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冰洋到黄海

一从布莱克沃尔到西伯利亚

此行的目的——「比斯开号」轮船及其乘客与货物——横渡北海——难挨的经历——初见挪威——奥勒松——罗弗敦群岛——午夜的太阳——北极地方的先声——「飞去角」——我们的冰务船长克劳瑟——望见西伯利亚海岸——哈巴罗瓦村——喀拉海的入口

在十九世纪这平淡无奇的年月里，谁也不指望弗罗比舍与德雷克时代那种成就了英格兰声名的冒险远征会再度兴起。事实上，如今这世界已经给人认得太熟，纵有敢领头的人，那样的冒险也几乎不可能了，「劫掠的好日子」早已一去不返。不过，我们离开格雷夫森德、朝着遥远的东北方开去的那一天，我还是忍不住想：当年那些冒险家踏上险途时，境况大约也与此仿佛吧；只是有一点大不相同——我们这一趟不是劫掠远征，而是一桩寻常的商业买卖，背后有几位家资殷实的英国人撑腰，除了非得穿过这些荒僻而少为人知的地方才能办成之外，实在没有半点浪漫可言。

一八九〇年七月十八日星期五，我们从泰晤士河启程，乘的是租来的挪威轮船「比斯开号」，总吨位八百吨，开往叶尼塞河，载着一船说不上名目的试销货，杂七杂八什么都有，上自一座蒸汽锯木厂，下至最新式的儿童玩具；我们最终要到的地方，是叶尼塞斯克城，它在这条大河的河口以上一千五百英里光景。此行的目的，是要借着一八七五年诺登舍尔德发现的喀拉海航路，试着在英国与西伯利亚之间打通一条商道。

离开泰晤士河后的头几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们挤得太紧，要把大伙儿妥当安顿下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还真得费些心思。试想七个人塞在一间至多容得下四个人的舱室里，每人还带着英国人出门绝不可少的那一大堆多余行李，行李也堆在舱里，就可知道我们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不过，想来沙丁鱼挤久了也会习惯，我们过了些时候也就习惯了；横渡北海那一程大概是我平生最难受的一段航程，可远在望见挪威海岸之前，我们就各自寻到了自己的沟槽，安顿了下来。我们这一行人是：伦敦财团的两位代表、两名工程师、一位装卸长（到地方后卸船用）、一位对喀拉海了如指掌的老练冰务船长、「比斯开号」的船长，还有区区在下。我想我从没上过比这更拥挤的船。连甲板上也堆满了各色什物，包括一艘大汽艇和几栏活牲口；又为免得到了那些荒远地方缺煤，前甲板和上甲板还散堆着七十多吨煤。过了哈里奇放下领港员、向老英格兰作最后的告别之后，一路几乎全是顶头风和大浪。在多格浅滩外，我们径直穿过聚在那里的渔船队，趁机弄了些鲜鱼——这可不容易，那些渔人把鱼看得贵得离谱：他们不肯要钱，竟厚着脸皮要拿两条小鳕鱼、一条青鳕和两条鳎鱼，换我们两瓶威士忌和一磅烟草！看来鱼在渔场上倒比在伦敦还贵。不过威士忌对我们比鱼要紧得多，那些人见我们不肯照他们的价钱买，末了降到一磅半船用烟草（值两先令四便士）换那一堆，这就很公道了。过了多格浅滩，傍晚风势大增，本就拥挤的船上更加难挨；说实在的，她颠得厉害，不但我们一行人大半时候都忙着「喂鱼」，连厨子也病得当不了班，大家只得各尽所能，到厨房里搭把手。我从前没在木船上跑过远路，那一夜几乎合不上眼，只因她一起一落地颠着，船身的木料吱吱嘎嘎地呻吟，那声音于我是陌生的。听来仿佛睡在一堆崭新的皮箱旁边，而那些皮箱被人不住地挪来挪去。

第二天整日里狂风大作，浪头极高，舱里几乎待不得人，四面八方的包裹像炮弹一般滚撞，许多东西都撞坏了。除了坐下来听天由命，实在无事可做，只能就眼下的光景尽量让自己舒服些。到再一天，风势大减，上午我们第一次望见挪威——高峻的岩岸，背后是一带朦胧的山影。不久有一条小领港船驶来，显然是来碰碰运气找活的，多半把「比斯开号」当成了想走岛内航道的游览船；那条水路风景最好，只是稍远些。可我们没有工夫看风景，虽然我们中有一位正闹着痢疾，情愿自掏腰包付那笔约十五镑的领港费，只求走平静的水道，我们还是立刻决定一路都走岛外，好尽快赶路，何况天色也有放晴的模样了。

在挪威海岸，我们在奥勒松这古雅的小村外停泊了一会儿。村子坐落在一道美丽的峡湾上，四围是积雪的高山，漂亮的木屋就偎在山脚下。走近细看，我却有些失望：从海上望去那么古雅的村子，房屋看上去几乎都是新的，无疑是因为全用木头造的缘故。那气象是十足挪威式的，尤其是弥漫全村的那股气味——据我猜想，是煤油和腌鱼的混合，间或还掺进一丝烧木头的味道。什么都干净得像新别针一样，可每一家都和邻家一模一样，看久了未免单调。话虽如此，还是有好几处可入画的小景，若有工夫我真想画下来。若说什么最叫我意外，那就是这里全然没有民族的、入画的服色，而这样的服色恰恰给欧洲大陆多数村庄添了地方的色彩。奥勒松的居民看上去活脱脱就是英国人，金发碧眼更添了几分相像。不过听人说，逢节庆的日子，这里那里也能见到些古雅的装束。

我们毫不耽搁就开走了，不多时那静悄悄的小村——我们在那里消磨了几个闲散的钟头——便看不见了，船头又一次指向遥远的北极地方。从这天起，白昼明显长了起来，起初我们几乎没有留意，忽然发觉夜里十一点了太阳还像午后一样亮堂，这才大为惊异。新鲜劲儿过去以后——过几天自然就过去了——那么多的日光几乎叫人生厌。太阳还挂在天上就去睡觉，似乎荒唐得很；不过和别的事情一样，过些时候也就习惯了。此后几天平淡无事，我们望不见陆地，船上一成不变的日子，只有照例的嬉闹打破——没有这个，海上的航行便不算完整。

七月二十八日，我们望见罗弗敦群岛，在右舷后方十四英里光景。那是个可爱的早晨，积雪的高峰映着东方宁静的天空，蔚为壮观，气象庄严。阳光明亮，万物寂然，看去几乎像一幅巨大的画。我被这静穆的壮美打动，取出颜料盒动手写生，结果只画出一幅近乎漫画的东西来。第二天傍晚，我们遇上一队小渔船——那是我见过的最古怪的一伙船，活像从《阿耳戈西》杂志的卷首插画上照搬下来的。我们拿烟草、饼干和少不了的朗姆酒，向他们换了些粗鱼。那些人相貌极好，很像英国人（其实挪威人多半如此），坐在那些七拼八凑的船里似乎很自在。离开他们以后，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午夜的太阳仍在地平线上的奇景。那光亮极了，空气又极清澈，我给甲板上的一群人拍了一张瞬时照片，洗出来很好。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了北角外，贴着岸边驶过。我们这时已深入北极圈以内，可气温毫无分别，也许反倒比先前更暖和些。实际上我们还拉出水龙带，在温暖的阳光里痛痛快快地在甲板上冲了个澡。然而到了下午，我们头一回尝到北极地方的滋味：浓雾大起，直到夜深才散。一切都像浸透了水汽，连索具也滴着水，仿佛淋过一场大雨。

此后几天无事可记。忽然有一天早晨，我们快到科尔古耶夫岛时，被一个消息惊动了——望见了一条轮船；不一会儿大家都上了甲板，急切地向天边张望。想想我们离寻常的航路有多远，这份兴奋是自然的：一条船到这荒僻地方来做什么呢？我们很快看清那是一条大轮船，正从正北方直朝我们开来。她来得飞快，不久便看出挂的是俄国旗；随即从我们船尾绕过，彼此降旗致意。她随后停了下来，就在离我们不远处；我们的船长用英语招呼她，问他们肯不肯替我们把几封信带上岸去。我们费了些劲，才听明白他们答的是「肯」。可轮到他们问我们往哪里去，得到的回答是「西伯利亚」时，他们似乎颇为诧异——这也难怪，「西伯利亚」实在是个含糊的说法。我们于是放下一只小艇，把那包信送了过去；此后彼此拉响雾笛道别，继续前行。后来我们从上过小艇的大副那里得知，那条船是派到新地岛去寻一条几个月前在那里失踪的俄国船的。

那一天余下的时间，航路又被浓雾遮住，本指望下午望见科尔古耶夫岛，也没能望见。可是用过茶点上甲板时，出了一桩怪事。我们的冰务船长一直举着望远镜，专注地看着什么引起他注意的东西，忽然说他看见我们身后的天边有陆地。听了这话，大家自然都有些吃惊，因为谁也没想到会在那么远的方位上看见陆地：即便我们在雾里已经过了科尔古耶夫，照当时的船速，它也绝不可能在这点工夫里离得那么远。那么那是什么陆地呢？我们举镜望去，确确实实看见了高山，峰顶这里那里挂着雪，山脚没在四围的雾气里。查海图也无济于事，它和我们一样拿不准。为证明此言不虚，我把《自卡宁角至瓦伊加奇岛之俄国海岸图》（伊姆雷，一八八三年）上印着的那条「警告」抄在这里：「本图所载海域甚少为人所知，其中任何一部分均未经测量，航行时须格外小心。各岬角与岛屿之地理位置无一例外皆不确定，其大略轮廓亦仅为近似。」（这正是我们当时所查的那张图。）过了一会儿，那神秘的陆地渐渐在远处消失了；不久我们又在前方望见了盼着的科尔古耶夫岛，可见我们以为看见的那些山，多半就是水手们所说的「飞去角」。那景象逼真极了，就是用高倍望远镜看去，也和真陆地一模一样。

那天傍晚的落日壮丽无比；说实在的，我不记得在别处见过像这一带纬度上这样辉煌的天色，而其中最奇的，是那份异乎寻常的静止。我常常看见成片的积云，整整一个钟头里形状和位置都丝毫不变。

白昼这时又开始短了，虽说整夜仍是大白天（如果这话说得通的话），太阳每天在地平线下多留几分钟。顺带一提，我想我们很幸运，恰好在一年里最后一个午夜可见太阳的日子赶到了北角附近。大家这时都急切地盼着望见西伯利亚海岸，可天气这样暖，海这样平静湛蓝，与其说是穿行于凄清的北极地方，不如说像在地中海上驾游艇；八月四日我们终于望见陆地那天，太阳简直烤人。然而日子虽好，对那凄凉的海岸线却似乎毫无作用，我从没见过比这更阴郁、更不招人的地方：一片平坦，毫无可观，一直平到水边，而且出奇地没有颜色，只有一种脏兮兮的泥褐。这当然不难解释，因为这地方一年只有两三个月不覆着雪，又没有草木。

我们的冰务船长克劳瑟，是位在北极跑老了的人，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随「艾拉号」探险队出过海，是船上唯一熟悉这一带的人；他这时接过了船的指挥，上了驾驶台。我们就要由瓦伊加奇海峡进喀拉海了，航路通不通还说不准，因为这片僻远的海从来不会完全没有冰。此后的一个来钟头是叫人紧张的：万一海峡给堵住，我们就得掉头，试着绕新地岛走，那条路远得多，也更没把握。我们航行在夏日的海上，晒着暖融融的太阳，实在难以设想，也许再往前一英里光景，去路就会被一片无法穿越的坚冰封住；这事听来太不可能，几乎不值得去想。只是那时我们还不懂北极。

我们很快到了海峡口。海峡一边是瓦伊加奇岛，一边是西伯利亚，宽只一英里半光景。我们贴着岸驶过，看得清一条小船破烂的残骸躺在滩上，旁边立着一座简陋的木航标，在这样凄凉的地方显得格外不相称。再往前些，在西伯利亚一侧，我们看见了哈巴罗瓦这个小村落，十来间木屋围着一座小教堂，屋前的卵石滩上拖着几条渔人的小艇，不远处还挂着几张北极熊皮在晾晒。这小小的人烟前哨离热闹的世界这样远，看去说不出的凄凉。人不由得要想，这片凄清的北极荒地究竟有什么好处，能叫人情愿住在里头。不过我听说那里住着几个俄国商人，同萨莫耶德土人做些生意，换取毛皮、海象牙之类。

直到这时，我们享的还是真正的夏日天气，粼粼的波光在灿烂的阳光里闪动。忽然景象一变，几乎没有先兆，一阵倾盆的雨下来，风也转到东北；乌云遮住了天，我们驶进喀拉海时，那情景怪异得难以言说。好像从白昼走进了一种阴森可怖的黄昏。回头望去，我们刚离开的那片可爱的阳光还在；前面却是极北的景象，把我最狂的想象都坐实了。一切又冷又惨，头顶是冬天的天空。环着那凄凉海岸的矮崖下面，看得见大堆大堆的积雪，北极短短的夏天的日光奈何它们不得；四围几英里的海上，尽是形状奇丑的浮冰。我觉得，要把这片荒凉壮阔的奇景描摹出个大概，非有多雷的画笔或儒勒·凡尔纳的文笔不可。

二喀拉海

在浮冰丛中——磨人的活计——暮色里的奇景——一场奇遇——我们到猎海象人的家里做客——搜罗古玩——冰上的一个夏日清晨——快活的经历——北极蜃景——与新交的朋友分手——一个靠不住的邮局——被冰困住——新鲜的经历——猎海豹

眼前虽不像有指望，我们那位有胆气的冰务船长还是把「比斯开号」径直对着那片冰障开了过去，不多时我们四面便都是鬼影似的东西，在铅灰的天底下匆匆掠过，像一群不得安宁的幽魂。船是驾得又稳又有手段的，可没多大工夫，我们还是实实在在地被大块大块的冰从四面封住，一连困了好几个钟头。后来浮冰漂开了些，容我们一点一点地楔进去，这一路挤得很艰难，狠狠地撞了好几下；说实在的，我至今诧异我们究竟是怎么挤过去的，更诧异竟没出什么大损伤。也真奇怪，那阵子所有的冰仿佛都聚在一处，过去之后，前面好几英里的海面都是清的；随后又见浮冰，夜里我们再一次被四面围住。

第二天早晨，太阳又照在万里无云的天上，与前一晚的光景大不相同；雪白的浮冰漂在蓝色的海上，既美且新奇。这一回前方的水面够清，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就过去了，一连几个钟头平安无事。可到了下午，我们看见前方天边有一种奇怪的景象：天上像映着一片白光。我们那位老练的冰务船长上过桅顶用望远镜看过，却不像我们这样看待它；在他眼里，这既不新奇，也不有趣。他告诉我们，那是天上映出的大片冰原，除非在哪一处寻着缺口，否则决过不去。眼下他看不出别的办法，只有掉头另走一路，因为就他望得见的范围内，前面的海两边都封死了。这话听着不叫人高兴，它立刻让人想到要在北极过冬——如果船不至于在那以前就被挤碎的话。「比斯开号」的船头立刻掉转向东南，指望能寻到一条通路，再顺着陆地的掩护往北挪。原路折回是很磨人的活计，可这不过是个开头，此后好一阵子我们都得这么干；等到与喀拉海打完交道，我们人人都在忍耐上学了一课。为省煤，一路只开半速。照这方向走了几个钟头，又决定碰碰运气再往北去，那一整夜我们稳稳地走着，没有遇上冰。

第二天早晨我们上甲板时，等着我们的是极其恼人的一幕。船开得很慢，前面几英里处就是我们一直想绕开而绕不开的那道冰墙。它躺在那里，在明亮的阳光下向两边一直铺到目力的尽头，是横在我们和航路之间的一道鬼影般的屏障。我们的冰务船长在甲板上来回踱着，很不安宁，显然一点也不喜欢眼前的局面。末了他对我们说，含糊搪塞没有用：我们是结结实实撞上了。照他判断，喀拉海往北全是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四处兜着，碰运气寻一处薄弱的地方试着钻过去。要是寻不着通路，他想「我们要脱出这片冰，就得费很长的工夫了」。他的话说得够有力，即便没有那份阅历，也足以叫人信服；于是船又一次改了航向，我们开始了新的一番探路，这回是向西。那一整天我们沿着无边冰原的边缘吃力地走着，傍晚时分，决定去试一试前方几英里外像是一个开口的地方，虽说看去并不大有指望。不过在动手之前，机器先尽量放慢了一个来钟头，好让两位船长稍事休息；他们知道，一旦进了冰里，就没有睡觉的工夫了。八点钟，船头又转向正北，不多时我们四面便全是冰，而且越往里越密实——如果那也算「往里」的话；有时一个钟头才挪一英里光景，还不断要停下来，让水手把缠在螺旋桨上的浮冰清掉。我们四围是一片奇景，我简直不知该怎样描摹。一丝风也没有；暮色渐浓，海面像磨光的玻璃，漂在上面的浮冰正迅速融化，化出种种诡异丑怪的形状，令人想见洪水以前某片辽阔海滩上的退潮时分，粗蠢的巨兽在浅水里嬉游。我们被这景象慑住，整夜都待在甲板上看那缓缓移动的画卷——或者说，是在通常算作夜的那几个钟头里；因为那一直不过是一种神秘的暮色，愈发添了这景象的气氛。

将近早晨，水面略清了些，不想我们竟望见前方冰中有几条船，大为惊讶。那原来是猎海象的人。我们驶近最近的一条——那是一种单桅小船，桅顶设着瞭望斗，斗里有人望风——他们放下一只小艇过来，我们这才知道他们和我们处境一样，已经被困了好几天，他们也想往北去。他们从哈默菲斯特来，四月里就进了喀拉海，指望八月底能脱身回挪威去。我们一行中有一位热心的古玩迷（没有这么一位，一支队伍便不算齐全），立刻「嗅」到了猎物，一打听，果然他们船上有一张北极熊皮可以卖给他，还有些海豹皮和海象牙；于是我们跳上他们的小艇，由他们载过去看货，两船的船长则在「比斯开号」的舱里攀谈，用挪威话说了个痛快。走近了看，那条小船比我们原先以为的大些，也的确脏得多。不一会儿，一只桶从舱里吊了上来，从桶里拖出一大卷黄褐色的东西，厚厚地裹着湿盐，摊在油腻的甲板上。这就是我们特地来看的北极熊皮。我们那位古玩迷的热心顿时降到了零：这东西和伦敦客厅里见到的雪白地毯，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可他们偏还就这副脏样子开口要五镑，倒也不算狮子大开口。海豹皮同样叫人失望，我们正要回艇上去，船上一个水手拿出好些萨莫耶德人的衣饰和海象牙来，我们一拥而上——这些东西好歹有趣，而且干净。这类东西够我们人人满意，很快就被买光了。我花得最省，因为我用我那只沃特伯里表换来了几样极古怪的物件，那表正中了那人的意。回到「比斯开号」上，才知道已经说定要拖那条小船走一程，因为它的船长说他熟悉这一带海岸，想来能领着我们穿过一段冰。两船于是结伴起锚，我们多半人辛苦了一整天，便各自去睡了几个钟头。

早晨醒来，船停着不动，四面被冰实实地封住；那冰亮得刺眼，晃得人眼睛发疼。海平静得像一口磨坊塘，太阳照在无云的天上，暖得很——若不是四围都是冰，我真要提议拉出水龙带在甲板上冲个澡了，因为寒暑表在背阴处指着五十度。这真是舒服极了，叫人打心眼里觉得活着好。我吸着这爽人的空气，不由得想，伦敦人里能享到这份快活的能有几个；吸这样的空气，仿佛让人生出一种想蹦想跳、想像小学生那样撒撒野的劲头，令人记起少年时候，那时成人的忧烦还没压上身，每周半天假一到，大家便往板球场上奔去。空气极纯净，天边的折光或者说蜃景便格外厉害，冰看去竟是直立起来的，于是仿佛我们四围立着一道高高的白墙或白崖——那效果几乎无法形容，用望远镜看去，令人想起戏院里的变景：背后是画在薄纱上的景，薄纱徐徐升起，露出后头更叫人意外的景来。接着是一段漫长而磨人的耽搁，因为照这方向再往前挪，显然是荒唐的。末了决定让「比斯开号」尽快退回开阔的海面，因为我们的冰务船长不喜欢那些紧紧挤着船舷的大冰块的样子。猎海象的人说他打算在原地再留几天，试着打些海豹。分手以前，我们托他带了一包信，他答应到第一个靠岸的港口就替我们寄出——这承诺其实相当渺茫，他自己也说不准几时才回得到有人烟的地方。不过这值得一试，说不定他回去得比我们走完这趟长路还早些。我不由得想，我这封信要多久才能到斯特兰德街，并且断定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靠不住的邮局了。

此后几天，我们朝各个方向躲着冰走。东西南北，冰似乎处处都在向我们合拢，末了在一次白费力气的冲撞里，我们被围得太死，只得决定暂且拴在一块浮冰上，看看随着时令推移，冰有没有松开的指望。于是我们靠上一大片布满冰丘的冰原，派人下去打冰锚。我们多数人这才有了半个月来头一回活动筋骨的机会。踏在这样一座浮岛上，是新鲜的经历。冰虽不很滑，也得当心。沿着边缘，水像在岸边一样渐渐加深，有两码光景；到冰的尽头，忽然就是几百英寻的深，看去像我们脚下的一道黑渊。不过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虽带了枪，却连一个活物也没碰上，更不必说我们一心指望的熊或海象了。

此后几天过得很平静。我抽空画了几张速写，只是站在冰上脚下冷得难受。后来天气变了，下起雨来，还伴着浓雾，我们在外头挨过凛冽的风，倒觉得那又闷又窄的船舱很舒服；若说唱歌（说得确切些，是闹出一片鬼哭狼嚎）能消磨时光，那我们是绝不放过一次机会的，只可惜我们中间连一件乐器也没有。不过，反正多半是比赛谁能造出最不像人间的声响来给「歌」伴奏，那结果如何，想也想得出，形容反倒费事。有时也能朝一只冒失得游进射程的海豹放上一枪，可它们总在枪响的一刹那钻下水去，我们从来弄不清打中了没有，更别说捞上来了。有一只脸像老头儿的畜生尤其「放肆」。它会浮到船边来，几乎在水里直起身子，好好地把我们打量一番，那神气仿佛在说：「我在这儿呢，诸位！怎么不来逮我？你们逮不着的，自己也明白！」等我们取来枪支弹药，它又忽地不见了，几秒钟后从船的另一边冒出头来。这样几回下来，我们简直气疯了，末了它再露面时，一排枪早已等着它。冰务船长在桅顶上，从那高处把它在水下看得清清楚楚，便指挥我们的动作；末了我们打中了一枪，他兴奋得不得了，大叫：「就是这样！照原处再来一下，就是你的了！」可我们到底没有得手：那可怜的畜生钻了下去，水里拖出一道血痕，再没有浮上来。我们随后放下一只小艇，在附近兜了一圈打猎，什么也没找到；其实划了半个钟头以后我们就断定，这里根本无物可寻，便索性作罢了。

末了决定起锚，再去碰碰运气，因为两位船长，其实是我们所有人，都对这番耽搁不耐烦了，虽说这耽搁是躲不开的。那场雨似乎把浮冰松动了不少，我们的心气便高了些。

三喀拉海（续）

北极地方的更多印象——可怕的寂静——冰的平均厚度——再度启程——新的险情——一场好笑的恶作剧——叶尼塞河口——戈尔奇哈——当地人来访——从戈尔奇哈到卡拉乌尔

四面被冰原封住，这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连偶尔能朝海豹放上一枪，也提不起人的兴致来。四围的寂静压得人难受；一切都像死了，在这纹丝不动的水面上划船，四围漂着鬼影般的冰怪，简直像一场丑恶的梦。这情景令人想起多雷为但丁《地狱篇》所作的插画。人这才明白，被迫在极北过一冬是何等可怕——那时死寂的四围之上，还要添上没有尽头的黑夜。斯坦利在书里写到的那片大森林的寂静，比起这里，几乎可算得喧闹（如果这话说得通的话）；至少他四围还有活的自然，而北极地方却是一味的阴沉与永恒的寂静，连一点草木都没有，聊以解闷也不能。离开那块拴过船的浮冰以前，我出于好奇量了量冰的厚度，不想竟平均有十七英尺，有几块甚至厚到二十五英尺——而这还是在连着化了好几个星期之后。

此后几天，我们为冲破横在我们与叶尼塞河口之间的那道巨障，作了种种磨人的尝试，一一说来太费工夫；这些日子里，北极的各样天气我们都领教过了，从灼人的日照到骤然降临的冰冷浓雾。这番耽搁最磨人的耐性，因为时间宝贵：我们得赶在冬天结冰以前上溯到河上去，卸完货，再把船打发回英国；不然她就得在喀拉海里冻上，直到来年暮春。终于有一天傍晚，桅顶上传来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前方望得见清水，我们的冰务船长还说，他发现了一条像是通往那边的水路。这实在是个好消息，前几天那份单调已经叫人受不住了；又慢慢开了几个钟头，消息果然不错，前面终于是一条干净的天际线，我们人人都不觉得可惜。饶是如此，一种新的、没料到的危险又摆在眼前。原来一直刮着大风，浮冰围子里面固然静得像潟湖，外头却是大浪滔天，那些松散的巨冰像软木塞一般被抛上抛下。那是骇人的景象，对「比斯开号」也是极大的险情，因为要躲开那些起伏不定、随时可能撞上来的大家伙，实在太难。幸而我们到底穿了过去，船上一点损伤也没有；重又置身开阔的海面时，我们为船长喝了一声彩，而多日以来第一次传下了这样的号令：「全速前进！」

在把冰全抛在身后以前，我得说一说我们的船长在抛锚时跟我们开的一个极好笑的玩笑。有一天早晨三点光景，大家都睡得正沉，船长冲进我们舱里，万分激动地嚷着说，近处冰上有一头熊，把我们都惊醒了。跳下铺位去抓枪，不过一瞬间的事；船长自己则像撞上这样一桩上好的猎事而乐得发狂，满屋乱转找他的子弹。几秒钟后，我连外衣拖鞋也顾不上穿，只着一身睡衣就冲到了甲板上，一心想抢这头一枪。我看见全船的水手都伏在舷墙上望着。那时天已大亮，是个又冷又潮的早晨，几码之外便被浓雾裹住。约莫一百码开外，一大块冰正缓缓朝我们漂来，冰上有个大家伙的影子从雾里透出来。隔得太远，看不真切，可那东西确凿无疑——一头北极熊。不等我开枪它就要下水了，于是我毫不迟疑地放起枪来。在这刺骨的寒气里，几乎光着身子站着，又是刚从暖被窝里出来，我连枪都端不稳，更别说看清远处那个模糊的轮廓了；我只顾一连放了四枪，生怕别人赶来时我还没打中。忽然，那块冰这时已漂得近了，那牲口慢慢转过身来朝着我们，发出一声哀哀的咩叫。「嗨，不过是一只羊！」我这时把它的模样看得清清楚楚，便扯着嗓子喊了出来。四面立刻爆出一阵大笑——我想北极地方从没听见过这样的笑声；水手们简直在甲板上笑得打滚。船长和其余的人，更是几乎笑背过气去。我随即惊讶地看见，原来早有一只小艇等在那一边，这时划过去把那假熊接了回来——它到底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一只羊，是船长开玩笑亲手放到冰上去的；他料定我们睡眼惺忪，谁也打不中，果然料对了。只是别人起得不够快，这场我生平听过的最好笑的恶作剧，便由我一个人独得了；等我把前因后果「琢磨」明白，我笑得和谁都一样痛快。这时再回去睡也没意思了，为表明我领得起这场玩笑，也为驱寒，我们开了一瓶威士忌，快活地消磨了一个钟头，一次又一次地笑着说我当时那副样子：睡意未醒，只穿睡衣冲上甲板，朝船外乱放枪。那只羊本已定下要宰了吃肉的，为褒奖它在枪林下的勇敢，我们留它到最末了才下锅。

我们重又实实在在地朝叶尼塞河去了；此后虽还望见许多冰，却没有再碰上什么大的阻碍，最难的一关显然已经过去。八月十一日，我们到了此行必须到达的最北处（当时的位置是北纬七十五度），我们中间多半人这一辈子大约再不会离北极这样近了。照我看，那是个地道的北极日子：冷得难受，大雨倾盆，浓雾弥天，除了整天待在舱里别无他法。下午我们横过鄂毕河的河口湾——说来也怪——在淡水里走了好几个钟头。我们汲了些上甲板，尝着虽略带咸味，却能喝。

如今只剩下抢回耽误的时日了。原先说定，河轮「凤凰号」将从叶尼塞斯克下来，八月十二日光景在河口接我们；把种种耽搁都算进去，我们从英国出发的工夫是很宽裕的。我们十三日到了约定的地点——这么一路算下来，真是好时间——在戈尔奇哈这个小站对面抛了锚，却不见那条本该等着我们的船的影子。这里的河面宽约十英里，两岸和我们穿过瓦伊加奇海峡时所见的一样光秃凄凉。我们一行中有一位形容得虽不敬却很传神，他说这地方看去像是「上帝最后才造的，造完还忘了收尾」。

我们放了一枪作信号，岸上便来了一船人，不久靠上船来，于是我们见到了白沙皇国度里的头一批客人。一共六个：两个俄国人，其余是萨莫耶德土人。这些土人是蒙古人种的好样本，身上穿的像是没有硝过的羊皮，照颜色看已经很有年头，毛朝里贴着身子。那两个俄国人穿的是这国里寻常的农人装束。我们彼此谁也说不明白，我虽取出旅行指南，试着念几个拗口得要脱下巴的字，也是白费；于是大家龇着牙对笑了好几分钟，直到有人想起该敬他们一支烟。这一回可用不着通译了。我们想从他们口里打听的，是有没有见过「凤凰号」，却怎么也说不明白；说实在的，我们眼下的难处倒是怎么把他们打发走——怎么让他们知道，我们很高兴有幸相会，不过「适可而止」。他们听不懂暗示，我们只好指指他们的小艇，向他们摆手示意请回；他们照办了，可临走非要同我们一一握手不可——这一关着实难熬。他们走后，我们决定在河心抛锚，等「凤凰号」几个钟头，再考虑没有领港人去闯下一站。

这当口，船上带的那只汽艇也放下水来，收拾停当。第二天仍不见「凤凰号」的影子，我们便决定不等她，自己去闯下一站卡拉乌尔，路程约一百六十英里；因为想来她拖着那许多驳船顺流而下，或许路上出了事。于是汽艇在前头几百码处测着水深，「比斯开号」离了戈尔奇哈，溯流而上，指望能遇见那条失约的船。我们没有领港人，手里唯一的海图又那样粗略，居然走得虽慢却稳，能有这样的顺当，确实是运气，因为这河里满是沙洲。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一路顶头风刮得厉害，汽艇上的人受了不少颠簸与浇淋，因为这一段河面平均有三英里宽，一点遮蔽也没有；可他们硬是咬牙干着，虽然好几回险些被大浪灌沉。第二天傍晚，我们望见凄凉的岸上孤零零一间木屋，旁边是一座破败的货栈；紧靠水边立着一顶萨莫耶德人的帐篷，四围卧着一群土狗；遍地是空桶和各样杂七杂八的废物。不见一个人影。我们没有领港人，总算平安走完了从戈尔奇哈来的这段险路；我们打着满船旗号在它对面抛锚的这个凄惨的小站，就是卡拉乌尔——「比斯开号」此行的终点。

四卡拉乌尔港及其居民

北西伯利亚的冻原——萨莫耶德人——「凤凰号」到来——我的第一餐俄国饭——伏特加与茶——我们动身往卡赞斯科伊

上一章里我说过，我们平安到了卡拉乌尔，也就是「比斯开号」此行的终点，而叫我们大失所望的是，本该在那里接我们的船并不在约定的地方。她出了什么事呢？头一个想到的自然是：她搁了浅，脱不开身——她从叶尼塞斯克拖下来装我们货物的那些沉重的驳船，实在是个累赘。没有领港人再往上走显然是不成的，于是决定就在原处等着，指望「凤凰号」一两天内会出现。

傍晚我们都上岸去看看，一上岸就被一群土狗接住，不过它们只是远远地吠几声，算是对这番侵扰略表不满。一个软塌塌的人，穿着寻常的俄国装束，照例蹬着高筒靴，双手插在衣袋里，懒懒地踱到滩边来，没精打采地瞧着我们。四围那份凄凉的孤寂显然已经在他身上起了作用，凡要动一动脑筋的事他都提不起劲来；我们的到来在这僻远的地方对他必定是件希奇少有的事，他却丝毫不觉得有趣。不过我们发现他舌头还管用，而我那点粗浅的德语这时大派用场，因为原来他并不是俄国人，而是从「祖国」来的。他告诉我们，他是这地方唯一的白人（顺带一提，这地方的住户，数目恰与它名字的字母数相同，统共七个），每年夏天都在这里，照管替那位商人干活的萨莫耶德渔人——那几间破败的木屋就是那商人的。冬天他在叶尼塞斯克当屠户，很乐意回到那里去，因为据他说这里的日子闷得可怕，除了萨莫耶德人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就是有鱼送来腌，活计也少得很。一个人倒霉到只为糊口就得离乡这么远、把自己活埋在这里，实在叫人可怜。

滩上没什么可看的，我们便动身翻过山岗去走走，一路十分惬意，那地方颇有几分像苏格兰高地。到处是没膝的丰茂野草和苔藓，四围野花开得烂漫——简直像走在一座无人照管的大花园里。我认出了无数老相识，如野百里香、风铃草、山雏菊。很难想到地面下一英尺光景就是终年不化的冻土，这一片奇妙的草木，只在地上无雪的那几个月里冒出来；一年中大半的日子，那绵延起伏的原野只有一片白，连土著自己也要离开，再没有什么能打破这单调。我们在山坡上遇见一座孤零零的萨莫耶德人的坟，坟处立着两架雪橇，装载停当，像是要出远门似的。萨莫耶德人就这样安置死者，这风俗朴素得近乎动人。死者一切的家当都放在雪橇上，盖一张驯鹿皮，就此听凭风霜雨雪，此外只在近旁插一根粗刻的叉形木杖，用以吓退恶灵，再无别的护卫。他们不怕贼，因为他们知道本族人不会亵渎坟墓，而雪橇上那几件粗陋物事，对外人也没多大诱惑；不过我得承认，见了那么一堆惹人的稀罕东西就这样撂着，我倒真有些眼馋。

回船的路上，我们顺便进那间木屋看了看，多数人看一眼也就够了，因为里头热得简直透不过气；虽是暖和的夏夜，所有的窗子却都像密封着，大炉子还烧得正旺。屋里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不过是一户清寒的俄国人家。我只忍不住要说一说这里收拾得何等齐整：样样东西都像有自己的地方，动过之后必定一丝不苟地放回原处。

我们随后顺路去看了萨莫耶德人的窝棚，或者叫帐篷，或者随便他们管那一堆脏布片叫什么——他们就靠它遮身。里头有一个老人、两个女人、四五个半裸的孩子挤作一团，脏得没法形容，围着几点冒烟的余烬，那就算是火了。那股臭气实在太大，看着不像是人家，倒像是野兽的洞穴。那条河明明只在十来码外，可照他们用它的样子，就是在十英里外也一样。

原已说定，第二天要派我们的汽艇上溯，到这条大河没人知晓的上游去探路，寻找失约的「凤凰号」。汽艇早已彻底检修过，于是立刻把足够吃三个月的口粮搬上艇去，又派定我们中的三个人随行。第二天早晨八点钟，一切齐备，那只小艇装得连舷缘都齐了，后头还拖一条装满锅炉用煤的小船，就此踏上了冒险的行程；艇上的人挤在那么窄的地方，看去很不舒服；不过那天天气极好，阳光灿烂，若是一路都有这样的天气，倒几乎叫人羡慕他们这趟出行。河上有一层薄雾，所以他们不多时就看不见了，临走拉响汽笛向我们道别，我们则放了一排枪作答。我们这支人数减少了的队伍回到舱里吃完早饭，心里盘算着还要在卡拉乌尔无所事事地光荣枯等多久。

饭罢起身时，忽然听见汽艇的笛声在近旁使劲地拉着，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大家冲上甲板，只怕她出了什么事；不想竟看见她正全速开回来，紧跟在她后头、高出雾气、满挂旗号的，正是她出去寻找的那条船。我们简直目瞪口呆，这局面近乎滑稽：只要雾略散一散，或者汽艇晚开一刻钟，我们便能在她的「追兵」出发之前就望见她，省掉好大一番麻烦。不消说，汽艇上那几位好汉挨了不少善意的取笑；我们也得以向他们道贺，贺他们使命告成、平安归来。不多时「凤凰号」靠了上来，我们这才得知，她是被要拖的那许多驳船耽搁了——耽搁得太久，为抢时间，末了决定把大半驳船留在二十英里外一处方便的地方，只带一条先赶上来，好立刻开始转运，免得再白白耽误，随后再回去接其余的。于是一刻也没耽搁：我们同船上的人握手不到一个钟头，舱口盖已经揭开，蒸汽绞车欢快地转起来，货物飞快地从舱里吊出，由一位气派十足的俄国海关官员监看，他身边还跟着两名哥萨克。

「凤凰号」上的人，比起我们十二人的小小船员班子，显得拥挤得很。我后来听说，从叶尼塞斯克下来管驳船、搬货物的不下四十五人，这一大群里还有一个面包师、一个屠户，另有一人专管牲口——他们在一条驳船上养着满满一院子的活牲口。他们显然很懂得在干活的时候把自己安顿舒服。我看了一个钟头他们搬货，忍不住想：若是少说几句话，同样的工夫准能多干不少活；工头似乎太多了些，一到紧要关头，各人的吩咐又各不相同，于是在众人的叽叽喳喳之外，更添了一层混乱。不过这景象倒也如画而有趣：这一群粗豪不修边幅的汉子，穿着彩色的宽衫和塞进高靴的肥裤，很叫人想起从前阿德尔菲剧院的戏里那些胆大的海盗；他们干活也许不像本可做到的那样使劲，可在画家眼里，这份「效果」是补得回来的——他们时不时唱起的一种古朴的号子，更把这效果添足了。我觉得他们的相貌比英国同一等人的寻常样子要好看得多，个个吃得饱，也安于自己的处境。我听说其中有几个是刑期已满的流放犯，却情愿继续留在西伯利亚；据我所知，大家普遍以为，在西伯利亚做个流放犯，比在俄国本土做个自由人还要好过些。

那天上午我们头一次尝到俄国菜，因为我们都在「凤凰号」上吃了午饭——那顿饭很不错，只是照俄国的规矩吃饭时不喝东西，实在难挨，我心里打定主意，在神圣俄罗斯期间还是照法国人的吃法过日子。饭罢端上一只咝咝作响的茶炊，沏了茶，又传了一玻璃瓶伏特加；大家一致认为伏特加很可以顶替威士忌，可是用玻璃杯盛着、滚烫地喝下去的那种不加牛奶的淡茶，却得费些工夫才习惯得了——这显然是要慢慢养成的口味，非在俄国久住不能领略。「凤凰号」的舱房虽小，却干净舒适，在「比斯开号」上过了那许多「猪一般」的日子之后，能好好地吃一顿像样的饭，简直是一桩享受；这几乎让我们盼着早点搬到她上头去走那一程水路。样样东西都齐整得像在游艇上，从甲板室的白漆，到擦得一尘不染的甲板。我敢说，「凤凰号」若再回到她的老家纽卡斯尔去，旧日的船东决认不出这条漂亮的内河船就是他们当年的那条轮船——她已经改得彻底，俄国化得彻底了。第二天决定回到「凤凰号」丢下其余驳船的地方去，于是两船起锚同行。

只走了几个钟头就到了卡赞斯科伊，这是下一个「站」，注定要做我们一段时日的落脚处。上溯一路的景致平淡，与我前面写过的相差无几；有时平坦得毫无可观，一眼望去几英里几英里全是起伏的绿野，连一丛灌木也没有，好打破那份单调。这一带所谓「蜃景」的效果很是奇特。远处的岬角有时像一直伸进天里去，底下看得见云和河；有时山腰上仿佛裂出大洞，从洞里透出天光来；就是最阴最灰的日子，也看得见这类景象。眼下所有的工夫都花在把「比斯开号」的货安稳地转到驳船上，这当口「凤凰号」在我们这边也派不上用场，于是说定让她开到河口去，等那条本该随我们从英国出发的船和拖轮；万一它们到了，就领着它们上来找我们。这样，卡赞斯科伊便有几天归我们独占了。那条船我早已熟得没什么可看，我便决定去探一探附近的山岗，于是一清早带上猎枪和写生簿独自上岸，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荡。可打的东西很少，可画的更少；然而关了这么多个星期之后，能在这无边的原野上重又独自一人、自由得像空气，实在畅快。明亮的阳光，熟悉的花草，鸟儿在丛间跳来跳去欢快地啁啾——这一整片景象，与人们想象中北西伯利亚荒凉冻原上的情形，恰恰相反。想到再过短短几个星期这一切便要全然改样，心里几乎生出一点怅惘——因为在这样高的纬度上，季节的转换是没有什么可觉察的前奏的。每年到某个时刻，通常在五月末，太阳几乎带着热带的威势，这时又不再落下，积雪便在它底下化尽；大地从北极冬天那些黑暗月份的长眠中醒来，丰茂的野草冒出，繁花像变戏法似的开了，成千上万的候鸟飞来，空中响彻虫豸的嗡鸣——这就是夏天。这奇妙的变幻约莫只延续三个短短的月份；随后太阳渐渐隐去，长夜重来，刺骨的北风开始吹，不多久——有时只消一夜——冰王便重登其位，冻结的大地埋进厚厚的雪衾之下，北极冬天那可怕的寂静里，只剩一片黑暗与荒凉。

五卡赞斯科伊

我们的俄国海关官员——一次打猎——走访卡赞斯科伊聚落——一位西伯利亚商人的家——有趣的人物——初尝俄国人的好客——「凤凰号」归来——「比斯开号」离去

「凤凰号」不在的这些日子，那位俄国海关官员就住在我们船上；我们都觉得他是个极和气、毫不摆架子的人，虽然他说的话我们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他是个典型的俄国人——身量高大，肩膀宽阔，留一把长长的黄须。我听说他是个热心的猎手，虽然他船上没带枪；于是有一天晚饭后，我想他也许愿意同我去打打猎。可怎样才能让他明白呢？我指了指我的枪，他似乎并不懂。末了我想出个主意。我取过一张纸，在上头画了一只鸭子，同时作个举枪射击的手势。他一下子就猜着了，答应同去。只可惜我身边只有一支猎枪，而我那支温彻斯特打野鸭是不合用的——他似乎正想这样告诉我；不过我在纸上又画了一头熊，逗得他大乐，也就借此把那支枪一并带上了。不消说，那支枪根本没派上用场。在这样一个飞禽遍地的地方，说来也怪，我们跋涉了好几英里沼泽地，累得半死，收获却少得可怜。

把附近的地方走遍以后，有一天早上我放下「凤凰号」上一只小汽艇，带着一个略懂德语的俄国人当司炉兼通译，顺流而下，到了那四五间木屋和窝棚所组成的卡赞斯科伊聚落。和在卡拉乌尔一样，狗热烈地欢迎了我们，幸而这一回都拴着；它们看去绝非善类，一个劲儿地想扑过来。最大的那所房子实在还算体面，比人们料想中要好得多。主人出来，客气地请我们进去。我们应邀随他进门，来到一间很大的、像厨房的屋子里，家里好几口人正忙着各样家务。若不是那男人的装束古雅，若不是那些女人都在抽纸烟，这屋子也没有什么特别扎眼的地方。不过我一眼就看出这里干净得出奇：墙壁之白不让于地板，桌子亮得像镜子，样样都见得出一位勤谨主妇的手艺。炉子生着，热得很，奇怪的是却丝毫不觉得憋闷。一进门我就看见（我那本《默里旅行指南》说过，俄国人家里必定有的）屋角那幅少不了的圣像；照它的劝告，我立刻摘下帽子，好完全合乎规矩。俄国人，或者说北西伯利亚人，若都像我已经见过的这几位，那必是极其不动声色的一族。照说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进来一个生人总该引起一丁点兴趣吧——不然，他们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只从手里的活计上抬眼看了一瞬，又接着干下去，毫无议论，仿佛我不过是邻家来的寻常客人。既然他们这样不在意，我也就同样从容，在屋里踱来踱去，像逛博物馆似的把什么都看了一遍；随后取出写生簿坐下，动手给主人画像。他似乎明白我要他做什么，画的时候一直像座塑像般一动不动。

就是画完了，也没有一个人露出一点想看看画成什么样的好奇。在世上别的地方，人早把你围住，个个都要动手摸一摸你的写生簿；可在这西伯利亚的偏远人家——退一万步说，写生总不是这里天天见得着的事——木然的漠不关心竟胜过了闲极无聊的好奇。我打定主意要利用这一点；既然我在那里似乎一点也不搅扰他们，第二天我就又放下汽艇，带着颜料盒和最大的写生板再去。

头天下午见过的人都在屋里，显然正在吃早饭。这一家子围着擦得锃亮的桌子，当中矗着闪光的茶炊，是一幅朴素而温厚的景象。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便搬来两把椅子，一把坐，一把当画架，尽快把这一群画了下来。设想这样的事若发生在英国人家会是怎样！试想一个大胡子俄国人趁人家全家吃早饭时若无其事地走进来，一声不响就占去半间屋子，招呼也不打就动手画起主人一家来！可在我这里，一切顺遂得像婚礼的钟声：没有一个人来打扰我；他们喝着淡茶谈了那么久，等他们吃完，我已经把这场面的大致布局画得相当不错了。

除了下去在汽艇上吃午饭的那一个钟头，我在那里画了整整一天，自在得像在自己的画室里一样。这些人天性虽淡漠，却分明想以他们那种不声不响的方式帮我一把，向我略表殷勤。我注意到孩子们被禁止大声说话，甚至不许走近我；凡在生地方写生过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孩子通常比苍蝇还缠人，便懂得这是何等的恩典。而与这奇特的一家的交往，还有更妙的收梢：下午主人手里拿着帽子走到我跟前，深深一躬，指了指隔壁屋子。我出于好奇起身去看，不想竟见茶炊咝咝地响着，茶和点心正等着我。这真是好客了；我唯一的遗憾是不会用俄语道谢，不过我端着滚烫的茶为主妇的健康干杯、几乎把自己烫着时，用英语说的那几句直率的话，他们想必也猜出了大意。生分就此打破，他们都笑得很开心——想来天下的乐趣大抵是相通的。我们从此很熟络了，虽然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懂；我在他们中间自在得像在家里，直到把画画完。临走我把一幅太太的铅笔速写送给主人，算是此行的纪念，他显然很宝贝它，因为我猜他是打算把它挂在屋角那幅圣像的上头。

「凤凰号」约莫十天后回来了，叫我们十分满意的是，她还带回了她要去寻的那两条船——四百吨的小轮船「图勒号」，和她从英国拖出来的那条小拖轮。叶尼塞河上从没见过这样一支船队；可惜的是，除了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个人看见。到此为止，除去几次躲不开的耽搁，这趟远征一直顺顺当当。能得着些消息——不管什么样的消息——真是一桩享受，「图勒号」带来的报纸都被我们贪婪地读尽，虽然已是七个星期前的旧报，读起来却像昨天的一样。眼下唯一要紧的，是尽快把货转到驳船上，因为种种迹象分明表明今年的时令短，两条船必须赶在冬天到来以前驶出喀拉海，踏上回英国的路。像是要给寒暑表的警告再加一句重话，好天气忽然坏了；一天早上醒来，我们大为惊讶地发现地上积了两英寸雪，四处已很有冬意，而那时才不过九月二日。于是人人动手，几乎急得发狂——北极那可怕的冬天就是这样叫人生畏。

转运货物时的景象新奇得很。预备装牛、猪、家禽的驳船，一时变成了一座漂在水上的农家院子。西伯利亚人显然不打算在这趟漫长的溯流之行中亏了自己的肚子。装货时人人都在与时间赛跑，因为在这一带，夏天的每一个钟头都极其宝贵。这里也少不了那位俄国官员——由我平生所遇最可亲的人之一担着这角色——带着他那两名哥萨克，随时准备查验「比斯开号」的每一件货。说实在的，他们正是为此才特地乘河轮「凤凰号」南下一千五百英里来接我们的；沙皇的官吏纵然远在离中枢这样远的地方，其警觉也如此。

至于我们这些旁观的人，日子彼此太相像，有时竟想不起今天是星期几。天冷得难受，上岸的念头都不必起，只好尽力打发时光，静候其变。每天早上都要问一句：「我们几时才能脱身？」——这番长久的闲着实在叫大家腻透了：离开伦敦已经八个星期，而在到达目的地叶尼塞斯克之前，还有一个月凄清的水路要走。不过「会等的人总等得到」，终于传来了好消息：两条船已经预备停当，可以起程回英国了，我们则要连人带行李搬到「凤凰号」上，预备走那一程河路。饶是如此，与「比斯开号」这条好船告别时，心里总掺着一点怅惘——她载着我们走过了那么多英里陌生的水域，虽然舱位局促，却也给过我们许多个真正快活、情谊融洽的钟头。

六「凤凰号」溯流上行至叶尼塞斯克

叶尼塞河——它宏伟的形制——两岸的景致——第一棵树——我们的头一桩祸事——拖轮归来——一段惊心的插曲

九月十四日，海轮「比斯开号」与「图勒号」启程回英国，说定由拖轮领她们下到河口，再尽快赶回来与我们会合。最后望一眼「比斯开号」时，简直像同一位老朋友分手；尽管她甲板污黑、舱位局促，我们不知怎的都已把她看作一个家；等我们把嗓子都喊哑了，两条船终于隐到远处一个岬角后面，我们才意识到，与故国相连的那根线可说是断了，而横在前面的这趟远行，分量也仿佛陡然重了起来。说实在的，直到如今回头去看那漫长辛苦的六个星期——我们顶着急流慢慢上行，穿过几百几百英里乏味的景色，又接二连三地出事——我们才完全明白那是怎样一趟路。就我自己说，再走一次是决不情愿的。不过还是接着说下去吧。

两条船一看不见，我们一刻也没耽搁，立刻着手预备尽快启程。驳船要好好配载，运来的一批备用木料要锯开供锅炉用，还有种种琐细事项要在动身前料理停当。这样花了两天，终于在进入这条河整整一个月之后，我们拖着沉重的一串驳船动身了。河流湍急，我们走得很慢。不过在长久的按兵不动之后，能动起来总是值得庆幸的。

虽然我们这时离河口已近三百英里，河面之阔却看不出什么分别；从海上算起至少四百英里内，平均宽度必有十英里光景，许多地方还展开成极其浩大的水面，除了比作一串连绵的大湖，实在无从形容。事实上，在戈尔奇哈与卡拉乌尔之间、离海二百英里处，有一段近一百英里的河面宽逾六十英里；一刮大风——我们上行时正是如此——浪头之大，不亚于英吉利海峡刮西南风时的光景，而这一带所谓「冻原」（即那无边无树的平野）一味平坦，更使风势格外凛冽。这样宏伟的形制，与这条壮丽大河的长度也正相称：连同它两条重要的支流色楞格河与安加拉河，全长在五千英里以上，源头且在中国境内；照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的说法，它的水系覆盖着近二百九十万平方俄里（约合一百九十五万英制平方英里）的广袤地面。欧洲最大的河同它一比，便渺乎其小：伏尔加河、多瑙河、罗讷河、莱茵河加在一起，也勉强才抵得一条叶尼塞河；而可怜的小泰晤士河，就是同它最不起眼的一条支流——譬如库列伊卡河——比起来，也不过是一道浑浊的小溪罢了。然而在这条穿过如此纷繁地面的大通道上，通共只有十条轮船，而这十条还全靠西比里亚科夫、加达洛夫、布达列索夫、基特马诺夫这几位西伯利亚巨商的魄力才维持得住。西伯利亚还在襁褓之中，它那丰美的物产前途如何，眼下还估量不出；不过这些物产若终于能借叶尼塞河与喀拉海航路在英国找到销路，那全要归功于英国人的胆气与进取，而威金斯船长便是这种胆气与进取的化身——头一个把英国货送进西伯利亚腹地的荣誉，无疑是他的。这桩大胆的冒险事业将来能否同哈得孙湾的皮货商人相比肩——这两者本是很好比的——在一篇纯属纪事的文字里，原不该由我来议论；不过人总忍不住要引以为豪：先辈的那股精神至今犹在，而只要它还在，英国在世界各处便永远是商业开拓的前驱。

离开锚地后的几天，不但一路无事可记，就是景致也乏善可陈。我们还在树木生长的北限之外，河岸在地质学者眼里也许有几分意思，却断说不上如画，对画家更无可取。这片荒秃的样子却渐渐变了：山坡上出现了矮丛，越往上越高，末了在九月十八日，我们望见了离开欧洲以来的头一棵真正的树——一株孤零零的、可怜巴巴的落叶松；然而它很受欢迎，因为它预示着我们快要回到较温和的纬度和较明朗的景色里去了。不过非在北极地方待过的人，不能明白人有多么急于逃出那凄清的疆界。不多时，两岸的树越来越多——简直像是我们越过了一道看不见的界线，界线那边树便长不成，因为一过此线，变化竟这样陡然。那些树仍是落叶松之属，只是小得可怜，有人打趣说，比起英国的来，它们只当得起一个「松」字，「大」字是断断当不起的。我们还远远望见岸边有几只白狐；众所周知，毛色转白正是冬天将至的准信。

不久我们到了杜金斯科伊这个有教堂的小村，这是我们到此为止遇上的头一个稍有分量的站口。我们到得太晚，上不了岸，虽然很想上去看看；照各方的说法，那似乎是个颇兴旺的小地方，居民里有两位神甫、一名警官、几个流放犯和一些土著，另有一位几乎占着全村产业的富商。不过我们打定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去转一转。

可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夜里出了我们的头一桩祸事。毫无先兆地刮起一场大风，「凤凰号」险些遇难。这里的河面绝不下于六英里宽，浪头着实不小；我们的驳船像一堆软木塞般被抛上抛下，不多时就全不听使唤了，末了被直吹到我们船边，近得十分危险。一时间乱作一团，又赶上一场遮天蔽日的大雪，两边几码之外便看不见东西，更添了慌乱。好在汽很快升起，当即决定起锚，顺着风势往上游冲。可是还没等开动，一条较小的驳船已被浪灌沉，立时没了顶。幸而当时船上没有人。又走了十五俄里光景，我们找到一处避风的小湾，重又抛锚。

风起得快，停得也快，第二天天气好得没话说。那一整天我们都忙着添柴：两天前看去几乎取之不尽的存柴，机器一开便像化掉了似的。照西伯利亚通行的办法，一概烧木柴；想想西伯利亚的林区有多么广袤——这样的林区只有北美的蛮荒林地堪与相比——也就不难明白了。

在各个小站，以及河岸的这里那里，都堆着大垛大垛的木柴，是村民劈好了放在那里，供往来于叶尼塞斯克与河口之间的轮船取用的。这柴出售，每立方俄丈平均一卢布半（合三先令八便士光景）——按：俄国的丈是七英尺，不是英国的六英尺——想想现成的柴省下多少工夫，这价钱并不贵。这一点我们后来领教过：有一两回柴烧光了，附近又没有「站」，我们只得把船上所有能用的圆木和备用木料统统烧掉，末了还得派人上岸伐树——那可是又慢又磨人的活计。我后来得知，「凤凰号」一天要烧十五丈光景；那么大垛的柴转眼就消失在柴舱口里，我原先的惊讶也就不难解释了。我听说别的河轮里有一天一夜烧到三十丈的。

我们刚装完柴，拖轮便出现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她已经过期未归，有人担心她出了事。她很快靠了上来，我们这才得知，她把两条船平安领到戈尔奇哈的差事是办成了，只是路上也出了几桩祸事：她的柴舱着过一场大火，又有一回搁浅在一个险处，整整搁了九个钟头。不过「结局好，一切都好」，我们这一行人又聚齐了。

此后几天平安无事。天冷得刺骨，不时落雪，四围的景色——如果那一望单调的河岸也配叫景色的话——若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更凄凉了。接着便出了这趟路上接连不断的祸事中的第二桩。

那天下午我们正忙着装柴，船长忽然冲上甲板，声音发急地喊道：我们漏水了！这话在我们身上起了什么作用，不难设想——真如一个霹雳，因为我们万没料到会出什么岔子。再查下去，发现水涨得很快；于是一刻不停，把所有人都立刻召回船上，命他们动手清舱，好尽可能找出破损处，若还来得及，就把它补好。那阵子人心惶惶；虽然我们离岸不过两英里光景，可照下过舱的人所说，情形极其严重。我们多半人都把证件和值钱东西收拾停当，以防万一。这当口水泵开着，汽也备好，一旦必要，随时可以把船冲上岸去。有几个钟头，同这敌人搏斗看不出半点进展；直到快九点钟，在冰冷的水里苦干了好几个钟头之后，才发现水势渐退，众人得以换班。后来查明，不知什么缘故有一块船板松了，而柴只装在一边，船身因此倾斜，水便灌了进来。幸而一位工程师不久就把它补住，绝了后患。这当儿，想到也许要弃了这舒服的住处，滋味可不好受；重新开动时，我们确实大大地松了口气，随后坐下来吃了一顿特别迟的晚饭，还开了一瓶香槟，庆贺这场脱险。

接下来的一昼夜，幸而走得平安无事。天气依旧十分严寒，下了不少雪。岸上零星的树渐渐挨得密了，末了我们进了一片茂密的森林，此后便几乎再没有离开过它的视野。我听说，这森林几乎不断地一直往南伸展，直到五千英里外遥远的中国边境，东边则以勒拿河为界，宽约二千英里——大约是世上最大的一片林地，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只有美洲的蛮荒林地堪与相比。这道连绵不断的树墙叫人十分压抑，各样生长与枯败的阶段都有；有些地段杉木居多，看去几乎像一大片电线杆的种植园。主要的树似乎是松、白桦、椴和花楸。

七河上之行（续）

一桩惨祸——祸不单行——索特尼科夫先生——谢利瓦纳卡：阉割派的聚落——村中「长老」来访

可惜我们无祸的日子注定极短：九月二十三日出了一桩惨祸，「凤凰号」的指挥、英西伯利亚财团驻西伯利亚的代理人乔治·李先生殒命。这桩惨剧发生在那样遥远的荒野里，其骇人之处叫人刻骨，至今仍新鲜得像是昨天的事。

那一整天我们顶着强劲的逆风，虽慢却稳地走着；傍晚饭后，我们都坐在舱里抽烟，照常快快活活地消磨饭后的时光。忽然听见船头测水深的人报出水深骤变。李先生正看着书，立刻跳起来，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匆匆出去，一边走一边说他「嗅出有些不对」。他去了不过几分钟，我们便听见甲板上大声呼喊，机器停了，紧接着船长发疯似的冲进舱来。我们费了些力气才从他的手势里明白：李先生落水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已全都出去上了上层甲板。那份慌乱难以形容。夜黑如漆，雪下得正紧；四下里人提着灯笼奔走，船长则举着传声筒，朝后面拖轮和驳船上的人大声发令。有那么几分钟——却像几百年——我们瞪着船尾那浓得化不开的黑暗，指望看见点什么，好寻着那不幸的人的下落，却是徒劳；忽然听见拖轮那边喊道，他们把人捞上来了。我们大喜，可惜这喜悦注定极短。略等了一会儿——其实照情形说，已经快得出奇——拖轮驶了过来，不久靠上我们的船。她甲板上挤着一群人，敬畏地默立着，在飞雪和灯笼摇曳的光里显得说不出的诡异。他们当中，四角提着的一条毯子里，兜着一个湿淋淋的、有着人形的东西。这东西不费什么力气就抬上了「凤凰号」，我们这才看清，那正是我们这位命运不济的朋友已无生气的躯体——几分钟前他还同我们在一起，身强气壮，丝毫没料到大限就在眼前。那是庄严的一幕，把「人生在世，无时不在死中」这句震人的话，以人们难得领会的力量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照西尔维斯特的法子整整施救了四个钟头，凡已知的救法无不试遍，终归无用——那不幸的人始终没有露出一丝活转的迹象；末了我们只得不情愿地断定，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后来我们从唯一目睹此事的人那里得知了事故的经过。李先生急于看清测深杆所示的水深，站到了舷墙下一根积着雪的圆木上，探身探得太前，脚在那滑溜的面上一失，便头朝下栽进水里，快得连一声都没来得及喊。水流那样急，夜又那样黑，他的尸身居然还能捞着，简直是奇迹，因为当时我们正全速前进。就在几天前，他还对我们说他水性好得像鸭子；那天晚饭时他还讲起自己一生中几次死里逃生的奇事。我们早知道他心脏不好，所以几乎可以断定，骤然浸入冰水的震击立时要了他的命——他脸上没有一点挣扎的痕迹，平静得像睡着了一样。随后众人长谈一番，议定由财团的伦敦代理人接管这条船，船便又开动了。

这可怕的事自然使大家都笼在愁云里——虽然第二天早上太阳灿烂地出来了，那是我们出发以来的头一回，简直像是又到了春天，倒像存心嘲笑人世的悲戚。很难想到这一路余下的日子里，「凤凰号」可说成了一座漂在水上的灵车。种种凄惨的手续办也办不完：封存死者的遗物，请船上木匠做一口棺材，还有一大堆琐事；这时那位海关官员显出是个真正的好人，尽力帮我们，说实在的，我们个个俄语说得那样少，没有他真不知怎么办。我们从他那里得知，到了第一个有分量的村子图鲁汉斯克，必须停船，向那里的警官请准把遗体运往叶尼塞斯克；既然少不了要验尸，我们就得准备接受一番躲不开的耽搁。因此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赶路——冬天逼在眼前，我们耽误不起。

可是我们的倒霉事还没有完。过了一两天，逆流顶得我们走不动，离下一站还有好一段路，柴却不够了；为着不叫炉火熄掉，便决定连夜行船（这和我们平日的规矩相反，我们向来天一黑就抛锚）。那一夜又湿又难受，四处罩着浓雾，我们走得很没把握。一路都好，直到三点钟光景，水忽然毫无先兆地浅了下去，随着一阵我久久难忘的难听的刮擦声，「凤凰号」搁浅了。当时又黑又雾，看不出我们在什么地方，但显然是牢牢地卡住了，大家猜是卡在河心的沙洲上。一切退船的努力都不成。雾不久散了，这才发现我们是径直冲上了岸——近得几乎可以从船上一步迈到草地上去。宝贵的几个钟头里，凡能想到的法子都试遍了，都没有用；有一阵情形很是难看，因为我们底下是石底。幸亏我们那条小拖轮极顶用，她终于把我们的船头挪动了；随后我们滑进深水，大家松了口气，可惜并非毫发无损——后来发现螺旋桨断了一片叶子；不过即便如此，我们总算还走得动。也真是时候了，因为柴已烧到最后一点，只靠把所有能烧的东西——连舱口盖和船上幸好还有的几只空包装箱——统统烧掉，才勉强挨到下一站，那里柴倒是很多。

我们在一所颇为「阔气」的房子对面抛了锚，那是我们在西伯利亚见过的最好的房子，别的都远远比不上。房子两层，窗框上有雕花，屋顶是鲜绿色，还有别的一些讲究装饰的用心——在北亚这样远的地方，实在料想不到。我们得知，这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告老的富商，名叫索特尼科夫，靠开矿和大宗贸易积下了大笔家私。在这死气沉沉的地方消磨余生，在我看来，为一段漫长而成功的人生作这样的收梢，未免太没志气——不过各有所好罢了。我们上岸拜访索特尼科夫先生，受到了俄国人一向的款待——我是说他们照例摆上来的那一桌：通常有美味的鱼子酱和黑面包、鱼馅饼、点心、鸡蛋之类，佐以大杯大杯的伏特加，末了少不了一只茶炊。屋里陈设很是讲究，我们被让进的那间大屋里，竟有一套着实漂亮的家具，墙上还挂着画。索特尼科夫先生虽号称豪富，却穿着俄国农人的寻常装束，一把长长的白须，很有几分族长气象。当天稍晚他回访我们，极力劝我们不要在这样晚的时令还想带着全部驳船赶到叶尼塞斯克；冬天逼得这样近，河随时可能封冻，万一冻在没有遮蔽的地方，我们这一队船就可能全数赔进去。他说，我们最好的办法，是把一条最不要紧的驳船交他保管到明春，其余的则一刻不停地赶路。这番话与我们原先听来的正相印证，于是经过一番郑重的长谈，便解下一条驳船留在他那里，等来年春天再取。我们随后又启程，指望载轻了些，能走得快一点。

此后几天无事可记；两岸镶着密林，依旧凄凉而无尽地单调下去，头顶上一群群候鸟不断向南飞过，那是冬天将至的确凿而不祥的征兆。我们不能不诧异，这里居然还有那么多海鸥；说实在的，我们离海已有好几百英里，「海」鸥这名字几乎名不副实了。

岸边萨莫耶德土人那种古怪的窝棚渐渐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形状略似的窝棚，只是覆的不是兽皮而是桦树皮条，住的是奥斯加克人。这一族与萨莫耶德人颇相像，不过据我所闻，开化程度确实高得多——虽说这话没多大意思，因为再低也低不到哪里去了。

九月三十日，我们经过谢利瓦纳卡，那是个如画而兴旺的小聚落，住的全是一个秘密教派的人，这教派叫「阉割派」，又名「白鸽」，因其古怪的教义而被永远逐出俄国。关于这些怪人我早读过不少，本指望能在这里停下装柴，好上岸去看一看；可惜我们不缺柴，时间又宝贵，不容有丝毫多余的耽搁，只好用望远镜尽量把这聚落和它的居民看个够——虽然岸上划来一条载着三个人的小船，我们却没有停。不过后来我们倒有的是机会就近打量这几个人。

事情是这样的：那条小船回岸去了，谢利瓦纳卡也快隐到我们身后，忽见另一条小船紧贴着岸飞快地追上来。不多时它便与我们并行，我们这才看清，那船是由三条狗拉着的，船上正是先前见过的那几个人。他们在我们稍前处停下，把狗收上船，划过来问我们肯不肯让他们拖在船后，一同到几俄里外的图鲁汉斯克去。既然准了，他们不久便上了甲板，我们于是有的是工夫就近细看这世上最古怪的教派之一的样本。我很运气，请动了其中一位——他原来是「村中长老」——让我仔细给他画了一张像，他那张脸很有性格；画的时候我又隔着通译打听到了这些「奇特的人」的一些有趣的底细。他们全是阉人，教中禁婚。他们所崇奉的圣母与基督由长老指定；据说他们奉彼得三世为神，以为他至今还活着。他们又严守素食，滴酒不沾；由此种种看来，通盘算起来，做一个阉割派教徒的日子，实在算不得快活。

后来我去看了看拖在船后的他们那条小船，不禁注意到，主人不在时，那几条狗安顿得何等自在。它们身上唯一的挽具，是腰间的一条带子，用一根长绳连在船上。通常用三条狗，据说它们能跑的路程惊人——一口气四十俄里，甚至五十俄里，而且是逆着水流。从不用鞭子，主人一声吆喝就尽够了；因为若有一条偷懒，别的便会朝它龇牙咬它，逼它跟上。

八图鲁汉斯克

参观修道院——上因巴茨科耶——官家俄国第一次来访——本区的警官——村中的神甫

这些日子我们稳稳地上行，那天下午望见了图鲁汉斯克那座漂亮的修道院，它高出树梢，像一座巨大的白色灯塔，银色的圆顶在灿烂的阳光里闪亮。这是我们头一次真正望见神圣俄罗斯，在漫长磨人的旅途之后，这景象很叫人欣喜。河面依旧宏阔，只是沙洲太多，我们得绕上一个大圈才靠得近岸。岸边——那也只能算是一片滩——泊满了小船，还聚着一大群人，我们的到来在这清静地方无疑是一桩大事。

不知要停多久，我们便赶紧上岸，直奔修道院。它秀美的建筑同四围挤挨着的肮脏木屋成了奇特而扎眼的对照；在它安静的院墙里，我们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憩息之意，在「凤凰号」上听惯了终日的喧闹，这实在舒服。院内随我们参观，毫无阻难；不过我得承认，内里多少叫人失望，比不上外观。照希腊正教的惯例，圣像是最要紧的陈设，那些花哨的金属饰件，同光秃的白灰墙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们中间没人懂俄语，向导（顺带一提，是位一点也不像修士的修士）讲的那些有趣的细节，全都白讲了。不过我们对一件很沉的铁衣和一具铁十字很感兴趣；照我们听懂的意思，这是从前此地某位笃信过头的人常年穿戴的。他这样苦着自己究竟为的什么，我们弄不明白；只好但愿那对他大有益处，并且如他当初套上它时无疑所愿的那样，早早送他入土。

那几位修士住在教堂后面一所木屋里，与本区的警官同住一处——我听说这安排他们一点也不中意；可也只好忍着，教堂门口那座岗亭便是明证：区里若有公款，便有一名哥萨克在此站岗，因为公款为着稳妥，向来存在修道院里。我们的向导那位修士住得很舒服，比人们对一个持苦行生活的人的想象，实在阔绰得多。俄国人的好客在这里又显出来了。这确是这个民族性格中的一桩奇处，我在别的国度从没见过能与之相比的。这位和气的主人非留我们同他掰饼不可，端出美味的鱼子酱和别的吃食来，看着那样诱人，我们推辞不得。

回到船上才知道，本区的警官已去了上游三百俄里光景的下一个村子。这时水手们也装完了柴，于是升汽起锚，不久我们又上路了；月亮还没升起，安静的图鲁汉斯克和它那古雅的修道院，已远远落在身后。种种不吉的预言尽管有，天气不但一直很好，此后几天还着实暖了起来。风又顺，我们走得极顺当，到上因巴茨科耶村比预计还早。

我们一到，山坡上一门小炮便鸣炮致意，村人纷纷拥出来看我们。这是个如画的地方，在温暖的阳光里更显得好看：那座带东方气味的小教堂，白墙绿顶，衬着蓝天，格外分明。不多时警官到了，带着他的书记和两名哥萨克；官家俄国就这样头一回来拜访我们。论身体，俄国人无疑是一族好汉子；我至今见到的几乎个个都高过中人之上。这位警官更是高过他们所有人，身量至少有六英尺四英寸，戴着高高的羔皮筒帽、穿着长皮袄，看去是个魁梧的大汉，而且相貌还很堂堂。我们的护照要在这里查验，还要为可怜的李先生的遗体作一番验看。我不懂俄语，这些事于我无味，便上岸在村里溜达。这村子比我们到过的任何一处都强得多：房屋居然也讲究些式样，那些古雅的木门廊看去很是好看。狗照例似乎比人还多；若不是我知道它们除了彼此相斗之外都很和平，要从它们中间穿过去倒真需要些胆气，因为它们闹出的声势实在骇人。

晚上那位警官在「凤凰号」上同我们吃饭，看去是个很爽快的人。他告诉我们，他管辖的地面大得惊人；我们一查地图，竟有大不列颠的五倍，一直伸到北冰洋——那是一片可怕而荒凉的地方，他每年还非去巡视两趟不可。他说，冬天冷得厉害，有时他领教过列氏零下四十五度的严寒！我们不由得对他说，受了这许多苦，他气色倒好得出奇。

第二天早上，来了个专差到船上，问我肯不肯上岸去给村里的神甫和他一家画一张像。这多少是一份抬举，我不好推辞，何况过了几分钟那位可敬的神甫亲自来给我引路。（我心想，莫非这西伯利亚的偏远村子里也订着《伦敦新闻画报》，知道我在船上不成？）这神甫相貌很出众——高而瘦，极好看，只是有几分女气——一把长长的黄须，头发披拂，活脱脱像《圣经》里的人物，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好题材。我们上他家去，他把我引见给太太——一位再平常不过的人物——和他的孩子们，那就更平常了。幸而我带了照相机，为讨他喜欢，我给他们照了张合影，一想到洗出来会是什么样子，我就打了个寒噤。我随后问这位先生，可否单给他画一张，他不但满口答应，还提出愿意上船来坐着让我画。于是那上午我细细给他画了一张铅笔像。画的时候，那位警官过来看我画什么，不想竟问我愿不愿意接着也给他画一张。这么一来，我们动身时已是傍晚了。不过柴舱里的柴装得格外多，所以指望能把耽误的工夫抢回来。

此后两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随后船上起了一场小火，幸而很快扑灭，不然就要酿成大祸。饶是如此，也耽搁了我们几个钟头。起因是上层甲板上的干柴离烟囱根太近，被引着了（上层甲板是「凤凰号」到西伯利亚后加上去的）。我们这时快到有名的卡明峡了；这峡连同紧挨着它的那一段急流，是这条河上行船最难的一关。「凤凰号」能不能把四条驳船一次拖上去，还是得分几趟来，一路上都说不准；这样重的一串船，从来还没有人拖着闯过那段急流。

九卡明急流

祸事连篇——初尝冬意——抵达叶尼塞斯克

十月十日我们到了卡明峡口，大家一早六点就起了身，唯恐错过什么。我却很失望：这虽是我们在这条河上见过的最好的景致，却远不如人家说得那样气派。不过想来在西伯利亚这已算壮观，此地本不多这类大场面。约莫半英里长的一段，高峻而不甚入画的岩壁从打漩的水里陡立起来，顶上覆着密密的松林，那些松树长得太齐整，反倒把气势减损了。我们中有一位说，这使他想起哈得孙河。「凤凰号」极其吃力地顶住那股奔腾的急流，机器开到最大的压力，走了八个钟头，才拖着全部驳船闯过了最险的一段——这在叶尼塞河的航行史上是空前的壮举——何况她的螺旋桨还带着伤。

这当口，那条小拖轮却在挨着难熬的一刻：她拖着沉重的驳船，这股水流实在非她的力量所能敌——这和在泰晤士河上拖带大不相同；偏又不巧，末了她被冲上了离我们颇远的岸边，水浅得「凤凰号」无法靠近去接应她。整整两天，我们所有能派的人手都在她那里忙活，才把她弄了下来。这几天守着空荡荡的船，着实沉闷，因为所有的小艇都调去用了，我们上不了岸；我们中有一位好冒险的还想扎个木筏，结果一无所成，倒害得我们在他白忙一场之后，又费两个钟头苦力把那些该死的圆木重新搬上船来。不过我们到底又开动了，到了沃罗戈沃村，在那里停下装柴。

村子本身没什么可看，可我听说那里住着一位阔绰的鞑靼人，便指望见到些十足亚洲气派、叫人吃惊的人物，写生簿都预备好了。谁知上船来的竟是个怎么看都像中年英国屠户的人，连那身惯常的蓝褂子也像，我那份失望可想而知。他身上丝毫没有「鞑靼」气；恰恰相反，看去是个极温和无害的人，与我们少年时候心里描摹的那副模样，大不相同。村子近旁，我们见到了自七月离开挪威以来的头一片耕地。

第二天早上起锚时出了事，闹得人心大乱。不知怎的锚走了锚，船被急流一带打起转来，锚链从绞盘上滑脱，飞也似的窜出去，把绞盘生生撞得粉碎。一时间周围的人都吓慌了；照我看根本没有危险，因为我们离岸很近，可我看见船长和那位海关官员虔诚地画着十字，口中念念有词。幸而结局都好：我们用吊杆把锚和链捞了回来，木匠也很快换上了新绞盘；我们这才开始庆幸，总算又可以正经上路了。

可是在走完这趟路以前，我们注定还要受许多恼人的磨难。那条拖轮一路都跟不上我们，成了我们甩不脱的「海老人」；前一夜我们抛锚时她没有赶到，此后也不见影子，我们便派了一条装柴的小船带三个人回去，以防她烧完了柴。叫人恼火的是，第二天早上她还是没到。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末了决定丢下驳船，回头去看看出了什么事。这自然极其扫兴，却是唯一的办法。于是我们顺流飞驰而下，在十英里外赶上了这位落伍者——她抛着锚，因为柴烧完了。叫我们大为诧异的是，据说他们根本没见着我们派去送柴的那条小船；那么，那船必是夜里从他们旁边过去的；他们又说，锚灯曾熄过一阵子。这一来又得耽搁了，我们还得去寻那条小船。于是再往下走，约莫又走了七英里，才终于望见它——大家松了口气，我们几乎已经开始担心出了什么事了。偏偏不巧，那几个人显然是在夜里那盏锚灯熄掉的当口，恰好从拖轮旁边过去了。等我们回到驳船那里，一天已经差不多过完。不过月亮正要升起，便决定不再耽搁，继续赶路。

此后几天水流太急，我们那只断了叶子的螺旋桨，一小时才走得两俄里光景，比站着不动强不了多少；全船震得厉害，连看书都不舒服，更别说写生或写字了。不过好歹还在往前挪，又能有一小段日子不出事，我们就该谢天谢地了。可这喘息也没能长久。离下一个「站」还有一段路，柴又烧光了；上回遇着同样的情形，能烧的备用木料早已烧尽，这回只好停下，派人上岸去伐树。那里水很深，「凤凰号」吃水八英尺，居然能靠得极近，从甲板上搭块跳板就能走到实地上去。我们中有两个人趁机活动腿脚，带上枪去闲走。森林一直长到河岸边，几乎无法穿行；密密的灌丛和倒下的巨树处处挡道，像是在警告人不要往它那幽暗的深处走得太远；干瘦的杉木间，疾风呼啸，像是为冬天将至而呜咽抽泣。那是个凄凉而诡异的地方，把我心目中西伯利亚荒野的样子坐得实实的——实在如此，从它那神秘的暮色里重回到大白天里，我倒觉得高兴。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海关官员和大管轮带枪出去打猎，说定两个钟头就回来，好赶上启程；可等我们预备停当，他们还没露面。又过了两个钟头，仍不见影子。我们开始担心，不住地拉汽笛，怕他们不知时辰。等到他们足足误了四个钟头，我们只能断定他们迷了路，或是出了什么事，于是立刻编起搜寻队；几分钟后，我们十来个人带足武器，分头进了林子。这差事很难办，颇像俗话说的「草堆里寻针」，因为谁也不知道那两人往哪个方向去了。大家说定，一找着人（我们似乎并不怀疑找得着），就拉四声汽笛，通知别队回船。半个钟头光景之后，我们听见了那声可喜的汽笛，知道又一桩本可酿成大祸的事平安了结，那份快慰可想而知。

回到船上，只见那两人筋疲力尽；说实在的，若不是找着他们的人中有一位事先带了随身酒壶，他们非得叫人抬回来不可——他们早晨什么也没吃，已经彻底垮了。他们说撞上了一道熊的足迹，兴头上跟着追去，就迷了路；汽笛声虽远远听得见，却辨不出方向，照情形看，他们竟是越走越远。他们说，被找到时几乎已经支持不住了，因为天快黑了，他们又饿又冻。我们完全信得过，因为他们那副样子实在可怜。他们身边只剩三根受了潮的火柴和几发子弹，连一只指南针也没有。这一趟猎熊的经历，大约要教他们记一辈子：没有指南针、事先又不辨方位，切不可闯进那样茂密而几乎无路的森林。不过幸而这事到底是「结局好，一切都好」，虽说又白丢了一天。

这时我们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到了离叶尼塞斯克八十英里光景的纳瑟莫沃村，我们打发专差先行，带去有关李先生亡故的信件和电报。那真是个报丧的使者，我们想到这消息对他家人将是怎样可怕的打击。不过让他们在我们到达以前先知道，总要好些。这村子是我们要停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地方，着实不小，那条主街怕有近一英里长。这里有好几家很像样的铺子，其中一家陈列的杂七杂八的货品里，竟有一包「布鲁克钩针棉线」。见到那英文商标，着实叫人心里一爽。

那天晚上我们头一回尝到真正的寒冷，寒暑表降到华氏二十度——作为开场，这已相当可观，不过我们那些俄国人似乎都不当回事。这时水流缓了些，我们走得快了，都盼着这趟我们平生所经最沉闷的旅程早早结束。我们开始数着还有几个钟头才到有人烟的去处；在船上挤了这许久，前面那座小城简直像一座黄金国。此后再没出什么事；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晚上八点钟，我们在叶尼塞斯克外抛锚——这就是我们长久以来力求到达的终点，而种种不吉的预言尽管有，我们到底还是到了，从而办成了把一大批英国货送上西伯利亚腹地的壮举。

十叶尼塞斯克城

海关官吏——市场与街头的新奇景象——我的寓所——西伯利亚人所谓的「食宿」——叶尼塞斯克的社交界——一位绅士派的刑事流放犯

真正懂得西伯利亚的英国人极少。在多数人心里，这个名字只唤起一片冰封的荒原，和一群可怜的流放犯在无望而凄冷的苦难中消磨一生。他们全不知道，在亚洲腹地那样远的地方，竟有不逊于欧洲任何一处的文明。可事实正是如此。当我饭后坐着抽纸烟，屋里陈设讲究，暖意融融，四围摆着珍奇的热带花木，一应器具就是巴黎也不过如此，这时实在难以想到自己离欧洲有多远，难以想到外头是列氏零下二十八度的严寒，更难以想到，离这座遥远的西伯利亚城市不远处，就是我们一路必经的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

在北冰洋上和河上熬过十四个漫长凄清的星期之后，我们终于在叶尼塞斯克外抛锚，那时的感受我永远忘不了。那是将近八点钟的一个寒冷的冬夜，虽说十月还没过完。月亮刚升起，在静止的夜气里，眼前几乎像一幅巨大的全景画：衬着南天，这座亚洲城市的许多教堂和形状奇特的木屋勾出轮廓分明的剪影，临河人家窗里的灯火在这里那里点缀其间；岸边在渐浓的暮色里依稀可辨黑压压的人群，听见我们为报到而使劲拉响的汽笛，都急急忙忙赶下来迎我们。我们抛锚时教堂的钟响了起来，挤在上层甲板上的俄国人立刻个个脱帽，从船长以下，都虔敬地躬身，一遍遍画着十字，口中低声念着谢恩的祷词，谢他们平安归来。

那是奇异而诡谲的一幕，叫我不由得揉了揉眼睛，看看自己是不是真醒着，这一切不是梦——漫长磨人的旅程终于到了头，目的地到了。不过没有多少工夫容人独自感慨，机器一停，不多时那少不了的海关官员带着手下就上了船，把我们接管过去；「凤凰号」这趟圆满办成的航行，从此成了过去的事。我们自然都巴不得立刻上岸，却不能够：人家客客气气而又毫不含糊地告知我们，行李未经查验，谁也不许离船。

第二天是礼拜日，一大早我们都被许多教堂的钟声闹醒——那不是故国里听惯的熟悉音调，而是一种古怪的、毫不讲究和声的叮当，调门很低，令人想起小孩子用两个指头在一架走了调的钢琴低音键上乱敲的声响。这以后再睡是不成了，我们很快都上了甲板，急着要在白天里看一看叶尼塞斯克。这景象虽不像月下那样奇异，气派却无疑是有的；从叶尼塞河上望去，这城市着实堂皇。临河一带紧挨着立着三座漂亮的教堂，建筑上彼此争胜；沿河的路上则是一排房屋，或者不如说是一座座大别墅，很叫人想起法国南方，只是用的是灰泥而非大理石。夜里下过雪，气温虽不算冷，在明亮的晨光里看去却十足是冬天的景象。早饭后不久，海关的人（包括我们的老朋友布尔达科夫）动手查验我们的行李。照我素常听说的俄国官吏的作风，想到我那一大堆子弹和为长途陆行预备的成箱罐头，我满以为要挨一顿难熬的盘查。不想我所受的礼貌与周到，在我同这最惹人厌的一支官府队伍打过的种种交道里，从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我心里不免拿它同我在查令十字、纽黑文或巴黎屡屡领教过的情形作个对比。不多时，我那许多袋子、提箱、木箱都办妥了，我随时可以上岸。我那一大堆零零碎碎的东西里，末了只有照相器具和胶片略纳了一点税。此后不消说，我们很快都上了岸，四处探看这地方。

走近细看，叶尼塞斯克并不像许多异国城市那样越看越没意思：街道很宽，街上不少漂亮的房子，比起西方多数城镇的建筑也不逊色。每走一步都有新奇有趣的景象。宽阔的市场上挤满形状古怪的车子，四围是喧闹的农人，五花八门；他们却只顾讨价还价，至多朝我瞥一眼，虽说我这身装束，退一万步讲，在他们多数人看来也该算希奇。我不由得设想：一个俄国游客若忽然出现在英国某个乡镇的集日，在一群粗野的乡人中间走动，会引出怎样的光景。他挨的恐怕就不止一瞥了，而且脱身出来时准会松一口气。叶尼塞斯克初看最叫我意外的，是表面上竟全然不见铺子——而铺子通常是最给一处地方添地方色彩和生气的。铺子自然是有的，只是从外面认不出来：橱窗里不陈货，只有一块招牌显出它的存在。我听说北西伯利亚一概如此；想想这里每所房子的窗都是双层、有的甚至三层，为的是挡住冬天的严寒，而纵有这般防备，屋里虽然很暖，最里层的窗上仍结着厚厚的冰，也就不难明白了。

我很意外地得知，叶尼塞斯克没有旅馆——这无疑是因为来这僻远地方的旅人太少，有事非来不可的人，多半住在朋友家或是赁房子住。不过日后若真有英国游客每年经喀拉海航路前来，叶尼塞斯克说不定会有哪位有心思的市民发现开一家旅馆有利可图（但愿照英国的样子办）。所幸房子容易赁，而且便宜；靠着通译帮忙，我很快就在两间屋子里安顿得舒舒服服——论暖和与舒适，实在没什么可挑剔的，只是家具也许少了些，洗漱的地方也不大齐备；不过这都是小节。我在法国写生旅行时，住过比这差得多的屋子。我讲定的是「食宿」，后来才发现，他们虽答应供给「一切」，可铺盖、床单、毯子、手巾、茶、糖、牛奶、黄油、鸡蛋、蜡烛这些「额外」的东西，若我想享用，却得我自己去备。我向通译表示诧异，人家告诉我，俄国的规矩就是这样。我便问那么「食宿」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却说不上来。他自己是俄国人，心里多半在想，英国人的念头真古怪！话虽如此，除了这点小小的不便，我很快就安顿得很舒服，房东一家极其殷勤，我用在「凤凰号」上学来的那几个俄国字勉强表达所需时，他们总尽力照办。我们到叶尼塞斯克时，正赶上「热闹的季节」开头，城里人很满：入冬以后，附近的金矿都歇了工，富有的矿主回到城里宫殿般的宅子里来，因此这地方比夏天热闹得多——夏天男丁多半不在家，街上显得相当冷清。

叶尼塞斯克最大的行业自然在金矿上。这里的金矿曾是西伯利亚最要紧的矿区之一，如今出金已不如从前。城里人人都同金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干系，这也不难解释——矿上赚来的钱照例都花在叶尼塞斯克，各行各业于是都沾光。各处矿场每年雇工不下八千人，许多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谋活计的；工钱照例格外优厚，伙食还全由矿上供给。最富的几位矿主雇到六百人之多，并在矿上常设医院和医务人员。叶尼塞斯克一带的砂金矿自一八三九年起就开采了。石英脉的开采是近来才动手的，看来很有大成之望。不过我听说，还需要比眼下更好的技术与机具。

冬天几个月里，叶尼塞斯克的消遣很不少。城里有一所极好的俱乐部，搁在哪里都拿得出手，附设着戏院和舞厅，舞厅的「地板」好极了，每周有两三回演戏或跳舞。我头一晚在叶尼塞斯克被人领去看俱乐部的情形，我要记很久：那天正有舞会，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一支出色的乐队奏着熟悉的华尔兹，实在难以相信自己身在亚洲腹地、离最近的铁路将近两千英里。叶尼塞斯克的社交界自然主要由富有的矿主或商人及其家眷、以及政府官员及其家眷组成。这些人已足够把大舞会之夜的俱乐部坐满。流放犯自然也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不过他们进来要受一定的限制。譬如刑事流放犯只准来看戏，戏一散就得走；政治流放犯则准许散场后留下，却断断不许跳舞。这些都是我打听来的，在寻常旁观者眼里是看不出这些安排的，因为流放犯都毫无异辞地照办，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实在给管事的人增光，就是欧洲同类的俱乐部也不能更好。饶是如此，我还是忍不住觉得叶尼塞斯克是个很平等的地方。每个人不知怎的都自以为不比别人差；看戏的幕间，人人都站起来走动，那时会有数不清的人等着同你握手，从阔绰的矿主到刑满释放的伪造犯——后者是「终身」留在西伯利亚的——弄得你手都酸了。

后一类人里有一位衣着讲究的先生（我后来才知道，他不但犯过一桩大伪造案，还犯过好几桩小罪，若在英国大概要「蹲」上十五年），有一天自己过来同我攀谈，操着相当不错的法语，却一味地摆谱，问我觉得叶尼塞斯克如何；我说我很喜欢，觉得这地方很好看，他便愣愣地瞪着我看了一瞬，随后说道：「您显然还没见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不然决不会这么想。我只能说，把我这样一位绅士打发到这么个窟窿里来，简直是奇耻大辱！」我费了天大的劲才忍住没对他说：他该庆幸自己不是在英国犯下这几桩事，不然他此刻待的那个「窟窿」，怕是大不相同的。

十一叶尼塞斯克城（续）

参观监狱——对西伯利亚制度的初步印象

我自然很想看一看这里的狱政。叶尼塞斯克的长官与我已经很熟，听说我有此意，便客气地提出：不但准我随他去作每周一次的巡视，若我愿意，还可以把所见的画下来。我自然一口应承；到了约定的日子，我准时赴约，同他一起坐雪橇前往。那天冷得厉害，实在是我至今领教过的最冷的一天，足有列氏零下二十八度，人只好把自己埋在皮裘里，尽量不开口说话。

监狱在城外，从外面看没有什么可记的，不过是一所寻常的两层砖房，与别处多数监狱差不多。它紧挨着兵营，一旦有事，军队可以立刻来援。院门口站着一名哨兵，狱里的人员在那里迎我们——典狱长是个瘦高、带军人气的人，穿一身破旧的制服，腰间佩着长剑，头上戴一顶大大的羔皮筒帽——另有五个矮小的狱卒，佩着短剑和大号左轮，那家伙看去对他们实在太大了些。我后来得知，典狱长是个波兰流放犯，上一回波兰起义后被发到西伯利亚；刑满之后，他情愿留在西伯利亚，做了叶尼塞斯克刑事监狱的典狱长。我们随后进了楼。一过那几道包铁的重门，里头比外面暖和得叫人舒服，而且照西伯利亚的惯例，处处温度均匀：石梯上、走廊里、各间屋里都一样。单就暖和而论，囚犯确实没什么可抱怨的。开了许多大锁、卸下许多沉重的门杠之后，我们进了关押因重罪及其他罪名服长刑的男犯的那一部分。那是一间拱顶的大厅，只靠一侧几扇装着粗铁栅的窗透进些微光。窗下沿着整面墙是一道很宽的斜铺板，那便是睡处；一长排囚犯就肩并肩地靠着这铺板站着，穿着西伯利亚监狱里通用的囚衣。我们一进去，他们便异口同声地用低沉的喉音喊出一句「兹德拉斯特维」（您好），长官以军礼作答。我们沿着那一列慢慢走过去，我得以就近细看这一群我平生所见最凶恶的人。也许那身不合体的囚衣添了几分丑相；然而除了极少数，个个脸上都写着「恶」字；后来得知他们多半是惯犯、已经在这里关了许多年，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这大厅通着另一间，那间又通着一间，一样是一长排蓬头垢面的恶汉。不知怎的，看着他们，我总忍不住想起巴黎陈尸所外头陈列的那些骇人的照片。我对长官说：一个年轻人初犯、或许还是桩小过失，就被扔进这样一群无赖中间，而这些人整天除了吃睡无事可做，又全无人管束，只有个把无足轻重的狱卒偶尔来看一眼——这实在是件可怕的事。他同意这制度不妥，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地方把他们一个个单独关起来。」我诧异的是，这样五个小个子看守竟镇得住这么一群人；不过想来，兵营就在近旁这件事，总起着很好的作用。

每间大厅的屋角、紧挨着顶棚处，都有那少不了的圣像，在这样污浊的环境里显得格外不相称。然而就是在这凄惨的地方，也有一点滑稽。我们慢慢走过时，一个可怜虫向长官诉苦，说他的囚衣不合身；长官答得很漂亮：这他可没法子，谁要衣裳合身，当初就别进这儿来！

我们随后去看楼上的杀人犯一区。这里有三十名男女正候审。俄国没有死刑，这些人最重也不过是在矿上服若干年苦役，期满后可以在西伯利亚居住，只是不准回俄国。这一部分的房间较小，每间至多关十来个人。这些人虽然尚未受审，却无一例外都戴着镣。几个最凶悍的单独关押。有一间单人牢房里是个高个子、相貌不错的男人，他杀了一个老婆子——我听说那是一桩凶残下作的凶杀，而且只为几个卢布。他苦苦地诉说被独自关着，说他「什么也没干」。

「怎么叫什么也没干？」长官说——那人是当场被拿住的，而且从不曾抵赖。

「我杀的不过是个女人罢了！」他哭丧着脸答道；随后见我们听了这句话都露出厌恶的神色，他倒显得很诧异。

单独监禁这一法子最能叫人害怕，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不由得设想那笼中恶汉的心境：他看着门关上，听见沉重的门杠拉过、大锁重又扣上——那滋味与楼下大厅里那些无赖多半大不相同，后者想必等我们一走远，又闹翻了天。

我们随后去看女监，那景象在我看来很是希奇，颇令我想起狄更斯笔下旧日的弗利特监狱和马歇尔西监狱。里头的人似乎爱做什么便做什么——自然，除了不能出去；一进门那情形着实古怪。屋里满是水汽，据说那天是「洗衣日」，头顶上拉着一张绳网，上面晾着湿衣裳。我们进去时，一群蓬头垢面的孩子围了上来；通向隔壁的门开着，里头露出一群半裸的女人，毫无羞涩地打量着我们。这里没有男监里对我们的那份恭敬，这些神色阴沉、衣不蔽体的女人，显然把我们的到来看作对她们私地的无理侵扰。

这个极有意思的上午下来，我不由得得出一个结论：至少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言，西伯利亚的罪犯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们的拘禁完全可以在无所事事中度过——他们若做工，也是自愿的；吃了睡，睡了吃，像一群笼中的兽，随便怎样打发日子。

另一回我有机会看见一批刑事犯动身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受审。他们都聚在法院的厅里，一溜儿坐在靠墙的长凳上，穿着当外衣用的灰褐长袍，看去是古怪的一群。四围懒懒地立着押送他们走一半路的卫兵，五六个矮小的兵士（并不是常被人误称的「哥萨克」），持枪上着刺刀。人人都为赶路裹得严严实实，脖子上围着大大的毛围巾，戴黑手套，穿毡靴。我要他们坐定让我画，一点不难，他们似乎一说就懂，连囚犯也如此。照例，画完了没有一个人流露出一点想看看画成什么样的好奇。几分钟后他们就由一名士官带着上路了。那是一支古怪的队伍，因为没有一个囚犯像是在意自己的处境，走路全随自己的便。我不由得想，倒是兵士更吃亏，他们背着沉重的枪支弹药和全副装具，囚犯却什么也不用拿。叶尼塞斯克的兵只送一半路，在那里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来的一队会合，交接囚犯。这趟路要走一个星期光景，因为他们一天只走五十俄里，而且只在白天走。

叶尼塞斯克没有关「政治流放犯」的监狱。住在城里的这一类人，多半已在别处服满了刑，情愿留在西伯利亚——他们多半发现这里的日子并不像传说的那样难过；也有不少人是被「终身」逐出俄国，判定在叶尼塞斯克或别的城镇村庄了此一生的。

倘若是一个有身份、有学问的人，从莫斯科、圣彼得堡或俄国别的要紧城市被发到西伯利亚某个偏僻村子去住上许多年，那刑罚必定是重的。就我们溯流而上时对这些村子的一点见识而言，我想不出还有比被独自关在那样一个地方更可怕的命运：身边尽是些无从交谈的愚昧农人，没有书读，与文明世界全然隔绝，音讯不通。那几乎还不如活埋！不过，若他不是被发到穷乡僻壤，而是被送到叶尼塞斯克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样稍大的城里，境遇就断不至于那么苦了。他爱怎样住、住哪里都可以；自己若有钱，准许收受；若是个合群的人，他很快会发现没有人把他当弃儿，连官员也不，至少在叶尼塞斯克，据我所闻，官员们恭谨客气到了家——我相信整个西伯利亚都是如此。他多半很快就会安于新的生活；而且正如常有的情形，只要不是「终身」之刑，他末了往往决定留在这个虽说未必尽是玫瑰色、却也断不是一团漆黑的地方。

饶是如此，也有不少好汉，连流放西伯利亚也压不住他们的烈性，他们只是在等时机回俄国去，重新为自由再战一场——而结果于自身，多半（或者不如说十有八九）还是一样，甚或更糟。

这里就有几个这样的人。其中一位艾先生，四十岁光景，显然很有学问，被发到西伯利亚五年，其中两年在一个村子里，其余在叶尼塞斯克。他的刑期快满了，届时准他回俄国，只是不准住在有大学的城里。他妻子随他一同流放。一天晚上我在一位朋友家遇见他们，同夫妇二人用法语长谈了一番，很有意思，因为我很想听听他的经历。我忍不住对夫人说，她丈夫吃过这样的苦，回俄国后想必不会再过问政治了吧。不想她答道——

「涅兹奈？」（谁说得准呢。）

「怎么！」我说，「来一趟西伯利亚还不够么？」

她却摇了摇头，答道：「看见俄国的情形，又知道别的国家是多么不同，要闭口不言是很难的。若没有人带头，那局面便永远不会变。」

这是敏感的话题，我想还是换个话头为妙——谁知道有没有人在听呢。何况政治也不是我的本行。不过后来我还是设法同艾先生又谈了一回这件事，他证实了他太太的话；我问他在西伯利亚受的还不够么，若再被拿住，只怕不会这样轻易了结，多半要发往矿上去，他还是那样说。「素罗夫诺！」（我都一样！）——这就是他那句很见性情的回答。他们从不曾想到：自己正为一桩远未到解决火候、眼下只有时间才帮得上忙的事业虚掷一生；他们兴冲冲地一路走进西伯利亚，深信自己是在为自由殉道，其实呢，不过是在帮着开拓这片辽阔的大陆罢了。

十二叶尼塞斯克（续）

医院——西伯利亚的房屋——它们的舒适——城中的街道

过了几天，我接到邀请去参观医院；听说那是很值得一看的地方，我便欣然前往。院内的医师是位和蔼的老先生，德语说得很流利，由他领我各处看过。他显然很以这地方为荣，虽然他告诉我这房子很旧了，不久要盖新的。可惜我去的时候，叶尼塞斯克的病人名单很长。

走进主病房，床位无一空着；眼前的景象很叫我诧异，看去仿佛这里提早布置起圣诞节来了。到处立着小松树——床与床之间、沿墙一带——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我问是什么缘故，人家说是为净化空气。空气确实需要净化，因为里头闷得透不过气。英国医生见了这温度只怕要吓呆。这里丝毫不讲通风，三层的窗子一概密封。这样的屋子只有俄国人住得住，而病人看去个个安适自在。

叶尼塞斯克的救火队，同西伯利亚所有城镇一样——那里木屋多，火患极大——办得出奇地好。一旦有事，城里众多的送水夫必须出力，并且备出马匹和水车；消防楼的塔上始终有人守望，他唯一的职责就是盯着那个敌人，一发现起火，便敲上层平台上那口大警钟报警。

英国人初到西伯利亚，我想最叫他吃惊的，是所有房屋——从最富的到最穷的——里头那种奇妙的温度；这温度匀得连最娇贵的热带花木都能养得极好。说实在的，许多富有矿主的家看去简直像温室，各样异域花木挤挤挨挨，从沿门盘绕的蔓生植物到高大的棕榈和芭蕉，无不长得极好。英国人的惊讶因此不难理解。他听说过西伯利亚冬天冷得骇人，便照英国人的想法全副武装地到这国里来。不想他发现，街上的寒暑表指着列氏零下四十度时，他屋里却仍旧和暖如春，而且看不见一只炉子。他那些厚厚的法兰绒衬衫自然太热了；床上只需一条薄毯；出门到露天去，一件皮袍就足以御寒。俄国炉子是人想出来的最完备的取暖法子，它使西伯利亚的冬天减了许多可怕之处，纵在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到这有趣而少为人知的地方来走一趟，也是愉快的。

叶尼塞斯克的大街不能说不入画；许多房屋的气派，足以推翻人们先前对西伯利亚城镇的种种想象。若能亲眼看见几位巨富矿主和有钱流放犯的宅第，多数欧洲人都会惊讶：这些房子看去像是从香榭丽舍或布洛涅林苑搬来的，室内的奢华，通常是叫人想起巴黎而不是西伯利亚的。可惜我的写生里没能画上这些宫殿般的宅子，因为我想画的是这城市的整体气象：学校、消防塔、许多教堂中的一座，以及少不了的电线杆。那两所书院——一所男校，一所女校——是城中一位巨商基特马诺夫创办的。它们的式样，摆在世上哪座城里都算得上出色的建筑。校内有一间很好的理化实验室，仪器齐备；还有一间图画教室，备着石膏模型和几何模型；各室与走廊的墙上挂着教学用的地图、图画和图表；课桌课椅也都是学校里最讲究的式样。这所极好的学堂里，还有几位学有专长的欧洲教员。叶尼塞斯克虽只有一两万居民，却堪称一处文明的典范。

叶尼塞斯克上流社会的女眷午后出游，是值得一看的。若气温不太低，譬如列氏零下十五度，街上便见得到许多漂亮的雪橇。下午四点是最时兴的出游时辰，那时可以看见不亚于伦敦任何私家马车的好马。雪橇里的丽人照例裹在皮裘里，看不大真切；而最时髦的派头又是纵马飞驰，所以人所能见的多半只是惊鸿一瞥，还不及看清雪橇里坐的是谁，它已经去得远了。

眼下叶尼塞斯克这座城市，在英国人眼里自然极有意思，因为有了英国与叶尼塞河之间的海上通商之议——此议若成，多半能使这座漂亮的小城大大发迹；而政府正在修筑的那条连通叶尼塞斯克与托木斯克的运河若终于完工，则凭着伏尔加河、鄂毕河、叶尼塞河、额尔齐斯河、安加拉河和阿穆尔河，世上最长的水上通道之一便告成立，中国和中亚的货物将直达秋明的铁路，从而不经转运便抵达欧洲的门口。

十三从叶尼塞斯克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初尝雪橇之行——一场快意的奇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场——大街

若有人问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与伦敦二者，我愿在哪一处过冬，我会毫不犹豫地选这座如画的西伯利亚城：这里天蓝得明净，空气爽人，社交界又热闹有趣，圣诞时节更有许多欢庆。我想世上再没有哪个地方像西伯利亚这样不为人知、又这样被人诬枉。这一点我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不过早在我穿过北冰洋登陆的时候，我就有了这看法，此后也从没有理由更改，往后大约也不会改。

上一章里我尽力描摹了叶尼塞斯克——那是我当时到过的第一个稍有分量的西伯利亚城镇，我在那里同我有幸遇见的一些最好客的人一起，度过了想象得到的最愉快的五个星期。遥远的叶尼塞斯克将长久刻在我的记忆里，不仅因为它是我一生中最多波折的一次航行所长久企望的终点，也因为它使我想起许多快活的时光和新奇的经历。

从叶尼塞斯克乘雪橇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路程三百三十一俄里，若日夜兼程，要四十八个钟头；这自然意味着一路都得赶，不过沿途各驿站实在没什么能诱人多留，所以也没有耽搁的念头。有人极力劝我自备雪橇，不要指望各站雇得到的那些破车；我想还是听听懂得西伯利亚旅行的人的话，于是承一位好心朋友帮忙，很运气地买到一架成色极好的雪橇，价钱便宜得出奇。连同一应配件，只花了五十二卢布，合六镑十五先令光景——据说这买卖划算得很，将来无论在哪里，我大约都能照原价脱手。

说来那阵子我的运星正旺，因为离开叶尼塞斯克前，我遇上了一桩独一无二的小奇遇，弄得我对西伯利亚雪橇之行的最初印象，好得不是平实的英文所能形容的。

行期已经定妥，一位西伯利亚朋友来访，问我肯不肯护送一位女士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雪橇是坐得下两个人的，可这提议却叫我心惊，尤其人家还告诉我这位女士是个寡妇。我同韦勒先生一样，是躲着寡妇走的。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处世信条之一。于是我说我的行李又多又重。可这位朋友待我的情分实在太厚，我不能不再作斟酌，于是说定第二天引我见这位寡妇，当面商量。我上床时还打定主意，雪橇非我一人独坐不可。第二天早上我去了。那位女士走进屋来——不是我心里描摹的那个满脸皱纹的寡妇，却是一位极其妩媚风雅的人儿，二十五岁光景，神情灵动，一笑之下，我天性里的霜雪便都化了。（我暗自决定：哪怕再买一架雪橇装行李，这位寡妇也非做我的旅伴不可。）于是我捻着胡子，毫不迟疑地说：若蒙允许护送她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要觉得自己年轻了一千岁。这话我是用英语说的，所以寡妇和我那位朋友都没听懂；我随即用我最地道的巴黎腔法语向他们保证：细想之下，我发现雪橇里尽坐得下两个人。于是到官家驿站订了马，当晚六点钟我们出发，走头一程，约莫二十五俄里。一群朋友送到那里，到了驿站，他们拿出的鸡和香槟，足够把全俄国的报馆都买通。随后道别，我们便驰上月光下的雪原，无声地在夜色里飞奔。我抽着一支妙极的雪茄，寡妇吸着纸烟。我们就这样赶路，只在驿站停下换马。我的雪橇上满载着罐头肉和吃食，够我走很长一段路。茶和零星所需，驿站可以供给。

我这位可人的旅伴很快便把这里乘雪橇的门道教给了我。我得知每个驿站都有马（通常是三匹一套，叫「三驾」），马价每匹每俄里三戈比（合三分之二英里不到一便士），每站另加十戈比的官家驿捐。驿夫随每一班马更换，工钱已含在内，不过他自然指望一点赏钱。这虽非必须，照例总要给上六便士光景，视路程长短和赶车的好坏而定。至于官家发的驿票——那张准许旅人调用马匹的凭证——实际上已成了明日黄花。旅人若愿意破费去办一张，自然也无不可，只是他会发现那东西徒然碍事。依我浅见，给末一位驿夫一笔好赏钱，比官家所有的驿票都管用得多。

我横穿西伯利亚，一张驿票也没有，到处要马都毫无为难；耽搁从不超过沏一杯茶或热一碗肉汤御寒的工夫。当然，我格外运气，动身前得过有阅历的朋友指点，所以一路顺遂得像婚礼的钟声，虽然我的俄语只懂得一星半点。各站之间的距离从不超过二十五俄里（约十六英里），通常走两个钟头稍多一点，可见脚程并不慢。我听说驿站照例是村里最好的房子（这话往往没多大分量），屋主每年领一笔钱，出让他最大的一间屋子，随时备着供旅人使用；必要时收一点小费，供给那少不了的茶炊。饮食他多半也承应，不过照例只有黑面包、牛奶和冻鸡蛋，所以嘴刁而又饥肠辘辘的旅人，最好事先把口腹所需备齐。我这里说的自然是从叶尼塞斯克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条路，而不是那条「大驿道」——那条路我后面还有机会说到。这些驿站多半干净，陈设也还舒适，只是一概烧得太热，几乎叫人受不住；那空气之闷，照例像走进一间不通风的土耳其浴室。我从不肯多留一刻，总是巴不得早早回到我那舒服的雪橇上去。

那条路的雪况极好，大半路程像是在长绒地毯上走。我从没见过哪里的雪这样深，马有时整个埋到鬐甲；两旁的树被那层绒白的雪压得垂了下来。景致有时很美，几乎像英国的园林，与我心目中西伯利亚荒野的样子大不相同。

通盘说来，我觉得雪橇是很惬意的走法；裹在皮裘里暖暖和和的，一路在夜色中飞驰，轭弓上的铃铛不住地丁当，渐渐把我催入梦乡，那时斯特兰德街、报馆，乃至伦敦本身，都仿佛只是遥远往昔的一个梦。当然，这一类多情的遐想，只有路好时才生得出来；路若不好，那么人的感触就不那么受用了，尤其当这感触来自箱角或是雪橇顶的时候！

幸亏我置办了一整套西伯利亚式的皮衣，真该庆幸；我想我平生没有挨过像从叶尼塞斯克出发那一路上那样的冷。脸只要迎风露上几秒钟，眼睛和鼻孔就冻得粘在一处，胡子上结起厚厚的冰。马身上也满是白霜，连毛色都认不出来。我照寒暑表看，每天平均竟有列氏零下三十五度！说一件事就可见其厉害：在露天抽烟时偶尔要吐一口唾沫，那唾沫往往落地时已成了一块实实的冰！

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很意外——自然也很高兴——竟见到一家相当像样的旅馆，住进两间陈设齐整、着实舒服的屋子，价钱也还公道。我想这两间屋子搁在哪里都算得上好；再加上屋里装着电铃，床上有被单铺盖，我每天早上还能实实在在地洗个澡，便可知那真像是重回了文明，重又有了日常生活里那些寻常的「舒服」。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确是座如画的城；冬天既如此，夏天必定加倍怡人。它坐落在叶尼塞河最美的一段上，四围高山环抱如剧场，因此每条街都可说自有其背景，看去很是悦目。它自然比叶尼塞斯克要紧得多，也大得多，各方面都更进步。我到的那一夜便有此感：到旅馆之前要穿过的那些点着路灯的长街，气象就不同。

第二天早上城里很热闹，因为逢集；市场四周街上车马之多，非得在几处各派哥萨克指挥不可，而他们着实忙得不可开交，因为这里表面上看似乎并无行路的规矩，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雪橇横冲直撞，往各个方向飞驰。天气好的午后，博尔沙亚街——也就是大街——景象极其热闹；若不太冷，街上可见许多俏脸和漂亮的车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因位置背风，不像叶尼塞斯克那样冷，冬天几个月平均只在列氏零下十五度。每天下午，漂亮的公园里总是挤满溜冰的人，景象很入画，因为冰上常有许多军官，他们那身鲜亮的制服，同女眷们的皮裘相映成趣。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社交界比叶尼塞斯克热闹得多。我很运气，带着写给总督捷利亚科夫斯基和别的官员、以及本地两位最富的矿主科斯尼佐夫先生与马特维耶夫先生的介绍信，所以一夜又一夜地赴宴赴舞会，从不觉得晚上难打发；说实在的，倒是反过来了——西伯利亚人好客到这般地步，想得一个自己的晚上竟颇不容易。这里的人多半会说法语或德语，而且许多人每年去欧洲，所以于社交与艺文上的种种话题都很灵通；宴会、舞会、音乐会的「格调」，与人在欧洲大陆上所习见的一模一样。这里出色的乐人多得很。

若把英国——其实无论哪里——的多数人忽然搬到圣诞节那天俱乐部宽敞的舞厅里，我想他们准会吃惊：那天总督举行一年一度的官方招待会。那一连串富丽的厅堂里，挤满了本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军官和官员一概全副制服，平民穿大礼服，在座的许多女眷则穿着最新的巴黎时装——这样的场面，我在那「凄凉的流放之地」竟连梦也没梦见过。

当然，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同多数地方一样，也有它的「季节」，只在冬天几个月里；我听说到了暑天，城里几乎是空的，富人都上山间凉爽的别墅去，躲那灼人的日光和迷眼的尘土，城里便只剩下平头百姓了。

十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续）

享优待的刑事流放犯——寻常罪犯——路上行进的囚队——押解兵——那支囚队——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转递监狱后的种种手续——囚队的囚头——在转递监狱里转一圈——有家眷的囚犯的住处——单间里的一名「优待犯」——狱墙外的景象——狱中的劳作——我试了一回——关于囚犯在外做工的细节

既已约略讲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生活光明的一面，再讲一点这枚勋章的背面，想来也是有意思的。

在西伯利亚这样辽阔的地方，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我是说中下层和做工的那一等人——是刑事流放犯，可以想见，这里的社会风气自有其独特之处，有时简直叫人发笑。一个人只要品行端正、又讨人喜欢，那么他是个正在服刑的「绅士罪犯」也全然不打紧，因为他几乎到处都受接待，同他来往也不必觉得羞耻，连官员遇见他都要握手。他自己也不讳言所犯之事——照例倒还相反——因为他们多半似乎以为，「到西伯利亚来居住」就足以在社会眼里重新洗白自己。事实上，这信念还受人鼓励，因为人们总称他们作「不幸的人」。也许叫他们不幸，是因为他们事发落网、被送到了这里！有一回，两个我很熟的人在我屋里碰上了；两人都是刑事流放犯，从前都在圣彼得堡居过高位——一个是德国人，因为使用伪造债券而被「发来」；另一个是俄国人，因为侵吞公款。他们彼此不相识，我自然给他们作了引见。很难想到这两位衣冠楚楚、举止斯文、能操数国语言的人，各自正在服十年徒刑。照例寒暄了几句日常话头之后，那俄国人问那德国人是不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本地人。

「谢天谢地，不是，」他答道；「我不过判了十年，眼看就满了。」

「啊！那么您也是发配来的？我就看着像。我也一样。您是为什么来的？」

「哦，不过是为某某事罢了。您呢？」

「哦，我这桩，」（口气里带着几分得意）「可是件大事；我从政府手里弄出了四万卢布还多。」

谈话就这样轻松地往下滚，渐渐转到（于我而言）比较对路的话题上去。他们身上没有半点羞愧——一面抽着纸烟，一面谈自己的案子，自然得像多数人讲述生平里一段有趣的经历；我坐着听——心里纳罕。下层人看待这局面，同样不带偏见；兵士押着一队队穿囚衣、拖着哗啦作响的重镣的囚犯，在市场的人群里穿行，无人侧目，而囚犯看上去也木然得像不在意自己的处境。

所谓「优待犯」，即有家底的罪犯——也就是说，有见识、在官学或中学受过良好教育、当年也有过好位置的人——他们若只犯了伪造、侵占这类小罪，便绝不同寻常的下等囚徒混在一处。解往西伯利亚的路上，他们虽同一队走，却是另行走的，若出得起钱，甚至自坐车辆。到了沿途各宿站——也就是村子里的监所——他们各得一间屋子住，直到队伍再度启程；到了配所，则可说是一撒手放开，任他们自谋生路。这些我打听起来毫不费事，因为我那几位「罪犯」熟人并不忌讳，反倒似乎乐于把前后原委讲给我听，当作一桩有趣的故事。

这一切自然引得我好奇，很想亲眼看一看其中的一些情形；而运气不错，不久我就如愿了。一位与我很相熟的军官奉派带队去接一大批从托木斯克来的囚犯；他要在五十俄里外从前一班押解手里接过来，押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很客气地把他大约抵达路上某处的时辰告诉我，好让我驱车去迎，随意拍照写生。不消说我一口应下，到了那天便雇了一辆马车，沿托木斯克大路驰去。

我们走了好一程，这条冷清的大道上不见半点人迹；忽然在脆冷的空气里，我听见远处一种微弱的声响，怪异得立时引起我的注意，而且分明正朝我们而来。那声音仿佛几百只小鸟同时在啼，可我在这辽阔的平野上却什么也看不见；我便用我那点有限的俄语尽力向车夫问询。在他这既不新奇也无趣味，他一下子就知道是什么。「囚犯来了，」他简短地告诉我；不多时，我们上了一道把他们遮住的坡，眼前便出现一大队人慢慢走来，我这才明白，那先前如此触动我的怪声，原来是他们身上沉重的镣铐相击之声。可是唉！先前一切的想象都破灭了，因为那是一幅叫人恶心而沮丧的景象，在明亮的日光下更其如此。这里丝毫没有我来西伯利亚之前屡屡读到的描写所许诺的那种诗意。那不过是一大群看上去（多半也确实是）世上最下流的渣滓，各族人似乎都有，凑成一伙你所能见的最凶恶奸邪的人。队伍前面和两侧是持枪上着刺刀的兵士。顺带一提，许多作者把这些兵称作哥萨克；其实哥萨克如今无论如何都不用于此项或任何与囚犯有关的差事，而且多年来一直如此。路上和监狱四周用的都是专职的人，全俄国和西伯利亚都管他们叫「押解兵」，自成一支大队，由专设的将官和一大批军官统辖。凡入此伍者，都必须先在正规军中服过一定年限。

亲眼见过一队刑事流放犯行进的人，怎么还写得出「可悯」一类话来，我实在想不通；我倒奇怪别国的囚徒何以不也照这样多情地写一写——他们的境遇多半比西伯利亚的罪犯差得多。说实在的，西伯利亚的罪犯，就其所犯之罪而论，日子比在别处好过得多，无非多了走得动就得一路「量地」这点小小的不适罢了。脚起泡或是瘸了的，准许坐上运行李的车。囚犯的生活——无论在路上还是在正监里——我知道得越多，就越诧异于待他们之宽厚，也越诧异于外面的世界对此所知之少。我说的不是整个制度——我深信这制度不但不对，而且败坏人心——而是一些细节，它们显出当局颇有一点出人意料的善意。譬如凡犹太人或伊斯兰教徒，无论在路上还是在狱中，每天都发十戈比（合三便士），让他们自己买食物，照自家的教规烹调，食物与炊事由他们自己推出的同教之人照管。在一个据说犹太人备受官府迫害的国度里，依我看，这实在是个惊人的发现。英国的狱中情形我一无所知，可我很想知道，我们待囚徒是否也如此。政治犯从不徒步（除非自己愿意），而是按时令乘大车或雪橇，并且总跟在刑事犯后面相当一段距离，绝不与之混杂。想想队伍走得多慢——我听说常常要在路上走四五个月，每隔一日休息一天——对那些将永远抛下亲友、家园乃至一切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趟可怕的路。这些「不幸的人」中凡非刑事犯者，都该得人的同情；可走在前头、因而最惹眼的那伙匪类，多半罪有应得而不止此，倒该谢自己的运星：他们是俄国的囚徒，不是英国的。

队伍后面跟着二十来辆敞篷雪橇，上面坐着妇女、孩子、脚上磨破了的囚犯，还堆着零碎行李。连赶车的也是兵士，枪横在膝上，样子很古怪。最末了是我那位朋友，即带队的军官，坐一辆讲究的带篷雪橇。这一队里没有「政治犯」。

我很想亲眼看看一队囚犯抵达一座大城的宿站或转递监狱时的全套情形，便随着队伍前头回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路尽兴地为紧跟在我身后的那群不堪入目的恶汉写生、拍照。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转递监狱在城外，紧挨着正监，同我至今见过的此类房屋一样，通体是木造的，连四围的高墙也是。它由几幢房子组成，囚犯在解往最终配所之前，一概杂处其中。到了门外，囚犯们排成两列听点，随即被派去卸雪橇、取自己的行李；然后被带进屋里，预备「验明」。一间空荡荡的白灰大屋里，坐着押队的军官和两名狱吏，面前堆着一叠文书。所有囚犯都在隔壁屋里，门口站着「囚头」，即这一队的头儿，等着每要一人时便点名。

人们未必都知道，在俄国，每一队囚犯都有一个「囚头」，是他们自己从中推举出来的，凡事由他代表发言。究竟凭什么本事当选，很难弄清——也许因为大家知道他是其中最亡命的恶棍，也许因为人人怕他；反正照各方的说法，囚头在同伙中的势力与威权大得没有边际，他若判一个人死，那判决是断断会执行的。事实上，这类事情屡见不鲜：西伯利亚囚犯彼此间享有的那种自由，使此事极易办成，而要查出真凶则绝无可能。因此一个软弱的囚犯若得罪了囚头，日子必不好过，人家可以随意欺凌殴打，他却万不敢告发。我听说过一件新近的事，很可见这里狱中生活的一斑。

有个囚犯不知死活（也只能这么说），向狱吏告发了狱中三名最亡命之徒的越狱之谋。他是出于报复还是别有所图，无从得知；总之，他这桩「叛卖」（在同伙眼里无疑是这样）不知怎的走漏了，囚头便判了他的死。其时他已被移到另一间牢房，于是议定趁全队去官家照相馆照相时下手；可狱吏听说他有险，又把他移到别的屋里——也真是只差一步，不然他准被私刑打死。此后他虽被安置在楼里另一处，消息却已传开，他的日子被弄得苦不堪言，末了只好单独关押，直到能把他解往别的监狱。西伯利亚没有死刑（除极罕见的极端情形），罪犯因此全然不顾死活，因为他们知道再坏也坏不过眼下；所以这里许多囚犯名下所列的杀人及别样罪案，大约要叫英国的罪犯瞪圆眼睛。

言归正传。每要一人，囚头便点出名字，那人就过来「验明」——就是说，同附在各人卷宗上的照片比对。我漏了说：所有囚徒在踏上横穿西伯利亚的长途之前，都要把半边头发剃光，好让人一眼认出是囚犯，也免得他们逃跑；这一来他们的样子丑陋不堪，而且无从遮掩。饶是如此，仍有许多人逃脱，这个我后面还有机会讲到。「验明」之后，囚犯们被放进转递监狱的院子里，任其自便，在楼里自寻住处。前面说过，转递监狱不过是囚犯的一处转运所；他们在里头从不久留，只等有队伍要开往他们被指定的监狱或矿场。

狱方准我带着写生簿独自在里头随处走动，我便在那群不堪入目的恶汉中间尽兴写生；他们有时凑得比我愿意的更近，却始终没有人来扰我。那确是极其希奇的一幕。一群群面目凶恶、神色阴沉的人，或在宽敞的院子里游荡，或三五成群地聚着低声交谈。多半人戴着镣，那哗啦声同这阴沉的四围正相称。人仿佛置身于一个野兽窟，而照他们的相貌看，我想他们多半也强不到哪里去。他们似乎都相当自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看见许多人在抽纸烟或叼着烟斗。我在的那阵子，众人主要的消遣似乎是看新来的人一个个进门。有时新来的立刻在人堆里找到熟人，于是由这熟人引见给旁人，彼此招呼得热络非常，那份热闹，站在旁边的年轻囚犯——那些在罪犯行里还没有名声的——看了只怕要眼红。后来有人告诉我，新来的若在同一牢房里一个人也不认识，就得请一顿，算是「见面礼」——其实就是交进门的「份子」。设想这样的事出在英国监狱里！我自然问：囚犯若没有钱怎么办呢？「这点钱他总弄得到，」人家答道。怎么弄？

我正四处走着记录写生时，一个看守过来问我愿不愿意参观这几幢楼，并自愿领我去看。我自然应下了，所见的一切叫我很感兴味，而且可以说是吃惊。这里有三幢木楼，窗上装着粗重的铁栅；可我弄不明白装栅作什么，因为所有的门都不上锁，囚犯似乎来去自由。这里与其说像监狱，不如说像一所大学堂。各间屋子——或者说通铺房——里同样地自由，似乎无人维持纪律秩序；说实在的，每间屋里都吵得厉害，陪我的看守得扯着嗓子喊上好几遍才换得片刻安静，那喧声简直震耳。各屋的睡处，照例是屋子正中钉着的那种斜木铺板。

整处地方最叫我吃惊的，是有家眷的囚犯的住处：一间大通铺房里，至少挤着两百名男女老幼，杂处一处。那情形非言语所能形容。凶恶的面孔、嘈杂的人声、孩子的啼哭、男人的镣铐声，尤其是西伯利亚监狱里似乎总也分不开的那股难以形容的臭气，合起来给人的印象丑恶到了极处。四下里或坐或立，是一个个小小的家庭。我进去时正在喝茶，女人们自然如鱼得水；说实在的，这与其说像狱中的一幕，不如说像下层人家的一次野餐。这地方似乎毫不通风，照例热得叫人难受，许多男女穿得极其单薄，因为廉耻在他们身上似乎起不了多大作用；而那么多无辜的小孩子置身在这样污秽的环境里，在我看来尤其可怕。

我们随后去看一位「优待犯」，即上等囚犯的屋子；此人自视太高，不屑与寻常的下流恶棍为伍，虽说他当年给同类造的苦难，未必比他们中任何一个少。我听说这一位「先生」是「字写得太好了」。他穿着寻常便服，看去是个衣着体面、颇有绅士派头的人。他的小儿子同他一起住在那间屋里；屋子着实不算不舒服，里头有两张真正的床，被单铺盖俱全，还有盥洗用具、镜子、茶具、盘碟之类——简直是一副小小的家当。我进去时他正坐在床上，我的造访显然不大合他的意，他立刻把背转向我，口中嘟囔。不过我照样进去好好看了一圈，也不顾他那副冷脸，给他画了一张速写。

出监狱时，我很意外地看见外墙上一个洞口围着一小群农妇，提着装面包等物的篮子，隔着那洞口卖给身上碰巧有几个钱的囚犯。那是一幅很奇的景象，我想很值得画下来——黑黢黢的手从洞口伸出来，背后是一片黝黑凶恶的面孔——够得上多雷的题材。

同朋友驱车回城时，话头自然转到我刚才所见的情形上，我问他狱中是不是从不做工。他告诉我，除劈柴、打水一类之外，一切劳作都是自愿的；囚犯若能揽到活计、又愿意做，尽可去做，狱里还专留出屋子供他们做工。他说许多人靠卷纸烟挣钱，手艺很巧，自然出得比铺子里便宜。我那时正缺纸烟，便想出于好奇，不妨请个囚犯卷些来。于是第二天我买了些烟丝和卷烟纸，带一位朋友做通译，到正监（不是转运所）去。这事似乎寻常得很，我们同那看守一说，他立刻道：「行。」随即打开通院子的那扇包铁上栅的大门，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卷烟的！」一阵镣铐声响，几分钟后走来一个穿囚衣、样子可怜的人。我只带了一点烟丝，所以交给他的活计不大。我问价钱，他说一千支收六十戈比（合一先令六便士），这几支只算样品，我爱给多少就给多少。结果虽说不上失败，却也算不得成功：卷得并不十分好，而且我很有理由相信，至少三分之一的烟丝被他私藏了，因为我拿到的支数比应得的少了许多。狱中的囚工就说到这里。囚犯在外做工的事，我后面还有机会讲。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自然住着不少政治流放犯，不过多半是刑期已满、只是不能离开本区的人。我去的时候，有几位在各官署里当书记之类；就我所能见所能闻的（这样的机会我有很多），他们并没有受到英国人时常听说的那种严苛对待。说实在的，关于官吏专横的抱怨，西伯利亚以外比西伯利亚以内多得多，而外间对那里生活的一般印象，在我看来纯出于无知。不过我得说，俄国官吏把事情看得太当真了。有些事在英国不过一笑置之、二十四个钟头就忘了，他们却要「找上门去」。他们不信安全阀那一套；不过也许这位官吏想，他若不理会，别的官吏就要理会，说不定还把他一并参上一本。上自总督，人人都在被人看着。你看不见这制度怎样运转，它却确确实实在那里。我举一件事为证。俱乐部里开化装舞会，照西伯利亚的规矩人人戴面具。有个年轻人想出出风头——他果然出了。他扮作一张会走路的广告：胸前写着在西伯利亚生活的种种好处，背上写着种种坏处，措辞尖刻到一名警官上来拍他的肩膀，请他到一间小屋里去。他去了，面具一摘，原来是托木斯克大学的一名学生。人家叫他离开此地，虽然别的宾客都对警官的举动愤愤不平。那警官把事情呈报上去，电报来来往往，这位闯祸的人末了被送回托木斯克，此后下落我便不知道了。多半此刻正孤身流放在某个偏僻角落。总之，正如舞会上人人谈起此事时所公认的，他的一生实际上就毁在这么一桩恶作剧上——而这恶作剧，在任何不受俄国统治的国度里，不过一笑了之而已。

本地的犯法者，无论所犯何事，先解到警察长那里；若只是小案，他自行了断；若情节重大，则送本区的高等法院受审。我听说，一个已获释的刑事流放犯若再在西伯利亚犯下重罪，那就极其不妙，此后几乎没有重获自由的指望。警察厅本身没什么可看，不过是一间大屋子，屋里一张大桌，警察长和他的属官坐在上首。囚犯由一名兵士或看守带进来，随便站在哪里，因为并没有被告席；那些程序虽然新奇，却并不有趣。

关于西伯利亚各城都有的「贫民夜栖所」，我听说了不少，便决意去看一处；起初这事似乎颇难办，因为我的朋友们不大乐意为艺术之故去那种不堪的窝棚。末了我到底说动了一位，一天深夜同去。那夜栖所自然在城里最穷的地段，我们起初还颇费了些工夫才找着。它只有两间相当大的屋子，点着一盏吊灯。那情形几乎同监狱里一样：同样骇人的闷热和臭气，同样一群蓬头垢面的可怜人，多半看去像是老牢囚。所不同者，只是这两间屋子挤到了极处，凡可容身的角落都占满了，连当睡处用的斜铺板底下的地面也占满了；实在挤到这步田地，进去时几乎不能不踩着谁的脸或身子。不消说，我尽快把速写赶完，因为我急着要重回露天里去。除那道斜铺板外，别无「铺盖」供给，再讲究些的东西得自己备；不过取暖之完备，使人根本不需要任何被褥。除了住处，还给他们一缸茶、一块面包作晚饭，早上同样一份作早饭。若知道谁身上略有几个钱，住宿便收五戈比（合一便士半）。临走时准我朝女栖所里望了一眼，那里相对空些，我只看见三个可怜的老婆子在「美美地睡着」。

同西伯利亚多数造房子主要用木材的城镇一样，救火队在市政中占着极要紧的位置。全城到处可见高大的、许多还相当漂亮的望楼，楼里始终有人守望，身边放着一口大钟，一旦有事便敲钟报警；楼下则常备着几架水龙，冬天还预备着温水，免得冻住。

戏院着实是座气派的建筑，又因坐落在一大片空地正中而更显堂皇。冬天里每周演三场戏；看观众捧场的情形，此地显然很懂得欣赏演剧之艺。

通盘说来，我觉得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值得我在那里住上这六个星期；说实在的，临走时我着实有些舍不得。

十五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伊尔库茨克

我的仆人马特维耶夫——大驿道——驿站——茶队——路面的奇景——西伯利亚的私刑——逃走的囚犯——一段奇遇——邮差——一场难堪的事故——抵达伊尔库茨克

西伯利亚的旅行，近三年显然大为改观，因为我在大驿道上的经历，同新近一本写这一带的游记所述，实在很不相同。不过也许因为我是在冬天走这一趟，这多少也是个缘故；但无论缘故何在，所得的印象总是这些。这八天的路程虽说不免沉闷，却将作为我西伯利亚漫游中许多有趣的插曲之一留在记忆里。此前我读过那么多关于这趟长途的种种艰难不适乃至危险的文字，说实话，当我终于决定动身，离开加达洛夫旅馆舒适的住处、照自己拟定的路线继续东行时，心里不能没有几分忐忑。我那许多朋友听说此事，众口一词地劝我不要独行，万一路上病了或是出了事无人照料；末了我几乎是违着本意被他们说动，带了个仆人同行——后面就会看到，幸亏如此。

我要用人的消息一传开，愿意随我去伊尔库茨克的人不难找，哪怕到了那里我未必还用得着仆人，他们也肯去；说实在的，竟是人多得挑花了眼，尽我选。要紧的是找一个走惯了路的。凑巧我忽然听说有个宪兵队的退伍军曹很想到省城去，情愿给我当仆人，换一趟「免费的路」。单凭他当过宪兵，这本身就足以为凭，因为这一支队伍只收品行特别好的人；我便毫不迟疑地用了他。他后来成了我用过的最好、最尽职的仆人；个头也最大，足足六英尺三英寸，是他那一等人中的典型。这样一来，我去伊尔库茨克的事便「安排妥当」了：自打同马特维耶夫军曹说定，我这边一切麻烦就此了结，他把种种安排一手包办，仿佛已经跟我同行了许多年；我只消定下什么时候动身，余下的全交给他，连收拾行李、订马以及西伯利亚旅行中少不了的一大堆琐事都由他去。几乎不消说，他除俄语外不会别的语言，所以我们交谈的法子很有限，多半时候我得靠比手划脚让他明白。

我的准备终于齐备，一月二十五日星期日傍晚，我动身走这趟长途的下一程；不多时，有着许多愉快记忆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便只成了往事的回忆。

出城以后有好几英里，路就走在叶尼塞河正中的冰上。那是个极明亮的月夜，景象既新奇又美：道面又平又滑，马跑得飞快。我渐渐被催入酣睡，醒来时已走完二十九俄里的头一程，雪橇停在博托伊斯卡娅的驿站院子里。小村子在沉睡，家家窗里不见灯火，只有驿站还有一点人气。我朝那条古雅的街上望去——月光下那些歪斜的农舍显得很诡异——看见一幅极奇的景象。路当中活像铺着铁路的枕木：一道道雪脊一条接一条，齐整得一眼望不到头。我忍不住问，路怎么被割成这样。不想人家告诉我，这些雪脊是入冬以来经过此路的商队那成千上万匹马踩出来的。马生就知道踩着前马的蹄印走脚下更稳，久而久之几乎成了本能。此后我很快便有了头一次亲眼验证的机会，随后又有许多次：不久来了一支大茶队，我留意到马几乎从不踏出那些槽沟，以至于在旁边踱着的赶车人似乎无事可做，牲口像是全知道自己该怎么走。

这是我在大驿道上头一回见到商队，而此后直到伊尔库茨克，我们日夜几乎不断地遇上或超过它们。其中不少载着往东去的欧洲货，多半却是从中国运茶来的。这一路货运之盛，叫我不由得纳罕：这样大量的茶究竟销到哪里去，何况经大驿道运往欧洲的，只占中国每年出口之数的一小部分。中国的茶用皮包裹着，由牛车或骆驼驮过戈壁，运到俄国的边城恰克图，在那里按时令改装雪橇或西伯利亚大车，随后开始往托木斯克去的长途，一走两个多月。同一批马走完全程，不过任它们自己的脚力，一小时难得走过三英里。到了托木斯克，茶就存起来，等到春天由河轮运进俄国。据说陆路运来的茶比铅封海运的更能保住原味，不过这分别多半极细微，只有行家才尝得出。

看管这批价值极高的货物的人少得出奇——一队往往多达二百五十架雪橇，照例约七匹马配一人——夜里轮流值守；因为大驿道上有一种独特的拦路劫夺：趁夜色里赶车人在雪橇上打盹，贼徒便潜到近处割下茶包偷走。那可怜人于是要为自己「打个小盹」付出重价，损失得从工钱里赔——想想一大包茶的价值，这可是件极重的事。我听说去年这类盗窃太频，贼人又太猖狂，末了赶车的人联起手来报复，有一两回当场拿住了贼，竟照北美印第安人的样子对他施了私刑：用绳把一棵粗壮的白桦幼树压到地上，将那人的后脑头发系在树上，然后割断绳子，树立刻弹回原位，那不幸的人便活活被剥了头皮。随后就撂在那里听天由命。想来这样几个例子，对有意行窃的人，同对受刑者一样起着儆戒之效。还是接着说我的事吧。

马很容易要到，停了二十五分钟，我们便在冻硬的大道上欢快地颠簸前行。那一夜冷得刺骨，足有列氏零下四十度，不过此前我不大觉得，因为风在背后。不巧路一转弯，风便迎面扑来，那时我领教到平生从未经过的冷。我虽埋在皮裘里，雪橇的篷也放下了，却怎么也挡不住。胡子、鼻孔、睫毛全冻硬了，我那件皮袍凡贴着脸的地方，都被呵出的气冻成实实一块冰，皮肤竟粘在上头。

我诧异的是驿夫们怎么受得住；不过想来久了也就炼出来了——竟是不怕冻的；他们裹在羊皮袄里，似乎对温度毫无知觉，只当寻常。至于马，虽然浑身结霜，看去像厚厚盖了一层雪，却一点也不在意，整程都保持同样的脚力；到了驿站院子里又安静得像绵羊，任人用拴在鞭柄上的那种粗陋刷子把它们身上的冰壳一块块敲下来。二十五俄里，也就是这样的气温里两个半钟头光景，一口气下来已经尽够了，这我很快就领教到；因此每望见村界的栅栏，总觉得可喜，那意味着又熬过了一程。

雪橇之行的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在这样一条路上尤其如此：两旁是无尽单调的密林或起伏的原野，再无别的变化。同样凄凉的景象仿佛在每一个转弯处一再重复；各处村庄又彼此相像到这般地步，有时竟难以相信我们不是回到了刚离开的那一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伊尔库茨克之间的四十三个驿站，我不打算一一细说来烦扰诸位，因为我已经描摹过一个，一个也就足以代表全体；实在如此——我虽竭力想再找些可画的，却发现凡所能见的，都是我在溯叶尼塞河而上时、或在叶尼塞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已经见过画过的。在法国，每一小片乡土都可说自有其面目；而在西伯利亚，这辽阔大陆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全是一个样，你看熟了一处，就等于看遍了全体（自然，土著不在此列，他们按部族各不相同）。就我自己说，我可以断言：从北极圈内冻原上那个小小的戈尔奇哈到恰克图，将近三千英里，无论房屋的式样，还是居民的服饰习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而据我所闻，从乌拉尔到太平洋都是如此。这几乎像是有一道皇帝敕令，令这辽阔帝国的居民一律穿同样的衣裳，照同一个样式造屋、陈设。

长途上最叫人注意的，是全然没有欧洲景色里那种点缀风光的孤屋与农庄。一出每个村社四围的栅栏，人烟乃至耕作的迹象便立时断绝，直到下一个村社才重又出现。路随后穿过一道大木门，两边立着高高的门柱；门里有个小岗亭，夏天里总有人值守，管着把门关好，免得牲口跑出界去。（冬天门是一直开着的。）远处便见那条凄长的村街，绿顶的正监和公仓在一片破败的木屋中显得分明。四下里照例像是全无人迹。驿站与别的房子唯一的分别，是门两旁各立着一根黑白相间的灯柱，门上一块牌子画着俄国的国徽。

兴旺的村子自然也有，只是极少。坎斯克、下乌金斯克、图伦，以及库图利克这个大村，是这条长路上真正值得一提的地方。图伦的街上夜里居然点着灯。这些地方的驿站自然陈设较好、照管较周，可它们不过是众多简陋难受的驿站中的几处绿洲；不过平心而论，除一两处外，那些驿站都是肥皂和水所能擦得多干净就有多干净——只可惜肥皂和水既修不好破损，也重盖不了歪斜的房子，而许多驿站实在破败得很，简直不配称「官家驿站」。

关于通风的见解，全西伯利亚显然一模一样：我到处见到的都是密封的窗子，多半炉火正旺时空气闷得透不过气；想想这空气在这些不透风的屋里关了整整六个月的冬天，又被成百上千的旅人呼来吸去，可知是什么光景。不过既到了这地步，也只好将就，在西伯利亚的荒野里指望欧洲的卫生观念，未免荒唐。

除一处外，我在各站要马都毫不为难；说实在的，多半时候新的一套马比我还先预备停当，所以我不能抱怨等候。我说的那一处例外是在坎斯克，可惜我到得太晚，夜里没能在这有趣而兴旺的小城转一转——其实我本有的是工夫：到了驿站，站长（人家管他叫「驿头」）客气地告诉我，要到次日凌晨三点才有马——要等六个钟头。幸而那间候客室干净舒适，无可挑剔，我便决定立刻吃晚饭，在沙发上「歇」几个钟头。一听爱尔兰炖肉，就着一两杯伏特加和一杯黑咖啡送下去（送下去的是炖肉，不是那只罐头），在我离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来一路草草果腹之后，简直像御宴；所以一个钟头后我一躺下，便立时落入那种饱餐之后、消化又好的人自然而然的酣睡。我虽特地嘱咐站长马一到就叫醒我，想来他同利弗笔下那个爱尔兰仆人一样，「不好意思把门敲得太响，怕吵醒了我」；因为我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才被射进眼里的阳光弄醒。不过我并不怎么懊恼白丢了这几个钟头，因为我着实歇了个够；在一桶冰水里痛痛快快洗了一把，只觉得精神得不得了，随后把一顿丰盛的早饭吃得干干净净，这才动身。

况且事情后来证明，出城之后我们经过了我平生所见最好的林景，错过了实在可惜；这一路真正有趣的东西本就极少，若在夜里错过了仅有的这一点，我是要抱憾的。不知是大路不知何故堵了，还是赶车的自以为识得近道；总之不久我们绕了好几英里，顺着一条粗劣的小径径直穿过森林。那是个荒野凄清的地方，树梢在头顶交合，造出一片幽暗的暮色，更添了几分气氛——正是那种遇上一头熊或一群狼也不足为奇的地方；说实在的，我心里还巴望着见点什么，把枪都预备好了。可这密林幽静神秘的深处，毫无生物的迹象；雪厚如毯，雪橇无声地滑过，连马蹄声也被裹住，四围死一般的寂静，只偶尔被轭铃低低的丁当打破。我不由得想：倘若雪橇或马在这一带出了事，那可就严重了——因为这条「近道」显然不是常走的路，整整一路我们孤零零一个人也没遇上。

接下来那十五英里光景，我们至少走了三个钟头，因为小径有些地方太窄，又被伸出来的树干堵着，有时简直疑心雪橇过不去，挤得那样紧。不过我们到底钻了出来，重回到大路上的白日光里；刚从半明半暗中出来，那光一时竟晃得人睁不开眼。此后我们虽又穿过许多英里的密林，走的却是正路，而且是在正午的烈日下，所以感受与方才那条僻静小径上大不相同。

此后一两天无事可记；既没有新鲜可看，各驿站的停歇便成了旅途中愉快的间断，也是下车叫一壶茶炊的由头。说起茶炊，人竟那样快就习惯了俄国人的喝法——用玻璃杯喝滚烫的、不加牛奶的淡茶——实在叫人称奇。毫无疑问，这样喝比我们英国的喝法更能品出茶的全味；不过在我看来，用杯子总比用玻璃杯方便得多，我很诧异俄国人不这么想，因为哪一样更合用是毫无疑问的。

离开拉兹贡纳亚村后不久，出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我在站上听说几天前有一大队囚犯过去了，便尽力赶路，指望追上，好歹看点什么，打破旅途的单调。路此前一直穿行林中，这时两旁开阔起来，前方数英里都是起伏的雪原，可说只有那条蜿蜒的路和无尽的电线杆算是点缀。上午我注意到，我们不断超过一些样子粗野的步行人，都朝同一个方向匆匆赶路，像有要事在身。这在西伯利亚以外的任何国度都不足为奇，因为「两条腿的马」是天下通行的坐骑，在某些等人中更是唯一的脚力。可在西伯利亚的荒野里，村子以外见着步行的人却极其稀罕。我因此诧异。末了我想起问问马特维耶夫，这些模样古怪的人是什么人，离村这么远在路上做什么。不想他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他们是逃犯，从前面那支囚队里跑出来的，我听了何等诧异。我简直不能信，他便提议截住下一个遇上的，好让我信服他的话。这事在他显然不像在我这样新奇——他当过宪兵，大约一眼就「认得出」囚犯。

我没等多久，不多时远处又出现一位这样的先生，急匆匆朝我们走来。我想「给他拍张照」倒不坏，便吩咐驿夫停车，下了雪橇，等那人走到跟前。他在路那一边，马特维耶夫便喊他过来——西伯利亚的路照例宽得出奇。那人一心只顾快走，显然没留意我们停了下来；等他听见我们喊、抬头看见我们，脸上掠过一种极奇的神色，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究竟是因为看见我的左轮（我素来把它挂在外衣外面），还是因为马特维耶夫头上那顶宪兵帽，我说不上来；他朝雪原上慌乱地四顾了一瞬，像是在盘算「开溜」；随后大约明白了断然跑不掉，似乎拿定了主意，慢慢朝我们走来。

他走到近前，我们才看清他浑身筛糠似的发抖，嘴唇哆嗦得那样厉害，那副怕到骨子里的样子看着实在难受。他本是个高大魁梧的汉子，胳膊底下还夹着一根难看的木棍，却像挨过打的狗一样丧了胆、蔫了气，显然以为我们立刻就要给他上铐，把他拴在雪橇尾上送回他逃出来的那支囚队去。等他明白我只是要给他照张相，那可怜人的欢喜几乎看着有趣，对我这桩「毒计」毫不反对。马特维耶夫随后为向我证明此人确如他所说是个逃犯，从容走上去掀起他的羊皮袄——瞧，底下果然是囚衣；高筒农靴里藏着的，是仍连在脚镣环上的链头，他还没来得及去掉。他又摘下帽子给我看，头也照囚犯的样子剃了半边。无论他犯的什么罪，重新拿他都不干我们的事，于是我给他照了相，又给了他几戈比作站立之酬。放他走之前，我出于好奇问他要往哪里去。不想他答道：「莫斯科。」他竟要在隆冬里徒步走三千多英里回家去——我觉得这实在是一桩可怕的事。

到了下一站，我提起此事，那驿头告诉我：每逢有囚队过去，村里便满是逃犯，夜里谷仓和外屋总被占着；他知道有一回站上的浴房里睡了十来个人。（俄国村子里的浴房通常是木造的外屋。）他还说，农民非但不干涉这些逃亡者，连举发的念头也没有，反而私下供给他们面包和剩饭，所以他们至少不必担心在村社地界内饿死。事实上，这些人自己也知道，凡经过的地方总有口饭吃；这样供给食物已成了定例，他们只当理所当然。

风原本稍歇，这时又大起来。所幸路转了方向，风在我们背后；因为它刮得那样猛，雪沫被卷得漫天，整片原野看去几乎像在冒烟，隔着这白茫茫的雾只看得见前方几码；若是顶着它走，我们准要受些罪。

我很诧异一路上遇见的旅人竟那样少，无论在路上还是在站里，只有两三回碰上人或见候客室有人。有一处，我们正在那里时，开往伊尔库茨克的皇家邮车到了——六架最破旧不堪的雪橇，由一个同样寒酸邋遢的人押着，穿一件肮脏的旧羊皮袄，腰带上别着一支大得出奇的左轮。我不免有些失望，因为照我先前读过的，我以为会见到一位神气的邮差，一身绿衣金饰，全副武装；所以一听说邮车到了，我就把写生簿预备好了。另一处驿站的屋子里住着一家人：一位太太、一位先生，还有四个孩子和一个女仆。偶然间我发现那位太太会说德语，于是我们长谈了一番。她告诉我，他们是从遥远的海参崴一直过来的，要去圣彼得堡；这趟路从头到尾大约要走十个星期，还得是一路不作停留。她说她丈夫是位官员，身子已经不好了一阵子，人家劝他到圣彼得堡去请最高明的大夫。这是我听说过的「看大夫」跑得最远的一趟路。不多时我看见他们又上路了；他们人虽多，雪橇却大得出奇，似乎都装得舒舒服服。

可以想见，走过那样一片荒野之后，发现下一站图伦竟是个热闹的小城，是何等提神：街道众多且造得齐整，夜里居然点着灯，几家气派的铺子和几所大房子更给这地方添了生气。驿站本身也「配得上」这座城：不但有好几间宽敞而陈设讲究的屋子，还有一间装饰极华丽的大厅，据说伊尔库茨克的总督有事到这城里来时，便在那里接见宾客。图伦虽是座老城，却确是我一路经过的最漂亮、最兴旺的地方之一；我唯一的遗憾是到时已是夜里，不然我很想把所见的几处景致画下来，尤其是正对驿站的商人绍库诺夫先生那所漂亮的宅子，我觉得那是俄国建筑极出色的一个样本。买了点东西、四处看了看、饱餐一顿之后，我又上了路。

此后几个驿站简陋得叫人难受，或者说至少显得如此，也许是同刚离开的那个好站一比的缘故；所以等换马时，实在没什么可留恋的。到了季列茨卡娅，我们要渡奥卡河，路便顺着河心的冰走了好几英里，两岸高峻的林木使这一段景象极其奇特而醒目，颇像一道铁路的堑道。

我们到的下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库图利克这个大村（或者不如说小城，因为它有一千一百多居民）。这里的驿站是全路上最漂亮的，没有一处能比。那间候客室陈设着实讲究，不但摆满花木，墙上居然还挂着画，不是常见的那种廉价圣像，而是很好的油画石印；再者，这些讲究已叫人生出好感，我又得知若我愿意，这里还备着一顿「正经的饭」。可以想见，吃了近一个星期的罐头之后，我一口就应下了。看那菜色和伺候的样子，那驿头的妻子从前分明是个正经厨子。饭后我点上烟斗，趁马特维耶夫照料马匹，在村里溜达。街上的景象那样热闹有生气，我找题材找得入了神，逗留得比原打算的久。这里的居民显然见惯了画画的人，我的写生簿和照相机都没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

离开库图利克后的那一夜，出了我前面提过的那桩事故。我们凌晨一点半光景从波洛维尔纳亚站动身，我很快睡着了。睡了多久我不知道，忽然被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惊醒——雪橇「调了头」。我一跃而起，掀起篷子往外看，不禁大为惊骇：我们正下一道又长又陡的坡，马已经完全拉不住雪橇，雪橇横着往下滑，越滑越快。马特维耶夫立时同我一样清醒了，我们俩就那么坐着往外看，屏息等着那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两人都裹着厚重的皮裘，又被雪橇硬邦邦的围裙箍着，想跳下去简直是发疯。赶车的虽把马催到极速，却怎么也跑不过那沉重的家伙，雪橇已经完全反客为主，只管拖着它们走。快到坡底处，路上有个小小的隆起，像游艺场里的滑车轨道那样；赶车的在那里像从弹弓里射出去一般被抛离座位，再往下几码，雪橇便整个翻进路旁一个大雪堆里。行李塞得极紧，几乎没有挪动，马特维耶夫和我也被箍得死死的，只觉得自己侧身躺着，动弹不得。所幸那时正有一支大商队经过，那些人见我们狼狈，立刻赶来，很快把雪橇扶正。我忘了说，马一感到深雪的阻力便立刻停住了。这点小小的风波在他们显然是家常便饭，在赶车的也是——他几秒钟后便毫发无伤、笑嘻嘻地爬了起来；不多时我们又照旧飞驰起来。

那阵子我还以为我们全身而退了，因为雪橇没坏，马特维耶夫和我也都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可又过了几站，我要下雪橇时，右脚踝一阵难受的疼，试着走路才发现腿僵得使不上劲。这可糟了！我显然是扭得不轻，而那意味着什么，我心里有数。幸亏马特维耶夫是个各方面都称得上「老兵」的人，临事不乱：他毫不迟疑地不许我动，又坚持给我敷上雪。这当口商定，赶紧往伊尔库茨克去，不再作任何不必要的耽搁——那里如今只有四十俄里光景了。然而冷敷归冷敷，脚上的疼多半被雪橇的颠簸加重，越发厉害起来；等我们终于望见目的地时，我已经疼得不堪——东西伯利亚省城那许多金色的圆顶和尖塔，映着明亮的晨空，清晰得像一幅画。

那景象很美，尽管疼得厉害，我还是忍不住看得入神。我们的路正横过封冻的安加拉河——人称「世上最美的河」。那天是礼拜日早晨，成群穿着鲜亮的农人或步行或乘雪橇，在灿烂的阳光里往城里去。空中满是欢快的橇铃声，各样古雅的装束和古怪的车辆，给这一幕添了热闹与生气，这样的景象我在西伯利亚还不曾见过。我唯一的遗憾是动弹不得，无法下雪橇去写生或拍照。不过我暗自许下：决不放过这个题材，脚一好就头一个回来。几分钟后，赶车的在城口一座大凯旋门外停下，取下轭铃才穿门而过——因为在西伯利亚，除大路上外，别处一概不许挂铃。

我这八天沉闷的旅程终于到头了；在宽阔齐整的街道上穿行，想到不久又能住进舒适齐备的旅馆，我心里着实松快。

十六伊尔库茨克

旅馆里的不快——查尔斯·李先生的款待——对这座城市的最初印象

到了城里首屈一指的莫斯科客栈，我很失望：我久闻的那份气派已成往事，它作为旅馆已经不存在了。那所气派的三层楼房固然还在，名目却换了，如今是伊尔库茨克驻军参谋部的所在，人称本城的参谋部。两年前西伯利亚最好的旅馆，如今只剩上层几间带家具的房间。我后来得知，它之所以倒闭，是因为当初办得排场太大，与这地方不相称，开着的时候股东赔了「一大笔钱」。别的旅馆自然还有，我便把事情交给驿夫去办，因为我的脚疼得厉害，只要能下雪橇、能找个地方安静躺下，住在哪里、住得怎样我全不在意。可伊尔库茨克显然正当旺季，城里挤得满满的，到处都说「客满」。末了跑了好一阵，总算找到一处，刚空出一间屋子。那旅馆从外面看着实漂亮气派，我还以为拣着了宝——直到进了门，才发现这是我在西伯利亚见过的同类去处里最脏的一家。外观与内里的反差简直骇人。可我虽嫌恶得很，找住处已经找得厌烦，便决意将就一阵，至少等脚好些再说。于是靠马特维耶夫帮忙，我在两把椅子上尽量安顿舒服（那沙发的样子我不喜欢），一面等着我叫的「吃的」——脚上出的事并没有碍着我的胃口——一面想打个盹。可我发现睡不成，因为屋里四周有种种怪声。起初我弄不清是什么弄出来的，略一查看便明白了。糊墙纸是绷在木板底子上的，有些地方并不贴实，那怪声是无数黑甲虫、蟑螂之类在墙里上下奔窜、在它们咬穿的纸洞里进进出出弄出来的。这一发现叫我当即决定搬出去，碰碰运气另寻好些的地方。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有一封给查尔斯·李先生的介绍信——他是住在伊尔库茨克的一位英国工程师，正是我们溯叶尼塞河而上时殒命的那位不幸者的兄弟。我便把这封信送去，附了一张便条，说了我出事的经过，问他可否荐一家别的旅馆给我。我的运气还没有全然离我而去：几分钟后回话来了，说他这就亲自来看我；不多时他果然到了。见我这样动弹不得，这位好心人非要我立刻离开旅馆、住到他家去养伤不可；而且为使我推辞不得，他当即吩咐人把我的行李搬走。不多时我已住进一间温暖舒适的屋子，一应俱全；所以虽然大夫说我得在屋里待一个星期不许走动，我却觉得，若我的处境总能落在这样宜人的地方，那可真是运气。在周到的照料下，我扭伤的脚踝很快见好，不久便能走动了；虽然那位好客的朋友很不乐意，我还是借他之力在城里找到了便当的寓所。这又是一桩「结局好，一切都好」的证据。

东西伯利亚的省城有四万居民，占地极广，纵横各近两英里，单是那条主街博尔沙亚街就有一英里多长。走在这条堂皇的大道上，我最初的感受与所料的大不相同：实在难以想到此处离中国边境有多近、离铁路有多远；眼前完全是欧洲气象，很叫我想起去过的许多国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叶尼塞斯克的街上因不见铺面而显得冷清，到了这里，看见气派的楼房装着大块平板玻璃的橱窗，陈列着各式欧洲货品，实在叫人一快；我的惊讶也很自然，因为照我读过的书，我本以为在西伯利亚任何地方都见不到橱窗陈列给街市添的那份生气与情致。不过在这遥远的西伯利亚城里最叫我惊喜的，是见到女眷们穿着最新的巴黎时装——我在博尔沙亚街上见到的装束，就是摆在邦德街或和平街上也算时髦；再加上我想我从没到过一个论大小能有这么多俏脸的地方，那么明媚的午后是何等光景，可想而知。

伊尔库茨克远不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冷：照基恩的记载，这里冬天的平均气温「不过」华氏零下四度，夏天的气温与墨尔本相当，且比巴黎高出不少。我自然格外运气，恰在「热闹的季节」的顶峰到了伊尔库茨克；因为西伯利亚各处——我想俄国也一样——要看「生活」都得在冬天几个月里，那时富贵时髦人家都在城里，各样欢庆接连不断。

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样，我发现这里的「社交界」也全然是欧洲派头，因为最富的人家多半每年到西方住上几个月，于享乐世界里的种种新事都很在行，并且把所得的印象化作各色奢华排场带回他们西伯利亚的宫殿里来。在许多款待之中，我有幸一晚在伊尔库茨克市长苏卡乔夫先生家中赴宴，他是本城最富有、最要紧的人物之一。他那所富丽的宅子里有一间大画廊（藏着二百五十多幅欧陆名家之作）、一间极大的藏书室，还有一批得自世界各地的无价珍玩；这一趟拜访于我可说是一场「艺术的盛宴」——而那顿极好的晚饭和席间引见的那些有趣的人，丝毫无损于这盛宴：他们多半法语德语说得流利，有几位还会英语。在这里，同在西伯利亚别处一样，无论在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还是叶尼塞斯克赴宴，那「格调」与安排每每叫人称心。我还有幸赴了巨富西弗斯先生的一场大舞会；我很怀疑伦敦社交季里最辉煌的「盛会」能否胜过这场舞会的富丽——总督率众与参谋部的军官们都穿着全副制服，勋章绶带灿然；厅里挤满了衣香鬓影的人，就是伦敦最挑剔的舞客也无可挑剔。「地板」与乐队都好极了。舞厅的楼座上驻着军乐队；那座点着古雅的中国灯笼、照得极美的大冬园里，喷泉旁则有全城的弦乐队奏了一晚。臂上挽着一位漂亮姑娘，在那些异域花木间徜徉，简直如在梦境，我的心思早已飞离寒冷的西伯利亚，飞到阳光明媚的法国南方和热闹的蒙特卡洛去了。这场舞会若错过了，我是要抱憾的，因为它比别的一切都更让我看清了伊尔库茨克的社交界。

自从一八七九年那场大火几乎把全城烧尽以后，主要街道上便不许再造木屋，只许用石或砖；结果便是宽阔的大道，两旁是高大而颇具建筑气派的楼房，摆在西方任何国都也不失面子。论大小，我想世上没有哪座城能比伊尔库茨克拥有更多的公共机构。初次驱车穿城而过时，最叫我注意的正是这一点：到处，几乎每条街上，都有一所要紧的公共建筑，据说其中许多是私人慷慨捐建的。我从前常读到这类楼宇，说西伯利亚的富豪造它们与其说出于真正的善心或公心，不如说为满足个人的虚荣与炫耀之好——不过是向众人证明自己究竟多有钱罢了。究竟如何，自然无从断定；总之其结果是聚起了这么一大堆公共机构，以此地的大小而论，我想别处无可比拟。为证明我所言不虚，略列一个单子或许有趣，也可见这座遥远的西伯利亚城市的分量。

公立学校不下十九所，一概归官办的学务委员会管辖。

医院有六所：三所市立医院，一所照俄国通例办的育婴院，一所陆军医院，一所疯人院。

儿童的「教养院」至少四所；老弱者的收容所三所；男修道院一所，女修道院一所；囚犯监狱一所，民事监狱一所；地理学会一所；一座大天文台（配着英国造的望远镜）；俱乐部两所——一所军人的，一所商人的：合计四十多所要紧的公共机构，而人口还不到四万。

漂亮的教堂有二十二座之多，此外还有两座大教堂；其中许多也是城中的巨富所献——他们一旦决意花钱，绝不吝啬，看结果便知。离城不远的圣英诺森修道院，是随处可见的最美的意大利式建筑之一，捐建的那几位富商为它花了不知多少百万卢布。这样私人慷慨解囊的凭证并不限于伊尔库茨克，我听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座宏丽的大教堂，就是一位靠伏特加发了万贯家私的人献给该城的！

伊尔库茨克是东西伯利亚政府的所在（这一辖区大如半个欧洲），自然各色各级的官员齐备，总督和民政长官各有三名副手。以伊尔库茨克这样要紧的中枢而论，我很意外地得知，驻军只有一营一千人和一个「百人队」的哥萨克（名义上一百人，实则一百五十人）；所以军事长官并不太操劳。中国边境一带归外贝加尔与阿穆尔两省管辖。

这里的警务安排，我觉得格外妥善。白天不断有骑警在街上巡行，以防车马壅塞——想想西伯利亚人赶车之不顾死活，这是很有必要的。夜里这座要紧的城市还保留着一种奇特而十足东方式的旧俗：更夫在街上巡行，不停地摇一种怪模怪样的响器，发出的声音颇像我们的警察从前所配的木板铃。为什么还守着这古老的规矩，我没能打听出来。也许西伯利亚的贼胆子小，这法子吓得住他们，叫他们打消歹念。至于更夫本人，除了极老的婆子和幼小的孩子，怕是吓不住谁的——他们通常是些年老衰朽的人，看去理该在家躺着，而不是整夜在外。所幸伊尔库茨克的街道入夜后还算太平。

十七西伯利亚的狱中生活（续）

伊尔库茨克监狱——囚犯相对的自由——狱中生活的种种不协调——「作坊」——狱中的画家

伊尔库茨克可看可做的事总是那么多，我在那里的五个星期过得满满当当。西伯利亚的狱中生活向来引我兴味，来这国之前我读过太多关于它的文字，所以从不放过尽量多看的机会。于是我最早的几次外出之一，便是去这里的监狱。同在叶尼塞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样，官员们客气极了；这里的正监确是一所要紧的监狱，关着不下一千二百名囚犯（因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监狱新近被焚），可我要看遍所有能看的，毫无为难之处。当局尽其所能给我一切便利，对此毫不讳言；伊尔库茨克的总督深知我是特派画家兼通讯员，甚至客气地捎话给我，说他很乐意让我看遍我想看的狱中情形，只望我据实而书！于是我在那里消磨了一个长长的上午，随典狱长、医官和别的官员各处走看，随意写生，凡想知道的，一问便答。

内部的安排里最叫我注意的，是这幢大楼里那种相对的自由：除少数单独监禁的囚犯外，人人似乎都可以在走廊和大院子里随意走动；虽然有一名挂着一大串钥匙的看守陪着我们巡行，他却一次也没有用上，因为所有的门都不上锁。我听说只有夜里才把囚犯锁起来。这制度确实奇特。当然，关单人牢房的人享不到这份自由。

我描述过的叶尼塞斯克监狱，用来说伊尔库茨克的也差不多够了，只是那边的各「大厅」或「通铺房」要比这边好得太多；这边——多半因为人满为患——脏得不堪，与人的猪圈相去无几。凡可容身处都占满了，臭气因此骇人；比起叶尼塞斯克来，这是一所老监狱。我很诧异地看到有几间「大厅」里养着狗、猫，甚至鸽子和斑鸠；一问才知，囚犯准许养「宠物」，而且各伙人自有其偏爱的种类，用公共的「伙食」喂着！看一个魁梧的恶汉抱着一只小猫在日光里闲踱，或是听脏污牢房幽暗角落里传来斑鸠的咕咕声，实在有几分动人。这些狱中生活的不协调之处，在我看来极其希奇，同行的人却视若无睹；我提起来时，他们反倒诧异，我又说起英国的狱制严厉得多。

看过各「大厅」，我们随后去看作坊。前面一章里我说过，西伯利亚狱中的劳作纯属自愿：一个人爱怎么懒就怎么懒，也可以动手凭自己的手艺挣几个钱，只要他有手艺、又有这样的活计。政府准许的劳作有两种——在狱内为各行当设的作坊里做工，以及出狱到外头做工。伊尔库茨克监狱里几乎每一行都有人，而且都很忙；许多作坊里，据说手头的定件多得一时接不下新的。所做的活计都是给城里人的。所挣的钱，一定成数归官府，余下的由作坊里的人平分。

我们把各「作坊」都看了一遍；见这些人埋头干活、彼此和睦地做工，实在叫人一快——这原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合力于彼此都有好处。他们干活显然全无拘束，我没看见什么看守。人家告诉我，在这里几乎什么都做得出来：各「作坊」里有裁缝、帽匠、鞋匠、铁匠、锁匠、木匠、细木工、卷烟匠、首饰匠、刻工，甚至还有画家——我去的时候，狱里有两个因使用伪钞定罪的人，都有些艺术的性情，便以作画消磨时日：一个照相片画肖像，一个画圣像，即希腊正教所珍视的那种圣画。那位画肖像的，我看见他在卷烟匠们的同一间屋里作画；画架与画布摆在这里很不相称，他本人穿着囚衣、手里握着大调色板、一把画笔和支腕杖，也一样不相称。这人德语说得流利，我们便谈了一阵，他毫不忌讳，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他告诉我，他手上的活计总多得做不完，所以从不觉得日子难打发。我又得知，这些画——顺带一提，画得很平常——多半是给本地照相馆做的。

我们随后去看的另一位「画家」，却是个「上等人」，因为他被单独监禁，而且获准把他那间小牢房布置得像画室一般。墙上的搁板摆满未完的画，四处放着惯见的画具；一角挂着一幅装了框的大油画，临的是一幅名作——那幅画新近在伦敦出过影印本，我很熟悉——构图极美，挂在这样阴森凄惨的地方显得格外不相称，因为屋里唯一的光，是从近顶棚处一扇装着粗铁栅的小窗透进来的。这位先生似乎同那画肖像的一样忙碌，脾性却全然不同：那一位多话，他则寡言而阴郁。典狱长问他会不会说法语或德语，好让我问他几句话，他冷冷地答道，他忘了自己究竟会不会——他如今是个「号码」，不再是个人了。我后来得知，这两个人虽已定罪，却尚未量刑，多半要被发往某处官矿服无定期的苦役；只因判决未下，才准他们继续作画——告诉我这话的人笑着添了一句：他们若安分守己，到了矿上大约也还能画上几笔！

各样劳力几乎一开口就有，可以想见本地的工商户是怎样「使唤」这座监狱的：他们让这些「不幸的人」做活，花费大约不到雇城里工人的三分之一。我叫人做了一枚两头都刻字的大铜印，花了不到两先令六便士；做成之后，典狱长又吩咐那个做印的囚犯顺带把我的姓名起首刻在我的手杖上，那人一句怨言也没有就刻了。不过后来我悄悄塞给他几个戈比时，他显得很是感激。

我所影印的那张伪钞，出自一位狱中画家之手。那一笔一画繁复至极的钢笔活计，做成了也不过值五卢布（合十先令）。就为这一点点数目，竟拿长期的牢狱去冒险！——而且真的赔上了。

十八西伯利亚的狱中生活（续）

囚犯在外做工——同一位雇用囚工的人闲谈——「囚犯的话」——同一位著名女毒杀犯的会面——刑事疯人院——单独监禁的政治犯——我获准在一间牢房里作画——我对监狱的探访就此结束

出狱到外头做工，常常准许给表现特别好的囚犯，他们或被派到官办、或被派到私人的工场去，譬如盐场或铁场。派到私人工场去的，是对他们在狱中格外安分的奖赏；他们在那里做工工钱不薄，与自由工人并肩做活，同工同酬，各样津贴也一样，所不同者，只是他们不能自行离去。那工钱在我看来格外优厚：工头平均每月二十五卢布（合三镑），寻常做工的最低也有四卢布。除工钱外，每人还领八十磅面粉，有妻室的为妻子领四十磅，每个孩子自出生之日起到十三岁，也各领同样的数。靴子和手套每年另给八卢布。住处由工场主人供给，不过囚犯愿意的话，也可以自费在工场里另住。官办工场（不是服苦役的那种）则大不相同：虽说被派到那里去，在囚犯的处境上是明显的上升，工钱却极菲薄，每天只有五戈比（合一便士稍多），而且人始终在押解兵的看管之下。在私人工场做工的人则没有军队看守。

我同一位大量雇用囚工的盐场主人谈过一回，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他宁可用囚犯，不愿用寻常工人，因为囚犯「更靠得住」。囚犯若给了「囚犯的话」，说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就尽可信他决不食言，因为食言有违狱中公认的义气。譬如他说，常有这样的事：他要的那一班人到了，那「囚头」便告诉他，某某几个靠不住，因为他们已经声明一有机会就要逃。「那别的人呢？」他便问，「万一紧要关头人手短了，可就难办。」「哦，别的人，」囚头答道，「都给了我『囚犯的话』，说留下来好好干，您尽可放心。」这样利用囚工，无疑是逐步拓殖这片辽阔大陆的宏大规划的一部分，因为工场四周会渐渐生出小小的村落来。

看过男监之后，我们去了女监那一部分；那里除了极其拥挤之外，并没有多少新奇有趣之处。可就在我们要出楼的时候，医官说：「去看看男爵夫人怎么样了吧。」于是我们折回来，走过一条走廊，尽头有一扇单独的门。进去之前，人家告诉我，这是那位著名的女毒杀犯索菲·德·维吕普——萨克斯男爵夫人——的牢房。若干年前她与她的情人（一个马夫）在圣彼得堡受审，罪名是用慢性毒药害死她的第二任丈夫，那是一桩轰动一时的大案，因为审讯中又牵出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死得离奇。据说案情是铁证如山的，在英国，她上绞架是躲不掉的；可在俄国便不同了，因为她出自豪门望族，亲属都在最上层的圈子里走动。饶是如此，她也不能全然免罚，末了被终身发往西伯利亚，名义上是「在矿上服苦役」——若是个贫贱无名的女子，那是一定要去的；然而她被指往的那一省的长官是她的亲戚，于是她自然从没到过配所，而是以「病人」的身份留在了伊尔库茨克监狱。她那位情人因是无名之辈，被戴着镣送往库页岛终身做工，此刻多半还在那里。

典狱长轻轻叩门，里头一个女人的声音请我们进去。听过人家说她是何等人物之后，我的惊讶可想而知：眼前是一间不大却陈设舒适的屋子，窗上摆着花、挂着鸟笼，书籍和别样「享用之物」堆得到处都是；我还看见壁橱里放着一位时髦女子惯有的一大堆衣裳。这间独一无二的「牢房」一角，一张雕花床上躺着那位「病人」——一个健康、模样还不难看的少妇，三十岁光景；她穿着寻常的出门衣裳，显然是听见我们叩门才匆匆躺到床上，拿一条漂亮的旅行毯盖住自己，好把病人的身份做足。这地方的整个样子，实在是我所见过的对公道最空洞的嘲弄；我不由得拿她的处境同这楼里别处那些可怜人的处境相比，而那些人的罪过多半还不及她的一半重。这位夫人懒懒地伸手与我们相握；医官问「男爵夫人」觉得如何，她说觉得好些了。

「对了，」典狱长说，「男爵夫人会说英语、法语或德语，是不是？」

「哦，会的，」她答道，「三样都会。」

于是我被正式引见，平生头一回同一个活生生的女杀人犯交谈。起头颇有些尴尬，我几乎不知说什么好；可她替我解了围，用很不错的英语问起可亲的伦敦如今是什么样子、我离开多久了等等；末了我们竟谈得很有世界见闻的味道，先用英语，再用法语，渐渐又转到德语，可说是在欧洲各处游走了一遍，说起彼此都熟悉的地方；我一面谈，一面把这屋子和屋里的人粗粗画了下来。她告诉我——这倒出我意外——她指望再过两个月就能自由，届时虽仍不准离开西伯利亚，却可以靠自己的进项（我相信那是很丰厚的）住在指定的某个村镇里。「过了六年『牢狱』生活，」她添了一句，「换到哪里对我都是快事。」

辞了男爵夫人，医官提议刑事疯人院或许合我的兴味，于是我们一同过去，那是近旁一幢围在高木栅里的房子。那些不幸的人显然照料得不错，屋里暖得像烤炉，又干净得无可挑剔。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危险的疯人，所以那几间衬软的屋子空着。这里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疯人院，不如说是医院。我们一进门，一个样子可怜的小个子冲到典狱长跟前，大声抱怨说：伊尔库茨克总督欠他的钱不肯还，所以他还被扣在这里。典狱长同意他说得对，既是这样的情形，把他留在这里实在不公；不过他向他保证，此事正得到应有的重视，过几天想必就准他走了。那可怜人听了似乎满意，谢过我们光临之后便退下了。

另一间病房的病人里有个戏子（活像威拉德）。他一眼瞥见我们，便奔到医官跟前，神情激动地说，他上一场演出应得的三万卢布至今还没拿到。医官安抚他说钱不久就会有，只是官家还没收到；又为顺着他，问他那场「义演」筹备得怎样了。他便在屋子当中给我们演起显然是他从前演过的一场戏来，作出种种奇特的身段，一忽儿哭泣，一忽儿扯发，一忽儿伏地翻滚，口中说着不成句的话，随后又像手执长剑般四处奔突，还唱起歌剧的调子。那情景与其说可笑，不如说可悯，我不易忘怀——那可怜的半痴之人在大屋子正中对着想象中的观众高声道白，而四围或坐或立在各自床边的，是别的疯人，出神地瞧着他的举动。

我们随后回到监狱，因为我说想看看单独监禁的囚犯，即关在「密室」里的那些。这是整幢楼里唯一真正像监狱的地方，阴沉压抑得很；要开三道装着粗铁栅的铁门，才到得了这些牢房所在的那条走廊。据说这里昼夜都有看守值班，因为关着几名政治犯，其余的则是最亡命之徒。每扇门上有个六便士硬币大小的孔，从孔里可以看见牢房内部。我逐一望了一眼；那几乎像看笼中的猛兽，他们手脚上沉重的镣铐发出的声响更添了这错觉。据说有些囚犯已经关了好几年，每天只准出来活动一个钟头，且不准同别的囚犯混在一处。哪几个是「政治犯」很容易看出来，因为他们穿寻常便服，而且就我所见并不戴镣。他们多半很年轻，有一个简直还是个少年，鬈发，相貌清秀，看去不像是个危险到非用这等周密防范才拦得住逃走的政治人物。叫我意外的是——我读到的一向与此相反——我看见这些政治犯不但准许看书，多半还在抽烟，而且个个都有自己的褥垫和铺盖；所以他们的牢房至少比寻常罪犯的干净些、爽气些，那些人对污秽似乎全不在意。

我们穿过院子往外走时，一个囚犯走上来，要把他做的一条马鬃链子卖给我。典狱长和别的官员都在场，似乎一点也不打紧；那手艺很别致，我便买了下来；我身上没有零钱，他拿了一张卢布钞，自去找另一个囚犯换了零钱来！

这头一趟监狱之行以后，我又去过许多次，画了一大堆速写；说实在的，我想我大约成了这阴森地方的一位常客了。我甚至获准给一间单人牢房里的囚犯画一幅画，在一名看守的照看下画了整整一天——这在那可怜人可怕的日子里是个难得的间断，他多半要记许多年，同时大约也在纳闷：这位「英国老爷」在这样凄凉的地方究竟看出了什么值得画的。

我最后一次去监狱，是去取我的画布和颜料盒；那天早上驱车到时，我颇有些意外地看见一个高个子、衣着体面的女人由一名狱卒陪着，在门外的日光里踱来踱去，前面便是那一群看守和兵士——他们总在靠墙的长凳上懒懒地抽烟闲谈。走近了才看出，原来是我那位女杀人犯朋友男爵夫人。我们极其自然地握了手，她用法语告诉我，她正在饭后照例「散散步」。我们随后长谈了一番，因为她有消息要告诉我：再过一个月她就自由了，要去伊尔库茨克附近一个叫乌索利耶的小地方住，打算给自己盖一所房子。她随后又讲了许多今后的打算——我几乎忍不住想问一句：里头可还包括几位丈夫？我们这样谈着，看守们丝毫不来干涉，他们似乎不觉得我同一个囚犯说话有什么稀奇。临别时她说，我若有意听她的消息，她很乐意写信给我；我若愿意，她还可以寄张照片来。我这位女杀人犯朋友显然是「动了心」了！我把地址给了她；不想几天之后果然收到了她的信（我影印在此），信里还附着她的照片——我后来得知，那是她特地为我去照的。我对监狱的探访，就以这桩颇为新奇的插曲告终。

十九伊尔库茨克（续）

运金队——西伯利亚采金业的种种详情——育婴院——救火队——庆祝沙皇诞辰——伊尔库茨克的生计

一天我在城外驱车，遇上一支样子极古怪的队伍：十二架带篷雪橇，式样几乎一模一样，上面写着号码，头一架和末一架的顶上装着大灯笼；我注意到有几架里坐着持枪待发的兵士。那情形奇特得很，回城后我便着意打听究竟。人家告诉我，我所见的是一支开往俄国的「运金队」。我一问，那人便讲了许多西伯利亚采金业的详情，于我全是新鲜的，想来别人也会觉得有趣。他告诉我，西伯利亚所产的金，一概必须立即售与政府，由政府按圣彼得堡的时价收买。矿主不得卖给私人，甚至不得把哪怕极少的一点留在手里超过一定期限。他若想留一小块金块作个玩物，就得向政府「买」下来，政府随后发给他一纸准许持有的特许。所有的金都须由矿主自费送到官家的熔炼所，铸成金锭，再由车队运往圣彼得堡，熔炼费和运费也归矿主负担。因此前期的费用是相当可观的。金按「普特」出售，一普特合英制三十六磅。照当时的汇价，一普特值一万五千六百一十六卢布（一八九一年二月，八卢布四十戈比合一镑）；这里面还要扣去运到熔炼所的运费（通常走驿路），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此外还有经车队与铁路运往圣彼得堡的费用，每普特四十卢布。凡勒拿河各矿所产之金，政府为化验、熔炼等项每普特扣留四百一十六卢布；阿穆尔一带所出之金则扣一百三十二卢布。我自然要问这两处收费何以相差如此之巨，人家告诉我：阿穆尔一带只隔一条河就是中国，俄国政府的税项若过重，把金卖到界外去的诱惑便极大；正是为此才减得这样多。勒拿河各矿离得太远，不必担心这类事。

承官员们的美意，我得以在官家熔炼所消磨了一个极有意思的上午，亲眼看了好几道于我十分新奇的工序：从拆开矿主送来的金包，到过秤、熔炼，以至最后浇成金锭。那天经手的金值一万镑以上，所以整套办法我看得很清楚。顺带一提，我注意到所有的化验仪器都是英国货，出自伦敦一家厂商。随后人家又带我看「金库」，里头的金锭将近五十万镑，有几块沉得我几乎举不动；每一块上都有矿主的印记，还有日期、重量等等。

每年离开西伯利亚运往圣彼得堡的金数量极大。我听说去年的重量达一千二百九十五普特，合四万六千六百二十磅。每一支运到秋明铁路的车队，就像我见到的那支一样，按时令由十二架雪橇或四轮马车组成，随行的是两名军官和六名兵士；以所载之物价值之巨而论，这护卫实在不算多，因为每辆车装二十五普特（即九百磅实金），整支车队载的贵金属便不下一万零八百磅。

我很意外地得知，西伯利亚的金匠一概不许买金或以金制器，违者刑罚极重。可是我听说，尽管有这些禁令，私下买金乃至金匠的活计仍然不少；因为凡防范如此严密之处，法令总有薄弱之点，成了许多良心不甚作痛的人钻的空子，其结果是大量西伯利亚的金越界入了中国，在那里不愁销路。

城中许多气派的建筑里，有一所我觉得格外漂亮。一问才知那是育婴院。关于俄国这类独特的机构我读过很多，好奇心便起来了。要去参观毫无为难，所见的一切我都很感兴味，因为这样的地方我从未见过。它自然是圣彼得堡、莫斯科及俄国别的城市里那些宏大同类机构的缩影，而《默里指南》对那些已有极好的描述。这类机构的由来未必人人知晓，从刚才所说的那本书里摘录几段，或许有趣。

他谈到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这类育婴院时说——

「私生子女的命运及其父母的责任，在多数国家向来是、而且多半仍将是立法上最难措手的题目之一。虽说有关于此的法令是必要的，可毫无疑问，天然的亲情，乃至寻常的人心，都应当使凡筹得出钱的人明白：亲自出资抚养他们是自己的本分。而这所育婴院所提供的方便，我们以为，恰与此理相悖……

「我们不能不想，一个英国旅人参观这所奇特的机构（指圣彼得堡那一所），心里必定会生出十分严肃的思量。若把这机构看作慈善，那么这慈善所据的原则是很可疑的；然而无论如何，这座庞大的育雏之笼，会使参观者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个国家的权力与无穷的财力……这地方虽名为育婴院，实则是一切儿童的总收容所：凡在一定年龄以内的一概收受，父母是否说出自己的姓名与身份、是否为孩子日后的生计出资，全凭他们自便……男孩若被父母撂下而未附任何存款，便培养去当兵，除非他显出极不寻常的才智，否则一生注定只作一名列兵；反之，若随他留下一定的款项，他便可以做军官。因此在这机构里长大的男孩，无论如何都成了国家的财产，为军中各级源源不断地提供兵员……至于女孩，除以本国语言施以寻常而实用的教育外，多半只从事手工，所得一部分归机构的经费，一部分为她们存起来，作日后的妆奁。」

我想我从没到过比伊尔库茨克育婴院更洁净的地方。地板之白竟不让于墙壁，乳母们整洁的装束更添了一种既好看又别致的气象。据说每位乳母管两个婴儿，我好几次看见一个妇人两臂各抱一个婴孩来回走动。以这里孩子之多而论，各屋安静得出奇——我本以为会听见那种震耳的「育儿间的喧闹」，那喧闹在母亲和乳母听来无疑很有趣，于我却向来没多大吸引力。楼内没有什么特别扎眼的地方，是几间极大极高的屋子；每间当中——大约各放六张小床——有一张带围边的高台或高桌，婴儿就在那上头穿衣，或者不如说裹紧襁褓：这道古怪的工序弄得他们像一个个小小的木乃伊，而且样式全然一致，因为裹法似乎总是照着一定的章程。我很诧异地得知，许多乳母就是她们所哺婴儿的生母；只要她们自己愿意，又无相反的理由，常常就这样派定。婴儿通常在院里留六个星期光景，随后送到附近农家去代乳，由院里每月付一小笔钱；等到了一定的年岁——

「六岁光景，便从乳养的人家领回（每年成千上万次这样的别离，该是何等情景！），女孩送往圣彼得堡受教育，男孩送往加特契纳的分院。」（《默里指南》）

伊尔库茨克的弃婴自然是在西伯利亚养大、也留在西伯利亚的。

本地众多的慈善机构里，我还参观了一所儿童教养院，那里收养一定年岁以内的男女孤儿，教养均不取费。此外还有一所收容年老病弱者的「家」——他们并非自己的过失，却在人生末路无所归依；这「家」自有其独特之处，既不是英国所谓的贫民习艺所，也不是救济院。这些机构里最叫我感佩的，是处处那份惊人的洁净与井然。

这里的救火队是桩不小的事业，在一八七九年居民们那番惨痛的经历之后，本该如此。同西伯利亚各城一样，凡最显眼的位置都设着高大的望楼，守望人可以从楼上看出何处起火，随即敲大钟报警；楼下的站里则常备着人、马、水龙和水车，出动之快令人惊异——说实在的，他们利落到这般地步，若不是我有一回亲眼看见，简直不能相信套马出发能这样快。伊尔库茨克有一架蒸汽救火机，我很得意地看到它出自英国的厂家尚德与梅森。队员们似乎也很以它为荣，它擦得通身亮如明镜，显然保养得极好。在这遥远的西伯利亚城里，它那熟悉的形体仿佛是一条连着远方伦敦的线。

伊尔库茨克架空的线之多，很叫我注意；一问才知多半是电话线，各官署和多数大商号都以此相通。线路由一家私营公司经营，收费以情形而论并不算贵：每年连租费和安装机器等项在内，只要二十五卢布（合三镑）。伊尔库茨克还与圣彼得堡的一家中央通讯社直通，凡要紧的消息，俄国那边一知道，这里便以电报收到。我就是这样在白教堂凶案发生的当晚便得知的，因为俱乐部里人人都在谈论它——此事连在亚洲腹地的这里都给人这样深的印象。说起俱乐部，这里有两所着实办得好的，一所军人的，一所商人的，不过依我看，两所都比不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那一所。

博物馆我一个上午去看了，很值得我在那里消磨的两个钟头：五间屋子里除许多珍贵的西伯利亚与蒙古文物和猛犸骨骼之外，还有一套完整的西伯利亚兽类与鸟类标本。这几间屋子也用作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的定期集会之所——伊尔库茨克是该会的东西伯利亚分会。

说到户外的消遣，冬天几个月里首屈一指的去处是主街上的溜冰场，那是本地阔少爷小姐们最爱聚的地方；午后四点到六点，冰上通常挤满漂亮姑娘和衣饰光鲜的军官与平民，多半都是溜冰的好手。每周两次有乐队演奏，某些晚上还放焰火、张灯结彩，更添了不少吸引。除俱乐部外，公共娱乐便很少了，因为唯一的戏院两年前烧毁，至今未重建，虽说不久要照极宏大的规模重造。眼下偶尔有业余的演剧，在一间临时改作戏院的大厅里举行。我去看过一场这样的「演出」；虽然台词我只听懂极少，却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伊尔库茨克的业余演剧之才并不见得洋溢，因为那场戏很是平淡无味。

据说俄国一年里至少有一半日子给了宗教或别的节日，这我完全信得过，因为几乎没有哪一个星期不逢上一两个节庆；以至于我诧异的是，这样接连不断的打断之下，生意究竟怎么还做得成——这些节日里所有铺子都关门，整天什么事也不干，只有教堂的钟声，随后便是城里人穿着他们那身穿得很旧的节日衣裳在街上游行。这一切节庆中最要紧的一个，恰逢我在伊尔库茨克时：三月十日（旧历二月二十六日），是沙皇诞辰的纪念日。全城为此装点得花团锦簇；那天又暖和得像春天，街上人头攒动，气象极其热闹。各教堂照例举行谢恩礼拜之后，鸣了礼炮，驻军在大教堂前受阅，总督及其僚属在场。兵士们没有带枪，几套动作做得利落得叫我颇为意外——他们虽无疑是一群看去能干活的汉子，却从没给过我利落的印象。先以四分之一纵队、再以双连纵队行进而过之后，他们排成横队，旋转变换极其沉稳；末了以为全俄至圣的沙皇陛下欢呼作结。在西伯利亚，除了不当班的时候，平日难得见到军人，所以很少有机会判断他们究竟是什么「料子」。

在伊尔库茨克过日子并不便宜——以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叶尼塞斯克的经历而论，倒毋宁说很贵；因为房租、食物和人工虽同西伯利亚别处一样便宜，各旅馆的价钱却高得同欧洲任何地方一样。倘若样样东西都得从老远运来，那还说得过去；可想想伊尔库茨克是一大片产区的中枢，它本该是最便宜而不是最贵的居处才对。饶是如此，这座城还是很值得一看；我若不曾到此，必定会错过西伯利亚真正的「生活」。

二十从伊尔库茨克到蒙古与中国的边境

我往恰克图之行：茶商巨贾之城——踏冰横渡贝加尔湖——有趣的经历

天气渐渐暖了，雪化得很快，我便打定主意立刻动身往边境去，因为我急于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踏冰横渡贝加尔湖。诚然，有人告诉我并不真需要这样赶，说那湖常常迟至五月还能踏冰而过；可那样的年景无疑是例外，而今年种种迹象都表明时令来得早。我既想看看这片浩瀚的内海披着冬装的样子，便觉得一刻也耽误不得；何况我听了那么多关于这片辽阔冰面的奇美与横渡途中新奇经历的说法，于是决定不在伊尔库茨克再留，径往边城恰克图去，把我的活计在那里收尾。况且我的判断很快得到确凿的印证：不多时消息传来，说安加拉河的冰已经开始解冻，好几英里的河面已经通了。

这时我才得知，从伊尔库茨克到恰克图不能一路都坐雪橇，因为雪总在离边境还有若干英里处就没有了，余下的路必须换轮车走。于是有人劝我，铺雪的那一段就用一架便宜的敞篷雪橇，到末一个驿站再卖掉，换几个卢布。这样一来，我那架载着我走过几千俄里的大雪橇只好出手；所幸我遇上一个有心计的贩子，照公道价钱接了过去，多半是想着来年冬天好好赚它一笔。我接着要办的是买那架便宜的敞篷雪橇；这毫不费事，花八卢布（不到一镑）就买到一件又大又笨的家伙，活像一只蒙着麻袋布的大衣篮——同我此前乘坐的那架舒适的篷雪橇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不过这本身倒是个可喜的征兆：在我，漫长的西伯利亚冬天快过去了，不久我就要动身往阳光和暖的南方去。

我的准备没费多少工夫，因为到恰克图只需两天。三月十一日傍晚，我离开热闹的东西伯利亚省城，往蒙古边境进发。有人劝我夜里动身，好一清早到那离此只有六十俄里的湖边，趁白天把湖渡过去。这么短的一程，我觉得不必再带个仆人自找麻烦，所以是独自上路的。

出城以后有好几英里，路仍走在安加拉河正中的冰上；那晚很暖，道面又极平滑，行进之惬意，使我全没想到这条路会忽然到头；末了看见马被赶向河岸、我们重又上了陆地，我竟有些惋惜。可接下来那一段，纵是最狂的想象也称不上「雪橇道」：我的车夫只得东一块西一块地寻雪，中间隔着泥泞，尽力从这块奔向那块；说实在的，用雪橇走这样的路简直荒唐。好歹我们总算捱到了头一个驿站，只见院子里停满了四轮马车（那是夏天的驿车，我后面还有机会描述），车上的旅人刚到，正要去伊尔库茨克；我那架雪橇夹在这些高大笨重的车辆中间，显得格外不相称。站长摇着头，说他很怀疑是否该让我不换轮车就上路；末了他答应给马，条件是我须等到天快亮时才动身，好在有光的时候走那段坏路。那段「坏路」我要记很久，我想我平生没走过那样的路，便是坐轮车也没有过，更盼着此生再不要坐雪橇走一回。我好几回下车在泥里跋涉，纯是出于对马的怜悯——它们为把那笨重的雪橇拖过那片可怕的泥沼（那实在只能叫泥沼），是拼了命的。

我们重又望见安加拉河时，正是个可爱的早晨，一切都预示着又是春天般的一日。可叫我惊讶的是，眼前不再是前一夜所见那片沉寂的冰原，而是一条宽阔湍急的河，清澈的水在初升的日光里晶莹闪烁，水面上我看不出一丝冰的痕迹。

那是美而动人的一幕，却也着实惊人：过去四个月里，眼睛看惯了冰封的凄凉荒野，如今重又见到一条流动的河；而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我在几英里外还踏着冰走过的那条河。此处的安加拉河至少有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那样宽，对岸覆着密密的松林，从水边陡然拔起。空气极清澈，什么都显得比实际近得多，起初我几乎不能相信，我当作对岸小灌木的东西，其实是长成的大树。我不由得想：冬天里这景象已经奇美如此，等这些壮丽的山峦披上亚洲夏日繁盛的绿意，又该是何等光景？那时的气象必定美到无以复加，「世上最美的河」这名号，便也当之无愧了。以安加拉河的分量而论，它的利用无疑还在襁褓之中；这条大河是贝加尔湖湖水唯一的出口——说来也怪，它是唯一由湖中流出的河——而且如看一眼地图便知，它是整个中亚巨大流域的总枢纽；那流域之广之远，相形之下，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的流域便黯然失色了。

可惜这条大水道要完全利用起来，还横着一重障碍，至今使世上几位最了不起的实干工程师束手：在安加拉河流出贝加尔湖不远处，它形成一段两英里多长的急流，而在落到其后的水平面之前，竟要翻过一道横贯全河的石坎。正是这道巨大的「台阶」非除去不可，这条河才能全线通航。多年来工程师们一直在研究清除这障碍的可能，至今还没有动手。不过眼下，西伯利亚的巨商西比里亚科夫先生已经担起一桩事：使伊尔库茨克至贝加尔湖的全程可通轮船；他打算照瑞典式的办法，用铁链牵引来实行此议。此法在西伯利亚的河上能否成功，自然还得看日后。

色楞格河、贝加尔湖与安加拉河的航运，目前只有九条轮船，其中往来于伊尔库茨克与急流之间的只有三条。这些船除一条外都属俄国人所有。那唯一的例外，属于住在伊尔库茨克的一位英国人查尔斯·李先生——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位先生——并由他经营。那几条俄国船没什么可说，都是在俄国买的，只在西伯利亚拼装起来。那条英国船却不然：它不但是在伊尔库茨克建造下水的，而且从机器到外壳钢板与铆钉，每一部分都是在伊尔库茨克制成的，由李先生亲自督造——他是位极有本事的实干工程师。我相信这是西伯利亚头一次真正造船（而不仅仅是拼装），因此极有意味；而得知这桩事业的功劳属于一个英国人，就更有意味了。尤其有趣的是：这还是李先生头一回造船，全部工程都由囚工完成；而且船造成后是横着下水的，这本身也是桩颇为新奇的手笔。

此后我们一路沿河岸而行；河面越来越宽，等我们终于望见湖时，它必定已宽过一英里不少。就在那翻腾的急流正中，立着有名的「萨满石」，那是一块巨岩，自古以来抵住了四围惊人的水势。它是农人中间许多传说的题目，其一说：它终于被冲走的那一天，贝加尔湖的水就会泄出来，淹没四围的地方。伊尔库茨克有不少人虽未必信这些传说，却对触动安加拉急流一事怀着真切的畏惧，以为正是造成急流的那些岩石独力扼住了浩瀚的贝加尔湖水，它们一旦不存，便要有可怕的大难。

清早那番变化既已叫我吃过一惊，此后什么意外我都有准备了；所以当路一转弯、这片浩瀚的内海全然展现在眼前时，我看见它仍被西伯利亚冬天的冰掌攥着，并不觉得诧异。冰恰恰从安加拉河口重新开始，这现象极其奇特，仿佛是人特意把冰切开，好让那被囚的水逃出来似的。从河的这一边到那一边，冰线直得像用尺画的。我们所到的这一段是湖最窄的一端，两岸相距约三十英里，不过对岸的山极高，看去便显得窄得多。我们的路这时沿岸而行，是一片石滩，很叫我想起熟悉的德文郡的几处景致。高崖之下冰雪多了起来，我的车夫不必再寻可走的雪道；此后几英里直到驿站，我们走得畅快极了。路有一处离岸走了一小段，径直穿过一个挤满船只的小港；说实在的，我们竟要在船与船之间穿来绕去，还得低头躲开缆索和桅杆。我的车夫显然熟悉这地方，我们纵马疾驰着穿过这支船队，几分钟后便到了利斯特维尼奇——一个古雅的小村，横渡湖面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在一桶冷水里痛痛快快洗了一把之后，我很快在一处我至今所见最干净的驿站里安坐着吃早饭。一顿正经的饱餐，随后一支好雪茄，使我有了恰当的心境去充分领略前头等着我的新奇经历；等我吩咐动身时，我正仰靠在雪橇里，沐着和煦的阳光，一心打算尽情享受。试想在一个春天般温暖的早晨，从多佛的沃登勋爵旅馆动身，打算「驱车」过海到加来或布洛涅去——那么你对我这一程便有几分概念了。

我此行「驶往」的对岸全然看不见；冰面又那样光滑，上头出奇地没有积雪，在明净的蓝天下看去几乎像一片极其平静的海。

贝加尔湖——俄国人称之为「西伯利亚的圣海」——是世上最大的淡水湖之一。它高出海面一千五百英尺。这片壮丽的水域面积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一平方英里，相当于日内瓦湖的六十倍；长四百二十英里，最宽处四十英里。这片大内海的主要特点是水极深、湖上常起骤然而猛烈的风暴，以及一桩奇事：每年都能在湖里大量捕到海豹。这浩大的湖出于火山之力，我想从没有人怀疑过；单是它惊人的深度便可为证：有些地方放下五千英尺、六千英尺的测绳仍探不到底，而多数地方平均深五千四百零四英尺。我听说伊尔库茨克有句话：唯有在贝加尔湖上，「人才头一回学会从心里祷告」；因为湖上可怕的飓风来得那样出人意料，任凭启程时天色多好，谁也说不准将在什么情形下抵达对岸。我自然无从亲身判断，不过关于往来渡湖的那三条轮船，我听到的评语实在算不得好；顺风顺水时，这一程通常要六个钟头。贝加尔湖另外几桩出奇之处，是湖水清澈得惊人，以及入冬时结冰之速。湖上冰面的样子，全看水冻结时的天气。若那时水面波澜起伏，各处的冰便呈波浪般破碎的形状，分明可见西伯利亚冬天的冰掌攥得何等突然、何等不可抗拒。我听说沿岸常能见到「冻住的浪」这一奇景：水的卷曲乃至泡沫，都清清楚楚凝在那实实的一块里。我很运气，遇上的冰平滑无瑕；霜降临时，显然是一片死静。

全程的路以两行插在冰上的小松树为标，间隔而立，形成一种奇特的景象，很像一条无尽的小小林荫大道，一直伸展到望不见处。我不由得注意到马为走这条路是怎样钉掌的：蹄铁上装着大钉，它们奔驰时把冰溅得四下飞溅，却使它们在这滑溜可欺的面上站得稳。离开如画的利斯特维尼奇不多时，我们已远出空旷之处，纵马疾驰，那份行进之快意简直无以复加。离岸一英里光景，冰上还铺着薄薄一层雪；渐渐我们离开了这片晃眼的白毯，终于到了净冰上——那时我看见了我平生所见最奇妙、最迷人的景象。湖水清澈得惊人，因此冰处处像磨光的水晶，虽无疑很厚，却毫无颜色，走在上头如同走在虚空里。起初从雪橇边上往下看那黑黢黢的深渊，颇有一种诡异之感；这感觉却渐渐变成一种入迷，末了我竟难以把目光从那可怕的深处移开——我与永恒之间，只隔着这一层水晶。我想多数旅人头一回踏冰渡湖，都会感到同样诡异而迷人的影响。渡到一半光景时，我停下来写生、拍了几张照。下了雪橇才知这并不容易，冰滑得我虽穿着毡雪靴也几乎站不住。四围死一般的寂静，很叫我想起在喀拉海冰中的经历。不过这奇异的静寂，时而被一种怪声打破，仿佛不远处在放大炮——那是冰这里那里开裂的声音。据说湖上有些地方有巨大的裂缝，从缝里看得见水。正因如此，这一程总以在白天走为宜。

我们从利斯特维尼奇出发后恰好四个半钟头到了对岸的穆夫什卡娅，三十多英里的全程，马只停了两次，每次不过几分钟。这在它们显然是桩轻省活计，我们驶进驿站院子时，它们看去同早上出发时一样精神。

二十一从伊尔库茨克到蒙古与中国的边境（续）

从贝加尔湖到恰克图的路——「商队小道」——途中的插曲——我把雪橇换成四轮马车——惊险的遭遇——抵达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恰克图的商埠

从穆夫什卡娅到恰克图，我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官家的正驿道，经上乌金斯克再折向边境；另一条是恰克图的巨商们自修的小道，不经过任何城镇径直通去，至少省两天路程。人家告诉我，走这条路无须什么特别准许；有了近来在西伯利亚驿道上的经历，我选哪一条毫不犹豫，何况又听说这条「商队小道」的景致好得多，而上乌金斯克和驿道上那几个零散村子，无非是我早已熟透了的西伯利亚旅途的老一套单调。我这一选很有报偿：这条路不但穿过极壮丽的山景林景，而且除两处外，驿站也比我在官道上常遇到的要好。

离开湖以后有好几英里，路穿行在一道狭谷里，两旁是高山和密密的松林。夜色渐临，四围越来越暗，暗处传来急流的响声，那气氛很是诡异。这里雪积得厚，走雪橇毫无疑问行得通，我们走得很顺；不过到下一个驿站时天已全黑。只略停了一会儿换马，我便又上路。那夜黑得出奇，若不是路上有雪，要找着路简直难办；即便如此，我们不多时还是出了点小事故。路有一处格外窄，一匹马不知怎的走出道外，跌进一个满是雪的深坑。幸亏另外两匹颇有灵性，本能地停住了，不然它们若尥起蹶子来，我们可要狼狈。驿夫显然惯见这类小小的岔子，此事并不怎么叫他为难，我们很快把那半埋着的牲口弄回了实地上。我想到这类事未必回回都能这样善了，便决定在下一个驿站等到天亮——那路似乎越来越黑、越来越颠。可到了站上，看一眼就够了：蟑螂和别样虫豸多得不堪，与其在里头过夜，我宁可冒险赶路。说实在的，那地方实在住不得人，连等着套马的工夫我都待不下去。

离开这一站后，路上似乎沙多雪少；驿夫为叫他的马好走些，便顺着一条穿林的小径走。我很快睡着了，正做着好梦，被那人叫醒。起初我以为到了下一站，四顾才看见我们是在密林深处的一片空地上。那时雪下得很密，几码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雪橇两旁各有一棵树，近得贴着车身，我立刻猜着了是怎么回事，便毫不迟疑地跳下车；驿夫向我解释说，他迷了路，不知怎的把雪橇卡在这两棵树中间了。这可麻烦了！接下来一个钟头里，我们把能想的法子都试了，无数次白费力气之后，只得当真把它「砍」出来——这也着实不易，那木头硬得像铁。等我们重新上路、又寻着小径时，天已经开始亮，到站上时已是大白天。最后这十五英里光景，竟走了五个多钟头。这里的站长德语说得流利，他告诉我再用雪橇走是万万不成的，此后得改乘四轮马车，也就是驿车。他愿意照我买价原数收下我的雪橇，我便无可反对，虽然我觉得到恰克图的余下路程不会好受——每到一站都得把行李重装一遍。可这也无法可想。四轮马车是一种极奇特而十足俄国式的车子，形状颇像一辆笨重不堪的敞篷马车，后头装着一个固定的大篷。同雪橇一样，行李装在车内充作座位；这车虽不雅观，却很合这个国家的坏路。自离开英国以来，我头一次又坐上了轮车。

这一带的地面渐渐显出荒瘠的草原气象，几乎处处不见雪的痕迹。树也似乎不见了，前方数英里是光秃起伏的原野。我不由得注意到，样样东西这时都开始带上中国气、或者不如说蒙古气。连我们遇上的茶队也是些式样古雅的车子，无疑出自中国；而赶车人黝黑晒红的脸，衬着这寒冷的景色，显得格外不相称。

下午我们到了一条小河，路照例从冰上过。我那位驿夫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却不忙着过去——因为我们看见对面来的一辆车忽然半陷进冰里，那冰显然朽了。所幸水最深处不过四英尺，除了把马和车弄出来颇费事外，那人并无危险。看了一会儿那人（他站在齐腰的冰水里）徒劳地想挪动那笨重的车子，我断定我们总不能在这里耗一整天，无论如何得过去，便劝我这位年轻的驭手试试下游窄些的一处，指望那里冰结实些。好，我们卯足了劲冲过去，想一鼓作气冲到对岸；眼看只差二十码光景，冰忽然「咔嚓」一声塌了，我们落进水里，那声响听着叫人心里发腻。马立刻又踢又跳，闹得我时时刻刻以为那沉重的车子要翻过去，行李全完。有几分钟我的车夫完全慌了手脚；可他看出马拼命挣扎反倒把冰弄松、辟出了路来，便镇定下来，我们总算到了岸上，除了略湿了些，再没出别的岔子。我们纵马疾驰赶路时，我回头望去，只见那农人带着马和车还在水里，倒很是从容。到下一站喝了一碗热肉汤，我便缓过来了，冰水并没有使我落下什么不适。

我已在飞快地接近目的地。到倒数第二站时，天色将晚，站长说了些什么我没大听懂，意思是他不愿放我走，说天快黑了、路又坏，还有些话我没听清。可我已打定主意，只要办得到，当夜非到恰克图不可，便断然吩咐立刻备新车换马；略停片刻，我又上路了。这时路径直走在草地上，因土质之故，在迅速转暗的天光里几乎看不出来；说实在的，许多地方我都纳闷车夫究竟怎么认路，我是一点道的痕迹也看不出的。

到一片望去像是无边白野的地方时，天已全黑。驿夫告诉我，那是色楞格河。这条注入贝加尔湖的壮阔大河，在此处宽如格雷夫森德的泰晤士河，黑暗中对岸几乎看不见。我们的路要径直横过它冰封的水面。到了冰边，车夫勒住马，下车说要先去看看再敢上去，因为当天下午从下一站过来的一个人说冰已经开始要化了。我立刻想起几英里外刚出过的那桩事，脑中浮起在这样一条大河上出同样事故会是什么结果，所以当他去了二十来分钟回来说他想还过得去、我们便上路时，我心里着实有那么一点点不自在。也许是我的错觉，那笨重的车子在河冰上辚辚而过时，似乎比先前更沉了。大约走到河心，马忽然自己停住，恐惧地打着响鼻。它们前面横着一大团黑影。怎么也不肯再走，车夫只好下去看个究竟；他几乎立刻就回来了，跳上车急忙朝另一个方向赶去，一面用敬畏的低声告诉我：那是水。我这才看出，那团黑影是冰上一个大豁口。马的本能无疑救了我们！

绕了一大圈之后，我们到了看似对岸的地方，才发现那是个岛，还有一大片冰要过。这一回车夫费尽了力气才把吓破了胆的牲口赶上去，好说歹说，末了还是他亲自牵着，它们才肯踏上那可欺的面。不过这一次我们平安过去了，再没出什么事；等车轮重又碾在草地上时，我着实松了口气。

略寻了一阵，小径又找着了；一个钟头后，我到了恰克图前最末一个驿站——这一「程」实在惊心动魄。西伯利亚的冬天，过河除了走冰别无他法。到冬末解冻将至的时节，凡办得到的，总以白天过大河为宜，因为冰上裂缝很多。此后那二十俄里我什么也不记得，大约是方才的紧张之故，我沉沉睡去，一直到驿夫叫我，说到地方了，问我该把车赶到哪里去，我才动弹。

我坐起来四下张望；这并不容易，因为雪下得太密，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那条冷清凄凉的街，在刺骨的风里被漫卷的雪片裹着，显得越发凄惨。这是想象得出的最不招人、最冬气逼人的一幕；有那么一瞬，我恨不得自己还在伊尔库茨克舒服的住处里。

原来这就是边城恰克图，那个照我读到的说法从不下雪的好地方；我信了这句荒唐话，一直痴心指望在这里遇上和暖的天气。看来西伯利亚的冬天直到这辽阔国度的最边远处，也依旧不负其名。不过这会儿不是发这些空想的时候：我们正在半夜里，还在路当中，我竟不知往哪里去找个住处。恰克图唯一的旅馆风评不佳（在西伯利亚，这话分量很重），所以我早打定主意另寻落脚处；可全城都睡了。驿夫随后说他知道有一家人有屋子出赁，只要能把他们叫醒。于是我们去了那家，居然成了。那屋子一看，不但舒适干净，而且便宜得出奇。我便决定留在此地住到离开为止。等我终于躺下，在这一程颇多波折而疲惫的旅途之后好好睡上一夜，我心里何等感激！

我的住处在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的大街上，那是恰克图的商埠；因为边城本身房子不过五十所，几乎全属大商人所有，边务专员也住在那里。大约是伊尔库茨克那些热闹尚在心头之故，我觉得恰克图和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比起省城来沉闷得可怕——沉闷到这般地步，若不是我打定主意要把活计做完，早就一刻不停地往库伦去了；何况天气一直冷得刺骨，几乎天天落雪。这座死气沉沉的小边城只有一样可取，就是街上偶尔能见到的新奇景象。看惯了西伯利亚别的城镇里千篇一律的装束，在这里见到样子粗野的蒙古人骑着精瘦的小马在僻静的街上飞驰，或是偶有驮茶的骆驼队从荒漠里到来，实在叫人一快。这是个征兆：一个更温暖、更如画的地方就在近旁；它也使我越发想逃出寒冷的西伯利亚。不过恰克图这些新奇有趣的景象，比起我指望在前头见到的，不过是些拙劣的样本；所以我决定先不动笔，等到了蒙古见着真章再说。

顺带一提，我在这里时出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我同本地一位照相师交上了朋友，他颇有些才气，我常在他那里消磨一个钟头。头一次去他的照相室那天，靠墙放着的一大幅画布「背景」很叫我注意。那画好得出奇，我忍不住说了一句；不想人家告诉我，那是他的助手所作——那人就站在旁边。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谁也不指望在本地照相师手下遇见有才气的画家，我便这样说了。那年轻人听我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作品可看，取出一本画夹，其中所显的才分是难得一见的，我越发折服。我一时热心起来，对他说：他在这偏僻小城把光阴耗在照相上简直是发疯，圣彼得堡会把他奉为天生的画家。他绕了半天弯子，显然很不情愿，我才弄清了实情：他和他的东家（后来我得知两人都是杰出的画家）都是政治流放犯，正在服很长的放逐之刑。他给我看的画里有许多（其中一幅我影印在此）画的是囚犯的生活，显然是横穿西伯利亚的长途行进中所作。我不能不深深感到：一种容许囚犯凭自己的艺术性情来消磨行路之苦的制度，无论其理论有多少毛病，在实行上总不至于像许多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残酷严苛。

这当口我的活计进展很快，住了半个多月后，我便看准时机，着手安排下一程——往圣城库伦去，再穿戈壁入中国；这些都留到下一章再讲。

二十二横穿蒙古

俄中边界——买卖城——今日的蒙古人——奇特的风俗——非凡的头饰——一处瘟臭的畜栏——惊险的插曲——被迫露宿——可怕的一夜——曼哈提山口——壮丽的景色——我唬人成功——蒙古荒野里的「英国拳」——抵达库伦

从西伯利亚边城恰克图到蒙古的都城库伦，有两种走法：或随骆驼商队，或乘寻常的俄国四轮马车由马拉着走。我择了后者。路程两百英里稍多，要走四天，因为全程都用同一批马，路上无处换马。

我跨过边界的那天，是个可爱的、春天般的早晨；车子还算舒适，三匹壮马拉着，我的坐骑松松地系在车旁，以备涉河或打猎时随时可用。

究竟什么算是「边界」，很难说。除了一道又窄又脏、据说叫作「中立地」的地带——而那分明主要当作俄中两国的垃圾场——再没有什么标出这两大帝国的疆界，道路径直通进蒙古，毫无间断。我听说许多年前这里有过某种栅障，早已撤除了。俄国人素来喜欢竖国徽、凡可能处都设黑白相间的岗亭，想来是觉得这偏远角落不配如此张扬，因为此地显著地不见这些（在西伯利亚）常见之物。说到这里全无任何国家标志，倒叫我想起一位旅人了不起的「天眼」：他五年之内才过这道边界，却在后来的《旅途观感》里绘声绘色地写道，那个良辰吉日里他经过了「一座哨房和高大的木门」——而那些东西是在十九年前就烧掉了的！不过一过中立地，可说立时进了另一个世界，因为这里便是那座奇特古雅的中国小镇买卖城，它同近旁的西伯利亚城恰克图所成的对照，可谓无以复加。

从外面看，买卖城看不出什么，因为四围是高高的木栅；可一走进那座如画的门洞，西伯利亚便可说被抛得干干净净，人要过好几分钟才习惯得了这番奇妙的变换——可说是一步之间，你就置身于远东，置身于它绚烂的色彩与奇异的装束之中。世上大约没有哪两个民族在艺术趣味上的差异大过俄国人与中国人；所以从一边径直走到另一边，那反差实在惊人。买卖城在中国城镇里算不得好样本，可比起西伯利亚城市那千篇一律的面目，它几乎像一座博物馆。这镇子约有两千居民，颇有几分分量，因为它是驮茶的骆驼商队进入西伯利亚、把货交与俄商之前的最后一站，因此总是一派忙碌热闹。这里最扎眼的一件怪事，是全然没有女人：照中国的法度，本国女子一概不许住在长城以外。不过到蒙古来谋生的中国人，既然没有本国的女子，便很爽快地以蒙古女子自慰。

过了买卖城，道路——一条宽阔而分明的大道——一连数英里穿行在平坦的草原上，极远处以一带低矮的山为界，平得毫无可观。旷野的寂寥里，只有几座破败的蒙古包，和这里那里啃着草的骆驼与牛羊，算是有生气的东西。

在进一步深入蒙古之前，略说一说蒙古人和他们的居处，或许有趣。蒙古包是一种圆锥形的棚屋，覆着一种用羊毛制的粗毡。屋壁内侧以一圈木制格栅支到五英尺光景的高处，这格栅同时撑着屋顶；屋顶很像一把大伞，伞骨紧插在下部，当中像个大轮子，伞骨由此辐射出去，轮心留空，好让灶火的烟出去。屋子正中的火塘通常是一只带脚的粗铁架。屋内必有一处设着一种神龛，上面摆着各样法器，因为蒙古人是极虔诚的民族，礼佛是他们日常极要紧的一桩事。贵人或富有的蒙古人的居处，通常由好几座蒙古包组成，家中各人各住一座，陈设往往富丽；我去过的一两座里，有贵重的地毯和珍玩，看得我着实眼馋。这类富户还专辟一座蒙古包待客；不过这样的富室极少，也许因为富有的蒙古人本就不多。我所谓「富」，是指拥有许多马匹、骆驼和牲口，以及许多「元宝」——中国的银锭便是这么叫的；因为金子在蒙古人眼里全不值钱。寻常的蒙古包脏得难以形容：里头不但杂处着一家数口男女老少，许多还兼容着羊或山羊并其幼崽；再加上火塘的烟照例只散出去一部分，其中的空气可想而知。住在这样的人的猪圈里，寻常蒙古人样子邋遢得很也就不足为奇了，常常难以断定造化究竟给了他黑皮肤还是白皮肤；因为他们并不爱水，从蒙古佛徒的眼光看，洁净显然不是敬神的一件附属品。

女人用沉重的银饰把头发盘成环绕面庞的一个圆圈，这奇特的时尚常常造成极不相称的效果：我见过一些老太婆，身上的破烂连伦敦的职业拾破烂者都要嫌恶地走开，头上却顶着一小笔家私，就是在较穷的人家中，也每每值三四十镑！一家的积蓄首先要用来给媳妇置办合规矩的首饰，因为一个姑娘头发没盘成正经样式，便不算「妇人」——别的衣饰如何则不论。最穷的人家里，我偶尔见过银子置办不起时改用木片的，不过这极其少有。当然，衣着同居处一样有等级之分：富有或有爵位的蒙古人穿着最上等的绸缎，颜色极其绚丽，他们的妻女则饰着工艺精妙的贵重银器。上等人家的女子中真有美人，而这种奇特的盘发法，若环着一张俏脸、一双明眸和一口皓齿，实在是很相宜的。我记得有一回在库伦见到一位公主骑马而过，美得惊人，那一现之下简直叫我屏住了呼吸；那像是《天方夜谭》里的幻影，此后好几天我都为这位不知名的丽人「神魂颠倒」，胃口也因此大受影响！

蒙古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虽在慢慢消融于中国人之中，可在旧日王公的后裔里，仍有许多人抱着一个念头：成吉思汗的光荣岁月还会回来，总有一天会再出一位那样的领袖，把旧日的威名还给这曾经如此强盛的种族。事实上，民间有一派人相信成吉思汗根本没有死，只是暂时隐去，不久的将来还要重返人世；民族的歌谣里也不断出现这位英雄和他的伟业。可是在这千年福祉到来之前，蒙古人已经丝毫不见昔日那种可畏的武士之风，变得如此安分无害，叫人难以想象他们竟是那支曾征服俄国、使全欧惊惶的强悍大军的后裔。旧日的民族特色只真正剩下一样——他们惊人的骑术；我相信蒙古人作为一个民族，享有世上第一等骑手的无可争议的名声，尽管照欧洲人的眼光，他们镫短，坐姿不大好看。可以想见，在旧日的统领之下，这些人组成的骑兵该是何等威武。不过还是言归正传。

我们渐渐走到这片「草原」的尽头，两旁出现了树，到山脚下时已置身于一片疏林之中。在平原上明亮的日光里，地上丝毫不见近日那场大雪的痕迹；可在林间和较高处，雪仍积得厚，给这景色添了很冷的冬意。然而气温极其和暖，正迅速起着作用，在和煦的日光下，冬天残余的痕迹很快就在消去。路因此坏得不堪，许多地方积水和烂泥深得几乎不能通行。可我们那三匹有劲的小马勇敢地挣扎着，除了赶车人挥了挥他那根细弱的鞭子，别无惊动，居然把我们拖了过去。

除中午歇了两个钟头外，我们一直稳稳地赶到天黑，到了当夜要歇脚的站头——两座紧挨着的蒙古包，算是一处蒙古人的牧场；我的车夫凭经验知道，在那里准能为马弄到干草和水。我想我从没到过比这更阴郁压抑的地方。那是两座高山之间的一道窄谷，几乎寸草不生。厚重的云渐渐涌上来，把天完全遮住；空气死一般静止，预示着夜里天气要变。四下里地上躺着些形状古怪的东西。暮色中我起初辨不出那是什么，走近细看才发现是死牛。我数了数，离那两座包几码之内就躺着十四头；从气味判断，想必死了有些时候了。我问车夫何以杀了这么多，他告诉我并不是杀的，是冬天太苦，活活饿死的。那两座包里可怜的住户，在祸患造成的麻木里，连把腐烂的尸身搬开都提不起劲来。我们把车停得够远，闻不到这瘟臭畜栏的气味，我心里实在感激。

那一夜我裹着皮袍在车里过得还算舒服；我的车夫惯于蒙古的生活，便钻进一座蒙古包里去睡了。快天亮时起了风，下起雨来，不多时头顶上刮起一阵狂飙，我时时刻刻以为这架破车要整个被掀翻；幸而它够沉，顶住了风；那风起得快，停得也几乎一样快。到五点钟光景我们动身时，是个极晴朗的早晨，一切都预示着好天气。这一带的景色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比我们此前经过的任何地方都更荒凉——从各方面说都是「沙漠」。四围是低矮的沙丘，连一丛灌木都没有，好打破那份单调；那一望无际的石头和沙上，连一根草也看不见。这景象乏味到了极处，我便叫车夫「快些」，好尽早脱出这凄凉的地界。接下来八个钟头几乎不能停歇，因为这片寂寥里到处不见人烟，没有人烟就没有水和干草给马，我们只好不惜代价赶路。一点钟光景，我们终于望见几座破败的蒙古包，几分钟后停在站上——这是我们走过的最长的一程。马看去却并不很累；只要吃饱喝足，站与站之间的路程于它们无甚影响——重活它们是惯了的。我们在这凄凉无趣的地方要待四个钟头。我靠烟斗和写生簿总算把时光打发过去；等到终于开始预备启程，我实在高兴。

这一天开头虽好，却没有应验早上的许诺：天渐渐阴了，同前一天下午一样，风也有了重新发作的兆头。所以当驿夫告诉我，到下一站还有四十俄里（二十八英里），路上还得过一道难走的河时，我越发急于赶路，指望天黑前能到宿处。此后数英里，路走在平坦的原野上，中间零星有小溪，因近日的雨涨成了急流，许多处渡起来极难，因为两岸多半很陡。耽搁太多，又不断要绕大圈子，等我们终于到了驿夫下午说的那条河时，夜色已经笼罩下来。这时风——所幸在我们背后——已转成刺骨的北方大风，雪也开始下得很密。看样子这一夜要极其恶劣，那样的夜无论在哪里我都不愿露宿，何况是在蒙古荒凉的草原上坐一辆摇摇晃晃的四轮马车里。黑暗中我听得见涨水的河奔腾而过的声响，只能凭那些像幽灵般在暗中漂过的大块浮冰，依稀辨出它浑浊的水流。

那景象一点也不叫人宽心；若四围有一丝可以栖身之处，我准要劝车夫等天亮再渡。可四面是荒凉的旷野，无情的风越刮越紧，扑面的雪像一把把针；除了冒险渡河，实在别无他法——何况那人说驿站只在十俄里外。可马显然另有看法，费了好一阵才把它们赶到水边，又费了更久它们才肯下水。那是个难堪的当口，它们又蹦又踢，闹得我时刻以为自己要落水，车子还要压在身上。我们几乎过去了，也没出什么事，因为水不过四英尺深；不想我那匹坐骑被难以遏制的恐惧攫住，不知怎的挣脱了缰，撒腿往回狂奔。几分钟后，我们平安上了对岸。

这当口雪下得那样密，什么都已被盖得严严实实，从河边通出去的道路竟辨不出来了。驿夫下车用手和膝在地上摸索，想找点线索认出路在哪里，全是徒劳，因为实在无凭无据；他摸索了几分钟便起身，驾车全速而去，可看他那神气，我断定他是在瞎撞。果然如此，不多时他又勒住马，再度下车搜寻。可这也没有用——看他茫然四顾的样子我就知道；而且每过一分钟，寻着那条路的指望就更渺茫，因为这当儿雪一直下得极密，前面一码几乎都看不见。天又冷得厉害。

那人回到座上，我以为他是打算再往前赶，便问他到底怎么打算，因为我觉得这样盲目前行是白白冒险，说不定翻进什么沟里去，或是彻底迷失。起初他不答话，开口时也只是含混地嘟囔，说听见近旁有狗吠，想必有蒙古包。我侧耳听去，除了风的怒号和尖啸什么也没有；再看那人时，我骇然发现他正要睡过去——长久受冻已经开始起作用了。我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形下睡着就是死；于是我一跃而起，拼命摇他，好一会儿才把他弄醒。我随后告诉他，我决定不再冒险前行，就在原地待到天亮；我们得卸下马，用幸而还剩下的一些燕麦让它们尽量过得舒服些。我说着就下了车，尽力给他搭手——其实与其说是真帮忙，不如说是做给他看，表明我不容含糊；因为西伯利亚的挽具是一套绳索皮带打结而成的复杂玩意儿，不懂门道而在黑暗里乱动是不成的。我这番决断收到了预期之效：不多时我们便把马安顿在车辕两侧，把辕设法支起来，上面搭一块松散的麻袋布，权当一个很不错的马槽；那三匹结实的牲口很快便安安静静地吃起燕麦来，像在马厩里一样，对风雪毫不在意——它们是惯于风里雨里的。

一切妥当之后，我吩咐那人钻进车里裹紧他的羊皮袄；两人各喝了一大杯伏特加尽量御寒，我便试着入睡。我说「试着」，因为实在没睡着多少；我但愿此生再不要像四月八日那一夜那样难熬。寒气仿佛从遮着我们的篷子每一个角落和缝隙里钻进来，连身上的冷意都几乎驱不掉；四围呼啸的风声和马不安的动静，合起来使我只能迷迷糊糊地打个盹，直到可喜的黎明降临；随着黎明，天放晴了，风暴也歇了。这时我从车里往外一看，眼前是何等壮丽的一幕！虽然冻得浑身关节都僵了，我还是不能不为那气象所动。我们正在群山脚下，那些覆雪的山高高耸在我们之上，像深蓝天幕前隐隐的白色巨碑，峰顶承着初升的日光，灿然如纯金。

驿夫比我早起了一会儿，这当儿一直在勘寻丢失的道路，末了在不远处找着了，却全在我们先前所行的另一个方向上；所以幸亏我们昨夜没有前行——这话是他自己承认的。马虽然神气自然不算好，却似乎并未因一夜的风雪而有什么损伤；动身去驿站之前，那人提议骑一匹马回头跑一小段，看能否寻见我们那匹逃走的马。我答应了；他去了，运气不错，不到一个钟头便牵着那位「逃犯」回来了。他是在河岸上、就在它脱缰的地方附近找着的。此后我们不多时便到了驿站；那里头虽脏黑，我在它温暖的火前倒着实过得舒服，直到该动身的时候。

我们这时到了往库伦这一路上最要紧的一关——曼哈提山的山口。从那蒙古包主人对我的驿夫所说的话里，我听出前面的路极其险恶，所以他要陪我们走一程，万一出事好搭把手。于是我们在这位好心主人的引领下动身，他和我骑马先行一小段，去看看风暴后那条路的状况。清晨爽人的寒气和明亮的日光大大提了我的精神，连我那匹精瘦的小马吃饱之后也格外来劲，显然丝毫没有因一夜露宿而受损。风暴当中或刚过之后显然结过一场严霜，那陡峭的山道整个裹着冰；我们只得极其小心，在岩石之间尽力择路而行，沉重的马车在后面慢慢跟着。许多地方路就沿着悬崖边缘，一旦出事，后果多半不堪设想。我们用了两个钟头才到山口顶上；歇了几分钟让马喘口气——这工夫我得以尽情饱览一幅我平生所见最好的山林全景——随后开始下行。下行一程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比刚走过的更难：这一面朝南，显然前一天还是融雪冲成的一道道急流，夜里那场严霜足以给它们裹上厚厚的冰，却自然驮不住一个人的重量，更莫说一匹马；于是我那可怜的驿夫多半时候都在齐膝的冰水里挣扎，因为地面太滑、牲口因而胆怯，他只得一路牵着马走。尽管这山口几乎不能通行，我们所幸还是过来了，没有出一桩值得一提的事；从动身算起恰好四个钟头，我们重又到了平原上，四围的景象可说骤然一变。

我眼前是一片辽阔的草原，向两侧远远伸展，直到极远处一带淡蓝的山墙为界；地面上不见一丝雪。长草中牛群安详地吃着草，或齐膝站在一条粼粼的溪水里——那溪水像一条银带抛在绿茵上。不远处，一群穿黄袍红袍的蒙古人欢快地纵马驰过，他们的说笑声在静止的空气里清清楚楚传到我耳中；近旁一顶色彩绚丽的帐篷，又给这幅可人的图画添了一笔颜色。在温暖的日光里，这几乎像是到了「应许之地」，同近旁山上那冬日的寒景相比，反差实在太大。

此后的路程一帆风顺：除末一段又很多山之外，道路十分平坦，我们走得很顺当，照例在我车夫熟识的蒙古人家的包里歇脚。顺带一提，有一回歇脚时出了件事，或许有趣。我们在一座蒙古包前歇晌，那里还驻着一支由几百辆车组成的大茶队；牛都放到草原上去了，二十来个黑黝黝的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闲着，抽烟打发时光。我的到来自然是桩大事，尽管我那车夫请他们不要如此，我一下车，他们还是极其无礼地围了上来。试想一个蒙古人忽然出现在一群英国粗汉中间会是什么光景。我的处境差不多如此，只是身边没有一位和气的警察。我本能地觉得，若不设法压住他们，我要很不好过；果然不错，不多时一种蒙古—布里亚特式的调笑便冲我来了，虽然他们说的我自然听懂极少。这样闹了一阵，我被人群围得动弹不得，他们偏要摸我的衣服，还有别样叫我很不舒服的举动。我本就不多的耐性快用尽了，只觉得自己的火气往上顶。末了我再忍不住了。那伙人的头目一直卖力地「打趣」想出风头，用俄语问了我好几句我不懂的话，我便干脆告诉他：我不懂，我的俄语说得极少。

「哦，」那家伙学着我的腔调说，「您不会说俄国话，是吗？」众人为他这学舌的本事哄然大笑；与此同时，人群里有一个人被人从背后猛推、或者不如说掷到我身上。

这就够了。我火气上来，便甩开两肘给自己腾出点地方，从容地把袖口卷起来，走到那头目跟前，把拳头伸到他鼻子底下晃了晃，同时尽力告诉他：我虽不会说俄国话，这个却会说任何话——他若想试试，我立刻就让他见识见识。我这番决断有奇效：他退了几步，讪讪地笑着答道，他可不懂「英国拳」，又低声对身边的人说了句什么，于是他们渐渐散开，把阵地让给了我。此后再没有人来扰我。我这一唬，唬成了！

将近库伦时，地上重又厚厚地积起雪来，气温也渐渐降低，以至在日光下都觉得寒意逼人，我只好一直穿着皮裘。这时我们望见了隔在我们与库伦所在的平原之间的最后一道山梁，接下来个把钟头要走一段极陡的路。末了我们上到顶上，那里有一座巨大的敖包，由骨头、石块和各样破布杂物堆成，是虔诚的蒙古人走完旅程、或登上山顶时献给佛的供物。此后到目的地一路下坡，我便点上烟斗，安安稳稳地打算消受余下的一个钟头。可我这份舒服注定极短，因为下山那条道——其实是整整一路——坏得不堪，那一个钟头里我受的颠簸与撞击，如今想起来还浑身发疼。那沉重而没有弹簧的马车要从岩石和沟壑上碾过去，寻常车辆几分钟就得散架；我叫那人慢些走，指望尽量减轻震荡，因为我很怀疑我这副内脏经得起多久这样的折腾；可慢也罢快也罢，似乎并无多大分别，末了我绝望之下吩咐他尽快赶路，指望到目的地时至少还能保住几样最要紧的内脏不受损。终于，道上一个可喜的转弯告诉我，我的受难快到头了：底下的平原上，我看见密密麻麻一大片肮脏的蒙古包和木栅，中间这里那里有几座略高的房子，打破那一味的平板单调。这凄凉的地方，在冬日的四围里显得加倍可怜，就是蒙古的都城、我久闻其名并为之远道而来的圣城库伦。退一万步说，这也是令人失望的一幕；长途跋涉的苦楚犹新在心，我脑中掠过的头一个念头便是：得不偿失。

二十三圣城库伦

俄国领事费奥多罗夫先生——领事馆的款待——库伦的「名胜」——弥勒巨像——「库伦的博格多」——一次意外的「谒见」——转经筒——拜板——蒙古人的宗教热忱

从山上望去，这座圣城初看无疑叫人失望；可走近细看，它确乎好些。我驱车穿过那条宽阔的主街，街上熙攘着想象得出的最喧闹、最如画的人群，我不由得断定：这里的房屋虽乏味，可单是它的居民，就足够我在此逗留期间尽情施展我的画笔铅笔了。到了那位给我开过信用凭证的商人家里——我本指望在那里找个住处——却失望地得知眼下没有余屋；不过俄国领事已经捎话来（显然人家早料到我要到了），说我该住到领事馆去。于是我一刻不耽搁，吩咐车夫径往那里，因为天色渐暗，马这一天显然也劳累够了。走了半个钟头才到那一大片带镀金圆顶的建筑，那便是沙皇之国在库伦的代表。

出于当局自有的道理，领事馆设在离城至少两英里的地方，孤零零地立在荒漠里，离任何人家都有一段距离。我想，到过这世界偏僻角落的为数不多的旅人，多半都在它好客的屋檐下受过接待，度过他们通常只有几天的逗留；因为库伦城里住着的欧洲人极少，实在难找住处。住蒙古包自然是不必想的；可我此来的本意既是研究这座少为人知的城市和它的居民，便很快断定：若把住处安在离这兴味所在的中心这么远的地方，我是没多少机会做这件事的。于是我打定主意，在库伦城里但凡有个能住的地方就将就。领事费奥多罗夫先生给了我极热诚、极具俄国风味的款待。我是个素不相识的人，连一封给他的介绍信都没有，这似乎全无妨碍。他听说我要来，便理所当然地以为我同别的旅人一样会住在领事馆。我说明我想尽可能在城里找个住处，他好心地表示愿尽力相助，却又添上一句，说他怀疑我能否找到舒适的地方，因为城里只有七所欧洲人的房子，而且都很小，能腾出的地方自然有限。这当口他请我在他那里不必客气。

我发现领事馆本身简直是个小小的聚落：领事雇用的人和他们的家眷各有住处。一翼用作邮局；因为此地虽属中国，横穿蒙古并经中国到北京、天津的邮政，却全由俄国人经办。除了馆中正式的人员之外，还有一名士官统带的五名哥萨克卫兵。尽管我住的地方舒适诱人，第二天我还是提醒这位好客的主人践他的诺，帮我在城里找间屋子；不多时我们便一同驱车进城，照例有一名哥萨克骑马在前疾驰——领事每次出门都是如此。费了许多口舌，才有一位商人答应收我作寄膳的房客，把他一名雇员住的屋子分半间给我。于是第二天我便在圣城逗留期间的「窝」里安顿下来；那地方正在全城最热闹处的中心，我找题材不必走远，几乎凭窗一望就有。这住处虽简陋，收费在我看来于库伦而言实在很贵；不过人家告诉我，在蒙古过日子（对欧洲人而言）并不便宜，因为几乎样样东西都得从西伯利亚运来。

库伦——蒙古人称之为「博格多库伦」，意即博格多的驻地——虽有近一万五千居民，却纵是最狂的想象也说不上是一座在建筑上有何美观可言的城。除了中国人聚居的那一小部分，它的街道不过是一排排高高的木栅，栅内圈出一块地，当中照例立着蒙古包；蒙古人天性如此游牧，即便定居在这都城里，旧日的本能也逼着他仍住在他原来的帐幕中。因此这一长排一长排粗木、每隔一段以一扇式样全然相同的高木门相间的景象，凄凉得难以形容；若不是有那两三处每日设集的大空场，这里实在没什么可看的，因为库伦的「名胜」极少。城里真正有点气派的建筑只有一座，就是那座供着一尊巨大鎏金铜像的木造大庙，那像是献给弥勒的。

究竟蒙古人不知道，还是不肯说——多半是不知道；总之关于这尊神秘的像，以及这样一大团金属是如何、何时运到这荒漠之城的，我一点也打听不出。它高度断不下四十英尺，是佛像常见的那种趺坐之姿。说实在的，我本要当它是佛的，若不是告诉我的那位蒙古人一口咬定它是「弥勒」；我后来得知，弥勒是蒙古佛教的一位尊者，在蒙古香火极盛。这尊巨像的身躯和手足披着黄绸，几乎没在四围的幽暗里；唯独面部——上戴一顶庄严的宝冠——由前方一扇暗藏的窗透光照亮，于是在圆顶的黑暗中以缩短的透视凸显出来，显得有几分诡异；而眼睛涂成了近乎真人的颜色，这诡异便更添几分。

饶是如此，库伦还是极有意味的，因为它是蒙古佛教信仰的一处重镇，又是一个正在迅速消逝的民族的都城；因为这里住着那位至圣至尊的人物——「库伦的博格多」；虔诚的蒙古人常常跋涉长途、备尝辛苦，只为望他一眼。这位神秘的人在他们的信仰中所居的位置，几乎与教皇之于天主教徒相当——或者说，与从前的教皇相当。正因如此，库伦被称为圣城，其地位仅次于西藏那座神秘的都城拉萨；拉萨是佛的先知、活的神、威权赫赫的达赖喇嘛的住所，至今仍是不信者的禁地。

库伦的博格多可说是拉萨总号在库伦的分号；因为凡博格多，遇有需要时，都由达赖喇嘛亲自遣来，年岁也一概相同，都还年少。这至尊之位究竟需要什么特别的资质，很难打听得出，因为寻常的蒙古人于信仰之事极其寡言；不过无论如何，那博格多在这里的日子似乎很好过，他几乎无事可做，只消享用膏腴、终日诵经。人还求什么呢？市政与国政他都无权过问，那全由代表中国的一位满洲将军和一位蒙古王公主持。不过做这样尊贵的人物，倒也有一桩小小的不便。博格多若照他手下众喇嘛所认为应当的样子行事，便一切太平；可惜少年人总要、或者总想要放纵一回，何况博格多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寻常血肉之躯。于是——至今为止多半如此——每当这少年到了懂事的年纪、想过问与他不相干的事，或想享受与他清苦身份不合的乐趣时，他便忽然死了；可说是被「掐灭」了，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从不为人所知，也没有人发问；过些时候，另一位博格多便从拉萨来接他的位子，说不定也落得同样的下场。这些圣洁少年活过二十岁多少的极少。不过这一系的头一位，两百年前那一位，却是个例外，他是寿终的，享年七十；他显然懂得保全自己。我听说现在这一位，今年二十二岁，大约会是又一个例外；因为据说他与前几位大不相同，就一个蒙古人而言，可算极开明的人，对一切新学新器都很有兴趣。他甚至照过相（只限极私下传看），宫里还有一架钢琴，是前任俄国领事送的。

欧洲人要谒见这位大人物绝无可能，可要见他一面却常有机会，因为他时常骑马出行，我就见过他好几次，都随着扈从。说实在的，头一次还是桩颇好笑的插曲，或许有趣。一天下午我骑在马上，正在他宫邸附近写生，忽听人声喧嚷；回头一看，见近旁的人正设法要我注意一支队伍，前导两骑举着一面白绸大旗，正朝我而来，我先前竟没留意。眼前是这样英武的一幕，几乎令人想起中世纪，我当下的冲动便是另起一稿。那些装束实在华丽。中间一群的正中，是个面色苍白的少年，穿一身明黄绸衣，帽子镶着皮毛，帽顶覆金，在他头上闪得像一轮光环。虽然我隐约觉得他必是位极尊贵的人物，而四围的人又在拼命嚷，我还是安安静静接着画，纯为看看这场奇遇如何收梢。几秒钟后他们到了我跟前，不想竟一齐纵马驰到我这里，把我围在当中，那是一群好奇而爱刨根问底的人，多半从没见过写生簿。那面色苍白的少年——看去有点像装扮起来赴化装舞会的英国人——似乎对我所做的事最感兴趣，用蒙古话问了我几句，我自然不懂，便用俄语回答说我是英国人，不懂蒙古话。这显然被当作一句绝妙的笑话，虽然我并无意逗趣；他们都开怀大笑了一阵，随后有人对那苍白少年说了句什么，他们便接着骑行去了。他们一走，众人便围上来，指着那队人马，以一种恭敬的语气说：「博格多！博格多！」又比划着说，那位帽顶覆金的少年正是这位至尊本人。这么说来，我大约可以自居为头一个同这位不可接近的人物有过「会晤」的欧洲人了。

库伦的博格多的供养，与伦敦某些医院所依的办法相同——即全凭「自愿捐输」；可蒙古人于一切与宗教有关的事上如此热忱，每年送到他手里的各样捐赠，足够他和他那一大批随侍的喇嘛过得极其体面阔绰。凡到博格多这盘磨上来的都是粮；所以无论多么微薄的东西都受纳，最穷的蒙古人也献得起他那一点微末的贡。

顺带一提，我在蒙古各处遇见的喇嘛之多，很叫我吃惊，几乎隔一个人就是一个。可一打听才知道，喇嘛虽多，多半只是挂个名，真正做僧人的只占不大的一部分。凡家中有好几个儿子的，照例至少要使一个当喇嘛。他自幼便剃光头，这是喇嘛与常人之间最要紧的外在标记；日后即便不做僧人，也终身不得娶妻。所以「喇嘛」这称号多半不过是个空名，除了必须常穿黄红两色、不得留辫子并舍弃生活中许多受用之外，别无所有。

饶是如此，我还是不能不觉得蒙古人以他们的方式是极虔敬的民族；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礼拜是他们日常极要紧的一桩事，虽说在不信蒙古佛教的人看来，这些礼拜所取的形式也许有些叫人诧异。然而不可否认，他们行起来是极诚恳的。库伦最要紧的物事之一是「转经筒」，多半设在各大空场上，供众人使用。这些轮子——或者不如说中空的木筒——安在粗陋的木棚下，初看样子很怪。多半筒上覆着藏文，筒内一概塞满了写在纸片上的经文。要祷告，所需的（自然除了对所做之事的虔信之外）只是在棚里绕行不已，一面随行一面转动那筒；转得越多越好。许多老人一手推着大筒，另一只手还勤勤地转着一只小小的手持经筒；腕上垂一串念珠也被看作几乎不可缺少的配备。有些筒很大，可容几个人同转；不过多半很小，显然只供一人默祷之用；许多棚上还缀着零星的绸片布条，是献给佛的供物。

除转经筒之外，还有「拜板」，也设在城中各处供众人使用；板上时时可见伏卧的人面朝下躺着，真可说是把自己贱到尘土里去了。隔开一点看，这些板的样子十分滑稽，很叫我想起游泳池里常见的跳板，以至于我每回经过都要暗暗发笑——你若想象得出那是怎么个笑法的话；因为对这样奇特的举动露出一丝外在的笑意，多半是要惹祸的。用板的人那一整套动作，活像有人要顺着板跑几步、来个「倒栽葱」入水，绝不像礼拜的前奏。

我想我从没到过比库伦更奇特地笃信宗教的地方。任何时候，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常常可见有人忽然扑倒在地，全身伏下诵起经来——我想是心血来潮便如此，而这奇特的举动并不惹人注意。我好多次安安静静骑马走着，忽然有个丑陋的老头或老太婆一时按捺不住，非要在马蹄前面祷告一番，害得马猛地一闪。他们的虔敬还不止于此：每一座蒙古包，无论多么寒微，不但里头有一只全家共用的转经筒，外头还缀满了「经幡」——或者不如说布条——系在四围木栅上挑起的杆子所牵的绳上。在人家告诉我那是什么之前，我一直当它们是吓鸟的，因为纵是最狂的想象，也不能把它们当作旗子。蒙古人若在日常营生上有他们对宗教的四分之一勤勉，中国人也不至于像如今这样垄断了这国全部的生意——而这里的居民只是蹲坐着转他们的经筒、捻他们的念珠，只要挣够一天一天地糊口就心满意足了。

一个民族的衰颓总是叫人伤感的景象；而这曾经如此强盛的蒙古族被他们从前所征服的人渐渐地、却确凿地消磨殆尽，更是达尔文适者生存之说一个压倒性的例证。除了较富的人家每年养几匹马、几峰骆驼和一些牛之外，这里实在没有什么产业，大多数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可真正的困乏却不多见。库伦自然也有穷人，穷得不堪的人，住在——或者不如说勉强挨着住在——最可怕的窝棚里。然而在圣城的整整一个月里，我一次也没被乞丐缠过；说实在的，我压根没见过一个。就这一点而论，库伦与我到过的多数西伯利亚城镇成了可喜的对照——在那些地方，一出旅馆或寓所，总有一小群乞丐守着。这是不是旧日民族傲气的遗留，我自然说不上来，只把它作为一桩奇特而值得一记的事实记在这里。

不过没有乞丐是这座肮脏而叫人失望的城里唯一可取之处——或者说，我看这也算不得可取，因为它远远抵不过此地泛滥成灾的狗：那是些凶猛的大畜生，与其说是家畜，不如说是野兽。它们有点像苏格兰牧羊犬的某些种，只是大得多。到库伦之前，我一向喜爱「人类之友」；可在圣城待了没多久，我就见了狗都恨。夜里它们吠个不停，简直没法做事；任何时候出门若不带一根粗棍，都是危险的。这些祸害本不难扑灭，却听任其滋生而无人过问；难怪每条街都被它们堵着，行人极其危险。

这些狗并不只招呼生人，本地人怕它们同欧洲人一样。说一件事就可见这些畜生的大小与凶恶：不久前有个老妇人经过一条小街，被一群狗扑上去，光天化日之下当真被撕成碎片吃掉了，救援都来不及。这还不是孤例：没几年前，一个老喇嘛深夜骑马穿城，竟被生生拖下马来咬死。城里的人很少想在夜里上街，除非有极要紧的事，而且极少独行。

我觉得我平生最难熬的一刻之一，就出在这里的一个下午。那天我同一位略会几句英语的俄国朋友散步回来，为抄近路，穿过几条狭窄的背街；走在最窄的一条里，忽听身后有一种嘶哑的嘈杂声，而且迅速逼近。回头看是什么，只见一大团尘土，尘土中一大群狗正全速朝我们奔来，前头是一只样子可怜的畜生，显然正被它们追撵。街上寥寥几个人赶紧奔向自家的门，毫不犹豫地躲进院里去。「是疯狗！」我的同伴叫道，同时把我拉到身后那道与路面齐平的木栅跟前。我们背靠着栅，尽量把身子贴平；说时迟那时快，整群狗已与我们并齐，那只可怜的被追之物浑身血污，一面飞奔一面朝左右的追逼者凶狠地又咬又扑。幸而它们忙不过来，没有把劲头使到我们身上，尽管街太窄，它们当真是擦着我们挤过去的。直到它们去得看不见了好一会儿，我心里才又踏实下来。

这些畜生之凶残，若想到蒙古人照他们的教义当真把死者抛给狗、从不入土，就更容易明白了。无论老幼贫富，这风俗一概通行，本是他们宗教的一部分。一个蒙古人死了，尸身用一件旧袍裹起，抬到城外不远的山上，放在地上，上面只覆一面「经幡」权作遮护，随后便撂在那里——不是听凭风霜雨雪，而是听凭那数以百计早已嗅到这顿盛宴、正耐心守候的狗。送葬的人一走出视线，那可怕的一餐便开始；不可思议地快，那没有生气的躯体便只剩下裹尸布的几片碎屑。这些凶恶的畜生通常还要为尸身大战一场，于是人的残骸很快撒得满地，那情景惨不忍睹。此地既没有坟场，也没有安放死者的专处，人不时会撞见一根漏网的骨头或一个头骨，这些脆弱人身的可怜残迹，确乎给这荒漠之城的凄凉又添一笔。库伦的狗灵性奇异，据说但凡哪座蒙古包里有人将死，它们常常在外头守上好几天。

蒙古的通货很特别，要很久才习惯得了。有一回我买了件不值钱的小东西，用俄国钱付账——俄国钱蒙古人至少精明得从不拒收。不想找回来的竟是一小块砖茶和两小片脏兮兮的丝绵，那丝绵若掉在阴沟里我看都不会看一眼，我的诧异可想而知。据说这两片破烂——其本身的价值多半还不到一个法寻——代表二十戈比（合六便士），那块茶则合三十戈比。顺带一提，这茶才是全蒙古唯一真正的通货；丝绵正渐渐废弃，多半因为它太不经用，而茶却几乎经得起任何磨损。一「砖」茶长十六英寸、宽八英寸、厚约一英寸半，代表六十戈比，合一先令六便士。若要更小的数目，就把砖切成小块，譬如切成六块，每块十戈比；较穷的蒙古人甚至还要再分。

有趣的是，蒙古其实是中国的地面，样样东西却可说都是俄国的；连茶和丝绵所值，也折的是俄国钱而非中国钱。库伦有几位俄国商人甚至自创了一种私钞的办法，省得老要备一大堆零钱——即一堆「砖」——随时听用。这些钞票各代表若干砖茶，随时可兑；不过我听说蒙古人宁要那笨重的实物，不喜欢这轻飘飘的纸替身。这通货用久了磨损、边角磕碰之后，便照茶的本来用途用掉；在肮脏的蒙古人手里辗转了几个月之后，可想而知煮出来是何等美妙的饮品！不过这些荒漠之子并不讲究，那油腻腻的东西被敲碎，当真下到蒙古包里公用的大锅里去炖，掺上小米吃，成了一道好几天里都很受赏识的食物。

这道食物之于蒙古人，正如茶炊之于俄国人；若交情够厚，到一位「大人物」的蒙古包里做客，他几乎头一件事就是敬你一碗茶，那茶通常从一只积着几代污垢的金属壶里倒出来。我记得有一回，同一位会说蒙古话的朋友去拜访一个蒙古人；此人在他那一路里颇算个阔人，我一直想看看他那座颇讲「气派」的蒙古包。我们照例席地而坐，主人谈了几句之后，自然要敬那少不了的茶。这正是我极想躲开的，可这一回躲不掉了。一个样子尤其不干净的老婆子随即钻进一个柜子似的幽暗角落，取出三只木碗，碗里有些油腻腻的东西；她当即用她那双黑手指把碗抹干净，末了又用袍子的下摆使劲擦了一遍；这几只可口的器皿随后被放到我们面前的地上，斟满了某种恶劣的液体——那东西同「令人快意而不醉人的饮品」之间的距离，正如俗话所说的白垩之于干酪。推辞主人的款待是对他的侮辱，于是此后五分钟里我绞尽脑汁，想着怎样连一口都不必沾。我的同伴惯于蒙古的风俗，口味没这么娇，把他那碗好好地喝完了，还劝我也勉力照办，免得得罪主人。天幸这当口有人到包门口来同主人说话，我们都站了起来，我立刻趁机把碗里的东西悄悄倒进旁边一个暗角。不多时我们便告辞了，尽管那老蒙古人一再挽留，要我们再喝一口茶；出了包，我那位同伴——他没看见我的手脚，只看见空碗——说道：他早知道我只要尝一回就会喜欢蒙古茶的！

幸而我有的是活计要做；不然这里除了在一处每日设集的市场上溜达之外，几乎无事可为——那里几乎什么都买得到，自然都是蒙古货。单这个集市就够我的铅笔画个没完，因为那里总有有意思的场面。有一片专卖骆驼和马，眼看来了个像样的买主时，那些手里有好货的主人的热心劲儿，看着很有趣。我在库伦时，两镑（十六卢布）光景就能买到一匹样子相当不错的马，以情形而论并不贵；我想在别处出这个价是买不到真正好东西的——这话想来无人不服。在蒙古南部与中国接界的一带，这些顶用的小马价钱要高得多，尤其若显出几分脚力；那一带一年里某些时节挤满了从上海、天津来的马主的代理人，专寻有出息的「格里芬」〔注一〕，出的价钱相当可观。除赛马之外，蒙古马略加修饬、调理成形之后，也是极好的坐骑。我在北京、天津和上海见到的那些漂亮、膘肥、梳洗得一丝不苟的马，竟原是荒漠里粗鬈蓬乱的野东西，我简直不能相信，那变化实在太大了。

（原注：所谓「格里芬」，是指显出几分「脚力」而尚未调教的幼马。）

集市另有一片是卖鞍辔的，这是一门要紧而兴旺的行当；想想蒙古人是何等不知疲倦的骑手，本该如此。不过在这杂色的聚会里，我始终觉得最别致、几乎值得专为它到库伦来一趟的，是帽市——这一行全在女人手里。蒙古人的帽子大约是他一身装束里最扎眼的部分，有钱人往往在镶皮的帽子上花一大笔钱。女帽同男帽几乎没什么分别，只是后头多一两条穗子；而因其形状特别，尺寸上也不必有什么讲究，所以尽可随意挑选。那一群叽叽喳喳的女人，穿着古雅的装束，守着五颜六色的货品，无疑是库伦最有趣的景象之一；我常常挟着写生簿在她们四周流连。不过集上的人虽安分无害，却极其好奇而爱打听；起初我忽然被一群又脏又臭的蒙古人围在当中，实在很考验我的脾气——他们不满足于只看我的举动，还当真用滚烫的黑手指把我浑身摸个遍，要弄清我衣服是什么料子做的，尤以我那件灯芯绒上衣最受公众青睐。过了一阵我也习惯了，而且发现制止此事最好的法子，是一把抓住离我最近的那个人，照人家待我的样子把他转来转去，像打量一件待售之物似的打量他。这差不多总能引来一阵善意的哄笑。若这一招不灵，我还有一计留作压轴，而且一用几乎必灵，至少能暂时把讨厌的人群驱散。我会取出烟斗慢慢装上，我的一举一动都被围观者聚精会神地盯着；随后取出我随身带的一只小放大镜，借日光点火——大热的早晨，这既不难也不慢。这看似神秘的本事直把旁观者惊得哑口无言，他们通常会本能地退开几步。我便从容走开，让他们自己去解这个谜。

饶是如此，这座未开化的城里倒也还有几分维持秩序的样子，虽然那些可怜而无害的蒙古人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干大凶大恶之事的心性；小偷小摸或许有，再多便没有了，他们似乎已没剩下足够的胆气去干真正的坏事。不过这里有一支相当大的警队代表法度与公权，白天照管着城里；入夜则有更夫敲着锣在街上巡行，同那些狗合起来把夜里闹得不堪。除这些安排之外，城外还驻着一团中国兵，算是中国驻扎大臣的卫队；那位大臣代表「月亮的表兄」对蒙古鞑靼人的宗主之权，与蒙古王公共同构成全境的政府——因为博格多的权柄纯属精神上的，国政他实在全不过问。

饶是如此，我还是不能不觉得，蒙古的一切受俄国的影响远甚于中国。譬如库伦的领事，其分量无疑比那位中国将军还要重得多；据我所闻，前任领事希斯马罗夫先生实际上是库伦的首脑人物，因为他不但极受蒙古人敬重仰望，多数政事他们还当真要来同他商量。这个国家的贸易实际上尽在俄国人手中，这或许多少可以解释这种优势；然而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的：在这些遥远的地方，一顶哥萨克帽所引起的敬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不但在蒙古人中如此，在中国人自己中也如此；因为据我所能看出的，人们普遍怀着一种担忧、或者不如说确信：沙皇的臣民若受了什么侮辱，会有怎样的后果。我后来游历中国时，深感英国人与别国人在中国人面前所处的地位大不相同。

库伦的日子过得极慢；若不是有我给自己定下的活计，在圣城的这一个月实在要凄凉得很，因为我在那里的整段时间里，只有一桩事打破了那死水般的生活的无尽单调。

那就是四月二十三日弥勒节的年度纪念，这是蒙古佛徒一年中最要紧的庆典。此前好些天，全城都在张罗的阵痛里：各处集市迁到临时的别处去，游行要经过的街道则涌进成群的少年，他们的差事是把路面尽量清扫干净——这可不容易，想想那些路全被当作露天的阴沟用。他们的办法即便没有别的可取，至少是新奇的：把大部分污秽扫成大堆，铲进拴着绳子的干牛皮里，随后起一阵凄凉的号子，把这一兜拖走，倒在另一条路上——通常不过几码之外。

日子到了，一早民众便挤满各处空场，那里望得最清楚。所幸天气晴好，因此那景象极其热闹有趣；那支游行——其实是三支并行的队伍——气象着实堂皇，色彩的绚烂十足东方风味。队伍全由喇嘛组成，看那长度，我便大致明白单是这都城里的喇嘛有多少。四下里是迎风招展的大幡，上面绘着奇异的图形，顶上还有更奇异的雕饰；一柄柄安在架上的巨大彩伞，每柄由几个人拖着；还有成群装束奇诡的人一路行来，敲着形如大暖锅的大鼓，另有人吹着形状难以描摹的乐器；而在这一大片移动的人海正中，是一座装在轮子上的巨大彩楼，楼顶立着一匹漆成红色的大木马，上面固定着一柄五色大伞为它遮阳。这显然是压轴之物，因为它高出其余一切。紧随其后，簇拥在一群最高阶的喇嘛之中，是一乘明黄的轿子，圣洁的博格多本人便斜倚在里头。

队伍绕城一周，在若干处停下，或为进食，或为行仪——我没能弄清究竟是哪一样，多半两样都有——前后占去了一天的大半，许多次歇息长达一个钟头，那时所有的人都在中间那座彩楼四周一排排蹲在地上。前半段的情形，我在一位朋友家的屋顶上看得很清楚；随后我骑上马，穿行人群中就近细看。我想我从没见过比这更华美的服饰与珠宝的排场。有些女人穿着最上等的绸缎，从头到脚当真是一身银饰；前前后后凡可缀之处都缀着想象得出的最古雅的饰物，直把她们弄得像会走路的首饰铺——而她们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似乎一点也不怕被抢。上等人自然多半骑着马；有趣的是，即便在遥远的库伦，「那个古老的故事」也依然如故：我看见许多着实漂亮的姑娘被一小群倾慕者围着，调笑打趣，同文明世界里她们的姐妹一模一样。

人情一点相通，天下便成一家；有那么一瞬，我因谁也不认识、无法加入这份热闹而觉得孤单。这番热闹过后的日子实在沉闷得很，我不由得想：库伦这样凄凉的地方，哪怕再多来几场宗教游行也好。事实上，我发现自己已在热切盼望那趟穿越荒漠、前往长城的旅程了；我若能缩短在此的逗留，必定要缩短的，可是——

二十四从库伦到长城

我为穿越戈壁所作的准备——俄国重邮——我的骆驼车——别了，库伦——出发头几天——旅途的苦处——回程的邮队——荒漠中的绰伊尔聚落

到库伦是一回事，出库伦又是一回事——这是我打听横越那片横亘在我与中国长城之间的大荒最快捷的走法时才明白的；说实在的，我在那座凄凉的城里耽搁这么久，主要正是为此。我同俄国朋友们谈起这件事时，他们都摇头，说我要凑起这趟路所需的哪怕一支很小的商队，也不是容易事。果然如此。更叫我恼火的是，我得知当时库伦城里没有一个真正靠得住的蒙古人，若想带着来历不明的向导独自上路，那便是试探天意。于是有人劝我且忍耐，把行期推后一阵，碰碰运气看有没有机缘。终于，同我交情很好的那位俄国邮务长出手相助，好意提出让我随俄国重邮的驼队一同到北京。这实在是桩运气：邮队不但总有两名老练的哥萨克随行，而且走得比任何寻常商队都快得多，我的花费也可以省下许多。

行期渐近，这趟漫长沉闷的旅程要准备的事很多，因为路上什么也买不到。叫我很失望的是，我得知不能带我的马同行，因为即便它熬得住长途急行，路上也无法为它弄到足够的草料；邮队之所以走得这样快，全靠沿途换乘新的骆驼。我早有远见，从英国带出足够的罐头食品，够我横穿西伯利亚，还余下不少供这趟荒漠之行。我另有一只美国式的小炉子，制造厂家（伦敦齐普赛街的普尔公司）保证它烧煤、烧柴、烧干驼粪（荒漠上的燃料）都一样好用；这只便携的小厨房实在是无价之宝，任凭刮风下雨都好使得很，靠它我吃到过许多好东西。

清点过我的存粮之后，下一桩麻烦是弄一辆赶路的车，或者不如说一辆睡觉的车——那时我还抱着幻想，以为白天大半工夫要骑在我们那些「沙漠之舟」的背上。可我很快就醒悟了：我忘了自己晕船晕得多厉害。骆驼车，照我的写生便可看出，构造很特别；我想不带几句粗话是没法把这种刑具箱子描摹准确的。无论路面多么平整，骆驼车照样像在乱石上一样又颠又跳；轮下最小的一颗石子也会让整辆车像触电一般痉挛一下。说实在的，我不由得断定：骆驼车就是走在最平滑的柏油路上，也会受地底的岩层左右而颠簸如故。在这辆骆驼车里横穿戈壁的日子里，有一件事我毫无疑问地发现了：在某些情形下，我对母语的运用是相当自如的。我设法租到了一辆这样的车，因为专门定造一辆很贵，且要费些时日。我还得另向承办邮运的那位蒙古人租一峰骆驼，因为邮务长只答应给我一峰驮行李的，拉车的得我自己另雇——这可不容易，我很快就领教了：并不是每一头这种牲口都肯上套的；它们若不立时屈尊走进车辕之间，那么什么劝诱也别想使它们就范。对骆驼，鞭打是绝对不成的：你一动手教训它，它不是卧倒不起，就是尥起蹶子来。去蒙古之前，我一向以为骆驼是最有耐性、最驯顺的牲口。可我很快就看出，论脾气之坏、性子之犟，它举世无匹；而除了这些温柔的品性之外，造化还赋予它一种独一无二而令人作呕的防身之法：稍一触犯，它便能朝倒霉惹了它不快的人吐出——或者不如说喷出——一大口未消化的食物。可想而知，生人极少敢去招惹它，怕挨上这么一记香喷喷的喷射。一连试了六峰骆驼，才找出一头被认为靠得住、可以拉车的，而且还得买下来专供此用。这些牲口的价钱随年岁而异，成年的通常在一百六十到二百卢布之间（合二十到二十五镑）。

蒙古的骆驼有两个峰，同它的阿拉伯表亲大不相同：它小得多，冬天披着长而蓬乱的毛。夏天这身毛脱掉，那模样便比平日更难看；不过无论冬夏，它的样子同赶驼的蒙古人倒是十分相称。

俄国重邮的驼队通常由押运的两名哥萨克、三名蒙古人和六峰骆驼组成。邮件若格外沉，或许再加一峰，不过这极少有。它其实是包裹邮件，只寄沉重之物。信件由马邮横穿戈壁递送，每月往返各三次，办法颇像美国从前的驿马快递：从恰克图到张家口一千英里，由五名骑手接力、换九班马，九天之内便可走完。这桩苦差事只用蒙古人；这些荒漠的硬汉不分昼夜、不论晴雨寒暑，跑着他们单调而孤独的路，准时得几乎像钟表一样——这套办法安排得实在好。他们一路都用急驰，邮件装在褡裢里，搭在另一匹并行牵着的马上。重邮与轻邮所费的时间自然相差很多：驼队从库伦到张家口要走十七八天，而且路上还要换四班骆驼。饶是如此，这比寻常茶队快得多；茶队在这段路上花二十五天、三十天、甚至四十天也是常事。邮队与私家商队的最大分别，自然在于后者全程都用同一批骆驼，所以走的路必须经过最可能有牧草的地方。而因往来的商队太多，这些牧场一年比一年远，寻常商队的路程也就一年比一年长，因为它们得跑得更远去找草。同我一道的这支邮队的两名哥萨克，都是在这条路上很有阅历的人；领头的尼古拉耶夫在戈壁上往返不断地跑了十一年，几乎每一寸地面他都熟。

我不由得纳闷：这片凄凉的蒙古荒漠有什么好处，能叫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情愿可说是在其中度过一生；因为这两名哥萨克虽随邮队一直过中国，远至天津，却只停留短短几日，那热闹城市的生活反倒把他们自己那单调的日子衬得更其单调。然而确有这样的人——多半还是有家室的——当真把一生最好的年华交给这桩默默无闻而僻远的邮差：图什么呢？我打听到，那位哥萨克尼古拉耶夫每月领的厚禄是二十卢布（合二镑十先令），还得养活自己一家！比他年轻的斯捷潘诺夫领得还少些。当然，不可忘了这一带过日子便宜。饶是如此，每周十二先令六便士，要养一大家子也不算多。

我难得有这样的运气，遇上这两位卑微的哥萨克这样十足的好人；旅程终了同他们分手时，我心里实在不舍。我想我从没见过共事的两个人相处得这样全然和睦。他们身上没有上流社会里那种热络的表白，可我留意到，他们之间有一种安静而不张扬的恒定，其分量远胜于一切「老兄」长「老哥」短的话。职责把他们系在一处，而凭着俄国士兵性情中那种本能的绝对服从，他们像男子汉、像兄弟一样一同做着自己的事。

五月七日我离开凄凉的荒漠之城库伦，心里着实轻松，虽然对到达有人烟之处以前必须熬过的苦楚，也不是全无预感。我与中国长城之间横着八百英里的沙荒——这片沙荒之荒凉单调，大约举世无双。我不打算按日记述这趟沉闷的旅程；漫长疲惫的行军里事情少得可怜，说一天的常规也就足以代表全部了。每天的行程通常在破晓时开始，几秒钟内，沉睡的宿营地便变得人马忙乱。天边刚透出一线淡淡的玫瑰红，领队就叫醒赶驼人，立刻动手预备启程。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驮上骆驼，我那峰也要重新套上车；一切收拾停当、可以启程，其快令人难以置信。梳洗从不耗时，连填饱肚子也不例外；我虽常常愿拿任何东西换动身前的一杯热咖啡或热肉汤，却不愿为煮这样一杯东西耽搁队伍，打乱早起启程这显然一成不变的规矩。

那些一直挨到头一次停歇之前的凄凉疲惫的钟点，我要记很久，因为不到将近正午是绝不歇的。啃一口饼干，或许再吃点冰凉的罐头肉，就着从随身滤器里吸上来的有限的一点陈水——这就是我的早饭；这顿饭的难受之完备，非有极好的胃口不能领受。所幸我通常胃口不错，荒漠爽人的空气于人如最强的补药。在车里被颠了七八个钟头之后，正午的停歇实在是这一天苦楚中的一片绿洲，因为这时我至少能勉强弄出一顿像样饭食的模样来。这时我那只小炉子的好处也简直无从估量，它把那些质朴的蒙古人惊得不轻。不过就是这勉强的一顿饱饭，也从来少不了苦处：正午时分总刮着刺骨的东风，而哥萨克虽然每回都支起帐篷，可帐篷里当中生着火，烟熏味臭，还不如露天。正午的歇息通常以两个半钟头为限；随后打发小伙子们去把骆驼赶回来——它们常常为觅草走得离营地很远。然后拆帐、整驮，队伍照常列好，我的车在前，我们便又踏上一段凄凉单调的路程，直到深夜才罢。

即便在最顺当的情形下，我们的脚程也从不超过一小时三英里半。行程通常安排得歇脚时正好到一口井；饶是如此，凡有机会总要把水桶灌满，免得非得靠着井与井之间恰好的距离不可。这些距离相差很大，从十五英里到三十英里都有；可水的差别更大。我在非洲内地时，还以为这辈子喝过的最难入口的水莫过于此了；可那时我还没到过戈壁。有一两回，连我那只随身滤器也认了输——它被污泥堵得不能用了，我只好抛开残存的那点讲究，就着原样把那可怕的液体喝下去；其颜色与稠度介乎巧克力浆与牛奶咖啡之间，真是「里头又有得喝又有得嚼」。我不由得注意到，这类腌臜事对哥萨克几乎毫无影响。

长久的习惯可说已经使他们适应了在脏里生活、也在脏里吃喝；说实在的，他们已经十足蒙古化了。旅程之初有一回，我记得走进帐篷时，他们的正餐——一大堆肉——正在敞火上的大铁锅里炖着，或者不如说煮着。做法极简单：肉切成大块扔进锅里，加水没过。这一锅煮开时，水和肉里的一切脏东西结成一层难看的浮沫浮上来。这层污秽被哥萨克和蒙古人争着舀起，大口吞下；说实在的，我后来得知他们把它看作这锅东西里最好的部分——我表示诧异，说把它留在汤里实在不该，去掉了岂不更好更干净，他们却愕然瞪着我，多半在心里笑我无知。我很意外地注意到，骆驼在路上需要的水竟那样少，而人给它的也那样少；就是水足的时候，也从不隔一天以上给它一次，免得把它惯出享受来；而即便那时，它们似乎也并不怎么想喝。

离开库伦的头一天颇为平淡，道上几乎没什么可看的，真正平坦的沙漠也还没开始。四围的山光秃凄凉，这凄凉的气象，恰是再往前那无以言说的寂寥与荒凉的合宜前奏。出都城几英里，我们渡过宽阔湍急的土拉河。骆驼在水里没到肚带，因为山里新近下过雨；可这些牲口似乎并不怎么在意，泰然自若地顶着水流走，仿佛还挺喜欢。此后直到将近三个星期之后抵达张家口，我们再没见过像样的水。

我们慢慢前行，山渐渐落在身后；到出发第三天，终于到了大荒漠真正的起点：眼前展开一片辽阔无垠的荒野，平坦完整得活像大海。一种死一般的静笼罩其上，连一丝生命的迹象也没有，好打破这压人的寂静。南非的卡鲁和卡拉哈里荒漠给我的印象，都不及初见这可怕的戈壁——「大饥之漠」——时那样诡异而难以名状。单是这片凄凉荒野的样子，就让人想起从前读过的一切：渴死或饿死的惨状，那是多少不幸在这几乎无路可循的地面上迷失的旅人所遭遇过的。这幅阴郁的图画实在什么也不缺：连我们面前那条依稀可辨的辙迹，也因两旁这里那里躺着的骆驼白骨而更容易认出来。

出发第四天有一桩「大事」——在那趟疲惫无事的旅程里，最小的一点插曲都会放大成要紧的事件。那天下午我们遇上了返程的俄国邮队；想想除了彼此之外，我们四十八个钟头以上没见过一个活人，那份相逢之乐可想而知。两支队伍歇了一阵，我们的哥萨克同那边的哥萨克交换消息，连蒙古人也凑在一起攀谈；少不了的伏特加也取了出来，在它那点暖意之下，旅途的疲惫暂时被忘掉了；随后彼此一再握手道别，我们便上了路，不多时重又孤零零地行在这无边的荒野上。也正是这一回，我头一次听说了皇太子遇刺未遂的事。

第二天我们到了一带石山——大块大块的巨砾如画地堆在四围，总之，在平坦的原野之后，这景象是个可喜的变化。就在这些山的正中、可说依偎在它们的荫蔽之下，我意外地遇上一座小小的城镇，此前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我这才知道，这是绰伊尔，一处喇嘛聚落，住的全是以身事教的蒙古人。

那天天气极好，是我们至今遇上的最好的一天；空气静止，四围永恒的寂静里，那景象极其动人，因为那确是「在东方的阳光里沉睡」，而且「远离人烟喧扰」。我便劝尼古拉耶夫把队伍停一小会儿，让我带着写生簿和照相机在这古雅的小地方走一走；后来我很庆幸这样做了，因为那是我在蒙古见过的最秀丽的去处之一。走近细看，它比我起初所以为的大，而且同我所料的全然不同：街上的宁静同紧邻大荒漠的处境十分相称——说实在的，那里颇有一种人在修道院里所感到的宗教的幽静。可最叫我注意的，是处处那份惊人的洁净；论大小，我想我从没见过能与之相比的。样样东西都齐整得像每天仔细打扫过。这里还显著地没有狗，那蒙古的一大祸害。人可以四处闲步而不必像在库伦那样时时提防。这里没有一堆堆肮脏的蒙古包，而是一所所整齐精致、刷得雪白的小屋，外观竟同英国的一模一样，也许没那么大，却奇异地令人想起遥远的英格兰。说来也怪，我在蒙古或中国别处再没见过与之相仿的东西；也没能打听出这种式样何以独独限于这个秀丽的荒漠聚落。

我的出现自然引起一阵轰动，因为我多半是到过此地的头一个英国人——我相信这里不在寻常商队的路线上；一个生人来到他们中间，日后想必要被谈论很久。不过我并未受什么打扰——也许被围得有点紧，可这个我已渐渐习惯；我在那里的半个钟头过得那样愉快，不得不匆匆告辞时我着实惋惜。这地方或者没有女人，或者至少极少，因为我一个也没见着；居民似乎清一色是男子，而且从最年幼的算起，全是喇嘛或学喇嘛的。满城的人都穿红着黄，那效果很是奇特。许多年长者戴着粗重的金边眼镜，显得极有学问。两座藏式的大庙保存极好，似乎是镇上最要紧的建筑；据说除此之外还有一所寺院。等我回到队伍里，只见四周围满了来客——我们到来的消息这时已传遍全镇，显然人人为此放了半天假。

二十五戈壁荒漠（续）

荒漠上的打猎——乌德恩的「驿站」——荒漠的尽头——萨汉巴勒胡萨尔——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中国女人——重回海平面——奇特的经历——月食——抵达张家口

离开绰伊尔后的几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环着它的那带低矮石山之后，接上来的是一片单调的、无尽的砾石色平原，压得人心里发闷。一天又一天，我们四围是同样毫无变化的天际线；而像钟表一样准，每天上午十一点钟，刺骨的东北风便刮起来，一直刮到傍晚，往往有大风的势头。我想因为蒙古大高原高出海面四千英尺光景，那里的气温纵在夏天也从不高；到冬天则冷得厉害，几乎不亚于西伯利亚任何地方，荒漠上覆着好几英尺深的雪。

我虽带着一支温彻斯特步枪、一支猎枪和一批子弹，所得的猎获却从来抵不上拖着这些沉重家什的麻烦。在荒漠上的整段时间里，我放的枪不过一百发，而收效极微；不过打着的都是大物，也给我们的伙食添了些进项。照我所见，戈壁上实在没多少猎可打。诚然，远处常能看见成群的羚羊，可地面平坦，又全无遮蔽，连走到射程之内几乎都办不到。我若是个八九百码开外还能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或许还能有点斩获，可惜我不是。另有一种鸟，样子像极大的野鹅，哥萨克管它叫「野母鸡」，肉极美，颇似鹿肉。这种鸟不那么怕人，我用步枪打着过几只；有一只想必有二三十磅重，够我们吃好几天。有些地段极多一种样子像兔子的怪兽，蒙古人称之为「塔尔巴干」，也就是旱獭。这东西很容易打着，多半因为不能吃——我打了两只，连蒙古人都不要。荒漠另有一些地方满是大土堆，哥萨克告诉我那是「野猫」掘的，那是一种在地下打洞的野猫。可我们一连几天走在它们的地界上，却一只也没见过。小小的绿蜥蜴似乎到处都活得很好，连最干旱的地方也有；说实在的，我想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有一种奇特的甲虫，密密麻麻铺满地面，似乎只限于某一地段或某个说不清的地带，一出那一带便不见了。清早队伍被叫醒预备启程时，常能看见狼在离我们不远处游荡；可总是等不到我揉开睡眼、备好枪，它们就跑掉了。所以戈壁上的动物，说不上多到可算好猎场，也不足以给横穿其间的单调添点生气。当然，我说的只是商道上的经历；这片大荒更僻远的地方，靠满洲那一侧，或许兽类极多，只是太远，够不着。

五月十五日，我们到了一处叫「乌德恩」的驿站，恰在荒漠正中，不过两座蒙古包，由一个俄国人看管。这个小站之寂寥凄凉，实在无以复加。到达之前好几英里，荒漠只是一片光秃的岩石，那沉闷的泥灰色里连一丝草木都没有，好打破那单调。这「驿站」几乎像是特意挑了最荒凉凄惨的一点，因为方圆数英里内连一座蒙古包也没有，连最近的水也在老远。我不由得想：流放到最偏远的西伯利亚村子，也比在这里这样过活强；而押邮的那两个哥萨克终年在路上奔波的日子，比起这个来简直算得欢腾。然而这个出于自愿这样活着的人，并不是个饱经风霜、厌倦了人世的老朽，而是个精神的小伙子，外表上一点也不像隐士；可他实际上正是个隐士，而所得的报酬，是可怜的每月三十卢布（合三镑十先令），还得养活自己！我得知，除了一个蒙古仆人，他完全是独自一人，除了每月一次往来的邮队经过，再见不着一个人影。他连一匹马、一支枪都没有好消磨时光，而那可怜人告诉我，他在这站上度过的三年里，他那几本书已经翻来覆去读了不知多少遍。

这是何等的生涯！我常常想，有那么一类人，智力高出禽兽有限，只要能勉强活着、又不必太费力气，于他便一切足矣；「不满」或「抱负」这类字眼于他们是陌生的。他们像蒙着眼推磨的马，一天又一天在同一道磨光的辙里跋涉，除了进食与睡觉的歇息之外别无指望。这多半也是幸事，因为正是这些人，毫无怨言地把一生消磨在偏远的灯塔和别的孤绝僻远之处——换了别人，不多时就要发疯的。我们在这里过了一夜，因为换乘的骆驼还没到；大家尽力弄得欢快些，驿长给我们摆了一桌，还拿出一大瓶可怕的东西下菜，我得知那叫「中国烧酒」。可不知怎的，在这僻远的寂寥里笑声总显得不合时宜；至少于我如此——每当谈话一顿，外头那死一般的寂静便仿佛要重新占回它的地盘。戈壁不是轻佻的所在。

第二天我们一早起身，草草吃过早饭，同主人干了最后一杯上马酒，队伍便妥妥当当上了路，我们重又朝着天朝进发。可说我们已翻过了山顶，此后每一步都离目的地更近，虽然前面还有许多疲惫的日子。接下来一个星期里值得一记的事太少，戈壁境内余下的路程我就略过了。只消说一句：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除偶有绿洲之外，它荒凉的面目毫无变化。我或许该在此一提：荒漠上样样东西都奇异地带着电，我的皮裘一碰就噼啪作响，像饼干碎裂一般。

终于，五月二十三日，有了重回草木之地的迹象：草开始出现，不多时，仿佛越过了一道看不见的界线，我们已走在起伏的草原上——在石荒之后，这是个可喜的变化。就在荒漠的边缘上，我们经过蒙古的霍尔弗庙，那是一组样子古怪的藏式建筑；不过我们隔得太远，没能去拜访。这是我最后一眼望见蒙古；而同这个我到过的最凄凉、最令人疲惫的地方作别时，我确实没有半点惋惜。

第二天一早，我们望见了中国的边境小镇萨汉巴勒胡萨尔，不多时便停在站外，要在那里把骆驼换成骡子。漫长沉闷的荒漠之行终于走完了。想到我完全孤身一人，此前我原以为路上会遇上种种困难乃至危险；可我在蒙古的整段时间里，从没受过什么严重的滋扰——说实在的，我只记得有一桩事可能收场不妙，就是往库伦路上的那场遭遇。

萨汉巴勒胡萨尔是个颇兴旺的小地方，虽只称作村，规模却相当可观。这是我头一次窥见真正的中国；它虽离长城还有一段路，气象却是十足中国式的。说实在的，它给我的印象比我此后经过的许多地方都好；它的建筑式样也很叫我注意，同我至今所见的全然不同，在明亮的日光里几乎有几分埃及气。

也正是在这里，我头一次见到那最丑恶的残毁——中国妇女的小脚。我相信这种残害女婴的风俗正在渐渐消亡，满洲式的鞋子也在慢慢地、确凿地流行开来。看那些可怜的女人踮着高底一瘸一拐地走，我想在欧洲的旁观者比在受害者本人还要难受——后者无疑早已习惯了自己残废的样子。我有一双成年女子的鞋，量下来只有三英寸长！最上等人家的中国太太小姐，因脚太小，竟完全不能行走。

也是在萨汉巴勒胡萨尔，我头一次真正见识了什么叫人口过剩。中国亿万生民之说我自然常听，可在那以前我从没真正有过确切的概念。我到的这头一座中国城镇让我开了眼：到处是那样密的人和孩子，我不由得纳闷他们在这地方究竟怎么住得下；而奇怪的是，他们彼此又那样相像，仿佛都是一个大家族的一部分。中国各地的孩子实在漂亮得很，个个自成一幅画。

我们的队伍停进一所房子的院子里，行李从骆驼身上卸下来，转到几辆样子古怪的车上——那是专为走山路到张家口（约六十英里）而造的。等一切准备停当、可以再度启程时，已是下午过半。我忘了说，我那辆车仍旧跟着我们，只是这时「骆驼大车」已徒有其名，因为辕间套的不再是「沙漠之舟」，而是两头矮小的骡子，前后串着。邮车则由骡和驴随便凑着拉，赶车的是中国「小子」。那队伍着实滑稽，配不上「俄国重邮」这样堂皇的名号；两名戴着官帽的哥萨克坐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行李上，更显得格格不入。

蒙古与中国之间虽没有看得见的界线，可我们一出萨汉巴勒胡萨尔，分别就明摆着了。四下里平原上散布着小小的村落，地面辟成园圃和田畴，里头满是勤劳的农人。这同界那边懒散的蒙古人中间所见的，完全是两幅景象。

傍晚时分，前方的平原被一带看去低矮的石山围住。我徒劳地寻找人家告诉我环抱张家口、长城沿其顶脊蜿蜒而行的那道壮丽山脉；我想我们分明已经够近，真有高山这时该望得见了，可眼前一点像山的东西也没有。暮色渐浓，月亮升起时，我们到了平原的尽头，开始下一道坡——或者不如说是一条陡峭的石路，径直通进山里去，而且越走越陡、越走越坏。

走了一阵之后，我偶然注意到：那轮正圆、在无云的天上皎皎生辉的月亮，正渐渐被遮住；看来我们要碰上一场月食了，而且偏偏在我们最需要亮光、好在满道乱石间择路而行的时候。叫赶车人大为惊惶的是，天越来越黑，末了连一星半点光也不剩，甚至看不出那明亮的天体方才在哪里；我们那几个小子自动把队伍停下，一遍遍伏地叩拜，口中念念有词。那情景诡异而超乎自然，弄得我几乎以为自己在梦里。可这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因为那条路实在是又真实又实在：这当口它越来越陡、越来越多石，路面又窄，我们只得全都下来步行，还要搭手把车弄过去。

我这才忽然想起：整个蒙古高原高出海面五千英尺以上，所以我们先前几乎与构成中国北界的那些山的顶部齐平。那么，傍晚一路逼近的那带石山就是它了；我们此刻正沿着路下到天朝去。我们一路下行，四围的花岗石崖与峰头越显越高；夜色那样黑，有时前行当真危险，因为看不清，而小路又沿着许多悬崖的边缘。月亮隐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天将破晓时才重又露面，我们的随从们显然大为宽慰。下到半路、最坏的一段走完时，我们停了两个钟头歇息、喂牲口；我走了、或者不如说爬了那么长一段崎岖的路，累得散了架，立刻沉沉睡去，直到再度启程时才醒。

这时已是大白天，一个可爱的早晨——可爱到非有诗人之笔，才能把那僻远山口里壮丽的日出描摹出几分。我们离张家口已经不远，可路太坏，走得极慢，因为我们仍在一道像是古河床的峡谷里往下走。景致有时显得壮丽；然而即便在这荒野不毛的地方，永不知倦的天朝人也占住了每一块可用之地，几乎垂直的山壁高处，这里那里可见一小片一小片耕地，有些地方密得像在峭壁上砌出一层层梯田，每一小块四围还围着一道小小的墙。人对中国人的最初印象——尤其从蒙古过来时——确实会叫人由衷佩服他们惊人的精力与勤劳；不过日后对这民族知道得深些，这印象多少要有所修正。

我想我平生所见最古雅的景象之一，就在这山口里：我们到了一个小村（名字我忘了），整座村子就筑在山壁上。那些小屋高踞半空，蓝衣的居民像玩偶一般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其效果实在别致。不过我在那条路上被颠得快散了架，多少减损了我对沿途景致的赏玩。

我们这时已很近目的地，四围的行人车马每一刻都在增多；不多时道路一转，一大片房屋的可喜景象出现在眼前。那便是扬布山，张家口的一处近郊，俄国茶商们住在那里，其中一位我有介绍信给他。我横穿「大饥之漠」的旅程就此告成，我重又与文明相接了。

二十六从张家口到北京

热诚的款待——扬布山——中国长城——美国传教士——我的骡轿——从张家口到北京——沿途的景致——中国客店——初尝中国菜——好笑的邂逅——南口关——长城的第二道——对北京的最初印象——入城

张家口正当真正中国的门口，因为进城要穿过长城本身的一座门洞；所以只有过了那古老的门，人才算真的到了天朝。俄国邮务长和茶商们所住的扬布山，在城外自成一座小镇。我有一封开给其中一位先生的信用凭证，那是卡尔戈文—巴索夫商行的巴索夫先生，我便径直去他家，好换些中国钱，并把我剩下的砖茶脱手——这笨重的通货于我已经没用了。我受到俄国人一向的客气与款待，这几乎不必细说。一位穿白绸衣的先生出来迎我，说巴索夫先生不在；不过早接到信说我大约要到，屋里已经给我备好了一间房。即便我是这家人的老朋友，也不能待我更周到了；在我刚熬过的那些苦楚之后，这一切何等可喜，可想而知。而同那辆载我走过无数疲惫里程的骆驼车作别，我心里也没有一丝惋惜——它固然把我平安送到了，却也几乎把我颠散了架。我唯一的指望，是此生再不要见到这类东西。接下来我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洗去那简直浸透全身的尘土；随后同主人坐下来，吃了自离开伊尔库茨克以来最好的一顿饭，还有一瓶上好的勃艮第酒佐餐。「吃苦」自有它的妙处，可说到底，我还是推崇文明的舒适。我那两位哥萨克朋友不多时也来了，我从他们那里得知，我可以在张家口待两天，因为邮队到那时才能启程去北京。这么说，往后四十八个钟头我要过神仙日子了。

扬布山是我到过的最古雅的小地方之一。它与其说像中国的一处聚落，不如说像意大利北部依偎在阿尔卑斯山下的某个偏远小村；四围的高山、以及散落其间的房屋，更助成了这份错觉。说实在的，它被群山围得那样严实，荒漠里的寒风很少吹得到，我在那里时的气温实在宜人。午饭后我在和煦的日光里绕着屋后的园子踱步抽雪茄，感到一种唯有在久经不适之后才体味得到的舒畅与身体的安歇。单这一点，几乎就抵得过我刚走完的那趟磨人的路。

下午我带一个中国人作向导，骑马绕城走了一圈。不过在说张家口本身之前，我想该先说一说我对长城的「印象」——这一个民族惊惶的巨大而不可磨灭的记录，人们常把它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长城其实有两道，张家口这一道——人称「第一道」——我相信是唯一真正原初的一道。另一道在南口关顶上，我后面还要说到；那一道其实好得多，且有真正的建筑之美，显然建造得晚多了。而张家口这一道乍看之下，最像的竟是爱尔兰的石头田界墙。人家从谷底指给我看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一堆几乎不成形的乱石，像一条巨大的化石长蛇，蜿蜒着翻过连最高的山顶，当年竟是作为帝国一道正经的防线筑起来的。不过我还是费力爬上山去看它；直到发觉爬上去要花那么久，我才开始体会它的大。它自然已破败得只能凭猜想推测原貌；不过它虽无疑庞大，尺寸于我却很叫人失望。底宽自然无法量，因为它随地势起伏，有些地方便比别处宽得多。高度也因此相差很大，不过粗略估计，内侧平均约十二英尺；外侧许多地方是与山壁齐直而下的。我发现我可以骑坐在墙顶上，可见并不很宽。张家口这道墙作圆锥形，底部是大块巨砾松松地堆成；每隔半英里光景有一座粗砌的台子，各可容几名兵士。

张家口比我所料的还要奇特有趣；说实在的，眼前的景象我做梦也想不出。街道几乎无法通行，不但因为路面坏得骇人，更因为各色车马行人多得不得了。我穿过那座沉重的城门、门上悬着大纸灯笼时所见的景象，我想我从没见过这样热闹新奇的。主街简直堵死了，我等了好一阵才能让马挪动一步。我的出现几乎没引起注意，因为我穿着俄国装束，单是那顶哥萨克帽就足以保我受人尊敬——天朝人对招惹沙皇的臣民怀着何等健全的畏惧。这座边城的实际人口，我没能得到可靠的数字，可四下里的人多得简直成千累万；最初的印象是置身于一个极大的集市，四面那些低矮的房屋、或者不如说敞开的棚铺，更添了这印象。不过初访张家口虽有趣，那份因陌生而起的新奇感很快就过去了，随后这臭气熏天的地方的肮脏与污秽，便以其野蛮的丑恶原形毕露。说实在的，此后我对中国所有城市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印象，我相信多数旅人会同意我的看法。

我得知张家口有两所教会的房子，一所英国的，一所美国的。我想去拜访这些先生们，哪怕只为聊聊天，因为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说过英语了。于是我叫向导先领我去山姆大叔的使者那里。那所教会驻地是一幢大砖房，自有院落，院子勉强布置成花园的样子，四围围着高墙。接待我的是一位某先生，态度是那种惯常的冷淡、疏远而褊狭——就我自身的经历而言，这似乎是这一行人特有的。寒暄了几句天气之类的日常话头（我的到来在他似乎是极寻常的事）之后，我被请进屋里，引见给某太太，我们又勉强攀谈了几句。不过那也不过是「勉强」，因为我的造访似乎并不怎么使这对可敬的夫妇欢喜。我这边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掘了十来分钟之后，那位先生便离了屋子，抱歉说要接着做事之类；我会意，也就告辞了。几乎不必添说，他们并没有留我，也没有请我再来。我骑马离开这所不好客的宅子时，不由得把方才所受的接待，同我一路在俄国人中间无往而不遇的热诚款待暗自相比——俄国人对登门的客人是恨不得倾其所有的。

在肮脏的张家口住两天，要看的早看够了；所以第二天下午尼古拉耶夫进来说邮队次日早晨起程去北京时，我一点也不惋惜。于是我动手为这趟往京城去的四天新奇旅程作进一步的准备。

俄国重邮从张家口到北京是由驴和骡驮运的，因为要翻山越岭，车几乎行不通。不愿全程骑马的旅人，得自备一种所谓「骡轿」。这东西于寻常欧洲人不但新奇，而且因其微妙的脾性还能不断供给刺激——在骆驼车那单调的颠簸之后，这可是个大变化。两头骡子若规矩些、不同步而行，那份晃悠简直舒服；可惜这般福气是例外，而骡子的种种劣性，一等它们发现自己被套在这么一顶轿子上，便发作到叫人光火的地步；而坐轿的人又完全听凭抬他的这两头牲口摆布，那份「刺激」可想而知。坐骡轿之前，照我读过的书，我一向以为骡子是最脚稳的牲口，走在张着大口的悬崖边缘或最不结实的桥上，比在平地上还要自在。可我坐进轿里没多久，这个念头就被彻底打消了：没走几英里，前头那头骡子就在一条平坦极了的路上跌倒，我着实难受了几秒钟——它若尥起蹶子来会怎样，实在说不准，我连下来的工夫都没有。所幸把它弄起来还算容易。不过这一桩事让我开了眼，远在到山里之前我就明白了：坐骡轿并非尽是快活事。尤其叫我称奇的，是骡子非凡的灵性：它们没有缰绳牵引，只偶尔由赶脚的小子一两声吩咐，照例是任它们自己择路而行。有许多处我确实宁愿有人牵着，尤其到了我写生里画的那段峭壁山口；可那样做于例不合，而骡子多半也要恼你这般怀疑它们的脚力——在最险的路段上任其自便，它们是惯了的。饶是如此，那也够叫人头晕的：窄路一边常是拔地如墙的岩壁，另一边便是万丈绝壑，连一根栏杆也没有。那是一段极壮丽的景色，可我觉得，看照片比在悬在深渊边缘的骡轿上那不稳当的位置上看，更能领略。

还是回到我离开张家口这件事上。到了约定的时辰，我们一行人准时在邮务长家集齐，没有多余的耽搁就动身了。如今想起那支队伍多么滑稽，我还要笑。驴和骡都不配鞍，哥萨克只好骑跨在牲口驮着的行李上尽量坐得舒服些，那情形可想而知。这些牲口驮重之多简直惊人：连最小的驴也能驮着一大包骆驼的货物、上头还坐一个人，颠颠地快步走。从城这头穿到那头足足用了一个钟头，这便可略见张家口之大。一出城，我们便脚下生风地赶路，中间不停，因为到今夜歇宿的宣化府还有相当一段路。

沿途的地面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与我前面写过的相差无几。有时村连着村，密得像这条路是穿过一条极长的街；处处是同样密如蚁聚的蓝衣天朝人。远在我们到达今夜投宿的那座城的雉堞墙下之前，夜色已经降临；我们沿着那道墙走了一英里又一英里，才到城门口。

这仿佛无尽的雉堞，在星光下黑黢黢、阴森森地显出轮廓，说不出的诡异骇人；等我们终于到了那座森然的门洞、洞里透出墙内拥塞的蛮荒生活的嘶哑嘈杂声时，这阴沉的印象丝毫未减；我们一进门，包铁的城门便哐啷作响地关上，那声音提醒我：文明世界就此同我们完全隔绝，直到明天早上。我既深知中国人性情之难测，便不能不想：万一夜里生出什么仇视「白鬼」的情绪，我们脱身的机会是丝毫没有的。

到那「客店」还费了些工夫，因为街上照例拥挤，有时竟被车马堵死；在纸灯笼明灭不定的光里，那景象叫人难忘。终于我们到了，我得以略识中国客店是何等模样。我说中国的客店论肮脏与不适大约举世无双，我想凡在这一带走过的人都不至于反驳。它照例由一个肮脏的院子和四围歪斜破败的厢房组成，有几间隔作「客房」，其余留给骡马牲口。我写生里画的那处便是这类地方的公道样本。可惜这弥漫全处的气味画不出来；没有它，人对这地方就不能有真正准确的概念——据我所能猜度，那气味是阴沟、大蒜、腐败的动物残骸和普遍的人身不洁混作一处的产物。我在各处各样的游历中，一向注意到各国的气味何等有其特色；即便如今事隔多年，我相信只要把某地特有的气味送到我鼻下，我仍认得出那个久已去过的地方。而在这一切至今仍萦绕于我嗅觉里的「香气」中，中国客店那一种，我敢说要在别的都散尽之后仍长留不去，因为它是我领教过的最冲、最难当的一种。

这类客店的「客房」说一间也就够了，彼此的分别只在脏的多寡。窗——如果墙上糊着薄纸的洞算得上窗的话——通常有整间屋子那么宽，除了挡住日光之外照例毫无用处，因为那纸多半已经条条挂着；所以毫无遮蔽可言。屋子一侧是炕，即铺着席子的高台，作睡处用，冬天在底下生火。炕上放一张小桌，客人盘腿围坐进食。屋里通常再没有别的家具。

至于这类店里的吃食，对胃口消受得了中国菜的人，选择是很多的，给的东西又多又便宜。我尝过一顿，可这一试害得我此后好几天不适，再不想领教第二回。在尝到中国菜以前，我一直痴心以为自己有一副「宝贝」的肠胃，几乎什么都吃得。可到了中国北方，我这个念头便被打消了。一想起那顿可怕的、没完没了的正餐，就着哥萨克所谓「中国烧酒」的一种恶劣的温吞液体——那味道我想就像温过的变性酒精——我如今还要打寒噤。

我们那间屋子里头看一眼，我就决定睡在院子里我的骡轿上；院子虽挤满各样车辆和人，总比自愿投降给敌人强——我知道若睡在那脏炕上，定是如此。我那张局促的床绝算不得舒适，膝盖以下都伸在夜里的寒气中；不过不知怎的我照旧睡得很沉，直到清早被许多昨夜投宿的旅客启程的喧闹惊醒。此后再睡是不成了，只好起来带着写生簿尽量消磨时光，等胡乱吃过早饭再启程。

顺带一提，有一天早上在这样一家客店里出了件颇好笑的事。我正忙着重装我的骡轿，尼古拉耶夫走来告诉我——这可让我大为意外——夜里到了一位英国先生和一位太太，并指着近旁门口站着的一个人说，那就是所说的那位「英国老爷」。我这么久没见过英国人，这于我是件大事，于是当下的冲动自然是上前问问他是不是真从故国来的。他在这样偏僻的地方遇见一个英国人，其诧异不下于我遇见他；他笑着告诉我，他把我当成押邮的哥萨克之一了。我随后得知，他是同妻子一路过来，要去中国北方看望几位传教士朋友，打算在那里过夏。这时那位太太听见有人说英语也出来了，我便被引见给她。他们自然都想知道我独自跑到这样荒僻的地方来做什么、从哪里来（因为他们说并没有把我当成传教士——这话我信！）；听我说我刚从西伯利亚来、横穿了戈壁荒漠，都很吃惊。

「那么您想必好久没看到伦敦的报纸了吧？」那位先生说；我答道我已有许多个月没见过报纸，他便添说：我既是刚从西伯利亚过来，想必会极有兴趣看看那边监狱生活的许多图画——《伦敦新闻画报》一向在连着登，登得那样多，那报纸不知为什么简直像是把自己献给西伯利亚了。可以想见这消息何等叫我称快：这是我头一回确知，我那一批又一批的监狱写生和稿件已经过了俄国的邮局、平安到了英国。不过我既不报名也不说自己是谁，只尽量若无其事地问他知不知道那些画是谁画的，因为我在西伯利亚说不定遇见过那位画家。他想了想说，好像姓「普赖斯」。于是我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两人为这桩巧事大笑了一场。

离开宣化府之后，道路穿行在实在壮丽的山景里，我想那是我平生所见最荒莽、最雄伟的。有时路就走在可怕的绝壁边缘上，我往下一看就觉得发晕——我那两头骡子只要踏错一步便是致命的。可那两个畜生不知怎的偏要尽量贴着边走，任凭赶脚的小子怎么拉也不行。我既从亲身经历知道它们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脚稳，心里实在很不自在。不过一路竟没出一桩值得一提的事。山口过后是覆着丰茂稻田的河谷，水汪汪的，给这景色添了一种奇特的泛滥之象。到处是勤劳的天朝人埋头苦干，仿佛一刻也不能耽误。整幅景象都是极其旺盛而不歇的生气；说实在的，我从没见过可与之相比的。那条极宽的大道上，车马行人多得仿佛没有尽头，像一支连绵不绝的骆驼、驴、骡和成群绵羊的商队，喧声有时震耳。

我们经过的许多城镇显然很古老，多半那些古旧的雉堞墙都显出极高的年岁。尤其有一处叫岔道的，入口是一重保存极好的双重门洞，很是雄伟，无疑有好几百年的来历。然而一进这些壮丽的古迹，幻象便全然消散；那几乎像走到戏台后面去，因为这些城里无一例外地污秽不堪，与其外表的中古气象成了扎眼而叫人失望的对照。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我们到了有名的南口关；在到南口镇之前不远，道路从一座门洞下穿过通称的「中国长城」。还离得老远，我就辨得出这座宏伟的建筑衬着天空分明地立着，有些地方当真横过最高的山顶。我本已准备要看到了不得的东西，可这奇迹般的工程犹胜于我所期，一时看得我目瞪口呆。人由此可以想见，天朝人当年该是惶恐到何等地步，才动手筑起这样一道巨障。依我看，张家口那道墙简直不配同它相提并论；谁若先看了这一道，还以为张家口另有更好的，那是要大失所望的。它最叫我称奇的，是保存得何等完好：砌它的那些方整的石块，几乎看不出岁月侵蚀的痕迹。我劝尼古拉耶夫把队伍停下，够我粗粗画一张速写；可它气势太大、体量太巨，寻常的铅笔是画不出它的。它当年究竟如何防守，是个谜，因为守它无疑同攻它一样难。南口关很美，颇令我想起威尔士或爱尔兰的某些地方。那石峡里流着一道粼粼的急流，两旁的巨砾上覆着极鲜艳的地衣。

南口镇本身——我们正赶上在那里歇晌——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同我们经过的别处很像，只是那天逢集，狭窄的街道若说还能更挤，那就是更挤了。我在这里注意到街上走动的女人比先前多，其中许多并没有被那丑恶的中国小脚弄残，而是穿着较为合理的满洲鞋。

南口还因苍蝇多得可怕而刻在我记忆里；那简直叫人发疯，因为无处可躲。食物只要露着放上几秒钟，就盖上一层像会动的黑漆。在那以前，我还相对免于虫豸之扰；可如今既享着连日的温暖与阳光，就得付这代价。不过这些苍蝇比起我后来所受的还算不得什么——后来蚊子和蠓虫昼夜一刻也不放过我。

我们这时已飞快地接近这趟长途的终点，可说已渐渐与京城相接：地面若说还能更精耕，那就是更精耕了；道上的车马人流也越来越拥塞。我这时开始略尝中国的热与尘究竟是什么意思：有时两边几码之外的一切都没在一片浓雾似的东西里，攒动而挥汗的人群仿佛在其中艰难地摸索前行。终于，在前方不远的天际，我辨出树梢之上隐隐露出一条长长的黑线。与此同时，骑马走在我轿旁的尼古拉耶夫指着那边，晒黑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告诉我：北京的城墙就在眼前了。

目标既已在望，路便不显得那么长了；不到半个钟头，我们已在稠密的人群中、在那厚重的雉堞墙的荫影下，朝着这座巨城的入口前行。以它的规模而论，入口并不多，彼此又相隔很远；我们沿墙走了好一程才到一座门洞，而那还不是入城之门：因为这道大墙的那一边还有内墙，围着我们要去的鞑靼城，两墙之间隔着一大片空地。这片尘土飞扬的石荒上，成百的商队、车辆和行人往来不绝。那景象很奇特，而近在咫尺的大城那诡异嘶哑的嘈杂声更使它加倍奇特。那古老的城墙仿佛没有尽头——至少于我如此，因为我急不可待地盼着那些我确信就在前头的奇观。

终于我们到了正门，那是一条穿透厚厚城墙的巨大隧道般的门洞。我们在人潮中极艰难地、极缓慢地挤了进去，随即置身于一座以巨大石板铺地的辽阔广场。这广场四面都是城墙，墙上开着门洞通往各处——一座通中国城；另一座闭着，通皇城；而正对着我的，是其中最要紧的正门，即有名的前门，通往鞑靼城。那是怎样的一座门啊！我想我平生没有见过比这座巨大的门洞、以及它上头那座巍如城堡的巨大城楼，给我更压倒性、更难以言说之印象的东西；那与其说像我在天朝所期望见到的任何景象，不如说像古代巴比伦的幻影。人在这座如此遥远的往昔所遗的巨大纪念物面前，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我从这目睹过无数奇景、回荡过数百代人声的城墙下穿过时，心中生出一种近乎敬畏的感觉。

我四围所见那半野蛮的奇异人群，几乎无法描摹。远东的种种奇观我虽已渐渐看惯，却仍觉得北京是其中最奇的。置身于这样的四围，几乎像是退回了中世纪。然而初见这座天朝之城入口时那奇妙的印象，一过它的门便被粗暴地驱散，所有的幻象立时消失。北方各城的种种污秽在这里被放大了，因为我想我从没到过比北京更丑恶地肮脏的地方。说实在的，说它脏还只是轻描淡写：我可以放胆断言，人若没到过北京，就不知道尘与垢究竟是什么。

二十七北京

不平静的时日——同华尔身爵士的一席谈——中国城——可怕的景象——北京各使馆的社交生活——华尔身夫人的「待客日」——东方最劳碌的人——同赫德爵士共度的一个有趣的晚上——他自述生平

北京看它的一般模样，大约是世上最不像能有一家好的欧洲旅馆的地方；可它偏有一家着实不错的客寓——这对辗转到这偏僻城市来的旅人实在是幸事；在拥挤的街道上风尘仆仆地走了一大程之后，能置身于这片可喜的绿洲，那份轻松可想而知。那家颇带几分谐趣地叫作「北京饭店」的，是一位和气的法国人塔伊厄先生所开的一家大杂货铺的一部分；他多年前到远东来发财，末了在天朝的京城落了户，算是各使馆的一位供应商。这里旅人不多，所以旅馆不过是铺子的一处附属；饶是如此，住处无可挑剔，伙食是一种家庭式的公桌餐，极好，价钱以情形而论也还公道。

我到这城里恰逢一段很不平静的时日，正在长江沿岸排外的骚乱与凶杀之后，空气里满是令人不安的、说是乱子将临的传闻。说实在的，我到北京那一天，各处欧洲人住区的墙上贴满了揭帖，号召众人当夜起事，杀尽「洋鬼子」。所幸并没有出什么事，那一夜平安过去，居民丝毫没有敌意的表示。事实上，万一真出了事，我此刻大约也写不成这篇文字了：因为在北京的欧洲人正处在俗话所说「瓮中之鼠」的难堪境地——入夜以后若遭袭击，无论他们如何抵抗，结局是断然注定的，因为外援一点也到不了。每晚八点城门关闭，而电报线在城外，与文明世界的一切联络便就此完全断绝。

我头一桩该做的事，自然是到英国使馆去拜会我国驻北京朝廷的公使约翰·华尔身爵士。关于这座代表大不列颠立在天朝京城里的官邸如何富丽，我早听说了不少；可我没料到被引进去的是一座立在宽敞院落里、庙宇般华美的建筑。它像一件大艺术品，而那几间讲究的会客厅里四处可见的女主人的品味与手艺，丝毫无损于它。

我除了《伦敦新闻画报》通讯员的证件之外，并没有任何介绍信；可彬彬有礼的华尔身爵士立刻以极友好而随意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们长谈了一番。听说我获准从张家口一路穿中国过来，爵士似乎有些意外；听我说我是随俄国邮队来的，更是如此。他何以意外，我只能猜度。一个话头引出另一个，我渐渐听到了许多关于欧洲各国公使在北京的处境的有趣细节。这里的情形我虽已略有所知，却不能不承认，当我听说他们不过是被「容忍」着、除公事外从不与天朝官员往来、彼此之间毫无情谊可言，说他们的处境可说始终是坐在火山上、常常几乎难以忍受时，我着实惊愕。华尔身爵士又说，这种奇特的现状总有一天要纠正，因为中国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个要紧的国家；不过眼下欧洲自顾不暇。我不禁说，这些我早已听说过，而列强竟长久容忍一个半开化国家这等傲慢无礼，向来令我纳罕。

我只打算极粗浅地描摹一下北京；因为我虽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却觉得要对它众多的奇观和它所唤起的历史陈迹稍稍尽一点公道，或是对它那拥挤而恶臭的街上种种可怕奇异的景象略作交代，都需要住得久得多、也需要一枝远比我高明的笔——在那些街上，人走一步，眼睛或鼻子就要被某种污秽所冲撞。我听人说广州是远东最丑恶的城，可我看北京同它也差不了多少。说一件事便可见其可怕：我想我每回穿过中国城，没有一回不在哪里看见一具乞丐的尸首。头一回的情形，我还清楚记得自己的惊讶。那天我同一位朋友和一名向导，走在一条极拥挤的大道上，那路叫「乞丐桥」；我瞥见一个瘦骨嶙峋的可怜人，一丝不挂地躺在路当中，就在毒日头底下。他的姿势扭曲得古怪，我便对我那小子说——

「乔，这人睡觉挑的地方可真怪。」

「他不是睡觉，老爷；他是死人。」乔用他那古怪的洋泾浜英语答道。

那具尸首所引起的注意，比一条死狗也多不了多少。忙碌的人群来来往往，显然见惯了这类情形，连把它挪到一边、或者给它盖上点什么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各文明之邦的公使携着家眷被派来居住的，就是这样一片蛮荒的境地。

饶是如此，尽管有种种躲不开的不适，北京的欧洲人的社交生活在我看来还算愉快，因为事情总是不少；我不做活计的时候，日子也从不难打发，因为我在那里所受的款待，比起我在西伯利亚领教过的毫不逊色——这话的分量可不轻。

有这样一位可亲而好客的公使夫人，可以想见这个小小侨居群落的生活可说是以英国使馆为中心的；华尔身夫人的「待客日」是人人盼望的大事。下午网球与茶正酣、花园里挤满人时，那景象既好看又别致：背景里庙宇般的房屋，同树下和草坪上一身白衣的人影，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格外运气，到北京时正当「热闹的季节」；因为到六月底暑热与尘土变得难以忍受时，这里的欧洲居民便迁到山里去，那里许多废弃的庙宇每年被改作临时的别墅，据说是极可人的去处。

要说北京的欧洲人生活而不提东方那位最出众的人物——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便不能算完备；所以，把我有幸同这位大人物共度的一个极有意思的晚上略述一番，想来也是有趣的。

那天是赫德爵士的「待客日」：每逢星期三下午，他都在宅邸四围美丽的园子里接待众多的朋友，六点到八点在宽敞的草坪上打网球、跳舞。这处幽静清凉的退隐之地弥漫着一种可喜的宁静，在外头终日的喧嚣与尘土之后实在使人轻松；而草坪上那支出色的乐队远远传来的乐声，丝毫无损于这份轻松——谢天谢地，那不是中国乐队，除乐手之外全然是欧洲式的；乐手是海关里当差的中国少年，他们穿着本国服色，草帽底下把辫子像发髻一样盘在头上，样子古雅得很。

宴聚散了，我正要告辞，赫德爵士在我耳边低声道：「别忙着走，留下来同我两个人吃顿便饭。」能同这位大人物安安静静、无拘无束地谈一谈，我自然求之不得，便毫不迟疑地应了。客人渐渐散尽，这座美丽的园子便归我们两人所有。那是个宁静可爱的傍晚，我们来回踱着，我不由得对赫德爵士说：若每个欧洲人都能住在这样美的地方，同外头华人城里的恶臭与丑景全然隔绝，那么在北京过日子也就不算太坏。

「是啊，」赫德爵士答道，「这确是个很愉快的退隐之所；我极少离开它进城去。我的公事占去那么多时间，一天忙完之后便没什么兴致出门访友，所以我住在这里几乎像个隐士。星期三的园会是我唯一的消遣；自一八五九年我进中国海关以来，前后只休过十八个月的假。赫德夫人十年前离华回英，我本已安排好过几个月去同她会合，可每次我一着手安排离开北京，总有什么事冒出来拦住；直到如今我还说不准几时才走得成。不过我一旦走成，必定是一去不回了——我受够了。」

这时晚饭传了上来，我们便进屋去。那是一所很大的平房式建筑，很叫我想起伦敦新辟郊区的房子。里头样样东西都像英国的不能再像。那是一片极大的单身住处，除了尺寸之外，在英国哪里都找得到同样的；而各屋都点着煤气灯——我得知煤气是自家制的——更添了这份相似。

那顿饭极好，就是巴黎的名厨也不致失面子；菜单虽是中文写的、我并不总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却丝毫不减我的赏识。我们当真是以东方的排场用餐，伺候的仆人不下八名；因为赫德爵士在中国位高，不得不摆出与其身份相称的气派，他还告诉我，即便他独自一人，同样的礼数也得照行。我说这是身居高位的代价之一。不过于我这个不惯这般排场的人，被这样围着、每吃一口都被许多双留神的眼睛看着，实在有种特别的别扭；所以等这顿盛馔罢了，只剩我们两人对着雪茄和咖啡、可以无拘无束地谈时，我着实松了口气。

话头又转回他在华的年头上，我对赫德爵士说，他出来时想必还是个少年，因为他如今看去并不很老。

「哦，您看我多大了？」他问。

我迟疑着不好直答，他便告诉我——这倒出我意外——他是一八五四年在香港进的女王的领事馆，那时离成年还差一年。（他一八三四年生于贝尔法斯特。）

「赫德爵士，您这些年的经历真是了不得，」我说，「若写一本回忆录，必定惊心动魄，极有意思。」

「是啊，」这位和气的主人答道，「虽然常有人劝我出这样一本书，我多半是不会去做的；因为一动笔，我那些往事就没有个完了。」

「可您是怎样做到如今这个影响如此之大的位置的呢？」

「哦，其实很简单，」赫德爵士答道，「事情大概是这样。我在领事馆做了五年之后，有人请我进中国海关。那是在额尔金勋爵订约之后不久，当时有若干口岸要对欧洲人开放。不知怎的我心里一动，就应了；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一八六一年我被派为代理总税务司，接李泰国的手——他回国休假两年。他返华几个月后被迫辞职，我便被任为总税务司接他的缺。这样一来，我四年之内就升到了这一行的最高位。那时候这位置远不像如今这样要紧，中国海关还在襁褓之中。此后它长到这般规模，所需的工作之巨简直难以置信。一八六一年对欧洲人开放的口岸只有三处，如今有三十处；这套系统的枝脉南至北圻，北至朝鲜。单是陆上这一摊，雇用的欧洲人就有七百多，各色中国人三千多。整条海岸线由二十艘最新式的武装巡船守护，都是英国造的，多半出自阿姆斯特朗厂。这些巡船由欧洲人统带、中国人充当水手。此外各港口还有一小队武装汽艇。沿海的灯塔也归我管辖。每个口岸有一位欧洲税务司，下面有一名中国官员和一班帮办，有欧洲人，也有别国人。」

「欧洲人怎样才能进这一行呢？」我问。「是考试取录，还是要有什么特别的资格？」

「唔，空缺极少，」赫德爵士答道，「可一旦有了，候补名单上人太多，我在伦敦的代理人便要举行一种考试；当然，凡略通中文的，哪怕懂得很浅，机会总是最好的。」

「可这一切靠什么维持呢？」我自然要问，虽然我知道中国政府从海关得着一大笔进项。

「中国政府，」赫德爵士答道，「每年拨给这一行约四十万镑。这笔钱完全由我支配；一切官员的任免也由我。中国海关一年比一年大，是国家日益增长的财源。外国人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以为她需要外来的银钱接济——以为她快要破产了。再没有比这更错的了；情形毋宁相反。中国有钱的人若肯多信自己的政府一点，中国无疑很快就能借钱给别国。撇开这个不说，中国并没有、也从来没有想借钱，虽然德国、法国和别国的许多财团一直在千方百计要借钱给她。」

我不禁说，一个国家能处在这样的地位，实在令人羡慕。

「何况，」赫德爵士接着说，「这类借款的办法与中国人的想法相悖：中国人宁取利高期短的借款，不取利低期长的。我因深知内情，听说有些财团的代理人在北京一住数月、只为碰运气发一笔借款，觉得很是可笑。有几回他们急于成交，几乎同不相干的人谈成了。中国人说到底也不见得比他们该有的更好；而寻常欧洲人又极容易相信凡衣冠楚楚的天朝人便是有职有衔的大员，他们便常常利用这位西方蛮夷的天真。几年前有过几桩离奇的事：有人被引见给这些代理人，说是朝廷的内务大臣或别的什么高官，有权商议借款。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至多同官场有极疏远极隐晦的一点瓜葛。不过也有几回，他们虽不是所冒充的那种人，却当真同大员有关联。这可由一件事为证：政府虽不正式承认这样得来的借款，却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它的责任，因为那笔钱有一部分用在了公事上。不过这些奇怪的交易，外间知道的极少。

「借款如此，铁路也如此。中国将来无疑会有她的铁路；不过多年来外国资本家不断以助她兴办相扰，至今得到的回答始终是：时候到了，工程师也好、资本也好，凡所需的一切，中国自会办到——这是一个明白的暗示：外人不必来问。可这暗示并没有被领会。有一件事我深信不疑，」赫德爵士接着说，「就是中国虽然确实落后许多年，却无疑在前进——诚然走得慢，可毕竟在走，而且她每向前迈的一步都是踏实的。任凭讥讽与非议，她仍守着她那缓慢而稳当的步子，至今一步也没有后退过。同日本相比，她总令我想起龟兔赛跑那句老话。」

咖啡喝完，我们起身穿过赫德爵士独自居住其间的那几间屋子走了一圈。这里显著地不见人们料想中一个在远东待了这么多年的人房里该有的那些珍玩。除了公事，赫德爵士显然没有多少嗜好。客厅一角有一张大桌，铺满了主人去年从世界各地众多朋友那里收到的圣诞贺卡；墙上挂着几幅很寻常的画。整所房子——连那间空荡荡、只摆着两架钢琴的大舞厅在内——看去都很少舒适之气；我不由得想，独自守着这么一大片空屋子，于人的神经必是很难受的。不过各有所好罢了！赫德爵士的办公室、或者照他自己的叫法「窝」，最见其人，也显然比屋里任何一间用得都勤，因为他一天大半时间都在这里。他的写字台尤其叫我注意，因为很不寻常；他告诉我他做事从不坐下，总是站着，在屋子正中那张高高的写字台上写字。

「北京的空气，」赫德爵士笑道，「极其催眠；我若下午坐下来办事，准会立刻睡着。」

写字台上方贴着一小片发黄的纸，上面抄着几句诗，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我许多年前从狄更斯的《家常话》上抄下来的一节诗，」主人说，「它奇异地打动了我，我便把它贴在写字台上头，从此一直贴到现在。」

那几行是这样的，或许有点意思：——

「昨日之责若已尽，

今朝立足自坚稳；

明日之日云虽暗，

孤征之路不致昏。」

「对了，赫德爵士，」我说，「饭前您说起要回国长住。您近期可有望回故国去么？离家这么多年，想必是很惦念的。」

「唔，眼下总之还没有定准，」他答道。

「那么继您之后的人呢——您可有什么人选的想头？」我探问道。

「没有。就连谁可能接我的手，至今也还没有人提起；不过照我所能判断的，看中国人的意向，我想接我这摊事的会是个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似乎极想把洋关收归自己掌管。」

我不禁说起屋里堆积如山的书籍文卷，又添说赫德爵士置身于这堆统计资料中，想必如鱼得水。

「说来也怪，」这位总税务司笑着答道，「我同它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可我这一生最不喜欢的活计莫过于统计；不过它既是我每日的例行公事，我也就习惯了，虽然终究不会喜欢它，却已不再觉得它讨厌。」

从「窝」里出去是一间屋子，赫德爵士告诉我那是他的接见厅，一切中国官员都在那里接待。屋里布置得半带中国式，有少不了的坐榻和当中那张惯常的小桌。除门上贴着一幅大大的中国字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扎眼的；我一问，赫德爵士说那是一句成语，意思是「如鸟在枝」，又说照中国人的说法，这比喻是要表明人在这劳生的世上立足何等不稳。我不好问这句箴言是他的中国朋友送来贴在门上的，还是他自己所爱的成语，因为我并不很有把握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随后踱到廊下；我正点上另一支方头雪茄，预备在那两张长椅上舒舒服服地歪着——椅子就近在手边，中间一张小几上摆着威士忌和苏打水的家伙——我转向主人说：我常听说外国人同中国官员相处极难，因为后者瞧不起除自家之外的任何品级；我便问他，要同这样高等的大员打交道，他是怎样应付的。

「唔，」赫德爵士答道，「承皇上的恩典，我所接触的人里品级高过我的很少；因为我有幸几乎各样荣衔都有了——一品红顶戴、花翎，还有双龙宝星二等第一。不过新近赐给我的那份荣典，是纵然对最显赫的中国臣子也不可能再高的了：奉上谕诰封我的家世三代；也就是所谓『三代一品封典，并给诰命』。这道谕旨的分量，从一件事便可估量：皇上同时也照样诰封了他自己的祖母，她生前是道光帝的一位妃嫔——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在道光一朝。」

赫德爵士过于谦抑，并不提及；不过多数人都知道，他还拥有欧洲许多最令人艳羡的勋章，譬如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大十字爵士、法国荣誉军团大军官勋位等等。

我正要再问下去，却注意到主人偷偷看了看表。我不觉也照做了，才发现谈得入神，时光飞逝，已过午夜——这在北京是破天荒的时辰；于是我立刻向这位好心的主人诚恳道谢，告辞而去。

回旅馆的路上，我不由得默想这个人了不起的生涯，以及他对这个待他如此之厚的国家的忠悃——一八八五年英国驻华公使之职曾向他提出，他谢绝了，便可见一斑。饶是如此，他心里仍给他的出生之国留着一个温暖的角落；因为照在中国常听到的说法，在他属下当差的爱尔兰人，升迁的机会比任何别国人都快。

二十八北京（续）——归途

在街头写生之难——从北京到天津——中国的住家船——白河——天津——从天津到上海——归途

我想我从没到过比北京更难在露天写生的地方。我试过好几回，几乎每回都只得作罢；因为我一取出写生簿，还没来得及动笔，四面便被一大群又脏又蛮横的家伙围得水泄不通，而他们对我的兴趣照例远大于对我所画之物的兴趣。叫我的「小子」客客气气请他们让开毫无用处，那似乎只是叫他们更加开心；而动气自然是十足的发疯。于是我多半只好认输，掉头而去。清静而可以安然作画的地方自然也有几处，譬如城墙上；可从那样的高处所得的景象，与置身于熙攘人群之中的景象是不能比的。偏又不巧，我的照相胶片用完了，我那架照相机便没了用。

北京各处可看的东西那样多，人光是四处闲逛看那些铺子、或者不如说敞开的棚铺，就能消磨几个钟头。中国城远比别处有趣。它那些被头顶上无数招牌遮暗的窄街，像一座极大的市集，几乎凡可想到的东西都买得到。同所有初到远东的人一样，我也犯了「搜罗古玩」的热病，自以为占了不少便宜；不过日后大约会发现，那些东西多半在伦敦还能买得更便宜。

那些「名胜」我自然尽可能都走遍了，看过戏园和烟馆，看过的庙宇碑刻够我记许多年，也目睹了一些景象，叫人难以相信这些中世纪野蛮的遗迹竟与十九世纪的文明近在咫尺。饶是如此，我不能不同麦肯齐·华莱士爵士得出一样的结论，并且全然同意他的话：「游览名胜是肉体的疲劳。」于是我终于打定主意，向所有好客的朋友们告别，在归途上再挪一程——因为回到老英格兰之前，我还有许多疲惫的路要走。

到北京的口岸天津去——人从那里搭船往上海——有两条路：或坐所谓北京大车，或坐住家船。那种本地的大车我已经领教过一些并不怎么愉快的滋味，所以用哪种走法我没费多少工夫就定了；虽然听说水路要远得多，我还是立刻定下走水路。

运气好的是，我把动身的事都安排停当时，恰好找到一位极合得来的旅伴：萨维奇·兰多先生，一位旅行家兼游历画家，我在北京时同他相识。这位先生刚从日本回来，正要去澳洲，于是我们约定同行到上海。结伴而行无疑比独行愉快，尤其若旅伴的趣味与自己相投；这一回尤其如此，到天津的三天路程虽无事可记，却过得很惬意。我们事先备下一个「小子」充仆人兼厨子；他做得一手极好的菜，就他那有限的炊具而论，他给我们做的那几顿小小的晚饭简直称得上艺术品。不消说，我们动身前早已把食橱装满了好东西，因为人家告诉我们，路上除了叫不出名目的中国腌臜之外什么也买不到。

我们先前定下的那条住家船，泊在通州的白河上，那是离北京最近的地方；要到那里，得乘一条无篷小船沿运河走六个钟头。行李则先由大车送去。

六月里一个十全十美的日子，太阳照在无云的天上，我依依（但愿也是最后一次）告别了肮脏的北京，踏上了这趟往黄海去的最后一程。沿运河那一程虽略嫌沉闷，倒也不算难受；我们终于到了通州，上了那条「游艇」，只见我们的小子乔已经给我们备下了一顿很不错的晚饭。

中国的住家船就其用途而言无疑极其合用，可断说不上是什么讲究的船，我也不愿在上头多待一刻。它船身很长，一部分铺着甲板，舱房在中部，厨房在后，船工住在前头。帆具只一根桅，挂着中国常见的那种如画的席帆。船上通常是五个船工和一个船主。

那舱房虽说未必一尘不染，至少在烛光下看去还好，而且难得地并不像这类地方通常那样闷臭；所以我们坐下吃晚饭时，还自庆此后两天至少有个像样的住处。吃着饭东拉西扯的时候，我偶然说起：我们弄到这条船想必是运气，因为听说这类船照例满是各色虫豸，而这一条似乎全然没有，我连一点「活物」的迹象都没发现。这话才出口，我就见坐在对面的兰多笑起来，朝我身后的墙看。我回头一望，骇然看见一长列——那当真是我平生所见最大的黑甲虫和蟑螂——正朝我们过来，多半是被食物引来，径奔桌子。我对这类肮脏东西天生厌恶，转眼就逃到甲板上去了；可想而知，我这顿晚饭就此戛然而止。我们随后发现，那舱房里满是各样活泼的小东西；它们在昆虫学者眼里或许有点意思，在画家眼里却全无可取。我没怎么犹豫便断定：露天睡在甲板上、以星空为幕，总比在黑夜里把自己无条件交给这些守候着的敌人强；所以等到「好眠向我们招手」时，我便到前甲板上那张软榻上去——那不过是两只包装箱上搭一块旧帆；而兰多则信着基廷杀虫粉的效力，退到舱内的卧处，用一圈「灭虫粉」把自己围在一个法阵里。

不过这些细小的不适，并没有妨碍我们享受这趟行程和四围新奇的景象；因为从离开通州到抵达天津，那条蜿蜒的河始终是一幅连绵不断、变化不已的生动画卷。我想我从没在哪条河上见过那样多的船，一路所见几乎大小式样都一样，照例挤满了人。因地势平坦、河道多弯，两边目力所及之处，那地面可说都「种」满了大席帆，其景象奇异得难以形容；再加上田里劳作的密密人群，这样一幅人烟稠密的景象，我想除中国之外别处是见不到的。

我们到天津前最后一个村子时已经太晚，船当晚不能再走了，因为我们得知河道过了一定时辰便封闭；既已离像样的旅馆这么近，与其在船上再过一夜，我们便决定把东西留给那小子看管，嘱他一早送来，自己雇车从旱路进城。费了些事雇到两辆人力车，每辆两个小子在辕间，我们便脚下生风地朝目的地去了。这是我头一回坐这种便当的小车，辕里拉车的是似乎不知疲倦的活马；我觉得那份晃悠很受用，尤其近来那些旅途的记忆犹新。

我们大约要走六英里，一路上那两个小子都是小跑，只停下一两回换换辕位。宽阔的大路两旁，本地的房屋渐渐多起来。前方天边，我辨出夜里大城上空常笼着的那种说不清的光晕；而仿佛要向我担保这趟长途终于到头，河上某条大轮船的汽笛声远远地随着傍晚静止的空气飘进我耳朵里。不多时我置身于齐整漂亮的林荫道和点着煤气灯的街道上，只觉得这才真是我受苦的尽头；而我们下榻的环球饭店住处极好、店主又极殷勤，更添了几分这份快意。

我们发现离开往上海的轮船启程还有二十四个钟头光景，所以有的是工夫四处看看这座热闹地方一切可看的东西。因此第二天过得很快；在英国领事馆同布伦南夫妇吃了一顿极愉快的小宴之后，我们怀着再好没有的心情登上了「新裕号」轮船。说实在的，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比这一刻更快活过：重又置身于一条设备齐全的船上，而且觉得自己给自己定下的差事，大半已经平安办成了。

到上海的航程用了三天半，天气好得简直像在海峡里驾游艇。「新裕号」是条一千五百吨光景的好船，属轮船招商局，水手是中国人，船官则全是欧洲人。我得知她有一项引以为傲的特权，可以悬挂东方的「灵犬」旗。我们在芝罘靠了一靠，停的工夫够我匆匆看一眼这个古雅的半英国式小埠。随后又开往上海，我于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抵达。

到这里我就要同诸位好心的读者作别了，因为我横跨亚洲大陆、历时十个月的漫长艰苦的朝圣就此告成——这趟朝圣虽满是艰辛与不适，却被那些奇异而愉快的经历补偿得绰绰有余；实在如此，尽管有那一切，若有机会把其中许多段重走一遍，我还是乐意的。

如今只剩下择定回家的路线了。我末了决定取道日本与美洲，这样便以一条全新的路线绕行地球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