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加来

第一章从格雷夫森德到北京

「从中国走陆路到法国！这怎么可能。我一直以为去中国只能坐船呢！」

这话出自一位年轻小姐之口。动身踏上我即将叙述的这趟旅程之前几天，我有幸陪她入席用餐。我相信，像这位红颜朋友那样、不知道北京与巴黎之间其实并无海洋相隔的受过教育的人，毕竟不多；然而我也想得到，若把一个人撂在加来，叫他自己想办法走陆路到北京，知道该从何下手的怕是寥寥无几，而对那片横亘在中华帝国与俄国本土之间、广袤却又鲜为人知的土地——西伯利亚——真有几分实际了解的，就更少了。

这趟旅行筹划已久。兰开斯特（多年来与我同游过许多国度的旅伴）和我至少讨论了两年；一八八七年初春，我们终于决定把计划付诸实行，向那片巨大的未知启程。

如今旅行成风，多数行程一经决定便等于办成；这一趟却不然，从头到尾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耽搁与烦恼。困难在最初一刻就来了：无论在伦敦，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我都打听不到关于这条路线的一星半点消息；唯一找得到的一本书，是英国旅行家约翰·贝尔写于一七八八年的著作，可想而知，书中所载的情形已经有些陈旧了。

然而更新的东西我实在弄不到。儒勒·凡尔纳那本既有趣又高明的《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写了不少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以及我们即将穿越的其他地方，但我总觉得，把这位才思敏捷的作家当作旅行指南，未免说不过去。我们在中国的天津登陆，再到法国的加来重新见到大海——确切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至于路上要花多少时间、这一程究竟怎么走，我们全然摸不着头脑。

不过启程前约一个星期，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在伦敦俄国大使馆供职的先生，便把我们的难处向他和盘托出。某某先生真是雪中送炭：不到二十四小时，我们的困难就像太阳底下的雪一样化得干干净净。他不但把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路线为我们一一标明，还另外弄到一封俄国驻伦敦大使斯塔尔先生写给俄国驻北京公使的介绍信。若没有这封信，我怀疑我们能否走出那座天朝的都城半步。

路线（我们这才弄清楚）是这样的：自上海乘轮船与舢板到北京；自北京乘骡轿到张家口，也就是长城；再由驼队穿越大戈壁，抵达俄中边境的恰克图。自恰克图经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乘塔兰塔斯——俄国的驿车——到托木斯克；再由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上的轮船到托博尔斯克、秋明。过了秋明，路就好走了：四天船行加七天火车，便可抵达莫斯科，实际上也就是这趟旅行的终点。至于全程要走多久，连俄国大使馆里也似乎无人知晓。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一路太依赖天气，依赖能否在长城下顺利雇到骆驼，还有一件同样要紧的事：西伯利亚的路况。好在我们动身的时令不错，运气好的话，早秋可望抵达莫斯科；若在西伯利亚遇上洪水或别的意外而被困住，说不定要等到新年才进得了欧洲。我们所能打听到的仅此而已，只好将就着这点单薄的消息上路。

行装问题没让我们费什么心。一顶特莱帽、两三套粗呢衣服，外加不限量的雪茄和烟草，就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所带的一切都轻松装进两只不大的皮提箱。另有一支来复枪、一支猎枪和一对双管手枪——不是左轮——装备与行头至此齐备。我常想，若没有这一年多似一年的「环球客」，西区那些装备店该如何是好。请注意，我说的是环球客，不是旅行家：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邦德街或皮卡迪利的服饰商对顾客要去的国家，所知恐怕还不如希瓦汗对蓓尔美尔街的了解；他们硬塞给那可怜的环球客的种种无用之物，常常叫我忍俊不禁。就我所见，纯粹的环球客鲜有学识过人者，但几年前我在去悉尼的船上遇见的一位，堪称登峰造极。他备下的厚衣裳和皮毛，够装备一支北极远征队。我问他缘故，他答道：「哦！你知道，我们到悉尼正赶上圣诞节，从热带过去，那可冷得要命！」

最后的准备就绪，我们订了去上海的船位。一八八七年四月七日，那个多雨而多风的早晨，我们顶着半场大风驶出海峡，最后望了一眼英格兰的白崖；左舷方向隐约可见法兰西低平的海岸——那正是我们指望在来冬之前平安抵达的终点，而此刻横在我们与它之间的，是整个欧洲与亚洲的长度。

去程的航行，我就不拿来烦扰读者了。在如今这个人人出门的年代，一个人订下去悉尼或横滨的铺位，同二十年前买一张去罗马或维也纳的车票一样漫不经心，再作描述便是多余。半岛东方轮船公司船上的生活，多数人都熟悉。只消说一句：同船的旅客都是老一套——殖民地主教在我们还没驶过兰兹角就一头扎进一部艰深的神学著作，直到科伦坡才抬起头来；香港的商人携家带口，同印度文官及其太太维持着惯常的武装中立；一位印度陆军少将；三三两两的银行职员和咖啡种植园主；两三个回团归队的军人；还有一位俏丽的「孤雁太太」，正要回到她那位印度法官丈夫身边。此外再加上半打或多或少有些乏味的年轻小姐，都是「出洋去成亲」的，一行人就凑齐了。这几位小姐的年纪，似乎与路程的远近成正比：那位未婚夫住在香港的，少说也有五十岁。我险些忘了在苏伊士上船的那位近乎完美的环球客标本，一身紫袍细麻，光鲜照人；这位年轻先生颇有几分贪杯，此番出洋是为了将养身体——大概也是为了他留在家乡的亲友的身体着想。

没坐过半岛东方公司船的人，对这类「浮动旅馆」上的欢乐消遣，往往怀着极不真实的想象。我乘这条航线至少走过十来趟，不得不承认：那所谓的欢乐消遣，即便当真存在过，也从未被我撞见。也许是我运气不佳，但我确实每回都觉得船上的日子沉闷得可怜。同六十来位同类关在一处，局促幽囚，而其中多数人与你既无共同的念头也无共同的情趣，单凭这一条，也足以解释何以乐不起来。话说回来，对于一个识趣、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船上那些鸡毛蒜皮的争执与丑闻倒也颇为有趣。琼斯少将怎么就有胆量在晚餐时坐了船长旁边那个位子，而不让给布朗专员——人人都该知道（若不知道，也该知道），在白兰地埠布朗专员的品级向来在他之上；布朗专员太太因此不得不同琼斯少将太太绝交。孟加拉参谋团军医斯奎尔斯的夫人如何禁止女儿同三副说话，而这位主妇后来发现那位被列为禁忌的船副竟是某伯爵的次子时，又是何等懊丧。在我们这条船上，那位未来的红脸新娘——香港的那一位——如何直说但愿可怜的法官大人能瞧瞧他太太的做派，其实在不带偏见的眼睛看来，这位爽朗的小妇人唯一的罪过，不过是长得过于好看、脾气又好得出奇。那位环球客又如何（姑且说是）受不了红海的暑热，在船长自己的后甲板上提出跟他决斗，赌注是一打香槟——凡此种种我都能敷衍成篇，只是怕读者生厌，也怕忘了：海上一个绝妙的笑话，搬到岸上便成了乏味的插科打诨。

一路轻风顺流，我们到了马耳他——那座光秃秃、闹哄哄的岩石，拜伦给它取了个再贴切不过的名字：「小小的军事温室」。在此停泊数小时，够上岸溜达一圈，去那支最爽朗、最出色的团队「黑卫士」的军官食堂坐坐；随后在俱乐部吃过晚饭，聊了聊开罗的旧日时光，便又踏着月色回到「孟买号」。三天后，抵达塞得港。这里有一桩意外的耽搁等着我们：半岛东方公司的「罗马号」触礁搁浅——这不过是该公司一连串灾祸的开端——这意味着我们至少要在这座炫目刺眼、气味难闻的运河口滞留五天。

这个税吏与罪人的窝里正闹天花，公司几艘回程船上也出了好几例，船长因此请我们在停泊期间尽可能不要上岸。要在煤灰与沙尘的空气里、加上岸上那阵阵恶臭中闷上五天，这前景实在毫无诱人之处；于是第二天晚上八点，我们已经坐在开罗谢泼德饭店凉爽舒适的餐厅里用晚餐了。

开罗自有一种别处没有的魅力。西方文明与东方的粗野在这座埃及首都奇异地混作一处，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顺便说一句，它作为冬季胜地似乎一年比一年受欢迎。这里的一切都是原生的，因而迷人；虽被欧洲的种种奢华与舒适包围着，却又同欧洲全然不像。

停留期间收到一封电报，说半岛东方公司的「塔斯马尼亚号」全船损失，遇难者中有船长——可怜的佩林斯，再没有比他更得人心的指挥官、更利落的水手了。这一路上我们不断地见到或听到海难：除了在红海上驶过三艘新近沉没的船，还在科伦坡听说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最大的一艘船在瓜达富伊角外沉没，在上海听说法国邮船「门扎莱号」在该港与日本之间沉没。

红海这个被人夸大了的可怕角色，我们顺顺当当地穿了过去；顺带一提，我四回里有三回觉得红海比印度洋还凉快些。亚丁未曾停靠，九天的快航把我们送到科伦坡。在那里我们告别了要继续驶往加尔各答的「孟买号」，登上「皮亚琴察号」——船小得多，却样样都同我们离开的那条巨轮一般舒适。

在此停留二十四小时，够我们跑一趟拉维尼亚山。那家风景如画的海滨客栈由一位快活的德国老板经营，照例被一群家养的宠物围着，他给了我们热诚的款待。在通风的餐厅里舒舒服服吃一顿饭，眼前是清凉的蓝海与黄沙；再到游廊上喝咖啡、静静抽支雪茄——这比起「孟买号」上憋闷的餐厅，真是愉快的调剂。然后踏着月色，沿棕榈夹道、浓郁着丛林花香的路回科伦坡，里里外外都爽快了，足以应付到上海那些漫长疲乏的海上日子。

「皮亚琴察号」几乎成了我们的专船。头等舱统共只有二十位乘客，其中有两位刚从德文郡出来的漂亮姑娘，那种姣好容貌与清亮红润的气色，似乎只有那个郡才生得出来。把她们带到一个以偷走最年轻最美的面庞上的玫瑰而出名的地方去，简直像是一桩罪过。二等舱里有十来位要去华北的新教女传教士，宗教热忱无与伦比。天那么热，她们还整天在乘客里寻找迷途的羔羊。不过我看她们的努力成效有限：只有一位真收了信徒——她十八岁，长得很好看。

余下的航程平淡而沉闷。炎热困倦的槟榔屿；新加坡是一片绿山红尘的景象，混着胡椒、椰油和下水道的腻人气味；香港则活脱脱一座西班牙或意大利小城，白色的台地、彩色的百叶窗，偎在光秃峻峭的山峰脚下大团大团的深绿树影里。这些地方一一驶过，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唯有那位五十岁的新娘在香港与未婚夫相见的一幕，感人至极。所幸新郎的年纪同她相去不远，总算叫人放心。五天之后，即五月二十一日——离开格雷夫森德整整六个星期——我们在扬子江宽阔浑浊的水面抛下锚，再由一艘小拖轮沿更窄也更浑的吴淞江走六小时，进了上海。

上海算不得风景优美之地。四面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棉田冲积平原；从临江的外滩望出去，那平坦的河岸、如林的桅樯、灰石的码头与栈房，颇像布莱克沃尔一带的泰晤士河。市面由三块界限分明的租界组成——英、法、美——彼此以吴淞江的支流分开。这些租界与华人自己的县城截然有别，是各国政府于一八四六年划定的，占地略多于一平方英里。一八八三年，上海有人口四十万，其中外侨两千；其商业地位之重要，从丝、茶、鸦片贸易的进出口总值已达三四千万英镑一事，便可想见。

若我此生注定要住在远东（但愿上天不要如此），我一定选上海，因为除别的好处之外，此地的欧洲居民中明显少了那种在别的殖民地聚居处令人难以久留的刻薄与是非——除非职业所迫，谁都受不了在那些地方多待。不知是不是气候作用于肝火之故，反正论嫉妒、憎恨与恶意，中国和海峡殖民地的欧洲侨民当推第一。

上海有一家极好的俱乐部，即便不是远东最好的，也是数一数二。承蒙我们持有介绍信的齐先生美意，我们被推为名誉会员，这好处非同小可，因为上海的旅馆实在算不上舒适或洁净的典范。我们打算至少住上十天再去北京的门户天津，因为为了穿越戈壁沙漠的长途，有许多事要盘算、许多东西要置办——我们这时才头一回弄清楚，那片沙漠横里将近一千英里宽。

上海似乎不缺消遣，寓居此地的商人与其他欧洲人，就热闹与游猎而言，一年到头都过着美国人所谓「真正的好日子」。爱打猎的人有的是去处：冬天不缺野鸭、水鸭、沙锥和别的野禽。其实从这里一直到北京，全境都是猎物，大小俱全；大的有野猪和鹿，再往北的满洲还有狮、虎、熊。可玩的又不止打猎，还有一流的赛马场、马球场和板球场。我在板球场看过一场比赛，场上有一位不久前还颇有名气的英国板球手，在罗德和椭圆球场都很有名，此刻却穿着中国衣裳、拖着一条辫子（！）上场——他如今是某差会的成员，照会规改穿了当地服装。那身宽松笨拙的衣服似乎没怎么妨碍他，他状态一如当年，第一局就打了一百多分。

不过真正属于上海的狂欢节，是赛马周。到了这个节令，写字间和栈房一律关门，万事都让位给赛事。参赛的马几乎全是蒙古马驹，而乐趣有一半在于：从草原上弄一匹「快脚」下来，一直瞒到它出场的那天。这些小牲口的身价高得离谱。国内的人根本想象不到我们的同胞在中国是怎样过日子的。「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似乎就是上海那些爽快好客的商人的座右铭；他们赚着惊人的大钱，可在偶然过路的人看来，除了款待有幸登门的客人之外，竟像是什么事也没有。他们对我们的厚待，我久久不会忘记——虽然在遇见齐先生之前，我们在这地方一个人也不认识。

有时跨过那座分隔两界的铁桥，从英租界溜达进法租界，是一件颇为奇妙的事。那简直像横渡英吉利海峡——其实我怀疑，多佛与加来之间的反差，是否及得上两国在上海的租界之间。这一边是宽阔整齐的马路、沥青的人行道，以及经商的英国人走到哪里都带着的那种一本正经、讲究实务的建筑；越过那条窄窄的小河，另一边便冒出一条林荫大道——凡是要开殖民地的法国人，头一个念头总是这个——两旁是咖啡馆、彩条遮阳篷和小小的锌面桌子，奥古斯特和阿尔方斯们坐在那里啜着苦艾酒或「马扎格兰」，系白围裙的堂倌忙前忙后。困倦的海关吏穿着松垮的裤子、戴着军便帽；石子路面长出了草；街角是深蓝的搪瓷牌子，上面用大白字写着「共和国街」「巴黎街」等等；人人都带着一股停滞与闲散的神气——这一切转眼之间就把人送过千里万里的海陆，送到遥远法国某座安静的外省小城。领事馆前江心停泊的铁甲舰主桅上飘着三色旗，其实已无须它来提醒：我们脚下已不是英国的土地了。

天气好的下午，上海的外滩与江边空地很可一观；我们常常消磨掉一段又一段愉快的半小时，看那趁着黄昏凉快出来骑马兜风的杂色人群。殖民地社会的各个等第，在这里都看得到：从一本正经、身躯富态的商人携家眷乘英国造的四轮敞篷马车庄严地滚过，到旧金山来的交际花扑着粉、贴着美人痣，驾一辆维多利亚式轻车，由一对拉得飞快的蒙古马驹拖着横冲直撞。欧洲人有的坐单马车、有的骑马，日本人坐人力车，中国人坐独轮车（读者尽可发笑，可这在上海确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水边树下则是各色人种、各种肤色的人在闲步。天气晴好的傍晚，上海的江边确是一处值得一看、值得记住的景致。

到了夜里，每隔二十来码一盏的电灯把外滩变成十足的仙境。不过雅布洛奇科夫电灯的启用，却闹了个小小的尴尬。头一晚，华人与欧洲人成群出来看效果，可足足一个钟头也没看出什么名堂：全场一团漆黑，人群等得开始不耐烦了，这才发现工程师把灯装到了树的上头，浓密的枝叶自然把光遮得严严实实——本该装在树下才对。这点小错很快就纠正过来，而那明晃晃的灯火大得华人欢心，如今中国人的主要街道也都用上了。

上海的华人县城四面有城墙，与英法租界之间隔着一道又深又浊的护城河。城墙残破，垛口上长满了草，架着几门笨重的铁炮，据说是世上最古老的。这是我们初次见识天朝的城池；看过之后，对于即将穿行的北京至长城之间那两百多英里地面，我们实在无法怀着纯粹的期待。不过我当时还不知道，上海素有中华帝国第一脏城之名；后来我们确实再没遇见过能与它相比的——北京同它一比，简直是天堂。

上海县城的街道没有一条宽过十英尺，有些还窄得多；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屋多半是木造的，两边向前倾着，头顶上几乎要碰到一起，因此即便最晴朗的日子，街上也总是半明半暗。路面粗糙不平，铺着巨大的石板，从上面刻的字看，有些已有好几百年。石板被岁月与踩踏磨损，不少处已经破裂，露出底下积年的污水与秽物；它们慢慢腐烂，把一股腐臭的热气熏遍全城。我们进城那天又热又闷，那些地方发出的恶臭简直无法形容。听说霍乱与伤寒有时一死就是数以千计、城里总有这样那样的疫病流行，我一点也不奇怪。

可它又确实是个忙碌喧腾的地方。街上泥泞，行人车马川流不息，我们几乎挤不过去。那情形活像一个人的蜂巢；若没有向导，我们很快就会在那些七拐八弯、毫无规矩章法、像迷宫一样四通八达的街巷里迷路。忽然，在城的正中心，我们撞见了这片污秽窘迫的荒漠里的一片绿洲，约摸四分之一英里见方。当中是一泓圆形的大池，垂柳低覆。光洁清澈的水面上这里那里浮着大朵的白莲与黄莲；水下十几英尺的浓绿水草与茎梗之间，看得见金鱼懒洋洋地游来游去。离岸约五十码处，有一座朱红与金色交辉的大塔，以一道轻巧的竹桥与岸相连，檐下挂着无数小金铃，风一过便发出甜美悦耳的丁当。塔里坐满了男男女女，谈笑饮茶。个个穿着最华贵的丝绸：男的深蓝或紫酱，女的则是浅些的绿、紫、橙；颈上腕上坠满沉甸甸的金饰，那古怪、木然、玩偶似的脸上厚厚地涂着脂粉。池边一圈是卖糖果、扇子、绸缎、香烟和首饰的摊棚，变戏法的和杂耍艺人则在熙攘的人丛中、在水边一张张坐满了高声说笑的饮茶客的小桌之间卖艺。我站着看了好一会儿这奇特的景象，那简直像是从一只青花柳纹瓷盘上敲下来的一角。从污水横流的街巷里一步跨进这个洁净而热闹如画的隐秘角落，实在叫人觉得蹊跷。但中国正是充满了这类矛盾。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是误闯进了一座茶园（城里这样的园子有十来处），那座漂亮的塔是供上等人用的一种包厢，正如我们国内的时髦人物偶尔光顾阿尔罕布拉之类的杂耍场，隔着一段恭敬的距离，看看「芸芸众生」的举止风习。

我发现中国人极信算命之术。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许多这类铺子——与其说是铺子，不如说是匣子——术士们就在里头接待主顾。他们的门道似乎很多，最时兴的一种是把拇指蘸进一块滚热柔软的黑蜡，再重重按在羊皮纸或白木板上，据说由此得来的纹路可以预卜将来。术士们的生意看来兴隆得很，收费倒不苛刻：每问一次约两个铜钱，合半便士上下。

眼下最要紧的，是为穿越中国人称作「大瀚海」的戈壁置办口粮。带多带少，实在难以拿捏，因为上海似乎没人说得清，长城到库伦之间那八百多英里路上还能不能弄到任何吃食。后来听说天津的食物贵得离谱、北京根本买不到，我们便决定在上海备齐；说来也巧，分量竟拿捏得分毫不差——存粮刚好在抵达恰克图的前一天告罄。红葡萄酒、威士忌和苏打水早就喝光了，好在青柠汁还有的是，靠它才把沙漠里的苦咸水变得能入口。

若叫我再走一趟这条路，这类东西我一定直接从英国托运出来；我们在上海买的宿营家什、鞍具和口粮，不但贵得吓人，质地还极差。到沙漠里开箱一看，至少四分之一的食物不能吃。供货的那家美国行号，若是对所有主顾都照此办理，想必赚头不小。

装箱可不是件轻省活。读者或许知道，骆驼背上的分量两边必须完全均等，否则——至少在蒙古是这样——牲口就卧下来，死活不肯挪一步。八只带挂锁的结实木箱满足了我们的全部需要。向好客的朋友们辞行之后，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登上沿海轮船「通州号」，驶往北京的门户天津。

离开上海之前，有人送给我们一份所谓的行程指南，是一位侨居中国的英国人写的，他曾于一八七二年走过从北京到欧洲的商队路线。想必这些年蒙古和西伯利亚都变化不小，因为那本书里的内容——包括里程——几乎无一不失准误导，还没到恰克图，我们早就弃置不用了。

「通州号」与其说是货船，不如说更像一艘游艇；沿海北上的一程十分惬意：阳光明亮，风轻而凉，活像地中海的早春天气，只是夜里很冷，得庆幸带了大衣。每天都能见到成群的渔船，深褐色的篾帆和鲜红鲜黄的旗幡，衬着清澈的蓝海格外入画；四周海面上常有连绵数英里的网浮子和划着小舟的渔人。这一带海面上大风说来就来，台风季节里，许多可怜的渔人回不到大船上，便被吹进外海淹死，大船上的同伴在翻滚的巨浪中自然无从施救。「通州号」的船长告诉我们，每年都有许多人这样送命。

我们深夜抵达芝罘，天一亮又要开船，因此无法上岸。这里是上海与北京的布莱顿：海水浴极好，旅馆也多，夏天挤满了从上海潮湿闷热中逃出来的欧洲人——从北京那同样难受的气味与「尘雾」（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叫法）里逃出来的也不少。

芝罘到白河口之间的海岸，极像德文郡的某些地方。若不是没有房屋与更衣车，简直就像在托基或道利什外海。陡峭的红崖顶上一直绿草如茵，崖下接着平坦宽阔的黄沙；这里那里，大块的岩石伸进清澈的蓝水很远。再往内陆，修剪整齐的树篱、成丛的冷杉、果园菜圃环抱的舒适农舍，令人想起凝脂奶油和漂亮的乡下姑娘——那是全英格兰最可爱的郡、真正的英格兰花园：德文郡。

六月三日破晓，我们驶过著名的大沽炮台，进了白河。那是个明媚的早晨；当河道一转，大海从视野里隐去，我们最后看了一眼蓝色的、洒满阳光的海洋，想到前头那段漫长的陆路，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一想到再见到海时已是在加来，我们大概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意识到：这趟横跨欧亚的旅程有多难、有多长。

与多数河流不同，白河似乎越往上越宽：河口反倒比三十英里外的天津窄得多。大沽镇是个破败的地方，房屋大半是泥造的；因白河与直隶湾封冻，一年里有五个月水路不通。奇怪的是，大沽冬天虽冷，却从不下雪，通常是万里无云的晴空加上刀子般的东北风。大沽虽然模样寒碜，看上去却很忙碌，还设有一座中国的海军船坞。扼守河口的大沽炮台近十年来大加强固，工程由德国军官亲自督办。

刚进白河时，我们颇为纳闷：镇子四周平坦的沼泽野地上，远远望去散布着许多像是大转盘的东西，不停地旋转。直到用望远镜才看清，原来是靠巨大篾帆带动的盐磨。海水借这样的风车汲入盐池，在日头下蒸发，剩下的盐堆成大垛，盖上厚厚的草席。远处望去，几十架大转盘在空旷荒凉的平野上旋转，近旁却不见一个活物，那景象实在奇特。从大沽到通州的沿河风光很像尼罗河：泥屋、平顶与屋台，除偶见几株棕榈外几乎无树，都令人颇想起埃及的景致；而农人一色深蓝的衣衫，那蓝与埃及费拉欣所穿的分毫不差，远远看去更添几分错觉。

天津离大沽直线只有三十英里，走水路却足有八十英里，因为白河靠近河口一段是世上最曲折的河。常常足足行驶一个钟头，回头一看，离出发处不过几百码。上下行的船只造成的效果也十分古怪：河道百转千回，轮船看上去竟像在旱地上走动。我说的那片沼泽向内陆延伸不过十英里左右，此后便是肥沃的稻田棉田，照埃及的法子用桔槔从白河汲水灌溉。乡野人口似乎相当稠密，水边有些泥筑的村子里想必住着上千人，可在中国这么个人口浩繁的国度，这不过算个小村落罢了！

离大沽不远处有一座大煤码头，五十英里外开平煤矿的煤，靠一条小铁路和驳船运到这里。煤虽略嫌多灰，用于轮船却极好，经营的私人公司利润相当可观。中华帝国的煤田有四十多万平方英里，煤却开采得如此有限，我一向觉得奇怪——现存的矿实在寥寥无几。

天津人口约九十五万，位于大运河与白河的交汇处。乍看不甚可喜，那尘土飞扬、熙熙攘攘的码头、栈房和吵嚷流汗的苦力，也丝毫没让我们想多留一刻。同其他通商口岸相比，天津的贸易算不得大。由此输出的茶叶几乎全销往俄国与西伯利亚——偶尔取道北京，但多数经张家口一带穿越戈壁沙漠运往恰克图，并不经过京城。因此天津的俄国商人几乎与英国商人一样多。

租界里只有两家旅馆，且都极其下等。其中一家出了天花，我们的选择便更窄了——我们可不想冒险在北京的华人医院里躺上三四个星期。我们与和气的船长道别，他乐呵呵地表示但愿有朝一日再见，却又很怀疑我们能否活着走出西伯利亚。随后我们在一群半裸苦力的吆喝簇拥下，带着行李去了美国饭店——一家外观破败、毫无吸引力的客栈。游廊上有位先生斜倚在好几把椅子上，不时从一只大杯子里啜一口白兰地苏打；有人指给我们说，那就是老板，一个肥胖困倦的美国佬，他的招呼实在谈不上热情。

「我们能在这儿开间房吗？」

「我可说不准，你们最好去问问。」

「可您不就是经理吗？」

「哦，是啊，我是经理。」

——中间一顿，这位仁兄又长长地喝了一口白兰地，神清气爽之后，安安稳稳地打起盹来。

「我们该问谁呢？」

「你们该问谁？」他半睁开眼，「哦，我可不知道，你们会瞧见几个中国伙计在附近晃。我怎么知道你们该问谁？」——这是我们离开他、穿过那间铺着脏沙、挂着俗艳版画、满是陈烟与酒气的台球房走向酒吧时，他甩来的最后一句。

在酒吧里，一个蓬头垢面、只穿衬衫的德国人——看上去像是睡在满地木屑和空威士忌瓶里的——告诉我们：当晚没有房间，往后一星期也没有，出多少钱、讲什么情面都没用。一个意大利人基亚里尼的大马戏班，把所有空房都包了。「那我们能睡台球桌吗？」不行，台球桌绝对不行，因为马戏班那些「先生们」总要打到凌晨三四点。不过那时候倒可以让我们睡，只要给他——也就是酒吧里这一位——一点小小的酬劳，但务必瞒着老板。

以我们对那位「老板」的领教，这条路子似乎走不得。我们只好离开旅馆，身后跟着一串垂头丧气、深表同情的苦力，正一筹莫展，兰开斯特忽然灵机一动：不如当即把那条要送我们去通州（北京的登岸处）的舢板雇下来，在船上住到动身进京为止。这事办成了，倒也费了些周折，因为船非得通过我们那位困倦的美国朋友去租。不过一想到能敲两个孤立无援的同类一笔，他倒稍稍精神了些。日落时分，我们的东西都已搬上船，舢板稳稳地系在旅馆码头外。我们紧挨着一条敞开的大阴沟，臭不可闻，而且夜里随时可能被过往的船只撞沉；可到了这地步，也顾不得挑剔了。不过将近日落时，一艘开往日本的大客轮从我们近旁驶过，那船上的洁净与舒适同我们的处境一比，实在叫人难堪，那情景真是沮丧到极点。有那么片刻，我们几乎后悔起这趟旅行来——此后这样的时刻还多着呢——眼下这些不适与困难，似乎一天多似一天。

第二天一早，我们把介绍信送到俄国茶商施先生那里，他将为我们开出致东、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与托木斯克两地代理人的信用证。施先生对我们前头的旅程说得并不乐观。同我们遇见的几乎每一个俄国人一样，他头一句话就是：「可你们到西伯利亚去究竟要干什么鬼名堂？」到后来我们索性不再与人争辩这个问题：一来无用，徒然费时；二来我们确实说不出什么理由，除非是英国人最中意的那一条：「以前走过这条路的旅行者太少了！」

在别的种种令人愉快而鼓舞的消息之外，我们这时又听说：不但在蒙古边境的张家口，就是在北京，我们也多半要严重耽搁。「你们最好别想，」施先生说，「在到张家口之前定下任何确切的计划。这是一年里最糟的时令。眼下不是商队的季节，骆驼都在草原上放着。也许要等两三个月才过得了戈壁，那时进入西伯利亚又正赶上最糟的时令，雨水泛滥，路几乎不能走。哪一天桥断了，或是塌了方，你们就得困在西伯利亚荒野里某个凄凉破败的村子，一直等到落雪，才好换雪橇把路走完。我敢说，你们一定没有把眼前的困难估量清楚。日本这个人间天堂近在咫尺，何苦到西伯利亚去呢？」云云。

我们终于让施先生明白：无论如何我们是铁了心要走到北京的。会面既毕，除了为水路一程添置些食物——上海的存货要到沙漠里才开箱——天津便再没有什么事绊住我们。离开这里我们也不觉得可惜，因为这城里的尘土与污秽几乎叫人受不了。当然，那时我们还没领教过北京的气味；领教之后，就是叫人住在大阴沟里，也能欣然从命了。

在天津的第二夜没有头一夜过得舒服。日落时一阵雨，招来了成群的蚊子；我们没带蚊帐，被折磨得够呛，而近旁那条阴沟的恶臭又被雨水一激，愈发难当，只好不停地抽烟熬到凌晨三点过后，几乎后悔没有接受那位酒保的台球桌。约莫四点才睡着，天刚亮就被一阵撞击声惊醒：水正往船里灌，船身歪得很不像话，令人心头一沉。原来我们缠上了一艘大远洋轮的缆绳；若不是那缆绳在紧要关头松开，我们非翻不可。结果不过挨了一身水，船很快扶正，水也舀干了。

天津到北京走陆路不足八十英里，走水路却有一百四十英里：到通州一百二十英里，再由通州走二十英里旱路进京。水路虽要多花两天（有时三天），我们还是选了它。我们想，往后五个月的陆路够走的了；何况天津到京城之间的中国客店，比北京到长城之间的还要脏——这话可就说得重了。

约莫上午十点，我们升起大篾帆，顺风驶离了这座喧闹的城市；那高高的教堂钟楼——一八七〇年天主教修女在那里惨遭杀害——渐渐低到天边去了。

天津以上数英里内的白河，水上交通极其繁忙。离开当天的下午，一个钟头之内我们数到的船只驳船至少有四百条；一路到通州，每过一个村庄，河上就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船，从巨大的帆船到小小的舢板。在天津附近，有时踩着船就能干着脚走过河去，或是顺流走上三四百码。

中国的居家船虽说也还够用，却万万不可与夏日泰晤士河畔那些装点着鲜花的豪华游艇混为一谈；两者相同的只有名目而已，因为这船谈不上装饰，也几乎谈不上洁净。船长约四十五英尺，通身覆盖甲板，只在当中留出一口铺板的舱井，恰够两人躺卧或坐着，那便是舱室了。

船工五人，睡在前甲板下一个窝棚似的地方。他们都是高大魁伟的汉子，怎么能同时塞进去，我至今想不明白。一般是扬帆而行，那宽大的篾帆只需一丝微风，就能把这条老船送得飞快。风一停，他们便昼夜不停地摇橹，直到风再起来。他们干的活之多，简直惊人。什么也累不倒他们：从早到晚、通宵达旦地摆弄那沉重笨拙的大橹，除了每十二小时吃一碗饭和鱼、喝一口凉茶之外，一刻不停。工钱那么少，这些人却依旧爽朗和气。船资连同一切不过十三块钱，而我们那位美国朋友至少抽走了其中三分之二。

水路头两天还算舒心，除了老鼠和蟑螂这类小烦恼——到了夜里，蟑螂简直是强占了我们的舱室。不过天气宜人、景致新奇，足以抵偿这点小小的不适。白河是一条浑浊的浊流，两岸不断坍塌，又不断被当地人筑堤堵住，水色之所以像豆汤，多半因此。这种坍岸不是每周一次，甚至也不是每天一次，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溯江而上，看着两岸的土地不停地垮下去，而这里那里又有成帮的人用灌了灰浆的竹子修补，实在有趣。沿河的村庄活像人的蜂房，人口稠密拥挤；便是正午时分——那时想必有许多人还在田里干活——看上去也是如此。人不免要想：即便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又怎能养活如此稠密的人口？据上次普查已有四亿之众。然而从我们离开海岸一直到蒙古边境，眼前总有这样那样的青绿，无边的沃野里麦、大麦、谷子一直铺到天边。华北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大尺度，以至于头几天里，人几乎意识不到这个庞大帝国的人口与地力究竟有多惊人，它的物产与需求又有多大。

白河上的日子颇有意思。岸上总有东西可看；腿在船里坐得麻了，还有一条极好的纤道可以走走，因此在变化上我们无可抱怨。头两天晴朗有太阳，过得像英国泰晤士河或怀伊河上的夏日一样闲适可喜。傍晚坐在小小的甲板上，清凉的月色里，四下寂静，只有橹声匀匀地泼水；偶尔驶过一间临河的孤零草屋，传来中国胡琴或琵琶的嘈嘈声，那半裸的乐人独自站起，月光下手臂雪白，向我们的船工挥手道晚安。天黑以后经过村落，则像某种诡异的换景：这些水边的聚落，至少从河上看，直到半夜都沉浸在狂欢里。不过我们从不敢走进去，宁可隔着一段恭敬的距离，看那熊熊的火把在古雅如画的屋宇与宝塔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看岸上匆匆来往的人群；庙宇或戏台上锣钹齐鸣，更给这奇异的景象添了几分声势。然后又前行在寂静的月河上，两岸低平多苇，月下的景致平板单调，无甚起伏，只是这里那里耸起一座巨大的方形土丘——某位已故官员或乡绅的坟茔。

可第三天早上却阴沉沉的，到十点，雨已经倾盆而下。想躲也躲不掉：那破烂的船顶漏得像筛子，不过几分钟，舱底的水就快没过脚踝。将近正午，一场骇人的雷暴劈头盖脸而来。闪电之亮，竟使得我们那破窝棚虽已把每一处缝隙堵严、里面昏昏暗暗，仍然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我从未听过这样响、这样连绵的雷声，便是在热带也不曾有；有一记雷整整滚了足足一分钟不断。

我很少有比那天更难受的日子了——船泊在白河浑浊的岸边，寸步难行。生火做饭更是想也别想：包括火柴和柴薪在内，一切都湿透了。从这木头囚笼里望出去，入目只有灰色的斜雨与迷雾，那雨下得又急又狠，把四周褐色的浊水抽打成一片灰白的泡沫。船工们被封在前舱里，似乎毫不在意：底下不时飘上几句歌，甲板缝里冒出几缕烟，便是证明。我们像落汤鼠一样冻得发抖，几乎要羡慕他们的暖和了。将近五点，灰蒙蒙的天上裂开一道口子；半小时后，太阳已照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上，我们乘着一阵轻却刺骨的风破水疾行——这一带的天气就是这样说变就变、变得彻底。

第二天一早，一列陡峭的山脉划破了天际线。山那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北京。不过我们还有两天路程，因为河到这里浅了许多，白天常常牢牢地搁浅。每逢此时，全体船工便脱得精光，把两条粗绳拴在船头，硬把我们拖回深水。这一带无法上岸，因为离岸十码左右就靠不拢了。有些大一点的帆船，竟用三四十人拉纤。其中一条船的甲板上放着一只巨大的松木箱，黑色大字写着「伦敦，枫叶公司」，与这未开化的四围一比，显得格外不伦不类。

离开天津后的第五天早晨，我们才望见通州——一个人口十万有余的「村子」。这是我们头一回见识远离欧洲影响的真正中国城镇，倒有几分意外之喜，因为远看它干净而可亲。可惜走近一些，最初的印象便不免打了折扣。

平坦的泥岸边泊着一大片帆船，足有两三千条；船与城墙之间隔着一段低洼泥泞的空地，遍布数不清的粪坑、明沟和土堆。城墙离水边约两百码，把城挡得看不见，只在几处露出一座塔或一座宝塔，高出那开着射孔的砖砌雉堞。虽然太阳才刚升起，岸上已挤满了人；数百个摊棚的主人已经开张，向船上的人家兜售布匹、辫子、茶叶、糖果和扇子；这里那里还有剃头匠在做生意——在华北，这营生看着实在不能算开胃。地方和人虽脏，可万里无云的晴空与阳光给这景象添了几分喜气；论色彩与生气，我在最入画的土耳其城市或远东的集市里，也很少见到能与之匹敌的。

正午我们就可以动身了，行李都稳稳地装上了北京的大车——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脏、更难受的车了。它与我们后来穿越沙漠所乘的车构造相同，只是小些，所以关于这类「刑具箱」的描写，留待后文再说。肉眼就能看见成队的虫豸在那辆预备给我们坐的车上爬，于是我们宁可骑驴先行，由一个小男孩带路。这孩子口才无穷，一路说个不停，而且时常在话里夹进「洋鬼子」三个字——在中国较不开化的地方，无论哪国的欧洲人都得这个不大客气的称号。我们不坐车，也不单为车脏：我们很怀疑那些笨重、装得满满的车能否在天黑前赶到北京；若赶不到，我们就得在城外露宿一夜。京城的城门日落即闭，除非皇帝特旨，任何人力也别想在次日日出前把它打开。

我们花了将近一个钟头才穿出通州、走到旷野里。这座城（就中国而言）还算干净，虽然街道狭窄曲折、路面糟糕，有些地方路当中还有两三英尺深的坑。

这一带的中国人与上海及更南边的同胞形成鲜明对照：南边的多半是瘦小苍白的人，这里的却是身量高大、肩膀宽阔、面色红润健康的汉子。女人也好看些，虽然仍旧像玩偶，脸上厚厚地涂着粉，身形松垮走样，脚被弄残，还有那一族特有的伛偻。许多铺子专卖曼彻斯特的棉货和廉价刀剪，这一带的人很喜欢。这里那里一间装饰得金碧辉煌的大茶馆，坐满了正喝早茶的客人。中国人喝的茶，与我们心目中的那种饮料相去甚远，在欧洲人的口味看来简直毫无滋味。各有所好罢了。许多俄国人说，真正未经掺兑的茶从来到不了英国；即便到了，英国人也不会喝。

穿出通州足足费了一个钟头，因为街上挤得水泄不通。虽然这里很少见到欧洲人，人们却并不怎么理会我们，只有那些半大的孩子——一群衣衫褴褛的小东西——缠着我们讨钱；讨不着，便冲我们一片嘲骂，一齐咒那「洋鬼子」。

从通州到北京的路穿过一片肥沃多林的乡野，头三四英里高出两侧地面约十英尺，铺着巨大的石板，看上去年代久远。虽然如今残破不堪，昔日想必是一条堂皇的大道，令人想起古罗马的道路；有些石板足有十英尺长、五英尺宽、两英尺厚。石板脱落的地方很不好走。我正扭头看风景，忽然被拉回现实——我的驴掉进了这样一个四英尺深的坑里。好在我们爬了出来，只添了几处淤青。据说这条路从前一直通到北京，但中国人一贯马虎，任它破败下去，走了两英里左右就彻底断了；此后我们便沿着谷子地和大麦地之间窄窄的高埂前行。离通州八里，我们经过风景如画的八里桥——那位法国将军的封号便由此而来。桥边一间小茶馆掩在柳荫里，给了我们半小时可感的荫庇；路上尘土大、日头毒，我们便下了驴，喝了几杯清凉解渴的茶。

我们坐在席上，享受着从河上吹来的凉风，这时六名兵丁押着一个犯人骑马过去，要押往通州处以凌迟之刑。那可怜虫面如死灰，也难怪：在中国一切酷刑之中，这大约是最野蛮、最骇人的一种。「凌迟」二字的字面意思，就是碎割万段。读者或许想知道此刑如何施行，我便把去年在广州发生的一次行刑简述于下。

「号令一下，犯人便被剥去衣服——捆缚与塞口的过程被故意拖得很长，等到弄完，那可怜虫已吓得几乎昏厥。开刀之前给他灌了一口亚力酒，随后屠戮开始。

「先在两眼上方各深割一刀，割得大块的肉翻卷过来，露出骨头。接着两颊各一刀，两肩上各一道更深的，几乎——但并未完全——把手臂从肩窝卸下。随后上臂与前臂各环割一刀，直至见骨；行刑者退后一步腾出余地，一刀砍下右手。然后从两条大腿上、两个膝头上方各剜下一大块肉，又把两只膝盖骨上的肉撕去，接着割下两条小腿肚。

「到此为止用的都是一把厚重的直刀，那充当刽子手的恶魔挥舞起来轻巧熟练，仿佛在切一只鸡。此刻他放下刀，换一把一英尺来长的薄刃尖刀，从右侧胸骨下直插至柄，慢慢转动；他的助手用一柄大蒲扇给受刑者扇风，一来驱赶苍蝇，二来遮住那可怜人脸上的抽搐——他还没有断气，仅存的那只手上手指仍在抽动。如此惨绝人寰的折磨再持续十来秒，受刑者被从木架上解下来，软软地扑跪在地。随后斩首，刑毕。」

这类野蛮而令人作呕的勾当，若再想到我所描述的那个可怜虫并非他所受刑之罪的真正犯人，就更显可怕了。他是中国所谓的「替身」。在这个奇异的国度里，有许多人肯为一小笔钱、为着两三天的花天酒地，痛痛快快地替人去死。真正的凶手，多半就在人群里看着，对本该轮到自己头上的行刑无动于衷。

中国还有别的刑罚同凌迟一样骇人，只是未必以死收场。很常见的一种（在北京街头几乎天天看得到）是枷：两块大木板，当中各挖半圆的洞，合起来套在颈上；两手也从板上另外的洞里横穿出去。视情形不同，枷重六十到二百磅，戴的时间从三天到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不等。笼是另一种极常见的刑罚，用于轻罪：里头的可怜人既不能坐、不能站，也不能躺，关期从一周到一月；关满一月的，往往终身残废。还有一种常用的刑罚（多用于惩治通奸），是拔去手指甲脚趾甲、牙齿、睫毛和鼻毛；而最痛苦的或许要数「铁丝衫」：一件细铁丝织成的衣裳，紧紧箍在身上，每个孔眼里都挤出一小块皮肉；再用锋利的剃刀在外面一刮，衫子脱下时，受刑者从头到腰便是血肉模糊的一片。

还能举出许多，但这不堪的话题就此打住。中国充满矛盾，而最触目的莫过于其民众的残忍与仁厚并存：世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心地善良、更慷慨的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那个叛臣叶某，一八五七年因通敌被皇帝革职，押到加尔各答后死在那里；他自承在任上处决过七万多人。

整个下午我们缓辔而行，穿过一片片庄稼地和在日头下沉睡的漂亮村子，村里除了乞丐和狗蜷在尘土路上、墙根棚下的荫里，懒洋洋地打发这炎热寂静的时辰之外，不见别的动静。有时真觉得永远也到不了北京，尽管在明净的空气里，京城背后的山看着近得叫人生气。天热得厉害，但不时有凉风吹来，走起来倒也不算难受；我们所经之处，是我平生所见最美的景致之一：金黄的燕麦与大麦田、平原上星星点点的秀丽村落、面色红润健康的农人正在收割，这里那里还有某位富家官员的庄园，宽阔的林荫道、垂柳环绕的池塘和养鹿的园子，一派安乐开化的气象，与人们心目中天朝僻远之地的印象大相径庭。若不是每隔一两英里就有一座朱红与金色雕饰的古雅庙宇宝塔，人简直要以为自己身在遥远英格兰某个如画的角落。

只有一桩事大大败坏了我们赏景的兴致，那就是乞丐。傍晚时分，他们成百地从白天躲藏的洞穴角落里涌出来。我从未见过比他们更死缠烂打、更不肯罢休的一群。年纪从五岁到五十岁不等，半裸着身子，满身疮疡；这些可怜虫赶也赶不走，非要贴得极近地跟着我们——有的一跟就是好几英里。时不时有人抢到前面跪下，把头往地上磕，在中国这叫作叩头。经过一个村子时，我终于按捺不住，回身冲那群又叫又跳、几乎挡住去路的家伙扬起手杖，村里人看了大为开心。效果立竿见影：转瞬之间他们变了脸色，方才还是一群点头哈腰、苦苦哀求的可怜虫，眨眼就成了一片鼓噪威胁的人群。局面一时颇为难看，有那么几分钟我以为要吃大亏了。泥块石头劈头盖脸地扔过来，一个瘦骨嶙峋、像是害了麻风的半裸汉子拄着拐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驴缰。看旁观者脸上那副漠然而有几分看热闹的神气，我知道指望不上他们帮忙，便觉得识时务为上，抓起一把铜钱撒向这群折磨人的家伙，他们这才慢慢散去。这点小小的风波虽微不足道，却提醒我们：在即将穿行的这片地方，哪怕片刻惹恼当地人都是危险的。华北人虽然脾气好、也好客，对欧洲人却实在没什么好印象——无论英国人还是别国人。说实在的，我怀疑多数农人根本没听说过英格兰。

从通州这一面接近北京，景象毫不堂皇，这座天朝之城给我们的第一眼印象颇为失望。离城门还有一英里左右，树木已密得望不见什么，我们竟不知道已到京城，直到发觉自己正站在那厚重的雉堞城墙底下。城墙上耸立着高高的方形城楼，苹果绿的琉璃瓦顶和花哨的门面，多少冲淡了北京四围那片沙荒的枯索。从这里看不见城中任何一角屋顶或塔尖，只有那高峻粗粝的城墙——虽然年代久远，却保养得很好。没有什么能告诉你，墙那边卧着一座面积与人口都几乎抵得上巴黎的城市；除了那种笼罩在一切大城之上的、低沉喑哑、混沌不清的嗡嗡声。

再走几百码就到了鞑靼城的城门。天哪，这是怎样一座城！刚一进去，仿佛骤然坠入浓雾；可回头看看城门外的明亮阳光，这错觉立刻打消，谜底也就揭开了：那不是雾，是尘土——北京出名的那种又黑又细、无孔不入的尘土。万物上都糊着一层，人每吸一口气就吸一口土，直到眼、口、鼻都被塞住，呼吸几乎成了难事。似乎没人把它当回事，虽然我们的驴子在土里深及膝地跋涉。

我们沿着又脏又尘土的街道走了好一程。北京没有什么行路的规矩，要在满街的大车、轿子、骡轿和骆驼队中间安然穿行，得使出浑身解数。最后我们转上一条主干道：一条不铺路面的宽街，当中隆起；两旁望去是一长列低矮的屋顶、干瘦的树木和花哨的招牌，远处消失在一团尘雾里。我们总算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离目的地北京饭店却似乎还远得很；照我们那位小向导东拐西弯的走法，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那家由一位有魄力的法国人经营的好客栈。当他拐进一条窄巷，把我们直直带到一间肮脏茶馆门口时，「向导迷了路」这个不愉快的疑心就成了确凿的事实。处境实在不妙。设想一个中非人忽然被撂在伦敦街头，我们的境况就是如此——所不同者，那非洲人还占便宜，他至少能碰上个好心的警察把他送到警署。而在这座近两百万人口的城里，要碰上那五六十位（至多如此）会说英语的居民之一，未免太不可能了。

吓唬那孩子说要惩治他、要跟他算账，全无用处。他索性一屁股坐下，叫了一杯茶，告诉我们路得自己找，他不认得——至少从他那极不恭敬的手势看来，意思是如此。想起下午那场虚惊，我们不愿再惹是非，只好听天由命，下驴要茶。

那半个钟头可不好过：不出五分钟，我们身边就围满了想象得到的最无礼、最肮脏的无赖。显然我们被带到了城里最下等的地段之一；幸而表留在车上，我们并不后悔。除了手枪和几个铜钱，抢了我们他们也发不了财。中国京城里的居民，我是万万不愿多打交道的：世上再没有比中国农民更殷勤好客的人，也再没有比北京下层人更无礼、更蛮横的窃贼。帝国军队在越南北圻对法国人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为北京人对欧洲人的骄横负责。街头公然的侮辱几乎天天发生，却无处申诉；只消在京城街上走一小段，就看得出一八六〇年联军给天朝人上的那一课，早已被忘得干干净净。

若不是有个欧洲人恰好路过，运气极好地从窄门里瞥见了我们，那一夜我们八成就得在这腌臜的窝棚里过了。救我们的是美国传教士皮先生，他亲自领着我们穿过迷宫般拥挤的街巷与广场，来到使馆街。否则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着路，因为便是在这里，也看不出一点欧洲人居住的迹象；直到快到旅馆时，我们经过法国使馆，从敞开的大门里望见一座宽敞荫凉的花园，草坪平整，雪松成荫，喷泉喷涌，门楣上朱红底子的大金字写着「法兰西公使馆」。再走两百来码，我们就在自己那家客栈门前停下。谢过朋友、道了别，我们进了门，总算置身于旅馆那铺着灰瓦、花木环绕的清凉庭院里；一杯加足了冰的威士忌苏打冲掉喉咙里的尘土，叫我们在这段漫长而颇多波折的骑行之后精神大为一振。

行李一小时后送到。洗过澡、换了衣裳，我们已有足够的兴致去消受主人为我们备下的丰盛晚餐；席间还有他那位漂亮的太太和她的妹妹作陪，更添光彩。饭后坐在洒满月光的小院里，天芥菜与木樨草的香气弥漫，人几乎要以为自己远离那座尘土飞扬、气味难闻的城市和它那粗野的居民几百英里。谢天谢地，那些气味没有钻进这里来；自离开天津以来，我们头一回真正享受了一支饭后雪茄，心里不无宽慰：这趟漫长陆路的起点，总算是平安到达了。

第二章北京

北京成为中华帝国的都城，不过是一四二一年的事。在此之前，它只是华北的首邑，其名「北」即北方、「京」即京城，正是此意；及至旧都南京被弃，政府所在才迁到今日的位置。无论从商业还是从人居着眼，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糟的建都之地：虽有运河与白河相通，夏天因而能与文明世界往来，可一到冬天，河冰便把水路彻底截断。于是一年中有五个月，这座城对城内那五六十个欧洲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座监牢——敢于取陆路前往芝罘或上海的人寥寥无几。

北京几乎没有对外贸易，除一家之外，没有欧洲商人住在这里。各国的公使馆、英美的差会以及同文馆的教习，构成了欧洲居民的主体。至于京城的本地人口有多少，说法颇不一致：有说一百五十万的，也有说至多九十万的。在此地住了二十多年、深谙中国事务的皮教习看来，人口大大超过一百万，其中三分之二住在鞑靼城；其余是汉人，汉人逐年增加，而他们的鞑靼邻居则在减少。

就形状而言，北京大略可说是一个长方形里套着一个正方形：方的是鞑靼城，长的是汉城。外城墙高约六十英尺，厚得惊人，离城区本身约一百五十码，其间是一片贫瘠的沙荒；商队的季节里，每天都能看见成百的驼队在这片荒地上往来于蒙古沙漠与满洲之间。再往里还有两道较小、却同样相当高的墙，围着皇城与紫禁城；围紫禁城的那道墙上覆着明黄的琉璃瓦——那是御用之色，除皇帝与摄政的太后外，谁也不得使用。两三年前，离皇宫墙不远的地方造了一座天主教堂，那位欧洲建筑师大概出于不知情，竟开始用这神圣颜色的瓦来覆顶；幸亏一位欧洲侨民及时提醒他所冒的风险。可惜话已传进皇帝耳中，从那以后，与这座建筑有关的可怜神父们便不得安宁。教堂两侧那两座高高的西式钟楼，日夜都有官员来查看，看洋鬼子有没有在里面砌出台阶，好从上面窥视皇城的宫殿园囿。近来为求万无一失，皇城墙上正对钟楼的那一段又加高到了与钟楼齐平。

外墙共有九座城门，分处城的各方，按所在的方位命名：北门、南门、西北门等等。夏天七点关，冬天六点关；若有倒霉鬼被关在外头，只能自认晦气——无论是盛夏还是温度表降到零下，守门的兵在次日日出前都不敢开门，开了是要抵命的。城里人可不能抱怨事先没有招呼。关门前整整半个钟头，每处岗房或城门都要敲锣打钹，那动静足以惊醒死人。到了时辰，分秒不差，守兵齐发一声悠长骇人的吼叫，那沉重的包铁大门便轰然合拢，直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才开。

所有城墙都正对四方，主要的干道街巷也与之平行。尽管布局看似这样规整简单，中国的京城却是世上最容易迷路的地方，我们屡试不爽；以至于头一回之后，我们出门散步总要雇个向导。

北京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因为我生平从未到过比它更尘土飞扬、更喧闹、更肮脏的地方。一进哈达门，这座城给人的感觉倒更像一个巨大的集市：拥挤的街道两旁，除房屋之外还排着帆布的棚摊与帐篷。道路很宽，有些宽得把那些低矮摇晃、挂满金红招牌与飘扬幌子的房屋衬得微不足道。街面不铺路，当中隆起三四英尺供车马通行，两侧留给行人；不过似乎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分界，大车爱走哪边走哪边。

天旱时，北京的街上尘土没过脚踝；下雨时，就干脆是一片泥沼。有些地方被磨出两三英尺深的坑，每只车轮扬起和溅起的是怎样的尘云与水花，可想而知。人行道旁每隔约五十码就有一个八九英尺深的坑，专用来盛放各色污秽，实际上就是固定的污水井（北京并无沟渠排水），只有满了才清一次，大约一周一回。天特别旱、水又缺的时候，就用这些坑里的臭水来压尘——这道工序对空气的清凉与洁净，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益处！

若说照谚语所言，我们英国人一辈子总要吃下一配克的土，那我敢断定，北京人到临终之前至少要咽下一百磅。北京的尘土，仅次于它的气味，无疑是它最大的祸害。那种细细的褐色粉末无处可避，塞住眼、鼻、口，钻进一切东西里去——你的食物、你的衣服，连你的靴子。中国人有句话说，它连表蒙子里都钻得进去。它不但叫人身体上大受折磨，还给万物蒙上一层压抑阴沉的色调；真正大风尘的日子，一百码外的东西都看不清。城外可能阳光灿烂，城里却昏昏暗暗，比伦敦十一月最浓的雾还不如。其实它比雾糟得多——雾好歹还能用拉严的窗帘和灯火通明的屋子挡去几分。

尽管居民的习惯令人作呕、又不讲卫生，尽管地势低洼（仅高出海平面一百二十英尺），北京却绝非不宜居的城市。说来奇怪，居民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那尘土：它给随处可见、在日头下发白腐烂的粪堆垃圾起了除臭杀菌的作用。气候总的说来不错，真正不宜人的只有七、八、九三个月，那时雨水过多。不过冷热的悬殊，对体质弱的欧洲人颇有些难熬：七月里荫处的温度表常常升到一百度以上，冬天却屡屡降到零下。疫病一旦流行便极凶，因为中国人在这种时候极易惊惶失措。四五年前闹过一次霍乱，平均每天要死一千二百人。为害最烈的两样是天花与白喉；每年早春死于白喉的人数目惊人。伤寒与沙眼（由尘土而来）有时也很流行，但中国人自己最常得的还是天花，他们看待它就像我们看待麻疹，尽管它一样要人的命。为了预防，本地大夫的种痘之法，是把一些真痘的毒气吹进鼻孔。这一点是旅馆一个会说几句英语的伙计让我很不愉快地领教到的。我看见他一个鼻孔塞着一团脏棉花，便问他是不是弄伤了鼻子。「哦，不是，」他答道，「是天花！」这种做法无疑与病的传播大有干系——北京的天花总是或多或少地流行着；我们在上海种过牛痘，事后想来很是庆幸。

在北京街上走，一切娇气和讲究都得抛开。这座气味不佳的城里，即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断有种种恶心的景象和有伤风化的举动撞进眼里，我连四分之一也无从描述。听说欧洲侨民只要能避开，就从没想过在京城街上走动，我一点也不奇怪。女眷更是万万不可。凡到过这里的人都知道，世上再没有比北京更脏的城，也再没有比北京人——无论就品行还是就身体而言——更污秽的人。洁净与体面，是他字典里没有的词。至于洗澡，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冬天他一层层穿上五六件衣裳，天暖起来再一件件脱掉，直到剩下去年夏天穿过的那身白布褂裤为止；寒气一来，再一件件穿回去。

我们带着给英、俄两国公使的介绍信，到京第二天早上便前往英国使馆。除比利时——其公使在我们到达前约两个月被召回——之外，几乎世上每个国家在北京都有代表。英国使馆简直是一座宫殿，与别国的公使馆分开，坐落在御河岸边；这条河从前两岸砌着漂亮的石堤石埠，如今同北京别的一切一样，早已破败坍圮。如今这条半干的河，与其说是昔日的一条要紧水道，不如说更像一条积着死水的脏沟。

走出尘土飞扬、气味难闻的街道，经过一位穿白制服、精神抖擞的英国哨兵，踏进使馆清凉荫蔽的院落，实在是一种解脱。这座建筑原是梁公（先帝的一位宗亲）的府邸，一八六〇年之役后割让给了英国。恐怕在世上别的地方，英国政府都不曾拥有一座如此彻底地体现所在国风貌的馆舍。中式的亭榭、屋顶与檐口的繁复雕饰、朱红与金色的门柱，与室内形成奇异的对照：里面是清凉幽暗的房间，弥漫着花香，欧洲的舒适豪华一应俱全，处处见得出那位迷人的公使夫人的雅致品味——她刚从巴黎回来，穿着沃斯的杰作之一，出现在肮脏、尘土、半开化的北京，真是说不出的不合时宜！

「没有翻译，」约翰·韦爵士说，「你们绝到不了恰克图。我不能听任你们冒这个险，所以恐怕你们得打定主意，在北京至少再住一个星期。到那时我可以替你们办好中国的护照，也希望能给你们找到一个能一直陪到俄国边境的翻译。我得告诉你们，这事不容易，因为中国人对穿越戈壁沙漠有一种说不清的抵触。」

我们接着去拜访俄国公使库曼尼先生，手里拿着俄国驻伦敦公使斯塔尔先生的介绍信。他同大多数俄国人一样，和气极了，可见面照例还是那句话：「为什么偏要去西伯利亚？」库曼尼先生给这趟陆路描绘的图景，实在既不愉快也不鼓舞人。「这里有几封信，」他说，「给恰克图的专员、托木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的省长。伊尔库茨克的伊格纳季耶夫将军眼下休假在外。不过请容我劝一句：动身之前请三思。一路到下诺夫哥罗德，你们尝到的只有烦恼与匮乏。那种单调和疲乏，你们几乎受不了——何况日本就在近旁！」——他照例加上了那句人人都要说的话。

不过临走之前，我们总算让主人相信：无论如何，我们至少要试着走陆路到莫斯科。「像所有英国人一样，」他笑着说，「你们很固执；既然铁了心要去，就让我给一句忠告：尽早动身，最迟十月要走出亚洲。秋天的西伯利亚是人间地狱。」

我们回到旅馆，心里颇有些沮丧，本来还指望三四天就能把准备做完。可这也无法可想，为了不耽误工夫，我们立刻着手为前往长城的四天路程雇骡子和骡轿——那是这趟旅程的第一站——只求上天保佑，那位「伙计」（在中国，十八岁到八十岁的男仆一律叫这个）能在一周或至多十天之内到来。

北京可看可做的事很多，但暑热、尘土与气味，把逛城的乐趣大打折扣。何况中国人自从在越南北圻得胜以来，变得如此骄横无礼，许多最有意思的庙宇如今都不对欧洲人开放了。我们最爱走的是外城墙的顶上：在那里可以暂时离开尘土与臭气，享受傍晚的凉风。鞑靼城墙即外城墙是一件了不起的砌筑，高约六十英尺，厚也差不多，考虑到它已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保存之完好令人惊讶。墙顶长满青苔，蔓生的野草没到膝盖。若不是中国政府的守旧——姑且用这个不算太重的词——这里本可以成为一条极好的车道或马道，因为它连绵二十二英里以上而不断，且保养极佳。要说这奇特民族的猜忌之心，有一例可证：北京某国公使曾对一位官员说，这里若辟作车道该多好，还说这真是北京唯一能让他散步散得畅快的地方。「哦！你在那儿散步，是吗？」对方答道。第二天下午他照例前去活动筋骨，却发现门已锁上，还贴出告示，禁止一切欧洲人登城。所幸一年之后这道禁令又取消了，我们才得以安安静静地享受黄昏的漫步——除了我们自己，那上面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傍晚凉爽的时候，这里很惬意，脱开了那片在无风之日像巨大棺罩一样笼住全城的尘土。天清时景色很美：背后是嶙峋陡峭的山脉，脚下是密密匝匝、显得矮小的屋宇，落日的余晖明亮地跳在庙宇的绿琉璃瓦顶和高高的宝塔上、跳在皇宫的明黄瓦上，构成一幅既独特、在明净的黄昏又十分美丽的图画。不过通常总是尘土把一切都遮住了。

这段城墙上有一座观象台，始建于公元一二七九年。一六七四年，一位耶稣会神父南怀仁主持了它的修复，从那天起它就完好无损地留存至今。在高出墙面的一座平台上——由一道铁梯上去——陈列着许多青铜仪器：六分仪、天球仪、象限仪等等，都安在雕铸精工、作奇禽异兽形状的沉重底座上。这些仪器体量巨大，有的高十二到十四英尺，重得惊人，可隔着一段距离看去，竟像一个人就能搬动，那铸造与做工就是这样精美纤巧。它们价值不菲，一八六〇年联军入京时却一件未动，多半是出于统帅的命令。奇怪的是，它们在露天里立了这么多个世纪，无人照管、无人擦拭，却看不出丝毫因岁月风雨而朽坏的痕迹——尤其其中一具巨大的青铜天球仪，上面用金银嵌出星座，看上去竟像昨天才安放上去的一样。

从观象台顶上可以俯瞰贡院：一片有围墙的场地，约八十英亩，里面一排排是模样古怪的小号舍。每三年在此举行一次选官的考试，题目之难，使许多考生发了疯。考试为期三天，其间任何人不得出入。有一回两名考生死了，门却没有开：尸首从墙上吊出去，由等在外面的亲友抬到坟地。

从这类出游归来，我们有时沿着城墙外那些沙荒贫瘠的空地走，常常碰上一队队满洲兵在练弓箭。这些人身材魁梧、体格挺拔，兵器却糟糕笨重，射程勉强三十码。中国军队大部分就是这些满洲鞑靼人。驻在满洲、由德国人统带的八万人构成了中国军队的中坚，内有骑兵、炮兵和步兵，步兵配的是新式的伯丹步枪。帝国军队其余的部分几乎仍用祖辈的弓箭；我说北京的兵丁中间连一支步枪也没有，想来并不算夸张。

中国人实在是个奇怪而难以捉摸的民族。很难叫人相信：一个在白河口拥有铁甲舰和最新式轻重火炮的国家，在京城却仍旧给士兵穿虎皮衣，教他们做鬼脸吓唬敌人。中国人在许多事上聪明而开化，长处却显然不在火器。一艘帝国炮舰上的一位德国军官告诉我，有一天船上运到三百支马蒂尼—亨利步枪，每支配子弹一百发。过了不久他休假一周回来，发现这些枪已奉中国管带之命统统扔进了海里。管带的道理是：子弹打光了，留着枪还有什么用！

在北京的整个逗留期间，我们只进城里逛过两回，而且头一回之后就只肯步行了。北京的轿车我只坐过一次。这种车模样不好看，是一只四英尺长、三英尺宽的箱子，固定在两根长杆上，底下是一对笨重的木轮，箍着铁皮。车顶是厚厚的深蓝布，两侧各有两扇蒙纱的小窗。多数用骡子拉——在北京，骡子被看得比马或小马贵重得多，价钱也高得多。华北的骡子之好，我想连西班牙我也没见过。

要描述这座天朝的京城并不难：街与街长得一模一样，看过一角便等于看过全城。鞑靼城的主街，几句话就说得完。一条宽阔而散漫的大道，尘土没膝，两旁是低矮欲倒的房屋，时常被脏兮兮的帆布棚摊遮住，棚里是算命的、卖糖果的、开赌窟的和变戏法的。每隔五十码一个敞开的深粪坑；成群肮脏、半裸的男人和涂脂抹粉的女人；官员乘轿而过，前面是衣饰华丽的骑兵开道，后面跟着一群步行的、举旗执矛持棍、大呼小叫的乌合之众；鞑靼女眷坐在挂着铃铛与彩布的骡轿里；从沙漠来的蒙古人皮肤黝黑、面相粗野，牵着长长的驼队；穿灰色、绿色或浅紫绸衫的中国人，穿破烂的中国人，以及什么也不穿的中国人；挑水的、当兵的、扛夫、卖果子和卖冰的——那冰同别的一切一样裹着尘土，看着实在倒胃口；卖杂食和糖果的；骆驼、骡子、马驹、牛车挤满了破烂的路面；铃声、钹声、吆喝声、咒骂声震耳欲聋；遍地是污秽与不堪入目之事，即便最晴朗的日子，一切之上也压着一层尘土的阴沉眩光，而四面的空气里都是北京特有的那股热烘烘的腻人气味。这就是夏日里逛一趟京城通常留下的印象。我们见过许多稀奇的景象，多数却是我无法形诸笔墨的。有一天遇见的一场中国丧仪，倒也许值得一记。那队伍浩浩荡荡，将近一英里长，可见死者是有身份的人。一群穿白（中国的丧色）的亲属走在灵柩之前，一路撒花焚香。每走百来码便停一次，地上铺开一大幅白布，孝眷俯身趴在上面，一遍遍以头触地。灵柩正前方陈列着死者的遗物：他的马、帽子、烟管等等，还有他的轿子。那轿子着实叫人吃了一惊——里面端坐着一个人形，走近细看，原来是死者本人的蜡像，穿着他临终前所穿的衣裳。那口巨大的橡木棺沉重异常，要六七十人才抬得动。亲友的队伍之后，是死者的仆从与闲杂人等。中国的规矩是：到了坟地便把棺木放下，上面只薄薄覆一层土，等木头开始朽了，再厚厚培土，却并不下葬。中国的死者从不入地。

城里较为清静、行人较少的街巷就没有那么糟：狭窄不铺的小路两旁是砖石抹灰的高高白墙，围着殷实商人或上等铺户的宅院；古雅的小屋雕饰奇巧，蓝色、朱红与金色的门面富丽堂皇，门前是整洁的花圃和垂柳环绕的池塘。偶尔从敞开的门廊望进去，能瞥见主人一天的事做完了，穿着一身轻便凉快的行头——不过一条短裤——懒洋洋地看着清水中浮莲下的金鱼，或是在读他的《京报》，顺带一提，那是世上现存最古老的日报。有时太太也在，分享老爷闲暇的乐趣，但这并不多见；你到中国人家去，他很少把妻子引见给你，虽然妻子并未被幽禁或锁起来。就婚姻而言，中国女人的自由与英国女人不相上下，只是如我所说，不大遇得着罢了。据说多数都是极好的妻子；与多数东方民族及别的民族不同，她们身上没有那种一般被认为是女性天生的弄权喜好。中国男人愿意的话，可以有一百个妾，正妻却只有一个，她是一家之主。

与华南女子相比，北京女子的好看着实叫人注目。这里常见的多是鞑靼人，她们一般不缠足、不弄坏脚。只有在汉城，才会遇见那些可怜人张着两臂在街上摇摇摆摆，像遇险的船。在中国有些地方，新娘的身价是按脚的小来算的。缠足的工序在幼年施行，据说并不疼：四个脚趾被弯到脚底，紧紧压住，久而久之便与脚底长在一处，大脚趾则任其自然。随后用结实的裹布把前掌压紧，使它向上拱起，在足背处成为一个大疙瘩，仿佛与小腿连成一体。脚底有时不过四英寸长、一英寸宽！不过据说这风气即便在汉人中间也正在消亡。

天朝人引以为荣的那件装饰——他的辫子——其实是鞑靼人带进中国的。鞑靼人身为回教徒，在本朝之初曾想把《古兰经》强加给整个中国。中国人不肯屈从，于是第一位鞑靼君主颁下敕令，命臣民一律照回教的样子剃头，只留那一小撮头发——据说信士死后就是靠它被提到天上去的。中国人做什么都讲究艺术，便把那可笑蓬乱的一撮头发变成了一条粗辫子，如今精心编结这条辫子成了中国人最大的乐趣与骄傲。何况这发式对北京也极合宜：我们发现一天梳两次头都是白费——梳完十分钟，头发里又满是尘土了。

北京通行的钱币，在生人看来实在再叫人糊涂不过，因为它既有「铜钱」又有银锭。铜钱这种小钱，约五十个才合半便士，与人打交道用不上多少。为便利起见，钱当中打了一个孔；在北京常常见到有人脖子上挂着两三串这种不值钱却沉甸甸的东西，吃力地走着，身上驮的也许不过值英国钱八九便士。银是条块状的，用多少剪多少。「两」不是钱币，而是银子的重量，用纸包成一两、三两或四两一包。我想我们走后北京已开了铸币厂，几个月内就会发行正规的货币——这对后来的游客可是不小的便利，眼下要找开零钱实在颇费周章。

奇怪的是，欧洲人在北京街上走，竟引不起多少注意。这座大城里想必有许多人从未见过白人的面孔，可我们去赌窟、烟馆和别的同类去处时，他们并未表现出多少好奇；我们从中穿行，虽被人看见，却无人来扰。不过在京城较下等的地段，当地人显然宁可我们的座位而不要我们这个人：「洋鬼子」三个字落进耳朵的次数多得令人不快。有一回，向导轻率地让我们进了贫民窟里一户人家去张望，结果一阵石头烂泥把我们撵了出来。不过大体说来，当地人还算客气殷勤；在比较上等的饭馆茶楼里，老板还常常请我们白喝一杯茶。

北京的「纨绔子弟」是些快活家伙。戏园、饭庄、茶楼多得很，城里人口稠密的地段直到凌晨四五点还是一片欢腾——说是胡闹也不为过。他们喝掉的香槟和别的烈酒，比那据说提神而不醉人的饮料多得多。中国的时髦少年（姑且这么称呼）尤其容易沉溺于醉酒；不过欧洲对中国人所吃的恶心荤腥，却有着极错误的印象。英国许多人以为猫、狗甚至老鼠都被中国人不加分别地吞下肚去，其实不然。狗和老鼠确实吃——我本人就见过这类菜肴，样子还挺不错！但要记住，那些老鼠是专用粮食喂大、悉心豢养的，实际上比我们英国家养的猪干净得多。「松狮」狗自成一种，也是上等人唯一会吃的一种；下层人自然只能有什么吃什么。在北京，一条好狗或一只好老鼠是同国内的鹿肉或海龟一样昂贵的珍馐！

烈酒引出豪赌，各式各样的赌博在北京的纨绔子弟中间很盛行。一般是打牌，但真正一掷千金、输赢巨万的，是斗蟋蟀。这些小虫被照料得无微不至，身价也极高。养虫的人是世代相传的行当；说来也怪，北京一只好蟋蟀之于主人，几乎抵得上英国一匹得用的赛马。斗虫在小盒子里进行，像缩小的斗鼠场。两只名蟋蟀将要对阵，往往在赛前好几个星期就把人们的兴致撩得极高。斗鸡、斗鸽甚至斗鹌鹑也都有，但最受欢迎的无疑是斗蟋蟀；这大概也是其中最古老的一种。

一天傍晚，我们在贫民区闲逛，走进了一家郎中的铺子——一间又脏又暗的小窝。污黑的墙上挂满形状古怪的药瓶和看着骇人的器械，天花板上垂着一串串风干的爬虫走兽，在昏昧摇曳的光里显得阴森诡异。暗处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凹龛里坐着郎中，面前摊一本大书，旁边一星油灯的火苗照出他那张干瘪的老脸。这情景令人想起《浮士德》的第一幕，人不由自主地四下里找靡菲斯特。虽然向导说这是北京最灵验的大夫之一，他的生意看上去却并不兴隆。我费了些力气弄到下面这张中国药方，至于治什么病，我就不知道了：

蜈蚣煎汁、青蛙一只、蟑螂三只、甘汞十格令、吗啡三格令、奎宁十五格令！

可怜那要把它灌下去的病人。再凶的病，怕也胜过一剂蟑螂加甘汞！

我们在北京空闲的时候（空闲多得很）多半消磨在城中随处可见的瓷器铺里。从污秽不堪、尘土没膝、臭气熏天的街上一步跨进清凉华美的厅堂，脚下是拼花的地面，中有喷泉与花木，眼前诱人地摆着值好几百镑的景泰蓝、玉器与瓷器，这滋味实在奇妙。不过想以公道价钱买到什么，一般是没指望的。真正的京作之精美雅致，连日本也造不出来；只是如今样样都有仿制，近年市面上充斥着大量不值钱的劣货。同多数东方民族一样，这些商人「一见欧洲人来了」就抬价；不幸的是，与别的东方民族不同，任你怎样精明地讲价，他们就是死不肯降。环视这样一间铺子的架子，上面堆着数以千镑计的瓷玉珍宝，再想想一八六〇年圆明园的那场劫掠，真叫人垂涎。

我一向以为圆明园是一座中国式的建筑，一片穹顶、楼阁与宝塔的宏大杂陈，去了才发现它更像杜伊勒里宫的一个极精致的缩微仿本。我们造访那天早上，若不是阳光平野间点缀着红黄两色的庙宇、若不是那一派中国风致的景色把人拉回现实、提醒我们离美丽的法兰西有多远，人真会以为自己正站在塞纳河畔，望着一八七〇年那个致命的九月之后拿破仑那座美丽宫殿被烧成焦黑的废墟。世上再没有比圆明园的建筑更不像中国的了。它是纯粹的法国式样，出自耶稣会士之手，那时他们在中国还比如今得势。它立在这样如画的景致中，被这样美丽的园林、苑囿、林木与湖泊围绕，毁掉它实在是一桩罪过；而以其一贯的懒散，帝国政府从未打算修复。它就那样立在那里，与一八六〇年联军离开时一模一样，连英国大兵和法国「丘八」在熏黑的墙壁台阶上胡乱涂写的名字都还在，这里那里还有几行诗，出自某个法国或英国军中伙房诗人的手笔，措辞谈不上礼貌，说的都是中国佬的做派与习俗，却颇有力道。且不说那些艺术品与家具的巨额价值，单是劫掠时搜出的金锭就值三万两千镑以上，还有大量珍贵的瓷器与景泰蓝被士兵肆意砸毁，弃于当地。那时候的皇帝是个大方而快活的君主。战前的圆明园与其说像什么，不如说像一座缩小的贡比涅：演戏、行猎、奏乐，还有别的不那么清醒的狂欢，皇帝自己也常常尽兴参与——这与他今日那位焦头烂额、郁郁寡欢的后人所过的日子，真是天差地别。

当今的君主「光绪」十八岁，等这些文字付梓时，他大约已经娶了妻——或者不如说，已经有人替他娶了：替他挑的是他的姑母、垂帘的太后。虽然侄儿已到了懂事的年纪，如今朝政仍是她比皇帝管得多得多。她是个专断而有野心的女人，据传闻，关于先帝之死，她知道的比她肯承认的要多得多。「光绪」不像教皇，说不上过得舒心。事实上，他的日子简直不属于他自己：事事都要照规矩来，都在朝臣的监视之下，连吃饭睡觉也不例外。这可怜的少年连觉也睡不足，因为内阁会议常在清晨四点举行——中国的大臣们说，那个时辰头脑最清。我看这个法子在欧洲未必总是灵验。

「光绪」脾气坏、性子阴郁、动辄暴怒，实在不足为奇。发作起来，他顶撞姑母，摔碎手边一切东西，扬言不做这个皇帝了，要跑出去种田——什么都行，只要别像条狗一样被关在紫禁城里。那日子确实凄凉：每一天都预先排定，细到穿什么衣裳，一项不落。想想看，你偏想吃牛排，人家给你羊排；你明知香槟不合你的脾胃、宁可喝红葡萄酒，人家偏给你香槟；你觉得冷、要厚衣裳，人家却给你一身薄的——这总不止于烦人。皇帝每天用九小时读书。我们在北京时，他最爱开的玩笑，是求那些一拨接一拨、烦得他要命的师傅把表借给他看。表一到手，便被狠狠摔在地上，再踩上几脚。光绪的道理是：这么一来，他们改天就不知道该几时来了。不过自从圣上有了这个新「玩法」，多数教习都托人到上海去买沃特伯里表——金表银表可太贵了。

无论是骑马、散步，在绿野与浓荫的林中射猎，还是在紫禁城里垂柳环绕的碧湖上垂钓——那里离北京的喧嚣与恶臭之远，不亚于戈壁沙漠——皇帝从来不是一个人。总有一大队随从跟着，告诉他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譬如四点钟他正享受着最爱的垂钓之乐、片刻间忘却了为君的烦忧，就有人来提醒他，四点一刻须得罢钓，去猎鹿，或是（照例带着一大群随员）到城中某处指定的园子里散步。那地方想必很奇特，因为白种蛮夷的眼睛从不许望进那墙内，只有极偶尔的时候，各国公使才获准在宫中某一特定之处觐见。

一八七三年，久悬的「大朝觐」问题终于得到各欧洲列强都满意的解决，各国代表按欧洲礼节觐见了同治皇帝。此事自一八一四年阿美士德勋爵出使以来一直争执不下，始终无果。那一回，使臣没有见到皇帝就回去了：皇帝坚持非行跪拜之礼不见，而阿美士德勋爵身为英王的代表拒绝照办，遂返回英国。

即便到今日，觐见仍极罕有，纵然有，也只在最重大的场合。便是爱丁堡公爵一八六九年访问北京，也被拒绝觐见。中国大臣自己也不许走到离御前六七十码之内：皇帝坐在一条又长又窄、漏斗似的通道尽头，大臣们则在通道另一端一间小屋里伏地叩拜。垂帘的太后更难接近：她接见时是坐在一面大屏风后头的。有一次她在争论中过于激动，脑袋从屏风上边冒了出来，大臣们这才得以（哪怕只是一瞬）瞻仰那神圣的容颜。皇帝是紫禁城里唯一的男性居民；那是一座巨大的后宫，连伊斯坦布尔的禁苑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这位月亮的表亲，在他那黄瓦围墙之内，被不下三千名女子与太监簇拥着。

光绪对自己的都城是什么样子，几乎毫无概念。他若要出巡一次，便意味着数周的精心预备，用在修补沿途街道上的银钱多得惊人。若说那些据称用于维持市容的百万银两有一半是老老实实花出去的，北京也不至于是今天这副模样。可只要官员与当差的人照旧克扣偷盗，中国的京城就永远只能是如今这个肮脏的土堆。我在北京时就亲眼见到一例，可以说明每年落进官员腰包的银子有多么惊人：法国使馆到御河之间要修一条沟渠，距离约三百码，政府为此被索去两万三千两，而承办的欧洲人只拿到三千五百两，余下的都进了官员的口袋！

光绪出巡时，所有欧洲侨民都由本国公使通知留在屋内，至少要避开皇帝经过的那一带；同时采取最严厉的戒备，不许任何人——无论欧洲人还是本地人——窥见天颜。房屋门窗一律关闭，墙上垂挂华贵的绸缎帷幔；街道仔细扫过、洒过水，每一个坑都填平，每一片垃圾秽物都运到远处；然后在既定的时辰，一分不差，御驾便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缓缓驶过。这么看来，皇帝心目中的北京，必定与常人所见的大不相同。除了那无可避免的尘土，在光绪眼里这想必是个相当不错的地方。倘若他能像我们那样看一看它，我怀疑他还会不会想离开那座美丽牢狱里的宫殿园囿、鹿苑与湖泊。

我们在北京时，光绪的婚礼正在筹办，那规矩也颇奇特。择妻一事，本该以新郎为主，可怜的光绪却不然：与他共享甘苦的人，是由太后从三四百名女子（都是官员及其他显贵之女，为此从中国各地送到北京）中挑出来的。而且直到成婚当晚，皇帝连未婚妻的脸也不许看一眼。皇帝虽只许有一位正妻，却可以随意挑选或多或少的妃嫔；每逢皇家婚典，送进京城的这类女子有四五百名之多。她们多半出身低微，不过一些想在朝中讨好的高官，偶尔也把女儿送来。

只要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继续抵制任何改良——尤其是那些他们视为「洋鬼子」新花样的东西——中国要开化，恐怕还得等许多许多年。举个例子：几年前有人集股要修一条天津到京城的铁路，这条线本可以极大地改善并促进京城的贸易，可政府连听都不肯听。倒是一八七七年曾准许从上海修一条通到扬子江边吴淞的线，这项事业在欧洲人经营下办得极好，可有一天——通车还不到一年——北京下来一道命令，要立刻拆除；倒霉的股东自然只能遵办。

皇帝的父亲近来受天津欧洲商人之邀，被劝动去了一趟。大家指望他见识些外面的世界，或许能看清宫廷那些愚蠢可叹的做法。一切礼数都给足了：英法炮舰鸣礼炮；舞会、聚会、招待会、宴席应有尽有——总之凡是花钱能办到的，无不为他备下。他自己也显得极其和蔼可亲，大家满以为这一周的访问会让他更明事理地回到北京，也指望这份明白能传给他儿子皇帝几分。可惜全是白费。他回京后所做的，不过是动笔写了一批中文讽刺诗，记述这次出行，对东道主白种蛮夷极尽不恭之能事。这些诗刊印出来，在北京销路极好。

漫长的晴日一天天沉沉地拖过去。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伙计还是没有来。我们的中国与蒙古护照都已办妥，去长城的骡子与骡轿也雇好了——一切就绪，只等动身；可约翰·韦爵士坚决不许我们没有翻译就上路。这等待实在磨人。头一周之后，我们除了到使馆吃饭，或在使馆清凉荫蔽的园子里消磨一个下午——那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可以靠书报打发难挨的时辰——就很少出旅馆的门。我们不常出去赴宴，去时也宁可徒步蹚过尘土或泥浆，而不坐北京的轿车；这一点席上的邻座该感激我们才是，因为那种车里爬满了虫子。这种时候必须提灯，因为城里较僻静的街道没有路灯；还得带上粗壮的棍子防身，防的是那数不清的狗——夜里成群结队在城中觅食。这些狗体型虽大，却生着癞、样子可怜。成帮时它们很危险，常常袭击落单而无器械的行人；但同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一样，北京人并不伤害它们，因为它们是极好的清道夫。只是它们夜里的喧闹，对神经衰弱的人是不小的考验——在北京头两三夜，是根本别想睡着的。

这一章里我说了北京许多坏话，也许足以叫读者再不想去看它一眼。同时我也得说句公道话：它确实免去了别的东方城市的许多祸害与烦恼。这里几乎没有蚊子，也没有沙蝇；那最恼人的祸害——寻常的苍蝇——也不像别的炎热地方那样昼夜不停地折磨你。总的说来，就欧洲人的居处而言，它并不比我所能举出的印度及东方其他许多地方更糟。当然，夏天的生活单调得可怕；那时使馆里抽得出身的人都躲到约十五英里外的山中去——那里有几座古庙被收拾出来，给那些不得不在酷暑里留在这尘土与恶臭之都的人，做粗陋而尚算舒适的消夏之所。

如我所说，北京的欧洲居民极少，总共大概不过六七十人，全都属于各国公使馆、教会与同文馆。商业机构只有一家：汇丰银行的代办处。

到了冬天，世上比这里糟得多的地方还多着呢。其实也只有到那时，欧洲人的圈子才肯振作起来：白天是雪橇会、滑冰会和草地网球，夜里是演戏、跳舞和宴会，天天如此。

即便在夏天，北京对欧洲人也算相当宜居，只有神经容易紧张的人例外：这里空气过于稀薄，常使人睡不着，引出失眠和别的神经毛病。这里的太阳也比我在东方到过的任何地方（包括婆罗洲）都更危险，一下子就能把人撂倒；便是本地人，死于中暑的也不少。

北京的饮食虽贵却极好，我们的主人做的几道小菜，摆在巴黎的馆子里也不丢人。冰这样东方最大的奢侈品，这里虽不制造，却便宜而充足：冬天从运河上凿成大块，早春存进城墙外的大窖里。鲜果也用同法窖藏，我曾在七月吃到一串头年十月存下的葡萄，新鲜得像刚从藤上剪下来一样。

苦等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决定看开些。着急上火是没有用的：伙计要么来，要么不来。「凡事只等得起的人终能等到」——这句谚语我们常挂在嘴边，摆出一副其实远非如此的镇定。我们说，住得这样舒服，等等也算不上什么苦；真正日日夜夜折磨我们的是时间：一想到西伯利亚，时间便快得像闪电，否则就爬得叫人发疯。所幸主人和他漂亮的太太竭尽所能让我们过得舒服，也确实做到了。饭后坐在洒满月光、弥漫着马鞭草与木樨草香气的清凉庭院里抽一支雪茄，仰望头顶那一方星空，听着远处太太钢琴的叮咚，若不是知道每一天、每一个钟头都关系重大，这情景本该是很惬意的。而俄国公使那句话又总是冒出来，搅得人食不甘味、心浮气躁：「尽早动身；初秋的西伯利亚是人间地狱。」唉！我们这时开始明白，再耽搁一个月，到那里正好赶上这个时令。

女王登基庆典那天我们是在北京过的。下午英国使馆举行了盛装招待会，晚上花园里点起几百盏彩灯，门前两座亭子改作接待室，为欧洲侨民开了一场舞会。真难相信自己竟身在这地球上不为人知的角落：眼前那么多漂亮衣裳和俏丽面孔，简直像在伦敦或巴黎的舞厅里；人数虽然很有限，那一晚却丝毫不减其愉快——同上海或香港相比，北京，或者至少我们造访时的北京，美人之多是超出它应得的份额的。

舞会以园中的焰火（北京造）收场；虽是本地手艺，可那幅用焰火烧出来的女王陛下的肖像极为出色，便是最忠诚的英国臣民也挑不出毛病，引得门外聚集的当地人一片热烈喝彩，为这一晚画上句点。我们离开使馆、辞别好客的主人与迷人的女主人时，天已破晓，舞却还跳得正酣——在这尘土之都那些漫长难挨、百无聊赖的耽搁日子里，若没有他们亲切的援手与款待，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

虽然有人劝阻，我们还是决定过戈壁沙漠时尽量骑马。骆驼车我们还没见过，但它的种种苦处已经听够，足以让我们打定主意：非万不得已，绝不在里面多待一刻。既然费事把马鞍从家里带了出来，我们索性冒着折损马匹的风险，弄到两匹结实精悍、约十四掌高的蒙古马，每匹合英国钱八镑。挑中之前我们试过许多匹。兰开斯特头一回买马就不走运：那畜生刚被骑上便侧身卧倒，死活不肯动，围观的人群大为开心——他们本来就是来看「洋鬼子」要干什么的。不过几番折腾之后，他总算相中了一匹模样精神的枣红马，才四岁口。我那匹老得多，但两匹都是结实有胆气的小家伙，看着经得起任何劳顿；后来我们发现，它们的模样一点也没骗人。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还没起床，主人满面春风地冲了进来。「打起精神，先生们，你们的伙计到了！」同时递给我一个蓝信封，里面是使馆的便条：「伙计今日自天津抵京。」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心里充满了如释重负的感激，翻身又睡了一觉。一切都好办了。明天早上我们就能上路去长城。我们险之又险地躲过了困在西伯利亚的命运。运气好的话，十一月就能到莫斯科。

五点半，「伙计」到了：一个高个子、相貌不善的中国人，阴沉沉一副做贼心虚的神气，实在不能叫人放心。不出五分钟，我就看出我们要打交道的是怎样一位贵人：绷着脸、犟、滑得像狐狸，一双游移不定的眼睛，两秒钟都不肯正视你。

「哈，你总算来了！在天津耽搁这么久，是为什么？」

「庆典！」

想到这么个人形稻草也去凑什么节庆的热闹，实在太滑稽了。可我知道这家伙在撒谎。

「你肯跟我们去恰克图吗？」

「那得看给多少。少于三百块不能去。老爷若不要我，就找不着别人了。人人都怕过沙漠，怕蒙古人。」

这人语气里的无礼与张狂，几乎同他索要的天价一样叫我恼火。我知道这价钱毫无道理可言。可这坏东西看准了我们无计可施，我早日启程赴沙漠的指望顿时跌到了冰点。照他要的价给，不但荒唐，简直是自取灭亡：一旦我们出手阔绰、身家丰厚的消息传开——在中国这类事传得快得难以置信——我们每到一村都要被狠宰一刀，说不定还要招来强盗。何况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更过硬的理由：我们出不起。

「该是你接受条件，而不是你开条件，」我答道，把六块钱放在桌上。「听着：这里是六块钱，你若不接受我的价码，就拿去当回天津的路费；而且你必须立刻决定。我给你整整一百二十块，一个铜板也不多，条件是陪我们到恰克图，回程自理。要就要，不要就走人；不要的话，趁早消失，因为我不会改主意。」

我那位绷着脸的朋友唯一的回答，是漫不经心地拿起钱塞进口袋，一言不发，从容地走出屋去。我看着他慢吞吞地溜下小院、出了门，半盼着他回心转意；可没有！他连头也没回一次。看着他那高高的、瘦骨嶙峋的身影慢慢消失在暮色里，我觉得这下最后的指望也完了，便退回房里，绝望地扑到床上，寻思着我们究竟还能怎么办。

取道戈壁沙漠去西伯利亚，显然是办不到了：照以往的经验判断，再找一个会说英语的伙计，少说又得一个多月。那时再想走蒙古这条路就太晚了——除非甘冒在西伯利亚某个偏僻村子被困上两个月的风险；就我们所听说的那个凄凉国度而言，这前景实在算不得愉快。

眼下只剩一条路可走：回天津，搭第一班船去阿穆尔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从而完全绕开蒙古沙漠，经哈巴罗夫卡、斯特列坚斯克和赤塔抵达伊尔库茨克，而不走库伦与恰克图。

这实在令人大失所望。整个行程中，我们最盼望的就是那段沙漠之行。横穿长城与西伯利亚之间那片荒凉旷野，总还有些新奇与刺激；而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起的那条按部就班的路线，则毫无新意可言——从那个港口有设备完善、颇为舒适的轮船，沿阿穆尔河上行约一千五百英里到斯特列坚斯克；再由此视季节乘塔兰塔斯或雪橇到上乌金斯克，渡贝加尔湖（夏天有轮船）到伊尔库茨克，该城距斯特列坚斯克约一千俄里有余。自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横贯西伯利亚的驿道只有一条。可是从驼队横越大戈壁，一下子降格为寻常轮船加驿车、沿一条沉闷无趣的大河和一条单调的、每二十俄里一座驿站的大道前行，对人的情绪与期待实在是沉重一击。

那天晚饭吃得凄凉，连主人执意拿出来的香槟也没能把气氛提起来。席上多了三位从上海来的俄国人，他们要去满洲打一个月猎。其中一位走过阿穆尔那条路，虔诚地祷告但愿此生不必再走第二回：照他的说法，论单调乏味，那条大河举世无双。可我们已经打定主意，非走不可。幸而四五天后正有一条船从天津开往尼古拉耶夫斯克，我们从容折回天津登船绰绰有余。事已至此，怨天尤人最没有用，我们便认了命——虽然谈不上高兴——各自安歇。戈壁是没指望了，那就「随缘吧」。

可「黎明前最黑」这句谚语，第二天早上就应验了。将近十点，正当我们要动身回天津的当口，好消息传来：找到伙计了！而且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福星塔连先生——头天晚上他被我们那副愁眉苦脸打动，亲自把北京翻了个遍，终于在俄国使馆的院墙之内把这宝贝挖了出来。而且这还不是寻常的「伙计」，是一把好厨子，英语、俄语、蒙古语都说得流利；最妙的是，他肯以一百块包干的价钱去恰克图，回程自理。我简直想扑进塔连怀里抱住他。他既是法国人，大概会把这种举动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这位新伙计名叫季布，是个约莫三十岁、模样文静和气的人，此前一直给俄国使馆的一位公使馆员某亲王当厨子兼仆人。若在寻常情形下，我们或许该打听打听他的品行，可我们怕再耽搁，便决定碰碰运气，就这么收下，什么也不问。我们有枪而他没有，万一起了争执，这总是件叫人放心的事。无论如何，他与我们那位天津朋友是两路人；如今看来，那位还特意找到他，劝他别跟我们走，说跟了也拿不到钱：我们到恰克图准会赖账，把他撂在异国他乡，无亲无故、身无分文；他自己之所以不肯接受我们的条件，正是这个缘故，云云。

不过我们很快就让季布相信了我们的诚意：请塔连先生代管八十块钱，余下二十块到恰克图付清，若他一路规矩，再加二十块。就这样皆大欢喜地安排停当，我们准了季布告假一天，随即（心里仍不无再度落空的担忧）着手准备次日清晨六点启程。

当天下午，我们正忙着把重行李捆到骡驮上，两个我生平所见最奇特的人骑马来到旅馆门口。两人说十九岁也行，说九十岁也行；身上是一色花哨的格子呢套装（很像那本最好的猎事小说《肥皂海绵》里杰克·斯普拉贡穿的那种），头戴巨大的软木遮阳帽，帽后垂着长长的飘带，鼻梁上架着绿眼镜。我们一眼就看出他们分明是什么人：「环球客」，由各自的妈妈（或者说同一个妈妈，因为二人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打发出来见世面、长见识——如果他们有什么见识可长的话。他们怎么漂到北京来的，只有天知道。这地方并不为此类人所青睐，舒适程度够不上他们的标准。

他们顶着烈日、一路纵马从通州赶来，两匹瘦弱可怜的马看着就要倒下；那两匹牲口显然只盼着（像爱尔兰人那匹马一样）有堵墙可以靠着好好想一想，模样同它们的主人一样垂头丧气——这话可就说得重了。

他们站了好一会儿，一言不发。随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下了马，其中一个走近正帮我们捆驮子的塔连，用温吞而发颤的声音问他是不是旅馆的经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问他和他的朋友能否要一间卧房，附近有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名胜？

「中国的长城，先生们，」塔连答道，「不过你们会发现，一天之内骑马来回，路可不近。」

「哦，不要紧！我们非去看看不可。您能马上给我们找个向导吗？我们后天得赶回天津，好坐船去日本。」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得他们把这趟「长城」之行推到第二天。

那晚在饭桌上，他们大谈自己的游历：告诉我们他们到过直布罗陀、马耳他、塞得港、开罗、苏伊士、亚丁、科伦坡、新加坡和上海，并把对每一个港口及其居民风俗的观感与见解一一奉告，那份说法在好几层意义上都极其有趣。他们此刻要去看「中国的长城」，是因为妈妈来信说《泰晤士报》讲根本没有这道墙，而她确信是有的，因为她祖父（一位水手）告诉过她，他亲眼见过。看完长城，他们要去日本、旧金山、盐湖城、纽约，再到利物浦，然后回伦敦；「我想，」两人中年长的那位又伤感又疲倦地说，「我们这辈子再也不想出国了！」

从这位青年对所游各国形成的见解来看，人不免要想：这个决定他也损失不了多少。

第二天一早，我们还没起身，他们就骑着那两匹把他们从通州驮来的可怜牲口出发了，还带着自己找来的向导——一个刁滑的北京人，多半从他们身上捞了一笔。这个无赖把他们领到哪里去了，至今是个谜。我后来听说，他们第二天回来时对自己的成就颇为得意，那晚在饭桌上说「长城真是壮观」。至于长城离京城足足有五天路程这件事，他们压根儿没想到；于是他们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北京——多半是被人领去看了哪个近郊市镇或村子的寨墙。此后我常常想，不知他们有没有给那份饱受折磨的《泰晤士报》写信。

等我们把一切准备停当、备好马鞍、把行李与口粮装进骡轿，已是七点多，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了。我们一行只有三顶骡轿和两匹马。重行李头一天已经先走，估计要到蒙古边境上中国最后一座城张家口才能追上。同行的还有两名中国骡夫，以及季布——他忙前忙后、处处派得上用场，这势头叫人对往后颇为乐观。

最后同主人喝一杯牛奶咖啡、再来一口餐后酒——他对这趟远征的热心几乎不亚于我们（说实在的，若没有他及时相助，我们如今该在哪里呢？）——我们便可以出发了。时辰虽早，太太和她的妹妹已在门口道别，祝我们一路顺风。望着她们那两张漂亮的法国面孔和齐整的衣装，人不由得要想：再见到这样的人物，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又过了片刻，我们辞别了朋友，最后一次骑马走下那条狭窄尘土的街道，心里竟有几分不舍——人就是这么别扭：为了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整整三个星期上天入地地折腾。不过这点惋惜并未持续多久；还没跨过御河上的石桥，谁也认不出我们就是两天前那两个绝望的可怜虫了。一刻钟后，我们由安定门出了北京，随后三小时紧贴着城墙外那片沙野而行。途中遇见三四百峰骆驼，是从沙漠回来的商队，每小时约走一英里半。带队的鞑靼人全都睡着了，骆驼却似乎认得路；其实这一段道路相当分明，正是往来张家口的干线。一小时后，我们进入一片肥沃的平原，谷子、麦子、黑麦之间夹着大片牧场，天边是一列嶙峋陡峭的山脉，半覆着树林，其间这里那里挺出色彩鲜明的庙宇与宝塔，在日光下熠熠生辉。四下里一片生气勃勃；连我们的马也似乎振作起来，在清冽的空气与明亮的阳光中——更不用说近来喂的那些格外丰足的谷料——又蹦又跳。

又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停下来回望那片翠绿的平原：天边一道淡淡的、模糊不清的褐色细线划破了明蓝的地平线。我们是在最后看一眼北京的城墙：横跨欧亚的漫长陆路，至此才算真正开始。

原注一：确有其事。

原注二：一俄里约合四分之三英里。

第三章从北京到张家口

离开北京时我们打定主意，白天大半时间要坐轿。「轿」这个名目本身就透着一股舒服劲儿，我们指望着至少到长城这一路能有几段惬意的行程。可人注定是要失望的。若论疲乏与难受、有时简直到了肉体受刑的地步，我首推中国的骡轿：那不过是一只箱子，或者说一顶带篷的椅子，悬在两根又长又细的杠子上，前后各套一头骡，骡身上插羽毛、披彩饰、挂铃铛，一副花哨模样。那铃铛响个不停，声音又大，据说是为了给旅途解闷——在中国人心里，也许当真如此。只要不晕船的人，那种晃动倒也不算难受，本来也不至于累人，无奈坐的人必须像坐独木舟或轻划艇那样始终保持一个姿势：略往左右一动，整副家什就要翻。此外，若是前头那头骡子跌一跤——这可不算稀罕事——乘客几乎必定要摔得不轻；若是后头那头踏空，他便两脚朝天、无计可施，任凭前骡的后蹄招呼，因为轿子前面和两侧都是敞的。除去这几桩微不足道的小事，骡轿再没有什么不适之处了——当然，里头那些虫子除外。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在一条清澈多卵石的溪边一家路旁客店歇脚。店前柳荫下，二三十个男男女女坐在石桌旁，用漂亮的透明瓷碗喝茶，还有一种白色的调制物，里面浮着大块的冰。我好奇尝了尝后者，觉得简直美味，有点像法国的杏仁露或大麦水。我们同那群喧哗谈笑的人略隔开些，正吃着简单的一餐，一队骑兵经过。那些人先照例把我们的衣服和武器检视一番，随后便不再打扰。兵士来时，我们正预备立刻动身：那是些高大黝黑的汉子，穿深蓝号衣，戴平顶圆帽，帽上孔雀翎飘飘，手里是生了锈的旧燧发枪。在北京和上海时，有人提醒我们要提防中国军队，说他们一旦离开使馆的庇护范围，总要对欧洲人无礼，有时甚至动粗。若果真如此，这一队显然是例外：他们不但非要我们同他们的军官「请安」过后才肯放行——那是个十八九、二十来岁、爽朗俊气的小伙子——临别时还都按中国的礼节与我们握别（双手抱拳，在胸前上下作揖），并约好在张家口再见，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往那边去的。

不到四点我们又上路了，那时暑气稍减，毒日头也不那么厉害。在骡轿里坐了半个钟头，就足以叫人相信：什么法子都比这摇摇晃晃的家伙强，连走路都强；不过多亏我们那两匹结实的小马，我们始终没落到靠两条腿赶路的地步。那趟苦旅留给我的最愉快的记忆之一，就是那匹驮着我硬生生穿过三分之一个亚洲的小畜生！我真心相信，若只论耐力而不论时日，我骑着它八个月、甚至更短些就能到莫斯科。「卡拉」别的都好，却算不上一匹骑着舒服的马：同多数蒙古马一样，它只有两种步法——走和跑；说是小跑，其实是奔，因为它一撒开蹄子就咬住嚼子往前冲。不过这反倒有趣，因为它不像同类那样，骨子里一点坏脾性也没有。

那一天我们所经的景致之美，是我生平少见的。远处黛色的林山与近处玉米大麦的绿野形成鲜明对照；清亮的溪流上横着如画的桥，桥上的琉璃与瓷饰熠熠生辉。某位官员的庄园像一座苑囿，四周镶着深色的林带，中间是一片片浅绿的草地，鹿与牛在上面吃草——这幅图画，与人们向来加在这些所谓未开化之地上的想象，实在大不相同。华北人烟极稠密。从北京到张家口，一路上从未有过看不见人的时候。头一天我们至少穿过了二十个村子——说是村子只是名目而已，每一个少说也有四五千人——只是我们经过时都空荡荡的，男女都下田干活去了，窄窄的街上只剩狗和光屁股的孩子在尘土里滚作一团。直到近黄昏，我们才穿过一条条人家门前的路：农人们神情安乐知足地坐在门口喝茶、喝冰镇饮料，在一天的暑热与劳作之后，一直做梦似的消磨到上床的时辰。中国的种田人比他欧洲的同行过得好。

头一天当地人对我们的出现并不怎么惊讶。个个看去都脾气好、待人友善，可同时也绝不是好惹的人。单就体格而论，他们是我生平所见最健壮的男子，也许只有欧俄的某些地方可以相比。

第一天行程的后半段，路面有很长一截铺着巨大的花岗石块，做法与前一章说过的通州郊外那条路差不多。不过这里保养得好些——想来也没那么古老——有些路段平整完好，像沥青一样。旅行家贝尔（一七二〇年）记载说，约八百年前此地发生过一次可怕的地震，把北京到长城之间的整片地方夷为废墟，死伤极众。奇怪的是，此后这一带再未感到过地震，而中华帝国别的地方却时有地动——单是一八四七年，上海一地就震了七次。

我们到达第一个歇宿地「古崖」时已过七点，天快黑了。那是个漂亮的村落，颇有阿尔卑斯的气象，依偎在一列约四百英尺高的山脚下；山上不生树木草木，尽是巨大的花岗岩块。白日的暑热加上十小时骑行的疲惫，使得连中国客店的屋檐也变得可亲了，虽然这地方臭得吓人，苍蝇更是叫人发疯——那苍蝇虽是寻常的家蝇，却是我生平所见最大的。地上墙上黑压压全是它们，人在那块权充床铺的石板上一翻身就压死一片。不妨给读者简略描述一下我们头一夜歇宿的这家客栈，因为中华帝国境内的本地客店，家家一个样。所幸「古崖」这一家是通往长城的路上最好的一家。若它也像我们第二天夜里投宿的「鬼来寨」那么糟，我真相信我们会掉头回北京，连那座名字悦耳的城池也不去看一眼了。所谓先蹚浅水再下深水，这才免了我们狼狈败退。

那么，中国客店通常是这样的：干泥筑成，刷白，围着一个敞院的三面；院里照例污秽垃圾没膝，猪、羊、牛、鸡在里头悠然游荡，当中一般有个敞开的粪坑。左右两侧的房子是厨房、店主的屋子、车棚、马厩等等；进门正对着的最里一间，才是留给客人的。那通常是一间空荡肮脏的屋子，约十八英尺见方，其中三分之一用四五英尺高的竹屏或隔断隔开，给那些不愿与众人混住的上等客。有时连屏风也免了，地上用白粉画一道线就算隔断！这凄清的屋子里除了「炕」——一道铺着席子的宽砖台——别无家具。冬天在炕下生火，炕的大小可睡十到十二人。屋里地面是不铺席的砖地，此外什么家具也没有。不过在古崖倒有两把镶嵌的椅子，做工之精细美丽为我平生所仅见，在英国能卖到五六十镑。这些阴森的屋子多半鼠患成灾，这一点比别的所有不适加在一起还叫我恼火，因为我向来最厌恶这种东西。不过那时我还没到过西伯利亚。

吃食自然是我们自备的。这一带的厨艺，欧洲人的胃是受不住的。唯一能喝的是茶——甜津津、淡而无味，与我们心目中的那种饮料相去甚远，用只盛得下两汤匙的小杯子喝。我们最大的难处，是要在这些客栈里讨到准许用厨房的许可，好给自己热一罐汤或罐头肉。在毒日头下苦干了一天，最后只能将就一块饼干抹上一勺果酱，实在叫人泄气——可这种情形屡见不鲜。世上没有比华北的天朝人更犟的了；而且这一带不像南边，便是黄白之物也打动不了他们。

不过在古崖，这方面我们倒无可抱怨。店主是个高大粗壮的中国人，身上只穿一条白短裤，此外别无长物；他亲自照料我们的伙食，转眼就端出一盘热气腾腾的爱尔兰炖肉，盛在伦敦社交旺季的餐桌上也不失体面的盘子里。我想买下其中一只——透明的紫瓷，色泽淡雅得难以想象——可店主无论如何不肯割爱：那是祖传之物。「把它掉在地上摔了，」季布悄悄说，「他就肯卖给您了，您带回英国还能修好。」我佩服这北京人的精明，却觉得不该拿这个法子去试。且不说我心里过不去，我们已经不在英国的保护范围之内了！

两杯威士忌兑水叫人缓过劲来，我们便爬上炕；这种新鲜的床虽硬，我们很快就昏睡过去，在梦里回到了不那么荒凉的地方。半夜里我被一团又黑又凉的东西顶到脸上，吓了一跳；借着从纸窗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我才看清这位闯入者是什么——隔壁牛棚里的一头小牛，正夜出觅食。那一夜余下的时间我再没合眼，因为敌军已经攻上身来，而且从脸上手上那份奇痒难当看，它们显然已经攻了好几个钟头。不过即便没有它们，我照样睡不着：炕那头角落里两只大耗子嬉戏正欢，这副叫人精神一振的景象，把睡意彻底断送到了天亮。

天气极好，一路照应着我们。虽然正午酷热，烈日逼得我们不得不躲进轿里，早晚却清凉宜人。第二天早晨五点我们离开古崖。一夜的账单绝谈不上倾家荡产：全队总共八十文，合不到七便士。

出了古崖就没有路了；第二天我们走的是稻田棉田间纵横交错的小径与高埂。骡夫们怎么认得出正道，对我实在是个谜，因为看上去毫无可循之处。那些田埂田界，仿佛就是照着把行人引入歧途的用意修的，活像汉普顿宫的迷宫。水似乎不缺：平野被划成大小不一的方块，用小渠小沟从最近的溪河引水。汲水的法子与埃及相同：一副吊杆、两只水桶，由一两个人操作。稻田表面靠这法子始终维持着几英寸深的水，有些地方稻田连绵成片，看上去整个乡野都像淹在水里。

正午我们到了南口城，却没有停留，宁可径直穿城而过，到野外去吃我们的午饭——如果一块巧克力加一块饼干也算得上午饭的话。南口有一道大墙穿城而过，游客常把它当作中国的长城。许多欧洲人从北京被带到这里，回去时心里笃定地以为自己看过长城了，其实根本不是。南口的墙不过是长城的一条支脉，与长城成直角；而且它没有那么高，砌石之间用了灰浆，长城的石头却是不用灰浆的。读者中若有人看过南口的墙，我可不愿扫他们的兴；但事实上这两者无论构造还是外观，都判若黑白。

穿城时我们不得不躲进轿里。南口有居民五万左右，这里的人不知何故，对欧洲人在他们中间出现这一罕见景象大为不满。说起来，这也是我们唯一一次没有受到礼貌与和气的对待。街上挤得我们寸步难行，因为那天是集日，一半路面被卖绸缎、茶叶、瓷器、五金和鱼菜果品的布棚货摊占去；每隔五十来码，烤肉摊的油烟就把空气熏得腻人。望见外城门时，我们心里颇为庆幸。城门附近有一座露天戏台正演得热闹，为这一片喧嚣又添上鼓声、钹声和吱吱作响的芦管声。台前的看场里挤着两三百个推推搡搡的男女，那地方原本至多容得下一半人。看客头上毫无遮阳的设施，这一圈人栏里升起的气味简直无从形容。台上六七个演员穿着奇形怪状的行头、戴着狰狞的面具，扭动身躯，从鼻腔里唱出腔调，齐心协力要盖过台后的乐器，却只成功了一半。季布告诉我们，这出戏已经演了一个星期，才演了一半。我们停下看了几分钟，看客们全神贯注，压根没理会我们。戏里的情节似乎只有打斗和调情两样，而演到后者时，逼真有余，文雅不足。台上没有布景，看来也没有后台化装的地方。一个演员被对手杀死之后，几秒钟就爬了起来，退到台后，当着全场观众把衣服从头换到脚——这道工序少不了要一丝不挂地露一回相——然后从容回到台前扮另一个角色。中国看来是没有宫务大臣这种管事的。

我们花了将近两个钟头才出了城。不久便进了南口关，那是我们途中最美的景致之一。路极难走，我们不得不下马牵行，骡轿在乱石间颠簸摇摆，像风暴里的船。所谓路，其实只是一条约一百五十码宽的河床，夏天被一步一挡的巨石与卵石弄得几乎无法通行；冬天则成为奔腾的急流，摧枯拉朽，大雨之后往往造成不小的人命与财产损失。这道关一路缓缓上行，长约十三英里，比起瑞士或蒂罗尔最壮丽的景色也毫不逊色。两侧嶙峋陡峭的岩壁探出峡口，巨大的花岗岩块看上去只消一碰就要坠进百英尺下的谷里。虽然见不到一叶一树，岩石本身深浅不一的色彩，却比任何草木所能给予的更美。快出关时，星星点点的青绿露了出来：丰茂的草地和垒着竹篱的花圃，像绿洲一样嵌在陡峭的灰墙上，几乎像是垂挂着；细小的溪流仿佛就从我们脚下涌出，走不了几码又隐没进巨石乱岩的缝隙里。苦苦走了两个钟头之后，我们又豁然出到一片广阔的平原上：麦浪与大麦起伏，其间点缀着褐色的村落和彩饰鲜明的庙宇。回头一望，南口城像一幅地图摊在脚下，还有我们穿过的稻田棉田，以及远处的古崖村——它的庙宇宝塔在天边像钻石一样闪光。

我们在路边独自吃饭时，出现了一个奇异的身影：一个高瘦的欧洲人，骑着一头瘦骨嶙峋的骡子，从衣着看，说他是什么人都行。一件带黄翻领的粗灰外套，头上扎一块红手帕，一条及膝的薄棉短裤，赤着腿脚——这身打扮，实在不是我们心目中沙皇信使的行头！可这陌生人偏偏就是。他从我们身边过时，眼巴巴地盯着我们的威士忌酒瓶，猛地一勒缰，把那头愁眉苦脸的骡子停住。「上哪儿去？」他问。「莫斯科。」我们答道，同时给他斟了满满一杯格兰利威——这件事显然比我们要去哪里更叫他上心。「法国人？」「不是，英国人。」「啊，」他耸耸肩答道，把那一大杯生威士忌一口灌下，眼都不眨一下，撂下一句「我去北京」，便又骑马走了，连个谢字也没有。这是我们头一回见识俄国的哥萨克；后来我很高兴地发现，这个粗鄙的家伙即便在那个爽朗好客的民族的最下层中间，也属例外——一般而言，再难遇到比他们更好的人了。

近傍晚时，地势渐趋平坦；稻与棉让位给一片光秃的沙野，向两边一望无际地铺开。走了一两个钟头后，日光的眩目变得十分难受，那天我们的眼睛吃了不少苦——这在这片贫瘠地带的村民中间，似乎是极常见的毛病。人也与我们在南口下方平原上见到的很不一样：那边许多人是笑脸相迎、一声爽朗的「您好」，这里换成了阴沉的瞪视，那眼神仿佛在说「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不过也仅止于此——过了南口，直到长城，我们再没受过任何无礼的对待。

这大概是整趟旅程中最辛苦的一天。早上五点离开古崖，除了正午歇了二十分钟，一直赶到夜里八点。整整十四个多钟头的硬仗，全凭一条巧克力和一杯威士忌兑水撑着，寻常情形下已够叫人提不起精神；而将近七点、鬼来寨的城楼与雉堞出现在天边、我们知道这一天的路快走完时，心里已经够沉的了——若早知道前头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只怕还要更沉几分。

我们渡过流经鬼来寨城下的河，在东门前停住，等守兵放行时，太阳正在落下。若不是又累又僵，我真愿意在城外多待一会儿，等日头落尽。我很少见过这样可爱的画面，简直像仙境里的一幕。脚下宽阔湍急的河水映着西天，那一整片玫瑰色的光把城上森然的墙垛衬得漆黑分明，像一幅钢笔画。整个天穹是一片不断变幻的晕彩，从西边最淡的粉与金，几乎不着痕迹地过渡到东边——那里钢蓝的地平线上已有星子在闪。黑沉沉的城墙、四周荒凉的景色、那看不见其形却听得见的稠密人声嗡嗡不清，几乎叫人疑心自己是在做梦，转眼就会在舒服的床上醒来，暗自发誓再不轻率地吃夜宵了。骑进城去、听见沉重的铁门在身后哐当合拢时，心里不免有种诡异的感觉。人在这些偏远城池里，实在是全凭居民的性情摆布——而这些人，正如他们屡次表现的那样，上一刻是天使，下一刻就是魔鬼。

街上照例挤满了人，因为那夜很热，全城居民似乎倾巢而出纳凉——可那是什么样的凉气！同世上许多美好的东西一样，鬼来寨最好远远地看：走近了才发现，论臭气与污秽，它比北京还不如。它在中国被称作「村」，意思是它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比伯明翰还要大些。街上虽无灯火，我们靠向导总算摸到了客店；到了那里倒不缺光亮——院子里满是中国灯笼，亮成一片——也不缺人气，因为那间小小的客房里至少挤了五十个人，更不用说泥泞的院子里还塞满了骆驼、牛、马和大车。

我们骑进院子等着，季布去同这个窝的主人交涉；论破烂肮脏，伦敦或巴黎最坏的贫民窟我也没见过能与它相比的。借着灯笼的光，我们很快看出同住的人不是中国人：那身古怪粗犷的装束，加上黝黑的扁平面孔和乌溜溜的小眼睛，一望便知是蒙古人。我们到后不出五分钟，就有二三十个人围了上来，蹲在泥地里对我们的模样品头论足。季布说，他们中间许多人从前没见过欧洲人。他们不停地用又热又脏的手摸我们的衣服、靴子，甚至脸，叫我们很是难受；我们又累又饿，眼看既没有歇处也没有饭吃，这么一来脾气自然好不了。兰开斯特那条灯芯绒马裤最受关注，说来惭愧，我心里并不觉得遗憾。

两个半裸的汉子一直在一间披屋里照看两口大锅，这时把我们这些好奇的朋友叫了过去，总算让我们松了口气。我们看着他们进了棚子，各人拿出一只木盘，动手吃起来，至少暂时把我们撇下了。

季布不多时回来了。

「蒙古来的大商队。没房了。」这是他头一句话。我提出给几块钱通融，他又添一句：「钱不管用。」这可怎么办？睡院子是绝对不成的。这时我灵机一动——轿子！

可惜轿子也不见了，骡夫连人带轿另找宿处去了。所幸他们没把我们那箱干粮一并带走。季布这时又不见了踪影，过一会儿回来报信：出八块钱，可以住商队首领的屋子。「地方很好，」我们这位翻译极力鼓吹——他显然与那蒙古人串通好了。不过那一夜，就是让我们出双倍的价钱住狗窝，我们也求之不得。只要有个能躺下的地方、能躲开蒙古人的殷勤就行——他们这会儿已经吃完，又从灶间涌出来点烟斗，预备再把「白鬼子」端详一番。

那位好先生推让了好一阵，才从他的窝里挪出来。那是一间约九英尺见方的屋子，里面有一座架高的木台，他方才就歪在上面；他还体贴地给我们留下了若干纪念品，恕我不必细说。说这地方脏，远不足以形容墙上那厚厚一层污垢，以及铺在睡处——离地一英尺的六七块粗木板——上那些无以名之的秽物。所幸屋梁上有两个大洞，多少能通点气，因为那扇糊纸的窗子是打不开的。做饭自然无从谈起，不过我们用酒精灯烧了点水，弄了一碗肉汁汤。不巧我们那瓶瓦伦丁肉汁随别的存粮先走了——那一夜它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从此我再不肯不带着它就上这样的路。

我们以为把门闩死插牢就能图个清静，那可就打错了算盘。先是一根手指，再是一根拇指，随后是一整只手，不顾我们如何抗议，从纸窗里捅了进来。我们不敢出言恫吓，更不敢亮出枪来，因为对鬼来寨的好百姓而言，多一个少一个英国人算不得什么。于是只好坐着默默忍受，直到其中一位比别人更起劲的折磨者爬上房顶要来个居高临下的鸟瞰，把那朽烂的椽子踩塌，连人带梁砸到我们头上。这一回我们确实不客气地把他撵了出去，随手把门一摔，吹熄了灯，安顿——或者说试图安顿——下来睡觉。

可灯一灭，成千上万的虫子就发起了总攻。折腾了一刻钟，我们几乎要发疯，决定点灯；爬起来才发现火柴没有了，而院子里此刻已经漆黑寂静如坟墓。于是我们认命躺着，像遇难的水手一样，只求天快亮！人虽疲惫不堪，五分钟的觉也是别想的。鬼来寨我们是有充分理由记住的：事实上，这座不堪的城池所馈赠的那些夜间的动物访客，直到整整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才算彻底摆脱。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们动身时，商队已经上路往北京去了。我们的骡夫和季布显然拿讹来的钱痛痛快快过了一夜：骡夫在约定启程的时辰前五分钟才现身，而我们的翻译则在我们套骡备鞍的当口醉醺醺地晃了回来。不过我们的仇很快就报了：那天是我们所经历的最热的一天，季布在轿子里晕船似的难受了大半日！

此后的路穿行在深沙之中，不过商队的车辙依稀可辨。一阵狂躁的热风使得赶路极不舒服，正午到达川河堡村时我们都松了口气，并且坚持至少歇五个钟头，好美美吃一顿——用美国人的说法是「正经一餐」——再歇一歇，这两样我们都太需要了。快到镇子时，我们遇见两百多峰骆驼排成一串，驮着西伯利亚的皮货运往北京；还有三四百匹蒙古马的马群，其中有些虽小，体态却极匀称好看。

北京到长城之间，唯一让我留下愉快记忆的地方就是川河堡。那家客店相当干净，店主不但主动提议，还亲手给我们煎了一盘极好的水波蛋。我很少像那一顿吃得那样痛快。人非得像我们那样饿上将近三十六个钟头，才真懂得食物的好处——那比世上任何补药都强。我们很想在这里过夜，可骡夫们铁面无情：他们与人有约，要在某日把我们送到张家口，那一天我们就得出现在张家口，死活不论！

出了川河堡，沙漠便到了头，我们又进入一片沃土，这里似乎专种罂粟。白的、红的、蓝的——到处是罂粟，平野上一波又一波的颜色一直铺到目力所及之处。再往前是鸡鸣驿，坐落在一座约八百英尺高的峭壁之下。这个村子有七千居民，城墙坚固，设有防御。那山石三面都是陡直的悬崖，尽管如此，山顶上仍有二三十户人家，房子盖得紧贴崖边，屋墙简直成了峭壁的一部分。七八十口人住在这高处，上去的小路除了老练的登山人无人敢走，山顶面积不过三百码见方。这无疑是整趟旅程中最有意思、最奇特的景象之一，因为山上住着年过四十、从未下到平地来过的男女。给养物资由专门雇来的人送上去。

鸡鸣驿山脚下有中国政府开采的煤矿，矿山归政府所有。开采似乎办得极其松散，矿上只雇了三十来个人；可官府照例自相矛盾，给矿上的管事在山脚下盖了一座宫殿般的宅子，掩映在明艳的花圃与柳树之间。

此前一直晴明的天气这时阴了下来，离开鸡鸣驿不久便大雨倾盆，赶路变得极不舒服，甚至可说危险。我们的路是从整块岩石里凿出来的，沿着一条约百码宽、白沫翻滚的急流而行；我们顺流而下，直到当晚的目的地洋水泊。这一路时而离水面只有一英尺来高，时而高出水面至少五十英尺；有些地方一步踏错就会飞进下面的急流，因为既无护栏，那条破碎崎岖的小路有时还不足三英尺宽。走了一程之后，我觉得还是识时务为妙，便牵着卡拉走，直到重新踏上实地——一片宽阔的沙滩，把我们送到洋水泊村。我们浑身湿透，又没有可换的衣裳，不过想到运气好的话第二天就能到张家口，心里总算宽慰。

洋水泊真是一个「村子」：它有一百来口人、三四十户人家。客店（一间人畜混睡的敞棚）好歹是干净的，我们在一堆稻草上睡了个好觉，也没有别处那种时时熏人的粪臭。我们吃晚饭时，有些村民过来看我们。男人们爽朗俊气，女人比我此前所见的都漂亮得多，因为她们脸上不涂脂粉，肤色几乎与欧洲人一样。洋水泊于我们简直是极乐之地、憩息之港，活脱脱令人想起肯特郡那个可爱的村子法宁厄姆——想必我的许多读者都知道那地方。这里也有花园尽头的鳟鱼溪，也有苜蓿草场那股清新甜美的香气，客店后头的山坡上麦子也正待开镰；只是说实话，得由两株矮小的柳树来顶替那家舒适的老客店「红狮」门前那棵著名的栗树；而且我想，即便是那家名店和气的东家，面对洋水泊「牛棚客栈」老板端上来的伙食，怕也要沉下脸来！

第二天早上雨已经全收了，蓝天之下凉风习习；一觉睡得长而香甜，身心俱爽，我们离开了洋水泊。我们正午歇脚的那个村子，名字我念不出来，更写不出来。显然离张家口不远了：一上午我们至少遇上十来支大商队，此外还有大车、骡轿和零星的骑者。罂粟田这时又换成了稻田，仍旧用桔槔灌溉，其间夹着一块块麦地和玉米地。

我们在那个名字念不出的镇上，一间相当干净的客店房间里吃了午饭。看来有不少俄国人到过这里，因为满屋子都胡乱写着他们的名字（用俄文字母）。屋角有一行小小的大写字母：「从波尔多到北京，走陆路。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快五点时，天边现出一列低低的山脉。若不是有人特意指给我看，我根本不会注意到沿着山脊蜿蜒的那道细线——一条不甚规整的白痕，在被林木灌丛遮断的地方便时时隐去；这同人们心目中中国长城的模样，实在大不相同。

六点半我们进了张家口。说句话读者就知道这地方有多大了：从南门骑到俄国茶商所居的堡子里，我们花了将近两个钟头——我们持有给那些茶商的介绍信。张家口的人口估计在十五万以上。

骡夫们主张立刻去客店歇下，说俄国人住在张家口城门之外的堡子里。城门七点关闭，此后无论欧洲人还是别人，一律不得进出；可我们打定主意，天黑之前一定要见到巴图耶夫先生。我们骑出南门，来到一片干河床上，两岸立着几所中式的结实好房子。谷口上有一所独处的欧式住宅——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带游廊和彩色的百叶窗，坐落在一个宽敞的园子里；我们刚一现身，就有两位穿白衣的欧洲人沿着园中的甬道匆匆迎上来。

其中一位是伊万诺夫先生，巴图耶夫先生的合伙人；他解释说，巴图耶夫此时正在芝罘，要去两个月——在这里连住五年不曾间断之后，他要去吹吹海风。所幸伊万诺夫先生英语说得流利，他在天津住过几年。我们问他客店怎么走，他放声大笑：「啊，先生们，但愿你们对俄国人的好客没有这么低的估计。」说着便领我们沿整洁的沙石小径上去，两旁是玫瑰与天竺葵的花畦，一直进了屋——那里已为我们备下两间宽敞通风的卧室、一间起坐室，最妙的是一间大浴室。「我自己不住这儿，但我的伙计会为你们效劳，你们只消喊一声『米哈伊洛夫』，他就住在隔壁。晚饭八点开。先生们，祝你们晚安，明天我再来奉访。」

这可真是奢侈。一看见那张床，我几乎受不住了，直想索性不吃晚饭，一头扎进去，在那洁净柔软的被褥和雪白精致的帐子里好好打个滚！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换过衣裳，我们便坐在敞开的窗前，俯瞰月光沐浴下的堡子山谷，享用一顿极好的俄式晚餐，佐以一瓶更好的拉菲。「为俄国人干杯。」兰开斯特说着，我们头一回喝下那种既醉人又美味的烈酒「伏特加」。「英国人对他们的误解可真深。」我随声附和——在白沙皇治下的亚洲疆土上那趟疲惫的朝圣途中，这句话我不止一次地重说过。

原注三：「卡拉」在蒙古语里是黑色的意思。

第四章张家口

我们本打算在张家口至多住上四五天。照我们的盘算，这点工夫尽够雇齐大车、骆驼和人手，以备横穿大戈壁之用；在天津时，人家也叫我们相信，到了这座边城，除非自己乐意多留，否则断不必逗留一天以上。谁料想，和在北京时一样，新的麻烦一小时一桩地冒出来。我们向伊万诺夫先生透露三四天后便动身去库伦的打算，他当着我们的面就笑了起来。

「二位可别忘了，这儿不是欧洲，」这位好客的俄国人说，「还得记住，论拖沓，蒙古人比中国人更甚。何况你们的车还得现造，这一项至少十天。骆驼呢，眼下全散在草原上。不行，先生们；我看你们只好死了心，在张家口坐上半个月的牢吧！」

事已至此，除了陪着笑脸装作高兴，别无他法；同时也该谢天谢地——总算给了我们这样舒适的住处，没把我们塞进中国客栈里去。通盘算来，我们同张家口的俄国茶商相处的这些日子，实在算不得难挨。

他们把日子过得舒服，这一手确实很有心得。主人家的宅子尤其如此，全不像你在这天涯海角的旮旯里会指望见到的模样。我们原先想象的是一间粗木搭的棚屋——见到的却是一所石砌的好房子：卧室高敞阴凉，客厅雅致，摆着大钢琴，铺着鲜亮的印花布，养着鸣禽，插着鲜花；落地长窗一推开，便是爬满藤蔓的游廊，凭栏就看见张家口那道秀丽的河谷。脚下是一座浓荫的花园，玫瑰、南美水仙、茉莉、木樨草和别的花木疯长成一片，虽然无人打理照管；远处则是中国的长城，忽而高踞山巅，忽而没入谷底，像一条巨蟒般蜿蜒开去，一路爬行两千英里。至于口腹之实，也没有被亏待，主人家有个出色的厨子，而在这块流着奶与蜜的地方，也不愁没有材料供他施展。张家口的羊肉极好，土豆、花菜、洋白菜、豌豆、生菜，乃至芦笋，都长得很旺，都是从俄国引来的种；此外还有中国菜蔬，名字叫人念不上来，味道就更稀奇。主人家的厨子是位艺术家；他的红酒无可挑剔；他的雪茄也不坏。我们在张家口，实实在在是落了个稳当地方。

张家口这座城，建在一条宽阔湍急的河岸上。与河道成直角、夹在两座陡峭山峰之间的，是较为窄狭的元宝山沟；沟里的房屋都在城门之外，紧贴山壁而筑，有些地方甚至凿开山体才安下去。这样做是有缘故的。那条干燥的、满是卵石的道路，夏天是成千上万支商队的通衢，一到冬天便化作咆哮的急流，以骇人的力量冲下山谷汇入大河，时常酿成人命。我们到访时河床干得见底，虽说前一个冬天格外严酷，开春时闹过不小的水患。

我们有很多工夫是耗在看商队上的：它们叮叮当当地沿着乱石河床往来于北京。不少驮的是木柴，一截截从库伦附近的山里砍来，横穿沙漠运到这里，因为华北缺木——从京城一路走到长城脚下，我看我们经过的树总共不到一打。元宝山与张家口城之间，有一处「隘口」，路面在此收窄到九英尺上下。城名即由此而来，「卡尔干」一词在蒙古语里就是隘口、门户的意思。据估计，每年经此地转运的茶叶有三十五万箱，因为无论东行西去，每一支商队都得打张家口过。除此再无别路。如此每年输往蒙古与西伯利亚的茶叶，总计约四千万箱；伊万诺夫（他在这行里阅历极深）认为，一旦拟议中的伊尔库茨克至托木斯克铁路建成，还要再增十五万箱，合计将达每年五十万箱这个惊人的数目。戈壁上永远修不成铁路。运输的办法，从来如此，将来也只能如此，即靠那「沙漠之舟」。

顶好的茶叶从不出中国，仅次一等的差不多全销往俄国。英国人里真懂得什么叫好茶的，寥寥无几。俄属亚洲有一宗极大的买卖，做的是所谓砖茶，这东西我后文再细说，主要是蒙古人和西伯利亚下层人喝的。它压成长方的饼状，每块约两磅重，用茶末、茶梗和碎屑掺上牛血做成，图的是提味。我这辈子没尝过比这更恶劣的调制品。

「你们英国人是把茶煮的，」伊万诺夫一谈到这个心爱的话题就说，「怎么能指望好喝呢。」这话确实不无道理。在西伯利亚和俄国，我养成了成天成夜喝茶的习惯，也学会了俄国式的沏法——每杯茶两茶匙茶叶；先冲滚水入壶，刚够没过茶叶，随即倒掉，再添足所需的水量。至多坐上两三分钟，便可饮用。俄国人从不像我们那样把一把茶叶泡上两回，每沏一次必换茶叶、换茶壶。这中间的分别，比有些人想的要大得多。我听英国人否认陆路来的茶比海运的好，可我看这事没什么可疑的。实际上，真正的陆路茶极少有流到英国的。

张家口城本身，与其说像中国城市，不如说更像埃及或阿拉伯的市镇。房屋用土坯砌成，不刷白灰，平顶。有些饰以阿拉伯式的花纹，张着彩条遮阳篷，不少门面半掩在攒簇的藤蔓里。「衙门」即公堂，是全城唯一一座纯中国式样的建筑；徜徉在熙攘的街道和有顶的市集里，人会觉得自己忽然从中华帝国的腹心被移置到了中亚的某座城里。这里的色彩也比多数中国城镇丰富，本地人千篇一律的深蓝或白衣，被蒙古鞑靼人花哨的袍子和粗犷的佩饰一衬，就活了。连气味也与我们路过的别处不同：凡在华北旅行过的人都熟悉的那股半腥半辛的味道，这里换成了牛粪火的烟、旧布片和无处不在的污秽合成的一股腻人气息——蒙古人走到哪里，这气味就跟到哪里。这些蒙古人的模样，实在不叫人放心。一想到再过半个月，我们两个孤零零的欧洲人便要在辽阔的戈壁里、无人护卫地听凭这支剽悍游牧民族的摆布，心里就不大痛快。乍一见面，蒙古鞑靼人给我们的分明是敬畏，甚至可以说是戒心。

再没有几个地方比张家口更嘈杂、更忙乱的了。晌午时分那份喧嚷震耳欲聋，往来车马扬起的黑尘团团滚滚，教人受不住。有时候挑一天里最热闹的钟点，走到城中央的市场去，倒也有趣，那里就是大马市——确切说是马驹市。我们去的那天上午，场上总有三四百匹小马，被人牵着小跑、纵着奔驰，待价而沽——都是要销往北京和中国别处的。这营生看着热闹，也着实凶险，那些沙漠上的野性骑手东冲西撞，全不管撞着谁、撞翻谁。不到半个钟头我就见了六七个人摔下马来；骑手们似乎并不在意，围观的人群里也没有像在英国那样的哄笑与揶揄。摔下来的人不过爬起身，抖一抖肩膀，等着那群又喊又嚷的人把脱缰的马捉回来交还给他！地面粗硬，遍地燧石，可谁也不把摔跤当回事。场子四周有不少茶馆和卖「阿拉吉」（本地烧酒）的席棚，精明的北京客商就在那里同黝黑的鞑靼人边喝边「讲盘子」。我猜吃亏的多半是后者。那些小马体形极匀称，筋骨结实，约十三到十四掌高。我见一匹栗色的卖了八块钱，这马若在英国，能卖三四十基尼。到了正午，窄街上人挤得几乎挪不动步，人行道边搭起的布棚里卖冰饮、茶水、烟叶和别的吃食，也是人满为患。逢上晴好的天气，此刻那明晃晃的阳光、蒙古人艳丽的衣裳、中国人的一身白与蓝，挤满这座巨大砖城的街道，四围又是崚嶒陡峭的群山环抱如剧场，合成的景象既独特又耐看。整座城像一个巨大的庙会。街头翻筋斗的、变戏法的、算命的，就在路当中做着红火生意，全不理会那些面相剽悍的蒙古人骑着小马疯了似的来去；店家则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吆喝自家货色如何了得，一个赛一个地要压过邻铺。再添上近旁戏台传来的铙钹铿锵、锣鼓喧天，你才略略能想见张家口正午的一条街是什么光景。

这里和北京一样，尘土起着消毒的作用，所以张家口决不算个不卫生的地方，虽说夏天的暑热与冬天的严寒同样酷烈。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像张家口这样：天一晴便叫人精神抖擞，天一阴便叫人意气消沉。晴天里，满目都是生气、活力与颜色。天空蓝得像地中海，山峦青翠含笑，游廊与衣裳一片鲜亮，加上那股清冽振奋的空气，令人神旺得如同饮了一杯香槟；可逢上阴雨天，周遭样样东西都显得晦暗沉闷。一种雾气笼住万物——罩住缠着湿白水汽的山顶，罩住灰沉沉的低天和土褐色的房屋；而我们住处右边那片俄国人墓地里的白木十字架，此时便格外刺眼地凸现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人才真切体会到自己离英国有多远，我们与家乡之间隔着多少千里的未知之地。

好在阴天究竟是少数，我们在张家口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只是有些平淡无事。全城的欧洲居民统共十一人，五个属于两家俄国茶行，其余的属于十年前设在这里的一个美国传教会。「我们就像《匹克威克》里那两位对头的主笔，」伊万诺夫有一天说起自己和茶行里的同业，「彼此不说话，已经好几年了。」主人对英国文学如此熟稔，令我颇为吃惊；后来才知道，狄更斯和许多别的名家一样，早被大量译成俄文，在伊尔库茨克（我们这位朋友的故乡）和西伯利亚别的地方销路极广。

有一天我们去拜访了传教会。他们的总部是城郊一所结实的石砌房子，坐落在一片漂亮的花园里。人坐在凉爽雅致的客厅里喝茶，落地长窗外飘进干草和苜蓿田的清甜气息，几乎要疑心自己是在英国乡下的某座牧师住宅里。会里有四位女传教士，其中两位是有执照的医生；伊万诺夫告诉我们，两年前张家口闹斑疹伤寒，她们出力不辍，医好了许多人，堪称奇迹，也因此感化了不少信徒。进门时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娇小俊俏的中国太太，我们只觉得她待客的样子透着蹊跷，不大像她那个族类。等她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请我们坐下，还告诉我们她虽穿了中国衣裳、其实是美国人时，这个谜才算解开。施太太才结婚三个月，径直从纽约来到张家口，要和丈夫共赴这荒僻之地的命运，因为他们即将动身去一处离张家口四百英里的教区，那地方是中华帝国最凶险的地界之一。她丈夫随后进来，也是一身中国装束，外带一条辫子！这个会里有规矩，凡与之相干的人一律穿本地服色；驻在华中的传教士，还得像本地人一样吃饭。我想到这位娇小柔弱的漂亮女子将要面对的艰辛与凶险，不免替她难过。她本人却毫不气馁，谈起自己所选的这条路，笑语盈盈，像个孩子——论年纪，她也确实比孩子大不了多少。

另一位传教士齐先生，是当天上午从五百英里外的驻地赶到的，这一程既险且累，他不到六个星期就走完了，还带着不满两岁的小儿子，尽管翻山越岭的路段有些只能步行。他告诉我们，沿途所经地方的百姓一口咬定这小家伙是个老人，因为他头发极浅，几乎是白的。那些人多半是道教徒。这一教派的信徒相信，其创教之人生下来就是八十三岁，满头白发。因此，任凭齐先生如何恳切地保证自家儿子不是老人，他们也不肯信！「张家口，」齐先生说，「在伊斯兰教徒眼里是中国的布哈拉，此地有规模很大的学堂，专门培养伊斯兰教的经师。中国的三大宗教虽是儒、释、道，可国内的伊斯兰教徒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得多；他们在这天朝上国的教务，由一个多达七十人的长老会掌管。」

我们留下用了晚饭，日落时向主人告辞，因为七点之前必须出城。临走时，传教会的主事泰先生表示希望我们不要重蹈上两位旅行者的覆辙——那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带着一整座军火库似的枪械、押着一支庞大的商队去闯戈壁，动身十天就折回了张家口，说是路上闹翻了。这是他们的托词；但据我后来的经验推想，只怕沙漠那份沉闷单调才是更要紧的缘故，因为他们在教会里歇了两天便结伴去日本，交情好得很。

回程走到大城门口，我们连同另外十来个倒霉人，被锁在了城外——或者不如说锁在了城里，要过夜了。任凭我们如何想法子求守门人放行，全无用处；他只对着我们发疯似的比划耸耸肩、咧嘴一笑，便缩回他那间臭烘烘的窝棚，去对付他那顿由猪下水、蛞蝓或诸如此类的中国美味构成的晚饭。处境很尴尬。翻墙是想也不必想的，那高度就不容许，因为张家口的城墙在这一段实际上就是长城本身。唯一的出路，是在离城门三四百码的地方往下跳三十来英尺，落到一堆岩石上；可我们宁肯在茶馆里将就一夜，也不愿摔断腿，在张家口再耗上一两个月。除了耐着性子坐等伊万诺夫来搭救，别无他法，可这指望也渺茫得很，因为他住得离巴托耶夫家颇有些路，天黑后从不过来。等了将近一个钟头，又下起濛濛细雨，事情越发不妙，只好躲进城门附近一家挤满人的茶馆——那是张家口一班被关在门外的浪荡子的去处。可里头的臭气与烟气不多久又把我们赶了出来，更别说那些客人（多半是蒙古人）那种毫不客气的好奇眼光了。九点、十点、十一点过去了，仍不见伊万诺夫的影子，也不见一点脱身的兆头。我们本来早该试一试那个在哪个国家都少有失灵、在中国更是从无失灵的法子，无奈囊中一文没有。到了凌晨一点，我们只好认命，打算就在那又湿又泥的地上凑合睡一觉；恰在摸火柴的时候，我在背心口袋里摸到一个又硬又圆的东西，原来是一块钱，自六个星期前在上海最后一次穿这件衣裳起，就一直躺在那儿。有了这个，我便走进老门房的窝里。他还没睡，正对着将熄的牛粪火抽烟哼曲。效验立竿见影。不出五分钟，这贪财的老东西就从那还亮着灯、挤满人的茶铺里叫来了帮手。费了好大的劲，拔闩卸杠，那扇沉重的城门在六个人合力之下才缓缓转开，放我们出去；我们浑身僵硬酸麻，一肚子邪火，可总算自由了，身后跟着一群衣衫褴褛、方才同我们一道被关的人——幸亏有他们，径直把我们领到巴托耶夫家，否则我们自己怎么也摸不回去。一顿丰盛的夜宵很快补偿了我们的辛苦。家里人都已安歇，只当我们是在传教会里过夜了。

第二天上午，有位奇人来访，这人在张家口的欧洲人眼里算得上一号人物。通报他来的名帖说明不了什么：一张八英寸长、五英寸宽的薄红纸，上面满是中国字；我们猜不出这位来客究竟要干什么，心里不无疑虑，生怕是北京下了什么命令来拦阻我们。来客随即被让了进来：一个矮小精干、约莫五十岁的人，令我们大为惊讶的是，他说一口漂亮的英语。我们同这位陌生人——刘华，中国海军的船长——长谈了一回（后来又谈过许多回）；他有他们这一行惯有的嗜好，爱喝兑水的冷白兰地，最乐意的事莫过于来消磨一个下午，把自己当年的仗重打一遍，只是我们那点存酒因此吃亏不小。他告诉我们，他被流放到张家口五年，缘由竟是在马尾，他是唯一把自家军舰从法国人手里保下来的人。那一仗中国另有十艘军舰被击沉，刘华眼见抵抗无益，便把他那艘三百吨的炮舰开进一条小河汊，硬是没让敌人夺去。为此他被判了死刑，实在冤枉，后来才减为在蒙古边地流放五年。若这位船长所言不虚，他着实可怜，因为他别的事迹（我后来查明并无夸张）无论怎么说，也说不出一个「怯」字。

其中一桩颇为有趣。他三次闯过台湾的封锁线，第四回运着一船兵，被一艘法国军舰截住了——那舰长追了他好久，总没追着。算他运气，那些兵是从满洲调来的，没带武器，扮作农民；法国舰长和军官们又都不认得他的模样。他当即被带上军舰，由一名中国通事当着法国舰长的面盘问。也巧，通事正是刘华的旧交，一见同乡上船便递了个眼色，示意万事大吉。刘华船上没搜出可疑之物，就被放行了；临走时那法国舰长还说：「你要是见着刘华那个天杀的坏蛋，替我带句话：他哪天撞到我手里，我就把他吊在主桅横桁上。」讲这段故事是这位老先生最大的乐趣，每讲完一遍他如何把「洋鬼子」耍得团团转，便又精神百倍地回到白兰地瓶上去。老人家这一生颇有些起落。他生在广州，父亲是街头卖果子的小贩，用一根竹扁担挑两只筐子沿街叫卖；一只筐里装果子，另一只筐里坐着小刘华作平衡！一位英国太太偶然撞见这奇怪的一对，看中了那胖乎乎、圆脸蛋的娃娃，她自己没有孩子，便说动他父亲——那做父亲的也并不怎么舍不得——以区区十块钱的价把儿子卖给了她。他就这样在两岁上稳稳落了地，在恩人身边住了十五年，然后回到中国，在帝国海军里谋得了军职；直到马尾那场不幸的变故之前，他在军中素有战功。这位船长虽说英语流利，有些说法却别致得很。有一天我们问他张家口附近有无可打的野味，他告诉我们四围山上多的是「苏格兰山鹬」。饶是如此，就一个中国人而言，这位老先生的举止十分可亲，思想与性情都是地道的君子。

前文说过，伊万诺夫与他那位同业积怨甚深；不过邮政局长科列斯特尼科夫先生与我们主人却是莫逆。二位又都是热心的猎手，有天上午便邀我们同去张家口四围的山谷里打一天猎。伊万诺夫的行头有些特别：一身雪白的帆布衣裳，丝袜配舞鞋，脖子上挂一具硕大的望远镜。出于礼貌，我忍着没问，打算到了猎场再说。看两位俄国朋友在峰岩间攀爬时那份小心，我至少以为我们是去猎鹿。攀登辛苦得可怕，爬到离宅子约一英里的山顶——当日的狩猎要从那里开始——时，我们的手已经划得血肉模糊。到了顶上，我颇为意外地看见伊万诺夫放下猎枪，郑重其事地解下那具大望远镜，聚精会神地扫视对面山上的岩石，中间隔着一道狭窄的深谷。看来果然是找鹿，我心想，幸亏带了几发独头弹；正想着，主人忽然放下望远镜，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顺着他指的方向，我费了点劲才辨认出来：那像是一群鹧鸪，正在下面八九十英尺处的平地上晒太阳。「您先打？」伊万诺夫说着，扳起一支几乎有鸭枪那么大的前膛枪的击锤。「我们不走过去轰吗？」兰开斯特问；他同我一样，被这套古怪做法弄糊涂了。「走过去轰？」俄国人一脸茫然，「走过去轰？什么意思？不不，就从这儿打，我打给你们看。」说着他趴在地上，稳稳地瞄准那几只浑然不觉的猎物。那门老炮「砰」的一响，惊起四山千百道回声，一英里开外的张家口城里想必也听得清清楚楚。浓白的硝烟散去，地上只摊着一具小小的褐色身子；高处岩石上观战的邮政局长见了，报以热烈的喝彩。我们一直打——或者说一直连爬带滚地折腾——到晌午，再没见着一只鸟。这猎虽算不得上乘，刺激却是十足。有些地方我们简直得靠眼皮吊着才挂得住，还要贴着两三百英尺的绝壁侧身挤过去，底下尽是嶙峋尖利的乱石。伊万诺夫后来告诉我们，在张家口，一天打上一对便算好收成；这话听着奇怪，毕竟近旁的沙漠里各色野物多得是。不过，我们这几位张家口朋友的打法，或许与收成之少不无关系。

张家口一带山路上，鸽子成群结队地飞，本可以打个痛快；只是我们身为俄国人的客人，不便去打它们。在低洼的沼泽地里，我们见到几百只一种奇特的甲虫，那东西比老鼠还大些，拖一条鞭子似的长尾，身子又短又宽，通体乌黑，缀着鲜红的条纹。它叫什么名字，我没能弄清。伊万诺夫说它们不害庄稼，主要吃更小的虫子，当地人大量捕食，视为珍馐。

回家路上我们跨过了长城——确切说是跨过了它坍塌的一段，只剩一堆不成形状的石块与碎砾。它的高度极能欺人。从谷底望去，顶多不过五六英尺；可我们不嫌麻烦量了一量，竟有二十三英尺高，底宽约十二英尺，顶宽七英尺。它显得残破欲颓，因为除了每隔四百码左右筑起的方形雉堞敌楼之外，通体不用灰浆，只用巨大的散石垒成，越往上石头越小。有些地方石头已滚落，墙身豁开大口；可人只有走到近前——在张家口，这可不是件容易事——才会明白，修这条两千英里长的屏障是何等浩大的工程。垒墙的石头风蚀苔封，几乎看不出是什么石种；大抵是一类，都沉重异常。我设法弄了三小块回去做镇纸，由伊万诺夫和科列斯特尼科夫替我「望风」，因为蒙古人和中国人极忌讳外人动他们的产业和古迹。可与此同时，谁也从没想过要去补一补那些缺口，虽说补起来并不难。读者大约知道，中国的长城建于公元前三百年前后，是中国人用来抵御当时正在边境诸地肆虐的鞑靼各部的。

我们在张家口已经待了将近十天，大车快要完工，骆驼却仍不见踪影。一天傍晚，来了两位形迹可疑的先生（一个蒙古人，一个中国人），编出一套花言巧语，说次日就能弄来八头骆驼；为免我们再耽搁，他们还自告奋勇要领我们穿过沙漠去库伦。其时伊万诺夫外出两天未归，我便答复说，不同他商量，我不能给准话；两位来客的脸立刻拉长了许多。他们的用心多半是要抢我们的东西、半路把我们丢下，因为一见我们执意要等主人回来才肯拍板，他们便消失了，再没露面。这样一对贼眉鼠眼的家伙我很少见到，若相貌算得数，他们准是不怀好意。

住处虽舒服，主人虽殷勤，我们对张家口究竟有些腻了，因为除了在街上闲逛、在商道边闲坐，实在无事可做。上午的主要消遣是绕城溜达，在中国戏园、席棚或店铺里打发一两个钟头。下午则看那一长串一长串的柴车从蒙古方向叮当作响地碾过乱石河床而来，看懒洋洋、睡眼惺忪的骆驼队驮着皮货和西伯利亚别的出产慢慢爬过，倒也有趣。有的队伍足有一百五十到两百头；人不免纳闷：既然满地都是骆驼，何以就匀不出六七头来，供我们这支小小的、要穿越那被中国人称作「大饥荒沙漠」的远征队使用。可我们此时已经懂得，在这趟路上，任你出的主意多么可行，催只会把事情催慢，于是明智地闭了嘴。

傍晚时分，我们通常要爬到离张家口两英里左右的一座石山顶上看落日，那景色照例美得出奇。山虽陡峭难登，登临之后所见却足以补偿一切。通往山顶的峡谷是一道罅隙似的裂口，显见是火山所致，再亮的白天里也漆黑如墨，只有头顶那条窄缝漏进一块鲜蓝的天。出得裂口，是一面陡峻近乎垂直的草坡，坡顶戴着一块巨大的石灰岩，岩上洞穴密如蜂窠，住着成千上万只黑白大鸟，一动不动地蹲在洞口，对着落日眨眼打盹，仿佛几百年来不曾有人惊扰过它们的清静。它们见我们走近，一丝惊惶也没有，只是三三两两聚拢起来，呱呱乱叫，像是恼我们擅闯。举目不见一处人家，耳中听不到一点声响打破这片寂静，唯有偶尔一阵振翅之声、某只大鸟的嘶叫，或者远处一块巨石松动了滚落黑谷时的沉响。从这里能望见环抱张家口的重重无尽的山脉，望见长城向东西两面一直铺到天边，望见墙外那片平展如海的辽阔——中国青绿肥沃的平原。再近些，张家口就卧在谷中，白墙的房舍、种花的园子、彩色的遮阳篷与层层台地，沿着宽阔的蓝色河岸绵延一英里有余，一直爬到城后那座陡峭崚嶒的山腰上。这种时候，人很难相信自己离文明世界有那么远。只消略一恍惚，便可以想象自己重又回到了欧洲，藏身在阿尔卑斯山或比利牛斯山中某个僻静的山村里。傍晚坐在游廊上也很舒服，从沙漠那边吹来的风清新而强劲，看月亮从山口脚下那座黑黢黢的大山后面缓缓升起，把千奇百怪的明暗投在幽暗的谷地和沉睡之城那森然的雉堞城墙上；因为这里照例十点钟便万籁俱寂，除了打更的吆喝，或每隔一个时辰大城门那边敲响的锣声，什么也听不见。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几乎有点舍不得在中国的日子快要到头了。人即便离开最讨厌的国度，心里也会掠过一丝怅惘；何况在这号称野蛮的地方，除了一次之外，我们所遇的无非是彬彬有礼与厚道相待，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期待往往不是好过实况，便是坏过实况；而我们想到即将横穿的戈壁沙漠，心里不无忧惧——那里没有草木的踪影，没有定居的村落，没有同类可供解闷，横在我们与俄国边境之间的，是漫长疲惫的三十五天路程。

张家口白天虽热，夜里却凉爽宜人。只是我们的睡眠总被伊万诺夫的两个伙计搅扰，他们就住在隔壁，每夜从十点半左右起开一场音乐会，一直开到次日某个说不准的钟点。他们的乐器是一种半像班卓、半像六角手风琴的物件，在西伯利亚很流行，声音幽怨，倒也不算难听。两人都是西伯利亚人，一个是伊尔库茨克人，一个是恰克图人，跟他们的同乡一样，打心眼里不肯上床睡觉。我简直不信他们睡过觉，因为有一回我凌晨四点醒来，其中一个居然还在给另一个高声朗读。两人都不会说一个英文字，除了俄语和蒙古语，别的语言一概不通。有天夜里他们冲进我们屋里，说后院有一只大狼。我们装上子弹赶出去，恰好只看见那畜生在月光下翻墙不见。张家口城郊一到夜里就有这些畜生出没，连白天也有孩子被叼走的事；不过此后直到进了西伯利亚，我们再没见过第二只。

骆驼在第十天到了，比我们预料的早了四天，我们便不再耽搁，着手准备起程。照伊万诺夫的安排，商队由十六头骆驼、三辆大车、三匹小马组成，由三名蒙古向导押送。他们的名字我们怎么也念不上来，索性给他们取了绰号，好分辨彼此，叫作摩西、亚伦和西尔维娅；末一个的来历，是他长得活像伦敦快活剧院台上一位同名的滑稽戏女伶——像得叫人发噱。西尔维娅是个二十岁上下、面目和善、脾气也好的小伙子，他那两位同伴却实在难看。比亚伦更像个凶徒恶棍的人，我很少见过；幸而他的相貌冤枉了他。三人都穿蒙古袍子：宽大的长衫，前襟从上到下厚厚糊着羊油、油腻和别的脏东西，因为蒙古人的袍襟就是他的餐巾。三人都带着短而难看的刀子；摩西身为领队，还挎一支锈迹斑斑的马枪，那玩意儿看着像是与长城同一年代造的，真要走了火，伤着的怕是他自己而不是对手。

戈壁沙漠这一段路，俄国的定班重邮（一八六〇年开办）从恰克图出发不到二十五天便能走完，我们估摸自己要慢得多。邮班商队由老练的蒙古邮差和哥萨克押运，那条路他们熟得分毫不差，虽说根本就没有一条现成的道可循。我们的向导则属于比较原始的一类，后来还发现他们对时间和路程往往估得离谱。动身前一天，我们正在把行李箱在骆驼背上码匀，几位中国茶商踱进院里来。他们显然瞧不上我们这支队伍，季布告诉我，其中不止一人当面直说：骆驼这样弱、人手这样生，我们是绝走不过去的。单就骆驼的膘情而论，我们确实挑不出比这更糟的时节动身了。至于人，我觉得只能碰运气；可我心里到底有些不安，伊万诺夫为我们备下的那顿丰盛晚饭（此后好一阵子我们最后一顿文明饭食），我吃得不像平日那样香。事到如今，一切都已无从更改，我们比平常早些安歇，好在次日一早动身去大红沟——那是进入库伦（相距六百英里）之前，中国这一侧最后一处有人烟的村落。伊万诺夫要送我们到第一个宿营地，约二十英里外。大车已经先走，十点半（七月八日上午），我们才出发前往大红沟。正要上马时，来了一个白衣人影，头戴一顶极大的草帽；帽子一摘，露出我们那位海军老友刘华船长满脸是汗、笑意盈盈的面孔。这就不得不再回屋一趟，船长以伏特加祝我们此行顺利，又约我们两年后在伦敦一同吃饭。我由衷盼望这位老先生后来得了赦免，重操旧业，单论胆气，他是极称职的。

那是个晴朗可爱的早晨。头一两个钟头的路走在干河床上——也就是商道——路上遇见许多牛车，骆驼却不多。离张家口约九英里、到大红沟一半路程的地方，我们经过「土洞子」，这名目在蒙古语里就是「窑洞城」的意思。土洞子约有八百居民，这名字再贴切不过，因为房屋当真是凿进山壁里去的，没有屋顶；可住的都是殷实的中国人，里头陈设讲究，甚至可称奢华；洞与洞之间还夹着漂亮的花园与攒簇的藤蔓。远远望去，蓝衣白衣的人影在纵横交错的小径上来往，景象十分奇特，活像一座巨大的蚁丘。村子几乎正对面是「帖木儿的箭靶」，那是一座三四百英尺高的山，山顶被一个直径约三十英尺的圆洞干净利落地洞穿，从山下路上看得清清楚楚。这自然是造化的一个玩笑；蒙古人却说，这洞是那位鞑靼英雄一箭射穿的。季布挖苦地对摩西说，看来帖木儿的弓可真够大的，换来的只是一声闷哼，倒叫我们这位领队的脸色越发阴沉可憎——若还能更可憎的话。

在张家口歇了这些天，我们的小马养得极精神；出了乱石山谷，上了环抱大红沟河谷的草原，它们便撒开蹄子狂奔，把伊万诺夫累得够呛——他骑的是一匹从哥萨克信差手里买来的老马，拼了命才跟得上。上草原之前，我们最后一次翻越了隔开中国与蒙古平原的那道山岭。从张家口到大红沟，地势一路抬升约一千五百英尺；自大红沟起，沙漠便平坦无阻地伸展开去，除了几道轻缓的起伏与几列岩脊之外，一直铺到西伯利亚边境。坡陡得我们不得不下马牵行；虽只有三百英尺高，大车爬上去足足用了近两个钟头。爬到半坡，迎面来了一支牛车队，每辆车后头挂着三四个人拽着绳子当刹车。饶是这般小心，路边仍躺着两三辆摔得粉碎的车。有一桩事颇为奇特：这些车要经受这般折腾，通体却纯用木头做成，构造上找不出一星半点铁或别的金属。四点钟光景，我们来到一道十五英尺高、残破欲坍的墙前，那是长城的一条支脉，与长城成直角延伸约三十英里，构成内蒙古与中国的分界。一处十五到二十英尺宽的豁口即是关门，标出了商道所在。穿过豁口，我们回过身，最后望了一眼中华帝国；五点钟便到了宿营地——一片碧绿的草甸，有一道清澈的溪流穿过，溪边牛羊和马正在吃草。

六七间砖木房子便是大红沟这个村子的全部。趁着支帐篷的工夫，我们提枪出去转了一圈，虽见野味不少，野鸭、沙锥和一种水鸡都很多，却怎么也走不到近处。我们本很愿意在此地歇上一天，无奈蒙古人一旦上路，就像滑车铁道一样，不到目的地便再难叫停，路远路近都是如此。回来时火已生起，季布备好了一顿可口的饭食。伊万诺夫留宿一夜，睡在帐篷里；我们却宁愿挤在自己的车里，因为夜里冷得厉害，即便在憋闷的车厢内也巴不得裹一张厚羊皮。溪水潺潺催眠，我们睡得很沉；季布端着清晨那杯可可和一块饼干来叫我们时，我们颇有些不愿动弹。可骆驼早已捆扎停当，虽说那时才六点钟，不知疲倦的伊万诺夫已经起来一个钟头，事事亲自照应，还把保我们一路舒适平安的种种叮嘱交代给蒙古人——后来我把这个独特的民族摸熟了，才明白那全是白费口舌：凡是对他们自己没好处的话，无论你怎么说，总是左耳进右耳出。

七点钟，我们离开大红沟，与这位厚道的主人作别。那滋味，很像一个人头一回登船远航时的心情，所不同者，我们连何时靠岸也只有极模糊的概念，对于在恰克图重返较为文明的世界之前要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更是茫然。终于万事停当：帐篷与水桶捆好，大车套上，小马备鞍。摩西跨上一匹十二掌高的精瘦小马当先开路，亚伦骑着头一头骆驼领队，西尔维娅押后，负责把不断脱队的落伍者赶回来——我们行经的草场甜嫩鲜美，骆驼一低头就散了行列。同伊万诺夫最后握一握手，摩西的大鞭子一声脆响，商队便在驼铃深沉的咚咚声中缓缓开动；这铃声起初听着悦耳动人，可远不等走到库伦，我们已经腻烦得彻头彻尾、无可救药了。转过路口，最后望一眼那渐渐消失的友人兼主人的身影时，我们心里是一阵孤寂与消沉；细想起来倒也不足为奇：此后近一千英里的路程、一个多月的光阴里，我们再见不到别的欧洲人，连土著也见不到几个。还有一层也不叫人安心：今后整整一个月，我们完全听凭那三个衣衫褴褛、面目凶恶的家伙摆布，他们若高兴，尽可以把我们杀了、抢了、扔下不管，而绝无受罚之虞。在那个明亮的七月清晨，我们缓缓踏上这趟从北京到加来的漫长陆路的第一段要紧行程时，西伯利亚——更不必说俄国和法国——似乎远在天边。

走出大红沟谷地，几乎花了四个钟头；那是我们全程所见最秀丽的一段景色。峡谷本身一英里出头宽，两侧是低缓起伏的青山。羊群点缀在山坡上，山顶上不时有一座红金二色的佛寺在日光里一闪，划破天际线。谷心一道溪水奔腾跳跃，泛着白沫，里头满是鳟鱼；岸边簇拥着馥郁的野花，离水约五十码便是那条褐色的、踏得瓷实的商道——自此直到真正的沙漠边缘，路迹一直分明。人几乎会以为自己置身英国最可爱的某一隅。野风信子、莲香花、野蔷薇、长春花和雏菊四处生在丰茂甘甜的草里，我们的小马几乎要没膝而行；远处又有杜鹃低而婉转的啼声，把这幻觉衬得更真，叫人想起德文郡或威尔士的秀丽风光。

两点钟光景，我们停了一个钟头，开一听腌肉，喝一杯兑水的冷威士忌。摩西托季布转告，说他打算赶路，天黑前进入沙漠，我们也只好由他。我不愿一开头就闹别扭，便没有异议；三点钟我们重又上路，穿过一片片麦田和大麦田，穿过大片大片的芥菜与罂粟。沿途不见一处人家，我们很纳闷：耕这许多地的人究竟住在哪里。傍晚路越发难走，笨重的大车好几回陷进路上那些蜂窝似的深坑烂洞里。快到六点，我们进入一片更荒凉的地带，路却好走些；这或许是幸事，因为先前在沼泽地里那番苦斗，几乎把骆驼折腾垮了。我当时还不懂，这种牲口看着越是不济，其实越是耐用。

眼下我们穿行的是一片焦枯贫瘠的地方，遍生一丛丛又粗又韧的硬草，骆驼车碾过去颠簸翻滚，坐着极其难受。五点钟我便退回车里歇息，日头晒了一整天，人也乏透了，一躺下就睡着了。醒来从小窗往外看时，太阳已经低垂。草木的痕迹全都消失了，正前方横着一列低矮的黄沙丘，稀疏的浅绿草茎从中间挣扎着钻出来。沙丘这一侧有两顶圆帐篷，几条狗，还有几匹马站在近旁；沙丘那一侧，是海——或者说，像海像得我不得不揉揉眼睛，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它就在那儿：一片灰茫茫的大荒，模样活脱脱就是英国盛夏一个热天之后、落日余晖照上海面时的样子。低矮的黄沙丘更助长了这幻觉，在那片灰色的、平展无阻的天际线前显得格外清晰。就在这一刻，摩西粗暴地打断了我的遐想。他忽然出现在车旁，把那张扁平丑陋的脸凑到窗口，伸出一根又长又瘦的食指，指着那渐渐暗下去的荒原。「沙漠，」他用沙哑的喉音咕哝了一句。我这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大饥荒沙漠」的边界。

原注四：在俄国、尤其在西伯利亚，鸽子被视为神鸟。

原注五：蒙古人对戈壁沙漠的称呼。

第五章戈壁沙漠

蒙古是一片高出海面约四千英尺的高原，人口粗略估计在三四百万之间；至于要对这片辽阔台地上的各部落做一次像样的普查，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里有三万余住在库伦——那是蒙古人所奉宗教「佛教」的活佛「呼图克图」驻锡的都城。这位人间神祇的权力纯属虚名。他是靠中国皇帝的宽容才得以在位的；而中国皇帝对自西伯利亚边境直到西藏群山的整个蒙古，也多多少少只是名义上的治理。蒙古鞑靼人向北京政府纳税，虽说纳得并不怎么按时；各部的汗或王公，则对自己那一「汗部」即辖区的赋税负责。

「戈壁」这个名字，蒙古人用来泛指一切或多或少缺水的地方；但就我们所横穿的这一段而言，人们通常与这名字联在一起的那些特征，它并没有多少。不如把它说成一片辽阔的平原或草原：自长城以北一直伸展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长逾八百英里。除去中途约五十英里的沙碛之外，西北那一段很少完全不长东西，或是丰美的牧草，或是干枯的灌丛。这所谓沙漠最奇的一点，也许是草虽如此丰茂、许多地方野花盛开，水却极其稀少。夏季的骤雨频繁而猛烈，多少缓解了这一苦处；但鞑靼人有时苦于干旱，一旱就是一年以上。饶是如此，这里的气候却是健康的，霍乱、斑疹伤寒一类大疫从未有过。

自长城到库伦有三条商道。每条道上都掘有水井，深八到十英尺，每隔二三十英里一口；可我们发现多数井里的水浑浊带咸，不少根本不能入口；远不等走到库伦，我们已经万分懊悔：当初在上海没有多备些苏打水。

我们的向导算不得愉快的旅伴。摩西极少开口，亚伦从不开口。西尔维娅却是全队的灵魂。他的兴致一刻也不曾低落，实在没人可说话了，便同胯下的骆驼高声长谈，兴起时还要放开喉咙唱一段。蒙古人唱歌不像中国人那样尖着嗓子挤，可他们的嗓音同他们的歌一样粗粝不谐；那些歌多用小调，凄恻而压抑。

我不打算拿张家口到库伦一路的景致逐日絮烦读者。几句话就说得尽：十四天起伏的草原，单调而毫无变化，只偶尔有一顶「蒙古包」或一处营地点缀其间；四天深厚的沙漠，其间横着两道一百五十到二百英尺高的岩脊，陡得大车几乎过不去；再五天绿色的平原，中间夹着砾石地带，密密铺着戈壁著名的那种彩色透明石子。我们走了二十三天才到库伦，这便是简短却足够的交代。除了中途那一带沙碛，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入眼的无非是一重接一重、荒凉沉闷的平原之波，叫我想起的只有大海。没有一样东西——有生的也好，无生的也好——能打破这片呆板荒凉的景象；只有极稀罕的时候，远远望见一顶鞑靼帐篷在日光里发白，像一只白色海鸟睡在这片碧绿大海的浪头上。不过过了都城，地势便显出起伏，有林、有山、有河，在漫长单调的沙漠旅程之后可以悦目；而远未走到呼图克图的圣城，我们对那沙漠已经厌倦透顶了。

我曾天真地以为，坐骡轿已是难受与困苦的极致；可比起我们横穿蒙古时所乘的那两口活受罪的箱子，骡轿简直是玫瑰床。请想象一种长方形的车子，长八英尺，宽三英尺，高四英尺，车身是未上漆的粗木，顶篷是帆布，厚厚地涂着中国漆；一逢雨天或酷热，那漆就渗出一股叫人受不了的气味。两扇门上各开一个小方洞，透进空气与光线（有时还透进雨水）；一条褥子和两个大羽毛枕头充当缓冲，没有它们，人的身子和脑袋不出多久就要成一团青紫。说这种颇为原始的车子「颠」，是不确切的。就算在相当好的路上，它们也是又蹦又跳，把车里的可怜虫捣成肉泥；到了石头地上，几乎不可能在里头连待多久而不落个头痛欲裂，浑身骨头仿佛一根根被拽出关节又塞回去。我最恨的仇人，我也不忍咒他去尝一夜蒙古的商队夜路。为躲开那种难以忍受的颠簸，我们常常一直步行到凌晨一点，因为那颠簸伤身之外，对神经与心志的折磨几乎同样厉害。

除了在库伦歇的四十八小时，从离开张家口起到我们骑马穿过恰克图的俄国哨所为止，每天的功课一成不变。天刚亮（清晨五六点之间），西尔维娅骑上小马疾驰而去，把骆驼赶回来——宿营时它们被放开，四散去寻草吃，到日出时有几头已经只是天边的小黑点了。早饭（一杯可可加一块饼干）吃过，商队通常六点半就已上路。脚程并不振奋人心，很少达到每小时三英里，从未超过。此后或骑或走，一直走到下午两点，扎起帐篷；若近水井，便灌满水桶。午饭是一听腌肉加米饭，若在有野味的地界，有时添一只野鸭或沙鸡，为这顿凄凉的饭添点生气。五点钟又动身，一直走到凌晨一两点，中间只在九点钟左右停一刻钟，卸下马鞍，灌一杯凡伦丁肉汁。真不知道没有这东西我们该怎么办。在这样的旅途上，人累得不成样子，又无从生火做饭，它简直无价。

如此算来，一昼夜里我们真正休息的时间约有四个钟头，因为车子一动起来，睡觉是想也别想的。事后我常纳闷，那几匹小马是怎么撑下来的。骆驼自然惯了这种漫长耗竭的行程——说来也怪，我们全程唯一的损失，恰恰就是一头骆驼。

头两三天我们还过得去，可过了第一个星期，一种压抑与倦怠便怎么也甩不掉，那无边无际的绿色草原那份死板沉闷，开始侵蚀人的心神与意气。照例我们一天只碰一次面，就是碰上了，也像鹦鹉那样说得少、想得多；实在也无话可说，因为除了偶尔一顶蒙古包，张家口与库伦之间那一重重平原的波浪里，找不出一样东西能叫人分一分神，或打断那副令人消沉的景象。连沙漠腹地那一段沙碛，我们都是欢迎的。好歹算个变化，好歹有岩石可看；虽说另一面，活更重了，每天走的路也少了许多。

戈壁最惊人的特色，也许是笼罩它广袤地面的那种死一般的寂静。夜里，北斗七星的光明亮而不闪，仙后座与昴星团的柔光，清晰得是别的纬度上少见的。我常常醒着躺看它们，累得反睡不着，直看到天边发白，预告又一个沉闷无事的白天，也提醒人至多再过一个钟头，我们又要踏上那疲惫的路。不曾在这荒原上露宿过的时候，我从未真正体会诗人的句子：

我周遭尽是无边的黑暗，

无声，无形，无音信，无征兆；

只有那辽远天穹的静默，

和星子在黑暗里安然照耀。

自萨拉姆博洛萨尔出来，直到第五天早上，我们才在天边望见一顶蒙古包，晚饭时分便在离它一英里内扎营。那里统共不过六七顶帐篷，住着我所见过的最肮脏、最叫人生厌的人。

不幸的是，他们多数毫不怕生，任凭季布如何愤然抗议，径自把我们的帐篷和大车强占了去。争辩是无用的。照沙漠的规矩，把他们撵出去是失礼的，还可能给我们惹祸。那天很热，他们密密匝匝堵在帐门口，一丝风也透不进来；可我们只能默默忍受，尽管这些可怜人身上那些油腻破布发出的气味几乎不能承受。前后算来，我们见到的土著约有一百来个；老实说，蒙古鞑靼人叫我大失所望。我原先把他想成一个剽悍凶猛的家伙，浑身插满刀枪，过着一种野性而浪漫的生活，匮乏与凶险是家常便饭。我所见到的，却是个温吞而蠢相的人：懒散、脾气好、外表与习惯上脏——简直可说是污秽——而且只要不怕被人发觉，便惯于小偷小摸。

男子中等身材，肌肉结实，体格壮健，厚嘴唇，一双细小如珠的黑眼睛。他们本来肤色是白的，日晒、牛粪烟，还有最要紧的一样——污垢，三者合力，把多数人熏成了黑人的颜色。他们的女人相貌平常，通常是贞洁的。蒙古少有不贞之事，偶尔有之，受屈的丈夫得几只羊或一两头骆驼也就容易消气了。蒙古女人的命并不好过。同他们的吉尔吉斯兄弟不同，蒙古鞑靼人对妻子全无敬重之意；妻子想娶多少都可以，只是先娶的位在诸人之上。她们被当作奴仆而非伴侣，蒙古包里一切真正的重活都归她们，从套骆驼到给羊开膛！男子通常比女子长寿。女子受疾病的苦更多，虽说除了夏天流行的一种感冒之外，蒙古并无时疫。

蒙古鞑靼人根本上是游牧的，很少在一处连住一年以上，总是迁徙不定，为畜群寻水草而在大平原上四处游走。他的「蒙古包」极合他那种粗野无定的生活：拆下来打包驮上骆驼，不用一个钟头。蒙古包是圆的，构造简单，无非是两层厚毡张在木架上，用结实的皮条绑牢。高约五英尺，直径十八英尺。圆锥形的顶心开一个洞，放出火烟；那火为做饭之用，昼夜不熄。蒙古人吃饭没有定时。饿了就吃，半夜里吃的次数并不比白天少。冬天顶上的洞封住，烟就只好从毡缝毡隙里自谋出路。他们用的燃料不是木柴（戈壁不长树），而是「牛粪块」，即晒干的驼粪，那烟更浓更呛，所以多数蒙古人害眼病。蒙古包里的陈设简单得很：六七张羊皮褥子，一口做饭的平底铁锅，一只装着全家什物的大箱子，箱上供一尊佛像和两三个转经筒；再多也放不下了。有些蒙古包的陈设比别家好，譬如汗或王公的：那里边外头都是金银与贵重丝绸，灿烂夺目；不过寻常旅人是难得见到的。

除了贪吃，蒙古人恶习不多。酗酒是少见的。只有到了挤马奶、酿「阿拉吉」的时节，他们才在这上头过分；可一旦过分起来，那是真下工夫，整整一顶蒙古包连着两三天沉在醉乡与放浪里。除去中国商人偶尔贩来的烈性烧酒不算，「阿拉吉」是蒙古人所知的唯一醉人之物。他们另一样毛病是脏。我可以断言，我从未见过、甚至从未读到过有哪个族类在外表与习惯上像蒙古人这样令人作呕。男女一律似乎以脏为乐，多数人看上去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一捆捆会走路的脏布。直到进了库伦、见到较上等的人，我们才弄清蒙古人的服色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宽松的长袍，长仅及膝下，用一条带饰的银腰带束住；一条肥大的裤子塞进一双毡底的中国半靴里；头上戴一顶宽檐黑毡帽，样式颇像水手帽，缀着长长的丝飘带。冬天，穷蒙古人裹在羊皮里，富的裹在西伯利亚的毛皮里。远看，女人与男人分辨不出，唯一看得出的分别是女人不系腰带（蒙古语里「女人」一词，字面意思正是「不束带的人」）；她们一律戴一种头饰，是中国造的冠冕似的东西，用银子和红蓝色石头做成，看着像绿松石和珊瑚，其实不是。蒙古太太大约每两个月才梳一次头。头发用一种浓胶固定，梳成向头两侧成直角支出两三英寸的样子。在虫虱遍地的蒙古包里，这种做法的后果如何，就留给读者自己去想。

蒙古鞑靼人的财富，全在骆驼、羊和马上，因为蒙古没有工业，没有任何制造业。那些小马极能耐受主人不断进行的漫长辛苦的行旅。它们身架小，骨骼细，可这些小东西能吃的苦简直难以置信。似乎什么也累不倒它们；我们自己那两匹「乔」和「卡拉」，到恰克图时同离开长城时一样精壮无恙，尽管一个多月里它们一昼夜只歇五个钟头，其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日子还缺水喝。在戈壁，一匹小马值八到十镑，或者折合成砖茶，因为蒙古不用钱，眼下通行的货币只有这一样颇为笨重的东西。路上我们遇见两三群四五百匹的马队，是要送到张家口去，再销往北京、上海和中国别处的。随其中一群同行的，是个「蒙古化」了的德国人罗先生，他二十年前落户蒙古，靠贩运马匹发了大财。他一身鞑靼装束，我们怎么也看不出他是欧洲人；他张口一句德语的「日安」，在这地方听着实在不伦不类。

蒙古人从不给马钉掌，也不给马刷洗。鬃与尾任其长到几乎拖地，鞑靼人说，这两样长了，冬天保暖，热天驱蝇；再说万一缰绳或镫革断了，随手就有马尾毛可以接！

这些小东西的习性，生人起初看着颇有些莫名其妙。「卡拉」那些拿手好戏，我过了好一阵才习惯：走着走着停下来用后蹄挠耳朵；像狗一样坐下；遇上格外诱人的一片好草，说打滚就打滚，全无预兆。它确实是我在马戏团之外见过的最聪明的马，淘气到什么地步，脾气就好到什么地步。头一回追黄羊的第二天，我想引着它绕过沙漠腹地那些密如蜂窝的鼠洞和鼹丘，那情形我永远忘不了。走不到十个马身，它便把头一低，又尥又弓，使足了劲，我每一刻都以为肚带要崩断、鞍子要飞出去！摩西在旁边纵马跟着，示意我把缰绳撂在它脖子上。效验立竿见影：它立刻驯得像只羊羔，打个响鼻，一甩那顽皮的小脑袋，又撒开蹄子跑了，那神气仿佛在说：「这个呆子居然要教『我』怎么走沙漠！」「卡拉」一次也没把我摔下来，一次也没踏错；虽说这种两手插在口袋里、在乱石地上放开四蹄狂奔的新奇骑法，起初着实需要点胆量。

在那处鞑靼营地歇脚的那天傍晚，我们出发得比平日晚，因为那几位不请自来的客人拿两只苏打水瓶换给我们一只羊。这种瓶子蒙古人格外看重，多半是因为那形状在他们看来稀奇。宰羊的差事归了西尔维娅，他照地道的鞑靼法子动手：先用他那把大折刀在羊肋上划开一道大口子，把手伸进去，捏住心脏，止住它的跳动。然后剥皮，肠肚洗净，仔细收起来，一点不糟蹋。羊腿留给我们，其余的由摩西一伙吃。从宰了羊到他们把骨头上最后一点渣子舔干净，整整两个钟头；他们是半生着吃的。戈壁的羊个头小，通体纯白，两只黑色长耳垂着，尾巴大得惊人，有八到十磅重。这团肥油被视为美味，在蒙古包里总是献给最尊贵的客人。那羊肉极好，味道很像南丘羊。

那一夜我们几乎没睡成。客人们留给我们一件纪念，就是某些不便言明的小生物，此后一路忠心耿耿地跟到恰克图。我们此前还在庆幸没有蚊子，不久便明白：比起那些两三天后在车里成群结队、叫我们昼夜不得安宁的臭虫子来，来一整支蚊军倒还好些。它们的气味比它们的咬更难受；我想，除了疲惫与半饥半饱之外，这大约是沙漠之行里我们所受的最大苦楚了。

此后三天我们没遇上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不过沿途所经那一浪一浪奇特的动植物分布，倒很有意思。一连两英里地上尽是密如织网的鼠洞；接着换成一片满是黑黄两色亮丽蜥蜴的地界；再往前，成千上万的甲虫铺满平原——个头大，腿长，身子有蟑螂那么大，身上有红黑相间的条纹；然后又是老鼠，如此循环；而老鼠总是最多的。许多地方平原上密密麻麻全是它们，走路都踩得着。戈壁鼠是蒙古独有的。那是一种毛茸茸、很好看的小东西，尾巴像羽毛，全没有普通的挪威鼠或英国鼠那些叫人恶心的习性。

草木也是如此。每一种花草仿佛都占着自己的一片地界；只有一种野草到处都见得到，无论最贫瘠还是最肥沃的地方都长。我不是博物学家，说不出它的名字，可那模样活像我们英国淡水池塘和运河底下长得极茂盛的那种水草——在英国，它被叫作「巴宾顿之祸」，因为最初是一个叫这名字的人从美洲带来的。这草揉碎了会散出百里香一般的甜香；在清冷的夜里，大车和骆驼碾过之后，那香气浓得几乎令人受不住。

戈壁另一种极常见的花是白色的旋花，同上面说的那种草一样，几乎处处都长。较少见的有一种漂亮的淡紫色雏菊，花心是黄的；还有普通的蒲公英；有些地方还有英国雏菊。最罕见的是一种粉红色的花，长在一英尺来高的带刺矮丛上，活像一株盛开的小山楂树。它的香气甜，却有点腻人。

出发后第七天，我们遇上了俄国的定班重邮——五头骆驼，由两名哥萨克和一个鞑靼人押着。那两位哥萨克性情开朗，各自骑一头骆驼，穿着红法兰绒衬衫，光着腿脚，一副悠闲模样，身上再没有别的东西能表明他们是俄国兵，只有那顶韦列夏金的画使我们熟悉了的平顶无檐白帽。我们各请他们喝了一口酒，他们高高兴兴地上路了；不过那两张晒得黑红、乐呵呵的脸上带着一种惊讶——惊讶里还掺着怜悯：竟有这样可怜的疯英国人，把这趟路当作消遣来走！

日落时我们进入沙漠中一片满是巨大鼹丘的地方，有些鼹丘竟高达两三英尺。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在车里可吃了苦头，因为车上各挂一盏纸灯笼，那点微光只够把黑暗照得看得见而已，要避开那些大土堆几乎不可能。险些翻车好几回之后，十点钟左右我们下车步行；那一夜很不好过，因为十点半光景下起了细密的毛毛雨，一直下到半夜扎营。走路也好不到哪里去，摔了好几个大跟头，因为眼前一寸都看不见。一大杯浓浓的兑水威士忌，加上六个钟头的歇息，很快把事情扳了回来；不过次日早晨六点半被铁面无情的西尔维娅叫起来时，我们仍觉得乏透了。

第二天我们在一处颇大的蒙古包附近扎营。摩西告知我们，那里的头人是一位有些身份的喇嘛，我们便派人到他帐前去问可否登门拜望——那是一顶花花绿绿的帐篷，顶上插着六七面红黄经幡；请求立刻获准。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大的蒙古包群，由二十多顶帐篷组成。

晚饭后我们骑马前去，季布同行；路上他把礼数教给我们，因为拜访鞑靼人家要行的那套仪节，在生人看来颇为费解。譬如说，蒙古人绝不会走着走到一顶陌生的蒙古包前去。这不但不合规矩，而且危险，因为每顶帐篷都养着大狗，男人不在家时替妇孺看家。几年前有个俄国哥萨克不知这规矩，徒步走近一顶蒙古包，被那些凶猛的畜生撕成了碎块；那种狗的个头与模样，很像英国的獒。

到了蒙古包听得见喊声的地方，我们勒住马，季布高声喊道：「诺海哈来」，就是「把狗拴住」。喇嘛帐里随即出来几个女人，把那些畜生系好；我们这才驰到近前，把马交给一个眉眼颇俊、黑眼睛的鞑靼姑娘看管，然后以一种不大体面的姿势——四肢着地——爬进帐去。门太低，除此别无进法。我们的手杖、左轮和刀子都留在外面地上。带着武器或拄着手杖进蒙古包，就如同戴着帽子进人家客厅一样失礼，其用意是：客人在主人屋檐下，安危由主人负责，用不着自卫。除了喇嘛，帐里没有别的男人；后来听说他们都出去猎黄羊了。过了好一阵我们才看清那位喇嘛，因为外头日头晃眼，帐内几乎漆黑。这位大人物躺在一张榻似的东西上，周围围着四五个女人；我们进去时他并不起身，只是懒洋洋地伸出一只又湿又脏的手，示意我们可以同他握手；握过之后，我们便在他左右坐下。他是个胖子，脸色像面团，穿一件褪了色的黄绸长袍，前襟被多年的油垢浆得发硬。他那颗圆脑袋照喇嘛的规矩剃得精光，脖子上挂着一件手工粗糙的大铜饰。

请我们坐下之后，喇嘛发表了一大篇讲话，我们一个字也没听懂；我相信季布也没听懂，虽说他告诉我们那番话里满是祝福与恭维。蒙古语是难学的，连我们这位学了多年的通事，也只能说得极粗浅。蒙古语有一个特点：一个字你若不「分毫不差」地照他们的读法念出来，那就等于对他们说梵文或天书。举个例：张家口一位美国传教士好意教了我一句在沙漠里最要紧的话——「把你们的狗拴住」。他念作「诺嗨，哈鲁」，可我一试，全然不灵，蒙古人半天摸不着头脑。最后他们才恍然大悟：「诺海哈来，哦，这个我们懂！」经此一事，我不禁想：福音在蒙古的指望怕是很渺茫的！

帐内倒还算舒适，只是牛粪烟熏得人眼睛好几天都发涩。地上铺满厚软的中国毡毯与壁毯，看来颇值钱；帐篷四壁挂着大幅鲜艳的丝绸，上面满是汉文与藏文——大约是经文。正对门口是一座漆成红色的神坛似的东西，上面供着一尊硕大的鎏金佛像，周围是六七个转经筒；帐里的人每次经过，都要用力转它一把。就连我们这短短一次拜访期间，他们所转出的经文数目也惊人得很，因为从我们进帐到出帐，那些筒子一刻不停地转着。帐子正中、正对门口，一口大铜锅架在牛粪火盆上，锅里盛着四分之三满的一种浑黄的液体，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在蒙古这一带不长树木，牛粪是唯一的燃料。

那只少不了的鼻烟壶闻过、还了回去，我们低声说一句「门都」——「您好」——便重归沉默，等着喇嘛再开口。鼻烟壶是蒙古人身家地位的可靠标记。谈话之前必先嗅上一嗅，这与其说有什么实用，不如说是个形式，因为壶里常常是空的。上自大喇嘛，下至最穷的蒙古人，没有一个鞑靼人身上不带这东西。多数是北京造的，贵贱从几文钱到二百两以上不等；上等的是金的或玉的，嵌着宝石，寻常的则是玻璃或瓷的。壶塞上系一柄骨制或象牙的小勺，用来把鼻烟（若壶里有的话）舀进鼻孔。

足足过了十分钟，喇嘛才显出有意攀谈的样子；我们正打算告辞，那漂亮的鞑靼姑娘忙忙地进了帐来，从铜锅里舀了些茶（或者说叫这名字的一种调制物）给我们。见我们斜眼打量那油腻腻的东西，蒙古人咕哝一声，竖起大拇指，周围的女人也跟着竖起来。我从季布那里学到，这手势意思是「好」；若像罗马人要处死角斗士时那样把拇指朝下，便是「坏」。于是我们只得硬着头皮喝，虽然极不情愿，尤其我早已注意到蒙古人照例学着童谣里杰克·斯普拉特那一套，把盘子舔得精光！我们用的那几只浅木碗，简直结着一层泥垢；可推辞是万万不行的，只好把那砖茶、小米和羊油合成的恶心混合物一口灌了下去。我永远忘不了那滋味。那是我此生尝过的唯一一碗真正的蒙古茶，可那味道在嘴里好几天才散去。喇嘛倒像是很受用，一次会面下来足足喝了十几碗。

这饮料有一样好处：它使他的舌头松动了。于是经由季布之口，我们之间进行了下面这段颇为跳脱的对话——

喇嘛：「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从哪里来？」

季布：「他们是英国人，从海外极远的一个大国来。」

喇嘛：「他们是『什么』？」

季布：「英国人！」

喇嘛：「你是说他们是俄国人（罗刹）。」

季布（大声吼）：「不是；是英国人。」

喇嘛：「胡说；他们是白的呀！白人都是俄国人，所以他们准是俄国人。」沉默；停了一会儿又问：「你说他们是『什么』来着？」

季布：「英国人。那是个（他顺口加了一句）由一个女人统治的国家。」

「当真！」喇嘛张大他那双猪一般的小眼睛，吃惊地应道；随后沉吟良久，问：「她有多少只羊？」

这需要一番我实在算不来的心算，我只好答说：女王陛下的财富大得很，不是拿方才提到的那种家畜量得出来的。我这回答换来的只是一个不信的浅笑，外加一句叫那些女人哄然大笑的话。季布没有跟着笑，又不肯告诉我们那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由此推想，那不是什么好话。

见喇嘛在抽烟，我也点了一支纸烟，正要把烟盒放回口袋，我们这位乐呵呵的老主人却从我手里接了过去，仔细端详一番，然后从容而坚决地把它放进了自己的裤袋。我料他临别会还我，也就没再理会；不料拜访结束时，才发现他分明打算留下它，据他对季布说，是留作对我的「纪念」。我百般理论也无用。「您可万万不能要回来，」季布说，「这是规矩。」那不过是个便宜的皮盒子。若是值钱的东西，我纵在沙漠正中也要抗争到底。总之我打定主意：今后在戈壁作午后拜访，口袋里一定空着。这地方的名字，据我所能问出的，叫「乌鲁尼」。在沙漠里，就连一顶固定的蒙古包，也很难问出正确的名字。蒙古人有个迷信：把住处的名字告诉生人，会给这地方招来晦气。我常常向一顶蒙古包里的三四个人问同一个名字，得到的是三四个不同的答案。到后来我索性不问了。整趟路上我唯一有把握的蒙古包叫图古鲁克，那是因为我们地图上有。

我们向喇嘛告辞动身时，日头已经很低。回到营地，我们颇为吃惊：行李还堆在地上，马鞍未卸，骆驼散在平原上四处乱走，摩西和亚伦分明是喝了「阿拉吉」。至于西尔维娅，他在一辆大车后头占了个位置，与那漂亮的鞑靼姑娘促膝而坐，姑娘正给他编辫子；那份亲热劲儿，倘若她丈夫冷不丁出现，怕是要下不来台的。不过做丈夫的多半也不会太在意，因为前面说过，蒙古人并不妒忌自己的女人。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吉尔吉斯鞑靼人大不相同，后者连生人看一眼自己的妻子都不允许。这自然要归因于两边的宗教——伊斯兰教与佛教。吉尔吉斯女人总或多或少在人看管之下，蒙古女人却可以随心所欲，爱去哪儿去哪儿，独自也行。饶是如此，蒙古女人的不端之事仍是很少的。再往西去，先知的信徒那边可就说不得这话了。

我们这位忠心的小随从一见我们，脸上就绽成一大团笑。他看女人的眼光并不差。他心上人的容貌身段，摆在欧洲的舞厅里也不逊色；那半野性半天真的迷人举止，更给她添了不少姿色。费了好大的劲，又搬出要向喇嘛告状的话来吓他，才算把这位害相思的赶驼人同他的意中人分开。可就是这样，姑娘也不肯撒手。我们一动身，她便跳上一匹马，随着商队并辔而行，直到月亮升得老高，离她家已有好几英里。将近十点钟她才离去，临别与西尔维娅缠绵了一番（那工夫商队只好自己走自己的），然后独自一人趁着月色纵马驰回她的蒙古包和她的正头主人那里去了。

摩西的马显出撑不住的样子，今天他便换了一匹新的。挑马的过程我们亲眼见了：那是从离蒙古包约四分之一英里处吃草的一百来匹马群里挑。一个人拿一根末端带套索的细长杆子骑马出去，一阵疾驰之后，成功套住一匹精瘦的栗色小马，牵回营中，当即备上鞍子。它还不足三岁，从未被人骑过；可摩西骑上去不到半个钟头，它便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随着商队走了，与它的前任毫无二致。蒙古人驯马之快之易，简直神乎其技。

蒙古人无论男女老幼，都酷爱骑马，几乎唯一的消遣就是赛马——确切说是赛小马；女人也参加，她们是盘着腿坐的。他们是出色的骑手，这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从早到晚都在鞍上。蒙古人从不肯走路，哪怕再近的路，譬如营中从这顶帐篷到那顶帐篷。他们待牲口极其厚道，我一次也没见他们打过马。他们的骑姿独特而难看。多数人骑马时蜷着身子，像猴儿一样，重重俯在马鬐甲上，全靠左手驾驭，要加快时便把右臂伸直了在空中乱挥。不过照例他们对马很宽厚，让马走得自在，寻常步子是一种溜蹄。幸而我们有先见之明带了自己的鞍子，因为蒙古人用的鞍子全是木头做的，又硬又硌人，形状有点像土耳其的半桥鞍，只是小了一半。他们用的嚼子有点像我们英国的环形衔铁，缰绳则是细皮条做的。

第二天平安无事，只是日落时分，我们经过一列石堆，向两边天际延伸而去，每隔约四五百码一座。这些石堆高约十五英尺，用大小不一的石头、晒白的驼骨、羽毛和毡毯碎片垒成，每座顶上飘着一面残破的经幡。我们猜（后来证明猜得不错）这是内外蒙古的分界。虽说俄国和英国的地图上都没有标它，伊万诺夫却叫我们留意，说见到它便是到了去库伦的一半路程。经过时，摩西一伙各自往上抛一块石头，作为献给他们神灵的供物。蒙古人是绝不会漏掉这一手的。这一天的行程再无别事可解闷，只偶尔朝野鸭或沙鸡放上一枪，因为我们此时正接近有野味的地带。起初没有什么遮蔽；可从次日起接连四天，沙漠上方圆数英里长满了带刺的浓密矮丛，有点像金雀花，那里沙鸡多得成群，那是一种漂亮的浅黄褐色鸟，颈上有一道黑圈，腿上生毛。多数都肥硕壮实，我们发现极好吃。我们所见怕有成千上万只；不费什么事，两个钟头便打了九对，不过是从车子两边走出去几码而已，因为它们一点也不怕人。别的野味没见着，只打到一只我生平所见最大的野兔。它为何这样大，在下锅前收拾它时才明白：它正要给戈壁的兔口添上五只新丁！这些野味是极受欢迎的换口，因为自离开张家口以来我们只能靠罐头肉过活；何况在上海卖给我们食品的那个精明的美国佬，还塞了不少又老又坏的罐头给我们，有些竟是一八六二年的货，被他小心地压在底下，害得我们直到沙漠腹地才开出来。我只能替他祷告：我们当时就他的来世所发的那些愿，但愿一件也不要应验。

除了一种小羚羊，蒙古本部并无大的野兽，虽说近旁的满洲虎豹成群。戈壁的这种羚羊，蒙古语叫「戈日斯」，中国人叫「黄羊」。它毛色浅黄褐，四腿是白的。我们见过好几群，每群数百只，却只有一次能走到射程之内，因为地势平坦，它们几乎总是老远就看见或听见我们了。唯一那一次得手，还是借了一道岩脊的掩护。我们的马也跑不了多少路，虽说卡拉总是跃跃欲试，一说打猎就来劲。可蒙古人一刻也不肯为我们停下，要一只眼睛盯着猎物、另一只眼睛盯着商队，实在累人。若有一支组织妥当的队伍，猎人在戈壁尽可以尽兴；不过我怀疑，就算猎获再好，也未必抵得过那份花费与辛苦。

二十一日早上，绿色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片金亮的沙地；当天傍晚，我们第一次在真正的沙漠里过夜。次日早上放眼望去，只有沙，一垄接一垄，直到毫无缺口的地平线；唯有西北方中景处，一道陡峭险峻的岩脊在朝阳里泛着粉色。经过一上午的苦工，晌午我们在岩脊脚下扎营，因为沙深及车轴，骆驼有时竟拉不动大车。这一整天我们的速度不过每小时一英里多一点。那道岩脊虽只有两百英尺出头，上上下下却花了将近四个钟头。全无路径可循，岩脊粗砺不平得像一堆乱石。我每一刻都以为大车要散架。至于两匹马，我们卸了辔头鞍子，任它们自己想办法。乔有点笨手笨脚，重重摔了两三跤；卡拉却像只野猫似的爬上爬下，一点不慌。五点钟，我们在另一侧的深沙平原上扎营；那里本该有一口井，可惜早已干涸，我们只好连人带马都省着用水。到了晚上八点，铁面无情的摩西又下令启程时，众人都已疲惫不堪。这时才发现有一头骆驼瘸得厉害。蒙古人惯用的法子是拿小锡钉和一块皮子把脚掌补一补，就像补靴子那样，可这回不管用；于是卸下它的驮子，解开它，任它自己想法子跟上商队。这可怜的畜生挣扎着追赶我们，看着叫人难受；因为骆驼宁肯走到倒毙，也不愿独自被丢在沙漠里。我本想给它一枪，无奈蒙古人极迷信，认定杀死这种牲口会给商队招来晦气。扎营时它还跟着我们，第二天早上出发后约半个钟头便死了。片刻之后我回头一望，见它的尸首已被乌鸦和食腐鸟盖得漆黑——而就在一瞬之前，天上连一只鸟也不见。

蒙古骆驼是本地特产。它生两个驼峰，比世界别处的骆驼小得多。商队骆驼的平均驮载是四英担，即四箱各一英担的茶叶。这些牲口不喝水怎么活得下去，我常常为之称奇——实则大家认定它们根本不需要水，只在水极充裕时才给它们喝。可它们在草原上时整天都在吃，一路上吃掉的东西之多令人惊讶。说也奇怪，比起甜嫩的好草，它们似乎更爱干硬的灌丛。冬天，一身长而蓬乱的毛替蒙古骆驼挡住扫过戈壁的凛冽寒风；夏天这层毛就褪了，只在头、颈和腿上留下几撮粗毛。我们的骆驼似乎极怕热，天热时汗出如浆。逢到这种时候，我们就没法待在车里了。其实任什么时候那股臭气都熏得我们不得不把头歪成一个角度躺着，再多的枕头也纠正不过来。有中风之虞的人要横穿戈壁，怕是凶多吉少。蒙古骆驼的牵法与别处一样，即用一根一头削尖的细木塞穿过鼻孔，系上绳子，绳子再拴在前头的骆驼或大车上。给小骆驼钻鼻孔的过程惨不忍睹。我见过一次；当时不知道造化给这种牲口预备了一囊绿色黏液，大约是用来自卫的，便挨得很近站着看，结果满脸接了一大摊，把西尔维娅乐坏了——他躲得及时，才没沾上。除此之外，除了一次，我从没见过蒙古骆驼发脾气。它们大体是温顺而愚笨的东西。

在沙漠里的第二天，我们被热和渴折磨得够呛。活也更重了——重到有时每辆车得再挂一头骆驼，即便如此，也几乎拖不出那又深又黏的沙。上午十一点光景，我们追上五个蒙古人，都是些粗野剽悍的家伙，正往库伦去。谈了几句，摩西便查明：昨天那口井之所以干了，正是拜他们和他们的马所赐。他们带着半皮囊水，却断然不肯匀给我们一滴。直到那一刻，我才算明白「渴」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此时已是有多少分多少了——我们的红酒和苏打水三天前就喝光了。这几个人每人马鞍前都缚着一捆沉重的木杆，拖在地上，在身后的沙里划出一道深深的辙痕。在沙漠的这一带，蒙古人只有靠这法子才找得到从这顶包到那顶包的路，因为没有任何地物可以指引。他们没有帐篷，也没有任何行旅用具，只有一口做饭的大铜盆和一布袋牛粪；至于他们能找到什么东西来煮，我实在猜不出。他们同行了一段，见我们既无瓶子也无别的东西可给，不多久便离开我们，朝西南方折去——那与他们说要去的库伦恰恰相反。我没有问缘故，因为我知道蒙古人的心思深不可测，不能拿常人的道理去衡量！

这一天就这样沉沉地挨了过去，我们在商队旁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沙几乎没到膝盖，直走到四点钟；西尔维娅望见远处有一大群黄羊，可我们只瞥了一眼，那匆匆奔逃的模糊褐色一团，几秒钟内便沉到地平线下去了。

约莫半个钟头后，一声大叫引起了我的注意；回头一看，季布直挺挺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了——我猜得不错，是中了暑。饶是如此，摩西仍极不情愿停下；我审时度势地把左轮亮了一亮（蒙古人对这东西有着不小的敬畏），才总算叫商队停住。支起帐篷，我很快把这可怜的中国人弄了进去，就当时的条件而论，已尽量让他躺得舒服。我看他全然不省人事，掀开眼皮，只见一大片眼白，很不叫人安心。除了要失去这可怜人这一层不说，我不禁想到：万一他死了，我们可怎么办？我们统共只会六七个蒙古词，没有通事，就跟林中迷路的孩子一样束手无策！帐里的空气很快闷得我不得不出去透几分钟气，只觉得又晕又恶心。这种时候水的宝贵是人人知道的，可我们连一滴也匀不出，总共只剩半加仑上下。下一口井确实只在七英里外，可谁敢担保它不会像上一口那样干涸见底呢？总之，处境要多糟有多糟；我（这已不是头一回了）诅咒起那把我带到戈壁沙漠来的倒霉命运！然而事情总得办，而且要快，于是我生平头一回打开了我们那只小药箱——当初配药时我实在疏忽，没怎么费心。当然，照例是用不着的样样齐全：成卷的膏药、考克尔氏丸、氯仿酊、薄荷脑、多佛散、泻盐粉，乱七八糟地滚了出来；我们绝望地翻找着对症的东西，季布沉重的鼾息却警告我们一刻也耽误不得。我打定主意：他若果真死了，责任不能由我一人担；于是硬逼着兰开斯特就疗法发表意见！要是可怜的季布知道他那两位医生正在何等犹疑不定之中，我想他受的罪还要更大些！最后总算定下了疗法，虽说一度分歧甚大——兰开斯特一口咬定应当放血。我追问下去，他又说不准该放哪条血管；为着季布日后可能有的孤儿寡母着想，我觉得这未免不公道。就凭我那一点点外科常识也知道，有些血管一放，最壮的汉子五分钟内就得没命。于是这个方案（由兰开斯特）不情愿地放弃了，改灌了一大剂碳酸铵水。那一刻的心境我永远忘不了，药性发作的那段工夫更是难熬。然而（谁也不比我自己更吃惊）它竟果然见效，约十分钟后，我们欣慰地看见病人慢慢睁开了眼。半小时后他已完全清醒。我可不敢把这疗法当作医治中暑的灵方推荐给读者。事实上，后来有位医生告诉我：我那位病人若不是中国人，这一剂准会当场要了他的命！

能从帐篷里出来，我们并不难过，因为里头的温度计已过一百度。那薄薄一顶帐篷至多只容得下三个人，而这场会诊人人都来插一手，闷成这样也就不奇怪了。可等我们重又走到露天里，天色与沙漠改了模样，倒叫我们有些困惑，甚至有些心惊。暑气依旧逼人，可半小时前还晴朗无云的天空此时已暗了下来，太阳像一个大火球，在雾蒙蒙的天上烧得又红又怒；那天空在最近十来分钟里，已由浓酽的深蓝变成一色的铅灰。沙漠的模样也不同了，那片琉璃般的黄沙不见了。三四十码之外，只见一团黄色的东西涌动摇曳，映着乌沉沉的云块，活像一大片熟透的麦田在狂风里疯狂地翻卷。

这景象若在别处，只算得奇特有趣。在沙漠里，它却诡异骇人；我心中不安，便回帐把摩西叫了出来，指给他看——真是一刻也不能再迟了。说时迟那时快，西尔维娅已纵马在平原上四处搜寻骆驼，幸而它们没有走远；亚伦则忙着把帐篷橛子一根根牢牢砸进地里——方才临时歇脚时只是随手插了插。不到十分钟，骆驼都被收拢来，成一列拴在大车旁边，马也牢牢系在车上。摩西随即把我们连推带搡地塞进各自的车里，当着我们的脸把门砰地关上。片刻后我从窗口望出去，见几个蒙古人一个接一个钻进帐篷；最后进去的西尔维娅，把帐口牢牢扎紧。在这一番莫测的准备之中，天色越来越暗；风陡然而起，把厚厚的絮状白云驱过低沉的黑天。我们没等多久。不过几秒钟，一场十足的飓风便当头压了下来。我费了点劲才把背风一侧的门推开一线往外看，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团旋转的沙或雾——我分不清是哪一样——那模样很像伦敦的浓雾。也什么都听不见，只有风的呼卷、骆驼那凄厉怪异的叫声（它们蒙蒙的身影就挤在离我几码远的地方，勉强辨得出来），还有乔和卡拉的嘶鸣；卡拉照例机灵有远见，早已挣断辔头，钻到了我的车底下。直到此时我才恍然：我们遇上沙暴了。

那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我正处在一种「不知这一场要如何收场」的妙境里。风暴当中想叫别人听见你的声音，跟想引起月亮里那位先生的注意一样，全无指望。所幸它没有持续多久。五分钟便过去了，天空重又蔚蓝澄澈。再从车里望出去，那景象很是古怪。骆驼的头一个也看不见，各自把头埋在邻伴的身子底下。帐篷则不见了踪影，过了好一阵我才辨出一堆沙、底下有东西在动，那才是帐篷原先所在。它一开场就被吹倒了，摩西一伙，更不用说可怜的季布，险些闷死在里头。半小时后一切恢复原状，空气也由方才的燠热郁闷变得凉爽宜人。只是我们车厢里积了一英寸厚的沙，鼻孔、头发和眼睛里也全是。除了一阵燥热发烧的感觉赶跑了睡意，教人脑袋里像患流感似的难受之外，我们并无别的不适；事后想来，能亲历这一奇观，倒也不全是坏事。戈壁的沙暴罕见，可一旦遇上，对孤身的旅人便是凶险的。这一带沙漠里许多离奇的失踪，都归咎于它；因为流沙抹去了蒙古人那些引路木杆划下的辙痕，他便再也找不回自己出发的那顶蒙古包了。

次日凌晨四点左右我们到了井边，欣慰地发现井几乎是满的，水也能喝。不多久便下起倾盆大雨。前一天我们情愿出大价钱换一场雨，此刻却巴不得它不要下，因为车子漏得厉害，天亮放晴之前我们早已浑身湿透。不过总算歇了两个钟头，十点钟又上路了，虽没歇够，精神却振作了些。人被逼到那份上，能凑合的睡眠之少，实在惊人。

这一天（八月二十三日）早晨明亮清爽，雨水与凉气似乎给人和牲口都添了新的活力。季布虽说还有点头痛，别的已从那场病里完全复原；于是在明媚的阳光和清冽的空气里，我们的兴致高了起来，一切都像俗话说的喜庆钟声那样欢畅。将近中午，我们追了一回黄羊，颇为刺激，也险些闹出不愉快的结局。眼尖的季布望见三英里外一道岩脊附近有一群黄羊，我们便备上马，提了步枪，由这小鞑靼人领着纵马前去，小心让岩脊始终挡在中间。到离那地方约三百码处我们下了马：兰开斯特由西尔维娅陪着，奔岩脊右端（那道岩脊约一英里长、两百英尺高），我取左端。这道岩脊虽不如两天前翻过的那道陡峭，爬起来也够呛，何况一手提枪，一手还得牵一匹任性倔强的马。

一番苦爬之后，我们平安登顶。除了卡拉，换别的马是决计上不来的。我把它的辔头系在一块尖岩上，便伏在地上爬到崖边；可入眼只有光秃秃的沙原。守了约五分钟，我正要起身另换位置，右边远处忽然响起兰开斯特的枪声。转眼间整群黄羊——约六七十只——蹦跳着从我正下方掠过。我挑准一只健壮的公羊，稳稳瞄了，一枪放去，欣喜地看见它前腿一软跪了下去。有那么一秒钟我以为它中得不轻，可它只来回踉跄了一两下，便挣扎着站起，跟着已经快跑得没影的同伴去了。见它走得艰难而缓慢，我决意追赶，遂解开卡拉，一人一马连滚带爬地冲下崖去。上来时足足花了半个钟头，下去却不到三分钟。有几处石台足有四英尺高，落脚处又是光滑的岩面，可小卡拉一次也没失过蹄。到了崖底，我翻身上马，放开四蹄追那只受伤的黄羊；它此时正从老远一道高沙脊上消失。我这匹马比我还急，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它是何等的小宝贝。我们在沙漠里已走了十五天，昼夜兼程，其中两天还缺水少粮，可它此刻跑起来劲头像一台蒸汽机，扯着辔头往前挣，仿佛刚在马厩里歇了一个月。这马若在英国，该值多少钱！然而我们虽很快赶到了挡住黄羊视线的那道沙脊，终究还是迟了。一点踪迹也找不着。这一带沙漠上沙丘与洼地无数，它多半是躲进了其中某一处。我们找了好一阵，毫无所获。我不敢久留，怕跟丢了商队——我知道我们离队期间它是不会停的。于是我有些扫兴地下了马，牵着卡拉慢慢往回走，走向那道我以为兰开斯特和西尔维娅还在等我的岩脊。此时商队已经影踪全无。

我不慌不忙地往岩脊走，心想同伴这会儿准看见我了，不到我跟前是不会走的。可他们竟弃了原地，这也奇怪；因为我绕到岩石右侧，发现人已不在。等我沿着整道岩脊骑了一遍、一路呼喊却不见半点回应时，一个不妙的念头猛地击中了我：他们已经彻底走了——后来证明果然如此。我把每一道石缝、每一条沟壑都找遍了，心想他们兴许是钻进去找受伤的猎物；我又扯着嗓子喊到声嘶，把为防万一始终带着的哨子吹到脸都紫了；除了那遍布此地的无数沟涧抛回来的回声，没有一点声音应我。说也奇怪，在一条沟里我碰见一棵树——那是我们在沙漠上、其实也是自离开洋水泊以来所见的头一棵也是唯一一棵树；它不过十到十二英尺高，是一种野橄榄，树干虬结，叶子稀疏。换了别的时候我一定要停下细看，可我此刻心里想的，离博物学远得很。我处境的尴尬，每一刻都更加分明。千百种疑虑与恐惧涌上心头，而这荒僻凄凉之地的四围景象，也丝毫不能叫人宽心。有那么一瞬我想就守在原处不动；可转念又想：兰开斯特眼见我朝西南方拼命追去，多半会指点蒙古人往那个方向找，断不会想到回这块荒秃秃的岩石上来。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商队若不来救我，就再没有人会来了，因为戈壁的这一带荒无人烟，与撒哈拉腹地无异。

忽然我想到爬上岩顶，作为最后一着，从那高处用望远镜扫一扫地平线——幸而我随身带着。我把卡拉系在那棵老树上，重又爬了上去，这一回可没少磕碰擦伤，一心只怕耽误工夫，汗流得像水一样。在沙漠里我从不离身带着罗盘，当天早上出发前又恰好测过那道岩脊的方位。按时间和路程推算，商队此刻应在我所立之处的北北西方；把望远镜转过去，我大为宽慰地在地平线的最边缘上找到了它——即便用这具高倍望远镜也几乎看不清，肉眼则根本看不见。我先仔细校准方位，然后连滚带爬下了岩，解开卡拉，贴着地皮飞驰而去。二十分钟后商队已在眼前，我们安全了。

这全靠西尔维娅，是他劝兰开斯特回队的，说我后头必定会自己赶上来。蒙古人有个毛病，总以为外乡人跟他们一样认得沙漠的路。兰开斯特的运气并不比我好，所以这一天的狩猎实在算不上成功。我们颇为扫兴，可也不及我们那几个人扫兴——他们本指望着吃一顿新鲜烤肉，黄羊的味道是极好的。

当天傍晚，我们经过一片约一英里宽的沙地，沙深到每辆车得挂三头骆驼。饶是如此，它们也几乎拖不动那笨重的车子，我们只好实实在在地用肩膀去顶车轮。沙几乎没到膝盖，又细得竟能从靴底和皮面渗进靴子里去。刚过这片沙地，沙便让位给深红色的坚硬砾土，有些地段密密铺着透明的石子与晶粒，地面一处处看去像镶嵌的马赛克。这种石子大量运往北京，做成扣子、鼻烟壶塞之类；库伦的太太小姐们也很爱拿它做头饰。多数石子是一种黄色或红色的玛瑙；我还捡到两块很好看的紫色的——大约是紫水晶。

沙漠这一带没有一根草、一株植物，也没有岩石或山丘来打破平原那死一般的平整——它平滑得像台球桌，像修剪整齐的园中小径，绵延数英里。因此，当我们走在商队前头几码处，忽然撞见地上由一种爬蔓植物长成的三英尺高的两个西文大写字母时，实在觉得蹊跷。那爬蔓在坚硬的砾土里扎得很牢。倘若字形歪斜古怪，倒还可以说是造化的玩笑；可它们清晰分明，写得跟这一页上的字母一样端正。它们何以在此，只能成为一个谜。那不可能是俄国人的手笔（俄文里那个字母的写法与别的欧洲文字全然不同），更不可能出自蒙古人或中国人之手。我承认自己是迷信的，只盼这神秘的字母不要给我在英国的一位挚友——他的姓名缩写正是这两个字母——带来什么不祥。

日落刚过，三个骑马的蒙古人从暮色里冲出来，飞也似的掠过商队，朝着我们要去的方向消失了。他们出现得如此突兀，真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这类事在沙漠里总要引起一阵骚动，因为照通例，在这荒僻的大道上遇见商队，人人都要停下来搭几句话。或许正因如此，我们的蒙古人不喜欢这几个陌生人的模样；摩西便托季布请我们把左轮装上子弹。我们照办了，可再没见到那几个神秘的骑手。西尔维娅一口咬定他们是强盗，若不是发现我们人多有备，早就动手了。

不多久我们经过两顶蒙古包，那是被烟熏黑的、不成形状的住处，大小只有寻常蒙古包的一半，门是个小洞；从洞里爬出一男一女，兜售牛粪给我们。比这更叫人厌恶的人类样本，我从没见过。周围不见羊也不见马；其实也没有东西可喂它们。近旁躺着一头死骆驼，那股臭气在五十码外就几乎把我们熏倒，而这两个可怜人已经靠它过了好几天。除此再无别的吃食；偏偏再往前四分之一英里就有一口满满的清凉井水，我们在那里灌满了水桶，还十天来头一次洗了脸和手。

那一夜我们总算在车里睡了一觉——全程仅此一次，因为地面平滑如台球桌，没有石头土块来搅扰我们的睡眠。我一直睡到一点多，商队停下时才醒。

从车窗望出去，我起先以为已经到了库伦，因为我们看样子是在一座城的城墙下扎营。同时我又觉得奇怪：这么大一处地方，怎么会笼着这样死一般的寂静。那幻象是十足的；等我发现自己当作城墙、塔楼和屋顶的东西，实则不过是一群巨大的花岗岩块时，我从未那样吃惊过。有些石块足有五十英尺高、二十英尺宽，它们占的地面远不止一平方英里。我若稍一思量，本该想到蒙古极少有石造的房屋，简直可说没有。蒙古鞑靼人最反感住任何固定的居所，连都城库伦也几乎全由帐篷组成。饶是如此，人仍难以相信那是一场眼睛的骗局：那些活灵活现的穹顶与尖塔，在星空下清晰分明得像一幅钢笔素描，竟只是一堆堆未经斧凿的石头，是造化而非人工的产物。

我们的蒙古人睡了，兰开斯特也睡了；可我虽夜深，虽要牺牲仅剩的一点休息，终究抵不住去那地方探一探的诱惑，只是先带足了武器以防万一。那地方看着正像是强盗或劫匪——倘若附近有的话——会选来扎营的所在。

里边和外边一样奇特，因为那些岩石排得整整齐齐，通路也像现代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一样分明。那死一般的静寂，以及明亮月光投下的古怪幻影，叫人心里发毛，我小心地不让营火离开视线。外头的沙漠地面坚硬多砾，这里的沙却深及膝盖。忽然，在一条小路上走着时，我的脚重重碰上一块深深陷在沙里的方形小石头。凑近细看，才发现上面粗粗刻着一个俄文字母和一个十字。分明是一座坟。经此一下我无意再探究，正要起身回商队去，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却袭上心头：有什么东西，而且是活的、人的东西，就在我近旁。这感觉也许是肝火所致，也许是本能。总之它是对的，因为一转身，我发现自己紧挨着一个我平生所见最丑恶可憎的东西。昏光之下辨不出是男是女，它浑身裹着不成形的破布，头上一蓬灰白乱发遮住了面目。我很少有过更难受的时刻，那一刻若能安安稳稳回到我的车里，五镑钱我也肯出。我心想总之越早离开越好，于是瞅准机会从那身影旁边闪过，快步朝营火方向走去。它猜到了我的用意，在深沙里艰难挣扎着追了我几码；我很快把它甩开，直到出了那地方、重又站在空旷处，才算舒了口气。

我回去时商队已经乱作一团，因为我离开足有一个钟头，又没告诉任何人，他们醒来后不知我去了哪里。我把经历讲给摩西听，他那张脸真值得画下来。「木沁」（坏人），他一遍遍念叨着；意思是照蒙古人的说法，那地方闹鬼，凡能躲开的人，无论昼夜都不会钻进它那静默神秘的深处去。我所见的究竟是不是鬼，我不知道。若是，那也是个极脏的鬼。要描摹那地方，非有多雷的画笔、赖德·哈格德的文笔不可；它确实是我生平所遇最不可思议的造化奇观。

我到恰克图后曾多方打听，却始终查不出什么能从地质上解释这些石头的来历和它们那奇特的排布。俄国商人所能告诉我的，只是七年前有个押邮的哥萨克葬在那里，自那以后蒙古人便说那地方有恶灵作祟。奇怪的是，恰克图学院的教授们从未设法去解开这个谜；不过那帮人闲暇时似乎更乐意打牌、喝伏特加、同邻居的太太调情，而不大乐意做什么科学研究。

次日（七月二十五日）早晨又冷又阴。出发一小时后，我们横穿一片大盐沼，沼上零星长着半枯的草丛。马吃了不少苦，骆驼却应付裕如——我真相信它们就是在火山口里也能应付。这片盐沼雨季时泥深难行，幸而已好些时候没下雨，我们过得毫不费力：地面坚硬，覆着一层蒸干的盐，使沙漠看去像一大片雪原。过了盐沼，草木又绝迹了，我们进入一片砾石地带。地平线上出现了几座低矮的青山——那是图古鲁克的草原与丰美牧场；到了那顶蒙古包，我们沙漠之行里最难的一段便实际上算是过去了。

晌午我们在一座陡峭荒秃、约一千英尺高的岩山脚下扎营，旁边是一片浑浊带咸的大湖，那荒凉凄清的景象再难想象。大兀鹫和别的食腐鸟在岩壁与沟壑间往来盘旋；黑沉沉、愁惨惨的水边围着一圈枯萎的莎草，草间蛙声凄厉，聒噪不休，使这地方作为宿营地实在算不得愉快。湖的那一头水禽成群，晚饭后我们设法打了两只翘鼻麻鸭，不过它们极怕人，费了好大劲才近得了身。我们还打下一只巨大的兀鹫，两翅展开有七英尺宽；可它臭得厉害，只好叫人抬到离商队老远的地方去。后来我们在离营地几百码处经过一头被啃掉一半的骆驼残骸，这才明白缘故。湖边散布着这种牲口晒白的骨头，更教眼前的景象添了几分不快。

傍晚我们望见地平线上有一大群黄羊，可它们先看见了我们，不等我们追赶便已远去。

五点钟光景，起风下雨，那势头只有戈壁才有。我想我从没度过比那更凄惨的一夜。风雨大到骆驼不肯迎着走，我们只得在十点钟停下扎营，比平时早了三个钟头。生火试了好几回，都没成功，因为风不但吹灭了火，还把那薄薄一顶破帐篷连人带蒙古人一齐掀翻在火上。我们只好用一口威士忌（只剩一瓶了）聊以自慰，钻进各自的车里将就。可就连羊皮也几乎顶不住那股尖厉的风——它从帆布车顶的裂口缝隙里呼呼灌进来，那车顶简直像筛子。将近半夜雨又倾盆而下，不到半个钟头就淋进车来，跟淋浴一般。十分钟内我们浑身湿透，便彻底断了休息和睡觉的念头。

若说那一夜凄惨，第二天早上更糟。我们巴不得立刻上路，干什么都比坐在车里强——听着没完没了的雨声，从窄窗里望着雾蒙蒙的凄凉景致；可蒙古人死不肯动。最叫他们受不了的莫过于下雨和淋湿，大约是因为他们从不洗澡；摩西执意不肯挪窝，非等天放晴不可，而天全无放晴的意思。我们那几个人总算把帐篷重新支了起来，三个人挤在里头像沙丁鱼，把每一个口子都扎得死紧。我想看书，不多久便只得作罢，冻得脑袋直抖。更糟的是我们最后一点烟叶也抽光了，而西尔维娅递上来的那种干草似的脏东西，我们实在下不了决心去碰。饶是如此，那也见出这小鞑靼人的厚道，因为他自己也只剩一斗烟，要一直撑到库伦；而世上再没有哪个族类像他们那样嗜烟如命。

两点钟左右天略见好转，整整一上午不见影子的太阳，开始从灰蒙蒙的湿云里挣出来。沙漠里天气与气温说变就变，到下午三点，天已蔚蓝无云，太阳热得叫人受不住。我们乐得出去晒晒，让暖洋洋的光把僵硬酸痛的四肢烘软。此后我们受虫子的苦也少多了——那在此前一直是我们最大的烦恼之一。俗话说「坏风也有吹来好处的时候」；也许它们全被淹死了！

晚上七点动身，我们走了一整夜；到早上，沙与砾石的痕迹已荡然无存，我们又回到了草原上——我们的马在那新鲜丰美的草场里真是快活极了。西尔维娅被派到五英里外的一顶蒙古包去买一头骆驼，顶替死掉的那头；他要到六点才回得来，我们便痛痛快快睡了一下午，也实在是该睡了。我们已有两夜不曾合眼。

骆驼如期到了。那是一头雪白的骆驼，神情温和慈善。兰开斯特极喜欢它，非要把它套在自己的车上不可。我注意到，这畜生每逢被推搡或被稍重地碰着，眼里就有一种不祥的神色。然而人家向我们担保它百般都好，我们也就信了西尔维娅的话。当晚我们再度启程，新买的这头就套在兰开斯特的车上。那一夜天气晴好，星光灿烂，月色可人；我早早钻进车里，因为平原平滑无阻，像一块草地网球场，我不无指望能睡一个好觉——本来多半也睡成了，若不是出了一桩意外。那事如今想来荒唐可笑，当时却可能酿成极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凌晨两点左右，季布猛地撞开我的车门，恳求我立刻出去，把我粗鲁地弄醒了。人在沙漠里神经容易紧张，爱疑神疑鬼；我一时竟以为蒙古人哗变了，抓起左轮和弹囊便跳到月光下的平原上。映入眼帘的情景起初叫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不过围在我车旁束手无策的蒙古人可没跟着笑。像他们一样，我很快也明白了这事可能有多严重。兰开斯特的骆驼「跑了」，正在平原上狂奔，那架势分明是说：若还想再见到它，最好立刻去追。马都卸了鞍，我和西尔维娅便骑上光背马，拼命纵蹄去追那头不驯的畜生；它那白色的身子后面拖着疯狂摇晃的大车，正迅速消失在朦胧的暗影里。事情发生在一瞬之间。西尔维娅赶的那辆车原在最前，他离开片刻，这狡猾的东西便趁机一挣，扯断了把自家车与前头骆驼系在一起的绳子。等我们的车夫回来，发现商队停着，新买的那位正朝着平原奔去——说也奇怪，奔的正是我们买它的那顶蒙古包的方向。

关于骆驼全速奔跑时的步态，我读过的最好的描写出自已故的伯纳比上校，他在《策马赴希瓦》里说：「骆驼的步子很特别。前腿像猪，后腿像牛。」这听着不像快，可这些畜生跑起路来的速度实在不止于惊人；我们费尽气力才追上兰开斯特的车，用赛马的话说，那车正「跑得正劲」！那车疯狂弹跳的样子无从形容。我每一秒钟都以为它要翻，因为那畜生把它甩得像甩一只火柴盒。月光下我看见兰开斯特站在敞开的门口，分明在盘算跳车，便高声喊他待在原处。地面粗糙多石，摔下来可能断胳膊断腿，那就要把我们置于尴尬的境地了。费了好一阵，我们一人一边夹住它、策马挤它，才把这逃亡者截停。我从不相信骆驼能有这样的脚力。西尔维娅抓住了鼻绳，我们总算把它制住，平安牵回商队。此后它被调去驮水桶。大家想那分量或可使它稳重些，果然如此：它再没闹过什么幺蛾子。

次日的草原比我们此前所经的任何一段都人烟稠密，牧草也更丰茂。我们经过好几顶蒙古包，里头的人骑马出来迎我们，送上牛奶和一种马奶做的乳酪。他们看着比那一边的蒙古人干净些、也懂礼些，而且（稀奇的是）什么也没向我们讨。他们的蒙古包也更干净，羊和马都比我们先前见过的更像样。

戈壁的这一段，一种奇特的动物极多，它的名字我不知道。毛色像野兔，个头介于野兔与家兔之间，腿短而细，毛硬如獾毛。地上许多处密密麻麻全是它们的洞穴，就这么小的动物而言，洞大得惊人。不少洞口在一小段距离内足以钻进一个大个子的人。洞造得整齐漂亮，掏出的土被运到老远处抛掉，至于「怎么」运的，则无从查明。我们所见怕有成千上万只，却始终没能走近到可以打一只来细看。与那一边较小的鼠类不同，它们机警畏人，稍有响动便钻进洞去。据说蒙古人吃它们，可这话我颇为怀疑。肯耐着性子去捉它们的人，想必没有几个。

八月二十八日，我们望见天边有一大片约五十顶帐篷的营地，分明是某位有身份的头人或喇嘛「在途中」的驻处。经过最近的一点（约两英里外）时，兰开斯特和我正要骑过去细看，却被摩西一阵发疯似的比划叫了回来，他求我们千万别去。缘由我始终没能问出，他只经季布之口让我们明白：去了恐怕会碰上不客气的接待。由此我推想，大约那里正在举行某种宗教仪式。用望远镜看得清营中人来人往，或步行或骑马，熙熙攘攘；这情景配上插满艳丽经幡的白帐篷、衬着鲜绿的草地，与其说像沙漠营地，不如说像一处巨大的庙会。四围数英里的平原上点缀着牛羊马群，可那些人虽分明看见了我们，却没有一个骑出来到商队这边。

二十八日的地势起伏更显。这一天我们经过两个大湖（淡水），水禽、野鸭和大雁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打了两只大雁做晚饭，还开了一瓶特地留着、要在沙漠之行熬过大关那天喝的香槟。这一天平原上满是大得像汤盘的可食蘑菇。我们采了许多，晚饭吃了一些；不过我们纯是听了季布「没毒」的担保才吃的，事后有两个钟头心里颇不踏实。这一天我们宿在一处绿洲似的地方，遍地是芬芳的野花、粉红的石南和长草，中间流过一道清冽可爱的溪水，溪底是砾石。比起我们一向喝的那些脏水，这简直是琼浆；可蒙古人竟如此不知打算，若不是我们坚持，他们临走连水桶也不灌。幸而我们坚持了，因为随后那两口井一口是死水带咸，另一口里泡着一只死羊的残骸，根本不能喝。次日中午，我们已在望得见环抱库伦那些高峻、半带林木的山峦处扎营。

一位要去都城的喇嘛此时加入了我们。这在沙漠里是常有的事，鞑靼人只要办得到，绝不独自赶路；与其说是怕据说出没于戈壁荒僻处的强盗劫匪，不如说是图个做伴。这位喇嘛是个胖胖的、脾气极好的老头，一身肥硕的身躯从头到脚裹在鲜黄的绸子里。他骑的那匹灰马小得出奇，从后面看，马身全然看不见，只见一团气球似的黄绸，底下撑着四条细细的、看着颤巍巍的白腿。我在蒙古一路注意到，最胖的人总骑最小的马；大约与欧洲德国乐队里那件最大的乐器总是由一个小得可怜的幼童来吹，是同一个道理。

晚饭后我们应这位新交的胖朋友之邀去拜访了一顶蒙古包。那帐篷里外都比我们在中国那一侧所见的干净；其实这里所有的蒙古包都有一种殷实兴旺的气象，与沙碛以南那些烟熏火燎、污秽不堪的住处大不相同。这多半因为它们靠近都城，也很大程度上因为这里烧的是木柴，而不是那气味腻人、呛得人透不过气的「牛粪」。

读者信不信手相术是一回事，可听说这门古老的学问在蒙古人中间和在吉卜赛人中间一样通行，而且已通行了几百年，总不会不觉得有趣。我是全然偶然发现这一点的：那天有个年轻姑娘端牛奶和乳酪来，兼作蒙古包的女主人待客，我看了看她的手。出我意料，她立刻猜到了我的用意，非要我从头到尾看一遍，还要把每一条纹路讲给她听。我的差事还不止于此：给「采拉」看完，十来只油腻腻的手掌便争先恐后地伸了过来。

采拉是个约莫十六岁、眉目灵动的姑娘，显然是这一带的美人，而且当之无愧：她的黑眼睛、端正的五官和珍珠般的牙齿，与沙漠里寻常那些呆板扁脸的女人相比，实在悦目。她是我们所见头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真正漂亮的蒙古女人；与（沙漠里）她的多数同性不同，她一点也不怕生。我为了在库伦见俄国领事而当场刮脸，这一手叫她大为惊奇；可镜子更叫她惊奇。她从没听说过这种东西，也从没见过自己那张俊脸，除了在水里或茶里模糊照过。那是我们仅有的一面镜子，否则她开口要，我实在狠不下心拒绝。好在几条巧克力把她安慰了；不过她又拼命想要我手上的一枚戒指。我再三对她说，这戒指是一位几乎与她一样漂亮的「宝苏格」送我的，我若不戴着回去，她是万万不会饶我的——这样她才放我平安离去。我们日落时告辞，蒙古包里所有的人都出来送行，还把牛奶和乳酪一股脑儿塞给我们做临别之礼。

第二天（八月三十日）我们进入一道青绿肥沃的山谷，约三英里宽，两侧是高峻的、半带林木的山。谷中有些地段人烟稠密，我们不断遇见蒙古男女；这一天还遇见三支大商队，其中两支是一百到一百五十辆的牛车队，驮着木材和皮货运往中国，回程再载茶叶。第三支全由骆驼组成，共六十头，随行的约二十人。领头的一头骆驼上躺着一个可怜的蒙古人，显然是快不行了。我们自己的人远远落在后头；我们朝那可怜人指了指——他仰面躺着，毒日头直射在他那张灰败的、朝天的脸上——用手势问了问那几个人，他们只是笑一笑，径自走了。商队后头约四分之一英里处，来了押队的中国人，穿着华丽的黄绸与淡紫绸，浑身插满武器。我真恨不得把他从车里踹下去，把那垂死的蒙古人放进去。此地白人本极罕见，他们却不屑看我们一眼，对我们用中国话问的「离开库伦几天了」也不作答。我们本想同他们攀谈起来，或许可以随他们到商队那边去，靠季布之助替那可怜的鞑靼人做点什么；可全无用处。那人的模样我整天都赶不出脑海，一想到他的苦楚会怎样了结，便不寒而栗。蒙古人无论何时都不埋葬死者，在途中更常把病人丢下不管，一如他们丢下骆驼，独自撂在沙漠正中。

蒙古鞑靼人把死者弃置地面的这一古怪风俗，第二天以一种强烈而颇不愉快的方式落到了我头上——那是在我们到达距库伦约两英里的土拉河前两个钟头。这一回，我们的驮行李的骆驼一反常例走在了前头。此地商道十分分明，我们便独自步行，走在队伍之前；才走了不到三百码，路当中一件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两英尺长的长方形小包，用中国纸裹着，麻绳捆着。「摩西掉的什么东西吧，」我随口说；摸着里头软软的、不成形状，我便当作是他的什么衣物，转身回到商队，要交给西尔维娅。他刚动身，照例半睡半醒地骑在头一头骆驼上轻轻哼着小调。可一眼瞥见我手里的东西，他吓得险些跌下来，扯着嗓子尖叫「木木」，猛地把骆驼往旁边一拽，力道大得几乎把车带翻。「木木，」他一面重复，一面慌忙下了骆驼，撇下商队不管，同我拉开一段敬而远之的距离。他脸上写满惊恐与沮丧，白得像鬼。我自己心里也不大踏实，怕那包里带着什么恶疾，便顺着这小鞑靼人激烈的手势，把它扔在地上走开了；西尔维娅在后头慢慢跟着，嘴里嘟嘟囔囔，烟抽得极凶——那是蒙古人心神大乱的确证。

直到中午与其余的人会合，我才弄清那神秘的小包里是什么，才知道我方才懵懵懂懂拿在手里的，是一个「死婴」！西尔维娅此时已缓过神来，装作拿这事当笑话；可当时那副魂飞魄散的样子，我在任何人身上都没见过。后来我把这事讲给俄国领事听，他说蒙古人对死亡以及一切与死亡有关的事物，都怀着近乎可笑的恐惧。这就更显得奇怪了，因为在他们的都城里，你每走一步都会被提醒死亡。库伦真可以叫作「死城」，它那古怪骇人的居民的风俗，就是这样森然而诡异。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九点左右，我们望见了土拉河；从清晨六点动身到抵达河岸，我们至少经过了十来支各有五六十头骆驼的商队。关于河况的消息并不叫人乐观。大雨使渡口无法通行，眼下所有往来都靠下游约五英里处的渡船。听说这架破烂玩意儿在过去二十四小时里已经坏了两次，把三辆牛车和两个人（其中一个淹死了）掀进了水里，就更不叫人安心了。不过我们抱定了最坏的打算，也怀着最好的指望，索性纵情欣赏起眼前当真秀美的景致来。

人简直像置身瑞士或蒂罗尔最如画的一隅。从这里起有一条宽阔的砾石大路直通库伦，路上进出的商队川流不息。整片平原充满动感，明亮的阳光、蒙古骑手鲜艳的衣裳、丁当作响的驼铃，给这景象添了一派喜气；在二十三天单调无间的沙漠之后，这实在叫人欢喜。右手边一道清澈的溪流喧腾而下，那是暴涨湍急的土拉河分出的一股，最后注入我们昨天经过的那个大淡水湖。左手边是一列低矮的青山，山顶有林，青翠的山坡上点缀着数不清的放牧的羊和马，一直伸展到土拉河如一线银丝蜿蜒流过这秀美山谷之处——那真是一片「流着奶与蜜的土地」！一点钟左右我们到了河边。翻着白沫的浑浊河水，两岸目力所及之处排满了牛车和骆驼，人声鼎沸——几百号人，个个都想喊得比旁人更响；那是一幅奇特而如画的景象。

管渡船的是个衣着利落、精神抖擞的哥萨克，灰色军衣缀黄色领章，戴着平顶无檐白帽。那渡船是个笨拙的玩意儿，靠一根破旧的缆绳牵引，缆绳横跨河面（此处约三百码宽），两端系在两岸的两棵小树上。不用怎么盘算就看得出，万一缆绳断了，渡船会漂到哪里去：下游约两百码处横着一串礁石，急流撞在上面翻卷咆哮，对兰开斯特和我这样的旱鸭子来说，那景象实在没有一点安慰。出事的后果也早已演示分明：这已是二十四小时内用的第三条船了，前两条都沉了，不过只丢了一条人命。

那哥萨克礼貌极了，幸好我略懂一点俄语。「二位可是从北京来的、等着的那两位英国先生？」「正是。」他们在库伦如何得知我们的行程，当时乃至此后我一直不得其解。「希什马罗夫先生一直在等二位。请坐，我先把你们和马送过去，车随后。」说着递给我们一支烟，我们这位朋友便匆匆去照看我们的坐骑上船了。他虽只是个列兵，举止之殷勤有礼却无可挑剔。而这不过是后事的先声：在任何国家，我都极少像在俄属亚洲这样，从下层人那里领受到如此真挚的善意与好客。

不到半个钟头，我们这位哥萨克朋友回来了。「先生，船备好了，二位可以上船，不过请坐稳。我同你们一道过去。万一出事，」他一边彬彬有礼地扶我们上船，一边从容地补上一句，「就跳出去抓住缆绳。蒙古人会把你们拉上岸的。」

渡那条河的滋味并不好受；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自己可曾捱过比那更难熬的一刻钟。那笨重的破船上明明只有那哥萨克、我们两人和两匹马，走到河心却猛地一歪，角度大得河水直从舷边灌进来。这一下惊了两匹马，它们又踢又腾，闹得我每一秒钟都以为它们的蹄子要踹穿那朽船的舷板。幸而那时我们已过了大半，两人都死死抓住缆绳——一松手，船必翻无疑。我从没听过那样的鼎沸人声。岸上的蒙古人（他们心里那位淹死同伴的事还记忆犹新）发一声喊，那声音能把死人吵醒，三英里外呼图克图的午睡想必也被搅了。全凭死力拉扯，我们才把自己拽过了河，手指几乎被磨毛的缆绳割到见骨。重新踏上干爽的实地时，我很少有过那样如释重负的感觉。至于我们那几辆车要怎么过来，我们压根儿不放在心上。能保住性命就已万幸，因为那船一翻，纵是好水性也必死无疑。

等我们过了河，已近三点；车子要等渡船修好才能运过来，那得三四个钟头，我们便决意独自先行。路很好认，一条宽阔的砾石大道直通城里。向那哥萨克细细问清了领事府邸怎么找，我们便纵马穿过平原，直奔库伦。

我们真正的沙漠之行至此告终。一向被我们设想为全程最难的一段，如今过去了。西伯利亚我们从未担心过，那似乎不在话下。出发前我们的心病是戈壁，那可怕的中国沙漠；离开英国之前，人家一再拿它来警告我们。「你们绝过不去，」一个说。「鞑靼人准把你们杀了，」另一个说。就是在北京，我们也听过种种骇人听闻的传说，讲那些据说住在长城与俄国边境之间那片荒原上的野蛮部落。其实，欧洲人——连住在中国本土的欧洲人在内——对蒙古几乎一无所知。凶险或许是有的，可我们从未遇到；先于我们走这条路的那三四个英国人，也没有一个提起曾遭袭击。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不带武器独自在（所谓）戈壁最危险的地方过一夜，也不愿在冬夜天黑之后，独自走过伦敦或巴黎较僻静的郊区。

我们沿着土拉河左岸那座峻峭的山走了一程。不多时路上一个急转弯，脚下豁然铺开一幅壮丽的全景：平原与林木，山峦与河流；两英里外，一片红白相间的房屋、金色的穹顶和雪白的帐篷密密簇拥着，其上其间插着成千上万面彩色经幡，在清晨纯净的空气里随每一缕风闪动招展。我们到了库伦——那座圣城。

原注六：蒙古人的帐篷或营地。

原注七：女子。

第六章从库伦到恰克图

按这个词的本义，库伦几乎算不得一座城。它的蒙古名字「大库伦」，即「大营盘」，更能道出这座蒙古都城的实质——那是一大丛帐篷，形状大小与沙漠里的一模一样，所不同者，这里的帐篷外围着八到十英尺高的粗木栅栏，用以防备商队旺季里夜夜出没街头的窃贼与匪徒。

库伦的人口估计约四万，波动却很大。这多半要归因于居民的游牧性情：今天在此，明天就走了，不但带走家什，连房子也一并带走。除去呼图克图的宫殿——那是一座气派的藏式建筑，通体白、金、朱红，像主显节蛋糕顶上的一件装饰——全城只有三所砖房，是俄国茶商的住宅；我们路过时，住在库伦的俄商共有七人。这些人，加上驻在库伦与买卖城之间领事馆里的六七个欧洲人，便是蒙古都城全部的欧洲人口。

饶是如此，库伦作为贸易中心并非无足轻重，因为它是中俄茶叶运输中唯一的一站，同时还向整个蒙古输出大量皮革、木材与衣物。库伦是蒙古人的麦加；信徒们为了能一睹他们的活神呼图克图的容颜而跋涉的路程，有时远得难以置信。有从九百英里外的满洲来朝拜的；我们在那里时，还到了一个人，是从西藏边境孤身徒步穿越沙漠而来，其中大部分是沙碛。每逢一位呼图克图圆寂或转世，蒙古的大喇嘛便要仪仗煊赫地从库伦前往西藏的拉萨，向西藏的「达赖喇嘛」请一位新的来。蒙古佛教中的活神只有两位：拉萨的达赖喇嘛与库伦的呼图克图。正因如此，蒙古的都城被视为世界第二圣城，第一圣城是西藏的都城拉萨。

现任的呼图克图约十八岁，同中国皇帝一样过着最为深居简出的生活，只在极难得的场合，由主事的喇嘛把他展示给信徒。他虽被当作神来崇拜，却在国政上没有一点发言权；国政交由两位总督掌管，一位是蒙古王公，一位是北京朝廷派来的满洲鞑靼人。后者盯着这位神圣的少年，看住他不去插手政务。想必到了该办的时候，也顺带照料一些别的小事——因为从来没听说哪位呼图克图活过二十岁。

我们是九点钟离开商队的。十点多，经过中国人的买卖城，俄国领事馆那绿色的屋顶和镀金的圆球与十字架便映入眼帘：那是一所漂亮的石砌建筑，坐落在一座宽敞的花园里，就在这座帐篷之城的外缘。那一天明亮而美好；我们在清冽的空气里纵马疾驰，马蹄敲在结实而有弹性的草地上得得作响，想到沙漠之行当真已经结束、这趟旅程（我们自以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去，兴致便高了起来。在这件事上，无知的确是福！

从稍远处望去，库伦像一处巨大的庙会。白色的帐篷、蓝金二色的庙宇、鲜艳的经幡，起初给了我们一个不错的印象；可稍一走近，见了那些除了乞丐与狗便空无一人的凄凉街道，见了那古怪居民昼夜奉行的可怖风俗，这印象便很快烟消云散了。

我们不多时便到了俄国领事馆门前。我拉响院门那口沉重轰响的铃，心里如释重负，只想再过几分钟，就能在那间凉爽荫蔽的会客室里——我们策马从屋前经过时瞥见过一眼——用一杯白兰地苏打或它的俄国替代品，补偿这三十天行程的辛苦。应门的是个魁梧的哥萨克，粗鲁而阴沉。我的俄语有限，可也听懂了这些：希什马罗夫先生外出——没人知道他何时回来——他回来时，会把信（我绝望地举着的那封）转交给他。这几句话说得毫无礼貌；说完，这位当门的军人便从容地要把门当着我们的脸关上。所幸此时来了第三个人，局面便彻底翻转：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这位闷脾气朋友的妻子，一个约莫四十来岁、身板结实、面颊红润的女人；在中国与戈壁见惯了那些面带病容、蜡黄脸皮的妇人之后，见到这样一张脸真叫人舒心。这一张是不会认错的——俄罗斯，而且是北俄罗斯，写在它的每一道线条里。她实在是雪中送炭的朋友。幸亏门口的争执声大到引起了她的注意，使她撇下正在水泵旁给幺儿洗澡的活计，赶下来看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我们的相貌起了作用，还是几个戈比的指望起了作用，我不知道；但愿是前者。总之，说时迟那时快，她已把她的主公丈夫推到一边，大开院门，牵了我们的马进去。她又示意我们下马，一手拉着一个，把我们领进院子正中、离领事馆约五十码的一间小屋。

用句俗话说，这位太太显然是当家的；因为她吩咐她那位同甘共苦的伴侣卸鞍饮马之后，立刻带着我的名片和那封介绍信，到三十来俄里外希什马罗夫先生打猎的地方去，他竟一声不吭地照办了。这可怜人像羔羊一样去了；说实话，眼看这位方才的冤家骑出绿色院门、走进毒日头里去，而我们坐在凉爽的红瓦小屋里，舒舒服服地吃着火腿煎蛋和自家烤的面包，就着大量的克瓦斯，末了还有一钵浓厚的奶油——那好心人不管我们爱不爱喝，非逼着我们喝下去——我心里不无几分快意。诸位患消化不良的先生，请想一想这个；再听我补一句：我们事后一点不适也没有，更值得诸位深思。在戈壁沙漠里过上一个月，对人的体格与消化便有如此实效。

那个漫长的晴天慢慢地挨了过去。我们知道那军曹无论如何要好几个钟头才回得来，便由着兰开斯特和我把身子摊在好几张椅子上，中间摆一盒上好的纸烟（军曹的），懒洋洋地消磨了一个下午。将近一个月的劳顿之后——白天是尘垢与不适，夜里是失眠与凄苦——那种彻底的安静与休憩，滋味近乎甘美。在库伦的俄国领事馆度过的那个漫长而寂静的夏日，那份轻松与歇息的感觉，值得抵偿我们所受的一切辛苦。人很难相信自己还在中华帝国境内。今天这间干净的小屋，凉爽的红砖地，锃亮的铜锅，印花布的窗帘，摆满花的窗台，同昨天那些烟熏黑了的蒙古包、那些憋闷而生满虫虱的骆驼车，对比何其鲜明。我不止一次疑心：过去这一程莫不是一场梦，而我已在遥远英国某座路旁孤屋里醒来了。我从一场沉睡中醒来（那睡意无疑要归咎于克瓦斯与奶油的混合），见那主妇在锅碗瓢盆间忙碌，两个鬈发红颊的小家伙拽着她的裙子，水壶在炉边欢快地唱着——这幻觉才慢慢散去。

军曹六点钟左右回来，带回希什马罗夫先生一封法文短笺，请我们在他次日回来之前，就把领事馆当作自己家。这样的邀请我们自然从速领受。此时商队也到了，我们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换上全套干净衣裳——这份享受我们三个多星期没有过了。我们从头到脚被臭虫和跳蚤咬得满身包，好在一点氨水就治好了。皮箱里也爬满了驼虱，第二天上午大半工夫都花在熏蒸和设法除害上——那可不是件容易事。

库伦的俄国领事馆虽陈设华美、一应现代设施俱全，房子本身却样子平常：一座石砌建筑，两侧各有一翼，一翼作小教堂，一翼作卫队那六七名哥萨克的营房。客厅的窗子朝着一座宽敞而布置得宜的花园。齐整的砾石小径两旁，以及那座绿色小木亭四周，玫瑰、天竺葵、香水草、木樨草和别的花开得极盛；晚饭后，兰开斯特和我便在那亭子里喝咖啡、抽纸烟，看太阳落到圣山背后，看那座白色的城在暮色里渐渐转灰。地势之如画，再没有比库伦更好的了：它坐落在一片肥沃的绿色平原正中，土拉河的碧水绕流，四围是起伏的林木山峦如剧场般环抱；其中最显眼的是那座「圣山」，山上黑压压的冷杉与一座座小庙，佛家的隐修者厌倦了尘世的浮华，便退居其间，苦身修行，转着经筒度过残年。

天还没全黑，我们出去看了看马。两匹都在享用鲜嫩的青草，对外头舒适的住处，看来同它们的主人对里头的一样满意。小卡拉一见我们，便发出一声欢迎的尖鸣，又尥着蹄子跳开，那样子立刻叫我对它放了心；至于贪吃的乔，则一秒钟也没耽误它最擅长的事业——填肚子。回来路上我们经过欧洲人的墓地，八到十座草草堆成的坟，不过是些土堆，上面压着大石头，免得狗来刨。石缝里满是洞，那是老鼠想钻进去啃尸首留下的。只有一座坟略有一点装饰：一个白木十字架，写着黑字，是几星期前死在库伦的一个俄国少女的姓名与年岁。我不禁想，这可怜的孩子生前可曾料到，这荒凉而无人照管的地方会成为她最后的归宿。暮色里那些坟看着阴森诡异，人巴不得快些离开，回领事馆去；进门时，我们听见院子里传来俄语短促尖厉的口令声，是我们那位军曹朋友在布置夜岗。即便在温暖明亮的客厅里，那种在库伦从不曾完全离开人的消沉与说不清的忧惧，也难以摆脱。究竟是这地方的气候还是环境作祟，我不知道；但凡到过蒙古都城的欧洲旅人，都提到有过同样的感觉。

希什马罗夫先生次日到了：一个瘦小干枯、约六十岁的人，胡子刮得精光，灰白的头发又长又硬，脸色像核桃。同来的还有卫队长彼得罗夫上校，一个红脸膛、体格魁伟的哥萨克军官。他们出去钓了三天鱼，鱼篓里装满了土拉河出的好鳟鱼和「泰明」。后者是一种大狗鱼似的鱼，却与狗鱼不同，只在流水里才捕得到。它的味道极美。说来也怪，这种鱼在西伯利亚一路都捕得到，直到亚洲一侧的乌拉尔山脚下，可在欧俄却从未见过。

两位主人都给了我们地道的俄国式款待；上校虽只会几句法语，我们彼此用手势补足语言的不足，也就够了。领事本人法语流利。他在如今这个职位上已经二十多年，可早年大半时光是在中亚为俄国政府效力度过的。「可我从不想离开库伦，」有一天我随口说以他的才学，这种日子未免沉闷，他这样答道，「我酷爱我的书。我享有世上最好的气候。我痴迷钓鱼，而近旁的土拉河里，世上最好的钓趣我要多少有多少。尤其是，我自己作自己的主，照你们英国人的说法，『目力所及，我即君王』。人还能再指望什么呢？」我不得不承认他这番道理不无几分真。

那位哥萨克上校是个妙人。我真相信他连军装带马刺一起睡觉。他的差事看来轻得很。指挥操练六个人，实在算不得多么劳神；可他对自己的境遇却毫不知足。常常是（在晚饭后）等那位好心的老领事把中亚的故事讲完、回去弄他的书和钓饵去了，我们这位军人朋友便敞开军衣，直挺挺往安乐椅上一躺，哀叹身世，咒骂那把他弄到库伦来的霉运。「什么鬼地方！这些蒙古人，简直是猪！」他用蹩脚透顶的法语嚷着，同时大口灌下烈性伏特加——换了别国人，早涨得满脸发紫了。「啊！我的朋友们！你们有福气，你们要去恰克图！美丽的恰克图！多热闹！多快活！那些女人啊！天哪！但愿我能同你们一道去！」有时夜深了，他会从军衣里掏出一幅俗艳的太太小像，动情地吻它；那画上的面孔像初升的太阳，两只眼睛像两个大黑窟窿。「总有一天我要娶她，」他凝视着那画像出神地说，眼里满是泪水——和伏特加。「总有一天，我的小奥尔加，你会是我的。」我从不打断这位军人朋友的抒情，也没问过那位小姐的身量；不过照那脸的长度和五官的尺寸推算，奥尔加若光脚不足六英尺高，那身段必是失了比例的。

次日我们骑马穿过库伦，只见那是一座沉闷而不入画的城。街上没有店铺，没有摊子，没有那种使多数东方城市入画的色彩与流动。更凄凉、更压抑的地方我很少见过；举目四望，唯见九英尺来高的木栅栏，用粗松木干密密插进地里，再厚厚地抹上泥。居民的住处几乎全被这些粗糙的木墙遮住了。那成千上万面写满蒙文与藏文的鲜艳经幡，给这地方添了一点虚假的欢气；可再往四下一看那些寂静荒凉的街道，这点欢气便立刻散了。街道虽未铺砌，却干净而规整，常常通到一片片空地或广场上。多数广场上搭着一些敞棚，里头像是摆着巨大的木桶，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转经筒——中空的圆柱，里头塞满了献给佛的经文与祈愿。散布在库伦供公众使用的这种经筒，我们所见怕有一千多个。大小相差很大，从十到十二英尺高、要三四个人合力才转得动的庞然大物，到不过巴掌长、钉在街角上的小的，都有。这些筒子从不停歇；男男女女匆匆走过街上时，总要停下给每一个转上一把；而每走二十来码就遇上一个，库伦一天里转出的经文数目想必惊人。蒙古的祈祷全靠动力完成，我们还见过水车和风车上密密地写满了经字。街上没有一个人肯不转一转就走过去。有些人似乎是结伴来念经的：我们有一回看见两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在呼图克图宫前一个大经筒上，足足不停地推了半个钟头。更虔诚的一些人左手转着小经筒，右手推着大的。

在这座诡异的城里，死亡与来世是谈话的主要题目；宗教仪式与功课是居民的主要营生。他们办起事来神情肃穆，默不作声，拉长了脸，与身上鲜艳的衣饰形成奇特的反差。蒙古人在沙漠里尽可以随意快活喧闹，可一进了都城，就得穿上最好的衣裳，摆出与这肃穆环境相称的矜持沉默的样子。许多女人穿戴得极漂亮，浑身是精致的金银首饰。库伦的女人梳头有一种我们在沙漠里不曾见过的奇法：一顶纯银的头饰嵌着珊瑚与绿松石，平平地紧贴头顶；头发从这头饰下面被引出来，与头成直角向两侧展开，成一条六七英寸宽的硬板；那是用大量羊油之类的东西抹硬、再用三条宽木片撑开的。到了肩头再收拢来，在两肩前各垂下一条辫子。她们涂脂抹粉的脸、扁塌的鼻子、细小如珠的黑眼睛，再配上这古怪的头饰，模样滑稽到了极点，把她们或许还有的那一点姿色糟蹋得干干净净；不过老实说，除了采拉，我走遍蒙古也没见过一个好看的女人或姑娘。饶是如此，据说以城的规模而论，库伦是世上最淫佚的城。

库伦最奇的特色之一，也许是笼罩全城的寂静。凡是聚着几千人的地方通常都有的那种嗡嗡人声与忙乱，这里全然没有。即便正午，也没有一点声音打破那肃穆的静止，只有经筒永不止息的吱嘎声和低沉的锣声；偶尔有刺耳的号角声，宣告呼图克图宫里正在举行什么仪式，或者有一支茶队叮叮当当、闹哄哄地穿过安静的街道与广场，往西伯利亚或中国去。

库伦的主要出产，看来是乞丐和狗。狗格外高大凶猛，以至于欧洲人若不得不进库伦，一律骑马。徒步的人多半要被那些巨大凶恶的畜生撕碎；不过它们对本地人却既不伤害，也不理会。乞丐多得成灾——一个个令人作呕、卑贱不堪，许多人浑身烂疮，赤身露体。无论雨晴寒暑，他们都露宿在外，靠施舍或捡来的残渣过活。我们看见两三个死在路边。除了狗和兀鹫，似乎没人理会那些尸首。成千上万的兀鹫终日盘旋在库伦上空，是我所见过最大的，而且胆大包天。常见有人从市上回来，手里的食物被这些巨鸟一把攫走。这事我原先不信，直到亲眼看见。谁也不去伤它们。佛教的头一条戒律是「不可杀生」；这条戒在沙漠里有时会被破，可在呼图克图的城里破戒，是要立遭严惩的。

呼图克图的宫殿和喇嘛寺是库伦仅有的两处稍具规模与分量的建筑。我们经希什马罗夫先生之力，从蒙古的大喇嘛那里讨到了参观宫旁那座庙的许可。我们很想见一见呼图克图本人，可那跟想面见中国皇帝一样没指望。何况我们逗留期间，他正到百来英里外的一处山中神龛朝拜去了。

那座庙是一所刷白的木建筑，圆顶上粉蓝相间地画着条纹，顶上戴一颗大金球。庙里没有窗子。进去后过了好一阵我们才看清那尊巨大的佛像，因为两盏滴着油的灯芯只够把黑暗照得看得见而已。这尊鎏金铜像作趺坐之姿，是世上最大的佛像之一。它确切多高，我没能问出；可我们量了量它的一只手，有六英尺长，而全身比例极其匀停。佛像四围立着五尊真人大小的木像，穿蒙古服色；昏光之中它们太像活人，乍一看着实吓人一跳，脸和手都是蜡做的，涂成肉色。四壁自地至顶排列着一千尊小金佛，各安在自己的玻璃龛里；圆顶上垂着二三十面大幅丝质经幡，用金线精美地绣着藏文与蒙文，有些已朽烂得差不多了。佛像右侧是呼图克图的宝座，那是一座俗气的浅绿色台子，上面密密画满拙劣的花卉与风景，活像庙会上的打靶棚，把这地方的美大大减损了。那巨像的面容我们看不见，它高高隐没在圆顶的黑暗里；不过希什马罗夫先生告诉我们那面容极美。这尊巨像铸于何处、又如何运到库伦，无从得知。它年代极古，早在「白番」涉足此地之前就已安放在那里了。

我们将走时，两个身穿黄衣、剃了头、赤着脚的喇嘛进来剪灯芯，并收取白天供在佛脚下的布施与祭品。这两人举止粗鲁，品行看来不佳，见了我们绝无喜色；彼得罗夫给他们一个卢布，换来的也不过是一声阴沉的道谢。「一群贱骨头！」我们走到外头时，那哥萨克把胡子一捻，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给你们点厉害瞧瞧。」这话叫我思量了一番。世上大约没有哪个族类像蒙古人这样，对自己的宗教风俗如此护短，对外人的干预如此不容。我想弄一只五英寸长的小经筒，费了天大的劲（虽说库伦这种东西怕有成千上万只），最后还是靠领事居间才弄到手——而且是物主送给领事的，不是卖的。每顶帐篷里都有五六只这样的小经筒，可从没见过有摆出来卖的，因为它们全出自喇嘛寺。我们上马回领事馆时，天色已近黄昏。这似乎是库伦最宜祈祷的时辰，因为庙前那三十来个大经筒全都转得飞快，每个有三四个男女在推。轴子吱嘎绞磨的声音震耳欲聋；宫前那两座供公众礼拜的斜木台上，则铺满了做晚课的匍匐身影。

宫殿是一所气派的藏式砖建筑，紧挨着庙，两者之间有一条廊道相连，那是为呼图克图去礼佛或去喇嘛议事会时遮挡俗人目光而建的。这位人间之神的居所华美，只是略嫌俗艳，白色的墙面用蓝、绛与金勾勒。入口要穿过两道相距三十码的中国式牌楼，雕饰繁复，漆成浅绿与朱红。呼图克图只在冬天住都城。初春时，喇嘛们便仪仗煊赫地把他送往约五英里外的夏宫——那在清澈湍急的土拉河畔，正在圣山的荫影之下。他在那里祈祷冥想，直到秋天再回来。

我们骑马经过宫前空地上搭着的一些帐篷，那是一星期前从满洲抵达库伦的一群朝圣者的营地。其中一顶是他们头人的，绿绸做成，里外都用金饰装点得富丽。这些人看来开朗和气，我们经过时，他们正围着营火坐在帐外吃晚饭，愉快地向我们道了声「晚安」。他们的队伍只有六头骆驼和两匹马。这一程他们走了三个多月，第二天便要动身回去了。

那一天天气闷热，傍晚一场阵雨又使空气蒸腾郁闷；我们在暮色里缓缓骑回领事馆。整个下午我们四处走动时，我断断续续闻到一股淡淡的腻人气味——一种热辣辣的、像是腐物的冲鼻气息；前一天我在领事馆的卧室里也闻到过，在库伦城里城外，它似乎处处追着人。最先提醒我注意的是彼得罗夫。「您最好点支烟，」上校说着把烟盒递过来，「这种潮湿的傍晚总是更厉害些。」

我天真地问「它」是哪里来的，他等我们烟都点着了才回答：「怎么，领事没跟你们说过我们的『各各他』？那可是本地的名胜。晚饭前还来得及，我们走那条路回去。」

参观过彼得罗夫上校戏称为「各各他」的那地方——数百具尸首露天腐烂着的地方——之后，我对库伦城的气味何以不能如人所愿地芬芳，就再也不觉得奇怪了。参观了那地方之后，我唯一觉得奇怪的是：在这样一座城里——居民从不想到要埋葬死者，只把他们抬到离城门不足三百码的一处地方，任其在露天里慢慢腐烂——瘟疫竟然没有常年肆虐。

到了各各他，映入眼帘的景象再可怖不过。那是库伦城外两座低矮绿丘之间的一片空地或裂谷，谷里塞满了处在各个腐烂阶段的尸首：从躺了多年、已成白骨的骷髅，到几天前、几个钟头前还是活人的、变了形的一堆堆烂肉。月亮在那些咧着嘴的骷髅和朝天的灰白面孔上洒下惨白而非人间的光；有些人僵硬挺直地躺着，正是亲友撂下时的样子，另一些人的蓝色裹尸布被撕得稀烂，面目残缺，肢体扭曲，摆出狗或狼拖拽出来的种种可怖而滑稽的姿势。离我们不远躺着一具女尸，据彼得罗夫看那裹尸布干净未破的样子，放在那里不过几个钟头。稍远处，一群大狗正围着一个孩子的残骸争抢撕咬。头顶上，大食腐鸟拍打着黑色的巨翅，不时嘎地一声俯冲下来，把喙与爪插进某具新到的尸首。我们脚下所踏的地面就是人骨，我们骑马沿那条阴森的窄谷走了一小段，骨头在马蹄下咯吱作响。那臭气骇人。直到今天，我一想起那地方仍不寒而栗，只恨当初不曾见过。

蒙古人一旦在库伦病倒，复原的指望是很小的。与其被交到「死亡喇嘛」手里，他还不如孤零零地被丢在草原上。库伦喇嘛寺附近有一所专为将死之人预备的屋子或棚子，因为蒙古人认为死在自家帐篷里是最晦气不过的事。若当真死在家里，那住处便被视为永世受咒，里头的人也要像麻风病人一样被邻里躲着。于是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可怜人远不到该送的时候，就被不由分说地打发进了「待死棚」。接收他的那些「死亡喇嘛」只管救他的灵魂，全不顾他的身子，病人自然要受大罪。活着从「死亡室」出来是不合规矩的，所以进去的人无论病得多轻，能活着出来的极少。我们百般设法，仍不获准踏进那圣地；除非是信佛而且气息奄奄的人，谁也进不去。外界因此不知喇嘛们在里头行的是什么仪轨；不过那些不幸的病人受着何等折磨，任何路人凭那从这阴森屋子里传出的呻吟哀号，也就猜得八九分了。人一死，他所有的财物便归伺候过他的喇嘛所有。尸身被剥得精光，裹上一块粗蓝布，交还给亲友；亲友抬到各各他去，往那里一撂，任凭风雨、野狗与兀鹫处置。也有过男男女女从那可怖之地复原回家的事例。总之，蒙古人不必担心一件对我们这些文明更高的人多少总是威胁的祸事——被活埋。

那天晚上我没什么胃口吃饭。我们的晚饭一律是地道的俄国式，照字面讲就是：油腻丰盛的菜肴要多少有多少，却没有什么可以送下去的饮料。无论你多渴，酒、啤酒和水在早饭和晚饭桌上都是禁忌。每位客人面前有一只小利口酒杯，却没有平底杯或葡萄酒杯。领事面前摆着一小排伏特加、屈梅尔和白兰地的瓶子，他就在这几样之间轮换，不断给我们斟上这一种或那一种，直到饭毕，那时嘶嘶作响的茶炊便端上来沏茶。我们的嘴这时已像一座燃烧的火炉，能灌一口那使人振奋的饮料，哪怕它又烫又不解渴，也是求之不得的。有时还传一巡「库米斯」即马奶酒，上校和领事喝得很多；可半杯下去我便闹了一场厉害的消化不良，从此再不敢碰那恶浊的东西——它的味道活像酸坏了两回的酪浆。直到就寝时，我们才总算能用卧室酒瓶里自己的威士忌兑水，凉凉地喝上一口解渴。这奇怪的风气似乎通行于整个西伯利亚。俄国人好像根本不知道渴是什么滋味；我从没见领事或彼得罗夫喝过葡萄酒，只有一回例外——某夜闹得比平日更晚，第二天早上他开了一瓶香槟，为我们接风，也为他与美丽的奥尔加早日成婚干杯。

第二天我们去了买卖城。恰克图和别的边境城镇都各有自己的买卖城，这名字出自两个中文词：「买卖」即贸易，「城」即城镇；蒙古人就是在这里置办杂货、衣物和食粮的。这地方离都城不过一英里，可世上大约再没有两处地方，在外观与性情上像它们这样截然不同。一万居民里，至少八千是中国人，各行各业的商人，而且「全是男人」。城里没有一个中国女子，因为按中国的法度，女子不得随丈夫或男性亲属进入蒙古，其实也不得到长城以北的任何地方去。其结果是买卖城里许多人娶了蒙古女人为妻，而这一来，若无北京朝廷的特许，他们便永不得再进中华帝国。

买卖城建得整齐，外围一道约十五英尺高的砖砌雉堞墙。街道与一切中国城市一样脏得可恶，可即便如此，与愁惨阴沉的库伦相比仍显得可喜得多。房屋大都是砖砌的，结实讲究，带花园和院子；城郊则有中国人素来勤勉栽下的树木，还有精心侍弄的菜园与花园，为那一片死板的绿色平原解了闷。中国人在一点上很像法国人：把他丢进中非的沼泽里，他也要把身边一小块地方弄得好看些，至少是在情形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弄得好看。

买卖城的孔庙，与库伦那座光秃秃、刷得煞白的佛庙相比，是一种可喜的对照。它的尺寸虽小得多，却是匀称与美的典范，饰有雕刻与塑像；把这些东西涂上每个中国人心爱的那种千篇一律的金与朱红，简直像是一桩罪过。庙前是一方小院，垂柳覆荫，铺着光滑的灰砖，四边围着宽宽的玫瑰与木樨草花畦；院心一座喷泉懒懒地注入一池清冽的绿水，水面上浮着一丛丛硕大的白睡莲。庙檐四周挂着几百只小金铃，铃舌上带着小帆，稍有一丝风便发出悦耳的乐音。坐在这清凉可爱的去处，把那座肮脏凄惨的城、把它那生疮的居民和不足两千码外的露尸暂时忘掉一会儿，实在是一种解脱！

摩西一伙当初只包了到库伦这一段，我们于是着手另雇骆驼，以备前往恰克图的两百多英里路程。我们并不想在库伦多留。城里走一遭，早已把我们的好奇心满足得绰绰有余；而每逢风从各各他那边吹来，从敞开的窗子飘进那股难闻的气味，就更催着我们快些动身——尽管我们那位好心的朋友兼向导彼得罗夫再三恳切挽留，要我们多住几天钓钓鳟鱼。钓鳟鱼这消遣我一向不怎么爱好，不过照希什马罗夫先生几乎每天提回来的一篓篓大鱼看，土拉河里的钓趣想必是登峰造极的。

雇骆驼比我预想的顺利，只是不免同那个油腻腻的、骆驼的主人老蒙古人讨价还价、纠缠良久。这老强盗坚持要先付钱，还坚持要用「砖茶」付，这可给我们添了天大的麻烦和烦恼。靠着俄国茶商舒林金先生之助，我们总算办妥了；可这笔账算下来，耗掉的茶、伏特加和纸烟叫我们头痛了两天！把我们从张家口带来的票据兑换成那种笨重难数、在库伦和整个蒙古当钱使的东西，足足花了近三个钟头。那种茶是最粗的一等，经压制烘干之后，切成值二十五分、五十分和一元的砖，一元的那种将近两英尺长。雇骆驼去恰克图共花了三十五元，那老蒙古人只好另叫两个人来帮他搬走这笔战利品；他压得踉踉跄跄地走了，脸上那副又笑又斜睨的神气，叫我们怀疑是不是被他坑了——后来果然查明被他坑去了约十五元。库伦的俄国茶行近来发行了钞票，每张代表若干块砖茶。这本可以免去搬运眼下这种笨重货币的许多麻烦，可本地人根本不认。

八月三日清晨五点，我们离开库伦。我们的队伍此时小了许多，剩下的一点存货只需四头骆驼（另有两头拉车）便驮得下。时辰虽早，领事和彼得罗夫仍到门口来送行。可怜的上校神情黯然，垂头丧气。他心里想的无疑是奥尔加，还托我给她带了无数柔情蜜意的话。好在那些话是口头的、又是俄语的，我到底没有结识「美丽的恰克图」那位佳人，也许倒是好事：她听了我转达的她未婚夫的话，怕要糊涂得很，说不定还会把那些海枯石烂的誓言当成是我自己的。商队缓缓驶出大门，踏上这趟苦旅的第二段时，卫队为我们放声欢呼了三次；我们同彼得罗夫喝了最后一杯伏特加，约定若一切顺利，明年在彼得堡相会——那地方比我们把这位快活爽朗的军人留下的这座凄凉的沙漠之城，要合他的性情得多。我们初次领教的俄国式友谊与好客，实在令人愉快；此后我们也从没有理由改变这个看法。我们英国人向来自夸好客，可我怀疑，在这两样品德上，我们其实还不及俄国人；我从未见过哪里像俄国和西伯利亚这样，这两样品德如此普遍。

我们出城时，一支三百辆牛车、满载木材与皮货的商队正打门口经过，走的是与我们相反的方向。他们要去满洲的多伦诺尔；彼得罗夫告诉我们，他们进城的日子，大约正是我们在加来接近英吉利海峡的时候。

我们的路径直穿过库伦。最后一次经过各各他、看见那上面升腾的浓白水汽时，我不禁纳闷：这地方怎么竟不是霍乱与斑疹伤寒的长年温床。可事实确实如此。夏天那清澈干燥稀薄的空气与炽烈的阳光，冬天的严霜与酷寒，大大消解了终日笼罩全城的秽气与恶臭。库伦其实极其卫生；蒙古的都城从未有过霍乱，至今也没有。

我们两个赶驼人都是喇嘛，经过庙门时他们请求停几分钟，随即出来两个贼眉鼠眼的僧人，为商队祝福。旁观的人对这一幕兴致极高，纷纷丢下转经筒的营生，凑上来不慌不忙地打量我们车里的东西、我们的衣裳、靴子、步枪等等，看得津津有味。祝福的仪式是把两葫芦烧酒和一些小米撒在头一头和最后一头骆驼身上，据说这样便能保一路顺遂迅捷。在我们身上，这法子可算是失了灵：到恰克图我们整整走了一星期，而库伦的俄国人通常三天便轻轻松松走完。

我们与恰克图之间隔着三道山脉，其中「巴音郭勒」山口陡峭之极，非得用牛来拖那笨重的大车过去不可，因为蒙古骆驼最厌恶负重上坡，坡再缓也不行。此外还要渡两条又宽又急的河：「喀拉河」与「伊鲁尔河」，前者涉渡，后者靠摆渡。希什马罗夫特意叮嘱我们，天黑之后切勿强渡伊鲁尔河，因为水下有暗礁，河流凶险，渡船又旧又不牢靠。

头两天路极难走，车里的颠簸比我们此前所受的任何一次都厉害。不过作为对这份辛苦与不适的补偿，我们经过的是我生平所见最可爱的一些山景。一路野味极丰：成百的鹧鸪（此地已见不到沙鸡）和野兔，间或还能朝金鸡放上一枪——茂密的森林里这种鸟极多。第二天我们经过一个小水塘，鸭子和翘鼻麻鸭多得满塘都是。我们把商队停了片刻，打了两只；回来时又在环塘的沼泽里打了两对沙锥。虽说得在没到腰的水里趟将近四分之一英里，那也值了。那塘子勉强二十码宽，塘上的鸭子至少有三十只。

这一回，我们可再没有理由抱怨赶车人精力过盛、性子太急了。同这几个新蒙古人打交道的难处，不是叫他们停下，而是叫他们走。领头的是个又胖又矮的老头，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白天安安稳稳伏在驼背上酣睡，直到半夜歇脚才醒；从那时到早六点再动身，他便专心致志地狼吞虎咽、抽个没完的烟斗、念——不如说是唱——他的经，闹得我们大半夜睡不成。我真相信，就因为这老东西又贪睡又糊涂，我们多走了足足一倍的冤枉路。总有什么地方出岔子：水快用光了；驮子掉下来了；商队悄没声儿地顺着一个完全不该走的方向排队走了去，而这老头正享受着造化那味甜美的补药，对我们的喊叫和恫吓毫无所觉。喊破喉咙也叫不醒他——其实非把他从骆驼上拽下来不可。每逢这时他便用一种受了委屈的眼神看你一眼，抖一抖身子坐正，又睡了过去，走不上几百码又睡着，于是拽下来的手续又得重演一遍。所幸第二个赶车的是个约莫二十岁、机灵伶俐的小伙子，才没有让事情彻底糟掉。若不是他，我们只怕至今还在徒劳地设法赶到中俄边境。

从库伦到恰克图这一路，我想我们统共睡了不到十二个钟头，这是最叫人难熬的一桩苦楚。就算连着苦干十二小时之后，商队在半夜歇到天亮，也常常睡不着——单是想到至多五个钟头后又得上路，就睡不着了。何况还有钉帐篷橛子的敲打声、劈柴声，以及最要紧的一样：我们那位贪睡赶车人半唱半念的经文，常常一直持续到四点或四点半，睡觉根本无从谈起。蒙古人从没有比夜里更清醒活跃的时候；他若有点音乐癖，也必定在黑夜里、在一切正派人都在追求睡神的时候发作。理论是没有用的——凡与这奇特族类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明白。

此时蚊子和沙蝇又来缠人了，这是我们在华北和真正的沙漠里不曾受过的骚扰。如今这些祸害昼夜成千累万地扑上来，咬得我们苦不堪言，那咬伤格外厉害而毒。

我们那位年轻的赶驼人带着一只极别致的经筒，那是嵌在他那根粗重鞭子柄端的一架小风车。只要让它转起来、迎着风举着，这巧妙的玩意儿便能一连几个钟头转个不停。那是个虔诚的小伙子，我费了很长时间才说动他割爱；最后是阿堵之爱压倒了宗教的顾忌，到恰克图时，我用两个卢布把它买了下来，条件是千万不可告诉那位「老绵羊」——他对那贪睡的喇嘛，就是这么不敬地称呼的。

八月六日上午九点，我们到了喀拉河畔。这条河是霍恩河的支流，霍恩河发源于蒙古中部哈拉和林山附近，蜿蜒近七百英里，流经恰克图与色楞金斯克两城之后注入贝加尔湖那片大内海；不过在那两城一段是不能通航的。此处没有渡船，我们涉渡倒还顺利。天旱了些时候，这条在涨水时湍急凶险的河，横渡全程水都没漫过肚带。河水清澈见底，河床是卵石，我们趁机灌满了水桶——蒙古人还大加反对，虽说自离开库伦以来我们喝的水一直脏得很。这个不可思议的民族，似乎宁可喝死水塘或水井里泡了好几天死羊死骆驼的水，也不肯从清澈的活水里灌桶。河岸上有三顶又脏又破的蒙古包，都是空的，那是我们自离开库伦以来见到的头一处人居的痕迹。

到此为止天气一直眷顾我们：晴朗炎热的阳光，配着清凉的和风。可这好日子终究长不了。今天四点钟左右，湛蓝的天空阴了下来，半小时后大雨倾盆，一直稳稳不断地下到凌晨两点。我们的车顶被日头晒得翘裂，漏得像筛子。可天气再恶劣，也丝毫影响不了我那赶车人的瞌睡癖。那一夜十一点光景，我在断续的浅睡中被「哗啦」一声惊醒，才发现我们正翻越一道陡峭险峻的山岭，我的车子正单靠一只轮子平衡在悬崖边上，崖底深不见底。不过听那至少一百英尺下方急流撞在岩石上翻腾的声响，那高度我大致估得出来。我险险地抓住了骆驼的鼻绳，硬把它拽回了安全处。再迟一瞬，整个商队就要翻下去了。老一套：喇嘛睡着了。这最后一根稻草实在压不住了，我勃然大怒，把这老东西从驼背上拽下来，摔得他四脚朝天躺在石头路上。他倒是泰然自若，一言不发地爬起来，照旧带着那种又惊讶又恼火的呆滞眼神，从从容容地又爬了上去。再过五分钟，他睡得跟先前一样死。对这样的活物，除了绝望地放弃，还能怎么办呢！不过我留了个心眼：虽说雨仍在倾盆而下，我一直步行到了天亮。

一个明媚的晴朗早晨，补偿了那一夜的种种不适；趁着生火煮茶的工夫，我们把衣裳和褥子摊在太阳底下晒干——那太阳才八点钟就已热得叫人不适了。这一整天的景致像一座巨大的鹿苑。草坡平滑如台球桌，不时点缀着大丛的冷杉，那些树长得如此齐整，倒像是人工而非造化的安排；地平线上，起伏的青山覆着黑压压的松林，切开明亮的天际线。路径时而经过清澈宽阔、游鱼满满的水面，时而穿过白桦与榛树的灌木林带，地上是一片盛开的风信子、野蔷薇和石竹，长在丰茂的深草里，清澈的细流在密密的林下随处流淌。在一处林子里我们见到一对野鸡，可太远，打不着。晌午我们在一丛冷杉下停下吃饭。牛群在阳光里吃草，四下静谧，只有虫子的嗡嗡声和远处某顶蒙古包旁孩子们玩耍的声音；在那凄惨的一夜之后，这情景实在令人心神一振。这几百英里的上好牧场若在我们家乡，该值多少钱？有这样的土地，又不必交租，蒙古人知足，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们已在山脚下；要翻这座山，得撇下骆驼改用牛。西尔维娅被派去寻牛，却直到次日下午将近三点才牵着牛回来。我们因此耽搁了将近二十四小时，倒也不全然懊恼，因为前两天的颠簸震荡，叫人巴不得歇一歇。我们在一座约五百英尺高的石灰岩山近旁扎营；山顶上有一大块足有一百英尺高的岩石脱落下来，断口齐整得像刀切的一样，正落在下方的商道上。等我们把牛套好、开始上坡，已经六点钟了。这道山口起初还算平缓，可远不等到顶就变得极难走。一头牛套在辕上，另一头套在车轮的轴上；可拉力太大，上坡途中绳子接连不断地崩断。拉车的骆驼和驮货的骆驼则等在山那边接应我们。虽说离我们扎营处只有五英里，它们走这一程却花了近八个钟头。

路先是穿过一道窄谷，谷中密生松树与白桦。谷心流着一道清溪，在石灰岩与卵石上溅出水花，几乎被蕨草与野花遮没。我们头顶上高耸着那面近乎垂直的岩壁——若不想在某处石台上露宿一整夜（那可不是什么好指望，因为一离开日光就已冷得刺骨），入夜之前非把它征服不可。我在这里注意到一种开得极盛的「黄色」罂粟——我一向以为这种花没有黄色的。这一段山里还多的是巨大的野兔。我们所见怕有三四十只，轻易就能打上半打；可摩西根本不答应，连让商队停一停好让我们取枪也不肯。眼看坡越来越陡，我们也就不同他争了。

我想那是全程里最糟的一段山路。我每一刻都以为牛要瘫下去，或者车子要散架。它们要越过的那些大石、要爬出的那些坑洼与水沟，在不熟悉蒙古旅行的人听来简直难以置信。徒步已经够呛，幸亏我们把马先送了过去，否则一面攀爬一面牵马是不可能的。每隔十来分钟就得停一刻钟。就这样苦苦挣扎到八点半，我们总算到了山顶——那是我生平所经最重的四个钟头体力活。

此时月亮升了起来，山顶的景致因而极为如画。四面八方伸展着高峻的群山，石灰岩的峰尖在月光下泛白；一层灰白的薄雾半掩着脚下那些长满松杉的深谷。远处黑暗中有一星亮光，那是我们的骆驼在一千二百英尺下的平原上等着我们。我们歇了一个钟头让牛喘口气，然后开始下山。那是一幅诡异的景象。一盏中国灯笼只够把黑暗照得看得见，照出我们是停在一座约二十英尺高的大石堆旁，那石堆由石头、木棍、羊骨垒成，间或缀着写满藏文与蒙文的红、黄、白布片。临走时，我们的蒙古人找不到石头，便各自拾起一根冷杉枝，恭恭敬敬地放在堆上。这类石堆被视为献给「行路之神」的供物，那位神保佑信徒在途中免遭凶险。十点钟我们又回到骆驼身边。雇六头牛外加三个蒙古人帮忙，花一两银子似乎不算过分，因为据季布告诉我，他付的就是这个数，而那几个人看来十分满意。其中大半，多半是进了我们这位可靠通事的腰包。

此后到恰克图的路已无阻碍，再没有什么难关要过，只剩一条伊鲁尔河——那是一条又宽又急的河流，某些季节渡起来很危险。季布素来爱做约伯的安慰者，告诉我们本地人说山里下了大雨；若果真如此，我们准有一场硬仗要打。不过他「狼来了」喊得太多，我们并不把他的话当真。

我们走了一整夜，次日上午九点停下来喝茶吃饼干。有一段路极耗体力，因为我们要横穿好几英里遍布巨大鼹丘的地面，又没有踏出的车辙，大车颠得骇人。到后来那颠簸实在受不住了，凌晨四点我们虽已疲惫不堪，还是弃车步行，一直走到早上歇脚。日出后不久，我们经过一所高大的木建筑，那是一座藏式的寺院，白色的墙面上俗艳地涂着蓝红条纹，还有一个镀金的圆顶。我们经过时，出来两三个喇嘛，照例为商队祝福，这一来又耽搁了半个钟头。

这一天的路几乎全在深深的流沙里走——许多地方沙没过车轴。到了正午，眼中看不见一根草、一株植物。其实这一带比我们在戈壁经过的任何地方，都更接近人们心目中沙漠该有的样子。就在这片长约十五英里的沙碛当中，我们来到一道青绿的谷地或曰绿洲，清新而秀美。下到谷里约有五十英尺深（它藏在一处洼地里，从谷中望去，一粒沙也看不见）。这里草长得极茂盛，一道清澈的溪水不知从何处涌出，贯穿整条谷地，注入尽头一个小湖或水塘——那是一泓幽暗荫凉的水，围着垂柳，浮着阔叶的白睡莲。路上开满了各色野花，其中有勿忘我，还有一种淡紫色的雏菊。外头沙上日头炎炎灼人，可一进这肥沃的谷地，空气便像冷水浴一样扑面而来；然而湿气如此之重，等我们从另一头出去时，衣裳已经湿得能拧出水来。这里的蚊子和沙蝇也是我所见过、所领教过的最大最毒的，我们的脸和手肿得厉害，不得不停下商队用氨水擦洗；可惜收效甚微，此后二十四小时我们没能合一合眼。那些咬伤好几天才愈。这「睡谷」里似乎各样野味都多，野鸭、水鸭和赤颈鸭，我们打到一只鸭子，为那顿一成不变的罐头肉加沙丁鱼添了一道可喜的菜。

八月八日早上阴沉低垂，将近中午下起细雨，渐渐转成稳稳的倾盆大雨，到凌晨四点仍不停。我们本该在日落前后抵达伊鲁尔河，可能的话便趁天黑前渡过去；可眼下觉得，若季布的预言应验，我们这一仗可有得打了。灰白的絮云与铅色的天空，丝毫看不出转晴的指望。我们唯一的祈求是不要起风，可这一层也落了空：等我们到了河岸——说河岸不确，该说河水的边缘，因为它已漫出老远——天已黑如墨，雨如倾盆，狂风一阵阵猛刮，每一刻都像要把大车整个吹翻。那一夜想渡河简直是发疯。且不说前头还有另一支商队等着先渡，摆渡人自己也不敢担保那缆绳在急流与狂风的合力之下撑得住。不过，两位老爷若愿意，若不怕冒这个险，那位工头（他是布里亚特人，俄语说得很好）愿意尽力把他们送过去。两位老爷却坚决不愿冒这个险，打定主意在天亮之前，凭着境遇和最后那半瓶威士忌所能提供的条件，尽量过得舒服些。

那一夜我睡得极痛快。究竟是因为知道眼前当真有一整夜的安稳（我吩咐过九点之前不许「叫」我），还是因为那杯热威士忌兑水，我不知道；总之自离开北京以来，我不曾睡过这样一觉。夜里我只醒了一次，醒来听见雨仍打在车顶上，发觉自己照例躺在一汪水里，风仍在车子四周凄厉地呼号。看见那条河翻着白沫奔腾而去，实在不叫人安心，可这并未妨碍我的酣眠：我把自己裹进羊皮，太太平平睡到次日上午九点多，季布开门放进一大片明亮的阳光，同时带来了雨已停歇的好消息。

连日大雨使河水仍旧高涨；不过在我们旁边扎营的那支商队，天亮时已平安渡过，只损失了一头牛。我们的骆驼被带到上游约一英里处的一个渡口去，我们宁愿随它们走，也不愿把自己交给那条摇摇欲坠的旧船和那根磨损朽烂的缆绳——新缆绳还没运到。那渡船看着连六个人也载不动，更不用说一辆沉重笨拙的骆驼车了。可到了渡口，眼见头一头骆驼忽然陷进一个深坑不见了踪影，我们便改了主意，回到船上来。头一辆车刚刚推上船，我们趁他们正要撑离岸边时跳了上去。

走到刚过河心，一根巨大的枯枝或树干挂住了缆绳，阻住了我们的去路。我觉得是该祷告的时候了，因为那辆车若翻过去，我们必定跟着下水。那是难熬的一刻。急流轰鸣震耳，蒙古人面色惨白惊惶，跑来跑去地互相尖叫喊嚷，却没有一个人做点什么来减轻缆绳的负荷——那绳子已经绷到极处，随时可能崩断。最后有一个人比众人明白些、也胆气壮些，冲到船头，使出超乎常人的力气把那沉重的东西撬开，让它翻滚着顺流而下；我们这才缓缓向前挪去，人人松了一口气——我方才当真以为大限已到。

趁着其余的车子还在过河，我们又走到渡口那边去。有一支茶队的五六十头牛正被人赶着过河，男男女女拿石头砸它们，直到它们跳进急流，再在两百码下游处爬上来，吓得累得半死，瘫软在地。这支商队里许多是女人，有些年轻好看，只是衣着与其说雅致，不如说简省。其中一个约莫十六岁、明眸伶俐的漂亮姑娘，看上了我那双棕色皮靴，我费了天大的劲才拦住她，没让她把靴子从我脚上割下去。这支商队载着伊尔库茨克来的皮货，要往北京去，大约四个月后再载着茶叶返回恰克图。

中午我们离开伊鲁尔河。此后路好走多了，那条从这条河岸一直通到恰克图城的坚硬砾石路上，几乎感觉不到颠簸。这一带虽未开垦，我们所经的景致却比得上瑞士与蒂罗尔最秀美的部分：青绿肥沃的平原四围环着起伏的冷杉山岭，间或有成片的森林，花与蕨类丛生，潺潺的小瀑布从山坡上、从长满青苔与常春藤的巨石间溅落，然后又是茫茫的大牧场——这就是我们抵达恰克图前一天所经的景色。这一带还长着一种长茎的星形紫花（别处我从未见过），香气浓烈，很像天芥菜。方圆数英里空气里都是这香味，绿色平原上望得见一大片一大片的紫色，断断续续向四面的天边铺展开去。我怀疑世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野花，能像蒙古有些地方长得这样丰茂。

第二天（八月十日）我们又进入沙地，其间夹着草原。有些沙丘极深，骆驼吃了大苦，又被热得难受。可怜的小卡拉几乎挪不动步；若恰克图再远上两天，我怀疑它还到不到得了西伯利亚。兰开斯特的车子像是中了邪：这一天赶车人照例睡着了，近侧的车轮爬上一座高沙包，整辆车翻了过去，而兰开斯特当时正睡在里头。幸亏是深沙，否则那一跤可不轻。也幸亏我们的路已到了头，因为那头骆驼倒在车辕底下，把辕木齐齐压成了两截。我坚信当时若有一支左轮在手，那蒙古人就要去见他的列祖列宗了；我费了天大的劲，才拦住我的朋友抄起那截断辕去揍他。

四点钟光景，天边一个闪光的小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个钟头后看清了，那是恰克图大教堂的尖顶。六点钟，中国人的聚居地买卖城已完全在望，它的宝塔和古雅的建筑，与恰克图那座金顶的俄国大教堂、那些欧式石屋和规整的街道广场，形成鲜明的对照。沿着环绕买卖城的木墙走过去，我们来到一片约六百码宽的宽阔平地上：右手边是一座岗亭和高大的木门，门上冠着帝国的双头鹰；左手边，中国的旗子挂在一根长长的红杆上，在买卖城长官的官邸前飘扬。我们此刻站在中立地带上；再过一分钟，我们已走过了那个哥萨克哨兵——他在一座黑白相间的岗亭深处，用一种呆板冷漠的神情打量着商队，说来奇怪，竟没有索看我们的护照。我们旅程的第一段结束了。我们已置身俄罗斯帝国。

第七章从恰克图到伊尔库茨克

一间四四方方、刷了白灰的屋子，墙壁与没铺地毯的地板上污秽扑鼻，除一张桌子和两把硬邦邦的直背椅之外别无家具；敞开的窗子底下是一个粪坑，臭气熏天，窗外还挤着一群头发蓬乱的西伯利亚小子，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一个老头儿，穿一身油腻的破衣裳，浑身蒜味，非得先把房钱交清，否则连这么个臭窟窿也不许我们进。没有床，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洗漱的家什——这便是恰克图「格伦博茨基旅馆」——当地唯一的一家客栈——为我们备下的全部舒适。

说得最轻，也是叫人失望的。进城一路上，我们分明看见过不少造得结实、气派讲究的房子，满以为总还找得到几样活命的必需品。何止如此：眼见那些茶商的宅子简直如同宫殿，四围是花园和暖房，还有齐整洁净的公园、各式各样漂亮的马车、照最新欧洲式样打扮的男男女女，脑子里便浮起了一顿地道好菜配冰镇香槟的光景；可惜，这景象没能撑多久。冰倒的确是有，只不过是就着「克瓦斯」喝下去的；至于吃的，还得回头去啃我们自己那些放陈了的干粮。

「有什么东西吃没有？」这是我们的头一句话——那时连洗脸水也讨不着，便已打定主意今晚将就「像猪一样过」，明早再去把凭证递给恰克图的长官。可老头儿说，家里没有吃食，铺子也全关了门。明天六点开门，你们可以早点吃早饭，他又添上一句，算是安慰。

走了八百英里，换来这样一番款待，我心里想着，便和衣裹上羊皮袄躺倒在那油腻的地板上，不知道整个西伯利亚是不是都这么糟。臭气、老鼠和虫豸折腾得我们大半夜合不上眼。那时我宁可拿许多东西去换，只求回到沙漠正中去——那里至少还有新鲜空气。

第二天不到八点，我们就被买卖城来的五六个中国人围住了。他们不敲门，径自走进来，就地一坐，操着俄语叽里呱啦，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叫来季布一问，原来是茶商，是来买我们的样品的。费了好大工夫才叫他们相信我们没有货可卖——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天下竟有人疯到为消遣而穿越戈壁！

第二天整日大雨如注。晦气还没放过我们：上午到长官府上去拜会，却被告知他出门了，少说也要半个月才回得来，而那时我们早该离恰克图十万八千里了。茶商格里布申先生——我带着给他的信用凭证——也出门到蒙古打猎去了；好在他的账房替我们支了盘缠。我们从他那座豪奢的大宅里出来，一路叹着气，淋得透湿、垂头丧气地回到客栈那间腌臜屋子，商议怎样尽快脱身，离开这个凄惨而不近人情的地方。

我很少度过比那更难受的一天。没有火（天又冷又潮），没有书，没有吃的，只有一点油腻的汤，那里头搁了些什么，我想想都发抖；等到夜色降临，也没有灯，只有一根忽明忽暗的油捻，刚够把我们周遭那点狼狈照出个轮廓。我从主人嘴里套出话来：他是个波兰流放犯，一八六四年起义之后被发配到此。我心里想，倘若他的同胞对「舒服」二字都抱着这样的见解，那么流放西伯利亚于他们大约也算不得什么。

恰克图城分作两处：一处是恰克图本城，长官——也就是边务大臣——住在那里，茶叶的货栈和账房也多半设在那里；另一处叫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是半英里外的市郊，几乎全是商人们的私宅。恰克图连同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人口略少于六千，这还不算中国人的聚居地买卖城——那里有四千口人，清一色是男丁。城中无一妇孺，因为中国律法不许妻子随丈夫出长城。我们到买卖城去看过，发现它比多数中国城镇干净得多。街只有八条，都宽阔而排水良好。房子是木石砖造的，有几处用朱红与金色装点得富丽堂皇。居民中许多人会说俄语，有钱的商人则无一不会。我到过其中一位的家，那时他正在「验茶」：拿一根中空的铁管子往茶箱里一插，像挖乳酪的勺子那样，带出一小撮样品来。

我们的客栈开在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的大街上，那真是个愁苦沉闷的所在。房屋多半是没上漆的木头，看上去阴郁得很；所幸书院、教堂和几家大商号的宅子是白灰砖砌的，配着鲜绿的屋顶，多少冲淡了一点四周的压抑。恰克图的钟是要命的：早也响，中午也响，夜里也响，响个没完——不是那种明快欢腾的排钟，而是缓慢肃穆的敲击，像一场没有尽头的丧钟。若非如此，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便是天下最昏睡、最死气沉沉的城了。除了傍晚时分全城人倾巢而出透一口气之外，那条不铺石、灰尘扑扑、权充主干道的街上，从早到晚难得有一点声音打破那死一般的沉寂。

恰克图倒不算不宜居。它不像更南边的蒙古那样，气温说变就变，来势凶猛。这里少雨，从不下雪。冬天的旅人须得先驱车走上八到十英里，才上得了那辆载他去伊尔库茨克、托木斯克、雅库茨克以及西伯利亚别处的雪橇。恰克图夏冬两季最热与最冷的记录，分别是华氏九十五度与零下三十三度；这数目读者听来或许已够吓人，可比起雅库茨克还算不得什么——那里隆冬时节有时超过零下五十八度。据说那地方的泥土表层以下三十多英尺深处终年冻结，冬夏皆然。

下午五点是这座边城一天里最热闹的时辰。那时满城人都出来了：有钱的驾车兜风，穷些的去公园里听军乐队演奏——整个夏天，那乐队天天都奏。若非那一大群俄国人、中国人、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和别的怪模怪样的族类穿着鲜艳花哨的衣裳杂在其间，人几乎会以为自己置身法国或德国某座卫戍城的公园里——除去人之外，周遭一切都文明得很。看恰克图的女流名媛——茶商们的太太小姐——穿着最新的巴黎时装，卖弄风情、说三道四、毁人名节，同一万英里外伦敦、巴黎那些更文明的姐妹一模一样，实在有趣。同样有趣的，是在人堆里闲步：白衣金饰、光彩照人的哥萨克军官，衣衫褴褛却又穿绸的蒙古鞑靼人，一身俄装的西伯利亚农人，买卖城来的中国兵，恰克图的俄国兵，推着童车带孩子的保姆，还有礼服大衣配高筒礼帽的先生们。恰克图的公园的确值得一看。人很难相信，戈壁沙漠离这一派近乎欧洲的文明景象不过一箭之遥。

到达两天之后，我们同季布依依作别。车队要回张家口去，而中国人天生害怕跟陌生蒙古人一道过沙漠，他便打定主意随车队走。我们许了他一笔不小的酬劳，请他留下送我们出恰克图——因为我只会几句俄语，要把塔兰塔斯（旅行马车）的买卖谈妥是断断不够的——他却执意不肯，蒙古人也不肯，我们只好听天由命，指望能碰上个会几句英语的人，虽说在恰克图这指望实在渺茫。

不料患难之中竟得了一位朋友，而且来得全然出人意料。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有一所书院，是一位私人——一个豪富的金矿主——出资创办并维持的。一个人只有在举目无人懂得自己母语的地方住过，才能体会我们遇见罗教授时那份喜悦。他是德国人，在书院里教英文，而且也是刚到不久。一天早上他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招呼我们：「早上好，先生们。我想我是在同从北京来的那两位旅行家说话吧。」英语从未这样甜美地落进我的耳朵——我们的困境总算有救了。我们接受了教授的邀请，随他回寓所吃早饭。

世界真小。罗教授与我们竟有许多共同的朋友；那些名字从一个陌生人口中说出来，在这几乎可称天涯尽头的地方听着十分古怪。我们这位新相识漂到亚洲这偏远一隅之前，经历也颇离奇。他生在德国，是位绅士的儿子，少年时离家从军，入第二十二联队，升到军曹。一八七〇年退役后，在绍斯西海军书院教德文，后来辞了这差事，去给萨塞克斯郡斯托灵顿的名塾师费先生做帮手。此后他离开斯托灵顿，赴彼得堡皇家海军书院任德文教授，再由那里擢升为恰克图书院的英文首席教授。罗先生天生是个语言的材料，精通英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还有——这一样也不可小看——蒙古语。不过蒙古语他只学了几个月，而且不得不承认，这一样学起来实在划不来。

「早饭后咱们出去走走，」我们的主人说，「不过我得先领你们见识见识恰克图的几样名物，然后再去张罗塔兰塔斯。」早饭一毕，我们便随这位朋友四处闲逛起来。

这位教授同所有德国人一样，对俄国没有好感。「这些西伯利亚人，除了猪还是什么？」往恰克图去的路上他说，「男人个个是贼，整天除了抽烟、喝酒、打牌什么也不干。至于女人，在这种境况下会变成什么样，你们不难想见。这里没有一样像样的消遣，男人不玩什么运动，女人不弄音乐舞蹈，成天只有伏特加、伏特加、伏特加，牌、牌、牌。唉！『我的朋友，别提了。都是些下三滥！』」当时我还觉得这位朋友对恰克图的好人们未免刻薄；后来却有了充足的理由改变看法。

那座大教堂全由茶商出资建成，是一座极美的拜占庭式建筑。据说造价十五万英镑；见过内部那些辉煌的装饰之后，人对这数目便不难相信。单是那座纯金、白银与白金打成的祭坛便值三万英镑；正门是实心白银的，重二百磅。此外还有一盏嵌满祖母绿、红宝石与钻石的巨型烛台与吊灯，几幅从欧洲运来的精工油画，以及若干厚厚镶满宝石的「伊康」圣像，共同装点起这座建筑的内部——它虽如多数俄国教堂那样失之繁缛，却也美得出奇。一组八口大钟在莫斯科铸成，分量极重，想来于总造价上所添不少，因为它们是从两千英里外一路拖过西伯利亚那些泥泞深陷的道路运来的。恰克图另有两座小些的教堂，还有一大片墓地，横在该城与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之间。

「就他们那一路来说，个个都是罗斯柴尔德，」回家路上我瞧见有些茶商与金矿主起了何等宫殿似的房子，教授便说，「可教养还不如自家的牛——其实他们自成一等人，西伯利亚正是他们最好的去处。在欧洲，没人受得了他们。」

教授告诉我们，这样的人物恰克图约有十五位，其中一个身家至少一百万英镑。那天走回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时，我们路过路边一座巨大的建筑，是涅姆奇诺夫先生——也就是方才说的那位百万富翁——花四万英镑替自己造的陵墓。然而这一切，说到底多半是虚荣。他们周济穷人、捐献教堂、兴建圣堂，与其说是善心，不如说是要显一显自己比邻舍更花得起钱。罗先生说，他们在恰克图的日子是这样过的：不论冬夏，都睡到晌午才起；若逢茶季，便下去查看那些在戈壁途中撑破或压裂的茶包茶箱；此后你到我家、我到你家，坐下来打牌喝香槟（一瓶十三卢布，合一镑十先令），中间略吃几口点心，一直打到次日凌晨四五点钟，醉得站都站不稳，才踉跄回家上床——其实也不是床，是一把椅子或一张沙发，因为恰克图没有床，连最讲究的人家也没有。恰克图最时兴的牌戏是「纳普」，这些人赌起来注码大得骇人，有时一墩就是一千英镑。至于文墨上的消遣，他们全然没有——实在说，多数人连字都不识！关于这些奇特的生物，后文我还有得说；眼下先得给读者一篇详详细细、有声有色的记述：一场「西伯利亚式」的晚宴！

「我的同事沃尔莫夫先生托我请二位今晚过去吃饭，」我们正要向教授道晚安时，他说，「肯赏光吗？我可不愿勉强你们；不过我想，我们——还是说他们吧——的礼数与风习，准能叫二位开开眼界。」

我们欣然应允，九点——他说的那个钟点——准时到了沃尔莫夫先生府上。我们本觉得这时辰晚了些，想必是西伯利亚的规矩；不过自早饭后我们便粒米未进（格伦博茨基一如既往地家中空空），若能早上一两个钟头开饭，实在求之不得。

我们到时客人已经到齐了，其中就有我们那位德国朋友，由他替我们一一引见：沃尔莫夫教授；他新婚的太太，一个从托木斯克来的漂亮小妇人；哥萨克的切尔科夫上尉——他显然认为沃尔莫夫太太是恰克图社交界一位可喜的添丁；一位俄国音乐教授、一位数学教授、一位化学教授（末一位是德国人）；还有邮政局长和我们两个。这些人里，切尔科夫与那化学家会说法语，其余的除俄语外一个字也不会。

沃尔莫夫有一所很讨人喜欢的房子，我们被让进的那间客厅里，处处见得出女主人的好眼力。引见毕，众人一声不响、正襟危坐地坐下，沃尔莫夫太太退了出去。我承认，我当时盼着她是去张罗开饭；可八点半、九点、九点半一一过去，全无动静。约莫这时候，切尔科夫递给我一支纸烟，我接过点上，多半是为了压一压饿得发慌的肠胃。屋里有一架极华美的埃拉尔牌三角钢琴，主人请我弹几曲；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弹了俄国国歌和别的几支爱国曲子，无奈毫无反响——这也难怪。在我看来，众人的脸色正一分一分地饿得发白；而我又不便凑到罗跟前去（他坐在主人身旁），问一问我们究竟还有没有东西吃。

好容易挨到十一点半，门开了，一名仆人端着托盘进来，上面是两大瓶伏特加。我想，这总算是开饭的前奏了；至少这酒能把虚脱挡一挡！又过了一刻钟，沃尔莫夫太太回来宣布晚饭（十一点半的晚饭！！）备好了。于是众人神情庄重地移到楼上一间屋里，筵席就摆在那儿。屋角一张小桌上陈着熏鲱鱼、鲑鱼、干酪和鱼子酱，两旁立着六七只大瓶：伏特加、白兰地、库拉索、库梅尔和别的甜酒。众人在这里用手指拈起一点干酪或鱼，一本正经地挨个向我们敬酒祝福；我们若不把杯底喝干，他们便把自己的杯子倒过来，示意已经见底。等到晚饭正式端上来，我的脑袋已经开始发晕了——空着肚子，我就这么灌下了七八杯伏特加，而这种酒我素来不惯，其性之烈，更不消说。

一只小得可怜的鸡，半打小炸肉排，分给六个饿汉实在不够；可席上确确实实就这点吃的。喝的倒多得很；只是什么喝的呀！白兰地、伏特加，还有白波特酒（英国造的）。啤酒、红葡萄酒、雪利酒一概没有，连水也没有——像爱斯基摩人那样吞了一肚子咸鱼之后，有口水喝也是好的，偏偏就没有。

刚过午夜，沃尔莫夫太太便告退安寝。说也奇怪，我们那位哥萨克朋友也恰在此刻不见了。这般行径若在别处，总要显得有点蹊跷，何况这位英武的上尉半个钟头之后才回来，同女主人促膝长谈了一番，才又入席。可是谁也没觉出异样，连沃尔莫夫也没有。

女主人一走，真正的豪饮就算开场了——其实她在时，同伴们也未曾耽误片刻。我再三申辩，说我从不喝波特酒，说烈酒与我不宜；东道主们或是不肯懂，或是当真不懂，一定要我同他们一个一个地对饮。「别推辞，不然他们要跟你寻事。」罗在我耳边说。我不愿同这班巨人扭打成一团——他们没有一个矮于六英尺——只好把无奈当作美德。这情形让我想起大名鼎鼎的乔洛克斯先生同他猎人的那一幕：两人把能想到的祝酒词都敬完了，便挨个儿为每一条猎犬的健康干杯。我们这几位朋友把沙皇、陆军、海军、英国女王以及所有在位的君主——连中国皇帝也算上——敬了个遍，末了便敬起自己人来。那一夜我少说灌下三瓶波特酒，伏特加还不算在内；等到离席移往钢琴边，要以歌声给这一晚——不如说这一早——收梢时，我的嗓子像一座石灰窑，脑袋像陀螺一样打转。

满桌的人都喝多了；而数学与化学这两位学界代表，说得最客气，也是烂醉如泥。他们之间那场惨烈的血战，起因还是我这个无心之人。当晚早些时候，我们谈到决斗，我便把《海军见习官伊齐》里那场三角决斗的故事讲给哥萨克上尉听——这故事读者多半是熟的——他听得十分开心。那位数学教授非要化学教授把这笑话译给他听，后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译了，不料立刻惹出一场争执。数学家说，三个人绝不可能互相开枪。这事荒唐、不公、岂有此理；三人之中必有一个吃亏。争到后来火气太大，沃尔莫夫不得不出面喝止，因为他每一刻都觉得这两位就要动手了。于是暂时讲和。

随后我们移到客厅，众人放开嗓门又唱又嚷，全不管什么拍子调门，一直闹到凌晨四点多。可怜的沃尔莫夫太太若睡在近处，那一夜准不好过。忽然，我正在钢琴边，一种低低的、像是噎住了的声音引起我的注意；我往底下一看，只见「俄国」（由数学家扮演）正压在「德国」（由化学家扮演）身上，不慌不忙却又结结实实地掐着她的脖子。这事做得极轻，兰开斯特和我竟都没察觉。别的人都回到餐厅喝伏特加去了。我赶紧叫来沃尔莫夫，好歹把两人拉开，却也费了不小的劲。俄国人显然占了上风，因为那化学家已半死不活，脸色发紫，眼珠子都鼓了出来。足足灌下半瓶伏特加才把他救转，并且叫他说得出话来告诉我们：开战的「由头」仍旧是那场三角决斗！哥萨克是一心要见血的，主张次日清早叫他们用手枪一决高下。他说，这问题非得实地演示不能了结，而他本人乐意奉陪作第三人。所幸此议终究没有成事。

我们分手时天已大亮，压轴的节目是一圈英国瓶装黑啤——这东西在恰克图约值一畿尼一瓶，我们是用小酒杯喝的。随后人人同人人接吻（这一关我们后来发现是在西伯利亚最难挨的礼数之一），这才散去。我们已应下明晚到邮政局长家吃饭的邀约，心里却巴望那时早已离了恰克图——全然不知道，唯有他一人才有权发给我们去伊尔库茨克的驿马凭单与马匹。切尔科夫非要送我们到客栈门口不可，临别还在我额上亲热地一吻，便迤逦沿街而去，佩刀在两腿之间叮当作响，赶五点半的早操去了。我们在西伯利亚的头一场晚宴，就这样收场。

第二天早上我们买下一辆塔兰塔斯，运气不错，买着的是辆很好的车，只是刚跑完一趟长途，须得耽搁两天，把轮子、轴等等彻底检修一遍，才好上路去对付横在我们与托木斯克之间那两千英里的烂路苦途。置办给养倒不费事。西伯利亚人上路，随身不过一小盒茶、一袋糖、两三个白面包和半打柠檬，我们也决意照办；何况车里也再装不下别的了——我们的皮箱和枪盒早把塔兰塔斯塞得满满当当。这里不妨先向读者略述一下这种车子：夏天在西伯利亚，它取雪橇而代之，走长途、过烂路，最是相宜。

塔兰塔斯像是一只安在四个轮子上的大摇篮。我们这辆的车身长约七英尺，宽五英尺，底是凹的，正好有余地安放皮箱和别的辎重。车上既无座位也无弹簧，乘客就直挺挺地躺在铺于行李或车底之上的褥垫上。一顶可以向后折起的车篷把人半遮着，从车篷到前面的车夫座位之间还可以张一块围布，再挡一挡风雨。车身搁在几根长杆上，长杆再搁在车轴与车轮上。这些杆子一般都有弹性，且比车身长出许多；前后轮尽着杆长分得远远的，车身安在两轮当中，于是没有正经弹簧这一缺憾便得了几分弥补——颠簸传到乘客身上的力道，总比人直坐在车轮上头要轻些。我们从恰克图到托木斯克、走了一千多英里的那辆车子，大略便是这样。价钱是二百八十卢布；把种种情形和我们离文明世界之远算进去，这价并不离谱。

接下来要处置的是我们的两匹小马，乔和卡拉。倘若卖给恰克图的朋友，我知道它们会过什么日子，便索性送给了一队要往沙漠去的蒙古人。可怜的小卡拉！无论如何，它在故乡那片有风的草原上，总比在北京又热又尘的街道上过得舒坦。那一整天几乎都花在动身的准备上：装塔兰塔斯，领驿马凭单，等等。为着后一件，我们得去求头天晚上那位朋友——邮政局长；他极不情愿给我们这张文书，一再央我们在恰克图多留些日子。见我们主意已定，他终于给了，临了还提醒一句：今晚的饭准十点钟开席。

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的集市是一处有趣的去处。那是一座四方的敞屋，四围的铺子一半属中国人，一半属欧洲人，东西两方的人杂处一处，最是稀奇。俄国人的铺子主要卖杂货、烟草、各色食品和五金；中国人的铺子则专营茶与丝绸——这两样在恰克图的生意都大得惊人。紧挨着的是鱼市，健壮的西伯利亚渔妇们把贝加尔湖来的腌鲑鱼、鳟鱼、「奥木尔」、鲤鱼等等卖得热火朝天。恰克图难得有鲜鱼，因为流经城中的小布拉河夏天不过是一条干沟，冬天则整个冻住。我因为要发一封电报，回家路上顺便去了趟电报局，见那价目低得出奇：一卢布——合不到一先令八便士——可以拍十个字到彼得堡，或俄罗斯帝国自波罗的海到鄂霍次克海的任何地方。

我们本该次日上午九点动身去贝加尔湖——至少马是答应了那个钟点的；可等我们同罗一道到了邮政局长家，眼看快十点半了，开饭还不见影子。这场宴席其实同前一晚如出一辙，只多添了十来位男客和五六位女客。我们打了个寒噤，看出邮政局长是打定主意要闹通宵了，次日早早上路的指望登时化为泡影。

不过起初这一伙人还算规矩些，而且难得的是有东西吃。女客中有一位年轻的「布里亚特」小姐，刚从伊尔库茨克的女子精修学校回来。布里亚特人是伊尔库茨克东北一带的土著部族，直到不久之前，文明程度与蒙古人相去无几。这位小姐生着她那族特有的怪相貌：塌鼻梁、高颧骨、厚嘴唇、细长而闪亮的眼睛，同她身上那件最新式样的欧洲长裙成了奇异的对照。更奇的是，她在那架三角钢琴前坐下，弹了门德尔松的《无词歌》和李斯特的一支《狂想曲》，其技巧与情致，我在业余人中极少听到能胜过的。古典音乐在恰克图显然不受赏识；倒是军医太太贝夫人——一个漂亮的小妇人——坐到琴前，把《科纳维尔的钟声》和《小公爵》那些明快叮当的调子一口气敲出来时，博得的喝彩要热烈得多。

我们的朋友切尔科夫上尉来得颇迟，他带着部下在月下打靶去了——这条操练的命令刚从彼得堡颁下来，看来实在是很明智的举措。每周三次，不论阴晴，队伍都要从十点操到午夜。

那一晚前半段还算愉快，只是有几位客人的举止，说得最客气也算古怪。他们中许多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恰克图五十英里，原是可以原谅的；不过这并不使他们的举动对旁人少几分难堪。那些女客，可怜见的，也看出来了，不住地替自家男人的行径向我们道歉。将近两点钟，我们托辞明早要早走，起身告辞。当时我瞥见邮政局长脸上掠过一丝隐秘的笑，并未在意，便怀着「明天总算可以动身去伊尔库茨克了」的宽慰，投向我那张硬榻。

他们说马九点就到，我们等到十一点，仍不见一点声息。我实在忍无可忍，走到邮政局长家去，只见他还摊在两把椅子上，睡着消解昨夜的酒。我知道稍露怒色只会把事情弄僵，便尽量轻轻把他唤醒，客客气气地问马为什么没来。他那昏昏沉沉的脑子好一阵子转不过弯来，忽然灵光一闪：「啊，对了，马。唉，我的朋友，没有马给你们了；再说你们今天也走不成。你们昨晚走后，咱们共同的朋友切尔科夫托我请你们到营房吃早饭，我就擅自替你们应下了，把你们那套『三驾马车』给了别人。不忙嘛。今晚再走。这就让我穿好衣裳，咱们一道上营房去。已经过了十二点啦。」

我懊恼得真想把这小混蛋揪起来摇几下。可就在他穿衣裳的工夫（所谓穿衣裳，也不过是套上靴子和外套），我想明白了：还是装出高兴的样子为妙——俄国的邮政局长在他那一亩三分地上，同非洲最专横的土王一样说一不二。我开始觉得，在西伯利亚旅行同在非洲也差不了多少：难的不是到一个地方去，而是从一个地方走得掉！

营房里驻着两三百人，是切尔科夫统领的一连哥萨克。同所有俄国陆军的上尉一样，他一越过乌拉尔进入西伯利亚，便得了名义上的上校衔。恰克图的驻军共八百余人，不过大半是民兵。我们进去时，有几个兵正在营院里站着，都是宽肩膀、黑皮肤、晒得黝黑的汉子，穿白麻布军服，看上去经得起任何风浪，只是一点利落劲儿也没有。

到了营房，我们被让进一间又大又空、刷白灰的屋子，里头挤满了人，看样子刚从桌边站起来——桌上照例是咸鱼和别的招人口渴的吃食。纸烟的烟雾浓得几乎看不见对面的墙。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二十来位客人多半早饭吃得不甚明智而颇为过量。老朋友们全在场。女客们（穿着低领礼服）明智地退到里间，独自坐着。「你们来晚了，」罗教授说，「不过也没错过什么，除非你们爱吃咸鱼。这才是地道的西伯利亚早饭，」他见我们一脸惊愕，含笑又添了一句。

那个下午我永远忘不了。屋里烟酒之气熏天，还混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鱼腥。虽说不过下午三点，半数男人已经醉了，一忽儿唱，一忽儿打，一忽儿又喝。我得说句公道话：切尔科夫看着自己的客人，脸上有愧色——他也该有。明晃晃的太阳照在那些被酒烧红的脸和凌乱的衣衫上，实在不是一幅好看的景象。小个子的贝夫人是莫斯科人，含着眼泪对我诉说，女人过的是什么狗一样的日子。我由衷地怜惜她。像她这样趣味与见识都不俗的人，竟要被判在这么一座人的动物园里过活，未免太苦了。

塔兰塔斯四点钟光景到了，我们如释重负，开始向主人们辞行。我说「开始」，是因为这道手续足足办了三刻钟——我们得同每一个人单独对饮一杯伏特加。

这一关过完，我们分立在切尔科夫两侧走下去，全体客人随后，来到营院。那里一连哥萨克已列队站好。我们一露面，全体唱起一支圣歌；换了别的场合，我本可以听得很受用，可眼下只觉又要耽误一个钟头，烦得要命。歌罢，一名军曹走上前来，两手各托一只盛满伏特加的大玻璃杯。「你们两位得干掉一杯，」我们那位向导、哲人兼朋友罗先生低声说，「这是莫大的荣耀。」上尉递给我一杯，自己取了一杯，在队伍前面同我相向而立，高呼：「敬英国女王！」我答道：「敬俄国皇帝！」说着把满满一杯伏特加一口灌下。那简直是一口液态的火！可我来不及多想，转眼间，切尔科夫一个手势，哥萨克们已经抓住兰开斯特和我，把我们往上一抛，足有十英尺高，落下来时再用手臂接住。我被抛了一次、两次、三次；直抛得头晕气喘，才被放回廊下。那一刻，又是呼喊，又是抛掷，再加上伏特加，我简直分不清自己是头朝上还是脚朝上了！接着是士兵们跳舞，一种哥萨克人最爱的舞，伴着一面手鼓似的东西，喊声与掌声齐作。我们看了片刻，先悄悄同罗辞别，又同切尔科夫道了再会（辞行时他正同部下跳得起劲），便趁其余的客人都朝另一边看的工夫跳上车去。可他们到底手快：我们刚要起动，就有两个人瞧见了塔兰塔斯，拨开人群一跃而上，要照西伯利亚的规矩送我们到城外。其中一个藏着一瓶伏特加，到了城门口便掏出来，非要我们同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喝。我们却很坚决，而他们醉得厉害，不多时便被我们甩脱了。我们最后看见他们时，两人正坐在路当中，互相搂抱着，空了的伏特加瓶子撂在旁边。

我们离开恰克图时，暮色正起；然而夜里的凉风、飞驰的车子，以及三匹壮实的小马在坚实平坦的路上疾奔时铃铛那令人振奋的叮当声，很快便把脑子里的蛛网扫净，叫人忘了过去三天那些荒唐的场面。我们赴过的那几场宴饮，留在我心里的印象，同我当年在婆罗洲腹地亲眼见过的一场猎头祭差不多——一种诧异：人无论多么未开化，其心性与习惯何至于堕落到这般近乎兽类、甚至可说是禽兽不如的地步。恰克图的情形我并未夸张；不过持平而论，也该补上一句：那是我们一路上所见最放荡、最酗酒的地方。何况住在这样一片污秽压抑的境地里、又全无一点心智上的寄托，也总该有几分可以原谅之处。

从恰克图到贝加尔湖有两条路：一条是旧的驿道，另一条是私路，由茶商们修筑自用，或经他们许可的人方能通行。后者比官家的旧驿道近一百八十俄里。经罗先生从中说项，我们得以走那条私路；这实在侥幸，因为我们只剩三天工夫去赶湖东岸莫沙夫斯卡亚的轮船。第一站离恰克图二十俄里，我们将近午夜时到达。在这里我们初次尝到西伯利亚驿递的滋味：没有马，而且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有。所幸驿站是簇新的，里里外外干净得像一枚新钉，而这一耽搁换来的休息，我们倒也并不抱怨。倘若西伯利亚的驿站都像外贝加尔这几处这样干净舒适，我们便没多少可抱怨的了。可惜俄国政府办事的路数，同它那些豪富而讲究的茶叶贩子大不相同。

七点刚过我们又上了路，开头却很不吉利。我们那套「三驾马车」〔八〕里，两匹是脱缰的惊马，一匹是死赖不走的犟货；起步时略有分歧，末了以外侧两匹惊马狂奔告终，硬生生把那匹犟马拖着一同跑了。它们疯了似的一路狂驰了两百来码，沉重的塔兰塔斯左右乱晃，直到一道好心的沙坎把我们兜头拦住：外侧的轮子深深扎进土里，内侧的轮子在半空里打转。至于那驿夫，早不见了踪影，过一会儿才像个水神似的冒出来，浑身滴水，粘满浮萍——原来他被甩进了沙坎那一边的水塘。我们靠几个农人帮忙把车扶正，又是抽鞭子，又是吆喝，又是咒骂，总算把这不听话的一套马赶得重新飞奔起来；虽说有一英里来路，车子在道上的时候还不如在道外的时候多，好歹一时之间没再出什么岔子。照法国人的说法，「对于一个不爱刺激的人」，在西伯利亚坐驿车实在是一桩考验神经的事。驿夫全无危险的概念：一面陡得像房檐的长坡，纵有半英里长，坡底除了一条河或一道没有护栏的悬崖再无别物，他也照样全速冲下去；或是在那种一根缰绳断了、一匹马倒了便足以叫全车连人一道去见阎王的地方，站在车座上把马抽得没命地跑。然而说也奇怪，这条大驿道上竟极少出人命的事故。驿夫似乎同醉汉一样，自有上天格外照应。

将近正午，我们到了色楞格河边。那是一条又深又急的大河，宽约半英里，靠渡船过。这是我们头一回领教西伯利亚的渡口，只是来不及细看——车子拐上那木头码头时，我们的驿夫贴着边儿走得太近，岸土塌了，塔兰塔斯外侧整个翻落下去，几乎栽进河里。幸而桥上一根柱子卡住了车轴，我们电光石火般跳了出来，回头只见车子悬在那里，全靠一线之差才没有粉身碎骨。那柱子若不是最结实的松木，定然撑不住。驿夫站在旁边抽抽噎噎，分明料定了自己要挨一顿——若换了俄国乘客，他准少不了一顿好打——我也着实手痒；只是打他要误工夫，而且我们唯一的指望那根木桩，每一刻都在吃着愈来愈重的力。把马卸出来颇费了些时候，它们又踢又跳，我随时都怕它们把那笨重的车子挣下水去。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割断挽索。索一割断，兰开斯特和我便动手把行李全搬出来，尽量减轻分量。那驿夫见自己皮肉无恙，欣喜之余卖起死力来；又有渡口的人帮忙，我们从码头上拆下两三块木板垫到车底，我这才松了口气。塔兰塔斯保住了。可是眼前虽没了车毁的危险，要把它弄上干地也绝非易事。渡口只有两个庄稼人管事——一个很老的老头和一个很小的孩子——我们几个人合力，车子竟纹丝不动。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去三英里外的村子搬救兵，然后耐着性子坐等，心里明明白白地认定：莫沙夫斯卡亚的轮船是赶不上了。

那些人直到将近四点才到，过了五点才把东西重新装好、胡乱系起挽索（这在西伯利亚是极简单的事，挽索都是绳子做的），把车子安稳地抬上渡船。随后我们平安渡了河，继续赶路。

色楞格河上的渡船，同我们后来所过的每一条西伯利亚河流上的一样，都是这样造的：在渡口上游约两百码处，河心系定一只大驳船，船上引出一条粗铁链，经由若干小船接续，连到渡船的船头。渡船一从岸边解缆，单凭水流之力便足以把它从此岸推到彼岸。这法子简便而有效，在西伯利亚尤其合用——那里的河流大多既宽且急。

从这里到莫沙夫斯卡亚，一路风光秀美；也许刚刚离开蒙古那片光秃单调的草原，眼前这更近人烟的景致便格外教人喜欢。看见那些圈起来的大草场、干草地里红光满面的农人、以及带着尖顶屋与如画钟楼的漂亮村落，人几乎以为又回到家乡了。明亮和暖的阳光给这景致添了几分欢喜，样样都显得称心自在：从提着耙子和奶桶、双颊红润的农家姑娘，到田里懒洋洋吃草的肥牛。

下一站要到半夜才有马，我们索性安顿下来，请驿站长的妻子弄些晚饭。那一餐美味得很：黑面包、鸡蛋、厚厚的凝乳，还有她自家腌渍的浆果。除了黑面包，样样都好——那东西吃起来活像板油掺了煤灰和糖蜜。饭是女主人亲手端来的，可她那位当家的醋劲十足，片刻也不让她离开视线；这情形似乎叫她觉得有趣极了。她告诉我们，她是下诺夫哥罗德来的正经俄国人，不是西伯利亚人。她叫奥尔加，刚生了个孩子；我相信，若不是那位坐在角落里一直板着脸的「妒夫」把她撵去睡觉，她准会把生产的前后细情统统讲给我们听。我们借着一本会话手册交谈，她被我那几句俄语逗得笑出了眼泪。驿站的墙上贴满了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其中有一张是《写真画报》上的兰特里夫人。「漂亮的英国太太。」〔九〕美丽的奥尔加指着它说。我常常纳闷，这张画怎么会漂流到这么个荒僻地方；也不知兰特里夫人可晓得，她的芳名已经传到了中俄边界。

此后地势渐渐多山，耕作也少了，不过时时还能经过一些肥沃的山谷，黑麦、麦子、大麦长得很好，山坳里卧着颇具规模、看上去颇殷实的村子。路好极了，比我们在西伯利亚走过的任何一段都强。这多半要归功于路新，而且走这条道的车马比走那一条的少得多。马也还算顺利，只被耽搁过两回：一回便是前面说的那次，另一回是在到莫沙夫斯卡亚——也就是贝加尔湖畔——的前一夜，在阿布坎斯克。不过第二回我们结识了一位极可喜的同路人，他与我们境遇相同，所以这耽搁也就不觉难熬了。若没有这位途中之友，我们到伊尔库茨克怕是要走足十天，而不是五天。拉多维奇先生是俄国的官员，也往伊尔库茨克去。我们到阿布坎斯克时，他已在那里等了好几个钟头；我们一进驿站，他便用一口漂亮的法语招呼我们，教我们喜出望外。那一晚过得很愉快，驿站也干净舒适。次日凌晨四点马备好了，我们一同动身去莫沙夫斯卡亚。拉多维奇坐的是「特列加」，即公家的旅行车，构造与塔兰塔斯相仿，只有一桩大大的不便：每到一站，旅客都得换一辆。

通往贝加尔湖的路，穿行在一道山谷或峡谷之中，两侧是陡峭的岩山，几乎直到山顶都覆着松林。有些地方路窄得两车并行都嫌不够，而路下约五十英尺处，一道湍急的山溪在巨岩与卵石间奔腾，到莫沙夫斯卡亚下方注入湖中。这条路有很大一段是在整块岩石上凿出来的，造价必定惊人。我们到这最难走、最险的一段时，正当日落之前。那一程叫人心惊：既无护栏，也没有任何防护，马又不是最稳当的，只消略一惊跳、一步踏空，人便要被甩到下面的乱石上去。随后我们出了峡谷，开始爬一道陡坡——陡到四匹马也几乎拉不动我们。所幸到山顶还不足四分之一英里。我们在这里歇了歇，让疲乏的马喘口气，忽然听见一种声音，像是波浪拍打岩岸。再往前走几步，我们来到一处崖边。此前浓密的灌丛与森林一直把它遮住了；这时忽然之间，就在我们脚下，沿岸雪盖的峰顶在落日里发光，一片蓝宝石般的海面上翻着白色的浪花——那便是深不可测的贝加尔湖。

我们沿湖走了好一阵，时而与卵石滩齐平，时而高出几百英尺，到暮色里才抵达莫沙夫斯卡亚。轮船晚了一天，要到次日正午才开往利斯特维扬卡（伊尔库茨克的港口），这倒叫我们大大松了口气。旅舍里挤满了旅客，其中一位是从尼古拉耶夫斯克来的政府专差，拉多维奇认识他，便替我们引见：那是个爽快健谈的汉子，曾在一个精锐骑兵团里当过军官，因为日子过得太不明智而太快活，卖了官职，入了信使局。先帝遇刺那一回，他奉命于隆冬从伊尔库茨克赶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在鄂霍次克海边），十二天便跑到了，是空前的壮举；只是到了尼古拉耶夫斯克，他被人从雪橇里抬出来时已半死不活，几个月才缓过来。

莫沙夫斯卡亚只是个小村子，不过是一所旅舍、五六间农舍和一座「奥斯特罗格」（即监狱）。狱门口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哨兵；我们走近去细看那些贴在小方窗铁栅上、盯着我们一举一动的面孔时，他神色颇为狐疑。拉多维奇说，他们多半是要发往涅尔琴斯克金矿去的，属最下等的罪犯，是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渣滓。那样凶恶的面相，我很少见过。留给政治犯的牢房有四扇大窗，里面只露出一个人：一个年轻而相貌端正的男子，我们看他时，他立刻把目光避开了。「他是去卡拉的。」哨兵斜着眼对拉多维奇说，「他可有得受用了。」送进那座人间地狱的，除了他这样的「黑色虚无党人」，便只有杀人犯；除库页岛之外，那是西伯利亚最令人闻之色变的牢狱。因政治罪流放西伯利亚的不幸者，处境无疑比因偷盗、杀人而发配来的罪犯坏得多。笔、墨、纸一概严禁，书就更不用说了；对于那些从欧洲文明世界的思想生活里被拔出来、或许终身囚在一座牢里、连体力劳动也没有可以分一分心思的知识人而言，这是最残酷的刑罚。至于那些寻常罪犯，只要能把伏特加藏在猪羊肚肠里偷运进来，或能连哄带贿从看守手里弄到一撮烟丝，他们便不大在乎。西伯利亚真可以叫作罪犯的天堂、虚无党人的地狱。一过乌拉尔山，前者便享有一切自由、一切宽纵，为的是诱他们落籍垦殖、做个安分的良民；而后者所得的，唯有羞辱、苛待与不公。

莫沙夫斯卡亚四面围着密密的松林，大驿道从林中穿过，两旁是高高的土坡，坡上是一丛丛正当结实的啤酒花与野覆盆子。那果子的味道同正经覆盆子不相上下，只是小得多。这一带的土壤似乎极宜种果。覆盆子、醋栗、草莓、鹅莓在各家农舍的园子里长得极盛，当地人大量腌渍起来，运到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别的城镇去卖。饶是如此，这地方的样子仍旧有些叫人郁闷：没上漆的木屋乍看阴沉沉的，衬着黑压压的森林，唯一的一点亮色便是那所白墙绿顶的旅舍。然而一转身面朝海——不如说面朝湖——景象便大不相同了。那天天色晴朗而略带寒意，刮着强劲的西北风，风力恰好够把那片明蓝的水面铺满卷曲的白浪，也恰好叫人明白：风若再大些，我们到利斯特维扬卡之前的光景怕就不妙了——何况拉多维奇把那条轮船说得一塌糊涂。那情形活像在英国的海滨：人几乎闻得见海风里的臭氧味，浪拍沙滩的声音更把这错觉坐实了。虽是晴日，对岸却全然看不见；我们左右两边，一片片卵石滩与一片片金亮的沙地交错着伸展开去，衬着直长到水边的深绿松林，分外鲜明。为了让这相似更周全，一道木栈桥伸进湖里五十码，尽头立着一座灯塔，围出一个小小的港湾，里面泊着好些小渔船，还有两条黑色的大废船——那是囚船，等着被拖回利斯特维扬卡去装下一批犯人。我们那所山上旅舍望出去的景致，便是如此。读者可曾见过德文郡的克洛夫利村？若见过，请把橡树与山毛榉换成松树，把石子路换成土路，把石屋换成木棚，那便是我在那个八月的清晨所见的莫沙夫斯卡亚——我头一次望见西伯利亚圣海之水的那个清晨。因为在沿岸的居民口中，贝加尔只有「圣海」这一个名字。对一个西伯利亚人称它为「湖」，是一种侮辱。他必定要纠正你：「你是说我们的海吧。」农人们更相信，谁若胆敢用别的名字称呼它，便要大祸临头。贝加尔湖最早是一个叫伊万诺夫的人发现的，他从雅库茨克顺流而下，一路勘探银矿，约在一六〇〇年前后，「像麦哲伦一样，是闯入那片沉默之海的第一人」。第一支商队自中国经此湖赴欧洲，是在公元一六七〇年。

贝加尔湖长三百五十英里，最窄处宽约四十英里，是亚洲——其实除美洲之外，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最奇特之处在于它深得惊人。湖心一些地方测得四千英尺，另一些地方放下五千乃至六千英尺的测绳仍不见底；有些注入湖中的小河，不过五六十码宽，也测出一百五十英寻以上的深度。注入贝加尔的河流很多，流出的却只有一条——「安加拉河」，它最终汇入叶尼塞河，注入同名的海湾而入北冰洋，横贯了近半个亚洲。这样一大片水的流势极其湍急：从伊尔库茨克到贝加尔湖不过三十英里，船却有时要走四五天；湖面比东西伯利亚这座省城还高出六十英尺，而湖本身则高出海平面一千二百英尺。贝加尔间或有可怕的飓风光临。那时人命损失极重，因为当地人捕鱼所用的那些破船，一遇风浪便散了架。土人最怕的是「加拉风」，即山风；这风一起，连轮船也不敢出港。贝加尔湖之所以得了「圣海」之名，据说是因为救主当年游历亚洲这一带时，曾登上湖心奥利洪岛的顶上——那岛长约六十英里、宽十五英里——遍观四方。他先为北面与西面的土地祝福，随后转向西南，伸出双手宣告：「自此以外，尽为荒芜。」当地人说，正因如此，「达乌里亚」一带才那样贫瘠，连一粒谷子也长不出来。

我想我说得不错：贝加尔是世上唯一有海豹的淡水湖。每年约有两千头被猎杀，运往伊尔库茨克出售。英国旅行家贝尔于一七八八年提到过这件事（顺带一提，他是最早到达这样远的东方的英国人），他写道：「贝加尔（原文如此）盛产佳鱼，尤以鲟鱼为最。湖中亦产海豹极多，其皮之佳，胜于咸水所捕者。愚以为贝加尔之海豹本自北冰洋而来，盖两水相通，虽相去甚远。」这段话虽写于一七八八年，却或许仍是对此事最合情理的解释。

英国旅行家阿特金森是唯一彻底勘察过贝加尔的欧洲人。四十年前，他乘一条敞船自湖北端航至南端，作了一次极有意思的旅行，也是一次冒险之举——因为就骤起的猛烈飑风而论，贝加尔简直是一个缩小的地中海。阿特金森发现，湖南端沿岸多为花岗岩崖，顶上覆着密林；一路正北而去，花岗岩渐变为一种不完全的砾岩，滩上则是杂驳的碎屑。北岸最陡，峭壁高九百至一千二百英尺，离壁脚一船之长处，测深便有一百五十英寻。「周遭一带，」这位旅行家说，「处处显出火山喷发的痕迹，沟壑之中有极厚的熔岩层。这大约是贝加尔山脉以北一座死火山的产物，那一带温泉极多。」

伊尔库茨克茶商缅希科夫先生是最早在贝加尔湖上开行轮船的人。四十年前那种敞船的渡湖之行极其危险，旅客往往要在湖上漂泊数日、受尽苦楚而靠不了岸。轮船的费用自然大得惊人，因为机器要从圣彼得堡运来四千多英里。可这难处终究克服了：二十来年前，湖东西两岸之间开通了每周两班的轮船，此后一直未断。我们去的时候，湖上有两条轮船，另有一条正在利斯特维扬卡建造。

贝加尔的航运约在十月底停止，视当年寒暑的轻重，有时还要更早。近年来湖南岸虽已有一条环湖之路，却极少有人走，冬天渡湖的常法仍是雪橇。冰厚七英尺有余，绝无沉没之虞；不过我得承认，这趟路我自己是不大情愿走的。隆冬冰况好时，三十英里的横渡往往两三个钟头便过去了；可到了春天，道上会裂开大口子，马便很受阻碍。从前每隔七八英里还设有歇脚的站房，后来有一回冰忽然融了，一处站房不知去向，从此旅人踏上那片冻结的水面，便再无歇脚进食的指望，非到对岸不可。

轮船约在正午出现，拖着一条大囚船。两点钟她靠上了栈桥，我们走下去看犯人登岸。三四十名哥萨克持枪实弹，在跳板两侧列成双行；那笨重的大驳船一泊稳，三百来名囚犯便踏上了岸台。人人都穿囚衣：一件灰色宽大的长外套，罩着粗劣的黄褐囚服，许多人还戴着脚镣。这一批里没有政治犯，也没有女人，但亚洲与欧洲俄国几乎每一个种族都有代表：黝黑的高加索人、吉尔吉斯鞑靼人、敖德萨的犹太人、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窃贼，各族各岁，从没长胡子的少年到龙钟的老翁，无所不有。看得久了人也就麻木了；可我第一次遇上一队押往矿上的囚犯，那情景我一辈子忘不掉。尤其有一个可怜的老头儿叫人动了恻隐之心：六七十岁年纪，一张斯文而带贵气的脸，显然曾有过好日子，如今拖着沉重的镣铐，几乎挪不动步。老人家给自己预备的那几样小小的享受，若不是那么可怜，简直要叫人发笑：一把小铜茶壶，一袋茶挂在颈上，怀里抱一个白面包，外加一把大伞！末了驳船空了，军官一声令下：「快步走！」那长长的灰色队伍便迤逦上坡，走进那座土黄色的监狱——早上我们见过的那一队，刚刚腾出地方给他们。这一幕使我们的心情蒙上了阴影；此后许多天里，我总想起那可怜的老人走进狱门时，回头望着湖上那一片明蓝的水所投去的那一眼——哀伤而眷恋，因为在那水的那一边，是他再也见不着的家。他的罪名是伪造文书，他的刑罚是在涅尔琴斯克金矿终身服役。

我们将近六点才开船，因为除我们那辆之外还有三辆塔兰塔斯要吊上去。渡湖的船资不算贵：头等八卢布，二等五卢布，塔兰塔斯的运费十二卢布。这倒叫我松了口气，因为盘缠已经短得令人不安，而我很不愿意在半路上断了炊。把两人的钱袋并起来一数，不足四十卢布，而我们离伊尔库茨克还有三十多英里，途中还得付一宿的店钱。我们的航线是斜穿湖面，约西南偏西，往安加拉河口附近的利斯特维扬卡去。离岸稍远，水便清澈得出奇。站在船头，趁涟漪尚未搅动水面，人能看清至少三十英尺深处游动的大鱼——水就清到这个地步。船上虽挤满了人，却干净整齐。船上不卖吃食，只是舱里嘶嘶地烧着一只大茶炊，旁边列着玻璃杯，供想喝茶的人自用。

日落之后天冷得厉害，我们便退回前甲板的塔兰塔斯里；车头朝着风，倒还暖和。船舱里有二十名囚犯，在涅尔琴斯克和赤塔服了二十年苦役，如今放归故里。其中一个看上去少说五十岁的，告诉拉多维奇说他才三十三，十六岁起就在矿上。他们都还穿着囚衣，混在别的乘客中间似乎颇觉羞惭。可天一黑，他们便不拘束了，围坐在甲板上唱起好几支囚歌来——都是小调，凄怆如挽歌。有一支似乎人人爱听，连乘客和水手也跟着和。拉多维奇说，那歌本是一个囚犯编的，叠句是：「西伯利亚那条黑暗的路，通向何方？」曲调之凄异而美，此后好几天都在我耳中萦回不去。

船上的乘客形形色色，却都客气和善。被人当作展览里的野兽一样盯着看，起初着实难受，久了也就惯了。其实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们的同船人里，多半从没见过一个英国人。其中犹太人不少：肥胖油亮的汉子，戴着大金拇指戒，头发披拂；孩子却是我平生所见最俊的。有一个约莫十四岁的小姑娘，一头极浅的亚麻色头发，一双最浅的蓝眼睛，配着又浓又黑的睫毛，简直是一幅画。

我们凌晨一点左右到了利斯特维扬卡，这一程走了约八个钟头，比从多佛到加来的路程略远一点！上岸后我们被带进海关——一间又长又空的屋子——行李受了极仔细的检查，另有两名哥萨克在旁看守，防着有人躲过查验。这可不是我们在欧洲惯见的那种草草一验。一位海关官员，一身绿呢金饰，光彩夺目，立在屋子当中，挨个儿念我们的名字；被念到的人得自己想法把行李搬上去，因为并没有脚夫。乘客有一百多人，这道手续便耗了好几个钟头，而且在场每一只箱子没有全部打开细搜之前，谁也不许走。等我们到了旅舍，已是凌晨将近三点。那是个腌臜而气味难闻的地方，虫豸咬得我们够呛；不过睡下之前总算弄到了点吃的——这一整天我们入口的，不过是正午的两个鸡蛋和一点黑面包。

可这时又生出一桩难处。烟草等物上缴的税，把我们那点小小的家当削到只剩十卢布零几个戈比。打听下来，到伊尔库茨克光是驿马的钱就要六卢布，还有一宿的店钱，最少也得再添五卢布。钱是有的，在伊尔库茨克等着我们，可眼下怎么拿得到？出路只有一条：我们两人里一个留在利斯特维扬卡，另一个驰往伊尔库茨克去张罗。我们正商议时，拉多维奇进来，听见了几句。「你们缺钱？」这位好心的俄国人说，「怎么不早跟我说？」说着掏出一张五十卢布的票子，「拿去；到伊尔库茨克还我，或者随你什么时候还都行。我这就走了。明天咱们再会。我想你们是要住莫斯科旅馆吧。」话音未落人已去了；我们还没结结巴巴道出一个谢字，就听见他的塔兰塔斯铃声叮当地远去了。

不多时，警察局长又捎来口信，说他十一点钟要来，在我们的塔兰塔斯受检之前不得离开利斯特维扬卡。这事叫人恼火，因为海关一验完，我们已把行李统统装了回去；凡装过这种车子的人，都知道那是何等累人、何等伤心的活计。可是抱怨也没用，我们只好动手把东西重新摊在地上，候着这位大人驾临。

他将近正午才到，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汉子，蓄着长长的连鬓胡，带着他的通译——一个波兰流放犯。这场检查费了一个多钟头，因为他样样都要看，而我很快便看出，那多半是出于好奇。尤其是我的日记，颇引起他的注意。

「念几段给我听听。」他对随员说，一面舒舒服服地坐到旅舍的台阶上，点起一支纸烟。我这时着实有些心虚，因为离开恰克图以来，我对俄国人的习俗风气发过不少直言不讳的议论。那波兰人偏偏就翻在我最不愿他翻到的那一页；出乎我意料，他匆匆翻过一页去，还向我隐隐使了个眼色，我这才又喘过气来。听说这稿本里并无冒犯之词，他的上司便变得十分诙谐亲热起来，一定要拉我们同他喝一杯，一面尽量地向我打听印度的事情：面积多大？人口多少？铁路多不多？可容俄国人入境？等等。「告诉他，」临起身时他说——那时我已尽力答完了他那些颇为含糊的问题——「我们迟早要从他们手里拿过来。」丢下这句客气话，他便道了别，大摇大摆沿街去了，此后我们再没见过他。

利斯特维扬卡建在一处泻湖似的、四面围合的港湾里。伊尔库茨克人夏天把它当作海滨浴场，沙滩上零散建着许多漂亮的别墅与租屋。滩是硬沙的，极宜游泳，只是往里几英尺水就深到二三十英寻。我们说定当晚六点有马，午饭后便散步到一英里外一座矮山上去；从那里望下来，一丛丛精致的别墅掩在林木与花园之中，风景如画。那天天气极好，碧空无云；周遭那一派开化的气象、如画的乡民，还有那一大片在阳光下闪烁的水面，很有几分瑞士或意大利湖区的意味。

下午，那位波兰通译来访，带来一本相册，里头是一班为自由事业受难的同志的照片。他自述的身世，若属实，真算得离奇：一八六七年因一桩小过被发往欧俄的沃洛格达，他设法逃到敖德萨，再逃到纽约，一八七〇年返回巴黎，在公社里颇为出头。帝国军队开进巴黎时，他又侥幸脱身——这于他是万幸，若被捉住必死无疑。在日内瓦住了不久，他奉所属团体之命潜赴圣彼得堡；这一回运气弃他而去，他被捕流放西伯利亚，先在卡拉矿，后终身羁押于利斯特维扬卡。照片中有一张是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十八到二十岁光景。「那一位，」波兰人得意地说，「是薇拉·菲格纳，她击毙了敖德萨的警察总监。她是我的姨妹。」他又补上一句：「这是我妻子，她参与了亚历山大遇刺的事。要不要见见她？我家离这儿不过一箭之地。」我们客客气气地谢绝了；所幸不久他便告辞，临走说道：「那么，再会了，先生们。你们是我生命里的一线阳光。天知道，我的日子够黑的了，可我并不绝望。我还指望再干成一件『好事』呢！」他是个其貌不扬、毫不起眼的小个子，后来我们在伊尔库茨克听说，他是西伯利亚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告诉我们，他所受的最重的刑罚，是被当地所有人躲着（因为那里只有他一个流犯），以及被剥夺书报。他固然是杀人犯，又是虚无党人，人却不由得要可怜他。

七点钟光景我们的马到了；塔兰塔斯又受了最后一次检查，我们便一路辚辚地离了利斯特维扬卡，指望半夜赶到伊尔库茨克。贝加尔以西林木极密，却不多山。安加拉河口（不如说源头）与城之间有不少耕地，人烟也还稠。路况也比我们此前所经的都好，我们一路欢畅地奔到第二站帕特罗涅，好兴致在那里略受了一挫：五点之前没有马。其时已是十点，虽说离伊尔库茨克只有十八俄里，我们也只好在那肮脏的驿站里睡——不如说熬——到天明。说来奇怪，整趟旅程中我们无一例外地发现：离城越近，驿站越脏。从伊尔库茨克那一边出来的头一两站，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

到伊尔库茨克，路一直傍着安加拉河走。这条河在源头处宽一英里有余，挟着极大的水量奔泻而下；入口处坡度陡峻，形成一段近三英里长的大激流。半途中有一块「萨满石」，即神灵之石，是一块光秃的岩礁，几乎淹没在翻腾的白沫与碎浪之中。农人中间流传一个说法：这块礁石若被冲走，贝加尔湖就要泛滥，毁掉省城，把整个安加拉河谷变成一片汪洋。「萨满」教——这一派如今已近乎绝迹——相信亡者的魂灵会被送到「萨满石」上，须得整夜攀附在那陡滑的岩面上，这是极难的事。若能挨到天明，便得救而入于永福；若不能，便永堕沉沦。从激流上方望去，那一片翻腾的白沫、两岸陡峭嶙峋、密生松柏的崖壁，以及那一泓蓝水一直铺展到外贝加尔岸上哈马尔达班雪峰的脚下——在一个晴朗的傍晚，这几样合在一起，便是天下最奇诡、最壮美的景色之一。

我们叫来茶炊，靠「茶」把难挨的时辰打发到午夜之后。那驿站里虫豸成堆，我们还在此初次结识了一种西伯利亚特有的白色小虫。它咬人极毒，钻进皮里，引起难以忍受的刺痒与红肿。除了大量涂抹氨水，什么也不管用；几个钟头后我们到伊尔库茨克时，衣服上、身上都爬满了这东西。我把这些或许令读者作呕的细节写下来，是要确切说明：在这条大驿道上，人除了要受那些大的折磨，还得承受多少琐碎的烦扰。

天快亮时，项圈上的铃声宣告马到了。此后景致渐渐少林，宽阔的蓝色河流穿行在黑麦和大麦田间，路两旁的堤坡上开满铃兰与紫罗兰，把清晨澄净的空气熏得芬芳。不久我们离了河，驶上一片沙原。车夫在这里下来，把辕上的铃卸了——西伯利亚有法令，禁止在城内使用铃铛。再过几分钟，东西伯利亚的省城伊尔库茨克那些白色的房屋、金色的圆顶和绿色的屋脊，便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眼前了。

注八：

俄语，指三匹马拉的一套车。

注九：

意为「漂亮的英国太太」。

第八章伊尔库茨克

世上大约再没有哪个地方，是英国人普遍如此一无所知的，如西伯利亚。这个词本身，便叫人想起冰封的草原与孤寂的松林，那一片白茫茫的凄凉里，除去偶尔过去的一队囚徒或一群野狼，再无别物打破单调。我回到英国之后，许多人问我是不是冻得苦不堪言；听说西伯利亚的气候一到夏天往往热得叫人难受，那地方有许多处还是世上最肥沃、最秀美的土地，他们竟大为诧异。

伊尔库茨克城人口五万有余，建于一六八〇年，坐落在两河交汇而成的半岛上：一条是安加拉河，发源于贝加尔湖，在叶尼塞斯克稍下游处汇入叶尼塞河，同它一道注入北冰洋；另一条是较小也较不重要的伊尔库特河。每逢春天贝加尔湖冰破，安加拉河水陡涨，伊尔库茨克常闹水患，人命财产损失极大。

伊尔库茨克这一大省或曰总督辖区，东至太平洋，北至北冰洋，西接托木斯克省（西西伯利亚），南面则是那道横亘的大山脉——阿尔泰山，把西伯利亚同中国在蒙古的属地隔开。辖区分作四路：伊尔库茨克本路、涅尔琴斯克、雅库茨克与鄂霍次克。这一大片土地上的居民，相当大一部分是通古斯人和雅库特人，都是以渔猎为生、半开化的游荡部族，其中以通古斯人为最多。东西伯利亚总督的驻地便在伊尔库茨克；我们去的时候，总督是伊格纳季耶夫将军，那位名外交家的弟弟。

气候大体上不坏。伊尔库茨克的冬天远不及西伯利亚许多别的城镇那样冷。夏天温度宜人而平稳；一年里最不宜人的是秋天，浓雾一来，风湿与肺病就多；不过公共卫生通常极好，因为全城的排水实在漂亮。有安加拉河那道宽阔而不可阻挡的洪流终年奔腾着冲刷，不这样倒才奇怪。疫病少有，只除了天花——这病常由中国来的茶商队带进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别的城镇。霍乱则闻所未闻。

离开英国之前，我对西伯利亚的概念极其模糊。在动身作这趟旅行之前，我对这个地方几乎不曾有过什么兴趣。写到我们所经这一带的著作本就不多，我读过的只有两本：《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和《召回》！这两位作者把伊尔库茨克——「沙皇信使」奏凯之地，也是「切内里大夫」与「吉尔伯特·沃恩」相遇之处——描摹得如何忠实，读者不妨自己去评判。

八月十二日早上八点光景，天光晴好，我们驰进城中，在宽阔而空荡的街上驱行良久，最后气派地停在首屈一指的旅店「莫斯科客栈」门前。读者切莫想象成一间破败的木棚——我自己原先所悬想的正是这样——那是一座漂亮的四层石楼，房间陈设华丽，有升降机，有电铃，还有「六点钟的合桌晚餐」！当我们踏上铺着厚地毯的宽楼梯，一位白背心的经理彬彬有礼地在前引路，一个戴金线帽的门房拎着行李在后跟着——很难叫人相信，我们仍在中国边上，离最近的铁路还有四千多英里。

伊尔库茨克乍看去有一种邋遢、未完工的样子。同多数西伯利亚城镇一样，它的建筑是污秽与堂皇的奇异混合。房屋多半是砖造的，因为自一八七九年那场大火之后，颁了法令，不许再盖木屋。结果全城大半成了一块块补丁：一位百万富翁金矿主的高楼大宅，连同暖房与花园，旁边常常就紧挨着某个农人那半边屋顶烧塌了、从火里勉强抢出来的破木棚。走在街上，人头一个感觉便是极度的压抑，因为再找不出比这更愁惨的城了。街道虽宽阔整齐，却总给人一种永远在翻修的印象，人几乎本能地要去寻那块「此路不通」的牌子。建筑的形制与装饰上费的心思如此之多，街道却分明听其自然。路不铺石，坑洼不平，走着走着便遇上一个坑，足以把一辆带弹簧的马车颠散——不过这种车此地是没有的，至少公共车辆里没有。人行道是粗松木铺的，配着轻巧的木栏杆，宽不过三英尺。

「大街」是主要的街道，长近一英里；单论建筑，摆在欧洲哪座城里也不丢人。它是唯一一条旧木屋已尽数绝迹、代之以气派坚固的住宅与官署的街。主要的铺子也都在这里；不过，虽说在这地球的偏僻一角，从英国的蒸汽犁到巴黎的女帽几乎什么都买得到，橱窗上却看不出一点货色的影子。门楣上仅有一块粗糙的招牌，写着东家的姓名行当，另有一行告示，说自正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主人不在家。这地方那副凄惨相，大约多少也可归咎于这些空空的橱窗。也许还要怪那些黑黢黢的街道，怪它全然没有树木花园，实在说也没有任何一点颜色——人在西伯利亚的城里住不上几天，便被一种沉郁攫住。我说不清究竟为什么，可两天之后，人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几时才走得了？」——那时明明阳光灿烂，若在寻常国度，这样的日子正该叫人精神一振。可在这里，日光只把一切——连同当地人——那副龌龊不洗的模样照得更分明。

在西伯利亚，你很少分得出一位所谓的「绅士」同下等人有什么两样，虽说那些阔绰的金矿主，凭他们的进项在伦敦或巴黎都足以过得奢华。照理说，这进项总也该够他们偶尔置一副硬领、每周换一件干净衬衫吧，可惜不然。财富在西伯利亚，于一个人的衣着显然毫无影响。不论贵贱，一律是那么一身发锈的黑衣裳，一律是那么一副脏兮兮、蓬头垢面的样子。再配上一双方头高跟的长靴，一顶窄小的尖顶帽，行头就齐了。人人都像是和衣而睡——顺便说，他们大概真是如此，因为西伯利亚不知床单为何物（莫斯科客栈是例外），许多人家连床也没有。我在托木斯克听说有一位金矿主，一年进项几千英镑，却总睡在两把椅子上；可他偏又从圣彼得堡运来马匹车辆、葡萄和温室里的菠萝，还从巴黎叫人给他运了一架三角钢琴来。伊尔库茨克的女人大体上穿得不错，有些——不过不多——还算好看。西伯利亚的太太小姐们夏天难得戴帽子，只把一块黑绸或白绸手帕缠在头上。这头饰底下若是一张好看的脸，倒也并不难看。

从恰克图一路劳顿过来，我们能倒头睡个十小时，实在求之不得；而且睡得格外香甜，因为知道醒来时会有美国人所谓的「一顿正经饱饭」等着——这享受自离开北京便再没有过。恰克图那几顿囫囵吞下的东西，动辄被拳脚相向和伏特加的祝酒打断，实在配不上「一餐饭」这个名目！

不过醒来时还是略有些失望：这家气派的客栈，盥洗的家什少得可怜。浴盆自然是没有的，这我们也不指望；可至少总盼着有一只脸盆吧。偏偏所备的唯一家什，是钉在卧房墙上的一只小铁罐，约可盛一品脱水。拧开一个小龙头，便淌下细细的一线水；你把手伸在底下接上半分钟光景，勉强能把两只手都弄湿——我们就只好将就这个。好处至少是不受人打扰，可以（姑且这么说）在自己房里洗漱。这比托木斯克强：那家旅店只有一只这样的铁玩意儿，还装在过道里，「以飨公众」。

傍晚我们踱到公园去——所谓公园，也只有个名目，那些矮小的灌木实在当不起「树」字，既没有花，草也稀稀拉拉。好一个美丽的夜晚，把伊尔库茨克的上流人物都引了出来，来听一队哥萨克团的军乐——乐队设在广场当中一座灯火通明的亭子里。可我们那身浅色花呢衣裳和棕色高靿靴太招眼了，在四围那一片乌鸦似的黑衣裳中间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我们几乎要掉头就走。然而好音乐加上月下一支雪茄的诱惑实在太大，我们终究没被那些审视的、并不怎么客气的目光赶跑——在那些人看来，任何陌生人出现在他们中间，都是一种没来由的闯入与冒犯。我不能不说：论粗鲁与俗气，纯然的西伯利亚男人是举世无双的。更奇怪的是，乌拉尔以西他们的同胞，无疑是仅次于法国人的世上最有礼貌、最殷勤的民族。

伊尔库茨克的社会分作三个界限分明的阶层：官吏、百万富翁金矿主、商人。这大约是世上唯一一座商人实际上算是社会中最有贵气的一部分的城；道理很简单——他们多半是政治流放犯，在俄国或波兰本是出身好、地位高的人物，直到姓名与人格一并化作一个囚号为止。驻伊尔库茨克的官吏与军官自成一个小圈子，把金矿富翁严严实实地关在门外；那一类人物，谢天谢地，我出了西伯利亚再没遇见过。

这些人多半是从普通矿工做起，渐渐地——多半靠运气而非别的——爬到富有的地位；的确，其中不少人挣下了泼天的家私。夏天他们住在矿上，干活像十足的苦力——造化本也是照苦力的样子造他们的；可一到十一月初，他们便回到伊尔库茨克或托木斯克，随各人所在。于是一种毫无节制的荒淫放荡的日子就开了场，直到春回才罢。

虚荣与势利是这些人的主要毛病。你哪怕头天晚上还同他一道吃过饭，第二天若是在街上走路而不是坐车，或戴的是俄国羔皮而不是海狸皮，他便可以不认得你。我曾问其中一位：何不去圣彼得堡或巴黎，享用他那笔惊人的进项，何苦把自己埋在亚洲的荒野里？回答很有代表性：「在伊尔库茨克我是个大人物，到了巴黎或圣彼得堡我算什么？」我心里明白，却没有告诉他。

西伯利亚的金产逐年增加。外贝加尔的涅尔琴斯克与卡拉出金极多，不过出产最丰的矿在叶尼塞斯克、坎斯克与勒拿大河源头一带，以及南西伯利亚的尤兹和阿巴坎斯克。凡俄国臣民皆可开采，但所得之金只许卖给政府；私人若被查出藏有金块或金砂，不论是矿主还是最下等的矿工，都要重罚。西伯利亚矿地的租金乍看低得荒唐：譬如南西伯利亚的尤兹金矿区，一片长五俄里、宽四俄里的地，租给开采者一年才三百卢布〔十〕。可另一面，抽成却重，而工价惊人。最普通的矿工，一季——自四月到十月中或十月底，视天气严寒与否而定——便可挣一千八到两千卢布。

不过这本钱花得值。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带有两位矿主，不到十年赚了两百多万英镑；伊尔库茨克如今有一位特拉佩兹尼科夫先生，身家至少四百万。此君尚未满五十，是个单身汉，除了夏天抽几个星期去矿上看看，几乎足不出他在伊尔库茨克的宫殿。同他大多数同行不一样，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也是位绅士。家有待嫁女儿的母亲们，这可是个机会：再过一两年，从托木斯克坐火车到伊尔库茨克就很便当了。

几百万的钱财白扔在这样一班野人身上，未免可惜。附近明明有的是好去处：打鹿打熊都不错，安加拉河里还有极好的鲑鱼可钓，他们却做梦也不会想到拿起一支枪或一根钓竿。伊尔库茨克的富豪们，除去极少数例外，对什么叫真正的舒服几乎毫无概念。你上午十一点去拜访这样一位西伯利亚的范德比尔特，他会端出香槟来；你若不肯同他喝，他还要见怪。你同他吃饭，纵然渴得要冒烟，佐餐的也只有库梅尔、沙特勒兹一类黏糊糊的甜酒，尽管那顿饭是巴黎请来的「大厨」做的，薪水比英国许多教区长还高。你在主人家过夜，他会领你到一间陈设富丽的卧房，那是室内装潢匠的杰作，凡钱买得到的享受一应俱全，只少一样：床——你遍寻不得，只好和衣往沙发上一躺。你把厚厚的土耳其地毯掀起来看，底下的地板积着一寸厚的灰；你把窗帘撩开看，那些大块的平板玻璃窗上糊满污垢：处处都把舒适与洁净让位给了摆阔与逞能。我在其中一家吃饭时，桌上竟摆着一大块金块当烟灰缸，主人还高声宣布：这东西这么用着，每年叫他少收三百英镑的利息！我们本带着两封给这些商界王侯的介绍信，却只递了一封——生怕再来一回，我们的脾气要压不住礼数了。我们走进客厅时，只有女主人和她的几位小姐赏脸同我们握手。男人们围在一旁，彼此对我们的模样品头论足，还不时爆出一阵半掩着的哄笑。我得承认，那些女眷为自家的男人感到羞惭，她们也确实该羞惭。要说明白：我此刻说的是某一个特定的阶层；至于西伯利亚的农人，粗鲁是极少见的，我们所遇到的唯有殷勤与善意。东西伯利亚的商人怎样消磨他们的夜晚，我前面已经描述过了。此地并无不同，只是有些人家在狂饮之前还先草草吃一顿，站着吃完。越快越好，好让一晚上的正事——喝酒——早点开场。我在西伯利亚只赴过两回这样的晚宴，一回在恰克图，一回在伊尔库茨克。如我前面所说，它们留给我的印象，同我当年在婆罗洲腹地某个野人部族里见过的一场猎头祭如出一辙——他们打了胜仗，便一连三天有意地把自己灌醉。可是在这种场合，那「未受教化的野人」比起西伯利亚的「绅士」来，倒远不那么愚蠢可厌——如果世上当真有「西伯利亚绅士」这么一个不通的名目的话。

伊尔库茨克的太太小姐们多半懒散慵惰，心思不出三样：不正经的风流、衣裳（这上头她们花掉成千上万）、以及左拉的小说——那些书译成俄文，在西伯利亚各城销路极大。一天里大半工夫用来睡觉和抽纸烟，因为冬天她们难得在早上五六点钟之前上床。她们家里多半有一架三角钢琴，可那乐器纯是摆设，难得开一回盖。不过近来已办起两所女学，如今许多人能说法语德语，别的学问也过得去；只是伊尔库茨克的风纪实在低落到了极点。这也难怪：女人的日子过得轻佻浮躁，男人则沉湎酒色。

说来奇怪，我们发现伊尔库茨克商人那一圈子比他们所谓的上等人更合我们的脾胃。这些人里有许多是一八六二年波兰起义之后流放来的，在涅尔琴斯克或卡拉服满五年监禁之后，获准在省城落户谋生。我认得其中一位（是个照相师），当年得意时在巴黎和华沙开过旅馆，在里维埃拉有别墅。那是位极可亲的老先生，只有一个女儿，是个十六岁的漂亮姑娘；他常含着眼泪说，这孩子大约永远见不着亲爱的波兰了。他妻子在流放路上生这孩子时死了；为着记住那段黑暗的日子，老人给女儿取名叫「卡拉」。

我们常常一同笑谈他那些阔主顾的俗气怪癖。「他们真可怕，是不是？」他耸耸肩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该死的国家，除了这样的人、苦役犯、熊和狼，还能出什么？」

我始终没能查出这位老朋友究竟是谁。同他多数同胞一样，他在越过乌拉尔进入亚洲的那一天就丢掉了自己的姓名或爵衔。关于他的往事，他也从不主动透露；不过总的说来，他似乎对自己的处境还算安分。十六年的流放，多少使他同那个再也见不着的家和解了。

流放者中间——连出身较高的也一样——有一句常挂在嘴上的话，用来标定过去某件事的年月：「那是我出狱之后半年。」「那是我获释之前一年。」云云。他们对坐过牢似乎丝毫不以为耻，反倒还有几分得意。我们窗子底下那间咖啡馆的酒保，掌管着一排闪亮的香槟与甜酒瓶子、熏火腿、鱼子酱、腌鲑鱼和别的佳品，就在涅尔琴斯克矿上服过五年苦役。顺带说一句，这间咖啡馆着实叫人厌烦：戏散之后，伊尔库茨克的「纨绔子弟」最爱聚在这里，有时闹到凌晨四点。西伯利亚城镇里还有一样规矩，于觉浅的人尤其恼人：更夫不住地敲击两块金属，发出尖利的铮铮声。这声音自日落到日出，每条街上片刻不停，用意是警告贼盗歹人巡警正警醒着——每条街都有一名更夫。我始终不明白，何必这样费心地替自己的到来张扬；我想英国的某些窃贼，倒情愿每年凑一笔份子，请人把这规矩也办起来。

在伊尔库茨克，人不断被一些神秘人物缠上，托你把文件带给他们在欧洲的朋友。开口求我的，至少有十来个形迹可疑的角色，他们不敲门就闯进我们的房间，往往还赖着不走。不过一提「警察」二字，通常便收到预期的效果。我记得其中一封信，是寄到索霍区希腊街某一家去的。前些日子我恰好路过那里，衷心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揽下这桩差事。单看那地方的样子，纵然是白天，人也大有被抢被杀的可能；更不必说身上揣着一份要命的文书、被西伯利亚警察逮住的凶险了。

流放者的境遇并不像我们在英国通常被引导着去相信的那样糟。刑期一满，他们来去自由，只要安分守己、不太放肆地发议论，便享有十足的自由。我遇见过许多出身与地位都不低的人，可从没有一个跟我讲过那类惨烈的迫害与虐待的故事——在英国，这类故事简直同「西伯利亚」四个字分不开。虐待或许有，而且无疑是有的，那是在外贝加尔的卡拉和涅尔琴斯克的苦役屯，最凶恶的人物送到那里——譬如「黑色虚无党人」，或行刺沙皇未遂的人。后者不像轻些的政治犯那样可以得到假释，而是终身在矿上。国内流行一种印象，以为「在矿上」就是字面的意思：犯人被送下矿坑，从早干到半夜，直到被水银的毒气熏得奄奄一息，才再见天日。事实上，整个西伯利亚没有一座水银矿，卡拉与涅尔琴斯克的矿是金矿和银矿。水银或许有一点，却不曾开采，也从来没有开采过。

从前，流放者是从欧俄步行到伊尔库茨克或判定发往的别处去；如今去卡拉（除雅库茨克与库页岛之外最远的流放地）的路，近一半已可乘轮船与火车。犯人从俄国各地送到莫斯科，在那里编成三四百人一队。自莫斯科乘火车到下诺夫哥罗德，再乘囚船或囚驳到彼尔姆。自彼尔姆乘火车到秋明，再换一条囚驳顺鄂毕河而下，沿途把发往西西伯利亚各处的分派出去，剩下的到托木斯克登岸，横穿亚洲的长途跋涉便自此开始。冬天不上路。押解的季节始于四月十五日，止于十月七日。至于行军本身，同我亲眼看见俄国犯人受怎样的待遇之前所设想的，全然是两回事。我说欧俄的下等人有时故意犯罪，图的就是被发往西伯利亚，人恐怕难以相信；可犯人明白，刑期一满，只要表现良好，便会得到一块地和一所房子，可以在一个新地方重新做人。

在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的驿道上，我们遇见过好几百名犯人，可一次也没见过《今日的俄国人》的作者所说的那种虐待。赴西伯利亚的路途若当真像下面所写，那真要算一条「苦路」了。他说：

「苦役犯被编成队伍送往西伯利亚，队伍在初春启程，恰在雪融地干之后。全程步行，由骑马的哥萨克押送，押解者带着手枪、长矛和长鞭；后面颠簸着一长串没有弹簧的囚车，载着途中跛了或病了的人。启程总在夜间，并且刻意安排，使队伍只在天黑之后经过沿途的城镇。每人穿一件灰色长袍，胸前钉一块打了号码的铜牌，穿齐膝的靴子，戴羊皮帽。背上捆一条毯子，腰带上挂一只饭盒和一把木勺。女犯穿带风帽的黑斗篷，自成一队，同男犯一样由士兵押解，另有两三名女看守，坐车随行。」

书中另一处又说：「虚无党的阴谋家、爱国的波兰人和年轻的女学生，统统混杂在一起，同刑事犯一道跋涉。」

这实在是一幅耸人听闻的图画，可我不能相信这位作者曾亲临过他描摹得如此生动的现场。所谓「刻意安排，使队伍只在天黑之后经过沿途城镇」——我平生所见最大的一队犯人，就是在伊尔库茨克的街上，时间是下午三点。随队的哥萨克根本不骑马，也不带长矛和鞭子，只带上了膛的步枪。

我们每逢遇上一队——平均一天一队——押解的哥萨克似乎把犯人看得最轻：他们每隔二十来码一个，懒洋洋地慢慢走着，一路摘浆果、抽纸烟；路上的囚犯则彼此说笑打趣（有时还同看守说笑），心境同我方才引的那位作者所写的大不相同。女犯的确是同男犯一道走的；可要说「虚无党的阴谋家」同刑事犯「混杂在一起、一道跋涉」，这念头既荒唐又不合事实。在西伯利亚，政治犯不许同任何人「混杂」，而是单独由两名宪兵押往指定的城镇村庄。他们不但在狱中被隔开——狱里专为他们备着单间——在路上也一样。他们不同刑事犯一队走，也不坐囚驳，而是乘客轮到托木斯克，再换四轮车即「特列加」前往目的地。若万不得已须随队而行，他们也是坐车，同大队相隔一两英里。宪兵片刻不让他们离开视线，不许他们同任何人说话；不过若是判去矿上的，在抵矿之前可以保留并穿自己的衣服。有许多人不过是被送到某个城镇村庄居住，直到刑满为止。

从前发往库页岛的犯人是走陆路，经伊尔库茨克与阿穆尔一带去的，如今则自敖德萨直送。我在莫斯科听说，再过几年，所有刑事犯与政治犯都将由海路直送库页岛，流放西伯利亚将成往事。不过这话是否确实，我不敢担保。

通常的行程是走两天歇一天，平均每天约十八到二十英里。西伯利亚全境共有约四百座监狱；实在说，我们从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沿途每一个村子都有它的「奥斯特罗格」。从鄂霍次克海岸到乌拉尔山，所有监狱都造得一模一样：木造，漆成浅黄，屋顶是暗砖红色。每座狱里有四间或更多的单间留给政治犯。刑事犯不论男女，都群集在一间大屋里，四壁下有斜搭的木板，供睡卧或歪着。城里的监狱是石造的，自然大得多。譬如离伊尔库茨克约三十英里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监狱，便关着一千二百多名苦役犯。

近几年发往西伯利亚的流放者，连妇孺在内，平均每年一万五千到一万八千人。照例，较轻的罪犯送往西西伯利亚的屯所，虚无党人与杀人犯送往卡拉和库页岛，前者中有些甚至远送雅库茨克——据说那是世上夏天最热、冬天最冷的地方。从卡拉是逃不出去的。极少有人试着逃跑，因为北面是无人烟的荒原，南面是戈壁沙漠，把逃路堵得死死的；东西两面，逃犯又随时可能被布里亚特人和别的游牧部族击毙——政府为逃犯开出赏格，无论死活，每颗人头三卢布。总的说来，俄国政府待囚犯之厚，无疑远过于我们英国人肯于承认的程度。连虚无党人也待得还算可以；当然，他们多半是有学问的人，感受屈辱远比那些出身低下、心肠已硬的刑事犯深切得多。

至于后者，论吃穿是全无可抱怨的：每人每日黑面包两磅，肉四分之三磅，另有少量克瓦斯。须知这不过是政府实给的份额。此外他还可以在路上向旅客和商队讨些贴补。傍晚时分、一队犯人到达前半个钟头，监狱门口是一幅奇特的景象：那是一个小小的集市，一只只大筐盛着浆果、果酱、「卡拉奇」面包圈、克瓦斯、鲜奶，摆在雪白的桌布上，一派诱人的模样，专供那些有幸从心软的旅客手里讨到几个戈比的人受用。

试想一个苦役犯从波特兰押往达特穆尔，一路还许他在火车站上讨钱！而且每一座乡村监狱都有一个游艺场，里头装着吊杠、双杠和别的体操器械，供犯人在漫长的冬月里消遣。

到了矿上，犯人的口粮增加到黑面包四磅、肉一磅、荞麦四分之一磅，克瓦斯也换成了茶。矿上的苦役犯通常抱怨的不是活儿太重，而是活儿不够干！

夏装是一件麻布衬衫、一条裤子、一件粗糙的灰色驼毛上衣、一顶无檐平帽。上衣背上缝着黄呢的菱形布块，以数目标明刑期长短。刑满出矿时，凡表现良好的苦役犯都可得一块地和一所房子。许多人便这样同妻儿一道过日子，自由的程度不下于英国任何一个寻常的雇工，只是每天必须做一定数量的活（活是给工钱的），夜里得在一定钟点前回屋。

刑罚比从前轻多了。「克努特」长鞭早已废止多年，笞刑也大半废了，如今偶尔还打，用的是棍条。只有在卡拉和库页岛，才还使那种叫「普列季」的家伙，其厉害几乎不下于克努特。那东西是一根两英尺长的拧股生皮鞭，末端分出一英尺长的细梢，梢头缀着小铅丸——是极可怕的刑具，若下手狠了，往往把人打死。通常是打二十五到五十下；犯人若有朋友，一般会买通行刑的人，让头一下打得重些。一个手段老到、又有心叫犯人受罪的行刑者是不见血的，因为出血反倒能减痛。他起初下手极轻，再一下下加力，直到整个背上布满一条条又长又肿的鞭痕。这样打下去往往要坏死，受刑者便死了。「普列季」只在卡拉、尼古拉耶夫斯克和库页岛使用，而且极少使用，只用在最凶顽的罪犯身上。

我们觉得在伊尔库茨克过日子还算便宜，只有酒是例外。淡红葡萄酒（当地叫「拉菲」）一瓶九卢布，英国啤酒更贵。西伯利亚人香槟喝得极多，可那是甜腻发闷的东西；价钱倒比红酒便宜一半，商标却是我平生所见最离奇的——英国与美国的国旗交叉着，底下是一匹马和一个骑师！不过这正合饮者的口味：他们同俄国人一样，不喜欢干型香槟。禽、鱼、蛋便宜得荒唐：一卢布可买两百个蛋。西伯利亚人在蛋这件事上的口味有点近乎中国人。在驿站里常有人问我：您的蛋要陈的、带草味的，还是新鲜的？

晚上不愁没有消遣。两家戏院（一法一俄）、一个马戏班，还有好几处露天音乐会，随时都可以去。我有一晚看了一场《科纳维尔的钟声》，无论演员还是乐队都相当体面。伊尔库茨克居然演谐歌剧！一年前若有人告诉我此地有这个，我准把他当疯子。街上夜里很不安全，我们在那短短几天里就有两个人被刺。街道没有路灯，给那些在卡拉或涅尔琴斯克待过、如今落户在城中下等街区的先生们行其本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伊尔库茨克，天黑之后没有人不带家伙上街。

白天则实在没什么可做，只能把鼻子贴在旅店的玻璃窗上，望着对面那个凄凉的集市，看买卖人熙来攘往。那是我在西伯利亚见过的唯一一处摆着花卖的集市，可那些花蔫头耷脑，毫无香气。我一直觉得奇怪：西伯利亚的野花那样多，要种玫瑰或园花却全无指望。集市是伊尔库茨克唯一一处还有点生气与活力的地方。就是正午时分，这城看上去也像是人人不是死了便是睡了。唯一看得见的动静，是一队操练回来的兵，由一支破喇叭领着走过；或是一支茶商队叮叮当当地穿过广场。我们唯一的消遣，是望着旅店对面的马车站，猜那十来个在车座上打盹的车夫可有生意上门。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白天大半在屋里——在屋里便望着窗外，因为没有书可读——却一次也没见过有人雇车。

伊尔库茨克的「德罗什基」，也就是出租马车，实在称不上舒服。它没有弹簧，除车夫外只坐得下一人。样子有点像一把去了篷的浴椅。没有扶栏可以攀住，也没有任何东西拦着，免得人在高低不平的烂路上被颠出去。车夫又总是纵马飞奔，坐稳有时颇不容易。

天气好的日子，伊尔库茨克能见到不少漂亮的车马；不过据说那些带弹簧的马车老是在修。车夫们的首要念头，似乎就是在街上尽可能地飞驰而不散架。许多马的近侧前腿同后腿拴在一起，为的正是这个；我想这法子是西伯利亚特有的。

伊尔库茨克只有一处可散步的好地方，是安加拉河岸上一条林荫道似的所在。在一个阳光好的下午踱到那里，实在是种解脱。见到一点绿叶子已叫人心里舒服，虽说那些树顶好也不过是枯瘦的矮东西。至少那条宽阔湍急的河上还有几分生气：往来贝加尔湖的货船穿梭不停，渡船把客人送到对岸的茶园去。天气好的下午，这条林荫道是保姆和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于是自然而然也少不了兵；这情景（若肯放开想象）颇有几分像遥远巴黎的香榭丽舍或杜伊勒里花园的一角——只消回头看一眼那些黑色的路和这座凄惨未竟的城，这幻觉便立刻散了。我们通常从这里走回去，路过「莫斯科门」——那是安加拉河畔一座白灰砖建筑，两侧各有两间装着铁栅窗的小屋。这座门造于一八一七年，俄国人本是预备着等他们把拿破仑一世捉来之后，拿它当作他终身的囚所的！当年他虽是俄国那样的仇敌，如今俄国人——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对「小伍长」的追念却极其尊崇。说是崇拜也不为过：眼下西伯利亚就有一个教派，当真敬拜这位大皇帝的英灵。他们叫作「拿破仑派」，视沙皇与希腊正教为不足道，只拜他们神明的半身像，而且是闭了门、极隐秘地拜。这套奇谈的信奉者坚称：皇帝还活着，他死后从圣赫勒拿岛脱身，魂魄渡海来到贝加尔湖畔，在那里重获肉身，如今正活生生地住着。将来拿破仑还要再起大军，把沙皇和他的政府赶走，自己君临俄国；此后天下都要被置于莫斯科的轭下！

据说伊尔库茨克势力最大的秘密教派是「斯科普奇派」，即「白鸽派」。他们奉俄国的彼得三世为神明，相信他仍在人世；不沾荤腥，不饮酒浆，只以牛奶与面包为生。他们个个是阉人；虽然没有庙宇教堂，却极易辨认——面色苍白，举止女气。他们的宗旨是过一种绝对纯洁的生活，敬拜由长老指定的一位活的童贞女和一位活的基督。

「斯科普奇派」大约是俄国最富的教派，西伯利亚许多巨富都属此派。其教义称：一俟聚满四十万信徒归入主的羊圈，上帝便要降临，单单统治他们；别的一切宗教信仰都将被灭除。

西伯利亚另有「鞭身派」和「莫洛坎派」，即饮奶者，不过人数都不及斯科普奇派。莫洛坎派本出自俄国南方。他们信基督，却不承认他的神性。尼古拉皇帝对这一派迫害极烈，把两万人逐出俄国，赶进高加索。其中许多人又从那里渡过黑海进入土耳其，苏丹给了他们一个村子；直到今天他们仍在那里安然繁衍，不受土耳其统治的干扰。

「赫雷斯特派」即鞭身派，起于十三世纪，本出自一个叫菲利皮奇的人。此人原是俄军的逃兵，自称是至高的神，走遍各地传道招徒。菲利皮奇的教条实在简明，最愚钝的人也懂：统共三条戒律——一，不饮酒；二，安于你现在的地方和身份；三，永不婚娶。行礼之时，鞭身派彼此毫不留情地捶打鞭笞；不过我想，如今无论俄国还是西伯利亚，鞭身派都所剩无几了。这总归不是一种浪漫迷人的信仰。

头三天一过，伊尔库茨克的日子便难挨得很，我们索性把原打算休整的两个星期减为一个星期。头二十四个钟头之后，实在再没有什么值得看、值得做的了，也没有什么叫我们愿意多留。可是有一个晴朗的早上，我们照例在阳台上抽晨间的雪茄，那里竟现出一个人影来：一位年轻而极漂亮的女子，一望便知不是伊尔库茨克人；她身段利落，穿着裁剪合体的长裙，仿佛刚从邦德街上走出来。遇见一位同乡——我们当时是这么以为的——大大冲淡了赶赴托木斯克之前那四个漫长难挨的日子的阴影。可是罗夫人并不像我们猜想的那样是英国人，她是丹麦人，为着陪丈夫（一位电报工程师）来东西伯利亚，硬是不惧路上的艰险与不适。经人引见了这位夫人之后，我们又见了罗先生；随后那顿四人共进的愉快午餐，很快便叫我们忘了伊尔库茨克和它那令人沮丧的单调。的确，我对那座阴郁城池所存的一切愉快记忆，都要归功于罗先生和罗夫人。

注十：

「卢布」一词出自俄语「鲁比特」，意为「切」，因为直到四百年前，俄国人还是以切割的银条作货币。

第九章伊尔库茨克（续）

在莫斯科客栈里充当客房侍役的那个蓬头小伙子，一天早上把我叫醒，说这一天（八月十九日）西伯利亚要有一场日全食。我后来才知道，伦敦、巴黎、柏林和彼得堡都派了科学家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以西约六百俄里的一座城——去观测并记录这次日食，可那次远征白跑一趟：那几处天色阴晦，云层密布。伊尔库茨克这里，迎来这个大日子的却是朗朗晴日与万里无云的天空。日食定在十一点半，可提前足足半个钟头，气温就有了明显的变化：十一点之前还闷热难当，这时忽然凉爽下来，而原先吹着的那点微风，也像被变戏法似的停了。约莫十一点，明亮的日光被一层雾霭遮住，有点像英国夏日雷雨之前那种昏红的光。到此为止，太阳像一团火球从毛茸茸的天幕里照出来，表面还看不出什么；可十一点二十分，借着一副观剧镜，已能看见一条细细的黑线自右向左爬过那个巨大的火轮，渐渐扩成一块半圆的黑斑；到十一点三刻，太阳便像一只被咬掉一大块的苹果。再过十分钟，眼前便只剩一圈细亮的光边围着一块圆圆的黑，黑暗爬过全城，星星一颗接一颗在天上现了出来。

从旅店底下的广场望去，是一片仰起的、急切的面孔；其中许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要有日食，因而大为惶惑。德罗什基的车夫勒住马，张着嘴发呆；卖菜的妇人丢下摊子，跪下画十字；人人脸上都是一副焦虑不安的神气，把这景象衬得越发诡异。它在禽兽身上激起的反应尤其奇特：马嘶，狗嗥，成群的鸟无声地掠过那星光下的天空，显然被这骤然降临的夜色弄得又惑又惊。约莫十二点十分，日上的黑幕缩小，黑暗开始散去，天光几乎难以觉察地重新缓缓爬遍大地，星星在渐亮的天上一颗颗淡去。空气也慢慢转暖；到十二点半，这场天象已不留半点痕迹，只剩集市上那些密匝匝、兴奋地议论着的人群。日食期间气温下降了十二度。

不久便下起倾盆大雨。不过这并没有拦住我们同罗一道走到操场上去看阅兵。雨天在伊尔库茨克走路，说得最客气也是不愉快的。街道没有排水，路面积起一汪汪大水，几乎无从通行，而那厚厚的尘土把街变成了一片黑泥的沼泽。到操场之前，我们不止一次要蹚到没膝深。伊尔库茨克的驻军以哥萨克为主，约一万人。他们不中看：暗黄褐的军服，脏兮兮的白麻布帽，样子远说不上利落；不过论操演与沉稳，却是无可挑剔。人人配「伯丹」步枪。

回来路上我踱进一家理发铺剪头发。这事颇有必要，因为自上海以来一直没动过，如今已披到肩上，蓬蓬地叫人难受。伊尔库茨克的剃头手艺显然是从小学起的。我问一个八岁上下的小男孩铺子里有没有人，他一把把我拽到椅子上，抄起一把大剪子，虽说得踩着凳子才够得着，却当真自己动手剪起来。我时刻等着自己少掉一只耳朵，直到他剪完才松了口气，而且颇为意外地发现他剪得极好。我因此觉得非买一瓶阿特金森的白玫瑰香水不可，好鼓励这位费加罗的少年门徒。

伊尔库茨克的博物馆很值得一看，是一座漂亮的石楼，由一位富翁出重资建起的。我们在那里消磨了一个长长的上午，看博格丹诺维奇先生从西伯利亚各地搜罗来的藏品。此君是个俄化了的法国人，闲暇多半消磨在雅库特人、通古斯人和别的西伯利亚土著部族中间。这里不妨先说一说我们即将带读者穿越的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居民，因为「西伯利亚人」这个称呼实在含混得很：它上自北冰洋岸边裹着兽皮的土著，下至半汉化的「布里亚特」人，从野蛮原始的堪察加人，到托博尔斯克或伊尔库茨克的开化市民，无所不包。

我们自东而西，先从堪察加人说起。我想世上很少有哪个地方像这座荒凉的半岛这样鲜为人知；人们要表示远得没边，常说「哦，某某人上堪察加或什么鬼地方去了」，多半就把它当作天涯尽头。到过这片凄凉半岛的英国人寥寥无几，我恰好认得其中一位，可以把他的见闻转述给读者。

堪察加半岛长约八百英里，宽一百三十英里，位于鄂霍次克海中。南端的洛帕特卡角一带平坦多沼；愈往北，地势愈山，多岩而贫瘠，大半地方唯一的植物是矮桦与柳树，只有堪察加河所灌溉的河谷是例外。那里土壤肥沃，牧草丰茂，有时能长到六英尺高，还有高大的杨、柳与雪松；这片位于半岛正中的绿洲里，白菜、土豆和胡萝卜也长得起来。野覆盆子、醋栗和越橘也很多，春天还开许多美丽的野花。可堪察加大部分地方是多岩而不毛的。半岛东侧的一道山脉里有许多火山，其中最高也最活跃的克柳切夫火山比勃朗峰还高，靠近海岸，在海上几十英里外便望得见，山脚周长逾一百五十英里。堪察加常有剧烈地震，主要城镇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平均每年要震十次之多。堪察加的气候虽严酷，对欧洲人的体质却不如东西伯利亚大陆那样难熬。十月底前后开始上冻，可直到一月，气温也难得降到冰点以下十度（华氏）。二三月最难挨，那时「普尔加」——即挟着狂风的暴风雪——扫过荒凉多岩的海岸与河谷，伤人性命极多，有时整村都埋在雪底下。

堪察加的人口粗估约四千，其中五百来人住在东岸的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据说那里有世上最好的港口，克里米亚战争时英法联合舰队便是在此被俄国人击退的。不过在首府及其近旁，难得遇见土著部族：那里的社会几乎全由官员和哥萨克构成，他们驻在此地，为的是在沙皇这些边远臣民中间维持法度秩序——其实这些臣民几乎不给他们添什么麻烦。这座凄清哨所上的军人最大的怨言，便是没有仗可打，手都荒了。

堪察加的土著分作三个截然不同的族类：北部的科里亚克人，南部的堪察加人，以及千岛人——后者住在堪察加以南的千岛群岛，那些岛屿近年已由俄国让与日本，换得库页岛。三族之中以堪察加人最开化、最友善，多半是因为他们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与别处居民点的欧洲人往来较多。他们皮色赤铜，细长的黑眼睛，厚嘴唇，扁鼻子，长发披散，而且极爱把海豹油、鲸脂和别的腥臭之物涂抹其上。

一个堪察加人隔一英里也闻得着：他们身上散出浓重的鱼腥，因为他们靠鱼为生，而且生吃；不过他们是友善好客的汉子，不像凶悍野蛮的科里亚克人，总是乐于款待或帮助外人。直到若干年前，堪察加人中还有许多萨满教徒，可自俄国商人到来之后，这信仰已大半湮灭——他们拿伏特加和放荡取而代之。说来有趣，堪察加人有一样做法同婆罗洲的达雅克人一模一样：取一块木板凿孔，把一根干枝插进去，两手飞快地搓转取火，再拿干草作引。他们也同达雅克人一样，是极好的舞者与摹仿者，舞中摹拟鸟兽的动作，神态之优美准确令人吃惊。

科里亚克人则据说是西伯利亚最奸诈、最卑下的族类。其中许多是游牧的，居无定所；定居的那一支体格好得多，也不像他们游牧的兄弟那样野。可奇怪的是，定居者听任游牧者把自己当奴隶使唤，还毫无怨言地顺从。游牧的科里亚克人野蛮、残忍而狡诈；定居的科里亚克人却知足开朗，见了外人总是高兴，虽不及堪察加人开化，按他自己的方式也一样好客。定居的科里亚克人同堪察加人一样以打鱼为生，游牧者的日子则消磨在打猎和照料驯鹿群上。定居科里亚克人的住处还算舒适，是木造的，形如一个交叉的叉形，高十五到二十英尺。进出得从外面攀上一根木杆，再从顶上（即那叉形的当中）的洞口跳下去；那洞兼作门、窗与烟囱，此外再无出口。游牧科里亚克人的帐篷是驯鹿皮的，小得多；不过无论哪一种，欧洲人待上片刻也受不了，那烟与臭气只有科里亚克人的眼睛和肠胃才消受得起。科里亚克人中酗酒者比堪察加人少，理由很充分：他们弄不到酒。不过他们地界东北部出一种蘑菇，是极好的代用品。所幸这东西稀少，因为吃上一口便要醉三四天。游牧的科里亚克人待牲口虽好，虐待妇女却是出了名的。他们同堪察加人及邻近各族不同，妒心极重，往往仅凭一点不贞的疑心便杀妻；何况若当真有实，他们本就有权杀。科里亚克人的妻子从不被丈夫许可修饰自己，连洗脸也不许，唯恐招来别人的注意。为求万无一失，这些北方的奥赛罗还时不时地逼迫可怜的女人把全身厚厚涂上一层哈喇的油，这一来纵是最多情的情人也只好敬而远之。科里亚克人无论男女，一旦年老不能做活，便由家人处死，只许他们自择死法：是被乱石砸死，还是被割喉。科里亚克少年的教养里，有一项就是学会怎样尽量不叫人痛苦地送人上路。

千岛人如前所说，住在洛帕特卡角以南那些小岛上。他们本质上是渔民，衣服、帐篷，连靴子也是鱼皮做的。我在伊尔库茨克的博物馆里见过他们用这材料做的一件长斗篷，薄轻得像金箔匠用的皮膜，却绝对不透水。他们独木舟的骨架是木头的，外面绷紧四五层这种皮革；这些看去脆弱的小船却经得起最恶的风浪，因为舷极低，稍远处看去，划船的人竟像是坐在水面上。自岛屿割与日本之后，千岛人开化了些，可关于妇女仍保留着古怪的规矩。千岛人若查实妻子不贞，不像科里亚克人那样拿她出气，而是找那奸夫算账，且非得向他挑战以决生死不可。兵器是粗木棍，挑战者先受对方三下，打头或打光背；随后轮到对方，如此轮流，直到一方伤重而死，这种决斗有时要打一个钟头。千岛女子若生下双胞胎，其一要由父亲杀掉，献给神灵。

堪察加野禽极多，到时令时鹅、鸭、鹬遍地都是。这大约是世上唯一还有真正野狗的地方。那些野狗生在山上，毛色米黄或灰，个头如巨獒，极凶悍；土人捉它们来拉雪橇时，曾有被咬死的。它们（在被驯化之后）以鱼为食；堪察加的河里鲑鱼成群，它们要吃随时吃得到，只消走进水里，一口咬住猎物便是。

堪察加以北是楚科奇海岸，自昌斯卡亚湾绕白令半岛直到阿纳德尔河。这一带住着楚科奇族——与游牧的科里亚克人极相似的一支——过着游牧生活，住驯鹿皮的帐篷，因为这里的驯鹿成千上万地游荡。西伯利亚这一带还遍地是旅鼠，那是一种大耗子。这些讨厌的东西有时成千累万地迁徙，倒霉的旅人若遇上一群可就苦了，因为什么也挡不住它们。江河湖泊要过，连海湾也要过；野地里若碰上一个土人，它们也绝不偏开一寸，顺着一边爬上他的腿和身子，再从另一边爬下他的背去。只要不去惹它们，它们倒也无害；不过眼睁睁等这么一支大军从自己身上爬过去——有时要爬上两个钟头——那份耐性必定吃得极苦！楚科奇一带还有白色的北极熊。堪察加人、科里亚克人与楚科奇人的语言都生硬带喉音，而且几乎相通。

现在说到雅库特人，即雅库茨克的土著。雅库茨克是西伯利亚最大的一省，自雅库茨克城以南直到勒拿河注入北冰洋的河口，面积几乎抵得上整个欧洲——俄国除外。这一大省的总人口不足二十三万，由俄罗斯人、通古斯人、尤卡吉尔人和雅库特人构成。

在整个西伯利亚，大约除了雅库茨克和库页岛，就要数鄂霍次克海边那个同名的城或村最荒凉了。一八一〇年它的人口不过一百五十，全靠同最近的居民点做皮毛与鱼的买卖度日。鄂霍次克真可以说是世界的尽头。构成这聚落的，是几间破棚和两三所官员的木屋；方圆几英里之内，看不见一棵树、一根草。鄂霍次克的夏天是三个月的阴湿寒凉，接着是九个月又冷又潮的酷寒。居民的食物是鱼，除了鱼还是鱼；不过品种倒的确又多又杂，单鲑鱼这里就至少有十四种。可是因为没有鲜菜，冬天坏血病肆虐。鄂霍次克以南是库页岛，那里的气候比鄂霍次克更坏。一年最热的七月，寒暑表也难得——几乎从不——升过华氏六十度，而一月里绝不超过十四度。少有连着两天不下雨的，雨后又是浓雾。太阳难得一见，更不曾叫人感到暖意。将来若废了流放西伯利亚，把所有苦役犯都由海路直送库页岛，那对犯人可真是个坏日子。

雅库茨克城人口不足五千，其中许多是政治流放犯；除卡拉与库页岛之外，全西伯利亚很少有地方比这座荒城更叫犯人害怕的了——它离彼得堡有五千多英里！它还顶着一个并不光彩的名声：世上夏天最热、冬天最冷的地方。夏天曾有人被蚊子咬死；那蚊子成团成阵，居民夏天无论昼夜没有一刻得脱。雅库茨克的房屋多半是木造的，不过有一座漂亮的石砌大教堂，总督的官邸也是石头的。城里是一副古怪的补丁模样：造得较结实的教会房屋，同雅库特人的冬季住所杂乱地混在一起；雅库特人同欧洲居民往来毫无隔阂。在本省之外难得遇见雅库特人，不过我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济明斯卡亚，往南远到那里也碰见过两三个。他们个头不大，皮色浅赤铜，黑发剪得极短，是和气好客的一族。他们虽然壮健，能耐大苦大劳，性情却多半胆小，甚至可说怯懦；然而论打猎却无人能及，西伯利亚最贵重的毛皮便是从雅库茨克运出的。这些毛皮有很大一部分销往中国，但大多数流入莫斯科和彼得堡。

那些被发往雅库茨克的可怜流放者，日子必定凄凉之极——那里冬天一昼夜里只有四个钟头是白天！雅库特人的冬屋是原木造的，外面培着土堤，一直培到窗子；而窗子是拿整块的冰砌成的。想知道那里的气温，只消看一件事：屋里虽热，这些冰窗却难得在开春之前化掉。人、牛、牛犊，连驯鹿都住在这些帐屋里，为的是取暖。夏天的帐子是桦树皮和驯鹿皮做的，形状一样，自然凉快得多。

雅库特人不像西伯利亚多数土著部族，习惯上还算干净。可以说他们简直是靠驯鹿活着：驯鹿是他们的驮兽，又供他们吃、穿、喝。他们用鹿奶酿的一种酒，比蒙古人的「阿拉吉」还更醉人。不过鹿肉只在大日子或牲口自己死了的时候才吃；日常的主食是一种饼，用磨得极细的杉树皮和鹿奶做成。我在伊尔库茨克博物馆里见过一个，虽已放了四五年，仍旧一股松节油味；刚出炉时，怕是连雅库特人的胃液也有些吃不消。

雅库特人除贪食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恶习，然而同所有西伯利亚族类一样，一有机会便是可悲的酒徒。不过他们大体上聪明伶俐。我们在托木斯克遇见一位俄国人，流放期间在他们中间住过多年。他想要一把叉子，便托几个雅库特人用木头替他做一把，同时把一把银叉给他们作样子。不料两星期后他们送来的，竟是一把铁打的、同样子分毫不差的复制品，只有一处例外：样品的柄是乌木的。为了对付这个难处，他们把铁叉的柄放在柴烟里熏，直熏成脏兮兮的灰色！

雅库茨克除天花之外少有疫病，可天花有时能把整片聚落扫成白地。俄国皮货商常常撞见一个雅库特村子，活物只剩下狗和驯鹿，死于这恶病的人则横尸露野，任其腐烂。雅库特人一旦染病，同伴便弃他而去，只在他伸手可及处放一杯水和一捆柴；说来奇怪，婆罗洲许多内陆部族也是这个做法。实在说，雅库特人无论相貌还是习俗，都同达雅克人像得出奇。

萨满教在较开化的布里亚特人中间虽已衰亡，在雅库特人中却仍大行其道。这些萨满敬奉一位据说住在太阳里的神明，他们那套诡异的仪式，欧洲人极少有人亲眼见过。仪式在隐秘处举行，或在密林深处，或在「通德拉」——那是广袤的荒沼——的孤寂里；因为沙皇的政府只承认真正的基督教。几年前有一位俄国皮货商躲着看过一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一俟选定的信众备齐，主持的祭司便现身，走进一圈事先燃起的熊熊柴火之中。他浑身着白，颈上挂一面大铜圆牌，象征太阳；肩上、腰侧、腿上垂着数不清的铃铛，以及白鼬、黄鼠狼、海豹和别的野兽的填制标本。身上紧贴着一具轻巧的骨架，象征人体（这样一具我在伊尔库茨克见过），是一副完整的铁骨骼，肋骨、胸骨、股骨、小腿骨样样齐全。随后，驯鹿与牛犊的肉、鱼、阿拉吉、貂皮等等被投入火中，他则在火圈里缓缓旋转，越转越快，直到像开罗的托钵僧那样把自己弄进一种疯狂的迷醉；末了因兴奋与劳顿而虚脱，昏然倒地。」仪式至此而终，其含义却从来没有人弄明白过。

住在雅库茨克东北一带的「通古斯人」，大约是西伯利亚各部族中最野的，也是最脏的。他们人数不多（至多四千上下），而且逐年递减。他们不奉任何宗教，是游牧的，靠打鱼和把毛皮卖给俄国商人过活；而那些商人正凭着伏特加与放荡，慢慢地、然而确凿无疑地把他们灭绝下去。通古斯人的住处冬夏一样，是把驯鹿皮紧绷在轻木架上做成的。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个部族的帐篷形状各不相同：雅库特人的是方的，布里亚特人的是圆的，科里亚克人和堪察加人的是三角的，通古斯人的是圆锥的。通古斯人虽最脏，衣着却最入画：他们有些皮毛与鸟羽的装束，尤其秀雅好看。

尤拉克人、萨莫耶德人和奥斯加克人与上述两族极相类，无须另加描述；不过后一族是我们在鄂毕大河上见得最多的。西伯利亚最不开化的几族我已略述过了，最后再谈几句那个介乎开化的西伯利亚人与这片大地的土著之间的环节——布里亚特人。

可以说伊尔库茨克的居民大半是布里亚特人；俄裔西伯利亚人（即流犯的后裔）正一步步在亚洲这一带殖民，而他们待布里亚特人几乎以平等相看。一百年前布里亚特人还同雅库特人一样野蛮未化，如今却已俄化：丢开了旧有的「萨满教」，穿欧洲衣裳，充当驿夫、驿站文书、巡警和别的公职，而且干得极称职，以至于有人在这类差事上宁用他们而不用欧俄的俄国人。布里亚特人本出自贝加尔湖东岸、外贝加尔以北那一带地方；如今从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的大驿道上，几乎哪一段都有他们。也有不少人淘金发了大财。这一族的相貌同蒙古鞑靼人差别不大。他们勤俭耐劳，性情一般诚实好客；不过文明已经开始起作用，他们爱起黄白之物来，已渐渐有些不择手段了。

布里亚特人约有二十七万，是东西伯利亚人数最多的土著部族。他们的语言是一种土话，杂糅蒙古语与汉语；奇怪的是，其中偶尔还冒出几个土耳其词。后一种语言怎么会漂到这里来，是个谜；可有些词无论意思还是说法都一模一样。同他们的邻居蒙古人一样，布里亚特人信佛教，只有极少数仍是萨满教徒（那是他们古老原始的信仰），信基督教的更少。欧洲的传教士发现，要使信萨满的布里亚特人皈依相当容易，要使信佛的皈依则绝无可能。布里亚特人中约每四个便有一个出家为喇嘛，立下不婚之誓。佛家的戒律有一条不许喇嘛杀生，哪怕一只跳蚤也不行；我曾见过这些可怜人被虱子咬得直扭，却默默忍着，直到有热心的朋友过来把作祟的东西收拾掉。

西伯利亚土著部族的大略情形便是这些。我写得简略，因为我们穿越西伯利亚时几乎没有见到他们，而我愿把这个地方照我亲眼所见的样子呈给读者。西伯利亚如今几乎同澳大利亚一样成了「外来者的土地」；很可能不到一百年，东西伯利亚的土著部族，除了俄化的布里亚特人之外，都要从地面上完全消失了。

我们于是着手准备赴托木斯克的行程。塔兰塔斯又检修了一遍——经过外贝加尔那段颠簸的路（当时我们以为那已算颠簸了），这是极必要的。跟后来等着我们的相比，那简直不值一提。在西伯利亚动身上路，意味着至少三天的准备。人不能像在英国那样，收拾好一只皮箱、隔几个钟头便走。第一要有警察的许可，才离得开一座城镇；第二是西伯利亚旅行中最要紧的东西——马；第三是一份准许持有人调用马匹的文书。这文书叫「驿马凭单」，分两种。

「卡焦尼」即官用凭单，只有各级官吏能用。他们用马分文不取，而且到了驿站永远头一个伺候，哪怕手持「普里瓦特内」——即二等凭单——的倒霉旅客已经等了两三天。这一点我们吃过好几次亏，尤其有一回：马已经套好，我们正要起程，一个政府的工程师飞驰而至，掏出他的卡焦尼，就把马从我们手里牵走，安安稳稳地上了路，撇下我们咒他、咒自己的命，再等二十四个钟头。遇到紧急情形，譬如皇家信使携莫斯科或彼得堡的公文，卡焦尼是用红墨水写的，注明「信使」；那时纵然驿站无马可用，村里的居民也必须设法供上。

寻常的凭单叫「普里瓦特内」，价二十五卢布。持有者在任何有马的驿站都有权用马；可是只要一等凭单的幸运儿在塔兰塔斯当真启动之前露面，马就得卸下来交给他。为了避开这个难处，近来在大驿道各站都开了一家私人公司，专为二等凭单持有者供马。可他们索价奇昂，我们宁可等上两三天，也要用官家的马。有几处我们还发现，官家的驿站长同那私人公司是串通了一气来敲旅客的。

食物也得料理，而且要最便于携带的。沙丁鱼、李比希肉精、一小箱茶、糖和半打果酱，便是我们全部的粮台，另加两瓶白兰地和半打伏特加；因为除了牛奶、黑面包和鸡蛋，驿站通常什么也弄不到。每一间候客室的墙上——哪怕最小的村子——我们无一例外地见到一张标着价钱的菜单；可一问之下，那张写着炸肉排、牛排等等的诱人清单，通常便缩水成朴素而毫无胃口可言的鸡蛋加黑面包！实在说，除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乌金斯克和坎斯克，我们从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吃的就只有这个；只有一次例外——在松科夫斯卡亚耽搁了两天，村里的「奥斯特罗格」即监狱款待了我们一盆肉汤。我想，那一盘汤比多少篇文章都更能打消我心里对西伯利亚流放者受虐待的种种奇想！多少回在路上受阻，我闻着监狱厨房里飘来的香味，满心羡慕，却只能扫兴地溜回驿站去啃我那陈鸡蛋和黑面包。西伯利亚苦役犯的命运固然可悲，可他们不但衣着齐全，吃得也比我们英国本土的犯人好得多。须知我说的是刑事犯，不是政治犯或虚无党人；对后者而言，无论热心的亲俄派怎么说，西伯利亚都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地狱。俄国的「罪犯」流放去是为垦殖，俄国的「虚无党人」（多数情形下）流放去是为送死。

就我个人而言，若要为一桩刑事罪服刑，我宁可在西伯利亚而不在英国。夏天的活儿无疑更重，可到了冬季停矿的几个月，伊尔库茨克的苦役犯多半被派去卷纸烟或做类似的轻活；而且管束比我们本国的苦役监狱松得多，自由也大得多。不禁吸烟，准许打牌和别的游戏，也可以自由交谈——因为在西伯利亚，刑事犯中不知单独禁闭为何物；照例，只要附近有亲友，每月准许探视一次，探视时可以给犯人带烟、带食物和别的享用，只除了酒。而且即便这一条，规矩也远不算严。

我现在写的，是我在伊尔库茨克和托木斯克亲眼所见的情形；因为除一两次外，我们从未获准进入村中的奥斯特罗格，也从来不曾同在押的政治犯交谈过一句。不过伊尔库茨克的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警察监视下生活的政治流放犯，我从这一类人口中打听到了一些关于他们在狱中和矿上生活的有趣细节；这些细节很快便使我确信：在西伯利亚，连杀人犯的处境也胜过一个在彼得堡或莫斯科报上写了所谓「冒犯性」政论的人，或是一个把自己对那桩大社会问题的见解讲得太露骨的热血学生。刑事犯可以自由地同伙伴厮混、接待亲友；「政治犯」却被单独禁闭，不但不许同看守说话，而且——这是重得多的刑罚——被剥夺了书籍、笔、墨和纸。吸烟于他也在严禁之列，狱规明定之外的任何食物也一样。男子尚且待遇苛酷，读者不妨设想：那些有教养、有学问、素来过惯了文明生活的女子，猝然被投进一群杀人犯、窃贼和无赖当中——纵不与他们同处，也在他们中间——那该是怎样的折磨。我在伊尔库茨克见过一位女政治流放犯，她的像片就印在本书里（姓名则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略去），我从她自己口中听说了从托木斯克到涅尔琴斯克那十个月长途行军中，看守加于她的种种凌辱与侮慢。她说，那段日子真是地狱。直到抵矿她才算得了几分安宁：活儿虽重，总胜过在夏天那漫长慵懒的行军里同那班折磨她的畜生为伍。如今她终身留在伊尔库茨克，除每日到警局报到之外是个自由人，只要不出该城十英里之外。可她虽然还不满二十五岁，那场行军和矿上的两年已把她原本赤褐的头发变得雪白。

自然也有罪有应得的人，譬如薇拉·阿尼奇科娃，她是再也出不了矿了。照片上那个穿囚服的是某某伯爵，一位波兰贵族；不到十年前他在巴黎有旅馆，在戛纳有别墅。他是个坚忍而有勇气的人，却说：他们若不给他弄这么个「可笑的发式」，他倒也不怎么在乎。法国记者狄某是巴黎公社最出头的人物之一，让他远远待着实在再好不过——从街垒上向暴众演说的人里，再没有比他更亡命、更危险的了。一八七〇年逃出法国、辗转到彼得堡和俄国别的城市的公社社员，如今散在西伯利亚各地的至少有十来个，他们到了那里又惹出新祸，末了在外贝加尔的金矿和库页岛的森林里了结残生。不过我们只见过两个：一个是狄某，一个是贝加尔湖畔我们那位波兰朋友。另外两张照片是刑事犯的典型，其中一个是下诺夫哥罗德人，杀了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姐妹。人问他为什么行凶，他答道：「哦，我厌烦我那一家子了，又想去西伯利亚。那里有钱可挣，我自己又出不起路费！」就是这样的人，要去做亚洲俄罗斯的开路者与拓殖者！因为无论多坏的罪犯，去西伯利亚时心里都存着一个念头：迟早有一天能领到假释票，随之而来的是一所房子、一块地，还有一笔安家的钱。难怪我们在路上遇见的队伍，多半是些快活随性的汉子，同看守打趣，唱歌、抽烟、说笑；这同他们后头颠簸在烂路上、坐在囚车里的那十来个穿便服的可怜男女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些女人里有几个面色苍白、身子单薄，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看上去像是终结她们这趟路的不会是伊尔库茨克或卡拉那阴森的狱门，而是死。

有一件事我想是不大为人所知的：政治流放犯从欧洲越过乌拉尔进入亚洲的那一天，便与妻子或丈夫离异。这在当事的男女一方是自愿的；可是可想而知，这条法律常被滥用。「我妻子密谋反对政府，」一个受气的丈夫说；或者，「我丈夫藏着要命的文件，搜他的屋子，」一个心怀嫉妒或已移情别恋的妻子说——事情便成了。这类案子毫不拖延，两个钟头便这样那样地了结。被告不经公开审判，也不许申辩或传证人。这在俄国叫作「行政流放」。告发之后一星期内，受害者已越了境，婚姻也解除了。不过这类事情终究少有。俄国的太太们——说来是她们的光荣——照例是随丈夫同赴流放的，却全然不知前头等着她们的是怎样的艰难与凶险，更做梦也想不到，一路上她们虽是自由之身，却要在无力相助的丈夫眼皮底下忍受怎样的侮辱。至于那些独自被送去矿上的未婚女政治犯，结局照例也大同小异。两年或五年的牢狱一满，她们获准在托木斯克或伊尔库茨克落户。若有私产（许多人是有的），便准许她们享用自己的进项——这不也是西伯利亚的好处么？许多人做起买卖，当裁缝、做点心、做女帽等等；但多数人若是年轻貌美，便操起一种更来钱、却不那么体面的行当。这后一类里有些人的挥霍，以及宅第、车马与钻石之华美，几乎可与巴黎或维也纳的「半上流」交际花一较高下。她们享有一切自由，只除了我说过的那点小小的不便：每天上午十一点要到警局登记姓名；再有就是一种不大舒服的感觉——不能骑马或坐车出伊尔库茨克（或她们所在的任何城）十英里之外。我有一回同这样一位女士吃过饭；那位聪慧漂亮的女主人穿着最时新的巴黎式样款待我们，饭后又以她所弹的贝多芬与门德尔松叫我们心醉——人简直难以相信，短短六个月之前，她还在涅尔琴斯克的金矿上筛金沙、洗囚犯的衣裳！

在伊尔库茨克，关于虚无主义是听不到什么的。那是个封了口的题目，除极罕见的场合外从不提起。不过在这里，如同在整个西伯利亚一样，我们留心不卷进任何政治议论——这也是我要奉劝任何打算走这趟路的人的一句话。俄国人，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动辄见怪；有一回我们全然无心，却几乎被拖进一场严重的「纠纷」。

那是在城郊的一间咖啡馆里。凡是公共的屋子，无论驿站、旅馆、饭馆还是官署，都挂着沙皇陛下的像，一角还供着「伊科纳」即圣像。我和兰开斯特不知本地的规矩，一天晚上没脱帽子就走了进去。那天是公假，屋里满满当当，人人多多少少都灌足了一整天的伏特加和别的酒。我们在人丛中一张小桌边坐下，转眼间我便觉得后脑上重重挨了一下，同时看见我的帽子嗖地飞过厅堂落到那一头去——这实在叫我吃惊不小。我们两人都带着枪，所幸还有几分定力，把左轮留在了口袋里。那东西若掏出来，我怀疑我们两个还能不能活着走出去。幸而咖啡馆的老板会说法语，他替客人的举动道了歉，解释说众人恼火的唯一缘由，是我们没有向沙皇的像脱帽致敬。事情很快便了结了，因为方才动手的那位先生走过来，为自己不知道我们不熟悉本地风俗而再三致歉！屋里当时少说有五六十个西伯利亚人（个个都有几分醉意）。若只有三分之一，哪怕一半那么多人，我真恨不得去收拾那个耀武扬威的恶汉；不过等风波一平、我们把美国「六响」左轮的最新款式给他看过之后，他倒也驯顺得很。

伊尔库茨克的警力同这座城的规模全然不相称。夜间闹事的人，并不像在伦敦和欧洲别的城市那样被关一夜、次日提到法官面前。伊尔库茨克那位大人是整夜坐堂的，当场判罚金或监禁，随事而定。我们在那里时发生过一件颇有趣的事，可见这班先生是怎么执法的。六七个青年吃饭吃得不甚明智而颇为过量，回家路上撞见一个衰弱的老头儿，便当作玩笑扑上去，几乎把他打死。恰好巡警队经过，捉住了其中两位好汉，其余的逃脱了。到了警察局，一名犯事的人发现巡官竟是旧识；不过这位巡官并不肯让交情妨害他那严正的职守。「我得罚你们每人五十卢布，」这位西伯利亚的纳普金斯说，「不过咱们是老朋友，这钱就付给我，咱们拿来喝香槟。回头再笑话那几个跑掉的傻瓜，才痛快呢！」那老头儿后来死没死，史无明文。我们离开时他还在医院里。西伯利亚的司法便是这样！

如我前面所说，伊尔库茨克的风纪低落到了极点。我们那位丹麦朋友罗夫人刚到时，有一位年轻漂亮、衣饰极讲究的女子来拜访她；不到一个星期两人就热络得不得了，因为趣味相投，都爱音乐和美术。几天之后，罗夫人又大为欣喜地结识了另一位朋友，波多尔斯基男爵夫人——此人在哥本哈根住过好些时候。可是不久便发现，这位男爵夫人因为在莫斯科用慢性毒药害死了自己那位有钱的侄女，在矿上服过五年苦役，如今正靠着那笔财产在伊尔库茨克做社交界的女王——罗夫人说，这未免叫人扫兴。一天下午她去看那另一位朋友，却发现人已经走了。「可惜，」男主人说，「我们吵翻了，她跟哥萨克的贝某同居去了。你知道，我们本来也没结婚。」乡下的风气也好不了多少。农人要成亲，先同未婚妻同居半年；半年之后她若有了身孕，婚礼便举行，若没有，两人便分手另觅新欢。不过这规矩只在西伯利亚有，而且即便在西伯利亚，较开化的地方也已渐渐绝迹了。

启程前五天光景的一个早上，我们正坐着吃早饭，仆人领进一位又胖又壮的老先生。这位客人少说有二百二十磅，宽度也与之相称。绕了好大的弯子，我们才弄明白：这位好先生想同我们结伴到托木斯克，换句话说，是想用我们的车、吃我们的粮，而把这一趟的花费压到他自己走时的三分之一。我们一再申明车里已经塞满，容不下第三个人；他却笑容可掬地说：「不要紧，我躺在你们两位中间就是了。」想到抵达托木斯克时会被压成一张饼，更不必说被大蒜和烟草的气味熏得窒息，我们实在受不了，便客客气气而又斩钉截铁地表示，谢绝他同行。可他也同样斩钉截铁地不肯接受回绝，也不肯离开我们的房间，一直赖到下午五点光景——这三个要命的钟头里，他就坐在椅子上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不发。末了我们只好按铃，坚请把他请出去。「那么你们是不肯带我了？」他叹了口气说，「唉！你们错了。看看这个吧。我明天再来。」说着在桌上留下一张纸片，慢腾腾地走出房去。

译自一八八七年七月七日《伊尔库茨克公报》：

「托木斯克与伊尔库茨克之间的道路上逃犯出没，故此一带旅行，尤其在夜间，极其危险。近日在离伊尔库茨克数俄里处，有一家人全被杀害，此类案件我们所闻已属屡见。」

报上便是这么写的。起初我并不怎么在意，只当是那位胖朋友的计策，想叫我们带上他多一重护卫。可这消息毕竟不中听，我便拿去给罗看——他俄文好，能告诉我们这段话究竟有没有在伊尔库茨克的报上登过。旧报很快便找出来了；使我有些失望的是，那一段白纸黑字确凿无疑，后面还多一句警察厅的忠告：非紧急情形，不要在夜间走大驿道。

我们那位胖朋友第二天又来了，可我们铁了心。「唉！你们会后悔的，朋友们，」他说，「这个，」——他掏出一把马枪，看样子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在打斗里可不是白给的。今天电报来了消息，说有一伙商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被逃犯袭击，两人被杀，其余的被狠揍一顿抢了个精光。好吧，告辞了，但愿你们活着到得了托木斯克。」

一打听才知道，就盗匪而论，这条路的确凶险之极。而这还不是我们要对付的唯一难处。大雨成灾，把下乌金斯克与坎斯克之间——离伊尔库茨克两百来俄里——的地方淹得几乎无法通行。这一点我们是有实证的：彼得堡来的上一趟邮件迟了五天。我们指望一路顺当，能在十月一日赶到莫斯科；可就旅行而言，天下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西伯利亚更能把那句老话演得淋漓尽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一我们在东西伯利亚被耽搁到十月一日以后，就只好在托木斯克等落雪，再乘雪橇赶往下诺夫哥罗德——这前景可不美妙。西伯利亚的城我们已经领教够了，知道在那里住上一个星期十来天便绰绰有余。罗夫妇说，伊尔库茨克无论哪一方面都比托木斯克舒服得多；这更叫我们害怕：万一被迫在那座城里、在一年最糟的季节——秋天——住上两三个月，可怎么好。

所幸我们武器齐全，而且特意在旅店的仆役面前亮了一亮；因为十有八九，这些人和驿夫是同盗贼串通的，而盗贼难得在白天动手，这倒还叫人安心。饶是如此，要在一个匪徒与无赖出没的地方走一千多英里，听着也不叫人痛快，何况那家遭难的人家，凶徒还带着左轮。那一次男主人、妻子和两个孩子都被杀，唯独驿夫脱了身；这一点虽显得蹊跷，当局却并未因此拘留他，连问都没问一句。那几桩命案发生在季列茨卡亚，一个离伊尔库茨克约六十俄里的荒僻村子。动身前，伊尔库茨克驿站发给我们一张小小的印刷路单，上面用黑星标出了盗匪出没最凶的路段。过了下乌金斯克，也就是离伊尔库茨克一百二十俄里之后，路便基本安全了。

眼下只剩两样东西要买：书和皮货。我们先把书铺翻了个遍，可惜除了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和偶尔一两本左拉，什么也没有。英文书一本也无，德文书倒是新旧俱全，应有尽有；可惜那对我们没用，我们只好将就着买下凡尔纳的《月球旅行记》、同一作者的《米歇尔·斯特罗哥夫》，以及左拉的《小酒店》。我确信这三本书我都能倒背如流，因为直到下诺夫哥罗德，我们再没弄到别的书。若没有赖夫的那本俄语文法与词典，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靠它我勉强凑起了一点俄语，不止一次派上大用场。同一般人所想的相反，这种语言粗浅地学一学是很快的。不到一个月，我已能对付着交谈、要我想要的东西，虽说文法如何我不敢担保。

再就是皮货，价钱之贵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只要想到所有皮子——连最寻常的也在内——都得送到莫斯科去硝制缝制，就明白了。一件最便宜的皮袍，外面是驯鹿皮，里子是海熊皮，花了我将近二十二镑；罗还告诉我，这价并不算贵。同样的皮子若不加工，约值十二镑。我那位波兰酒保朋友劝我索性别买，说皮衣派不上用场，天气会热得很；可到托木斯克之前，我不止一次庆幸有我那件「达哈」皮袍和海豹皮帽子。西伯利亚能买到的最贵的皮子是银狐，确切说是银狐的爪子。凡讲究的人绝不会想去穿别的部位，因为整张皮的价钱还抵不上一只小小的、丝绒似的爪子的十分之一。其次贵的是海狸，再次是紫貂、貂，然后是俄国羔皮；最末的是熊皮、驼鹿皮和驯鹿皮，而这几样只有下等人才穿。

我们动身前一晚，俄国大投机家西比里亚科夫先生到了莫斯科客栈。我很遗憾地听说他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去尼古拉耶夫斯克了，因为我极想见一见这位堪称西伯利亚的罗斯柴尔德兼雷赛布的人物。凡有点规模的事业，无不先向西比里亚科夫先生请教，可能的话还要把他的名字请到董事会上去；而他最近这一桩事业，真可以说是庞然巨物——要在彼得堡与伊尔库茨克之间开出一条水路。这要花掉多少百万卢布，我不敢说；不过这是私人的投机事业，全部费用由西比里亚科夫先生一人承担。这念头最初起于一桩烦难：茶、丝之类货物在大驿道上要不断地从船上倒到商队的大车上，既麻烦又恼人。西比里亚科夫想，有一条水路便可省却这一切。要办成此事只有一个法子：把鄂毕河同阿尔汉格尔斯克湾连起来。一大难处在于船须取道的北冰洋布罗斯海峡几乎终年不化冰。为避开这难处，西比里亚科夫从伯朝拉河开一条运河通到鄂毕河上的奥布多尔斯克。这工程之巨，只消说一句便可想见：这条运河得穿凿乌拉尔山。自奥布多尔斯克起，西比里亚科夫的船将沿鄂毕河而下，直到皮亚特科，由那里驶入鄂毕河的小支流丘雷姆河；从这里又开了一条运河通到叶尼塞河。自此再往北行，直到安加拉河与叶尼塞河的汇口，再溯安加拉河而上至伊尔库茨克。工程如今已近完工，我们在秋明见过两条预备用来拖驳的小轮船。这样一来，（夏季）波罗的海与贝加尔湖之间便有了一条不间断的水路。

这桩事业的倡办者实在有些倒霉：这一切办成之后，俄国政府却勘定了托木斯克与伊尔库茨克之间的铁路线，而且工程已经开工，据信一八八九年底便可完成。到那时，从彼得堡走陆路到北京，两个月内可到；不过要把俄中两国的都城完全用铁路连起来，大戈壁始终是一块绊脚石。这一段路将来仍得同现在一样，靠骆驼或马匹，理由很充分：整个蒙古缺两样最要紧的东西——燃料和水。不过那条运河大约会延伸到哈巴罗夫卡，再从那里靠如今行驶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阿穆尔河轮船，最后换海轮到天津，便可赴北京。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的铁路问题，近十年来屡被提起，却直到眼下才有了实效。六年前有一家美国公司提出，愿意承建自日本海边的海参崴到中西伯利亚托木斯克的全线，条件是租期九十九年，并由政府无偿拨给沿线两侧各五十俄里的土地。因为这条线要穿过遍地金与白金的地区，这提议被回绝了。如今这条线将纯是政府的事业，几乎全由士兵修筑，主持工程的也就是不久前督造外里海铁路的那班官员。

到八月二十三日，我们的准备总算全部就绪，只差警察局长的许可便可上路了。这件事我们运气出奇地好，申请之后两天便得了批准；不过在此之前，先有一名警探上门，把我们的箱笼行装彻底搜了一遍。「我想你们没有带信件吧，」那官员狐疑地说，「我料想你们知道，在沙皇陛下的疆土里被查出携有可疑文件，不论你是哪一国人，是什么罪名。」我向他保证，世上再没有比我对他那位皇上更忠顺的人了；心里同时感谢上苍：幸亏我没有答应那位邋遢朋友、替他捎那封寄往索霍区希腊街的信。

启程前一晚，我们的好朋友罗夫妇一定要设宴为我们饯行。那一席酒菜，「莫斯科客栈」的大厨使出了浑身解数，我们也吃了个尽兴。只有可怜的小罗夫人一脸愁容，给这场宴席蒙上一层阴影；不过想到她注定要在伊尔库茨克流寓两年，这也难怪。饭后我们移到歌剧院去；那可怜的小妇人在《大公夫人》那明快闪亮的音乐里，在一个演得极出色的弗里茨的插科打诨里，把烦恼忘了。人很难想象自己正身在地球这偏僻的一角：宽敞明亮的剧场，金红二色的包厢与正厅座位，坐满了衣冠楚楚的男女——这同人们从《召回》一类作品里得来的、对东西伯利亚省城的先入之见，实在大不相同。散戏后罗先生又一定要请我们吃夜宵，等我们躺下时天已亮了——那是此后许多天里，我们所能享受的最后一张软床。

那天晚上回旅店时，我们见到一封电报，说非洲探险家斯坦利连同他麾下的整个探险队都遇害了。这消息在伊尔库茨克引起的轰动，简直像英俄之间开了战一样；东西伯利亚人对中非洲究竟能有什么兴趣，我实在想不通。因为电报是从彼得堡来的（而非从英国），我很怀疑这消息未必确实；不过它仍叫我有些不安，因为我一位好朋友正在那支探险队里。〔十一〕

想到伊尔库茨克地处偏远、欧洲货物又难以购得，「莫斯科客栈」主人所要的价钱之公道，实在叫我们欣然意外。我们的账单连什么都算上，每人才十一镑，而我们绝没有亏待过自己。

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一切就绪。集市上聚了一小群人，来看两个英国人要横穿西伯利亚这桩稀罕事！罗夫人在阳台上目送我们启程；她那一身灰衣的利落身影和那张漂亮的脸，是我记忆里这座城最后的一点美好景象。我们在塔兰塔斯上坐定，驿夫一甩鞭子，那几匹精神的小马便猛地顶紧了项圈，我们在一片响亮的铃声中辚辚驶去，掠过阳光下空荡的街道，驶入旷野。半个钟头后，伊尔库茨克已成了深绿色天际上一个闪亮的小点，几乎难以辨认了。

注十一：

杰姆森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旅行家与博物学家。本书写成之后，他不幸染热病身故，在中非洲为科学与文明事业捐躯者的名录上，又添了一个可敬的名字。

第十章从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

请读者设想：把奥尔德肖特一带那些起伏的、覆着松林的丘陵，整个儿搬到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周围的黑乡深处去。再把石砌的房屋换成肮脏破败、不曾油漆的木屋，远看几乎与周遭那片油黑的泥土分不出彼此。然后往这些村子里填上一群衣衫褴褛、面目粗野的男人，身上裹着羊皮和花花绿绿的破布，还有比他们更脏、半裸着身子的女人。再想象一股病恹恹的气味（那是俄属亚洲特有的），陈年兽皮、木头、烟熏、松节油和污水混成一片——西伯利亚的景象就在你眼前了。天晴时，一种细细的灰尘钻进你的头发，糊住你的眼睛鼻孔，叫人活得几乎难以忍受；下雨天，则是浓稠油腻的黑泥，无处不在。在驿站里，在塔兰塔斯里，都挡不住它。我说不清哪一样更可恶——灰尘还是泥浆——大约还是后者，因为它臭得要命，沾上便像墨一样洗不掉。

我们本来指望西伯利亚有好风景：巍峨如画的山脉、林木蓊郁的山谷、森林与平原铺展开去的壮丽全景。结果大失所望，因为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之间的景色，除去一两处例外，单调沉闷得叫人受不了。那段疲乏旅程留给我的记忆，既不愉快，也无趣味。我记忆里的东西伯利亚，不过是三种颜色没完没了、轮番交替：深绿、褐、黄——松树、泥浆，间或几片麦田。东、西西伯利亚两座省城之间共有五十来个村子，其中居民超过四百人的不过十来个。除了在这些村子里，我们一路上见不到别的生命迹象，只偶尔碰上一队囚犯，或是一辆孤零零的塔兰塔斯、一辆塔列加。诗人的句子——

「一里又一里又一里的荒凉，

一程又一程又一程，毫无变样」

用来形容我们离开伊尔库茨克后走了三个星期的这片地方，真是再贴切不过。

描述一个西伯利亚村庄，也就等于描述了所有的西伯利亚村庄。房子多半是未上漆的粗木搭成，一副杂乱未完工的模样，大半都歪斜得叫人担心。它们给人的印象，活像一群在大浪里颠簸翻滚的船：有的船尾高高翘出水面，有的船头一头扎进浪里。造成这怪相的原因是春天化雪时地基下陷，而房子的根基本就极不牢靠，于是便四面八方地塌歪下去。我在坎斯克附近的克柳切夫斯卡亚见过一间，沉得太厉害，屋里的人得手脚并用爬着进去。这些村子里毫无色彩，压抑得可怕。我想整趟旅程里，我连一座花圃也不曾见过。在稍大些的村子里，也有人略作装点：砍一棵杉树来，连根都不要，就插在路两旁的土里；可这事是初夏干的，杉树的深绿早已褪尽，让太阳晒成了一种脏兮兮的灰黄，把周遭衬托得比先前更加荒凉冷落——如果还能更荒凉的话。

不过，无论多小的西伯利亚村子，总有三样官府建筑：教堂、监狱、驿站；此外在村子的一头，还有一座巨大的木仓，村民每年把一批粮食存在里面，以防荒年。

驿站每隔二十或二十五俄里设一处，我们发现它们的舒适与洁净程度相差悬殊，最好的那几处大致相当于英国一座打理得体面的雇工小屋。所有驿站都照一个式样用木头盖成，门口两根黑白相间的柱子、门楣上方的帝国徽记，是它区别于其他粗陋木屋的唯一标志。里面辟出两间房，或者说两个隔间，各约二十英尺长、十八英尺宽，墙里一座巨大的砖炉把两间一并烘热，专供旅客使用。地板一律不铺地毯，全部家具不过一张小桌、两把硬木椅，偶尔——但并不常有——还添一张同样硬邦邦的木沙发；至于装饰，则是几张从报纸上剪下的木刻，或者廉价花哨的沙皇与皇后彩像，钉在油腻的粉白墙上。屋角一块架子上放着「黑册」，请旅客把一应怨言写在上头；册子正上方则挂一幅金光闪闪的黄铜「圣像」，即圣母或救世主的画像——从沙皇到农夫，凡俄国人的屋子里绝不会没有这东西。屋里通常有两扇窗，双层的，哪怕最热的天也封得严丝合缝。至于盥洗用具，自然一概没有。从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这一路，我究竟洗过几回脸和手，实在不大好意思承认！洗漱这件事几乎完全免了，至多拿手绢在茶炊倒出的茶杯里蘸一蘸，往脸上手上抹一把。有了这么一「舔」了事，也就只好知足。驿站的舒适与接待水准差得很远，有些干净齐备，不亚于贝加尔湖以东那几处，有些则比猪圈强不了多少。说来也怪，最脏的偏偏总在大城镇附近；在偏远荒僻的地方，官吏待我们无不客气和善，而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四十来俄里之内的那些，则傲慢刁钻、敲诈勒索，把一个西伯利亚驿站长所能有的本事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的这条大驿道，若搁在别的国家，恐怕根本不配叫路。雨天它成了一片泥沼，旱季里厚厚的灰尘没到车轴；到了初秋，中间那条车辙又常被商队碾得稀烂，轮车根本过不去。驿夫于是向左或向右绕开，那边虽说不至于太陷，却满是树桩、水沟、伐倒的原木之类，说什么也算不上安全。我常常纳闷，我们的塔兰塔斯怎么没在到托木斯克之前就散了架。换作欧洲的马车，二十四小时也撑不下来。一条三线电报沿驿道全程铺设，自伊尔库茨克继续往东通到海参崴——那是个约两千居民的城市，俄国西伯利亚海域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往北京则没有直通的电报。有时一连二三十俄里看不见电线，我颇为诧异，一打听才知道，因为草原上常刮猛烈的风暴，电线有些地段是埋在地下的，主要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马林斯克附近。俄罗斯帝国的电报费，凭良心说是便宜到家了。从彼得堡发到海参崴，每字十五戈比，约合二便士半；从京城发往欧俄各地，则只要这个价的三分之一。

出伊尔库茨克后头两站，我们一路轻快。走出几俄里，便经过圣英诺肯提乌斯修道院——一座宏大的石头建筑，是省城的金矿商人花了几百万卢布造的。这位圣徒据说庇佑行旅，凡有钱的矿主出门，没有一个不先到他的圣龛前奉上一笔厚礼。这种行旅自然频繁得很，一年下来，总数颇为可观。从敞开的大门往里望一眼，几乎像是瞥见了意大利或法国南方：教士们穿着褐白两色的袍子，光着头，在阳光下爬满葡萄藤的园子和阴凉的回廊间踱步。建筑东侧的钟楼高耸，式样也雅致，可惜那份好气象全被尖顶下面一座硕大的假钟给毁了——漆出来的指针永远指着十二点半。西伯利亚人似乎对这玩意儿着了迷，后来在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托博尔斯克，我在许多公共建筑和官署上都见到过。

两点刚过，我们到了伊尔库茨克外的第一个驿站博科夫斯卡亚，运气不错，立刻就换到了马。当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稀奇，可见我们对西伯利亚驿站长及其手段还太没经验。到季尔明斯卡亚那个小村时，天色已近黄昏，我们头一回受阻就在这里。虽说路程走得不多，可阳光明媚、塔兰塔斯又舒服、马也好，头一天的驿行如此惬意，弄得我们开始觉得，那几位丹麦朋友把西伯利亚旅行的苦头夸大了。说到底，我们才走了三十俄里，而我们与那座好城市托木斯克之间，还横着一千五百多俄里呢！

季尔明斯卡亚的候客室，刚被一家取道往伊尔库茨克去的西伯利亚人腾出来。那副光景，说得客气些也叫人不想进去，实在难以让人对旅途中的西伯利亚人的清洁习惯生出什么好感。套一句俗话，屋里的空气简直可以用刀切开。虽说整天闷热得难受，每扇窗子都关得死死的，砖炉里还烘烘地烧着大火。那脏兮兮、虫蛀过的地板上，撒满了泥巴、稻草、纸屑、鱼骨、蛋壳和别的脏东西，看着就倒胃口，更不必说那股陈年烟卷、皮毛和咸鱼混出来的臭味；可我们照样美美地吃了一顿，驿站长的妻子拿出的新下的鸡蛋、凝脂奶油和渍浆果，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往后有那么一段日子，连鸡蛋和牛奶都成了求之不得的奢侈品。

十点钟光景，我们正想歇下，来了一位「教士」（希腊正教的神父便这样称呼）——一个聒噪好动的家伙，一来就把安睡的指望搅没了；他生就一副话痨性子，你答不答理他，他都要说下去。我只好将就，索性掏出字典，想借机学几句俄语。这场谈话进行得很吃力，主要靠比手画脚。兰开斯特没有搭腔，只在墙角安然酣睡。我真相信，就是地震他也照睡不误。

我这位教士朋友翻来覆去用一个词：「卡托尔加」。不知读者可曾试过在只懂一点皮毛的情况下去查一个俄文词。若试过，就不会奇怪我费了老半天才弄明白，这个词在英文里的意思是「苦役犯」。又下了一个钟头的苦功，我总算拼凑出这么几件事：第一，库图利克到下乌金斯克之间的路上盗匪出没；第二，无论如何不可在夜里穿行这几片地方；第三，就在一星期前，一家人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赴伊尔库茨克，全家都叫强盗（即逃脱的苦役犯）杀了。

头一天出门就听这个，实在算不上吉利。我翻了翻驿程簿，查出库图利克还在五十俄里之外，若马尔京斯卡亚和波洛维尔纳亚两站不误事，大约明日下午两点能到。我们带足了武器，这一点我特意亮给那位教士看——谁知道呢，他本人说不定就与盗匪有勾结。西伯利亚这地方，最能教人疑神疑鬼。总之我们打定主意：尽量不夜行；万不得已要夜行，就轮流睡觉，一人守望。

这位饶舌的「教士」直闹到凌晨两点过后，才放我去偷几个钟头的觉。这时风已刮起来，白天几度欲来的雨正倾盆而下，噼噼啪啪砸在窗玻璃上，那势头预示着明天的路不会好走。只要天气晴好、换马的运气过得去，我毫不怀疑能赶在最后一班去秋明的轮船开走之前到达托木斯克；可若连下一个星期的雨，我们的全盘计划就要泡汤，多半会被困在托木斯克，捱过初秋的雾气与阴霾，一直等到路面冻硬、可以走雪橇为止。十月里想在西伯利亚驿行，几乎是办不到的事。

天亮时，我们已经在路上走了两个钟头。到八点，厚厚的羊毛似的云散开了，太阳豁然透出，晴空无云，很快把我们湿透发抖的身子烘干——塔兰塔斯的车篷漏得厉害，整整一上午我们都躺在一汪水里。近午时分，我们最后一次望见了安加拉河。河面在这里宽得像一片汪洋（两岸相隔实在太远），蓝汪汪的水边镶着大块大块的灰花岗岩巨石；再往内陆去，是一片肥沃的平原，草场与麦田一直铺到天际，那里一道低低的暗绿色线条，标示着森林重新开始。男人、女人、孩子都在田里干活；在一个欧洲人眼里，看农人一边收庄稼一边晒干草，总觉得有些异样。这一带野味极多，水禽成群，还有一种个头很大的野兔。

在波洛维尔纳亚耽搁了五个钟头，我们直到晚上九点才到库图利克。驿站还算舒服，我们决定就在这里过夜，次日天一亮便动身。到十一点左右，这地方一直归我们独享；忽然一阵响亮的鞭声和项铃叮当，宣告有人新到，而且来头不小——看驿夫们那副忙乱张皇的样子便知道了。

「贵客或许肯把床让出来？」老驿站长压低声音说，「来的是一位大官和他的夫人。」那「床」不过是几块硬板拼的，约莫两英尺宽，我二话不说就睡地上去了；反正差别也不大。片刻之后新来的两位进了候客室：一位是身着军服的高个子美男子，同行的是个娇小俊俏的女人，地道的俄罗斯长相，紫罗兰色的眼睛，五官秀挺。

「驿站长说二位是英国人，」这位新相识用法语说，「肯赏光和我们夫妇一同用晚餐么？我想诸位和我们一样，也要在此耽搁到明早吧。」

在西伯利亚的荒野里吃的那顿晚饭，是我平生最尽兴的几餐之一；一来我们已经两天没吃过一口正经食物，二来这两位新朋友也实在是绝好的伴。夫人七个月前才从巴黎的学校毕业，嫁了这位快活的哥萨克军官，而他的军务把他召往外贝加尔那座凄惨的流放地涅尔琴斯克。「一趟古怪的蜜月旅行，二位说是不是？」他哈哈大笑；他那可怜的小妻子累得快要散架，却硬撑着对这句玩笑挤出一点笑容。不过一顿好饭加上两三杯茴香酒，效力惊人，那一夜我们这一桌的兴致，恐怕没几处比得上。能遇见一个可以交谈的同类，不必为一句话去跟赖夫的字典和会话手册较劲，实在是天大的宽慰，于是我们一直聊到深夜。哥萨克向兰开斯特大谈彼得堡的种种乐趣，我则与娇小的维夫人长谈巴黎之乐：歌剧、布洛涅林苑、萨拉·伯恩哈特，以及与那座远在天边的美丽城市有关的千百件事。她是个活泼而有胆气的小人儿，只是长途奔波、疲惫不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面容憔悴。我不禁暗想：在荒凉沉闷的涅尔琴斯克，那张俏脸和那副神气还能撑多久呢。

夫人告退安歇（她若无其事地蜷在那张没有坐垫的硬沙发上），维上校便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庆幸之情——他总算平安穿过了苦役犯出没的那一带。我们把在季尔明斯卡亚同神父的谈话说给他听，他压低声音说：「你们说的那几桩之后，又出了两起命案。一个是坎斯克来的犹太货郎，另一个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承包商泰先生，两天前在图伦附近被人发现死在自己的塔兰塔斯里，喉咙从一边割到另一边。尸首我亲眼见过，说实在的，那可不是什么好看的东西。他的驿夫和马此后都不见踪影，这就叫我认定，车夫们在里头脱不了干系。不行，你们纵然武器齐备，也听我一句劝：只在白天走，等把下乌金斯克这座城远远抛在身后再说。」

「他们的下手方式很简单，」维答着我的追问，一面给自己倒了满满一大杯伏特加（这是第五杯了）。「白天从不动旅客。这帮无赖——一共有六七十个——专挑夜里下手。最危险的时辰是凌晨三点到六点之间，因为熬了一整夜的旅客，这时候警觉总要松懈几分。他们派两个人去割断挽索，另两个按住并捆牢驿夫（不论他是不是同谋），同时还有三四个翻过塔兰塔斯的车尾，突然从车篷前面落下来，一记重棍就把乘客结果了。据说他们没有火器。多数受害者先被打昏，然后割喉。近来还没有一个旅客保住性命。」不过正如维所说，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驿夫无一丧命，被残杀的旅客却已有十二人之多。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时，太阳已高悬中天——维谈兴甚浓，把我们拖到五点多才睡下。醒来却发现夫妇二人都走了；驿站长说，他们七点刚过就动身了。论熬夜的功夫，我服俄国哥萨克。我笃信其中有不少人压根就不睡觉。也许伏特加是个中秘诀。

我们急着若有可能在日落前赶到五十俄里外的季列茨卡亚，在那里过夜。驿站长说这不难办。中途只在二十俄里外的扎拉林斯克换一次马，只要不撞上彼得堡来的邮车——那车眼下也快到了——换马准不会耽搁。三驾马车于是立刻套好，我们正匆匆灌下两杯茶，预备着接下来十二个钟头的绝食，忽听村街上一阵吆喝和鞭响，转眼间邮车飞驰而入：四辆溅满泥浆的驿车，后面跟着一辆塔兰塔斯，押车的信使一身绿色描金、光彩夺目，全副武装地半躺在里头。

「快备马！」他从塔兰塔斯上一跃而下，嚷着从我们身边挤过，进了候客室；片刻之后我们看见他一杯接一杯地灌滚烫的茶。我们心知肚明，跟他讲什么情面都是白搭。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那三匹马被毫不客气地卸下来，套上邮车；那信使显然又满意又开心，喝完茶抽起烟卷，饶有兴味地看着我们狼狈。「西伯利亚呀，先生！」他爬上自己的塔兰塔斯时说了这么一句，车队便又一路向中国飞驰而去。这的确就是西伯利亚！当驿站长告诉我们，无论如何也别指望在当天傍晚五点以前弄到马时，我们算是彻底领会了「忍耐是一种美德」。

漫长的晴日一寸寸地挨过去。绝对无事可做，也没什么可看，时间沉甸甸地压在手上。将近中午，我们踱到监狱那边去，它照例设在村外一百码左右的地方。

村里的监狱，也就是押往矿山途中囚犯的临时歇脚处，是方形或者不如说长方形的木造建筑，三面是囚犯与看守的住处，剩下的一翼略与主体分开，用作洗涮和炊事。正中的露天院子供囚犯放风，地面粗糙不平，也不铺砖石，雨天里常常烂泥没膝。院子由一对高大的门进出，那也是整座建筑唯一的入口；四周围以高高的栅栏，每个角上昼夜都站着一名持实弹步枪的哨兵。不过这份戒备只在夏天维持。四月到十月间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哨兵常在岗位上打盹，窗上的铁条和格栅又朽坏松动，小孩子都能掰下来，逃跑于是变得相当容易。逃跑或企图逃跑并不会加长刑期。逃犯若被抓回来，有可能挨一顿结实的鞭子，也就仅此而已。倘若没有看守的默许，我怀疑囚犯们根本不会去越狱；而若狱吏们尽职时多一分谨慎——不如说多一分良心——西伯利亚的道路本可相当安全，不至于像如今这样，到处是最凶恶的盗匪和亡命之徒。此外还有一个更有力的原因，是我们路上结识的维向我们解释的；它清楚表明，与西伯利亚监狱有涉的官员，无论高低，都远远算不上清白无瑕。不过我下面要说的这种做法，只在东西伯利亚较偏远的地区施行，那里的丑闻大概永远也传不到彼得堡当局的耳朵里。

这法子简单得出奇。近卫军的阿中尉在俄国京城过日子过得虽不明智却极尽享受，结果不得不调职；短短五六个月之内，他便从彼得堡的欢场与金碧辉煌的客厅，落到外贝加尔某个荒凉的流放地，唯一可以往来的是他麾下的哥萨克，唯一的差事是管住手下那两三百名囚犯。三十俄里外的下一站，归他的朋友、同样倒霉的同僚贝中尉管辖；为了打发漫漫冬夜，贝便隔三岔五来看阿。这类聚会的结果无非是狂饮、豪赌，外加一些别的小小消遣——我不必细说，但只要西伯利亚还有女囚，这些消遣就不会绝迹。也常有这样的事：两位近卫军官中的一位输掉了远远超出他偿付能力的数目。俄国人宁死也不肯欠下一笔赌债，可这两位潇洒的近卫军官口袋里，多半正缺「现钱」这样必需之物。要解这个难，只有一条路。开春时节，放出五六十名囚犯（说定他们须在九月底之前回来），任他们在路上各凭本事讨生活。据说有人趁这种夏日出游，从涅尔琴斯克一路走到了托木斯克。他们也从不失约不归，因为除非是疯子，没有谁会真动念头要彻底逃出西伯利亚。这一伙人不在的期间，中尉先生照旧向彼得堡支领他们的口粮等等费用，用以清偿自己那笔堂堂正正的债务。「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虽然参观过三座「囚堡」，却也是费尽周折、洒了大把卢布才办到的。俄国政府如此不喜欢外人参观他们的囚犯设施，实在有些奇怪，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所见到的情形，出乎意料地令我满意。尽管《召回》《今日的俄国人》之类书的作者们描绘得那样毛骨悚然、令人发指，我所见的西伯利亚监狱却干净舒适，只是气味大概不如我们查塔姆或达特穆尔的囚犯设施那么清爽。这也难怪，毕竟每二十四小时就要进来一批新犯人，雨天里每人脚上还带着一磅左右又黑又臭的烂泥。从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的整条驿道上，只有一个村子（拉兹贡纳亚）的囚堡——那是座很旧的——几乎不能住人。驿站长告诉我们，那里老鼠成灾，冬天囚犯有时被咬得很惨；他们只好白天睡觉，因为夜里虫豸成群，根本无法安歇。为公道起见我要补一句：整趟旅程中，我所见所闻真正糟糕的囚堡只此一座，而且当局正打算把它拆掉另建新的。在英国，我们没少听说囚犯像羊圈里的羊一样挤住在破棚子里，说那是臭气熏天、什么脏东西都有的猪圈，说那里没有一天不抬出一个死于伤寒或别的恶性热病的囚犯。可事实上，我很少见过比这更整洁的建筑。若不是有黑白相间的岗亭、装了铁条的窗子和门上的帝国双头鹰，人根本不会把它们当成监狱；而且凭着明黄的墙、红的屋顶和收拾齐整的园子，它们往往是我们经过的那些污秽村落中唯一看着叫人舒心的建筑。库图利克的囚堡是空的，不过一名哥萨克告诉我们，当天下午就会有一队犯人到。迎接他们的准备已经做起来了：雪白的桌布上摊开着糕饼、奶油、鸡蛋、苹果、甜食和烟卷，专供那些在路上挣到几个戈比的幸运囚犯享用。

看完之后我们踱回驿站，实在无聊透顶，便叫人端上茶炊。除此之外简直无事可做。还得熬过整整七个钟头，才有望换到马继续上路。正是这种没完没了的耽搁、这种磨人的等待，使西伯利亚的旅行如此单调、如此消沉。比起那些漫长乏味、无所事事的日子，劳顿与匮乏倒都不算什么了。到后来我们养成了习惯：每到一站便机械地叫茶。头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每天的定量是十五到二十杯；我确信自己在西伯利亚的那两个月里喝下的茶，足够十来个老处女喝上一年。

库图利克不过十八到二十户人家，即便在那个晴朗的午后，看上去也够沉闷的：村里除了女人、孩子、狗和猪，人都走空了，男人们都在田里忙着收割。驿站长是个波兰人，会说几句法语，在他带领下我参观了一户农舍。女人们多半又脏又邋遢，但有几个年轻姑娘长得不错，孩子里更有不少是美的，一头淡黄的亚麻色头发，浅蓝的眼睛，叫人纳闷这样彻头彻尾的北方美人，怎么会生在、长在这么靠东的地方。我们进的那户人家的女主人（一个年轻而颇有姿色的妇人）为自己的装束道歉——她身上只有一件薄得几近透明的细布睡衣，长及膝下；在西伯利亚那短促而炎热如热带的夏天里，农妇在屋里就只穿这一件。我们请她不必客气，并且向她保证，这身装束虽然单薄，却极衬她。

农舍内部虽然简陋，却一尘不染。屋角挂着神圣的「圣像」，即圣母像，正对面是一座大砖炉。家具只有六把木椅和一张粗松木桌；屋子的地板倾斜约四十五度，坐下去简直算是一桩险事。屋顶正中垂下一只西伯利亚摇篮——一种布袋，用长绳系在天花板的钩子上；女主人每隔二十分钟左右推它一下，绳子够长，足以让摇篮（和她那个最小的孩子）一直晃上那么久。

我们抽着烟卷，喝着一杯冰镇的「克瓦斯」，这位俏丽的主妇很快不再腼腆，取出一把俄国吉他，用清甜的嗓子给我们唱了两三支民歌。其中一支伏尔加船夫曲似乎格外受人喜爱，从恰克图到下诺夫哥罗德的一路上，我们不断听见它——农夫、囚犯、驿夫都唱。西伯利亚的农人似乎颇有乐感，只是他们的曲调几乎全是小调，听久了，在一个欧洲人耳中压抑得厉害。

西伯利亚农民说不上赋税繁重，帝国政府所征的不过是一项十七卢布的人头税。住在大驿道沿线的人，若肯养马并为驿政供马，连这也可免除，而且供马自然还有报酬。这里的男人大体上是些快活和气的家伙，通常只有一个恶习：酗酒；而他们即便喝多了，也醉得和和气气，比清醒时还要更斯文、更慈祥。我们经过的每座城镇都见过不少喝醉的人，却从未见过一个西伯利亚人借酒撒泼。至于女人，她们干净、俭省、极虔诚，同时在男女之事上又相当随便——这种品性的混合，我想并非西伯利亚独有。

离开库图利克时已将近七点，于是我们只好死了心，当晚至多走到二十八俄里外的下一站扎拉林斯克。动身前我们检查了手枪，并且特意让驿夫看见我们带着武器，因为这段路荒凉得像是专为杀人预备的，森林又密，塔兰塔斯两侧一尺之外就看不见东西；我们提着十二分警觉，左轮枪都扳到半待发，倘若真遭袭击，来者少不得要吃一顿好的。十点钟光景，前方几点闪烁的灯火预告扎拉林斯克到了；十点半，我们总算安然过夜。

接下来的两天天气好极了：蓝天无云，日光灿烂，中午有时热得叫人受不了；温度计不止一次升到华氏九十度以上，可太阳一落，有时又骤降到零上几度而已——气温变化就是这样迅疾。八月二十六日，田畴渐多，茂密的森林让位给大片开垦出来的麦田、玉米田和芥菜田。这是在季列茨卡亚以东。过了那个村子，景致又变，我们重新回到沉闷单调的松林里，间或点缀几株白桦，或是结着鲜红与雪白浆果的灌木。西伯利亚以浆果著称，种类不下二十种，在有些地方，它们和黑面包一道构成居民夏季的主食。我们觉得这些浆果多半淡而无味，只有一种叫「布鲁斯尼基」的越橘例外，拌上奶油和糖，味道美极了。「布鲁斯尼基」还是很有效的退热药。

扎拉林斯克与季列茨卡亚之间，我们遇上两支大商队：一支载着白布、五金和曼彻斯特货，一支载着茶叶；前者东行，后者西行。每支商队都有两百多辆车，由八到十个人押运；我们赶上去时，他们正睡得死死的，直到我们的车夫一鞭子抽醒了最前头那个才醒过来。那些马东倒西歪地在路上晃荡，随时可能把笨重的大车撞到我们的塔兰塔斯上。茶商队昼夜兼行，二十四小时中只歇五个钟头：下午一点到三点，午夜到凌晨三点。可那些马看上去毛色油亮、膘肥体壮，半点不见疲态；原因或许在于，它们的速度从不超过每小时三英里。

我们一天里难得碰上两三辆车，这正是西伯利亚驿行如此烦人、如此单调的缘由。村与村之间，除了那条沙色的凄凉道路、那没有尽头的深绿森林，绝对没有别的可看。在西伯利亚，你绝不会看到一座孤零零的农舍立在村围之外。除了那些通常相隔二十到三十俄里的村子，你看不到任何形式的居所。这份单调，捱上一个星期左右，简直能把人逼疯。那么，对于那些有时要走两年才到得了目的地的可怜流放犯，又该是什么滋味！

我们在日落时到了季列茨卡亚。这一站再往前有一条大河，让雨水涨得相当厉害，甚至可说危险。就在当天傍晚，渡船被冲走，顺流漂下去了，彼得堡来的邮车只能露天守在河岸上，等船修好。这消息不妙，好在天气晴了、气压计在上升，多少可以宽慰。候客室一直归我们独用，直到午夜，一辆塔列加辚辚驶进院子，下来一个胖得出奇的男人和一个又瘦又干瘪的女人；他们进屋不到五分钟便告诉我们，他们是新婚，从伊尔库茨克一路直奔而来。脱下皮裘后，我看见那男人穿着一身崭新的亮闪闪的细呢衣裳，女人身上的显然是新娘礼服：白细布裙，缀满橙花枝，只是被旅途、被新郎的殷勤——更不消说塔列加里的泥巴和脏稻草——弄得又脏又皱。等这位与他同甘共苦的伴侣歇下（睡在两把椅子上），这位不幸的新郎便与我推心置腹起来，压低嗓子告诉我：他其实宁愿安安稳稳待在伊尔库茨克，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一套，之所以走这一趟，纯是为了讨新娘欢心！我像匹克威克先生那样，忍不住羡慕这位女士如此容易取悦。「要是她体力撑得住，我就带她走到下乌金斯克，」他认命地说，「撑不住，我们就回伊尔库茨克。」这算什么蜜月！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他们已经走了。

我永远忘不了在西伯利亚驿站过的第一夜。旅客倘若不能立刻入睡，那就多半整夜别想合眼，因为塔兰塔斯和塔列加整宿不分时辰地来来去去。按规定屋里要点一盏灯直到天明，而那彻夜间歇不断的铃铛声、驿夫的吆喝、重靴踩在无毯木地板上的咚咚声，足以把死人吵醒。西伯利亚的每一处驿站，无论多么干净，还有另一样叫人睡不着的厉害东西——虫豸——更不用说蟑螂和老鼠了，它们靠旅客掉在地上的食物残屑过活，夜深人静时便在地板上乱窜，从人的脸上身上跑过，浑然不当回事。没到西伯利亚以前，我对老鼠怀着说不出的憎恶；如今却像那个跟蛇做伴的美国佬一样，没有它们，我倒几乎觉得寂寞了。

凌晨两点光景，公鸡开始打鸣，村里的狗立刻应和。天还没亮，驿站里的人就已起身忙碌：打扫、生火、劈柴等等。我通常四点左右起床，点一支烟卷，一面研究周围那些奇形怪状的人物，一面消磨时光，等茶炊端上来。他们大体上是一伙古怪杂驳的人。男男女女横七竖八地躺着，在昼夜之交那种诡异的微光里，活像乱葬坑里一堆尸首。谁是头一回走这条路，一眼便看得出来：那位头一次走驿道的俄国官员太太，穿着考究的定制长裙、海狸皮小帽和名贵皮裘；而西伯利亚本地女人，则套着一身做工笨拙、式样还是三十年前的衣服。后者已习惯成自然：两个礼拜不洗澡，睡在脏地板上，旁边兴许还躺着个油腻褴褛的犹太货郎。可对那些上等人家的太太，你实在忍不住要同情——她们从圣彼得堡或莫斯科出发，去东西伯利亚或阿穆尔地区与丈夫团聚，整夜坐在硬邦邦的直背木椅上（有椅子坐还算好的），有时累得几乎要从椅子上栽下来。清晨时分，最漂亮的也变得难看：头发蓬乱，衣衫不整，脸色苍白发灰；手上的钻戒只把那双多日洗不成的手和指甲衬得愈发乌黑。即便在英国，通宵舞会之后清晨六点还能好看的女人也没几个。那么试想，在西伯利亚颠簸了十来个昼夜之后，她们又是什么模样。许多驿站比我上面描述的还要糟，比它好的却没几处。在那些候客室里，我见过一些实在不便形诸笔墨的场面，还是留给读者去想象吧；因为单就体面二字而论，纯粹的西伯利亚人还不如中国人。

我们一路的倒霉和麻烦，我算是从八月二十七日早上开始的。那天我在季列茨卡亚驿站那间又小又脏的候客室里醒来，只见大雨倾盆，天空是一整片灰扑扑的羊毛云。雨显然已经下了好几个钟头，驿站门前的路成了一汪水，快要淹到我们塔兰塔斯的车轴；雨点毫不留情地打在车篷上。凭直觉我知道，车里的积水这会儿足有一英寸深。我暗自感谢上苍，幸而把褥垫拿了出来，便裹紧皮裘又睡了过去。要渡一条危险的河，下一站又在二十五俄里之外，此时动身是根本不用想的。

近午时天色稍霁，虽然雨仍下得很大，我们还是决定动身，若有可能，当晚赶到七十多俄里外的利斯特文斯卡亚。上车前得先把塔兰塔斯里的水舀干。我们正在套车时，一辆开往伊尔库茨克的塔兰塔斯到了，说渡船已能用，只是河水湍急，涨得很危险。我们道了谢便出发。那一车人是举家同行：先生、太太、四个孩子和一个保姆，统统挤在一辆塔兰塔斯里。我倒有点羡慕他们，至少他们不缺暖和——天气忽然阴冷起来，还不时刮过一阵叫人睁不开眼的雨夹雪。

鄂卡河离季列茨卡亚村不过一英里左右，我们却花了将近一个钟头才走到渡口。有几段路完全淹在水下，驿夫只能凭猜测摸路。我们又知道路两边各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沟，这活计说得客气些也算得上刺激。快不起来，只能一步一步走；即便如此，五匹精壮的小马也已使尽了力气才把那笨重的车拖动。我们陷住了两回，全体只好下车，在齐膝深的冰水里「把它推出来」。赶到渡口时，我们浑身湿透，冻得直哆嗦；接下来要走的是二十五俄里的一段路，多半要耗上好几个钟头——而且还得是真能走到齐明斯卡亚才行——以这副样子上路，实在算不得舒服。船夫说，到那里之前要过四座桥，其中至少有一两座这会儿多半已被冲垮，因为那边水更大。

鄂卡河的样子极入画，却并不让人放心。它本就宽阔湍急，连日大雨把它撑到平日的两倍宽，此刻这条激流足有一英里阔。那条破旧不牢的渡船看上去只消让水面上疯狂打转的树桩或原木碰一下，转眼就得沉底；船夫起初说什么也不肯，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诱惑太大，他嘴里咕哝着「淹死了可是你们自找的」，到底还是让我们把塔兰塔斯和马赶上了船，撑向对岸。铁链刚一松开，岸上就爆出一声大喊，引得我回头。人群又叫又比划，在岸边疯了似的来回跑，指着水里一团溅着水花、看不真切的东西；我随即辨出那是一人一马。那匹马本是被牵下来饮水的，可河岸被连日的雨泡烂了，塌了下去，人和马一齐跌进深水。我极少有过比那一刻更紧张的时候。它把我们的心思整个儿从自身的险境里拽了出去——这段时间我们仍在缓缓前行。船夫不敢停船，我们也没法搭救那可怜人，因为水流正飞快地把他往河心卷。他显然水性不错，可我们看得出，面对那股骇人的急流他无能为力。我们眼看他浮起来三次，头两次他的呼救声凄惨得叫人不忍听，第三次他却没了声息，只把两臂往上一抛，便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最后一次沉了下去。船夫告诉我们，他才二十岁，是个高个子的俊小伙；就在三四分钟之前，他还站在一旁帮着把我们的塔兰塔斯弄上船呢。

渡河总算平安无事。对岸的路比我们刚走过的那一段要好些，至少没有被淹，驿夫看得清方向，也不至于在离人烟十英里的地方断了轮子或车轴、困在荒郊。下午三点我们到了齐明斯卡亚，换上七匹生力马（这回等不到十分钟），继续赶路，指望当晚或次日清晨能到五十俄里外的利斯特文斯卡亚。

到利斯特文斯卡亚已是夜里十一点。驿站里挤满了士兵，他们冒雨搜了一整天的逃犯，毫无所获——这也难怪。指望在那样密不透风的森林里找到逃亡者，真是大海捞针。等他们喝完伏特加走人，我们并不觉得可惜；凌晨两点，我们总算能抢几个钟头的觉，然后再度上路。这时雨已停了，夜空明净，满天星斗。

我们对好天气的指望没有落空：醒来时，明晃晃的太阳正照在脸上，主人的声音在问我们还打算睡多久。果然，前一日的劳顿与惊忧把我们累垮了，任凭车马来去喧闹，我们一觉睡到过午——至少驿站的钟是这么说的。不过在西伯利亚，时间从来是靠不住的。每位驿站长都有自己的一套钟点。起初觉得很奇怪：早上九点离开季列茨卡亚站，到二十俄里外的齐明斯卡亚，居然是八点半！可我们很快就习惯了，头一个星期过后便再不为钟点费神。那不过是个细枝末节。

那天和第二天我们走得都不错，八月二十九日傍晚到了图伦村。可惜天公作美的好运注定不长久。日落前不久，天阴了下来；离当晚的落脚处还有两个钟头路程时，雨已如注。车篷照例比没有还糟，几分钟内我们便湿透到皮肉。所幸从这里到下乌金斯克之间再没有河了，若一切顺利，我们指望次日就能抵达那座城。

那一夜若知道自己注定要被困在那间脏屋子里两天，我看我们未必还能那样兴致勃勃地就寝。我们的存粮已经吃光，此后只能全靠驿站提供的那点粗劣伙食度日。别的我都还受得住，唯独面包。唉！那西伯利亚的面包。单是回想起那又酸又腻、墨一般黑、铅一样沉的东西，我的胃就要翻腾；它软塌塌湿漉漉，你能像扯一块没烤过的生面团那样把它拉长。

灌下一杯茶，我们就那么湿淋淋地裹进皮裘里。这种事若在英国，多半要害一场风湿热，可在西伯利亚，似乎有一位专管健康的神明在照看着人，我们竟没有病过一天——尽管活儿这么苦，吃的又少，除了茶也没什么可喝的。那一夜我们睡得不多，多半醒着躺在那里，听风怒吼、听雨点敲窗。凌晨两点左右我迷迷糊糊睡去，约莫一个钟头后醒来，见老驿站长正往炉里添柴。「可怕的一夜啊，先生，」他一边把一大截松木丢进火里，一边咕哝道，「那些苦役犯连个遮头的地方都没有，真叫人有点可怜他们。可怜的家伙，这会儿准像落汤鼠一样！」我累得懒得作声，正要翻个身，忽然「砰砰」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把我惊得坐了起来，也把老头儿从厨房里飞快地趿着鞋赶了回来。来的既不是塔兰塔斯也不是塔列加，没有铃声，也没有车轮声。这位夜间来客，不管是谁，是走着来的。老头儿丝毫没有开门的意思，神色慌张得厉害；这时我脑中头一回闪过我们那位哥萨克朋友在库图利克说过的话：「过图伦那一带要多加小心。那边比哪儿都厉害。」

第二下敲门比第一下更响，打断了我的思量，也促使我向那波兰人打手势，表示我的左轮枪已经上膛，而兰开斯特（他仍安睡如故）也有一把同样的家伙。他似乎放下心来，这才走过去拔了门闩，把那位神秘的来客放了进来。

进来的是个又高又瘦的男人，胡子和髭须带些灰红，看上去约莫六十岁；他粗鲁地从波兰人身边挤过，进了屋，脱下一件硕大的熊皮外套，满意地叹了口气，往椅子上一坐。「总算到了！」他用法语咕哝了一句，接着又用俄语厉声说：「我还当你要让我在外面站一整夜呢。怎么不早点开门？快！把茶炊端上来，再来点鸡蛋和面包。别像个傻子似的杵在那儿瞪眼。」

我很清楚，没有通行证的人在官办驿站里根本无权索要食物。可驿站长似乎没想到这一层，一声都没敢顶，就溜出去张罗吃的了。这当口没人注意我，我便躲在皮裘后面把这位新来的人好好打量了一番。

那不是一张讨人喜欢或叫人放心的脸。有一点尤其叫我觉得蹊跷：他进屋没有脱帽，看样子也压根没有脱的打算。前面我说过，在俄国，进屋须脱帽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与其说是对屋里的人客气，不如说是敬畏那尊永远摆在屋角的圣像。我从没见谁破过这条规矩，因此断定这人不摘帽子必有隐情。他的装束即便算不上好看，也可谓独一无二：一条灰色粗花呢裤子，上身是西伯利亚农民的长襟褂，腰间束一条宽宽的红腰带，脚上一双高跟的扣襻靴。除了搁在他身旁桌上的一根粗木棍，这陌生人似乎没带武器。这人会是谁？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不如说清晨里——他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满意地注意到，天已开始发亮了。

他究竟是谁，只能成为一个谜。清晨五点左右他走了，走得和来时一样突然；而那老驿站长要么是吓坏了，要么是懒得动，没有派人去监狱里叫两个哥萨克来。有一件事让我确信自己的疑心没有落空。他把茶、黑面包和沙丁鱼吃了个饱，便把椅子往后一推，两脚搁在炉子上，点起一支烟卷。就在这时他的帽子滑落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半边头是剃过的——那正是西伯利亚苦役犯的标记。他是个「苦役犯」，我一刻也不怀疑。他始终没看见我，因为我躺在桌子的阴影里；倒是兰开斯特一直安睡到底，而他就躺在那人近旁；我唯一纳闷的是，我朋友胸前那条金表链那样招人，他竟没有动心。他很安静地离开了驿站，饭钱一文未付；老驿站长对这位古怪的客人也再不置一词。多一句嘴，说不定就要跟官府惹上麻烦。

这可怜虫大概已经饿了两三天，不敢在那个附近发生过许多凶残命案的村子里露面。他料想这样的夜里路上不会有什么旅客，便摸到驿站来；又以为屋里只有那老波兰人一个，这才壮起胆子进门。有件事颇为古怪：他一身又脏又破的衣裳，左手食指上却闪着一枚硕大的钻戒。后来我们听说，那位承包商被抢走的正是一枚尺寸和光泽都极不寻常的钻戒。

我们原想次日赶往下乌金斯克，这指望很快就落了空：约莫十点钟，帝国邮车辚辚驶入，所有能用的马统统被套上了邮车。我们倒也不全然懊丧，因为雨仍旧下得和先前一样大。即便是这又脏又阴沉的驿站，也胜过湿透衣裳、冻透骨头地赶八十多俄里路，末了还是一个肮脏的驿站、外加没有吃的。

那真是怎样的一天啊！我这辈子走南闯北，熬过不少凄惨的时辰，却从没有哪一天像八月三十日在图伦驿站里那样悲惨、那样说不出的消沉。除了邮车，这一整天里什么也没过去，连一辆塔列加都没有。书被雨泡剩的那点还能看的部分也读完了，我们只好干坐着面面相觑，彻底绝望。这局面本该是可笑的，只是当时看来实在太严重了些。

东西伯利亚村庄的大街，哪怕在晴朗的好天气里，也不是什么提神的景致。从图伦驿站的窗口望出去的那一幕，是我平生见过最凄凉的。窗子共有四扇，两扇朝着村街，另两扇朝着一片荒芜空旷的野地，野地尽头，在灰蒙蒙的雾气里隐约现出囚堡的红屋顶。真说不上哪一样更让人消沉：是那条烂泥和污物没膝的脏街，那些破败肮脏的房屋，那唯一的一点生命迹象——

半打生着癞的鸭子在雨里扑腾打滚，两匹冻得发抖的驿马缩在我们塔兰塔斯的背风处；还是那条孤零零的、土灰色的大路，像一条大蛇般蜿蜒过野地，绕过监狱，钻进前方一大片绿油油的森林；瘦高的电线杆和黑白相间的里程柱在浓密的灰雾中几乎辨认不出，只偶尔被一阵斜扫的雨雪冲开一点。屋里的光景并不比窗外强。到后来，我们的消遣只剩下两样：打苍蝇——那脏墙上密密麻麻趴着成千上万只——和喝茶，那是西伯利亚旅人永不落空的慰藉。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吃食。昨夜那位不速之客把我们这位老朋友的存货吃了个精光，食橱里只剩几条腌「奥木利」鱼和两个（不如说两坨）黑面包。这就是我们的晚饭。一个身材丰腴的女人像变戏法似的从厨房最里头冒出来伺候我们。我们巴不得免了她这份侍候，因为她不但脏得叫人恶心，还害着一种可怖的皮肤病。而主人解释病因时，就更叫人不安了。「可怜的姑娘，」他若有所思地说，「这三个礼拜可遭了罪。看她这会儿忙里忙外、这么有精神，谁想得到她今天才头一回从天花的重病里爬起来——是从中国来的那些该死的茶商队里染上的。诅咒他们！他们把这病撒得满地都是。」换了别的情形，我一定会心神不宁，可那时我们已经潦倒到这般地步，我相信即便真发起急症来，我们也会觉得理所当然。也许正因为这个，我们两人谁也没被传上；而那位美丽的「柳芭」，无疑正处在传染性最强的阶段。

近黄昏时雨小了些。约莫七点钟，对面几户人家里走出些妇人，各人端一只盆，拿一片黑面包，摆在屋檐底下，便回屋去了。西伯利亚女人雨天出门的装束，比她们夏天待客的那一身还要奇特：自腰以下，除了一双及膝的高靴，全无半点衣物可言，那条布裙子似乎是系在脖子上的。这些可敬的婆娘忽然一齐出现在各家院门口，那景象说有多古怪就有多古怪；而当她们瞥见窗口我们两张脸时，竟也丝毫不见局促。一打听才知道，这是遍及西伯利亚的风俗：每个村镇的农户都在自家门外摆一份吃食（通常是面包和牛奶），供随时可能路过的逃犯取用。这规矩由来已久，帝国政府也从未加以干涉。另有一条心照不宣的约定：盛食物的碗盘不得损坏或拿走，因为在东西伯利亚，瓷器算是相当值钱的东西。凡有人破了这条义气，下一个逃出来的苦役犯若撞见那小偷，便有义务把他杀掉。我们在托木斯克盘桓期间，附近就执行过这么一桩「判决」。两个苦役犯都是从离托木斯克约九十俄里的科林斯卡亚囚堡逃出来的，前一个比后一个早跑三个星期。照例，两人都在路上各自谋生，直到后者偶然听说前者偷过东西，便不肯罢休，一路追踪，经过一场恶斗，用木棍把他活活打死。几天后，人们在森林里发现了尸首。

图伦的白天固然叫人消沉，夜里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位天花病人把我们那顿寒酸晚饭的残余收走后，驿站长举着两支滴着油的牛脂烛出现了——那点亮度恰好够把黑暗照得看得见——他道了晚安，便缩回他那间臭烘烘的窝里去；片刻之后，那边传出音乐声，是一架呻吟喘息的六角手风琴。这段振奋人心的音乐，我们从八点多一直享受到深夜。我从前一向觉得《俄罗斯国歌》是一支雄壮动人的曲子，可如今我几乎一听见它就要打寒噤。那是他会的唯一一支曲子。我直到一点多才睡着。风在外面呼号，雨雪敲打窗玻璃，叫人庆幸自己好歹有个遮头的地方，哪怕是这样一个窝棚。一只大灰鼠蹲在近旁地板上，眼睛在半明半暗中闪着光，看来它也同意我的看法。两个月前，明知屋里有这么个东西，我一夜也睡不着；可这会儿我却毫不在意地安然入睡，虽然我确信自己一睡着，它——多半还有它的许多同类——就会在我身上脸上乱爬。西伯利亚实在是治讲究人的一所好学校；我知道伦敦有不少年轻的时髦哥儿，若在图伦小住一段，身心两方面都会获益无穷。

五点钟醒来，我急急跳到窗前看天气。唉！雨比先前下得还凶。仍是昨天那副湿透的灰天，煤烟色的云在上面疾驰；仍是那片荒凉的原野、滴着水的房屋、裹在白雾里的远处森林。又要在图伦耗一天！我咒骂着西伯利亚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裹紧皮裘，重新躺回那虫蛀过的脏地板上，一直睡到十点多才醒，只见一位新到的客人坐在咝咝作响的茶炊前，而雨下得比先前更大了。

新来的是个犹太人，而且脏得可以，但显然是个有钱人——他那辆私家塔兰塔斯，还有那双肥短的、戴满硕大钻戒的手，都足以为证。同他族中大多数人一样，他好奇得像只猴子；我眼睛一睁开，一连串照例的问题便扑面而来：「阁下是哪国人？」「从哪儿来？」「上哪儿去？」「收入多少？」末了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西伯利亚来的？」我答「为了消遣」，这种场合下换来的永远是一阵哄笑。如今我既已横穿过那片凄凉的土地，也就不再怪那些同路人了——当时我只觉得他们这份乐不可支既无礼又多余。这犹太人会说几句法语，加入我们这愁云惨雾的一伙，实在受欢迎；他不仅性情爽朗、健谈，满肚子笑话轶事，还带着大批食物。我们已经快饿死了，他一邀我们同吃一罐羊肉罐头、就着两杯伏特加下肚，我们立刻欣然应允。我记不起自己何曾吃得这样痛快。将近三天没有沾过一口实在的食物，饥饿的煎熬已经以极明白、极难受的方式发作出来。说句正经的，我们在西伯利亚不止一次真正尝过挨饿的滋味：胃底那种可怕的啃噬感，实在难以形容，可论身心两重的折磨，没有什么比得上它。

这位希伯来朋友原来是个跑单帮的行商，做火药生意，伊尔库茨克人。他此刻正要去中亚的塔什干，一路从鄂霍次克海边的尼古拉耶夫斯克赶来，中途除了在故乡歇了两天，从未停过。我们这趟旅程，同他这段路的惊人长度一比，简直不值一提——那一头到另一头，少说也有四千英里。这犹太人已经走过四回，其中一回是在冬天；他还补一句说，那滋味他可不想再尝。「夏天嘛，」我们这位健谈的朋友说，「可美了。就像你们英国人说的一场盛大的『野餐』。」我多么羡慕这小个子的好心情！

五点钟天色略霁，他便动身了；到九点，天上已无云，繁星满布。生怕明天又是雨天，我们几乎打定主意立刻套马赶路。下一站怎么说也不会比图伦更糟，说不定还要好些；可驿站长苦苦劝阻。他说有几处发了水，而他能派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年轻没经验的驿夫，万一出点岔子，那小子多半要慌了手脚。第二天我们庆幸听了老人的话。天亮时晴朗明净，虽然屋顶还湿漉漉地在日光下发亮。我们套上六匹马，在泥泞的街上缓缓上行，长舒一口气，向这座让我们捱过许多沉闷难堪时辰的肮脏驿站道了别。

剑桥郡最泥泞的地方，经了一个星期不歇气的连绵大雨，刚用蒸汽犁翻过的田地——拿这个来形容我们所遇到的路况，也还只是勉强近似。许多地段整个泡在水里，安危只能托付给上天和驿夫对路径的记性。有一处水深没过了后轮。重新踏上干地时，我们着实松了一口气；因为在这段水路里还得过一座塌了的桥，往左往右走岔一步，就会栽进一条约莫十英尺深、宽窄相仿的沟里。头十八俄里，根本别想走得比步子快，还有好几回索性陷住，动弹不得。这是叫人提心吊胆的活计：在西伯利亚，一颗螺栓松了、一根车轴断了，都可能把人困上一个礼拜甚至更久。我们对这位驿夫实在没什么信心——他至多不过十二三岁；若是我们照原先的打算连夜动身，只怕要吃大亏，因为那几匹马完全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不过这小鬼力气上欠缺的，气势上全补了回来：他把鞭子挥得呼呼响，一会儿咒骂一会儿夸奖他那套马，全是最地道的派头。有一回马匹被路边一具死马吓着了，撒腿就往森林里冲，我们险些翻车。幸而塔兰塔斯一头扎进一个大坑，戛然而止，才没有闯出更大的祸。这么一折腾，断了两根挽索，我们花了一个多钟头修理。这当口过去了三辆塔列加和一辆塔兰塔斯，结果我们在下一站（库尔任斯卡亚）足足被耽搁了二十四小时。

每站所备的马匹少得可怜，这大约可以算我们路上最大的障碍之一。凡在路上不巧撞上邮车，纵然那邮班通常至多不过四到六辆塔兰塔斯，也休想弄到马，只剩下漫长难熬的等待。有时驿站归我们独占，倒还能忍受；可多数时候，与我们同受煎熬的还有一大帮别的旅客。在一间空荡荡的粉白屋子里连坐带站地耗上六个钟头，既不利于好脾气，也不利于交谈；这种时候，候客室最让我联想到的就是一笼野兽，人人互相打量，眼里满是嫉妒、憎恶与恶意，尤其是那些女人，那模样恨不得把对方的眼珠子抠出来。男人的脾性在这种时候也暴露无遗：有的沉着达观，一面喝茶一面抽烟卷，静等自己的马备好；有的在屋里来回焦躁地踱步，把驿站长、驿夫以及这地方沾边的人统统骂个遍；还有的则陷入一种呆滞的麻木，一连几个钟头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每逢此时，我常想起英国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在舒适的候车室里等上两个钟头——身边有报纸、有书、有吃有喝——就足以当作大发一通英国式牢骚的由头。我想，若让他们在这样的驿站里耽搁三天，除了茶什么也没得吃，除了四面脏兮兮的粉白墙什么也没得看，除了一连几个钟头来回踱步、好让又累又饿的身子里的血还能流动，什么也没得做；而前方还有一千英里的路，多半在抵达终点之前还要遇上十来次这样的耽搁——他们会怎么说呢！

我不打算把每一站都讲一遍，免得读者厌烦。只需说，经过一番耽搁与周折，我们在八月三十一日到了下乌金斯克；除了那片沙漠，我想我从没走过比图伦到这座城更颠簸、更难受的路。最后那一段尤其可怕，我不止一次以为当晚是无论如何到不了下乌金斯克了。走到一半光景，我们那七匹马在过一座摇摇欲坠的木桥时受了惊，左边两只轮子都滑出了桥沿，有那么一瞬间情势相当不妙。所幸那队马虽然狂跳乱蹬，却没闯出祸来；驿夫砍了两棵小杉树，我们用它们把那笨重的家伙又撬回了实地。虽说骆驼车早把我们颠得皮实了，我仍认为从没有走过比这更磨人的路。事后好几天，我们浑身骨头都还发疼。

在乌达河渡口我们又耽搁了好一阵——下乌金斯克就在这条河上——因为正有一支两百多辆车的商队在过河，我们费了整整一个钟头才说动船夫载我们上船。等候期间，我们看着那片忙乱的景象取乐：人和马拼了命地把沉重的茶车往陡峭的河岸上拖。不到百码之外，一个年轻俊俏的女人赤条条地在河里洗澡，这情景似乎让那些押商队的褴褛粗汉们很觉有趣。有几个胆子大的还同这位美丽的浴者对起嘴来；她非但不慌，反而笑着，挑衅地露出一口白牙，人家说什么，她就还回什么。西伯利亚的女人，肯定不为羞怯二字所苦。

到驿站时天已擦黑。那是一座很大的砖房，带一个好园子和一个荫凉的院子。候客室被五个日本青年占了，他们在圣彼得堡念完书，正取道海参崴与阿穆尔回日本去。可店主的妻子（一位漂亮的亚麻色头发的瑞典女人）说什么也不肯让我们跟那几个日本人挤在大屋里，而是在她自己的小客厅里替我们摆了一桌；我们就在敞开的窗前用饭，望着园子，闻着野蔷薇与忍冬的香气，吃到了将近两周来第一顿舒舒服服的饭。这位小小的女主人亲手做了这顿饭，待我们简直有几分母性的关切；我们唯有去看看、夸夸她的头生女儿（一个才几个星期大、脸蛋胖乎乎的小姑娘）作为回报——那孩子活脱是她母亲的缩影，正睡在一只吊在天花板上的摇篮里，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挂着印花布窗帘。我在一张舒服的（还有填充的）沙发上躺下时心想：要是所有驿站都这样就好了。空气里有点微霜，女主人硬塞给我们的两条毯子因此格外受用；临睡前望一眼夜色，明月高悬，天空无云，我们便安安稳稳地睡了，不必担心明天下雨。

倘若由着自己的心愿，我们至少要在这片和善的绿洲上待两天；无奈时间只容我们歇几个钟头。我们向亲切的小女主人告别，太阳还没完全升起，便已把下乌金斯克远远抛在身后。这座城建得整齐有致，约有四千居民。人行道虽是木头的，许多房子却是粉白的砖房，配上鲜绿的屋顶和百叶窗，多少冲淡了每座西伯利亚城镇都有的那种沉郁——那是道路的晦暗颜色与未上漆的木屋造成的。不过这里只有一两家杂货铺；街道虽宽阔整齐，却没有路灯。

离开下乌金斯克后的两天，一切都「如婚礼钟声般欢快」，天气虽然夜里寒冷有霜，白天却始终晴好。沿途的景色也比我们离开外贝加尔以来所经之地更入画、更令人愉快。道路更平坦宽阔。路旁野蔷薇、旋花、风铃草和野风信子长得繁茂；还有一种这一带常见的高大红叶蕨，在单调沉闷的松树与落叶松之间点出一抹明快宜人的颜色。

不过有得便有失，我们在这里被蚊子折磨得苦不堪言。它们白天成群结队，太阳一落便被寒气逼退。那阵势厉害到什么地步呢：路上和麦田里遇见的农人，脸上都罩着黑纱，像面具似的系着；我们后悔没有备下这样的护具，因为在它们肆虐的那几天里，这些瘟神叫人一刻不得安宁，毒刺引起的刺痒使人的血一直像在发烧。好在它们没有纠缠我们太久，过了阿钦斯克便完全销声匿迹了。

从此几乎没有一天不遇见囚犯，一队二三百人，前往伊尔库茨克、赤塔以及东西伯利亚的其他地方。我们的塔兰塔斯一出现，掉队的人便立刻归队；我们从人群中穿过时，那些可怜虫从两边急切地挤上来，讨戈比、讨烟卷、讨吃的——虽说就吃的这项必需品而言，我们通常和他们一样窘迫。我们注意到，越往西走，戴镣铐的人越多，大约是因为那边逃跑更容易。还注意到，托木斯克以东的囚堡多是破败不牢的房子，而以西的几乎都是新造的、看着结实，四周有双岗哥萨克守卫，许多还围着砖墙，墙头竖着高高的拒马尖桩。

我记得离开下乌金斯克两天后遇上的一队人。那是一段荒凉僻野的路，虽然阳光明亮，却半明半暗，因为我们穿行其间的林木几乎在头顶交合。忽然一个转弯，我们正面撞上那种如今已看惯了的灰色凄惨队伍；因为人数众多，我们便吩咐驿夫停一停车，让他们列队走过。可怜的人们！那天没有多少说笑。酷热与干渴把他们交谈的兴致都夺走了——从上一座囚堡到这里将近三十俄里，是很长的一程，而他们在夜里歇下之前还有七俄里要走。这道山隘里蚊子成群，押解的哥萨克都戴着黑纱面罩。我满意地注意到，其中一条汉子摘下了自己的面罩，给了一个步履艰难的女人，她的裙子上还挂着两个孩子。见我们停了车，他们走到我们跟前时也像约好了似的停下，由一个嗓音甜美的男高音领头，唱起了我们在贝加尔湖上听过的那支哀婉动人的曲子《西伯利亚路迢迢》。那是一幕动人的景象：守卫随意地拄着步枪，男人们晒黑的、疲惫的脸，女人们一身长长的白袍，孩子们攀着母亲，用细细的童声跟着唱这支他们熟极了的调子。众人分声部而唱，一字不差；两百多个嗓音齐唱这支甜美忧伤的曲子，那效果不难想见。

再往前约一英里，我们遇上四辆塔列加，载着政治犯。每辆车两旁各有一名哥萨克押行，枪上着刺刀、膛里压着子弹。那三个男人穿的是寻常便服，一望便知他们从前属于哪个阶层。那个「平民」身上是从彼得堡或敖德萨的下层弄来的破旧油腻衣裳，与后一辆车上那位身材匀称、体格清瘦的男子判然有别：后者穿着整洁的粗花呢套装，一只白皙的小手夹着烟卷，分明是位绅士——也许几个月前，他还被一应舒适与奢华围绕着。最后一辆塔列加上的女人穿着整洁的黑绸裙，已经开始显出些许磨损的痕迹，头上戴一顶红色粗绒线的苏格兰圆扁帽——这种帽子在西伯利亚的女政治流放犯中很流行。她虽不算漂亮，却有一张灵秀聪慧的脸，见我们行礼，便含笑点头回礼。后来我们听说，这就是贝夫人，因涉嫌在敖德萨密谋反政府，正被押往外贝加尔诸省的卡拉矿山，终身服役。

这支诡异队伍的末尾，是一辆宽大豪华的塔兰塔斯。车上坐着一名哥萨克军官，他身旁是一位衣着讲究、格外美貌的女子。我们把她看了个仔细，因为两边的驿夫不约而同地停下来搭话，顺带让马喘口气。她对身旁那位同伴显然谈不上有什么爱意——那是个红脸的粗汉，灰硬的髭须，一双充血的眼睛架着眼镜。她的脸却是地道的俄罗斯面孔：小巧端正的五官，深蓝（几近紫罗兰色）的眼睛，还有那种沙皇领土之外难得一见的甜美而忧伤的神情。重新上路后，我问驿夫可知道这位丽人是谁，他眨眨眼答道：「一个囚犯的老婆。」这一眨眼胜过千言万语，也把那可怜女人对同车人的厌恶解释得明明白白。

后来我们听说，她是勒伯爵的妻子——就是我们在塔列加上见到的那个年轻俊秀的囚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赶路，妻子就在眼前，却不许开口说一句话，这滋味想必够折磨人的了；而眼睁睁看着那个粗野的乡巴佬对她百般献殷勤——那家伙不久之前，怕是连能跟她说上一句话都要引以为荣——就更叫人发狂。这大概是政治流放犯所要忍受的最难熬的苦楚之一。按俄国法律，囚犯的妻子可以由政府出资随夫前往流放地，条件是她须与囚犯同行、吃囚粮、宿囚堡、守狱规。政治犯之妻与刑事犯之妻只有一点分别：前者不必徒步，若她愿意，可以乘「塔列加」——那种车子颠簸难受到这般地步，走路实在要舒服得多。可倘若一个有夫之妇既年轻又漂亮，那就求老天保佑吧，尤其当押解这一队人的哥萨克中尉是个见了美色便动心的人——这种情形还相当常见。船一到托木斯克，对她的纠缠便开始了；而且照例不会结束，直到这不幸的女人再也无力抗拒那位粗暴倾慕者的进逼。一队囚犯的押解官，就其权柄而言，与全俄罗斯的沙皇一样专断，因为从托木斯克到鄂霍次克海岸，一路上没有人能约束他、驳斥他；再说，一个囚犯（尤其是政治犯）的话，与沙皇的军官的话相比，谁会采信呢？多数情形下，不幸的丈夫恰恰是妻子堕落的无意的媒介：那个人形恶魔以处罚相威胁，断他的口粮，甚至加以鞭笞，直到那可怜的妻子受尽羞辱与虐待、精疲力竭，终于就范，被「提拔」到他的塔兰塔斯上，此后天天都要承受丈夫无言的责备——而十有八九，她正是为了那丈夫才失身的。

在托木斯克，我听过许多悲惨揪心的故事，但也许没有一个比一位苏格兰年轻妇人贝夫人的遭遇更动人。她丈夫自一八七九年起在欧俄的切尔尼戈夫一带行医多年。贝医生虽属自由派，却极为谨慎，从不公开表露己见，也绝不沾染政治，实实在在是个安分勤勉的市民。然而一八八〇年春天，两位从圣彼得堡来的年轻女子持介绍信登门。她们在京城的医院里学过医，已把课程读完，却想继续深造，于是回到故乡后便来拜访医生，问他肯不肯收她们做学生；医生当即答应了。两位姑娘随后被引见给他妻子，妻子很喜欢她们，此后几乎没有一天她们不来一个或两个。

她们到后约莫一个月的某天早上，警察局长登门，告知医生：他这两位年轻朋友是政治嫌疑犯，据彼得堡传来的消息，她们持的是伪造护照。而接下来的消息更叫他目瞪口呆：这两个女子将立即以行政处分之名发往雅库茨克省的上扬斯克村，而一周之后，他这位医生也被判定要随之前往，年限不定！

依照惯例，房子被派人看守，贝医生不得外出。更糟的是，他的妻子——一位二十二岁的年轻美丽的女子——正怀着身孕。但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启程那天，可怜的贝借口去彼得堡办几天事，就这样走了。直到两个月后孩子出生，贝夫人才知道了真相；不出一周，她便下定决心去追随丈夫，产后还没真正复元，就踏上了六千英里的长途——那处境，换了许多强壮的男人也要望而生畏。她拿不出乘轮船和塔兰塔斯所需的费用，便在托木斯克加入了一队流放犯，开始了她漫长疲惫的跋涉。按通常情形，她要十六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这还得是路上不生病才行。一连数周、数月，几乎超乎常人的勇气与决心支撑着她，使她忍受住了烈日下漫长的行军、不够果腹的食物、囚堡里的恶浊空气，以及更难堪的、来自男性同行者的侮辱。她苦撑了四个月，可神经终究不堪重负，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她的神志已现出错乱的征兆。然而一想到每一天、每一个钟头都在把她带向丈夫的怀抱，她便又生出勇气与力气，精神也好转起来——唉，可这精神很快就要遭受可怕的一跌。就在离伊尔库茨克还有三四站的地方，她听到了自己的死刑判词。「到了伊尔库茨克，」一个晴朗的傍晚，这可怜的妇人结束当日的行程，与狱友一同坐在监狱院子里说道，「到了伊尔库茨克，我离我丈夫就只有一百八十英里了。想想看，再过一个月，我也许就到上连斯克，又能跟他在一起了。」「你说的是那个从切尔尼戈夫流放出来的英国人么？」一个刚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来的、素不相识的政治犯问道，「若是他，那你得走得比上连斯克远得多才找得到他。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把他发到上扬斯克去了——那是个雅库特人的聚落，离伊尔库茨克三千英里，在北极圈以内哪！」

在北极圈以内！可怜的人哪！她对西伯利亚知道得虽少，却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明白要到丈夫的流放地去，她就得独自乘狗橇或驯鹿橇走上几个星期、几个月，穿过东北亚那片北极的荒寂与热病肆虐的「冻原」。第二天早上，她仍机械地随队上路，不吃不喝，不与任何人说话，只是被这一击打得神情恍惚、茫然无措。就在囚队抵达伊尔库茨克那天的傍晚——这座城在整段苦役般的跋涉中一直是她希望与安歇的港湾——她疯了，胡言乱语不止，三天后死在刑事犯疯人院里。哪一位小说家曾经想出过比这更悲惨、更叫人心碎的故事？

九月三日午间前后，我们到了比留辛斯克，一座五千居民的城镇。近来这一带发现了大量黄金。这件事让托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的金矿业者颇感意外，因为直到不久之前，这一区都被视为几乎不出矿产；最富的金矿田在叶尼塞斯克省北部、外贝加尔的涅尔琴斯克，以及中国边境阿尔泰山脉附近的尤兹。不过整个西伯利亚都可以说遍地是这种贵金属；正如一位俄国人对我说过的：「凡是没找到金子的地方，都是因为没去找！」俄属亚洲的某些地区还盛产白银、铜和铁：仅西南西伯利亚的巴尔瑙尔一区，每年就运四万磅白银到彼得堡。银运到后加以精炼，还能从中提出约百分之三的黄金。

官办的金矿银矿由囚犯开采，做工是不给工钱的。私营矿场多半是金矿，由政府按一定条件租给私人。不过申请者必须是俄国臣民：外国人纵然入了籍，也不准租地淘金。矿地一经划定，在采尽或被弃置之前便归承租人所有，此后收归国家；若承租人三年之中连一年也不开采，租权即被政府没收，另租他人。所有黄金都必须按固定价格交给帝国造币厂，政府从中获利颇丰。许多私营矿场雇工多达两千甚至三千人。西伯利亚的农民很少去矿上做工，因为在家务农挣得多得多——西伯利亚这地方地上与地下一样富庶。矿主雇用的工人，多半是刑满的囚犯，当初因盗窃或别的轻罪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各色歹人——酒鬼、流浪汉、伊尔库茨克和托木斯克的渣滓——都在私营金矿里找到了容身之处；可想而知，与规矩森严、管理有方的官办矿场相比，这些地方简直是十足的魔窟。矿工的常例工钱是每月四卢布，约合八先令。不过签约时会先发一笔钱，从六英镑到十英镑不等。他拿了这笔钱，便一本正经、有条不紊地去喝酒，不把这笔所谓的「手钱」花到一个子儿不剩绝不罢休。等醒得差不多了，他便和两百来个同伴一道被送往矿场。开工季约一百二十天，最晚到九月十五日结束。无论什么天气，都是凌晨三点上工，而且难得在晚上八九点之前收工。因此不难想见，工人是吃得很好的。每人每日可得一磅半到两磅鲜牛肉，外加盐、荞麦，黑面包则管够。住处多数也不错，通风良好；政府还规定每个金矿主必须在矿区内办一所设备齐全的医院，配驻院外科医生和一班助手。除了定量口粮，矿上还备着大量「伏特加」，每周发给工人一两次，每次满满一杯，用来防疟疾和别的瘴病。每人每月还发一磅砖茶。收工季一过，多数工队便带着工钱的余额涌进某座大城，把钱花在酒色上，直到来年夏天——托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犯罪频仍，这是一大缘由。攒钱，或是设法改善自己的境遇，这种念头极少进得了西伯利亚淘金工的脑子。

我们在比留辛斯克没有耽搁多久，饱饱地吃了一顿茶和煮鸡蛋的早饭，便又上路，当晚七点已经跑掉了将近五十俄里。可到了伊林斯卡亚，我们忽然被迫停住。右边的车轮着火了；直到这时我们才想起，一心赶路，最近这五六站竟忘了给车轴上油——这桩活计至少每隔一站就得做一次。

于是我们打定主意就此过夜，次日一早再赶往坎斯克，因为上风头聚起的云看着很不叫人放心。将近午夜，我正做着关于家和家中种种舒适的美梦，忽然被人惊醒，只见一个裹着皮裘的庞然大物、形状难辨的身影立在我面前，用响亮而不容分说的口气喝令我起来去弄马。「再要马！」它吼道；我费了好大劲才辨出这位夜访者是个女人。我徒劳地想让她明白我并不是驿站长，全然白费。我越讲道理，她越发作，闹得连兰开斯特都在梦中不安地翻了个身。「给我弄马来，」这女妖尖叫道，「马上给我弄马来，不然——」说到这里，她戏剧性地指了指那本意见簿。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她却跪了下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以男人般的力气猛摇。我觉得这玩笑开得有点过头，正要去把驿站长叫来，那位老兄自己出现了。于是这女妖以地道的西伯利亚式礼貌，连一句道歉也无，掉转矛头对准他——那是个矮小温顺的人，面对这夜间的可怖幻象毫无还手之力。她这一套似乎很奏效：不到半个钟头马就套好了，我们听见她一路铃响地出了院子，把安宁的睡眠留给了我们。

离伊林斯卡亚几俄里，雨就下起来了，看那架势是要一直下个不停。这一天的景色比我们离开伊尔库茨克以来所见的都更少林木、更多田畴。离坎斯克几俄里处，有两辆驿站的塔兰塔斯与我们擦身而过，正返回伊林斯卡亚。两名车夫都蜷在车里躲雨，睡得正香。我们的驿夫并不打算叫醒他们。虽然我们正在一座陡坡的顶上，他却照那两队马的后胯狠抽一鞭，把它们赶得放开四蹄冲下坡去。后来怎么样，我没看见。在西伯利亚，这被视为一桩妙趣横生的玩笑。

对初到西伯利亚坐车的人来说，最考验神经的时刻，也许莫过于上渡船：每个驿夫都要与别人比赛，看谁冲上船冲得最快、又能在不从另一头栽下去的前提下刹得最短。渡口又一律是沿河岸凿出的一段陡坡，这种场合便从不缺刺激。我记得有一回，就在快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我们那位有几分醉意的车夫冲过了头，一匹马翻下船舷，费了老大的劲才弄上来。我们两侧的边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至少摔上一两跤，可除非缰绳断了、轮子坏了，驿夫是绝不会为任何事勒住马的。

驿马是些精悍结实的小家伙，肩高从十四掌二寸到十五掌不等。它们虽然毛皮粗糙、无人梳理，却喂得很好；也非喂好不可，因为两站之间只准歇六个钟头。到了忙季——譬如下诺夫哥罗德的大集，亚洲各地的商人都涌向这世界博览会——许多可怜的牲口干脆活活累死。塔兰塔斯或塔列加通常用三匹马，即所谓「三驾」，并排套着。天气恶劣、道路泥泞时，则用四匹或五匹。我们曾经套过七匹，即便如此也快不过步行！挽具和缰绳粗陋到极点，都是绳子做的；辕马颈上套着高高的轭环，上面挂着铃铛，在俄国的挽具里，这东西看上去实在毫无用处（除了好看以外）。

论机灵，我从没见过赶得上这些精干小马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渡叶尼塞河时），渡船四周的护栏足有五英尺高。下船时乱作一团，因为出口太窄，容不下五匹马（我们套的正是这个数）并行。我们那匹边马于是被挤在护栏上。若有助跑，跳过这道栏杆也算得上非凡一跃；在眼下的情形中，那简直非奇迹不可，因为别的马正疯狂地又跳又蹬，急着要重新踏上实地。可这小家伙却镇定自若。它丝毫不为那片喧闹混乱所动，只把前身立起来，两只前蹄搭在栏杆顶上，肚子一蹭便滑了过去，重重地在另一边摔作一团。转眼它又爬了起来，我们便继续上路。

枣红马之稀少，令我十分惊讶。这里的马不是栗色就是灰色或土黄色，而以土黄色居多。从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一路，我见到的枣红马不超过六匹，而我们前前后后用过的马足有四百匹，见过的还要多上四五倍。

驿夫是种愚钝而和气的生物，有伏特加就喝。既然每站的酒钱只有十五戈比（而且许多旅客连这个也不给），他们也没多少机会满足这份嗜好，何况烟草已经花掉了他们大半的钱。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大概从没见过哪个驿夫嘴里不叼着烟斗。他对自己的马好得没话说，对村里的牲畜却谈不上什么怜悯。牛犊、猪、家禽、鸭子，轮番遭殃；我们穿过一个村子，几乎没有不轧死点什么的；牲口越大，车夫越得意。每逢此时，他便回过头来，冲我们露出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全不理会那怒火中烧的主人一面把伤的或死的抱回屋里、一面叫骂威胁。这是驿夫们十分流行的另一桩「玩笑」！不过，尽管人家把他们说得那样不堪，我们却发现西伯利亚的驿夫倒是个不错的家伙；考虑到他所受的辛劳与匮乏，他比更文明的国家里许多同等身分的人要清醒节制得多。事实上他也不得不如此，因为路上只要出一次事故，不论是不是车夫的过错，他都要立刻被革掉。

我们在坎斯克过夜。这里有个来历不明、衣着又匆忙凑合的人恳求让他搭我们的塔兰塔斯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费用他分摊；我们谢绝了。那是个一脸凶相的恶棍，多半没安好心，因为一见我们全副武装，他同行的热情就冷了许多。虽然我们已经过了所谓的「盗匪地带」，但直到抵达托木斯克，夜行时我们的警戒也不曾松懈。

坎斯克是座整洁齐整的城镇，人口一万。看上去像个缩小的伊尔库茨克，不过此地更讲究装点，有几条街两边种了树，像林荫大道一般。驿站也舒服，里面竟有一张填马鬃的沙发，这在西伯利亚是难得的奢侈。不过我们指望的那一夜好觉，却被隔壁房里的一场宴会搅了个七零八落——那是驿站长为自己的生日办的酒席，晚上九点开场，一直闹到次日将近八点才散，那时我们也该起身上路了。到午夜时分，客人们多少都醉了，整夜一拨一拨地进来看我们，而我们只好装睡。他们直到凌晨四点才散，临走还赏了我们一支前面提过的船夫曲《伏尔加》，个个扯着嗓子唱，而且各唱各的调门。第二天上午十点过后，伏特加的酒气总算散得够了，那位晕头转向的驿站长才弄出一辆三驾马车来。不过我们并不懊恼动身晚了，因为那天早上冷得刺骨，路面结了一层冰——这是冬天迫近的确凿信号，也叫我们加倍急于赶往托木斯克，一刻都不敢耽搁。

坎斯克到阿钦斯克之间的景色，虽说不那么如画，却比我们此前经过的任何地方都更有开化的气象：茂密的森林让位给大片耕地和麦田、芥菜田。我一直纳闷西伯利亚的木材何以没有更大规模地开采；到托木斯克才弄明白，这是帝国政府明令禁止的。每个农民都可以随意砍伐松杉供自家使用，但输出或贩卖则严加禁止。这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同蒙古做这买卖本可十分兴旺——那里木材珍贵得很——更不用说华北了，那边木材也同样稀缺。我们经过成千上万棵被火烧死的树，树干齐着好几英尺高都被烤得焦黑，那是农人在林中宿营留下的。天干时这类火有时会引燃邻近的树木，大片土地便被烈焰吞噬。

坎斯克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两百多俄里，我们跑得颇为顺利，路上只被耽搁了两回：一回在雷宾斯卡亚，撞上邮车，被拖了九个钟头；另一回在巴兰斯卡亚，我们的车轴着了火，磨损得很危险，而我们竟一直没有察觉。若早知道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日后会给我们招来多少麻烦，那么在耽搁七个钟头、修好之后重新上路时，我们绝不会那样轻松愉快。

九月七日下午四点，我们望见了叶尼塞河的蓝色河水，蜿蜒穿过平原与森林交织的沃野；河那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红色崖壁在天际线上分明地立着。当晚九点左右我们到了渡口。全城灯火通明，是为了迎接东西伯利亚总督伊格纳季耶夫将军——他正从彼得堡取道此地赴伊尔库茨克。我们渡河时，那些灯火倒映在叶尼塞河黑沉湍急的水面上，那景象之美，我平生少见。不过这份魅力是夜色借给它的：当我们驶过泥泞昏暗的街道，去往那家肮脏的旅店时，我们几乎后悔没有在博托尔斯卡亚过夜、次日一鼓作气赶到底。

好在用一桶水好好擦洗一番，效力惊人。给我们的房间虽然又脏又空无一物，我们仍把主人（他是我平生所见最脏的一个人，无一例外）端上来的冷鲟鱼汤、牛排、鱼子酱和一瓶红葡萄酒吃了个精光。同一身衣裳穿了两个星期之后再换一套，那份奢侈，非亲身领教不能体会。我们身上简直被咬得没有一块好皮肉；能从这十天来那难以忍受的刺痒与灼痛中暂得片刻喘息，便值得抵偿先前受的一切苦楚与烦恼——虽说直到翻过乌拉尔、并且一再用石炭酸皂搓洗之后，我们才彻底摆脱了那种最顽固、最毒的虫子：西伯利亚白臭虫。

我们正用晚饭时，通报有客来访。顺便一提，这是西伯利亚旅行的一大苦处。不论时候多晚、人多疲惫，按这地方的风俗，旅客都必须接待任何上门来的人，而来客往往不过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莫斯科有人对我说，这种人常是政府雇的密探。若果真如此，那么眼下出现的这一位，履行差事的方式实在别具一格。

据董布罗夫斯基先生自述，他是波兰人，因在华沙一家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被流放到托木斯克短期居留。他是个又高又苍白的年轻人，五官淡得像褪了色，身上罩着一件长及地的黑斗篷，大了足足三号，被他松松地裹在身上，活像古罗马的托加袍。他那顶带绿箍和纽扣的官帽表明他是俄国政府的公职人员；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是托木斯克法院的一名书记。

我们两人都累得要死；当这位陌生人摘下帽子、不请自来地在桌旁坐下、掏出一本会话手册、又若无其事地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时，我真有股冲动要起身把他一脚踢下楼去。不过这人镇定自若的厚颜也颇有几分好笑，于是我们索性将就，又叫了一瓶酒和一块肉排给这可怜虫——他看上去半饿不饱，像是靠着刨花过了一两个月似的。这份好意实在用错了地方，因为他死活不肯走，一直赖到早上六点，我们不得不动手把他撵出去；好在他靠我们的钱一再痛饮茴香酒和伏特加，办这件事并不费力。在酒力作用下，这家伙承认他压根就没打算跟我们去托木斯克；只是不到半个钟头，「两个英国人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消息便传遍全城，而他素来极其仰慕英吉利民族，于是决意来结识我们一番。那一晚我们也算出了一口气，让他着实难受了一回：他敬了一杯「祝英格兰」，兰开斯特举杯回敬「祝波兰健康！」「看在上帝分上，别这么大声，先生，」我们这位不速之客说，「这话要是让这旅店老板听见，他们能再判我在西伯利亚多待一年。如今已经没有波兰了。」

离开旅店时，这位古怪而此刻已有几分醉意的新交递给我们一张名片，又借助会话手册竭力表达他今晚——连同今晨，因为太阳这时已高过屋顶——玩得何等尽兴。他的名片是半张信笺，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

「绅士先生」

「（贵族）董布罗夫斯基，

『于』法院，

『于』托木斯克——

「俄罗斯之西伯利亚。」

至于波兰贵族是否照例不穿衬衫、用手抓肉吃、席间随意吐痰，以及别的种种不胜枚举的小本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打听。这些无伤大雅的怪癖，或许是流放生活的产物。无论如何，这位「贵族绅士」让人对他那个民族的酒量生出了良好的印象：他一人便喝下五瓶红葡萄酒、一瓶茴香酒和两瓶伏特加。他虽然是个惹人厌烦的家伙，我却忍不住可怜这可怜虫：名义上他被发到托木斯克六个月，实际上已经待了将近两年。他告诉我们，他的薪俸是每年二十英镑，吃穿都得从里面出。「犯人都比我们强，先生，」他告辞时说，「让英国人知道知道我们在这个该死的国家里是怎么被对待的。一个杀了全家的凶手，日子过得要比那些胆敢为人民说话的不幸男女轻松得多。」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坐落在一片平原上，四围是陡峭的红土崖壁，城名即由此而来；这地方既不好看，也无甚趣味。这里是木头棚屋，那里是石砌宫殿；木铺的人行道，点油的路灯，路边是敞着的明沟；下雨天泥泞没足，天旱时尘土迷眼；男人油腻肮脏，女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还有哥萨克兵，以及不时走过的囚犯队伍——目之所及的居民便是这般模样。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只有一样出名：它的消防队。全城至少有三十座瞭望塔，各消防站整饬洁净，堪称楷模。火灾在伊尔库茨克、托木斯克以及别的小城镇如此频繁，这里却极少有大火。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拜访了「西伯利亚的怀特利」——一位名叫加多洛维奇的商人；在他设于伊尔库茨克、托木斯克、阿钦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托博尔斯克的铺子里，从沃特伯里怀表到船锚，几乎什么都买得到，而且说来奇怪，价钱还很公道。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买了一盒左轮子弹，比在伦敦或巴黎还便宜。

九月九日早上，我们又上路了。出城之后，路沿叶尼塞河岸走了一段；这条大川发源于中国边境，横贯半个亚洲，注入北冰洋的叶尼塞湾，全长估计三千余英里。整个冬天它自然不能通航；不过那位无畏的探险家威金斯船长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夏季数月里，英国与中西伯利亚之间的水路交通绝非不可能。

这时我们的车轴叫人很不放心：出城没走几英里，塔兰塔斯就歪到一个极难受的角度。路也比离开贝加尔湖以来任何时候都糟，车子每颠一下都叫我们提心吊胆，因为最近的铁匠也远在将近两百俄里外的阿钦斯克。到了科索尔斯卡亚，它总算让我们不必再悬着心了：虽然我们已经走得小心翼翼到极点，它还是拦腰折断，把驿夫甩到路上；若不是有车篷挡着，兰开斯特和我也要跟着飞出去。

这下可真是进退两难。所幸马都老实，静静站着，让我们爬出来查看损坏的程度。更幸运的是，我们离驿站只有四俄里——那是阿钦斯克之前的最后一站。驿夫砍下两根粗壮的杉木枝，把车身撬正，然后骑上一匹马，飞奔切尔诺耶钦斯克去找另一根车轴和一对轮子，好歹先把我们弄到阿钦斯克。

好在那天天气不错，蚊子虽然讨厌，我们却有的是烟卷，还有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买的六瓶红葡萄酒，用来打发那些难挨的钟点。这一段路人烟稀少，我们便给左轮枪上了膛，搁在手边以防万一。可从早上八点出事到下午五点，这漫长疲惫的一整天里，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只有两辆干草车，和一队三百人的囚犯——多数戴着镣铐——后面跟着六辆载政治犯的塔列加，四女二男，男的步行。那几个女人里有两个又年轻又漂亮，经过时看见我们那副狼狈相，笑得前仰后合；说实话，我们的样子也确实有几分滑稽：塔兰塔斯停在路当中，后轮和车轴都没了，靠两根杉木支着，我们两个端坐其中，一本正经地讨论着一瓶红葡萄酒！若换个不明就里的旁观者，单凭那老远就在林中回荡的欢笑，多半会把这些政治流放犯当作一队游春的人。她们那身考究的粗花呢长裙和苏格兰圆扁帽（这似乎是虚无党女士的制服），与那些粗糙的木头塔列加和她们坐着的脏稻草，怎么看都极不相称。可是后来我们听说，她们中间最年轻最漂亮的那个姑娘，是被押往伊尔库茨克终身流放的。她至多不过十八岁，戴着瑞典羔皮手套，穿一身素净的灰裙，收拾得利利落落，倒像是刚从布洛涅林苑或海德公园散步回来，而不是从托木斯克走了整整二十天的路。那几个男人也衣着体面，模样规矩，只是他们的高昂情绪显然是为这场合装出来的，而女人们的却是全然天然。

驿夫约在四点回来，带了两个村民，扛着一根铁轴。那玩意儿够笨拙的，是从一辆驿站的塔列加上卸下来的；不过反正是临时应付，这也不打紧。当晚十点，我们平安无事地到了阿钦斯克之前的那一站陶廷斯克。不过一路上塔兰塔斯有时摇晃得厉害，我们时刻准备着重演旧戏——四脚朝天。赶最后一段路的驿夫，怎么看也超不过十二岁。所幸这段只有十六俄里；也所幸我一直盯着我们这位小车把式的举动，因为走到一半，正要下一道又长又陡的坡时，他从车座上跳下来，一本正经地把刹车垫塞到了前轮的后面，而不是后轮的前面！

阿钦斯克就算不是我们在西伯利亚见过的最大的城，也肯定是最讨人喜欢的一座。它约有一万居民，建在五六座矮丘的顶上。丘与丘之间长草的洼地充作公地，牛、猪、鹅在那里随意游荡。与别的西伯利亚城镇相比，这地方之所以显得欢快，一半是因为土色浅淡得多，而且几乎所有木屋都漆成白色或灰色，再用鲜亮的颜色勾边。阿钦斯克近郊也没有森林。这座城立在一大片草原当中，丘雷姆河从中流过；那草原是一块块围起的大草场，那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我们驱车经过时，牛羊正在肥美茂盛的牧草与野花间没膝地吃草。阿钦斯克是这段疲惫旅程中唯一的亮点——在托木斯克与伊尔库茨克之间那片阴郁单调的黑暗荒漠里，它是一块开满鲜花、洒满阳光的绿洲。驿站干净宽敞，候客室里居然铺着地毯，椅子很多，还有一张沙发；雪白的粉墙上挂着鲜亮的版画，窗台上摆满花，使整个地方透着一股明快，而我原以为在西伯利亚的屋子里是断断找不到这种气象的。我们在这里歇了二十四小时（修车所需的时间），心里很是高兴；饱餐了一顿鱼子酱、煎蛋和牛排的早饭之后，我们身心一新地出门去找铁匠。

城里不知为了什么正在过节。钟声齐鸣，家家挂着旗子和常青枝，人人都穿上了礼拜天的盛装。走到主广场，我们发现除了酒馆之外所有铺子都关着门，这可不太妙；酒馆里挤满了本地人，正在午饭之前用伏特加和别的烈酒润喉。有的站在柜台边喝，有的坐在门口的小桌旁，还有的在外面明晃晃的日头底下东倒西歪；可不论男女，即便在这么早的时辰——上午十一点半——都已经多少有了醉意。

我打听到铁匠区在城的另一头，于是我们走了将近一英里才到打铁铺。跟许多东方城市一样，阿钦斯克的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一条街，我们看见了整整一片铁匠作坊，可惜——唉——全都关着门，作坊主要么在屋里睡觉，消解前一日狂欢的余威（节要过两天），要么正在城里补充伏特加和白兰地的存货。我们敲了、进了至少十来户人家，才找到一个清醒得还能接活的人。而且非等我们答应付他一笔与活计全不相称的高得离谱的工钱、并且在他干完之前管够他的酒，他才肯动手。此后两三天里，我们看着那只轮子总有些不放心；可我们这位朋友虽然醉着，活儿却做得漂亮，我们一路平安到了托木斯克，再没出岔子。

九月十一日早上离开阿钦斯克，当天我们在博戈托尔斯克与大科索尔之间经过了两根高高的砖柱，那是东、西西伯利亚的分界标。我们这就进入了托木斯克省。

这时候，旅途的沉闷已叫人厌倦到了极点。没有到过西伯利亚、没有在它那松林夹峙的黑沉沉的路上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走过的人，绝不能彻底懂得「单调」二字的含义。自伊尔库茨克起，这条驿路全程每一俄里立一根木桩，漆成黑白两色以标里程；每座驿站还立一块大牌子，标明到各大城市的距离。每逢我抬眼看见牌上「彼得堡」几个字，以及下面那一串骇人的零，心就往下一沉。站与站之间那区区几十俄里已经够受了；一想到与彼得堡之间隔着的六千多俄里，人几乎要绝了再见欧洲的指望。无论阳光多么明亮、天空多么湛蓝，总有一种压抑与孤寂笼罩着你，怎么也甩不脱。哪怕身处婆罗洲密林深处，我也不曾像横穿西伯利亚时这样，觉得自己孤零零地被隔绝在文明世界之外。俄国人把它叫作流放与悲愁之地，这名字起得不错；而我平生所经历过的最凄凉的日子，就是在伊尔库茨克与托木斯克之间那片森林与草原交错的荒野上度过的。起初，人还会为每天的困顿而恼火焦躁——为那些等待永远不来的换马而白白耗掉的时辰，白天里它们已经长得没有尽头，到了夜里更是叫人发狂。可是过一阵子，人就看清了与命运相抗的愚蠢，于是陷入一种听天由命的麻木；凡打算横穿西伯利亚的旅人，我都愿意推荐他采取这种心境——我不敢说能使他走得舒服，至少能使他不至于真的疯掉。到了旅程后段，什么也扰不动我们了。我确信，纵使塔兰塔斯翻个跟头、脑袋——不如说车篷——朝下立起来，我们也会觉得理所当然，安安稳稳坐在里面，等它自己翻正！头一个星期过后，一切都成了机械动作：到站喝茶；没有马就说睡就睡，有马就立刻套上，然后钻回我们那阴沉的车厢深处，在里面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又一天地躺着，除了黑黢黢的路和永无尽头的松林没有别的可看，除了那遥远的、文明而美好的欧洲没有别的可想——不过每一声项铃的叮当都在把我们送近它一点，想到这里，人倒也有一种阴郁的满足。连景色也补偿不了这一切苦处。西伯利亚的森林并不壮丽，那些树因为平原过于浩大，反倒显出一副矮小的样子。在这浩瀚的孤寂里听不见一只鸟、一点声响；等马停下来、铃铛静了，那份寂静几乎压得人透不过气。

过阿钦斯克两站之后天气变了，出发的第二天，大雨如帘幕般泼下，结果照例：不到一个钟头我们便浑身湿透。这一带的驿站是我们迄今遇到的最脏的，除了不新鲜的鸡蛋和酸掉的牛奶，实在没有任何吃的。然而纵有这些不顺，我们也发不出牢骚，因为任凭它下，我们赶上轮船已经是稳的了；一想到它很快就要载我们永远离开这个该死的国家，我们便宽慰不已。

一直到哈尔季耶娃，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耽搁。可九月十四日下午四点到了这里，却发现所有的马都被派出去了。这时我们离托木斯克只有三十来俄里，等一等还等得起，正好把湿透的衣服换成干的。两天一夜里我们一直浑身湿淋淋，冻得透了骨。

一炉旺火加上三四杯伏特加，很快把光景照得红润起来；驿站长又保证最迟凌晨四点就有马，我们便安心睡下，梦里掺着文明世界的影子和次日在托木斯克享用一顿丰盛正餐的憧憬——直到约莫凌晨三点，车轮声和马蹄的杂沓把我们拽回现实。往院子里望去，只见塔列加和塔兰塔斯乱成一片。不多时一支火把照亮了一顶镶金边的信使帽，那人正站在塔兰塔斯上指挥。是邮车！「明天下午五点以前没有马了，先生，」老驿站长说；他和那位信使——一个精神抖擞的壮实小伙子，佩着长长的骑兵军刀和一对左轮枪——坐下喝茶抽烟，等着换马套好。又过了一刻钟，他们便又走了，留下我们嘟囔着咒骂自己的倒霉，听那项铃声消融在清冽的霜气里。我们直到第二天下午五点过后才离开哈尔季耶娃。抵达托木斯克之前的最后一站谢米卢日纳亚时，落日清亮的琥珀色光正泼洒在深绿的杉林上。从哈尔季耶娃过来这一程很不好走，因为四野发了水，有些地方水深过了车轴。最后一段路很长，二十九俄里，可我们还是拒绝了驿站长再三挽留我们过夜、次晨再走的好意。天亮之前，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后悔自己的固执了。六点钟换的马已经套好，几分钟后我们便在一片铃铛的喧响中辚辚驶出村子；那几匹精瘦的小马撒腿狂奔，踏上我们在西伯利亚的最后一段路，把泥浆和石子高高甩在身后，像是在嘲笑这片我们（谢天谢地！）正飞快抛在脑后的荒凉沉闷的土地。

天色依旧灰暗低沉，风很凛冽。这时我们已完全走出了森林，行进在环绕西伯利亚省城、四面延伸约三十英里的大平原上。这里实际上无路可言，驿夫各走各的路线，各凭本事朝城里奔。可我们这倒霉的车夫显然认路的本事很差，胡乱兜了三四个钟头，最后竟不动声色地在一大片积水正中勒住马——那是附近一条溪流泛出来的——承认自己迷路了。我看了看表，指针指着十一点三刻；我们已经走了六个钟头，马也累垮了。

我强忍住把这蠢货从车座上拽下来、按进水里好好呛一顿的冲动。他是罪有应得，可这于加快我们抵达毫无益处。于是我们开始「兜圈子找线索」，借用打猎的说法；折腾了四个钟头——那是我平生所干过的最冷、最难受的活计——地平线上终于露出一道明亮的细线。要说明的是，这期间我们一直是牵着马走的，而且十有八九是泡在没到腰际的冰冷水洼里，那片沼泽般的平原上到处是这样的水。不过再长的巷子也总有尽头，三点钟时，我们已疲惫不堪地驶过托木斯克寂静空荡的街道。

「如今横在我们与英格兰之间的，不过是距离罢了，」我一面跨进那家舒适的欧罗巴旅馆的大门一面想，「而既有蒸汽可供驱使，距离又算得了什么！」两个钟头后，我们躺进了真正的床（有床单，有枕套）；饱餐一顿之后，我们心满意足，甚至可说意气扬扬。困厄、匮乏、肮脏的驿站、「苦役犯」，如今都成了过去；然而当我沉入那种唯有在野外露宿二十二天、半饥半饱、大半时候浑身湿透的人才懂得的酣沉无梦的睡眠时，我心头最强烈的念头是：「就是给我一位国王的赎金，我也不愿再走一遍这条路。」

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至托木斯克间驿站一览（附里程、电报站与河流）

（甲）驿站良好，（乙）驿站恶劣，（丙）不堪居住。

第十一章托木斯克

托木斯克城坐落在托木河畔——托木河是鄂毕河的一条支流——人口四万有余。论规模，它虽比不上伊尔库茨克，可乍一看去，气派却更足些。街道宽阔，虽未铺石，却收拾得整齐；要知道茶季一到，商队的车马便川流不息地从街上碾过。公共建筑很好，甚至称得上漂亮（有两层、三层、四层的），全无伊尔库茨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些房子邋里邋遢、半途而废的模样；几条主街上还有橱窗，给市容添了几分生气。

轮船两天后才开，这两天我们都用来打开行李、清点衣物。衣裳的惨状不必说了，那几只皮箱经无情的暴雨一浇，胀得像淹死的狗。我们也趁这工夫写信回家，报一声平安到此。在西伯利亚寄信是件磨人的事。那几封信足足折腾了我们将近半个钟头，还是靠旅店老板请来的一位波兰译员才办成。光是签名，在手续走完之前我就签了不下六次。接着又问：信是贴一张邮票还是两张？老板说，若贴两张而信件丢失，可向政府索赔十卢布；「不过你多半是要不到的。」那位波兰人补了一句。于是我把事情交给天意，只贴了一张。这些信后来都被当局拆看了好几遍，其中一封寄到伦敦时，上面盖着的印戳竟有五种之多。

托木斯克分上下两片。下城几乎清一色是商号、店铺和货栈；居高临下俯瞰下城的高处，则是总督府、政府各衙门和上等商人的私宅。不过，托木斯克虽如我方才所说，不像别的西伯利亚城市那样叫人压抑，却因为没有树木也没有园圃，仍旧是那副光秃秃、冷冰冰的老样子。四围一带地势低平、遍是沼泽，春秋两季便成了疟疾与热病的渊薮。夏天是忙季：从中国运来的茶叶和外贝加尔的货物，由一辆辆自伊尔库茨克、恰克图、斯特列坚斯克等地拖来的小车上卸下，再装上沿托木河与鄂毕河驶往秋明的轮船。城外是一片辽阔的平野，被商队的道路纵横切割，平野尽头便是码头，轮船就泊在那里装货。我们见到它的那天天色阴沉、已有冬意，那地方显得荒凉凄惶；可一到夏天，整片平野便活了过来，全是商队的大车，天干时更有一团永不消散的尘雾像柩衣一样罩在这大平野之上。眼下正在筹划的托木斯克至伊尔库茨克铁路，将把这一切都取消掉。此路一成，茶叶便可自中国由海路运至海参崴，再经阿穆尔河到斯特列坚斯克，然后由铁路从伊尔库茨克运到托木斯克，直抵俄国本土。

「欧洲旅馆」给我们的招待相当不坏（就西伯利亚而论）。厨子手艺极好，我们过得还算舒服。托木斯克以两样珍馐闻名：小鲟鱼和鱼子酱。前者的鲜美，我此生尝到的可与之匹敌者寥寥；至于鱼子酱，刚从鱼腹里取出、不过两个钟头便入口，真是神仙的食物，与英国卖的那种装罐的劣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旅馆在别的方面，就实在寒碜得可怜。我们房里虫豸成群，而全店上下，任你出多少钱也弄不到一个澡盆；唯一的盥洗设备，是走廊墙上钉着的一只小铁皮罐，约莫盛得一品脱水，底下一个小龙头一拧，便涓涓地淌出一线水来，从手上流过，再淌到地板上。我问店主为什么不给客人预备脸盆。「那太脏了，」他答道，「一多半的时候你都是在脏水里洗手。照我们这法子，水是干干净净地淋在你身上的！」

我们去歌剧院看了一场《蓝胡子》，可演得很糟，角儿远不如伊尔库茨克的好。托木斯克的街道与伊尔库茨克不同，入夜后相当安全，因为有煤气灯照得通明，整夜还有一支强干的警队巡逻。在托木斯克逗留的第三天晚上，虽然有人邀我们去参加一场公共舞会，我们却去不成：要办的事太多，而轮船次日凌晨四点便开。有了先前领教过的西伯利亚人午夜以后的言行举止，我们决心不去冒误船的险。这种西伯利亚舞会想必是很有看头的。照那里的规矩，即便在两支舞之间的间歇，也不兴在舞厅里随便走动：每位来宾都得踩着一种舞步挪动，如跳波罗乃兹一般。从他们的晚间聚会推想，一间西伯利亚舞厅到了后半夜，大约与啤酒馆也差不了多少；我们没去，说不定倒是运气。

在托木斯克，街上那许多装束齐整的车马是很惹眼的，尽管那种叫「德罗什基」的公用车辆倒是粗陋难坐的玩意儿，形状有点像爱尔兰的双人侧坐马车，座位不过半码宽，供两人背靠背坐着。所幸车身离地不高——那些驿夫对乘客会不会摔出去是全然不在意的，转起弯来鲁莽得惊人。虽然此地男子和我们在伊尔库茨克见到的一样，个个愁眉苦脸、一副垂头丧气的贼相，女子却明显生得标致，多数还穿戴得极讲究。仿西伯利亚装束——就是东西伯利亚盛行的那种长斗篷加白头巾——的人很少；街头那些时新的长裙和窈窕的身段，倒让人愉快地想起：我们又在向文明世界靠近了。我在托木斯克的大街上见过一些女子，就是放到邦德街上，也算得上漂亮而入时的；不过这只限于上流人家。农人无论男女，除极少数外，都丑陋不堪。

然而有一件事，很说不上托木斯克与伊尔库茨克两地居民的开化或教养：在这两座城里，我们竟连一本法文书或德文书都买不到。自离开北京以来，我们手边一本可读的书都没有，自然急着想弄点什么，好打发横在我们与秋明之间那些沉闷难挨的钟点；可是任凭怎么找，法文的、德文的——更不必说英文的——什么著作都寻不见。后来托木斯克办起了一所大学，这方面或许有所改观；但在一座近五万人口（其中不少人会说德语）的城里，除俄文书外别无他物可购，终究是件怪事。西伯利亚各城的艺术门类大多不振，可有一样他们确实出色——照相。论清晰与精致，他们的有些作品足与伦敦、巴黎最好的照相师媲美，尤以伊尔库茨克的博格丹诺维奇为最。据他告诉我，最好的片子是冬天拍的：那时空气清澈稀薄，阳光耀眼，最宜于取得好底片。

「欧洲旅馆」主人送来的账单着实叫我们吃了一惊：区区不到四天的食宿，总数竟达二百七十卢布（将近三十镑）。我抗议这些款项之骇人听闻（附带说一句，其中没有一项我认得出是什么），无效；我威胁说与其这样被宰，不如索性留在托木斯克，把此事告到法庭上去，也无效。那老犹太人不为所动，只是和颜悦色地笑着，搓着两手，不时咕哝一句：「老爷可不要动气。」听我说要告上法庭，他索性放声大笑起来；他为什么这样开心，译员给我们解开了谜：他本人就是本城的首席法官，此案要审也得由他来审。更气人的是，那天早上我们刚把塔兰塔斯卖给这老无赖，只作价六十卢布（不过实值的三分之一），而且是讲明了他会尽量少收我们食宿费的。

九月十九日凌晨四点，我们动身上船。这一路颇费周章，因为城外那片平野漆黑如墨，有些地方还满是深坑陷穴。区区四俄里，竟走了两个钟头；及至天将破晓，「卡赞涅茨号」的红绿灯火在前头亮堂堂地照过来，同时汽笛也拉响了开船的号，我们才算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提醒我们：从此不必再听凭醉醺醺的车夫和断了的车轴摆布，凭着蒸汽这项天赐的发明，欧洲已在可及之处了！

「卡赞涅茨号」搁在哪里都算得上一条相当舒适的船；而在我们这些刚从路上的苦头里钻出来的人看来，简直豪华得过分了。它所属的那支船队共有十四艘，每艘一百五十吨至二百吨不等，归两位私人所有——库尔巴托夫先生与伊格纳托夫先生——他们承包着邮件与囚犯的运送。这些船都在秋明建造，式样一律：头等舱在前，餐厅的顶棚便是上层甲板；烟囱之后的甲板用铁皮罩起，供统舱客乘坐。「卡赞涅茨号」上这样的客人约有三百名，都是趁鄂毕河封航之前赶回沿岸各地去的。货物则由二三百吨的驳船拖带，吃水不过两三尺——因为即便这样一条巨川，到了夏季有些河段也浅得危险。轮船烧木柴，柴堆在驳船甲板上，一天有时竟要烧掉八十吨！

第二天醒来，听见明轮拍水的声响，小船在灰蒙蒙的晨雾里被催得直打颤，那感觉真叫人宽慰。盥洗设备照例是没有的；可喝上一杯滚烫的茶，就着两三块「卡拉奇」〔十六〕和果酱，这类细枝末节便全不放在心上了；自离开伊尔库茨克以来，我们头一回觉得：舒服透了。经过那一千五百英里没完没了的颠簸摇撼，哪怕给我一条运煤驳船，也是解脱。我打了个寒噤想到：万一再耽搁一个星期，不出几天，我们就得在烂泥深陷的道路和漫水的平野上向秋明跋涉一千俄里之遥了。水路虽有将近四千俄里，但即便它再长一倍两倍，我们也宁可走水路，也不愿再坐那漏水的、能把骨头颠散架的塔兰塔斯——这车的名字，我此生听见一次便要哆嗦一次！

不过，虽说身子是彻底歇下来了，「卡赞涅茨号」上那种一成不变的单调却也够磨人。曲曲折折的河道、平坦泥泞的两岸、慢吞吞的轮船，过了头两天便叫人沮丧至极。鄂毕河既不壮丽，也不如画。自托木斯克到苏尔古特，无论哪个季节，映入眼帘的都是一片萧索败兴的景色；到了深秋，两岸想必更像一片凄厉呼号的荒野。世上支流之多、河身之长堪与鄂毕河相比的，寥寥无几。此河流域面积逾一百二十五万平方英里，纵长近两千英里，最宽处一千二百英里。自发源的中国边境附近，到北冰洋上的鄂毕湾，支流七十余条，还不算托木河与额尔齐斯河在内；后者发源于中国鞑靼地方库楚姆山附近的斋桑泊。由此可以想见，这是何等惊人的一股水量。托木斯克以上行几日，它与其说像一条河，不如说像一串大湖——湖岸低平，长着矮小的枞树与山毛榉，间或有几段沙荒。看鄂毕河，或许以初秋为最佳时节：这时衰败草木的斑斓颜色，多少给那片自河岸一直铺到北冰洋岸、一色污绿与灰褐、连一间小屋一处人家都不来打扰其孤寂的沉闷景致，添上了一点变化。到十月底，鄂毕河便结满了冰，不能再通航。可是一年中的大半时间，水仍在冰下奔流，而那冰即便南至秋明，也有三四尺厚。冬天来得极突兀，有时二十四小时之内航运便完全停顿。不过切莫以为西伯利亚封冻的江河，就是英国画里画的那种平滑无痕、明镜也似的冰面——画那些画的人，想必从未到过比莫斯科或彼得堡更靠近西伯利亚的地方。鄂毕河水势湍急，冰面之崎岖不平大约冠于诸河；但即便在流速较缓的叶尼塞河上，冬天也常见水流把冰面顶起，堆成二三十尺高的小丘和小小的冰崖。据说在蓝天与灿烂的阳光下，那景象极美；但若逢阴沉的日子（幸而对西伯利亚人来说这种日子不多），一条封冻的、荒无人迹的大河，看了真是凄凉到了极处。

从托木斯克到秋明，称得上「城」的地方我们只经过两处——苏尔古特与托博尔斯克。沿途停靠的村落，不过是六七间木屋凑在一起，住着轮船公司的雇员，兼作船上用柴的堆栈。鄂毕河沿岸的游牧部落，我们见得不多，大多数已经拆了桦皮帐篷，赶着驯鹿北迁到冬营去了。不过我们也偶尔经过奥斯佳克人的营地：六七顶黑黢黢的三角帐篷、几条凶恶的狗，还有一队独木舟。奥斯佳克人住在鄂毕河与北冰洋岸之间那一大片地方。同他们的邻居雅库特人一样，奥斯佳克人全靠猎获为生：夏天吃鱼，冬天吃野味。也同雅库特人一样，坏血病，以及一种更为可厌的、由俄国商人带来的疾病，正在缓慢而确实地把他们灭绝。这是个脾气温和、好客的民族，喜欢做买卖，却厌恶任何近似苦力的劳作。夏季——六月到八月间这一带是不知有黑夜的——他们主要的营生是打鱼，网中所得腌制之后送往托博尔斯克，再转运秋明、叶卡捷琳堡、彼尔姆以及俄国本土。奥斯佳克人总共约一万三千，模样十分可怜：面色微黄，脸盘扁平，头发又黑又粗。他们尤其擅长使弓。譬如射松鼠，便用钝头箭，且务必只射中脑袋，免得损了皮毛。

夏天奥斯佳克人全靠鱼过活，冬天则唯以驯鹿奶为食。他们的服装倒不难看，用驯鹿皮缝制，滚上鲜红或湛蓝的呢边，再缀以彩色珠子，家境好些的还在周身挂满小银币，譬如俄国的二十戈比钱之类。独自走近他们的营地是绝不安全的。我有一回这样做了，结果吃了苦头：六七条大狗扑上来，若不是一个奥斯佳克老妇听见动静从帐篷里出来把它们打开，我早被撕碎了。奥斯佳克人养的狗与蒙古狗相仿，眼神机灵，颇通人性，黑白两色，而且天生是世上最爱干净的：整个夏天，它们每天都自己跑到河里去洗澡；到了冬天，便在雪里打滚。我本想买一条带回家去，只是想到一路穿过欧洲既麻烦又费钱，也就作罢。

一天傍晚，我们在一处奥斯佳克营地外抛锚，上岸去访了访那里的人。那是一幅奇诡而凄异的景象：开阔而阴沉的大河，暗绿色枞树间那一片绯红的落日，两三顶东倒西歪的单薄帐篷，几缕淡灰的炊烟升入沉静的暮空；一伸入河中几丈远的低矮沙嘴上，几个裹着兽皮的身影悄没声地来回穿梭，把渔网和独木舟收拾起来过夜。四下寂无一响——我们离船足有半英里——除了水流的拍击与涟漪、偶尔一两声狗吠，以及某个女人拾夜柴时折断枯枝的脆响之外，一切静如坟墓。我平生没见过比这更彻底的荒凉。我们本想进一顶帐篷去看看，可走到离它十来码、十五码光景，便赶紧掉头退了回来：那股臭气熏得人受不住。我说风向合适时隔着足足四分之一英里就能闻到一个奥斯佳克人，这绝非夸张！那是他们这个种族特有的气味，令人作呕、扑鼻欲倒，我形容不出来。俄国人说这是因为他们死也不肯吃盐。他们一点盐都不沾，虽然政府曾几次不惜工本地给他们分发过；而他们所患的多半恶疾，无疑也是由此而来。男子中有几个相貌还算讨喜；女子若还有牙，本也生得不错，可惜一过十四五岁，牙齿便因同一缘故松动脱落。与邻族萨莫耶德人不同，奥斯佳克人待自家女人是厚道的。世上没有哪个民族像萨莫耶德人那样虐待妇女：即便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怀了身孕也被视为丢脸，这些可怜的母亲在整个孕期直到分娩，都要不停地挨打受气。这期间她们还要受刑逼供，要她们招出与谁通奸；她们为免再受折磨，往往胡乱攀咬一个全然无辜的人。招了之后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下文：丈夫不过索取一小笔钱（或等值的毛皮、白兰地）作为赔偿罢了！奥斯佳克人的相貌与习俗，同婆罗洲腹地的达雅克人之相似，令我大为惊异，尽管后者无论体格还是智力，都是高明得多的一族。鄂毕河上所用的独木舟，形制与做法完全一样；而我在桨柄上看见的花纹雕刻，也与我在婆罗洲内陆某些部落中所见的大同小异。这真可谓「两极相通」了。

鄂毕河两岸野味与水禽极盛。自托木斯克到托博尔斯克这一程，我看见的野鸭少说也有百万只；时令一到，野鹅、水鸭、赤颈鸭、沙锥更是多得数不清。叫我略感意外的是，离海这么远的地方竟有成群的海鸥。这一带也不缺熊和狼，小的地面猎物也有的是；对一个好打猎的人来说，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猎场。只是要在这个腌臜的民族中间搭帐篷住上两三个月，那得是个胆大包天的人才成。且不说他们污秽的习性，单是那些帐篷里就难得没有天花。

「卡赞涅茨号」上除我们之外，头等舱的乘客只有六位。苏里科夫先生是一位在俄国颇有名气的画家，同行的有他漂亮的夫人和两个小女儿奥尔加与埃莱娜——两个母亲的缩样儿。他们在西伯利亚颇作了一番周游，为一幅新的历史画搜集农民的人物形象（该画后来画成，大获成功），如今正自托木斯克返回莫斯科。能结识这几位可爱的人，真是件愉快的事——他们是地道的俄国人（而不是西伯利亚人）——那些漫长沉闷的夜晚也就过得快了。苏里科夫先生虽只会说几句法语，夫人却半是巴黎人，每年都要回那座为了彼得堡的雾霭而舍弃了的美丽城市去住上几个礼拜。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这无疑是我们此行中最惬意的一段。

这类船上的用餐是没有定时的。你想什么时候吃、在哪里吃，点了便是；所以乘客彼此很少凑到一处。剩下那两位既像从来不进食，也从不与苏里科夫一家和我们同桌吃早饭或正餐，我们便没有结识。那也是古怪的一对。一位是半带军人气派的老先生，整日裹在皮裘里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不论天晴下雨，似乎全靠吸吮度日。我从没见他吃过东西，可他一天至少灌下二十瓶啤酒，其间还不算一口口的伏特加和一杯杯的茶。他那顶官帽和满身的勋章，看上去少说也是位将军。我们断定他是从西伯利亚某个要紧的军职上卸任回国的，不料到了秋明才听说：他不过是西伯利亚的一名政府矿务视察员，而且是个文官。那些奖章是从哪里来的，至今是个谜。另一位同船的客人是位女士，说她二十岁也可，说她五十岁也可；举止神情之诡异，弄得苏里科夫夫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斯芬克斯」。她通常整日把自己锁在舱里，只在夜里才出来，裹着皮裘、蒙着厚厚的面纱，在空无一人的甲板上踱到半夜以后。她的脸我只瞥见过一次：苍白而刚毅，却带着愁容，两鬓的乌黑短发齐齐地剪成方形。有一个月夜，我独自在甲板上抽雪茄，便冒昧用法语同这位神秘的陌生人搭了话——法语她是全然懂得的。她的身世够凄惨的。两年前，她十八岁，因「有嫌疑」被逐出尼日尼·诺夫哥罗德附近的家；如今回去，已是个老妇人了。流放的年头大半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过的。直到托木斯克，她才得知母亲已死，而那位曾发誓等她回来的未婚夫，已经另娶了旁人。「我如今活着没有指望了，先生，」这可怜的女人啜泣道，「因为把我送到那人间地狱里去的，正是我的继父。我只求您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别对船上任何人说我同您讲过话。我不愿意与人来往——我受不了。」可怜的人哪！此后我常常想，不知她后来怎样了：是回去过一种虽已破碎、却还算知足的日子呢，还是像更常见的那样，苟活着只为盼那一天——死亡了结她的苦楚，让她忘掉自己曾被发配到那该诅咒的西伯利亚去。

「卡赞涅茨号」上的伙食极好，比起过去六个星期里那千篇一律的「鸡蛋」「茶」「牛奶」〔十七〕，真是可喜的变换。「拉布契克」是我们每日菜单上的常客：这是一种俄国与西伯利亚特有的禽鸟，略似鹧鸪，味道绝佳。每回与菜单较劲时，我总想起两年前从莫斯科去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可怜的法国人——他一句俄语也不懂，有位朋友教他说：饿了只消道一声「捷利亚季纳」，人家就会把值得吃的东西端上来。一路倒还顺当，直到托博尔斯克，这可怜虫才猛然醒悟：自离开那圣城以来，他吃进肚里的荤腥，全都是小牛肉！等这位仁兄到了托木斯克，已经快要发疯了。小牛肉自有其妙处，可是「天天小牛肉」，正如「天天鹧鸪」一样，吃上几个礼拜是要倒胃口的！直到托木斯克，他才碰上一位会说法语的哥萨克军官，替他把菜单换了；据说这位受难者感激涕零，一头扑在恩人颈上，喜极而泣！

在西伯利亚的内河轮船上，若不吃坚果，便算不合群：人人都日夜不停、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嗑一种西伯利亚常见的小榛子，在我尝来是寡淡无味之至。可苏里科夫一家告诉我们这是规矩，于是到头一个停靠站便买了一磅来，学着同船人的样子嗑起来。上自船长，下至众人，个个都嗑。连那位愁苦的流放女子也随身带着一袋「布鲁斯尼基」——他们是这么叫的；那位喝啤酒的视察员，也不时从他那件皮里子「达恰」大衣的深处偷偷摸出几颗来。西伯利亚人若弄不到这个，便嚼一种松节油做的有弹性的东西，味道倒也不难吃。俄国人管这叫「西伯利亚式谈话」——对俄属亚洲居民的谈吐之才，这可算不上什么恭维。

自离开我们此行最北的一点萨马罗沃起，天气便又冷又潮，以至于皮裘日夜不可离身。冰冷的冰雹与雨雪一阵阵扑来，打得人睁不开眼，把我们关在船上那间又小又闷的餐厅里；日子过得着实凄惶，只能隔着雾蒙蒙的舷窗，望着平坦泥泞的两岸，看灰色的絮状云团掠过荒凉的平原。这时我们已进入额尔齐斯河；一年中这个时节，苏尔古特与托博尔斯克之间浓雾弥漫，行船极其危险。相撞是常有的事，而这也不足为奇：这里既没有海上那样的避让规则，也没有欧洲大多数河流上的规矩。遇上来船，便从驾驶台上挥一面红旗或白旗，示意我们从右边还是左边错过去；夜里则用一盏小手提灯打信号。雾天与漆黑的夜里，这套办法有多危险可想而知；我们夜里几乎不敢合眼，生怕撞上，更别提那只自日落到天明几乎一刻不停地嘶吼的雾号了。不过我们只抛锚停过一次，那回雾大到简直伸手不见五指，一停就是七个钟头，是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过的七个钟头——雾气连餐厅里都钻了进来，呛得人眼睛、鼻子、嘴巴都发堵。离开苏尔古特后的一两天，景色更加荒凉单调。桦树林与山毛榉林彻底不见了，代之以茫茫的沙原，间或一片盐沼；唯一的植物迹象，便是那条污浊泥黄的大河两岸的矮柳与灌丛。这一带见不到一个活物，至多隔上老远有一处奥斯佳克人的营地——那几顶小小的帐篷，反倒把四围那片巨大的荒凉衬托得更加分明。如今回想起阴天里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的两岸，我心里还要发闷。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五点，我们抵达托博尔斯克。头天夜里，正当我们要沉入甜梦，忽然被人粗手粗脚地从铺上掀起来，喝令上甲板。「到底还是来了。」兰开斯特说；他和我一样，认定是出了事故，因为甲板上一片大乱，人来人往；我从小舷窗望出去，看见一艘大轮船的红绿灯火就在旁边。苏里科夫已经上了甲板。可怜的苏夫人和小奥尔加、埃莱娜坐在一堆行李上，冻得牙齿打战，脸色发青。「这不是岂有此理吗？」这位可怜的小妇人说，「我们得换船。」原来「卡赞涅茨号」的冬季泊地在托木斯克，而我们刚遇上的这艘「罗伊特恩号」，冬泊地在托博尔斯克；后者被大雾耽搁了将近四天，再不回去就赶不上封航之前抵达冬泊港了。「本来打算在苏尔古特换的，」船长说，「可这该死的大雾把公司的安排全打乱了。」

这笔买卖我们无疑是吃了大亏。「罗伊特恩号」的尺寸与「卡赞涅茨号」一模一样，可我们那边头等舱统共才八位客人，它上头却载着六七十个托木斯克及沿河各镇的人，都赶着在鄂毕河封冻前回家去。「罗伊特恩号」的餐厅脏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桌上尽是油腻和烟灰，地板上撒满鸡骨头、蛋壳、面包块、捣烂的浆果等等；虽已过了午夜，「卡赞涅茨号」出现的时候，想必仍有许多客人正在大嚼，因为油烟与饭菜的气味叫人受不了——餐厅的窗子，显然自「罗伊特恩号」离开托博尔斯克之日起就没开过。西伯利亚人的吃饭观念是古怪的，他们的餐次同他们那种半生不熟的生活方式倒很相称。旅途之中，他们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吃，哪怕按时进餐再方便不过也是如此。你会看见他们——男人、女人、孩子一概——整整一天只靠茶、面包，或者甜饼干和浆果打发；然后仿佛忽有妙想似的，半夜时分一个个爬起来，坐下来大吃一顿两三道菜的正餐，先灌三四大杯伏特加开路，再以一大壶滚烫的茶送下。吃饭时香烟是不断的。西伯利亚买不到雪茄；我在托木斯克试抽过一支，此后好几天还觉得不对劲。依我看，俄国香烟比埃及的好：更香，也肯定不那么伤身。拉费尔姆厂出的那种叫「小炮」的最好，从恰克图到彼得堡、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梅尔夫，几乎全俄帝国境内都买得到。烟卷做得极漂亮，价钱也公道（一百支一卢布）。

驶近托博尔斯克的一段风景很美。望着近郊那些村庄——绿色的教堂尖顶、整洁的粉墙屋舍、大片的田地与牧场，围着齐整的木栅栏——真觉得自己是在向文明靠拢了。离城尚有两英里光景，河两岸便是陡峭的石崖，崖顶密密的松林。有几处发生过巨大的山崩：其中一处，将近四分之一平方英里的土地连树带石整个塌进河里，断裂处齐齐整整，像刀切过一般。额尔齐斯河很容易闹这种天翻地覆的变故：一七五三年，它的河岸曾一下子陷落近七十英尺。

托博尔斯克无疑是西伯利亚最漂亮的城；不过我们之所以这样中意它，恐怕也多少因为想到：这是我们要经过的最后一座西伯利亚城市了（秋明除外）。乍一看去，颇叫人想起直布罗陀：一半城建在陡崖上，另一半建在沼泽的平地上，蜿蜒的黄色额尔齐斯河与它较小的支流托博尔河从中流过。我们午夜又要开船，便一刻不耽搁地上了岸，绕城游览了一圈。

我只消说一句，读者便能约略想见西伯利亚之大：单是托博尔斯克一省，就差不多有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八倍。这一大片省份的居民，多数是俄罗斯人、鞑靼人、奥斯佳克人和萨莫耶德人，后两者是土著部落。托博尔斯克城曾长期是整个东、西西伯利亚的首府，史迹极多。直到一五八一年，此地还属于鞑靼人，名叫伊斯克尔，一省之长是位名叫库楚姆的鞑靼酋长。

可以说，直到十六世纪中叶，俄国本土的居民对西伯利亚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此前曾有一支远征队深入到鄂毕河下游，其成效却未能持久。后来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二世派兵越过乌拉尔，迫使若干鞑靼部落纳贡，并自称「西伯利亚之主」。可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库楚姆汗惩治了这些部落的怯懦，重新收服其效忠，俄国的进一步侵蚀于是中止。然而第二次入侵，却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对俄国的利益大为有利。伊凡二世已把征伐推到里海，并与波斯通商；可是商人与商队屡遭一伙叫作顿河哥萨克的匪帮劫掠，沙皇最终不得不出兵讨伐，杀了不少，也俘了更多。有些人逃脱了，其中有约五百名亡命之徒，由一个叫叶尔马克·季莫费耶夫的首领统带；他们逃到奥廖尔，听说乌拉尔山以东有一片诱人的冒险场。世人大多不知道，那片名为俄属亚洲的广袤国土，是被五百个人征服并吞并的。叶尔马克本人是个法外之徒，经过一场拼死的恶战，击败了当时的托博尔斯克省之主库楚姆汗的鞑靼部众，一夜之间由一个不法的强盗摇身变成了君侯。但他到底还有见识，明白没有外援，这么大一个帝国是守不住的。于是他遣五十名哥萨克去见俄国沙皇，命其首领向这位君主陈明：叶尔马克麾下的俄军在西伯利亚已有何等进展，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已以沙皇之名被征服。沙皇因这片新添的疆土喜出望外，当即赦免了叛党叶尔马克，并立刻拨给他钱财与援兵。得了五百名哥萨克的增援，叶尔马克重整旗鼓，又组织新的远征，把那些被战败的库楚姆汗煽动挑唆而叛乱的新地区一一平定征服。在一次小规模的接仗中，叶尔马克送了命——据说不是死于敌人刀下，而是在他杀出一条血路冲到水边、纵身跳船时，一步没踏准落进水里，被一身甲胄坠着淹死了。

叶尔马克一死，征服的洪流反而更加汹涌；他的名字将作为俄国最伟大的功臣之一，永垂于该国史册。托木斯克建于一六〇四年，哥萨克又从那里组织新的远征，于是一六一九年建立了叶尼塞斯克，几年之后又有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远征军渡过叶尼塞河，推进到贝加尔湖畔，于一六二〇年进攻并征服了人口众多的布里亚特族。随后北上，一六三二年建雅库茨克，又费了一番周折，制服了强悍的雅库特部。办成此事之后，军队越过阿尔丹山脉，于一六三九年抵达鄂霍次克海。就这样，不到七十年间，一片与全欧洲一般大、以托博尔斯克为古都的疆土便并入了俄罗斯帝国——就这样，一个囊括亚洲将近一半的帝国，被一个普通哥萨克带着五百个人征服兼并了。这难道不该警醒我们：俄国人的进取心绝不可等闲视之；一个俄国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庄稼汉，多半是说了「我要办成」，便真办成，哪怕赔上性命。

托博尔斯克的公园里有一座灰花岗岩纪念碑，高约五十英尺，建于一八三九年。碑座上以金字刻着：「献给叶尔马克！西伯利亚的征服者。」

我们上岸时天色已昏，便雇了几辆德罗什基，同苏里科夫一家驱车游城。托博尔斯克的德罗什基是种要命的家伙：一辆缩小的侧坐马车，只坐得两人，拉车的马却大出它三四倍。车上没有一处可扶手的地方，连护栏也没有；托博尔斯克的街道又绝谈不上平整，我们的驿夫还一路纵马飞奔，于是「守住船身」就成了件颇费力气的事——何况我的同座是位略嫌肥胖的先生，一个人占去了三分之二还多的座位。等这一圈兜完，车停在山顶上——总督府、大主教府和大教堂都在那里，大教堂是座拜占庭式的好建筑——我心里着实不算难过。

托博尔斯克城人口约三万〔十八〕，占地长四俄里、宽约三俄里。城中各处虽渐渐起了不少石屋，下城即商业区的房子大多仍是木造。许多街道虽窄而不齐，却用横铺的木板铺得严严实实，所以整座城看上去比托木斯克或伊尔库茨克都齐整，不那么有半途而废的模样。我在下城的街上走时险些挨了揍：我毫无意识地把一截还燃着的烟头扔掉，立刻就被六七个怒气冲冲的居民围住。苏里科夫费尽唇舌才把他们安抚下来，向他们保证我不懂此地规矩，是个不熟悉西伯利亚风俗人情的外乡人；我却对他说，同样的事我在别的城里干过多次，从没人理会。

不过，托博尔斯克曾整整十三次被大火烧成白地，居民这般紧张，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地店铺很好。我们逛完公园、看过叶尔马克纪念碑再回下城时，已过九点，大多数铺子却仍开着，街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托博尔斯克最稀奇的景致之一，大约要数那口「卡马乌利钟」，直译过来便是「被扯掉了耳朵的钟」。时候虽晚，我们还是设法看到了它——它存放在大主教府旁边一间棚屋似的地方；它的来历简略说一说，读者或许不会觉得没趣。

十四世纪有一段时间，俄国由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统治，而此人对皇位其实毫无权利可言。当时那一支已在位近一百五十年（在那个年代算是很长了）的王系，只剩一位十二岁的少年季米特里王子；一五九三年季米特里的父亲死后，鲍里斯发动政变，结果自己被拥立为沙皇，而季米特里这孩子则被褫夺了本应属于他的名位。当时朝廷设在乌格利奇，就在今日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城所在的地方附近，季米特里便被送到那里，好置于这位「庄稼汉皇帝」的眼皮底下。后者眼看拥戴季米特里的势头明显，唯恐留下这少年，将来终成祸患，便决意把他暗杀。于是某日这孩子穿过集市广场时，被几名兵士当众按住，光天化日之下捅死；沙皇则在宫殿窗口观看这一幕，要看看民众会有什么反应——不料民众丝毫没有出面保护小王子或为他复仇的意思。只有一个声音表示了异议，而那是一个铁的喉咙。一位教士恰好从大教堂钟楼上看见了这桩罪行，他本是季米特里一系的党人，便敲起大钟为小王子的亡魂祈祷。那口钟一向被视为神圣，只有御前会议召开、沙皇加冕或驾崩时才敲。鲍里斯因这教士的多事勃然大怒，下令立刻将他拷问处死。这还不算完：那口钟本身也得受罚。待敲钟人赎了罪、成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首横陈在集市广场上，那口钟便被卸下来，从钟楼抬下，摆在敲钟人的尸身旁边，由全城百姓用棍棒痛打一顿，而鲍里斯本人领头！

然而这故事最离奇的部分还在后头。那年月发配西伯利亚的流放犯，照例在启程去囚所之前先受一番刑；刑罚视罪名轻重或重或轻，可是不分高下，人人都要用烧红的铁钳撕去鼻翼——那便是流放犯的标记。众人鞭挞既毕，鲍里斯决定把这口犯上的钟装上大车，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去，它从此便一直留在那里。只是有一桩难处：钟没有鼻翼。但这位沙皇是足智多谋的人，而且不无一种阴森森的幽默感，便命人改而卸去了它的一只「耳」！这口「卡马乌利钟」几乎通体是银的，声音低沉而优美。托博尔斯克人对这件战利品得意得不得了。钟的样子到处都是：客栈门口的招牌、玩具、针线盒、手杖的把手、烟盒，甚至袖扣，都仿着这只名满天下的「乌格利奇铁流放犯」做。就其一方而言，它的名气不亚于海德堡的大酒桶或琉森的狮子。

托博尔斯克在艺术与商业上虽是个方兴未艾的地方，卫生却极坏，四周尽是大片的死水沼泽，是疟疾与热病的渊薮。此地没有春天，夏天则闷热、阴沉、多雨，这个时节的太阳难得连着两天露面。猩红热与白喉几乎从不间断；监狱按三千人的规模建造，却常常关到四千五百人，天花和斑疹伤寒有时会大流行。不过霍乱倒是没有的。冬天大约是最健康的季节，可即便在冬天，当西伯利亚多数地方艳阳高照、万里无云时，托博尔斯克仍被四围热病沼泽升起的湿雾笼罩着。夏天的托博尔斯克该有多凄凉压抑，实在难以想象；囚犯们说，宁可发配涅尔琴斯克十年，也不愿在托博尔斯克待上两年，尽管后者离家、离俄国本土要近得多。一八六二年，此地的警察总监有过一项古怪的发现。当时有工人在下城掘土，挖到许多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大型地道，每隔五十码上下便有一道厚重的铁闸拦住。消息立刻电告彼得堡；令居民惊讶的是，回电竟命令即刻把挖开的地方封死。既是沙皇直接下的旨意，自然无话可说；那些地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何而来，至今仍是个谜。据说地道只存在于下城，政府各衙门所在的山下并没有；因此有人倾向于认为，那是从前某位沙皇为防叛乱而修的。不过话说回来，住在一片说不定是炸药地雷的东西上头，对托博尔斯克的良民来说，总归不大舒服吧！

从托博尔斯克到秋明这一程相当惬意。河面收窄到不足二百码，蓝色的水懒洋洋地在绿野间蜿蜒，流过一座座房舍齐整、气象兴旺的漂亮村落；河边草地上劳作的农人面色红润、神情愉快，与更东边那些又脏又阴郁的人形成鲜明对照。可是离秋明还有几个钟头时，所有的草木忽然像变戏法似的一齐消失，我们进了一片贫瘠的沙漠。「打猎的人在这里可真是进了天堂！」苏里科夫说；我们站在甲板上，看着成群的野鹅、野鸭和别的水禽在那片干旱的平原上盘旋往返，天空都被它们遮黑了。

九月二十八日正午前后，天边出现一个闪亮的小点，不多时便化作一片杂沓的砖石与木构的房屋、尖塔和金色的圆顶。两个钟头后，我们泊在了秋明那热闹的码头与拥挤的埠头边上，实实在在地意识到：这趟旅程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因为离我们不到一百码就是火车站，站外便停着那节看上去豪华无比的卧车，将载我们去叶卡捷琳堡，再越过乌拉尔山到彼尔姆。机车的汽笛声与喷气声，几乎让人觉得又回到了家乡。一时的兴奋中，我们竟忘了自己仍在亚洲，离故国英伦还有多少疲乏的里程！

秋明至叶卡捷琳堡这条线才建成两年，属于一家私营公司。车厢照美国的办法，节节相通；二等车的舒适程度，比起英国米德兰或大北铁路的头等车丝毫不差，而票价低得离谱。自秋明到彼尔姆将近五百英里，头等票不过二十八卢布（合三镑不到）；我可以老实说，我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坐过这样奢适的车。车站是石造的，秋明站就建在一座宽阔而修葺极精的花园正中，砾石小径与花坛、喷泉，以及椴树下的铁凳，收拾得那样齐整美观，叫人想起德国温泉地的火车站。至于餐室，比得上法国任何一家，远胜我在英国见过的任何一家：大理石地面，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银器瓷器闪闪发亮，侍者围着干净的白围裙，一位漂亮的女侍守着那张巨大的餐台——上头诱人地摆着鱼子酱、腌鲑鱼、鹅肝酱，还有成林的香槟与甜酒瓶子。在亚洲见到这般景象，实在奇特。这无疑是我们此行最叫人愉快的一次「失望」；点了一顿上好的菜，佐以一瓶极佳的梅多克红酒，再来咖啡和茴香酒，我们由此断定：俄国人在别的事情上纵然落后，铁路旅行这门艺术却确是懂行的。火车要晚上九点才开，我们便有工夫在城里溜达一圈。这一带的车费并不吓人：从火车站到城里（约三英里），花去我们不到一先令英国钱。

秋明是个光秃秃、一副没完工模样的地方，人口三万，坐落在图拉河畔——图拉河是额尔齐斯河一条较小的支流。城中央是一片方圆约三英里的平地，夏天是尘土飞扬的荒场，冬天是泥泞的沼泽，三面围着木造与砖造的房屋。平地正中是一簇粗陋的木棚和帆布摊子，被尊称为「集市」，那里卖伏特加、各色食品、衣物和农具。近旁有一座用粗板搭起的圆形建筑，外面贴满花花绿绿的招贴，画着不可能存在的人在做更不可能的把式；一位本地人指给我们看，言语间不无得意——那是马戏场。「今晚就有一场，」这位新结识的人说道；他会讲几句法语，「二位何不留下看看，明天再走呢？天黑之后他还可以领我们在秋明各处逛逛。」我们谢过他，婉言谢绝了。此人一身庄稼汉的长袍加高筒靴，又脏又粗，样子不大叫人放心。「那么两位老爷或许愿意去看一看囚船？今早刚到了一条，是空的。」他接着提议。

这一提议我们接受了，便随这位朋友同去；谜底也就揭开了。原来他是个波兰流放犯，在卡拉服刑期满后获准回到秋明，在此度过余生。他在这里靠打零工糊口：搬运、赶德罗什基，什么都干。他告诉我们，他也曾有过好日子，巴黎和伦敦都很熟，在伦敦一家意大利餐馆当过跑堂；若当初离彼得堡和政治远些，如今该过着本分而舒坦的日子了。西伯利亚有多少可怜虫能说出同样的话来，我真不知道！

囚船大多尺寸相同，构造更是一律。我们参观的这一条叫「额尔齐斯号」，长约二百五十英尺，宽四十英尺，上层甲板由两座大舱房支撑：一座是病房兼药房，另一座是押解军官以及属于贵族或有特权阶级的流放犯的住处。哨兵对我们上船并无异议——实际上连护照都没查。

我着实颇感意外：那些牢舱清洁干爽。不过我得补一句：它们已有一个多月没人住了，这船是空着从托木斯克拖回来，预备来春再装下一批「货」的。「你们该在这种船到托木斯克时上去看看，」我们的向导阴阴地笑着说，「那时候，你们对这里的清洁与舒适恐怕就不会这么有好感了。走这么一趟，死于斑疹伤寒的少说也有百分之五，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人本来就不是给人像猪一样挤成一堆养的。」

甲板中部那个供囚犯活动的大铁笼，看着确实颇像动物园，与其说宜于装人，不如说宜于装猴子；何况它不过长七十五英尺、宽四十英尺，而这种囚船每趟要运八百人，就通风一节而论，未免安排得太欠周到了。由此有梯子通下去，便是三间睡舱，长四十英尺至七十英尺不等，一律宽四十英尺，高约七英尺。其中一间拨给妇女和儿童，其余由男犯占用。每间的正中纵向架着两层通铺，囚犯横着船身躺在上头，密密麻麻排成四行，头都朝着龙骨那条线并在一起。这些铺板是木头的，连木枕头也没有；不过并不禁止囚犯拿自己的大衣、或身上带的什么布袋布片来枕。说实在的，我们见到的囚犯，从一只白铁锅到一把格子布伞，似乎爱带什么就带什么。

要把这位向导打发走颇费了些周折，因为他一心要带我们去参观监狱。这个我们觉得还是谢绝为妙：若被人瞧见我们同一个「刑满的苦役犯」在监狱门口鬼头鬼脑地转悠，秋明当局多半要把我们「因涉嫌而拘留」，这滋味我们可不想尝。好在两个卢布便安慰了他；我们离开时，他还站在泥泞的路当中，一躬到地，为「英国老爷」祝福不绝。两个钟头后我们再经过同一地点，却见他仰面朝天躺在路边，烂醉如泥，身旁两只空伏特加瓶子！

从食物与粮食的价钱看，秋明的生活想必很便宜。牛肉羊肉比英国多数地方便宜一半；小麦本来就贱，一八八七年更是烂在市面上，在南西伯利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一普特只卖八戈比。该城有个投机商不惜工本，把一大批麦子运到四百英里外、中国边境上的维尔诺耶去，结果也只卖到一普特二十五戈比——那里收成一样好。他才脱手了一半光景，地震便来了；读者或许还记得，一八八七年九月的那场地震把全城夷为平地，居民死了一多半。

许多人以为乌拉尔山高峻非凡、景色极其壮丽。其实这条山脉虽长一千七百余英里，最高峰也不过六千英尺；而铁路翻越之处，海拔勉强两千英尺。乌拉尔没有一处是终年积雪的。叶卡捷琳堡城附近，通往西伯利亚的大驿道旁，立着一根大石柱，一面刻着「欧洲」，另一面刻着「亚洲」，这便是两大洲的分界。整个西伯利亚地面上，大概再没有哪一处比这里更叫人心酸的了：自一八七八年以来，从这根柱子旁边走过的流放犯不下一百八十万人；自本世纪初算起，男女老幼超过五十万。柱基上刻满了字迹——都是那些在此最后一眼望了望故土的人粗粗刻下的。按惯例，队伍要在此停一停，让流放犯们向欧洲道别，许多人是永诀了。如今铁路免去了从彼尔姆到秋明那段漫长孤寂的车程，旅人们便不再打这里经过。铁路线上的分界处以三个车站为标志，彼此相距十英里上下：「亚洲」「乌拉尔」和「欧洲」。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我们「乘火车」自地球的这一部分进入另一部分，正午抵达叶卡捷琳堡。

我们在此依依不舍地与苏里科夫一家道别——他们要直接去彼尔姆——自己住进了舒适的「美国旅馆」；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也许是因为总共只有两个美国人到过此地。我们显然已经离开了亚洲：宽阔的石铺街道与林荫大道、漂亮的旅馆、掩映在修剪整齐的大花园里的私宅，还有最要紧的一样——街上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都昭示着我们同那个阴郁悲苦的西伯利亚彻底了结了。叶卡捷琳堡是我们自离开上海以来见到的第一个真正文明的地方；上海一别，仿佛已隔了几辈子。在这里，我们也自离开北京以来头一回享受到久违的奢侈：一个真正的澡盆，

还有一张铺着床单和枕套的干净床。

叶卡捷琳堡人口两万五千，四近一带矿产与宝石极富。矿产以铁为大宗，此地有不少英国人落户经营。在街上、旅馆里重新听见自己的母语，又常常看见旅馆和店铺的门楣上写着法文招牌，感觉真有些异样。这里的珠宝贩子，缠人烦人的劲头简直不下于科伦坡卖蓝宝石的僧伽罗人。我们到旅馆房里还不满半个钟头，就被一群吵吵嚷嚷的商贩围住，怎么撵也撵不走；我们正光着身子洗漱，他们偏要把货摊在地板上，直摊得那块粗呢地毯上一片珠光宝气：绿柱石、黄玉、海蓝宝、橄榄石，无所不有。其中还有一两块亚历山大石，就是新近发现的那种能变两种颜色的宝石——夜里是绯红，白天是碧绿。它得名于亚历山大皇帝，近年来在锡兰也有发现。这些石头价钱还算适中，可惜我们盘缠已尽，无力置办；这或许倒是我们的运气，因为这里同科伦坡一样，赝品多得很。

九月三十日下午，我们离开叶卡捷琳堡前往彼尔姆，打算从那里坐轮船沿卡马河与伏尔加河而下，到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去。这两城之间的铁路虽与我们自秋明搭乘的那条属于不同的公司，舒适程度却样样不输。每节车厢都有盥洗室、暖气设备和坐卧两便的安乐椅。每隔三四站便有一处极好的餐厅，通宵开门。我们停车吃晚饭的下塔吉尔斯克站，那间餐厅便是摆在巴黎或伦敦的一流旅馆里也不丢人：灯火通明的大厅正中一张长桌，铺着雪白台布，银器与玻璃器皿熠熠生光；侍者一律晚礼服，衬衫胸襟一尘不染，系白领结；他们端上来的是四道菜加甜点的好饭食，让人实在难以相信自己才出亚洲不过几英里。各处都是如此。叶卡捷琳堡到彼尔姆之间有二十几个站，无论昼夜哪个钟点，站站都备着冷餐——多半还有热的；到了清晨寒气逼人的时辰，则有热气腾腾的一碗碗牛奶咖啡或茶，配着精致的小面包和一小杯一小杯的伏特加与白兰地，给人暖暖心肠。出叶卡捷琳堡约两个钟头，日落时分我们经过涅维扬斯克：那是个风景如画的村子，掩在松林之中，三面环着三个大湖。六七月间城里暑气与尘土叫人受不了时，叶卡捷琳堡居民便来涅维扬斯克避暑疗养。

十月一日清晨六点光景，我们醒来，从结了霜、模糊不清的车窗望出去，只见换了一个世界。木栅与木围子变成了密实的树篱和小块田地，板屋变成了石头房子、铁皮瓦楞的屋顶——铁皮在这一带便宜得同松木杉木一样。松林与桦林彻底不见了。这时我们经过的是大片耕地，是围着花园果园的齐整农舍，间或一个村子或市镇，一条白杨夹道的路从空旷的田野间蜿蜒着通过去。下塔吉尔斯克与彼尔姆之间的景色，很可以被误认作北方铁路上布伦与亚眠之间的那一段。

乌拉尔的火车既舒适又准点，我们不差一分钟地按预定的上午九点抵达彼尔姆。车站上乱成一片。船本来登报说正午才开，这般奔忙紧张地要抢着上船，似乎全无必要。我们在这里遇上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难处：一群人举着粉红的和黄的传单在月台上乱窜，各自招徕一条开往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轮船，而两条船都是正午开。问题是该坐哪一条——从外观看两条一模一样，只是挂的公司旗不同。没有人能帮我们；在这片喧嚷里，我那一点点俄语更是全然无用。我拉住警察、铁路搬运工、兵士，一一央告，无效；比手划脚地大喊「哪条船好？」，也无效。于是我们决定照拿不定主意时的老办法办：抛硬币。硬币定下的是「彼尔姆号」，而我们运气好，选对了。另一条「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号」是条破澡盆，比我们晚了整整五天才到目的地——那时我们早已在莫斯科安顿得舒舒服服了。

彼尔姆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城，不过我们看见它的那天，天气或许也不算帮忙。浓雾把一切都裹在湿漉漉的白气里，大教堂的圆顶和沿河一排排空荡荒凉的大货栈，只是隐隐地浮现。自我们抵达便下起、此后一刻不停地绵绵不绝的细雨，把我们进城游览的念头浇得干干净净；能躲开寒气与浓雾，钻进船上那间灯火通明却略嫌憋闷的餐厅，我们倒也乐得如此。船上约莫一百名乘客，已有好几位在那里安安稳稳地大吃一顿了：白菜汤、小鲟鱼、牛排——早上九点钟吃这么一份菜单，未免太实惠了些！

叫人宽慰的是，只要多付几个卢布，我们便能包下一间自己的舱房，而且比远洋轮船上常见的宽敞得多。正午，钟声不差一分钟地敲响，汽笛拉响，不到十分钟，彼尔姆城便湮没在一片雾幕里；我们稳稳地破开那条宽阔的黄水，驶向归途的最后一站——尼日尼·诺夫哥罗德。

注十六：

一种燕麦饼。

注十七：

即鸡蛋、茶、牛奶。

注十八：

有一点很耐人寻味：一七六一年，多特罗什神甫查得托博尔斯克人口为一万五千；到一八六一年，整整一百年之后，也不过一万六千。

第十二章从彼尔姆到加来

「彼尔姆号」是条又大又舒服的船，凡是时新的玩意儿一应俱全，连钢琴和电铃都有；我甚至怀疑，就是在丘纳德或白星公司的大邮船上，也未必吃得到更好的饭菜。可惜的是，陈设虽然阔气，船上却脏得不成体统，舱里满是虫豸，闹得人夜里根本合不上眼。这多半要怪船上搭载的统舱客太多，其中有不少吉尔吉斯鞑靼人——一个个身量高大，体格结实，同他们在蒙古的那些矮墩墩的兄弟比起来，反差惊人。许多人仍穿本族的服色：一种毛线睡帽似的东西，天冷时可以扯下来罩住耳朵和脖颈；一条肥大宽松的裤子，裤脚塞进短筒靴里；衬衫外面套一件宽袍，领口敞着，袖子宽大，腰间束一条带子，这一身就齐了。冬天还要加一件羊毛短皮袄（他们叫「波卢舒巴」），毛朝里穿。吉尔吉斯鞑靼人信伊斯兰教，举止庄重、沉默寡言，与我们在戈壁上那几位成天插科打诨、嬉闹不休的小个子朋友，真是两路人。

不过说到日常起居，吉尔吉斯人与蒙古人也差不了多少。他们的帐篷，形制与用料，同我们在蒙古所见的一模一样。吉尔吉斯人一样贪吃，一样邋遢，而且与多数穆斯林不同，还爱背着人偷喝几口。要说分别，只有一条：吉尔吉斯人看管自家女眷时那副戒备森严、目不转睛的劲头，若叫那些随遇而安、心宽气朗的蒙古人瞧见，怕是要笑掉大牙；然而依我看，尽管他管得这样严，他那一位或是那几位太太，纵有面纱遮脸、装出一副贞静模样，骨子里也未必就比蒙古的女人们干净几分。

一路到喀山，都是又冷又雨的天气；十月三日抵达该城。

卡马河与伏尔加河两岸的风景，同鄂毕河相差无几；伏尔加河若搁在欧洲，自然算得一条大川，可在我们眼里，见过了浩瀚如湖的叶尼塞河与鄂毕河之后，它便显得渺小得不值一提了。伏尔加河有些河段行船极险，但出事的可能不大，因为凶险的水道都用浮标标得清清楚楚，入夜则改用驳船，船上整宿架着熊熊的篝火。晴夜里，这景象颇为好看：一条条火的长廊倒映在黑黝黝的水面上，过往轮船的红灯绿灯，拖着一串串影影绰绰的大驳船顺流而下或是逆流而上，星光满天的夜空，远处船工们扯开嗓子唱出的河上小调——一切都动人而如画。可夜里已经很冷了，我们在甲板上待不了多久，宁可缩进那闷热的餐厅，忍受烟气和隔夜饭菜的气味，也不愿在外面挨那刀子似的东北风。

我们在喀山停了六个钟头。这座城市可以说是欧俄与亚俄之间真正的分界，离码头约七俄里，有电车通行。作为一座城，喀山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古时鞑靼人的都城，外表上保留了许多东方的习俗，也保留了一副十足的东方面孔。蒙面的妇人，凶悍黝黑、一身粗犷蛮夷装束、浑身插满匕首和子弹带的鞑靼人，清真寺，尖塔，东方式样的房屋——这一切又与俄国人所住的巴黎款式的新式石屋杂处在一起：四层高，带阳台，带门洞，墙面雕花。两下里如此不伦不类地混在一处，几乎叫人疑心是不是从中国一路走来把脑子走坏了，把欧洲和亚洲搅成了一团乱麻，连眼前的实物也跟着乱了。不过喀山的街道，尽管建筑五花八门，倒还整齐，房子盖得结实，街上点着煤气灯。这里贸易不算兴旺，出口的主要是皮革、脂油和铁。鞑靼人打造的兵器价值不菲：刀、手枪、弯刀，柄上和管上都嵌着金银。

喀山上流社会的门面，比之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也不逊色，自打鞑靼王朝被逐之后，就有一些俄国人家在此安家落户。一位很可爱的太太——某某夫人——在这里上了船，她要去维也纳看望妹妹。她结婚四年，这四年里只离开过喀山城外丈夫的庄园一次。

某某夫人是莫斯科人，一口法语说得像巴黎人，唱起歌来简直是天籁。从这里到下诺夫哥罗德的一段，过得相当愉快，因为我们花了点钱打点，把钢琴从挤得满满当当的大餐厅搬到下层甲板一间较小的舱室里，一同办了两回快活的音乐晚会。四重奏的成员，就是我们三个加上船长；船长虽是西伯利亚人，却是个很讨人喜欢、颇有教养的人，用甜润的男高音唱伏尔加船歌。某某夫人虽然被放逐在文明世界之外这么久，却是个极有趣的伴儿。只是她对英国和英国文学的了解，未免有限。有一回我问她，英国作家是否和法国作家一样合她的意。「不，」她答道，「实在说不上。英国人的文章都是一个腔调；不过话说回来，我只读过两本英国书。」我问是哪两本，她说：「《伦敦杂志》和《弓钟周刊》！」难怪她对英国的著述评价不高。

到下诺夫哥罗德要同这位小妇人道别时，我着实有些怅然。便是在文明地方，也难得碰上这样投缘的旅伴，何况是在欧洲这些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里。而她对自己孤身一人、无人照应的漫长旅程，竟一点也不发怵；不过话说回来，俄国女人本就是天底下最能赶路的。

快到下诺夫哥罗德时，我们与一艘按美国式样建造的白色大明轮船擦身而过，它是开往里海边阿斯特拉罕去的。那船足足跑到十七节，把浑浊的河水搅得天翻地覆，直到远远落在我们身后，「彼尔姆号」还颠得人难受。从喀山到下诺夫哥罗德一路，我们至少还遇上五十条驳船，装的都是里海巴库油井出的石油。

下诺夫哥罗德的大集〔十九〕刚刚散场，所以我们在「邮政饭店」订房毫无困难。这是一家很好的客栈，可就在十天以前，它还从地下室一直塞到阁楼，住满了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来的游客。

城建在伏尔加河与奥卡河交汇处的一座高冈上，赶集时节呈现出一派奇异而无双的景象。集市设在奥卡河左岸，与城中间隔着一座长长的浮桥；而在赶集这几个月里，河面上停满了摆摊卖货的船只与驳船，望过去竟像一片旱地。

「从对岸的城中高处望下去，」一位亲眼见过的人写道，「赶集时的那番光景，简直无从描摹。」一眼望去，尽收眼底的，便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大集。一片平坦的大沙原，两侧夹着两条大河，原上布满了各色房屋，多半是红的黄的，用砖、木料和席箔搭成；这世上最贵重的货物，成千上万，或囤或摊，四面八方堆得到处都是；教堂、清真寺、戏园子从中间拔地而起；三十万上下的人在那里买、卖、贩、挤、撞，朝各个方向奔忙；两条河的码头边系着一溜驳船，还在忙着卸那似乎永远卸不完的货。脚下那条河是奥卡河，与它成直角、正对着你所立之处，更为浩大的伏尔加河把自己的水掺了进来。走到下面的码头上，一座低矮的木桥横跨奥卡河，离河口约一俄里，样子很像美因茨那座跨莱茵河的桥。除了水路，这便是城与集市之间唯一的往来通道。且看那人群：有步行的，有乘车的，有骑马的；一群群晕头转向的牲口，由满脸胡须、面目粗野、穿着花花绿绿蛮式衣裳的人赶着；大车上重重地压着坛子、木桶、麻袋、箱子，还有笨重的长条木料；穿长袍、戴阿斯特拉罕皮帽、神情庄重的东方人，独在这熙攘人潮中泰然自若；喧声、践踏声、混乱——而骑马的哥萨克人每隔一段便骑着躁动不安的小马守在道边维持秩序，结果把这一团乱又搅得更乱了。再想想：下了一整天的雨之后——下诺夫哥罗德是常下雨的——路上的泥浆和烂泥不是没踝，也不是没膝，而是没到胯、没到股；如此，这座怪城赶集时的图景，便如在目前了。

「叫我吃惊的，」还是这位作者说，「是那些穷人吃饭的『特拉克季尔』，也就是小饭铺，数目之多。要供二三十万人一天的嚼裹，可不是件小事。从前这事全交给私人经营，结果办伙食的发了财，吃饭的遭了殃。没有哪一年不在赶集的人群中闹出一场什么瘟疫的。这一半要怪吃食——那是出了名的坏——一半要怪空气：既无排水，又无任何卫生设施，空气里满是疫气。俄国政府对这两样祸害，倒是放手整治了一番。为对付不洁的食物，政府在集市各处开设了便宜的饭铺，穷人花八戈比（约合二又四分之三便士）就能吃上一顿实实在在的饭：一碗『什基』白菜汤，黑面包管够，外加一份人人爱吃的、叫作『卡沙』的粥。再花三戈比（约合一便士），还能得到足够冲六杯那国民饮料的茶叶和三块方糖。自从采取了这些防范之法，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上再没闹过大疫。

「八九两月间，在下诺夫哥罗德几乎举不出一样买不到的东西，无论大小，无论欧洲货还是亚洲货；不过大宗的买卖还是茶、糖、铁、棉、丝，以及各色皮货。下诺夫哥罗德卖的茶多半是红茶，黄茶白茶也有，但只零卖；此外每年还输入极大数量的砖茶，唤作『基尔皮奇』，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喝得最多。广州茶的税，比恰克图茶——也就是『陆路茶』——要重出许多。若不是民间有个成见，认定海运的茶会走味，陆路茶的数量怕要比现在少得多。关于这一层，最老练的俄国茶商所持的通行说法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是说海上这一程本身伤了茶，而是说，为了这一程而对茶所作的处置——也就是为免受潮气败坏而多加烘焙、多经风吹——确实会影响茶的味道；所以绕来绕去，结果还是一样。「茶栈，」某某先生说，「无疑是集上最有画意的一处；若是能见到拖辫子的中国人，就更有看头了。可下诺夫哥罗德没有中国人：茶叶同中国人是在恰克图附近的买卖城分的手，从那儿起，这买卖就全捏在俄国人手里了。」

皮货一区，大约是集上第二有意思的地方：一长溜一长溜的棚摊，通道两侧挂着一里又一里的熊皮、狼皮、狐皮、海狸皮，连羊皮也有。更值钱的皮张则小心收在抽屉里，不肯轻易示人，其中便有那漂亮的蓝狐、银狐和海狸。银狐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毛上撒着一层银白的针毛；论价钱，它仅次于海狸和黑貂。一整张毫无瑕疵的银狐腹皮，在下诺夫哥罗德能卖到一百卢布。至于那些只图暖和、不图好看的皮子，大约要数驯鹿皮最受欢迎。这些皮张多半来自北方的沃洛格达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带，按好坏与贵贱分三等。一个月大的幼鹿皮，叫『皮日克』，最好；九个月以上的，叫『奥列尼』，最不值钱。

下诺夫哥罗德另有两个集市，规模都小，也没什么看头。一月里在奥卡河口的冰上开的那个，专做木器买卖，比如玩具和匣子之类。这时节四邻村庄的人大批涌来，在庄稼人看来，与其说是做生意，不如说是趁机饱餐一顿、乐上一场。一八六四年，搭着棚摊和「特拉克季尔」的那层冰塌了，淹死了不少男人、女人、孩子和马匹。另一个集市在七月六日，专卖马。

五月里伏尔加河常常漫堤，水深数尺，把集市的地面整个淹没；所以事先要把货栈和房屋的底层腾空，而水退之后，业主头一件要办的事，就是赶在七月以前把底层洗刷干净。夏天酷热或初秋时节的种种疾病，多半也就是由此而来。赶集期间在街上吸烟，罚款二十五卢布，这条规矩执行得一丝不苟，再犯便是坐牢，不得折抵。防火的安排极为周到。不但陆上有，河上也停着强力的救火机，最易起火的地段还密布着许多手摇小水龙。一旦失火，警钟敲响不出三分钟，集市任何一处都能到十来架大救火机；加之四面有伏尔加河与奥卡河环绕，水是断不会缺的。

下诺夫哥罗德城本身建得很好，街道宽阔陡峭，许多路段铺了柏油，街上点煤气灯，几条主要的大街还用电灯。总之这座城很叫我们满意：这是我们一路走来所见的头一座城，竟找不出一栋木头房子来煞那些石屋的风景，而那些石屋摆到伦敦或巴黎也不算丢人——可就在四十年前，这地方连十来栋石头房子都数不出来！

十月五日傍晚离开下诺夫哥罗德，次日清晨便到了莫斯科，舒舒服服地住进了「斯拉夫集市」饭店。这地方豪华，却也昂贵，论舒适几乎赶得上巴黎的布里斯托尔饭店，收费却约莫贵上一倍。那里的餐厅，恐怕是世上最好的餐厅之一。厅子当中有一个圆形的大水池，池面浮着白睡莲，四围镶着芦苇和水边的花草，池里有每天从伏尔加河运来的大鲟鱼和小体鲟懒洋洋地游来游去；客人点了哪一条，开席前两个钟头便有人下水用小网把它捞出来，新鲜是绝对靠得住的。

莫斯科的格局，或者说整体的气象，与巴黎不无相似之处，全城以那座大名鼎鼎的「克里姆林」为核心。说实话，克里姆林多少叫我失望，大约是因为这处名胜从来被人硬塞进耳朵里塞得太多了。「克里姆林」一词出自鞑靼语，意思是「城堡」；俄国凡是有些分量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克里姆林」，或大或小。莫斯科克里姆林的城墙周长约七千三百英尺，墙内圈着皇宫、军械库和国库，此外还有三座大教堂、一座修道院、一座女修院，以及伊凡大帝钟楼。钟楼高约三百英尺，天气晴朗时，登临所见是世上最壮丽的景致之一。塔脚下立着「钟王」，重近二百吨，高二十六英尺，周长六十八英尺。此钟可上溯至一六七四年，那时它挂在塔脚一根木梁上，一七〇六年的一场大火中坠地。碎片就那样躺在地上，直到安娜女皇在位，奉她之命于一七三三年重铸。一七三七年又逢一场大火，有沉重的椽木砸落，钟身侧面被磕掉一块——另有一说，是当年莫斯科的贵妇们把珠宝细软投进熔化的金属里，铸得不匀所致。此后钟一直埋在地下，到一八三六年才奉尼古拉一世之命安上如今这座基座。莫斯科根本就是一座钟与教堂之城。那些钟里，有几口的音色是我生平听过最甜美的，这多半得力于合金中掺了大量金银。从早到晚，莫斯科的钟声没有静下来的时候。清早四点醒来，你至少能听见十来座教堂（全城有四百多座）在为某场礼拜，或为某个亡灵的安息而鸣钟。

克里姆林内有三座大教堂：报喜大教堂，沙皇在此受洗和成婚；圣母升天大教堂，沙皇在此加冕；天使长米迦勒大教堂，沙皇在此下葬。最后这一座虽不是最富丽的，却大约是最奇特的，因为沿墙一圈排着一三三三年至一六九六年间历代沙皇的灵柩。我们从日光下猛地走进去，过了好一阵才发觉自己被四十来口棺材围在当中，每口都覆着深红的丝绒棺罩，罩上绣着金线十字。正中祭坛附近，停着被沙皇鲍里斯派人害死的德米特里小王子的灵床。那张脸露出一部分，看上去像深色的皮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信徒上来亲吻。我们在场时，旁边一间小礼拜堂正做着日课，圣像壁四周灯火通明，白袍金饰，越发把殿内别处衬得幽暗；而神父们为某位死去的君王低声吟诵的挽歌，更把这一片阴森的景象烘托得淋漓尽致。

莫斯科最富的教堂——纵使不是最美的——要数圣母升天大教堂，始建于公元一四七九年。一八一二年，法国人曾洗劫过这座教堂；饶是如此，堂中至今仍藏着多得难以想象的珍宝与圣物。有些圣像画简直是被钻石和其他宝石糊满了，其中一幅圣母像，上面缀的珠宝值三千万卢布。圣物里有一枚钉死基督时用过的钉子，还有一片我们救主穿过的衣裳。

克里姆林可以说是城中之城，而且是一座很安静、很沉闷的城，那些长着青草的石子路上没有多少人气与动静。不过在研究建筑的人看来，这里必定有趣，因为拜占庭式、哥特式、阿拉伯式，甚至中国式，都在此处堂而皇之地混成一片。皇宫虽有几间富丽堂皇的接待厅，修缮也耗掉了数百万卢布，本身却是一座丑陋平庸的建筑，把四围教堂楼宇的画意折损了不少；至于军械库和国库，那简直是丑得没法看。军械库墙边一溜排着从法国人手里缴来的大炮，一共八百七十五门，每门炮的尾部都刻着名字：「勇士号」、「销魂号」、「闪电号」等等。看来当年给大炮取教名，就跟今天给船取名一样，是通行的规矩。

凡从斯帕斯基门出入克里姆林的，一律须脱帽。俄国人在这一点上很较真，外乡人若犯了规，是要吃苦头的。据说拿破仑一世是古往今来唯一一个敢戴着帽子骑马穿过这道门的人；可即便是他，还没完全过去，一阵风就把帽子刮飞了，气得这位「小伍长」又恼又窘。

说来也怪，这位「小伍长」的名字在这座圣城里人人敬重，还有人爱戴；你极少听见俄国人对法国流露出敌意。他们心里毋宁说是怜悯：怜悯那成千上万不幸的士兵，在撤出莫斯科的途中活活冻死在城外荒凉的平原上——这场大难还留下一句俄国话：「我冷得像个法国人！」讲礼貌，莫斯科人比巴黎人还要胜出一筹。谁也不会想到戴着帽子走进店铺或饭馆，就连街上的乞丐彼此见礼，也有一派贵族气度。总的说来，仅凭短短几日之交便叫我如此中意的城市，我见得不多，莫斯科算一个；这大约是因为它与我平生见过的任何一座城都全然不同。就俄国而论，它还算干净；不过虽说两条主要大街铺了柏油，那些小街小巷却连英国三流小镇都要嫌丢脸：夏天浮土没踝，冬天则是一片泥泞的海。

然而这座城市，虽是继君士坦丁堡之后观光客在人间的乐园，我却不打算拿我们在城中的东游西逛来烦扰读者，因为这地方已被人描摹过太多次，也描摹得太生动了。说出来也许算是大不敬，可我不得不承认，最叫我动容的一景，是那家旅馆里一间陈设寒酸的屋子：一张行军床，两把粗木椅子——勇敢的斯科别列夫就是在那里咽的气，而且死得那样不堪！

我们并不想久留，因为十月十日，冬天来得叫人措手不及。温度表下午两点还在华氏七十度上，晚上七点就只剩零上二度；到九点，雪已经细细白白地落下来了。第二天早上，雪积了九到十英寸厚，街上成帮的工人正忙着把雪夯实，好走雪橇。

回头看这一路，华沙是唯一一个亮色的地方。从莫斯科坐了一程沉闷的火车之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早撞见它那些白色的宫殿与园林、广场与林荫大道——这情景我怕是很久都忘不掉。且不说这城市和城里人那副开朗模样，光是那一刻，人就觉得自己总算回到欧洲了。到了这座所谓「备受压迫」的城市，头一件叫人注目的，是女子之多；第二件，是这些女子之出奇的好看。我想，在华沙五分钟里看见的美人，比在欧洲任何别的首都半个钟头里看见的还多，把伦敦也算上。华沙女人要是穿得不体面，那才叫怪事。连下层人家的女子也似乎懂得怎么把衣裳穿出样子来，因为波兰女人自有她的一格：兼有巴黎女人的「俏」和维也纳女人的美貌，而且几乎个个身材高挑匀称，体态优美，步履从容。华沙的「时髦」太太们眼下似乎兴在靴跟里嵌上小铁片，走起路来清脆作响；这效果（若是配上一位漂亮女人）听着倒也不坏。

莫斯科的时尚与习俗随圣彼得堡，华沙则随维也纳。在华沙很少听得见俄国话。屋里和卧房里也不再供着神圣的圣像。茶是用杯子喝的，不是用玻璃杯；不过各阶层最爱的饮料还是咖啡。我们显然是同俄国彻底两清了，虽说城里到处是沙皇的兵，穿着难看的豌豆汤色军大衣，戴着白帽子。此地与多数俄国和西伯利亚城市不同，士兵是被鼓励上街抛头露面的；而我在莫斯科那些日子里，前后怕是连十几套军装都没见着。

十月十七日抵达维也纳，十天之后，我们已经坐在从巴黎开往伦敦、经由加来的十一点钟那班车上辚辚而行了。驶近海岸时，海峡上空压着浓浓的雾霭。海水是一片脏灰色，同我们上一回在直隶湾见到的那片湛蓝闪亮的海，真是判若两物！最后离岸登上停在加来的「维多利亚号」轮船那宽阔洁白的甲板时，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却十分受用的安顿与轻松之感。

「你还愿意再走一趟吗？」一位偶然结识的人问道——我们刚把这一路的奇遇（如果这也算得上奇遇的话）讲给他听。

「给我一万镑也不干，」兰开斯特斩钉截铁地说。然而，当一线阳光从雾中透出来，照亮了英格兰的白垩崖，预告着我们正在驶近的舒适与文明时，我禁不住想：单为了体味这样一个瞬间，此前那一路从北京到加来的漫长苦旅中所受的种种不便与匮乏，也就都值了。

注十九：

据说下诺夫哥罗德集市每年的成交额在四百万英镑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