我们只得朝北或朝南绕一个大圈子，好绕过那些堵住直路的障碍。

伙计们一律赤脚步行，汗水从身上淌下来，一个个沉默、疲乏、垂头丧气——他们指望沙会好走些，这指望却一次又一次这样苦涩地落空。他们一回接一回地停下来喝水；可水本身是热的，温度为华氏八十六度（摄氏三十度）；因为它不停地在被晒热的铁箱壁上来回激荡，而我们已不能再用苇捆给箱子遮阴了——那些苇子连最后一根秆都被骆驼吃光了。不管怎样，我们都喝了极多的水，好让身上多出汗，因为风吹在皮肤上是凉的。

驼队以蜗牛般的速度缓缓前行。每到一处突出的高处，我们总要四下望一望；可无论朝罗盘上哪一点望去，都是同样单调、同样叫人丧气的景象——一道沙垄从另一道背后探出头来——一片没有岸的波涛之海，实实在在是细细黄沙堆成的山脉。骆驼仍旧以同样奇妙的稳当攀上坡、滑下坡；饶是如此，我们仍常常不得不给它们开出一条路来。这些难走的地方伙计们叫作「达坂库姆」（沙的垭口），一般都叫我们都有几分泄气；不过一旦有幸在沙丘之间遇上一段好走的平地（「达拉」），我们便迅速振作起来，重新使劲往前赶；伙计们喊着「胡达凯莱萨」（但愿真主成全！）、「因沙安拉」（若真主愿意！）与「比斯米安拉」（奉真主之名！）。可往前走不多远，又一道垄脊迎面而来，新的峰顶在前头一直耸到目力的尽头。

在一座居高临下的沙丘顶上，我们停了很久，为的是瞭望，也为的是解渴。可怜的约勒达什与那只渴得要死的羊，也偶尔被让个够。约勒达什一听见水声便发狂。每逢有人到水箱边去，它便摇着尾巴跑过来。那只仅存的羊像狗一样耐心而忠实地跟着我们。伙计们对这牲口喜欢得很，说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杀它。

可骆驼显然乏了。重重跌倒的次数越来越多。它们在陡坡上跌倒时，没人帮便起不来。有一匹在一道垄脊近顶处倒下了，我们只得把它的驮子连同鞍子全然卸掉；随后众人一齐用肩顶着，把它顺坡滚了七十英尺，滚进两座沙丘之间的洼地。到那时它才站得起来。

走了八英里，这一天我们受够了；便在一小块光秃的地上扎营，那地硬得我们连井也不打算掘了。一切有机生命的痕迹如今全然断绝。夜里不再有飞蛾绕着我的蜡烛扑腾。没有一片黄叶随风飘舞，来打破这死一般的单调。事情一做完，我们便坐下来议论这一天的经过、以及明天该怎么办。听伊斯拉木·拜竭力给别人打气，实在令人动容。他把我们从前的行程讲给他们听，讲我们在阿赖谷里遇上的大雪——「那可比沙坏得多」——讲慕士塔格阿塔的冰川、讲我们几次攀登那座大山。

四十三骆驼垮了

四月二十五日。因为空气澄澈，最低温度表降到异乎寻常的低处，比冰点不过高出两度；早上刮着西北风，空气里又满是尘土。因此这一天里气温始终格外地低；连正午我们也没有理由抱怨热。夜空澄净时辐射极盛；随后来了那层尘幕，像一把伞一样护着大地，日光要过很久才暖得起地面。与此同时空气浓得我们连下一座沙丘以外都难看清。

嵌在沙丘之间、我们尽可能挑来扎营的那些黏土与淤泥的台地，是一种极可注意的地貌。它们由一层层水平的黏土片构成，脆而易碎，带咸味，一碰便成齑粉。各片并不在同一高度，一般是一层高过一层，像一级级台阶。里面一丝沙也没有，也没有植物质。它们是纯粹的冲积黏土；这一点不容置疑。它们多半是那个中亚地中海的海底最后残存的碎片——那片海在无数世纪里干涸了，而不同的台地或许标示着不同的海面高度。通例这些黏土片没有一块大过一条双桅船的甲板；而沙丘在它们不安的前行中，不断倾泻其上、把它们盖住。

早上到来时，我作了一个极不受欢迎的发现。前一天我便留意到水在水箱里晃荡得极响，便探进去看是什么缘故。里面只剩够两天的水了！我问伙计们何以不照我的吩咐把够十天的水灌进去。他们答说：带多少水是约勒奇作的主。我责问约勒奇，他答道：「我们尽可以放心；从沙漠里最后那个湖到掘地得水的地方，不过四天的路。」这话与我手头的地图相合。因此我信了这个人，何况他此前的消息一概被证明是对的。我们无一例外地都确信：往东走与往西走离水一样近；因此没有一个人提起回沙漠里最后那个湖去。然而我们若折回那个沙漠小湖去，无论于我们自己、还是于那些为我们的命运担忧的人，本可以免掉多少苦楚、多少损失、多少悲伤！可我们一致议定：要看紧手里的水，把它当金子一样省着用。我私下吩咐伊斯拉木·拜：那两只水箱一刻也不许离开他的眼睛。从那天早上起，骆驼再没有喝过一滴水。

多亏那层尘霾，空气仍旧极其凉爽。沙丘的脊从昏暗中透出来，像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幽灵、像一条条弓着背的黄海豚，讥笑我们竟敢冒犯它们。浓重的空气使我们判断距离与远近极为为难。我们常常猛地撞到一座沙丘脚下，而因为它轮廓模糊，我们还以为它远在前头。

我们面前展开着一个无穷无尽的沙垄与沙丘的世界。沙丘大部分自北向南延展；最高的那些却自东向西。那些水平的黏土台地——它们至少证明这片沙的海洋并非全无底，也曾使我们抱着终能走出它浪涛所及之处的指望——如今全然绝迹了。一切都被沙彻底埋住：沙丘是沙，丘与丘之间的每一处洼地也是沙。显然我们陷进了这整片沙漠最坏的一段；我痛切地意识到我们处境之严重。

这一天我整日步行，一半为省下我那匹出色的博格拉，一半为给伙计们打气。骆驼巴拜每分钟都要停。牵它的绳子一回接一回地断，它的鼻子磨得又红又嫩。末了它卧在沙上，再不肯出一分力。我们把它的驮子卸下。它便站了起来。我们趁它站着又把驮子捆上。可它走得越来越慢，停得越来越勤，还得一直由一个人牵着。末了我们把它的驮子卸了，分到别的骆驼身上，让它自己跟在驼队后面走。看「沙漠之舟」——人在这无边之海上唯一的指望——成了一条破船，实在是惨事。我们不住地朝东望啊望，盼着路上的艰难略减；可是白望。目力所及之处，除了沙山再无别物。忽然有一只牛虻嗡嗡地飞到骆驼中间来。我们的指望顿时高涨到极点；我们以为快到「陆地」了。然而十有八九那不过是个骗子，是此前我们不曾留意的一只——一只悄悄藏在某匹骆驼毛皮里的落伍者。

巴拜不住地耽误我们；末了我们决定停一个钟头，好让它歇一歇。我们给了它几品脱水，又从它自己的驮鞍里掏了几把干草；它狼吞虎咽地吃了。卸下鞍子时，我们看见它背上有一处开口的疮，是鞍子上一块粗糙的地方磨破了它那病态发黄的肉。它的腿发抖；舌头是白的。看这可怜的牲口叫人心里难受。我们留下穆罕默德·沙照看它，其余的人继续前行。我们很久还听得见那病牲口在后面叫我们。

此时最高的沙丘高出丘底一百五十至二百英尺。再往前又降到一百至一百二十英尺。

「喀尔加！喀尔加！」伊斯拉木·拜喊道，指着一只乌鸦；那乌鸦绕着驼队飞了两三圈，在一座沙丘顶上跳了跳，末了不见了。这件事使众人一齐欢喜。我们把它看作和田河不远的一个凭据。一只乌鸦总不至于单为好玩而钻到沙漠深处来。

走了十二英里半之后，大黑骆驼琼喀拉不肯再走了。我们只得就此扎第十三号营。我们把巴拜的鞍子里剩下的东西给骆驼吃了；因为另外七匹的鞍子里还存着不少，那些鞍子都塞着干草与麦秸。

我的晚饭越来越简单；到末了只好将就着吃茶、馕与罐头。伙计们靠茶、馕与「塔勒堪」（炒面）过活。我们的柴几乎用尽。动身时带的那一点点已经烧完，除了牺牲几只不那么要紧的包装箱之外别无办法。傍晚我们又商议了一番。我们估摸到和田河至多还有三天；却指望在那之前先到一带杨树林，在那里掘地得水。有两只蚊蚋飞到帐篷里来陪我。问题是：它们是随我们一路来的，还是被风从附近某片林子里吹到这地方来的？

四月二十六日。天亮时，伙计们正忙着拆帐篷、给驼队作动身的预备，我独自步行出发，去寻一条朝东的通路。自那一点起，我一直步行到和田河；因此再不能凭骆驼的步子算路程。我改用了一个法子：数自己的步子，这件事使我大感兴味。我每走一百步，便是朝「陆地」赢得一段；每走一千步，我求生的指望便升高一分。

与此同时，我一手拿罗盘、一手拿望远镜，朝东、朝正东赶去；因为救命之河在那里。营地与骆驼不久便消没在沙丘顶背后。我唯一的同伴是一只孤零零的苍蝇，我用异乎寻常友善的眼光看它。此外我是独自一人，绝对孤单，处在死一般的寂静之中，面前是一片黄沙丘的海洋，一浪比一浪淡地滚向地平线。没有哪一处坟场上笼着比环绕我的更深的安息日之静。要把这比方变成实事，所缺的只是坟头的石碑。

我不久便觉得沙丘不像先前那样高了。我尽量沿着丘脊走、绕过最高的峰顶，好尽可能保持在同一高度上。我知道那几匹可怜的骆驼跟在我后面，要走多少艰辛而疲乏的步子。一片令人目眩的混沌：一道道自东北至西南、自东至西的沙垄，以最离奇的样子彼此交错。我们的处境是绝望的。沙丘暴起到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英尺高。我从这样一座巨浪的顶上朝下看，脚下沙丘背风面的洼地像是在我下面极远的地方，深得令人头晕。我们正被这些可怕的沙垄慢慢地、却确凿地杀死。它们阻住我们前进；然而我们非翻过去不可。没有别的法子，没有绕开的可能。非翻过去不可——一支出殡的行列，随着驼铃哀伤的当当声行进。

较陡的一面此时朝东与朝东南。显然这几天这一带盛行西北风。就在那时也有一股清劲的风从那个方向斜穿过来。风翼上不时驮着几小簇某种白色的植物绒毛。有一道垄脊上滚过来一团干枯的蓟，紧紧地缠成一团。可惜这些有机生命的微弱信号，是被西北风吹到这里来的。它们十有八九走的是与我们相同或平行的一条路。

正午到了，我又乏又渴，几乎要昏过去。太阳像一座熔炉悬在我头顶。我筋疲力尽：再走不动一步。这时我那位苍蝇朋友绕到我另一边，嗡出一支极欢快的调子，把我唤了起来。「再走一点点，」它在我耳边嗡道。「来罢，拖着自己上下一座沙丘顶去。再走完一千步再认输。你便离和田河近一分——离那奔向罗布泊的淡水洪流近一分——离那唱着生命与春天之歌、唱着生命之春的河上跳荡的波浪近一分。」我走完了那一千步。随后我倒在一座沙丘顶上，翻身仰卧，把白帽子拉下来遮住脸。啊，灼人的太阳！快些、快些往西去；把冰山之父的冰原化开；只给我一杯从他钢蓝色的冰川里流出、沿他雄浑的山侧翻沫而下的清冽之水罢！

我已走了八英里。歇下来真是快活；沙丘顶上还有一点风。我陷进一种昏沉；我忘了我们处境的严重。我梦见自己躺在一片清凉的碧草上，躺在一株枝叶婆娑的银白杨下，一阵轻风在它颤动的叶间低语。我听见细浪对着一个湖的岸拍出忧郁的节拍，那湖水正浸着那株杨树的根。有一只鸟在树梢唱——唱着一支我听不懂的、含着玄意的歌。好一场美梦！我多么情愿让自己的灵魂一直浸在它虚幻的错觉里！可是唉！唉！那出殡般的钟声空洞地一响，又把我唤回那恶毒沙漠的冷酷现实里。我坐了起来。我的头重得像铅；我的眼被那永恒的黄沙耀眼的反光晃瞎了。

骆驼踉跄着上来了，眼神呆滞无光，像落日将熄的余晖。那是一种认命的神情、一种漠然的神情；对食物的一切欲望都从里面消失了。它们呼吸吃力而缓慢；口气比平常更难闻。只有六匹，由伊斯拉木·拜与卡斯木牵着。另两个人留在后面陪巴拜与琼喀拉。就在这一天开头，琼喀拉的腿便撑不住了。伊斯拉木说：「他们会尽快赶到营地来。」

此后沙漠又给我们看了它的另一副面目。我们不时一脚踏进嵌在沙丘之间、平坦得难以想象的细尘之洼里。我们陷下去一直没到膝盖，仿佛踩在软泥上。因此此后我们对这些暗藏的地方格外警醒。别的地方，沙上薄薄地撒着一层带锐棱的细小燧石屑。它们对沙丘所起的作用，仿佛与油对海浪所起的差不多。凡有它们的地方，沙丘便被压平、磨圆，失了那层精细的波纹面。

在两座沙丘之间，我们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一具驴的、或者照伙计们所断言是野马的部分骨骸。只剩腿骨，白得像白垩，脆得一碰便像灰一样碎掉。保存得最好的是蹄子。作驴蹄嫌大，作家马蹄又嫌小。这牲口跑到这沙漠里来做什么？这些骨头在那里躺了多久？对这些问题，那顽固的沙漠之沙并不作答。就我而论，我看不出这些骨头何以不可能在我们发现它们的地方躺了几千年。我此后从好几件事上查明：干燥细密的沙漠之沙确乎有把有机物保存极长时间的性质。或许这具骨骸在沙下埋了许多世纪，直到最近上面的沙丘移开，才重新露了出来。

我们都因疲乏与焦渴而彻底垮了。我们再拖不动一英里半以上，便在一块坚硬平坦的黏土地上停了下来。我们在那里也撞见了若干可怪之物：小而脆的白色蜗牛壳、曾在某个时候被水磨圆磨光的小卵石、无定形的燧石块、一片蚌壳的碎片，以及大量管状的石灰岩，仿佛石灰曾裹着苇秆凝成。

到傍晚，约勒奇与穆罕默德·沙才挣扎着进了营，又乏又渴，拄着手杖挪步。他们是单独来的。那两匹骆驼再不肯走，他们便把它们撂下听天由命了。天略略凉一点，我便派了一个人去把它们牵来。他发现它们缓过来一点，近半夜时把它们牵了进来。

那天傍晚我们的精神都复苏了。我用望远镜朝东看，觉得沙丘低多了，至多四五十英尺。明天我们该穿出这些高沙垄，也许能在和田河的林子里扎营了！好一个美妙的念头！它把生气注进了我们每一个人。

从这一点起，我不再用帐篷了。我们得把气力省下来应付更要紧的事。我们都像伙伴一样露天睡在一处。约勒奇却与我们疏远着，不先问他，他从不说话。他眼里有一种奸诈的神色；他不在眼前时我们自在些。这一天里最常听见的一个词是「亚曼」（坏；情形不妙）。不过过了一阵，一种绝望中冷峻的幽默开始爬上我们心头。我们经过几片石头薄片。有一个伙计劝另一个去找金子。可无论这一天过得怎样，一走近下一处营地，我们的精神总要振作起来。再说，何必为明天发愁；只要在那一天的辛苦劳顿之后歇一歇、从那一天骗人的指望里缓过来就是了！白昼的暑热之后，夜里的凉爽总是受欢迎的。

傍晚六点钟前后，我心里一亮。何不试着掘一口井？伊斯拉木·拜与卡斯木立刻都热切起来。前者赶忙去给我预备「晚饭」，后者便动手掘。他把袖子卷起来，往手上啐了一口，抄起「坎土曼」——一种尖头的萨尔特铁锹，锹板与柄成直角。干黏土噼啪作响，卡斯木一边掘一边唱。另两个人进营之后，三人轮流掘。我问那里有没有水，约勒奇讥诮地一笑，说：「哦，有的，水多得很，只要掘下三十『吉达什』（庹）去！」卡斯木掘下去约一码。黏土里掺着沙，而且是潮的！约勒奇脸上无光，干得加倍卖力。我们众人的指望都复苏了。我匆匆吃完那顿简单的饭，与伊斯拉木赶到井边。于是我们五个人一齐动手，拼命地干。坑越来越深。掘的人从平地上已经看不见了；他也扔不动沙到地面上来。人在一只桶的提梁上系了绳，靠它把松沙提上来。第三个人把桶倒空。坑口渐渐堆起一圈土丘，末了我动手把它铲开腾出地方。我们六点钟动的手。那时气温为华氏八十三点五度（摄氏二十八点六度），地表温度为华氏八十点二度（摄氏二十六点八度）。掘到三英尺半深，含黏土的沙为华氏六十一点九度（摄氏十六点六度）；掘到五英尺，为华氏五十四点三度（摄氏十二点四度）。

我们掘穿的东西是灰黄色的含黏土之沙，有些地方含着红褐色的皮壳，是某种腐朽植物的残余。石头一点也没有。

躺在凉沙上又舒服又提神。铁箱里的水是华氏八十四点九度（摄氏二十九点四度）。我们把一听水埋进从井里掘出的沙里，它很快便凉得足以解渴了。

沙慢慢地、渐渐地变潮。显然是有水的，虽然约勒奇以为离水还远。掘到约六英尺半时，沙已潮得能捏成团，捏时手也潮了。把烫热的脸颊贴在上面凉一凉，是何等的舒服。这样过了两个钟头。伙计们乏了。他们赤着的胸膛与肩膀淌着汗。他们停下来歇的次数越来越多，还不时喝一口水。我们的良心也并不为这份奢侈责备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就要在正掘的这口井里把空水箱灌满了么？

这时天已黑透，活便靠插在井壁凹处的两三个蜡烛头照着干。所有的牲口凭自己的本能围到了坑口。骆驼不耐烦地等着，把长脖子伸过来嗅那凉湿的沙。约勒达什过来蹲在沙上，前腿伸直。那几只母鸡也不时过来瞧一瞧出了什么事。

我们一英寸一英寸地往下掘，以绝望的劲头为活命——为宝贵的性命——而掘。得救的指望给了我们新的气力。我们决意不认输；明天我们还要掘上一整天再说。我们一定要掘着水。

我们都站成一圈围着地上那个张着口的坑，一面议论，一面看着卡斯木；他半裸着身子，在我们脚下那个昏暗的洞里显得又奇怪又诡异——忽然他停住了，铁锹从手里落下。随后他半闷着哼了一声，倒在了地上。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们一齐惊问，都愣住了。

「库鲁克库姆！」（沙是干的！）一个声音从墓穴里似的传上来。

挖上两锹便叫我信了这人说得不错：沙已经干得像火绒。那骗人的潮气或许是冬天下过一场雪、或是下过一场雨所致。可我们并不知道；而沙丘是不肯泄露它们的秘密的。我们掘到了十英尺半；那里的温度是华氏五十二点二度（摄氏十一点二度）。

这个不受欢迎的发现一作出，我们立刻觉出了自己的疲乏，也明白了这白白劳苦的三个钟头里，我们糟蹋掉多少宝贵的气力。我们当真瘫倒了，神经垮了，一点精神也没有了。一片深沉而苦涩的阴郁笼上每一张脸。我们彼此回避着目光。我们各自踉跄着回自己的睡处去，想在又长又沉的睡里把绝望忘掉。躺下之前，我与伊斯拉木·拜私下谈了一次。我们彼此没有隐瞒各自的忧惧。我们认清了处境极其严重，并彼此立约：无论到什么地步，都要把自己与别人的勇气撑到底。照我的地图，我们离和田河不会很远；饶是如此，还是作最坏的打算为好。躺下之前，我趁别人都睡着的时候查看了最后那只水箱里的存量。里面的水够一天。我们得像看金子一样看着它。实在说，我们若能用手头所有的钱再买一天的水，是一刻也不会犹豫的。我们决意把最后这一点宝贝一滴一滴地量着分。它得撑三天：若每人每天只喝两杯，是撑得住的。骆驼已经三天没沾过一滴，此后也再没有一滴。约勒达什与那只羊每天各得一碗，靠这个倒也过得去。随后我们两人也去歇息了，撇下那些耐心而驯顺的骆驼围成一圈站在那口嘲弄人的井边，白白地等着它们得不到的东西。

四十四水尽了

四月二十七日日出时，我们尽了一切所能保住骆驼的气力。我们把一副驮鞍里塞的干草掏出来给它们；它们贪婪地吞了。随后它们四下找水；可我们只能润一润它们的嘴唇。干草之后，又给了它们一袋陈馕与一些油。为略略减轻它们的负担，我们把我的行军床、一块毯子与另几样次要的东西撇在了后面。

我把茶一咽下去，便赶着先行一步。我急不可耐地想往前走，因为沙丘比平常低，不过三十五英尺高。饶是如此，我留意到：那褐色的底层——它不时从沙丘之间的洼地里露出来——轮廓略有起伏；因此沙丘之所以较低，也许是因为地面本身高低不平，而较高的部分被沙埋得较浅。所以我并没有骗自己。一个钟头后，我又陷进了一座高沙丘的迷宫，与此前一样难翻，也一样漫无边际。较大的沙丘群自东向西延展；而次一级的、即横向的沙丘则自北向南、或自东北向西南。陡坡此时朝东、朝南。可是一丝生命的迹象也没有，连一丛能打破那平直地平线的红柳也没有，没有一样东西能表明「陆地」大约在何处。我望着那片凄凉的沙之海洋——我们已在它深处无望地迷失了——只觉得天旋地转。我每到一道沙垄顶上，便一遍又一遍地用望远镜扫过地平线，指望在东面辨出和田河林子那道幽暗的细线。可全是白费。

下一座沙丘的坡时，我眼角瞥见一个像树根的小东西。我弯腰要拾，它忽然一窜，钻进沙丘边上一个小洞里不见了。那是一只蜥蜴，颜色与沙一样黄。这牲口靠什么活？它什么也不吃么？它从来不需要一滴水喝么？

这一天极好。天上缀着轻盈的羽状云；暑热一点也不逼人；辐射也不如平常强。三个半钟头之后驼队赶上了我；它们这一天走得一直不错。可它们上来时，穆罕默德·沙与那两匹病骆驼已经不在了。「他们在后面慢慢跟着，」别的人说。高高的天上我们看见两只野雁朝西北疾飞而去。这又使我们的指望复苏；因为我们推想它们是从和田河来的，正朝我们经过的那些山脚下的沙漠小湖飞去。然而说到底，我们不过是在骗自己；因为野雁只有在迁徙的时候才飞得那样高；而它们迁徙的时候，横过一片二百英里宽的沙漠于它们又算得了什么？

我上了博格拉的背骑了一阵，它默默地受了这添上的负担。可我一骑上去，便觉得自己乏得厉害；而我一看见这牲口每走一步膝盖都在打颤，便又下来步行了。

这一天的沙山是我们所翻过的最高的——足有二百英尺。我估高的法子是这样的：我站在离驼队正沿其顶而行的那座沙丘稍远之处。我事先量过，知道一匹骆驼确切的高度。我在一枝铅笔上刻了等距的刻痕，每一格代表那匹骆驼的高度。随后把铅笔举到眼前，量那沙丘的高度要占多少格；换句话说，我量它是多少个骆驼高。此外单凭肉眼我也看得出：与那座沙丘——它更像一座高山——相比，骆驼是个极小的东西。不难明白：在这样巨大的沙浪上，我们是快不起来的。我们为绕开它们，不得不绕许多大圈子，白白耗去许多工夫；实在说，有时我们不得不朝与要去的方向恰恰相反的一头走上一阵。

约勒达什紧挨着水箱走，它听得见那最后几滴宝贵的液体在箱壁上晃荡的声音；每听见一响，它便哀鸣长嚎。每逢我们停下来、不知该往哪边转时，它便尖叫着去嗅那水箱、在沙里刨，仿佛要提醒我们该掘一口井、要让我们知道它想喝水。我躺下歇息时，那狗便过来蹲在我面前，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仿佛在问我：当真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么？我拍拍它，好言安抚它，又指着东面，想叫它明白那里有水。它便竖起耳朵跳起来，朝那个方向跑去；可不久又垂头丧气、失望地回来了。

伊斯拉木·拜与我费了些力气爬上一座金字塔形的沙丘顶，用我的望远镜久久地、仔细地察看前方的地面。可那沙浪一点也不见减弱，沙丘里也没有一处豁口容我们朝那里走。处处是同样凝结的巨大沙浪之海。无论朝哪个方向看，四围都是同样凄凉、毫无生气的景象。商议的结果是：只要这六匹骆驼还走得动，我们便一直往前推，直到当真的绝境临头。那绝境就在当天傍晚六点钟来了，在一座朝北的沙丘坡上；我们在那里扎了第十五号营，那是一处四面都被「难看」的地面封住的营地。

到营地不久，穆罕默德·沙赶上了我们。他说：就在这一天行程的开头，那两匹骆驼便不肯动了，他只得撇下它们听天由命。两匹中有一匹驮着两只空水箱，另一匹没有驮子。我若在它们停下时在场，一定叫人把它们打死；因为那老人说它们至多撑不过两天。可他相信：我们若能在天黑前找着水，它们还救得活。而照实情，在那之前它们已被弃如已死，只能耐着性子等一场痛苦的死。愿真主叫它来得快些罢！

穆罕默德·沙的报告给了我极痛苦的印象。这两条无辜性命的丧失，是我的过错。我驼队里的人与牲口所受的每一刻煎熬、每一阵痛楚，都该由我来担。诚然，头两匹骆驼被交到恶毒沙漠的手里时，我并不在场。可我在想象里把那一幕看得清清楚楚。它像梦魇一样压着我的良心，夜里叫我不能成眠。我看见穆罕默德·沙离开时，巴拜卧了下去。另一匹仍旧站着，虽然腿在身下打颤；它张着鼻孔、眼睛发亮，用一种恋恋而含怨的目光送着那远去的驼队。可驼队不久便不见了。随后我想象它慢慢把头转向同伴，接着在它旁边卧了下去。随后两匹都把脖子沿沙伸直，半闭着眼，一动不动地躺着，从张开的鼻孔里沉重地呼吸。它们越来越乏；便翻身侧卧，四腿伸直。血在它们脉里流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稠；死的僵冷渐渐把它们的肢体冻硬。两次呼吸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直到末了终局来临。十有八九是巴拜先死，因为它更弱。可那场死的挣扎持续了多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一个念头掠过我心头，叫我血都凝住了：它们或许还活了好几天，被沙暴活埋了。唉！罢了！它们如今正在那无情而无尽的沙漠移动的波涛之下，睡着它们百年之长的觉。

下午稍晚，我们看见西边的天上满是厚重的钢蓝色云，沉沉地含着雨。它们是水与生命的象征。而我们四围是干旱与死亡。它们展开来；它们互相逼近。看着它们，我们简直入了迷。我们的眼睛离不开它们。我们对雨的指望一刻比一刻强。我们把两只空水箱摆了出来。我们把帐篷布铺在地上，四角各站一个人，预备把它撑起来。我们等啊等。可那些云慢慢移向南边，一滴也没有赏我们。

伊斯拉木·拜最后一次给我烤了馕。穆罕默德·沙声称我们中了「台里斯玛特」即魔法，永远走不出这片沙漠了。伊斯拉木·拜以极其镇定的口气——仿佛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说：骆驼要一匹接一匹地倒下，随后便轮到我们。事情不过是这样必然地走下去罢了。我答说：我确信我们不会死在沙漠里。约勒奇讥笑我的罗盘——我的「克卜勒纳麦」（指示麦加方向之物）——赌咒说正是它在骗我们，领着我们兜圈子。他说：无论我们走多少天，结果都一样。我们最好别白费力气：过几天我们一定要渴死。我向他担保说：罗盘是全然可靠的向导，一直领着我们朝正东走；他只消看看日出日落，便可以自己证实这一点。他答说：尘霾加上「台里斯玛特」（魔法）连太阳也弄得不准，太阳也信不得了。

四月二十八日，我们被一场异乎寻常猛烈的东北偏北飓风惊醒，那风把营地裹在遮天蔽日的沙云里。旋转的沙柱扑上沙丘，又在背风面上一头栽下去，一柱追着一柱狂舞而去。我把一把纸片撒到风里，看着它们一到沙丘的背风面便落到地上，留在那里不动。空气被尘与沙堵得死死的；浓得我们连最近一座沙丘的顶也看不见。这一天我们断然无法凭太阳定方向。天上没有一丝光亮可以指出它的位置。这是我们整个沙漠之行中所经历的最坏的一场风暴，是那种把白昼变作黑夜的可怕的「喀拉布兰」即「黑风暴」之一。

前一夜我们露天而眠。夜里凉，我裹着皮衣躺下，头上罩着一顶「巴什里克」（风帽）。早上醒来，我当真被埋在沙里。厚厚一层细黄沙盖住了我的脖子与胸口。细黄沙从我衣裳每一处开口钻了进来。我一站起来，沙便顺着衬衣滑到贴身处；只好把衣裳脱下来抖。我的皮衣与沙丘的表面已分辨不出。营地里每一样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光景，半埋在沙里。我们费了极大的力气，才用手杖把它们一件件捞出来。

这一天走得可怕。我们看不见四周一点景物；我们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不过空气是凉的；这一层加上大风，倒使我们忘了口渴的煎熬。

这一天我自然无法走在前头；我的脚印几乎转眼便被抹平。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紧紧挨在一处，人与牲口聚成一团。在那样的风暴里，你一旦与同伴走散，喊也罢、甚至放枪也罢，都断然无法叫人听见。飓风震耳的咆哮把一切别的声音都压住了。你一旦与他们走散，便注定要迷路，从此一去不返。我所能看见的只有紧挨在我前面的那匹骆驼。别的一切都被那浓得穿不透的霾吞没了。你也听不见别的，只有那千千万万粒沙不停地从你耳边飞过时所发出的那种奇特的呜咽与哀鸣。或许正是这诡异的声音打动了马可·波罗的想象，使他谈到大沙漠时这样写道：「即便在白天，人也听得见那些精怪说话。有时你会听见各样乐器之声，更常听见的是鼓声。因此走这一程的旅人惯于紧挨在一处。一切牲口颈上也都挂着铃，好叫它们不易走失。睡觉之时还要立一个记号，以标明下一程的方向。」

（原注：引自玉尔所编《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伦敦一八七四至七五年，第一卷第二〇三页。）

我们走得极苦极难。这一天里大半个中午都黑如墨；别的时候我们四周是一片昏浊的、半黄半灰的光。有好几回沙暴迎面扑来，我们几乎窒息。实在说，遇到更猛的阵风打来，我们便蹲下去把脸伏在地上、或是把脸贴在一匹骆驼的背风一侧。连骆驼也把背朝着风，把脖子平贴在地上伸直。

沙山并不见低，仍旧像从前一样在我们面前高高耸起。我们刚翻过一个顶，又见另一个从前头的霾里隐现出来。这一天里，有一匹年轻些的骆驼垮了。牲口已经力竭，这是一眼便看得出的。它们踉跄，腿发抖，眼里是一种呆滞的玻璃似的光，下唇软软地垂着，鼻孔张开。我们正在吃力地翻一座沙丘的顶，风暴在那里像是猛了十倍；这时约勒奇——他牵着那匹垂死的骆驼走在队末——独自匆匆赶了上来。他怕看不见我们，怕再也找不着。他说那匹骆驼没能翻过最后那道脊，在近顶处倒下，翻身侧卧，怎么也不肯起来。我下令驼队停住，派另两个人回去，看能不能设法劝那骆驼起来跟上。他们消失在尘霾里；可不久便回来了，说踪迹已经被抹平，他们不敢离驼队太远。

我们就这样失了第三匹骆驼；它与另外两匹一样，被撇在沙漠里痛苦地死去。对这些令人难过的损失，我们渐渐麻木了。如今我们唯一操心的是保住自己的命。人一旦落到我们这样绝望的境地，感情便迟钝了，对别人的苦楚也漠然起来。每天早上动身时，我总默默地问自己：下一个该轮到谁去走那条又长又黑、没有尽头的路？

傍晚六点我们停了下来，这一天走了十二英里半。把处境仔细掂量过之后，我们议定：凡不是绝对必需的东西一概丢弃。我与伊斯拉木·拜把存货一件件过了一遍。我们把装糖、面粉、蜂蜜、米、土豆与别的蔬菜、面条、以及二三百听罐头的箱子打开。这些东西的大部分，连同几件皮衣与毡子、垫子、书、一大捆杂志、炉灶与煤油桶，都装进箱里，盖上毯子，留在两座沙丘之间的一处洼地里。我们在紧邻那座远远便望得见的沙丘顶上立了一根杆子，把一份瑞典杂志缚在上面当旗子。我们的打算是：若找着了水，便回来取这些留下的东西。因此这一天傍晚我们用一只包装箱的盖板削了二十来条板片，每条上缚一份同样的杂志。我们打算此后几天每翻一座高沙丘，便把这些小旗插在顶上；这样，它们便像陌生航道上的浮标一样，能指引我们回到留着存货的第十七号营地。

我把凡带汁水的罐头都挑了出来，例如蘑菇、龙虾与沙丁鱼。我的伙计们确认过罐里没有猪肉与咸肉，便极欢喜地把它们吃了个精光。没吃完的第二天用了。剩下的水勉强三品脱半，装进两只「库甘」（铁壶）里。我们把最后两只水箱带上，以备万一找着水。骆驼又吃了一副鞍子里的填料；可它们吃得毫无胃口，因为喉咙已经焦干。我最后一次喝了茶，又靠着带汁的罐头饱餐了一顿。

四月二十九日。天亮时我们带着仅存的五匹骆驼动身。正要动身之际，伊斯拉木·拜过来，沉重地告诉我说他发现一只铁壶空了，他与别的人疑心是约勒奇喝掉的，因为他们听见他在黑暗中悄悄走动、摸索。可我们并无凭据证明是他；不过当他爬到我脚边、诉说胸口与肚子疼时，我们对他的疑心更重了。我们以为全是装的。饶是如此，给众人作榜样、把别人的勇气撑住是我的本分，我便把自己那一份分了一半给他喝。此后我们便看不见他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露面。

我们徒然地扫视地平线寻「陆地」。看不见一点活物的迹象。沙漠之海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四周伸展到无穷远处。地面略略低了一点；空气的干燥却丝毫未改。沙垄此时自北向南；陡面又转朝西面，这自然大大加重了我们前进的艰难。从一道高脊顶上朝东望，面前是无穷无尽的一道道陡直的沙坎，因视错觉看去像一级级好走的台阶。朝西望，目光则从沙丘长长的迎风缓坡上滑过去，以致那个方向的地面看去几乎是平的。这一层弄得我们绝望。我们只觉得沙丘越来越高，因此我们每走一步，路也越来越难。这里，沙丘的背风面也常常撒着一层钢灰色的细小云母片岩碎屑。

这一天有两件事激起了我们的指望：我们发现了一具田鼠的骨骸，还有一株灰白枯槁的杨树。然而这依据薄弱得可怜；因为那田鼠的骨骸也许是被鸟衔到我们发现它的地方去的，而那株杨树没有根。它若是在地里生着根该多好！单凭这一点小事，便足以把我们的指望重新点燃。

这一天我们整日在那可怕的沙里走；因此步子慢得叫人心焦。驼铃的回响间隔越来越长；因为那些可怜的牲口已被疲乏折磨得半死。饶是如此，它们仍旧以那份一向使它们与众不同的从容的庄重与威严的步态走着。它们的粪里几乎不含草秸了，因为它们差不多全靠自己身上的肉过活，瘦得可怕。它们的样子凄惨极了，每一根肋骨都从毛里清清楚楚地显出来。我们撇下的那三匹骆驼，这时无疑早已死了；无论如何，即便我们立刻找着水，要救它们也太迟了。

这一天无风而静，虽然空气里仍旧饱含尘土。伙计们说——说得不错——这几天天凉、我们没有被烈日烤着，是真主的恩典。否则我们所有的骆驼都要垮掉，我们自己也要走到末路了。

我一连走了十二个半钟头没有停；那一夜扎营之前，我们总共走了将近十七英里。朝东望去，地面丝毫不见好转的迹象。同样波涛起伏的沙之海一直铺到地平线；除了沙，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眼睛落一落。

四月三十日。温度表最低降到华氏四十一点二度（摄氏五点一度）；就是早上到了，也着实凉。细尘的云仍旧在空气里浮着；不过已清到能让我们看出太阳的位置，那不过是霾中隐现的一点微明。我们又给骆驼吃了一副鞍子里的填料、以及我们所有的馕，估摸它们还撑得住一天。一只壶里还剩两杯水。伙计们正忙着装驮子预备动身，伊斯拉木·拜撞见约勒奇背着同伴、把壶凑在嘴上。于是闹出一场难堪而痛苦的场面。伊斯拉木·拜与卡斯木怒不可遏，扑到约勒奇身上把他掀翻在地，打他的脸、踢他；若不是我以自己的威权出面制止、逼他们放他起来，他们准会把他打死。他已经喝掉了剩下的一半，只留下约三分之一品脱。

我提议正午时各人润一润嘴唇，傍晚再把剩下的分成五等份。此后我们还撑得住几天，我不知道。穆罕默德·沙说：多年前在西藏，他曾一连十三天没有水而熬了过来。

那出殡般的铃声又开始它哀伤的当当、当当；驼队朝东动了起来。起初沙丘只有二十五英尺高；可我们没走多远，便又在「琼库姆」（大沙）的迷宫里挣扎了。有一只小鹡鸰绕着驼队啁啾地飞，又一次使我们迅速熄灭的指望闪了一下。伊斯拉木·拜被这件事鼓舞了，提议带着铁壶先行一步去给大家取水。可我说「不行」。我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于是我们一齐往前走。

约勒奇几乎是一开头便不见了。别的人以为他再也跟不上我们，要死在我们的路上。他们都恨透了这个人。在我们经过的最后那个湖边，他赌咒说我们只需带够四天的水，并担保在那期限内把我们带到掘地得水的地方。可伙计们相信：他从一开头便存着害我们的奸心，存心把我们领进一片必定要渴死的沙漠；他还偷了一部分水自用，好在我们驼队覆没之后赶到有人烟的地方，去招几个与他一路货色的「寻金人」来抢我的东西。这套说法有几分是真，不易断定；这件事也始终不曾弄清。

在此之前，每天傍晚我都把当天的经过详详细细记进日记；我对那趟可怕行程的记述，正以那些记载为本。我写进本子的最后几行——那也许是我此生所能写的最后几行——是四月三十日下午所写，如下：

「在一座高沙丘上歇着，骆驼在那里不行了。我们用望远镜扫了东面的地平线——四面八方除了沙山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根草，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约勒奇的音信全无，傍晚没有，夜里也没有。我的伙计们一口咬定他是回我们撇下的存货那里去了，打算靠罐头活命，同时去搬人来把其余的搬走。伊斯拉木以为他死了。早上还剩几滴水，总共约一杯。其中一半用来润伙计们的嘴唇。剩下的那一点点本要在傍晚由我们众人平分。可傍晚到了，我们才发现领着驼队走的卡斯木与穆罕默德·沙已经把它一滴不剩地偷喝了！我们都虚弱得可怕，人与骆驼都是。愿真主救我们！」

我对此后几天所发生之事的记述，凭的是潦草写在一张折起来的纸上的铅笔札记。不过除了记事之外，我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不曾漏记罗盘的方位、也不曾漏数我朝每个方向走了多少步。等到末了我在和田河岸上得空歇息时，趁细节在记忆里还新鲜，把札记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写出来，便是我头一件、也是最要紧的一件事。

四十五死亡之营

五月一日。夜里很冷；温度表降到华氏三十五点九度（摄氏二点二度），是我们横穿沙漠这二十六天里最低的读数。可空气澄净，星星闪着无可比拟的光辉。早晨在无风与极其明亮中破晓——天上没有一丝云，沙丘顶上没有一丝风。太阳一升起来，便热了。

五月一日！在我出生的北方之国，这一天标志着春天的开始。多少欢喜的回忆、多少快乐、多少愉悦、多少爽朗的欢笑——尤其是关于宴席上的酒杯与杯中珠光的种种可人的记忆——不都系在「五月一日」这个富于诗意的词上么？我想说服自己：即便在远东这荒瘠的沙漠里，这一天也会是一个欢喜的日子。一年前的五月一日，我到了喀什；在那里，我那场严重的眼疾之后得着了休息与安适。我指望这个五月一日也同样成为我们命运的一个转折——它果然是！

一清早，我们众人都以为已死的约勒奇又在营里露了面。他缓过来了，而且大胆地预言说：这一天过完之前我们必定能找着水。别的人不肯同他说话，只默默地垂头坐着，把给骆驼吃的、已经发哈的油热了，就着几块干馕的碎屑喝下那最后的几滴。前一整天我一滴水也没有沾过。可焦渴的极度煎熬之下，我壮着胆子喝了约一杯中国人叫作烧酒的那种可怕可厌之物——那是我们带来给普利姆斯炉作燃料的。它像硫酸一样烧我的喉咙。可那又如何？它总归是液体，多少能保住我身上的水分。约勒达什见我在喝，便摇着尾巴跑过来。可我给它看那不是水，它便垂头丧气、呜呜地溜走了。所幸伙计们不肯碰那酒。此后我厌恶地把瓶子掼到一座沙丘的坡上去了。

然而与此同时我的气力离我而去；驼队缓缓地挣扎着一直朝东走，而我的腿垮了，再不肯驮着我走。在那凝止的空气里，出殡般的驼铃响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清楚。我们身后已留下三座坟。我们还注定要在这条路旁留下多少座？这送葬的行列正迅速逼近墓地。

伊斯拉木·拜手执罗盘走在最前。五匹骆驼由穆罕默德·沙与卡斯木牵着。约勒奇紧跟在最后一匹骆驼后面赶着这一串。我乏得要死、又被焦渴折磨着，远远地踉跄在驼队后面。它们一座沙山接一座沙山地下去、不见了；随后又爬上再下一座的顶。驼铃的回声越来越弱、间隔越来越长，末了消歇在远处。

我又拖着自己走了几步；随后又跌倒。我挣扎起来，踉踉跄跄走了一小段，又跌倒。如此一回又一回。我再听不见驼铃的声音了。

四周笼着一片死寂。可驼队留下了它的踪迹。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盯住它，一路不停地数着自己沉重拖沓的脚步。末了，从一座沙丘顶上，我又望见了驼队。它停住了。五匹骆驼已经力竭，倒了下去。老穆罕默德·沙脸朝下平趴在沙上，含混地念着祷词、向真主呼救。卡斯木坐在一匹骆驼身后勉强找得着的荫里喘气。他告诉我：那老人已经彻底垮了，再走不了一步。自动身以来，他一路都在谵妄，不住地胡乱说着水。

伊斯拉木·拜走在很远的前头。我们喊他回来。此时他远比我们所有人都强壮，又一次提议带着铁壶步行赶去。他以为一夜之内走得了三十五英里。可他一见我已落到那样可怜的地步，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歇了一阵之后，伊斯拉木另有一个主意。他建议我们找一块坚实的地面，把剩下的气力用来掘井。与此同时他自愿领着驼队。那匹白骆驼的驮子被卸了下来，驮的是两只弹药箱、两副欧式鞍子与一块毯子。这些东西我们打算撇下。随后我费了极大的力气，靠伊斯拉木相帮，爬上了白骆驼的背。可那牲口不肯起来。这一下我们都明白了：在这灼人的酷热里这样摸索着走下去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穆罕默德·沙已经彻底谵妄，独自发笑、哭泣、胡言乱语、玩着沙子、任沙从指缝间漏下去。他绝对再走不动，而我们自然不能撇下他。

于是我们决意留在原处，等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过去；随后趁傍晚与夜里的凉爽再赶路。我们让骆驼仍旧卧在它们倒下的地方，只把驮子卸了。伊斯拉木与卡斯木又把帐篷支起来，好让我们在里面得一点荫。他们把我们最后一块毯子与两块毡子铺在地上，卷起一只口袋当枕头。我随后爬了进去——当真是手脚并用地爬进去的——把衣服全脱了，躺在铺上。伊斯拉木与卡斯木照我的样子做，约勒达什与那只羊也一样；就是说，它们也进了帐篷。约勒奇留在外面，找荫处待着。穆罕默德·沙仍旧躺在他起先倒下的地方。驼队里唯一还有精神的活物是那几只家禽。它们在毒日头下悠闲踱步，啄骆驼的驮鞍与粮袋。这时才九点半。我们走了不过三英里，前头还有长得没有尽头的一整天。从没有人像我们在一八九五年那个五月一日那样，如此恳切地盼着日落。

我被疲乏彻底压垮，几乎没有气力在铺上翻身。这时绝望攫住了我——此前从未有过，此后也再没有过。我过去的一生像一场梦一样在心里掠过。我仿佛看见了大地、看见了那喧嚷的人世与人间的作为；它们在我看来远在无穷之外，绝对够不着了——我仿佛看见这一切都消失了，永恒之门半开着，我觉得再过几个钟头自己便要站在那门槛上。我想起远在北方的家；一想到我们一去不返、又杳无音信时，那些与我至亲至爱的人将怎样地不安、怎样地忧心，我的心便被撕开了。他们要一年一年地盼着，而且要白盼：永远不会有消息到他们那里。没有人能把我们的下场告诉他们。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自然要派人出来打听我们。他们会到麦盖提去，在那里得知我们四月十日离开那地方，打算一直朝正东走。可到那时我们的踪迹早已被沙抹平；要知道我们往哪个方向去了，是绝对不可能的。等到一场有条理而彻底的搜寻能够动起来时，我们的尸身多半已经在那片永不安歇、吞噬一切的沙浪下埋了好几个月了。

此后，一幅幅出自我从前旅行的图景无穷无尽地从我心眼前掠过。我曾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用整整一年走遍亚洲所有的伊斯兰之国；而如今我到了我最后的一处宿营地。命运对我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我生命强劲的脉搏要在这里停住。我头一次动身远行是十年前的事。我曾赞叹伊斯法罕的四十柱宫。我曾听扎因代河的波涛拍打阿拔斯王那些大理石桥的桥墩，也曾在居鲁士陵清凉的荫下歇息。在薛西斯与大流士的殿堂里、在波斯波利斯的列柱廊下，我学会了懂得诗人那句话的真意：

「世间华美之物，终归于消亡。」

在巴士拉的枣椰树荫下歇息是何等地美好！但愿底格里斯河能给我几滴它浑浊的水！巴格达的挑水人在狭窄的街巷里叫卖那宝贵的液体，一驴驮子才换几个铜钱——他那一皮袋水，我什么不肯拿去换！我想起自己在那个地方的种种奇遇——在那里，《一千零一夜》里的情节是每天都有的事。九年前我带着口袋里的五十法郎，随一队阿拉伯商人与麦加香客离开巴格达，指望靠它到德黑兰。可那缓慢的行程与单调的生活于我的耐性太难熬了。一个黑夜里我从驼队里逃了出来，同行的是一个阿拉伯人，我把剩下的那点钱都给了他。

我们的马几乎垮掉时，克尔曼沙汗已经在望。我去见住在那里的一位阿拉伯富商，名叫阿加·穆罕默德·哈桑。我记得我告诉他我是查理十二世之国的子弟时，他眼里放出的光。他要留我作客半年。我只能在他那里住几天；可那几天里，我过的是《一千零一夜》里努尔丁·阿里的日子。我所住的房子对面有一座迷人的园子，满是芬芳的玫瑰与盛开的丁香。小径上撒着大理石碎片，园子正中有一个纯白大理石的池子，盛满了清澈的水。池子中央喷起一道泉，细细的一柱水在顶上碎开，化作千万点落回来，在日光里闪得像一张银色的蛛网。末了我从这些迷人的乐趣里挣脱出来时，我那位慷慨的主人把一只装满银币的钱袋塞进了我手里。

我眼前浮现出那位不幸的沙纳绥尔丁高贵而睿智的面容，眉眼分明——那是他在德黑兰皇宫里接见奥斯卡国王的使团时的样子，一身戎装上珠宝闪耀；这又把我的思绪带回我们下榻的埃马雷特·塞帕萨拉尔，我们傍晚常在那里枝叶舒展的梧桐与柏树下散步。

过去的这一幕幕像梦一样从我心里掠过；可那些奇遇与我们方才所经历的相比，算不得什么。

我就这样躺了一整天，睁着眼毫无睡意，直盯着帐篷白色的顶，目光并不落在任何一个确定之物上，只把一切看成一片模糊混沌。只有一两回，我的视线昏花起来、思绪也乱了；那是我半睡过去的时候。在那短短的片刻里，我又想象自己在银白杨的荫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歇息。醒来面对现实是何等地苦涩！我醒过神来时，恍惚觉得自己正躺在棺材里。送葬的行列已经到了墓地；丧钟已停了它凄凉的鸣响；坟已几乎掘好；下一场沙暴便要把它们填成与沙一般平。我们中间谁会头一个死？那个最后死的倒霉人又会是谁——他的肺里要灌满同伴尸身发出的疫气？愿真主叫这结局快些来罢——别叫我被这可怕的肉身之苦、这可怕的心灵之痛折磨得太久！

时辰一个接一个地过去，慢得像一支在沙漠里覆没的驼队里那些将死的骆驼。我不住地看表；每两次看之间的间隔都像一个永世那样长。可且慢——那是什么？我周身忽然浸在一阵清凉里，那样提神、那样叫人舒坦！帐帘卷了起来。是正午了。不错，有一缕微风正掠过那些烤得过热的沙丘。它虽微弱，却已足以叫我那敏感的皮肤觉出来。它越来越强，直到三点钟前后清凉得我不得不拉一块毡子盖上。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我只能视之为神迹的事。太阳越挨近地平线，我的气力便渐渐回来；等到它像一颗通红的炮弹搁在西边的沙丘顶上时，我已经全然复原。我的身体恢复了从前所有的弹性。我觉得自己能一连走上许多天。我急不可耐地要起来、要动。我不愿死。一想到家里那些亲爱的人要失去我；一想到他们要怎样为我哀恸；一想到他们若连一个花圈也送不到我那座无人知晓的坟上，心里会何等难过——这些念头最折磨我。因此我下定决心：此后几天里要拼尽全力不停地走、走、走，拖着自己往前挪；若再没有别的法子，便四肢着地爬；无论如何要挣扎着、挣扎着朝东走，哪怕我所有的伙计、我整个驼队早已放弃、早已死去。那种只想躺下来等着的诱惑——因为人乏到死时，歇一歇是何等地甘美！你很快便昏睡过去，在一场又长又沉、再也不会醒来的睡里忘掉一切痛苦与忧愁——这种诱惑，我此时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把它推开了。

日落时伊斯拉木·拜与卡斯木都缓过来了。我把我的决心告诉他们。他们两人与我同心。穆罕默德·沙仍旧躺在他倒下的地方。约勒奇仰面躺在帐篷的荫里。两人都在谵妄；我们同他们说话，他们都不答，只管颠三倒四地自言自语。暮色降下之后，约勒奇动了一动；神志一回来，他身上那头野兽便醒了。他爬到我躺的地方，冲我挥拳头，用一种刺耳、空洞、带着威吓的声音喊道：「水！水！给我们水，老爷！」随后他哭了起来，跪在我面前，用哀求的哭腔求我给他一点水——只要几滴。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提醒他：我们最后那点存水被他偷了一半，他喝得比我们谁都多，也是最后一个痛快喝过的人；因此他理当撑得最久。他半噎着压不住的抽泣，爬开了。

在我们离开这可恨的地方之前，难道就没有法子给我们的身子添一点水分么——哪怕只润一润嘴唇与喉咙？我们都在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焦渴之苦，伙计们比我更甚。我的眼睛偶然落到那只还活着的公鸡身上。它带着它那一族全副的庄重，在骆驼中间踱来踱去。何不放它的血来喝？一个伙计在那牲口的脖子上割了一刀。血慢慢地渗出来，量也少。不够；我们要更多。又得牺牲一条无辜的性命。可伙计们迟疑了很久才狠得下心来宰我们那位驯顺的旅伴——那只羊像狗一样忠心地随我们走过了每一场危难。可我对他们说：这是为保住我们自己的命；喝了羊血，这命或许还能延一延。

末了伊斯拉木怀着一颗酸楚的心，把那可怜的牲口牵到一旁，把它的头转向麦加；卡斯木用绳把它的腿捆住，他便抽出刀来，一刀割断了颈上的血管。血涌出来，成了一股浓稠的红褐色的流，被接在一只桶里，几乎立刻就凝住了。它还温着的时候，我们便拿着勺子与刀身扑了上去。我们起初小心地尝了尝；难吃极了。桶里冒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我勉强咽下了一茶匙血；再也不能说服自己去沾第二滴。连伙计们也觉得难以下咽，便端去给约勒达什。约勒达什舔了舔，随即走开了。事后我们很懊悔：白白杀了我们忠实的朋友，却几乎毫无用处；然而那时已经晚了。

我此时懂得了焦渴能把人逼得半疯。伊斯拉木与别的伙计接了一锅骆驼的尿。他们把它倒进一只铁杯，加上醋与糖；随后捏着鼻子把这可厌之物灌了下去。他们把杯子递给我；可单是那气味便叫我作呕。除卡斯木之外，别人都喝了。而他不喝是明智的；因为过了一阵，另三个人被剧烈而痛苦的呕吐攫住，彻底垮了。

约勒奇形容枯槁、目光狂乱，脸上盖着疯狂的印记，坐在帐篷边上啃那副还滴着血的羊肺。他的手是血；他的脸是血；那副样子看着可怕。我与卡斯木是仅有的两个还顶得住事的人。伊斯拉木·拜把那口恶心的东西吐掉之后，略略打起了精神。他与我最后一次把行李过了一遍。我们决定把其中大部分撇下。我把我认为万不可少的东西堆成一小堆，例如我的图画与路线测绘、岩石与沙的标本、地图、科学仪器、笔、纸、《圣经》与瑞典文的赞美诗集，此外还有若干别的小件。伊斯拉木·拜也照样挑出他以为万不可少的，例如三天的口粮（面粉、茶、糖、馕与两听罐头）。我提议把我们所有的中国银子都撇下，那有半驮子，值将近二百八十镑。我指望我们不久便能找着水；那时便可以回来把此刻搁下的东西取走。可伊斯拉木·拜怎么也不肯把钱撇下；后来的事证明他是对的。除上面所说的之外，伊斯拉木还腾出地方装了两盒雪茄与纸烟、几件从第十七号营地一路带来的炊具、我们所有的武器与少量子弹、蜡烛、一盏灯、水桶、铁锹、绳子，以及若干同类之物。

在撇下的东西里，可以提一提两只沉重的弹药箱、帐篷、几块毡子连同我们最后一块毯子、几只装着杂物的箱子、布匹、帽子与袷袢——那是我本打算送给当地头人的礼物——几种有用的工具书、我那两架照相机连同一千多张干片（其中一百多张已在横穿沙漠途中用掉）；此外还有几副鞍子、药箱、绘图用具、未用过的写生本、我所有的衣服、冬靴、冬帽、手套等等。

我们把不带走的东西装进八只左右的包装箱，放在帐篷里，帐篷的布卷进箱底压着，好让它们在风暴天气里帮着把帐篷撑住。我们指望那面远远便望得见的白色帐篷布——尤其因为我们把它支在一座沙丘顶上——万一我们回来寻这些东西，可以作个路标。我把自己从头到脚一身白地穿戴起来。我若注定要死在沙里，我要穿戴得体：我要我的殓衣又白又净。

我们认为万不可少、要带走的东西，装进五只萨尔特人的「库尔琴」即帆布做的双褡裢里。我们把骆驼的驮鞍卸了，改把这些褡裢搭在它们背上。有一匹骆驼驮重物，如步枪、铁锹之类，一概裹在一块「克依吉孜」即毡毯里。

动身之前，我们开了两听罐头；里面的东西虽有汁水，我们却极难咽下去，因为喉咙实在太干了。

骆驼一整天都躺在早上倒下的原处，一动未动。它们吃力的呼吸是唯一打破那死寂的声音。这些不幸的牲口正在死去，神情却是漠然而认命的。它们那松垂的大喉咙已经干瘪，呈灰白泛蓝之色。我们费了极大的力气才劝得它们站起来。

四十六绝境来临

那天傍晚七点，丧钟最后一次响了。为省气力，我骑上了那匹白骆驼，因为它最有精神。伊斯拉木·拜把气力糟蹋在他咽下去的那口可厌之物上，此时领着驼队以慢得可怜的步子走。卡斯木在队末赶着骆驼。我们就这样从死亡之营爬开去，朝东、一直朝东，朝那和田河在它青翠的林间奔流之处。

我们离开这不祥之地时，约勒奇爬进帐篷，占了我的床，仍旧啃着那副羊肺，贪婪地——狼吞虎咽地把它每一滴水分都榨出来。老穆罕默德·沙仍旧躺在他倒下的原处。动身之前我走到他跟前，叫他的名字，把手放在他额上。他瞪着我，眼睛灰白、大睁着，眼里是一片迷茫；可他脸上又铺着一种不可动摇的安详、一种静静的欣悦，仿佛他料着下一刻便要走进乐园的花园、享受其中数不清的乐趣。或许这几天里，他昏花的眼前一直浮动着「比黑什特」（天园）的影子——他在《古兰经》里读过多少回它那些声色之乐；而那将临的欢乐的念头，无疑在他的魂灵挣脱肉身的苦楚中安慰着他。他无疑以为自己一生沉重的劳作已经做完，他躺下歇息了，此后再不必侍候骆驼、再不必带着驼队从东突厥斯坦这一座城跋涉到那一座城，把自己的老年耗尽。他看去干瘪枯槁得可怕，缩成了一个木乃伊似的老人。他那张古铜色的脸，是他周身唯一还带着一点鲜活气的部分。他呼吸极慢而不匀，不时有叹息掺在从他唇间迸出的临终痰声里。我又抚了抚他干枯皱缩的额头，把他的头挪到一个舒服些的位置，用我的激动所容许的最平静的口气对他说：我们要赶到前头去，不久便能找着水。我们要把壶灌满赶回来找他。我嘱他就躺在原处，等气力回来了，再顺我们的踪迹迎上来，好把我们回头要走的路缩短些。他想举起一只手，含混地说了句什么，我只听清一个词：「安拉」。我太明白了——他或许也明白——我们此生再不会相见。他剩下的时辰不多了。他的眼睛昏浊呆滞；他的昏睡将渐渐化入死的沉眠。他正走进他永恒的安息，四周是那雄浑的寂静，以及那些朝着神秘的目标不断移动的沙丘。

我心里流着血，又被自责撕扯着——这条性命是压在我良心上的——就这样把自己从这垂死的人身边拖开。

我也向约勒奇道了别，嘱他顺着驼队的踪迹跟上来。那是他保命的唯一法子。我没有责备他把我们领错了路；也没有责备他骗了我们——他曾说自己极熟沙漠，四天之内便能把我们带到掘地得水的地方。我若责怪他在水箱里只灌了四天的水而不是十天的水，又有什么好处？那只会使这人临终的时刻更加苦涩；而我做不到，因为我太替他难过了。

仅剩的六只母鸡组成了一幅悲喜交加的图画：它们心满意足地咯咯叫着，带着十足的快意在那只死羊的尸身上大快朵颐。它们无疑还没发觉公鸡没了；不过日后总会发觉的。

我们何以不把这几只可怜的东西杀掉？可是，何以我们更有理由不把那两个不幸的垂死之人杀掉、好让他们从苦楚里解脱呢？这是些在远处无从回答的问题。当死神张着大口等着你的时候，你对别人的苦楚也就不那么敏感了。我们全都注定要死。于我们众人而言，那不过是几个钟头的事；而最老最弱的先死，似乎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驼队里每添一个人垮下去、倒在地上，我们丝毫不觉得惊异，只问自己一句：「下一个轮到谁？」杀一个人，哪怕他正在死的苦楚里挣扎，那也是谋杀，而且永远是谋杀。我们撇下骆驼时，心里还存着一点点指望：或许能带着水回到它们那里，把它们救活。可那两个人断然活不了那么久。他们其实已经等于死了。不然的话，只要还有一丝救他们的机会，我就不会——我也不能把他们撇下。守在他们身边直到终局，那便等于白白牺牲我们自己的命。我们无法减轻他们的痛苦。因为水——他们唯一所需、唯一可能救他们性命的东西——我们一点也没有，绝对一滴也没有。在那最后可怕的时刻里，我们也不能给他们一点慰藉：他们在谵妄之中，全然失去了知觉；他们的心智已经死了。可我们何以不把他们带走？理由很充分：那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他们衰竭得太厉害，走不动了；而骆驼又太弱，驮不动他们。再说，即便假定骆驼驮得动，在我们当时的处境里带上将死之人，也无异于自寻死路的蠢举——一种荒唐的疯狂。我们自己的体力已被严重掏空。我们自己的命，全系于同那飞快消耗的气力与飞快流逝的时间赛跑的成败；而我们并不知道要走多远才到得了水——那救命的宝贝。我们正把除最起码的必需之物以外的一切都剥掉，为的是省气力、便于前进、抢时间。因此若再背上两个无助无望、我们全然无力再为之做一点事的受苦之人，便只是毫无意义地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饶是如此，把这两个不幸的人撇在沙漠里，仍旧叫我心如刀绞。我的良心大声责备我。我心里痛苦到了极处。然而我又能怎样呢？那一刻的苦涩——非我所能形容：惟有真主知道！

至于那几只母鸡，我有一种预感：不该把它们杀掉，因为万一我们回来取帐篷，它们或许有用。再说，有那只羊的尸身可吃，它们能活很久。这一点我并没有想错，一年多以后、到一八九六年五月底便证实了。不过我不该把事情的次序提前说。

与此同时我们缓缓前行，约勒达什仍旧忠心地跟着我们，虽然瘦得只剩一副骨架。驼铃为驼队里那两位垂死的老兵敲着哀伤的丧钟。在我们翻过的头一座沙丘顶上，我回过头去，朝那死亡之营送去一声长叹——我那两名随员正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帐篷像一个棱角分明的黑三角，衬在西边较亮的天上。随后我下了沙丘，它便从我眼前消失了。它一看不见，我便觉出一种解脱。我再没有回过头。

我们面前是漆黑的夜与那暗藏杀机的沙之海洋。可我被一种充沛的精力与生之欢喜托举着。我不愿死在沙漠里。我太年轻了。我要失去的太多了。人生还有许多要给我的。我从来不曾像此刻这样看重它。我在亚洲的旅行不该在这地方终结。我非得从这一头横穿这个大陆到那一头不可。在我到达那遥远的目的地——北京——之前，还有许多问题要我去解。我从不曾这样满溢着欢喜，我的生命之气从不曾这样精力饱满地鼓荡。我决意要闯过去，哪怕要像一条虫一样在沙里爬过去。

我们走得慢，慢得叫人绝望。饶是如此，我们仍一座接一座地攀过那些高沙丘。末了又一匹骆驼倒了。它立刻把腿与脖子伸直，预备去死。我们把它的驮子移到那匹看去最强壮的白骆驼阿克图雅背上。我们把这垂死的牲口从拴着它与前一匹骆驼的绳子上解开，留下它那只不祥的铃，把它撇在夜色里听天由命。我们带着另外四匹骆驼，凭着眼力朝下一座沙丘摸索而去。

夜黑如墨。星星在澄净的空气里明亮地闪着；可它们的光太弱，不足以让我们判断地面的高低。我们每遇一座沙丘便被拦住。有那么几分钟，是一段平缓的坡，我们轻易便下去了；随后忽然一堵沙墙便在我们正前方立了起来。骆驼的气力已经用尽。连夜里凉爽的空气也无法使它们复苏。它们不住地停。先是这一匹拖后，随后是那一匹。不知怎的，拴着它们的绳子会松开，一两匹骆驼便落在后头；我们要走出一段路才发觉少了。一发觉，我们便得停住，回头去牵。

伊斯拉木·拜彻底垮了。他在不断的疼痛中打滚，一次又一次呕吐，吐得极其猛烈而痉挛；而因为他胃里是空的，那些呕吐迅速把他剩下的那一点气力抽干了。可怜的人！他苦得骇人，在地上翻滚，干呕得那样厉害，我以为他要把肠子都吐出来了。

我们就这样像虫子一样在黑暗里爬行。可我看得明白：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不能再这样盲目地、听天由命地在沙丘上磕磕绊绊。我从骆驼上下来，点了一盏灯，走到前头去寻这沙之海洋巨浪之间最好走的通路。我手里拿着罗盘，朝正东走。那灯沿着陡峭的沙丘壁投下一点微光。可我一回又一回地不得不停下来等后面的驼队。到约十一点，我再听不见远处的驼铃声了——如今只剩一只铃。浓黑的夜与死一般的寂静从四面八方把我围住。我把灯放在一座沙丘顶上，躺在沙上，想睡一会儿。可我一点也睡不着。我坐起来，屏住呼吸听，指望能听见一点遥远微弱的声响。我急切地朝东望，看能不能瞥见牧人的一堆火，好标出和田河边的林子。可是没有；没有这样一座指望的灯塔。一切都是黑的，寂静如坟墓。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显出一丝生命的模样。四周静得我清清楚楚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末了我捉住了最后那只驼铃的声音。它响的间隔越来越长；可渐渐近了。他们到了我坐的那座沙丘顶上时，伊斯拉木·拜踉跄着走到灯前，重重地跌倒在地，喘着气说：他再走不动一步了。他的气力全然耗尽了。

我看出我们这场沙漠悲剧的最后一幕就要上演，一切不久便要了结，便决意抛下一切，拼着仅有的气力朝东赶去。伊斯拉木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低语说：他不能与我同去。他求我准他留下守着骆驼，说他要死在他躺的地方。我给他打气，说我确信他在夜里的凉气中歇上一两个钟头便会恢复气力；等恢复了，我郑重地命他撇下骆驼与驮子——撇下一切——顺着我的脚印跟上来。对此他没有答话，只仰面躺着，嘴与眼都大张着。随后我向他道了别，离开了他，心里完全相信他活不了多久了。

卡斯木还算硬朗。他与我一样，在死亡之营有见识地没有碰那口可厌之物。我随身所带的只有两只精密计时表、一只铃、罗盘、一把小折刀、一枝铅笔与一张纸、一盒火柴、一块手帕、一听龙虾罐头、一只装满巧克力的圆铁盒，以及——与其说出于有意，不如说出于偶然——十来支纸烟。卡斯木带着铁锹、水桶与绳子，以备万一要掘井。他在桶里放了那只羊的肥尾、两三块馕与一团凝住的羊血。可他匆忙之中忘了带帽子；天亮后只好借我的手帕缠在头上，防中暑。

可我们那点可怜的口粮并派不上多少用场，因为我们的喉咙与咽喉的黏膜已经干透，干得像我们手上与脸上的皮，根本咽不下去。我们若想吞点什么，它便卡在喉咙里。我们觉得像要被噎死，便赶忙吐出来。不过一个被焦渴之苦折磨着的人，渐渐便失去一切饥饿之感。头几天里，焦渴的折磨剧烈到人几乎要发狂。可等到你的皮肤不再出汗、或是因为血在脉里越流越稠越慢而使汗变得察觉不出时，一种迅速加深的虚弱便攫住你，很快把事情逼到绝境。

我们抛下驼队残骸的时候，正是半夜——而这驼队几天前还是何等雄壮的一支。我们当真是船沉人亡，只得把我们的「沙漠之舟」撇下，任那无情的沙之海洋吞噬。我们动身去寻「岸」；可不知道要在那些翻滚的沙浪上走多远才到得了。

仅剩的四匹骆驼默默地卧着，认了命，像待宰的羔羊一样耐心。它们沉重而吃力地喘着气，长长的脖子平贴在沙丘面上伸直。我们离开时，伊斯拉木·拜没有抬眼；可约勒达什却用惊异的目光送我们。它无疑以为我们不久便会回来，或许还带着水；因为驼队留在原处，而我们从不曾离它很远。这忠实的牲口我再没有见过，我很想念它。

我把点着的灯放在伊斯拉木身边，就那样留下了。有那么一小会儿，它像一座灯塔给我们指路，告诉我们已离它多远，也为我们指明朝东的方向。可它苍白的光很快便隐没在沙丘背后，我们被黑夜吞没了。

四十七绝望的行军

五月二日。把那支注定要死的驼队撇在身后之后，我觉得自己选路更自由了。如今我唯一操心的是不停地往前赶，尽可能朝东走一条直线，好把路尽量缩短。我们脚步轻快地一连走了足足两个钟头没有停；那沙一路仍旧与从前一样高、一样难走。两个钟头之后，我们两人都困得不行，只好躺下歇一阵。可我们身上穿得单薄。卡斯木身上除了一件单褂、一条肥大的裤子与靴子再无别物。我穿着毛料内衣、一身白棉布薄衣、一顶带檐的白色俄式帽与硬皮长靴。因此不久夜里的凉气便把我们冻醒了。我们快步走着，走到身上暖起来。随后困意又攫住了我们，这一回来势之猛，使我们当真睡着了。四点钟，刺骨的空气又把我们冻醒，因为那时正近黎明，我觉得寒气透骨。我们起来一连走了五个钟头没有停，直走到九点。随后因为乏了，让自己歇了一个钟头。

我们歇着的时候，起了一阵清劲的西风，把空气吹凉了，我们得以再往前走一小段。可到十一点半，暑热逼人到我们眼前发黑，我们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座沙丘上。我们便在一处朝北的陡坡上歇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那里的沙还没有被太阳晒热。卡斯木在紧靠沙丘脊下掘了一个坑，一直掘到夜里的凉气还留着的那几层沙。我们把身上每一片衣物都脱掉，把自己埋进沙里直到脖子。随后把铁锹竖起来、把衣裳挂在上面，做成一种屏障，替头遮太阳。我们就这样躺了一整天，又凉快又舒坦；有时当真还觉得冷。可沙渐渐被我们身上的热气与那浸透了日光的空气烘暖了。于是我们从坑里爬出来，卡斯木另掘一个，把凉沙堆满我周身。那是何等地舒服！像在灼人的日头下冲一个冷水澡。我们只把头露在外面，还多少替它挡了挡日晒。有一只蚋与两只苍蝇陪着我们。不过它们也可能是从极远的地方被风吹来的！

我们就这样被活埋在这万古的沙里，一个字也不说，却又睡不着。直到傍晚六点我们才动；随后从沙浴里出来，穿上衣服，以又慢又重的步子继续赶路，因为那干沙浴十有八九使我们更虚弱了。饶是如此我们仍旧咬牙坚持，虽然停了数不清的次数，一直朝东、一直朝东地赶，直赶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随后实在乏透了，便在一座沙丘顶上躺下睡了。

五月三日。一觉睡得提神，我们早上四点半醒来。我们总是在日出前走得最好，因为那时空气清爽，能一气走很长的路而不必停。这一天我们垂死的指望又一次复苏，勇气也重新点燃了。卡斯木忽然站住，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眼睛狂野地瞪着，一言不发地朝东指。我顺他所指的方向看了又看，却看不出什么异样。可卡斯木那双鹰眼已经在地平线尽头发现了一丛红柳的绿叶——如今我们求生的一切指望，都聚在这座灯塔上了。

我们径直朝那株孤零零的树走，万分小心地不让它脱出方位。每逢我们落进两座沙丘之间的洼地，自然便看不见它了；可我们一爬上下一座沙丘，它便仍在我们面前，而且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末了我们到了那里。我们头一件事是感谢真主把我们平安带到这一步。

我们尽情享用那株树的清新绿意，像牲口一样嚼它多汁的叶子。它当真是活的。它的根显然扎到了水层；我们如今离明水已在可及之处。这丛红柳从一座沙丘顶上长出来，附近一码平坦坚实的地面也看不见。这些红柳、即长穗柽柳，过的是一种奇异的日子。它们的枝条与坚韧而有弹性的干很少超过七英尺高，浸在灼人的日光里；而它们的根扎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处，像虹吸管一样从地下的水分里吸取养料。实在说，那株孤零零的树使我想起一朵睡莲，仿佛浮在沙漠之海起伏的水面上。单是看一看这丛红柳便是一件乐事；能在它稀疏的荫下把我们焦渴疲乏的四肢舒展一会儿，简直是狂喜。它是那枝橄榄枝，告诉我们这沙之海洋到底是有尽头的——它是斯卡加登最外面的一座小岛，向遇难的水手宣告海岸已近。我摘了一把叶子，那叶子颇像松针；我尽情地享受着它们散出的清甜之气。我的指望此时比先前更高了，我们重新鼓起勇气，又朝东赶去。

（原注：瑞典东岸外缘的那一带岛屿。）

到这时沙丘已经低了下来，高不过三十英尺出头。在一处洼地里我们撞见两小片稀疏的「喀米什」即芦苇；我们拔下那些硬挺的秆子嚼。九点半我们到了另一丛红柳，又看见前头还有好几丛。可我们的气力被酷热瘫痪了，精疲力竭地倒在灌丛的荫里；又像前一天那样在沙里掘了个坑，赤条条地把自己埋了进去。

整整九个要命的钟头，我们像死了一样躺着。卡斯木几乎没有气力再给我盖上新的凉沙。七点钟我们趁着暮色又动身了，起初四肢打颤。走了三个钟头，卡斯木又忽然站住，喊道：「托格拉克！」（胡杨！）我看见两三座沙丘之外有一团黑影隐现；果然他说得不错。那是三株漂亮的胡杨，叶子饱含汁液。可那叶子苦得我们嚼不下去；我们便拿它擦皮肤，擦到皮肤润了为止。

我们乏到彻底不行，躺了两个钟头，根本无力再细看这地方。我们动手在树根旁掘井。可我们只得停下。我们当真没有气力掘：铁锹在手里直打转，几次脱手掉下去。那沙几乎一点也不潮；水显然还深得很。饶是如此，我们仍在那地方逗留了一阵，试着用手去扒沙；可不久便发觉那样做不成什么事，便放弃了掘井的念头。

我们下一个主意是把胡杨四周所能找到的枯枝聚成一堆点着，烧起一大堆熊熊的篝火，把红光远远地投在沙丘上。那些沙丘顶映着这昏红的光，像一个个从黑暗里迈出来的幽灵。我们生这堆火的用意，一半是给伊斯拉木·拜发个信号——假如他还活着，不过这一点我很是怀疑；一半是惊动任何可能正沿和田河左岸那条路从和田往阿克苏去的行人。

因为用意是好的，我们发狂似的把火撑了足足两个钟头。随后便任它自己烧灭。卡斯木煎了一片羊尾油，费了极大的力气才咽下去。我吃那龙虾也没好到哪里去。剩下的「口粮」我们都撇下了，不愿白白给自己添负担。不过我把那只空巧克力盒带上了。我要用它舀和田河的水喝！此后我们在火边好好睡了一觉，因为有火，便不觉得夜里的寒意。

五月四日。我们凌晨三点便动起来，四点钟启程。随后我们每走一步气力都在垮下去，两腿在身下打颤，停了数不清的次数，跌跌撞撞地走到九点。这时沙漠之海又在我们面前张开它贪婪的巨口，像是幸灾乐祸地等着那要吞掉我们的死期。过了那三株胡杨，我们再没见着一株；红柳也稀疏零落得我们几乎望不见下一丛。我们的勇气开始下沉；我们开始害怕我们方才所过的不过是一处洼地，不久还要被那永恒的沙之海吞没。九点钟我们无力地倒在一丛红柳脚下，就在毒日头底下躺了十个要命的钟头。

卡斯木衰败得极快。他已无力在沙里掘一个可以躺的坑；而因为他也无力给我盖凉沙，我被热折磨得极苦。整整一天我们没有说一个字。实在说，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我们的心思是一样的，我们的忧惧是一样的。事实是我们当真说不出话；我们只能低语、或是嘶嘶地把字挤出来。

一个星期前那些在我们与太阳之间张起完美屏障的沙暴，如今在哪里？我们徒然地等那片黑云——只有它才挡得住那铜一般的炽光。太阳与沙漠合谋要毁掉我们。

可就是那样漫长难熬的一天也有尽头；太阳又一次朝西沉了下去。我拼着一股绝望的劲头振作起来，抖掉身上的沙——我的身子看去像裹在一层紧绷的红褐色羊皮纸里。我穿上衣服，叫卡斯木随我走。他喘着答说他再走不动了，又绝望地做了个手势，让我明白他认为一切都完了。

我独自往前走，独自与黑夜、与那永恒的沙为伴。四下寂静如坟墓，影子在我看来比平常更暗。我不时在沙丘上歇一歇。正是那时候我才觉出自己何等孤单：只与自己的良心、与天上的星星为伴；那些星亮得像电灯。只有它们陪着我；它们是我所看见、所知道的唯一之物；它们使我心里确信：我所走过的并不是那死荫的幽谷。空气全然静止而寒冷；最微弱的声响我也能在很远处听见。我把耳朵贴在沙上听；可除了计时表的滴答与我自己心脏微弱迟缓的跳动之外，什么也听不见。没有一点声音表明这广袤的宇宙里还有别的活物。

我点了最后一支纸烟。别的都在前一天抽掉了；那些烟在的时候，多少压住了些焦渴的折磨。我一般抽前半支，把剩下的给卡斯木。他能对着那纸嘴吸上很久，还说这于他大有好处。可最后这一支我自己抽完了，因为我是绝对孤单的。

五月五日。我拖着自己一直走到十二点半，随后倒在一丛红柳下。想生火而不成，我便迷糊过去。

可那是什么？沙里有窸窣之声。我听见脚步。我看见一个人影在黑暗里滑过。「是你么，卡斯木？」我问。「是，老爷，」他答道。夜里的凉气使他缓过来了，他顺着我的脚印跟了上来。这一相遇使我们两人都振奋起来，我们便在漆黑的夜里又走了一阵。

可我们的气力正迅速离我们而去，两腿在身下打颤；我们苦苦地与疲乏、与困意相抗。沙丘的陡面此时几乎一律朝东。我从上面滑下去。我手脚并用地爬了很长的路。我们渐渐麻木了；我们的精神在垮。可我们仍旧为活命——为这一条命——苦苦地挣。那么请想一想，当我们在一座沙丘长长的斜面上看见沙里印着人的脚印时，我们何等诧异、何等惊愕！我们跪下来细看。那是无疑的。那是人的脚印。有人从那条路走过。我们如今离河一定不远了；不然人到这沙荒里来做什么？转眼之间我们便全然清醒了。可卡斯木觉得这踪迹新得出奇。「正是，」我接口道，「那一点也不奇怪。好几天没有风了。也许前天夜里我们的信号火被河边林子里哪个牧人看见了，他便进沙漠走了一小段来查看究竟。」

我们顺着这踪迹走，走到一座沙丘顶上；那里的沙被吹得又硬又实，脚印看得更清楚。

卡斯木跪了下去；随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喊道：「这是我们自己的脚印！」

我弯腰一看，信了他说得不错。沙里的脚印分明是我们自己靴子所留，而且每隔一定距离，旁边还有铁锹的印——因为卡斯木一直把它当拐杖拄着。这是一个叫人丧气的发现。我们绕着圈子走了多久了？我们用一句话安慰自己：那必定不会很久。只是最近这一个钟头里，我被困意压得太狠，忘了看罗盘。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这一阵子是走够了；凌晨两点半我们便在那道辙印旁躺下睡了。

我们黎明醒来，又往前赶。那时是四点十分。卡斯木的样子看着可怕。他的舌头又白又干又肿，嘴唇发青，两颊塌陷，眼睛呆滞如玻璃。他害着一种痉挛的呃逆，从头到脚地抖；那像是临终的呃逆。他费尽力气才站得起来；可他站起来了，而且设法跟上了我。

我们的喉咙被那炽热的干燥烧着。我们仿佛听得见自己的关节在摩擦作响，只当它们要因走路的摩擦而着火。我们的眼睛干到几乎睁不开也闭不上。

太阳升起时，我们急切地朝东望去。地平线清晰分明，轮廓与我们惯见的不同。它不再像是由无数道沙垄排成的锯齿；它是一条水平的线，起伏几乎察觉不出。再走一段，我们看出那地平线镶着一道黑边。何等的欢喜！何等的洪福！那是和田河岸上的林子。我们到底是在靠近它了。

将近五点，我们到了一处沙里的「达拉」（严格说是谷地）即洼地；我不久便断定那是一条故河床。它最低的地方长着许多胡杨。那底下不很深处必定有水。我们又抄起铁锹；可我们没有气力掘。我们只得又挣扎着朝东走。起初我们横过一带低矮荒瘠的沙。可到五点半，我们进了茂密而连绵的林子。树叶正盛，那些叶冠把林下填满了幽暗的影。我们到底没有失掉我们的春天——这个属于指望的季节！

我用手搭在额上，被这奇妙的景象钉在原地。我费了力气才收拢自己的神志。我仍旧半晕着，像是刚从一场可怖的梦、一场苦恼的梦魇里醒来。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拖着自己、一寸一寸地死着，走过那死荫的幽谷；而如今！——我们四周，无论把眼睛转向哪个方向，都是生命与春天、是鸟鸣、是林间的清香、是深浅不一的绿叶、是沁凉的荫；而在那边，在林中那些苍老的元老之间，是数不清的野兽足迹——虎、狼、鹿、狐、羚羊、瞪羚、野兔。空气里满是苍蝇与蚋；甲虫像箭一样嗖嗖地从我们身旁飞过，翅膀的嗡嗡像风琴的音；而鸟儿清晨的歌从每一根枝上颤颤地流出来。

林子越来越密。有几处胡杨的干上缠着藤蔓；我们的路常常被枯树、断枝与灌丛结成的、穿不过去的迷宫拦住，也常常被带刺的浓密荆丛拦住。

七点十分，林子疏了下来。我们在树间看见人与马模糊的踪迹。可无从断定那是多久以前的；因为林子护着它们，不被沙暴抹去。何等的欢喜！何等的福气！我觉得——我确信，我们如今得救了。

我提议径直穿林子朝正东走，因为那个方向上河不会很远。可卡斯木以为：这条无疑是某种道路的踪迹，会渐渐把我们领到河岸上去。而因为这踪迹容易跟、又一直在荫里，我便依了卡斯木的主意。

我们虚弱地、挣扎着顺踪迹朝南走；可到九点，我们被那热带般的暑热彻底弄垮，倒在两三株胡杨的荫下。我用赤手在树根之间扒了一个坑，就躺在里面，一整天被热烙得翻来覆去，却一眼也睡不着。卡斯木仰面伸直躺着，谵妄地咕哝、自己呻吟；我同他说话他也不答，连摇他也不答。

这一天像是永远没有尽头。我的耐性被磨到了极处；因为我确信那条河必定近在咫尺，我急着要到它那里去，急得要命。

到七点钟我才穿得上衣服。我叫卡斯木随我去找水。可他到底是垮了。他摇摇头，做了个绝望的手势，示意我一个人去、喝了水、再带水回来给他。不然他就死在他躺的地方。

我把铁锹的锹板卸下来，挂在一根横伸过小路的枝上，好让我能重新找着我们进林子的那一点；因为我此时有了把撇下的行李取回的指望：我们只消从进林子的那地方朝正西走，便能到那里。我认定伊斯拉木与别的人已经死了。锹柄我带上了。它可以当拐杖扶我，万一要用，也可以当兵器。

我径直穿林而行，仍旧朝东。那绝不是轻省的差事。我有两三回险些被荆棘丛死死绊住。我扯破了衣服，划伤了手。我不住地在树根与倒下的树干上歇着；我乏得可怕。暮色降下来了。天黑了。我费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力气才不睡过去。随后林子忽然到了头，戛然而止，像是被火烧断的一样；东面展开一片平得死板的平原，是坚硬板结的黏土与沙。它比林子的地面低五六英尺，一座沙丘的影子也没有。我一眼便认出了它；它断然只能是和田河的河床。而我的推断不久便被证实了。我撞见半埋在地里的胡杨干与枝；我留意到一道道沟槽与一英尺多高的陡直断口，显然都是流水所致。可那沙干得像沙漠沙丘里的沙一样。河床是空的，正等着夏汛从山上下来。

我竟要死在我苦苦寻了这么久的河床本身里，这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不能信。我想起叶尔羌河把河道朝东移的趋势，又想起我们在林子里穿过的那条古河床。和田河很可能也顺着同样的趋势。它的水流很可能偏爱东岸；因此我若要找到河槽最深之处，非找到东岸不可。我决意在彻底绝望之前渡到那一边去。

我此时把方向改为正东南。何以如此？我何以不像一向那样一直朝东走？我不知道。也许是月亮把我迷住了；因为它正在那一片天上露出银色的弯钩，把一片朦胧的淡蓝之光洒在这寂静的景象上。我拄着锹柄，以平稳的步子朝东南笔直地走去，仿佛被一只看不见却不可抗拒的手牵着。我不时被一种要命的睡意攫住，不得不停下歇息。我的脉搏极弱；我几乎摸不出它在跳。我得用最强的意志把自己钉住，免得睡过去。我怕自己一旦睡过去便再也醒不来。我走着，眼睛死死盯着月亮，不住地盼着看见它银色的光带在河上幽暗的水面闪烁。可我眼前并没有这样的景象。整个东边都裹在夜里冰冷的雾里。

走了约一英里半，我末了辨出了河右岸林子那道暗线。我越往前走，它越发分明。那里有一丛灌木与芦苇；一株被风吹倒的胡杨横在河床里一处深坑上。我离岸只有几码时，一只野鸭被我的走近惊动了，箭一般飞起来飞走了。我听见「扑通」一声；转眼之间，我便站在一个小水塘的边上，塘里满是清凉的淡水——美丽的水！

四十八终于遇见人

此刻攫住我的那份心情，我想描摹也是白费。那是可以想见的，却无从形容。喝之前我数了自己的脉：四十九。随后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只铁盒，灌满了，喝下去。那水何等地甜！凡不曾濒于渴死的人，是无从体会的。我把铁盒举到唇边，平静地、缓缓地、从容地喝、喝、喝，一回又一回。何等的甘美！何等妙不可言的快乐！葡萄榨出的最高贵的酒、天上酿出的最美的琼浆，也从没有一半这样甜。我的指望没有骗我。我那颗福星仍旧像从前一样明亮。

我若说头十分钟里我喝了五六品脱，我想一点也不算夸张。那只铁盒装不满寻常一杯，而我把它喝空了足有二十来回。那一刻我压根没有想到：饿了那样久之后，一下喝这么多或许有危险。可我竟丝毫没有不适。恰恰相反，我觉出那清凉澄澈的甘美之水如何把新的精力注进我身子。我身上每一条血管、每一处组织都像海绵一样吸着这活命的液体。我那先前那样微弱的脉搏，如今又跳得有力了。几分钟之后，它已经到了五十六。我那不久前还迟滞缓慢、几乎爬不过毛细血管的血，如今在每一条血管里轻快地流动。我那先前干枯焦裂、硬得像木头的手，重新胀了起来。我那先前像羊皮纸一样的皮肤，变得湿润而有弹性。此后不久，我额上便冒出了活泼的汗。一句话，我觉出自己整个身子正在吸进新的生命与新的气力。那是一个庄严的、令人肃然的时刻。

在和田河的河床里的那一夜，人生在我看来从不曾那样丰盛、那样美好、那样宝贵！将来从一片神奇的光之海里对我微笑。人生是值得活的。说人生是一座苦难之谷的那些话，在我看来全是胡说。一只天使的手曾引我穿过黑夜，来到河床里那个小小的水塘。我恍惚看见一位天上之人在我身旁飘着，也仿佛听得见他翅膀的窸窣。此前从不曾有过、此后也再不曾有过，我这样真切地体会到那永恒者崇高的作为。

喝足了水、确知自己已从一场惨死中奇异地脱身之后，待那新生命涌流过血脉时所生的狂喜平息下来、待我整个身子都走上较正常的路径之后，我又喝了好几盒水。随后我的思绪开始回到寻常的河道里，我醒过神来面对眼前的实情，也留意起四周的景物。

那水塘位在河床最深之处，靠近东岸，是上一年夏汛留下的。因此它低于河床一般的高度，以致我几乎一头栽进去之前都不曾看见它。我若再往右走五十步、或再往左走五十步，便会与它擦身而过；而据我后来所知，无论上游还是下游，离下一个水塘都很远。那些惯于每年春天带着驼队在和田与阿克苏之间往来的商人，知道这些水塘都在哪里，总把它们当作夜宿之地。我若不曾找着这个水塘，或许便要迷路；或许我的气力撑不到下一个。

河的东岸镶着上一年枯黄的芦苇，而春天新绿的嫩芽正从那些高而密的老秆之间挤上来。苇丛后面耸着林子，幽暗而带着威慑；银色的月钩挂在一株高高的胡杨的树冠上。我坐在塘边，留意到它明亮的水面在林子幽暗的影下看去黑得像墨。那塘约二十码长。

随后我听见紧挨我的丛莽里有窸窣之声，是蹑足而行的脚步，还有干芦苇被拨开时的噼啪声。那也许是一只虎。可无论如何，我丝毫不曾发抖。我方才才蒙恩得着新生。单是想到会看见一颗虎头连同它闪光的眼睛从苇丛里探出来，于我倒有一种魅惑。我要无所畏惧地看进那双眼睛，问问这牲口：它怎敢想着来取我这条代价如此昂贵的性命。可那个闯入者——无论它是什么——退走了。它的脚步声消歇在苇丛里。无论那是一只虎、还是林中别的什么野兽下来喝水，它总之认为：只要这地方有人，还是远远地待着为妙。

随后我的心思飞回卡斯木那里——我把他一个人撇在林子里，他正与死神相搏，一码也挪不动，更不用说拖着自己走三个钟头的路到水塘来。他急需立刻的救助。那只巧克力盒太小，装不了多少水；那只够润一润他的嘴唇。怎么办？我怎样才能给他带去足量的这救命的灵药呢？

我的靴子！自然啦；我那双瑞典的防水靴。它们与任何别的器皿一样好、一样保险。「扑通」两声，它们进了塘里。随后我把锹柄穿过靴襻，像挑扁担一样搭在右肩上，脚步轻快地顺着来路匆匆赶回去。

靴子里满满地盛着那要给卡斯木新生的宝贵液体。因为我赶得急，洒了一些；可皮子里一滴也没有漏出来。斯德哥尔摩的舍恩斯特勒姆师傅此前从不曾做过这样一双靴子：它不但救了一个人的命，还横穿亚洲、又走了回来。因为这个缘故，我这双靴子后来以它自己的方式出了名。

月亮仍旧把她柔和温润的光洒在河床上，因此我顺着自己在沙里的脚印走，毫不费力。再说，路也不再难走了，我的疲乏已经消散，我几乎是飞也似的朝镶着左岸的林子奔去。进了林子便不那么好走了。我的袜子薄，脚不住地被荆棘与木刺扎。可更坏的是一层厚厚的云幕——那无疑是雾气升起所致——横在月亮与我之间，林子里便黑如墨，我失了踪迹。我划火柴，徒然地想把它重新找着。我求助于罗盘。我喊「卡斯木」；可我的声音消歇在成千上万株胡杨之间，无人应答。有一阵子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不住地用尽肺里的气力喊我随员的名字。可末了我厌倦了这样的乱走；我只是在这寂静的林子里越陷越深。于是我决意停下来等天亮。我挑了一处穿不透的丛莽，那里枯木、断枝与干枯的树干乱七八糟地堆在一处，我把它点着了。转眼之间火苗猛地蹿了起来；干枯的枝条噼啪作响、迸裂、爆开。底下的抽风极强，呼呼地嘶响着，一根高高的火柱舔着近旁胡杨的树干。亮得如同正午：那不久前还漆黑的林子，被一片红黄的光照亮了。这样一堆火，卡斯木总不至于看不见、或是听不见它响亮的噼啪吧，因为他不可能离得很远。我又喊了他的名字，并借着火光重新找我的踪迹；可没有找着。我平躺在沙上，看那火猛烈地烧；看着看着便睡着了。我安安稳稳地睡了两个钟头；睡前先谨慎地拣了一处火烧不到、却又近得足以防虎与别的野兽的地方躺下。

我醒来时天正破晓。那火被一带新鲜的活胡杨挡住去路，已经小了许多，它只把那些树熏黑烤焦；一大股浓烟悬在林子上空。我那双靠在树根上的靴子，里面宝贵的东西一滴也没有少；靴下的土连潮也不潮。我喝了一口水，便动手寻昨夜的踪迹，这一回很快便找着了。我到卡斯木那里时，他仍旧躺在我离开时的姿势上。他用一头牧神般狂野惊骇的眼睛瞪着我；可一认出是我，便使了把劲，朝前爬了一两码，喘着说：「我要死了。」

「你想喝点水么？」我极平静地问。他只摇了摇头，又瘫了下去。他全然不知道靴子里是什么。我把一只靴子放在他近旁摇了摇，好让他听见水响。他一惊，发出一声含混的叫喊；我把靴子凑到他唇边，他一口气便把它喝干，中间没有停过；转眼之间又把第二只喝干了。

五月六日。卡斯木经历了我前一天傍晚经历过的那一连串变化。他神志一恢复，我们便商议了一番；商议的结果是：我们最好还是回水塘去，在附近好好歇一歇、洗个澡——那是我们一个多星期不曾享过的奢侈。可卡斯木仍旧虚弱得跟不上我。他像醉汉一样东倒西歪，不住地坐下。我见他已走在通往水塘的正路上，而我为他所能做的也已尽了，便赶到前头去。我到水塘时，喝了水、洗了澡；随后足足等了一个钟头。可卡斯木没有来。

饥饿开始逼人了。头一件要紧事，是尽快找到人，一为吃的，二为求他们相帮，好回沙漠里去救伊斯拉木、并把还救得回来的东西取出来。因此我暂且撇下卡斯木听天由命，快步沿右岸、即朝正南赶去。我的靴子还湿得穿不上，便赤脚走。

九点钟起了一场极猛烈的西风，把沙尘的云推过河床，把太阳遮暗了，因此我全然无从抱怨酷热。可那浓霾把四周的景物全然遮住，我左右两边的林子都看不见。走了约三个钟头，我又被焦渴折磨起来，因为热的流沙与那场「布兰」（风暴）把我的口与喉咙弄干了，两下里几乎把我噎死。我拐进林子，在灌丛里找了个避风处。我在那里坐了一阵，满心焦虑。忽然我心里一亮：到下一个水塘或许还要好几天，而离开这一个我如此奇异地发现的水塘是不智的。再说，我想能再见着卡斯木也是一件极好的事。于是我又掉头朝北。可我走了勉强半个钟头，便偶然撞见一个极小的水洼，勉强一码见方，里面有一点带着淡淡咸味的浑水。我喝了极多。我被疲乏压垮了；可不知怎样做最明智。这里有水，而我眼下用不着卡斯木。可另一方面，我发觉自己无力朝南走远。或许最好是等着；风暴一停，便用信号火惊动任何可能正走那条沿河岸的林中道的人。

于是我在塘边找了一处茂密、又能很好挡风的丛莽。我把靴子与帽子垫在头下当枕头，深沉酣畅地睡了一觉——那是自五月一日以来我头一次睡得好。醒来时天已黑，风暴仍在林中咆哮。是傍晚八点。我又在塘里痛饮一番，随后生起一大堆篝火，坐在旁边久久地望着火苗。可我被饥饿的煎熬折磨着。为略略哄一哄肚子，我采了些草与芦苇的嫩芽，又从塘里捉了一把小青蛙。那些青蛙不肯就范；我便在它们后脑上掐一下，整个吞了下去。「晚饭」之后，我扒了一大堆干枝，好在夜里添火。

我若有约勒达什陪着我该多好！或许它还活着，顺着我们的踪迹到了河边。我用尽力气吹口哨，一遍又一遍地吹。可没有约勒达什奔过来。随后我又睡着了。

五月七日。风暴止了，空气里却仍旧重重地含着尘土。这场「黑布兰」使人生出一个阴郁而叫人沮丧的念头。这是驼队覆没以来的头一场。它是来给我那些死去的随员与骆驼铲上头几锹土的，它要把我们在沙里的一切踪迹抹平；这样一来，伊斯拉木·拜——假如他还活着——或许永远也找不着我们了。不过话说回来，他有一只罗盘。而且即便我们当真遇上了人、即便他们愿意随我们进沙漠去那顶帐篷那里，我们此时也要费极大的力气才找得着它，因为我们再不能顺着自己在沙里的脚印回去了。

随后我又想到另一件事。那紧邻一带没有一丝人的踪迹，没有一点近来有人从那里过的迹象。或许炎热的季节里根本没有人走那条路？我若在那里等人来救，说不定救兵未到我已饿死。我最后一次看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图时，似乎显示我们会在一个叫作布克塞姆的地方遇上这条河，离和田城约二十五瑞典里、合一百五十英里。我若走得好，这段路该六天走得完。

一决定便动身。四点半我上了路。我尽可能沿河床正中走一条直线；而因为地面几乎平得没有起伏，河道也差不多是直的，宽窄在半英里到两英里之间。我谨慎地把靴子灌满水；可走了几个钟头，我的脚便磨得又疼又起泡，只好把袜子叠起来护住脚，又用撕下的衬衫布条缠上。

走了一阵，我又撞见一个小水塘，里面是淡水。我把靴子里那点咸水倒掉，换上甜的。此后我沿河左岸走；在那里我极欢喜地发现了一座用树枝搭的羊圈。可我一查看，便看出它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紧挨它的河床里，我看出有掘过井的痕迹。

疲乏加上白天的暑热，逼得我在十一点半前后躲进林子里。我在那里停下，采了芦苇的嫩芽与草，切碎了，在巧克力盒里和上水。那便是我的早饭。

正午过后我又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走，直走到当真走不动了。我停下时是八点钟；我生了火，就此「扎营」。

五月八日。我在天亮前动身，仍旧沿着朝西南偏南而去的左岸走。奇怪的是我一个人也没有遇见！或许那条驼队之路在林子更深处，因此我极可能与人擦肩而过却看不见。我想还是去看一看为好；便穿林朝正西走。林子不过半英里宽，穿过去到那一边，我便遇上了那片我熟得不能再熟、如今一见便惊惧而逃的黄沙之海。又过了一个钟头，那些自西北偏北向东南偏南延展的沙丘，有好几处一直逼到河岸边上。沿沙漠的边缘，胡杨零零星星地长着，彼此相隔极远。我被热压垮，扑倒在其中一株的荫下歇息。到那一点为止，我一路上经过了不下八个小水塘；不过其中多数的水都带着淡淡的咸味。

歇了两个钟头，我继续独自朝南走。若说河边有一条驼队之路，那显然不在左岸，因为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穿沙丘走。我得渡过去看看右岸的林子有没有指望。这地方河床约一又四分之一英里宽。可我在右岸的林子里也没有找着驼队的道。于是我又回到河床，紧挨着河岸与林缘走。再往前约三百五十码，河里有两座长着灌木与胡杨的小岛；在南面那座岛与河岸之间，我在日落前不久看见了两个赤脚人的新鲜足迹——他们从那里走过，方向却与我相反，即朝北去，前头赶着四头驴。

人的脚印！一幅可注目、令人振奋的景象！这样看来，在这不好客的地方我并不是绝对孤单的。那脚印新得连他们脚上每一处细节都清清楚楚印在沙里。至多不过一天。奇怪的是我竟没有遇见他们，我们明明是相对而行的。可也许他们白天歇着、只在夜里走？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往哪里去？他们上一处宿处在哪里？是在有人烟的地方，还是不过在河里一个水塘旁边？跟着他们走没有用，因为他们领先太多；我断然追不上。因此我别无他法，只能顺着这踪迹朝相反的方向走。我以极大的兴味与专注察看这些人的足印；受着它们的指引，我紧贴和田河右岸匆匆朝南赶去。

四十九与和田河的牧人在一处

暮色正把它昏暗的翅膀铺在这寂静的景色上，我经过一处突出的岬角时，仿佛听见了一个奇妙的声音。我一动不动地站住；我屏住呼吸听。可四下仍旧和先前一样寂静。我断定那必定是一只画眉或别的什么鸟——那样的鸟已经几次惊动我，使我停下来听。可是不：它又来了，是一声无可置疑的人的呼喊；紧接着便是一头母牛的叫声，那声音在我耳里比一位首席女伶的歌唱还受欢迎。

我赶忙把湿靴子套上，免得看去像个疯子，随后提心吊胆地朝那声音来的方向奔去。我从荆棘丛里挤过去，跳过倒下的树干，一次又一次地绊倒、踉跄，硬挤过茂密的「喀米什」丛、挤过噼啪作响的枝堆。我越往前走，越清楚地听见人说话的声音与羊的咩叫；透过林中一处豁口，我瞥见了一群正在吃草的羊。有一个牧人手执长杖看着它们；他见我衣衫褴褛、戴着蓝眼镜，从纠结的丛莽里冲出来，吓得不轻、也诧异得很。他多半把我当作了林中的妖怪、或是一个迷了路误走到这里来的沙漠恶灵。他像被恐惧钉在原地一样立着，除了张着嘴瞪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用寻常的「色兰阿来库姆！」（愿平安与你同在！）向他打招呼，又用几句话讲我怎样到了这里。可他猛地转过身去，钻进最近的丛莽不见了，把羊撇下不管。

过了一阵他回来了，同来的是一位年长些的牧人，那人较讲道理。我像对头一个人一样用「色兰阿来库姆！」向他致意。随后我把自己横穿沙漠的全部经过讲给他听。我说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吃东西、向他们讨一块馕时，他们把我领到近旁一间树枝搭的窝棚，那棚勉强五英尺高。我在一块破毡毯上坐下，年轻些的牧人端出一只木盘，盛着刚烤好的玉米饼。我谢了他们，便掰下一块吃起来；可我没吃上六口便忽然晕了过去。牧人给了我一盆羊奶，味道极好。此后他们走了，把我一个人留了一会儿，只留下两条大狗不停地朝我叫。

天黑后不久，那两人回到窝棚，还带来第三个牧人。这时羊已被赶进羊圈，好在夜里防虎与狼。我与这三个牧人在一大堆火旁露天而眠。

五月九日。天亮时牧人带着畜群走了。他们的窝棚立在林缘一座小丘上，透过树望得见和田河。一条小汊一直通到棚边，汊里有一个淡水塘。不过除此之外，牧人还在河床里掘了一口井，因此他们有充足的清亮好水。

正午三人把畜群赶了回来，好在最热的时候围着井歇一歇。这就给了我与主人们熟络一番的机会。他们名叫玉素甫·拜、托格达·拜与帕西阿洪；他们替和田一位「拜」（富人）放着一百七十只羊与山羊、另有六十头牛。无论冬夏，他们都带着畜群露宿林中；干这单调的活，三人合起来每月只得二十腾格（合九先令），外加玉米面与馕。一处牧地的草被畜群吃光了，他们便迁到另一处；每到一处新地方，他们便搭一间窝棚，除非那里已有一间是上一年留下的。他们到我遇见他们的这地方才五天；不久便要迁到一处更好的地方去。这一带总称布克塞姆（意为「密林」）。

（原注：和田的一腾格合喀什的两腾格；而喀什的一腾格约值二又四分之三便士。）

这些牧人所过的日子必定极其孤寂、毫无乐趣，一天与一天出奇地相像；可他们看去既快活又知足。托格达·拜娶了亲；不过他妻子住在和田。我问他为什么不带她到林子里来，他告诉我说：中国人有时走这条路，总要缠磨本地的女人，因此他宁可独自一人。不过他一年能得一两次假进城去看妻子。我到他们营地来，显然是他们单调生活里的一件大事。饶是如此，他们看我仍带着几分斜眼；显然他们把我看作一个可疑之人。不过他们的疑心多少被一件事化解了：我会说他们的话，也乐意与他们交谈。

他们几乎全靠玉米饼、水与茶过活，茶里还重重地放着胡椒。他们一天烤两次大饼，三人分着吃。他们把玉米面和上水与盐，把面揉好，在一只圆木盘里做出形来，随后摊成一张扁饼放在通红的炭上，再用热灰盖住。三刻钟便熟了，味道极好。我简直吃得津津有味；而那几个牧人很慷慨，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我连一个腾格也拿不出来还他们。

他们的私人所有不多。首先是身上穿的衣裳，即一件「恰帕恩」即外袍、一顶「铁勒帕克」即羊毛朝外的羊皮帽、一条「别勒巴格」即腰带——他们把煮茶的家什挂在腰带上。他们的小腿缠着长长的裹腿，脚上裹着羊皮，用绳子系住。除衣裳之外，他们还有一只大木盘（「卡赞」）、一只中号的（「阿亚克」）与一只小的（「加姆」）、一只盛水的葫芦（「喀帕克」）、一把用胡杨根粗粗削成的大勺（「丘木奇」）、一块毡毯（「克依吉孜」），以及一把三弦的「热瓦甫」。不过他们所有之物中最要紧的，是那把斧子（「巴勒塔」）；这是一件极有用的家什，无论要搭窝棚、劈柴、在丛莽里给畜群开路，还是春天砍下树上的嫩枝嫩条喂羊，都少不了它。另一件不可缺的是取火的「恰克马克」（火镰）；不过火一点着，他们便小心不让它灭，直到迁往别处为止。把畜群赶进林子吃草之前，他们用灰把火盖住；傍晚回来，便把灰扒开，在火炭上放几根干柴，很快便扇出火苗来。不过他们也用晒干的粪作燃料。他们把玉米面装在一只口袋里，连同别的所有之物一并放在窝棚顶上，免得被狗糟蹋。

他们告诉我：一直到和田城，河两岸都有极好的牧场，越近城越丰美，只是城郊一带没有牧场；因此有羊的「拜」们便一年到头把羊放在和田河两岸的林子里。河干的季节里，人总是顺河床走，那河床又硬又干，像一条街道；只有被水逼出河床时，才走林中的小路。

正午的暑热过后，牧人又带着羊、山羊与牛进了林子，只剩我一个人；不过没有多久。有一队约百头驴的驮队从和田运米往阿克苏去，从棚前经过。领队的人径直骑过去，没有看见我；可帕西阿洪看见了他们，把我的遭遇讲给他们听。他们一走过去，我便进棚歇息；可几乎立刻便听见马镫的叮当与人声的回响，我赶忙又出去。那是三位境况富裕的商人，各骑一匹好马，正从阿克苏往和田去。他们十一天前离开前一处，指望再过六天到后一处。

他们策马小跑着穿林而来，径直朝牧人的窝棚而去。他们匆匆下了马，朝我走来，毫不迟疑，仿佛早知道我在这里、是特来寻我的；他们客客气气地向我致意。我请他们坐下。随后其中一位穿着体面、留着黑胡子的人，告诉了我一个使我欣喜万分的消息。前一天，他们沿河左岸骑行、在布克塞姆以北约十二个钟头路程之处，看见一个半死不活的人躺在一匹白骆驼旁边，那骆驼正在林缘吃草。他们像那位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停下来，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所能答的只是喘着说：「苏！苏！」（水！水！）其中一位商人立刻骑到最近的水塘去，给那人打来满满一「库甘」（铁壶）水。那受苦的人——我不久便明白，那只可能是伊斯拉木·拜——一口气把壶喝干了。他们给他馕、葡萄干与果仁吃。他缓过来了，把自己怎样落到他们所见的那副可怜光景讲给他们听。

伊斯拉木随即恳求这三位商人寻我；不过他说他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因为他两天前便失了我的踪迹。他们若找着我，他恳切地求他们借我一匹马，好让我骑到和田去，歇一歇、把这一程的劳顿养一养。于是他们一路上都在寻我，末了在窝棚里找着了我；如今他们愿把一匹马借我用，好让我随他们同去和田。可我一刻也没有迟疑自己该走哪条路。我决意留在原处，等伊斯拉木·拜来与我会合。既然他成功地把一匹骆驼带到了河边，那他多半救出了我一部分东西。或许我那些关于沙漠之行的日记与地图并没有丢。或许我们甚至能把我那支残破的驼队重新整起来！

我对将来的指望开始复苏，并放出玫瑰色的光。上午我一直在盘算驼队覆没的后果、以及此后该怎样打算，好使我这趟旅行在眼下的情形里得着尽可能好的成果。我几乎已经拿定主意：随头一个路过的商人到和田去，再从那里去喀什；从喀什可以派「吉吉特」到最近的俄国电报局去，发电报往欧洲要一批新的仪器与新的装备；有了这些，再加上我留在喀什的其余款项所能办到的，我便可以到罗布泊去，再从那里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可如今伊斯拉木·拜还活着，而且把一匹骆驼带了出来，我便确信我们可以试着去把那顶帐篷与留在里面的存货取回来；因此我非但不缩小日后的计划，反倒开始把它扩大了。

于是我让那三位商人上路，他们先给了我不少麦面的馕，又借了我十八腾格银子（约合八先令）。我们约定在和田再会，把彼此的账结清。那几个牧人此时已彻底信了我的话不假；我也透了口风：他们对我的慷慨相助不会白白无报。

五月十日。一场强劲的东北大风把空气灌满了尘土。我整天躺在窝棚里睡。那可怕的沙漠之行最后几天里我所经受的巨大体力消耗，此时来向我讨债了。我乏得要死，像一个害了一年病、刚开始复原的人。

日落时我被一匹骆驼的叫声唤醒，赶忙出去。只见帕西阿洪牵着白骆驼阿克图雅来了，伊斯拉木·拜与卡斯木跟在后面。我那出色的伊斯拉木喜极而泣，扑到我面前的地上，两手抱住我的脚。我立刻把他扶起来，叫他平一平激动。他心里原本与我一样，没有指望再见着我。

那匹白骆驼驮着两只「库尔琴」（帆布双褡裢）。其中一只装着我所有的仪器（量高度的那些除外）、我的图画与路程札记、纸、笔之类；另一只装着中国的银子、灯、茶壶、纸烟与另外几样东西。此外伊斯拉木还救出了那两支胡斯瓦纳步枪，用一块毡子裹着带了来。

伊斯拉木吃了一块馕，缓过些神来，随后把他的经过讲给我听。五月二日夜里我们离开他之后，他在倒下的地方躺了好几个钟头；可末了他设法站了起来，顺着我们的踪迹走，不过极慢，因为他带着的那四匹骆驼不肯被催着走。五月三日傍晚稍晚，他看见了我们在三株胡杨旁生的那堆大信号火；不过离得很远。饶是如此，那给了他新的勇气，因为他由此知道：我们不但活着，而且已经到了林子的外缘，也许还找着了水。他五月四日早上到了那三株胡杨，看见了我们掘井未成的痕迹。可那天热得逼人，他便在胡杨的荫下待了好几个钟头。他用斧子把其中一株的皮砍开，从伤口里吸出足足一杯树汁，既解了渴，也长了力气。他在那里撇下了一驮子货物。五月五日他继续踩着我们的脚印赶；第二天到了头一条干河床，在那里又看见我们掘井未成的痕迹。他在那里失了一匹骆驼，就是被卸了驮子的那一匹。那牲口挣脱了，自己朝东去了。到那一点为止，约勒达什虽已垂死，仍旧拖着自己跟在驼队后面；可从那时起伊斯拉木再没有见过它，因此断定它必定死了。五月七日我那匹坐骑博格拉倒了，约一个钟头后纳赫尔也倒了。后者驮着所有量高度的仪器、雪茄、茶、糖、蜡烛与一些面条。末了伊斯拉木带着白骆驼到了河边；可他一见河是干的，便绝望了，从容而安然地躺下等死。那是五月八日早上；而像有神迹插手一般，同一天正午那三位商人从那里经过，看见了他，给了他馕与水，他便得救了。此后不久，他遇上了卡斯木；卡斯木告诉他说我好得很，可他丝毫不知道我去了哪里。卡斯木蠢到说他以为我朝北、朝阿克苏去了；幸而伊斯拉木脑子更清楚，决意朝南、朝和田的方向寻我。随后他遇上了我派去寻他的帕西阿洪；如今——他便在这里了。

由此可见，伊斯拉木·拜行事像个英雄；因为我与卡斯木只顾自己的时候，他却竭尽全力去救他所知我最看重的那一部分东西。因此他把它们一件件都渐渐移到了那匹始终最强壮的白骆驼背上。多亏了伊斯拉木，我如今有了照原定计划走完这趟旅程的条件。两年半之后，伊斯拉木·拜回到他家乡费尔干纳的奥什，奥斯卡国王赏了他一枚金质奖章。

那天傍晚，我们在牧人窝棚附近一大堆火旁办了一场「丰盛」的筵席，庆贺我们从沙漠的爪子里逃了出来。经过一番推来让去，帕西阿洪到底被说动，以三十二腾格（约合十五先令）卖了我们一只羊。羊当即宰了。我在旺火上烤了一份腰子的「希什里克」（烤肉）；伙计们则把几处好肉放锅里煮。到这时我的脉搏已升到六十。不过直到三天之后、我好好歇过并复了原，它才升到八十二。

五月十一日。那一带的草已经吃完，牧人打算迁到「青青的别处牧场」去，在河下游约六英里、右岸上。我们把东西驮在阿克图雅背上，随他们同去。我们在河边一座小丘上扎营，丘的四周是丛莽与「喀米什」，上面覆着几株老胡杨。我的随员在两株胡杨之间给我搭了一间林中小屋；骨架是树枝，墙与顶则是用枝条绞编而成。它极好地遮着太阳，旁边的树又替它挡着。屋里的地被整平，铺上毡毯。装中国银钱的帆布褡裢是我的枕头；一只装纸烟的小木盒便是我的桌子。我的仪器、图夹、写生本与文具，顺手乱放在一株胡杨脚下。就我们的处境而论，我再不能指望更好的了。我在林中小屋里安适惬意到了极处，与我在斯德哥尔摩自己的书房里一样自在。

五月十二日。一点刚过，我们看见一支小驮队从北面朝我们的营地而来。他们沿河床走着，却还离得很远；我们急切地等着他们到来。伊斯拉木与卡斯木赶到河边去喊他们、把他们引到棚这边来。原来是四位和田的商人，十三天前离开库车城。他们此前带了一批葡萄到那里去卖了，用卖葡萄的钱买了十匹马、几头驴与一头牛，如今正把这些牲口赶往和田，指望在那里卖个好价。

他们告诉我：在叶尔羌河与和田河汇合的锡尔，前一条河的水多到淹没一个骑马人的腰。一路上和田河床里都有小水塘；即便没有，掘一口井取水也总是容易的。夏汛预计在六月初或六月中到；不过要再过一两个月才涨到最大。

我们像鹰一样扑向这四位商人，半个钟头之内以七百五十腾格（约合十七镑五先令）向他们买了三匹上好的马，虽然他们在库车不过花了六百腾格（约合十三镑十五先令）。除此之外，我们还买了三副驮鞍与笼头、一袋喂马的玉米、一袋我们自己吃的麦面、一双给伊斯拉木的靴子——自离开死亡之营以来他一直赤着脚——一撮茶、一只「库甘」（铁壶）与两三只瓷杯，一共只花六十五腾格（不到三十先令）。这样一来，我们便用不着和田的接济了；有这几匹马与那匹白骆驼，我们如今可以试着去把最后垮掉的那两匹骆驼的驮子救出来。

傍晚有两个年轻的猎人来访。他们带着长枪，放枪时要支在一副叉架上。他们才到布克塞姆的林子里来猎鹿；他们要鹿角卖给中国人——中国人拿它入药，出价颇高。因为这两个年轻人对那一带极熟，我立刻雇了他们随伊斯拉木与卡斯木去寻那座死亡之营。

五十一支搜救的队伍

五月十三日。那四位商人继续往和田去。两个年轻猎人钻进了林下的丛莽；一个钟头后回来，带着他们前一晚打到的一只鹿（「博格」或「玛拉勒」）。鹿被剥了皮、卸成四份，伊斯拉木很快便煮好了一锅极好的汤。鹿肉又嫩又香。

其中一个猎人卡斯木阿洪告诉我：和田河与克里雅河之间那片沙漠里的沙极高；不过头几天里横穿时还掘得着水。

然而时令已经太晚，我便放弃了原先连那一段沙漠也要横穿的打算。

这一天里，两个年轻猎人的父亲到了。阿合买德·墨尔根（「墨尔根」意为「猎人」）是中亚人极好的一个典型：高、瘦、肩宽，大鼻子，留着尖尖的山羊胡。他极友善，对我们的遭遇大感兴味；我们商议组织搜救队时，他给了我们宝贵的主意。再没有比他更乐意进沙漠跑一趟的人了。他于我们是天赐的。他记得自己有一回打猎时迷了路，曾从我与卡斯木生信号火的那三株胡杨附近经过。

上午都用来安排搜救的种种细节；一点钟，几个人从我们林中的营地动身。这一队是伊斯拉木·拜、卡斯木、阿合买德·墨尔根与他一个儿子。他们带上那三匹马与一匹骆驼，口粮方面带了馕、面粉与羊肉，还有三只灌满水的「喀帕克」（葫芦）与一只「麦什」（羊皮囊）。正要动身时，阿合买德劝我搬到河床里一座小岛上去，因为我棚子所在的地方蝎子极多。他说得不错；因为我后来见着了好几只这种讨厌的东西。它们在沙上留下的迹极像一幅花边的花样。可我太喜欢我那间林中小屋，在里面住得又那样自在，何况搬家也太麻烦，我便宁可留在原处，不理会那些蝎子。

搜救队离营的时辰，正好够他们当晚赶到我挂铁锹当路标的那地方。阿合买德扛着枪步行；另三人骑马。看我这位新交的猎人朋友像一位威猛的宁录、一个林中之人那样，轻易地穿过茂密的丛莽，把灌木拨到两边，脚步轻得几乎像在飞，实在是一件赏心之事。

他们走后，我又与那三个牧人独处，穿上了或许要穿足一个星期的耐心的甲胄。牧人的营地离我的棚子几百步；不过帕西阿洪答应睡在我近旁，好在夜里把火续着。他一天三次给我送馕与奶，而河床里的井也给得出足量的水。

五月十四日。我五点醒来时，天上乌云密布，还有浓雾与蒙蒙细雨。那雨虽只下了极短的一阵、几乎没有把地打湿，却把空气弄清爽了——真是一种罕见而出人意料的现象！七点我起了身。不过在那林中小屋里独自度过的漫长日子里，我绝不是闲着。我把沙漠之行后几段路上所作的草草札记整理出来，又绘了几幅沙丘的图。间或我躺在「床」上读《圣经》与瑞典文赞美诗集——我在诗集里发现了不少瑞典诗歌的杰作。

有一只黄色的大蝎子从我睡觉的毡毯上爬过；我去打它，它便疯了似的搏斗起来。这时我才觉得近乎奇事：我独自在林中走动、又不分时辰地在丛莽间睡觉歇息，竟从不曾惊动过这些毒物。以我当时虚弱的身子而论，被蜇一下或许后果严重，因为蝎子的毒刺是不可轻视的。

十来个商人带着四十头驴的驮队，运着葡萄干与「克什米什」（葡萄干）往阿克苏去，从我棚前经过，停了一会儿向我致意。我向他们买了一袋葡萄干，那几个牧人便得了一场享用。

这些商人告诉我：麻扎塔格由两道朝西北延展的平行山脊组成，不过两道都没有伸进沙漠很远。那山脊附近的沙漠据说极其荒凉贫瘠；高沙丘占了大半，光秃坚硬的地面只有极少几处。这个名字得自一座「麻扎」即圣墓，其位置以「图格」——即插在沙丘一处显眼的支脉上、缀着布条的杆子——为记。守墓的是一位谢赫，他一般住在和田，只在冬天到沙漠里住上一小段时间。他的酬劳来自在那一带放羊的羊主的进献，每年合二百腾格（约合四镑十先令）。

此后几天平平静静地过去，我渐渐从沙漠里那些几乎超乎人力的劳顿中复原。饶是如此，我仍得鼓起耐心；因为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独坐在林中那间孤零零的棚子里，实在单调。可我所要的一应俱全。我身体极好，呼吸着林中的空气，愉快地听着东北风在胡杨叶间嬉戏的低语。暑热从不逼人；因为空气里一般含着尘土，而浓密的林荫又使它清凉。我四周静谧安宁，如同在一座无人的岛上。一天里唯一打破单调的，是帕西阿洪给我送「口粮」、或是来添火的时候。我惯常七点起身；可那时羊群早已在林中吃草，我发现馕与奶碗已摆在我身旁。

极奇怪的是：我沿河床走了三天不曾见着一个人影；而如今往来于和田与阿克苏之间的驮队天天经过。通例每一伙商人都从河里上到棚这边来，友善地同我招呼。可惜他们除了葡萄干、毡毯、羊毛、棉花与家畜之外，从没有别的货。不过同他们谈话于我总是一件乐事；他们给了我许多关于东突厥斯坦贸易情形、关于和田河、以及那一带气候的宝贵消息。

我们这趟旅行与奇异脱险的消息，像野火一样沿河上传到和田、下传到阿克苏。一位从和田来的商人告诉我：我们成了巴扎里的谈资，人正极其急切地等着我们到来。我也越来越急着要到和田去，因为我打算在那里住几天把驼队重新整顿起来，好动身往藏北去。

五月十五日。有两三位从北面来的商人告诉我：他们遇见了伊斯拉木一行。那是他们动身后第二天将尽时；他们打算歇一天，好把水补足。

第二天来了那位「拜」，就是我那几位牧人朋友替他放牧的羊主。他是来监督剪羊毛的，这桩活一年做两次，春秋各一次。羊毛在和田卖五腾格（二先令三便士）一「恰热克」（约十八磅）。毛好的时候，十到十二只羊出一恰热克；可那个季节毛薄，又有不少被林下的荆棘扯掉了，因此要十五到二十只羊才出一恰热克。这位拜指望一共剪得三十恰热克上下；因为他在河上游稍远处另有五百只羊的一群。

五月二十一日黄昏，伊斯拉木与别的人回来了。他们带回的消息不很叫人满意。他们从林缘朝正西走；可因为日子越来越热，他们不敢一直走到我们撇下帐篷的地方。他们所带回来的只有我们留在那三株胡杨下的东西，那些东西相对不值什么。他们是靠骆驼博格拉的尸身找着那地方的，因为它那股尸臭老远便闻得见。可最可注意的一件事是：他们没有找着骆驼纳赫尔——它驮着那三只无液气压表、沸点温度计、望远镜、两支手枪（其中一支是瑞典陆军军官所用的式样）、五十发子弹、二百支雪茄，以及另外几样东西。他们轻易便找着了伊斯拉木撇下那牲口的地方；因为他曾把自己的腰带系在近旁一丛红柳上当作路标。那丛红柳仍在一座沙丘顶上；可腰带没有了。代替它的是一块白毡，把树枝捆在了一处。四周有男人靴子的脚印，而伊斯拉木当时是赤着脚的。骆驼与它那驮贵重的东西都不见了。他们不但找不着那牲口，连它的踪迹也找不着。

问题是：这个把伊斯拉木的腰带拿走、又用那块毡片替下的人是谁？我问伊斯拉木：会不会是约勒奇——他或许在我们离开帐篷之后缓了过来？可伊斯拉木断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自离开死亡之营以后，一眼也不曾见过那人。有没有可能是那三位曾给伊斯拉木打水、又借我十八腾格的商人？不会；因为他们是从伊斯拉木那里径直赶到布克塞姆来寻我的。再说，他们又怎么可能找着那匹骆驼？我们全然摸不着头脑；可又无计可施。若有人发现纳赫尔还活着、把它牵到河边有水有草的地方，那么无论他是谁，若是个诚实人，总会把牲口给我们送来。可他若是偷了这骆驼连同驮子，便必定在身后留下某种踪迹；而可选的路只有两条：他要么朝北往阿克苏去，要么朝南往和田去。可我那几位牧人朋友一直紧盯着后一条路，他们并没有见过一匹合我们所说纳赫尔模样的骆驼。这样便只剩下往阿克苏去的那条路；我们渐渐确信：那骆驼是被偷了，它的踪迹也被存心抹掉了。

阿合买德·墨尔根随后说：他曾在林子里看见一匹骆驼的踪迹，并跟了下去。可那把他引到了那匹小骆驼那里——就是在三株胡杨处挣脱了、没有驮子独自跑进林子里的那一匹。它显然在什么地方找着了水；在林中自在吃了十天或十二天的草之后，膘情极好。可它变得极怕生，逃起来像是从没有见过人一样，阿合买德费了极大的力气才把它捉住。关于这一点，我日后谈到中亚的野骆驼时还要再说。

我把这一切讲得这样长、这样细，也许会引人诧异；不过我这样做有两个缘故。其一，因为这场损失，我的计划全然被打乱、被改变了；其二，一年之后，这些事有了一段极富戏剧性的后续。

我原先进藏北的打算彻底落了空。我丢了量高度的仪器，装备也残缺不堪。此时摆在我面前的唯一一条路，是回喀什去重新置办装备、把损失补上。虽然路程较远，我却选了取道阿克苏的路线。然而不到一年，我便忍不住又循着马可·波罗的足迹从喀什走到了和田。不过在我把我们回喀什的经过略述一番之前，我想先就我亲眼所见的叶尔羌河与和田河那几段河道说几句。

把这两条几乎平行而流、又奔向同一目标的河比一比，可见它们在不止一个方面并不相同。叶尔羌河是东突厥斯坦最要紧的河。它的河道分明，切蚀得深；一年到头都有水。实在说，六月里它的洪水涨到惊人的地步。除了冬天冰封之时，这条河非乘渡船过不得。和田河则相反，一年中大半时间是干的；只有盛夏它的河道里才有多少水。可它又宽又浅，只有在和田一处才用得着渡船。这条河流经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坏的一段，与流沙的相搏比它西边那条姊妹河艰难得多。实在说，沙正严重地威胁着要把它堵死、把它与它所注入的干流——叶尔羌河、即塔里木河——切断；而这样的命运，正如我们此后将要看到的，已经落在克里雅河头上了。

再者，伴着叶尔羌河的那一带林子，常被草原与沼泽打断；而和田河则一路有林带相伴，直到两河汇合之处，而且那林子比叶尔羌河的更密、更野。沙丘在任何地方都不逼近叶尔羌河的岸；可在和田河，它们却一直伸到西边的林带跟前。

不过这两条河有一点是相同的。两条都把河道朝东移过，其凭据是：两条河如今的河道以西都有与之平行的故河床，而它们以东则没有这样的废河道。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沿两条河而行的驼队之路都走左岸；那无疑是河水涨时较稳妥的一边。再者，叶尔羌河中游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在左岸，而且一般离岸稍远。和田河穿林而过的那一段沿岸没有城镇；那一带唯一的居民是游牧的牧人。沿和田河而下的驼队之路只有地方上的意义；而玛拉巴什与叶尔羌之间——也就是叶尔羌河中游一线——则有一条亚洲腹地主要的商道。

五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半，我被一场从西边来的可怕的「布兰」（飓风）惊醒——那真是一场狂暴之风。它把我那可怜的棚子彻底毁了，甚至像要把树连根拔起。它在胡杨的树冠间咆哮呼啸，那些树正枝叶繁茂，被压得与地面平行，每一刻都像要拦腰折断。树枝干枯，噼啪断裂，被摔到地上。芦苇在这暴虐风势的淫威之下屈身。整片林子轰鸣如雷，像是灌满了无数瀑布之声。而且林中被浓密的流沙云堵死，那沙几乎成了实体，横扫过和田河平坦的河床。这场飓风只刮了半个钟头，随后便是与它到来之前一样完美的平静。

七点半，我们都预备好从这处营地动身了——我在这里住了那样久，而那是一段富于愉快回忆的日子。实在说，我的思绪常常飞回去，怀着感激与怅惘交织的心情，飞回我在和田河畔度过的那些快活日子。正是在那里我得了新生；正是在那里我从脚上抖掉了那可怕沙漠的沙；正是在那里我重新看见了与我一样模样的人——他们善待我、给我吃的、照料我。末了，也正是在那里，我在林中怡人的凉气里得着了一场极需要而有益的休息。我给了我那几位牧人朋友每人三十腾格（十三先令九便士），他们欢喜得不得了。随后我们带着两匹骆驼与三匹马上了路；那最后的驼铃又一次清亮而响亮地回荡起来，不再是为送葬而鸣，而是为一段新的生命、新的指望而响。

五十一沿和田河而下

我们不是一队同行，而是分了开来。伊斯拉木·拜与那两个猎人走穿过河左岸林子的驼队之路，好留意那匹失踪骆驼的踪迹。阿合买德·墨尔根与我沿河床骑行，卡斯木照管那两匹骆驼跟在后面。可因为我们骑得快，不久便看不见他了。下午我们到了那个救了我一命的小水塘。那丛芦苇仍旧在那里，胡杨仍旧探身伏在水上；水自五月六日以来落了将近五英寸。不过形状还是老样子。我在那里足足歇了一个钟头，一半为等卡斯木赶上来，更要紧的是为再喝一口那极好的、那赐人生命的荣耀之水。阿合买德·墨尔根管这水塘叫胡达维尔迪库勒，即「真主所赐之湖」。

骑了十个钟头，我们在林中一处叫作库云德里克（意为「野兔之地」）的地方又聚齐了。有几个牧人在那里扎着营看守畜群。伊斯拉木在林子里没有见着那匹骆驼的一点痕迹。即便有过什么踪迹，也早被那场飓风毁掉了。

五月二十四日。我们决定歇一天，主要是为让几个人带着狗把林子搜一遍——那一段林子宽四到八英里。有五个牧人带着五百只羊与六十头牛，已在库云德里克待了四天。离那真主所赐之湖不过短短两个钟头的路。五月六日我若朝北走而不是朝南走，多半遇不着这些人，因为那时他们扎在另一处；而从库云德里克到下一处牧人的营地，即和田河与叶尔羌河汇合处附近，要走好几天。

在库云德里克营地下游不远，和田河分成了两支。西面那一支又窄又曲，因此叫作英其克河，而且藏在密林里；右边那一支则宽阔，东岸上全然没有林子。盛夏时两支都灌满了水。后者冲刷着一带名叫阿克库姆（意为「白沙」）的大沙丘之麓。牧人断言英其克河不过是约八年前才形成的。可那茂密的林子确凿地证明它是较老的河道，而河正渐渐弃它而就东边那一支。东支右岸没有林子，也证明那一边的草木至今未能在流沙持续的攻势之下站住脚。和田河涨水时，往阿克苏去的驼队便走两支之间的三角洲或岛地，因此得涉两处渡口。两处渡口之间约两天路程。一年中干涸的时节里，无论干流还是英其克河，水塘都出现在靠近右岸处。

这一带以盗匪出没著称，他们惯于抢掠弱小的驼队。不过和田新任的「安班」（中国的长官）已对这些为恶之人展开有计划的剿灭；凡捉住的一概就地斩首。

五月二十五日。我那位极好的朋友阿合买德·墨尔根回和田附近的塔瓦库勒家去了，却把儿子卡斯木留给了我们。我们沿英其克河曲折的河床骑行，两岸覆着幼林。离河稍远处的树老得多，许多地方长得极密，人不易从中穿过。两岸林子的势头是要合成一片连绵的林；这一层无疑会实现，只等夏汛彻底弃这条河道而就右边那一支。实在说，英其克河如今宽不过四五十码。骑了漫长的一天之后，我们在河床里一个水塘旁歇宿，那地方叫别得里克乌塔克（意为「苜蓿地」）。

五月二十六日。阿合买德的儿子卡斯木不肯随我们走出库云德里克一天路程以外；独自在林中过夜太危险，一为盗匪，二为老虎。于是我与我那两个伙计伊斯拉木与卡斯木没有向导便继续赶路。因为河越走越曲折，我们决意朝岛地深处走；那岛地由草原构成，中间夹着低矮的沙丘与小片的林木。可河床走起来更便当，我们不久又回到河床上。两岸都长着茂盛的林子，以致我们常觉得是在一座园林里、或者不如说是在一条绿叶的隧道里穿行。

末了我们到了英其克河重归和田河之处。林子像一扇门一样敞开，我们面前是和田河平坦的河床；因为水量较大、冲刷之力较强，它比英其克河的河床低约五英尺。我们在汇合处下游不远处扎营，那一带叫作博拉提什肯（意为「被风暴打倒之地」）。河里有一座小岛；可岛上壁虱与蝎子成灾，我们宁可在离岸稍远的河床里生火过夜。

五月二十七日。正如那一带在澄净之夜与西风之后、继以无风之日时的常例，第二天相当暖，暑热一早便使人觉出。譬如早上七点，温度表便读到华氏七十六点八度（摄氏二十四点九度）。那坚硬平坦的河床几乎笔直朝正北去，同时渐渐收窄到大体半英里宽，绕着突出的林木「垛子」曲折而行。自然不难明白：盛夏的洪水铺展在这又宽又浅的河道上，蒸发极盛，因此水流越往北越少。

河又分成两支——左边的延吉河（意为「新河」）与右边的阔乃河（意为「旧河」）。我们沿前者而下，遇见一支从阿克苏来的大驴帮，驮着杂货，八天前从那里动身。阔乃河两侧一律被沙丘封着。虽有那样一个名字，它多半是较新的河道，因为林木还不曾在它两岸立住脚。我观察和田河把河道朝东移的趋势所得的结论是：它并不是全程整齐划一地移，而是零零碎碎、一段一段地移。河床这里那里被水流带下来的冲积物淤塞。凡发生这种情形的地方，水面便渐渐高过附近地面，于是朝东另寻出路。

傍晚我们遇上一个大水塘，约五百平方码，是我此前所见最大的。我们在临河的一座小丘上生火，从营地上可以望见四周极广的地面。这地方水流在紧靠右岸处掏出了一道深槽；第二天的路上，我们在槽里发现了一串小水塘。我在那大水塘里洗澡时，发觉它很深；我够不着底。

五月二十八日。这一天的路上，河床渐渐变宽。通例是：河道宽而平的地方没有水塘，上一季洪水冲出的槽也几乎看不出；而河道窄的地方则水塘极多，水流冲出的槽也蜿蜒分明。我还留意到：右岸的林子明显比左岸的稀；实在说，许多段落里它全然断绝，代之以光秃的沙丘。紧靠西岸处，河床本身有时长着草；可河的右侧从不如此。一切都表明：水流在右岸即东岸比在左岸即西岸更急。不过无论如何，水流朝东移动之慢，使两岸的成林跟得上它。有几株孤零零的胡杨，就像我们五月三日生信号火时近旁那几株一样，仍旧在河西侧勉强活着；然而它们注定要死。

六点钟我们还在河床上骑着；伊斯拉木·拜先行去寻一处便当的营地；忽然整个西边被一片黄灰色的暗云裹住了。起初它像一道矮墙；随后迅速升高，直升到天顶的一半；转眼之间它便直压在我们头上。太阳褪成一个淡柠檬色的圆盘；随即全然不见。林缘一带响起一阵遥远的低吼。它迅速逼近。我们听见枝条折断之声回响得越来越响。西北面的林子裹在霾里。沙与尘的柱子旋着横过河床，像戏台的侧幕在看不见的滚轴上移动，一柱追着一柱地窜出去；转眼之间，林子便被彻底抹掉了。风暴的头一批前锋扑到我们身上；那黑「布兰」紧随其后，以骇人的猛烈击中我们，把我们吞进它那穿不透的尘云里。沙被卷成一片片打旋的幕，沿地拖行，使我想起彗星的尾巴。路、水槽、被风吹倒的枝条——什么也看不见。在那样的风暴里，你的头会发晕；你只觉得大地、空气、一切都在震荡；你被一种忧惧压着，怕下一刻自己也要被卷进那狂乱的风的怀抱里去。天黑得像半夜，有一阵子我们不敢从站立的地方挪动一步。风暴一起，伊斯拉木便不见了；我们能重新聚拢，纯属侥幸。他恰好望见了驼队朦胧的轮廓，像一头巨兽在霾中缓缓爬行。

看那风暴——那是我们所经历的最坏的一场——像是要持续一阵，我们便小心地摸到河岸上，在林子深处茂密的灌丛后面找了个避处。我们决意在那里过夜。此后我们在河床的一处洼地里掘井，掘了几锹便见了水。天一黑（入夜），伙计们便把我们营地背风一侧的灌丛点着了。火苗被大风一扇，蔓延之快令人骇然，成了一幕壮丽而狂野的景象。

五月二十九日。风暴仍未止。空气里尘土稠密，四周的景物我们看得极少。所幸我们能紧挨河床左侧走；就这样，我们碰巧撞见了一个路标：一根杆子上顶着一具马头骨，插在一株胡杨上。我走近细看时，发现有一条小路通进林子；我理所当然地以为那是往阿克苏去的。我们决意跟着它走。它领我们朝西北，沿一条分明的河床而行；那河床如今干了、一部分被沙填了，两侧是沙丘、胡杨林与灌丛。它十有八九是和田河三角洲从前的一支。路穿过几带荒瘠的沙，驼队的领队便每隔一段立起杆子与绞架似的架子当路标。

那天下午我们在几个阿克苏来的牧人附近扎营；他们在林中用木桩与芦苇搭的棚里住得很舒适。他们起初看我们有些疑心；不过很快便放了心，还拿馕、奶与鸡蛋给我们。他们带着畜群一年到头住在林子里。

我们此时在前头不远处望见的叶尔羌河，一年中一般封冻约四个月。牧人说他们估摸夏汛约三个星期后到；到那时河水一漫，他们便要被赶到林子更深处去。可就在那时候，河正处在最低水位。第二天我们从一处有名的渡口过了河。它宽八十五码，最深处一英尺半，流量每秒二百六十五立方英尺。

过了河，我们继续朝北，走一条通往阿瓦提城（「阿瓦提」意为「人烟稠密」）的小路，穿过一片因拦路抢劫与偷牲口而声名极坏的地面。这条路有时穿过纠结的林下丛莽与荆棘，有时穿过「喀米什」（芦苇）丛与开阔的草原，有时经过牧人的营地与小村落，一忽儿紧挨阿克苏河右岸，一忽儿又离它稍远。

五月三十一日。傍晚我们走近阿瓦提的巴扎。那地方约有一千户人家，有一位伯克、一名中国收税官，还有一个印度商人帕尔曼；帕尔曼好客地把一处舒适的「色拉依」（客舍）让给我住。饶是如此，他却是个十足的无赖。他以重利放债给农人，农人还不上欠他的，他便拿走他们的麦子、玉米与羊毛。羊毛他卖到伊犁去；粮食卖到邻近的城镇村落。他对我承认说：他每年存下一万五千（喀什）腾格，约合一百三十镑。这一带主要出产稻、麦、玉米与棉花。这小镇坐落在阿克苏河一条名叫阔乃河的汊流上；一座桥横跨其上，径直通进镇上的大街。

六月一日。我们整天骑行在一条连绵不断的街道上，两侧都是水渠，头顶是成行的树荫，其中以桑树与柳树居多。第二天，在一处名叫别什阿里克乌斯塘（意为「五渠之水道」）的地方，我们走上了通往喀什的大道；这条道还越过阿克苏河通到新城，那是一座围在中国城堡墙内的地方。我们一到，我便派人拿着我的护照与中国名帖去见本地的长官道台；可得回的答复含糊其辞。于是我懒得去拜访这位「大人」——此人以骄横与嗜酒出名。

六月三日。我们此时离阿克苏的穆斯林城已经不远。到了那里，西突厥斯坦商人的首领、「阿克萨卡尔」（意为「白胡子」）穆罕默德·艾明格外友善地接待了我。他把我安置在他自己那所又好又舒适的房子里，把骆驼与马送到近旁一家客栈去。

六月四日。这三天里那匹白骆驼日渐憔悴，不肯吃草、除了几块掰碎的麦面馕什么也不吃。六月三日它从新城到旧城这一小段路走得没有停；可每逢有人走近它，它便苦楚地叫起来，仿佛怕人要弄疼它。夜里它什么也没吃；第二天早上，卡斯木一脸忧色来告诉我说阿克图雅病得很重。我赶到院子里，见它侧卧着，腿蜷在身下，脖子沿地伸直。它呼吸沉重；长长地喘了一两口气之后，便死了。

正是这匹骆驼，伊斯拉木靠它救出了我的日记、地图、仪器与别的我最看重的东西。因此失去这可怜的牲口，我自然难过——它为我立过那样显著的功劳。沿和田河一路下来，每到一处营地我都去看它、拍拍它；可它总把头扭开、叫起来，仿佛我要去扯它的鼻绳。它像是知道它所受的苦是我造成的。它死的那天早上，正是麦拉木节的早晨；客栈的院子里静悄悄的。那一天没有驼队进来，也没有驼队出去；一切寻常的活计都停了。人人都在外面。街上、巴扎里，尽是色彩最鲜艳斑斓的新「袷袢」、颜色明丽的新小帽与雪白的缠头。人人看去都欢喜知足。这一天，最卑微的仆人也会得着主人一声「艾德穆巴莱克！」（节日吉庆！）；而从宣礼塔的窗口，宣礼人赞颂全能者的祷声，听去比平常更清亮、更悦耳。那寂静的院子——我死去的骆驼躺在那里——与这幅在一年中伊斯兰教最大的节日里、张张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色彩丰富的生活与幸福的图画，是何等的对照！事有凑巧，我们到阿克苏那一年，麦拉木节正落在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二。穆罕默德·艾明本要第二天替我把两匹骆驼卖掉。这死去的牲口值不了几个钱；何况到这时候我已经惯于丢骆驼了！可正是这可怜的牲口救出了我的写生与日记、以及我支应这一夏开销的钱囊；我只觉得像是失去了一位忠实的朋友——一位我可以毫无保留地信赖其忠诚的朋友，他献出了自己的气力、末了献出了自己的性命，好帮我脱出困境。

它的旅伴、那匹年轻的骆驼琼萨里克——那是它这一族里的巨人，是猎人阿合买德在林子里捉住的——离开食槽走到白骆驼跟前，带着诧异的神色专注地看着它。随后它安安静静地走回槽边，胃口丝毫不减地接着嚼槽里那些青翠多汁的草。它是八匹中最后的一匹。我不忍在不知道它会落到谁手里的情形下把它卖掉。客舍的看守以为它也会很快因所受的艰苦与困乏而死去。末了我把它送给了穆罕默德·艾明，条件是让它整个夏天都在汗腾格里山脚下肥美的草地上吃草。

五十二自阿克苏到喀什

我们在阿克苏住了三天，为的是组一支临时的驼队，好回喀什去——那里是我在中亚探险的中心与根据地。这样我便得了一个机会（虽说不能不承认那是极短的一个）看一看这座「白水」之城（阿克苏）；它得此名，是因为从万古的雪原与冰川里流经它的清冽淡水极多。这城坐落在阿克苏河左岸一处有利的位置上。夏天有极大量的水从河上滚下来。冬天只剩一点点，而那一点点也冻住了。城下游不远，河分成两支：延吉河与阔乃河；不过它们在汇入干流叶尔羌河、即塔里木河之前又合了起来。城的正东俯临着一道砾岩与黄土层的台地，垂直高一百五六十英尺，是被洪水刻削成形的。城的其余各面环绕着许多村落、肥沃的田地与草场、极好的果园与满溢的水渠。稻、麦、玉米、大麦、棉花、鸦片与大量的园蔬都种得极好。阿克苏有一万五千居民，不过喀什的一半大；然而就农产而论，它的地位却高得多。养羊——如我前面所说，羊在那两条大河两岸吃草——同样是一门兴旺的行业。

阿克苏的居民混杂着各样人种。别的不说，我看见了极多的中国人、百来个安集延人（即来自俄属突厥斯坦的商人），另有三个阿富汗人——他们二十多年来一直按时来阿克苏。穆罕默德·艾明是俄国属民在这城里经商者的首领即「阿克萨卡尔」，他是塔什干人，在阿克苏落户十二年了。安集延商人主要经营羊毛、棉花与皮张。皮张这一项，每年约有三万张由骆驼驮着经别迭里山口、卡拉科尔（普尔热瓦尔斯克）、皮什佩克与奥利耶阿塔运往塔什干。驼队只在冬天走。一年中炎热的月份里，骆驼都在城附近山上的草坡上放着。再者，夏天河水暴涨，一切交通都大受阻碍。

值得一看的「名胜」几乎没有。主要的清真寺照例叫作「主麻清真寺」，并无特别可观之处，只是位置入画，在一处小广场的一侧，那广场经一条侧巷与主要的巴扎相通。这广场名叫列吉斯坦，是阿克苏生活的中心。逢集日它挤满了人，无数小摊上摆着各样货物出售。冬天采来、存在地窖里的冰块，在炎热的季节里是一宗要紧的货，我自己也着实享用了不少。主要的巴扎里有两所经学院：阔克买德里斯（蓝经院）与阿克买德里斯（白经院）。它们的门面朴素，饰着粗劣的陶器，廊庑也谈不上有什么建筑上的可取之处。「毛拉」即神学生住在朝院子开门的一间间小屋里。有几个学生此前曾在布哈拉的米尔·阿拉伯经学院读过五年、甚至十年。中国人在新城驻着两队兵（一队不足百人）。他们在乌什驻的兵更多，那里扼守着越天山进俄属突厥斯坦的别迭里山口。

伊斯兰世界处处都有一种习惯：麦拉木节头几天要办许多盛大的筵席，席上要吃掉多得难以置信的「阿什」（抓饭）与「首尔帕」（用青菜与面条做的汤）。其中有几场我是同「阿克萨卡尔」穆罕默德·艾明一道去的。不过最好的一场，是这位阿克萨卡尔请我、而我是唯一客人的那一场。我们骑马到他那座离巴扎约两英里的园子索哈巴什去。那里有两个园丁一年到头住着，种葡萄、杏、甜瓜、李、樱桃与蔬菜。我们在一株枝叶繁茂的桑树下、一条满是清澈水的渠边坐下。宰了一只羊，阿克萨卡尔亲手按烹调之术最上乘的方子做了一锅「阿什」即抓饭。做法是：取最好的肉，尤其是胸肉与腰子，切细，在锅里用黄油煎；随后把淘洗干净的雪白大米填满锅，再加洋葱调味。这道菜做得法时极其可口。

「阿克萨卡尔」是一种领事代办。俄罗斯帝国的属民在东突厥斯坦每一座较大的城里都有自己的阿克萨卡尔。这些人一概归喀什的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管辖。我的朋友、阿克苏的阿克萨卡尔穆罕默德·艾明，是我所遇见的最好的穆斯林之一；那是一位六十岁上下、白胡子、开朗而可敬的人；他对东突厥斯坦了解极深，能给我许多宝贵的消息。我还没到这城之前，他便替我出过一次力。他在一切自南面通往阿克苏的路上打听那个——照我们所疑——偷了我们那匹骆驼的贼；虽然毫无结果。如今他又替我出了更大的力。他表示愿意陪我去喀什，那条路他走过几十回。我极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必是极好的伴。他是未得准许便离任的；不过这一层我自己向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担保了。

我们到喀什还有二百七十英里的路；可我们并不急，决意从容而行。到六月七日一切都预备停当。穆罕默德·艾明给我弄了几只萨尔特人的「牙合坦」（箱子），又备下了必需的食物，如糖、茶、米、蔬菜、蜂蜜等等。羊肉沿途处处买得着。我给了伊斯拉木·拜与卡斯木每人一笔赏钱，酬他们的忠心效劳，又给他们从头到脚置了一身好新衣。我自己的衣服全丢光了，便买了一身半中国半萨尔特式的装束。这是我旅途中唯一一次自己舍弃了欧洲装束所一向带来的体面与敬重。

我们从一个「喀拉克什」（拥有驮畜的脚户）那里雇了四匹马，一直到喀什，每匹付五十五腾格（十二先令六便士）。我们下午五点离开阿克苏；不过那一天只骑了两个钟头。我们头一站歇在兰干客栈。这短短一程走在一条连绵的林荫道上，两旁是灌了水的稻田、耕地、园子与房屋；我们在一片草地上、一丛好看的胡杨林里扎营。十年前穆罕默德·艾明曾与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同一处歇过——那时普尔热瓦尔斯基正从他第四次旅行归国途中。北面极远处，透过淡淡的尘霾，我们瞥见了汗腾格里那闪光的白峰，高耸到二万四千英尺；可它不久便裹进夜色，从我们眼前消失了。

六月八日我们过了库姆河（意为「沙河」），那是阿克苏河这一段河道通常的名字。河分成许多支，渡过去并无特别的难处。再过几天便要用渡船了；可五个星期后河水盛涨时，连渡船也用不成，两岸之间的一切交通都要中断一段时间。每年平均有五六个人因水流太急时硬要骑马渡河而丧命。

过了河，我们遇见一支约二百匹马与牛的驮队；每头牲口后面拖着两根长长的胡杨（「特雷克」）木梁在地上。阿克萨卡尔告诉我：城上游十五英里处正沿阿克苏河左岸筑一道大坝或堤，动用的人不下三千。这道坝每年重筑一次，其用意是不让洪水损坏那道砾岩台地、以致终有一天把新旧两城都冲走，并把水逼到对岸即右岸去。这样看来，阿克苏河在那一点上虽是南流，也同样有朝更东的方向移的趋势。

四个半钟头后，我们骑过了托什干河（意为「野兔河」），那是阿克苏河的姊妹河。它难渡得多，因为水在一道收窄的河槽里流。我们便雇了两个「苏奇」（趟水人），他们赤条条地小心把马牵过多石的河床。

六月九日。我们到了乌什小城。它之所以有几分要紧，全在于它的位置：它算是阿克苏与亚俄边界之间的一处中途站，又在东突厥斯坦羊毛、棉花、毡子、毯子、皮张等物出口所经之路上。那里落户着八十来个殷实的安集延（即西突厥斯坦）商人，同样归我的朋友穆罕默德·艾明管辖。这城坐落在肥沃而耕作良好的田地之间，由托什干河引水灌溉。极远处我们望见了大天山雪白的城堞，近处则是几道低山。乌什的中国「安班」（长官）左大老爷极其客气地接待了我，还请我吃饭。他从前驻在准噶尔的塔尔巴哈台，在那里与俄国人打过不少交道。

歇了一天，我们于六月十一日离开乌什，安集延商人的整个侨居之群穿着他们最好的「袷袢」为我们送行。我们这队衣饰鲜明的人马，每到一处都引起不小的注目。不过到了苏盖提里克（意为「柳树村」），人又给我们奉上茶点，我们的朋友便回去了。我们继续走到奥特巴什（意为「草场之首」），在一处园林里扎营。

第二天我们到了巴什阿合马（意为「河源」）的「克什拉克」即冬村，在一个十九顶毡房的大吉尔吉斯阿吾勒里扎营。吉尔吉斯人一般夏天也住在那里，因为他们是半务农的，种麦、大麦与鸦片，虽然仍旧住在他们的「喀拉乌依」（黑帐篷）里。不过其中有几家已改住泥屋。他们隔年才种一次地，中间一年让地歇着、养力；因此说他们是隔年务农的人才更准确。他们也有羊群与山羊群。全然以养牲口为业的吉尔吉斯人，夏天住在山里，只在冬天才下到托什干河谷来。这一带有七个氏族；不过全听一位「毕」即头人的。

不过我要把这一程的记述略去大半，把此后八天匆匆带过。我们沿托什干河谷而上，翻过南面封住河谷的那几道低山，随后朝西南穿过草原与沙漠，到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到了喀什——中国最西边的城。我们所接触的人是吉尔吉斯人与察合台突厥人。经历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灼人的酷热之后，山中清爽的空气使我大为受用。其时正值雨季，空气被雨水——往往下得极大——以及自东自西沿河谷来回猛扫、像从枪管里射出来一般的风暴，吹得更凉了。我们经过了乌什木兹都克（意为「三冰川」）、松塔什、克孜勒艾什麦（意为「红泉」）、库斯切（意为「秋地」）、加依铁维（意为「坟丘」）、索贡卡拉乌勒、卡勒塔牙依拉克（意为「小夏牧场」）与别什克勒木（意为「五堡」）等城镇与阿吾勒。

我在喀什勉强住了三个星期，那是忙碌的几个星期，因为我拼命张罗着另一支驼队的装备与配齐。我的老朋友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我不在期间他已升任总领事，此后不久又因对我的无价相助而蒙奥斯卡国王赐以瓦萨勋章的司令星章——极其欢喜而动情地欢迎了我，并尽其所能帮我为下一次远征作预备。他从和田的阿克萨卡尔那里一得知我们那趟不幸的沙漠之行，便去见道台，明白告诉他：他若不赶紧在和田与阿克苏两处查我那匹丢失的骆驼，就要为这件事听到北京总理衙门的话。道台尽了他的本分；而有一天我们在他那里吃饭时，他竟把我那支瑞典军官用的手枪放到桌上——我们那份惊愕是可以想见的。那是丢失的骆驼纳赫尔所驮之物中的一件。那件兵器是一个不知名的骑马人给了塔瓦库勒村一个农人的。搜捕那贼的事又加倍起劲地干起来；可中国的官员始终没能寻着那罪人的一点线索。我自己对这件事此后不大费心，因为已被眼前新的计划与打算全占住了。

到喀什的第二天，我便派了一名信使去奥什，带着几封信与电文，其中一封是给我的老师与友人、柏林的李希霍芬男爵的，请他给我寄一整套新的气象仪器——无液气压表、沸点温度计等等。我又发电报到塔什干要衣服、食物与烟草；子弹与火药则从喀什的哥萨克卫队那里得了补给。我从欧洲订的东西三个月内到不了。我断不能把这么多时间白耗着；何况夏天的暑热使我渴望山中清凉的空气。唯一把我留在喀什的，是我从瑞典来的信件还没到。我不在期间，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把它们寄到了和田以远的克里雅，至今还没有寄回来。可这一层道台帮了我的忙，为我出了极大的力：他一路派快递信使到克里雅去取。那些人——每一程都换新的信使与新的马——去来用了十二天；而路程有八百七十英里，因此他们每天约骑七十二英里。

两个星期里，我为重新启程的预备便做完了。我从彼得罗夫斯基先生、马继业先生与瑞典传教士霍格贝里先生那里所得的好意与不惜己身的相助，是我永远不会忘的。他们三位竞相出力帮我。头两位借给我几只无液气压表与沸点测高器；我那位同胞则借了我几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城里一个裁缝用中国布给我做了几身衣服，还给我缝了皮衣与一顶帐篷。我在巴扎里买了马、鞍具与存粮。到七月十日我们重新动身时，我几乎不敢相信：仅仅两个月前，我遭过一场当时看去足以把我一切计划彻底摧毁的损失。

可我们如今该往哪里去呢？往北去勘查天山，那是走已经相当为人所知的地面。时间太短，不容我南下到昆仑那样远。往西是帕米尔高原，我已经从好几个方向横穿过。尽管如此，我仍决意再去那一带一趟，把炎热的几个月消磨在世界屋脊那些巨大的山岳之间，接着做我上一个夏天开始的考察。

五十三翻越乌鲁克阿尔特山口

一八九五年七月十日，我带着伊斯拉木·拜、两名仆人与六匹马离开喀什，走了短短一程到托库孜阿克（意为「九白」）村。我另一个伙计卡斯木留在喀什，看守领事馆的院子。那六匹马里有一匹小花斑公马，是我在和田河边林中小屋处买的那几匹之一。那是一匹极好的牲口，总是精神十足，却又驯得像羊羔。我自己另买了一匹高大而极好的坐骑，骑着它翻山越漠、走遍中亚一年有余。喀什的马便宜。我在那里买的五匹一共只花了一百二十四卢布，合十二三镑。

第二天，七月十一日，我们继续朝西南走，到乌帕尔镇（两千户）；那也是一座驻着二百人的城堡，还是两位低阶官员的驻地。那一整天大雨滂沱，地面是红黄色的黄土，又滑又腻。我们浑身湿透，住进了巴扎附近一所房子，生起一大堆火烘湿衣服。那些园子、稻田与别的田地，是靠一条小溪引水灌溉的；那溪沿西面乌鲁克阿尔特的谷地奔下来，穿镇而过，另有几眼清泉补给。水流在黄土层里冲出了一道又深又相当宽的沟。可在镇上，两岸没有那样陡；它们分作几级台地渐渐升起，在紧靠水边处留出地方盖房子——那些房子用土坯砌成，覆着木料的平顶。两岸之间有一座木桥相连。

到乌帕尔不久，我便目睹了一件此前从未见过、而那一带却年年都有的事。连绵的大雨之后，从附近山坡上汇下来的水聚成一股「赛勒」（山洪）；不出几个钟头便把河床灌满，可能造成极大的破坏。正是在这些骤然而来的洪水里，我们看见了那个久而久之把黏土台地蚀得这样深的力量。

约七点钟，我们听见远处一阵轰响。它迅速逼近，同时增大成震耳的咆哮。洪水下来了，那是一大股惊人的水，以难以想象的猛势奔涌而下，翻腾、起沫，转眼便把河灌到齐岸。居民奔到河岸上，惊呼着、疯狂地比划着。我与伊斯拉木·拜站在一处有遮护的屋顶上。转眼之间，夹着两岸的柳杨林荫道便被洪水淹没了。地面像是在这一大股不受羁勒的水的冲击下发抖。脏污的沫块在翻滚的浪上抛来抛去。水沫像一阵移动的雾雨沿洪流冒着烟。树干、大量的散枝、草垛与别的浮得起的东西，在翻腾的水流里跳舞，撞到岸上，又荡开去，卷进一个旋涡里沉下去不见了，又翻上水面，重新成了那不可抗拒的洪水的玩物。那座桥在头一波冲击下便断了，被冲走，左右摇晃，木料在水里一翻一滚，吱嘎作响。

洪水偏向右岸，淹了镇上的大街。它灌进地势低的房子，还不住地涨、不住地涨。住在临河处的人从家里冲出来，慌张地喊着，拖着自己的家什，往地势高的台地上逃命。有几个胆子大些的，动手用泥垒起临时的土埂，好挡住水，不让它进屋冲走或毁掉他们的东西。两分钟之内，巴扎低处一片尽成浊水。空气因那令人生畏的激流之吼而发颤。妇女们抱着小孩，在齐腰的水里蹚。每一处屋顶上都挤满了人。那些无物可失的人，可以毫无愧怍地尽情享受这一幕当真壮丽的景象。所幸我们所住的房子离河很远，一刻也不曾有险。

凡搬得走的东西都搬到稳妥处之后，众人的注意便转到了那些坡向河边的瓜园上。瓜园里到处开着沟，水极快地顺沟涌上来。镇上所有的男人都奔向瓜园，抱起一大抱瓜——熟的不熟的都一样——跑到台地脚下，把瓜抛给上面的人，那些人再把瓜堆成堆。饶是如此，收成仍有一大部分被洪水冲走了。与此同时，已有十五所房子全然消失。

那么这地方的人无疑要从这场灾祸里得点教训吧？一点也没有。同样的事年年都有。因为洪水一过一走，人便动手在原先的地基上把房子重新盖起来。到九点钟洪水已开始退，而且退得极快，到第二天即七月十二日上午，河便落回了常态，不过是在它深切的河槽底上流着的一道细流。两岸之间的交通已经恢复；可眼前呈现的是一片狼藉与荒败。为稳妥起见，我们在乌帕尔又待了一天。

在我们当时所在的纬度上，有四个山口通过慕士塔格、即喀什山脉——那是帕米尔东面的界山：阿雅克阿尔特（意为「下山口」）、卡孜克阿尔特（大约得名于吉尔吉斯的一个部族），这两处我们往乌帕尔走时已经撇在右手；布鲁库斯达坂（意为「狼眼山口」），那在我们来路的左边；末了便是乌鲁克阿尔特（意为「大山口」），我们所选的一个。后两处的水都经同一道峡谷流出，那峡谷在一处叫奥鲁古玛的地方出到平原上，中国人在那里设了一个吉尔吉斯的「卡拉乌勒」（哨所）。那一带的吉尔吉斯人属塔武尔部。四个山口中最难走的是布鲁库斯；只有另外三个被雪封住时才用它。乌鲁克阿尔特也危险，非到盖孜河涨水不能通行时才用。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它一年也只有两个月能走，即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而且一年到头，山口里都堆着极大量的雪。

离开乌帕尔，我们横过一片荒凉的草原；那草原以极缓的坡度朝通往山口的峡谷口渐渐升高。草原虽荒瘠，却被几道又深又宽的冲沟切开，沟底是绿油油的肥美草地，极多的羊在那里吃草。穿过草原之后，我们骑进标志着谷口的黑灰两色黏板岩的宏伟石柱之间。寻常的胡杨一直到我们头一天行程之末都很常见，不过柳树我们只见着孤零零的一株；再往后树木便绝迹了。这道峡谷的形貌轮廓分明；一条清冽的小溪顺谷而下，在厚厚的砾岩层里冲出了河床。往上走不远，右侧有一道名叫亚门萨拉（意为「破屋」）的小支谷汇入。

七月十四日下午，我们上方山上高处的天色忽然暗了。开始打雷闪电，西风把大团乌云像赶羊一样顺谷赶下来；我们不久便在滂沱的雨中赶路，那雨又阴又冷。我们穿上皮衣，冒雨前行。越靠近乌鲁克阿尔特的阿吾勒，路便越陡。我们望得见它在前方，踞在右侧高处一座高高的砾岩台地上，居高临下俯瞰整条谷地。那条小溪雨后大涨，奔下谷去，叮叮当当地唱着金属般的歌。下午下起了大雪，地面很快便盖满了。大朵的鹅毛雪轻轻地、轻轻地飘下来，像一群鸟在落地之前振翅盘旋；沉重阴郁、饱含着雪的云压在群山与谷地上。我尽可以想象这是隆冬，而不是七月中旬——一年中最暖的月份。吉尔吉斯人一致以为：下过这场雪，山口三天内不能通行；风暴若再持续，这一年或许便要彻底封住了。因为即便在好天气里，马在乌鲁克阿尔特山口上丧命也不是稀罕事。

因此除了耐心等天气好转之外别无他法；所幸我们等得起。那阿吾勒里有两顶头等的毡房，一顶住着钦察吉尔吉斯人，一顶住着乃蛮吉尔吉斯人。近旁有充足的牧草给我们的马吃；我们又向主人买了一只羊。这些人、以及谷地更高处另一个阿吾勒的住户，只在夏天住在这高处。冬天他们下到谷口的平原上去。

我们已经决定放弃翻乌鲁克阿尔特的打算；七月十六日正要动身往阿雅克山口去——吉尔吉斯人答应带我们抄一条近路过去，因为他们以为那个山口要好走得多——这时上头那个阿吾勒下来一个人，警告我们不要冒险走阿雅克阿尔特。他说山口本身倒还走得，可山口那一边的玛尔坎苏河将过不去，天好时尤其如此；那样我们便不得不整个折回来。他担保我们过得了乌鲁克阿尔特；我若给他一百五十腾格（一镑十四先令四便士），他与另外十个人便把我们所有的行李背过去。这一层无论如何是非做不可的，因为山路陡得出奇，马即便不驮东西，上下也已是竭尽全力了。于是我们上到高处那个阿吾勒去，那里有六顶钦察吉尔吉斯人的毡房。勉强一个钟头的骑程。我们在那里过了夜。

七月十七日早上五点半，天气晴而无风，虽有几缕轻云在山口上方游荡。前一天是晴天，山口东坡的雪化了不少。一个钟头后我们动身，同行的有那十个吉尔吉斯人；他们自己还带了两匹马、口粮与一把斧子。路沿一道又陡又窄的深沟而上，紧挨着一条激流；那激流在光滑的片麻岩与黏板岩碎块之间淙淙作响。深沟两侧被垂直的砾岩层封住，砾岩层上端是浑圆的穹顶状山丘，覆着绿草地。骆驼群与羊群点缀着那些牧场，牧场靠上方融雪而保持湿润。再往上，天际线被形状奇诡的裸岩峰与覆雪的山脊割破。九点钟深沟与山口都被浓云裹住，又下起雪来，一直下了一整天。一句话，天气坏得不能再坏；我们那几个吉尔吉斯人不祥地摇着头。

我在左边看见两条小小的冰川舌，带着横向的台阶或阶地，还有两道终碛。从它们那里流出两条小溪，汇入顺谷而下的那条溪。我们右手那些山顶敞向南面的日照，除了冰川的雏形之外一无所有。峡谷窄到我们只得在溪里骑行。路陡得可怕。马每分钟都要停下来喘气。末了我们到了山口本身的脚下。随后我们之字形地来来回回，挣扎着上到顶。雪足有一英尺深，把底下松动的碎石全然遮住，马便屡屡打绊。上山的最后一段是极其吃力的活。我们所有的行李都得由吉尔吉斯人背，他们轮换着把那些沉重的包裹弄上去。每只箱子要两个人：一个背在背上，另一个在后面托着、推着。马是一匹一匹牵上去的。

我十一点钟到了山口的顶点，在那里见着了哈兹拉特·乌鲁克阿尔特的「麻扎」（墓），不过是一小堆石头，上面插着杆子，杆上系着布条。吉尔吉斯人看待这位圣者，与他们的同族看待克孜勒阿尔特的守护圣者一样：视之为山口与天气之主，为旅人分派吉凶；因此他的名字常挂在他们嘴上，尤其是在一切难走之处与一切紧要关头。

吉尔吉斯人与那些箱子较劲、又察看山口西侧下坡的时候——这件事花了他们足足一个半钟头——我在山口顶上作了观测。用沸点测高器测得的海拔是一万六千八百九十英尺，温度表读数为华氏三十一度（摄氏零下零点六度）。

上山已是一桩硬活；可比起下山来便算不得什么。起初坡度几乎察觉不出；可它的尽头是一道险峻的峭壁，形状奇诡的岩石从雪里伸出来。我们当真得在这些嶙峋的岩突之间手脚并用地滑、爬，一忽儿脸朝岩壁，一忽儿背朝岩壁。雪有两英尺深，吉尔吉斯人只得用斧子在雪里凿出台阶，才弄得下马去。随后每匹马由两个人巧妙地引下去：一个牵着牲口，另一个抓住它的尾巴，万一马失了蹄，好当个刹车。他们把马都平安弄下了这道陡坡最难的头一段，随后便轮到箱子。每只箱子上系一条长绳，两个人握着绳，任箱子凭自身的重量沿着峭壁面缓缓滑下去。随后是一道三十五度半的倒石堆坡，满布着松动的碎石。马被放任自己走下这道坡。我那匹来自和田河的花斑公马失了蹄，滚下千把英尺跌进一道深壑，摔断了脊梁，当场死了。乌鲁克阿尔特是一个凶险的山口，是我在亚洲任何地方所翻过的最坏的一个。

天气糟透了。西南风把雪吹得我们四周一片迷蒙。只有在暴雪一时稍歇的片刻，我才得以瞥见远在我们脚下铺展的那幅壮丽全景。左边我俯瞰着一条巨大的冰川，冰面盖着雪。靠近它右侧即上缘处有一个三角形的冰碛湖，由一条从上方两块黑而嶙峋的崖壁之间、自一条次级冰川流出的溪水补给。次级冰川之麓与那冰碛湖之间的整片坡地上，撒满了砾石碎屑；因这几天大雨大雪，那坡已不稳；实在说，上面一层已经滑动，把道路彻底抹平了。因为我们的路正横过那道暗藏危险的坡。我们横过时一次又一次地滑，极难避免跌进下面约一百六十英尺处的冰碛湖里。那是一处极其危险的地方，尤其是万一上方那些大石块滚下来砸到我们。因此在这里我们又把马上的驮子卸了，由吉尔吉斯人把它们背了约半英里。

乌鲁克阿尔特那条巨大的冰川俯临着谷地上端，在夹住它的两壁之间呈现出一道略凸的正面。我们的路沿冰与谷地右侧之间的坡而下。我们到了第二个湖，紧挨在那道垂直的冰壁之下；那冰壁映在湖面上，像映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上。湖上浮着几座冰山，湖水不住地在深浅不一的浅绿之间变换。冰川面的总坡度是四度。我们此前经过的上侧碛与终碛都清晰可辨。再往前一点我们到了第三个湖，是三个中最大的，约两英里宽。到那一点上，我们又被一场浓密而遮眼的暴雪赶上，几乎看不清要往哪里走。这场雪持续了一个钟头，直到我们脱出陡坡。随后天晴了；不过暴雪仍在山上高处肆虐。

此后我们沿乌鲁克阿尔特西侧的谷地迅速而下；谷地每走一英里便宽一分，四周山上的雪也同时减少。末了，在鞍上坐了十四个钟头之后，我们在两座砾岩丘之间停下，靠近这道谷地与色勒库尔宽而深的谷地交汇之处。我们扎营的地方一根草也没有；水也只能从一处背风石缝里的积雪里化出来。我们此时只能靠自己了；因为吉尔吉斯人把我们平安送过险处之后，便翻回山口去了。

第二天，七月十八日，我们骑到木吉的「牙依拉」（夏营地），那里有六十顶毡房，住着乃蛮吉尔吉斯人。他们夏天住在那里，放牧羊、山羊、牦牛、马与骆驼。二十日我们到了有六顶毡房的恰克尔阿格勒阿吾勒，在同名的一个小湖边歇了两天；这段时间我用来作观测。「恰克尔阿格勒」（意为「相呼之村」）这名字，多半得自那一带阿吾勒彼此挨得极近、从这一个可以喊到那一个。这小湖的水与喀拉库勒的水一样，是极美的蓝绿色。它一部分岸边是碎石与沙，一部分是芦苇与藻类，西面则是丰美的草地与沼泽。这湖仿佛嵌在卡美拉谷的咽喉里，把全谷的水都聚到自己这里来。

此后几天的行程我略过不提，只说我们的路经过布伦库勒、喀拉库勒、苏巴什与格迪亚克——都是我此前到过的地方。直到二十六日我才走上新地：我们横过了塔合曼的河谷，那条河与喀拉苏汇合；喀拉苏是排泄慕士塔格阿塔南坡之水的河。合流之后，那条河从一道叫作腾吉的窄峡里硬挤过山去。我们穿过了这道隘谷；它并不长。再往前，塔合曼与喀拉苏的合流——不过仍沿用后一个名字喀拉苏——注入塔克敦巴什河；那条河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力量劈开了那些厚重的南北向山脉，也就是帕米尔高原所谓突出的边缘。那道横谷名叫辛德依尔加，可以想见是逼仄、封闭而野得如画。洪水把它整个占满，因此只有在寒冷的冬天、河水封冻之时，才能取这条路到叶尔羌去。

两河汇合之前，我们一直是顺流而下的。汇合之后，我们把辛德依尔加的隘谷撇在左手，溯塔克敦巴什河的上游而上，路线沿上游西侧朝南而去。路平坦而结实，常常穿过丰美的草地。前方我们望得见塔什库尔干的城堡，那是这一天行程的目的地。经过楚什曼（四十五户）与提孜那甫（二百户）两村之后，我们进了塔克敦巴什的下谷。它宽阔开敞，一派兴旺气象，有耕地与牧场，无数的羊群、山羊群与牛群正在上面勤勉地吃草。我们右边是一处高高的砾岩台，台上便是塔什库尔干（意为「石堡」）的城墙与堡垒。这地方的位置使我强烈地想起帕米尔堡。后者与塔什库尔干一样，立在一处砾岩台地上、在一道宽谷之中，旁边有一条大河流过；它对自身四邻的视野也同样开阔。

在这里，一件极令人欢喜的意外在等着我。我遇上了我的朋友马继业先生；他忽然奉命去向英国委员团团长报到——那个委员团受命与一个由军官组成的俄国委员团一道，勘定两帝国在南帕米尔的边界线。我把帐篷支在他旁边，我们一同度过了极愉快的一个下午。

七月二十七日，我与马继业先生一同去看了塔什库尔干村。村与堡都显出一派凄凉。整个这一带自七月五日至二十日被地震剧烈摇撼过，地方上每一所房子都彻底毁了；少数还立着的，墙上也从顶到基裂着大口子。不过它们本是用极不禁震的材料——乱石与卵石、抹上泥——砌成的。地上也有好几道裂缝，自西南偏南向东北偏北延展。居民与中国的驻军一部分住毡房，一部分住临时的帐篷。地震持续期间，数得出的震动约有八十次。

最猛烈的是头一次；正是那一震把这镇子毁了。最后一次发生在今天早上八点十分。我像一向那样睡在地上，清清楚楚地感到那一击与谷地的纵轴成直角，换句话说，它是沿东西一线动的。那一震在心里唤起一种不快的惶惑之感。大地像是在起伏波动。有一声像远处雷鸣的爆响听得极清楚。可一切不过两秒钟便完了。

看过地震所造成的损害之后，我去拜会了守备米大人与另外两三位官员，他们都极客气地接待了我。他们在毡房里摆了桌椅与鸦片榻，还款待我各样好东西。我抽了两三口鸦片烟，却没能看出它的迷人之处究竟在哪里。

在本书前面的部分，我已相当详细地写过帕米尔的各处。本书篇幅日增，使我无法以同样细致入微的笔墨记述这一次的行程。或许日后另有机会，容我讲一讲我一八九五年在南帕米尔一带旅行的成果。我离北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读者若有耐心跟着我，我盼望带他走一走通往和田的那条古老的驼队之路——许多世代以前马可·波罗曾走过它。我们随后要再一次横穿那片大沙漠，发现埋在沙里的城，以及一种古老而绝迹的佛教文明的凭据。我们要去看一看野骆驼那荒凉的家乡，并发现中国舆图家所记的罗布泊的遗迹。从那里我们要强行军几百英里回和田。此后我们要越过藏北的高地与高原，到柴达木的湖盆去，结识蒙古人、唐古特人与藏人；随后取道甘肃、阿拉善、鄂尔多斯与华北；末了，走了三年半之后，到达我一直着眼的目的地——北京。

眼前有这样广阔的前景，我觉得非加快脚步不可。可我不能就此放过，总得停一停，把我一八九五年帕米尔之行中一段极要紧的插曲写一写。不过那得另用一两章。

五十四与英俄勘界委员团在一处

马继业先生正要往维多利亚湖（佐尔库勒）去，到勘界委员团那里报到，力劝我同去。可我想去看叶尔羌河的源头，只得谢绝他的邀请。饶是如此，我们仍同行了几天，七月三十日在霍杰特拜分手——我们当时以为是永别了，因为马继业先生奉命要随勘界委员团回印度去。因此他的路朝西，溯塔克敦巴什河谷而上；我的路朝南，溯红其拉甫河谷而上。

又走两天，我到了兴都库什山北麓。我在那里住了十二天，作了几次短程的踏勘，勘查红其拉甫几条较要紧的源流的谷地，又登上了红其拉甫山口（一万五千七百八十英尺），从那里俯瞰坎巨提河谷。从山口顶上到坎巨提最高的村子不过两天路程。我在那里看出：山口一条冰川的水，一部分流向印度洋，一部分流向叶尔羌河与罗布泊。

也是从这地方，我设法——却是白费——寻一条经乌普朗、喀拉苏与伊力克苏三个山口通往叶尔羌河上游的可行之路。叶尔羌河上游也叫泽拉夫尚河或拉斯坎河。无论我在哪里打听，得到的都是同一个答复：几天之内我尽可以到得了那条河，可夏天里没有一处渡得过去。伊力克苏那道又深又窄的峡谷，有几处被新近那几场猛烈的地震震得天翻地覆，任何牲口、连牦牛也过不去；只有人徒步才走得通。这样一来，我便把自己弄进了一条山中的死胡同。我还不曾勘查过、又到得了的地方只剩西面。于是我决意去寻帕米尔上阿姆河源头一带。

于是我们骑马上了塔克敦巴什帕米尔（意为「山之首」，即世界屋脊）；八月十五日翻过瓦赫吉尔山口（一万六千一百九十英尺），那是一处要紧的水文中心。因为水从那里朝三个不同的方向流出去：喷赤河、也叫瓦罕河，是阿姆河的一条源流，朝西去；塔克敦巴什河朝东流；而在兴都库什那一边，印度河的几条支流朝南下去。

八月十七日我们到了恰克马克登库勒（意为「火镰湖」），阿克苏河、即穆尔加布河便发源于此。

我知道英俄勘界委员团正在梅赫曼约里（意为「客路」）——那是东北面只有一天路程的一道小横谷——办事，便忍不住想去拜访他们。可我不愿在他们正忙着划定自维多利亚湖至中国边界这桩微妙差事之时贸然造访，便分别写信给两个委员团的团长，问他们接待来客是否不便。我的「吉吉特」（信使）带回了两位团长热忱而恳切的邀请。于是十九日傍晚，我把帐篷支在梅赫曼约里、俄营与英营之间的中立地面上。

俄国委员团的团长我早就认识；那是费尔干纳总督帕瓦洛·什韦伊科夫斯基将军，我的朋友与恩人。因此我觉得理当先去拜他。可我若不穿过英营便到不了他的住处。马继业先生在我路过时瞥见了我，热切地把我拦住，请我去与英国委员团团长杰勒德将军共餐。

我便陷进了一个颇为为难的境地。我所看得出的唯一出路、唯一能保住我中立的法子，是抬出我与帕瓦洛·什韦伊科夫斯基将军的旧交，并强调我这身衣裳实在不成体统。

帕瓦洛·什韦伊科夫斯基将军张开双臂欢迎我。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尽管我极力推辞、又暗示想守在中立的地面上，他仍旧吩咐立刻给我备一顶极好的毡房，里面还摆了一张床——那是我几乎已忘了怎样享用的一种奢侈。

第二天早上我去拜访杰勒德将军，也同样得着他和善友好的接待。我立刻被介绍给英国委员团的几位成员。第二号人物是霍尔迪奇上校，他因在印度边境地区出色的三角测量与天文工作而获皇家地理学会的大金奖章。团里其余的人还有测绘官沃哈布上校；俄语说得极流利的麦克斯威尼上尉；加尔各答帝国博物馆馆长、加尔各答大学教授奥尔科克博士；以及我的朋友马继业先生，喀什的中国事务代表。此外还有三位「班智达」即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担任测绘的外业。

在俄国这一班人里，我遇上了几位西突厥斯坦的旧识——天文学家萨列斯基上校；帕米尔堡的新任守备斯克尔斯基上尉；还有著名的测绘家边杰尔斯基，他走遍了西亚各处，又曾是埃米尔希尔·阿里汗时代出使喀布尔的俄国使团成员之一。不过帕瓦洛·什韦伊科夫斯基将军主要的助手是帕纳菲金先生与加尔金上校：前者从前任俄国驻巴格达领事，我与他在那里有好几位共同的朋友与熟人；后者曾在东突厥斯坦与伊犁旅行。末了还可以提一提韦尔曼医生与四位较年轻的军官。

俄方的护卫有四十来名哥萨克，另有一支十八人的军乐队，此外还有一大群本地的「吉吉特」与驼队马夫。英方的随员则约有二百名印度兵，有印度人、阿夫里迪人与坎巨提人。

关于勘界委员团那桩重大的事务，我显然不宜置一词。再说那也与我不直接相干。我只想说：就两营所代表的利益之相对立而论，他们相处之融洽而推心置腹，实在令人惊异。双方都洋溢着一种坦率而愉快的气度。英国人与俄国人像同伴一样。我若事先不知道实情，断然一刻也想不到他们是对手，正在勘定并划出一条共同的边界线。因为俄国人自然是要把这条线尽量朝南逼；而英国人则要把它尽量朝北推。

俄国军官的食堂设在一顶宽大而装饰雅致的毡房里；英国人的则设在一顶极大却又精美的帐篷里。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宴请几乎天天都有。至于我，一天在英营、第二天在俄营，如此轮换；与两营里每一个人都相处得极好。多数军官，无论俄国的还是英国的，都会说法语；而且容我说一句：被选来办这桩要紧而微妙的使命的诸位先生，为委派他们的两国政府增了光。至于我，在中亚荒漠之地孤身漂泊两年之后，能与这样一些人交往——他们的学识、他们在科学上的造诣、他们极高的通识修养，无一不出众——简直如同死而复生。

我到他们那里不久，帕瓦洛·什韦伊科夫斯基将军办了一场盛大的晚会。九点钟，英国人穿着他们那既漂亮又合用的礼服过来了。俄方每一顶毡房前都站着一队举着火把的哥萨克，把一片狂野而摇曳的光泼在阿克苏河岸上。客人聚在那顶白毡的大会客毡房里。里面挂着东方的织物与喀什来的花毯。桌上闪着一瓶瓶欧洲的葡萄酒与利口酒；其间还点缀着几只纯银的盘子，堆着总督在马尔吉兰自家园子里出的葡萄、苹果与公爵梨。我们在轻便舒适的帐篷椅上坐下，椅上衬着毛毯之类。一部分人打牌，多数人则用不同的语言热烈地交谈。与此同时，军乐队奏了一长串曲目：俄罗斯的乐曲、有名的进行曲与《天佑女王》；在这样的情形下、在世界屋脊这样高的地方听来，那音乐格外动人。晚餐后，俄国将军举着火把把客人送回各自的住处。

八月二十九与三十两日定为节庆之日；军官们办了一场「塔玛沙」（热闹，即运动会），以娱各自的随员与附近的吉尔吉斯人。节目头一项是二百五十步的射击比赛。有几位军官也参加了；头奖被沃哈布上校夺去，此后我便赠他「世界屋脊冠军」的名号。射击场四周的景象极其绚丽，因为各样制服五花八门而华美。海得拉巴部队第一枪骑兵团无疑最为神气。他们的制服是浅褐色，饰着金绦，黄皮的子弹带与刀带，紧身马裤，还有一顶绣金的高缠头，蓝色的尖端松松地垂下来。第二十旁遮普步兵团的制服与此极相似，只是缠头上饰着一丛黑色的翎毛，中间还有一块绣金的立片。阿夫里迪人是白沙瓦一带的人，个子高、相貌好，带着一股尚武之气。他们部族中间有一种格外严酷的世仇之俗。杀人之仇有时不但要向凶手最近的血亲报，还要向他远房的亲族报。

在旁观的人里，我看见了阿富汗的勘界委员古拉姆·莫希丁汗，带着他的随员。这位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汗的代表——我差点忘了他——穿着一身金线与饰物灿然的礼服。

射击比赛结束时，两位将军颁了奖，奖品是一只银杯、装着刀叉匙的匣子、「袷袢」、亚洲的布料，以及钱（卢布与卢比）。随后帕瓦洛·什韦伊科夫斯基将军请我们众人——连那位阿富汗委员在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宴。香槟像水一样流，众人为天下万物干杯，连印度洋的甲壳动物——奥尔科克博士特别钟爱之物——也干了一杯。

午宴之后，我们出去看下半场的节目，那一半更活泼、更多样。头一项是拔河，哥萨克一队对阿夫里迪人一队，随后吉尔吉斯人一队对坎巨提人一队。两场都是先说的一方赢；不过吉尔吉斯人与坎巨提人那一场既吃力又久。旁观者的兴奋越发高涨；连几位军官也被感染了，我自己也是，虽然我自然严守中立。此后是赛跑，一部分是平地跑，一部分是钻在口袋里跑；跑赢的人在终点的带子上跳过去、或者不如说翻着跟头过去。还有两人三足赛。坎巨提人给我们表演了一场剑舞，有模拟的搏斗与赤刃相搏，那景象使我想起中国人类似的把式。中间英国人几次奉上各样饮食，饮料中有潘趣酒。

八月三十日是帕米尔上的赛马日。约三百名骑手聚在附近克孜勒拉巴特一片平地上。跑道略不足一英里。哥萨克与印度骑兵对阵，轻松赢了，足足快了两分钟。可女王陛下的兵在下一项、即削柠檬上报了仇；虽然不得不用土豆代替柠檬。再下一项是挑圆环，由杰勒德将军亲自开局。他三个环挑中了两个，成了优胜者。

随后是一段滑稽的插曲，即骆驼与牦牛赛跑。骆驼不懂比赛的规矩，撒开蹄子狂奔，扯着嗓子大叫着冲进观众里，闹了一场小小的骚乱。牦牛则相反，泰然自若得叫人无可奈何；无论怎样激它们，也激不出一点争胜之心。有两头一动不动地站着，任凭吉尔吉斯人的棍子在它们肋上敲得欢。有一头掉头朝反方向走了。有几头小跑着横着挪。只有两头顺着跑道直着走，迈着它们惯常那份庄重的、哲人般的从容步子。

最后一项看着不舒服，参加起来想必更不舒服。两队吉尔吉斯骑手各二十人，相距二百五十步相对而立。约定的号令一下，他们便全速朝对方冲去。有少数几个冲过去而安然无恙；可大部分人连人带马栽到地上，滚作一团，乱得无从形容。然而说来也怪，只有一匹马受了伤。整套节目一直办到黄昏才做完；而就在那群衣饰鲜明的骑手朝各自的营地动身之际，一场冰冷的「布兰」扫过了跑马场。

两个委员团合起来的营地是一幅动人的图画。它立在一片平地上，在一处砾岩台地脚下，在阿克苏河、即穆尔加布河的左岸。俄国人住在十来顶宽大漂亮的吉尔吉斯毡房里；英国人与印度兵住在五六十顶白色的军用帐篷里。营地外围一带是阿富汗人、吉尔吉斯人、瓦罕人与各族「喀拉克什」（驼队随员）的毡房。这营地因而俨然是东方各色生活的一个缩影，与西方最高的文明并列在一处。画家在这里可以找到画不完的题材。像我这样一个业余者的铅笔，整日都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可惜我的照相器材已丢在沙漠里了。

俄英两国的将军于自己的军官与士兵，都是十足的表率。两人都与敌人打过许多硬仗。帕瓦洛·什韦伊科夫斯基将军有着说不完的一八七七至七八年俄土战争的故事与轶事。杰勒德将军则以全印度最胆大的猎虎之人著称。他亲手了结的丛林之王不下二百一十六头；就今日印度虎已比较稀少而论，这个数目必得算配得上最热忱的行猎之人。在杰勒德将军看来，追一只虎之于他，正如寻常猎人追一只野兔：不过是一桩无伤大雅的消遣，兼着运动与快乐；饶是如此，他也经历过许多险事与九死一生的脱身，听起来极有意味。

五十五世界屋脊上的庆典

每天晚上八点，哥萨克们做祷告。庄严的马利特瓦（祷歌）与俄国国歌的动人曲调，便在稀薄的山间空气里回荡开来。营地四周燃起一堆堆大火，近的、远的都有，供各族亚洲人煮他们的晚饭；但所有的火都在军官住处熄灯之前很久就灭了。月亮不时从疾走的云缝里露出脸来，照亮阿克苏河那道宽阔敞开的河谷。北面有一列山把河谷封住，叫尼古拉二世皇帝山脉，最高的峰名索尔兹伯里峰；南面则是慕士塔格山脉。当一片云正挡在月亮与营地之间，帐篷都陷在阴影里，而远山的万年雪原却亮得像镀了一层银，那景象美得叫人失神。

这些荒凉的高原，除了少数半开化的游牧吉尔吉斯人之外并无人烟，从未见过我方才所记的这样一场聚会，日后大约也不会再见到类似的事。我设想那些羞怯的铁克（野山羊）与野绵羊（马可·波罗羊），从冰川旁边高处的牧场上呆呆地望着下面这番忙乱的景象，惊愕不解——阿克苏河谷百年的安宁就这样被粗暴地搅碎了。英国的领地与俄国的领地之间那条界线该落在哪里，于它们是全然不相干的事。人的种种冲突利害，从不曾侵入它们那些崇高居所的清寂。它们不做任何人的臣民，它们的帝国只与万年积雪分享。

其间日子像钟点一样飞过去，九月都到了，我竟还在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这一圈开朗的军官中间，这叫我自己也吃惊。我几次说起要拔营，到叶尔羌河源头一带那些像戴雪王冠的凶猛巨人一样耸立着的、人所少知的山区去。可是每一回我提起这个调子，两位慷慨的将军——我很自豪，说我渐渐同他们成了私交——总劝我再多留几天。

后来看看别的法子都不成，而喀什那边又有要事召我回去，我便决定用一点小小的兵不厌诈。某个晴天，我吩咐伊斯拉木·拜把商队一应收拾停当，只等启程，随即去见帕瓦洛·什韦伊科夫斯基将军辞行，告诉他我的商队已备好，正等着我。将军眼里闪着一点神秘，回答说：你若肯再等一天，将亲眼见到一桩了不起的事。我这小小的计谋就此胎死腹中。我没有多留一天，而是多留了好几天。

那桩了不起的事，果然就在第二天发生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发来的一封电报送到了印度北境最近的电报站，带来了这个重大的消息——英国政府接受俄国方面向他们提出的那条边界。

这消息在两个营地都引起了极大的欢欣。我每走一步都遇到高兴而满足的面孔。年轻的军官们甚至快活得跳起舞来。此后几天里，第九号至第十二号界碑先后立起，委员团的工作就此完成。他们已在帕米尔上把英国领地与俄国领地之间的边界勘定并标明，除了拔营回家，再无别的事可做。

且慢，我说错了，还有一件事要办。两个委员团前后共事约三个月。他们要分别，也许此生再不相见，而竟不曾在彼此营中轮流聚餐一次，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两场隆重而庄严的宴会，我虽严守中立，也都得到诚挚的邀请；而中亚探险途中公开的宴席实在难得一遇，我也就不必推辞，索性再牺牲两天，去领受同席之乐。

俄国营中的宴会在九月十一日举行。主人右手与左手的两个上座，分别给了杰勒德将军和我。我那身再朴素不过、而且磨得可怜的旅行衣服，从来不曾有过衣领袖口这类多余之物，与在座所有将军、上校、上尉和外交官员的礼服形成刺眼的对照——总参谋部的绦带、绯红的翻领、金线的绶饰，还有突厥斯坦战役、俄土战争、缅甸、奇特拉尔、阿富汗各役所得的勋章与武功奖章。可是我离开喀什的时候，万万没想到那一趟夏日的出游会把我送进这样一群显赫人物中间，自然也就没带合适的衣裳。不过我还是壮着胆子；那些军人抬举我，说我横穿沙漠的那趟行程，比多少场苦战都更硬。

而且还有种种意外之物等着我们，真是情境上的奇谈——你要想想，这一切都发生在亚洲中心、兴都库什的山脚下啊！按俄国规矩摆的萨库斯卡，即餐前小食，有鱼子酱、腌肉、瑞士乳酪、鹅肝酱，几乎一切想得到的珍馐；正席上则有小龙虾汤、蛋黄酱龙虾、芦笋等等。唯独冰糕没能给我留下应有的印象：世界屋脊上的冰川早把我对冰的胃口惯坏了。

酒不是突厥斯坦的，是法国的名酿。什么？帕米尔上喝香槟？正是如此。头一巡斟上来时，主人请大家静一静，随即提议合祝维多利亚女王与尼古拉二世皇帝。第二巡是为阿富汗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汗而饮，他在席上由他的将军古拉姆·莫希丁汗和一位穆夫提（伊斯兰教法学者）代表。第三巡所祝的名字是瑞典与挪威国王奥斯卡，他也有一名臣民在这宴席上。到半夜，正式的仪节结束，英国人把主人抬起来抛举；他们的胳膊有劲，于是在世界屋脊上，主人被抛得几乎顶到屋顶。随后，趁兴致正高，又有若干诙谐的演说和歌唱，每一段之后都是一片喝彩，最后是那支英国的迭句，唱得气势十足：他是个顶好的人，谁也不能不承认。

第二天杰勒德将军也设了同样出色的宴席，席间同样欢腾，祝酒的名目也同样长。麦克斯温尼上尉灵机一动，提议为女士们干杯，而不知是谁出了个离奇的主意，说我是代女士们答谢的合适人选。我本是这一性别的忠实倾慕者，自然很以代她们发言为荣。说了些或近题或不近题的话之后，我收束道：倘若俄国与英国那些远方的女士，也像我有幸结识的她们的丈夫与情人一样好客而有教养，那么她们必定不是寻常女子，而是天上的天使，与她们相处便是人间乐土。

宴席将散时，还有一样意外在等我们。营地界外不远处早已堆起一大垛柴薪和别的易燃之物——说来也怪，这些柴火全是特地从兴都库什那一边的坎巨提运来的。晚饭一毕，篝火便点着了；跳动的火焰把荒瘠的草原和上面点缀着的白帐篷照出一种奇异的光景。接着，英国护卫队里各个民族的代表一个接一个上前，表演各自的民族舞。其中最引人的大约是一场剑舞，在篝火的红光里跳来，颇有几分惊心。我们坐在排成半圆的行军椅上观看，缠头巾的仆人来回递送潘趣酒和别的饮品。

九月十三日一早，印度的班智达给我们照了一张大合影。随后便是握手与道别。英国人往南去，打算经达尔科特山口前往克什米尔与印度；俄国人则向北。杰勒德将军要取道俄国回英国，便与他的俄国同僚同行。驻吉尔吉特的迈尔斯中尉也获准随俄国委员们走到帕米尔堡。那一天我们只走了十四英里半，到吉尔吉斯人的阿吾勒阿克塔什。我们在这里扎营，又一同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下午。

帕瓦洛·什韦伊科夫斯基将军力劝我一路陪他到马尔格兰。可是我不能；那会把我带得离我做事的地方太远。倒不是说在这样独一无二的情形下横穿帕米尔走上整整一个月不特别有意思，也不是说我不想亲眼看看我所知道的、在马尔格兰等着那位英国将军的盛大欢迎——他将在城外由一群白衣少女迎接，她们要把花撒在他的马蹄之下；此外还有宴飨、军乐会和焰火。但我还是顶住了这诱惑，撑住我的是这个念头：我到亚洲来不是为了享乐；何况这条路我已经走过。

杰勒德将军也有一样东西来诱我。他诚挚地邀我同霍尔迪奇上校和其余英国勘界委员一道去印度。究竟是那个遥远的、充满传说与迷梦的国度对我的吸引更强，还是霍尔迪奇上校的相处更叫我难舍，我说不上来；但我能说的是：我很少遇见过比霍尔迪奇上校心地更高贵、相处更愉快的绅士，与他分手时，我心里强烈地盼着能早日再会。

最后还是责任感占了上风。我的路在东边。罗布泊一带的沙漠和藏北还有许多勘察的工作要做。况且喀什那边另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就是瑞典寄来的邮件，这时候想必又该到了。于是我在九月十四日向两位将军和其余军官告别，目送他们打马远去，不见了踪影；随后我带着自己的随从，转过脸去，朝着帕米尔高原东界那些沉默孤寂的山走。

英俄勘界委员团的这番作为，从此属于历史了；他们的劳绩在英俄两国中亚政治关系的故事里占了一个长久的位置。两大强国在帕米尔上的领土如今彼此相接；中间再没有无主之地，没有缓冲地带，可供政治阴谋作把柄。吉尔吉斯人与阿富汗人如今非持有正式通行凭照，不得越过这条新边界。

这会是英俄两国在亚洲所派的最后一个勘界委员团吗？看来大约是的；然而——波斯的命运尚未定局。再说，谁知道将来会生出什么事来？不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实的：一八九五年勘界委员团的成员们，个个都从这寒冷而不宜人居的高原上带回了许多愉快的记忆；而这些高原，倘若它们有那份本事，想必会惊讶于自己竟成了这么多人关注的对象。

我很自豪，能有这样的运气，亲眼见到中亚政治史上这样一桩显著的插曲；这不单是因为事件本身的分量，也因为结识这样一群出色的军官与绅士，给了我实实在在的愉快。

五十六翻山往叶尔羌河去

我们从阿克塔什东行，当天就由拉克沙克山口（海拔一万五千二百四十英尺）翻过萨雷阔勒山脉，在另一侧的肯谢瓦尔扎营；这地方驻着八个塔吉克人和两个中国人。直到过了营地稍远的一点为止，路边的岩石都是黑色黏板岩；此后便换成若干种片麻岩，有些外观极美。随着岩层的改换，景色也显著地变了。我们方才离开的那片地方，名字本身就说明那是另一种地域：喀拉库鲁姆宁巴什，意为黑石之地的头。我们所走的路多半在从上面山里崩落下来的巨大石块之间盘绕，朝东北穿过申德那道深横谷；这横谷切开萨雷阔勒山脉的东坡。过了左手边一条小侧谷亚尔乌铁克（意为靴台）之后，两边峭壁相对逼近，垂直的石墙之间只剩一道窄缝。峡中几乎全被巨大的片麻岩块堵塞，那些石块棱角锋利，断口新鲜洁净，一看便知是近来几次地震时震落下来的。这样赶路实在说不上愉快。我们时常从沉重的悬岩拱底下骑过去，岩上满是裂缝，仿佛随时都要塌到我们头上来。我们一次又一次涉过那条山溪，蓝而清澈的水在片麻岩的巨砾间汩汩流着。终于走到片麻岩的尽头，接上来的是花岗岩。申德峡像喇叭口一样敞开，通向塔克敦巴什那道宽阔的槽形谷地。山溪分成几股，好把水引去浇灌耕地。我们又在离塔什库尔干城堡不远处支起帐篷。

我们这就翻过了东面像棱堡一样把帕米尔高原围住的几道大经向山脉中的头一道。九月十六日，我们由萨尔哈克山口翻过第二道。找向导颇费周折。塔吉克人推说要照料自家田地；其实他们是怕米大人动怒——万一让人知道他们领着一个欧洲人走过这样一处战略要口，那是不得了的事。最后总算找着一人，答应步行随我们同去；可还没到山口顶上他就落在后面，此后再没见着他的影子。

我们穿过塔克敦巴什谷地，在零散的田地和房屋之间走。河水只有我六个星期前测量时的三分之一，而且已经变得十分清澈。到谷地东侧，我们拐进一条陡起的窄峡，谷底是干的。这一整天路上占主导的岩石都是云母片岩。我们沿着一条陡而窄如带子的小路爬上山坡，人马都吃足了苦头。有几处岩面太滑，只得用镐把它凿粗糙些，好让马蹄踩得住。爬到那道山嘴的顶上——那是一串起伏的圆丘——我们看见塔克敦巴什谷地连同蜿蜒的河与黄绿相间的田，远远地、远远地在我们脚下。景色又一次彻底改换了。四围占主导的是低矮的丘陵，坡度平缓，上面覆着坚硬的粉土、沙和砾屑，一部分是黏板岩风化的产物——这一段山里黏板岩很少露头。这片起伏的丘原被几道曲折如峡的沟壑切开。一滴水也看不见；干河床倒是很多，可见雨水是往哪里走的。路不难走，只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像是永远不肯完；我们又翻过几道次一等的山口，才到这道山脉的最高点（海拔一万三千二百三十英尺）。

从那里我看到四围地方的一个大略全景。我们脚下这道山脉往南延续为几座覆雪的大山，再由东南折向西藏，最后并入昆仑山系。往北，我们刚爬上来的这道山脉一直伸到慕士塔格阿塔，因而正是慕士塔格山脉即喀什噶尔山脉的直接延续。东面深处是乌切河的谷，这条河注入塔克敦巴什河。

我们的路下到那道谷里去，有时在山脉东坡那些奇形怪状的山嘴与支脉之间绕行，有时沿着一条侵蚀出来的沟壑直陡而下，偶尔又翻过一道小山口或鞍部。将到谷底的最后一段，陡得不可思议。我们在别尔迪尔这个小村子扎营，村里只有一户人家。可是这里的尤兹巴什（百户长）却管着散在谷中的约五十户。他们是塔吉克人，牧畜兼耕作，夏天住在谷地上段，入冬则迁到低处，靠近乌切河与塔克敦巴什河的汇口；乌切河是一条颇有分量的河。两河汇合之后，河道急折向东，直流入叶尔羌河。汇口近旁有个大村子也叫别尔迪尔，因此乌切河又得了别尔迪尔河这第二个名字。塔克敦巴什河穿过山脉的那道横谷，前面已经说过，叫申德；因两侧垂直的峭壁夹峙，无法通行。于是别尔迪尔可以说是坐落在一条山中死胡同的尽头。

九月十七日。我们沿谷朝东南上行。谷有时被砾岩崖壁挤窄，有时又大大展开，让出几片耕地，上面种着小麦、大麦和苜蓿；最后敞成一个宽敞的锅形谷地，谷底几乎平坦，四面都被山封住。

谷地这片展开处叫唐阿布（波斯语，意为窄水），散布着几个小村，住的全是塔吉克人。但此地海拔太高，气候严酷，逼得人不得不采取一种在若干方面近于吉尔吉斯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多半养着大群的绵羊、山羊和牦牛，此外还有不少马和驴。有的住毡房和帐篷；有的——尤其是靠耕作为生的——住土坯和石头砌的房子，上面盖平的木顶。塔吉克人本是雅利安人，说波斯语，所以他们的房子也与波斯房子十分相像，有的甚至还有一间巴拉哈内，即「上屋」，要顺一道楼梯上去。

九月十八日。我们沿着谷地这片宽阔的展开处继续走，直到它分岔成楞格尔与舒伊敦两条支谷的地方。取前一条的路通往塔吉克人的大村马里安，再往前便到拉斯坎河，即叶尔羌河上游。我们所走的是后一条。穿过丰茂的牧场，终于到了坎大哈山口脚下的一处拉巴特（客舍），就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醒来，眼前完全是冬景。夜里下了大雪，地上积了两英寸厚。从拉巴特起，小路颇陡地爬上山坡；不过雪把石头之间的空隙填平了，反倒好走些。山口的顶脊（海拔一万六千六百一十英尺）薄得像刀刃，因为绿色黏板岩折断的棱边几乎是直立着突出来的。另一面下坡极难，难到马若驮着货几乎下不来。好在事先得了告诫，我们雇了一伙塔吉克人并三头牦牛，靠他们的帮忙才把箱子平安弄下去。起头那一段，路径笔直地从一些讨厌的突出岩垛之间往下走；我们索性就在深雪上一溜老长地滑下去。再往下坡度便不那么峭了。地上的雪到处都比山口西坡少得多。早上本是晴的，天又阴起来，一路下大雪，直下到坎大哈那道逼仄山谷底上的小拉巴特阔奇科尔伯克拜。附近住着两三户塔吉克人家。

夏秋两季，畜群在山口两边放牧；入冬则下迁到通这一带，我们此刻正是朝那里去。冬天也还是宁可走坎大哈山口，只要它多少过得去。通常它被雪深埋，塔吉克人便赶牦牛在前面，把一条路踏出来。倘若山口实在不能通行，要到塔什库尔干去便别无他途，只能绕一大圈经叶尔羌和塔哈尔玛走。

雪整晚不停地下，大片大片像羽毛，堆成一处处松软的雪堆。空气又冷又湿又生，黑暗浓得几乎摸得着。我们的塔吉克邻人做得一手上好的麦面饼，几个年轻姑娘没有蒙面，径直到我帐篷里来，送了我几块。我收下了，回赠她们几条从喀什带来的布。

九月二十日。早上醒来还在下雪，一直下到上午十一点。雪压在我帐篷上太重，那些人不得不时时把它扫下去，弄到后来我简直被雪墙围在中间。再动身时，有两个骑牦牛的年轻女子与我们同行。她们要顺谷下去不远处取柴。两人格外俊俏而快活，头发乌黑，眉毛画得分明，叫我想起吉卜赛姑娘。她们帮着我们照料驮畜，仿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她们吆喝赶牲口时那银子一般的嗓音，在陡峭的山壁上回响得很好听。她们身上的衣裳只是几片挂着的破布；看着密密的雪落在她们赤裸的、铜褐色的颈项和胸口上融掉，我不由得打寒噤。

从我们营地下去不远，谷收成一道隘口，落石与巨大的岩块，再加上在石块间喧腾的清冷急流，把路弄得又窄又难走。我们反复涉过那条溪，好些地方差一点就要洗个澡。而同样常有的是，路沿着砾岩台地的边缘走，台地里的黏土基质被融雪泡软了，地面像是随时要从我们脚下滑走。

后来谷地时不时展开一些，让出几丛桦树。在其中一处叫铁尔塞克的地方，向导说再往下便没有树了，我们若要柴火过夜，就得在此地停下。于是帐篷支在几株好看的垂枝桦下，叶子已经黄了。这是个格外宜于宿营的所在；唯一的败兴处是阴沉皱眉的天色，和缠住山顶的厚厚雾幔。那两个年轻女子和我们的向导捆好柴，驮上牦牛背，回谷上她们孤零零的小屋去了。

九月二十一日。我们仍旧往下走，路极陡、多石，很不好受。离开宿处不久，遇见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形状奇怪，像一朵硕大的蘑菇，又像一株石化的白杨。它是从上面山里滚落下来的，立在谷中间；这道谷大半被山封住，那些山都把横断的岩面朝着它。桦树、野蔷薇和杜松一丛一丛，这里那里地点缀着。

五十七沿叶尔羌河而下，回到喀什

我们下一处营地扎在楞格尔村，四周是小麦、大麦和苜蓿田。居民是塔吉克人；可是说来也怪，这一带的地名大多是察合台语，即突厥语。我们一两天后要翻的阿尔帕塔拉克山口，是一道宗教上的分界：山口以东居民多属逊尼派，以西多属什叶派。但两派彼此相处极好，并没有把逊尼派的土耳其人和什叶派的波斯人弄成不共戴天的那种敌意。他们互相通婚，往来不断。他们向中国官府所纳的贡赋，只是一定数量的柴薪与草料；而阿古柏据有喀什的时候，加在他们身上的赋税几乎到了压榨的地步。尽管如此，据说他们仍宁愿受他统治而不愿受中国人统治；他和他们一样是穆斯林，而且是他们自己的帕迪沙，即国王。

这道谷地的雨季与夏季相合，降雨之多常使河水无法徒涉。

不久前的几次地震把多数房屋都震塌了。有个卧病在床的人吓死了；另一个正骑马走在谷中，被山坡上崩落的一块岩石砸死。这道谷既荒野又如画，山的气象十分雄伟；因而住在其中的人也爽直、快活、心地宽大。

九月二十二日。我们一连骑过八个村子，每村都有若干带院子的房屋，四围是耕地和园圃，园里种着核桃、杏、桃、苹果、瓜和别的果物。在我们身后是一路荒瘠的山区，此时闻着新割谷物的香气，实在舒服。这一带既不见牦牛也不见骆驼，只有黄牛、驴、马、绵羊和山羊。

最好看的村子是通，茂盛的果园和如画的房屋与背后光秃的山壁相映，甚是悦目。村里的头人哈桑伯克是个典型的老者；他叫我想起一位精力耗尽的教授，心不在焉到了出奇的地步，却又不住地半出声地自言自语。在稍下游的坎达拉克什村，我们投宿在明巴什（千户长）家里，安置在他的阳台上，当地一应有体面的人都来向我们致意。

通村离叶尔羌河只有一英里多一点。河在那里就简单地叫「河」，或者叫通宁达里亚西，即通河。拉斯坎和泽拉夫善这两个名字只用于上游那一段。夏天河水涨得无论用什么法子都过不去，因此居民只在秋冬两季才去叶尔羌。骑马走这一趟约需三天。叶尔羌的商人带着衣料、糖、茶和别的货物到这谷里来。哈桑伯克和村人认为我们大概可以过河；不过老人请我在他那里住一夜，好把第二天早上摆渡的事都预备停当。

九月二十三日。下到河边时，我很吃惊地发现，通这条侧谷竟比它所汇入的主谷还要宽。从那一带山上倾泻下来的巨量流水，势不可当地切开了厚重的山脉，因而顺着它们劈出的这道隘口向上向下望去，景象都极其壮伟。我从崖壁上的水痕看出，河水此时比夏天最高水位低十一英尺半。即便如此，水量仍相当可观，浊绿的水在深深侵蚀出来的河槽里滚过，在山壁间回响出一片沉闷的吼声。

河把我们的路截断了。总得设法过去。河岸上有六个苏奇（水手）等着我们，穿着宽大的游水裤，每人胸前缚一只图希姆，即吹足气的羊皮囊。他们绑起一张萨勒（渡筏），那东西看着实在靠不住，因为它不过是一副寻常的担架，底下垫着十来只羊皮囊。马都卸了驮。几只装给养的箱子放上了「渡船」。我们的一匹马给套在筏上。随后一个苏奇小心地牵着它，从岸下那些磨圆磨光的石头上走下水去，同伴们则替筏子把着平衡。马很快踩不着底，整个身子没了，只剩一个头露在外面。那苏奇便用右臂搂住牲口的脖子，左臂划水兼掌方向。整队人转眼被急流卷住，飞快地打着旋往下漂，苏奇们拼尽全力划着。正对我们的右岸是一面垂直的峭壁。泅水的人拼命朝那边挣，想赶到崖下一个小小的避水湾里去——那里有一股回流在浅浅的沙底上打转。摆渡的人便在那地方小心地把所载的东西送上岸。渡口下游半英里处河身一折，水流扫向左岸，形成一连串翻滚的急滩。苏奇们之所以急着抢在被瀑流的吸力抓住并拖下去之前过河，正为此故；因为一旦落进那段急滩，便决无幸免，必在岩石与礁石之间撞得粉碎。

行李分四趟渡完，才轮到我。我一直等得不耐烦，那心情有几分像个想下水洗澡却又不会游泳的少年。筏子在充气的皮囊上不停地晃，随时像要翻，尤其是进了那些颠簸的回流里；幸得苏奇们机警，把它稳住了。我宁可不要那匹马，便吩咐四个人分别抓住「渡船」的四角。下一刻我们就落进急流的掌握，筏子像疯了一样冲下去。我不惯这样的行法，觉得万物都反了过来：对面的崖壁像是在逆流往上跑，景物的远近也像在不住地变换，如同从特快列车的窗子里看出去一般。泅水的摆渡人手脚并用，技艺纯熟，硬把筏子从急流的主势里逼出来，终于进了那湾里相对平稳的水面，靠了岸。

回程渡向左岸时，「渡船」被水冲下去老远，只好用一匹马拖回上船的地方。剩下的马都由苏奇一人助一匹泅过去。伊斯拉木·拜宁愿也这样过河；不料他头晕眼花，辨不清方向，在河心打了两三个转，忘了自己该往哪边走；又把马头按得太低，几乎把马淹死。他顺流漂下去，我提心吊胆，只怕他被卷进急滩。好在他总算挣到了岸上。全队人马都平安无恙地站在叶尔羌河右岸，我实在谢天谢地！我付给苏奇一百腾格（二十二先令六便士），另送他们的头目一顶帽子和一把小刀；他们都满意得很。

这条河通常在十二月底封冻；水流不太急的地方，冰往往结得很厚。那时便可以踏着冰沿谷上行，到基奇克通村和切普那条侧谷；由切普可通库鲁姆阿尔特山口，意为石头山口，在俯瞰河右岸的那道山脉上。夏汛起于五月底，历时三个月。

平安渡过叶尔羌河以后，我们重新装驮，沿右岸顺流而下。可是没走多远，路就像被一条突出的山嘴堵住了——那山嘴直插到水边。但塔吉克人早在山嘴的岩面上凿出一道檐子似的栈道，这大约是极古的工程；只是外沿已经崩坏，路面朝着深渊倾斜，渊底便是奔腾的河。栈道用木桩、树枝和石板修补过；可是马背上的箱子还是不住地蹭着石壁。而且有些地方路窄得马驮着东西根本过不去。有一匹险些翻下去：它在最窄的一处绊了一跤，若不是伊斯拉木·拜千钧一发之际扑上去替它稳住身子，又由我们其余的人赶紧把箱子解下来，它准要跌进河里。此后凡遇险处，我都叫人把行李搬过去。

我们在库鲁克楞格尔歇下，意为干客舍，在同名谷地的入口处。这是个可爱的村子，四围全是巨大的崖壁，村子本身却掩在园林与树丛之间，其中最醒目的是白杨：干高而直，顶上撑开一大蓬叶子。园圃与田地全靠四山的雨水，因而歉收是常有的事。

九月二十四日。我们沿阿尔帕塔拉克谷上行，在一场猛烈的冰雹里，把营扎在苏盖特里克村（意为柳树村）附近的一块田里；次日翻过阿尔帕塔拉克山口（海拔一万二千五百九十英尺）。小路曲折盘上山坡，坡颇陡，其间点缀着长满草的圆缓小丘。朝北的坡上还留着片片积雪；别处则被雨雪泡得透湿。马在滑腻的黏土上不住地打滑，这一程骑得殊不愉快，何况一侧就是深崖。

从山口顶上，我望见西边那道我们由坎大哈山口翻过的山脉。东面是一片山脊的全景，在极远极远处化进一层黄濛濛的雾气里，那里便是东突厥斯坦荒凉的沙漠平原的开端。我们正翻越的这道山脉，东坡上没有雪。此后所经的村子，居民无一不是察合台突厥人；可见阿尔帕塔拉克山口不但是宗教的分界，也是气候与人种的分界。路朝东北偏东走，到温库尔鲁克村（意为沟壑），村人正在打场。那办法极简单：谷物摊在地上，十头牛并排套着，绕中间一根柱子一圈一圈地转，把粒踩出来。主要作物是玉米、小麦和大麦；田则隔年才种一季。

九月二十六日。我们在乌切别尔迪尔这片耕作良好、人烟稠密的地方休息。第二天走出了群山的迷宫，在库什拉甫村再一次渡过叶尔羌河。河宽八十五码，最深处十英尺半，流速每秒不过一英尺半，因此我们乘一只大渡船毫不费力地过了去；一趟便把全队渡完，连马驮都不必卸下。我们在喀充村扎营，那是个二百户的地方。这里除寻常的谷物之外还种稻。

第二天的行程经过亚尔阿里克村——它的水取自一条由河供给的大渠——再往东北到楞格尔村。我们右手是无边的平原与沙漠；左手是群山最外的余脉，在满是尘土的空气里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这景色叫我想起故乡的海：一出了岛礁带最外面那些礁石，看到的便是这样一片空阔。

最后一天的行程中，我们经过阔克拉巴特、克孜勒、英吉沙和亚普禅几个村子，十月三日重回喀什；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仍以从前那样殷勤友善的情谊迎接我。

平原上依旧又热又闷，气温骤变，把我撂倒在一场剧烈的热病里，直到十一月中旬才好起来。

那趟不幸的沙漠之行中所失去的东西，如今都补齐了。柏林的富斯寄来的一只箱子已在等我，里面是一套上好的无液气压计、沸点测高器、干湿球湿度计和温度表，件件完好——这要归功于柏林方面包装的细心，以及后来巴统的瑞典领事的照料。此外还有三驮给养从塔什干运到，内中有衣物、罐头食品、烟草等若干必需之物；于是我的装备又同我初次开始中亚诸次勘察时一样齐全了。

五十八自喀什到叶城

热病一好，新的商队一编成，我便最后一次离开喀什。我的启程颇引起一番动静。商大人道台亲自尊驾光临，仪仗排场一应俱全，后面随着一列中国朋友与仆从，特来向我辞行。我那支九马三人的商队，由可靠的伊斯拉木·拜率领，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早上先行；我自己带着两名仆人，当天中午跟上去。整整五年之前的同一天，我第一次看见喀什——欧洲文明在亚洲腹地最末的一处前哨。

领事馆的院子里聚了好一群人送我：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和他好客的夫人，波兰传教士亚当·伊格纳季耶夫，五十名骑马的哥萨克和他们的两位军官，最后还有本地所有的文书、通事和仆役。我在这所好客的宅子里度过了那么多愉快而长见识的时辰，此刻向男女主人作了最后的告别，便翻身上马，一行人缓步小跑着穿过巴扎，俄国军官和他们的哥萨克以及那位年老的波兰人随在后面。兵士们一边跑一边唱，欢快的歌声在狭窄逼仄的巴扎里响得很亮。到瑞典传教团的房子前我们停了一下，我向霍格贝里夫人和她的孩子们道别；她丈夫骑着马加入了我的行列。不多久，我们的好朋友、俄汉通事扬大人又赶着他的蓝篷车追了上来——这样一支欢乐而杂驳的队伍，裹在滚滚黄尘里沿着通往新城的大道迤逦而行，是可以想见的。到了新城，便该分手了。我高声喊道：「别了，哥萨克们！」他们齐声答道：「愿上帝保佑大人一路平安！」

此后我便独自置身于纯粹的亚洲人中间，我的左右手是伊斯拉木·拜。然而，哥萨克的歌声一在远处消散，喀什的雉堞城墙一沉到地平线下，我想到自己此刻已踏上归途，不由长长舒了一口气。就算想起还要横穿半个亚洲大陆、走上九千或一万英里才有望踏上斯德哥尔摩的码头，我这份欢喜也并没有减去多少。

我在克孜勒赶上了自己的商队。通往那里的大路我已走过，这回我不走大路，而取沙漠里的道，好顺便看一看那两处圣徒麻扎——奥尔丹帕夏和哈兹拉特别姬。

到和田三百二十英里的路程，我给了自己二十三天。这样一来，我既有时间也有机会把这条路摸熟；它不但是一条极要紧的大道，在许多方面也是中亚最有意思的道路之一。可是本书篇幅已经拖得太长，不容我细写。不过我所作的许多新观察与新发现，以及我所记的详细日记，都不会白费，因为我盼着日后另有机会再来处理这个题目。我在中亚的几次行旅所得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一本书是记不下的。何况我手里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性质如此：非经筛选整理不能发表，其中有些还要费不少的史学考订之功；这都是要花时间的事。

到和田去的这条路，已有好几位欧洲旅行家或全程或部分地走过，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逊、施拉金特魏特、肖、福赛斯的考察团、格龙勃切夫斯基、佩夫佐夫、杜特雷伊·德·兰斯、利特尔代尔，而这还远不是全部。不过我想我说这话并不算自负：关于这条路、路上所经的地方，以及由它分出去的各条支路，我所搜集的材料要比前人丰富得多。这些东西单印一本小书才装得下，所以我只好割爱不谈，赶紧去写那些我不曾有先行者的地方。因此我只拣旅途中的若干片段来说。

十二月二十日，我们穿过新城的双重城门——那是叶尔羌的中国城——不多久又穿过库内沙尔即老城、也就是同一座城的穆斯林城区的阿勒屯达尔瓦泽，意为金门。两城区相距不过半英里，由喀什通和田的大道相连。两门之间的一段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巴扎，上面盖着木顶；入夜之后，在冒火苗的油灯光里，这里买卖热闹得很。那条路简直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两侧尽是摊铺与货架；人丛、吆喝与喧闹，还有一长串一长串慢慢从人堆里挤路而过的骆驼，都在宣告我们已进了一座大城的地界。叶尔羌连同它所属的村落，人口确有十五万，因而是东土耳其斯坦最大的城市。

要走到安集延人的阿克萨卡尔替我们预备下的房子，得在穆斯林城区那片弯曲街巷的十足迷宫里穿来绕去。

我们在叶尔羌住了两天，一半是让马歇脚，一半是让我看看这城和四郊。我由阿克萨卡尔陪着，骑马去拜访安班。他的衙门，即官邸，比他喀什那位同僚的气派得多，要经过不下三重高大而如画的门，门上有雕饰，饰以斑斓的色彩。院子里聚着一大群本地的告状人与诉讼人，等着把案情呈到安班面前，让中国的律法给他们各自的冤屈下个断语。有从附近村子来的，告灌渠里水不够用；有仆役告主人工钱没给足；也有窃贼等着过堂听审、随后受罚。

安班潘大人是个又高又胖的老先生，留一把灰色的山羊胡。他以客气亲切的笑容接待我，殷勤地问起我的打算。当晚他送来草料、玉米和烧柴做礼；第二天他回拜时，我送了他一支左轮手枪。在城中巡游时，我看了主要的几处经学院和清真寺。最大的是阔克经学院，意为蓝经学院；它的皮什塔克即拱门正面，饰着蓝绿两色的琉璃砖，然而比起布哈拉同类装饰中最简朴的样子也还差得远。院子里有好几位圣徒的墓，如玛赫杜姆·阿杂木、沙·阿拔斯和卓木、和卓·丹亚尔、和卓·库特布丁和卓木、和卓·阿卜杜拉和卓木、和卓·布尔汗丁和卓木等等。其余的经学院还要小些，建筑上毫无可观之处——它们是阿克（白）、耶希勒（绿）、哈里克、卡斯木阿洪和巴达乌来特几所。末一所是阿古柏所建，以它的三十六根斯图恩（柱子）和一道艾万（廊）自夸。

叶尔羌东北的诺鲁孜墩，意为新年之丘，可以俯瞰全城。丘顶上立着一座宣礼塔，其实不过是两三根木柱撑着一个顶棚；每年就是从这里最先望见新月，而新月一出，虔诚的穆斯林便从斋月的斋戒中解脱出来。这丘正在城墙以内；城墙很薄，有雉堞，却年久失修，用土坯砌成，在俯临古河床的台地上起伏曲折、上上下下，同时又大致围成一个圆。从丘顶望过全城，只见方的长的屋顶密密拼成一幅纷乱的镶嵌图，屋顶之间是几乎辨不出来的狭窄小巷。眼睛能得点歇息的，只有巴扎、园子和几株孤零零的柳树。城墙外面被耕地、沟壑和灌渠围成一座十足的迷宫；而东北方向最醒目的，是叶尔羌河蜿蜒地爬过沙漠，往极远处它注入罗布泊的所在去。

这城虽从中亚最大的河里取饮水，却因管理糟糕，那水实在比毒药好不了多少。水由渠自河引来，蓄在城内的池子里。它就在那里停着、腐着，渐渐被各式各样的秽物脏物污染。这些池子，即豪孜，其实不折不扣是疫病的策源地、细菌的温床。人在里头洗澡；在里头洗衣裳——有些衣裳脏得可厌；在里头洗碗盏；把吃剩的残渣扔进去；四围既不设栏也不遮挡，任凭什么污秽之物都进得来——而这就是他们喝的东西。尤其绝的是：非等到池底发臭的淤泥快要露出来，是不给换水的。

这般粗率放任的一个后果，是一种叫波哈克的病，叶尔羌居民中患此病的比例高得出奇。喉前，通常是在「喉结」上，生出一种瘤子。最轻的情形也有一个人的拳头那么大；无论哪一种情形，都叫那不幸的人显得怪异不自然，甚至可厌。说这城里定居的居民有百分之七十五或轻或重地长着这种瘤，实在不算夸张。多数人是至死不消的。因此在中亚别的城里若见一个长着波哈克的人走在街上，尽可断定他是叶尔羌人；反过来，你在叶尔羌的巴扎上见到一个喉部没有这种损容之瘤的，也大可推想他是从喀什、和田或东土耳其斯坦别的城里来的外乡人。当地人并不设法对付这病；不过据说也有少数几例，大约是因为迁居别处，瘤自己消了。印度人据说知道治这病的方子；但因为他们和安集延人（即西土耳其斯坦人）都只喝井水，所以不长这种损容的瘤。

关于这病，当地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萨利赫派罕巴尔（先知）路过叶尔羌时，有贼偷了他的骆驼，割断它的喉咙，把尸首丢在叶尔羌河岸上。于是这位圣人郑重地诅咒了整个这一带地方，发誓说此地居民要被波哈克折磨到万世的尽头。从那时起，河水便被那头死骆驼污了。

城里有一处约四十家安集延（西土耳其斯坦）商人的聚居地，他们运进布匹、帽子、袷袢、糖、火柴等物，运出羊毛、毡毯和别的土产。他们获利甚厚，同住在一所漂亮的色拉依即客栈里，那房子是二十六年前盖的。但无论叶尔羌人还是中国人都不肯说他们一句好话。在街上很容易认出他们来，因为他们衣着整洁、举止有气度；他们的房子也一眼可辨，屋里干净，院子收拾得好。阿富汗商人和印度商人同样各有自己的色拉依。

全城分二十四个马哈拉即坊，每坊由一名尤兹巴什（百户长）管辖，他手下有两三名温巴什（十户长），有时更多。除这些官员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伯克，职责是维持叶尔羌城内外的秩序。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们渡过叶尔羌河。虽已是隆冬，河的流量仍有每秒三千二百八十立方英尺；与我九月底在库什拉甫所测的相比，减少了每秒二千一百二十立方英尺。直到泽普为止，整片地方都由右岸分出的灌渠浇灌。过了泽普，田地便改由提孜那甫河供水。

一路行经人烟稠密、耕作良好的地方和一长串村落（这些我都一一记上了地图），我们在圣诞前夜到了叶城；可是既没有雪也没有杉树来提醒人这日子的意义。当地人却把我们向来与这个圣节联在一起的那份善意都给了我们。我们住在一位费尔干纳浩罕来的商人家里，晚上他设了一席上好的达斯提尔汗款待我，有苹果、梨、葡萄干、巴旦杏和各样甜食，装了十来个盘子。那情形很像一张圣诞的餐桌，只是东西都摆在地上。稍晚，城里十位伯克穿着中国式的节日袍褂、拖着辫子前来，欢迎我到叶城；最后，安班（中国地方官）李大人又送来许多有用的东西，如羊、米、麦、玉米面、柴薪和喂马的草料。等客人散尽，当天的日记也写完，我便赶紧上床，好用睡眠的遗忘把这一天的种种回忆淹没下去；只因我孤身一人，那些回忆格外不肯放过我，纷纷涌上心头。

叶尔羌的安班客气到了极处；可是叶城这位同僚轻易就把他比下去了。说实在的，后者的殷勤到了叫人吃不消的地步。我还没来得及去向他致意，圣诞节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他就来拜访我；等我回拜，骑马穿过衙门院子时，竟受到三声礼炮的欢迎。这份荣耀差点叫我翻个筋斗，因为我的马不惯这样张扬的迎接。这位安班是个和气的小老头，五十来岁，举止有绅士之风，留着修饰得很好的花白小胡子，戴一副大圆眼镜。他留我用饭。饭后我给他画了一张像；不料他那位娇小的年轻夫人竟迈着一双纤小如羊蹄的脚（还不到两英寸长）碎步进来，也请我给她画一张；她要把自己的小像寄给北京的父母。这样抬举人的请求，我自然是再乐意不过地从命了。

五十九傍着沙漠往和田去

第二天我离开叶城；安班的客气竟做到派一名伯克护送我，一路上替我省去种种麻烦。这城有五道门，与叶尔羌一样多；我们出东门时，炮又轰然响起，作送别之礼。没走多久便过了最后一个村子，进入不毛的平原。此前这条路像一条亮带一样清清楚楚地划过田野；此后便没有路了。每一支商队留下的蹄印，都被下一场风暴抹去。因此中国人在这条路穿过沙漠的一段上一路立了标杆。杆与杆相距约一百码，所以通常一眼能看见六七根。刮沙布兰的时候它们没什么用；可是风暴一停，它们的用处便极大，那时简直是缺不得的。据说有些旅人不幸迷了路，从此再无音信。立这些杆子的做法，使我想起马可·波罗的话：「到宿营的时候，便立起一个记号，指明次日行进的方向。」

从别什阿里克绿洲（意为五渠）到阔什楞格尔客栈（意为两处驿站），一路都是平坦荒瘠的平原。阔什楞格尔的客栈和柳树老远就望得见；由于海市蜃楼的缘故，它们看上去比黑黝黝的地平线略高一点，像是被托了起来。这客栈是头等的建筑，建于阿古柏治世之初，用灰绿色的砖砌成，围着一个铺着大方砖的方院。四面共有十间客房供旅人住，都铺了石；光线从穹顶上的一个洞口透进来。在这座砌得极其结实的砖房旁边——它与我们惯常投宿的土屋恰成惊人的对照——另有几间用寻常泥土筑成、盖着木顶的杂屋和马厩。驿站东南面不远处有一个大库勒（蓄水池），四围环着几行好看的柳树。那里把山上下来的水积存起来，留着熬过一切都烤干了的热季。

从阔什楞格尔起算，走一天半便到真正的沙漠的边上；那沙漠的名字有塔克拉玛干、加拉特库姆和阿达姆奥尔图尔干库姆，意为杀人的沙。

这一带的气候是彻头彻尾的大陆性：冬天严酷，夏天热得逼人。布兰从三月底开始刮，一直刮到夏末。据估计，每年平均有十五场「黑布兰」。它们几乎总在午后发作，早上和夜里几乎不曾有过。通常只刮一个钟头上下，自西来的比自东来的略多些。它们的猛烈几乎不可思议；它们扫过开阔平坦的原野，那股劲头是绝对挡不住的。在村子四周吃草的羊，有时被整个卷走，或者在尘雾里与羊群失散。由此生出一些别处没有的成例：比如天气晴静的时候羊走失了，牧人是要负责的，须赔羊主的损失；可要是羊在风暴里丢了，便谁也不必负责。走失的羊若糟蹋了人家的田或庄稼，晴天里闯的祸，羊主须赔偿受损的一方；若是在布兰之中或在沙尘的遮蔽下闯的祸，便不必赔。

客栈的看守人告诉我，遇上格外猛烈的布兰，乌鸦和别的鸟常被从叶城一路吹到皮山，或从皮山吹到叶城，而且往往撞在较大的固定物体上撞死。下面这段传说，可见这些风暴在本地人想象里造成什么样的印象。几百年前，有位圣人在楚拉克驿站附近掘了一口井——那井如今已被沙完全填满。圣人掘到八十英寻左右，他脚底下的地忽然裂开，喷出一股骇人的大风，把圣人一直卷上了天；从那时起，一切的风和风暴便都是从那口井里出来的。另有一句话就合理些，因为它是根据实际观察来的。比如人说：上一场布兰若是从叶城来的，下一场便要从皮山来；不过那要么是同一场布兰又刮回去，要么是另一场急着去追头一场。

第二天的行程把我们带到楚拉克楞格尔，意为跛子客栈；得名的缘故是很久以前有个没有脚的老妇常坐在那地方的路边讨饭。这客栈与阔什楞格尔的一样，也有一个蓄水池，约九十五码见方，蓄满时中间深二十四英尺。我看见它的时候，池里只有九英尺左右的水，上面覆着一层晶亮的冰，倒把它护住了不受污染。客栈建在一座土丘上，向东望去，视野一无遮拦。平原像一条条窄带，一层接一层地铺展开去，愈远愈淡，最后融进地平线。地与天并不在一道分明的线上相接，而是一同化在一片黄濛濛的雾气里。

喀什到和田的整段路程，中国人都按波台（合二英里半的段落）划开，与喀什到阿克苏的路一样。因此穆斯林也照波台计算里程，而不像别处那样用塔什（石）、约勒（路）和恰克勒姆（呼声之距）。波台以土筑的平顶金字塔为标，高十八至二十英尺；每两个驿站之间平均有十个这样的段落即「里」。但没有两个波台是一样长的。我量过其中几个，得到的结果是：四千零六十八码半、四千零三十二码半、三千八百三十码。中国人立这些「里程碑」时用的是什么测量方法，我不知道；总之不会是很准的方法。照我们平常行进的速度，走一个波台要三刻钟。

我们的下一站是皮山，一个宜人的小城，是沙漠里水源充足的绿洲。楚拉克楞格尔到皮山之间是荒凉的草原和不毛的平原。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在皮山过；第二天前往木吉村。再往下，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作了一次疾行的远足，去寻访一座库内沙尔（古城），据说就在那附近。

我们越过一片荒草原，到了那片废墟；它在客栈东北，不到一个波台远。废墟主要是一些沿着几道土台排开的坟。我们扒开了两三座。坟外侧用木板和木桩支着；里面却塞满尘沙，我们从中挖出几根发白的骨头和几个头骨。头骨的形状，以及坟相对麦加所取的方位（他们的凯卜莱，即朝向），都证明葬的是察合台突厥人。有几具骸骨裹着破布，可是一碰就碎成齑粉。我对这地方的勘察使我断定：此处用作墓地的年代并不很远，大概不过两三百年。从紧邻处房屋和墙垣的痕迹来看，我推断从前的居民是被进逼的沙逼得往南迁走了。这样的退却——人在沙漠之沙锲而不舍的进侵面前逃避——想必已经进行了几千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底下埋着许多奇异的东西，这是几乎无可置疑的。

这一带曾是一个极古文明的所在，还可从别的事情上看出来：大商道两侧散落着数不清的陶器碎片和烧砖残块，本地人说那是从一座古城来的，他们管那城叫纳萨尔。偶尔也有人拾到古钱、戒指、青铜器物和大量玻璃碎片。这些玻璃碎片中淡蓝和绿色的，我带走了一些。

这些数不清的碎陶与碎玻璃散布在地面上，起初在我心里引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们往它们底下挖去，除了沙和尘什么也没有。这现象无疑要用风的作用来解释：风把沙和尘吹走，却把这些东西留下，一半因为它们的形状，一半因为它们比重较大。几千年来风不停地刮削着沙漠的表层，而这些玻璃和陶器的碎片无疑也就一点点地越沉越低，最后落到今天这个高度上。不歇不息，慢却始终确实，这无情的风一面掏挖，一面填平这些荒凉的广野。土著居民自己也看出来了：风的侵蚀之力远远超过水。

各式各样的陶片和瓦砾表明原有这样几类器皿：带两只把手的球形钵，把手有横装的也有竖装的；颈部略大的圆罐；长而窄颈的卵形瓶；蓝色烧土做的厚杯，硬得像石头。有些砖的碎块上施着淡绿色的釉。玻璃碎片看来是小瓶、小碟，以及用作装饰的莲叶上的。

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我们骑到桑株，一个一百五十户的小村子。一路上草原与沙漠交替出现，那些村子其实就是一个个绿洲。有些地方路贴着沙漠走得极近，沙丘轻易就辨得出。南面昆仑那些雄伟的山体，只有空气清澈时才看得见。在木吉，人管那些山叫杜瓦塔格，我们还分辨得出它们在极远极远处隐隐现出，像一堵淡蓝的墙；可是到了桑株就全然看不见了。热季里布兰肆虐、空气中饱含尘土的时候，旅人可以从这条路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而丝毫不会想到地球表面上最大的山脉之一就横在他南边。因此马可·波罗对这道山脉只字未提，也就不足为怪了。

桑株绿洲十分肥沃，出产小麦、玉米、大麦、甜瓜和西瓜、葡萄、杏、桃、苹果、桑葚、棉花、洋葱和别的蔬菜。所出足够本地之需，往往还有余可以运到邻近别的村子去卖。

一月二日。整天刮着东北偏东的相当清劲的风，尘土在商队后面拖成一片厚云。尽管如此，空气仍很清澈，杜瓦塔格即昆仑诸山顶着雪，清清楚楚地看得见。一出桑株，我们又走进一片荒野——平坦的草原，零星长着几丛红柳、白杨和芦苇。

到皮亚勒玛——我们打算在那里过夜——的半路上，我们经过一处小小的楞格尔（客舍），有个老人在那里给过路人打水，水是从一口一百五十英尺深的井里用桶提上来的，只收一点小小的赏钱。据说皮亚勒玛有二百户人家，约一千居民。

第二天我们照旧走在这样荒凉的地方，一直走到孤零零的阿克楞格尔（意为白客舍），它离沙漠边缘五六英里（两个半波台）。我们极少遇见别的旅人；遇见的多半是几小队从和田来的商人，行李不过是骑马带得动的那些；再不就是从一个绿洲往另一个绿洲去的农人，有时赶着几头驮着种子或蔬菜的驴。

同这条路上所有的绿洲一样，阿克楞格尔也坐落在一条自南往北的河床边上；但那河床极少有水，只有山里下过连绵大雨之后才有。这绿洲全靠一口穿透黏土层、深一百二十六英尺的井供水。那层黏土呈黄褐色，其中散布着磨圆磨光的石子，直径不过两英寸，一部分是坚硬细密、带有细白纹脉的蓝黑色板岩，一部分是红色和绿灰色的花岗岩。井每年要淘两三次；因为井壁上有黏土块塌下来，堵住水的来路。淘井时用绳把一个人腰间缚住放下去，绳的另一头绕过井口两根短柱上架着的一根横辊。泥浆用木桶提上来，倒在井口四周。井口上盖着木顶，留一扇活板，好挡住沙暴。下午三点半，井底的水温是华氏五十五度（摄氏十二点七九度）；而下午四点半的气温是华氏三十七点二度（摄氏二点九度）。水是咸的，带苦味，不搁茶和糖便不能喝。顺带可以一提：克孜勒（在英吉沙与叶尔羌之间）的那口井深一百一十九英尺，水是甜的，温度常年为华氏五十九点九度（摄氏十五点七度）。当地人却被气温的冷热变换弄错了，硬说夏天井水凉、冬天井水暖。

一月四日。骑了约四英里半（将近两个波台）之后，我们到了一带高而连绵的沙丘，沙丘中间有一道黏土的岗，上面长着几株白杨，还立着挂了图格（布条祭物）的杆子，表明近旁有一座麻扎（圣徒墓）。

岗的东端有几所木屋，最大的一所有一道由柱子撑起的出檐。这座麻扎是我在各处所见最可喜的麻扎之一，依葬在其中的圣人得名，叫伊玛目哈基尔；不过人们更常用的名字是库姆拉巴特帕夏希姆，意为我王沙中的客舍，或者干脆叫卡普塔尔麻扎，意为鸽子麻扎。因为这座圣墓的奇处，就在于它给几千只美丽的鸽子提供了栖身与食物，毛色什么样的都有——黄的、白的、褐的、绿的、带斑点的，等等。客舍里的屋子有土地面、砌高的坐台，墙上还留着一格格的窠与栖杆；旅人就与鸽子同住这些屋子，其中有的也许正在孵蛋或哺雏，有的则从窄小的门洞窗洞里飞进飞出。屋外，屋脊上、椽子上、檐口上，到处都有，密密地一排排挨着，像念珠上的珠子。四面八方都听得见它们欢快的咕咕声。这些温和的鸟对同它们共住一屋的生人丝毫不露惊慌。

有几所屋子的山墙上插着杆子，杆上挂着皮子的碎片，用来吓走猛禽。那位楞格尔奇即「客舍看守」向我保证说，若有鹰隼或别的猛禽胆敢欺侮这些圣鸽中的一只，它立刻就会掉下来死掉。他自己新近就见过一回。一只鹰抓住了一只鸽子；却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逼着把到口的食丢了，紧接着这劫掠者便坠地而死。

有一个古老的习俗：路过这墓的旅人，无论多少总要带些玉米来喂鸽子；这份赠与同时也算是献给圣人祠堂的供物。谷子都贮存起来，好让鸽子总有定时的喂食；因为这墓立在一片全然不毛之地的中间，那里连一根草也不长，而鸽子又从不飞离此处。我们从皮亚勒玛给它们带了一袋玉米来。那些人把袋子放在院子里，我取了一只瓷碗，把谷子尽我手劲所及地撒得满地都是。那是怎样一片扑翅之声、破空之声、欢喜的咕咕之声啊！院子里像是活了起来，全是鸽子；它们落下来，真像一片云。有几只甚至飞到我肩上、头上；另一些径自到袋子里、碗里去自取。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站着，怕踩着它们。它们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害怕。

我在那里待了一个钟头，享受这难得而可爱的景象。随后在近旁的井里饮了水——那井的水面离地不过六英尺半，水温华氏三十五点九度（摄氏二点二度）——便继续朝萨瓦这片耕作良好、人烟稠密的地方走去；这地方连同所属村落，由一名明巴什（千户长）和十一名尤兹巴什（百户长）治理。那一夜我们宿在米勒村，村里的尤兹巴什管着二百六十户人家。

一月五日，离和田只剩一天的路程了。越近城，路越好走。我们走在一条壮观的白杨夹道上，道宽五十英尺，穿过一片明亮而富于变化的景色：村庄、耕地和灌渠。我们经过许多大村子——库木阿里克、谢伊丹、古尔巴格、阿克色拉依、齐纳克拉（那里有一座麻扎，荫在一株二百八十年的白杨下）、苏帕、舒玛、布拉桑、别辛和托桑拉。随后便到了新城的城门，紧接着就进了和田的主巴扎。当天一清早，安班已派他的通事，会同西土耳其斯坦商人的阿克萨卡尔，前来迎我。这两位官人把我们领到一所宽敞体面的房子里，它坐落在城中一处安静清幽的地方。那是我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见最舒服的房子；墙是木的，上面镂着如画的花窗，屋顶也装饰得颇有格调。

六十和田的城与绿洲

和田是一座极古的城。它历史的开端，湮没在遥远而近乎传说的昏暗里。比较严格属于史实的几条主要记载，我在第六十二章里引述。因此这里只提一句：这名字最早为欧洲所知，是经由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随后我便略说几句它近世的情形与出产，也就是我到访那时候的情形。

若干世代以来，甚至可以说若干世纪以来，和田最出名的地方，是出软玉，即玉。玉一部分产在喀拉喀什河与玉龙喀什河谷中的原岩里，一部分是从玉龙喀什河床中捡出的已被磨圆磨光的块料。玉（汉语叫玉石，察合台突厥语叫喀什塔什）在中国被视为最珍贵之物中的一种，用来制小巧的匣、瓶、杯、烟嘴、镯子等物。北京有一座城门叫玉门，因为这种珍贵的矿石便是由此门运进城的。

如今和田不过是一座无足轻重的城，城墙以内的穆斯林不过五千，中国人五百。除玉之外，它最要紧的出产是丝绸、白毡毯、皮张、葡萄、稻米和别的谷物、蔬菜、苹果、甜瓜、棉花等等；其中丝毯之美与之细，尤其可观。中国人在有礼仪的场合把它们铺在桌上；西土耳其斯坦则把它们挂在墙上。

和田其实是整个绿洲的名字，包括约三百个村子。城本身通常叫伊里齐；绿洲里另有两座城，即喀拉喀什和玉龙喀什。与中国内地的贸易，一部分沿和田河，经阿克苏和吐鲁番，一部分取道叶尔羌与玛拉巴什；至于经罗布泊的，则几乎没有。与俄国的贸易取道喀什；与英属印度的贸易取道拉达克的列城。和田的巴扎上有来自亚洲各处的商人——中国人、阿富汗人、印度人、西土耳其斯坦人，甚至还有从奥伦堡来的诺盖鞑靼人。

我在和田住了九天。安班刘大人待我有真诚的好客之情；我每一次骑马进出他的衙门（官邸），他都以三声礼炮相敬。到的当天我们便照例互拜、互赠礼物。此后我又去看过他多次，不久就发现，即便按欧洲的标准看，他也是个有气节的人，慷慨、正直、公道；我们之间生出了真正的友谊。他年约七十，个子高，眉目分明，一双精明的小眼睛，白而稀的胡子，辫子也极细。这一趟行旅中我所接触的亚洲人里，刘大人是我最愿意记起、也最乐于再见的一位。

这一次，以及我第二次回到和田时，刘大人常请我到他家去。我在那里同城中主要的官员一道，吃到连欧洲的美食家也会喜欢的珍馐。他大宴时从不短缺的一道，是用可食的燕窝做的汤，那香味格外特别。我平日的伙食单调而家常——米、羊肉和饼——所以总盼着刘大人的好席面换换口味。这与我们那位喀什道台朋友请我们吃的东西大不相同：他给的是放到骇人地步的鸭子和泡在糖蜜里的火腿，想必是本着一种极节省的心思——「反正他们什么都不吃，摆什么在他们面前也就无所谓了」。可是在刘大人那里，我像个中国人一样地吃，吃完还很舒服；这话我却不能拿来说道台的席面。

今日的伊里齐没有多少可说。那是个乏味的地方，不过是一座由寒碜而无足轻重的房屋组成的迷宫，房屋之间是狭窄的街巷，同我在叶尔羌见过的一样。城里有七所经学院、二十座清真寺，另有若干属于正统穆斯林的麻扎（圣徒墓）。麻扎中为首的是阿勒屯布祖鲁格瓦尔麻扎。叶尔羌、阿克苏和吐鲁番也有同名的圣徒墓。据说都是为纪念和卓·伊斯哈克·瓦里的诸子而建；和卓本人的墓在策勒，是国中最受尊崇的墓之一。朝圣者去参拜尼雅河没入沙中的那一带沙漠里的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墓之前，总要先到策勒去。买斯吉德·加米即大清真寺有一列确实好看的柱廊；哈兹拉特苏丹则同这一带多数宗教建筑一样，是那位大人物阿古柏所建。

同所有穆斯林城市一样，巴扎是此地生活的中心与主脉。由巴扎的街道上分出许多窄得不可思议、又弯又脏的小巷；不过隔一段便有一处空场，场上有树荫遮着的水池。城的中间、紧挨巴扎处，有一座所谓库内谢皮特波台（旧土台），塔与墙都已成废墟，是哈吉帕夏的斡耳朵即城堡留下来的遗迹。从这里俯瞰全城，方方的屋顶和院落，以及城外的田地，都一览无余。那时节田里正蓄着水，田与田之间又以土埂隔开，看上去像一张擦得锃亮的棋盘上的方格。远处的天边，被邻近村落的林荫道与园子连成的一道暗线封住。

每周有两个巴扎日，乡下人带着自家的出产进城来卖。女人也参与买卖，即使坐在巴扎上也从不蒙面。不过她们蒙不蒙面其实一样；因为她们丑得、脏得难以形容，身上爬满虱子，我时常看见她们毫不脸红地当众捉虱。一般说来，蒙面的女人倒是例外。此地的风化坏得可叹，传染病也极多。

有四十来家西土耳其斯坦商人住在和田，运出羊毛、毯子、毡子等物，运进——阿富汗人也一样——织物和各色殖民地货品。烟草与鸦片种得相当多。养蚕缫丝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所出的丝一部分运往印度和西土耳其斯坦，一部分就地加工，再织成毯子。皮张与羊毛也是要紧的出口货，多半经喀什和纳伦斯克运往西土耳其斯坦。

有个从奥伦堡来的老鞑靼人，叫穆罕默德·拉菲科夫，在和田住了十年，在巴扎旁边给自己盖了一所舒服的房子，还开着一家硝皮兼洗毛的厂。那厂由一座极大的货栈式帐篷和一所俄国式的临时小屋组成，都立在玉龙喀什河边。老人告诉我，他每年二月都把整个厂拆掉，好叫和田人相信他就要歇业回家；结果他们便赶紧把皮子低价脱手。可是一到五月，他又把厂搭起来；这套把戏他已经做了十年。我表示惊讶，说和田人竟到今天还没识破，他答道：他们太蠢，也太不上心。

一月十一日，我到城东北两个半波台处的卡勒塔库马特村（意为短沙）去了一趟。要到那里，得徒涉玉龙喀什河，并穿过同名的城；那城离伊里齐只有一刻钟的路。过了塔姆阿吉勒（意为石头村），沙漠便开始了，间或有沙丘，也有河流留下的沟壑。此后地面变得极多石，我很快看出我们是走在一条古河床上。那河床除了玉龙喀什河不可能是别的河造的；它一定在某个时候流经此地，后来却一反这一带河流的通常趋势，把河道移到了西边。

这条废弃的河床，是出玉最多的地方之一。遍地都被壕沟切开，沟深六七英尺，宽数英尺，最长的不过三十英尺，大小则随各沟做工的多少略有出入。从沟里翻上来的东西是磨圆磨光的石子、沙和黏土。玉就在这些石子中间。常常一连两个来月甚至更久一无所获；随后忽然在几天之内，掘玉的人便相对地发了财，至少是做成了一笔很好的买卖。玉的价钱高下相去极远，要看石的颜色，以及它是否纯净无瑕。黄的或白的、带红褐色斑记的，算是难得；另有一种叫作「肉」的表面糙纹，也能抬高它的价钱。至于素绿的玉，则卖不上多少钱。有人拿两块很美的玉来卖我，要一百两和一百四十两（合九镑与十二镑十先令）；无奈我囊中羞涩，买不起。

这地方已经长出一个由木屋土屋组成的小村，靠一条专开的阿里克（水渠）供水。地面划成界限分明的地段，每一处矿穴各有其主；这样一来，掘到好东西时便免了争执。掘玉的多半是中国人，穆斯林偶尔也来碰碰运气。秩序由一名伯克维持。

我在和田这一段日子，无一处不惬意。沙漠里丢失的那头骆驼一直没有消息，我也并不十分在意，因为装备上该有的我都有了。我的箱子都打好包，放在一间大屋里，屋里终日燃着旺火；我的人则住在紧外面的几间屋子。我从喀什带来一位名叫米尔咱·伊斯坎德尔的人，充当文书。靠他的帮助，我一路上搜集、翻译并记下每一处地方和每一处地理事物的名称，不单是我们所经之路沿线的，还包括远在路外、凡我的各位报告人所知或我自己能采集到的。因此在喀什与和田之间，我在地图上标下了五百多个名字，其中只有少数最要紧的为前人所知。在和田，我们又把绿洲三百个村子的分布，以及它们与那些从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引出、像手指一样指向北方的无数灌渠的相对位置，系统地绘成了一幅图。

这类事情，是那些一路赶路疾行的旅行家惯于忽略的；可是这门功夫既不乏趣味，也不乏分量。首先，它是极好的语言练习。八百个名字，每个通常由一个名词加一个修饰词构成，比如喀拉喀什（意为黑玉），就足以供给一大批词汇；其次，地名总是有特点的，它们多少透露出那地方的出产或方位；最后，八百个这样的名字里，多半会有几个单凭声音就不由分说地把人的心思带回一个久已被遗忘的时代，从而指出通向重要史学发现或史学疑问的路径。

顺着这个话头，我不能不就「发问」的重要性说上一两句。亲身的观察自然永远居首。可是一个旅行家若在夏天路过某地，他对那里冬天的降雪便无从知晓；若正赶上一个晴天，不问也就无从知道那里是否常下雨。我问话总是照同样的次序问同样的问题，即：此地的人口、出产、圣徒墓、清真寺、传说；习惯是春播还是秋播，抑或两者都有；同一块地同一年里是否种两茬不同的谷物，还是一季只出一茬，甚或两年才出一茬；贸易与往来、道路、到沙漠和到山里的距离、河水的来源与水量、通常封冻的时候和开冻的时候、灌溉的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本地成例、水井、常刮的风、布兰的频次、雨量、雪量等等。

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整套问下来要花我两三个钟头；问完之后，一切都仔细记下来。凡有人可问的地方，我从不在半夜以前就寝，我那些人早已鼾声大作好几个钟头了。有时某一个问题所得的答案，会使我把一个已经想定的计划彻底放弃。比如说，若不是得到了那样一些消息、几乎可以断定此行必成，我是决不会冒险再次横穿那片沙漠的。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篇幅不容我把这样收集来的大批材料再多复述。

我们在和田的这九天，就在这类工作和为我即将开始的沙漠之行所作的准备中飞快地过去了。

六十一布拉桑及其古物遗存

一八九六年一月九日，我到和田以西约三英里的布拉桑村去了一趟；在中亚，凡出土珍异古物的地方，这里是最要紧的几处之一。那里的地表是黄色的黄土——地质学家把风吹积而成的松散土壤叫作黄土——铺在作为底层的坚硬砾岩之上，厚二十五英尺。一条部分由泉水供给的溪流，穿过这层松软的上覆物，一直切到底下的砾岩，凿出一道深沟或峡，两壁陡直而破碎。春夏之交昆仑山北坡的雪融化时，这条溪涨成一条河，把黄土台地淘空冲走。到秋天夏汛过后，在急流冲掉了那些松脆黄土的地方，便能找到许多古代工艺的遗物，件件见得出很高的技艺。赤陶的小件、铜铸的佛像、刻纹的宝石、钱币等等，就是这样露出来的东西。在和田人看来，这些东西若不是金银所制便一钱不值，随手给孩子们当玩意儿。可是在考古学家眼里，它们的价值极高；因为它们证明：经希腊影响而精炼过的印度古代艺术，竟一直渗透到亚洲的心脏。

如前所说，我到布拉桑是在一月初。那时溪流不过是一道可怜的细水，供给它的泉眼都被冬寒冻住了。那一季的古物收成早已被和田人收走了；他们每年都不会误了寻金与寻宝的时节。因此我自己所得的赤陶物件寥寥无几。我带回国的这批收藏共五百二十三件，还不算钱币与古写本，一部分是在和田买的，一部分是我去罗布泊考察期间雇本地人替我搜寻得来的。我最初注意到这些古物，是在喀什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家里见到的。他有不少是从路过该城的西土耳其斯坦商人手里得来的；不过他也雇过机灵的本地人替他收集，就这样成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布拉桑古物的主人。基泽里茨基先生曾在《俄国帝国考古学会杂志》上对那批藏品作过简短的著录。这些赤陶物件是用细腻的塑泥以很高的技艺做成，又经烈火烧过；它们常呈砖红色，而且硬得出奇，便是明证。

（原注：我在此冒昧提出的这些看法，只能算是初步的、试探性的。我打算把我这批藏品的详细著录留给称职的专家去做。本章所据者，一为基泽里茨基先生那篇论文——它所论的正是同一地点出土的同类物件——二为格伦韦德尔那部明晰而精到的著作《印度的佛教艺术》。以下数页我屡屡取材于这两处，故在此一并声明，并致谢忱。）

大体说来，它们可分为两类：其一，出于写实的、纯然摹仿的冲动而做成的；其二，出于更高发展的、更具创造力的艺术感的产物。

第一类——本书所载的一例见插图——很少能告诉我们多少事，也不能真正照亮它们制作的年代。不过我们从中总算知道：古时住在布拉桑的人，同他们的后继者、今日的和田人一样，既用马，也用巴克特里亚的双峰驼，来骑乘和驮载。单峰驼在他们那里同在今日的和田人那里一样是不为人知的。单峰驼真正的故乡是波斯；正是在那里，它的分布范围与双峰驼的分布范围相接。插图中那些既不载人也不负物、又不带缰绳的骆驼，大约不会是要表现野驼；因为我有理由相信，如今生活在和田以北荒漠中的野驼，是家驼后来野化了的后代，而野化的年代要晚于布拉桑艺术的兴盛期。另一方面，中国的一部编年史记载：公元七四六年，也就是唐朝的时候，于阗的使臣来到中国皇帝跟前，所献之物中有「一头野驼，行走迅疾如风」。

不过写实的这一类也并非全无分量。其中某些有特色的物件，能告诉我们做它们的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人和猿的塑像。在另一幅插图的下部，我们看见一个猿的头，显然是用作壶或罐的颈的；它像猕猴，那是一种分布于印度直到喜马拉雅南麓的猿。我的藏品中约有四十件猿像，其中不少作弹拨琴弦之状。可是比它们更有意思的，是人的头像；据某些迹象（此处细说未免太长），它们很容易与佛的头像区别开来。其中大部分高约两英寸，原是塑像上的，显出女性的特征，发式表现得极其细致入微。只消一眼便看得出，那面貌的类型是印度的。同样的杏核眼，同样端严的眉的弧线，同样丰满的面颊、略隆的鼻、几乎看不出的下颏的前突，还常有同样的挽发方式——这些都见于印度巴尔胡特和桑奇（博帕尔）浮雕上的女子像，以及阿马拉瓦蒂崖上的女子像。末一处的年代被定在比哈尔之王阿育王的时代，也就是印度在艺术上受波斯范式影响的时代，即公元前三世纪初。

插图中间那个有特色的男子头像，高约四英寸半，胡须长而窄、修得齐整，两眼平直而在同一线上，鼻子又大又直如罗马人，所指的却是与印度大不相同的一种类型；事实上，它与波斯波利斯废墟上所刻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诸大王的像极其相似。但那长长的耳朵和额上的印记，却与这些毫不含糊的波斯特征毫无干系，而是印度艺术理想所特有的。佛像上常以两眼之间一颗宝珠表现的所谓「白毫」，据格伦韦德尔说，是起于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两眉相接、连成一条直线的人天分格外高。因此不妨这样推想：插图中那个人像是要表现一位波斯的王或英雄，而出自印度工匠之手；再不然就是要表现布拉桑的一位大人物，而做它的工匠是在波斯观念支配之下做工的。

在阿契美尼德时代，波斯的艺术理想确实对印度的建筑与雕刻施加过很大的影响；不过同样确实的是，印度工匠宁愿把波斯的范本改造得合于他们自己的图像观念，换句话说，把它们本地化、风土化了。波斯与印度之间的政治联系起于何时，我们并没有多少把握；它终于何时，同样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我们是绝对确知的，因为西波斯比索通（即贝希斯敦）的楔形文字铭文告诉了我们——那些铭文以波斯语、米底—斯基泰语和巴比伦语三种文字写成，由布鲁格施解读——我们由此得知：阿契美尼德人希斯塔斯佩斯之子大流士，自公元前五二一年至前四八五年在位，他帝国的三十二个总督辖区中，纳贡的属民里有沿印度河而居的兴都人，还有住在喀布尔河以南的雅利安部族犍陀罗人。这位大王在位之初，主要忙于镇压为数众多的叛离藩属；这事一了，据希罗多德说，他便着手「勘察亚洲广大的地方」。他派出的一支勘察队，由卡里亚城邦卡律安达的斯基拉克斯率领，从帕克图斯人（普什图人，即阿富汗人）地方的普凯拉奥提斯启航，顺印度河而下，然后绕过阿拉伯，沿红海北上至苏伊士湾。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塞人即斯基泰人，以及卡斯皮人，每年向大王纳贡白银二百五十他连得。塞人住在今日称为喀什噶尔地区的地方；那一带至今留着许多地名，可证他们古时在此，如萨基、索库塔什、托库萨克等等。波斯艺术标准的风尚是循哪一条路传到布拉桑的，很难说；这也不是要紧的事。总之几乎无可置疑的是：中亚那一部分与犍陀罗有直接的往来；同样无可置疑的是，自极古之时起，就有一条商道经卡拉铁金把梅尔夫与赛里斯人的都城和田连在一起。

我的藏品中还有许多狮头的塑像；它们同若干猿像一样，显出很强的拟人倾向。就形状看，它们似乎是用来装饰罐子的；因而在纯然写实摹仿的一类与更高的创造性的诸类之间，占着一个居中的位置。插图中那两个大头像，则分明属于后者。基泽里茨基在这一类形象中看出的是巴比伦神话中的民族英雄伊兹杜巴尔（或作吉兹杜巴尔）的复制；但另一方面，它们与古希腊的萨堤尔那种惊人的相似，也是很难视而不见的。

在更高的创造性艺术的产物之中，格里芬占着一个格外有意思的位置。它们可以看作印度古代本土艺术中人所熟知的迦楼罗、即那种奇异的有翼之鸟这一母题的后继或发展；印度的神毗湿奴就喜欢骑着这种生物。但它们同样与希腊神话中那种鹰爪的格里芬有着不容错认的亲缘——公元前三世纪前后所描画的正是那个样子。

二十二年前，德国学者库尔提乌斯仔细研究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材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希腊艺术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对印度发生影响的；依他看来，使它越过印度河而传入的机缘，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胜利远征，以及亚历山大死后在印度河两岸建立起来的那些希腊化王国，也就是希腊继业者的时代。

格伦韦德尔把古代印度艺术分为两期。其一为较早的一期，波斯的理想在其中占主导，年代始于阿育王的时代，即公元前三世纪；著名的巴尔胡特、桑奇和阿马拉瓦蒂诸遗址，连同别的若干处，其艺术遗物都属于这一期。其二是他所称的犍陀罗寺院期，或曰希腊—佛教期。文森特·史密斯则在这两期之间插入一个印度—希腊派。

布拉桑出土的这些赤陶物件，极有可能出自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在印度北境建立王国的那个时代。希腊艺术观念似乎是以白沙瓦一带为中心广泛传播开去的，而且如我们所见，一直传到了和田。

在和田，我有幸弄到若干铜铸和红铜铸的佛像，同样出自布拉桑。这些无疑属于较晚的年代，那时希腊艺术标准的影响已被纯粹本土的理想完全淹没。我倾向于把这些铜像定在我们纪元的四五世纪。它们所显示的特征属性，与极晚近的佛像并无二致。

插图所示是另一种式样的铜佛像，同样出于布拉桑。它是古代纯粹印度艺术的产物。这件盾形的东西格外有意思。乍一看，这铜件像是由七尊各别的佛像组成：顶上一尊，两侧各三尊。在印度古代与近代的宗教艺术里，把乔答摩佛陀表现为由七位菩萨环绕，是极常见的构图。我们眼下所论的这件铜器似可如此解释：顶上那一尊是佛，两侧是六位——而非七位——菩萨。可是乔答摩总是画得比他那些随侍的化身大，而这铜件上六尊像大小相同，且都比第七尊大。因此这铜件的题材必属另一类。

格伦韦德尔写道：「一个众生，若其特有的萨埵即属性为菩提，也就是觉悟之能，他便在一位佛的面前、在行某种善业之时，发愿于后世的转生中成佛。据佛教的教义，乔答摩·悉达多（即佛陀）本人就曾在前一位佛面前发过这样的愿；在他之前有六位这样的佛，各在其时为世间之光，为圆满真理（法）的周遍表诠。佛所行的善业，使他每一次转生都循着次第不断向上，趋于绝对的圆满，直到最后在兜率天决意再取人身受生，以指示罪人得救之道，而自己终入涅槃之乐。」

现今诸世代的菩萨是弥勒，蒙古人叫他迈达里；一八九七年我在归途中曾去看过他在库伦的大庙。

由此可见，乔答摩之前有六位先行者即菩萨，他之后还将有一位，那是今世最后的一位。那么，铜盾上的七尊像便是乔答摩之前的六位菩萨，加上还要来的那一位，即迈达里；而乔答摩·悉达多本人却缺了。这一点却容易解释。乔答摩本人虽然不在，但那圈像光晕、像荣光之云一样围着他头部的背光却清清楚楚。佛像本身是另铸一件的，只是断掉了。它完整时的相貌与形状，几乎可以肯定同下图左边所示的佛像一样。这背光，即带辐的轮，「其中无一为末」，在吠陀雅利安人的宗教象征中占着重要地位；佛教徒甚至把它看作吠陀宗教总体的典型象征。在《梨俱吠陀》里，轮常被用作诗喻的比拟。譬如：「掌雷之神帝释手持闪电统御众人，正如轮辋把辐条的末端握在掌中。」——此语见格伦韦德尔书中。

上列三幅插图中，居中的一幅所表现的佛，以莲叶为背景，脚下踏着莲花的茎。原物上多半还有几片同样的叶与茎。若真如此，我们所见的便是一位菩萨的像，是那铜盾上题材的一种变体。

六十二和田的历史

这些古物出土之处紧靠和田；如我已经说过的，和田是一座极古的城。它的梵文名字是瞿萨旦那；这个词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与蒙古语里意为「城」的「霍坦」是一回事。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称它为于阗。雷慕沙在他的《和田城史》里，把中国编年《大清一统志》中关于此地的若干重要段落译了出来。从这些段落里我们得知：汉朝的武帝，自公元前一四〇年至前八七年在位，是第一位派使臣到和田去的中国君主。到明帝的时候，即公元七十三年，此城为中国人所征服；自那以后，除去或长或短的几段时期，它多多少少总依附于中华帝国，而依附之紧，也许没有哪个时候胜过今日。

上面引过的那部编年，在晋、凉、魏、周、隋、唐诸朝之下，也就是自公元三九七年起约两个世纪之内，载有若干关于和田及其居民的有趣记述。

「此为富庶、殷盛、繁荣之国。」「彼等极笃信佛法。」「妇女参与有外人在场的宴会与聚集。她们把头发编成辫子，骑骆驼与马的姿势与男子无异。」

那一带的居民都是深眼窝、大鼻子。「其人性情温和，顾及他人；然亦狡黠、善谀、好乐，举止则重礼数。相见时以一膝触地为礼。所用之印以玉（软玉）为之；有人接到书信，先以信触额，然后开拆。他们游戏、歌舞；同时也精于法律与刑名，以及本教的仪节。」「他们焚化死者，随后把骨殖收拢埋葬，在墓上为佛陀建一座『祠』。」这些「祠」里所供的，多半就是与插图所示相仿的铜佛像。

于我们格外有意思的，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实：他们的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和田派往中国皇帝那里的许多使团中，有一次所携的贡物里有若干玻璃瓶。在东土耳其斯坦好几处地方，不单是和田，我都发现了大量玻璃碎片，显然是小碟、小杯、盏，以及莲花形装饰上的。可是如今东土耳其斯坦已全然不知制造玻璃之法。这位编年家还告诉我们，和田人善于制作铜壶与织物。此外他们都用印；这样的印我在和田找到了二十来方。

据上面引过的中国编年，约在公元四〇〇年，释法显到和田去「求法」，并记述了一场宗教节庆，他称之为「行像」。这位中国旅行家的记述是这样的：「四月一日，城中大加扫除。街道、市集与车马之路皆洒水。城门上张挂帷幕、熏香的帐幔和许多饰物。王与后及宫中女眷都来，坐在城门外的幔帐（即宝盖）之下。寺中的大喇嘛瞿摩帝走在佛像之前；佛像行至离城三四里（约一英里）处，便备下一辆四轮车，高三十英尺，形制如寻常的行车。车上以各色贵重的饰物、缯带与幢幡装饰，佛像立于其上，两侧各有一尊菩萨像，四围环以别的神像，通身悬挂着大量金、银与大理石的饰物。像行至离城门一百步时，王脱下冠冕，换上新衣，赤足出城，手持香花，走到佛像跟前。及至近车，便扑身于地，把香花置于神足之下。载着佛像的车进城门时，等候在门外阁上的王后与宫女向神与车上散花。有多少座寺便有多少辆车，一寺一车，共十四辆。每一次巡行占一日，故第一次行像在四月一日，末一次在同月十四日。行像既毕，王与后乃还宫。」

「城西七八里（约二英里）处有一寺，名王新寺。营造历八十年，经三王之力乃成。其高约二百五十英尺。以彩画与镌于金属之铭文为饰，覆以金银，又缀以各色珍宝。其最高处耸为一塔。又建一佛堂，梁上刻镂最精的木雕。柱、门、窗及窗牖，皆以金叶包覆。另为僧人建有房舍，亦极美而饰之尽善。」

于是我们从中国编年得知：约在公元四〇〇年，和田已是一座颇有气象的城，也是一处佛教崇拜勃兴而昌盛的所在。

同一位编年家在别处又告诉我们，城的四围有许多寺与塔，还有一大群男女寺役。从布拉桑的黄土台地里挖出的大量佛像，其中有些是我自己找到的，都足以证明这位中国旅行家所记可信。早在他到访之时，布拉桑——印度著作家笔下的毗罗娑那——无疑已做了几个世纪的佛教中心，也是极受信徒喜爱的朝拜之地。从那些赤陶像也可以得出同样的推论，而它们至少还要早七百年；事实上它们的年代要上溯到中国与和田之间尚无往来的时候。

但自五世纪以后，此城的分量似乎渐渐减轻了。编年里固然提到和田诸王遣使中国皇帝之事，却再没有提起什么盛大的节庆。

我们还有一段关于一尊佛像的传说，年代为公元六三二年，那时这像存于和田以西的媲摩城（也许就是今日的皮亚勒玛）。那尊像高二十英尺，以檀木雕成，具有若干神异的性能，其中之一是不断放出明光。从前它曾被移到曷劳落迦城；那城的居民富有，纵情奢侈，怠慢了他们的神。后来有一位罗汉，即有学问的人，前来礼拜此像。可是那城的人对罗汉动了怒，把他埋在沙里，只露出嘴唇。有一个敬重佛像的虔诚人，暗中给他送食。罗汉临去时对这救了他性命的虔诚人说：「七日之内将有沙土之雨，把这城整个埋掉，城中人尽死，唯你独存。」说罢罗汉便不见了；虔诚人去告诫他的亲族，众人却都嗤笑他。于是他去藏在一个洞里；到第七日半夜之后，果然落下沙雨，把全城埋没。此后虔诚人从洞中爬出，往媲摩去；刚一到那里，那尊佛像便自己也移到那里去了。

今日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被埋城市的种种传说，若要找一段可资对照而又有教益的文字，我不妨引一段描写曷劳落迦这座不幸之城的话：「其地今不过一大沙堆而已。别国的王公屡有意掘开此地，把埋在其下的珍宝与他物取走。可是每当他们动手掘沙，便起一阵狂风，卷起烟尘的旋涡与浓雾，把路抹去，把做工的人引入沙漠而迷失。」

和田有个人告诉我，他有一回在沙漠里找到一座被埋的城，屋里有人的尸首，姿势像是被死亡骤然攫住的，埋在沙里，一如庞贝的居民被火山灰闷死一样。说来也怪，那一带地方普遍相信，那城是被一次骤然而来的灾变——一种天翻地覆的自然变故——埋掉的。

这些传说和编年里的故事并非全属梦境或虚构。它们底下有一层实实在在的事实；因为不久之后，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便发现了两座埋在沙下的古代佛教城市（此事下文再说）。不过它们被沙埋没的过程，想必是经历了几千年。

此外，还有同是公元六三二年的记载说，和田居民自有编年，而他们的文字、法律与文学则得自印度。参照我所发现的那些写本——它们大概并非源出印度——这条记载就颇有意思了。

我方才所引的这位中国旅行家释法显，还曾在唐太宗在位的第七年自和田前往罗布泊。谈到这段行程时，他说取道那里的行旅要经过尼壤城（即尼雅），以免在沼泽里迷路；尼壤便是那个方向上瞿萨旦那、屈丹或豁旦之国的界限所在。这是「和田」这个名字头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编年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中国旅行家知道尼雅，而六百年后的马可·波罗竟连提都没有提到这座城。然而今日，也就是马可·波罗之后又六百年，这位中国旅行家关于尼雅及其方位的记述，处处与实情相合，这是我自己得以验证的。反过来，马可·波罗所说的、本该在同一带地方的培因，却无法确指。

这位中国旅行家往下写道：「自此（即自尼雅）东行，便入大流沙的广袤之中；所以叫大流沙，是因为沙不住地移动，被风驱赶时会积成波浪与丘阜。在那片沙里，行人的足迹被抹去，因此许多人迷路，在那无边的空阔里迷失——四顾无一物可为凭依——终于力竭而死；这一点从好几处所见的累累白骨便可知道。那沙里既无水，也无青绿之物；却常起热风，人畜为之窒息，且往往因此致病。几乎总能听见尖锐的呼哨或高声的呼喊；等你想寻出声音从何而来，却骇然发现什么也没有。人在那时常常迷失，因为那地方是恶鬼所居。行一千里，便到睹货逻故国。那地方变成沙漠已经很久了。城邑尽成废墟，野草丛生。」

马可·波罗对罗布沙漠的描写，与这位中国旅行家的描写如此相像，几乎令人疑心他的某些印象是从这里借来的。不过有一点极有意思：早在一千二百五十年前，尼雅以东的地方就已同今日一样是沙漠了。至于睹货逻故国和它那些被埋的城，我只说一点：照中国人音译的规矩，睹货逻就是吐火罗（或作兜佉罗）这个词；而吐火罗是用来指公元前一五七年住在布隆吉尔河一带、后来迁往西土耳其斯坦的那个民族，今日「吐火罗斯坦」这个地名便存着他们的记忆。再者，睹货逻这个词与「塔克拉」是同一个词；而我所发现的那些城，土著居民管它们、也管整片沙漠叫塔克拉玛干——这些城几乎无可置疑地正是这个民族所居。最后，和田附近那个叫托格拉的小村子——被埋诸城的居民就是逃到那里躲避进侵之沙的——同样保存着这个一度强大的民族的名字，即便未必保存着对他们的记忆；据克拉普罗特与维维安·德·圣马丹说，这个民族源出西藏。

再回到中国编年《大清一统志》。公元六三二年以后，它不再提及和田的佛教崇拜，却另有关于和田的记述。比如公元九六四年记和田之民敬事鬼神；一〇九四至一〇九七年间则记和田人、阿拉伯人、罗马人及别的民族按期向中国皇帝纳贡。阿拉伯人在此之前许多年便已征服此城。阿拉伯首领屈底波·伊本·穆斯林于公元七一二年取西土耳其斯坦的浩罕；随后长驱而进，征服了整个东土耳其斯坦，并由此把伊斯兰的信仰传播开来。记述这些事的编年叫作台斯克莱，保存在诸位圣伊玛目的墓中。我很幸运，从尼雅以北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的墓里弄到了一部这样的台斯克莱。不过阿拉伯人费了二十五年之久的争战，才制服和田绿洲的人民，逼他们奉了新教。中国旅行家在公元四〇〇年所记的那座壮丽的寺庙，多半就是那时被夷为平地的，因为穆斯林深恶偶像的庙宇。而他们纵有留手不毁之物，等到一二二〇年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大军劫掠这片绿洲、攻陷此城时，也必定荡然无存了。

无论当初如何，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今日的和田没有一处古代建筑的遗存，而且看来即便在马可·波罗的时候也已一处不剩。他于一二七四年路过此城，只记下这样几句：「其民臣属于大汗（即忽必烈汗，中国的第一位蒙古皇帝），皆奉穆罕默德之教。国中城邑村落甚多；而首邑和田最为尊贵，国即以之得名。当地百物丰足，棉花尤多（亚麻、大麻、小麦、酒之属亦然）。其民有葡萄园、园圃与田产。他们以商贾与手工为生，不事兵戎。」

这位威尼斯大商人的简短记述，至今依然适用，只有一处例外：今日和田之主，是中国（满洲）的皇帝光绪。

（原注：引自玉尔所编《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第三十六章。）

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他在喀什和叶尔羌遇见过聂斯脱里派与雅各派的基督教徒，「两派各有自己的教堂」；至于和田有无这样的基督徒，他却没有提。而我在和田所得的物件中，有上面所示那枚极有意思的古章；它证明从前确有基督教传教士远到和田。它十有八九是某个罗马公教修会的会徽。正面是一个头带光轮的修士在礼拜十字架，四围环着圣安德烈亚·阿韦利诺的名字；背面是一个女子，圣伊雷妮，同样头带光轮，手执棕榈叶或月桂叶。有这两位圣徒的名字可据，要断定这枚章的年代应当不难。而这也不是我在和田发现的唯一一件基督教的信物。我还带回了一个金制的小六翼天使、一具铜十字架，以及几枚拜占庭金币。

但愿上帝使那一天到来：在这座极古的城垣之内——它已先后见证过世上三大宗教的相继得势——十字架将取新月而代之，正如当年乔答摩的庙宇在先知的绿旗之前被夷为平地一样！

六十三塔克拉玛干的古城

一八九六年一月十四日，我带着一支精挑细选的小商队离开和田，随行四人，三头出色的公驼；我另外带了两头驴，想试试它们在沙漠强行军中耐力如何。这几个人是伊斯拉木·拜、奥什来的凯里木江，还有两个猎人阿赫迈德·梅尔根和卡斯木阿洪——去年我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那场覆没之后，正是他们帮了我们。惨痛的经验教会了我：穿越大沙漠，装备越轻越好；所以这一回我只带绝对不可少的东西，三头好骆驼的驮子因而很轻。万一这一次我们又不得不丢下商队，损失也就小些。

我把笨重的行李和大部分中国银两留在和田阿克萨卡尔家里；因此我迟早总得回那里去一趟。我们带了五十天的口粮；可是这一去竟是四个半月，于是大半时间只能就地取给，有什么将就什么。我最初的打算是勘察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麻扎塔格，随后往东穿过沙漠到克里雅河去，顺路看一看我在和田听人说起的一座古城废墟。归途则沿克里雅河床南行，经克里雅城回和田。这个不大的计划后来怎样膨胀成一桩了不得的事业，又怎样带来极重要而出人意料的发现，读者在以下几章里自会知道。

不巧的是，我忘了把中国护照带在身上，因此后来险些陷入窘境；好在这件事也了结得不坏。照我原来的打算，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同中国官员打交道。

我的仪器和别的东西装了一箱，厨具装了一箱；此外还有几只吉特尔奇（帆布的双袋），装着面粉、饼、米、干菜、通心粉、糖、茶、蜡烛、灯笼、一只水壶一只小锅，以及别的种种物件与食用。最后我们带了皮裘和一只供我自己用的大羊皮睡袋、几条毡毯、两把斧子、两把铁锹、一把坎土曼（萨尔特人用的锹或锄），还有武器弹药。帐篷和床铺一律算作奢侈品。这一整趟行程中，我同我那些人一样睡在光地上，裹着皮裘，尽管那时是隆冬，气温低到华氏零下七点六度（摄氏零下二十二度）。不过柴火我们弄得到，而且很充足，春天也快来了。

我的新朋友刘大人嫌三头骆驼太少，情愿自己出钱给商队再添两头，另添两三个人。我最怕的莫过于笨重累赘的装备；可是要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实在费尽了周折。我们骑马出阿克苏达尔瓦泽（阿克苏门）时，他还非要抢先赶到哈兹拉特苏丹村去不可，在那里吩咐支起一顶大红帐篷，临路的一面全敞着，另有杆子撑起的凉棚；帐内按中国的样式陈设着蒙红呢的桌椅。我们就在那里，在一大群人的注视之下谈了一会儿，抽烟喝茶，然后分手。随后我骑上我那头出色的乘驼，在牲口铃铛的叮当声里朝北出发，沿玉龙喀什河左岸而行。一连四天我们穿过荒瘠的地方和零散的林子，走到最后一个有人住的村子伊斯兰巴德；在那里我们踏着结实的冰过了河。

在河右岸邻近的塔瓦克克勒村，我们让骆驼歇了一天，在进入沙漠之前作最后的准备。往东伸展的荒沙，其宽度只有去年我们在麻扎塔格脚下最末一个湖与和田河之间所穿越的那一段的一半。这趟路要安全得多；因为我们知道沙没有那么深，随处掘下去总能得水，而且红柳与胡杨也有的是。我们在村里雇了两名向导，他们为寻金和别的宝物曾几次到过那座埋城，只要酬劳公道，便答应领我们去。

一月十九日，我们离开河道，在沙丘之间朝正东走。头几天沙丘还算低，不过六英尺上下，地上还有稀疏的草。到第三天，沙丘增高到十五英尺和三十英尺，结成一张东西南北交织的网，陡面朝着西、南和西南，交叉处堆起金字塔形的沙丘。

我们每天通常只走五六个钟头，因为不愿把牲口累坏。每次扎营，都得照同一套章程办事。两个人不误时地动手掘井；另两个挖红柳根作柴；伊斯拉木给我预备饭食，凯里木江忙着照料骆驼和驮鞍。我的事是穿着皮裘和毡靴，坐在自己的毯子上写笔记，画沙丘、量沙丘，记下它们的坡角、高度、走向之类。做完这些，我便去看井，那时井多半快掘成了。头几天我们在七英尺十英寸、六英尺、五英尺六英寸的深处得到可饮的水，水温在华氏四十八点二度与五十三点六度（摄氏九度与十二度）之间。地冻到八英寸半深。第三口井里的水鲜洁得像河水。说来奇怪，我们在这里，以及在叶尔羌河与乌根河附近，都发现井离河越近，水反而越咸。

我们很快学会了判断值不值得掘。凡长着活的尤勒滚（红柳）或胡杨的地方，或者地面浅处的沙是湿的，那么在六七英尺深处几乎准有淡水。我们只在这样的地方扎营。每天将近收队的时候，我都派一个人先走，去挑最合适的宿处。

我们一路往前，沙丘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荒。一月二十二日，沙丘高达四十英尺。在这里我们又遇上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见过的那种奇特的沙的堆积，也就是沙丘沿南北方向大规模地聚集，与和田河、克里雅河两条河平行。在它们之间的洼地里，我们通常能找到红柳，同样自北而南排成窄带，指示出水离地面最近的地方。这些所谓达坂即「山口」，除了从景深的变化上看，几乎分辨不出来。我们爬上一道达坂即沙丘堆积的西侧那几乎察觉不到的斜坡时，东边的地平线像是很近，前面数得出的沙丘不过二十来个。可是一到山口顶上，我们便能望见沙海广袤的一片，沙丘可以成百地数。因此每到一道山口的顶上，我们都短短停一停，看看哪个方向最便于行走。若从那里能望见一丛红柳，我们便一直朝它走。它一次次地被沙丘挡住不见，又一次次地重新露出来。就算看上去已经离得很近，等真走到，也总还有老长一段路。

一月二十三日，沙丘升到将近五十英尺。可是在一处洼地里我们仍找到两株胡杨，树干干裂，枝条却还活着，正要发叶。但它们没有能享到这一步；骆驼和驴把它们贪婪地吃掉了。这趟路对牲口来说，简直是一场正正经经的减膘之疗；因为恰好赶上骆驼发情的季节，那时它们食欲较差，却格外好斗。不过头几天一过，它们也就驯顺听话了。

到中午，我们到了一处自北而南的洼地，那里满是阔台克，即枯死的林子。短短的树干树桩，灰而脆如玻璃，旱得像开塞钻一样扭曲的枝条，还有被太阳晒白的树根——从前的林子就只剩下这些了。毫无疑问，某个时候这里流过一条河，而且除了克里雅河不会是别的河；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东土耳其斯坦的河流总是趋于把河道向东移。有几株胡杨还活着，是一个正在死去的族类最后的孑遗，是杀人之沙边缘上最后的哨兵——当伴河而生的林子随克里雅河一同东移时，它们就像被丢下、被忘掉了一样。

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一带枯林意义重大。我的向导们知道，他们称之为塔克拉玛干的那座沙中古城，就在这片枯林的东缘附近。他们看那一带地形，说我们应当离它不远了；而我们又已经遇见一些陶器碎片，于是决定停下来掘水，在六英尺七英寸深处得到了水。随后我派那两名向导去设法找出废墟。其余的人则牵了一头骆驼，从枯林里驮回一大捆木柴；那天傍晚和当夜，我们生了两堆极好的火。我们也确实很需要它们，因为夜里气温通常落到华氏零上五度与零下四度之间（摄氏零下十五度与零下二十度）。

一月二十四日，我们把营地丢下不管，人照例步行，手里拿着锹和斧，我则不备鞍骑着骆驼，往那已近在咫尺的废墟去。

我在东土耳其斯坦看过的别的废墟，没有一处像我们此刻将要探查的这片奇特的遗迹。那一带古城的遗存，通常是土坯或至少是烧砖砌的墙与塔。可是在塔克拉玛干，所有的房屋都是木（胡杨）造的；石造或土造房屋的痕迹，一丝也看不见。它们的构造方式也全然不同。平面布置虽在许多方面与今日的房子相像，但多数是在一个较大的方形或长方形之内再筑一个小的，里面又隔成几间小屋。留存下来的只有那些六到十英尺高、顶端削尖的木柱，被风沙磨蚀，开裂而坚硬，可是脆得像玻璃，一敲就断。

这样的废屋有几百所；可是我无法弄清全城的平面，也无从追出街道、巴扎与广场，因为整片遗址——它占地颇广，径长二至二英里半——都埋在高高的沙丘之下。露在这吞没一切的沙海之上的，只有那些原本建在高处的房子，或者如今正落在沙丘之间洼地里的房子。

在干沙里挖掘是叫人绝望的活计；你挖出多快，它就流回去填多快。非把每一座沙丘整个搬走，它才肯交出底下藏着的秘密；而那是人力办不到的事——除了布兰，谁也办不到。尽管如此，我总算有了足够的发现，可以对这座古城的大概面貌得一个概念。

在其中一所建筑里——那些人管它叫布特哈内，即佛堂——墙还存着约三英尺高。墙是用喀米什（芦苇）的秆紧紧扎成一小把一小把的硬捆，缚在木桩上，外面抹一层掺了糠的泥，成了一种坚韧、结实而耐久的建筑材料。墙很薄，里外都抹了泥，上面还有若干幅笔法高明的壁画。画的是女子的形象，衣着略显轻薄，跪着，两手合抱如祈祷之状。她们的头发在头顶挽成一个乌黑的髻，眉毛画成一条连贯的线，鼻根上方点一记，与今日印度人的习尚相同。我们还找到几幅须髯乌黑的男子像，一眼便看得出分明的雅利安人类型；他们的装束与今日的波斯人一样。此外还有狗与马的形象，以及在波上摇荡的船——在这干旱沙漠的腹心见到这样一幅画，感触格外强烈——还有各种纹饰，一圈圈相连的卵形边饰，每个卵形里坐着一个手持念珠的女子，尤其是满满的莲花。可参看随附的两幅图版。

要把那面墙原封不动地搬走，自然是万万不能。墙本身是尽够结实的；可是泥皮和画一碰就剥落。于是我把画临摹下来，量了尺寸，记下颜色。掘墙外侧时，我们发现一片纸，上面写着我无法解读的文字，尽管有许多字保存得相当好。在同一处附近，我们还发现一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石膏塑的人足。它同那些壁画一样，做得格外精致有品味，显然是属于一尊偶像、一尊佛像的。那些人猜我们是在一座古佛寺里，这猜想不无道理。废墟居高临下的位置，以及那些祈祷的人像，都支持他们的看法。

那里既再无可寻之物，我们便去动另一所建筑。它外墙的表面已毁，只剩下几根柱子；可是单凭这几根，从靠近顶端的方孔和痕迹上，就足以看出这房子原有两层，或者像波斯的房子、也像和田、叶城、叶尔羌的许多住宅那样，设有一间巴拉哈内（上屋）。

那地方的沙很浅，那些人的锹纯出偶然地挖出了若干石膏的浮雕像，每件高四到八英寸，背面是平的，可见原是作壁饰之用。所塑的有：坐着的佛，背衬莲叶，或是一圈火焰；站立的女子，一手前伸，一手覆在胸前，身着宽大的长氅，袖子垂着，领口开着，露出一串项链。脸近乎圆形；头发在头顶挽成髻。耳朵很长，耳垂下垂，与今日佛教的偶像一样。眼睛是杏核形，微微上斜；脑后有一个像光轮的圆环。另有一些塑像是袒胸的女子，头上举着一个弓形的花环。此外还有各式的雕带、柱的残段、柱头与花饰——都是石膏的。每一种我都挑了几件带走。

在别的几所房子里我们也有所发现，只是分量轻些。我们找到一长段雕花的木檐板，纹样我临了下来；一枚蚕蛹；一根轮轴，似乎是纺车或这一类器具上的；陶壶的碎片与把手；一具保存完好的木螺旋；还有一扇直径六英尺以上的斑岩磨盘，那自然是从前用流水带动的。

沙丘之间还有几处园子的痕迹。寻常胡杨的断干仍成行立着，标出昔日林荫道的走向。也不乏迹象表明，从前这里种过杏树和李树，而且长得很好。

这座为神所诅咒的城，这沙漠里的第二个所多玛，它的城垣在古时曾被一条有力的河——克里雅河——所冲刷；它的房屋与庙宇则由许多人工开的渠供水。城旁与河岸上，茂盛的林子曾在风中抖着它们的叶子，正如今日克里雅河边的林子一样；炎夏的日子里，叶密的杏树曾给居民凉荫。那些水流有力得能推动磨盘。这里养蚕，园艺与工艺都很兴盛。住在这里的人显然懂得以好的品味和合宜的艺术感来装点自家。

这座神秘的城是什么时候有人住的？它最后一季赭红的杏子是什么时候在太阳下熟透的？它的胡杨那酸绿的叶子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变黄凋落的？它磨轮潺潺的嗡鸣是什么时候永远静下去的？它绝望的居民又是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居所终于丢给沙漠之王贪婪的大口的？住在这里的是什么人？他们说什么话？这旷野中的达莫，它那些无人知晓的居民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城兴盛了多久？当他们看出在这城垣之内再不能安身时，他们又去了哪里？

这些问题，我此刻还不能确切回答。我只能请人参看我上面《和田的历史》那一章所说的；至于由我这些发现引出的许多困难而有趣的问题，其充分的讨论，留待日后。

这座塔克拉玛干之城——这是我的向导给它起的名字，我们就沿用这名字吧，因为其中充满了神秘的隐情与待解的疑难，那是留给将来的探究去解决的——这座欧洲人至今毫无所闻的城，是我在亚洲全部旅行中最出人意料的发现之一。谁能想得到，在可怕的戈壁沙漠的腹地，而且正是在其荒凉萧索之甚举世无双的那一部分里，竟有真真实实的城池在沙下沉睡，几千年来任风驱赶，是一度昌盛的文明所留下的废墟？可我确实就站在一个古代民族的残骸与荒毁之间；他们的居所，除了沙暴在它最狂的时候闯入过，从未有人进去过。我站在那里，像童话里走进魔林的王子，把沉睡了一千年的城重新唤醒；至少是把它曾经存在的记忆从遗忘里救了出来。

不论这些问题最终如何解答，有一件事显然是真的：我上面所述那些画中所见的那样高度发达的艺术情感，在今日居住东土耳其斯坦的突厥诸族里从来不曾有过。这城出于佛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尽可先验地断言而不虞驳诘：此城早于八世纪初屈底波·伊本·穆斯林所率的阿拉伯人入侵。我不时提到的那些圣徒墓，多半是那场传教征伐的纪念。我前面已引过中国旅行家释法显，他在公元七世纪访问过吐火罗人（托格拉、塔克拉、塔克拉玛干？），他们住在和田河以东、塔里木以南、罗布泊西南。若把这条史料，与我所搜集的考古材料可以引出的推论，以及我关于沙丘移动速度所作的观测合起来看，我们便可对沙自这城向西南走到今日昆仑山北麓最末一批沙丘所在的那一带所需的时间，作一个大略的推算。

雕花的木檐板保存极好这一点，以及骆驼和驴津津有味地吃掉筑墙所用的喀米什（芦苇）这一点，都不足以支持这城年代较近的结论。沙丘移动之慢，有力地反对这样的假设。何况如我已经说过的，细而干的沙漠之沙，对有机物有一定的保存之力。

在这座埋城一带，常刮的风来自东北与东，四五月间尤其猛烈。喀拉布兰即「黑沙暴」多半发生在这两个月，它们的翅膀上驮着极大量的沙与尘，能把白昼变得黑如夜晚。三月和六月则来萨里克布兰即「黄沙暴」，虽不那么猛，携运之力却也极大。一年中其余的月份，风刮得较少，方向也较无定。一月二十五日，在相当强的西南风下，我测得一道沙丘的脊在四十五分钟内向东北移了四英寸半。夜里风转了向，沙丘顶又朝西南移回去，九个钟头移了三十五又四分之三英寸。假定每年平均有二十四天刮着飓风般猛烈的西南风，而且每一天几乎不间断地刮，使一道沙丘移动六七英尺，那么一年总共移动约一百六十英尺，因而要走一千年才到得了今日沙漠之沙南行所及的那一点。同时必须记住，我是按一年中布兰最多的可能数目来假定的，因而得到的是这城年代的最小估值。再者，沙丘并不是正南移动，而是西南移动，这一情形把可能的年代增加到一千五百年上下。最后还得把反向刮的那种较弱的风计算在内；这大概又给这城的年代添上五百年。不过等我把带回来的气象观测整理出来之后，我还能更详尽、更准确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我们还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这城的居民是佛教徒，属雅利安人种。关于托克塔拉希德、诺克塔拉希德这个民族的许多传说——据说苏丹阿尔斯兰（奥尔丹帕夏）就是同他们作战的——也许正是由他们而起。这城说不定与布拉桑兴盛于同一时期。

说到这里，我不妨顺便插入几条关于单个沙丘的事实。沙丘的底部原本是半月形的，凸的一面朝迎风一侧缓缓倾斜，凹的一面朝背风一侧陡立。顺风方向的两端，各伸出一只角或翼，渐渐收细，越来越低、越来越尖。沙丘连成一片时，原来的形状便变了；它们彼此相融，与邻近的合而为一。尽管如此，它们的构造格局总是一样的。在漫长的沙漠行程中，日日时时都察觉不出这方面有什么出入。背风一侧的坡角永远是三十三度，出入极小。迎风一侧则反之，从二十度到一度各种角度都有；有时甚至是垂直的，或者脚部内凹而上部外悬，自顶的外缘向内倾斜至十度之多。你若去动沙丘背风一侧底部的沙，新的沙便从顶上淌下来，渐渐现出一道从底一直通到顶的沟。这道沟标出沙被压得最紧的那条线，因为那里所受的风压最大。因此沟一旦通到丘顶，便容易看出一种双重的内部构造——即两组层理，一组与迎风面平行，一组与背风面平行。这种构造，与晶体的解理面相当，自顶至底贯穿整座沙丘。表面那些细致精微的波纹只是次生的、表层的，与内部构造全不相干。它移动的速度比沙丘本身快得多。在中等强度的风下，它一小时能移九英寸半。这些波纹的形成，要归于随风飞走的沙：沙被风扫着撞上丘顶，再从背风一侧淌下去，那里的沙总是最松的，因为它是凭自身的重量落定的，并未受风压压实。骆驼是不可能从背风一侧爬上沙丘的。遇上这样的障碍，你只有绕过去。沙丘之间的平地上沙也松，骆驼要陷下七八英寸。所以我们总是尽量沿着沙丘的脊走；在那里牲口只陷下半英寸或不到半英寸。

前面提到的达坂，是由无数沙丘一层叠一层堆起来的，看来横贯沙漠的整个宽度。每一道达坂连同它相伴的洼地，宽约一英里又四分之一。把全体作一纵剖面，会得到一条起伏而带齿的线，齿是沙丘，起伏则是地面较大的隆起。后者大概出于沙漠原来的地形，也就是沙侵入以前的样子。在沙漠的这一部分，这些大的隆起呈南北走向。因此，它们的走向很可能是由古河道决定的，或者是因为沙沿着那些在河改道时从未被淹过的地带堆积起来。

六十四一支奇特的牧人

向导既已用不着，便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循我们的足迹返回，在我们掘的那些井边歇脚。我带着从和田同来的那四个人继续赶路。

一月二十五日，我们翻过八道达坂，高的有八十英尺以上；不过傍晚停下来时，在六英尺深处得到了水。

第二天沙更难走，我们又挣扎着翻过八道达坂。第八道过后，在一处洼地里遇见若干红柳和正在枯死的喀米什（芦苇），虽然还没走多远，也就动了停下来的念头。东面有一道极大的达坂，隔着尘雾望去像一座远山。我们开了一个军议，决定先看看那道可怕的达坂后面是什么。它足有一百三十英尺高，是我们至此所遇最大的一道。那些人一见它就十分沮丧。骆驼慢吞吞地、拖沓地走着，驴则远远落在后面。

我们终于爬到顶上。可是叫我们诧异的是，达坂没有了！不过我们也望不远，因为空气里满是上一场风暴留下的尘。不多时我们看见一行狐狸的足迹，又拾到一只死野鸭。红柳和别的沙漠植物多起来了。使我们说不出地高兴的是，沙丘越来越低。我们看见了人的脚印和马的蹄印。我们走进开阔处，高大光秃的胡杨排成密密的林行迎着我们。我们发现一座废弃的窝棚，不过是几根立柱顶着一个棚顶。那一夜我们在克里雅河岸上扎营。

我们就这样顺利地穿过了那一带沙漠，到了河边；整整一星期眼里除了黄沙黄沙别无他物，如今见到它茂盛的草木，实在是赏心悦目。我们过夜的地方，河宽一百零五英尺，上面覆着厚实的一层冰；我们凿开一个洞，出水比我们近日在沙漠里掘的那些井都旺。

骆驼喝足了冰冷的河水。我们宰了最后一只羊，堆起一堆极大的柴火，人人兴致极好，虽说空气里的尘土遮住了视野，把我们头顶的星星也挡了。看那堆营火的余烬和风还没抹掉的新鲜足迹，这窝棚显然昨天还有人来过。可是我们一个人也没见着。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我们朝北走，沿克里雅河左岸而行。我们此刻最关心的是找到一个能说说这条河的人。它从没有欧洲人到过，克里雅城以北的河道在我们的地图上不过是一条虚线。可是连个人影也不见。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跋涉，有时穿过茂密的胡杨林，有时穿过灌丛与倒下的枝柯，以及一片片黄枯的喀米什；有时又在沙丘之间绕路，凡沙丘逼近河岸、把林子整个顶掉的地方都得这样。

那条亮晶晶的冰河朝北蜿蜒而去，拐着数不清的急弯，有时展开成湖一般的宽面，使对岸在雾气里都看不见了。我们时常横过林间的小径，那些小径又消失在丛莽里；我们看见数不清的野猪、兔、狐、狍、马鹿的踪迹，也看见家羊的蹄印，有时甚至有人的脚印；可是林子静得像坟墓——一点声音也听不见。羊的踪迹和牧人的小径全是往南去的。我们开始担心：这正是牧人把羊群赶到靠近克里雅去的时节，那我们就一个也遇不上了。

这一天连同这一天的行程快要完结时，我们在离河不远处走过一片四面被原始林围着的苇塘。在那里我们意外而欣喜地听见了羊的叫声。一大群羊正在高高的喀米什间安静地吃草。附近一定有人。我们喊，我们打呼哨。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出来。

我把四个人都派进林子里去，各走一个方向，自己留下看着骆驼。过了足足半个钟头，阿赫迈德·梅尔根带着一个牧人和他妻子回来了；他们被我们的样子吓着，逃进林下的丛莽里藏了起来。不过他们很快就放了心，领我们去他们的萨特马（苇棚），离得并不远。我们就在那里过夜。这可怜的牧人被我毫不留情地盘问了一通。说真的，我把他翻了个底朝天，把他那点关于往昔与今日之事的并不丰富的见闻掏了个干净，全都存进我的日记里。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得到的回答是：「侯赛因和哈桑。」

我说这两个名字连用似乎有些少见，那人便解释道：哈桑其实是他孪生兄弟的名字，那人住在克里雅；不过因为他们是孪生，所以他自己总是两个名字一起用。侯赛因随后告诉我：往北，河所到之处都有牧人带着畜群扎着，只是彼此隔得很远，他们都属于克里雅的富户巴依。

各群羊的数目在三百到两千之间。每个牧人分定一片地界，不得越出，终年就住在那里，从一片林地迁到另一片林地，在每处阿吉勒（羊圈）停十天或二十天，视牧草够不够而定。比如我们这位朋友侯赛因（和哈桑），他管着三十处阿吉勒，彼此相距在两天路程之内。他那群羊的主人住在克里雅，每年春秋两季来剪毛点数，同时给牧人们带来玉米面和别的必需品。侯赛因自己隔一年才进一次城。从我们到河边的那一点阔奇卡尔阿吉勒（意为公羊圈）算起，到克里雅不过四天路程。再往下游去，有的牧人一生只到过克里雅一次；不但如此，我们竟遇见一个三十五岁的人，他从来没去过，也想象不出城和巴扎是什么样子。不过他们多数还是时不时进城去的。

克里雅城以下的克里雅河沿岸林中，住着约一百五十人，自成一个群落，与外面的世界断了一切往来，远离所有道路，任何官府都够不着，四面被沙漠阴森的寂静围住。

牧人除了最近的邻人，以及往下游阿吉勒去的巴依，见不到别的人。他们生在原始森林深处、长在原始森林深处，因而半野而极怕生。他们所知道的只有看羊养羊，怎样剪毛，怎样赶到牧场上去，怎样砍下嫩树和枝条喂它们，怎样挤奶，到时候怎样把羔子同母羊分开。他们也做玉米面的饼，搭自己的萨特马即苇棚，在河断流时或离河远时掘井，以及这一类简单的营生。坎土曼（萨尔特人用的一种锹，刃与柄成直角）和巴勒塔（斧）是他们最要紧的工具。事实上斧子总是插在腰带上背在背后的。

从前我很诧异，和田河的牧人都是独身在外，把妻子儿女留在和田；我心想，我若是个牧人而又成了家，一定要把妻子带到林子里去。可是后来我们得知：和田河是一条通路，虽不很热闹，中国人有时要走，而牧人怕的是中国人有时对本地女人放肆。

克里雅河边的情形便不同。那里没有路，牧人都带着家眷。侯赛因和他那位没有孩子的贤内助，在这样的孤寂里，多少叫我想起亚当与夏娃，只不过他们从头到脚裹着羊皮。

关于这条河，侯赛因告诉我：在克里雅城稍上游处，河水就被许多阿里克（灌渠）分去浇灌本地的田，以致河几乎消失。到过克里雅的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佩夫佐夫、格龙勃切夫斯基、杜特雷伊·德·兰斯、利特尔代尔——都不觉得这条河值得一探，这大约有一部分正是因为如此。除佩夫佐夫外，他们在地图上所画的河道都短得太多。

城以下有许多水量丰沛的泉眼，是灌渠溢出的水形成的。这些泉眼又重新养活了这条河。因此本地人说，这条河越往下走越大，虽然照理该当相反；这话当然只对了一半。六七月间，西藏山上的冰雪融化，洪水下来，把河灌得齐岸；不过再涨也总有几处可以徒涉。流过灌渠以下的那股洪水叫阿克苏，意为「白水」，因为它来自融雪；与之相对的是喀拉苏，意为「黑水」，那是自然泉眼里出来的。入秋水落得快，到十一月底便冻成一大片一大片分离的冰，彼此叠压起来，使河看上去比实际大。

我们到的时候，河正是这种冬季的样子。据说若天气一直清朗无风，冰在二十天内就会开；不然还要久些。开冻之时，会造成一场水量可观的春汛。此后河床要干上两个来月，牧人便不得不为自己和羊群掘水。总之，克里雅河所显出的特性，与它的邻河和田河一模一样，只是水量与长度都远逊于它。

侯赛因随后往南去，我们往北，沿着一条旧河床走；十五年前河舍了这条道，在东面两英里处自己犁出一条新道。如今它循新道走一天半的路程，不过又显出向东偏的趋势。被舍弃的河床旁边，林带与苇塘仍在，靠它的渗水活着。可是总有一天树根够不着那么深的水了；那时沙便要占上风，林子会枯死，形成一条条阔台克（枯林），像我们在那座埋在沙里的古城附近所见的一样。与此同时，新开的河道旁边又会长起新的林子。

一月二十八日傍晚，我们在库鲁克阿赫尼（意为干河床）附近又遇见三个牧人，带着四百只羊。这几人有权每年宰二十只羊自食；此外还可加上凡被狼或野猪咬伤的、断了腿的，或是别的缘故残废了的。照他们估算，这样每年平均可得十五只。把这些算进去，一群四百只的羊要三年才增到五百五十只；可是巴依的林中牧场养不了四百只以上，所以每年要在克里雅卖掉六七十只。这些，加上一年两次剪下的羊毛，便是巴依从这群羊上所得的利。在克里雅，一只上等的羊约值三先令六便士，就是相当好的也只要一先令多一点便买得到。

六十五沿克里雅河而下

歇了一天，我们又往前走，仍旧朝北。如今我们总要带一个人同行，好领我们穿过林子。我们常骑行在原始林里，树又大又密，骆驼在林下的丛莽中极难通过；我自己也得时时留神，免得被垂下的枝条从驼背上扫下来。一月三十日，我们过了新河床与旧河床重新合流的地方。那里河面宽达一百一十码，很有气派。冰厚十四英寸，有的地方亮得像镜子，有的地方薄薄铺了一层尘土。

有十天之久，空气里一直满是细尘；这尘是年初的风扬起来的，要在空中浮游许久才落回地面。每年这个时节空气都这样被尘遮住——这对牧人是极不受欢迎的事，因为尘细得像一层轻绒把每一根草叶都裹住，使羊害腺疫。它落在一切东西上，把黄沙丘染成白色，于是横过沙丘的足迹便成了一道道暗线，老远也看得见。

二月一日，河开始更明显地朝东北偏。我早已动了这样的念头：把戈壁沙漠的这一整块自南而北穿过去，试着到塔里木河去。因此看见河流向右偏，颇叫人不安，因为越往前它可能偏得越厉害。这条河最后甚至可能转过去，与塔里木河并行，径直奔罗布泊而去——而它当然永远到不了那里！这道难题一天比一天叫人紧张。这趟远征能成么？还是我们只得循原路折回？

我们那天到的一片地方叫尤干库姆，意为「大沙」，名副其实；因为河上方逼着高高的荒沙丘，几乎垂直地对着河槽。不过它们的南面镶着一片草原，我们在那里又遇见了牧人。其中一个陪我们走到一片叫通库兹巴斯特（意为吊起的野猪）的林地。那里有两家牧人像野人一样过活，露天围着一堆火扎营。他们身边围着一群小孩子，身上唯一的衣裳是一件敞着的皮袄。他们看管着近旁吃草的三百只羊；此外还有别的活物，即一只公鸡、三只母鸡、一只鸽子和两条狗。他们的家什——烤饼、挤奶和吃饭用的木盘木碗——随处丢在地上。饮水盛在皮囊和木桶里，木桶是用胡杨树干掏成的；面粉装在口袋里。我还看见几只库甘（铜壶）、几把小刀、一把剪子、几只木勺、一件都塔尔（二弦的乐器）、几条毡毯、一口锅、一面筛面用的马鬃筛，还有几件衣物。其中两个男人穿的是我至今所见最奇特的脚上之物，就是野驼的脚，连蹄子什么的都完完整整。这些牧人和他们的家眷很容易就不怕生了，甚至肯让我给他们画像。

其中两个牧人告诉我：往西北走一天路程，还有一座埋在沙里的废城。他们管它叫喀拉墩，意为黑丘，因为近旁沙丘上长的红柳与黄沙一比，看着是黑的。

二月二日和三日便用在这一趟上了。去的路上我们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我们正骑行在一条干河床里，那河床在一个叫希斯玛库勒的咸水小池附近的沙丘间断掉。河在这里又偏向更东的方向；但它从前显然是紧贴着那座城的废墟流过的。

（原注：「库勒」与「库尔」是同一个词，意为「湖」。）

这座城比另一座规模小，但建筑属于同一时代。我在泥皮上找到同样风格的壁画，只是保存得差些；建筑的样式相同，用的材料也相同。有一座四边形的建筑，两组对边分别长二百七十九英尺和二百四十九英尺，像是一座客栈；它环着一个院子而建，院子中间有一所较小的方形房屋。另一所房子里，底部结构的梁保存得格外好。我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发现；只是研究了房屋的构造方式、梁的接合，以及灶的安排。不过我找到一根阿尔巴（大车）的车轴，可见从前那里有行得了车的路；此外还有极多的陶器碎片。

这片废墟是和田河一带的牧人和猎人所知道的。我手下那个猎人卡斯木从前到过一次；他从和田河走了五天才到。可是说来也怪，这些人竟没有一个想到再往东多走一天，那里有的是水，有说他们自己语言的人，有羊、有饼，凡他们所需的一应俱全。因为他们只用一头驴驮够十天的饼和水，所以在废墟里只能待一天，而那一天照例是用来寻宝的。和田河边的林中人与克里雅河边的林中人，就这样都不时到那地方去；可是他们彼此从没碰见过！因此前者不知道有克里雅河，后者也从没听说过和田河。两边却都用同一个名字称呼那地方，而且出于同一个缘故——红柳的黑斑与黄沙的对照；这足以证明，即便在那样偏远孤绝的地方，地理上的命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过喀拉墩的废墟，我们回到克里雅河，继续赶路。越往前走，河越不规则，仿佛甩出一条条汊流，汊流又积成沼泽。在通库兹巴斯特附近，河分成两支，往北去逐渐分得越来越开。牧人告诉我：七八年前水几乎全走右边即东边那一支，后来又回到左边那一支，我到的时候正走左支。可是今年冬天的水已开始重新渗进东支里去；他们估摸夏汛也会跟着过去。两条河道就这样轮替。每年河水带下来的泥沙在底上淤起一手掌厚，把河床垫高，逼得水去另一条道上找更低的地方。东支自始至终都伴着林子，它的末端有几个小咸水湖，离卡塔克那片林区有四天路程。

我要提醒读者留意河床的这种轮替，因为它可以说明，在这样平坦的地方，河流改道是何等容易。我们后来在罗布泊注定要遇到同样的情形，只不过在克里雅河这里是河改道，而在罗布泊是湖改地方。

二月四日，我们在阿尔卡恰特（意为远处的洲，也就是两条河床之间的地带）林中做了牧人的客。第二天，这地方的形势大变。河向两侧甩出无数汊流，那些汊流多半只是一条条冰带，有时与主流全然断开，蜿蜒进林子里就不见了。林带和苇塘渐渐变宽，我们像是在走过一片热带的三角洲。目力所及，一座沙丘也看不见。这样对我们如此有利的情形，往北还能延续多远？这些林子与塔里木的林子是相连的么？这些问题不断在我心里盘旋。我们每天都遇见牧人，他们都不知道这条河能走多远。五日傍晚我们在丘古特梅克与四个牧人一同扎营，他们管着八百只羊和六头牛。

二月六日我们到了萨里克克什梅，那里河仍宽二百六十英尺，看上去还能再流五百英里。值得一提的是：和田河水势很盛，夏天把那么大量的水径直送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注入叶尔羌河（叶尔羌河再与阿克苏河合成塔里木河）；可是一到冬天它便萎缩成一条冰封的窄带，连布克塞姆都到不了——去年我横穿沙漠那趟可怕的行程之后，正是在布克塞姆到的河。这是因为和田河全靠藏北的融雪与冰川供给；而小得多的克里雅河，在秋冬两季都从泉眼得到可观的补给。

尽管如此，这条一路把我们引过沙漠的好向导，终究还是完了，在它与沙漠之沙那场命定的搏斗里败下阵来。二月七日我们到卡塔克的林子时得知：这条河往北只再走一天半的路程；再往外，四面八方都是万古的沙。

我们在卡塔克歇了一天，主人是个林中人，叫穆罕默德·巴依，一个滑稽的老头子，一辈子都在林子里过，连这地方是属阿古柏还是属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些人从不纳税，因此从不与中国官府打交道。中国人大概根本不知道克里雅河的林子里有人住。不然这些土著必定要同别处一样被课税的。

那时流过卡塔克的水，据说只有十天的「岁数」。它像走管子一样在冰底下流，一段一段地冻上去，于是冰像一条长长的触须一样朝北伸。

我很吃惊地听说：三年前有一只虎从河边上来，闯到卡塔克的萨特马（牧人的苇棚）跟前，叼走了一头牛。穆罕默德·巴依和他的牧人把残骸弄回营火边，想把皮保住，随后便去把羊赶进圈里。这当儿虎又回来，继续吃它那顿；那头牛就躺在火堆旁边它也不管。它走后，牧人从足迹上看出它是顺流往下、即朝北去了；可是过了几天它又回来，横穿沙漠朝东去了。那一带极少见虎。

这消息很叫人振奋；因为我想那只虎说不定是从塔里木河上的沙雅来的，那边林子里虎是常有的。可是老头子对此存疑；他告诉我们，北面沙很高，就算真有一条叫叶尔羌河或塔里木河的河，我们走到那里也必得两三个月。在他能回想的三十五年里，克里雅河的水势确实从未减弱过；可是他注意到沙多起来了，越来越进逼那些林子。照穆罕默德·巴依的说法，北面的沙漠一直连到世界的尽头，走到那里约需三个月。

穆罕默德·巴依同妻子、儿子和孙儿们虽与外面的世界全然隔绝，却是个穆斯林，按时做礼拜；因为，他解释说：「我若不做，狼和野猪转眼就会把我的羊群吃光。」

这些林中人每天向哈兹拉特穆萨（摩西）祷告，据说摩西本人就做过牧人，是他们的主保。另一方面，他们不知道月份的名称，也不知道星期几。可是母语他们没有丢——因为一个人的母语会像流感一样跟着他到天涯海角。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同这地方别处听到的差不多；能看出的分别，只是方言上略有出入，措辞更贫乏些。

我问这些人：能这样绝对自由地过活，尤其是不必同中国官员打交道，难道不算运气好么？他们答道：他们觉得狼和野猪同中国人一样，都是大敌。

二月九日我们又往北进发。河在卡塔克附近本有将近二百八十英尺宽——那不过是一处湖状的展开——如今缩到五十英尺，在密不透风的林子里迟疑地绕着一连串急弯。那天傍晚我们又在荒野里扎营，因为最后一处牧人的窝棚已经落在身后了。到那地方，河已经缩成一道十五英尺宽的小溪，水量每秒不过三十五立方英尺。

前一天最后一个向导离开我们回他自己的地方去之后，我们便跟着这条急速衰竭的溪流走，有时穿过密得非用斧子砍不出路来的红柳丛，有时穿过小片的喀米什塘，或是翻过稀疏地长着草木的沙丘。

我们终于到了溪水在一层软冰之下没入沙中的那一点；河在这里最后放弃了它与沙漠那场绝望的搏斗——这情景使我难过。不过干河床还多为我们效了一天力。它又窄又深，夏汛通常到得了，两岸是原始林，密得除了火别无办法清出路来。丛莽中每隔一段便有一条隧道，野猪就从那里钻到河边去，为的是拱吃长在河床里的芦苇。这景色有几分叫我想起阿拉伯河上巴士拉那些在深色椰枣林间蜿蜒的水汊。

二月十日傍晚，我们在河床里扎营，掘水在六英尺深处得到。我们最后一次听见风在胡杨叶间的簌簌声——那些叶子自去秋起就枯黄地挂在枝上。四面八方，万古的沙阴沉地逼视着我们。我们又一次要去面对它那可怕的毁灭之力了。

六十六野驼所居之地

在我筑空中楼阁的时候，常动过这样的心愿：看一看野驼，并且得到一张野驼皮；可是即便在最放纵的梦里，我也没想到会同这奇异的动物结下后来那样近而熟的交情。我虽在圣彼得堡科学院看过普尔热瓦尔斯基带回去的一具标本，也知道利特尔代尔、佩夫佐夫和他的军官们都打到过野驼，可是一想起这动物，我总不免存几分疑，总觉得它罩在一层神秘的光晕里。

说了这一番郑重的开场白之后，只怕读者要误以为我是个枪法了得的猎户宁录，因此我得赶紧说明：我这一辈子从没打过一头野驼。第一，我不是猎人——正因如此，我才腾得出工夫做许多科学上的观察，否则那些观察是做不成的。第二，我近视，这有个极大的不便：猎物还没让我瞧见，就已经出了射程。第三，即便我是个猎人，要朝野驼这样高贵的生物送一颗子弹，我也一定会迟疑。再说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夺去一条你无力还回去的性命，算不得什么高明的事；既然没有那份能耐，那么人究竟有多大权利无谓地杀生，在我看来是可疑的。

不过，我们此刻既然正走近野驼特有的栖止之地，也就是戈壁沙漠最难到达的部分，我自然不愿错过弄到一张皮的机会，指望它终究能运到斯德哥尔摩去。我做猎人的短处，被伊斯拉木·拜和那两个和田河来的人绰绰有余地补上了；他们都是热心的猎手，一心想见一见这只闻其名的动物，还要到它沙漠的家里去向它进攻。事实上，我们穿过克里雅河那些林子的一路上，野驼都是我们谈话的头等题目。

我那位聪明的朋友猎人阿赫迈德斩钉截铁地说：「它们是古城居民所养的家驼的后代。」无论普尔热瓦尔斯基作何想，我总疑心阿赫迈德是对的。若可以凭我在布拉桑发现的那批赤陶骆驼像来判断——它们大约有两千年之久——那么骆驼在当时便已被视为那地方首要的家畜；而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那些埋掉的城，靠骆驼与中国内地及印度保持往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合乎情理的推想呢？沙进逼上来，把草木闷死，把河道填平，这些沙漠之舟无疑就趁机挣脱了人的暴虐之轭。它们在自由之中繁衍得如此之盛，如今在戈壁沙漠的这一部分和别的部分都为数不少。这个推想也许大胆，可是在我看来大有可能：我们若能追溯野驼的家谱，大概只须上溯一百来代便到得了家驼。下面我再举几条理由来支持这个看法。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在阿尔金山和罗布泊附近遇见野驼的；据他所作的观察，他断定：「今日所有的野驼都严格出自野生的祖先；不过它们想必在某个时候与逃脱人手的家驼杂交过。后者——假如它们确实能生育——所留下的后代，在此后各代中已与野生的类型日趋一致。」哈恩博士在他的《家畜》一书里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

可是这个推想自然只适用于普尔热瓦尔斯基自己所遇见的骆驼。他绝不可能指克里雅河下游一带的骆驼，理由很充分：他根本不知道有它们。他给野驼的分布划的界是这样的：「罗布泊一带的居民一致认为，野驼真正的家乡是罗布泊以东的库姆塔格沙漠。塔里木下游和库鲁克塔格也有。车尔臣河沿岸则少见；再往西朝和田去，便全然没有了。」

哈恩博士写道：「中亚的沙漠可以视为野驼的家乡。一切沙漠动物分布都广。因此不妨设想，野驼从前遍居于自印度支那西境与北波斯直至蒙古的那一大片沙漠。骆驼最初是在何地、何时、由何族驯化的，全然无从知晓。大概是沙漠里的游牧部落，他们偶尔也在绿洲里种地，但多半以狩猎为生。」

普尔热瓦尔斯基对野驼的描述，大体上与出没于克里雅河以北沙漠里的骆驼的模样相合；不过后者不能不加条件地归入同一类，因为它们看来只居于一片有限的地域，而且与罗布泊的骆驼之间并无联系。在一处为真的，在另一处未必为真。罗布泊一带也许野性的血占优；克里雅河以北则是家养的血占优。无论如何，从动物学的角度看，家驼与野驼之间的分别几乎可以不计。这里我不妨再引哈恩博士的话：「野驼与家驼之别，仅在驼峰之下无脂；有脂因而是家养动物的特征。」就我自己所见，我们打到的三头野驼，峰下都存着相当可观的脂，只是确实不像家驼那样多。

我们头一次听人提起克里雅河的野驼，是二月一日在通库兹巴斯特。那一带的牧人自己其实没见过；不过他们有时在沙上看见过它们的足迹，那足迹一直走到林子边上。此后没有一天不给我们添上一点关于野驼习性的见闻。再往下游去，许多牧人确实见过它们，或是单只，或是五六头一群。他们告诉我：野驼与它们家养的同类一丝不差，一般大小，走动的样子一样，习性也一样。发情的季节也相同，即一月和二月；就连沙上蹄印也一模一样。

我听说野驼极怕生；它一发觉有人跟着，便像风一样跑掉，两三天不停。它对营火的烟怀着十足的恐惧；牧人们断言，它一闻到木柴烧的气味便索性走开，很久不回来。很久以前有一回，有人把两头家驼带到河下游来，可是即使卸了驮鞍，野驼也像躲瘟疫一样躲开它们，显然把它们看作与虎狼一样危险的敌人。牧人还断言：野驼一眼就看得出家驼鼻孔里那根管教用的木橛和绳子，立刻就闻得出同类身上驮的是什么，面粉也好、杂粮也好、羊毛也好，都瞒不过它；它还看得出那些驼峰被驮鞍压塌了、毛被磨秃了。

我虽不是动物学家，仍不妨冒昧作这样一个推想（不过后来我有机会加以修正）：正是这些特性，不过是返祖的表征，证明野驼从前是家养的；而如今在戈壁沙漠的沙丘间如此自在漫游的这一代，仍然不自觉地、本能地怕着一切能唤起祖辈奴役之忆的东西——那时它们被拴在营火旁，暴虐的人用锥子在它们鼻孔上钻洞，它们的峰被他残酷的驮子压塌、毛被磨秃。

穆罕默德·巴依是我们在河边遇见的最后一个牧人，他一生都在沙漠与林子里度过，对野驼习性之熟，不下于对自家羊的习性之熟。事实上，他那个小阿吉勒里的十来个人，冬天几个月主要就靠野驼的肉过活。那一年他打了三头，虽然他那支枪糟得很，五十步以外便打不死，所以他只得藏在下风头，耐着性子等骆驼走进射程。因为野驼一嗅到危险，立刻拼命奔逃，一两天不停。头一年老头子设法捉到一头小驼，出生还不到一星期。整个春夏它同羊一道吃草，跟人处得同任何家驼一样惯熟。后来不幸死了。

野驼这样容易习惯于人，也许有人要说这又是一种返祖的表征；可是相反的事实却不容如此推论：家驼同样很容易忘掉自己曾做过人的奴隶。头一年我的商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覆没时，有一头骆驼独自走到了和田河，在林子里无拘无束地游荡了好几天。猎人阿赫迈德找到它时，那牲口已经半野，一见他走近便惊得逃开。不过通常说来，家驼再好也是个别扭而不可亲的畜生。它永远不像马那样与人相亲。你若想拍拍它，就有挨踢的危险；你若摸它的脸，它便发出不满的叫声，喷出一股恶臭的黏液。我这一趟所骑的那头骆驼是个例外：我同它极其亲厚，彼此推心置腹。不过那也因为它看出来了，我从不伤它，也从不去动它鼻孔里那根绳子。

我还听说，野驼住在沙漠最深的地方，知道哪些洼地里零星长着几株胡杨和红柳。夏天河水的洪流要流到最后一处人家以外很远的地方；这便引得野驼成群下来饮水，并饱餐一顿喀米什。据穆罕默德·巴依说，冬天它根本不喝水。

它躲开林子，从不进那种丛莽似的林下灌木，因为在那里视野受限，万一遇袭便逃不够快。它宁爱沙漠空阔的荒野。家驼若是沙漠之舟，那么野驼一定是那艘飞翔的荷兰人的船，一直航行、一直航行而永不覆没，便是在家驼遭没顶之祸的那些可怕的地方也不覆没。

二月九日，我们得到了它在近旁的头一个消息：我们在一丛灌木上发现了一撮毛。第二天在夏季的干河床里，我们又遇见许多新鲜的蹄印和粪。我们的猎人比先前更兴奋了，在沙漠外缘绕了老远，却一无所获，只说看见七头一群没入沙漠去了。

克里雅河的牧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段关于野驼来历的传说。真主从天上打发一个佩里什（精灵）到地上来，他在地上变作一个迪瓦那（托钵僧），奉命去见哈兹拉特易卜拉欣（先祖亚伯拉罕），求他把牲畜分给自己这个穷人。一连二十天，亚伯拉罕每天给托钵僧一千头牲口，头一天羊，第二天山羊，然后是牦牛、马、骆驼等等。随后真主问托钵僧：亚伯拉罕可曾应了他的请求？托钵僧答道：亚伯拉罕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了他，如今他自己成了穷人。于是真主命托钵僧把所有牲口还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却迟疑着不肯收，说既已给出去的，他不再收回。托钵僧把亚伯拉罕的答话带回给真主；真主便命所有这些牲口无家可归，在大地上无主地游荡，凡有此心的人都可以随意捉它们、杀它们。于是绵羊变成阿尔哈里（野绵羊），山羊变成铁克、基伊克和马拉尔；牦牛逃进山里变成野牦牛；马变成库兰（野驴）；骆驼则逃进沙漠里躲起来。

二月十一日，我们走过一片过渡的地带，那里河床渐渐看不分明，林子逐渐断绝，红柳越来越少，沙越来越高，不过还没有给我们添什么麻烦。我们时不时望见一株孤零零的胡杨长在河床一线上，而那河床此刻已被沙壅住；胡杨之间则立着一排排脆如玻璃的枯树干。

我们在这样的地方走了一整天。野驼的足迹如今多得我们再也不去理会。下午我们到了一片地方，那里旧河床比别处容易辨认，红柳也比别处多。

卡斯木素来扛着枪走在前面找路，这时忽然停住，像被雷击了一样，接着像猫似的伏下身，示意我们停下。随后他以豹子那样无声的潜行钻进红柳丛中。我们立刻发觉，两百步开外有一群野驼。

我的望远镜素来随手可取，因此把接下来这场围猎从头到尾看得清清楚楚。卡斯木带的是他那支粗陋的火石枪，跟在他后面的伊斯拉木·拜带的是俄国的伯丹枪。卡斯木一开枪，骆驼便惊起，朝着危险来的方向凝神望了几秒，随后掉头小跑着往北去。不过它们跑得并不很快；或许它们还没从惊愕里回过神来，或许还不大明白出了什么事。卡斯木打中的那头以缓慢、沉重、笨拙的步子走开。我们追上去，在它倒下之后转眼便赶到了。它还活着；但脖子上一刀，结束了它的痛苦。

那天晚上营里满是兴奋、忙乱和说话声。我们几乎已经不指望能见到一头野驼了，可它就实实在在地躺在我们面前。

我自然把这牲口从头到脚察看了一遍。它是一头十二岁的公驼，与我们的家驼大小相仿。毛短，只有咽下、颈上、头顶、驼峰，以及前腿上部的外侧毛长，因此与我们的家驼相比，它显得颇为光秃。自下唇沿腹至尾根，它长十英尺十英寸；两峰之间的胸围七英尺；前足掌宽八英寸有余、长八英寸有余，掌垫比家驼的粗糙，磨损也少。蹄也较长，更像爪，因此在沙上留下的印比家驼的清楚。上唇的缺口略浅，也较短；下唇不下垂；眼睛更野。驼峰较小，形状更匀整，也更直立。家驼的峰则因干活多、脂肪分泌多，往往塌下来一大截。毛色是褐的，微带红，比家驼略淡；毛格外细软，没有瑕疵。

可是时间紧迫。太阳已落，夜里渐渐冷起来：晚九点是华氏十六点九度（摄氏零下八点四度）。「我们得把这张皮保下来。」我说；伊斯拉木却说，这皮本身就是一头骆驼的驮子，而眼下我们必须让牲口驮得越轻越好，一半因为前面就是沙漠，一半因为我们还得带水。大家迟疑地停了一下，打破这迟疑的是打死骆驼的卡斯木：他斩钉截铁地说，这张皮一定要带走，便是他自己扛也要扛着走。

于是活计重新分派。伊斯拉木和阿赫迈德剥皮；卡斯木去找最可能出水的地方动手掘井；凯里木江照料全营，并看着骆驼——那一夜骆驼是拴着的，怕它们动了念头跑去与野生的同类做伴。这当儿我自己预备晚饭；照例写笔记，把当天的路线算出来。

夜深时我们都聚到火边。那张驼皮重得三个人费尽力气才拖到营里；诚然，头和脚还没有割下来。那些人还在火边忙了好几个钟头，才把皮整个剥净，摊在地上，撒上热沙。这道工序夜里重复了好几次；沙把水分吸走，皮便轻了许多。

掘井的事却不那么顺遂。卡斯木不知疲倦地挖着；可是掘到十英尺六英寸深，沙仍相对是干的，只好作罢。

于是我们打定主意，第二天整天都留在原地；因为我们用重价买来的经验教会了我们：没有水便深入沙漠是致命的。我们决定，从最后一口井往前不超过一天的路程。等到再也找不着水，就循原路折回；虽然我最讨厌的莫过于走回头路。

第二天，二月十二日，整个上午找更有指望的掘井处，都是白费。于是卡斯木鼓起勇气又回到原来那口井上动手，掘到十三英尺八英寸深，居然出了水。水温华氏五十六度（摄氏十三点七度），虽然地表已微微冻住。我们把一架粗做的梯子放到井底，用桶把水提上来；水从两层黏土之间的一层沙里极慢地渗出。先让骆驼和驴饮足；随后这一天里灌满了四只羊皮囊；于是十三日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拔营了。那张驼皮经热沙一番处理，已经轻到一头驴驮得动，虽然我得承认，那头驴总是可怜地落在后面。

六十七塔里木河在哪里

我们穿过枯死的林子，走过一株株孤零零的将死的胡杨，在那些初起的沙丘上朝北行进。又有半天的路程，我们还能清楚地辨出旧河床，虽然水早已到不了那里。可是沙丘的高度从十二英尺增到二十英尺，又增到二十五英尺。草木愈发稀疏；东西两边光秃的沙山像山脊一样耸起，逼近那条干涸的河床。

刚离开河床，我们就看见左边有六头野驼在安静地吃草和歇息——一头大公驼、两头幼驼、三头母驼。说来奇怪，它们容我们走到两百码之内，因此我得以好好看它们一番，把它们的一举一动都观察到，何况那时日头正高、空气清澈。那头大公驼安安静静地卧在一株胡杨旁边，其余的站着，凝神而惊异地望着我们，却并不见要逃的意思。

因为我们走得慢，伊斯拉木·拜得以绕到它们侧面五十步之内。可是这些牲口很快觉出空气里有危险。大公驼站起来，那一群慢慢朝西北移动，因而横过我们的路线，从伊斯拉木埋伏的那丛红柳前面经过。伊斯拉木开了枪，那公驼走出三步便倒下；几分钟后我们赶到时，它已经死透了。子弹是从颈上进去的，伤口小得我们费了些力才找到，因为血都留在毛里。

它是一头极出色的标本。可是沙漠正窥伺着我们；我们不敢耽搁，连保下第二张野驼皮也不敢。那些人却把驼峰里的脂割了出来；这成了我们抓饭里很受欢迎的添头。我们又取了不少驼毛，好搓绳子，那是我们缺的。

这头骆驼的驼峰发育得好得多。前峰生在七个胸椎棘突之上，后峰生在六个之上。那七个棘突十分突出；那六个则几乎不高出脊柱的一般水平。这些棘突之间横着坚韧的黄色腱；而脂只在顶上由结缔组织固定着，所以很容易割下来。尸身就留在原处，照阿赫迈德的说法，那是给狼和狐狸的一席上好的达斯提尔汗（美餐）。我们头一头打死并剥了皮的骆驼，一夜之间硬得像一块冰；那些活着的，无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绕开死去的同类躺过的地方。

没走多远，我们又撞上第二群五头野驼：一头公的、两头母的、两头幼的；它们也一样不小心。走开五十来步之后，它们便停下等着，直到我们走得很近；然后再蹒跚着走出几码。这个动作重复了三次。我还来不及拦住伊斯拉木，他已打死了一头母驼。子弹打在她右前腿的关节上，她当即倒下，落成骆驼平常歇息的姿势——也就是跪在膝上和胸前的胼胝上。她把头扭向左边，张开嘴，把嘴唇戳进沙里，痛得狂叫。她虽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们，我却仿佛从她垂死的目光里读出对她祖辈那些暴君的憎恨与恐惧——那些暴君如今来了，像是要惩罚这些骆驼逃出羁縻。刀正要结束她的苦楚，她却已经死了。我为自己害得这条无辜而无疑幸福的生命被夺去而羞愧，便下令不许再打。

我们所见的野驼怕生的程度，与牧人告诉我们的并不全然相符。我们既没见它们如何谨慎，也没见它们如何迅疾，反倒很容易走到近距离之内。而且我们发现它们极容易打死，不论打中背、颈还是腿，一枪便倒。它们这样少戒备，又这样瘦，无疑是因为正在发情的季节。

看我们那三头家养的公驼，既有意思又好笑。它们远在我们看见野驼之前就嗅出了它们的气味；往往我们还没发觉有驼群，它们便咕噜起来，用尾巴抽打自己的背，嘴唇上一片片地滴下白沫。它们看见那头垂死的母驼时，简直疯了一半，只好拴起来；它们磨着牙、口吐白沫，平日那样温驯的眼睛也转动着，透出狂乱的兴奋。

此后几天我们又见过好几群，有时也见到单只的；其实我们已经惯到最后连特别看它们一眼都不看了。它们通常在啃干枯的胡杨叶和红柳；一转身要逃，总是朝着高沙山那边去。它们在沙山顶上走得出奇地轻松；不过步态与家驼一样蹒跚，把那又长又笨的腿拖在身后，也一样地不好看。可是家驼一加快步子，驼峰便像一团团果冻似的摇晃颠动，野驼的峰却纹丝不动，稳稳地直立着。它们的叫声与我们骆驼的叫声一样，带着同样悲哀而忧郁的调子。

这当儿，水的难题竟意外地顺利解决了：二月十三日傍晚，我们只掘了五英尺就得到清洁的淡水，水温华氏四十二点一度（摄氏五点六度）。

二月十四日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虽然沙略高些，活的红柳和胡杨也更少；不过这一整天枯林很多。有时那些坚硬发白的树桩密得像墓地里的碑，我们只得在其间慢慢穿行。骆驼的驮子蹭着它们时，它们便发出玻璃碎裂一样的声音断掉。沙丘的陡面朝着西南。四面都有高而狰狞的达坂把我们的视野截住，我们小心地绕得远远的。每一株活着的胡杨都带着野驼来过的明白无误的痕迹：凡那牲口够得着的高度，树皮和枝条都被啃光了。我们所以仍旧在旧河床里走，一半是因为枯林挡道，一半是因为有几道显然从前界着河床的黏土的埂与坎，横在沙丘之间。越往北走，地面原来的起伏就越被飞沙抹平，因此我们有时闹不清河床究竟在哪里。我们跟了很久的一条驼道把我们引偏了，因为它把我们带得太靠西。在下一处宿营地——自塔瓦克克勒以来的第二十四处——我们在五英尺五英寸深处得到水；水同河水一样好，水温华氏四十四点一度（摄氏六点七度）。我们还偶然发现：在一座沙丘顶下八英寸半处有一层雪，厚过四分之三英寸；上面盖着沙，与丘面平行。这说明那一带有时是下雪的；也说明冬天是刮风的，因为自下雪以来，这座沙丘已长高了九英寸。这是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唯一一次见到雪。

二月十五日，我们在沙丘间迷了路，那些沙丘有时高达将近一百英尺。沙丘的背风面朝着西南，高度与相邻两丘脊间距离之比，平均约为一比十二点八。这一整天胡杨和红柳都极少见；不过傍晚我们遇上了另一带草木。从我们扎营的地方数得出四十二株活胡杨。只看得见一条驼道，而且是旧的；兔和鸟的足迹倒不少。不远处有个克里雅河来的猎人立了几根杆子作记号，大概是标明那里便是他们北行的极限。那天傍晚我们的井深六英尺三英寸半，水温华氏四十五点五度（摄氏七点五度）。地冻到五英寸半深；含水的沙层下面垫着不透水的黏土。

二月十六日。我们继续朝北慢慢走。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地算我们走了多远，每天晚上都算我们离塔里木河大概还有多远。我们急于到那里，好向这可怕的沙漠道别。上午的沙比前一天低些，我们迫不及待地扫视北面的地平线，盼着望见塔里木河林带的头一眼。一片约有七十株茂盛胡杨的绿洲引得我们想停下来。可是猎人阿赫迈德发现了一只豹的足迹，并向我保证说这种牲口极少走离水一天路程以外。于是我们又往前走；因为那牲口显然不是从南边、从克里雅河来的。

此后沙丘又升到五十英尺；这一带又现出它惯常那种不毛而荒凉的样子。野驼的迹象我们只见过两次。天色将暗时，我们在一株孤零零的胡杨周围权且住下，骆驼很快把它的皮啃光了。我们在沙漠里的这一段路上，那两头驴主要靠野驼的粪过活。掘井已经太晚；好在羊皮囊里还剩些水。找到些柴，我们便围着火说话，头顶是一片满缀着闪亮星子的蓝黑天空。

那些人兴致极好，满怀希望地盼着明天。凯里木江照料我们那五头牲口。阿赫迈德和卡斯木拢了一堆干根干枝。伊斯拉木蹲在锅前，拿一把长勺搅着锅里的东西——加了洋葱、葡萄干和胡萝卜的抓饭，都在野驼峰里的脂里一同煮着。我自己则趴在毯子上，嘴里衔着烟斗，就着火光写日记。四围的沙丘在诡异的寂静里拱着脊背。火焰的光里，那些胡杨显得孤单而落寞。星子像是用它们明亮而穿透的目光盯着我们，仿佛在猜想我们是不是古时那些城里的居民、如今神秘地又活了过来。的确，谁知道在那片阴森的沙上，我们数不清的脚步究竟踏过多少沉睡了几千年的死者的坟？一切都那样寂静无声。若不是干柴在火里劈啪爆裂，简直要叫人心里发毛。在那奇妙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像个国王。我这是征服者的行军。我已经把这片土地降服了。它是我的，它归我所有。我是踏上这片无人知晓、久被遗忘的地方的第一个欧洲人。这是我在自家火堆旁生出的一个豪迈的念头。我迷迷糊糊睡去，睡得出奇地好。

二月十七日。景色依旧。沙又高又难走；东西两边又出现了达坂。总有一两株胡杨在视野之内，虽然它们彼此大都相隔一个钟头的路。从一株到另一株连起来的线，仍是南北向的，与和田河、克里雅河平行，而不是与塔里木河平行；此外也没有别的迹象表明这条河就在近旁。到了两株胡杨跟前，那里的地面看着有水，我们便停下。水是非有不可的，因为我们自己带的水昨天就用完了。我们在五英尺四英寸处得到水，水温华氏四十一点七度（摄氏五点四度）。

二月十八日。水渗出来太慢，早上动身前我们只灌满了一只图希姆（羊皮囊）。地面越来越难走。有一道达坂足有一百三十英尺高；我们还是慢慢地在堆叠的沙丘上挣扎着爬，终于到了最高处；从那里望去，北面的地平线在无法量度的远处，勉强看得见一点。沙到处都绝对不毛，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一样。那一天我们都出奇地沉默。猎人阿赫迈德只笑过一次；那是我指着两座沙丘的翼间一个张着大口的圆坑，问他愿不愿意滑下坑去取点水上来的时候。伊斯拉木和我都经过比这更糟的境地；我们的神气也影响了别人，他们本已开始十分灰心。我们在一处合适的地方歇下掘井。掘到五英尺，沙是潮的，却潮得不足以指望出水；于是这口井也作罢。羊皮囊里的水够晚上和早上用。骆驼饿了；我们把驮鞍给它们吃。这一天的行程中，我们两次遇上一只狐狸的足迹：它先往沙漠里走了一小段，随后折回来，径直朝北去；这倒叫我们振作了些。这狐狸到底在那里干什么？找兔子？大概是吧。可它离家近些的地方总该找得到才是。我们还看见一只乌鸦朝同一个方向飞。阿赫迈德以为它是去看过我们打死的那两头骆驼，此刻正赶往塔里木河去招呼同类来分一份盛筵。也许是吧；不过这几天的风一直是北风！

唉，也罢！我们的水完了，井是干的。前面是不是又有一片同样可怕的沙漠，等着我们的是不是又是西部塔克拉玛干里那样骇人的下场？不，这一次我们要聪明些。我们开了一个军议，决定再冒险朝北走一天。那只狐狸总不至于是从塔里木河走出那么远来的；可是狐狸是狡猾的牲口，是个危险的向导，我们打定主意要提防它。

若第二天还找不到水，我们就退回第二十七号营地所掘的那口井去。

六十八穿过塔里木的林子

二月十九日。在高沙里走了两个来钟头，我们又在北面看见了草木的迹象，就是沙漠里的灌木梭梭，学名沙生假木贼；喀什的突厥方言叫它萨克萨克，和田的方言叫它库鲁克。梭梭似乎正在把红柳顶掉，因为红柳明显不见了。我们又看见野驼、兔、狐和蜥蜴的迹象。有几处沙丘之间的地面是那些人所谓的硕尔，也就是表面结着盐霜的湿黏土。我们不时遇见被风吹来的黄色的喀米什（芦苇）的叶片与叶鞘。塔里木河不会太远了。

沙丘高二十五到三十英尺。从一道达坂即山口的顶上，我终于望见一小片喀米什，我们便在那里歇下，好让骆驼吃一顿。天没亮它们已经把那一片啃光了。我们掘的一口井在五英尺深处出了水（华氏四十点三度，即摄氏四点六度）；可是水又咸又苦，连牲口也不肯喝。

阿赫迈德这才放了心：因为他也作过与我相同的观察，就是沙漠里井水一变咸，便是近河了。无论如何，这在我生日这天是个好兆头；因为我们如今有了确凿的迹象，可见离塔里木河不远了。傍晚我们从井里打了水，灌满几只家什；到早上把夜里结在上面的冰化掉，这样除去了不少盐分。饶是如此，就算冲成茶，要咽下几口也还得下一番决心。

二月二十日。那只狐狸引错我们不过一天。上午还没过完，沙丘先落到十六英尺，继而落到六七英尺，同时也不那么密集，最后只是断断续续地出现。红柳和胡杨开始一株株、一丛丛地现身；终于，我们在极远处看见了塔里木河林带那道细细的暗线。多么壮丽的景象！一切危险如今都过去了。随后惯常的迹象一一出现——齐盖（灯心草）、野猪的蹄印、一个骑马人的踪迹（大概是个猎人，不久前横过我们的路线），又有一个赤足人的脚印，十有八九是个牧人。不过我们所见迹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野驼那软掌留下的新鲜脚印。也许野驼也出没在塔里木河以南这一窄条地方？我不知道。

地面如今平坦开阔，草木多起来，沙丘则渐渐变少。我们横过一条自西而东的干河床，无疑是塔里木河涨水时的一条汊流。河底还剩一小片冻住的水洼，有一条新近踩出的小路通下去。我们本该在那里扎营；可是我们没有。我们又往前赶，因为我们以为再走一个钟头、至多两个钟头就到河边了。林子越来越密，间或又有开阔的林间空地。有一件事叫我们大为诧异：野兽的足迹全是东西向的，一条被阿尔巴（大车）轮子压出车辙的路也是东西向的。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朝北跋涉。可是四下里一片死寂，没有一点活物的踪影。天黑下来了，我们仍旧苦苦地走。天全黑了。我们白白地找河；终于在夜深的时候，实实在在地卡在一片密林里动弹不得。人困马乏，我们就在一处废弃的羊圈里扎营，把它的木桩木栏拆下来生火。这是我们第二夜没有水，渴得难受。那些人在林子里四处搜寻，一无所获，只得作罢，等天亮。

二月二十一日。塔里木河像是在我们前面逃。我们整天找水。虽然到处都发现人和马往各个方向去的痕迹，可是水连一点影子也没有。路一部分仍穿过原始林，林中树密得我得用一根棍子拨开枝条，免得它们打在脸上；一部分穿过茂盛的喀米什草原；一部分又横过不毛的沙地，上面零星点缀着草丛和沙漠植物。想喝水想得那样难受，我们两三次试着掘井，都白费力气。

有一处我们遇见三座萨特马（苇棚），棚顶上堆着成捆的芦苇。我们还看见人和牲口的足迹，至多不过一天。一片耕地、一根柱子和一处打场，更证明人就在近旁。我们喊。没有回答。林子被几条干涸的水道切开；可是没有一条里面有哪怕最小的一汪水。我们在这无穷无尽的林子里越陷越深。

忽然走在前面的伊斯拉木·拜回头喊道：「苏！苏！」（水！水！）果然不错，一条又深又曲的水道底上有一大片水洼；只是上面结着厚冰。商队加快了脚步。那些人赶忙取出斧和锹；两三分钟便凿开一个洞，一个个趴在地上喝起来。

我们立刻在一丛高大的老胡杨里支起帐篷。那些人合力拖来两三根干树干，入夜生起两大堆篝火，把林子照亮出老远。我们又走顺了；可是听见远处有狗叫时，我们的精神更好了。阿赫迈德和卡斯木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赶去，去了好一会儿，带回三个人来，我把他们盘问了又盘问。他们告诉我：前一天我们横过的头一条河床叫阿奇克河，意为咸河；我们此刻所在的这片林地叫喀拉达什，意为黑潭。附近有好几个牧人，管着沙雅的巴依所有的约四千只羊。

第二天我们带着一名向导继续朝东北走，在铁热斯渡过叶尔羌河（塔里木河），河宽一百七十码。冰虽相当结实，在骆驼的分量下仍要弯要裂。牲口自己也怕洗澡，只好一头一头地牵过去。它们还本能地把腿叉得很开，好把体重分摊在尽可能大的面上，又把头凑近冰面，免得万一踏穿了摔伤自己。在齐门村，我们又享受到头顶有屋瓦的奢侈，虽然那是想得出来的最简陋的屋瓦。

在这里我把阿赫迈德和卡斯木的酬劳付清了；因为他们要离开我们，沿和田河回塔瓦克克勒去。我很喜欢这两个出色的林中人，与他们分手实在舍不得。可是他们急着赶回家去赶上春播；而且离他们所熟悉的地方一天天远起来，也使他们一天比一天不安。我不但按讲定的数目给了钱，还把两头驴和够他们一路走到塔瓦克克勒的口粮都给了他们。他们担下了把野驼皮送到和田的差事，而且像老实人一样把差事办成了。同他们分手时最能宽慰我的，是我如今确实需要另一种向导：熟悉塔里木的林子和塔里木水系那些错综河道的人。

二月二十三日我们骑进沙雅；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共走了四十一天，这一趟里我们有了许多意外的发现。我把克里雅河详细地测绘成图，确凿地证明了该河以北的沙漠里有野驼，发现了一支过着半野生活的牧人，而最要紧的是发现了两座古城。我头一次横穿塔克拉玛干是一场灾难；第二次却是接连的凯旋。头一次我遍寻古文明的废墟而不得；第二次则清楚地表明，关于藏宝与埋在沙里的城的那千百个传说，并不全是老太婆的故事。

在沙雅时，我忽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与其沿和田河回去——那条路我已经顺流走过一段——何不径直奔罗布泊，把在湖上行船这件事、也就是我此行主要目的之一，一举做完？可是马上就有几样难处摆出来。离开和田之前，我做梦也没想到要绕这么一个约一千五百英里的大圈子。我出发时只备了五十天的行装。最糟的是，我一张罗布泊的地图也没带；而我那张通行全国的中国护照又留在了和田。诚然，和田的安班给了我一张地方护照，只在和田一境内有效。我原以为那不过是一张废纸，因为我们只打算在沙漠里走；可是后来的事情证明，它其实是无价之宝。此外——这与上述几桩比起来算不得什么——我们身上只有冬衣和毡靴，而我的写生簿、笔记本、钢笔、茶和烟草也快用完了。但事急则无法可依。普尔热瓦尔斯基那张罗布泊地图我早已烂熟于心；何况我本就打算把那一带全境作一番彻底的地形勘测。至于没有护照，我只好设法躲开凡是可能向我索验凭据的中国官员。衣服的难处容易解决：我们可以在库尔勒给自己做几身轻便的夏装；皮靴也在那城的巴扎上买。纸我在沙雅弄到一些，质地虽劣，倒也不曾损及我写生的准确。阔克恰依即绿茶到处都有；万不得已，我还可以将就着用水烟袋抽中国烟——虽然中国人往「烟叶」里掺一种气味难闻的油和中国某座山上的黏土粉，以为这样能给「烟」添几分辛辣。伊斯拉木·拜设法又置办了麦、米、饼、鸡蛋和糖。骆驼的驮鞍也修补过了。于是在沙雅歇了两天之后，我们便振作精神，预备去干一桩新的事业。

不过先说几句沙雅。这座小城的水取自天山。城北不远处，向东南流的木扎特河（意为冰岭之河）分成两支；一支注入帕斯宁库勒（意为洼地之湖），另一支从离城不远处经过，经几条阿里克（灌渠）供给城里的水。分岔处有一道坝，夏天把水拦在湖里，因而可以防涝；水小的时候便把坝开着，那水就供城、供村、供田。沙雅（意为王的台地）由一位伯克、两位明巴什和几位尤兹巴什治理。头一位铁木尔伯克（意为铁首领），因我没有护照而不悦；他想拦住我不让再往前走，并禁止他手下的人给我指路。可是我们把他哄过去了。中国的银子真有一种奇妙的法术！城郊种稻、麦、玉米、大麦、杏、桃、葡萄、苹果、梨、瓜、棉，还出一点丝。不过商业上最要紧的出产是羊、皮张和羊毛，都运到阿克苏去。巴扎上有十家中国商人和五家西土耳其斯坦商人做买卖，此外还有喀什、阿克苏和和田来的商人。除了那千篇一律的低矮土房之外，稍可称道的建筑只有一座罕尼卡（礼拜堂）、两所经学院和几处客栈。

我们穿过塔里木林子的行程不必细说，只拣一两段插曲，多少可以见出那一带地方的性情。二月二十六日，我同那四个人带着三头骆驼离开沙雅。过了城郊的耕地，我们走过无边的草原，草原上放牧着数不清的畜群。起初我们朝东南走；后来渐渐近了塔里木河。我们到河边的那一处，河叫乌根河。自那里起，我们一连几天朝正东走，行在乌根河与英契克河之间。

二月二十七日。我们有时行在林中，有时行在开阔的草原上，草原上散布着牧人的营地。我们在约勒巴斯巴什（意为虎始现之地）那片林地的一座萨特马里扎营。一个牧人告诉我：阿奇克河在那一带叫阿尔卡河，意为远处的河；它只在夏天有水，往东流几天路程便没入沙中。他说那条河以南野驼一点也不稀罕，而且沙漠深处有一座城的废墟，谁也没有见过，却人人都听说过。它的名字是沙赫里阔台克，意即枯林中之城，也叫沙赫里卡塔克——这个名字同样萦绕在叶尔羌河与喀什噶尔河之间的沙漠里。

这同一个牧人还给我讲了塔里木河干流的情形。他说六月间它的洪水真是浩大。那时它一连二十天天天上涨，直涨到三百英寻（合六百码）宽，深得像一株胡杨那么高，也就是约五十英尺。大水要持续一个月光景；随后开始退，起初慢，后来越来越快，到十一月底寒霜降临，把它凝住。这条河总是自下而上结冰，解冻则相反，自上而下；封冻要三个半月。牧人估摸再过十天，冰就会软碎得再不能徒步过河了。水最小是在五月初。

二月二十八日。自离开阿奇克河，我们每天都看见极多的野鹅；不过今天我们扎营的地方——林中一片叫图佩铁什迪的空地上一座废弃的萨特马——野鹅比平日还多。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三十到五十只的一群掠过，一律朝正东去，无疑是往罗布泊去的。偶尔也有四五只一小簇落在大队后面。太阳未落时，它们飞得很高，望去不过是天上一些小黑点；可是太阳一落，它们便降到离地六七十英尺，像是擦着胡杨梢飞。这时我们常听见一阵轻轻的嘎嘎声，仿佛它们在彼此商量哪里是最合适的过夜处。不过也有几群整夜仍飞得相当高；大概它们那一天没有像那些低飞、显然打算落下来的鹅飞得那么远。

这些野鹅真是了不得的生灵！它们对这一带地理的熟悉，就像享有最好的地图和仪器一样。它们总是一长串一只跟一只地飞；每一群所循的飞线分毫不差，掠过的是同样的那几株胡杨，朝着罗盘上同样的一个点。我们一在远处听见它们，就知道领头的那只会从哪一株树上方现出来。它们的方位本能惊人。不过它们一路上无疑有数不清的「路标」。它们总在落下来很久之前就降低高度，像是知道下一处歇脚的地方不远了。它们每年一次要从印度一路飞到西伯利亚，再每年一次飞回来；这样一趟路，人要走上两年，而且免不了许多辛苦。追索野鹅和别的候鸟横越亚洲大陆的飞行路线，于鸟类学家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一张画出它们飞行路线的图，价值必定非同寻常。在塔里木盆地里，它们几乎可以断定是循着河走的。罗布泊同样可以断定是一处重要的会合之地。那里还有几条飞行路线相交；野鹅同野鸭和若干涉禽一样，要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可是它们怎样越过那些高山、越过西藏那片巨大的高原？在我后来走过的西藏一带，我只见过两三次野鹅。反过来，萨雷阔勒谷以及兰库勒湖、恰克马克登库勒湖，似乎标出了一条重要的迁徙路线。另有一条众所周知的飞行路线，据说与库车的子午线相合，直到塔里木河，再顺河而下到罗布泊。

我们当时所行经的这一带，总名叫乌根；不过每一座萨特马连同属于它的那一片林子和牧场，各有各的名字。房屋通常是土筑的，上盖平的木板顶；不过许多人另有轻巧通风的凉屋，出檐由柱子撑起。总的说来，塔里木的牧人过的是与和田河、克里雅河的牧人一样的游牧生活。可是他们远不如那些人平和厚道：他们常以猜忌不信的眼光看我们，家家户户都有五六条凶恶的狗守着。

我们每往前走一天，对这错综的水系便看得更明白一些，对它的性情也了解得更深一些。干流并不守着一条河道；它在林中蜿蜒，常常分了又合。在敦萨特马，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又叫尤木拉克河，意为圆河，而它左边即北边的一支叫乌根河。可是林中各处河流的名称极其纷乱，不借助我那张详细的路线图，几乎无法说得清楚。这个有意思的水文难题，我以后还有机会再谈。

在密林里前进不是件容易事，便是走开阔的平野也不容易，因为那里的芦苇高达十英尺；幸而我们有一位可靠的向导，沙雅来的伊斯拉木阿洪。

三月二日，我们在乌根河岸上扎营，那一段河很窄；第二天下午则扎在英契克河（意为窄河）清澈的蓝水旁，那水在一条又深又窄的河槽底上流动，几乎看不出在动。

三月五日。我们在琼托海（意为大林子）这片林地歇了一天，好让骆驼休息；在那里我们买了一只羊，我也作了一次天文观测。在那地方英契克河叫恰扬，宽二十六英尺，深五英尺。

三月六日，我们由琼托海的牧人陪着朝东北走。林子越来越稀，不久便只剩零星的红柳和梭梭丛，梭梭长在一个个由它自己的根盘结成的小圆锥丘上。这地方越来越荒凉；小沙丘时而出现；还没到宿营的时候，我们已经置身在一片不毛的沙漠中间。这块孤立的沙漠一直伸到孔雀河附近，到库车以南则收窄；它没有专名，通常只叫库姆（沙漠）或却勒（荒原）。这里也有关于古城的风传；不过那些说法照例含混。我所能找到的，只有一枚燧石刀片和几块烧土器皿的碎片。我们带着一只灌满水的图希姆（羊皮囊），在一条极古的干河床里扎营，河床上方压着二十至二十五英尺高的沙丘。这条河道拐着许多急弯，总的方向却向东。它从前是我们此刻已经抛在身后的某一条河的出口；这又是一个证明，可见那些平坦地方的水道所经历的变迁何等之大。

第二天我们走完了那片沙漠所余的部分，重又进入茂密的胡杨林。在那里我们由一座桥渡过恰尔恰克，那是河的一条汊流，约三十英尺宽、十英尺深。桥是用有弹性的木板架的，高出水面十英尺。两头较大的骆驼照常沉着自信地走了过去；可是那头最小的——它本就常常闹别扭——无论好说歹说都不肯把脚踏上桥。它像根木头似的站着，鼻子里的绳子也罢，打在肋上的粗棍也罢，它一概不理。我们只得绕另一条路，在乌尤普赛尔凯尔过河；在那里这头犟畜生以两下笨拙的纵跃过了一座不那么险的桥。

六十九在库尔勒与焉耆

三月十日，我们终于骑进了库尔勒的街道。我们那三头骆驼惯了沙漠的清静，一到窄街上的喧闹嘈杂便躁动起来。一群孩子紧跟在我们脚后，把我取笑个够；我高踞在自己那头高骆驼上，想来确实是副滑稽相。我在巴扎上遇见几个俄属突厥斯坦来的商人；他们的阿克萨卡尔（即代办）、马尔格兰来的库尔·穆罕默德，以抬举人的礼数接待了我。他把客栈里两间大屋腾给我住，我便同数不清的一群老鼠共处一室；它们整夜在我床边的地上跳来跑去。

中国人不以为库尔勒重要到要单设一个安班：它在行政上隶属焉耆，守军只有一队兵，归李大老爷统辖。更糟的是，新架的自北京经兰州、乌鲁木齐、焉耆、阿克苏到喀什的电报线，竟不经过库尔勒。然而这城正在北京与西亚之间那条大商道、大驼道上，因此有许多富有而显贵的中国人从这里经过。不过在我看来，此地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坐落在一条河上——孔雀河，又叫库尔勒河；这条河出自博斯腾湖，那是中亚最大的湖，与它相比，罗布泊不过是一片微不足道的沼泽。

三月十一日我测了孔雀河的流量，每秒二千五百三十立方英尺。城里有一座木桥跨河而过，我诧异地看到，那桥几乎是贴着水面的；而这时正是春天，东土耳其斯坦的河流无一例外都在最低水位，有些像和田河甚至完全干涸。库尔勒河想必也受同样的规律支配，也就是说夏天水量最大。可若真如此，这桥必定要像一片木屑一样被冲走，那条大道上的一切往来就要中断。这是不可思议的。可是人家告诉我：这条河水位恒定，永远是那个高度，上下从不过两指之宽。

再者，与这地方所有别的河相反，它的水清澈如水晶，是一种绚丽的蓝；由此我颇看得出来：这条河对博斯腾湖必定有一种密切乃至特别的依赖。撇开那些下过雨才暂时出现的细小溪流不算，博斯腾湖只有一条河供给；可那是一条水量极大的河，是尤勒都斯谷的主动脉，蒙古人叫它海迪克郭勒，即开都河，中亚的穆斯林则叫它焉耆河。这条河倒是与东土耳其斯坦别的河性情相同：夏天水量浩大，水因挟带大量泥沙而浑浊；秋春两季水量中等；冬天则接近最小，与它所注入的湖一样，盖着一层厚冰。

这个水文难题对我吸引力太大，逼得我非跑一趟焉耆不可——那城就在开都河左岸；而那城是一位有权势的安班（中国地方官）的驻地、我又没有护照，这也丝毫没有吓住我。

三月十二日我动身前往，只带了库尔·穆罕默德，把伊斯拉木·拜和凯里木江留在库尔勒看守骆驼与行李。这是三十六英里的路，我们六个钟头走完；到的时候冰正在开，蒙古人——中亚的穆斯林管他们叫卡尔梅克（卡尔玛克）——正把平底船拖出来，好把旅人和商队渡过河去。这样我便有了极好的机会测量河的流量；我于三月十四日测得每秒一千八百九十立方英尺，也就是说，在那几天里，从湖中流出去的水每秒比流进去的多六百四十立方英尺。

前一年夏天河水最高水位的痕迹还看得见。摆渡的人给了我一些关于河水随季节涨落的大概数据。这样我便能约略算出一年之中进出水量的相对多少；所得的结果是：流进湖里的水比流出去的多出七百零六亿五千万立方英尺这样惊人的数目。其实这也并不很叫人吃惊，只要你记得：罗布泊所接纳的水至少与博斯腾湖一样多，却没有任何出口流走一滴，除了蒸发别无去路，此外还有极大量渗进地里。不过在那一带空气相对湿度极低的地方，维持降水与排水之间的平衡，主要靠的正是蒸发。

更奇的却是：冬天湖所排出的水量比它所接纳的多。解释似乎是这样：天山与库鲁克塔格之间围着的那个大盆地——骑马的人从这头走到那头要三天，横穿要一天——起着分配或调节水量的作用，很像喷香水器上的第二个皮球。

最后我不妨一提：流进湖里的水是浑的、冷的、全然淡的；而流出去的水清澈如水晶，温度高出几度，还带一点咸味；这些现象都简单得无须解释。

七河省那个大湖伊塞克湖，出过一个难题，长久以来使地质学家、水文学家和旅行家困惑不解。楚河是一条颇有分量的河，它横过完全平坦的原野，流到离湖西端不过两英里左右的地方；可是它不像人自然会料想的那样注入湖中，反而继续朝西北流去，切穿了阿拉套那道大山脉。除了偶尔遇上极不寻常的大水时它会分出一条小汊之外，它对湖的水量毫无贡献。为解释这现象，人们编出种种复杂的理论，有的从地质着眼，有的从水文着眼。我也想出了一个理论，好处至少是简单。楚河与伊塞克湖的关系，同开都河、孔雀河与博斯腾湖的关系正是一模一样。

开都河三角洲入湖之处，与孔雀河出湖之处，相距不过十五六英里。两处之间湖水浅，长满茂盛的芦苇；而湖的中部与东部则深，没有水草。何况开都河还朝孔雀河那边伸出一条长长的三角洲汊道。去焉耆的路上，我们在约一个半钟头的路程处经过一条干河道，它由开都河分出，又汇入孔雀河。我打听它的来历，人家告诉我：每隔五年或八年，开都河要漫出岸去，一部分洪水便沿那条干河道径直流进孔雀河，不经过博斯腾湖。我不妨说明：那一带地面几乎完全平坦，高出湖面也有限。

现在假定一百年之内漫溢十五次。那么下一个百年里，也许要发生三十次。如此下去，随着开都河把它的三角洲越推越远地伸进湖中，漫溢也就越来越频；直到最后，这条河给自己的前进筑起一道障壁，于是它不再注入湖中，而把大部分的水倾进如今那条时断时续、被沙土壅塞了一半的水道里去。到那时，这条河便不再走它的老河床，而从离湖几英里处流过去。这样我们便得到与伊塞克湖完全一样的奇特情形：一个嵌在天山高峰之间的湖，一条大河从它西端流过，近得几乎相触，却不给它添一加仑的水。那时湖的面积会缩小，水的含盐量会增高，正与伊塞克湖的情形一样。

焉耆，突厥语作喀拉沙尔，意为黑城，这名字它当之无愧；因为它无可比拟地是全中亚最脏的城。它立在河的左岸，在一片平坦不毛的原野上，毫无一处可观之景。尽管如此，它仍是一座大城，比库尔勒大得多，由数不清的破屋、院落、巴扎和蒙古包组成，外面绕着一道城墙；它是中国突厥斯坦那一部分的首要商业集散地。

礼数上，我该去拜会此地的安班黄大人。于是我揣着那张地方护照，独自毫无戒心地去了他的衙门（官邸）。他是个六十来岁的小老头，白胡子，笑吟吟地接待我，格外亲切有礼，还请我用茶、点心和鸦片烟枪。我借一位突厥通事之口说明来意；当我接着表示抱歉，说没有带更有分量的护照来时，他以法国人那样考究的客套答道：「您是我们的朋友和客人。您用不着什么护照。您本人就是一张够用的护照。」我想黄大人大概不以为我这副样子会危及地方的安宁。他甚至吩咐另给我开了一张护照，在他自己的辖境内有效。约一个钟头后我告辞出来；十有八九我们此生不会再见。可是我心里永远给这位好心的老人留着一块温暖的地方：此刻我仍能像分手那一刻一样清清楚楚地看见他。

我再说一件这趟出行里的事。三月十五日，我对自己焉耆的这趟小小疾行十分满意，便回库尔勒。我一到，伊斯拉木·拜就来告诉我：两天前他坐在巴扎一个摊子旁同一个安集延（西土耳其斯坦）商人说话，有五个中国兵骑马经过。为首的人用一根杆子举着中国皇帝光绪权柄与主权的标记。按惯例，这标记在巴扎上或别的什么地方被举过时，人人都要起立，凡骑马的都要下马，都要向它致敬，就像向盖斯勒的帽子致敬一样。

伊斯拉木·拜是俄国臣民，他认为——而且完全在理——自己没有义务向中国的主权致敬，于是坐着没动。那几个中国兵便停下来下马，把他拿住，剥去他的袷袢；四个人把他两臂拉开按住，第五个鞭打他，打得血顺着背流下来。

我立刻坐下来给带兵的李大老爷写了下面这封信，一半是替我忠心的随从讨个公道，一半是维持欧洲人的体面：

「我不在期间，贵部兵士殴打了我的仆人，一名俄国臣民。阁下若能拿出俄中之间任何一项许可中国兵士如此行事的条约，我便把这件事放下。若不能，我要求逮捕肇事者，并在本城的市场上当众加以惩处。阁下如不照办，我将回焉耆，把此事电报呈报乌鲁木齐的俄国领事，并呈报抚台（东土耳其斯坦的总督，也住在乌鲁木齐）。」

这封不容商量的信立刻见效。李大老爷来见我，带着哭腔卑躬地保证一定照办。随后他走了；可是不多时又回来禀报说：查不出肇事的人，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伊斯拉木把背露出来，并说打他的那个兵左颊上有一道深疤。

于是我要求把充作守军的那一整队兵在我们下榻的安集延商人客栈的院子里列队。

兵士一个一个从伊斯拉木面前走过。

「就是这个人。」那带疤的兵走过时伊斯拉木喊道，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把他拖到李大老爷面前。李大老爷当即拿出威严，立刻下令惩处这个犯事的人。接着上演的一幕，库尔勒的良民一时是忘不掉的，因为他们挤满了院子，连邻家的屋顶上也站满了人。

那兵被平平地摊在地上；两个同伴按住他两臂，两个按住他两脚，第五个把他下身露出来，照他无端加于伊斯拉木·拜的法子，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我认为够了，便叫他们住手，说这一顿抵了那一顿。

尽管如此，这件事既不愉快也不痛快。我宁愿平平静静地走过这片土地，可是我的随从受到这样粗暴的虐待，我不能置之不理。心软的人也不必担心那中国兵会因此伤了身或伤了心。至于他的心，但愿他把这顿打消化之后略有悔意；至于他的身，只要他一两个星期内不骑马奔驰，也不至于有什么损害。

那天稍晚我去向李大老爷道谢，谢他这样爽快而妥帖地应了我；这时我察觉自己在城里颇受另眼相看。街上的人给我让路。街头的顽童再不敢笑我了。不过我心里一直想着一件事，所幸李大老爷一次也没想到。他若够精明，本可以用一个反要求来对付我的要求：验看我的护照，并要我拿出伊斯拉木·拜确是俄国臣民的凭据。他若那样做，我又能答什么呢？那就轮到我毕恭毕敬、彬彬有礼了。可是我运气好，李大老爷始终没想到要护照。

城里的穆斯林一区由三位伯克治理，其中一位白胡子的老人，四十年前在倭里罕·图拉手下当过差；倭里罕就是杀害阿道夫·施拉金特魏特的那个人。这老人后来也得过阿古柏的宠信。安集延人（西土耳其斯坦商人）的阿克萨卡尔库尔·穆罕默德在库尔勒落户多年；一八七七年阿古柏死在这城里时，他就住在这里。阿古柏当时带着六千人在此地等候时机攻打中国人。关于这桩谋害，库尔·穆罕默德所说的与通行的说法不同。那天下午这位征服者本要去他心腹的拥护者、和田有势力的尼牙斯·哈基木伯克那里喝茶。前面提到的叶尔羌与和田之间那条路上的阔什楞格尔与楚拉克楞格尔两座客栈，就是这个人奉他主上之命建造的。尼牙斯伯克与他的主上闹翻了，便在阿古柏的茶里下了毒，那杯毒茶很快就要了命。

库尔勒连同所属的五十五个村子，出产羊毛、羊皮、狐皮、棉花、丝和稻米，都运往阿克苏和都拉勒。同一带地方还出小麦、玉米、大麦、石榴和许多别的果子。有一种甜的黄梨，当地叫那什帕特，入口即化，在整个东土耳其斯坦都有名。麦子三月下种，四个月后成熟；但在缺水的村子里，麦子是秋天下种的。稻子四月下种，两个月后收割。

论大小，库尔勒与玛拉巴什、英吉沙、皮山、沙雅相当。它的巴扎没有什么出奇；可是这城所处的位置极好，就在那条清澈如水晶的河边，河上的小漩涡在一座座小桥底下打着转。城里可建屋的地方颇为局促，因此许多房子是打桩建在河沿上的。有几所相当如画，从地板缝里能看见蓝绿的水像油一样在底下滑过。气温不过华氏四十一度（摄氏五度），却有十来个顽童在水里游泳嬉闹，任水把自己冲下去。听说库尔勒人人都会游泳，热季里他们天天都在这条清凉的河里消暑。

七十罗布泊问题

在库尔勒，我们给商队添了两匹新马，把粮箱重新装满，又雇了两位出色的向导，由他们领我们到铁干里克——那是孔雀河下游一个小村子，正在塔里木河分出的两条汊流合流之处。从库尔勒到那村子有三条路。一条循孔雀河；第二条沿库鲁克塔格（意为干山）的山麓；第三条穿过山与河之间那片多石多沙的沙漠。头一条早已为人熟知。其余两条中我选了第三条，途中发现了两座中国的古堡，还有一长串波台（「里程碑」），也就是木与土筑成的高塔，按中国的里（一里合四百八十五码）标出路程。

后一项发现格外有意思。它表明从前有一条要紧的大道，自库尔勒通往——嗯，通往什么地方呢？这条朝东南走的大道，今日尽头是一片沙漠。而恰恰在北纬四十度三十分这同一纬度上，中国的地图标着古罗布泊；而且，正如我在叙述这趟极有意思的旅程时将有机会说明的，中国的地图是对的。

因此我方才所说的那条古道，几乎无可置疑是通向从前的罗布泊的；后来湖因某些原因干涸，这条路便废弃了，那些原因我在下面要指出来。至于这条路曾是一条要紧的交通干线，正由这些波台可以证明；因为中国人便是在今日，若不是最要紧的驼道，也不肯费力气立这样的方便设施。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头一个到罗布泊去的欧洲人。可是他所见的湖，比中国地图上所标的位置整整靠南一度；而且他还宣称那湖的水是淡的，不是咸的。因此他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自普尔热瓦尔斯基去世以来，一直等着一个确定的解决。李希霍芬男爵在柏林地理学会的《会报》上写过一篇文章，以罕见的敏锐论证道：像罗布泊这样没有出口通海的沙漠之湖，其水必定无可争辩地是咸的。既然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湖盆里是淡水，又鉴于另一事实——中国的舆图家凡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地物，从不上图，而他们所标的罗布泊却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湖以北整整一度——李希霍芬便提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湖必是近世才形成的，是在中国人把他们的罗布泊上图之后才出现的。

（原注：见绪论，第十五至十八页。）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循孔雀河与塔里木河之间那条大道到他的罗布泊去的，因此他不可能查明再往东是否有一个湖，或是一个干涸的湖盆；因为这个问题只有走孔雀河东岸才回答得了——那一侧本该有一条由孔雀河分出、流入中国地图上那个古罗布泊的汊流。在这两位大权威之间激烈进行的争论里，两方都是对的，这一点我在下文将要说明。

自普尔热瓦尔斯基头一次发现他的罗布泊以来，到过那里的欧洲人有：凯里和达格利什，奥尔良的亨利亲王和邦瓦洛，佩夫佐夫和他的两位军官，以及地质学家博格丹诺维奇，最后是利特尔代尔夫妇。可是这些人所走的路线与那位伟大的俄国探险家完全相同，因此除佩夫佐夫外，没有一个人能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对那一带的描述添上什么实质的东西；那描述精当而审慎，见于他第一次（一八七六至七七年）到（他的）罗布泊去的记述，他自己又在一八八五年春第二次到那里之后作了补充。

因此，我若要有资格了断普尔热瓦尔斯基与李希霍芬之间的争论——我确实希望自己能够——那么首要之事，便是不走前人踏过的那条路去湖上，而要把到中国地理家所标、也就是照李希霍芬看本该在的那个罗布泊所在之处去，当作我特别的目标。

我满怀兴致与成功的指望，于三月三十一日离开铁干里克村，一直朝正东走。同行的有伊斯拉木·拜、凯里木江，还有两个对当地极熟的人；早在我们离开铁干里克之前，他们就告诉我，往东很远处有一长串湖。这趟远征一开头我们就发现：孔雀河在铁干里克以北注入一个沼泽似的湖，叫马勒塔克库勒。可是它又从湖的另一头流出来，与前面提到的塔里木河那两条名叫阔克阿拉的汊流汇合。合流之后，这条河以昆切克什塔里木（意为东河）之名，一部分流入奇维里克库勒湖，再由那里流回塔里木河；一部分则径直流向塔里木河，在阿尔干渡口（普尔热瓦尔斯基作阿伊里勒干）与之相会，而沿途已因蒸发失去大部分水量。

孔雀河其余的水以伊列克（意为河）之名朝东南偏东流去。我们沿这条河的左岸走了三天；到四月四日，我十分欣慰地发现：正如中国人所标、也正如李希霍芬所信，它确实注入一个狭长的湖，长得我们又沿它的东岸走了三天。不过如今湖里几乎已长满喀米什（芦苇），虽然几年前罗布人、即那一带的土著居民还在那里打鱼。这些人对湖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的名字，通常把它分成四个盆：阿吾鲁库勒、喀拉库勒、塔耶克库勒和阿尔卡库勒。可是实际上只有一个湖，不过在两三处几乎被伸出的半岛隔断罢了。

这个湖同中国地图上的罗布泊一样，大致位于北纬四十度三十分。今日的中国地理家仍把铁干里克与阿尔干之间这一带叫作罗布泊，而这个名字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那个湖的近旁却全然无人知晓。那个湖包括两个盆，叫喀拉布兰和喀拉库顺。至于「罗布」这个名字，罗布人以及东土耳其斯坦的居民——只要他们对此稍有所知——是用来指自乌根河与塔里木河汇口一直到若羌的整片地方的。

有一点是对不上的。我所发现的湖是南北向的，而中国地图上的罗布泊却是东西向的。不过这个乍看叫人诧异的出入，有一个十分自然的解释。首先必须始终记住：整个罗布地区几乎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因此哪怕水准相对上稍有变动，都能或轻或重地改变当地整个的水系布置。而有两种力量在不断地促成这类变动，就是常刮的风和塔里木河本身的泥沙沉积。罗布地区常刮的风来自东与东北偏东，三、四、五月间从这几个方向来的沙暴很常见。我们在那四连湖一带时，空气是平静的；可是一离开那里，布兰便刮起来，除了中间息了两天，我们在那一带行走的整段时间里它就没有停过。

这些一再发作的风暴，其威力几乎不可思议：它们实实在在把湖水往回推，堆积在西岸；随后沙漠的飞沙就来把东边空出来的地方填上。这一片湖群从前比今日更往东伸，证据也不缺。沿它东侧一路有一串小咸水泻湖、沼泽和水洼，都是近来才被进逼的沙从湖里切断的。与它们紧挨着平行的，还有一条窄窄的林带，多半是胡杨和红柳。三个发育阶段清清楚楚地分得出来：东面远在沙漠里的是枯林（阔台克）；随后在最靠近湖东岸的沙丘之间是茂美的活树；最后在湖的岸边是幼嫩的小树，是一片林子的开端。而树没有水是活不了的。因此推论毫无疑义：湖是向西移动了，而林子跟着湖走。如今立在东面老远、置身于一片荒凉沙丘之中的那些枯胡杨，从前必定立在湖岸上，从湖水里吸取养分。

这个四连的狭长湖是古罗布泊所余的全部，这一点几乎无可置疑。伊列克河从它北端进去，又从它南端、也就是阿尔卡库勒（意为远处的湖）出来，以极任性的曲折向南蜿蜒，在它东面约三英里处留下中国古堡梅尔德克沙尔的废墟。随后这条河又结成一长串小湖，最后在希尔盖恰普干重新汇入塔里木河。这一串里最大的几个湖叫萨达克库勒和尼牙斯库勒，是照两个罗布人的名字起的，他们的小屋就在湖岸上。

而伊列克河把这些湖灌满水，不过是九年前的事。在那以前它们不过是荒漠；虽然那时今日的湖盆与河床便已存在，河床最深处积成咸水洼，野驼会下来喝水。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二次（一八八五年）到罗布泊之后回国，他否认塔里木河以东有任何湖。事有凑巧，他是对的，因为那些干湖盆和干河床要到三年之后才灌上水。另一方面，李希霍芬也一样是对的，他断定正是在这一带有一个湖——那湖确实存在，只是一时干涸罢了。

南罗布泊——我沿用这个名字，因为它在最好的欧洲地图上已经立住了——南罗布泊在普尔热瓦尔斯基到访时是个相当大的湖，大到他能从阿不旦村出发，在湖上往东行船好几天，到喀拉库顺的渔场去。十一年半之后，我从阿不旦试走同样的水路，却因芦苇之故，只能勉强走上短短两天。喀拉库顺的渔场已全然废弃，附近的湖面全长满了水草。

普尔热瓦尔斯基到访时，南罗布泊的另一个盆喀拉布兰是一片开阔的大湖，与其说是湖不如说是海，因为人站在这一岸望不见那一岸。它的名字意为「黑风暴」，足以说明它所处的地方格外饱受骇人沙暴的蹂躏。我到的时候，从前那片海似的湖只在西岸底下剩了微不足道的一点残余；它被塔里木河的泥沙淤塞到这种地步，连本地渔人那种吃水极浅的独木舟也浮不起来。夏天这一点残余与塔里木河及车尔臣河完全断开，因而水很快变咸，到夏末便蒸发殆尽。那时湖的旧址上长满茂盛的草，给若羌人的牛羊提供丰美的牧场。四月底我们从阿不旦去若羌时，走过很长一段冲积地；普尔热瓦尔斯基到那一带时，那里还被喀拉布兰湖的水覆盖着。

一句话，塔里木河如今输给南罗布泊的水量，比普尔热瓦尔斯基到访时少得无可比拟。连奥尔良的亨利亲王也看出了同样的情形，虽然他到那湖只比这位俄国探险家晚四年。可见这个湖眼下正在缩小。

自切格里克于依起，河折向东北偏东，水量减少之快令人惊讶，主要是因为两岸有许多浅小的湖。这些湖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当地渔人挖的人工湖。可是不论哪一种，溢进去的水都听任蒸发。它们就这样不断地把河的水抽走。下面所列的测量数字可以印证我方才所说。我不妨说明：切格里克于依与库姆恰普干之间的距离不过四十英里。

切格里克于依：河宽五十码，最大深十四英尺，流速每秒一点七英尺，流量每秒二千五百三十立方英尺。阿不旦：河宽四十九码，最大深二十英尺，流速每秒一点二英尺，流量每秒二千一百四十五立方英尺。库姆恰普干：河宽三十三码，最大深二十二英尺半，流速每秒零点九八英尺，流量每秒一千七百七十五立方英尺。

这些测量是在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之间作的。

到库姆恰普干，河便散开，消失在无数湖沼之中；其中最大的几个、也就是当中的那些，水完全是淡的；而四周一圈泻湖里的水则是咸的。上表表明：河越往东走，宽度、流速和流量都在减小，深度却在增加。

这样我们便查明了：中国人那个四连的罗布泊在过去九年里重新灌满了水，而南罗布泊在过去十二年里萎缩成一串浅沼。那么，下面这个结论岂不是不但站得住，而且简直是逼着我们非下不可的么——这两个湖系彼此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北罗布泊增大，南罗布泊便减小，反之亦然。

我不能不再指出一两点，它们支持这样一个说法：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那些湖，从地质上说来历很近。

东土耳其斯坦那些汇成塔里木河的河流，每一条两岸都伴着胡杨林带。连如今已与塔里木水系断开、没入沙中的克里雅河也不例外。它有些地段的胡杨林密得简直无法通行。林子一般起于诸河流出山口进入平原之处，因而也就起于同一个气候带的边缘。而在植物种属的地理分布中，河流是最可靠最稳当的传播途径之一。因此照理应当推想：在塔里木诸支流汇集的地方，胡杨林会比别处更茂密。可是事实上，在如今诸水汇合的那一点，林子却陡然完全中断。我在切格里克于依所见最后几株胡杨，树龄不过三十年。喀拉布兰与喀拉库顺两湖的岸上，无论老林新林，一点痕迹也没有。两湖都完全被不毛的沙漠围着。反过来，在北罗布泊近旁四周，我却既见到枯林也见到活林。

林子分布如此不均，解释是不难找的：南罗布泊形成得太晚，林子还来不及长到它的岸边。

以上这些论据出于纯粹的自然地理。另外还有一些属于历史的。我已不止一次提到，中国的舆图家在北纬四十度三十分处标了一个大湖，四周环着几个小湖。

六百二十五年前，马可·波罗到过「罗布城」。它的废墟如今几乎荡然无存，大概就在喀拉布兰湖以南不远。他到访之时那一带若有什么湖，这位伟大的威尼斯旅行家很难不加以记述。诚然，他既没有提叶尔羌，也没有提和田，连他实际渡过的车尔臣河也没有提。尽管如此，有一点值得一说：马可·波罗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罗布泊所在之处有无湖泊只字未提，却详细描写了罗布沙漠——「它大得旅人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需要整整一年」。

阿不旦的老头人昆切坎伯克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朋友，也是我的特别的朋友，今年八十岁。他父亲杰汗伯克和他祖父努麦特伯克（伯克的名位在这一家是世袭的）都活到九十岁。昆切坎伯克告诉我：他祖父住在今日普尔热瓦尔斯基那个罗布泊以北的一个大湖边上，而如今罗布泊所在之处，那时不过是沙漠。南罗布泊最初形成，是在努麦特伯克二十五岁那一年，起因是塔里木河另觅新道，而他所住的、他祖辈在其中打鱼的那个湖干涸了。阿不旦就是他（努麦特伯克）所创立的，他的子孙至今住在那里。照我的推算，这一切约在一百七十五年前，也就是约一七二〇年。

一八九三至九四年冬，罗布地区来过科兹洛夫，他先前参加过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佩夫佐夫的行程。他从铁干里克沿昆切克什塔里木左岸走，发现了奇维里克库勒湖——那个湖我只远远望见过。他从阿尔干去索果特湖走了一趟，那湖大概就是我所说的阿尔卡库勒。此后他循寻常的路到阿不旦，随后沿喀拉库顺南岸转向东北。

我是在铁干里克才头一次听说有位图拉（「老爷」，即欧洲人）到过附近，便尽可能通过本地人细细打听他走的是哪条路，好使我不必多余地去他去过的地方。科兹洛夫最有意思的发现之一，是一条古河床，本地人叫它库姆河，意为沙河。它在铁干里克以北不远处自孔雀河分出，朝正东走，沿库鲁克塔格南麓而行。

科兹洛夫的勘察与我的勘察，把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工作补足了，也大大增添了我们对整个罗布地区的认识。如今我们有了一张详尽准确的地图。可是关于罗布泊的争论还远没有了结。科兹洛夫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罗布泊——特就斯文·赫定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五日（公历二十七日）在俄国帝国地理学会的讲演而论》，在文中试图驳斥李希霍芬男爵和我关于中国古罗布泊位置的看法。我一回到和田，便把自己的发现写了个报告寄给李希霍芬，刊在《柏林地学会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八九六年，第二九五至三六一页。我那篇文章附有李希霍芬男爵手笔的一段按语，他先把罗布泊争论的前一阶段简略概述一番，接着说道：「诚然，有好几位旅行家循塔里木河而行，可是他们都踏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足迹。正因如此，斯文·赫定博士才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他选择一条更偏东的南北路线，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他对争议的要害有正确的领会。他的观察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使他得以证实我在一八七八年柏林地理学会《会报》（第一二一至一四四页）中所作推论之不误。」

科兹洛夫把关于罗布泊一带的各家记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李希霍芬的、佩夫佐夫的、博格丹诺维奇的、他自己的和我的——分析了一遍，得出这样的结果：「从上面所引的讨论中，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喀拉库顺库勒不但是我所敬仰的老师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罗布泊，也正是中国地理家笔下那个真正有历史根据的古罗布泊。它今日如此，过去一千年来如此，将来也仍将如此。」这个结果格外叫人诧异，因为就在同一页上、仅仅在这几行之前，他还这样写道：「我完全同意斯文·赫定的意见：今日罗布泊居民的祖先从前住在罗布泊以北的一个湖边。那就是乌楚库勒湖，佩夫佐夫曾给我们留下关于它的记述。」这两段话直接自相矛盾；它们证明这个湖并没有「过去一千年来」维持它现有的样子。不过，说这一千年不变之谈何等缺乏审辨，最好的证明还是科兹洛夫自己的地图。他在图上标出库鲁克塔格以南「孔雀河的古河床（库姆河）」，标出塔里木河南北向河段以西六英里半处的「干河床（阔台克塔里木）」，标出车尔臣河注入喀拉布兰处以北十二英里的「车尔臣河古河床」，又标出阿不旦以北八英里的「希尔盖恰普干干河床」。我自己还在库姆切克和梅尔德克沙尔发现过别的古河床。不过我从科兹洛夫图上举出的这四条，已足以说明：罗布泊连同注入它的诸河，非但位置不固定，反而比地球表面上也许任何一个同样大小的湖所经历的变迁都要大。

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极有意思、极引人入胜；可是本书的篇幅与宗旨都提醒我，不能在此展开。我打算在后来的著作里彻底讨论这个问题。眼下，我那位能干而热忱的同行者科兹洛夫中尉已经把决斗的手套掷下了。我十分乐意把它拾起来。那将是罗布泊争论的第二阶段。解决它所需的材料我们都有了。所剩的只是证明：北边那一组湖与南边那一组湖，我所发现的与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究竟哪一组更古；而更古的那一组无疑就该认作中国地图上的罗布泊。两方究竟谁对，这件事本身其实无关紧要。我相信在判定一个事实问题时，民族的成见不会有什么分量。要紧的是把真相理清；而一场争论只要有助于此，便总是有益的。

于是我们在这「移动的」湖岸上明白了：那个把亚洲内陆广大的中央盆地的水排走的巨大水系——它包括从铁列克达坂万年积雪上下来的克孜勒苏河；由东帕米尔、兴都库什和西北西藏的冰川供给的拉斯坎河，它一八九五年九月流量每秒五千三百三十立方英尺，我们是冒着性命之险才渡过去的；从头到尾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沙丘间劈开一条路的和田河；前一年同一时节我们非靠十名苏奇即水手相助才骑马渡过的阿克苏河与托什干河；把藏北一部分雨水带下平原、夏天势大到一时切断和田与罗布泊之间道路的车尔臣河；最后是无论冬夏昼夜都稳定地保持每秒二千四百九十立方英尺流量的孔雀河——我要说的是，我们明白了：所有这些大河合起来，也不足以在无边的戈壁沙漠腹心维持一个长久的湖。

四月间我们在切格里克于依测得：合流之后的河所含水量，恰恰等于它的支流孔雀河单独在库尔勒时的水量。其余的都到哪里去了呢？嗯，孔雀河的水有一大部分进了北边那一组湖，在那里蒸发掉；沙漠的沙像海绵一样吸掉另一部分；而那干渴的空气——那一带的相对湿度低得微不足道——也吸走极大量。这一切都在抽走河的水量。那么，在拼命挣扎着留在地面上之后所剩的那一点点水，其位置与多少都要经受这样剧烈的起伏，也就不足为怪了。

库姆恰普干渔场可以说是塔里木河坟墓的门口。在那里，那片人的意志与水的巨力同样无法制伏其杀戮之性的可怕的戈壁沙漠，奉那位主宰地面上一切变迁者之名宣告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七十一在北罗布泊上行船

上一章里，我把罗布泊的难题与争论，以及我的发现使我采取的新看法，作了一个简略的勾勒。现在该说几句我们在那一带此后的行程了。

四月四日，我们发现了北罗布泊里罗布人称作阿吾鲁库勒的那一部分，随后沿它东岸走了三天。一路上我们遇到极大的困难，主要是因为三十至五十英尺高的沙丘以三十三度的坡角直插进湖里。沙丘偶尔也退开一段，那里便长着胡杨林。凡沙丘降低的地方，胡杨便让位给红柳，每一株都立在一个由它自己的根盘结成的大丘上。有些地方这些红柳丘密得我们不得不在一座十足的迷宫里穿行，往往宁可绕进沙漠里去避开它们。

北罗布泊的几个湖长满了芦苇（我们后来发现喀拉库顺也是如此），以致我们除非登上岸边最高的沙丘，便看不见当中的明水。有两三回，在水浅或根本无水的地方，我们试着从芦苇里硬闯过去，虽然那些芦苇有骆驼两倍高，密得如同当地土著扎来做屋墙的那种。一名向导先走在前面探地面的虚实；随后是骆驼，用蹄子把芦苇踏倒，用它们沉重笨拙的身子把芦苇压断顶开。我跟在向导后面，仿佛是在一条黑隧道里走，重新出来、前路一览无遮时，实在高兴。

骆驼被这难走的地方折腾得筋疲力尽，我们只好让它们歇一天。

四月六日。我们照例露天扎营，扎在一座高沙丘上，荫在一丛老胡杨底下，那些胡杨刚披上春天最鲜亮的绿衣。从营地望出去，喀拉库勒尽收眼底，西面极远处还看得见环着奇维里克库勒的那几道厚厚的苇带。暑气已经逼人——下午一点荫处是华氏九十一点六度（摄氏三十三点一度）——而空气纹丝不动，这在那个时节是少有的。

在这些无风的静日里，我们被蚊蚋折磨得厉害。一路骑行，总有一柱云一样的这种害虫跟着我们。它们生平似乎只有一个目的：折磨人，把人的耐心磨到极处。可是太阳一落、我们扎下夜营，它们比先前更凶。千千万万只在我们身边嗡嗡，那副急切贪馋的样子，倒像我们到那里去专是为了请它们吃一顿晚饭！一千只蚊子争着要叮你的手，你另一只手挥着布片它们也不管，这样叫人怎么写得成字？或者，在我方才所说的那个温度下，还要在营地四周筑一道火墙，把自己几乎熏个半死，这又有什么趣味？

到了喀拉库勒这个湖盆，我们想出一条毒计来报复蚊子。日落时我们把头一年的干芦苇点着。火焰像草原大火一样迅速蔓延过湖面，烟像一层薄纱一样悬在我们营地上方。我半夜没睡，赏玩那火焰壮丽的气势，一面又怀着报复的快意想：数不清的蚊群正随着飘飞的烟灰像糠秕一样被吹到世界的尽头去。别的时候，我夜里只好用一样一点也不雅的防身武器来保护我这可怜的皮肤，就是把烟油抹在手上脸上。而为了不让这要紧的汁液短缺，我还得拼命抽烟！我从和田带来的烟草，按我的算计够五十天用；可是早就化作烟消散尽了。我在沙雅买了些中国烟草，那却是留着万不得已时才用的。在库尔勒我又添了些，花三便士买了一桶又苦又酸的本地烟草；与它相比，最烈的板烟的香气也堪称纯正的哈瓦那了。

说到烧芦苇，我的向导告诉我：有一回有人在大风天点着了喀拉库勒的芦苇，火烧了三个夏天三个冬天。这自然是一桩少见的天方夜谭；亚洲人会编这类东西，而且还会一心一意地相信自己那副巧口所造之物。不过即便把这些折去，有一点仍十分明白：干芦苇一旦着起火来，要烧上长得出奇的时间。阿不旦的老头人昆切坎伯克则乐意相信：南罗布泊的芦苇若被点着，至少要烧一个星期。因为贴着水面的干苇秆之间有强劲的穿堂风，火势便像被一副巨大的风箱扇着一样狂吼。芦苇噼啪爆裂，一直烧到水边，同时火星如雨、长长的螺旋形烟云在空中飘去。

四月九日我们在库姆切克扎营时，已经七天没见过一个人。我们在那里发现伊列克河岸上住着三家渔人，他们不久前才从北罗布泊附近迁来。河水在那里经诸湖的苇丛滤过，明亮如银，是一种可爱的深蓝。它从那里向南流，走在一条深深切出的河槽里；走两个长行程的路，便重新汇入塔里木河，沿途又结成一串小湖。

我从库姆切克派伊斯拉木·拜带商队到两河汇口去，自己则带两个人替我划船，乘独木舟到南罗布泊、也就是喀拉库顺的最末端去了一趟。这一趟去了八天，休息的日子不算在内。那是一段极好的行程。从没有哪条船载过比我更感激的乘客。在无尽的沙里作了那样沉重、炎热、辛苦的行军之后，这份安静、休息与自在，实在美妙得难以形容！

住在新旧罗布泊四周的人自称罗布里克，即罗布人；他们的独木舟叫凯米，这个词意为「船」、「渡具」，或任何一种浮水的家什。舟的大小自然差得很多。我所见最大的一只长二十六英尺以上，宽二英尺半。我所乘的那只约二十英尺长，宽却勉强过一英尺半。三个人使劲干，五天可以从一株胡杨上凿出一只舟来，那树自然得心材完好、没有裂缝。这些人从不用帆，永远是划；桨的叶片薄而宽。他们管桨叫艾捷克，与一种形似吉他的乐器同名；他们使起桨来既有力又灵巧。在开阔的湖面上，划船的人通常跪着；可是在密苇里他们便站起来，好看得远些，脸朝着去的方向，撑着舟走。通常一只舟有两个划手，后面那个多半站着，好越过前面那个的头看路。

我趁一个休息日在湖上试划了几趟，好弄清我这两个划手平均的速度，换句话说，得到一个时间与距离的尺度，用来量我前面这段行程的长短。四月十一日我们动身，一个划手在船头，一个在船尾，我在中间，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堆毡子和垫子上，像坐在安乐椅里一样，手里拿着路线笔记本、罗盘和笔；其余的仪器、打结的测深绳、卷尺，以及两三天的口粮，都塞在一切空着的犄角旮旯里。我还有个可喜的伴儿，就是我那条中国狗约勒达什三世。我们离开库尔勒时它还是一只小黄狗崽，因为它没有力气跟着商队在沙里长途跋涉，我便把它装进一只筐，让它骑在一头骆驼上。

头一天骑得它「晕船」；可是它很快就惯了这颠簸。走累了，它索性往一丛草边一躺，等着哪个人回去把它抱来放进筐里。此后我在亚洲的全部行程中，这条小狗再没离开过我身边；每一天的行军、每一场历险，它都是我亲密的伴儿。它随我上了独木舟，很快就显出对这种舒服的行法十分满意。它随我走过回和田的长路，随我走过西藏、走过柴达木、走过中国、蒙古和西伯利亚。那一段长路的大部分，约勒达什是靠自己四条腿走完的；我们最后到圣彼得堡时，它的状况好极了。可惜狗不准从俄国带进瑞典；因此在到家的门槛上，我不得不与这位忠实的旅伴分手。不过我把它托付给了最好的人家，就是普尔科沃的枢密顾问巴克隆德先生。它那一套多少还嫌粗野的亚洲习气，在那里很快被调理干净了；如今它正迫不及待地等着再往中亚的大沙漠去走一趟。

一切齐备，桨入水中，独木舟便像鳝鱼一样柔顺轻捷地在深蓝色蜿蜒的河上滑走。

可是这时候空气已不再平静。前一夜起了一场猛烈的「黑布兰」，从东边来，天此刻被它刮得漆黑。庄严的老胡杨在它的盛怒之下卑屈地弯着腰。只要我们还在河上，就没有危险，因为河在一条又深又窄的河槽底上流，两侧有苇带护着；再者，风暴的锋芒又被沿岸的林子挡去。可这只持续了两个来钟头。此后我们一路都在开阔的湖面上。那两个划手怕这一段路，我费尽唇舌才让他们相信没有危险；因为我们三个都会游泳，约勒达什也会。对我来说，这场布兰倒还算受欢迎；因为那天下午一点温度表只到华氏六十九点二度（摄氏二十点七度）。风暴在胡杨叶密的树冠里唱着它尖锐单调的歌，那歌不叫人厌倦，那歌不断给白日的遐想定出新的调子。

我们就这样在水上那条幽暗的路上疾行，我闲闲地看着轻舟掠过时，那些打着涡的水面上任性交错的嬉戏。两侧窄窄的苇带把河夹住，使我恍惚觉得我们是在一条荒废的威尼斯运河上滑行。

我们时不时停一停，好让我测河的深浅。有一回划手自己停下来，说「就在这儿」，从前河与湖都干着的时候，这河床里有一个常年不涸的咸水潭。我下绳一测，深三十一英尺；对一条流量每秒只有八百一十立方英尺的河来说，这实在是异乎寻常的深度。我那两个船夫中的一个、猎人库尔班，在那一带地方游走了五十年，既见过它还是一片沙漠的时候，也见过九年前水回来以后的样子。库尔班告诉我：普尔热瓦尔斯基曾从阿不旦派他和另外两三个愿意去的人，替他弄一张野驼皮。他们打了一头骆驼，那张皮换来了很丰厚的酬劳：钱、刀子和别的东西。可是自从水回来、人跟着水到那里住下以后，野兽便全然不见了，无疑是躲到更东边的沙漠里去了。

我们划进了头一个湖。被风暴抽打的浪朝西翻滚，浪尖上顶着白沫的翎。乘这样不稳的独木舟闯到浪里去是有险的；何况这些湖极浅，独木舟若撞上沙底，必翻无疑，因为风和浪都在左舷。因此我们尽可能紧贴着东岸走，借高沙丘的遮蔽。

我们终于平安到了萨达克库勒近端一个没有名字的村子，那里有几家人住在苇棚里。这些人以最自然不过的好客接待我，把刚从湖里打上来的鱼煮给我吃，另外还给我野鸭蛋、喀米什（芦苇）的嫩芽和饼；我吃着这顿简单却很可口的晚饭时，成了一圈说说笑笑、男女老少都有的罗布里克（罗布人）羡慕围观的中心——那些年轻女子竟毫不害臊地让我看她们那虽气色红润却远说不上美的面容。

后来我才明白这种少有的不知羞、不怯生是怎么回事。这些好人从前没见过欧洲人，虽然他们听说过琼图拉（意为大老爷），也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他到过他们更南边的同族那里，带着二十名武装到牙齿的哥萨克、一长串一长串的骆驼，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因此我叫他们摸不着头脑：我孤身一人来，没有随从，没有商队，坐着独木舟，同行的是他们自己的两个人，说着他们自己的话，吃着他们所吃的东西，穷得几乎和他们一样。他们心目中原先对欧洲人的想象就这样可悲地被推翻了。欧洲人与罗布人之间的分别，说到底也实在不那么大。四月十二日风暴太大，我们出不了门。第二天风稍减，我们又上了独木舟。罗布人的船不用的时候便拖上岸，隔一阵往上浇些水，免得开裂。即便如此，一只独木舟也很少能用过十年。

我们日出前动身，走了极好的一程，一半在开阔的湖面，一半在苇丛里。湖后半部分最深处是十一英尺半和十五英尺半。可是到中午，风暴又鼓起先前那种肆无忌惮的凶势，因此我们这一天余下的行程不无危险。诸湖之间由狭窄的水道或海峡相连；而要进这些水道的口，非横过宽阔的开敞水湾不可。这些人怎么认得路，在我简直是不可思议。湖岸极不规整，因为有极多的汊湾、半岛和岛屿把它弄得参差；而水道的入口非到进去了才看得出来。更添认路之难的是：湖东岸沙丘顶上的松沙被吹成一团团的云，把湖岸罩在浓雾里，又给湖面盖上一层黄色的尘纱。水激荡得厉害。浪在独木舟四周翻涌，每一个浪尖上都阵阵溅起水沫，把我们浇得浑身湿透。我们只得格外小心地留神。我们甚至脱去了几件多余的衣裳，万一要游泳也好游得轻便些。事实上，我们还得用身子和胳膊给独木舟找平衡，并且万分警惕，生怕搁浅在暗藏的沙洲上。

幸而我们没出岔子。我们一条一条地穿过那些水道。只有一次在一个小沙洲的背风处泊了约一个钟头，那是在尼牙斯库勒大湖的中间。此后湖便小了，最后我们进了伊列克河，沿着它平滑的水面划，一直划到希尔盖恰普干村（意为希尔盖的渠，希尔盖是一个罗布人的名字）。村里住着五六户人家；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商队，而伊斯拉木·拜和别的人因我久去不归，已经颇为不安了。

七十二乘船沿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罗布泊而行

歇了两天之后，商队由陆路继续朝塔里木河上的切格里克于依进发，我自己则乘船前往。琼塔里木（意为大塔里木）以最任性的方式来回弯折，常常绕成几乎完整的一圈，弄得我们实实在在朝罗盘上每一个方向都走过。如今是在开阔处，没有遮挡去抵飓风的凶势，我的船夫便小心地把两只独木舟并排缚在一起，用两根杆子绑在舷上连住，两舟之间留出约一英尺的空隙。这只双舟（阔什凯米）由四个船夫操桨；即便如此，风暴仍猛得叫他们使尽气力；不过在舟头朝西的那几段河道上，风推着他们，速度快得叫人头晕。

林子渐渐稀疏，终于全然断绝，河的东西两岸都镶着不毛的沙漠。

切格里克于依是一处典型的亚洲渔村——河岸上一排黄色的苇屋，屋前的岸上拖着二十来只独木舟，长杆上晾着渔网，四处弥漫着一股哈了的鱼腥。有八户人家终年常住在这里；到冬天另有十五户来会合，他们春天下到若羌，种下庄稼，等它成熟，收割完毕，再回切格里克于依。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半游动的。

商队由陆路继续前往阿不旦，我则仍旧走水路，横过十二年前那片宽阔的喀拉布兰湖如今所剩无几的残余。

风暴总算歇了一口气；可是接着便是整天的雨（四月十八日）。雨下得最大的时候，我们在托库兹阿塔木（意为九位父亲）这个小村子里躲了两个钟头，那地方四面都被水围着。诸湖处处极浅，因为河沙与泥沙淤积得厚；有好长的一段段水面，水深不到四英寸，船夫只得下去趟水，像拖手橇一样把独木舟拖着走。

我们在恰依村过夜，第二天一直划到阿不旦，共三十七英里（若取直线则只有二十五英里）。那是极好的一程，因为天气晴好。塔里木河越往东流越深越窄，两岸也越来越荒凉，最后连一丝草木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我们将到阿不旦时天已傍晚，全村的人都到河岸上来迎我们。我在人丛里看见一位矮小的长者模样的老人，虽然我生平从没见过他，却指着他喊道：「那是昆切坎伯克！」他们大为惊异。其实照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第四次行程的记述里给这老人所作的画像，认出他并不难。老头人那一边则像迎接老相识一样欢迎我，把我领进他苇屋里一间干净的「堂屋」。

昆切坎伯克是个很好的老人。他一刻不停地说着，一次也不用人提问，给了我一大堆有价值的材料。普尔热瓦尔斯基送过他自己的一张照片，还有几张在诸湖附近拍的景物照，以及渔网、一口锅和别的有用之物。老人把他这些宝贝都存在阿不旦稍北的一座沙丘里，以防失火和东干匪的抢掠。我试着向他讲我们瑞典的船是什么样子、我们怎样使桨。老人把手一拍，用十足有把握的口气喊道：「哦，这些我早就全知道了。琼图拉（即普尔热瓦尔斯基）都对我讲过。你们那边东西是什么样子，我一清二楚。我差不多同你一样，也是个『俄国人』。」

四月二十一日我们沿河到大村子库姆恰普干去了一趟，老头人昆切坎伯克（意为日出之伯克）握着一支桨，力道与准头无疑同他六十年前一样。

在阿不旦人家告诉我：过了库姆恰普干，河就完全不能行船了，因为在那里它分成许多小汊，消失在无数湖沼之中。普尔热瓦尔斯基曾沿一串湖一直划到喀拉库顺。可是那些湖如今都长满了芦苇，他到访时住在喀拉库顺岸上的人，十年前就迁走了。不过在库姆恰普干我找到两个人，他们答应替我朝东北偏东划两天，也就是划到独木舟所能到的极处。我很想把这些湖的地图画得尽可能完备，便决意走这一趟；不过得先回阿不旦，因为我们没带口粮来。

回程我不走塔里木河，而走阿不旦诸湖；它们与河右岸平行而且紧挨着，其实属于那种把河水泄走的岸侧泻湖之类。由于河水一年之中所积的泥沙极多，河床已被垫得高出两侧毗连的地面，因而河可以说是在一条抬高的槽里流。河水常常趁两岸薄弱之处冲决出去，淹没附近低洼的地方。此外罗布人还有意在河岸上掘开缺口，放水出去形成人工湖。到春天河水落到最低时，他们又把缺口堵上；等人工湖里的水蒸发得差不多了，便把从缺口游出去的鱼捕住。冬天这些人靠干鱼和饼过活。不过库姆切克的居民是地道的食鱼之民，他们终年全靠鱼过活；饮食上唯一的添头是野鸭蛋、芦苇的嫩芽和盐。据佩夫佐夫说，南罗布泊里有两种山地鲃即裂腹鱼（比德尔夫裂腹鱼与银色裂腹鱼）、一种条鳅（叶尔羌条鳅）、一种鲤（裸腹重唇鱼），还有形似狗鱼的普氏扁吻鱼。

四月二十二日我们分乘三只独木舟出发。一只坐着我和三个船夫；另一只坐着伊斯拉木·拜和两个船夫，载着口粮；第三只是一叶极小的舟，坐着那位年老而有经验的……随后我们顺着河最大的一支、也就是左边那一支往下走，不久便没入高高的芦苇之中。若不是罗布人在苇丛中保留着几条窄水道，这些芦苇之林简直无法通行；而就是他们所保留的水道（恰普干），若不每年春天把新冒的苇芽连根拔掉，一年之内也要长满。恰普干通常约一码宽，两侧的芦苇硬得像木板墙一样不可穿越，高不下十五六英尺。有好几处芦苇被捆成一束束立着，或是向后弯倒，免得它们朝前倒下把水道堵死。

这些恰普干四通八达、彼此交错成一座迷宫，生人独自走进去必定迷路；不过它们的首要用处并不只是作水路，主要是用来捕鱼。我们划过成百上千张网，在清澈透明的水里，我看得见数不清的鱼群在我们底下游过。我们一路捞了几条煮来吃。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恰普干，只有他们才有权在其中下网。

这些人怎么在这样一座乱人的迷宫里认得路，我实在想不明白。我们所在的水道时不时展开成一个四面被芦苇围住的小圆盆；由它又辐射出五六个一模一样的小盆。独木舟的头一探进这样一个泻湖，船夫便把桨一插，让它像野鸭一样掠过明水，水在舟头嘶嘶作响，我不由得疑心再过一会儿我们的头就要撞上一堵木墙。可是不然：只听得一声唰啦、一阵噼啪，芦苇便像帘子一样向左右分开，我们便滑进下一条隧道似的窄恰普干。

我们就这样痛快地疾行了一整天。中间有一两次，我清清楚楚地瞥见了正在慢慢萎缩的塔里木河。我们划过的湖里有几个面积相当可观；其中一个约卡纳克库勒，我测到南罗布泊所有测点中最深的一处，即十四英尺。可见这些湖极浅；说实在的，它们与其说是湖不如说是沼。

下午我们冲进了最大的一个湖卡纳特巴格拉干库勒（意为系翅之湖），得名大概是因为从前有人把一只野鸭的翅膀系在芦苇上充作路标。我们费了天大的力气才挣到北岸；可是岸上是掺着沙的湿泥，我宁愿在舟里睡。

第二天我们继续在这大湖上划。有一回我们停下来测深，约勒达什嫌舟里太热，纵身跳出舷去；可是游了好一阵之后，它断定离岸太远，便又爬回船上。那只极小的先导舟走在最前；接着是载口粮的；最后是我坐的那只。我在湖上吃了野鸭蛋和饼这顿简单的早饭。伊斯拉木·拜把菜盘放进一只木碗，让它在水上（那时水面平滑如镜）漂着递给我，我们飞掠过去时我一把捞起来。

一带极高的芦苇斜贯湖面，每一根足有二十五英尺高，在水面处周长两英寸有余。因为罗布人极少到我们此时所到的这么远，恰普干又长满了。那只极小的先导舟还算容易地挤了过去；可是两只较大较重的船只能一寸一寸地挣着走。船夫放下桨，用胳膊撑着芦苇借力，把船硬顶过去。我们四面都被封死。一滴水也看不见；水完全被芦苇和船遮住了。那条又黑又闷又热的隧道里，透不进一线阳光。等我们终于从这水上的隘口出来、驶进最后一片开阔的湖面、看见水面被微风吹皱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到中午我们到了开阔湖面的尽头；再往外，无论夏天乘舟还是冬天踏冰，都绝对穿不过那些芦苇。它们密得像木栅栏上的桩。有些地方它们缠结得那样密、那样结实，我们竟能踩着它们结成的那层乱垫走过去，一刻也想不到脚底下就是十英尺深的水。

折回之前，我们又硬挤到湖的北岸。在那里我登上一座典型的红柳根丘的顶上，向四面八方望得很远。往东连一平方码的明水也没有，只有一片长得极旺盛的芦苇之林。反方向、朝西看去，我们来时的那条窄水路像一条蓝带子在黄芦苇里蜿蜒。同样鲜明的对照，是密苇丛中稀疏散布的几小片春天新芽的嫩绿。

我们循来路回阿不旦。路线既已测绘过，我便无事可做，只消靠在毡子和垫子上，听水在舟舷上咕嘟作响，看清澈的水里那令人着迷的色彩交映。湖较深处是群青的蓝；较浅处则因黄芦苇的反照而闪着光，像用莱茵葡萄酒做的冻。

我们在库姆恰普干以东驶上塔里木河（意即「河」）时，逆流更急，比来时走得慢。来时独木舟在这一段河上被水推得飞快，船夫只消不时轻轻把桨一点，给这轻巧有弹性的小船掌个方向。如今回程，他们却不得不下狠劲地划。

我急于赶时间，便让他们趁着天光一直使劲划，甚至划到夜里很久；他们也不抱怨，因为我答应重重酬谢。月亮出来了，把那条窄水路照得如同灯塔的强光射着一般。夜色静而温和。除了桨有节奏的挥动，以及偶尔一条鱼跃出水面的泼剌声，没有什么打扰这沉沉的寂静。那是一个迷人的夜，一个我不会轻易忘掉的夜。

七十三重回和田

这一年的头四个月，我们不断地朝东走，与我们在和田新设的根据地越离越远。等我们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罗布泊最远的那几个湖时，离我几乎全部行李和我不是绝对需要的银钱所存之处已足有六百英里。可是这趟长途并非徒劳。我达到了出发时所定的目标：我查看了沙漠里的古城，把克里雅河一直追到它的尽头，穿过了戈壁沙漠，理清了塔里木错综的水系，研究了博斯腾湖的难题，勘察了罗布泊一带。

我们横穿沙漠那趟艰苦的强行军，把我们个个折腾得不轻。暑气逼人的夏天就要来了，这对我们绝不是什么可喜的前景，因为我们身上只有冬装；我们都盼着回和田去歇一歇。倘若能飞回去，我们一定飞；因为自普尔热瓦尔斯基、佩夫佐夫、杜特雷伊·德·兰斯和利特尔代尔夫妇几次行旅以来，沿昆仑山北麓的两条路都已十分为人熟知，何况它们也没有多少有意思的东西可看。可是我们没有野鸭的翅膀，除了骑马别无他法。于是我们向那位「古典式」的老头人昆切坎伯克诚挚道别之后，于四月二十五日带着三头骆驼、两匹马离开阿不旦。

能把脸转向西边，我着实高兴；因为到了和田之后，我那个大计划就只剩最后一部分未曾完成，即勘察藏北。再者，我急着到和田去还有一个缘故。在焉耆我从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那里听说，他已把瑞典寄给我的一大包信转到和田去了。我离家这么久，家里都出了些什么事？那包信像一块强力的磁石一样把我往西吸。因此，当我们刚离开阿不旦、那场执拗的东风暴又卷起漫天尘沙刮起来时，我倒觉得像是上天自己有意帮我们。

如我前面所说，这些沙漠的风暴既壮观又骇人。塔里木河在寻常情形下向东流的那一段，此时在风的冲击之下，表层水流竟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流。比如在阿不旦水位下落十六至二十英寸，而在西面的喀拉布兰却上涨八至十二英寸。于是湖面明显地涨大了。顺着这样的风暴骑行，人是很难坐得住的。你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要被整个从鞍上掀起来。马东倒西歪像喝醉了一样，骆驼把腿叉得很开，免得失去平衡。

喀拉布兰湖虽这样扩了边界，我们还是骑马横穿了它，也就是穿过自普尔热瓦尔斯基到访以来干涸的那些部分。此后我们到了若羌那条小河的下游；它本该注入湖中，只是在将到湖前没入低地里去了。这条小河也受了风暴的影响，它也倒流了一段，把两侧的低地淹出老远，把路径也抹掉了。我们多半是凭运气乱走，趟着六八英寸深的水；极目所至，只有一片被风撕成碎片的无边的水。水沫扑到我们耳边，水被整个卷到空中，碎成千万点，又带着狂暴的嘶响和泼溅落下来。可是我们望不了多远；空气里挟的尘太厚，天都被弄暗了。这场「黑布兰」一刻不停地刮了三天三夜，气温从没超过华氏五十九度（摄氏十五度）与华氏六十四点四度（摄氏十八度），因此我们觉得很凉。

等我们到了若羌——一个约一百户人家的小「城」——风暴已息，天气平静了。可是我们营里却忙乱起来。头一件事是我们要同那三头骆驼分手；自离开和田以来，它们给了我们无价的效力。几个月里，它们以斯多噶派般的坚忍跋涉过可怕的沙漠之沙，以庄严沉着的步子走过塔里木的原始林，涉过河流与沼泽而毫无惧色，从不诉苦，极少添乱，还常以它们那份泰然自若给我们鼓起勇气。可是我们已经把它们的气力用尽了。它们也急需休息。带它们一路走到和田是残忍的；因为在中亚，骆驼夏天是不干活的，享有在山间牧场上吃草的特权。

最难舍的是我那头乘驼，一头十岁的出色公驼。骆驼——如我谈野驼时所说——是不爱人的，永远不会像马那样驯顺；可是与这一头，我却一直相处得极好。凡是该牵它鼻绳的那个人一走近，它便怒叫、喷鼻；可是它看出我从不去动那根绳子以后，待我便大不相同。它由着我拍它的鼻子、摸它的脸，一点也不着恼。每天早上我总给它两大块玉米面饼；到后来它惯了这样的喂法，一到钟点便走到我帐篷前来提醒我。有时它甚至用鼻子结结实实地拱我一下，把我拱醒。

可是如今我们要与这三位老兵分手了，它们同我们一道顶风冒雨这么久。我把它们卖给一个西土耳其斯坦来的商人，只卖得我买时价钱的一半。我买了四匹马来替它们。买主把骆驼牵走时，我觉得十分孤单。院子显得空空落落。幸而我还有约勒达什，它忠实地守在我所住的那间陋屋里我的身边。有一天我坐在一条毡毯上写字，那狗忽然跳起来，把鼻子贴近地面，一面呜呜叫一面吠。起初我没理会；可是它一直凑到我跟前，明明白白地显出它很不安。我这才四下里找原因，发现紧挨我脚边有一只黄绿色、样子丑恶、两英寸长的蝎子，正举着毒尾朝那狗刺。可是狗的本能警告它不要用嘴去咬这东西。我立刻把蝎子打死；赏了约勒达什一大块肉，又拍它、抚它，让它明白它是个「好家伙」。

若羌由中国的安班李大人治理。一八九四年十二月爆发的东干之乱蔓延到西宁府、在那里闹到叫人不安的地步时，中国人在这城里驻了二百六十五人的兵，用的是克里米亚战争时代淘汰下来的英国步枪。按既定的规矩与礼数，我一到便派人送去我的中国名帖和黄大人在焉耆给我的那张地方护照，同时打听何时可以荣幸地亲自拜谒他。李大人派他的通事回话说：在接见我之前，他必须先看一张更大的、在他所辖之境内有效的护照。那通事是个穆斯林伯克，是个很不错的人；我请他说明：我那几张北京和喀什发的「大护照」留在和田了，因为我动身时并没打算走这么远；最好是让我去拜会安班，由我自己向他把事情原原本本说清楚。

回来的答复是：不带护照而行的人须当作可疑之人看待；安班不接见我；往和田去的南路对我关闭；不过既然我有那张「小护照」，可以格外开恩，准我回焉耆，再循我来时的路回和田。

好一个光明的前景！在盛夏时节，沿一条我已经勘察过的路，穿过沙漠走三个半月；而走南路经车尔臣，我一个月就能到和田！我吩咐那通事去告诉他的主上：我瞧不起他；而且不管他，偏要第二天就动身去车尔臣。

我得到的是一句简短的回话：「去吧；可你若真去，我就把你拿住，派十名兵押你回焉耆。」再说也没有用了，只有动手。我很快打定了主意：第二天早上照我所宣布的动身去车尔臣。李大人尽管来拿我、把我押回焉耆。我便从那里再去乌鲁木齐，请俄国领事出面帮忙，不但要弄到一张去车尔臣和和田的通行凭据，还要给李大人讨一顿他应得的申斥，并要求赔偿我因耽搁而蒙受的损失。因此我同买我骆驼的那个商人讲妥，托他照管我的行李和马匹。我决定带伊斯拉木·拜同去，我们把几样必需之物捆在鞍后的皮带上。

起初我着实恼火，恼自己被人这样漂亮地拿住；因为对一个粗鲁傲慢、背后有二百六十五名兵的官员动武或用诈，自然是想也不能想的。可是那一天还没过完，我对这趟四百多英里的乌鲁木齐之行已另有一番看法。我可以走新路，经过有意思的地方，还能看看中亚的中国首府，看看那里一大群显贵的官员和那一小片俄国人的侨居地。到后来我竟一心想去了；唯一把我往相反方向拉的，是和田的那些信。

然而我的星运比若羌安班李大人的更强。就在那天很晚的时候，有一位五十来岁、眉目清秀而不俗的官员到我住处来。他自称施大人，是驻军的统领。他告诉我，他接到命令第二天把我拿住；他此来是为李大人愚蠢的举动向我道歉，并说他要设法把安班劝回理性上来。此后话头转到别的题目上。施大人对我的旅行极感兴趣，问了我一大堆问题。我把自己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那场灾难讲给他听时，他大声惊呼，几乎要扑上来抱我的脖子。「哦，原来就是你呀！那时候我正在和田；人人谈的都是你那趟不幸的行程。林大人对我说起过你，我们两个都盼着能在和田见到你。」

这位林大人不是别人，正是保罗·斯普林加特，一个比利时人，在中国住了约三十年，曾有四年在李希霍芬男爵游历中国时给他做通事。他如今是肃州一位有势力的官员，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国人，还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太太给他生了十一个孩子，其中几个那时正在上海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里念书。

斯普林加特和施大人是奉乌鲁木齐总督之命到东土耳其斯坦巡查的，尤其要查明这地方南境群山里有没有金矿。因此我在布克塞姆的林子里游荡的时候，他们正住在和田。他们到喀什时，我刚动身去帕米尔；秋天我回到喀什时，他们已经走了。我很想见斯普林加特一面，因为我带着李希霍芬男爵给他的问候。可是我们直到一年之后才见着，那是在北京的俄国使馆里。他那时正要移居天津，因李鸿章的荐举，在那里得了一个要紧的职位。

这样彼此扯出了共同的熟人，我同施大人便成了真正的好朋友，仿佛相识多年一样。他在我这里待了半夜，同我一道吃了晚饭，抽烟，说话。我把我的路线图和写生给他看，把罗布泊难题的正反两面都摆在他面前。他对最后这一项格外感兴趣，因为他说他凭自己所知就晓得，那湖从前是在另一个地方。

我们没有去乌鲁木齐，第二天整天都留在若羌，我去回拜了施大人。他以爽朗的亲切接待我，并给我看他自己绘制的若羌与车尔臣以南山路的路线图；我承认他的成绩叫我吃惊。若不是地名是用汉字写的，谁也看不出这些图不是欧洲人做的。山是按近代地理学家正规的分层法画的。随后他又拿出他的英国罗盘、照准仪、比例尺等等给我看。此后他领我把那座「城堡」全看了一遍，把他储存的弹药火器给我看，显出他全然没有成见。一句话，他一点也不像寻常的中国人，倒更像个欧洲人而不像中华帝国之子。他在伊犁驻过好几年，在那里同俄国人有过往来；结果不但使他成了西方文明的仰慕者，甚至使他贬斥中国的文明。而他与斯普林加特的相识以及两人长途同行，更坚定了他偏向欧洲人的成见。吃饭的时候，我想这正是个好机会，便问他打算怎样办我被捕这件事。他答道：整个上午他都在设法给李大人灌输一点道理；可是李大人固执地咬定：只要东干人还在作乱，他奉到的训令就是拦住一切要经车尔臣去和田的人。施大人说他回答道：我不是东干人，是个和平的欧洲人。安班却顶回来说：他并不确知我是什么人；我没有护照。

「那么，我大概只好预备去乌鲁木齐了？」我说。

「去乌鲁木齐！你疯了吗？」施大人哈哈大笑起来。「不。照旧上车尔臣去，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后果由我担待。安班是下了拿你的令；可是统领是我，不是他，我一个兵也不打算派去干这种事。而李大人若想借本地伯克之手来拿你，我就派一队兵去护着你。」

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命运的逆转吗？我要受的保护，正是来自李大人扬言要用来拿我的那些兵！不过话说回来，中亚各城里中国文武两班官员之间这类冲突，是一点也不稀罕的。我在喀什和和田都见过同样的情形。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都预备停当要动身了。施大人像是觉得他对我的照拂还不够似的，此时又送来大批的糖和烟草，正是我所缺的东西。作为回报，我送了他几张我用不着的地图和几样小东西。于是我们又一次向西进发。我们那几头骆驼正在城外一处园子里啃树上的绿叶。我们骑马经过时，向它们送去一声惆怅的告别；可是它们一刻也没停下忙碌的嚼食，连一眼也不肯赏给我们。

不过，离和田还有五百六十英里，我得赶紧带过去。我很愿意在这一程的细节上流连；可是这本书还在长，何况我盼着日后在另一部著作里再回到这一带来——我在这里收获了极丰的观察。

去车尔臣的路上，我们看了瓦什沙尔里的废墟；我在那里从一个本地人手里买到一只古铜壶。随后我们到了车尔臣河，穿过它稀疏的林子到车尔臣城。

（原注：见第七八三页插图。）

从那里到和田有两条路。走北路穿过沙漠，也就是马可·波罗似乎所取的那条路，十天可到和田；可是那条路几乎全无人烟，而且那个季节井水是咸的，蚊蚋又叫人受不了，所以我们宁取南路——南路沿昆仑山走，平均比北路高三四千英尺。走那条路空气清新，气候实在宜人，景色也富于变化。我们所经的地方住着一支叫塔格里克（意为山里人）的突厥部族，他们以畜牧为生，也种一点地，不过种地要少得多。这条路比北路多走四天；可那相对说来算不了什么。

我们头一站是科帕的金矿。这里的土著以极原始的法子碰运气。含金的岩层最深在三百英尺处。为了下到那里，矿工掘一个竖井（坎），在井底沿着一条旧河床的方向开出窄窄的巷道，像鼹鼠洞一般。不过这件事值得专写一章；我只得赶紧往前，越过克尔克赛（意为四十道河床）——融雪化成的山水就从这些深沟里流向戈壁或塔克拉玛干那座灼热的熔炉。此后我们骑过同样出金的苏尔盖克，再下到低地和沙漠，在亚兹尤勒滚（意为夏红柳）那个小绿洲找到一处极好的歇脚地。在克里雅，我受到我喀什的朋友曾大老爷的热情款待，他新近被任为该城的安班。

五月二十七日我们到了和田，人强健无恙，只是疲乏，满心生动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休息。

七十四沙漠之行的后话

读者当还记得，一八九五年四五月间我们那趟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灾难之行中，我们不得不丢下旅行帐篷和几乎全部行李，还丢下两个渴得垂死的人。在喀什，这两个人的寡妇来见我，哭着求我把她们的丈夫还给她们。我尽力安慰她们，并把我拿得出的钱给了她们。此后我忙于预备去帕米尔的行程，沙漠里的种种便从我记忆里淡去了。我很快忘了自己所受的苦和所蒙的损失；可是我奇迹般脱险获救的记忆却常在心头，在危难之际给我以自信。

一八九五年夏天，那支落在沙漠边上、随骆驼纳赫尔的驮子一同丢下的瑞典军官的左轮手枪，竟出人意料地在喀什出现，我们自然起了疑心。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和道台便传令和田重新查访；却毫无结果。我自己于一八九六年一月初到和田，走的时候深信那顶帐篷、那些行李和那两个死人早已埋在沙里，还要在里面埋上许多许多年。因此不难想见我有多惊讶：我刚回到和田的那一天，刘大人就把我失去的东西大部分送到我住处来了——那些东西我一年多没见过了。

可是我得承认，重新收到它们时，我的心情并非单纯的喜悦；因为失而复得这件事让一个事实露了出来：我们落到了贼与叛徒的手里。于是一段既叫我不快、本身又错综复杂的刑案传奇便展开了，更不必说理清这一切所耗的时日。不过我还是把这件事扼要说一说，一半也因为它可以见出穆斯林居民的性情，以及中国人办案的法子。

和田西土耳其斯坦商人的阿克萨卡尔赛义德·阿克拉木·拜，是从商人玉素甫手里得到那支瑞典手枪的；伊斯拉木·拜渴得垂死时，正是玉素甫给了他水。玉素甫送枪无疑是要买通阿克萨卡尔，讨他的好、堵他的口。可是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早已给阿克萨卡尔打过招呼，所以他没有落进圈套。他把玉素甫严加讯问；玉素甫终于招认：那手枪是他从塔瓦克克勒的头人托格达伯克手里得来的。阿克萨卡尔把枪交给刘大人，刘大人转呈道台，道台再送到我手里。玉素甫见这事引起了一定的注意，便觉得还是躲到乌鲁木齐去为妙。这当儿阿克萨卡尔久不见那商人的音信，便派了一个探子到塔瓦克克勒去，盯住托格达伯克和他的家。

探子穿着破衣到塔瓦克克勒，戏演得极好，托格达伯克竟收他做了帮工，派他看一群羊。这人在附近四处放牧，把差事办得叫新主人十分满意。工钱很少；可是有一天他到伯克家去领他那点该得的钱时，却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伯克一在门口看见他，就跳起来拦住他不让进去。可是这人已经看够了：他看见伯克同我们和田河那三个猎人——阿赫迈德·梅尔根、卡斯木阿洪和托格达沙——以及领我们去沙漠里头一座古城的雅库布沙，正围着几只箱子蹲着；箱里取出来的若干东西散在毯子上，那些东西只可能是欧洲人的。探子不动声色，领了工钱，慢慢走开；可是一走出人家的视线，便抓住头一匹见到的马，翻身上去，飞奔和田，把所见之事报给阿克萨卡尔。阿克萨卡尔立刻把这报告呈给刘大人，刘大人便派两名法吏带一队兵到塔瓦克克勒去，搜伯克的家，把赃物收缴。

这当儿伯克早已发现他那新雇的牧人不见了，又少了一匹马，立刻猜到事情不妙，便派人骑马拼命去追那逃走的人。可是探子出发得太早；何况他知道自己的性命全在于抢先赶到和田。伯克此时处境尴尬；可是他以外交家的机敏救了自己：他匆匆把东西塞回箱里，运到和田，与刘大人派去的人一同到达，把一切交给他（安班），说这些东西是两三天前才找到的。那几个猎人也在同时到了和田，一干同谋都住在同一家客栈里。可是阿克萨卡尔在那里也有一个探子。第二天这探子来报：夜里伯克已把说词教给那几个猎人，教他们在刘大人问起此事时怎么说；因为毫无疑问，他很快就要正式审问他们在何处、何时、如何找到这些东西。

不过阿克萨卡尔先把那几个猎人叫了去——请记住，正是这几个人当初随伊斯拉木·拜去找那顶帐篷、却一无所获。他们对他说：这年冬天他们回到那三株胡杨那里，从那里循着一只狐狸的足迹走，那足迹一直朝正西进沙漠。他们跟了几天，最后到了一处，那牲口在那里停下来扒过沙。那里的沙白得像粉笔；他们发觉那白色是面粉造成的。于是他们往下挖，终于挖到了帐篷；帐篷被沙埋得严严实实，连帐杆顶都在沙面下一英尺。随后他们把各样东西一件件捞上来，装上驴背，运到河边。

这是一段极有意思的话。它证明帐篷四周的沙丘增高了六英尺以上；不过这增高也许有很大一部分是局部的不规则所致，是沙在帐篷背风一侧堆起来的。一八九五年夏天显然刮过几场大风，而冬天照例平静无风，所以狐狸的足迹没有被抹掉，很容易追。那些狐狸无疑是闻到了我们丢下的母鸡和食物箱的气味，才横过沙漠去寻的。猎人在离营地很远的一座沙丘上找到一只母鸡的骨架；可是那两个死人他们连影子也没见着。也许他们两个在五月一日夜里又往前爬了一小段。

阿克萨卡尔很快对这番话的真假有了自己的判断。他们为什么不把东西径直送到安班刘大人那里，却要等到探子把他们查出来？原来托格达伯克从前在大人物阿古柏军中做过尤兹巴什（百户长），是出了名的狠毒无忌之人，因而为人所恨——他得知了这桩「发现」，便说动那几个心地不坏、与人无害的猎人把事情瞒下，随后把一部分东西慢慢卖掉，留下自己用得着的。因此我只收回了我财物的一部分，主要是本地人派不上用场的那些，比如我一部分仪器、平板仪连架子、药箱、我的长大衣、雪茄、煤油炉，以及那两架照相机。可惜这两架照相机此后没有多少用处：塔瓦克克勒的居民把底片据为己有，拿去糊他们房子的格子窗了。因此往后我仍旧只能靠笔和铅笔；本书也只有前面一部分是用照片作插图的。

猎人们答应了托格达伯克的提议，已经把一部分东西变卖掉了。随我沿克里雅河而下的阿赫迈德·梅尔根和卡斯木阿洪，一路上始终守口如瓶。不过我猜他们良心上是过不去的；因为每逢谈起我们那趟不幸的沙漠之行，他们总说：我丢下的东西一定还找得回来，他们从齐门回家的路上要去找一找——好像是要替自己的退路打掩护。如今我也明白了：我到塔瓦克克勒时，托格达伯克为什么把我安置在一所寻常人家，而不请我住他自己家。那些赃物就藏在他家的毯子和毡子里，说不定会被发现什么。

安班刘大人也审了一堂，从中问出：我箱子上的锁是被硬撬开的。（一八九五年五月一日那个倒霉的日子，我离开时是把箱子锁着的，钥匙放在一只箱子底下。）他问这些人怎敢做这样的事，难道不知道中国的律法和穆斯林的沙里亚（教法）都禁止人动别人的财物？他们答道：箱子太重，只好撬开，好把里面的东西一点一点搬走。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回和田之前两三个月。那几个猎人被用刑逼供；此后又挨了打，下了监。可是那狡猾的伯克还逍遥法外。

我回和田之后，此案重新提起。阿克萨卡尔在安班的衙门（官邸）里安了一个探子，专管报告那里的动静。不过我们很放心：刘大人在这件事上会秉公办理，不会受贿。那几个贼的命运握在我手里。中国的刑讯常把人弄成残废，而这几个可怜的人一面等着发落一面悬着心，那滋味必定难受。我从一开头自然就打算吓他们一吓便放过他们。我并不愿他们受苦；因为在我性命垂危之际，那位大慈大悲者不是向我伸出过手么？

刘大人披上法官的袍子，以威严而有效的方式行使他的权柄。他要我开一张所失物件连同各自价值的清单；拿着清单，他亲自尊驾一路赶到塔瓦克克勒，把查访从头做了一遍。此后此案又在和田续审。各方的口供出入很大。刘大人于是要动刑架和炮烙；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反对。那么至少也得用板子；整个审问过程中，板子和行刑的人都在旁边随时听用。可是我声明：若真用起来，我只好退出，因为按我国的风俗，即便对犯人也不该虐待；刘大人便让了步，尊重我的顾忌。

那几个猎人一口咬定：他们把全部东西都给了托格达伯克，若有短缺，只有他才说得出去了哪里。另一方面，托格达伯克则发誓说：短缺的东西是猎人偷的。刘大人所罗门式的判词于是如下：「两造之中有一造在说谎，但审讯并未查明是哪一造。因此我判两造在两日之内，把所缺物件之值赔给我们的客人，计五千腾格（近一百二十镑）。」

我当即当着犯人的面说：安班的裁断十分中肯公道；不过那些贼纵然有罪，我也不愿收他们的钱。

刘大人以坚决的口气回答说：这笔钱在我或许无足轻重，可在中国人自己却是头等要紧的事——要教他们的百姓明白，抢掠欧洲客人是不能白抢的，否则下回再有旅人经过这里，同样的事还要发生。

不过我认为，留在河边那头骆驼也遭抢掠这一点，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明。何况猎人们说，有些东西是留在他们找到帐篷的那个地方的。因此我设法把罚金减到一千腾格（合二十二镑十先令）。就算别无所得，我至少赢得了那几个犯人自己的敬重。

刘大人在保护一个欧洲人的利益时所显出的敏锐的公道感和果决的魄力，在中国官员中是很不寻常的品质。不过我前面已经说过，以他的全名而论，刘瑞才是个格外能干的人；这一点还有另一件事为证。和田绿洲每年合计要向中国国库缴纳的贡赋，以元宝计，合三万三千镑。在和田，也同东土耳其斯坦多数城市一样，长官三年一换；可即便在这三年之内，他通常也总来得及「刮」出几千来，因为所征的税有很大一部分粘在他自己口袋里。刘大人做和田的长官已三年；可是他每年都把贡赋分毫不少地解往北京。他这种罕见的廉洁在乌鲁木齐引起了相当的注意，他刚被擢升为叶尔羌的安班，动身赴新任的那一天，正是我离开和田的那一天。

我们在和田过得十分舒心。刘大人吩咐下来，本地最富的人阿里木阿洪把他那所精美的夏居腾给我住；五月二十七日我到时，一切都已为我备好。我被领着穿过一道门，又穿过两三重院子，最后进了一座四围高墙的大园子。一条石板路通向一所长方形的砖屋，屋子立在园子当中的一座石台上。屋内只有一间大厅，开着十五扇窗，窗上的木格像百叶一样开合。台的四周环着一道注满水的壕，上面架着四座小桥。这屋子原是为喀什那位有名的统治者阿古柏所建，四围栽着柳树，叶密树密，没有一线日光穿得进来破坏那份清凉可喜的浓荫。露天的气温升到华氏一百点四度（摄氏三十八度）；树下则低十八华氏度。水在壕里潺潺流着；风在树梢低语。虽然那时节常刮尘暴，却没有一场侵扰过这园子的安宁。

屋子只有一扇门。其余三面沿墙有一道约一码高的木台，中间的石地面空着。我在木台上摆了包装箱和毯子，在一角支起我的床。我就在那里盘腿而坐，以一只箱子当桌子，一直做事做到深夜。那地方颇像个学生的书房，只是大量的旅行行装使它显得格外如画。

厨房在园门口附近一所小土屋里；为了多少免得被打扰，伊斯拉木·拜在两屋之间临时装了一个铃。我一天只吃两顿。伊斯拉木走来通报：「阿什塔耶尔，图拉！」——意即「抓饭好了，老爷」——随后在我身旁的木台上铺开一块布，把菜摆好。加洋葱和羊肉的抓饭，加蔬菜和骨髓的汤，新烤的饼，酸奶，加糖加奶油的茶，鸡蛋、黄瓜、甜瓜、葡萄和杏子——嗬，我过得像王爷一样阔绰！中国官员来拜访我。本地商贩带着古物和玉器来卖。我唯一的伴儿是约勒达什。穆斯林们给了它一个称号：约勒达什阿洪，意即旅伴先生。它替我看家；伊斯拉木端着饭盘进来时，它便摇尾巴表示关切。

在那座美丽的园子里休息，我是多么享受！那样静，那样安宁。巴扎的喧闹一点也传不进来，街上不卫生的气味也吹不进一丝。这地方之所以如此可喜，无疑是与沙漠的强烈对照造成的；而家里寄来的信里全是好消息，更使我享受得没有一点扫兴。饭后我在园子里踱一会儿，嗅着将熟的桑葚与桃子、绽开的玫瑰和郁金香的香气，那郁金香还带一点绿色。园里还有一只狍，颈上系着蓝带子和铃铛，有时会迈着轻捷的小跳过来要同我玩。一句话，那是人梦想得到的最可喜的地方，简直是十足的乐园——只是没有夏娃。

马厩里立着我那十五匹新马。我一八九五年夏天的坐骑是唯一的老马，可是我去罗布泊时把它留在了和田。如今它好好地歇着，以备日后的重活。刘大人送来大量玉米和青饲料。我抗议说：他若这样，我只好更早些动身；可是他不理会我的抗议。恰恰相反，他求我多住些时日；他向我保证，凡真正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待客的。还不止于此：我下次动身时，他给了我商队里每一个人、每一头牲口一个月的口粮。说真的，这位出色的官员对我倾注的种种恩义与友情，我是数不尽的。不过有一件事我非提不可：他替我物色了一位中国通事方世，一个讨人喜欢、和气的年轻中国人，母语写得流畅，察合台突厥语也说得利落，而且——不抽鸦片。他把妻儿留在和田，刘大人担保供养他们。不过我也预付了方世三个月的工钱，那笔钱他给了他妻子。凡我得空的时候，他就教我中文；我们立刻就开了课，还在离开和田之前。

天一黑，伊斯拉木便放下窗前的帘子，点上两支硬脂蜡烛；我便坐下来一直做事，做到凌晨两点。有一个又黑又有风的夜里，我被约勒达什在一扇窗前发疯似的狂吠惊醒。可是因为风在树间凄凉地呜咽，我听不出有什么异样。我摸到铃那里，铃线断了；究竟是被风刮断的还是有人故意弄断的，我始终不知道。我走到台上；那狗气得直抖，立刻跳下去钻进灌木丛。我看见两个黑影朝园墙那边溜去。我赶忙去找收着火器的伊斯拉木，把他叫醒。他抄起一支枪，胡乱放了两三枪。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一架梯子靠在墙上。那些贼——闯进来的正是贼——慌忙逃走时把它丢下了。此后我总把一支上了膛的左轮放在身边。我们还在园子里安了两个更夫；按夜里守护巴扎防贼的规矩，他们每分钟敲三下鼓。从此我再没受过打扰。

可是时光飞逝。我不能多花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休息，很快又想起身上路。到六月底，再次动身的一切都预备停当了。我最信得过的伊斯拉木·拜雇了一批新随从，又置办了新的给养。巴扎上一个做帐篷的匠人给我做了一顶大新帐篷，供我那些人住。我自己打算用的，是我丢在沙漠里、如今又这样离奇地从塔克拉玛干的沙里找回来的那一顶。

要随我同去的那些人，在最后一天下午设宴庆祝启程。一座小院子四周挂满了彩色的中国灯笼。他们请了一整班吹笛打鼓的乐人；还有两个跳舞的，其中一个扮成女人，献了一番技艺，那表演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教益；穆斯林们围坐成一圈，喝彩取乐。随后是茶和抓饭一一传上来；这样的欢闹一直闹到天快亮。

七十五翻越昆仑诸山口

六月二十九日，我们日出时都起来了。我在园子里那所清静的屋子被腾空。备好驮鞍的马牵进来，装上包装箱和木箱。有几匹因为歇得太久，变得躁动怕生，头一天整天都得单牵着走。

那些人张罗商队启程时，我去向刘大人辞行，送了他一只金表，那是我从一个拉达克来的富商手里买的。城里的武官送过我一条很好的毯子供帐篷里用，我便送他一支左轮手枪和我们多余的弹药。阿里木阿洪得了一只铃和一件袷袢。总之凡多少帮过我忙的人，我一个也没漏下。鞑靼商人拉菲科夫担下了把我的考古收藏、那张野驼皮，以及我在和田买的若干毯子寄回国去的事；多亏他的用心和彼得罗夫斯基先生的好意周旋，这一切都毫发无损地运到了斯德哥尔摩。

一切齐备已是十点钟，这支由二十匹马、三十头驴组成的长长的商队，在一队步行和骑马的人带领之下，向东出发了。是的，我们终于奔远东去了！

我们走了勉强一个钟头就到了玉龙喀什河左岸，它此刻的样子与一个月前大不相同。那时它只有一条河道，我们毫不费力地涉过去。如今它分成四支，水势最大的是最靠右岸的那一支。原来河正在夏汛，急流冲下来的势头猛得叫我们脚下的地都在抖。我前一天量过它的流量，是每秒一万二千七百立方英尺；幸好夜里水落了十四英寸。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请二十来个水手（苏奇）帮忙。他们先把驮着给养、帐篷和较重行李的马渡过去。第四条也是最难的那一支旁边横着一个低矮的砾石洲，摆渡的人在那里用一只又长又窄却极笨重的船，形如一只沉重的长方匣子。我、约勒达什和几只较易损坏的箱子就是乘这只原始的船渡过去的。约勒达什坐这样一个「摇晃」的家什过河，实在很不自在。水浑浊得吓人，水温华氏五十七点九度（摄氏十四点四度）。

过了玉龙喀什河，路一连穿过一个接一个的村子，村村都掩在茂盛的夏日新绿里；又横过数不清的灌渠，条条都满到岸沿。这一张渠网从河里夺走的水着实不少。

头一夜我们在山普鲁一所上好的房子里过；第二天，六月三十日，走过和田绿洲东南边缘上最后几个村子。最后一条灌渠止于库塔孜楞格尔（意为牦牛驿），随后一切草木都出奇地陡然断绝，齐整得像被开水烫掉了一样。分界线以外，连一根绿草也看不见。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绝对不毛的「赛」，那是沙漠与山之间的一种过渡地带，我们在科帕和苏尔盖克已经领教过。地面坚硬发黄，极平缓地向上倾斜。这条赛带——它其实是山麓的砾石坡积——与沙漠之间，是那条散布着零星绿洲的窄带，驼道就在那上面。赛被许多深深切出的小急流割开，那些水是从昆仑山北坡泻下来的。我们所渡的几条大的是乌鲁克赛、克里雅河、尼雅河、托兰和卓、博斯坦托格拉克、莫勒迪亚和喀拉米兰。这几条河出山之处，各有几个小村子，村子四周种大麦；居民的生计主要就靠大麦和牧养牛羊。因此在东土耳其斯坦可以分出三种绿洲：其一，沿河而成的；其二，位于沙漠边缘、靠人工渠灌溉的——所有的城都属这一种；其三，位于山中急流出山之处、通常草很丰茂的。

我们在库塔孜楞格尔短短停了一停饮牲口；和田的阿克萨卡尔伊斯坎德尔和随我们同来的其余骑手就在那里折回。阿克萨卡尔带走了我最后几封信；此后我便与欧洲断了一切音信。要到远东的北京，我才能再听到家里的消息。

此后几天我们沿山麓而行，走过一片清新翠绿、十分好看的地方，经过哈沙、恰卡尔、努拉几个村子，到了普鲁附近的多尔特伊玛目塞布拉。我本打算从这最后一处上西藏高原去；可是发现行不通，因为克里雅河水异常之大，把那条又窄又难走的山路完全堵死了。我们只好回到大驼道上去。我们在克里雅城回到大道，在那里住了四天，并在那里渡了河。

从那里走三天，经奥依托格拉克和奥夫拉兹，到尼雅——一个五百户人家的小城，设一名伯克、两名尤兹巴什和四名温巴什（十户长）。这片绿洲的水取自乌鲁克赛即尼雅河；万一河干了，还有蓄水池可倚靠。不过池水很快就用尽，一年之中大半时间人们靠的是井，井深三四十英尺，水好而淡。因此这片绿洲不宜农耕，园圃也不像别的绿洲那样茂盛。

尼雅之所以有几分分量，全在于往北两天路程、河没入沙中的地方，有圣徒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的墓；每年、尤其是夏末和秋天，有三四千朝圣者到那里去。同奥尔丹帕夏一样，那五位谢赫和守墓的人就靠朝圣者所献的实物和钱过活。这样一来，那座圣祠已拥有约四千只羊，在尼雅河的林子里放牧。河先积成一个供当地用水的小湖，随后在墓北不远处没入沙中。

七月十八日我们离开尼雅，又一次转向山麓，经奇切罕楞格尔和尤勒滚布拉克，到了托兰和卓河；这条河在砾岩层中切出一道深槽。路上出了一桩尴尬的岔子。伊斯拉木·拜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群羚羊在吃草。他骑马赶到前头，下马把马拴好，顺一条沟摸过去。那一枪（可惜没打中）惊了那些马；那时马是自己走的，没有人牵。它们撒腿朝草原上狂奔而去，那是一片起伏的平地，点缀着一丛丛草。幸好驮我仪器箱的那匹马没跟着疯跑，因为它总是由人牵着的。其余的马消失在一片尘土里，直到驮子滑下背来缠住腿、走不动了才停住。有几只箱子摔坏了；一只装炊具的摔得粉碎，里面的东西撒了满草原，好几只瓷杯碎成片片。

走到喀拉赛一带时，我们头一次听说昆仑山上有一道山口，据说在达赖库尔干以南、科帕东南约一天路程处。我决定回科帕去打听更确切的消息，并雇向导。我还想弄几头骆驼，好用来穿越藏北。我听说莫勒迪亚河上游的亚依劳（夏牧场）上有几头骆驼由驼夫看着放牧；便派我手下最可靠的一个人帕尔皮·拜去带几头来给我看。帕尔皮·拜这趟差事办得极好。七月二十八日我们在莫勒迪亚歇脚时，他带着十三头好骆驼来接我们，还把驼主也带来了。我先前已派人给科帕的伯克托格达·穆罕默德伯克送过信；他此时骑马赶来，帮我讲价，把价压到了合理的数目。我以一千二百七十五腾格（合三十镑）买了六头公驼，是惯走山地的那一种，而且整整歇了一夏。

七月三十日我们离开科帕，朝东南偏东进发，越过一连串在砾岩中深深切出的沟壑，当地叫恰普；这些沟除了雨后都是干的。到了喀拉米兰的一条支流米特河，景色便如画起来。河从花岗岩崖之间一道不到五十码宽的门户里流出来。可是一出来，它便在自己在砾岩中凿出的宽槽里散开，右边又有亚卡恰普汇入——那时节亚卡恰普不过是一条底上满是石头的干沟。它的两壁同米特河的一样几乎垂直，把商队的声响尖锐地回掷过来。我们顺这条沟爬上一片黄土丘，丘形柔和，长满了草。随后路折向东南，朝一条横谷的入口去；一条小溪穿过横谷流下平原。这地方叫达赖库尔干，住着十八户塔格里克（山里人），他们合共有约六千只羊。他们住在一半掏在黄土台地里的小屋中。我们在谷口溪的左岸扎营，把所有的牲口都放到丰美的草上去。

我们正南面耸立着中国人称为昆仑的那道雄伟山脉；塔格里克人却没有一个总名称呼它。被达赖库尔干溪切穿的那道次级山脉，在喀拉米兰以东叫托库兹达坂（意为九道山口）；不过在达赖库尔干本地并不用这名字。塔格里克人一口咬定，通往西藏高原只有一道山口，就是乔卡里克山口；可是他们又不肯担保我们的骆驼过得去。因此我决定先去把那山口探一探，然后再把全队带上去。

于是八月一日，我带着方世、伊斯拉木阿洪、罗斯拉克和两个塔格里克人，沿达赖库尔干谷骑到同名的山口（海拔一万四千三百三十英尺）；第二天又向东推进到主山口（海拔一万六千一百八十英尺）。从那里我望见了翻腾的群峰之海，景象壮丽。上坡固然陡；可是我们想骆驼还是应付得来。但另一面下坡却糟得多，因为几乎笔直的砾石坡上戳出许多锋利的锯齿状岩石。我们仔细商议之后，决定一试。行李可以顺砾石坡放下去；马和驴自己应付得了；骆驼若下不来，就用毡毯把它们裹起来拽下去。既已定了这主意，我们便翻过萨雷阔勒山口（海拔一万三千七百二十英尺）回达赖库尔干，八月三日傍晚到达。

商队又歇了一天，随后这一长串牲口向萨雷阔勒（意为黄谷之村）的阿吉勒出发；它们在那里吃到了最后一口鲜嫩多汁的草。

八月六日，商队分作几拨，每拨由指定的头领带着，整个队伍看上去颇有气势，沿谷缓缓盘向萨雷阔勒山口。越往上爬，牧草越少；仅有的一点也多半贴着小溪两岸。溪床多半穿过松软的土，有时也穿过砾岩层，底上散落着亮灰色和绿色的花岗岩块。谷的最高处，光裸的花岗岩崖直悬在溪上，不过有些地方顶上还戴着几片草。这当儿谷渐渐收窄，也越来越陡。牲口缓慢而吃力地爬上那片砾石坡积；坡积把山脊上那道喇叭形的缺口塞住，底下谷头的那些溪床像扇骨一样从那里辐射开去。骆驼小心翼翼地在松砾石坡上苦苦攀登。每隔一会儿总有一匹马或一头驴跌倒，卸驮再装驮之间就落了后；随后它们又加快脚步，努力追上队伍。我通常骑在最后，好照看它们全体；眼看最后一头牲口消失在山口顶后面时，我实实在在松了一口气。

山口南面坡缓得多，下去是一条宽谷，浮土很多，亚依拉克（牧场）却相当稀薄。两侧被气派的山嘴封住，与北面俯临萨雷阔勒的那些相仿。因为落差不大、水的侵蚀力相对薄弱，坚硬的岩石并没有被蚀去，虽然主脉的脊线轮廓极其奇诡。

我们顺着谷中潺潺而下的小溪走，直到宽阔的主谷拉玛齐敏，正要向左即向东折往乔卡里克山口时，那位本该领我们翻山的塔格里克人的阿克萨卡尔即头人，忽然说漏了嘴：米特河上游谷中另有一道更便利的山口，叫亚普卡克里克。可见他先前告诉我乔卡里克是翻越这道山脉的唯一山口时，是有意撒谎。实情是他怕中国人，不敢把一条至今无人知晓的入藏之路指给我们看。不过既已把我们带到这么远，他也就壮了点胆，把更详尽确切的情况告诉了我。

我狠狠责备了他一顿，因为他骗我，又拿假话把我们一路带过达赖库尔干、乔卡里克和萨雷阔勒几道山口。不过话说回来，能有机会把这一带踏勘一遍，我倒并不懊悔。

于是我们掉头朝西南、继而朝正南走，越过从乔卡里克山口下来的那条小溪，把达赖库尔干谷的下端留在右手，再折进偏西许多的米特河横谷。这条谷也相当宽，而且平得叫我们这些看惯陡坡的人以为它是朝南倾斜的；可是那条朝相反方向流的急流却使我们确信，自己不过是被眼睛骗了。溪水从两道高大的花岗岩山嘴之间流出，那两道山嘴构成一道门户似的东西；溪水横过一片几乎绝对平坦的原野，成一股宽而浅、无声的水流蜿蜒而去。溪床上铺着软泥，马陷下去没过了距毛；里面连一块卵石、一片碎石也看不见。溪水时而展开成湖状；岸线表明，涨满时它几乎要从谷的这一侧漫到那一侧。它的河道有几处拐得极急，有的地方还被低矮的泥洲分开。左边山脚下有两三处泉眼流出的细流给它添水，泉水清澈甘甜，只是水边有细细的白线，说明有盐分蒸析出来。

我们在溪右岸一道砾岩台地脚下扎营，朝南望去景象壮丽。谷继续展开，最后止于一片广阔的平原；好几条侧谷开口于此，米特河横贯其上，分成极多的汊流，其中许多有水。极远极远处、仍在南面，我望见一列雪峰，在雾濛濛的空气里辨不真切，从中间那些梯次抵住平原的山脉顶上探出头来。

我们营里颇为热闹忙乱，虽然牧草稀少，质地也比拉玛齐敏差得多。营中间是两顶白帐篷，中间堆着粮袋、箱子、鞍具和别的行装。马两匹两匹地拴在一起，免得跑得太远；驴和骆驼却听凭它们自由走动，贪婪地扯着草吃。

七十六我的商队及其成员

这是我们在全然无人之地的头一处营地。我们此刻是朝着不为人知、无人居住的西藏去，此后要过两个月才会再与人打交道。一句话，我们把身后的船烧了，同时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中国所有的官都够不着我们了。可是往后我们得走得更远、更快，而且只能在有草的地方停下。塔格里克人在这一点上给我们的却只是约伯朋友式的安慰，因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南面各处一概寸草不生。这与佩夫佐夫考察队在更东边的经验完全相合，因此我早有准备：商队的牲口会渐渐力竭而死在途中。不过我看我们自己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万一到了最坏的地步，我指望我们还能步行走到南面或北面有人烟的地方。

塔格里克人素来不到这营地以外去；他们既说不出前面那些地方的地名，我只好用纯粹权宜的记号——数字和字母——把各处地物标在图上。有意思的是，恰恰这一带有几个地名指向蒙古语的来源：卡尔玛克恰普（意为蒙古沟）、卡尔玛克乌图尔干（意为蒙古人住过的地方）、喀拉米兰（意为黑水）、达赖库尔干（意为达赖之堡）、拉玛齐敏（意为喇嘛的牧场）。

我们那些宝贵的牲口就在这里安安静静地饱餐了最后一顿甘美的青草，一点也不知道等着它们的是什么命运。不到两个月，它们大半都倒毙在藏北不毛的高原上了；而我们启程时，这支队伍可绝不寒碜。我们带到山脚下的，有马十七匹、驴十二头、骆驼六头，另外还有短期雇来的若干牲口。在萨雷阔勒我们又添了四匹马、十七头驴，驴上驮着一袋袋玉米，作全队牲口的饲料。这样总共是五十六头牲口；等我再加上一句——到我们抵达柴达木的界岭时，只剩下三头骆驼、三匹马、一头驴，而且这七头都瘦得皮包骨，勉强挪得动；换句话说，我们损失了全队的百分之九十——读者便可略略想见这些可怜的牲口所受的苦有多可怕。它们的损失对我们并不算真正的妨碍，因为它们是随着驮子（给养）的减少而按比例渐次损失的；可是眼看这些可怜的畜生受苦，实在令人难过。

在萨雷阔勒的阿吾勒，我们买了十来只羊和两只山羊，打算一路走一路一只一只地宰。我本想带二十来只；可是我手下的人向我保证说：在我们要走的那样极高的地方，胃对肉食全无兴致，除了米什么也受不了。饶是如此，我发现我们带的那些羊还是很吃香，走到一半就吃完了。最后一只宰掉之后，我们只好将就着吃野牦牛的肉。

最后，我们这支旅行的动物园里还有三条极好的狗，我不能忘了提。一条是我从库尔勒带来的忠实的约勒达什，它总睡在我身边，看帐篷看得那样起劲，除了伊斯拉木·拜谁也不许进来。再有喀拉赛来的约勒巴斯（意为虎），一条黄毛蓬乱的大狗；还有达赖库尔干来的黑白花狗布鲁（意为狼）。这两条归了那些人的帐篷，夜里在那里闹得天翻地覆，有时驮畜走离营地太远，它们还要吠。行进时三条狗围着商队跑来跑去，互相追逐嬉戏；可是一在山里瞧见什么猎物，便撒腿追去，很久不回队里。它们总是活泼机警，既给我们单调的行军、也给我们本来沉寂的营地添了生气。说实在的，这一趟穿越高原，全队牲口中数它们受得最好。空气极其稀薄，它们似乎丝毫不觉难受。而且它们总有得吃：有宰羊的下水，有我们打的牦牛和野驴的下水；再不济，还有那些力竭倒毙在路边的马、骆驼和驴。到后半程，几乎每一处营地都有一头、往往不止一头牲口撑不住而死去。

我有八名随从，各有各的职分：伊斯拉木·拜是卡尔万巴什（商队长），方世是中国通事，奥什来的帕尔皮·拜，克里雅来的伊斯拉木阿洪，车尔臣来的哈姆丹·拜，有一半中国血统的阿赫迈德阿洪，喀拉赛来的罗斯拉克，以及达赖库尔干来的库尔班阿洪。我们从达赖库尔干雇了十七个塔格里克人，由他们的阿克萨卡尔（头人）带着，帮我们翻过最难的几道山口，讲定两个星期左右便回去。随我去踏勘的那两个塔格里克人，回营之后就逃了，怕因为明明近处有条好走的山口、他们却把我领到难走的山口去而受罚。他们的阿克萨卡尔一决定把去亚普卡克里克山口的路指给我看，他们便溜了；可是我们直到夜里扎营才发觉。他们固然逃过了应得的惩罚，可也丢了我雇他们的马去踏勘的那笔钱。

这一整天我们骑得极痛快；虽然海拔很高，日头下却暖和得很，我只穿一件轻便的夏上衣。可是西边的山一遮住日光，我们立刻就觉出夜里的寒凉，我便穿上长大衣、戴上冬帽。晚九点温度表是华氏四十一点四度（摄氏五点二度）。

另一顶帐篷里传来那些人说笑的声音；等阿什（抓饭）一端进去，那喧闹便震耳欲聋了。我那些突厥斯坦的随从自以为身份高，不屑与临时雇来的塔格里克人同食；何况他们也不大信得过那些人，而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因此塔格里克人不许进帐篷，只能在露天吃饭。吃饭时我那些人议论这趟行程的前景；在这些议论中，帕尔皮·拜被奉为首席权威，因为他从前已横穿西藏好几次。他随过凯里和他后来被害的同伴达格利什，随过邦瓦洛和奥尔良的亨利亲王，随过同样被害的杜特雷伊·德·兰斯，还随过格勒纳尔；他也参加过某一次俄国人的考察，只是他说不出是哪一次。因此，遇上他真是天赐之福，因为论熟悉西藏高原，没有人比得上他。诚然，有些嘴恶的人毁谤他，说他在东土耳其斯坦不止一座城里都有妻子，腻了便一个一个抛下。伊斯拉木·拜以为，帕尔皮·拜曾做过两位被害的欧洲人的随从，这不是个好兆头。不过他随我的这段时间里，这人尽职尽责得堪称模范，永远谦和有体统，在别的人中间也很有威望，不单因为他的阅历，也因为他的年纪——他将近六十，是全队最年长的人。他给我讲邦瓦洛的驮畜怎样一头接一头地垮掉死去；讲杜特雷伊·德·兰斯的商队怎样折损大半，最后在汤布达遇袭之后彻底溃散。这些故事把别的人吓住了，他们开始觉得：这趟险路若能保住性命走完，就该算自己运气好了。

我们在米特河边扎营的那地方，塔格里克人叫它莱卡，意即「泥地」，名副其实，因为河在那里铺下了大片的软泥。那些山里人所熟悉的地方，只到那一点以外约一天路程为止；他们把几处比较显著的地物的名字告诉了我，再往南就不敢去了。他们告诉我：米特河穿过我们由萨雷阔勒山口翻越的那道山脉的横峡，又深又窄，一年四季都完全无法通行。他们说峡里塞满从两侧陡壁上崩落的巨大岩块，河在其间狂涌怒吼，几乎从这边填到那边。再往西还有一道山口叫佩拉兹里克，通往阔克米兰上游和一片亚依拉克极多的地方，那地方因此叫齐姆里克。

米特河谷上游有金矿即坎，不过不比一人高深。那时有克里雅来的探金人在那里干活。他们在科帕没有走运，十天前迁到米特河谷来，指望运气好些。他们打算再待一个月。这些探金人每年都到米特河谷来，可是总共至多干六个星期，一半因为他们带不了更久的口粮，一半因为九月初地就开始上冻，一直冻到第二年六月初。金子是在摇床上淘出来的；可是产量似乎不怎么令人满意，每人平均一天不过出两腾格（合十一便士）。因为「矿」的附近连一根草也没有，他们把驴打发到拉玛齐敏去吃草，任它们自己照管自己，人则去淘金。

夏天的降水多半是固态的；冬天雪大到把谷和山口完全封死。我们到访时天气凉爽，因此米特河的流量每秒不过一百四十立方英尺。再往下游有几条支流汇入；若有一个安静的晴天，它便涨成一条相当可观的河。

我们还不习惯寒冷的夜，头一场霜（最低华氏二十七点一度，即摄氏零下二点七度）来时觉得格外难受；可是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很快又暖和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又有两个人逃了；我只好又责备那位阿克萨卡尔约束手下不严。剩下的塔格里克人还有十三个，也够用了。我所以要这么多人，是因为商队分作五段行进。

骆驼走得慢，先走，由哈姆丹·拜带队，另有两三个塔格里克人同行。随后是马队，驮着我私人的物件，如帐篷、炊具等等；这一段归伊斯拉木·拜、帕尔皮·拜和另外几个突厥斯坦人管。他们走得最快，因此很快就赶到前头。挑选合适的宿营地是他们的差事。驴归其余的人照管，与马同时动身，可是很快就被马甩在后面，一般与骆驼同时到。羊和山羊自成一队。我、方世和一个略知前面两天路程情形的塔格里克人殿后；因为我整天不停地要做事：把地形的轮廓记到图上，作地质与沸点测高的观测，写生，等等。因为走在最后，我们总比马队晚几个钟头到营地；到时帐篷已经支好，两块石头之间生着火，锅里的饭正咕嘟冒气。骑了那么久、那么累之后，能一头钻进自己的帐篷，实在畅快；帐篷地上铺着那条贵重的毯子，是我将离和田时那位武官送我的。帐篷一侧摆着我的床，是用皮裘、毡子和两三只垫子做的；另一侧是我的箱子，排得整整齐齐。两顶帐篷一在望，行军时总紧跟在我马蹄后头的约勒达什便抢先跑去，往我床上一躺。等我快到营地时，这狡猾的家伙又跑来站在帐篷口，欢快地摇着尾巴，像是要迎我，又像是要叫我明白：这屋子真正的主人是它。不过此后它只好将就那位大人的毯子了；因为软床归我占了，我一坐下便着手整理行军中所记的笔记，画当天的路线图，录气象观测，给标本贴签，等等。

方世很有出息，我极看重他这个伴儿；因为论学问修养，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远在一个穆斯林毛拉之上。我一有空闲，甚至常常在马背上，我们便苦学中文，凭我那点有限的词汇尽量交谈。有方世随行唯一的不便，是那些穆斯林嫉妒他常同我在一处、给我上课时还坐在我帐篷里。他们戏称他为基奇克图拉，意即小老爷；又吵嚷说，他们是虔诚的穆斯林，却要给一个异教的中国人做饭。有两三回我不得不出面，好保住两边的和气。

七十七进入无人之境

八月七日。这一天路又长又难。起初我们沿着河与山麓之间的台地走，山上的花岗岩这时已换成暗色的黏板岩。随后我们下了一道陡坡，到克孜勒苏（意为红水）；这条河从左边一条宽谷里流出来。我们把米特河那条宽阔敞开的谷留在右手，折进亚普卡克里克谷；这条谷也宽，在夹峙它的厚重山嘴之间缓缓上升。这条谷也有几条侧谷汇入。我们经过的头一条是所谓比卡尔亚尔加，即死胡同，据说尽头是一堵上不去的阿克恰克尔塔格，意即「白色野崖」。第二条通向一处金坎（矿井），在那里淘金的人很走运，已经采够了这一季的份，正在回家路上。

谷渐渐折向东。南面极远处是一片雄伟山峰与雪顶的十足的混沌。亚普卡克里克的赛（「赛」这个词也指满是石头的河床）中横着一条浑浊的溪流，沿途把侧谷里许多小溪急流都收了进来。这条溪本身很宽很浅，一般至少占去谷底的一半；谷底是松软的腐殖土，长着稀疏的草木。黏板岩只在两侧山的顶上露头，以及山脚下涨水时把上覆土层冲走的地方露头。总的说来，这些山的轮廓相当浑圆，上面覆着一层层松软的土和碎屑。

越往前走，谷渐渐收窄，地面也更破碎、更多砾石。上亚普卡克里克山口的坡越来越陡；尽管如此，所有的牲口、连骆驼在内，都应付得出奇地好。我们本以为最后那段最陡的坡非得把驮子扛上去不可，幸而连在那里也没有一头需要人帮忙。

我带着两个随从，比骆驼和驴早一个钟头到了山口顶上。回头望去，它们在下面老远，像一些小黑点在一步步往上挣。往西望，目力所及是一片无边的峰峦之海；往东，那错综山景的气象也几乎同样壮伟。山口另一侧向东伸展的那条谷，被泥和砾石塞得像一条蓝灰色的带子，甩在黄灰色的群山之上。山口本身是一道不甚锋利的脊，上面密密铺着崩解的岩石和黑色黏板岩的碎片。这一点上它像乔卡里克山口，可是好走得无可比拟：坡没有那么陡，海拔也低些，不过一万五千六百八十英尺。天气极好；温度表是华氏五十七点六度（摄氏十四点二度）。

下到东面那条谷并不难，虽然上段有几处极窄。可是谷很快就展开，再往下，谷当中有一条小溪潺潺流着。

在溪边的台地上，我们遇见一头极出色的库兰（野驴）。它被狗惊起，像风一样沿谷奔逃，却不时停下来远远地看我们。我们后来得知：走在我们前面的马队的人经过同一处时，看见过约二十头库兰的一群。伊斯拉木·拜朝它们放了一枪；结果其中一头与群失散，跟在商队后面走。

谷西侧松软的地面被许多恰普即沟壑割开。东侧被一道较结实的山嘴封住。我们从它的下端、由库姆博扬（意为沙山口）这道小小的次级山口翻过去；山口顶上有一堆塔格里克人垒的石堆。过了库姆博扬往南，我们先经过一条侧谷的谷口，随后到了喀拉米兰上游谷；喀拉米兰在一道宽阔的赛中朝西北流，再往下从东面接纳从乔卡里克达坂下来的那条溪。

跟着塔格里克人来的一条三条腿的狗，到了库姆博扬脚下就走不动了；我们骑马离开它时，它凄凉的嗥叫在光秃的岩壁上回响，那声音一点也不叫人快活。

我们到帐篷时天已全黑；伊斯拉木·拜把帐篷支在喀拉米兰边上一块陡岩下面，这时喀拉米兰已缩成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溪。牲口连一根草也没有，我们只好拿玉米和大麦喂它们。陡崖被熊熊柴火的红光照亮，柴是硬的，即行军途中拾来的干亚普卡克。除我之外，所有的人骑了这么久之后都头痛发困。伊斯拉木·拜和方世的高山病发得极厉害，只得立刻躺下。我把当天的事做完已是半夜；光是画当天的行军路线就占了五页。

夜里全然无风，却很冷（最低华氏三十六点三度，即摄氏二点四度）；不过还不至于冷得穿透我们的皮裘和毡子。

清早刮起一场猛烈的西风；因为我们营地附近岩石的形势，这风在局部竟发展成一个旋风。转眼间我的帐篷就被吹得平贴在地上。所幸我的仪器都已收好，一件也没损坏。

我把五个塔格里克人的账结了，其中包括那个说谎的阿克萨卡尔；他们步行回去，很庆幸不必再往前走。我们还剩八个山里人。

塔格里克人管我们扎营的这一带叫布拉克巴什，意为泉头。这是我在通往未知的西藏途中记下的最后一个地名，也是我整个亚洲之行中所记的最后一个突厥语地名。在我的日记里，我把那地方称作第一号营地；八月八日我们在喀拉米兰源头扎的营，称作第二号营地。

一条小溪——喀拉米兰的一条源流——从布拉克巴什的营旁流过；可是我们沿谷往上走了一小段，它就干了。水小的时候，水显然是在砾石底下渗流，到下面再冒出来见天日。与我们此前所经那些界限分明的横谷相反，喀拉米兰谷越往上游越开阔；四围的山相对高度减小，却仍连成厚重的连绵山链，把山嘴伸进谷里。溪的两岸都镶着砾岩台地，越往上走台地越低。赛几乎一路都是不毛的。唯一的草木是亚普卡克，稀疏的一丛丛只长在水够得着的地方。它们的根又硬又韧。谷底覆着细密的砾石，很好走。没有一丝路径的痕迹，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先前有人到过这里。人迹的最后一点表示，是库姆博扬山口上那堆石头。

走了一阵，砾岩台地完全没有了，赛上被极多又小又浅的干水道犁出沟来，那些水道大小都差不多。我由此断定：春汛下来时，谷里从这边到那边都是一条又宽又浅的水流。

随着谷的展开，前方的视野越来越阔。我们正走在一片过渡地带，与我前面描述过的帕米尔上那种地带相仿——也就是介于边缘地带与高原地带之间的中间阶段。即便在上段，也有几条小侧谷汇入；越过它们的谷头，在我们右手，时不时望得见一道雄伟的山脉，峰顶覆着雪。那是阿尔喀山，意为远山——所谓「远」，是相对罗布泊以南的阿尔金山而言；阿尔金山当地读作阿尔屯塔格或阿斯屯塔格，通行的拼法其实不确。

景色单调到极点，一片均匀的灰，绝对不毛，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连库兰（野驴）的迹象也没有。可那也难怪，到处连一根草也不长。我只看见一只淡绿色的蜥蜴，倏地钻进砾石里去。

上午十点钟光景下了一点雪；可是西面的大风整天一阵紧似一阵地刮，把一团团尘沙沿溪床赶着走。幸而风正在我们背后。飞沙在突出岩块背后的避风角落里积起来，堆成初起的沙丘模样，不过有时也不过是给地面撒上一层黄色而已。

在那样高的地方，风的磨蚀之力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据说西风是常刮的风，它把一切较细的物质都扫走，留下砾石裸露在外；直到砾石自己也崩解，又被扫走。山的表面处处风化而多孔。昼夜温差显然极大；而这是一切崩解之力中最具毁灭性的。其次是风，它把一切较细的碎屑带走。降水在这里居第三位；一年只下两个月——而且即便那两个月也并不十分有规律——下的是雨。

这种谷的形态很有特点。作一个横剖面，会得到一条笔直的底线（就是赛），两侧的山垂直地插到这条线上，脚下没有任何坡积。

爬得越高，砾石越细，最后砾石被粗沙取代。布兰（风暴）把景物的一切都裹在黄濛濛的雾气里。马很快就看不见了。连骆驼和驴那天也把我们甩在后面；我们沿它们的足迹走时，那足迹已被抹掉一半。到谷的上段，我们又转向南。紧挨我们的岩石是黑色黏板岩；可是正前方有两座孤立高耸的红砂岩巨块，构成一道巨大的门户，我们便朝它们走去。它们标出喀拉米兰谷的终点。它们以外是一片面貌变化极多的地方，被剥蚀削平了许多，相当于边缘地带山脉中那种槽形的集水盆地，只是这一个浅，宽度也超过一般。那条河并非出自某一条确定的源流，而是由许多小溪或小沟（那时都是干的）从四面八方汇向谷中主要的集水盆地而成。西面山脚下、也就是我们右手的地面上，散落着从上面峰顶崩落的巨大岩块，它们裂得奇形怪状，成了一排排雉堞似的东西。远看像一个个红色大方块，走近了却大如巨屋。

过了那两座红砂岩的双峰往南，我们骑过一片无边的、竞技场似的平原，上面覆着沙，沙面起着波纹，却看不出有要堆成沙丘的意思。平原四周环着一圈圈低丘和更低的峰；那些峰散布得极不规则，我分辨不出有任何朝确定方向延伸的连续山脉。它们无疑是从前山脉的孑遗，是最久地抵住了剥蚀之齿的那些部分。

大风仍旧不停，到四点钟光景发展成一场雪布兰。细粒的雪抽打着我们的背，云团朝东狂奔而去，把景物的一切都抹去，弄得我们很难循着商队的足迹走。不过地面白天已被太阳晒暖，雪很快就化了。终于，我们透过飞雪瞥见了那两顶白帐篷。商队在一座孤立的小砂岩丘脚下停了下来，那里有一眼小泉供我们用水。附近长着一点稀疏的亚普卡克，牲口只好将就。此外这一带荒瘠凄凉，那些人的精神低落下去，以致晚上我们那几个塔格里克人为谁该随我们一直走到重新有人烟的地方而争吵不休。他们都想回去；那些不宜人居的地方对他们毫无吸引力。

八月九日。夜里照例无风；最低温度华氏十九点四度（摄氏零下七度）。早上我的墨水冻成了一块冰。虽然才八月初，我们却已置身隆冬之中！

我的朋友方世很不好。他诉说头痛欲裂、睡不着觉，吃下去的东西存不住。经他再三恳求，我答应：他今天若还不好，就让他回去。

夜里没有人逃走，商队仍能按惯常的次序上路。羊和那两只山羊由专派的一个人赶着，走得很好。山羊有好几样用处：它们总走在羊群前头，逼着走得慢的羊跟上；每天早上还给我一杯奶配茶喝。天越来越冷，我帐篷的布置不得不改。我戏称作「小闺房」的那一小块凸出部分收了进来，这样门对面那一侧便可以拉得更拢，热气也保得住些。帐篷四周垂下来的边角掖到毯子底下，再用包装箱压住，这样既不透风，帐篷即便在大风里也稳如磐石。

我们此刻朝东南偏东走，横过那片略有起伏的平原。目力所及，坚硬的岩石处处都不露头，虽然有几座砾石和沙的低丘。正前方是一道不足道的山脊，左边是阿斯屯塔格即阿尔金山的一道支脉，右边是另一道低山。地面又软又松，马陷下去没过距毛；又平得若不是有几条小小的干雨沟，简直分不出朝哪边倾斜。更叫牲口难受的是，雪化了把地弄得很潮。往东则是一连串平坦的台地，极远处衬着几道山脊。

那些水道都朝西倾斜，直到我们到了一个直径约二百码的小湖；那湖大概是喀拉米兰的源头之一，只是眼下与它全无联通。不过岸上的水痕似乎表明：雨季一到它便上涨，那时会向西北偏西送出一股水流。水略带咸味，盛它的盆四周有一圈白痕，高出当时水面约两英尺。

从那里我们偏向东南，折进一条穿过我们右手那道山脉的小横谷。那里又是黑色黏板岩占主导。不过裸岩极少露出来。所有的丘都被松散的碎屑埋住：有时是黄沙，有时是研成粉的红砂岩，有时又是细细的黑色黏板岩粉末，远看像煤灰或烟炱。我们翻过好些山的小分支，以及它们之间不毛的赛。这些赛此时朝东北倾斜，属车尔臣河水系；可是它们都是干的，那些人怕我们这天下午找不到水。

我们很快弄清：这些赛汇向一条主谷，那主谷也同别的一样是干的，朝东伸展。看到阿尔喀山就在我们正南，而我们所走的路又要一道接一道地翻山嘴，我们断定：还是改朝南走、设法翻过阿尔喀山、尽早上到西藏高原为妙。朝新方向没走多远，我们就发现一眼小泉；为了保住水，我们决定就在那里歇下。第三号营地全无生机，只偶尔有一株耐苦的亚普卡克；饿极了的牲口便贪婪地去抢那些穗子似的丛。泉水一滴一滴渗出来，往下几码就没入沙中。可是那些人挖了一道沟，等积够了水，便把牲口按次序一头一头牵来饮。那天我们走了十三英里；前两天分别是十六英里半和十八英里。

八月十日。我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开头的：「方世仍高烧，脉搏一百二十，头痛难忍。」他看上去确实像被死神的枯手按住了一般，并且说越往前走越糟。我于是决意打发他回去。伊斯拉木·拜也怕再带他走下去这人会死掉，或者他的病会逼我们久停不行，而在那片不毛的荒漠里久停可能是致命的。方世没病的时候是个头等的伴儿；可是像这几天那样听他没完没了地诉苦，实在叫人受不了。可是若放他回去，我们到了中国内地又怎么办呢？没有通事而要走遍中国，不是个诱人的前景。幸而我从方世的课上得益不少，最要紧的词汇我已经会了，其余的日后若真需要，总学得会。

雇方世原来是一个大错。他已经预支了三个月的工钱；如今我还得为他的回程付账，给他一匹马和路上的口粮。此外我又给了他一些奎宁胶囊和一件皮袄，并派罗斯拉克护送他，万一他路上病倒也好照应。他打算到了达赖库尔干便歇一阵。分手时他倒是又感激又动情。这个年轻中国人的豪梦——有朝一日骑马穿过北京的城门，看一看他那位传说中威权无比的皇帝的宫殿（衙门），也许还能凭我的荐举谋一个肥缺，最后，在他心里也绝不排在最末的一条，是把他留在和田的那位突厥太太换成一位中国新娘——这个豪梦在阿尔喀山脚下破了。他黯然无语地独自站在荒漠里，目送我们继续朝他年轻时所向往的那个遥远的目标走去。

夜里雪下得紧，我们沿扎营的那条小谷下行时地上还是潮的。此时定下规矩：由走得最快的马队决定行进的方向。我吩咐伊斯拉木·拜在情形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笔直朝南走，我们的目标是翻过阿尔喀山；此外便听凭他自选路线。不过这主要取决于地形：他必须选一条对我们驮畜前进阻碍最少的路。他选的路我从来没有可挑剔的地方；因为他眼光锐利，又很会判断骆驼能吃多少力。

谷渐渐展开，同时通向一片起伏的台地。谷的下端左边有一处格外如画的山景——一堆形状规整、侧面带沟槽的平顶锥。那些锥体一部分是红砂岩，一部分是一种异常坚硬、砖红色的砾岩，像角砾岩。它们的顶是一层墨黑的凝灰岩，水平地盖着，各处高度一致。凝灰岩的帽子护住了底下的石头不受崩解，因而保住了这些孤立的、像烽堠一样的锥体；它们俯瞰整片台地，老远就看得见。它们基脚四周的地上散落着大小不等的凝灰岩碎块，像红底上的黑斑；再往前走，我们看见同样的岩石碎块散在红沙上，一直散出很远，只是颜色没那么黑。这种凝灰岩偏紫，里面有极多气孔，几乎像海绵一样疏松，用锤子敲上去铮然作响。此后过了好几个钟头，我们还望得见这些奇特的山锥火一般的红光和它们乌黑的帽子。

在阿尔喀山南侧，我们又遇见好几群类似的孤立平顶山。

七十八在阿尔喀山的支脉之间

这几座山的脚下有一条朝东走的干赛；它很大，可是大约只在下大雨大雪之后才有水。它的东南边镶着一道山脊，形状像一把汤匙时而朝上时而朝下——这种地面轮廓我们后来常常遇见。过了山脊是一处小小的洼地，底上泛着白花花的盐，虽然这时是干的。这类暂时的盐滩也属于这一带的典型特征。

不过地面也常常完全平坦，我们便像走在一片十足的高原上。四面八方视野无限，极远极远处的地平线是被一些相对低矮的丘限住的；可是雪峰也罢冰川也罢，哪里都看不见。

空气清澈，因此我们能看见极远极远处前方那支马队，像一些小黑点。我便拿它们当定点，画出三英里的基线来测定我的路线。唯一敢于抗拒这片吝啬土地的草木是亚普卡克。不过有许多迹象表明博格（羚羊）到这一带来过，至少偶尔来过。伊斯拉木·拜多次设法偷袭这些捷足的牲口，却一次也没能趁它们不备。

天空多半厚厚地蒙着云，云是白的，很美，又柔软、形状又富于塑性，缓慢无声地从我们身边掠过时，看着像活物；它们贴得离地面很近，却不时让人窥见一线纯蓝的天穹。爬上一道小山脊，我们望见西南偏西有一个湖，嵌在两道低脊之间。那湖离我们的行进路线太远，不值得专去看；不过我们横过了作它东面延续的那条沟。这地方前面提到的那种红色砾岩、花岗岩，以及花岗岩之后的绿色板岩，都以近乎直立的岩层出现。不过它们高出满地碎屑的破碎地面不过一英尺上下，却老远就看得见，用红黑两色的线条把这片景色框了起来。

随后我们又沿一条因新近下雪而还潮湿的水道上行，出来到了另一道山脊，比前一道更高更宽。从它略呈浑圆的顶上，一片既可喜又出人意料的景象忽然展现在眼前。我们面前是一处平缓的凹地，长着绿色的亚依拉克（牧场），草自然稀薄，可是我们那些四天没尝过青饲料的牲口却求之不得。马尤其显得憔悴，不住地嘶叫要草。艾敏·米尔咱是个能干的塔格里克人，方世走后便由他给我做文书；他很有理由地诧异道：商队竟从这片凹地旁边走过去了。近旁固然有一小汪水，可是水是咸的，而伊斯拉木最关心的是找到淡水，那是头等要紧的活命之物。那草又稀又短又细，让牲口在那里吃，不过是白白磨它们的耐性。博格（羚羊）是知道这地方的，从它们众多的足迹上看得出来。田鼠也靠草根过活。我们看见了它们的鼠道，却没看见它们本身。我们右手另有一道低脊，脊上一条沟里草长得厚些；不过早被这荒漠的居民啃秃了。可是一眼泉渗出的湿气里长着苔藓，帐篷已经支在泉边了。那天我们走了十五英里。

这一天刮着西北方向的清劲的风。我鞍袋里不能不带一套厚衣裳，因为天气变得极快极无常。只要无风晴朗，日头底下热得能把人烤熟；可是转眼间只要一片云遮住太阳，或者一阵狂风扑下来，人便打起哆嗦，赶紧去抓皮裘。

第二天早上有三个人病了，求我们在第四号营地歇一天。我很乐意答应他们的请求，尤其是因为一连六天的辛苦跋涉已把全队牲口累垮了；何况我们水草都充足，是个很合适的歇脚处。唯一短缺的是柴火。亚普卡克一丛丛孤零零地散得很开；不过那些人还是出去把附近能找到的都拾了来。整夜连第二天上午都在下雪，地上一片白；可是太阳一出，雪便开始融化，而且因为空气干燥，化得快得出奇。雪硬而成粒，落在帐篷的毡子上活泼地作响。

这一歇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营地四周一片宁静；牲口为了找更养人的草，走出老远。

这一天里病号的名单越来越长。多数人都诉说头痛。连伊斯拉木·拜也躺倒了，发出凄凉的呻吟；他是卡尔万巴什即商队之长，这便叫别的人也灰了心。天气也不怎么鼓舞人。天上厚厚的云，又暗又阴。雪断断续续地下了一整天，地上一片白；三点之后便上冻了。再加上一股十足的西风呼啸而过，可见实在没有什么诱人到露天去勘察的。我宁愿裹着皮裘静坐帐中，赶补以前的工作或读书。

我们宰了一只羊；虽然我们人这么多，那点肉却吃了很久，因为高山病把胃口夺走了。我自己对羊肉已毫无兴致；那肉无论煮多久也始终煮不烂。连抓饭也不好吃；米粒怎么也不肯软、不肯发开。于是我们除了那千篇一律的稀羊肉汤、茶和硬得像石头的饼，什么也没有。我们一天两顿，顿顿如此；到后来我腻得一想到饭点就几乎打寒噤，非得把这顿饭对付过去、点上烟斗，才恢复平日的从容。除此之外我一切都好，几乎不觉得自己是在海拔一万六千三百英尺的地方。唯一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是走路或用力时气短心跳加快。夜里我裹在皮裘毡子里裹得太严，常常憋醒，喘不上气，心头压着一种难受的不安；不过头一两天所苦的头痛已经完全没有了。

日落时分天气转好了。厚厚的黑云朝东飘散，露出我们头顶那片浓烈的蓝天。西边有一片红光，像远处草原大火的返照，离我们最近的那些山坡被照成鲜亮的红色。可是北面的山仍裹在厚云里，整晚从云里闪出壮丽的电光。

八月十二日早上，我们营旁那条沟里灌满了浑浊的急流——那是昨天的雪化的。不过被太阳化开的只是下段；上段仍冻着。这一天的行程中我们经过好几条清水小溪。

那条沟通向阿尔喀山一条分支上的一道小小的次级山口。占主导的岩石是细粒的红色黏板岩。亚依拉克越来越少，质地也越来越差；尽管如此，羚羊和野兔仍很多，我们还不时看见库兰（野驴）的粪。

翻过山口，我们进了一条轮廓分明、约两英里半宽的谷，它从西南偏西折向东。谷底很不平整，没有水，也没有一丝草。在那一点上，似乎没有合适的山口可以翻过阿尔喀山。于是我们掉头沿谷向东走，因为那个方向地势开阔。两侧的山嘴都低下去；可是远处却矗起一道气象最为雄伟的高大山链，从顶到底都在雪的银甲里闪光。它们亮得那样耀眼，起初我们把它们当成地平线上的白云了。那是阿尔喀山的延续。如前所说，我们是朝东走的，所以阿尔喀山一部分在我们右手，一部分在我们前面。可见这道山脉略向东北偏东弯去。

再往前，我们把那条谷留在左手，开始爬阿尔喀山下部的坡，横过数不清的沟壑，多数沟底都有一点水。北面地势十分开阔，是一片广袤起伏的台地，连一座丘也没有来挡住视线，只在极远处被一道高大的山链限住，山链上高出几座雪峰。那是托库兹达坂的南面。

在阿尔喀山里，我们眼前始终有一座巨大的双峰山。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朝它骑去，却像一点也没有走近。我们眼下最关心的是找一处有牧草的合适营地；那天水是不愁的。走了十八英里之后，我们在一条大溪边支起帐篷，那里草还算过得去。驮畜仍然撑得很好；可是那些人、尤其是伊斯拉木·拜，情形却不妙。

我们不得不在第五号营地耗掉八月十三、十四两天，而缘由令人痛心。起初那些人想推说牲口需要休息；可是十三日早上，有人来报我说伊斯拉木·拜病得厉害。这可怜的人不愿我为他哪怕耽误一天，所以吩咐别人把责任推到牲口身上。他高烧，脉搏快，心悸，头痛；可是他不信这是高山病，因为他咳血，而且虚弱得连手都举不到嘴边。

我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伊斯拉木求别的人劝我明早照旧上路，把他和两个同样不适的塔格里克人留下。他提议把箱子和钥匙，以及给养和弹药的管理，都交给帕尔皮·拜。他若好些了，就设法翻过托库兹达坂回车尔臣，再经喀什回家。我给了他奎宁和吗啡，又敷了芥子泥膏，好把血从头上引开。此后他睡了几个钟头。我很为这可怜的人担心。他的病看来不大有指望；他从前从没病过。失去他将是可怕的事。那时我才真是孤单了。他从一开头就跟着我，同我一起担过一切危险与匮乏，永远挑最重的担子、顶最毒的日头，是我实实在在的帮手。商队的预备和装备一向归他照料；雇可靠的人手是他，买给养、管给养是他，凡事留着一双谨慎周到的眼睛的也是他。伊斯拉木一个人抵得上十个人；一句话，失去他是无可弥补的。可是他此刻躺在那里，像个垮掉的老人，呻吟得像要咽气。他为了随我而舍下奥什的家整整三年，如今在我们最后这一趟——我们一同走的第七趟——上被夺去，那是很难堪的。

「我想深入藏北，正遇到重重困难。我们的营地成了一所病院；带着一群病号是走不成路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简直手脚被缚。他别无他法，只有先安顿好、照料好走不动的人，把他们留下；再不然就——放弃这趟行程。后一条路我是深恶的。我宁可丧命，也不回头。我非勘察阿尔喀山以南那片未知的高原地带不可。这上头空气明亮清新，景色变化不断，比起那些天色灰暗、空气闷热、有蝎子、有蜱、有蚊蚋而又缺水的单调沙漠，何等可喜！一想到那些不宜人居的地方已被我抛在身后，我便欣然。可是我的人怕这沉默的群山；他们一心想回低地去。

「伊斯拉木·拜的病本身已属不幸，还带来另一重害处。别的人看见他们的卡尔万巴什（队长）垮了，便丧了气、没了精神，开始觉得营里有了死气。

「不过我的自信多少还撑着他们的胆。我去看病号，他们很高兴；他们也爱到我这里来议论我们往后的打算。可是他们话不多；他们那些快活的歌已经沉寂了。」

除此之外，我们在那里歇的这两天平淡无事。中午那条溪涨得很厉害，变成砖红色；可是到傍晚又落下去，同时清回它原先的澄澈。空气纯净透明得不可思议，连极远处群山的轮廓与每一处细节都清晰可辨。我派了探路的人往东南去。他们回报说有一条深谷，谷中有一条河；哈姆丹·拜以为那可能是帕特卡克里克（意为泥泞），车尔臣河的一条支流；他相信利特尔代尔正是由它的上端到了他翻越阿尔喀山的那道山口。哈姆丹·拜该是知道的，因为他就是利特尔代尔一行中的一个；不过后来证明他这个猜测是错的。

帕尔皮·拜相信我们两星期之内会遇到很多草。第五号营地那点可怜的东西苦得很，若不是饿得没办法，马是决不肯吃的。连库兰的踪迹也没有：显然它们知道别处有更好的牧场。

在这样的情形下，帕尔皮·拜主张尽早动身；因为再在那里待下去，马就要病了。已经有两匹马样子不对了；它们不肯吃，整天静静地卧在一处。不过其余的马、还有驴和骆驼，考虑到我们走过的那些硬路程，状况还算好。我们还有够牲口吃三十天的粮，够我们自己吃两个半月的口粮。

晚上我给伊斯拉木·拜服了半格令吗啡。他又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觉得好多了。他设法咽下了一点饼和茶，起了床，裹着皮裘走动了一会儿。他指望第二天就能跟着我们走。天气很不宜人。十二点到四点之间下了冰雹，此后又下了一阵急雨。下冰雹时（四点钟）气温是华氏六十点八度（摄氏十六度）；可是一下雨，几分钟之内就落到华氏四十八点二度（摄氏九度）。这里的绝对海拔是一万六千三百英尺。

每天日落前后，我都有幸看见骆驼慢慢走到帐篷跟前来，驼峰一摇一摇，庄严得像法官，来领它们每日的那份玉米；玉米是倒在铺在地上的一块帆布上的。它们随即围着跪下来，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可是这样微薄的口粮并没有使它们变得脾气坏。

七十九寻找山口

八月十五日。所幸伊斯拉木·拜好了许多，我们得以照常时辰启程；不过有一匹病马死了，留在原地，算是我们到此一游的纪念。那是头一匹倒毙的，可叹的是，此后还有太多的牲口要步它的后尘。

天上点缀着羊毛似的云，云擦着山顶走，把景色压得扁平。东面的「屋顶像是低得很」，叫人觉得在云底下都直不起腰来。

我们继续沿着阿尔喀山北麓那条宽阔而规整的纵谷走。谷几乎是平的，至少坡度小得几乎察觉不出。那座白色的双峰像烽堠一样在谷的东端闪光。右手的阿尔喀山被它自己伸出的支脉遮住了。左手此时也有一道高大的山链，只是没有雪。纵谷被一条深切的横峡横断，峡中填满砾岩，一条山溪在其中凿出一道深槽，此时还有一点水。槽的两壁呈微红色，那是一种砖红色的板岩状岩石；槽底却密密铺着细砾，成分是绿色的结晶片岩、花岗岩和斑岩，大约是阿尔喀山更高处占主导的岩石。这条巨大的槽横过纵谷时收了几条小溪，又从一道极窄的门户里切穿北面那道山链（此时托库兹达坂已被它完全遮住），到另一侧大约折向东北。

纵谷变得更窄更陡。我们沿溪左岸走，不得不横过一长串恰普（沟壑）。其中最大的一条深三十至三十五英尺，许多地方两壁垂直，里面有一点水；紧邻处还有一点稀疏的草。因此，我们刚到那地方天气便逼得我们停下扎营，虽然这一天只走了很短的路（十英里），倒算是运气。

中午时分西面聚起厚云，以可怕的速度朝东奔去；可是贴近地面的风却朝东北刮。云很快把我们围住、合拢。只有东面还有一块绚丽的蓝，却在迅速缩小。其余各方都被钢蓝色的阴沉黑云围住。随后我们听见身后有一阵轻微的呼啸与呻吟。那声音渐近，渐响。西风开始狂刮；一场猛烈无比的冰雹倾泻到我们头上，把地面和山坡打得像冒起烟来。我们转眼间被昏黑笼住。雷声震耳欲聋，仿佛就在我们头顶炸开；却没有一道闪电。密集的飞雹把景色整个抹去；我们除了脚边地上那条白色的雹线，什么也看不见。雹粒不过玉米粒大小，可是风吹得那样猛，我隔着皮袄和皮帽都分明觉得着。在这场无端的责罚之下，马都躁动起来。我们只好在原地站住约一刻钟；根本看不清往哪里走。我们就那样坐在鞍上，背朝着风，把斗篷拉起来盖住耳朵，任冰雹在四周噼啪作响。两三分钟之内，方才还那样明媚安详的天地，已换上了极地的装束：大地白得像粉笔。

整整一个钟头我们无法前进；风势最凶的一阵一过，我们便下马赶紧支帐篷。冰雹又下了足足一个钟头，地上积了一英寸厚。不过傍晚之前就全化了；因为照例，冰雹之后是倾盆大雨。于是帐篷支起之前，我们已经淋了个透湿。可怜的牲口只能站在冻人的寒气里。可是骆驼一点也不在意，径自吃起草来。

八月十六日我们一早动身。有风，很冷，天上满是云。七点钟光景云散开了；可是没散多久，很快又聚拢起来。这些云究竟从哪里来，实在不容易说。起初你只看见一缕云丝；它以出奇的速度越长越大，最后把天的每一寸都占满。

前一天傍晚，我派了几个人沿我们扎营的那条沟往上走。他们回来报告说：沟的上端又陡又窄，还被石头塞住。我们因此想还是沿纬向谷走为好。于是我们横过那条沟——费了不少周折——又走过一片坎坷不平的地面，经过一个直径约二百七十码的小湖。湖里是清澈的淡水；水面上有十来只野鹅，正在它们漫长的秋日南飞往印度的途中歇脚。

我们此时开始觉出自己是在往上走。亚依拉克还有，却一片比一片薄。谷完全被两侧高大的山脉封住。从它们的坡上和侧谷里流下的雨水汇成一条溪，再往下与我们扎第六号营地时旁边那条溪合流。我们终于快到纵谷的上端了。它的最高处以一处小洼地为标志，不过那洼地是干的；另一侧的水便朝东北流。我们折向东南偏东，进了一条侧谷；这侧谷同纬向谷一样夹在两道大山嘴之间，也同样有一条小溪穿过，溪贴着右侧崖壁流得那样近，把绿色的黏板岩都冲露出来了。

可是这一路我们不过是信步而行；我们不知道这条侧谷能容我们走出多远。它却渐渐偏向东南，绕过右边一座巨大的山峰。到山脚下时，我们又遇上一场大冰雹，随后是雨和雪，不过还不至于坏到不能前进。我们此时已经料定：不论早上多么晴朗，午后一个钟头左右总是这种天气。

在风雨之中，我们走近另一道相当平坦的分水岭；它同前一道一样，把降水分送往东西两边。我此时开始更确切地明白：在我们所经的这一带，阿尔喀山系是由若干平行的山脉组成的，横谷少得出奇。山脉之间的纬向谷我们走起来毫无困难；侧谷却只容我们再往南挪那么一丁点儿。

朝东走了约一个钟头，我们折进其中一条侧谷；可是它很快就变得极陡。谷口处的地面形态很奇特：那是一片细碎屑，被许多哪儿也通不到的小细流割开，因而软得牲口陷下去没过蹄子，这叫它们吃了不少苦。

我们仍旧沿谷往上苦苦跋涉，谷迅速收窄；到上端又爬上一道陡峭的山口，我们指望它是在阿尔喀山的主脉上。把马弄上去着实费了大力气。可是刚一上去，我们便被云裹住，又遭一场雪与冰雹的大风袭击，被裹在一片不透的浓雾里。我们看不出该往哪里走；可是我要借这道山口把我们所陷入的这片错综迷乱的山区看个大略，这机会我又舍不得放过。略一商议，我们决定就在山口顶上歇下；那山口海拔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五英尺。那天我们走了十六英里半。

营地草草张罗起来。天又湿又冷，很不好受。稍一使劲便心悸气短。风穿透一切；冰雹毫不留情地猛扫过山口。没有草，没有一星半点可以生火的东西，水得从山口下面老远一处岩缝里去取。可是五点钟光景天放晴了些，容我们望见南面与西南面有一道锋利的雪脊，是某种偏红的岩石；不过看上去并没有可以通行的山口。我们扎营的这道山口不过是翻过阿尔喀山的又一道支脉。可见我们白爬了一场。不过山口正南是一道又深又陡的沟壑，是从一片山链、山峰及其连脊组成的、理不清的迷宫里泻下的溪流的汇水槽。往东，我们却相信在阿尔喀山上辨得出一处略微的缺口，而且正有一条纬向谷直朝那个方向去。我们四周是一片十足的群山混沌，有的墨黑，有的砖红或碧绿，最高的顶着白雪。相对而言它们并不很高：我们像是与其中多数处在同一高度上。

可是这片浩瀚的群山之海很快便裹进厚云和一场飞雪之中。那些浓重的云团疯了似的飞掠过山顶，把它们雪衣的边缘拖过嶙峋的大地，身后留下一条条白雪的带子。雷炸得我们耳朵发麻；最重的几下震得地都在颤，闪电雪亮，把云劈开。我们驻在山口顶上的位置不无可虑。我把帐篷支在这样一个地方：山脊要比帐杆顶高出三十英尺上下。

那天傍晚，我们等骆驼和驴等了很久；我甚至派了两三个人回去找。它们黄昏时才上来；驼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们弄上山口。我的晚饭比平日更寒碜。我们用一只可以不要的包装箱烧了水沏茶。我们同塔格里克人商议之后，决定照原方向走，下山口陡峭的东坡。要想往南走，是绝无可能的。

月亮明亮得耀眼，四周环着一圈极美的月晕——一轮鲜黄、边缘泛紫的盘。可是这位夜之女王很快就退到云后去了，风从罗盘上每一个方向呼啸着穿过山口。那一夜倒是无风，却冷（最低温度华氏二十二点三度，即摄氏零下五点四度），冷得我非钻进皮裘的窝里不能暖过来。

早上没有东西可以生火，我只好将就着喝用半化的冰冲的可可。这在炎热的沙漠里本是绝好的饮料，可是在这寒冷的山上却未免太凉了。骆驼队和驴队一早就动身，我们后来发现它们竟顺着我们前一天下午上来的那条路下去了。我留下商队长伊斯拉木·拜去照看骆驼和驴回到正路上来，自己同艾敏·米尔咱按我头天晚上吩咐的方向下去。骑了一个钟头，我们遇上了驴和羊的足迹。它们不过是绕着我们过夜的那座山从另一边走罢了。骆驼却被带错了方向；不过我们指望驼夫很快会发觉走错，回来找我们。

于是我们沿前一天上来的那条纬向谷继续走，也就是仍旧朝东。至此我们已经看出，阿尔喀山这些纬向谷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它们的支流，无论数目最多的还是最大的，都来自南面；来自北面的最小，甚至一条也没有。而且流下谷去的溪流都强烈地偏向北面那道封住谷地的低山链；那道山链的坡在每一处都比南面封住谷地的那道山链的坡更陡。反过来，南面那道碎屑更多；北面那道山链的坡上则常有裸岩露出。

走了约八英里半，我们望见远处我们的驴正在吃草，是在一道高台地上，台地俯临我们所循的那条清澈如晶的溪的左岸。我们就在那里、在一片格外美的景色之中支起帐篷；这事用上了我们所有的人手，因为正刮着一股凶猛的西北风。前一天被迫断食之后，这里的草还过得去，牲口非歇不可。当天很晚哈姆丹·拜带着骆驼赶到时，他认出了这地方。就在头一年，利特尔代尔曾在北面不到十分钟路程处扎过营。他是从东土耳其斯坦过来的，在那里停了几天，为的是在阿尔喀山上找一道偏西的山口。可是他找得同我们一样不走运。他随后试了东面敞开的那条谷，在那里找到一道好走的山口，通向阿尔喀山南面的一个小湖。我们打算借利特尔代尔的发现之光，因为哈姆丹·拜答应领我们到那位英国旅行家翻越这道山脉的山口去。

八月十八日因此便用来休息。我只走到利特尔代尔的营地那么远。几块被烟熏黑的石头之间还看得出生过火的痕迹，附近地上满是他驮畜留下的印迹，因此我们如今柴火很充足。甚至还辨得出一条牲口踩出来的路径；溪边还有一件谁丢下的旧衬衫。在这一处，疏泄纬向谷东西两段的溪流汇合，从一道如画的峡谷切穿北面的山脉。这一带是一座巨大的黑色黏板岩采石场。板岩表面风化，裂成薄片，与坚硬的结晶片岩相间；两种岩石都褶皱得很厉害。中午时，合流之后的溪流量是每秒二百一十立方英尺；水明净如玻璃，欢快地哗哗作响，在河床中被水磨光的石头上翻过去，或者绕着它们泛起白沫。我们的营地扎在那条蜿蜒的溪的一个急弯里，仿佛在一个小半岛上，一侧临着那条疏泄纬向谷西段的小溪。水量清早最小，随着白天推移而增加，到傍晚达到最大；可是夜里又落下去，边上镶起一圈薄冰。

太阳一落，寒气立刻叫人觉出来，温度表落到冰点以上五六度。不过最磨人的是那没完没了的风，它把帐篷吹得冰凉，因为它非到天黑之后不肯歇。夜里总是无风而明净。因为辐射强烈，地面最上一层总要冻住；可是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也总一样会化开。

那一夜最低温度是华氏十二点二度（摄氏零下十一度）。海拔是一万六千六百七十五英尺。

八十背信的塔格里克人

那天傍晚我们同塔格里克人讲定：其中三个结清了效力这些天的工钱，循我们来时的路回去。另外两个随我们翻过阿尔喀山之后遣散；其余的则像我那些东、西土耳其斯坦来的随从一样，随我们一直走到重新有人烟的地方——不管那是哪里。

最后这一拨、也就是要一直跟我们走到底的塔格里克人，求我预支他们一半工钱。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便付了他们。有几个东土耳其斯坦来的人，家眷住在克里雅和和田，便托那三个要回去的塔格里克人捎去相当一部分工钱；那三人答应第二天早上动身之前，写下收到钱款的字据，并立下保证如数交到该交的人手里。

这件事既已妥帖办完，我们都睡了。塔格里克人照例睡在露天，用玉米袋、鞍具和别的行装堆成一道矮墙挡着。

因此不难想见，我那些人八月十九日早上五点醒来，发现除了我的文书艾敏·米尔咱之外，塔格里克人一个不剩全都不见了，是何等惊讶。伊斯拉木·拜立刻把我叫醒，把事情告诉我。我们开了一个军议。我那些人整夜睡得像死人，没听见任何可疑的声响。他们认为塔格里克人是半夜前后逃的，无疑是指望先走这么久便追不上了。何况他们知道，在我们所经这样缺草的地方，每一天都是宝贵的。我们一查存货，发现少了十头驴、两匹马，还有相当多的饼、面粉和玉米。最糟的是塔格里克人已预支了一半工钱，又把别人的钱也带走了，字据一个字也没留。逃走显然是事先谋划好的，他们是有意要尽量多弄些钱到手。可是他们竟能一声不响地走掉，这叫我们大家都很惊讶。有个人记起半夜时分听见狗狂吠，可是当时他以为它们是在向骆驼吠——骆驼素来爱走出营外，在黑暗里像影子一样晃来晃去。

不过我们可不打算这样轻易就被人骗了。我们查看营地附近的地面，想弄清那些贼是往哪边去的。看来他们是一两个一伙朝不同方向分头走的，到北面山脚下再会合，好在我们一开头追赶时把我们引岔了。有两三个是步行的，两个骑马，其余的骑驴。可是有几头驴已经相当疲乏，这些逃跑的人大概走不了多快。因此我下令立刻追赶，无论如何、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把他们带回第八号营地。他们骗得我们太不像话，该罚。帕尔皮·拜是个极好的人，由他统领这支追击队，队里还有哈姆丹·拜和克里雅的伊斯拉木。他们带着步枪和左轮，骑上我们最有精神的马，循足迹翻过北面山中的那道山口，很快就不见了。倘若逃跑的人不肯跟他们回来，我吩咐我的人朝天放五六枪，但无论如何不许伤着任何一个塔格里克人。

留在营里的我们无事可做，只能耐着性子等他们回来。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追赶的人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开始担心他们走错了路；果真如此，第二个错就比第一个更糟了。可是第二天下午五点，他们总算回来了，马累得要死，带回这样一段经过：

他们快步小跑着循足迹追了一整天，又追了第二天一晚上。他们的马还算有精神，除了骑手身上没有别的负担。他们经过我们前两处营地，即第七号和第六号；过第六号不远，约在半夜时分望见远处有一堆火。他们朝火骑去。不出所料，那火正是我们那些逃跑的人生的。两匹马和那些驴就在近旁吃草。五个塔格里克人围着火取暖。其余的已经睡下了。这一伙人连同牲口，经过那样长的强行军之后，都累垮了。可是他们在出发前歇足了，动身之后走的又是下坡路，因此一路不停地赶；不过他们多数是步行的，终归要被我们骑马的人追上。

帕尔皮·拜和他那两个同伴飞马冲到火边。塔格里克人跳起来朝各个方向逃。可是帕尔皮·拜追上去，朝天放了一枪，喝令他们立刻站住，不然就把他们打倒。他们于是扑倒在地，喊着饶命，爬回火边。帕尔皮·拜把他们一个一个捆起来，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数取回。随后他们睡了两三个钟头，一早便同两个同伴带着塔格里克人往回走；我已遣散、准他们回去的那三个不在其内。这伙人的头目是个四十来岁的家伙，是他谋划的逃走；他被反绑着双手，一路步行回营。

那些逃跑的人由克里雅的伊斯拉木押着回到营里时，已是夜里十点，我的财物也归还给我了。可是这并不能把我们白白损失的、实在损失不起的那两天还给我。那个塔格里克人的头目被带到我帐篷前，其余的犯人在他身后站成半圆。我斥责他是贼，并告诉他：他若在与此刻相同的情形下落到中国安班手里，事情就不好办了。为了教他明白：无论是他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能用他那样无耻的手段对待一个欧洲人，我判他挨十二板，但不许打重——虽然我别的人极力主张狠狠揍他一顿。此外我又判这些贼以劳作赎他们背信之罪：每晚捆起来，直到我们觉得可以信任他们为止；把帕尔皮、哈姆丹和伊斯拉木损失的三天工钱赔给他们；随我们走到我认为合适遣散他们的时候为止；而我最后遣散他们时给多少酬劳，则全凭我的心意，并看他们这期间表现如何。

那一夜在荒凉的群山之间开的这场堂，是一幅如画的景象。那些人穿着皮裘，在淡淡的月光和我那支蜡烛的微光下，默默地站在帐篷口四周。不得不罚他们，于我并非快事。可是他们实在该罚；而且这一罚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此后的表现无可指摘，便是明证。

参与了逃跑和追捕的人和牲口，自然都被那番急行累得筋疲力尽，于是我们不得不在第八号营地又牺牲一天——总共第三天了。天气仍旧像冬天。过午之后时时下雪，三点之后一场猛烈的布兰从西北压下来。它把我的帐篷掀翻了；不过绳索在断之前呻吟绷紧了好一阵，我早有准备，帐内的东西一件也没损坏。八点钟下起冰雹，雹子打在帐篷布上哗哗作响。随后又静了下来。到夜里，整片地方都被雪染白，只有溪底那条蜿蜒的黑线例外。布兰刮了一整夜，帐篷被雪压得弯下去，我好几次不得不起来把雪抖掉。这样一来，雪在帐篷四周积成一道墙，倒使它更暖和，也挡住了穿堂风。

这场雪暴直到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很晚才停，在那之前我们无法动身。

那一天我们走得极短，不过两英里又四分之一；缘故是听说再往前没有草。我们只是沿前面提到的那条自东敞开的谷的左侧上行——这条谷同西面那条纬向谷一样，被阿尔喀山几道相当可观的分支山脉夹住——直走到利特尔代尔的商队扎过营的地方，就在那里支起帐篷。我们很承他的情，因为我们在那里找到极多他牲口留下的干粪，柴火绰绰有余。在那一带地方，牲口的粪竟保存得这样好，实在奇怪，因为我们拾来的这些已经躺了一年多。起初我们还以为是库兰留下的，因为确有几头库兰新近到过那里。实情似乎是：在那样高的地方从不下雨，降水总是雪或冰雹；不然那些粪很快就会被打成粉末，晒干，最后被风吹走。

这一天又是一点钟光景下起冰雹。风是我们最难忍受的敌人。它天天来，一天接一天，带着冰雹随行，而且几乎总在同一个时辰；它一直刮到傍晚，有时竟刮一整夜。它把空气冻得冰凉，钻进帐篷里来，弄得蜡烛忽闪乱跳，无论我把毡子掩得多严也没用。而我的床也被冻透，我钻进去时像是把脚伸进半化的冰里，只能躺在那里发抖打颤、牙齿咯咯作响，直到暖过来。

八月二十三日。清早我被一场大雪惊醒。冬天又压到我们头上了。马背上一片白，它们甩着空空的料袋站着，看上去又疲倦又厌烦。我把那些人叫起来，他们赶紧张罗商队启程，因为我料到这一天又长又苦：我们指望从利特尔代尔发现的、哈姆丹·拜答应领我们去的那道山口翻过阿尔喀山。

一长串驮畜缓缓沿谷而上；谷很快收窄，两侧的山相对高度减小，形状也变得浑圆。岩石只在河侵蚀出的沟壑里露出来，别处地面都覆着土。溪有几处又宽又浅，越往上走流速越大。水明净如水晶，在河槽里散布的细砾间欢快地翻滚。岩石是一种暗绿色的坚硬结晶片岩。随后我们到了谷的一处展开处，那是这条河的集水盆地，它在那里从四围山坡上接纳了许多小支流。

被一场令人睁不开眼的雪暴逼得等了好久之后，我们又朝东南走，沿一条轮廓分明的谷上行，那河最大的一条支流就从谷中流出。这条新谷有好几处分岔。在头一处分岔，我们遇到利特尔代尔考察队的一件遗物，就是一头驴的尸体，干缩得像木乃伊，一点也没有腐烂。显然无论狼还是猛禽都没有闻到这具腐尸。可见到此为止，我们从第八号营地起循利特尔代尔的路线走，走得完全不错。

此刻我们终于望见了前方东南偏东处、阿尔喀山脊上那道我们找了这么久的山口。可是等我同艾敏·米尔咱登上主山口以北一道次级山口的顶上时，却惊讶地看见马队（按我们惯常的行军次序它是走在最前的）的足迹岔进了左边、也就是朝北的一条侧谷。显然，此刻充当我们向导的哈姆丹·拜拐错了方向。可是喊他也没用，他走得太远，听不见。

我作完了照例的观测（一万八千三百英尺），也只好循哈姆丹的足迹走，因为天色不早，我可不愿没有帐篷、没有茶地露宿。我们很快发现，他们拐进去的那条谷向西弯去，可见那些马走得大大岔了；我和艾敏·米尔咱还没走多远，就遇见他们折回来，我们的向导哈姆丹·拜走在前头，为自己那不可思议的愚蠢很有些垂头丧气。他一路只顾往前赶，不动脑筋，直到跨过了自己当天早些时候留下的足迹，于是实实在在地绕了一个整圈，末了还白爬了一道山口。哈姆丹一口咬定：利特尔代尔确实在那一带朝北绕过一小段路；他还指望这条谷马上就要折向东、折向南。我从没见过这样十足的糊涂、这样全然没有方位感的人！我把这位老兄狠狠训了一顿，把别的人也训了，怪他们像一群蠢羊似的盲从。

又往前走了一段，我们在一条侧谷的谷口扎营，那天共走了十三英里又四分之一；那里连一口草也找不到，只有石头之间长着一种开细小红花的苔藓。

出人意料的是，那是个美丽的傍晚。空气绝对清澈，雪以及雪上的白云在满月下白得耀眼。骆驼进营时天已黑了，它们像沉默而庄严的影子一样滑到营中来。驮子一从背上卸下，这些可怜的畜生便急切地四处找草。马和驴都拴着，因为我们不让它们歇上两个钟头就吃东西。除了做饭的，那些人也惯于一支起帐篷就歇着。于是有一两个钟头，营中是一片安宁与静默。我趁这机会作一次月亮的观测，那可绝不是轻松的差事，因为冷得厉害（九点钟是华氏二十四点八度，即摄氏零下四度）。棱镜全圆仪上刻度精细的圆盘，每当我要读数时便蒙上一层雾气；而在这样极稀薄的空气里，人连两三秒钟的气也屏不住。

到了平日喂马喂驴的钟点，它们便不耐烦地嘶叫、刨地；料袋一挂上它们的脖子，我就爱听它们用结实的牙齿把硬玉米嚼得咯吱作响。吃完之后便放它们过夜，第二天一早再收拢起来。

那样高的孤寂之地是那样寂静、那样无声，我们觉得自己像是造访了某个陌生的星球。广袤的天穹在阿尔喀山雪顶之上以幽暗的蓝俯视着我们。那是一个万物不动、僵凝、永远固定的世界，只有星子在闪烁，云在缓慢而庄严地行进，雪的晶粒在放光。传到耳里的唯一声响，是水撞在下面河上那层冰甲上时那金属般却又悦耳的泼溅声。那些夜晚是崇高的；论美，它们轻而易举地胜过白昼。可惜之至，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别的活物能在它们迷人的庇护下安睡！可是河是睡了的，因为寒霜把它拥住，化它为冰，它的絮语渐渐在睡意里沉寂下去；它就那样睡着，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把它暖活过来，提醒它：对大自然的孩子来说是没有安息的，它们必须永不停歇地耗着自己的气力，去塑造、再塑造这忍耐的大地的外壳。

八十一终于翻过阿尔喀山

这样，直到八月二十四日，我们才有幸翻过阿尔喀山。哈姆丹·拜一确信——也让我们确信——那条小谷果真通往山脊的最高处，我们便又动身了。蜿蜒的溪在冰壳底下潺潺流着；雪又硬又密。仍旧是此前那种板岩占主导，只是几乎垂直地露头。上山口的坡并不特别陡；到了顶上，我们终于饱览了那久已盼望的南面的景色。可是这并不是利特尔代尔那道山口。他翻越这道山脉的山口在东面几英里处。哈姆丹·拜能拿出足够的凭据证明这一点：利特尔代尔的人在他们所翻的山口顶上垒过一堆石头，而我们所翻的这道上并没有石堆。这一带大约有好几处都能翻过这道山脉，说不定每条谷的谷头都能翻，因为我们借以到另一侧的这道山口，比山脉的脊本身低不了多少。两侧谷中虽有薄薄的片片积雪，山口本身却没有雪，而它的绝对海拔却相当可观，达一万八千一百八十英尺。

从东南一直到西南，我们的视野毫无阻隔，几乎无边无际，只在东西两面被主脉的余脉挡住。阿尔喀山的南坡比北坡陡得多。我们沿一条蜿蜒的谷下行，谷的两侧被从山口两边垂直伸出的支脉封住。这两道支脉都比北面相应的山嘴短，高度相当陡地降下去，最后融进一片起伏的平地，终于融进一片广阔的台地。我朝南望过那片辽阔的高平原时，看见这里那里像是有些地面的小起伏，间杂着低丘；其实它们是残存山脉不相连的片段。南面的地平线，在我目力所及的东西两端，都镶着一道气派的深蓝色山脉；不过因为与宽阔的平原相对照，它显得相对低矮。往东南和西南，这道山脉之上高出几座覆着终年积雪的峰与脊。西南偏南、离得较近处有一个小湖，看来是我们眼前这片地方大部分地表水的汇水盆地。我们就这样到了西藏高原上第一个没有出口的湖盆。

在山口顶上好好歇了一阵，我们便下它的南坡。我很高兴，终于把东土耳其斯坦和汇入罗布泊的那些地方抛在身后了。我们翻过了昆仑、阿尔喀山，以及两者之间那片盆地，此刻正踏在藏北高原上——那是地球表面最广大的隆起。往东，除了邦瓦洛和奥尔良的亨利亲王所循的路线，以及杜特雷伊·德·兰斯和格勒纳尔所行的路线之外，每一寸土地都是未知之境。事实上后一条路线必定就在我们登上西藏高原之处附近；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足以辨认它的东西。利特尔代尔的路线我们已经抛在身后。不过我们离那片最西端的、汇水入太平洋的地方还远得很；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走的地方不会给地球上任何大洋添上一滴水。

我们就沿着南面谷中那条溪往下走。天气极好，每一道山坡上都拉着一条条白沫翻腾的细流，那是迅速融化的雪水。到谷的下端，我们走出了群山。随后我们把谷中那条溪留在右手，也把一小块孤立分离的山块——阿尔喀山最后一道余脉——留在右手，朝东南进发，左手是阿尔喀山南面的诸山嘴。在这里我们饱览了这道雄伟山脉一大段沐浴在灿烂阳光里的壮丽景象。它是一群山峰的集合，多数顶部浑圆。可是有一道脊格外醒目：它嶙峋而多尖塔，有许多丛黑色的岩石从雪的覆盖里戳出来。那就是我们在第四号与第五号营地之间望见的那座双峰。我头一次望见它时，它还耸在极远的地平线上；如今它总算被我们撇在身后了。

地面处处覆着细沙和尘土，又软又潮，因而驮畜走起来极累。我们遇到的下一条溪收了许多支流，渐渐折向南、折向东南，朝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小湖去，这样便绕着一座从台地上孤立耸起的丘画了个半圆。在那丘西南的脚下，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些草；我们的牲口前一天被迫断食，此刻对它并不嫌弃。有一头骆驼和一匹马已相当疲惫，还有一头驴在山口上垮了。

我步行爬上那座小丘，从顶上望见了几处极好的景象。我看到阿尔喀山顶上终年积雪的地带似乎有几条小冰川朝南伸出。往东看，阿尔喀山在我左边最远的地平线上淡去，而我右边则是我先前在南面注意到的那道山脉。我们后来发现，那是可可西里山的延续。两道山脉之间横着前面说过的那片宽阔台地，它东面的地平线是一条笔直的线，到南端几乎察觉不出。往西两道山脉也都伸到目力所及之处，可是它们之间的地面变化要多些。

我所站的那座小丘很有意思。裸岩，也就是惯见的暗绿色板岩，在它东北和东面的坡上露头，向北北西倾斜十六度。可是它的顶上似乎盖着一层水平的蓝黑色凝灰岩，约十六英尺厚，里面有许多圆形和椭圆形的气孔，一部分被一种白色矿物填着。凝灰岩本身风化得相当厉害，表面散落着许多带尖角的碎块。再往南，我还看见另外几座同样戴着凝灰岩帽子的孤丘。

我带着脚边的约勒达什走回帐篷时，太阳已在一片纯净如绿松石的蓝天里落下去，天上只有几团雪白的羊毛似的卷积云零散地飘着。可是太阳的上缘刚沉到地平线下，西边它的位置上便换成一大团阴森的黑云。贴近地面的空气全然平静，可是高处刮着大风，这从那些钢灰色的暗云可以看出来——它们的边缘被落日染成各种深浅的血红、鲜黄和紫。有些云块全然是黑的；另一些则勉强容太阳的一束束光穿过。那是崇高而又奇幻、令人生畏的景象。我的眼睛离不开它。随后来了第一阵风，把宁静的空气搅乱，起初微弱而断续，很快便既猛且频。飑扑到营地上来。风狂得难以形容。那些人奔向帐篷的绳索，死命拽住，不然帐篷就要被掀翻。冰雹哗地泻下来，猛得实实在在在我们耳边呼啸。马和别的牲口都惊了，停下不吃草；五分钟之后——这阵飑过去了，以可怕的速度朝东驰去。西边没有再起新的云。空气重又安静下来，接着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晴朗夜晚。可是这没能长久，因为前半夜万物都笼在浓雾里，浓得连我们扎营所倚的那座小丘也看不见。

那阵飑之中、以及此后好多次，我都觉得那些云是实实在在贴着地面掠过去的。黑色的风暴带着垂挂的云缕驰过时，山坡上闪亮的白雪原变得晦暗阴沉；可是到早上空气重又清朗明净时，那万年积雪又以——如果还可能的话——更加辉煌的光彩耀着我们的眼。

八月二十五日。我们朝东南走，一连三个多钟头横过一片几乎平坦的原野。不过那条朝西南流的小溪证明它并非绝对水平，而是朝它所注入的那个小湖略有落差。途中我们渡过三条冰川融水的溪，可是没有一条强到能给自己冲出一条确定的河道。它们各自分成极多的细流，反反复复地合了又分，任性之极。每条细流旁边的地面都湿透了，马陷下去没过距毛，每抬一次脚都伴着吸水的「噗嗤」声。

我们渡的下一条溪朝东流，可见我们已经过了一道分水岭而不自知。这里那里可以望见小片的亚依拉克（草地），旁边有大量库兰（野驴）和羚羊的粪。左边约两英里处，我们又走过一座圆形的小石丘，它孤零零地立着，顶上戴着凝灰岩。随后我们看见一个小湖，长不过一英里又四分之一，可是轮廓极不规则，向四面伸出许多又长又窄的汊湾。这是第二个没有出口的洼地，是近旁一切溪流的汇水盆地。由此我推断——后来证明推断得不错——阿尔喀山与可可西里山的延续之间那片辽阔的平原，整个是由一连串这样各自封闭、没有出海口的小湖盆构成的。

我们照原方向继续前进，直到被一条又长又窄的深沟拦住；为绕过它，只得朝南绕一段路，途中渡过一条把大量水倾进那沟里的溪。地面此时变得更破碎，一连串柔和浑圆的丘朝东北伸展，很难走。我们仍能望见背后和左边阿尔喀山的冰川在闪光；我们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像是拉开得极慢极慢。南面那道山脉此时已看不见了，只有登上丘顶时才望得着。那些溪朝各个方向流去，仿佛拿不定主意该往哪边走。裸岩极少，只有板岩的薄片像墓碑一样垂直地从地里冒出来，成一道道黑线。叫我们欣喜的是，这一天的行程中好几次走过稀疏的草地，就是塔格里克人称作萨里克、或亚依拉克萨里克（意为黄草）的那种细草。

随后我们翻过几座丘，渡过一条流向东北偏东另一个湖的溪，到了一条宽敞的谷，谷中有一条河流下。我们在这里看见了所遇的头一头野牦牛。那条河绕着一座丘朝东、朝南、朝西南拐出一个极急的弯；那丘的坡比我们此前遇见的任何丘都陡得多。爬到丘顶，我们拿不准该往哪边走，因为四面八方都被极破碎的地形围住——那是一座十足的丘陵迷宫，溪流在其间毫无章法地朝各个方向蜿蜒，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最后都汇入一条深水溪；那条溪水色碧绿透明，流量每秒一百七十五立方英尺，朝西南流。

东土耳其斯坦的河流几乎单调地规整，全都流向同一个中心——罗布泊；见惯了那个之后，眼下这种方向的杂乱和坡向的纷歧，实在是陌生甚至古怪的经验。我们行军的这一个钟头里溪水朝东流，下一个钟头便朝西、朝南或朝北。就连最后那条溪究竟要往哪里去，我们也弄不明白。不过我们仍旧稳稳地朝东南推进，沿一条陡峭的谷或沟上行；沟壁长着草，上面牦牛和野驴的粪多得够我们烧好几年。这些牲口本身新鲜的足迹也不少。

我们终于到了谷头的山口，瞧！脚下展开一幅壮丽的图画。山口的另一侧陡然落向一个特别大的湖，湖自西向东伸展。湖水是一种美丽的淡绿色，浅处则发黄。这一下决定往哪边走的难处就大大加重了，因为湖的东端上方逼着几乎垂直的山；西面离湖稍远处是一片片低洼的沼泽；南面则被湖本身切断。

斟酌了一阵，我们决定停下来，把四周踏勘一番。商队小心地沿陡坡下到湖的北岸，那些人便在两座丘之间一处还算避风的地方支起帐篷。因为东南风刮得正紧；我站在山口顶上写生和作观测时，对这一点领教得很难受。

我望得极远。东南面有一座覆雪的山。湖南的地面不那么破碎，可是另有三个湖，湖间是潮湿的沼地。我便派伊斯拉木·拜沿湖岸去查看商队能否向东前进。他带回的话是：路很好走。

我们刚在帐篷里安顿舒服，惯常的西风暴就来了，这一回后面跟着一场倾盆大雨。至此我们还不曾受过缺水之苦，而这正是出发前我们最担心的事。可是处处都有充足的水；草也不像塔格里克人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稀少——他们那样说，无疑是要吓得我们不敢走这一趟。我们刚到的这个大湖四周，牧草还算不错。那些人便求歇一天，何况有几匹马和几头驴已经很不行了。那头病骆驼前一天的行程只走了一半，被留在一汪淡水旁边。管骆驼的哈姆丹·拜认为那头病驼是发烧，因为它一阵阵剧烈地发抖，咳得很厉害，而且四天没吃过一口玉米。我们休息时，两个人回去看它怎么样了。

群山里回荡着滚滚雷声，风暴的云照例朝东驰去。

这一天休息，人和牲口都欢迎，因为稀薄的空气我们只是渐渐才习惯，对体力实在是很大的考验。那头病骆驼上午被带进第十二号营地，已经能吃些玉米了。

帕尔皮·拜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到的这个湖不是杜特雷伊·德·兰斯的商队经过的那个湖；可是我虽然对那位法国旅行家的路线只知道个大概，却认为必是同一个。用沸点温度计测得它的海拔为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五英尺。

下午天气坏透了，使我无法实行原定的一趟出行——到注入湖西端的那条溪的入湖口去。整个下午又是冰雹又是大雨，景物笼在一层秋雾似的东西里，以致我们连身旁这个大湖也看不见。这一带最大的降水大约是在秋天。到傍晚雨停了，雾散了，空气变得清澈透明；湖面亮得像镜子，映出最美的色彩交织，而南面的群山则像一堵钢蓝色的墙一样耸起。

那些从第八号营地逃跑的背信的塔格里克人，每夜都被捆着，睡在铺在玉米袋上的一条厚毡毯底下；因为他们哪一天再想溜走，我们也不会觉得意外。他们的头目此时恳切地请求准他回家；我们既已用不着他，便准了。我怕他一个人走不完那么长的路；可是他告诉我，他打算去找他认得的几个在阿尔喀山北坡淘金的人。我给了他一些钱，以及够他吃两个星期的饼和面粉，还送了他一头驴驮东西，他对此十分满意。其余的塔格里克人宁愿随我们一直走到柴达木，再从那里经祁曼塔格或博卡雷克回家。因为这几天他们的表现堪称模范，夜里便给他们松了绑，此后准他们安睡。

八月二十七日我们动身沿湖北岸继续前行，那个独自上路的塔格里克人便向我们告辞，赶着他的驴循我们的足迹折回去。我实在替这可怜的人难过，要独自走那么远的路；可是他巴不得离开我们。他本想算计我们，却落进了自己的圈套：要骗我们、抢我们，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容易。

那头病骆驼此时正好起来，这一天的行程走得很不错。

地面对牲口很有利，因为我们紧贴湖边走，免了那没完没了、极其耗力的上坡下坡。绿色的板岩相当陡地落向湖面，可是在它们脚下、在它们与水之间有一道砾石坡，相当远地伸进湖里。岸带的宽窄不一，总的说来是窄的。地面坚硬，被细流割得很少。湖水十分清澈，却是咸的，中午水温华氏四十一度（摄氏五度）。一道窄窄的白沫夹着褐色腐烂的藻类，随着拍岸的波浪起伏。我们所见的活物只有鹡鸰和苍蝇。东西两面景象壮丽——湖岸蜿蜒，衬着山的支脉，色彩的交映令人着迷；湖面微微起皱；上面拱着一片最纯净的蓝天。

这个湖同我们后来遇见的所有湖一样，又长又窄；这形状显然是南北两侧那些纬向山脉造成的。越往东走，湖岸的轮廓越曲折不规则。有些地方我们遇到小泻湖，湖周地面又软又泥泞。将到湖的尽头——尽头是一个汊湾——之前，我们又得翻过一丛低丘。随后我们到了那条黄红色的溪，它经一个有无数小汊和几条大汊的三角洲流进湖尾的汊湾。

我们朝东南骑行时，这条溪左边镶着红色黄土的丘，坡形柔和浑圆，却不毛。可是地面很快软得牲口驮着东西几乎犁不动，于是我们折进一条侧谷绕开它。这条谷把我们引到一道分水岭，岭那边的水道全朝东流。我们在那里遇上惯常的午后风暴，刮了一个钟头。

这一整天，我们左边即北面都是阿尔喀山的支脉，每一道都全无积雪。可是从我们扎在一座低丘背风处的第十三号营地望去，却见一座闪亮的白色双峰高出所有别的山顶。

我们此刻所经的这一带满是库兰（野驴），可是它们总离我们很远，想放一枪总不成功。约勒达什却不这么看。它纵马似的追它们，把它们赶跑，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它一次又一次地重演这套把戏，每追一回便气喘吁吁、伸着舌头跑回队里。看它瞧见新的一群库兰时的样子实在好笑：它竖起耳朵，眼睛发亮，先蹲坐在后腿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它们看一阵，随后慢慢潜行一段，最后拼命飞奔出去，像离弦的箭。可是那些怕生的牲口一看见狗，便像风一样跑掉，转眼把追它们的甩得老远。约勒达什也不从经验里学乖：一见下一群，又冲了出去，白白把自己跑累。

快到我们打算宿营的地方时，我发现狗不见了。我想它大约是累了，跟骆驼队去了；可是骆驼队到了，也没有它。那些人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它跟在一群库兰后头，消失在我们行进路线右边的丘后。我怕它追得太远，丢了商队的足迹，因而彻底迷了路。我派一个人回到最后见到狗的地方去；那正是我们丢下一头彻底累垮的驴的所在。可是那人回来说，一点狗的踪影也没有；他把那头奄奄一息的驴留下了。倒是另有两匹同样垮掉的马被带回营里。骆驼最经得住路上的劳顿。

又是傍晚了。我喝了茶，吃了饼和抓饭，随后抽了一两袋烟，一面整理白天路上所记的笔记。躺下睡时，没有约勒达什，我觉得很孤单，因为它是我最好的伴儿，吃在我身边，睡也在我身边。可是凌晨三点，我被什么东西拱我的床弄醒了。原来是「这位大爷」，摇着尾巴舔我的脸，简直乐得忘乎所以。这可怜的畜生整个下午和整夜都在四处找我们；它累得连东西都吃不下了，只长长地舒了口气，立刻在它惯常的睡处蜷起身来。

八月二十八日。地面相当平坦，除了那两匹病马，所有的牲口都走得不错。南面那道山脉此刻清晰可辨；它的雪原比阿尔喀山的雪原高度低些。这一天我们又翻过一道低矮的山口。可见前一天所过的那道分水岭只是次要的，何况我们大半天所循的那条曲折缭绕的溪是从它北面绕过去的。如今那些水道都确定无疑地朝东流，汇向一个小小的淡水湖。山口以东展开一条宽浅的谷，看上去十分平坦；可是它是有坡度的，一条又深又干的水道就是明证。

那一带处处草很丰茂，因而库兰极多。有一头孤零零的库兰，是一头漂亮的牲口，身上有褐色和灰黄的条纹，在商队前面走了将近两个钟头，却总离我们很远。它有时小跑，有时飞奔，小尾巴直直地翘在身后，头却总是骄傲地弓着，是机警与活力的化身。它不时停下来回头看我们，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介乎马的嘶鸣与驴的叫之间。可是我们一走近，它又跑开了；如此一次又一次，仿佛是要给我们带路。后来我们另一条毛蓬蓬的大狗约勒巴斯追了上去。说来奇怪，那库兰一点也不惊慌，一见狗便停住了。这下约勒巴斯倒忽然愣住，一动不动地站着。那库兰似乎觉得好玩，壮起胆子径直朝狗冲过来。这回轮到约勒巴斯逃了，它夹着尾巴飞奔回商队。

地面仍旧平坦得出奇。诚然，我们两侧有许多低丘，可它们要么是背后群山的分支，要么是孤零零地立着。惯常的冰雹一点半就来了——每天都在差不多同一时辰，分毫不爽，像有钟表给它定了时似的。

后来我们折向东南，被不远处几座绿丘引了过去。我们在那里又发现一个小湖，几条细流注入其中。走了十六英里半之后，我们在它南岸停下。

湖水略带咸味，可是味道很不好，我们喝不下去。伊斯拉木·拜想偷袭一头库兰，没有成功。傍晚清朗无风，没有一点声音传到我们这孤零零的营地。我们独自身处西藏无边的荒野之中。

八十二野驴

八月二十九日。我们翻过湖东侧的几座丘，又渡过一条清澈明亮的溪，走近一条宽阔的槽形谷；谷里铺着坚硬的砾石，牲口走起来很轻松。湖于是在我们左手。注入湖中的那条溪在湖的西端形成一大片三角洲。此后湖被一道低矮、坡形柔和浑圆的岭遮住；我们右边也有一道相似的岭，岭后远处，南面群山的大雪峰在闪光。

在两道岭之间的洼地里——那里有几片稀疏的草——我们惊起一头库兰。它照例在商队前面跑出一小段，狗追着它，它却不再理会。它每次停下，都聚精会神、十分惊异地打量商队，竖起耳朵，张开鼻孔，高高地弓着头。伊斯拉木·拜顺着两丘之间一条沟潜行，摸到了射程之内。他朝那野驴放了两枪；那牲口却只挪开几步，毫发无伤。它不过嗅了嗅风，仍旧好奇而惊异地望着我们。

第三枪之后，它掉头慢慢朝东小跑，跑得颇跛。我们走到它的足迹上时，看见上面洒着血。那野驴显然受了伤。既然如此，那张皮无论如何要弄到手。我们此刻便以那库兰为向导；可是它把我们引得比我们想去的方向更偏北。它右后腿中了弹，那条腿拖在身后，派不上用场。可是它比我们领先不少。

伊斯拉木·拜和帕尔皮·拜纵马尽力去追；我和艾敏·米尔咱则照常速跟着。这当儿那库兰停下歇息；我们到它歇息的地方时，发现一大摊血。它此时已支持不久了；饶是如此，它还引着我们追了足足两个钟头。最后它起了个不幸的念头，离开好走的谷地，想爬左边的丘坡。

在这一带我们右手又过了一个小咸水湖；爬上岭顶时，又望见了我们沿其南岸走过的那个大湖的东端。随后我们翻过几座平缓的丘——那里地面松软，很耗力气——走近一道小山口；山口在东北一面相当陡地落向一片完全平坦的赛（山脚下的坡地）。顺赛流向湖去的那条溪分成几支。

在两支河汊之间那片潮湿的沙带中间，那库兰终于倒下了。伊斯拉木·拜和帕尔皮此时已紧逼在它身后；他们立刻跳下马，把它的前腿缚住。那牲口便躺在那里，还活着，姿势极其自然，看着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害怕的样子。不过它时不时挣扎着想站起来，勉强挪出一两步，很快又倒下。它伤在右后腿踝上方，伤口里露出一段骨头，血淋淋的。这头库兰是它族类中极出色的一头，一头膘情很好的公驴，显然是我们不久前看见的那五头一群的哨兵。它的好奇心和护住同伴的意思把它引得太靠前了些，因而陷入危险。从牙口看，它约有九岁。

总的说来，野驴与骡子最像；换句话说，它介于马与驴之间，而离驴更近些。耳朵比马长，比驴短。尾巴像驴的，只在末端有毛。鬃也像驴的：黑而稀，很短（约四英寸长），直挺挺地竖着；鬃沿脊背延续成一条黑线，最后止于尾部。背上毛色是红褐，顺着肋与体侧渐渐转成白色；腹下是白的。鼻子是灰的；耳朵深色，内侧是白的；腿部越往蹄下越白。蹄结实，却不十分硬，大小与马蹄相仿。眼睛是褐色的，瞳孔又大又黑，形状与神气都同马和家驴一样。胸宽而发达，好容下一对有力的肺。颈也厚实多肌。后腿的肌肉尤其粗壮有力，很宜于爆发出很高的速度。鼻孔比马的大得多。那头受伤的库兰嗅探它的同伴、打响鼻时，以及它发出那种粗嘎的嘶叫时，鼻孔便张成两个大孔，四周是绷紧的筋肉，几乎笔直地朝前突出。一句话，野驴的鼻孔与它的肺是按同样的规格造的，整套呼吸器官都特别适应它所生活的那种极稀薄的空气。因此波斯人在把家驴用于山地驮运之前把驴的鼻孔剖开，其实是顺应了一条自然的法则。经验教给他们：那样牲口便呼吸得容易些。

如果容我这样说，我们这头库兰比家驴更有一副「罗马鼻」，也就是说它面部的侧影向外弓得更厉害。它的眼睛有眉毛和睫毛好好护着，神情温和安详。从上唇边缘沿脊背量到尾根，它长七英尺七英寸。前腿正后方的胸围是四英尺十英寸，前腿之前是五英尺三英寸。耳后紧邻处的颈围三十一英寸半，耳前紧邻处三十五英寸。绕头过眼一周是三十三英寸半，绕鼻一周十八英寸半；头顶至上唇边缘之间则有二十余英寸。

我量它、画它的时候，它一动不动地静静躺着，似乎并不觉得伤口疼痛——伤口里的血已经凝住了；它一点也不怕人，由我抚摸它的鼻子而不着恼。等我把这美丽的生灵画完，便一刀准准地刺下去，结束了它。随后那些人动手剥皮，格外小心不要伤了皮子；皮子后来摊在地上晾干。肉最好的部分留下来，其余的就丢在原处，狗们则饱餐那些碎肉和下水。

走了十五英里半之后到达的第十五号营地，扎在一座丘脚下。因为那些人为捉那头库兰、为替我弄那张皮费了大力气，我们的牲口也相当疲惫，第二天便用来休息；那天恰好是星期日。

那场西风暴呢？不，它可没忘了我们——绝没有。一点半它照前几天一样分毫不爽地扑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叫人睁不开眼的雪暴。它过去之后，倒是个极好的下午；日落壮丽，西边的丘与山勾出墨黑的剪影，东边的则沐浴在鲜亮的红与黄里。

第二天，八月三十日，人人都趁机尽量多睡；驮畜则在丘间游荡啃草。我到营西的那个湖去了一趟。这一带主要的泄水干流把水注进一个小泻湖，再由许多小水道进入湖中。水虽十分清澈，却咸得粘在我指头上。近岸处有许多白色的鸥（那些人叫它们杭海特），在朝它们卷来的浪下扎猛子。地面覆着细砾和粗沙，都来自处处常见的那种绿色板岩。在高出当时湖面六七英尺处，我看到另一条岸线，却弄不清它是夏汛入湖时水位较高所致，还是仅仅由波浪拍打造成的。此刻我把全湖一览无余，看出那些浪既能高也能猛；它们从西面顶着水沫滚来，以钟磬般和谐的节律拍打着岸。下午三点水温是华氏五十五点九度（摄氏十三点三度），气温则是华氏五十二点三度（摄氏十一点三度）。这个湖夹在两道岭的支臂之间，湖面海拔与第十五号营地大致相同，即一万六千一百九十五英尺。为清楚起见，我决定给这些湖编号；我方才所说的这一个于是是第五号。

（原注：这些小湖有许多并未标在本卷末所附的地图上。）

八月三十一日。营地正东我们发现一个极小的淡水湖，由阿尔喀山下来的一条冰川急流供给。过了左边一道暗色的低山脉，我们折向东南偏东，横过一片起伏的草地。随后我们进了另一条纬向谷，那里水少，草却还不错；我们在那里看见许多库兰、羚羊和野兔。过了第八号湖，我们又翻过一道极壮观的分水岭；岭那边（东面）所有的水道都注入第九号湖。这是一个孤立的中央湖盆，因为四周环着那些接纳阿尔喀山和南面大山融雪的大湖。这一天我们看不见阿尔喀山：它被自己的外围山脉遮住了。可是与它相对的那道山脉的雪峰却常常朝我们闪光；因为我们前进得那样慢，仿佛一点也没有走近它。它向第十号湖送下一条颇有分量的河。过了这个湖不远，我们在一眼泉旁扎营；从第十五号营地到第十六号营地，共走了十八英里半。

营地东南偏东有一座壮观的高峰，覆着大片的雪，其中还有几小片冰川；我们也瞥见西面耸起的许多峰。

亏得我们所走的地面平坦，又有草——虽然草的确稀薄——驮畜仍旧撑得很好，尽管我们已经损失了好几头驴。

九月一日。起初我们的路横过一道平坦的低岭，地面坚硬，本该对牲口极好，无奈上面被一种小啮齿动物（铁希坎）打得像兔子窝一样千疮百孔。我们看见几只这样的小东西吱地一声钻进洞里；可是那些洞弄得马不住地绊跤。

在我的图上，我用记号把两侧俯瞰我们行进路线的那些高耸的主峰区分开来，并从各处测取方位来定它们的位置。今天恰好在其中一座峰底下，绿板岩戛然而止。此后有一段路，地面上散落着约两立方英尺大的凝灰岩块，与我们先前所见的同种；中间的地面则寸草不生。远处我们时常看见五六头一群的尤尔盖（羚羊）——那种长着细长竖琴形角的牲口，藏人叫它奥龙戈。伊斯拉木虽拼尽全力，却始终不能摸进射程之内。它们聚精会神地望着我们，随后以轻快富有弹性的跳跃消失在荒凉的丘后。

过了那座雪峰，我们又找到细密丛生的好草；地上竟被野牦牛的粪点成褐色，多到那个地步。行军时那些人总在骆驼的鞍具上挂两三只空袋，一路走一路把这上好的燃料装满。多亏地势有利，我们在第十七号营地停下之前，走了不下二十英里半。

九月二日。我们相当贴近南面群山走，又发现了两三个新湖。地上虽散落着绿板岩和黑凝灰岩的碎块，裸岩却不见露头。动物有羚羊、一只狐狸、燕子和云雀。可是这一天最有意思的发现，是从前曾有人到过这里。有一处南面的山脉上有一道分明的缺口，缺口里极显眼地露出一座覆雪的圆山顶；山的左边清清楚楚有一道好走的山口通到山那边。我们一走到这处醒目地形的正对面，帕尔皮·拜便骑到我跟前，说他认出了这地方。「那就是『博沃洛图拉』（邦瓦洛先生）和奥尔良的亨利亲王的商队翻过这道山脉的山口。」

再往前，我们下到又一条宽浅的谷里，谷中有两个小湖和几片沼泽。照我的推算，我们此刻离那几位著名的法国旅行家所循的路线不会很远。而我口袋里正有邦瓦洛的地图，我想自己该能辨认出几处比较显著的地物。我如今明白了为什么图上标示邦瓦洛路线的那条红线在这一点上拐了个弯。不过邦瓦洛的图不够详细；然而几乎无可置疑：他的「萨图尔穹丘」相当于我的丁峰，他的「鲁布鲁克火山群」不过就是那些黑凝灰岩丘——它们的碎块在我们四周处处可见。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沼泽和湖，被他名为「泥沼与冰冻的湖」。

看到骆驼队方向完全走错了，竟朝东北去，我便派帕尔皮·拜去追，叫他们折回向南，也就是马队去的方向。在我们往下走的那条宽谷里，有个人作了一项发现，确凿地证明我们的路线与邦瓦洛和奥尔良的亨利亲王的路线正是在那一点相交。他找到了骆驼的粪，已经陈旧变色；还有两三片白毡子（基吉兹），就是垫在骆驼背上防箱子磨伤用的那种。我们把它们拿给帕尔皮·拜看。他断定那是若羌出的基吉兹，还说那几位法国旅行家确实在那地方置办过一批。他还记得：他们爬那道山口之前，正是在这人拾到这些碎片的地方扎的营。这对我是个格外走运的发现，因为它使我能精确地定出我的路线与那几位法国探险家的路线相交之处。

我们在第十四号湖边扎下第十八号营地；营地海拔一万六千七百五十英尺。东南偏东耸起一丛金字塔形的峰和冰川，那些人怕它们会挡住我们的去路。我们那些可怜的牲口情形越来越糟。已经丢下了一匹马，另有两匹疲乏得只能空身与驴同行。其中一匹竟被留在第十八号营地。

傍晚过去了，夜来了，帕尔皮·拜仍不见影子。我们开始为骆驼队担心。我看只好狠下心把九月三日也用作休息日。失踪的那队第二天上午到了。他们不得不在路上丢下一匹马和一头驴。有一只山羊也快不行了，便宰掉了。骆驼和别的牲口状况还算不错，都放出去吃草。

一早伊斯拉木·拜望见湖对岸有一头母牦牛带着两头犊在吃草。他提了一支枪，骑马去设法打它。中午他回来了，颇有几分得意地告诉我们：他一连两弹「撂倒」了那头牦牛，其中一弹从脊下穿进去。他把马拴在稍远处，步行潜近猎物。那两头没有经验的小牛全然不知有危险，母牛跑去警告它们，便轻易做了牺牲；可是它一倒下，那两头小的就逃到最近的丘后去了。

八十三猎野牦牛

下午一早我便去看那头死牦牛，打算量它、画它。可是它已经胀满了气，硬得像一面鼓，一种混着血的液体从它嘴里汩汩流出来。从上唇内角沿脊背量到尾根，它长八英尺。头长——自角根量到上唇——二十二英寸半；口鼻部周长十七英寸半；过眼一周二十九英寸半；耳后颈围二十八英寸。肩高四英尺六英寸；腰部（腿伸直时）高四英尺五英寸。尾连末端的毛丛长三十一英寸半；角外侧长十七英寸，内侧十五英寸半。因尸身膨胀，我没有量体围。毛色黑如煤，尾端有一簇极好的毛。蹄很有力；乳房不甚发达，乳头却大。黑而厚的绒毛像帷幔一样垂在两胁，腹下却没有。下颚生着八枚斜生的门齿，上颚则是一片宽阔的角质胼胝。舌上密布角质的倒刺，一律朝喉咙方向倒着。牦牛就用这舌头把草、地衣和苔藓卷起来；它吃草时用舌多于用齿和上颚那片角质。

看到那一带牦牛很多，我们决定不要这张皮，等打到一头体态更匀称的再说。不过那些人还是用斧子把肉最好的几块连同舌头砍了下来。那条舌头供我做了好几天的早饭，味道极好。肉却又老又糟，得反复煮好几遍才勉强烂些；不过这也有一部分是稀薄空气之故，因为水约在华氏一百八十度就沸了。我们还取了尾巴和那些长毛，那些人把长毛搓成绳索。此外他们还把一些毛安在帽子前檐下，用来遮阳。

我们忙着摆弄那头死牦牛时，另一头母牛走到一百五十码之内，随后停下来惊异地望着我们。我们那几条不懂猎场高雅规矩的狗把它撵走了，它便一路小跑着翻过丘去。

傍晚时分我们看见一头极出色的牦牛，独自在吃草，离马群不远，却似乎对马毫不在意。伊斯拉木·拜此时猎兴正浓，像豹子一样顶风潜行过去，摸到射程之内便一阵猛放。那牦牛第三枪倒了。可是转眼它又站了起来，疯了一般朝惊扰它的人冲来。它又挨了一弹，被打得原地转了个圈；可它毫不退缩，又冲上来。它倒下好几回，每回又挣扎着站起来，直到第七弹才终于倒下不动。于是伊斯拉木得意洋洋地回营，说再好的皮子也弄不到了。那是一头公牛，正躺在我为第二天所定的行军路线上；因此我们决定，等我们经过时留几个人剥皮，并留一头骆驼把皮驮到下一处营地去——下一处营地朝东也不会远多少。

于是九月四日我们又上了路。伊斯拉木记得清清楚楚是在哪里打死那头牦牛的，就在几座丘之间。因此可以想见我们有多惊讶：到了那地方，那头公牛竟不见了！

伊斯拉木惊得半天说不出话。等他找回嗓子，便赌咒说前一天傍晚他离开时那牦牛是死了的。可是又软又湿的地面泄露了实情：它缓了过来，虽然身上那么多伤，还是设法走掉了。不过从足迹看，它每走几码就要摔一跤。饶是如此，它也决走不了多远。我们循它的足迹追，很快就从丘顶上看见了它。它正沿着一眼泉和一汪水的边上安静地走着，嗅着地面。我们走到离它一百码时，它转过身来，仰着头看我们。伊斯拉木又给了它一弹。这一下把它激怒到那个地步，它盲目地暴怒着朝我们冲来。我们觉得还是退为上策；可是刚把受惊的马掉过头来，它已经逼到跟前。幸好它在二十步外停住了，疯狂地哼叫，眼珠乱转，打着响鼻，猛吸着气，用鼻子和角把沙土掀起来，弄得自己整个罩在一团沙雾里，又拿尾巴狠命抽自己的两胁。

在约三十步处伊斯拉木又放了一枪，把那牦牛打得转了好几个圈。约勒达什冲了上去；可是那发疯的公牛低下角、翘起尾巴迎上来时，约勒达什立刻掉头就逃。第十枪打断了公牛的左腿，那腿便松垮垮地吊着；它在绝望的疯狂中又转了两三个圈。最后伊斯拉木逼近些放了第十一枪。子弹从肩后穿进去，打中了要害，结束了这牲口的痛苦。它朝右侧倒下。我们走近时，它还挣扎着想最后站起来一次，却站不起来。不多时它便死了，静静地死了，没有挣扎。

我从不同角度给它画了两幅。它是一头极出色的牲口。它的门齿几乎磨得与齿龈齐平，可见是头老公牛；最外面两枚甚至已陷进肉里。它的角内侧也微微开裂，这又是年高的一个表征。塔格里克人伊斯坎德尔参加过许多次猎牦牛，他断定这头公牛约有二十岁。他说野牦牛平均比家牦牛多活六年，而家牦牛到二十岁就算耗尽了。

我给这牲口量了下面这些尺寸。自上唇边缘至尾根，长十英尺八英寸。尾连末端的毛丛长三英尺六英寸；尾根周长七英寸半。头长——自角根至上唇——二十八英寸半。两眼之间十七英寸。角外侧长三十英寸半；内侧十九英寸半。由此可见角弯得很厉害。头围：绕口鼻一周二十四英寸，过眼一周四十四英寸半。耳后颈围四英尺一英寸。前腿正后方的体围八英尺零半英寸。胁上的毛长二十五英寸半；前腿上方二十一英寸半；颚下四至六英寸。前蹄周长十六英寸半；斜向直径四英寸半。

它的毛极好，又厚又匀；两胁那些长长的垂毛厚得实实在在给这牲口做成一张卧垫——就是西藏最严酷的冬天也足以抵御。毛是漆黑色的；不过上半身在某种光线下看去偏深褐。沿脊背的毛极长而黑。眼睛是褐色的，瞳孔黑，而且极小，眼裂的长轴不到一英寸半。眼周的毛最薄，细得像丝绒。而颊上和两角之间的毛却又厚又蓬；鼻子上的毛则偏灰。

舌上生着异常坚硬锋利的倒刺。舌和齿龈都带灰蓝色，与家牦牛一样。口鼻部很宽；鼻孔略长，扁平，微微斜着向上翻。角异常粗壮，尖端锋利，十分可怕。它站立时，那身密实的绒毛扫着地面；而如我所说，卧下时便成了一张软垫。尾巴极大；蹄结实有力——牦牛也确实需要这样的蹄，好驮着它庞大的体重走过崎岖多石的地面。蹄上那两瓣可以轻易地并得很拢，这样在爬滑岩或走过松散山石的坡时便抓得更牢。真蹄之后另有一对大的副蹄，不过不着地。

牦牛四足站直时，肩部形成一道显眼而厚实的隆拱，颈自那里陡然下倾至头部，而它的头总是贴近地面。背也同样向尾根斜下去，只是没那么陡。因此它骨盆处的高度比肩部低得多。一头长到我上面所记那样尺寸的牲口，分量显然极重。伊斯拉木那头公牦牛的头，一个人要费尽力气才抬得起来；那些人把剥下的皮装上跪着的骆驼背时，要四个人才抬得动——那时头还连在皮上，好在营里更便于鞣治。

这样一头庞然大物，竟能靠那些高原上可怜的草活下来，并长出这样惊人的肌力，实在奇妙。冬天草枯死了；就是夏天，草也老而苦得我们的驮畜非饿到极处不肯吃。

牦牛被追时，跑的是一种沉重笨拙的小跑，却走得很快；尾巴垂着，头比平日抬得略高，长毛拖在地上。牦牛对追它的人总有一样长处：它从不喘不上气。它一觉出有危险，便低着头、翘着尾飞奔。挨了枪，它会停住；受了伤，便要冲向追它的人。遇到这种情形，还是格外警觉为妙。

伊斯坎德尔和别的塔格里克人告诉我们：在车尔臣、若羌和阿羌（都在昆仑山北麓），住着一些帕万即猎人，几乎全靠猎牦牛为生。他们的猎场是藏北的阿尔喀山和祁曼塔格。每个猎人带两个人和一头驴，用来把皮驮回去。不过一般是两个以上的猎人合伙，万一被牦牛冲撞也好彼此照应。据说他们枪法高明娴熟到那个地步，往往一枪便把猎物撂倒——那一枪自然得打进心脏。他们不愿在六十步以外开枪，瞄的是肩后的一点。子弹若打进骨盆一带，那牲口要过两三天才死。若打中别的部位，牦牛根本不当回事。瞄头是白费火药，因为任何子弹也穿不透它额上那块厚骨。万一子弹真打在那里，它不过摇摇头、哼一声罢了。不过打断它一条腿是好事，这样猎人便能逼近了补上第二枪，万一它冲来也跑不快。从伊斯拉木·拜朝我们那头公牦牛开了那么多枪的经过看，显然：子弹除非打中要害，便等于白费。诸位当还记得，直到打进心脏附近的第十一枪，这庞然大物才倒下。

塔格里克猎人所用的枪是东土耳其斯坦各城造的。那是又长又重的前膛枪，配火石枪机；开枪时把枪架在一副羚羊角做的叉上。猎人手持长枪，贴着地面爬行，巧妙地利用每一点点掩蔽。一摸到射程之内，便把长长的枪管架在叉上，从容地、长久地瞄准，然后才放。牦牛一死便剥皮。皮分作三片：沿两胁毛的上缘各划一刀，第三刀沿腹部正中线。最好的革出自背上那一片，那一片同肩顶一样叫西里特，用来做鞍、肚带、缰绳、鞭子之类，也做上等的靴子。另外两片的用途差不多，只是质地不及。塔格里克人平常穿的软靴（丘鲁克）是用腿上的皮做的。尾巴通常挂在某处麻扎（圣徒墓）上作图格，即宗教的供物。

皮子卖给车尔臣、若羌和阿羌的商人，他们再运到和田，卖给昆奇，即硝皮匠与鞍匠。牦牛皮因其异常坚韧耐久而极受看重，几乎穿不坏。一张成年公牦牛皮的价钱约合十七先令。母牛或牛犊的皮便便宜得多，而且只分作两片，原因不过是一头驴驮不动整张皮。

塔格里克人把猎牦牛看作危险的营生，这话很对，他们结伴而猎也很对；因为那畜生若冲上来，本地猎人手里拿着那样笨重的家伙，逃脱的指望又极小，处境是一点也不叫人羡慕的。他若不幸被那团挟着尖角雷霆般撞来的实肉击中，便是死定了。

我对这位西藏荒原之王的见闻，到此为止——这种牲口令我们叹服，不单因为它气派的外貌，也因为在一切生灵之中，唯有它能抗住地球上任何地方最高的海拔、最酷的严寒、最猛的雪暴与雹暴。这一切它都不放在心上。冰雹打在它背上，它反倒像很受用；雪把它裹在令人目眩的旋舞里，它照旧安安静静地吃草，像没事一样。唯一似乎能扰乱它那份泰然的，是夏天的日头。热得受不住时，它便到最近的溪里洗个澡，再爬上山去，到雪原凉爽的广野和冰川的弧形凹地里，在粒雪原松软的雪里打滚、躺卧，以此为特别的乐事。

八十四无尽的湖

我们在第十九号营地歇了一天；从那里望见东南方有一座壮丽的尖顶山，相对高度的三分之二都覆着闪亮的雪。这座峰高出四邻所有的山，像灯塔一样极远就望得见；我给它取名奥斯卡王山。

营地东面是一个大湖，湖水苦得无可比拟，却现出最可爱的种种色调；成群的鸥在它翻卷的波上起伏。湖中没有岛；不过注入湖中的一条小溪的三角洲向湖里伸出长长的一臂。我们沿北岸走时，有一群牦牛陪了我们一个多钟头；不过它们小心地不进射程。说来也怪，湖岸上蜿蜒着一条踩得很实的路，像是牛马走出来的；可是塔格里克人断言那是野牦牛和野驴走的道，路上的蹄印和粪也印证了他们的判断。那一带野牦牛既然这样多，总有死的时候，我承认我很诧异：至此我们竟一副骨骸也没遇见过。我们头一回看见的，是这湖边两个头骨和几根发白酥碎的骨头。也许牦牛自觉死期将近时，便躲到山中或荒湖岸边某处无人可到的僻处，让波浪把它的尸身冲走。

走了十九英里又四分之一，我们在湖东端几座丘脚下、一条溪附近过夜。有四头库兰——一公三母——整个下午绕着我们的营地打转，显然对我们大为惊异。它们绕来绕去，迈着富有弹性的小步，头高高扬着朝向我们，尾巴斜斜地飘在身后。我百看不厌；它们实在是那样美、那样优雅的生灵。

九月七日，地方仍旧同先前一样单调。阿尔喀山与南面山脉之间那条宽阔的洼地或谷，仍旧分作一连串没有出口、各自封闭的湖盆。在第十五号湖的东端，我们顺着一道察觉不出的、软而潮湿的沙坡下去，到了这个湖盆与下一个湖盆之间一道小小的门槛即分水岭。不过第二天地势好了许多；地面硬，众多的水道又小，所以我们走了十八英里半。地面几乎绝对平坦，牲口便不那么累了。我们最凶的敌人是风；它天天光顾，把帐篷和皮裘彻底冻透。第二十二号营地海拔一万六千一百九十五英尺。

九月九日我们创下了二十四英里又四分之三的好纪录，是我们在西藏一天走得最远的一次。我们翻过第十六号湖与另一侧一条宽阔敞开的谷之间那道低岭；那条谷通向下一个湖，我们便在湖边扎下第二十三号营地。可是这样赶路的代价是一匹马和一头驴。为了走到能找到牧草的地方，我们常不得不把行程拉得比我们所愿的更长；可是这一天我们什么草也没找到。玉米还够牲口吃十天；不过我们尽可能地爱惜最好那几匹马的气力。另外好些牲口，日子显然已经数得过来了。南面山脉的最高处，冰川的纹路越来越密；山坡披着冰的甲胄，像慕士塔格阿塔的山侧一样，不过并没有伸出发育成形的冰流。

九月十日。我们的路线朝东——永远朝东——横过一片平坦的原野；一条分成无数细道的溪流穿过原野，流向下一个湖，即第十八号湖。我们就在这湖边扎营；因为近旁的丘上草还算不少，我们又歇了一天。这一歇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天气全然是冬天的样子。冰雹和雪下了一整天，凛冽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景物笼在浓雾里，四周的情形我们一点也看不见。

我们此时清点了粮箱，结果看出往后非厉行节省不可。饼、面粉和茶大约还够吃一个月；可是我们有十一个人，又不知道离最近有人烟的地方还有多远。羊只剩一只了；万不得已，只好靠牦牛肉过活。我们离开最后一处人家已经六个星期，人人都盼着遇见人，不管是什么人。

这一整天什么事也做不成。我裹着皮裘坐在帐篷里的床上，把地图最后几页画完，又读了点书。可是我的手指冻得僵硬发青，因此茶端进来时，我很高兴能贴着茶壶暖一暖手。只有饭后头一两个钟头我才觉得真正暖和；随后那没完没了的风又把我冻到骨头里去。

我们营地一带阴沉而无生气，只有湖上鸥的鸣叫。草木一丝也没有，只有那已经泛出秋黄的草。风在嗥；粗粒的雪绕着帐篷呼啸；波浪轻柔而单调地拍着岸。对岸被飞雪遮住，我很容易便想象自己是站在浩瀚大洋的边上。我多么热切地渴望见一见大海！何况我此刻被关在最大的大陆的腹心，离那永恒的海有千里万里！帐篷上盖着白雪，在这一片灰色孤寂的景象中十分醒目。我们疲惫的牲口在近旁丘上啃那稀薄的草。有几个人在他们帐篷里睡着；另几个坐在外面，围着野牦牛粪生的火，火冒起一股浓黑的烟柱。夜像盼望已久的客人一样受欢迎。一钻进皮裘的窝，我很快就暖和起来；随后我乘着轻柔的梦的翅膀，去到那块可爱的土地上——我对它的思念一天比一天强。可是我们离北京还远得很；而我非去那里不可。可是一到那里，我就算到家了。

九月十二日。清早五点我们张罗启程时，地上处处是雪，一直铺到湖岸。景色是雪、雪、雪——除了雪什么也没有；因此南面群山的冰顶也不像先前那样耀眼了。可是上午还没过完，太阳已把大半的雪化掉——那些雪恰好堆在朝南和朝东南的坡上。反过来，朝北的坡整天都是白的，泻湖和溪上的冰也没有化。气温是我们至此所遇最低的（华氏十点九度，即摄氏零下十一点七度），一直低到中午；即便过了中午，因为西北风不停地刮，仍冷得刺骨。我的手最受罪，因为我没法护住它们；我时时刻刻都要用手画图。

同此前所有的湖一样，第十八号湖也是东西走向，而且是我们所遇最大的湖之一：我们沿它走了一整天（十六英里又四分之三）。前方视野无边；两侧是西藏大高原上的巨山。不规则的岸线镶着白沫，碎浪撞在板岩砾石上发出一种奇特的金属声，无疑是稀薄的空气与水的高比重合起来造成的。不难理解：极度稀薄的空气必定要影响声音的声学性质。譬如在那些高旷的孤寂之地，我们说话非得比平常更响更清楚不可；我的表若不贴近耳朵，就听不见它走。

上午十一点气温仍为华氏三十点九度（摄氏零下零点六度），而同一钟点水温是华氏四十五点一度（摄氏七点三度），比前一天落了好几度。我们在这里头一次看见熊的足迹，而且几乎跟了它一整天。再往前，有一只狐狸下到湖边来过。我们又渡过好几条自阿尔喀山流来的小溪。它们多半形成或大或小的三角洲，长长的沙舌更向湖里伸去；这些沙舌总是指向东或东南，这大约要归于西风的推压。

行军中我们损失了一头驴。扎营之后又损失两头，还有一匹奶油色的马；那匹马效力极佳，从库尔勒到罗布泊、从那里经车尔臣到和田、最后又从和田到此地，一路驮着我的仪器箱。我们那些可怜的牲口开始显出这趟苦行留下的可怕痕迹。没有一天不损失一头，有时不止一头。它们的尸首并不腐烂，在纯净寒冷稀薄的空气里干缩成木乃伊；如今它们就躺在那里，作我们穿越藏北荒野所行之路的纪念。这一程的难处大大增加了，因为牧草比我们在西藏群山中头几天所遇的更少、质地也更差。说穿了，马和驴本不适于那样高的地方。骆驼经得住旅途的劳顿得多；可就连它们也瘦得叫人心疼。那些人一口咬定，那些草对所有牲口实在有害。可若真如此，库兰和野牦牛又怎么靠它长得那样好呢？

九月十三日。这一天我们走了十七英里半，却只倒毙一头驴。湖东端汊湾里的水，多亏注入其中的那条溪，还算淡，牲口能喝。上午十点水温华氏四十九点一度（摄氏九点五度），气温华氏三十八点七度（摄氏三点七度）。上午风转到西南。因此镶在南岸的白沫便像一团团棉絮一样横过湖面朝北岸漂去。地面朝东察觉不出地升高，融进一片平坦的原野，那其实是湖盆的延续。那里沼泽的地面把牲口累得够呛。不过我们很快便升高了，进入一片纠结的低丘迷宫；从其中一座丘顶上，我们把刚离开的那个大湖尽收眼底，景象壮丽。它的西端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只剩一道淡淡的线，线上隐隐耸着一排覆雪的山顶。

又横过一片平原——同样有一条溪穿过，流向我们背后那个湖——又穿过一片低丘的迷宫，我们到了第十八号湖盆东面的界鞍。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在这荒凉无生气的景色中缓缓跋涉，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一点声音打破。终于我们到了一道小山口，山口下是一汪孤零零的小水；等我下去时，帐篷已经支好了。从破碎的地形看，我指望我们很快就能到一片边缘地带，接触到浩荡的长江的某些源流与支流。

第二十六号营地（一万六千五百四十五英尺）是我们所扎最不利的营地之一。草几乎全然没有，附近连一头牦牛也找不着。为了烧点水沏茶，我不得不牺牲两三根帐篷橛子。骆驼和最后那五头驴爬进营里时，天已经黑了。牲口的垮掉有把我们逼入险境之势，与一八九五年我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时所遇的情形相仿。我的商队正像那时一样一点点地消融下去。那时我们的眼睛不断朝东望，指望从不利的地形里找到一点解脱；如今也是这样。不过我们眼下并不缺水；而且即便把所有的牲口都损失掉，我们仍能步行走到某个有人烟的地方。

八十五西藏的风暴

九月十四日。死亡名册上又添了一匹马和一头驴。一群雁从我们头顶飞过，朝西北罗布泊的方向去——在这个季节，这是奇特的景象。我们一整天在高度中等的两道岭之间、沿一条清澈如水晶的山溪，顺一条宽谷苦苦跋涉。地面虽极缓地向下倾斜，对牲口却帮助不大，因为地又软又潮像泥，它们每一步都陷下去没过蹄子。有些地方还留着片片积雪，雪一化，也把地面泡透了。

我指望我们所沿的这条溪，就是地图上所标的纳普齐台乌兰木伦河的上游；可是后来我们在前方老远处又看见一个大湖。不过它也许是个淡水湖？也许那条河从中穿过，再从另一端流出去？湖那广大的水面渐渐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时，我的指望也高起来：它的湖面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划出一条直线。我们终于到了湖边，走了十七英里又四分之一之后，在南岸两座低丘之间扎下下一处营地（一万五千七百七十五英尺）。

我头一件事就是叫人从湖里取一罐水来。水明亮而清澈。我喝了一口：又苦又咸。那么又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湖盆！在它东端又有一道山口要翻！唉，唉！这事我们没有选择余地。我们不能折向北或东北好早些到柴达木，因为阿尔喀山那道翻不过去的墙横在我们路上。何况我们的牲口也经不起真正的攀登了；除了极低的山口，再难的它们都爬不动。

傍晚时分那些人推了代表来见我，请求歇一天。有两头骆驼和两头驴很不行了，若不休息，第二天几乎准要倒毙。

九月十六日我们走了足足二十英里，一头牲口也没损失。那个湖长得出奇。我开始觉得它堪与伊塞克湖匹敌——伊塞克湖长得要走好几天。可是我们必定是被视觉的错觉或海市蜃楼骗了；因为走了两三个钟头，两岸的丘便合到一处，在湖面之上连成一道暗线。毫无疑问，我们前面又是一道山口。这一回我们是沿湖的南岸走，在那里找到许多牦牛粪和无数蹄印。我们还拾到一只牦牛角，靠近尖端处分明有刀割的痕迹。我们又发现几片陶壶的碎片——这又是从前曾有人到过这里的一个迹象。

刚过中午，四面的云便聚拢起来，同时刮起猛烈的东风，不多时惯常的雪暴就下来了。那是我自慕士塔格阿塔以来所遇最猛、雪量最大的一场雪暴。细如面粉的雪尘贴着地面扫过，其间不时夹着阵阵冰雹——把景色整个抹去。地面转眼变白；我们坐在鞍上，实实在在被雪埋住。不过我们似乎已经离开了西风盛行的地带；因为这一两天里东风更多些。这场风暴几乎刮了两个钟头，随后太阳又出来了。

这个新湖收缩成一条又长又窄的汊湾。我们离开它折向东南偏东，慢慢翻过几座低丘朝南面的群山走，指望在山脚下找到些草。右边我们留下一汪小水，水边坐着一只灰熊在出神。约勒达什毫不怯场地冲上去。可是那熊像是要等着它来攻，约勒达什便掉头夹尾，箭一般逃了回来；那熊则小跑着走进丘间去了。

我们果然找到了草，有几片还相当好，至少是我们离开达赖库尔干以来所遇最好的；于是我们决定为牲口再牺牲一天。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决定；因为从清早很早起，冰雹、雪和风就在争着称王。那些人照他们的老规矩围火坐成一圈，补他们的破衣裳和鞍具，艾敏·米尔咱则给他们朗读。有一头骆驼后脚的掌垫磨破了。于是一个人用库兰皮给它做了一双袜子，缝在它脚上。此后它便走得很好。

九月十八日。前一天的大雪使牲口难以找到草。一头驴留在营里；另有两匹马也不能干活了。它们与最后那四头驴同行；而这四头驴里也只有一头还驮得动像样的驮子。我们如今只剩八匹还能使唤的马，而且个个瘦削憔悴。全队只有我、伊斯拉木·拜和帕尔皮·拜还骑马，其余的人只好步行。如前所说，有两头骆驼不大行了，另几头还算过得去。狗却精神十足；营里倒毙的牲口给了它们不少肥美的大餐。

天气极好，地面相当平坦。我们沿南面群山的山麓走了十七英里半，才在第二十九号营地停下过夜。我们在那里又歇了一天。我们不能不爱惜牲口的气力。凌晨两点钟光景，我被一场雪的飓风惊醒，它像要把帐篷撕碎；到天亮时，有些地方雪积了一英尺深。这一带的降水量似乎比我们走过的那些地方大得多。

下午五点我叫人挖了一个坑，好测地温。那个钟点气温是华氏三十八点五度（摄氏三点六度）。在最浅的一处，温度表是华氏三十七点二度（摄氏二点九度）；十一英寸半处华氏三十四点七度（摄氏一点五度）；十九英寸半处华氏三十三点九度（摄氏一点零五度）；二十七英寸半处华氏三十二点九度（摄氏零点五度）；三十四英寸半处华氏三十二点七度（摄氏零点四度）。最初四次观测是在细黄沙中作的，沙下是蓝黑色的泥与腐土，其中有许多腐烂植物的残余。地面最上一层夜里总要冻到两指宽的深度，早上行军便稍容易些；可是太阳一出，它总又化开。

九月二十日。到第三十号营地（一万五千一百七十五英尺）十六英里。翻过几个钟头平缓的丘之后，我们走近第十九号湖东面的界鞍。我在那里停下踏勘，好弄清该往哪边走。东北面的阿尔喀山此时比先前低了；可是带着这样一支精疲力竭的商队，我们不敢去翻那道山脉，何况塔格里克人认为翻那道山口会把所有牲口都送掉性命。往东——又是一个湖——又是一个没有出口、自成一体的湖盆。这一串咸水湖难道就没有尽头么？不过有一件事叫人鼓舞：我所站的这道鞍，东面的下坡比西面的上坡陡得多。我们像是正走向比此前更低的高度。我们还遇到了几种新的植物，我把标本添进了我的植物收藏。又有一头驴垮了；剩下的三头看样子也支持不了多久。

九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十六英里的行程，通篇的目标就是走到第二十号湖。我们整天跟着一条溪走，那溪从南面群山下来，注入前面的湖，沿途收了几条支流，流量每秒四十五立方英尺。我们的牲口一头也没死。地方仍旧不毛而单调。可是我们看见了牦牛、库兰、羚羊、熊、田鼠、乌鸦、云雀、鹡鸰和鸥，还有苍蝇和牛虻。溪入湖处形成一片广大的泥沙三角洲。这个湖也像海一样，大得我们望不见它的东端。两道巨大的山链在极远的透视里渐渐相接；可是它们之间总还留着一道缺口，湖与天似乎在那里相接相触。湖先向西北、继而向南弯去，仿佛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不知道该沿北岸走还是南岸走；最后选了北岸，这一决定使我们多费了两天。

我们就在湖边草还过得去的一处扎了营（第三十一号）。这湖看来很深，因为水色是蓝黑的，西岸的丘陡然落到水边。它也是个没有出口、自成一体的湖，因为水又苦又咸。因此它东端还有一道山口要我们翻。就我们目力所及，这大概是所有这些咸水湖里最大的一个。可是一点人迹也没有。

九月二十二日。下一程到第三十二号营地，十四英里半。地面是我们许久以来所遇最难走的，一半路程是起伏的丘，破碎不堪，被沟壑割开。不过有一段我们循一条牦牛道走，那道大体保持在同一高度上，代价是来来回回数不清的曲折盘绕。牦牛看来宁可绕路，也不愿一上一下。那些丘紧挨湖岸，是南面封住这湖的一道大山链的北面余脉；正是它们此前一直把湖水遮住不让我们看见。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朝西骑，却总绕不过这湖去。我们后悔没有选南岸。饶是如此，我们仍旧往前赶，心里存着一点渺茫的指望：湖的西端也许有一条谷通向阿尔喀山上某道方便的山口。可是越往西走，丘越低，最后我们竟能在完全平坦的地面上紧贴水边骑行。不过我们与湖之间横着一串淡水泻湖，每一个都由一条山溪供水，又与湖有着看不见的联通。

除了丘，除了此时那无数的小溪，十一点钟光景天气又变得难受起来。四面的天都暗下来，一场猛烈无比的冰雹在湖上爆发。云像一堵坚实的黑墙从东边朝我们压来，伴着凶狠的嘶嘶与呜呜之声，像蒸汽从火车锅炉里泄出来一般。湖面变成暗灰色。岸上的山没入雾中；风暴的吼声越来越响。我们看得见也听得见：冰雹抽打湖上那片死一般平滑的水面时，水珠带着分明的嘶声溅起来。冰雹泻下来，叫人睁不开眼；最后转成雪和雨。随后风转了向，一股可怕的大风从西边刮起来。它正打在我们脸上，几乎把我们冻死。马实实在在是顶着它苦挣，像在爬一道陡坡。团团泡沫被吹到岸上，顺着一个个湾汊蜿蜒成一条曲线。那些鸥倒像十分自在，安然自得地在浪尖上起伏。

湖终于收窄成一条朝西的长汊湾；那洼地朝西由一条相当宽的谷延续下去。北岸之上俯临着阿尔喀山延续而成的那些高山。

它们分岔的山嘴在透视里看去像一个个巨大的四面体；它们排成长长的一列立在那里，使我想起临着海滨大道的一排房屋。到了湖的尽头，马队径直朝北，奔山脚而去。我们老远就望见白帐篷在一条窄谷口里发亮，走了很久才到。不过那营地选得不好，扎在一条满是石头砾石的干河床里；好在垂直的崖壁总算能挡风。

九月二十三日。我们走了十三英里半才到的下一处营地即第三十三号，几乎正对着第三十一号营地，可见这两天我们朝东连一码也没有推进。整天天气都坏：先是从东面来的一场叫人睁不开眼的雪暴，随后是从北面群山扫下来的大风。我们紧贴湖岸走，左边的山只有约两英里远。那道岩壁被一连串狭窄的谷口切断，谷中的急流此时虽已干涸，却堆起了巨大的砾石坡积。

我们的路有时要翻过极陡的丘；在其中一座丘上，我失去了我的坐骑。那是头等的好马，自一八九五年夏天我去帕米尔那一趟起就一直驮着我。可是它的气力如今耗尽了，再也走不动。我换了艾敏·米尔咱的马，他则慢慢牵着我那匹走。随后我独自一人循商队的足迹在漫天飞雪里走。可是那天我的马注定不顺：艾敏·米尔咱那匹连人带马摔了下去，不过没把我甩出鞍来。于是我牵着缰绳步行进了营。能钻进帐篷里避风，我很高兴；可是过了足足一个钟头，我冻僵的手才暖到能用的地步。整个下午刮着一场十足的北风飓风。我的帐篷已经拴得很牢，边上的毡子都掖在旅行箱底下；饶是如此还是被吹倒了，而且若不是我抓住一根帐杆死死顶住、等那些人赶来帮忙、在迎风一面又加绳索把帐篷缚得更牢，它准要被整个卷走。

到营的骆驼只有五头。那头穿着库兰皮袜子的骆驼垮了，已经宰掉。那些人把肉最好的几块带了回来，给我们的食柜添了受欢迎的一份。我们在这里又不得不让力竭的牲口歇一天。

第二天早上我一走出帐篷，头一眼看见的就是我的坐骑死在地上。我骑了它十六个月，什么天气都骑过，它一次也不曾绊跤或摔倒；就这一点说，它极宜于我的测绘工作。在和田它在刘大人的马厩里歇了四个月，出来时毛色油亮，精神得像匹英国纯种马。这一两个星期里它瘦了下去，显出挨饿的样子；毛变粗，气力衰竭。狗们饱餐了它的尸体。从此我改骑一匹在库尔勒买的小黑马，那匹马随我走过罗布泊之行。

营地附近野兔很多；打到几只，给我们的菜单添了受欢迎的变化。

九月二十五日。到第三十四号营地（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五英尺）十五英里。这一天大半时间我们沿湖岸走。湖岸几乎是一条直线，没有岬角、没有海湾、没有岛屿，朝东南偏东伸展。不过有一处我们被一道低岭挡住；作为补偿，从岭顶上把四周尽收眼底。东面地势似乎十分开阔；越过第二十号湖、在同一条线上，我看见另外两个小湖。它们的相对位置使我想起我行李里那张凯里与达格利什的地图。那两个湖标着那两位旅行家所到的最远一点；随过他们的帕尔皮·拜也证实了我的推想。东南面极远极远处，景色被一道高出雪峰的雄伟山脉封住。这道山脉与南面群山——就是我们自翻过阿尔喀山以来一直在右手的那道山链——有什么联系，我无法确定，因为视线被它的支脉与外围岭遮住了。不过我猜它就是更东处人称可可西里（意为青色的丘）的那道山脉的直接延续。我认为很可能：我们离纳普齐台乌兰木伦河的发源之地已经不远。

第二天我们休息，等那场雪暴过去。我的商队此刻有五头骆驼、九匹马、三头驴，连同十一个人。可是有好几头牲口支持不了多久了；塔格里克人伊斯坎德尔病了，便准他骑一头驴。艾敏·米尔咱的马不能使唤之后，他只好步行。马最后一次吃到玉米是在第三十号营地；此后我们每天早上给它们一份又硬又陈的饼。除了它们自己能找到的那点可怜的草，这就是它们所得的一切。我们自己则每天烤两次饼，做成饼子的样子。所幸柴火不缺；牦牛粪到处都多得很。

八十六发现刻字的石头

九月二十七日。到第三十五号营地，十七英里。这一天有望给我们单调的行程带来可喜的变化。我们指望重新翻过阿尔喀山，就此告别藏北高地和那些没有出口的荒凉湖盆。我们确知就在我们正北不远处有一道可以通行的山口；因为上一个休息日我派人去踏勘过，他们回报说路好走。沿一条缓缓上升的谷骑了两个钟头，我们便到了那道相对低矮的山口。它的北坡也一点不陡。我们以一条结着冰壳的小溪为向导，沿一条谷下行；那谷渐渐展开成一座四周被山脊环绕的圆剧场。那条溪还兼作我那些人的洗脚盆，因为他们不住地要跳过它，在较宽处有时跳不到对岸。他们脚上裹着毡片，外面再包一层库兰皮；一到营地，头一件事总是烘干他们的「鞋」。

绕过一道突出的山岬，我们看见了极叫人泄气的景象：一个小湖，这一带所有的溪流都把水注进去。显然我们不过是又撞进了一个没有出口、自成一体的湖盆。因此我们刚翻过的那道山口十有八九不是真正翻越阿尔喀山的山口；那一道还在前头，而且说不定要难对付得多。

不过我们终于到了前面说的那座圆剧场，那里的草虽不算好，倒也不算稀薄。右边岩壁脚下有一大群牦牛在吃草，群大得出奇。伊斯拉木骑马过去，朝它们放了一枪。那群牛便分开了，大部分朝山上逃，另一些——将近五十头——挤成密密的一团，径直朝我和艾敏·米尔咱冲来。我们只有两人，手无寸铁，觉得处境相当不妙，因为那些牲口像是直冲着我们来的。领头的是一头体态匀称的公牛；它后面是一头小牛犊和五头老公牛，撒开蹄子拼命跑；殿后的是骑马的伊斯拉木。牦牛裹在一团十足的尘土里。我们清清楚楚听见它们蹄子的咔咔声，茫然地意识到再过一两秒，我们就要被这不可阻挡的雪崩般的冲击碾碎。可是看来它们还没发觉我们；因为领头那头一察觉到我们——那是在约一百步处——立刻闪向一边，整个队伍也随即跟着闪开。这就给了伊斯拉木机会。他匆匆下马藏好，朝群中冒险放了一枪。子弹打中一头公牛的前腿；那牲口暴怒之下径直朝这猎人冲去。伊斯拉木翻身上鞍，纵着他那匹衰弱的马拼命跑。那牦牛虽只剩三条腿跑，追了两三分钟便赶上了；可是正当它要把人马一齐挑上角去时，看出危险的伊斯拉木在鞍上回过身瞄准。可是他太紧张了，没能像这样危急的关头所要求的那样从容瞄准。好在那牦牛离得极近，几乎不可能打不中；所幸子弹打进了心脏一带，才结束了这场较量。

那是一头约八岁的公牦牛。舌头和肉格外受欢迎，因为我们的米和面粉快要见底了。伊斯拉木最后那一枪若打空了，他必死无疑。猎野牦牛是危险的事，而且并不总有这样圆满的结局。

因为这场意外，我们扎营的地方不像平时那样合适，离水很远；而为了把这头牦牛物尽其用，我们又不得不在那里待了一整天。狗都拴了起来，免得糟蹋肉。因此我那顿饭吃的是牦牛肉汤；汤色深褐，很养人，味道也好。此后有一段时间，这汤成了我每日饮食的一部分。

我这顿饭若说好，饭后的点心更好。我正点烟斗，所有的人便在伊斯拉木带领之下极兴奋地跑来，喊道：「比斯尼尚塔普迪克！」（我们找到一个记号了！）他们在我面前放下四块大石板，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藏文的字符。每块石板都是完整的，本身显然自成一篇；不过有两块是旧的，字迹已被磨掉一部分。

我的好奇心被大大勾起来。这些死石头能告诉我什么呢？为什么要费这样大的力气在上面刻字？也许它们记载着某桩不寻常的事，某个历史事件？也许它们载着对前往拉萨的朝圣者极有价值的消息？因为照我的地图，从蒙古到达赖喇嘛那座圣城的大朝圣之路，正是在这一带折向西南的。可是最叫那些人高兴的，是这些刻字的石头确凿地表明：某个时候曾有人到过我们此刻所在的地方。

动身之前，我到发现石板的地方去了一趟。那是在一个小湖岸上，有几个人到那里去取水。我很快辨出一圈方形的石头，以及两三顶帐篷的轮廓；显然这地方曾有藏族或蒙古的游牧人带着牦牛群住过一段时间。紧邻处我们又找到八块与头四块同类的石头，都刻满了字。我们不可能全都带走。于是我挑了两块刻得好、又不至于薄到经不起旅途颠簸的。其余的我们埋了起来，好保存住；万一这发现果真重要，我日后还可以回来取。

随后我们朝东北继续赶路，去第三十六号营地；那天走了十五英里。动身后不久我们就遇到一条大溪，从湖里流出来朝东流。这么说来，第二十三号湖到底不是个没有出口、自成一体的湖盆。因为那条溪不是流进湖里，而是从湖里流出来，并切穿了耸在我们面前的那道山脉。接下来值得一记的地标是一道不足道的山口；在它附近我们看见一副阿尔哈里即野绵羊的头骨，还有几群牦牛和奥龙戈羚羊，以及许多库兰。我们不时能辨出像是踩出来的小路；可是究竟是野兽走的还是人走的，我们弄不清。可是在山口顶上我们遇到一堆垒起的石头；那无论如何总是人手所为。

我们下了山口，进入一条宽敞的锅形谷，谷中草很丰茂，有几条小溪朝东南流过。这里像是库兰的十足的黄金国；它们遍谷都是，多到我们数得出八十头到二百头一群，像一队队骑兵一样沿山坡移动。

在谷的中段我们又有一个发现——就一切情形而论，是极值得注意的一个：三头骆驼和五六匹马的足迹，也就是一整支商队的足迹，朝西北去。照塔格里克人看，这足迹至多不过五天。无论如何，我们又一次明明白白地走近同类了。这发现给那些人注入了新的生气。他们睁大眼睛留意别的迹象。我们随时都可能遇见蒙古人或牧人。

在那锅形谷的另一侧，我们在两道山嘴之间爬上一道不足道的山口（一万四千九百五十英尺）。我们在一座沙丘脚下、几眼冻住的泉旁支起帐篷。这一程又搭上两匹马的性命。

九月三十日。夜里晴朗而寒冷。早上这一带笼在雾里，每一根草叶、每一块凸出的石头上都挂着白霜长长的羽缨。山口通向一条相当宽的草谷，谷中有一条小溪潺潺流着。顺谷下去不远，我们望见溪左岸立着一个黑黑的东西。我以为是一头卧着歇息的牦牛；可是走近一些，那些人便断定那是一个尼尚（记号、路标）。我们朝它走去，在这片荒野的中间，竟发现一座构造如此别致而美观的敖包（宗教的祭物堆），着实吃了一惊。它无疑是建来取悦山神的，由大块石板互相倚靠而成，上面刻满了字。我们的帆终于鼓起了风。商队被叫了回来，帐篷就紧挨着敖包支起来；虽然那一天我们不过走了五英里多一点。可是这里有足够我忙上整整两天的活计。草比平日好；小溪可以供水。诚然，山口上又丢下了一匹马和一头驴；可这恰恰说明：我们能给牲口多少休息就该给多少。

我头一件事是把这座奇特的建筑画下来，四面各画一幅。这敖包的平面像一座有三格的马厩；三格宽窄不一，约在一英尺半至两英尺半之间。石板总共四十九块，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立着边互相支撑。后面那一块近四英尺半长、四英尺半高，很如画地高出其余各块。它高出屋顶的那一部分没有刻字；可是其余每一处都完全被或大或小的字符盖满。外面另有几块石板，有的长达五英尺。所有石板都十分平整，厚不过三分之一英寸多一点，呈暗绿色。它们竟能从附近的板岩山里采出而完好无损，实在惊人。「厩格」的顶离地两英尺，由四块石板构成，因而伸出于构成两端山墙的那十块之外。正面朝着谷的下方，也就是朝东南。那些字符小的不到半英寸、大的有四英寸，显然不是凿出来的，而是用某种尖利的器具压印在石板上的；不然这些脆薄的板子——它们不过像小孩的石板——是经不住那道工序的。字是浅灰色的，因此在石板暗绿的底色上很容易辨认。

紧挨敖包有几块被烟熏黑的石头，还有木炭和灰，可见游牧人不久前到过这里。再有，我们发现一座长方形的坟和一条通向它的小径；由此断定这地方大约是朝拜之所。

我又面对着先前那个问题：这些沉默的石头能告诉我什么？它们所传的消息十有八九属于宗教。不过无论是什么，总多少有些意思。也许它讲的是那里发生过的某件事？无论如何，这些铭文总得抄下来；日后我总能请人解读。于是我们把朝西南的那面墙拆开，把所有石板按次序摆在地上，好在我抄完之后按原位放回去。

我头两块抄的是小的，约半个钟头就抄完了。可是刚动手抄第三块，我便被字符那种奇特的一律弄得纳闷，觉得同样的符号是按固定的规律反复出现的。细看之下，我注意到每第七个字符总是同一个。我走出帐篷去查看那座敖包。四十九块石板，块块都刻着同样的七个符号，一遍又一遍，次序精确地一样、规整地一样。我恍然大悟。这些神秘的铭文只有一种解释：它们是那句人所共知的西藏祷词的反复——「唵嘛呢叭咪吽」，意思是「莲花中的宝珠啊！」我立刻停止抄录。牲口第二天不歇也完全过得去。

我只取了两三块好看的石头作标本，把从第三十六号营地带来的那几块留下了。整座建筑自然是不能带走的：那要三头骆驼才驮得动。何况这些石头唯一的分量只在民族志上，而这点分量抵不过它们实实在在的重量。

我此时看这座敖包，已不当它是什么稀罕之物，而是一件荒唐愚蠢的勾当。这是我们头一次领教喇嘛教那种粗陋的夸张。它并不是什么关于那条经由柴达木界岭附近的、通往拉萨的蒙古大朝圣路的重要史料——如我方才所说，那条路正是在那一带翻过界岭的——而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套语。再美的句子，念上四千遍也要变得愚蠢无味。把主祷文抄四千遍算不得什么天才之举；可是把一句祷词在石头上刻四千遍，而每一个字都要额外耗费气力、时间和劳作——那无疑是件蠢事。可是对那些存心把造物之母赋予他们的常识扼杀掉的狂信者，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为这一整桩事颇有些沮丧。不过这也没什么害处；我不过是收获比所指望的小些罢了。有一样收获总归是确定的：我们如今有了确凿的凭据，知道自己撞上了一条通往拉萨的大道。那敖包、那座坟、那条小径，以及头一道山口顶上那堆石头，都是无可争辩的见证。

这当儿，那些人在谷的下游发现了两三头骆驼和好几大群库兰的足迹。塔格里克人一口咬定：库兰一贯避开有人烟的地方，人的近旁绝找不到它。因此他们认为，到最近的有人烟之处，至少还有两天的路程。

八十七重入有人烟之地

十月一日。我们照旧顺着这条笔直宽阔的谷稳稳朝东走。伊斯拉木朝溪边吃草的约一百二十头库兰放了一枪，毫无所获，只把整群赶得发疯似的朝山坡上奔去。它们逃时排成一条起伏的长线涌上陡坡，毫不费力；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又以惊人的速度奔下来，朝我们上一处营地的方向去，最后消失在一阵尘土的旋风里。将到谷尾处，我们又发现两座敖包，其中一座有六十三块石板；不过它们不像头一座那样垒得整齐，只是松散地围着一座小丘堆着。朝西那些石板上的字已被磨掉一部分，多半是常刮的风所致，那里的风正是从西面来的。

我们这条谷最后通入一条宽得多的谷；我们在第三十五号营地附近经过的那条溪就流经这谷。两谷相交的夹角处，岩石又成了花岗岩。这一整天我们都急切地留意人的迹象；我们果然又看见一处火塘，还有几根帐篷橛子和骆驼粪。伊斯拉木·拜望见谷对面山脚下有几头牦牛在吃草，小心地潜到射程之内，放了三枪，一头也没打着；随后——请想我们有多惊讶！——一个老妇跑了出来，又喊又比划，我们这才明白那是家养的牦牛，而我们在藏北荒野里走了五十五天之后，终于到了一片有人烟之地的最外一处前哨。

不多时我们便看见那老妇的帐篷立在溪右岸；我们就在它旁边扎下第三十八号营地。她的牦牛、山羊和绵羊在附近吃草。末一样叫我们馋得厉害。

我们同这位老太太的交谈，可以算是原始的手势语言之价值的一次凯旋般的明证。她自然不知道我们是谁、是干什么的；我们这一行里也没有人懂蒙古语。帕尔皮·拜只记得一个词：巴内，「有」；我则知道三个常用的地理名词：乌拉（山）、郭勒（河）、淖尔（湖）。可是靠这点词汇，实在不足以使那老妇明白：我们头一件、压倒一切的要事是买一只羊。我便学起公羊叫来，同时给她看两枚中国的银两（合十二三先令）；她懂了。

那天晚上我们享受了一顿新鲜羊肉的难得的奢侈。

我那些人喜出望外。他们在西藏高原上所过的那种沉闷、孤寂、单调的日子，总算完了。我们不必再节衣缩食、啃那老硬的牦牛肉；说不定在这里还能把自翻过阿尔喀山以来商队中出现的那些可叹的空缺补上一些。再者，靠手势我们得知：老妇的丈夫进乌拉（山）里去打博卡（牦牛）了，不过她料他在纳伦（太阳）落山之前会回来。等这位蒙古人回来的当儿，我带着帕尔皮·拜和艾敏·米尔咱去看了看老妇帐篷的内部。她看见我们走近，便带着八岁的儿子迎出来。我给了那孩子一块糖、给他母亲一撮烟；她立刻把烟塞进她那长而细的中国烟袋，客气地请我们进去。

帐篷是用一条又旧又破的毡毯搭的，由两根杆子撑着。长的两边各由三根横杆撑开，横杆用绳子穿过帐篷布上的孔，系在外面钉进地里的立桩上。这样帐篷顶便更圆，里面也更宽敞。顶当中开着一个又长又窄的出烟口。撑帐篷的杆子是红柳木的，长在柴达木的哈吉尔。

这时西边刮来一场猛烈的雪暴，我们便进帐篷里去，看了看里面的陈设。最要紧的东西是一只立方形的小匣子，靠在正对门的短边墙上。照帕尔皮·拜说得不错，那是一座布特哈内，即佛龛。老妇迟疑了一阵，把佛龛打开；里面是藏文的书，写在又长又窄的散页上，每一部书、或者说每一叠这样的散页，都用一块布包着。老妇用放在匣盖上的一条牦牛尾给这圣龛掸尘；匣旁另有几只铜的和木的钵，显然是法器。其余的家什有一只中国瓷碗、一只皮桶、一只同样质料的罐、一口铁锅、一只带盖的铜锅、一把铜茶壶、一袋晒干的某种草——扔在火上可以发出香气——还有刀子、风箱、火镰、鞍辔、破衣裳、一只灌满牦牛油的羊膀胱，以及一袋糌粑（下文另述）。地方大半被野牦牛的腿肉、腿骨和脊肉占着；另有一些堆在帐篷外面，因此我们只得把狗拴起来。那些肉就那样晾在风里，直到缩水、变干变黑、硬得像木头。老妇取了刀切下几片，在火上烤了，请我们吃。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一家终年住在这同一个地方，为的是给他们在柴达木的同族供应牦牛肉。

帐篷当中三块大石头架着锅，喂火的牦牛粪围着石头堆成一圈。老妇要生火时，先用火镰把火星打在一把植物的绒毛上，再把它放在灶里的干马粪末中间，用风箱吹着，然后把牦牛粪堆上去。蒙古人不吃库兰的肉。他们挤马奶；那奶的味道像吉尔吉斯人的艾兰（煮过的奶兑水，放凉发酸）。一块中空的石头架在一副矮三脚架上，里面盛着牦牛油，就是一盏灯。

老妇和那孩子都穿羊皮袄，腰间束带，脚上是皮靴。她头上裹着一条长头巾，在颈后打结；头发梳成两条长辫，用一块布护着。孩子光着头，头发绞成三条短辫，像老鼠尾巴一样朝不同方向支棱着。

傍晚我们正大嚼那新鲜可口的羊肉时，她丈夫打牦牛回来了；他叫多尔济。他看见自己营里有生人，着实吃了一惊；不过他是个明白人，很镇定地接受了这件事。多尔济是个十足典型的蒙古人，一个矮小而饱经风霜的老头，脸上刻着千百道皱纹，眼睛小，颧骨高而突出，胡须稀而硬。他也穿着羊皮袄和皮裤；脚上裹着毡片；头上戴一顶小小的毡帽。

他懂的察合台突厥语，同帕尔皮·拜懂的蒙古语差不多。不过我们还是尽力凑合，很快学会了几个词。多尔济支帐篷的这地方叫莫索托，流过谷中的那条溪是奈金郭勒的一条源流。我们两三天前看见的那些骆驼足迹，是一个同营伙伴的牲口留下的，他刚把全部家当搬到哈吉尔的冬营去。我们若循他们的足迹走，五天就能到哈吉尔；而照我们眼下的路线要走八天。

顺谷下去一天路程，有一处奈金蒙古人的聚落。不久前他们遭到一伙唐古特强盗的袭击；那伙人从东南来，个个武装到牙齿，凡拿得走的都抢走了。这些不幸的蒙古人只好全靠牦牛肉过活；他们派人去见西宁府的长官，长官给了他们一批饼和面粉。因此多尔济劝我们不要朝那个方向走，因为在那边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作为对他这番消息的回报，我给了老人一支纸烟，又把他的火药角灌满；他很高兴。这个值得用红字标出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长久的孤寂弄得我们有些暴躁，有些「发霉」。与同类的这头一次接触使我们大家都振作起来，重新有了兴致；连那条在河床上的花岗岩块间潺潺流过的溪，也像是奏出了新的音乐。

第二天我们自然要在这第一批与我们打交道的蒙古人身边住下。我们也并不闲着。首先，我们买了三匹小种马，膘情还算不错，又买了两只羊留着路上宰。我们还把自己牲口中最差的几头淘汰掉，其中有两头瘦垮了的骆驼。蒙古人另外能给我们的只有山羊奶；那也是极受欢迎的。我们回赠了一点茶和饼，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我帐篷旁交易的时候，有人喊道：「有熊！」伊斯拉木提枪、多尔济提着他那支又长又笨的火石枪就冲了出去。可是那熊比他们快；它一转身就消失在山里了。

不过最叫我开心的，是我头几课蒙古语。教我的多尔济，努力想弄懂我的手势语时那副样子十分有趣。我先学数目，先后竖起一根、两根、三根手指，如此类推——纳嘎、霍耶尔、郭尔瓦、多尔沃、塔沃、苏尔哈、多洛、奈玛、耶苏、阿尔瓦、阿尔瓦纳嘎，等等。学四周物件的名称也一样容易，例如帐篷及其各样附属之物、颜色、人身各部、地理事物等等。靠这法子，我得到了一批关于日常最常见事物的相当可观的词汇；上完头一课就能同多尔济谈些简单的事了。比如：「郭尔瓦特门巴内」（我们有三头骆驼）；「班布尔奇莫」（熊是恶兽）；如此这般，像鹦鹉学舌一样，使我想起旧式教拉丁文的法子——「鸽子是胆小的」、「桌子是圆的」。

动词难掌握些；不过头一晚我总算把最要紧的几个弄到手了，如「走」、「打」、「骑」、「找」、「摔」、「下雪」、「下雨」、「找到」等等。要学会这些动词，还得做几套体操。我捶他的背、要弄清这动作在蒙古语里怎么说时，多尔济那副惊愕的样子实在可观。

多尔济给我们做了整整两个星期的向导；这段时间里我一切余暇都用来学蒙古语。我仔细揣摩他的发音和他同别人的谈话，语言便学得极快。最初的难关一过、你已能拼凑几句简单的话、多少能把谈话维持下去之后，剩下的便不过是扩充词汇、练出必要的流利罢了。此后我再不需要蒙古语的通事。我在这些人中间住了好几个月，能不经中间人直接同塔尔寺的活佛、同王爷府的王爷交谈。就这样，我把因失去中国通事方世而预料要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与不便克服了过去。

十月三日一早，为了测绘的需要，我量了新买的蒙古坐骑的步幅和速度，随后离开莫索托；临行前，住在谷上游一顶帐篷里的另一家蒙古人还下来看了看这些生人。

起初我们沿溪左侧走，随后折向北，进了一条满是石头的侧谷；我们一露面便惊起一百五十头库兰。那谷渐渐展开，变得宽阔肥沃；到了一汪小水边，多尔济下马说：这是伊克楚罕纳门（一万四千四百英尺），我们该在这里扎营。我们便照办，那天早上以来共走了十二英里半。

十月四日，向导领我们沿谷更往上走；谷渐渐折向东北和东，同时变得陡峭得多，也更多从上面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砾石。此前占主导的岩石是暗绿色的云母片岩，向北倾斜。如今换成花岗岩，自红到灰各色都有；这一整天直到伊克楚罕达坂（一万六千三百二十英尺）为止，都是花岗岩占主导。上坡还算容易；连我们仅存的三头骆驼也没怎么费事就爬上了那道浑圆的坡。从山口顶上望出去，视野并不特别开阔，因为山口被群山封住，挡去了视线。东面那条朝北弯去的谷，同样被高山环绕挡住视线。山口上雪积得很深，东侧比西侧更多。我们从满是砾石和石块的东面谷中下去；那条谷也比西面的谷切得更深。西面那条坡度较缓，成了西藏高原的一级台阶或过渡的余段。我们此刻看出：第二十号湖正北那道我们所翻的低山口，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它以南的水流注入西藏那些没有出口、自成一体的湖；它以北的则流入同样没有出口的柴达木盐洼。

此前顺谷而下的那条溪，并不随谷向北弯去；它收了若干支流之后，便着手一项赫拉克勒斯式的大工程：在花岗岩山里为自己凿出一条路。如今它的路是一条又深又窄的沟壑，两壁垂直，底上塞满巨石。照例带路的伊斯拉木·拜领着商队穿沟而行。可是骑在我身旁、给我说各处山谷溪流名字的多尔济说：谷左侧的顶上有一条更好的路，地面是软的黄黏土。

从这条高处的路上——它朝隘口那边陡然斜下去——我们听见下面三百英尺甚至更深处那条溪在翻腾。路宽不过一英尺，紧贴着地面的每一处凹凸；有些地方简直是在几乎垂直的壁上掏出来的，那些壁也是同样松软的材料。因为新近下过雨，路面又滑又腻。多尔济骑在前面，我紧跟在他身后，提心吊胆。忽然我的马把脚踏得离软黏土路的边缘略近了些，便摔了下去。我勉强来得及从鞍上纵身跳开，仰面平摔在地上；那匹马则顺陡坡翻滚了两三圈才刹住。多尔济赶忙下去，把它扶了起来。它若不是恰好刹住，几乎必定要翻下悬崖——悬崖离它不过一两码；而我若不曾从鞍上跳开，说不定要陪它一道。此后我便谨慎地下马牵着走。

那条路渐渐盘下隘口的底部。我们在那里与商队会合，在塞满河床的无数岩块之间来回曲折地过溪。随后北风刮起来，带来一场狂暴的雪暴，正打在我们脸上，使我们看不清前方的地势。到我们抵达谷中那片叫库库布雷的展开处之前，还有几处难走的地方要过；到了那里，河两岸草都很丰茂。我们已有两个月不曾到过这样低的地方了；想到我们一天天下到更低、更宜人的气候里去，实在是件快意的事。那天我们走了十七英里。

八十八在柴达木的蒙古人中间

十月五日。离开库库布雷之后，我们仍沿谷而下。溪床依旧满是石头，我们那些没有钉掌的蒙古马脚都磨伤了。在谷的一处展开处，我们遇见一队骑马的蒙古人，个个武装到牙齿。双方都大为惊讶。不过靠多尔济帮忙，我试着雇他们同行。有一件事我们很快谈妥了：我们就地扎营，在哈拉图这一带，虽然这一天只走了九英里又四分之一。不过那是一处极好的营地，草木丰茂。海拔一万一千零六十英尺。

这队蒙古人有五男一女。他们正从伊克楚罕郭勒往莫索托去，打算从那里更深地进山，为过冬储备牦牛肉。他们估计要去十五到二十天，可是只带了够五六天的口粮。吃完之后就指望靠牦牛肉过活。等他们打够了所需的牦牛，便把肉驮在马上，人自己步行回来。

那时正是猎牦牛的旺季；这无疑是牦牛下到边缘地带找较好的草的时节。蒙古人打猎的路数和法子与塔格里克人一样：也就是说，至少两个人对付一头牦牛，好在那牲口反扑猎人时还有一支两支枪备用。

这几位猎牦牛的人「状态极好」，个个兴致高、脾气好。不难想见，这趟秋日的出行给他们原本单调的生活添了可喜的变化。这个季节约持续一个月。每一伙猎人都有自己公认的猎场。猎人露天而居，没有帐篷，随身之物只有身上的衣裳、鞍具、火枪，以及皮口袋里一点点口粮。

我们遇见的这一伙人在我帐篷旁的灌木丛里扎下；也就是说，他们在三块石头之间生起火，把盛满水的锅架上去。我走进火边那一圈的一个空位时，受到一声亲切的「阿米尔萨恩？」（你好吗？）的招呼。

水开始烧开时，年长的一位从袋里取出六只木碗分给众人；随后给每人一份青稞面，再往上加几片羊油做的肠。这一做完，一直在照料添柴的那个女人便从锅里舀一勺水，浇在碗里的青稞面和羊油上。这就是糌粑，蒙古人的国食。这一碗吃完——看样子吃得津津有味——碗底还粘着足够的油和面，值得再加一两勺热水。这就是他们一顿饭的全部。饭后他们掏出烟斗，从腰间的口袋里取出难闻的中国烟草塞满，很快便心满意足地吞云吐雾起来。这一伙人个个看来都嗜烟得很。

他们的衣裳是皮袄（羊皮）加皮裤、皮靴和皮帽。皮袄贴身穿。他们似乎全然不觉得冷，因为右臂和右半边身子自腰以上都是裸着的。夜里他们把皮袄一裹，紧挨着围火而卧；下起雪来，便用火枪、鞍具和鞍垫粗粗搭个遮挡。他们都梳辫子；坐着的时候手指忙着捻念珠，好数清自己把「唵嘛呢叭咪吽」念了多少遍。

十月六日。蒙古人卖了我们两匹马。第二天一早，他们动身往猎场去约一个钟头之后，我们发现那两匹马积习难改：它们追它们的旧主人去了。我派两个人骑马沿谷上去把它们找回来。因此直到两点钟我们才动得了身；不过有两个塔格里克人带着三头骆驼早几个钟头就出发了。我、多尔济和约勒达什也先走一步，让马队随后跟上。

我们几乎立刻就渡过了溪，此后有一段路把它留在左手。谷展开了；花岗岩的峰显出各自独立、彼此不相连的趋势。过了最后一道窄口或峡谷——那是溪水挤向右岸岩壁造成的——我们看见了一种少见的景象：极远极远处的地平线成了一条笔直的线。此后我们离开那条溪；可是过了一个来钟头，又回到它的干河床里。它此时不但更宽更平，石头也更少了，因为它只在夏天才有水。这一天余下的时间，我们都沿着这条干河床骑行。夹住哈拉图谷的那些山嘴渐渐彼此分开；不过它们外围的分支在东西两个方向上仍旧望得见。

到了谷的尽头，草木几乎全然绝迹。平原朝北察觉不出地倾斜下去，渐渐越来越荒瘠，最后变成十足的沙漠，间或有一串串低矮的沙丘，像是被常刮的西风吹积起来的。那是一片阴沉的景色，全无生气，连一条路径也看不见。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这无边平原的长阔；在藏北的群山世界里待了那么久之后，眼睛对这景象颇觉难受。我在鞍上回头望去，那道戴着雪顶的大山脉像是画在一片平背景上——那是空气清澈得出奇的效果。我甚至辨不出我们最后骑出来的那条谷的出口。

柴达木盆地因而与塔里木盆地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处的绿洲都被一带沙漠与山麓隔开；两处的河流都消失在沙里，只不过柴达木盆地的中部是一连串广大的沼泽，四周只留下相对窄的一圈沙漠。

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朝北骑，在夜色降临之前好几个钟头就赶过了骆驼。沙漠地带换成了草原，红柳长在自己根盘成的丘上，与东土耳其斯坦一样。起初它们只是三三两两稀疏散布；再往前便连成茂密纠结的林子。找了好一阵，多尔济终于找到一条路。可是他说他怕后面没有向导的那些人永远找不着这条路，便告诉我怎么走才到得了下一处宿营地，随后不等我说一个「不」字，就消失在黑暗里。

幸而我的马比我更熟悉这一带；骑了将近一个钟头，我瞥见前方灌木丛里透出火光。蒙古人的狗报了警，成群地冲出来，朝我的马和约勒达什狂吠；约勒达什是我追上之后抱到鞍前来的。随后我看见了帐篷和帐篷旁边的人。我安安静静地骑到一顶帐篷前，把马拴在外面，走了进去。帐篷里有五六个蒙古人。他们抬头愕然盯着我。我照例用「阿米尔萨恩？」向他们问好，随后在火边坐下点起烟斗。我看见角落里放着一盆发酵的马奶。我站起来痛饮了一大口。那味道像淡啤酒，骑了将近二十七英里之后，喝下去十分提神。那些蒙古人仍旧盯着我一言不发，不过没忘了时不时往火里添柴。两个钟头之后多尔济带着商队赶到时，他们还没从惊愕里回过神来。他随即向他们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人们在蒙古包之间一块空地上生起火，我的帐篷就支起来把火围在里面。我吃上晚饭时已是凌晨一点。

这最后一程的强行军又搭上两匹马和一头驴；于是我们两个月前从达赖库尔干出发时的五十六头牲口，如今只剩三头骆驼、三匹马和一头驴。

我们十月十一日一整天都在伊克楚罕郭勒的蒙古人聚落里度过；这一歇不只是有益，而是非歇不可。应他们自己的请求，我在那里遣散了哈姆丹·拜和所有的塔格里克人。他们打算走最近的路回家，也就是经祁曼塔格和托库兹达坂。为酬他们所吃的辛苦和无可指摘的效力，我给了他们讲定工钱的两倍，还给了大批口粮、几只羊，以及我们那些精疲力竭的牲口；不过这些牲口要先将养一阵才能上路。

我于是着手重新组建一支全新的商队。蒙古人一发觉我们要马，便天天、乃至一天里时时刻刻都有一两个人堵在我帐篷口要卖马；他们开的价也一点不离谱。等我再朝东启程时，我已是一支二十头上好牲口的商队之主了。不过动身之前，多数牲口还得做新鞍；因为旧鞍大半自然随着藏北途中倒毙的牲口一同丢了。帕尔皮·拜是这门手艺的好手。蒙古人把他所需的材料一应供给；那些人的帐篷前的空地便成了一间鞍铺。

我自己则天天下苦功学蒙古语，并向蒙古人「掏」他们关于那一带的一切见闻：地理、气候、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宗教等等。多数人都去过拉萨，能给我讲许多关于那座撩人的城和通往那里的路的有趣的事。他们一发现我对他们的布尔汗（陶土做的佛像，装在一只小小的嘎乌即匣子里挂在颈上）感兴趣，便把它们拿来贱价卖给我。不过他们怕彼此更甚于怕我：他们只在天黑之后才拿着这些东西到我帐篷里来，并求我把它们严严实实地藏在箱底。这些布尔汗是在拉萨制的，手艺高明；我所遇的每一个蒙古人都佩着一个。装佛像的匣子往往是银的，外面刻着讲究而别致的花纹，镶着绿松石和珊瑚。不那么讲究的嘎乌则是红铜或黄铜做的。

不多久我便与伊克楚罕郭勒的居民相处得亲厚起来。每逢我取出铅笔写生，他们便在我帐篷外围成一圈；我进他们的帐篷时，他们总是拿茶和糌粑款待我。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出一丝怕生或惊惶，也看不出成见或迷信；我给他们画像时，他们能一动不动安安静静地坐着。有几个甚至准我给他们作人体测量。他们唯一表示顾忌的，是我要他们背靠帐杆量身高的时候。他们总怕我的手碰着他们的头顶。这大约与他们把布尔汗举到头上以示恭敬是同一个缘故；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拉萨受过达赖喇嘛或别的教中高位者的摩顶祝福。

柴达木的蒙古人行一夫一妻；他们的女人所享的自由，比中亚那些穆斯林部族的女人多得无可比拟。她们不但充分参与围火而坐这种有特色的聚会、不蒙面，而且穿得极少。她们身上的羊皮袄不过靠腰带和左肩系住；上半身右侧直到腰部整个裸着。即便是年轻些的女人，胸部也远说不上好看，松松地垂着，很不雅观。这样袒露身体是否有助于夫妇的忠贞，我不敢断言；我只能说蒙古人自己对这做法习以为常，在他们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无论如何，他们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他们中间的风化比穆斯林的要高；因为在他们眼里，伊斯兰准许信徒多妻，正是道德低下的明证。

我住到他们中间的头一天，伊克楚罕郭勒的头人索南就来看我，带了牛奶、发酵的马奶（马奶酒）和用马奶酒蒸的烧酒作见面礼。那马奶烧酒味道很不好；不过劲头必定不小，因为帕尔皮·拜有些冒失地尝了一回，整整一天不能干活。头人索南穿一件火红的大氅，戴一顶中国式的皮帽，帽上有顶珠和长带子。

第二天我去回拜。他那顶宽敞的帐篷里，正对门处立着一座小小的家龛。那是几只箱子一只摞一只堆起来，最上面盖一块平板，板上排着若干盛水、面、糌粑和别的供物的碟与杯，献给布尔汗（圣佛像）。我还看见经卷、转经筒，以及来自拉萨和扎什伦布的布尔汗。凡驻足观看后者的人，都得把烟斗从嘴里拿开，也不许朝它们呵气。我无意中犯了这条规矩，那尊布尔汗便被举到一只火盆上熏过以作净化，火盆里投着香料。圣像也不许与地面接触。

帐篷当中是火，生在一种铁架（托勒嘎）里，架上立着三根杆子架锅。喂火的柴是红柳的枝条和别的植物的根。吃饭时给客人的碗碟摆在面前的小凳上。总之，蒙古人的帐篷比吉尔吉斯人的陈设得好。他们用自己的话叫它敖尔戈；它连细节都像吉尔吉斯人的喀拉玉（黑房子）。这种形状的帐篷竟通行于中亚这样广大的地域、通行于彼此并无直接往来的不同种族之间，实在很值得注意。不过那些地方所出的材料本来相同；而这形状既最合用，容量也最大。头人的帐篷以插在外面地上的一支矛为标记。营地四周有许多格外好的红柳，与其说是灌木，不如说是树。蒙古人就从这些树上取材，自制碗碟、木桶、鞍架、帐杆和别的种种物件。别的家什，连同面粉之类，则从西宁府买来。

我们这些蒙古朋友是彻头彻尾的游牧人。他们的畜群一把一处的草吃光，便迁往别处。

他们的阿吾勒坐落在干河床里，位置极好，因此傍晚可以从一口不过四英尺深的井里饮他们的牲口。他们看来主要用心在养马上。整个这一带都回响着马的嘶鸣。傍晚由女人挤马奶；因为蒙古人的主要饮料是马奶酒，即发酵的马奶。他们也养大批的羊、骆驼和牛。农耕则完全没有。

我们在伊克楚罕郭勒逗留的这段时间，天气一直极好。天空明净无风，中午气温升到华氏五十九度（摄氏十五度）；帐篷里实在暖和得我宁可只穿衬衣坐着。反过来，夜里则与藏北山上一样冷。景色常常很美，尤其是在落日的着色之下。落日紫红的光晕里，帐篷、红柳、背后的群山，尤其是南面的楚罕乌拉（楚罕山），在清澈透明的空气中如剪影一般分明地显出来。傍晚照料牲口的时候，营地里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女人们戴着宽边毡帽、垂着长辫，在肥壮的母马和咩咩叫的母羊之间穿梭；男人们把畜群赶进圈里，一群黑色长毛的狗在旁相助，吠得震天价响。这时我那些人便停下当天的活计，围火吃晚饭；一面吃，米尔咱一面给他们朗读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的台斯克莱（行状）。蒙古人半开的帐篷里透出火光，整个景象充满柔和安宁之美，我十分领略得到。在山中荒野那几乎不似人间的寂静之后，我们像是回到了一种夏日的气候里；而且我们走动使力也不再气短了，因为我们所在之处海拔不过九千二百四十英尺。

虽然我那些穆斯林随从其实瞧不起蒙古人，把他们看作野人和异教徒，两边却相处得很好，也都用心想弄懂对方。看多尔济为了让我那些人明白他的意思而做出的那些丑怪的鬼脸和离奇的手势——而且做得一本正经——我简直要笑死。他扯着嗓子大喊，仿佛他们个个是石头聋子；把脸扭来扭去，像是杜仲胶做的；又跳又拍胳膊，活像一只公鸡。等他的意思终于让听众明白过来，他的高兴便没有边际：他放声大笑，久久不止，还像中国瓷娃娃一样不住地点头，得意之至。

八十九穿过柴达木的荒漠

十月十二日。日出前后，我们营里响彻了一支新商队头一次启程时照例伴随的喧闹、忙乱与兴奋。驮子一一过秤，按马分成对，好让需要小心对待的箱子驮在最驯的牲口身上，而帐篷、粮食一类较重较粗的行李驮在性子躁的身上。蒙古营里上自头人、下至众人都已起身，热心地给我们送绳索和别的一应所需。女人们送了我们够两天用的奶。商队上路走了一小段之后，还有一个年轻人追上来——他先前一直没能鼓起勇气来把他的布尔汗卖给我。

这支约二十匹马的商队在多尔济老练的引领之下快步朝东行进，颇有气派。我庆幸自己有了这样一串精神饱满、膘情良好的马。比起我们在藏北那些湖盆间苦苦挣扎时那支可怜的队伍，这真是一种解脱。

这地方的外貌也变了多少啊！我们此刻骑行在一片平坦的草原上，草木葱茏，脚下是一条踩实的小路，在原野上缓缓弯曲。可是左边是柴达木荒漠那无边的大海。我们所能望见的山只有右边远处的楚罕乌拉。我在山中忙碌不迭的那种交替、变化与惊奇，此刻自然都没有了，因此我几乎无事可做。这地方极其单调，地面上唯一的变化是沟壑和干河床。我们在巴哈纳玛嘎（意为小泉）停下饮马，走了十七英里半之后，在霍哲果尔草原上过夜；那里水、草和柴火都很充足。

十月十三日。西边刮起相当劲的风，空气里满是尘土，把群山也遮住了。这一天我们朝东南偏东走，有时横过含盐极重的粗砺荒漠，有时横过点缀着茂密苇丛的草原，沿途渡过许多干沟。这一天十九英里又四分之一的路程止于察哈，那是一处十顶帐篷的营地，与伊克楚罕郭勒一样多。头人亲切地迎接我，把我领进他自己的帐篷；我在那里看见他家里人正忙着用红柳枝做马镫，再包上皮子。

第二天路更偏向北，横过几片大盐沼；那些盐沼这时自然是干的，可对马仍旧难走，因为每一个旧蹄印都硬成了一个暗藏的窟窿。远处我们时不时看见小小的帐篷村落，以及由孩子和女人看守的羊群。到伊克郭勒——奈金郭勒的第三条汊流——有十六英里；因此那一夜我们扎营所临的，正是我们在第三十五号营地初次遇到的那条溪。

傍晚有一伙蒙古人来访，带着两三只铜器盛的烧酒，还有拉萨来的布匹，急着要卖给我们。来客和多尔济一个劲儿地往铜器里舀，闹起酒来，还向我那些穆斯林挑战摔跤；这一摔，把醉了的蒙古人摔醒了不少。此后他们便睡了，睡得又沉又死。第二天早上他们头疼，求我在那里歇一天；我没有答应。

一动身我们头一件事就是渡伊克郭勒宽阔的河床。那河床足有四分之一英里宽，里面却几乎没有水。可是两岸的台地高达十六英尺，可见夏天它要涨成一条相当可观的大河。河床上散落着砾石，曲曲折折地朝北流向柴达木的中央大盆地。河那边的地方仍旧与先前一样单调划一。草原平得像傍晚的海，沉寂而荒凉，向四面八方伸展；无论家畜野兽，哪里也不见一只，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眼睛歇一歇。我们的宿营地（十六英里又四分之三）叫乌尔都托勒，水草都很充足。与穆斯林的习惯相反，蒙古人一停下来就把马放出去吃草。

十月十六日，我们只走了十二英里半，到托格德郭勒（九千一百四十英尺）。柴达木的蒙古人一般每天走得极短，因此不难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两个月才到得了拉萨、四十三天才到得了西宁府。

夜里很冷，最低温度是华氏三点二度（摄氏零下十六度）。温度表比在藏北落得低得多；大陆性的冬天连同它那极端的严寒，眼看就要到了。白天晴朗宜人，南面清楚地望得见那道叫哈朗圭乌拉（意为暗山）的山脉。托格德郭勒在一条又深又窄的峡谷底上流，我们要不湿身而过它，费了极大的周折。到了对岸，我们在一丛红柳间歇下，就情形所许尽量把自己安顿舒服，因为我已决定让马歇一天。

在这里，我们的老朋友兼向导多尔济告辞了，要回他山中孤零零的家、回他打野牦牛的营生去；他怕自己久不回去，妻子要着急。我雇了一个叫洛布桑的年轻蒙古人接替他。那是个身材高大笨拙的汉子，去过好几次拉萨和西宁府，对我们所经的地方熟悉得出奇。洛布桑是我所用过最好的随从之一。他总是快活可亲，还把我的蒙古语温习得更熟。他替我弄到几尊布尔汗和几幅唐卡，即庙里的幡，上面画着达赖喇嘛和班禅博克多的像。他从哪里弄来的我不知道。多半是从邻人那里偷的，因为他极怕被他们看见。

十月十八日。下一程十六英里又四分之三，到托勒。洛布桑第二天才赶来，因为经我允许，他留在后面去置办口粮和一匹马。本来讲定另有一个人领我们去托勒；可是我们连他的影子也没见着，便没有向导地上了路。其实我们也确实用不着向导，因为路很好找。起初我们穿过一带红柳，又高又密，像新栽的林子；这一段路上我们经过一座极如画的敖包。路上方从两边红柳丛的枝条上拉着绳子，绳上缝着各色布片，每一片都写着那句照例的祷词；此外还有羊的肩胛骨，同样刻着那永远不变的字符——「唵嘛呢叭咪吽」——间杂着挂在布片之间。整个的效果使人想起穆斯林的林中麻扎，只是更有品味、更有装饰意味。

走近一汪水时，一队骑马的蒙古人赶上我们，告诉我们那就是托勒，往东要走长长的一天路程才有一滴水。我们因此觉得还是就地扎营为宜。我们又从他们手里买了一袋大麦，我们的马极领这个情。柴达木一切谷物都极缺。蒙古人的麦子是从西宁府买的。大麦有几处种些，数量却远远不够。

洛布桑第二天赶到，领我们走了十六英里又四分之三，到深深切出的哈塔尔河。我们此刻在北面也清楚地看见一道山脉。洛布桑叫它库尔雷克乌拉，并让我明白那是柴达木洼地北面的界山。那天晚上我们谈起我所打算的西宁府之行，洛布桑以为我要走三十天才到得了。他说青海湖一带的唐古特人是十足的盗贼强徒，我们经过他们的地方时最好时时戒备。他问我们的武器够不够；可是等我把我们三支步枪、五支左轮拿给他看，他显然放心多了。他还警告我：在库尔雷克淖尔一带以及再往东，我们要有粮食短缺的准备，因为东干人在不久前的叛乱中把当地百姓的畜群全抢走了。

十月二十日我们走了十二英里半到腾格里克郭勒，一路穿过红柳丛和苇塘，又横过不毛的荒漠。南面的山此时叫诺莫钦乌拉。蒙古人似乎没有一个总名来称这道山脉，只有一串地方名。哈塔尔和腾格里克的河，同我们后来所渡的巴音郭勒、哈拉乌苏和布隆吉尔郭勒一样，都注入霍鲁逊淖尔（意为芦苇湖）这个咸水湖。奈金郭勒则流得更靠西，注入达乌拉灿淖尔；欧洲地图上通常作达布逊淖尔。不过这名字容易误人，因为它不过是个通名：柴达木几乎每一个咸水湖都叫达布逊淖尔，意即盐湖。

第二天我们的路线略向北偏，于是南面的山淡了下去，反方向的则清楚起来。这一程十七英里又四分之一，横过荒漠与草原，到鄂博托古鲁克；在那里，几顶蒙古包的住户照例友善地接待我。这些人属于台吉乃尔蒙古这一支重要的部族。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一些有用的头骨测量数据。

他们穿一件大羊皮袍，腰间束带，不过把袍子从带子里往上提起，使它在两侧鼓出来像两只垫子。这两处空处他们当口袋用，必要时也当干粮袋。腰侧另有一条小带，挂着刀、烟斗、烟袋和一把镊子，胡子要长得太密时便用镊子拔掉。他们的靴子是尖头的。帽子或尖或圆；不过他们的头饰往往不过是一块毡子，绷在额上、在颈后打结；有时甚至光着头。一般说来他们把头发剪得又短又贴，通常是褐色或黑色。辫子在柴达木比在蒙古本部的喀尔喀蒙古人中间少见得多。因为终年在露天过活，他们的皮肤是铜褐色的，不过必须承认，那颜色有很大一部分是脏出来的。他们的牙又小又黄，可是似乎能保持很久不坏。他们颧骨高而突出，鼻子颇扁而小，头圆得像球，前部扁平，胡须长得慢。要过了三十岁，那层细软的茸毛才长成胡须，而且极稀。

在鄂博托古鲁克我们设法弄到两三袋喂马的谷子，又买了一匹小母马来驮。因为前面还有两天的荒漠要走，这些谷子是很宝贵的收获。我们在那里歇了一天，伊斯拉木·拜趁机把粮箱翻出来清点，翻出了一袋咖啡豆和一瓶糖浆，那是一年多以前亨德里克斯神父送我的。咖啡与那千篇一律的茶相比是可喜的变化，糖浆则用作饭后的甜点。

十月二十三日，路朝东北偏去。我们就要横穿柴达木中部的荒漠了。草木越来越稀，最后完全绝迹。地面裸露不毛，粗糙而潮湿，常因含盐太多而泛白。我们又一次在阴沉的荒漠里犁着路走。走到一半，我们预计要徒涉哈拉乌苏（意为黑水）。我们遇到的它的第一条汊流很小，浑浊肮脏的水在泥底上爬着走，几乎看不出在动。第二条汊是干的。随后是第三条，深陷在地里，又那样窄，我们直到走得极近——其实只有几个马身的距离——才看见它。两岸是滑腻的黏土，陡直落到河底，因此我们不得不在两岸各凿出一条斜路供马上下。知道渡口在哪里的洛布桑先骑下去；可是马走不到四步便陷进软泥里没过鞍桥，把骑手湿到腰间。伊斯拉木换了一处试，也不见好。那些人沿岸上下奔走，想找一处更合适的渡口，可是两个方向上河都更窄更深，洛布桑一口咬定那是哈拉乌苏唯一的渡口。他很惊讶河里竟有这么多水，只能解释为这几天空气异常暖和，加上南面那座峰顶白皑皑的布尔汗布达山上落了大雪。其实水不过三四英尺深，无奈马陷得太厉害，甚至有卡死在泥里的危险。我们每一只包装箱都要泡到盖口。这可不行。

这一天我们虽只走了七英里半，却别无选择，只能支起帐篷等水落下去。被这条至多不过四十英尺宽、寒碜得称不上河的东西拦住，又被迫在这样呼号的荒野里停留——那里除了一小片苇塘再无别的草木——实在叫人恼火。

「忍耐！」西风一面不安地掠过广袤的荒漠，一面这样低语。忍耐！我们这场耽搁，有不小一部分正是拜那西风所赐，因为它把西流的河水壅了回来。

帐篷支了起来，马放了出去，又在近岸的水里插了一根刻了记号的木棍，好看出水是涨是落。到第二天早上水面才落了四分之三英寸，那片苇塘已被啃到根上。于是我派洛布桑和另外两三个人带马回鄂博托古鲁克的牧场去。西边的大风比先前刮得更凶。迎风一面的帐篷布被压进来，像一只泄了一半气的皮囊，把里面的空间大大占去。压在掖进去的帐篷布边上的那些包装箱摇晃颠动，帐杆吱吱作响；我时时刻刻都以为帐篷要像风筝一样飞过河去。

这障碍为什么偏偏挡在我路上？我不安地自问。因为我此刻回家心切，把每一天的行程都算作赢得的一段路。距我上一次得到家里的音信，整整一年了。我全然与世隔绝，十分孤单。三年多来，我在亚洲这块广袤无垠的大陆的腹心里孤身一人；我以为自己永远到不了它的海岸了！每天我都有一种特别的快慰：算一算我们又刮掉了多少英里，从我与那遥远目标——北京——之间还隔着的那几百英里里减去。从哈拉乌苏到北京是一千二百六十英里。照我们这样蜗行的速度，要走完这么长的路，我得有多大的耐性！而在我们疲惫的马踏进远东那座名城的西门之前，又还有什么样的奇遇等着我们？我已经厌倦了像个无家的流人一样在亚洲那些半开化的部族间游荡。我对他们已相当熟悉，一心想回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亲人中间去。我那些随从、他们各自的身世、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见闻——我都摸得透透的了。我热切地盼着换一换相处的人。

十月二十五日早上，河水终于落得够低，可以过了。箱子尽量高地捆在马背上，每匹马都单独牵过去。可是每过一匹便把泥搅浑一次，因此最后过的陷得最深。好在全都平安过去了；我们一到右岸，便把行李重新整好，又上了路。

路横过一片荒凉的地方，几乎笔直地朝东北偏北去。不多时我们渡过了哈拉乌苏的主河道，随后又渡过布隆吉尔郭勒。地面骑起来很不舒服，因为那是一种硬而酥的褐灰色黏土，含着盐，坑坑洼洼，像一条颠簸的石子路。不过一点飞沙也没有。我们所横越的这一段柴达木盆地并不特别宽，骑了十五英里半，我们又看见了草木。可是下一处宿营地察哈察克没有水。好在洛布桑事先提醒过，我们用羊皮囊带了一批来。

到北京还有一千二百四十多英里！

九十在蒙古的诸湖之间

十月二十六日，我们走了二十四英里又四分之一的长程，因而走近了柴达木盆地的北界。地貌毫无变化，我们仍旧照原方向走。动身后不久，我们得对付一道由低矮不毛的黏土丘构成的「猪背岭」；那些丘堆成种种极其离奇的形状，像塔、像墙、像金字塔。只有一处，几株瘦弱的红柳和梭梭打破了这景象庄严的荒凉与寂静；可是它们怎么活得下来，只有天知道，因为地干得像火绒，我们一整天没见过一滴水。我们翻过了一连串低矮的黏土山口。头一道以一座敖包为标记；标出最后一道的「路标」，则是用梭梭的枝和根捆扎成的拱形。这些丘之间有几处地面完全平坦，泛着盐的白色。洛布桑说，下过雨之后那些地方会积满水。

过了这些丘，眼前展开一片目力所及的平坦而不毛的原野，上面散着沙。可是这对我们那些疲倦的马倒好走，它们此刻急需水。终于我们望见了一个湖。那是托素淖尔，一个嵌在黏土台地和丘陵之间的湖，那些丘陡然落向水边。我们的路在这里并入了从宗萨萨克通往藏北的那条道，普尔热瓦尔斯基描述过它。

我没有照原来朝东北走——那样要近些——而宁可沿湖的西岸绕行，好对它的大致形状有个了解，并察看注入它的那些河的入湖口。于是我们骑下丘去，沿着紧挨水边的一条狭窄平地走；这样，整个蔚蓝美丽的湖就在我们右手。湖面上点缀着两三座岛，水上浮着一群气派的天鹅，羽毛白得耀眼。对岸的轮廓极其分明，湖的东北角上立着好看的察罕敖包（意为白敖包）。

湖水咸得不可思议。岸上以及岸上稀疏的草丛，都扑着一层白，像挂了霜。后来我们到了一处，那里灌木丛中芦苇长得又高又茂。我们在那里找到了淡水。那地方正是以察罕纳玛嘎（意为白泉）闻名的。我们便在那里支起帐篷，结果证明是个宜人的宿营地。我此时明白了这湖为什么叫「脂湖」。洛布桑解释说：凡在它旁边歇脚的人，一切所需都找得到——水、草、柴火，也就是这片土地的膏腴。

那是何等壮丽的景象，色彩何等丰富！太阳落下时，对岸的丘与台地隔着那一片鲜蓝的水泛出砖红色，高贵的天鹅在水上安然自若地浮着。这景色在月光的魔力之下也丝毫不减其美。夜的女神在点缀天空的轻云的散兵之间放出耀眼的光辉。湖面平滑如镜，没有一丝风。帐篷和红柳被黑黝黝的苇丛围住，轮廓分明地凸现出来；而岸上水边，盐的结晶像新落的雪一样闪光。我独自在湖边徘徊，目光如梦地掠过湖面，心神便被它迷人的魔力俘去。那些寂静的亚洲湖泊，连同它们荒凉孤绝的岸，为什么在我心里生出这样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一种神秘感，一种忧郁感？我知道缘故，我很清楚。那是因为它们波浪轻柔的拍击，是那遥远的国度里唯一能回应另一些岸上另一些波浪的记忆的东西。可是那些波浪为什么把我的心摇进梦的摇篮里，为什么唤起对另一些岸的记忆？这缘故我也很清楚。那是因为那些借风之口唱着永恒之歌的任性的精灵——因为它们在亚洲孤寂的腹心里所唱的，正是它们几千年来在瑞典那些举世无双的群礁列岛之间所唱的同样的调子！

第二天我们沿岸朝北走了一阵，可是湖边地势不好，我们便上到开阔平坦的台地上；台地上散着粗沙和砾石。路横过一条又深又干的沟壑，那沟十有八九只在夏季雨期才有水。朝沟上望去，我们像是透过一道门户瞥见了托素淖尔。随后我们走近霍鲁因郭勒入湖处那片宽阔的漏斗形洼地。可是我们没有横渡它，而是折上右岸。可是这地方难走得不能再难——又是我们在古罗布泊东侧对付过的那种红柳丘、黏土岭、沙丘和灌木丛交织成的迷宫。霍鲁因郭勒的渡口在崩钦敖包，那是一座方形的小「祠」，里面有一块石板，上面浮雕着那句免不了的祷词。河宽一百英尺，最深处不过三英尺，河底坚硬，水明澈如水晶，因此牲口过去时行李一件也没湿。

此后路几乎朝正东走。右边稍远处是托素淖尔的北岸；左边、也就是朝北，是更大的克鲁克淖尔那一片蓝，它也叫哈拉淖尔或霍鲁逊淖尔。后一个湖的南侧镶着一条宽阔的黄苇带，几乎把霍鲁因郭勒出湖之处完全遮住——那条河出湖之后终究要注入托素淖尔。反过来，北岸似乎没有芦苇，青海南山那些光秃荒凉的坡直落到湖面。

造化在那里安排两个湖而不是一个，实在是极妙的设计。注入北面那个克鲁克淖尔的有巴勒都因郭勒、巴音郭勒、阿里哈尼郭勒几条河和几条小溪。从它经霍鲁因郭勒流出去的水相对是淡的，因此诸河从山里带下来的盐质，要到更远的托素淖尔才沉积下来。

走了将近十六英里，我们在湖岸附近的拉基木托敖包旁停下。那是我们至此所见同类建筑中最漂亮的一座，踞在一处不毛的高地上，老远就望得见。它由三座立方形、像祭坛一样的碑构成，用土坯砌成，立在金字塔形的基座上。四周有十一根杆子直插在地上，排成一个长方形，彼此用无数绳索交织相连；另有绳索把四角的杆子对角地连到第十二根杆子上，那根杆子高过三座碑中居中也最高的一座（高十一英尺九英寸半）。绳上缝着千百面各种颜色的小旗或布片，还有羊的肩胛骨，上面都写着那永远不变的佛教祷词「唵嘛呢叭咪吽」。居中那座碑上有一个方形的大洞，洛布桑把胳膊伸进去，掏出一卷又长又窄、写满藏文的纸条。他说建筑里还砌进了布尔汗，可是那些他不敢动。

我那些人告诉我：拉基木托敖包是为敬奉克鲁克淖尔的希布克即阿德钦而建的，正如察罕敖包是取悦托素淖尔的希布克一样。洛布桑向我解释说：希布克是精灵或守护之神，它们是活的，像人，可是肉眼看不见。希布克只有善的。人有湖、有河、有山，都是拜它们所赐。除这些精灵之外，另有嘎哲林阿德钦即地灵、腾格林阿德钦即天灵、淖伦阿德钦即湖灵等等。可是荒漠里一个也没有；正因如此，人在那里找不到自己最需要的一切。

在月光下看去，这座敖包显得格外如画。那三座金字塔形的建筑像鬼影，千百面小幡在风里飘动，仿佛在祈求：愿有某个带着可怕罪孽离世的可怜灵魂得到安宁。夜的寂静被神秘的声音打破。是湖的精灵在它幽暗平滑的水面上欢欣起舞么？不，那不过是野雁在苇丛里彼此呼应罢了。湖的东端，两三处红色的火光透过夜色闪烁。

十月二十八日。路与湖岸平行，也就是朝东南偏东。因此左边是克鲁克淖尔，对面即北岸背衬着青海南山；右边是荒凉的原野。越往前走，湖越窄，水面越来越被芦苇侵占，不过紧贴南岸还留着一条窄窄的明水带。我们在这荒野里孤零零的，别的活物一个也看不见；不过时不时在路边遇见马的骨骸，说明人素来是走这条路的。自离开腾格里克以来，我们一个骑马的蒙古人也没遇见。洛布桑说，越往东走路越不安全，因为唐古特强盗为害。不过在湖的东端，我们远远看见两三顶孤零零的帐篷。我们没有停，一直赶到阿里哈尼郭勒（十五英里半）；那条河因苇丛太密，入湖之处看不见。它两岸沼泞泥泞，地面暗藏凶险。有一处看上去十分结实，伊斯拉木·拜却陷进软泥里很深，那些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的马救出来。这一天的行程中，我们损失了新买的马中的头一匹。

十月三十日我们渡过巴伦科维（阿里哈尼郭勒的南支），左手是宗乌拉（意为北山）。蒙古的地名通常就是这样简单。那条河我们只瞥见一两回，因为它的河床在松软的土里切得太深。前一夜很冷（华氏零下八点七度，即摄氏零下二十二点六度），因此有几片冰在水上颠簸，尖锐地撞着岸、彼此相撞。到索尔郭楚的路有十七英里半，穿过沙漠，其间夹杂着小沙丘、苇塘和草原。

洛布桑的快活此时全没有了。他默默地、沮丧地骑着，眼睛一直盯着前面的路，整天不住地咕哝「唵嘛呢叭咪吽」。我问他为何这样阴郁，他摇摇头答道：我们就要进危险的地方了。他在阿里哈尼郭勒歇脚时见到的两个蒙古人告诉他：就在几天前，唐古特强盗到过克鲁克淖尔，偷走了几匹马。他求我们把火器备好，因为即便路上遇不着强盗，他们也照样藏在山里，从那里能看清我们一切举动。我们夜里的火会给他们指路；若只损失几匹马，我们就该算运气好。我于是把步枪和左轮取出来分给商队的人，同时给每人一批子弹。可是索尔郭楚寂静无人。无论草原上还是山脚下都不见火光，也没有人迹。我们放心了。不过为谨慎起见，天黑时还是把马牵回营里，天亮再放出去吃草。我们那几条狗倒是极好的更夫：稍有可疑的声响，它们就吠起来。

傍晚和夜里明亮、无风而寒冷。下午四点我笔里的墨水就冻住了，得不断呵气把它化开。我把在喀什做的旧皮袄翻了出来，那件袄子装箱收着将近一年了。热茶如今比什么时候都受欢迎，伊斯拉木每天晚上给我烤一个麦面饼子。我们带了一只铁皮做的小炉子，这时才头一次派上用场，却极有用。伊斯拉木把它放在帐篷里的地上，烟囱用铁丝拴在箍住帐杆两截的铜箍上，让它从帐篷口探出去。随后他用干柴把炉子点着，火噼啪嘶嘶地烧得很旺。这主意实在高明：帐篷变得温暖舒适，像我在斯德哥尔摩自己的书房一样。约勒达什对这项革新十分赞成，虽然起初听见干枝爆裂、铁被烧得发出细响时，它竖起了耳朵。夜里我让炉火自己熄掉，此后帐篷便冷得像冰。可是我不在乎：我裹在皮裘里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个鼻子。我总把晚饭剩下的一杯茶放在床头。可是早上杯里若还剩着茶，便冻成了一块冰，墨水也是一样。

那些人也过得不错。他们生着一大堆火，个个围着火坐。索尔郭楚的那一夜是我两年半以来所经历最冷的一夜——华氏零下十四点八度（摄氏零下二十六度），帐篷里是华氏零下九点四度（摄氏零下二十三度）。

九十一与唐古特强盗遭遇

十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骑过草原到哈拉淖尔南岸的科维呼都克（意为岸边之泉）。哈拉淖尔在一个小小的、自成一体的湖盆当中，收纳四围群山的地表水；不过此时它已全干了。北面湖与山之间是一连串黄沙丘；南岸却有丰茂的草。泉水略带咸味。可是往东到下一眼泉是一整天的路程，因此我们虽只走了八英里半，也只得就地扎营。

在那地方，另有一种敌人威胁着我们的马。我那些人在松软的土上发现了熊的足印；那些熊是下山来找浆果的。洛布桑提醒我们看好牲口，因为熊惯于伏在灌木丛后面，从那里扑上去把它们咬死。因此这里也是让马吃了几个钟头草之后，就牵回来拴在帐篷之间。

我此时下令每夜派两个人守夜，每两个钟头换一班。为了不让自己睡着、也为了让我们知道他们醒着，我吩咐他们每隔一定时候敲两只锅——没有鼓，只好如此。他们也可以随意唱歌，以防睡魔袭来。此后我夜里醒来时，常听见他们那单调而忧郁的穆斯林歌声，像呼救声一样在营火四周回荡。天一亮，哨兵便去睡，此后若有什么事，就指望狗来报警。

十一月一日。夜里平安无事。唐古特人也罢、熊也罢，都没有动静；我们便肩着枪朝东南偏东出发。那湖很快就看不见了，因为我们进了一条相当宽的谷，谷越走越高。此时两侧是高度中等的山脉，山顶嶙峋，没有雪。路沿一条干雨沟上行；那是这一带主要的泄水干道，从谷的中间穿过，两旁是一片片草地、灌木和丛莽。

我们遇到一头熊新鲜的足迹，朝着我们所去的方向。伊斯拉木和洛布桑请求去追。他们很快就逼近了它，三个——人和熊——一同消失在灌木丛后面。

商队正沿右边的山走。刚绕过一处突出的岩肩，我便同艾敏·米尔咱停下来作观测。那些山是紫黑色的黏板岩，倾角五十三度，倾向东偏南一百六十度。随后我们骑马追商队，将近谷的中央。

约一个钟头之后，我们颇为吃惊地看见伊斯拉木和洛布桑拼命纵马奔回来，把步枪举在头顶挥舞，喊着：「唐古特强盗！唐古特强盗！」他们奔到我们跟前，紧追在后的是一伙约十二个骑马的唐古特人，裹在一团尘土里。我立刻下令商队停住。「驮畜赶到那片灌木后头去，留一个人看着！取武器！子弹备好！」

我、伊斯拉木、帕尔皮和洛布桑跳下马，甩掉皮裘皮袄，据守在两座黏土丘顶上。那几个穆斯林紧张得直发抖。帕尔皮从前同唐古特人交过手，因为两年半前杜特雷伊·德·兰斯在汤布达遇袭被害时，他就是那一行中的一个。普尔热瓦尔斯基和罗博罗夫斯基也都在这同一带地方不得不动过手，因此我十分清楚眼下情势的严重。唐古特人有十二个，洛布桑说他们必定人人有枪。我们只有三支步枪和五支左轮。他们的优势因而是明摆着的。我们这边只有洛布桑和伊斯拉木两个算得上好枪法；而唐古特人个个善射，把枪架在枪叉上从容长瞄，非到十拿九稳绝不放枪。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一仗会怎样收场？我的商队要被击溃冲散、我这最后一趟行程的一切劳绩要毁于一旦么？

不，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危险。那伙强盗发觉我们人数不少、又看见我们的武器在日光下闪亮，便在约一百五十步外勒住了马。尘土一落定，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挤作一堆，大声比划着嚷。他们商议的结果，似乎是在弄清我们有多少人、有什么武器之前不宜下手。我们则在丘上守着自己的位置。我照旧安安静静地抽我的烟斗，这举动对我那些人显然起了作用。我也用望远镜观察那些唐古特人——望远镜我素来带在身边。

嚷了约一分钟之后，唐古特人成直角折向南面的山脚。他们在那里分成两拨：一半骑进岩间一条沟壑，另一半与我们平行而行，不过隔着两个枪程；因为他们一转向，我们也就继续赶路，紧紧地聚成一团。

谷开始变窄，收成一道岩石的门户。洛布桑担心唐古特人会抢在我们前头，藏在岩石间，等我们过去时把我们打倒。可是别无他路，折回去更是想也不能想。因此我们最好的办法，是设法抢先到那地方，至少要赶在唐古特人占住有利位置之前通过。可是他们对我们有一样大优势：山里每一处角落缝隙、每一条峡谷沟壑和藏身之地，他们都了如指掌。何况我们的马驮着重载，他们的马却几乎是空的。于是他们轻易地赶到前头，同时渐渐向路上逼近，最后消失在岩石的缺口里。

我们纵马尽快赶路，商队右翼由我们中间带武器的人掩护。随后我们又看见了那些唐古特人。他们停住了，看来不打算进攻。我们就这样平安无事地穿过了那道极窄的隘口。不过我们骑行时步枪都上着膛，眼睛不住地搜索右边的岩石。

过了隘口，谷又展开；我们走进开阔处时，心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洛布桑认为唐古特人是抄山中近路，打算在另一处袭击我们。他确信他们本是往克鲁克淖尔去偷马的，却因为指望在我们商队里得到更丰的赃物而折了回来。

那条谷最后敞成一片宽阔的原野；走了二十一英里之后，我们在哈拉沙鲁因库布停下；那地方草很好，还有一汪由泉水供给的淡水明塘。我们把马放到一片苇塘边上，它们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随后我派两个穆斯林库尔班和阿赫迈德看着，不让它们走得太远。

天一擦黑，马便牵回来拴在帐篷之间，紧挨着苇丛。我们煮晚饭的火故意压得很低，尽量掩住，免得火光把我们的位置暴露得更多。洛布桑对这一夜很不放心，因为唐古特人藏在草里便能轻易察看我们。洛布桑说对了；天刚黑，我们就听见他们在营地四周爬行，发出不似人间的嗥叫——我只能拿鬣狗的嗥，或是夜里逡巡的饿狼那种拖长的凄凉的哀鸣来比它。不过据洛布桑说，这是唐古特人惯用的一种诡计，用来探明他们看中的猎物有没有看家狗。我们的狗没给他们留下任何疑问，因为它们整夜狂吠不止，还不断朝那汪水冲去——显然唐古特人把马拴在那附近。洛布桑恨唐古特人恨得找不出足够的词来形容。他认为他们比狗好不了一星半点；他们也像狗一样贴着地面弓着身潜行，把皮袄的下摆卷起来，右手提着枪。

我们则严密戒备：拴马的一长串两端各站一个哨兵，几乎不停地唱歌、敲锅。一次只准两个人睡。其余的人不停地在马与帐篷之间来回巡走。每隔五分钟光景，帕尔皮·拜便喊一声：「哈巴尔达尔？」（哨兵醒着么？）洛布桑坐在火边，一声不响地烤手。那一夜我们谁也没怎么歇着。人时不时跺着脚走来走去，马刨着地嘶叫，哨兵的喊声和敲锅声按时响起；一句话，我们实实在在是被围了。唐古特人想出其不意袭击我们的打算，就这样落了空。他们连一匹马也没能从我们这里偷走。

我们就这样进了黑唐古特人的地方，而且得了一个尖锐的提醒：此后非得时时戒备不可。唐古特人是出了名的强盗和窃贼，喜欢抢掠他们那些较为安分的邻人蒙古人。蒙古人去塔尔寺赶庙会时，总是结成人多而武装齐备的大队骑行，因为他们唯一的路要穿过唐古特人的地方。

我倒觉得，使我那些人整夜不睡的与其说是警惕，不如说是害怕。我吩咐过他们：唐古特人一开枪就叫醒我。我自己醒过一两回，每一回都听见他们不停地喊「哈巴尔达尔？哈巴尔达尔？」；而在他们彼此对答的间隙里，传来的是唐古特人那种怪异凄凉的嗥叫。

日出时唐古特人退到了一个尊重的距离之外。可是我们的商队一动身，他们便冲到我们过夜的地方去。空火柴盒、蜡烛头和撕碎的报纸会向他们表明：他们要对付的不只是蒙古人；这大约能使他们不再跟下去。

十一月二日，我们几乎朝正东骑行，横过宽敞的草原，南北两面各有一道山脉，共走了足足二十六英里又四分之三。好几处我们横过唐古特人曲折的足迹；我那些人相信有好几个强盗潜伏在切进山中的那些谷口里。地面平坦好骑，我们走得很快，虽然有几匹马已开始力竭。我们三次看见成大群的库兰（野驴），可是它们都逃进山里去了。地面的形态与藏北相似，也是一连串没有出口、自成一体的盆地，只是此时都干了。我们遇到的头一处洼地当中有一个小湖，第二处有一个又长又窄的湖。后者叫色尔克淖尔，湖岸约中段处有一座敖包，名叫嘎哲乌珠尔。

色尔克淖尔差不多干了。我们只在三处见到水，其余的湖底覆着一层厚厚的白盐。蒙古人去塔尔寺朝圣时，惯于从这里带上几袋盐，到丹噶尔和西宁府按等重换取几袋塔兰古里勒即炒面。夏天湖里灌满水，可是浅得很，若不是底上有泥，骑马径直横渡也容易得很。湖东端一带叫鄂尔塔尼，有草也有淡水泉。我们的路在那里与从宗萨萨克和诺莫汗霍托来的两条路会合；那两处都是柴达木东部蒙古人有名的驻牧之地。我们在鄂尔塔尼的泉旁扎营，那一夜的戒备与前一夜一样严密。可是没有人来扰我们，唐古特人的动静也一点没有听到。

下一程是十五英里半到都兰雍。路上折向东北，为的是接上都兰郭勒的谷；那谷很宽，两边镶着草丘，谷中流着一条清澈的溪，水量不小。右边的山顶上每隔一段距离便顶着一片片孤立的林子，山坡上散布着大群的羊。数百头家牦牛沿溪来去。我们在溪右岸一处极好的地方支起帐篷，离一顶唐古特人的帐篷不远。

我打定主意要让唐古特人看出我们并不怕他们。路上遇见的两个人一见我们便加鞭跑掉了。可是将近傍晚，另有两个带着长刀的人终于敢走近我的帐篷。他们的装束与蒙古人一模一样，却一个蒙古词也听不懂。好在洛布桑四次朝拜过拉萨，对他们的语言即藏语颇为通晓，我便能通过他与他们交谈。见自己受到友善的接待，这两个唐古特人便去了不少的怯生；可是他们仍拿不准我们究竟是什么人。不过他们卖了我们一只羊，晚上还给我们送了奶。我们的营地是特意选在两条汊流之间一处长满灌木的小岛上的，可以望见全谷。柴火我们有的是。溪水在石头的河床上活泼地絮语。我把马打发到近旁一处牧地上，派两个人骑马带枪看着，严令他们整夜警醒守护。

九十二穿过唐古特人的地方

我们在都兰雍（意为暖河）过了十一月四日，让熬垮了的守夜人整天躺着打呼。洛布桑仍旧劝我们警惕，告诫我们不要因唐古特人表面的友善、以及他们卖给我们羊和奶的便宜价钱（一两，约合三先令一便士半）而放松了戒心；他怕他们要靠偷窃把本捞回来。经过一番迟疑，他总算被说动，陪我到我们扎营处附近那两顶唐古特帐篷去。起初他很不情愿；我那些穆斯林也力劝我不要去。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危险，因为我是平平和和、手无寸铁地去领受他们的款待的。

那两顶帐篷都黑得像夜，紧挨着立着。刚到帐前，便有五六条恶狠狠的黑狗迎上来。随后走出一个人来把狗赶开，问明我们的来意，便请我们进他的帐篷。洛布桑告诉他，我不过想看看唐古特人怎样过活。我于是走进去，在火边坐下；火边有两个女人正用一口大锅煮加了面和酥油的茶。两人中的一个是主人年轻的妻子。她神气愉快活泼，正给一个吵闹的婴儿喂奶。我在屋里的整段时间，她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我。另一个是个样子讨厌的老妇，身边有个五岁上下的女孩。两个女人连同那男人，穿的样式与蒙古人一模一样，只是把羊皮袄脱下一半，只盖着左臂；上半身其余的部分直到腰间都裸着。那年轻些的女人体态匀称结实，皮肤是铜褐色的。总的模样与蒙古人的类型很像——至少在我这个初次见到这些人的人看来是如此。说实在的，若不是他们的语言和帐篷的独特构造透出是另一个民族，我准要把他们当成蒙古人。正对门处一只箱子上有一座家龛，与我在蒙古人那里所记的同类。我们的唐古特主人也在颈上挂着一只嘎乌（匣子），里面装着布尔汗（佛像）。

主人请我们喝茶。随后我留意帐篷各部分，问它们各自的名称，还记了下来；这叫洛布桑大为不安，他说唐古特人可能误解我的举动，以为我是不怀好意来的。那两个女人见我拼命想念出那些开头辅音堆叠、拗口之极的藏语词，笑得很欢。她们怎么也舍不得把眼睛从我身上挪开。她们的头发在脏兮兮的头上编成无数细辫，有的垂在肩背，有的垂在胸前。脑后最下一条辫子的末端，以及头两侧另两条辫子的末端，各挂着一件沉甸甸的鲜艳饰物，由红蓝两色的带子、布片和各色玻璃珠串成。这些累赘的坠饰一动便拍打在背上，她们每转一次头想必都极不便当。

帐篷的平面是方的，所占的地方轻易便有寻常蒙古包或吉尔吉斯毡房的三四倍。整个看去像一座低矮的平顶金字塔，四壁越往上越向内收；屋顶却是一个低矮而不规则的棱柱形。中间一排杆子撑着帐篷布；帐篷布是唐古特人自织的粗黑麻布，顶上留一道缝出烟。帐篷布靠绳索绷紧：绳从四角和每一面的顶上引出，越过一根杆子上的叉口，系在钉进地里的桩上。帐篷四周挖了一道沟排雨水。帐篷正中是火塘，用扁石斜靠着巧妙砌成，中间留出一个凹处架锅，另有几个进风的孔。燃料是牲口粪，放在两排同样的石头之间。

三面墙边摆着一排排口袋，有麻布的也有皮的，装着谷子、面粉、油脂和盐。这些口袋还能挡风，不让风从帐篷壁的褶缝底下钻进来。火边铺着破毯子，上面乱堆着各样东西——皮裘、铜壶、木碗、茶壶、中国瓷碗、方形的面盒、风箱、鞍辔——丢得七零八落，倒也如画。他们的若干物件，比如刀剑，是唐古特人自制的。宗教用品来自拉萨，有些家什则来自西宁府。

十一月五日。天又湿又冷，满天是云，地上有雪——自我们下了西藏高原以来，这是难得一见的景象。早上有十个唐古特人到营里来，人人佩着一把笔直锋利的刀，穿着蓝红相间的杂色衣裳，戴着口袋形的帽子，看去有几分像兵。他们带来两三罐奶，还想卖几匹马给我们。可是他们开的价太高，这笔买卖便没做成。他们并不无礼，翻看了我几样东西，谈笑随和。他们听说我的左轮一次能装六发子弹之后，对它敬畏之至。

我很想雇一个唐古特向导；可是他们答说一个人不能单独随我去。他们也不满足于每人十二两走到西宁府，非要十六两（约合二镑十先令）不可。等我终于答应了，他们又说没有马。这显然是明摆着的托词。实情是他们对我们存着疑心，不敢与我们同行。幸而洛布桑对这一带极熟，而且是我用过最好、最可靠的向导。

谷朝东渐渐升高，两侧是覆着松软土壤的浑圆山丘。半山坡上密植着针叶树，偶尔有裸岩从林带之上露出来。每一条侧谷的尽头都散布着唐古特人的黑帐篷，样子叫人望而生畏——真是强盗匪徒理想的藏身之所。我们数出二十五顶这样的帐篷，连都兰雍那几顶算在内，共约四十顶。那些人若存心为难，要拦住我们的去路、把我们制服，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我们一路无人相扰地骑过去，虽然每到一顶帐篷前，人们都出来盯着我们看。

后来我望见谷中间立着一个奇特的金字塔形的东西。那是一个立方体上顶着一个圆柱体，都是土做的。洛布桑解释说那是一座苏布尔嘎，即塔，是表明近旁有寺的标记；下一刻我便望见了都兰寺的墙——那是我们离开科帕以来头一座有墙的市镇。那地方房屋极少，另有几顶帐篷。房子下半截用石头砌，上半截用土。居民是邦嘎蒙古人，那一支以偷窃出名。

洛布桑所说的那座寺，是一所方形的大房子，平顶，有窗。那是青海蒙古二十五支的大喇嘛呼图克图葛根的住所；他自己是蒙古人，据说已在都兰寺历世转生、住了六千一百年。喇嘛一满六十一岁便躺下死去，可是立刻又降生为一个小孩，成为他自己的继承者。蒙古、塔尔寺和西藏共有六十一位同等位分的喇嘛。

走了十六英里之后，我们在察罕淖尔（意为白湖）以东扎营。那湖像是嵌进山坡里去的，因而花岗岩崖有几处伸出嶙峋风化的山嘴，陡然落入水中。到这里，林子已几乎绝迹。最后剩下的几株树又太高，长在我们够不着的山坡上。因此那天晚上我们柴火很少。

洛布桑满面愁容地来找我。他丢了那只装干粮的口袋，连同里面的十两银子（合三十一先令三便士）；他本打算用那笔钱在塔尔寺买一头骆驼。前一夜他把口袋垫在头下当枕头，无疑是在众人张罗商队启程时被我们那几位可敬的唐古特客人偷走了。我答应洛布桑赔他的损失，条件是他在塔尔寺替我弄几面庙幡。他答应了，随后精神就好了起来。

十一月六日。夜里我们又听见谷中和四周传来那种不似人间的嗥叫。我一口咬定唐古特人打算在谷尽头的山口埋伏我们。狗狂吠不止，我们哨兵的喊声不停地在帐篷之间回响。可是我累了，睡得很沉，这一切都没扰着我。早上人家告诉我，原来不过是三只狼，一直溜到我帐篷跟前，与狗打了一场。

我们沿着宽阔的草谷继续朝东北、继而朝北走。水全然没有，这地方也完全无人烟；不过烧黑的木头和灰标着旧营地的所在，可见至少偶尔有人到这里来。那些山由片麻岩和一种石英岩组成，风化得极厉害。

在谷中间我们遇到一座极奇特的建筑。一块孤零零立着的尖锐岩块像一颗巨牙一样从地里戳出来，旁边倚着一座长方形的建筑，用一块块二英尺六英寸见方的花岗岩砌成。墙约有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再加半个人那么高，长三十五至四十英尺。地面铺着石板，屋顶也是同样的材料，每一块石板上都刻着那免不了的西藏祷词。墙上挂着一簇簇羊毛、布片和骨头碎块，无不反复写着同样的藏文字符。由一道宽门进入里面。石头风化的情形，以及墙已倾斜的事实，都说明它年代相当久远。这地方叫甘楚尔，原本无疑是一座堡垒或哨所，可是如今显然被附近的居民当作敖包即宗教纪念物。从里面可以进入一个又长又高的岩洞，那洞显然是天然的，因为洞壁极其粗糙，被风化侵蚀。壁上密密麻麻涂着中国的文字。

这一带库兰（野驴）又多起来。我们见到一群二十来头，过了一会儿又见一群约八十头，排成密集的方阵奔过山口。谷沿着松软的草地渐渐上升，通向那道叫诺克腾库特勒（意为凹山口）的山口。顶上立着一座朴素的小敖包，是为青海南山的神灵而建的。从山口顶上望去，西北面是布哈河宽阔敞开的谷，北面被一道低丘封住。视野极开阔，地势与我们在藏北走过的那片湖盆地带一样空旷。

过了山口，我们下到诺克腾郭勒的谷里；那是一条几乎干涸的小溪。走了将近十六英里之后，我们在溪边支起帐篷。我们所能弄到的柴火只有野驴粪；草倒是又多又好。我们在那地方遇见一支五十个唐古特人的商队，是从都兰谷来的。他们见到我们大为惊讶，却没有露出敌意。他们都骑着马，还带着许多驮着口袋和别的行李的牦牛。他们说是去丹噶尔买过冬的面粉和别的必需品。

十一月七日。夜里唐古特人又在我们营地四周潜行，却没能偷走我们一匹马；早上他们比我们先走了。这一整天我们几乎朝正东走了二十英里。我们遇到的一条溪叫昆德隆，虽然不大，渡起来却颇费周折。克里雅来的伊斯拉木阿洪骑着一匹驮马，头一个去试那软塌塌的冰。可是水太深，马几乎淹死，骑手洗了个冷水澡，牲口驮的包裹也被水溅得到处都是。帕尔皮·拜在稍上游处试了一回，结果一样。最后洛布桑找到一处水相对浅、冰又能用斧子凿开的地方。

平坦松软的地面被田鼠的洞和鼠道弄得千疮百孔，我们得格外留神，免得马跌倒。走出谷来，我们便折到布哈河边，穿过一片片丛莽和林下灌木。那条河又宽又深，河床上散着砾石。有些地方它只走一条河道，那里的水是开着的；有些地方它分成几支，那些便冻住了。河两岸的台地不下十六英尺高。有整整四十分钟，我们骑过一片地面；照洛布桑说，八个月前约有两万东干叛军从西宁府逃出来，曾在那里扎营。他们扎营的痕迹到处都是，草至今还被踏倒、被他们无数的营火烤焦。他们从唐古特人那里抢来的羊的头骨和腿骨，还有毡片、杆子之类，散落了一地。东干人所到之处，像蝗虫一样把地方糟蹋干净。他们后来往哪个方向去了，洛布桑不知道。总之没有去柴达木。十有八九是开进布哈河上游的山区去了。

这一整天我们没遇见一个人，没看见一间屋、一群畜。土地孤寂而沉默。库兰、狼和狐狸在上面无拘无束、毫无惧色地游荡。野牦牛我们没有看见，虽然据说布哈河上游一带是有的。事实上，布哈河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意即牦牛河。

九十三青海湖

十一月八日。冬天来了，把它冰冷的手按在这片土地上。夜里回荡着狼凄凉的嗥叫，因为正下着雪；可是太阳一出，雪很快就化了。我们刚离开宿营地，一群狼便毫不把我们的狗放在眼里，溜进营里来，看看我们有没有留下什么可捡的。至于狗，它们倒还识相，没有太靠近这些闯入者。

我们下一步是渡牦牛河，这事比我预想的容易。河宽二百五十英尺，流量每秒六百立方英尺。水清澈明净，无声地滑走，像一条油的河，流速每秒三英尺。主流之外另有六条汊，可是里面除了冻住的水洼和碎冰什么也没有。这些之外还有一条汊，流量每秒一百四十立方英尺；它的水是浑的，十有八九是从北面那些土坡上汇下来的。

这当儿我们已经离开了青海南山，或者不如说是它落向东南偏东，紧贴着青海湖的南岸而去。我们不时瞥见唐古特人的黑帐篷，有一两回还看见骑马的唐古特人和他们的羊群。东面极远处，地平线上划着一道笔直的深蓝色的线；那就是青海这个大湖。走了将近二十一英里之后，我们在一处叫哈德萨齐的地方扎营。傍晚无风而明净，星子闪得极亮；四围山坳里，我们看见唐古特人营火淡红的光。

十一月九日。动身不久，我们一匹马就垮了；因为另外几匹也显出力竭的样子，这一程我们走得很短。越往东北偏东走，青海湖越分明。草原朝湖岸缓缓倾斜。青海北山上偶有一座顶着雪的峰，是唯一望得见的山脉；它在东北和东北偏东。蒙古人管这道山脉就叫宗乌拉，意为北山。

后来我们听见了波浪拍岸的声音，随即到了湖边，沿湖而行。近岸处水不十分清澈，那无疑是波浪搅动所致。水的咸味也比藏北那些湖淡得多。不过布哈河的三角洲离得不远，那条河无疑使湖水趋于淡些。水面没有冰；气温虽是华氏三十五点四度（摄氏一点九度），水温却是华氏四十四度（摄氏六点七度）。

我们沿着波浪在岸上堆起的一道砾石（黏板岩）垒走，一直走到巴哈乌兰这条小溪边扎营；从那里我看到了实在壮丽的景象。湖一直铺展到地平线，像无边的大海，水色深蓝而转绿。左右两边极远处，山脉越来越低、越来越淡，最后消融在一层雾霭里。可是它们较近的两端并不相接；东南面留着一道宽阔的缺口。呼吸湖上吹来的「海风」是何等畅快——畅快、提神、令人振奋！

我们终于到了这座蓝色的湖：唐古特人称它错温波，蒙古人称它库库淖尔，中国人称它青海。我们又沿它的岸走了三天；湖面海拔九千九百七十五英尺。

洛布桑给我讲了下面这个解释此湖来历的传说。在极古的灰暗岁月里，有位大喇嘛在地上掘了一个大坑。随后他取了某种植物的一条白根和一条黑根，举在坑口上把黑根切成两段，水便从中涌出，成流成河，直到把湖灌满。他若切的是白根，那坑里灌满的就是奶了。幸而他切的是出水的那条根；不然那一带的人便不能养羊，也就无事可做了。此后那喇嘛登上近旁一座高山，从山上凿下一块极大的岩石，掷到湖心；那岛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十一月十日。我们在营里又损失了一匹马。总的说来，蒙古马毕竟只是中等的牲口；不过价钱很贱。它们多数走满头一个月就把背磨破了。唐古特人的马除骑乘之外很少派别的用场，因而照料得好些；可是他们要的价也高——比如一匹中等偏好的要二十两（合三镑二先令六便士）。照理，蒙古人比他们的唐古特邻人更倚重养马，该出更好的马种才是；事实却似乎不然。唐古特人用作驮畜的不是马，而是牦牛。我们从和田带来的马，比我们在伊克楚罕郭勒从蒙古人手里买的经得住劳顿得多。诚然，那几匹照料得更好，因为蒙古马全靠一路上自己捡的草过活；而在藏北，我们的马有很大一部分是吃粮（玉米）的。

我们仍旧朝正东走，离湖岸约一英里至一英里半；湖岸在南面闪出耀眼的亮线。这一整天那座石岛都在我们视野之内，像一头单峰驼的背一样从水面上耸起，衬着南面几乎看不清的群山，显出深暗的轮廓。

这一天我们所经的地方不那么荒僻了；我们经过好几群牛，由女人、孩子和牧人看守着，牧人无一不带着枪或刀。我们遇见的骑马人，个个肩上横着一支黑色的火枪，枪上装着那高高的奇形怪状的支叉，腰带上还横插着一把刀，横过身前。他们的羊皮袄从腰带里高高提起，两侧垂出来。他们还穿着翘尖的高腰靴，戴着紧贴头皮的帽子。

走了十三英里半之后，我们在伊克乌兰溪边扎营，那条溪水量不小。说来奇怪，这一带的地名多半是蒙古语的，连唐古特人也用——比如巴哈乌兰和伊克乌兰，即小红与大红，指的是土色发红。

我们营地正上方有十顶唐古特帐篷，据说北面山坳里还有二十顶。其中几家的人来看我们，个个腰带上插着从拉萨带来的出鞘的刀。他们卖给我们一些奶、一只羊和一匹马；不过洛布桑很在意，不让他们一下子看见太多的钱。因为他一口咬定他们全是贼和无赖，只是怕我们的武器才没有来攻我们。唐古特人常问给我做通事的洛布桑：我那些包装箱里是不是装着兵？他总是一本正经、面无表情地回答：「是；大箱子里装两个兵，小的各装一个，另外还有许多枪。」我帐篷里那只带着古怪烟囱的炉子，他们当成了一门炮。他们问我们为什么夜里在里面生火，洛布桑便告诉他们：那是为了让它随时待发。一旦有危险，我们只消把火药和弹丸扔进去，它立刻就会喷出一阵夺命的弹雨。

唐古特人说，东干人经过伊克乌兰是九个月前的事；他们偷走了四百只羊，还有一百四十匹马、牛和牦牛。

他们估计湖和溪再过十天或十五天就要封冻过冬，并告诉我通常要冻三个月光景，不过因冬天严酷的程度不同，时间出入很大。不过湖上的冰很靠不住，因为遇上晴而有风的日子，冰上往往裂出许多缝、「水道」和窟窿，要等天气重新平静下来才合拢。饶是如此，他们说冰厚得有一个人的胳膊那么长。

湖心那座石岛上有一座庙，朝圣者常去。可是冰一开裂，那些「水道」便使朝圣者无法骑马过去。他们只好步行，把三天的口粮和柴火放在临时用驮鞍骨架的两根木肋做成的雪橇上拖着走。常有这样的事：走到一半遇上过不去的冰缝，只好折回。有时又因解冻而被困在岛上，只能等寒冻重新降临。不过他们决不去得太晚，以免被困在岛上直到第二年冬天。住在岛上的喇嘛过着极其孤寂的生活，吃用全靠朝圣者带去的供献。我那些穆斯林觉得那些喇嘛日子过得不错，因为谁也够不着他们。青海湖四周的岸上，连一条船的影子也没有。

据说湖的水位历年变化很大。湖涨得高，便被看作歉年的先兆；湖落下去，则预示丰顺。这一年湖涨得格外高。难怪东干人来了，给唐古特人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不过东干人若不来，畜群也要遭瘟疫、唐古特人自己也要生病，牧草也要短缺。人家告诉我，湖总是夏天比冬天高。水位实际的涨落虽不很大，岸上却看得极分明，因为岸坡极缓。听说我到访的这一年（一八九六年），岸线比平常朝北多伸出一英里半到两英里。无疑正是这情形使那位高尚而无与伦比的古伯察神父以为青海有潮汐。关于这一点他说：「这一大片水实在该叫作海而不是湖；因为除了它幅员广大之外，它的水又苦又咸如大洋之水，而且像大洋一样有潮起潮落。」

在湖的西端，我们隔着一小段距离经过库库淖尔因敖包。东岸也有一座敖包，是为敬奉此湖之神而建的，那神叫察罕延宾或库沙楚伦。附近各部的头人每年到那里去一次。沿岸别的地方还有几座较小的敖包。我们经过的一处有一样奇特的东西：一些枝条插在地上，上面挂满皮片、羊毛簇、绳头之类的珍贵宝物。另一处有一块圆柱形的石头，惯例是在那里生火。这两座敖包据说有治病之效，只要有人替病人在它们跟前足够勤勉地诵念那万应的「唵嘛呢叭咪吽」。

青海的唐古特人一般在湖四周的草原上过冬，湖在近旁自然能缓和酷寒；夏天则上到北面的山里去。唐古特人中的首领是岗孜喇嘛，他在西宁府的长官与游牧人之间充当中介，因而被授予呼里，即执法之权。捉到盗贼和别的犯人，便押到西宁府去审问，结果往往是掉脑袋。较重大的案子，岗孜喇嘛用藏文写呈西宁府，或者自己了断。中国人固然是这地方的主人，可是他们的治理实在大有可议之处。那里和柴达木都没有中国的官员。就这一点说，这两处与东土耳其斯坦大不相同；在东土耳其斯坦，中国人已经牢牢立住脚，建起了一套很好的行政制度。

蒙古人管他们这些好偷的邻居叫喀拉唐古特，即黑唐古特；这名字十有八九是由他们那些极黑的帐篷、或者由他们黑黑的皮肤和头发而来，而不像洛布桑要我相信的那样，是因为「喀拉」与「莫」同义，即「凶恶」或「坏」。

那种始终相随的不安之感，使我们觉得自己像在行军作战，随时可能遭袭。幸而我们有月夜，哨兵四下里看得清楚。狗每夜都狂吠，不过通常只是冲着在我们帐篷四周逡巡的那些灰黄色的大狼。

据说伊克乌兰郭勒夏天涨得无法徒涉。可是此刻，在夜的静寂里，我听得见它明净如晶的水在石间悦耳地回响；而在我们头顶高处，天上的烽火像电灯一样明亮地闪烁。

九十四从青海湖到丹噶尔

损失了第四匹马之后，我买了一头骡子，于十一月十二日继续东行。动身不久，我们渡过两片冻住的沼泽；芦苇折了梢，从明亮的冰面上戳出来，冰被马蹄一踏便噼啪脆响着碎开。路折向东南偏东，同时离开湖岸。耀眼的阳光直照在湖上，湖便在南面闪得像一柄擦亮的剑。草原上有几小群羚羊在吃草；近旁一条沟里，我们看见五六只狼守着伺机下手。可是羚羊很警觉。领头的那只不住地锐利地四下张望；它们一嗅出危险，便以惊人的迅捷跑掉。它们以又长又快的跳跃掠过地面，轻得几乎不像着地。

我们渐渐走近北面的山，山上只有这里那里一座峰顶着雪。东南面却有一处显眼的覆雪山结；在青海北山与那山结之间有一道缺口，人家告诉我那是喀拉库特勒山口。隔着湖斜望过去，青海南山隐约可辨。可是沿湖从这头望到那头时，对岸的山便再也看不见了。

渡过不足道的哈尔圭郭勒之后，我们到了较大的哈伦乌苏；那条河深两英尺，上面覆着软脆的冰，因而不好渡。这里又有两三个人在找渡口时湿透了，后来只好在营火边烘衣裳。哈尔格瓦苏这一支蒙古人就住在湖边离那地方不远处。这一年年初他们抵抗过东干人；东干人为报复，把他们的头人捉去砍了头，那是个九十岁的老人。

十一月十三日。离北京的路程又刮去二十英里；可是还剩足足一千英里要走。夜里很冷，最低温度落到华氏零下一点一度（摄氏零下十八点四度）。日出时爬出被窝、在华氏五度（摄氏零下十五度）的温度下洗脸穿衣，实在一点也不愉快。我们的衣裳冷得像冰，非把咖啡灌下肚去才暖得过来。我们沿甘塞嘎谷上行，两侧是高度中等的山。到处都是丰茂的草；间或有帐篷、羊群和旧营地的遗迹。我们看见并追赶了两只狐狸，其中一只靠狗的机灵被活捉了。

喀拉库特勒（意为黑山口）很好翻，连我们那些疲倦的马也不费事。山口那边我们进了一条宽谷，谷渐缓地下到巴音霍舜；我们在一条小溪边歇下。此时路清楚得多了，沿途并进了好几条支路。千千万万匹马和别的驮畜把它踏成了一道相当深的沟槽。我们遇见一位唐古特大头人，穿着红底白边的大氅，带着一队骑马的人。他告诉我丹噶尔有一位孤身的「俄国」（鄂罗斯）夫人，西宁府有两三个俄国人。我立刻疑心他们是英国传教士，因为在亚洲内地，欧洲人一概被称作俄国人。后来我们又遇见五个骑马人，牵着几匹没上鞍的马。洛布桑自然一口咬定他们是马贼。此后我们又遇见一支六十头牦牛的商队，驮着各样口袋，由六个骑马人押着，其中两个是中国人。他们是西宁府的商人，运粮食和面粉去卖给青海的唐古特人。

十一月十四日。我们沿扎营处那条溪走了十五英里半；那溪叫宗库克郭勒。收了几条支流之后，它涨成一条颇有分量的河，流过丹噶尔和西宁府，在兰州上游不远处注入黄河。这条河既发源于喀拉库特勒山口以东，我们便确确实实地离开了中亚内陆的流域，重又接触到注入大洋的河流。宗库克郭勒的水是要去太平洋的。因此我们不再被关在大陆的腹心；三年之后，我们重又到了一片边缘地带。这是何等难以言喻的松快之感！

谷朝东南收窄，那条河在那里切穿群山，凿出一道深峡。北面的山是南山山脉的分支。恰在谷开始变窄之处，路边立着一头用花岗岩凿成的兽，蹲在一座基座上。那地方名叫巴尔霍托（意为虎城），据说是从前一座中国城的旧址。

再往前不远，我们遇见一支极大的宗萨萨克蒙古人的商队；他们在丹噶尔待了十天置办过冬的用度，此刻正循我们来的路回家。显然深秋被认为是走这样长途最合适的季节；夏天布哈河、伊克乌兰郭勒和别的河常把路截断。我们数出将近三百骑，多数是男人，许多带枪，人人佩刀；不过队里也有不少女人，穿着深蓝与红色相间的好看衣裳，还有半大的孩子。这支商队至少有一千匹马、约三百头骆驼；驮的是面粉、通心粉、衣物、器皿、靴子之类的货物。驮畜十匹一排紧挨着走，免得万一遇袭时拉得太散。两翼以及全线各处均匀分布着押队的人，至少有一百五十支枪——这有力地说明唐古特人地方上的道路何等不安全。每一队过来都扬起一片轻尘；无数蹄子把地面踏得隆隆作响。整幅景象充满生气与色彩。那些蒙古人一个接一个看见我，便此起彼伏地喊起来：「鄂罗斯！鄂罗斯！」（俄国人！俄国人！）

不过这样庞大的商队，沿路必定要把牧草糟蹋得一塌糊涂；何况他们每天走得极短、行得极慢，速度是按骆驼的步子定的。另有一件事也叫我吃惊，就是他们给牲口驮的东西轻得可笑。每匹马只驮两只小包，分量约等于一匹驮得不算重的马所负的三分之一。而蒙古人不但在穿过唐古特人地方时吃光人家的草，同时还省下了自家的牧场。

那条河在谷中曲曲折折地急转而下；越往前，坡度越陡，急滩和跌水越来越多，便是明证。有一处水流紧逼右岸的花岗岩崖，翻腾嘶吼，声如雷鸣。那里的路正在翻着白沫的急滩上方，踏着一道石槛或石脊过河。夏天河水太猛，无法横渡；行旅便走上面崖上的一条路。我们又进了蒙古人住的地方；不过他们用的是与唐古特人一样的黑帐篷。那天傍晚我们在谷中一处展开处、一个叫木尔古楚克的地方支起帐篷，离新寺不远。

十一月十五日。宽阔而多石的路沿河左岸走。到这时我们已降到比青海湖低得多的地方。我们经过若干有意思的去处。比如哈达乌兰（意为红丘）那道小小的次级山口，从它顶上可以把整条谷尽收眼底，包括不下十七座敖包，每一处制高点上都立着一座。随后是察罕托克，一个土屋的村子，围着土墙，居民多半是中国人。在布拉青寺，河上架着一座摇摇欲坠的木桥，那是我们许多天来见到的头一座桥。村子越来越密，都荫在白杨、桦树、落叶松和云杉之下，风穿过枝条时絮语的声调奇异地叫人觉得亲切。路上的往来也热闹起来。我们遇见许多骑马的人——中国人、蒙古人、唐古特人——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驴，把土产驮进城去。我们偶尔还看见骡子拉的两轮车。山坡上满是吃草的牛和牦牛；几乎每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都顶着一座庙或一座孤零零的敖包。一切都表明我们正走近一座大城。过午不久，房屋渐渐挨得紧了，路也有了几分街道的样子。我们在房屋之间骑行，不多时便望见前面丹噶尔的石门。

我们骑进城去，沿着大街走；街两侧的房屋门面颇如画。多么熙攘喧闹的人丛！我们不惯这样热闹的景象，简直被吵得耳聋。当天早些时候，我已派帕尔皮·拜先行，把我的护照送交这城的长官。这位大人此时到城门口来迎我们，还带来那位「俄国夫人」的一封信，热诚地邀我到她那里做客。我觉得整个儿住到一位孤身的女士家里去未免冒昧。可是我还是决定——或许是好奇心驱使——总之要去拜访她一次。我到了信上所指的那所房子——一所很好的中国房子，有一个长方形的院子——迎我的是一位光着头、戴眼镜、穿中国装束的年轻女士。她极亲切地问我：「您说英语吗？」我说：「是，我想我会。」于是我们的舌头很快便以特快列车的速度跑起来。她自我介绍说她是赖因哈德夫人，一位美国的医学博士。她丈夫是荷兰传教士赖因哈德先生，一个多月前已同韦尔比上尉一道启程去北京；韦尔比上尉横穿西藏之后正在归途中。

赖因哈德夫人是好客与和蔼的化身。能同一个兴趣不限于草场牧地、险要山口、野牦牛和牛羊的人谈话，实在是一桩快事。她丈夫竟敢把她一个人留在丹噶尔的乱民中间，他的胆量着实叫我吃惊。不过说到底，也许并没有那么危险；因为赖因哈德夫人凭她的医术，在当地居民中交了不少朋友。

我在丹噶尔住了两天，好让马彻底歇一歇。我拜访了这城的长官，把城里看了一遍，还难得地有幸结识了那位使臣——达赖喇嘛每隔三年从拉萨派他到中国皇帝那里去，携带礼物；那是西藏人向天朝之主所纳的唯一贡赋。礼物一般是各色布匹、布尔汗（佛像）、兵器、干果、有宗教意义的物件、檀香之类，合计值五千两（约合七百八十镑）。随行中为首的喇嘛噶尔本洛桑根敦告诉我：这一行不下三百骑，献给皇帝的礼物也由同样数目的骆驼驮着。他们从拉萨到丹噶尔要走三个月；在丹噶尔停留整整一年，此后再赴北京，走两个月。在北京住三个月，回程又在丹噶尔歇四个月。噶尔本领我到他住处，把进呈御前的礼物给我看；甚至还卖了我一些布匹、佛像、银器之类，因此这一回皇帝得不到原本要给他的全部了。讲价的时候，我们在一座临时布置的佛堂近旁喝着从拉萨带来的茶；佛堂里点着摇曳的油灯，前面有两个人在诵经敲磬。

在丹噶尔我趁机把粮箱补满，此后几天吃了不少鸡蛋。那位长官不肯费事回拜我；于是我让他的通事明白：他的主上这样做，是既失中国之礼、也失欧洲之礼。

我的女主人给我讲了不少东干之乱的细节。她说叛军是一八九五年夏天围攻丹噶尔城的，而且是中国人自己把他们逼反的。西宁府一带起事之后，丹噶尔的中国人立刻积极备战：铸炮、锻刀、预备各样军需。回回——中国的穆斯林即东干人被这样称呼——看在眼里，断定这些准备是冲着他们来的。他们也反了，退到通往西宁府路上的坚固据点多巴。可是他们在那里顽强抵抗了好几个月，靠城里那些半饿的牲口过活，最后被中国人逼得太紧，不得不投降。他们愿意投降的条件——即准他们自由去留——被缚在一支箭上射过城墙，落到中国人营里。中国人答应了条件，但要求城中居民缴械。可是那些人刚一出城，就被中国人围住，多数被砍了头。余下的逃进山里。这样缴械的东干人，据说有一万八千人。

这些事使仍留在丹噶尔的东干人感到自身不保。他们推了代表去见长官，保证效忠，并立誓决不同情或帮助他们起事的教友。恰在此时，两边情绪都绷得极紧，有个中国人打了他那个东干人妻子。那女人气极，嚷道：某月某日东干人要来把丹噶尔的中国人杀个精光。做丈夫的便去向官府告发；结果城里的东干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尽遭屠戮，街上血流成河。

九十五万佛之寺

我向赖因哈德夫人告别，作了一趟短程，到上一章末尾提到的多巴去。路仍旧沿宗库克郭勒而行。刚出丹噶尔时，谷很窄，两坡极陡，俯临河上的崖壁不断回荡着跌水的溅响。有好几处谷窄到很容易堵死。因此不难明白东干的队伍为什么连丹噶尔二十里（合六英里）之内都进不来。几个小村子如画地栖在伸进河湾里的崖壁与岩角上。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墙和碉楼护着，枪眼俯瞰谷的两侧。一长串一长串的骆驼铃声叮当，沉稳地朝丹噶尔走去；中国人就在那城里与蒙古人和唐古特人相会，以物易物，交易甚盛。

路边每一个村子都在不久前的战乱中被彻底毁掉，样子十分凄凉。

我们在多巴向一个人打听，他说城里一家「店」也不剩了。于是我们在城外一块田里扎营。那地方实在只是一堆废墟。整条整条的街被瓦砾堵塞。不过有几处——彼此隔得很远——中国人已新盖起一所房子或澡堂。城堡高大的方墙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墙顶飘着写字的中国旗子，大约是为攻下这座堡垒而作的什么夸张的凯歌。东干人的勇气与战技不可小看：他们手里不过是矛和刀，却能抵住中国人压倒的兵力那么久。他们无疑大大得力于地势之险：三面被陡峭的群山半围，又有河作屏障，因为他们及时把桥毁了。

城堡的墙内有一座漂亮的中国庙，叫里贝亚庙，由几座分立的小殿组成，每座都有那种中式的下凹屋顶，檐角翘起，每个角上饰着龙头和别的装饰。最气派的却是一座四层的塔。所有建筑都贴着花样雅致的绿琉璃瓦。成堆的碎砖和瓷片说明东干人曾极力想毁掉这座庙。可是它即便残破，看上去仍极出色：它傲然耸立在多巴的废墟之上，琉璃的釉面在落日余晖里闪光。庙的院内有几个中国人正把砖装上驴背，运去盖新房子。

第二天我把商队分开：派帕尔皮·拜带着马匹行李径赴西宁府；我自己则带着伊斯拉木·拜、洛布桑、另一个蒙古人和四头骆驼，绕道去鲁沙尔。帕尔皮·拜因而继续沿宗库克郭勒谷走；我们则折向南，沿一条渐渐上升的宽谷而行。一进谷我们就渡了谷中的溪，那溪分成五支，流量约每秒八百八十立方英尺。此后有一小段路不过是在黄土丘间切出的一道深槽，直到我们到了一条侧谷；从那里流出一条主流的支流，水量每秒二百一十立方英尺。我们经过几个有耕地的村子，主要是元三和班萨。

那条溪的落差很宜于磨面。人从河里引一条渠到一道沟壑或洼地的边上，再用木槽把水引到一处，让它自六七英尺高处直落到一个水平轮的叶板上；轮轴竖直向上伸出，顶着磨盘。沿岸有好几座这样的磨坊。我们老远就听得见落水声和磨的呻吟。

谷折向东北。于是我们把溪留在右手，沿一条在轮廓柔和的山坡上凿出的路上行，常常高出谷底很多。鲁沙尔镇聚在一座丘的坡上，房屋一层高过一层，像圆剧场里一排排的座位。起初房屋只在我们左手；再往前，右手也看得见了，或者不如说看得见它们的屋顶，因为它们比路面低好几英尺。后来我们到了一个三角形的市场，一侧便是客店。我在店房顶上一间小屋里安顿下来，行李是用绳子吊上去的。我们脚下是城里的小巷和院落；东南面的丘上，塔尔寺那一大片建筑的白墙闪着光。塔尔寺即万佛之寺，因寺中佛像之多而得名。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我同洛布桑去看那些殿宇。我们是步行去的；骑马走在圣道上，那是要招来辱骂甚至石头的。鲁沙尔的溪朝东北偏东流，塔尔寺的溪朝北流，两溪在鲁沙尔镇汇合。两条溪都在深槽里流，两侧是浑圆而坡陡的丘；那一大片寺庙建筑就顺着丘势一级级筑在台地上。路沿塔尔寺溪的左侧上行，到一座门楼；门楼顶上是一座苏布尔嘎即圆球，球上是一座收得极尖的金字塔，四角各有一只石狮。门下坐着许多中国小贩，守着他们的小摊，摊上摆着念珠、纱巾、铜碗和别的礼拜用品，也有烟斗、刀子、干果等俗物，一概是为了把朝圣者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我们爬过好几座陡丘和石阶，到了住持「活佛」的住处。他约三十岁，头发剪得极短，没有胡须，穿一件深褐色的布袍，无袖，两臂裸着。他接见我们的屋子，墙上装饰着数不清的佛像，安在雕花彩绘的橱龛里，还有画着各种西藏神祇的庙幡与旌幢。这位圣人坐在靠墙的一张榻上，捻着念珠，含混地念着那永无休止的「唵嘛呢叭咪吽」。洛布桑摘下帽子，扑倒在他脚下。这位神圣者慈祥地伸出手来为膜拜者祝福。随后他叫人给我们上茶，问起我的行程，准我参观寺院；不过预先告诫我不许写生。

于是我们辞了活佛，去把寺院转了一遍。这座寺院——或者不如说这座僧人的城——的核心是一座圣殿的迷宫，围着方形或不规则形的院子。主殿是色康殿，即大金瓦殿，屋顶陡而下凹，檐角伸出上翘，墙面包着闪亮的金叶。正门之前有一株如今已落尽叶子的树，有五个干，外面用木栅护着。据说它每年春天长出的叶子上，会自己生出「唵嘛呢叭咪吽」这几个圣字来。叶子卖给朝圣者。可惜我到访时一片也不剩了。古伯察神父说，这座寺的名字正是由这些有字的叶子而来。我所见的那株树，几乎不可能就是那位旅行家所记的那一株：在我看来它还不够老，而且长的地方也与古伯察神父所见的不同。关于叶上的字符，古伯察神父写道：「我们极其仔细精确地察看了那些叶子，惊讶诧异之至地发现：每一片叶子上确实都带着西藏文的祷词，而且字形极好。那些字总是绿的，有时比叶子本身深些，有时浅些。……在我们看来，那些字之属于叶子，就像叶脉之属于叶子一样是本质的。……我们竭尽全力想查出其中可能有的骗术，却一无所获。这件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全然是自然的。」古伯察神父是个可信的著作家；在这件事上，他似乎是轻信了。我自己并没有见到这种神奇的自然之书的样品。我问洛布桑能否解释叶上的字，他答道：那是喇嘛自己印上去的。洛布桑是个精明人。

殿的正面有一道廊，廊顶由六根木柱撑着，柱上都有雕饰彩绘，颇为夺目。地板上有几块被磨成了又深又长的窄槽。这要归于前来礼拜的唐古特人和喇嘛。他们礼拜时扑倒在地，两手顺着地板往前滑，直到全身伸直、额头触地。这样伏一会儿，再跪坐起来，把合抱的双臂举到额前胸前，含混地念祷词，随后又把两臂向前伸直，重新扑倒。这套动作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做，做得我看都看厌了。

殿的前墙开着三道门，是锤打的实铜制的，很好看。门开着，门洞却半掩着帷幕。我们进去，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真正的博物馆——那是一座高大庄严的殿堂，直通到贴金的屋顶，光线被调得幽暗而神秘，使我不由得想起莫斯科的乌斯平斯基大教堂：那里也有同样贴金的像、点着的蜡烛，以及同样朦胧的宗教的幽光。

殿堂中央是崇高的宗喀巴的巨像，约三十英尺高，坐着，除头和手之外通身披着袍子。这尊神像仿佛静默、庄严而轻蔑地俯视着那些满头大汗、用粗糙起茧的手把地板磨亮的朝圣者。他四周是许多较不神圣的神像，每一尊都供在自己的嘎乌里——那是一种敞开的橱龛或哨亭似的东西，带着花饰的镶板。宗喀巴像前点着五盏灯；灯前的地上又放着五六只装饰过的卓拉，每只一码高，那是铜制的器皿，形如饮杯，里面盛着各样吃食，如米、面、糌粑（羊油拌青稞面）、水、茶等等，都是献给神的供物。每只卓拉上盖着一个木盖，盖上开一个洞，好让人看见里面盛的东西。每只器皿上还点着一盏灯；这一切更添了神秘的气氛。

宗喀巴像四周环着一排排柱子，围成一个方形；前排柱头上装着一块长方形的匾，略朝门倾斜，上面在深色底上用金写着四个中国字。效果极其别致。人家告诉我那匾文的意思是：此殿乃中国皇帝额森汗之居。神像两侧和殿的墙边排着一排排的架子，上面是数不清的佛经，也就是极多的窄条经页夹在两块散板之间。那地方实在是一座地道的博物馆；我很惊讶在这荒僻之地竟聚着这么多有意思的珍奇，心里直想把整批收藏都据为己有带回家去。

这座色康殿四周环着许多同类的殿，只是没有金顶。它们的墙内供着一大群或大或小的佛像，面与手都贴着金，穿着华美贵重的袍子，像前点着灯。

有一座殿叫措钦大殿，立在一连串院落的中间，四面都环着柱廊；廊下有许多圆筒形的廓尔即转经筒，固定在两排水平的横梁之间，挂在木栓上，可以用手柄转动。经筒外面装饰得很美，在蓝底或绿底上写着描金的藏文。有些喇嘛专司在寺中来回巡走、使这些经筒不停地转。我们走近那地方时，耳边响起一片持续的嗡嗡声。经筒的轴上缠着一条条薄纸，上面用细密紧挨的字印着「唵嘛呢叭咪吽」这几个圣字，因此每转一圈，就有成千上万遍祷词飞到神的膝前去。这买卖实在省力得很！

院子里挤满了喇嘛，个个光头、剪着极短的发、没有胡须——阴郁而清瘦，穿着一种红布的披巾或长袍，搭在肩上，在腰间缠一道，两端垂到脚面。除极少数例外，右臂总是裸着。除了年纪之外，我在这一大队庙里的随从中看得出的唯一分别，是有的比有的更脏。有几个脸黑得像扫烟囱的或黑人。他们要么是属于某个黑衣僧的会社，要么就是专管剪灯芯的。若是后者，那他们是极少、甚至从不在洗漱上费工夫的。看这些懒汉在辉煌的殿宇之间闲逛、实实在在地什么也不干，叫我厌恶。不过他们倒也友善和气，只是不肯给我任何解释。我只好将就着听洛布桑所能告诉我的。所幸他好几次赶过塔尔寺的大庙会，对这地方的每一处角落、每一桩秘密都了如指掌。

大庙会的时节，朝圣者成群结队地到各殿来；那时便在一间叫曼扎哈孙的大厨房里给他们预备茶和糌粑；厨房里有一个大砖灶，上面吊着三口巨锅。

看过那间佛门的「厨房」之后，我们走到一个院子里；院子四周是回廊，墙上画着一整套神像。它们额上的皱纹、宽鼻、大张的鼻孔、扭曲的嘴、拧起的胡子和黑眉毛，使我想起的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恶鬼。不过这些相貌本是要表现诸神可怖而具毁灭性的威力。

佛教的建筑在人心里留下一种奇特的「神话」印象。它自有西藏趣味的法度；可是到头来，习惯了西方那种敦实而纯正的形式的欧洲人，会觉得它叫人生厌。在这样的殿堂里，你绝不可能体验到在基督教堂里所感到的那种宁静安详与舒泰。你的眼睛从一处上翘的山墙游到另一处繁缛的柱头。无论转向哪一边，你的目光遇到的都是同样纷乱的雕饰形体、同样刺目的色彩堆叠——蓝、绿、紫，和和气气地并存一处。比这少一半也够叫人得色盲了。那些有时颇为气派的殿堂内部所产生的正当的效果，也使我心生排拒；这种感觉，我在所到过的任何一座穆斯林清真寺里都不曾有过。

或许更使我这感觉如此强烈的，是那一群群无所事事的喇嘛：他们整天除了手足并用地匍匐、在那些他们或他们父辈亲手做出来的贴金木块土块面前鹦鹉学舌般愚蠢地念叨之外，什么也不干。他们坐在回廊里打呵欠、捻念珠。我每一停下来写生或作画，他们便像老鼠出洞一样从藏身处窜出来，密密地围住我，连空气都被他们身上的气味熏坏了。他们多数是十到十五岁的男孩，被送到寺里受教养，以便日后成为正式的喇嘛。有一处，一群少年用清亮悦耳的嗓音唱着那不可免的祷词，听来倒确实很悦耳。饶是如此，走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把偶像崇拜那些无聊的做作抛在身后，仍是实实在在的解脱。然而这一切之中，也有许多与罗马公教相通之处：同样有僧侣，有圣像，有礼拜场所柔和神秘的光线，有贴金饰彩的殿堂，有一排排人造的灯火，有唱诗的童子。

这一大片殿宇四周和上方的丘上，密集着许多刷白的房屋和墙；从鲁沙尔望去，像一长排晾着的床单。塔尔寺这个市镇比丹噶尔和鲁沙尔都大，尤其是在西藏、柴达木、青海和蒙古的朝圣者成群涌来赶大庙会的时节。

我在鲁沙尔过了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又去塔尔寺几趟，画了几幅景。天黑之后，有几个喇嘛听说我在买庙幡和布尔汗，便来兜售；凡不太贵的，都装进了我的箱子。我还买了几只铜供碗、几只银嘎乌，以及一面达玛茹即法鼓，是用两块人头骨的顶盖做的。

九十六西宁府与东干之乱

十一月二十三日我们收拾行李；这事费了很长时间，因此直到中午我们才动身去西宁府。我们几乎走了一整天，一路在松软多尘、微微发红的丘陵之间穿行，走在一条被络绎不绝的车马磨得深达十二至二十英尺的路上，因此我们始终像在一条隧道里，一点也看不见所经的地方。而且这条路多半窄得两辆车无法交会。万一两车相遇，就得有一辆倒回去，直到退到较宽处。每一条横过路的小溪自然都顺路往下流，因此骆驼在湿滑的地上一再打滑。太阳一落，水便结冰，路就更滑了。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骑，超过商队，经过村庄，渡过小溪。暮色降临；天黑了——黑得像墨。说实在的，在一条陌生的路上骑行而伸手不见五指，一点也不叫人愉快。最后我们的向导在一堵墙前停住，墙上开着一道巨大的门。那就是西宁府。

我们用马鞭擂门，向一个在墙上敲着梆子巡走的更夫喊话。城门因为怕东干人，关得很早。我让那更夫明白：他若赶紧到道台的衙门去，请准放一个欧洲旅行者进城，我便重重酬他。他派了个人去，我们则在门外的黑暗里等着。过了一个半钟头那人回来，说门会为我们开的——明天早上！这可没法子。我们只好去找最近的村子，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栖身之处。

第二天早上我衣服还没穿好，就在我们那间寒碜的「店」里意外地迎来两位英国人的来访：里德利牧师和亨特牧师。两位都是中国内地会的教士，穿着中国衣裳，连辫子也留着，因此只有相貌才透出他们属于白种人。里德利先生是来请我到他家去的；到十一月三十日为止，他和他夫人以最慷慨的好客款待我，把各样欧洲的舒适都给了我。我得睡在一张有褥子有床单的普通床上，觉得很不自在；坐在一把普通椅子上、像普通人那样用刀叉吃饭，也同样不自在；因为我素来习惯裹着皮裘歪在帐篷里，就着放在地上的饭盆吃饭。

里德利夫妇和两位助手教士亨特先生与霍尔先生，把一所有大方院的中国房子布置得温馨舒适；他们在东干之乱期间不遗余力地舍身相助——为受伤的中国兵办起并主持了一所医院——因而赢得了城中百姓最热诚的好感。这种不图报的热心与劳作，无疑为他们传教的成效铺平了道路。星期日早上，我听见一群中国人在簧风琴伴奏下齐声唱基督教的赞美诗。

我对里德利先生和夫人感恩不尽，不但因为他们的厚意与慷慨的款待，也因为他们给了我许多重大而宝贵的帮助。

西宁府是标记我穿越亚洲之行的那条长长红线上一个值得一提的驻足点。我打算在那里遣散我那些忠实的东土耳其斯坦随从，让他们走那么长的路回自己家去。我也打算在那里重组商队，使它适应在中国内地行旅的情形。因此我头一件事是去拜访道台，为我那些人弄一张正式的护照；这并不难，因为他们几乎全是中国的臣民。道台给了我一张尺寸大得吓人的护照，很足以使一切中国官员肃然起敬。那些人循贯穿亚洲腹心的大道回去，经甘州、肃州、哈密和库尔勒。他们动身之前，我把他们都叫到我屋里来，算清每人应得多少；随后——叫他们说不出话地惊讶——我把每人应得的数目加了一倍。这一点也不算多；因为没有他们，我成不了多少事。此外我还把幸存的蒙古马都送给他们，只留下我和伊斯拉木·拜要用的两匹；又给了够他们走完全程回家的口粮和钱。韦尔比上尉在拉达克雇了三个人，半路走散，被我们在丹噶尔收留；我也准他们随我那些人同行，给了他们一匹马和口粮。帕尔皮·拜从前走过这条路，被推为这支商队的头领；我给了他一支好左轮和一批子弹。人人都满意感激，我们彼此欢欢喜喜地分了手。随后他们上了路；我盼望并相信他们能像我平安到家一样平安到家。

我的钱袋被挖了这么大一个洞之后，里德利先生替我把剩下的银锭（中国的银两）算了算、称了称。共有七百七十两（约合一百二十镑），足够我到北京了。可是到我的目的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驿站的信差走这段路要二十八天。我却走了整整三个月。

篇幅不容我细写西宁府。只消说：这城被一道方形的城墙围着，按亚洲的标准说几乎是攻不破的。城墙修得又好又用心，厚而坚实，顶上竟容得下一条街，兵士就在上面守望。从城墙上望出去，景象壮阔而尽览无余。俯瞰全城，看见的是一幅富丽的镶嵌图，尽是中国式的屋顶，覆着红筒瓦，饰着龙的图案。所有的街都成直角相交，与城墙正好平行。大街横贯城心，最要紧的几座衙门——官员的住所与官署——都临街而立，挂着画得奇特的招牌，门前有石狮石龙，门上饰着丰富的雕刻。别的街上也有几处同样气派的建筑，多半是照某位富人的遗命建的，以图名垂后世。

不过我不能离开西宁府而不说一说东干之乱；关于此事，里德利先生给了我下面这番叙述。

这场叛乱同东干人第一次起事（一八六一至七七年）一样，眼看要把中国亚洲版图上一大片地方拖进内战的恐怖里；它于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在撒拉一带爆发。那一带，中国穆斯林的两派——老教与新教，即奉旧教者与奉新教者——之间存在着教义上的分裂。西宁府的道台竟冒失到去插手这纯属内部的教争。他把前一派、即老教的五位首领捉住，像钉死害虫一样钉在他城墙上。撒拉的人为报复，扑向一支中国队伍，把人杀个精光。官府又出榜贴在城门上，声称要把撒拉的居民斩草除根。东干人此时看出大祸临头，决意先下手。于是叛乱如野火一般从一处蔓延到一处。不过直到一八九五年七月，叛军才逼近西宁府。乡下人带着财物涌进城里避难，城中人口骤然从两万增到五万。这当儿中国人在城外、在向西宁府汇聚的那些山谷里迎击他们叛变的百姓。受伤的兵被抬进城来。庙宇改作临时医院，里德利先生和夫人日夜不停地照料伤员、给他们包扎。

这城被东干人围困了五个月，每夜有四千人在城墙上守望。每十人中有一人提一盏灯笼，好看清同伴是否醒着，也好看东干人有没有扛着云梯逼近城墙。九月一日，西宁府东门外的一个大穆斯林村落东关——它是西宁府的关厢——也反了，村里的中国人被杀个干净。这时城内开始闹饥荒，各样疫病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蔓延。随后柴火也短缺了。为了弄柴，中国人开始出城四处搜掠，每次都成大队而行、万分小心。可是东干人比他们狡猾：他们埋伏起来，把凡敢走出城墙庇护的人都杀掉。

城中的乱民把几个被疑为对叛军过于宽容的官员拖到街上，用尽种种想得出的法子折磨之后砍了头。城中的长官、那位怯懦的道台，费尽周折才保住性命。乱事平定之后，他奉召陛见，去领那根细丝绦——那意味着不祥的谕令：「回家自尽去吧。」他没有奉召，而是在兰州自了。

那时人们天天都以为城要被东干人攻破。中国人给自己的妻子分下大剂量的鸦片，一旦城破便立刻服下，免得活着落到东干人手里。可是城墙坚固，统兵的镇台又是个有胆气的人，西宁总算撑到了一八九六年一月；那时何将军带着两千援兵赶来，那些兵本是同日本人打过仗的。何将军是个很可敬的人。我到访时他还在西宁府，我有幸与他结识。

两边所犯下的暴行几乎难以想象。俘虏被用最不人道的法子折磨，小孩子被挑在矛尖上。何将军的兵出击回来、用铁链锁着穆斯林俘虏进城时，百姓简直乐得嗥叫起来，密密地围着他们，怀着恶鬼般的得意，看他们被拖过街道、押到镇台衙门去听候发落。随后他们被押出城门，用钝刀割喉。此后又被剖开胸膛，心肝掏出来挑在矛尖上，抬着一路可怖地游行到最近的饭铺，烤了吃掉。中国人这样做，是相信吃了敌人的心，敌人的胆气便能传到自己身上。

据估计，这场乱事中死了五万中国人，东干人也死了同样的数目。后者是勇敢能战的兵，武器却坏得可怜。有一件事可以为证。东关被攻时，有一座塔楼上的哨位完全暴露在中国枪手的射程里，哨兵一个接一个被打倒。可是一个哨兵倒下，立刻有同伴顶上。这样接连有过六次；等这关厢终于投降时，中国人发现塔楼上还有一个哨兵，被一支箭钉死在他的岗位上。

反过来，中国人却是十足的懦夫。有一支大队围攻西宁府不远处一座穆斯林的城，一连三天轰击城墙，却不敢发起攻击。他们看见墙上不见人影，还怕是有诈。何将军领着几百人开到那地方，炸开城门之后，迎他的是一个瞎眼的老妇，是城中最后一个活着的居民。她告诉他：其余的人几天前就都退进山里去了；她还纳闷中国人在城外用炮闹出这么大动静究竟是干什么。

那五个可怕的月里，英国传教士的处境一点也不叫人羡慕。他们同中国人一样，天天都以为会有围城的人混进城来打开城门，把他们的教友像一群贪婪的狼一样放进来，把一切毁灭殆尽、把每一个活人都杀掉。在那样无法无天的时候，传教士自然会与其余居民一同被杀，因为他们素来穿的是中国衣裳。这整整五个月始终是一段痛苦的紧张。每当听见中国人在街上奔跑喊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以为那可怕的一刻终于来了。里德利先生那时便赶到城墙上去，哨兵正提着灯笼、拿着鞭子在上面来回走，好唤醒那些在岗位上打盹的人。白天他们常看见成群的东干人在四郊搜掠，四围山坡上密布着他们，多到看去像撒满了黑点。

城外每一座中国庙都被烧成了灰。我看过其中一座的废墟；那庙不过几年前才由邻省陕西的商人出资建成。多么荒凉的景象！成堆的灰烬瓦砾，庙里神像残缺的躯体从中戳出来——人的迷信何等屈辱的纪念！

围城期间街上所见的景象又是何等可怕！饥饿、污秽、腐烂的尸首，以及人口过密所带来的一切，酿成骇人的疾病和种种匮乏与苦难。小孩子还没真断气就被扔到街上，任狗撕咬、猪吞食。传教士倒不曾短缺什么，因为镇台一直供给他们食物，作为对他们给他士兵所出的大力——截肢、取弹、护理病伤——的报答。我自己见到了这场乱事几件可怖的遗迹。城门上挂着许多小木笼，每个都贴着标签，里面是落到中国人手里被砍了头的叛乱首领们发白的头骨。另有一个头骨上写着文字，说明它属于杀害杜特雷伊·德·兰斯的凶手；其实袭击他的那一伙人里究竟是谁杀了这位勇敢能干的法国人，是无从断定的。

九十七从西宁府到凉州府

十二月一日，我带着忠实的随从伊斯拉木·拜离开西宁府和那些好客的英国传教士。因为我雇不到中国通事，霍尔先生极慷慨地牺牲自己的时间，陪我走到平番。里德利夫人给我装了一箱点心——糕饼、果馅饼、蜂蜜和果酱。我的新商队有六头骡子和三个人，我以十四两（近四十五先令）雇他们把我的行李运到平番。包裹和箱子一次性捆在一个弯木架上，整架整架地抬上抬下驮鞍；我只把每天傍晚可能要用的东西留在外面或放在易取处。可是那些骡子既刁且犟，有一头把驮子踢掉，把木架踢得粉碎。那几个人比骡子还糟。他们一路吵嚷咒骂，我庆幸只雇了他们六天。

商队沿街朝东门走，穿过一群张着嘴看热闹的中国人，又穿过东关的废墟。大街上已盖起几所新房子和铺子；我们在那里也看见几个可怜的穆斯林——被中国人剜了眼睛的老人——坐在路边乞讨。这座不幸的关厢里如今只住着些歹徒和兵。那些兵娶了东干人的女人；据说那些女人对换了丈夫这件事倒还相当认命。

到了开阔的乡间，路上的往来渐渐少了。谷宽阔敞开，两边是坡度平缓的浑圆丘陵；只有短短一段收成一道窄峡，那里太阳照不进来，颇有分量的西宁河两侧都镶着冰。在这道叫小峡的窄口，东干人曾长期把西宁府与省城兰州（甘肃）之间的路截断。

那天傍晚又黑又冷。我们只遇见一支商队，由极多的骆驼组成。在亚洲这一带，骆驼商队只在夜里走，因为牲口白天要吃草。到大村子平戎驿之前，我们渡过两条小溪，萨库佛和观音堂。我们费了大力气才在客店里找到一间房；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旅客。在这样的地方，我铺开睡毯之前总要叫人把炕好好扫一扫，好把上一个睡在那里的人留下的不受欢迎的同居者扫掉。

十二月二日。谷又收窄，成了大峡那道窄谷；溪（在我们左边）在花岗岩和黑黏板岩的崖壁之间翻着白沫，跌成一连串瀑布。可是过了这道峡，谷又展开，村庄与耕地星罗棋布。我们乘一只靠两岸拉着的绳索牵引的渡船过了河，到了碾伯城。天虽已黑，城门还没关。

第二天的行程带我们走过一片人烟稠密、耕作极佳的地方。路横过许多冻住的渠，渠里的水磨轮被冰缚住，一动不动。园里种着苹果、梨、杏、桃、李和核桃。田里正在犁地，准备下一季播种。

路在黄土层里切得极深，黄土水平与垂直的结构都看得分明。从前各种植物的根一直伸到路面的高度。那条河也切穿同样的地层，每到一处河湾便把它崩下一大块。在路上最大的村子之一高庙子，我们在一间敞开的饭铺吃早饭。我们遇见许多骆驼商队，驮着成包的羊毛运往宁夏或天津。我们在老鸦过夜。

十二月四日，我们仍旧朝东北偏北赶路，把西宁河汇入黄河所经的那道横谷留在右手，也把一条通往兰州府的崎岖小路留在右手。我们沿一条小谷爬上一道小山口；谷口有三根杆子，上面挂着三只笼子，笼里是三个人头骨。那是几个强盗的头，他们劫杀过行旅，后来被捉住砍了头。随后我们沿一条曲折急转的路爬上平戈山。我多么可怜那些要驮着重载爬这样陡坡的骡子！

我们在刚翻过的那道相对低矮的岭东侧、平戈口那家孤零零的客店过了夜，第二天下到大通河宽阔敞开的谷里。那条河从西北下来，分三支横过谷地。我们借渡船过了三支中最大的一支；它约一百英尺宽、五英尺深。左岸有许多村子，不过大半在东干之乱中毁了。路上往来很盛。比如我们遇见两三大队喀尔喀蒙古人，正赶往塔尔寺将近的庙会；还有一长串一长串装煤的车——煤是就近开采的；还有往西宁府运粮食的车与商队，更不用说骑马和步行的散客。

十二月六日，我们从双牛堡村沿一条好走的马道翻过又一道山口到平番。可是那条路对车辆是要命的，既陡又窄，又切得极深，两辆车在窄处根本过不去。因此有些车夫惯于抢先跑到前头，拖长了嗓子大声吆喝，这样把路让空，直到走到便于交会的地方。平番河也分成九支，流过一条宽阔敞开的谷。夏天这条河带下极大量的水，从岸上的水痕很容易看出来。

从平番到凉州府这一段我要赶紧带过；这条路已为人熟知，别的旅行家描述过。十二月九日我同霍尔先生道别，并把我一匹马送给他，以谢他为我所费的辛苦。我又一次重组商队。我辞去了骡子和它们吵闹的主人，改雇两辆车，样子与东土耳其斯坦的阿尔巴一样。一辆装我全部行李；另一辆装了篷顶，底下铺草，再铺毯子。每辆车辕间驾一头骡子，骡前再套两匹马；赶车的是两个和气的中国人，我让他们彻底明白：只要把我又快又稳地送到，我不会忘了重重打赏。同这两个人处好很要紧，因为我此时没有通事，全靠我自己那点并不丰富的中文。

一连六天，我们翻山越岭，走过南山东面的支脉，走过崎岖的山口，走过或冻或未冻的小溪，走过靠不住的桥，穿过又黑又窄的峡谷。车又颠又晃、又摇又歪——那简直是一场刑罚。车夫是步行的；每到一个村子，他们不是有话要同熟人说，就是要买一块饼，随后在路上吃。我们动身极早，一般是过了半夜不久；正午前后歇一阵喂牲口；此后下午再走一小程。半夜赶路冷得刺骨；尽管有皮裘有毡子，一停下来我总是冻透了。伊斯拉木骑马，直到脚几乎冻伤，此后他宁愿步行。赶车的人跟着牲口跑，倒暖和得很；我那忠实的约勒达什也过得极好。有两三回下了雪，风从西北吹来，冷得像冰。我们就这样沿着那条傍着长城朝西北偏北通往凉州府的大道走了六天，途中经过沃兴驿、塔库驿、龙沟坡、郭兰州和绰东坡几个村子。这些是我们过夜的地方；其间还有一串别的村子。

我们与两个中国人结伴同行，他们赶着两车杂货去凉州府。在华北这些大道上，结伴越多越有利；因为路上有一条成规：两拨人在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又深又窄的路段相遇时，人少的一拨要给人多的让路；此外若哪一辆车或哪一头牲口出了岔子，同行的车夫都该出手相助。十二月十日天亮时我们到石明河，便领教了这些规矩的好处。石明河流过一条宽阔肥沃的谷，成锐角注入平番河。这条河在宽阔多石的河床里来回蜿蜒；除了水流最急处几道窄窄的明水之外，通通盖着冰。可是在路过河的那一处，河从这岸冻到那岸，冰上还撒着一层沙，因此马和商队过起来毫不费力。

那两个中国人赶着他们的一辆车先走，车由三匹马拉着。他们纵马飞奔上冰；可是车轮还没转满一圈，就像剃刀裁纸一样轻易地切进冰里，车便卡死了。只好把货整个卸下来搬到对岸去；随后费了大力气，众人合力才把车拖出来。

那些人到上游查看冰面。哪里的冰都太薄，载不住我们这样重的车。于是他们找了一处较宽的地方，用斧子把冰凿开，做成一个渡口。可是水足有三英尺深，满是碎冰和漂着的大冰块。轮到我那辆行李车碰运气了。它冲进水里，便停住了——卡死了。又在前面加套了两匹马。四个车夫都站在冰沿上又喊又叫、甩着鞭子。那几匹可怜的马站在齐肚带的冰水里，人立、绊跌、倒下，几乎淹死。随后它们往旁边一纵，想爬上冰去；那些人却把它们逼回水里。我们两个中国同伴中的一个年轻人，显然不知道神经为何物，当时虽寒冷达冰点以下十四华氏度（摄氏零下十度），他却脱得精光跳进水里，把卡住车轮的冰块和石头推开，又把马缠成一团乱麻的缰绳和挽索解开。看他在冰水里干活，我直打寒噤；因为我裹着皮裘都几乎暖不过来。这当儿伊斯拉木·拜在河对岸的灌木丛里生起火，那个耐冻的中国青年便去烤火，其余的人则拼尽全力把车弄了过去。后面每一辆车都得照这个程序来一遍；因此我们花了整整四个钟头才把车全都平安弄到河对岸。

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经凉州通往东土耳其斯坦、乌鲁木齐和喀什的大道。一路都有电报杆相伴，电线嗡嗡作响，给这片荒漠添了一点文明的气息。我不由得想：中国的皇帝们与其修那道巨大的城墙（如今大半已成废墟），倒不如把这份力气用来修一条好路、在河上架几座桥。

十二月十二日，我们走出群山，进入平坦的原野；原野向四面伸到地平线。两天之后，我们驶过凉州府漂亮的城门。在这里我又有幸受到英国传教士的款待——中国内地会的贝尔彻牧师夫妇——并结识了他们的助手梅勒小姐和皮克尔斯小姐。这两位年轻女士同住在离布道站有些距离的一所房子里，除了中国仆人别无他人。可是两人对自身的安危一点也不担心。

在凉州府，我违着自己的心意被耽搁了整整十二天，这实在大大考验我的耐性。久等的缘故，是几乎绝对雇不到去宁夏的骆驼。骆驼倒有的是；可是没有一个驼主肯一次少租四十头。他们不肯把商队拆开；而宁夏又不在大道上，他们怕回程揽不到货，因而索价加倍。

日子又长又闷。所幸我得到传教士们充分的体恤；不过我借住的那所礼拜堂冷得厉害。我到时贝尔彻先生正在兰州；他过了两三天才回来。因此头一天与我同席进餐的是三位可爱的英国年轻女士，穿着好看雅致的中国衣裳。

第二天早上我到电报局去，那里有个报务员会说英语；我经西安、汉口和上海给国内的奥斯卡陛下发了电报，办理时承蒙瑞典—挪威驻上海总领事博克先生鼎力相助。七天之后，恰好赶上作圣诞的礼物，我收到了陛下的贺电。中国人对电报极其存疑，对消息怎样传递另有自己的解释。他们相信写着消息的纸被卷成一个小球，沿着电线以骇人的速度送出去；杆上的绝缘子则是歇脚处，下雨时纸球便在下面躲雨。

凉州是本省第二大城，仅次于省城兰州；连同附近村落，人口在十万以上。城按惯常的方形规划建造，四围是又厚又坚的城墙，开着四道高大的城门。大街宽阔，充满生气与色彩——车辆、商队、商人，举步皆是。

等商队的这段时间，我用来写生，同英国传教士谈话（他们能给我许多宝贵的材料），拜访几位官员，并在天津巷买些东西；那是一条两侧尽是漂亮店铺的廊街。别的不说，我买了两只手炉（沙罗），形状像茶壶，只是盖子是带孔的。里面装满灰，灰当中放两三块烧红的炭。这样一只手炉能暖上足足二十四个钟头。若不是有这样东西，我在去北京的路上准要不止一次把手冻坏。

我还到城外一座壮丽的庙里去过，画了几幅写生。随后我去……雪茄和点心。他们那座礼拜堂是一所气派的建筑，一部分按中国的建筑样式建造，有一座高塔，塔顶立着十字架，村子四周老远就望得见。祭坛后面的大窗嵌着彩色玻璃，祭坛上有一尊圣母像，像前点着蜡烛。看见足足二十来个中国乡下人跪在中殿的地上，向基督徒的上帝祈祷，实在是奇特的景象。给我做向导的那几位比利时人告诉我：这地方有些人家父子相承信基督已有七代，教众此时约有三百人。我所见的人是自己走过时主动进堂来的，进门画十字、脱帽，看去念祷词时怀着十足真诚的信念。这几位比利时修士还办着男女学堂。我朝其中一间屋里张了一眼，看见二十来个男孩坐在书桌前，埋头读《圣经》和先贤孔子的书。藏书室是一间宽敞漂亮的屋子，墙上挂着许多传教士的画像，其中我认出了我喀什的朋友亨德里克斯神父的像。这几位比利时修士在凉州府城里也有一处布道站，逢教中大节日便去做弥撒。

不过我得知一件叫我难过的事：罗马公教与新教的传教士并不和睦共事，事实上彼此当对方不存在。这倒也自然，因为他们所传的教义不同，这一边所种的，那一边要竭力连根拔掉。中国人若把两者弄混，也是可以原谅的。所幸凉州府地方尽够两边施展。就我个人而言，对哪一边都没有可抱怨的。罗马公教的修士与新教的传教士一样好客、一样亲切。

我在凉州府过了我在亚洲的第四个圣诞，心里存着这样的指望以自慰：下一个圣诞能在自己的炉边、在亲爱的瑞典故乡的群礁列岛之间度过。圣诞对我素来是难熬的时候，因为那时我比一年中任何一天都更强烈地想家。这一年的圣诞前夜也同前三个一样，平平静静、无事而过。我本想叫人从山上弄一株小杉树来；可是传教士们认为那是异教的做法。我们围着火炉坐着谈天，我很早就回到那座寒冷的礼拜堂、钻进我的皮裘窝里去了。圣诞日在贝尔彻先生家吃了一顿极好的饭，有葡萄干布丁，还有圣诞礼物。

九十八穿过阿拉善荒漠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终于弄到八头骆驼和三个人，重新把行李装上，去走到宁夏那二百九十英里的又一长程。不巧那天是星期六，商队备齐已是傍晚。若不是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本该等到早上再走。事既如此，我决定走到城墙外最近的一个村子去过夜。可是我们到城门口时门已关了，人家不肯为我们开。我们在漆黑的窄巷里找了两个钟头，总算在一家客店里找到一间寒碜的屋子；我自然不愿去搅扰传教士的安息日。

第二天一早我们总算实实在在地上了路；可是刚走到城北门外的空地上，便有两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迎上来，立刻同我们的驼夫热络地攀谈起来。随后其中一人转向伊斯拉木·拜，用流利的突厥语提出以五十两（约合七镑十六先令）领我们去宁夏。他说自己在喀什和阿克苏住过好几年，有九头骆驼，样样都比我们原来要用的强。既有驮畜，又添一个好通事——这机会实在不能放过。于是我们就在路中间等着，两位新来的人去牵骆驼；不到一个钟头，驮子便全都换到了他们的牲口背上。这桩好运使我把在凉州府白耗的十二天都忘了。同那座阳光虽好却不通情理的城永远道别、看着它的城墙与楼橹在远处消失，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我们去宁夏的路线在阿拉善荒漠里划了一道长弧，先朝东北，后朝东南，经过下列地方、水井和宿营站，名字有的是汉语的，有的是蒙古语的。

戎大明，十七英里；上洼，十七英里半；镇番，二十三英里半；牛把生纳咱，十英里余；博托盖咱，十二英里；雷咱壕，十九英里又四分之一；阿拉洛井，十九英里又四分之一；喀托霍阿，十英里又四分之三；洛察井，五英里半；乌格散，十三英里；库库莫鲁克，十二英里半；库库布尔图，十一英里又四分之一；阿尔腾托勒嘎，十一英里余；哈沙托，十八英里又四分之三；王爷府，十八英里；若者特尚，六英里；若洼，十二英里半；大井，二十三英里；宁夏满城，二十英里半；宁夏汉城，五英里。

以上每一个名字都标着一天行程终点的歇脚处，其后的数字则是那一程的长度。我们只经过两座城：镇番，在荒漠西缘，离凉州府二百里，合五十八英里；王爷府，在荒漠东缘。

头一天的行程多半朝正北，经过一连串没有尽头的村庄、庙宇和园圃；南面南山顶上那点稀疏的积雪，随着我们前行而渐渐淡去、被抛在身后。天气极好。可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因为十二月二十八日西边刮起一场大风，人根本不能把脸探出自己的房子——何况那房子既没有门也没有窗纸。沙和尘卷成团团旋云，掠过草原、扫过大路，把我那间寒碜的小屋灌了半满。

二十九日我们继续朝东北偏北走。骆驼走得极好，脚步稳，也不闹别扭。能再骑在这些耐苦而出色的牲口背上，实在是一桩快事。不过地面也正合它们的脾胃：坚实平坦的草原。越往前走，人烟越稀，村子越来越少；不过我们仍旧遇见驮着土产进城的驴队和牛车。我们正迅速逼近荒漠的边缘；右边已经有了低矮的沙丘。在和通生坡村以南，我们沿一片沼泽走了几个钟头，又踏冰横过它一条窄窄的延伸。走到一半，一头骆驼踩穿了冰掉进水里。好在它的驮子没有湿；可是我们费了足足一个钟头才把这可怜的牲口弄回硬地上。太阳落进一层层雾里，天冷得刺骨（最低华氏零下一点八度，即摄氏零下十八点八度）。后来我们望见了镇番的城墙；可是城门关了，我们只好将就城外一家客店。

我们在这小城住了一天，好让驼主为自己和牲口备足够到荒漠那一边的口粮。当地的长官劝我改走南边较长的那条路，说那边有人烟、有城镇、有客店。走荒漠那条路，除了沙什么也没有，还有被蒙古强盗袭击的危险。我回话给他说：我在亚洲行旅三年多，唯一受过的烦扰都是中国官员所加；我宁可睡荒漠里的帐篷，也不愿关在中国客店的墙里同那些讨厌的寄生虫作伴。

于是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我预备离开镇番时，这位官老爷认为不给我点他的威风尝尝，是不能放我走的。两个中国兵来见我，说奉命护送我穿过荒漠，可是他们要两三天才能备好马匹口粮。我回答说：我并没有要什么护送，也不打算为他们多等一分钟；随即吩咐我的人装驮，越快动身越好。

我们到了城门外，却被一队从衙门（长官的官邸）来的人拦住，说我必须等到第二天，我的蒙古护照还没办好；我若不肯等，他们奉命强行留住我。我吩咐商队在城门外候着，径直到衙门去；因为这种小官的蛮横把我激怒了。长官不肯见我，说是「病了」。在一间肮脏的屋子里，十来个书吏与我对峙，个个抽着鸦片，个个又喊又要拦我。等我的话能让人听见，我便提起我那张北京发的护照，说这位官员若阻拦我前行，我要通过俄国公使把他的行径报给李鸿章，他的官阶和职位都要丢掉。这话把这位执拗的官员镇住了。他的通事回来请我去吃早饭。我极轻蔑地答道：我不去；并要求他的主上立刻把蒙古护照和那两名护送的兵送来。此后书吏们便肯讲礼数了。他们放下鸦片烟枪；转眼间护照和护兵都齐了。于是我们继续赶路，很高兴到宁夏之前再不必同中国官员打交道。

沙漠一直逼到镇番城边。有些地方人们甚至筑起短墙来挡住沙丘的进逼，以护住道路、田地和房屋。照地图看，著名的中国长城这道屏障本该恰在此处横亘天朝；可是我极目搜寻，也没能看见它，除非我们在几处所见的土墙废墟就是它的遗迹。

真正进入荒漠之前，我们经过几户孤零零的农家，遇见许多装粪的车；那些粪是从路上拾来的，因为这地方极少树，人们没有别的燃料。他们把它晒干，并用这材料垒睡觉用的炕。

一月三日我们走过一片耕作得异乎寻常好的地方。我很惊讶凉州府那条河竟朝东北伸出这么远；不过它在那里叫牛宁河。从河里引出几条渠，浇灌着一长串村子；河断流时，人们还有两三口井可以倚靠。

一月四日我们多半走在不毛的荒野上，路朝东弯去。左边是我方才提到的那条河，可是此时它已缩成一条带子——不是水的带子，而是冰的带子；因为它冻住了，水从冰壳底下流走了。在这里，一只小羚羊想从冰上逃走，约勒达什很机灵地把它捉住了。冰在它脚下塌了，它还没站稳，约勒达什便扑上去结果了它。这里我们又遇见装柴的车和商队，不过柴与先前的不同，是各种草原上的植物。左边远处我们还看见一道低矮的丘岭，可是地图上所标的那个湖我没能找到。不过人家告诉我：夏天水大时，河在它断流之处附近会形成一个暂时的湖。那天我们的宿营站马洛井只有三间小屋，四周围着一圈装柴的车。井深六英尺，水是咸的，水温华氏三十七点四度（摄氏三度）。

第二天，地面交替着高沙丘——陡面朝东——草原、平坦的盐滩和沼泽。黄昏时我们遇见两三个中国人蹲在火边。他们告诉我们：到下一口井有五十里（合十四英里），而且一路都是高沙。于是我们就地在喀托霍阿歇下；那里的井深四英尺半，水甜而好，水温华氏三十三点一度（摄氏零点六度）。

一月六日我们深入了不毛的沙地腹心，沙丘高三十至三十五英尺，草木的痕迹只有偶尔一株蓟或一丛枯干带刺的灌木。这景色既唤起过去两年里愉快的回忆，也唤起痛苦的回忆。约勒达什跑上一座沙丘顶，朝东望去除了沙什么也没有，便可怜地吠起来；它无疑记起了我们在罗布泊岸边那些辛苦的行程。不过阿拉善荒漠不像塔克拉玛干那样危险。它不像戈壁沙漠那样连成一片不断的广野，而是由几条彼此分开的沙带组成，其间夹着草原和沼泽。饶是如此，路仍常常又难又重；除了骆驼，别的牲口是走不过去的。然而尽管有这些不便，我们每天都有凭据表明这条路走的人不少。比如我们遇见一支五十头骆驼的中国商队，从鄂尔多斯以北的包头运各样货物来卖给阿拉善的蒙古人；他们已经走了四十天。我们那两个中国驼夫都是头等的好人；他们尽心尽力地照料骆驼和我的行李，一路稳稳地走，一句怨言也没有。

此后三天，地方仍是同样的情形。沙丘的背风面仍旧朝东，可见常刮的风来自西面。的确，每天风都从那个方向、或从西北刮来，或猛或缓。我们此时开始遇见蒙古人的营地，看见孤零零的游牧人守着羊群。乌格散的井紧挨着「五个山」，那几座丘我们已远远望见好几天了。

一月八日，驼道在沙丘之间曲折出没。有时不大容易认出路来，因为风把路的痕迹都抹掉了。可是更糟的是天色开始暗下来，而我们还没找到井。暮色迅速加深。后来我们到了一小片草原，两个中国驼夫便说他们相信离井不远了。他们朝各个方向去找，我和伊斯拉木留下看骆驼，生起一堆火给那两个寻路的人作标记。东面我们清清楚楚听见一支商队的铃声；声音越来越近，随后在西面消失。显然我们不知怎么走离了道。于是我们等了将近三个钟头那两个中国人才回来；他们没找到井。他们不在的时候，我看到了生平所见最灿烂的一场流星。一串亮绿色的流星划过猎户座的腰带，有好几秒钟把草原照得那样亮，火堆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随后天像是比先前更黑了。可是过了一阵，月亮从沉寂的荒野上升起来，使我们看得清该往哪里走。朝正东走了两个来钟头，我们望见了一堆火；筋疲力尽地，我们挪到了库库莫鲁克的井边——那口井中国人叫车舍格年。

井边我们遇到几个蒙古人，都留着辫子、说中国话。说来奇怪，他们从没听过阿拉善这个名字，我也没能问出这个词的意思。他们管这片沙漠叫乌兰阿勒苏，即红沙；这使我想起吉尔吉斯人的克孜勒库姆，因为两个词意思相同。

第二天我们横过一片绝对不毛的荒漠，到了这条路线最北的一点，即库库布尔图。那一天的行程中，我们只遇见一个孤零零的蒙古人，穿着整洁的蓝皮衣，腰间佩着一把镶银鞘的短刀，骑着一头极出色的长毛公驼，走得又快又神气。夜里我们又听见驼铃叮当，一支大商队来到井边扎营。货包和驮鞍堆成一堆堆，骆驼放出去吃草，帐篷支起来，火生起来，中国人又喊又吵——在荒漠与夜色之中，总的说来倒是一幅很如画的景象。

往来于宁夏与凉州府之间的骆驼商队，宁可走这条穿过荒漠的长路，也不走南面短得多的那条，主要是为了躲开关卡、客店的花费，以及走有人烟地方所少不了的种种开销。走北面这条路，他们这些花费一概免了，因为他们自带全程的口粮，主要是大饼；骆驼则自食其力，啃那些坚硬干枯的荒漠植物。这些商队一般在下午三点钟光景动身，好让骆驼趁天光多吃一阵，然后走一整夜。人到了井边才做晚饭，吃的是茶和「面」——一种用干肉和蔬菜做的汤，里面掰进饼。到阿尔腾托勒嘎那一程，我们横过一片略有起伏的草原，头一次望见了东面的阿拉善山。路上每一口井都备着一只木槽给牲口饮水，每一支商队都带着一只柳条编的桶，用来往槽里灌水。

此后我们一直走在一条又宽又硬、像一条黄带子一样蜿蜒过草原的路上，直到王爷府；我们经哈沙托的井，于一月十二日到达。

九十九王爷府与宁夏

我们让骆驼歇了一天。我在这小城里还有别的事要办。首先我把从镇番护送我来的那两个人打发回去，因为另有两个人要从王爷府随我到宁夏。随后我补充了给养，又买了几件蒙古首饰作样品。最后我去拜访蒙古的诺尔卜王爷；他当时是这城的主人，住在城内一所寻常的中国衙门（官邸）里。他是中国皇帝治下的一位王，即藩属之王。他在一间墙壁光秃的朴素大屋里极亲切地接待我，身边是一群蒙古的显要，都穿着中国衣裳、留着辫子。诺尔卜是个老人，留着白胡子，穿一件浅灰色的褂子。我们谈得很热络，因为我不用通事也对付得过去。他特别想知道我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为了让他明白，我在一大张纸上画了一幅图，标出瑞典相对中国的位置，他的一位文书则把凡确定我祖国真实方位所必需的地名都写在图上。可是这些蒙古人的地理知识并不广博。他们只知道两个远处的地名：拉萨和和田；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到过这两处，不过多数去过塔尔寺和库伦。诺尔卜想知道瑞典的国王是不是同察罕汗（白沙皇）一样有权势。他把普尔热瓦尔斯基记得清清楚楚，管他叫尼古拉（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他说尼古拉许多年前到他这里来过。

王爷府的名字多得很。中国人还叫它福宁府和定远营。蒙古名字有诺颜、阿拉善、阿拉善王和雅门多罗；后两个都是说它是王爷的驻地。这城离阿拉善山脚约十来英里；那道山南北走向，可是因为云和尘，几乎看不见。翻山另有一条小路通宁夏，可是我们觉得对骆驼来说，还是绕过山的南端为好。据说这小城有两三千居民，一半中国人，一半蒙古人；不过它并非无足轻重，是阿拉善蒙古人首要的集散地：他们在这里用自己的土产换取中国人运来的家什、衣物、首饰、面粉等等。

王爷府附近地势颇为破碎。一条溪在丘间蜿蜒，供给全城用水；据说涨水时它的尽头会成一个湖。至于沙漠那一带有没有常年的湖，谁也不知道。游牧人就在城郊横过草原的那些溪边扎营。我在王爷府所见的蒙古人多半穿一种半中半蒙的装束，就是在皮衣外面套一件带镀金纽扣的彩色中国坎肩。城里有一座漂亮的中国庙，按惯常的样式建造。它的塔与楼在高度上同四周所栽的落叶松相仿。中国人把庙掩在落叶松之间，很见他们的艺术眼光，因为那开展的枝条与凹曲上翘的屋顶相得益彰，成了很宜人的背景。

一月十四日我们走了短短一程，经过几个村子和耕地，到若者特尚那家孤零零的客店；蒙古人管它叫伊克巴兴托。夜里我被房子骇人的吱嘎声惊醒，沙土瓦屑雨点般落了我一身，尘土绕着那间屋子打着令人头晕的旋。那是从南面刮来的一场狂风。尽管如此，诺尔卜从他衙门派来给我作护送的那两个蒙古人仍主张动身。他们骑骡子，都是和气人，虽然模样活像强盗——一个鼻子像土豆，另一个干脆没有鼻子。我们朝南走，风正打在脸上。到两点钟，天气起了异常的变化：风忽然转到北面，我们被裹进一场叫人睁不开眼的大雪里。我高高地坐在骆驼背上，幸而有我的手炉可以暖手。到若洼（蒙古语作托尔衮）时，骆驼、骑手和包裹——通通埋在雪里。

过了那里，路渐渐朝东南弯去，一路沿着托里溪。随后我们进了阿拉善山中一道宽阔的缺口，沿又长又缓的坡上行，到不足道的铁木尔鄂登山口，再从另一侧同样平缓的坡下到大井的客店。此后地面以同样平缓的坡一直落向黄河，路则朝东北偏去，于是阿拉善山便到了我们左手。我们在宁夏满城过了一夜——那城与寻常的中国城无异，只是女人的装束略有不同，而且脚没有缠坏——一月十八日又往前走，到宁夏汉城；我径直朝瑞典传教士的住处去。

能遇见自己的同胞——皮尔奎斯特先生和夫人，还有三位助手，其中两位是青年男子、一位是年轻女士——并在他们好客的家里整整歇两天，实在是一桩快事。能在生着火的屋子里、而且是在一张床上睡觉，何等奢侈！那一夜不必再堆一堆皮裘在身上免得冻死。人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在遥远的异乡歇在一块瑞典的土地上。

宁夏的传教事业办得努力而有成效。这里有三十名中国基督徒的教众，早晚都有读经。写着汉字的福音书以散页的形式在街上广为散发，引得许多中国人到布道所来，多半自然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皮尔奎斯特先生在一条大街上租了一间厅堂，在那里做礼拜，过路人常驻足聆听。傍晚看皮尔奎斯特先生在自己家里用最纯正的中国话讲道，是很可观的。会众坐在传教士所坐那张桌子前的窄凳上；他讲起来那样有力，声如雷震、拳击桌面，连墙都跟着颤。中国人像雕像一样坐着，几乎不敢呼吸——不用担心他们打瞌睡听不见讲的是什么！

皮尔奎斯特夫人告诉我：她极少遇见二十岁还没出嫁的中国女子。她们常常十二三岁或十五岁就嫁了；甚至还是很小的孩子时，她们就求父母替自己裹脚，并急切地盼着那一天。她们十分清楚：脚不小，没有哪个青年肯看她们一眼。这道工序一般在五六岁时做。先在大脚趾与其旁那一趾之间的脚上割一刀。随后硬用手劲把四个小趾扳到脚底下去，再用结实的布条缠住不让它们动。鞋总是按每只脚分别做的；正因如此，中国的鞋铺里从来看不见成品鞋。中国女人走路时，把身子的重量平衡在大脚趾上——大脚趾一直塞到鞋尖里——以及那些扳到脚底下去的脚趾的背面上，脚跟则离地很远。这样一种畸形的风尚所造成的苦楚，是丝毫想象不出的。有些例子里，这道工序做完之后好几年，那可怜的姑娘都下不了床；夜里这些不幸的牺牲者痛得呻吟哭泣，而一动更要痛上十倍。不但如此，指甲还常常长进肉里去；难怪中国太太走路的姿势与优雅正好相反。她像鸭子一样摇摆，或者不如说像一个赤脚走在图钉或荨麻上的人。因为她们所能活动的实在太少，中国女人的四肢瘦得像棍子。而这一切酷刑、这一切难以言说的痛苦，不过是为了嫁出去！

另有一种风俗在中国人中间远比一般所知的更普遍，就是父母在自认为家计养不起时，把刚出生的婴儿弃掉。那些小生命通常被丢在城墙外某个角落里，被狗或猪吃掉；诚然，有时也被溺死。这种残忍的做法格外叫人吃惊，因为中国人一般在孩子会走会说话之后，待他们温柔得动人。在那之前，孩子被看作没有灵魂的动物；若是死了，也不入棺木，只是用草一卷埋掉。

我后来到过的另一处瑞典布道站的传教士，有一回在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被丢进城墙外壕沟之后立刻把它救了下来。那小东西躺在那里痛哭。传教士把它抱起来，喂养照料；两三年之后它长成了一个很可爱的小人儿。随后父母找来了，苦苦哀求传教士把他们的孩子还给他们；他们的请求自然获准了。

另一件事里，一位瑞典传教士家中一个年老的女仆，把自己九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在出生后就丢掉，一个也没留活。这种不近人情的野蛮风俗，或许是特殊的社会境况造成的。

传教士除了播撒基督信仰的种子之外，还为纯粹的行善之事奔走许多路。救活一两条婴儿的命，劝几个年轻女子解开那把脚弄得如此可怖变形的布条、好让脚长回自然的样子——在黄种人浩大的人口之中，这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至少，这榜样是高尚的。」

我又有多少次听说传教士用洗胃的唧筒救活了服鸦片过量的自尽者！我在布道站歇脚时，不止一次在半夜被大门上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某家某户有人快死了，他刚服下一剂鸦片。传教士便提着洗胃器匆匆赶去，救了那人的命。有时被从死神口里夺回来的人是感激的；不过总的说来，感恩并不是中国人表现得格外充沛的一种美德。服鸦片自尽，以婚姻不幸的女人为最多。有时丈夫打了妻子一顿或说了一句狠话，就足以把她逼去吃鸦片，几乎近于赌气。抽鸦片的风气普遍得可怕，女人抽得与男人一样多。爬到父母的鸦片榻上吸他们的烟枪而死掉的孩子，数目骇人。

第一次东干之乱以前，宁夏是一座有六万居民的大城；可是那场乱事对它是沉重的打击，至今未曾复元，如今人口只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只有城的中部还有人住；靠近城墙的外围街区一片荒废——没有居民，没有铺子，没有往来。宁夏之乱是由一个官员的冒失引起的。当时有一支穆斯林的大队在城外扎营，一个官员对他那东干仆人说：中国人打算第二天把城内的东干人杀光。到了夜里，这仆人溜出城到营里，把所听见的告诉东干首领，随后又循原路溜回城中。接着他和城内的教友撞开城门，把城外营里的叛军放了进来。入城的人是从「小北门」进来的；那门如今已被堵死，免得日后再有东干人从那里攻取宁夏。

这同一道门还留着另一段可怖的记忆。东干人一进城便如野兽般肆虐，见人就杀。全城人口中活下来的中国人不过两千；而这些人多半是因为投到叛军一边才保住性命的。宁夏至今仍有的许多废墟，见证着那不祥的一天所造成的毁灭。

如今中国人与东干人之间的情绪，至少表面上是一种压抑着的仇恨。在宁夏，中国人完全被东干人拿捏着；因为后者凭本事和魄力，不但把最有利可图的行当据为己有，连可耕之地也全落到他们手里。说来像是命运的讽刺：东干人是穆斯林，却养着大群的猪，又格外大规模地种鸦片，因而出产中国人几乎离不开的两样常货——猪肉和鸦片——而他们自己却从不沾这两样。可是他们的钱柜里装满了银锭，把中国人榨得像橘子一样干。

宁夏一带还盛产稻、麦、粟、豆、豌豆、蔬菜、杏、苹果、梨、葡萄、瓜和桃。园圃靠从河左岸引出的长长的灌渠浇灌。宁夏也是内地与沿海之间那宗兴盛的羊毛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不过夏天羊毛是用船顺黄河运下去的。

一百赴北京，归故乡

我这漫长行旅所余的一段，即自宁夏到海边，所经的地方已相当为人熟知。因此我只拣一两桩事说说，赶紧收尾。进入中国内地之前，我还有一片荒漠要穿。在我全部亚洲行程之中，横穿鄂尔多斯是最苦的活计之一。我已厌倦了孤单，厌倦了旅途的艰辛与劳顿。剩下的七百四十英里是以强行军走完的：我是在往文明里去，我是在往安歇里去！

从宁夏到包头有好几条路。夏天最便当的是乘船顺黄河而下。较冷的季节里，旅人可以在「长路」——沿河左岸走——与横穿鄂尔多斯的几条道之间选择；鄂尔多斯就是黄河北曲与长城之间那一片地方，住的是蒙古人。横穿鄂尔多斯最短的一条可以省五天，可是要让旅人受尽穿越荒漠的种种不便。下列站名与里程，标出我自宁夏起行程的方向与进度。

至李安府，十四英里半；至平罗，十八英里；至黄渠桥，九英里半；至石嘴子，十七英里半；至鄂尔多斯第一号营地；至三月厅，十三英里半；至第三号营地，十六英里半；至包野井，十六英里；至第五号营地，二十一英里；至喀拉莫勒；至博罗特齐特，十三英里；至第八号营地，十五英里；至大牙壕，二十英里；至双兴宫；至瓦达贤，十三英里半；至河则托，二十一英里；至哈青要咱，十六英里；至包头，七英里半。合计共二百六十七英里，走了十八天。

我于一月二十一日启程，头一天的部分路程有传教士们相送。头四天我们走过一串村子，村村都临着从黄河引出的灌渠。我仍旧用着那九头从凉州府一路载我与我行囊的骆驼。我们在石嘴子过黄河，冰结实得在沉重的骆驼的分量下一次也没裂。河宽三百七十四码，我们走到河心时觉得它浩大无边；可是它流经的地方极其荒凉不毛。有一段右岸镶着一道低矮的丘岭，登上岭顶朝东望去，视野无边。

我们在鄂尔多斯的头一处宿营地是在一片呼号的荒野里，那里没有井，一滴水也弄不到；幸而我们听了东干向导的劝告，带了两三袋河冰来。不过几乎每隔一站便有一口水极好的井；那些井都砌了砖，很深。比如一月二十八日我们在包野井歇下，井深一百三十四英尺，水温华氏四十二点三度（摄氏五点七度），不过在提上来的漫长过程中无疑凉了一点。有几个同在那里过夜的蒙古人断言这口井有四千年了。

一路上的道好极了——又硬又平又直，路面几乎像海面一样平坦。种种迹象表明这条路走的人很多，虽然我们遇见的商队极少；不过那个时节多数中国人都在自己家里过年。何况我们所选的也绝不是横穿鄂尔多斯的唯一一条路。另有一条比我们走的略长些，主要走车；其余的主要走骆驼商队。

这地方的北部，蒙古游牧人稀少之极。凡有一点草的地方，我们所经的营地也不过两三处。鄂尔多斯北部大半是荒漠，我们所经地方的大部分都以不毛的荒凉为特色。

不过使横穿鄂尔多斯如此难熬的，并不是没有人烟与耕地——那我们大可不必倚靠，因为我们带足了米、饼和羊肉——而是我们所遇的恶劣天气。几乎天天无一例外地从西北刮起风暴，再加上严寒，把我们冻到骨髓里去。我说的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大风；我说的是十足的飓风，以几乎不可抗拒的猛势横扫鄂尔多斯毫无遮蔽的旷野。我时常觉得自己随时要被整个掀出鞍来，或者骆驼要被整个刮倒。皮裘和裹布几乎护不住人；风穿透一切。有好多次，我们遇上几株干枯的草原植物，便停几分钟把它们点着，借此把冻僵的手脚烤化。

一月三十一日，西面刮起了我们至此所遇最猛的一场飓风。赶路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恰好在开阔草原正中、喀拉莫勒（意为黑马）的井边扎着营，连一尺的遮蔽也没有可以挡住暴风之怒。我的帐篷被吹倒了；我怕它要被撕成碎片。那些人用包装箱围成一道圆墙，上面盖着毡毯，整天缩在里面。人根本暖不过来。一切都冷得像冰。若把几滴茶洒在皮裘上，转眼便冻住，像硬脂一样。我的墨水成了一整块，只好用铅笔记笔记。二月一日那样的狂风，加上冰点以下三十一华氏度（摄氏零下十七度）的严寒，很容易出危险。人得当心别被冻伤。若不是有我前面提到的那只中国手炉，我不知道我的手会成什么样子。白天我把炉子放在骆驼背上自己的膝头；夜里睡下时便把它抱进被窝。若不是洗得格外快，水一沾皮肤就冻住，这样洗脸也毫无乐趣可言。

最冷的时候是二月初。二月一日与二日之间的那一夜，最低温度是华氏零下二十二度（摄氏零下三十度）；第二天夜里是华氏零下二十七点四度（摄氏零下三十三度）；同时帐篷里的最低温度是华氏零下十六点二度（摄氏零下二十六点八度）。

二月六日我们到了河则托，那是荒漠北缘的头一个村子；第二天我们过黄河，那一处河宽四百二十码。二月八日我们到了包头；瑞典传教士赫勒贝里夫妇在那里友善地接待了我。他们已聚起一个十名受洗中国人的小教众，还办着一所男学堂，全心全意地投在他们的事业上。我在哪里也没见过比他们更可亲的人。他们同另外六十位瑞典传教士一样，属于美国基督教宣道会；那个会从北京到包头一路设着一串布道站。

可是我此时耐性已彻底告罄；我怕读者的耐性也告罄了。我把商队和伊斯拉木·拜托付给可靠的人，于二月十二日只带一个中国车夫，乘一辆骡子拉的两轮小车独自动身，向东经萨拉齐、乌尔齐和毕克齐几座城，到归化城即库库和屯。在这几处我都有幸遇见自己的同胞；在最后这一处，我竟遇到不下十八个瑞典人、一个挪威人和一个丹麦人，都是美国基督教宣道会的会员。归化城是这个会的中心，新来的传教士要在那里先学中文，然后再派往各自的站上去。

从归化城我又坐车走了八天，经美岱、察哈布洛、诺博沙、陶都高、沃扎洼和若者冲，到张家口；长城在那里沿两侧封住城的丘脊起伏蜿蜒。张家口也有瑞典和美国的传教士；可是我没有工夫停留，此时离北京只有四天了。

在张家口我雇了一乘驮轿和两头抬轿的骡子。随后带着我的仆人，经宣化府、多莫和南口，每处宿一夜。此后我们从蒙古高原下到一直铺到北京城墙的平原，沿南口的谷穿过边缘的群山。一到低地（三月二日），我们便经过数不清的村庄与庙宇，横过数不清的渠，路上处处遇见成群的行人。那一天是我漫长的亚洲行旅的最后一天，它那种特别的庄重我并非无所感。时间拖得痛苦地慢；骡子从没走得这样磨蹭。「就快到了！」我那中国仆人一遍又一遍地喊。可是新的村庄、新的庙宇、新的园圃不断映入眼帘，我们又不断在那些又长又弯的巷子里迷路。一千多天来我一直在亚洲行走；可是这最后一天，在我看来比先前所有的日子加起来还长。终于——终于我在两丛树之间瞥见了远处一片灰色的东西。「北京！」我的仆人喊道。他说对了。那就是北京巨大的城墙——我横穿亚洲这趟长途的目标与归宿！

我骑马从城南门进去时的心情，是我的笔拒绝描写的。有一个多钟头，我的骡子小跑在绕北京城——即北京城，意为北方的京城——西侧与南侧的石板路上，贴着城墙走。那城墙灰而气势雄浑，高逾四十英尺，把这城四四方方地围住。后来我们终于进了外城，走近「天门」；那门有一座厚重方正的突出的楼，还有一条长长的隧道般的门洞，人群、车马在其中来来往往，像蚁穴里的蚂蚁。

从「天门」到欧洲各国公使所在的那条街只有一小段路；我知道那街上有一家法国旅馆。因为这一路奔波，我的衣裳已破旧得吓人，我整个外表也邋遢到那个地步，我想还是先隐姓埋名在旅馆里住几天、把自己收拾得见得人再说为妙。可是我的驮轿在公使街上没走多远，我的目光就落在一座刷白的大门上，门外站着两个哥萨克哨兵。我招呼他们，问那是谁家的房子。他们说那是俄国公使馆。这几个字对我的耳朵起了那样的作用，我立刻跳下驮轿走了进去。那一刻我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样子，也不在乎那两个哥萨克穿得比我体面得无可比拟。我匆匆用手抹了抹蓬乱的胡子，把最厚的一层土抖掉，从惊愕的哨兵中间走了过去。要到俄国公使的住处，得沿一条石板小径穿过一座园子。我按了铃。一个中国仆人来开门，用俄语问：「您找谁？」我问代办巴甫洛夫先生是否会客——因为我知道公使喀西尼伯爵新近已离开北京。巴甫洛夫先生是会客的。他立刻接见了我，而且极其热诚。他早已等我多时，因为圣彼得堡曾知照他，说我正在赴中国京城的途中。有两间屋子已经替我备好，而且一个月前就为我留着了。

这就是我的隐姓埋名——一间漂亮的屋子，陈设着欧洲奢华的一切精致：地上是贵重的地毯，墙上是中国的丝绣，壁龛里和基座上立着古瓶，还有——壮丽的景象！——一张实实在在的床；睡在上面，我连梦也没梦见旅途最后几夜所住的那些寒碜客店。屋子中间的桌上堆着一座家里寄来的信与报纸的小山，最早的一封足足是十三个月前的。当那位会说英语的中国裁缝给我量做新衣的尺寸时，我如饥似渴地吞读着那些宝贵的内容！

此后我去各国公使馆拜会，处处受到令人感佩的款待。英国的代表窦纳乐爵士、法国公使施阿兰先生和他的秘书塞尔塞伯爵、德国公使海靖男爵、美国的田贝先生，还有荷兰公使克诺贝尔先生——我从前在德黑兰见过他——都极友善地欢迎我，祝贺我此行圆满。我还收到奥斯卡国王的贺电。

可是在亚洲那些野蛮与半野蛮的部族间孤身漫游多年，对一个欧洲人不可能毫无影响。我很快就厌倦了那些热闹的宴饮，在华丽的人丛中觉得局促而格格不入。从西藏、柴达木、戈壁那些孤寂的荒漠一下子转到这里，这变化对我太突然了。

歇了十二天之后，我向许多新交道别，把脸转向故乡。巴甫洛夫先生极好意地担下照料我行李的事，并使它横穿西伯利亚免费运回去。去欧洲我有三条路可选。最短的是经温哥华与纽约；最舒服的是乘停靠印度、经苏伊士运河的邮船；第三条最长也最辛苦，是经蒙古与西伯利亚的陆路。可我选的偏是这一条，于是我又一次横穿亚洲，只是这一回情形大不相同。我乘一辆中国的两轮车，以特快的速度驶过戈壁无尽的平原、荒漠与草原，经赛尔乌苏和库伦到恰克图。

那车是由四个骑马的蒙古人用两根绳子拉的，绳子系在车辕两端。一根横木穿过靠近辕端的绳套，由其中两人架在膝上；另外两人把绳头缠在腰间；于是我们便纵马飞奔过草原，车又颠又晃，把我几乎颠成了木乃伊。要以这样特快的速度赶路，非有总理衙门的特别文书不可。每一段都预先派信差先行，因此到处都有马等着你。每一段备二十名骑手。一组四人跑累了，另一组便顶上；换得那样快、那样利落，旅人若不是恰好在往前窗外看，几乎察觉不到。那里没有分明的道路，也没有驿站，除了蒙古人的帐篷村。正因为我们要靠游牧人供马，所以我们无法循任何一条为人熟知的路走。每一班蒙古人都径直朝下一处营地跑，越过草原、越过沟壑、上下丘陵。在蒙古北部有几段路上地面覆着深雪，便用骆驼代替马。

在库伦，我参拜了迈达里——未来佛——的庙。我也在那里与我永远忠实的随从伊斯拉木·拜分了手；他乘第二辆车随我横穿了蒙古。他很想随我回瑞典去；可那是不行的。不过与他分手实在不易。俄国驻库伦领事鲁巴先生把他接了过去，为他自身的安全起见，让他以俄国邮差的身份去乌里雅苏台；他又从那里经乌鲁木齐到喀什，再到费尔干纳的奥什。后来我从萨伊采夫上尉那里得知：他平安到了家，妻子儿女热烈地迎接了他。

多亏巴甫洛夫先生的好意，我从北京到恰克图一路都有哥萨克护送。自恰克图起，我乘塔兰塔斯马车、雪橇和特列加车，经贝加尔和伊尔库茨克到坎斯克；从坎斯克起，火车走了九天，把我送到圣彼得堡。

一八九七年五月十日，我终于看见斯德哥尔摩的尖顶与房屋在群礁列岛之间探出头来。在辽阔的亚洲大陆腹心行走了三年零七个月之后，重新把脚踏上瑞典的土地，那是何等纯粹而毫无杂质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