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一九二〇年初,一个波兰地质学家在西伯利亚被红军通缉。他往南逃,逃进了蒙古。
此后一年多,他穿过叶尼塞河的森林、唐努乌梁海的山、戈壁的边沿,撞上了白俄、红军、马贼、喇嘛和一个把蒙古攥在手里的疯子——恩琴·施特恩贝格男爵。最后他取道中国脱身。一九二二年,他把这一年写成书在纽约出版,当年就成了畅销书。
全书五部,四十九章。第一部叫「与死神抽签」,第二部「魔鬼之地」,第三部「亚洲紧绷的心」,第四部「活佛」,第五部「众秘之秘——世界之王」。
这不是考察报告,是逃亡记。节奏快,章短,一桩接一桩:雪夜里的枪战、冻死在半路的同伴、狼、断粮、冰上的马、认错人就要掉脑袋的关卡。他写得像小说,有人因此怀疑他编了不少。
恩琴男爵那几章是全书的重心。那个人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出身的沙俄军官,一九二一年带着一支杂牌军占了库伦,把自己当成成吉思汗的继业者,信佛,杀人不眨眼,几个月后被红军枪决。奥森多夫斯基见过他,跟他同桌吃过饭,替他办过事。欧洲关于恩琴的记述,一大半出自这本书。
末部要另说。他从喇嘛和活佛身边的人那里听来一个传说:地下有一个国度叫阿加尔塔,那里的王叫「世界之王」,他知道一切,也能左右人间的事。奥森多夫斯基当真写了进去,一板一眼。这一部分后来被神秘学的人反复引用,也被学者反复嘲笑。译文照原样译了,没有加按语说这是伪说——他听到什么、信了什么,本身就是材料。
对本库来说,这本书补的是蒙古那一块。本库已有《横越蒙古平原》《中蒙边境的狩猎与博物》《满人与俄人》,那几本写的是清末和民初;这一本写的是外蒙古脱离中国前后那几年最混乱的时刻,从里面看出去。
四十九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第一部 与死神抽签 第一章 入林
一九二〇年年初,我恰好住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那城在叶尼塞河岸上。这条壮阔的大河发源于蒙古沐着阳光的群山,一路把温暖的生气倾进北冰洋;南森曾两度到过它的入海口,想为欧洲通往亚洲腹地的商路开出一条最近的道来。就在西伯利亚沉寂的隆冬深处,我忽然被卷进了那席卷全俄的疯狂革命的旋风里;这场风暴在这片富饶安宁的土地上播下了报复、仇恨、流血,以及法律从不追究的种种罪行。谁也说不准自己的大限在哪一刻。人们过一天算一天,出门时不知道还回不回得来,不知道会不会在街上被人拖走,扔进那个徒有法庭之名的革命委员会的地牢里去——那地方比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更可怕、更血腥。我们这些流落在这片惶乱之地的外乡人也逃不过它的迫害,我自己就身受过。
一天早上,我出门去看一位朋友,忽然得了消息:二十个红军士兵已经把我的住处围住要拿我,我必须逃。我赶紧换上朋友一件旧猎装,带了些钱,沿着城里的背街步行疾走,直到上了大路;在那里我雇了个农人,四个钟头后他把我送到离城二十英里的地方,撂在一片林莽深处。路上我买了一支步枪、三百发子弹、一把斧子、一把刀、一件羊皮大衣,还有茶、盐、干面包和一口水壶。我一直钻进林子深处,找到一间烧了一半、早被人弃了的木屋。从这一天起我成了个地地道道的猎人;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角色我一演竟演了那么久。
第二天早上我出去打猎,运气不错,打着两只松鸡。鹿的足迹到处都是,我觉得不愁没吃的。不过我在这地方待的日子并不长。五天之后,我打猎回来,望见小屋的烟囱里袅袅冒着烟。我悄悄地摸近去,发现两匹上了鞍的马,鞍上挂着军用步枪。两个没了枪的人,对手里有家伙的我并不危险,于是我快步穿过空地,推门进屋。两个兵从板凳上惊跳起来。他们是布尔什维克。我从他们那种高高的羔皮大帽上认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红星,从他们的罩衫上认出了那肮脏的红带子。我们彼此招呼过,坐了下来。茶是他们早就煮好的,于是我们喝着这随时都受用的热饮闲谈,一面却彼此疑心地打量着。为了打消他们这份疑心,我说我是个从远地来的猎人,住在这里是因为这一带出黑貂。他们则告诉我,他们是从城里派进林子来的一支队伍,专搜一切可疑的人。
「你明白吧,『同志』,」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是来找反革命分子,找着就毙了。」
这一层不用他解释我也明白。我把全副心思都用在以举止让他们相信:我不过是个寻常的农人猎户,与反革命分子毫不相干。同时我也一直在盘算:等这两位不速之客走了,我该往哪里去。
天黑下来了。黑暗里他们的脸更不好看。他们掏出伏特加来喝,酒力很快就显出来。他们大声说话,彼此抢着打断对方,夸耀自己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杀了多少资产阶级,把多少哥萨克从河冰底下塞了进去。后来又吵起嘴来,不过不久就乏了,预备睡觉。
忽然之间,毫无征兆地,小屋的门大开,屋里的热气腾地涌出去,化作一大团白雾;雾一落下,雾里仿佛升起一个精灵似的,现出一个又高又瘦的农人:头上压着高高的羔皮帽,身上裹着一件大羊皮袄,把他的身形衬得愈加魁伟。他端着枪站着,随时可以开火。腰带底下插着那把快斧——西伯利亚的农人没有它是活不下去的。一双眼睛快得像野兽,闪着光,轮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钉住。过了一会儿他摘下帽子,在胸前画了个十字,问道:
「这里谁是主人?」
我答应了一声。
「可以借住一宿么?」
「可以,」我说,「地方尽够。喝杯茶罢,还热着。」
这生客一面不住地拿眼睛扫着我们每个人、扫着屋里的一切,一面把枪靠在墙角,解起皮袄来。他里面穿一件旧皮罩衫,同样皮料的裤子掖在高筒毡靴里。他的脸相当年轻,端正,带着几分近乎嘲弄的神气。他那口又白又尖的牙在笑时闪着光,目光所到之处像能把什么都看穿。我留意到他那一头乱发里已有几绺灰白。嘴角上绕着两道苦涩的纹路,说明他这一生极不平静,充满了险恶。他在枪旁坐下,把斧子放在脚边地上。
「怎么?这是你老婆?」一个喝醉的兵指着那斧子问。
高个子农人从浓眉底下那双沉静的眼睛里平平静静地看了他一眼,也平平静静地答道:
「这年头什么人都碰得着,带把斧子稳当些。」
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喝茶,眼睛却好几次带着锐利的探询看向我,又不住在整间屋子里搜寻,像要替自己心里的疑惑找个答案。兵们问他的话,他都在一口口热茶之间慢吞吞地、很有防备地拖着腔答了;随后他把杯子倒扣过来,表示喝完了,又把剩下那一小块糖搁在杯底上,对兵们说:
「我出去照看照看我的马,顺手把你们的马也卸了鞍。」
「好啊,」那个半睡的年轻兵嚷道,「把我们的枪也捎进来。」
两个兵都躺到板凳上去了,只给我们剩下地面。那生客不多时回来了,带进两支枪,放在暗角里。他把鞍屉丢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动手脱靴子。兵们和我这位客人很快就打起鼾来;我却睡不着,一直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天快亮时我才打了个盹,醒来时已是大白天,那生客却不见了。我走出屋去,看见他正在给一匹漂亮的枣红儿马上鞍。
「你要走了?」我问。
「是啊,不过我想跟这两位——『同志』一道走,」他压低声音说,「随后我再回来。」
我没有再问什么,只告诉他我等着他。他把挂在鞍上的几个口袋取下来,藏在屋子烧坏的那个角落里,检了检马镫与辔头;鞍备好了,他笑着说:
「我妥了。我这就去叫醒我那两位『同志』。」
喝过早茶半个钟头,我这三位客人就告辞了。我留在屋外劈柴烧炉子。忽然,远远地,林中响起枪声,先是一下,接着又是一下。随后便什么都没有了。从枪响的地方惊起一群黑琴鸡,掠过我头顶。一株高松的梢上,一只松鸦叫了一声。我听了很久,看有没有人朝我这屋子来,然而四下里寂然无声。
叶尼塞河下游天黑得极早。我把炉子生起来,煮我的汤,一面不住地听着墙外一切动静。我自然时时刻刻都十分明白:死就在我身边,它随时可以藉着人、藉着野兽、藉着严寒、藉着意外或疾病来取我。我知道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指望,我一切的倚靠都在上帝手里,在我自己手脚的力气里,在我枪法的准头里,在我心思的镇定里。然而我听了半天也是白听,并没有听见那生客回来。同昨天一样,他一下子就出现在门口。隔着那团白气,我看见他含笑的眼睛和那张端正的脸。他跨进屋来,哐啷一声把三支枪丢在角落里。
「两匹马,两支枪,两副鞍子,两箱干面包,半块砖茶,一小袋盐,五十发子弹,两件大衣,两双靴子,」他笑着一样一样数着,「说真的,我今天这趟猎打得很不坏。」
我吃惊地看着他。
「你惊讶什么?」他笑道,「这些家伙还有谁用得着?咱们喝茶睡觉罢。明天我领你到一个更稳当的地方去,然后我就走我的路。」
第二章同行人的秘密
天刚亮我们就动身,离了我头一处藏身之所。我们把各自的家当装进口袋,缚在一副鞍子上。
「我们得走四五百俄里,」我这位同行人很平静地说。他自称「伊万」——在这片地方,每隔一个人就有一个叫这名字,所以这名字对我的头脑和心思都毫无意义。
「那么我们要走很久了,」我不无懊丧地说。
「至多一个星期,也许还不到,」他答道。
那一夜我们宿在林中,睡在冷杉宽大的枝条底下。这是我头一次露天睡在林子里。此后一年半的流亡生涯里,这样的夜我不知道又过了多少!白天冷得厉害。马蹄下冻硬的雪咯吱作响,蹄上结成又崩落的雪球在雪壳上滚开去,声音像碎玻璃。松鸡懒洋洋地从树上飞起,野兔慢吞吞地沿着夏天的河床跑过。入夜,风开始叹息、呼哨,把我们头顶的树梢压弯;底下却静得很。我们在一道两旁生着大树的深谷里歇下来,找到几株倒下的冷杉,截成烧火的木段;煮过茶,便吃晚饭。
伊万拖来两根树干,用斧子各把一面砍平,再把两根平面相对地叠起来,在两头的根部各楔进一个大木楔,使两面之间隔开三四英寸。我们把炭火放进这道缝里,眼看火苗顺着相对的两个平面飞快地一路烧过去。
「这样明早上还有火,」他说,「这是淘金人的『乃达』。我们这些淘金的在林子里走,不论冬夏,总是挨着『乃达』睡。好东西!你自己瞧着罢。」他接着说。
他砍下冷杉枝,搭了一面斜顶,用两根立柱撑着,斜面朝着乃达。在我们这顶枝条的棚和那道乃达之上,又有冷杉的大枝遮护着。他又搬来许多树枝铺在棚下的雪上,枝上再铺鞍屉;这就成了一张铺位,伊万坐上去歇着,把外面的衣裳脱到只剩一件罩衫。不多时我看见他额上沁出汗来,正用袖子擦额擦颈。
「这下子又暖和又受用!」他嚷道。
没一会儿我也不得不脱了大衣,随后干脆一无所盖地躺下睡了;而透过冷杉的枝条和我们的棚顶,寒星又冷又亮地闪着,乃达那一边则是刺骨的严寒在肆虐——我们却舒舒服服地被挡在外面。过了这一夜,我再不怕冷了。白天在马背上冻透,夜里就被这好脾气的乃达彻底烘暖;脱下那件沉重的大衣歇着,只穿一件罩衫坐在松杉搭的棚下,呷着那随时都受用的茶。
每天赶路时,伊万给我讲他在外贝加尔的山里林里淘金的种种经历。那些故事都很生动,满是引人的奇遇、险境与搏斗。伊万正是这样一类淘金人的典型:他们在俄国——也许在别的国家也一样——找到过最富的金矿,自己却始终是个穷光蛋。他只是避而不谈自己为什么离了外贝加尔到叶尼塞来。我从他的神气看出他不愿说,也就不逼他。然而有一天,盖在他这段神秘身世上的那层幕布,却很偶然地被掀开了一角。
那时我们已快到此行的目的地。整整一天,我们费力地穿过密密的柳丛,向叶尼塞河右岸那条大支流马纳河走去。到处都是野兔在丛莽间踩硬的小径,这些林中的小白居民在我们前面窜来窜去。又有一回,我们看见一条狐狸的红尾巴藏在一块石头后面,一面盯着我们,一面也盯着那些毫不提防的野兔。
伊万久久地不作声。随后他开口说,离这里不远有马纳河一条小支流,支流口上有一间屋子。
「你说怎么着?是赶过去呢,还是就在乃达边上过夜?」
我主张到屋里去,一来我想洗一洗,二来能重新在真正的屋顶底下睡一夜也是快事。伊万皱了皱眉,却依了我。
天擦黑时,我们走近一间小屋,四围是密林与野覆盆子丛。屋里只有一间小房,开着两扇极小的窗,还有一个极大的俄国火炉。屋旁是一座披屋的残迹和一个地窖。我们把炉子生起来,弄好我们那顿简单的晚饭。伊万喝着从那两个兵那里「继承」来的酒瓶,不多时就滔滔不绝起来,眼睛发亮,一只手一次次飞快地插进自己的长发里。他开始给我讲他的一桩奇遇,讲着讲着忽然停住了,眼里带着惧意,眯起眼睛往一个暗角里看。
「是老鼠么?」他问。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说。
他又不作声了,皱着眉头出神。我们常常一连好几个钟头不说话,所以我并不奇怪。伊万把身子凑近我,低声说起来。
「我要给你讲一桩旧事。我在外贝加尔有个朋友,是个流放的苦役犯,名叫加夫龙斯基。我们一道走过多少林子、翻过多少山去找金子,说定了所得一概对半分。可是加夫龙斯基忽然跑到叶尼塞的泰加林里去了,从此没了影。过了五年我们听说他找着了一个极富的金矿,发了大财;后来又听说他连同妻子一块儿被人害了……」伊万顿了一顿,接着说:
「这就是他们那间旧屋。他和他妻子就住在这里,金子是在这条河上什么地方淘出来的。可他对谁也没说在哪儿。这一带的农人都知道他在银行里有一大笔钱,还把金子卖给官府。他们就是在这里被害的。」
伊万走到炉边,抽出一根燃着的柴,弯下腰去照着地板上的一处。
「你看见地板上、墙上这些斑痕么?那是他们的血,加夫龙斯基的血。他们死了,也没把金子的下落说出来。金子是从他们在河岸里挖进去的一个深洞里取出来的,藏在披屋底下的地窖里。可是加夫龙斯基什么也没吐露……天哪,我是怎样拷打他们的啊!我拿火烧他们,我把他们的手指一根根掰断,我挖掉他们的眼睛;加夫龙斯基却一声不响地死了。」
他想了一会儿,忽然对我说:
「这些都是我听农人说的。」他把柴丢进炉子,往板凳上一倒。「该睡了,」他没好气地说完,就不作声了。
我听了很久他的呼吸、他自言自语的嘟囔;他翻来覆去,一面抽着烟斗。
早上我们离了这个受过这么多苦难与罪恶的地方;到了行程的第七天,我们来到一长列山脉山麓上一片茂密的雪松林。
「从这儿起,」伊万告诉我,「到下一个农庄有八十俄里。人们到这片林子里来拾松子,可是只在秋天来。在那以前你一个人也碰不着。这里飞禽走兽多,松子也多,你在这儿住得下去。看见这条河没有?你哪天想找农人,就顺着这条河走,它会把你带到他们那里。」
伊万帮我搭了一间土屋。其实算不得真正的土屋。那是一株大雪松——大约是在哪一场狂风里倒的——连根拔起时留下的一个深坑,正好作我这所房子的屋子;坑的一边用泥筑了一道墙,泥由那些翻起的树根卡住。上面探出的树根又成了骨架,我们在其间穿插木杆与树枝做成屋顶,再压上石头使之牢固、盖上雪使之保暖。屋前始终敞着,却始终由那道守护的乃达护着。在那个覆着雪的洞穴里,我过了两个月像夏天一样的日子,没有见过一个人,与外面那个正在发生大事的世界全然隔绝。在那座倒树树根底下的坟墓里,我面对着大自然过活,以自己的苦难和对家人的挂念为朝夕相伴的伴侣,为活命苦苦挣扎。伊万第二天就走了,给我留下一袋干面包和一点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第三章求生之搏
于是我孤身一人了。四围只有常绿的雪松林顶着雪,只有光秃的灌丛,只有封冻的河;透过枝干望出去,目力所及,也只是雪松与白雪的茫茫大海。西伯利亚的泰加林!我要被迫在这里住多久?布尔什维克找不找得到我?我的朋友知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一家人如今怎样了?这些问题像一堆火,没完没了地在我脑子里烧。
不久我就明白伊万为什么领着我走了那么久。一路上我们经过许多僻静之处,离人烟都极远,伊万尽可以把我安安稳稳地撂在那里;他却总说要把我带到一个比较容易活下去的地方。果然如此。我这片独居之所的好处,正在那片雪松林,在那些覆着林子、一直铺到四面天边的山。雪松是一种壮丽有力的树,枝条伸得很开,是一顶常绿的帐篷,把一切活物都招到它荫下来。雪松林间总是生气腾腾:松鼠不停地在那里吵闹,从这棵树蹿到那棵树;䴓尖声叫着;一群胸脯绯红的红腹灰雀像一道火焰掠过树丛;或是一小队金翅雀闯进来,把这座树木的圆剧场灌满了它们的哨音;一只野兔从一个树干窜到另一个树干,后面悄悄跟上来的是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影子——一只白鼬,贴着雪爬行;我久久地盯着那个黑点,我知道那是它的尾巴尖。又有一只气派的鹿,小心翼翼地踏着冻硬的雪走近来;末了,连西伯利亚森林之王、那头棕熊,也从山顶上下来看望我。这一切都分了我的心,把那些黑沉沉的念头从我脑子里带走,教我撑下去。爬到我那座山的顶上去,虽然吃力,于我却也有益:那山高出林子,从山顶上我可以望见天边一道红色的山岭。那是叶尼塞河对岸的红崖。那边有国土,有城镇,有仇敌,也有朋友;那边甚至还有一个点,我认定那就是我一家人所在的地方。伊万把我领到这里来,正为这个。
而在这片孤寂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竟渐渐很想念这位同伴了。他虽是害死加夫龙斯基的凶手,待我却像父亲一样周到:总替我备马,替我砍柴,事事都做得叫我舒服。他独自过过许多个冬天,除了自己的念头什么也没有,面对着大自然——我该说,面对着上帝。他尝过孤寂的可怖,也练出了担当它的本事。我有时想:我若注定要死在这地方,我要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到山顶上去死在那里,眼睛望着那无边的山与林之海,望着我所爱的人所在的那个方向。
不过,这样的日子固然给了我许多可想的事,给我身体上的活计更多。那是一场为活命而起的、不停歇的苦斗。最苦的活是给乃达备大木段。倒下的树干盖着雪,冻在地上。我得把它们刨出来,再用一根长棍做杠杆把它们撬动。为了省事,我把取柴的地方选在山上——爬上去虽难,把木段滚下来却容易。
不久我有了一个极好的发现。我在洞穴附近找到大量的落叶松——这种美丽而愁苦的林中巨人——是在一场大风里倒下的。树干盖着雪,却仍连在折断处的树桩上。我用斧子去砍那些树桩,斧头一下去就陷住,费很大劲才拔得出来;探究缘由,才发现树桩里满是松脂。这种木头的碎片只消一点火星就着,此后我总备着一堆,打猎回来要烘手、要煮茶,一点就旺。
我大半的日子花在打猎上。我渐渐明白:我必须把活计摊到每一天里去做,因为那能把我从愁苦沮丧的念头里岔开。照例喝过早茶,我就进林子去找松鸡或黑琴鸡。打着一两只,就动手做饭;我的菜单从来不丰富,总是野味汤加一把干面包,随后是没完没了的一杯杯茶——林中生涯少不得的饮料。
有一回我找鸟时,听见密丛里有响动;小心张望,发现了一对鹿角的尖。我朝那边爬过去,那机警的牲口却听见了我。它哗啦一声从丛里冲出去,跑了约三百步,在山坡上停住,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头很漂亮的牲口,深灰的毛,背脊几乎是黑的,大小像头小母牛。我把枪架在一根树枝上开了火。那牲口猛地一跃,跑了几步就倒了。我拚命跑过去,它却又爬起来,半跳半拖地往山上挣。第二枪才把它放倒。我得了一张给洞穴用的暖地毯,还有一大批肉。那对角我绑在墙上的枝条间,成了一个很好的衣帽架。
有一幅极有意思却也极野的画面,我忘不掉;那是在离我洞穴几公里的地方演给我看的。那里有一小片沼地,长着草,散布着越橘;黑琴鸡与石鸡常来啄这些果子。我悄没声息地从灌丛后面走近,看见一整群黑琴鸡正在雪里刨食吃果子。我正看着,忽然其中一只蹿了起来,受惊的其余的鸡立刻飞走了。叫我吃惊的是:头一只鸟竟笔直地盘旋着往上飞,随后一头直落下来,死了。我走过去,从那只被害的鸡的身上跳出一只凶狠的白鼬,钻到一株倒树的干底下去了。那鸟的脖子被咬得稀烂。我这才明白:白鼬扑了那只鸡,咬住它的脖子,被它带上了天,一面吸它喉咙里的血,结果害它重重地摔回地上。多亏这位「飞行家」,我省下一发子弹。
我就这样活着,为明天而斗,心里却被又苦又硬的念头越毒越深。一天天、一周周过去,不久我觉出风里带了暖意。空旷处雪开始化了,这里那里现出细细的水流。又一天,我看见一只苍蝇,或是一只蜘蛛,在熬过严冬之后醒了过来。春天来了。我明白:春天是出不了林子的。每条河都要漫出岸来;沼地变得过不去;野兽的一切小径都成了流水的河床。我明白,直到入夏为止,我都被判定继续这份孤寂。
春天很快就行使了她的权柄:不多时我那座山上的雪化尽了,只剩下石头、白桦与山杨的树干,以及一座座高高的蚁冢;河上的冰也处处裂开,满河奔流着白沫与水泡。
第四章打鱼人
有一天打猎时,我走到河岸边,看见许多很大的鱼,脊背是红的,像灌满了血。它们浮在水面上晒太阳。等到河里的冰化得干干净净,这种鱼便成群结队地涌了上来。我很快明白:它们是溯流而上,到小河里去产卵的。我想用一种各国法律都禁止的、近乎劫掠的法子去捉它们;不过一切律师与立法者,对一个住在倒树树根底下的土洞里的人,总该宽容些,容他冒犯一回他们那些合乎情理的法令。
我砍来许多细的白桦与山杨,在河床上筑起一道鱼梁,鱼过不去,不多时我就看见它们一条条地往上跳,想越过去。靠岸的一头,我在栅上留了一个口子,离水面约莫一尺半深,在上游那一侧系上一只用软柳条编的高篓;鱼从口子里钻过来,就落进篓里。我便狠心站在旁边,用一根粗棍子敲它们的头。我捉到的鱼没有一条轻于三十磅,有的还在八十磅以上。这种鱼叫哲罗鱼,是鳟鱼一类,在叶尼塞河里算最好的。
两个星期以后,鱼群过完了,我的篓里再不给我什么宝贝,我便重新打起猎来。
第五章危险的邻居
春天把万物都唤醒了,打猎也就越来越有收成,越来越有兴味。天刚亮时,林子里满是声音,城里人听着又陌生又分辨不出。那边松鸡咕咕地叫,唱它的情歌,蹲在雪松的高枝上,赏玩底下在落叶里刨食的灰色母鸡。走近这位羽毛丰满的歌王是极容易的,一枪就能把他从诗意的差事上打下来,去担当实用的差事。他死得安乐,因为他正在恋爱,什么也听不见。空地上,黑琴鸡张开它们带斑点的大尾巴相斗,母鸡在近旁踱来踱去,伸着脖子叽叽喳喳——多半是在议论它们这些斗架的情郎——一面看着,一面乐。远处传来一声雄浑低沉的吼,却又满是柔情与爱恋,那是鹿的求偶声;上头的峭壁间,则落下山羊短促而断续的叫唤。灌丛间野兔在嬉闹,常有一只红狐贴地伏在它们近旁,等着机会。我从没听见过狼叫;在西伯利亚这一带山与林覆盖的地方,一向也少有狼。
可是另有一头野兽做了我的邻居,我们两个必得走掉一个。有一天,我提着一只大松鸡打猎回来,忽然看见树丛间有一团黑东西在动。我站住,仔细一看,是一头熊,正在刨一座蚁冢。它嗅出了我,重重地喷了一声鼻息,很快地溜走了;那笨拙的步子竟能走得这么快,叫我吃惊。第二天早上,我还躺在大衣底下,被洞后的响动引住了。我极小心地探出头去,发现了那头熊。它用后腿立着,呼呼地嗅,像是在研究:究竟是什么活物,学了熊的规矩,冬天住到倒树的树干底下来了。我大喝一声,又用斧子敲我的水壶。这位早来的客人拚命跑了;可是他这一趟来访,叫我很不受用。那时还是初春,熊本不该这么早就离开冬眠的窝。它就是所谓的「食蚁熊」,是熊里头的一个变种,全不讲熊族上等人家的那套礼数。
我知道「食蚁熊」性子极躁,胆子极横,便赶紧做了防守与进攻两面的准备。准备得很简短:我把五发子弹的弹头磨去一点,做成达姆弹——对这么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这是一个够明白的道理。我穿上外衣,到头一回遇见熊的地方去,那边蚁冢很多。我绕着整座山走了一圈,一条条沟都看过,哪里也不见我这位来客。我又失望又疲倦,走近我的窝棚时全没留神,忽然发现这位森林之王正从我那低矮的住处里出来,围着洞口四下乱嗅。我开了枪。子弹穿透它的腰。它痛得怒吼,用后腿立了起来。第二发子弹打断了它一条后腿,它蹲了下去,却立刻拖着那条腿,挣扎着要站直,朝我扑过来。直到第三发子弹进了它的胸膛,才把它止住。照我估量,它约莫有二百到二百五十磅重,肉很好吃。做成炸肉排最出色,做成肉饼也只差一点点——我把肉搓成饼,放在烧热的石头上烤,看着它们胀成一个个大球,轻得就像从前在彼得格勒「熊」餐馆吃的那种上好蛋奶酥煎蛋卷。靠着食橱里这一笔可喜的进项,我一直活到地面干了、水也退了,可以顺着河往下走,到伊万指点我去的那一方去。
我一路极小心地走,徒步沿河而下,把冬居处所有的家什物件都带着,装在一只鹿皮口袋里——那口袋是我把鹿腿笨拙地打了个结做成的。我就这样驮着东西,涉过一条条小溪,蹚过挡路的沼地。走了五十多英里,到了一处叫西夫科沃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名叫特罗波夫的农人的小屋;他家离我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片林子最近。我同他住了一程。
如今我身处这般难以想象的安宁与太平之中,把自己在西伯利亚泰加林里的经历总起来算一算,得出下面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凡精神康健的人,一旦遇着必需,身上原始人的那些本领——猎人的、战士的——都会复活过来,帮他同大自然相争。受过心智与精神训练的人,在这上头胜过没受过训练的人:后者既无足够的学问,也无足够的意志,撑不过去。然而有教养的人要付的代价是:于他,再没有比绝对的孤寂、比明知自己同人类社会以及那种道德的、审美的生活完全隔绝更可怕的事了。只消踏错一步,只消软弱一瞬,黑暗的疯狂就会攫住一个人,把他带向无可避免的毁灭。我捱过许多同严寒和饥饿相搏的可怕日子,但我捱过更可怕的日子,是意志同那些使人衰颓、使人败坏的念头相搏。这些日子的回忆至今仍冻住我的心与脑;如今我写自己的经历,把它们唤得这样分明,它们仍把我掷回恐惧与不安里去。而且我不能不指出:那些高度文明的国度里,人们太不看重那种在原始境况下、在为存活而同自然相争的境况下对人有用的训练。要养出新一代强健的、康健的、钢铁一般的人,同时又有一颗敏感的心灵,那是唯一正当的路。
大自然毁灭弱者,却扶助强者,把那些在近世都市生活里沉睡不醒的情感,从人的心灵里唤醒。
第六章河的阵痛
我在西夫科沃一带待得不久,却把这段日子用得很足。头一件,我打发一个我信得过、也认为靠得住的人,到我离开的那座城里去找我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取来了内衣、靴子、钱、一小箱急救用品和必需的药,而最要紧的是一张换了名字的护照——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眼里我已经死了。第二件,在这还算安稳的处境里,我把往后的打算盘算了一番。不久,西夫科沃的人听说布尔什维克的委员要来,为红军征牲口。再待下去就危险了。我只等着叶尼塞河卸下它那把沉重的冰锁——小河早已开化、树也抽了春叶,它还封着。我用一千卢布雇了一个渔人,说定只要河里的冰化尽(那时还只是零零星星开了几处),就送我溯流而上五十五英里,到一座废弃的金矿去。
终于有一天早上,我听见震耳的轰响,像一阵极大的炮击,便跑出去,才知道是河把它那一大块冰托了起来,随即让它碎开。我奔到岸边,看见一幕叫人敬畏、却也壮丽的景象。大河把南边松动的冰整片整片地带下来,推着它们往北走,走在仍覆着部分河面的厚冰层底下;末了,这重量撞破了北边那道冬天的堤坝,把这整片大东西一下子放了出去,向着北冰洋做最后一冲。叶尼塞河——「叶尼塞父亲」、「叶尼塞英雄」——是亚洲最长的河流之一,深而壮丽,尤其在中游一段,两旁高耸的山岭像峡谷一样夹住它。这条大河把一英里一英里的冰原带下来,在急滩上、在孤立的岩石上把它们撞碎,让它们在怒涛里打转;它掀起一段一段黑色的冬道,卷走沿途为商队搭的帐篷——冬天商队总是从米努辛斯克沿着封冻的河面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河水时时停住不流,轰响便起来了,大片的冰被挤压、堆叠,有时堆到三十英尺高,把水截在后面;水迅速上涨,漫到低处去,把大块的冰抛到岸上。随后,得了后援的水力又战胜那座高高的冰坝,把它带着往下冲,声音像碎玻璃一样。在河湾处、在大岩石周围,乱得叫人心惊:巨大的冰块互相挤撞,有的被直抛到空中,砸在先到的冰上,有的被掼在弯曲的崖壁与河岸上,把巨石、泥土和树木从高处撕扯下来。沿着一带低岸,这自然的巨人猛地推起一道十五到二十英尺高的冰墙,那突然劲儿叫人显得只是个侏儒;农人管这叫「扎别列加」,不砍出一条路来,就到不了河边。我还见过这巨人做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块好几英尺厚、好几码见方的冰被抛到空中,落下来,把离岸五十多英尺的小树幼树压得粉碎。
看着这壮观的冰退,我心里却充满恐怖与愤懑,因为我看见了叶尼塞河在这一年一度的退却里带走的可怕战利品。那是被处决的反革命者的尸首——军官、士兵,以及全俄反布尔什维克最高执政者高尔察克海军上将旧部的哥萨克。这是米努辛斯克「契卡」血腥工作的成果。几百具尸首,头和手被砍掉,面目和身躯被毁、被烧去一半,颅骨碎裂,同冰块一起漂着、混着,像在找自己的坟墓;或者在锯齿般的冰块间,在狂暴的漩涡里打转,被磨、被撕成不成形的一团,而大河像厌恶这桩差事似的,把它们吐到岛上和突出的沙洲上。叶尼塞河中游我走了全程,一路不断撞见这些腐烂的、叫人胆寒的东西,提醒着布尔什维克干的事。有一处河湾,我看见冰与水流堆上来的一大堆马,数目不下三百。再往下一俄里,我见了一样教我恶心到受不住的景象:岸边一片柳林从那被污的河水里拦下了尸首,用它们手指一般低垂的枝条托着,姿势形状各各不同,竟像是自然摆好的,在我心神不宁的脑子里留下一幅永远抹不掉的画。这一队可怜可怖的人,我数了数,有七十。
到底,那座冰山过去了,跟着来的是浑浊的春汛,带下倒树的树干、木头,和尸首,尸首,尸首。渔人和他儿子把我连同行李放进他们用一棵山杨挖成的独木舟里,撑着篙沿岸逆流而上。在急流里撑篙是极重的活。遇到急转弯,我们只好划桨,同水势相争;有的地方甚至得紧贴着崖壁,用手攀住岩石,一点一点地往前挪。有时要走过这样一段急水,五六米就要费好半天工夫。两天后,我们到了此行的去处。我在这座金矿上住了几天,那里住着看守人一家。他们粮食不够,匀不出给我,我这支枪便又一次养活了我,也给主人家添了些东西。
有一天,这里来了一位受过训练的农学家。我没有躲:在林子里过了一冬,我蓄了一把浓密的胡子,大概连我母亲也认不出我来了。可这位客人很精明,一眼就把我认破了。我不怕他,因为我看得出他不是布尔什维克,后来也证实了。我们找出了共同的熟人,对时局也看法一致。他就住在金矿附近一个小村子里,管着那边的公共工程。我们商定一道逃出俄国去。这件事我盘算了很久,如今计划已经成形。我熟知西伯利亚的局势和地理,断定最稳妥的出路是取道乌梁海——蒙古北部、叶尼塞河上游那一带——再穿过蒙古,出到远东,到太平洋去。在高尔察克政府被推翻之前,我曾受命去勘查乌梁海和西蒙古,当时我把凡能弄到的地图和著述都极仔细地研究过。要办成这个大胆的计划,我还有一个极大的动力,就是我自己的性命。
第七章穿过苏维埃的西伯利亚
过了几天,我们从叶尼塞河左岸的林子里动身往南走,尽量绕开村庄,怕留下什么踪迹叫人追上来。凡是不得不进村的时候,农人待我们都很好,没看破我们的装束;我们也看出他们恨布尔什维克,因为那些人毁了他们许多村子。在一个地方,有人告诉我们:一队红军已从米努辛斯克派出来,追剿白军。我们只好远远退离叶尼塞河岸,躲进林子和山里。我们在那里待了将近半个月,因为这段时间红军一直在这一带来回搜,在林子里抓那些衣衫不整、手无寸铁、为躲布尔什维克的毒报而藏起来的军官。后来我们偶然经过一片草地,看见二十八名军官的尸首吊在树上,面目与身躯都被毁坏了。就在那里,我们打定主意:决不让自己活着落到布尔什维克手里。为此我们有武器,还备了氰化钾。
有一回,我们横过叶尼塞河的一条支流,看见一道狭窄泥泞的隘口,入口处散着人和马的尸首。再往前一点,我们找到一辆断了的雪橇,箱子被撬开,文件撒了一地。旁边还有扯烂的衣服和尸首。这些可怜人是谁?这片荒林里演过一出什么惨剧?我们想猜破这个谜,便动手查看那些文书和公文。那都是发给佩佩利亚耶夫将军司令部的公文。多半是高尔察克军队溃退时,司令部的一部分人穿过这片林子,想躲开四面逼来的敌人;可是在这里被红军截住,杀掉了。离此不远,我们又找到一个可怜女人的尸首,那模样分明说出:在那颗仁慈的子弹来救她以前,她经历过什么。尸首躺在一个树枝搭的棚子旁边,四下撒着酒瓶和罐头盒,道出了毁掉这条性命之前的那场戏谑的筵席。
越往南走,人们待我们越殷勤,对布尔什维克也越敌视。终于我们走出了林子,进了米努辛斯克草原那一片空阔无边的地方;一道叫「克孜尔卡亚」的红色高山横贯其间,这里那里点缀着盐湖。这是一片坟墓之国:成千上万座大大小小的石冢,是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的坟;还有十米高的石锥,是成吉思汗沿着他征伐的路立下的,后来跛子帖木儿也立过。这样的石冢和石锥成千上万,一排接一排,望不到头地往北伸去。如今这些平原上住着鞑靼人。他们被布尔什维克抢过,所以恨得极深。我们索性对他们直说我们是在逃亡。他们白给我们食物,还给我们派向导,告诉我们可以在谁家歇脚,遇险时该往哪里藏。
又过了几天,我们从叶尼塞河的高岸上望下去,看见头一艘轮船「奥廖尔」号,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开往米努辛斯克,满载着红军。不久我们到了图巴河口,要顺着这条河一直往东走,到萨彦山脉——乌梁海就从那里起。我们原以为图巴河与它的支流阿梅尔河这一段是全程最险的,因为这两条河的河谷里人烟稠密,给那两位有名的共产党游击队首领谢钦金和克拉夫琴科出过大批兵。
一个鞑靼人把我们连人带马渡到叶尼塞河右岸,随后在天亮时派来几个哥萨克,领我们到图巴河口;我们在那里歇了整整一天,饱餐了一顿野黑茶藨子和樱桃。
第八章悬崖边上的三天
带着假护照,我们顺着图巴河谷往上走。每隔十俄里十五俄里就碰到一个大村子,有一百户到六百户人家,一切政务都在苏维埃手里,密探盘查每一个过路人。我们躲不开这些村子,有两层缘故。头一层:我们在野地里总要碰见农人,若一味绕村而行,反会惹人起疑,随便哪个苏维埃都能把我们抓起来,送到米努辛斯克的「契卡」去,到那里我们就唱最后一支歌了。第二层:我同行人的文书上写明,准他沿途使用官家的驿马。所以我们非得到各村的苏维埃去换马不可。我们自己的坐骑,早送给了图巴河口帮过我们的那个鞑靼人和那个哥萨克;那哥萨克用大车把我们送到头一个村子,我们在那里领了驿马。除了极少数人,农人都反对布尔什维克,自愿帮我们。我给他们看病算是报答,我的同行人则给他们出些种田上的实在主意。帮我们最多的,是老教派的信徒和哥萨克。
有时我们也撞进完全共产党化的村子,但很快就学会了分辨。我们摇着马铃进村,若看见坐在门前的农人皱着眉、嘟囔着站起身,像在说又来了几个新的鬼东西,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反共产党的村子,在这里歇脚是稳当的。可要是农人迎上来,欢欢喜喜地叫我们「同志」,我们立刻明白自己落在敌人中间,便格外小心。这样的村子里住的不是爱自由的西伯利亚农人,而是从乌克兰迁来的人,又懒又醉,住在又穷又脏的屋子里,尽管村子四围就是草原上肥黑的沃土。
我们在卡拉图兹这个大村子里过了一段又危险又有趣的时光。那里其实算得上一座城。一九一二年这里开了两所学堂,人口到过一万五千。它是南叶尼塞哥萨克的首府。可如今这座城已很难认得出来了:迁来的农人和红军把哥萨克居民杀光了,房子也多半毁了烧了;眼下它是米努辛斯克专区东部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心。我们去换马的那座苏维埃的房子里,正开着「契卡」的会。我们立刻被围住,盘问证件。我们对自己这些纸片能给人什么印象,心里并不十分踏实,便想法避开这番查验。我的同行人后来常对我说:
「天大的运气是:在布尔什维克那边,昨天还是个一无用处的鞋匠,今天就当了省长,而学者在扫街,或者给红军骑兵扫马厩。我能同布尔什维克谈,因为他们分不清『消毒』和『白喉』,分不清『无烟煤』和『盲肠炎』,什么事都能把他们绕过去,连劝他们别朝我脑袋上来一枪也绕得过去。」
于是我们把「契卡」的委员们绕得样样都依了我们。我们给他们描了一幅光明的图景:这一区将来要怎样发展,我们要修路造桥,好把乌梁海的木材、萨彦山的铁和金、蒙古的牲口与毛皮运出去。苏维埃政府的创造性劳动,该是何等的凯歌!我们这篇颂歌唱了约莫一个钟头,末了,「契卡」的委员们把我们的证件忘得一干二净,亲自替我们换了马,把行李搬上大车,祝我们一路顺风。这是我们在俄国境内受的最后一次磨难。
过了阿梅尔河谷,幸运朝我们笑了。渡口附近,我们遇见卡拉图兹来的一个民警。他车上载着几支步枪和几把自动手枪,多半是毛瑟,是要装备一支深入乌梁海的队伍,去搜捕几个给布尔什维克添了大麻烦的哥萨克军官。我们提起了精神:我们很容易同这支队伍撞上,而那些兵会不会像「契卡」的委员那样赏识我们的漂亮话,可就难说了。我们小心地套问那民警,把他们这支队伍要走的路线掏了出来。在下一个村子,我们同他住在一家。我得打开行李,忽然发觉他的眼光艳羡地盯在我的袋子上。
「什么东西叫你这么中意?」我问。
他压低声音说:「裤子……裤子。」
我从城里的乡亲那里得过一条崭新的黑厚呢骑马裤。这条裤子把那民警的魂都勾住了。
「要是你没有别的裤子……」我一面说,一面盘算怎么向我这位新朋友下手。
「没有,」他愁苦地说,「苏维埃不发裤子。他们说他们自己也光着腿。我这条裤子早破透了。你瞧瞧。」
说着他掀起大衣的一角,我惊讶他怎么还能把自己装在这条裤子里:上面的窟窿大到这已不像裤子,倒像一张网,一张连小鲨鱼都能钻过去的网。
「卖给我吧,」他带着请求的口气低声说。
「不行,我自己还要穿。」我断然答道。
他想了一会儿,随后走过来说:「咱们出去说话。这里不方便。」
我们走到外面。「怎么样?」他开了口,「你们是要进乌梁海的。那边苏维埃的钞票不作数,什么也买不着;可那边貂皮、狐皮、白鼬皮和金沙都多得很,他们极愿意拿这些换枪换子弹。你们一人一支枪,我再给你们一支枪、一百发子弹,你把裤子给我。」
「我们不需要武器。我们有证件护身。」我答道,装作听不懂。
「哪里的话,」他打断我,「你们到那边把那支枪换成毛皮和金子。那支枪我白送你们。」
「原来如此。可换这条裤子未免太少了。如今全俄国哪儿也找不出一条裤子来,全俄国都光着腿;你这支枪我只能换一张貂皮,一张皮子于我有什么用?」
一句一句地讲下去,我达到了目的。那民警得了我的裤子,我得了一支枪、一百发子弹,外加两把自动手枪,每把四十发子弹。如今我们有了自卫的本钱。不但如此,我还说动了这位得了裤子的快活人,给我们开了一张准带武器的凭照。于是法与力都在我们一边了。
在一个远处的村子里,我们买了三匹马,两匹骑,一匹驮,雇了一个向导,又买下干面包、肉、盐和黄油;歇了一昼夜,便沿着阿梅尔河往上走,朝着乌梁海边界上的萨彦山进发。我们指望那边不会再碰上布尔什维克,无论精的还是蠢的。从图巴河口算起,三天之后我们过了靠近蒙古与乌梁海边界的最后一个俄国村子——这三天,我们时刻同一群无法无天的人打交道,时刻在险中,时刻可能死于偶然。全靠钢铁的意志、镇定的头脑和死死不放的韧劲,我们才闯过了所有的险,没有从这座冒险的悬崖上滚下去;崖底下已经躺着许多人,他们没能爬完这条我们刚刚爬完的、通向自由的路。也许他们少了点韧劲,或是少了点镇定;也许他们没有唱「道路、桥梁和金矿」颂歌的诗才;也许他们不过是没有一条多余的裤子。
第九章向萨彦山,向平安
四围是密密的原始林。已经发黄的高草里,小路几乎看不出来,在灌丛和刚开始落下彩叶的树木间蜿蜒。这是阿梅尔那条早被人忘掉的旧山道。二十五年前,它把粮食、机器和工人运进阿梅尔河谷那许多金矿,如今那些矿都荒废了。这条路一时沿着又宽又急的阿梅尔河走,一时钻进深林,领我们绕开那些满是西伯利亚险恶泥沼的湿地,穿过密丛,翻过山岭,越过大片草场。我们的向导多半没猜到我们真正的打算,有时他会不安地低头看地面,说:
「这里过去三个骑马的,马都挂了掌。大概是兵。」
等他发现那些蹄印拐到一边去、随后又折回大路,他的不安才消了。
「他们没再往前走。」他说,狡黠地笑了笑。
「可惜,」我们答道,「有人作伴,路上还热闹些。」
那农人只捋着胡子笑。他显然没被我们这话哄住。
路上我们经过一座金矿,当初是照极好的样子规划、装备起来的,如今却荒废了,房屋全毁。布尔什维克把机器、物料连同房子的一些部件都搬走了。近旁立着一座昏暗阴郁的教堂,窗子碎了,十字架被扯掉,钟楼烧了,正是今日俄国一个可怜而典型的象征。看守人一家挨着饿住在矿上,终日在危险与匮乏之中。他们告诉我们:这片林区里游荡着一伙红军,把矿上剩下的东西抢个干净,又在矿里最富的地段淘沙,淘出一点金子,就到远处的村子里去喝酒赌钱;那些村子里的农人用浆果和土豆私酿烧酒,卖起来一两酒要一两金。撞上这伙人,就是死。三天之后,我们翻过萨彦山脉的北脊,过了界河阿尔吉亚克;这一天过完,我们就身在乌梁海境内了。
这片奇妙的土地有种种天然的富藏,住在这里的是蒙古人的一支,如今只剩六万,还在渐渐绝灭。他们说的话同这一族别的方言都很不一样,奉「永久和平」为立身的信条。乌梁海很早就成了俄国人、蒙古人和中国人各逞治理的地方,三家都说这里归自己管,而这里命苦的索约特人得向三个主子都纳贡。正因为如此,这片土地于我们也并非全然安稳的避难所。我们已从那个民警口中听说有一支队伍正准备开进乌梁海;又从农人那里得知,小叶尼塞河沿岸以及再往南的村子都编了红军的队伍,落到他们手里的人,一概被抢被杀。不久前他们杀了六十二名想取道乌梁海进蒙古的军官,抢杀了一队中国商人的商队,还杀了几个从苏维埃的乐园里逃出来的德国战俘。
第四天,我们到了一片沼泽的河谷,疏林之间孤零零立着一所俄国人的房子。我们在这里辞别了向导,他急着往回赶,怕雪封了他翻萨彦山的路。这家的主人答应用一万卢布苏维埃钞票的价钱,领我们到塞比河去。我们的马乏了,不能不让它们歇一歇,便打算在这里住一昼夜。
我们正喝茶,主人的女儿叫起来:
「索约特人来了!」四个索约特人带着枪、戴着尖帽,忽然进了屋。
「门德。」他们朝我们哼了一声,随即毫不客气地把我们上上下下打量起来。我们浑身上下,一颗扣子、一道缝,都躲不过他们那穿透人的目光。随后,其中一个——看样子是本地的「梅林」,就是官长——开始查究我们的政见。听见我们数落布尔什维克,他显然很受用,话也多起来。
「你们是好人。你们不喜欢布尔什维克。我们帮你们。」
我谢了他,把我当腰带束着的那根粗丝绦送给他。天黑以前他们告辞,说明早再来。天暗了。我们到草场上去看那几匹乏透了的马吃草,又回到屋里。我们正同这位好客的主人高高兴兴地闲谈,忽然听见院子里马蹄响,还有粗嗄的说话声;紧接着,五个红军带着枪和刀进了屋。有一样又凉又不受用的东西涌到我喉咙口,我的心擂起来。我们知道红军是我们的仇敌。这几个人的羔皮帽上有红星,袖子上有红三角。他们正是那支出来搜捕哥萨克军官的队伍里的人。他们绷着脸看我们,脱下大衣坐下。还是我们先开的口,说明我们此行是为了勘查桥梁、道路和金矿。随后我们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的长官带着另外七个人就要到了,他们要立刻把我们这位主人拉去做向导,领他们到塞比河去,他们认定那些哥萨克军官必定藏在那里。我当即说,我们的事办得正巧,正该结伴同行。一个兵答道,那要看「军官同志」怎么说。
我们正说着,那位索约特官长进来了。他又极仔细地端详这几个新来的人,然后问道:「你们为什么把索约特人的好马牵走,留下坏马?」
兵们冲他笑起来。
「记住,你们是在别人的国土上!」那索约特人答道,话里带着威胁。
「什么天爷鬼爷的!」一个兵嚷道。
可那索约特人只平静地在桌边坐下,接过女主人给他斟的茶。谈话停住了。那索约特人喝完茶,抽了一袋长烟,站起身说:
「明早马要是不回到主人那里,我们就来牵。」说罢,他转身出去了。
我看见兵们脸上现出不安。不多时,一个被派出去送信,其余的低着头默坐。深夜里,那军官带着另外七个人到了。他听了关于那索约特人的禀报,皱起眉头说:
「糟糕。我们非得穿过那片沼地不可,到时候每一个土墩后头都有一个索约特人盯着我们。」
他看来当真很忧心;多亏他这桩心事,他没怎么顾得上我们。我开口安抚他,答应明天替他把索约特人那边的事摆平。这军官是个粗野的畜生,又是个蠢人,一心想靠捉拿哥萨克军官升官,生怕索约特人拦着他到不了塞比河。
天刚亮,我们同这支红军队伍一道出发。走了约莫十五公里,我们发现灌丛后头有两个骑马的。是索约特人。他们背上挎着火绳枪。
「等我一下!」我对那军官说,「我去同他们谈谈。」
我纵马飞奔过去。那两个骑马的,有一个正是索约特官长,他对我说:
「落在队伍后头,帮我们一把。」
「好,」我答道,「不过咱们还得谈上一会儿,好让他们以为我们在交涉。」
过了片刻,我同那索约特人握了手,回到兵们那里。
「好了,」我扬声说,「咱们可以上路。索约特人那边不会有阻碍了。」
我们往前走。穿过一片大草场时,远远望见两个索约特人正纵马直上山坡。我一步一步地做着必要的调度,把我同我的同行人挪到队伍稍后一点的位置。我们背后只剩下一个兵,相貌极凶,看样子对我们很不友善。我只来得及对同伴低声说一个词:「毛瑟。」我看见他极小心地解开鞍袋的扣子,把手枪的柄抽出来一点。
不久我就明白,这些兵明明是极好的林中老手,为什么不肯没有向导就往塞比河去。阿尔吉亚克到塞比之间的整片地方,是一道道又高又窄的山脊,中间隔着一条条深陷的沼泽河谷。这是一处该诅咒的险地。起初马陷到膝盖,拚命挣扎,蹄子绊在泥沼里的灌木根上,接着跌倒,把我们压在身子底下,马鞍马笼头都弄坏了几件。后来水深到骑手的膝盖。我的马有一回整个前胸和头都没进那红色的稀泥里,我们好容易才把它救上来。随后那军官的马带着他跌倒,他的头在石头上撞伤了。我的同伴一个膝盖撞在树上,伤了。几个兵也跌伤了。马喘得很重。远处哪里有一只乌鸦,闷闷地叫了一声。再往后,路更坏了:小道仍在同样的泥沼里走,可四处都被倒下的树干挡住。马跃过树干,落下来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深坑,便在里面乱扑腾。我们同那些兵浑身是血是泥,很怕把坐骑拖垮。有很长一段路,我们只得下马牵着走。末了,我们进了一片宽阔的草场,长着灌丛,四周是岩石。不单马,连骑手也开始往下陷,陷到腰,底下像是没有底:这整片草场不过是一层薄薄的草皮,底下盖着一个黑水腐臭的湖。后来我们学会了把队伍散开、彼此拉开大距离走,才发现能够浮在这层面上;它像橡胶冰一样起伏,带着灌丛上下摇晃。有的地方,地面鼓起来,裂开了。
忽然,三声枪响。那声音不比一支弗洛贝尔小枪的响声大多少;可那是真枪,因为那军官和两个兵应声倒地。别的兵抓起枪来,惊慌地四下找敌人。又有四个人翻下马去。忽然我看见我们后面那个凶相的兵举起枪,正对准我。不过我的毛瑟比他的枪快了一步,我这才得以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动手!」我朝我的朋友喊了一声,我们也加入了这场枪战。不多时,草场上索约特人多了起来,剥着倒地者的衣物,分着战利品,把自己的马牵了回去。有几种战事里,放走一个敌人、容他日后带着压倒的兵力再来,是从来不稳当的。
走了一个钟头极难走的路,我们开始登山,不久上到一片长着树木的高原。
「说到底,索约特人也不算太和平的一族。」我凑近那位官长说。
他极锐利地看了我一眼,答道:
「杀人的不是索约特人。」
他说得不错。杀布尔什维克的是穿着索约特人衣裳的阿巴坎鞑靼人。这些鞑靼人正把成群的牛马从俄国经乌梁海赶往蒙古。他们的向导兼交涉人,是一个信喇嘛教的卡尔梅克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近一处俄国移民的小聚落,看见有些骑马的人从林子里张望。我们这边一个年轻勇敢的鞑靼人纵马朝林中那些人飞奔过去,不久便掉转马头回来,带着一个叫人放心的笑。
「没事,」他笑着说,「只管走。」
我们顺着一条又好又宽的路往前走,路边是一道高高的木栅,围着一片草场,场里养着一群很好的马鹿;俄国移民养它们,是为了取鹿角——带茸的角极值钱,卖给西藏和中国的药商。这种角煮过晒干,就叫鹿茸,卖给中国人价钱极高。
移民们接待我们时很是害怕。
「谢天谢地!」女主人叫道,「我们还以为……」她没说下去,望了望她丈夫。
第十章塞比河上的一仗
时时在险中,人的警觉与感觉便磨得锐利。我们虽然乏透了,却没脱衣服,也没卸马鞍。我把毛瑟揣在外衣里,开始四下察看,端详这家的人。头一样叫我看出来的,是农家大床上照例堆着的枕头底下,露出一截枪托。随后我注意到,主人家的雇工不断进屋来听他吩咐。他们虽留着长须、穿得极脏,看着却不像寻常农人。他们用很专注的眼睛打量我,并且不让我和我的朋友同主人单独待着。可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后来那位索约特官长进来了,看出我们之间气氛紧张,便用索约特话把我们的来历说给主人听。
「请你们原谅,」那移民说,「不过你们自己也知道,如今一个老实人要配上一万个凶手和强盗。」
这以后我们谈得畅快些了。原来主人早知道会有一伙布尔什维克来搜他的屋子,找那些时常住在他家的哥萨克军官。他也听说了一支队伍「全军覆没」的事。不过我们带来的消息并不能让这老人完全安心,因为他听说有一大队红军正从乌辛斯克区的边界过来,追赶那些赶着牲口往南逃进蒙古的鞑靼人。
「我们提心吊胆,只等他们随时到来,」主人对我说,「我那个索约特人进来报说,红军已经在渡塞比河,鞑靼人也准备开打了。」
我们立刻出去检点鞍具和驮子,随后把马牵到不远的灌丛里藏好。我们备好枪和手枪,在围墙里占住位置,等着我们共同的仇敌。熬人的一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雇工从林子里跑进来,低声说:
「他们在过我们这片沼地……打起来了。」
果然,像是回答他的话,林子里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便是越来越密的噼啪声,各种枪混在一处。声音渐渐逼近屋子。不久我们听见马蹄声和兵们野兽似的叫喊。转眼间,三个兵冲进屋来——他们在路上被鞑靼人两面夹射,一路恶狠狠地咒骂着。其中一个朝我们的主人开了枪。老人踉跄了几步,跪倒在地,一只手还伸向枕头底下那支枪。
「你们是什么人?」一个兵粗声喝问,转过身来举起枪对着我们。我们用毛瑟作答,而且很见效:只有靠门那个兵逃了出去,也不过是逃到院子里一个雇工手里,被他掐死了。仗打起来了。那几个兵朝同伴呼救。红军沿着路边的沟排开,离屋子三百步,还击四面围住他们的鞑靼人。有几个兵跑向屋子来援救同伴,这一回我们听见的是主人那些雇工整齐的排枪:他们打得又镇定又准,像在操演。五个红军躺在路上,其余的便缩在沟里不动了。不多时我们看出他们开始弓着身子,往沟里靠近林子的那一头爬去——他们的马留在那边林子里。枪声越来越远,不久我们看见五六十个鞑靼人穿过草场追击红军。
我们在塞比河这里歇了两天。主人那八个雇工,原来都是躲避布尔什维克的军官。他们请求同我们一道走,我们应允了。
我和朋友再上路时,便有了八名武装军官护卫,外加三匹驮马。我们穿过塞比河与乌特河之间一片很美的河谷。到处是极好的牧场,上面牛马成群;可是路边两三所房子里,我们一个人也没找见:他们听见同红军交火的枪声,都吓得藏起来了。第二天我们翻过一道叫达班的高山,又穿过一大片烧过的林子——我们的小路在倒树之间穿行——随后开始下到一条被前面的丘陵遮住的谷地里去。那些山丘后面流着小叶尼塞河,是进入蒙古本土以前最后一条大河。离河约莫十公里,我们望见林子里升起一柱烟。两个军官溜过去查看。他们久久不回来,我们怕出了什么事,便小心地朝那烟的方向移动,一切都准备好,必要时就打。末了,我们走得够近,听见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其中还有我们一个探子的大笑。草场当中,我们看出一顶大帐篷和两座树枝搭的棚子,周围有五六十个人。我们从林子里出来时,他们一齐拥上来,欢欢喜喜地迎接我们。原来这是一个大营地,住的是俄国军官和士兵;他们从西伯利亚逃出来以后,一直住在乌梁海的俄国移民和富农家里。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诧异地问。
「嗬,原来外头出了什么事你们全不知道?」一个自称奥斯特罗夫斯基上校的老者答道,「乌梁海这边,军事委员下了令,凡二十八岁以上的男子一概征调;各处的游击队都在往别洛察尔斯克城开。他们抢移民,抢农人,落到他们手里的人一概杀掉。我们就是躲他们躲到这里来的。」
全营只有十六支枪和三颗炸弹,炸弹还是一个鞑靼人的——他正带着他那个卡尔梅克向导,到西蒙古他的畜群那里去。我们说明了此行的目的,说我们打算穿过蒙古,到太平洋最近的港口去。那些军官请我带他们一同出去。我答应了。我们探得清楚:那个要替我们摆渡过小叶尼塞河的农人家附近没有游击队。我们立刻动身,好尽快穿过叶尼塞河这一带险地,钻进那边的林子里去。
下了雪,却随下随化。傍晚起了凛冽的北风,带来一场小雪暴。深夜里我们这一行人到了河边。那位移民欢迎我们,当即说要用船把我们渡过去,让马泅水过河,虽然河上还漂着上游下来的冰。谈话时,旁边有一个雇工在场,红头发,斜眼。他一直走来走去,忽然不见了。主人察觉了,声音里带着惊惶说:
「他跑到村里去了,要把游击队领来。我们得马上过河。」
于是,我这一路上最可怕的一夜开始了。我们向那移民提议:船上只装我们的粮食和弹药,我们自己骑马泅过去,好省下来回多趟的工夫。叶尼塞河在这里宽约三百米。水极急,岸是陡的,一下去就是满河的深水。那一夜黑得一点星光也没有。风打着呼哨旋着,把雪和冰粒直往我们脸上刮。我们面前流着一河漆黑的急水,带下来一块块薄而带棱的冰,在漩涡里打着转互相磨撞。
我的马久久不肯从陡岸上跳下去,喷着鼻息,把腿支住。我用尽力气拿鞭子抽它的脖子,它才可怜地哼了一声,纵身投进冷水里。我们两个一同没到水里去,我险些没能坐住鞍子。不多时我离岸已有几米,马把头颈拚命朝前伸着,不住地喷气、打响鼻。我感觉得到它每一下蹬水的动作,感觉得到它整个身子在我身下为这场苦熬而发抖。末了我们到了河心,那里水流急得出奇,开始把我们往下冲。从那不祥的黑暗里,我听见同伴们的呼喊,听见马匹因恐惧和痛苦发出的沉闷叫声。我半身浸在冰水里,齐到胸口。有时漂来的冰块撞在我身上,有时浪头从我头上脸上盖过去。我没工夫四下张望,也没工夫觉出冷来。求生的兽性攫住了我: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这匹马若在同水流相争中力气用尽,我就得死。我的全副心神都放在它的挣扎上,放在它战栗的恐惧上。忽然它大声哼了一下,我发觉它在往下沉。水显然已经没过它的鼻孔,因为它那惊惶的喷鼻声间隔越来越长。一大块冰撞在它头上,把它掉了个向,它便顺流往下游了。我费力把它拨回朝岸的方向,可已经觉出它没力气了。它的头好几回没进翻卷的水面底下。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从鞍上滑下来,左手抓住鞍子,右手划水,在马旁边游着,一面喊着给它打气。有一阵它浮着,嘴唇张开,牙关咬紧,睁大的眼睛里是说不出的恐惧。我一离开鞍子,它立刻在水里浮高了些,游得也从容些、快些了。末了,我听见我这匹力尽的牲口蹄下有石头的声响。
同伴们一个接一个上了岸。那些训练有素的马,把身上驮的东西全带了过来。再往下游很远的地方,那位移民带着物资靠了岸。我们一刻不停,把东西驮上马,继续赶路。风越刮越大,越刮越冷。天亮时冷得厉害。我们湿透的衣服冻住了,硬得像皮革;牙齿打战;眼睛里烧着发热的红光。可我们还是往前走,要把自己同游击队之间的距离拉得越大越好。穿过约莫十五公里林子,我们出到一片开阔的谷地,从那里能望见叶尼塞河的对岸。那时约莫八点钟。对岸的路上,蜿蜒着一条黑色长蛇似的队伍,有骑马的,有大车,我们看出那是一纵红军连同他们的辎重。我们下了马,藏进灌丛,免得招他们注意。
整整一天,寒暑表都在零度以下,我们一直赶路,直到夜里才到了长着落叶松林的山里。我们生起大火,烤干衣服,把身子烘得透暖。饿着的马不肯离开火堆,就垂着头站在我们背后睡着。
第二天一早,几个索约特人来到我们营里。
「乌兰?」其中一个问,就是问「红的?」
「不是!不是!」我们一行人齐声喊。
「察干?」又问,就是问「白的?」
「是,是,」那鞑靼人说,「都是白的。」
「门德!门德!」他们哼着应了,随即端起茶碗,讲起很有意思也很要紧的消息来。原来红军游击队从唐努乌拉山那边开过来,已经用哨卡占住了蒙古边界一线,要拦截并捉拿赶着牲口外逃的农人和索约特人。眼下是过不了唐努乌拉了。我看只有一条路——急转向东南,穿过布雷特海那片沼泽河谷,到库苏古尔湖南岸去,那里已经是蒙古本土。这消息很不受用。从我们营地到萨姆加勒泰的头一个蒙古哨所,不过六十英里;而到库苏古尔,照最近的路算也不下二百七十五英里。我和朋友骑的马,走了六百多英里难走的路,又吃不饱、歇不足,再添这么一段路,实在难以支持。但我把局面想过,又把这几位新同伴打量过,便决意不去闯唐努乌拉。他们神经紧张,心力交瘁,衣着与武器都糟,多数人根本没有兵器。我知道,打起仗来,再没有比手无寸铁的人更大的危险:他们极易被恐慌攫住,自己乱了方寸,又把别人都带乱。所以我同朋友们商议,决定去库苏古尔。我们这一行人也都愿意跟着我们走。
午饭是汤加大块的肉、干面包和茶;吃过便动身。约莫两点钟,前面的山岭开始升起来。那是唐努乌拉东北伸出的支脉,后面便是布雷特海谷地。
第十一章红色游击队的关卡
在两道陡脊之间的一条谷地里,我们看见一群牦牛和牛,由十个骑马的索约特人急急往北赶。他们提防着走近我们,末了才说出:托吉的诺颜(王公)命他们把畜群沿着布雷特海赶进蒙古,怕红色游击队来抢。他们已经走了一程,却听几个索约特猎人说,唐努乌拉这一段已被弗拉基米罗夫卡村来的游击队占住,只好折回来。我们向他们打听这些哨卡在什么地方,守着通蒙古那道山口的游击队有多少人。我们派那个鞑靼人和那个卡尔梅克人去侦察,其余的人准备继续前进:用衬衣把马蹄裹起来,又用皮带和绳头把马嘴勒住,免得它们嘶叫。
天黑时,侦察的人回来报告:约莫三十个游击队在离我们十来公里的地方扎了营,占着索约特人的蒙古包。山口上有两处哨卡,一处两个兵,一处三个。从哨卡到他们的营地有一英里多。我们要走的路正在两处哨卡之间。站在山顶上,两处哨卡都看得分明,一枪一个都打得着。
快到山顶时,我离开队伍,带着我的朋友、那鞑靼人、那卡尔梅克人和两个年轻军官往前去。从山上望下去,前面约五百码处有两堆火。每堆火旁坐着一个端枪的兵,别的在睡。我并不想同游击队打仗,可是非把这两处哨卡除掉不可,而且不能开枪,否则我们永远过不了这道山口。我也不信他们事后追得上我们,因为这条路上牛马的蹄印密密麻麻。
「左边那两个归我。」我的朋友低声说,指着左边的哨卡。
其余的人去对付第二处。我在灌丛里跟在朋友后头爬,预备必要时帮他一把;不过我得承认,我一点也不替他担心。他身高七英尺,力气大得出奇:有时马不肯就嚼子,他就用胳膊箍住马脖子,把马前腿一踢,把它掀翻在地,在地上轻轻松松给它套上笼头。还剩一百来步时,我站在灌丛后头看。火光和那个打盹的哨兵,我看得极清楚。他把枪搁在膝上坐着。他的同伴睡在旁边,一动不动。他们那白毡靴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好一阵子我没看见我的朋友。火堆那边一片安静。忽然,另一处哨卡那边飘来几声模糊的叫喊,随即又静了。我们这边的哨兵慢慢抬起头来。可正在这一刻,我朋友那庞大的身躯立了起来,把火光挡住;一眨眼工夫,那哨兵的两只脚在空中一闪——我的同伴已经掐住他的喉咙,把他整个甩进灌丛里,两条人影都不见了。过了一秒钟他又出现,把那游击队员的枪在头顶上抡了一圈,我听见一下沉闷的击打,随后是绝对的安静。他朝我走回来,窘然笑着说:
「完了。什么天爷鬼爷的!我小时候,我母亲要我做神父。等我长大,我成了个受过训练的农学家——为的是……掐人的脖子、砸人的脑袋。革命真是一桩极蠢的事!」
他又恼又厌恶地啐了一口,点起烟斗来。
另一处哨卡也料理完了。这一夜我们上到唐努乌拉的山顶,又下到一片谷地,那里长满密丛,纵横交错着一整张小河小溪的网。那是布雷特海的上游。约莫一点钟,我们停下来喂马,那边的草极好。到这里我们才觉得安全了。叫人安心的迹象很多:山上看得见放牧的驯鹿和牦牛,走近来的索约特人也证实了我们的猜想——在唐努乌拉这一边,索约特人没见过红军。我们送了这些索约特人一块砖茶,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认定我们是「察干」,是好人。
马歇着,在那片保存得很好的草地上吃着,我们围着火坐下,商议往后怎么走。我们这一行人分成两派,争得很厉害。一派由一位上校带头,他和四个军官见唐努乌拉以南没有红军,印象深极了,便打定主意往西走,到科布多去,再到埃米尔河边的营地去——巴基奇将军的六千人马越界进了蒙古,被中国官府拘管在那里。我同我的朋友,还有十六个军官,决意照原来的计划走,奔库苏古尔湖岸,再从那里出到远东去。两边谁也说不服谁,我们这一行便分了手;第二天中午,彼此告别。
后来证明:我们这一支十八个人,一路上打了许多仗,遇了许多难,折了六个同伴的性命;可剩下的人到底走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而且因为这一场为性命而战、而争的经历,彼此结得极紧,从此永远存着最温热的友情。另一支由朱科夫上校带着,全军覆没了。他碰上一大队红军骑兵,两仗都败了。只有两个军官逃出来。四个月后我们在库伦相遇,他们才把这桩伤心的消息和两仗的详情讲给我听。
我们这一队十八个骑手、五匹驮马,沿着布雷特海的河谷往上走。我们在沼地里挣扎,蹚过数不清的泥泞小溪,被冷风冻透,又被雪和冰粒浇湿;可我们不知疲倦地朝库苏古尔湖的南端走。那鞑靼人做向导,笃定地领着我们走这些路——路上尽是从乌梁海赶往蒙古的大批牲口踩出的蹄印,清清楚楚。
第十二章在永久和平之国
乌梁海的居民索约特人,以自己是真正的佛教徒、守着圣罗摩的纯正教义和释迦牟尼的深邃智慧而自豪。他们是战争与流血的永世之敌。远在十三世纪,他们宁愿离开故土北迁避居,也不肯打仗,不肯归入那位嗜血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帝国——成吉思汗本想把这些出色的骑手和善射的弓手收进自己的队伍。他们在历史上这样北迁过三次,为的是躲开争斗;如今谁也不能说,索约特人手上见过人血。他们爱和平,就用这爱同战祸相争。连严厉的中国官吏,在这个和平之国里也没法把他们那套不留情面的律法施行到底。俄国人被血与罪逼得发了狂,把这场瘟疫带进这片土地时,索约特人也是这样对付的:他们死死躲开同红军和游击队碰面,带着家小和牲口往南迁,迁到克姆奇克和索尔贾克这些远处的旗地里去。这股迁徙之流的东支,正是从布雷特海的河谷走的;我们一路上不断赶过一群群带着牛马的人。
我们沿着布雷特海蜿蜒的小路走得很快,两天后开始爬布雷特海与哈尔加两谷之间的山口。那条路不但极陡,还横七竖八地躺着倒下的落叶松;而且说来难以置信,时时被沼泽地截断,马陷得很深。再往上,我们在圆石和碎石上拣路走,石头在马蹄下滚开,一直蹦下近旁的悬崖去。古冰川沿着山坡撒下的这片碛石,把我们的马累得很快。有时小路就沿着崖边走,马一踏便带起大片的石头和沙。我记得有整整一座山都覆着这样的流沙。我们只好离鞍下马,手里牵着缰绳,在这些滑动的沙床上小跑一英里多,有时陷到膝盖,随着沙一起往山下、往底下的崖口滑。有那么一两下不慎,就会被送下深渊去。
我们有一匹马正是这样完的。它肚子贴着那流动的陷阱,挣不出来,掉不转头,就随着一大片沙往下滑,末了翻下悬崖,从此不见。我们只听见它那条赴死之路上树木折断的噼啪声。随后我们费尽气力下去,把鞍子和袋子捞了回来。再往前走,我们不得不丢下一匹驮马;它是从乌梁海北界一路跟我们过来的。我们先把它身上的东西卸了,不顶用;吆喝、吓唬也不顶用。它只是垂着头站着,那样子乏到了尽头,我们明白它已走到自己这片劳役之地的尽处。随行的几个索约特人替它看了看,摸了摸它前后腿的筋肉,又双手捧住它的头左右摇了摇,仔细端详过它的头,才说:
「这马走不动了。它的脑子干了。」
我们只好把它撇下。
那天傍晚,我们翻上一道坡,景致忽然一变,极美:我们站在一片长着落叶松的宽阔高原上。原上有几顶索约特猎人的蒙古包,蒙的不是寻常的毡子,而是树皮。我们走近时,从里面冲出十个带枪的人来。他们告诉我们:索尔贾克的王公不许人从这里过去,怕凶手和强盗进他的领地。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他们劝我们,眼里带着惧色。
我没有答话,只是把一个老索约特人同我一个军官刚起头的争执拦住了。我指着前面谷地里的小河,问它叫什么。
「奥伊纳,」那索约特人答道,「这是旗界,过去是禁止的。」
「好,」我说,「不过总得容我们烤烤火、歇一歇吧。」
「那是,那是!」好客的索约特人嚷道,把我们领进他们的棚屋。
走过去的路上,我趁便递给那老索约特人一支烟卷,又给另一个一盒火柴。我们一同走着,只有一个索约特人一瘸一拐地落在后头,用手捂着鼻子。
「他病了?」我问。
「是,」那老索约特人愁苦地答道,「那是我儿子。他鼻子流血流了两天,这会儿身子很虚了。」
我站住,把那年轻人叫到跟前。
「把外衣解开,」我吩咐,「把脖子和胸口露出来,脸尽量仰起来。」我在他头两侧的颈脉上按了几分钟,对他说:
「你的鼻子不会再流血了。回棚屋里去躺一会儿。」
我这手指头「神秘」的动作,在索约特人心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老索约特人又敬又怕地低声说:
「塔喇嘛,塔喇嘛!」意思是「大医」。
在蒙古包里,主人给我们上了茶;那老索约特人坐着,像在深想什么。随后他同伙伴们商议了一番,末了说:
「我们王公的夫人眼睛有病,我想,我若把这位『塔喇嘛』领去见他,王公必定很高兴。他不会罚我:他吩咐的是不许『坏人』过去,可这不该拦住『好人』到我们这里来。」
「你看着办吧,」我相当淡然地答道,「说起来,眼病我是会治的;不过你要是说不行,我就回去。」
「不,不!」老人惊惶地叫道,「我亲自领你们去。」
他坐在火边,用火石点着烟斗,把烟嘴在袖子上擦了擦,照当地真正好客的规矩递给我。我合乎礼数地接过来抽了。随后他把烟斗一一递给我们这一行的每个人,又从每人那里得了一支烟卷、一点烟丝或是几根火柴。这便是我们友谊的印信。不久,我们这顶蒙古包里挤满了人:男人、女人、孩子,还有狗,连动都动不了。人丛里挤出一个喇嘛,脸刮得干净,头发剪得极短,穿着他那一等人宽大的红袍。他的衣着神情,同那些拖着辫子、戴着顶上缀松鼠尾的毡帽的脏兮兮的索约特人大不相同。这喇嘛待我们很和气,眼睛却一个劲儿贪婪地瞟我们的金戒指和表。我决意利用这位佛的仆人的贪心。我请他喝茶、吃干面包,告诉他我需要马。
「我有一匹马。你买不买?」他问,「不过我不收俄国钞票。咱们换点什么吧。」
我同他讲了很久的价,末了用我的金婚戒、一件雨衣和一只皮鞍袋,换得一匹很好的索约特马——补上我们失掉的那匹驮马——外加一只小山羊。我们在这里过了夜,主人用肥羊肉款待我们。早上,我们在那老索约特人引领下动身,沿着奥伊纳河谷的小路走,一路既无山也无沼。
可是我们知道,我和朋友的坐骑连同另外三匹,都乏得到不了库苏古尔,便打定主意在索尔贾克另买几匹。不久我们开始碰见一小簇一小簇的索约特蒙古包,四周是他们的牛马。末了我们走近王公那座随时迁移的「都城」。我们的向导先骑马过去通报,一面向我们保证王公必定乐意款待这位塔喇嘛;不过他说这话时,我看出他神色间很有些不安和惧怕。不多时,我们出到一片长满小灌木的大平原上。河岸边立着几顶大蒙古包,上面飘着黄蓝两色的旗,我们一看便猜出这是官府所在。不久向导回来了,满脸是笑。他挥着手喊:
「诺颜请你们过去!他很高兴!」
我只好从一个战士改装成一个外交家。走近王公的蒙古包时,两个属官来迎,戴着蒙古人的尖顶帽,脑后挺着孔雀翎。他们深深行礼,请这位外国的「诺颜」进去。我同我那位鞑靼朋友进了门。华丽的蒙古包里挂着贵重的绸子,里面是一个瘦小枯干的老者,脸刮得干净,头发剪得极短,也戴着一顶高高的尖顶海狸皮帽,帽顶是红绸,缀一颗暗红的顶珠,后面垂着长长的孔雀翎。他鼻梁上架着一副很大的中国眼镜。他坐在一张矮榻上,手指不安地拨着念珠。这就是塔喇嘛,索尔贾克的王公,兼喇嘛庙的上座。他极热忱地欢迎我们,请我们在铜火盆前坐下。他那位美得出奇的福晋给我们上了茶和中国的点心果子。我们抽烟;王公身为喇嘛不抽,却尽了主人的礼数,把我们递上的烟斗举到唇边碰一碰,又回敬我们一只绿玉的鼻烟壶。礼数既毕,我们便等王公开口。他问我们一路是否顺遂,往后有什么打算。我同他说得很坦直,请他容我们一行人和马在此歇息。他立刻应允,吩咐给我们支起四顶蒙古包。
「我听说这位外国的诺颜,」王公说,「是位好大夫。」
「我是懂几样病,身边也带着些药,」我答道,「不过我不是大夫。我是别的门类的学者。」
可王公不懂这个。照他那朴直的想法,会治病的人就是大夫。
「我夫人的眼睛害了两个月了,」他说,「请你治治她。」
我请福晋把眼睛给我看,一看便知是常见的结膜炎,是蒙古包里终日的烟和处处的不洁弄出来的。那鞑靼人把我的药箱取来。我用硼酸给她洗了眼,又滴了一点可卡因和很淡的硫酸锌水。
「求你把我治好,」福晋恳求道,「没治好以前不要走。我们给你们全伙人羊、奶和面。我如今常常哭,因为我从前眼睛很好看,我丈夫总说它们像星子一样亮,现在却红了。我受不了,受不了!」
她很任性地跺了跺脚,又娇媚地朝我笑着问:
「你愿意治好我吧?愿意吧?」
可爱的女人,脾性与做派到哪里都一样:在灯火通明的百老汇,在堂皇的泰晤士河边,在欢快的巴黎林荫道上,在落叶松覆盖的唐努乌拉后面那顶挂着绸子的索约特福晋的蒙古包里,都是一样。
「我一定尽力。」这位新上任的眼科大夫满有把握地答道。
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天,受着王公一家的款待与友爱。福晋那双八年前把这位年迈的喇嘛王公迷住的眼睛,如今复原了。她喜得没了样子,镜子几乎不离手。
王公给了我五匹相当不错的马、十只羊和一袋面,面当即做成了干面包。我的朋友送了他一张罗曼诺夫朝的五百卢布钞票,上面印着彼得大帝的像;我送了他一小块金块,是我从一条小河床里捡的。王公吩咐一个索约特人领我们去库苏古尔。王公一家一直把我们送到离「都城」十公里的喇嘛庙。我们没进庙,却在「都贡」——一家中国商号——停了停。那些中国商人看我们的眼色很不友善,同时却把各色货物都拿出来兜售,尤其想用他们那种圆肚瓶——他们叫「兰浑」——装的茴香甜酒「迈果罗」把我们勾住。我们既没有银块,也没有中国银元,只能眼馋地瞧着这些诱人的瓶子;末了还是王公出面解围,吩咐那中国人把五瓶装进我们的鞍袋里去。
第十三章神秘、奇迹与一场新的恶战
当天傍晚,我们到了特里诺尔圣湖——一片横约八公里的水面,浑黄浑黄的,岸低而荒,到处是大坑。湖心剩着一座正在消失的小岛,岛上有几棵树和一些旧日的废墟。向导对我们说:两百年前这里没有湖,平地上立着一座极坚固的中国城堡。守堡的中国长官触犯了一个老喇嘛,老喇嘛便咒了这地方,预言它要尽数毁灭。第二天水就从地底涌上来,毁了城堡,把中国兵都吞了。直到今天,湖上起风浪时,水还把淹死在里头的人骨马骨抛到岸上来。这座特里诺尔年年在扩大,一年比一年逼近山脚。
我们沿湖东岸绕行,开始攀一道覆雪的山脊。起初路还好走,可向导警告说,最难的一段还在前头。两天后我们到了那里,是一片陡峭的山坡,林木极密,积着雪。再往上便是万年雪线——一道道山脊上嵌着黑色的岩石,雪白的大氅在晴日下闪着光。这是唐努乌拉山系最东、也最高的支脉。我们在林下过了夜,早上开始穿林。
晌午,向导带着我们左一折右一折地绕,可处处被深沟、被成堆的倒木、被从山顶疯狂滑落而卡住的岩壁挡住。我们挣扎了几个钟头,把马都累垮了,忽然又转回到上一回歇脚的地方。分明是这索约特人迷了路;我看见他脸上现出明显的惧色。
「这片受咒的林子里的老鬼不让我们过去,」他嘴唇发抖,低声说,「这是极凶的兆头。我们得回哈尔加去见诺颜。」
我把他吓住了,他才重新带路,可显然既无指望,也不用心去找路。幸而我们队里一个乌梁海猎人看出了树上的砍痕——那正是向导丢失的路标。我们循着这些痕迹穿出林子,又穿过一带烧过的落叶松林,再往前落进一小片活树林,林子紧挨着那座戴着万年雪冠的山脚。天黑下来,我们只好扎营过夜。风大起来,裹挟着一整幅白色的雪幕,把四面八方的天边都遮断了,把我们的营地深深埋在褶皱里。我们的马像一个个白色的鬼影立着,不肯吃草,也不肯离开火堆这一圈。风梳着它们的鬃和尾。风在山的隘口里吼着、呼哨着。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一群狼低沉的嗥声,顺风的时候,中间还夹着一两声尖利的、单只的吠,拔得极高。
我们在火边躺着时,那索约特人走到我跟前说:「诺颜,同我到敖包那里去。我有样东西给你看。」
我们去了,开始上山。在一道极陡的坡底下,堆着一大堆石头和树干,堆成一个约莫三米高的锥。这种敖包是喇嘛教在险处立的圣记,是给这些地方的主人——恶鬼——设的坛。过路的索约特人和蒙古人向鬼神纳贡的办法,是在敖包的树枝上挂哈达,就是长条的蓝绸子,或是从衣里上扯下的布条,或者干脆剪一绺马鬃挂上去;也有把肉块、茶碗和盐放在石头上的。
「你看,」那索约特人说,「哈达都被扯掉了。鬼恼了,他们不让我们过去,诺颜……」
他抓住我的手,用哀求的声气低声说:「我们回去吧,诺颜,回去吧!鬼不愿意我们过他们的山。二十年来没人敢过这些山,凡是胆大试过的人,都死在这里了。鬼用暴雪和严寒扑他们。你看!已经开头了……回我们诺颜那里去,等天暖和些再……」
我没再听他说下去,转身回到火边——雪下得人睁不开眼,火我几乎都看不见。我怕向导逃跑,吩咐夜里派人看着他。夜深时,那哨兵把我叫醒,说:「也许是我听错了,可我像是听见一声枪响。」
我能说什么呢?也许是同我们一样失了伴的人在给走散的同伴报方位;也许是哨兵把落石、落冰的声音错当成了枪声。不久我又睡着了,忽然在梦里见到一幅极清楚的景象。在一片积着厚雪的平原上,走着一列骑手。那是我们的驮马、我们的卡尔梅克人,还有那匹滑稽的花马——鼻梁高高地弓着。我看见我们从那片雪的高原上下到山间的一道褶皱里。那里长着几棵落叶松,近旁有一条没封冻的小溪在汩汩地流。随后我看见树丛间烧着一堆火,接着就醒了。
天亮了。我把众人摇醒,叫他们快些收拾,别误了上路的工夫。风雪正紧,雪晃得人眼花,把路的痕迹全抹掉了。天也更冷。我们终于上了马。索约特人在前面走,极力辨认路径。越往上走,他迷路反倒少些。我们一次次跌进覆着雪的深坑,又在滑溜的岩石上连爬带攀。末了,那索约特人把马一拨,走到我跟前,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想同你们一起送死,我不走了。」
我头一个动作,是把鞭子抡到头顶上。我离蒙古这块「应许之地」已经这样近,这个挡住我心愿的索约特人,在我眼里就成了最可恶的敌人。可我把扬起的手放下了。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极狂的念头。
「你听着,」我说,「你若是拨马就走,背上要挨一颗子弹,你就不是死在山顶上,而是死在山底下。现在我告诉你我们往后会怎样。等我们到了上头那片岩石,风就会停,暴雪就会住。我们穿过上面那片雪原时太阳会出来;随后我们要下到一条小谷里去,那里长着落叶松,有一道没封冻的流水。我们就在那里生火过夜。」
那索约特人吓得发起抖来。
「诺颜从前过过这达尔哈特乌拉的山?」他惊异地问。
「没有,」我答道,「可是昨夜我得了一个异象,我知道我们能顺顺当当翻过这道山脊。」
「我领你们走!」那索约特人喊道,一鞭子打在马上,当先朝着万年雪脊的陡坡上去了。
我们沿着悬崖一道窄沿走时,那索约特人停住,仔细查看地上的痕迹。
「今天有许多挂掌的马从这里过去!」他隔着风声喊,「那边雪上还拖过一条鞭梢。这不是索约特人。」
这个谜立刻有了答案。一排枪响了。我的一个同伴叫了一声,捂住右肩;一匹驮马耳后中弹,当场倒毙。我们赶紧翻下鞍来,伏在岩石后面,看明白局面。我们同对面一道平行的山嘴之间,隔着一条小谷,宽约一千步。那边有约莫三十个骑手,已经下了马,朝我们射击。我向来不许先动手,总要等对方先起衅。这一回敌人是冷不防扑上来的,我便下令还击。
「打马!」奥斯特罗夫斯基上校喊道。随后他吩咐那鞑靼人和索约特人把我们自己的牲口放倒在地。我们打死了他们六匹马,多半还伤了几匹,因为那些马失了控。凡有胆大的从岩石后头探出头来,也被我们的枪收去。我们听见红军愤怒的叫骂,他们朝我们这边打得越来越凶。
忽然我看见我们那个索约特人踢起三匹马,纵身上了其中一匹的鞍,手里牵着另外两匹。他后面跳上马去的是那鞑靼人和那卡尔梅克人。我本已端枪瞄住那索约特人;可一看见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骑着自己的好马跟在他后面,我就放下枪,知道没事了。红军朝这三个人放了一排枪,他们却安然绕到岩石后面,不见了。
枪声越打越密,我不知该怎么办。我们这边放枪很省,爱惜子弹。我细细看着敌人,忽然发现红军上头高处的雪地上有两个黑点。它们慢慢朝我们的对头靠过去,末了被几座尖削的小丘挡住。等它们再出现时,已经正在一片探出的岩石边沿上——红军就伏在那岩石底下,我们看不见。这时我已断定那是两个人的脑袋。忽然这两个人立起身来,我看着他们抡起手臂扔出什么东西,紧接着是两声震耳的巨响,在山谷里来回激荡。随即是第三声爆炸,跟着是红军中间狂乱的喊叫和乱七八糟的射击。有几匹马顺着坡滚进下面的雪里;兵们在我们的枪子追赶下,拚命往我们来的那条谷里逃去。
后来那鞑靼人告诉我,是索约特人提议领他们绕到红军背后,用炸弹从后面打。我给那位军官包扎好受伤的肩膀,又把死马身上的驮子卸下来,我们便继续赶路。我们的处境复杂了。毫无疑问,这支红军是从蒙古那边上来的。那么,蒙古境内也有红军了?有多少?我们会在哪里撞上他们?这样说来,蒙古不再是应许之地了?极沉郁的念头攫住了我们。
可大自然待我们却好起来。风渐渐小了,暴雪停了,太阳越来越常从飞奔的云里透出来。我们正走在一片覆雪的高原上,这里被风吹得精光,那里却堆起高高的雪垄,把马陷住,有时它们好半天挣不出来。我们只好下马,在没到腰的白堆里蹚;常有人或马倒下去,要人扶才起得来。末了开始下坡,日落时我们停在一小片落叶松林里,在树丛间的火边过夜,喝着用山间那条没封冻的小溪的水煮的茶。好几处地方,我们都见到了方才那些对头留下的蹄印。
一切——连大自然本身,连达尔哈特乌拉那些发怒的鬼神——都帮了我们;可我们并不快活,因为前头又横着那种可怕的茫然,威胁我们还有新的、也许是致命的危险。
第十四章魔鬼之河
乌兰泰加连同达尔哈特乌拉都撂在身后了。我们走得极快,因为蒙古的平野从这里开始,再没有山的阻挡。四处伸展着极好的牧场,有的地方成片地长着落叶松。我们趟过几条很急的河,水却不深,河底是硬的。在达尔哈特平原上走了两天,我们开始碰见索约特人赶着牲口急急往西北,朝奥尔加尔哈乌拉去。他们告诉我们极坏的消息。
伊尔库茨克一带的布尔什维克越过了蒙古边界,占了库苏古尔湖南岸哈特赫尔的俄国人聚落,又折向南,朝木伦库伦去——那是一个俄国人的居点,挨着一座大喇嘛庙,在库苏古尔以南六十英里。蒙古人对我们说,哈特赫尔与木伦库伦之间没有俄国军队,我们便决定从这两处之间穿过去,再往东到王库伦。我们辞别了索约特向导,先派出三个探子,然后前行。从库苏古尔四围的山上,我们饱览了这座高山大湖的壮景:它像一块蓝宝石,嵌在四围山丘的老金里,边上还镶着一片片可爱的浓绿深林。
夜里,我们极小心地走近哈特赫尔,在那条从库苏古尔流出来的河边停住,这河叫雅加,又叫埃金河。我们找到一个蒙古人,他答应把我们送过这条封冻的河,再领我们从哈特赫尔与木伦库伦之间一条稳妥的路走。河岸上到处是大敖包和祭河鬼的小祠。
「为什么有这么多敖包?」我们问那蒙古人。
「这是魔鬼之河,又险又刁,」他答道,「两天前有一队大车从冰上过,陷下去三辆,连五个兵一起没了。」
我们动身过河。河面像一大块厚玻璃,清亮亮的,没有雪。我们的马走得极小心,还是有几匹滑倒了,扑腾好一阵才站起来。我们牵着缰绳走。马垂着头,浑身发抖,惊惶的眼睛一直盯着脚下的冰。我低头一看,便懂得它们怕什么了:隔着一尺厚的透明冰层,河底看得清清楚楚。月光底下,石头、坑洼,连水草都分明可辨,虽然水深有十米开外。雅加河在冰底下疯了似的奔流,打着旋,拖出一条条长长的白沫与气泡。
忽然我跳了一下,随即像被钉在原地。沿着河面滚过一声炮响,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
「快,快!」我们那蒙古人喊着,挥手催我们向前。
又是一声炮响,一道裂缝就在我们近旁蹿过去。马惊得往后坐,人立起来,又倒下去,好几匹的头重重磕在冰上。转眼间,裂缝开到两英尺宽,我能顺着那道锯齿一般的口子望出老远。水立刻从缝里涌上来,漫过冰面。
「快走,快走!」向导喊。
我们费了极大的劲才逼着马跃过这道裂口,再往前走。它们发着抖,不听使唤,全靠狠狠的鞭子才叫它们忘了这阵惊恐,继续前行。
等我们平安到了对岸、进了林子,那蒙古向导才讲给我们听:这条河有时就这么神秘地裂开,留下大片大片的明水。那时候在河上的人和牲口都必死无疑——又急又冷的水流总把他们卷到冰底下去。还有的时候,一道裂缝正从一匹马肚子底下穿过,马前腿陷下去、想挣回这边来,那裂缝却又合上了,把它的腿或蹄子生生绞断。
库苏古尔的谷地是一座死火山的口。从湖西的高岸上还能看出它的轮廓。不过地火的力还在动,还在张扬魔鬼的威名,逼得蒙古人筑敖包、在他的祠前献祭。
我们走了整整一夜和第二天一整天,急急往东,免得同红军撞上,一面给马找好草场。晚上九点钟光景,远处亮起一点火光。我同朋友朝它走过去,只当那准是一顶蒙古包,我们可以在旁边安稳扎营。走了一英里多,才看清是一簇蒙古包的轮廓。可是没有人出来迎我们;更叫我们吃惊的是,没有一群眼里冒火的凶黑蒙古狗围上来。可我们明明远远看见了火,那里总该有人。我们下了马,步行过去。从蒙古包里冲出两个俄国兵,其中一个用手枪朝我打了一枪,没打中我,却隔着鞍子打伤了我的马背。我用毛瑟把他撂倒,另一个被我朋友用枪托砸死了。我们检视尸首,在他们衣袋里找到共产党内防部队第二骑兵中队的证件。我们就在这里过了夜。蒙古包的主人显然逃走了,因为红军已经把蒙古人的财物收拢装进口袋。他们多半正打算动身,因为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我们在灌丛里找到两匹马,又得了两支枪、两把自动手枪和子弹。鞍袋里还有茶、烟、火柴和子弹——这些都是宝贵的资财,能帮我们把性命再多握住一程。
两天后,我们快到乌里河岸时,遇见两个俄国骑手,是苏图宁首领手下的哥萨克;苏图宁正在色楞格河谷同布尔什维克作战。他们是奉苏图宁之命,去给阿尔泰一带反布尔什维克的首领凯戈罗多夫送信的。他们告诉我们:俄蒙边界一线到处散布着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共产党的鼓动员已经钻进恰克图、乌兰固木和科布多,说动了中国官府,要把从俄国逃来的人一概交给苏维埃当局。我们知道,在库伦和王库伦一带,中国军队同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军恩琴·施特恩贝格男爵、卡扎格兰季上校的队伍正在交战,那两人是为外蒙古的独立而战的。恩琴男爵已经两度战败,所以中国人在库伦很跋扈,疑心一切外国人都同这位俄国将军有勾连。
我们明白局面整个倒转过来了:往太平洋去的路断了。我把这难题极仔细地想过,断定我们只剩一条路可走。我们必须避开一切有中国官府的蒙古城镇,自北而南横穿蒙古,取道札萨克图汗部南边的荒漠,进内蒙古西部的戈壁,再尽快穿过甘肃省境内六十英里中国地界,钻进西藏。到了那里,我指望找到一位英国领事,靠他的帮助到印度的某个英国口岸去。这桩事情里的种种艰难,我全都明白,可我没有别的选择。剩下的只有:要么做这最后一次傻大胆的尝试,要么必死在布尔什维克手里,要么烂在中国的牢里。我把计划说给同伴听,丝毫没有瞒下其中的凶险和荒唐,他们却人人答得又快又短:「你带路!我们跟着走。」
有一样情形明明白白对我们有利:我们不怕挨饿,因为我们有些茶、烟和火柴,还有多余的马、鞍子、枪、大衣和靴子,这些都是极好的通货,可以换东西。于是我们着手筹划这次新的远行。我们要往南走,把乌里雅苏台城撇在右手,朝扎干鲁克的方向去;再穿过札萨克图汗部巴利尔一带的荒地,越过纳伦呼和戈壁,奔博罗山。到了那里,我们可以好好歇一长程,让马和我们自己都恢复元气。这趟路的第二段,是穿过内蒙古西部,穿过小戈壁,穿过土尔扈特人的地面,翻过哈拉山,横过甘肃——在甘肃,我们的路线须取在中国的肃州城以西。从那里我们要进青海,再往南走到长江的源头。再往前,我心里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过我从我们一位军官带着的亚洲地图上核实过:长江源头以西的那几道山脉,把长江水系同西藏本部雅鲁藏布江的流域分开;我指望在那里能得到英国人的援手。
第十五章幽灵的行军
从埃罗河到西藏边界这一程,我再想不出别的说法来形容。约莫一千一百英里,穿雪原、翻山岭、过沙漠,我们走了四十八天。一路上我们躲着人走,只在最荒凉的地方作短暂的停歇,整整几个星期只吃冻硬的生肉,免得炊烟招人注意。要买一只羊或一头牛补给,也只派两个不带武器的人去,对当地人只说自己是某个俄国移民家里的雇工。我们连枪都不敢放,哪怕碰上一大群黄羊,足有五千头。
过了巴利尔,进了喇嘛札萨克图汗的地面——这位汗王的王位,是他哥哥在库伦被活佛下令毒死之后承袭来的——我们遇见一伙游牧的俄国鞑靼人,他们把畜群一路从阿尔泰和阿巴坎赶了过来。他们极热忱地款待我们,给了我们牛和三十六块砖茶。他们还救我们免了必死之劫,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这个季节,马万万过不了戈壁,那里根本没有草。我们必须用马和别的可换之物去换骆驼。第二天,一个鞑靼人把一位有钱的蒙古人带到营里来,同他做成了这笔交易。那蒙古人给了我们十九峰骆驼,把我们的马全牵走,又要去一支枪、一把手枪和那副最好的哥萨克鞍子。他再三劝我们一定要去那拉班其寺朝拜一趟——那是从蒙古往西藏去的路上最后一座喇嘛庙。他说,那位神圣的呼图克图,「转世的佛」,若见我们不去庙里、不去他那有名的「祝福之殿」,必定见怪;凡往西藏去的行旅,向来都要在那里祈祷。我们那位信喇嘛教的卡尔梅克人也帮着那蒙古人这么说。我便决意同这卡尔梅克人去一趟。鞑靼人送了我几条大丝哈达作礼,又借给我们四匹极好的马。那庙虽在五十五英里之外,晚上九点钟我已进了这位神圣呼图克图的蒙古包。
他是个中年人,脸刮得干净,身量瘦小,顶着哲里布·扎木斯拉普呼图克图这个名号。他极热忱地接待我们,见我献上哈达、又懂蒙古礼数,很是欢喜——那些礼数是我那位鞑靼人长久而执着地教给我的。他听我说话听得极用心,又给了我许多关于路途的宝贵指点,随后赠我一枚戒指;此后这枚戒指替我打开了所有喇嘛庙的门。这位呼图克图的名字,不但全蒙古敬重,西藏和中国的喇嘛教界也敬重。我们在他华美的蒙古包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去殿上,那里正做着极庄严的法事,有锣、有鼓、有法螺。喇嘛们用深沉的嗓音诵经,小喇嘛们应和着。那句圣言「唵嘛呢叭咪吽」,反反复复地念个不住。
呼图克图祝我们一路顺遂,赠我们一条大黄哈达,一直送我们到庙门口。我们上了鞍,他说:
「记着,你们在这里永远是受欢迎的客人。人生极其纷纭,什么事都可能有。往后也许你们还不得不再到这遥远的蒙古来,那时候别错过那拉班其寺。」
那夜我们回到鞑靼人那里,第二天继续赶路。我乏得很,骆驼那种缓慢平稳的步子于我正好,叫我歇得过来。我整天不时打盹。谁知这给我招来大祸:我的骆驼正上一道陡峭的河岸,我在一个盹里摔了下来,头撞在石头上,人昏了过去;醒来时,大衣上满是血。朋友们惊惶地围着我。他们替我把头包扎好,我们又上了路。许久以后我才从一位给我检查的医生那里得知:我这一觉的代价,是颅骨裂了一道缝。
我们翻过阿尔泰东段的山脉和喀尔力克山——那是庞大的天山山系伸进戈壁地带最东边的哨兵——随后自北而南,把整个呼和戈壁横穿过去。这一程始终奇寒,幸而冻硬的沙子倒叫我们走得快些。过哈拉山之前,我们把这些摇椅似的坐骑换回了马;这笔买卖里,土尔扈特人像道地的旧衣贩子一样,把我们狠狠宰了一刀。
绕过这些山,我们进了甘肃。这一步很险,因为中国人正在捉拿一切逃亡者,我替我那些俄国同伴担心。白天我们藏在沟壑、林子和灌丛里,夜里强行军。就这样走了四天,穿过甘肃。我们遇见的那几个中国农人,看去都和气,极好客。那位会说几句中国话的卡尔梅克人和我那只药箱,引得众人格外亲近。我们到处都见到病人,多半害的是眼病、风湿和皮肤病。
快到南山时——南山是阿尔金山的东北支脉,而阿尔金山又是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山系的东支——我们赶上一支往西藏去的中国商队,便同他们结了伴。有三天工夫,我们在这些山里无穷无尽的峡谷般的山谷间盘绕,又攀上高高的山口。不过我们看出来:中国人很懂得在这些难走的地方替商队挑最省力的路。
朝着那一片沼泽湖泊走的这一整程,我都是半昏半醒的——那片湖泊供养着青海湖,也供养着一整张大河的网。又乏又长久的神经紧张,大概还有头上那一下,使我发起剧烈的寒热来:一时烧得滚烫,一时牙齿打战,抖得把我的马都吓着了,好几回把我从鞍上掀下去。我说胡话,有时叫喊,甚至哭。我叫我家里人,还嘱咐他们该怎么到我这里来。我像在梦里一样记得:同伴们把我从马上抱下来,放在地上,给我灌中国烧酒;等我稍稍清醒了,他们对我说:
「中国商人要往西走,我们得往南走。」
「不对!往北。」我极生硬地答道。
「不对,是往南,」同伴们坚持说。
「什么天爷鬼爷的!」我恼火地嚷道,「我们刚泅过小叶尼塞河,阿尔吉亚克在北边!」
「我们已经在西藏了,」同伴们分辩说,「我们得走到雅鲁藏布江去。」
雅鲁藏布……雅鲁藏布……这个词在我烧着的脑子里打转,闹出一片可怕的声响与骚动。忽然我什么都想起来了,睁开了眼。我的嘴唇几乎动不了,不多时又昏了过去。
同伴们把我送到沙尔赫寺,那里的喇嘛医生用一种叫「发替」的药——就是中国人参——很快把我救了过来。谈到我们的打算时,他对我们能不能穿过西藏表示了很深的疑虑,却不肯把疑虑的缘由说给我听。
第十六章在神秘的西藏
从沙尔赫寺出来,有一条相当宽的路穿山而去。从寺里往南走的这两个星期里,第五天上我们出到一个巨大的山间盆地,中央卧着大湖青海。倘若芬兰当得起「万湖之国」这个寻常的称号,那么青海这一片地方,称作「百万湖之国」也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从西边绕湖而行,走在湖与都兰之间,在无数沼泽、湖泊和又深又泥的小河之间曲折穿行。这里的水没有结冰,只有在山顶上才觉得冷风刺骨。我们难得碰见本地人,我们那位卡尔梅克人费尽气力,才从偶尔遇上的牧人口中问出路径。
我们从塔索恩湖的东岸绕到湖那边的一座寺庙,在那里稍事歇息。这圣地里除了我们,还有另一伙客人,是西藏人。他们的举动很是无礼,不肯同我们说话。他们个个带着武器,多半是俄国的军用步枪,身上交叉挎着弹带,腰带底下还塞着两三把手枪,子弹露在外面。他们极锐利地打量我们,我们一望便知他们是在掂量我们的战力。当天他们走后,我吩咐卡尔梅克人去向庙里的上座打听他们究竟是什么人。那僧人支吾了好一阵;等我拿出那拉班其呼图克图的戒指,又献上一条大黄哈达,他才肯多说几句。
「那是些坏人,」他说,「你们要提防他们。」
可他不肯说出他们的名字,推说佛国的法度不许人称说父亲、师长和首领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藏北同华北一样,也有这样的风俗。各处都有成伙的红胡子游荡。他们到大商号的号口和寺庙里来,索要贡银;收过之后,便做这一方的保护人。这座西藏寺庙多半就是把这一伙人当作保护人的。
再上路以后,我们时常看见远处或天边有单个的骑手,显然在仔细察看我们的动静。我们几次想靠近去同他们搭话,全不成功:他们骑着小快马,像影子一样消失了。
等我们到了哈姆山那道又陡又难走的山口,正打算在那里过夜,忽然头顶上的山脊上出现了约莫四十个骑手,坐下尽是白马;他们不打招呼也不警告,劈头就是一阵弹雨。我们两个军官叫了一声倒下,一个当场气绝,另一个只活了几分钟。我不许我的人还击,却举起一面白旗,带着卡尔梅克人上前交涉。起初他们朝我们打了两枪,随后停了火,从山脊上派下一队骑手来。交涉开始了。西藏人说哈姆山是圣山,这里不许过夜,劝我们往前走,到前面就可以算安全了。他们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听了我们说明此行的目的,便说他们知道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是把亚洲各族从白种人的轭下解放出来的人。我自然不想同他们起政治上的争执,便转身回到同伴那里。顺着坡往我们营地骑下去时,我时刻等着背上挨一枪,可那些西藏红胡子并没有开枪。
我们继续前行,把两个同伴的遗体留在乱石间,算是这趟艰险路途的一笔伤心的献祭。我们走了一整夜,乏透的马不住地停下来,有几匹就在我们身下卧倒,我们却逼着它们一直往前。末了,等日头当顶,我们才歇下来。马鞍也不卸,只让它们卧下稍歇一歇。我们面前是一片宽阔的沼泽平原,显然是玛曲河的源头所在。再过去不远便是阿龙淖尔湖。我们拿牛粪生起火,烧水煮茶。
又是毫无先兆,四面八方的子弹像雨一样下来。我们立刻各寻可藏身的岩石伏下,看情势如何发展。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那些劫匪在我们周围围成一整圈,子弹也越来越多。我们掉进了圈套,除了送命别无指望。这一层我们看得很清楚。我再一次想开口交涉;可我举着白旗一站起来,回答我的只是更密的弹雨,而且不幸有一颗子弹从岩石上跳弹过来,打进我左腿,就留在里面。同一刻,我们又有一个人被打死。我们没有别的路,只能开打。这一仗打了约莫两个钟头。除我之外,又有三个人受了轻伤。我们尽力撑持。红胡子越逼越近,我们的处境绝望了。
「没得选了,」我的一位同伴——一位极老练的上校——说,「只能上马冲出去……随便往哪儿。」
「随便往哪儿……」这是一句可怕的话!我们只商议了片刻。事情明摆着:背后有这一伙刀口上讨生活的人,我们往西藏越深入,保住性命的指望就越小。
我们决定回蒙古去。可是怎么回?我们并不知道。于是我们的退却开始了。我们一面不停地还击,一面纵马朝北尽力快跑。我的同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我那位鞑靼人躺在那里,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随后又有两个年轻精壮的军官,喊着死亡的声音从鞍上栽下去;他们受惊的马在原野上狂奔乱窜,活画出我们自己心胆俱裂的样子。这越发壮了西藏人的胆,他们越来越放肆。一颗子弹打在我右脚踝带的扣子上,把扣子连同一块皮子、一片布带进我脚踝上面的腿里。我那位久经患难的老朋友——那位农学家——叫了一声,捂住肩膀;随后我看见他尽力擦着、包扎着自己流血的额头。又过一秒钟,我们那位卡尔梅克人同一只手掌上连中两弹,整只手都打烂了。正在这一刻,十五个红胡子朝我们冲了过来。
「排枪打他们!」我们的上校下令。
六具匪徒的尸首躺在草地上,另有两个被掀下马,拚命追着退走的同伙跑。几分钟后,对头那边的火力停了,他们举起一面白旗。两个骑手朝我们走来。交涉中才明白:他们的头目胸口中了一枪,他们是来求我们「施救」的。我立刻看见一线生机。我取了药箱,又带上那位一面呻吟一面咒骂的受伤的卡尔梅克人替我传话。
「给那魔鬼灌点氰化钾。」同伴们怂恿我。
可我另有一个主意。
他们领我们去见那受伤的头目。他躺在乱石间的几条鞍垫上,他们说他是西藏人,可我一看他的相貌,立刻认出他是撒尔特人或土库曼人,多半来自土耳其斯坦南部。他用哀求而惊惶的眼光望着我。我验看过,知道那颗子弹从左到右穿透了他的胸膛,他失血很多,人极虚弱。我尽心尽力地救治他。头一件,凡要用在他身上的药,连碘仿在内,我都先在自己舌头上试一试,好叫他们看见里面没有毒。我用碘酒把伤口烧灼过,撒上碘仿,再上绷带。我吩咐不许碰他、不许搬动他,就让他躺在原处。随后我教一个西藏人怎样换药,给他留下药棉、绷带和一点碘仿。那病人已经开始发烧,我给他服了一大剂阿司匹林,又留下几片奎宁。然后我借卡尔梅克人传话,极郑重地对旁边的人说:
「这伤很险。不过我已经给你们的首领用了极有力的药,指望他能好起来。但有一个条件:他无端袭击我们这些无辜的行旅,恶鬼已经扑到他身边;只要再朝我们放一枪,恶鬼立刻要了他的命。你们枪里连一发子弹也不许留。」
说着,我吩咐卡尔梅克人把枪里的子弹退空,同时我自己也把毛瑟里的子弹全倒了出来。西藏人立刻极驯服地照办。
「记住我的话:『十一天十一夜不许离开这地方,不许往枪里装弹。』不然,死亡之鬼要把你们的首领攫走,还要追着你们不放!」——说这话时,我郑重地取出那拉班其呼图克图的戒指,高举过他们的头顶。
我回到同伴那里,安他们的心。我告诉他们:匪徒不会再来袭击,我们只消想法寻出回蒙古的路。我们的马乏得只剩一把骨头,瘦得能把大衣挂在骨架上。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天,这期间我常去看我那位病人。这也让我们得以包扎自己的伤——幸而都是轻伤——并且略歇一歇;只可惜我手边除了一把折刀,别无器械,只能用它把左小腿里的子弹和右脚踝里的鞋匠杂物挖出来。
我们向这些强盗打听了商道,不久便找到一条大路,又有幸在那里遇上年轻的蒙古王公彭齐格的商队;他正奉差,替库伦的活佛给拉萨的达赖喇嘛送信。他帮我们买了马、骆驼和粮食。
我们一路上把所有的武器和物资都换了脚力和粮食,就这样赤手空拳、狼狈不堪地回到那拉班其寺,受到呼图克图的接待。
「我知道你们会回来,」他说,「卜卦把这一切都显给我了。」
我们这一小队把六个人留在了西藏,永远地付了南行的买路钱,回到寺里的只剩十二个人。我们在那里等了两个星期,重整自己,也看事势会把我们重新抛进这片翻涌的海里,驶向命运指给的哪一个港口。那些军官投了当时正在蒙古编练的队伍,去同毁了他们故土的布尔什维克作战。我最初的那位同伴和我,则准备继续在蒙古的原野上走下去,去迎接此后逃向安身之地的路上还会有的种种奇遇和凶险。
如今,这段艰苦行程的情景历历在目,我愿把这几章献给我那位身量魁伟、久经患难的老朋友——那位农学家,献给我的俄国同行者,尤其献给那几位同伴的圣洁记忆:他们的身躯长眠在西藏的群山之间——奥斯特罗夫斯基上校,祖博夫上尉和图罗夫上尉,皮萨尔热夫斯基中尉,哥萨克韦尔尼戈拉,鞑靼人马霍梅德·斯皮林。在这里我也要向索尔贾克的王公、世袭诺颜塔喇嘛,并向那拉班其寺的堪布格隆、可敬的哲里布·扎木斯拉普呼图克图,深致我对他们的帮助与友情的谢意。
第二部 魔鬼之地 第十七章 神秘的蒙古
亚洲的心脏里,横着蒙古这片辽阔、神秘而丰饶的土地。从天山积雪的山坡、从西准噶尔灼热的沙漠,一直到萨彦岭林木蓊郁的山脊,到中国的长城,它绵延在中亚极大的一片地面上。这是民族、历史和传说的摇篮;是嗜血的征服者的故土——他们把京城留在这里,让戈壁的沙埋了,把他们神秘的印玺和古老的游牧律法留在这里;这是僧侣与恶鬼之国,是由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后裔——小宗的汗王与王公——治理的游牧部族之邦:这就是蒙古。
这是罗摩、释迦牟尼、宗喀巴和八思巴诸般教法的神秘之国,这些教法由活佛本人守护着——佛转生在喇嘛教第三位尊者身上,就是大库伦,也就是库伦的博克多格根;这是神秘的医者、先知、术士、卜者和巫婆之国;是卍字符之国;是至今不忘亚洲与半个欧洲那些早已作古的大君主之思想的地方:这就是蒙古。
这是童山之国,是被太阳烤焦、被严寒杀死的平原之国,是病畜与病人之国;是瘟疫、炭疽和天花的巢穴;是沸腾的温泉之国,是群鬼盘踞的山口之国;是游鱼满湖的圣湖之国;是狼、是珍稀的鹿和岩羊、是千百万旱獭、是野马野驴野驼——它们从不曾识得笼头——是恶犬与猛禽之国,那些猛禽啄食着人们抛在原野上的尸首:这就是蒙古。
这是一片土地,它那正在消亡的原始之民,望着祖先的白骨在自家原野的沙土里发白;这里正在绝灭的,是当年征服过中国、暹罗、北印度和俄国的人,是曾把胸膛撞碎在波兰骑士的铁矛上的人——那时波兰骑士正替整个基督教世界挡住这从亚洲涌来的、野蛮的游牧洪流:这就是蒙古。
这是一片鼓胀着天然富藏、却什么也不出产的土地,样样都缺,一贫如洗,在这场世界的大变里受着苦:这就是蒙古。
照命运的安排,我取道西藏往印度洋去的尝试失败之后,便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半年,挣扎着活命、挣扎着脱身。我这位年老而忠实的朋友和我,不由自主地卷进了一九二一这一年蒙古境内那些极重大、极凶险的事变。也多亏如此,我才认识了平和、善良、诚实的蒙古人;我读到了他们的心,看见了他们的苦与望;我目睹了他们所受的压迫,以及他们在神秘面前的全部恐惧——在那里,神秘浸透了一切生活。我看过严寒里的河流轰鸣着挣断冰的锁链;看过湖水把人的骸骨抛上岸来;在山涧里听见过不知其来处的野声;在泥沼上空看出过鬼火;见过燃烧的湖;仰望过人力攀不上去的峰顶;冬天在沟渠里撞见过一团团绞缠的蛇;遇见过永不解冻的溪流,遇见过像石化的驼队、骑手和大车一样的岩石;而在这一切之上,我见过那些荒山,山的皱褶像撒旦的大氅,被晚照的霞光浇得满是血色。
「你往那边看!」一个老牧人指着受咒的扎加斯台的山坡喊道,「那不是山。那是『他』披着红氅躺在那里,等着再起来同善灵交战的那一天。」
他说话时,我想起名画家弗鲁贝尔那幅神秘的画:同样的童山,同样是撒旦那紫与赭的袍子,他的脸被一片飘来的灰云遮去了一半。蒙古是一片可怖的神秘与群魔之地。所以也难怪:在这里,凡是触犯游牧部族古老生活秩序的事,都要化作一道道血流和恐怖,去供养那伏在荒山上的撒旦的魔乐——他时而披着沮丧与愁苦的灰斗篷,时而披着战争与复仇的紫袍。
从青海一带回到蒙古、在那拉班其寺歇了几天之后,我们去乌里雅苏台住下,那是外蒙古西部的首府,也是最西边一座纯蒙古的城。蒙古只有三座纯蒙古的城:库伦、乌里雅苏台和乌兰固木。第四座城科布多,骨子里是中国式的,是中国官府在这一带的中心;这一带住的全是游牧部族,对北京或库伦的影响,也不过是名义上承认罢了。在乌里雅苏台和乌兰固木,除了那些不合法的中国专员和驻军,还驻着蒙古的总管,叫做「赛特」,是奉活佛的诏命委派的。
我们到这座城时,立刻落进了一片政治激情的海里。蒙古人群情激愤,反对中国在他们国内的政策;中国人暴跳如雷,要蒙古人把自治权从北京硬争去以后这些年的捐税一并补齐;多年前就定居在城郊、大喇嘛庙附近或游牧部落之间的俄国侨民分成了派别,彼此相争;从库伦传来消息,说俄国将军恩琴·冯·施特恩贝格男爵正领头为维护外蒙古的独立而战;俄国军官和逃亡者纷纷聚成队伍,中国官府为此抗议,蒙古人却欢迎他们;布尔什维克见蒙古境内白军成队,着了慌,把军队开到蒙古边界;从伊尔库茨克和赤塔到乌里雅苏台和库伦,布尔什维克的使者来回奔走,向中国专员提出种种名目的建议;蒙古的中国官府渐渐同布尔什维克暗通款曲,在恰克图和乌兰固木把俄国逃亡者交给他们,公然违背公认的国际法;在库伦,布尔什维克立起了一个俄国人的共产市政府;俄国领事按兵不动;库苏古尔一带和色楞格河谷的红军同反布尔什维克的军官交了火;中国官府在蒙古各城设了驻军,又往乡间派出讨伐队;而且,像是嫌乱得还不够,中国兵挨家挨户地搜查,一面搜一面抢。
我们沿叶尼塞河、穿乌梁海、蒙古、土尔扈特地面、甘肃和青海,走完那趟又苦又险的路之后,竟落进了这样一种气氛里!
「你知道么,」我的老朋友对我说,「要我听这些消息、这些一条比一条叫人心焦的消息,还不如去掐游击队、去同红胡子打一仗!」
他说得对;最坏的是:在这样纷扰旋转的事实、谣言和闲话里,红军随时可能摸到乱糟糟的乌里雅苏台,把所有人赤手空拳地拿去。我们极愿意离开这座万事无定的城,可是无处可去。北边是敌意的游击队和红军;南边我们已经折了同伴,自己也流了不少血;西边是中国官吏和军队在横行;东边打起了仗,消息虽被中国官府竭力封锁,还是透了出来,足见外蒙古这一边局势的严重。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留在乌里雅苏台。
这里还住着几个从俄国战俘营逃出来的波兰兵、两户波兰人家和两家美国商号,处境同我们一样。我们联起手来,自办了一个情报处,极小心地盯着事态的演变。我们同中国专员和蒙古的赛特都搭上了很好的关系,这对我们辨明局势帮助极大。
蒙古这些事变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乌里雅苏台那位极精明的蒙古赛特,给了我这样一番解释。
「照蒙古、中国、俄国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和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的几次协定,外蒙古获得了独立,我们『黄教』的精神领袖、至圣的活佛成了喀尔喀,也就是外蒙古的蒙古人的宗主,尊号是『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俄国还强盛、还留心它在亚洲的政策时,北京政府是守约的;可是对德开战之初,俄国不得不把军队从西伯利亚撤走,北京便开口要讨回它在蒙古失去的权利。正因如此,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那两个条约,才又加上一九一五年的专约。然而到一九一六年,俄国的全副力量都陷在那场不利的战争里;随后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头一场革命爆发,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中国政府便公然把蒙古重新收了去。他们把蒙古的大臣和赛特统统撤换,换上亲近中国的人;逮捕了许多主张自治的蒙古人,押到北京下狱;在库伦和别的蒙古城镇设立自己的衙门;实际上把至圣的博克多汗从政务上撤了下来,只当他是一架签中国政令的机器;末了还把他们的军队开进蒙古。从那时起,中国商人和苦力源源涌入蒙古。中国人开始追索一九一二年以来的捐税。蒙古的百姓很快被刮光了家底,如今在我们城镇和喇嘛庙附近,你能看见整片整片住在地窝子里的蒙古乞丐。我们蒙古所有的军械库和府库都被征用了。所有的喇嘛庙都被逼着纳税;凡为本国自由出力的蒙古人都遭迫害;中国人用白银、顶戴和名号行贿,在穷苦的蒙古王公里拉起了一批党羽。
「那么,统治的一班人——至圣、汗王、王公和上层喇嘛——连同破产受压的百姓,想起蒙古的君主当年曾把北京和中国握在手里、在他们治下把中国摆在亚洲第一位,如今对这样行事的中国官吏怀着明明白白的敌意,这是不难明白的。可起事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兵器。我们的首领个个在人监视之下,他们但凡朝武力抵抗动一动,下场就是进北京那座牢——上一回为蒙古的自由抗争之后,我们有八十位贵人、王公和喇嘛,就是饿死、刑死在那里的。要把百姓逼到动起来,得有一下非同寻常的猛震。这一震是中国官吏陈毅将军和褚其祥将军给的。他们宣布至圣的博克多汗在自己的宫里被软禁,又提醒他记起北京政府早先那道诏令——蒙古人认为那诏令既无根据又不合法——说至圣是最后一位活佛。这就够了。百姓同他们的活神之间立刻有了秘密的往来,营救至圣、为本民族的自由而战的计划,当即拟定。帮我们的是布里亚特的大王公扎木·博隆;他同当时正在外贝加尔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恩琴将军开了谈判,请他进蒙古来,帮着打中国人。我们争自由的仗,就这样开了头。」
乌里雅苏台的赛特就这样把局势讲给我听。后来我听说,恩琴男爵应允为蒙古的自由而战,吩咐立刻在北部各旗征调蒙古人,并答应带着自己那支小队伍沿克鲁伦河进蒙古。随后他同另一支俄国队伍、卡扎格兰季上校的部队接上了头,会同征调来的蒙古骑兵,开始攻打库伦。他两次败北,可是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他到底攻下了这座城,把活佛重新扶上汗位。
然而到三月底,这些事在乌里雅苏台还无人知晓。我们既不知道库伦已经陷落,也不知道将近一万五千人的中国军队已在土拉河边买卖城一战、以及库伦与乌德之间路上的几仗中被打垮。中国人严严地瞒着实情,不许任何人从库伦西行。可风声总还是有的,搅得人人不安。气氛越来越紧张,中国人一边同蒙古人、俄国人一边的关系越来越僵。
这时乌里雅苏台的中国专员是王造村,他的顾问是福祥,两人都极年轻、极无阅历。中国官府革了乌里雅苏台赛特的职——那是著名的蒙古爱国者楚尔吞贝勒王公——另委了一位亲中国的喇嘛王公,原是库伦的陆军次长。压迫加重了。搜查俄国军官和侨民的住处开了头,接着是公开同布尔什维克往来,抓人、打人成了常事。俄国军官秘密编了一支六十人的队伍,好歹能自卫。不过这支队伍里,米哈伊洛夫中校同他手下几个军官很快生了嫌隙。显然,到紧要关头,这队伍必定要分裂。
我们这些外国人开会议定:要好好侦察一番,弄清红军有没有开来的危险。我那位老同伴和我应承了这桩侦察的差事。楚尔吞贝勒王公派给我们一个极好的向导——一个叫泽伦的老蒙古人,俄国话说得、读得都极好。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在蒙古官府、有时在中国专员那里做通译。不久前他奉派带着极要紧的公文去北京,这位无与伦比的骑手在乌里雅苏台与北京之间,也就是一千八百英里的路上,九天就跑了个来回——说来叫人难以置信。他为这趟路预先做了准备:把腹部、胸口、两腿、两臂和脖子都用结实的棉布带缠紧,免得在鞍上这么些日子把身子颠散。他帽子上插三根鹰翎,表示他奉的是像鸟一样飞行的命令。他带着一纸叫「扎拉」的特别公文,凭它可以在各处驿站领取最好的马——一匹骑,一匹备好鞍子牵着换——还有两名「乌拉沁」,就是护送的差役,随他同行,再把马从下一站带回来。两站之间十五到三十英里,他一路纵马疾驰,只在换马换人时略停一停,随即又出发。他前头还先跑着一名乌拉沁,骑最好的马,好提前通报、在下一站把马备齐。每名乌拉沁总共有三匹马,跑乏了一匹就换一匹,把乏的撂下吃草,等回程时再接走。每过三站,他连鞍子也不下,接过一碗加盐的热绿茶,便又朝南飞奔。这样跑过十七八个钟头,他才在驿站歇下过夜——或是把剩下的半夜将就过去——吞下一条煮羊腿,睡一觉。于是他一天吃一顿饭,喝五回茶;就这样走了九天!
带着这个仆人,我们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朝科布多方向动身,那有三百多英里路;因为从那边传来了叫人不安的风声,说红军已经进了乌兰固木,中国官府把城里所有的欧洲人都交给了他们。
我们踏着冰过了扎普欣河。这是一条可怕的河。河床里满是流沙,夏天吞没过不知多少骆驼、马和人。我们进了群山间一条蜿蜒的长谷,山上积着深雪,这里那里长着一丛丛落叶松的黑林。走到去科布多约莫一半路上,我们在巴嘎淖尔小湖岸边遇见一顶牧人的蒙古包;傍晚已到,大风卷着雪直扑我们的脸,不用多劝,我们就停了下来。
蒙古包旁立着一匹极好的枣红马,鞍子上镶着富丽的银饰和珊瑚。我们一拐下大路,两个蒙古人急急忙忙从蒙古包里出来;其中一个翻身上马,很快消失在雪丘后面的原野上。我们清清楚楚看见他大氅底下黄袍的衣褶一闪,也看见他那把大刀插在绿皮鞘里,刀柄是角与象牙做的。另一个是这顶蒙古包的主人,是本地王公诺温齐兰的牧人。他见了我们、迎我们进蒙古包,显得很是高兴。
「骑枣红马的是谁?」我们问。
他垂下眼睛,不作声。
「说吧,」我们追问,「你若不肯说他的名字,那就是说你在同一个坏人打交道。」
「不!不!」他连连摆手分辩,「他是个好人,是个大人物;只是法度不许我说出他的名字来。」
我们立刻明白:那人要么是这牧人的主子,要么是哪位上层喇嘛。于是我们不再追问,动手安排睡处。主人替我们煮上三条羊腿,用他那把厚背刀利落地把骨头剔了出来。我们闲谈着,得知这一带并没有人见过红军;可是在科布多和乌兰固木,中国兵正欺压百姓,凡有蒙古男人护着自家女人不受这些中国兵糟蹋的,就被用竹杖活活打死。有些蒙古人退进山里,投了凯戈罗多夫手下的队伍——那是个阿尔泰的鞑靼军官,一直在给他们武器。
第十八章神秘的复仇喇嘛
走了两天,在雪地和严寒里赶了一百七十英里路,我们在蒙古包里睡得很沉。围着一顿多汁的羊肉晚饭,我们正说得随便而无拘束,忽然听见一个低而沙哑的声音:
「赛音——晚上好!」
我们从火盆边转过身朝门口看,只见一个中等身量、极壮实的蒙古人,穿着鹿皮大氅,戴着带护耳的皮帽,同样料子的帽带又长又宽。他腰带底下插着的,正是我们在那位骑马离去的人身上见过的、绿鞘的大刀。
「阿木尔赛音。」我们答道。
他很快解开腰带,脱下大氅,立在我们面前,身上是一件华美的绸袍,黄得像打出来的金子,束着一条鲜亮的蓝腰带。他脸刮得干净,头发极短,左手挂着红珊瑚念珠,身上是黄袍:这些都分明说出,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上层喇嘛——而那条蓝腰带底下却别着一把大柯尔特手枪!
我回头去看主人和泽伦,从他们脸上读出了恐惧与敬畏。这位陌生人走到火盆边坐下。
「咱们说俄国话吧。」他说,拈起一块肉。
谈话开始了。这位陌生人数落起库伦活佛的政府来。
「那边在解放蒙古,夺了库伦,打垮了中国军队,可在我们西边,一点信儿也不给。我们在这里按兵不动,中国人却在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东西。我看博克多汗总该派使者到我们这边来。中国人能从库伦、从恰克图派使者到科布多去求援,蒙古政府怎么就不能?为什么?」
「中国人会派兵去救库伦么?」我问。
我们这位客人沙哑地笑了,说:「那些使者都叫我截住了,信也取了,人我又送回去了……送到地底下去了。」
他又笑了,用那双发亮的眼睛古怪地朝四下一扫。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颧骨和眼睛,同中亚的蒙古人有些不一样的线条,倒更像鞑靼人或吉尔吉斯人。我们不作声,抽着烟。
「察哈尔的队伍多早晚离开乌里雅苏台?」他问。
我们答说没听见过这支队伍。客人便解释:中国官府从内蒙古派出了一支劲旅,是从长城外游牧的察哈尔人——这一族最好战——里征调来的。统带是个出名的红胡子首领,中国政府许他做管带,条件是他要把科布多和乌梁海两地的部族统统收服到中国官府治下。他听说我们要去哪里、去干什么,便说他能给我们最确实的消息,省得我们再往前走。
「再说,那边很危险,」他说,「科布多要被屠城、被焚毁的。这我知道得准。」
他听说我们取道西藏未成,便留了神,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同情,还带着分明的惋惜,很用力地说:
「这件事上能帮你们的只有我,不是那拉班其呼图克图。有我的通行文书,你们在西藏哪里都去得。我就是托什贡喇嘛。」
托什贡喇嘛!关于他,我听过多少离奇的传说。他是俄国的卡尔梅克人,因为鼓吹卡尔梅克人独立,沙皇时代进过俄国许多监狱;为同一桩事,布尔什维克治下又给他添了几所。他逃到蒙古,立刻在蒙古人中间得了极大的势力。这不足为奇:他是拉萨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亲近弟子,是喇嘛教中学问最深的人,是有名的灵异术士和医者。他同活佛的关系几乎是对等独立的,又做了西蒙古和准噶尔一切古老游牧部族的领袖,连土耳其斯坦境内蒙古部族的政治影响也归了他。他的势力无可抗拒,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建立在他对神秘之学的深通上;不过也有人告诉我,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能在蒙古人心里激起的那种惊惶之上。凡是违抗他命令的人,都死了。这样的人从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刻,在自己的蒙古包里,或是在原野上纵马疾驰的当儿,达赖喇嘛这位古怪而有力的朋友就会出现。一刀,一枪,或是一双像钳子一样掐住脖子的手,便成全了这位行神迹者的公道。
蒙古包外,风呼啸怒吼,把冻硬的雪粒狠狠打在绷紧的毡子上。风声里夹着许多人的声音,喊叫、哀号、哄笑混作一团。我心想,在这样的境地里,要拿神迹把一个游牧人唬住并不难,因为大自然已经替他把场面布置好了。这念头刚在我脑子里一闪,托什贡喇嘛忽然抬起头来,锐利地看着我说:
「大自然里有许许多多人所不知的东西,善用这些未知之物,便生出神迹来;不过这种力量只给极少数人。我愿意证给你看,你事后可以告诉我,你从前见没见过。」
他站起身,把黄袍的袖子朝后一推,抓起刀,大步走到那牧人跟前。
「米契克,站起来!」他喝道。
牧人站起身,喇嘛很快解开他的衣襟,露出他的胸膛。我还没明白他要做什么,托什贡忽然用尽全力把刀扎进那牧人的胸口。那蒙古人倒下去,浑身是血,我看见有一滴溅在喇嘛袍子的黄绸上。
「你干了什么?」我失声叫道。
「嘘!别作声。」他低声说,转过脸来,那张脸这时已经煞白。
他用刀划了几下,把那蒙古人的胸膛剖开;我看见那人的肺在轻轻起伏,心在分明地跳动。喇嘛用手指碰了碰这些脏器,却不见再有血流出来,牧人的脸十分平静。他闭着眼躺着,像是睡得又沉又安稳。喇嘛动手要剖他的腹时,我吓得又惊又怕,闭上了眼;过了一会儿再睁开,我更加目瞪口呆:那牧人衣襟仍旧敞着,胸膛却好端端的,正侧身安睡;托什贡喇嘛安安静静地坐在火盆边抽烟,望着火出神。
「这真是奇了!」我承认道,「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你说的是什么?」那卡尔梅克人问。
「说你方才演的那一手,照你的说法,那『神迹』。」我答道。
「我从没说过这样的话。」卡尔梅克人否认道,声音里带着冷意。
「你看见了么?」我问我的同伴。
「看见什么?」他半睡半醒地反问。
我这才明白:我成了托什贡喇嘛催眠术的俘虏。不过我宁愿如此,也不愿眼看着一个无辜的蒙古人送命——我原不信托什贡喇嘛把人剖开之后,还能这样轻易地把他补回去。
第二天我们辞别了主人。我们的差事既已办完,便决定回去;托什贡喇嘛则说他要「穿空而行」。他游遍全蒙古,既住牧人猎人那顶简陋的单包,也住王公与部族首领华美的大帐,到处被深深的敬畏和惊惶的恐惧围着,用他的神迹和预言把贫富都招引过来、黏结在自己身上。临别时,这位卡尔梅克术士狡黠地笑着说:
「别把我的事告诉中国官府。」
随后他又添了一句:「昨天晚上你们见的那点东西,不值一提。你们欧洲人总不肯承认我们这些心思昏昧的游牧人也有神秘之学的力量。你们若能见见至圣的班禅喇嘛的神迹和法力就好了——他一声令下,古佛像前的灯烛便自己点起来,神像也开口说话、说起预言来!可是还有一位更有力、更神圣的人……」
「是阿加尔塔的世界之王么?」我插口问。
他直直地瞪住我,惊异地看了我一眼。
「你听说过他?」他问,眉头紧锁,沉吟起来。
过了几秒钟,他抬起那双细眼说:「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圣名;今日活着的人里,只有一个到过阿加尔塔。那就是我。正因为如此,至圣的达赖喇嘛才敬重我,库伦的活佛才怕我。不过他怕也是白怕:我永远不会坐上拉萨最高僧座的圣位,也不会去取那从成吉思汗传下来、归我们黄教之首的东西。我不是僧人。我是战士,是复仇者。」
他利落地纵身上鞍,一鞭子打马,旋风似的去了,临走抛下一句蒙古人寻常的辞别话:「赛音!赛音拜努!」
回程路上,泽伦给我们讲了关于托什贡喇嘛的上百个传说。有一个我记得特别牢。那是一九一一年或一九一二年,蒙古人以武力同中国人相争、要取自由的时候。中国人在西蒙古的总部设在科布多,那里有约莫一万兵,由他们最好的军官统带。攻取科布多的命令,下给了洪·巴尔东——他本是个普通牧人,因为同中国人作战出色,得活佛封了洪王公的爵号。巴尔东凶猛,全然不知畏惧,力气大得惊人;他几次带着装备拙劣的蒙古人冲锋,每一回都在机枪火力下折了许多人,不得不退下来。不料托什贡喇嘛来了。他把兵都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你们不该怕死,不该后退。你们是为蒙古而战、为蒙古而死,神明已经给蒙古派定了伟大的命数。你们看蒙古将来是什么样子!」
他把手臂一挥,画了一个大弧,所有的兵便都看见四围的土地上立着富丽的蒙古包,牧场上满是成群的马和牛。原野上出现了许多骑手,坐骑配着华贵的鞍。女人们穿着最好的绸缎,耳上挂着厚重的银环,精心梳就的头饰上缀着珍贵的装饰。中国商人牵着望不到头的货驼队,走到气派不凡的蒙古赛特跟前;赛特周围是衣饰鲜明的吉日克兵,正倨傲地同商人议价。
幻象很快消失,托什贡开口说:
「不要怕死!死是从人间劳役里解脱,是通往永享福乐之境的路。朝东看!你们看见战死的兄弟和朋友了么?」
「看见了,看见了!」蒙古兵惊异地喊;他们都望见了一大片屋宇,说是蒙古包也可,说是庙宇的拱顶也可,被一片温暖而慈和的光照着。红绸与黄绸交织成鲜亮的带子,铺满墙壁与地面;柱上墙上的金饰处处生辉;高大的红色供桌上,细细的供烛在金烛台里燃着,旁边是盛满奶和果仁的厚重银器;地上的软垫上,坐着前几次攻打科布多时阵亡的蒙古人。他们面前摆着矮矮的漆桌,桌上堆着许多盘热气腾腾、肥美多汁的羊肉和羊羔肉,有高高的酒壶和茶壶,有一盘盘博尔索克——一种又甜又酥的点心,有浇着羊油、香气扑鼻的萨图兰,有一块块干酪,有枣、葡萄干和果仁。这些阵亡的兵抽着金烟斗,高高兴兴地说笑。
这幻象也跟着消失了,那些目不转睛的蒙古人面前,只立着这位神秘的卡尔梅克人,手还举着。
「去打吧,不得胜不要回来!我同你们一道在阵中。」
攻势开始了。蒙古人打得极凶,成百地死,却终于冲进了科布多的心脏。于是那幅早已被人忘却的画面——鞑靼人的部众毁灭欧洲城池——又重演了一遍。洪·巴尔东吩咐在自己头上举起三支挑着鲜红飘带的长矛,那意思是把这座城交给兵士三天。屠戮与抢掠开始了。城里的中国人尽数毙命。城被焚毁,城堡的墙也被拆了。随后洪·巴尔东到乌里雅苏台来,把那里的中国城堡也毁了。那片废墟至今还在:残破的雉堞和角楼,形同虚设的城门,以及烧毁的衙署和兵营的余迹。
第十九章凶悍的察哈尔人
回到乌里雅苏台,我们听说蒙古赛特从木伦库伦收到了叫人不安的消息。信上说,红军在库苏古尔湖一带把卡扎格兰季上校逼得很紧。赛特怕红军往南推进到乌里雅苏台来。两家美国商号都把生意结清了,我们的朋友也都预备好随时动身;可是一想到要离城,又犹豫起来,因为怕路上撞见从东边派来的那支察哈尔队伍。我们决定等这支队伍到了再说,因为他们一来,整个局面都可能变。
过了几天他们到了:二百个好战的察哈尔匪徒,由一个从前的中国红胡子统带。那是个又高又瘦的人,两条胳膊几乎垂到膝盖,一张脸被风和太阳晒得发黑,额上和颊上两道长疤把脸都毁了;开那道疤时,连他一只鹰隼般的眼睛也闭死了。头上一顶蓬松的浣熊皮帽——这就是察哈尔队伍的统带。一个极阴沉、极严酷的人物;无论怎么想象,夜里在僻静街上同他碰面,都算不得一桩乐事。
这支队伍在毁了的城堡里扎营,紧挨着那座唯一没被拆掉、如今给中国专员作衙署的中国房子。到的当天,察哈尔人就把离城堡不到半英里的一家中国都贡——就是货栈——抢了,还骂中国专员的太太是「汉奸」,把她冒犯了。察哈尔人同蒙古人一样,这话骂得并不冤:中国专员王造村一到乌里雅苏台,就照中国的惯例要一个蒙古女人做妻。那位卑顺的新赛特便下令替他寻一个合适的蒙古美女。于是真找来一个,送进他的衙门,连她那个会摔跤的壮硕蒙古兄弟一起——那兄弟本是给专员当卫士的,后来却成了专员送给新夫人的那只白色小京巴的看护。
察哈尔人跟着又是行窃,又是斗殴,又是醉后撒野,弄得王造村用尽气力要把这支队伍快快打发到西边科布多、再往乌梁海去。
一个寒冷的早上,乌里雅苏台的居民起身,看见了极森然的一幕。那支队伍正沿着城里的大街走过。他们骑着矮小毛长的马,三骑一排;身上是暖和的蓝袍,外面罩着羊皮大氅,头上一色是那种浣熊皮帽;从头到脚都带着兵器。他们一路狂呼乱喊,极贪婪地盯着中国的铺子和俄国侨民的房子。领头的是那个独眼的红胡子,身后三个骑手穿白大氅,打着飘扬的旗,鼓着大海螺,吹出或许算得上是乐声的东西。有一个察哈尔人按捺不住,跳下鞍去扑向街边一家中国铺子。铺子里立刻传出中国商人惊慌的叫喊。那红胡子回过头,看见铺门口那匹马,立刻明白出了什么事。他一勒马,朝那边赶过去,用他那沙哑的嗓子把那察哈尔人喝了出来。那人一出来,他便抡起鞭子,使出全力照脸抽去。划开的脸颊上血流了下来。可那察哈尔人一声不吭,转眼就上了鞍,纵马回到自己的行列里。
察哈尔人出城的这一程,人人都躲在屋里,从窗子的缝隙和角落里提心吊胆地偷看。可察哈尔人太太平平地过去了;只有在离城约莫六英里处撞上一支运中国酒的驼队时,他们的本性才又发作,抢了一通,喝空了几只酒桶。后来在哈尔干纳附近什么地方,他们中了托什贡喇嘛的埋伏,被收拾得极惨;从此察哈尔的原野再不会迎回这些被派出去征服古代图巴人后裔索约特人的战士儿郎了。
这一纵人马离开乌里雅苏台那天,下了一场大雪,路走不成了。马起初陷到膝盖,累乏了便站住不动。几个蒙古骑手历尽艰辛,第二天才赶到乌里雅苏台,四十八个钟头只走了二十五英里。驼队都被迫停在路上。蒙古人连用牛和牦牛赶路都不肯答应,那样一天只走十到十二英里。只有骆驼还能用,可骆驼太少,赶驼的人也不觉得自己能走到最近的火车站归化城——那在一千四百英里之外。
我们只好再等:等什么呢?等死,还是等救?能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的精力与气力。于是我同朋友带上帐篷、炉子和粮食,又动身去库苏古尔湖岸一带侦察——蒙古赛特料想红军就要从那边再打进来。
第二十章扎加斯台的魔鬼
我们一小队人,四峰骑乘的骆驼、一峰驮载的骆驼,沿着博亚戈尔河谷往北,朝塔尔巴哈台山去。路上尽是石头,又盖着厚雪。骆驼走得极小心,一面嗅着探路;我们的向导照赶驼人的样子喊着「噢!噢!」催它们。我们把城堡和中国的都贡撂在身后,绕过一道山脊的肩头,几次涉过一条没封冻的溪流,开始上山。这一爬又苦又险。骆驼极谨慎地拣着路走,耳朵不住地动——它们吃紧时总是这样。小路折进山涧,翻过脊顶,又滑下较浅的谷地,却一程比一程高。有一处,在压着山脊的灰云底下,我们望见高处茫茫的雪野上有几个黑点。
「那是敖包,是给守着这道山口的恶鬼立的圣记和祭坛,」向导解释说,「这道山口叫扎加斯台。关于它,有许多极古的传说流传下来,古得同这些山一样。」
我们怂恿他讲几个来听。
那蒙古人在骆驼背上摇晃着,一面仔细地四下张望,一面讲起来。
「那是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了……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孙子坐在中国的皇位上,统治整个亚洲。中国人杀了他们的汗,还想把他一家斩尽杀绝;可是有一位神圣的老喇嘛把汗的妻子和幼子从宫里偷了出来,骑着快驼送到长城外边,他们便没入了我们故乡的原野。中国人把逃亡者的踪迹找了许久,末了查出他们的去向,就派了一支劲旅,骑着快马去捉拿。有几回中国人几乎追上了我们这位汗的嗣子;可那喇嘛从天上唤下一场大雪,骆驼过得去,马却陷在里面动弹不得。那位喇嘛是从一座远处的寺庙来的。我们要路过的,就是札汉齐库伦那座寺院。要到那里,非得翻过扎加斯台不可。也正是在这里,那老喇嘛忽然病了,在鞍上晃了几晃,栽下来死了。大汗的遗孀塔信罗放声大哭;可她看见下面谷地那边中国骑兵正飞驰而来,便赶紧催着往山口上去。骆驼乏了,走几步就停;那女人又不会催赶。中国骑兵越来越近。她已经听见他们欢喜的叫喊了——他们觉得杀大汗嗣子的那份官赏已经到手。母子的首级要被送到北京,挂在前门上,任人嘲弄辱骂。这受惊的母亲把幼子举向天空,喊道:
「『蒙古的大地与神明啊,看看这个人的后裔吧——他让蒙古的名字从世界这一头响到那一头!不要让成吉思汗这一点骨血断绝!』
「这时她看见近旁一块石头上蹲着一只白鼠。那鼠跳到她膝上,说:
「『我是奉命来帮你的。只管安心走,不要怕。追你和你儿子的人,已经走到他们性命的尽头了;而你的儿子,命中注定要享荣耀。』
「塔信罗不明白一只小小的老鼠怎么拦得住三百个人。那鼠跳回地上,又说:
「『我是塔尔巴哈台之鬼,扎加斯台。我有大力,为神明所钟爱;可你既疑心这只会说话的神鼠的法力,从今日起,扎加斯台对好人坏人便一样凶险。』
「汗的遗孀和儿子得救了;可扎加斯台从此再不留情。过这道山口时,人总得时时提防。山里的鬼随时都预备把行人引向毁灭。」
塔尔巴哈台各道山脊的顶上,密密地点缀着石头和树枝垒的敖包。有一处甚至立起一座石塔,当作祭坛,替塔信罗那一念之疑向神明赔罪。看来那鬼是等着我们的。我们刚开始爬主脊,他就朝我们脸上吹来凛冽的寒风,呼啸着,怒吼着,随后把上头雪堆上扯下来的整块整块的雪朝我们头上抛。四周什么也分辨不出,连眼前那峰骆驼都几乎看不见。
忽然我觉出一震,四下一看,并没有什么异样。我舒舒服服地坐在两只装着肉和面包的皮鞍袋之间,可是……我看不见我那峰骆驼的头了。它不见了。原来它脚下一滑,跌进一道浅沟,而那两只没有带子、只是搭在它背上的袋子挂在一块岩石上,连我一起留在了雪里。这一回扎加斯台的鬼不过是开了个玩笑,可他并不满足,脾气越发大起来。他刮起狂风,几乎把我们和袋子从骆驼背上拖下去,几乎把我们那些驼峰坐骑掀翻;他用冻硬的雪粒迷我们的眼,叫我们喘不过气来。
我们在深雪里慢慢挪了好几个钟头,常常从岩石边上跌下去。末了进了一条小谷,风在那里用一千种声音呼啸怒吼。天黑了。那蒙古人四处转着找路,到底还是回来了,一面摆着手说:
「路丢了。今夜只能在这里过。这很糟,因为炉子没有柴,天还要更冷。」
我们费尽气力,手都冻僵了,才在风里支起帐篷,把那只派不上用场的炉子安在里头。我们给帐篷培上雪,又在雪堆里挖出又深又长的沟,喊着「卓克!卓克!」的跪卧口令,逼骆驼卧进去。然后把驮子搬进帐篷。
我的同伴不甘心守着一只炉子过一个寒夜。
「我去找柴。」他很决断地说,随即拿起斧子走了。一个钟头后他回来,扛着一大截电线杆。
「你们这些成吉思汗啊,」他搓着冻僵的手说,「拿上斧子,往那边山上左手去,那里有砍倒的电线杆。我同老扎加斯台攀上了交情,他把杆子指给我了。」
离我们不远处,正是俄国电报线经过的地方——布尔什维克之前,它把伊尔库茨克同乌里雅苏台连在一起;后来中国人命令蒙古人把它砍倒,把铜线取走。如今这些杆子成了过山口的行人的救星。于是我们在暖和的帐篷里过了一夜,美美地喝了热肉汤下细面,而这一切就在发了怒的扎加斯台的领地正中。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离帐篷不过两三百步的地方找到了路,继续翻越塔尔巴哈台山脊的苦旅。在阿代尔河谷的上游,我们看见一群红嘴的蒙古乌鸦在乱石间盘旋。我们过去一看,发现了刚倒毙不久的一人一马。他们出了什么事,很难推想。两具尸身紧挨着;缰绳缠在那人的右腕上;找不到刀伤,也找不到弹痕。那人的相貌已经辨不出来。他的大氅是蒙古式的,可裤子和里面的短袄却不是蒙古样式。我们问自己:他究竟遭了什么?
我们那位蒙古人忧心地低下头,用压低却笃定的声音说:「这是扎加斯台的报应。这骑手没在南边的敖包献祭,鬼就把他连人带马掐死了。」
到底,塔尔巴哈台撂在身后了。我们面前是阿代尔河谷。那是一条沿着河床在紧挨的山岭之间曲折伸展的狭长平野,长着丰美的草。一条路把它分作两半,倒下的电线杆如今就躺在路边;高低不一的杆茬和一长段一长段的电线,凑成这一地的残骸。伊尔库茨克与乌里雅苏台之间这条电报线的毁弃,是中国在蒙古那套进逼政策的必然附产。
不久我们开始遇见大群的羊,正刨开雪去吃底下枯干却极养人的草。有些地方,高高的山坡上能看见牦牛和牛。可牧人我们只见过一回:他们先望见了我们,便都躲进山里或藏到沟里去了。一路上连蒙古包也没见着。蒙古人把他们那些可移的家也藏进山褶里去了,既避人眼目,也避得开大风。游牧人极善于挑选过冬的住处。冬天我常走进安在这样背风处的蒙古包,从刮着大风的原野进去,简直像进了暖房。
有一回我们走近一大群羊。可我们一走近,那群里大部分渐渐退开,留下一部分一动不动,另一部分则朝原野那边走去。随后从那一部分里又分出约莫三四十头,连跳带蹿地直上山坡去了。我举起望远镜看:留在原地的是寻常的羊;退到原野那边去的一大群是黄羊;上山的那几头则是大角的盘羊。这一大伙都同家羊一起在阿代尔的原野上吃草——这里草好水清,把它们都招来了。河上有许多地方没封冻,有的地方我看见明水面上腾着大团的水汽。
这工夫,有些黄羊和盘羊开始打量我们。
「它们这就要开始抢在我们前头横穿过去了,」那蒙古人笑道,「极有趣的牲口。有时候黄羊为了抢在我们马前头穿过去,能跑上好几英里;等穿过去了,才又慢悠悠地踱开。」
黄羊这套把戏我早已见过,便打定主意拿它来做一次围猎。我们这样布置:让一个蒙古人带着驮驼照原路走,我们其余三人像一把扇子似的散开,朝着我们真正路线右手那群羊过去。那群羊站住了,困惑地四下张望——照它们的规矩,得把这四个骑手的路一次都横穿过去才行。于是乱起来了。它们约莫有三千头。这一支大军从这边跑到那边,却结不成一个像样的队形。整队整队的从我们面前跑过去,一看见另一个骑手,又折回来,重做一遍同样的调度。有一群约莫五十头,排成两行朝我这个方向冲来。离我约一百五十步时,我喊了一声,开了枪。它们立刻站住,在原地打起转来,彼此相撞,甚至彼此跳越。这一阵慌乱叫它们吃了大亏:我来得及打四枪,撂倒两只极漂亮的。我的朋友比我更走运:那群羊排成平行的两列从他面前冲过,他只放了一枪,一颗子弹撂倒了两只。
这工夫,盘羊已经上到更高的山坡上,在那里排成一行站住,像许多士兵一样,回头望着我们。隔着这么远,我仍能清清楚楚地分辨出它们壮实的身躯、威武的头和挺拔的角。
我们捡起猎物,赶上先行的那个蒙古人,继续上路。好些地方,我们见到羊的尸骸,脖子被撕开,两肋的肉被吃掉了。
「这是狼干的,」那蒙古人说,「这一带的狼向来很多。」
我们又遇见好几群黄羊,它们先安安静静地跟着跑,等跑出一段舒服的距离,才用极大的腾跃横穿到我们前头去,随后跑上两三百步,便停下来,安安稳稳地吃起草来。有一回我把骆驼掉转头回去,整群羊立刻又应了这个战,同我平行地跑,跑出它们觉得够安全的距离,又一次像路面铺了烧红的石头似的从我前头抢过去;过后便恢复先前的安闲,退回我们这一行最初惊动它们的那一侧吃草。有一群羊,我一连这样逗了三回,为它们这种愚蠢的规矩笑了好久。
我们在这条谷地里过了很不受用的一夜。我们在封冻的河岸上停下,拣了一处高岸背风的地方。炉子里有火,壶里有开水,帐篷也暖和舒服。我们安安静静地歇着,想着晚饭,心里很熨帖;忽然,帐篷外头爆出一片地狱里似的嗥叫与哄笑,谷地那边又传来悠长凄惨的嗥声相应。
「狼。」那蒙古人平静地说,拿了我的左轮手枪出了帐篷。他去了好一阵不回来,末了我们听见一声枪响,随后他便进来了。
「我吓了它们一吓,」他说,「它们聚在阿代尔河岸上,围着一具骆驼的尸首。」
「它们没动我们的骆驼?」我们问。
「我们在帐篷后头生一堆篝火,它们就不会来扰我们了。」
吃过晚饭我们便躺下,可我久久不能入睡,听着火里木柴的噼啪声、骆驼深长的喘息和远处成群的狼嗥;末了,在这些声响里到底还是睡着了。我睡了多久不知道,忽然被腰上重重一撞惊醒。我正睡在帐篷最边上,外头有什么东西毫不客气地狠狠抵了我一下。我只当是哪一峰骆驼在嚼帐篷的毡子,便抓起毛瑟朝帐壁打去。一声尖叫之后,是急促的脚步踏过碎石跑远的声音。早上我们发现了狼的脚印,是从背火的那一面接近帐篷的;顺着印子看去,它们已经动手在帐壁底下刨洞了——不过有一只想行窃的,显然是额头上挨了毛瑟枪柄一下才退走的。
狼和鹰都是扎加斯台的仆役——那蒙古人极郑重地这样教导我们。不过这并不妨碍蒙古人猎狼。有一回在拜塞王公的营里,我亲眼见过这样一场围猎。蒙古骑手骑着最好的马,在空旷的原野上追上狼,用沉重的竹棍,就是「塔舒尔」,把狼打死。有个俄国兽医教蒙古人用士的宁毒狼,蒙古人很快就把这法子丢开了,因为对狗有危险——狗是游牧人忠实的朋友和帮手。可是鹰和隼他们不但不碰,还喂它们。蒙古人宰牲口时,常把肉块抛到空中,让隼和鹰在飞行中接住,就像我们把一块肉丢给狗一样。鹰和隼会同喜鹊、乌鸦相斗,把它们赶走;那些鸟对牛马极危险,因为它们会把牲口背上最小的伤口或擦破处啄开、抓开,弄成治不好的烂疮,还不停地去折磨。
第二十一章死亡之巢
我们的骆驼不紧不慢、却稳稳当当地朝北走。我们每天走二十五到三十英里。这样走着,我们来到一座小寺庙近旁,那庙在我们路线的左手。它是一个方形的院落,四围是高大的屋宇,外面围着一圈粗木桩的高栅。每一面的正中都开着门,通向院心那座庙的四个入口。庙是红漆柱子、中国式的屋顶,压过周围喇嘛们低矮的住处。路那一边,立着一所看去像中国城堡的建筑,其实是一座商号的大院,也就是都贡;中国人修这种都贡,总是照城堡的样子,两道墙之间隔开几英尺,里面安自己的房屋和铺面,通常驻着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商人,以备不时。必要时,这些都贡可以当作碉堡,经得住长久的围攻。
在都贡与寺庙之间、更靠近路边的地方,我看出一处游牧人的营盘。他们的马和牛一头也看不见。显然这些蒙古人在这里住了些时候,把牲口留在山里了。有几顶蒙古包上飘着彩色的三角旗,那是有疫病的标记。有几顶蒙古包近旁,地里插着高杆,杆顶挑着蒙古帽,表示这家的主人已经死了。一群群野狗在原野上游荡,说明尸首就抛在附近,不是在沟里,就是在河岸上。
我们走近营盘时,远远就听见疯狂的鼓声、凄凉的笛声和尖利而癫狂的呼喊。我们那位蒙古人先过去打听,回来报告说:有几家蒙古人到这座寺庙来,是求札汉齐呼图克图救治的——那位呼图克图以医病的神迹出名。这些人害的是麻风和黑痘,远道而来,到了却发现呼图克图不在庙里,上库伦见活佛去了。于是他们只好去请巫医。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就在前一天,他们把第二十七个人抛到原野上去了。
我们正说着,一个巫医从一顶蒙古包里出来。那是个老人,一只眼睛生着白翳,脸上满是深深的痘疤。他穿着破烂衣裳,腰间垂下许多各色的布条。他拿着一面鼓和一支笛。我们看得见他发青的嘴唇上有白沫,眼睛里有疯狂。他忽然旋转起来,跳起舞,两条长腿腾挪了千百下,两臂两肩扭动不止,一面还敲鼓、吹笛,时而嚎叫,时而暴怒,动作越来越快;末了脸色惨白、两眼充血地倒在雪里,继续在那里扭动,发出前言不搭后语的叫喊。这巫医就是这样给他的病人治病的:用他的疯狂去吓那些带来疾病的恶鬼。另一个巫医给病人喝一种浑浊的脏水;我后来得知,那是活佛本人沐浴的水——他用这水洗过他那由圣洁的莲花所生的「神体」。
「唵!唵!」两个巫人不住地尖叫。
巫医同魔鬼相斗的时候,病人却没人照管。他们盖着成堆的羊皮和大衣,发着高烧躺在那里,说着胡话,狂乱地翻腾。火盆边蹲着还没病倒的大人和孩子,漠然地闲谈、喝茶、抽烟。每一顶蒙古包里,我都看见病人和死人,看见那种笔墨无法形容的悲惨与肉身的恐怖。
我心里想:「伟大的成吉思汗啊!你对亚洲与欧洲的全局看得那样透彻,你把一生都献给了蒙古之名的荣耀,为什么你不把开化之光给你自己的子民?他们至今守着古老的德行、诚实与和平的习俗,那光本可以救他们免于这样的死。你在哈拉和林陵寝中的骸骨,正被流过它的世纪销蚀;那骸骨也该为你这曾令半个文明世界畏惧、如今却急速消亡的伟大民族而呼号!」
当我看见这座明日即成死地的营盘、听见那些垂死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呻吟、叫喊与谵语时,我满脑子都是这样的念头。远处什么地方,狗在凄凉地嗥着;那乏了的巫人的鼓声,单调地滚动着。
「走!」这一片黑暗的恐怖我再看不下去了,而我既无办法也无气力去根除它。我们很快离开了这不祥的地方。可我们总甩不脱一个念头:仿佛有什么可怕的无形之物,从那恐怖之地一路跟着我们。是病魔?是那些恐怖与悲惨的画面?是在蒙古的黑暗之坛上被献祭的人的魂灵?一种说不清的恐惧钻进我们的意识,攥住我们,怎么也挣不脱。直到我们拐下大路,翻过一道林木覆盖的山脊,进了群山间一个盆地,再也看不见札汉齐库伦、看不见都贡、看不见那座垂死蒙古人蠕动的坟场,我们才重新喘得过气来。
不多时,我们看见一个大湖,那就是提辛郭尔。靠岸处立着一所俄国人的大屋,是库苏古尔与乌里雅苏台之间的电报站。
第二十二章在凶手中间
我们走近电报站时,一个金发青年出来迎我们,他是这所电报房的管事,姓卡宁。他有些局促,请我们在他屋里住一宿。我们进屋时,一个又高又瘦的人从桌边站起来,迟疑地朝我们走过来,一面极用心地打量我们。
「客人……」卡宁解释道,「他们要去哈特赫尔。是私人,外路人,外国人……」
「啊——」那陌生人用一种平静而会意的腔调拖长了声音。
我们解腰带、费劲地脱下蒙古大氅时,那高个子正兴冲冲地对主人低声说些什么。等我们走到桌边坐下歇息,我听见他说:「只好往后推了」,又看见卡宁只点了点头。
桌边还坐着另外几个人,其中有卡宁的助手,是个高个子的金发男人,脸色发白,说起话来像机关枪一样,天南海北什么都说。他半疯了,这半疯表现在:只要有人高声说话、叫喊,或是忽然一声响,他就把当时跟他说话那人的话重复一遍,或者用一种机械而匆促的调子,把此刻周遭发生的事叙述出来。卡宁的妻子也在,是个面色苍白、年轻而憔悴的女人,眼里带着惊惶,脸被恐惧扭曲了;她旁边是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剪着短发,穿得像男人;还有卡宁的两个小儿子。我们同他们一一见过。那高个子的陌生人自称戈罗科夫,是萨姆加勒泰来的俄国侨民,又介绍那短发姑娘是他妹妹。卡宁的妻子望着我们,眼里的惧色明明白白,一句话也不说,显然很不乐意我们在这里。可我们别无去处,便喝起茶,吃自己带的面包和冷肉。
卡宁对我们说:自从电报线被毁,他一家老小和亲戚都深深尝到了随之而来的穷困艰难。布尔什维克不从伊尔库茨克给他发薪,他只好自己想法子过活。他们割草晒干卖给俄国侨民,替人从哈特赫尔往乌里雅苏台和萨姆加勒泰捎信带货,又买卖牲口、打猎,就这样勉强度日。戈罗科夫说他有买卖上的事非去哈特赫尔不可,说他和他妹妹很愿意同我们的队伍结伴。他的脸极不讨人喜欢,一副凶相,一双没有颜色的眼睛总躲着对面人的目光。
谈话间,我们问卡宁附近有没有俄国侨民;他皱起眉头,脸上现出厌恶的神气答道:
「有一个有钱的老头子,姓博布罗夫,住在离我们站一俄里的地方;不过我劝你们别去。那是个吝啬、不好客的老家伙,不喜欢客人。」
她丈夫说这话时,卡宁太太垂下眼睛,肩膀一缩,像是打了个寒噤。戈罗科夫和他妹妹只顾漠然地抽烟。这一切我都看得很清楚:卡宁那敌意的口气,他妻子的慌乱,戈罗科夫那做作的漠然;于是我打定主意,要去见一见这位被卡宁说得这样坏的老侨民。在乌里雅苏台我认得两个姓博布罗夫的。我对卡宁说,有人托我把一封信亲手交给博布罗夫;喝完茶,我便穿上大衣出去了。
博布罗夫的屋子坐落在群山间一个深凹里,四围是高栅,栅上头露出低低的屋顶。窗里透出灯光。我敲门。回答我的是一阵凶猛的狗吠;从栅栏的缝里,我看见四条巨大的黑色蒙古狗龇着牙、低吼着朝门扑过来。院里有人开了门喊道:「谁?」
我答说是从乌里雅苏台过路的。狗先被逮住拴好,随后一个人把我放进来,从头到脚极仔细、极狐疑地把我打量一番。他口袋里露出一截左轮手枪的柄。他看得满意了,又听说我认得他的亲戚,便热忱地请我进屋,把我引见给他的妻子——一位端庄的老妇人——和他们收养的漂亮小女儿,一个五岁的女孩。那孩子是在原野上被找到的,躺在她母亲的尸首旁边;她母亲从西伯利亚逃避布尔什维克,力尽而死。
博布罗夫告诉我:卡扎格兰季的俄国队伍已经把红军从库苏古尔一带赶走,我们可以太太平平地继续往哈特赫尔去。
「你怎么不住我这里,倒住到那伙强盗家去了?」老人问。
我便问了起来,得了一些极要紧的消息。原来卡宁是布尔什维克,是伊尔库茨克苏维埃的坐探,派在这里侦察。不过如今他已害不了人,因为他同伊尔库茨克之间的路断了。可是从阿尔泰的比斯克,刚来了一位很重要的委员。
「是戈罗科夫?」我问。
「他是这么自称的,」老人答道,「可我也是比斯克人,那里的人我都认得。他真名叫普济科夫,跟他来的那个短发姑娘是他的姘头。他是『契卡』的委员,她是这个衙门的坐探。去年八月,他们两个用手枪打死了七十名被捆着的高尔察克军官。凶恶的、怯懦的杀人犯!如今他们到这里来侦察。他们本想住我家,可我太知道他们的底细,没让。」
「你不怕他?」我问,想起这些人坐在站上桌边时那些不同寻常的话语和眼色。
「不怕,」老人答道,「我知道怎么护住自己和家小,再说我还有一个护身的——我儿子。论枪法、论骑术、论打架,全蒙古再找不出第二个。可惜你见不着我这孩子。他到畜群那边去了,明天傍晚才回来。」
我们极亲热地道了别,我答应回程时到他家歇脚。
「怎么样,博布罗夫编排我们些什么?」我回到电报站时,卡宁和戈罗科夫劈头就这样问我。
「关于你们,他什么也没说,」我答道,「他一听说我住在你们家,连话都不愿意同我说了。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我一面问,一面满脸装出诧异的样子。
「老账了。」戈罗科夫哼道。
「一个恶毒的老粗。」卡宁附和着添了一句;而他妻子那双惊惶的、盛满苦楚的眼睛,又一次现出骇人的恐怖,仿佛时刻在等着一记致命的打击。戈罗科夫开始收拾行李,预备第二天早上同我们一道走。我们在隔壁屋里铺好简单的床铺,躺下睡了。我低声嘱咐朋友把左轮手枪放在手边,以防万一;他却只笑了笑,从大衣里把手枪和斧子抽出来,塞到枕头底下。
「这些人一上来我就觉得很可疑,」他低声说,「他们在捣鼓什么歪主意。明天我骑在这个戈罗科夫后面,给他预备一颗极忠实的子弹,一颗小小的达姆弹。」
那几个蒙古人在院子里的帐篷下过夜,挨着他们的骆驼,因为他们要就近喂驼。约莫七点钟我们动身。我的朋友担了殿后的差事,始终跟在戈罗科夫后面;戈罗科夫同他妹妹从头到脚都带着武器,骑的是极好的马。
「你们从萨姆加勒泰一路过来,怎么把马养得这样好?」我一面端详他们那两匹好牲口,一面问。
他答说这马是他东家的,我这才明白卡宁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穷:这样可爱的牲口,随便哪个有钱的蒙古人都肯用够他家吃一年羊肉的羊来换一匹。
不久我们来到一大片沼泽,四围是密丛;我在那里大为诧异,因为看见了成百上千只白雷鸟。我们一露面,水里就腾起一群野鸭,扑棱棱地飞起。冬天,刺骨的寒风,雪,还有野鸭!那蒙古人这样解释:
「这片沼地总是暖的,从不结冰。野鸭一年到头住在这里,雷鸟也是,在松软的暖地里找得着新鲜吃食。」
我同那蒙古人说话时,看见沼地上空有一舌红黄的火苗。它闪了一下就灭了;随后在那边的边上,又窜起两舌来。我知道这便是真正的鬼火,周围缠着成千的传说,而化学却解释得极简单:不过是沼气的一闪罢了——那是暖湿的泥土里植物腐烂生出来的。
「这里住着阿代尔的鬼,他们同木伦的鬼打个没完。」那蒙古人解释道。
「可不是么,」我心想,「如今在平淡无奇的欧洲,村里人还把这种火当作什么狂野的妖术;那么在这神秘之国,它至少总得是两条邻河的鬼神交战的凭据了!」
过了这片沼地,我们望见远远的前方有一座大喇嘛庙。那庙离大路约有半英里,戈罗科夫兄妹却说要骑过去,到那边的中国铺子里买点东西。他们很快就走了,答应马上赶上来,可我们好一阵子没再见着他们。他们溜得无影无踪;后来我们倒是遇见了他们,却是在极出人意料、对他们极凶险的情形之下。在我们这边,这样快就摆脱了他们,实在很满意;他们一走,我便把头天晚上从博布罗夫那里听来的消息,统统告诉了我的朋友。
第二十三章在火山上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了哈特赫尔,那是埃金河——也就是雅加河——谷地里一个小小的俄国人聚落,散落着十来所房子;河水在村子上游半英里处从库苏古尔流出来。库苏古尔是一座巨大的高山湖,又深又冷,长八十五英里,宽十到三十英里。西岸住着达尔哈特的索约特人,他们管它叫呼布苏古尔,蒙古人则叫它库苏古尔。索约特人和蒙古人都把这座湖看作可怖而神圣的。这种忌惮极容易理解,因为这座湖正处在当下仍有火山活动的地带:夏天里,哪怕是风平日丽的日子,湖上有时也会掀起大浪,不但本地的渔船危险,连在湖上行驶的俄国大客轮也危险。冬天里,它有时又会把冰盖整个撑裂,腾起大团的蒸汽。显然,湖底时时被喷涌的温泉、或许是被熔岩的细流所穿透。能证明地下有这等剧变的,还有成堆被弄死的鱼——有时它们在出水口的浅处把河道都堵住了。
这座湖的鱼极丰富,主要是鳟鱼和鲑鱼各样品类,而以那种极好的「白鱼」出名,从前运销全西伯利亚,甚至远到满洲的奉天。那鱼肥美而异常细嫩,鱼子也极好。湖里还有一种白色的「哈伊鲁斯」鳟,洄游时节却同大多数鱼的习性相反,顺流下到雅加河里去,有时密密匝匝地从这岸挤到那岸,脊背把水面都划破了。不过这种鱼没人捕,因为它满身是虫,不堪食用,连猫狗都不碰。这是一桩很有意思的现象,伊尔库茨克大学的多罗戈斯泰斯基教授本在勘查研究,布尔什维克一来,他的工作就中断了。
在哈特赫尔,我们撞见一片惊惶。卡扎格兰季上校的俄国队伍两度击败布尔什维克,本已向伊尔库茨克推进得很顺利,忽然因为军官之间的内讧而瘫了、散了。布尔什维克趁势把兵力增到一千人,开始反攻,要把失去的地方夺回来;卡扎格兰季上校残部则朝哈特赫尔退却,他决意在那里同红军作最后的抵抗。居民把搬得动的家当和家小装上大车,纷纷逃出镇子,把牛马一概撇下,谁有本事谁去抢、去守。一拨人打算藏到不远处那片茂密的落叶松林和山沟里去,另一拨人则往南奔木伦库伦和乌里雅苏台。
我们到的第二天早上,那位蒙古官员接到消息:红军已经绕过卡扎格兰季的部队,正朝哈特赫尔逼近。那蒙古人把公文和仆役装上十一峰骆驼,弃了衙门走了。我们那几个蒙古向导一声不吭,偷偷跟着他溜了,把我们和骆驼一起撇下。我们的处境就此绝望了。我们赶紧去找还没走的侨民,想同他们讲价买骆驼;可他们早就料到要出事,把畜群送到远处的蒙古人那里去了,帮不上我们。
于是我们去找镇上的兽医盖伊医生,他因同牛瘟作战而名闻全蒙古。他带着家眷住在这里;被迫辞去官差之后,他做起了牲口买卖。这是个极有意思的人物,精明而有干劲;沙皇时代,他曾奉派为对德前线的俄国军队采办蒙古的全部肉食。他在蒙古办起一桩极大的事业;可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夺了权,他便改换门庭,同他们共事。随后一九一八年五月,高尔察克的部队把布尔什维克赶出西伯利亚,他被捕候审。不过后来他被释放了,因为大家认定只有他一个人能把蒙古这桩大买卖撑起来;他把全部肉食储备,连同先前从苏维埃委员那里领来的银子,一并交给了高尔察克海军上将。这时候,盖伊正给卡扎格兰季的部队当总办和总供应。
我们去找他,他当即提议:如今只剩下几匹又瘦又乏的劣马,我们不妨将就骑着,走完到木伦库伦那六十英里;到了那里,便能雇到骆驼回乌里雅苏台。可这几匹马养在离镇子有段路的地方,我们得在那里过一夜——而红军正是在这一夜里要到。我们还很诧异:盖伊竟带着家小留在这里,一直留到红军预定要到的时候。镇上剩下的只有几个哥萨克,奉命留下来探看红军的动静。
夜来了。我同朋友都准备好了:或是打一仗,或是到最后一步时自尽。我们住在雅加河边一所小屋里,屋里住着几个工人——他们走不了,也不觉得有走的必要。他们爬上一座小山,从那里能把整片地面一直望到那道山岭——红军必定要从那岭后出现。其中一个工人从林中这处高地跑回来,喊道:
「糟了,糟了!红军到了。有个骑马的在林间路上飞跑。我喊他,他不答。天黑,可我听得出那马是生马。」
「别胡嚷,」另一个工人说,「不过是个蒙古人骑马过去,你就一口咬定是红军。」
「不,不是蒙古人,」他答道,「那马挂了掌。我听见铁掌在路上的响声。糟了!」
「唉,」我的朋友说,「看来我们到头了。这收场也未免太窝囊。」
他说得不错。正在这时,门上有人敲——却是那蒙古人送来三匹马,供我们逃走。我们立刻备好鞍,把帐篷和干粮驮在第三匹上,随即骑马去向盖伊辞行。
在他屋里,我们撞见了整个军事会议。两三个侨民和几个哥萨克从山里飞马赶回来,报说红军正逼近哈特赫尔,但要在林子里过夜,已经在生篝火了。果然,从屋子的窗户里就能望见火光。奇怪的是:敌人明明已经到了他们要夺的村子跟前,竟要在林子里等天亮。
一个带枪的哥萨克进屋来报:那支队伍里有两个带武器的人正走过来。屋里的人个个竖起了耳朵。外面先是马蹄声,接着是人声,随后有人敲门。
「进来。」盖伊说。
进来两个年轻人,胡子和髭须上结着白霜,两颊冻得通红。他们穿着西伯利亚常见的大衣,戴着大羔皮帽,身上却没有武器。盘问开了头。原来这是一支白军的农民队伍,来自伊尔库茨克和雅库茨克两地,一直在同布尔什维克作战。他们在伊尔库茨克附近什么地方吃了败仗,如今想同卡扎格兰季会合。这支队伍的首领是个社会主义者,瓦西里耶夫上尉,从前因为自己的主张在沙皇治下吃过许多苦。
我们的难处烟消云散了;不过我们决定立刻动身去木伦库伦,因为该打听的已经打听到,急着要回去复命。我们动身了。路上赶上三个哥萨克,他们是出来把逃往南边的侨民劝回去的。我们同他们结伴,下了马,牵着马从冰上过河。雅加河疯了。地下的力在冰底下掀起巨大的涌浪,打着旋、轰鸣着,把大块的冰顶起来、扯开,撞成小块,又把它们吸到下游那片没破的冰层底下去。裂缝像蛇一样朝各个方向在冰面上蹿。一个哥萨克掉进一道裂缝里,我们刚好来得及把他救上来。这样的严寒里湿透了身子,他只好折回哈特赫尔去。我们的马几次打滑跌倒。人和牲口都觉得死亡就悬在头顶,随时要把他们毁掉。末了我们到了对岸,顺着谷地继续往南,总算把那座地质上的、也是比喻上的火山撇在了身后。
再走十英里,我们赶上了头一批逃难的人。他们支起一顶大帐篷,在里面生了火,又暖和又满是烟。他们的宿处就扎在一家中国大商号的院墙外——那家主人不肯让这些侨民进他们宽敞得很的屋子,哪怕逃难的人里有孩子、女人和病弱者。我们在这里只待了半个钟头。
再往下,除了雪深的地方,路还算好走。我们翻过埃金河与木伦之间那道相当高的分水岭。快到山口时,出了一桩极出人意料的事。我们经过一条相当宽的谷地的谷口,谷地上端覆着密林。林子边上,我们看见两个骑马的,显然在盯着我们。他们坐在鞍上的姿态和坐骑的模样都告诉我们:他们不是蒙古人。我们开始喊、挥手,他们却不答。林子里又出来第三个,站住看着我们。我们决意去同他们说句话,便打马朝他们冲过去。离他们约莫一千码时,他们翻身下鞍,朝我们打起了排枪。幸而我们彼此散得开些,他们不好瞄准。我们跳下马,伏倒在地,预备应战。可我们没有开枪,因为我们想这也许是他们弄错了,把我们当成了红军。不多时他们走了。那是欧洲造的步枪打出的枪声,这又给了我们一个凭据:他们不是蒙古人。我们等他们进了林子不见了,才过去查看他们的蹄印;那些马都挂了掌,分明印证了先前的判断——他们不是蒙古人。他们究竟是谁?我们始终没弄清;可是倘若那几枪打得准,他们同我们性命的关系,又该是何等不同!
翻过分水岭,我们遇见木伦库伦的俄国侨民特捷尔尼科夫,他邀我们住到他家去,并答应替我们向喇嘛们雇骆驼。寒气极厉,又添上刺骨的风。白天我们冻得透心,夜里却靠帐篷里的炉子化开身子,烘得很舒服。两天后我们进了木伦谷地,远远就望见那座库伦的方院,望见它中国式的屋顶和高大的红色殿宇。近旁是第二个方院,是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居点。再走两个钟头,我们到了这位好客的同伴家里;他那位可爱的年轻妻子摆出一桌精美可口的饭食款待我们。
我们在木伦住了五天,等着雇骆驼。这期间,许多逃难的人从哈特赫尔过来,因为卡扎格兰季上校正一步步退向那座镇子。其中有两位上校,普拉瓦科和马克拉科夫,正是他们弄散了卡扎格兰季的部队。逃难的人刚在木伦库伦露面,蒙古官员便宣布:中国官府已经命令他们把所有俄国难民赶走。
「这样的冬天,我们带着女人孩子,又没有自己的房子,能上哪儿去?」心慌意乱的难民问。
「这同我们不相干,」蒙古官员答道,「中国官府恼了,命我们把你们赶走。我们一点忙也帮不上。」
难民只好离开木伦库伦,在不远的旷野上支起帐篷。普拉瓦科和马克拉科夫买了马,往王库伦去了。很久以后我才得知:他们两人都在路上被中国人杀了。
我们雇到三峰骆驼,同一大群中国商人和俄国难民一道动身回乌里雅苏台,心里对殷勤的主人特捷尔尼科夫夫妇怀着最温热的记忆。这趟路上,我们为这几峰骆驼付了极高的价:三十三两银锭,约合二点七磅白银,那银子是乌里雅苏台一家美国商号先前供给我们的。
第二十四章血的惩罚
不多时我们便折上了北来时走过的那条路,又见到了那一行亲切的、被砍倒的电线杆——它们从前曾那样暖暖地救过我们。天将黑时,我们翻过提辛郭尔谷地北边那几座长着树的小丘。我们打算住到博布罗夫家去,同行的人则想到电报站卡宁那里讨个宿处。
在站口,我们遇见一个持枪的兵,他盘问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看来是问得满意了,便吹了声口哨,从屋里唤出一个年轻军官来。
「伊万诺夫中尉,」他自报家门,「我带着我的白军游击队驻在这里。」
他是从伊尔库茨克附近带着十个人过来的,已同乌里雅苏台的米哈伊洛夫中校接上了头;中校命他占住这座碉堡。
「请进吧。」他殷勤地说。
我向他说明我想住到博布罗夫那里去,他听了绝望地把手一摆,说:
「不必白跑了。博布罗夫一家被杀了,房子也烧了。」
我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中尉接着说:「是卡宁和普济科夫两口子杀的,抢了,随后连尸首一起把房子烧了。你们要去看看么?」
我和朋友随中尉去看了那片不祥的地方。焦黑的立柱立在烧焦的梁木和板子之间,瓦器和铁锅铁盘撒了一地。稍偏一点的地方,几块毡子底下,放着那四个不幸的人的遗骸。中尉先开口:
「我把这案子报到乌里雅苏台去了,回话说死者的亲属会同两名军官一道来查办。所以我不能把尸首埋了。」
「事情是怎么出的?」我们被这凄惨的景象压得透不过气,问道。
「是这样,」他说起来,「那夜我带着十个兵走近提辛郭尔。怕这里有红军,我们就摸到站房跟前,往窗户里看。我们看见普济科夫、卡宁和那个短发姑娘正翻检、分配衣裳和别的东西,还在称银锭。这一切的意思我当时没马上明白;不过觉得还得加着小心,便命一个兵翻过栅栏去开门。我们冲进院子。头一个从屋里跑出来的是卡宁的妻子,她把两手一扬,惊恐地尖叫:『我早知道这事要闯出祸来!』随即昏了过去。有一个男人从边门跑到院里的棚子那边,想翻墙出去。我没看见他,可我一个兵把他逮住了。在门口迎着我们的是卡宁,脸色煞白,浑身发抖。我明白出了大事,便把他们统统拘起来,命人把男的捆上,派人严加看守。我问什么,他们都不作声;只有卡宁太太哭喊:『可怜可怜孩子吧!他们是无辜的!』一面跪下来,朝我们伸出手哀求。那个短发姑娘用一双无耻的眼睛笑着,朝我脸上喷了一口烟。我不得不吓唬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犯了罪,可你们不肯招。你们若不招,我就把男的枪毙,把女的押到乌里雅苏台去审。』
「我这话说得又斩截又当真,因为他们激起了我心底的怒火。出我意料的是,头一个开口的竟是那个短发姑娘。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她说。
「我吩咐取来墨水、纸和笔。我的兵作见证。于是我做了普济科夫妻子的供词笔录。这便是她那阴黑血腥的讲述。
「『我和我丈夫是布尔什维克的委员,奉派来查明蒙古境内藏着多少白军军官。可是博布罗夫那老头子认得我们。我们本想走,卡宁却留住我们,说博布罗夫有钱,说他早就想杀了他、抢了他的家。我们答应同他合伙。我们把博布罗夫家的少爷骗来同我们打牌。他回家时,我丈夫悄悄跟在后面,一枪把他打死了。随后我们都去了博布罗夫家。我爬上栅栏,把下了毒的肉扔给那几条狗,几分钟它们就死了。然后我们都翻了进去。头一个从屋里出来的是博布罗夫的妻子。普济科夫藏在门后,一斧子把她砍死了。那老头子是睡着时被我们一斧子砍死的。小女孩听见响动跑进屋来,卡宁用霰弹打中了她的头。随后我们把屋子洗劫一空,放火烧了,连马和牛都毁了。再过些时候,一切都会烧个干净,一点痕迹也不剩;偏偏你们忽然来了,这几个蠢货立刻就把我们露了底。』
「这是一桩卑劣至极的事,」我们往站上走时中尉接着说,「听这个年轻女人——简直还是个姑娘——平平静静地讲述,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直到那时我才彻底明白,布尔什维主义给这世界带来了何等的堕落:它把信仰、对上帝的敬畏和良心统统碾碎了。也直到那时我才懂得:一切正直的人,只要还有命、还有力气,就必须同人类这个最危险的敌人毫不妥协地战斗。」
我们走着时,我看见路边有一个黑点。它引住并钉住了我的目光。
「那是什么?」我指着那黑点问。
「那是凶手普济科夫,我把他枪毙了,」中尉答道,「卡宁和普济科夫的妻子我本也要枪毙,可我可怜卡宁的妻子和孩子,而且我也学不会枪毙女人。如今我要派我的兵押着他们,同你们一道去乌里雅苏台。结果是一样的:蒙古人审这桩命案,准定要他们的命。」
这便是提辛郭尔出的事。那湖岸上,鬼火在沼泽的水洼上空飘忽;近旁,是上一次地震在地面上留下的、长达两百多英里的那道裂口。也许普济科夫、卡宁,以及那些要把恐怖与罪恶传染给全世界的人,正是从这道裂口里、从地狱之国钻出来的。伊万诺夫中尉手下有一个兵,总是脸色苍白地祷告,他把这些人统统叫作「撒旦的仆役」。
同这伙罪犯一路从提辛郭尔回乌里雅苏台,是极不受用的。我和朋友平日那股精神劲儿和健旺的心境全丢了。卡宁一个劲儿地阴沉着脸想心事,那无耻的女人却说说笑笑,抽着烟,同兵士和我们同行的几个人打趣。末了我们翻过扎加斯台;几个钟头后,先望见那座城堡,随后望见平野上挤作一堆的低矮土房——我们知道,那就是乌里雅苏台。
第二十五章焦灼的日子
我们再一次卷进了事变的漩涡。我们离开的这半个月里,这里出了许多事。中国专员王造村往库伦派了十一名使者,一个也没回来。蒙古的局势依旧混沌不清。俄国人的队伍因新来的侨民而扩充了,仍旧秘密地、非法地存在着,尽管中国人靠他们无孔不入的密探系统早已知道。城里的俄国人和外国侨民都不出门,个个带着武器,随时准备动手。夜里,各家院里都有带枪的哨。
逼出这些防备的,正是中国人。奉专员之命,凡存有枪械的中国商人都把自家伙计武装起来,多余的枪一概交给官府;官府用这些枪把二百名苦力编成一支特别的嘎民队伍,装备起来。随后他们又占了蒙古的军械库,把这批枪分给「纳干胡顺」——那片中国人的菜园子——里的菜农;那里向来聚着一批最下等的流动中国工人。中国的这些渣滓如今自觉有了力量,聚在一处激昂地议论,显然在准备闹出点什么事来。夜里,苦力们把一箱箱子弹从中国铺子运到纳干胡顺去;中国这群乌合之众的举动也放肆得叫人忍无可忍。这些苦力和嘎民蛮横地在街上拦人搜身,又想挑起斗殴,好趁机把看中的东西拿走。
通过中国人那边某些渠道得来的密报,我们得知:中国人正准备在乌里雅苏台对所有俄国人和蒙古人下手屠戮。我们心里很明白:只消在城里合适的地段放火烧掉一所房子,这一整片木头房子的聚落就会烧成一片火海。全城的人都准备自卫,各家院里加了哨,各段街道派了头目,另组了一支专门的救火队,又备好马、车和粮食,以便仓皇出逃。
科布多传来的消息使局面更坏:那里的中国人已经动了手,杀了一些居民,在一场疯狂的劫掠之后把全城烧了。大多数人逃到山上的林子里去,可那是夜里,因此既没有暖衣,也没有干粮。此后几天,科布多四围的山里听见了许多苦难、悲恸与死亡的号哭。蒙古冬天的露天底下,严寒与饥饿把女人和孩子一个个夺走。这消息中国人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嘲弄地笑着,不久便在纳干胡顺开了个大会,商议放暴民和嘎民进城。
一个中国青年——某个俄国侨民家厨子的儿子——把这消息透露出来。我们立刻决定去探个究竟。一个俄国军官和我的朋友同我一道,由这个中国青年作向导,往城外去。我们装作只是散步,却被城边朝纳干胡顺那一侧的中国哨兵拦住,他蛮横地宣称任何人不许出城。同他说话时,我看出城与纳干胡顺之间沿途都布着中国的岗哨,还有一股股中国人朝那边涌去。我们一看便知从这一面到不了会场,便改走另一条路。
我们从东边出城,经过蒙古人的营地——他们已被中国人的苛敛弄得一贫如洗。那里的人显然也在焦急地等着事态的转折,因为天已这么晚,竟没有一个人睡下。我们溜到冰上,顺着河绕向纳干胡顺。一出城,我们便小心翼翼地潜行,凡能遮身的地方都利用上。我们带着左轮手枪和手榴弹,又知道城里已备下一支小队,万一我们遇险就来接应。走在最前头的是那中国青年,我的朋友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不住地提醒他:只要他有一下要出卖我们的举动,就像掐死一只老鼠一样掐死他。我想这位年轻向导一路并不快活——我那位身量魁伟的朋友因为这番不寻常的费力,喘得实在太响。
末了,纳干胡顺的围墙在望了,我们同它之间只隔着一片空地;一群人走过去很容易被发现,于是我们决定一个一个地爬过去,只有那中国人仍旧留在我可靠的朋友身边。幸而空地上有许多冻硬的粪堆,我们借着它们作掩护,一直爬到目的地——那圈院墙。在墙影里,我们溜到那座院子跟前,院里激动的人声正招引着我们。我们在黑影里挑了好地方听着、看着,却在近旁发现了两桩异常的事。
这场中国人的集会上,还有另一位看不见的客人。他趴在地上,把头伸进狗在墙根底下刨出的洞里。他一动不动,显然没听见我们过来。近旁的沟里卧着一匹白马,嘴被勒住了;再远一点,另有一匹备好鞍的马拴在围墙上。
院子里一片喧嚷。约莫两千人在那里叫喊、争辩,疯了似的比着手势。几乎人人都带着枪、手枪、刀或斧。人丛里穿梭着嘎民,不住地说着什么,散发纸片,解释,保证。末了,一个宽肩膀的高大中国人爬上井台,把枪在头顶上挥舞着,用强硬而尖利的腔调发起议论来。
「他在向众人保证,」我们的通译说,「说他们在这里要做中国人在科布多做过的事,还说必须叫专员下令,命他的卫队不得阻拦他们行事;又说中国专员必须向俄国人索缴全部武器。『然后我们要为海兰泡那桩罪向俄国人报仇——一九〇〇年他们在那里淹死了三千中国人。你们留在这里,我去见专员,同他说。』」
他从井台上跳下来,很快朝朝城的那道门走去。我立刻看见那个把头伸在墙根底下的人缩出洞来,从沟里牵起他的白马,跑过去解开另一匹,把两匹都牵到我们这一侧,也就是背城的一侧。他把第二匹留在那里,自己藏到胡顺的墙角后面。那个发话的人出了门,看见自己的马在围墙那一边,便把枪往背上一挎,朝马走去。他走了约莫一半路,那藏在墙角后的陌生人忽然纵马冲出,一眨眼便把那人整个儿从地上掳起,横搭在自己的鞍头上;我们看见他用一块布把那半被掐死的中国人的嘴缠住,随即带着他朝西飞驰而去,离城而去。
「你猜他是谁?」我问我的朋友,他立刻答道:「准是托什贡喇嘛……」
那人的整个模样,确实叫我强烈地想起这位神秘的复仇喇嘛;他对付仇敌的手法,也同托什贡如出一辙。夜深时我们得知:那位演说家去求专员协助他们行事之后过了一阵,他的头被人从墙外扔进了那群等着的听众中间;另有八个嘎民从胡顺往城里去的路上失了踪,踪影全无。这件事把中国的暴民吓住了,也把他们发热的心思压了下去。
第二天,我们得了极出人意料的援手。一个年轻的蒙古人从库伦飞马赶来,大氅撕破了,头发蓬乱地披到肩上,腰带底下露出一把左轮手枪。他径直到了蒙古人常聚的市集上,连鞍也不下便喊道:
「库伦已被我们蒙古人和将军恩琴男爵攻下!博克多呼图克图重新做了我们的汗!蒙古人啊,杀中国人,抢他们的铺子!我们的忍耐到头了!」
人群里腾起一片激动的喧哗。那骑手被一群追问不休的人围住。被中国人革了职的老蒙古赛特楚尔吞贝勒立刻得了消息,吩咐把这报信的人带到他那里。他盘问过后,把这人以煽动民变的罪名拘了起来,却不肯交给中国官府。当时我正在赛特那里,亲耳听见他对此事的处断。中国专员王造村以不服其权威相威吓时,这位老人只捻着念珠说:
「这蒙古人的话,我字字都信;我料想你我之间的位置不久就要调个过儿。」
我觉得王造村心里也认了这蒙古人所言不虚,因为他没有再坚持。从这一刻起,中国人从乌里雅苏台的街上消失得像从来没有过;与此同时,俄国军官和我们外国侨民的巡逻队顶替了他们的位置。又有一封信到了,更加剧了中国人的惊惶:信上说,蒙古人和阿尔泰的鞑靼人在鞑靼军官凯戈罗多夫率领下,追击那些带着洗劫科布多所得赃物撤走的中国人,在新疆边境上追上并歼灭了他们。信的另一部分说:巴基奇将军和被中国官府拘管在阿梅尔河边的六千人已经领到武器,动身去同被拘在伊犁的安年科夫首领会合,最终要同恩琴男爵联手。这风声后来证明是假的,因为巴基奇和安年科夫都没有这个打算,而且安年科夫已被中国人押送到土耳其斯坦腹地去了。不过这消息在中国人中间确实引起了十足的惊呆。
恰在此时,三名布尔什维克坐探从伊尔库茨克来到亲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侨民布尔杜科夫家,他们叫萨尔蒂科夫、弗赖曼和诺瓦克;他们在中国官府中间活动,要他们缴了俄国军官的械、把人交给红军。他们还说动中国商会上书伊尔库茨克苏维埃,请求派一支红军到乌里雅苏台来,保护中国人免遭白军之害。弗赖曼还带来了蒙文的共产主义小册子,以及着手重修通伊尔库茨克电报线的指示。布尔杜科夫也从布尔什维克那边收到了一些信件。这四个人的活动颇见成效,不久王造村便落进了他们的圈套。乌里雅苏台又回到了那种天天等着屠戮的日子里。俄国军官料想随时会有人来抓他们。
一家美国商号的代表同我去见专员交涉。我们向他指出,他的举动不合法:苏维埃政府尚未得北京承认,他本国政府并未授权他同布尔什维克打交道。王造村和他的顾问福祥,听见我们知道他同布尔什维克坐探秘密会面的事,显然慌了。他向我们保证,他的卫队足以防止任何屠戮。他的卫队确实很能干,那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兵,由一位持重而有学养的军官统带;可是八十个兵,对三千苦力、一千武装商人和二百嘎民,又能怎样?我们把自己的忧虑郑重说明,力劝他避免流血,并指出外国与俄国居民已决意抵抗到最后一刻。王当即下令在街上设立强有力的岗哨,于是全城上下,俄国的、外国的、中国的巡逻队来来往往,构成一幅很有意思的画面。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另有三百名哨兵也在当值——那是托什贡喇嘛的人,藏在附近的山里。
局面又一次急剧而突然地变了。蒙古赛特从最近一座喇嘛庙的喇嘛那里得了消息:卡扎格兰季上校同中国的非正规军交战之后,攻下了王库伦,在那里编成了俄蒙混合的骑兵旅——蒙古人奉活佛之命征调,俄国人奉恩琴男爵之命征调。几个钟头后又传来消息:在宰因那座大寺里,中国兵杀了俄国上尉巴尔斯基,结果卡扎格兰季的部分人马攻过去,把中国人从那里扫荡干净。攻取王库伦时,俄国人逮住了一个朝鲜共产党人,他正带着黄金和宣传品从莫斯科出发,要到朝鲜和美国去活动。卡扎格兰季上校把这朝鲜人连同他那批黄金一并押送给恩琴男爵。
得了这消息,乌里雅苏台俄国队伍的首领把所有布尔什维克坐探一并逮捕,连同杀害博布罗夫一家的凶手一并判决。卡宁、普济科夫的妻子和弗赖曼被枪毙了。至于萨尔蒂科夫和诺瓦克,案情有些可疑;何况萨尔蒂科夫已经逃走藏起,而诺瓦克经米哈伊洛夫中校劝告,往西边去了。俄国队伍的首领下令征调俄国侨民,并在蒙古当局默许之下,公然把乌里雅苏台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蒙古赛特楚尔吞贝勒召集了附近蒙古王公的会议,会议的灵魂是著名的蒙古爱国者洪·扎布喇嘛。王公们很快拟出对中国方面的要求:须从赛特楚尔吞贝勒所辖的地面上全部撤走。由此生出了谈判、威吓,以及中蒙各方之间的摩擦。王造村提出他那套解决办法,有几位蒙古王公已经接受;可扎布喇嘛在决定性的一刻把那份中国文书掷在地上,拔出刀来发誓:他宁可死在自己手里,也决不在这份奸诈的协议上用印。结果中国人的提案被否决,双方开始备战。札萨克图汗、赛音诺颜汗以及札汉齐喇嘛领地上所有带武器的蒙古人都被召集起来。中国官府架起他们那四挺机枪,准备守城堡。中蒙双方都在没完没了地议事。
末了,我们的老相识泽伦作为中立外国人的联络,来找我,递上王造村与楚尔吞贝勒联名的请求:请我们设法调停两方,为他们促成一个公平的协议。同样的请求也递给了一家美国商号的代表。第二天晚上,我们召开了调停人与中、蒙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会上群情激越,风波迭起,我们这些外国人几乎对这桩差事不抱指望了。然而到了半夜,发言的人都乏了,我们在两点上取得了一致:蒙古方面宣称他们不愿开战,愿意以保全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友谊的方式了结此事;中国专员则承认,中国违背了依法给予蒙古完全独立的那些条约。
这两点成了下一次会议的基础,也给了我们劝和的起点。议了三天,局面终于转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可以提出自己的协议方案。方案的主要条款是:中国官府交出行政权,把武器交还蒙古人,解除那二百名嘎民的武装,并撤出这片土地;蒙古方面则让专员带着他那八十人的武装卫队自由而体面地通过本国境内。
这份《乌里雅苏台中蒙协定》由中国专员王造村和福祥、两位蒙古赛特、洪·扎布喇嘛和其他王公,以及俄国和中国商会的会长,还有我们这几个外国调停人,一并签署用印。中国官员和护卫立刻动手打点行装,预备启程。中国商人仍留在乌里雅苏台,因为如今大权在握的赛特楚尔吞贝勒保证他们的安全。
王造村一行启程的日子到了。驮着行李的骆驼已经挤满了衙门的院子,众人只等着从草场上把马牵来。忽然,到处传开消息:那群马夜里被人偷走,朝南赶跑了。派出去循着马群踪迹追查的两个兵,只回来一个,报说另一个被杀了。全城为之惊愕,在中国人中间更转成了公开的惊慌。等东边一处远驿的蒙古人进城来报说,在通库伦的驿路上好几处发现了王造村派去送信的十六名士兵的尸首,这惊慌便更甚了。这些事的谜底,不久就会揭开。
俄国队伍的首领收到哥萨克上校多莫日罗夫的一封信,内附命令:立即解除中国驻军的武装,逮捕所有中国官员解送库伦恩琴男爵处,必要时以武力控制乌里雅苏台,并同他的部队会合。恰在同时,那拉班其呼图克图的信使飞马赶到,带来一封信,说有一支俄国队伍在洪·巴尔东和从库伦来的多莫日罗夫上校带领下,洗劫了几家中国商号、杀了商人,如今来到寺里,索要马匹、粮食和住处。呼图克图求援,因为科布多那位凶残的征服者洪·巴尔东,很容易就把这座孤立无防的寺庙抢了。
我们极力劝米哈伊洛夫上校不要破坏这份已经用印的协定、不要让参与促成此事的所有外国人和俄国人颜面扫地——那样做无异于效法布尔什维克那条以欺诈为国政首则的原则。这话打动了米哈伊洛夫,他便回复多莫日罗夫说:乌里雅苏台不动一兵一卒已在他手中;原俄国领事馆的楼上,飘着俄国的三色旗;嘎民已被解除武装;但其余的命令不能执行,因为执行就会破坏刚在乌里雅苏台签订的中蒙协定。
每天都有几个使者从那拉班其呼图克图那里到乌里雅苏台来。消息一天比一天叫人不安。呼图克图报称:洪·巴尔东正在征集蒙古的乞丐和偷马贼,给他们发枪、加以操练;兵士们在夺寺里的羊;那位「诺颜」多莫日罗夫终日醉着;呼图克图的抗议换来的是讥笑与辱骂。信使们关于这支队伍人数的说法很不确定,有的说约三十人,有的说多莫日罗夫自称一共有八百人。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不久,信使也不来了。赛特的信都石沉大海,派去的使者也不回来。看来不用怀疑,这些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扣了。
楚尔吞贝勒王公决意亲自去一趟。他带上俄国和中国商会的会长,还有两名蒙古军官。三天过去了,他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蒙古人着起急来。于是中国专员和洪·扎布喇嘛向我们这个外国人的团体提出请求:派人到那拉班其去,设法把那边的争端解开,劝多莫日罗夫承认这份协定,不要容许这「破约的大侮辱」加在两大民族之间的契约上。我们这一群人又一次请我为公众的利益去办这桩差事。给我派的通译是一个很好的俄国青年侨民,就是被害的博布罗夫的侄子,骑术极精,又是个冷静勇敢的人。米哈伊洛夫中校派了他手下一名军官随我同行。我们带着一纸可支驿马和向导的快递「扎拉」,沿着我如今已经熟悉的路急行,去找我的老朋友、那拉班其的哲里布·扎木斯拉普呼图克图。有些地方雪很深,我们每天仍走一百到一百一十五英里。
第二十六章白色红胡子的队伍
出发后第三天深夜,我们到了那拉班其。快到时,我们看见几个骑马的人,他们一见我们,便飞马奔回寺里去了。我们找了好一阵俄国队伍的营盘,没有找见。蒙古人把我们领进寺里,呼图克图立刻接见了我。他的蒙古包里坐着楚尔吞贝勒。他向我献上哈达,对我说:「在这为难的时候,是上天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来的。」
原来多莫日罗夫把两位商会会长都抓了起来,还扬言要枪毙楚尔吞王公。多莫日罗夫和洪·巴尔东都拿不出可以为其行径作凭的文书。楚尔吞贝勒已准备同他们交手。
我请他们带我去见多莫日罗夫。黑暗中我看见四顶大蒙古包,两个蒙古哨兵持着俄国步枪。我们进了这位俄国「诺颜」的帐篷。眼前的景象极其古怪:蒙古包正中烧着火盆;平常安佛龛的地方摆着一张宝座,座上坐着又高又瘦、头发花白的多莫日罗夫上校。他只穿着内衣和袜子,显然有几分醉意,正在讲故事。火盆四围横七竖八地躺着十二个年轻人,姿态各不相同,倒也入画。
同行的军官向多莫日罗夫报告乌里雅苏台的事;谈话间我问多莫日罗夫他的队伍驻在哪里。他笑起来,把手一挥答道:「这就是我的队伍。」我向他指出:他给我们下到乌里雅苏台的那些命令的口气,叫我们以为他手下必定有一大队人马。随后我告诉他,米哈伊洛夫中校正准备同逼近乌里雅苏台的布尔什维克部队交锋。
「什么?」他又惊又乱地叫道,「红军?」
那一夜我们就在他的蒙古包里过。我正要躺下,那位军官低声对我说:
「左轮手枪一定要放在手边。」
我笑着说:「可我们正在白军队伍的正中间,再安全不过了!」
「嗯哼!」那军官应了一声,顺带闭上了一只眼。
第二天,我请多莫日罗夫同我到原野上走走,极坦直地同他谈了近来发生的事。他和洪·巴尔东接到恩琴男爵的命令,不过是叫他们去同巴基奇将军接上头;他们却一路洗劫中国商号,他自己还打定主意要做一个伟大的征服者。路上他碰见了几个从卡扎格兰季上校那里开小差的军官,就凑成了眼下这支队伍。我总算说动多莫日罗夫同楚尔吞贝勒和平了结此事,不去破坏那份协定。他当即先往寺里去了。
我往回走时,遇见一个高个子蒙古人,面相凶恶,穿着蓝绸外袍——那就是洪·巴尔东。他自报了名姓,用俄国话同我说话。我刚在多莫日罗夫帐里脱下外衣,就有个蒙古人跑来,请我到洪·巴尔东的蒙古包去。这位王公就住在我隔壁,一顶华美的蓝色蒙古包里。我知道蒙古的规矩,便翻身上鞍,骑着走完那十来步,到了他的门前。
洪·巴尔东接待我时又冷又傲。
「他是谁?」他用手指点着我,问通译。
我明白他是存心折辱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伸出手指朝他一指,用略为更不客气的腔调向通译问同样的话:
「他是谁?是高贵的王公和战士,还是牧人和蠢货?」
巴尔东当下慌了,声音发抖,举止间满是激动,冲我嚷道:他不许我插手他的事,谁敢违抗他的命令他就枪毙谁。他一拳捶在矮桌上,随即立起身来,拔出左轮手枪。可我在游牧人中间走得多了,把他们——王公、喇嘛、牧人、强盗——都研究透了。我抓起马鞭,使出全力朝桌上一抽,对通译说:
「告诉他:他有幸同他说话的,既不是蒙古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一个外国人,一个伟大的自由之邦的公民。告诉他:他先得学会怎么做个人,然后才能来见我,我们才能谈。」
我转身出去了。十分钟后,洪·巴尔东进了我的蒙古包,向我赔不是。我劝他同楚尔吞贝勒议和,不要用他那套行径去冒犯自由的蒙古民族。当夜一切都安排停当了。洪·巴尔东遣散了他的蒙古人,往科布多去;多莫日罗夫带着他那支队伍去札萨克图汗部,办那边征调蒙古人的事。经楚尔吞贝勒同意,他给王造村写了封信,要他解除卫队的武装,因为库伦所有的中国军队都已照此办理;不过这封信送到时,王已经买了骆驼顶替被偷走的马,上了往边界去的路。后来米哈伊洛夫中校派了一支五十人的队伍,由斯特里金中尉统带,去追上王,收缴他们的武器。
第二十七章小殿中的神秘
楚尔吞贝勒王公和我准备离开那拉班其库伦。呼图克图正在祝福之殿里为赛特做法事,我便在屋舍之间狭窄的巷道里信步闲走:这里有格隆、格图尔、柴吉、拉卜占巴各等喇嘛的住处;有讲经的学堂,由称作曼然巴的神学博士同称作塔喇嘛的医学博士一同执教;有叫作班第的学僧的宿舍;还有库房、档案房和经藏。等我回到呼图克图的蒙古包,他已经在里面了。他赠我一条大哈达,提议到寺里各处走走。他脸上带着心事重重的神气,我看得出他有话要同我说。我们走出蒙古包时,已获释的俄国商会会长和一位俄国军官也跟了上来。
呼图克图把我们领到一所小屋前,屋子就在一堵鲜黄的石墙后面。
「达赖喇嘛和博克多汗从前都在这所屋里歇过;凡这些圣者住过的屋子,我们一概漆成黄的。进去吧!」
屋里陈设得极华丽。底层是餐室,摆着雕工繁复的沉重中国乌木桌案,橱柜里满是瓷器与铜器。楼上有两间屋,头一间是卧室,挂着厚重的黄绸帷幔;一盏镶嵌着彩石的大中国灯,用一条细铜链吊在雕花的屋梁上。屋里立着一张宽大的方床,铺着绸枕、绸褥和绸被。床架也是中国乌木的,尤其是支起顶盖的几根柱子上,雕工极精,主要的纹样是常见的龙吞日。床边立着一口五斗橱,通体雕满了宗教的图画。另有四把舒适的安乐椅,此外便只有屋子那一头台座上的一张低矮的东方宝座了。
「你看见这张座了么?」呼图克图对我说,「有一年冬天的夜里,几个骑马的人驰进寺来,要所有的格隆和格图尔,连同呼图克图和堪布在前,一齐到这间屋里来。随后那几个陌生人里有一个登上宝座,摘下了他的风帽。所有喇嘛都跪了下去——他们认出了这个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博克多汗的圣谕里,老早就描述过他。这就是那个普天下都属于他、参透了自然界一切奥秘的人。他用藏语念了一段短短的经,为在座的人祝福,随后对往后半个世纪作了预言。那是三十年前的事,这中间他的预言都在一一应验。他在隔壁屋里那座小佛龛前祷告时,那道门自己开了,坛前的烛与灯自己点亮了,没有炭火的香炉里涌出大股的香烟,满了一屋子。随后,世界之王和他的同伴毫无先兆地从我们中间消失了。他身后什么痕迹也没留下,只有宝座上绸面的褶皱自己抚平了,那座子像是从来没有人坐过。」
呼图克图走进佛龛,跪下去,用手捂住眼睛,祷告起来。我望着那尊金佛平静而漠然的脸,摇曳的灯火在它上面投下变幻的影;随后我把目光转向宝座一侧。说来奇异,也难以置信,可我确实在那里看见一个身躯强健、筋肉结实的人,黝黑的面孔,嘴与下颌的神情严峻而不动,被一双明亮的眼睛衬得格外分明。透过他那披着白衣的、半透明的身躯,我看得见宝座靠背上的藏文。我闭上眼,又睁开。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可宝座上的绸面像是在动。
「是神经作祟,」我想,「是这不寻常的环境与紧张,把感受弄得失常而过度了。」
呼图克图转向我说:「把你的哈达给我。我觉出你在为你所爱的人忧心,我要为他们祷告。你也要祷告,要恳切求告上天,把你灵魂的目光朝向那位到过这里、使此地成圣的世界之王。」
呼图克图把哈达搭在佛的肩上,又在坛前的毡毯上伏下身去,低声念着祷词。随后他抬起头,手微微一动,招我过去。
「看佛像背后那片黑处,他会把你所爱的人显给你看。」
我顺从地听着他那低沉的吩咐,开始朝佛像背后那个幽暗的龛里望。不多时,黑暗里渐渐现出一缕缕烟,或者说一根根透明的丝。它们在空中浮动,越来越稠,越来越多,渐渐聚成几个人的身形和种种物事的轮廓。我看见一间我不认得的屋子,我的家人在那里,四周有些是我认得的人,有些不认得。连我妻子穿的衣裳我都认得出来。她那张可亲的脸,每一道线条都看得分明。渐渐地,这景象暗下去,散成一缕缕烟、一根根透明的丝,消失了。金佛背后除了黑暗,什么也没有了。
呼图克图站起身,从佛肩上取下我的哈达递给我,说:
「福运始终与你、与你一家同在。上天的慈悲不会舍弃你。」
我们走出了这位无人知其名的世界之王的屋子——他曾在这里为全人类祷告,预言了各民族与各邦国的命运。叫我大为惊异的是:我的同伴也看见了我所见的景象,还能把我在佛首后面那幽暗的龛里所见的人的相貌与衣着,细细地描给我听。〔注一〕
(原注:为了让这桩印象极深的异象留下旁人的佐证,我请他们就所见之事立下笔录或证词。他们照办了,那些字据如今都在我手里。)
那位蒙古军官还告诉我:楚尔吞贝勒头一天曾求呼图克图,把他在自己一生这个紧要关头、在国家这场危难中的命数显示给他;呼图克图却只带着惧色把手一挥,不肯答应。我问呼图克图为何不肯,并向他进言:这或许能安抚楚尔吞贝勒、帮他一把,正如我所爱之人的景象使我得了力量;呼图克图却皱起眉头答道:
「不行!那景象不会叫王公欢喜。他的命数是黑的。昨天我用烧过的羊胛骨、又用羊的脏腑,三次为他卜问,每一次都是同样凶险的结果,同样凶险的结果!……」
他其实没有把话说完,只是带着惧色用双手掩住了脸。他深信楚尔吞贝勒的命运黑得同夜一样。
一个钟头后,我们已在那几座低丘的后面,那拉班其库伦从我们眼中隐去了。
第二十八章死亡的气息
我们回到乌里雅苏台那天,正赶上那支出去解除王造村护卫武装的队伍返城。这支队伍半路遇见多莫日罗夫上校,他命他们不但缴械,还要把这一行人抢个干净;不幸的是,斯特里金中尉执行了这道不合法、也无凭据的命令。看着俄国的军官和士兵穿着从中国官员和护卫身上扒下来的中国大衣、靴子,戴着抢来的腕表,叫人既难堪又羞耻。人人手里还有抢来的中国银子和金子。王造村那位蒙古妻子和她兄弟随队回来,控告俄国人抢了他们。中国官员和他们的护卫被剥去了全部给养,受尽饥寒之苦,才到了中国边界。
叫我们这些外国人惊异的是:米哈伊洛夫中校竟以军礼迎接斯特里金。后来我们才明白其中的缘故——原来米哈伊洛夫分到了一份中国银子,他妻子分到了福祥那副装饰精美的马鞍。楚尔吞贝勒要求把从中国人那里缴来的全部武器和抢来的全部财物都交给他,因为日后须归还中国官府;米哈伊洛夫却不肯。此后我们这些外国人同这支俄国队伍断绝了一切往来。俄国人同蒙古人的关系也变得很僵。有几个俄国军官抗议米哈伊洛夫和斯特里金的行径,争执一天比一天激烈。
就在这时,四月里的一个早上,一群不同寻常的武装骑手来到乌里雅苏台。他们住进布尔什维克分子布尔杜科夫家里;据说布尔杜科夫给了他们一大笔银子。这伙人自称是从前禁卫军的军官,有波列季卡上校、菲利波夫上校和菲利波夫的三个兄弟。他们宣称要把蒙古和中国境内所有白军的军官士兵都收拢起来,带到乌梁海去打布尔什维克;不过首先要把恩琴除掉,把蒙古交还中国。他们自称是俄国白党中央组织的代表。
乌里雅苏台的俄国军官团体请他们开了个会,查验了他们的证件,并加以盘问。查究的结果是:这些军官所说的从前的关系全属虚言;波列季卡在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委员部里担着要职;菲利波夫兄弟中有一个曾在加米涅夫头一次谋求赴英时做过他的助手;俄国的白党中央组织根本不存在;所谓到乌梁海去作战,不过是给白军军官设的圈套;而这伙人同布尔什维克分子布尔杜科夫关系密切。
该拿这伙人怎么办,军官中间立刻争论起来,队伍因此裂成壁垒分明的两派。米哈伊洛夫中校同几名军官倒向了波列季卡那一伙。恰在这时,多莫日罗夫上校带着他的队伍到了。他开始同两派都接触,探听各方的政治意向,末了任命波列季卡为乌里雅苏台的城防司令,并把城里发生的事向恩琴男爵作了一份详尽的呈报。在这份文书里,他用了很大篇幅说我,指控我阻挠他的命令的执行。他的军官不断盯我的梢。各方都有人来提醒我万分小心。这伙人和他们的首领公然质问:一个外国人有什么权利插手蒙古的事务?多莫日罗夫手下一个军官甚至在一次集会上当面向我挑衅,想激起争端。我平静地答他:
「那么,俄国的逃亡者又凭什么插手?他们在本国、在外国,可是都没有权利的。」
那军官没有回口,眼睛里却烧着一个分明的回答。坐在我旁边的那位魁伟的朋友看在眼里,迈步走到他跟前,居高临下地立着,把手臂和双手舒展开来,像刚睡醒似的,说道:「我正想找人练练拳。」
有一回,若不是我们外国人这一群警觉,多莫日罗夫的人就得手了。那天我到城堡去同蒙古赛特商量外国人离开乌里雅苏台的事。楚尔吞贝勒留我谈了很久,我只好在晚上九点钟光景往回走。我的马是走着的。离城半英里处,三个人从沟里蹿出来,朝我扑过来。我打马要跑,却见又有几个人从另一道沟里出来,像是要拦住我。不料他们却扑向前面那一伙,把他们逮住了;我听见一个外国人的声音在喊我回去。我过去一看,是多莫日罗夫手下三个军官被波兰兵和别的外国人围住了,带头的正是我那位久经信任的老农学家;他正忙着把那几个军官的手反绑在背后,绑得骨头都咯咯响。他干完了活,仍叼着他那管从不离口的烟斗,郑重其事地宣布:「依我看,顶好把他们扔到河里去。」
我被他的一本正经和多莫日罗夫那几个军官的惊惶逗笑了,便问他们为什么要袭击我。他们垂下眼睛,不作声。那是一种很有分量的沉默,他们本来要做什么,我们心里雪亮。他们口袋里藏着左轮手枪。
「好得很!」我说,「事情已经一清二楚。我放你们走;不过你们要回去禀告派你们来的人:下一回他可不会乐意见你们回去。你们的武器我要交给乌里雅苏台的城防司令。」
我的朋友又拿出方才那副吓人的小心劲儿替他们松绑,嘴里一遍遍念叨:「我本该拿你们去喂河里的鱼!」随后我们都回城去,由他们自去。
多莫日罗夫仍旧不断往库伦恩琴男爵那里派使者,请求授予全权和拨款,又呈报米哈伊洛夫、楚尔吞贝勒、波列季卡、菲利波夫和我的种种事。他以亚洲式的狡狯,一面同这些人个个保持着好关系,一面替他们预备下那位严酷的武人恩琴男爵手上的死——而恩琴男爵所收到的关于乌里雅苏台一切事情的报告,都是一面之词。
我们整个侨居地都极为骚动。军官分成几派;士兵聚作一堆一堆地议论时局、臧否长官,在多莫日罗夫手下一些人的挑唆下,竟开始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们如今有七个上校,个个都想当头,个个都互相吵。该把他们一个个钉在地上,狠狠抽一顿。谁挨得下最多的鞭子,就推谁做头。」
这是一句不祥的玩笑,足见这支俄国队伍已经涣散到什么地步。
「看样子,」我的朋友常说,「我们不久就有福气在乌里雅苏台看见一个士兵苏维埃了。什么天爷鬼爷的!这里有一桩极不幸的事——附近没有林子,好让规矩的基督徒钻进去,躲开这些该死的苏维埃。这倒霉的蒙古,光秃秃的,秃得吓人,没有一处可供我们藏身。」
苏维埃这种可能当真在逼近。有一回,士兵们把存放中国人缴来的武器的军械库占了,把枪都搬到自己营房里去。酗酒、赌博、斗殴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外国人仔细看着局势,怕出大祸,终于决定离开乌里雅苏台——这口盛满激情、纷争与告讦的大锅。我们听说波列季卡那一伙也准备过几天动身。
我们外国人分成两路:一路走横穿戈壁的旧商道,从库伦以南很远的地方过去,到归化城——也就是归绥——再到张家口;另一路是我这一队,有我的朋友、两个波兰兵和我自己,取道宰因沙比去库伦——卡扎格兰季上校新近来信约我在那里同他会面。我们就这样离开了乌里雅苏台,离开了我们在那里经历过那么多惊心动魄之事的地方。
我们走后第六天,蒙古与布里亚特人的一支队伍开进了城,由布里亚特人万达洛夫和俄国上尉别兹罗德诺夫统带。后来我在宰因沙比遇见过他们。这是恩琴男爵从库伦派出来的队伍,任务是整顿乌里雅苏台的秩序,再开往科布多。从宰因沙比过来的路上,别兹罗德诺夫撞上了波列季卡和米哈伊洛夫那一伙。他下令搜查,在他们的行李里搜出可疑的文书,在米哈伊洛夫夫妇的行李里搜出从中国人那里抢来的银子和别的财物。这一伙十六人,他把菲利波夫送交恩琴男爵,放了三个,其余十二个都枪毙了。乌里雅苏台这一群逃亡者中的一党,和波列季卡那一伙的活动,就这样在宰因沙比收了场。在乌里雅苏台,别兹罗德诺夫以违背对华协定之罪枪毙了楚尔吞贝勒,又枪毙了几个亲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侨民;他逮捕了多莫日罗夫,解往库伦;然后——整顿了秩序。关于楚尔吞贝勒的预言应验了。
多莫日罗夫关于我的那些呈报,我是知道的;可我仍旧决意径往库伦去,而不绕开它——波列季卡原想绕过去,却偏偏撞上了别兹罗德诺夫。我如今已习惯了直视危险的眼睛,于是动身去会那位可怕的「血腥男爵」。谁也定不了自己的命数。我自觉问心无愧,而恐惧这样东西,早已不在我的家当之列了。
路上有个蒙古骑手赶上我们,带来了我们那几个相识在宰因沙比丧命的消息。他在驿站的蒙古包里同我过了一夜,给我讲了下面这个关于死亡的传说。
「那是很久以前,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乌里雅苏台的王公贝尔提斯王疯了。他想杀谁就杀谁,不经审问;谁也不敢从他的城里过。别的王公和富裕的蒙古人把乌里雅苏台围了起来——贝尔提斯正在城里逞凶——切断了各条路上的往来,不许人进出。城里闹起饥荒。牛、羊、马都吃光了,末了贝尔提斯王决意带着他的兵往西突围,到他属下厄鲁特人的地面上去。他和他的人都战死了。王公们照布彦图呼图克图的主意,把死者葬在环绕乌里雅苏台的那些山坡上。下葬时念了咒、作了法,为的是不让『横死』再光临他们的土地。坟上压着沉重的石头;呼图克图预言说:『横死』这个恶鬼要等到有人的血洒在那压坟的石头上,才会离开这片地。我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如今它应验了。俄国人在那里枪毙了三个布尔什维克,中国人在那里杀了两个蒙古人。贝尔提斯王的恶灵从那块重石底下挣脱出来,如今正挥着镰刀收割人命。高贵的楚尔吞贝勒死了;俄国的诺颜米哈伊洛夫也倒了;死亡已从乌里雅苏台流遍我们无边的原野。如今谁拦得住它?谁缚得住那双凶残的手?神明与善灵的厄运到了。恶鬼向善灵开了战。人还能做什么呢?只有死,只有死……」
第三部 亚洲紧绷的心 第二十九章 在大征服者的路上
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这位愁苦、严厉、冷峻的蒙古之子,照一个古老的蒙古传说所说,「登上哈拉苏托古勒之巅,用他那双鹰的眼睛望向西方和东方。西边,他看见一片一片人血的海,海上浮着血色的雾,把整个天边都遮住了。在那里他看不出自己的命数。可神明命他往西去,带着他全部的战士和蒙古各部。东边,他看见富庶的城池、辉煌的庙宇、成群快活的人、园圃和肥沃的田畴,这一切都叫这位伟大的蒙古人欢喜。他对他的儿子们说:『在西方,我要做火与剑,做毁灭者,做复仇的命运;在东方,我要做仁慈的、伟大的建造者,给百姓和土地带来福祉。』」
传说如此。我在其中看出了许多真实。他西征的路,我走过不少,总能凭那些古老的坟茔、凭那些为这位毫不留情的征服者而立的、傲慢的石碑认出来。这位英雄东去中国的路,我也见过一段。
有一回我们出乌里雅苏台办事,在吉尔嘎朗图过夜。驿站的老主人从我上回去那拉班其时就认得我,极亲切地款待我们,晚饭时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其中有一回他把我们领出蒙古包,指着一座被满月照得发亮的山峰,讲起成吉思汗一个儿子的故事——那人后来做了中国、印度支那和蒙古的皇帝,因为爱吉尔嘎朗图秀美的风景和草场,在这里建了一座城。这城不久就空了,因为蒙古人是游牧的,住不惯人造的城。原野是他的屋子,天下是他的城。这城一时曾见过中国人同成吉思汗军队的交战,后来便被人忘了。如今只剩一座半塌的塔——早年人们从塔上把沉重的石头砸向敌人的脑袋——还有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一道残破的城门。在被月光浸透的浅绿色天幕上,勾出群山的锯齿和那座塔的黑影,塔上的射孔里,时而掠过奔走的云,时而漏出月光。
我们一行离开乌里雅苏台后,走得从容,每天三十五到五十英里;到离宰因沙比还有六十英里时,我同大家分手,独自南下,去赴同卡扎格兰季上校的约。太阳刚升起,我同唯一的蒙古向导,没有驮畜,开始翻那几道长着树的矮岭;从岭顶上,我最后望了一眼正消失在谷地里的同伴。那时我万没想到,这趟独行路上要经历多少几乎致命的凶险,也没想到它会比我预料的长得多。
我们涉过一条两岸是沙的小河时,蒙古向导告诉我:蒙古人夏天到这里来淘金,虽然喇嘛们禁止。他们淘砂金的法子极其原始,所得却分明说出这些沙子有多富。蒙古人平伏在地上,用一根羽毛把沙子拨开,不停地往拨出的小坑里吹气。他不时把手指蘸湿,粘起一小粒金砂或一颗极小的金块,丢进挂在下巴底下的小袋里。这样一架原始的采金机,一天能得约莫四分之一盎司、合五块钱的黄货。
我打定主意,要在一天之内赶完到宰因沙比的全程。在各处驿站,我都尽力催他们快些逮马备鞍。在离那座寺庙约莫二十五英里的一处驿站上,蒙古人给了我一匹生马,是匹高大强壮的白色公马。我正要上马,一只脚刚踏上镫,它猛地一跳,一蹄子正踢在我那条在玛曲河之战中受过伤的腿上。那条腿很快肿起来,疼得厉害。
日落时,我望见了头几所俄国人和中国人的房子,随后望见了宰因的寺庙。我们下到一条小溪的谷地里,溪水沿着一座山流;山顶上摆着一些白石,拼成一句藏文的经。山脚下是喇嘛的坟场,也就是一堆堆的骨头和一群狗。末了,那座寺庙就在我们脚下了:一个寻常的方院,四围是木栅。院心立着一座大殿,同西蒙古的庙宇全不相同,不是中国式,而是西藏式:白色的屋子,墙壁垂直,一排排的窗子嵌着黑框,黑瓦的屋顶;石墙与屋梁之间铺着一层极不寻常的防潮层,是用一种西藏树木的枝条捆成的,那树永不朽烂。稍东一点另有一个小方院,是俄国式的房子,同寺庙之间通着电话。
「那是宰因活神的宅子,」蒙古人指着那个小方院解释说,「他喜欢俄国的派头和规矩。」
北面一座圆锥形的小山上,立着一座塔,叫人想起巴比伦的塔庙。那是存放古书和写本的殿,也存着法事上用的、损坏了的法器与装饰,以及历代呼图克图圆寂后留下的衣袍。这座「博物馆」背后是一面陡立的峭壁,人无法攀登。壁面上雕着喇嘛教诸神的像,散布着,并无一定次序。那些像高一米到两米半。夜里僧人在像前点灯,于是老远就能望见这些神祇的形象。
我们进了商号的居点。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女人和孩子从窗里张望。我住进一家俄国商号——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分号我都知道。叫我十分惊异的是,他们像迎故人一样迎我。原来那拉班其的呼图克图已经传话给各处寺庙:无论我什么时候到,都要给我帮助,因为我救了那拉班其寺;而且照卜卦分明的征兆看,我是为神明所钟爱的转世之佛。这位好心的呼图克图的信帮了我极大的忙——也许我该说得更重些:它救了我的命。主人家的殷勤于我也是极要紧、极需要的,因为我受伤的腿肿了起来,疼得厉害。脱下靴子,才见脚上满是血,旧伤被这一踢又裂开了。他们请来一位医护给我敷治包扎,三天后我才又能走路。
我在宰因沙比没见着卡扎格兰季上校。他剿灭了杀害本地城防官的那伙中国嘎民之后,取道王库伦回去了。新任城防官把卡扎格兰季的信交给我,他极恳切地请我在宰因歇过之后去看他。信里附了一纸蒙文文书,准我凭「乌尔嘎」之法从一处畜群到另一处畜群换取马匹与车辆——这法子我后面再说;正是它给我打开了蒙古生活与山川的一片全新景象,否则我是无从得见的。要走这两百多英里路,于我是件很不舒服的差事;可卡扎格兰季——我同他素未谋面——显然有要紧的缘故想见这一面。
我到后第二天一点钟,本地的「活神」格根班第达呼图克图来看我。再古怪、再离奇的神,我也想象不出。他是个瘦小的青年,二十或二十二岁,动作又快又带着神经质,脸上富于表情,而像所有蒙古的神一样,被一双又大又受惊的眼睛照亮并统摄着。他穿着蓝绸的俄国式军服,黄肩章上有班第达呼图克图的圣记,蓝绸裤,高筒靴,头上一顶白羔皮帽,顶着黄色的尖顶。腰带上挂着一把左轮手枪和一把刀。对这位乔装的神,我一时不知该作何想。他从主人手里接过一碗茶,用蒙古话夹着俄国话同我说起来。
「离我这座库伦不远,有一座古寺额尔德尼召,建在哈拉和林的废墟上;哈拉和林是成吉思汗的古都,后来忽必烈汗做了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蒙古和半个欧洲的皇帝,也常来这里静养歇息。如今,标志着这座昔日『福乐之园』的,只剩废墟与坟茔了。巴伦库伦虔诚的僧人在废墟的地下室里,找到了比额尔德尼召本身还古老得多的写本。我的曼然巴米契克阿塔克在那些写本里找到一条预言:宰因的呼图克图,将以『班第达』为号,年方二十一岁,生于成吉思汗故土的中心,胸口天生带着卍字的印记——这位呼图克图将在大战与大乱之年为万民所尊,将同『赤色凶邪的仆役』开战,战而胜之,使宇宙重归秩序;他要在一座有白色庙宇的城里,伴着一万口钟的歌声,庆祝这欢喜的一天。那就是我,班第达呼图克图!诸般征兆与印记都在我身上会齐了。我要消灭布尔什维克这些邪恶的『赤色凶邪的仆役』,然后到莫斯科去,从我那光荣而伟大的事业里歇一歇。所以我请卡扎格兰季上校把我收进恩琴男爵的队伍,给我上阵的机会。喇嘛们想拦着我不让去——可这里的神究竟是谁?」
他极严厉地跺了一下脚,随行的喇嘛和护卫都恭顺地低下头去。
临走时他赠我一条哈达;我在鞍袋里翻了一通,只找出一样配得上送给呼图克图的东西——一小瓶锇铱合金,这是伴生于铂的稀有天然之物。
「这是最稳定、最坚硬的金属,」我说,「愿它作为你的荣耀与力量的象征,呼图克图!」
班第达谢了我,又邀我去他府上。我稍稍好些以后,便去了他家;那宅子是欧洲式的陈设:电灯、唤人的电铃、电话。他用酒和甜食款待我,又给我引见了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上了年纪的西藏外科医生,脸上满是深深的痘疤,鼻子又粗又大,两眼对视。这是个特别的医生,是在西藏受过职的。他的职责是:呼图克图害病时为他医治,以及……当呼图克图过于自作主张、过于放纵,或其行事不合活佛与达赖喇嘛手下喇嘛议事会的意思时,把他毒死。如今班第达呼图克图多半已在某座圣山之巅安享永久的平静了——是他那位非同寻常的御医尽心竭力把他送去的。班第达呼图克图那股尚武之气,喇嘛议事会极不乐见,他们抗议这位「活神」好冒险的脾气。
班第达好酒,也好牌。有一天,他正同几个俄国人在一处,穿着欧洲服装,几个喇嘛跑来禀报:法事已经开始,「活神」必须登坛受人礼拜——可他却离了住处在打牌!班第达毫不慌乱,把呼图克图的红氅往他的欧式上衣和灰长裤外头一披,便由那几个惊骇的喇嘛用轿子把他们的「神」抬走了。
除了这位医生兼下毒者,我在呼图克图那里还遇见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他年纪轻、穿红袍、剪短发,我本以为他是班第,也就是呼图克图家里的学僧侍者,谁知不然。这孩子是第一呼毕勒罕,也是转世之佛,是个精于占卜的人,还是班第达呼图克图的继任者。他成天喝得醉醺醺,极好打牌,老说些叫人笑破肚皮的笑话,很开罪喇嘛们。
当天晚上,我又结识了第二呼毕勒罕,他来拜访我;他才是宰因沙比真正的执政者——宰因沙比是直属活佛的一块独立领地。这位呼毕勒罕是个严肃而苦修的人,三十二岁,受过良好的教育,于蒙古掌故所知极深。他懂俄文,用俄文读了许多书,主要感兴趣的是别国人的生活与故事。他极推崇美国人的创造天才,对我说:
「你到美国去的时候,请转告美国人:到我们这里来,把我们从围着我们的黑暗里领出去。中国人和俄国人只会把我们带向毁灭,只有美国人能救我们。」
能够履行这位有影响的蒙古人、这位呼毕勒罕的请求,把他的吁请转告美国人民,于我是深深的欣慰。诸位难道不愿救一救这个诚实、未被腐蚀,却蒙昧、受骗又受压的民族么?不该容他们灭亡,因为他们灵魂里藏着极大的一份道德力量。把他们变成有教养、信人类之真的民族;教他们善用本国土地的富藏;那么成吉思汗这个古老的民族,将永远是诸位忠实的朋友。
等我好得差不多了,呼图克图邀我同他一道去额尔德尼召,我欣然应允。第二天早上,有人给我备来一辆轻便舒适的车。我们这趟走了五天,游了额尔德尼召、哈拉和林、和托柴达木和哈拉巴勒嘎孙。这些都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窝阔台汗、忽必烈在十三世纪所建的寺庙与城池的废墟。如今只剩断墙残塔、几座大坟,以及整本整本的传说与故事。
「你看这些坟!」呼图克图对我说,「这里葬着乌尤克汗的儿子。这位年轻的王子受中国人买通,要杀他父亲,却被他自己的妹妹挫败了——她警醒地护着年迈的父亲、那位皇帝和汗王,把哥哥杀了。那边是钦妮拉的坟,她是蒙哥汗的爱妻。她离了中国的京城到哈拉巴勒嘎孙来,在那里爱上了勇敢的牧人丹察连——他骑马能追上风,赤手空拳能捉住野牦牛和野马。震怒的汗王下令把这不贞的妻子绞死,事后却以皇后之礼葬了她,还常到她坟前为失去的爱痛哭。」
「那丹察连后来怎样了?」我问。
呼图克图自己也不知道;可他那位老仆——简直是一部传说的档案——答道:
「他借着凶悍的察哈尔马贼之力,同中国打了很久的仗。不过他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
僧人们在废墟间按时诵经,也在瓦砾里搜寻藏匿或埋没的经书法物。新近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两支中国步枪、两枚金戒指,还有用皮条捆着的一大捆一大捆旧写本。
「这片地方为什么能吸引那些从太平洋统治到亚得里亚海的强大帝王与汗王呢?」我自问。当然不是这些长着落叶松和白桦的山谷,不是这无边的沙,不是这日渐干涸的湖和这些荒秃的岩石。我想我找到了答案。
那些伟大的帝王记着成吉思汗的异象,到这里来寻求关于他那奇异而威严的命数的新启示与新预言——那命数被神明的尊荣、被叩拜、也被仇恨围绕着。他们能在哪里同神明、同善灵恶灵相通?只能在神灵所居之处。整个宰因地方连同这些古废墟,正是这样一处地方。
「这座山上,只有成吉思汗直系血脉所生的人才上得去,」班第达对我解释,「寻常人爬到半山就要窒息而死,若再往上去的话。新近有蒙古猎人把一群狼撵上这座山,等他们到了山坡上那一段,便统统死了。那边山坡上,躺着鹰的骨头、大角羊的骨头,还有轻捷如风的獐子的骨头。那里住着掌管人类命簿的恶鬼。」
「这就是答案了。」我心想。
在西高加索,我曾见过苏呼米与图阿普谢之间的一座山,那里狼、鹰和野山羊也会死;人若不骑马穿过那一带,同样会死。那里的大地从山坡上的孔窍里呼出碳酸气,把一切动物弄死。那气体贴着地面积成约半米厚的一层。人骑在马上从这层气的上头过去,马总是把头高高扬起,打着响鼻、惊惶地嘶叫,直到穿出这段险地。在这座恶鬼翻阅人类命簿的山顶上,也是同样的现象;我因而懂得了蒙古人那种神圣的畏惧,也懂得了此地对成吉思汗那些高大得近乎巨人的后裔何以有那样严峻的吸引力:他们的头高过那层毒气,所以能登上这座神秘而可怖的山顶。这现象从地质上也解释得通,因为此地正是煤层的南缘,而煤正是碳酸气与沼气的来源。
离废墟不远,在洪·多普钦·扎木错的地面上,有一个小湖,有时会燃起红色的火焰,把蒙古人和马群吓坏。这湖自然少不了传说。从前有一颗陨星落在这里,深深陷进地里,陷坑便成了这个湖。如今,据说那些住在地下通道里的半人半鬼者,正在设法把这块「天上的石头」从深处掘出来;它一升一落,任他们如何用力也不成,于是把水点着了。这湖我自己没见过;不过一个俄国侨民对我说,那也许是湖面上的石油,被牧人的篝火或烈日的光线点着了。
总之,这一切都叫人很容易理解此地对蒙古诸位雄主的吸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哈拉和林——残酷而睿智的成吉思汗曾住在那里,在那里拟下他那宏大的计划:用血漫过整个西方,用前所未见的荣光覆盖东方。成吉思汗建过两座哈拉和林:一座在这里,在塔察河畔的商道上;另一座在帕米尔,那是悲痛的武士们安葬这位人间最伟大的征服者的地方,陵墓由五百名俘虏修成,工毕之后,这些俘虏便被杀了祭献给死者的亡灵。
好战的班第达呼图克图在这片废墟上祷告——这里曾游荡着那些统治过半个世界的雄主的幽魂;他的心向往着成吉思汗与帖木儿那种虚幻的功业与荣耀。
回程时,离宰因不远处,有一个极富有的蒙古人请我们去他家。他早已备好了配得上王公的蒙古包,铺着名贵的地毯,挂着绸幔。呼图克图应允了。我们在蒙古包里舒软的垫子上坐定;呼图克图用他圣洁的手按着那蒙古人的头为他祝福,又接受了哈达。随后主人命人抬进一只整羊来,是在一口大锅里煮熟的。呼图克图割下一条后腿给我,另一条留给自己。接着他把一大块肉递给主人最小的儿子,这便是班第达呼图克图请众人开席的信号。转眼之间,整只羊便被割的割、撕的撕,都到了赴宴者手里。
等呼图克图把啃得一丝肉也不剩的白骨丢在火盆边,主人跪着从火里取出一块羊皮,双手郑重地奉给呼图克图。班第达动刀把上面的毛和灰刮净,切成细条,吃了起来——这道菜当真味美。那是胸骨上方的那一片皮,蒙古话叫「塔拉奇」,意思是「箭」。剥羊时把这一小块割下来,放在炭火上极慢地烤。这样做成,便算全羊中最精美的一口,总是献给上宾。按规矩是不许分食的,习俗与礼数之严如此。
饭后,主人提议去猎盘羊,据说有一大群就在离蒙古包不到一英里的山里吃草。有人牵来配着华贵鞍辔的马。呼图克图坐骑那一整套精致的鞍具上,缀着红黄两色的布条,表明他的品级。约莫五十个蒙古骑手随在我们后面飞奔。我们下马后,被安置在相隔约三百步的岩石后面,蒙古人则开始绕山合围。
约莫半个钟头后,我看见高处的乱石间有什么东西一闪,随即看清是一只漂亮的盘羊,正纵着大步从这块岩石跳到那块岩石上,后面是二十来头,像闪电一样掠过地面。等我看出蒙古人把事情办糟了、没合拢圈子就把羊群赶偏到一边去时,我气得说不出话。幸而我错了:在羊群正前方的一块岩石后面,蹿起一个蒙古人,挥起双手。只有那只大头羊不惊,径直从这个手无寸铁的蒙古人身旁过去,其余的羊却猛地掉头,直朝我这边冲下来。我开了火,撂倒两只。呼图克图也打下一只,另外还打了一只从近旁岩石后面不意钻出来的麝。最大的一对角约莫三十磅重,可那还是只年轻的羊。
回到宰因沙比的第二天,我觉得已经复原,便决意动身去王库伦。向呼图克图辞行时,我得了他一条大哈达,还有他为我们相识头一天送他那件礼物所致的最热忱的谢意。
「那是极好的药!」他说,「我们那趟路回来以后,我觉得乏透了;可我服了你的药,如今整个人都年轻了。多谢,多谢!」
这可怜的人把我那瓶锇铱合金吞下去了。说来那东西确实害不着他;可居然帮了他,真是奇妙。也许西方的医生愿意试一试这种新的、无害而极廉的药——全世界总共也不过八磅;我只请他们把这药在蒙古、巴尔虎、新疆、青海以及中亚其余各地的专利权留给我。
一个上了年纪的俄国侨民给我做向导。他们给了我一辆又大又轻便、乘着舒服的车,套法奇妙:车辕前头横绑着一根四米长的直杆,两边各有两个骑手把这根杆搭在自己的鞍头上,驮着我在原野上飞奔。后面还跟着四个骑手,带着四匹替换的马。
第三十章被捕
离宰因约莫十二英里处,我们从一道山脊上望见一列长蛇般的骑手正穿过谷地;半个钟头后,我们在一条又深又泥的河边同这支队伍遇上了。这一伙是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和西藏人,都带着俄国步枪。纵队前头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戴着一顶硕大的黑羔皮帽,披着黑毡斗篷,肩上搭着高加索式的红风帽;他拦住我的路,用粗嗄生硬的声音喝问:「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也简短地作答。他们于是说,这是恩琴男爵麾下的一支队伍,由万达洛夫上尉统带。「我是别兹罗德诺夫上尉,军法官。」
他忽然大笑起来。他那张放肆而愚蠢的脸叫我不喜欢;我向几位军官点了点头,吩咐我的骑手上路。
「哦,不行!」他又一次拦住路,「我不能容你再往前走。我要同你好好地、长谈一回,为此你得随我回宰因去。」
我表示抗议,并提到卡扎格兰季上校的信,换来的却是别兹罗德诺夫冷冷的回答:
「那封信是卡扎格兰季上校的事;把你带回宰因、同你谈话,是我的事。现在把你的武器交出来。」
可这个要求我不能应承,哪怕以死相胁。
「你听着,」我说,「老实告诉我:你们这支队伍当真是打布尔什维克的,还是红军的一支?」
「不是,我向你保证!」布里亚特军官万达洛夫一面走近我一面答道,「我们同布尔什维克已经打了三年了。」
「那我就不能把武器交给你们,」我平静地答道,「这武器是我从苏维埃的西伯利亚带出来的,我靠着这件忠实的家伙打过许多仗;如今倒要被白军的军官缴械!这是我不能容受的侮辱。」
说着,我把步枪和毛瑟都扔进了河里。军官们慌了。别兹罗德诺夫气得涨红了脸。
「我把你和我自己都从羞辱里解救出来了。」我解释道。
别兹罗德诺夫一声不响地掉转马头,三百人的整支队伍随即从我面前开过;只有最后两个骑手停下来,命我的蒙古人把车掉头,然后跟在我们这一小队后面。我就这样被捕了!跟在我后面的骑手中有一个是俄国人,他告诉我:别兹罗德诺夫随身带着许多道死刑的判令。我确信其中有我的一道。
蠢,真蠢!从红军的队伍里一路杀出来,挨冻挨饿,在西藏几乎送命——到头来只为了死在别兹罗德诺夫手下一个蒙古人的子弹上?为这么一桩美事,犯不上走这么久、这么远!在西伯利亚随便哪一处「契卡」里,我都能欢欢喜喜地领到这样的结局。
到了宰因沙比,我的行李被查验过,别兹罗德诺夫开始极其细致地盘问我乌里雅苏台的种种事。我们谈了约莫三个钟头,其间我极力替乌里雅苏台所有的军官辩护,坚持说不能只凭多莫日罗夫的呈报断事。谈完之后,这位上尉站起身,为耽误我的行程向我道歉。随后他赠我一支漂亮的毛瑟,枪柄上镶着银饰,说:
「你的骨气很叫我佩服。请收下这件武器,作个纪念。」
第二天早上,我重新从宰因沙比出发,口袋里揣着别兹罗德诺夫发给他沿途哨卡的通行文书。
第三十一章凭「乌尔嘎」赶路
我们又一次走过那些如今已经熟识的地方:我望见别兹罗德诺夫队伍的那座山,我把武器扔进去的那条河;不多时,这一切都撂在身后了。到头一处驿站,我们失望了:那里没有马。蒙古包里只有主人和他两个儿子。我把文书给他看,他便喊道:
「诺颜有『乌尔嘎』之权。马立刻就到。」
他翻身上鞍,带上我两个蒙古人,各人备了一根又长又细的杆子,四五米长,末端系着一个绳套,便飞驰而去。我的车跟在他们后面。我们离了大路,在原野上走了一个钟头,遇上一大群在那里吃草的马。那蒙古人用他的套杆——也就是乌尔嘎——开始替我们捉够数的马,这时附近山里飞驰出畜群的主人来。老蒙古人把我的文书给他们看,他们便恭顺地认了,派出自家四个人,替下一路送我到此的那几个。
蒙古人赶路就是这样:不走驿站的大道,而是从一处畜群径直奔向另一处,在那里捉马备鞍,由新的畜主替下上一处的人。凡被乌尔嘎之权征到的蒙古人,都想尽快把这桩差事交卸掉,于是朝你去向上最近的一处畜群疯跑,好把担子转给邻人。凡有此权的行旅,自己也可以捉马;若畜主不在,还可以逼着原来的人继续送,把牲口留在他下一处征用的畜群里。不过这种事极少,因为蒙古人从不喜欢到别人的畜群里去找自家的牲口,那总会生出许多争执。
有一种说法是:库伦这座城在外人口中的名字,正是从这个习俗来的。蒙古人自己总称它为大库伦,意思是「大寺」。最早到这一带通商的布里亚特人和俄国人之所以叫它乌尔嘎,是因为凡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凭这种赶路之权横穿原野的商队,总以它为终点。另一种说法是:这座城坐落在一个「套」里,套的三边由三道山脊围成,其中一边有土拉河流过,正像原野上那种人所熟知的乌尔嘎的长杆。
多亏这张独一无二的乌尔嘎通票,我穿过了蒙古境内约两百英里人迹罕至的地方。这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去观察这一带的生灵。我看见许多大群的蒙古黄羊,一群有五六千只;看见许多群盘羊、马鹿和獐。有时地平线上像幻影一样闪过小群的野马和野驴。
有一处我见到一大片旱獭的聚落。方圆好几平方英里的地面上,散布着它们的土丘,丘上的洞口通向底下的坑道,那便是旱獭的住处。灰黄或褐色的旱獭在这些土丘间跑进跑出,大小不一,最大的有寻常狗的一半。它们跑得笨重,肥胖身子上的皮一颠一颠的,像是大得不合身。旱獭是极好的探矿者,总在挖深沟,把石头统统抛到地面上来。许多地方我见过旱獭用铜矿石堆成的土丘;再往北,有些土丘是含钨和钒的矿石堆的。旱獭一到洞口,便用后腿直立起来,看着像一截木头、一个小树桩或一块石头。它一望见远处有骑马的人,就极好奇地盯着看,并且尖声打起呼哨来。猎人正是利用旱獭这份好奇:他们摸到洞口附近,把长杆顶上的布条挥得哗哗响。这些小兽的全副心神都被这面小旗吸住,直到那颗夺命的子弹,才把这件它从未见过的东西的来由解释给它听。
我经过鄂尔浑河边一处旱獭聚落时,看见了极惊心的一幕。那里有成千的洞,我的蒙古人得使出浑身解数,才不让马把腿折在洞里。我看见一只鹰在高空盘旋。忽然它像石头一样落到一座土丘顶上,随即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像块岩石。过了几分钟,那只旱獭从自己洞里跑出来,去邻居门口。那鹰不慌不忙地从丘顶跳下来,用一只翅膀把洞口堵住。那鼠类听见响动,掉头冲过来猛攻,想夺路回自己洞里去——它显然把一家子都留在里面。搏斗开始了。鹰用另一只自由的翅膀、一只爪和喙迎战,堵着洞口的那道闩却始终不撤。旱獭极勇猛地朝这只猛禽扑去,可不久便被一下击在头上,倒了。直到这时,鹰才收起翅膀,走到旱獭跟前把它结果了,又费力地用爪提起它,带到山里去享用一顿美餐。
在更荒秃的地方,原野上只零星长着几茎草,住着另一种鼠类,叫「伊穆兰」,有松鼠那么大。它们的毛色同草原一样,在草原上像蛇一样游走,把被风刮过来的草籽捡回自己小小的家里去。伊穆兰有一个真正忠实的朋友,就是草原上那种黄色的百灵,背和头是褐色的。它一见伊穆兰在原野上跑,就落到它背上,拍着翅膀保持平衡,稳稳地骑着这匹飞奔的坐骑;而伊穆兰则快活地甩着自己毛茸茸的长尾巴。百灵一面骑着,一面利落而迅速地捉住寄生在朋友身上的虫子,还用一支短短的悦耳的歌,表明自己干得多么快活。蒙古人管伊穆兰叫「快活百灵的坐骑」。鹰和隼来时,百灵一望见这空中的强盗,立刻尖声打三下呼哨给伊穆兰报警,自己则躲到石头后面或小沟里去。这信号一响,没有一只伊穆兰再敢把头探出洞口,要等危险过去才罢。快活的百灵同它的坐骑,就这样亲亲睦睦地相处着。
在蒙古另一些草极丰美的地方,我见到了另一种鼠类,从前在乌梁海也遇见过。那是一种巨大的黑色草原鼠,尾巴很短,成群而居,一群从一百只到两百只。它很有意思,也独一无二:在备办过冬草料这件事上,它是兽类中最精于农事的。草最肥嫩的那几个星期里,它当真把草割下来——用脑袋又快又急地一甩一甩,用又长又利的门牙一下割断二三十根草茎。随后它让草晾着,过些时候再用极合科学的办法把备好的干草堆起来。它先堆起一个约一英尺高的草垛,再从上面朝地里斜插下四根桩子,桩头朝垛心聚拢,又用最长的草茎把垛面紧紧捆住,让桩头露出一截,好再往上加一英尺;加完再用更多长草把面上捆一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过冬的口粮被风刮散在草原上。这堆存粮,它总是安在自家洞口,免得冬天远途搬运。马和骆驼极爱吃这位小农夫的干草,因为那总是用最养人的草做的。这些草垛做得极结实,人一脚几乎踢不散。
蒙古几乎到处,我都遇见一对一对、或是成群的灰黄色草原沙鸡,叫「萨勒嘎」,也就是「燕鸡」;这样叫,是因为它们的尾巴又长又尖,像燕子的尾巴,而且飞起来也极像燕子。这种鸟很驯,或者说不怕人,容人走到十步十五步之内;可一旦惊飞,便飞得极高、极远而不落地,一路像燕子一样打着呼哨。它们通体是浅灰和黄色,公的背上和翅上还有好看的巧克力色斑点,腿和脚上长满了羽毛。
我能作这些观察,正因为凭乌尔嘎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不过这法子也有相抵的坏处。蒙古人载着我又直又快地奔向目的地,收下我给的中国银元时极其满意。可是我在那副哥萨克马鞍上已经走了约莫五千英里,如今它像寻常货物一样蒙着尘土撂在车后;而这辆车被那些野性的马和同样野性的骑手毫不顾惜地在石头、土丘和水沟上颠来颠去,蹦着、咯吱着,全凭一股要向人证明蒙古车马何等舒适可爱的执拗劲儿才没有散架——我对这颠簸实在反了。我浑身的骨头都疼起来。到后来,车每一颠我就哼一声;末了,我那条伤腿害了一场极厉害的坐骨神经痛。夜里我既不能睡,也不能躺,坐着也不舒服,只好整夜在原野上来回踱,听着蒙古包里的人高声打鼾。有时我还得同两条扑上来的大黑狗相斗。
第二天,这份折磨我只捱到晌午,便支持不住,躺倒了。那痛楚难以忍受。腿和腰都动不了,末了又发起高烧。我们只好停下来歇着。我把所有的阿司匹林和奎宁都吞了,仍不见好。眼前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我一想起就心虚害怕。我们停在一座小喇嘛庙旁边供客人住的蒙古包里。我的蒙古人请来喇嘛医生看我;他给了我两包极苦的药面,向我保证明早我就能上路。我很快觉出心跳加快了,随后痛得更厉害。我又一夜没合眼;可太阳一出来,痛楚立刻止住了。过了一个钟头,我吩咐他们给我备马——我怕再坐车走下去。
蒙古人去捉马时,菲利波夫上校来到我的帐篷。他对我说:有人指控他和他兄弟以及波列季卡是布尔什维克,这些他一概否认;别兹罗德诺夫已准他去王库伦见恩琴男爵——人们正等着男爵到那里。只是菲利波夫不知道:他那个蒙古向导身上带着一颗炸弹,另有一个蒙古人已先一步带着一封信去见恩琴男爵。他也不知道:就在同一时候,波列季卡和他的兄弟们已在宰因沙比被枪毙了。菲利波夫急着赶路,想当天就到王库伦。我比他晚一个钟头动身。
第三十二章一位老占卜者
从这里起,我们开始沿驿站大道走。这一带蒙古人的马又差又乏,因为他们不得不没完没了地给达钦王和卡扎格兰季上校那许多使者供马。我们只好在王库伦前最后一处驿站过夜,站上是一个壮实的老蒙古人和他儿子在管。晚饭后,他取过一块羊胛骨——骨上的肉已被仔细刮净——望着我,一面念着咒,一面把这骨头放进炭火里,说:
「我要给你卜一卦。我卜的,没有不应验的。」
等骨头烧黑了,他取出来,吹掉灰,极仔细地端详骨面,又透过它望火。他看了很久,随后脸上带着惧色,把骨头又放回炭火里。
「你看见什么了?」我笑着问。
「别作声!」他低声说,「我看见了可怕的征兆。」
他又把骨头取出来,翻来覆去地看,一面不住地低声祷告,做着古怪的动作。然后他用一种极庄重平静的声音,说出他的预言。
「死神要化作一个高大的白人,红头发,站在你背后,久久地、紧紧地盯着你。你会觉出来,会等着——可死神会退开……另一个白人会成为你的朋友……不出第四天,你要失去你的熟人。他们要死在一把长刀底下。我已经看见狗在吃他们了。提防那个脑袋像马鞍的人。他要谋你的命。」
卦卜完以后,我们又坐着抽了好一阵烟、喝了好一阵茶;可那老人望着我的眼光里,始终只有惧怕。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牢里的同伴望着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想必就是这样的眼光。
第二天早上,太阳还没出来我们就离了这位占卜者;走了约莫十五英里,王库伦便在望了。我在司令部找到了卡扎格兰季上校。他出身良好,是个有经验的工程师,也是个出色的军官,曾在大战中守卫波罗的海的穆胡岛而立功,后来又在伏尔加河一带同布尔什维克作战。卡扎格兰季上校请我去洗一个真正浴缸里的澡——那浴缸安在本地商会会长家里。我正在这屋里时,进来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上尉。他留着长长的红色卷发,脸白得出奇,却显得沉重呆板;一双又大又钢铁般冰冷的眼睛,一张秀美柔嫩、几乎像少女的嘴。可他眼里有一种冷酷的残忍,叫人看着他那张本来端正的脸也觉得极不舒服。他出去后,主人告诉我:那是韦谢洛夫斯基上尉,列祖欣将军的副官;列祖欣正在蒙古北部同布尔什维克作战。他们就在这一天到此,要同恩琴男爵会商。
午饭后,卡扎格兰季上校请我到他的蒙古包去,谈起西蒙古的局势——那边的情形已经很紧张。
「你认得盖伊医生么?」卡扎格兰季问我,「你知道,他帮我编过队伍;可库伦那边指他是苏维埃的坐探。」
我尽力替盖伊辩解。他帮过我,高尔察克也曾为他洗清过罪名。
「是,是,我也是这样替盖伊说话的,」上校说,「可今天刚到的列祖欣带来了盖伊写给布尔什维克的信,是半路截下来的。奉恩琴男爵之命,盖伊连同家小今天已被送往列祖欣的司令部;我怕他们到不了那里。」
「为什么?」我问。
「他们会在路上被处决!」卡扎格兰季上校答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说,「盖伊不可能是布尔什维克,他太有学问、太精明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上校沮丧地一摆手,含含糊糊地说,「你同列祖欣谈谈试试。」
我决意立刻去见列祖欣;恰在这时菲利波夫上校进来,谈起练兵上的种种差错。我刚穿上外衣,又进来一个人。那是个身量矮小的军官,戴着一顶带檐的旧绿色哥萨克帽,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色蒙古大氅,右臂吊在一条绕颈的黑布带里。这就是列祖欣将军,当下有人替我引见。谈话间,这位将军极有礼貌、也极有手腕地问起菲利波夫和我这三年的经历,谈笑之间颇有分寸,也不张扬。他不久告辞,我趁势同他一道出来。
他极用心、也极有礼貌地听我说完,随后用他那平静的声音说:
「盖伊医生是苏维埃的坐探,装成白党的样子,好把一切看个清楚、听个清楚、知个清楚。我们四面都是敌人。俄国人已经堕落了,为了钱什么背叛的事都干得出来。盖伊就是这样的人。何况,再议论他又有什么用?他和他一家已经不在人世了。今天我的人在离这里五公里的地方把他们砍成了碎块。」
我又惊又怕地望着这个矮小干净、声音这样柔和、举止这样有礼的人。我从他眼里读出那样的仇恨与执拗,当下便明白:我见过的所有军官在他面前为何都那样战战兢兢地恭敬。后来在库伦,我对这位列祖欣将军知道得更多了:他以绝对的勇敢和无边的残忍著称。他是恩琴男爵的看门狗,随时准备投身火海,随时准备朝主人指定的任何人的喉咙扑上去。
那时距离「我的熟人」死在「一把长刀」底下,才过了四天——预言的一半就这样应验了。如今我得等着死神对我的威胁了。这等待并不长。只过了两天,亚洲骑兵师的统帅就到了——恩琴·冯·施特恩贝格男爵。
第三十三章「死神要化作白人站在你背后」
「可怕的将军、那位男爵」到得极其突然,连卡扎格兰季上校的哨卡都没察觉。同卡扎格兰季谈过之后,男爵传菲利波夫上校和我去见他。卡扎格兰季上校来给我送信。我本想立刻就去,却被上校拖住了约莫半个钟头,末了他才送我出门,说:
「愿上帝保佑你!去吧!」
这是一句古怪的送行话,既不叫人宽心,又满是哑谜。我带上毛瑟,又把氰化钾藏在袖口里。
男爵住在军医的蒙古包里。我走进院子时,韦谢洛夫斯基上尉迎上来。他腰带底下挂着一把哥萨克佩刀和一把没有枪套的左轮手枪。他进包里去通报我到了。
「请进。」他从帐篷里出来说。
门口有一摊血,还没来得及渗进土里,一下子刺进我的眼里——这是个不祥的迎接,像是把方才先我而去的那个人的声音带了过来。我敲了门。
「进来!」里面用男高音应道。我刚过门槛,一个穿红绸蒙古袍的身影像老虎一般朝我扑来,一把抓住我的手摇了摇,像是从我面前掠过似的,随即一头倒在帐边的床上。
「说,你是什么人!这一带密探和煽动家多得很,」他歇斯底里地喊着,一双眼睛钉住我。刹那间,我把他的相貌和心性都看了个大概:宽肩膀上一颗小小的头;乱蓬蓬的金发;一撮直竖的红髭;一张瘦削疲惫的脸,像古老的拜占庭圣像上的脸。随后这一切都从我眼中淡去了,只剩那个又大又突的前额,压着一双钢铁般锐利的眼睛。那双眼睛钉在我身上,像洞穴里野兽的眼睛。我这番观察不过一瞬,可我明白: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极危险的人,随时会纵身做出无可挽回的事来。危险虽然明摆着,我心里却觉得受了极深的冒犯。
「坐下,」他用嘶嘶的声音迸出这句话,指了指一把椅子,不耐烦地扯着自己的髭须。我觉出怒气从全身涌上来,便站着没有就座,对他说:
「男爵,你竟容许自己这样冒犯我。我的姓名颇有人知,你不能这样随口加我以这等名目。你要怎样处置我都可以,因为力量在你一边;可你不能逼我同一个冒犯我的人说话。」
听了我这话,他把腿从床上甩下来,显然很是惊异,屏着气开始打量我,仍旧扯着髭须。我保持着外表的平静,漫不经心地朝蒙古包里四下看了看,这才发现列祖欣将军。我向他欠身致意,得了他默默的还礼。随后我把目光转回男爵身上;他低着头、闭着眼坐着,不时揉一揉额头,嘴里喃喃自语。
忽然他站起身,目光越过我,厉声说道:
「出去!不必了……」
我转过身,看见了面色煞白、神情冰冷的韦谢洛夫斯基上尉。我没听见他进来。他照规矩向后转,出门去了。
「『死神化作白人』站在我背后了,」我心想,「可它当真离开我了么?」
男爵站着想了一会儿,随后开口说起话来,一句句七零八落、没头没尾。
「请你原谅……你要明白,叛徒太多了!诚实的人都没了。我谁也信不过。姓名都是假的、冒的;文书都是伪造的。眼睛和言语都骗人……一切都被布尔什维主义弄得堕落、弄得受辱。我方才刚下令把菲利波夫上校砍了——他自称是俄国白党组织的代表。在他衣服的夹里里搜出两份布尔什维克的密码本……我的军官举刀砍他时,他喊道:『同志,你为什么杀我?』我谁也信不过……」
他沉默下来,我也不作声。
「请你原谅!」他重又开口,「我冒犯了你;可我不只是一个人,我是一支大军的统帅,我脑子里装着那么多的操劳、忧愁和苦难!」
我从他声音里听出绝望与真诚交织在一起。他坦然朝我伸出手来。又是一阵沉默。末了我答道:
「你如今要我怎么办?我既没有伪造的文书,也没有真的。不过你手下许多军官都认得我,在库伦我也能找出许多人来作证:我既不可能是煽动家,也不可能是……」
「不必了,不必了!」男爵打断我,「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清楚了!我方才在你的灵魂里,我全知道。那拉班其呼图克图写给我的关于你的话是真的。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把我同朋友怎样逃出苏维埃俄国、想回到祖国去,又有一队波兰兵指望回波兰而同我们结伴的事,讲给他听,请他帮我们到最近的港口去。
「很愿意,很愿意……我会帮你们大家,」他激动地答道,「我用我的汽车送你去库伦。明天就动身,到了库伦我们再细谈往后的安排。」
我告辞出了蒙古包。回到住处,只见卡扎格兰季上校正极焦虑地在我屋里来回踱步。
「谢天谢地!」他喊道,画了个十字。
他的喜悦很叫人感动;可我同时也想:这位上校若真有此心,本可以为搭救自己的客人采取更得力的办法。这一天的激动叫我疲惫,也叫我觉得老了好几岁。照镜子时,我确信头上的白发又多了。夜里我睡不着,脑子里一阵阵闪过菲利波夫上校那张年轻而端正的脸、那摊血、韦谢洛夫斯基上尉冰冷的眼睛、恩琴男爵声音里那种绝望与悲苦的调子;末了我才昏沉沉地睡去。
把我弄醒的是恩琴男爵。他来致歉,说不能用汽车送我了,因为他必须带达钦王同行。不过他告诉我,他已吩咐把他自己那峰白骆驼和两个哥萨克拨给我使唤。我还没来得及谢他,他已冲出我的屋子。
睡意从此全无,我便穿好衣服,一斗接一斗地抽起烟来,一面想:「在塞比河的沼地里同布尔什维克打仗、翻过乌兰泰加的雪峰——那里的恶鬼见行人就杀——都要容易得多!那里样样简单,样样明白;可在这里,一切都是一场疯狂的噩梦,是一场晦暗而不祥的风暴!」恩琴男爵的每一个举动里,我都觉出一种悲剧、一种恐怖;而在他背后,踱着那个沉默的、面色煞白的韦谢洛夫斯基,还有死神。
第三十四章战争之可怖!
第二天天一亮,他们把那峰出色的白骆驼牵来给我,我们便动身了。同行的有两个哥萨克、两个蒙古兵和一个喇嘛,另有两峰驮驼载着帐篷和干粮。我心里仍旧提防着:男爵也许是不愿当着我在王库伦的朋友的面动手,才给我安排了这趟路;路上要收拾我,岂不容易——背上一颗子弹,万事皆休。所以我时刻准备拔枪自卫,一路留心让那两个哥萨克走在我前面或旁边。
约莫晌午时,我们听见远处汽车的喇叭声,不久便见恩琴男爵全速从我们身边驶过。同车的有两名副官和达钦王公。男爵极亲切地同我招呼,高声喊道:
「库伦再见!」
「啊!」我想,「看来我到得了库伦。那么这一路我尽可以放心了;况且在库伦我有许多朋友,还有那几个在乌里雅苏台同我共过事、如今已赶在我前头的勇敢的波兰兵。」
同男爵这一照面之后,我那两个哥萨克对我殷勤起来,想讲故事给我解闷。他们讲他们在外贝加尔和蒙古同布尔什维克的恶战,讲库伦附近同中国人的那一仗,讲在几个中国兵身上搜出莫斯科发的共产党证件,讲恩琴男爵如何勇敢——他会就在战线上坐在篝火边抽烟喝茶,却从没有一颗子弹碰着他。有一仗,七十四颗子弹打进他的大衣、马鞍和身边的箱子,他却毫发无伤。这也是他在蒙古人中间威望极高的缘故之一。他们还讲:开战前他只带一个哥萨克到库伦去侦察,回来路上用他那根竹棍「塔舒尔」打死了一个中国军官和两个兵;讲他身边除了一套换洗内衣和一双备用靴子别无长物;讲他打起仗来总是又镇定又兴致勃勃,难得的太平日子里却严厉而阴郁;讲凡是他的兵在打仗的地方,总有他在。
我也给他们讲我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经过。这样闲谈着,一天过得极快。我们的骆驼一路小跑,于是平常每天十八到二十英里的路,我们走了将近五十英里。我这峰坐骑是其中最快的,是一头巨大的白骆驼,鬃毛又密又好,是内蒙古某位王公送给恩琴男爵的,笼头上还系着两张黑貂皮。它是沙漠里一个镇定、强健、胆大的巨人;骑在它背上,我觉得自己像蹲在一座楼的塔顶上。
过了鄂尔浑河,我们撞见头一具中国兵的尸首,仰面朝天、张着两臂,就躺在路当中。翻过布尔古特山,我们进了土拉河谷,库伦就在这条河谷的上游。路上撒满了中国人逃跑时丢下的大衣、衬衣、靴子、帽子和锅,还横着许多他们的死人。再往前,路穿过一片沼地,两边堆着大堆大堆的人、马、骆驼的尸首,还有断了的车和各样军用的残骸。恩琴男爵的西藏兵就是在这里把溃逃的中国辎重队截杀了。看着这一堆堆死人同春天那种沸腾苏醒的生机并列在一起,是一种奇异而阴郁的对照。每一个水洼里都浮着各色野鸭;深草里,鹤在跳它们那种古怪的求偶之舞;湖上游着大群的天鹅和雁;沼泽地里,一对对羽色斑斓的蒙古圣鸟——赤麻鸭,也就是「喇嘛鹅」——像光点一样移动;高处干燥的地方,一群群野火鸡一面觅食一面嬉闹相斗;萨勒嘎沙鸡打着呼哨掠过;而不远处的山坡上,狼躺在懒洋洋的日头里翻着身晒太阳,哼哼着,偶尔像爱玩的狗一样吠上两声。
大自然只知道生。死于她不过是一段插曲,这痕迹她用沙和雪抹去,或者用繁茂的绿意、用鲜艳的灌木和花朵加以装点。芝罘或长江岸边的一位母亲,在某座神龛前捧着她那碗米、燃着香,祈求儿子归来——而那儿子早已永远不为人知地倒在土拉河沿岸的原野上,骨头将在大自然那销蚀万物的火光下晒干,被她的风吹散在草原的沙里——这与大自然何干?大自然对死的这份漠然、对生的这份贪恋,是壮丽的。
第四天,入夜很久以后我们才到了土拉河岸。我们找不到常走的渡口,我便逼着骆驼下水,想不靠引路就过河去。极幸运,我找到了一处水浅的地方,虽然有些泥泞,我们总算顺顺当当过去了。骑骆驼渡河时,这是值得谢天谢地的事;因为坐骑一旦觉得水深到了脖子,它不会像马那样划水游泳,而是干脆侧过身子浮着,这对骑手实在大为不便。我们就在河边支起了帐篷。
再走十五英里,我们经过一处战场,蒙古独立之战的第三次大战就是在这里打的。恩琴男爵的队伍在这里同六千名从恰克图南下援救库伦的中国兵交锋。中国人大败,被俘四千。然而这些投降的中国人夜里想逃走。恩琴男爵派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和西藏兵去追;我们在这片死亡之野上看见的,正是他们干的活。据参加过这一仗的哥萨克说,这里还有约莫一千五百具没有掩埋,另有同样多的已经入土。被杀者身上是可怕的刀伤;装具和别的残骸到处都是。蒙古人带着畜群从这一带迁走了,他们的位置让给了狼——我们经过时,每块石头后面、每条沟里都藏着狼。成群已经变野的狗同狼争夺这些猎物。
末了,我们把这片屠场留给了那该诅咒的战神。不久我们走近一条水浅流急的小河,蒙古人滑下骆驼,摘下帽子,开始饮水。这是一条圣河,它从活佛的住处旁边流过。从这条蜿蜒的谷地里,我们忽然折进另一条谷地,面前耸起一道覆着幽暗密林的大山脊。
「神圣的博格多山!」那喇嘛喊道,「是守护我们活佛的众神的居处!」
博格多山是一个巨大的结,把三条山脉系在一处:西南来的格格勒、南来的甘根、北来的浑图。这座覆着原始林的山是活佛的产业。林中几乎有蒙古所有种类的野兽,却不许打猎。蒙古人违犯此律者处死,外国人则驱逐出境。擅越博格多山者亦处死。这道禁令只被一个人破过,就是恩琴男爵:他带着五十个哥萨克翻过这座山,直抵活佛的宫殿——当时这位库伦的教宗正被中国人软禁在那里——把他抢了出来。
第三十五章在活神之城、三万尊佛与六万僧人之城
活佛的居处终于到了眼前!在博格多山脚下,白墙后面立着一座西藏式的白色建筑,顶着青蓝色的琉璃瓦,在日光下闪闪发亮。它坐落在一片树林之间,林中这里那里点缀着祠庙和小宫殿奇巧的屋顶;再往离山远些的地方,一道长长的木桥跨过土拉河,把它同僧人之城连在一起——那座城在整个东方都被尊为圣地,叫作大库伦,也就是库伦。这里除了活佛,还住着成群的次一等的行神迹者、先知、术士和神奇的医者。这些人个个都有神的来历,都被当作活神尊奉。
左边的高台地上,立着一座古老的喇嘛庙,有一座巨大的暗红色的塔,人称「庙喇嘛城」;里面供着一尊巨大的鎏金铜佛,坐在金色的莲花上。此外还有几十座较小的庙宇、祠堂、敖包、露天的祭坛、观星的塔,以及灰色的喇嘛之城——那是一片平房和蒙古包,住着约莫六万名各种年纪、各种品级的僧人;还有学堂、圣典的档案与经藏、班第的住处,以及招待中国、西藏、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贵客的客舍。
喇嘛庙下面是外国人的居点,俄国人、外国人和最富的中国商人住在那里,还有一个五色斑斓、人头攒动的东方集市在那里熙熙攘攘。再过一公里,买卖城那道灰色的围墙圈着其余的中国商号;再远些,可以看见一长排俄国人的私宅、一所医院、一座教堂、一座监狱,最后是那座笨拙的四层红砖楼——从前的俄国领事馆。
我们离喇嘛庙已经不远,我看见近旁一道沟口有几个蒙古兵,正把三具尸首往沟里拖、往沟里藏。
「他们在干什么?」我问。
哥萨克只笑了笑,没有答话。忽然他们挺直身子,敬了个利落的礼。从沟里走出一匹矮壮的蒙古小马,鞍上坐着一个矮个子的人。他从我们身边过去时,我看见上校的肩章和一顶带檐的绿帽。他用一双冰冷的、没有颜色的眼睛,从浓眉底下打量我。他走到前头去时,摘下帽子,擦了擦秃头上的汗。他那颅骨古怪的起伏曲线刺进了我的眼睛。这就是那个「脑袋像马鞍的人」——王库伦外最后一处驿站上,那位老占卜者警告我提防的正是他!
「这位军官是谁?」我问。
他已经走远了,哥萨克却仍压低声音说:「谢派洛夫上校,库伦城防司令。」
谢派洛夫上校,蒙古这幅事变图卷上最阴暗的人物!他原是个机械匠,后来做了宪兵,在沙皇治下升得很快。他身子不住地抽动扭动,话说个没完,喉咙里发出极难听的声响,唾沫星子溅得满嘴唇都是,整张脸还常常抽搐。他疯了;恩琴男爵两次派医生组成委员会给他检查,又命他歇息,指望能替他驱走那个附体的恶灵。谢派洛夫无疑是个施虐狂。后来我听说,他亲自处决被判刑的人,一面干这活儿一面说笑唱歌。库伦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阴暗可怖的故事。他是一条猎犬,用死亡的牙关咬住他的猎物。恩琴男爵那份残忍的「盛名」,其实都该归在谢派洛夫身上。后来恩琴男爵在库伦对我说过一回:这个谢派洛夫叫他厌烦,而谢派洛夫杀起他来,同杀别人一样下得了手。恩琴男爵怕谢派洛夫,不是怕他这个人,而是被自己的迷信所制——因为谢派洛夫在外贝加尔找到过一个巫医,那巫医预言:男爵若辞退谢派洛夫,就会丧命。谢派洛夫对布尔什维克、对任何沾过布尔什维克一点边的人,一概不肯宽宥。他这股复仇之心的缘由是:布尔什维克曾在牢里折磨他,他逃脱后,他们把他全家都杀了。如今他是在报仇。
我住进一家俄国商号,乌里雅苏台来的同伴立刻来看我;他们见了我极欢喜,因为王库伦和宰因沙比出的事曾叫他们很是担心。我洗了澡、收拾停当,便同他们上街去。
我们走进集市。整个市场人山人海。买的、卖的、吆喝的,五颜六色的一群群人;鲜亮的中国布匹、成串的珍珠、耳环和镯子,使这里有一种没完没了的节日气象。另一边,买主在摸活羊肥不肥,屠户从挂着的整只羊身上割下大块的肉,这些原野之子到处说笑打趣。蒙古女人梳着硕大的发髻,头上压着盘子似的沉重银冠,正赏玩那些花花绿绿的绸带和长串的珊瑚珠;一个气派的高大蒙古人仔细端详着一小群好马,同马主——蒙古人叫「扎哈沁」——讲着价;一个精瘦黝黑、手脚麻利的西藏人蹲在那里,为一尊玛瑙雕的莲花佛讲价——他到库伦来,是为拜活佛,或许还带着拉萨那位「神」的密信;另一个角上,一大群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围住一个中国商人,他在卖画工精细的鼻烟壶,有玻璃的、水晶的、瓷的、紫水晶的、玉的、玛瑙的、碧玉的;其中一只是乳绿色碧玉,整齐的褐色纹理贯穿其间,上面雕着一条龙盘绕着一群少女——为这一只,商人向问价的蒙古人要十头小公牛;到处是穿着长红袍、戴着金线绣的小红帽的布里亚特人,同穿黑大氅、脑后扣着黑丝绒帽的鞑靼人一起,织成这幅东方的人之织锦。
给这一切作底子的是喇嘛:他们穿着黄的红的僧袍走来走去,披肩很有画意地搭在肩上,帽子形状各异,有的像黄蘑菇,有的像红色的弗里吉亚帽,或是红色的古希腊头盔。他们混在人丛里,安详地闲谈,捻着念珠,给愿意听的人卜卦,而主要是在物色有钱的蒙古人——好替他们治病,或拿卜卦、预言和别的神秘之事向他们榨取。同时,宗教的与政治的密探活动也在进行。这时候正有许多蒙古人从内蒙古来,他们周围总围着一张看不见却极细密的喇嘛监视之网。
四围的屋顶上,飘着俄国、中国和蒙古的国旗,集市上一间小铺子顶上还独独飘着一面星条旗;而近旁的帐篷和蒙古包上,则飘着飘带、方旗、圆旗和三角旗——那是王公和百姓家有人害了天花、麻风或正在病死的标记。这一切混杂交融成一片明亮的色块,被太阳照得透亮。不时看见恩琴男爵的兵穿着蓝色长衣匆匆走过;蒙古人和西藏人穿着红衣、佩着黄肩章,肩章上是成吉思汗的卍字和活佛名号的字样;还有蒙古军中那支中国人队伍的兵。中国军队败后,这批汉子中有两千人向活佛请求收他们入伍,发誓效忠。他们被收下,编成两个团,帽子和肩上仍旧佩着中国旧日的银龙。
我们穿过这座集市时,从街角转出一辆大汽车,警笛呼啸。车上正是恩琴男爵,穿着黄绸的蒙古袍,系着蓝腰带。他开得很快,却立刻认出了我,停下车来,请我同他到他的蒙古包去。男爵住在一顶陈设简朴的小蒙古包里,支在一家中国洋行的院子里。近旁另有两顶蒙古包作他的司令部,仆役则住在一间中国房子里。
我提起他答应帮我到通商口岸去的事,这位将军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用法语说:
「我在这里的事快办完了。九天之后我就要同布尔什维克开战,要进外贝加尔去。我请你把这几天留在这里。多少年来,我过的是没有文明社会的日子。我同自己的思想独处;我愿意让你知道这些思想——同我说话时,不要把我当作仇敌口中的『血腥的疯男爵』,也不要当作我的军官和士兵口中的『严厉的老爷子』,只当作一个寻常人,一个寻求过许多、而受苦更多的人。」
男爵默想了几分钟,又接着说:
「你们一行人往后的路,我已经想过;我会把一切都替你们安排好,只请你把这九天留在这里。」
我还能怎样呢?我答应了。男爵热忱地握了握我的手,吩咐上茶。
第三十六章十字军与私掠船长的后裔
「讲讲你自己,讲讲你这一路。」他催我说。我便把自认为他会感兴趣的都讲了;他听着我的叙述,显得相当激动。
「现在我来讲讲我自己,讲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名字被那样多的仇恨与恐惧围着,谁也判不清其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史实、哪些是传说。将来有一天你会把它写下来,记着你这趟穿过蒙古的路,记着你在这位『血腥将军』的蒙古包里住过的日子。」
他闭上眼,一面抽烟一面说,句子一句句抛出来,常常没有说完,像是有人要拦住他把话说全似的。
「恩琴·冯·施特恩贝格这一族是个古老的家族,日耳曼人与匈牙利人的混血——是阿提拉时代的匈人。我那些好战的祖先参加过欧洲所有的战事。他们参加过十字军;有一个恩琴在狮心王理查麾下作战,死在耶路撒冷城下。连那场悲惨的儿童十字军,也记着拉尔夫·恩琴之死,他那年十一岁。十二世纪,本国最勇猛的武士被派往德意志帝国东境去对斯拉夫人作战,我的祖先亚瑟也在其中,就是哈尔萨·恩琴·施特恩贝格男爵。这些边境上的骑士在那里结成了修道骑士团,也就是条顿骑士团,以火与剑在异教的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斯拉夫人中间传播基督教。从那时起,条顿骑士团里总有我们这一族的人。条顿骑士团在格伦瓦尔德覆没于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的刀下时,有两位恩琴·冯·施特恩贝格男爵阵亡在那里。我们这一族好战,也好神秘与苦修。
「十六、十七世纪,有好几位冯·恩琴男爵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地面上筑有城堡。他们身后留下许多传说故事。海因里希·恩琴·冯·施特恩贝格,人称『斧』,是个游侠骑士。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比武场都知道他的名字和长枪,那枪叫对手心里发怵。他倒在加的斯,一个骑士的剑把他的盔连同头骨一齐劈开。拉尔夫·恩琴男爵是里加与列韦尔之间的强盗骑士。彼得·恩琴男爵的城堡在波罗的海的达戈岛上,他在那里做私掠船长,号令当时的商船。
「十八世纪初,还有一位很有名的威廉·恩琴男爵,人称『撒旦的兄弟』,因为他是个炼金术士。我祖父在印度洋上做私掠船长,向英国商人抽他的贡;英国的兵舰好几年都抓他不着。末了他被擒,交给了俄国领事,领事把他送回俄国,判了流放外贝加尔。我自己是海军军官,可日俄战争逼我离开本行,投了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去打仗。我这一生不是在打仗,就是在研读佛法。佛法是我祖父从印度带回我们家的,我父亲和我都接受了、奉行了。在外贝加尔,我曾想结成一个军事佛教徒的团体,去同革命的堕落作毫不妥协的战斗。」
他沉默下来,一杯接一杯地喝茶,茶浓得像咖啡一样又酽又黑。
「革命的堕落!……除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除了西藏那位学问最深的班禅喇嘛,还有谁想过这件事?」
这位私掠船长的孙子一面援引科学的学说、著作、学者与作家的名字、《圣经》与佛典,一面把法语、德语、俄语和英语混在一处,接着说:
「在佛典和古老的基督教典籍里,我们读到关于那个时辰的严厉预言:善灵与恶灵之战必要开始。那时必有一个无人知其名的『诅咒』降临,它要征服世界,抹去文化,杀死道德,毁灭万民。它的武器就是革命。每一场革命里,从前那个有创造力的智者,都要被新的、粗野的毁灭者之力取而代之。他要把最低等的本能与欲望摆在、并且按在首位。人将离神性、离灵性越来越远。那场大战本已证明:人类必须朝着更高的理想向上走;可那个『诅咒』随即出现了——那正是基督、使徒约翰、佛陀、最初的基督教殉道者、但丁、达·芬奇、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见、所感的东西。它出现了,把进步的轮子倒转过来,堵住了我们通向神性的路。革命是一种传染病;欧洲同莫斯科缔约,是既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世界其余的地方。伟大的神明在我们生命的门槛上安放了『业』,它既不知恼怒,也不知宽恕。它会把账算清,而总数将是饥荒、毁灭,是文化之死、荣耀之死、荣誉之死、精神之死,是国家之死、民族之死。我已经看见这恐怖,看见这黑暗而疯狂的人类之毁灭。」
蒙古包的门忽然被推开,一名副官立正敬礼。
「你为什么硬闯进来?」将军怒道。
「大人,我们边境上的哨卡捉住了布尔什维克的一支侦察队,已经带到这里。」
男爵站起身。他眼里迸出光,脸抽搐起来。
「把他们带到我帐前来!」他下令。
一切都忘了——那番激昂的议论,那种入骨的声音,统统沉没在这位严酷统帅的峻厉命令里。男爵戴上帽子,抓起他那根从不离身的竹棍「塔舒尔」,冲出蒙古包。我跟着出去。帐前站着六个红军兵,被哥萨克围着。
男爵站住,锐利地瞪了他们好几分钟。从他脸上看得出思绪在激烈地交战。随后他转过身去,在那所中国房子的门阶上坐下,久久地陷在沉思里。然后他起身走到他们跟前,动作里显出分明的决断,用塔舒尔一一碰了碰每个俘虏的肩膀,说:「你到左边,你到右边!」就这样把这一队分成两拨,四个在右,两个在左。
「搜那两个!他们准是委员!」男爵下令,又转向另外四个问道:「你们是被布尔什维克征来的农民吧?」
「正是,大人!」那几个吓坏了的兵喊道。
「到城防司令那里去,说我命你们编进我的队伍!」
从左边那两个身上,搜出了共产党政治部委员的证件。将军皱起眉头,慢慢说出下面这句话:
「用棍子把他们打死!」
他转身进了蒙古包。此后我们的谈话便不大接得下去,我就让男爵自己待着了。
晚饭后,在我所住的那家俄国商号里,恩琴手下几个军官来了。我们正谈得热络,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声,军官们登时哑了。
「将军在近旁什么地方经过。」其中一个用一种奇怪地变了调的声音说。
我们中断的谈话不久又续上,可没续多久。商号的伙计跑进屋来喊道:「男爵!」
他进了门,却停在门槛上。灯还没点,屋里已经暗了;可男爵一眼就把我们都认了出来,走上前吻了女主人的手,极亲切地同每个人招呼,接过奉上的茶,挪到桌边喝起来。不多时他开口说:
「我要把您的客人拐走。」他对女主人说,又转向我问道:「你想不想坐车兜一圈?我领你看看这城和四郊。」
我穿上外衣,照我一向的习惯把左轮手枪揣进去;男爵见了笑起来。
「把那破玩意儿留下吧!在这里你是安全的。何况你该记得那拉班其呼图克图的预言:福运永远同你在一起。」
「好吧,」我也笑着答道,「这预言我记得很清楚。只是不知道呼图克图所说的『福运』于我究竟是什么。也许就是死,像我这趟又苦又长的路上别人的下场一样;我得承认,我宁愿再往前走,还不想死。」
我们出门到大门口,那辆大菲亚特亮着刺眼的大灯停在那里。开车的军官像一尊雕像似的坐在方向盘前,我们上车落座的整个工夫,他一直敬着礼。
「到无线电台去!」男爵下令。
我们简直是一跃而出。城里仍同先前一样挤满东方的人群,而这时的景象更显奇异、更显不可思议。喧闹的人丛里,蒙古、布里亚特和西藏的骑手灵巧地穿行;驼队在我们经过时庄重地抬起头来;蒙古大车的木轮痛苦地尖叫;这一切都被发电站供电的明亮弧灯照着——那电站是恩琴男爵攻下库伦后立刻下令建起来的,同时建起的还有电话系统和无线电台。他还命人把这座城打扫、消毒——这城大概自成吉思汗以来就没见过扫帚。他在城的各处之间办起了公共汽车;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上造了桥;办了报纸;设了兽医化验所和医院;重开了学堂;保护商业,对抢掠中国商号的俄国兵和蒙古兵一律处绞,绝不留情。
有一回,他的城防司令抓了两个哥萨克和一个蒙古兵,他们从一家中国铺子里偷了白兰地。司令把人带到他面前,他立刻把他们塞进自己车里,开到那家铺子,把酒还给掌柜,随即命那蒙古兵把一个俄国人吊在院子的大门上。那人刚吊上去,他又下令:「现在把另一个也吊上!」这件刚办完,他便转向城防司令,命他把那蒙古兵吊在那两人旁边。这看去既利落又公道,直到那位中国掌柜愁苦万状地跑来求他:
「男爵将军!男爵将军!求您把那几个人从我家门上取下来吧,不然没人敢进我的铺子了!」
商业区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随后我们越过一条小河,进了俄国人的居点。我们经过桥上时,桥上站着几个俄国兵和四个打扮得很利落的蒙古女人。那几个兵像不动的雕像一样敬礼,眼睛盯着他们统帅那张严厉的脸。女人们起初跑来跑去、乱挪位置,随后被这纪律与秩序感染了,也把手举到帽檐敬礼,像她们北方的情郎一样一动不动地立着。男爵看了我一眼,笑道:
「你看这纪律!连蒙古女人都向我敬礼。」
不多时我们就出到原野上,车像箭一样飞驰,风呼啸着掀动我们衣服和帽子的边角。可恩琴男爵闭着眼坐着,一个劲儿地说:「快些!快些!」我们两个好一阵都不作声。
「昨天我还把我的副官打了一顿,」他说,「为的是他冲进我帐里,打断了我的话。」
「现在你可以把话说完。」我答道。
「你不嫌烦么?剩下的不多了,而且恰恰是最有意思的一段。我方才说到,我想在俄国创立一个军事佛教徒的团体。为什么?为了护卫人类演进的进程,为了同革命作战——因为我确信,演进通向神性,革命通向兽性。可我是在俄国做这件事!在俄国,农民粗鲁、无知、野蛮,终日满腔怒气,恨一切人、一切事,自己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多疑而重实利,没有神圣的理想。俄国的知识人活在不切实际的空想理想里。他们极善于批评一切,却缺乏创造之力;也没有意志力,只会说了又说。他们同农民一样,什么人、什么东西也爱不起来。他们的爱和情感都是想象出来的。他们的思想与情感像无用的言语一样,过去了便无痕迹。所以我的同伴很快就开始破坏团体的规条。于是我照黄教的教义,立下独身的条件,完全摒弃女人、摒弃生活的舒适、摒弃多余之物;又为了让俄国人能够降伏自己的肉身之性,我许他们无限制地用酒、印度大麻和鸦片。如今我为喝酒绞死我的军官和士兵;那时候我们却喝到『白热病』,喝到震颤性谵妄。那个团体我没能办成,可我在身边聚起并磨出了三百个全然大胆、全然凶猛的人。后来他们在对德之战中是英雄,再后来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也是;如今只剩下寥寥几个了。」
「电台到了,大人!」司机报告。
「拐进去!」将军吩咐。
一座平顶小山上,立着那座高大有力的无线电台;中国人撤退时毁坏了一部分,恩琴男爵的工程师又把它修复了。将军把电报细看了一遍,递给我。那些电报来自莫斯科、赤塔、海参崴和北京。另有一张黄纸上是密码电,男爵把它塞进口袋,对我说:
「这是我那些坐探发来的,他们分驻在赤塔、伊尔库茨克、哈尔滨和海参崴。他们都是犹太人,极能干,也极大胆,个个是我的朋友。我手下还有一个犹太军官武尔福维奇,统带我的右翼。他凶得像撒旦,却又精明勇敢……现在我们到空旷里去飞一程。」
我们又一次疾驰而去,没入夜色。那是一场野性的奔驰:车在碎石和水沟上弹跳,连窄窄的小溪也径直冲过去,那位熟练的司机像是只管绕开较大的石头而已。我们飞驰过原野时,我好几次看见小小的亮火一闪,只亮一秒就灭了。
「狼的眼睛,」我的同伴笑道。「我们拿自己人和敌人的肉把它们喂饱了!」他平静地插了这么一句,又转回去接着说他的信念。
「大战期间,我们眼看着俄国军队一步步腐坏,预见到俄国会背弃协约国,也预见到革命之险将临。为对付这后一样,我们拟了一个计划:把那些尚未忘却古老信仰与习俗的蒙古各族,联合成一个亚洲之国,由自治的部族单位组成,奉中国——这个文化最高、最古的国度——为道德与立法上的领袖。进这个国的,当有中国人、蒙古人、西藏人、阿富汗人、土耳其斯坦的蒙古部族、鞑靼人、布里亚特人、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这个国必须在体魄上、道德上都强健,必须筑起一道抵御革命的屏障,并小心保存自己的精神、哲学和独特的政策。倘若发了疯、被腐坏了的人类继续威胁人身上的神性之灵、继续洒血、继续阻碍道德的长进,这个亚洲之国就必须断然终结这股潮流,建立一种长久而稳固的和平。这番鼓吹,甚至在大战期间,就已在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中间大有进展……『停车!』男爵忽然大喝一声。」
车猛地停住。将军跳下去,招我跟上。我们朝草原上走去,男爵一路不住地弯腰,像在地上找什么。
「啊!」他终于喃喃道,「他搬走了……」
我诧异地看着他。
「从前这里有一个富有的蒙古人的蒙古包。他是俄国商人诺斯科夫的供货人。诺斯科夫是个凶狠的人,蒙古人给他起的名字就可见一斑——『撒旦』。他惯于借中国官府之手,把欠他债的蒙古人毒打或下狱。他把这个蒙古人弄得倾家荡产,什么也不剩,逃到三十英里外的地方去;诺斯科夫却在那里找着了他,把他剩下的牛马全部夺走,撇下他一家活活饿死。我攻下库伦时,这个蒙古人出现了,还带来另外三十户同样被诺斯科夫弄破产的蒙古人家。他们要他的命……于是我把『撒旦』绞死了……」
汽车重又飞奔起来,在草原上兜了一个大圈子;恩琴男爵又用他那尖锐而紧张的声音,把他的思绪绕着亚洲生活的整个圆周转了一遍。
「俄国背弃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签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开启了一个混乱的时代。于是我们决意动员亚洲去对付德国。我们的使者深入蒙古、西藏、土耳其斯坦和中国。这时候布尔什维克开始屠杀所有俄国军官,我们不得不同他们开内战,把泛亚洲的计划搁下;可我们指望日后唤醒整个亚洲,借它之力把和平与上帝带回人间。我愿意觉得:我以解放蒙古,为这个念头出了一份力。」
他静下来,想了一会儿。
「可我这番事业里有些同道不喜欢我,因为我暴虐而严酷,」他用悲凉的声音说,「他们至今不明白:我们所战的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屠戮一切当代精神文化的教派。意大利人为什么处决『黑手党』的匪帮?美国人为什么对扔炸弹的无政府党人处以电刑?而我,就不许把那些要杀死民族灵魂的人从世上除掉么?我是条顿人,是十字军与私掠船长的后裔,对杀人者我只认一个『死』字!……回去!」他吩咐司机。
一个半钟头后,我们望见了库伦的电灯。
第三十七章受难者的营地
快进城时,一所小房子前停着一辆汽车。
「那是怎么回事?」男爵喊道,「开过去!」
我们的车在那辆车旁停下。那房子的门猛地开了,几个军官冲出来,想躲起来。
「站住!」将军喝道,「回屋里去。」他们只得从命;他拄着塔舒尔,跟在他们后面进去了。门开着,里面的情形我看得见也听得见。
「他们要倒霉了!」司机低声说,「我们的军官知道男爵同我出了城,那向来是走远路的意思,就打定主意要快活一场。他要下令把他们用棍子打死了。」
我看得见桌子的一角,上面摆满酒瓶和罐头。旁边坐着两个年轻女人,见将军进来,都跳了起来。我听见恩琴男爵沙哑的声音,一句句又尖利、又简短、又严厉。
「你们的祖国正在灭亡……这耻辱落在你们所有俄国人头上……你们却不明白……也不觉得……你们要的是酒和女人……恶棍!畜生!……每人一百五十下塔舒尔。」
那声音低下去成了耳语。
「还有你们两位女士,你们难道不懂自己民族的毁灭么?不懂?于你们这算不得什么。你们对在前线的丈夫就没有一点情分么?他们这会儿也许已经死了。你们不是女人……我敬重女人,她们比男人感受得更深、更强;可你们不是女人!……听着,两位女士。再有一次,我就把你们绞死……」
他回到车上,亲自按了几下喇叭。几个蒙古骑手立刻奔了过来。
「把这些人带到城防司令那里去。我的命令随后再发。」
去男爵蒙古包的一路,我们都不作声。他很激动,喘得很重,一支接一支地点烟,抽上一两口就扔掉。
「同我一道吃晚饭吧。」他提议。
他还请了他的参谋长,那是个极退让、极受压抑、却学养极好的人。仆役给我们上了一道中国的热菜,随后是冷肉和加利福尼亚的水果羹,末了照例是茶。我们用筷子吃。男爵心绪极乱。
我极小心地提起那几个犯事的军官,想用他们所处的那种极难捱的境遇来替他们的行为辩解。
「他们从里到外都烂了,堕落了,沉到底了。」将军含混地说。
参谋长帮了我一把;末了男爵吩咐他打电话给城防司令,把那几位先生放了。
第二天我同朋友们一起过,在街上走了许多路,看这里忙碌的生活。男爵那股极大的精力,要求他自己和周围每个人都神经紧绷地活动。他无处不在,什么都看,却从不干涉下属主管的事务。人人都在做事。
晚上,参谋长请我到他的住处去,我在那里见到许多聪明的军官。我又讲了一遍我这趟路的经历,大家正谈得热闹,忽然谢派洛夫上校哼着小曲进来了。众人立刻都哑了,又一个接一个地找各样借口溜了出去。他把几份文书交给主人,又转向我们说:
「我回头派人给你们送一道极好的鱼馅饼和一些热番茄汤来。」
他一走,我的主人便绝望地抱住头说:
「革命之后,我们如今竟得同这样的人间渣滓共事!」
过了几分钟,谢派洛夫手下一个兵给我们送来满满一盆汤和那只鱼馅饼。那兵俯身把碟子放上桌时,主人用眼色示意我,低低送过来一句话:「留意他的脸。」
那人出去后,主人凝神听着,直到他的脚步声听不见了。
「那是谢派洛夫的刽子手,专门绞死、勒死那些不幸的被判刑者。」
随后,叫我大为惊异的是:他把汤统统倒在火盆旁边的地上,又走出蒙古包,把馅饼扔过了院墙。
「这是谢派洛夫的款待;味道也许极好,也许却是毒药。在谢派洛夫家里,吃什么喝什么都是危险的。」
这些事压得我心头极沉,我回到住处。主人还没睡,一脸惊惶地迎着我。我的朋友们也在。
「谢天谢地!」他们一齐喊道,「你没出什么事吧?」
「出什么事了?」我问。
「你看,」主人开口道,「你走后,谢派洛夫派了个兵来,把你的行李取走了,说是你叫他来取的;可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要先搜,然后……」
我当下明白了其中的凶险:谢派洛夫可以往我行李里塞任何东西,事后再来告我。我那位老朋友农学家同我立刻动身去谢派洛夫那里。我把他留在门口,自己进去,迎我的正是方才给我们送饭的那个兵。谢派洛夫立刻接见了我。我提出抗议,他说这是弄错了,请我稍候片刻,便出去了。我等了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没有人来。我敲门,无人应答。于是我决定去找恩琴男爵,朝出口走去。门锁着。我再试另一道门,也锁着。我落进圈套了!我本想朝外面的朋友吹声口哨,恰好看见墙上有一部电话,便打给恩琴男爵。过了几分钟,他同谢派洛夫一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用严厉而带威吓的声音问谢派洛夫;不等回答,便抡起塔舒尔一下把他打倒在地。
我们出来,将军命人把我的行李取来,随后把我带到他自己的蒙古包。
「就住在这里吧,」他说,「我很高兴出了这桩事,」他带着笑说,「这下我可以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引得我问道:
「我可以把在这里听见、看见的一切写出来么?」
他想了一会儿才答:「把你的本子给我。」
我把记着这一路速写的册子递给他,他在上面写道:「待我死后。恩琴男爵。」
「可我比你年长,我会死在你前头。」我说。
他闭上眼,低下头,低声说:
「哦,不会!还有一百三十天,一切就完了;然后……涅槃!我被悲伤、苦难和仇恨折磨得多么疲倦啊!」
我们久久无言。我觉出自己在谢派洛夫上校那里已经有了一个死敌,必须尽早离开库伦。那时是夜里两点钟。恩琴男爵忽然站起身。
「我们到伟大、慈悲的佛那里去吧。」他说,神情深陷在沉思里,眼里燃着火,整张脸被一种哀伤而苦涩的笑扭曲着。他吩咐把车开来。
这座受难者的营地就是这样活着的:这些逃亡者被时势追逼,赴他们同死神的约会,被这位条顿人与私掠船长的后裔以憎恨和鄙夷驱赶着。而他,折磨着他们的这个人,自己也不知一日一夜的安宁。被那些逼迫人的、有毒的念头烧着,他以泰坦般的痛楚折磨自己,明知这条一百三十环、一天短一环的链子,每一天都把他带得离那个叫作「死」的深渊更近一步。
第三十八章在佛的面前
到了喇嘛庙,我们下了汽车,钻进狭窄巷道的迷宫,末了站在库伦最大的一座庙宇前:西藏式的墙和窗,上面是一个气派不凡的中国式屋顶。门口只点着一盏灯。那扇镶着铜铁饰件的沉重大门闭着。将军敲响挂在门旁的大铜锣,吓坏了的僧人从四面跑来;一见「男爵将军」,便伏在地上,不敢抬头。
「起来,」男爵说,「让我们进殿去!」
殿里同一切喇嘛庙一样:同样是五色的经幡、符号和圣者的像;同样是从天顶垂下的大幅绸带;同样是神祇的塑像。通往供坛的路两侧,摆着喇嘛和诵经僧坐的红色矮凳。坛上的小灯把光投在金银的供器和烛台上。坛后垂着一幅沉重的黄绸帘,上有藏文。喇嘛们把帘拉开。在摇曳的灯火的微光里,渐渐现出那尊巨大的鎏金佛像,端坐在金莲之上。佛的面容漠然而平静,只有一层柔和的光在上面浮动。佛的两侧,有成千上万尊较小的佛护着,都是信徒祈愿时供来的。男爵敲响铜锣,好让大佛留意他的祷告,又把一把钱币投进那只大铜钵里。随后,这位读遍西方一切哲人著作的十字军后裔闭上眼,把两手合在脸前,祷告起来。我看见他左腕上有一串黑色念珠。他祷了约莫十分钟。
随后他领我往寺的另一头去,路上对我说:
「我不喜欢这座庙。它是新的,是活佛瞎了以后喇嘛们建的。我在这尊金佛脸上,找不到人们的眼泪、指望、苦楚和感恩。他们还来不及在这位神的脸上留下这些痕迹。我们现在去那座古老的预言殿。」
那是一座年久发黑的小建筑,像一座塔,顶是朴素的圆顶。门开着。门两边立着转经筒,随时可以转动;门上有一块铜板,刻着黄道诸宫。里面两个僧人正在诵经,我们进去时他们眼也不抬。将军走到他们跟前说:
「替我掷一卦,看我还有多少日子!」
僧人取来两只盛着许多骰子的碗,把骰子倒在矮桌上。男爵看着,同他们一起把数目算了出来,然后说:
「一百三十!又是一百三十!」
他走到供坛前——坛上是一尊从印度远道请来的古老石佛——又祷告了一回。
天亮时,我们在寺里四处走,参拜了所有的殿宇祠堂、医学院的藏品室、观星的塔,又去了班第和年轻喇嘛每天早上练摔跤的院子。别的地方,喇嘛们在练弓箭。几位上层喇嘛用热羊肉、茶和野葱款待我们。回到蒙古包后,我想睡一觉,却睡不着。太多纷纭的疑问搅着我:「我这是在哪里?我活在哪个时代?」我不知道;可我隐隐觉出有某个宏大的念头、某个巨大的计划、某种难以言说的人间苦难,无形地触着我。
午饭后,将军说想引我去见活佛。要得见活佛极难,有这样的机会,我很是高兴。我们的汽车不久停在红白相间的围墙的大门前,墙里便是这位神的宫殿。二百名黄袍红袍的喇嘛拥上来迎接到来的「将军」,低声而恭敬地唤着:「汗!战神!」他们像一队正式的引导官,把我们领进一间宽敞的大厅,厅里半明半暗,光线很柔和。几道雕花的重门通向宫殿内部。厅的深处有一座台,台上的宝座铺着黄绸垫。宝座的靠背是红的,外面镶着金边;两侧立着黄绸的屏风,嵌在雕饰繁复的中国乌木框里;宝座两边的墙前,立着玻璃柜,里面满是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和俄国的各样物件。我还在里面看见一对精美的塞夫勒瓷侯爵与侯爵夫人像。
宝座前摆着一张又长又矮的桌子,桌旁坐着八位蒙古贵人;主位上是一位极受敬重的老人,面容精明而有精神,一双大眼极能看透人。他的模样叫我想起东京帝室博物馆佛教部里那些眼嵌宝石的真品木雕高僧像——日本人在那里陈列着阿弥陀佛、大日如来、观音和笑呵呵的老布袋的古像。
这位就是札汉齐呼图克图,蒙古内阁的首辅,远在蒙古境外也受人尊崇。其余的是各位大臣——喀尔喀的汗王和最高的王公。札汉齐呼图克图请恩琴男爵坐在自己身旁,又给我搬来一把欧式椅子。恩琴男爵通过通译向内阁宣告:他过几天就要离开蒙古;他敦促他们护住这片土地已经争得的自由——这片土地上住着成吉思汗的后人,成吉思汗的魂魄仍然活着,仍在召唤蒙古人重新成为强大的民族,把他统治过的亚洲诸邦重新合成一个伟大的中亚之国。
将军站起身,众人也跟着起立。他一一向各位严肃地告别。只有在札汉齐喇嘛面前,他深深俯下身去,呼图克图把手按在男爵头上为他祝福。
从议事厅出来,我们随即到那所俄国式的房子去,那是活佛本人的居所。屋子四周围满了红衣黄衣的喇嘛:仆役、博克多的参议、官员、卜者、医者和近幸。正门口拖出一条长长的红绳,另一端从大门旁的墙上抛到外面。成群的朝圣者跪着爬上来,在门外摸这绳子的一端,再奉给僧人一条丝哈达或一点银子。绳子的里端握在博克多手里,摸这绳子便算同这位神圣的、转世的活神直接相通了。据说有一股祝福之流顺着这条驼毛与马鬃编的缆绳流淌。凡摸过这条神秘之绳的蒙古人,都会领到一条红带系在颈上,作为完成朝圣的凭记。
在这次得见之前,我已听过许多关于博克多汗的事:听说他好酒,以致弄瞎了眼睛;听说他倾心于西方的外在文明;听说他的妻子同他一道豪饮,并以他的名义接见众多的代表和使者。
博克多用作私人书房的那间屋里——两名喇嘛秘书日夜守着那只装他大印的箱子——陈设极其简朴。一张矮矮的、朴素的中国漆桌上放着他的文房用具,一只装印玺的匣子,那是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所赠,裹在黄绸布里。近旁有一把矮扶手椅,一只铜火盆,火盆上接着铁烟囱;墙上是卍字符和藏文蒙文的字句;扶手椅后面有一座小佛龛,供着金佛像,像前燃着两盏油灯;地上铺着厚厚的黄地毯。
我们进去时,屋里只有那两个喇嘛秘书,因为活佛在隔壁一间小小的私人佛堂里——那里除了博克多汗本人和一位喇嘛堪布格隆,谁也不许进去;那位堪布格隆料理堂中陈设,并在活佛独自祷告时随侍。秘书告诉我们:博克多今天早上极为激动。晌午他进了佛堂。黄教之首那恳切的祷告声久久可闻;在他的声音之后,又有另一个不知来处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出来。佛堂里,人间之佛与天上之佛进行了一场对话——喇嘛们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我们等一等,」男爵提议,「也许他不久就出来。」
等候时,将军同我说起札汉齐喇嘛,说他平静时不过是个寻常人;可一旦心神不宁、深深思索起来,他头上便会现出一圈光轮。
过了半个钟头,两个喇嘛秘书忽然现出极深的惧色,侧耳贴近佛堂的门听。不一会儿,他们便伏地叩首。门慢慢开了,走进来的是蒙古的皇帝、活佛、至圣的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外蒙古的汗。他是个壮实的老人,一张剃净的脸显得沉重,像罗马的枢机主教。他穿着黄绸的蒙古袍,镶着黑边。那双瞎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里面写着恐惧与惊异。他沉重地落进扶手椅里,低声说:「记下来!」
一个秘书立刻取过纸和中国笔,博克多便口述起他的异象来;那异象极其繁复,远不明晰。他以这样一段话作结:
「这些,是我博克多呼图克图汗所见——当时我正同伟大而智慧的佛说话,四周环绕着善灵与恶灵。有智慧的喇嘛、呼图克图、堪布、曼然巴和神圣的格根们,请为我这异象作解!」
说完,他擦去头上的汗,问有谁在场。
「汗、将军恩琴男爵,和一位外客。」一个秘书跪着答道。
将军把我引见给博克多,博克多点了点头作为致意。随后他们低声交谈起来。从开着的门里,我看见佛堂的一角:一张大桌,上面堆着书,有的摊开着,有的落在地上;一只火盆,里面是红炭;一只篮子,装着卜卦用的羊胛骨和脏腑。
不多时男爵起身,向博克多躬身。这位西藏人把手按在男爵头上,低声念了一段祷词。随后他从自己颈上取下一尊沉重的圣像,挂在男爵颈上。
「你不会死,你将转生于最高之形。记住这话,转世的战神,感恩的蒙古之汗!」
我明白:活佛是在死亡之前为这位「血腥将军」祝福。
此后两天里,我有机会同博克多的朋友、布里亚特的扎木·博隆王公一道,三次去见活佛。这几次拜谒,我将在第四部里叙述。
恩琴男爵替我和我的同伴安排了去太平洋岸边的行程。我们要骑骆驼到北满去,因为从那里容易避开中国官府的刁难——他们对波兰的国际关系实在茫然。我已从乌里雅苏台寄了一封信给北京的法国公使馆,身上又带着中国商会的一封信,信中申谢我们使乌里雅苏台免遭屠戮;我打算到中东铁路最近的一个车站去,再从那里前往北京。丹麦商人奥卢夫森本要同我一道走,另有一位要去中国的有学问的土尔扈特喇嘛。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到二十日的那一夜,我永远忘不了!晚饭后,恩琴男爵提议到扎木·博隆的蒙古包去——我到库伦的头一天就认识了他。他的蒙古包支在俄国人居点后面一处院子里的木台上。两名布里亚特军官迎我们进去。扎木·博隆是个中年人,又高又瘦,脸长得出奇。大战之前他不过是个寻常牧人,后来同恩琴男爵一道在对德前线作战,再后来又一道打布尔什维克。他是布里亚特的大公,是从前布里亚特诸王的后裔——那些王因为谋求布里亚特人的独立,被俄国政府废黜了。仆人端来盛着果仁、葡萄干、枣和奶酪的碟子,又给我们上茶。
「今夜是最后一夜了,扎木·博隆!」恩琴男爵说,「你答应过我……」
「我记得,」那布里亚特人答道,「都预备好了。」
我久久听着他们追忆从前的战斗和失去的朋友。钟指到半夜时,扎木·博隆起身出了蒙古包。
「我想再卜一次命,」恩琴男爵说,像是在为自己分辩,「为着我们这桩事业,我死得还太早……」
扎木·博隆领着一个中年的小个子女人回来。她照东方的样子蹲在火盆前,深深一躬,便盯住恩琴男爵看。她的脸比蒙古女人的更白、更窄、更瘦,眼睛又黑又锐利,衣着像个吉卜赛女人。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布里亚特人中有名的卜者与先知,父亲是布里亚特人,母亲是吉卜赛人。她极慢地从腰带上取下一只小袋,从里面取出几根小鸟的骨头和一把干草。她断断续续地低声念着听不懂的话,不时把一把干草撒进火里;渐渐地,帐篷里充满了柔和的香气。我觉出心跳分明加快,头也晕了。卜者把草都烧完以后,把鸟骨放在炭上,用一把小铜钳翻来覆去地拨弄。骨头黑了,她便端详起来;忽然,她脸上现出恐惧与痛苦的神情。她神经质地扯下束发的头巾,浑身抽搐着,迸出一句句简短尖利的话。
「我看见……我看见战神……他的性命要完了……惨极了……随后是一个影子……黑得像夜一样……影子……还剩一百三十步……再过去是黑暗……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战神不见了……」
恩琴男爵垂下头。那女人仰面倒下去,两臂摊开。她晕了过去;可我似乎有一刻看见她闭着的睫毛底下,露出一只眼睛发亮的瞳仁。两个布里亚特人把那没有生气的身子抬了出去;此后,这位布里亚特王公的蒙古包里久久无声。恩琴男爵终于起身,绕着火盆踱起来,口中喃喃自语。随后他站住,急急地说起来: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不过不要紧,不要紧……事业已经发动,不会死……我知道这桩事业要走哪些路。成吉思汗后裔的各部已经醒了。谁也扑不灭蒙古人心里的火!亚洲将有一个伟大的国,从太平洋、印度洋一直到伏尔加河岸。佛陀明智的教法将北上西进。那将是精神的胜利。将有一位征服者和领袖出现,比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更强、更坚;他将比巴布尔更聪明、更仁慈;他要把权柄握在手里,直到那欢喜的一天——世界之王从他地下的京城里出来。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在佛教战士的第一列?为什么『业』要这样定?可既然如此,就只能如此!而俄国必须先把革命的耻辱洗净,用血与死来涤清自己;凡接受共产主义的人,都必须连同家小一起灭亡,好让他们的苗裔被连根拔除!」
男爵把手举过头顶挥动着,像是在向某个看不见的人下令、嘱托。
天亮了。
「我的时辰到了!」将军说,「再过一会儿我就离开库伦。」
他又快又有力地同我们握手,说:
「永别了!我要死得极惨;可这世界从未见过它如今要见的那样的恐怖、那样的血海……」
蒙古包的门砰地关上,他走了。我再没有见过他。
「我也得走了,今天我也要离开库伦。」
「我知道,」王公答道,「男爵把你留给我,是有缘故的。我给你派第四个同伴,就是蒙古的陆军大臣。你陪他到你的蒙古包去。这于你是必要的……」
扎木·博隆说这最后一句时,每个字都加着重音。我没有追问,因为我已习惯了这个善灵与恶灵之神秘的国度的种种神秘。
第三十九章「脑袋像马鞍的人」
在扎木·博隆的蒙古包喝过茶,我骑马回到住处,把自己那几样东西收拾停当。那位土尔扈特喇嘛已经在了。
「陆军大臣要同我们一道走,」他低声说,「这是必要的。」
「好。」我答道,随即骑马去叫奥卢夫森。可奥卢夫森出人意料地说,他不得不在库伦再留几天——这对他是个致命的决定:一个月后便有消息说,他被谢派洛夫杀了;恩琴男爵走后,谢派洛夫仍留任城防司令。
那位陆军大臣是个壮实的年轻蒙古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离城约莫六英里时,我们看见一辆汽车从后面追上来。那喇嘛把身子缩进袍子里,惊惶地看着我。我觉出那种熟悉的危险气息,便打开枪套,把左轮手枪的保险拨开。不多时,汽车在我们这一队旁边停下。车里坐着谢派洛夫,满脸是笑;他身旁是他那两个刽子手,切斯佳科夫和日丹诺夫。谢派洛夫极热络地同我们招呼,问道:
「你们是在哈扎呼都克换马吧?路是从前面那道山口过去么?我不认得路,得去追一个往那边去的使者。」
陆军大臣答说我们当晚会到哈扎呼都克,又把路径指点给谢派洛夫。汽车疾驰而去;等它翻过山口,他便吩咐一个蒙古人纵马上前,去看那车有没有停在山口那边什么地方。那蒙古人一鞭子打马去了。我们慢慢跟着。
「出了什么事?」我问,「请说明白些!」
大臣告诉我:扎木·博隆昨天得了消息,说谢派洛夫打算在路上追上我,把我杀掉。谢派洛夫疑心是我在男爵面前挑唆他的不是。扎木·博隆把这事报给了男爵,男爵便编了这一队人来保我平安。
去探路的蒙古人回来报说,那辆汽车一直开得不见了影。
「现在,」大臣说,「我们改走另一条路,叫那位上校在哈扎呼都克白等一场。」
我们在温都尔多博折向北,夜里到了一位本地王公的营地。我们在这里同大臣作别,换了极好的生马,迅速往东赶路,把那个「脑袋像马鞍的人」撂在了身后——王库伦一带那位老占卜者警告我提防的,正是他。
此后十二天平安无事,我们到了中东铁路的第一个车站;从那里,我以难以置信的舒适一路到了北京。
在北京华美的旅馆里,被种种舒适与便利围着,我卸下了行旅、猎人和战士的一切行头;然而在库伦度过的那九天,那股魔力却怎么也挣不脱——那几天里,我天天见到恩琴男爵,那位「转世的战神」。报上登着男爵血腥横扫外贝加尔的消息,把那些画面一次次新鲜地带回我眼前。直到如今,七个多月过去了,我仍忘不掉那些疯狂、激越与仇恨之夜。
预言应验了。约莫一百三十天之后,恩琴男爵因手下军官的背叛被布尔什维克俘获;据说,他在九月底被处决了。
恩琴·冯·施特恩贝格男爵……他像一场复仇之「业」的血腥风暴,席卷了中亚。他身后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他给士兵的那道严厉训令,训令以《约翰启示录》的话作结:
「不要让任何人拦阻向那腐蚀并杀害俄罗斯民族灵魂者的复仇。革命必须从世上根除。《约翰启示录》早已这样警告我们:『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妆饰,手里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写着名号,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
这是一份人间的文献,一份俄罗斯的、或许也是全世界的悲剧的文献。
但还留下了另一道更要紧的痕迹。在蒙古包里,在布里亚特、蒙古、准噶尔、吉尔吉斯、卡尔梅克和西藏牧人的火堆旁,至今还流传着由这位十字军与私掠船长的后裔所生出的传说:
「从北方来了一个白人武士,他号召蒙古人挣断奴役的锁链,那锁链落在我们已经获释的土地上。这位白人武士是成吉思汗的转世;他预言:蒙古人中最伟大的那一位就要来了,他要把佛陀美好的信仰、把成吉思汗、窝阔台和忽必烈汗后裔的荣耀与力量传播开去。必要如此!」
亚洲醒了,她的子孙正说着大胆的话。
倘若他们是作为窝阔台和巴布尔这等明智的建造者的门徒走出来,而不是着了毁灭者帖木儿那些「恶鬼」的魔,那么于世界的和平就好了。
第四部 活佛 第四十章 在千乐之福园
在蒙古这个神迹与神秘之国里,住着一切神秘与未知之事的守护者:活佛,至圣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也就是博克多格根,大库伦的教宗。他是不死之佛的转世,是自一六七〇年以来统绪未断、神秘相承的历代精神皇帝的代表;在他们身上,藏着日益精纯的阿弥陀佛之灵,与观世音——也就是「山中慈悲之灵」——合而为一。他身上什么都有:有太阳的神话,有喜马拉雅神秘峰峦的魔力,有印度宝塔的故事,有蒙古征服者——全亚洲的皇帝——那种严峻的威仪,有中国先哲古老而朦胧的传说;有沉入婆罗门之思的冥想;有「善德宗」僧人生活的严苛;有永远流徙的武士厄鲁特人连同他们的汗王巴图尔珲台吉和顾实汗的复仇;有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汗高傲的遗命;有喇嘛们那种僧侣式的守旧心理;有自松赞干布以来西藏诸王的神秘;还有八思巴黄教的毫不容情。亚洲、蒙古、帕米尔、喜马拉雅、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国一切朦胧的历史,都围绕着库伦这位活神。也难怪他的名字在伏尔加河沿岸、在西伯利亚、在阿拉伯、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在印度支那、在北冰洋之滨,都受人敬奉。
在库伦逗留期间,我几次到活佛的居处去,同他交谈,观察他的生活。他所喜爱的几位博学的曼然巴,给我讲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我见过他读星命,听过他的预言,看过他那些藏着古书与写本的库房——那些写本记着历代博克多汗的生平与预言。喇嘛们对我极为坦率开诚,因为那拉班其呼图克图的那封信替我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活佛的为人是双重的,正如喇嘛教中一切事物都是双重的。他精明、锐利、有精力,同时又纵饮无度,以致弄瞎了眼睛。他瞎了以后,喇嘛们陷入绝望。有些人主张必须把博克多汗毒死,另立一位转世之佛;另一些人则指出这位教宗在蒙古人和黄教信徒眼中的莫大功德。他们最后决定建一座大庙、塑一尊巨大的佛像,以此取悦神明。然而这并没有救回博克多的视力;倒是这桩事给了他一个机会,把那些在解决他这难题的办法上显得过于激进的喇嘛,早早送往更高的来生去了。
他无时不在思虑教门与蒙古的大事,同时又喜欢拿些无用的玩意儿消遣自己。他拿大炮取乐。一位退役的俄国军官送了他两门旧炮,为此得了「图木巴伊尔洪」的封号,意思是「我心所爱的王公」。逢节日便放这两门炮,叫这位瞎眼的老人乐不可支。汽车、留声机、电话、水晶、瓷器、图画、香水、乐器、珍禽异兽;象、喜马拉雅熊、猴子、印度蛇和鹦鹉——这些「神」的宫里都有,可都很快被撂在一边忘了。
喇嘛教与佛教世界各处的朝圣者和礼物,都往库伦来。有一回,宫里的司库、可敬的巴勒玛多尔济,领我去那座存放礼物的大厅。那是一座独一无二的珍品馆,聚着欧洲各博物馆都不知道的稀罕之物。司库打开一只带银锁的匣子,对我说:
「这是别依克姆来的纯金块;这是克姆奇克来的黑貂皮;这些是神奇的鹿角;这只盒子是鄂伦春人送来的,装满了名贵的人参和芬芳的麝香;这是『冻海』之滨来的一块琥珀,重一百二十四两,约莫十磅;这些是印度来的宝石;这是中国来的香灵猫香和雕花象牙。」
他一件件指给我看,讲了很久,显然讲得很高兴。那确实奇妙!我眼前摆着一捆捆罕见的毛皮:白海狸、黑貂、白狐、蓝狐、黑狐和黑豹;精雕细刻的小玳瑁盒里,装着十码十五码长的哈达,是用细得像蛛丝一样的印度丝织的;金线织的小袋里装满珍珠,是印度土王所赠;中国和印度来的蓝宝石、红宝石的贵重戒指;大块的玉,未琢的金刚石;用金、珍珠和宝石装饰的象牙;金线银线绣的华服;白令海岸边原始艺人浮雕的海象牙;此外还有许多,已记不清、也述不尽了。另一间屋里,立着一只只匣子,装着佛像:金的、银的、铜的、象牙的、珊瑚的、螺钿的,还有一种稀罕的、有色而芬芳的木头雕的。
「你知道,征服者进了一个敬神的国度,总要把神像打碎、推倒。三百多年前卡尔梅克人进西藏时就是这样;一九〇〇年欧洲军队在北京劫掠时,也是这样。可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么?随便拿一尊像来看看。」
我拿起边上最近的一尊木佛端详。里面有什么东西松动着,咔咔作响。
「你听见了么?」那喇嘛问,「那是宝石和金块,是神的脏腑。这就是征服者一见神像就打碎的缘故。印度、巴比伦和中国许多有名的宝石,都是从神像肚子里出来的。」
另有几间屋子是藏书的地方,架上摆满各个时代、各种文字、题材极其纷繁的写本与典籍。有些已经霉烂或酥成了粉末,喇嘛们便给它们涂上一种溶液,那溶液会凝成果冻似的半固体,护住残存的部分,免遭空气侵蚀。那里我们还看见刻着楔形文字的泥板,显然来自巴比伦;中国、印度和西藏的书同蒙古的书并排陈列;有古代纯正佛教的典籍;有「红帽派」即变质佛教的书;有「黄教」即喇嘛教佛教的书;还有传统、传说与譬喻的书。一群群喇嘛在披读、研习、抄录这些书,为后人保存并传布古老的智慧。
有一部分专藏神秘的法术之书,以及三十一位活佛的生平与著作的史册,还有达赖喇嘛、扎什伦布教宗、中国五台的呼图克图、内蒙古多伦诺尔的班第达格根,以及中国百位先贤的训谕。只有博克多呼图克图和曼然巴塔仁波切可以进这间藏着神秘之学的屋子。钥匙同活佛的大印、同成吉思汗那枚饰有卍字符的红宝石戒指一起,放在博克多私人书房的箱子里。
至圣的身边围着五千名喇嘛。他们分成许多等级,从普通仆役直到「神的参议」;政府便由这些参议组成。参议中有蒙古的四位汗王和五位最高的王公。
一切喇嘛之中,有三类格外值得一说;这是我同扎木·博隆去见活佛时,活佛亲口对我讲的。
「神」悲伤地叹息喇嘛们生活的堕落与奢靡,说这使他们中间的卜者与通灵者迅速减少:
「若不是札汉齐寺和那拉班其寺守住了严格的规矩与戒律,大库伦就要没有先知和卜者了。巴伦阿巴嘎纳尔、多尔久勒—珠尔多克,以及其他能看见常人所不能见之事的圣洁喇嘛,都蒙神明之恩去了。」
这一类喇嘛极其要紧,因为凡到库伦诸寺来的重要人物,都会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到「楚伦」——也就是卜者——面前,由他推究其命数气运,再把结果禀告博克多呼图克图;博克多掌握了这些,便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位客人、对他采取什么方针。楚伦多半是老人,瘦削、憔悴,是严苛的苦行者。不过我也见过几个年轻的,几乎还是孩子。他们是呼毕勒罕,是「转世之神」,是蒙古各寺未来的呼图克图和格根。
第二类是医者,也就是「塔喇嘛」。他们观察草木以及某些动物产物对人的效用,保存西藏的方药,又极用心地研究人体结构,却不用活体解剖,也不用刀。他们是高明的正骨师、按摩师,也是催眠术与「动物磁气」的大行家。
第三类是最高一等的医者,主要由西藏人和卡尔梅克人组成——下毒者。可以说,他们是「政治医学的博士」。他们独居,不与人往来,是活佛手中一件无声的大武器。有人告诉我,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哑的。这样的医者我见过一个——正是他毒死了中国皇帝从北京派来「了结」活佛的那位中国御医——那是个白净的小老头,脸上皱纹极深,下巴上一绺白须,一双活泛的眼睛总在四下探问地转动。他无论到哪座寺里去,当地的「神」都会吓得不吃不喝,生怕这位蒙古的洛库斯塔动手。可即便如此,也救不了被判定的人:一顶下了毒的帽子、一件衬衣、一双靴子,或是一串念珠、一副马笼头、一册书、一件法器,只要在毒液里浸过,就必定能遂博克多汗的意。
最深的敬意与宗教的虔诚围绕着这位瞎眼的教宗。众人在他面前都伏地叩首。汗王和呼图克图跪着趋前。他周围的一切都幽暗,充满东方的古意。这个纵酒的瞎子,一面听着留声机里庸俗的唱段,一面用他那台发电机的电流去电他的仆人;这个毒杀政敌的凶狠老人;这个把自己的子民留在黑暗里、用预言与卜卦欺哄他们的喇嘛——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全然寻常的人。
有一天,我们坐在博克多屋里,扎木·博隆王公把我讲的大战的经过译给他听。这老人听得极用心;可忽然间,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开始留神屋外传来的某种声音。他的脸变得虔敬、哀求而惊惧。
「神明召我。」他低声说,缓缓走进他那间私人佛堂,在那里高声祷告了约莫两个钟头,跪着不动,像一尊塑像。他的祷告是同看不见的神明对话,神明的发问由他自己作答。他从佛堂出来时脸色苍白、疲惫不堪,神情却欣悦而快活。那是他个人的祷告。寺里正式的法事上,他并不参与祷告,因为那时他就是「神」。他坐在宝座上,被人抬起来安放在坛上,由喇嘛和百姓向他祷拜。他只是领受百姓的祷告、指望、眼泪、苦难与绝望,用那双锐利明亮却已失明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虚空。法事的不同时节,喇嘛们给他换上不同的法衣,黄与红各种配搭,又给他换帽子。法事总以这庄严的一刻收束:活佛头戴宝冠,向会众宣示教宗的祝福,把脸转向四方,最后朝西北方伸出双手——也就是朝着欧洲;照黄教的信念,智慧的佛陀的教法必要传向那里。
恳切的祷告或长久的法事之后,这位教宗往往深深震动,常常唤来秘书,口述他的异象与预言;那些异象预言总是极其繁复,而他自己并不加以推断。
有时他说一句「他们的魂灵在相通」,便换上白袍,到佛堂里去祷告。这时宫里所有的门都闭上,所有喇嘛都沉浸在庄严而神秘的畏惧里;人人祷告、捻念珠、低诵「唵嘛呢叭咪吽」,或者转动写着祷文与驱邪符咒的转经筒;卜者推演星命,通灵者写下自己的异象,曼然巴们则在古书中搜寻对活佛那些话的解释。
第四十一章几百年的尘土
你可曾见过意大利、法国或英国某座古堡地窖里落满尘土的蛛网和霉斑?那是几百年的尘土。也许它曾拂过罗马奥古斯都的面庞、头盔和刀剑,拂过圣路易、宗教裁判官、伽利略或理查王。你的心会不由自主地揪紧,对这些逝去时代的见证者生出一种敬意。在大库伦,同样的感受也向我袭来,也许更深、更切实。这里的生活几乎同八个世纪以前一样流淌着;这里的人只活在过去;而当下只会把正常的生活搅乱、阻碍。
「今天是个大日子,」活佛有一回对我说,「是佛教胜过其余一切宗教的日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在这一天,忽必烈汗把各教的喇嘛召到跟前,命他们陈说自己信什么、怎样信。他们各自颂扬自己的神和自己的呼图克图。争辩与口角起来了。只有一个喇嘛始终不作声。末了他带着嘲讽的笑说:
「『伟大的皇帝!命各人以显一个神迹来证明自家神明的力量,然后再判断、再拣选。』
「忽必烈汗便命所有喇嘛给他显一个神迹;可人人哑口无言,窘迫而无能为力。
「『现在,』皇帝转向提这主意的那个喇嘛说,『现在你该证明你那些神的力量了!』
「那喇嘛久久地、默默地望着皇帝,又转头扫视全场,然后静静地朝他们伸出手去。就在这一瞬,皇帝的金杯自己从桌上升起来,凑到汗的唇边,并没有看得见的手托着。皇帝尝到了一口芬芳的美酒。众人都惊呆了,皇帝说:
「『我选定礼拜你的神明;凡归我管辖的人,都要礼拜他们。你奉的是什么教?你是谁?从哪里来?』
「『我奉的是智慧的佛陀的教法。我是班第达喇嘛图尔久甘巴,从西藏那座遥远而荣耀的萨迦寺来;佛陀的灵、他的智慧与力量,就转生在那里的人身之中。皇帝,请记住:持我们这教的民族,将据有整个西方寰宇,并在八百一十一年间把他们的信仰传遍全世界。』
「许多世纪以前的这一天,事情就是这样!图尔久甘巴喇嘛没有回西藏,而是住在了大库伦;那时这里还只有一座小庙。他从这里到哈拉和林去见皇帝,后来又随皇帝到中国的京城去,坚固他的信心,预言国事的吉凶,并按神明的旨意开导他。」
活佛沉默了一阵,低声念了一段祷词,然后接着说:
「库伦,佛教古老的巢穴……成吉思汗西征时,厄鲁特人——也就是卡尔梅克人——随他出去。他们在俄国的原野上住了将近四百年。后来他们回了蒙古,因为黄教喇嘛召他们回来,同压迫百姓的西藏诸王、同『红帽派』的喇嘛相争。卡尔梅克人帮了黄教;可他们明白:拉萨离全世界太远,不能把我们的教法传遍大地。于是卡尔梅克的顾实汗从西藏请来一位神圣的喇嘛温都尔格根——他曾到过『世界之王』那里。从那一天起,博克多格根便一直住在库伦,护佑蒙古的自由,也护佑那些出自蒙古血统的中国皇帝。温都尔格根是蒙古地面上第一位活佛。他留给我们这些后继者的,有成吉思汗的戒指——那是忽必烈汗为酬答图尔久甘巴喇嘛所显的神迹而送给达赖喇嘛的;还有一个来自印度的、神秘的黑色行神迹者的天灵盖——一千六百年前,西藏王松赞干布在庙中大典上曾用它当碗饮酒;此外还有一尊古老的石佛,是黄教的创立者八思巴从德里请来的。」
博克多击掌,一名秘书从一块红巾里取出一把大银钥匙,开了那只装印玺的箱子。活佛把手伸进箱里,取出一只雕花的小象牙匣,从匣中取出一枚大金戒指给我看,上面嵌着一颗华美的红宝石,刻着卍字符。
「这枚戒指,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一向戴在右手上。」博克多说。
秘书把箱子锁好后,博克多吩咐他去召他所喜爱的那位曼然巴来,命他从桌上一部古书里读几页。那喇嘛便用单调的声音读起来。
「厄鲁特——也就是卡尔梅克——全族之长顾实汗在西藏同『红帽派』的战事结束后,带走了『世界之王』送给达赖喇嘛的那块神奇的『黑石』。顾实汗本想在西蒙古建一座黄教的都城;可那时厄鲁特人正同满洲皇帝争夺中国的皇位,一败再败。厄鲁特最后一位汗王阿睦尔撒纳逃进俄国,临逃之前,把那块神圣的『黑石』送到了库伦。只要它留在库伦、活佛能用它为百姓祝福,疾病与灾祸便从不临到蒙古人和他们的牲畜。然而约莫一百年前,有人把这块圣石偷走了;此后佛教徒走遍天下寻访,终无所获。随着它的失落,蒙古民族便渐渐衰亡下去。」
「够了!」博克多格根吩咐道,「我们的邻邦轻贱我们。他们忘了我们曾是他们的君主;可我们守着自己神圣的传统,我们知道蒙古各部与黄教得胜的日子必会到来。我们有护教之人,就是布里亚特人。他们是成吉思汗遗命最忠实的守护者。」
活佛如此说,古书也如此说!
第四十二章神迹之书
扎木·博隆王公请一位曼然巴带我们去看活佛的藏书处。那是一间大屋,里面坐着几十个书手,编写历代活佛神迹的著作——上起温都尔格根,下及蒙古各寺的格根与呼图克图。这些书随后分发到各处喇嘛庙、各座殿宇和各个班第的学堂去。一位曼然巴读了两段给我们听:
「……至福的博克多格根朝一面镜子呵了一口气。镜上立刻像隔着雾一般现出一片谷地的景象,谷中有千千万万的战士在厮杀……」
「……智慧而蒙神明眷顾的活佛在火盆里焚香,祈求神明显示诸位王公的命数。众人在青烟里都看见一座幽暗的牢狱,看见那些王公惨白而受过酷刑的尸身……」
另有一部专书,已抄了成千册,讲的是当今这位活佛的神迹。扎木·博隆王公把其中一些内容讲给我听。
「有一尊古老的木佛,眼睛是睁着的,是从印度请来的。博克多格根把它供在坛上,开始祷告。他从佛堂出来时,吩咐把这尊佛像抬出来。众人都惊呆了:那神的眼睛闭上了,眼里落下泪来;木身上长出了绿芽。博克多说:
「『苦难与喜乐都在等着我。我要瞎了,可蒙古要自由了。』
「这预言应验了。又有一回,活佛心绪极不平静,吩咐取一盆水来放在坛前。他召来喇嘛,开始祷告。忽然坛上的烛与灯自己点亮了,盆里的水泛出虹彩。」
随后王公又讲给我听:博克多汗怎样用鲜血卜卦——血面上会现出字和图;怎样用羊和山羊的脏腑卜卦——博克多依其分布来读王公们的命运,知道他们的心思;怎样用石头和骨头卜卦——活佛据此极准确地读出众人的气数;又怎样按星辰的方位,制成抵挡枪弹与疾病的护符。
「从前的博克多汗只用『黑石』卜卦,」那曼然巴说,「石面上会现出藏文,博克多读了,便知道整个民族的命数。」
曼然巴讲到那块会现出藏文的黑石时,我立刻想起:这是可能的。在乌梁海东南部的乌兰泰加,我曾见过一处地方,那里的黑色板岩正在风化。每一片这种板岩上都覆着一种特别的白色地衣,结成极繁复的花纹,叫我想起威尼斯的花边,或是整页整页神秘的如尼文。板岩一湿,这些花纹就不见了;等它干了,纹样又重新显出来。
谁也没有权利、也不敢请活佛替自己卜卦。他只在灵感临身时,或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派专使前来请求时,才作预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受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及其极端神秘主义影响的时候,曾派专使到活佛这里来问自己的命数。当时的博克多汗还很年轻,用「黑石」为他卜了一卦,预言这位白沙皇将在极其痛苦的流浪中了结一生,无人知其所在,而处处被人追捕。今日俄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亚历山大一世最后的岁月,是化名费奥多尔·库兹米奇,在俄国和西伯利亚各地流浪度过的;他帮助、抚慰囚犯、乞丐和其他受苦的人,常被警察追捕、监禁,末了死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至今那里还保存着他度过最后日子的房子,他的坟也被奉为圣地,成了朝圣与神迹之所。从前的罗曼诺夫王朝对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的生平极感兴趣,这份兴趣更坐实了一种看法:库兹米奇当真就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是他自愿给自己加上了这样严苛的苦修。
第四十三章活佛的诞生
活佛是不死的。他的魂有时转入一个在他死去那天出生的孩子身上,有时则在活佛在世时便移到另一个生命里。佛这神圣之灵的这一处新的肉身住所,几乎总出现在某户贫苦的西藏人或蒙古人的蒙古包里。这里头有政治上的缘故:倘若佛出现在一位富有王公的家里,便可能抬举起一个不肯顺从僧侣的家族(从前也确有过这样的事);反过来,任何一户贫寒无名、忽然承继了成吉思汗宝座的人家,既得了富贵,便极容易听命于喇嘛。纯粹蒙古出身的活佛只有三四位,其余都是西藏人。
活佛的一位参议、札萨克图喇嘛汗,对我讲了下面这些话:
「拉萨和扎什伦布的寺院里,靠库伦来的书信,随时知道活佛的身体状况。等他的肉身衰老,佛之灵要挣脱出来时,西藏的庙里便开始特别隆重的法事,同时用星命卜卦。这些仪轨会指出哪几位格外虔诚的喇嘛,该去寻访佛之灵将在何处转生。为此他们走遍全境,四处观察。往往是神明亲自给他们征兆与指点:有时一头白狼出现在某个穷牧人的蒙古包旁,有时生下一只两头的羔羊,有时天上落下一颗流星。有的喇嘛从圣湖腾格里淖尔里取鱼,从鱼鳞上读出新任博克多汗的名字;有的捡起石头,从石上的裂纹看出该往何处去寻、该寻何人;还有的藏身在狭窄的山涧里,听山灵的声音念出神明新选中者的名字。找到之后,便秘密搜集一切可能知道的关于他家世的消息,呈给学问最高深的班禅喇嘛——他的名号是『额尔德尼』,意思是『学问的大宝』——由他依照罗摩的符文核验这一拣选。若他认可,便给达赖喇嘛写一封密信;达赖喇嘛在『山灵』殿里举行一场特别的献祭,并在班禅喇嘛这封信上盖上他的大印,以确认这次推举。
「倘若老活佛还在世,继任者的名字便严守秘密;倘若佛之灵已经离开博克多汗的肉身,西藏就会有一个特别的使团,护送新的活佛前来。蒙古所有喇嘛寺推选格根与呼图克图,也是同样的程序;只是确认之权在活佛,事后才知会拉萨。」
第四十四章当今活佛史事一页
外蒙古当今这位博克多汗是西藏人。他出自西藏西部萨迦库伦附近的一户贫苦人家。从极年轻时起,他的天性就是激烈的、全然不讲雅致的。他满怀着蒙古独立、让成吉思汗后裔重获荣光的念头。这使他在蒙古的喇嘛、王公、汗王中间立刻有了极大的影响,在俄国政府那边也是如此——俄国政府一向想把他拉到自己一边。他不怕同中国的满洲王朝公然对立,而且总能得到俄国、西藏、布里亚特人和吉尔吉斯人的相助,他们给他钱、武器、战士和外交上的支持。中国皇帝避免同这位活神公开开战,因为那可能招来中国佛教徒的抗议。有一回,他们派了一位高明的医生兼下毒者到博克多汗这里来。活佛却立刻明白了这番「延医」的用意;他深知亚洲毒药的厉害,便决意出巡蒙古各寺,再去西藏一行。他留下一位呼毕勒罕代他在位;这位呼毕勒罕同那中国医生交上了朋友,从他口中套出了他此来的目的与细情。不久那中国人便不知因何死了,活佛也就回到他舒适的都城。
还有一回,危险也曾逼近这位活神。那是拉萨认定博克多汗奉行的政策对西藏过于自行其是的时候。达赖喇嘛同几位汗王、王公展开交涉,由赛音诺颜汗和札萨克图汗领头,劝他们加速促成佛之灵迁入另一具人身。他们来到库伦,博克多汗以隆重的礼节和欢欣迎接他们,为他们设了大宴。那些密谋者已经自觉是达赖喇嘛旨意的完成者了。然而宴席将终时,他们的感觉变了,当夜便带着这感觉死了。活佛下令以全礼把他们的遗体送还各自家中。
博克多汗知道王公汗王们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动作,知道一切针对他的最细微的密谋;冒犯者通常会被和颜悦色地请到库伦来,从此再也活着回不去。
中国政府决意让活佛的世系到此终结。它不再同这位库伦的教宗硬拼,而是想出了下面这个办法来达到目的。
北京把多伦诺尔的班第达格根和中国喇嘛教之首、五台的呼图克图请到京城——这两位都不承认活佛的至高地位。他们查考了古老的佛典,断定当今这位博克多汗将是最后一位活佛,因为寄寓在历代博克多汗身上的那一分佛之灵,只能在人身中驻留三十一次。从温都尔格根算起,博克多汗是第三十一位转世之佛;因此,库伦教宗的这一世系到他为止,必须终结。然而博克多汗听说此事,自己也做了一番考究,在古老的藏文写本里找到:从前有一位西藏教宗曾经娶妻,他的儿子便是天然的转世之佛。于是博克多汗娶了妻,如今有了一个儿子,是个极有才干、极有精力的青年;这样,成吉思汗的宗教法座便不会空着。中国皇帝的王朝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活佛却依然是泛亚洲观念的一个中心。
一九二〇年,中国新政府把活佛软禁在他自己的宫里;可一九二一年初,恩琴男爵翻过神圣的博格多山,从后方逼近宫殿。西藏骑手用弓箭射死了中国哨兵,随后蒙古人攻进宫去,把他们的「神」抢了出来;活佛随即把整个蒙古发动起来,唤起了亚洲各族各部的希望。
在博克多那座大宫里,一位喇嘛给我看过一只特别的匣子,上面覆着名贵的毯子,里面存着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训谕、俄国与中国皇帝的诏令,以及蒙古、俄国、中国、西藏之间的条约。也是在这只匣子里,存着那块刻有「世界之王」神秘符记的铜板,还有活佛最后一次异象的记录。
第四十五章活佛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七日的异象
「我祷告时,看见了常人眼目所不能见的事。我面前展开一片广大的平原,四周环绕着远山。一个老喇嘛背着一只筐,筐里装满沉重的石头。他几乎挪不动步。北方来了一个骑手,白衣白马。他走近那喇嘛,对他说:
「『把筐给我。我帮你把它驮到库伦去。』
「喇嘛把这沉重的担子递上去,骑手却举不到自己鞍上,老喇嘛只好把它重新放回肩上,弯着腰在重压下继续走。随后北方又来了一个骑手,黑衣黑马,也走近那喇嘛,说:
「『蠢人!地上到处都是石头,你驮着这些做什么?』
「说着,他用马胸把喇嘛撞倒,把石头撒了一地。石头一碰到地面,便变成了金刚石。三个人都抢着去拾,可谁也没法把它们从地里抠出来。于是老喇嘛喊道:
「『诸神啊!我一辈子驮着这沉重的担子,如今只剩这么一点路,倒把它丢了。帮帮我吧,伟大而慈悲的神明!』
「忽然来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他毫不费力地把所有金刚石都收进筐里,掸净上面的尘土,把担子举上肩头,一面走一面对喇嘛说:
「『你歇一歇吧。我刚把自己的担子驮到了地头,很乐意帮你驮你的。』
「他们走了,不久便看不见了;那两个骑手却斗了起来。他们斗了整整一天,又斗了整整一夜;等太阳升到平原上时,两人都不在了——既无活的,也无死的,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这些,是我博克多呼图克图汗所见——当时我正同伟大而智慧的佛说话,四周环绕着善鬼与恶鬼。有智慧的喇嘛、呼图克图、堪布、曼然巴和神圣的格根们,请为我这异象作解!」
这段话是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活佛刚从他私人的佛堂走进书房时口述的,当时我在场。呼图克图和格根们、那些卜者、术士和通灵者怎样回答他,我不知道;可是只要想一想亚洲眼下的局面,答案难道还不清楚么?
醒来的亚洲满是谜,却也满是答案——答着人类命运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这片大陆上有神秘的教宗、活神、摩诃特玛,有那些能读「业」之可怖之书的人;它正在苏醒,而亿万人命汇成的海洋,正被骇人的巨浪拍打着。
第五部 众秘之秘——世界之王 第四十六章 地下王国
「停下!」有一天我们穿过察干鲁克附近的原野时,我那位老蒙古向导低声说,「停下!」
他从骆驼背上滑下来;那骆驼不待他吩咐便卧倒了。这蒙古人把两手举到脸前祷告,一遍遍念着那句圣言:「唵嘛呢叭咪吽!」其余的蒙古人也立刻让骆驼停住,祷告起来。
「出什么事了?」我心里想,一面四下张望:嫩绿的草,无云的天,傍晚柔和得像在做梦的光。
蒙古人祷告了一阵,彼此低声说了几句,把骆驼身上的驮子束紧,便又上路了。
「你看见没有,」那蒙古人说,「我们的骆驼怎样惊怕地动耳朵?原野上的马群怎样一动不动地竖耳静听?牛羊怎样伏在地上?你留意到没有:鸟不飞了,旱獭不跑了,狗也不叫了?空气轻轻地颤着,从远处送来一支歌的乐音,直透进人、兽和鸟的心里。天与地都停了呼吸。风不吹,日头也不动。在这样的一刻,正悄悄逼近羊群的狼会停住它潜行的脚步;受惊狂奔的黄羊群会忽然止住;牧人割羊喉的刀会从手里落下;凶狠的白鼬会不再去追那毫无防备的沙鸡。一切活物都在畏惧里不由自主地祷告起来,等候自己的命数。方才就是这样。每当世界之王在他地下的宫殿里祷告、推寻地上万民的命运时,向来都是这样。」
这番话,是那位老蒙古人——一个朴直粗豪的牧人兼猎人——对我说的。
蒙古有她赤裸而可怖的群山,有她无边的原野——原野上散布着祖先的骸骨;她孕育了神秘。她的子民或被自然狂暴的激情所惊吓,或被她那死一般的宁静所催眠,都感觉得到她的神秘。她的「红帽」与「黄帽」喇嘛保存着、也诗化着她的神秘。拉萨与库伦的教宗则知道并掌握着她的神秘。
在中亚的旅途中,我头一次听说了「众秘之秘」——我想不出别的名字可以称它。起初我并不太留意,也没有赋予它后来我所认识到的那种分量;直到我把许多零散、朦胧、往往互相矛盾的说法加以剖析、串连,才明白过来。
阿梅尔河畔的老人给我讲过一个古老的传说:有一支蒙古部族为躲避成吉思汗的征索,藏进了一个地下之国。后来诺甘库尔湖附近的一个索约特人,指给我看那座冒烟的门——那是进入「阿加尔塔王国」的入口。从前有个猎人从这道门进了那个国;他回来后开始讲他在那里所见的事,喇嘛们便割去了他的舌头,免得他泄露众秘之秘。等他年老时,他回到这个洞口,消失在那个地下王国里——对那国的记忆,曾装点并照亮过他那颗游牧者的心。
更切实的消息,我是从那拉班其库伦的哲里布·扎木斯拉普呼图克图那里得到的。他给我讲了世界之王从地下王国半真半幻地降临的故事,讲了他的形貌、他的神迹和他的预言;直到那时我才开始明白:在那个传说——或者催眠,或者集体幻象,无论它是什么——之中,藏着的不只是神秘,还有一种切实而强大的力量,足以影响亚洲政治生活的走向。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做一些查访。
楚尔吞贝勒王公所喜爱的那位格隆喇嘛,还有王公本人,给我讲述了这个地下王国。
「世上万事万物,」那格隆说,「都在不断变易、不断过渡——民族、学问、宗教、法律、风俗,无不如此。多少伟大的帝国、多少辉煌的文化已经覆灭!唯一不变的只有『恶』,那是恶灵的工具。六万多年前,有一位圣者带着一整支部族消失在地底下,此后再没有在地面上出现过。然而此后仍有许多人到过这个王国:释迦牟尼、温都尔格根、八思巴、巴布尔汗,以及别的人。那地方究竟在哪里,谁也不知道。有人说在阿富汗,有人说在印度。那里的人都得庇护,不受恶的侵害,境内没有罪行。学问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发展,什么也不会遭毁灭。地下的人已经达到了最高的知识。如今那是一个大国,有千百万人,以世界之王为君主。他知晓世上一切力量,读得懂人类所有的灵魂,读得懂他们命运的大书。他无形地统治着地面上八亿人,而他们会完成他的每一道旨意。」
楚尔吞贝勒王公又补充说:「这个王国就是阿加尔塔。它延伸在全世界所有地下的通道里。我听一位有学问的中国喇嘛对博克多汗说:美洲所有的地下洞穴里,都住着那些消失到地下去的古代民族。地面上至今还能找到他们的遗迹。这些地下的民族与地域,由一些听命于世界之王的君长治理着。这里头没有多少可稀奇的。你知道,东西两大洋里从前各有一块大陆。它们沉到水下去了,那里的人却进了地下王国。地下的洞穴里有一种特别的光,能使谷物菜蔬生长,使人长寿无病。那里有许多不同的民族、许多不同的部族。尼泊尔一位年老的佛教婆罗门奉神明之命,去访成吉思汗的古国暹罗,在那里遇见一个渔人;渔人叫他坐进自己的船,同他一道出海。第三天他们到了一座岛,他在岛上见到一种人,长着两条舌头,能分别说两种不同的话。他们给他看了些古怪而陌生的动物:十六只脚、一只眼的龟,肉极鲜美的巨蛇,还有长牙的鸟——那鸟替主人到海里捕鱼。这些人告诉他:他们是从地下王国上来的,还把地下那片国土的某些地方描述给他听。」
同我一道从库伦到北京去的那位土尔扈特喇嘛,又给了我一些细节。
「阿加尔塔的京城四围是高僧与学者之城。那叫人想起拉萨:那里达赖喇嘛的宫殿布达拉,就是一座覆满寺庙殿宇的山顶。世界之王的宝座四围是千百万位转世之神,就是那些神圣的班第达。宫殿本身则被『郭罗』们的宫室环绕着;郭罗们掌握着大地、地狱与天空一切有形无形的力量,对人的生死无所不能。倘若我们这发了狂的人类向他们开战,他们能把我们这颗星球的整个表面炸开,把它变成荒漠。他们能让海干涸,能把陆地变成海洋,能把群山散作沙漠里的沙。凭他的一道命令,树木、青草和灌木都能生长;年老体衰的人能变得年轻健壮;死者能复活。他们乘着我们所不知的奇异之车,在我们星球内部狭窄的裂隙中穿行。有些印度的婆罗门和西藏的达赖喇嘛,在艰苦攀上从无人迹的山巅时,曾在那里的岩石上发现刻字,在雪上发现脚印和车轮的辙痕。至福的释迦牟尼在一座山顶上找到过刻字的石板,那些字他到老年才读懂;后来他进了阿加尔塔王国,从那里带回了记在心里的、神圣学问的点滴。在那里,奇妙的水晶宫中,住着一切虔诚者的无形君主:世界之王,也叫梵天之主,他能同神说话,就像我同你说话一样;还有他的两位辅弼:摩诃特玛,知晓未来诸事之目的;摩诃因迦,掌管这些事之因由。」
「那些神圣的班第达研究世界和世上一切的力量。有时他们中间最有学问的会聚在一起,派使者到人的眼目从未到过的地方去。这是八百五十年前在世的一位班禅喇嘛所记述的。最高的班第达把手按在年轻者的眼睛上和后脑上,使他们沉沉睡去,用草药的浸汁洗他们的身体,使他们不觉痛楚、坚硬胜过石头,又用有法力的布把他们裹起来、缚起来,然后向伟大的神明祷告。这些石化了的年轻人躺着,眼与耳都张着、醒着,什么都看见、听见、记住。随后一位郭罗走过来,久久地、稳稳地凝视着他们。他们的身体极缓慢地从地上升起,随即消失。郭罗坐着,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把他们送去的那个方向。有无形的丝线把他们系在他的意志上。他们有些在群星之间穿行,观察那里的事变、那里不为人知的民族、他们的生活与律法。他们听那里的人说话,读他们的书,明白他们的祸福、他们的圣洁与罪过、他们的虔敬与邪恶。有些混进火里,看见那种火的造物——敏捷而凶猛,永在争斗,在行星的深处熔炼、锻打金属,把水煮成间歇泉与温泉,熔化岩石,又从山上的孔窍里把熔流推到地面上来。另一些同那些永远难以捉摸、细微到极点、透明的气之造物一道奔驰,探进它们存在的奥秘与生存的目的。还有一些潜入海的深处,观察水中那些智慧造物的王国——它们把宜人的暖气输送、散布到大地各处,统管风、浪与风暴……从前额尔德尼召住着一位从阿加尔塔来的班第达呼图克图。他临死时讲起他曾遵郭罗之命,住在东方一颗红色的星上,在覆冰的海洋里漂浮,在地心的狂烈之火中飞行。」
这些就是我在王公们的蒙古包里、在喇嘛寺里听来的传说。讲述这些故事时,人人都用一种不容质问、不容怀疑的庄重口吻。
神秘……
第四十七章世界之王在神的面前
在库伦逗留期间,我设法为这个关于世界之王的传说寻一个说法。自然,知道得最多的是活佛,我便想从他那里把这故事问出来。同他谈话时,我提起了世界之王的名号。这位年迈的教宗猛地把头转向我,用那双不动的瞎眼盯住我。我不由自主地住了口。我们沉默了很久;此后教宗把谈话接下去,接得叫我明白:他不愿接我这个话头。在场其余人的脸上,我看出我这句话引起的惊异与惧怕,尤其是博克多汗那位藏书的掌管者。这一切自然只教我更急于把这件事追究下去。
从博克多呼图克图的书房出来时,我遇见那位先我一步出来的藏书掌管者,便问他可否领我看一看活佛的藏书;我对他使了一个极简单的小伎俩。
「你知道么,我亲爱的喇嘛,」我说,「有一回我在原野上骑行,正赶上世界之王同神说话的时辰;那一刻的庄严,我感受得极深。」
出我意料,这位老喇嘛极平静地答我:「佛门与我们的黄教把这件事瞒起来,是不对的。承认有这样一位最神圣、最有力的人,有那样一个至福的王国、那样一座神圣学问的大殿,于我们这些有罪的心、这些败坏的生命是何等的慰藉;把它瞒住世人,是一桩罪过……那么,你听着,」他接着说,「世界之王一年到头指导着阿加尔塔的班第达与郭罗们的工作。只是偶尔,他会到那座殿堂般的洞里去——他的前任的遗体就用香料保存着,停在一具黑石的棺里。那洞里向来是暗的;可世界之王一进去,洞壁上便现出一道道火;棺盖上也窜出火舌来。最年长的郭罗覆着头和脸站在他面前,两手交叠在胸前。这位郭罗从不把脸上的覆布取下来,因为他的头是一个赤裸的骷髅,却有活的眼睛和会说话的舌头。他同一切先逝者的魂灵相通。
「世界之王祷告很久,随后走近石棺,伸出手去。棺上的火焰烧得更亮;洞壁上的火纹时隐时现,交错缠绕,结成『瓦坦南』字母里那些神秘的符记。从棺中流出一道道几乎看不见的透明光带。那是他前任的思想。不多时,世界之王便立在这光的圆轮之中,而一个个火字不停地在壁上书写着神的意旨与命令。在这一刻,世界之王同世上一切影响着人类命运与生活的人的思想相通:同国王、沙皇、汗王、统兵的将领、大祭司、学者和其他有力量的人相通。他洞悉他们所有的念头与计划。这些若在神面前是可喜的,世界之王便无形地助他们;若在神眼中是可憎的,他便使他们归于毁灭。这力量是『唵』这门神秘之学给予阿加尔塔的——我们一切祷告都以『唵』开头。『唵』是一位远古圣者的名字,他是第一位郭罗,生在三十三万年前。他是头一个认识神的人,教人类信、望,并同『恶』相争。于是神把统御可见世界的一切力量都交在他手里。
「同前任交谈之后,世界之王召集『神的大议会』,审断伟人们的行为与思想,助他们或毁他们。摩诃特玛与摩诃因迦则在统御世界的诸般因由之中,替这些行为与思想安放位置。随后世界之王进入大殿,独自祷告。坛上生出火来,渐渐蔓延到近旁所有的坛上;透过燃烧的火焰,神的面容渐渐显现。世界之王恭敬地把『神的议会』的裁断与判决禀告于神,又从全能者那里领受神的旨令。他从殿中出来时,浑身放射着神圣的光。」
第四十八章实有,还是宗教的幻想?
「有人见过世界之王么?」我问。
「有,自然有!」那喇嘛答道,「在暹罗和印度古代佛教的隆重节庆上,世界之王曾五次显现。他乘着一辆华美的车,由白象拉着,车上饰着黄金、宝石和最精细的织物;他披着白氅,戴着红色宝冠,一串串金刚石遮着他的脸。他用一只金苹果为百姓祝福,苹果上立着一只羔羊的像。世界之王的目光所到之处,瞎子得见,哑子能言,聋子能听,瘸子行动自如,死者复活。五百四十年前,他也曾在额尔德尼召显现;他到过古老的萨迦寺,也到过那拉班其库伦。
「我们一位活佛和一位班禅喇嘛,都曾收到他的信,写在金板上,用的是无人认得的符号。谁也读不出这些符号。那位班禅喇嘛进了殿,把金板顶在头上祷告。于是世界之王的思想便透进他的脑中;他虽没有读那些费解的符号,却明白了、也完成了这位王的嘱托。」
「到过阿加尔塔的人有多少?」我问他。
「很多,」那喇嘛答道,「不过这些人都把在那里所见的事守秘。厄鲁特人毁拉萨时,他们有一支队伍在西南群山中摸到了阿加尔塔的外围。他们在那里学到了一些较浅的神秘之学,把它带到了我们地面上来。所以厄鲁特人和卡尔梅克人才是精于法术的术士和先知。还有,从东方的国度里,有几支黑皮肤的部族钻进了阿加尔塔,在那里住了许多个世纪。后来他们被逐出那个王国,回到了地面上,随身带来了用纸牌、草叶和手纹占卜的秘术。他们就是吉卜赛人……亚洲北方某处还有一支如今正在衰亡的部族,他们是从阿加尔塔的洞里出来的,善于把飘荡在空中的亡魂召回来。」
那喇嘛沉默了一阵,随后像是在回答我心里的念头,接着说:
「在阿加尔塔,有学问的班第达把我们这颗星球以及别的世界的一切学问,都刻在石板上。中国有学问的佛教徒知道这件事。他们的学问是最高、最纯的。每过一百年,中国的一百位贤者会聚在海边一处秘密的地方;那里从海的深处会出来一百只长生不死的龟。中国人把这一百年间神圣学问的进展,统统写在龟壳上。」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北京天坛里一位年老的中国和尚讲的一桩事。他对我说:龟不饮不食、不呼吸也能活三千年以上;正因为如此,蓝色的天坛所有的柱子都立在活龟身上,好使木头不朽。
「拉萨和库伦的教宗曾几次派使者去寻世界之王,」那位管书的喇嘛说,「可他们找不着他。只有一位西藏的首领,在同厄鲁特人一战之后,找到了那个洞,洞口刻着:『此乃阿加尔塔之门。』从洞里走出一个相貌端好的人,赠他一块刻着神秘符记的金板,说:
「『到了该由他率领世上一切善人去对抗一切恶人的时候,世界之王便会在万民面前显现;可这时候还没有到。人类中最恶的那些,还没有出生。』
「将军恩琴男爵曾派年轻的彭齐格王公去寻世界之王,可他只带回了拉萨达赖喇嘛的一封信。男爵第二次派他去时,他就再没有回来。」
第四十九章世界之王一八九〇年的预言
一九二一年初,我到那拉班其呼图克图的寺里去时,他对我讲了下面这些话:
「三十年前,世界之王在这座寺里,在蒙神眷顾的众喇嘛面前显现,为此后的半个世纪作了一个预言。预言是这样的:
「『人将越来越忘记自己的灵魂,只顾自己的肉身。最大的罪恶与堕落将在地上掌权。人将变成凶猛的野兽,渴望兄弟的血与死。「新月」将暗下去,奉它的人将沦于乞讨与无休止的战乱。征服它的人将被太阳击打,却不会向上长进;他们还要两次遭逢最沉重的祸患,终以在别族人眼前受辱而收场。大大小小君王的冠冕都要落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万民之间将有一场可怖的大战。海将变红……大地与海底将铺满骸骨……王国将被打散……整族整族的人将死去……饥荒、疫病,还有律法所不知、世上从未见过的罪行。神的仇敌、人身上神圣之灵的仇敌将要来到。凡与人携手者,也必一同灭亡。被遗忘的、被追捕的将要兴起,引动全世界的注目。将有浓雾与风暴。光秃的山岭将忽然覆满森林。地震将临……千百万人将把奴役与屈辱的镣铐,换成饥饿、疾病与死亡。古老的道路上将挤满从一地流徙到另一地的人群。最伟大、最美丽的城池将毁于火……一,二,三……父将起来攻击子,兄弟攻击兄弟,母亲攻击女儿……恶行、罪孽,以及肉身与灵魂的毁灭将接踵而至……家庭将离散……真理与爱将消失……一万人中只剩一人;他将赤身、疯狂,既无力气,也没有造屋寻食的本事……他将像暴怒的狼一样嗥叫,吞食尸体,啃咬自己的肉,并向神挑战……整个大地将空了。神将转脸不顾,其上将只有黑夜与死亡。那时,我要差来一族如今无人知晓的人,他们要用强有力的手把疯狂与罪恶的莠草拔尽,并要率领那些仍然忠于人之灵的人去同「恶」争战。他们要在被万族之死涤净的大地上,开创新的生活。到第五十年,只会有三个大国存留,它们将太平地存在七十一年。此后是十八年的战乱与毁灭。再往后,阿加尔塔的人将从他们地下的洞穴里上到地面上来。』」
后来,我继续往东蒙古走、往北京去的途中,常常想:
「那么,倘若……?倘若肤色、信仰、部族各不相同的整族整族的人,当真开始向西迁徙呢?」
而如今,写下这最后几行时,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亚洲这颗无垠的心,我漂泊的踪迹就缠绕在它上面。穿过旋舞的雪、穿过戈壁飞卷的沙云,这些踪迹一直回到那拉班其呼图克图的面容前——他用平静的声音、用一只瘦削的手指着天边,向我打开了他内心深处的门:
「在哈拉和林附近,在乌布苏淖尔的岸边,我看见巨大的、五色斑斓的营地,看见马群和牛群,看见首领们蓝色的蒙古包。它们上头,我看见成吉思汗的古旗,西藏、暹罗、阿富汗诸王和印度王公的旗,喇嘛教历代教宗的圣记,厄鲁特诸汗的纹章,以及北蒙古各部那些朴素的记号。我听不见热闹人群的喧声。歌者不再唱那些关于山、关于原野、关于沙漠的哀歌。年轻的骑手不再以快马竞逐自娱……只有数不清的老人、女人和孩子的人群;再往北、往西去,目力所及,天红得像一片火焰,那里有火的轰鸣与噼啪,有凶猛的战斗之声。在那片变红的天底下,流着自己的血、也流着别人的血的,是谁在率领这些战士?是谁在率领这些手无寸铁的老人与妇孺?我看见严整的秩序,看见对目的深沉的宗教式的领会,看见忍耐与坚韧……一场新的民族大迁徙,蒙古人最后的进军……」
也许「业」已经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而倘若世界之王就在他们中间呢?
可这众秘之秘中最大的一桩,始终守着它自己深深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