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中的中国

一仇外之远因

当中国义和团这样一场相对突然而又波及甚广的运动出现在当下的历史进程之中时，凡想透过表面看一看的人，便有必要追问：它是什么，它何以如此；因为惟有如此，他们才能有备于第三步——弄清此后又将如何。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素以难解著称，不论人在其中待过多久。柯乐洪先生说得极好：浩渺而无从界定的年月，乘上无从计算的人口，其总和必然是字面意义上的不可理解。单为这一层，也该提防那些对一个复杂难解的问题所作的廉价而省事的解答——它们歪曲一部分因素、略去另一部分、对更多的一部分全然无知，却能用几段简洁而漂亮的文字把中国近日这场变乱的一切都解释得妥妥帖帖。

中国人是什么人？他们是人类中一个人数无与伦比而又极其同质的种族，实由不同的成分慢慢消化融合而成，所占的又是地球表面上那样一块地方——这样的地方并不很多——其居民看去仿佛与宇宙的其余部分不相干。中国人无疑总是从某处来的，可他们的来历究竟如何并无定论；何况这问题要把我们带回大约四千年前的太古史里去，也就不能说非答不可。他们自西而入中国，占据了河谷，散布到如今称作陕西、山西的地方。过了很久，他们的疆域才扩展到如今笼统称作长江流域的地方；而在中国人看来，如今福建、广东两省的「南蛮」被戡定、被「教化」，也不过是不久之前（大约一千年上下）的事。

古代的中国人与古代的埃及人同时，而埃及之孤立于四邻，正如中国之孤立于邻境。可埃及的那些隔断，其实正是把它与世界其余部分系在一起的纽带。它的地峡成了万国的通衢，埃及的历史与当时别的几个帝国的历史难解难分地缠在一处。中国的屏障却是实实在在的。背后浩瀚的沙漠，其护卫之力几乎不亚于前面无边的大洋，而巨大的山脉又如哨兵一般护着她肥沃的平原。她并非全然免于外寇，可她确实免于被卷进人类同时代生活的潮流里去。她的蒙古一朝与其成吉思汗席卷了中国，可这一朝来了又去，中国依旧是中国。北面是一直伸到黑龙江流域的辽阔草原，再往外——什么也没有。西面是中亚的游牧之族，中国人写他们的名字时竟用一个表示犬的偏旁。种族的自负在人类历史上既不是新东西，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而一个民族比起四邻的低劣来确有其优越，若说这是自负的自然根据，那么中国人是有资格自负的。他们是第一，而且找不出第二来。这实在是一切奉承里最危险的一种，因为最不着痕迹；可它也并不因此就不真切，而中国人从来没有一刻摆脱过它，直到近来——与他们那几乎有如地质纪年的民族历史相比，这段日子短得微不足道。

还须把那种姑且称之为中国人的气质的东西计算在内，因为想不出更贴切的词。有一点是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几乎无从相互理解的：一个开化的、有教养的、繁衍不息而又肯干的族类，竟能存在于这个星球上，却毫无改变现状、以求一种更近于理想的境地的渴望。中国的种种制度何以成了今日的样子，如今已无人说得清。可十分确定的是：这一切制度分明都是演化而来，是由在先的原因按着不可避免的次序生出来的，正如人类历史上别的一切发展一样——自然，其中仍留着自由意志的选择与心智偏好的种种余地。

然而西方人非要弄明白的，是中国人一旦踏上向上之路，何以不继续长进。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久的谜。可在中国人看来并无神秘可言，也没有什么需要解释。韦兰院长对一班学生说过一句精辟的话：「一件东西既已好到不能再好，你就没法把它弄得更好了。」韦兰博士若是中国那一长串圣哲中的头一位，他也不能把中国民族意识里素来所存的那个根本假定说得更贴切了。

这就引到我要说的中国人的理想。他们有着人类心智在没有神的启示相助之下所曾产生的最崇高的道德规条，其晶莹的训诫是每一个「当下」自每一个「过去」所承的丰厚遗产。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这是人类思想中最好的一套——这份确信之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思想，正如脊椎骨之于他的骨骼；而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把「思想」换成「感觉」，也同样说得通。读书人因思而感，庄稼人不思而感，可他们的感是同一个方向的；一旦触到他们天性的根，其强烈的程度也往往相同。这现象在天朝之外或许找不着；可在天朝之内，几乎可以说这条笼统的概括没有例外。哥白尼的天文体系有别于托勒密的，在西方各国被接受的牢固程度，还不及孔门的教义——无论就整体还是就细目——被中国人在理智上、在心性上当作与自然律同等之物而据为己有。不过这个比拟本身就很不足，因为直到今日，即便在美国也有些地方的教员说过要「照家长喜欢，或教地圆或教地平」，也找得着人肯在公开辩论中为「太阳每日绕地球而转」这个命题作正方。凡圣人所说的都是真的：因此一切真理都是圣人说过的。在中国人看来，这两句话几乎是一回事。如今没有圣人了；正因如此，中国人的黄金时代在邈远的过去。

这些有力的事实与眼下这个题目的关系是直接而紧要的。凡有使中国这个种族偏离过去之轨的东西，单凭这一点便该禁绝。这在头一步上并不是可以论辩的事，而是由一种本能决定的——正如鹰不肯为它想要却取不着的鱼而扎进水里，鱼也不肯为躲开水中的仇敌而上旱地上去试试。唐代一位大皇帝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是一千多年前了）：圣人之教之于中国人，犹水之于鱼；中国人之于圣人，犹鱼之于水——水一干，鱼便死。正因如此，每一个中国人尽可以雇佛道的僧人来做他认为必需的法事，而自己无论如何算不上佛教徒或道教徒，他却天然就是一个儒者。他若离开儒门，便像一颗小行星弃了它所属的行星——那必定是另一个方向上有着压倒性的吸引。

中国人对战争有一种本能的、世代相承的厌恶。事到临头，他们能打，也确实打过，而且历代以来多少也打出过些成绩。可打仗并不是他们常态的活动，武官在哪一点上都被看得明显低于文官。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从没有拿它当作水泥，去黏合那些否则便要散掉的制度与种族。中国人若在本能上或在意愿上是好武的民族，他们显然可以席卷全球。可大约从没有哪一位中国的君主或将帅动过这样的野心，甚至没有起过这样的念头。每逢那引得军队出动的某一场乱子被平定，一切便又照老样子过下去。中国人过去的用兵，其用力之处并不在于把觉得不堪忍受的东西加以改良，而在于把眼下拉回到从前的旧规上去。行伍生涯既被认为不配有教养的中国人去做，便通常留给那些科场失意的人，而许多身居武职高位的人竟连字也不识。寻常的兵丁大半取自那些不安分、不得志、心怀不满的人，他们厌倦了家中沉闷的日子，渴望些变化、或许还有些冒险。「好人不当兵」是一句俗谚。中国人对国家武备既抱这样的看法，则它不过被当作一项不得已的祸害、既不图改良也不纠正积弊，也就不足为奇了。一百多年来与西方各国的近世接触，一再向中国人表明：他们一旦诉诸兵戎，其地位在军械上分明而且必然逊于对手；然而中国人似乎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怀疑：通盘计较起来，他们无与伦比地优于任何外邦，最后必定得胜。可是不得不诉诸兵戎这件事，在许多方面于中国人都不合口味。他们并不想打仗，只想不被打扰。要同那些一旦到来便随时可能成为、而且常常已经成为威胁的人打交道，这份不得不然的必需，使中国人厌烦到了极处。

若说中国这个种族天然特别适宜于哪几样活动，那么可以笼统地归到「生产」与「交易」两个词下面。中国人懂得把手头的材料用到尽处，也懂得把自己劳作的产物运到最有可能得着最大回报的地方去。他肯走长路、肯受极重的劳苦与危险、肯长时间忍受各样的不便与艰辛，而且把这当作一桩生意去做，只为那一点微薄的报酬。他天生是个生产者，又是个本能而极其老练的商人。然而尽管如此，中国人并不把贸易本身看得多高。人们常常提到一个颇有教益的事实：他们把中华帝国的居民分为四等，士居首，农次之，工又次之，而商居末。中国的官员但凡有由头，向来对商贾之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轻蔑。

在外国人身上——他起初来到中国人面前，纯然只是一个贩货者、一个交易的媒介——这种轻蔑自始就有可乘之机。有好几十年，外国人为数寥寥，贸易额也微不足道，可它总在增长，而两边的利润都极大。这往来于中国政府与中国商人都是大有好处的；可前者从来没有一刻哪怕含蓄地承认过这一点，它对「夷人」的存在即便加以容忍，对本国臣民与他打交道这一软弱即便加以宽纵，也总摆着一副恩赐的架子。中国人在海上向来显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怯懦。指南针无疑是他们发现的，可他们向来对它的使用，其表现只是那种笨重而不堪航海的帆船，至今仍作为海事上的一件荒唐之物留存着。一半因为他们自己怕海，他们便无从理解外国商人那份一味不肯安分、不断驱使他们跑到中国海岸上来的劲头。在中国人看来，唯一可信、甚至唯一想得出的解释，是这样一个说法：外国人是不得不来。他住在地球上一个僻远、狭隘、不产物、又穷困的角落里，那里既不出茶叶也不出大黄。没有茶叶他就没有东西喝。没有大黄他就断断消化不了食物。因此与中国通商于他是活命所系——不然何以每被逐回一次，便那样执拗、那样死缠地又回来？反过来，在中国人看来，这种通商不过是一件消遣，是自远方运来些「象牙、猿猴与孔雀」，至多是些劳而无用的奢侈之物，还往往吵闹、惹祸、麻烦。

这一切，在本世纪之初，在那唯一准许通商的有限地面上、在那些自负的中国人中间，是共同的感受。可开化了一百年之后，许多中国的扇面上仍把他们光辉的帝国画得占去全部扇骨的五分之四，剩下的一小块留给「海洋」「英国」「法国」与「回回」，其余的地球则作为不知或不相干而略去。地理知识连中国的衙门里也透进去了，照亮了无数的官员；他们在「维新」热忱高涨之时，甚至肯向传教士大批购买西学之书。然而就在不到一年之前，其中一位——北京人，颇有才干、学问也高——在本文作者的教区之内刊出一本详尽的小册子，本意是要启迪并指点本县的士子；而在开头几句里，他重复了上面已经引过的那个说法：外国人来自一个人满为患、无法谋生的地方，来到大中华帝国，蒙皇上恩准留下通商。至于这一县里有些地方人口每平方英里在两千以上；百姓穷到非尽最苦的劳力便不能免于饥寒；此地全然没有任何形式的对外贸易；而住在这一带的那少数几个外国人，其所得的供养丝毫不是取自中国，而是取自他们所来的那个人满为患的地方——这些事实，倒不比另一件事更值得留意：一位明白事理的中国官员私下里对本县学问最好的人说话，竟把这样一段解说放在他那本劝诫指教的小册子的开头。

到这个世纪将终之时，西方世界越来越坦率地承认：没有对外贸易，列国便无法维持其存在。与这一切成鲜明对照的，是无数中国人确确实实所抱的感受：中国的对外通商若能全然抹去，于中国倒是件好事。要指出这种说法之荒谬、要证明单凭这番往来，上海如何自一座无名的县城长成远东的商业之都，其中一些从前一文不值的地皮如今地价直追伦敦最贵的地段；芝罘如何自一个无人知晓的渔村发展成一个大口岸，成了一大片地方与庞大人口的门户；天津——仅仅一代人之前还是一片菜畦——如今又如何成了帝国北方四省的都会，其重要仅次于上海——这都是容易的。凡此种种以及更多的事，都可以摆出来、证出来、立得住、推得无可辩驳，还可以举出成堆的例证。可那又有什么用？外国人不需要这番证明，而中国人则大半不在乎。在中国下笼统的断语从来是不保险的；而要弄清一个中国人心里怎么想、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也是出了名的办不到。然而察看他所做的，倒常常很可以推知。在上述每一个通商口岸以及许多别的口岸，中国人不是已经一再以无可误解的实例表明：这事若交由中国人自己投票，士、农、工、商一概在内，外国人是要走的么？

人们向来惯于推想：那些显出这种情绪的现象是孤立的、零星的、偶发的、转瞬即逝的。天津教案是因为那城里格外凶悍的地痞，绰号叫「混星子」；镇江那阵几乎把外国租界扫平的突如其来的旋风，是因为漕船上那些难管束的船夫；长江上游宜昌府那场同样毫无预兆而具破坏性的骚乱，是由朝廷的——因而也是不听号令的——军队所策划所主使；福州百姓的骄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的爱尔兰人」，其中并无深意；广州那一再重演的毁灭性的仇恨与狂暴，是一个世纪的误解与仇怨的遗产，并非典型的事件；而上海独轮车夫、或整个宁波帮在不同时候为不同缘故所发的暴怒，则被认为不过表明了中国工人罢工时那份力量的集中，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同乡会馆在特殊情形下受了情分与利害的驱动所具的凝聚之力。

这些看法为一些颇知中国与中国人的人所广泛持有。可平心通观一切事实，便不可能不认为它们全然不足、全然站不住。一群岛屿上若这里那里发现处于各样活动阶段的火山，那么推断这些喷发之间有所关联，并非不合情理——不论它们是否碰巧同时爆发。前面已经论及的中国这几场大乱的缘由，不过是较远的、或许也较不明显的那些，可以概括为医家所谓的「素因」而非「近因」。更切近、更直接的根源，要在种种现象中去找；其纷繁难以理清，而能对之作出全然充分的说明的人，或许一个也没有。不过下面几章里，至少要试着理一理这条线。

二国际交涉的纠葛

凡肯费神翻一翻任何一部简明的中外关系史的人，都不会不被这样一个事实所触动：今日的条约，是无数势力在漫长年月里缓缓作用的产物。外国人当初既是为通商而来中国的，那么但凡有仗可打，他们所争的也总是订约往来之权，而其着眼首先在于通商之利。中国人对通商往来本来颇肯容许，可他们只肯容许它在离北京这个治所尽可能远的地方进行，那便是中国东南沿海尽头的广州城。多年前笔者在陕西游历时，有人在省城西安府拿一份旧文书给我看，后来证明那正是美国第一位正式派驻中国的公使戴维斯先生所奉的原始训令。信中美国总统告知他那位「伟大而善良的朋友」道光皇帝：他已委派戴维斯先生把总统的美意带给皇帝，并「侍于陛下左右」。波尔克总统委派戴维斯先生时，所含糊指望的或许正是这个；可皇帝把他连同其余一切外交使节都留在广州、一直留在那一处，所指的断然不是这个。

那些年月里外国人在中国所受的种种，如今读起来简直令人按捺不住。中国政府及其自上而下一切官员的自负，简直庞大得叫人无法忍受。在我们今日看来，任何有自尊的国家都不会忍它一年。然而当时人竟那样不愿与中国官府冲突，以致有一回一名美国水手失手把一只碟子掉在船舷下一个老船妇的头上，那船的船长竟当真依了中国方面的要求，把这可怜人送进城去交中国人审问，而他随即被绞死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人那一整套纠缠不清的关系，处处都潜伏着与官府必然要起的争端。两广总督——如今人们仍不确切地称之为「总督大人」——之所以被选中，一般就是因为他有对付那凶悍难驯的「夷人」的手段，而那夷人是要加以容忍、加以呵斥、加以榨取的。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八四〇至四二年那场战争竟没有更早爆发，倒是怪事。中国人吸食鸦片已有几十年之久，既不肯戒、大约也戒不掉，而且开始觉得非有更大的数量不可。英国人这项药物的贸易额极大，战事起来时它也直接牵涉其中（虽则那战事迟早总要来的）。英国许多最坦白的著作家与政治家，不但承认、而且在议会上与种种公开场合宣称：那场战争里，单就事论事，中国的道理比英国的站得住。「单就事论事」——可这一类的战争没有一场是可以「单就事论事」的；其中所牵涉的，还有比鸦片贸易更重大的问题，关乎中国的整个前途，虽则统治她的那些无知而固执的人对此毫无所知。为着世界的和平、也为着中华帝国自身的福祉，中国人那不可忍受的骄气必须遭一次决定性的挫折，而所用的手段只能是君民都懂得的那一种——武力。这件事后来到底办成了，虽则办得极其从容，而且是英国一家独力办成的。这一要紧的事实，常被那些一心要独占中国、把旁人尽行排斥的人抛在脑后。

一八四二年春《南京条约》的签订，卫三畏博士认为无论自政治、商业、道德还是智识的角度看，都不愧是「人类历史的转捩点之一，其深远的后果关乎万国的福祉」。凭这一纸条约，中国皇帝为下列诸事受了惩罚：不肯以起码的人道待外国人；断绝他们与愿同他们通商的中国人往来之路；轻慢外国使臣；以及不许与世界其余部分往来——而那在他们看来是天然之权。四个新口岸被开放，缘由是英国人早已把它们占了、赶也赶不走。英国人需要一处修船的口岸，而他们既已在某种程度上占了香港岛，那岛便割与他们。二十年后，这一项要求之后又割了大陆上一块为扩展所需的地方。各新口岸都划出地段供外国人使用，由各国自行管辖。

既然没有一个外国人能俯首听凭中国人以中国的办法施行中国的法律，那么就治外法权而论，这一步是势所必需；可它不久便显出是一大祸患。租界日益兴旺，生意越做越多，几万中国人拥进上海的外国租界，而他们自己的官员对这些人只能作有限而曲折的管辖。这样一种「国中之国」所带来的摩擦，在某种程度上是免不了的；而一旦与由此而生的「会审公廨」有关的外国或中国官员显得不讲理或故意刁难，摩擦便大为加剧。中国人对治外法权所含的不平等与附带的不公，其敏感远不及日本人——日本人经过一番奋力争取，已把它整个摆脱；可无疑地，这在成百的中国官员、几万的百姓、乃至中央政府自己看来，都如齿之于醋、目之于烟：它使中央政府时时被提醒着自己的短视、软弱，以及不如别的「兄弟之邦」。

一八四二年的同一纸条约，也准了进广州城之权，一如别的口岸。可地方官不肯、多半也不能在这一节上约束百姓；于是这项权利搁置了五年，直到一位英国舰长率几艘兵船夺去了扼守珠江的虎门各炮台上的全部大炮，逼得官府划出更大的地面供住宅与货栈之用，并允在两年之内无条件地把城门向一切外国人开放，与别处一样。可期限一到，皇帝却命令总督体察民情、置前约于不顾。由于所主张的权利似乎界定得不够明白，英国人的道理还不能说是全然无疑，于是当局奉伦敦之命不再逼迫；直到一八五七至五八年攻下广州之后，自由进城之权才终于让了出来。

单从广州这一例，明察的读者便不难看出：外来的力量既无从抵御，外在的情势便不断被它压得改变，而中国人的抵拒在实质上仍是它一向的那个样子。在中国被认为已确然「开放」之后不到十五年，英国方面的怨端已积得那样多，还添上种种加重而刺人的枝节，以致另一场战争势所难免。这一场也像上一场开战时那样，全不顾中国方面的说法，也全不在意世界其余部分的看法，只凭一个技术上的由头便开了仗；而其进行的许多地方，也确实给了人公正指责的口实。麦卡锡先生断不至于被疑为偏袒中国，可他在《我们时代的历史》里说：「事实是：强国对弱国的交往之中，很少有这样明目张胆、这样无可辩解的横暴妄为之例。」英国人的大体立场与要求是对的，那场战争也是免不了的，可其中令人遗憾的事极多，件件都在中国的民族自觉里留下一根刺，而他们仍旧一再地公然背弃自己一再明白订下的约定。一八五八年大沽炮台经过不多的抵抗便被攻占，不久便在天津议定了一纸条约，中国人是怕不让步后果更坏才让的。额尔金勋爵在日记里说：他觉得「一个谈判者的处境是难受的：他所要交涉的人，于理不让分毫，于惧则无所不让；而同时对所议之事、对他们自己真正的利害，又茫然无知。」

第二年英、法、美三国的条约要互换批准，其中前两国明白指定了北京为互换之地。这一层中国人本已让了，因为似乎别无他法；可他们同时把大沽炮台大加增固，在白河上横拦了木排。及至英国舰队依约前进要往天津去，却遇上了顽强的抵抗，全无防备；登陆之际部队被击退，死八十九人、伤三百四十五人，损失惨重。

又过了一年多，英法两国结盟，再度攻取大沽炮台（自背后攻取），打到帝国的京城，逼着签下一纸新约，那是要开一个新纪元的。这一件大事伴随着许多奇特的现象，似乎把中国人与人类的其余部分分别了开来。往北京去的路上只有天津与通州两座城，这两座城各自开城请降，给来犯之军供应粮秣，条件是城本身不受骚扰。英军中最有用的一支是香港的苦力团，他们做了许多宝贵而不可少的事，既极欢欣，又极见成效。其中有些被中国将领捉了去，非但没有立时砍头，反倒被剪去辫子放了回来。中国人在通州诱执前去议和的巴夏礼先生等人，这份背信之罪，以尽毁皇帝的圆明园以及附近别的行宫来惩罚，称之为「一桩郑重的报应」；而这样大举毁坏所造成的破坏——其起因无疑是充分的——直到近年才部分地修复了些。

于是，中国政府极不情愿地被逼进了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之中，所凭的是一系列条约；而借着最惠国条款，各国都能分享其余各国的一切好处，正如丁韪良博士那个绝妙的比方所说：闸中只须一点点水，众船便一齐抬到同一水平。

要恰当地估量中国人此后的举动，必须顾到他们对种种事情的看法，而这些事都被列入了条约的范围，件件都引出无休止的争论与无穷的摩擦。《天津条约》是与四国所订，税则作为其组成部分并入其中；因此除非将来能使这四国一齐同意修订——而条约里并没有为此留下余地——那么税率上的不平与不公，以及别的许多刺人的条款，便无从补救；对这些条款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可一经采纳，便被捆得手脚不能动。这情形至今未变；它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使他们在外来强加而又严厉执行的束缚之下焦躁不安——是说不清的。假使把情形倒过来，我们自己的国家被逼着以一律值百抽五的税率放进各类货物，那么不难想见，国务卿、陆军部长与海军部长立刻就有得忙了。

在中国南方兴起、以澳门一口为中心的苦力贸易，给中国带来了无可弥补的惨祸，同时代的历史里几乎找不出更甚的。《天津条约》施行以来，曾有专使被派往古巴与秘鲁，他们的报告完全坐实了对这种所谓「劳工制度」及其附带情形的最坏的指控。中国的理论向来是：凡自愿离国的臣民便因此丧失了保护，无论遭遇什么都只干他们自己的事，与北京的满人政府无干。可等到国际法开始被当作课本教给中国人，他们便渐渐醒悟过来，觉出自己的百姓在美国与澳大利亚曾受过、如今还不时在受着的深重冤屈。当美国人在中国有一个受了亏待，美国政府便立一桩「案」，追究到底、办出结果来。当中国人在石泉城以及别的许多矿镇上被成批杀害时，人们却往往觉得：只消向中国公使、或向李鸿章这样爱追问的中国官员指出——这一桩是发生在「准州」，那是一片尚未完全开发、政府管辖既松且不周全的地方；再不然便是发生在某个「州」内，而依照美国宪法，联邦政府对州全无管辖之权——也就够了。无论哪一种情形，被杀被伤的中国人的亲友回到本国时，心里都对那种「在外要求、在内不给」的「平等之权」满腔热忱。本国报纸日增的影响与大为扩张的销路——它们满纸耸人听闻的谎话，不亚于我们先进文明中最「黄」的报纸——使这一类的怨愤具有了一代人以前全然没有的分量；而这样一件见诸报端的事，便可能是那颗滋生的病菌，日后从中长出一场旋风的收成来。

可以说，凭着这纸《天津条约》，中华帝国非其所愿、而且违其本意地被引进了所谓「万国之邦谊」之中——这层关系中国的统治者一无所知，而且更不在乎。可既被逼了进去，中国人便以其天生的柔韧去适应新的处境。自《天津条约》签订到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起事之间余下的四十年，为方便起见，可以分作五个主要的时期，每期之末都以一件于中国与外国人都关系重大的事为标志。这五期中第一期起自一八六〇年，止于一八七〇年六月的天津教案。这十年的前一半，中国还在与太平天国相持。后一半里，蒲安臣使团被派往西方各国，以申明并推广那「万国之邦谊」的意思；可使团所由得名的那位主事者身死，寄托其上的指望便也了结了。

上述五期中的第二期是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五年。其时一位名叫马嘉理的年轻英国官员，在奉命自云南往缅甸边界巡行途中，因中国地方官的通同纵容而被杀，几乎使中英决裂。威妥玛爵士降下使馆的旗，离京往芝罘去；不久李鸿章也跟到那里——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在艰难的局面下「讲和」的重担一直压在他身上。威妥玛爵士是个阅历极久的「中国通」，对这国家与它的语言所知极多，可他脾气暴躁，判断也每每乖僻。如今来设想当初可能会怎样，是徒然的；然而想到当时英国的声威，又想到若干如今已有影响、甚至可说举足轻重的强国那时还不是外交场上的要角，便很难不作这样的结论：一个在中国播下大变革与大改良的种子的无价机会失掉了，除了多开几个通商口岸之外几乎一无所得。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那著名的留美幼童使团被派往美国，其促成主要出于容闳先生之力——他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又真心爱他的同胞。原来的打算，是让一批精选的中国少年受西式的教育，以备日后在新中国的振兴中担当要职。这件事办得有热忱、有分寸、也有成绩，可正是这份成绩后来变作了另一种形态的失败。这些青年美国化了，清清楚楚地看出中国传统观念之误，满腔热忱地要立刻以他们新的见解与信念去渗透中国那一大团死气沉沉的守旧。一位新来的委员一看清这一层，便立即把全体学生召回；回到国内，他们简直是没有国的青年，成了那些心地褊狭、处处掣肘的道台们作威作福的靶子——道台们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新得来的洋派念头，在旧中国是容不得、也断断不会被容忍的。他们此后的经历，于他们自己、于这使团的倡办者，都是失望的。其中许多人在有限的范围里做了些好事，可没有一个得着人们本来有理由指望的机会、也没有一个发挥出那样的影响。其中最有胆识、最有希望的一位金大廷先生，在天津外国租界被攻时中弹身死，多半是误中的。

这一番想启中国之蒙的大有可为的努力，其可叹而又未曾逆料的一个后果，大概是使一大批有影响的中国官员更清楚地看出东西方观念之间那「不可调和的冲突」，并加深了他们对那些盛气凌人的西方人的怨恨。这一层当时已多少被人看出，只是看得不透，日后便显得更加分明。

这一期之末以一场与法国断断续续的长久战争为标志：在中国一面是由法国的侵逼所致，在法国一面是由中国的顽固与欺诳所致。中国人在敌对进行之中第一次学会了分辨此一国与彼一国，可对一切非战斗人员——连法国人在内——都一体加以保护。经各国协议，上海不受骚扰，战事只限于几个较次要的口岸。法国人指责中国人助成了谅山之败——那是越南北圻北境的主要要塞，法军曾在那里被击退，损失惨重。中国人提议重开谈判，可法国人大为激怒，向中国政府索要赔款。这项要求被拒之后，事情便交到孤拔提督手里；他先封锁台湾沿海，随后在福州城下十英里处驻泊，把他的九艘兵船摆在中国十一艘木船的对面，要他们立即交出炮台与舰队——而其时尚未有过宣战。中国的船除一艘之外，几分钟内全被击毁，死三千人。福州英华书院的院长史密斯先生在《北美评论》的一篇文章里说：「阵亡者的尸首随潮漂向海去，许多又被回流带了回来；一连几日，自泊船处到二十英里外的海口之间，几乎无论在哪里过江都能看见这些法国人背信与暴虐的可怕见证。城里的百姓被激得狂怒，若不是有美英两国的兵船泊在租界外护着，外国人是要被攻击的。」在中国人看来，这场与法国的久拖之斗有一层要紧之处：它表明外国人已不再是不可抗、不可胜的了；而不偏不倚的旁观者都同意：中国确有许多可为国仇的正当理由。

随后的和局既成，中国便照老样子胡混下去。有分量的奏折力主修铁路——电报则在数年前已广为铺设。另一些有分量的奏折又提出相反的道理；虽则那时候也曾正式奉旨准修一条自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可作用与反作用恰好相抵、彼此抵消，终究一事无成。倒是自唐山煤矿到与白河相通的运河渠头那几英里铁路，在英国工程师金达先生审慎精明的经营之下，渐渐延展成了直到天津的全线，取代了那条运河，给人上了宝贵的一课。凡把西法引进中国的人，若都能像金达先生那样有耐性、有办法、有分寸，所生的摩擦便要小得多，而前进也要快得多。

一八九一年夏，长江流域接连出了几场可怕的暴乱，死了几个外国人（死者并不都是传教士），毁了许多产业。那一年的事对九年之后那场大变有着重要的关联，因为其底下的缘由大半是普遍而长久的。这些留待后文细说，不过这里不妨一提：其后在中国见闻广博的侨民之间所起的大量讨论里，无论对缘由还是对这些事件本身的真正含义，看法都极其分歧。这个事实格外耐人寻味，因为它正说明了中国当代史种种错综现象之难于理解，以及审慎地不遽下断语之必要。

与日本之战（一八九三至九四年）标志着第四期之终，其结果于中国关系重大。它戳破了「中国这个气泡」，向那些知道底细的中国人证明：他们的国家恰好可以用北京那几座厚重城门上的城楼窗洞里的四十八扇木板来做象征——那些木板上画着大炮的炮口。中国被显出是一个空架子、一门画在木板上的炮、一个被一族「蕞尔倭奴」缚住手脚的巨人。她那些欠饷、缺食、械劣、操练不精而又指挥无方的军队，只有逃这一条路。他们还能怎样？一切最盼中国好、为她自己着想而指望她能振作起来的人，都大失所望，其中多数因她无可救药的腐败被揭出来而厌恶得说不出话。（不过并非人人如此。已故的派克教授为自己从前的看法辩护，说他向来主张：从长远看中国人是要占上风的！）有一句老话说：经验是一所昂贵的学堂，可蠢人只肯在那里学。虽有以往的成例，此时似乎终于有充分理由设想：这话总要在中国应验了。

一头背上插着鱼叉、绳子那头拖着一船捕鲸人的鲸鱼，其感受与情绪如何，还没有人写过自述。就中国而论，围着她的是好几船人，个个都指望从这搁浅的巨兽身上弄到大批的油。台湾失去了，一笔巨额赔款要以「现银」付清，而一个比这两样都更大的危险，也正露出头来。中国有几位能干的人清清楚楚地看出了她祸患的根，许多奏折也献上种种药方——或者不如说是种种缓和其病痛的法子。要看出一条船是在哪里走错了水道、漂进了急流，并不难；可要在那无从抵御的水流里把它弄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在这后一段时期里，西方各国与中国之间长久不解的一个误会之源——或者不如说是不可调和的争端——是觐见之礼。在不谙东方事务的人看来，外国公使既已获准被接见，用什么仪节接见似乎是件小事。可各国政府都正确地体察到这个成例的要紧：它不但要免去「叩头」，还要把平等之国与中国史上层出不穷的藩属贡国截然分开；于是它们联成一气，共同主张。一八七三年六月，年轻的皇帝以合乎西方各国使臣品级与职分的礼节接见了他们，视之为兄弟之邦的使节。可这一场经过长久激斗所得的胜利，仍不算圆满，因为所选的那座殿宇不合适，被认为带有贡赋与卑下的联想。这些难处一点一点地克服了，直到一八九九年初达于全胜之顶：皇太后亲自在一处特设之所接见各国公使的夫人，情意殷殷、礼数周至，一一亲自款接，向每一位轻声道出那句令人安心的话——我们都是「一家人」；几个钟头之后又以厚礼送她们出来，人人都对太后钦佩不已，也对中国抱着指望。经各使馆的外国夫人之请，这场动人的会见于一九〇〇年初在同样的情形下重演了一次。五个月之后，这位太后正下着谕旨，命她的军队——人数众多而且不断添补新兵——把克虏伯的炮弹、毛瑟与曼利夏的枪子打进这几位西方夫人的住处，务求把她们速速灭尽，这样「一家人」里便只剩下中国（与满洲）这一半活着。

这，便是三十五年强加的「万国邦谊」的结局。自一个明智而不偏不倚的外国人的立场（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的话）看来，中国的灾祸是「咎由自取」。她本该守约、听理，趁还来得及时接受忠告。可自中国人的立场看来，她的祸患大半正是径直从条约而来的——那些条约她并不想要，却又逃不脱，而其网眼还在不断收紧、织得越来越密。以中国人的前提、以中国人在阅历、知识、远见与洞察上的局限而论，他们厌恶「条约」这两个字、并对那些把中国锁上这个贪得无厌的暴君的苦役的人满怀愤恨与怨毒——那暴君索取的总是给不了的东西，随后又因为有一样被拒绝或没有办到而索取得更多——这难道值得诧异么？「于理不让分毫，于惧则无所不让」，这是前面已经引过的额尔金勋爵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它本身就把中国直到本世纪末的整部未来史都包在里头了。

自《马关条约》以来那短短而要紧的几年，其中直接促成或间接助成近日这场大祸的事更多。不过这些还是留到后面一章单独来讲为好。

三新教在中国

论到中国人对西方来客的仇视，要在他们之间划出一道太分明的界线，既不可能也不足取；因为就根本而言，他们的处境全然一样。中国人不喜欢那些不是中国人的人，其道理无须多讲，只消说一句他们不是中国人也就够了。前朝的情形如何姑且不论，在满洲鞑靼当国之世，外来者向来是被猜忌与不信任地看待的。满洲的统治者记得自己的祖先何等不费吹灰之力便踏进了一座皇城与一座华丽的宫殿；出于一种并非不自然的猜忌，他们要把任何显出也有这份本事的势力远远地挡开。皇室这份强烈的心思，为王公贵族所共有，也极容易传给帝国其余的百姓；因为在中国，君是盂，民是水：盂圆则水圆，盂方则水亦方。

不过就基督教而论，不能不承认另有几层可疑之处。那场席卷帝国大半、蹂躏了最富庶的省份、毁了最大的几座城、前后历时十五年的可怕的太平天国之乱，可以说全然起于其创始人洪秀全读了基督教的书、又与中国的基督徒及一位名叫罗孝全的美国传教士交谈之后所受的一股冲动。它的宗旨之一便是毁偶像、代之以另一种崇拜；而那崇拜不久就变得腐败、自大而亵渎。然而过了许多个月，这场大运动的真面目才显露出来；其间有许多外国人毫不掩饰地看好它，指望它若被引导得当，或许能成为振兴帝国、把当朝取而代之的手段。可太平天国首领们那些荒诞的自命与悖谬的主张，不久便使这指望成为不可能；外国人对这场变乱作为一场运动的兴味，很快便落到零下四十度去了。可另有许多外国的亡命之徒出于赚钱的动机去助它一臂；而与这场运动相连的整串情形，不可能对西方人招来的反感、对基督教教义招来的猜疑毫无影响。

中国人对「天主」之教多少已熟悉了几百年，而新教的信仰广为传布不过是近五十年间的事——按中国纪年的刻度衡量，这是极短的一段。罗马教会有一种外在可见的统一，而这一点新教徒似乎全然没有：他们不知从何处来，也没有人说得出为着什么缘故，在十八省内隔不多远便落下一处；在此之前他们四处走动，一般是卖书，常常施药，不断讲道，弄得众人心里或多或少总在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发酵。十三年多以前，笔者与一位同伴在省内一条通往山东省城的大路上走。一个蹲在路边的老者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们一行，等我们走过时自言自语道：「没完没了的一股子！」他的心思从脸上便看得出来——在中国这可不是常有的事。他记得从前这一带全然没有外国人；后来一年有一个，或者两年有三个。再后来他们开始成双地出现，更后来便成群结队，还带着妇孺；如今则是「没完没了的一股子」。他不喜欢这个——何以不喜欢，他或许说得出、或许说不出，可分明他觉得自己赶上了坏年月，还是从前好。

除了这个民族对海外来人闯入的本能的反感之外，还得加上中国士人阶层更为明显的敌意：凡在他们看来是要往中国引进任何一种能与古圣先贤之教相竞的「教」的人，他们一概敌视。要设想圣人的智慧还能添上些什么，在一个正统的儒者看来，其狂妄正如对一个基督徒说：可以指望《新约》之后另有一个附录，其价值与权威与那二十七卷相等。一个典型的儒者对这种补充之教的念头本身所报以的轻蔑与诧异，其中就含着传教士在中国所遇的一切麻烦的种子；正如一位有阅历的北美印第安人所说，一桶威士忌里装着「一千支歌与五十场架」。因为在中国，社会势力的天平总是在士人一边，自寻常的塾师与生员，直到告老还乡、领袖一方绅衿的官员。但凡在任的官与不在任的士人对某件实际事情看法一致，他们必能把百姓带着走，正如山上的劲风必能搅动浅湖之水。「风吹草偃」。若说凡反教的暴乱无一不是士人直接煽起的，这话作为概括大约失之太宽——虽则有人确曾这样说——可这条大致的通例是无可置疑的。

新教传教士在全中国随时与各等人相接，讲道既这样不择地而施，便不可能不常常给最能自制的儒者以见怪的由头。传教士并非人人一样谨慎、一样老练；一句不检点的话，就很可能把最友善的中国人的同情也疏远了——而起初能称得上真正友善的中国人本就极少，能指望的至多是不偏不倚的中立。说新教传教士惯于轻慢孔孟、或抹杀他们于中国无可估量的功绩，这话不该轻易出口、也不该轻易相信；可这样的事从前有过、如今也有，而其中任何一桩都可能招来极不幸的后果。实在说，有许多在中国已久的传教士觉得：向非基督徒的听众谈中国的历史与文献而不至于说得太多或太少，是越来越难（而不是像人所设想的那样越来越容易）。

基督徒不肯遵从本国的风俗，这在士人看来尤其是一桩可恶的、不可饶恕的罪过。中国有一句极古的话：入乡问俗，入国问禁——其用意正是要人遵那风俗、避那不论为着什么缘故而在禁忌之列的东西。可如今来了一班外来的教师，存心把中国人自己麻醉起来，弄得他们不久便成了顽固的不遵从者。帝国有些地方，庙里的祭祀与拜偶像的仪节远比别处要紧；可无论在哪里，关键的问题总是：祭祖之事该怎么办？而在这一点上，风俗的严苛要求与开了明的中国人良心的判断，至今相持不下。

与中国人讨论这个题目的方式，其中大约有许多不得当之处，也难免作了许多未经证实的假定；尤其因为基督教就这些仪节立即提出的那些问题，中国人自己从来没有那样表述过，便是经人解说，或许也懂得不全。所不得不用的那些中国字本身也含混：譬如译作「崇拜」的那个字，同时又有「致敬」或「守礼」的意思。处理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或许是从历史入手——如中国的基督徒学者所已做的那样——指出今日的种种做法既不古、也无经典的根据，而中国人祭祖的观念底下真正的意思，基督教并不抹杀，而且实实在在能把它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丝毫不违良心。可这条路上有着即便不算致命、也很严重的障碍。凡能被劝动来听一听基督教的主张的人，大半不是可以同他讲历史考据的人，因为其中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许多人连字也不识。对这样的人，实实在在非把他们当作孩子看待不可：先把足以使他们明白加在他们身上的道德要求的那一部分教给他们，随后便是那「断然的命令」——你当如此，你不当如此——其道理要到后来才领会得到。

我们此时无意为中国基督教会在祭祖一事上几乎一致的判断辩护，也无意探究可以用什么折中之法把敬人与敬神合在一处、使二者互不侵犯。我们的用意不过是要说明白：我们承认基督教会目前的态度（新教与天主教一样）是福音在中国传布的一大障碍，或许也是中国人敌意最有力的一个单独的缘由。

古伯察神甫在他那几卷见闻极广而又极坦率的、关于「基督教在中国、鞑靼与西藏」的进展的书里，记了康熙皇帝与颜珰主教就中国祭祖之礼的真义所作的一番谈话。同这位不肯通融的主教辩了许久之后，皇帝想试一试他自称通晓中文的本事，便请他念一念殿上所悬的那四个字。据他的对头耶稣会士说，这位主教只念得出其中两个，一个也解释不了（这一节丝毫无损于他作为一个完全有资格就此题目下判断的人、甚至作为一个精通中文的人的身分）。可皇帝的推想自然是：一个连一方匾额也读不通的欧洲人，没有资格自居师保，去告诉中国的学者他们自家的礼俗是什么意思。颜珰主教无疑是窘住了、也被驳倒了，而康熙则得了胜（皇帝本该如此）；可前者心里自有他的想头，其中之一便是：这一类的问题不是这样定得了案的。到末了，无论是皇帝的一纸谕断还是教皇的一道诏书，都拘束不了中国这个种族受过教育的良心。而在此期间，基督教被严重地拖住了手脚；许多丝毫不懂中文、从未第一手研究过祭祖这题目、自己又没有什么压倒一切的良心顾忌的人，却毫不费力地向自己证明：这整桩麻烦都出于外国传教士不讲理的固执与跟着他走的中国人过分的驯顺。

基督徒不肯在过年时、在春天上坟献祭的时节、在婚事时、尤其在丧事时行那些他们视为拜偶像的仪节，这便使他们易遭严酷的迫害，有时竟至被逐出家门、被剥夺一切产业之权、被逐出所属的宗族与出生的乡里。做他们牧人的看着这类事（其轻重不等，却是常有的），很难不依着条约明白保障给中国基督徒的权利去设法纠正。有许多回，经过或轻或重的一番争斗，这是办到了，教会也因而得着几分自由。可另有许多回，所能得到的至多是停止公开的敌对，而对方还留着一句威胁：只要哪一天反教的一派觉得方便，随时可以再来。凡明白指向上述那类事的迫害，一般都缠夹着许多与产业之权纠结在一起、往往近乎无望解开的纠葛，以致究竟怎么办最好，常常极难断定。那些最不愿进中国衙门的人，有时也不得不进；而哪一桩案子非管不可、哪一桩还是不管为好，这条界线有时像纬线一样难划。

中国人性格中最好的一点，是对无可救药之苦有一种极能隐忍的本事。另一件关系重大的特点（而在今年尤其如此），是那份报复之心，有时怀抱终身，甚至世代相传。在中国那样的社会里，有人进入基督教会这样另一个社会，绊人的事便不能不来。这类绊人之事的由头，同人所必须打交道的种种利害一样繁多、一样纷杂。那基督徒可以是全然占着理，可以是受了某种格外可耻的凌辱——譬如婚事被人搅了，或者更糟，丧事被人搅了——而又未得申雪。可他若曾设法去讨个公道，多半就把迫害他的人变成了不共戴天之仇；一旦他们得着机会，便要连本带利地报还他，正如义和团起事期间各处所发生的那样。他即便全然无辜、连一点害人的念头也没有，也救不了他——正如这一点救不了他的主，也不曾救过历世以来他的门徒。可中国的案子很少有不因当事人言行不检而生出为难之处的。许多中国人一旦被激起来攻击一个仇家，其机巧、其恶毒、其执拗、其虚伪，到了这样的地步：火一经点起，便非烧到自己熄了不可；而「石头碰罐子也罢，罐子碰石头也罢，倒霉的总是罐子」。上面这一整段，用在基督教会任何一支的麻烦上都一样适合。

像中国新教会这样一个庞大而迅速增长的团体，其中不可能没有几个不肖之人：他们的动机不在「求道」，而是看出了同那些有势力、又想必富有的外国人搭上关系所能得到的好处。这样的人里，总不免有些要在被识破并被开除之前，先把他们所加入的团体的名声弄坏。就我们所知，基督教新教的各支一概不给这一类人任何鼓励；然而无可怀疑，他们直接间接都给教会招了不少害；而在举国敌视「洋教」之时，这样的事一件也不会被忘记、被宽恕。那些偏私、袒护、不公与无能被那些坚持要伸冤的人搅扰了的地方官，对这些不受欢迎的闯入者是毫无好感的。天气晴好时，他向新教徒自称是他们的至交（虽则不赞成法国人那些贪得无厌的索求）；可风暴一起，这同一位官员便轮番召来绅衿与村里的头人，向他们各人透露：他自己的看法向来是毫无保留地敌视洋鬼子这一族的一切品种的，而如今正是把他们一举除净的时候。

但凡置产时有过摩擦——而但凡有教会置产，多半总有过——那就总留着些旧账，有人乐得趁一场暴乱的血光把它了结。至于不参与——更进一层，是拒绝参与——庙里的祭祀，其要紧的程度虽远不及与宗族有关的那些，却也一定招来指摘，招来那些在这「陈腐之教」上有银钱干系的人的积怨。

一味抗拒摊派唱戏或打醮的份子钱，必定惹恼一大圈中国人。所拟的赛会若因此作罢，众人对这可厌的结果的祸首所怀的怨恨，不但为主事的人所共有，也为公众所共有——在中国日常生活那一片死水似的单调里，公众是随时渴望着点热闹的。基督徒若置身事外、不出他们那一份，别人便得多出；而中国人对看戏的痴迷是这样：他抵挡不住去看一场戏的诱惑，正如他坐在绝缘的凳子上、一股电流通过身子时抵挡不住发抖一样；因此他即便只在人堆的外围露一露面，若不出事倒是怪事。至于佛道两教的僧道，竟没有更早、更普遍地看出基督教于其教门是「离经叛道」的东西，这只显出那些被认为足以在看管庙宇与主持公众仪节上代表这两教的人，其心智何等昏庸。人们普遍注意到：义和团之乱中僧道常常很显眼，有时竟是首领。所可怪的，只是这事何以没有早些发生。

还有一层若不指出便不公平：一大群西方人，对中国的语言、礼数、思维方式与智识上的前提所知都不周全，却大规模地、而且实实在在是普遍地讲起基督教这样一套不肯妥协的道德与教义来，其中必有许多在他们自己毫不觉察之中触动了中国人的成见。怎样向非基督徒的中国人传福音才最好，这是一个难题；而以毕生之力从事此业的人，肯承认自己已得着确定答案的也没有几个。基督教那崇高的主张无论怎样陈说，在中国也必定像它在别处从来必定的那样，要惹人见怪。或许在这个帝国里，对基督教的责难没有哪一条不是在别的时代、别的天空之下屡屡有人提出过的；可这一层情形并不能使在中国陈说这些主张的人少几分「夷人」气，也不能使他更值得人郑重听取。

新教在中国的著述可以自很不相同的角度去看。拿它与它所要供应的那亿万生民的需要相比，其贫乏与不足是人人痛感的。可若想到一种文献是长成的而不是造出来的，那么已有的进展至少是有指望的。不过不能否认，通盘看去，它像那为尼布甲尼撒所造的像：由金、银、铜、铁——与泥合成。九年前上海一家日报上登过一篇痛诋基督教的文章，其受过西学的作者称这些著述为「一团不透光的黑暗」——这个指控不攻自破，因为一团团的黑暗至少害不了人，而光一进来，它自会消失。近几十年来，各圣教书会与圣经会在全中国所散发的各类书籍，其数目几乎无从计算。它们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无从说起，可确实有许多光被散布开去，也有许多麻木的心智与心灵被唤醒了。另一方面，也有明白的迹象表明：正是基督教书籍流布上一阵异乎寻常的活跃，成了那些刻毒而下流的湖南揭帖的直接起因。这一层可以看作散发的机器已何等有效，可它同样要求明白人加以最严的自制，免得附带之害压倒了直接之益。

以西医作基督教之辅，如今几乎无处不然；这在消减中国人的成见上比任何别的单独的缘由都出力更多，然而它也不是有利无弊。许多在中医与中药买卖上有干系的人，竭力在这个多疑而又轻信的民族心里挑拨对外国人的成见，尤其是说他们狡诈地打算「买人心」。治不好绝症，外科手术偶尔出了不幸的结果，而最要紧的是关于外国人、他们的手段与他们的用意那源源不绝的纯然谎话——即便就在医务大有成绩、光彩夺目的地方也照样流布——都显出医院与诊所所要帮着解决的，是何等难解的一道题。把半个世纪的资料合起来看，把诊治的人数加起来算，再对借医务之力而渐渐化解的成见、由敌意转成的热诚之谊作一个合情理的估量，人对这总的结果是有理由欣喜的。然而一旦众人那盲目的怒火被激起，诊所与医院说不定头一个被砸；而竟没有一个声音出来劝阻，说它们已经证明自己值得信赖、值得存留。士人竭尽其所能之技反对建这些房舍的事，也并不少见。可另一方面，各级官员倒做过它们的护持者与朋友；而这一代人里借此所成就的好事，是无可估量的，将来还要结出丰盛的果子。

新教组织之庞杂，前面已经提过，因其行动与办法缺乏协调而使中国人有些困惑。不过有一层要紧的是须防那流传甚广的谬见：以为中国人从眼见的现象推断基督教满是自相矛盾、其各自的主张彼此驳倒。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是西方的一个念头被派到了中国人身上，而不是中国人心里自然会起的念头。「一之中有多」正是关乎中国与中国人的许多事情的基调。他们看见基督教被从许多不同的角度陈说出来，并不比看见他们自己的「八卦」各教门更觉诧异或见怪——那些教门每一支都是一个神秘整体的一段，须合诸支之总和才成其全。惟有当新教的各支彼此不睬、甚至彼此为敌时，中国人那份求「一」之感才被冒犯——正如我们自己的一样。因此无论从哪一头说，都要紧的是：趁着如今旧的界石已被抹去，把新的界石立在该立的地方，以求效力最高、用力最省，从而得着最好的结果。

久在中国工作的新教各会，其体制与办法已使它们免于任何一种「是政治机关」的合理猜疑。它们的办事以及与非基督徒的中国人附带的关系上，从前有、如今仍有许多不得当、不完备与过失之处。然而凡可以据实指责的话都说尽之后，仍有一个事实在：所抱怨的那些弊病都是次要而附带的，其中大多数本会随着时日推移而越来越小；而其中没有哪一条、连同全部合起来，也不至于打断百姓日增的亲善与开明官员日趋宽容的态度。

自与日本之战结束以来的五年里，中国人在理解新教传教事业的性质与宗旨上的转变是很显著的。他们所刊的书，尤其是广学会所编的那一部分，已传进了皇宫，在极端仇外的湖南省也被人争相传阅。一八九八年皇帝所拟的变法，倘若哪怕只施行了一部分，新教传教士的著述与教诲在中国历史那个紧要的关头所必然发挥的影响，本会是塑造性的、也是导引性的。至于如今这场大变之遽然爆发，新教传教事业所负的那一份责任无疑是实有的，可那是一个小的、相对而言无关轻重的因素。

四天主教在中国

一个新教传教士要不偏不倚地论中国人仇外、尤其仇天主教的缘由，或许被认为是件难事，因为他难免受斯宾塞所谓「阶级之偏」的影响。可另有一重为难之处远为严重，且无从避开。凡有争执，在下断语之前总须听两造的话才是。可中国人与天主教之间的龃龉，通常惟有中国这一造的说法，才是那个教会之外的在华外国人所能听到的。因此，考察一个其中若干成分不为人知的题目，就更须谨慎；而我们所能得的结论，也只是或然的，而不是经过证实的确论。

关于这个题目，多少有些直接的著述；凡想看得比此处所能勾的轮廓更详细的人，可以在许多论中国的专书、游记以及远东当下的期刊里找到材料。除李佳白牧师几篇极好的文章之外，还可以提一提宓吉先生的两本小册子，近来在美国合订成书，题作《中国与基督教》。这两册虽发人深省、也不带党派之见，却什么也没有证出来、什么地方也没有引到，而其中未经证实的假定之多，正如一条鲥鱼之多细刺。一位朋友对他说：他的论据有许多极容易驳倒；作者和蔼地答道，这他很清楚，而且一度想过要自己来驳一驳！

要弄懂这个题目，一份要紧的文件是一八七一年中国政府经总理衙门致送法国代办的一件说帖或通牒。它全文刊在宓吉先生的书里，其结论的简要摘述可见于卫斐列先生的《中国史》。这份文件据说出自文祥之手——他是「总理衙门里所曾有过的最开明、最公道、最虚心的一位大臣」。宓吉先生认为这「几乎是可以归功于该衙门的唯一一次真正的主动之举」。一纸中国的官文书里正式提出一套指控，并不能因此就说这些指控属实；然而它们既被载入一位文祥这样的人所拟的说帖，又在并无具体案件悬而未决之时以友好的方式送交法国政府，而且公开声明其用意是为防止天津教案（那是刚刚发生过的）一类的祸事重演，那么可以推定：中国政府相信这些陈述是事实。据我所知，其中所举的具体事例并未被驳倒；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每逢重新讨论这个题目，人们仍旧在引它们。这份说帖提出八条章程，认为照办便可消除已经有过的种种为难，而每一条都以所称的天主教侵越之事为据。全篇矛头都指着那个教会，因为新教各会当时还没有显著到能引起政府注意的地步。各国公使大多把答复拖了那么久，以致这份通牒的提出不幸并未产生实际结果；可它仍是传教事业与中国关系史上的一座界石。总理衙门那几条具体的建议不必逐条细究（那要占去太多篇幅），这里只须东引一句西引一句，同时把我们所认为的、天主教格外为中国人所恶的种种根由撮述一番也就够了。

第一，它被认为怀有政治上的用意，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机关。这个拔不掉的成见，可以上溯到本朝初年的几位皇帝，即便明代还没有这样看。它与教皇那一纸裁决直接相连：那裁决驳了中国御座上所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君主的权威，断定祭祖所涉的礼是拜偶像，因而在禁之列；而康熙本人则明白宣示：这些礼是民俗上的，丝毫不涉宗教。几位教皇在这一点上先后翻来覆去，丝毫不能补救此事；要紧的一层是：一位意大利先生竟自居于——而且居得有效——告诉中国皇帝的臣民：皇帝在一桩中国人自家训诂的专门问题上错了。康熙尸骨未寒，他的儿子与继位者便着手发动国家的刑威去迫害天主教徒；此后这样的迫害便断断续续一直延续下来。单这一件事实，就把那个省事的猜想——以为天主教的侵越是今日祸乱的主因——全然否定了。证得太多便等于什么也没证出来。中国人是精明的观察者，他们看见一位天主教主教在安南的出现，正是那个楔子的薄端，后来把那国家劈成两半，把其中一部分弄到法国的治下。他们知道法国把耶稣会士逐出了自己的国境，而法国又是在华耶稣会及别的天主教会的保护者；他们有充分理由推想：这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背后，是有实实在在的缘故的。

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官与民之间的界线划得这么分明。天主教会是一个强大而古老的教阶制度；在其代表看来，凡执掌这样绝对权柄的人公开地、普遍地摆出这份权柄来，大约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必然的。于是主教——一整个大省在灵性上的治理者——便取中国巡抚的品级，帽上戴一颗表明这一点的顶珠，坐着与那品级相称的抬数的轿子出行，有前导的骑从与步行的随员，前面打着一柄荣誉之伞，到与去都放炮。这些细节总理衙门的通牒并没有细说，可它特别反对以官印作为品级的标记，还举了使用官印的实例。这一切以及别的许多，都是那教会既定的方针，而不是此地彼地偶然的事；这方针在许多方面刺伤中国人的自负，也触犯他们关于体统与分际的观念。凡在其治下不断有人如此张扬地自居品级的官员，无论品级高低，自然要生出一种妒嫉之心，而且毫不掩饰——这种妒嫉尤其难以对付，因为它是有理由的。

由于法国使馆持续的压力，这教会向来为自己所主张的那些权分，于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五日被中国政府正式准了。当日所下的谕旨，给了这教会的教士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身分。这几项大让步一经传开，在华的新教传教士中间便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他们该怎么办？因为据说中国政府的意思是：他们出于自己最清楚的缘故而被劝动给了一派传教士的特权，不该由这一派独占。新教没有一个总的中枢，也没有人有权替教会的各支、甚至替任何一支说话；可意见之一致却很可注目：都认为这是一种极危险的特权，必定要被滥用，而且与新教各会的朴素与洁净不相容。

要体会由此交到天主教传教士手里的那份权力何等巨大，必须顾到中国人不喜欢他们这个组织的第二个、也是相关的缘由。在总理衙门那份说帖之前将近十年的一道谕旨里有这样的话：「传教士非官，不得干预公事。」可十年之后的这份说帖却指他们确在这样干预：「据王大臣所访闻者，此辈竟若于我国之中，别立无数国中之国。」这意思是：教会指挥教民的行动，有时竟与本管地方官的命令相抵；使他觉得自己首先效忠的是那救他灵魂的教会，而不是国家。这并不是天主教方面对中国人之于中国及其统治者的本分所作的说法，而是许多天主教教民自然而然会抱的看法，也是中国官员但凡能自由表白时几乎一致的看法。

大体而言，可以说中国的公堂上没有所谓公道这样东西。凡做中国基督徒灵性领袖的人，一旦被求教于层出不穷的纠纷之中，便发觉自己处在两难之境。听凭自己的羊群被衙门里的「虎狼」撕碎，这与基督教所生的公道之感、与基督徒心里天然的本能相抵触。可要着手在那张把中国百姓罗织其中的不公之网里替他们辩护，便是开了一个头，而其后果谁也无从逆料。

除了看天主教会的做法之外，我们无从知道它依的是什么道理；而那做法是众所周知的。每一处天主教的总堂都有能干的中国人办事，其中有些精于衙门里的门道，替凡有官司在身的人当讼师。这大约是明智的安排，可极易被滥用。那些替天主教会到新地方去打前站的人，惯于放出话去：凡归附这个组织的人，不论遇上什么事，打起官司来总有人护着。这并不是说这样做是奉了哪位神甫之命，也不能断定有哪位神甫知道有这样的许诺。可这话不断地有人说、不断地有人信，则是确凿的。凡对中国人的性情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预料随之而来、而且确已发生的结果。中国的恶霸是中国社会里的一景。而自以为背后有不可抗的洋人撑腰的恶霸，其骄横与难以忍受又是无与伦比的。于是官司便像八月湿热里的霉一样，说不出缘由地一下子到处生了出来。事情还没进展多远，外国神甫便上了场，案子就成了大案。一件长久的、而且在一个不明就里的旁观者看来无从索解的怪事是：天主教的神甫既没有看得见的声势，对本地的官往往（不，是一般地）远非投合之人，他究竟凭什么手段竟能得到他实实在在得到的那些结果？诚然他也常常失败；可那时他的案子被接办的样子，与譬如一个英国子民或美国公民的案子，是大不相同的。

在这样一篇文字里不可能细说，只须说一句：笔者对直隶与山东两省几十个县的教务情形所知颇深，而各处所听到的指控都是一样：天主教打官司不公道、仗势欺人。这类指控往往附着极详尽、极确切的细节，又常有旁证可稽，使人无法不信。笔者住处附近的某一县里，天主教从前曾扎下很牢的根，后来失掉了。过了一代人，人人所说的缘由都是：一个天主教徒在一位神甫相助之下，提出一桩格外蛮横的要求，去讼一个非教民。那位地方官既怕得罪教会——其后果在他至少并非不清楚——又不肯为一桩明摆着的横行下判；于是当着外国神甫的面，告诉两造：他无力断此案，叫他们到城隍庙去，各自在那里立誓，把裁断交给上天。这件事在人心上的效力，是使天主教在那一县里直到今日都绝了迹。

与这个题目有关而关系极大的一层是：无论百姓还是官员，都相信天主教会是坏人的渊薮——他们借此规避中国的法律，在洋人的庇护之下大体上可以为所欲为。断断不必设想那教会的当事人有意要它如此；我们所要说明的，只是人们相信确是如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确是如此。总理衙门的说帖在这一条下举了些实例，不必细引。此事不再深说，只须说一句：这方面有分量的证词极多，中国各地都收得到，坐实这项指控是绰绰有余的。

这类不断出现的现象在见闻广博、想必也不偏不倚的观察者心里所留的印象，可以引柯乐洪先生《陆路赴华记》里的一段为例；他对中华帝国所知之广，在这一本以及他前一本《变动中的中国》里都看得出来：

「在中国，殉道者的血是法国扩张的种子。法国拿传教士与教民当挑事的工具，而暴行与殉道便是她政治上的收成。英国靠她压倒的商业所得的，法国靠天主教的保教权所得的，相去无几，因此两国在中国人面前的地位所生的影响大致相当；可法国从她宗教这份本钱上所榨出的利，比英国从她商业上所曾榨出的多十倍。在法国政府的呵护之下，天主教徒已成了实实在在的国中之国，无视本地的法令与风俗，凌驾于四邻的异教之民，践踏国中之法。凡一个教民与一个非教民起了争执，不论所争为何，那神甫立刻把这场争端接过去；他若不能亲自恐吓地方官、逼他们把理判给教民，便把这案子说成一桩迫害，再向法国领事去呼吁。于是便严厉地逼出一个补救来，丝毫不问这要求公道不公道。人人都确信外国势力这一类的干涉必定跟着来，自然就使教民干出最下流的滥行；而法国传教士固然已走得很远，中国教民在恫吓官府、鱼肉百姓上，更是走得远得无可比拟。」随后是一桩具体案子的细情，以及这样一句话：「这样专横的举动使教民被人惧怕、被人憎恨，并不足怪；而既然这种情绪已普遍散布全国，那么偶尔有一个神甫被杀，我们也不必诧异。」

关于中国人与天主教的案子，我们几乎每一件都吃亏在只知其一半——虽则事实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事实。可另有一串要紧的、而且不幸正在增长的案子：天主教徒存心加害、有时竟凌辱新教徒；这类事的底细全在我们所能查考的范围之内，我们脚下是踏实的。可举两桩为例。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教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作者是礼贤会的叶纳清牧师，他在华已十六年；文中详述一位名叫于连的天主教神甫对察恩牧师及其中国助手的一场可耻的袭击：后者被围殴、被打倒、被上了链条，当作不配活着的罪犯看待，所据的却是一项捏造的指控，说他们带领一伙盗匪；而其实那位于连神甫自己才是这样一伙人的头目，他们洗劫了一个村子，把新教的慕道者与教民的房屋抢掠一空，损失以千元计。

这些事实后来在法德两国领事所主持的一场司法查问中被坐实；两位领事议定于连先生须当着领事与察恩先生的面道歉，他照办了，并且承认率众攻打并抢掠那村子的正是他自己。他还被责令赔款、把所窃的表与别的物件归还，并议定把他调到别处去任职。叶纳清先生评这桩典型案子说：「这种『以护教之旗庇匪人』的方针，凡真心为教会福祉着想的人都极为痛惜；而这件事本身是无可抵赖的。中国十八省里回响着由此而生的怨声。新教传教士已学会了要把它算进去；而一九〇一年上海的大会，也将不得不就这一方针表明自己的立场。」

一八九六年间《教务杂志》上登过耶士摩牧师的四篇文章，详述「汕头附近美国浸礼会所受的暴行」，那是天主教教民在神甫怂恿之下所为，其中有抢掠，也实同背叛地方官府。此事被提到美国驻广州领事西摩尔先生那里，又由那里转呈北京，由公使田贝先生查办。事实被证得无可辩驳，可法国公使拒绝考虑这些证据；而与其把这件事提到总理衙门去——在那里法国的势力大到无从抵消——当事人只得同意一个软弱的折中：无辜的中国人固然放了，有罪的犯人也一并出狱，全然逍遥法外。当时评论这桩著名的案子时，有人指出这样的举动是双刃之剑，两头都要伤人——这句预言此后已充分应验了。近几年来在华的外文报纸上，登过许多与上述相类的详细案情，有的在满洲，又有的（其中最著名的一桩）在浙江；那里对天主教提出具体指控的是圣公会的慕稼谷主教，与他对垒的是该省的天主教主教。

中国人对天主教怀恨的一个有力的源头，在于一八六〇年的条约规定：凡从前属于教会的大批产业，只要举出从前占有的凭据，便须发还。可在这日子之前十五年，道光皇帝的一道朱批虽已承认这类要求的正当，却特别把已改作庙宇与民居的产业除外。到了后来的条约里，这一项除外被略去了，其结果是此后一直摩擦不断。总理衙门的说帖承认中国确有大量这样的产业，并提到它们往往已几度易主，还常常经过大加修葺、甚至重建。「传教士一概不问；他们索还，而丝毫不提补偿。有时甚至索取修费，不然便索一笔钱。这样的行径激起百姓的愤慨，他们看传教士便没有好眼色。既然如此，友睦便无从谈起。」

中国有许多显眼的建筑，单凭往事的记忆便不断刺激中国人、招人来攻。其一是天津白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那座天主堂，别处已经提过：它建于一八六五年，所据的地是自中国人手里取来的；一八七〇年被乱民所毁；一八九七年重建之后又一度大受威胁；而到一九〇〇年的今日，它又成了一片瓦砾。或许全帝国的天主堂中，没有哪一座像广州那座厚重如堡垒的建筑那样招中国人刻骨的恨；它所占的正是从前两广总督叶名琛衙门的旧址——广州陷落时叶为英人所俘，被解往加尔各答，死在那里。凡见过这座建筑的人，都看得出那分明是要它经得起任何猛烈攻击的用意。广州资格较老的传教士之一那夏礼先生，在一篇论该城「五次怒潮」的文章里（《教务杂志》一八九五年二月号）提到：有人听见一位极明白事理的人说：「我们中国人说：那座天主堂总得倒下来，哪怕要等一百年。」

置产的办法也常在中国人心里留下许多怨毒，一遇有可以发泄不满的机会便集中爆发出来。照例说，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在任何地方买地盖永久的房屋；而要就所选的任何一处地基举出在他们看来足以定案的理由，于他们是极容易的。经验表明：「风水」这门极其粗浅的「学问」，用在阻止外国人立足上时最为灵验。各处都指摘天主教在这一节上一味触犯中国人：既执意要占中国人强烈反对的地基，又在居高临下的地方建起高大坚固的房屋，在中国人看来成了国耻的永久见证、外侮的时时提醒。英国政府几年前发给各传教会参考的一份通函里，有一条审慎的劝告：「所建房屋的式样与高度，应更加顾及中国人的成见与迷信。」

在中国若干通商口岸的租界里，天主教会是最大的业主之一，如天津的法租界与镇江，往往是首屈一指的地主。这些庞大产业的收益用来维持教会，以代新教所倚赖的那种年捐。在内地也见得着相似的现象：相当大片的土地聚在神甫的掌管之下，就此聚起一个个小小的教民村落。我们知道在荒年里，凡肯依所定条件的人可以得着小额的借贷，其条件包括按时到堂做礼拜、学习要理问答等等，还要把受惠之人的地按借款之数照定率押给教会，每年向教会纳粮，直到把款还清为止。这样把慈善与生意掺在一起，或许自有其好处；可它也必定使精明而多疑的中国人比从前更确信：这教会不但是一股政治势力，还是一股田产与银钱的势力；而到末了，其结果在道理上必定使它比从前更成为众矢之的——这一层笔者自己是有机会知道的。

总理衙门所拟八条章程的头一条，讲的正是天主教在中国的育婴堂；这件事所激起的恶感、所引来的对天主教人命财产的攻击，大约比任何别的单独的缘由都多。一八七〇年天津的暴乱与一八九一年长江流域的暴乱，有好几处是直接起于关于这些堂所流传的耸人之说；对其经管之法，总理衙门的说帖与民间的鼓噪都力加反对。中国人无从理解这样大规模行善的动机；而那许多无依的婴孩聚在一处，尤其在死亡有时很多的情形下，立刻就与那个牢不可破的迷信连在一起：以为外国人要把尸身肢解，用来炼丹，好把铅变成银。

总理衙门希望这些育婴堂的经管上有许多改动，可最盼望的还是把它们裁撤。「小儿一入其堂，即不许他人领养，父母亦不得领回，甚至不许探视。凡此皆滋疑窦，激起民恨，日积月累，遂酿成天津一案。我虽曾出文辟那挖眼剖心之谣，然民间终存疑虑；即能箝其口，亦不能去其心中之疑。正是这种不安，酿出可怕的祸事。莫如把外国的育婴堂裁去，迁回欧洲，他们尽可在那里从容行善；抚养这些孩子的事，自当由中国人来办。何况各省育婴堂甚多，而外国人偏要不惜代价地援我以我丝毫不需之助。外国人这样做诚然出于好意，然其行径终不免生疑起衅。倒不如各在本国行其善事，那就不会有可痛之事发生了。」

照料中国那些无依无靠的弃婴孤儿——中国人自己向来几乎一无所为——是最可感的善举之一；可中国人自始就误解了它，其中一部分还是存心误解，直到今日仍是如此。很难相信：若用明智而能息事的办法，中国人这种心思竟不能有根本的改变、以至于终于消失。

天主教的神甫不把礼拜堂开放给外人听道，不为一般百姓行医，而是过着比较幽闭的日子；这就大大挑动了中国人多疑的心性，要为这样一种在他们看来既古怪又不近人情的生活找出个说法来。李佳白先生引一位曾深入湖南衡州府的圣经推销员的话说：那里虽已有外国神甫住了两百多年，可他从没有到过一座外国人被当作更大的稀罕物的城；他还说：「他们住在一种神秘的幽闭之中，本地人枉费心机也钻不进去，便围着它编出种种离奇的故事来。」不论天主教的堂口以及在那里度过一生的人的行止何以要这样讳莫如深，其在外人身上所生的总的效果是极不幸的；它只能给那种在中国对任何不至于明显到无从置喙之事必然生出的、按捺不住的猜疑，更添上一层颜色。

在这一长串误会的根由之后，只剩下那些起于教会礼仪的了。婴儿临死时的领洗，自然极易被人曲解到最下流的地步，尤其连着那个无可救药的迷信：以为人身的某些部分可以直接用来点化金属。终傅之礼更易招人误解，大约也因同样的缘故成了强烈敌意的根由。

凡愿中国百姓好的人，都不会想说一个字去抹煞天主教会为各地的中国人所做的、此刻仍在做的好事。那里头有许多高尚、克己、虔敬的男女，慷慨地献出自己去造福一个照例说来几乎不懂这样的牺牲是什么意思的民族。在新教各会自那长久的沉睡中醒来之前几百年，这位母教会已在坚定地做着她所曾担负的最艰难的一桩事；这桩事她至今仍从容而坚定地做下去，既不为敌意所动，也不为指摘所动。然而尽管如此——不，正因为如此——就更非以尽可能着重的方式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不可：天主教会今日在中国那半带政治性的经管是坏的；而在上面点到的几点以及别的只暗示了一下的几点上，它正在播下一场祸患的收成。二十五年以上贴近而留心地观察它的办法与它的结果，坐实了前面所说的每一句话。所播的种子必按其类结出果子来。将近三十年前，总理衙门的说帖就已明明白白预言过这样的结果：「如此，安望久远之和睦可立？又安能免官民同仇？……王大臣深愿弭此可危之端。诚恐……积怨既深，一旦暴发，酿成大祸。其时地方官不能作主，督抚不能作主，即总理衙门亦不能作主。万一中国全境俱起，皇上固可简派大员，饬其各处集重兵；然刑罚之极，不能及于众庶；而众怒所发之处，自有不肯以头授刽子手之人。……总之，办事之要，在中国与在欧洲一也，惟在顺舆情。若失此义而用压制与强横，则终必激成全境之乱。」

将近三十年前所预言的那场「全境之乱」终于来了。不过它并不是专冲着天主教会去的，而是冲着外国人之为外国人去的；它的旗帜与揭帖上大张旗鼓地打出的口号是「灭洋」。孔子给「恕」下的定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跟着我们读到这里的人，都能自己判断：天主教会这样一个组织六十年来在中国所显出的那种经管之法，若移到任何一个与中国订有条约的国家的土地上去，会生出什么样的结果。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国家之中没有一个不会因同样的缘由而生出比中国在这场变乱开始之前所见的更坏的结果。这场变乱的特殊性质，无论指出多少次、说得多么清楚都不为过：它先是被中国政府容忍，继而被它培植，再后来竟被它指挥。它最初的根源是种族的仇恨与西方各国政治上的侵逼。然而全帝国对天主教会的主张与做法那种普遍而深植的怨恨，也大大增添了这些攻击的狂怒与刻毒，而且必将大大加深永久了结此事的难度。坦白承认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对中国百姓的利益、对那为着这民族的福祉而忍受了那么多迫害、遭遇了那么多殉道的宗教的和平传布，都将大有裨益。

五半个世纪的仇外暴乱

在一个幅员如欧洲的帝国之内，代表许多国家的大批外国人，历四十余年所积的阅历，本该能使人对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那些关系的实际情形获得宝贵的洞察。然而研究这些关系所引起的动乱，其中固有的难处越琢磨越觉得深。中国多数省份的名目，在别国是无人知晓的；而这一整片辽阔的疆土一般被认为太乏味，用密迪乐先生的话说（他是论中国最有见识、如今却几乎被遗忘的权威之一），太「远在万里之外」，不值得认真理会。沿海或内地什么地方起了乱子的消息，时不时传来一回；可除非其中牵连着某种特别可怖的情节（这样的事又太多了），它们不久便被忘掉，而且从来不曾被人略微弄懂过。对久居帝国之内的人，还有另一重难处：这些动乱外表上的情形大体相似，而彼此相隔的时日又难得很远，以致连记性最好的人也难以把它们分辨着记住。

对这些暴乱一一作细密的史的与考的检讨，查究其真正的与所称的缘由、其手法、所造成损失的数目，尤其是有关的外国政府对该案的处置，会是极有价值的；这尤其因为其中许多的记载，即便对能利用图书馆的在华外国人也几乎谈不上找得着——它们不曾被汇集成任何持久的形式，只存在于转瞬即逝的刊物里。不过此处只能就过去四十年间几场典型的仇外暴乱略加考察，以助人理解这种执拗而恶毒的攻击的缘由。由于在这段时期里传教士已散布全中国，多数变乱便直接以他们、他们的住宅与礼拜堂为攻击的目标；不过下文将更充分地表明，暴行断断不限于他们，因此把这些暴乱称作仇外的，是严格准确的。

在华新教组织中最大的一个是内地会，约于一八六五年由戴德生牧师所创，此后一直由他主持。一八六八年戴德生先生与一位同伴着手在扬州开教，那地方在长江通商口岸镇江以北十五英里。扬州是运河边上一座三十六万人的城。先后设法租过三十来处房子，最后总算租着了一处。可镇江那边敌视的消息传来，激得士人起而联手，要阻止他们在此立足。先是以诽谤的小揭帖煽动百姓，见其不足，又换了大张的，闹得满城戒备。恰在此时科考举行。有人把要来攻打他们的打算通知了传教士。凡能做的都做了：让百姓进来参观屋子，还用了别的息事的法子，想把这些揭帖与恫吓化解开去，却是徒然。

八月二十二日，乱民认真动手攻打；眼看一次次派往官府的人都求不来救兵，戴德生先生与他的同伴便冒着性命之险亲自去衙门。他们在那里被晾了三刻钟，一面听着远处乱民的呼喊——他们正在毁坏产业，而留在屋里的女眷说不定已被害了性命。知县末了露面时，却是来盘问那些子虚乌有的、据说被拐走的中国孩子，语带侮辱；不过他答应料理此事，而他们只得在那里等结果，因为据说传教士一在街上出现，乱民便无从驱散。及至熬过两个钟头的煎熬被放回去，那地方已全然成了废墟，余下的传教士九死一生地逃了出来，正藏着。乱民虽把许多门、墙与隔断一扫而空，这一班坚毅而已近力竭的传教士仍在官府知晓之下回到原处；不料第二天暴乱重演，先前那些凄惨的经历又重来了一遍。同样近乎绝望地去求知府，同样没完没了地等着见那位大人——他还没起身，不愿被打扰。末了他派了知县到出事的地方去，把乱民驱散，外国人的性命又一次好不容易保住了。

有人叫戴德生先生给知府写一封措辞和缓的信，可信里不许把这事称作「暴乱」，只能称「骚扰」，还须请求把捉到的人加以惩办、出示晓谕。虽则十分确凿的是：这场暴乱本就是道台与知府自己安排的，可也无可奈何，信还是写了。同时有人口头往镇江的领事馆送了信，随后又补了一封。领事立即带人赶来相救；上海的领事麦华陀先生则极有力地把此事接了过去。他带着一条小轮船与「里那尔多」号上七十名水兵，到扬州去，在那位吓坏了的知府的衙门口布下卫兵，要求会晤。那知府力图把暴乱说得不严重，却被领事一条条驳住，终于哑口无言。随后领事给了他一份最后通牒：要惩办乱首（名字都开了出来），要修复房屋，要出示晓谕申明英国传教士的权利，要赔偿损失，还要把凡因传教士而下狱的中国人开释。其中几项知府应了，另几项他说须与南京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商量。麦华陀先生以其特有的魄力，决定把知府亲自带到总督那里去，以截断那无休止的推诿；知府则讲明要坐自己的船去，不作囚犯论。途中知府请求当夜宿在与领事隔江的一边，并立下字据答应次晨到。随后他连船也不要了，趁夜逃走，多半是要赶在麦华陀先生之前见着总督，好把他自己的一套说法先递上去。麦华陀先生如期到了南京，与总督会晤；总督很是和蔼，看去颇有秉公办理的指望。

可正在此时，出了东方外交里那种极坏事的岔子。「里那尔多」号的舰长病了，回上海去；在中国人眼里，这就等于麦华陀先生失了道义上的后盾。曾国藩立刻变了调，断然拒绝给所要的补救，也不肯惩办士人、知府或本县的官——虽则文书上明明白白载着：早在那场暴行的十天之前，他们就一再被警告过麻烦将至。所能得到的，只有归还房屋的许诺，让传教士在两三个月之后回去，并出一张禁止侵扰外国人的告示。索赔的数目被砍去一半；暴乱三个月后戴德生先生迁回了原处。

凡知道这桩案子何等错综难办的人，都称赞麦华陀先生的手段与才干；然而人们一向明白，他的魄力是不为外交部所喜的——这一层在华的外国人无不深知，中国政府大约也知道。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对整桩祸事责任最大的道台坦白承认：他没有把此事的真相呈给总督，说那样做要赔上他的官职。

在这桩典型而可作试金石的案子上，过了一代人之后，人人都看得明白——当时明眼人也大多看得明白——英国政府要么就根本不该接办此案，要么就该把它办到底，作为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中国的一个要紧的成例。在此案以及此前此后每一桩类似的案子上，通向正确结果的那根阿里阿德涅之线，是额尔金勋爵那句简单而深远的箴言：「不提不公道的要求；一经提出，绝不退让。」外国政府那种忽软忽硬的方针，正是公然敌视外国人条约权利的许多事情的直接由来。

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天津教案，直到今日仍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凶暴最大规模的一例。此前已有一层积怨：法国人拿一座民间的庙宇作领事馆；而关于天主教育婴堂里害死无辜孩子的种种骇人传闻，在百姓看来是确凿无疑的，尤其当时正闹时疫，孩子死了不少。法国领事极不明智，语气又骄横，而官府一如既往地迟钝，等到动手已经太迟。二十名外国人被杀，中国人死的大概也有这么多。我们方才在南京见过的那位曾国藩，此时正是直隶总督，可他在此地的处境极难。百姓全体都同情乱民，对想象中的洋人暴行怀着盲目的怒火。那座建在从前划归皇家之用的地基上的天主堂被烧毁，废墟就那样立了二十七年。有很长一段时候，市上卖着画有教案的扇子，百姓显然爱看那些毁产杀洋人的画面。紧接着爆发的普法战争使人无暇按一种足以使此事不至重演的办法去了结它。十六个中国人被斩，另有许多被流放；可这判决的效力大半被抵消了，因为人们不能确定被处死的是不是该死的那些人，而民间又普遍以为：这些人的家属各自从中国政府与官员那里得了一笔可观的抚恤。关于此案以及此后中国几场仇外之变的详细记述，有兴味的人不妨去看卫斐列先生的《中国史》（那是他父亲卫三畏博士著作的续编）末一章；他对天津之变那明达的评断，见闻广博的读者是会同意的：「总之，这场暴乱的全部经过——其起因、其滋长、其顶点、其结果与其平息——所积下的、妨碍中欧两种文明相调和的严重障碍，比任何曾经发生过的事都多。」

一八七四年上海法租界出了一场严重的暴乱，起因是法国工部局执意要占去邻省浙江人的会馆产业的一部分。这一大片房地之内有一处停放客死异乡者棺柩的所在；这在他们想要从中开一条路的那片地上固然更添一层碍难，而在中国人看来，却使这块地方神圣得如同坟茔。即便从外国人的立场看，法国人也是横暴而不讲理的。极耐人寻味的是：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这道裂痕丝毫未曾弥合，也不曾教会这些性急的高卢人一条更明智的路；因为一八九八年七月，同一块地上又生出同一个问题，而这一回的索取比从前更急。法国工部局在总领事支持之下着手占有这块地及毗连的房地，以作某些改良。人群大举反对，几个中国人受了伤。

第二天，反对更趋危险，水兵、巡捕与义勇队动了武，打死中国人十五名以上，伤者甚多。过了几天，此事暂时敷衍过去，留待北京议结，一切照旧。上海与全中国的外侨都觉得：因为不肯等谈判的结果、而动用蛮力以致白白死了许多人，他们几乎人人的性命都被严重地置于险地，而且铸成了一桩大错。那么两年之后（一九〇〇年七月）在上海各报的宁波通信里读到：因大批浙江人自那城涌来，仇外的情绪极为刻毒——继而得知这情绪的结果是至少八名内地会传教士连同他们三个孩子、以及若干天主教神甫与中国教民被杀——难道还值得诧异么？

自仇外的天津到骚悍的广州，有将近一千英里之遥。《天津条约》之后的十年间，广东人对一切外国人的轻蔑，被一种有益的、对外国势力的畏惧所取代。可一八七一年七月，整个这一带到处散布揭帖，指外国人散发一种据说治病灵验、实则是慢性毒药的药粉。这些煽动的纸张贴出的第二天，一阵惊惶与暴怒的风暴席卷全城，其猛烈是外国人从未见有过之的。四分之三的人相信这些说法，全城陷于恐慌。「有两个星期，没有一天不是只要有胆大能干的人出来，便能纠集起一伙乱民，把所有的外国住宅、所有外国人的性命毁个精光。」

那位友善的总督处死了几个首要分子，这场骚动才止住；可它还是蔓延到厦门、甚至福州，几乎把教务扑灭。

十二年后，正当广东人被法国人在安南的侵逼激怒之时，一个喝醉的外国人失手打死了一个中国少年，被判了七年监禁。一个葡萄牙看守把一个中国人自轮船上推下去，淹死了。这就如同火星落在火棉上。「毫无预兆，乱民像猛虎一般涌进租界。人们从早餐桌上或写字台前站起来，妇人抱起孩子、或许还抓上几件首饰，逃到港里仅有的一条船上去。一大团黑烟在租界上翻腾，越来越黑、越来越广，直到什么房子也看不见，只有屋顶与墙壁塌下的轰响在那昏暗中回荡。烧与抢持续了三个钟头，总督的兵才把乱民驱散。乱民死了四个，十三家大商号变成了一堆堆焦木与黑砖。」

次年，总督张之洞——如今在武昌仍任此职——与彭玉麟提督联名出了一张告示，其矛头固然指着为敌的法国人，措辞却有意弄得能把百姓的怒火引到一切国家与中国教民身上。悬赏五千两买法国提督的首级，以下按品级递减，直到寻常兵士一百两，凡助他们的中国人则减半。这立刻被解作适用于任何外国人、任何中国教民。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十八天里毁了十八座新教礼拜堂。有好几个月，广州所有的外国人都像住在活火山口上。同一座城里，十年之后，可怕的鼠疫流行又激起极大的骚动。两位女医生在街上被袭，若不是有人及时相救，便要被石头砸死了。

中国西部辽远的大省四川，住着一群和平的百姓，对外国人并无恶感，除非被他们的官员挑唆起来作对。省城里的一个洋务局已被查明是把仇外的毒素散布到这一整片地方去的能手，使无数人蒙受了无从计算的损失。这一省对天主教似乎有一种世代相传的狠毒，其缘由一般人并不清楚。确凿的是，好几位神甫丢了性命，而可怜的教民则一连很长时候受尽最可怕的迫害。一八八六年夏出了这样一场变乱，显然起于长江边重庆新建教会房舍所引起的谣言。各教会的房产以及英国领事的住所都被洗劫捣毁。领事本人受了重伤，二十多个外国人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月份里被关在一处衙门的两间小屋里挤了约两个星期，外面乱民不住地咆哮。乱民公然声称：他们奉皇上与官府之命来铲除基督教。政府赔了传教士的损失，也承认他们的条约权利；可房子重建起来时，「又冒出成群的暴徒来烧它，有一处房产四年之内被毁了三次。这些事情里不祥的一点不在其暴烈，而在乱民的执拗——但凡有需要，他们似乎随时都在，好把驱逐教民的恫吓付诸实行。」诉讼的过程只是公道的一场滑稽戏，教民竟在公堂上被劝令弃教。其用意分明是要靠这样一点一点地磨，把外国人整个赶出去，正合中国那句俗话：「山高皇帝远。」

一八九五年春，与日本议和方毕，四川的暴乱又像热带雷雨一样突然发作，把八十多个外国人逐出了这一省。在这场接连不断的迫害进行之中，据报有五万以上的教民以各种方式受害，被杀的很多，教务又一次全被摧毁。

这些一再发生的变乱性质如此严重，以致有关的外国政府不得不认真接手。美国公使力图促成派一个委员会到该省去，查明各级官员——尤其当时的总督刘秉璋——干连的程度。公使田贝先生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急件里说：「中国与这个委员会争了几天，可最后不得不同意让它由陆路前往省城成都。中国还以罕见的顽固抗拒惩办总督刘的提议，一半是因为他在皇太后跟前有影响，一半是因为此举无例可循。打破这份顽固的那个楔子，是国务院下令派出美国委员会这一举。中国把这一提议当作不可避免而接受之后，英国公使便上来下了一道最后通牒，要求惩办各官。一支舰队奉命开到中国海面上以为威慑。法国公使随即出面向中国解释：要免生事端，非惩办这些官员不可。」那位前总督被革职，还加上「永不叙用」四字，另有许多下属的官员也受了罚。以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求得真正公道这桩难事办成，自然被看作一大进步——不但就其本身而言，尤其作为一个成例。

毫无疑问，上面最后所说的四川那几场暴乱，以及前面已提到的广东那几场，其最初的根源都与对法、对日两场战争有关。在前一省出现的许多揭帖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当今日本侵占中国土地，尔等英、法、美人袖手旁观。今后若欲在中国传教，必先把日本人赶回本国去；那时便许尔等在全国传尔等的圣教，无阻无碍。」

在结束仇外暴乱这个题目之前，还非把一八九一年长江流域的那几场约略交代一下不可，它们自有其统一之处与其意义。这些留待下一章去说。不过上面所说的已足以表明：从前的变乱一再地、而且大规模地显出了一九〇〇年所见的一切特征，只有一点除外。这一回是暴乱头一次由皇宫本身直接煽起。至于这是否也是最后一次，就要看今日如何对待中国了。

六一场仇外的宣传及其后果

中国有一句经典的话：「风吹草偃」。这话的用意并不是要说明草木与天气变化之间的什么定律，而是说百姓对其领袖、尤其对其统治者的榜样与影响反应极快。这份反应之所以可能，在于中国人那无与伦比的同质，以及他们对那些被认为代表并体现着传统理想的人所怀、所示的那种实际上无边的敬重。

由于种种缘由，典型的中国读书人把一切外来的理想都看得不如中国的，而看待把它们引进中国的努力时，其心情正是我们对一场有组织地要把穆罕默德的宗教引进基督教国家、以取代基督教的举动所本能地怀有的那种取笑、轻蔑与愤慨的混合。这还是他最平和、最持中的看法。等他略一激动而不能容忍起来，他看西洋的做法与道德教训，便正如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人看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与虚无主义的做法在我们自己国中的传播。

天津教案前后，有一本中国的小册子广为流传，题作《辟邪纪实》；人们觉得它于在华外国人的安危大有危险，因为它代表着有教养的士人对西方人的心思——那些西方人他们既不懂、也不想懂。虽经人竭力设法，这本书从未被查禁到不再时时重新冒出来的地步，它把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思都毒得敌视一切外来之物。

一八九〇年春上海举行的传教大会上，李提摩太牧师提请人注意一部关于中国政事的文献汇编新近的重刊：原书一百二十卷，初刊于一八二六年，一八八八年又续刊了同样卷数的一部续编。这些书列在官办书局的售书目录里，收的是呈给大员或呈给御前的种种要紧的奏议，以及论公事的文章，编次时加了许多按语与若干增补，全书自成一部独特而重要的汇编。李提摩太先生称它们为「中国的蓝皮书」，这个名目不很确切，也易生误会，因为它可能使人以为这些文字是官方的报告，其实并不是。续编中有两卷专论基督教传教之事，李提摩太先生在他的论文里作了提要。民间诽谤基督教的一切说法，其源头都在这些文字里——什么先把教民迷住再挖他们的眼珠，什么教堂里男女混杂，什么法国神甫品行败坏，还有许多是不能付印的。其中对基督教教义的叙述不过是一篇滑稽的摹仿，把婆罗门教、佛教、回教与中国秘密教门的教义碎片拼凑在一起。这些文字的实际用意，见于附录中关于两个敌视洋教的省份里仇外事起的记述：那里的反对是由一位前任按察使与一位翰林所组织，他们号召绅衿把基督教的邪说从他们中间铲除干净。

一八九一年间，在华的外文报纸公开提请人注意一件事：大批煽动仇外的文字——显然出自精熟的中国文人之手——正自湖南省城源源不断地刊出，再由那里散布到帝国的这一片地方去。汉口的杨格非博士弄到了这些书与册子、把它们译出来、又追查到它们的来源，为在华的一切外国人立了大功。多年以来他是这个题目上主要的权威；正是靠他，我们才得知：那支刻毒之笔下蒸出这蛇毒的主要人物名叫周汉，湖南宁乡人，挂着道台的虚衔。

在离汉口二三十里的一座城里，人们发现一本叫《鬼教该死》的书正自当地七家当铺中的六家大量散发，谁愿意拿便给谁。它被称作一本「善书」——中国人惯于刊印这类书，或白送、或只取个名义上的价钱，为的是积功德。这东西之下流，付印时是无从传达出一个恰当的概念的。只须引杨格非博士给上海《每日新闻》的一封信里对它以及湖南别的许多刊物的总的描述，也就够了：「在湖南的刊物里，敬拜耶稣被说成敬拜淫邪。我们的主被画成一头被钉十字架的猪，四围是男女信徒，有的跪着，有的作着淫乐之状。『天主教』三字一般写成同音的字，意思却是『天猪叫』；而『洋人』的『洋』字也常写成另一个同音的字，意思是『羊』。所以文中『猪羊鬼』这个说法，有时泛指外国人，有时专指传教士，有时指中国教民。教民又被称作鬼子与猪羊鬼的子孙——也就是外国人的子孙。」

与这本书一同被揭出的，还有许多广为散布的揭帖，其中一张题作《同心拼命约》，是要全湖南省的人共立的。约中共七条：第一条规定，若族中有人被查出受了羊鬼奸细的迷惑，须逼他在祠堂里当众悔改；如不肯，便逐出族外，姓名遍告各处，使他在省内无处容身。另一条规定：某族若庇护一个猪羊鬼而不肯把他逐出，便把全族称作猪羊鬼族，事事一概摒绝。又一条力主严查一切行旅，若其对盘诘的答话闪烁或不能令人满意，众人便合力把他们逐走。后面几条中有一条声明：万一有猪羊鬼进犯湖南，便自愿招募团练，大府出两万人，中府一万五千，小府一万。「我等共出兵丁与军械之资；恳请当道分派兵丁，即行与洋人接仗。」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末一条议定不许焚烧教堂，一半因为可能烧及毗连的民房，其次则因为这些产业该交给官府变卖充公。

与这些书、揭帖及别样檄文一道散布的，还有一套所谓「图说」：把一切对外国人与对基督教最下流的指控，以中国画上乘的手笔一一画出来，以广流传。这件儒家教化的奇特产物被外国人翻印了出来，意在私下流通于那些需要知道湖南这类文字的作者们真实心思的人中间。翻印者加了一段说明其用意的按语：「此番翻印《图说》，是为着有心的少数人而非为大众，故其图与文极端的粗鄙之处，一概未加遮掩。它并非出自不识字之人的手笔。湖南反教的刊物几乎无一例外都以士人为作者，这一本也断无疑义。既然如此，便以照原样翻印为宜，其淫秽下流一仍其旧。舍此别无他法能使人正确地体会：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攻击何等不讲理、何等亵渎；中国士人的心智与道德处在何等低下的境地；以及中国各等人何等深切地需要那正被他们中间不少人力图摧毁的这一信仰。」

这便是一八九一年初撒遍华中的种子，不久便按其类结出果来。五月初，因为有人殷勤地散布天主教育婴堂虐待孩子的传闻（其中一个据说被放在澡盆里煮了！），有人策划攻打扬州耶稣会的房舍，可要动手的乱民被官府调来大批兵丁弹压下去。本月十日，长江口岸芜湖出了同样的一场变乱。有几个葬在教会院内的中国人的坟被掘开，尸首——腐烂得已无从辨认——被举出来当作歹行的凭据。乱民一见便狂怒起来，取来油泼遍各处，那地方转眼成了一片冒烟的废墟。英国领事馆与海关也被攻打，靠海关的义勇队守住，直到中国的兵船赶到。在长江边的大城南京，教会房舍与医院被乱民攻打，全靠一位传教士的胆气把他们挡住、直到兵丁赶来，才免了又一场毁坏。安庆府也是险险地逃过一劫，一艘法国、随后一艘德国兵船及时赶到，才给了保护。六月一日丹阳有一场有计划的攻打，天主教的房舍每一座不是烧成平地便是捣毁，所幸没有死人。四天之后，在长江边距九江二十五英里的武穴，又有一场更猛烈、更出人意料的攻击。这里照例捏造了拐带婴孩的说法——这在中国是难得不激怒乱民的——一位新到的循道会传教士阿真特先生与一位姓格林的海关职员被害，尸身被以最野蛮的方式残毁。六月八日，运河边的重镇无锡也出了与上述相同的一场变乱，看来是由湖南人领头；天主教的房舍被人以特意带来的油与火药有条不紊地点着。约在同时，九江本要被毁的产业，因三艘兵船登陆的人与道台带着大队兵丁赶到而保住了。

这一年众多暴乱里最后的、在若干方面也最奇特的一场，出在长江边、汉口以上约三百六十五英里的宜昌府。聚起人群的借口是一条巧计：把一个孩子送到天主教的修道院去——院里附设着一所女孤儿院。文书都办齐签好了，后来却查出那孩子是个男孩。次日便有人上门索要那「被拐」的孩子，孩子交了出来，此事也报到了官府。一名武官被派到修道院去，仿佛是去保护，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此后的经过与中国曾有过的任何一场暴乱都不同。有些教会的房子被毁，有些却原封未动。几位苏格兰传教士所住的那所中国人的房子被放了火，可另一位苏格兰传教士的房子本是只抢不烧的，因为他在此住了十年、又做慈善之事！可为首的人带着煤油与火药来，把它与别的一并毁了；而一所外国人所有、中国式样、用作英国领事馆的房子却被放过，正在建造中的新领事馆则被砸得稀烂。整场攻击如晴天霹雳，连最警觉的人也措手不及；其干得彻底与利落是前所未有的。警报发出之前一点危险的迹象也没有，而二十分钟之内一切便告结束。整件事办得那样快、那样准，可见一切都经过精心筹划，各人都确知自己该做什么，也做了。乱民总共不过五十人，毫无疑问是由那些知道自己长官所许可之事的兵丁一手操纵的。

八月里，一位行医的传教士格雷格医生在满洲省城吉林附近乡间行医时，遭将军的卫队凶狠攻击。他被指为拐带孩子，遭拘禁三日，受尽苛待。

又过几个月，满洲大片地方爆发了一场大暴动，攻击天主教的教民，把教会产业糟蹋一空，屠杀教民数百人，直到这场暴动大得可以称为叛乱。它是以极大的人命代价才扑灭的，据报被杀的乱党有两万人；地方官因未曾辟斥那些曾被官方散布到全中国的、针对教民的谣言而受了惩处。一八九三年，在离汉口六十英里的松滋镇，两位瑞典传教士遭乱民围攻，情形格外残酷。此后的处置虽显然意在做出严明执法的样子，却使外国人失望，也把中国人激怒了：他们被那份严刑吓住，抵制欧洲人，还出了揭帖，叫人不得与他们有任何往来，违者毁家。次年伟烈亚牧师在满洲辽阳被满洲兵所杀；那些兵看来是在他们上司的直接庇护之下行事的，而其上司中许多人对西方人进入满洲这个「势力范围」极为敌视——这种现象在帝国的许多地方都曾一再见到。

一八九五年夏，全世界都被中国新教传教史上最惨的一桩事所震动：福建古田，史荦伯牧师及其妻子儿女并几位同工被斋会中人猛烈攻击，其中十人被杀。当地的乱子已严重到非调兵弹压不可，而人们以为促成此举的正是那位传教士。

这些事引出了远东各地许多次公众集会，以及关于仇外变乱的性质与意义的长久讨论；可英国政府既不曾严究省里各官的责任，那么惩办少数几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中国人心里所留的长久印象也就极其有限。一八九九年六月，福建建宁府又出了一场同样的变乱，借口照旧，结果也照旧：教会产业被毁个干净，传教士九死一生地逃了出来。

同一年里，前文已屡屡说到的、作为仇外劲头之温床的四川省，又一次陷于无法无天的状态。一位名叫弗勒里的天主教神甫被一个自称余蛮子的恶霸的党羽捉去，囚了好几个月。省内许多地方的教会房舍被拆毁，外国人不得不逃命。在与通商口岸重庆隔江相望的江北城，新开了一所诊所，那地方忽然被人袭击，一名学生被杀。邻省贵州，内地会的弗莱明先生连同他的售书人在大路上被杀，而要惩办那些众所周知的凶手，则被人百般为难。

我们对中国仅仅最近十年间仇外变乱的回顾远说不上完备，可上面记下的几场是全体的典型。它们自中国人认识西方人之日便起了头，又随着这份认识的范围扩大而扩大。它们遍及十八省以及满洲。其中甚至似乎有某种周期性，像十一月的流星雨一般。一九〇〇年五月上海《每日新闻》的一篇社论说：「暴乱的季节」如今到了，该作相应的准备；因为自一八四二年以来三十四场「一等暴乱」中，只有四场发生在十一月到二月之间，三月里则一场也没有。五月与六月是这季节的顶峰，整整一半都出在这两个月里。六月占了三十四场里的十一场，其中九场出在一八九一年。

由上面所述的种种现象看来，中国人仇外的缘由分明是深植而普遍的。这些变乱相当不分彼此地对着但凡够得着的外国人而发，而且照例起于有教养的、尤其是做官的那一等中国人所给的某种推动。它们所由生的一个主要的根，是无知——浓厚而不透光的无知。在渐渐照亮这无知的过程中，会遇上数不清的成见，还往往生出爆炸性的气体，一遇偶然的火星便酿成可怕的大祸。在当前这场危局里，中国统治者的昏聩把机会送到了西方人手里，也把一份责任加在西方各国身上：要使那种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丢尽人脸的盲目狂怒与不讲道理的暴戾，不再有这样的狂风骤雨般的发作。西方各国若善用这个机会、若尽其本分、担其责任，那么指望在可以计量的期限之内，我们所论的这一类仇外暴乱将不再有闻，而新世纪的开端于中华帝国同时也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这指望并不算过分。

七商业的侵入

人们惯于把在华的外国人大略分为商人、官员与传教士三类。近年来又添了第四类，叫做「兴办人」，指的是那些以外国资本开发帝国的「财团」或别样组织的代理人。因为这第一类与末一类的目的与手段之间必有关联，不妨合在一处来谈。关于眼下所论这个总题目最完备的论述之一，是李佳白牧师的一组文章——他后来以在中国为「上等人」做事的开创者而知名——那组文章题作《中国仇外动乱之根源》，一八九三年刊于上海，其中许多在今日仍与写成时一样切中。

在华的一切外国人里，商人是最不易招中国人敌意的一种。他明明白白只为贸易而来，而中国人无论就本能还是就实际而言，都是「天生」的商人。倘若没有人把洋货卖给中国人，中国人又向谁去买？何况经过几百年的通商往来，讲求实际的中国人无须人来说服便知道：外洋所产之物里，有许多即便算不上必需，至少也是很可意的。在百姓熟悉洋货生意的地方，中国人对经手这生意的人大约没有多少敌意。这些人中有许多说中国话说得不好、或者全然不会说，因此他们与本地人的往来主要地、乃至全然地要经过那众所周知的「买办」——买办的职分，自居间的商人一直到管家的仆役，什么样的都有。这些在中国商业关系中不可少的缓冲自有其明显的好处：它们减少、至少是分摊了摩擦，把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种种可能冲突的由头抹了过去，而其中许多外国人自己多半全然不曾察觉。

中国人施展其非凡的经商之才，却丝毫不知这些过程是受着不容变易的自然法则支配的，对政治经济学的道理也丝毫没有开窍。西方各国关于何谓「进步」的见解，与中国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都根本不同；在中国，谁也不知道、也不在乎什么「进步」。即便在西方，发明与节约那一路凯歌前行的路上，也撒满了被「改良」、被新的「省工发明」之类摧折或断送的家业与人命的残骸。可在西方各国，一个人的生意被一项改良或一种时尚的变动毁掉之后，还能另干一行，久而久之一样过得去；即便这也不成，「天高地阔」，向许多不同的方向去移民发迹的机会仍旧多得很。

在中国则大不相同。匠人只会做一样事，而且那多半还是世袭的手艺；要他做别的，正如叫鱼呼吸空气一样不成。洋火、洋油连同各式各样的灯，已经大规模地把中国的行业挤掉了，其社会后果之繁难以细究。人们在轮船公司给董事们的报告里读到对华棉货贸易的好转，读到自广州到天津、牛庄整条海岸线上这一行的前景光明；可没有人读到这番扩张的贸易对中国产棉大平原上千千万万百姓的影响。这些人从前不过刚够靠织一种十五英寸宽的布糊口，一匹布要两天苦工，拿到市上所得只够一家买最起码的日用，再买些棉花好接着不停地织——那机杼有时昼夜轮班，整日整夜地响。可如今因着洋布「前景光明」，本地的产品再没有从前一向有的销路了。批发字号的行家不再像亘古以来那样上门；织布这桩辛苦活计无利可图，又没有别的生计可以取而代之。有些村子里家家有一张或几张织机，许多活计是在地窨子里做的，那里自正月中直到腊月尽头，月复一月地听得见梭子的响声。可如今机子闲着，织布的地窨子正在坍圮。

没有织机的人也有许多能纺棉纱，借此挣一口饭——这在中国人那永远逼近的饥饿门前，是一重极要紧的辅助屏障。可近来孟买、日本、乃至上海本地纱厂那份惊人的活跃，已把中国产棉之区淹没在洋纱之中；那纱比土纱匀得多、韧得多，而且更便宜，于是纺车不再转动，那给幼者、老者、弱者与无靠者的一线细细的进项，便永远地干涸了。在「文明」这样稳步推进到中国内地的过程中受害的无数人里，有许多对自己灾祸的缘由毫无所知，正如日本的农人被地震或海岸忽然与渐渐的下陷所生的海啸吞没时一样。可另有许多人心里再明白不过：洋货生意来搅乱旧日的秩序之前，寻常年成里是有吃有穿的；如今则处处短缺，而且眼看还要更坏。有了这样的经历——而且是在许多不同的行当里——中国人对这新的秩序深怀不满，是不该受责备的。

任何公正地考察中国人对洋货生意不满的根源的人，都不可能把鸦片的销售轻轻放过。在这个严重而棘手的问题上，两边都有过太多不知节制的文字，以致想提一提也难免招来这边或那边的责难。就我们眼下的用意而言，几行字也就够了。鸦片诚然不是外国人带进中国的，可他们把它的销路极大地扩张了，还违着中国人的意思逼它弛禁；中国人本来无论如何总要用掉一些，可断不至于用到他们由此迅速吸惯了的那个数量。中国方面要禁种禁吸的努力，有些是真心的，有些则不然。本地的货正在稳稳地取代进口的货；可鸦片在中国的吸食，即便在名目上（「洋土」）也与外国人分不开。中国人虽已几乎成了一个吸鸦片的民族，这民族的良心仍在，仍在有力地抗议着这个它无力遏止的恶习。

凡查阅过英国政府所派鸦片调查委员会那份详尽报告、连同由此引出的对这项贸易的批评与议论的人，都不能不看出：为这项贸易辩护的人中间，有许多存心不肯掂量证据，而是先入为主地判了案。现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三言两语便把这整个题目打发了，轻蔑地否认中国人因鸦片而对外国人怀有任何敌意，说那正如英国人并不因法国人的白兰地酿得比邻国好而恨法国。可反过来，要证明帝国内许多最有思想的中国人把中国之衰与鸦片的通行看作因与果，是极容易的。下面这段就此事直截了当的话，出自苏州掌管该城盐务的道台所写的一篇文字：「自古迄今，未有如中国受鸦片之毒者，其流祸之烈、其为苦之深，无与伦比。……自鸦片初入中国以至今日，百有余年，因之而死者，其数当以百万计。今中国上等之人，多有不明真相，不肯责中国人吸食之过，而以祸之真因归诸外人之贪利，遂目之以仇。而愚昧之众，其恶之尤甚，于是各处反教之变与暴乱，接踵而见。」

这一段说到中国人对这亡国之具的敌意，已够明白。要证明中国最明达的人对鸦片之害持最强烈的看法，是极容易的；譬如那位著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流传极广而极受欢迎的著作——近来已为英文读者译出，题作《中国唯一的指望》。书中有一篇题为《去毒》，下面一段即出自其中：「诚非通商足以亡中国，乃此可畏之毒耳。呜呼！其贻我民以何等之痛与荒凉！百年以前，此祸之来，其为害之烈且深，过于洪水，过于猛兽；盖水患九年而平，猛兽之害止于一方。而鸦片则蔓延各省，其速可怖，其果可哀。受此疫而倒者，何止千万。今其势如野火燎原。其迅疾而致命的行程所至，处处皆成荒芜，坏人之心志，蚀人之气力与财产。而其众害之中，坏心志者为最惨。此毒弱人之志，耗人之体，使食之者不能供其常职，不堪自此地往彼地。它耗尽其家资，使这可怜之人沦于贫、绝、衰。此可怕之灾若不速加遏止，任其肆虐而行，中国之民将化为魑魅魍魉。此即我国今日之情形也。」

当帝国内最受敬重、最有势力的中国人向他自己的同胞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其后面有一份深切的确信。这位大人虽极力要证明鸦片所造的祸中国人自己该负责，可确凿的是：多数中国人把这毒物所造的苦难、堕落与倾覆，径直与那些使它举世皆知的西方各国连在一处；而这一层对造成——并且在中国人看来是证成了——仇外之心，有过重大的影响。虽则还没有哪一场暴乱可以说单是因鸦片而起，可中国有没有哪一场针对海外来人的变乱不是由吸鸦片的人在他们的烟馆里发起或助长的，倒很可疑——因为中国每一座城、每一个市镇、每一个村子里最坏的人物，总是被那些地方吸引过去的。

外国人有意要引进中国的西方新事物，主要是轮船、电报、铁路与电车，以及合乎科学的采矿。这些近世文明的附属物在中华帝国迄今各有什么效果，是一个不容易给出充分答案的问题；也不必答，因为要紧的问题并不在政治经济学者眼中的实际结果，而在中国百姓自己是拿什么眼光看这件事的。轮船通行已久，本该以为它早已成了中国社会、商业与经济生活里不可分的一部分——它确也如此。可但凡它使帆船停了业的地方，如长江上、或自华中到天津的整条大运河上，它便生出一种敌意来；这敌意并不因为平时无处发泄而不真切。剩下的那点漕船船队，仍旧循着大运河的浅水道，自华中往北京作那缓慢、费钱、耗损而无用的航行。那些在其中得利的官员死抱着这一将死的成规不放——这成规可以说就在于走私、也为走私而存在——足见成百的官、成千的随员与成万的船夫（他们每走一趟都直接分那丰厚的油水）是以何等刻毒的心思看待轮船的：轮船承运之多是它们的千百倍，所费时日不及其百一，运费也不过是个名目，而于朝廷的岁入毫无损伤。

近几年所许的内河行轮之权，激起了最猛烈的反对，许多地方竟把所指望的好处整个抵消了。长江上游行轮，是经过长久的争取、抗着最顽固的敌视与堆积如山的阻碍才在近来开办起来的；这件事本身就代表着帝国与那被慢慢逼到它头上的进步之间的整场经济之战。最终的好处是有把握的，轮船处处得胜也可以说是一定的；可百姓整体上并不要它，多数人见了它那些家伙就厌恶，一有机会便以无可误认的方式显出他们的敌意。逆着这股汹涌的敌意，那开明的少数若没有政府撑腰，是寸步难行的。一旦这撑腰撤去，既得的利益与「百姓」那份平民的本能（在中国的一切问题上，这向来是一股有力的因素）便以毁坏的行动表明他们的同情在哪一边。

电报在中国人心里向来与政府相连；可它的引进当初被人猜疑，而那些因此与北京中枢直接相连并受其钳制的官员，则把它当作一桩切实的委屈。在无知的农人心里，它也被当作对国中太平的一重说不清的祸患；那锈蚀的电线上滴下的雨水，在他们看来是超自然的血的渗出，说不定是受了触犯的「空中之神」的血，凡落在近旁的人都要遭殃。不多几年前，据说整个湖南全省一致反对把这可诅咒的新玩意引入境内，电线被剪断、电杆被锯倒或拔起，立一回便毁一回。近来义和团起事时，电报局是最早被攻打、被毁的地方之一；这出于一种普遍的本能：觉得它与那个从前的、而且本该永远如此的中国为敌。

然而远为严重的是铁路的引进。近几年来，铁路已被筹划、议定，有些还当真动了工，要铺遍帝国、穿进内地去。自一个角度看，「风水」即中国的堪舆之术，可以说是一种正在衰亡的迷信；可就实际而论，它仍旧从容自若地走着它的路，既不为文明的推进所动，也不为科学的自负所动。它本身弱得挡不住一条铁路的推进，可一遇时机，它却强得足以把潜伏的敌意变成公然的敌对。正如行轮一事，明智与审慎可以避开多数实际的危险、并克服其余；可那潜在的冲突随时都可能变成现实。凡遇特别艰难之事，非以人命为牺牲不能成——这个亘古而遍世界的信念，一八九七年天津至北京的铁路将竣之时又重新显现出来。上海的天主堂建造时，那一带的农人与苦力都笃信：它的地基是用中国婴孩的身子垫的，好使那建筑牢固。北京的铁路修起来时，人们同样以为：不但杨村白河桥的桥墩如此，整整八十英里上所有的枕木也都是这样垫牢的。那阵子曾一度高涨的骚动似乎全然平息了；可这类迷信对那些「愚民」此后的举动有什么影响，谁也说不上来——他们能相对沉默地忍受深重的冤屈，却会在人以为事情早已忘掉的时候忽然爆出复仇的怒火。每条中国铁路初开时，那铁轨都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它的高度恰与中国人的枕头相仿——中国人的枕头往往不过是垫着后颈的东西——因此在夜里昏暗的光线下，司机在他飞驰的车头前面，会看见一长排褐色的人形横在轨上，每个人的头都搁在铁轨那一边。遇上这种时候，有时不得不一连几英里「慢到极慢」地开。唐山煤矿那条线初通的日子里，中国人因事故被轧死，几乎有个市价，三十两银子一条命；可据说中国人里似乎有太多人打算以这法子「谋生」，于是章程作了修改。

中国无论哪个口岸，船夫都是一大群人；他们看去似乎无足轻重，可他们联合起来的抗议往往极有分量，因为没有哪个中国官员愿意去应付一场民变——那最终的后果谁也料不到，而且在许多方面于他自己都可能极严重。人们还没有忘记：不多年前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被宁波船帮的喧嚷所动，把天津铁桥的计划取消了，而那桥的桩子已经打下，只得费力地又拔起来——这在中国最专断的人是一场屈辱，而对水手们的既得之利却是一场胜利。若干年后杨村的桥建造时，铁路之势已大为得力，那些过不了桥的许多笨重的官船便全然不在话下了。铺桥之时，这些船里有许多正静静地泊在通州，只得花不少钱把船楼截矮，而其用处也就毁了。白河上因京津铁路而失业的无数官船，天津北京之间来往的数不清的双骡大车，还有通州满城的人——那座城曾拼命抵制铁路，随后又因铁路改道别处而破败——都为西方的路数侵入这沉睡的东方（东方刚刚醒到足以憎恶这侵入的程度）提供了成群的死敌。

一八九八年那短促的维新时期所提的众多改革之中，有一项是要把漕粮运京之法重加安排，以免途中被偷去一大半。这一来便有使通州城（这座城几乎全靠这股养命的粮流而存在）当真挨饿之虞；而事实上，丰台的头一击正是这城里一大队人下的手——他们伙同别人捣毁机器厂、拆坏机车、掀掉铁轨，以别样方式对这新的、碍事的局面作了一番切实的抗议。顺便可以一提：多年前一封主张修铁路的奏折里，所用的理由之一便是运漕粮时铁路「可绝船丁偷盗之弊」。这大约不假；可经验表明：中国铁路上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早晚要被搬走的，连信号臂板竖起约莫二十四个钟头之后也不见了——这就提醒中国人：实行的道德断断不是靠器械来的。

百姓敌视铁路还有一重缘由，一般人着重得不够。实际动工的外国人中有许多不会说中国话，而毫无疑问，工程进行之中大批工人受过可耻的虐待。据说比利时人经办的芦汉路上便是如此，德国人在山东的工程上尤其显著，而俄国人在满洲的工程上说不定更甚。这一切敌意加起来是一笔可畏的总数；一旦它像雪崩一样倾泻下来，其效果足以引起全世界的注目。

张之洞同别的中国人一样，认为西方人几乎全无「礼」可言——这并不奇怪。典型的「兴办人」是个忙碌的世故之人，他大老远跑到中国来，绝不是「为着养病」。他要什么便要什么，而且当下就要。他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两手插在短外套的口袋里，大步走进衙门，告诉那位「老古董」：他——这位刚进城的兴办人——要什么、非得到什么。他不听废话，不接受推托，没有工夫可耗；说不定下了最后通牒便扬长而去。他干的正是吉卜林所说的那桩虚浮的事——「想把东方催得快些」——而其结果多半也是照例的那样。在那位老成守旧的官员看来，无论他心地何等好，这样一位西方的代表都像个又野又驯不服的蛮子，这样的人他从未见过，也再不想见。至于民情，则全不管政府许了什么、没许什么。它同那位西方的兴办人一样：它要它所要的；而它不要他。内地有一处地方，义和团起事变得危险时，某位传教士几乎丧命，直到他能证明自己并不是那个四处扰动地龙、以他扬言要修的给火轮车走的铁路败坏本地灵气的人，才算脱险。

明察的读者会看出：中国人不知不觉地发出那句意思是——纵然并未明言——「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怨言时，他自有他的许多道理。在那位「兴办实业之人」偷偷摸摸而神秘的推进里，他看出一个政治的代理人，这是看对了；因为每一条铁路都意味着债票，债票意味着银钱，银钱是国家的命脉，送出去的越多，帝国就越贫血。在他看来，进到国内的银子全是净得，出了国的银子全是白丢。那种真正互利的观念——一方所得之利，于另一方以另一种方式也未必更少——于中国人的思路是全然陌生的。

对外国人一切形式的开矿，其反感之强烈似乎无从克服。每一桩难免的事故都使它更为强烈；而这些看去有望的「洞」，几乎没有一个不可能随时成为掘它的人的坟。筹划矿务的人，头枕得并不安稳。

这些见解既以形形色色的走样传着，又日日以种种花样在每一个中国人耳边反复念着，那么我们手里有一条埋好了的引线、随时可能爆出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炸，也就不足为奇了。把这一切错综的因素通盘算进去，倒该诧异这场爆炸何以没有早些到来。

八领土的侵夺

对日之战的结束，是中华帝国那部漫长的历史上一个紧要的关口。这场短促而具决定性的角力终了之时，中国人发觉自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条件；而几个月前那些茫然无知、又毫无预备便投入这场毫无胜算的较量的人，心里大约从没有起过这样的念头。日本若不受别的列强掣肘，无疑会索取一大笔赔款，而且至少会暂时占住她以兵力所得的那片土地，即通称满洲的地方。（这名目就其最广的意义而言，包括自长城以外的整片地方，其起点是山海关，北至黑龙江。其南面的一省叫盛京，是开创今日治华之朝的满人世代所居之地。）日本人若得占据这一组省份，便成了中华帝国的主人。然而中国人痛切地觉得：皇帝的权柄里并不包括把祖宗以那么多血换来的土地送人。

他们向来极尊崇乾隆皇帝之名——帝国的疆域在他手里扩到最广；而这份祖业但有削减，便被视为国耻。诚然，千百万百姓当时并不知道、如今大约也仍不知道曾与日本打过仗；可正是这些可以这样说的农人，一旦被那些足以搅动他们迟钝血脉的力量所鼓动，便极易燃起来——五年多来他们正是被这样鼓动着的。四十年来中国人惯于玩弄以此一西方强国制彼一西方强国之术，从而轮番把它们一一挫败。另一方面，既然西方各国于中国都有利害关系——虽则其深浅断断不同——那么每逢中国相对于世界的福祉受一国所威胁时，其余各国、或至少其中某一国会出来干预，以免各国共同的利益受重大损害，这份指望也不算不自然。就眼下这件事而论，人们记得：俄法同盟在德国的支持之下警告日本：她凭本事所得的应有之果不能听其如此，她的军队须自满洲撤出。不过在议定的赔款付清之前，她可以占住威海卫的港口与炮台——那是在芝罘以东约五十英里、山东半岛东端附近的地方，是她在战事将终时以对中国格外屈辱可耻的方式自中国手里夺来的。除此之外，日本还得着了台湾岛，那是许多饥饿的眼睛觊觎已久的一块肥肉。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日本再坚持她自以为应得之权也是枉然。除英国之外，她无处可求援；而英国出于其所谓「外交方略」的主持者们大约知道的缘故，选择了全然中立。在这紧要的关头空谈「本来可能如何」是无益的；可分明的是：英国的路数若走得不同，远东整个局势的走向或许就两样了。

不久俄中之间达成了一项谅解，把使满洲免落日本之手的代价定了下来。那是一项密约；可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锁得牢到握着银钥匙的人打不开。它的条文经伦敦《泰晤士报》与上海《字林西报》公之于世，而两家报纸都因把这《喀西尼条约》当作真件而受人讥笑。及至它大体上的真实被确凿证明，人们才看出：俄国极自然、也极巧妙地扮了布鲁厄姆勋爵给律师这个有用的角色所下的那个人所熟知的定义——「一个把你的产业自你的对头手里救出来、再自己留下的人」。俄国那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是这个满是大胆事业的世纪里最要紧的工程之一，早已在修，其指向是黑龙江口俄国的新港海参崴。尽管为改善天然条件竭尽了所能，这个冰封的港口作为通往欧洲与西方的全线铁路的终点仍极不合宜。因此，作为与中国新约的一部分，俄国得以把她的线路径直修过满洲，指向盛京所在那个半岛南端的大连湾。为护路计，俄国获准调入自己的军队；虽则过了一定年限中国可以把这条路收回，可谁也不曾天真地指望：这一着巧棋的结果会不是把满洲整个抵押给了北方那个大帝国。

俄中议定的结果，不久便使满洲挤满了俄国人、尤其是俄国兵，以致在留心的旅人眼里，那地方已分明在俄国的保护或半治之下；而据传到外界的一切报告，俄国的占领还伴随着一些若发生在欧洲便足以激起任何民族奋起敌对的事。中国人对他们的统治者极为敬重，也认得出想更改、更不用说推翻掌着权柄之人的举动是不合体统、也是愚蠢的。可他们同样知道并感觉到：中国在其政府的举措上并不是、而且多年来都不是一个自由的行事者。当他们眼见把中国整个北部实际上转交给她最畏惧的邻邦这样一场割地之举时，心里深信：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由一种就中国而论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促成的。由此必然而生的愤慨一时被闷住或掩饰了，可它是扑不灭的——这无非是说：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国家意识到对帝国的命运漠不关心的地步。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出了一件事，其后果是任何先知也预见不到的。山东西部济宁州以西二十五英里一个村子里住着的两位德国天主教神甫，忽然毫无预兆地被二十多人的一伙人袭击，两人几乎立时毙命，一个中了九刀，一个中了十三刀。院内别的人一个也没有受伤。人们提出种种说法来解释此事：有说是土匪干的——山东那一带土匪极多；有说是因求事不成而报复；有说是因为帮过打官司的天主教教民；也有说是大刀会主使的——那时大刀会与天主教之间已结了好几年的深仇。不论这场暴行的由头是什么，它断断不是出于官府的通同；因为本地的知县恰好与其中一位神甫很熟，他以验尸之职到场查验时，见了那惨状很是动容。

这些事发生后不到两个星期，德国兵船便出现在胶州湾，占了青岛，中国官员未加抵抗便让了出来。不久之后，据报德国使馆就这桩命案的了结提出了六条要求：一、赔银二十万两；二、重建暴乱中被毁的礼拜堂；三、偿还德国占领胶州所费；四、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并永不叙用；五、对杀害德国神甫者以及出事地方的地方官施以极刑；六、德国人独得在山东全省开采煤矿之权，在该省铁路事上给德国人以特权，并在二十公里宽的地带内有开矿之权；德国永远得在胶州储煤——也就是说，胶州要成为德国海军「永久的」加煤站。胶州有一个宽阔的港湾，各国觊觎已久。据说《喀西尼条约》里有一条：此港若合俄国之便，便许她暂时占用。德国竟能全然不理会俄国而得着它，是极不可能的；唯一合理的结论是：这一节上两国之间有着十足的默契。

在与中国最后议定的办法里，德国人承揽了紧邻胶州一大片地方的治理，于是一下子有了他们所谓的「胶州殖民地」；此后那里一直是德意志各样极有生气的活动的中心，尤其是往内地修铁路。青岛离上海不到四百海里，是通往一片富庶之区的天然门户，其通商的前程似乎可以无限地扩张。在这十年里，关于那固定不动的东方所生的意外事已经够多，可要想起哪一件像德国占据胶州这样引起普遍的惊愕，实在不容易。

上海某报驻芝罘的通信员——芝罘在二百英里之外，不能不大受此事影响——写道（措辞之不成条理，就当时的情形是可以原谅的）：鹰洋价落，又因中国人竞争激烈而商情异常黯淡，这个消息真是「晴天霹雳，难以消受，也难以平复」！中外报刊的议论，把中国所处那种反常的地位显得格外分明。她所受的待遇，是任何一个其意见或其海军在世上还有分量的国家都不会受的，可竟没有一个朋友出来抗议。她自对日议和以来一味推诿、搪塞、掣肘，连希望她好的人也看明白了：现今帝国的统治者身上是指望不出什么来的。他们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没忘掉。英国面对这些事的软弱方针，在凡了解中国实情的人心里，不但生出不满，而且生出深切的忧虑。

德国以这样跋扈的姿态出面，派棣德利提督率舰队夺取她所要的港口，得手之后再来商议租借九十九年，那么对中国说一句、也觉得一句「活该」，是很自然的。这并不是为着两位神甫被杀——占胶州与那件事不过有个形式上的牵连——而是为着她一味的执拗不明、除了自己不能不切身感受的惨痛教训之外什么也教不会。除了远东的宗教报刊之外，我们不记得有谁提请人注意德国这番举动就国际法而言的真面目——那一套法则，人们即便想到过，大约也认为与本案不相干。人们议论此事的口气，仿佛它是一桩大胆而冒险的商业「交易」，可能引出些纠葛，可大体上仿佛它全无道德上的性质。这的确使人想起讣闻的调子：凡死者生平中「体面」起见该忘掉、该略过的事，都有意地一概不提；而这一路的言谈与文章直到今日仍在继续。赫德爵士在《双周评论》上那篇引起许多议论的文章《一场民族的起事与一段国际的插曲》，便是极好的一例。将近三十页的叙述与议论里，对任何导致中国人此番举动的政治势力，都没有一句认其在道德上有过。那股势力在文末被以尽可能轻的两句话带了过去：「所发生的，乃是先前所为的必然结果。欧洲待中国不算不宽厚，可即便如此，也伤了她；一条更得体、更讲理、更前后一贯的路数，或许能生出更好的结果；然而无论如何，外国人不能指望永远保有他们的治外法权地位，以及中国屈于武力所让与的种种通商条款。」

自胶州「租借」以来，人们普遍觉得它是要在若干方面取得对山东全省公认的宗主权的一步。这整件事是一支扎进中国国体里、一刻也不曾停止作痛的致命之镖，这早已为人所知（而不为人所顾）；可它连同随后别的事所引出的最终结果，便是东方最狂放的想象也从来不曾设想过。

胶州的租借才议定，空气里就透出俄国要占领旅顺那个大军港的消息——旅顺在前面说过的那个满洲半岛的尖端，离横贯亚洲的铁路终点大连湾不远。这个良港在对日之战里极为显眼：日本人攻取它时，那本是该死守到最后关头才让的。也正是在这里，日本人失了他们素常的自制，被中国人暴行的太过明显的证据激得狂怒，对无辜无助的中国人以牙还牙地报复起来，大损日本的名声。中国政府早已长期经营此地，要把它作为帝国北方的海军根据地，而据说花在炮台与船坞上的银钱，其数目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只消在一张好的日本、朝鲜与中国的地图上看一眼，便立刻明白这个海军根据地于中国何等要紧。它离大沽不过一百六十三海里，离芝罘还更近，是把持华北的钥匙。日本既已被迫交还，中国竟还容许任何一国把它留下，简直是不可思议。而英国竟会听任俄国接过这座至关紧要的要塞而不置一词，更是任谁也不曾想到的；因为此事一成，便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立足抵挡，这分明等于把中国连身带魂交给了她那个危险的邻邦。此事中至今仍有许多是谜；可似乎可以断定：只消拿出几分法绍达一役所显的那种坚定，便断断能挡住这个战略要地的让与——那让与竟没有放一枪，也没有拿出任何看得见的代价来换。可英国舰队为着更要紧的事开走了，骰子便掷下了！有意考察此事在商业上的一面的人，可在近来几部著作里找到材料。我们所要指出的只是：这件紧要的事，在使中国人觉得帝国已任凭仇敌宰割、而这些仇敌里该算上每一个旗子曾在中国水面上飘过的国家的那条路上，是一大步。通商口岸牛庄不久便成了争执之的：它算不算在俄国新的势力范围之内？而这个要紧的问题又因英国的铁路与商业利益而更形复杂——那些利益连同别国依约所有之权，似乎无缘无故地一下子蒸发了，而且看不出有什么补救。

英国政府在旅顺一事上拿不出强硬的立场，可不到几个星期，人们便得知：中国政府已应英国之求，把威海卫的炮台与港湾「租」了出去——只等日本人把它腾出来，他们是拿它作抵押以保赔款的。这一处所得究竟值不值，自让与之日起，行家的意见一直不一。英国倘若一贯拒绝承认列强攫取中国沿海一段一段土地这个原则，那么不论后果如何，她在道义上的地位是强的。可事实上，她所显的样子却像一位仁厚的中国之友，不愿见帝国被人洗劫，「可你既非取那最好的不可，那么我无论如何总得要那次好的」。紧接着胶州被夺之后又占威海卫，使中国人更加确信帝国的气数已尽。此后关于该区所含地面之广的交涉以及边界的实际勘定，处处是不祥之兆。百姓对这转让的性质不甚明了；及至划界之时，有人持械攻打英国人与他们的华勇营，这就使山东的百姓觉得：那一带的本地人是在为自己的权利抵抗那些贪得无厌的蛮子的僭夺。这些极自然的骚动在本省的这一头进行之时，义和团的变乱正在那一头进行；两者之间虽无组织上的联络，却各是那些渐渐把整个帝国罩在网中的、更广大的缘由所生的结果。

英国人久想在香港岛对面的大陆上取得比从前所割更大的一片地面；他们乘时而动，诱使中国政府让了出来。可方才在威海卫一事上所说的那种不得体的办法，又在易燃的广东人中间照样施行，他们不久便怒到白热，抄起但凡找得到的家伙，为他们的祖宗与炉灶而战。在他们朦胧的心里，他们之为义民，正如威廉·退尔之抗暴君盖斯勒。连香港那些眼界不算宽的报纸，有时也承认中国人的道理，而且不断对殖民政府办理交涉与随后接收租借地的笨拙，极尽尖刻的批评。

这次「租借」所含的地面有二百平方英里，包括九龙以北直到大鹏湾与深湾连线之间大陆上的全部地方，此外还有这两湾的水面与大屿山岛。这一带的本地人眼看英国人开进他们的地界来接管他们城池的治理、张贴告示宣布今后的打算，可见皇上的锦绣河山已被让给了两代人之前从道光手里夺去香港岛的那个世仇，那么他们激愤的怨恨不但十分自然，而且是他们的光彩。

东莞的中国人数千之众正在威胁攻打九龙城与船坞，「乱党」在壕中被炮轰，中国人死了许多、炮也被夺，直到一千四百名英军与三艘炮舰开到九龙城才把「乱民」驱散；而正在此时，法国人认定近世外交辞令所谓「心理上的时机」已到，该索取他们自己的租借地了。广东省与东京之间的边界，因中国「黑旗」而长年不宁：他们一时掳走一个法国人，一时又杀掉一名中尉；法国政府有一回限八日之内赔款，「否则法国在华南之行动势在必行」。事实上，「法国在华南之行动」似乎成了一种长年的必需，而要把这行动降到平衡的状态，就需要广州湾这个港口。此外，广大而诱人的海南岛也悬在中华帝国的边上，像一个熟透的梨，只等法国的收果人把它摘进筐去。

一八九九年夏，意大利政府发现：为发展意大利的贸易，需要浙江省一个叫三门的港口。据说这项要求得到英德两国的支持；而据说中国人是受日本人怂恿才拒绝的——不过并不是出于什么顾惜中华帝国完整的情分，而是因为让出三门会妨碍日本对福建省的「权利主张」：福建正当台湾岛对面，是日本天然而必然的「势力范围」。出乎多数观察者意料的是：北京朝廷从「连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也来讨一个港口」的惊惶里缓过神来之后，竟给了一个断然的拒绝。中国总得在什么地方划一条线，而她把这条线划在了意大利与她那个新的、前所未闻的「港口」上（多半还怕后果而背脊发凉）。

又一次出乎外人意料、而在我们想来也使中国自己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竟全然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后果。意大利不论得着什么支持，此事就此作罢；可其在中国所生的结果，或许比答应了那要求还要严重。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朝廷为自己的大胆与得手而欣喜，并因此得出结论：只要中国对一切外国的要求都以生硬而无条件的拒绝相对，今后便可免去再作让步的屈辱。无论如何，政府的力量似乎都被用到了布置防守上；一八九九年秋，一道其内容不久便外泄的「密旨」，严令一切要紧的总督务使帝国不受损害，若遇外国即将入侵，即以武力抗武力，连奏报北京也不必等——这样一道非常、乃至可说是空前的旨意，足见有某种新的势力在起作用。

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事——以及许多不得不略去的别的事——合起来的效果，是在谙于中国事务的外国人心里造成一个有力的确信：中华帝国的实际瓜分正在进行之中；这一点虽有时被人怀疑、甚至否认，可若不作此设想，实在看不出还能拿什么来解释当时事情的走向。

也正在这时候，贝思福勋爵就中国事务若干方面所作的及时而周详的考察，其成果结集刊行，题目意味深长，叫《中国的分裂》。这位卓著的、通商务的水师将官那些十分坦率的评论被译成中文，主持北京方针的那些人无疑是很熟悉的。好几年来，中外的外文报纸都把帝国即将瓜分说成一件迫在眉睫之事；而中文报纸上这无数文章的译文里，读者每每快意地读到：说到这件可能之事时用的是一个意为「像切西瓜一样分开」的字。最开明的中国官员久已惯于借着把外国报纸——无论在华的还是西方的——上凡似乎最值得注意的东西译出来，多少跟一跟那里的议论。借着这个法子，凡对此事稍有兴味的人，必定不断地得知外面在谈些什么、写些什么。据这些来路，任何一个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要知道英国人如何看俄国人在满洲的长驱直入、如何看法国人在南疆的图谋，是不难的。另一方面，欧洲大陆各国的报纸也断断没有沉默；而一旦人们的注意力被有效地引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可能上，大西洋这一边美国的著作家们在指出这份「赃物」里有美国的哪一份上，也丝毫不落人后。近来大大小小的著作里所刊的中国地图，无不标出「拟建」的铁路线；便是最漫不经心的一瞥，也不能不为这些许下的（或者说威胁着的）改良之多、之长而咋舌，其权利的让与在某些时候仿佛隔几天便签一次。

把若干比较要紧的拟建铁路线略举一遍——尤其若在地图上描出来——便能极形象地看出前面引过的那篇仇外文字的作者所预言的话已应验到何等地步：「中国自北而南、自东而西，都要有洋人的铁路与马路。中国的山川，本国天然的屏障，都要任洋人之意处置：想削平便削平，想填塞便填塞。」

该记得的是：义和团事起之时，中国实际通车的铁路只有三条。一、自北京到天津、延至山海关并至满洲牛庄的中国自办之线。

二、芦汉路的北段，自北京通到保定府以南的定州。汉口附近的南端也已做了不少工程。

三、自上海到吴淞、长江边上的一小段。

中国已确然许给外国财团的种种「铁路权利」，以及此后指望能办成的、数目更多的拟建之线，似乎都没有一份可信而确凿的清单。下面这张表主要是据贝思福勋爵《中国的分裂》、柯乐洪先生《陆路赴华记》与沃尔顿先生《中国与当前的危局》三书中的地图编成的。这些权利的让与处在各种不同的阶段，许多拟建之线实在只是纸上的「直线」。不过这于我们的用意并不要紧，因为单是鼓噪一条拟建铁路，便极易激起强烈的敌意；而在这么多、这么要紧的工程上，所预期的全部变动加起来的效果，极易变得越积越大、终至于不可收拾。

一、西伯利亚大铁路自西伯利亚边界经满洲的齐齐哈尔至哈尔滨，自此一支分往海参崴，另一支南下经奉天，终于旅顺对面的大连湾，另有一短支线至牛庄。此路已通至奉天；为护路计，依《喀西尼条约》调进满洲的俄国军队其数不详。

二、拟自北京经南口至张家口，再经蒙古的库伦至恰克图，在贝加尔湖畔接上西伯利亚大铁路之线。

（俄国在眼下的交涉结束之前，多半会头一批索取这项权利，同时还要一条自北京到牛庄的线；那将使俄国对中华帝国的京城与直隶省的掌握更加收紧。）

三、比利时人经办、自北京起的芦汉路（如今称京汉路），另拟一支线通山西南部的潞安府。

四、俄国人自芦汉路上的正定府经固关至山西省城太原府之线，并可能延至陕西的西安府。后一段究竟由华俄道胜银行（即俄国政府）还是由英意财团出资，就难以查明了。

五、俄国人自上述潞安府西南至湖北襄阳之线。

六、美国人自汉口至广州之线（称粤汉路），经岳州与湖南省城长沙府。

七、上述之线的一条支线，自长沙东行经江西省城南昌府，再东至同省的广信，以接下一条。

八、英国人自上海至苏州、杭州，再南至上述广信之线。其一支线自杭州通至浙江海边的宁波。

九、英德合办自天津至长江边镇江之线。

十、德国人自胶州经山东北部、过省城济南府，以接上一条之线。

十一、同一路的另一支，经山东南部、过沂州府，在省界附近与第九条相接。

十二、自上海经苏州、镇江（如上）西行，过南京至河南信阳、接芦汉路之线。

十三、自南京西行经河南省城开封府，至山西南部某处，以截取太原府往西安府那条线（即上第四条）。

十四、英国人自九龙（香港对面的大陆）至广州，再西北经广西省城桂林府与贵州省城贵阳府，至四川省城成都府之线。

十五、英国人自暹罗北部经云南府至长江上游重庆之线。

十六、英国人自上缅甸的曼德勒经昆仑渡至云南西部大理府之线，另有一支东通省城云南府。

十七、法国人自东京的河内至云南府之线。

十八、法国人自河内经谅山至南宁府之线，另一支通往右江航运上游的百色。

十九、法国人自广东海边的北海至南宁府之线。

二十、自湖北洞庭湖西南经贵阳府至云南府、与上述别的线路相接之线。

最漫不经心的读者扫过这样一张表（而它离「拟建」各线的完备名录还差得远），也不能不为其中任何一条铁路所可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后果所触动。人们指望它们每一条都会以令本地人瞠目的方式把中国「打开」，并使那些把这许多潜在的幸福引进天朝的善心人发财。其中有几条已作过大规模的勘测，测量的人与其手下往往冒着极大的危险。前面已经说过：精明的中国人十分明白：这些路将是把中国人的财富以比从前更快、更稳妥的方式输往外国的通道。这里所划的铁路要通进中国十八省中十五省的省城，还有满洲的省城。前面也说过，每一条线路都意味着中国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为应付这些，就非筹更多更多的钱不可。海关曾几度成为中国财政上的救星；可一旦有人提议把内地厘金的征收也照海关的办法办，那么凡靠厘金养着的官员，都觉得自己的饭碗被人打了一下。

在与贝思福勋爵的一次晤谈中，江南总督刘坤一大人说：厘金若照新法办理、以致省中行政所需不得不另行加税，他确信必会因厌恶洋人而生出乱子来。至于那些拟建的铁路，留心的中国人不能不看到：西方各国正竞相争先，急着要同中国政府订借款，而以这些新的工程作抵；照这样看来，中国要再得自由，只怕要过很久了。多数中国人以什么心情看待这些迫在眉睫的变动，是不难想见的。而这些情绪还要因下面这层情形而加深：许多拟建的铁路都牵连着眼下或将来的矿权，有些地方竟有数百平方英里帝国（或许是全世界）最富的矿地被那些急于承受其产业的「财团」议定盘下，而这些财团彼此之间还常常互相猜忌、互怀恶意。英国被认为已先占了长江流域，因而极不安地看着法国人力争把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紧紧攥在手里，而其宏大的目标还在这三省之外的四川。这两国都巴不得对对方施行一套中国的「门罗主义」。福建被认为该归日本，而意大利指望得着浙江，外加一条通到某处、以哺育其幼弱贸易的铁路。山东是德国的禁脔。满洲是俄国的，而京畿的直隶一时还是可争之地，其前途又因山西矿产上彼此竞争而冲突的利益而更形复杂。谁若有这一大堆商业外交的内幕所需的材料，便能编出一部既有趣又有益的书来。

许多地方的人认为这些新的安排是中国即将进入——不，已经进入——的新纪元的先声。完全可以设想：这些错综的因素里只消有几项稍稍不同，这场爆炸或许就能避免、至少能推迟；可材料一样不缺，其中有些还已经点着了。

中国人自己对他们与他们古老帝国所处的局面感到茫然，是不足为怪的。他们的处境使人想起林肯先生在某些人擅自向他指点方略时所讲的一则轶事。一个人骑着一匹被苍蝇扰得不堪的马，那马不耐烦地踢腾，后蹄竟挂进了马镫。骑者低头看是怎么回事，弄明白之后便对他的坐骑说：「你要是想骑上来，我就下去！」

这个星球上大约再没有第二个国家，出了这里极不完备地提到的这些事与这样的情形，而不会早就爆发一场变乱的。《孟子》里所引的一位国君说过：「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过去几年的事使中华帝国的满洲统治者们清清楚楚地觉出：今日也一样，「夷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夷人诚然人多势众，可中国人也人多势众。他们对这不堪忍受的局面想得越多，怒火便烧得越旺，一举挣脱这份束缚的决心也越坚。中国这只虎，据说一旦被激怒，本身就是一头可畏的猛兽。等到它被装上义和团的翅膀，便断断不可战胜了。抱着这样的见解、这样的指望与笃定的期待，一场空前奇特的圣战便发动了——这样的事，在基督纪元十九个世纪、以及此前不知多少世纪的阅历之后，这疲惫的大地还从未见过。作为心理上的一件新事、作为对中国人心中种种矛盾的一番研究，这些现象提供了一片几乎全新的探究之地；而鉴于其中所牵涉的利害之巨，人类无论记性何等靠不住、无论如何忙于眼前的急务，大约都不敢忘掉自己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于中华帝国所经历的事。

九变法的反动

当今中国的皇帝，是醇亲王之子；醇亲王是年号道光——即「理之光」——那位皇帝的第七子。道光之后是咸丰，他于一八六一年死在满洲的热河，其时距英国人一八六〇年十月攻入北京、逼中国签订《天津条约》不久。这位故去的皇帝的皇后无子，而他的主要的妃子有一个孩子，那时六岁；在道光第六子恭亲王与这孩子的生母合力之下，他被拥上了御座。这位年幼的君主取年号「同治」，即「共同治理」，隐隐暗指这样一桩史实：有人密谋对付两宫太后与故帝的三位兄弟，这阴谋被察觉、被挫败，主谋者受了惩办。其结果是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的利害同这位幼帝的利害合在了一处。

同治在位不算长，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始终不曾显出任何才具。他既无后嗣，继统的问题便既微妙又棘手：辈分高于他的都不合例，而与故帝同辈的候选人又极其有限。恭亲王之子是谈不上的，因为选了他，便意味着他父亲——政府里少不了的人物——须向自己的儿子行跪拜之礼，这在中国人的一切观念里都是不堪的；不然那父亲便得全然退出政事。其次可选的是醇亲王之子，其时还不满四岁半。两宫太后与满洲宗室诸王一致选定了他，把他拥上御座，年号「光绪」，即「光之继续」。作为这位冲龄皇帝的姨母，「西太后」得以施展极大的影响；一八八一年东太后去世之后，这影响便更为扩张——刻薄的舆论一口咬定：东太后之弃世，是她那位更有手段的对头、同治的生母帮的忙；此后人们便只称她为皇太后。

今日在世的人中，大约没有哪一个像这位光绪的姨母那样，在实际所知那样单薄的基础上被人写了那么多。她进宫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的中叶；她的全名（除去太后的称号）长达十六个音节，用英文字母写出来有六十多个。人们说她是个极端无知的妇人，又说她是位极有学问的女士；说她是可与已故的印度女皇并列的王者之德的典范，又说她是个作恶的怪物，手上沾着血，灵魂堕于淫欲，又时时被魔鬼般的怒气所搅动。

真相大约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她天赋的才具必定不同寻常；而她在一座东方宫廷里——那里的空气本身便是阴谋与腐败——所受的阅历上的历练，其年月之久远过于世上多数的统治者。她已成了一个善于因势乘便的老手；虽则近几年的事充分证明她全然没有可以公正地称作治国之才的东西，可她却有着绰绰有余的、不妨承认是「弄权之术」的本领——所谓弄权之术，是指作伪的才能，是指对某一时刻什么办得到、什么办不到的敏捷判断，以及（这一层同样要紧）对什么人是办这事的人的判断。她是一个意志专横的妇人，忤逆她而能安然无事的不多；她也全然能够随心所欲地掀起那样的风暴，使凡可能被卷进这轻率之举所致的可怕台风里的人无不心惊。

这位年轻皇帝亲政的时候，有时被定在他即位第十三年之初，即一八八七年二月；那时下了一道谕旨，表明皇太后认为他堪以亲政；他于是用得体的措辞说（或被人代他说）：这个宣示使他战栗，如在大洋之中而不知陆地何在。两年后的一八八九年三月，皇太后替他选定了皇后，并宣布她打算退出政事，不再亲预。

一个满洲妇人，其得知事物真相（有别于构成东方宫廷之经纬的那一片虚假）的机会既如此狭窄，竟能在每一种局面里都站得住脚、从不曾被四周相敌的势力压倒，这现象本身只有一个解释：即便在中国这种半专制之下，统治者个人的品质也确有其影响。中国这样的政府与欧洲任何一国的政府之别，正如富人内室那不可窥的幽闭与穷人那公开的生活之别——穷人生活的一切样态，随时都能在他们屋前的街上看见。中国的政府在本质上是有袋类的：它被关在半英里见方的地面上，在那不可近的紫禁城里，里面争斗倾轧的情形之隐于世人，正如袋鼠幼崽在母袋中的厮打；传到外人耳里的只是几声闷住的尖叫，表明有一方吃了亏，可怎样吃亏、为什么吃亏，则无从说起。诚然，总有「太监」把里面所说所行的透露出来、或者装作透露；而经由上朝陛见的大员，末了也会漏出更多来。可对外国人而言，可以断定：他们消息所经的媒介是半不透明的，而研究那些表面的事实，其结果总是不能餍足，往往还使人更糊涂。

底下所写的，我们并不打算解开笼罩着光绪宫中那场无声之变的许多谜团，只是把事情的走向略画一个轮廓，而着重于后几年的发展。

恭亲王在政府里是个要紧的人物，直到一八八三至八四年法国之役中国军队败绩、他因而失宠为止；那时他的弟弟、道光第七子醇亲王便走到了前台。他所以能如此，其情形之奇特即便不算空前也很可注目；因为要让父亲做儿子的臣、儿子做父亲的上，其为难之大，以致当初光绪被选定继统时，人们以为醇亲王不是自尽便是从此永远幽居。在他跻身政府枢要的那段不算长的日子里，他显出眼界已大为开阔的迹象；他若在世，人们指望他或能成为中国方针上许多要紧的更张的领袖。

醇亲王一死，宫中势力的平衡多半变了；恭亲王虽一直幽居到终老，可他的影响无疑是大的；而一八九八年春他的去世，使这架错综的政治机器失掉了一个要紧的平衡轮。

西方的观念连皇宫本身也要透进去，是免不了的。一八九四年，在华的一位新教传教士想到：趁皇太后六十整寿之机把一部《新约》献给她，是一件得体而合宜的事。这念头是落在沃土里的好种子，其结果是特印了一部大字本，饰以金边，外用纯银的封面，上镌竹的花样。经费由中国新教各会的教中妇女捐集，二十九个差会共有一万零九百人捐输，所得一千一百余元。十一月十一日，装着这份礼物的匣子由英美两国公使送到总理衙门；次日由衙门的大臣呈进太后，随后太后以相称的回礼赐给了在此事中出力最多的二十二位女传教士。

这部书所引起的好奇必定很大。皇帝听说之后，遣可靠的人到美国圣经会的存书处，为自己取了几部圣经。此后他又留心搜求上海所刊、由林乐知博士主编的《万国公报》历年的全份；读了这些，皇帝心里不能不生出无数的问题来。这些事使他更能接受进一步的开导到什么程度，实在无从确言。当时人人都说：皇上已学会祈祷，而且赞成基督教的传布。多年以前他就开始学英文，人们由此引出了一些站不住的推论。皇家的园囿里满是玩具火车之类；而可以断定：皇帝对他所知甚少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是很怀敬意的。

中日那场惨败之战以后的几年，于一切中国之友都是格外凄凉的一段。一座古老帝国的政事有着何等严重、乃至致命的缺陷，历史上不常见这样深刻而屈辱的现身说法。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国耻之感似乎在消退，而在一切观察者看来，这场危局是拖不下去的。机会已经来了，却眼看要被听其错过，而帝国正稳稳地漂向礁石。

一八九八年春，即对日议和三年之后，开始有迹象表明：一种真正求变的心愿已占住了北京若干官员的心，而皇帝本人也已成了变法的热切乃至急切的主张者——不变法，他帝国的自主便有丧失之虞。这情形的头一批征候到五月才为外人所见；而不久皇帝便被推上了一股似乎所向披靡的涨潮。这一年的年初，曾有人设法以「昭信股票」筹款，靠那国里人所熟知的手段向富户征集。对这次征敛所伴的勒索，中外报纸上都有过些抗议，一位御史也上奏说此举已渐为百姓所厌恶。五月十八日的一道谕旨里，皇上说明：他的本意是仿别国之法作一项长期的借款，并让人人有认与不认的十足自由。凡有关的大员与各部，都奉命查禁一切勒索，违者严惩。

不久又有一项筹款之计，叫做「房捐与鸦片税」，是由一封呈户部的奏折所建议、经户部核准、又由谕旨定为法令的。可到六月五日又下了一道谕旨，告知百姓：皇上由密访得知，此税将造成许多苦累与不便。它在已经施行的南方确实激起了极大的反对。皇上坦率地说明：直到施行之后他才得知此法之害；而如今既已撤销，便明令上下官员不得借此名目勒索，并许百姓在官员有此举时加以抗拒。分明有一种新的精神正在进入朝政。

六天之后有一道简短的谕旨，讲的是拣选出使外国的使臣，说这是关系国家至重之事。各督抚应荐举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堪此任的人，须是「学识才具皆切实而高明、不困于褊狭守旧之见、不死抱陈旧无用之成规」的人。

这样的人不论品级，都要荐到总理衙门，以备陛见并派往国外。

同一天有一道长长的谕旨，讲的是变法的大端；皇上在其中历数他一向所求的几项要务，如整饬军伍，改用「新式器械与西法营制；照西法的武备教育拣选将弁；仿外国之制设立高等与初等学堂与讲求文事之书院，凡此皆为使我国走上进步之路」。皇上接着说明：他早就想把这些变法办成，也曾对此细加长久的考究；可他发现朝中有许多旧臣主张中国应恪守祖宗成法的每一个字。他们的许多驳议与建策，他觉得都是空泛、虚妄而不可行的。

下面这一段格外要紧：「我朝士人如今没有切实而可用的学问；我们的工匠没有懂科学的师傅；同别国一比，我们的强弱之别立刻看得出来；再把本朝现有的财富同别国比，其相去更远。今日的情形之下，谁敢当真说我们的兵操练得、统带得同外国的军队一样好？谁敢说我们抵挡得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朕深知：非朕亲身坚决果断，朕的命令是行不远的。……宋明两朝所立的治法，考究起来并无一样切实可用、或于中国有益的东西。」

接下去的几段议论说：「变通必须合乎时势之需。显然须明明白白地下一道谕旨，好教人人明白朕意。我们要把圣贤的道德记在心上，以之为本，再在上面建起更新更有益的办法。我们也要择取西学中足以使我们跟上时势的科目，勤加研习、见诸施行，以使本国与别国并驾。让我们抛开那些空泛、无用而欺人的东西——它们挡着我们前行之路——并一心一意地奋力把所学的一切都精进起来。让我们把积在我们体制上的那层因循之壳除去，把捆住我们的镣铐抛开。」

这篇非凡的宣示，末一段说明北京设一所大学堂之要，并命人着手筹办；末几句说：「朕深望人人急起利用如今为他们敞开的新学，庶几他日在我们面前这桩伟大而艰难的事业——把本国提到与西方列强中最好的相齐的地位——上，能有许多得力而愿效力的助手。愿人人听从并遵行朕这一番诚恳恳切之言，并须知此谕是特为朕之全体臣民而下的。」

这道谕旨出后两天，《京报》上又登出一道谕旨（六月十三日），说有御史向皇上举荐一个名叫康有为的人——他曾被任为工部主事——说他学问深邃、才具出众、思想开通。谕旨命他专折召见。

他是广州附近某村的人，声名之著，以致人们通称他为「康圣人、康变法」。他把中国的福祉深深放在心上，对中国的情形与可能的变法之法研究得极深，以致对什么办得到、什么该办有了清楚确定的见解。这样一个人在中国实在是稀罕之物；因此当人们得知皇上的心思也转向同一方向时，康有为被举荐到他面前，也就不足为奇了。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对康先生颇为留意，礼部尚书也是如此；正是靠他们的力量，他才被引荐给光绪皇上。

正月初三他曾荣蒙总理衙门的接见，衙门诸大臣悉数在座，谈了约三个钟头。康所主张的变法是：中国应有一套妥善建立的司法之制；并应聘一位外国人，与他本人及别人一同修订法律与政府各部的章制。他认得出：法律与行政若不改良，铁路、海军与改良的教育便几乎无用；他认为皇上未曾为其余的变法铺好路便一味推行，是不妥的。

会谈的次日，恭亲王与翁同龢把此事奏明皇上；皇上命康有为把他的见解写成折子。他随后照办了。这些足以翻天覆地的建议，其要旨是：皇上应效法日本——同过去的路数与习气全然断绝，踏着彼得大帝的脚印走。康指出：照眼下的制度，无从知道百姓的愿望与意见。现今的大臣与督抚只能奉命行事，不能有自己的思考。必须拣选年少而明达、浸润于西方观念的人来襄助帝国的再造，每日与皇上会商变法之策，可首先要把气力用在修订法律与行政上。旧臣必须裁去。应设十二个新的部：一曰法律，二曰度支，三曰学务（延西人为教习），四曰立法，五曰农务，六曰商务，七曰工务，八曰铁路，九曰邮政，十曰矿务，十一曰陆军，十二曰海军——一概照西法，并延外国人参赞襄助。

这些建议都作了些细目，还指出：只要裁厘金、厘定税则、发行钞票、开办印花税，再采行别样理财之法，岁入便可轻易筹得七千万两之数。

折子呈上之后，据说皇上十分喜欢，交总理衙门议复。恭亲王与荣禄反对此议；而这些变法既如此彻底，谁也不肯采纳这些建策，甚至连议复也不肯。

康又把他所编的《日本变政考》与《俄彼得变政记》两书进呈皇上，随后又上一折，劝皇上要有决断，不可在变法之议上迁延。六月十六日，康得蒙皇上召见，谈了两个钟头；其间有趣的细节，几个月后康在香港的一次谈话里公之于世。皇帝显然大受触动，而那个多事之夏所下的多数谕旨，看去都直接出于这里所得的启发。

六月二十三日下谕废八股文，不再以之为科考的准的。谕中引了康熙年间的成例，虽则那一回的更改并没有维持多久。谕中指出：如今学问之陋，作弊之多，而人一取得功名便再不长进。「我们已沦落到这样可叹的地步。然而要得着切实可用、合于今世的学问，非把一切空泛陈旧的成规抛开不可；沿着旧的路数，也断断拔不出真才来。……朕不得不下此谕，因为我们的科举已堕落到极处，而除了把旧的考法整个改为新的一途之外，别无补救之法。然士子仍不可忘了继续研治《论语》与经书，以为学问之本，再由此写出切于今世的短小而切实的文章来。愿人人努力屏弃那些空泛无用、于我们所经的这场危局毫无实益的知识。」新法的细目由礼部议定。

这位开明进取的年轻皇帝，就这样一笔改了中国久已半停滞的思想之流的河道，开出了新的沟渠。这些惊人的更张在全帝国所生的效果，我们不能停下来细说；不过很有可能的是：若没有政治上的反扑，这套新制或许能不遇大的阻碍便推行起来，并生出深远而有益的效果；因为帝国之内早已有一大批有思想的人——虽属少数——深感非有某种改变不可，而且是乐于跟着一位皇帝走的。

诚然，有不少外国人无视或贬斥这场变法运动，说它不过是一小撮有热情而无头脑的人的沸腾，其热忱远过于其学识——是些做梦的人，不是办事的人。可另有些人，其职业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取得无可辩驳的凭据；他们断言：这是一场浸透各省、撼动了举国心灵的民族的、思想的运动。一场文艺复兴已经开始。几乎每一处省城、以及每一个通商口岸，都有人热心地出力开导士人、触动帝国的心智。设了书局以供应发售有分量的书籍——教育的、科学的与宗教的。刊行并流通了杂志与报纸，作了讲演，也办起了藏书楼。于是合乎民众领袖之需的文字与光明便散布到全国。成见被打破，种族的仇恨被克服。注意被唤起，兴味被触动，探究也开了头。这场运动正一点点地发酵着上层人的思想、塑造着他们的心。

于是在古老而僻远的西安府省城里，自巡抚以至最寒微的士子，各等人都买书。他们抛开从前那种高傲的轻蔑，变得友好而好问。渐渐地，官员的信任与士人的敬重都得着了。当地的缙绅请人开班讲授，还请那从前被鄙夷的外国人把他「学问之光」赐给他们。有人邀他去孔庙的书院，在「讲堂」上公开宣讲基督教国家成功的秘诀与其力量的源头。

成千的士子被一种心智上的逼迫驱着，不得不抛开他们那些陈腐的理论，认真去面对变法的难题。他们设立了流通书籍、刊行报纸的会；也设了重新阐发、重新振兴孔学的会。一场心智上的发酵开始了，士人的态度与领受之力全然改观。西安府所发生的事，也在帝国各处许多士人身上发生。他们的观念变了，他们的理想也在变。变法运动撼动了帝国。倘若它不曾被那样凌厉而野蛮地遏止，或许早已把中国改造了。

二十六日下了一道谕旨，责备那些对交下去议的京师大学堂之事似乎在敷衍、迄未议复的王大臣，命他们即刻议复，「不得再有无谓之迁延」。另有一道谕旨，对这样迁延、对交办之事不议复者，许以严惩。同一天还有一道谕旨，命盛道台加紧筹办芦汉铁路，因为皇上的意思是要立即动工。

七月四日的一道谕旨，依总理衙门所请，照上海农学会的样子设立农务局之雏形，并要译书以备将来筹设的农学堂与农学书院之用。

两天后，兵部与总理衙门奉命议复几件折子：其一是要把武举之法根本改过，其二是建议准西学学堂的毕业生赴京应文科之试。初七日一道短谕，实际上为帝国立了一套版权与专利之法，并命总理衙门拟具章程。六天后，衙门的议复呈上并被核准，此法便在全国切实施行起来。

七月初十下了一道极要紧的谕旨，命各省省城、府城以及州县城一律设立学堂与书院。限各督抚两个月内奏报其治下书院与义学之数，因为这些都要改为讲求切用中学与西学的学堂。凡此都要作京师大学堂的来源。经费由招商局、电报局与广州的一项彩票筹措，同时还要劝捐，并对捐输者给奖。为省费计，凡百姓所建、而不在礼部与太常寺册籍之内的祠庙，一概改作传播新学的学堂书院。

这惊人的更张几乎叫全帝国倒吸一口冷气。守旧的人便以那种为北京那位性急的变法者所深恶的拖延与掣肘来抵制它。而在真正求进的人看来，那老朽的中国仿佛要有新天新地了。

十六日一道详尽的、讲节俭裁汰的谕旨，末了严词警告那些在皇上为难之时不肯以诚相待的大臣：「他们身受重恩，其感戴何在？他们仍旧在自己的行事上涂一层粉饰，想欺瞒朕躬。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今后若仍这般因循懈怠，朕的义愤他们是担待不起的。」

七月十八日一道谕旨提到有人建议：上海所刊的一份叫《时务报》的报纸应作为官报，并命议复。两天之后，一道长谕核准了新科考的章程，并明确把单纯的书法降到次要地位。二十二日命户部详议立即停止捐纳官职之可行与否。二十五日的一道谕旨提到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即《中国唯一的指望》），皇上说此书于帝国的士人大有裨益与教益，命在他们中间传布。读了这本激昂而爱国的小册子，那些愿见新的取旧而代之的人，其熊熊的热忱必定更旺。

七月二十九日有两道谕旨：一道命设立学堂书院以为京师大学堂之来源，即前面所提的；另一道命各部院审案务须严明公正、彻底而迅速地整顿。八月四日命着手在北京设立若干大学堂的预备学堂；初九日核准了中国管学大臣孙家鼐所拟的章程，定了地址，并派丁韪良博士为大学堂总教习：「为酬其从前之劳、并以励其后效，兹特赏给二品顶戴，以示优异。着吏部记名。」（有了这份荣典，人称丁韪良博士便要称「大人」了。）

也是在同一天，下令把《时务报》定为官报，为它拨了经费，详细说明了它的用处与价值，并筹划使它通行全国。

第二天又有一道长长的、推心置腹的谕旨，皇上把自己内心的抱负告知臣民，敦促他们体察他的心意、与他同心，并荐举合用之人。谕中对陈宝箴极加称许，说他「持之以恒，几乎是把切实的近世变法之益敲进了湖南绅士与士人的心里，并使他们与他同赴此事。尔等皆当努力效法该抚之恳切与勤奋」。凡仍旧「恪守陈旧成规之文」的人则应加惩处，「因为他们已证明自己不堪当任事之职」。

同一日另一道谕旨，命大员会商筹措能统带海军之人的办法，并命王文韶与张荫桓会议此事，并会议设立学堂以培养经理铁路与矿务之人，「因中国于近世实业与进步的这几门，正在起步之际」。

八月十六日一道谕旨，准在上海设立译书局，以「把西方科学、技艺与文学之书以及学堂书院的课本译成中文」。前《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受命主持，他所拟的章程获准，并命宽筹经费以备译事、购印刷机器与美国课本之用。十九日一道谕旨废去翰林的朝考，说它徒有其表、浮浅而陈腐，把进士定为学业之终。

两天后，总理衙门代康有为（时任工部主事）上一折，其被采纳的结果是设立了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分局，并须电奏其开办的确期。各府州县要办讲求农事改良的报纸，要引进近世省工的机器，并对研究西方工艺之学与国际贸易极力鼓励。

同一天提到总理衙门的一件奏复，据以下令：驻外的中国公使与领事应为侨居外国的中国人子弟设立学堂。命驻英、驻法两使聘请称职的译人，把论治国之学的最要之书与学堂课本译成中文，务须存原书之意。

一道谕旨宣布将大阅京师神机营与北洋各军，自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八日在南苑与天津举行，并请皇太后驾临以增光辉。天津那一处——典礼的后半段将在那里举行——花了极大的银钱，朝廷还要头一回乘火车出行。八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因变法各事的折子两个月了还不早日呈上，被严加申饬。谕中以疏懒之罪相威胁，末了皇上还告诫说：「其余各督更宜振刷精神，赶办交下之事，以免朕为懒惰无能之官所存的怒意。」

这两人是帝国内公认最开明、最能办事的人物，那么「其余各督」给北京那位性急的皇帝变法者添了多少烦恼，便可以想见了。为堵住「迟延是因驿递太慢」这个借口，次日又下一谕，告知各官：今后一切谕旨都用电报发出，接到即须照办。再一日又有一谕，命着手在全国设立商务局、以上海为总局，章程由总理衙门拟定。

八月三十日又见一道破除旧规的谕旨；在重申变法与节省之急需之后，指明北京有六个衙门或是闲职、或其职事少到不如并入别处；而九月一日，六部尚书被限五日之内议定这些裁撤的衙门其职事应如何分派。

谕中指明广东、湖北、云南三省的巡抚以及河道总督，都是可以并归他官的缺，从而裁去许多过厚的俸禄与陋规。经大运河的漕运（即便在中国也是最浪费的糜费之一）也被裁撤，别的盐务差缺也一笔勾销。谕令各督抚务须极力把这些办法一一实行，不得「蒙蔽朕目，朕所加于此等大罪者，必速而必报」。

约在此时出了一件事，其本身无足轻重，其结果却关系重大。皇帝觉得自己与那些本该做他谋士的人相隔绝——那些人既不同情他的作为，也不同情他的目的。他有识见，看出自己的力量在于那些依中国官场森严的礼数不许上折、也无从达于天听的人的同情。为把根基铺得更广，光绪特许各部的主事——其中许多人对变法极为热心——由其各自的堂官代递条陈上达。当时人人都说：康有为在推动变法上已不再孤立，他的追随者包括京中一半以上的翰林、御史与士人，还有一大批各部的主事；他们见解开通，用心恳切，竟不惧其守旧的上司的反对。

这些人里有一位礼部主事名叫王照，他上了一折，据说其中主张剪辫、改中国的国服为西式；奉基督教为国教，并拟开国会；以及皇上与皇太后前往日本天皇之国一行，好亲眼看一看中国与日本相比何等可怜。

礼部两位尚书被这些主张之大胆吓住了（也难怪），传王照来当面陈说，命他把那份碍眼的折子撤回。出乎他们意料而使他们恼怒的是：这倔强的人非但不肯撤回或改动他的折子，反倒坚持要原样代奏，因为那是依已颁的谕旨所拟的。怀塔布（他又是协办大学士）虽有几分疑惧，却仗着自己宗室老臣的地位，说动他的同僚、礼部汉尚书许应骙以及两位左侍郎、两位右侍郎，联衔上折参劾王照，斥其建议之悖谬。

九月一日的一道谕旨里，皇上说明他何以要人上这样的折子。他接着说：说那折子里有褊狭狂悖之言，便是在弹劾他自己的识见——仿佛那折子呈到他面前时，他竟没有见识看出来。他看穿了这场阴谋，决意把它压下去，当即把礼部全堂官员交吏部议处，以惩其违抗他关于上折不得壅蔽言路的命令之罪。

当时人说：皇上怕吏部尚书们把此罪议轻了，还亲自把他们召来，警告说：他们若如此，礼部同僚所受之罚便一样要落在他们头上。受此告诫之后，他们赶紧议定：这些出错的官员降三级、调任与其降后品级相称的职。可皇上把这议处改了，降旨将他们一概革职。

这是九月四日的一道谕旨所宣布的；皇上在其中极有威仪而直截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王照因其刚正不阿、勇于自伸其权而受嘉许，并被超擢到那样的地步，以致若皇上继续当权，他大约要被任为按察使了。九月七日《京报》上寥寥数语透出：李鸿章与敬信（满人）被开去总理衙门差使。

不可设想在这多事的几个月里，皇太后一直是个不相干的旁观者。据说德国夺取胶州之后，皇上曾以逊位相胁，除非许他实权；实权当时是给了，可附着许多限制与掣肘。此前五年，两位侍郎曾斗胆上折，主张皇上更完全地握有更大的权柄，结果被永远革职，而皇太后之怒如炉火之炽。

与九月那场大变有关的种种阴谋与反阴谋，外人并不尽知；可已经公开的已足以使事情的大致经过明白。守旧一党被那左右开弓落下的打击之突然打懵了，一时议不出个一致的路数来；可等到一部之内两位尚书四位侍郎被革、李鸿章与敬信这样的大臣被逐出总理衙门时，便到了非有断然之举不可的时候。众人议定联衔上折给太后，指出：要保全朝廷与国家不至于全然覆灭，唯一的法子是太后重新当权、废黜皇帝、除掉变法党人。

那些被革职的官员，连同许多别的敌视新政的人，一齐到颐和园去——皇太后正在那里以她的花与她的船自娱——喧嚷着要「公道」。太后面无表情地读了他们的呈文，把他们打发走，一点也没有透出她要怎样办。而她一动手，便是她素常的那份魄力。她召来宗室的端王与载濂，求他们相助以压倒皇帝，并以日后自端王诸子中另立一帝的许诺笼络他。这两位宗室要在某一日召集宗室的诸王、公、贵与大臣，要求废帝；而徐桐、刚毅、赵舒翘（都是一九〇〇年那些事里的显要人物）则率领宗室以外的大臣与官员。

其时皇帝仍在下变法的谕旨，可他对仇家的伎俩并非一无所知。他坦白地把自己的难处告诉康有为，并给了他两道特谕，康后来把它们公之于世。尤其后一道满是悲怆，是一个与逆运相搏的人绝望的呼号。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朕心中有大痛，非笔墨所能形容。汝可即出外，设法相救，刻不容缓。」

皇帝知道：不掌兵权则一事无成，而兵权大半在荣禄手里——那是个工于心计而得志的人，一步步钻营到帝国最高的位分上。皇帝打算利用袁世凯去制倒荣禄，以兵把皇太后看守在她的颐和园里，直到自己的地位稳固，从而阻止她插手他的举措。袁世凯——后来的山东巡抚——是河南人，天赋极高，曾以驻朝鲜的中国总理之任著称，后来在德国教习之下编练了一万二千五百人的队伍，成了帝国内最精锐、最可靠的一支。他的倾向本在变法；可他同多数中国人一样，生就是个骑墙之人，到了紧要关头竟负了皇帝，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在天津任直隶总督的荣禄。荣禄飞驰入京，把整件事禀明太后；太后毅然发动，与皇帝当面对质并加斥责，取了他的御玺，实际上把他囚在了瀛台。

康有为与那一小群曾为皇帝出谋的爱国之士中的几人，历尽艰难逃到天津，登上南下的轮船；那位挟恨的太后在后面追捕，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此后一年多还一直悬重赏要他的生死。她既捉不着康有为，便捉了他的弟弟康广仁；九月二十八日，他与另外五位有才具、有远大前程的高尚爱国的青年一同被斩，临刑时犹辩说：他们纵易被杀，自会有千百人起来接替他们。

皇帝被逼签下宣布自己逊位的谕旨，皇太后又一次把住了舵。此后《京报》上满是她那些声色俱厉的谕旨：把已办的一概撤销，禁止一切节省与一切变法，并以一种令人想起希腊悲剧里的复仇女神的怨毒，追究凡与近日新政稍有干连的人。

这样一个妇人的心思我们无从测度；可不难看出：此后两年中国朝政的整个路数，带着连中国史上也不常见的成分。她追究仇敌的那份狠毒，在别国别时女主的生平里也不是没有例证的。人竟不但要把她撇在一边、还要把她关在一座游乐园的院子里——这件事把她逼疯了。她越是琢磨，怒火似乎烧得越旺。她像是决意不留下那个竟有人敢做这等事的时期的一丝痕迹。她一点一点地被一个念头迷住了：要在那反乎常理的（与悖乎常理的）之上再加上超乎常理的——直到她自己成了义和团运动的总护法；而这场运动是要把每一个外国人赶出中华帝国、把中国留给中国人的。

在把中国史上一大关口这番过于简略的回顾收束之前，不能不惋惜：列强对这场危局的性质竟那样缺少体察。皇帝本很愿向英国公使或美国公使求助，可两人都指望不上，两人也都不具备对当时情势必需的了解；便是想伸手相援，也未必被允许。李提摩太牧师——广学会那位不知疲倦的总干事，他的著作使中国这团死面发酵之功，或许过于任何别的一个人——竭力想让英国公使听他一言而不可得，于是一个黄金的、无价的机会被抛掉了。人们开始时兴把这场大危局说成一桩「满洲人的家务事」，与外国人不相干。

于是帝国便漂进了漩涡，而西方主要各国的代表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在进行——虽则其间的关联，正如瘟疫之继于战争。光绪被废黜一事，本身就含着义和团之变的多产的种子。没有前者，后者是断断不可能的。在新中国，历本上相当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那一天，将被定为纪念六君子的圣日——他们甘愿为本国的自由献出性命。将来在比今日更好的情形之下，人们会看出：他们的死并非徒然。

十义和团之由来

凡留心过中国社会结构的人都深知：自上至下，整个社会的肌理里贯串着一种极大的民间自治的成分。中国人有一种结社联合的天分，其自发、其固着、其凝聚之普遍，有时使人想起化学原子的行止。他们固然满意于自己所处的治法，可他们所满意的是那套制度，而不是它那种有弊病、而且往往压迫人的施行。

对官府的横征暴敛，中国百姓向来懂得以不能不被理会的实在形式去抗争；而为着办成这件事，他们有些由来已久、公认有权柄的组织，那往往正是他们表达民情的渠道。各处都有的同乡会馆便是这样的东西，它们身兼种种职分，往往以极有力、极见效的方式把现有的民意集拢并表达出来。

对他们所称的「行善」，中国人怀着深切的敬重，而这种在理论上与实行上的虔诚所借以表露的形式极其繁多。中国到处布满了秘密的会门，其形千变，其行各异，其义朦胧，极多的男子、有时还有妇女，都与之有牵连。其中许多可以上溯到明朝之初（一三六八年），另一些据说起于一六四四年满人得天下之后。当今这一朝始终一概禁止一切秘密结社，因为深知：不论其所标榜的宗旨如何，借这样的路数极易养成一场可畏的政治变乱——这样的事屡见不鲜，而且规模极大，白莲教与三合会便是。

由于它们是犯禁之物，又没有可查的刊本，而其文书的抄本既难得、里面又常满是别字，因此要把中国秘密会门表面上的种种现象作一番有条理的归类，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办不到。人们所知的已经不少，尤其是那些牧下有许多从前作过会门首领、如今毫无顾忌地把所知和盘托出的教民的传教士。然而在这些查考上花了不少工夫与气力之后，人总觉得所得的结果处处渗着一种不确定：这不但因为缺少确凿可靠的材料，也因为我们所据的大半「事实」须仰仗寻常的中国人，而他们心里是没有史家那种本能的。

这一类考察的结果，可比作追溯我们叫做风暴的那场大气扰动的来历。空间的某一点上平衡被打破了，可它起于何处却难说。云本身是由某处凝成的水汽所成，而凝与散的过程，在凝望远山之巅的人眼前不断进行着；可各团水汽的聚与散、合与分却追不出来，其间确切的因果也分辨不清。任何一个中国秘密会门的描述里都有许多云雾般的东西，能有把握说的只是它大致的面目。我们不妨就守着这一点，不去学那班人的博学的无知——他们自称能把义和拳的根追到两千多年以前，还能在全中国找出些于确凿的事实全然陌生的名目来。

还该记着的是：名目相同断断不能证明来历相同，在中国尤其如此——那里往昔的记忆与传说太有力量。

若干论及此会来历的官方告示与册子提到：它于十八世纪、历数朝之间在华北存在过，还举出其首领的名字，并载有其被捕斩首的情形。本世纪初年也是同样的情形。

上面所引这个会的名目，其字面之义是「义（或公）和之拳」，显然是暗指其所要发出的合众之力。中国人所谓「拳脚」即指拳斗角力，因此对这一会众，似乎再没有比「拳民」更合适的名目了；这个称呼最初是在华一两位给外文报纸写稿的传教士所用，后来因难以另造一个更好的，便被普遍接受了。

这个组织还有一个名目叫「大刀会」，看来是近来才有的。一九〇〇年初山东巡抚袁世凯所出的一道详尽的韵语告示里有这样一句：「光绪二十二年夏，『刀会』忽然而起。」以下几句提到山东的沂州府与兖州府为其发源之地，指的是以这两座城为中心的两个府。

大刀会初起的情形不必细究，其与别的会门在源流上的牵连也不必去做那件办不到的剖析之事；只须说一说它活动的几处表现——那些都与引起世人注目的那场大变无关，而且在它之前。不妨一提的是：这些事的一切细情，公众全然要归功于少数几位新教传教士，他们据第一手的见闻与亲身的观察经历，写信给上海的外文报纸。

一八九八年将终之时，江苏北部出了严重的乱子。那里许多地方是干旱的碱滩，人口远多于寻常年成的收获所能养活的，尤其因为那么多地都种了罂粟。有两季庄稼歉收，一时因无雨，一时因水淹。官府的贪墨大大加重了所受之苦；及至饥荒临头，全境便如中国在这种情形下常见的那样，遍布成伙的窃贼与明火执仗的强盗。衙门里挤满了案子，问案又慢，而对天主教徒干预公道执行的怨声极重。就后来的事而论，这一条是要紧的。

到一月中旬，粮价已是平日的一倍。缉捕盗伙之举不断，捉得那样多，以致牢里挤得满满的。这些囚犯里有许多是最坏的人物，所受的待遇又惨酷到那样地步，据说宿城县监里自那年二月到十月，死在狱中的有二百八十四人，此后平均每日两人以上。整个地方的骚动，远过于中日战争之时。

与此同时，皖北出了一场类似叛乱的事，起于涡阳城，据说乱党有好几千人，还杀了几个派去征讨的官兵。据报，这场乱子起因是有一批盐（官府专卖之物）在途中被雇来的车夫偷去，车夫因此受罚，其东家被罚款。于是盐局据说被抢，而在一个从前的太平军余党率领之下，这伙不满的人打起了游击。

几个星期之内，安徽、江苏、山东三省毗连的一大片地方都乱了起来。连天津那样远的城——路上要走将近一个月——也奉命调兵，可走到半路又被调回，因为这场变乱的脊梁已被打断。作为枝节之一，据说徐州府附近有一人聚众起事，旗上写着灭天主教的口号；可他还没能与安徽的人马会合便被捉住，斩了十一个人。一八九九年春，江苏北部的饥荒惨到这样地步：孩子的卖价自五十文到一千文不等。

这些骚动在上述各处进行之时，更北面、在山东伸进直隶、临清城以西的一小块突出之地上，也出了严重的地方乱子。据各方所述能归拢出来的，其难处起于天主教买下的一块地：地上有一座庙，被拆掉改建了礼拜堂。日子一久，摩擦积到足以有人组织起来攻打那礼拜堂，把它毁了；有教民的村子被捣毁多处，而原地又重建了一座庙。十八个村子联合起来要把天主教徒赶走，很长一段时候里，整个乡间都在惊扰与失序之中。省里调集了几营兵，结果打了一仗，死了多少人始终是个不知之数；而那场骚动慢慢平息了。到后来又有传闻说：大刀会正在从前出事之处以东很远的几个县里立起场子，打造大批大刀，说着对一切外国人极具威胁的话。有些州县官出了禁此会的告示，捉了几个首领下狱；另一些则全然不理会它的存在。

于是短短几个月之内，江苏、安徽与山东便有了盗贼与百姓两方面的严重变乱。同时在山东省的又一处地方，另有一场带威胁性的变乱。十一月初，沂州府的三位传教士到东北八九十英里外的莒州去，忽然发觉自己正处在一场已经闹出暴行的风暴中心。一位德国神甫在日照县被乱民袭击，受伤后被劫往山中。后来查明：当地的知县亲自出马，自己也险遭乱民之毒手，总算把伤者救出带回了城。百姓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外国人已被赶出北京，而官府出了告示，号召百姓起来把外国人与他们的教民赶出去。依着这所谓的劝谕，长老会的一所学堂被烧被抢，几家教民被劫。

有了这个「好开头」，约两百人的乱民接着便去威胁传教士所到的那个镇，指望吓走外国人、免于被追究，并在了结时勒一笔钱。两天在交涉与惊扰交替之中难挨而危险地过去了；应求救之请，莒州来了一名武官，带着两个人一匹马。传教士拒绝随他走，理由是：此案未了结之前，他们一走便使教民陷于危险，自己也要落个怯懦之名。

乱子继续蔓延，成伙的凶徒自新的地方涌来，村民则拿起中古的兵器自卫。又一名武官带着二十名兵丁到来，次日本县知县也露了面，才把乱民逼得就范，他们签字画押，答应归还所抢之物、重建那所学堂。持械之人藏在暗处，逼百姓供他们饭食，扬言已经举起了反旗。邻县有一行外国人在路上被截；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出：这是一场仇外的运动，起因是北京近日那场政变。

自此以后好几个月，是一部无法无天的暴行的凄惨记录，多半或者只被稍加约束、或者全然无人过问。天主教徒所受的远重于新教徒，因为他们人数更多、分布更广。据报，力图尽职的地方官被乱民侮辱，被逼跪下发誓：他们不曾受洋钱的贿。驻有省兵的大寨也被数千乱民围攻，可百姓相信、或者装作相信：那些兵是雇来的，枪里没有子弹。许多地方的教民被极严酷地对待。他们的房子往往在凡能搬走的东西都被搬空之后被拆掉。有一位与人无争的老年教民妇人几乎被剥光衣服、吊在梁上，逼她交出全家宅地的契纸；据说这些野蛮之举的理由是：教民已不再是中国人了。与此同时还张贴着仇外的揭帖。

到一月中旬，沂州府与德国人新得的青岛港之间一大片地面实同叛乱。民间的议论是要同外国人（德国人）打：这些人在水上可怕，一上岸便没用了（可注意的是：这个说法用在英国人身上已有半个多世纪）。成千上万的教民已实实在在成了乞丐。到中国新年前后稍稍平息了些，随后因美国驻芝罘领事的施压，兵开始出现，仿佛是来弹压的。这些英勇的「勇丁」自这县逛到那县，不慌不忙地吃穷客店，间或向肉铺敲一笔竹杠，还告诉百姓说他们是来捉拿「二毛子」的——那是跟着洋人走的人的称呼，日后我们还要常常听到。

到三月，乱子更为严重；三个德国人自青岛西行，被乱民围攻，眼看就要被当场打死，他们自卫开枪，攻击者才逃散。不到两个星期，德国的一支讨伐队开到出事的村子，把它烧掉一大半，随后又占了本县的县城，直到此案了结为止，中国人惊骇万分。附近少数中国兵的统带极其仇外；及至东边又给他添了一千五百名兵，百姓便觉得久已许下的灭洋之期到了；可这些兵却在离德国人所据之城很安稳的距离外扎了营，于是并无什么看得见的结果。

到六月，这股浪头的势头大半耗尽；到十月，各项赔款都已付清。新教方面的索赔（数目极其菲薄）经地方绅衿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核过；他们为表明自己不是好糊弄的，从总数里扣去了几百吊钱，可对其中的项目一条也没有争。

当时有人指出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就所知而言，暴乱中真正的首恶一个也没有被捉、更不用说受罚，反倒被官员或地方绅衿有计划地庇护着。赔款诚然由上级官府付了，可闯下这场大祸的人丝毫未因此受苦，这在他们无疑被看作一场实实在在的胜利——这与中国人办自家案子的成例全然相反。

沂州府一带那场变乱之所以要这样详说，是因为它比任何别的一场都更齐备地含有一年多以后使义和团之变名震世界的那一切特征。近旁有德国人在胶州的侵夺，而德国人频频出现于内地，使这件事的影响更深更重。有德国天主教的传教会——人们觉得正是它把德国人作为一股军力引进了山东。有设立不久的新教传教会——纵不在政治上侵逼，究竟总是外来的，因而也就在凡属那可厌之类的东西所受的一概指斥之内。

德国占领于山东南部的贸易、于在艰难情形下谋生之难易究竟有什么影响，当时还未及验证；可中国人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毫无疑问的。自北京每一班驿差如雨点般落下的那些反动的谕旨，把百姓的心思煽得敌视那被认为是逼着皇帝行不爱国的「变法」的源头；而这一切政治的、宗教的、商业的、实业的与变法的缘由合起来的产物，便是沂州府之乱。

在山东这几处彼此以及与省城都相隔甚远的地方出这些骚动之时，同一省里一场可怕的天灾已把苦难、不满与破败的种子撒遍了一大片地方。一八九八年秋，官方奏报：三十四县被那无情的黄河全部或局部淹没——黄河曾被一位皇帝既就史实又带预言地称作「中国之忧患」。被淹之地估计至少有两千五百平方英里，其中约有一千五百个村子。受灾各处的人口约在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既然方圆数十里都泡在水里，唯一可以安身的地方便是黄河高起的堤岸；那堤上约四十英里的一段挤满了用柴草搭的窝棚，里面是大约十六万五千名可怜的灾民。这样大范围的灾祸如何为不远的将来铺下无法无天之路，是不难看出的。

上面所述的事在北京东南各省发生之时，京城的近旁也出了一件事，把一八九八年夏那些非常之变已经深深搅动的怒气煽得更旺。

那年秋天，董福祥将军到了北京，显然是为这场危局自远处召来的；此人出身微贱，从前曾叛过朝廷，因平定一场危险的回乱有功而得宠。人人都说、而且多半确实：在与皇太后的一次晤对中，他自请以他那支来自甘肃「蛮荒之西」的可怖军团，把每一个外国人赶出中国、赶下海去。据说太后和蔼地笑了，却以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按住了他的热劲：时候还没有到。这几句话当初为许多人听了觉得好笑，后来忆及时心情便全然不同了。

十月将尽时，芦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考克斯先生，偕英国使馆的甘贝尔先生与一位英国陆军少校，乘手摇车去查看卢沟的桥。他们在那里遇见董军的三十来名兵丁，请他们离开桥而不肯，还骂查看的人是「洋鬼子」。来了一名军官，被请去命那些兵走开，他照办了，却声明那些人不归他管。一行人于是过桥查看工程；可回来时被那些兵以石头袭击。工程师中的诺勒加德先生面上头上被砸得很重，考克斯先生也受了伤。前者怕性命难保，用一支小手枪向兵丁放了两枪，兵丁逃散了。查看的一行人立即退往丰台，铁路上所有的工程师都被召回。那些兵随后攻打并洗劫了一位外国司机的住宅，又向中国雇员的住处放了一排枪，打死一名苦力、打伤数人。

英国公使立即召集各国公使会议，抗议甘军云集于京城这样近的地方。总理衙门答应留意此事。皇太后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派顺天府尹胡燏棻前往卢沟桥查办；他去了，还带上科尔德曼医生作外科医官，验看受伤的兵。

到营中一行，查办的人不无危险：胡府尹受了三个粗豪的回族将领无礼乃至傲慢的对待，他们不肯把受伤的兵带到他面前，说此事庆亲王已派员查过，而且那些人一挪动便要死。他们提议府尹自己到他们所在的营里去，那自然是万万不能的。末了他们以一种同他们的拒绝一样无礼的顺从把人带来了；经外科查验，一个人胸大肌下有一颗小弹，另一个根本没中枪，倒像是被扼过。两人都尽可以自己走进来，也都会很快复原。府尹与那几位将领之间一番不快的谈话之后，查验的一行回了北京，庆幸能这样脱身。

那些兵被送到丰台铁路医院；行凶的人后来当着被打的外国人的面受了惩处。胡府尹使其中一名将领被降级；可董将军立即自保定府赶来，见了皇太后，据说以大乱相胁，要求撤销任府尹为总理衙门大臣之命。这便在他本该到任的那一天照办了；于是中国政府在最需要这样的人的时候，失掉了一位熟悉西法与西事的能员之力。人们明白：胡府尹自始至终是与英国公使商议行事的，因此把他自新职上撤下来，便是对英国的直接一记耳光，于一切外国的利益也是不祥之兆——因为这场殴击的惩罚主要落在了他身上，而董将军则完全成了这一场的主人。

沂州府一带的骚动还没了结，一个偏僻的地方又出现了新一茬乱子那熟悉的征候；这一回是在直隶省，一个叫肖张的市镇上，在大运河边德州城西南约五十英里处。那里多年来是伦敦会的一处教站，有几所外国人的房子、一座礼拜堂、学堂、医院与诊所，在那一整片地方远近知名。五月间开始有传闻，说有一伙义和拳要来攻打这处教站；为防备起见，不得不把尽可能多的教民聚拢来，以备抵御。有六个星期，这村子成了一场围困的场面，其间夹着与拳民首领的交涉，又不时地向英国领事发电报。

院里住着好几家人，包括妇孺，那份焦虑的煎熬极重。末了保定府来了一位委员，把事情了结了：惩办了那个昏聩知县的亲戚——他才是这场运动真正的主使者；又向地方头人取了不再重演此事的字据；还把这场长久的悬疑期间所必需的花费一概付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骚动进行之时正值麦收——那是一件一时压倒人间一切别的事的大事——而乱民的劲头竟丝毫不减；这表明此番运动带着一种新的、异乎寻常的性质。

八月初，那一带以及边界那边的山东，开始有义和拳要普遍起事的话。据说他们就要照他们旗上的口号行事了：「保国灭洋。」

这一类的恫吓从前也听见过；可恩县的庞庄教站看去分明受到威胁，于是向天津的领事力陈其事，而直隶总督给山东巡抚的电报使各处调集了些小股兵力，足以钳制那些业余的乱民——尤其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委屈可诉，眼前也没有明确的目标。

头一桩公然的抢掠出在平原县的一个村子里，离教站总部以东十六英里；那里的教民毫无预兆地被抢，几户小康之家损失极重，而人人都几乎不剩粮食、衣裳与家具。这一县那位无能的知县虽一再被警告这个危险组织正在滋长，却不曾采取什么切实的步骤去遏止；此时才派人去捉几个抢掠者。结果打了一架，衙役被收拾得很惨。巡抚终于派了马队去维持秩序；十月十八日，一大伙拳民竟敢攻打省兵，仗的是那些咒语所赋的刀枪不入——据说能使他们不受刀砍、不畏枪弹。

那些兵并不想打，可也不迟疑，因为他们的统带看出：一退便是把整个乡间交给无法无天。于是这一「仗」开了打，不多时便有九十八个死拳民横在平野上，另有许多受伤者逃走了。

这大约是义和拳孕育期间头一次一下子死了这样多人，而它本来极易成为最后一次。可那位满洲巡抚毓贤的行事不久便表明：他对未奉他的命令（或竟违了他的命令）而采取这样的举措，是极为恼怒的。这一仗所在地面的知府被撤，本县知县也被撤，换上一个无用的满人。兵被撤回，统带被逐出本省，而那位捉拿乱民的捕头自己被锁拿到省城，在那里像真凶一样被处置，一次竟被打了两千板，分明是要打死他。

一八九九年十月是义和拳信徒那股热潮的转捩点。毓贤若尽了他作为一省之巡抚、对其所治的这一大片人烟稠密之地的福祉所负之责，那么只消乘拳民在森罗殿村所遭的那场惨败穷追下去，这个会就被扑灭了。他竟不认他的兵所得的胜利、把胜果抛掉，这只能这样解释：他这样做自有充足的缘由；而在中国，任何举动再没有比奉了上命更充足的缘由了。在那个关口，谁也不能确言实情如此；虽则即便在这之前，民间已有一种强烈而明确的印象：拳民是「上头有密旨」的，因此凡攻击他们的兵器都不能得利。

毓贤自己的仕途看来正证实这个说法。不过几年之前他还只是山东西南曹州的知府，人们普遍相信大刀会正是他在那里组织起来的。此后几年他的升迁快得出奇，到出这些事的这一年春天，已被派到山东做巡抚。他每日在衙门的院子里养着一班人操练大刀。那么，百姓把他看作整个义和拳的保护神——人们本以为如此，而后来证明他实实在在就是——又有什么不自然呢？

这个被一再称作「义和拳」的组织，对西方人至今、而且或许将来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谜；一半因为缺少足够的材料，更多则因为西方人要领会属于它的人的着眼之处，似乎是没有指望的。此处不妨把它几项根本的特色交代一下，因为此后每一阶段都要遇上它们；这些东西看来无从解说，却可以粗略地描述。

正是义和团所自称的那些超自然的东西，使这个会门牢牢抓住了民间的想象与民间的信念。所奉的神杂得无以复加，可其中许多是已亡各朝被神化了的英雄，其魂据说能附在信者身上，附到那样的地步，以致他能做出多少年前所做过的事来——而那些事迹，早已经由无孔不入的戏台与同样无所不在的说书人传遍并普及于众人。在各神的庙里、或在他们的画像之前，入会的人叩拜并求神相助。他们叩拜多半朝着东南，其故似乎不曾有人说明；不过这与中国别的做法一样，并非一成不变。心思大约是凝定在所拜的那一位身上，而最终的目的是被那一位的「神」附体。在达到这一步的过程中，信者会发作一种被人形容为抽搐、僵直或癫痫的东西，往往进入近似昏迷或催眠的状态。在这番经历的某些阶段，他们看去简直是疯子，无所不敢、无所畏惧——这在后来他们与外国军队交手时屡屡得到证实。

昏迷这一关顺利过去之后，拜者便被认为已刀枪不入，随时可以接受那些要命的试验：光着胳膊挨刀砍，或者让长矛戳肚子；枪子、乃至炮弹也伤不了他，那些弹丸会被他一挥手便无害地散开，硝烟也向左右分去。轻信与多疑在中国人的性情里争着上风，因此这些说法非得当众地、频频地、而且往往当着许多看客的面演示不可。成千上万的人作证说：他们亲眼看过这试验，其结果不容争辩。

偶尔有教民挤进密匝匝的人堆里去亲眼看看，有几回立刻就被觉察出来，因为有人宣称在场必有「二毛子」，不然那咒法不会不灵。到后来，教民若被拳民撞见在看他们操练，往往有性命之虞。正因如此，关于他们试验的记述往往是转手的、也不周全；不过可以断定的是：在那些朴实的村民面前，这些表演里掺着大量的作假与手法。危险的伤并不少见；有一回就在庞庄几英里之内，一个人站在一尊炮旁受试，以验他所受的护佑是否灵验，结果被炮弹打成两截。这样不巧的事，本该使那一带此后的把戏蒙上一层阴影；可人家解释说：那「神」还没有「完全附」上这少年的身，他受试是太早了。于是向会众摊派了一笔钱，给了那可怜的父亲二百吊作丧费，而那些把戏照旧办了下去。

满洲有一件事：一个刚到人事不省那一步的人仰面抽搐倒地，头偶然碰在石头上，脑壳破裂，立时便死了。同省另一处地方，一个爱夸口的拳民捉了一家三口教民，正要砍他们的头，才挥刀比了一比，便笨拙地砍中自己的肚子，肠子都流了出来；于是他发觉自己已不配做那父子三人的刽子手了——而那三人中有一个懂西医。于是开始了一场中国式的讨价还价：受伤的人提出，只要那个学过医的把他的仇人治好，便放他走。那位行医的坚持要三名囚犯一并放掉，末了折中为保住他父亲与他自己的性命，把他兄弟留给了那个下场！

因为标明这个会的字里有一个是「拳」，便屡屡有人说：这个组织与那许多练把式的会门是一回事，甚至有人断言凡中国的把式匠天然都是拳民。这同多数此类概括一样，不过是凭空的推想。山东久有一个叫「六次会」的会，被看作白莲教的一支，屡被官府破获。他们逢初一、十五烧香，可他们主要的事是练把式。然而在这个会兴盛的村子里，它与义和拳无论在其初起时还是在此后任何时候，都全然没有干系。

义和团的告示极力着重他们自「神」所得之助：那些神以千千万万计，云集来助信者。据说这些神显形作少年之状。「神拳」二字从前是连用的，旗上写着「神拳相助」。在许多重要的行动中，总有一队少年走在拳民队伍的前面。关于义和拳进北京的记述里，最生动的一篇说到四十个这样的孩子列队穿城而过，所到之处人人以敬重、崇畏与畏惧相待。教民们跑来禀报此事，说这是祸事将至的确证。许多地方义和拳的操演起初只有孩子参加，这就一举两得：既使主办的人可以指着说这不过是小孩子的玩耍，又能确切地探明本地的官会不会来干涉。

华北有一个很大的会门叫「在理教」，戒鸦片、戒酒、戒烟；许多地方都注意到：但凡拳民势大之处，这些在理教的人不久便被收编进去。

至于拳民为证其超自然之力所称的许多奇事——如以一根线提起磨盘，如以刀、剑、矛、炮攻身而不伤，以及种种类似变戏法的把式——不必细说。只须说一句：这些在中国人自己看来几乎一概被认作超自然之力实实在在的凭据，而教民则倾向于把它们归之于魔鬼的直接作用。派到通州去的中国兵告诉那里的外国人：官兵与拳民交手时朝他们放的枪对他们不起作用。还有一个屡被人传述的故事：围城期间有个人挑衅地站在英国使馆附近的桥上，比划着手势；水兵中最好的枪手向他放了六七枪，他却像把子弹向左右挥开一般，末了从容走开了。

中国政府禁止一切秘密结社，前面已经说过；而其中若有哪一个自称有军事的本领、当真操练兵器，其危险之性质便更增一层，对它的防范照理该远比通常严厉。那么，义和拳或大刀会这样一个可畏的会门，何以竟能毫无阻拦地大行其道，甚至被那些本该把它连根铲除的官员所庇护呢？上个世纪官方关于此会的记述里，它被斥为异端，因为它自称能用神力，而一切这样的自称，据说都是虚妄而叛逆的。那么如今它们怎么就变成真实而爱国的了呢？

在中华帝国实际的体制里，百姓有种种民间的权利，其一便是为共同的目的——如防本地盗伙之患一类——而结合起来。尤其冬季，到处都能看见这些村社的旗，上面有官方的标记，说他们是奉本县之命设立、准其捉拿扣留任何犯事之人的。既然每个村子都有这样一个组织，照理说匪徒便无从逃脱。这样的联合叫「联庄会」或类似的名目。他们自然得有些兵器；在这里不难看出一支地方民团的雏形——中国人若不是这样安分守法，这对任何政府都可能是极可畏的。

中国人的长处，是他们在小范围内联合的惊人本领。他们的短处，是没有在大范围内作同样联合的能力。官府在遇着抗法之人的危难之时需要百姓相助以维持秩序；可一旦百姓自己要抗法，官府便无能为力了。

上面所说的这种村社，人们一向称之为「团」，即义勇。有时定下一日，在县内每一乡推举这类团的首领；那一天本县的官要设席款待地方绅衿与头人。义和拳的队伍刚成立不久，便开始自称、也被官府称作「义和团」，即「公和之义勇」，这就含有官方认可的意思了。到后来，《京报》上提到这个组织时称之为「义和勇」，把它当作帝国官军里一支很有指望的部队。

十一风暴之酝酿

自十月中旬袁世凯麾下的山东官兵击毙并驱散拳民之时起，前后约七个月，山东与直隶两省很大一部分地方都因他们的出没、又往往因他们的暴行而不得安宁。笔者的住处正在众多骚动区域之一的中心，因此比中国任何别的新教教站都更得地利，可以就近观看这些既有教益又独一无二的举动。教站本身有时有兵丁看守，随即又撤走，随后又派来，末了竟全然撤去；于是外国人一时「被守」、一时「被看」、一时「被丢开不管」，全凭谁的一时高兴——而那是说不清的。

有人给教民送去小黄帖，上面写着本地拳首的名字，请教民前去会见义和拳（或团）的代表，往往还暗示：若不肯去，其后果可能严重到性命之虞。有时这类帖子定下某一日要抢掠教民，于是他们自然想法子把那点家当挪到别处去。可又往往明明白白地宣示：凡藏匿洋人徒众之物者，本人便以洋人论处；因此照例说来，朋友、街坊与至亲待教民的人情，还不如全然的生人。这一类的例子若举出来，细节各各不同，足以写满一卷书。

拳民通常在所定的日子来，往往成群结队。于是便开演一出十足东方式的戏：教民向街坊磕头，求他们替自己向拳民说情，把条件尽量减轻——因为在那一带，几乎每一回都时兴收赎金，烧房子的不多，也没有害命的。赎金一经议定——多半是把田或田的一部分押给肯垫钱的人——抢掠便开始，而街坊们积极地帮着忙：正是他们领着拳民挨家去认教民。有时这些引路的人自己便是给拳民通风报信、请他们到本村来抢的，好趁机中饱私囊，同时把自己对某个教民所怀的私怨出一出气，还能借着在一种拍卖里贱买同乡的家当而大赚一笔。私人的什物、衣裳、铺盖、家用的器具（连唯一的一口锅与几只碗在内），以及各色各样的东西，都在被洗劫的屋子旁边的街上发卖。一副磨自家粮食的好磨盘，有时几文钱便落槌卖给任何拿得出现钱的人，一概不赊。

教民的羞辱、屈抑与无可如何的愤懑，是可以隐约想见的；可他们无论如何不宜把心里的感受流露出来，而许多时候连站在看得见听得见的地方也不安全。

到这场运动后来的阶段，许多地方的教民一旦被拳民的队伍撞见便无从脱身；可上面所说的那一县在起初并不如此，虽则到了危险得多的六月便成了那样。

有一桩攻打教民村子的事，那里恰好还有外国人暂住的房舍，其经过一例便可显出中国人最为人所称道的办法。那个镇不小，久已被威胁，「拳民来了」的喊声已经起过。那位塾师身上兼有精明、胆怯、忠实与敏捷，而分量各不相等。他确信这一回的警报是真的，便冲进自家院里，把几个孩子扔过一堵十英尺高的土墙，把另几个塞进非教民街坊的院子，随后自己像那只兔子一样「伏着不动」。他一个女儿因是天足，在巷子里被一个拳民看见，若不是一位街坊仗义，便要被捉去了。教民的房子早已因把凡能托人代存的东西都谨慎地运了出去，而变得近乎无可抢掠了。这些都要工夫；其间另一伙人正砸着学堂与礼拜堂的门窗，捣毁那所给传教士住的房子。这房子很快被洗劫一空，有几个街坊以一百文一把的价钱买走了两把洋式餐椅。

此后拳民又去抢一个与教民毫不相干的富户的房子；这件事连同随后与「和事老」的一番磋商以及由此而来的吃喝，耗去了大半天。攻打一个非教民的富户，人人都觉得是极出格、极无礼的；可拳民人多、又都骑着马，不容易对付。不过他们有三个人被村民捉住，两个逃了，第三个被砍了头——不是用他自己的刀便是用铡草刀。傍晚事情全过去了，本县的知县才露面；他却不许他的兵去追逃走的拳民，只把一名囚犯带回衙门去。

传教士预料到这场攻打必来，事先曾分别向拳民所自来的那几县的知县送去警告。一位忙着做寿，连信也不回；另一位则挖苦地回信说：西教士最好不要听「妇孺的痴话」，尽可以「放心」，后果由他料理——料理的结果便如上所述！

邻县有数不清的天主教人家被抢，他们一位教师的头颅还被挑在竿上游行，虽则这样极端的手段那时还不常见。

到十二月初，有人电告美国公使：这场变乱已波及二十县；可实际的数目无疑还要多得多。经北京方面的抗议，总理衙门给毓贤下了「严饬」，命他加以保护，而事情照旧一如从前。中国官员言辞的两面三刀，再没有比这更显眼的。措辞严厉的告示自济南府发出，可其中许多压在各县衙门里，根本不曾张贴。人人明白那是摆样子的，不是拿来用的。若贴了出去，立刻被村里那班明眼的士人撕掉——他们再清楚不过风究竟往哪边吹。只消顺口提一句：某张告示是「假的」、或是「洋钱买来的」（这句话于帝国的官制是个意味深长的注脚），它便立时被人轻蔑。有一回很要紧，告示定了限期，逾期一概严拿拳民、抄没家产；可无论到期还是此后，什么也没有办。

省里的兵与拳民同住一店，交情融洽，兵丁里许多本身便是拳民。偶尔打一仗，死了几个拳民；于是那统带说不定被降级、至少被申饬，此后便留心不再有这样的事。

禹城县有一个没有土围子的小村，草草用树木做了鹿砦，村人（几乎全是天主教徒）成功地抵住了一大群拳民；而约一英里外的省兵只袖手旁观这场众寡悬殊之斗。事完之后统带才来查看，向毓贤作了禀报，毓贤又转奏北京，说是那些咄咄逼人的教民趁拳民吃饭时偷了他们的马，那一仗是为讨回马而打的！这件事由总理衙门一本正经地转答美国公使，而直到今日大约仍是官方的说法。

因各国使馆对这场混乱所毁的广大利益极为关切、施加压力，毓贤终于被撤，十二月二十六日由袁世凯将军接任——那是个全然不同路数的人。他若能自作主张，早就把整窝拳民斩尽了；可他被宫中的「密谕」缚着手脚，只能出些韵语的告示、许些好听的诺，再责骂他属下的官不尽职。

毓贤不过被召到北京「陛见听训」，并把一个「福」字（据说是太后御笔）郑重赐给他；随后他便又被放到山西去开始一场空前的浩劫。他离开山东之前，曾把三个拳民公开正法；可这惩办拖得太久，一点儆戒之力也没有。有很长一段时候，人们都笃信这位前巡抚会被起复；这份指望使百姓不肯听从任何命令，除非是众所周知他会赞成的那种。正是为防这样的事，庞庄的传教士于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对此人提出了一纸正式的抗议；就他后来的暴行而言，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东西。文曰：

「就义和拳之乱控告各官。控山东巡抚毓贤。

「明知本省有义和拳、其势甚大而具威胁，此会大干国法、前朝屡加严惩，而彼未采取任何步骤与之相抗。

「十月间省兵与拳民接仗之后，该抚因约有百名拳民被杀而大为恼怒，虽经武职官员告以此战无可避免。其后他促使平原县知府与知县被降职——并非因他们听任此乱不加遏止，而是因他们终于设法制止它。他把当时统带的武官革退，此后不再任用，亦因此故。他把那一仗所擒的拳民开释，且不取一纸具结，以致其首领立时得着鼓舞——那些人在这一仗之后本已打算罢手。

「他暗中扶植并鼓动此乱：一再以明令遣兵出剿而不许他们打。他那众所周知的态度立时助长了这场变乱，并直接酿成了已故卜克斯先生之被害，其罪与巡抚亲手杀之无异。他在一封密折里主张利用义和拳为驱逐外国人出省之具，从而给了这场运动以官方的认可。

「山东这样大一片地方几个月来所卷入的这一整场错综的浩劫，毓贤应直接负责。我们以为：凡关心本省善治的列强，应坚持将其革职，并将此谕载于《京报》，加上『永不叙用』之语，并以其本人的行事为此举之由。同时列强应监督此项惩处的永久执行，以为本省安宁唯一足够的保证。（若索取这样一道谕旨而后又听其成为一纸具文，则远不如不索取。）」

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卜克斯先生被害一事，是一桩格外惨痛的悲剧，出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时辰里，正当毓贤交卸印信之后，而那正是他一路行事的自然结果。卜克斯先生自泰安往平阴去，在肥城境内被一伙拳民捉住，备受凌虐之后惨死。

山东所牵涉的天主教传教会关系到德意两国政府；另有两个兴旺的美国传教会也被拳民的暴行毁了。卜克斯先生之死又把英国直接推到前面，甘贝尔领事在济南府逗留了好几个星期，务求把凶手正法。这件事末了在袁巡抚诚意的合作之下办成了；可这一事件于义和团运动的进展毫无可见的影响。一年半以前沂州府之乱里已经说过的一切缘由，如今仍在起作用；不过在某些县里，对德国铁路与矿务的畏惧，大约比任何别的、乃至所有别的缘由更直接地刺激着民间的敌意。有一件事很可注意：早在那一带还没有礼拜堂被毁之前，「百姓」便已在胶州附近的高密县起来反对铁路，把工程师经芝罘赶到了海边，把工程彻底叫停了。

山东那一带所有的常住外国人——为数不少——对这场危局之严重大体是一致的，一有机会便表明他们的看法。一月三十日自庞庄写给美国公使的一封信里，上述各事都提到了，并补充说：「掌管济南府以东一带的意大利神甫说：他属下有五六百家被抢，十人被杀，五千人流离失所；而我们不曾听说办过什么、甚至索取过什么。法德两国所管的别的地方也同样残破，而我们所能听到的也未见有任何举措。此情若再延续，则铁路、矿务、商务与教务，都将在同一场浩劫里一同覆灭。」

在直隶的肖张，在山东的庞庄、临清州与济南府，都有上海各报的通信员，他们写得又勤又详；靠这个法子，一般公众才有机会知道内地的情形。他们的言论还不限于单纯的报导。不止一次，他们的看法被写成流传最广、最有分量的报纸上的社论。十二月四日《字林西报》上一篇社论（写于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庞庄），题为《北方将临的大火》，清清楚楚地描述了义和团之变的过去与可能的将来。文中指出许多中国人对那许多路矿权利所代表的西方新事物的天然反对，并说：「倘若中国大众一旦确信：外来的更张可以用暴力扼杀，而这暴力表面上是护卫本朝、顺带把外国人灭尽，那么帝国之内便再没有一处地方可供任何外国人居住，也没有一处可作他们日后开发的势力范围。」文中断言义和团运动「散布极广，蕴着无从限量的祸患之能」。文中指出：让被德国人所迫而去职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去做一个重要得多的官，是一桩错误；又指出：德国非与美法两国政府联合起来、责成中国当局命毓贤改其致命的方针、履行条约，或另派一官接替他不可。「此举若不趁早，便有迫在眉睫之险：一场浩劫将成，而其修复或需数十年。」

随后又有一篇社论，约写于一月中，二月十七日刊于同一报上，题为《北方的危局》，回顾了义和拳的来历、目的与前景，其末段如下：「应使北京当局明白体察：说漂亮话的时期已经确然过去，此后必须有与之相称的行动。我们无论怎样力言也不为过：此事若不办到，则开春必有一场在华外国人前所未见的变乱，这在道理上是确定无疑的。自黄河到长城以及长城以外的整片地方，都将燃起叛乱之火；它不但要把内地一切外国的利益扫灭，还要在不难逆料的情形之下把每一个外国人赶出天津与北京。这样一场变乱的危险已存在很久。若不趁此奋力同心，它之必将发生，是任何未来之事所能确定的极致。凡有意防止它的人，自当照此行事。」

同一报纸二月六日所刊的一封通信，末了是这样几句话：「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动那个久已形成、屡经印证、如今更是不言自明的结论：若不趁早采取措施制止这场危险的大运动，它必把每一个外国人赶出帝国——这本是它发动的目的，也是它被一以贯之、蓄意扶植的目的。」

《京津泰晤士报》的版面上同样常有论及此事的来稿，而该报社论的警告措辞之激烈，竟使为首的那位领事对它的言论表示了严重的不满。

如今已大张旗鼓的这场仇外运动，其参差的进展若要细细追叙，既难、又累人、又多余。山东与直隶不稳的各处，那些情形处处以令人生倦的相似重演着，而其势与其量之大，无须老练的先知也解得出来。闷烧的火早已在舱底。外国的侵逼、外国财团连同其铁路矿务要把中国把持住的威胁，以及那始终在天边的「瓜分中国」，已把满洲统治者的怒气激到了白热。

当时无人猜得到底下的全部；可有极强的理由相信：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以皇帝名义所下的那道谕旨，是一个布置极深的阴谋的一部分。谕中让皇帝说：他既知自己无望（乃至无可能）有子，便恳请皇太后择一合适之人过继为同治皇帝之嗣（这就把光绪皇帝整个撇开了）。谕中说太后在一再恳请之后，欣然选定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这件事被当作一桩至关紧要的大事，正式颁告全国与全世界。

围绕此事所下的许多谕旨颇不易解，使皇帝将来的地位仍旧不明；可看去极像是：一旦确知稳妥，便要把他整个取而代之。两位大员崇绮与徐桐被派为大阿哥的师傅；前者是同治的岳父，从未与外国人往来过；后者则是个出了名的仇洋之人，连自己住宅那个开在使馆街上的门也不肯走，因为那条路铺了碎石、还修了阴沟。

如今被抬出来作为中华帝国皇位推定继承人的这个十四岁的少年，是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之孙。光绪既是第七子之子，这位新立的大阿哥便是当今皇上的堂侄。他父亲是端王，外国人对他所知极少，可查明他是个粗鲁、教养不全、举止暴戾而野心勃勃的人。后来看来极有可能：此人与皇太后之间订了某种默契，他支持她的举措，条件是他的儿子将继承皇位。这样的约定自然无从证实；可这个设想似乎与那些极为离奇的事实丝丝入扣，在被驳倒之前不妨认作实情。

后来的事使人确信：皇太后已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把外国人除掉。义和团的运动是一股不知底、不可量的潜力。它若不朝外国人发作，便可能掉头对着那容外国人立足至此的满清朝廷。在这两者之间抉择并不难，而皇太后一刻也没有迟疑。她把毓贤召了回来；可如前所述，那是要恩宠他，赐他一幅「御笔」的题字；而在李秉衡所上的一折里，毓贤被荐为可尽用其力、足以信赖的人之一。

现在让我们转到北京的各国使馆，看一看他们以什么眼光看这场将起的风暴，又采取了什么步骤去应付它。十二月二十九日，窦纳乐爵士致函总理衙门，警告说：这场乱子若不严加弹压，势必酿成国际纠葛。一听到卜克斯先生的死讯，朝廷特遣一位大学士向英国公使致意表示惋惜。中国驻英公使也奉命向索尔兹伯里勋爵表达同样的意思。

一月十八日，康格先生致函总理衙门，就各处乱民不加惩办一事，提醒他们从前的警告被置之不理，并抗议毓贤的全然不作为以及由此给拳民的鼓励。「山东以及别处还盛传：这些秘密会门——如义和拳与大刀会——实实在在相信他们暗中得着朝廷的同情与认可；而不幸的是，许多汉学家坚持认为本月十一日的谕旨在很大程度上坐实了这个信念；朝廷对毓贤巡抚的嘉许，当然给这样的看法提供了根据。」

这里所提到的那道上谕，本身便足以使任何熟悉中国及其政府的人确信：朝廷非但无意弹压这些会门，而且是赞成它们的。

在这整场运动里，有必要提请人注意中国人在官样文章上那种内在的不诚，其表现层出不穷。上谕的形式与措辞可以显得再不容通融不过，却伴着或跟着那足以使它瘫痪的「密谕」：要人照与表面之意恰恰相反的意思去领会。这现象只对西方人是奇事——对东方人不过是家常便饭。一切官方的告示与晓谕，直到州县官的，无不如此。百姓在这门道上练得久了，几乎凭着一种本能便能判断某些话是不是当真、把它们全然置之不理到什么地步才算稳妥、乃至相宜；而外国人以为明确的恫吓与许诺总有其确切的分量，便往往全在黑暗之中。可一旦出现一月十一日那道上谕那样两面孔的辞句，其底下与背后是什么，便再没有疑问的余地了。

且看下面一段：「近来各省盗匪日炽，教案迭出。论者多以会党为患，请严加剿办。然细思之，会亦有别。若无赖游民，结党立盟，恃众滋事，法所断不能贷。至于安分良民，习艺以卫身家，或联村社以互卫乡里，此正孟子所谓『守望相助』之公义也。乃地方官遇事不辨此别，徒听浮言，一概目为匪会，玉石俱焚。其结果良莠不分，人心疑惧。此非民之乱，乃治之不善耳。」

这道上谕一出，人们立刻看出：它非但于拳民无损，简直是他们的屏障与凭照。

知道了先前的种种情形以及这道圣谕下达时的局面，一个深知中国的人单凭这一件文书便能推断出义和团运动的全部进程，而且极有把握，正如阿加西凭一根骨头重构出一条鱼。中国人所能作的正是这样的预见，而且很有把握；事后看来，还很准确。北京的各国公使若也能照样读出这些时局的明白征兆，整个事情的走向便会两样了。

这道上谕形同虚设，明白得无从抵赖。一月二十七日，英、美、法、德、意五国公使要求下一道上谕，指名宣布查禁这两个会门。将近一整月过去，总理衙门在此事上竟没有半句话，于是又送去一件同文照会，却仍旧没有上谕发布。到这时候，骚动已广为蔓延，北京与天津的近郊已有拳民在操练；而康格先生一月二十七日照会总理衙门时所说的、内地那种「任何文明之国之耻」的情形，还在稳稳地变坏。

二月二十七日窦纳乐爵士再次去函，要求下一道上谕指名下令彻底查禁这两个会门，并声明入会或窝藏会众即为干犯中国法律之罪；他自己还加了一句：「该地方再出乱子，其后果于中国政府必极严重。」

二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对各国公使的照会作了一个极不能令人满意的答复；可到三月一日，他们终于应了下上谕之求，说这样的上谕如今已经颁下，并已训令直隶总督裕禄与山东巡抚出示严禁义和拳。前者已照办，还附上他告示的抄本；那告示果然明确而口气坚决，若在起初便发出并跟进下去，或能阻止这场运动的进一步蔓延。各国公使已约定二日与总理衙门会晤，并备好了一件同文照会，重申下上谕之求，并要求将它登在《京报》上。康格先生那一天的信里告知总理衙门：这项合情合理的请求若被拒绝，他将不得不向本国政府报告：他们对一个极为有害的仇外组织竟未采取寻常的防范。他重申「再出乱子，其后果于中国政府必极严重」。

会晤时，衙门诸大臣声称：为弹压这场运动，凡能办的都已办了，并指着裕禄告示那明确的措辞。克林德男爵提请人注意告示里漏了大刀会之名，并指其缘由是：该会的头目（毓贤）如今正在北京。衙门答说：义和拳与大刀会已合而为一，如今是一回事。至于说前山东巡抚是大刀会的头目，庆亲王与诸大臣听了毫不掩饰地大笑；不过庆亲王承认毓贤没有把乱子弹压下去，是有罪的。

各国公使要求把上谕登在《京报》上，这一条与总理衙门往复了许多文书，前者坚持，后者则寸步不让。衙门的说法是：登在《京报》上的谕旨，其权威不及密谕，到末了传布得也不及密谕广；而且这项要求当初并未提出，密谕又已发下，如今再破例把它插进《京报》是办不到的。各国公使末了承认这确是一重实在的难处，此事便搁下了。

三月六日康格先生又致函总理衙门，就毓贤被派为山西巡抚一事，指出有许多确凿的凭据足以证明他与拳民声气相通、彼此勾结，因而全然不宜去治理有外国传教士及其教众所在或所关切的地方。「其行事最为公然地蔑视条约，既不能容忍，也不能宽纵。因此，为着美国传教士及其教众的安全计，本使兹就其此后被派往任何能掌管传教士或教务的地方一事，提出正式而最着重的抗议。」这份明智的「抗议」唯一的难处，是它被「存了案」，然后被忘了。

四天之后又送去一件同文照会，重申前次的要求，并提示说：中国政府若不照办，各公使将把此事报告本国政府，并力陈「采取别样措置」以保护本国侨民生命财产之宜。同一天各公使都电告本国政府：局面若无实质的好转，各国不妨各派几艘兵船到华北海面作一次示威。这一层是要威慑，而中外皆知；既然这仿佛是那根久已磨损、上面还系着许多东西的绳子的最后一股，人们便极指望一番有力的武力展示能逼中国政府让步。

巴黎的法国外交部长对英国驻法公使说：若当地五国公使认为这样的示威必要，各国政府便不好推却；可索尔兹伯里勋爵认为「在别的手段用尽之前便诉诸海军行动，是不相宜的」。美国政府派了一艘兵船到大沽；意大利公使得着两艘供其调遣；德国公使得着胶州的分舰队；同时英国公使请派两艘，也当即照准。

自三月十日起，又有三个星期，总理衙门对送去的又一件同文照会一字不复。后来这番往来由衙门重开，他们仍在就上谕登不登《京报》这个问题与各国公使周旋，如前所述。四月十四日，《京报》上登出直隶总督裕禄的一件补折，禀报已派统带淮军右翼的梅东益将军与候补道张莲芬率兵，会同地方官弹压驱散乱民，并派兵驻守有教堂之处。他还说（这是实情）：梅将军曾一再焚毁拳民的坛口，捉拿首要，交地方官惩办。他还尽可以补一句：好几个月来这两位武职都不曾停过手，而且当真打过许多「仗」，在直隶各县杀了大批拳民。

至于军中把犯人交给地方文官这一层，人们不断发现：文官往往公开或暗中同情拳民，不是把犯人立时放掉，便是把他们关在一种有名无实的拘押之中。

总督给朝廷的禀报里，很留心地不去补上一句：这位将军所有这番动作，其总的结果几乎等于零；而由于官民对义和团运动的好意，它非但没有被弹压下去，反倒一天比一天更具威胁。对这一折的朱批，命各处务须在弹压之事上极力警觉，不许有丝毫疏懈——那不过是些没有意义的套话，只能由后来的举动去解释。

四月十七日，《京报》上又出现一道颇具特色的上谕，对村社为自保自卫而办团练一事说了好话，可又加上一句：可虑的是良莠杂厕于其间，恐有人借此欺压教民，故此明令禁止。地方官应查明人人各安其业、与人和睦，庶不致辜负朝廷一再郑重的申谕。

然而窦纳乐爵士却从总理衙门来文的口气里推断：「中国政府准备尽可能地顺应我们的意思」；可在那份公文的末尾，他又不得不遗憾地作结说：拳会在北京与天津附近操练招人的活动仍旧不断，可见这一来路的危险还没有过去；「不过同时我以为我有理由表示这样一个看法：中枢终于开始显出真心要弹压这个反基督教组织的迹象了。」同一天这位公使还电告索尔兹伯里勋爵：先前奉命开往大沽的「赫米俄涅」号与「布里斯克」号，如今已回原任去了。

十二变乱的蔓延

义和团运动自东南天边那一小片云起，如今以奇特而空前的迅速向北蔓延，而这一切就在各大国代表的眼皮底下；那些代表只以给总理衙门送去或缓或急的照会自足，又以一场从未实现的海军示威相威慑——即便当真示了威，对内地千百万中国人这场危险的变乱，大约也全然无能为力。四月中以后约一个月，各国公使与总理衙门之间的往来似乎沉寂下来，其间只有天主教与新教传教士自一大片地方送来的详尽而单调的报告打破这沉寂：说煽动的揭帖正到处张贴，而对教民及其礼拜堂实实在在的攻打正在进行。

要明白义和团这股病菌何以传得这样快，须顾到一层：有专门的人被派往四方张贴传单，还毫不吝惜地四处散发。这些东西最初出自何处无从说起；可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一带所见的一些，与北京及更远处所见的，其措辞大体相同。相隔极远的地方都知道：初次听说义和拳，是从山东来的人那里——譬如晋中便是如此；而另一些地方，传这教与这套法术的人来自何处则全然不明。

这套错综而不合情理的教门，其整个根柢是佛道两教迷信的混合，其用意是要把百姓煽起对外国人的狂热怒火，使他们相信：只要把超自然的力量用对了，成功便立时而且必然。要描述义和团的法门，大约再没有比自那无数为开导新入门者、教他们正当路数而编印散发的小册子里摘引几段更好的了。

拳民的咒语

咒曰：「弥陀佛祖谕弟子——诸山老师传法——虔请中南山、中八洞诸神——弟子某某，习拳术，保存中国，剿灭洋人。铁罗汉，刀砍斧劈，无痕无迹。炮不能伤，水不能溺。急请神来神速至，慢请神来神迟至——各山洞诸神各归其位。老师、老母，急急如我所令。」

又，神拳咒曰：「皇天老祖，五佛洞阿弥陀佛，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阿弥陀佛，来传我；阿弥陀佛天尊，来传我；阿弥陀佛——三仙圣母，唐僧、沙僧、八戒、悟空。不知哪位老师降临我这寒微之地。」

演法之式

「两手掐诀，两足踏十字（画在地上），面向东，将上咒念三遍，叩头三次，再连念三遍；百日之内便可练成。注：若不戒荤、不沐浴，念咒时不能真存敬心，便不灵验——此节极要紧。此咒若不置于洁净之处便不能存。此事不可轻忽。」

又一式

「面向东南，左手掐三山诀，右手掐盘龙诀，地上画两个十字，两脚踏之——将下咒念一遍，随叩一次头——少则七遍，多则十遍。神便附你的身。」咒曰：「一请南海大士（神），西天佛祖，又请黄老师速来传我；又请上八仙、西天大佛、中八仙、五方清净佛、下三八仙、阿弥陀佛；我又请黄老祖师，速来传我。

门上写『红天宝剑』——后门上写一道符。」

又，避枪炮符咒

「北方开洞门，洞中请出铁神来——铁神庙、铁神位，铁人、铁衣、铁护身，抵挡铁炮不能近。天地立我，日月照我。急急如律令。」

又一式

「圣人关平、周仓，供于北位。一躬一叩头，向东南——将下咒念一遍——再念三遍，一躬一叩头，闭目，两足并立——以拇指掐诀，念『我请南方阿弥陀佛』——如前——以食指掐诀，念『打天天门开，打地地门来。我要学神拳，请仙师快来』——随以玄武诀，向南一躬念一遍，一步一躬一念，再一步三躬一念，再一步，闭目两足并立。」

再举一两张义和团的揭帖，同样能使人窥见被这些东西鼓动得那样厉害的百姓在心智与情绪上的境地。首先要引的这一张，其流布之广大约不亚于任何别的；它末了那一味药方，稍加变动便被附在别的同类而形式不同的揭帖后面：

「圣谕，财福之主颁。

「天主、耶稣两教，慢神灭圣，不遵佛法，触怒天地，故雨云不至；然将有神兵八百万自天而降，把外国人自帝国内扫荡干净。那时甘霖复润我田；而当兵戈之声起、为我百姓预告祸殃之时，佛门爱国的义和团便能保国安民。

「速将此道广为传布；若得一人入教，尔身便免日后一切灾殃。若得五人，全家免于诸恶；若得十人，全村免于诸难。不能劝人入道者当斩，因为洋人不灭尽，雨便永不降。凡不幸饮过被洋人下毒之井水者，速用下面这道神方，煎服即愈：

「乌梅半两。

苦茄半两。

甘草半两。」

下面这张揭帖里所诉的怨与所举的委屈，比前一张要广得多，更能见出民心之不安：

「中华帝国素以圣教著称。它阐明天理人伦，其教化如锦绣铺于河山之上。

「可不知何故，这一切都变了。近五六代以来，恶官当道，开捐纳之局，惟有拿得出银钱的人才得为官。取士已成虚设，翰林与举人埋没在家。官职只能以银子换得。皇上觊觎大臣之财，大臣又向下层的官吏勒索，下层的官吏（迫于其位）又不得不勒索百姓。举国之民陷于愁苦，而一切官员都是白吃饭的蠹虫。

「衙门的情形无从说起。市面上、行会里，不使钱便办不成事。官非贿不可。名目繁多的勒索层出不穷。这些官满腹机谋，没有一样合乎三纲。既已丧其天赋之性，便不讲理、无法度。他们一色一样——所图惟不义之财。天下已无公道。四处只有争夺勒索，讼案无数。衙门里理直无用，不行贿便输。含冤的人无处可诉；愚民被欺压至死，其呼声上达于天，为神所闻。虽有神明圣贤降世以正道教人、颁善书、诲众庶，可叹应者寥寥。谁人能悟？恶人照旧欣然行其所行，而神明自知其教诲落了空。

「如今上天震怒，遣众神下界，遍察上下。皇上本人乃首恶，已被绝其嗣而无子。满朝文武，其状不堪言。他们盲目于游乐，不顾孤寡之呼，无所悔改，也不学好。

「更大的祸患还落在这国上。洋鬼子带着他们的教来，入天主、耶稣两教的人日多。这些教堂全无人伦，可极其狡猾，把一切贪财好利的人都招了去作教民；他们欺压百姓，无所不至，直到好官一个个被腐蚀，贪着洋财，做了他们的奴才。于是架起电报，造出洋枪洋炮，机器厂成了他们邪性的快事。火车、气球、电灯，洋鬼子都以为好。这些洋人乘的轿子于其身分不称，中国仍旧把他们当作蛮夷，是上天所不喜的；上天正遣神仙下界来灭他们。

「已经降下的头一股力量，便是红灯照与义和团，他们要同鬼子打一仗。他们要烧掉洋楼，重修庙宇。各样洋货，他们都要毁掉。他们要除邪魔、立正教——敬神明圣贤：使圣教昌明。

「天意已定，要扫个干净。三年之内，万事可成。恶人逃不出这张网，而上天之善可见。天机不可轻泄，可日后之事并非不可知——至少到酉卯之年（一九〇二、〇三年）。小儿的歌到此为止，末了许人以福，许人得脱劫掠之喜。这最后一句便是全篇的总括。士人绅衿断断不可把这看作轻薄无稽的咒语而置其警告于不顾。」

正当众神与那八百万神兵这样下着最后通牒之时，官员们本该照巡抚之命出告示，把上谕的要旨载入其中。可不久人们便知道：在广大的地面上，那些告示或者根本不曾张贴，或者一贴出便被激愤的百姓撕掉。

对这样情形的控诉，总理衙门答复康格先生说：他们已行文北洋大臣，请其彻底查办，并已训令地方官会同营伍认真办理，以期地方安谧。

这位公使又抗议说：通州一带拳民正在备械（那里有美国公理会的一所书院），成千的船夫不断随漕船到来，二十四州府的几万名士子也快要来了，因此各处对礼拜堂都须格外当心。

通州的一位传教士把无名的拳民揭帖拿给道台看（他是城中最高的官），并指出拳民正在西北角操练；可通州的知州却说他毫不知情。道台禀请巡抚拨一队马兵来巡查，可兵一到，立刻看得出他们与拳民声气相通；他们自己还怂恿百姓动手。那道台是城中唯一没有替拳民帮忙的官，他的处境极难，不久便危险之至。

在这场变乱如上所述逐渐酿成的那些难挨的月份里，法、意、德的传教士为天主教，英、美的传教士为新教，就直隶与山东两省的教民，一再向北京的各国公使恳切陈情。这些函件都得着相宜的回执，各国公使也或快或慢、或强或弱、或坚持或不坚持地向中国政府提了交涉。

总理衙门接到这些控诉时，客客气气地表示诧异，怀疑真有这样严重的情形，索要「凭据」，并答应训令直隶总督与山东巡抚查办。若所控之事属实，便要查明咎在何人、禀报北京，并出告示禁止此后再有此类行径。

各国公使把答复的要旨转告控诉的人；控诉者又再控诉，因为这时已有更严重的暴行可报。各国公使照例收到新的呈诉，承认为难之处比从前更重，便给总理衙门写去一件「措辞强硬的照会」，指出新添的种种加重了的祸患，以及衙门诸大臣前次答复之全然空洞。衙门以相宜的方式作了答复，重新许诺严查所控新祸之虚实；而除了偶尔办一两个拳民之外，各处什么也没有办，也不曾采取任何有效的步骤去阻止这个组织的蔓延。

这场变乱是中国政府自己所鼓励的——这个要害而无可辩驳的事实，别人早已指出；如今连观察机会有限的外国官员也开始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了。

五月二日，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先生函告窦纳乐爵士：天津北京之间约当中途的东安县知县本已竭尽全力弹压拳民，悬赏捉拿首领、悬赏检举其坛口；可他接到据报出自皇太后的训令之后，便把悬赏撤销，百姓随即敌意大炽，显著到那里的传教士立即把家眷迁走。

一片木屑便足以看出水往哪边流；这件不祥的事本该使人明白：远在山东所发现为实的，在京城的近旁也丝毫不差。

这情形的凭据迅速积累起来。五月十九日，北京天主教的主教樊国梁致函法国公使：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而具威胁；保定府属内已有七十多名教民被屠，好几个村子被劫被烧，另一些则被弃；两千多名教民流离失所，无食无衣无处安身。已有男女老幼数百人逃到北京，一星期之内还要来数千。

他向公使担保：他所说的并非无稽之谈；这场宗教迫害不过是个幌子，其主要目的是把欧洲人灭尽。拳民的同党正在北京等着他们；攻打要自教堂开始，随后便攻使馆；而日期已定，除了外国人之外满城皆知。信中指出如今的情形与天津教案时何等相像，并提醒毕盛先生：那一回也是传教士苦苦求援而不得，直到太迟。

此前一天，英国公使已听说北京四十英里外伦敦会的一处礼拜堂被毁、一位中国传道人被害；因此当外交团领袖召集会议商议樊主教的来函时，人人都感到局势之严重，于是再一次议定照会总理衙门，要求采取具体措置弹压拳民。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认为：单调使馆卫队还不够；若照会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便应在山海关集结兵船，必要时可登陆前来保护北京的外国人。

正是樊主教那郑重的警告，才终于使法国公使十足地体察到局势之严重；而经由他，整个外交团也醒悟到正在发生的事。然而就在这同一份公文的末尾，窦纳乐爵士还提到：北京人对外国人安静而有礼，而他所知的事里没有一件能印证樊主教那阴郁的预言。他以这样一句可注意的意见结束公文：「我确信：下几天大雨以结束这场久旱——那久旱大大助长了乡间的不安——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所能采取的任何措置，都更能恢复安宁。」

若窦纳乐爵士的意思是说：如今除了上天之力，再没有什么能阻止这场大变的蔓延——它已如海啸般漫过两省的大半，此刻正淹没着中华帝国的京城——那么他是全然说对了。

天主教徒预见到风暴将至，把许多礼拜堂、主教座堂与村子筑起工事，有几处竟顶住了所能调来的一切兵力。不多时，保定府至北京之间约一百英里的整片地方便布满了拳民的营垒，对一切教民村落的猛烈而有组织的攻打立刻开始。有一处天主教的会众连人带堂被活活烧死。教民在家中、或在但凡被撞见的地方被攻击，见面便砍，尸首被抛进井里河里。单是涿州一城及其四围，据说便聚了三万拳民，日日夜夜练他们的法术，把本县的农人吃得穷困破败。他们竟把知州捉住，占了衙门，逼他在他们的告示与号令上盖官印。

五月二十八日，一伙来自北京及其近郊、以及通州的人，攻打了北京西南几英里外的丰台车站。那里是京津铁路与自北京往保定府的芦汉路的接轨处，而芦汉路是要修到长江边的汉口去的。当时只消二十名外国卫兵，大约就足以保住那地方不被毁；靠这个法子，许多严重的后果便可以避免、或者推迟——推迟也几乎同样要紧。然而当时的麻木到了这样地步：有人向一处使馆提出这个办法时，答复不过是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事情便搁下了；可其结果不久也成了一个国际问题。

事实上，乱民既未遇任何抵抗，便把车站尽力烧毁，把机器厂尽力捣毁，又把机车上凡是黄铜的、凡是拆得下来的东西一件不剩地剥光。铁轨被掀掉，枕木被烧或被偷，电杆被砍倒，北京与外界的通讯断绝。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运动常被无知地说成不过是对基督教传教的敌视，可最先引起北京注意的举动，却是大规模捣毁铁路与电线；而不久之后的一道上谕提醒那些被误导的「义民」：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所修所有的。

芦汉路的总部设在离北京约十六英里的长辛店镇。那里有铁路局所建的许多洋房，住着一大批比利时及别国的工程师与他们的家眷；他们一下子成了囚徒，无路可逃。二十九日有消息把他们的处境带到北京；次日北京饭店那位有魄力的瑞士东家沙孟先生与他那位勇敢的美国夫人，连同另外五人，骑马出发去救。他们绕开丰台，安然到了长辛店。在卢沟桥强征了车马供难民赶路，当晚很迟便把一行十三男、九女、七个孩子安全带到了北京，人人疲惫不堪、衣衫狼狈、身心都虚弱到了极点。攻击发生时在丰台的那些工程师把车开到了天津；可没有外国卫兵，这条线是保不住的。

丰台之变格外要紧，因为它标志着义和拳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开端。此前他们不过毁教民的房屋、抢掠勒赎、杀中国教民；这一类的事在中外关系史上并不少见。自此以后，他们的举动便升格为一场民变——由政府在背后撺掇，来反对政府自己。

五月终了、风暴爆发之时，情形便是如此。当时英美两国使馆的家眷还在离北京十二英里的西山别墅里消夏，只得火速召回。那时候、以及此后好几个星期，一个致命的想当然仿佛把整个北京的侨界都麻醉了：「北京这里出不了事。」要驱散这个莫名其妙的迷梦，非有一连串可怕的大祸不可。

外交团几度开会之后，决定电请已在大沽集结的兵船派卫队来保护使馆——这一步本该早一个月就走。总理衙门自然反对把外国兵带进中国京城这一侮辱，并答应以中国的军队充分保护。各国公使拒绝把卫队之事当作可以商量的事。卫队非来不可：中国政府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衙门只得请示庆亲王，庆亲王见了皇太后，与其冒同全世界冲突之险，便准了。

即便到这时候，各使馆里仍有许多人反对调来大队人马，因为小队也能起同样的震慑之效，而不至于那样触怒中国政府。不过既然摸不准政府会怎样行事，人们仍有充分理由担心：五月三十一日晚间几经耽搁才到的三百四十名水兵，会成为全面攻打外国人、以及不分皂白的抢掠与屠杀的信号。

美、俄、日、意、法、英各国的分队自外城外的火车站（铁路已暂加修复，城门也为他们的进入而开着）上了刺刀，穿过其中有些人生平所见最密的人群，开进各自的使馆。中国人没有任何举动。六月三日星期日，五十名德国水兵与三十五名奥国水兵带着一挺机关枪，乘中午的火车到了；天津的总督曾竭力阻止这些兵上车，直到人家告诉他：否则便要夺了机车车厢、不经他准许自行开走，他才让步。头一场危局过去了，北京外国人的性命一时又安稳了。实际调进来的外国兵，连七名哥萨克的常驻使馆卫兵在内，也不过十八名军官、三百八十九名兵。这数目本不该少于一千；有那么多人，防守才有几分成功的指望。

中国政府曾答应修复天津的铁路，有几天它也还勉强能走。可芦汉路自始便被毁得无可救药。几乎每一个车站都被捣毁，而绝大部分路段上拳民之多，使经由这条路与南方的一切交通永远断绝。北京以南与西南整片地方，满是抢掠、纵火与屠杀教民的骇人传闻，一天比一天更可怕。

一大批比利时与别国的工程师觉得在保定府性命难保，便带着护卫设法乘船逃往天津。他们在河上被人出卖并遭攻击，船丢了，路也走岔，分成两队；其中一队想折回去，此后好几个月音讯全无，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些人辗转到了正定府，同一位主教与几位神甫修女一道在那里自卫。主力一队由陆路往天津去，途中吃尽苦头，末了由一支出城寻找他们的大队救援人马带进了租界。

六月七日，眼看祸事将临的兆头越发不祥，通州的三位先生决意再去向通永道台——城中最高的官——求一次援。这位先生从前曾在轮船招商局当过差，众所周知他对外国人格外友善、喜欢他们的路数；譬如他的客厅里摆着带台座的摇椅，办公室里有一张卷盖写字台——这两样在中国人家里都是稀罕物。这份人所共知的偏好，使他此时极不得人心，也大大增添了他自身的危险，这一层他自己是很明白的。

道台把客厅里众多的随从一个不留地遣了出去，倾吐他对事情已到这般田地的沉痛悲叹，坦白地说：他自己什么也办不了。他只有一小队器械窳劣的兵，没有一个靠得住，而各处都同时要用他们。他已派人到天津调兵，兵前一天到了；可他与来客都断定：这些兵必定要帮拳民的忙，无论护产还是护人，都全然指望不上。他那份显而易见的苦恼，使人对他的诚意、对他所认定的局面之绝望，毫不怀疑。

三位先生离开道台衙门时，迎面是一大群嚎叫的暴民，他们巴不得当场闹出一场乱子来。靠着小心周旋，才避免了冲突；可人们立刻看出：非立即退回北京不可。一封电报发去把危险的局势告知美国公使，并请派十名水兵的卫队护送一行人进京。可公使并没有派卫队，反倒建议雇中国兵。可人们觉得中国兵靠不住，全然不能用；而且即便雇得着——这本就很没把握——那必然的耽搁也可能断送所求的安全。通州无论出什么价也雇不到车轿，因为早已被那些清清楚楚看出风暴将至、又不敢面对它的本地人包走了。在这样紧迫的情形下，北京的梅子明牧师热心地雇了十六辆京车，独自一人随车自北京来通州，傍晚很迟才到。乡间既已这样不宁，这是一桩格外有胆识的举动。

正当一行人预备离开通州之时，有消息传来：前一天一个天主教的村子被抢被烧，死了好几个人。紧接着，通州属下那两处一向令人极为担心的分堂也遭了同样的命运。一位传道人全家被杀，另一位则千钧一发地逃脱。这两个村子里据报约有三四十名教民被烧死或被砍成数段，教会几乎被灭尽。

次日凌晨三点过后不久，二十四个美国人——六男、十一女、七个孩子——连同一大批再不敢留下的中国教民，离开了城外华北协和书院的院子。他们排成长长的一队：车、通州的大独轮车与重载的驴子。多数美国人与几个中国人带着步枪或手枪，或者两样都带。

住在通州的两位先生直到最后一刻还抱着留下的念头，想同一小队可靠的中国人一道，靠着做出有武力的样子挡住拳民——拳民已明显被一所房子塔楼上升起的美国旗吓住了，他们以为那表明有一支伏兵。架在同一处制高点上的一架望远镜，被中国人当成一门威力异常的旋转炮，说是一放便能把通州城削平一半！可天津来的兵必定同拳民站在一边（几乎所有中国兵都如此），这一点在道理上确定无疑，可见要做办不到的事是何等孟浪。这最后一刻的改计使人来不及为仓促的动身作充分准备，其结果是有几位传教难民所带的衣裳格外寒酸。

虽则再迟几个钟头这样一趟路便走不成了，可当时在往北京去的途中所见的中国人，其举止并无什么异样。

后来查明：通州的沈道台极不愿这一大队人在这毫无护卫的路上出什么事，便派了自己几名带着兵器却穿便服的随从，远远地看着这一行，直到他们进了外城的城门；并下令说：若有攻击便要抵抗。这位道台后来自己九死一生地逃到上海，可所有家产都丢了。他对其治下无助的外国人那份显著的友善，实在足以使他当得起某种特别的表彰。

六月八日星期五晚八时，一行人到了北京；多数人在孝顺胡同美以美会那宽敞而好客的院里得着接待——那院子在哈德门大街以东几百码，几乎就在城墙底下。

当天下午，美国人已先在美以美会的院里开了一个会，商议眼下这场危局该采取什么妥当的步骤。

会上议定：凡尚未进使馆的美国人立即迁到美以美会的院里以便共同自卫；请公使派二十名水兵作卫队；鉴于伦敦会的人及其许多教民也在此，请英国公使拨十名水兵；并给美国总统发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陈述局势的险恶。于是当天下午发出了下面这封电文：

「麦金莱总统，华盛顿：拳民毁教堂，屠杀教民数百，扬言灭尽外国人。通州已弃；保定府、遵化极危。中国官兵无用。攻打北京、天津之说日日相逼。铁路被毁，电线被剪。中国政府瘫痪。上谕两面三刀，袒护拳民。危险遍地。若局势不速得救，与会三十名美国人认为前途实已绝望。」

要显出六个月里最恳切的陈述何等无效，不妨提请人注意一件事：上面所引这封电报，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日两位美国传教士自山东西北庞庄发给康格公使的那一封，实质上是一样的。那封电报是这样的：

「义和拳之乱及山东、直隶二十县，蔓延甚速。抢掠、纵火、凶杀日增；公然以杀教民、灭外国人为宗旨。若四国使馆不合力施压，则庞庄、临清、济南府之美国人认为局势几近绝望。」

有人以为这样直言不讳的电文不会被官营的电报线转发；事实却不然。只有「两面三刀」一语被当作两个字计费，这又新添了一个例证：只要外国人肯付那笔多出来的账，中国人是很愿意被人认作「两面三刀」的。

付这封电报费的支票始终不曾被拿去兑现，而那份电文似乎也从未被收到——虽则它或许是发出去了。别的电报倒是照常发出、也照常收到了。

十三义和团与中国政府

到五月底，义和团这场大变已到了京城门口，声势时时在增。此时有一个极关紧要的问题：它的首领与中国政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无数中国人与许多消息灵通的外国人已渐渐确信：这个会门至少已默默地得着帝国最高当局的认可；可这看法却被许多地位足以使其意见有分量的人一概斥为无稽。义和团这套教门之引进既渐进而不显眼，便使他们得出结论：那实实在在不过是「小孩子的玩耍」，无足轻重。

自中国人的立场看，外国人正在一块一块地夺取帝国，废除中国最古老、最珍视的权利；他们的侵逼若不速加遏止，便再没有什么可以自他们爪下救出来了。

自外国人的立场看，中国人向来掣肘而不讲理，如今更甚于前。人们普遍觉得：若不愿条约上久已有之的权利被整个废掉、若不愿近日的协议被全然作废，非采取强硬手段不可。

两边都觉得对方在毁约，摩擦便免不了，爆炸也并非不可能。中国人有一个爱说的道理：太平了一段时候之后，必有一段相对的乱世。出于西方人的心智所看不出的什么缘由，凡有闰八月的年份，被认为是社会动乱之年，尤其当那年的干支正是所谓「庚子」的时候。一九〇〇年这两条都应上了。十八省的一大片地方都普遍预料：到八月必有严重的乱子。

许多本来预料那时候会出事的人反倒吃了一惊，因为大祸竟提早了这么多个月。何以如此，谁也说不上来；而多半并没有别的缘故，只是事情自然的进展把这场危局催熟得早了些。春天发生民变另有几层特别的缘由。旱情极重，而且几乎遍地皆然。自一八七八年大饥荒以来，华北任何地方头一次几乎没有种下什么冬麦。即便在最好的年成里，春雨也几乎总是不足；可那一年简直全然没有。地被晒得硬邦邦，什么庄稼也下不了种；而在这样的时候，那些闲着又不安分的人便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自中日议和以来，英国在中国的声望一直在稳稳下降，到了史上的最低点。近几年来本国报纸的激增，把外界肤浅的消息送进了沿海与北京每一个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耳里。中国人虽不明白时事的缘由、也全然没有什么历史哲学，可就经验而论，他们判断各国大约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却精明得出奇。他们大约是诧异地注意到：南非一小撮农人，其总数远不及中国一座五等城的人口，竟设法抵住了英国的全力好几个月，而且看不出战事有了结的迹象。那位受派到山东去办卜克斯先生凶手一案的能干的英国领事，还觉得值得顺口告诉袁世凯巡抚：克朗杰将军已率数千人投降；可这位巡抚倘若对此事略一思量，就必定会想到：这件事于整场战争的进程影响何等微小。英国在近年最紧要的关头之一竟被捆住了手脚那么久，或许已把远西整个局势的走向都改变了。

在中华帝国的治理上，满人与汉人的关系是「黑发之民」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现象之一，这一点不妨再提醒自己一回。满人早已失掉了他们藉以得天下的那些德行，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们也已失掉了那唯一藉以自称有权统治的东西——「天命」。近年来他们越来越严重地违背了那条明白的默契——正是凭它，他们才得以无争议地治理中国——即在实际的施政上满汉应平等。到义和团之变酿成时，中国要紧的位置大多握在满人手里；而人们普遍相信：不久便要把其余的也一并给他们，因为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对本朝的绝对忠诚。

前明覆亡的显著由头之一，是宦官当权治国所生的种种丢脸而无从救治的祸患。据说满清早年一位皇帝曾要防止这类丑事重演，为此立下一块不可毁的警戒——一道铁铸的铭文。可在皇太后当权之世，宦官之受宠幸，或许比本朝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其中有一个（常被称作「假太监」）是太后形影不离的伴当，民间以为他是北京最富的人之一。据说他的家私值银三千八百万两，都是受贿与收礼得来的。人们以为北京许多金铺、钱庄、当铺之类都是他的产业。恰在义和团之变逼近京城之时，据报此人死了，于是人人大喜。可那传闻原来是假的。此事眼下唯一的趣味，在于一年之后这同一个人又出现在西安府的行在，据说在那里施着与在北京时一样有害的影响。据一些理应有资格发言的中国人说，这位李莲英正是最有力地引得皇太后觉得时候已到、该大举把一切外国人逐出帝国的人之一。

凡明白事理的中国事务观察者，都不敢自称能在关于那不可窥探的皇宫内情的种种传闻里确切地分辨虚实。中国多数事情的内幕从来不曾公开过；而如今几乎、乃至全部的档册都已被幸而毁去，它们便永远不会公开了。可像义和团运动所引出的这样一场大爆炸之后，必然会有许多在寻常情形下永不会有的披露。

一九〇〇年五月十日，中国最有分量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上登了一封不注日期的长信，出自其驻北京的「华人通信员」；此人是湖南著名的曾氏一族，当时在某部任主事。乱中他南下途中失了踪，人们以为他同许多处境相似的人一样，被杀了。

这封信里有几段值得留存下来，那是一个有特别机会知道那平静外表底下究竟在进行什么的人对未来的预言：「我如今要说到一件贵报的外国读者应当郑重考量之事，因为这问题与他们人人相干。那就是守旧一党对一切外国人——或许俄国人除外——公然的仇视。我极郑重而诚恳地写信告诉你们：有一个极大的密谋，其目的是要把在华的一切外国人压垮，并把『租借』给他们的土地夺回来。这场运动的首要人物是皇太后、庆亲王、端王（大阿哥之父）、刚毅、赵舒翘与李秉衡。

「要用以成此事的兵力全是满人的，即：庆亲王所辖的神机营（五万人）；端王所辖的虎神营（一万人）；以及刚毅等人所辖的各旗禁军（共一万二千人）。

「这七万二千人要作那支复仇之军的骨干，而拳民则被指望作为助力，去打那场比北京或别处的外国人所梦想的更迫在眉睫的大仗。

「中国上等人都知道这件事；凡有外国朋友的人都警告过他们，可据我自己所知，他们非但不曾因替西方朋友担忧而得一声谢，反倒多半被人笑话。但愿我这番警告运气好些！我知道各国公使已就北方各省拳会的滋长向总理衙门提过抗议，可照例又是给这些外国人眼里撒了沙子。自年初以来，拳民在山东与直隶非但增了十倍，连京畿的顺天府与东三省（满洲），如今也布满了这个危险会门的枝蔓。

「有两件事足以显出拳民在北京当权者眼中何等得宠。其一，一位姓王的御史近来陛见皇太后；说到拳民时，太后问这位御史：『你是本省人，该知道。你看直隶的拳民如何；你看到了动手的时候，他们当真肯同官兵一道去打洋鬼子么？』『臣确信如此，太后。况且该会教给会众的宗旨是：誓死保天朝，灭鬼子。就臣自己而论，臣深信该会有灭鬼子的天命，以致臣家老小如今都在练拳民的咒法，我们人人都入了保天朝、把鬼子赶下海去的会。若蒙授臣以权，到了时候臣情愿率拳民为复仇之师的前锋；在那之前，臣也愿尽力协助编组并武装他们。』

「太后点头称许，沉吟片刻之后叫道：『唉！这真是个好会！可我怕他们眼下没有老成之人领头，这些拳民要鲁莽行事，在万事齐备之前便替朝廷惹出同这些「洋鬼子」的麻烦来。』又停了一停：『就是这话。这些拳民在直隶与山东须得有几个负责的人去约束他们的行事。』这次陛见便到此为止。次日早上便下了一道谕旨，派这位王御史做顺天府尹。这就是说：一个六品的官一笔之下被提到四品的京职——由一个同知升到署理按察之位！于是王御史便得着他所想要的机会，即编组、指点并武装他那班拳民朋友。

「我所举的第二件事，是要显出如今外国人被人拿什么眼光看待。自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以来，官员——除最顽固的守旧党之外——一概禁用『洋鬼子』这个词，被官府查出来用它的人还要挨板子。可如今我们看见：这个词不但被写进了拳民的战号，而且得着了皇太后亲口的官方认可。」

就所见而论，这份实在非凡的披露与预言，竟几乎不曾引起任何本该被其陈述所震动的人的注意，直到它的预言化作了历史——那时人们才历历地记起它来。把据说太后称许拳会的那句话，同前面已引的一月十一日上谕里指出「会亦有别」的那句话对看，前一句本已够明白的话便不难解了；而太后提到须有人领头那一段，则可由六月二十四日《京报》上的一道上谕加以解释，谕中说：「义和团民散处京畿、天津各处，自宜设员统辖。着派庄亲王、协办大学士刚毅总统其事……义和团众皆奋其全力，宗室亦不可后人，同仇敌忾。朕深望人人所愿皆得成就，切勿稍涉懈弛，是为至要。」

拳民如今既以无可误解的方式开始得着明白的承认与庇护，他们的气派迅速改变便不足为奇了。他们的坛口所具的那份神圣，是中国平日所没有的。最高的官员也往往不得不下轿，在拳会的符物之前伏拜。

不久他们便在宫中向里面的人显示了他们的神通；而凡处在知情地位的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证明：皇太后本人以那种在满汉各等人中间一样普遍的迷信，深信他们负有神明的使命——这一点在上面所引的那道谕旨里也确然看得出来。五月下旬与六月初有许多上谕与这场日增的运动有关，可其中多数不过是要哄骗那些容易被蒙住眼的外国人：警告非法的聚众解散，斥责坏人的坏行径，还一本正经地叙述一两个闹事的苦力如何受了惩办，而对中国教民被害日增的名单则置之不理。

其中一道上谕是这样的：「耶稣之教在中国传布已多年，传教士别无他求，惟劝人为善耳。向者教民不曾借教堂以滋事，故民教相安，各奉其道。今则教堂与教民遍于全国，以致不逞之徒混入其中，而传教士亦不能一一辨其良莠。此等匪人入教，不过藉以凌辱欺压良民、鱼肉乡里；传教士自然并不以此为然。

「至于『义和团』，彼等近来演习拳棒，以保身家、卫乡里，并未滋事生非。

「朕已屡颁谕旨，饬各官凡有滋事者一概严加弹压，不论其人入会与否，所问者惟其是否匪类；若有滋事，必当从严办理。教民与团民，一概皆朝廷赤子，朕一视同仁，于团于教，并无歧视。」

整整一年里所充满的一切暴乱、纵火与凶杀，在这里被置之不理、被矢口否认——这比谕中所说的任何话都更意味深长。

同一道谕旨宣布派两位官员查复义和团之事，其中一位是众所周知仇视外国人的赵舒翘，另一位则更坏。这两人到了涿州，与拳民打成一片；自此以后，这场运动显然便有了朝廷的根基，其势与其野心都稳稳地增长起来。

六月初，北京得到消息：两位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罗宾逊与诺曼，在天津北京之间将近中途的永清县，被人在本县知县的通同之下残酷杀害。英国公使立即就这件大事与总理衙门会晤；可诸大臣的口气懒散、冷漠而无可奈何。窦纳乐爵士向索尔兹伯里勋爵抱怨说：使馆的中文参赞正在翻译英国公使的话时，衙门四位汉大臣中的一位竟酣然睡去；于是窦纳乐爵士拂袖而去，另约次日会见庆亲王。

庆亲王向窦纳乐爵士保证：朝廷把这危险看得极重；并着重说聂士成将军正自天津带五千兵北上护路。当人家告诉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聂将军奉的命令是不许向拳民开枪时，他装出十分诧异的样子。这一层不久便被证实：有一回交手他确曾向拳民开火，禀报裕禄请示之后，便奉命驱散他们而不得开枪——正合拳民起事以来一向施行的那个人所熟知的办法。紧接着便得知聂将军与他的兵已撤回天津以东芦台的大营，把铁路听凭拳民处置，这也就不足为奇了。随庆亲王同来的一位衙门大臣直截了当地对窦纳乐爵士说：中国既无代议之制，义和团运动那样得人心便是民意的一种表示，中国政府不能不顾。

在这样一句自供的映照之下，送到各使馆去的那份冗长而细密的《北京弹压章程》——一件是六条，另一件是十条——顺天府尹禁止拳会的告示，以及前面所说的那些逐日的上谕，便只更加显出中国政府内在的欺诈，以及京城内一切外国人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危险。

在这样紧迫的情形下，窦纳乐爵士向外交团提议：宜要求陛见皇太后与皇帝；这一提议使衙门诸大臣大为惶恐。可还没等本国政府对这项要求给出明确的授权，连这最后一着之徒然也已昭然若揭了。

皇太后已在北京西面的颐和园住了约一个月，在这场大危局里以她的船与她的戏自娱。她与皇帝于六月九日晨回到北京；人们指望他们在城中或能平息民间的骚动，虽则这看去同样可能引出新的暴行。那天早上有一伙拳民自附近一座庙里出来，把北京以西三英里跑马场的看台点着了，还把一个被他们捉住的中国教民活活烧死在火里。当天稍晚，英国使馆的几位学生在同一方向的城墙外骑马，被二十来个持刀矛的匪徒袭击，靠向袭击者开枪才得脱身。

随后当晚，窦纳乐爵士自一个看来可靠的中国来路得着消息：皇太后在一次陛见中公然表示要把京城里的外国人除净；而董福祥的军队——他们本因外国卫队将到、为避冲突而自车站附近调开——如今只等一声令下便要发动总攻。于是一封紧急电报发给英国海军高级军官，告以局势时时趋于严重，应即登陆，并立刻作一切安排以便向北京进发。别的公使对局势也持同样看法，并照此行事。也是在这时候，海关的职员们放弃了城东偏远的住处，集中到总税务司的宅里；而许多被迫躲进使馆势力范围内的外国人的财产，则正式交给了中国当局。

拳民此时已公然在城内官家的演武场上操练；而更意味深长的是：就在英国使馆对面的理藩院里也练，还在澜公与其兄端王——大阿哥之父——的府里练。端王于六月十日经一道要紧的上谕被派为总理衙门大臣领班。另有三名外人所知甚少的满员也被派入该衙门。端王受任之后并不到各使馆拜会，各国公使个人也始终不曾见过他。

两个大传教会——美以美会与美国公理会——恰在此时各自开着年会，前者在北京，后者在东面十二英里、白河航运终点的通州。美以美会有几位已乘最后一班通到天津的火车离开北京；可另一些人连同不少来京的客人，都太迟了，发觉自己成了永久的囚徒。公理会的年会于六月五日散会，有些人自通州往北京去，另有一行三人——两位先生与一位女医生——赶往长城边的张家口。他们四天后平安到达，一路无事；可到了才发现：他们的住处随时可能被毁，性命危在旦夕，四周是一群嚎叫的暴民，而唯一的办法是暂避到衙门里去。此后他们分段跋涉，辛苦地穿过蒙古到恰克图，最后到了欧洲。通州到天津的水路既不安全，会里其余的人只得留在原处，不过每天都能得到北京情形的通报。

十四北京半围城之状

六月八日至二十日的这十二天，可视为北京攻击外国人一事中的一段间歇。到九日星期六，除北堂里的人以外，几乎所有外国人都已迁进了有外国卫队保护的那一片方地；那片方地又略向东展，把美以美会教产的好几重院落也圈了进来。

守使馆的军官手下统共只有五十名水兵，要他们分出二十名去守一处离使馆一英里之半以外、且一旦被攻并不易守的地方，自然不大情愿。可那七十名美国人此时正把美以美会的住宅挤得处处没有空隙；若不给卫队，使馆里根本安置不下他们，更不必说那六七百名传教士不肯丢下的中国教民了。于是公使驳了军官们的判断，坚持照先前的许诺派出卫队；他们便在九日由霍尔上尉带着走马上任。英国公使本说要派十名水兵，结果没有派人，只借了十支马提尼枪来，这些枪后来大有用处。

美国人凭着他们那种办组织的天性，立刻聚起来推出几个委员会，把协同军队布防、登记中国人以便派工与操练、以及其他种种公众事务都交在委员会手里。整片教产由平民与中国人巡守，要紧的哨位留给水兵——这些人都在菲律宾历练得久了，凡分派下来的事无不胜任。院墙又长，墙上设了守望的人，四围一带尽在眼底；不多时防线大加展开，把西北面走几分钟就到的汇文书院也圈了进来。那座大礼拜堂的白铁屋顶上时时有哨兵值守，白天晒得滚烫，夜里又叫露水或雨水滑得站不住脚。人人都带着一件什么兵器，各有各在危急时应到的位置。另派专人在警报时照管中国人，务使人人得到知会，免生惊乱。

美以美会教产所控的这一方之内住着十五二十户不奉教的人家，有的和善，有的怀着敌意。奉军官与公使之命，这些人家都被告知迁往别处；各条小巷两头都设了障，又严加防守，尤其防火。防线分了头道二道，凡疑心可以攀越的墙后面都架起了铁蒺藜。各院子里的方砖全被起来砌成横障，障后挖了深沟。外国铺子都被翻了个遍，凡于守御有用的东西一概取来，得了不少上好的外国灯与铁锹——这两样东西后来在英国使馆里缺得极苦。

这些预备一一办完之后，便看得出：义和团无论来得多突然、多凶猛，也冲不进这片地方。为防大队人马连日猛攻，又把那座大砖礼拜堂布置成内堡：门上加了衬着白铁板的框子，窗户堵死并留出枪眼，搬进大批粮食与水，凡能使人撑住几天围攻的预备一概办到。

住宅在某次进攻中被焚也并非不可能，于是大大小小的箱笼都搬进礼拜堂，把门厅塞满了，把两侧过道排满了，连讲坛也堆得走不动。那一阵子礼拜日讲道的人，周围是铺开过夜的褥子、一罐罐法国黄油、一听听山莓果冻、一瓶瓶酸黄瓜，还有好些婴儿摇篮；底下地上排着一溜大水缸，满得齐口；那一列列箱笼架起的「干线」四通八达。每到夜里，女学堂的女生们都悄悄地从路那边鱼贯过来，睡在礼拜堂的地上，一旦有事好安稳些，由她们的外国教习照管着同来。有好几回传出将有进攻的警报，每一回女生与凡安置得下的妇人都从从容容地过来，并不慌乱，查明是虚惊之后再回去。这一切编组、设防、预备与遇警的演习，当时虽不觉得，其实是为后来更大的危难做了一番极有用的操练。

外间已知那支照电报请来的救兵已于六月十日自天津开拔。许多欧洲人到马家堡车站去迎接队伍，结果只得在中国人的哄笑中回来——那些人早知道交通已断了。六月十一日星期一，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没带兵器，独自出南城永定门到车站去，想着能迎上那支预料要到的队伍。他被董福祥的甘军拿住，从车上拖下来，百般凌辱之后用矛刺死或用刀砍死；心被剜出来，据说送给了董福祥，头颅则挑在杆子上。那具残尸就地草草掩了一半土；日本使馆二等参赞虽为此事到总理衙门去过，却没有人设法把尸首取回。两天后《京报》上出了一道上谕，把这事推在遍地皆是的不法之徒身上；其实人人都知道是官军自己干的，而这些官军还等着一声令下便把其余的外国人也尽行屠杀。

次日有报说通州的大清邮政局已被捣毁，电线杆也被砍倒。通天津的线路几天前已断；把北京与外界连起来的最后一根细弱的线，是通张家口的那一条单线，它在十七日被割断——从此开始了此后一连许多个难熬的星期的隔绝。

从通州逃来的人那里得知：城里城外的教产都被那些本是奉调来保护的中国官军抢了，随后便是那向来等着干这种事的饥民乱哄哄地跟上。八所住宅、华北协和书院、各礼拜堂、各学堂以及一切什物，在教士撤走后三天之内全数毁尽，几乎连一块砖也没剩下。据说那位道台实已成了义和团的囚徒，他们逼他在揭帖与告示上用印，正如逼涿州知州一样。别的官员则公然投向了义和团。

十二日，许景澄与另外三位总理衙门大臣到英国使馆来。其中一位赵舒翘方自涿州回来——前已述过，他是奉派去弹压义和团的，而他所用的法子是把他们所要的一概答应下来。此时他报称：他以为这些人是可以讲理的。另一位新近补入衙门的大臣则向英国公使保证：义和团之事如今已经完了，把外国兵调到北京来是白费；公使理当倚靠中国从来不曾短缺过的那种有力的保护。

有一个义和团的人一身全副打扮——红布裹头、红带束腰、红鞋——从使馆街上走过，被克林德男爵亲手拿住痛打了一顿，他的同伙趁机跑了。次日，步军统领崇礼带着两位大员到使馆来要人，没有要着。

再次日，得着自天津来的西摩尔—麦卡拉一路的消息，说他们进兵迟缓艰苦。又过一日，来信表明他们已到廊坊，过了往北京去的一半有余，可因缺水缺粮而极为窘迫，前头的铁路已毁得无可收拾。

六月十三日下午，有人来报：大街上离此不过几百码的美以美会礼拜堂正被一群义和团拆毁，拆打之声轰然不绝。一队水兵被派到巷口，没有开枪，只冲上去驱散乱众，一时把他们的动作止住了。义和团通常的做法是：先拆掉一部分木料，把预先带来的几夸脱煤油浇上去，然后点火，且不许任何人上前救火。

那一整夜，天上尽是城中各处燃烧的房屋映出的惨红火光；此后两三天内便得知：除有外国兵守着的地方以外，北京凡属于外国人或有外国人住的地方，无一不毁。其中就有东、南两座天主教大堂。东堂先毁，一位年老的神父加里格不肯离开他的本位，死在火里。法国使馆的弗利什先生带了一队人夜里赶到南堂，天亮前把全堂的人——包括年高的德阿多西神父、三位神父、五位修女与二十位中国修女——都接了出来。这座古老而有来历的建筑，正与来华最有学问的天主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的事业连在一起，如今尽毁；无数教民烧死在火里，或事后被屠。早晨，毕德格先生带着美俄两国士兵去救援，寻着并救出教民约二百三十名，打死打伤义和团二十六人。下午，《泰晤士报》访员莫理循博士又带了一队德英水兵前去，救出大批教民；若非如此，这些人必被杀尽。

这一场对北京外国人有组织的大举攻击所毁的财产，究竟有多少，已无从确核。许多私人在城中各处置有住宅。钩栏胡同一处属于大清海关的大院落也同别处一样被焚，中国政府因此损失极巨。电灯厂的下场并不比那尚未完工的中国通商银行与新造的铸币厂好些。北京七个传教团体所毁的产业之中，有住宅三十四所、礼拜堂十八座、男塾十二处、女塾十一处、师范学堂四处、诊所十一处、医院八所，都在城墙以内。英国使馆在西山新造的几所所费不赀的避暑房屋，连同各差会所有的另外三十三所，一概被抢、被焚，材料被搬到附近村庄去。那座将近二百年的希腊教堂也是一样的下场。

北城平则门外的外国坟地被毁得干干净净。一行三十多年的大柳树全没了，树身贴着地锯断，连木料带枝条都运走。围墙夷到墙脚，墙基被掘出来，砖头搬去别处派了用场。碑碣与纪念物尽被推倒，砸成碎块；有十三座坟被掘开，尸首拖出来烧了——四处散落的骨片、布屑与金属钮扣，把这段惨事自己说了出来。别处的俄国坟地与天主教坟地也是同样待遇。

一连许多天，整个天边都被四处大火的烟遮住。十六日，前门——即南城墙正中的那座门——外面起了一场最大的火。这一带是北京大银号、皮货绸缎店以及最大最富的商号所在。据报火起于有人要烧附近一家机器面粉厂，同时又烧一家卖洋药的铺子。其时风大，火势转眼便不可收拾——连火神自己也收拾不住；惊惶的义和团众跪在火神跟前苦苦哀求，求他别让城门那座高大的外楼着火，可那看来是免不了的。这座耸在外面正中一门之上的高楼，那道门只在皇帝出行——如往天坛、先农坛去——时才开。楼高出地面一百多英尺，高出四周城墙近五十英尺，不久便整个裹在火里，给所有看的人看了一场壮观。人不由得要与中国人同有一种感觉：这一桩事不过是鞑靼王朝将倾的先兆——它久已像是失掉了那个它自称藉以统治的「天命」。火烧了一整夜，直烧到第二天日高，昔日通往宫禁之路上那位巍然的哨兵，只剩下一堆难看的厚砖残迹。汇丰银行的买办估这一场火在南城所造的损失不下一百万英镑。

到处放火，随之而来的又是抢掠的机会，这在义和团这只猛虎便如同尝着了血。他们向自家神明上香的仪式，都在能找到的最公开的地方举行，看来入伙的人多得数不清。各使馆与美以美会教产都离城墙不远，因此处在半围城中的人能极清楚地听见南城里聚着的大群人夜间的喊叫：「杀洋鬼子！杀！杀！杀！」凡听过这群癫狂之众这种令人血冷的喊声的人，永远忘不了那种如临鬼域、如见地狱预演的感觉。

一想到隔着几十步远的那座城门口，除了全然靠不住的满洲兵之外再无别物能拦住这帮嗜血之众冲进整个外国人聚居之地、把它淹没，美以美会教产的主事委员会便去与美国公使商量。公使当即写信给管这座门的小官，请他早些关门，倘有危险的人群聚集便不要开。可为稳妥起见，委员会自己又带足兵器，傍晚时到门上去见那位官员和他手下的许多兵，他一口答应照办。为着更加稳妥，他们又要门上的钥匙作个真已上锁的凭证；那看门的略一推辞，竟真把钥匙送到教产里来，由带着兵器的委员们护送。回去时有一队水兵护送他，还发给他一张通行的凭条，好教他次日早晨能进防线，再把那根二英尺长的铁闩取回去，重新开动北京城生活的轮子！

次日，总理衙门致函公使，请他设法把门上的钥匙还给该管的人；可上述这一套此后天天照办，直到那片外国人的地方不再有人住为止。不但如此，有一回一位统着一千五百名中国兵的将官还来讨情，请把门开了放他的人过去，说是要到南城「拿义和团」。可事情总得有个界限，众人以为还是不开这个例为好；于是这位皇上的臣仆被告知：门既关了，他要等到明天才出得去——这个答复他也就当作了定论。

因乡下人害怕、铺子又关了许多，采买一天比一天难。买东西的只得结伙出去，带足兵器，常由外国男子给中国人做护送，讨价还价的事由中国人办。一支上了膛的枪横在柜台上，往往极能提起掌柜的记性，想起所要的货其实还有；而货价是一文不少照付的。

在这段人心极度紧张、危险迫在眉睫的日子里，使馆街已用横放的木头筑了一半的街障，别的几条街巷也照样办了。各处设了哨兵，意大利的开花炮与美国的柯尔特自动枪都预备着，以防来攻。十七日，奥德两国的兵与中国兵起了冲突，中国兵被打死了几个。

当天晚上，总理衙门的两位大臣冒着被中国兵加害的性命之险来见康格公使，保证「保护」，并要求撤走我们的兵。他们被告知：此后美国人自己保护自己。他们显然吃惊地告辞了；因为水兵管带麦尔斯上尉恰在此时放了几枪，提醒他们守御的预备已经齐全。中国当局的口径，起初是把义和团说成小孩与农人干的事，到后来则说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民变，大得政府管不了，而他们在这场民变面前无能为力。

海关邮政的差事一天比一天没有把握，到六月十六日之后便连扮成乞丐的信差也不再派了；先前派出去的有几个没有到天津，多半是被杀了。

众人一再设法给正在推进的救兵送信，有几次送到了。美国使馆最后收到的一封麦卡拉上校来信，是回复一等参赞报告鞑靼城中各处大火与所有外国人危殆之境的那一封的。困在美以美会教产里的美国人有一封紧急的信，虽悬了重赏也送不出防线，因为义和团众把守得太严了。

北京城内外的外国产业普遍被焚之后，出了一道上谕，对已经做下的这些暴行却只轻轻带过，看那口气，像是责备做这些事的人不该在京城里做，不像从前是在远处做。谕中提出的问题是：历来哪有政府听任臣民为所欲为的道理？因此再次明令义和团解散，并且非散不可。据说先前已有几道谕旨这样开导过，凡是好的义和团众都已听命，拔了帐篷走了；所以如今还留着的，既然都是坏的，就该严拿。

六月十六日又出一道上谕，告知总理衙门：已派兵巡城，以防如今作乱的匪人；又特派兵保护各国使馆。使馆中人若离京，必须加以保护；可铁路既不通行，此事甚难，故应留在北京，等铁路修复再议办法。荣禄被派为使馆的护卫；并向公使问及中国兵应占哪些位置，防守起来最为得力。

上谕的措辞骗不了任何人，连外国人也骗不了。外国人虽然无论如何探不出宫里在做什么，可看得出：京城正处在一场可怕危局的阵痛之中。六月十四日，有消息到英国公使处，说军机处会议已决定用官军攻打西摩尔将军一路；而由此到合力进攻使馆，实在只差极短的一步。

后来查明：十六日傍晚开了一次御前会议，由一道突下的谕旨把满洲各王、公、贵族以及六部九卿的满汉大员一概召来。关于这次聚会，口头与笔下的记述甚多，而其中最详尽、也大概最可信的，是八月八日《字林西报》所登的《北京避难及南行记》中所载的一篇。

据这篇记述，满员先被单独召见一次，随后满汉一同在仪鸾殿的议事之所受了召见。

皇太后开口说：「洋人欺凌逼迫我们，已到了再也忍不得的地步。我们必得合力与洋人拼到底，好在天下人面前保住这个『脸面』。我满洲的王公贵族与大小臣工，在这拼死一战的主意上是一致的，他们这番忠爱之心，我是准的。因此把这话告知你们众人，望人人各尽为国之责。」

此后的经过，带着几乎一切中国式集议都有的那种脾气：说话的人人人都怕把自己套住；若非说不可，便要用声色俱厉把一切异议压下去，必要时不惜辱及个人。前驻俄国公使、东省铁路督办许景澄求把这决定再议一议，因为要与各国同时开战是办不到的。刚毅答他说：这一回与从前历次的仗都不同，因为如今有了刀枪不入的义和团。

总理衙门大臣袁昶答道：他前一天亲眼看见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见交手之处横着他们首领的尸首，每具身上都穿着一两个枪眼。既如此，怎能说刀枪不入？皇太后打断他，断言他必是看错了，他所看见的尸首绝不可能是义和团的，而是土匪；这一句话立刻把这位大臣堵死了。

曾侯求道：若非打不可，也该择个有利的地方打，不该在北京打；尤其使馆理当保全。有几国原是对中国十分友好的，难道非要一概同它们开仗？满员之中除了新近补入衙门的那桐一人以外，人人都一意主战；他一开口求和，同族人的怒火便沸到了顶点，指他为叛贼。可他仍接着说下去：若非打不可，也该在近海处打。

皇太后在他说话时怒目瞪着他，像是等刚毅答话；刚毅便提议：那桐与许景澄既反对满人的主张，就该派他们出去迎西摩尔一路，止住它的前进，因为西摩尔是外国人所喜的人。这一议的用意，是盼着他们死在这趟差事上。

皇上并不与议；可当他看出这要命的决议就要定下来时，便求皇太后再想一想与各国一体开战之事，说这场举动一旦发动，将来便再无言和之可能，而国家之亡就在眼前。皇太后对他这番苦求置若罔闻。会议在满人对那些与他们唱反调的汉员的一片喧骂声中散了，骂他们是公敌，是背叛大局的贼。那桐与许景澄不得不去办那件止住西摩尔一路的白费之差；可到了丰台便被义和团拦住，他们全不理会这两位大员的品级与使命，硬逼他们到拳坛去等祖师爷的示下——看是该把他们砍了，还是只赶回去丢一场脸。末了到底把他们放了，教他们回去，可又说：倘若他们执意要把这趟差事办成，立刻就砍。二人于是含羞回到行在。

此后连着几天，看来几乎天天都有御前会议。据说其中有一次，皇太后拿出一件伪造的各国公使照会，内称要另给皇上指定一处地方，要让他复出治理天下，还要把全国的赋税与一切军务都交在他们手里。据说她借此为「河山」、为「社稷」、为受命治天下这一重托的忠信，作了一番慷慨激切的申说；靠这个法子，众臣工便合成了一条心。

六月十九日下午，下列内容相同的照会送到了各使馆：

「王大臣谨照会大美国钦差大臣：直隶总督奏称，本月十七日接法国驻天津总领事夏雅尔来文，谓各国水师提督已限明晨两点钟以前交出大沽各炮台，否则将以兵力攻取。王大臣谨陈：得此信息，深为骇异。中国与各国和好多年，今各国水师提督若竟欲攫取炮台，是各国有意先绝和好，衅自彼开。现拳匪滋事于京师，众情汹汹。大美国钦差大臣及其眷属随员现在此间，使馆已处险地，中国实难保护周全。

「王大臣因此请大美国钦差大臣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偕同眷属随员，并带所部卫队——务须加以约束——起程赴天津，以避危险。已派兵队沿途护送，并已知照沿途地方官，听任使团一行经过。」

中华帝国的京城，其政局久已处在一种预示风暴的带电状态之中。衙门这一件照会，不但送给各国公使，还抄送给赫德爵士——看情形是当作一件消息，并未附带任何指示或建议来规范他对大清海关人员的处置——这不单是一记始料不及的霹雳，简直是一颗炸弹。衙门的照会特意注明「四点钟」，好表明那二十四小时到何时为止。可以断定，写这照会时政府已经知道炮台早被攻取，而且不是在十八日，是在前一天；只是照中国人的迂回，不肯认这个事实。到那一刻为止，并没有消息说天津有危险，更没有说大沽受到威胁；各国提督的举动，自然被看作操之过急，无端把远离海口的所有人的性命都置于危地。几个月后事实全然明白时，这一次海军的行动才另有了一番面目。

当晚，各国公使在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的使馆里聚会，商定应当怎么办——这是一个因种种缘故而极难、极须斟酌的决定。

议定的答复表示：对所接到的这件公文深感骇异，各公使对大沽炮台之事全然不知。各国公使只能接受衙门向他们所作的这番宣告与要求，预备离开北京。可要在二十四小时这样短的期限内安排动身，是办不到的。中国政府必定知道其中有许多妇孺，这将是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

总理衙门说沿途会有保障。各公使要知道这保障究竟是些什么，因为据他们所知，遍地都是乱众。他们并不怀疑中国政府是诚心愿意的；可既然有外国兵正在路上，本是要与政府和衷共济、共复秩序的，各公使便希望这几支队伍先进到使馆来，好让大家一同起行。他们还要求供给运脚、车辆、船只与粮食，并要求由总理衙门的几位大臣随行。末了，他们请于次日上午九点钟与庆亲王、端王会面。

各使馆的人普遍认为：离开京城是免不了的，而且或许要走得极匆促；行事大抵也就照着这个前提。也有人觉得，唯一正当的做法是断然不动；可当地位更高的人整夜都在装箱、做起行的预备时，要单独行事是不可能的。一切都要看衙门对各公使联名照会的答复。

康格先生立即致函美以美会教产内的美国传教士，把衙门的通行照会与速即动身之必要告知他们。这信在当晚某个时候送到。九点钟以后，所有当时不当值的先生们都被召来会议，商量该怎么办。议定给公使写一封信，指出照所说的情形离开北京在实际上有哪些难处，指出这样做的人多半会有什么下场，并指出那些势必被丢下的教民必遭屠杀。此事关系极大，另有两位私人也各写了一封信，都在次日一早亲手送到。

随后各公使又开了一次长会，会上对致衙门信中所提的两项要求——等救兵到来再走、以及由总理衙门大臣随行——都没有再提。似乎唯一的问题只是这一行几时动身，而这也不过是早几个钟头晚几个钟头的事。已向衙门要了一百辆车供各使馆使用。众人确有把动身尽量推迟的打算，可同时也觉得长久拖延是不可能的。

对于那些自觉必须为中国教民尽最大力量的人，这些人将来怎么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可在这一点上，什么保证也得不到。倘说外交团对一件并未提到他们面前、而其中有些人又毫无兴趣的事也算有个态度，那态度便是这样：我们只对本国国民的安危负责。中国教民是中国政府的子民，最终必落到他们手里。我们做什么也救不了他们。我们能自救就算尽了力。他们的属灵导师与领袖深切关怀自己门下人的命运，是自然的、也是正当的；以人之常情而论，冷眼旁观他们多半会有的下场，是办不到的，尤其是那些女学生；可我们此时不能让这一类出于情感的顾虑左右我们的行动。传教士倘若留下，于保护中国人毫无用处，反倒是在给自己招来必死之局的同时，又催得中国人死得更快。因此，凡传教士一律饬令随各使馆同行；倘有不肯走的，须用强力带走。

这些话其实一句也不曾明说出来；因为这问题还没有到最后见真章的时候，一条出路已经开了——那开法之出人意料，不亚于当年红海为以色列人分开。

六月十四日早晨，前已提及，德国人拿住了两名义和团，其中一人逃脱，据报躲进了英国使馆对面的肃王府；那府里实在正被用作义和团的操场，或许还是他们的总坛。这便给了一个由头，去向英国公使禀报此处或许窝藏着义和团，请派兵搜查。就此事与公使商议之后，请了日本管带一同办理；柴中佐、英国的哈利戴上尉，连同莫理循博士与詹姆士教授一同到王府去，经王府的总管告知王爷搜查在即，并正式请他准许。

王爷愤然不许，说他与义和团毫无任何瓜葛。第二次措辞更严的传话得来的回复是：王爷向来与外国人相处友善，但若定要搜查，他屈从于强力，「面子上也还过得去」。他在一重内门迎着这一行查看的人，殷勤款待，把府里各处一一指给他们看，甚至开了门，把他那些盛装打扮、一字排开的妻妾与太监都亮出来。

此后又几次会商，与詹姆士教授议定：把前已述及的自南堂救出的几百名天主教民，暂且安置在王府的外院。就这样，靠两位英国人的干劲与手腕，一条路已经开出来了——它将收容此后另外那几百名新教传教士不肯丢下、而又没有一个当权的人替他们着想的人。

十五使馆被攻

六月十九日星期二晚，外交团在北京聚会，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极力不赞同同僚们几乎一致的意见——即非离开北京不可。次日早晨八点钟又续开一次会，等着总理衙门对前已撮述的那件照会的答复；那件照会末了请于九点钟在衙门会晤，尤其要见几位王爷。

答复迟迟不来，男爵便告知同僚：无论如何他自己要去，因为他前一晚已送去一件知会，并未要对方回复。为免中国人借口说带德国卫兵去会激起百姓、尤其是兵丁的敌意，他决意不带任何护从，且明明白白不带兵器。对于众人以危险为由的种种劝阻，他答道：一位公使在去衙门的路上大约不会遭人袭击，何况他要来的事人家已经知道、正等着。倘若王大臣误了时辰，或竟不来，他耗得起，等得过他们；为此他还带了一本书和几支雪茄。

这位德国公使出身一个天主教的旧家，是一位总主教的侄儿。他从前是行伍中人，有普鲁士陆军中尉的军职。后来调入领事一途，于八十年代初来华，学中国话学得颇有成就。广州出大乱时，他因表现出众而同时得了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勋奖。北京使馆参赞出缺时，他又调入外交一途，在这职位上做了几年。此后他任德国驻华盛顿使馆一等参赞，又由此升任驻墨西哥公使两年，然后再度调来中国。

他是个主见很硬的人；他那段行伍的经历，未必不曾在他的外交生涯上留下影响。他打定主意要全然撇开同僚去见总理衙门，正是他脾性的一个写照；他所以如此，是因为深信自己有一件要紧的话要对衙门说——虽然那话绝不是什么新话。除了要问明他们所说的保护究竟如何之外，他还想向帝国中他所能见到的最高的官员力陈：他们把十一国的公使逐出自己的国都，这一步棋终究会断送满洲王朝。他盼着这一番郑重的、带着不祥口气的警告，至少能叫他们暂且住手。

外交团的早会一散，德国公使便由翻译官柯达士陪着，坐着惯用的官轿往衙门去，取道法国使馆以东的台基厂街到长安街，在那里折而向东到哈德门大街，自单牌楼稍北处进街。连着几天，凡经过这条街，总见有一簇簇兵丁站着；可当时这并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

在牌楼以北几百码、正对总布胡同口的地方，有约莫三十名兵丁驻在一处堆拨房附近。走在后面的柯达士先生看见那位领头的军官——戴白顶子、帽上插着翎子——自众人中略略跨出一步，猛然向公使的轿子放了一枪。公使并没有要出轿的动作，想必是当场就死了。柯达士先生立刻站起身来，起身之际大腿上中了一枪，伤势危重；若不是他站起来，那颗子弹本要穿透他的脑袋。轿夫立时把轿子撂下逃了。前导的马弁飞马赶到衙门去报信；柯达士先生则拼着力气，看能不能逃出去。

这看来是全然办不到的，因为他身后是成群的兵丁，当即向他开火。他向北跑，拐进街右手的头一条胡同，再穿过曲折的小巷，被拿长矛的中国人追了一程，终于到了至少三分之一英里外的美以美会教产。到这里他才头一回看见一张外国人的脸，随即昏了过去。他立刻被抬进院里，由恰在近处的通州的英格拉姆医生给他治伤；医生以为他活转的指望极小。以袭击他的人数之众、伤势之重而论，他这一逃生简直可算奇迹。

打死克林德男爵的这一枪，所生的效果是这桩国际罪行的主使者始料不及、也无从预见的。北京的外国人此时几乎都已在各使馆之内、或在被认为由使馆控制的那一大片方地之内，再不然就在美以美会教产里；因此这桩意味极其可怕的惨事，消息立刻传开，其含义人人当即明白。此后再没有一个人还存着在中国人任何护送之下离开北京的念头，因为其中必有诡诈，如今已看得清清楚楚。就这一层而论，说德国公使之死是一场替死的牺牲、救了北京其余所有外国人的性命，实在是一句一字不假的话。

行凶那一天的下午，总理衙门竟有脸致函德国使馆，说有两个德国人沿那条路走，向人群开枪，被人还击，其中一人被打死；并要德方告知姓名。

这样的文书，凡自重的人都无从作答。尸首后来被收殓，由一位对外友善的中国大臣出资备了棺木；据说这一条后来还算在那份要了他性命的罪状里——几个星期之后他便被处了死。

有一件极可注意的事：六月十六日伦敦的几家晚报上登了几则电讯，注明出自拉凡电讯社驻天津访员，说北京的德国公使已被杀。至少在其中几则电报里，还同时说使馆已被攻陷，却没有提到别的人名。看来当时必定有什么缘故，使人预料克林德男爵将遭袭击——他那种不容置辩的作派，在那时候尤其为中国人所厌恶。

当天下午消息由伦敦传到柏林，于是向德国驻圣彼得堡的临时代办、驻东京与伦敦的德国代表、以及驻芝罘和上海的德国领事作了一番广泛的查询，可谁也不知道有这回事。一桩这样离奇的罪案，在它发生之前四天就电传遍了全世界，而等它真的发生了，却又有好一阵子无人知晓——这样的事是不常有的。

肃王府占着西边一段的那一整块地方，其另一头是海关的院落；住在那里的人此时被匆匆送进英国使馆——妇女们几天前已先迁了过去。一连许多天，使馆附近各街都有中国兵巡守。如今既是满洲兵向一位外国公使开了枪，中国的军队便算是同每一个外国人开战了；各人此时只好把自己力所能及的防御之法用到尽处。

命令传给霍尔上尉，要他把聚在美以美会的平民护送到美国使馆去，中国教民准其随后跟来。可等这道命令传到聚在那里的七十名美国人手里时，他们所得到的知会是：须在二十分钟之内准备好离开此地，且只许带手提得动的行李。这话一传开，人人赶到那座堡垒似的礼拜堂去开箱子，想把绝对少不了的东西取出来。眼下丢下的东西还能不能再见，本就难说，因此谁也不大费心去锁箱子，整座房子转眼便撒满了五花八门的什物。

排队的号令来得太快了。走在二十名水兵后面的是妇孺，再后面是一百二十六名女学生，再后面是中国的妇孺，人人都尽自己所能地背着东西。中国的男人与男孩排成很长的一队，许多人替外国人挑担或推自行车。有几箱炼乳，横竖别无法子保住，便分给了中国人，每人分得几听。几个星期之后，这东西再也弄不到时，对被围的人本会是无价之宝。一队德国水兵奉派抬那位受伤的翻译官，神色黯然地走在队列里；队尾是那一小撮传教士，多半带着步枪或手枪，或者两样都有。中国人中也有几个配了枪，更多的拿着中国的长矛——每天晚上他们都不倦地操练这东西的用法。

总起来看，这一行队伍即便在那时那种可怕的莫测之中，在许多身在其中的人看来，也是既可怜又可笑的。人不由得要想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形；只是这些逃难的人非但没有带着埃及人的财物，行李一项实在轻得很。这一支又长又凄凉的队伍慢慢地出了孝顺胡同，沿大街往南向哈德门走，再折而向西进了使馆街。总委员会的主席有先见之明，特地走到那座门上去，告诉驻在那里的满洲军官：教产暂且要撂空了，倘蒙他在外门派一名守兵，免得街坊来抢，便是帮了大忙。走到往美国使馆去的半路上，他们经过意大利使馆东头的街障，意大利的机关炮就架在这里；其余的美国水兵也在这里迎上了这一行。不知什么缘故，中国教民在这里被扣了很久。

挤满大街的许多看客面无表情，几乎丝毫不露那种他们之中有些人必定感到的欢喜与得意——他们看见那张网眼看着就要在外国人和依附外国人的人身上收紧了。整件事里最叫人动容的，也许是中国教民自己那种镇静而寻常的举止。先前多次的警报成了一次次演习；那时候如此，这时候也如此，女学生们行动的敏捷与端整，就像是去做礼拜一般。没有一个妇人哭，没有一个孩子啼；人人都自然而然地听命，各守各的位置。一名美国水兵在旁看着，怀着理所应当的敬意说了一句：

「派这几位女先生来照管这些中国人的那个传教会，办事真是心里有数。」

要弄清这些避难的人自此以后的行止，非对北京使馆一带的地势有些了解不可。有地图便一目了然；即便没有，也不难明白。北京鞑靼城——即北城——的南墙上有三座大门。当中的一座叫前门；在前门与城东南角之间居中的那座是哈德门。每座门里都有一条大街往北去，一路上与几条正交的宽街相交。这些横街之中最靠近南城墙的那一条便是使馆街，中国人叫作交民巷，按字面即「教化百姓」之巷，长约一英里，西头就在前门附近。再往北约三分之一英里是另一条要紧的东西大街，叫长安街，即「长久安宁」之街。它西半段紧贴着皇城南墙；东头通到哈德门大街。

在前门与哈德门大街之间居中的地方，有一条与它们平行的所谓御河。这实在不过是皇城余水的一条泄道，水由此经一座水关流入南城的护城河。这条河有好几丈宽，两岸砌着六八英尺高的砖石墙，墙顶压着石头，两边各有一条宽路。使馆街跨着一座叫御河桥的石桥过河；靠皇城墙那边，长安街也由另一座同名的桥过河。

在南面以城墙、北面以长安街、东面以哈德门大街、西面以另一条叫兵部街的路所围成的这一片双重方地之内，各国使馆除比利时一家之外全在其中；此外还有客栈、银行、洋行、大清海关、邮政局，以及那座尚未完工的造币厂。自哈德门大街往西走，北边头一家使馆是意大利的，与其余几家略略隔开。再往西是法国使馆、北京饭店，以及日本与西班牙两国的使馆。街南边，与法国使馆相对的是德国使馆，再有汇丰银行与一家洋行。过了御河桥往西，北边是俄国使馆，对面街南是美国使馆；华俄道胜银行、另一家洋行与荷兰使馆也都在街南。

自桥沿河往上走几百码，便到英国使馆的东门；使馆的南端离俄国使馆的北墙并不很远——这一点后来极关紧要。使馆西北与之相连的是御用车辂库，是一大片地方，有许多大屋，专存皇帝所用的象辂、御轿与别的车乘，连同它们的一应器具仪仗。北面一直伸到长安街的，是翰林院那一片宽阔的地方——它不久便成了使馆防守中的一处风暴之眼。

自美以美会教产逃出的美国人约在正午疲惫地鱼贯进了美国使馆，全然不知将怎样安置他们。几乎人人出来时都来不及备下食物，手边有什么就是什么；幸赖一等参赞夫人斯奎尔斯太太慷慨好客，这一大群人立刻都吃上了一顿简便的午饭。不但如此，她那间储得满满的食物房也交给了她那些一无所有的同胞男女，大方地叫他们看见什么只管拿。众人把这准许用了个十足，一连几个钟头不断地装满苦力与车辆，尽量往定为众人总汇之所的英国使馆里搬。美国难民后来能多少撑得住围城之苦，多半正是靠这一场出人意料、也无前例的慷慨；说这样便大约救了好几条性命、又大大宽了几十个人的日子，并不算过分。整个围城之中，斯奎尔斯太太是那一场里首屈一指的施予之人，对各国的许多人都照应他们的缺乏，施予既丰，又不分彼此。

有这般为人着想的也不止她一个。窦纳乐夫人那一大片住处，同英国使馆本身一样，整个翻过来安顿新来的人；她席上坐的不单有英国人，还有意大利人、奥地利人与比利时人。舞厅夜里成了疲乏的女客的卧房，白天便作她们歇息之所。吸烟室夜里让给了男客；办事房则改成一所照料周到的医院。凡能有助于难民、以及后来有助于伤者的事，无一遗漏；有几位女医生在万国医院里充当看护，使那里的人手得以补足，否则是办不到的。窦纳乐夫人与她妹妹都把自己的卧房让了出来——夫人是白天让出，给那些熬了一夜苦差、再无清静处可以补睡的军官用。

在美国使馆待了两个钟头之后，这一行美国人奉命前往英国使馆，到了那里被派在礼拜堂里安身；那房子居中，可容这许多人实在太窄。其中有些人有先见之明，进了使馆街上的中国铺子，凡看着有用的东西——尤其是食物——一概取来，铺主在场的便给一张收条，不在场的便只当是无主之物取走。靠这一番当机立断，得了许多后来再也弄不到的东西，末了都成了无价之物。

美国这一队到英国使馆时，那里正是一片忙乱。数不清的车辆载着各式各样的家什不断地到。成群的苦力在宽敞的通道里挤，往里进的人流与同样汹涌的往外出、好回去再装一趟的人流不住地绞在一起。整座使馆被翻了个个儿，重新划分，各所房子分派给各国人：这一所是俄国人的，那一所是法国人的，第三所给海关的职员用。其余照此类推。前面那座宽大的亭轩上渐渐堆满了杂七杂八的行李，尤其是一箱箱食物与酒——因为这里是那许多受雇于已毁的芦汉铁路的比利时人、法国人及别国人的落脚处，他们方才在长辛店险些被杀。

后面那座亭轩，则如一张显眼的告示向那些寻歇脚处的倦客所示，是「留用」的，分作几处伙食团。一个角上有两个人，代表着汇丰银行所剩下的一切；另一个角上有几位军官，就着能凑合的条件设了他们的公事处；《泰晤士报》访员则只要地砖上一条褥子就知足了，褥子旁边高高地堆着他的藏书——那是在他的房子被毁之前刚刚抢出来的。

除了留在本国使馆里的少数人，以及已在北堂被围了四天的那一群人之外，北京的外国侨界此时几乎就等于英国使馆的住户。除住在使馆那一方地之内的人以外，这些难民绝大多数——连只隔几百码的海关职员也在内——所保住的家当极少。有的只剩一只箱子，有的只有一个手提袋；这里那里还有人，身上进使馆时穿的那一套，就是他全部的衣裳了。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离英国使馆不过几分钟的路，把各住宅与各公所——包括邮政局在内，那里堆着多日积下的大批贵重挂号信——所有的东西平安搬出来，本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职员中有人愿意、且极想去办这件事，可总讨不来准许，因为上头显然以为不用多久大家就都回去各就各位、照常办公了，那时这一番周折便白费了。海关一切浩繁的案卷、往来文书、档册与别的文件，就这样白白毁了；连总税务司赫德爵士那部无价的日记——世人久已等着看的那一部——也是费了些事才从几乎所有别的东西都逃不掉的那个下场里抢出来的。这些对中国知之如此之深的人，竟没有在天边看见义和团这场风潮，等它到了自家门口也还不觉得，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也是近世最值得玩味的一桩心理事实。

前已述及，肃王府之能用来收容教民难民，是一步一步办成的。六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教民开始涌来时，有好几个钟头被留在外门前那条林荫的甬道上，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也难怪。英国使馆过去了一群妇女照看他们；不久詹姆士教授开了门，放他们进外院。在西人的多方帮手之下，垃圾清走了，地也扫了尘也掸了，末了给所有妇孺安置了一处还算舒适的地方。一间大厨房备齐了做饭的一应家伙，连煤也管够；那些宽大的炕，更算得上是相当的享受。也正在这个当口，甘军向近处的奥国使馆开了火，肃亲王便识趣地退进皇城去避险；他这一整座大府第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教民的栖身之所，直到后来被一个比义和团与官军加在一起还难抵挡的敌人赶出去为止。

美国这一队刚在派定的地方安顿下来，便决定带上凡能召来的中国人回美以美会教产去，把早上那一场军事上的惊慌白白牺牲掉的行李尽量抢回来一些。街上同早上这一行经过时一样安静；这一支又长又带足兵器的队伍——传教士带枪，中国人执矛——一路无人阻拦。满洲守兵果然照派驻在外门上；可街坊显然有人翻墙进来过，抢掠已经不少；有几个当场被逮住的，被愤怒的中国人打伤了。靠着尽力使用手头一切能运的法子，又出好价临时雇了几辆车，抢回了大量东西；若非如此，围城中的不便还要大得多。饶是这样，值好几千元的衣物什件仍旧运不走，都丢了。

这时候中国人中间流传着一个说法：下午四点钟官军便要开火，因为那被解作使馆须离开北京的期限。众人以为那些兵既不知道、也不理会总理衙门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他们要自己动手；外国公使若不肯自己走，就要用强把他们赶出去。这个风声自何而起，如今已无从断定；可它无疑既催快、也截短了抢救财物的工夫，否则那些东西本可以全数平安运出。

四点钟一到，董福祥的队伍果然如所料向奥国使馆开了枪。不久四面八方都听见枪声，人人赶紧找稳妥的地方躲。

荣禄本人曾明明白白向詹姆士教授保证：此时决不会有攻击外国人的事。詹姆士教授全然信了这句话，正为着将要安置在肃王府的本地教民之事，取道皇城墙附近御河上的那座桥往王府去，途中被中国兵喝住。詹姆士教授举起双手，表明自己没有兵器。此后的事，当时以及此后很久都不甚明白，虽然众人竭力查访他的下落。围城过后，所探得的已足以使人推断：他大约是被兵丁押到荣禄面前。囚了几天之后，因他不肯向义和团的首领叩拜，便被拉出去砍了头。后来东华门上悬过一颗外国人的头，形貌与他相合。

他是个有学问习气的人，与中国相识已久，对这个帝国与它的百姓所知甚广。他尤其用心于考究义和团这场风潮的由来，有好几个月一直细心搜集一切与此有关的谕旨与别的文件。这一番功夫的成果，同许多别的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在六月十三日所有外国产业尽毁的那一场大乱里丢了。

这里还该提一句：总理衙门迟迟不来的那件给外交团的复照，是经领袖公使葛络干先生转到的，恰在众人忙着迁往英国使馆的乱中收到。文中先说接到了前一晚的来函，又告知各公使说：所以说诸位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离京，别无他意，只因京城之内匪徒作乱。惟京师四围目下亦不靖，只恐使馆眷属携带子女成队而行，亦难保无险。既来文声明二十四小时内无从预备起行，自当允其展缓，另行商议。中国与各国邦交，并无嫌隙。惟目下因民教不和，遂致酿成此种事端，实非始料所及。至于会晤一节，街道行走危险，且各王爷日日在宫中值班，不能分身两处。王大臣于来文所示和好之意、及保全邦交之愿，深为欣慰。末了则问：各国政府究竟是何意向、有何训令？

次日外交团发去一件复照，向各位大人保证：各国政府关于中国所下的训令，从来没有不是最和好的。各队兵前来北京，别无他意，只为保障安全。又请注意：自前一日起，向各使馆开枪之事一直未停。此事必非中国政府所愿，当归咎于乱民，或归咎于自行其是的零星兵丁。请衙门立即制止这种侵犯，因为它与方才收到的照会的文义、与这封公文的用意都全然相背。

单看这些客套周正的往来文书，谁也决想不到：中华帝国的政府正在向整个文明世界开战；外务衙门此后六个星期将全然沉默，把各国公使置之不理；而各国公使将在自己的使馆里被困，遭枪炮轰击两个月之久。

打死德国公使的那一枪，是奉着某人的明令放的，多半是端王——自那时起，凡还剩下一点权柄的地方，权柄似乎都握在他手里。这一枪的回声还没有来得及消散，此事之重大与其必然的后果便使一次朝议成为必需——其实看来当时已经有一次正在开着。

满洲一党力主下一道谕旨，命北洋统帅荣禄把他的队伍调进北京，正式攻打各使馆，将其夷毁，然后开往天津，把那里的外国人斩尽杀绝，或把他们赶下海去——这本是守旧党两年来最属意的一套办法。

据说，正当皇太后要点头准许时，皇上作了一番恳切可怜的申求，请在着手这条将使千百万无辜子民遭殃、并动摇国本的路数之前再缓一缓。他情不自胜；可皇太后与端王都以冷冷的轻蔑与刺骨的辱骂待他，他哭着离了殿。中国人中没有一个敢违拗上意，那道要命的谕旨立刻发了出去。当天下午，荣禄的队伍便涌进城来，带着野炮与机关炮，还带着极多最新最好的连珠枪。

自此以后，京城的情形便如巴黎在公社最疯狂的狂欢之下一般。凡穿着义和团那身装束的人，都得了随意杀人、放火、毁物的权柄，无人敢拦。北京与鬼域一时成了同义之词。甘军在城中四处游荡，抢掠无数官员的宅第，不问那些人素日的行止与主张如何。最顽固的守旧之人如徐桐（他一心想要一张西洋蛮子的皮做地毯）与前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大学堂是一八九八年皇上新政所剩下的唯一遗物），下场并无二致，家里凡搬得动的东西一件不剩。凡出言抗争的，多半不但被抢，还要被杀；这样的事落在极多最高品级的官员身上，据说街上的血都是红的。荣禄的兵在抢掠与杀人的本事上并不亚于甘军那班凶徒；虽然有一位满洲的营官因当场被逮而立即处斩，兵丁被杀的也不少，可这好比「纸包火」，乱与毁仍旧大体上无从遏止。

董福祥与荣禄的兵抢掠北京的详情，已由可信的中国见证人讲出来了；他们的叙述把这座不幸的城里的情形画得历历在目。其中一位住处紧挨着奥国使馆的记述者，写到众人得知官兵被放开了手脚时那场可怕的惊惶。他街坊中凡有一点抵拒的都被当场打死；他自己则因好言好语、一味顺从，结果只是把他所有的箱笼连同搜得出的皮货、衣裳、首饰与银钱一概搬走，一伙接一伙，前后来了七八伙之多。有些人家在那一场争抢之中，官员身上的衣裳几乎被剥个精光；这条街上家家都有人死在那阵乱放不停的枪下，直到院子里与街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首。北京许许多多官员与居民眼看家产被掠、性命朝不保夕，便把能收拾的东西收拾起来，赶往通州；可那里也是一样的无法无天。

他们再从通州设法乘船往天津去；海路既已堵死，便顺运河南下。在天津同在北京一样，他们仍被抢被辱，许多人倾家荡产，另有一些人死了——死在何处没有人知道，死在谁手里也没有人知道。

十六围城的第一周

英国使馆住进人来还不到二十四个钟头，那些避难的人里至少有许多已能约略明白：同时期南非那一场战事何以会接连失利。那七十九名忽然自海上被调来守使馆的英国水兵，连同他们的军官，具备英国军人与水手几百年来在世界各处所显出的一切好处。他们勇敢、耐苦、随时听用；在几乎压倒一切的沮丧之中仍能英勇不懈地守住，理当受一切尊荣。可军官与兵士一样年轻，对他们此时要投入的这一种战事，毫无一点经验。

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过三十岁的，许多人刚过二十。无论按阅历还是按所受的训练，他们都不适于此时忽然要担起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守城之责。水兵到后有几个星期，每天都照例操练；可对于设防，使馆这边什么也没有做过，只在使馆入口处筑了一道矮矮的土墙，护住架在那里的机关炮。正门那里装了几条泥土的麻袋；除此之外，一个沙袋也没有预备过，看来连想也不曾想到。

对整个使馆这一方地关系至为紧要的一处位置，是肃王府。围城开始时，它在任何防线之外——先前驻在御河上那座北桥的英国卫兵已经撤了，日本的哨兵沿王府北墙布防。不久，最左端又设了一个意大利的哨位，此后始终不曾放弃。王府以东不远是大清海关的院落，由海关义勇队守着。再往东过街便是奥国使馆。奥国使馆以南是海关邮政局与别的外国房屋；再往东是一片空地；空地以南不远便是意大利使馆。这几处地方彼此相连，街口又有横断的街障相接，看来是可以守得住很久的。

围城最初的几个钟头里，窦纳乐爵士向他认识的一位美国人打听：在那无数需要立刻办、又要不停地办的事情上，美国人里有谁是靠得住、可以帮忙的。他得到的回答是：各样需用的委员会都已设着，若用得着，五分钟之内便可召来完全胜任的人，这些人在各自的职务上已有相当的历练，办得也很出色。结果是一个钟头之内，照所建议的路子派了十来个委员会，原先的主席仍旧留任，另添了能干而肯做的帮手。

北京围城中的经历，除军事的一面之外，民事的一面大半就是这些委员会办事的历史。其中有几个，后面还要细说。

总委员会所管的事既杂且广，是靠特克斯伯里先生那不知疲倦而多才多艺的本事支撑起来的；他那股用不完的精力，连围城解了之后也似乎不见衰减。这个会的别的成员是：英国使馆中文参赞科克本先生、俄国使馆的波波夫先生、法国使馆的莫里斯先生、海关的裴式楷先生、美以美会的霍伯特先生，以斯特尔先生为书记。

设防的工程，除窦纳乐爵士之外不受任何人节制，交给了甘林牧师。他曾在伦斯勒工科学院与康奈尔大学受过两年的技术训练，又有相当多的野外实作，只因身体有病而中断了学业，把心思转到别的题目上去。他与中国各式各样的建造法打过长久而多方的交道，又善于调度安排中国工人，又深知中国各种材料的强弱与用途，因此他的效力弥足珍贵；说他实在是围城防守成功所不可缺的，并不算夸张。自最初直到最后一刻，他凭着一辆被使唤得过了头的自行车，在英国使馆这一范围之内几乎是无所不在。起早贪黑，不分昼夜，酷暑也好，倾盆的雨也好，他把心思全副放在一个题目上：怎样在这地方本身有那么多不利之处的情形下，把这座使馆弄得尽可能坚不可破。

别的要紧的委员会分管食物、中外人等的登记，以及工役的调派与分配。中外人等的健康乃至性命，都系于这几处机关能否办得妥当。

食物委员会所办的头一件事，是立即把防线以内所有中国粮店都查一遍，派中国人装米袋，运进英国使馆或肃王府。查出的米有好几吨，有些是白米，可多半是北京人极爱用的那种发霉的黄米；他们甚至自称比新白米还爱吃它，可在没吃惯的人吃来，实在是难以下咽。

使馆街与御河交角上的一家铺子，查出满满的新麦，刚自河南运来，装在一种巨大的圆筒篓里——那是把长条的苇席一圈圈往上卷、随装随卷起来的。芬恩先生独自担着磨面这件极要紧的差事，本节所述的事实即引自他那份周详的食物报告；据他估计，这批麦子不下八千蒲式耳。铺子里查出了义和团的揭帖与神坛；可要说破坏义和团的算盘，什么也比不上这一批麦子——它是中外人等赖以活命的主粮，没有它，围城决撑不到八月十四日。

起初是用车或由苦力把未磨的麦子运进英国使馆去磨。后来才看出：用那家粮店自己的十一盘完整的磨与十五头骡子要省时省工得多；那铺子里鞍套、筐篓、斗桶、量器、筛罗一应俱全，每天把磨好的成货运过去就是了。这样，这几盘磨几乎不停地磨了七个星期。

后来铺子那地方越来越暴露，来回都要冒着许多枪口，便决定把磨与粮一并搬进英国使馆。麦子约有一半送进王府，供天主教难民之用；可他们那边支用无度，围城远未结束便极其短缺了。有四盘磨仍在英国使馆的马厩院里转，供外国人用；另有三盘留在原处，替新教这边的难民磨面磨糁。

围城之初，食物委员会把使馆里所有的食物盘了一次点，以备将来若须配给时有个根据。米、麦、面、玉米糁、肥皂、糖与黄油，在围城的大半时间里都是按份发的。

注：下面这件索赔的呈文，凡留心过使馆被围者境遇的人读来会格外有味。此呈递到英国使馆，被列入准予照付、记在中国政府账上的「私人索赔」之内。也正是靠这个法子——而且只有靠这个法子——中国驻英公使向英国政府所报的那句话才成了真的：中国政府在「供给」被围的各使馆粮食。至于那许多送信的人，则是由英国政府拨款付酬，数目算在政府自己的索赔之内。呈文出自使馆街东段、御河桥畔的广兴粮店，求英国公使垂怜。所列货物有红白麦、陈米的精粗两色、长白米、上白米、中白米、黏糜子、小米、黄米、绿豆、白玉米糁、黄玉米糁、上白面、高粱、黑豆、麦麸、黄豆、白豆、豌豆、小豆，共计一千一百四十九担，作价五千三百四十二两五钱；另有骡子十五头，作价五百两；此外还有损失的家伙与磨坏的磨盘。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今早出了一桩异事：事先毫无声息，只见各国的兵一片大乱地涌进英国使馆的边门。

本没有出什么足以致慌的事；看来是有一道严令下给日本人，要他们放弃肃王府，他们便退回本国使馆去了。并没有伤亡，情形也全然无人知道；正在诧异之间，意大利人、奥地利人、法国人一路奔来，过不多久日本人与德国人也跟着来了——他们一枪未放便丢了城墙上的阵地。城墙上的美国人见了这场一头乱跑的样子，以为自己已被截断，便冲下墙坡，同俄国人一道进了英国使馆。整场战事之中，再没有第二次出过这样的溃散；可这一回危险之大，立刻成了一堂现成的教训：非有一个确定的头脑不可。

原来奥国的托曼上校以官阶最高，在北京担了统带之责。他从一个不负责任的来路听说美国使馆已经放弃，并没有设法查证，便发下了这道招来大乱、把全体被围之人的性命都置于危地的命令。中国人当时若是看得快、动得快，这一支守军便无从免于全军覆没。事实上各处阵地不多时便重新占住了，损失也补了回来。

这一场经历所结的唯一好果，是俄、法、意、日四国公使提出请求——此后又得别国公使认可——请窦纳乐爵士总揽防务；他自那时起便担起了这个责任。

当天下午，有看来像是炮弹的东西打进使馆来；也有人以为那是中国那种八九英尺长、两人抬的大抬枪打出来的。树叶树枝被削断了，纷纷落下；空中尽是枪弹呼啸之声。另有一说流传着：那些炮弹是庆亲王的兵从哈德门城墙上向荣禄的兵打的。

一等参赞的住宅开始用土箱与沙袋加紧设防。自最初起，而且在整个围城之中多少一直如此，盎格鲁—撒克逊这一系的人与许多欧陆之人在举止上的对照，既明显又发人深省：后者大半悠然坐在自家荫凉的廊下闲谈、吸烟卷、呷酒，看来是把身家性命托给天数；而他们那些较有干劲的同伴则脱下外衣，一头扎进那团忙乱与苦役，带着一种自一千五百年前的祖先承下来的临阵之乐。

沙袋的需求自此时起；所有的妇女都动了手，又靠着抢出来的几架缝纫机大得其助，出活极快，转眼便做出无数。窦纳乐夫人把使馆里几乎所有的窗帘以及别的能派这用场的东西都拆下来送了过去。做得久了、做得熟了，她们四分钟便能出一只整袋，有时三分钟一只——两个钟头几百只，一天两千只。有人以为沙袋若是深色的，便不那么惹冷枪手的眼，于是费尽苦力，把每一只都在化开的煤末水里染过；如此过了一两天，看出这事全无指望，也就罢了。

意大利使馆今天放弃并焚毁了。荷兰使馆也烧了，使馆街两边的房子看来一直烧到半英里外的前门。下午稍晚，使馆西面外头传出火警。照规矩敲响了钟楼上的钟，随即是一场令人叫绝的忙乱。眼看火势像是压下去了，又有一处房子着了。中文参赞的住宅看来是保不住了，他一切家什与大量藏书都被扔到路上和网球场上，成了一座极大的公共图书馆。

从当院的井到南马厩院排起了一条人链，传递皮水桶；可叹那些桶早已干缩开裂，许多不是漏水就是掉了提梁。于是又添上瓦的、搪瓷的、铁的、洋铁的各色壶、桶、罐、洗脚盆、小澡盆、茶壶以及许多不相称的家伙；这些东西多半从井口出来时就只装了半下，再经一双双激动的男女之手一次次颠来簸去，往往到了远处的目的地已几乎是空的。可无论哪一国人，个个都卖力地干——公使夫人与中国苦力并肩而立；这一回如此，别的类似的场合也是如此，人人既肯帮忙，又急着帮忙。

今天发了一道极合中国人脾胃的命令：洗濯尽量少用水，免得存水太少——这一层顾虑，后来的经历证明是多余的。整场火中，中国人一直乱枪不停，指望趁着这场损毁把使馆的墙打开一个口子。就在这一次进攻里，死了头一个人：一名叫斯卡丁的英国兵，头部中弹。

为免中国人这套放火的法子再度得手，决定把使馆西南角附近的一座庙拆掉。这件事颇不易办，也很有些危险。那里搜出的材料之多出人意料，其中有成堆的绸缎，末了都变成了沙袋。自这时候起，许多仆役天天露面时腰里都束着绸带。

下午，有一名教民满身尘土、满面光彩地奔进院来，带回了总理衙门章京的一纸收条，是收外交团昨天下午所发那件公文的。衙门提议：此后凡有文书，送到哈德门去；可那地方远在我们防线之外，全然去不得。同中国政府连续四十年的外交往还，如今终于挣得了这样一项了不起的可能：自一英里开外的外务衙门取得一件公文的收条，而距它收到那件公文不过三十六个钟头稍差一点！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昨夜有三枚两英寸的炮弹落在美国使馆附近——这是进攻的一个新花样。今天出了一道命令：没收之物凡不甚值钱的，可以发给一无所有的中国教民；较值钱的则留待日后处置。所有这类物件交梅子明博士经管。

上午，尤其近晌午时，使馆以西枪声甚密，是从昨天起火处附近的房屋打来的。正吃饭时又听见火警的钟响：英国使馆以北的翰林院烧起了大火。放火的兵先烧那条街上的外门，接着把四进院子的内门挨次点着，自己占住第三进的一座大堂，趁着火势自始至终向使馆不停地放枪。那座堂的地上，事后发现满是他们的弹壳。几重门户的火一重引着一重，眼看整片地方要烧个精光，使馆的危险便迫在眉睫，因为北风正刮得极猛。公使住宅后面的仆役房要想保住，看来几乎办不到，因为它们离近处那座高高压在头上的房子还不到五码。

英国水兵先在墙上打开一个口子进了翰林院，随即攻进中国兵放枪的那座大堂。可那地方守不了多久，因为它不久也着了火，好几个钟头间烧出一场壮观，直到那沉重的屋顶塌了下去，几十吨的泥土瓦片压住火，才算暂且灭了一部分。

与此同时，凡抽得出的人都被派去从最近的井里传水桶、开动小水龙、并且伐树——这活既费力，又很有被树身或别的倒墙压住的危险。那些高大的老树正是助火蔓延最得力的东西。一根大枝落进院子，不多时那里便新烧起一处，因为各处的木料都干得厉害。离使馆最近的一座大堂，为着我们自身的安全，不得不拆掉。这件事又难又险，因为那房子高峻，柱子与梁架都又大又实。这一场危局之中，以陶尔思先生为首的救火委员会大大超出了自己平日的本事；哈利戴上尉尤以劲头与胆量见称。不多时他身负重伤，防守这边便在整个围城中失去了一位能干而得人心的军官；后来正门上头所筑的那座防弹掩体便题了他的名字，兵士们管它叫哈利戴堡。

正当危险到顶的时候，风忽然转向西北，救火的人与帮手都大受鼓舞。被拆掉的那座堂前面的一座房子里，满是书橱，装着翰林院中一些最精的典籍，尤其是那部以其御名相称的《永乐大典》——一部包罗极广的中国文献类书，从来不曾刊印，全凭手抄。人以为这是全国仅存的一部。因为翰林院里有些不肖之人屡屡窃取，这部书早已残缺不全；盖在中国，「窃书不算偷」——文墨是体面事，而做文墨的工具往往既少不得又弄不到。

那一只只笨重的书箱，几十只都装着这部大典；书面的硬壳上裱着黄绢，每册长十九英寸半、宽十二英寸、厚约一英寸，一面封皮上贴着一条鲜色的绢签，上书书名四字。在水兵以及别的许多出力救火、清空险屋的人看来，这不过是那个难忘之日里被乱七八糟抛掷的无数看不懂的书中的一样罢了。可在略知中国的人看来，这是往古留下的一件了不起的遗物，纵使中国人自己全不爱惜，也值得由「洋鬼子」之手把它保全下来。

眼看这座房子多半要同别处一同烧掉时，箱子里的东西便被毫不客气地倾倒在院里，转眼就被别的书堆埋住，看不见了。众人曾设法抢救这部大类书，虽收拢了几百册，可失落的还有许多。有一些连同数以斗计的别的册子与写本被扔进荷花池，上面盖上瓦砾，免得它们成堆地烧起来。到后来，它们被水龙的水与屡次的雨泡得透了，开始腐烂，于是出了一道命令：堆土把它们盖上，免得秽气害了四邻。这道命令的执行，便是中国那座古老的翰林院所余一切的正式葬礼！

整个翰林院里，逃过火的房子只有一座叫敬一亭的（如今里面空空的，只有十一块石碑，刻着程子之言），此外便是上文所说藏大典的那座堂和它后面的三座小亭。敬一亭同别的几处一样，堆着翰林的文章与许多中国书的雕版，尤其是诗集的版；这些东西一经点着，火势便愈发猛烈。剩下的版片则散落各处，或被当柴烧，或被用作街障的材料。

在这一场慌乱之中，公使住宅后面的仆役房被认为是保不住了，于是多半都把门窗框拆了下来，里面的东西也都搬空。众人怕火怕到这个地步：除了御河边上，哪里也不算稳妥。成群的中国男人在那里发狠地拆木料；男男女女与半大孩子排成长队，抓着什么就往正门那边送——门框、窗扇、板子、木料，其实这些东西本该好好堆在什么安全处留着日后用。有人得意洋洋地抱着一大抱包装用的刨花往那条远处的水沟去；妇人们提着装马草的篮子颤巍巍地走着；有一个小子被这场大事的要紧劲儿逼出一身汗来，一手擎着拖把、一手提着一顶皮帽，昂然向胜利进军。离出事处近些的地方，有一个笃信的老苦力像生了根似的定在一处，斜斜地举着一根竹竿，口里念咒不停。

苦干了两个钟头之后，火势被控制住了，危险过去了。好几个方向的空中都浓烟沉沉，其中一处火看来是电灯厂；另一处离海关各屋与大清邮政局近些。有一名德国人自华俄道胜银行抬了进来，伤重不治。

有一门中国炮架在南马厩院以西仅三百码的一条小胡同里，下午晚些时候开始轰那里的一座两层楼房，把它打坏到很快就不能住人。水兵用枪打那些炮手，那门炮放了几响便哑了，不久撤走。

六月二十四日，星期日。通州华北协和书院今年这一班里最有出息的一名毕业生，今晨一早带着一件写给赫德爵士的公文动身了。这送信的人立誓要把它送到天津，否则就死在路上。这件事看来毫无指望，几乎人人都惋惜他这份勇敢的莽撞。此后关于他和那件公文再没有消息，直到围城过后，他随救援的队伍重回北京，讲了一番历险的经过——原来他到天津后不许他再试着回北京来。

今早又报称一名俄国人伤重不治；一个在俄国使馆值勤、名叫金的美国人头部中弹。如今医院里已有十几个伤员。

有话传开：昨夜德国使馆屋顶上的人看见白色的信号火箭，头一枚在一点钟，第二枚在两个钟头之后。中国人猛攻了一次肃王府，烧了一座门；可那门早已用砖堵得结实，攻不进来。我们最好的中国人里有两个在这时候受了致命伤：一位是美以美会的牧师王成佩，一位是名叫刘的助手，两人是山东同一个村子里的人，品行都极好，众人深为痛惜。

因为大有疑虑王府能否守住，窦纳乐爵士下令把那边所有的中国人都接过来，安置在英国使馆与俄国使馆之间、一条叫鞑子馆的小胡同里的房子内。这一番迁徙办得很少慌乱，只有几个妇女与女孩落了几滴泪——这件事硬生生地叫她们明白：她们实实在在没有一处安身之地。过御河那段路上没有护身的街障，门附近有一头骡子被打死，可中国人并无伤亡。

正迁着的时候，昨天被攻的马厩以西的一座房子又传出火警。一时间危险与昨日一样大，慌乱还更甚。本在院里的俄国水兵被匆匆调出，整个院子里铺满了他们的行李与许多别的杂物。西马厩的门本已用沙袋填死，可不久又着了火；虽烧成了灰，却很快用一道结实的砖墙补上，挡住外面正大队守候的中国兵。砌墙的时候，火里烧烫的砖头被从墙外扔进来打砌墙的人——这是我们头一回领教中国人在围城中所用的最厉害的兵器之一。水兵们从墙洞里向西出击，把一批兵赶了出去，缴获许多毛瑟枪、大刀与长矛，拿回来在钟楼那里陈列。这几场动作里，有一名英国水兵与哈利戴上尉都受了重伤。

前天拆掉的那座庙附近的一所房子又发现着了火，危险比先前更甚。这地方离刚把中国妇女与女孩迁进去的那几所房子不远，那一带又有全面起火之虞，于是又下令把她们送回肃王府去。南马厩有几间屋里查出存着将近两百箱煤油，赶紧全数搬到网球场上，随后用土盖住。那座藏着这许多引火之物的房子若被火烧着，火势便无从遏止了。

前已说过，除比利时、奥地利与英国三家之外，各国使馆都在使馆街上，其中三家在街南。尤其德国使馆，几乎紧贴在城墙底下，那城墙高出它们五十英尺，把它们每一寸地方都俯瞰得清清楚楚。自二十二日起，德国人靠着近旁的一道墙坡在城墙上设了一个哨位，把中国人在前门与哈德门之间的往来切断了；可城墙别的地段，中国兵仍旧随意通行，而且常常成群结队。美国这一队守使馆的统共只有五十三人，军官很不情愿以这样不足的兵力，去对付不知几千、带着许多来复炮与最新式兵器的敌人，守住那么长的一段城墙。康格公使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本人就是行伍中人；使馆一等参赞赫伯特·斯奎尔斯做过中尉，在美国骑兵中有十五年的资历，是个道地的军人，触觉敏捷，判断极好。全靠这两人力持，那处守不住的阵地才占了下来，并且守到最后，把体力上办不到的事变成了事实。

今天德国人与美国人都在城墙上出击，美国人几乎打到前门——中国人在那里架了炮。他们把柯尔特自动枪拖上墙坡，先进一程，再诈退；中国人成群追来时，被这门一分钟放四百多发的枪成堆地扫倒。这几次进攻里中国人死了多少，全然无从查明；最稳妥的法子是照中国人的惯例，记作「不少」。这一回同别的一切场合一样，不留俘虏，凡伤者不是被刺刀捅死，就是被扔下城墙。本指望夺下的那门炮，查明护得太严，近不得身，只好不甘心地罢了。一名叫凯姆的美国水兵被一块弹片伤着，不重。今晚又葬了一名德国人。

今天虽是礼拜日，可直到天黑很久之后也没法做礼拜，虽然本安排了好几场。沙袋的需求不断而且日增；整整一天，所有女眷与许多中国妇女那不停的手指，把沙袋真的成千地做出来。按理一只袋长约三十二英寸、宽约十八英寸；可经历得多了才知道，几乎什么大小、什么形状的都有用处。四围的房子里找出了大量的料，每天又从翻遍了的洋行和许多想不到的地方送来许多。做这些沙袋的料，往往叫做袋子的女眷们为这么多东西的「糟蹋」而叹气——本来很容易给它们派上别的用处。无数匹每码值五元到十二元的上等绸、缎、锦，在忙碌的手指底下飞快地没了，转眼便与最下等的口袋布或刨花一般无二；头一场大雨之后，那成品便成了一种迅速烂开的东西，与原样毫无相似之处。这一件看不见头的差事——去填那对挡弹之物永不知足的需索——想必吞掉了值好几万元的料子。

装袋的土是从院里各处凡挖得出土的地方挖坑取的；装填这件事从清早起一整天都占着一大批人手，男人、女人、小孩都在内。欧陆诸国的人本来没有指定的职司，此时也有事可做了；可以看见各国的人都在做这种不惯又劳累的活——一位长袍的希腊教会神父往一只袋里铲土，袋子由一位公使夫人撑着，口绳由一个中国小男孩扎上，袋子则由使馆里那位不知疲倦、无处不在的随军牧师诺里斯先生扛走——他方才在帮着救火时被一把斧子伤了。

沙袋是用人力车（使馆里拉进来了许多辆）、一辆长车、或苦力的肩膀送到数不清的地方去的。这东西的用处一旦看出来，需索便再也应付不过来；许多女眷在许多处房子里不倦地做着，几乎不曾松过手，除非恰好没了料，或是线用尽了。这机器缝纫万不可少的一样东西，似乎总是需用时便随时冒出来；虽然有时报称是绝对地、彻底地没有了，可到围城结束时手边还有约莫半斗满满的线轴。沙袋后来出现在外墙的墙头上，凡设哨兵处都有；也出现在各屋楼上的窗口，以及医院正面与两侧的通身——那地方看来格外容易中弹。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夜里又着了一次火，一个惊慌的法国人险些违令去敲警钟。

有两名在门房里关了几天的义和团，今早被拉出去枪毙，尸首扔进御河。肃王府以东枪声甚密，经请求又给那里添了二十人。我们这么一小撮人竟能挡住那么多中国人，实在越想越奇。

自马厩遇袭以来，有几匹马一直散在院里。一位女医生夜里碰见一匹，是从墙上的月亮门穿过来的，看那样子竟像是要从后门挤进医院去！有几头牲口被流弹打中；今天头一回宰了马，充作「法国牛肉」。有一处伙食团上肉上得迟了，一位女士抱歉说：那是因为「马还没有刷好」。多数人吃惯了也就不觉得难吃，有些人一概不吃，另有极少数人「觉得比什么都好」。使馆院里戏台前面那座假山，在许多处凿空了安大锅，用来煮马肉，由一班系着花布围裙的厨子照管。

城墙上的美国水兵昨夜想出其不意地出击一次，可被人发觉，退了回来。柯尔特枪对中国人如今所筑的这种工事全无用处，已经搬下城来放在英国使馆里。中国人处处仿我们筑街障的样式，连沙袋也用麻包做；他们既不缺料也不缺人工，所做的有时比我们的还高明得多，而且往往又快又巧。

我们防线以内许多民宅都被搜过，找做沙袋的料。有一家已经弃了的富户，搜出大批极值钱的绸缎皮货，是一名本地教民拦住街坊不让抢才保下来的。这些东西全数运进使馆，添进没收之物里。又派了一队人到西南面去拆中国房子以防火；每出去这么一趟，替中国难民收来的衣裳被褥便又多一批。

下午五点钟刚过，对使馆的枪声忽然停了；御河北桥上挑出一面白旗，一根石柱上绑着一块板，上面贴着一张告示，大意是：「奉旨保护各国公使，应即停止开枪。有公文一件，将在御河桥交付。」略停片刻，我方派一名持白旗的人到桥上送去一个答复，也绑在一块板上：「遵奉所谕，公文当予接收。」送信的人摇着白旗走到桥边，看见许多中国兵拿枪对着他，急忙把那块板往柱子上一靠——却没有留意字面朝了里边——便飞快地退了回来。

从头一次挑出白旗到送信的人回来，整件事前后不过半个多钟头；可人人心里立刻生出了最乐观的指望。中国人若不是确知救兵即刻便到，何必挑出免战旗来？这件事引出了没完没了的议论，有说是的，有说不是的，希望与忧惧此起彼落、彼此打脸，直到那些最通中国事务的人也自认被这一番古怪的转折弄糊涂了。

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一直很静，到半夜才有一阵乱枪，不是从御车辂库来的，就是从翰林院来的。尤其到了夜里，使馆与肃王府那些高墙把声音来回反射，交错成一片，单凭耳朵是绝对听不出枪声究竟在哪里的。

美国人在城墙上的阵地极难守、也极险。昨夜我们最好的人之一范宁军曹在那里值勤时头部中弹。日本人放火烧了王府以北的几处房子，昨天他们正是从那里挨的枪。到桥上送信的那个人说：昨天那里还看不见炮台，可夜里筑起了一座，今天被日本人出去毁了。正门的防御上头开始筑一座防弹掩体；各处又在挖坑，以备万分危急时避炮弹之用。那些坑又长又窄，只有几英尺深，顶上用拆下来的房梁、门板、木板、席子之类搭着，上面再覆土。这些坑无一不过是些格外潮湿黑暗的浅地窖，绝挡不住炮弹，可总比全无退身之处强些。

今天从使馆街上一家铺子运进了大批麦子，别的粮食也天天有新发现。关于昨天那场「停战」的性质与含义，议论一直不断。有些人认定政府对这件事确有几分节制之力，因为枪声是二十日下午四点钟起的，到二十五日五点钟——晚了一个钟头——便在许多号角声中全停了。窦纳乐爵士住宅的后身被枪弹打得很厉害；如今连院子当中的礼拜堂也挨了打。

整天做的事就是做袋子、袋子、袋子。中国和外国的小孩子推着人力车玩，把装好的沙袋送到正门那边去，给那里的防弹掩体用；这在娃娃们是极好的玩耍，可按同样的工夫算，他们干的活其实比大人还多得多。

近来接连派出几名送信的，想法子去接应救援的队伍，或是设法通到天津，都许了重赏。最后一个是带上城墙、用绳子缒进南城去的。

围城这最初的几天里，虽然一切还多少乱着，可已渐渐显出许多头绪来，从那一团混沌中生出秩序；这大半要归功于窦纳乐爵士以使馆之长兼防务总统帅的身份所派的那几个能办事的委员会。

英国使馆夏天平常的住户不过几十个外国人与中国人。这一回各国忽然涌入，外国人增到四百以上；围城之初，中国人也有约六百，多半是在极拥挤、极反常的情形下住着。在这样的情形下，这地方的清洁便成了头等要紧的事。多数中国人那种出名的邋遢污秽的习惯，使这件事比原本要难上十倍；那些又小又矮又潮的仆役房，许多都可能成为各种恶菌的温床。

那座被改作露天厨房的假山，天天在那里宰马宰骡，煮大量的肉，成了千百万只苍蝇的势力范围，空中被它们弄得发黑。地里又浸透了血与腥臭的畜物，若不加以得力的清理，这片屠场必成疫源。酒喝得极多，几天之内到处堆起大量空瓶，非搬走不可；因为炮弹碎片时时如雨而下，一旦打中，玻璃碴的危险极大。

拆墙、挖坑取土做沙袋或作掩体、搬砖砌街障、各色材料不停地这里搬那里搬——这些事时时生出零碎与垃圾。可在德贞医生老练的擘画之下，又有几位别的医生出力相助，不久便看得出明显的起色。有一大批人衣袖上缝着「清洁」二字，免于被派去做设防的工。道路按时打扫，草地也收拾到像个样子，凡有人诉苦之处都去查看，能改的尽量改；到后来，就这地方无从避免的种种情形而论，整片院落大体上算得体面。一切零碎与污水都得倒进御河里，而且要尽量离使馆大门远些，每逢大雨便把它们冲到南城那片有福之地去。可即便万般小心，办事时也未必总能办到「十全之境」，下面这封诉苦的信便是一个样子。写信的是一位法国人，投给总委员会，说的是过御河到肃王府去的那条通道——围城后几个星期里，那是唯一稳妥的路。

「总委员会主席台鉴：

「在那个叫作『地道』之处，现有八点钟马之残余堆存。于卫生甚不好。请委员会为着污秽而作必要之若干察看。」

换句话说：劳驾去查一查，整顿整顿。每逢像这时候一样，沿御河打来的枪又密又准，「马之残余」以及别的秽物便极难处置——既留不得，又运不走。

十七争夺城墙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夜里城墙上打得很凶，天将亮时四面又是一阵普遍的排枪，不过大约不如前一夜那样厉害。每夜射向使馆的枪弹数以千计，却无一人受伤。有一名美国水兵抱怨说他在城墙上连着守了四十八个钟头，在那里根本无法睡觉；他刚下来，又得在这里站班。前门与我们这边之间有好几道街垒，不过中国人多半待在后面几道后头。据估计他们如今有四门开花炮，有几门用得不错；他们的步枪也打得准。一名法国义勇兵被一颗跳弹打中后颈，可以复原。据说到此刻为止已有三十二人伤亡。死者为：法国三人、奥国三人、日本二人、美国二人（都是军士）、俄国二人、意大利二人、德国三人、英国一人，共十八人。

每日里险而得免之事之中，有这样一件：一颗子弹从一只张开的手的指间穿过，又穿过手里所持的一把扇子；还有一个不戴帽子的义勇兵，正从二层楼的窗口向外张望想看清楚外面的情形，觉得自己头发轻轻竖起来——那是被飞过的弹丸迅速梳过。又有一颗子弹穿过袖口，穿过上衣的前襟，穿过裤子的边，又从另一侧的前襟穿出去，而衣裳的主人毫发无伤。人常说「每颗子弹都有它的归宿」，躲也没用；可对一个寻常的人来说，要不去躲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北京的外国人已经查过一次人数，其结果如下：

男　　女　　小孩　　共计

英国使馆内　一九一　一四七　七六　　四一四

使馆外　　　　五四　　　二　　三　　　五九

共计　　　　二四五　一四九　七九　　四七三

有一位英国臣民今日得了一个儿子，丁韪良博士劝他给这孩子起名叫「围城」——或许是指望他终能被养大。

差不多整天，尤其是下午，与夜里一样是那种狂乱而凶猛的排枪，子弹到处呼啸，而我们这边几乎不还击。女士们照例在这一切之中仍旧开朗而忙碌，仿佛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在发生。四点钟左右，西北面忽然发起猛攻，中国的号角像从前多次那样吹起来叫人上阵。不久，不知什么缘故，枪声便减弱了。在肃王府以北的一处院子里，中国人试着掘墙而入，奥国人守着一边，日本人守着另一边。日本人一直等到中国人已经进来，才对他们交叉开火，打死了十七人以上。

两夜以前，那道上谕的告示张出之后，日本人发现自己的外墙上被人架了云梯，便把它们毁了。此外还备好了浸过煤油、绑在杆上的破布，是要再放火的。人人都喜欢日本人这些兵，结实、有胆，而且我们从未听他们抱怨过什么。

有人说：今日的攻击或许是为庆六月初一。

昨日有三个天主教的小孩走出王府前面的通道，三个之中有两个被打死。今日下午有人拿出一把把的子弹给人看，那是在教堂附近与后面的煮饭大锅那里捡的。它们害人这样少，一直是件怪事。

夜里十一点钟左右，西北面枪声骤密，钟敲起警号。中国的号角在许多处吹响，头顶上下了片刻的弹雨。随后便下令散去，那一夜其余的时间比较平静。

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今早流传着一个说法：有一个中国人从天津过来了，带来消息说我们的援军「下星期一分三路启程」。据说北京四周乡下满是兵，进来极难，出去更难。昨日有六人伤亡，一人致命。中国人已把一门炮架起来打肃王府，如今正往里头扔炮弹，以至几位先生不得不过去把女学生从一所有危险的房子里弄出来，而那房子如今正着火。刚抬进来一名被打死的法国水兵，还有一名受伤的不久便死了。医院里如今有二十二个伤员，那地方因子弹之故颇为危险，窗子都用沙袋堵住了。

人们为预料中午会有的一场总攻作了准备，猛烈的射击持续了好几个钟头。近晚时又有警号，报又一次总攻；其时有一门炮向南马厩那边的房子开火。意大利的炮从肃王府急调过来，抬到那所受威胁的房子的二层上去。开火之处是围着那片名叫蒙古市的空场的房屋，中国人在那里新筑了一座炮台。那房子看去就要被打塌，然而攻击又像开始时一样骤然停了。

三天前派出的信使回来了，只走了七十里。他因被疑而被拿住捆过几次。他遇见成群的难民从天津逃出来。他大体上听说大沽炮台已被攻占，并有一支外国大军正在往北京来的路上。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凌晨三点，雷上尉带一队水兵出去，想把昨日为害甚烈的那门炮夺下来；然而他们虽已逼到不远之处，许多支步枪便向他们开火，他们只得退回。只有两名水兵轻伤。这次攻击显然计画不周，完全失败了。整夜不停地打排枪，以至无法睡觉。

昨晚被攻的那所两层的房子，已显出一场毁灭性炮击之效；再打不很久，房子便要整个塌掉。有两门口径不同的炮在打。并不是所有的炮弹都爆炸，或许一颗也没炸；不过有一颗打死了一头骡子，今日便要端上桌来。王府那边来人说：炮弹已在后墙上轰开一个大口子，如今前墙上也有了。那炮更近了，打得也更密。女学生已全部从肃王府迁到南边一座衙门里去，天主教的教民本在那里，如今挤得太狠了。

有一名日本人在操作意大利炮时被打死。过午不久，王府里见了火，查明是后面的大殿，扑不灭。中国兵望见胜利在即，发出凶猛的喊声，攻势加紧。有一个日本人从肃王府过英国使馆来借灭火器，说昨夜中国人进来时日本人向他们浇开水，如今他想要点什么「刺一刺他们的皮」！日本人与王府别的守卫者的勇气，使中国人从所放的火里没能得着多大的便宜。

有一位单身的女士前几天在王府那边时，正遇上一场猛攻。教民被这攻势吓得不轻，却灵机一动唱起三一颂来。日本兵停了火，听够了工夫问那是什么意思，随后便欢呼着为他们喝彩。今日有一名极受敬重、名叫菲利普斯的英国水兵站在前门附近，被一颗已成强弩之末的子弹打中，当场毙命。美国分队的军医利皮特医生站在使馆台阶上、公使身旁时也被一颗子弹打中，大腿骨严重骨折，此后便不能再参与防守了。

近黑时抬进来一个受伤的意大利人；晚六点半法国使馆遭一场猛攻，派人过来求援。有许多中国人被抬进来已不能动，都送到王府里那所中国人的医院去。有一车一车的物料从一家外国铺子运来，尤其是碗碟与布匹。

今日在窦纳乐夫人的厨房里开办了一处免费的洗衣所——那厨房是她慨然让出来作此用的。做工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全然的外行，而人明白：连熨衣都不会去试。对肥皂的需要大得惊人，可不知怎的总能应付过去。收衣服定了钟点，然而许多人并不理会，等到发现自己来晚了、名额已满，便大为伤心。即便最没经验的洗衣工，在围城的条件下能处置多少脏衣服，也是有限的。每周两千件，便提示着这个限。等到需求略缓些，或许可以容公众每日五点半到六点半来。然而一旦壅塞起来，牌子上便告示公众：「今日不收洗衣。」

正是在把这一大堆衣服分拣挂号上，布雷泽君与他那几位极能干的中国助手的才干显得最为分明。每一位主顾按他送衣那一天的序号有自己的号；每一件衣物上都拴着或缝着写在一条布上的同一个号。等到所有的号都与实情相符，那便是理想的情形。然而人生并不全是玫瑰之床，号牌会缝错，衣物会分错。这就使每一个发衣之日都成了一场好戏：管事人的耐心与他顾客的坚持有趣地较量着——而每一次两边都赢。等到有些衣物成了无主之物、混进那些相似而又不同的无尽堆里，那便又是办事之法与纯然命运的一场较量，而后者拿走彩头的时候并不少。

在阴天与雨天、在住处不敷、人手生疏、器具缺乏、而枪炮声不断之中——有不止一次做工的人还受了伤——这样一项事业居然能办下来，这是西方人胜过环境的一场胜利，也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精力与本领的一分明白的称许。

夜里十点钟左右，使馆西北面遭一场猛攻，是一些闯进翰林院的兵所发。随后下起大雷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这似乎明显地增了中国人的凶气，而这一现象在别的许多场合也有人注意到。他们仿佛把每一声清楚的雷响都当作整个中国神界赞许的信号；他们非但不像自古以来一切中国人所做的那样在雨中退去，反倒加倍用力，而雨一停往往又全然停手。这一次的攻击比此前任何一次都更狠毒，在许多人记忆里留得极久——久到围城别的事早已忘掉。

单是这一次，所放的子弹必有几千发，然而据知没有一发起了什么作用。总攻的警钟敲了起来，人人在倾盆大雨里出来；然而耽搁十五分钟之后便宣布中国人已被赶出去，一切复归平静。

六月三十日，星期六。——人人都在谈昨夜那场攻击。美国公使在美国的南北战争里经过许多恶战，他说自己从来不曾经历过像这样一场连绵不断的进攻所带来的恐怖。寻常的战事里，一方或胜或败；而在这里，于我们则是一场无休的战，而抵抗一停，覆灭便近在眼前。一位有经验、不至于看错的德国军官昨夜看见「探照灯，有定的也有锥形的」，据推想是援军的。这些日子里，北堂那边一个字的消息也没有，而那里的枪声不断。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日本人从天津得着关于他们军队的消息。

昨夜有一颗子弹从教堂一扇窗子射进来，没有打着人。清早法国使馆遭到攻击，调了一百名苦力去，枪声好长时间极密：两名水兵受重伤。据说法国人因伤亡沉重而有些丧气，这也难怪。今早有一名美国水兵手臂中弹，不过还能自己走到医院去。

近午时有报告说城墙上德国人的街垒再守不住了，这也难怪，因为他们的伤亡极重。〔他们的兵力原是军官一名、兵五十名；而在这致命的一日，有四人在城墙上被打死，另有一人十天后死在医院里。还有三人中弹，一个中脸，一个中头，一个中大腿，后来都复原了。〕据估计有三门炮在打德国人，一门在前门附近，大约还有两门在肃王府以北。英国水兵过去帮德国人，却被炮火轰了出来。

北面那些炮今早又开始了，炮弹到处呼啸，其中许多打得太高，必有四分之三落在外城里。这种情形在向我们打炮的整段时间里都或多或少地持续着，对四面八方的许多中国人必定格外令人沮丧——他们毫无预警便发现自己被飞来的弹丸凶猛地攻击，而他们对这种东西是特别害怕的。这样无端被打死的人数很大，是不大可疑的。

使馆前门那处防弹掩体的顶正在加固。土是用锦缎亚麻做的袋子运来的，袋子倒空之后又送回去再装。人力车在运这些防守之物上仍旧极为有用，而小男孩大量充当着动力。做沙袋的料子出自肃王府那些华贵的缎帷。在那里当差的几位意大利平民义勇兵，常常满载着战利品回英国使馆来，例如里头嵌着蒸汽机模型的花式时钟，以及成批的华贵衣裳。

王府里来的一个中国人说：昨日起火之处附近一口水缸里发现了大量火药。它被运到英国使馆，立刻派上了用场。今日有人看见一个老妇——是从南堂来的难民之一——从王府外门出来，安安静静地一步步朝上游运河桥那道街垒踱去。人喝住她问她上哪里去，她泰然答说她「去买东西」，全然不觉眼下是什么局面。她已被自己的苦难弄昏了，显然分不清方向了。有一个中国人到门房来要把一块钱换开，因为他要付一个苦力一角钱。他得了九角——那是所能凑出的全部零钱——便很满意地走了；因为不然的话，他或许得把整块钱都送出去。北京一位最老的居民今日说：他在中国一生从不曾在街上捡到过一个铜钱，而如今铜钱到处扔着，也没有用处。

今日有一颗炮弹打在窦纳乐爵士住宅与凉亭后面之间的一株树上，削断一根直径四英寸的枝子，弹片落在屋顶上打碎了几片瓦。中国人既已这样测准了距离，竟不更多更好地加以利用，实在令人不解。

我们进使馆已经十天了，然而直到今日才动手把过运河去肃王府的那条路弄得安全些。那是一条外国人与中国人、兵与平民都不断在用的路，本该从一开头便像伦敦桥一样安全；然而它至今还在好几个方向的火力之下。

七月一日，星期日。——昨日在城墙上被一颗穿头的子弹打死的美国水兵塔克，昨夜葬在俄国使馆里。有一名俄国水兵坚持要自己挖那个坑，把碎砖一块块挑出来，又把土抹平作枕头，说：「他是我的弟兄——我同他在城墙上一块儿当过差。」塔克是个极好的射手，在中国兵中间杀伤甚多，而他自己却被一颗从枪眼射进来的子弹打死了。

这几天里，英国使馆的各项工业之外又添了一家面包房，由那位无处不在的总委员会主席主持。这要许多工夫与筹画，而尽了力也还可能失败——例如昨天酵母不发，结果烤出一批特别硬的面包。雨季将近；昨夜下过一阵雨，今日云很厚，天气凉了。有一道命令要把一切不拴住的狗都打死，引起很大的骚动，而执行起来极不连贯。

上午听说德国人与美国人都要放弃他们在城墙上的哨位了。有一处要四百条沙袋，别处还要一些，共二千条。各国的人都极其卖力地装袋，装好的袋用车、用人力车、用人肩运到美国使馆去，帮着在街上筑一道街垒，并供城墙上之用。这一天里有一阵子，美国人把自己的位置整个丢下了半个多钟头，然而中国人没有发现，或者疑心有诈，那哨位不久便重新占住了。德国人也丢了城墙，夺回来，又丢掉，死了一人；不久那里便被中国兵占住了。

今早有消息说法国使馆已放弃，退守到防御坚固的北京饭店去了；不过使馆后来又夺了回来。饭店那位无所畏惧的经理沙蒙君有一班中国仆人，每日三次把饭店客人的饭菜从几百码之外送过去，即便在流弹如雨、弹片四落之中也照送不误。谁也不会料到中国人能显出这样若无其事的勇气，尤其是他们之中已有人受伤、或许已有人被打死，因而人数减了那么多。有人问他们是否觉得这极不安全，其中一个只简单答道：「外国人的饭是极要紧的。」

意大利的炮已架在学生宿舍二层书房的一扇窗口，从一个用沙袋填得很好的洞口轰击车马场里的几道街垒。书散得满地都是，许多被堆起来作街垒，而埃利科特主教的一部著作被用来垫住炮架的轮子。

美国的柯尔特机关炮此后要架在英国使馆的外门，因为它不像贝思福勋爵所称的那门「过时的」诺登飞——英国的炮——那样容易卡壳。然而连这个也比俄国人的装备好得多：他们把自己的炮丢在天津的月台上，却运来了一些不配任何别的炮的炮弹。围城初期有一天因误会了命令，俄国使馆被放弃了，这些炮弹被慎重地放进一口井里，免得被中国人拿去有用。后来它们被发现构造上本有毛病，又被水泡坏了，只好拆开来费力地重装。

雷上尉统带一队英国人在城墙上时臂部受伤；同时同地还有一名英国水兵受伤，肃王府里另有两人受伤；一名法国人被抬进来，伤势很重；此外在各处帮着搬沙袋的中国人也有许多受了伤。我们的医院很满了，而伤亡的总数日增，极为令人沮丧；因为我们所能承受的显然是有限的，而据报到今日为止死者共三十二人。

下午组织了一队人去袭击那门克虏伯炮——它在近距离开火，在王府以北为害甚多。那炮确切的位置并不清楚，怎样到得那里也只能靠猜。此举要保利尼中尉统带的意大利人（他是指挥）、柴五郎中佐统带的日本人、奥国人四名、法国人两名、英国水兵七名与英国学生五名协同。日本人强行开出一条路到指定之处，然而那位置守不住，他们只得退回，死一人，另二人受伤。

从英国使馆马厩北头一处了望处，可以把全部经过看见。运河向东、正对翰林院的一条小巷，被方才所说的这支混合队伍（其中有意大利人十六名）选作攻击之点。巷里上去一百码处有一道高高的中国街垒，近旁王府的墙上有一个洞，此前曾有人从那里试着进巷。保利尼中尉把他的人列好，沿这条线冲上去；街垒后面、以及巷子北边房屋的枪眼里，立即向他们射出一片摧枯之火。

保利尼中尉臂部受伤，两名意大利人倒地身死，队伍被打退；然而他们发觉了墙上这个从前不知道的洞，便彼此挣着要从那里钻过去。一名英国水兵身负重伤，沿巷逃了出来。自愿参加此举的五名英国学生罗素、布里斯托、汉考克、弗拉赫蒂与汤森，行事极有分寸。罗素命他们躲在一所房子凸出的墙后，直到别人都已脱身之后，一次一个地冲过巷子到墙上那个洞去，一个人过时其余的人便向街垒射击。布里斯托极其沉着地拾起一名水兵丢下的步枪，因为丢一支枪是件严重的事。除汤森君中了两弹（一弹在肩后，一弹在大腿）之外，学生们都无恙脱身。这几个青年的举动像老兵一样，参与者的勇敢与冲劲都很显著。然而不幸的结果是：意大利人死二名（其中一人的尸身没有找回来），日本人死一名，英国学生译员伤一名，英国水兵伤二名——在人人都是防守所必需的时候，这是为一次判断之误付的重价。

东交民巷上的粮店一向被用作磨麦最好的地方，因为磨石已经在那里；然而那条路一天比一天危险。会计的住宅整条走廊都筑了极高的街垒以防炮弹，以至屋里必定几乎不通风。那里临时添设的防御之物里有一只装满砖的冰箱，上面又压着装土的货箱。煮马肉的锅附近有一株小柏树上信赖地挂着一串铜钱，似乎没有人去动它。钱于我们此刻的用处，并不比于鲁滨孙与他的仆人星期五更大。

美国使馆背后那段城墙显然非守不可，这就使保护墙脚那条街的通行（那里目下受城墙别处的控制）、以及那条通到墙顶的长坡道，成了性命交关之事；那坡道走起来极其危险，无论谁上下都不断有枪打来。要那么多沙袋，正是为了这个。这些沙袋必须安放在一道横挖在路上作部分掩护的沟边；而这活必须夜里做，以免招来无数支中国步枪从好几个方向打来的持续而致命的火力。

护住那条坡道最好的办法，看来是用从城墙面上拆下来的砖砌一串「之」字形的矮墙；那些砖又大又重。然而砌它们所用的灰浆比中国建筑里通常所见的好得多，以至挖出一块砖便是又长又费力的一番工夫，而所需的砖数以千计。在这里，如在防守所需的一切工作里一样，中国人的时间至少有一半因缺少合用的工具而耗掉；而实际用上的时间里，往往又有整整一半被浪费，因为能弄到的工具质量太差。

中国人一疑心有人在筑街垒便开火；而中国的工人不久便学会不像起初那样露出身子，而是把头远远地伏在掩护之下。他们在黑暗中、在那样不肯就范的材料上、又多半在火力之下这样苦干，其所显的耐性是了不起的。火力一凶起来，他们便伏在自己的头领周围，有时抱住那些他们已经信得过的外国监工的腿，仿佛这样便比与他们分开更安全些。

守住那支中国攻城大军的美国水兵只有二十六名，而统带的迈尔斯上尉已在上面连着守了一星期！那里的不适几乎与危险一样分明：地方窄，遮蔽暑热与雨水的东西不全，中国人不成规则的步枪射击昼夜不停，而那种为着无从妥善守住、丢下又必致命的利害负着沉重的个人之责的感觉，磨人不已。

七月二日，星期一。——早上湿冷，那阵细雨显出雨季已到。「探照灯」昨夜又被看见，人的猜测甚至敢把它认作「可畏号」的——据推想那船是在西摩提督的队伍里。中国的炮今早又开始了，意大利的机关炮被派到翰林院那片地面上去。中国人如今多半在臂上缠一条白布，上面印着「奉教」二字，这在某种程度上把毓贤的建议付诸实行了——他曾要政府强令一切奉外国宗教的人以服色向人人表明这一点。

女士们正忙着用宁波绸与花毯做沙袋，每一条值墨西哥银元约十元。昨夜顺治门——前门以西紧邻的一座门——前有一场大火，不过无从猜出烧的是什么。东南面还有一处火，或许在城外。

肃王府渐渐守不住了，人怕它保不住。日本人正把他们的一些粮食从那里搬进英国使馆，可见他们对结果是有忧虑的。他们使馆的一名随员在筑街垒时头部中弹。日本人极有胆，占着一个危险的位置，而射击的枪眼总开得很大，虽然小些也一样管用。他们多半身上都缠着这样那样的绷带，非到万不得已决不退下。

英国使馆的东北墙要加固，怕我们丢了王府之后中国人从侧面炮轰我们。窦纳乐爵士住宅前面那些大块的铺地砖今日被撬起来，去另筑一道墙，以防中国人进了王府之后从一个新的角度打过来。那两家外国铺子中较大的一家，其东主已准许任何人去搬取；水兵与别的人便把自己最中意的东西拿走。结果各使馆的门房里以及哨位上都响起了留声机、话匣子与八音盒。

俄国水兵好几次闯进女学生住的院子里，把她们吓得不轻，也使女士们厌恶，已经向俄国公使抱怨过了。

七月三日，星期二。——昨夜有一位通讯员发出一封值一千元的电报，把到此为止死伤者的名字报出去；然而此后再没有它的下落。今早下过大雨，上午一直下着，人与物都湿透了。中国人居然还能在露天做饭，真是奇事。医院很满，约有五十名伤病员，连看护的躺椅上都躺着伤员。昨夜似乎有人蹲在一株树上，测准了距离；做手术时不得不在窗前挂席子，把灯放在地上。看护伤员多半得在全黑或半黑之中进行，因为哪里都不敢露出一盏灯，不然子弹便呼啸而来！

运河已成一道急流，里头有三四英尺深的水，从那道涵洞过王府去的路断了。人不愿下雨，因为它必定要因重炮之故耽误我们的军队。有一位有见识的人说那只会阻他们一天，另有些人却说十天。今日一颗步枪弹把正门旗杆上的绳索打断，旗杆奉命放倒，旗便被钉在杆上。

昨夜上城墙的那队中国工人没能筑成那些「之」字矮墙，因为中国人测准了坡道，子弹太密。后半夜他们做工去加固那些刚从中国人手里夺过来的街垒。英国人与俄国人正在协助守城墙。

这几天来，我们在城墙上守卫者的处境越来越坏。中国人以大批人马向前压迫，而他们的开花炮与步枪从两个方向打来，使美国人的位置极难守住。城墙顶是平的，宽三四十英尺。上墙的坡道总是成对的，像一个截去顶的「人」字的两条腿那样彼此相向倾斜；两条坡道到顶之处之间的距离有三四十码，正对着那些每隔一定距离用以加固城墙的巨大墩台之一。

美国人的街垒不智地设在第一条坡道之首，把另一条坡道与墩台的面都撂着不守。中国人已在西边前门与我们之间筑了好几道街垒，并一直在越逼越近，在那墩台面上筑起一道弯得像蝎子毒尾的墙，在那里我们的火力打不着。到末端他们刚筑起一座高塔，离我们的哨位只有几英尺；而从这个够不着的高处，他们如今把大砖块砸到我们的人头上，而我们的人无从还手。

非把中国人赶出去、便得放弃城墙，这在康格君、斯奎尔斯君与窦纳乐爵士——都是有军事经历、判断稳健的人——看来是显然的。这项要紧任务的执行被交给美国分队的统带约翰·迈尔斯上尉，他头脑冷静、能干，极有劲头地投入了这个计画。此举有英国人二十七名（其中一名平民义勇兵）、美国水兵十五名与同样多的俄国人参加。

那些水兵以他们自始至终所显的不顾一切的勇气使自己出了名。迈尔斯上尉以几句扼要的话使他们注意所要克服的难处、并注意几百名妇孺的性命系于这一战的结果。随后他领头跃过美国人的街垒，一下便到了敌人街垒的一端——幸而那街垒还没筑完，容易推倒。英国人与美国人跟在他后面；俄国人则被派去攻墙内侧敌人的坡道。攻击的一队如今已在敌人工事那道弯墙的后面，在逼到敌人跟前之前都受着掩护，而敌人是完全没有防备的。

打头的人是特纳，一名美国水兵，也是一位高明的射手；他在冲锋时头部中弹，当场毙命，他的同伴托马斯也是如此。迈尔斯上尉小腿意外被一支中国长矛刺伤，那伤痛而危险；再加上随后一场伤寒，使他在围城其余的时间里不能再任现役。一名英国下士足背受伤，一名俄国人也受了伤。中国人之溃与他们之措手不及一样彻底。这些兵所属的董福祥军中一位姓马的副将被打死，他的旗与另一面旗被夺，此外还夺了许多步枪与大批弹药。董福祥的人被打死十五名，受伤的大约也有这么多。

中国人被沿城墙赶出很远，他们的街垒随即被占住，此后再不曾失掉。这一英勇之举在士气上的效果，确实不下于它军事上的重要。多半正因了这一件事、以及日本人与别人别的几次类似的出击，那支攻使馆的中国大军才始终不能看准时机把外国蛮夷一举扫尽——他们很有理由地怕：那样一来，他们之中多数或许要永远不能再行那为每一个圣人门徒所珍视的祭祖之礼了。

而在这里，人不妨说一说中国人在围城中那无可衡量的不中用。有些时候——例如众人聚集到英国使馆去的那一日——中国大批的军队只要迅猛地一动，便能把全体外国人歼灭，而攻击者并无严重的危险；然而那机会没有被抓住。有好几天他们控制着使馆背后城墙几乎全部的长度，本可以在那里一夜之间集结几千兵与他们全部的炮，使人无从把他们赶出去、也无从避免被他们的火力歼灭。这正是国外那些知道情形而还没听到事实的人所预料的。

在天津，中国人使一切按对日之战来估量他们军事才干的人吃了一惊，他们凶猛地作战，以至联军在攻下天津城之前伤亡甚重。

然而在北京并无这一类的事；因为攻击虽然凶猛而致命，中国兵却不肯暴露自己。在无数的场合里，他们只要肯牺牲几百条命，便能在一个钟头里把防守扑灭。然而他们靠冷枪所丧的人，是冲锋所会丧的五倍或十倍。炮兵所配的炮弹很差，操作也很糟，射击不连贯而且常常乱打——虽然当时没有人愿意为此而挑剔。然而围城结束之后，人发现了数不清的新克虏伯炮，那些炮本可以同时使用而收致命之效。其中有些甚至从来不曾架起来过。

十八黑暗的日子

七月四日，星期三。——昨夜九点半左右，西北、西、西南三面先后而又一齐响起凶猛的排枪，像是一场总攻。人每一刻都以为钟要敲警号了，然而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打到天亮。整夜下着细雨，虽然落的水不多，一切却又都湿透了。不见太阳；除了一位爱国之人在几张卡片上画的小旗之外，没有一点纪念这个日子的迹象。

美国使馆本身已相当狼藉。几个夜里在城墙上做工的中国人正睡在参赞的屋里。公使的办公室一片狼藉，满是子弹打碎的砖屑与玻璃。法律汇编、国会议事录、布莱克本调查团的报告、美国法令全书、打翻的墨水瓶、字纸篓与窗帘杆撒了一地；而一颗从气窗穿进来的子弹，把那幅装了框的《独立宣言》打了个对穿，正在第十二行与第十三行之间，即指摘乔治王种种乖张之处的地方。

昨夜看见了分明是人造的灯光，与前一夜的不同——前一夜的如今被认为是热闪电。王府里的中国人被那里的攻势吓得不轻，不过人告诉他们说：俄国使馆附近那几所房子里的女孩也并不更安全。今日有一个待在王府一所房子里的女孩腿上被一块弹片打中，因大出血而死。这是全体女学生之中唯一丧命的；而与其余大多数人不同，这孩子是与自己父母在一起的。

中国人的打算是把王府的防御打垮；不过里面还有内层的防御要夺，所以它还能守下去；而我们得知它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的，也就放心了。今日那里又有一名意大利人被打死，到此为止死者共四十三人。日本人把缴获的一些枪发给自愿出力的中国教民，他们便并肩站班。昨日有一个日本人因脑疝死在医院里，不过因为人以为他当时已在弥留之际，档案上便记作前一日死的。

住在东交民巷、被圈在我们防线之内的一些人手里有一批腌菜与别的调味之物，如今每日拿出来零卖，这是我们所遇的头一点商业的生气。城墙上的炮击与使馆里一样密。据报中国人哈德门那门炮打出的一颗炮弹，整个越过我们的街垒，打在远处中国人自己的街垒上，砖块乱飞。我们的人应声发出一片带讥笑的欢呼。

七月五日，星期四。——昨夜虽比较平静，清早法国使馆还是遭了半个钟头左右的攻击。北京饭店的经理沙蒙君，本以为自己那个有些地方墙厚十到十五英尺、足以挡住炮弹的地方是稳的，如今也保不住了。不过屋顶是最弱的部分，他今早报告说：在猛烈的炮火之下，屋顶已成废墟。送过来的一些弹片是一种新的、危险的样式。据报他有一名苦力今日被打死，昨日死了两名。还能剩下几个，真是怪事。梅子明博士羊群里的一个少年，扮作乞丐，把要送的信用油纸包好放在一只盛粥的旧碗底下，昨夜被人从城墙上缒了下去。

使馆里开始施行改良的卫生办法，大量的空瓶被搬走扔进运河里。这一回总算没有人稀罕它们。王府那边每一所房子里都挤满了人，其中许多人病着；若不把他们的卫生之事照管得好些，病必要增加。已经派了一个委员会去看看目下全然被忽略的卫生情形能有什么办法。

关于究竟是什么阻住了天津的军队不来，人有许多焦灼的猜测；人怕那是列强彼此之间为谁领头而起的猜忌。人怕中国的代表或许已经骗得某几国相信各国公使正受着仔细的「保护」，而六月二十五日在桥上立的那块牌子被举为证据；不过看来未必有人会信这个。

翰林院里又筑起新的街垒；英国使馆的戴维·奥利凡特留在后面去砍一株树，被一颗子弹穿了肝脏，不久便死了。他曾以一个真正英国人的硬气在防御工事上英勇地做工，人人都深为悼惜。有一个德国人拿进来一枚新式的、没有炸的炮弹，单是它的重量便使它可畏。此前所用的许多炮弹似乎力道不大，所造成的损害与人本可预料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最好、最受敬重的一位本地牧师，与另一队人去东交民巷的粮店运粮时，被近旁一名德国水兵开枪打。俄国人也差一点误杀几个正在墙上做工的教民；窦纳乐爵士与法国公使商议之后，下令每一个教民都须佩一个标记——他们之中多数其实已经佩了。

前门外的土垒正用抹了泥的沙袋加固，那对子弹是极有效的屏障，连中国的炮弹也要为之却步。皇城里运河尽头的一座台上架起了一门新炮，实心弹与开花弹到处乱飞，许多打得很高，像是奔外城去的。刚下了一道命令，禁止那种可耻的抢掠外国铺子之举——那本该在开始之前便被止住。它非但把水兵弄坏了，也把平民弄坏了。抢掠的诱惑，于人类的大多数实在是世上最强的。今日下午李佳白博士经过东交民巷时腿部中弹。

七月六日，星期五。——夜里——如今已成中国人攻击最爱的时辰——打了许多步枪，还有几发炮。昨日下午他们一颗实心弹打在公使住宅附近一辆中国大车上，把它掀翻了。隔壁那辆车里有一个中国妇人正睡着。昨夜从使馆与城墙上都听见东南方有猛烈的炮声，人照例作出我们军队已近的乐观推断。

有些中国人说：敌人把成千上万发步枪子弹耗在高空里，是有缘故的。他们无从解释我们何以有这样惊人的抵抗之力，只能归于我们受着一位超自然之物的保护（在这样的情形下，这完全是一个合理的假设）；而他们如今是在漫无目标地大举射那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不过在我们看来，他在好几方面都是我们的仇敌；中国人若把他伤得太重，倒是判断上的一个失误！

今日日本人又出击一次，想把那门令人极其厌烦的开花炮夺下来。与此前几次一样，这次完全失败，人被命令撤回；统带义勇队的安藤大尉重伤。日本人把过失归于意大利人协同出发时的迟延，以及中国苦力不肯在猛烈的交叉火力之下去拖那门极重的炮。据说中国人乐意替日本人做工，因为日本人从不像有些人那样对他们又踢又打，而一件难办的活办好了还向他们深深一鞠躬。日本人昨日不得不从一个位置略退到一个较好的位置去，然而他们觉得自己对整个王府的把握极不稳，因为中国人放火的风险——而中国人在这种打法上显出极大的热心与机巧。

前门一发炮弹在使馆正门三名美国水兵的头顶上炸开，然而说也奇怪，无一人受伤；虽然其中一个说那是「我这辈子再不想有的一次贴身之险」。俄国与美国的旗杆都被打断，后者是被方才所说那发炮弹打断的——那炮弹在门房屋顶上开了一个大洞，旗杆连瓦一同落下。

安藤大尉被抬到医院后不久便死了。他是一位能干而极得人望的军官，在防守上出力甚多，人必极想念他，尤其因为日本人的人数减得这样快。皇城墙上又在筑一座炮台，那意味着我们要多受些害。

今夜又派出一名信使，带的信是「速来，援救刻不容缓」。俄国使馆有一个学生喝了太多烈酒，向中国人的街垒冲过去，当场被打死；几个想拖他尸身的敌人也被打死。

七月七日，星期六。——昨夜王府那边有轻微而不断的射击，够扰得一些人睡不着。城墙上无甚要紧之事，只有一个中国人轻伤。人又重申昨夜在东南（或西南，随听者的偏好而定）各处听见猛烈的炮声，对援军又生出种种新的猜测。昨夜派出的信使因被人盯上，又从水门回来了。他似乎吓得不轻，瞪着大眼睛叫道：打更人的梆子（那本是除了对睡觉的人之外全然无害的东西）「哎呀，那么多！」

各国公使的估计是：俄国人至多能从旅顺抽出八千人；而电报被切断之时若已知道局势之重，本可以从菲律宾调来一万人。对这番迟延最可能的解释是：军队自己也正遇着难处。中国有一句老话说「火烧眉毛，且顾眼前」——这里与天津之间的情形大约正是如此，因为拳民那样之多。

被圈在我们防线之内的许多非教民该怎么办，渐渐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王府以南理藩院衙门里有二三十人，其中许多是肃亲王骤然离去时留下看管那地方的。此外东交民巷上还住着许多人；而粮食眼看要不够，把他们打发走是可取的；然而我们又怕送他们出去，怕他们向敌人泄露我们窘迫的情形。「骑虎难下。」

今日炮弹第三次打进窦纳乐爵士的餐厅。有一发从北到南整个穿过去，正擦着那幅女王的大画像，把画框的一边打掉，此外并无损害。然而人仍以为这屋子于吃饭不甚相宜，「风水」已经坏了；那一大家子二三十人便另找地方，尽可能在清静些的地方吃饭。窦纳乐爵士的一名仆人今日拿进来一颗打在屋顶上又滚下来的炮弹。

派去查看王府的委员会发现那里的卫生情形坏得说不出口。天主教教民中间天花与猩红热都有，而他们挤成那样，实在难知如何是好。英国公使住宅后面仆役房里的一些中国人因实心弹如雨而不得不腾出屋子，这就使王府更加拥挤。

近午时有一场凶猛的步枪射击并炮击，许多炮弹在英国使馆正门附近炸开，多半炸在空中。中国的炮四面八方都活动起来了。一名日本人与一名奥国人被抬进来，都受了伤。皇城上那座新炮台如今现出两个炮眼，可见它们一旦开动我们要遇上什么。

在极需要有一门什么炮、好歹对这些没完没了的关照回敬一下的时候，我们一位机巧的美国军人出身的平民提议：把一架救火机的黄铜筒用铜丝箍起来，或可派作此用。美国炮手米切尔为此忙了一整天，许多女士与先生都来看这件新奇制作的进展，并表示这「真是绝顶聪明」。弹丸是用那一大堆中国旧烛台与别的白镴器物做的，那类东西有一车一车之多，是从王府以及别的富庶之处运来的。正在做这活时，一队被派到防线之内一家被弃的铁匠铺去取工具的中国人，遇上了一门中国的旧炮。领头的人为自己的发现大为高兴，急忙把它运回使馆，别的家伙倒撂下了，后来才又弄来不少。中国炮一出现，那件救火机的发明便被取代了。

从卢汉铁路逃来避难的比利时工程师，终于认真动手修一条过运河去王府的安全通道。这些铁路上的人是义勇兵，各人用铜丝把一把大剔刀绑在枪管上代替刺刀，给他们的打仗添了一种既嗜血又像下厨的样子，而他们拿弄不慎，极其危及同伴。

俄国人对无从与外界通消息之不耐，与最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尽管别人劝告、甚至恳求他们不要把派信使一事弄成不但艰难、而且全然不可能，那个使馆的先生们仍坚持出赏：凡能到军队那里并带回复信的中国人给墨西哥银元一万元，凡能把一封信送到天津的给一千元，一经证实便即付款。对那唯一有几分把握能走到天津或军队那里去的一类中国人而言，所说的这个数目按比例几乎等于给一个美国人整整一百万元去做几天的活。其一结果是使中国人体认到：从外国人的眼光看，这件事是毫无指望的；所以尽管赏格如此惊人，竟没有一个人肯去——连单程也不肯！

法国使馆遭一场猛攻时，许多中国兵闯了进来，被打死三人，法国人则无一受伤。中国人今日下午又在王府附近放了一把火。意大利炮的炮弹用完了，不过英国的军械士托马斯正把空弹壳配上一颗手枪弹以引燃中国火药，从而射出今日由中国的锡匠与铁匠制造的实心合金弹丸——那些人在这活上显出极大的敏捷与巧手。

七月八日，星期日。——昨夜十点钟左右，好几面又是凶猛的步枪射击，听着像一场总攻。一发实心弹打在英国使馆礼拜堂屋顶的边沿，把一只装在屋角上的脊兽打了下来。英国使馆从前是一位名叫梁的公爵的府第，他是乾隆皇帝之孙；在中国以外的西方人多半只因他那一朝所制的瓷器格外贵重而知道他。这一类府第是皇帝的产业，正如整个帝国都被认为是皇帝的；这地方以八千英镑卖给英国，原主只得将就别处一所较小的。那几座亭子还保着原来的样子，不过大多数房屋已经彻底改建过了。

这一夜极不安宁。早饭时王府来人说又放了一把火，随后的打斗中有一名日本人重伤被抬进来。几个钟头之内这场火便扑灭了，然而紧接着又有一场，而整个上午炮击不断。几名英国水兵与海关的义勇兵过去增援王府。在那里中国人正用着那些绑着浸透煤油的破布的长杆，不久便在本来看去不易着火的地方点起火来。在这焦心的星期日里，与火的搏斗进行了一整天。下午五点，日本人通知说王府的前门着火了，教民须迁走，否则便要被屠戮。

几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不久便动手把中国人迁往美国使馆以东的房屋。近晚时，炮弹开始从西边打进英国使馆，打中中文参赞住宅的屋顶；另一发在俄国人所住的房子里造成很大损害。总之前景显得格外阴暗。奥国兵船「曾塔号」的舰长托曼今日在王府被打死。

下午经过许多准备，那门中国炮在英国使馆的门房里放了，声响与后座都极大，然而打得太高。不过后来一发却极其成功。用这样一门旧炮、又用外国炮弹（俄国的，重新装填过），要算准风偏等等是很难的。

七月九日，星期一。——夜里照我们如今已熟悉的路数有三次分明的攻击，子弹到处呼啸，树叶树枝纷纷落下。中国的炮断断续续地放。我们那门新的「万国炮」被安在学生书房（二层）里，对着车马场里一道街垒轰击，颇为有效；不过炮的后座太大，把窗子震坏了，还把沙袋震了出去。斯特劳茨上尉极缺沙袋，以至把大批军毯拿出来作此用；然而那些不惯于此的缝纫机对付起来很费事。实心弹——显然出自那些新街垒——打中了门房，另有许多落在路上或运河里没打到。

城墙上的美国人已在原来那道街垒以东十五码左右开筑一道新的，筑的时候还不曾挨过枪。昨日迁到东交民巷那所房子里去的新教教民已重新登记，并被派了活。那门万国炮成功地把一颗弹丸从皇城墙顶那座炮台的炮眼里射了进去。此后人注意到：那些炮眼被显然是从电灯厂抢来的大铁板封住了，只在他们的炮要放的一瞬把铁板抽开，随即又放回去。就我们的攻击而论，这似乎使那些炮手处在与在大洋中间一样安全的地位。

据报有三个人在法国使馆里企图放火时被拿住，不过那些事实似乎被辗转的传闻弄得相当模糊。其中一人愿意提供消息。他说有八千人在打我们，其中一些是荣禄的兵，另一些是董福祥的兵。

下午，使馆的消息交易所——钟楼——的告示板上贴出一则通告：一名派进城去的信使回来了。挪亚头一次看他的鸽子时，其想知道天下大势的好奇也不过如被围的使馆中人。那人报告说：哈德门已关了好几天，他是从东便门出去的，随后沿城外走到齐化门。他发现四牌楼——齐化门大街与哈德门大街的交口——照常做着生意。作为凭证，他带回了在铺子里买的几样东西。于是我们之中若有人以为地球单因我们被关在使馆这片地面上便不转了，他的错处便显明了。据说皇帝与皇太后还在城里，《京报》照常发行。关于路上有任何外国军队之事，哪里都一无所闻！

七月十日，星期二。——昨夜照例是炮弹与子弹的排枪，我们的万国炮向正门方向放了四次。从王府迁来的人与他们的家属正在重新登记，为便于点数而聚在一处，然而无人被打中。在王府协助的欧陆各国的兵有些很容易变得大意或惊慌，而日本人总是沉着的，不过或许失于太自信。昨夜城墙上似乎并无事故。一名夜里在那里协助的英国水兵告我们说：那里「没什么可做的，只等哪个家伙把头伸到街垒上头来，就朝他去」。这岂不是一切防御战的一个扼要的写照？

我们的炮向皇城的街垒放了几次，然而看不出什么效果。上午有大量炮弹打在门房附近炸开，显然是瞄着旗杆的。使馆的东墙正在用土与木撑精心加固。一发炮弹打在做工的人头顶上方一株树上，又有一发打在门房的角上造成很大损害，然而又是无人受伤，实在不可思议。今日有一位上尉把住在我们防线之内的十三个人从水门放了出去，照例又是两样的结果：有人以为他明智，省了粮食；有人以为他愚蠢，容他们把我们的底细泄给敌人。

我们院内有一个中国人昨日被发现带着用手帕包着的一些火药，然而那人跑掉了。他要拿它做什么？又有人说：两夜之前王府里欧陆某国的一些兵受了惊，弃了哨位，过了半个钟头才回去。据报有两名俄国人在一道新街垒上被打死，又有一名德国人因足伤染破伤风而死。有几位平民设法要总司令把旗从门房移到别处去，因为炮击危及这样多妇孺的性命——那距离已被准确测出并一直保持着。然而管事的上尉对这种干预很不高兴，于是炮弹照旧；其说法是炮手根本看不见那面旗，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打中什么。

英国使馆所受的交叉火力尤其来自北面与西面；有一次一发炮弹炸开，弹片飞进俄国公使夫人与几个孩子睡着的屋里——又是无人受伤。那几个在法国使馆企图放火时被拿住的人，如今据说并不在使馆里，而是在附近某所民房里。他们说：兵丁打发他们先去在房子上凿枪眼，若看见有外国人，兵丁便上来攻打。

下午有一队英国水兵被派到法国使馆去帮忙，而给他们带路的那个挪威人领他们绕道从东交民巷的入口走，而不走后面安全的小巷。他们在那里就在一道中国街垒正前方不远之处站了好一阵子，直到应他们的叫唤，前门才开了放他们进去。这件事引起了许多闲话。又有一些关于在法国使馆里或附近拿获人的说法，其中一人说：别的攻法都不成，中国人正从西山调矿工来把我们炸上天。

七月十一日，星期三。——昨日中午又派出一名信使，今日还要派一名，尽管俄国人出了那样的高赏。这些信使中有些人一文不取也肯去试，因为他们的家眷与我们其余的人同在一条船上。头等参赞的住宅昨夜被打中，一块弹片打在一个躺在医院躺椅上的康复病人的肚子上，把他惊醒了。又是无人受伤。

今日要动身的那名信使一出水门便被开枪，很不光彩地回来了。中国人正稳步向王府所余的防御逼近。翰林院里被打死的那位奥利凡特的兄弟被抬进来，腿上中弹，那颗子弹怎么找也找不着。王府里又有一名日本人受伤；那里的街垒彼此挨得那样近，许多人被从近处扔来的砖头打伤。有人说要试用化学药品去挫中国人的锐气，然而我们没有哪一样存量足以使它真能办到。

今日温度据报高达华氏九十九度半，此外还有几天也是这样。不过大体上，这里的天气远比任何人所能相信的更可忍受。多年以来，人对于避暑之地究竟是西山好还是北戴河海边好，一直争论得很起劲。然而今年却头一次——而且多半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侨界一致认为：于众人最合卫生的莫过于做一件从来没有人以为可能的事，即在北京本城过夏！

书籍既缺，人便极高兴地——如这些避难者所受的那样——被诚恳地请去用中文参赞柯克伯恩君的藏书；读书的公众欠他很大的情。

七月十二日，星期四。——王府那边一切都极为紧张，那位置被一名意大利义勇兵形容为「地狱」。昨日有六人被送进医院，一名昨日中弹的德国人夜里死了。今早拿住一名拳民，审问过了——判决暂缓。他被拿住时正在「找旧铁」，须由现有最精明的人物长长地审问一番，他的话才能连贯起来；而即便如此，可信之处也还欠些。他以为天津的外国租界六月十六日已被毁，不过承认后来又被占了回去，日期不详。他还告诉我们：打我们的中国人不许用大炮，只许用小的，免得中国人自己受害！

今日有一名日本的年轻义勇兵杀了三名中国兵，因而出了名。等这故事过了运河传到英国使馆，已变成他看见二十名中国兵放下枪去放火；那日本人乘机袭击，把二十支枪与弹药全夺了，还杀了一半的兵！除了性情特别的人之外，做军事史家的处境是不会令人羡慕的。

英国使馆前门以东有一座小小的军械所。坩埚一直在开着，用一种极硬而合用的合金铸子弹；意大利机关炮的弹壳在制造；德国人有大批的空包弹，正在装上弹丸。可惜火药的存量有限。白镴与黄铜炉子之类倒是极多。

炮弹测准了王府里新近筑起的一道街垒，把它打塌了，不过还要重新占住。日本人火急地要十名苦力。今日在法国使馆里或附近有几个中国人被打死，至于他们是兵还是只是抢东西的，说法不一。

在法国使馆，中国人近到竟敢把他们的旗靠在使馆的墙上，而其中一面被人利落地钩了过来。美国炮手米切尔与「奥兰多号」的普雷斯顿军曹今日在翰林院冒着猛烈的火力试了同样的事，而且成功了；前者得意地带着那面旗回来。

一伙抢东西的人近来闯进被烧毁的汇丰银行的残迹，把所有的文书翻了一遍，把那只巨大的却伯保险柜推倒在侧面——那得要许多人才办得到——显然指望能打开它，而那是不可能的。今日一发实心弹打在我们门房上，陷进砖里好几英寸，后来用一把匕首挖了出来。实心弹似乎有许多不同的大小。如今公使住宅前面堆着约四十颗作样品，没有一颗造成过损害；虽然有一颗曾穿过一间聚着十六个中国人的屋子，又穿出去打在正屋的屋顶上。

想一想中国人在城墙上、在离使馆最近的几座城门上、在肃王府背后与近旁、以及在离英国使馆几百码的皇城墙上那些炮台的数目与威力，任何一所外国房屋能站住二十四个钟头，都是奇事。当时人便以为——而这一直是个可能——有些炮与皇宫正在一条线上，以至它们于中国朝廷与于使馆一样不安全，因而总有一只手按在它们的炮口上。西班牙、日本与法国三使馆所构成的那个方块的一角上（其北面便是王府），立着一座名叫「堂子」的建筑，里面供着本朝远祖的牌位；而前门所架的炮打英国使馆时，它正在炮线上，这或许使炮手有所顾忌。在中国，攻打自己的祖宗是格外不孝的。

七月十三日，星期五。——昨夜九点半，西南面与王府那边开始了凶猛的步枪射击。后者整夜不停，间或还有中国的大炮相和。然而水兵被问起时却说那「是极安静的一夜」。早上炮弹开始从一个新的斜角打过来，然而仍是无人受伤。有一发打进存粮的屋里，一块弹片打在正在修医院的工人做活的屋顶上，另一块穿过晾在绳上的一条床单。整天似乎有六门炮在打。王府里一名意大利人被打死；这一天里三名德国人受伤。在美国使馆，公使住宅损坏甚重，康格夫妇险而得免——他们在一间屋里做事，而弹片正从隔壁那间的屋顶落下来。办公楼的二层被子弹打得很坏。不过这是几天前的事；目下炮击似乎转到那个方块的另一边去了，攻王府与法国人。

有一名中国俘虏被审问过，又被补充地反复盘问，直到够写一张小告示；那告示隔了很久才贴出来，而其间人极想得着这消息。他断言：皇帝与皇太后还在北京；端王、荣禄与董福祥将军当着国政，庆亲王不与其事；城里还有许多拳民，他们的大靠山是端王，他们在他的王府里注册、领食、领饷。这些拳民被兵丁讥笑，因为他们虽自称刀枪不入，却不敢到前面去冒火。

董福祥的人在城墙上对着我们，荣禄的兵在打法国使馆。每天都有几人被打死或打伤；这俘虏说他便是被雇来抬埋死人的几个人之一，每具尸身两吊京钱。城里有董的兵约三千人。皇太后禁止用大口径的炮攻使馆，怕它们伤了她忠顺的百姓与他们的房屋。直攻既已失败，而我们的射击又比他们的好，便定了要把我们饿出来。

两星期前有消息说：一百艘兵船上下来的外国军队已攻占大沽炮台，并占了塘沽车站对面的塘沽。天津城为此大为惊慌。弹药是从南苑运到这里来的。上谕照常颁发，街上照常做生意。四家大银号关了门。中国兵相信我们有好几千人持械。

这人所说若证明属实，便可留他一命。他的话似乎前后一贯，还提到打王府的那门大炮在电灯厂的院子里。

近晚时，英国使馆西南的蒙古市那边有一场格外猛烈的步枪攻击，不过据推想那是佯攻，以掩护对法国使馆的一场大举进攻——那里的枪声要凶得多。有些时候中国人与使馆之间只隔一道墙；虽然有传闻说他们正在挖地道，却看不出有什么切实的步骤去对付它。或许那也办不到，因为那些房屋本身便是使馆的东界，没有地方可挖一道壕。

六点刚过，有一声巨大的爆炸，有些人误以为是地震；使馆里两所房子被炸上了天，底下早已被掏空。它们随即着火。头一次爆炸埋住了几个人，其中有奥国使馆代办罗斯托恩博士与京师大学堂的教习德斯塔朗君。后者被埋到脖子，说也奇怪，却被第二次爆炸救了出来。有两名法国水兵正在那屋里当差，被埋住了，尸身始终不曾找回。

几次爆炸一发生，中国人便拼死力要夺这座使馆；尽管遇到最顽强的抵抗，他们还是部分地得手了。那些房子很快便烧起来，于是火焰之威与中国人之威展开一场狂野的角逐，各自稳步推进；到末了法国人失去了使馆约三分之二的地面，中国人占住了公使住宅与别的房屋的废墟，以及正门。

同时德国使馆也遭攻击。英国人十名与同样多的俄国人去援德国人，德国人已失了许多人。攻势被击退，中国人被打死许多。这一次攻击之中，射击之猛、之稳、之久，超过任何别的时候，其意在掩护对法国人的进攻。城墙上的美国水兵看见几个中国人沿墙脚溜过，便开枪打死许多，受伤的夜里被拖走了。

七月十四日，星期六。——今早有三个中国妇人从正门出去，不到两分钟其中两个回来了，说第三个被打死了。她被抬了进来埋掉；此后便不许再从正门出去。

工人在加固英国使馆东墙时，监工被窦纳乐爵士浴室屋顶上落下的碎屑弄了一身土——那屋顶被一发炮弹或实心弹打中了。不久又有一发实心弹打进海关伙食处所用那所房子的二层，穿进卧室——两位女士正躺在里头——随后便安静地在地板上滚起来！

不断有人报告说车马场里学生书房西北方有可疑的响动，像是挖地道的声音；人多有指摘，说尤其在法国使馆那一课之后，竟还不采取更切实的步骤去对付它。各种工具都极缺，而现有的工具又似乎好几处同时都要用。北京饭店那位精力充沛的经理断定：我们磨面的那座磨坊今日必被烧掉；于是人极其急迫地把所余的粮食、连同我们全然倚赖的磨石一起搬走。各处急要工人，却供不上，因为工人个个都做得过了头。

如今那些似乎有资格作判断的人说：法国人在他们使馆里守不过两天，此后便要退守那几乎攻不破的北京饭店。

十九停战

十四日星期六晚饭之时，有消息传来：窦纳乐爵士四天前派出的一名信使回来了。他是南堂的一个更夫。他在哈德门外被拿住，身上的信被搜去（那信里消息极少），又挨了打，受了八十下，随后被送到皇城里的总办之处。他在那里遇见一个认识的人，被扣了四天；期满之后他出来了，带着一封署名「庆亲王等」的信。信如下：

「六月十八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

「庆亲王等致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

「近十日来，兵勇交战，彼此不通音问，深为焦念。日前曾悬牌示意，而未得复；不意外国兵又屡加攻击，致兵民惊疑。昨兵丁拿获教民金四喜一名，由其口中得知各国公使均安，甚为欣慰。

「然而事出意外。外国援兵早被拳民阻回；若照前议由我等护送各位大人出城，则天津、大沽一路拳民甚多，深恐途中有失。

「今请各位大人先携眷属及随员，分批离使馆。我等当择可靠之员严加护卫，各位大人可暂住总理衙门，以待日后回国之安排，俾两国邦交有始有终。惟离使馆之时，断不可带一名持械之外国兵，以免兵民疑惧，别生事端。

「贵大臣如肯以此相信，务请转商在京各国公使，以明日正午为限，并令原差赍复，俾我等预定护送出馆之日。此为我等在万难之中所能想出的保全邦交的唯一之法。

「如届期不复，则我等虽有此情，亦无从相助矣。顺颂。（署名）庆亲王等。」

这是此后一连串文书的第一件，都是致英国公使的，大约因为在有使馆卫队的各国公使之中他资历最深。这几封信的文体往往拙滞、有时混乱，与衙门平日所发的不同；而且有迹象显出它们出于不同的手笔。然而每一位写信之人显然都熟悉全部往来文书，所以各国公使把那不时可以觉察的口气之变，正确地归于天津或其附近必定正在发生之事的影响。

没有理由设想庆亲王与这些书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不比那些「等」更多；其结果是使各国公使对与自己通信之人究竟是谁全然蒙在鼓里。几乎可以断定中国人自己内部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天津的陷落必定使满洲亲贵会议那一意孤行的疯狂有了反弹——那个会议曾一致议定要同时向全人类开战。然而在这样微妙的情形之下，交涉不得不极为审慎地进行，不断拖延以争取时间——而时间似乎是唯一于我们有利的东西。

这是自围城开始以来收到的第一件书面文书；而全体使馆的命运、以及此外许多被围者的命运，都可能系于它的内容与所作的答复——至于那许多被围者，这封信与以后一切信的写信人都不加理会，通篇刻意不提。然而在这独特的情形之下，要得着这封信主旨的任何消息都极难；过了许多个钟头，才有它一部分的简短摘要贴在告示板上。而当人急切地问起打算怎样答复时，得到的宣告是：这是「一件私事」！

过了一段时间，外交团开了一次会，议定一份大意如下的复文：使臣之位在任何战时都是神圣的。中国人给了在北京的使臣什么样的待遇？自六月二十日起，他们一直被枪炮所击。对战败国的官员，人从不采取行动；然而外国使臣若被杀害，则城中居官之人极有可能遭到人身的报复。所谓外国兵攻击之说被否认，并声明他们一切交战都出于自卫。中国人最好停止他们的攻击。各国公使看不出有往总理衙门去的理由。若果真有意开议，应派一名可靠的信使持白旗前来。

这一天里，实心弹与开花弹四处落下；有一发穿过洗衣房，把砖块打落在工人头上，两人暂时不能做工。人正在准备在中国人似乎在挖地道的那个角上挖壕。今日是巴士底狱被毁的纪念日，人向法国人道贺。

七月十五日，星期日。——整天打得很多，开花弹与实心弹都有；后者的大小与从前所见的都不同，可见中国人所备之物之杂。有一发实心弹穿过两条沙袋，落在正门口。下午过半时四面都响起排枪。有一队十五人出去攻打蒙古市附近一所房子，中国人则反攻。

昨夜西南面又听见「猛烈的炮声」，被围者照例是希望与不信参半。

今日下午，一位名叫亨利·华伦的年轻使馆学生译员在王府中弹重伤，夜里死了。

庆亲王等复外交人员之信今日收到。它撤回了关于去衙门受保护的建议。信里说：中国须增兵，并约束团勇不得再开火攻打法国使馆。法国使馆亦不应挑起攻击。中国政府将尽力维持秩序、依公法给予保护。

中国政府「依公法」所给的「保护」（在它的炮弹与枪弹的间歇之中）被一再提起，于被围者格外中听，尤其是当它被点缀上对「我等此情」的细腻提及之时——而那份情谊为使这「保护」有效，已被绷到几乎断裂了。

晚九时四面都有一场格外狠毒的攻击，子弹向各个方向呼啸，然而半个钟头之内便平息了。将近半夜又有一场更为猛烈的，为时也差不多。

七月十六日，星期一。——昨夜翰林院里极不安适，而且颇为危险，因为中国人用了火球与砖头，而这两样是无从防的。前几天被法国人拿住的一名俘虏如今被放出去当信使（拿住他的人极为厌恶恼恨，他们本想杀了他），并许他若回来便赏五百两（他始终没回来）。他被人从墙上缒下去，带着窦纳乐爵士写的两封信：一封英文的，口气夸大，讲我们的资力与前景；另一封用希腊字母写，把实情说得较为清醒——前者是备着被搜去的，后者是给友人知道情形的。

那个此前已屡次惹麻烦的挪威人，如今奉命在南马厩院里半拘禁起来。

在一个下雨的上午过了一半时，有消息说：英国军官中资历最深的斯特劳茨上尉与莫理循博士在王府经过一处特别暴露之地时中弹受伤，而柴五郎中佐（日本人）也有一颗子弹穿过衣服。斯特劳茨上尉伤势极重，不久便致命。他是一位勇敢的军官，在格外为难的境况里已尽了自己所能；他的骤死使这个小小的被围之群同声震动。他年仅三十岁，照他围城中的劳绩本几乎必定要升迁的。莫理循博士虽不是军人，却证明自己是守卫中最要紧的人物之一，总在四处走动、通晓各处的情形，是使馆这一方地里消息最灵通的人。此外还要加上他冷静的判断、全然不顾危险，以及那种时时要帮每一个人尽其所能的责任之感。因此当伤势使这位《泰晤士报》通讯员不能再担当他素来所担的活跃角色时，人极为想念他。

下午，一名早上在城墙上被打死的、名叫费希尔的美国水兵，在细雨中葬于俄国使馆，因为美国使馆的地面太暴露，无从在那里行葬礼。

今日中国的大炮几乎没打几发；然而人注意到一件怪事：昨日下午、晚间与夜里那样凶猛的射击一个人也没伤着，而今日几乎听不见枪声，却有两人被打死、五人受伤。

斯特劳茨上尉之死使军务须重新调配：雷上尉、蒲尔上尉与珀西·史密斯上尉各被派了统带，而斯奎尔斯君（其衔为中尉）被派为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下午五点刚过，斯特劳茨上尉与年轻的华伦举行了葬礼，两人合葬一穴。行列才开始，便有消息说一面停战的白旗来了，带来上面已提到的「庆亲王等」的复信。三四发炮弹在送葬之人头顶上炸开，仿佛要给中国人所理解的和平与保护加上重音。上桥去取信的那名信使自己是举着白旗的，然而那旗不显眼，他又全然没有挥动，便因这份蠢笨挨了枪。他回来被问及为何不挥旗为号时，只简单答说：人一朝他开枪，他便挥了。

这信使从总理衙门带来一封给康格君的信，里面附着一份用国务院密码写的电报，共三组各五个数码，其义为：「以消息告来人。」这真是深不可解，尤其因为它是写在正式的电报纸上的。人猜测它来自东京或汉城；然而为什么消息要给「来人」？来人又是谁？

七月十七日，星期二。——今日近午时蒙古市有一场攻击，持续了一段时间，结果南马厩一名英国水兵重伤。昨日来的那名信使昨夜由毕德格君审问；他那份耐心的本事，通常连从荞麦皮里也能榨出些油来。看来中国人自己内部很有分歧。中国官员曾问那信使：各国公使是否在吃马肉？他承认了；然而被追问是否把好马拿来吃时，他答说吃的只是那些「坏了的」马——大约是指被流弹误伤的，然而这仍是一句极其失实的食谱之言。

法国人所拿的那名俘虏受了审问，然而他吓得太厉害，说不出多少。他说他受雇去埋被打死的中国人，每具五百钱，每天要埋十具以上。他所管的一段只包括法国、或许还有德国使馆的交战地带；他以为这样埋掉的尸身约有三百具，都运出齐化门放进一个深坑里。中国人花了好几天挖那毁了法国使馆的地道，在爆炸中自己也折了十多人。

至于使馆以西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这俘虏一无所知，因为无路可通，实在也不通消息。据说中国的军队分属三位不同的统领。他以为皇太后与皇帝已离开北京。他不知有任何外国军队。他自己从不到那些议论时事的茶馆去，因为他是个又穷又忙的人，只在街上买个饼吃、在门洞里睡觉。他每说几句便提醒问话的人：他自己决不是哪一路的拳民，他是个命苦的人，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这几乎是一切中国人窘到极处时都会有的。

上午过了一半时，荣禄的两名兵进了我们的防线，说出一些消息或假消息，都是照听者的需要裁的。他们说：兵丁如今奉令不得开火，只守住自己的位置。其中一个说他那营五百人已死伤二百。有许多人想逃，然而城外的拳民拦着他们；他们只能夺了拳民的兵器、三十来人结伙才冲得过去。他们说天津与大沽之间外国军队打败了中国人。这两个逃兵之中有一个是号兵，然而他吹号吹得不合他上司的音乐口味，那上司便把他一只耳朵砍掉一半以示评论，那半只耳朵被拿出来求医治。他说聂士成因战败而自尽；然而在中国官方的奏报里，他是「阵殁于行伍之前」。

今日窦纳乐爵士与各国公使复了最近那封「庆亲王等」的信，说他们很高兴中国政府有意约束「团勇」不再向使馆开火，并说使馆除自卫之外从不开火。中国军队在北桥上的调动自然引起疑虑，我们不能容他们自由通过。各国公使虽切望和平，却不知道是谁在使馆附近走动、筑街垒、架炮台；因此我们若为自卫而向他们开火，也就不足为怪。中国人最好把这些举动一概停下，直到彼此的信任恢复。末了提到：这封信与许多大炮弹是同时来到英国使馆的。这封信由教民金某送去，他后来带回一封复信，其大意如下：

「外国兵向来在街上闲走，随意放枪。六月二十一日，有一位满洲贵人入朝，在宫的东门忽听一声枪响，弹丸穿了他车的顶篷。这激起了兵民的忿怒，因而互相攻击。如今既已彼此约定此后不再交战，便可以太平无事。前门以东有外国兵不时攻击。若能加以约束、令其撤离城墙，是所愿也。」

对这封信，次日复了如下之意：先把六月十九日的来文重述一遍。复文说：次日下午四时开火，一直打到六月二十五日，其时桥上立牌令停战。我们遣人持另一块牌去复，然而他被枪威胁而回，我们并未放一枪。然而半夜里中国人忽然大举开火，从那时起攻击不断。这样攻击使臣，是世界史上无可比之事。

至于所说停战之约，预备攻击之举须与公然开火视为一类。使馆不能容人筑炮台、土工与街垒，即便并不开火。外国兵不能从城墙上撤走，因为许多射击正是从那里打来的。使馆因屡遭攻击而难生信任。我们只在看见有人走动、显然正在预备攻击、或在筑街垒之类时才开火。压下这些攻击最好的办法，是中国政府断其弹药之供。请准卖冰与水果的人到界上来，像太平时候一样发卖这些东西。

下午晚些时候，那信使带回荣禄行辕来的另一封信，以及给各国公使的几件文书。其中有一份给康格君的电报，据称来自伍廷芳公使，显然是与那封要把消息告知「来人」的电报相配的。这件事有些蹊跷，不过康格君用密码简短地复了，说使馆被枪炮攻击已一个月，若不速来救援，恐有普遍的屠杀。

这封电报错综的来历，很久以后才为人所知。伍廷芳公使一直坚称使馆是安全的。美国国务院自然要他拿出些凭据来，即久已沉默的康格君的一封电报。他为此所作的努力，便生出了那第一封「以消息告来人」的电报；而这便为康格君揭出实况开了路，使全世界看清了真相——或者说本该如此，只是「全世界」的大部分都从中看出一件拙劣的伪造，而国务院密码之被使用则是一个无从索解的谜。单这一件事的往来文书、社论与后来的解释，便可以装满一小册子。

今日有一个年轻的法国学生在停战期间不慎走进中国人的街垒，被中国人扣住，作俘虏送往总理衙门。人普遍以为他要被用刑逼供，随后被杀；然而他来了一张字条说自己受了善待、还饱餐了一顿，这些阴郁的忧虑便稍稍缓解了。近晚时他被送了回来，想必因这场在中国使馆被围期间试验停战之约的鲁莽尝试而长了些见识。

如今告示板上另辟一处专贴「军中通告」，今日所出的一则命令：枪眼不用时须用砖堵住；要查看外面的动静，须用镜子。人以为这办法若从一开始便施行，许多性命本可以保住——因为一切作战之人的勇气都远过于他们的谨慎，而谨慎似乎被人看作有失体面、有失本行的规矩。然而近来的伤亡既这样多、这样重，便不得不用上一切防护之法。

下午有报告说：东交民巷上俄国人防线以西正在筑一道高街垒。人备了一张大告示，用中国字警告说：若筑街垒，便要向做工的人开枪。那工程不顾这告示仍在进行，于是万国炮被派过去与中国人理论；这一下，加上许多步枪射击，暂时把工程止住了。

交战一停，中国兵便显出要爬过他们的街垒、涌进我们街垒里来的意思；这是件麻烦事，因为不宜让他们就近查看我们的防御。王府那边有七个人这样进了一道日本人的街垒，随后有一个中国的下级军官出来要人把他们还回去。日本军官答说他不会杀他们；中国人便做戏般地答道：

「他们在停战旗下自己进去的，怎么会杀他们？」说着便摆出一副戏台上的架势，对日本人的枪毫不理会，直到那几个人回去为止。

七月十八日，星期三。——整夜只有五发步枪；二十四个钟头之内一颗炮弹也没有射进来。然而甘沛澍君仍在英国使馆西北角的反地道沟上拼命做工，对停战、休战或停战旗一概不理，非等外国援军到了不可。据报武装的拳民在城里到处自由游荡。南马厩以西，没带兵器的中国兵爬上他们的街垒扇着扇子，向望着他们的我们的人行礼。俄国人向他们放了一枪，他们便迅速不见了。在对付中国人上，停战之时在某些方面比公然攻击更磨人。「你一张口，他就顺着你喉咙下去了。」

十点钟派那名回信的信使去衙门，同去的还有两个人，是指望能买些东西以打开门路的。因未得准许，他们又回来了；在这件事上，看来「贸易随国旗而行」并不成立。人又重申请中国人约束他们的兵不要到我们街垒上来。又有新的传闻说中国政府已去请李鸿章。有一名美国水兵从城墙上来，报告说他们终于得以把那些在日头下晒了好几个星期的中国兵尸身埋掉了——那些尸身已使在那里站岗几乎无从忍受。他报告说：在我们街垒以西埋了二十八具，在我们与德国人之间的东边埋了二十三具，在墙下的地面上埋了十八具。有一位中国军官说：戴毡帽的那些人（美国人）已杀了他三百名兵。

下午两点钟左右，有一件事引起轰动：日本人六月三十日派出去天津的一个我们的教民回来了，带来了围城以来外面的第一个消息。不多时，他经历的如下记述便贴在告示板上：

「这信使从齐化门出去，经通州坐船往天津。他七月五日到天津，然而进不去城，因为城被中国军队围着。他绕过城门，发现程将军所部中国人扎在车站以北，正炮轰据着车站以南地面的一支日本军队。七月九日程将军战败；这信使七月十二日设法穿过日本人的防线，把日本公使的信交给日本将军。他在天津期间打听到下列几事：『聂士成已死。天津与外站的传教士都已回国。大沽炮台经两日攻击后被攻取。』七月十三日这信使离天津，由日本兵护送到红桥，随后由陆路回北京。在他到达之前，天津自六月底以来不曾得着北京的消息。」

日本公使西德二郎男爵所收信件的内容，贴出如下：

「一支混合师，计日本二千四百人、俄国四千人、英国一千二百人、美国一千五百人、法国一千五百人、德国三百人，将于七月二十日左右自天津出发救援北京。外国租界未被敌人攻占。」

这份干巴巴的摘要在解释上很不够，此外又补了些零碎的消息，例如总督裕禄自尽；大沽炮台被占（这早已知道）；以及日本人在天津与大沽之间恶战的伤亡详情。

在这样的情形下，每一个外国人都极其急切地想知道所收所发文书的内容，其效果于人人都可能关系重大，这是不足为奇的。对这种求知的天性，美国公使康格君是完全同情的，凡不是经约定明白不得公开的，他一概把要旨告知本国之人；然而在这一点上他是孤立的。别的人所告知的或者只是一个小圈子，或者更多是任它经由总委员会那个吸水性极强、却往往全然不能令人满意的喷雾器渗出去。

今日窦纳乐爵士在城墙上美国人与中国人的街垒之间会见了一位中国的统领，就停战的条件达成了谅解。这些条件后来写成文字，转呈大学士荣禄——据那些与使馆打过交道的人说，他是政府里当权的人。

其结果是：下午四点钟左右，一位名叫文贤（或文瑞）的蓝顶子官员从总理衙门来；几乎所有的公使都出了英国使馆正门去见他——这一举被人正当地指为有失身分，尤其因为这场会见毫无结果。贴出的告示告知被围者：荣禄因另一封给他的信里提出「若派一位负责的官员来使馆，通消息便可便利」，遂派了一名衙门的章京来。他没有特别的信，只答应去看看能否弄到《京报》，并开一个卖冰、水果、鸡蛋之类的市；又答应去查明能否代各国公使向他们的政府拍电报。他提到一件人人一个月前便知道的事，即电报不通；并表示中国政府对拳民所为之忧虑——中国与各国之间全部的为难都是拳民造成的。他报告说北堂那里并无事故。

后来才知道：这位衙门章京曾奉上谕被派为拳民的首领之一，这便含着他与拳民同心之意。在这样的时候选这样一个人作使者到使馆来，实在是一种有意的侮辱，不过那时无从知道。这一情形倒说明了他何以神情紧张而窘迫。

七月十九日，星期四。——如今我们界内太平无事，不再像从前那样有战事之警可记；被围者的心思也从炮弹与子弹转到了鸡蛋与西瓜。已通知中国人：已向欧洲各国军队下了如下命令：（一）非受攻击不得开火。（二）凡筑街垒的兵，一律开火。（三）凡持械离开使馆附近街垒的兵，一律开火。（四）不持械送信之人不得开火，惟其数不得过二人。若过二人，便向他们头顶上放枪。若再前进，便向他们开火。

停战期间，一切可用的人力都用在加固防御的薄弱之处上。我们不容中国人筑新街垒，也不容他们不受干扰地修旧街垒，然而我们自己正在做同样的事。这是因为他们只要退开几丈便安全了，而我们是在为性命而战；若被他们狡猾的和谈之言所诱而疏忽了防御，那可能就是我们的覆灭。鸡蛋的供应何以一直少得可怜，是难以理解的。

七月二十日，星期五。——与昨日一样，夜里只有几发零星的枪，人人都享受着这难得的清静。总委员会那位不知疲倦的主席特克斯伯里君，把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设法开市上，然而所成甚微。卖鸡蛋的人似乎怕挨枪，不过有时兵丁在袖子里带些进来。这些蛋不论好坏一律每个墨西哥银元四分，在食物处以欠条或付款的许诺支付——那些欠条似乎是由汇丰银行的经理所出。就连那家气派而慈善的机构而言，这似乎也是一个新角色，尤其因为人普遍明白：这些欠条永不必兑现，而将由那位父母般、如今已负债甚重的中国政府来付。

援军里俄国人何以占压倒的多数，人议论纷纷。许多人以为几乎可以断定：俄国暗地里怂恿中国去煽动拳乱，指望把外国传教士从华北——据推想俄国人已把那里划作自己的禁脔——清出去。他们或许曾向中国人耳语说：「我们在自己国里不容这些传道之人；你们在自己国里又何必容？」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不过是装在瓶子里的月光，尤其因为俄国人在许多方面损失之重不亚于别国：他们的银行、他们的使馆、他们的教会总部与他们的坟地，都与其余各国一样受了害。

在我们防线之内的翰林院北部挖了一道深壕，以防中国人挖地道与突袭。工人在这里挖到了一层像是软石之矿的东西，形如炮弹，多半本就是备作此用的。它们大小不一，看来是在一块大石上耐心磨出来的，那石上的沟槽清晰可见。它们是在很老的树根之下很深的地方发现的，数目极多。人人都在带走几个作样品，而存量还未取尽。今日所用的翰林院各院究竟有多老，无人能说；不过按中国的纪年之尺来量，它不可能算古。学生宿舍后面那道反地道沟已挖到房子的地基；地方虽然有限，人以为还是继续为好，因为那一点被挖地道的风险很大。

如今射击既停，人便有闲去四处看看此前攻击的结果。除北京饭店之外，德国使馆看来比别的建筑受害更重。译员柯达士君的住宅有些地方被打得粉碎：有几发炮弹进去时开的洞有一顶帽子那么大，出来时留下的却有一只斗那么大。楼上一间屋里一切都被打成了木片；一只五斗橱成了碎块，而镜子竟未损。炮弹从三个方向不断落在那里。有些屋顶只是白铁的，那可算不上防弹。一所住宅的门廊眼看要塌，再来一发炮弹便要倒。然而炮弹虽多，似乎没有人被它们打死，死的都是被子弹打死的。德国兵五十名之中，已死十名，十三名重伤，另八名轻伤。附近那座新的俱乐部房子损坏不大。旧的一座已被烧掉。

北京饭店的经理沙蒙君说：中国人正在他附近拼命挖地道，那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他已费力地把他那地方门前东交民巷底下的大阴沟反挖了很长一段，并预备用乙炔引爆一个地雷。他以为守他这座饭店堡垒的人永不会被赶出去；而它显然是防线之内防御最坚固的地方。

目下他们每日为一千六百六十二名天主教教民磨粮，此外还为奥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与俄国人磨，还要为饭店的客人磨。他从公共的麦子里分得一份，每日烤三百个面包。磨面的活昼夜都用着许多牲口；据说其中有些骡子本是皇帝师傅徐桐的产业，他的家就在附近。在那场普遍的大火之中，他的房子与别的房子一同被毁了。这饭店的上层比德国使馆毁得更彻底、更遍及各处。

若说这各样攻击有哪一个风暴的中心，北京饭店便是。沙蒙君与他勇敢的妻子处处都在一起，从不曾有一次弃了自己的地方，虽然它不断被炮弹打中、还着过好几次火。中国人的旗与街垒似乎离他们只有几丈远。在饭店里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把射进院里的实心弹与炮弹仔细记了账，收得最多的一天有一百二十四发，到此为止共四百八十七发。楼上的卧室被打成了尘土与碎片，全然是一片废墟。

在整个炮击之中，为守卫者磨粮之事一直不曾间断，因为磨粮的房子低矮，不容易打中。为守住这地方所做的工极多，人人都以为奇。正门口通常挂着多至七面不同的旗，最大的一面是美国旗，以示对东主夫人的敬意；此外还有丹麦、爱尔兰与瑞士的小旗，合起来成了一个极其触目的靶子，直到最后都不屈地在敌人面前招展。沙蒙的车在有限的范围里不停地跑，也插着一面法国旗；然而它似乎有一种不被打中的法术。

上午有几名义勇兵出去到运河岸边埋那些久已碍眼可厌的死马，回来时带着好几筐大小不一的炮弹，约有四十颗。

法国使馆因地雷爆炸之后的大火而毁了很大一部分。那一次攻击中，墙上被轰开几个大口子，中国人便压上来，烧了三所住宅。火焰把法国人迅速逼退到如今的位置。当时守卫的约有四十人，单在一个枪眼上便死了四名水兵。有一发炮弹从圣母像上方射进礼拜堂，那个洞已被用作枪眼，虽然不很够得着。那些街垒给人的印象是全然不够、几乎当不起街垒之名。法国人若再退，下一道防线便是沙蒙那座攻不破的城堡了。据报法国水兵已死九名，连平民算上共有三四十人受伤。

下午，英国使馆正门外搭起一座席棚以接待官员。当日稍晚，棚子还没搭好，昨日来过的那位衙门章京又来了，带来衙门给五位公使的七封信——这是围城以来该处的第一件文书。康格君有一封电报被退了回来，那是他送进去指望能代发的；然而衙门推说：若为一位公使发，便须为所有的公使发。

毕盛君收到一封从巴黎来的密码电报，没有日期，然而不会晚于巴士底日（七月十四日，是授勋之日），通知他被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并告知大沽炮台已被占领——这件事我们正慢慢开始信以为真。还得知中国政府已训令他们的公使各留原任，「与驻在国政府保持和好」；而法国政府把护照发给中国公使时，中国政府的答复是重新任命他。

在一批盖着总理衙门印信的文书里，向德、英、日、俄、美五国代表通报了致女王、各国皇帝或别的元首的电报之文。其大意相似，只有若干不同，性质是为中国所陷的困境求助。那道令军机处把电报转呈女王陛下与各国元首的谕旨，日期是七月三日，显然是为了不被误认作因大沽炮台陷落与随之而来的交战所生的恐惧之下的言辞。然而正是那一天，使馆遭到过一场格外猛烈的炮火；而前一天还正式颁过一道谕旨，令各处驱逐传教士、逼教民悔教。

在与此同时收到的另一封信里则声称：民间的仇恨如此凶猛而不可制，非毁灭使馆不足以餍之；因此力劝各国公使动身往天津去。他们若留下，一切祸患之责都被推在他们自己身上。此外还收到衙门一份正式照会，告知窦纳乐爵士：已有口谕一道，说天气既已炎热，使馆需要水果蔬菜，应即送去。「兹送上蔬菜四车、西瓜四车。」这一番战争与西瓜的奇特配搭，还附着庆亲王、端王、王文韶、启秀、徐桐、崇礼、赵舒翘、吴廷芬、许景澄、溥兴、那桐、联元与袁昶——总理衙门全体大臣——的名帖。

对庆亲王等那封又一次力劝各国公使迁往天津、并详述大局的信，所复之意如下：

来文说中国有一场无从控制的大动，排外之情已到非毁灭使馆不足以餍之的地步。既然中国政府有意给予切实的保护，这话是难以相信的。不妨颁一道上谕，说明各国使臣是宾客，务须容他们安处。至于所议前往天津，那便意味着邦交已绝。万一有何不测，加在中国官民身上的灾祸将难以言状。中国公使在别国仍在其任上。使臣往天津并不安全；因为在这里尚且不能保护他们，路上又如何能保护。来文说贵方不能为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之祸负责，然而中国政府是无从卸责的。

下午，一名派出去买《京报》的信使带回了一部分，分发去翻译。今日是关帝诞辰（六月二十四日）；人怕那些主使拳民的神灵或许已把它定为重新攻击的合宜之日，遂下令加倍警惕。随着通商之门开启，那串在一株小松树上挂了好几个星期的铜钱，不见了。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夜里几乎没有枪声，虽然有人放了几挂爆竹为武神关帝庆诞。如今人以为：中国人昨日既没攻我们，或许要到援军到来之前都不会攻了。

如今鸡蛋多些了，然而仍旧太少，只卖给妇女与孩子；缺得极狠时，还要一纸病症的证明。

昨日出去的信使说：兵丁断言他们已有三四千人被我们打死；而法国使馆被攻的那一夜，有二十辆车运走尸身。据说东便门上架了三门外国炮。中国人三天之内要从他们现在的位置移开，不过或许是移到离我们更近的位置去。

下午又来了几封衙门的信，其中两封给赫德爵士，一封是问候他的健康，并对他房子被毁表示惋惜——写信的人刚刚听说此事，而那是一个月前发生的。

二十围城中的生活

对人工的需求是四处叫嚷、无所不在的。使馆的仆役有许多早已逃走，须另找人补缺。众多的管家人人都得配上一班厨子、堂倌与苦力；医院须有一班人随时听外科医生调遣；有许多马要喂要饮；扫除与别的清洁之工是断不可缺的，而且与烤面包、洗衣一样，不容雇工时有时无地短缺。有些受过教育的中国基督徒，像中国的士人一样，不惯于也不宜于做力气活；然而一切等次、一切样式的才干终究都被用上了，尤其是能说英语的人，可以当信使、通事或监工。有一小部分人对出力做事怀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慢性的不情愿，然而不久这些癖性便按其实在的分量得了处置。

当那些接连不断的用人之请头一次须要应付时，有许多天是一片混乱。且举一件实事为例：

一天晚上九点钟，肃王府里统带日本人的柴五郎中佐传令来要十个人、五十条沙袋，即刻就用。管事的弄到了袋子，却只找得着四个可用的人。他于是叫醒另一位先生；那位先生本被派在一个全不相干的委员会里，与眼前这件急事并无关系，然而出于公义之心便来帮忙。到了王府，这位先生才知道柴五郎中佐已从近旁的天主教教民那里得着了所需的人。

与此同时，城墙上的美国上尉来了一张条子到英国使馆，要二十个人把东街垒的西墙加高，因为中国人的西街垒正朝那里打枪。

管事的免了一个孩子的工——他太小，搬不动墙上那些大砖——便打发同一位好说话的替工带着手头的三个人去帮那一队常驻美国使馆备急的人；然而这一回，那一队人恰巧已做了一整天工。他到了那里，下令之人已换了班，接手的人全然不知有什么要人的事，只告诉带工的说：那件工程已议定推到天亮再做，那时做得更好。这位临时的帮手、管事的与那几个中国人，这才得以去睡这一夜剩下的觉。

或者法国人来了传唤，要筑一道要紧的街垒。找不着人，因为夜已深了，而工市——尤其是自由的工市——这时候一般是关的。到王府去一看，见有许多中国人躺着，然而个个都有一样自己珍视而且危险的病。一个是缠绵不去的泻肚之患，另一个一瘸一拐地表明他小腿断成两截，据他说骨头相摩之声清晰可闻；然而在那位外国查验者训练有素的耳朵听来并非如此，他不久便查明这人到底还是能走的。有些人是该免的；不过渐渐地，大人加上孩子，这一令还是凑足了，被派去做工。

管事的刚回到使馆，在一整天从混乱中理出秩序的疲累之工后正要上床，又来了一请：要十个人立刻去翰林院通宵做工，筑一道新的要紧街垒。除了管事的没有人能把人找来，对别人的传唤他们也不应。于是又得往王府去一趟，提着灯笼挨间屋子进去。黑暗里，隐约可见炕上一个个黑影俯卧着。在这里又重演一遍拉夫的过程，末了凑齐了所要的人数；然而在穿过那么多院子、又在黑暗中过御河的路上，十个里逃了三个，而他们既不识得，也就无从追认。到后来，每个人的号码不但登在册上，还缝在衣裳上，这样逃工之事便不可能了。

半夜前后，只听得一阵大闹与愤愤的争执。那疲乏的登记员被从睡梦中叫醒，有人急着要十七把水兵用的短铲，说别的使馆里什么人立等就用。费了一个钟头的力气，把前一天已知动过土的地方一处处走遍，找着了几把；然而送进去作为所要之物的一部分时，却被退了回来，因为它们没有奥国铲子那样的锯齿边。在重新搜寻中，每一处可疑的地方都提着灯笼走近去。

「把那灯灭了，」一个哨兵喝道，还加上几句重话。他被告知：这场搜寻是奉公事之命而行，非找着所要之物不止。

到了后来，登记员的差事上又添了一项舰上军需士的职分：工具但凡能收的，夜里都得收回来，存在钟楼旁边的一只箱子里。铁锹、铲子与镐子，本来的存数少得可怜，而要用的人又普遍而且急迫；一经中国人漫不经心地使用，把柄都折断了，便成了废物。副登记员后来在他许多别的职分之外又添了一项：总修理匠，尽力补救那些浪费的苦力所造的破坏。中国木匠一直忙着做把柄，铁匠也一直忙着把铁条打出尖来当镐或撬棍使。

登记之法既有条理地演进，院里每一个中国人便不但以名为人所知，也以他的名声为人所知；较好、较踏实的工人几乎不用或全不用监管，懒的、不中用的则须不断催促。每人发一张只当天有效的票，凭它可领一顿或两顿饭，看做工的多少而定。做完了工、吃了饭，他便回王府他家里去。等到王府大半失守、不得不把新教教民移到御河与美国使馆之间那些空房里去以后，找工的事就快便得多了。可能有夜工的人便留在需要他们的院里，在那里也逃不掉。若住在王府的人在使馆的工上偷懒，他的通行票便被收去，便出不去回家；这一罚通常十分够用，因为一家的口粮全靠他。

有些中国人或幸运或有远见，自己备下了口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立。有一个孤例：一个略识字的人一味不肯做工，屡次警告仍不听，末了被反剪双手绑在柱子上，非等他对军法与出力气、与口粮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见解有了实质的改变不放；而这在几个钟头之内便成了。

中国人到处磕烟灰、不管死活，逼得人不得不禁止在屋里吸烟。犯此禁的人被罚连着当二十四个钟头的差。有一件情节格外重的：某使馆的厨子被查出深夜里生了一堆危险而违禁的火，为的是看得见照看他的孩子。委员会的权威——经验证明它是公道而有益的——不论给个人带来多大的不便，对一切申诉都维持不改；不过申诉其实极少。该罚的人被派去做当时最急的工；若恰好一时没有这样的工，他们或许就暂且逃过了。

然而登记与供工之法无论怎样完备，同时要几批人而人又不够，总不免使军务的进行屡屡卡壳。譬如派了六个人去翰林院筑工事，而正在此时一堆沙袋在一场大雨中从医院窗口塌进阴沟里，把水路堵了。这六个人便从轻的活被改派到急的活上去；然而半路上又有一个被叫走，去把一个妇人抬到中国医院去——那妇人是在格外危险的时候从王府过御河时中了枪的。

用人之急，逼得人不得不规定：凡有体力的中国人每天须为公家做两个钟头的工；这一条在仆役、女主人与管事的三方面都常令人不快。

对这一条征派——后来又添了一条，要把一家众多仆役中的一个或几个整天的工都交出来——有些雇主颇想力争。有一位先生起初在合作上极其卖力，到后来却要人去把他的私宅收拾好以防雨，再后来又要两个工去清理俄国使馆的院子。那位记性极好的登记员记得这位先生有两个仆人躲了好一阵子的差，便走到他厨房里把他们叫了出来。他们争辩说自己不在被派之列，因为他们不住英国使馆，住俄国使馆。

「一点不错，」答说，「你们正是要到那里去做工。」于是那位又诧异又觉得受屈的主人，便得着他自己的两个仆人，在他自己的使馆里做他自己的活！

被围的教民所做的工，常是又重又累，而所得的报酬无过于勉强糊口；然而一般都以中国人特有的耐心与坚忍做下来，其中许多人在外国人不倦的监督之下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有些还显出相当的技巧。

其实他们的行止几乎一律可佩。许多被围之人本怕他们会成为外国人背上的死重；然而不久便看出：他们是救别人不可少的凭借，若不是他们留在船上，没有一个人能得救。像一切随意聚起来的大群人一样，其中有些害群之马，也有不少半黑半白的；然而通例是：教民们在危险的境况里担着劳苦的差事，那份耐心的、不出怨言的忠实，是无可称赞得尽的。中国妇女，尤其是那一百二十多个女学生，在不断的攻击之下、在一次又一次从一处不安全的地方迁到另一处的当中所显出的镇定，也很可记。许多中国人领了枪，在枪眼上与那些有胆气、有军人风范的日本人并肩作战，竟得了他们衷心的称许。有不少人死在险要的位置上，另有许多人被那数不清的流弹打中，美以美会两位最好的帮手——其中一位是已受按立的牧师——同时倒下。

另有许多人死于疾病；大约有二三十个贫苦的中国孩子死于因营养不足而加重的病症。然而做母亲的以基督徒的刚毅担着深切的悲痛，对那被一切非基督徒的中国人牢牢信着的「命」不出一句怨言，反倒为自己仍然享有的种种恩典感谢天父。

每天都有中国人与外国人聚在草地上，查看那一堆日渐长高的衣物与别的东西——都是搬进使馆来的。这里正好详说一下处置没收之物的办法。众使馆所围的地面既广，便不免有许多与外国人、与拳民都毫无干系的中国人家，渐渐发觉自己被军队圈在了里面，进出越来越难，寻常的生计也做不成了。

日子一久，这些人家大多被局面吓住，趁还来得及便逃了，其中有些留下靠得住的仆人看房子。然而无数的住宅与许多铺子是全然空着的，铺子里有些还满满地存着各样货物，住宅里有许多家具陈设齐全。在那样纷乱的时候，许多铺子与房子不免要遭留下的邻人洗劫，也遭那些穷苦教民洗劫——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逃命时只剩身上穿的一件衣裳。

大家总聚到英国使馆以后不久，为了遏止漫无节制的抢掠、并使这些落到手边的杂物得着合宜的用处，梅子明博士被派为一个全权的委员。在网球场的草地上临时设了一个旧衣物的堆栈，像中国当铺的库房。有许多天，它供给了成百的中国人自用与养家的衣被，直到需要大致得着满足为止。然而许多中国人在做工时无法看管自己的东西，另一些人的衣裳在大雨中、或在潮湿的壕沟里与城墙上做工时毁了；这些都得重新补给，而东西仍不断收进来。外国人也从这同一处取用甚多，到后来这桩事的经管成了一副沉重的责任与操心。

沙袋的料子短缺时，中国妇女拆开许多棉衣，把袖管与裤腿灌上土，用来加高城墙与屋顶上那些防弹的土垒。为寻袋料，进过几十所（也许几百所）中国房子，然而没有一处是用强拿的。这些住宅有些已被人光顾过、大半掠空，另一些却是未经涉足的新地。起初看来与被围守军的需要全不相干的种种物件，到头来证明极其有用，尤其是一家铁匠铺里的工具，还有一尊绰号「贝齐」或「万国炮」的中国旧炮。有些弃屋是在仓皇之间丢下的，里面有华美的衣裳、成匹的绸缎、皮货、值钱的瓷器、钟表与古玩。这类东西在肃王府里找到很多。日本人的一道街垒大半是用装满无价衣饰的箱笼垒成的，那是当时最现成的料；这些东西全毁在泥土里、雨水里，或烧在火里。

住在肃王府的教民早早报告说：那里大约藏着数目可观的元宝银。这些银子被起出来，存在英国使馆的库房里，直到围城结束。有些铺子里还找到小炮，以及许多无从兑现的钱庄票子。有一回在一堆煤里发现约七十两银子；另有一些数目，无疑被中国人自己私自没收了。

东交民巷上两家洋行的东家决定弃了铺子，把能救的东西都搬进使馆。等到围困更紧，而去铺子的危险已由呼啸的子弹与一名工人被打死显明出来时，那家较大的铺子的东家宣告说：谁想拿剩下的东西，尽可以拿。这是一步不幸而失算的举动，它使抢掠在几天之内成了合法，又使烈酒普遍地流布开来，以致不久便出了一道命令：非得总委员会明白许可，任何人不得再去那地方。此后救出的东西一律交给一个军需处，凭正式的领单才发——这本是从一开头就该行的办法。

在那一段无从约束的无法无天短暂当权的日子里，人心之坏极了。许多穷中国人一伙一伙地用破碗吃饭，旁边或许还摆着一面镶着长毛绒框子的大玻璃镜，或是一只刻花玻璃的糖浆壶，配上一座大理石座钟。军需处所发的不只是食物与用具，而是凡到手的一切。围城经过的种种记录，都记在从那乐于助人的供给委员会申领来的簿子上，用铅笔或钢笔墨水写成。一个人只消把自己的需要说得够清楚，便可指望在情形许可的限度内得着供给；因为被围之人在最切实的意义上是凡物公用的。

告示板上贴着停战期间弄到的《京报》的译文；一连几天，那里都围着一群人，对那份独一无二的刊物上的言语显出极大的兴味。其中许多是几个星期前印的，然而有些极关紧要，而且大多是全新的消息。

其中最要紧的一件，是德国公使被害的次日所下的一道上谕，而意味深长的是：它对那件事竟只字不提。它是一扇窗子，从中可以看见国际交涉的中国这一面。其文如下：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中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孰意三十年来，恃我国家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

「朝廷仍不忍即申讨，故一再降旨保护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

「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披猖。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衅端如此。

「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旁午同仇。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大小臣工，无不同心；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此凶焰，张我国威。」

《京报》六月二十一日所载的另一道上谕，表示朝廷欣悉直隶总督裕禄所奏该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天津各战之捷，并对拳民大加褒奖，说他们不曾要国家一兵一饷而立了大功。日后当予厚赏，他们仍须继续效忠。上引各谕的措辞，正是皇太后对拳民那种两面之言的绝好样本：他们是坏了条约之人，屡经申饬，此刻务必解散；然而隔不几日，他们又成了忠义爱国、无愧于将要赏赐他们的皇太后的人了。

六月二十四日，令户部拨米二百石交刚毅，分给拳民作口粮。同一天还有一道上谕，如前所引，说义和团——此时已称作「义和团民」——散在京、津各处，理当也必须为之设立统领（换言之，即明白而完全地承认他们已在中国政府雇用之下）。于是派庄亲王与协办大学士刚毅总统其事，派英年为左翼统领，载澜为右翼统领。谕中说：义和团众人皆各尽其力，皇族亦不可后人，当同雪此仇。朕深望人人所愿皆得成就，切不可稍有懈弛，此为至要。

二十七日，谕令裕禄收复大沽炮台，阻外国兵北上；并令拨银十万两分给畿辅各路军队，另拨同数给协助他们的拳民。

这几个星期里，奏折与上谕中屡屡提到那种普遍的无法无天之状——那是纵容不负责任的百姓、以及兵丁去报仇的结果。即便别无佐证，单这些文件也足以显出：京城与近郊正处在恐怖之下；对此，无论言官还是皇太后本人，都有过许多申斥。

然而祸事总被归在那些假托义和团民之名以行抢掠杀戮的人身上；奉旨严办的也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作为一类的拳民。七月二日又出了一道要紧的上谕，在它的庇荫之下，杀尽一切外国人（传教士并不例外）、灭尽一切不肯悔教的中国教民，成了一桩本分。

「自各国传教以来，各省民教积不相能者，往往而有。此皆由地方官办理不善，以致激成衅端。推原其故，教民亦朝廷赤子，其中未尝无善良之人；惟为邪说所惑，恃教士为护符，遂至多行不义。执迷不悟，民教之仇遂结而不可解。

「朝廷方谕令义和团民各尽忠义，共御外侮，务使举国同心。既知教民亦系朝廷臣庶，岂忍令其自为一类，自取覆亡？倘能革面洗心，未尝不可使之脱于网罗。著各省督抚一律饬令地方官出示晓谕：凡教民中悔悟前非、自行投首者，准其自新，既往不咎。并晓示民间：凡有教民居住之处，准其赴地方官呈报，均按日后另订之章程分别办理。

「现在中外已开兵衅，各国传教士亟应一律驱逐回国，毋令逗留滋事。惟沿途保护，务须妥筹办法。著各省大吏将所辖地方情形详加察访，迅速妥办，毋稍疏忽。将此通谕知之。」

下这道上谕的人，无疑把它看作一场长久而胜负未卜之争的圆满了结：中国只消把羊毫笔一挥数下，便抹去了过去的四十年，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七月九日，李鸿章被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而中国的当政者此时已把那一带的通商灭绝净尽了。在李到任之前，由前任总督裕禄与庆亲王商办应行之策，并告诫后者不得推诿职守。

七月十二日，在天津一带作战的聂士成因战败失机被严加申斥，革职留任（中国人所爱用的一种处分）；而在同一道旨里，又提到他阵殁于行伍之前，却不加一语评说。

七月十五日，护理山西巡抚引述六月二十日下给各督抚的一道上谕，其中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务须筹画守卫疆圉之策，以防外人侵夺之谋，并饬速派援兵赴京，毋使宗社有失。」

三天后又出了一道上谕，把国际纠纷的另一面摆了出来，再次提到日本使馆书记生被害之事，并第一次提到德国公使被害——那已是将近一个月以前的事了——而对其情形却小心地一字不露。

到这时候，天津失陷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事变的压力，在北京已深深感到；而皇太后左右之人的争执也到了顶点。

「此次中外开衅，实由民教不和而起。大沽炮台被占，我不得已而应战。然朝廷并不欲轻绝邦交，屡降谕旨，保护各国使臣；亦已饬令各省保护教士。战事尚未大开，各国商民在我境内者甚众，均应一体保护。着各省将军督抚详细查明何处有商民、教士，仍按约章切实保护，毋稍疏虞。

「上月日本使馆书记生被戕，实出意外；此事未结，德国公使又被戕害。骤遇此事，朕心深为悲悼，自当严缉凶手，按法惩办。

「除天津战事外，着顺天府暨直隶总督饬令所属员弁，查明外国人有无无故被戕、财产有无被毁，据实具报，以便一并办理。连日匪徒焚掠杀人，以致地方大乱。着各督抚暨统兵大员，切实查明情形，会同弹压，务使秩序复安，并拔除乱本。」

二十一等待的日子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今日清早，有几个中国人从水门出去到外城买水果；然而稍晚别的人再去，便挨了枪，这个市面就此坏了。街垒上的工在上午十一点停了工，这是头一回办得到——此前多数的礼拜日，工比别的日子还急。

送信往天津的信使约在正午出发；那一包东西太大，他要求略略减小些，好藏得住。（对被围之人的许多友人来说，这名信使带出去的消息，是在几乎全然绝望之后的第一线光。）英格利斯医生夫妇的婴孩今日死了，天黑时下葬——他是围城中夭折的六个婴孩之一。

有传闻说：日本人——他们向来是外间消息最肯下工夫的搜集者——听说我们的军队沿河岸前进，已走了到北京一半的路。据说董福祥已失了势，手下的兵正从他那里散去；然而照另一些人的说法，他是出城去抵挡我们的军队了。中国人在翰林院新筑了一道街垒。有一个中国兵告诉某人说：如今围着我们的不过九百人上下。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昨日傍晚下起大雨，通宵未停。街垒塌了好几处；翰林院里一堵房墙忽然倒了，把义勇兵方才躺过的褥子埋在下面。北京的房子与中国别处的一样不结实，往往是用不比拳头大的碎砖，和上泥、再略略掺一点石灰，松松地砌起来的。其结果是：每逢连绵的大雨，四面八方都听得见墙倒之声——住在那些脆薄屋子里的人常因此有险。雨于沙袋是极伤的，尤其是那些贵一些的，本不是为受这样的折磨而做的。许多沙袋塌成了一堆稀泥。

今日清早，那个心神失常的挪威人趁着雨、趁着黑、趁着英国与中国哨兵的瞌睡，翻墙逃了出去，一心要赶快落到中国人手里——只怕他在那里的境遇不会像他所指望的那样好。据说中国军队的人数虽似减少，他们却在筑新的街垒。昨日他们从一处工事放了一条狗到我们的工事来，嘴里叼着一封信——这便是北京如今所剩的全部大清邮政了！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夜里极热，许多人睡不着。日本使馆参赞楢原陈政君死于破伤风，外国人与日本人都深以为惜。他素有极通中国之事的名声，人人都喜欢他。昨夜北堂那边似乎遭了一场狠攻，听那边不断的枪声便可知道。城墙上的苦力在街垒上做工做到九点多，中国人开始朝他们打枪，工便停了。

虽有「停战」，枪还是照打；今日王府有四个中国人受伤，还有一个意大利人。英国使馆正门的防御工事上搭了一个席棚，免得被大雨毁坏，而中国人只放了一枪。

天黑以后贴出告示：柴五郎中佐见了一个中国人，据说外国军队十七日占了杨村，十九日打了一仗。据说董福祥军中有一百五十名伤兵被送到北京，外国军队离杨村这一边四十里。康格君与许多别的人都不信这消息，因为照军队在路上的日子算，这进兵太快了。

七月二十五日，星期三。——约在半夜一点，我们被接连一大片枪声惊起，主要从蒙古市那个方向来，像是又一场攻击开头；然而不到五分钟便全过去了。据报昨日一个日本人打死了一个正翻过他自家街垒的中国人，中国人便报复打死了一名中国教民，日本人于是还击；中国人跟着打伤了一个意大利人，一名英国水兵便把开枪之人打死了！

两天前有传闻说保定府来了一支大队中国兵，不久要攻使馆。如今又说有军队从西苑开来，将在北京的两座城门分作两路。有传闻说近日有人想炸北堂，然而没有成，至少大教堂未受损。那个一直给日本人送消息的中国兵如今又告诉他们：二十四日在蔡村与河西务之间打了一仗，从正午打到半夜，此后中国人退守河西务。

白天有一面停战旗送了几封信到德国使馆。其中一封是「庆亲王等」给窦纳乐爵士的，说各国纷纷向中国政府询问各位公使是否平安。中国政府愿意把各位公使的复电送出去，然而其中不得有军事的内容，而且须用明文，不得用密码。另一件文书又一次提出把使馆迁往天津的主张，指出乱民日多，难保没有意外之变（其实意外之变早已有了）。行路是一时的，安居是长久的；而且可以派出护送，使这一程路万无一失。中国并不想打仗。有什么法子可以止战？不如到天津去了结此事；因此请各位公使收拾行李，定下日期，以便预备车马。

有一个扮作算命先生的信使被派出去，带的还是上一批信的副本。那个被派去买《京报》的人回来了，路上颇经了些麻烦与危险，因此得了五十两的赏。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夜里只有几发零枪；那一夜极热，接着的一天也一样。那个扮算命先生的信使到底没能出去，因为他对自己行头的某些细节不满意。起初他的文书卷在一把旧伞的柄里，然而这被人指为太明显；如今他正琢磨换一身装束，改日再试。

日本人的「兵丁消息局」（如今已成熟为「董福祥的一名亲兵」）今日献上最新的消息。昨日河西务又打了一仗，打到下午三点，中国人死伤一千二百。中国这一路有兵五千、拳民三千。据说李秉衡已到北京，那个把各位公使遣送出京的主意被认为出自他。到了下午，河西务那一仗又被改成早六点开打，中国人被逼退十里。同一路消息还说：有四千八百人从西边开来，又带着九尊炮去会合中国军队了。

康格君对这些消息一概全不相信，然而别的许多人都给予有保留的相信——「打着了是鹿，打不着是犊」。

夜里不断有零星的枪声，表明我们被人看着；不过我们这边没有回枪。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昨夜凉快得多。早饭后有传闻说：有一个人从通州来了，还是那个来过许多次的人同来的，带来一个消息：中国人打算在通州作最后一战；万一在那里战败，朝廷便退往陕西省的远都西安府，据说为这一行已在征车了。

那个要扮算命先生出去的信使第二次动身，又失败了。头一回他被人从墙上缒下去，碰上中国兵，便假称自己是奉派去查他们的营的；然而他们告诉他：没有腰牌到不了那里。于是他扯了扯绳子，又被拉回墙上。第二回是在王府东门，他发现自己四面都是街垒，便害怕了。

今日正午他试了第三回。他弄到了一身拳民的装束，却全然用不上。有两个兵愿意送他出去，一个给另一个作保。作保的留在我们看管之下，另一个把信使带出去几里地。分手时，信使把一小段外国女子的发簪交给他作凭据，那是留下作保的人不知道的记号。那两人拿这发簪作凭，证明他们确已照约把人安全送到，便得了十两银子。信使带着十三封信，说好到了天津再得二百两。（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番周密的预备比白费还糟。此人可靠与否本有一点点疑问，然而并未受到认真的怀疑。他出了城以后，他哥哥劝他要么干脆自尽，要么到庄亲王的行辕去全盘招供，这样便可免于处分。他照办了；那十三封信全被送到总理衙门的译员手里，不久便在朝中传阅开来——其中不用密码的那些，无疑很令他们开心，正如此前许多封信已经令他们开心过一样。）

各国公使昨日又开了一次会，商议用怎样一套稳妥的言辞去答复庆亲王与他那班「等」，好把这件事尽量拖着，而说得尽量不确定——这一项本领，据说外交的训练足以使人人臻于完美。关于用明文拍电报一节，今日答复说：任何政府都不会收这样的电报，任何公使也不能发，因为那不合成例，因此正好败坏了所提出的本意，即把各位公使的处境告知外间。再者，说各位公使的眷属平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已受了五个星期的围困之苦，又缺惯常的食物。至于不许有军事消息一节，这是容易办到的，因为各位公使对军事的情形一无所知，因此断无发送那一类消息之虞。

那名日本人的兵探告诉他们：荣禄有五营兵在北堂，两营在皇城后门，三营围着使馆，另有三营已开去迎外国军队。为朝廷迁移，已向宫中征车二百辆，又为董福祥将军征了七十辆。

今日有一个打老婆的中国人，在钟楼附近被套上一面小小的轻枷，枷上写着：「此人殴妻，现受此罚。」大部分时候他四围围着一群好奇的人，外国人与中国人都有，都把这当作新鲜事；其实有理由认为这是中华帝国有史以来的头一桩——不过对任何事情下这样的断语，无疑都是鲁莽的。

下午有一件事引起轰动：给各位公使送来了红名帖与大批水果等物，另有一份是单给赫德爵士的。这批食物大略清点如下：瓜一百五十个，黄瓜一百条，南瓜一百个，面粉一千斤，鸡蛋五百个，冰二十四块。对于要不要收这些御赐之物，这一次和别的几次一样，意见大不相同。有些人无论如何不肯沾一点，主张退回或谢绝。双方争辩甚烈；甚至有一群女士推举代表，向其中一位公使呈文，反对接受这样包藏祸心的赏赐。

不过有一点是并无异议的：那些面粉一点也不可轻用，至少得先在狗身上试过——这个主意是中国教民的代表提出来的，人人都以为然。它被搁在一旁，留到万不得已时再用；直到救援的军队到来也未曾动过，后来用了，也并没有显出什么坏处。这些礼物和从前一样，只回了一张收条了事。

庆亲王那一伙经窦纳乐爵士转给各位公使的一封信里说：据报使馆界内教民甚多，而地方甚小。外间的民情如今已平静，教民尽可以送出来，令其各操旧业，不必疑惧。请估计其人数，并定一日子送出。

窦纳乐爵士认为不值得去问一问这些教民：他们是否愿意离开唯一的避难之所、以便利对自己的屠杀；对这一封憨直的来文，一字未复。傍晚常有人聚在钟楼周围唱歌。

有几首关于围城的歌被编了出来，很受欢迎。俄国人唱他们优美的国歌，德国人唱《守望莱茵》，英国人唱《天佑女王》，美国人唱《星条旗》，彼此极为融洽。

信使报告说：有一个外国人被中国人拿住了，样子极其狼狈肮脏。我们认出那是逃走的挪威人——我们二十五日曾为他写过一张询问的条子。据报他被带到荣禄的行辕，荣禄审问了他，随后把他送到顺天府尹的衙门，如今在那里。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今早宰的两匹小马，查出肉里已被一种寄生虫（丝虫）占据，肉不卫生，而且危险。中国人从不因这一类小事却步，那肉便送到王府去了，另换一匹小马给外国人。

七月四日夜里扮作乞丐派出去的那个小伙子回来了，引起轰动。他带来一封给窦纳乐爵士的信，是复他四日那一封的——那一封详述了到那时为止围城的情形、死伤的人数，并说中国军队自六月二十日起不断向使馆界开火，使馆处境艰难。

这封从天津来、由英国领事所写之信的内容，贴在告示板上，如下：

「天津，七月二十二日。四日来函敬悉。现已登陆之军二万四千人，在此者一万九千人。盖斯利准将预计明日抵大沽。俄军在北仓。天津城已由外国管治，此地拳民之势已破。若贵处粮食可支，则途中援军甚多。女眷几已全数离津。——加尔斯。」

这封奇怪的来书，越琢磨越觉得离奇。对于处在连绵围困之中的人来说，唯一性命攸关的问题是几时可望得救；而在这一点上，此信不但一字未及，措辞还含糊到不知所云。连可用的兵有多少也成了聚讼之题；而全篇的顶点，是那一句奇特的消息：「若贵处粮食可支，则途中援军甚多。」这便自然而然引出一问：万一窦纳乐爵士发觉自己的粮食支持不住，那些军队又将如何呢？

直到很久以后人才隐约知道：写信之人的善意，是要把一个事实遮起来——他以为那事实会把被围之人压垮：眼下解围一事全无指望，他们不如就这样将就着过。

那送信的少年报告说：他七月二十三日离开天津上游的红桥，夜里睡在杨村一个火车头的锅炉里。那里的铁路桥还没有毁。那一天他只见着中国步兵——大队在天津以西八里的北仓。

他在那里没见着拳民。二十四日夜宿在河西务附近。那天他见村里有成群的拳民，路上却一个也没有。到马头时河水正涨，泊着许多船，走的却少。二十七日他到了北京的沙窝门。沿河的电线杆与电线全没了，铁路处处被扒开，铁轨或被埋掉、或被拿去打拳民的刀。往天津去的大路却好走。各处庄稼看着都不错，村里人照常在种地。每一个村子里都有拳会的组织。

这名信使离开天津时，外国军队还没有推进到防御墙以外。天津的各衙门都被外国军队占了——以日本人为主。拳民已全从天津前敌撤走，因为他们在阵上吃了大亏。中国兵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从前吹嘘刀枪不入吹得那样大，如今却这样逃。

日本人所买的那名董福祥的亲兵告诉他们：二十六日在安平「打了一仗」，中国人死七百，队伍退往马头。如今为了把这位亲兵专家所报的日子与那位信使少年显然可靠的消息调和起来，人编了一份军事合参如下：

董福祥将军麾下某兵所报诸战摘要：蔡村之战，七月二十四日；河西务之战，七月二十五日；安平之战，七月二十六日；中国军队在马头，七月二十七日。那信使少年报告说：他二十三日宿杨村，二十四日河西务，二十五日马头，二十六日于家围，二十七日北京。这样看来，两说之间并无实质的抵牾。

皇太后有意出走的话，除那名兵探之外，另有四个人证实。昨日试了一试：请一位教民做些粗糙的补鞋活，请一位天主教的难民修表。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昨夜北堂那边似有猛烈的枪炮声。清早，那个神智失常的挪威人被一队中国兵押到我们防线上，看去简直像一堆残骸。他被上过镣，说是把全世界的金子给他，他也不愿再经一回。渐渐漏出来的是：荣禄与别的人向他问了许多有引导性的话，可见他们对使馆界内的动静知道得很准。有一问是关于正在挖的坑的，多半是指防弹洞；另一问是关于中国人的枪炮打坏了多少东西。这挪威人把底全揭了，坦白说中国人打得太高；此后不久他们枪口便明显往下压了（被围之人的心气也随之往下沉），于是有人主张把这人当逃兵与奸细枪毙。然而较为持平的意见占了上风，从此他一直被看管着，直到围城结束。

有一名奥国水兵，在奥国使馆被弃时正在馆里做厨子；他说下令撤退的时候，他正在厨房里干活，全不知情，只当那枪声是拳民放的，没什么要紧。听见子弹呼啸，他才出来看，立刻发觉街垒上一个奥国人也没有了；他自己不久便中了一弹，两条腿都受了皮肉伤。他爬回卫队房，用自己的血把名字写在墙上，并说明缘由，免得死了别人也不知道是谁。见中国人没有进来，他便撕了衣裳，胡乱扎住伤口，在弹雨追赶之下爬到税务司那边的街垒。如今持平的旁观者都公认：当时弃守奥国使馆是全然不可恕的。

那位散布日中消息的杉君，在日本人防线外、开向税务司胡同的地方租了一所小房子，在那里收信、也从那里派信使出去。他那位亲兵今日告诉他：马头有中国兵二万五千人在等外国军队，而外国军队有三万人，昨日退往安平。

有一名派往北京西北昌平州的信使，碰见了从独石口来的难民。据说有俄国军队正取道张家口来此，然而从哪里来，是只有神明才知的一团玄虚。如今又断言说：北京的城门除两座外全用沙袋堵死了。

下午，中国人开始沿着皇城墙下过御河的那座桥的南侧筑一道新街垒。北马厩立刻看见并报告了。意大利炮被调上去打那些工人，放了几炮，直到那炮手（意大利人）手上中了一弹。

中国人的办法极其老练有效。一个人也看不见，只是时不时有一两块砖从墙角转过来，接着又有别的砖扔在上头，那墙便渐渐立起来了。有时忽然推过来一只装满土或砖的箱子，添在那道飞快长高的街垒上，仍旧不见一个人影。朝他们打的枪于中国人无伤，也一点没有妨碍他们做工。天黑以前，那道新墙已沿着整个桥头伸开；夜里便完工了，又高又牢。他们在别处许多工程也是这样做的；既有几乎无穷的料与工，他们便能在短时间里做出极多的活来。次日早上有位俄国先生说了一句话，人人都同感：「那道新街垒叫我很不安。」

又有一位打对台的信使刚从「某处」进来，告诉我们说：「两三天前」杨村已被外国军队彻底毁了，他们正在稳步推进。这一来又得另修一部《北京远征合参》，其中要费极大的脑力，而所得极不可靠。

弄到了几份《京报》，然而没有什么要紧的。七月二十三日那一期载着直隶总督裕禄与宋庆将军的一道长长的会衔奏折，把七月八日至十一日进攻外国租界的经过讲得含混不清。七月十一日的《京报》也有一道总督的同类长折。中国方面的损失承认很重，不过敌人的损失也「不小」。皇太后得着一个宽心的消息：海光寺的军械局并未坏到不能修的地步。后一道折子是在外国人最后那一次得手的进攻之前两天发的，口气远不那么有望，详列了眼前与将到的外国兵力；两道折子都把一件事说得明明白白：非有「大批援兵」不可。

前一道折子里有一段颇有意思，可见中国人在困境之下的方略：裕禄说：「臣已与马玉昆商酌续战之法，佥谓必先逼令洋兵退出天津租界，然后再图攻取大沽。此事臣已与马、聂、罗三统领商议数次，冀能收复大沽炮台。」有朱批准如所请（这也难怪，须知这是一个文武老鼠委员会所拟的报告，商议如何把一口大钟挂到几只现已占据我们阁楼的洋猫脖子上）。

同时刊出的这位总督的另一件附片里，他奏告朝廷说：「直省各处团民，先后到津，参与战事。现有静海县团首率团民五千人来见。观其体力强壮、心思明敏，臣已令其择地驻扎，听候调遣，并饬发给枪械口粮。日后如有功绩，臣当专折具奏。」另有一道上谕宣示：为奖荣禄诸多美德，特准其在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这一份体面，他没能保得多久）。

七月三十日，星期一。——御河上游那道新街垒，把两岸直到城墙的整条路都压住了；虽然明令禁止通行，仍有许多执拗的中国人偏要走那条较险的路而不走全然安全的涵洞，因此常有枪打过来。今早御河路上王府附近一所房子外边，有一名天主教徒被打死。有一名患疟疾的哥萨克今早误把十二分之一格令的番木鳖碱当奎宁吃了，费了好些力气才把他从毒里救过来。

那些从四面八方来的、永不止息而又彼此矛盾的消息，要消化、尤其要彼此对得上，实在极费人的脑力。以下是今日的一束：柴五郎中佐的信使说他二十九日晚八点离开张家湾（离通州三里）。那里从下午三点到八点断续打过，中国人死了许多。外国军队二十九日早上推进到马头，中国人带着约一万人退守张家湾。下午，一个从通州来的卖糖人——他本是被派出去做探子的——回来说：杨村有外国军队，这一边却没有。因为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消息，这人便被绑了起来，直到他肯把消息改一改为止！他还告诉我们：李鸿章在这里，给了他三天期限议和。今早有一名信使带着十一封信出发；白天又有消息说：杉君昨日派出去的两个人回来了。其中一个带回二十九日（或二十八日）马头以南一战的消息。这两人说他们见了一个人，那人到过离通州八里的天主教村子贾家疃，据他说外国军队已到那里去救那些天主教徒——他们自己也守了一场小小的围城。

从城墙上美国人的位置望下去，看见外城里的情形，说法既狂且乱：车、马、苦力等等在极大的混乱中奇怪地动着。据说赫德爵士收到一封近百字的密码电报，却没有相应的密码本——因此看不懂。

今日答复了那封说中国教民如今地面已静、可以「各操旧业」的信。各位公使提到：既有此说，则北堂那边显然正被攻打的猛烈枪炮声，令他们大为诧异。信中提到御河北桥的街垒，以及从那里不断射来的枪火，还有对法国、俄国使馆的射击。上述的说法与所述的行事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抵牾。北堂有欧洲的军官与士兵。若这一类攻击都无从禁止，那便难以想见往天津去的路上同样的袭击如何能禁得住。在议及车马一事之前，须先就此事得着解释。

庆亲王与他那班「等」复各位公使说：为预备赴津之行，中国政府自当备车轿送至通州。孙汉廉总兵将率精兵，另加宋明所部一部分为护送；请于数日前先期通知。至于方才所引的那封信，复中解释说：北堂之攻，是因为教民四处出来抢粮，百姓遂与拳民合为一伙，接连攻打。现已降旨：教民若不出来抢掠，即应加以保护，不得攻击。董将军的兵是在御河上筑路，使馆误认作街垒，这是双方的误会。至于所议启程一事，实非易于安排；几经筹画，方能担保不致有失。此事关系至重，我等断不肯有意相欺。务请不必过虑，速作决断。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二。——夜里御河那边有一名英国水兵所谓「像样的一阵枪」。中国人抱怨说是我们先向他们开的枪——那时他们正在修「路」（街垒）——这话不假。他们虽许下停战，却处处并不停火。鸡蛋的来路从来不大；如今中国人又把一个送东西来卖的人砍了头，法国哨兵又打死了一个卖蛋的，看来是不会再有了。

那名中国兵探又给日本人带来他惯常的军情。外国军队从马头一路打过来，三十日下午晚些时候到了张家湾。中国军队在通州以南八里。十五营的「长安得胜军」六月二十七日从汉中府开拔，预计今日到南苑，将兼程赶往通州。据估计约有四五千人；因为不是照西法操练的，在军事上给中国添不了多少力量。

据说此前由荣禄统辖的五支大军已交给李秉衡；他数日前奉特旨从南方赶到，一到便把自己的分量押在主战的一边，因此各处的战事又都强硬起来。董福祥请了十天的假。李鸿章（他已在北京）两日内将到天津。济南府来电报告：山东巡抚袁世凯「已叛降德国人」！

甘沛澍君手下一班正在修工事的人，今日被调去给翰林院西北角做一道「防砖墙」——那里几乎每分钟都有砖头与瓶子飞过来，「弄得人心惊肉跳」。海牙和平会议本该把这些兵器连同「达姆弹」一并加以谴责。夜里在东交民巷桥的北面筑起了一道街垒。目下这座桥极不安全，因为上游那座桥上中国人的街垒总在放冷枪。

二十二攻击重起

八月一日，星期三。——夜里，那个神智失常的挪威人从看管他的日本使馆挣脱出来，跑到北京饭店去。店东在半夜两点把他送到英国使馆，又被送回去重新看管起来。本使馆南门为护住过御河之路而筑的街垒昨夜完工了，我们如今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不过走这条路去东交民巷，仍有一定（不如说极不一定）的危险。

粮食委员会极其出力，把一切可用之物都搜罗到一处，尤其是磨面这一件又稳又要紧的工，总要磨得合式、赶得上用。全体被围之人能不能活下去，全系于此。围城要多久既然这样说不准，而此事又性命攸关，便把眼下看得见的存粮仔细盘点了一遍。看来白米只有约六百磅，「黄」米即陈米一万一千五百磅，麦子三万四千磅。若别的来路一概断绝，据估计公家的存粮可供一千人每人每日麦子一磅、米三分之一磅，支持五个星期。还剩下可用的小马约三十匹，照两日三匹算，可支二十天。

到城墙上去看一看，那里的防御比起当初头一回想把砖砌成之字形矮墙、一直砌到坡顶的时候，已大有进步。如今这工事完成了，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的枪弹都全然不怕。墙上每一道街垒都筑得极高极牢，中国人即便有那个心思也冲不进来——而自七月三日夜里以后，他们从没有显出过那个心思。两端的两道街垒之间，墙上有一条长路，全程都有遮护，通行完全安全。西边那道街垒由美国人与俄国人共守。

「庆亲王等」又来了一封信，接着前几封的话头说下去。信里说：昨夜又有教民向官军的哨位开枪，打伤了两个人。教民若不受约束，只怕要酿成大祸，坏了全局。请严加管束，以免再启战端。据闻教民聚集甚众，且不愿各位公使离京，指望借此长久有所依恃。各位公使不应堕此彀中。请于两三日内示复，定明启程之日。

各位公使以为：既不知这些往来文书会落到谁手里，还是当作在同讲理的人辩论那样答复为好。于是次日对这一篇胡话作了答复：保卫使馆的不是「教民」，而是卫队。整日整夜北桥的新街垒都在放枪，而我们一枪未还。实在看不出为什么要这样打下去。各国公使对于定某一日往天津去的计划极感为难：使馆有什么保障可以断定路上不会开火呢？

从今日经总理衙门转来的电报里得知：康格君七月十七日那封说使馆已被枪炮轰击一个月的电报，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援兵将派出。奇怪的是：我们受难的消息，与这消息所生的效果的回音，竟都是经总理衙门转的。一个名叫张某的山东教民，七月十八日被派往天津，今日回来了，带回福岛将军给日本西德二郎男爵的复信，说日本第五师团登陆遇了意外的困难，不过大部分兵已到天津，其余的也在陆续开到。从北京送出去的信，已把这里的情形公诸于世；关于派遣救援之师，已开过多次会议。照写信的日子——七月二十六日——算，预计两三天之内便可出发。

别的信也带来相同或相似的消息。这就清楚了：那个重金收买的董福祥将军的亲兵探子如此频繁而有规律地送来的报告，在与同时期别的事实相印证这一点上是站不住的——换句话说，全是凭空捏造；它们只成就了一桩用处，就是把被围之人的心思牢牢抓住，使他们不住地研究地图、推算「我们的军队」眼下大概到了哪里。那些自始便不信这些军情记述的人，如今可以再三地、加重语气地说：「我早说过了。」

这最后一名信使虽被许下重赏——他这趟差事办得极好——却说他不在乎钱，也不肯收，只一味要求尽早给他一包回信带走。他说自己是为大家的好处而冒性命之险，不是为私利。在日本人眼里，以及在另一些人眼里，他都算得一个极古怪的人。两个钟头之内，他便又被派去办他所渴望的那趟差了。

给赫德爵士的一封电报提到七月十五日天津战事的结果，并说此后救援的部署正在加紧；又问中国政府是否在保护我们、是否在供给我们粮食等等。

这最后一句，把那些西瓜、茄子与黄瓜的「真正底细」揭了出来：送进来根本不是要给人吃的，而是要给中国公使们发往西洋各国的电报当填料的——如今各国都得着保证说：政府正竭尽全力使被围之人享受理想的幸福，他们的境遇总的说来是令人羡慕的。

据日本方面报告，他们阵亡共十人（内含使馆书记生），其中兵五名、使馆职员三名、军官一名、平民一名。重伤七名，轻伤三十名。死者葬在肃王府院里一处专辟的地方，围城结束后要起出遗体火化，把骨灰送回日本。

围城期间有一窝小猫出世，其中两只被守正门的水兵收养了，脖子上系了彩带，安安稳稳地睡在枪眼里！

八月二日，星期四。——有一位大陆国家的公使，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极其胆小而悲观，今早在我们的门房里说：「唉，我们要从这里头出去了。」看来他的寒暑表在往上升。

那两个兵探今日回来了，其中一个把他们那支幻影般的外国军队一路退到杨村的经过讲了一遍！他发觉自己那些编造之词已被按实价估定，颇为吃惊。他那位精明的日本雇主并没有像不高明的西洋人多半会做的那样发作，倒是朝他一笑，说自己一向就知道那些话是一片捏造，以致根本从未对柴五郎中佐提起过！想到每天都把那些报告仔细摘要、配上地图、随即整份贴到告示板上，这一句谎话之壮，几乎不亚于那支从天津来的假想之师的进退。这兵并没有被辞退，只被告知：此后他若能带来比先前任何一次都稍微靠实些的消息，仍旧照付；不过从这一天起，再没有人把他当军事权威引用了。

一个专为此事派出去的人今日回来了，带来一批新的《京报》，里面有些零星的消息。

七月二十八日有山西巡抚毓贤的一道奏折，报称省城太原府的知县来报，有一伙拳民闯入他的衙门，因而请兵。巡抚查明之后，得知那伙人不过一小群，到衙门去的只有一人，是来讨吃的，而且并非拳民。他奏请将该知县撤职。（这件小事里所含的，多半远不止表面所见；它很可能意味着毓贤正在向属员灌输一条教训：拳民不可干涉，凡有阻挠拳民的官员，一律立即革职。）

这位巡抚还说：他本已遵旨派步队四「营」、马队二百名赴京，惟奉后旨，改调张家口。他又奏报正在招募新军。（后来才知道：他曾亲率所部北上救京，到了获鹿县——那是从直隶入山西的故关隘口的门户。得知北京已被攻下，他便回到自己的省城；后来皇太后西奔，正是他在那里迎接的。）

有一道日子不甚确定、看来是七月二十八日的上谕说：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二人，有人参劾其声名素劣，办理洋务专营私利。在召见时，他们狂率建言，语多不当；其所陈奏意在构衅（即挑拨皇太后与皇帝之间），且极为不敬。为儆戒其余臣工，二人均著即行正法。（上述两位大臣是被牺牲以泄皇太后之怒的，看来是李秉衡一到北京便怂恿的。许景澄是京师大学堂的中国管学大臣，曾任出使俄国大臣，是一位开明而通达的人。在一次格外要紧的召见中，皇帝从御座上探身过来，握住许景澄的袖子，叫道：「中国与万国为敌，岂不亡国？」在场的众多满洲亲贵闻言大为忿怒，有人喊说许某竟敢手触御体，当面辱骂起来。他一得便就退了出去，惊惧不已。据说就在同一天李秉衡到了京城，次日许、袁二人便被处决。他们真正的罪名，是竟敢谏阻皇太后——在端王等人怂恿之下——那条疯狂的路；是设法为日渐棘手的局面找一条转圜之道；是被指为私访使馆、媚事外人；以及在德国公使的尸身横陈街头时，把它收殓入棺。）人立刻看出：这是一件极其不祥之举，把中国实际当政者的心性显露出来，是此前任何事都不及的。

昨日已作了预备：把英国使馆西南的防线往外推，把蒙古市附近烧毁房屋的废墟圈进来，用它们筑街垒，好把中国人逼得远些。今日甘沛澍君带着他的人，在税务司的冯·施特劳赫中尉（原是德国陆军的军官）指挥之下把这件事做成了；那是一位勇敢而精干的军官，以极大的热心投入了这一新的举动。这工程是有意挑中国兵素常懒散的时候（他们在起早的辛苦之后正抽鸦片歇息）动手的，很久都没有被发觉。它把我们所控的地面往西展开了大约五十码宽的一片，南北自北面的车马场一直伸到南面的俄国使馆。中间穿过许多院子，打穿了许多房子，在最西边一所房子里用石板筑了最后一道街垒。中国人到底发觉了是怎么回事，便发起一场格外恶毒的攻击，打穿了一扇木门，伤了一个中国人；然而他们虽竭尽全力，始终没能从守军手里夺回这一片地的任何一部分。

近晚时又来了一名信使——就是七月二十三日带信出去、报告使馆与被围之人当时平安的那一个。在消息贴出之前（那几乎是立刻就贴的，因为信大多是给美国公使的）与贴出之后，都是一片极大的兴奋。那些密码电报与书信给出了解天津之围的军事行动的日期，以及救援之师分路前进的大致次序——不过后来实际的行动与此并不相符。其中一封信里有一句明智的劝告：「无论如何守住。」另一封说：「振作起来，援救不日即到。军队正源源开来。」

拉格斯代尔领事给康格君的信虽极短，于美国人却格外有味，因为从中可以欣然窥见远方同胞的行事与心情：「七月二十八日。本已绝望，不复望再见君。今则前景稍明。此地被炮击三十日，被围九日，已自以为苦。房屋几无一幸免。国内自然舆情激昂。我等为君之安全与速得救援祈祷、盼望。援军明日或将前进。麦金莱与罗斯福已获提名。布赖恩亦然——副总统人选未详。」

美国陆军第四十一步兵团马洛里中校的信说：「一支一万人的援军即将启程赴京。后续尚有。但愿上帝使他们赶得及。」查飞少将在三十日的信里宣告他刚到天津。

另有几封信提到：拳民在遵化州、山海关等许多地方攻击中国教民。俄国人在满洲锦州一带作战，牛庄大为不宁，因为满洲全境似乎都在起来排外，俄国人在那里只怕要顾不过来。长江流域据说也极不安静，不过南京的刘坤一与武昌的张之洞两位总督正竭力维持秩序。李鸿章仍在上海，他会不会北上天津尚属可疑。天津由外国人的联合委员会管治。德国与美国各将派兵一万五千人，意大利五千人。天津满城是兵，而且不断有兵开到。天津与塘沽之间的铁路已通车。许多妇女与孩子已由运输舰「洛根号」送往美国。海滨避暑之地北戴河的产业全毁了。

有一阵子人便知道什么地方存着一批中国烧酒，近来查出在东交民巷一家卖作料酱菜的铺子里。特克斯伯里君代表总委员会带着几个人去，发现一个病人睡在一口大酒缸上头。他被强令搬开，那些酒全倒在街上，值许多两银子，把街上熏得极香。那缸从前曾被封过一回，然而口渴的水兵把封条弄破了。

那个带来援军有望的好消息的信使说：他到通州时没有走惯常的路，而是往东去，路上有一夜是跟中国兵一同过的。回来时他把信缝在帽子里。他从天津西门出来，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免惹人疑心，却仍旧走得很快。

八月三日，星期五。——没收品委员会今早正忙着把昨天夺得的地面里的房子挨家走一遍，找出了许多有用的东西。

二十三解围

皇城里起了火，然而无从断定在什么地方。方才贴出了下面这一份：

英国使馆人口清点，八月一日。

兵丁（英国及别国）：七十三人。

总医院伤员：四十人。

馆内居留的外国男子：一百九十一人。

外国妇女：一百四十七人。

外国儿童：七十六人。

馆内居留的中国男子：一百八十人。

中国妇女：一百零七人。

中国儿童：六十九人。

共计：八百八十三人。

今日下午，衙门转来一封给窦纳乐爵士的、没有日期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密码电报，其中抱怨说自七月四日以来一无音信。各位公使正在试着经衙门发密码电报。衙门来文通知说：已派荣禄护送各位公使赴津——这一手的厚颜，即便以中国政府而论也可谓惊人，须知他整整一夏天都在设法把使馆里每一个人杀掉。

窦纳乐爵士抗议他们不停地向我们开枪，衙门却和颜悦色地说：那是误会所致，与寺里僧人的晨钟暮鼓差不多是一回事，「实不值一哂」。为印证这晨钟暮鼓之说，还提到有人听见一位公使的夫人说：如今枪声这样少、又没有炮弹，她竟睡不着了！

王府那边，有几个中国苦力把枪支弹药拿到一处哨位上来卖。（这件事大概就是那个流传极广的说法的来历：围城中有一部分弹药是从攻城的中国兵手里买来的。不过确有其事的是：一个日本人花两元向一名神机营的兵买了一百四十发子弹，而不到一刻钟，这两个人便在起劲地彼此攻打了！）

八月四日，星期六。——昨夜的枪声比先前少得多。诺登飞炮被架在新占地面转角处、汉文参赞住宅后面的一座高台上，样子极能吓退人。「个头虽小，却极精明；论起身量，煞是可畏。」

各位公使开了会，议定请衙门送些羊肉与别的东西来给女眷和病人；然而此议并非全体赞成，有些被围之人极力反对，以为这是无端示弱。衙门来了一封信，告知各位公使：有关各国的外务部都希望各国公使被护送出京，望速复。两名在华俄道胜银行做工的俄国人不小心露身太多，今日下午受了伤，看去是同一颗子弹所伤。其中一人夜里死了。

下午续开的公使会议上，议定了一封复衙门的信稿，明日送去。大意是：各位公使必须获准与本国政府直接通信，不能经总理衙门转达训令。各国驻华公使所享之权，必须与中国驻各国公使目下所享者相同。

随这封信一并送出的，还有各位公使发给各本国政府的密码电报，遵衙门之请，询问关于离京的训令。此举是为了争取时间，因为照衙门今日来信所说，电报须由信使送到山东省城济南府去发，回电最快也要十天到两个星期才能到。据说至少有一位公使在电文里暗示了提出这一问的用意，并表示复电不必着急。在此期间，衙门被告知：复电到手之后，各位公使便可以就去留一事作出安排——这一句预言兼许诺，后来实现得远不止于此。

昨日各位公使头一回试着一齐向各本国政府发密码电报，交衙门转发；据说既然没有被退回来，想必已经发出去了。

发出去的电报上头设了一种检查，这使有些通讯员深为恼怒，因为他们不愿自己的见解被一个委员会审订。

在肃王府，不带兵器的兵丁极其和气地围着我们的哨兵，因为安排各位公使离京的上谕已众所周知，人都以为我们不久就要走了。有一个替我们弄《京报》出过力的兵趁机说道：「你们是活人，我们是死人。洋兵在路上，已经把宋庆将军从离这里一百四十里的地方赶回来了。」中国人中间的传闻说：外国军队里有许多「黑人」，据猜是从印度来的。

八月五日，星期日。——有一个说法传开了：中国人打算着，各国公使若不答应立刻往天津去的提议，便要动真格地攻使馆。将近三个星期的比较平静，加上甘沛澍君一贯的执着之下不断的预备，许多人的心思与那个听见这传闻的德国兵完全一样，他喊道：「让他们来吧！」

昨夜下了两个多钟头的大雨，今日一切都是新鲜的。我们新占的蒙古市那一片地上并没有像人担心的那样塌墙。这是头一个完全没有做工的礼拜日。昨天与今天有几个中国孩子死了。天主教徒极缺食物——什么缘故不大清楚，因为总的存粮看来是够的。下午衙门又来了信，其中一封是就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之死向意大利使馆致唁的（此事他们此前并不知道）。这消息是罗丰禄报来的，他兼使英国与意大利。别的给别位公使的信里则是问候起居等等。

今夜送出了下面这封信给联军，正是靠着这封信里的消息，英美两国的军队才那样早进了北京。

致联军统帅函抄件：

「一九〇〇年八月五日。

「兹附呈一图，标明内城南墙及墙后诸线，其中包括我方现所据守之各使馆。我方在城墙上之阵地守御坚固，长约三百码，与两座城门距离相等，两端各以俄国旗与美国旗为记。阵地左端（美国人所守）正对水门，即城墙下一处开口，宽约四十英尺，高约二十英尺，人数无论多少皆可畅行无阻；一入我方防线，即可循城墙而下、并自街上自后方，攻取一门或两门。每门以五百人足矣，若更有外面炮火相助则尤易。外城南门附近之城墙年久失修，较之内城城墙任何一段都易攻取得多——内城墙更厚更高。自外城南门至该城房屋之间是一片空地。炮击之后，沿大街向中门推进，再折而向右、朝水门方向，当不致有很大的困难。我以为此为进北京最安全、最可行之路。请用斯莱特电码，以拉格斯代尔之密码号。」

（署名）克劳德·窦纳乐。

八月六日，星期一。——今晨两三点钟之间，有一场猛烈的枪击，久已不曾有过；从蒙古市一带开头，看来绕遍了四周，持续了大约半个钟头。这也许是被新占地面上街垒的不停施工激起来的——那些街垒正在一刻不停地加固。法国使馆那边，中国人的一道街垒塌了，他们倒有急智，大喊大叫、擂鼓打锣，以分散人的注意。英国使馆有几所房子里的人极为惊惶，其中一所的二层因不安全，这一夜没有人住。

卖鸡蛋的与贩消息的人进日本人防线所走的那条胡同，已被砌死；于是我们与外界又隔绝了，只剩下经总理衙门滴漏过来的一点点消息——而且多半是讣闻一类。下午，那个尊贵的衙门又来了一件文书，复昨日把回天津之事请示各本国政府的那几封。衙门已将电文转发，这便承认了各位公使请训之权。他们又为昨夜那场攻击辩解，说是有个外国人大声喧哗，中国兵以为遭了攻击，便照样还手！

八月七日，星期二。——这一夜比前一夜安静得多，不过也有些枪声。今日是「日本的扫墓日」（中国七月十三日），相当于我们的万灵节；他们在八座阵亡者的坟上放了花——这一点人情之常，使普天下成为一家。

医院窗上的沙袋都塌了，须拆下来填网球场上那些取过土的难看的坑。虽然大体平静，蒙古市附近仍有枪声；有一名日本人从王府抬进来，腿上受了伤。今日收到衙门一封电报，为爱丁堡公爵之死致唁——此事此前也毫无消息。

今日经过一番周密的预备与多次修订，《北京围城名册》印出来了，贴在告示板上。它原来的抬头是「总司令克劳德·窦纳乐爵士」；据说这是照各位公使议决而定的——鉴于他在英国陆军中服役二十四年，请这位英国公使担任统率，而别人没有一个肯担。这也格外合宜，因为大家议定：到最后关头，英国使馆便是作最后一搏之地。如今围城似乎将了，窦纳乐爵士为大家的安危所作的不懈之劳也将告终，这时候竟有几位大陆国家的人像是有意要声明他不是他们的「总司令」，未免有些不近人情。军事上总得有一个最后的归属；而且除了各位公使先前在死生之际所立的约定之外，比窦纳乐爵士更称职、更合适的人选，既没有，也不必有。

傍晚斯奎尔斯君拟了一封给军队的长信，主张以外城为最好的攻击之点：那里防守较弱，较易进入，路程较短，而且大半是空地，没有可以凿枪眼的房屋，又便于取水门而入。此类的信也送了一封给英军那一路。

八月八日，星期三。——夜里蒙古市一带枪声不小，有几个中国人从废墟里爬过来，朝架诺登飞炮的高台上的守兵扔砖头。那个哨位「遭了攻击」的说法便是由此而来。人看一件事不可能都是一样的眼光；有些人深信我们这一块新添的地面不但不是（其实确是）多一层保障，倒反是相反。

昨日拍卖了许多没收的财物、衣服、家具等等，为教民的救济款项得了几百元。今早一名法国水兵失手把另一名从肺部打穿，那人不久便死了。这样的祸事，非是最粗心、最不可恕的疏忽不足以致之。英国使馆正门外开始挖一道通往御河的壕沟，要在那里架个台子，用奥国炮压住御河的河床——沿着这条河床，一个胆大而坚决的敌人随时可以在夜里猛扑进来。翰林院院子的西边正在挖反地道，不过中国人的地道还没找着。

今日各位公使开会，严令节省粮食。议定要对衙门说：既然他们通报诸国君王亲贵之丧，显出这样的美意，那么若能对这里的妇女儿童也同样施恩，安排供给鸡蛋蔬菜，我们将不胜感激。还要请他们把仍在我们防线内的一百多名中立之人接走。

下午衙门来了一件通告，宣布昨日已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并可与各国政府电报往来。

柴五郎中佐的一位报信人说：北京眼下只剩中国兵约二千五百人——其余都去迎外国军队了。他还报称又有五万外国兵在大沽登陆。人以为派李为议和大臣，或许意味着杨村已有一场决定性的败仗；不过有一位公使说，若因转运等等困难，那支远征军至今尚未出发，他也不会觉得奇怪。

窦纳乐爵士复了那封为爱丁堡公爵之死致唁的信，说：尽管有这些客气的周旋，事实仍旧是——他把头伸出自己使馆之外便有被打死之虞！今日是围城的第五十天。

八月九日，星期四。——夜里北桥打了许多枪，不但顺着御河打，还朝英国使馆打。有传闻说攻我们的中国兵已全体换班，满人接了汉人的防，汉人被派出去迎敌军了。子弹在使馆院里乱响；夜里听见一声呻吟，却没有喊叫。早上才发现：一位中国的天主教「修士」睡在外廊上，头朝北，被一颗擦过的子弹打伤了胸，弹丸穿了衣裳，在剑突软骨附近划了一道皮肉伤。这人大概是被震晕了，竟没有醒；醒来时才发觉自己一身血。

有人用托盘端过来王府里吃的「食物」的样本：糠、高粱籽、麦子与草叶树叶拌在一起，做成扁饼。已传出话去：凡能出去打狗打猫的人，请为中国人打些来作食物。王府里的天主教徒又清点了一遍：妇女七百五十五人，儿童五百四十六人，共一千三百零一人；不在场的男子四百一十二人，总共一千七百一十三人。

八月十日，星期五。——今晨三点钟左右，蒙古市忽然发起一场极猛的攻击，绕着整个圈子打了一遍。它只持续了约一刻钟，然而在那一刻钟里，其凶狠不亚于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一枚火箭为号，枪声便戛然而止。在它开始之前，市子以西已有一名拳民被打死，另一名受伤。御河那边也打得很多。

早上有一位年老的天主教神父不听众人劝阻，从东交民巷的桥一路慢慢走到王府门口，立刻招来北桥的枪火。朝他打了二十六枪，竟一枪未中。昨日有人数过：朝一个小女孩打了三十枪；一个采野菜的老妇人也立刻成了靶子。有些中国人挨枪时似乎全不在意，另一些却吓得要命。有一个中国人被劝不要往危险处去，他不听，结果一颗子弹穿了他肚子上的衣裳。从那时起他谨慎多了；不过他的谨慎是在中过弹的那个地方垫上一厚叠布，仿佛下一颗子弹会恰好打在同一点上！

有一位外交界的军事权威说：昨夜射进英国使馆的子弹，若都打得准，足够把里面每一个人打死。存心固然是不缺的，只是手段不到家。事端起于蒙古市一角，昨日在那里发现了一袋火药。

有人征求围城纪念章的图样，以志此番经历。所拟的铭文之一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然而有一位被围者反对，理由听来颇有道理：「并非人人都懂拉丁文。」几次拍卖的总数到此为止是六百八十一元。

下午三点钟左右，有传闻说来了一名信使，是从正开往北京的军队那里来的。有一封日本福岛中将的信，八日写于蔡村附近。日、美两国军队五日在北仓附近击败了敌人，六日占领杨村。「联军之美、英、俄各部今晨离杨村北进，途中中将接到柴五郎中佐来函。由尊函得知诸位侨民尚在坚守，至为欣慰。中将与我等一致的迫切愿望，是尽早抵京，使诸位脱离险境。若无意外，联军九日可至河西务，十日至马头，十一日至张家湾，十二日至通州，十三或十四日大约可抵北京。」盖斯利将军也来了一封大意相同的信。

那信使曾落在中国兵中间，被扣住，却没有搜身；回来时又被逼着替人拉纤。饶是如此，他这一趟走得还算快：星期日夜里离天津，星期三早上到外国军队那里，星期五下午到北京。他扮作在房屋废墟中翻找东西的苦力，从两道守兵不足的街垒之间进来。

收到许多来问消息的电报，另有些带来消息的。康格君收到华盛顿一封电报，问及他七月十八日那封电报的事，并给了他一个名字，要他写在复电里以证真伪。看来这是在疑心衙门发过假电报。

关于食物，衙门仍无答复，只有一个古怪的口信，据称是荣禄给总委员会主席的，请他开一张所要之物的单子，荣禄当即办给，特克斯伯里君日后照付就是！那信使带来一个传闻：李秉衡在杨村肩上受了伤。有一位公使说可惜没打得再低一点（那伤后来到底要了他的命）。

昨夜德国使馆和英国使馆一样遭了攻击；今早衙门来了一件文书为此道歉，并说他们已把动手的人斩了！

前几天宰了一头牛，凡分得着一点的人都大喜。有一位使馆的女士差人去要牛肝，去了才知道已被水兵们安然据为己有。英国使馆的一位随员差人去要一点牛腰，当作难得的美味，然而已经分完了。分肉的主管是个体贴人的，不愿叫他失望，便「不加一字说明」给他送去一只马腰子；后来碰见他，问他觉得味道如何。他说吃得极香，还说吃的时候竟忘了自己是在中国！

下午，冯·施特劳赫中尉朝蒙古市新地面上中国人的一道街垒出击了一回，招来了极多的报复枪火。砖头像雨点一样飞过来；一名英国水兵头上被砸破，两个中国人被砸得昏了过去。砖头比子弹危险得多。幸而最凶的一阵砖雨来时，中国工人正在吃午后那顿饭，所以多数人能安安稳稳站在遮蔽底下，看那些砖划着弧线落到无害的地方去。

傍晚下起大雨，随雨来了一场攻击；每一记响雷，枪声便格外猛烈。看来他们真把雷当作神明给中国人鼓气的信号了。

八月十一日，星期六。——今早有两匹小马因患痨病被判不可食；然而中国人不那么讲究，便把它们收用了，另换一匹马与一头骡子。狗、猫、喜鹊、乌鸦与麻雀都被打来给天主教徒，那些被判废的牲口也归了他们。有人提议把粮食直接分给各家，不再用一口大锅煮了再分。

城墙上像是有什么特别的动静：中国人的旗撤了，兵却似乎多了。他们又开始朝美国使馆打枪，一颗子弹穿过斯奎尔斯君办公室的门，又打穿了那口（所谓的）铁「保险柜」的外门！别的几所房子也中了弹，有一颗打进了公使的卧室。在这一类白日的攻击差不多绝迹了几个星期之后，敌人忽然又干起来，格外令人恼火。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夜里断断续续打得很猛，间歇都不长，叫人难以入睡。有传闻说几个方向都遭了狠攻。一名奥国人与一名德国人受伤，一名法国人被打死。一名在城墙上当班的俄国人受了轻伤。昨日又有一名俄国人与一名法国水兵死在医院里。王府那边夜里喊声大作：柴五郎中佐叫人敲煤油桶，意大利兵吹哨、喊叫、彼此喝彩，好让中国人以为他们人多得没有数。

昨日人以为今日会有一名委员来开市，然而一个人也没来。一个卖鸡蛋给法国使馆兵丁的人告诉他们：昨日张家湾打了一仗，中国人死了三千。城里像是有些惊慌的迹象。据说荣禄服毒了。整日极热，人不住说起：这对正在行军的军队该有多难熬。

下午蒙古市的防线忽然遭了一场凶狠的攻击，诺登飞炮还了手。子弹落得又密又低。今日为两名法国人举行了凄凉的葬礼——而围城眼看就要解了。

美国使馆的女士们今日忙着给德国使馆的工事缝沙袋。奥国炮被搬到马厩院里。收到衙门一封信，说各位亲王大臣明日将到英国使馆来商议停战之事。法国的拉布鲁斯上尉傍晚在自己使馆里走向一道街垒时被打死。本该回他们一句：此刻这使馆对「亲王大臣」们是个极不安全的地方。窦纳乐爵士打算在自己家里接待他们。西班牙使馆看来要合适得多；末了在正门外搭了一个席棚。中国人是根本不主张接待他们的。

据报哈德门上一尊中国炮一直在放空炮，所以德国人觉得不值得用步枪还击。两天前的夜里，蒙古市一带一个枪眼上，有一颗子弹把枪眼上那块小木板齐齐打断，砖头没有被打中便自己落了下来。如今中国人有一个爱用的法子：对着一个枪眼及其四围不停地打，直打到墙塌为止。有时他们测准了距离，把枪架死，对着一点猛打。我们的诺登飞昨日就这样打塌了中国人街垒的一段，不过那口子立刻被沙袋填上了。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所料的攻击果然来了，几乎整夜不断，而且极猛。中国兵与他们的枪似乎与从前所用的不同，子弹（曼利夏）的穿透力强得多。许多街垒被打得大为松动，非修不可。英国使馆里这一夜竟没有一个人被打中，真是奇事。枪声之密是围城以来所未有的，与议和的提议之间极不相称——这是我们处境中许多刺眼的荒唐之一。这几次一再发起的狂攻给人的印象是：时日无多，他们非立刻把我们灭掉不可。打得比此前低得多。

上午各位公使开会，商议在何处接待衙门诸大臣。各位公使难以拒绝与衙门会面，因为他们当初正是以留下有助于推进这一类交涉为理由，才谢绝去天津的。

然而十点半衙门来了一封信，说各位公使又开了战端（！）：在工部一带（就在英国使馆之西）打死了一名军官与二十六名兵丁；而且「衙门诸大臣事忙」，不能如约前来！关于购买食物一事毫无答复，外面的消息也一个字都没有。

德国使馆与美国使馆昨夜都遭了攻击，德国那边是在极近的距离。告示贴出：已安排用一位日本人的照相机拍摄围城中各处阵地等等，而所需的药水幸而也够用。

昨日有一队中国马兵从前门出城，城墙上朝他们打了几枪；然而他们所称的重开战端并不是指这个，而是指我们以西有人被打死。据说被打死的那名中国军官是一位统领，他曾担保五天之内拿下使馆，而昨日正是限满之期。不过此说并无实据。今日美国旗与俄国旗已插上城墙，英国旗的旗杆也预备好了。

傍晚八点钟左右，果然如所料，蒙古市一带遭了一场狂攻，持续了很久，稍稍平息又复起。约一个钟头之后又来了第二场，同样猛烈而怨毒。

八月十四日，星期二。——今日与昨日的界限全然泯灭了，因为没有一个人睡得着，而且极少有人还装模作样地上床。夜里皇城墙上的炮台开始放克虏伯开花弹，前后约十炮。其中一发落在窦纳乐爵士卧室旁边的更衣室里，把那屋子彻底打成了废墟。另有三发打中正门的炮垒，其中一发穿过门洞，震倒了近旁的人。

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钟上报出「全面攻击」的警号，人人出动——将近六个星期以来头一回。窦纳乐爵士在场，等着看来了多少人，略停片刻便把大家遣散了，仿佛那不过是一次操演。

三个钟头后又有第二次警报，是怕中国人要冲进蒙古市的防线。义勇兵各就各位；那一场攻击和此前几场一样凶狠，也一样没有得手。有几个义勇兵声称听见中国军官在催手下发起那场久候未至的冲锋，喊道：「不要怕——我们冲得过去！」隔了一会儿有人应道：「冲不过去。」

为着应付这场攻击，各门大炮都预备停当：美国的柯尔特机关炮照例在正门，诺登飞在汉文参赞住宅后面的高台上，奥国炮与「万国炮」在蒙古市新地面上。放万国炮时，因它后座大、又没有准头，须开一个大炮眼；美国炮手米切尔在放炮时被一颗步枪弹打碎了胳膊。那尊开花炮朝我们打起来时，柯尔特还了手，到底把那炮压住了，至少是逼得它停了火。

整夜每隔不定的时候，都听得见诺登飞低沉的吠声；它那一阵阵无从抵挡的齐射，对在它射程之内的人，想必既令人丧气，又令人恼恨。王府那边的攻击和别处一样凶，却没有把日本人从阵地上逼走，因为中国人并不冲锋。翰林院也是如此，法国使馆在凌晨一二点之间也是如此。

夜里英国使馆有一位法国神父与那位比利时医生受了轻伤——在整个围城期间，这一带的平民伤亡是极少的。肃王府那位日本医生腿上中了一弹，一名英国水兵肩上受伤；一个此前受过伤已经痊愈的德国人被打死，城墙上一名俄国人也被打死。据说昨日衙门曾照会各位公使：凡重开战端的中国军官，一律军法从事。这可怕的一夜的所作所为，正是对那场子虚乌有的停战的一段奇特的注脚。

凌晨两三点钟之间，清清楚楚听见东边远处机关枪急促的哒哒之声，人立刻断定外国军队近了。院子里虽在那样早的时辰，也挤满了一群群急切的人在推测。有人提出一问：我们所听见的机关枪，会不会是中国人自己手里的？并有人记起李鸿章多年前曾订购过许多。（那时还没有人料到后来据说确有其事的一层：那几门炮正是从中国人手里缴来的，多半就是当年所购的一部分。）

为拟议中的纪念章送来了许多极好的图样，今日画成图贴在告示板上，征求大家投票议定质料、式样与正反两面的铭文，还定了截止的日子。可惜的是——就最好的效果而言——解围在即这件事把人心思全占了，使这纯粹的图像之征失去了大半兴味，投票因而停顿，不久便全然作罢。

尽管打得那样猛，我们的街垒没有一道被打塌；蒙古市那一片最受威胁的街垒，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几乎加固了一倍。上午得知：昨夜打了那么多的皇城上的开花炮已经撤走，这表明有什么动静。不过我们的奥国马克沁还是被移到北马厩院里，以防它再开口。

整个上午东边都有沉重的炮声。从城墙上看去，外城似乎平静；然而中国军队正涌进前门来，不像昨日那样出城了。告示板上有一则通告：「守南门的哨兵已奉令：非有防务长官的特许，不得放任何平民出使馆；因为万一中国人败退时发起总攻，凡可用的义勇兵都要用上。」

另一道命令宣告：「今日请妇女、儿童及不当班的人尽可能留在屋里，因为落下的流弹多半有相当的危险。」

从城墙上可以极清楚地看见齐化门被炮轰的情形，到此为止那门似乎还没吃多大亏。东便门也遭了猛攻；而「我们的军队」沉重的大炮，始终在低沉地轰响着。「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城墙上的兵以为：外面的人「明晚进得来就算运气」。

两点刚过，在城墙上的穆尔君向霍尔上尉报告说，他看见远处有外国军队；虽然有人不信，不久便证实了，他便被飞马派去把消息送给窦纳乐爵士。起初误以为望见的是德国人，然而不久便显出是英国人。

这时兴奋到了极点；少数几个不当班、又得了准许的人，赶忙穿过俄国使馆跑到街上，才知道军队已在从水门进内城了。当时水极少，然而泥使得从那道窄口进来颇不舒服；不过那不过是几丈远，在行军中根本不值一提。

最先进来的是第一锡克团，随后是孟加拉第七拉杰普特步兵团；盖斯利将军是最早被人看见的军官之一。御河两岸挤满了中国人；在场的几个欧洲人——其中有窦纳乐爵士——想要喝一声彩，然而嗓子不济事，那一声彩微弱得近乎失败！

到了英国使馆，那一场狂喜是亚洲少见的，在中华帝国的京城更是从未见过。人人都涌出来看这壮观的场面。拉杰普特兵一路欢呼着走，直走到网球场上，再往前似乎便无处可去了。接着来的是第二十四旁遮普步兵团（边防军），他们欢呼着走过医院——医院里满是勇敢却失望、然而快活的人，他们到底活过来了，如今看见了获救之日。

人记起：第一锡克团是四十年前助攻北京那一团的后身。再来的是孟加拉第一枪骑兵团，他们须等前门被攻开才得进来；接着是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的一支分队、第二十三野战炮兵连、香港团与皇家海军陆战队。

到这时，网球场与使馆里各条路径那有限的地方已远远不够用了，整个地方成了锡克人、拉杰普特人、枪骑兵与燧发枪兵纠缠一片的乱局，中国人与被围的西洋人则到处都是。

正在这一片狂乱之中，美国第十四步兵团到了，又添上一份喜与一份乱；人人都在打听某某人在哪里，以及北京使馆以外那一片天地里都出了什么事。

军队一进院子，盖斯利将军便用自己的人换下了当班的哨兵。其中一个（锡克人）被派到正门的炮垒上，那里柯尔特机关炮正以雷鸣般的哒哒之声倾泻着它不管不顾的欢迎。他一到那里，便被一颗从枪眼射进来的子弹打中，立刻进了医院。被围者与救援者的欢呼声大作，把中国人从午睡里惊醒，他们便重新起劲地打起排枪来，显然一点也不明白情势已变意味着什么。有一阵子，子弹密密地落满整个使馆；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妻子腿上受了伤——这是整个围城期间唯一有女士被枪炮所伤之例。

不多时，那道我们受惠极多的厚墙上被炸开一个大洞，通到车马场去；转眼之间，那一片开阔的院子里便挤满了枪骑兵疲惫的马。中国人的枪声渐弱、渐稀、渐远，终于归于乌有。那些对着我们守了这么久街垒的人，「像阿拉伯人一样卷起帐篷，悄悄地溜走了」（只是他们若有帐篷，倒是原地留下了），从此再不见其人、再不闻其声。

二十四从大沽炮台到北京解围

联军自海口进至京城的军事经过，已有不止一位称职的目击者详加记述，因此这里只作最简略的勾勒——虽然那是极其重要、极有意味的。

正当阴云在几乎注定要覆灭的北京城上越聚越厚时，一支壮盛的舰队已在白河口外停泊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在行止上迟疑不决，是有充分理由的。

到六月中旬，人人都看得出：政局纠结之深，已几乎不可能有和平的了局。中国政府那些上谕的魔鬼式的玩世，官军与拳民处处称兄道弟，以及朝廷参预灭洋之谋的证据日增，使局面之难前所未有，超过了此番经历之前最狂放的想象。北京已与外界隔绝。京城与天津之间有一支不知多少的中国军队；而在天津，麦卡拉—西摩尔一路不久便要以寡敌众、为性命而战。聂士成不知在何处，他有一大营人马驻在芦台，可以调来压住舰队与天津租界之间的交通线。有迹象显出：那些军队就要开拔，白河本身正在布设水雷，大沽炮台将被大加增援，以致要攻取它们而不付出极大的伤亡将成为不可能。

六月十六日星期六，各国海军将领开了一次会，在这样紧急的情势之下决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解散那些军队，并声明：若在半夜两点之前不照办，联合舰队便将摧毁炮台。代表美国的坎普夫少将不赞成此举，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此后的行动。

由此摆到台面上来的所谓「国际公法」问题，此后引起了许多争辩、许多措辞激烈的社论。然而在当时、在那样的情势之下，很难看出各国将领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既不失自尊，又顾得着各自国家的利益。诚然，正是这道最后通牒直接引出了限使馆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北京的相应命令；同样是事实的是：联军进攻大沽炮台之举，把中国的民族情绪激发起来，那是此前任何事都不曾做到的。就其后果而言，这在某些方面可以比作美国南北战争开端时炮击萨姆特堡对北方民众所起的作用。

尽管如此，倘若大沽炮台不在那几个钟头之内被攻取，则几乎可以断定：不但北京的各使馆所处的险境会比因此举而陷入的还要大得多，而且在天津的那许多男女老幼，怕是一个也难保性命——即便照实际的情形，他们也是历尽艰难才从死地里被救出来的。

主炮台的中国统领比人所料的更果断、更勇敢，在期限满前一个钟头便向舰队开了炮，战事就此开始。这是这几座炮台第三次遭外国炮火攻打：一八五八年外国炮火在二十分钟之内便把它们拿下；而次年炮台却能把英法十三艘炮艇的联合舰队打退。这一回打了约六个钟头，最后一门炮被压住，北炮台被强攻拿下，英国人与日本人同时进去，别国的队伍稍晚，中国兵很知机地仓皇弃守。

英舰「阿尔及利亚人号」的一发炮弹打中南炮台的一处弹药库，把它炸上了天，腾起一根壮观的黑烟柱，高五百英尺，碎片落到几里之外。到七点半，各炮台全部被攻取，进攻一方阵亡二十一人、受伤五十七人。若不是中国人在判断上出了种种差错、又缺乏决心，结果很可能大不相同。

此时天津的局面已很严重，然而大沽一点消息也得不着，交通已完全断绝。把外国租界万分危急的情形送到舰队去，是刻不容缓的。在这危急之际，一个二十二岁的英国青年詹姆斯·瓦茨自告奋勇，要带着文书骑马穿过四十英里遍地是拳民的地方。他趁黑骑一匹小马出发，同行的有三名骑马的哥萨克，要走十二个钟头，而他只会三个俄国字。他得从一些村子里飞奔而过，那里的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坐着；他的水壶被打飞，一行人的性命随时都在险中。马在一个敌意的村子附近泅过一条河汊，终于到了大沽，文书交到了俄国海军将领手里。这一勇举救了天津被围之人的性命，后来得了一枚勋章。

从塘沽到天津，铁路大半被拳民扒了，最后一段路救援的军队走得极其艰难。炮台攻下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才到，被围之人大喜过望地迎接他们。

在援兵未到之时，军事当局曾认真商议过：是否有必要全然弃了天津，退保大沽。

援军一到天津，立刻又派了一队人出去救西摩尔将军那一路——他们离天津不过几英里，却因伤员太多、敌势太强而动弹不得。那次著名的远征的成败，值得略费些笔墨。

六月初，西摩尔将军曾提议各国海军的资深军官就彼此保护一事会商，第一次这样的会是六月四日开的，八国的军官都到了。两天后又一次会商，议定：若与北京的交通被切断，便不惜动用任何必要的兵力把它重新打通。

九日又开了一次会，因为收到北京一封紧急电报，各位公使说若不速来相救便来不及了。麦卡拉上校决意去救美国公使，西摩尔将军也同样宣布要立刻动身，并希望其余各国协力。

十日早上出发的这支队伍，计英国人三百、美国人一百一十二、意大利人四十、奥国人二十五。车到杨村，须停下修路。他们在那里过了夜，又有两列车加入，合计美国人一百一十二、奥国人二十五、英国人九百一十五、法国人一百、德国人四百五十、意大利人四十、日本人五十四、俄国人一百一十二。次日又添了俄国人二百、法国人五十八，共二千零六十六人。

十二日，在落垡留了一支守兵，发现前面的铁路已毁坏甚多。派了一队人去安定，以免路再被毁，并守住那里的车站。这一队人三次遭拳民攻击，拳民折了十五人后退走。

上午过了一半时，又有四百五十名拳民来攻，他们进得极勇极热烈，然而被击退，共折了约一百五十人。因安定那一队人弹药已尽，便下令撤回。

十三日，约翰斯通少校奉命往安定去，却在铁路旁一个村子里遭了攻击。拳民被打死约二十五人，外国方面则无伤亡。这一队人十四日傍晚回到大队。那一天，大批拳民对廊坊的列车发起一场凶猛而决绝的攻击。他们采取疏散的队形，在密集的火力之下勇气绝伦地推进，有的竟到了列车跟前才被打死。他们折了约一百人。有五名意大利人在一个废村里放哨，位置太露，被打死了。

下午五点半，后方落垡来人报告说：守兵正遭大队敌人攻击。一列车开下去接应，到时那一仗已经打完，拳民正在退走，丢下了约一百具尸首。还从中国人手里缴了两尊小炮。两名水兵重伤，其中一人后来死了。

十五日，在重兵掩护之下修路；然而据报落垡以下通往后方的路已被扒断，而且拳民正向杨村集中，要切断远征队的退路。

十六日，一列车凌晨四点出发，想设法通到天津，下午三点却回来了，因为铁路损坏太重。此时粮食与弹药都将告罄；远征队与其根据地全然隔绝，而且三天没有天津的音信，别处出了什么事一概不知。护住后方是性命攸关的；然而十七日一列车到了杨村，却发现车站已毁，交通比先前更断，粮食也一点弄不到。此前曾往天津送过信，令派民船与粮食到杨村来，然而信使一个也没有通过去；即便通过去了，也派不出船来。从六月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将领与天津之间彼此都不通音问。

此时既觉得前进已不可能，便决定把前方的列车撤回来。

次日——六月十八日——局面换了一副面孔：廊坊遭了一场猛攻，而这一回不像从前是拳民，而是董福祥的官军；他们本驻在北京以南的南苑，如今断然「动手」了。这一支连马队在内估计不下五千人，配着最新式的连发步枪。这就头一回确凿地表明：官军已列阵与远征队为敌。他们被打退，却又重整；被击退时据估计折了四百人。联军阵亡六人，受伤四十八人。

次日（十九日）开会，决定丢下列车，沿河左岸行军退往天津，伤员与必需之物用船运送——那些船有四条是德国人在杨村下游夺来的。下午三点动身。有一条民船非把一尊六磅炮扔下水便浮不起来。这些人使不惯笨重的船，中国人又一个也雇不着。敌人开了火，被打退。有好几个村子须用枪火或刺刀冲锋才夺得下来，而每一次都得手。敌人有一尊一磅炮很讨厌，却查不出它的位置。这一天走了八英里。中国马队整日在四周游弋，不时放枪；敌人用炮，我方也以炮还之。又有几个村子须打了才能通过，敌人在北仓守得很牢。歇过之后决定夜行军。

二十一日敌人的抵抗一天比一天顽强，炮火也增强了，因此只走了六英里。装炮的驳船进了水沉了，只得丢弃，只救出了马克沁。

下午四点，远征队到了西沽中国军火库的对岸。约翰斯通少校带一百人渡河去猛攻那处阵地，同时一支德国分队在下游渡河，缴获了几尊克虏伯炮。两队人很快肃清了军火库，大队渡河占了那地方；那里既宽敞，又可凭所缴的许多炮防守。所剩的粮食照减半的定量只够三天，然而次日有工夫细搜时，找出了十五吨米。这就把挨饿的忧虑一扫而空了。

他们又一再设法与天津通消息，都没有成。二十三日中国人极其决绝地想夺回军火库，却全然没有得手。那里找到了极大量的枪炮、弹药与最新式的军用物资；粮弹的奇缺既忽然得着补足，便可以再支持好几天。伤员约有二百三十名，因此无法硬闯到如今不过几英里之外的天津去。派出的信使不是被杀，就是被拦住。炮被架了起来，下游一处拳民的巢穴被打得很有成效，此后敌人安静多了。

二十三日有一名信使终于到了天津。他虽被拿住，还被绑在树上一阵，却已把信毁掉，因而被放了。次日拿住的一名中国兵说：聂士成的军队因不能得手而极为沮丧，他们以二十五营、每营三四百人的兵力来攻。二十五日，俄国希林斯基上校所率的援军出现在望，众人大喜。伤员被运过河去，全队随后跟上，在岸上露宿了一夜。二十六日，回师已经开始，劳瑟·克罗夫顿中尉与炮手戴维奇留在后面，尽量销毁军火库中的存货，那些东西估价三百万英镑。销毁之事办完后，两位军官重新渡河，骑上等在那里的小马，赶上了大队。

在这十六天里，很难确切估出敌人的数目。起初不过是执矛的拳民，后来中国官军——也许是全国最能打的兵——加了进来。谁也没有料到这些兵会加入攻击，单这一点便使整个举动无从行得通。

这一支混合的队伍行事的英勇与沉着，值得一切称赞。西摩尔将军在正式报告里特别嘉许德国皇家海军冯·乌泽多姆上校的操守与功劳——他曾指定此人在自己万一有失时接替其职——同时也嘉许麦卡拉上校，两人都负了伤。

这次未成的救援远征中种种戏剧性的事，引起了普遍的注意；而无论这一番举动还成就了什么，它总算一劳永逸地打破了一个人们常挂在嘴边、且极受欢迎的主张：一支人数不多却组织精良、装备齐全的外国军队，可以从中国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而不遇有效的抵抗。

这次未能打通往北京之路，还有一个要紧的结果：许多军事上有权威的人深信，如今非有一支能应付一切变故、并能抵住中国人所能调来的任何兵力以保持与基地畅通的大军，便到不了京城。人对西洋人应付中国抵抗的能力那种过度的自信，就此让位给一种公允得多的估量：一旦中国人被彻底激起来、以几乎无穷的人数涌出来，所要面对的困难究竟有多大。

天津被围的故事，值得的篇幅远过于本书所能给的；因为合而观之，它之可记也许不亚于北京之围。

须记得：法、英、德三国的租界沿白河而列，起自中国城厢以下一英里许，向下伸展两英里有余，平均宽约半英里。一道足有十英里长的土围墙，把各租界、中国城与四郊都围在里面。城厢附近与各租界附近都密布着中国村庄，进攻时每一个村子都成了拳民与官军天然而便利的巢穴。

那道土墙若能守住，本可作极好的防线，然而它一部分在防线之内、一部分在防线之外；而那一小撮外国兵——加上义勇队也不过二千四百人左右——要守这样长的一条线，是全然不够的；来攻的中国军队或有五千，还有不知多少拳民相助。

中国人并没有同时在两处猛攻，只满足于从河对岸——其实是从四面八方——放来恼人的枪火。炮击自六月十七日星期日开始——正是大沽炮台开仗那一天——显然是预先约好的；此后时断时续，直到一个月后城被攻下。

各色各样的外国侨民退到了戈登堂，那是一座诺曼式的高楼，既宜作堡垒，又宜作医院。

大部分非战斗人员聚在那里，过着围城的日子；然而有相当一批传教士被怡和洋行那位好客的经理埃德蒙·卡曾斯君请到他的院子里去，五百多名中国教民也在那宽大的货栈里安顿下来。这里和北京一样：围城之初，教民被看作累赘与祸患；而这里和北京一样，不久便看出：若没有他们相助，必需的活计根本无从办成，因为差不多所有别的中国人都撂下活逃走了。

整个租界用货栈里的货包筑起街垒；因为路远、横街又多，这是一桩极耗气力的活。教民中的男子挑水、运弹药、送粮食，还挖了许多坟；妇女则洗医院的衣物、把驼毛拣出来装枕头，还做了许多别的有用的事，到末了得着了毫无保留的称赞。

援兵到天津，并没有像人所指望的那样使各国租界立刻从没完没了的攻击中解脱出来。敌人人多，且渐渐咄咄逼人。经过一场恶战血战，六月二十七日攻下了东局子；总督裕禄把这件事略加走样地奏了上去，居然登在《京报》上，使被围在使馆里的人在黑暗中见了一点光。军事上的关系诚然还算融洽，然而那并不能促成任何一两支队伍单独行动时多半会采取的果断举措。

白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一座炮台是全局的钥匙，因为它压住了中国城、四郊、各租界，以及取铁路或水路往北京去的路线。联军的困难被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大大加重了：合用的炮竟然奇缺，所有的炮远不如中国人的。中国人的炮有许多难以查明方位，实际上也够不着，可是他们的射程极好，打得极其恼人。有一天里，戒酒堂——那是多瓦德将军与参谋部的司令部——挨了六发炮弹。有一发穿过餐桌，其时军官们正在用午饭，紧接着又来一发，打得一样准。

街上哪里都不敢露面，因为有流弹、有不断的枪火，还有法租界与别处中国房屋的枪眼里不停地朝每一个露头的外国人打枪。租界里满是奸细，许多藏在被主人弃了的洋房里，从那里没完没了地放枪。有些人甚至替远处的中国炮手打信号，指点该朝哪里打；要把他们一一查出赶走，实际上办不到，不过凡捉住的都立即处死。

河东岸战事的中心与全局的钥匙是火车站，中国人与联军都认定守住它是性命攸关的。俄国人在这一点上的勇敢与坚忍不止一次挽回了局面。他们守着浮桥，在河与所夺的军械局之间那些暴露的位置上顶住了最重的战事。有一回，下游的线上急需机车。车站上有机车，问题是怎样在猛烈的炮火之下把它们弄出去。俄国步兵在左边虚张声势地大举佯攻，以牵动敌人的注意，同时两台已经上了汽的机车带三节车皮，要在一英里多暴露的路基上冲过去。

烟囱里第一股白烟才冒出来，中国人便看出是怎么回事，立刻把炮口转向那列车。四发炮弹从车上呼啸而过，接着有两发落在稍前一点；车速提了起来，炮手们再没有打得那么近，可是这一英里多的险路非闯不可，一路上都被打得热闹极了。这是一桩胆大而漂亮的事，也是那天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七月五日备了船，把仍留在天津的妇女儿童送往塘沽，取道去比这日日挨炮的租界更安全的地方。此前有一批人走得正是时候，恰好目睹了进攻炮台之役，还落在炮火的射程之内——险极了，所幸都脱了险。

以下各事的摘要，以及前面已提过的若干事，都有赖于《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生动而可信的记述。他指出一件出人意料而绝无仅有的事实：一万欧洲军队被约一万五千名中国兵挡住，前者因缺少远射程的炮而动弹不得；这又重演了英国在南非付过极大代价才学到的一课——重炮的要紧。

联军的按兵不动，助长了中国人再接再厉。他们不满足于猛轰租界，还忙着把防线朝西南推，到末了右翼抵在跑马场的废屋上，左翼则仍在芦台运河穿过土墙之处。这样，他们的防线自东北至西南绵延约六英里，大致作新月或半圆之形，而以各租界为其圆心。北面防线最西端土墙上的一座英国海军炮队阵地处境岌岌可危：前后都受着恼人的火力，还被侧射。各租界如今成了一座大营，除了被城边炮台与芦台运河北岸的炮垒轰击之外，还遭着猛烈的交叉火力。中国炮手的技艺显出了大有长进的迹象，所造的损害因而日增，兵营里的伤亡也频繁起来。再不动是不行了；总得做点什么。

最急的是把土墙上英国炮队阵地的后方与侧翼清出来。这在九日办成了：以一次联合的大迂回向西南展开，最后绕到东北，把西局子攻下并肃清。这是由日本水兵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同攻进去办成的，日本旗不久便在上面飘扬。整个行动由英、日、美三方合力，谋划得好，执行得也好；海军炮队的侧翼与后方解了围，各租界从此不再受交叉炮火。

第二天平安无事，中国人竟连火车站的哨所也没攻，这是围城以来不曾有过的。十一日他们又动手，经三个钟头激战才被击退；这一战法、日两国损失很重，英、俄两国略轻。拳民带着刺刀，钻进了停在外国防线外的一列车皮里，兵丁只得用刺刀把他们赶出来。因为缺料、缺工具、缺机器，联军把炮架到阵地上极为困难。这些困难终于克服了；十三日议定：由俄国人为主、德国人相助，以约三千五百人的兵力进攻中国人在芦台运河的炮垒；另一路约四千五百人，由日、英、美、法、奥各国组成，在西面英国海军炮队的掩护之下推进，试攻天津城。

日、英两军由福岛将军与多瓦德将军率领，凌晨三点出发，作一次与九日类似的大迂回。

天亮时英国炮队攻中国人的阵地。联军各部向离南门约一英里的西局子合拢。

上午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与东局子相连、位于芦台运河附近的一座弹药库里所存的大批褐色棱柱火药炸了。一团巨大的烟云白而静地立在澄碧的天上——那是「奇妙而美丽的景象」。租界里几乎人人都以为自己的房子挨了炮弹，许多人跑出去看损坏了什么，却看见了天上这一奇观。

原定的计划是向南门推进，由日本人把门炸开、从而攻入；他们右边是法国人，后来因误会又添了利斯科姆上校所率的美国人；左边是英国人。

那一天很热，英国炮队与中国的炮、以及城墙上数不清的步枪所吐的火也很热。平野上到处是坟丘，一个个都是中国人的坟；然而在离敌人这样近的地方，这些坟丘于这样多的兵实在遮不了什么。利斯科姆上校中弹倒下；美国人以及别国队伍的损失都极重，大约达到参战兵力的一成，而且军官折损极多。整个上午都可以看见在西边平原上列阵的中国步兵与马队，若是他们当真参加了这场战事，情形还要严重得多。就照当时的样子，弹药不继、又难以有效推进，局面也已经够糟了。

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南门始终没有炸开。末了福岛将军传话给多瓦德将军，说他要在现今的位置上过夜，多瓦德将军同意了。与此同时，北面俄国人那一路——那是这一天战事的主要部分——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他们极为得手：经过恶战，他们攻下了芦台运河北岸的炮垒，又推进去毁中国人的两座营盘，留下一支兵等天亮再攻，大队折了约一百五十人回营。

十四日凌晨三点，日本人过了城壕，炸开南门瓮城的入口，攀上城墙，从里面把城门打开，把其余的队伍放了进来。日、法、英、美各军涌进城去，中国人如大风前的云一般四散。中国人的阵地若守得得法，本是无可抵御的坚固；然而中国军队经不起西洋或日本军队坚决的攻击，早在外面看得出任何迹象之前，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防守。

城一攻下，各国统帅便组织了天津临时政府，设在总督衙门里——那位总督已经逃走，看来是在杨村把自己与全家都杀了。

自占领天津城起，将近三个星期里，全世界——尤其是被囚在北京使馆里那极小的一角——都在焦灼地等着知道：下一步为救他们要怎么办。这件事的往来文书可以装满几卷，而字里行间所含的比字面上还要多。

日本既近，军事上的预备又那样完备，许多人以为：在这样危急之际，这个国家必定会被托以救出各国被围之人的任务，免得因不该有的耽搁而使他们一齐被杀。日本是愿意做这件事的，只要别国一齐请它做。而「别国」各有各的心思，有些说了出来，有些咽了下去。万一日本办成了这件事，有什么能拦住它保住那片又一次凭征服之权归它所有的土地呢？人人都清清楚楚记得中日之战以后的事：那个国家如何被「外交」——换句话说是被更强的实力——骗去了胜利的果实。

结果正如人人、连被围者自己都预料的那样：外交上除了交换照会、以及经过缓慢的会商、提议与解释，一说再说地弄清各国分别不肯做什么之外，几乎一无所成。与此同时，军队正从天涯海角涌进华北，而且还要源源不绝地来。

有种种迹象表明：拖延也许会断送解救使馆之望；然而大批军队在异国、在不利的条件之下调动本来就难，尤其如今还打着好几面不同的旗，因此看来九月以前不会有什么举动。如前所说，西摩尔将军受挫的结果，是使人对不够周密的预备一概极不放心，尤其因为人以为中国人也许能集结五万人来抵挡联军的推进。美国人与英国人一样急着要向前进，然而似乎什么也定不下来。

后来才知道：荣禄在北京曾用他的势力，把那些势不能免的攻打使馆之举尽量减轻；他虽压不住董福祥那股凶狠的劲头，却能在某种程度上把它抵消一些，而在这一点上他颇为成功。荣禄与大沽和北塘炮台的一些心腹中国人有联络，那些人对局面看得极清楚。从天津失陷的消息初到北京时离京的信使那里得知：端王与董福祥一党实际上无可抵挡，等到九月才发救兵是断然不行的。这消息传给了帝国海关的税务司之一德璀琳君，再由他传给联军各统帅。

八月三日，联军各将领开了五个钟头的会，议定次日出发，虽然其时正在雨季之中、转运之难多半将近于无法克服。事实上困难确实极大，而联军成分之杂、装备之五花八门，又把困难大大加重。那装备处处不足，连日本人也不例外——他们本来只预备一个旅团的，如今却要供一个师团之用。路上塞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车，从日本人用的轻便小车，到美国人那种由四头大骡子拉、在寻常情形下能载极重之物的沉重军车。全部兵力将近二万人，其中日本约一万、俄国四千、英国三千、美国二千，别国各不过几百。各大队都配有炮，单日本人的炮大概就抵得上其余各国之和。

四日下午，英、美两国军队朝西沽开去——西摩尔将军那一路当初就是在那里夺了军火库的。路要穿过白河两岸那连绵不断的村庄。本来就有大雨之势，路上便下起来了，路面又滑，也让人先尝了尝：万一雨下得又大又久，将会是什么光景。

到村子之前雨停了。盖斯利将军把司令部设在该处以左的英军之中，美国人在右。下令次日早起动身；队伍便在湿地上躺下，趁这一战之前能睡多少算多少。英军计威尔士燧发枪团四个连、孟加拉第一枪骑兵团、第十二野战炮兵连与香港炮队（配两门海军十二磅炮、四挺马克沁）、第一锡克团、第二十四旁遮普步兵团二百五十人、拉杰普特兵四百人。海军旅则要与俄、法两军协力，为攻敌人左翼开路。

查飞将军所率的美国军队计海军陆战队四百五十人、第十四团一千人、第九步兵团八百人、哈乞开斯炮两门，以及赖利上尉所率的第五野战炮兵连。日本师团由山口将军统率，福岛将军为参谋长，配野炮三个中队、山炮六个中队。俄国人有两个步兵团，名义上二千人，两个野战炮队（各八门炮），还有几队哥萨克。法国人只有几百，是从越南东京来的步兵，配两个山炮队，用麦宁炸药。

敌人的阵地大致自东北向西南横过河与铁路：右翼倚着一道堤，左翼在五英里外的河那一边，靠近第五座铁路桥，桥外一带已被水淹。他们阵地最要紧的是渡河的中段。这里有一连串巧妙隐蔽的散兵坑与壕沟，若守的是勇敢的敌人，要把他们赶出来将极其困难。在河的左岸，他们的阵地全线都有一道河渠护着。

日、英、美三国的联合兵力要攻河右岸敌人的阵地：日本人打头阵，英国人接应，美国人作预备队；俄、法两国则在海军旅炮火相助之下攻左岸。

凌晨三点左右，日本人前进，夺下一处炮垒——若不夺下它，正面攻敌人中路时便要被它侧射。双方炮战了一阵，随后日本人冒着扫射般的火力发起冲锋，中国人没有等他们冲到便走了，虽然在逃走之前也使日本人受了重创。全军推进：美国人在左，英国人居中，日本人在右。中国人这里那里在远距离上略作抵抗；人以为他们会在北仓附近据守，那里据说有坚固的阵地；然而阵地他们是有的，守在那里的心思却没有。第一道壕沟一被猛攻夺下，这一仗实际上便完了。上午九点之前日本人占了南仓，此后枪声全止。

这一仗的重担是日本人担的，他们的损失与别国参战部队全不相称，估计阵亡约六十人、受伤二百四十人。英国人阵亡四人、受伤二十一人，美国人无一伤亡。左岸的俄国人有六人受伤。中国人因有土墙护着，人的损失不大，然而他们丢了「面子」，也丧了气——这远比实际死了多少人要紧得多。

全军在北仓过夜。六日早上，在杨村火车站的废墟上又与敌人打了一场，约四个钟头，中国人被逼退到杨村镇上，俄国人以炮轰之，孟加拉枪骑兵把他们从村里清了出去。前一天那一仗的效验处处可见，敌人打得极无心气。损失最重的是美国人：第十四团死伤六十五人，第九团九人。英国人的损失不到五十，俄国人阵亡七人、受伤二十人。

两天的行军与作战都在酷热之中，队伍已疲惫不堪，遂决定次日整天都留在杨村，让部队休息，并等候补给。

八日恢复前进，此后全军都沿右岸行军：日本人在前，俄国人次之，美国人跟着，英国人殿后，法国人则留在杨村。日本人走得快，俄国人走得慢，拖拖沓沓、走走停停，一个钟头还走不到一英里，把后面的美国人窘得不行——他们常常只好在沙地平野上顶着烈日站住，而俄国人却在前面树荫浓密的村子里歇息。这一点很要紧，因为它说明了美国人何以有那么多人因中暑而伤损：美国人与英国人不得不在一天最热的时辰里走最重的路。

日本人在组织与装备上的优越处处显眼；而他们位在纵队之前，使敌人没有工夫重整，因此敌人的退却其实是在这些来自日出之国的矫捷之士面前一场漫长而急速的奔逃，他们不给敌人一刻喘息、一刻停留。有人问这次追击的灵魂人物福岛将军：他的部队是不是很疲乏？他答道：「是的，可是敌人也一样。」

他的主张是不惜一切代价让敌人跑个不停；这一着施行得极其彻底，也极其成功。他的骑兵与乘马步兵通常被推到步兵大队前面约三英里处。一与敌人接上火，他们便退回步兵那里，步兵随即散开前进，把行军路线左右的村子彻底搜一遍。步兵在此之后休息时，骑兵又推了上去；如此循环往复，被追的人真是魂飞魄散。

九日早上，日本人用炮把中国人从河西务轰了出去，他们略作抵抗便逃了，把那地方留给了日本人。同一天，孟加拉枪骑兵与日本乘马步兵撞上二百名中国马队，把他们冲散，打死约五十人，还缴了宋庆、马玉昆两将的四面旗。

十日大队到了马头；这一程虽不长，路上却尽是掉队的人。中国人早上吃饭的地方撒满了瓜皮。他们没有军需，靠沿途捡到的东西过活，例如瓜与玉米。

第二天天气略凉，而且下了雨，队伍大为舒适。大军到了张家湾，日本人用炮把敌人从通州以南的阵地上轰走，他们退进了城里。

十二日（星期日）清早，日本人推进去攻东南门，却发现中国军队已弃城而去，进城时无人抵抗，虽然那城墙又高又坚、本来极易守。日本人为向他们自己的将军致敬，把瓮城的外门炸开，随后安安静静地占了城。山口将军出了告示，保证非战斗人员的安全并加以保护，并许下尊重百姓的家宅之权。日本人占了城南一半，这时又露面的法国人占了北面。

联军十二日夜宿通州，次日开始往北京的最后一程，此时只有十二英里了。日本人沿通往齐化门的石路推进；俄国人在他们以南、运河以北，走往外城东便门的路。运河以南、往同一座门去的路上是美国人，更南是英国人。

原定在离北京三英里处四路都停下来，再开一次会议定进攻之策。然而俄国人不但不停，反倒一直走到城墙跟前；见没有遇到抵抗，以为可以就势攻进去。可是他们还没到城门，便遭了从北城墙角上射来的猛烈枪火，损失很重，参谋长瓦西列夫斯基将军也在内。他们在被撞开的东便门里挤成一团，许多个钟头没能前进一步。

日本人十四日清早推进到齐化门附近，借房屋的掩护向城门一带靠近，指望把它炸开。然而城墙上的枪火太猛，日本人伤亡甚重，遂决定炮轰城墙。炮轰自上午十点开始，打了几个钟头，看不出多大效验。只有最重的炮才轰得开城门的墙，而那么多的神枪手又使人无法靠近去炸它。一千多发炮弹白费了，一整天也白费了，一无所得。于是决定等到夜里再炸城门。到那时果然炸成了：高高的城楼被点着，城墙上的中国军队被杀得大败而走。各国的勇敢军队都当得起一切光荣，而最当得起的是坚忍的日本人！

美国军队在上午早些时候到了外城东南角、东便门附近，有些人从那里攀上城墙。大队像先前的俄国人一样从东便门进来，进了外城便暴露在北面城墙猛烈的火力之下。他们那一支进外城的时候与英国人差不多同时，然而走错了路，过了许多个钟头才到水门，进英国使馆比英国人晚了一些；这两支军队各有一部分人把两城之间墙上的正门——前门——撞了开来。

英国人很幸运：外城东面的沙窝门几乎全无守备，虽然须先用炮把一队中国马兵从门前一个村子里轰出去。留下一小队守门，第二十四旁遮普步兵团被派去占天坛，其余的沿外城东西向的大街推进，走了一多半路到接近城中之处，便照前面所引的窦纳乐爵士致联军统帅函中的建议折向北，朝水门去。英军的前队从运河以南的房屋中出来时，离水门还有一段距离，东边哈德门上仍有中国枪手，朝他们打了一阵没有准头、也没有效验的枪。头一个从水门进来的军官是第一锡克团的斯科特少校，同来的有他的四名部下，还有盖斯利将军的副官佩尔上尉与凯斯中尉；盖斯利将军带着参谋就在后面。

从水门经俄国使馆（唯一安全的路）到英国使馆，只消走几分钟；在那里，救人的人受到了一场狂喜的迎接——凡身历其境的人，此生此世都不会不清清楚楚地记着。

北京之围解了！西洋人与东方人又一次面对面作了生死之搏，而凭着无畏的机变、面对重重阻碍不屈不挠的坚忍、面对死亡之险至高的勇气，以及上帝护佑的照管，终于得胜。这是初露曙光的二十世纪战胜了中世纪，是一个潜藏着光荣的将来战胜了一个僵死不动的过去。其中含着一个新中国的种子，也含着远东的希望。

二十五防御工事

严格说来，北京之围到此结束了，虽然要使这次解围真正生效，还有许多事要做。在就那一层再说什么之前，此处不妨略详地讲一讲一个至今未得公道对待、却又断不可一概略去的题目——围城中的家务。

在围城那种反常的情形之下，日常生活（若还可以说有这样一种东西的话）的种种窘迫，值得由一枝女子的笔来写。院子里每一所房子都挤满了人，有时几乎到了透不过气的地步。窦纳乐夫人那一桌通常有三十五人上下，整座公馆当真是为被围之人翻了个底朝天：窦纳乐爵士的办公室与书房成了医院，吸烟室夜里住着男客，舞厅住着女眷，而白天疲乏的军官还要溢到这家女眷的卧室里去歇。凡为病人的舒适、为被围者的安好所能想到的事，这座好客的公馆的主人差不多没有一样不曾做到。

使馆医生的住处，寻常夏天住一个欧洲人、至多两个，忽然成了二十八个男女老幼的住所，分成四桌吃饭。他们的下房里中国人多得像蜂窝，那一点点后院总是挤满了眼巴巴等着分下一锅饭的人——而那锅饭总是「就快好了」。

税务司那一桌（在卫队房里）人数不定，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因为饭厅小，人若都在场，须分五拨开饭。不过其中一大部分——大概有一半——是税务司义勇队的人，被派到防线各处当差，最常去的是肃王府，一去便是二十四个钟头。于是饭须一日三次送过去。这就使这样一大家子的操心大为加重，然而两位能干的英国女士把这一切都办得又妥当又成功。

从美以美会院子里进来的美国传教士约有七十人。他们被安置在教堂里；那是一座长方形的房子，位在院子的中线附近，长四十三英尺，宽二十五英尺。门道两边各有一间小屋子，其中一间有盘旋的楼梯通到阁楼。礼堂后部是一座讲台，周围有圣坛栏杆，台上设着读经台。两侧的过道通往后面的小更衣室。正堂里能用的地方，大半被十几张前面带书板的大木椅占去了。

大大小小的箱笼堆在门口，以及外面探出的屋檐底下。到夜里，凡有地方便铺上褥子；那睡法的平面图很像一盒沙丁鱼。有几位先生在一座亭子的边上找到了临时而不稳的铺位，后来又如前所述，住进了公使住宅的吸烟室。门道两边那两间小屋不久便被腾空，改作盥洗室，一切多余的东西都被打发到阁楼上去。

到后来，这阁楼本身也从堆杂物之所变成了寝室。中间有一座高台（是教堂天花板拱顶的背面），台前台后与两侧的空处，都被使馆几十年来积存的东西塞得满满的。这堆东西里可以数出：保龄球道的球与瓶、巨大的包装箱、没有棕绷的铁床架、几十扇冬天装在住宅上的窗子、拉扇、搁板、箱子、匣子、女王登极纪念留下的透光画、几百盏灯笼、演戏的布景、蒲席、苇帘、以立方码计的英中之间那份不甚有用的条约的印本，还有一摞摞的使馆案卷与账簿，一直上溯到东印度公司那久远的年代——全都密密地缀着历任公使任内积下的白蛛网。

在几位先生女士精力充沛的经管之下，这些东西大半被搬到别处去，腾出地方隔成一间间窄小的卧室，有将近二十人在那里得着了比先前好得多的安顿。这阁楼是照使馆一般的中国式样造的，只在东面开窗，因此空气全然不流通——这一点在七月的酷热里可不大宜于舒适。然而尽管少不了沙蝇、跳蚤与蚊子，人却发觉这些不便几乎称得上奢侈；而且大家彼此换住处，病人与疲乏的人总能找到一处比较安静歇息的港湾。

前面提过的教堂后面那间小屋，被派作唯一的存粮之处，凡搜集到的、或后来陆续冒出来的食物都存在那里。起初连这屋子的一部分也充作女士的浴室，后来改用前门口那间小小的灯房。赫林军士很爽快地把自己的厨房让给了这一桌——那是他住处后面一间极小的厨房，带一个中国小灶——他自己的饭则在门阶上的一个中国炉子上做，或是随便在哪里做。

要在这一个小灶上把所需的东西一时都做出来，厨子们一天到晚每个钟头都得使出浑身的力气。一个小煤油炉与一盏小酒精灯不停地作辅助之用；然而因为没有烤炉，只能在煤油桶里烤饼干。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一次做出大量的饭食而又不老是烧煳一些，看来是不可能的——然而竟做成了。

最大、最要命的为难之一，足以把一个西洋厨子逼疯的，是厨房里对热水没完没了的需索。做正餐要用，厨房所属那所房子里的住户要用，水兵要用，害病的婴孩的母亲要用，中国人更是要多少有多少。所幸抬来了两只大火盆，把厨房的压力大大减轻，于是茶、咖啡与一定数量的热水可以在教堂附近供应——厨房离教堂有半个使馆院子那么远。须记得：虽然有许多人不用滤便能喝主要几口井的水，大概有一半的人没有那样的福气，须供给彻底煮开的水。

大规模做饭所不可少的家伙，所幸从洋行东家分发的存货里得着了。然而备得远不齐全。大盘大碗极缺，有时只得在脸盆里泡豆子或和饼干面。碗碟往往只能用冷水洗，因为别无他水。须记得：头一拨约三十二人是六点半叫去吃早饭的，须吃完让位给第二拨，隔不多时第二拨又让位给第三拨。（后来三拨并成了两拨。）

这么一大群人并没有什么碗橱，除了那座圣坛；而一切台面——椅子、书板、窗台——一律是斜的，搁不住碗碟，因此碗碟须不断从窗口递出去重洗，而在那频频的大雨里，这是件颇费事的活。下雨天晾抹布也同样为难；抹布的来路倒似乎从不短缺，总是神秘地从冒出来的零碎布头里得着补充（桌布与餐巾实际上是没有的，这倒是件幸事）。

这一整套不歇的活，是由三班厨子仆役轮着做的，每一班都得赶紧做完好让下一班；然而从没有吵过一次嘴，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龃龉。

雨季最盛的时候，唯一能存放食物的地方是一只约一英尺半见方的小纱橱——既没有冰箱，也没有冰。几丈之外便是宰马之处，那里有千百万只苍蝇，而要使肉不遭它们侵害，唯一的法子是始终用布盖着——在七月又热又潮的日子里，这法子管不了多久。

有一个由三位女士组成的常设委员会，为一日三餐拟定菜单；另有两位——每天更换——管摆桌，并照看每一餐按时备齐。这个委员会把极其有限的食物安排得物尽其用，其巧思真是奇妙：她们常把老硬的骡子肉做成谁也想不到出处的样子，又能不用牛奶、黄油、鸡蛋而做出可口的布丁。

掌管医院厨房的那位女士，在为伤员做可口的饭菜上也极见本领；万一有一点剩下、到不了第二天早上便要坏的，她总有办法安排妥当，不叫它糟蹋掉。外国孩子的励志会结成小小的委员会，忙着把余下的东西送来送去，分给有需要的人，也分给生病的中国人——他们老是吃粥，总饿着，因此外国桌上的残羹剩饭都被欢欢喜喜地领受。

这一桌上时常有病人吃不下粗糙的黑面包与陈黄米；对这样的人，无论别的活多紧，总备着可口的饭食。还有些面黄肌瘦的婴孩，他们的母亲得在一条窄得一人蹲下便无人能过的过道里为他们做吃的；而许许多多个夜里，这些疲乏的母亲被自己婴孩的呻吟、或是别家孩子的哭声弄得不能合眼——那些孩子无处可去，他们的病痛也无从缓解、无从可救。如今追述起来，这一切不利与不便都显得极其可怕；然而在当时，人以一种从未有一次失落的耐心与勇气承受下来了——而每日半小时的祈祷赞美之会于此颇有助力，在那里，《诗篇》、先知书与使徒书信中的许多段落被照出了新的光亮，像黑暗中的钻石一样发亮。

本书虽然全然不是北京围城的军事史，然而关于英国使馆的防御工事，还是有几句话不可不说。那些工事，人或许还记得，在围城之初便交给了甘沛澍牧师掌管；他受过工程师的训练，这在一桩独一无二的事上成了独一无二的资格。应窦纳乐爵士之请，他还有几次在使馆及其附近以外的地方做过工事；不过那是例外。

东交民巷桥西那道街垒厚八英尺，其中五英尺土是要用来挡炮弹的，而它多半也挡得住。有一位军事工程师以为：这样讲究的防御——两道墙各有上述的厚度——大可不必；然而等到德国人伤亡极重之后，他便希望照这样做下去。关于彻底的工事究竟有多大用处，蒙古市那边也有过同样的军事见解之变：那里的子弹能穿透十五到十八英寸的乱石墙——也就是中国人寻常的墙。

俄国使馆实际上全然没有设防，虽然院里有些地方筑了街垒，什么缘故实在难以理解。

蒙古市胡同南头所筑的街垒厚五英尺，而且是实心的。南北两面的墙都加了厚，处处不下十八英寸；任何地方都不肯只靠一层砖，因为那上头必有许多裂缝，随时可能被流弹穿过。这样的加厚一直做到与一等参赞住宅相对之处。再往前，外面那道线起头是两英尺厚。这一层的要紧，由一件事可以见出：就在蒙古市的防御上午十一点完工的那一天，到下午四点，中国人已经把对面每一所房子都凿了枪眼，单是一所房子上便有十二个。

毛瑟弹打在中国砖上，通常能穿进半英寸到四分之三英寸；然而围城末几天所用的曼利夏弹，伤害就大得多——弹丸留下深坑，很快便把墙削掉。围城最后那个星期一的早上，甘沛澍君被叫起来加筑墙壁，以挡住这种既能毁物又能蚀墙的火力。

再往外的几进院子也是在不断的攻击之下照样加固的。在修筑工事的整个过程中，除星期日外每天大约平均用五十人，只死了一个人，而那是因为他全然不听屡次劝告、不必要地把身子露出去。南马厩院正西那道街垒，除外面的院墙之外厚四英尺，是全线最坚固的一道，因为它也是最受攻击的一道。马厩院里那所两层楼房竟没有倒，真是奇事。马厩院门后有一道三英尺厚的街垒，朝西北斜着；再过去是为意大利炮筑的一座台子，墙极结实，厚八英尺。再下一道墙除原来的外墙之外厚二十英寸，筑得极其牢固。再过去是一座小小的堡，开着五个枪眼，立得极稳；此后是一道四英尺厚的乱石墙，外面又加了一道结实的墙。

再往北是「施特劳赫堡」，围城结束时「万国炮」便架在那里。炮手米切尔受伤时正站在炮后，而不是站在一旁。正西不到五十英尺便是中国人的街垒。再过去是一进院子，正在车马场的墙下。

围城之初在马厩院被打死的那名水兵，最先使军人们注意到沙袋之必需。在那以前他们说沙袋够了；后来才发现：工事的主持人一贯所说的话是对的——不到救援的队伍到了使馆，沙袋永远不会够。过了一阵子，每一位军官都被沙袋的用处说服了，频频地、大量地来要。

学生图书室后面挖了一道深壕作反地道，深十到十二英尺，离一所两层楼房的墙只有十英寸，而那房子的地基入土不过三四英尺。挖这道壕有把房子挖塌的极大危险，然而被炸上天的危险也不小，这是拿险对险。壕并不是全然连贯的，不过几段主要的壕之间有孔道相通，或是在一株大树的根所容许的限度内尽量相通。这样挖几乎断然能查出中国人的任何地道，因为它深十二英尺，而那个季节地下水位据说大约在十三英尺。翰林院第一进院子里也开过一道反地道，一直伸进车马场相当远，后来因为多余而停了，长久成了一件笑柄。

翰林院里的防线起初是薄弱的。不过第二道线有一堵两英尺厚的砖墙，撑得极牢，又加固到能挡炮火。因为砖不够，工人用了大量的书板，多半是翰林院藏书中诗文集的夹板。从这里往东直到北马厩院，整条墙线也都同样加固到能挡炮；沿着防线后面全程还有一道十二英尺深的壕。

万一这里被中国人冲破，紧靠后面的那座亭子开有枪眼，墙厚三英尺半，可以侧射敌人。顺带一提：这座亭子本身被皇城墙上炮台的实心弹打穿过，有七发打在十英尺见方的范围之内。其中一发穿过一根直径十六英寸的粗柱，又把嵌在墙上的一块石碑打碎了。翰林院的书架被立在院子里，蒙上油毡纸，纯粹当作遮挡的屏风，好让中国人看不出守军的动静。前面一座较小的亭子也凿了枪眼，以防敌人不被察觉地靠近；后面还有第二道坚固的防线。两座亭子中较大的那一座（名叫敬一亭）被命名为「斯特劳茨堡」。北面另一座较小的也照样凿了枪眼。

翰林院东头的防炮工事修到了三分之二高，始终没有全然完工。最东边那处设防的位置叫作「奥利芬特堡」。它正前方的防御极强，是一道厚得惊人的墙，墙根厚八英尺，外加一道十三英尺深的壕。上到高处哨位的台阶，是用装过明朝那部大类书《永乐大典》的木箱做的，如今里面结结实实地填满了土。翰林院一带最后筑成的阵地极其坚固；中国人若能把胆子鼓到拼死冲锋的地步，这些阵地非付出极大的困难与极多的性命便攻不下来——所幸他们始终不曾有那样的准备。

使馆东面（翰林院在北面）的防御，所费的心力也许胜过任何别处。六月二十九日——围城才开始九天——柴五郎中佐告诉窦纳乐爵士：肃王府他至多再守两三天。窦纳乐爵士把这话转告甘沛澍君，并说：「这个你该知道。」其结果是一套极其周密的防御计划，中国人与外国人看了都吃惊，人不断地问：「做这么多工有什么用？」用处是：万一肃王府失守、中国人在王府花园的高土山上架起炮来，好守住英国使馆最薄弱的一点——那座花园与使馆之间只隔着一条御河路的宽度。中国人那时便能在离英国公使住宅五十码（或更近）的地方架炮，而使馆院里任何一处还能不能守住一个钟头，实在难说。

为防这一危险的工事，起自北马厩院的尽头，不断地一直伸到使馆正门稍北的卫队房。北端牛棚屋顶上的哨位是一处极坚固、也极暴露的位置，因为它比任何别处都更近皇城墙上的炮台，又紧挨着攻打王府北端的敌人阵地。马厩本身临御河的那道墙约十五英寸厚，费了极大的力气在外面加筑了一道五英尺厚的墙，全长上下都用粗木牢牢撑住。马厩院上头一端挖了反地道，防中国人来炸这处哨位。地道往西挖了约五英尺，再往北二十五英尺，再往东同样长，然而中国地道的迹象与声音一概没有；而这几条反地道的存在，一般人也并不知道。

从马厩到卫队房，这一路都照同样的法子防备可能的炮击——把土夯得结结实实，筑成又厚又高的墙，每一处都用所能找到的最粗的木料，撑在对面的房子上。

这一面所受的炮弹与开花弹造成了很大的损坏。公使住宅二层游廊的三根砖柱有一根被打落到底下院子里，不过屋顶的支撑之下另加了柱子，所以没有塌。围城最后一夜，公使住宅里一间卧室旁边的小屋顶被一发炮弹打塌，这已经说过了；不过整个围城期间这一类的损害之小，实在出人意料。

眼力好的读者会看出：在那么多军人之中、在那样格外紧张的时候，一个文官担着防御中最要紧的职分之一，其难其微妙是格外的。那副责任之感有时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而除了有时一天做二十个钟头的工之外，还须秘密地被告知最令人丧气的军事内情——单这一层，便足以把一个身体最壮健的人拖垮。

窦纳乐爵士在整个围城期间所下的种种命令之中，恐怕没有一件比让甘沛澍君处在全然不受任何军事干预的地位、只对总司令负责，更能显出他那份地道的见识。这一层一经确立，一切摩擦的由头便消失了，文与武两方面的防御彼此榫接，配合得极妙、极有成效。围城结束时，甘沛澍君收到窦纳乐爵士一封亲切的信，承认大家都受了他的惠；康格君在一封同类的信里又公道地加上一句：「在上帝之下，我们得以保全，赖于你的胜过赖于任何别人。」援军到后几天，一位经历了围城的英国侨民趁便问盖斯利将军：他觉得「我们这一点幼稚的工事」如何？盖斯利将军答道：这番防御之大、之有效，尤其是在被围者所能支配的时间里所做的工之多，使他大为吃惊；而这些工事以及与防御有关的一切，都是「无可称赞得尽的」。

在关于使馆被围诸事的正式报告里，窦纳乐爵士说：有一桩出卖使馆的重要图谋，是解围以后才被发觉的。「德国军队所搜得的文件中，有一封是写给守哈德门的统领论地道之事的。写信的人曾在英国使馆当教习，受英国政府之雇四年，学生译员都很熟悉他；他与所有别的教习一样，于六月中旬前后不见了。那封信写于七月初，指出统领攻使馆的法子有错，将来势必像过去一样招致相当的损失。写信的人说：正当的攻法是挖地道；为助统领进攻，他附上一份英国使馆的确图——那地方他是熟的——并在图上标出最宜于挖地道的地方。围城既解，人急切地查访这封信的作者，然而至今没有找着。」有这样细密的出卖白白奉送给中国人，他们却没能在英国使馆长长的正面之下挖成一条地道，这在与这次防御有关的一长串意外之事上，又添了一桩。

鉴于这个题目极为要紧，不妨用一点篇幅，把上述防御的若干方面，照一位称职的军事权威——皇家工兵斯科特·蒙克里夫中校——的简要总述摘引一些。他曾在《皇家工兵杂志》（一九〇一年四月）上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这里只能择取数点。本书所附那幅出色的防御图，读者也当归功于他。

「看这整个防御阵地的图，头一件令人吃惊的，是这块地面上密密麻麻挤着多得惊人的房屋。就连在这一点上，图也不及实情；因为若把所有房子都画出来，那一大片本已杂乱的建筑还要更乱，反把紧要之处遮住了。

「有几处使馆的院子里立着许多树。树于被围者既是助力，也是妨碍。它们挡住了瞭望，起火时容易蔓延，落下的树枝也常常危险；然而它们也提供了一些遮护，使敌人看不进来。中国房子那厚重的屋顶虽然居高临下，进攻的一方并没有怎么利用。使馆里的两层楼房虽被猛轰，却极有效地起了横墙的作用，因此在防区之内到处走动是全然可行的。援军进来时对此极为注意：枪炮之声不绝，各样的弹丸在头顶呼啸，而英国使馆的网球场上女士们走来走去，自在得像在开园游会。众口一词：英国使馆的防御是这一阵地各处工事中最坚固、最好的。设计并监造这些工事的工程师，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甘沛澍牧师。围城期间有相当多的美国传教士栖身于英国使馆的礼拜堂，他是其中之一；这些人在组织上的本领与那份快活的干劲，于守军的舒适与安好贡献极大。

「英国使馆的守军之中并没有工程师，无论军中的还是民间的。甘沛澍君以不断修筑与改良工事为己任。凡可能挨炮的墙都加厚加撑；凡承着屋顶的墙、或任何有可疑之处的墙，都加了支柱与扶壁；凡可能的通道都筑了横墙；防线上处处开了出入与联络之口；凡可能用得着的地方都筑了街垒与侧射堡；凡可能被敌人挖地道的地方都掘了深壕；房屋的上层都筑了街垒、凿了枪眼、加了固；而最要紧的是：处处都给射击线以充足的头顶遮护，使人只有正对枪眼的那一点点身子露在外面。

「在英国使馆之西，车马场的一座大棚里，敌人开过一条地道；它的失败极堪玩味。他们起初是朝着我们翰林院工事之内一道坚固的街垒与胸墙去的。他们做工的声音被听见了，便开了一条反地道，不过没有挖多远。敌人像是听见了反地道，便向右改了方向，朝学生宿舍去——那是紧靠院墙的一所两层楼房。看来他们迷失了方位，一直往右偏，以致绕成了差不多整整一个半圆，最后竟朝着背离目标的方向去了。这是后来解围之后掘开地道才发现的。人发现地道里的空气浊到点不着灯；而中国人多半是摸黑做工的，那么他们迷路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便有灯有罗盘，要在一条狭窄的坑道里保持正确的方向也是出名的难；而在这一件事上，敌人多半连这些辅助也用不上。地道里找到了几只空火药箱与引火的药管，却没有装药。

「对使馆最后、也最狂的强攻，是八月十三、十四两日发动的，那时敌人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然而工事完好，守御者的心气也好，因为救援终于近了。攻势之近，由一件事可以量出：斯科特少校与他的锡克兵最先进入使馆，他们去换下守蒙古市街垒的使馆卫队水兵，受到一片欢呼之际，立刻挨了几码之外敌人扔来的一阵砖头！」

凡关心围城中的种种作为及其结果的人，得知那么多出力的人立刻因其功劳得着应有的表彰，都觉得欣慰。

英国白皮书（《中国第四号，一九〇〇年》）的最后六页，全是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的文书，表彰许多人——军民都有、几乎各国都有——的特殊功劳。被列入嘉奖的有前面提过的哈利戴上尉，他在近身之战中表现出显著的勇气；蒲尔上尉，在整整五十五天里没有一天一夜离过职守；还有阵亡的斯特劳茨上尉。英国义勇队也大受褒奖，戴维·奥利芬特与亨利·华伦便是在他们之中阵亡的。

英国使馆二等参赞戴林君掌管着要紧的几处防御。他总是警醒；他还担着一桩难差事：决定该宰哪些小马或骡子作食物——各家的主人自然都想把自己的尽量留着。汉文参赞科克本君既是义勇兵，又掌管英国公使与敌人之间那极其要紧的往来文书。他的房子是炮弹与枪弹格外爱找的靶子。二等汉文参赞克尔君给了他有力的襄助。已退役的珀西·史密斯上尉在城墙上处境艰险，出力尤多。曾任外交官的克拉克·桑希尔君是一位积极而肯干的义勇兵。

使馆的牧师弗兰克·诺里斯牧师，在本职之外贡献极大：在壕沟里、在街垒上抡镐挥锹；还负责照管并鼓励在工事上做工的中国教民。他总是有求必应、心甘情愿、和颜悦色；虽在肃王府被一发炮弹炸成重伤，仍旧守着自己的活，始终是周围之人极好的榜样。

领事馆的图尔斯君与汇丰银行的特威德君作救火队的队长，不知疲倦，那救火队几次救了使馆。前者的差事太苦，围城结束时身子彻底垮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生死之间徘徊。

《泰晤士报》通讯员莫理循博士充任斯特劳茨上尉的副手，贡献极大。他敏捷、有干劲、又沉着，凡危险的差事都自告奋勇；局面不利时，他是一根顶梁柱。七月十六日他身受重伤，此后的围城期间守军便失去了他宝贵的效力。

所有的学生译员都大受赞扬。他们有胆气、有冲劲，而在炮火之下的沉着，无愧于百战之师。帝国海关的义勇兵也同样出色，围城之后不久便得了他们应得的升迁。

奈杰尔·奥利芬特君几次担当要务，直到七月十八日身受重伤。

在另一件补充的文书里，窦纳乐爵士请英国政府向下列诸人致谢：俄国皇家海军拉登男爵中尉；美国海军陆战队迈尔斯上尉（受伤）；法国海军达西中尉（受伤）；德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索登男爵中尉；意大利海军保利尼中尉（受伤）；日本海军原中尉。除此之外，还提到日本一路的柴五郎中佐，其本领、韧性与勇气值得一切称赞。他的部署极见手腕，寸土必争，因而为英国使馆的防御赢得了整顿的时间；而其直接的效果，是救了守军中许多人的性命。

意大利使馆二等参赞唐·利维奥·卡埃塔尼，因其忠勤与才干被荐于本国政府；他一次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那是一道暴露在极猛烈的炮火枪火之下的街垒。帝国海关的职员冯·施特劳赫君，原是普鲁士陆军的军官，统率海关义勇队，给了窦纳乐爵士极大的助力，他的热心与无畏令窦纳乐爵士极为动容。他与医院的费尔德医生一同被特别荐于德国政府。曾任法国骑兵军官的弗利什君充任传令，常在炮火之下，因其英勇被荐于法国政府。

美国除了国会的特别致谢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法子来达成这些勋章与荣典所要达成的、极其可取的目的。因此，在一九〇一年一月四日华盛顿的电讯里看到下面这一条，被围之人与他们的友人便格外欣慰：「英国大使已将他近日所接兰斯当侯爵的一件文书转致国务卿，文中表彰去夏在北京使馆界遭攻击期间表现出色的若干美国人的英勇行为。文书全文如下：

「勋座：接本日前一文书，兹奉告：窦纳乐爵士已向本人提及若干人士在使馆界被攻期间的表现——他们尤为出色，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整个防御，都给了无可估量的助力。

「窦纳乐爵士举出了美国美以美会甘沛澍牧师与美国使馆参赞赫伯特·斯奎尔斯二人之名。他说：英国使馆的全部防御工事都是甘沛澍牧师办成的，而这些工事使此后前来查看的各国军官叹服。作为其精良的明证，他提到：围城的五个星期中枪弹如雨不断，而使馆内竟无一妇女或儿童受伤。他又说：全体被围之人都深深欠着他的情。

「赫伯特·斯奎尔斯在皇家海军陆战队斯特劳茨上尉阵亡之后，充任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窦纳乐爵士说：他早年在美国陆军中的历练于防御极为有用，而他的热心与才干，无论怎样称许都不为过。内城城墙上的街垒是他设计并筑成的；又奉窦纳乐爵士之命，绘制了军队入城之图，由一名从城墙上缒下去的信使送交盖斯利将军。

「敬请将此二人之名嘉许地转达美国政府，并表达女王陛下政府对其卓越贡献的感佩之忱。

（署名）兰斯当。」

这一系列得体的表彰，以下面这封致窦纳乐爵士的文书作结，见于关于北京围城的白皮书。

「外交部，一九〇一年二月十日。

「本报告既已使阁下关于使馆被围与解围的记述得以完备，本人愿趁此机会申明：国王陛下政府对这些关于一段极富历史意味的事变的出色而详尽的记录，评价极高。参战的各国军队维持此番守御的英勇，尤其是在第一次救援远征失败、被围者因而失望之后仍然如此；再加上使馆人员与别的文职人士以精力与勇气襄助正规军的作为——这一切已博得整个文明世界的敬佩。

「国王陛下政府并愿将其对阁下本人在此次危局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的感佩之忱记录在案。六月二十二日，阁下应同僚之请担任防御之责——以阁下所受的军事训练而论，这是一个格外胜任的位置；从那一天起，阁下一直指挥守军的行动，直到八月十四日解围。

「国王陛下政府从各方面得知：防御之成功大半有赖于阁下亲身的努力，尤其有赖于阁下想出办法在那许多不同国家、在这样广的地面上作战的军队之间建立并维持的一致与团结。称职的目击者曾表示：在那么多人都表现卓越的情形下，若还能说欧洲侨民得以保命，赖于某一个人胜过赖于别人，那么他们的安全便是欠着阁下的。

「本文书结束之前，不能不请阁下向窦纳乐夫人转达国王陛下政府的谢意，感谢她对伤病之人安好的不倦而忘我的照料。她与襄助她的诸位女士所做的工，不但赢得了受她照拂之人长久的感激，也赢得了他们在欧洲的亲属长久的感激——那些亲属曾在极其难熬的忧惧与悬念之中度过了那么多个星期。

兰斯当。」

二十六围城之后

救援的纵队开进北京使馆时，受到了全体被围之人欢天喜地的迎接——他们一直半惧半望地盼着这些人来。然而从救援者的神情与他们的话里，不久便看得出：他们对我们颇为失望。他们见着的是许多先生女士照平常的样子走来走去，只不过其中许多人在站岗。那份既感到又说出的失望，其具体的由头似乎是：被围之人看上去不够饿得形销骨立，其中有些人——尤其是女士——穿得也太体面了，而且是笑吟吟地欢呼着迎接救兵，并没有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照一位聪明的年轻女子的说法：「他们像是指望看见我们躺在地上直喘气呢。」

被围者中有几位不过是到北京作客的，正赶上火车停开的那一天想走而被困住，这几位女士至少是一件行李也没有丢。然而其余的人都显出女子那种奇妙的本领：把一点点东西在穿着上用出极大的效用，正如她们在吃食上所做的一样；即便在最叫人丧气的情形里——没有替换的衣裳，雨又下个不停，连洗衣的寻常便利都没有，更不用说上浆熨烫了——她们仍常常穿出一身看不出磨损、也看不出旧的衣裳来。

众位女士都同样地挺身应付时艰，那副样子使人为西方的文明感到自豪——这文明为女子的精力与多方面的才干留出了这样大的地步。美国公使与俄国公使的夫人格外殷勤，为伤员与院里的病人的舒适出力，为他们的舒适什么都肯舍。有一天，派去打扫医院的人没来，格尔思夫人便自己抄起拖把，干得比那人还好。

在整个围城期间，许多妇女与男子一样沉着，一样有勇气地抱着指望。攻得最凶的时候，她们坐在那里一刻不停地缝沙袋；而从来不曾有过一丝一毫近乎惊惶的事。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事后平心追想，最令人惊异的，莫过于围城中的一切都被人那样若无其事地当作寻常来对待；也莫过于所有的女子——尤其是碰巧担了什么特别责任的那几位——那样迅速而得体地作出必要的调适。

整个围城期间，那许多孩子在院里玩耍，行动上难得受什么拘束。他们扮「拳民」，也扮奉派去拿拳民的队伍。最小的那些也有自己的小旗与子弹带，一同加入这没完没了的游戏。他们在碍事的地方挖深坑，然而据说那是「防弹洞」，便动不得。他们拖着沉重的砖头木料，把它们摆在荒唐的位置上当防御工事。他们把专为他们做的小口袋灌上土，四处堆起来，护住自己所筑的工事。

有一回，一群「四号」大小的娃娃所筑的这样一座堡，被几个「十号」的孩子彻底拆了，把几位主持公道的妈妈惹恼了，去数落那些大孩子欺负小的。然而进攻一方的头儿神气地把身子一挺，答道：「打仗的时候，他们该派人守着自己的工事呀，不然就得想到工事会被夺去！」这番军事上的道理听来颇有几分理，这件事便丢开了。又有一回，有人看见几个传教士的孩子朝另一伙男孩扔石头，那一伙也照样回敬；然而一问起来，两边都抢着分辩说：「他们想拆我们的街垒，我们不许。」

前面已经提过：围城期间有一个外国孩子出世，这件事被记在给他起的名字里——「围城摩尔」。大概同时还有几个中国婴孩降生在这不吉的时节，然而无从查考。有不止一位中国女学生在被困之初就出了嫁，因为父母顾不上她们，而她们又没有别的法子到将来的婆家去。

中国人里因伤或因病而死的有多少，无从确说，因为满意的消息根本无从搜集。前面已经提过：中国孩子的死亡率极高。有六个外国婴孩没能熬过那段苦日子。下面这份关于使馆守卫者伤亡的半官方表颇可一看；不过须明白：它并不是最后的账，而最后的账恐怕无从得着全然准确的样子。水兵离京时，有几个太弱不能移动的留在医院里。头一个受伤的英国水兵（索耶）是最后一个死的，那时他的同伴早已回船上去了。别的队伍里有些伤员的情形大概也是如此。围城那可怕的煎熬一过，凡走得动的人多半离了北京，其中许多人离了中国。他们之中有几个看去全然康健，只是「有点累」。

《北京围城中义勇队的伤亡》一表，分列各使馆的阵亡、受伤与合计之数。表中所附的四条注是：一、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二、德国使馆汉文参赞柯达士君。三、内含军医安藤大尉。四、内含帝国海关的法国人瓦格纳君。另有《北京围城中的伤亡》一表，按各使馆分列军官与兵员的阵亡、受伤之数，并列出阵亡、受伤与合计的伤亡百分比。这两表的字迹在此本上多已模糊不可辨，故其中的数字不具引。

在这些表之外，还须添上一份长得吓人的死亡名单；那些人在彼此相距极远的地方、相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而丧命，都是北京围城的直接后果，若要一一列出，难免有重大的遗漏。因此须明白：这些表所指的是解围之时，而不是最后的结果。

万国医院是我们养伤复元之力中极要紧的一部分，前面只是随笔提到，这里该补上几点；其中大半采自一位英国女医生的文章，她于此事极有资格执笔。

被围之人中医界所占的比例之大，实在可记。连同美以美会的中国医生曹某与一位退职的海军军医在内，各国有医学与外科学位的男女共二十人。

医院是围城开始的次日开的，蒲尔与费尔德两位医生充任院务。女医生们被请去看护，她们很乐意地担当了。另有两名受过训练的护士，还有别的女士相助。那些接到通知一个钟头之内便须离家的医生，药品与敷料自然极少。英国使馆的存药也不多，因为蒲尔医生刚到任。所幸费尔德医生存药甚丰，全是德国陆军的式样——碘仿纱布压得极紧、扎成小包，用时剪成条；还有约五英寸见方的白棉纱布，折好压成另一种极小的包。他还有一具消毒器，后来须用它——那时白纱布已由棉布窗帘顶替，药棉则由装泥炭或锯末的袋子顶替。手术的器械总是消过毒的。

对大多数助手来说，枪弹炮火都是头一回经历。医院起初占了秘书处平房的两间屋子，然而随着伤员日增，只得一间间添占，到后来有了一间设两张手术台的手术室；五间病房，堂里还摆了五张病床；窦纳乐夫人住宅里有一间供军官与平民用的疗养室，另一处有一间供水兵用的。三位美国女士掌管厨房与库房，她们的功劳无可称赞得尽。

医院自然对军需库存有优先之权；然而别处也没有那样香的小马汤，那样当真吃得下去的炖骡肉。军官与士兵似乎都觉得受点轻伤换几天好饭吃是划算的。因为「语言不一」的为难，凡办得到的地方，伤员都按国别分房安置——至少不让哪一个人住在无人可以说话的屋里。意大利人与法国人在一处，由一位法国修女照料；俄国人在另一间屋里，格尔思夫人亲自极其温柔地照看他们。德国人常与俄国人同住；有一间屋子里总是住满了机灵有趣的小个子日本人。英国人与美国人自然在一处。另有一间病房给军官与平民义勇兵，在那里受护理的有英、美、德、法、意、奥、荷、澳与俄国人。

物料与用品是怎样源源而来的，真令人称奇——床与铺盖、衬衫，以及一切必需之物。它们代表着有些人极大的克己，也显出了许多应急的巧思。底下的枕头是用包酒瓶的稻草做的，鸭绒被被剪开做软枕，蒙古市找到的一长段烟台绸做成了衬衫，上好的花缎亚麻布与鲜黄的洋布也做成了衬衫——这些被称作「御用」衬衫。

床架极少；褥子铺在地上，然而每个人确实都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一条褥子，还有被单与枕头。

使馆里有几家人整个围城期间都不用蚊帐，好让医院里的伤员享到这一份奢侈——其实那几乎是必需品。有些水兵的背囊里带着急救的敷料，平民义勇兵却没有，所以他们的伤要到了医院才得着料理。

伤的性质与野战不同，因为交战全在街垒后面。因此头部的伤所占的比例很大。因病象而做的二次手术，常常查出被打进伤口的碎料——衬衫或裤子的碎片——或是没找着的子弹与弹片。炮弹所致的伤所占比例很小，只有一例面部的伤致命。有三例是喉部的贯通伤。两例胫骨的开放性骨折并发破伤风，都致了命。

番木鳖碱中毒一例前面已经提过。持续两个半钟头的氯仿吸入，再加洗胃，使他复原了；第二天这人便穿戴起来，再一天便回去当差了。

围城将终时，有几例因腹泻与痢疾而病退。俄国人中有两人死于痢疾，不过众所周知他们对饮水极不讲究。伤寒有三例，其中一例移到天津后死了。除那两例破伤风之外，围城期间凡受伤而活过二十四小时的，没有一个死。

围城期间没有留下医院的记录，这是一桩憾事，然而谁也没有那个工夫。北堂那边，伤亡大半是地道爆炸所致。

窦纳乐爵士在致索尔兹伯里侯爵论防御经过的文书里，特别提到了医院与掌管医院的两位医生。围城期间经医院手的共一百六十六例，其中二十例是病症，其余是外科的。由于两位医官的忘我与本领，伤员中有一百一十人终于痊愈出院。蒲尔医生做事不知疲倦，总是体贴而快活。各国的伤员谈起他的忘我与本领都极为热忱。到末了他自己被一种极凶险的热病击倒，只得因病离职。医务室的勤务富勒君也大受褒奖，因为他照料伤员周到而温和，办差时又那样心甘情愿、和颜悦色。迈尔斯小姐与布雷热小姐每天为医院滤水（用手压的滤水器做这件事绝非易事），又亲自把水送去，常常是在头顶树上炸开的枪弹炮弹之下。有几位女士因不倦地护理病人而得了她们当得起的红十字勋章。杰西·兰塞姆小姐由爱德华国王亲自授勋；英国圣公会的兰伯特小姐、美部会的艾比·查平小姐、伦敦会的萨维尔女医生，则在中国受勋。

围城一结束，美国人便开会通过决议，表示他们欠着那些长时间保卫他们的水兵、欠着英国女王陛下的公使窦纳乐爵士、也欠着康格公使的情。大约与此同时，从康格公使那里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北京，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八日。

「致被围的美国传教士诸君：

「诸位蒙上天护佑，从眼看要来的屠杀中得救；值此获释之时，请容我把外交团普遍的心意——我知道那是普遍的——向诸位一一表达：对诸位与诸位所管的中国教民为保全我们所出的无从估量之力，我们真诚感佩，并深怀感激。若没有诸位明智而成功的筹画，若没有中国人无怨无言的执行，我相信我们是无从得救的。

「诸位对我的礼遇，以及在最难堪的情形之下始终不失的耐心，使我深受感动；为这一切我衷心道谢。我盼望、也相信：在上帝无误的计划里，诸位的牺牲与危难必将结出丰硕的果子，使诸位如此高尚地以性命与事业相许的这个民族，在物质与心灵上都得着益处。

「谨致我个人的敬意与谢忱。

康格。」

在此三天之前，窦纳乐爵士曾致函总委员会主席如下：

「英国使馆，北京，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

「特克斯伯里君台鉴：

「这几日我十分忙碌，自觉疲惫不堪，否则此信早该写了。

「我愿向总委员会的美国诸君表达我对他们围城期间所做的好工的高度感佩，并感佩他们那样爽快而忠实地事事都想在我前头。

「有这样的人共事，做事便成了乐事，也必定以成功告终。这话适用于所有与我一同经历围城的美国传教士。他们的工与支持毫无保留、明达而极其忠实；我毫不迟疑地说：我以为正是他们在使馆，挽回了整个局面。

克劳德·窦纳乐谨启。」

几天后，公使收到了美国总统的电报如下：

「全体美国人民为阁下之获救而欢欣，为阁下同伴——无论本国人还是与阁下同历艰危的别国人——之安全而欢欣，为诸位始终保持的刚毅与勇气、为那一小队守卫者的英勇而欢欣。我们都为阵亡者哀悼，并感念上帝的恩慈保全了诸位，又引领了那支解救诸位的勇敢之师。

威廉·麦金莱。」

两天后，窦纳乐爵士收到了女王下面这封电报：

「在我们大家这样一段可怕的忧心之后，为阁下的安全致以最热忱的祝贺。相信阁下、窦纳乐夫人与孩子们都好，别的人也都好。

维多利亚。」

同时另有一封电报发给：

「英国海军陆战队卫队统领：

「我感谢上帝，使阁下与阁下所统之人从险境中得救。我与我的人民都曾以极深的忧心等候阁下平安的佳音，等候这场英勇而长久的守御得着美满的结局。我为被围之人的伤亡与苦难而悲痛。

维多利亚。」

北京之围才解，许多在城里安家的人便赶忙去看自家住处的旧址，看它们成了什么样子。多数人所见的与美以美会的教产相仿——美国人曾在那里半被围了十二天。在那片宽大的地面上，分作三处彼此隔着街道的院落，原有住宅七所、礼拜堂三座、男学两所、大女学一所、师范学堂两所、医院两所、诊所两处，还有中国式的房子八所。汇文书院是一座两层的大楼，四围有高墙，地面宽阔。

等到能够重回这块熟地时，人骑着马几乎哪里都走得过去，只除了房屋地窖留下的危险深坑。到处几乎找不出一块囫囵砖；除了偶尔有一张或半张白铁屋顶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提示这地方原先派什么用场。把所有院子里的木屑合起来，也不够生一次火。院子的外墙与房屋的墙都被挖到地基底下，为的是把每一块砖都取走；每一株树不但被砍倒，还被连根刨出，因此凭那些又深又乱的坑，可以确定每株树原来的位置。唯一的例外是正门里头的一株老大的好树，半被围期间每天的告示与通报都贴在那上面。它何以得免，有些费解，除非人以为那上头住着神灵；不过它成了一个地标，没有它便难以判定从前什么东西立在什么地方。

汇文书院的场院上，一百只预备给军队用的羊正安安静静地吃草。哪里都难得见着几个中国人。附近许多住家的房子与教产一同被毁了，或出于殃及，或出于报复，或出于那种要把一切都毁掉的野性的痛快。附近多数院子里都堆满了砖头与别的抢来的东西，然而所失之物只能找回极小的一部分。礼拜堂的大钟本被埋了，后来地点被人知道，便掘了出来。把可能惹祸的东西埋起来，是中国人极常用的一着，尤其是藏铁路的钢轨与枕木；然而在许多情形下，不怀好意的告发之人使冒险用这法子的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坏了。

美以美会那几处院子的情形，可以当作北京一切被毁教产的样本。有几处留下几堵墙立在那里，仿佛是标出从前房屋的所在，然而那是例外。几乎每一处院子里都是一样单调的、彻底而全然的毁灭，无可补救，也无从指望。

北京各新教差会被毁的产业究竟有多少，还不曾确切查明；不过约略可说，其中包括住宅三十四所、礼拜堂十八座、男学十一所与大书院一所、女学十一所、师范学堂四所、诊所十一处、医院八所，此外还有西山的避暑房子三十多所，以及海滨的几所。

军队到后不多几天，人去看了北京西南角的新教坟地，发现那里的情形正如传闻所说，一点不假。四围的墙全被推倒，连地基也被挖了出来。那条将近四十年的长长的树道被毁了，墓碑被推倒砸碎，十三座坟被掘开、尸骨被移走；其中有几具显然被用来烧了火堆，只剩下几块碎骨、以及零星的一两枚金属钮扣诉说着这件事。

这种野蛮，与中国人素来敬重死者的习性大相径庭，把拳乱与此前任何一次排外运动区别了开来，也可以当作一支尺子，量出那些被人有意放出来的火山之力有多猛。俄国坟地也受了同样的对待，这表明：尽管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看去与别国不同，到了紧要关头，蛮夷与蛮夷之间并没有什么分别。

八月十九日，在德国使馆为克林德男爵举行了追思礼，并行军礼；遗体已被运回，此前它一直停在那口中国棺木里——那是总理衙门一位大臣好意经办的，那人没有被当时举国的疯狂卷去。九月六日在哈德门大街举行了一场更令人动容的追思礼，棺木停放在七十八天前德国公使被卑劣地枪杀之处。有几连德国兵到场，还有军乐队，别国使馆的许多人也来了。这一场简短的仪式中有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是一位名叫凯斯勒的牧师所作，他回顾了这位已故公使的生平，并申明其中显而易见的教训。

这是一幕奇特而动人的场景，因为它就发生在这古老帝京的一条大动脉上——这京城阅历虽多，却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男爵夫人的轿子一身重孝，停在棺木旁边；街两边站满了关切的欧洲观者，以及神色漠然的中国人——他们心里大约隐隐约约地在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两个半月之内，情势何等地变了；而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塑造的事变，竟带来这样惊人的翻转，何等地可惊——因为开那一枪的人已被德国人拘押，他承认了那件事，只辩说自己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

整个围城期间，英国使馆里停着七十多辆中国的京车，那是当初指望不久便要走陆路去天津、这些车都要用上的遗迹。被围之人一开始重新上街，便出现了一桩那样出人意料的情势之变——这一类事虽屡屡发生，人却总难习惯。城里到处是外国军队，留下来的中国人不久便看出：凡纯粹在中国人手里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保得住的。于是他们中间许多在被围者里有外国朋友、甚至只是相识的人，赶忙把自家的车与骡子托付给他们——在那场忽然而普遍的要车要牲口之中，这些东西是断然免不了被征用的。于是那句中国的老话应验了：「朝无隔宿之粮，暮有可乘之马。」

有几国大陆军队的兵，那种令人讨厌而危险的四处钻营到了扎眼而放肆的地步，以致不得不把中国教民、尤其是女学生从围城时的住处迁到更安全、更僻静的地方去。为这些无助的被监护者寻找合适的安身之所，费了几位监护人许多个疲乏的日子。有许多境况原本不错的中国人，极愿把自家的产业交给任何一个相识的外国人支配，以免被人洗劫。

有两处地方，成批的中国教民经军方与使馆当局同意，被安置在满洲亲王的府邸里——那些府邸的主人已经在惊恐中弃了它们。北京满人普遍与拳乱有牵连一事既成了确凿的事实，这些地方的产业眼看越来越有可能立刻被没收。于是照英、美两国公使明白的建议，决定把这些被弃的产业变卖，把所得的大笔款子用来养活赤贫的教民——而随着远方的难民渐渐有胆量进城，教民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这一举引起了许多误解；而当不明底细的人把这件事添油加醋、自己也不觉得地转述开去之后，便生出了许多全然没有根据的流言。当初大可以一概不进这些地方；然而既进去了，要使那些财物不被杂乱地劫掠，唯一的法子便是以当时所存的最高权威接管它，并按那权威所许可的用法使用它。

皇太后与朝廷一逃，整个中国军队便从视野里消失了，向许多不同的方向散去，所过之处骚扰百姓，一时又聚到保定府与别的地方，随即又散。单单占领北京，在他们看来大概只算一桩不顺心的事；而这件事本身，对解决四面八方涌出来的那许多错综的问题，几乎毫无助益。围城期间似乎运进北京的大批军械，被藏在五花八门的地方，其中许多在意想不到的所在被人发现。小法戈·斯奎尔斯与一个同伴发现了大批成箱的曼利夏马枪，他们把其中两箱运到美国使馆，回去取其余的时候，却发现被法国人抄走了。特克斯伯里君从一位和尚那里得知：外城彰仪门外不远的一座庙里存着几箱三英寸半的开花弹，属于被缴的克虏伯炮。他把这事报给美国军官，便派了一位少校带一队兵去接管。别处也有类似的发现。

最耐人寻味的发现之一，是中国人在皇城东南角内侧为攻使馆与肃王府而筑的那些精心的炮台是怎样造的。它们是用粗大的松木杆仔细而牢固地捆扎起来，架起一座约二十五英尺高的台子，台面约二十五英尺乘四十英尺。每座都有一道长坡道通上去，好把炮拖到位。仔细数过，每座台子所用的木杆不下七百根。台上盖着用两英寸厚的木板结实造成的顶；炮眼是从城墙的压顶上凿穿的，为防枪弹，外面挡着十六分之三英寸厚的铁门当作弹挡——看来是从电灯厂抢来的东西。这两座炮台之中任何一座，若用得得法，本该在轰两个钟头之后便使英国使馆与王府无从立足；然而除了围城最后一夜之外，实际造成的杀伤微不足道。

正在这些炮台下面的水门，被砖石堵得极其严实，仿佛是要防被围之人冲出去攻皇城与紫禁城、把朝廷拿住似的！而与此同时，内城南墙上相应的那座门——前面已说过，头一批外国军队正是从那里进来的——却全然没有守卫，铁栅有几根整个没有了，其余的一拔就掉。

解围之后，北京最值得一看的莫过于北堂，即西什库大教堂；它从六月十六日（比使馆被围早四天）起被人以至高的勇气守到八月十六日（比使馆获救晚两天），而头一批进去的竟是日本军队，这也够奇的。那一片宽阔的地面紧挨皇城西墙，曾遭一座与方才所说相似的炮台轰击——那炮台在皇城西北角上，不过在墙外——还遭近处几座枪台的射击。孤儿院院墙以北不远，有一座大库房，存着硫磺与别的造火药的材料，中国人不停地取用。

在连续六十天的攻击中，因中国人挖地道而发生了四次爆炸；他们挖地道是不知疲倦、而且规模极大的。四次中有两次极狠，死伤惨重，中国孩子尤甚。其中一次爆炸把一所房子的屋顶震塌，把一名意大利军官埋在五英尺深的瓦砾底下。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然而几个钟头之后腾出工夫去挖，竟发现他毫发无伤！

大教堂被炮弹打得惨不忍睹，然而多数子弹打得太高，杀伤有限。大教堂被围的整整两个月里，敌人的攻击一刻也不曾间断——这与使馆那边不同；而在那漫长难熬的日子里，没有一个信使能出去，也没有得着外间一点消息。使馆那边半停战的时候，被围在大教堂里的人听不见炮声了，自然断定中国人得了胜，使馆已经陷落。

被困在那院里的外国人共约九十人，其中四十三人是军官与水兵。还有中国人几千，而粮食极为不够，因为樊国梁主教本以为围城开始后不久大家便会得救。到末了简直无物可食，被围之人已减到每天二两食物；救兵到时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平民已议定自己不吃，把所有的都给作战的人。女修院院长是一位极其年高德劭的女士，她始终毫不动摇地相信：主必定要救祂的小群。她活过了围城，看见自己的预言应验，随后安安静静地去世了。

主教预见风暴将至的准确，与所有经历这场可怕磨难的人的英勇正相称；而这场磨难在有些方面比使馆中人所经历的要坏得多：时间更长，攻击不断，资源更薄，守御者不过一小撮人，众寡悬殊，而对外面所发生之事那种揪心的悬念，一次也不曾打断过。无论基督教在北京、在中国的命运如何，北堂将永远留作一个见证：信基督的男女——中国人与欧洲人一样——为着一个他们以整个自己相许、并且甘愿为之舍命的信仰，能做什么、能受什么。

以下关于北堂被围的补记，撮自李佳白牧师的一篇记述。

聚在那里的有法国军官与水兵三十人、意大利人十人、法国神父十三人、修女二十人、中国教民三千二百人。

那地方平日约有五百人，粮食够这些人吃；而要养活六倍于此的人，便是一桩重负了。

起初中国人每天得食物八两，到后来减到二两。男子在还有力气时做工做得很好，后来便只能爬来爬去、勉强维持一口气。那样的口粮——糠、草与树叶——也只够再支持几天，此后便要闹饥荒与瘟疫了。外国人的伙食好些，因为他们的气力是防御所不可少的。

进攻起初是拳民发动的，始于六月十五日，那一天打死了四十八名来敌。到六月二十日，中国兵出现，此后一直是主力。那一天他们也开始放炮，用一门炮直对着教堂院子的正门打。水兵猛扑过去，把那门炮夺了来，那是他们整个围城期间唯一的一门炮。这样，这里的炮击比使馆那边开始得早，也更凶。有三天，教堂至少被十四门炮轰击，而平常也不少于四门，其中一门在宫里，另一门在礼王府。

炮击接连打了二十八天——比使馆中任何一处被炮轰的全部日子还多四天。这些日子里所放的炮弹多达二千四百发，而六月二十四日一天便有三百八十发在院里炸开。

保卫大教堂与那一大群无助难民的，只有从各国卫队派来的四十名水兵，分守六处工事最坚固的地方。法国人有二千发子弹，意大利人还要少些。他们中间一有人阵亡，便有一个中国人顶上去。这么一点人须日夜守望，随时预备抵挡敌人的一切花样。

炮击在每一所房子上、也在大教堂本身上留下了痕迹。然而为祸最烈的是火药爆炸。一次爆炸便炸死多至八十人，前后共四百人，其中一百二十个是孩子。中国人的损失主要出自这些地道。育婴堂全毁了，这正好说明敌人的用心。

起初有多至六百名中国教民拿着刀矛；然而中国兵一开枪放炮，这样的装备便无用了。四十支步枪与一门炮，对着大概二千支步枪与十来门炮。

敌人的实力与人数无论怎样占优，却始终没有尝试强攻进去。法国人的枪打得太准，使人不敢起这个念头。有一种仁慈的护佑覆庇着那个地方，而每天早上齐心的祷告，也丰丰富富地带来了祝福。

作战的敌人、与那位筹谋的皇太后及其左右，显然只有一个心意，就是把那一群除自卫之外从未开过一枪的基督徒灭尽。天主教的法国与天主教的意大利可以居功：这场灾祸被拦住了。

这次守御是崇高的英勇。这所教区的主脑樊国梁主教，是勇气的领袖。他虽未受过武事的训练，却始终保持着快活与指望，并以心境的镇定与对上帝的倚靠，压住了教民中任何的惊惶、水兵中任何的沮丧。意大利的守卫者死了一半，法国的两位军官与三名水兵也阵亡了，合计是总数的四分之一。境况无论怎样绝望，主教从没有丧过气。

北京之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都将永远是人类历史上一段可记的经历。它是一场在过去的编年里毫无先例的运动的顶点，而在将来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大可能重演。其中有许多是晦暗不明的，而且多半将永远如此。然而作为一个例子——一小撮人对着千军万马的坚定与耐心的勇气，微薄的资源被明智地使用，男子的英勇与女子的刚毅，对上帝毫不动摇的信靠，以及上帝违背一切人间常理所成就的一场大拯救——这是一个故事，无论讲得怎样不够好，世人都不会甘心让它湮没。

二十七围城中上帝之手

（原注：本篇讲辞的大意，是在救援的军队到达之后，八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于北京英国使馆院内举行的联合感恩礼拜上讲的。）

据说腓特烈大王曾问他的随军牧师：他以为《圣经》的真确有什么凭据？牧师答道：「陛下，犹太人。」若有人问：有一位护佑照管世人之事的神明，其凭据何在？简括的答语不妨是：「北京之围。」与其把这件事付诸辩论，不如只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几件纲要的事实上。

一、使馆卫队到来之前，北京外国人性命的保全。有大略、却不确凿的凭据显示：军机处曾开过一次会，会上议过把北京所有西洋人斩尽杀绝之事，而似乎只因庆亲王的犹疑，这件事才拖了下来。

二、使馆卫队赶上了最后一次机会。他们若晚来两天，铁路彻底而无可挽回的毁坏、以及全国普遍燃起的大火，便会使他们来不成，正如几天以后西摩尔将军来不成一样。那就必定使每一个外国人当即被屠。

三、外国人尚不知自己身处大险时竟未遭攻击。许多人散在北京远处，有些甚至在西山，仿佛什么事也没有。他们到六月八日都被收拢了进来。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批共二十四人，没有护送，从通州走了十三英里，穿过一片仇外之气沸腾的地方，不但没有遭攻击，连一点点吓人的迹象也没有。

四、方才所说的这些美国人，连同别的人共七十名，避到了美以美会宽大的教产里；他们在那里半被围了十二天。这一段日子，是对此后那场艰难得多的日子极为要紧的一次预演。当下便有了一套周密的组织，各样的委员会被选了出来，工事与防御动了工，哨兵派了岗，中国教民受了操练、领了兵器；因此等到全体外国人都聚到英国使馆、而英国公使希望美国人切实协力时，整副机器都是现成的，只消把皮带套上轮子，它便转起来了。

五、中国教民的安全。德国公使骤然被害，因而有令要所有外国人各归本国使馆时，关于中国教民却一字未提。他们被看作在各国公使的势力范围之外，公使们对他们全然未采取任何举措。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是不值一顾、可以撇开不论的一群。主要经由那位可惜已故的詹姆士教授之力——他正是在教民进入那座他帮着弄来的王府时被杀的——他们在万分危急之际，得着了肃王府这样一处出人意料而又蒙恩的安置。当时我们多数人并没有怎么意识到：这座王府与它的地面，于我们的得救是绝对不可少的。没有它，英国、西班牙、日本、法国与德国的使馆都守不住；而没有中国教民出力，防御之事也进行不下去。真可以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

六、围城期间大概有三千人要吃饭，这还不算几百名水兵。许多外国人进使馆时什么也没带，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也是如此。要在我们防线之内为一场不知要多久的围城弄到可观的存粮，本来是极不可能的。然而在东交民巷一家粮店里，发现了一二百吨当年新收、刚从河南运来的麦子。此外还有堆成山的米、白的黄的玉米、豆子，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北京一切经营洋货的铺子都在我们防线之内，它们的存货可以立刻取用；在整个围城期间，那是绝对不可少的。

赛马用的小马与骡子存量甚大，其中多数被吃了，剩下的差不多都用来驮运、磨粮等等。这许多牲口的草料，也和男男女女的口粮一样，来得叫人称奇。找到了相当多的高粱与豆子；此外还有一大垛谷草，紧挨着两所烧毁的住宅——那两所房子一在草垛左、一在草垛右，而草垛竟丝毫未动。许多在北京久住的人惊讶地发现：英国使馆八口井的水极好；而且充分证明了不用滤、不用煮也可以放心喝。大火时这些井被大量取水，却一次也没有叫我们失望。

燃料的供给是全然不受限制的；然而假使没有它，也没有别的东西能顶替。我们四周有几十万磅煤，只消从近处搬过来就是。毁坏的房屋供给了所需的一切引火之物，以及筑工事用的充足木料。

七、各样杂用之物从洋行里得着；许多连换洗衣裳都没有的外国人的衣服，则从附近的成衣铺里找着。最大、最迫切、也最经常的需要之一是沙袋的料，大概做了五万条。起初用的是使馆的窗帘、花缎桌布，以及一切弄得到的布料。到后来，洋行与中国来路的料子简直取之不尽，直到末了也没有断过。从防线内外的中国住宅里弄到了极大量的衣服，对赤贫的中国教民极为有用，直到他们各方面的需要都得着充足的供给为止，其中许多还拍卖了充作他们的用度。

防御所需的材料在许多地方被发现，尤其是在一家铁匠铺里，那里弄到了铁砧、风箱、熔锅，而最好的是一尊中国旧炮，后来证明是无价之宝。它被架在意大利的炮车上，装的是由英国军械匠重新装填过的俄国炮弹，用的是中国火药，由美国炮手施放——称它作「万国炮」真是名副其实。许多铺子与房屋里找到了好几车白镴器皿，其中大部分用来给这尊炮做弹丸、给意大利那尊一磅炮做霰弹，此外还做了许多子弹。在所有到手的杂物之中，到末了几乎没有一样是白费的。

八、上帝按住中国人的手。外国人正往使馆去、一切都乱作一团的时候，中国人本可以轻易地一举把这一群人灭尽。他们既据着城墙，只要用对了法子，本可以轻易地使每一处使馆都无从住人——单用步枪便够了。

后来他们采取了周密的计策，要从外面放火延烧，把英国使馆烧掉。这几次攻击之中有三次凶猛、执着而极其危险。然而到末了不但一概失败，而且每一次都使我们比从前处在更强的位置上。风不止一次忽然转向，把我们从眼看就要来的毁灭中救了出来。那些遮护敌人、又可能把火引进我们使馆界内的房屋既被除去，我们反倒得着了更好的保护。翰林院之毁，成了我们把防线向外展开相当一段的凭借，那一带后来被修得几乎无懈可击。

比这一切更可怕的是挖地道的威胁。我们知道这件事确实在两处动了工，也许还有别处：一处地道在车马场的一所房子里，一处在城墙上、靠近我们最西的前哨。这些地道何以始终没有挖成？

中国人本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时候朝一处弱点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那是我们难以抵挡的——因为防线极长，而守的人极少。假使来攻我们的是欧洲或日本的军队，他们必定会趁黑沿着御河的边上摸下来——那里我们的枪够不着——然后猛扑正门。围城解除之前仅仅两天，才筑成一座架炮以防此着的台子；不过因为别处更险，那炮始终没有架上去。只消有几百个中国人肯拼掉性命去把使馆拿下来，围城头一个月里任何时候都拿得下来。这件事何以从来不曾做过、甚至不曾试过？中国人不知怎么总是没有把他们所得的主要便宜乘胜追下去。

围城刚开头时，几乎所有的使馆都在惊惶中被弃了，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进去，那些位置又被重新占住。又有一回，城墙被弃守，然而中国人发觉时已经太迟，那里立刻被夺了回来。新设的炮台开始轰南马厩院里那所房子时，打了几炮便眼看要把房子轰塌。步枪朝炮台打去，炮便撤了，再也没有架回那里。

再后来，炮弹打进汉文参赞的住宅，其势不但要毁那一所房子，还要危及整个使馆。步枪又朝炮手打去，打了五炮之后那炮台便永远撤走了。一次又一次，眼看炮手已经量准了距离，炮击却停了。围城的最后一夜，炮弹为害最烈，然而只放了十炮；第二天那门炮便不见了。最可怕的毁灭之器竟变得相对无害。

据估计，朝我们打过的子弹大概在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发之间。早先几次攻击中，我们像是被好几千敌人围着，那时一分钟似乎有一百二十四发枪，也就是一秒钟两发有余。然而除了守枪眼的人之外，在那样拥挤的英国使馆里，已知被这些子弹伤着的不过三四人——而那里平均从没有少过八百人，有时超过一千人。这样被打死的水兵有一名，另有两三人受伤；围城的最后一天有两个平民被擦伤。唯一有女士受伤的一次，是在援军已进了使馆之后。虽然院子里到处是孩子，却没有一个孩子被打中。

仔细数过：围城期间朝所有使馆打的炮弹与实心弹约有二千发。在英国使馆，人相信凡不在枪眼上当班的人，从没有真被其中任何一发伤着；不过有几个中国人被炮弹震落的砖头砸伤。几百发实心弹落在翰林院的各进院子里、落在各位公使的住宅里、落在别的人多的地方。这数不清的弹丸何以这样无害？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有十二到十五门炮同时在打。人费力挖了十三个防弹洞，然而据所知，没有一个曾有人为躲炮弹而进去过。

九、上帝按住手，挡住疫病。拥挤得过了头，卫生的情形极坏。东方人是不耐烦卫生上的约束的。围城期间，百日咳、麻疹、伤寒、猩红热以及天花，外国人与中国人都经历过；然而几乎没有传染，也没有成疫。那是何等适于亚洲霍乱滋生的机会！粗劣而不足的食物在中国孩子与老人中间造成了相当多的死亡，然而总的说来，生死的统计是异乎寻常的。没有一例已知的中暑；而以这个纬度而论，整个天气也是罕见的。

可供差遣的医生极多，而且本领极好。一位极明理的病人说：文明世界任何医院里都不会有更好的照料、更温柔的护理。女医生们把一切职业的体面搁在一边，甘心只做护士。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医院的死亡率不能算高，尤其是在那么多重症之中。

十、主使我们的敌人心生迷乱——他们怕我们远过于我们怕他们。他们最凶狠的攻击，看来是为了拦住我们出击——那是他们极其害怕、又千方百计要防住的。

在我们这一边，则有一种难得一见的同心之气。希腊正教、天主教与新教的信徒亲如一家，前所未有。我们代表着除土耳其与希腊之外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此外还有亚洲的三国与美国。好一座挪亚方舟！然而柏拉图的思想与西塞罗所暗示的那条把全人类联结起来的「共同的纽带」，也难得有比这更被强烈感到的时候——这正应了保罗的意思：我们彼此互相联络作肢体。在政治与军事的猜忌之中，这件事将成为一段珍贵的记忆。被守护者的和睦，与守护他们的人的勇敢正相配。

在这一切事上，我们看见了上帝在北京围城中的手。它的许多方面，《诗篇》第一百二十四篇早已充分而周全地道尽了，尤其是第七节——解围的次日，那一节被当作电报发回了本国。我们敬重活着的人保卫我们的英勇。我们珍念勇敢的死者。然而最要紧的是，我们感谢主：祂带我们经过水火，把我们领到丰富之地。

二十八北京所受的惩罚

自一八六〇年欧洲军队第一次占领中国京城以来，已过了四十年。那一次，对中国人的感受是处处顾到的：城池未受损伤，进城不到一个月，军队便从城墙以内撤出。人曾指望这短短的占领给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以一击，由此生出大的效验；人满有把握地以为：那将是那份顽固的傲慢的致命一击——正是这份傲慢长久以来把外国人看作化外的蛮夷，把北京变成一座对外间关闭的城。

然而与欧洲人往来了三十多年之后，北京仍旧只能说是一座自始至终排外的城。

衙门的各位大臣虽然偶尔到使馆赴宴，然而一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自己家里从不回请；几年前有人想开这个先例，结果全然落空。除传教士之外，这城里的家门至今仍旧对外人紧闭，这仍是实情。

各处医院、尤其是伦敦会那所开风气之先的医院所诊治的人次，已达几十万——也许竟有百万以上——因此有许多又宽又实在的门向中国人的心开着了；然而就北京整体而论，它在轻蔑与仇恨上始终无从和解。

人早已知道：那些教外国人语言的中国先生，在街上遇见自己的学生也不会相认；因为无论他们私下怎样想，相认便要使先生丢「面子」、失自重。读书人如此，买卖人也在相当程度上如此：他们极愿把外国人的银元收进来，却看不起银元的主人。做工的一类人——连苦力也在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他们自觉比那些雇他们做工的人高出不知多少——这份心思，或许与巴比伦的犹太人看他们的征服者的心思相去不远。

北京的外城向来以比内城排外得更露骨自豪。它一直顶住了一切想为传教之用买它一尺神圣土地的努力；即便偶尔有几次买成了，那也不过更显出通例如此而已。

这就是京城对头一次外国占领的回应——而那一次，宽厚与大度是一丝不苟地守住了的。第二次占领所处的情形与头一次大不相同，其后果也是中国人永不会忘的。若说引来这次占领的罪行凶残得出奇，那么所受的惩罚也彻底得出奇。

拳民起初几乎无穷无尽地涌来时，他们像兵一样被分驻在全城各处，也像兵常常（却不总是）那样，由百姓出粮养着。这本已是一项重负，可后头还有坏得多的。为着「保护使馆」，直隶统帅荣禄与董将军的大批军队被调了进来。这些兵之于拳民，好比蝎子之于蚂蚱。

在这两者之间，全城被逼到了自外国人到来以后从未有过的凄惨境地。许多人家绝了户，另一些人家八口十口只剩下一两个活着。几百家的门被整个砌死，那往往意味着里面一个人也不剩了。跟着董将军的甘肃蛮子说一种北京人几乎听不懂的方言，然而他们的名字是用血写下的。他们之于北京的中国人，正如远方来的迦勒底人之于古时的犹太人，是「残忍暴躁之民」。

一切教产的毁灭不过是这场毁灭的开头。焚烧的那一个星期里，为数不多的外国房屋，远不足以解那份寻地方去抢、去毁的止不住的渴。有几天，人在不同的方位能数出六处或八处各自的火头，其中最大的一场是前门外的大火，那里是北京最富的铺子、最兴旺的买卖所在。

等到外国人又能在城里街上走动时，映入眼帘的荒凉令人骇然。兵丁的尸首或单个、或成堆地躺着，有的盖着一张破旧的席子，然而一概是如今吃得肥壮的野狗的口食。其实死狗死马把每一带的空气都熏坏了。大片死水的洼子里泡着人与牲口腐烂的尸身，臭气熏天；瘦猫从铺面被砸开的窟窿里朝过路人瞪着眼——那些铺子的招牌上写的是「永丰」、「裕源」、「万隆」，还有那句常被引用的《大学》里的话：「生财有大道」。在一处被抢过三次、如今一片瓦砾的地方，门上还可以读到那句欢喜的匾额：「平安」。内外城最热闹的街道绵延数英里，竟没有一家铺子开门做买卖，哪里也几乎见不着一群人。

然而中华帝国的京城才被联军占领、地面才按各国军队分区弹压，中国人便开始迁就这新的关系，其自在一如水注进什么器皿便成什么形状。日本人因通中国文字，头一个进了这块新地；三天之内，全城便泛滥着中间一个红点的小旗，成千上万的门上开始装点起「大日本国顺民」几个字。有一阵子，常见中国人举着这样的旗，上头一块空着，只写「顺民」二字，至于归顺哪一国留着日后再填——这真是对中国人「爱国」二字的一段绝妙注脚。街上十个人里大概有八个带着各国的旗（不过都是粗劣的仿制，一场大雨便更不成样子）。中国人素常彼此告诫不要「跟着外国人走」，如今竟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在人类的历史上多半是绝无仅有的。

不但旗子成了归顺别国、甚至归顺不知哪一国的记号，连英文也被生生拧过来，逼它宣告这份归顺。哈德门大街上一间旧棚子上用英文写着：「归属日本。」另一张告白写着：「列位尊贵的好先生，请勿开枪。我们是良民。」在一座曾作拳民总坛的庙隔着几家门面的地方，人竟读到那样一句出人意料的英文：「奉上帝、奉基督教之人」；而那条胡同其余的地方装点着一遍又一遍的恳求：「求官长宽宥。此处是良民。」——那句预言说「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就你」，其应验之奇、之出人意表，恐怕再没有比这更甚的了。

占领的头几个月里，北京不但没有买卖可做，连商业兴旺的根基也被连根刨了。内城有四家联号的钱庄，字号里都有一个「恒」字，取长久之意——这一伙（据说是宫里一位太监的产业）素来被看得与英格兰银行一样稳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中国兵把这几家「恒」字号一一抢了，它们从此不存——一时间别的钱铺银号也都一样。街上到处是钱庄的票子，随着阵风与旋起的尘土四处乱飞，在阴沟里被幸存的几条狗一视同仁地拿鼻子拱来拱去。

不过没过几个月，精明的中国人便又把一套钱铺开了起来，只是因洋银涌入、如今成了全城通用的本位，那一套已大为改样。冬天政局极不明朗的时候，有时京钱折银的价忽然上涨，有一回三个星期之内涨了两成半。人以为这是因为银子好埋，而铜钱太占地方；而把自己的银锭托付给地母，被认为不过是审慎之举——只要没人来动，她实际上是这个帝国里唯一靠得住的银行家。

北京的城门在一切东方人心里与百姓的安危是连在一起的；它们在围城期间与围城之后损毁甚重，这前面已经说过。六月十三日拳民那场代价惨重的大火间接烧着了前门的箭楼；而正楼则是在英国军队占据之后，因一队打信号的人疏忽而失火烧掉的。

哈德门的箭楼也在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化作了烟火；齐化门的箭楼则是日本人进城时毁掉的。外国兵接管北京以后，城门一概不再关闭，安危所倚仗的不是城墙，而是岗哨与前哨的守卫。

西洋人占了一座中国城，头一个本能便是弄出出入方便的路来。中国人的城门，除了每一面城墙正中之外很少另开，弄得交通极不方便，所费的时间在西方人看来是全然不能容忍的。北京被占不到三天，皇城的墙上——就在英国使馆上游御河的尽头——便被炸开了前面说过的那个洞，从此一直是一条要紧的通路。在这同一道墙东面过了一半多的地方，又开了一道口子，宽得足以过车，省下了横穿城池的许多钟头。而最大的一项创举在内城的西南角：英国人在整道外墙上挖通了一条隧道，做成一道拱门，用木板牢牢衬砌起来，用中文标作「英国门」。它内外都有街垒，如今于外国人已不可或缺；不过中国人一朝有了权柄，无疑会赶紧把它堵上。这一条在坚硬的三合土上费尽气力钻出来的通道——据说炸药打在上头也只留下浅浅的痕——倒让人有趣地看清了这道长十四英里又四分之一的大屏障的内部构造；而它到底没能屏障得住。

春天里，人还看到了一幕奇观：皇家工兵拆掉内城西南角的角楼，为的是把那些木料用到重新修复的往天津去的铁路上。凡到过中国京城的人都会记得：这些角楼每一面都有四十八个小窗，每个窗上都有一块板，板上画着一个炮口——这倒是北京全部防御的一个不算不贴切的象征。

正对着天坛的，是天津至北京铁路新设的终点站，原先的站在外城以外一二英里的马家堡。外城的城墙上被拆开一个大口子，火车从那里进来，使旅人想起英国的约克古城——这样一项创举，若没有拳民，我们还不知要等多久。车站前面拉开一长排电灯，那套机器是英国人从颐和园里救出来的，如今头一回派上了用场。

火车到站时聚在站上的大车小车，被一长排样子眼熟的石桩拦住，不许漫上月台。一根上面写着「西南界　王氏」，挨着的一根写着「东北界　张氏」。它们是从乡下坟地的角上来的——那位讲实际而不讲情面的西洋兵，发觉搬走这些界石是达到目的最省事的法子。

卢汉铁路是中国政府最早兴办的这一类事业之一，它原来的终点设在永定河（即浑河）上的卢沟桥，好离京城远些，图个稳妥。在军事占领期间，把这条线一直展到北京似乎是个合适的机会，因为多半不会有人来问。于是便这样办了：外城西墙上被炸开一个洞，铁轨沿着内外城之间的隔墙、与它平行铺过去。车站就设在前门外。

英国军方则另打定主意修一条通到通州白河边的线，也照同样省事的条件立刻动了工。路基穿过哈德门的瓮城，通到一座就在水门外的车站——英国的救援之师当初正是从那座水门进城的；从哈德门往东，铁路笔直地从城墙底下穿过，再穿过外城墙上的一个豁口。

于是通州——当初铁路初议时它自己拒绝，等于断了自己的生路——如今倒可能借着铁路死而复生。

联军在这件事与别的许多改良上的打算，似乎是：把现状里切实可改的地方先改过来，或许还得靠压力维持几年；此后便指望中国人领会其好处之深，以致再不会有回到旧状的要求。

不要以为西方的运输之法用得越来越多，亚洲便会忽然被推着抛下它的过去与传统。那过去与传统最好的象征，也许就是那忍耐、迟缓而脚步稳当的骆驼——北京街上向来极多，「冬为王爷，夏为乞丐」，几乎光秃的皮上东一块西一块地挂着毛。从前常见的那一长列驮茶往俄国去的队伍不见了，然而成群的骆驼仍旧像往年一样从西山驮煤来。中国有句老话：骆驼递信，快慢不论，总归稳当。凝神端详它们那看似毫无表情的面孔，或许能看出一个狡黠的半眨眼的轮廓，仿佛这一长列不慌不忙的牲口的领头者正在安安稳稳地这样反刍着：「啊！我看出你以为没有我也照样过得去。啊！你错了，往后自会看见；因为我强壮，我等得起；我本就属于这里；你和你的后人早已过去了，我还在这里。」

那许多本已成为北京一大景象、却被围城及其牵连之事彻底灭绝的人力车，如今又满街都是了，在本就不算多的代步之便里添了有用的一环。大车也重新出来揽客，价钱比从前略涨；街道——连那几条铺过石子的在内——被沉重的军车与别的往来碾得很坏，后来由军方修过，不过若说修了，也只是修了个表面。

平常的日子里，路上的尘土多少要靠倾泼全城的废水来压一压；然而有好几个月这件事全然搁下了，其结果是那松浮易碎的浮土积得比以往任何经验都深——而以往的经验本已够叫人受的了。整个冬天可以说是一场半连着的沙尘暴，把生活压到了最低限度——虽然这里的气候本身并不可厌。

在军事管治之下，北京夜里的照明是前所未有的：许多地方家家门口都得挂一盏灯。连皇城的墙上、以及从前一向漆黑一团的地方，也有小小的煤油灯清清亮亮地照着，使行人能把路看得够清楚。连小胡同也多少这样点起了灯；而在大街上，例如前门外，那效果与西方一排路灯颇为相像。军方还设法教中国人怎样把街道胡同扫干净——这一门本领是中国京城此前从未学会的。占领若再久些，全城的卫生本该有显著的改良；然而要指望中国人自己会采行并切实施行这样的章程，那是奢望。俗话说得好：「辘轳一停，畦地就干。」

围城期间那些为修北京大道而预备好、堆得极其显眼的大堆石灰，被军方或私人取用一空；他们此后无疑再也找不到这样现成的材料了。有一大股资本把西山一带所有的石灰窑与砖窑都垄断了，指望重建一开工便大赚一笔。

围城的街垒各处都拆得干干净净，英国使馆不久便恢复了它素常整齐利落的样子。然而北马厩尽头那道墙被留作救援军队进来时所见的模样：被枪弹、实心弹与开花弹不停撞击得千疮百孔，上头是一座残破的了望台，台上是朽坏的沙袋；而墙的外面用粗大的字母印着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免得我们忘记。」

骑兵马厩的粪秽如何处置，看来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它被草草地解决了：在皇城以南宽阔的大道上堆成一长条一长条的粪垄，成了一处终年不散的秽恶之地；严冬时节，瘦骨嶙峋、生着癞的狗在温热而熏人的粪堆上安然高卧。军方的一桩怪癖是把北京所有的街道重新起名，这一条叫「盖斯利路」，那一条叫「斯图尔特路」等等；因此当一名美国兵告诉人说他的营房在外城「甲大街与第五街转角」时，人非得另找一张地图来研究不可。

京城里外国人这样多，使得考究语言之事既容易又有趣。有一位新到的人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老在说一句听来像英语「正是如此」的话，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那不过是性急的外国人自己话音的回响——他们最霸道的一句吩咐便是「快走」，听在英国人耳朵里恰像那一句。又有一位好思量的观察者注意到一桩奇事：中国人似乎很熟悉一位名声最可疑的法国小说家，动不动就说出他的名字——「左拉」；其实他们说的是「走了」。

有一句地道到家的北京话，比别的哪一句都更准会听见，那就是「不够本儿」——意思是所说的那个价钱还不抵东西的成本。据说这句里的头两个字本是菲律宾话中一个意思为「一点点」的词，不久便作为一句新的俏皮话进了北京话，用场广得很。一张残缺的邮票是「不够本儿」，一个赛跑输给同伴的小子是「不够本儿」，一个有瑕疵的灯罩也是「不够本儿」。

这座不久前还对所有外国人枪炮交加的城，如今开始贴出中文的招贴，告诉本地人哪里有可以学英文、法文、俄文或日文的学堂。紫禁城入口的墙上贴着大幅的传单，通告「基督教青年会阅书、习字、咖啡室」的所在；而在东交民巷西头，可以看见用工整的大写字母印着的一行英文：「凡铁工均可承办之作坊」。法文与德文的广告到处皆是；外城的大街上密密麻麻地满是欧洲各主要文字以及日文的告白，五花八门，从带彩色转筒的理发铺，到天坛前车站上那道不容置辩的通告：「非公莫入。」

冬宫在军队戏称的「圣城」最深处，冬天里有几千人去过，军民都有，后来又有络绎不绝的游客；虽说未必每一所房子都进去过，其中大半如今于我们已像凡尔赛的宫殿一样熟悉，被照过不知多少回相。人人都知道：自从这些殿宇头一次向那一小圈人开放起，古玩摆设便开始不翼而飞；不出几个星期，凡搬得动的都不见了，剩下的也没有多少值得带走。人猜想储藏室与库房里还剩着许多——亲王与皇族的宅第里这类地方是备得极足的；然而对那些统治中国如此之久、既排外又高傲的满人来说，他们的居处被蛮夷玷污了这么多个月，实在难以不看作已无可救药地脏了。

留下的是几件外国乐器：一架风琴、一架小风琴与一架钢琴，都走音走得吓人；此外还有皇帝书房里的一堆书、几张长榻上蒙绸的褥垫（里面絮的是棉花），以及中国宅第里常见的那些不值钱的摆设——凡真正值钱的，都已移到别处去发挥用处了。前些时候还有那头庞大的黄铜（还是青铜？）象，带着它那副荒唐的行头；然而与城里那些真象一样，它似乎也步了别人的后尘；说不定哪一天有位来客背心口袋鼓得出奇，那正是因为这个两英尺高的怪物被随手掖在了里头！

随着进出的禁令越来越严，门上贴着长长一份打字的规章而被封起来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到后来许多从前容易进的所在都对一切人关闭了。而且公众还被客客气气地请求：不要因为中国仆役不肯开那些他们奉命不得开的门就踢他们。这一条告诫并非多余，来客中军人的举止时常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习惯了别人二话不说照办，若一个「异教徒中国佬」竟不肯照他们吩咐的去做，那是不能容忍的。

总的说来，对这些「宫殿」越是细看、越是一看再看，越是失望。我们一直明知它们大约与别的中国讲究宅第没多大分别，然而心里暗暗指望事实不是如此。首先，冬宫里的各进院子面积小得出奇；一位皇太后与一位皇帝的居处之间，透气的地方竟比他们有些寒微的百姓还小，叫人不免生出几分怜惜。这些宫殿何以布置得这样局促，正如乡下村落里的同样现象一样难以索解——那里地本来一文不值，却被当作城里的街角地皮，一寸也糟蹋不得。想想瓦德西伯爵与德国军官们用作司令部的那些房子要宽敞得多，便不难明白他们何以渐渐弃了「紫禁城」里那些而偏爱这些了。

这座「西苑」长久以来是皇太后与皇帝在城里的居处，位在紫禁城正城之西，算是它的一处附苑。前者的居处（名叫瀛台）是北京最美的建筑，那些丰富的紫檀雕工足以叫人看得出神（也足以积灰），其精细是不寻常的。相邻的几进院子里有戏台、荷池与数不尽的亭子；西南角上有一片假山，大概是中国规模最大、最讲究的堆石，把这园子相对狭小的地面遮掩得极其巧妙，总的效果竟像是纵横交错的迷宫，虽然整片地不过几丈宽。

再往东是皇帝的宫（南海子），他在那里曾被幽禁在一个岛上好几个月，日日坐在南面临湖的台上，徒然盼着时运一转；而时运到底转了的时候，所带来的却绝不是他所指望的解脱。

四月十七日夜里，皇太后的瀛台宫殿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半；火势蔓延之快，以致联军总司令是从窗子里被救出来的，而他的参谋长冯·施瓦茨霍夫将军回房去抢救要紧的文件，当场被烧死。这几场以及类似的灾祸，多半——即便不是全然——出于西洋人把他们那些大火炉胡乱安进这些脆薄房屋的做法；这些屋子本是只打算用火盆、至多用砖地底下的火道来取暖的。西洋人头一步是砌砖隔断、把游廊封起来，第二步便是支起他们的炉子，配上粗细不一、用最不济的材料做成的烟筒，在各种高度与角度上从那薄薄的木格窗里伸出去。中国仆人为讨主人的好、为把火一直烧旺，把炉子填柴填到顶，然后又把炉门敞着以免烧得太快。有了这样的前因，所遭的后果几乎是躲不开的。

从南海子到瀛台、再沿着另外几处荷池往北，伸着一条为皇上取乐而修的玩具铁路；他惯常坐在由苦力推着走的车厢里，以保万无出轨之虞。为安放那几节装饰华美的车厢，特地造了讲究的车棚；然而那些车早已整个露天丢着，经了几场雨雪，不但漂亮的漆退了，连一丝一毫的长毛绒与丝绒饰件也没剩下。一列敞篷的货车如今每天被用来运德国骑兵马厩里的粪。

从前进不去的煤山，如今成了中国人极爱去的游玩之所，人来得很多。在它东面近山脚处，人指给你看那株盘曲矮小的松树——一六四四年，明朝末代的中国皇帝眼看满人已入了他的京城、夺了他的江山，便吊死在这株树上。

在北京西北几英里之外、人称「颐和园」或万寿山的园囿里，那座秀丽的园子是皇太后消磨大半光阴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她接见她在官场上的亲信，由他们把外间的一言一动都报进来。这一片宽阔而秀美的园地，名叫万寿之山，在一八六〇年曾遭「灭亡的扫帚」之扫，那是对朝廷背信之举的处罚——当时朝廷竟在停战旗的保护之下拿住并拷问了巴夏礼爵士等人。近些年来，这里的建筑已被修复到略复旧观，那些与东方奢华分不开的精美陈设也重新添置起来。

这座游乐之园遭了一种奇特的命运：距上一次被毁恰满四十年，它竟再一次落到蛮夷手里；这一回虽没有被夷为平地，却被毫不留情地洗劫了一番。连那些庞大的佛像也被粗暴地推倒，为的是掏出它们的内里；劫掠者常有所获，弄到上溯至十四世纪中叶的中国旧官钞。

山顶上那座压轴的五百罗汉堂，在一八六〇年的浩劫中几乎是独一幸免的，这一回却没有那样的运气：不知怎么起了火，虽然它的结构太厚重，没有倒塌，墙却被烈火烧得焦黑而开裂。

从这座殿所在的山脚下的湖一直到山顶，展开着一片华美的殿宇；等到有平民进去查看时，只见一片狼藉。屋里散落着雕花隔扇的碎片与巨大的玻璃窗的碎块，地上铺满了吊灯上的玻璃坠子与打碎的电灯泡。这座宫殿中划归英国照管的那一部分被仔细看守着，情形保得不错；凡还剩下的摆设都被移到稳妥的地方严加看管。

皇家宫苑落入侵入者之手的命运，与各位亲王、公爵及别的贵族宅第的命运是一样的——那些宅第一概被以「军事必需」之名迅速看中，用作司令部。城西南角上原来的醇亲王府——当今皇帝便是在那里出生的（因此那所宅子不能再住人，须改建为家庙）——被斯图尔特将军占用。它别致之处中有一件是一只中国帆船的模型，细部做得极其逼真，却是在一个人工池里砌在砖石的底座上；住在那里的人可以上去，想象自己正在航行。这只船被英国人用作了天花医院！

然而还有一样更叫人吃惊的稀罕物：另一个池子里同样砌在假山上的一只小轮船的模型，有上下两层甲板、有舵轮、有舱房，舱里配着全套铺位，每一间客舱都装着外国锁，等等，一应俱全。这在木匠们把王府改作外国人用时成了一座极有用的矿：舱房的地板、锁、跳板之类，一概被毫不客气地搬到了将军与参谋们的屋里去。

附近另一座王府里据说埋着财宝，军官们遍寻不着。到后来，物主的一位代表通过李鸿章弄到了一张准照，得以在夜里带人带车去把藏着的东西起出来；而那位英国军官还被客客气气地请求把自己的床（暂时）挪一挪，好让底下埋着的一坛坛元宝出土！

二十九变化中的京城

除了贵族的宅第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名字传遍全中国的人的住处也可以任人查看；而一经查看，实际上便开始了一场改头换面。哈德门大街上一条胡同里有这样一处格外荒凉的房子，人指点说那是从前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的产业。奥国的队伍占了九门提督崇礼的宅子——那是一处极其宜人的地方，一点不像寻常的王府，倒很干净整齐。冬天将到，原主打发人来讨一件皮衣，他们和和气气地答说：他们没有多余的！

经与意大利人商定，通州的教民与他们的牧者住进了东华门以北、紧挨皇城墙的那处名叫昭公府的宅子。这地方的主人是个讲究景致的人，盖了一座极漂亮的两层楼，东西向，叫作「迎春楼」。朝中一个仇家立刻上本参他：竟敢盖这样一座俯瞰皇城的楼，何等大胆。皇太后见了机会，罚这位倒霉的迎春之人银十万两。他凑不出四万两以上，皇太后便好心地把他的宅子抵了余款，赏给了自己的胞弟；变乱起时，住在里面的是那位胞弟的儿子。主人家极愿让外国人来住，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房产在已经被意大利人劫过之后，便可免于再遭洗劫；如今又花了些钱把它收拾得齐整了。四围许多所房子里住着相当多的教民。白天黑夜的更点，由一名更夫敲通州潞河书院那口五百磅重的大钟报出来——那口钟是书院被烧时被拳民偷走的，运到一个村子里埋起来，后来死而复生，被运到了北京。这口钟与三四串钥匙，便是那所学堂如今还看得见的全部遗物了，此外只有旧址上一低矮的碎砖行列与许多土坑。

通州站的人占了这处房子以后，那位不知疲倦的总管特克斯伯里君把上面所说的那座楼作了印刷所，从那里印出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大量用简谱印的赞美诗集，以补去年被毁之数。有一间屋子由五大间打通而成，仿佛生来就该作礼拜堂的，如今果然成了礼拜堂。每逢礼拜日，那里坐满几百名教民；从前住在这里的公爷与夫人也照例来做早礼拜。冬天里，经肃亲王居间，这处房子以公道的价钱租给了差会两年，自一月议和大纲画押之日起付租。用作礼拜堂的那间屋子后壁上挂着一块大匾，按中国的丧仪蒙着白绸；匾前在蓝布的衬底上挂着一条条丝笺，写着通州教会中为信仰舍命的人的名字。这份名单虽远不齐全，已列了男子四十四人、妇女四十六人、儿童四十人。

美国长老会与美以美会的差会各自住进了缙绅人家的宅子，都得了主人全然的许可——不然的话，这些宅子里剩下的东西便要一无所存了。后一个差会须为汇文书院的学生、以及那一百多个平安熬过围城的女学生安排住处，而给她们一处稳妥的住所是刻不容缓的。

伦敦会那些难民的遭际极为特别，值得用几段来写一写，因为它极能显出那个时候的窘急。

因为差会里的男子都不在，乔治娜·史密斯小姐发觉自己要管着约二百名赤贫的难民，他们没有粮食，也没有法子弄到。伦敦会东南面紧挨着的一处院子空着，本是一家满人的产业，他们自己住在那里，在拳乱中十分活跃，曾怂恿毁掉差会的房子，后来又把那块地圈了一部分归自己用。如今他们自知该受惩办，都逃了；使馆与军方两方面的当局便把这处地方连同里面的一切交给了史密斯小姐。

她没有钱，也弄不到钱，便开出凭票支取若干粮食的条子，在附近刚刚重新开张的铺子里随时兑取。那些铺子宁愿要条子而不要现钱，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俄国兵抢；对付俄国兵，史密斯小姐有一张俄国将军签署的书面保护单，被装了框，时时都要请出来。

那院里的家具一点没有动；款子是用唯一可行的法子筹的：把那一家的皮货与别的衣裳卖掉。所有的教民都被派了活做，所得一概投入公款，这个办法出人意料地行得通。他们承接了为英国军队做褥子、被子与马衣的活，接着又为德国人做。后来又接了一宗为印度马匹供草的活，末了又承办了德国管界内全城的清扫，这样人人都有了足工。传道的、教书的、医院里配药的，以及一切别的人，一律每天给约合六便士的津贴。

俄国人的管治换成德国人时，若不是史密斯小姐当机立断，整片地方本要被一视同仁地占住、顺带劫掠一空的。她向德国人提议为营房、军官室等等供给家具，条件是这件事全交在她手里，不许兵丁进百姓的家门。照这样的条件，附近不信教的中国人都欢欢喜喜地把所需之物凑齐了，无数人家因此免了被抢。

当局在教民协助之下查出了几个拳首，加以惩办；另有些拳首经人居间，愿意为他们加在教民人家身上的损害赔偿或补偿，这样便为寡妇孤儿有了着落。为表彰她的卓越功劳，人送了史密斯小姐六副华丽的「万民伞」——那是中国民间最高的荣典，不常给人。

细细想一想这样一件事，便格外明白：一位果决而多能的西方女子能成就多少事；也格外明白：若不对事实有充分而确切的了解，要判断这样的情形、以及应付这情形所须采取的步骤，是何等地没有指望。

中国的政务向来是经六部——兵部、礼部、工部、户部、吏部、刑部——办理的，多半设在一条以其中最要紧的一部命名的街上，即兵部街。在那些遮着中国官场隐秘的宽大门前，外国人此前大都只是远远地望着。这六部每一部都立刻被军队占了，附近别的几处衙署也一样；其中有些在占领期间被毁，另一些如户部则烧得略晚。

工部与兵部归了英国人作一支印度团的司令部；那些从印度边地山地部落来的高大黝黑的战士，在归他们支配的宽敞房舍里住得十分自在。精明的日本人设法把这条街的西边一侧重新划到他们的防区里，随后派了一队骡子日夜不停地干了很久，从户部的银库里运走了据说至少三百万两的银锭。这个东方民族对北京的了解似乎远胜北京人自己，他们立刻把爪子扣在所有主要的皇仓上，据说弄到了价值几百万元的米——他们的赔款就这样自动付清了，全然不用外交上的压力，也不必征得哪一个「大国」的同意。

中国最有特色的建筑，也许要数刑部。六部差不多都聚在英国使馆以西的一片地方，唯独这一部独自立在内外城分界街的西边。你一到那里就知道了，因为下车往正门里一望，仿佛是要下到一间地窖里去——那门比路面平均低好几英尺。你若是夏天去，头一进院子里会见着一个大水塘，别的每一进也都如此。皇太后出奔、又有人把那时关在里面的几百名囚犯一概放掉之后，还留下几个当差的；你若问其中一个：水最大的时候究竟到什么高处？他会把手举到自己脖子那样高：「到这儿。」「可是，」你说，「那么两边厢房里也必定有水了——你看它们的地面还要低些。」「那是自然，」他简简单单地答道。

院子里散落着《大清律例》的残页——这部书如今在北京因其不在而远比其在更为醒目——还有数不清的案卷，如今都到卡莱尔一言以蔽之所谓「泥神」那里去了。

正经的监房大约有二三十间（或者四五十间，那也无关紧要），一律是一个样子：砖墙的旧屋，窗上是粗木栅栏——一个欧洲囚犯用一把小刀一刻钟便能把它削断——里面是在几堆松砖上架着两英寸厚的木板。《京报》起初（就在围城之后）在这里堆得像瓦隆布罗萨的落叶一样厚（或者也差不多）；那时候别处都没有「订阅」这份「世界上最古的日报」，要配齐全份，那里是远远最好的去处。后来这地方被用作万国监狱，关押一批经过挑选的罪犯——或曰被指为罪犯的人——他们没有被军事法庭定罪，而是交给中国人由他们自己的官员审问。

英国使馆西边紧邻的那片宽阔的车马场——它曾是被围者的心头之刺——里面有好几座存放皇家陈设的大殿。

英国的救援队才占了使馆，便用炸药在车马场的墙上炸开一个洞，那些黝黑的帕坦人与俾路支人鱼贯进了这片交到他们手里的大牧场。他们没费多少工夫便把那些漆着红黄两色的御用车驾、轿子、喜轿（包括皇帝大婚时所用的那一顶），以及构造离奇别致的象辇，一概推到了露天地里，此后任凭八月的烈日与倾盆大雨去摧折。

每一所房子里都发现成山的仪仗之物——绸垫、缎枕、各色各样华丽的鞍辔挽具，以及全然说不上名目的东西。一骡子一骡子的这类精致废物被运进使馆去拍卖，也许还要运到那「凶悍难驯的夷人」（中国的文书里向来这样称呼英国人）所来的海外岛国去。无论在车马场宽阔的地面上，还是在天坛更加广大的地面上，一排排炮安安稳稳地候着新的命令；骡子同时把几百顶被虫蛀了的官毡帽踩进泥里，还有一里又一里曾经华贵值钱的花轿与官轿的绸围子。那些不知多少年不曾被人手或牲口蹄子动过的高高的野草，很快便没有了；整幅景象足以叫天朝的人落泪。

翰林院之毁，已在围城的记述里说过，不过还有几处细节值得一提。这世上最古老的民族最要紧的文献遗存，在一个下午之内化为乌有；那些最贵重的书的雕版，或是葬身火中，或是被拿去筑街垒，或是被英国水兵当引火之物。无价的文献珍宝被抛进荷花池，浸在救火的大水里；后来它们开始腐烂，便被埋掉，好减少那难闻的气味。装着那部稀世孤本《永乐大典》的名贵樟木箱，被填上土去筑防御的土墙；而组成这部大类书的数不清的册子，则被散到四面八方，多半散进了欧洲的每一座图书馆，也散进了数不清的私人藏家手里。还有不少册被扔进那共同的一堆里，与其余的一同霉烂、一同被埋。

成千上万篇翰林的文章散在院里，被每一阵风吹着玩，成了军队的柴火。选本的零册在将近两个月里供给了整个使馆的废纸；人在厨房里见着它们，苦力用它们垫肩扛砖，它们还成堆地躺在外面的街上，等到往来恢复之后，被过路车轮碾成碎片。

在中国这场排外之乱所连带的种种报应之中，古老而著名的翰林院的命运，也许该列在最前。二三十座厅堂只剩下两座；几个月后，连这两座也从翰林院的地面上被清除得一干二净——那片地面如今是英国使馆的一部分。北面筑起了一道高墙，上部暗藏着合乎法度的枪眼，墙根的拱形凹处为炮手设了掩护；墙前留出一片空地，使偷袭成为不可能。

离英国使馆三分钟的路上，立着一座名叫理藩院的旧衙门，是办蒙古事务的。围城期间它被筑了街垒、凿了枪眼，成为攻使馆的许多据点之一——它正隔着大路与肃王府的北端相对，不过几丈之遥。围城过后，人发现那些房子已成废墟，意大利人曾在那里卖过几回劫来的东西，此外便全然被弃置了。

冬天里，这座古老的衙署被改作一所万国俱乐部，后进可供会员成群或单个地叫饭菜，另有一大间辟作那不可或缺的酒吧。前面的房子里有一间大屋，备着英国与欧洲大陆最新的报刊。最新的电讯每天贴在告示板上；一张大牌子上登记着俱乐部约五百名会员的名字——多半是驻京八国的军官，他们的旗子在门口同样数目的旗杆上安安静静地飘着。

总理衙门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它是一个东方式的绕圈子衙门，不是为了办事，而是为了不办事。它本身便是中国与它那些「兄弟之邦」往来中一贯的两面三刀、推诿与背信的缩影。如今它遭了公道的报应：在一队日本兵看守之下，各使馆的译员于某一天一同前往，各自把装着与本国往来案卷的柜子封上，于是这些案卷处在各国共同的稳妥看管之下，而任何一国都不能单独取阅——最不能取阅的是中国人。一个大帝国的屈辱，只怕再难比这更低了。

五月一日，这些案卷交还了中国指派接收的官员；然而中国与各国议和的条款之一便是裁撤总理衙门这个机关——对付这架笨重而恼人的东方机器，那是唯一合宜的办法。

北京各衙门与别的官署的案卷是否还在，这问题中国人自己自然极为关切。经过一再的、各方面的查问，似乎可以断定：通例是六部任何一部的文书、以及任何一种官署的文书，都一无所存，只有总理衙门是例外。

在许多预备将来修史材料的机构之中，有两个史馆：一个属朝廷，名叫国史馆，设在皇城里、东华门以内。皇帝言行的记录存在起居注馆，据说设在翰林院的院落之内。翰林院被攻时，那些记录被稳妥地移到国史馆保存。一位去过那里的中国教习查明了它如今的情形。据他说，那里是关着的，然而里面的东西早已四散到九霄云外了。北京被占之后那一段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谁想去便去，随意把什么当废纸拿走；虽然案卷或许还剩下一部分，据说没有一部分是完整的，那也就跟一无所存差不多。

一九〇一年六月四日夜里，紫禁城西南角一座名叫武英殿的房子被一场火烧毁了，起火的缘由说法不一。那是一座殿宇，里面存着国家的案卷、谕旨、记录、书籍与官书的雕版；附属于它的还有记注之署与一位大学士的公署。这是一长串大火与毁坏的最后一幕，其最终的影响必定是深远的。

设在城东墙上的观象台，藏着早年在华耶稣会士南怀仁与汤若望的天才所造的古老而奇妙的仪器；它很快便被法国人与德国人拆空，每一件仪器都被搬到法国或德国使馆去，而在这过程中不必要的连带损坏之大，使整个地方成了一片废墟。中国的劫掠者跟着外国人而来，为时不久；从前围着高台的铁栏杆被人纯粹出于顽劣而拧断，许多还被偷走——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既然这地方已经毁了？有一句话是全然公道的：欧洲大陆军队这一场毁坏，是奉他们最高军事当局之命而行的，比起董福祥手下那些蛮子攻打翰林院来，要更不可恕得多；因为那是在极度的激愤之下做的，而这是从容为之，而且是不顾文明世界一大部分人的抗议而为之的。

贡院也一样显出那种不管不顾的毁坏。号舍（略少于八千五百间）前面敞着，屋顶向后斜，架在两三根小木杆上；此外再没有木器。然而为了弄到这一点点引火的材料，几百间号舍被拆了，门口的房子也拆了。

须说明的是：外国军队在寒冬里急需柴薪，把凡是最就手的房子——衙门、旧仓、庙宇——一概拆掉。据报到冬天过去时，通州城里几乎不剩什么庙了。

北京被军事占领期间，美国军队的司令部设在先农坛，那是外城南部一片宽阔的院落。一座正殿被用作医院，另一座作军需的储库，里面排着长长的一列列火腿、一箱箱烟草、一箱箱军用豆子与一桶桶牛肉。

一座配殿成了阅报室，另几座成了病房。还有一座本是存放那些描金髹漆的农具样品的：犁、耧、耙、耱、锹、帚、杈，以及筐、笠一类的小家伙。这些东西一概被不客气地推到露天地里，其中有些小件成了美国陆军第九团与第十四团便利的柴火。

那些用正殿作司令部的军官一占了地方，便动手在那古老的墙上凿洞、安上大块的玻璃窗；这一举在所奉祀的神灵的阴魂看来，想必是又一层亵渎与羞辱。

皇帝祭祀古时传说中神农的那座汉白玉坛，成了骑兵把马随便交给近旁一个苦力看着的便利地方；而皇帝每年春天要亲手耕种、为天下农人做榜样的那一小块吉壤，在四处蔓生的浓密野草中已全然分辨不出了。

先农坛对面隔着宽街，是天坛那一大片地面，每一面至少有一英里。多年来外国人根本进不去；连当今皇帝冲龄之时，人也难得把脚踏进去一步。如今那里一个中国人也看不见，守坛的人在英国人一到北京便占了这地方时，全被赶走了。人可以把车一直赶到那通往三重青琉璃圆顶——象征三重天——的高台跟前。每一道门上都有一名黝黑的锡克兵站岗——他正是那个比全盛时期的罗马还要大的帝国的化身；他只在你走过时瞟你一眼，或是用印度斯坦话问些听不懂的话；等到你用好几种欧洲语言、外加中国话告诉他你听不明白他的话时，他便恭恭敬敬地行一个礼。

那座供满洲皇朝神主的大圆殿，殿门大开着。里面北面有一块给「皇天」的大神主，还有八只匣子——两边各四只——供着二百五十六年来在位的八位皇帝。这八只带着沉重雕花门的匣子，每一只都被撬开了；八位被尊为神的祖宗的神主，每一块都被英国军官取走，要送往大英博物馆——就中国人对待外国坟地的所为而论，这几乎可算是一桩说得过去的报复。

皇帝的斋宫被用作英国军队在这一带的司令部，每天有一部分地方堆满了一车车的劫来之物——绸缎、皮货、金银玉器、绣衣之类。这些每天被运往英国使馆，拍卖了充军队之用；不久便又有同样多的来补上。后进皇帝的寝宫成了军官们的卧房；他们在吃饭时被人提起这件事，只是略显诧异地抬眼看看，那神气仿佛在说：「那又怎样呢，你懂吧？」

各国加于中国的议和条件第七款，规定使馆四周设防，并须把附近一切中国房屋迁走。所谓「使馆界」被解释为至少包括这样一个方块之内的全部地面：南以城墙为界，北以皇城墙为界，东以哈德门大街为界，西以通往前门的内外城分界街为界；不过东交民巷以北、兵部街以西的那一部分，多半会因多余而被划出去。

在这一大片长一英里有余、宽约半英里的地面上，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动立刻开始了：拆房子、拆衙门、拆庙宇，各国旧使馆则一律翻修重建，而且大大地扩充。

奥国使馆对面立着一座绿琉璃瓦的堂子，里面供着满洲皇朝开国诸君未登大位时的列祖神主。它落在使馆所要的地面之内，将被拆走；中国人与满洲人为保住它所做的努力都落了空。它的被拆，就满人企图灭掉各国代表、以断绝与文明世界其余部分一切关系的作为而论，本身便是一个合宜的结局。

日本人圈进了肃王府，他们对此有充足的理由；而意大利人、法国人与奥国人同样将占去围城中大部分交战的地面，把总税务司署、大清铸币厂与那座未落成的中国银行的地基都并了进去。

六部中有几部世代相传的房子被裁撤，中国人抗争无效；面对着俯瞰皇宫的新炮垒，他们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一桩苦涩的屈辱，然而北京的朝廷实在当得起。

那个朝廷本身，正是北京那桩与万国为敌的罪行的主谋与主办者；它有些爪牙已经受了应得的罚。直隶布政使廷雍经十月在保定府开的军事法庭判定，须为该城附近被杀的十五名英美人士之死负责，在那里被斩，一同被斩的还有几个分量较轻的人。冬天里另有两名高官被联军交给中国当局在北京斩首，即启秀与徐桐之子徐承煜。

在怂恿攻击外国人一事上，没有哪个中国人比前山东巡抚、后来成了皇太后得力干将的李秉衡干系更大。他或是病死，或是自尽；此后在他河南彰德府的家里被人举哀。

上谕先后下令处死并证实处死了庄亲王（准其自缢）、毓贤（这一伙人里最恶名昭著的，正是在他亲自主持之下，四十五名外国人在太原府他的衙门里被砍倒）、赵舒翘、英年，以及别的名声略小的人。刚毅是拳乱中另一个要紧的角色，据报死在山西南部。因为这些死亡与处决都没有外国人在场目睹，许多人以为其属实的凭据不足；然而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设想这些官员中还会有谁重新在中国的政局里露面。本该一并列入的人还有一长串；不过若要把有罪的人都点出名来，那就难以开头，更难以知道该在哪里收住。

四十年之内皇太后第二次被逼出奔，中国朝廷这一番的遭际，对追着这个离奇故事一直看到结尾的人别有意味。以下关于其中若干情节的记述，引自麦美德小姐在《世纪杂志》上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采集这些材料的是一位维新的中国人，他与他的亲族因他与外国人相交、又看重西学而吃了许多苦头。可以在道义上断定：皇太后是被人蒙骗，以为外国军队或者不在北京附近、或者进不了北京；否则她迟迟不走，是全然无从解释的。

「八月十四日，整日枪炮之声不绝；有传闻说外国人与中国教民从通州偷偷摸上来，正攻打东边的一座城门。近晚时又传开说：有一大队打扮极其古怪的回子进了城，扎在天坛里。直到第二天，城里的人才普遍知道北京已被『洋鬼子』攻下，而所谓的回子乃是英国军官统率的印度兵。那个星期二下午，拉杰普特兵与锡克兵刚进英国使馆不久，马将军便被召进宫，奉命在紫禁城北门候驾。近晚时美国军队攻下前门，向皇城南门发炮开枪。皇太后哭了，与皇帝、皇后及大阿哥一同在宫中焚香祷天。刚毅入宫，极其恳切地力劝他们避一避敌人的锋芒。随即降旨，令所有王公大臣随扈。

「八月十五日清早，联军同时攻皇城的南门与东门；诸位大臣急忙赶到宁寿宫见皇太后，然而还没进宫，便有一名太监迎上来报说：皇太后与皇帝听了政变的谣传，已经出走了。

「自六月十四日皇太后回城里的宫中以来，她只把头发挽成一个髻，穿百姓的常服。出走的那天早上便是这副装束。皇太后、皇帝、皇后与大阿哥各乘一辆车，皇太后坐的是澜公的私车，还叫人把车上红色的边幔拆了。他们从北面的德胜门出城，由马将军护送。中国人传说：得宠的珍妃被勒死，抛在井里。王公贵族与大臣随扈的约三十人，端王、庄亲王、澜公与刚毅都在其中。

「头一夜，出奔的御驾宿在贯市，那是北京以北约三十英里的一个小村子，村里有一家回民的店。在这里他们弄到了骡驮轿——前后各用一匹骡子驮着杠子抬的轿子。皇太后整天躺在轿里，吃得极少。第二夜宿在岔道，就在长城内线关口外，离北京西北约五十英里。知县不知道御驾要到，一点没有预备，御膳竟只有几粒玉米，随扈的人也都面有饥色。那位知县只有一乘轿子，皇太后从这里起便坐这乘轿，皇帝与皇后仍坐骡驮轿。

「八月十七日到怀来。他们仓皇离京时只穿着夏衣。出了关，天忽然冷起来，于是在怀来的清真寺住了两天赶制冬衣。

「八月二十日到宣化（离张家口二十英里）。从这里发出三道朱笔谕旨：一道说明皇室出奔的缘由，皇帝自责用人不明，又责备臣工不能尽其天赋之才；第二道命群臣随扈往太原府；另一道蠲免了沿途所经地方的钱粮。他们在宣化住了五天。

「从宣化到大同（近山西东北界），在那里住了两天。从大同往太原府去，路过天镇。这地方已被乱兵抢过，铺子与集市都空了。知县正束手无策、惶恐万分之际，忽报圣驾到了。他悲惧得发了狂，服毒而死。因此御驾一行到时，只见一座空城，那一夜只喝了几口汤。于是打发御膳房的一名太监回北京去买食物与别的必需之物。

「圣驾、随扈与八旗兵到太原府时，三百多名兵由德将军统率遣回北京，每人只给饷银四两；后来又有三百多人由肃亲王带回去，每人给银五两。大臣之中，随扈的只剩下刚毅、王文韶与赵舒翘，不过还有几位品级较低的官员。

「到九月将尽时，皇帝力请回銮，看来眼见要成了。保定府的布政使来电报说联军将攻保定府，随后便要入山西；于是皇太后的意思又占了上风，帝国之运便向西去了。从太原府到西安府，几乎与从北京到太原府一样远；这样看来，皇太后仿佛已自断归路。她是要在这座帝国的古都作困兽之斗了。」

这个女人直接准许了一桩也许是人类全部历史上对邦交所犯的最大的罪行，而她离奇的命运看来却将是：重登她篡来的宝座，重掌无可争议的大权，而对她过去的行止毫无追究，对她将来的行止也毫无保证。

无论她本人、或是她极力毁掉的这个帝国命运如何，近代最堪入画的场景之一，将始终是北京所受的惩罚。这座城像一只手套的指头一样被翻了个里朝外；然而最终要由谁的手来把它填满，还有待分晓。

三十通州的毁灭

通州城在北京以东十二英里，位于白河——即北河——通航的尽头。北京所在的这片平原虽然人烟稠密，却出不了足够供给一座大城的物产；每年都有极大量从内地各省运来的漕米，经这个河港转往京城。

这座城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北京的往来货运是由此通行的（「通」正是通行之意）。从通州到北京，几百年前修过一条地势较高的宽阔石路，如今却已破坏得不成样子，恰好成了这个帝国当政者能干与不能干的一座纪念碑。与这条大石路——数不清的外国旅人在它上头有过伤心（也伤腰）的经历——平行的，是一条通到北京东便门的运河，那里正是北面内城与南面外城相接之处。河上有五道闸阻住船只，货物须起卸五回；不过在有耐心的中国人看来，这全然是一桩小事。

与西方通行的错误印象相反，可以说中国的城池一律为堪舆之故而修得不规则；然而即便在中国，城墙的轮廓也少有像通州这样迂回曲折的。这是因为它由新旧两座城合成：新城是几百年前在旧城西边添出来的，看来是为了把一座皇仓圈进它那宽阔而曲折的周界之内——那皇仓早已坍圮了。

因为这城是合成的，通州便有了一个不寻常（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体面：两座南门；不过主要的关厢在东门与西门之外，虽然北门外靠近那座秀美醒目的古塔一带也相当大。

通州究竟有多少人口，谁也说不准；不过有充分的理由推想：自外国人认识它以来，城里城外大约有五万到七万人。天津来的粮船、以及从山东直运漕粮的船到埠，每年都是关乎全城的头等大事，因为很大一部分人是直接靠这股养人的米流吃饭的。这些米从前由海船从南方运来，近些年来改用轮船，到天津再倒到专用的船上；那些船最终把货卸在通到白河的运河岸上、稍下游一点的席子上。量过、装袋之后，米被运进仓里，随后按中国成例所立的那些曲折繁复的门道走完过场，才到最后的去处。成群结队的膀大腰圆的苦力扛着笨重的口袋，一袋大概远不止二百磅；成千的工人就这样有了活做。

除了每年漕粮到埠这件热闹事之外，再有便是北京各种科考所带来的热闹，尤其是取第二等功名「举人」的那一场。有好几个星期，河上船与船夫川流不息，通州的店家、车夫、推小车的、买卖人与苦力，以及许多别的人，都得着一场厚厚的收成。那时候船价车价会涨到离谱的数目，因为远道来的旅人全然落在本地那些鲨鱼手里，每一条都不忘狠咬一口。除了这些特别的发财由头之外，官的私的旅人、商贾行贩络绎不绝，加上经手转往北京的货物——尤其是外国货这一大宗要项，在它上头极容易索取最离谱的脚价——使得运货载客成了这座京城门户上一门赚钱的专行。

大约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即自一八六六年起，通州一直是美部会的一个站，起初在城中心有一处小房子，后来又往西添了几处。近十年之内，他们还在城西南角外一段路的地方圈进了一大片地。城墙之内设有男女两处诊所与医院、一所神学馆、男学与女学，此外还有四所住宅与许多别的房子。城外是美部会的潞河书院，还有该书院教员所住的四所住宅；紧挨着另有一处地方，办着一所实业工场的雏形。

要紧的是要看到：通州的百姓与住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人，自始便是一种再好不过的友善关系。不但从未有过一次闹事，甚至没有任何一桩风波打破过这一贯的和睦。医院与诊所里多年工作的影响传得极广。书院被百姓、也被本地的士人看作这座城的光荣。与官府的往来一向友好，有时还很亲热。下面这件事可以显出外国人是怎样为人所熟识、所信任的。

一八六〇年十月联军攻打北京时，通州城趁势自行投降，答应把外国军队所需的供应一概奉上，条件是这座城本身不受损伤——这项约定是照办了的。

中日战事进行之中，人怕北京终将落入侵入者之手，便有人来探书院院长谢卫楼博士的口气：万一日本人到了，他肯不肯出城去迎，谈出一个能保全这座城完整的条件？既知他愿意担此重任，某一天便派了五百名兵到他们住处，把谢卫楼博士与富善博士迎到军营的公所。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只有总督一级的大员才享的鸣炮之礼，随即被引见几位高官；那些高官对这两位外国人都极其恭敬，一想到在这样格外为难的关口有人出面斡旋，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虽然日本人后来的行动没有用上这一番效劳，然而这件事被人请托、又被人应承，尤其是为着两个外国人放了那么多火药、开了那么大一队兵的浮华排场，使他们身上笼了一圈光华，其效验并非一时的。

在天津至北京的铁路修成之前十多年，这样一项工程不但被提出过，还奉过上谕核准。有一回眼看就要动工，城里一位绅士来访谢卫楼博士，一进门先磕头。随后他起身说明：他是来祈求免受一场大祸的——那火轮车的铁路要侵入他家的祖坟，惊动列祖列宗的安眠，给全家带来迅速而无可挽回的败亡。谢卫楼博士说：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在政府手里，住在通州的美国百姓与它全无干系；这话他多半难以听懂，更难以相信。

经过多次的虚起头与数不清的挫折，从天津修来的这条线到底在中日战事结束之后开始成形了。在此之前眼看事情必定要办成时，中国的投机者曾费心在城边可能设站的地方圈下大片的地。通州的百姓忧心如焚，怕自家这座城的风水要遭大祸、买卖要被这些新奇而可怕的举动毁掉——而这些举动如今不只是威胁，已是一定要降到他们头上了。他们想尽了法子、翻遍了每一块石头要挡开这场灾祸，然而全无用处。

到了走投无路之际，他们又想出一条计策，那是最后的指望了。此前那许多次呈控的难处在于：总有一份更有分量的相反奏折把通州的风帆抽空，反使他们的处境比先前更坏。这一回，他们靠贿赂北京的御史，得了一道有分量的奏折反对这条拟议中的路线，指出它于通州的危害，以及与那一城百姓作对之不宜。民间有一种说法：有一位亲王也被说动，对这件事留了心；正是因他的势力，铁路的走向才折向西边，绕过那座名叫「南海子」的大猎苑，从一片没有什么要紧市镇的地方穿过。这样一来虽然招不着本地的生意，至少不会有人作对。总而言之，这祸害虽不能全然挡住，到底被赶得极远，不会再扰乱这座「通行之城」百姓的安宁了。

有一小段时间，这些指望似乎是完全实现了。一切照旧，惧怕也消散了。然而到一八九七年春天，人开始注意到：往北京去而路过这座城的旅人不像素常那么多，船上的生意也空前地清淡下来。这一年恰是北京三年一次的大比之年，照前面所说，通州本指望有一场丰收。然而秀才们只有一小部分像从前一向所做的那样走水路来；因为火轮车刚刚开始定期行驶，旅行的人好奇要看看它、要尝一尝「飞快转运」的滋味，招来的客人多得远远超出了运力。客车挤满了，货车也挤满了，连运石子用的平板车也只得征来应急。

这条铁路从一开头便大获全胜，而可怜的通州却在暗地里（也在公开的地方）为失掉的客运痛哭。买卖再不像从前那样做了。客店多半空着，铺子卖不出多少东西，盖房子修房子的活立刻停了；车夫与赶驴的——他们在这座城活跃的生计中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一部分——没有活干。街上卖吃食的，买主又少又一天天减少。剃头的一边给主顾梳辫子一边闲谈，会告诉他说：从本地最大的字号，一直到走街串巷卖绑腿带的小贩，没有一个不在害那种袭遍百业的步履失调之症。一句话，这地方开始死了，百姓多半要跟着它一同死。

这已经够坏，然而更坏的还在后头。那许多包办通州漕粮生意的大户人家很有理由担心：他们从运漕、存仓、经手米粮上得来的数不清的好处，不久就要断了。人已经发现：白铁的棚车能把从前经通州从天津运往俄国的大批茶叶全然保住——那些茶叶从前有许多是在河上被人凿破包装偷走的。前面引过的一道奏折早就建议把朝廷的漕粮也走这条路，理由是「可杜船户偷盗之弊」。而正如他们看得明明白白的，这也要断了通州一大部分人的生路。

然而他们那恳切的祈求既已得准，祸害既没有侵到他们的坟地，新路又是为皇上自己修的，看来除了披麻蒙灰地悔罪之外也无事可做了——而全城看去正是在这样做。从守着大铺子却门可罗雀的商人，到拾粪的与讨饭的，人人都会告诉你买卖的凋敝，告诉你如今已没法过活了。据说有二三十家大字号已整个从东关搬到北京去，好把离他们而去的生意重新拉回来；有几条街上当真长出了从前不曾见过的草。

华北是沙尘暴之乡。某个大晴天里，人会觉得日光似乎不像平常那样有力。不多时日光就被遮住了。天上并不见云，只有一层暗褐的浑霾越来越弥漫，直到尘土从上头静静落下来；若是起了风，它便打着旋子来，转眼把一切都裹住，最厉害的时候甚至得在大白天点灯。谁也不知道这尘土从哪里来，为什么有时来、有时不来，或是为什么要来。它就是一个无可争辩而又影响深远的事实。

拳民之势到通州，与那种静悄悄的沙尘暴颇为相像。「它像一个幽灵，走在风暴的前头而来。」

笔者是五月十七日从山东坐船到那座城的，随行有三名护送的兵；所有的外国人与多数中国人见了都很诧异，以为那是出门在外罕有而多余的排场。水路是平静的，旱路也是平静的。通州也平静，不过有传闻说东关正在酝酿乱子。后来才知道：拳民这股毒气是从天津、或许是从独流坐船来的人带来的——独流在运河上、水路往南十八英里，是有名的拳民总坛，后来几乎被外国军队毁尽。那套把式被人说成是护身、护家、护村都有用的；它并没有敌视外国人的成分，而且简便到连小孩子也学得会——这一点不久就被证实了。

偶尔有几位女士照常乘轿或别样出门，注意到一些引她们留心的举动。有一回一个人在轿前蹦跳，做出砍自己脑袋的样子，旁观的人哄笑。约莫十天之后，传闻越发骇人，却含混不清、无从捉摸，也无从证实。

这股风潮才起头，就有一个乞丐被拿住；他曾到外国医院去治疥疮，那里给了他一盒硫磺膏。这被指为一种要拿去在井里下毒的毒药。知州大张旗鼓地审了一场，最后郑重宣布此案证据不足；然而它的效果是把百姓的心煽了起来——他们本已被那些传闻搅动，说别处已经怎样、或将要怎样把洋鬼子赶尽杀绝。

这股风潮的顶点，在前面记述六月八日那一批美国人从通州逃往北京时已经说过。当时曾照会官府，说这些房产交由他们照管；次日书院便被军队自己烧了、抢了，那几所住宅与这地方一切相连的房子也一样。再过一天，城里的房产也遭了同样的毁灭——那里有一座大街堂快要竣工了。毁得之彻底，以至于人不但可以骑着马从两层楼房的旧址上走过去，连要认出那些旧址在哪里都难。

电报局与大清邮政局也一同被毁。邮政局长（一位教民）在逃往北京的路上经历了极富戏剧性的一连串险事；到了北京，他把账目一笔不差地交清，随后堪堪逃往南方，最后平安到了上海。沈道台被囚在自己的衙门里，任凭拳民戏弄，末了才得脱身，路上被抢得一无所有——他的衙门是最先被抢的地方之一。拳民之势的可怖，可以说是使全城的人无论情愿不情愿都投了进去，那份热切令人骇异，也发人深省。若有人抗议，他们的声音想必也被那普遍的疯狂淹没了。他们手里唯一实在的冤屈，是那条毁了他们生意的铁路；而为了伸这个冤，通州自尽了！

那位知州格外可恨而虚伪：他想从那个带着有色疥疮膏被拿住的乞丐口里逼出不利于外国人的证词；没能得逞，便把拿人的那名差役打了八百板——真正的缘由是证据不全。医院被拆时，他把英格拉姆医生实验室里找出的一副骨骼大张旗鼓地挂在衙门前堂，展示给每一个人看，作为此前一切影射西洋人的罪名确凿可见的证明。书院被抢时，道台曾令知州把值钱的东西收起来入库，知州却存心不办，听凭一切被抢被毁。

坐粮厅的长萃，其实才是通州拳民的首领；美国兵占了他的宅子时，在那里搜出了最能定他罪的文件。几个月后，成大捆的这类文书被英国人缴获，其中有拳民首领的全份名册、他们设坛、口粮与徒众的记录，以及许多别的同类的消息，都送到特克斯伯里君那里去逐一清理并加注。

有一位中国「难民」在南逃途中所作的生动记述，摘出几段来，可以让人窥见外国人逃走之后这座城的情形。他是六月二十一日到的，看见一群喧闹的人正进城门，另一些人朝天放了三排枪，表示又有一个教民被杀了——那人是先被拖到运河岸上，杀死的人的尸首便抛在那里，免得一乡染上瘟疫。

这样的排枪一天要听见许多次，可见杀戮之惨；因为那一站城里乡下的新教教民，在这场恐怖之中约有一百五十人丧了命。

拳民的声势够大之后，便要求见道台，本意是要杀他。他却坚决不见。拳民一伙开始扬言要砸衙门的门，别的属员虽与他并不同心，却出来救他，保住了他的命；拳民被说动了，收下十锭元宝（银五百两）以代道台的首级。又议定：他无论托什么由头都不许出衙门一步，否则便要被杀。他们还逼他给了一纸札委，授权拳民在通州及其属境内弹压地方、惩办他们所查出的一切汉奸、随时需索钱粮，并把一切危及城池的人斩首。

六月二十二日，准许毁灭使馆的上谕到了，拳民旗上「扶清灭洋」四字之前又添了两个字：「奉旨」。其结果是使拳民中的亡命之徒绝对当权；自六月二十六日起，这座城便由他们独家控制了。

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到后，这一切都在其治下发生的那位知州竟复了原职（各国公使并未提出异议）；而通州的传教士为那些教民——他们正是在这个人纵容之下被抢的——索取赔偿时，不得不与他交涉，而他此时又摆出一副友好殷勤的样子。

要把旧日的关系重新理顺是何等为难，被那位奉派与传教士商议教民赔偿、以及怎样的惩办才足以抵偿那么多残忍而无端的杀戮的知府，一语道破了。「你们若要办真正有干系的人，」他说，「那就得从皇太后办起，一路办下来，因为我们个个都在里头。」——这真是对全局既准确又简括的一句总结。

日本人占了这座城之后不出几天，北城墙上一间小屋里存着的几吨火药炸了；有人以为是印度兵干的，然而其结果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不但把动手的人炸死，还把这座城两边各四分之一英里以上的地方毁了。这一片地里的破败荒凉，比华北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彻底。那一整片地仿佛被人用毯子兜起来抖过一遍，可见震力之大。通州显眼的地标关帝庙被炸得七零八落，只剩一副骨架立着，残余的木料横七竖八地躺着或斜靠着。屋顶也没有了，然而在瓦砾之中可以看见三尊昔日神祇的像直挺挺地站着，仿佛竭力装作对自己住处的遭遇毫不在意。这座城被分派给各国的队伍；日本人若是独家管着，或许还能守住他们的诺言，然而实际上不过几个钟头，通州便被抢被烧了。从城中心往东到东门，昔日那条大街上几乎没有剩下一间铺子；从这里通到北门的大街上，一间铺子、一所住宅也没有立着。几乎所有大的买卖字号都被毁了；东关又长又稠密，那里的残破也只略轻一点。西关免于被烧，北关大体上也免了；不过北关驻着法国人与俄国人，那里的百姓受的苦是说不出来的。

有一位通讯员进城之后想找一所没有被抢过的房子过夜，还指望在那里弄到一床被子。他果然在同一所房子里接连找着了三床，然而每一床底下都是一个死了的中国妇人，显然是先被奸污、随后被剖开，再用她自己的被褥盖上！通州方圆几十里的百姓，在此后整整一个月里因外国兵的暴行所受的苦难，将永远无人知晓。

这座城被占一个月之后，除了伺候外国军队的人之外，看得见的居民不过几百人。即便在房屋并未大量被烧的西城，人也可以走上几里路，除了日本人住的院子之外，任何院子里都看不见一点活人的迹象——只有成群的饿狗除外。大车与人力车被人翻倒在池塘里，盖着一层绿色的浮泥。有几家最大的铺子被抢过却没有被烧，里面还剩着大量家具，却没有人来用。只有散落街上的账簿还能表明是哪一家字号败了；而对面的影壁上，还笑吟吟地写着那句吉利话：「出门大吉。」

在外国人从前住过的北后街上——那里有些街坊曾欢欢喜喜地赶去抢他们的东西——如今可以看见用日文、法文与英文写的告白：「此户全属日本第五联队。」「此屋禁止入内」也是常见的；有些地段每一扇门上都写着「日本」二字，上头还有一行中国字（是上一个年节贴剩下的）：「国恩家庆」。

在毁掉外国人住宅时，邻近的房子也一概被毁了。没有一间铺子开门，没有一个小贩，一杯热水、一个鸡蛋也买不到；这座狭长的城二十分之十九的地方尽是荒凉，而日本旗在仓廒上飘着——那里存着剩下的漕米，而漕米从来是通州与北京两地的命脉。河岸上，每逢秋天买卖本该极其热闹；如今那里倒也是一片忙碌，然而不是天津来的粮船队，也不是运茶往俄国去的货船，而是日、英、法、俄、美各国的运输船挤在那条通往白河、本该清静无扰的运河上。没有一条船的进出不是奉着军令的；每一个船夫都被军法——那是不容分说、却又还算宽厚的专断之法——征了差。

在一处格外过不去的泥坑（多半是元朝留下来的）里，人会撞见一幅奇景：一队锡克兵正用一所中国房子的屋梁搭起一种桥，上面铺着门板、窗板与别的木器，底下垫的是从地里割来的、还带着穗子的一大捆一大捆熟高粱。这条军用大路——这座桥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段——正从几道深沟上经过，而潞河书院院墙不久前还立在那里。书院被毁时，拳民或是那些欢天喜地的街坊赶紧在它的地上种了玉米；等到秋天军队来时，那玉米恰好熟到可以喂那些到此察看废墟的差会中人的牲口。

在通州与北京之间那整整十二英里的路上，人来回走多少趟也见不着一个人；沿途数不清的茶馆与客店，没有一处能买到一口吃的，连饮牲口的水也没有。异常茂盛的庄稼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即便后来有人把穗子割走，那也是又快又偷偷摸摸地干的，还要放出望风的人朝两头张望，看那条往来极多的军路上有没有外国兵。许多兵以射杀眼前任何看着像「异教徒中国佬」的人为一大乐事，其结果是拉出了一条实际上没有人烟的宽阔地带；在那里，谁都可以相当放心地抢劫那些空房子——只除了那份无处不在的恐惧：怕那些可怕的、说着各样语言的外国兵忽然出现。他们每一国都是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们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

这副重担还要背许多个难熬的月份，其中有许多说不出名目的惨事，我们不敢去碰。而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一切——都是通州所受的惩罚的一部分。

三十一围城之后的天津

天津城是直隶与山西两省、以及山东、河南一部分与满洲、蒙古的天然门户。它与外国人的关系里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就过去这一年的历史来看，它把种种因果的作用与交互作用照得分明，极能抓住人的注意。

天津人素有粗野之名，尤其是嘴上粗野；在全中国都被人视为好斗难缠而畏惮。内地有些地方的客店常年贴着一张告示：「天津人恕不留宿。」一八六〇年大沽炮台被攻下时，天津自行投降，把外国军队所需的一切粮食与别的供应都办齐了，价钱也赚得不薄；他们不久便学会了把一场军事占领变成一座金矿。然而天津的百姓自认识外国人的头一刻起直到今天，对他们从没有过好感。在他们初知这些蛮夷时，就用了一个新的诨号来称呼他们，取的是他们毛发之意，叫作「毛子」。从来没有哪一个时候，一个外国人走过这座不好客的城的街巷时不会随时听见一片嘲弄的合唱——由刚会走路的娃娃领头，再加上男男女女各样年纪的孩子，只要他还在听得见的地方，那「毛！毛！毛！毛！」便一直喊下去。

一八七〇年的天津教案，前面已经提过，是那一类由士人怂恿、官府不加阻止而生的乱子之一，其结果是二十条外国人的性命。这一次祸事中吃亏最大的是法国人；然而不巧的是，那一年他们被德国打得大败，以致对中国那迟来的了结在各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天津那一场乱子若得着应有的惩办，几乎可以断定：此后中国与西方关系中许多要紧的事都会两样。

不过，虽然法国没能为加诸所有外国人的冤屈争得足够的赔偿，照中国人自己的信念，这座城与这一带却逃不掉天谴。四围的地面又低又平，一连许多年被水淹，使极多的人受尽苦楚。难民成千地——遇到大水或大范围的饥荒之年甚至成万地——涌到这座大城来，被挤在大席棚里，或是被容许挤进糊泥的小窝棚，那棚子低得大人在里面直不起腰；里面除了一口破铁锅与一两只饭碗再无别物，住的人像一窝小狗一样堆在一处，在冬天可怕的朔风里，全靠光地上的几把稻草、身上的破衣裳与几片麻袋片才没有冻死。

天津的人口有人估为一百万上下，然而这个数目几乎可以断定是高了。城本身不大，关厢虽稠密，却又窄又散。不过近二十年来增长是显著的。汇聚于此的水上往来大得惊人，船只连绵几英里；冬天歇着，别的季节里却极其忙碌。

天津商业上的大兴旺，全然得力于外国贸易的到来，而外国贸易是大步向前的。贝思福勋爵查得一八九七年所征关税约合十三万九千镑，九年之内增加了将近六成半；而同一年进出口总值约合九百二十三万二千零三十镑，十年之内增加了九成九。

这个星球上——也许任何别的星球上——都找不出比中国人更精明的民族。他们从来不费一点力气便看出：那些「通商口岸」异乎寻常的兴旺是从外国贸易来的；而在每一个口岸，以及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这样的英国属地，他们都极愿把自己置于外夷的治下。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爱他、甚至喜欢他，因为他们并不。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那种天生的相斥，天津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因为那是无可争辩的。天津的百姓何曾从租界——西洋人住的地方——受过什么害？西洋人每年在那里花的钱抵得上一个王国的岁入，而这些钱一概落进了中国人手里。往来的细节里诚然有许多可惜之处，也未尝不能举出些话来说明中国人有冤屈；然而总的说来，我们相信他们所受的对待是显而易见地公平公道的。

拳民之势起于天津以南很远的地方，在这座动荡的大城里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少回响——这一点使许多久居中国的老手大为诧异。即便到一九〇〇年头几个月，也几乎看不出什么异常的骚动，绝对没有大规模民变的迹象。有几个先来一步的拳民热心人在街上招摇以惑众，随即被拿住、重责、上了木枷；那股躁动看来便消散了。

直隶总督裕禄和当时中国各处多数的高官一样，是个满人。要弄清一个中国（或满洲）官员所说的话、所出的告示究竟是什么意思，向来是极难的；然而确乎有很有力的旁证表明：这位大人当时对拳民那一套并不友好。统带直隶练军的梅将军正在成队成队地剿杀他们；若是裕禄想拦住他，像山东巡抚毓贤拦住他手下的武官那样，这是办不到的。总之，看去是有过要压下拳民的努力，有几张告示还带着严厉认真、意向坚定的口气。稍后这一切便因朝廷对拳民确凿无疑的赞许、以及北京明令要庇护并利用他们而全变了。

有一件事被人看作奇特、而总的说来也难以索解：这座城，人本该料想它是一切排外毒气的总源与散布之地，实际上却是在拳民已在保定府、涿州与通州活动很久之后才被他们拿下的。方圆百英里之内的乡下，五月中旬他们已经很猖狂了；教民难民正涌进外国租界的差会院子，预料一场空前的风暴——那风暴他们是深知的。

后来在总督衙门里搜出的往来文书确凿地表明：这位大员是与他在保定府的属员（奉北京的训令）同谋去养着并庇护拳民的。卢汉铁路沿线所发生的事，尤其是五月二十八日丰台机器厂与机车被毁、以及后来北京线上各站被毁，在天津造成了极深的震动，而那里本已人心惶惶。

一大批比利时工程师从保定府脱险，前面已经提过，这件事又加重了紧张的气氛。他们带着护送与一名通事，乘十二条船离开那座城往天津去。半路上他们被丢下、被出卖，迷了路，又彼此走散，有几个人不见了。其中二十六人结成方阵，把女眷围在中间，径直朝天津走；他们衣不蔽体、鞋不护足，又没有食物，只能随处从水洼与溪流里取水喝，就这样尽力赶路。这一伙里有五个人因受苦受惊几乎神志昏乱，与其余的人走散了，其中两人独自到了天津。一支由二十五名骑马的义勇兵与十名步行的人组成的救援队勇敢地出去接应难民；骑马的那一队绕城走岔了，没接着，步行的却把他们带进了租界——那时他们与死人差不多，有一阵子全然说不出自己的经历。一个人腿上中了枪，肩上与头上另有七处伤；一位女士肩部被打穿，另几个人也有各样的伤。

城里的中国人，连同租界里的，除极少数外都深信拳民真能做到他们所自称的一切——而且不止于此。他们能挡刀剑，枪弹不入，能随意喷火，还能飞。而外国人这一边则过于自信了。就是那位报道工程师历险受苦的通讯员，在六月三日还说「全然没有理由为天津担忧」。华界的百姓兴奋得几乎发狂。许多人家的房子被发现涂着血，这笔账被算在教民头上；而放火的与抢劫的则在这场普遍的失序里看见了一个丰收之期。

六月十四日傍晚（比北京同类的举事晚一天），拳民动手了；从高楼的二层上可以看着他们的作为。城里三座礼拜堂被点着，邻近许多房子也卷进了火里。

那些在法租界毗邻的地面上从房子里朝外国人开枪、力图把他们杀掉的人，大概没有料到：不出几个星期，他们的产业便会被没收，有的还会卖给他们此前拼命要杀的那些人；那些偷偷袭击雇主的短视的中国人也没有料到：过不多久，他们在自己城里的街上走动都不安全了，而且夜里九点以后，除了正拉着外国客人的人力车夫之外，任何中国人都不准在外国租界上走动。

聂士成等人所统的中国军队打得极其拼命，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拼命之状，中日之战中没有任何可比之例。裕禄的奏报登在六月二十五日及此后几期的《京报》上，是一件很有意思的文件。他说官军与拳民正在合力，而拳民甘愿效力，已充分表明了他们的忠义。他说他们实到天津的人数不下三万，而且「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业」。这位大人自己也是如此：在他衙门里缴获的文书中，有一笔银一百两的进项，是为两个外国人的首级所付的赏！

这一套拳民的把式、以及那么多中国兵在无数次交战中的牺牲，其净结果是：中国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甚至在城墙以外本可以据险死守的地方也如此），而这座城成了敌人的猎物。

军事管治立刻开始，毁坏与劫掠也立刻开始。等到把全局看了一遍，人发现人命与财产的毁灭都大得惊人。前者无从确说，后者则处处有目可睹。日本人炸开并由此进城的南门，城楼被彻底毁了；东南隅一座用作军械库的庙宇，是一场大爆炸的所在。南门与城中心的鼓楼之间，许多房屋铺子被烧；鼓楼与北门之间，街两边没有一座房子立着。鼓楼到西门，毁得不算那样普遍；鼓楼以东，除了一座差会礼拜堂附近之外，残破不多。

北门外那条窄街一直伸到通向总督衙门的铁桥，论货物之陈列与买卖之盛，也许要算全中国最好的街道之一。拳民、中国兵与本地那些先抢后烧的恶棍三方夹攻之下，这一长列的字号几乎被抹得干干净净，损失无疑达几千万两。有许多天里，许多兵——还有平民——的正经事就是从数不清的地方收割抢来的银子这一季丰收，一小车一小车、一大车一大车地运走。有一个流传极广的说法：有人提醒一个兵，说他掉了一两锭元宝（每锭约合墨西哥银元七十元），他会答说：「不打紧，你捡去罢——我已经够了！」各衙门里搜出的财宝，怕是足够开一座铸币厂了。

这些衙门的下场，作为这场总报应的一部分，是很有意思的。总督衙门被李鸿章占了二十二年（其中一大部分冬天里失火烧毁），如今成了军方设立的「都统衙门」的所在——此前俄国人要求把天津单独交给他们一国，而人发现这个要求有无法克服的阻碍。这个都统衙门是由英、俄、日三国、后来又加上德国的上校充任都统而组成的，其数后来增至六人，另配以必需的属员，以行使治安与管理这样一座大城、这样一个要地的职权。

天津一被攻下，每一个中国官员，无论文武都立刻不见了踪影；他们多数在南逃途中吃尽了「苦头」，一路上被中国人处处有计划地抢劫，以致许多人竟至一贫如洗。海关道的衙门（城里最要紧的衙门之一）被日本人占了，知府衙门被法国人占了；而知县、长芦盐运使与总兵的衙门则毁成了一片废墟。于是，官府那个把拳民与官军合起来把外国人赶下海的计划，其一个附带的结果是：从大动干戈算起不到六十天，官府、拳民与中国军队便从这场面上全然消失了，把一切地方的一切事都毫无争议地留给了那个被憎恨的外国人掌管。

总督衙门附近那座曾狠狠攻打租界的炮台，很快被日本人夺了，派了一小队人看守；附近许多别的炮台也由别的军队占了。城郊缴获了许多崭新未用的克虏伯炮，可见中国兵一旦垮起来是何等地彻底垮掉。

城才被占，英国与别国的军官便赶到北门外的河上去征用民船、货船与住家船作军用运输；从此没有一条船动得了，没有一个船夫敢吭一声，除非得了军方的许可。每一条船无论什么样式，或是被漆上某个「外国」的标记——英国第八十七号、美国运输船第六十三号等等——或是挂上一面带着都统衙门神秘记号的旗，表明它已由都统衙门登记发照；大车、小车、人力车「以及许多牲口」也是一样。

漕运戛然而止，手头一切大宗的存粮不久便被军方照看起来——他们既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白河左岸堆着的那些长长的盐山，一头上头插着俄国旗，另一头插着法国旗；此后一年左右没有一条盐船开往内地，内地的百姓只好将就着过。

到了年节，中国人最喜欢漫无节制、不加约束地放成串成串的爆竹；天津（以及别的在外国军事管治之下的城）出了告示，断然禁止这一类事，违者拿办治罪。从前家家门楣门框上普遍张贴的那些华丽的吉语，如今难得见着几副；而外国兵所激起的恐怖之深，使得连街上的作揖（据说是日本巡捕禁的）也只得一概免了。人以为即便在自家院里私下行这些不可少的礼节也未必全然稳妥——据说那里连妇女也有因沉迷于这个举国松弛之期免不了的赌博而被拿去的。在这种离奇而苦涩的情形之下，人常听见中国人凄然说道：还不如根本没有这个年！

一年前，「洋」字到处都那样可恶，以致连卖「羊肉」（同音而异义）的安分回民也因此挨打。凡是外国的东西都犯忌；若是不可少，便另起一个新名目。洋布得叫「细布」或「宽布」，洋枪得叫「疙瘩枪」，洋火得叫「快火」，诸如此类。而如今到处遇见的中国人，戴着外国帽子、穿着外国上衣、裤子与靴子（冬天里甚至戴上了从前闻所未闻的手闷子与手套），都是兵丁与平民丢下的旧物。各色人等都把外国的军礼学了个七八分像，最小的孩子朝每一个过路人郑重其事地行礼，讨饭的老婆子则小心地用手遮住一只眼睛，以为自己在讨一个「洋钱」时正一丝不苟地守着外国的礼数。

那些本被特别指望用来灭掉可恨的外国人的东西，其下场恰好说明了那些在筹画者看来天下无双的计划是怎样落了空。城东南角的军械局里存着最杂七杂八的兵器，一概被都统衙门接管，凡有外国人以保卫性命财产为由前来索取，便发给他。这座军械局与别处的铅被都统衙门收集起来，熔成二百磅一条的铅条，大批运往上海；所得的款子又壮大了那笔正源源流进这个精干机构库房的可观进项——这个机构极其成功地办起了许多此前分散在二三十个衙门、或是根本无人去办的政务。

西沽军械库被西摩尔将军那一路毁了一部分，挖掘并搬走其残余之权被拿去拍卖；买主从中掘出了在那场大火中熔成一片片熔岩似的大量铅与别的金属，肥了外国人，瘦了中国政府。

围城之后有两个月，天津的百姓——他们中许多逃到了远处的村子——不敢回来；然而渐渐地这座城看去不那么荒芜了，穿过外国租界的大沽路也多少恢复了往日的活络。单论数目，城里房屋的毁坏与四郊比起来是件小事。穿过法租界的那条挤得密不透风的大街，中国人卖洋货的铺子多半都在那里，如今被彻底毁了，一座房子也没有剩下。其中有些是围城期间被外国人烧掉的，为的是不让它们被用作攻打外国房屋的炮垒；此后那些铺子便被最先赶到的人抢了。法租界大片的地面也照样被烧——既然已经毁了这么多，索性把整片地重新规划一遍岂不便当，而且也不会有人来问。

河东岸车站一带打得最凶，那里连一所中国民房也没有剩下，四面很远的地方也是如此。天津与大沽之间沿河的村庄同样被毁了；城的四周也一样，只是程度不同。房屋这样大量地减少，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与不适；等到天冷起来，便成了说不出的苦楚。最破的窝棚也索着离谱的房租；而比没有住处更要命的，是买不着食物、又缺柴炭——因为雨水不足，而那些勉强算庄稼的东西又无人照料。

物价高得荒唐；而工钱因为军方定下的那个不合情理的标准，看去竟像要叫人骤然发财：干半天活给四角，而从前只给二角。「钱」这个字不再是开天辟地以来一直挂在嘴上的话题，人人谈的都是「毛」与「元」。然而这种虚假的兴旺所结的果子是：从前买东西以一个铜钱——一分钱的十分之一——为单位，如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到一角钱买得到的；因此若拿吃的穿的来折算，谁也并不比从前好过多少。

在这些违背了经济之理而生的祸害之外，还添上另一些祸害，其根源是蔑视万国之法。中国向天下挑战，天下便压到了她身上。军队既是这样一个各操其语的杂凑，要维持军纪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也确实没有维持住。俄国、法国、印度与德国的一些队伍以拦路抢劫出了名，他们抢中国人的钱、抢他们的货、抢他们的衣裳，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

朝天津四围各个方向都出过兵；虽然实情无从查清，可以断定的是：十诫中最短的三条被大规模地、不断地违犯，而「异教徒中国佬」是无处申冤的。每一个苦力都得在衣服上缝一块牌子，否则可能被某个急用人的军官抓去做他那件差事——或许给的工钱不薄，或许末了一脚把他踢开了事。为免牌子被人抢去给别人护身，有些中国人把铜牌箍在胳膊上；而许多可怜人辛苦干了一天，在回窝棚的路上，血汗所得被一个从阿尔及尔来的法国骑兵、或一个从胶州来的德国兵夺了去。

那些不久前还以「爱国的拳民」名义向总督领口粮的本地无赖，把红腰带扔了；趁着劫掠之季，他们一心一意、两手并用地干起这一行来。不过，一个人若还是穷，便混在人群里去投都统衙门当巡捕；在那里他可以随意敲诈勒索，因为没有人能证明他的过往。偶尔有这样的人因太过胆大而掉了脑袋，然而这被看作这一行里寻常风险中的一桩小事，对别人并无儆戒之效。

天津那些惯于混闹的地棍与骗子，凭着在命运攸关之际的审慎经营，如今发了财、得了势；而从前殷实的人家不是流亡在外，就是陷于贫困。这场社会秩序的颠倒——穷人骤富、富人转贫——的一个结果是：天津那许多要紧的善举大半从源头上枯了。素来兴旺的粥厂求之不得；虽然还有几位好善的绅士愿意为受苦的人做点什么，他们那点不足的财力，用古语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天津的都统衙门无论有多少长处——在一定范围之内确是不少——它在善治的头一条原则上是全然失败的，那就是：事情该由中国人自己去办。李鸿章诚然派了一位知县、一位知府与一位分守道；然而实际握权的六位军人「王」一个也不许他们在城里开衙门，即便他们能平安地踏进城去。最后提到的那位官员在中国的品级上是有分量、有体面的人，本该乘轿、着官服出行；然而他却被赶出天津，仿佛他的到来是一种放肆，甚至不许他在县境之内任何地方设一处办事的所在。他去拜望那几位「王」时，不敢穿本等的官服，只穿便服——他料得不错：他们根本看不出分别来。

中国整个的政制是一套分等而又彼此牵连的责任。天津的中国人以他们那些肆意的暴行断送了自己的治权；而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也是有限的、不足的、不负责任的。军队不停的出兵把广大乡野的官员都赶跑了，那些地方便一点治权也没有。那些素常抢水上船只、藏在人迹难至的河汊港湾里的水贼，如今骑着马在乡间横行。他们唯一而又无从满足的呼喝是「银子」。若拿不出来，被抢的可怜人便可能被人用辫子拴在自家的房梁上，在底下烧柴慢慢地烤——这叫作「坐莲花」；或者被塞进烧得通红的电报线绕成的架子里，这叫作「坐火轮车」，直到他肯拿出所索的数目为止。有人向都统衙门告状，得到的答复也在情理之中：他们目下（虽然后来不是这样）在天津土围子之外并无管辖之权——其余的一概是无主之地，任其乱治，任其回到洪荒！

租界被猛攻不止的那座东局子大军械局，六月二十七日被俄国人夺下；虽然作为造兵器的工厂大半被毁，却成了一所极好的俄国医院。海光寺的西局子则彻底成了废墟，所有的机器被都统衙门卖给了私人投机商，凄凉地堆成一排，就在英租界外国坟地的旁边。多年前克虏伯公司送给中国政府的那口大钟，如今转由都统衙门送给了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挂在公园里，指望给租界一个久已欠缺的标准时辰。天津在军事上的屈辱，还能比这更深么？

天津城与租界之间的地价已渐渐涨了好几倍；而其中许多地面上星星点点全是坟，因此出多少钱也买不到。这座城被攻下没多少个月，法国总领事便发了一道通告，告知公众：该署「不承认」任何在六月十七日（大沽炮台被攻下之日）以前所立的中国地契；并宣布在指明的一大片界限之内，所有的地从此凭这一纸敕令成了法租界工部局的产业，此前的地契须到领事馆登记。照这一道兼并之令，中国房屋的废墟被推平了，在他们中意的方向上开出了宽阔的马路；而中国业主一切要求补偿的呈控，都以耸一耸肩作答。这片地上本来密密麻麻全是住户，因此无辜业主所受的苦是又重又无从申诉的；不多久，这些不幸的人还发现自己被要求每月缴几元的税，才有权暂时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法国这一片新添的地面从租界往北到河边，再往西直到围城的土墙。据宣布，其中一大部分此后不许中国人居住。

紧挨着这一片的是日本区，把七月十三日整个战场都圈了进去，往南直到城的南墙，东西则自白河到土围子。那里稠密的房屋几乎全被毁了；每一扇门的废墟上都贴着一张日文与中文的告示：「此屋留作日本军用。」

在他们这一大片新添地面的整个临河一线，他们把一切房屋——住宅、铺子、衙门、庙宇一概在内——都拆了，沿水边开出一条宽街；都统衙门又把这条街一直修到大运河、修到总督衙门对面的铁桥。无数中国铺子与陋巷就此消失了。取代那些狭窄曲折的胡同的这条马路铺了碎石，也合卫生——不过，从前住在那里的中国人是不是全然欢喜，那可就很难说了。

都统衙门决定把这条新路接着修下去，绕城一周；然而这非把城墙拆掉不可。这项工程包给了一个中国人，他在冬天的几个月里雇了成群的穷人，因而尝到了一种凄凉的满足：帮着拆掉一座城的防御，而这座城不久前才刚刚觉出它是多么需要这防御。城墙沿边无数的「窝棚户」因此被赶走，无处可去；而在那苦寒的几个月里，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多到每一座庙都挤满了，连知县衙门的监牢也塞满了——而这位知县如今既没有衙门，也没有用处。整道城墙被夷平，城壕被填上，邻近的房屋被拆掉，全为了修一条六十多英尺宽的长长的环城大道，绕着天津一圈，着眼于将来多半要修的电车路，以容纳那不断增长、此前无从管理的往来。

这样一件翻天覆地的事，不可能不激起绅民最激烈的反对；他们一再向李鸿章上紧急的呈文反对，用东方那种比喻的语言苦苦哀求说：一座没有城墙的中国城，就像一个不穿下裳的妇人！李鸿章一句话驳回了他们的呈请，说那城墙又旧又不能护人，工程便一路做到了完工。与此同时，都统衙门的官方测绘员奉命把整个地区绘成图，并在北门到南门之间划出一条宽窄一律的街，毫不留情地从每一家铺面上削去几英尺，以利于那个此前从不被理会的东西——公众。城中各处角落里大片的水塘与坑洼都要填上，地要出卖；而每一处地方的往来都比从前便利得无可比拟，最终的方便是极大的，只是当下的业主也许要大大地吃亏。

城墙面砖堆成的小山被摆出来发卖；如今它们成了租界上外国房产的围墙与铺地——而这些房产的主人几个月前正被架在那同一道城墙上、也许正踩着这些砖的兵丁开枪炮轰过。天津以及别的同样治理的城池，一切街巷的房屋都用阿拉伯数码编了号，许多街道还改了名——尤其是日本人所改的，他们看来把自己的租界只当作日本诸岛的一处添头。

在屡屡提到的那道土围子以下，德国人用如今通行的那个简便公式兼并了一大片地，那片地成了德意志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白河以东，比利时、俄国（他们那绵延数英里的添地把火车站也圈了进去，几乎使两个帝国开战）、以及意大利与奥国，都照这个省事的法子办了。如今这几国都有了广阔的地面，冠以「租界」这个带讽意的名目——其实不如叫作「夺界」。

所有的「大国」（中国除外）如今都有了宽敞的临河地面；从大运河与白河交汇处起，几乎整段水岸都被这样占去了，而且看来将来各段还会对自己的「腹地」提出更大的要求。

天津的外国租界变成了一座大营，主要的建筑都被派了军用。戈登堂成了英国医院，协和礼拜堂成了意大利医院。日本人占了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戒酒堂挤满了锡克兵，北洋大学堂驻着德国人，中国的武备学堂与医学堂驻着法国人。各国人、各色人种都在那里终日陈列。到处可以见着壮实的小个子日本人；面目粗豪、矮墩墩的俄国人；身量略嫌矮小的法国人（或许是一连从阿尔及尔来的祖阿夫兵，穿着大小样式都惊人的火红裤子）；魁梧的德国青年；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结实的英国人；身手灵便的美国人；还有高大黝黑的锡克人、帕坦人、俾路支人与拉杰普特人的杂沓人流，以及编成英军威海卫第一团的中国人；这里那里还有一个奥国人，有头上插着大簇羽毛的意大利人，偶尔还有精明的、缠着白头巾的帕西人。

要为这一大群杂凑的人办军需，是一桩极大的差事。

夜深人静时，人能辨出一长串骆驼颈上铃铛的沉响，那是驮着军需往北京去的——这种运法天津已有几十年不见了，只因铁路正在缓慢修复才用上。街上塞满了没完没了的队伍：英国的驮畜，一列列宽大的美国斯图贝克军车，俄国人笨重的草料车，德国人从荷兰买来、在爪哇造的车，还有日本人那小巧利落的小板车。高高隆起背脊的印度水牛拉着一副轻架子，上面架着给回教军队用的水桶；而各式各样的轮车大车排成长队，在水龙头前、或在供给蒸馏水的水管前挤作一团。

那些有闯劲的广东人开着中国经营洋货的铺子的大半，被天津人实际上当成了外国人，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杀掉，产业则被一视同仁地洗劫。法租界上从前一头到一头都是这类铺子的「天津路」被彻底毁了，原地盖起了法国的兵营。那座给租界起了名字的「紫竹林」庙，被拆得干干净净、又烧了，旧址上堆满了毁坏房屋的木料。曾经气派的维多利亚道上，一溜儿蹲着有耐心的中国人守着摊子（如果只把一块布铺在地上也能叫「摊子」的话），摆着梨、鸡蛋、萝卜，以及从那许多洋货铺的废墟里抢救或抢来的零碎——蜡烛、灯、灯罩、手巾、袜子、镜子、画片，以及中国铺子里所有的各样杂货，每一个「摊子」本身就是一家小小的百货店。

新的买卖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一间门房忽然在临街的一面开出一扇玻璃窗，上写：「兑换银钱」——因为钱币实在乱得很。假银元与假辅币到处都是，人连找钱都不敢接。这座憎恨外国人与他们言语的城，开始满是英文、日文、法文与德文的招牌，或许是告诉过路人「此处出售日本威士忌」，又或许是说店主愿意收费「代客文身」。

有一件可悲的事实是：向中国人展示得最广、最扎眼的，正是西洋文明最坏的一面；而他们有着再充足不过的理由认为：每一个「过洋的人」头一件要紧事就是找个地方喝酒。

大沽路整个下段满是酒馆与各色不三不四的去处；每天晚上，来自世界各大国的外国兵成群结队地在那里喧闹、喝酒、打架。冬天里，兵与军官——后者数目还不少——在「中国远征军」各国队伍之间的争执中被开枪打死；而法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与法国人、或俄国人与英国人之间，不止一次眼看要动起手来，起因不过是酒吧间里的一场私人口角，或是由彼此激烈回敬的嘲讽与挖苦所生出的国与国之间的宿怨。

然而这一切都属于一种例外而过渡的状态。天津正在经历一场大的改头换面。它将来必定远比从前更成为一座庞大的商货集散之地：河道被浚深浚直，航行被改良，那道难驯的大沽沙也被切实控制住。它将成为一个大的制造、铁路与教育的中心；不等二十世纪走上多远，它便将享有过去不可思议的兴旺，使拳乱之年在回顾中如同一场噩梦。

而这一切，它都将归功于外国人的远见、精力、坚忍与本领——正是对这些外国人，中国政府与中国百姓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里，除了把他们统统杀掉之外别无他愿。

三十二内地的外国人

要详细记述那许多散在一个比全欧洲还大得多的帝国内地各处的外国人的遭际，本身就得写一卷书。这里所能做的，只是匆匆一览，好弄清一件事：拳民之乱绝不是什么「叛乱」——后来把它说成叛乱，正合中国政府自己、尤其是合它驻外各国公使的利益——而是一场蓄意筹画、无所不包的举动，要把凡能找到的外国人一概灭尽。

北京中枢确曾向全国各处远近不同的地方发过上谕，命令立刻屠杀所有外国人，这是确凿的。证据多种多样，令人信服。关于这样一道上谕的消息，是由衙门里的朋友、由友善的电报生、由官员——其中有些品级很高——带给传教士与别人的，至少在三个省、在相隔几百英里的许多地方几乎同时传到。至少有两回，外国人亲眼见过那份原电；那措辞永远刻在了那些被这骇人而空前的字句惊呆了的人的记忆里：「逢洋人必杀，洋人逃回即杀。」

人普遍相信：北京围城进行之中被处死的那两位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与袁昶，承认他们把那个「杀」字改成了另一个意思是「保护」的「保」字；据说这话是其中一人的儿子说的，并被当作他们被斩首的缘由。这一点还有些不明不白，缘故有好几个。事实上，在那许多与外国人性命攸关的地方，电文并没有被改；而且就上谕而论，人以为断不会有人敢走这样一着——那既是取死之道，又是白费气力。当然，对那些抗旨不遵的总督巡抚来说、以及后来对中国政府自己来说，认定它是「伪谕」是很方便的；这一套法律上的虚拟被一贯地维持着，而且无疑将作为标准的解释在中国人中间、也在许多外国人中间流传下去。照那个说法，端王是「篡权者」，他那一伙夺了国玺，一时把真正的「政府」挟制住了。

中国有句话：「官凭印信」——丢了印信就丢了官；有了印信，便凭其职分成了那印信所属之人。端王是皇太后自己有意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扶上台的；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直到他所为的后果变得不堪之前，她曾否认过他的作为、或对他的作为有过一丝不满。此后，采用「伪谕」之说便是免不了的了；而且已由一道以皇帝名义所下的上谕明确定案：命将使馆被围之后所发的一切上谕一概收回，以便正式否认其真伪，从而使人不能再把它们当作「中国政府」的行为来引用。不过应当明白地认清：这样的否认于历史的事实并无实在的关系，也绝不能挽回那无可挽回的过去。

在这一点上，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下面这封短信别有意味：

「北京，一九〇一年六月十八日。

「明恩溥博士台鉴：

「若能得着一份当真可靠的、出自中国人之手的关于一九〇〇年宫中与北京种种的记述，那将是很有意思的。就眼下的情形而论，我们都在猜、都在推、都在把这个那个凑在一起，可我们还没有摸着事实！这是一个永无了局的问题——你尽可以把笔搁下，然而透过历史这只万花筒去看的眼睛，每被轻轻碰一下便要看见一幅新的图画；而世事的北极光是永远变幻不定的。

罗伯特·赫德谨启。」

皇太后未必对每一道以她名义发出的上谕都亲自知情；然而几乎可以断定：若没有她笼统的准许，这些上谕一道也发不出来。她一直被瞒着真实的情形，这是极有可能的；而那决定性的、无可挽回的一步是在一阵狂怒之中迈出的，这一点即便不算确凿，也是再有可能不过的了——那种狂怒的发作，是所有中国人与满洲人、无论尊卑都随时可能有的，而满人并不亚于汉人。

有人一再断言，而且说得很有把握：这一举本身是由决定之前刚收到的一件消息所引起的，那消息对皇太后的心思起了极大的作用；而这在本身又是对她骤然大怒极自然的一个解释，因此虽然眼下无从证实，却已有足够的依据把它当作一个假说。须先说明：朝廷久已有一个习惯，把中国的外文报纸译出来供宫中御览，其中许多想必读起来格外不受用。

那个说法是：六月十九日，上海一位不知名的官员给北京的军机处发了一封电报，把那里登出的一篇东西的大意转了过去。那是一篇什么文章，无人知道；然而当时确有社论登出来，足以生出那样的效果，这是无可争辩的。下面这一段便属于这一类，登在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早晨远东第一大报《字林西报》上。

「皇太后所种的风，如今正在狠狠地收着旋风；而她会不会留在北京把这收成收完，是很可疑的。……中国不是要安抚一两个大国，而是同时与所有列强开战；而她之开战，是出于皇太后与她那一伙人的选择。……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伙人若不自行离去，就必须被赶出北京。但愿能把光绪皇帝救出来，重新扶上宝座。与此同时，应当说得明明白白：发动这场战争的是皇太后，我们打的不是中国，而是北京那个篡权的政府。」

这份报纸有一个副题：「英国按察使司与领事公署公报」；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它极自然地会被当作一样与它的实际性质相去甚远的东西——英国政府的机关报与官方的喉舌；虽然只要对事实稍有了解，任何读者都看得出它几乎一贯是那个政府行事的批评者。

西摩尔将军所率的救援远征队，那时已从天津往北京走了十天。它若能进城，这便是它的纲领，而且不容因情面而有丝毫退让：「皇太后将被废黜」——单单提了这么一句，便招来了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地狱里也没有一个被轻蔑的女人那样的怒火」——此后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本书一再提请人注意一件事：中国最大的仇外之情出自满人，而不是汉人。在军机处，前者几乎一致主张与天下为敌，而后者虽极力反对却无济于事。这场风潮背后领头的官员，除少数几个显著的例外，都是满人。在这个离奇的时期里，一种奇特的现象是：中国的驻外公使谈到本国政府的政策时说得那样坦率，与一切中国官员素常那种不肯表态的谨慎形成鲜明的对照。报上所载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法公使与驻美公使伍廷芳这一类的谈话，一致把破坏万国之法的责任归在一个满人小集团身上。

从头一位所作的一篇谈话里摘出几句，其大意刊在一九〇〇年十月号的英文《克兰普顿杂志》上，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说：「开明的那一部分人，包括所有汉人的总督巡抚，都谴责拳民之举，对它毫无同情。然而满人的督抚便不同了。他们得官不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因此学问较少。举例来说，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汉人会相信外国的枪在阵上会打不死人。我从没有设想过一位满洲大员竟会相信这种说法。我承认，这于我是一种揭破。若要人才自由竞争，帝国的高位便不能再由一个阶级垄断。满人一概守旧，汉人则较为开通。」

他解释了孔子的话何以可以解作赞成对无限的权柄加以某种约束，随后表示：若是掌国柄的人疯狂地去支持拳民之举，以致危及四万万无辜百姓的命运，那么要求人绝对服从便毫无道理可言。他以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作结：「我盼望这场危局过后，财政、教育与司法的改革能推行起来；我甚至要说——以我国、也以我国政府代表的身分说——我盼望列强坚持要中国改革。」

中国这条国家之船，在满人舵手操纵之下，就这样驶上了那条闯过未知急流的险途；而这一震，从广东省最南端到远北黑龙江的两岸、从海滨到土耳其斯坦的边界，这条庞大的船每一处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中华帝国是一个整体的凭据，从来没有这样显现过。

对政府来说，要紧的是全国上下、以及北京军机处都行动一致；为保这一点，六月二十六日下了一道上谕，行文二十四位总督、巡抚与水陆各路统兵大员，其词如下：

「昨已电寄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民教积怨，抚之剿之均属两难；而兵衅实由各国先启。

「尔等督抚审度形势、量己之力，不欲轻启外衅，此固老成谋国之道。然不幸者，现在拳民遍布京畿，其众不下数十万。上自兵民，下至王公府第，同声痛恨洋教，势不两立。剿之则内乱立起，生灵涂炭。故惟有因势利导，徐图补救。尔等折中所戒毋信其邪说以危国家者，实未计及朝廷进退无路之势也。

「尔等督抚若知京师危局之深，必不能安于寝食，惟思尽职而已，断不至作此偏执之词。今日之势，乃天时人事交相逼迫，战端有不得不开者。尔等切勿再存观望迟疑之心，务须速筹兵饷，力保疆土；倘有疏虞，惟尔等是问。」

在这样一番警告之后，若还有中国官员迟迟不肯遵奉朝廷一再明发的谕旨，那本身似乎就等于叛乱了；尤其因为当权的人并不愿意声称、也不愿意承认皇太后在任何意义上是个「篡权者」。

这一空前局面的结果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山东巡抚袁世凯彼此约定、并与各国代表约定：在若干指明的条件之下，他们境内应维持秩序，而那些条件中的一项是外国炮舰应尽量不来。英国虽不肯放弃条约上的权利，却极愿竭尽所能去支撑这几位中国官员的手——他们即便不是对那些鲁莽的满洲当政者尽忠，至少是对中国本身最大的利益尽忠。

极为幸运的是：英国的利益在上海由霍必澜君以署理总领事、后来又以署理驻华公使的身分代表着，在汉口则由法磊斯君代表；这两位不断地为大局出力奔走。经霍必澜君之议，订了一项办法：英国政府走了一步不寻常的棋，借给张之洞七万五千镑，期十年，年息四厘半，以他两省未经抵押的厘金为担保。霍必澜君在八月九日向索尔兹伯里勋爵指出：「支撑这几位总督目下的地位，是最要紧的事；因为他们若被推倒，其结果将是一场大乱；要弹压这场大乱，便要费许多时日、动用大批兵力，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中国被瓜分。」他又说：「这几位总督立场坚定，一时压住了北京政府要发动一场全面排外的计划；若不是如此，那计划必定已经付诸实行了。」

袁世凯在山东——拳民之乱正是从那里起的——所行的政策极不得人心；据说他自己的性命时时有险，衙门口专派了一千名他的兵——中国操练得最好的兵——架着机关枪把守，以防有人闹事。许多个月之后，人看出正是袁巡抚的远见与坚定才使山东免于像邻省直隶那样被外国军队踏遍，民情才大为改观；然而在一九〇〇年夏天，前景是黯淡的。

另有一位官员，也许最值得称许——想想他还是个满人——那就是当时护理陕西巡抚的端方。他的坚定使拳民这个病菌没能在那个省滋长；而且在前面所引的那道灭洋上谕面前，他仍旧极其尽心地保护所有的外国人，不但保护他辖境之内的，也保护与之毗连地段的，并不像中国官员通常那样拘泥于疆界之分。他专门派出得力的护送队护送一切离开陕西的外国人，并明令兵丁非把所护之人实际交到张之洞派来接应的军队手里不得回来，无论那交接是在什么地方。在从西安府到比较安静的湖北这一段长路上，有几回若不是有这样的保护，那些旅人便要遭大股武装人马的攻击，很容易就被杀了。而实际上，陕西与甘肃两省的外国人全都翻山越岭到了汉口，没有一个人丧命。

在毗邻的河南省，虽然并没有真正的屠杀，却有极可怕的苦难与奇异的脱险。那里的官与民比陕西更有敌意，不过也有几个显著的例外。

在山东，多亏巡抚袁世凯的保护，那个忧惧与奔逃的动荡之季不但没有一个外国人被杀，连别处那样常见的苦楚也比较少。美国驻芝罘领事福勒君（有康韦尔牧师等人相助）在这危急之际显出了极大的精力与机变，他自冒风险，靠日本领事的好意帮忙，以每天几百元的价钱租了一条日本小轮船。这条船一次又一次地开往羊角沟——那是一条终点在济南府附近的人工运河的入海口——靠这个法子与别的法子，二百六十多个外国人被平安地接出了山东。

前面所说那三位中国大员坚定的立场，使华中与华南各省没有沾上北方那种要命的毒；然而这并不能、也不可能阻止沿海那些极其排外的省份、以及内地零星的敌意举动。夏初，云南有过一场严重的危险，法国人在那里一向活跃，却被逼退了出来。广东有过敌意的举动，教产损失甚多；这一类事断断续续地延续了一年多。福建也骚动过，不过还没有到危险的地步；而沿海再往北那个孤悬的口岸温州，则不得不把所有外国人都撤走。

七月二十二日，浙江西部的衢州府出了一件惨事：该城的汤普森夫妇与两个儿子、德斯蒙德小姐、舍伍德小姐、曼彻斯特小姐，以及驻常山的沃德夫妇与婴孩、瑟古德小姐，都被极其残忍地杀害了。这些内地会传教士丧命于其中的那场民变，据信与拳乱并无直接干系，而是一场地方性的暴动；知县本人在设法弹压时被杀。

在中国西南边远的四川省虽然没有真正的骚乱，人还是认为把所有外国侨民从那个省、以及从内地各省别的内陆站撤到口岸去是稳妥的。

拳乱本是筹画着要在八月里到达顶点的，缘由与那一年的闰八月有关，属于一种玄秘之说，前面某一章里已经提过；然而它像一根调不准的定时引信，五月里便提前炸了，比预定的时刻至少早了十二个星期。

这场骤然的发作所伴随的若干现象，在外国人多年的中国经验里是全新的。举例来说，在满洲的省城奉天，新教传教士与官府的关系一向极其友好。六月初，长老会的传教士正在开他们的年会，将军还向他们保证：再没有比他们眼下所在更安全的地方了。然而不到一个星期，整个气氛全变了；官与民那种极度的友善换成了猜疑与敌意。将军对万分紧急的函件一概不复，显然是北京把温度人为地改了。新教徒堪堪逃到牛庄；他们的房产六月三十日被暴民毁了，天主教堂则于七月二日被烧被抢，里面的人全被烧死或砍死。

那些此前从未有过公开敌视西洋人的地方，忽然变成了对一切外国事物狂热愤恨的温床，百姓不达目的绝不肯罢休，什么暴行都做得出。中国人的怒火像干草原上被零星火星点着一样，自行燃起，事先全然没有任何准备。这不但发生在城里，也发生在最偏远难至的山村里，发生在人烟稠密的平原上与蒙古的草地上。凡合情合理的解释都提出来之后，仍须承认：这些可怕的爆发里剩着一层神秘，它们像触发的地雷一样，事先看不出什么缘由。

奉天以北散在满洲各处的外国人，靠俄国人的友善帮助逃到了哈尔滨或别的比较安全的地方。

满洲的汉人与满人同为守护新铁路而派来的大批俄国军队之间，早有严重的摩擦。到了什么地步，因为俄国报纸素来讳莫如深，难以判断。七月十四日，黑龙江上的轮船在中国市镇瑷珲被中国军官下令开火，一名俄国军官被打死、六名士兵受伤——那些军官声称自己是奉命而行；这消息使俄罗斯帝国骤然震动。第二天，河对岸俄国的市镇海兰泡出乎意料地、毫无预警地被一座中国炮台轰击，三名俄国人被打死、六名受伤。

俄国人为这场背信之举所作的报复，是在彼得堡被曲解了的命令之下进行的，性质极其可怕，屠杀了几千名中国男女老幼，尸首塞满了黑龙江——这有几位彼此无涉、又无成见的旅行者作证，他们亲眼见了那场浩劫。到九月里，英国驻彼得堡使馆提请索尔兹伯里勋爵注意俄国一家报纸的一则报道：在中国市镇萨哈连——如今已改名伊林斯基——的灰烬上举行了一场正式的感恩礼拜，到场的有当局、军队、一名英国军官与一大群人。那位神甫说：「如今十字架已立在黑龙江岸上，而昨天这岸还是中国的。穆拉维约夫曾预言这一岸迟早要归我们。」报道还说：「格里布斯基将军发表了一篇优美的演说，向得胜的军队道贺！」英国驻俄公使斯科特爵士提出抗议，拉姆斯多夫伯爵解释说：政府刚刚听到此事，那是军队擅自所为，而那地方离中枢太远，无从体察中枢的意旨。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正大批涌进满洲；而俄国政府能向各国作出最令人满意的保证，说它有意把满洲交还中国——正如桑丘·潘沙曾明明白白地答应堂吉诃德：为着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夫人，他一定要自打若干鞭子，「只等我什么时候有这个心思」。

一九〇〇年夏天，中国政府除了下令用正规军队攻打使馆之外，最愚蠢的一举便是攻打俄国，以致中华帝国险些被肢解，也使「门户开放」在将来面临不可知的危险。

直隶省里有许多新教的站，天主教的站更多得多；那里的外国人即便逃得出去，也是历尽艰难。离天津一百五十英里、靠近山海关铁路的海滨避暑之地北戴河，不久便被隔绝了，那里的居民被接上一条英国船；各处房产随即被当地村民抢了个精光，并没有拳民或兵丁插手。

从唐山到山海关，铁路由矿上雇的广东人与别的人守着；那里可以看见一幅奇景：一条御造的铁路由工人自己为自身的便利与安全而经营着，煤矿也同样被保得没有损坏——直到俄国人来了，把公私产业一视同仁地抢掠一空。

从保定府到定州，卢汉铁路一直通着车，用来运送中国军队。

大运河边上伦敦会的沧州站被毁了；不过多亏一位友善的官员，那里的人从陆路逃到一个小海口，再从那里逃到大沽。住在西南更远处、同一差会的肖张站的人，逃到了山东的庞庄村，再从那里逃到海边。

最后所说的这个站有一种奇特的命运：它被威胁了一年多，末了竟全然未被动过、连大门也没被进过；除了有兵防守的条约口岸与一两处小小的例外之外，在从黄河到黑龙江这一大片地面上，这也许是唯一这样的例子。那里大多数百姓的心气是友善的，医院与诊所的名声与影响也传得很广；然而拳民贪图劫掠的怨毒之火之所以被按住，全靠一位中国牧师与一个拳首之间及时立下的一个约定：说好摆一席「酒」、外加一匹马，那地方便不攻。

张家口的美国与俄国居民，横穿库伦与恰克图之间无边的沙漠逃了出来，吃尽苦头，多少次从似乎无法逾越的险境中奇异地得脱。

顺德府的内地会传教士一度极险。他们被赶出城，在山里辗转之后被人护送着往山西走了一段路；幸而一位官员把他们挡了回来，恰好保住了性命，末了在正定府那座大教堂里得了庇护。因为文武官员审慎而不可动摇地决意不开城门，那里根本没有遭到攻击。天主教主教、三位神父、五位修女，以及一批逃难的比利时铁路工程师都在那里受了保护，直到十月中旬前后先被中国人、后被法国军队救出。

格林夫妇与格雷格小姐在故关隘口门户获鹿县的经历，极富可怕的戏剧性，足够写成一本小书。他们什么都受过了：饥饿、赤身、危险、刀剑；他们竟能脱险，本身就是一个长存的神迹。而美国长老会的泰勒医生、霍奇医生夫妇、西姆科克斯夫妇与三个孩子；美部会的毕得经君、莫里尔小姐与古尔德小姐；以及内地会的巴格纳尔夫妇与女儿、威廉·库珀君，在保定府的下场还要更惨。

在文武官员纵容之下，他们全被杀了。头一批人是六月最后一天被暴民在他们自己屋里活活烧死的；后两批人则在七月一日被枪杀、刺死或斩首。

为惩办这桩大罪，次年十月在该城开庭的一个各国混合军事法庭，经充分查究之后，建议将布政使廷雍斩首，同斩的还有该城的满洲城守尉奎恒，以及驻内地会附近马队营的副将——巴格纳尔一家与库珀君正是逃到那里，却被出卖给拳民而遭杀害的。这项判决经盖斯利将军与瓦德西伯爵核准，付诸执行。拳民用作总坛的几座庙也被炸毁，其中最要紧的是城隍庙，以及城东南的七圣庵——被拿的人正是在那里的拳坛前受审的。全城各门的城楼一概被毁，城墙的一角也被炸去了几丈，好在这座目睹了如此官罪的省城上打下一个烙印。

然而拳民排外之乱最可怕的果子，是结在山西省与毗邻的蒙古一带的。这主要是因为大刀会的创始者与庇护人毓贤在那里——前面屡次提到过他——他正是在灭洋的罗网张开之时就任巡抚的。

前面已经提过：排外之乱蔓延得那样快，以致等到危险确定无疑时，有时已经来不及逃了。传教士中有许多人，尤其是山西北部的，是瑞典人，对中国所知不深，与沿海也难得通消息。另一些人，英国的与美国的都有，在中国已久，习惯了被人闹事，把这一回只当作他们过去屡屡领教过的那一长串风波中的一次。他们中许多人下不了狠心撇下中国教民，宁愿高尚地与他们同死，而不肯只顾自己的安危。

沿海的朋友想尽了一切法子把当时的情形通知那些明知有险的人；然而事变来得太快，无论远处的人还是最靠近风暴中心的人，都无从确定怎样做才最好。

传教士的危险虽然极大，却比不上别的外国人——那些人不会说中国话，中国人看着他们走过，对他们一无所知。英国皇家工兵一位勇敢的军官瓦茨·琼斯上尉，在张家口以西被野蛮地杀害了。内地会的桑德斯君——他那一队人在从山西穿过敌意的河南逃到汉口之前，受尽了最可怕的苦楚——有一处地方，他全靠证明自己不是先前曾走遍那一带、扰了土龙的安眠、坏了风水、以致不下雨、从而招来那场毁灭全境的大旱的铁路勘测员，才保住了性命。

从后附的一份表可以看出：整个拳乱期间被杀的新教教士共成人一百三十六名、儿童五十三名，其中八成四以上是在山西或毗邻的蒙古一带被杀的。这些惨痛经历中，只有寥寥几件能在此撮述其最粗的轮廓。

（原注：中国最大的新教差会中若干成员的部分经历，可参看《内地会殉道传教士记：附若干脱险者所历危难之实录》。那是一部三百多页的书，满载着感人至深的记述；那样一个故事，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基督教会的任何一支都有理由引以为荣。）

六月二十日，与基督教宣道会合作的瑞典行道会在山西北部的朔平府遭了惨祸，一次被杀了十名会众。大约同时，内地会有六名会众在大同府被杀。七月三十一日在太谷县，美部会的克拉普牧师夫妇、威廉斯牧师、戴维斯牧师、贝如意小姐与帕特里奇小姐都被杀了，据推想他们的头被送往太原府。

别的城里另有许多暴行，然而没有一处比得上七月九日太原府那可怕的一幕；这一幕的记述出自一位并非自愿的目击者——一个浸礼会的教民，他的话已从别的来源得着印证。他看见外国牧师与他们的妻儿、天主教的神父与修女，以及几名中国教民被带到巡抚衙门。听说他们要被杀，他想挤出人群却挤不动，被人潮裹着，目睹了那场屠杀。

「头一个被带出来的是法星君（英国浸礼会）。他妻子抱住他不放，他轻轻地把她推开，走到兵丁前面，一言不发地跪下；刽子手一刀便把他的头砍了下来。紧接着是霍德尔君与贝农君、罗维特医生与威尔逊医生，每人都是刽子手一刀砍头。随后巡抚毓贤不耐烦了，吩咐他的亲兵——他们都带着长柄的重刀——去帮着杀其余的人。接着被杀的是斯托克斯君、辛普森君与怀特豪斯君；最后一个只挨了一刀，另两个挨了好几刀。

「男子杀完了，便轮到女眷。法星太太拉着孩子们的手，孩子们紧攀着她；兵丁把他们扯开，一刀砍下了他们母亲的头。刽子手把所有的孩子都斩了，手法很利落，一刀便够；可是兵丁笨手笨脚，有几位女士在死前挨了好几刀。罗维特太太戴着眼镜，直到被杀时还牵着她小儿子的手。她对众人说：『我们都是到中国来给你们传耶稣基督救人的好消息的；我们没有害过你们，只有益于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一个兵在砍她之前把她的眼镜摘了下来，砍了两刀才断。

「新教徒杀完了，便把天主教徒带上前来。那位主教是个留着长长白胡子的老人，他问巡抚为什么做这件恶事。我没有听见巡抚答他一句话，只见他抽出刀来，照着主教的脸重重砍了一刀；血顺着他的白胡子流下来，随后他的头被砍了。

「神父与修女很快跟着他死了。随后皮戈特君与他那一伙人从近旁的州监里被带出来。他手上还戴着镣铐，鲁滨逊君也是。他一直向众人传道，直到最后一刻，一刀便被斩了。鲁滨逊君极其镇静地受了死。皮戈特太太直到被斩时还牵着儿子的手，儿子随即在她之后被杀。那几位女士与两个女孩也很快被杀了。

「那一天共斩了四十五个外国人，新教徒三十三人，天主教徒十二人。还杀了若干中国教民。事情办完时已是傍晚，所有的尸首便留在原处直到次日早上。夜里，他们身上的衣服、戒指与表都被剥走了。第二天尸首被移到大南门里一处地方，只有几个头被装进笼子挂在城门上。人人都诧异这些外国人那样坚定、那样安静：除了两三个孩子之外，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一个人出声。」

毓贤当山西巡抚不过几个月；然而因为朝廷公开的赞许，这个此前一向友善的省的百姓竟中了那样致命的邪，以致他离城时有成千的人送行，路旁几里地都摆好了酒食；他的「万民靴」被脱下来挂在城门上以记他的德政；而仿佛这还不够，南关又立了一块石碑，颂扬他把可恨的外国人从这个省清除干净的功业。

外国军队开进华北时，几乎人人都认定：此时被官府屠戮的人所属的五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与荷兰）的荣誉，以及此后山西一切居民的安全，都要求在太原府打下一个抹不掉的烙印，一如保定府之所为；而巡抚的衙门是应当毁掉的。然而在直隶北部到处用兵的压力之下，独独漏了这一处；中国人大为诧异，后来山西的百姓更是从此坚信不疑：他们这个省是外国军队万万到不了的。

从山西南部出来的四批人，受尽苦楚之后成功地走到了汉口，不过其中有些人因受虐或力竭而死。就所知的情形看，在这一带虽有十九人脱险，却有成人三十五名、儿童十名被杀或死去。

其中最令人心酸的一件，是十个人的一队：美部会的阿特沃特夫妇与两个孩子、普莱斯夫妇与女儿，加上内地会的伦德格伦夫妇与埃尔德雷德小姐。他们被汾州府的官员出卖，被诓着说是送往海边，随后在两县交界处被杀；应村民之请，尸首被抛进了近旁一个坑里。

这一幕悲剧在这个远省上演之时，美国的大炮已经在轰北京的紫禁城了；然而要救这一队人与别的被围之人的性命，已经太晚——其中有些人是在那件事之后一个多月才被杀的。

那些末了从加害者手里逃出、却是「仿佛从火里经过」的人，他们那些惨事的记述，是基督教会任何时代最动人的纪念之一。男人、女人与孩子被围困在自己家里；等到房子被点着，他们想逃出来时，便被矛刺、被刀捅，或是被推回火里去。他们像不配活着的化外之人一样被赶出家门，一路上那点微薄的家当被抢了又抢，到六、七、八月炙人的暑热里，他们头无遮、足无履，许多人只剩下身上穿的衣裳。有几回，女士身上只剩一件衣裳；而不止一次，有传教士被剥得一丝不挂，赤身站在山西那些不好客的村子的街上。有一位天主教神父是被人装在棺材里抬了很远的路才脱险的。

他们不但时时处在勃朗宁夫人所谓「没有同情的注视」这种酷刑之下，而且在一连许多天、许多星期里，到处遇见暴民，被从一个村子撵到另一个村子、撵进山里、撵进沼泽里，不得不躲进废弃的窝棚、躲进坟地，还常常躲进土窑里。他们像野兽一样被武装的成伙人马追捕；被捉住便挨打、被在地上拖——有一位女士被人故意用车碾过去要弄死她——被绑住手脚抬到拳坛前，好让神灵裁定该在何时、何地、用什么法子杀死他们。有时他们得救，是因为村民不敢让他们死在自己村里；有时是因为一场及时的雨；有时又是因为中国人见了受苦的可怜孩子与做母亲的那份痛苦，本能地生了怜悯。

有人一再想毒死他们；他们常常几乎饿死，只得靠草根树叶活命。其中有些人因伤口无人料理而神志昏乱，而所有的人都日夜处在接连不断的惊扰所造成的精神煎熬之下。他们一再被官员、兵丁与自称的向导蓄意出卖。然而在这几乎无处不在的阴霾之中，偶有一桩人间的善举会把他们的天照亮一点。有些官员极其友善，若不是不敢，还会更友善。有一位这样的官员，在皇太后经过山西时被她革了职，别无缘由，只因为他善待了路过他辖境的那些赤贫的外国人。有几回，同一家人已快到了死的地步，却不许彼此相见、彼此照料。一位脱险的人说：那时候心里最常浮起的一句经文，便是「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样被对待的都是些什么人？是些恳切敬畏上帝的男女，为遵行他们的主传扬天国福音的命令而撇下了一切；是些品行无可指摘、生平无可责备的男女；其中有些是最好的学院与大学的毕业生，本国有诱人的前程向他们敞着，他们却掉头不顾。其中许多人把长年的辛劳都用在诊所与医院里，为中国人解除病痛。

许多个月之后，几位被杀者的遗书被忠心的教友从藏匿之处取了出来。这些书信里没有一点绝望的调子，只有面对可怕的死亡之人那种庄重。有一位父亲留给儿子的遗训，是盼望他到二十五岁时能回中国来，接着做父亲没能做完的工。

只要上帝的教会还存在于地上，这些殉道者的生与死的记录便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在前面粗略提到的那种情形之下赶路的人竟有这样多队，他们穿过几百英里的敌境，被几十万人——合起来是几百万敌人——看见，其中许多人巴不得他们死，而他们竟能脱险、竟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这是一个道义上的神迹，只有承认上帝按住了众人的手才解释得通。

被杀的天主教徒人数远多于新教徒，其不成比例，看来是因为天主教的羊群大得多；也因为在无数地方他们有大的院落，他们用土墙、深壕与步枪、甚至外国的机关枪来守卫。这样守住了的地方究竟有多少，眼下无从知晓，不过肯定不少；而到此为止，我们只听说有两处的防守没有守住。

殉道的光辉范例，没有比天主教中的几位更盛的。西蒙古教区的韩默理主教在中国将近三十五年，做弥撒时被拿住，捆起来押着游街，让见着的人都来辱骂他。他正数着念珠，双手被砍掉；三天后他的衣服被剥光，被裹上棉花、浇上煤油，活活烧死。五千名教民被杀，他教区里每一座教堂、每一所房子都被毁了。

在热河一带，塞格尔斯神父被绑住手脚、用杠子抬着，不许他与自己的教民说话，被扔进一道沟里活埋。有一回他挣扎着站了起来，露出了头，就被人用镢头照头打了下去。

倘若历史的教训还有什么可学的；倘若德尔图良那句「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是一条永不损耗、生生不息的定律；倘若上帝的应许至今仍旧确凿——那么，一种为中国做了这样多的事、其传扬者又从中国人手里受了这样多苦的宗教，在这个帝国的重生上还有一桩大工要做。

三十三几则值得记述的经历

加拿大长老会，豫北

（原注：应本书作者之请，由同行诸人之一詹姆斯·斯利蒙牧师撰述。）

春天里河南开始出的乱子，看去是地方性的，起因是我们所苦的那场大旱。三季庄稼接连绝收。早在三月，各处便有闹事的。其中有几起性质很重，百姓与兵丁交起手来，双方都死了人。到六月，事情当真严重起来，每天都有新的消息说粮仓被搜、殷实的农户被成群的饿汉抢掠。各县知县在所有集镇上派了小队团勇，却无从维持安宁。他们自认无能为力：凡被控偷粮的一概不办，说办饿汉是没有用的，丢了粮食的人不妨把它看作周济了受苦的乡邻。

六月十五日，我们收到天津来的一封电报，大为吃惊，电文说：「速向南逃。」我们还得着保定府两名比利时人被杀的消息。因为好几个星期没有天津可靠的消息，我们不知道那里出了什么事，也不愿在不明白何以要我们走的情形下弃站而去。我们焦急地等信，却一封也没等到。

与此同时，我们与福公司的詹姆森君一行通了消息——他们此前路过我们镇上往怀庆府去。回信来了，是詹姆森君写的，说他看不出有逃走的理由，因为他没有接到天津或北京代理人的任何信；而事情若果真严重，他信得过他们会来信的。不过为叫我们宽心，他又说：我们若以为非走不可，他愿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枪械、银钱等等——连同他本人与里德、费希尔两位君的效劳，都交我们支配。

六月十九日，我们得到消息：楚旺的朋友们被一千多人的乱民围住了。这场乱子是一个妇人惹起的，她声称看见麦肯齐太太在楼上窗口做着神秘的法术，把天上的云扫开。麦肯齐太太不过是在自己新房子里擦窗户，从外面看去，便像是朝着云彩比比划划。乱民围了两三天，然而像是缺一个领头的。有人去求那位官员帮忙，他答应派人来，却先想把我们朋友的武器解掉，开口要借他们手里的步枪与别的兵器。这个天真的要求被客客气气地回绝了；另一个要几千两银子「给兵丁买军械」的要求也一样被回绝。

从这时起到二十四日，情形越来越险。我们的钱庄不肯再付我们钱，虽然账上还有相当可观的余额。我们听说各镇纷纷设起拳坛，而且渐渐逼近我们；到了二十四日，来了几个拳师，设了一个拳坛。这一坛的口号是：「先杀洋人，后灭满人。」

六月二十五日，我们得着消息：彰德府与楚旺的朋友们已决定出逃，正商议一同往济南府去——那条路看来最好。后来他们只得放弃这个打算，因为雇不着车，在河南与山东之间那一条直隶的地面上也弄不到护送，而且没有法子迅速与山东巡抚通消息。我们的朋友之所以决意如此，是因为又来了一封电报，说大沽炮台已被联军攻下。我们这才知道乱子是一定要出的了。我们打发出信使：一个去请詹姆森君一行在黄河边与我们会合，一个去卫辉府见知府，一个去浚县见知县。我们怕被这个衙门推给那个衙门，耽误工夫。

知府那里毫无帮助。知县倒答应派护送，还回了几句友好的话；不过他不肯代管我们的房子，说照目下的情形，他实在不能担保我们的产业得着保护。

二十七日是最黑暗的时候。我们已把决定带走的那几样东西凑在一处，然而看去我们多半只能趁黑逃走，能自己扛多少就带多少。原先说好拉我们的车夫们反了悔，连我们身边也不肯来，虽然我们出了平常四五倍的价钱。我们的仆人吓破了胆，因为我们听说有一伙亡命之徒打算趁我们还没离开院子就来动手，镇子那一头还有另一伙人结成一党，要等我们走了再来动手。

那一夜我们没有合眼；其实好几夜都没怎么睡，不过这一夜格外是在给仆人们打气、并催促我们在镇上仅有的几个朋友为我们出力奔走中过去的。我们说动了一个人——我们的先生（一位秀才）——去见其中一伙的头目，讲道理、责以大义、又加威吓，劝他们放我们平安走。另一位朋友对另一伙人做了同样的事。不过对两伙人最有分量的一条理由是：我们没能雇着车，什么也带不走。

二十八日天亮了；我们既把它当作从夜里的恐怖中解脱出来而欢迎它，又惧怕它——因为这一天我们非动身不可，而车马却还没有妥当地安排好。我们已打发人到邻镇去，不惜任何代价雇车；他还没回来，我们怕他没办成。我们正装着样子吃早饭，他竟带着四辆车出现了，叫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把箱笼铺盖装上车，没费多少工夫。

就在这时，发生了那一类逼得人不能不信有特别护佑的事。我们正要上车去面对聚在门口的乱民，本镇统带团勇的军官剿匪回来了，还押着俘虏。我们请他来，他便来了；我们说动他派几个人护送我们走几里路。这一下把乱民弄糊涂了，他们以为这位军官是事先约好专来保护我们的；而他押着俘虏这件事，又向那些无赖证明了他这个官不是白当的。

全镇的人都聚来送我们，从我们家门口一直到镇门，街两边站了三四层；然而一切都平平静静地过去了。出镇几里，我们那一队专门的护送便把我们交给知县派的四个人照管。我们头一站歇在卫辉府，立刻把名帖送到文武两处衙门，也送给热拉尔神父——他傍晚时来看了我们。我们把情形讲给这位神父听，请他与我们同行。他答说没有主教的许可，他做不了这个主；而主教若断定神父们留在本任不安全，他们便要一齐退到山里一处早已预备好的地方去，那里所有的教民都有兵器，足以抵挡一支军队。

那位武官到得正是时候，把聚在客店门口、已快不受我们护送队约束的乱民驱散了。本地的兵把他们赶走，这一夜剩下的时候我们才得安宁。次日我们在新乡县打尖。我在这地方是有名的，住进了一个交好几年的人开的店。我们到那里约一个钟头，这位店主便告诉我们说：一两天前有几个拳民到了镇上，方才有几个来向他打听我们的事、我们往哪里去等等。我们立刻把名帖送去知会那位官员，并请他保护。结果只是被告知那位官员不在家；而向我们通风报信的人立刻被衙门里的人叫了去，吩咐他赶紧把我们打发走。我们上了路，满以为拳民要追来；然而到夜里进店时，再没听见他们一点动静；从那里往后，「拳民」两个字似乎成了没人听说过的词。

次日即三十日，我们到了原武县，离黄河渡口很近——我们要在那里与詹姆森君一行会合。这里的官员立刻在我们客店门口派了一支强有力的守卫，我们在里面才得着十分的安静。

傍晚，詹姆森君派的一名骑马的信使到了，说他与他那一行人正带着一大队护送、大批银子与几支火器赶来，这消息使我们大为宽心。

次日是七月一日星期日，我们先到了黄河岸边，等了两个钟头才等到詹姆森君。他们到时，我们见他们都穿着中国衣裳。他们在最后一处歇脚之地武陟县遇见的人极其无礼。知县不但声称他们若不穿中国衣裳便无从保护，还逼他们交出了许多行李。那身衣裳非但没能掩饰，反倒像是把他们是逃难之人这一点更加显出来了；官府的用意想必是要羞辱他们，再不然就是开一个恶劣的玩笑，因为他们那副样子实在别扭而笨拙。

我们刚到河南岸，就看见彰德府与楚旺那一行人到了北岸，便等他们渡过来。这时我们成了一大群人，计有：楚旺一行——麦肯齐夫妇与一个孩子、莱斯利医生夫妇、麦金托什小姐与窦小姐；彰德府一行——古约翰夫妇与三个孩子、派克小姐与华莱士女医生、格里菲思君与胡德君；新镇一行——米切尔夫妇、斯利蒙夫妇与一个孩子；福公司一行——詹姆森君、里德君与费希尔君。传教士只有一小队护送，而詹姆森君一行却有一队精良的马队，还有一名候补的小官随行，他在沿途与各处官员商办本地护送、客店等事上极为得力。如今黄河已隔在我们与拳民之间，次日一早我们便动身，人人兴致都好；只有斯利蒙太太开始为她的婴孩发愁——那孩子在旅途的劳顿之下已显出支持不住的样子。

这天早上詹姆森君灵机一动，派一个人骑马去开封府发电报给英美两国驻汉口的领事，把我们的下落告诉他们，并请他们派人来救。这信使去要走七十英里，回来又是七十英里，然后还得赶上一支一天走三十五英里的队伍。这是一桩极难的差事，然而詹姆森君不是一个被困难吓倒的人，这件事到底办成了，代价是那匹勇敢的小马到樊城之后便死了。后来证明发这封电报是明智之举，因为它头一次把我们还活着的消息传给了朋友们，也使我们的领事得以请张之洞给我们派来极需要的援助。

此后两天我们被热得极苦，因为正走在黄土地带。烈日直晒进深陷的道路，把它们变成了烤炉；而路面比地面低三四十英尺，一丝风也透不进来。到襄县，我们见格雷西夫妇还住在那里，看去平安无事。他们听说我们是在逃命，很是诧异，便请斯利蒙太太与我住下来待一阵，好让我们那小的将养将养。那孩子这时已病得极重，我们几乎忍不住要冒险接受这份邀请。然而半夜里格雷西君到我们客店来，说教民与朋友们都极力劝他们加入我们这一行；他们已决意如此，本也要这样做，只是雇不着车。他们指望白天里能雇着，再赶上我们。后来我们得知：他们是取道周家口逃到安徽省的，路上历尽惨苦。

我们这时正靠近南阳府地界，那是我们唯一当真预料会出乱子的地方；而我们的担心证明是太有根据了。七月七日，我们到了南阳城北三十里的新店。本打算在那里过夜，到了才知道整队人住不下。詹姆森君一如既往地替女眷与孩子着想，决定赶到南阳城去——他明知那是一处歇脚极危险的地方。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詹姆森君与他那一行人极其高尚地履行了他们的许诺，把他们本人与所有的一切都交我们支配。他们不但在客店有得挑的时候把最好的屋子让给我们，还把自己的存粮分给我们；一听说我们的朋友牛奶已经吃完，便把最后几听也给了。我们要多少银子他们就给多少；没有这份帮助，我们是走不下去的。詹姆森君还显出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凡事交在他手里，叫人大为省心；因为一切细节——会见官员、每天办本地的护送、找客店，以及这样一趟旅程中零零碎碎上百桩事——都在最能干的手里。他从不显出烦恼或焦虑的样子，每天巡视时总有一句快活的话给每一个人打气。

天亮离开禹州时，古约翰君的仆人走错了路；后来别的几行人也与我们走散，另走了一条路。这倒使那一大群女眷与孩子平安地避开了我们在途中一个镇上撞见的一支求雨的队伍。詹姆森君与他的朋友们骑着马，在我们的车前五百码处，忽然发觉自己被二百人的一支武装队伍围住了，后面还跟着一大群闲人。求雨的人头上戴着绿柳圈，手执大刀，正朝一座有名的庙去求雨。他们一看见外国人，立刻把他们围住，喊道：「洋鬼子在这儿呢，就是他们把雨赶跑的！」有一个头目主张当场把他们杀了；我们的朋友费了极难熬的十分钟，才说得众人相信：动手是件危险的事。与此同时，我们到了人群的边上；一听说是求雨的队伍，我们不再多问，慌忙拐进头一条小巷，那巷子却是死胡同；我们的车背朝着大街停在那里，恰好把我们挡住了，那群人走过去，全然不知道他们中间有外国妇女。出了镇，我们才见詹姆森君与朋友们正为我们的安危忧心如焚。

天黑以后我们到了南阳府，在城里寻住处，末了只得分开，住进几家又破又差的客店；然而这倒成了我们的便宜。我们是从南边进店的，这就把那些等着我们从北边来的人的路子岔开了。我们想见那位官员，却被告知他明早八点见我们。这看去不祥。半夜里，新店那一行人派来的信使到了，说他们被围在客店里，求救。我们想见那位大人替朋友讨救兵，只讨到一句许诺：说要派几个差役去弹压。詹姆森君看出向官府求援是没有用的，便把他的马队派回去一半。

我们的几个仆人告诉我们：四英里外那些天主教徒在他们设防的地方被围住了；还有一名兵丁被官府斩了，因为他把上头的命令照字面办得太认真，在驱散围攻的人时伤了其中一个。我们还得知：有人已定下计策要把我们整队人杀掉，正因为如此，才叫我们等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看清了我们的处境，我们立刻把疲乏的牲口重新套上，三点钟便动身，赶到了新野县。到这里，先前被派回新店去救朋友的几个马队的人赶来了，把那边的经过讲给我们听。我们的朋友一直在与围攻他们的人交涉，那些人索要一大笔钱。他们在客店里等到八点，盼着我们来援；绝望之后才离店，出乎意料地发现镇上竟那样安静。

然而他们到了镇门口时那一声宽心的叹息，在出门之后化作了一声惊惧的倒抽气——外面有几千人的一群正等着他们。二百人的一伙沿路排开，等最后一辆车出了镇，便骤然向我们的朋友动手。他们跳下车，朝那些人头顶上放了几枪手枪，想把他们吓走。莱斯利太太被旅途的劳顿折磨得全然虚脱，下不了车；莱斯利医生正是在护她时受了重伤。除了许多处皮肉之伤外，他的右腕与右腿被砍得见了骨，两处的大筋都被砍断。古约翰君的头上也挨了几处厉害的刀伤；詹姆森君手下两个奋勇搏斗的人受了重伤，后来都不治而亡。我们的朋友一离开车子，乱民便动手砸箱子；一见劫得的东西，那伙武装的人便丢下了原来的图谋，我们的朋友这才得以脱身。

当天之内他们都陆续回到了大路上，设法弄到了空车，继续赶路；东西丢得精光，却庆幸活着逃了出来。次日天明，那个走岔了路的仆人回到我们这里。他是古约翰君的人，我们便给了他一锭银子，打发他回去寻他的主人一行。

我们朝樊城赶去，约在正午到了湖北省界，见着张之洞下令从襄阳府派来迎我们的一支精良的军队。我们心中充满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这才是实在而足够的援助，我们的危难从此过去了。到了樊城，我们发现为我们的安全与舒适一切都预备好了。我们在这里等我们的朋友，他们十日夜里到了，情形实在凄惨；尤其是可怜的莱斯利医生，情形极坏——他在车底躺了三天，自从窦珍妮医生撕下自己仅剩的一件衣裳给他草草包扎之后，伤口再没人料理过。

第二天我们整天都在给他们置办行装。詹姆森君与他的朋友们能供给几位先生内衣等物，几位女士便只好将就穿中国衣裳。我们可爱的小埃莉诺十一日去世，才九个月大；我们心里痛得说不出话来，然而极感恩的是她活到了樊城——我们得以把她的遗体从那里带走，葬在汉口的英国坟地里。

我们沿汉水顺流而下往那个口岸去；离汉口还有两天路程时，美国领事派来接我们的一艘小汽船迎着了我们。

二十一日到汉口，我们径直上了往上海去的轮船；这一程路走了二十四天。

英国浸礼会，山西

毓贤到山西就任巡抚之后，拳民迅速遍布全省。五月里与沿海的交通断了，因此汇款收不到。六月二十一日前后，法星君从太原府写信给忻州的狄克逊君，说已确知皇太后来了电报，要把所有外国人杀尽；他又加了一句：「若是真的，我已预备好了，并不害怕；若这是上帝的旨意，我甚至可以欣然就死。」狄克逊君读了这信，对他的传道人赵先生说：「我的心思也一样！」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忻州城里差会房子附近为财神演戏。到的人极多，差会门口聚起一群鼓噪的人。有人去求知县，他起初答应派兵守卫，却始终没有来。

这时北京电传的那道上谕已为人所知；因为再去请他时，说是若不答应便要禀报巡抚，知县竟答道：「告诉那个洋人，他爱禀报皇帝就禀报，我不怕！」

乡下各站报来拳民对中国教民施暴的消息，于是打发人送信到太原去与法星君商议。信使到了太原，见几处差会已被毁，全都弃了。他赶忙回来报告情形。狄克逊君明白危险日增，把差会的人召在一处，商议之后决意出逃。他们一行八人。

他们带上食物、衣裳、铺盖与一些银钱，清早动身，走了三十里歇了一阵。在这里他们得知：他们离家两个钟头之后，巡抚的告示便到了，令地方官毁洋人的房子、杀洋人。听了这话，他们决定立刻动身到他们选定的藏身之处去。

出村之后，狄克逊君打发忠心的传道人赵先生回去；赵先生是被劝说自己或许能把消息带给外国友人、也许能讨来救兵，才肯离开他们的。那是一场凄然的分别，然而在其中闪出了这些即将舍命之人勇敢的心。狄克逊君说：「我们若都被杀、一个也逃不掉，还有许多人会来接我们的位子。」狄克逊太太说到她那四个从此失去母亲照拂的孩子，却又说：「上帝必定会为他们兴起朋友来。」

这位传道人十月里回到山西，打听到了这一行人此后的经过。

那一天傍晚，他们到了刘家山村，那里唯一的一位教民住在一口窑洞里；他们本指望在那里另开一口窑洞作藏身与固守之所。

他们在那里住了二十天，无人打扰；后来藏身之处被拳民知道了，派了一伙人来拿他们。村里人逃散了，那一伙人没能把他们拿住。几天后，一名委员带着兵来，许下平安护送到沿海的话，把他们哄回了忻州。这时他们的粮食已尽，已经五天没有吃的了。

到了忻州，他们被带到衙门。知县问他们在钱庄存了多少银子；问明之后，把银子全提了出来，自己扣下了。

这几位传教士被关进普通的牢里，关了十六天，只给最差的牢饭。八月七日，毓贤派来的一名委员到了，来看巡抚的意旨有没有照办。

两天后他们被带出牢房，安置在四辆车上，说是要把他们送到沿海去。到了城东门，这几位传教士被从车上拖下来，衣服剥得精光。随后拳民与兵丁一齐上来，当真把他们的头砍成了碎块。尸首被拖到城外，丢在一条河的岸上，被附近村民极其可耻地糟践。后来城里的举人首领——他与狄克逊君素有交情——买了席子把尸首裹起来，又雇人把他们葬在城墙根下。

屠杀之后，最高的武官到差会的房子里去，把自己中意的东西挑走，随后把房子交给兵丁与百姓去抢。

内地会，河南

（原注：金尼斯医生及同行诸人所述。）

河南久旱不雨，使百姓心浮气躁，一点就着，成了闹事与暴乱的温床。从北方逃出来的传教士传来警告，说我们在赊旗店的人最好立刻逃走。

七月八日星期日礼拜散后，聚了一大群人，看着教民散去；虽然没有闹起来便散了，然而显然我们非赶紧预备动身不可。

第二天一早，街上又挤满了乱民，显然是不怀好意。我们出不了街，便把箱子越墙送进邻家的院子，随后都顺着梯子爬了过去。此后不久，乱民便在砸我们的大门。我们的先生吓得面无人色，说：「我怕你们要遇上比死还坏的事！」那家的房东把我们领到他的客厅，客厅一角有一架梯子通着阁楼。他吩咐我们：「快上去，别出声！」

我们便在那里藏着，听着乱民的喊声；不久又听见房梁砖石倒塌的哗啦声。闹事当真开始了。热得厉害；不多时我们听见火苗的噼啪声，看见了我们家被烧的浓烟。忽然一阵拥挤：乱民已循着我们越墙的踪迹追到了底下的屋里，那里的每一点声音我们都听得见。「杀洋人！他们一定在这儿！咱们顺梯子上去！」

一阵激烈的争辩之后，他们被劝住了，走了；然而一次又一次地回来。他们爬上房顶，从五扇窗子往里张望，我们却贴墙站在窗与窗之间。有一回两个男孩瞧见了我们，把消息传了出去。人群又回来了，又被房东唬走。

这一天就这样从早七点熬到晚八点，天黑才得喘息。有一位女士病得很重，身子极弱。她那满月的婴孩若是哭出来，暴露了我们的所在，就全完了。我们默默祷告，主听了，从天明到天黑把那孩子的口封住了。有人递上一壶茶来，那疲乏的母亲才得解渴。

随后房东来了，说：「别耽搁！跟我来！」我们下了梯子，穿过院子，进了一间存粮的屋子。人在一只大粮囤上放了一只凳子，我们从凳子上爬过一道活板门，上了上面的阁楼。凳子被搬走，门关上，我们的踪迹便一点不剩了。那屋里满是尘土与破烂，然而它给了我们四天平安的藏身之所。

头一夜我们出了阁楼，要到另一所房子去——那里有车要把我们送走——不料差役又到前门来搜房子。我们赶紧退回梯子上，他们又白搜了一场。次日早上，闹事的人来了，把拆我们房子的活干完。他们的喊声与砸房子的声音整日在我们耳边响着。近晚时我听见两个人在我们藏身处近旁堆木料，要把我们熏出来，然而他们并没有点火。

每天夜里都商议新的逃法。每天都有新的一伙人来搜我们。星期四正午，我们的房东忽然出现，说：「快逃！他们拿着刀来杀你们了！」两分钟之内，所有的人都从活板门下去，翻墙进了我们那已成废墟的家的园子，站在毒日头底下。不多时有一个人跟着翻墙过来，没看见我们，回头喊道：「他们不在这儿！」我们不久便平安地回到了阁楼上。

那一夜下了雨，随雨来了一个机会，逃进一家大字号，被藏在房子顶层的银库里。那屋子又小又黑，只有一扇一尺半高的窗。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二天，由字号里一个人守着，他带着枪与刀，还有几根又尖又重、可以掷出去的铁钎。

最后一天的清早，车来了；我们乘车出了城，沿河走了八里，那里有一条小船等着，还有四个人护送。这船在不同的关卡被税吏搜查了十二次以上，我们却没有被查出来。

我们与护送的人同住在那一间小舱里，过了十三天，平安到了汉口。我们把应得的赏钱付给护送的人，打发他们走了。我们衣衫褴褛、浑身污秽，身上那件衣裳已穿了一个月；然而我们感恩：是那位「从不撇弃投靠他的人」的主，带我们平安地度过了这场危难。

内地会，山西

（原注：欧格伦夫妇所述。）

欧格伦夫妇驻在山西西部的永宁才一年。那里的官员极其友善，其中一位曾私下问欧格伦君求雨的正当法子，因为他自己的祷告不灵验。百姓因久旱而躁动起来，出言恐吓。

六月中旬拳民到了城里。他们招人极快，不久便派了一队人来保护差会不受他们侵扰。那位官员劝欧格伦君把家眷带走。他们的仆人开始弃他们而去。

有一天，一个人敲着锣走遍街巷，警告众人不要用那些被外国人下了毒的井。那一天城里主要的一眼泉水变红了。那位官员不敢再让欧格伦君去见他，只在夜里打发他的师爷来商量。他们末了请那位官员拨给他们路费，因为他们自己从沿海来的款子已断。他答应照办，并答应代管他们的房子。

那一夜他们正收拾行李时，发现院里一株树上有个探子在窥伺。七月十二日天亮之前，欧格伦夫妇带着小孩坐轿动身，往八十里外的黄河去，打算往汉口。官府给了他们护送，还给了知县发给河边官员的一纸公文，命为他们雇船。到了河边，人群有敌意的举动，然而那位官员亲自看着他们平安上路。两名兵丁随船同行。

水流极急，他们那条单薄的小船时时有覆没之虞。他们走了五百里，到了潼关——山西、陕西与河南三省交界之角——的一半路程。在这半路上，人告诉他们说：几天前有一队外国人被杀，尸首抛进了河里；他们若再顺流而下，多半也是这个下场。

他们决定渡到河西的陕西去，不久到了一处地方，那里有一位八十岁的官员认识永宁的官员，待他们极好。他在河东山西一边有一处田庄，愿意送他们到那里去，供给他们食物，让他们躲在附近的窑洞里等太平。他们在这位老官员那里时，来了一队兵，说是奉派来把外国人赶出这个省的。主人摆了一席酒请那些兵，把他们劝走了。他随即打发这两个逃难的人上路，派了仆人护送他们过河。

那地方不过十里之遥，然而还没走到一半，他们便被强盗劫住，除一百文钱之外银钱全被抢去，衣裳也被抢去大半。到了渡口，他们清早渡了河，却等了四天，打发人回去向那位老官员讨钱。钱来了，他们便抱着孩子慢慢往那处田庄走。第二天他们到了田庄，佃户却待他们不好。起初不肯给饭吃，后来才给了一点点。他们两次被强盗光顾；末了又被佃户的儿子威吓——他垂涎毓贤为每一颗外国人的头所出的一百两赏银。

这便逼得他们离开藏身之处，又往北走，回永宁去。路极难走，那一带人烟稀少；然而许多人待他们很好，所以至少每天能得一顿饭吃、有地方睡。

走了好几天，他们到了黄河的一条支流，非徒步涉过去不可。一位老人在前头领着他们蹚过急流，还让他们在他家歇了那一夜与第二天。再一天，他们快到一处税卡时被一群人围攻；后来又被一名税卡的差役跟着——那人奉命要把他们赶出陕西。这差役好几次像是要杀他们，末了却与他们一同过了河，随后把他们交给了拳民。

第二天早上，欧格伦君被带到拳民的大师兄那里。欧格伦太太有一阵子听得见他求命的声音，随后是问神灵他们的命该不该留的念咒声，接着便是一片大哗——她以为那就是他的死。

后来有人来带她走，说她与她丈夫都要被送回永宁去；然而她不信他还活着。那一夜她在一口窑洞里过的。早上走路时，他们撞见一伙拳民，她的向导不见了。拳民朝她扑过来，像是要杀她，却只喝令她快走；她便飞快地走了。

下午她在一棵树荫下歇脚，许多妇女围拢来。她们极其和善、极其怜悯，给了她与婴孩吃的。到夜里她听说河对岸有教民。她涉水过河，几乎被冲走；到了那边却一个朋友也没有，只有仇人，他们只肯给她水，任她与孩子露天睡了一夜。夜里有两个教民偷偷摸到她身边，把她领到一口窑洞里，因为怕拳民，再不能为她做别的了。

早上她又渡回河东，不久便被拳民看见，他们拔出刀来把她赶到一座庙里。村里的头人出来救了她，给她食物与几双袜子；第二天派人押送她往大宁去。拳民怒气冲冲地跟着，好容易才被拦住没有扑上来。到了大宁，她被关进普通的监牢。有人从门上一个洞里递给她食物、水果与一点钱。看守的人很和气。

第二天早上她被带到知县面前，被按着跪下讲自己的经历。知县的态度和善起来，说她丈夫还活着，日后要与她团聚。随后她被带到内院，那位官员的太太想见她。那位夫人到廊上来，扔给她一百文钱。那天半夜里，她听见丈夫叫她的声音。她寻过去，见他正隔着门上一个洞说话。第二天早上，他们被带到衙门里一间还算舒适的屋子，她得以给他包扎伤口、给他做点吃的，并听了他脱险的经过。

他被带到拳民的大师兄那里时，先是被斥骂用他的道毁人；随后被交给了那群拳民。他们又踢又打，极其残忍，还奚落他说：「现在向你的耶稣祷告罢！」

他们把他带到河岸上要杀他，在那里用矛与刀朝他身上招呼。他们使家伙笨拙，没能给他致命的伤。他末了跳进了河，虽然手被绑着，仍挣扎着游到对岸，在黑暗中脱了身。第二天，一个信教的农户给了他食物与钱。他得知妻子在大宁，便一路避人耳目、躲开拳民，摸到了那座城；正要进城时被人追赶，一直追到衙门，那位官员把他收留了。他的伤很重，头上、颈上、肩上都有刀伤与矛伤。

这时已是八月底。过了两天，给了他们两头驮着木鞍的驴，把他们送往蒲县。路上他们被拳民袭击，护送的人把拳民打退了。从那里本要送他们到平阳去，却又来了命令，把他们送回大宁。

这一程走得极苦极难，没有给他们吃的。她丈夫涉水时跌进水里；然而他们到底到了那座城。他们又被关进牢里，给了饭吃。这时那孩子病得很重，幸有一个人牵来一头牛，他们才得着牛奶。那肮脏的监牢里虱蚤极其可怕，欧格伦君也发起热病来。他们唯一的安慰是祷告。

他们就这样熬到十月初，解救来了。命令到了：要弹压拳民，并把外国人送到平阳，再转送沿海。他们一程坐轿、一程坐骡驮轿，由官府一站一站地转送。

到了平阳，官员们极其客气地接待了他们，把他们送到从前差会的一所房子里。那房子几乎全成了废墟，不过还有两间屋子可用。过了几天，欧格伦君的病重起来，十月十五日去世了。中国人很好，帮着安葬。有不少幸存的教民来慰问他的未亡人。

不久，那个男婴病得很重；然而母亲又弄到一头牛，孩子有了合适的食物便好了。十月下旬，麦基君、查普曼小姐与韦小姐来与她会合；连她在内，这大概是留在这个省而熬过这场风暴的仅有的几个外国人了。十二月初，她生了一个小女儿；一个月后，这一行人在护送之下往南穿过山西、河南与湖北到汉口，走了约六个星期才到。

从张家口到恰克图

（原注：应本书作者之请，由詹姆斯·罗伯茨牧师撰述。）

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马克·威廉斯牧师与罗伯茨牧师离开北京往张家口去，匆匆赶回那个站，去帮斯普拉格牧师与美部会差会别的同人对付拳民。与我们同行的还有默多克女医生，她是去张家口行医的；以及瑟德博姆君，他家眷在那里。路过宣化府时，我们劝伦德奎斯特一家同行，因为那城里拳民很多。

六月十日我们到了张家口，见门口有一群狂呼乱叫的人——几百个男人与孩子来看我们的房子被烧。过了很久，一位官员把人群遣散了；然而傍晚他们又来了，险到不得不把一支猎枪对准人群。极其幸运的是，他们听从了这一番道理。

夜里我们把所有跟我们在一处的中国人都打发走了；天一亮便逃到满洲将军的衙门。我们一行六人，内有斯普拉格太太与恩格小姐。我们请他保护一天，再派卫队把我们送进蒙古。下午，衙门门口聚起一群乱民。将军想把我们送到城里另一处去，我们不肯。日落时，我们连同行李被移到院子一角一间发霉的小屋里，锁了起来——是生是死，我们不知道；然而半夜过后，我们在许多兵丁护送之下出长城进了蒙古。

我们发现蒙古人也是拳民，没有一处我们待得住的地方。在张家口西北五十英里的哈拉乌苏，我们与拉森、瑟德博姆、伦德奎斯特几家会合，他们住在帐篷里，正预备往库伦去。斯普拉格君回了一趟张家口，把我们存在一家中国钱庄里的银子取了来。他还带回了法格霍尔姆君，那人正徒劳地想去沿海。罗伯茨君也回了一趟张家口，为全队人取棉衣。我们都庆幸：当我们不得不逃命时，竟有十匹骆驼与九匹马现成可用。

六月二十三日，在一片壮丽的晚霞下，我们踏上了长途。第三天丢了一匹骆驼，找它耽误了两天。就在这时，丰镇四位瑞典传教士派人来了——他们在那里被乱民攻击，正急急赶来追我们。说来极奇：他们那位知县竟赔了他们八百两银子，因此他们带着大批银钱与食物来与我们会合。那些食物于我们，正如我们的骆驼与马于他们一样不可少；我们这才看出：丢那匹骆驼原是特别的护佑，若不是它，他们便追不上我们了。

我们一行计男子十人、女士七人、幼童六人，还有七个照管牲口的蒙古人。最多时我们有骆驼二十匹、马十九匹。有一处地方不许我们从井里打水。苏尼特蒙古的王爷禁止属民把牲口卖给我们，还派兵看守水井，怕我们在井里下毒。

拉森君是一位出色的领队：枪法好、骑术好，蒙古话说得流利，又极有胆气。他此前已两次横穿戈壁沙漠。我们叫他「摩西」。我们的军械是步枪一支、猎枪一支、手枪两支；在上帝的护佑之下，正是这点军械使我们免于被袭。

每天由两位女士与两位先生组成一个「做饭委员会」。其余的男子是「燃料委员会」，那燃料便是在日头与风里晒干的牲口粪。两只带盖的大桶驮在一匹骆驼上，装着我们宝贵的水。井与井相隔很远，而且常常水不能喝。隔几天我们宰一只羊吃羊肉，然而这么多饿着的人，那点肉是不够的。我们主要的食物是稀米粥或小米粥，里面还有沙子，硌得牙生疼。五天或十天里，才有一回能吃一顿饱饭。

在沙漠里，十天的酷热使我们更加口渴。女士与孩子们坐卧其中的那六辆车的影子，是我们躲避烈日的唯一去处；而因为老是夜里赶路，睡不足觉，日子简直熬不下去。

离库伦还有一百二十英里时，我们给俄国总领事发了电报：「美国人六名、瑞典人十七名，前往库伦，请予保护。」他的复电叫我们径直到领事馆去，这给了我们一条新命。七月三十日到了那里，自哈拉乌苏算起走了三十八天、六百六十英里；我们在那里歇了四天。

然而库伦满是拳民，我们非走不可。俄国发给我们护照，以便我们前往圣彼得堡；又为我们的行程备了食物；我们便动身去西伯利亚最近的城镇恰克图。会说俄国话的挪威传教士小内斯泰格德君与我们同行，成了我们的「约书亚」。

离开库伦不久，我们遇见三百五十名奉派来保护我们的哥萨克。十三天里我们走了二百一十英里，到了两国的边界。那里的蒙古官员想拦住我们，然而恰克图的俄国长官把我们从他手里救了出来。我们在那里歇了两个星期。许多俄国人待我们极好。瑟德博姆君的婴孩死了，葬在一处俄国坟地；连那位神甫也来参加了我们新教的葬礼。美国用电汇寄来了款子供我们使用；然而那些跟了我们十四天的强盗拿不着，因为我们取的是信用证，要到伊尔库茨克才兑付。

我们雇了几辆塔兰塔斯——一种装着木弹簧、由三匹马飞驰拉着的马车——走了五天，越过草原与山岭、穿过一片壮丽的森林，到了贝加尔湖；九月一日我们乘一条小轮船渡湖。湖上浪极大。晕船缓过来之后，我们在一座火车站的月台上睡了一夜。次日早上我们到了伊尔库茨克。随后在西伯利亚铁路上走了十天，到了莫斯科。政府的一纸特许给了我们一节专车，又新、又干净、又宽敞。我们在圣彼得堡与瑞典同伴分了手，取道柏林与伦敦到纽约，十一月八日抵达，前后走了四个多月。

我们是在夏天被赶出中国的，这是一种特别的护佑；因为我们在蒙古高原上、在西伯利亚的高纬度地带日夜风餐露宿，换了别的季节必定要被冻得极苦。一位俄国朋友听了我们这一程之后说：「你们的守护天使一路与你们同行。」不但在逃难之中，就是在此后——当我们听说中国有那么多传教士死难时——我们也认识到：是上帝亲自引领着我们，成就了他恩慈的应许：「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内地会总主任史蒂文森牧师编成了下面这份名单，列出在一八九九年与一九〇〇年拳乱中被杀、或因所受之伤而死的新教传教士，以及他们所属的会、所在的省与国籍：

按所属之会计：内地会成人五十八名、儿童二十一名，共七十九名；基督教宣道会成人二十一名、儿童十五名，共三十六名；美部会成人十三名、儿童五名，共十八名；英国浸礼会成人十三名、儿童三名，共十六名；瑞典行道会成人十一名、儿童二名，共十三名；美国北长老会成人五名、儿童三名，共八名；斯堪的纳维亚同盟蒙古差会成人五名，共五名；瑞典蒙古差会成人三名、儿童一名，共四名；福音传道会成人三名，共三名；大英圣书公会成人二名，共二名；无所属的霍德尔君一名。合计成人一百三十五名、儿童五十三名，共一百八十八名。

按省份计：山西及蒙古边外成人一百一十三名、儿童四十六名，共一百五十九名；直隶成人十三名、儿童四名，共十七名；浙江成人八名、儿童三名，共十一名；山东成人一名，共一名。合计成人一百三十五名、儿童五十三名，共一百八十八名。

按国籍计：英国人共一百名，瑞典人共五十六名，美国人成人二十四名、儿童八名，共三十二名。合计一百八十八名。

又，一九〇一年伦敦会的斯通豪斯牧师一名。

一九〇〇年被杀的天主教主教、神父与修女名单如下：满洲男十名、女二名；直隶男五名、女七名；蒙古男七名；山西男四名。另有两省的名目在此本上已不可辨，分别为男二名与男七名。

附注：此表恐未必完全。

三十四中国教会的浩劫

拳乱之初，中国新教徒的人数——这里指实在入了教会的人——据估计略多于十万。此外还应加上三四倍于此的人，他们统称为「慕道者」，指那些虽未受洗、却或是出自家中主事之人信教的人家、或是自己对这新的信仰抱有好感的人。教徒正是从这一类人里源源不断地补充的。天主教徒的人数通常按家计算，要多好几倍，因为那个信仰入中国已有好几百年。这两种教徒都散布在这个帝国很大一部分地面上，而新教徒在满洲的人数远比别处多。

这些教众中间虽然有几个富裕的、或者不如说小有家资的人，绝大多数却出自农人与做工的一类。在中国，正如在这信仰发源之地一样，一向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想一想这个信仰所点燃的盼望、以及一般中国人生活的枯索，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若以为中国教会里有多少人是出于卑劣的动机、为着能捞点什么而入教，那是一个大错。至少就新教的教会而言，我们在这一点上可以凭充分的了解说话。中国人是极会识人的；在那样一个稠密的社会里，关于每一个申请入教者的大略情形，断不可能不为人所详知而确知。看走眼的事自然不免有许多；然而传教士与中国人都从长久的经验中学到：要使一个教会不至于因自身的重量而散掉，代价是永远的警醒；因此这标准是不断趋于提高的。

须记得：任何人与中国基督教会这样一个团体联在一起，随时随地都有严重的风险；而在那必然而来的排斥面前，所能得的好处是太靠不住了，绝不诱人。那些出于卑劣动机加入教会的人，去年一见这份关系的危险显出来，便赶紧脱身了。

还须记住一件事实：在中国那样的社会里，每一个教徒必定有许多仇人。古书上有句话说：入国而问俗。在中国，第一条、也是最大的一条诫命，便是别人不做的事你也不要做；惟有如此，中国全部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才算成全。然而中国的基督徒凭他这个身分便是一个「不从众」的人。他反对祭祖，而祭祖正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宗教。他不肯出钱修庙，不肯出钱办道士与和尚的法事，不肯出钱演那些为某位神祇而唱的村戏。

每逢婚事丧事，他便与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宗族有隔阂；而婚丧两事在中国人枯索的一生里，占了尘世之乐的一大部分。在与无数人不停而错综的往来中，他会与各色各样的人在各色各样的事上有分歧；无论过错在不在他，他总要招来许多人的恶感。而中国人记仇记恨是极长久的，而且往往世代相传，人人耐心等着轮到自己去报那份中国人视为至甘、又被经书极力教诲的仇。

中国历次对教民的迫害，内里都有这些免不了的成分；然而这一次与此前一切都不同。从前那些是地方性的、零星的，常由士人暗中煽起，也不时由官府煽起。这一次却是直接从御座上发出来的。人从来没有得过这样一个把旧账连本带利算清的机会。

中国社会的浑然一体，使它每一部分都比世上大概任何别的社会更鲜明、更确切地代表着整体。一想到中国人对一切权威的形式都怀着极深的敬畏，人便可以略略体会到：官府的、尤其是朝廷的迫害在中国是什么样子——其内在的势头远过于古罗马的迫害。中国人的心思不容易生出真正抗拒朝廷所派官长的念头。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自觉地带几分宿命论；当他所知的最高权力命他做或不做某些事时，他自然把它当作「天意」，便在风暴下低头。在这场普遍的迫害中，并非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行事，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解释的现象，而它显出：有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全然新的力量，已经据住了这个民族中许多人的心。

官员们——有的是出于对基督教极深的敌意，有的是想保住治下百姓的性命——下令教民出教，有时还发给一种票子贴在门上，证明他们已不再是「洋教」中人，因而有资格受保护。这个法子是照一道上谕办的；许多教民落进这个为他们布下的巧妙圈套，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像在山东那样，还附上一句诱人的话：「暂且出教。」在满洲，有些知县想出了一个妙法：只要教民从画在地上的一个十字上迈过去就行；许多人赶紧照办了，庆幸没有受更难的试验，全然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意味着什么。

山东有一件很显眼的事：两位中国牧师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把代全群羊出教的责任与罪担在自己身上，为的是保住他们的性命。他们丝毫没有背弃信仰的意思，只是以为别无他法；与其让整个教会犯这个罪，不如由两个人来担。

出教的花样无数，有真出的，也有只是徒具形式的；这使得在这类事流行之地重建教会成了一个微妙而严重的难题。不过应当明白地认清：除了一小部分之外，那都被看作只是一种形式；这固然是一个错处，而在许多情形下要归因于他们的领袖教导不足。到处都有关于绝不肯在任何情形下背弃信仰的无数事例的报告，尤其在天主教那些庞大的教众之中；然而若不明明白白地承认这绝不是通例，这件事便讲得不完全。

有些地方，拳民的恐吓已经听了许多许多个难熬的月份，或许一年有余。那些可怜的教民群落，过的是孤羊的日子，而豺狼大举而来的那一天始终悬在头上。到末了，许多人在那久悬之祸终于成真时吓得魂不附体，只要看去是要求他们做的便都做了，好使年迈的父母不至于被撵出去、无家可归、无食可吃——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有些地方的教民被抢了一遍又一遍；另一些地方则只有杀掠与骤死，整场风暴一个下午便过去了，几乎不剩一个可恨的信仰的活口。「灭教民，务绝根株」，常是他们的口号；拳民力求把它照字面做到：不但杀尽所有的人，连教民家里每一只猫、每一条狗、每一只鸡也杀尽，砍倒每一株树，刨掉花草，把毁了的房子的院子与园子夷为荒地。在一家逃难教民所住的屋里，有人指着一只可怜的小猫对一位来访的女士说：「整个村子的人为找这只猫找了一夜。他们说非找着弄死不可，不然要给全镇招祸。它被人抱起来送到远处的亲戚家，才逃了一命。」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句预言，从来没有应验得这样确切。他们自己就是探子与告密者，他们知道得那样确切，什么也瞒不过。一切人间的情爱、一切人伦的同情，似乎都从根上枯了。女儿把自己的母亲从门口撵走，说：「你别进来，不然我们也要受连累——找你那些洋朋友去，让他们管你。」就连代存书籍、衣裳或任何一件家具也被绝对禁止，违者便要被拆屋或烧屋。最近的邻居往往就是把拳民请来的人，领着他们穿过村子，把每一家教民的门指给他们看。随后东西被拖到街上，贱价卖掉，买去的也正是这些人，几乎等于白拿；等到主人溜回自己荒废的院子时，这些人又辱骂奚落他们，说这里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他们的东西已经归了新主人，他们的地也归了村里的庙！

迫害者的残忍以最狰狞的方式发泄出来。凡加在外国人身上的野蛮之事，他们的信徒也一样领教了。男子、妇女与孩子被剁成碎块，尸块抛进流水里冲散，使他们再无从作祟。极多的人被活活烧死；孩子刚从火里冲出来，又被扔回火中。然而笔者所知的一件事里，有一个少年两次被绑住扔进大运河，两次都挣脱了，人便放他逃走，因为这必定是「天意」。格外招人喜爱的教民孩子，有时被拳民或别人收养，这样保住了宝贵的性命。许多教民家的女儿被卖去过一种可憎的奴隶生涯，给那些杀了她们全家的拳民当「妻子」。

在有些地方，可以说残害教民的肢体是常例而非例外，随后往往是一场缓慢而可怕的死。另有些情形是把受害者的关节卸脱，就这样把他们残废地丢在那里。

笔者认识一位天主教的塾师，他被拳民迫害；中人末了议定：交罚银约三十元墨西哥银元便可留他一命。然而他父亲舍不得白花这么多钱，竟与另一个儿子及一个侄儿在半夜里把这个儿子与他妻子捆起来，用刀杀了，他们的小女儿被摔在地上踩死。两个小男孩倒逃了出去。村里的人对基督教全无好感，却被这份灭绝人性激怒了，以致一概不肯帮着办丧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地方，那份最刻毒的敌意甚至及于那些曾在差会诊所看过病的人，或是与外国人只有过一时偶然往来的人。在被杀者人数众多、有时竟达全体教徒之半的地方，另外还有一批人是这样代人受过的。另一方面，也有些人虽不是教会中人、甚至不是备选的教友，却不肯背弃它的教训，这就结成了一个教外的殉道之群，其人数将永远无从知晓。

早就有人提请人注意一件要紧的事：在许多地方，中国教会正要经受前所未有的试炼时，他们为这将临的争战特别得了力量。在北京、通州与天津，近来开过几次恳切的聚会，许多教会的领头人都因此亲近了上帝；山西与直隶许多经库珀君到过的差会站，也有同样的经历。事后有不少教民作证说：他们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为那已近在眼前的可怕试炼被坚固了。

凡与中国人有过深交的人，都深知中国人天性的胆怯与抱团。前面提过：无论在天津还是北京，每一处外国人家里的仆役，一见危险将至，多半便成群地不见了。要紧的是要认清：教民的情形正好相反——不单是在他们的安危与外国人系在一起的地方如此，就是在他们若不忠心本可以轻易脱身的地方也如此。

这方面最动人的例子，见于中国教民最危险的山西省：那里的巡抚正式授权拳民杀尽一切教民，凡被查出给外国人写信的人一概被杀无赦。在那个省殉难的人所写的外文信件，有几封一直写到死前几个钟头，又由他们的教民冒极大的险藏起来；这些信为教民那份美好的忠诚、也为他们那可怕的磨难提供了最充分的凭据。每一处差会总部，头一件要找的便是差会的名册，好把「洋教」所有信徒的名字都弄清楚。名册一被搜出，那群羊便遭殃了。

一再有这样的事：为自身安全而被打发走的仆人，在闹事的前夜又回来了，只简简单单地说：「我听说今晚有人要来打你们，我想我该在这里帮忙。」他们中许多人自愿去当信使，冒着极大的性命之险，而且不是一两回，是一直如此；据知有许多人就这样被杀了。传教士被抢得一无所有时，穷苦的教民有时把自己那一点点积下的银钱拿出来给他们，说为那些他们受惠极多的人做点事是理所应当。有这样一位说：「只要我还有一点东西，自然要与你们分着用。」许多教民愿意为外国牧师与女士们找藏身之处，自己冒着极大的险；另一些人则担当了更难的差事：在他们穿过敌境的漫长而危险的逃亡中，替他们一路料理。

有几位有名望的传道人被传教士托付了大笔款子，转交给看去最急需的人。其中一位就这样成了约二百英镑的经手人；他自己冒着不小的险，极有分寸地把它散了出去，切实帮了许多一无所有、又毫无资财的传教士。这一类的事，对估量那些归信基督教之人的真实品格极有分量——他们既是这信仰的使徒，也是它的凭证。

值得一提的是：内地外国人的遭际传到沿海时，有些人当时大为怀疑，后来却证明连细节也分毫不差；而与此同时，那些在这种情形下帮过外国人的人，看去毫无以英雄自居之意。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被屠之事为人所知许多个月之后，有一封信被发掘出来，其中说到：拳民拿住了一位领头的教民，把他带到传教士藏身之处，好让他目睹他们的死。这位教民明知报应即刻就到，仍旧高声向他的「牧师」示警，随即自己便被一矛或一刀作为报答。

河南一个村子里，一位传道人与他全家都被从车上拖下来；他们的行李被认为不够抢的，男女便一律被剥光衣服，赤身留在街上。

教民承受这些可怕苦难的样子，使加害他们的人始终惊异不解。他们不明白：汾州府那位高大结实的刘先生何以有那样镇定的勇气——他安安静静地坐在屋里摇着扇子，等着拳民来，拳民一到便把他杀了；也不明白北京那位执事何以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欢欢喜喜地迎上去，含笑面对死亡。拳民出于迷信，把这样的人剖开取出心来，想察看一下这份超乎常人的勇气究竟从何而来——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教民能在井里下毒、能把纸人变成真的外国兵」这个说法几乎人人都信，中国人对他们那份失去理智的暴怒有很大一部分由此而来。还有一个流传极广的念头：他们三天之内便要从死里复活，除非采取有力的手段加以阻止。正因为这个缘故，才有那么多人被剁碎、被烧掉；个别情形下还把骨灰放在石碾底下碾过，再扬到风里。这同一种迷信也解释了一件全然不合中国习性的事：不许教民的尸首得着任何形式的埋葬。北京有一个教民，好几次走过自己母亲被打倒后横陈街头的尸首，却不敢去碰。

人常常要问：在中国的传教士究竟在做什么？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结果？他们曾被人指为「无所事事而又惹是生非」；然而如今拳乱一发，人又对我们说：「他们把天下都搅翻了。」这话是再照字面不过的真话。如今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在中华帝国广泛传布开来的那种全然新的力量是什么性质。它与《使徒行传》里简略记述的那些日子在罗马帝国所显出的生命是同一个；而它是唯一足以对付中国那些庞大病患的力量。这个论断，凡能有分辨地读一读中国教会受难之事的人，自然不言而喻；而在别的人看来，它仍旧是一句空话。

后附的几则中国教民经历的意味，不但在这些事本身，也在于：这些不过是最先到手的一些例子，而要再找一千件这样的事是办得到的，凑起来将成为一套比《大英百科全书》还厚的书。这些记述除了对几个专门名目略加解释之外，无须别的评说；它们自身就带着忠于事实的凭据。

前面已经提请人注意一件事：拳民之势的蔓延，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被置于一种近乎催眠或迷术之下的少年。真正被摄住的人，比起假装的来，所占的比例也许很小；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迷信的国度里，单单一件真事的影响也会极大——在这里，尽管许多有势力的中国人不承认，读书识字并不能拦住最荒诞的轻信。

在许多地方，这股风潮的祸害显于众目，往往使整个拳民的鼓吹一并失了信用。有一件事：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杀性大发，竟攻击自己的父母；这件事使村里人骇然，因而把拳坛解散了。有时容易受感的孩子会被那股要练拳的冲动摄得极紧，以致不论时候、不论地点便打起拳来。这些事使许多好思量的中国人惧怕自己所招来的那种不知名的力量。把拳民兴起时的种种现象仔细想一想，有理由相信许多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世上若果真有所谓「鬼附」这样的事，这便是一个例子。

「拳坛」这个常见的说法须加解释：它并不是指一处礼拜之所，不是指一堆石头，甚至也不是指一张桌子，而是指那个组织本身，指整个的一伙人，连同作首领的「大师兄」，也指他们练拳的总坛与那些神像的龛——在龛前焚香烧纸来试验人。纸若火焰高扬，被控的人便是清白的；火苗若微弱歪斜，他便有罪，须立刻斩首。这一类仪式里作弊的机会是显而易见的。

在拳会兴起与蔓延的许多奇特现象之中，再没有比伴随而起的「红灯照」这个组织更离奇、更违背中国习俗与多少世代的礼教观念的了。这个会由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少女组成——那正是中国女儿家被最小心地深藏闺中的年纪；在那个年纪抛头露面上街，是有违礼法的，而被众目所视，无论贫富都是不体面的。

这些女孩子成群结队地被带到庙里，交给那些下流卑污的拳首管教；练过一些时候之后，便随着拳民的队伍公开游行。她们的装束通体是红的：头上缠红布，脚上穿红鞋，手里擎红旗。她们所受的训练与拳民少年的一样：由首领——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念咒，随后进入昏迷之境，再随后便是要提刀、提矛、提枪去厮杀的狂热。

据说这些女孩子特别的本领是能乘云而行，把外国人、或是外国人的朋友——教民或别人——的房子指出来。她们能从云端放火，那火只烧被指定的人，别人一概不伤。她们还能从云端使敌人的铁甲兵船像火绒一样烧起来。

在闹事与交战最烈的那几个星期里，近晚时分常有成百上千无知而轻信的人聚在村外，望着太阳西沉。盯着日轮看在眼底所留下的印象，使人的眼睛转到哪里都看见一个圆圆的红点；这被宣称是「红灯」的神光，于是「有两盏！」「我看见三盏！」「北边有好多！」的惊呼声此起彼伏。等到晚霞映出落日的余晖，这寻常的景象便带上了神异的色彩，人们便交头接耳地说：「红灯照的法力真大！有它，我们一定能打赢洋人！」

这些中国人受迫害的记述，不妨以一段意味深长的见证作结——那是关于中国基督徒的品质的，出自当今最有造诣的女旅行家毕晓普夫人在纽卡斯尔教会大会上宣读的一篇文章。她开始她那漫长的游历时对传教之事几乎毫无兴趣，末了却真心倾慕传教的事业——因为她享有无与伦比的便利，得以亲身弄清：要提高东方男女的努力究竟成就了什么。

「到处都形成了一些小的、往往是极小的群体；他们因为抛弃了祭祖与偶像崇拜的社会习俗而被社会排斥，也因此彼此像弟兄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那份韧劲与中国那些有力的、被称作『行会』的组织在世俗上的表现相仿。这些归信的人过着清白诚实的生活，他们受教，如饥似渴地求《圣经》的知识，为基督的事业慷慨而克己；他们又那样急切地要保住弟兄之谊的纯洁，以致像当年玷污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弊病，在中国这些初生的教会里是断然立不住脚的。最要紧的是：每一个真正归信的人都成了一个传道者；而将来的盼望，正在这份传布的心志里。在亚洲各民族之间游历了八年半之后，我毫不迟疑地说：圣灵用以造就中国信徒、并且常常造就中国殉道者的那份原料，是亚洲最好的材料。」

三十五几个人的经历

高信

高信是书院与神学馆的毕业生，一直掌管通州的预备学堂。差会开年会时学堂放了假，会后他回到十五里外的家中。过了几天他又回来打听情形。他在城里的院子里只见着一个人，就是林先生；林先生告诉他传教士已往北京去了，教友也都散了，劝他把家眷接上，跟着往北京去。

他们正说着，永乐店来了一个人，说传道人李德魁带着妻子与三个孩子逃走时被杀了。他三个大些的孩子在通州与北京的学堂里念书。李太太正是高信的亲姐妹。她为自己的婴孩求情，说这孩子生得多好。拳民看了看，说：「不错！好得出奇！说不定日后要做皇帝，更得先杀。」于是把几个孩子都结果了，用刀砍、又用火烧。同时还杀了几个随这位传道人一同逃走的教友。

高先生正要动身回家，遇见平谷县来的一个信使——李文荣执事驻在那里，离通州四十英里。这人是来告诉执事的母亲说她儿子害热病，而他多病的妻子照料不了，特来求援的。高先生把这人指到执事母亲家去，自己便回富河老家了。

天擦黑时，平谷来的那个信使又出现了，说没有人肯去救执事。高先生已把永乐店与别处教民的遭遇告诉了家人，正与他们商议逃走的办法。他母亲是个能干而有魄力的妇人，说：「我们都是本村人，街坊们不会存心害我们女人家。你跟你侄儿到平谷去，那里没有拳民，你们自己也安全，还能帮那位害病的执事一家。我们分散到村里的亲戚家去，我留下看房子。」

高先生求他们都到北京去，母亲却以为自己这个法子更稳妥。他忍不住落了泪，母亲说：「别哭，我的儿！为着基督，这点我们还担不起么？耶稣若救我们，我们还要团聚。我们若被拿去，就是为他而死。我们还不能信靠他么？快去罢！」

她给他们预备了一顿饭。夜里十一点，高先生与他侄儿——就是被杀的传道人李德魁的长子——动了身；一个街坊同他们一路，好回来给他母亲带信。

第二天正午他们到了平谷，见执事的妻子正为眼前的情形发愁：丈夫病着，而车与牲口都雇不着，无从回通州。她一直在祷告，求上帝为他们开一条路。高先生劝他们留下，因为那里还安静；万一危险了，山就在近旁，可以躲一躲。

第二天是礼拜日，那一小群教民聚在一处做礼拜。有一个人住在不远的山里一处小村，答应让李太太与孩子们到他家去，虽然他家只有小米、盐与水可给她吃。他们清早偷偷出了城，李太太走了一段路去接人家派来的驴。看着她在新的藏身处安顿好，高先生便与那位病着的丈夫回了平谷，又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情形一天坏似一天。城里传起了教民在井里下毒、往门上抹血的恶毒谣言。有人扬言要把他们绑起来，等拳民一到城里便交出去。一个友善的衙役把这些事告诉了他们，劝他们走，还给了两处朋友的名字，一处在四十里外，一处在八十里外。高先生与他侄儿决定动身。李执事起初留了下来，不久便去与妻子会合，开始了他自己漫长的流离。从那时起他们便分开了。

上面说的头一个人只给他们吃了一顿饭便打发他们走。走了不远，他们便进了山峡，没有正经的路。他们晕头转向，不知往哪里去，又无人可问，便停下来祷告上帝指引。两只乌鸦从头顶飞过，他们便求：但愿它们朝着该走的方向飞。乌鸦朝东北飞去。这就把他们又带回了那位不情愿的主人家；他们求他送一送，他害怕，不肯。恰好来了一位客人，正住在那条路上，便愿意给他们带路。

天阴着，像要下雨，他们便求这位带路的人留他们在他家过一夜。他答应了；他们刚进屋，大雨便倾盆而下。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天，拼命做工抵饭钱。他们说过自己是教民；因此不久那里设起拳坛时，那人的妻子害了怕，要他们走，还给了些钱帮他们上路。

那侄儿想家，求着要回家去。他们往回走，走了没几里便遇见杨二——他是通州差会一位先生的轿夫。他到平谷送过两趟信，如今自己也在逃命。他讲了自己怎样被拳民追赶、怎样看见他们在路上砍倒别人；又说无论通州还是天津，于教民都不安全了。

高先生与他侄儿带上杨二，又折回东北，出了关口。关于教民的荒诞谣言到处都是，人人都信。谣言说：教民往门上抹血，家里便有人要发疯，把全家杀了；他们在井里下毒，喝了水的人便要丧命；外国人卖绵羊皮与山羊皮，日后要把它们统统变成活羊、活狗与活人。羊会追人、会毁庄稼，狗会咬人、把人咬疯，而人是最可怕的，因为降不住。这些羊、狗、人若被打了，便又变回绵羊皮与山羊皮。外国人大做黑猪鬃的买卖，据说是要在上头念咒，把它们变成恶虫，飞来飞去像蚊子一样叮人，被叮着便没命。拳民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免这一切祸害。

任何人都不许住店，因为据说外国人雇了乞丐、算命的、云游的僧道与货郎去撒血、撒药。凡可疑的生人都被搜身。身上若搜出瓶子，便断定是药，那人当场被剁成碎块。

非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大方方地走近人群或客店不可；因为稍有躲闪，立刻就招疑。他们得为自己的行路编一个说得过去的缘由，于是说是往北去找一个欠他叔父钱的人讨账。他们好几次在田里找到几天的活做，因此也可以说是因为平原上旱了，出来找活干。那时罂粟正该割头一刀，每年都有许多人来做这个活。

有一程路上，他们与一位同行的旅人结伴，那人待他们极好：把他们带到自己村里，替他们在本村一个富户家找了活；高先生病了几天，他还照料他；又认他与杨二做「换帖弟兄」，认那侄儿做「干儿子」。他的好意，是那漫长而悲苦的一夏里唯一的亮色。

在这人的村里时，消息传来：北京除英国使馆与北堂之外，一切外国的东西都被毁了。高先生心情沉重，以为教中弟兄都完了。末了，联军在北京得胜的消息传到了山里，他们便动身回平原。

离旧家不远处，高信遇见一个熟人，那人一见他便叫道：「你怎么在这儿！」「我要回家看看，看看我一家人！」「唉！你没有家可看了，你一家人都死了，被拳民杀了。」随后那些惨事的细节讲了出来：他母亲被剁成碎块；除一个又聋又小的女孩外，他的孩子连同他妻子都被杀了；村里所有的教民、连同他们几乎所有的亲族，合计三十多人，都被用最残忍的法子杀了。那位八十四岁开外的老祖母是个接生婆，村里四十岁以下的人差不多都是她接到世上来的——因此许多人为她求情，她得免了。「一个老婆子、一个小丫头，能替死了的人报什么仇！」那些人轻蔑地说。他们到处搜过高信，却说他是个法力极大的法师，能钻进地里逃走。他们怕他会带着地震回来毁他们。

高先生那天已走了三十英里，还有六英里要走。他踉踉跄跄地走着，几乎边走边睡。末了他钻进一座席棚底下——里面有死尸——想睡一会儿，却每隔一阵便被枪声与狗叫惊醒。天亮时，几个正在抓夫的俄国兵找着了他们，把他们赶到船上去卸货。那一队苦力五花八门：有苦力、有商人、有教书的、有富人、有穷人，什么人都有。担子极重，若拿得不合式便挨打。高信因为把一只箱子放得太急，挨了鞭子。吃过晚饭，他没有铺盖，睡在湿地上。

第二天他被套上绳子，与几个人一同在城外、靠近书院废墟的石路上拖大炮。有一个人跌倒了，车轮从他腿上碾过去，把腿轧断了。另一个人觉得这样的日子苦得没法过，过桥时跳进城壕淹死了。那天夜里他们吃得很好，还给了干衣裳。过了一阵，待遇好起来，一天给三顿饭，另外还给一角钱。

他一共待了一个月，只当教民都死了、自己是唯一活下来的人，又以为传教士们必定都被送回国去了，所以也没想法子脱身。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一位通州的教友，才得着许多人得救的好消息。他在通州的事被报到北京的差会，不久他便被转交给美国人，送到了京城。

李执事

在中国的衙门里遇见一个基督徒，令人想起「该撒家里的圣徒」。然而李云生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归了主，又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尽职十二年，过着始终如一的基督徒生活。人都知道他是个忠于职守的人，不受贿，也不分「衙门里的油水」。通州的官员敬重他，衙门里的同事也敬重他。这样一个人，正是拳民的恶意所盯的显眼靶子。他曾亲见差会的房子被烧，并大胆地斥责这件事。他说：「你们的报应要来的，这些房子还要重盖起来。」屠杀开始时，衙门里的主官把李先生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找了一间僻静的小屋把他藏起来。拳民到衙门来索要藏着的教民，他们不肯交人。

末了，拳民全然不把大人先生放在眼里，闯进衙门搜了起来。李先生奉那位官员之命被带进内眷的院子。然而拳民连那院子也闯进去了，不久便找着了他们要的人。他被拖出来，带到附近一处拳坛，在那里被处死。他妻子是个极胆小的妇人，听说丈夫死了，便牵着小女儿走到不远处一个水坑边，母女二人一同跳了下去。

李执事被人埋了；然而拳民中间传开一句话：这样热心的教民不久便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他的尸首被掘出来烧成了灰。

无名的殉道者

在这一带为信仰而死的人之中，有许多名字无人知晓；然而他们面对死亡时的坚定，使那些不信的人大为惊异，以致他们的事如今正被那些在他们受刑时默默旁观、也就是「喜悦」这事的人讲述出来。

在平谷县，有两个人被带到拳民的「大师兄」面前，由他裁定哪一个是从洋教的。他念完咒，转过身来指着其中一个说：「这是他们一伙的！」那人被带走杀了，另一个被放了。他转身走开一段路，随后又回到拳民那里。「你回来做什么？你可以走了。」他们说。他答道：「把我也杀了罢！我也是他们一伙的！」他们便把他带到他朋友死的地方，在那里杀了他。

通州北门，有两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正要逃到乡下去，被拳民拿住盘问。这两个无名的少年证道者坦然说：「我们是耶稣教的。」要绑他们时，他们说：「不用绑我们。我们不会想跑。我们朝你们拳坛走一步，就离天堂近一步。」不久他们便去与上面那得胜的众人会合了。

恒执事（自述）

「从年会回到北京，我们发现城里的危险与骚动大为加剧。开了一次会，不久传教士与贝满女塾的女生便被移到美以美会去，教会里许多男子留下来守着本馆。六月十三日傍晚，有人奔到礼拜堂来，说：『拳民进城了，正在放火烧各差会！』我走到街上，看得见我们南边美以美会街堂与伦敦会的烟。街上满是激动的人，说：『下一个就轮到这里！这些人就是下一批要死的！』略一商议，我们断定守不住这些房子，只能逃命。

「见着我、认得我的人很多；然而我往城北——我在那里最不为人知——走去；因为天黑了，我便躲进西北门附近的一座庙里。从那里我看见两处长老会的差会被烧，再往南是我们自己差会的烟与火。

「我歇了半夜，凌晨三点起来，到还在烧着的长老会差会去，看见了夜里被杀之人的尸首，有的在烧着的房子里，有的在院子外面。我到安定门去，城门关着，要到正午才开。四处转了一阵，我又回到东北门。我遇见我们差会与别的差会好几位教民，然而谁也不露出相认的样子。后来我们一同出了城门，各自奔自己的避难之处。

「我到八里外一个村子去，给住在那里的一家教民报信。他们给了我饭吃，我歇了一阵，随后从已经开了的安定门回城。路边躺着许多教民的尸首，其中有一个我认得，是个卖书的，背着书被杀的。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随后我一个个去找我的亲戚，却没有一个肯留我。我到我当差的衙门去，却被告知那里没有我的地方。

「一两天里我四处漂着，尽力找点吃的与睡处。末了我去找我叔父，他说愿意设法把我平安送出城，却不能留我，因为那必定要给他们全家招祸。

「他们劝我剃了头、穿上和尚的衣裳，我却不愿穿那一身。末了他们给我弄来一套算命先生的行头，一部玄妙的《易经》，还给我写了够二十卦用的签语。随后我叔父穿上他行礼用的满洲袍服，也给了我一套，我们便一个扮官、一个扮跟班，骑马出了城。没有一个人盘问我。他与我同行了几英里，给了我路费，我们便分手了。

「我到北边有教民的村子去，见他们已经散了；又到另一处，见拳民到处都是。我仍旧往北走，几天后到了山间一道谷地，我们家族有一大支住在那里。

「在客店里等了两天，没见着一个我认得的人，我便决定折回城里，去打听我们教会的下落。路上我赶了几个集，摆开桌子算了几卦，一直留意有没有熟面孔。末了我遇见三位教民，他们告诉我外国人与教民被围在使馆与北堂。他们说我们还不能进城——那样猛的攻击，谁也说不准还有没有活口。

「于是我又往北走，这一回与这三个人同行。我们两个两个地走，住不同的客店。其中一个不久去给一家农户帮工，另两个也找着了别的活；我身子不够壮，做不了什么，便去赶集算命，一路往北回到亲戚那里去。有时我动过念头，想在河里、或是从崖上了结自己；然而我按住了这个罪念，觉得上帝或是要看顾我，或是要把我接去。

「末了我又到了亲戚家。那村子里约有十六户，都是我们这一族的。我去见族长，他是唯一一位长辈——一位叔父。同辈的有四位，我可以称「哥哥」。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教民，只说北京如何一片大乱，街上打仗，强盗与拳民到处都是。我是逃命来的，只得求他们收留，等地方太平了再说。他们商议了一番，同意分摊着养我。我在那里一直住到过了年。他们是穷人，却把自己所有的给我吃，还凑了钱让我买一件羊皮袄与别的冬衣。我因病在屋里躺了一个多月。

「天暖起来，我再等不住了，便折回平原，看看我们教会还有没有活着的人。路上与客店里满是溃散的兵。我好几次给他们算命，又把真道讲给他们听。我告诉他们：跟外国人打是打不赢的，他们是被拳民骗了，不如别当兵，回家去！他们并不恼，反倒替我付了饭钱店钱，待我很好。我一路走到城门口，那里是日本人管着。我没法叫他们明白我的话，却摸回了我们的老街。

「在那里我看见门上有一张外国字的告示，便走进去，发现自己站在那些我以为早已死了的人面前。是主把我带回来的。我远不完全。主教我的功课还没有教完，所以他让我活下去，好在我身上成就他的工。」

李本源的妻子（多加）

李本源是美部会年轻一辈的传道人之一，他妻子多加是一位相称的贤内助。她在贝满女塾受过教育，人长得端正，又有可爱的基督徒品格。

北京各差会被烧的那一夜，李氏夫妇正在城里远处探望李本源的哥哥。他哥哥是长老会的传道人。乱民逼近那里时，他们一同逃出来；走了一段路，两家人便分开走，好少招人注意。李先生找着一处房子拐角的僻静地方，把妻子与孩子留在那里，自己到大街上去张望。她看得见他站在几丈外的街角上，这时来了一群拳民。他知道跑是不行的，便跟着走，装作是那群人里的一个，直到能不被察觉地拐开，才摸回妻子那里。她见他像是被人群裹走了；过了许久他还不回来，她便当他没命了。

她末了从藏身处出来，慢慢地穿过城回到美部会差会去，到时那里正烧着。她东一处西一处地转着，末了在一户陌生人家的大门前坐下歇着，一直坐到天亮。天刚亮不久，一伙拳民走过来，见了这孤零零的妇人与孩子，凭猎犬般的本能便认定是逃难的教民。他们刚在多加面前站住，那家的男主人出来了——他与她素不相识——一眼看清情形，便对拳民说：「你们弄错了。这是我的街坊！」他们信了他的话，那群人便走了，把她留在那里。

她把自己的事讲给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听，他便陪她到东城门附近一个村子去，她有亲戚住在那里。他们见那房子毁了、人也逃了。这位想救她的人便说：他家正等着一位姓李的亲戚来访，她只消冒充那位亲戚，先到他家去住着，再想别的法子。他家的妇人们起初待她很殷勤，过了一会儿却起了疑，她便把自己的事告诉了她们。她们不肯留她。那人求她们至少把那小的留下，她们连这也不肯。多加出门时，他对妻子说：「我这一辈子想做的一件好事，你竟不让我做！」

她又回到差会附近，一个个老街坊去求，谁也不肯收留。她去求一处巡捕房、又去求一个认得她丈夫的人，那人却粗暴地把她撵走。傍晚时她在一处木厂旁的木头上坐下，不多时便被喝令「走开」；她说无处可去，那人便指着一条死胡同说：「你可以在那儿等着。」除了死，那里没有什么可等的。

恰在这时，差会的一个车夫走过来，看见了她，叫出了她的名字。她走到他车边上了车；他赶紧放下车帘，赶着车在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几个钟头，想找一处避难的地方。半夜里他把车赶进一处车马店的院子，得了许可把车与骡子在那里存一夜。多加就在车里过了这一夜。那才两岁的孩子生得伶俐可爱，像是知道非安静不可，一夜竟没有哭过一声。

第二天天刚亮，他们赶车走了，到了一个村子——那里据知有几位教民避难——她便留在那里，直到有人给她丈夫送了信，他来把她接到美以美会去。他们从星期三夜里到星期六早上分开了这些时候，他把满城都找遍了。

蔡家

这一家是华北最老的新教教徒人家之一，如今的当家人蔡福元已是第二代信徒。他做传道人将近二十年，他家一直是蔚州一带教会的中心。

到六月下旬，全城与全境都被拳民烧得沸腾起来。蔡先生带着一家在城里。他年迈的母亲与所有中国人一样最怕绝后，眼看大祸将至，便对儿子与孙子说：趁还来得及，你们非走不可。父子二人力争无效，末了顺从了，七月中旬前后离了城。他们先到西合营去，那里另有教民；然而发现那地方比蔚州还坏，因为那座大天主堂把四乡的拳民都引来攻打。他随后往白乐去，那里有他的朋友；不久又离开他们，躲进一处瓜田的看瓜棚里，棚里还藏着一位天主教的老太太。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听说自己家被毁、除随他同行的儿子外全家被杀。

蔚州的事到七月末达到顶点：一大股拳民路过那里，要去攻打西合营的天主堂。就在那时，一群乱民围住了差会的地方，把妇女们带到附近一座庙里锁了起来。随后礼拜堂与住宅被抢被烧；抢完了人群散去，把妇女们留在庙里，连一个看守的也没有。傍晚时她们得以脱身，回到自家的废墟。她们见有两间没被毁的小厢房，便进去给自己做点吃的。

不多时，城里几个无赖来废墟里捡拾还剩下的东西，撞见了这些妇人。他们一声喊，又把拳民聚了来。有人主张把她们统统杀掉；那群人里几个更下流的则提议：年轻的女子不妨卖到窑子里去，能得一大笔钱。听到这话，那位双目失明的老祖母提高了声音说：「我们不是那种人！你们要杀就杀！我们死得起！」

拳民正要去打仗，不愿用妇人的血污了刀，便把她们带到院里的井边，一个一个扔下去，每扔下一个便用石头与土填上。据推想，就这样死了六个，不过也有传闻说有两个被带走送给了一位武官。

孟继先牧师

孟继先牧师是美部会差会中年轻一辈传道人里最年长的一位，自幼在差会的学堂里受训练。他在保定府做受按立的牧师已十一年。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精力充沛的人，天生的领袖，人人敬爱信赖。

他与他的弟弟孟继曾牧师一同到通州出席差会的年会，两人在会上都很活跃。会议进行之中，消息传来说铁路已毁，与保定府的交通断了。孟先生决定立刻回去，在这危难与为难的时刻站在毕得经君身边。他走的旱路，大半是步行。保定府那三位忠心的传教士——毕得经君、莫里尔小姐与古尔德小姐——已经断了一切脱身的指望，仍旧安安静静地为教会做着他们的工。

六月里，孟先生与别的传道人、以及回来的书院学生每天开着街堂。他们看出风暴正在聚集，便劝教友出城，帮他们挑选避难之处；然而这几位传道人与读经的人却毅然决定守住自己的岗位。

他们说：「我们的传教士留下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与他们站在一起，同生同死。」他们若逃，本是逃得掉的。凡走了的人都脱了险。他们选择留下，虽然他们比外国朋友看得更清楚：结局是免不了的。

有一个人是孟先生一生的朋友，对他说：「我们一同活过，如今要一同死。」牧师说：「不！我的位分是在这里，与我们的传教士在一起。我要留下，可是你得把我的长子带走。你若脱了险、他也得保全，他便代表我，接着做我的工。」于是那位朋友带着这个十五岁的好孩子走了。经过一夏天多次的凶险，联军到后他把他平安地带到了天津。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孟牧师正在街堂里收拾书籍家具，预备从那所租来的房子里搬出去，因为房东已经下了退租的通知。

忽然一队拳民闯进礼拜堂，把他拿住绑了，带到城东南角一座庙里他们的拳坛上。中国教会的顶梁柱头一个倒下了。他在拳坛前被斩首，头像罪犯一样被示众，尸首则像穷人一样被埋在城墙附近。

整整九个月后的同一天，保定府为殉难的传教士与教民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追思礼，城里主要的官员都到了，几千人肃立观礼。那庄严的丧仪行列中有幢幡旗帜、有绣饰的灵舆、有中国的乐工、有一长列坐满了送殡亲友的车；而走在最前面的是三十多面挽幛，其中一多半是纪念这位高尚的人的。这不是空排场，而是这座城里最好的人——官员与商人、行会与市民——对一个曾在他们中间度过的生命与品格所作的最后的、真实的评断。

张庆祥

张庆祥是潞河书院高年级的学生，学年终了时回到保定府，参与站里的工作，直到风暴降在差会头上。

孟老牧师被拳民拿去的那一夜，差会里无人成眠。人人都觉得自己注定要死，不过是早晚的事。将近天明时，庆祥的母亲——她是读经的妇人之一——来对他说：「不必都死。你年纪轻，还可以为主做许多年的工。我要留下与莫里尔小姐同死。你得设法逃走。」

天刚亮他便动身，先回自己家里取钱与一件换洗的衣裳，随后往南走，到二十五英里外一处有教民的地方去。傍晚到了那个镇子，只见街上满是从乡下进来的拳民，知道那不是避难之所，便掉头往回走。有几个村民见他孤身一人又是生面孔，追了他几里地。夜里下起大雨，他便在黑暗与风雨中沿着铁路回家。他姐妹迎上来，警告他快逃，因为有人来搜过他。他两夜没有合眼，腿脚都肿了，每走一步都疼；然而朋友们把他送出几里，他便朝山里走去。

他定下一百英里外的一个镇子为目的地；知道独行的人惹人疑，便与几个往那里去的商人结了伴。到了那里，他决定进山西——他并不知道那是进虎穴。他不久搭上了一队官差，随行的人待他很好，便随他们一直走到太原府。到了那里，他才知道已有许多传教士被杀，他自己还亲眼看见一群拳民追杀几个天主教徒。

他的钱几乎用尽，便掉头往保定府走，指望等他再走完这一趟长路，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走了三十英里，他发觉自己走上了往太谷去的岔路，离那座城只有十英里。他的同学孔祥熙住在那里；虽不知他是否还活着，他还是决定去找一找。进了城，他发现传教士们还活着，便摸到门口。那门守得极严，因为曾有探子来过；他衣衫褴褛、风尘满面，惹人生疑，门便当着他的面关上了。

他末了见着了朋友，两人在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藏身之处。差会被毁之后他又陷于大险，匆匆探望了朋友们便动身回直隶。他不久与几位同省的旅人结了伴，在他们中间平平安安地走完了出山西的长路。

随后他往南到一个有教民的村子，一位好执事收留了他，待他如同弟兄。他徒步走了一千多英里，一条腿上生了疮，两只脚上满是水泡，衣服成了破布，鞋也几乎没有了。他得着最亲切的照料，所需的都有人供给；不久他便能与他们一同下地收割，同做活计，直到消息传来说外国军队已进了保定府。那位执事便陪他同去。保定府的朋友们把他当作死而复生的人来迎接——他们曾一再听说他在山西被杀了。

他的经历正好写照了成百人的遭遇：他们从一处藏身之所流落到另一处，被人疑、被人追，随时有被认出来的危险，每天早上都不知道这新的一天会不会是最后一天。奇的是竟有那么多人能从这不断的凶险中脱身，活下来为他们的上帝那看顾的护佑作见证。

霍太太的自述

「眼看着四周的危险一天天加重，我对丈夫说：『我们不能都死。你得走，得躲起来。他们杀我与孩子，总不像杀你那样急。我若能保住命，你日后还能找着我。若保不住，那就是上帝的意思。』于是我给他烙了几张饼，卷起他的被子与几件衣裳，简直是把他推出门去的。

「差会的房子被烧之后，拳民来把我与孩子带到他们的拳坛上受审。动身时我求他们容我说几句话。『这会儿你倒想说话了？』『你们若准我说——不准我就不说。』『好罢，说！』于是我告诉他们：我们在那里住了许多年，街坊都知道我们不曾与人争吵、不曾得罪过谁；我丈夫走了，只剩我一个人带着小孩子。他们难道不能可怜可怜我与这几个小的么？旁观的人有的说：『把孩子弄死，怪可惜的！』

「我坐在地上，他们给我手脚都上了镣，随后喝令我起来。我试了好几回都起不来，便对他们说这是办不到的；末了我说我身子『不便』，没人扶起不来。于是他们叫了两个牢里专管女犯的妇人来，把我领进了监牢；我在那里住了七十二天。给我的是粗劣的饭食。过了二十天，我的婴孩生下来了。那位官员曾吩咐给孩子备衣裳、给我加点吃的，然而这些东西没到我手里，被看守的扣下了。那小的只活了三个星期。我不知道那几个可怜孩子的下落，我与他们被分开了；然而我天天求上帝保住他们的命，把他们还给我。

「过了一阵，又有两位教民——一对母女，是自己向拳民投案的——被关了进来与我作伴，我们彼此安慰。她们孤身无靠，自知逃不掉，便到拳首那里去，明明白白地说自己是教民、绝不肯背弃基督，要杀就立刻杀。拳民并没有害她们，只把她们关进牢里；她们与我一同平安地熬了过来。

「牢里还有一个女犯，是个作恶极多的人，正等着依法定罪，自料必死。她很和气，又极想知道我们的事，我们便谈得很随便。有一天我问她：『你若非死不可，来世有谁帮你么？』她说：『没有，一个也没有。』我说：『我们有一位。我们不怕死。』于是我把耶稣讲给她听——他为我们死，又除去死的惧怕。她是个极聪明的女子，学得很快。我们教她祷告，她学会了信靠基督赦免她许多的罪。末了我告诉她：『若有人来救我们，你可以说你如今也是教民了，只是你再不可回到从前犯罪的日子里去。』

「果不其然，外国兵放我们出去时，她也被放了。军队的翻译是一位传教士，他问了她许多话来试她对真道的了解，她都答得很好。她已经回到远处村里她父亲家去了；等我走得动、路上又安全了，我就去看她。主救了我，救了我的身、也救了我的灵魂；我为什么不该也去救一个人的身与灵魂呢？

「后来，在兵到之前，我们听说有几个外国人被带进了监牢。我们问：『会不会是尤因牧师来救我们？他们要被杀么？』看守的说：『不会。』又加了一句：『你们不用担心，如今谁也不会杀他们、也不会杀你们了。』我那时还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外国军队已在北京、人人都怕他们报复；然而我心里确信我们是安全的，总有法子得救。后来我才知道那几个外国人是格林夫妇一行。

「末了那一天到了：他们把我们从牢里带出来，把我四个孩子还给我。我在牢里那么久，他们被送到城里的育婴堂照管着。他们因吃得不好、又没有母亲照料而害病消瘦，不过并没有受虐待。过了一阵我丈夫也回来了，于是我们一家都得保全。上帝待我们真好。我的孩子是他的，他要怎样便怎样。」

邱医生

邱医生从前在北京跟阿特伯里医生学过医，如今自己行医，还开着一家药铺。

城里拳坛越设越多，教民的危险日增，邱医生便为自己的安危着了慌。他腿很瘸，这使他更为难，既招眼，又难逃走。因此在攻打各差会之前，他便出城到几里外一个村子的亲戚家去。亲戚不肯留他；他徒劳地找了一阵藏身之处，只好回城。此后不久便出了大乱子。他那家洋药铺被抢了，家也被抢了。他被拳民拿住，带到拳坛上。他在惊惧之下顺了他们的意，向他们的偶像烧了香。

他们仍旧想杀他，这时有人提议留他一命，给那些在攻打使馆时受伤的人治伤。抱着这个主意，他们把他带到一座庙里；那里有三十多个伤者，有的躺在台阶上，有的躺在院里、或是某一间屋里；而另一间大屋里躺着二十多具已被打死的尸首。这些尸首是要留着的，因为拳首答应说：过几天他们都要从死里复活，再与他们一同去灭教民、灭洋人。

十多天里，邱医生被严严地囚在这院子里，四周是腐烂的尸首与活人的呻吟，而他自己的性命就系在他能不能把手里的人治好。看守的人日夜不离他左右。他知道有几个伤者是绝无复原之望的，因为他既无药、也无器械可用；他便静静地等着结局，一面为自己屈从烧香一事求赦免。

随后事情忽然一转。有一个富庶的村子被拳民抢了，而那村子与被禁绝的那几类人——外国人或教民——并无干系。村里的头面人物进城控告，邱医生被囚的那座庙里的一伙人被传去对质。有些人到官那里去了，其余的逃了，一个看守也没留下。这正是逃走的机会；然而逃到街上也是白搭，别人还会把他拿住。他设法给他哥哥送了信，哥哥赶了一辆车来，把他接回家去。这位哥哥是个不信教的人，自己并无危险；虽然在被攻的那几天里他曾拒绝收留弟弟，这一回却把他接了进去藏起来，两个月里把他瞒过了拳民。军队进来之后，传教士把他接到了安全的地方。

文丽

牛顿小姐的一个女学生文丽，许配给了长老会一个头面人家的年轻医生马某。文丽自己的母亲不信教，在一户富裕的中国人家做佣。学堂解散时文丽无家可归，便被送到未来的婆家去。

那一家本想照常例办喜事：把新娘送到一位朋友家去，再用红轿抬进门；然而街上乱得很，暴民又那样凶横，他们怕教民办喜事会招眼惹祸，于是一天一天拖了下来。有一天马先生接到通知，说租的房子必须退还房东。他们到差会去，找着了几间空屋，就在那里暂且安了家。这时便觉得不如悄悄地把喜事办了，好让这年轻的新娘有个更好的名分受丈夫的保护。

恰恰就在那一夜，差会的房子被烧了。一群中国教民躲在一处有树有灌木的院子里，然而房子起火的光把他们照了出来，于是被人追赶、被刀斧砍伤。他们逃了出来，不久便走散了。文丽与她小姑躲进一座残破的庙里，庙的前面烧着，那火烟倒成了一道帘子，掩着她们蜷在后面的砖墙下。天亮时这藏身处被搜到了，躲着的人被带到拳坛上受试。文丽被放了，小姑却被杀了。

同一天，那位年轻的丈夫又被拿去处死了。文丽做了几个钟头的新娘便成了寡妇，孤零零一个人。她脖子上带着拳民刀子砍的两处重伤，在疼痛与惊恐中摸到了母亲那里。然而母亲留不得她；她辗转了几处，末了被同学文彦的姐姐收在家里，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那家的男人是个拳民，却庇护了这两个姑娘。她们不得不忍受他的责骂，以及他一次次逼她们出教。

有一天他对她们说：「我为你们背了坏名声。人家说我把你们收作小老婆。你们若不出教，我只好把你们交给拳民。」他妻子便说：「我们护了她们这么久，如今不能叫她们死。」文丽的伤没好，正病着，又灰心，因此当他点起一炷香说「你们只消跪到这香烧完，就平安无事了」时，她再撑不住了。那位妻子怜惜她身心的苦，把香折得只剩一两寸，好让时候短些。这可怜的姑娘讲到这里便哭了起来，求我为她在试炼中屈从的事祷告求赦。

围城结束后，她被接到差会新设的地方，得着照料与慈爱，不久便复了原。后来她又嫁了一个年轻人——那人的未婚妻在拳民恐怖之中被杀了。

张某与温某

联军到北京之后，特克斯伯里君带着一班帮手到通州去，查明那些没有随他们到北京去的教民的下落。他们还到被弃的各衙门里去，搜集能证明拳首及其所为的文书。

在知州的文卷里有一件，记着伦敦会一位张先生受审的经过。他家在通州附近一个村子里，买卖却在北京。城里满是拳民之后，一切买卖都停了，张先生便回家带着家眷逃走。他被人认了出来，被拳民拿住，剥去衣服，用绳子捆在车上，送到通州的官衙。绳子把肉都磨破了，因此他被带去受审时已浑身是流血的伤口。

受问时他坦然陈明自己的信仰。他说他做了几年买卖，后来被伦敦会的街堂吸引；耶稣的道他听得越多，越觉得是好道；在教会里听了一年道之后便受了洗。他说：「这就是我的信仰。我愿意受死。我不怕死，也不肯背弃我的宗教。」书吏把他的话写了出来，他按上了自己的手印——第二个指头的印。随后他跪下来开始祷告；那位官员便离了堂，拳民一拥而上，把他剁成了碎块。

后来他儿子叙述他的死，与官府的记录全然相合。再后来，那位知州与传教士商议赔偿条款时，也讲起这人受审的事，还加了一句：「他当着众人的面直说自己是教民，我怎么救得了他的命？」一个人竟能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这是那位不信教的官员所无从理解的。

同一差会的温某带着妻子与孩子被拳民押到庄亲王府，经一位朋友出力得释。他们正要走时，温某又被拿住，头被剃了，上了镣，被从这村带到那村；拳民说是要把他押到北京去治罪，只是缺盘缠。在一个村里敛了钱便挪到另一个村；每到一处，温某都要受众人的侮辱与糟践。正被这样押来押去时，消息传到了拿他的人耳中：联军到了。他们便一哄而散。温某赶忙进京，平安到了；后来得知妻子与孩子在乡下得了庇护，不久便团聚了。

姜某

伦敦会的姜某六十七岁，是一位极圣洁的教民，也极精研《圣经》。他被平安地送到了美以美会，却挂念还在乡下的小女儿，想离开庇护之所去寻她。一得机会他便溜走了，此后再没有人见过他。

在往乡下家去的路上，有人把他指给了拳民。他们把他拿住，说要杀他。他求容他祷告片刻，便跪下来开口道：「父啊，赦免他们——」祷告却没有说完。他跪着，刀已落在他身上，被剁成了碎块。

这同一差会有一位已出嫁的女学生，是她丈夫这样救下的：他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靠着一堵实墙盖了一间石头小屋，地上约四英尺见方，高六英尺，既无门也无窗。妻子与孩子进去之后，他把入口用砖砌死，只留一个递食物的口。这位母亲与孩子在里面住了六个星期，丈夫冒着性命之险来来回回给他们送食物。有时他一连二十四个钟头也到不了那里。那可怜的小孩子出了藏身之处没活多久，因为食物太少，几乎饿成了皮包骨。

张某夫妇

伦敦会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张某，他妻子从前是一位出色的女学生；各处教民纷纷往美以美会聚拢时，他把家眷带到了那里。后来他以为那里不安全，又把他们带回义父家，撇下他们走开了一阵。他不在的时候，妻子、婴孩与瞎眼的老母亲被房主赶到了街上。

张太太扶着瞎母亲慢慢走着，不知该往哪里去；一个拳民走过来，一把抓住她的袖子说：「跟我走！」走着走着，他犯起拳民的昏迷来。他扑倒在地，口吐白沫、胡言乱语了一阵，随后起身，直挺挺地指着她说：「你这个二毛子！我要杀了你！」他不久把她带到一处城门附近，那里有约五十名兵丁守着，不远处还横着几具被杀之人的尸首。

张太太以为自己要被杀了，便开始祷告，求力量为主作见证到底。他们审问起她来。「你是教民么？」「我是。」「哪一门教？」「我是新教的。」他随即递给她一炷香，说：「把这个烧了，就留你一命。」她坚决答道：「绝不！」聚拢来的人群喊起来：「杀！杀了她，看她的身子还起不起来、上不上耶稣基督那里去！」她转身对他们说：「我的身子被剁碎了，会像那几个人一样撒在地上；可我的灵魂你们抓不住，要升到主那里去。」那拳民转身去取刀。有一个兵喊道：「你这可恨的教民！你是该死，可你这孩子怎么办？快！逃命去！」

她抖得几乎迈不动步，却拼着力气跑了；在兵丁们相帮之下，她赶在那拳民回来之前逃掉了。她藏在一处肮脏的角落里过了一夜。快天亮时，有人提着灯笼走来，像是在找什么人。他走近了，她才看出是她丈夫！他从头一天正午起就一直在找她。他们雇了一辆车逃到一个村子，一位朋友出钱买通村里人不来告发，才得平安。后来张某进城去找他的老母亲，被拳民拿住杀了，头被砍下来献在偶像前。

信教的学生

王志深是汇文书院的高年级学生。学年终了他回到东边的家里。人人都知道他是教民，不久便被拳民拿住。他们逼他出教。他不但不肯，还在迫害他的人面前为自己的信仰作见证。他们想叫他住口，他却一直劝勉他们与四围的人。他们末了割了他的嘴唇，又割了他的舌头，随后一节一节地把他砍碎，直到他咽气。论勇敢之大、受苦之深，大概再没有比这更甚的了。

另一个学生被拿住，被问：「你是教民么？」他先答道：「我若是，你们要把我怎样？」随后说：「是的，我是教民。」他们当场把他杀了。

吴锡口是低一级的学生。他在山海关附近被拿住，一个不信教的人收他做了仆人。那人在乱世里把他平安保住；军队来时给了他衣裳与钱，把他打发走了。

在遵化，一家茶馆的掌柜救了一个学堂的男孩，把他当儿子领回家去，在危难的日子里照料他；后来他叔父来找他时，又把他平平安安地交了出来。

文兰从前是女学堂的学生，后来在遵化当教习。教会与学堂被冲散后，她与祖母及另外几个人逃进山里。两天没有吃的。末了她们想：与其饿死，不如冒一冒被拳民发现的险；于是拾了柴生起火来。那烟把她们的藏身处露了出来。拳民来了，把她们拿住。

同行的人里有一个从前的书院学生，在铁路上做事，信心已经冷淡了。路上文兰开始用英语劝他悔改、预备去死。他想止住她，怕拳民听出他们是教民；她却说：「我们要明明白白告诉他们，我们是教民。」她鼓励这一小群人至死忠心。将要受刑时，她请求容她对众人说几句话。人准了，她便恳切地为自己的信仰作了见证，随后对同伴说：「我们就要到天上去了。」说完用一块手帕蒙住自己的头，说：「现在杀我罢。」她挨了两刀便死了。

王景林学过医，随后进了书院的正科。他在城里被处死，据报尸身被剁成六块。

有一个做帮手的学生被拿住，逼他出教。他一再不肯。末了他们备了一只盆接他的血，逼他跪在盆上，开始慢慢地在他颈上割。他的勇气垮了，答应烧了那一炷保命的香。

小蒲是个信教的仆人，跟着传教士们，离了家眷。他妻子被拳民拿住，被刀砍伤。她生得端正，他们显然想留她一命，劝她给一个拳民做妻子。她不肯。于是他们剃了她的头，给她穿上尼姑的衣裳，她却不肯照那个身分行事。末了他们逼她出教不成，便断定除了杀她再无别法。她有两个小孩子。她被绑着时，大些的孩子抱着小的在她身旁跑，求拳民饶了他们的母亲。他们把母亲与两个孩子在同一处杀了。

马太太

乱起之初，圣公会一位中国的传道员被杀了，留下妻子与两个孩子。马太太改了装，带着两个孩子躲进一座庙里。她被丈夫的一位朋友魏某看见了，那人极怜悯她们孤苦无依。他虽不是教会中人，却因与外国人有交往而处在拳民的威胁之下。他为自保起见，早已设法讨得了一位拳首的欢心。他去见这个人，讲了马先生的死，求他说：若把这位妻子与孩子送到他那里，便饶她们的命，因为信教的只是马先生一人。

不多时，马太太与孩子们被带到拳坛上，她受了盘问。「你是教民么？」「是——我是！」那位拳首为难了，末了把她关进了监牢。他写信问魏某：他说她不是教民，她自己却说是，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此后还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然而马太太虽始终守住了自己的信仰，几天后却被放了，得以平安无事地走了。

天主教的教民

新教逃难的教民作证说：许多地方的天主教徒面对死亡时极其忠贞。

恒执事说：「有一处地方，我看见一家天主教徒的死。一个母亲与两个孩子被绑着带走。有一个街坊求下了那个小的，抱回去养着；母亲与大些的孩子却被带走砍死了。我听见她喊：『主啊！主啊！收我的灵魂！』那灵魂真是到天上去了。」

在山西得救的那个少女文翠说：天主教徒极其勇敢。孩子们被带去受死时说：「你们是给我们大荣耀！这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通州的李执事讲起一位改装藏起来的天主教徒：他被搜出来受问时，坦承自己是教民，为信仰而死。

英国循道会开平教区教民受迫害记

（原注：应本书作者之请，由约翰·海德利牧师撰述。）

应各庄传道人李福。在滦州境内被拳民拿住，背上与肩上被烧了好几处；腹部被刺了一刀，幸而不深，没有致命；两只脚后跟被刀割断，以致终身跛足；随后被绳子绑得极紧——那绳痕至今还留在他胸口——被押到滦州衙门。迫害他的人请知州把他正法；知州不知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好心，没有照办，只把已经昏倒、伤口流血的李福投进了监牢。他在那里躺了约三个月，只有一个同牢的犯人照料他，替他洗伤口、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直到九月里海因兹君回天津、写信给滦州知州，李福才被放出来。这可怜的人在那些折磨他的人手里受了那样多的苦，竟哀求他们索性把他弄死，或是把他活埋了算了。他的妻子儿女也被苦待得极惨。李太太身上的衣服被撕光，与丈夫一同被绳子绑在车上。一个四岁的孩子被人抓住两脚，像一根木头似的甩过院子。另一个孩子背上中了一弹，却没有伤着要害。李福后来得了一大笔钱作为他所受一切苦难的赔偿，却打算把其中一部分用来在他受苦的那一带盖一座礼拜堂、或是供养一位传道人。

永平府城内礼拜堂的教友李树芝。他被一群乌合之众拿住——为首的是一个富有的满人——被绑着押到我们自己的礼拜堂里，在那里受了一场假审。他在堂上大胆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虽被几次劝说，却断然不肯出教。他被打了五百板，随后投进城里的监牢；在那里受了约两个月可怕的苦楚之后，怀着福音的信与望去世了。

小集的传道人张寿臣。他与妻子及家中另外七口，一同在自己家里被活活烧死。

张玉文。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极恳切的教友。他抵住一切逼他出教的引诱，那份勇敢使他的身子被剁成碎块、钉在墙上，每块标价五百两出卖——他是独子。

离永平府三十里的何庄，有教友与备选教友二十三人被杀，其中多数本有出教的机会。死者之中著名的有：

何明章，是长老之一。他的妻子与幼子也遇难了。何先生与妻儿本已逃进山里，却被追上重新拿住。他们无论怎样劝他，他一概不听，末了被活活烧死。他妻子与孩子被何太太的弟弟从崖上推下去，随后那人又下去把母子二人踢死。

杨林夫妇；杨义清夫妇与女儿；杨寿；杨忠——一家七口。他们一同被拿住，押到一座庙里，关了几个钟头；因为一致拒绝出教，半夜里被杀了，尸身被剁碎抛散。

徐杨氏与女儿。她是上面杨义清的姐妹，女儿是他的甥女。这母女二人都没有受过洗。徐杨氏是个三十二岁的寡妇。她丈夫的一位叔父因她不肯再嫁而怀恨在心，亲自领着拳民到她家，把母女二人打伤，随后把她们溺死在滦河里。那位叔父占了她的产业；不过传教士头一次到永平府之后，他把地契等物送交了传道人。这件案子知县正在办，田产也在处置之中。

白家店子的塾师陈锡公，是个秀才。这人的勇气与举止使迫害他的人极为惊异，以致杀了他之后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是什么给了他这样的刚毅。那颗心在村里一块石头上放了好几天。

陈仁义。这小小的人儿才十岁，婴儿时受的洗。这孩子被拿住，被问是不是教民，他答说是。再问他肯不肯背弃耶稣，他极其大胆地拒绝了，当场便被砍倒。他两个哥哥与两个侄儿虽没有受过洗，也同时死了。

三十六山西教民所遭的刀火

九月十九日，一位名叫王兰圃的中国传道人到了北京，同来的还有一位不信教的相识——那人好意地陪他走了几百英里，护送他平安穿过动荡的地方。他的经历极有意味，不但事情本身如此，还因为它顺带照亮了一件事：拳民那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狂热是怎样传入、怎样扎根、又怎样在短短几天之内结出可怕的果实的——而在那之前谁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王先生的经历与另一位费起鹤先生两天前带来的极为相似；费先生是一八九八年通州美部会潞河书院的毕业生，他把太原府河谷一带多数传教士被害的经过讲得极其详尽。

有了这一番引子，我们便让王先生自己讲他的经历。笔者先后听他细讲过三回，最后一回作了详细的笔记，许多细节也补全了。他不但毫无粉饰之意，连自己与家人所受的苦也只用寥寥几句带过——仿佛那不值一提，或是惨得不忍多说。

「四月里我们这里有一个大集，赶十五天，卖许多马与骡子，还演极好的戏，因此招来极多的人。拳民的狂热便是在这个集上传开的；人还谋划要攻打内地会那座刚刚落成的礼拜堂。

「本地的知县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出来把那些扬言要动手的人赶散，还用鞭子抽他们，直到人散了。这样的事有过两回；第三回却弹压不住了，知县自己也挨了打，眼镜被打掉，轿子也被砸碎。那天是礼拜日，传教士正在礼拜堂做礼拜。他们逃上屋顶，随后躲进一位姓周的教友家里——那人是个木匠。闹事的人跟着追来，把铺子拆了；知县在乱中把官帽也丢了。那里还有一位武官；两人一同把那位传教士（他姓拉尔森）与他的同伴（那是新近才到的，我不知道姓名）安置在一辆车上，两位官员手里拿着鞭子，一边一个骑在车外护着这两个外国人。乱民跟着扔土块之类，车帘子都被撕碎了。

「那时已是正午；传教士到时衣服全被撕成了条，知县另给了他们衣裳，把他们领进衙门，说要赔他们的损失。这位官员姓阮，是中国南边什么地方的人。他对基督教有几分好意，因为他小时候在差会的学堂里念过书；他常到我们礼拜堂里来看看。

「传教士在衙门里住了两三天。起初没有人管这几个外国人，因为大家都忙着抢礼拜堂——那堂被拆到了地基，东西全被搬空。别处的礼拜堂则一概被烧了。因为乱民不断到衙门来要人，知县便趁夜把传教士送往应州。他把自己的车借给他们，派一位武官押送，另有两名兵丁或差役。他又为教友们雇了一辆长车，因此浑源没有一个人被杀。后来他们回去时，被人在城里追打辱骂，不出教便被抹上污秽——然而没有一个出教的。

「与我同工的卡尔伯格君与我留在应州。二十六、二十七两日，百姓开始求雨；知县以为不会因此出乱子。他要那些行求雨之礼的人——就是那些领头的——把名字登记下来，好知道该找谁负责。他又请了士人来，叮嘱他们不要闹出事来。不久，拳民的头目到了应州，邀人合力杀洋人。连小孩子也开始学着练拳，整件事在三天左右便闹到了头。知县请卡尔伯格君与我进衙门，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因为是夜里进去的，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人不多，外面也没有什么骚动。卡尔伯格君骑马，由衙门派人护送，不到两天便到了朔平，一路平安无事。

「六月初一，事情坏到知县也要我走了。他叫我穿上衙门差役的衣裳，给了我一匹衙门的马，又写了一件公文给朔平的知府，报告情形。带着官府的公文，我要安全得多，虽然沿路上人都认得我。我还带了公文给头一个县城左卫县的知县，天黑时到了那里。我立刻到衙门去，恰好赶上看见那里的礼拜堂被一群人点着。教友们在衙门里见着了我，那时还没有人受伤。因为不安全，我只在那里过了半夜，第二天一大早便动身，天亮前已在衙门差人的护送下走了二十里。

「上午过了一半，我到了朔平府，先带着马直奔衙门交公文，随后到差会总部去报信。那里还是安静的。我们四个人去见知县。我们向他求告时，他过去见了知府；知府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意思是他不管。他是满人；满人一概狠狠地仇恨教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缘故，只是心里有个鬼在支使他们。此后知县自己也没了主意。有人求他派人护送到张家口，他答应送到自己县境为止。他叫人备了五六辆车，价钱讲定，由衙门的人付了。

「我们回到礼拜堂，见像是有了一条生路，都很高兴，正忙着预备时，一群人聚了来。转眼间门被撞开，抢起来了。我们看出事情没有指望，又逃进衙门。知县给了所有传教士一间小屋、给教民另一间，而且是外间不是内间。他待我们十分敷衍，于我们不是好兆头。这时候人群还没有变凶，他们只顾忙着抢那地方。到正午我们已到了衙门，那房子不久便被烧了。

「有人出了一个巧主意：对百姓声称我是带着刚从北京来的上谕到这城里来的，上谕要把所有外国人上了镣铐解往北京。这样一来，被押之人的性命便可以从乱民手里保住；等出了城、脱了险，再把镣铐去掉就容易了。传教士们同意了，以为这是个高明的法子。叫来一个铁匠打了六副手铐，男的每人一副。因为我得把衙门的马送回去，又得照看自己的家眷，大家便以为我还是回应州为好。我留在衙门的马厩院里。这一整天，传教士们都激动得吃不下东西；他们到衙门时，没有一个人给他们送点什么，连一口水也没有。我实在疲乏，睡了一阵之后，被人高声点着名字叫了出去；人人都看出是要出事了。我逃不掉，只好出去，见是一大群拳民与满人。他们动手把我打得极狠，把我拖往那还烧着的礼拜堂，要把我扔进火里。

「不多时我便全然昏死过去，半死不活，人以为已经死透了。后来我才知道：拳民摸了摸我，看我是不是真死了；以为我死了，便不愿单为了把我扔进火里而再拖那一段路。再者，旁边站着两个人替我说话，向拳民说了许多好话，求他们让我死在原地。其中一个是附近村里的人，另一个是城里一个有些势力的混混，他常在街堂里见着我。他喜欢那道理，只是总下不了悔改的决心。他们摸了我的心口与脉，见我并没有致命的伤，便守着等我缓过来；夜里的凉气也帮了忙。那群人这时已离开我，回衙门去要把传教士拖出来杀掉。那里有十来个教民，被他们打得极狠；其中大约有被打死的，不过他们没能动着传教士。

「那两位恩人把我扶起来，带回衙门，想把我安置在我原先待的屋里，衙门的人却无论如何不肯收留。『万一他死在这儿，算谁杀的？』不过他们把我的马、衣服、铺盖、钱袋与那件公文都交给了这两个人；一个牵着我的马，另一个把我背出了城。两人合力把我扶上马；我又虚又晕，若不是一个扶着、一个牵着，我在马上是坐不住的。他们一直陪我到一家客店，恰好在那里遇见了传教士家的厨子。我们不敢在那里停留，于是他们又扶我上了马。

「那厨子回汾州府他家去了；城里来的那个人一直陪我走完了头一天的路程。路上，在离城四十里的一个镇上，我遇见几个赶路的人，说那天早上有十三个外国人在朔平府附近被杀了。这话我在两处分别听见，确信是真的。他们多半上了镣铐，无从抵抗。我没有钱，只好拿几件衣裳谢那两位送我的人的好意。我身子那样虚弱，走了三天才到应州。

「到离那里四十里的一个镇上时，人告诉我不必回去了，因为那地方六月初三（六月二十九日）已经被毁。我还听说：我母亲与另几个人被知县用车送往朔平府，走了半天路程却被拳民追上，押了回来；她与我弟弟、我妹妹、我的小孩子，还有一位吴姓的老太太（我妻子二月里已经过世），都被活埋了。不但如此，护送他们的那位衙门的差头也被扔进了火里，车被烧了，骡子被杀了扔进火中，连我住的那个院子里的狗与鸡也一样。人并没有被捆，只是活活扔进火里；一想往外爬便被赶回去。那是一场缓慢而苦楚的死，我不愿去想它。

「所有的教友都在同时被拿住了，只有我弟弟不在——他素常做点小买卖、自己也卖些教中的书，那时正不在家。知县得知了这些事，尽力想保住自己衙门差人的性命，却被告知：他若再逼，连他自己也要被扔进火里。

「虽然听了这些可怕的事，我仍旧丢不下要亲自回去看看是真是假的念头——何况那匹马还得送回衙门去。于是我独自往前走。离城约十里，一伙四十多名拳民围住了我，认出是我，大为得意，喝令我下马，把我紧紧绑了，一路拖进城去。他们把他们的拳民大师兄叫了来——那人原是个锢炉的，靠补铁锅过活。他连字也不识，如今却成了『大师兄』。知县很快得着我到了的禀报，又听说大师兄正在审这个案子。知县便客客气气地请大师兄过去，他去了。

「随后知县说：他一向就很怀疑这些人是不是真拳民，是不是真能像他们所吹的那样避箭避弹。他如今提议试一试。『叫你的人念他们的咒，能刀枪不入就不入，我用枪打他们。你们若不伤，你们爱怎么杀那个差人王某就怎么杀；你们是真拳民，我也入你们的伙。不然，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拳民，你们的话是骗人的。』那位大师兄手下只有一村一带的拳民；他想了一想，觉得这提议还算公道，便答应了，只是要求自己不站在队里而站在一旁，好看出神什么时候真来了。他还坚持要等他宣布神已经来了才可以开始。知县答应了。

「这时已是深夜——快半夜了——然而消息传了出去，满城的人都打着火把提着灯笼来看热闹。城墙上有一座真武庙，拳民就在庙前列开队，在空中比划着，为这场比试做预备。

「许多看热闹的人多半在城墙底下，位置正好看得见。知县派来看住我的四个衙门差人也想看，便把我松了绑，好让我们一同看。知县早已仔细吩咐过，还亲自看着往枪里装药装弹。他预见到要出事，早雇了两百个能打、能摔、能放枪的好手作自己的卫队，如今叫他们来对付拳民。他们等着，直到大师兄喊了一声「神来了」；知县自己也拿着一支枪，便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拳民四五个，六七个受伤从城墙上跌了下去；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带伤。随后便全散了。

「知县这时把我叫去，告诉我说他连自己衙门的差头也保不住，我留下是不安全的。他给了我二十两银子与一些铜钱，还有一封公文，要我带到太原府去（我本打算去那里），主要是路上好护身。我虽极不宜骑马、甚至极不宜动弹，还是当夜走了。我们那时还全然不知巡抚对传教士是什么态度，不然我断不会想着往那个方向去。

「走了约三十里，我遇上了大麻烦。有一个大村子里一群人疑心我，断定我是跟着外国人的。他们说我身上藏着黄纸剪的小人儿、还有外国的迷魂药，便搜我的身。这样一来搜出了我的银子，也搜出了那封公文。救我一命的正是那封公文。人群便分成两派，有的喊：『横竖杀了他完事』；另一些说：『他是个差人，让他走他的公事去；不干咱们的事。』他们就这样争了整整半天，还有几个善心人替我说了好话。差不多每一群乱民里都有这样的人，并不全是最坏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并没有想到——有一小伙人私下议定：还是放我走为妙，随后他们自己去追我、抢我、杀我，把银子分了。我尽力往前走，走了七八里，几个人从后面追上来，喊着说我必得离开大路走小道，因为后面正有一伙人要来追杀我，带着刀与枪。这叫我很为难，我拿不准这会不会是要杀我的圈套。他们催得很急，我便依了，离了大路；前面是一道山口，旁边是一座山。那不是车路，只走驮骡。我到了一个村子，求他们容我歇一歇，他们却理也不理我。

「然而在另一个小村里，有一位老人待我很好，劝我不要去太原府——那里有八九百里；而到直隶省城保定府只有六百里上下。我在这里住了三天，等那些追我的人都回去了，才绕过那座山回到大路上。此后我到了有名山的五台县，是村里的朋友派人送我去的，我只好把银子分给他一些，因此所剩无几了。再往前，在一个叫台营的地方，我又碰上拳民，又被盘问了一回。这一回我说的与先前不同，说自己是回家去的买卖人。那件公文我已经撕了，因为它如今反而要连累我。要在不同的时候不说不同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实在是没有法子。我见越往前拳民越凶，便决意再折回山里，走一百二十里到一座名叫阜平的城。我那时还不识那两个字；因为『福』是福气、『平』是平安，我便想主是要给我开一条得着这两样的路。头一个字虽弄错了，我却当真得着了纾解。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店主听，他劝我拿剩下的那点钱做点小买卖。

「他有一个街坊会炸麻花，我结识了他，把自己的东西一概押给他，就这样跟他合伙做了两个多月小买卖。那地方一个拳民也没有。到了八月，我想可以往前走了。这段时间我净挣了一串半钱，另外还添置了不少东西。往保定府去的路上没有出什么事；到了那里，听说所有外国人的房子都烧了，许多教友被杀了。我没听说那里杀了外国人。往北京去的路上，锡克兵把我与同来那人的钱都抢走了。如今能再见着这么多教中弟兄聚在一处，能讲一讲、也听一听主的怜悯，我心里极是喜乐。」

附记——就所知者，在朔平府被害的传教士姓名如下：

瑞典行道会：佩尔松夫妇，卡尔森君，拉尔森君，卡尔伯格君，伦德尔小姐，恩瓦尔小姐，赫德伦小姐，约翰松小姐。

基督教宣道会：布隆贝格夫妇及其孩子。

三十七外国占领的一年

围城解除之后不久，北京便被侵入的各国军队分区占了，以便弹压地方，也作为日后在别处用兵的根据地。俄国人与日本人的兵似乎最多；不过来来去去没有停歇，任何准确的说法都只能管得住一天。

约一个月后，忽然宣布俄国军队要撤走；此后不久，俄国使馆果然动身往天津去，在那里待了不久又回来了——它带这个头，别的国家没有一个跟着走。显而易见：占领满洲给他们添了极多的麻烦；而别国的军队若能被俄国一句话劝得离开北京，俄国便既得着为中国做了一件好事的名声，又同时顾着自己的利益。

余下的几个月，直到年底，从天津与北京往四面八方出兵的次数越来越多；其中有些规模很大，也报道得很详细，另一些却少有人注意。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往保定府去的，天津与北京两路同时出发，本意是同时到达。其结果恰好说明了一场由八支各自为政的军队插手的战役天生的弱点。从天津去的法国人比英、德、意三国的队伍整整早到一个星期；而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他们自行索取了一大笔「赎城之资」才放过那座城。这话是真是假，看来无从确知。用兵之事在哪里都难以追究，事实也难以核实。在这件事上，其晦暗至少是平常的八倍；而其中有些事，看来根本就不是人所能知道的。

人不久便看出：若是由哪一个第一等的大国单独对付中国，事情便会确凿而稳步地推进。若是两个大国，耽搁便加了一倍，进度便慢了一半。三个大国时，摩擦增加得更多，脚步便又慢了一大截；而等到八支军队都得算进去时，事情就成了一个错综而实际上无解的难题：效率的减低究竟是与参与国数目的平方成反比，还是与少将人数的立方成反比。

在保定府，对布政使廷雍的所为作了查究——他整整一年都是拳民的庇护人。那场审判的结果，是判他斩首，同时被斩的还有该城的满洲城守尉，以及营中那位副将——他拒绝保护外国人，而他的兵在差会房屋被烧、传教士被屠时袖手旁观。在攻下北京以后军方的一切举动之中，这一件本身最合公道，其效果也最有益；然而它却被人乖张地指为一种嗜血的「复仇」呼声，有辱西方各国！

德国人往北京西北四天路程的张家口出的那一次兵，因为一位高级军官不慎被炭气熏死而广为人知。至于那次出兵究竟成就了什么，很难说得确切。另有一次是朝皇陵方向的袭扰，为的是收心理上的效果；至于结果，除了把中国人惹恼、把军纪弄坏之外，难以概括。军队在敌国之内，要约束住他们，向来是一桩微妙的事。

拳乱的种种情形，看来使侵入之师的统帅们认定：万国公法在那时的中国是不适用的。再者，作战的人一见别人无法无天，那种败坏是会传染的。战争本身就是法度的中止；而这中止要到什么地步，很大程度上要由兵丁自己来断。这话若于那些不断派出的较大的远征队是真的，那么于那些外间几乎一无所知的小股袭扰便更是如此。

若说联军之中哪一部分的统帅或兵丁一概都无法无天、一概都凶暴，那便是极大的歪曲；因为若真如此，结果便会像黑龙江岸上所发生的那样：成千无助而与人无争的村民被屠杀，尸首被抛进那条大江，直到江水被塞住。然而军队像个人一样，人评判他们不是凭他们最好的作为，而是凭最坏的；而在这件事上，须承认那最坏的当真坏极了。有些时候，外国军队看去竟像是特为到华北来，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十诫中第六、第七、第八这三条犯得越多越好。这一切合起来，使许多地方陷入一种既令人难以置信、又无从形容的混乱。关于滥杀非战斗之人，凭据多得压人，无须列举。对此，人通常唯一的辩解便是答一句：「哦，当然啦，打仗从来就是这样——你还指望怎样？」

关于劫掠与大规模的持械抢劫——无论是在出兵之中、还是在被小股军队光顾过的地方——已经有人写了许多；然而要把这一整份可怕的罪恶清单弄清楚，还得很久。对中国官员与城镇的勒索可以开出——也确曾开出——长长的清单，显出以所谓「保护」与「赎城」之名勒索的总数，足以使这个国家穷困很长一段时期。有些地方，同一些城镇被一再光顾、被一再加码勒索；而出兵的「势力范围」划得含混、又不大被人理会，以致同一座城可能被不同的几路兵抢，这就使广大地区多多少少陷入了无政府之境。

有两次出兵格外应当一提，正是前面所说那一类的样本，而两次都是德国人干的。头一次是往沧州去的——那是天津以南约六十英里、大运河上的一座城。那座城的知州一向友善对待外国人；伦敦会刚把它的站迁到附近，盖了不少房子。统带直隶军队的中国武官是梅将军；他不但与住在那一带的各色外国人相处得极好，而且在此前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把剿拳民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随时随地见拳民就打；论打败、驱散并挫折拳民，他所做的多半胜过中国任何别的人。

德国人袭击沧州，抢了知州的衙门与梅将军的衙门——梅将军见他们来了，很知机地退到远处去了。他们把城里监牢中所有的拳民犯人一概放了，随后凯旋回天津，从那里发了一封电报到上海，把「一次成功的攻击」告知世人，说：「德军在沧州击溃梅将军所部，掠其辎重，杀四十三人。」

在知道内情的人看来，这一桩不可恕的愚行，于日后可能归德国管辖的山东或别处地方的百姓，绝不是好兆头。据说梅将军叹道：「我如今是八面无光了。」——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天津与北京之间的永清县城——诺曼君与鲁滨逊君六月初正是在那里被杀的——德国人去了一趟，杀了将近一百五十人，自己毫无损失；其情形之无从辩解，以致英国人把原先加于该城的罚款一概免了，把那笔钱用去赈济德国人的野蛮所造成的深重困苦！有人指出德国人这些以及许多同类的举动时，他们的军事当局对《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员莫理循博士大为光火——他头一个把知道内情之人的感受说了出来。其结果据说并不是他们所威胁的把莫理循博士「送军法审判」——他其实有意把事实说轻了——而是德军的行动受了一定的约束。

那个阴沉的冬天下来，中国人以各种不同却令人信服的方式被印上的一课，是外国人在道德上不如中国人。这一点中国人本来就知道、就相信，只是从来没能证实。

多年前，李鸿章的一个儿子在天津从一位外国教习读书时对他说：他父亲曾经说过，从前他自己以为西洋人总的说来比中国人更诚实、更守信；然而长久而深入地领教了他们的行事之后，他学到的却是相反的。而且，在与中国政府争夺合同这一项上，那些不得不与总督打交道的洋行，也并不总是把他们所出自的那个文明最高的品质显示出来。

然而随着外国军队占领中国，那层面纱——如果本来有的话——被扯掉了。西洋军队在中国所犯的不法之事，报上所载多半大有夸张；然而起初的情形确实坏得可怕，虽然后来在稳步好转，这无疑一部分要归功于「公开的明亮日光」——那份震慑之力在哪里都不是没有的。

不过就算把一切折扣都打足，在中国人心里所留下的印象——他们只能、也只可能通过传闻的回响与失真的本国报刊去了解事实——仍旧明显地拉低了他们此前对西方品性与道德本就不算高的估量。在他们那里，有一个简单而现成的解释：外国人从来不曾有过把四书五经的内容彻底通晓的福气。他们固然清清楚楚地看出：在中国所发生的最坏的事，也不过是中国人自己若踏平了哪一个外国所会做出来的事的一小部分；然而西方各国一向假定中国人在道德上低人一等，又以中国人的教师自居——不但教抽象的道理，还要日日以身作则——这一点使这场幻灭格外刺人。

这几个月的外国占领，还使中国人清清楚楚地看出了一切有眼力的人早就预言过的事：外国人并没有足够的本领大规模地对付中国人。中国那古老而紧密的文明已运转了几千年，凡事都有一条路数、一条规矩。西洋人带着从容的自信进来，要给他们露一手（或许两手），他也当真露了。中国人迎合西洋人性情的曲折，正如水迎合那冲过去的船、正如空气在飞过的弹丸周围合拢。然而船过去了、弹丸过去了，水与空气仍在原处，随时可以再迎同样多的船与弹丸。

尽管连那些在中国与远东阅历很深的人，也轻描淡写地谈论由外国人之手治理中国是多么容易，而且总要举「印度」为证，然而在有分辨的旁观者看来，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公道的类比。印度是一座种族与语言的博物馆，中国却在思想与理想上、在历史、语言与制度上，本质上是一个整体。到这时候应当明白了：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同意，地上没有一个大国当真治得了他们——虽然有许多大国也许能踏平他们、能设法管束他们。中国人若在这煎熬的一年里弄清了「列强」在中华帝国落进他们联合的「势力范围」之后究竟想把它怎么样，那他们所知道的便比任何别人所知道的、以及今后一段时间里任何人可能知道的都多。

外国人各怀心思、必定分歧，这一点中国人自从认识外国人起就再熟悉不过；而中国与土耳其两国政府在善于、也在争着最有效地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所有这些国家上，可算是联了手（也较了劲）。然而过去这一年的种种——其时列强有着最大的联合的动机，而那联合一直维持到使馆解围为止（此后便没有了）——重新教给了中国人一件事：不合便是弱。

中国将逃过许多起初看去必定要作为惩罚而降临的东西，这是确凿无疑的——正如有十一个不同的国家一直在她门口纠缠、等着了结自己的索求、等着日后的「担保」是确凿无疑的一样。这些中国人都能给、也都会给，因为在这一路上他们很少失手；而在他们最困窘的这一刻，多半也不会失手。一个中国人有了难处，会把最丰富的许诺一概许下来，只求再宽限他一天。中国政府如今所处的窘境，比它治下任何一个百姓所能想象的都紧，除了采取这个法子之外别无他途；而那些「专家」则指点着这件事怎样才办得成——多半也确实办得成。至于会不会当真办成，那是另一回事；因为将来的事，即便在这凝固不动的东方，也满是愉快的意外。不过，我们还是要像那些乐天的中国人一样盼着最好的结局，并尽我们所能耐着性子等着结果。

皇太后近来一直在颁下关于保护传教士与教民的最漂亮的上谕。「上年未能办到此层，殊非朕屡次谕旨之本意，因而人头落地者甚多。此后于此一节，断不可再有疏失。」这话听去何等悔悟，又何等空洞——像那柔韧的竹子，往哪个方向使劲它就往哪个方向弯，力一撤便立刻弹回原处！

在华盛顿，看中国的局面时兴戴那位精明的伍先生所配的有色眼镜；他在这危局之中出使在外，于中国是最大的一件幸事。他很容易就能说成：中国政府巴不得把各处的政务接过手来，而且完全有能力维持秩序。然而在西方各国，人根本无从体会：中国政府要使自己的命令得到执行，是何等彻底地仰赖于官员与百姓的心气。那场扫过中国全境的大风暴，是由错综而积久的原因掀起来的；它不会在一个月、也不会在一年之内平息；而且除非一切迹象都是骗人的，隔一段时间之后各处所报的太平，多半会被发现只是表面的。

一二月间朝廷似乎迟迟不肯答应那些不可更改的、要惩办要犯的要求；据知那一段迟疑的影响，立刻在袁世凯巡抚统辖之下的山东各营里感觉到了。他们看来是奉了命要预备着不日北上；民间更以为在什么地方已经聚起了一大批南方的军队来接应这次进兵，那将是与外国人的一场殊死之战。即便军队被打败，至少也能把整个地方化为焦土，使侵入者无从取用。这多半不过是谣传，至多是为可能出现的变故所作的预备，或许全然是虚张声势；然而无论哪一样，都同样显出了中国人心意的固执所向。

那些已被煽起的狂野激情，是不能靠一道宣告四海之内已经议和的上谕就把它变没的；因为这些祸乱底下的种种事实，如今终于被碾进了中国的民族意识，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件事颇堪注意：就在上述那番军事部署的同时，山东的拳民又开始动了起来，在离这几行字的作者家二十英里之内的一个村子里正式操起枪来——去年正是这个举动宣告了战事的实际开始。伴随这件事的是公开的宣告：要照那位曾经主持其事的「大仙」的指示，把去年的举动重新做起来。这位尊神已经正式告诉拳民：从前几次举事，他们索取赎金、抢掠教民的房产，把机会白白糟蹋了；这一回那些一概严禁，而在新的一轮攻击里，每一个教民都要杀掉，连鸡带狗也要杀掉，好使草被割去之后连一根活着的根也不剩。

这些卷土重来的举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到处的盗匪，也许纯属地方性的。然而它们仍旧值得注意，因为它显出了许多中国人若有力量便想做什么。袁巡抚以及别的与他同心的官员的用意，是没有什么可疑的；然而在这里我们又得把「个人这一项」按极大的规模算进去。无论中国人还是满人，无论什么品级，都不可能在属员一致作梗之下把自己职分内的事办成。照中国的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袁世凯出了极严厉的告示，为在三年之内把与外国人的纠纷彻底压下去而悬赏、给出实在的奖励；然而在许多县里，这些告示压根没有张贴，百姓全然不知道他说过什么。

过去这一年的另一特色，是中国的大对头俄国的纵横捭阖——她一如既往，要扮演那个仁慈的保护者。尤其是美国的公众，极不愿意生出哪怕一丝的疑心，怕自己对中国局面的根本事实还没有了解到足以照例迅速下判断的地步。不过，中俄两个帝国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不曾被强行摆到美国人眼前，也不足为奇。在一个没有成见的旁观者看来，事情是明摆着的：从来没有哪一个敌人像俄国这样严重地威胁着中国政府的存亡，而且还在继续威胁；然而中国人虽然观察精明、又有洞察动机与意图的非凡本领，对于自己的帝国与那个庞大邻邦的实在关系，却几乎看不出什么察觉。有时中国的大臣被问到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时，只简简单单地答一句：「我们有什么法子拦得住？」——对这一问，实在不容易拟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

初春时，全世界都被俄国宰制满洲这一局面的严重性惊动了；不过除了递照会、提出查问之外，世界最终打算怎么办，却看不出来。然而这局面本身与近几年来的情形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中国人的愚行——他们肆意攻打俄国的城镇与租地——用中国的话说，正是「授人以柄」；这个便宜无论别国说什么、做什么，她都不大可能交出来。

自从一八九五年春天中日之战结束以来，这样的局面早有清清楚楚的预兆，然而当时并没有人过问。贝思福勋爵在他那部分量很重的《瓜分中国》里，刊出了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代表递给他的抗议书；他们告诉他说：满洲在那时实际上已是俄国的一个省。这至少是一件已经到手、只是还没有被抬举到「往事」那个名分上的事实；然而在我们自己国内，除了把这句话记下来之外，似乎没有人加以留意。

这是一扇门，它一关，美国的贸易便要有不知多少百万元之差；而这扇门已经显出要被硬生生地摔上的迹象。于是华盛顿的国务院从各色各样的来源取得了书面的保证：每一个大国在道理上都赞成、在实行上都会支持那个把门敞开、对众人一律平等的办法。对这个主张，没有哪一国比俄国答应得更爽快。那正合她的政策、她的心愿、她的行事。我们都很高兴美国的外交取得了一场断然而独一无二的胜利——那是历史不那么显著地以利人为怀的别国办不到的；于是「中国的门户开放」这一类文章在报上登了许多个月。与此同时，俄国照旧做她的预备；等到拳民那份天赐的昏聩给了她黄金般的机会，她便把门楔子踢掉、把门摔上、把钥匙放进自己的军用箱子里、在那个省派下重兵、把别人一概赶开，当着所有大国的面与中国订下一份措辞严紧的约款，对与她意气相投的英德协定报以和蔼的一笑，并衷心赞同丹尼尔·韦伯斯特那句名言：「至少过去是稳妥的。」

俄国在形式上、也仅仅是名义上放弃了她要中国在满洲约款上画押的要求，这一层可以归因于几个关系最切的大国部分达成了一致，也可以归因于全国上下出人意料地表达出来的中国民意——那民意是俄国断然不宜与之作对的。至于这个北方大帝国否认有敌意的用心，除了照例是拖延到时势更有利之时以外还有别的意思，大概谁也不会相信，无论他为外交上的用场怎样说反话。中国有一句古老而意味深长的俗话：「猴子爪里落不下枣儿。」这句概括之词于熊也一样适用——尤其是那一种已经学会喜欢中国枣儿的熊。凡是中国与日本的朋友，都必定同情后者（也同情前者）的为难处境：它不得不为那场免不了的冲突挑一个时候，而那冲突的结局是任何人的智慧都预见不了的。

各国所要求惩办的、在去年暴行中有份的中国官员的名单，在中国人自己看来小得出奇：要正法的人不到十五名，而当时却有大约二百四十名手无寸铁、无辜的男女老幼——分属好几个国家——是奉官府之命被有计划地屠杀的，而且多半是在衙门里、或是由专派的兵丁下的手。俄国人那种张扬的宽大，出自一个能容忍在黑龙江岸上野蛮屠戮无辜中国人的国家，实在是一幕怪剧。

想一想这些人做过什么、其中许多人怀着何等野蛮的残忍谋划把自己辖境内每一个外国人斩尽杀绝，凡熟悉情形的人都明白：在议和完毕之后理应出现的那个新中国里，这样的官员是一刻也不该容留的。在美国似乎很得人心的那个论调——说要求正法不到四十名中国官员、以作中国政府那件蓄意之罪的部分抵偿便是「嗜血」——暴露出一种无可救药的无能：既无从体会中国的实情，更要紧的是无从把握这件事在中国人心里必定呈现的样子。

西洋各国若是出于多情、或是出于指望靠把有罪之人的罪过说轻些来换取中国人的好感以做买卖，而把过去含糊过去、对那些不但在我们眼中、也在中国人自己眼中是罪犯的人手软，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在所有中国的官员与百姓心里重新唤起对西洋人彻底的轻蔑——这些人竟这样容易被蒙混。中国人会把这个结果归于一切动机，惟独不归于真正的动机；而且必定要想、要觉得：那些手里握着刀握了这么久、却没有照中国人所知道的该用的法子去用它的国家，日后是不足畏的；而中国人必定照这个看法行事，这是道义上可以断定的。

各国正在治理天津、保定府与北京三城，并且按中国的法子而不照西方的法典惩办中国的恶徒，而与此同时却对中国的作恶者生出这份虚假的同情，那就格外不伦不类了。尤其是德国人，据报在他们管界之内斩了好几百个中国人的头，其中许多人不过犯了极小的过失。这被看作纯粹是军事管理的事，似乎根本没有人过问；而一九〇〇年那桩举世之罪的惩处，却被来自最相反的两头——自私与滥情——的力量所阻挠。

在这里不妨一提：中国的外文报纸近来又一次提请人注意殉难的传教士在许多情形下所受苦楚的可怕性质。这件事既令人痛苦、又很微妙，尤其是女士们的情形；然而因为有人怀疑有人在设法把事实压下去、怕人知道了会使内地的传教之工受到限制，反倒招来了据说得自目击者之口的、最骇人听闻的细节的刊布。全部真相被人知道无疑是较好的，因为它迟早总要浮上来；而且只有平心地把一切事实通盘考虑，才能对该怎样防止同样的暴行重演得出明智的结论。

至于这种防止的指望，却远不像它本该有的那样有望。十个月来，中国这一部分实际上等于上了一支外国的船队，在风浪的海上颠簸。如今时候到了：乘客与水手都得转回他们原先所乘的那些不堪航行的中国旧船上去。跳板都放下了，水面上满是等着接人接货的小舢板；然而浪头太大，这一番换乘不容易办成，只怕有人要淹死。

平安换乘的头一步，是朝廷回北京。然而让皇帝一个人回来——虽然外国人与最爱国的中国人都极希望如此——似乎根本没有人提。西方的读者最好记住：这就意味着皇太后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那是一种本质上合而为一的关系——与一年前她下令向使馆开炮时一模一样。她有没有权柄统治这个被她带到覆亡与分裂边缘的帝国，据知连认真考虑过都不曾有过。

这一局面色调深浅不一、而以暗色居多；其中最叫人黯然的一点是：各国对下列各事全然不加理会——那位名正言顺的皇帝被废黜；他如今与本朝政府那种不正常的关系令人不满而且埋伏着危险；已被认可的大阿哥是个毫无品格的少年，他一旦掌权多半一年之内便要把这个国家彻底断送；而把中国与世界弄成这副样子的皇太后，至今仍旧握着无可争议、无从抗拒的权柄。

若还抱着那个虚构——说这些情形与各国所能做的事毫不相干——那是徒然的。正是这些情形造成了眼前的危局；对它们视而不见，便是招引日后的灾祸——这一点有眼力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也一直在预言。然而正如一年前的此时一样，对那些眼看就在头上的危险毫无举措；而各国之间无可救药的分歧，多半使真正一致的行动成为不可能。

李提摩太牧师应山西巡抚与中国议和大臣之请到了北京，为该省新教案件的了结拟了一个办法；那办法公道正直得如此显眼（又与天主教的要求形成了绝大的反差），以致中国的报纸一致表示赞许。鉴于百姓去年闹事是奉命而行，他建议：每县惩办一名拳首以示儆戒；教民的损失应予补偿，寡妇孤儿应有着落；全省筹银五十万两，分十年每年付一成，用以设立学堂开山西百姓之智，免得日后再受蒙蔽——由一位有学问的外国人与一位有学问的中国人共同经管；凡教民被杀之处，立碑纪念；日后传教士再来时，官、绅、士、民须以礼相待，并为过去道歉；教民与非教民在一切事上一律平等相待；开列闹事者的名单，若再犯便加惩办。这些原则已得在山西做工的各新教差会——内地会、美部会、英国浸礼会、福音会与一个独立的组织——的代表同意。

这些建议呈给了李鸿章；据说他对这些要求之温和极为欣喜，叹道：中国从来还不曾有过像李提摩太博士所显出的这样开明而温和的君子；这些建议若能实行，帝国之内便再不会有教案的麻烦了。李提摩太博士在山西久居——自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六年——他在那段日子之初散放赈灾之款时的忘我与得体，他与上自巡抚以下各级官员的融洽关系，以及他作为中国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新教传教士的广泛声望，合起来使他的建议极有分量。

中国九个重要差会的代表近来用英文与中文发表了一份关于传教士与眼前这场危局之关系的《声明》。它带有解释的性质，顺带也是一篇辩白；因其显著的公允与措辞的温和，得到了上海几家主要外文报纸的好评。《字林西报》论及此事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值得引出来：「说传教士对去年暴行的下手者显出了不当的报仇之心，这一指控——除可能有的个别例外——之无据，正如马克·吐温对北京及其附近的梅子明博士与他的同人们那番无知的指控之无据一样。凡曾怀着诚实求真之心、不带成见与偏袒地把整个问题查究过的人都承认：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的行止，不但无可指摘，而且值得称赞与感谢。他们与我们大家一样，切望使去年那样的暴行日后成为不可能；而只要人性还是这个样子，人就必得靠『犯罪必受惩罚』这个确信才不去犯罪；去年那些罪人若不惩办、不严加惩办，那便等于招引他们把罪行重演一遍。」

康格公使不久便要重新赴任，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事实很简单：眼下再没有别人能接他的位子，也再没有别人该接。他与所有别的公使一样，并没有预见到中国这场飓风；然而飓风一到，他成了一座坚固的台——不但于美国人如此，于全体的防守也如此；而华盛顿流行的那个说法——因为他的洞察力比华盛顿任何人都强得多、准得多，所以他「神志出了毛病」——真是薄待了这份功劳。正如林肯总统盼着多有几位将军喝一喝据说格兰特将军嗜好的那种「威士忌」一样，美国驻外的各使馆也不妨多备几位有康格君那样的常识与丈夫气概的公使。

那些因公道之感被那些既无见识又不坦白、无从体会中国实情之人的吹毛求疵所激怒的人，还顺带得着一件快事：康格君毫不迟疑地为自己在风雨飘摇之时一贯给美国侨民的忠告担起了责任。他用一句话把当前一切批评统统答复了：「传教士在围城之前、围城之中与围城之后的行止，我都预备为之辩护。」

那些道德上的改革若不实现，这个帝国的重生便全然不可能；关心这些改革的人不妨记住：眼前的情形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中国的本分，只是修正了当下的做法。若说有什么是确凿的，那便是将来总会有某种形式的新中国。为此我们应当守望，或许还要等候；然而不可闲着，也不可像没有指望的人那样。一切传教的法子都该重新检视，正如船要进干船坞大修一样；不过检视的着眼处，始终是一次比上一次更新、更远的航程。

三十八展望

因中国这场动荡而生出的问题，其繁多与广博都不是一章结语所能重述的——即便从单一的角度看，它们也未必都能弄明白。前面的篇幅里，已经设法指出了这场大动的若干较远的底因与酿成之由；而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它是人类各国关系演进中免不了的一环。别的国家被一种力量推着要与中国往来，那力量之不可抗拒，正如大海之水不能抗拒月亮的牵引；而它们清清楚楚地认定：没有哪一个国家有权、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力拒绝这样的往来。其结果是中国被逼着与西方发生了关系，不情愿地接下了条约，而她本意是：只在无从规避、无从毁弃时才守。

倘若西洋各国始终恪守额尔金勋爵那条影响深远的准则——绝不提出不公道的要求，而公道的要求一经提出便绝不退让——中国早已被和平地逼进了与世界其余部分的正当关系之中，于她自己、也于我们都有说不尽的益处。而实际上，西方各国压到中国身上时，所遇的是一成不变的规避、两面三刀、谎言、傲慢，以及一种令人无从容忍的骄横；这些不时引出冲突，而最终的结果总是一样。

一九〇〇年的种种，大规模地显出了中国那些至今不曾、也仍未放弃的自大之谈的空洞。它们还显出：尽管有一套崇高的道德理论普遍流行，却有着一种「无所畏惧的扯谎」、一种野蛮的残忍与一种庞大的骄傲，在近代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中国在列强面前屈辱的结果，是把西洋文明有史以来所面对的最严重的难题摆在了它们面前。无论于中国还是于世界，都有极大的关节系于这件事的结局。列强的心愿与它们自以为的利益不但并不一致、而且看来无可救药地无从调和，这一点久已显然；由此便生出一个不祥而意味深长的事实：唯一可能的进展，只是彼此抵消之力的合成。

与中国议和的条款大略包括：为德国公使被害派使赴德谢罪；在被亵渎的坟地上立碑；禁止输入军械与军火；毁大沽及别处炮台；在北京划出使馆界，由外国卫队防守，并在别处另驻军队；赔款大约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年或五十年摊付；惩办去年举事中罪责最重的指名之人；凡外国人被害的城池停止考试五年；把这些惩办之事普遍布告；严禁一切排外会社，违者处死；并颁一道上谕，明白宣示日后地方官对其辖境内所出的暴行须负责任。

这份单子里无疑有几项可以指为不够明智；然而最熟悉情形的人多半会同意：它们本身并不是不公道的。可是它们全然不够，因为其性质主要是惩罚的、剥夺的与毁坏的，里面没有含着一粒日后的指望的种子。要帮着把这个人口最多、最古老的帝国重新扶起来，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看来是错过了。对此，简单而充分的解释是：参与议和的那许多国家，对中国所希望的并不是同一件事。外交在不受外部条件掣肘、又大规模施展之时竟建树不出什么来，这样一堂发人深省的实物课，是难得一见的。除非中国从根本上有所改变，从前的情形便可能渐渐重现；然而要指望这些改变，我们向西洋各国的首相、或是驻华的公使去求，都将是徒然的。

那个久被珍视、也被人满怀自信地抱着的指望——以为中国会因与西方文明接触、因通商、因轮船、铁路、电报与矿务而渐渐重生——已经被证明全然靠不住。正是这些「积累下来的文明」的器具，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助成了中国的这场动荡。它们本身就是扰动之力，并不带道德的品质；它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帝国里、在中国人这样一个民族中必定造成种种祸患，而它们不但补救不了这些祸患，连补救的趋向也没有。

剩下的便是教育之法，张之洞在前面引过的那部书里极其恳切地主张过。凭这个法子，光要渐渐引进中国，使一九〇〇年那样的一场十字军日后成为不可能。

教育诚然是一种宝贵而不可缺的凭借；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用过，而且非得用到比现在大上一万倍的规模，中国万众的黑暗才能被赶走、被光取代。然而教育有许多种。那种只管有条理的物质或心智的事实的教育，无论办得怎样彻底，从来不曾证明足以约束人类的行为。它只管智，把人性中最高的部分撇在一边，既不满足它、也不触着它。它是一柄双刃的剑，两边都必定要割。

中国人自己已经看出：严禁输入军械与军火，最终必定逼得他们自己去造杀人的器具，而其规模也许是任何国家从未见过的。中国人素来不尚武，然而单凭他们人数之众，一旦被激起来，便可以设想成为人类的一个威胁。懂得化学、能算出落体的曲线与弹丸的速度，这本身就够把中国人约束得住么？而他们手里却握着数不清的阿拉丁神灯，只等着有人去擦。

比任何别的非基督教的民族都更真确的是：中国人从来不曾被道德之力以外的东西深深打动过。西洋的科学注定要在中华帝国里迅速而不可抗拒地推进，这必将迅速而确凿地掏空中国人对《易经》的信心——而那是中国哲学这座金字塔的底座。凡是长久为真的，将作为不朽的石块留下来；然而那整座建筑将成为废墟，中国人的种种理想将被无情而不可挽回地打碎。在这些陈旧之力瓦解的紧要关头，什么新的道德观念要来取代那些旧的呢？

基督教在中国一向是一个搅动者，正如它在别处一向如此、也永远如此一样。它的运气（或是不幸），是与那些以武力强加的、为着中国人所深恶的目的而订立的条约一同被正式引进中国的——不过在这一点上，它与通商之权是同处一地的。它还另有一层不利：它的一种形式在中国人心里与政治的势力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而中国人对那些势力的畏惧是有缘由的，也本能地与之为敌。它在中国传布的法子里，有许多是当得起公正的批评的；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这些应当被无所畏惧地揭出来、坦白地承认下来、老老实实地弃掉，用新的、更好的法子去代替那些已被证明有缺陷、不相称的法子。

然而基督教本身就是近代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把它从中剥离，正如要把光与热的射线从一束日光里拆开一样。中国人想把属灵的力量从他们的帝国里赶出去，那是中世纪对二十世纪的一场暴动。而有些在基督教国度里长大的人，身处一个不属灵的、唯物的时代，竟想把基督教那既在瓦解、又在建造的力量在中国的运行捆住、铐住，那是一场徒然的挣扎：要把人类发展的潮头倒转过来，要把人属灵天性中一条定律那缓慢而不可抗拒的进程拦住。须明明白白地认清：基督教在中国的展开必定要、也必然要伴着争战——也许不比别处更多，然而断不会更少。它将像在罗马帝国里那样掏空偶像崇拜的根基；而在旧物的废墟之上，它所建起来的将比罗马那一座美好得多——正如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比那个古国的更高、更纯一样。

它一经被接受，即便只是不完全地被实行，也可以指望它改变宫廷的生活，正如它在西方各国所做的一样——虽然那些国家所受基督教的化育还很不够。它将使中国学问的枯骨活起来，因为它把中国人关于「天、地、人」的知识统一起来，并且是头一回把它补全。它凭着引进新的标准与新的制裁，将开始把中国官场那座奥吉亚斯的牛圈洗刷干净；而在合宜的条件下，这桩事绝不是办不到的。至于中国的万千百姓，它至少要使人生值得一活，用金链把眼下与将来连起来，那方式在目前是全然不可思议的，却是心灵开明所必有的结果。

基督教以其最好的形式广泛传布，并不会骤然把千禧年带进中国；因为不经过中间的一切阶段，任何目标都到不了。然而它将在中国的历史上头一回实现《大学》开篇所引成汤那句箴言：「作新民。」惟有如此，这个帝国才能适应西方文明——连同它那装着祸与福的潘多拉之盒——的冲击所造成的变了的情势。

中国眼前的将来，一面要看她与列强的关系，一面要看朝廷的心气、官员的心气、士人的心气与百姓的心气。要达到这各色人等，再没有比经由中国本土的教会更好、更直接的路了——那教会已经受了这样多的苦，又以自己的生、以许多会众英勇的死，为自己的信仰作了这样的见证。这一点的道理，在赫德爵士那篇引人注目的杂志文章里得着了表达；他坦率地宣称：倘若不顾官府的阻挠与民间的恼怒，「基督教竟能大大地推进一步」，它便可能「传遍全国，把中国变成最友好的友邦，变成一切促成和平与善意之事的首要护持者」。他以为，这「将把拳民那只气球戳破，把那股有毒的气驱散——那股气眼看要把种族仇恨的纲领吹胀起来，毒害并危及世界的将来」。

把这两难之局认清、并且正面对着它，是一件好事。中国若不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她便要继续「危及世界的将来」。别的力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试过了，已被证明是无可救药地不够。基督教只在很小的规模上试过，却已经按着它的本性结出了果子。等到它被彻底试过、又有机会把自身的潜力施展出来，它便要在智上、德上与灵上，给中国一剂新生命的灵丹。